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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传（18年五大传记）

苏东坡传（18年五大传记）

王安石传（18年五大传记）

李鸿章传（18年五大传记）

张居正大传（18年五大传记）

版权信息

朱元璋传

作者：吴晗

责任编辑：彭富强

监制：于向勇　秦青

策划编辑：张卉

文字编辑：苏会领

版权支持：辛艳

营销编辑：刘晓晨　罗昕　刘迪

版式设计：李洁

封面设计：张丽娜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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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朱元璋传》重版序言

第一章 小流氓

一.小沙弥

二.游方僧

三.逼上梁山

第二章 红军大帅

一.小亲兵

二.小军官

三.大元帅、大丞相

第三章 从吴国公到吴王

一.鄱阳湖决战

二.取东吴

三.南征北伐

第四章 大皇帝的统治术

一.大明帝国和明教

二.农民被出卖了！

三.新官僚养成所

四.皇权的轮子——军队

五.皇权的轮子——新官僚机构

六.建都和国防

七.大一统和分化政策

第五章 恐怖政治

一.大屠杀

二.文字狱

三.特务网

四.皇权的极峰

第六章 家庭生活

一.马皇后

二.皇子皇孙

三.教养和性格

四.晚年的悲哀

附录 朱元璋年表

为《朱元璋传》重版序言

章立凡

为史学前辈吴晗先生的代表作《朱元璋传》重版作序，我深感冒昧，更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悲凉。回顾自己对历史的兴趣，就与小学时代读吴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外国历史小丛书”以及“地理小丛书”有关。当时我对这三套丛书是每出必买，搜集得很齐全。上中学后，又读了《朱元璋传》《读史札记》等专著，对其考证方法及夹叙夹议的文体印象深刻。“文革”结束后我选择历史作为自己的专业，与这段早年的阅读史不无关系。

此次重版《朱元璋传》，系依据1949年的版本。但作者在1965年版的自序中，曾对1949年版本做了三点检讨：一、有超阶级思想，对彭莹玉和尚的评价和史料引用不当；二、当时不懂马列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以为国家机器只是官僚机构和军队；三、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故对朱有苛评。其实，这三点主要是来自毛泽东的批评。对朱元璋这位专制君主的评价，领袖与学者的视角从来就不在同一地平线上。

作者既如是说，而这次重版仍采用这个版本，确实需要说明理由：一、在存世的四个版本中，1944年版本是战乱年代急就而成的历史通俗读物，1954年、1965年版本有过多的政治意志介入，只有1949年版本真实地表达了作者本人当时的观点；二、与1949年版本相比，后来的版本虽然贴上了阶级与国家学说的标签，但叙事骨架仍是原来的；三、目前流行最广的是1965年版本，而1949年版本发行量相对较少（2001年海南出版社有重印），且未受到相应的重视。

《朱元璋传》曾四易其稿。其中1944年的版本有两个，重庆胜利出版社版书名《明太祖》，在创出版社版书名《由僧钵到皇权》。1947年末，此书的增订稿章节开始在一些刊物上刊出，1949年正式以《朱元璋传》的书名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作者1948年到石家庄时，曾将书稿进呈毛泽东。毛曾对书中对起义领袖彭和尚“功成不居”的评价提出异议，认为像彭和尚这样坚强有毅力的革命者，不应有逃避行为，不是他自己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阅读后退还稿本时，毛还特地给吴晗写了一信，着重谈到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辰伯先生：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谨致

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四日

除信中提及的两次晤谈外，另据吴晗追记，同年12月还有一次长谈。毛当时提出：第一，彭（莹玉）的下落是消极的、道家的，称赞不当；第二，国家机器由军队、法庭、特务机构等组成，而不是由官僚机构和军队组成；第三，朱元璋由农民阶级转变为地主阶级，不是由个人的人性物欲决定的，团体利益决定个人利益。这次谈话产生了1954年的修订稿本，但未付梓，仅油印百余册征求意见。上述追记即用钢笔记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藏的稿本上，吴晗同时以毛笔加注曰：

下面这一启札记是1948年12月间毛主席的当面指示，地点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毛主席的住处。谈话时间从下午6时到12时。主席指示的话很多，当时所记的仅仅是对于这一稿子的主要的话。吴晗追记。1954年4月1日。

由是可知，两人在西柏坡的晤谈，至少有三次。另据吴晗的妻姐袁溥之记述，毛还提出了这样的意见：“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应该写的（得）好点，不要写的（得）那么坏。”（袁溥之：《忆吴晗同志二三事》，《北京盟讯》1981年第三期）直到1965年，作者才将最后一个修订稿本交付三联书店出版。“文革”结束后，北京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吴晗文集》，收入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藏的《朱元璋传》1954年油印稿本以及1965年三联书店版两个版本。

《朱元璋传》初版对传主有“三个伟大”的评价，即“最伟大的军事统帅”“最伟大的政治家”及“伟大的民族英雄”，其中前两个还是“最伟大”。但在第二版中突出了朱元璋残暴嗜杀的性格，加上了“以屠杀著名的军事统帅”“最阴险残酷的政治家”。吴晗在1965年版的自序中，也承认“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蒋的形象在抗战时期是“民族领袖”，战后竟演变成反民主的独裁者。作者对朱元璋先褒后贬，折射出知识分子对这位历史人物的情感变迁。

毛泽东对吴晗曾有“将来成就不可限量”的勖勉，吴晗1950年发表《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一文，也谈到伟大领袖的教诲：“特别指出彭和尚这一条，给了我极深刻的阶级教育，挖出我思想中的毒瘤，建立了我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他诚恳接受毛泽东的批评，根据新发现的史料修改了对彭和尚的评价，在1954年版本中增加了让步政策论，1965年版本中又增加了中小地主阶级论，肯定朱元璋功大于过。评价确实是“写得好点”了，但似乎仍未领悟深意，辜负了领袖的期望。九个月后，作者即因1961年发表的历史剧《海瑞罢官》，稀里糊涂地成了“文化大革命”祭旗的头道牺牲。

以往学界对此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影射史学”上，兼有评及引用史料的粗疏之失。一个学者的政治倾向，影响到他的研究工作乃至对研究对象的历史评价，使吴晗成了中国历史学界“影射史学”的代表人物，其中既有其本人的原因，也有传统政治文化上的原因。身处一个泛政治化的时代，一旦成为这种“代表人物”，他的一切著述都可能被贴上“影射”的标签，而现实中的千古风流人物，也随时可能自动前来“对号入座”。

可能是出于文化上的不自信，当草莽枭雄或外族首领坐定龙廷时，不免对新归顺的士大夫阶层心存疑忌，生怕被这帮舞文弄墨的家伙愚弄。早年读此书，印象最深的是他引用明徐祯卿《翦胜野闻》中的一段逸闻：朱元璋外出私访入一破寺，见墙上画一布袋和尚，并有题诗一首，墨迹犹新，立即派人追捕作者，未获。其诗曰：

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

毕竟有收还有放，放宽些子又何妨？

囊括江山创立明王朝的朱元璋，毕生紧抓权力从未“放宽”过，他通过特务政治和文字狱，屠戮功臣、知识分子和百姓，本是不争的事实；而《朱元璋传》解读雄猜之主自私的深心，可谓层层剥离，直入堂奥，读后令人倒吸一口冷气。

中国士大夫总摆脱不了事功的传统，治学中偏好帝王之学，希望辅佐明主并有所建树，其实这是一门如履薄冰的学问，君心依然深不可测。从“影射史学”转向“遵命史学”，从改写《朱元璋传》到发表《海瑞骂皇帝》，作者曾力图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熊鱼兼得，却迷失自我，身陷黑箱。“影射”的猜疑如影随形，“遵命”的研究事与愿违，对君臣关系的揣摩越深入，后果越致命。这期间，从上到下最缺的，是现实与历史之间的平常心。

将历史作为现实的参照系，应该是一种正常的思考和表达模式。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只是将史实当作一面镜子去对照现实，无须作为讽喻刺隐的手段，这是正常“映射”与非正常“影射”之区别。“影射史学”只是专制时代的一种表达方式，是缺乏言论自由之社会的特殊产物；它同时也可以被利用，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文革”中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即是其中的著名范例。以今度之，“影射”无非是严肃的“恶搞”，“恶搞”往往是非正规的“影射”，在社会生活正常化之前，各种另类表达之纠缠亦无从摆脱。

作者早年师从胡适，并在其指引下专攻明史，胡适对作者的学术和人生道路有重大影响。20世纪30—40年代是全世界“左倾”的年代，虽然吴晗曾潜心考据不问政治，但正如其自述的那样：“1940年以后，政治来过问我了。”1943年他加入民盟后，其政治倾向导致师生之间渐行渐远，最终分道扬镳。胡适亦曾惋叹：“吴晗可惜，走错了路。”一个甲子过去，当今学界正热衷于重新解读陈寅恪、胡适、钱穆和傅斯年，却已很少有人评价吴晗的学术成就。

这位左翼历史学家与同时代的大批激进知识分子一样，真诚地投身革命并积极跟进，检讨自己也伤害过别人。身为独立意识薄弱的学者之一，“工具化”的史学犹若一把双刃剑，令历史学家成了自身专业的受害者。在走过了春风得意的十几年后，作者终因一出历史剧《海瑞罢官》身陷文字狱，落得个家破人亡的结局。造化弄人，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儿女，其个人悲剧不仅在于如何研究和演绎历史，更在于误踏历史悲剧的大舞台，且无意中成为演员之一。这结局自1948年献书时即已注定，同时也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宿命。

现实是历史的继续，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至今仍被广泛引用。历史场景总是以惊人的相似重复着，戏外有戏，戏中有戏，但戏还是老戏，只是改编了剧本并换上了新演员。一个历史悠久积淀厚重的民族，如果屏蔽历史，拒绝反省，将难以走出“周期律”的循环怪圈，更无法把握未来。

生活在多元化的信息时代，互联网可提供更丰富的历史参照物。史家大可不必着意于“影射”，只需让翔实的史料自己说话；读者会一代比一代更精明，对历史的解读将越来越个性化。无论是治史还是读史，当你打开这部史学名著之际，作者的命运也在昭示后人：欲洞察真相求取真知，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第一要务。

2008年7月12日　风雨读书楼

第一章　小流氓

朱元璋小时候家境贫穷，替地主家放牛，食不果腹。但他调皮捣蛋，机灵，好出坏主意，在伙伴中很有威信。1344年，淮河流域发生了大旱灾、蝗灾和瘟疫。朱元璋父母双亡，三个哥哥和几个堂兄弟死去。他无依无靠，走投无路，在皇觉寺出家。由此他变得阴狠、冷峻、沉稳、坚忍。

一.小沙弥

元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元顺帝妥懽帖睦尔在位的第十二年），淮河流域的人民遭受了苦难——旱灾，蝗灾，加上瘟疫。

好几个月没有见过雨了，栽下的苗晒得干瘪枯黄，大地裂开了一条条的龟缝。到处在求雨祈神，老年人恭恭敬敬向龙王爷磕头，孩子们戴着柳枝圈圈蹿出蹿进。正在焦急没收成时，又来了弥天漫地的蝗虫，把穗上稀稀的几颗粟粒吃得一干二净。地方上有年纪的人都在唉声叹气，哭丧着脸，说几十年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年成，这日子着实过不得了。

不料祸不单行，疫疠大起，钟离太平乡的人，接二连三地病倒。已经吃了多少时候的草根树皮了， [1] 病一起就挺不住，开头只觉得浑身无力气，接着是上吐下泻，不到一昼夜便断了气。起初大家还不理会，到了一个村子里一天死去了几十个人，家家死人，天天死人的时候，明白这是上天在降罚，散布瘟疫来收人，才着了慌。不管“在数的难逃”的老话，还是逃命要紧。各村庄的人携儿带女，只要有亲戚朋友家可投奔的，连家里的病人都顾不得了。不过几天工夫，太平乡数得出的十几个村子，便闹得人烟寥落，鸡犬声稀，显出一片凄凉黯淡的景象。

孤庄村 [2] 朱家，朱五四官名叫世珍的，一大家人，不过半个月，死了三口。五四六十四岁了，四月初故去，三天后，大儿子重四学名叫兴隆的也死了，到二十二那一天五四的老伴陈二娘又死了。五四的二儿子重六（兴盛）和小儿子元璋（原名兴宗，小名重八），眼看着大人一个个倒下，请不得郎中，抓不得药，只急得相对痛哭。 [3] 尤其为难的是：家里没有一贯钞、一钱银子，买不了棺木，更谈不上坟地。田主呢？几年的主客，想来总该施舍佃户一块埋骨之地，谁知不但不理会，反而“呼叱昂昂” [4] 。邻舍们都觉得难受，伤心。正没计较处，同村人刘继祖 [5] 不忍心，慨然舍了一块地。 [6] 两兄弟磕头谢了，真是一头有了着落。但是，衣裳呢？棺椁呢？还是没办法。只好将就把几件破衣裳包裹了，抬到坟地草葬。两兄弟一面抬，一面哭，好容易抬到了，还未动手挖坑，突然间风雨交加，雷轰电闪，整个天像塌下来似的。两兄弟躲在树下发抖，约够一顿饭时，天霁雨晴，到坟地一看，大吃一惊，尸首不见了。原来山脚下土松，一阵大水把坡上的土冲塌了，恰好埋了尸首，薄薄的一个土馒头，俗话叫作“天葬”。 [7] 三十五年后，朱元璋写《皇陵碑》时，还觉得伤心：“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殽浆！” [8]

父母的大事虽了，过日子呢？没留下一寸土、一颗米，元璋饿了些日子，到处找零活做。谁知大户人家都已逃荒逃瘟去了，贫民小户自己都在挨饿，怎么雇得起人？到处碰壁，懒洋洋地不愿回家，一径到村外给他父母上坟，蹲在新长着青草的坟边，沉思如何来打发日子，对付肚子。

●凤阳城。凤阳是朱元璋的老家，他登基后在凤阳修建了“大明中都皇城”，并在城门上题字“万世根本”。

他长得躯干魁伟，黑黑的脸，下巴比上腭长出一寸多，高高的颧骨，却又大鼻子，大耳朵，就整个脸盘看，恰像一个横摆着的立体形的山字，脑盖上一块奇骨隆起，像一个小山丘。粗眉毛，大眼睛，样子虽看着叫人不喜欢，却怪匀称、怪威严而沉着。

小时候替人看牛放羊，最会出主意闹着玩，别的同年纪的甚至大几岁的孩子都习惯听他指挥。最常玩的一个游戏是做皇帝，你看，虽然光着脚，一身蓝布短衣裤全是窟窿补丁，他却会把棕树叶子撕成丝丝，扎在嘴上做胡须，找一块车辐板顶在头上当平天冠，弄一条黄布包袱披在身上，土堆上一坐，自己做起皇帝来了。捡一些破木板，让孩子们毕恭毕敬地双手拿着，当作朝笏，一行行，一排排，整整齐齐地三跪九叩头，同声喊“万岁”。

又最会做坏事。有一天，他忽然饿了，时候早又不敢回家，怕田主骂。同看牛的周德兴、汤和、徐达许多孩子也都嘴馋起来了。大家越说饿，真的肚子咕噜得越凶。这个说有一碗白米饭吃才好呢，那个又提真想吃一顿肉，一个又说肉是财主们吃的，不知道是什么味道。个个的嘴都说得流涎。猛然间元璋一喊“有了”，大家齐声说：什么？元璋笑着说：现放着肉不吃，真是呆鸟！大家还不明白。元璋也不再说话，牵过一头花白小牛娃，放牛绳捆住前后腿。周德兴看了，赶紧抄着斫柴斧子，当头就是一斧。汤和、徐达也来帮忙剥皮割肉。别的孩子们捡烂柴树叶子，就地生起火来。一面烤，一面吃，个个眉飞色舞，兴高采烈，不一会儿，一头小牛娃只剩一张皮、一堆骨头和一根尾巴了。这时太阳已经落山，山脚下村子里，炊烟袅袅在半天空，是该回家的时候了。蓦地一个孩子省悟了，小牛吃了如何回主人的话？大家都面面相觑，想不出主意，担不起罪过。正在着急互相埋怨、乱成一团的时候，小一点的孩子竟哇地哭了出来。元璋一想，主意是自己出的，责任也该担起来，一拍胸脯算我的事。也真亏他想，把皮骨都埋了，把小牛尾巴插在山上石头空缝里，说是小牛钻进山洞里去了，只留下尾巴，拉了半天不出来。孩子们齐声说好。当天晚上，元璋挨了一顿毒打，被赶回家。虽然吃了苦，丢了饭碗，但深深得到孩子们的信任，大家都甘心当他作头脑。 [9]

他算是十七岁，是元天历元年（公元1328年）九月十八日未时生的，属龙，扣准了还不满十六足岁。父亲是老实本分人，辛苦了一辈子，头发胡子全白了，搬了一辈子家，从泗州盱眙县迁到灵璧县，又迁到虹县，到五十岁时又迁到钟离东乡，住了十年，活不下去，再迁到西乡，四年前才搬到这孤庄村来。 [10] 十个田主大户竟有十个是黑心的，说尽好话算是佃了几亩地，天不亮就起床，天黑了还在地里做活，出气力、流汗水，忙碌一年到头，算算收成，十成里竟有六成孝顺了田主。左施肥、右戽水，把田地服侍得肥了些，正好多收一点时，田主立刻就加租，划算一下，还是佃户吃亏。划不来，只好搬家另觅大户；忍下去吧，三两年后还是得被撵走。因之，虽然拖儿带女，在一地方竟住不满十年，而且，老是替新大户开荒地，服侍熟了，就得走路。卖力气，受欺侮了一生，到死后，连葬处都没有，要不，怎么会求刘继祖舍地？

儿女都大了。大哥二哥算是娶了媳妇，说也笑话，连花轿也用不起，喜酒也没有一盅，还不一样是佃客人家的女儿。三哥重七（兴祖）给人家招了上门女婿，白得一房家小，可是得给人家挖一辈子地——也好，家里省一张嘴。大哥有两个小的，二哥也养了一个男孩，算是一家老小三代。大姊嫁给王七一，二姊远了，还是在盱眙时候订的，男人叫李贞。 [11] 只有自己没成家，要是时和世泰、雨顺风调的太平年头，一家子勤勤恳恳，佃上几十亩田地，男耕女织，喂鸡养猪，上山砍柴，沿路捡粪，靠着有的是人力，缩衣节食，苦虽苦，像牛马样总活得下去。偏又时运不济，二嫂三嫂先后病死，大侄儿和二房的孩子都夭折了，大姊嫁的王家满门死绝，嫁给李家的二姊也死了，姊夫带着外甥保儿逃荒，不知去向。偏偏今年又闹瘟，一家三口都被瘟神带走了，偌大一个人家，只剩大嫂王大娘和二侄文正、二哥重六和元璋自己了。

剩下四口人，粮食一颗也没有，地里的呢？一旱一蝗，收到的不够交租，哪来吃的！平时一家子都靠力气血汗换饭吃，如今只好吃草根树皮，何况也不容易找。估计大嫂还有娘家，总可以央告到一升两升。二哥呢？这些天脸色也老是不对劲。自己食量又大，粗重活计虽干得，却苦于这荒年，空有气力没处卖。小时候虽跟蒙馆老师上过几月学，一来贪玩，二来农忙得下田，哪曾好好念过一天书。虽然靠着有点记性，认得几百个字，又苦不甚通解，做不得文墨勾当，当不得衙门里的书手，也写不得书信文契。父亲搬到本村来，本是贪图这一乡荒地多、人力少，只要死命使气力，三个壮丁加上女眷，孩子们替人放牛赶羊，也不会吃闲饭，天可怜见有两三年好庄稼，对付着混过日子。没想到天下乌鸦一般黑，刻薄狠心像是田主应有的德行，三节送礼，按时交租，赔着笑脸，还是掂斤播两，嫌麦子太潮，嫌秤不够，恨不得用两个秤锤，扳住秤尾起不来。那一些管事的更是百般刁难，饶是肥鸡大肉，大碗酒，还拍桌捶凳，脸上像绷过似的，剥不出一丝笑容。这年头能少交一点租就是天大的人情了，还敢开口向他们借口粮？官家的赈济呢？不敢指望。即使皇恩浩荡，居然会有一点，还不是落在县官的荷包里、大户的仓库里去，哪儿会有穷人的份。而且，即使漏出一星星、几颗颗，要铺保啦，到保甲长家里去摁手印啦，又是调查啦、登记啦，还有什么什么的，发下来不够吃一顿，腿跑断了，头磕破了，气受够了，也许还挨不着、轮不到。索性断了这个梦，倒少些麻烦。再说本家呢？伯父这一房还在泗州盱眙县，是祖父手上打的根基。伯父名下有四房，听说近年已衰落得不像样，几个哥哥侄儿先后去世，只剩一个四嫂在守寡，看光景也投奔不得。 [12]

再往上，祖籍是句容，朱家巷还有许多族人。祖父在元朝初年是淘金户，本地不出金子，官府不由分说按年照额定的数目要，只好拿谷子换钱钞，到远处买金子缴纳。后来实在赔纳不起，没奈何，丢了房屋田地，逃到泗州盱眙县垦荒。那边几代没来往，情况不明，再老的祖籍是沛县，如今已经隔了几百年，越发不用说了。 [13]

舅家呢？外祖父陈公那一嘴大白胡子，惯常戴上细竹丝箬帽，仰着头，那叩齿念咒的神气，还依稀记得。想起来也真怪，只知道叫他外公，连什么名字也不知道。死的那年已经九十九岁，差一年便算人瑞，可以报官领赏，据说还有花红表里，县太爷还要请酒作揖呢。母亲曾翻来覆去地说外祖父的故事，这话已有五六十年了！那时外祖父在宋朝大将张世杰部下当亲兵，鞑子兵进来，宋朝的地方全被占了，连文丞相都打了败仗，被俘虏过去。张世杰忠心耿耿，和陆丞相保着小皇帝逃到崖山，那年是己卯年（公元1279年）。二月间，张世杰集合了一千多条大船，和鞑子兵决战。不料崖山海口失守，斫柴取水的后路给切断了，大家只好吃干粮，干得忍不住，连海水也顾不得，大口大口灌下，弄得全军都呕泻病困。鞑子兵乘机进攻，宋军船大，又都连在一起，无法转动，三军绝望死战，一霎时中军已被冲坏了。陆丞相眼见得不济事，不肯被俘，让鞑子作践，仗剑叫妻子女儿都跳下海去，自己背着六岁的小皇帝跟着殉了国。张世杰带了十几条船，冲出重围，打算重立赵家子孙，恢复国土，忠义之气实在感动人。谁知天不保佑，船刚到平章山洋面上，一阵飓风，把船都吹翻，张世杰也淹死了，宋朝也就真个亡了国！外祖父掉在海里，侥幸被人救起，吃了许多苦头才得回家。为着不肯再替敌人当兵，迁居到盱眙津里镇。他原来会巫术，就靠当巫师，画符念咒，看风水，定阴阳过日子。到老年时常含着一泡眼泪说这故事，惹得听的人也听一遍哭一遍。外祖父只生了两个女儿，大的嫁给季家，小的就是母亲；过继了季家大表兄做孙子，外祖父死后，这些年也没有和季家来往，料想这年头，景况也不见得会过得去。 [14]

元璋想来想去，竟是六亲都断，天地虽宽，无处投奔，前后左右，四面八方，无路可走，越想越闷越烦，无精打采地走回家来，蒙头便睡。

吃了一些日子草根、树皮、糠屑、观音土，半饥半饱，游魂失魄似的一筹莫展。大嫂带着侄儿回娘家去了。二哥一样地饿，也没主意。当时在一起的几个朋友周德兴、汤和年纪都比自己大，有气力、有见识，又都出外谋生去了，无人可商量。从四月一直待到九月，半个年头了，还计较不出一条活路。

天还是吝惜雨水，蝗虫越来越多，日子久了，连草根树皮都吃完了，再也撑不下去，和二哥商量如何是好。二哥急得直跳，哭了半天，想想只有远走他乡，各奔前程找活路去。哥哥舍不得兄弟，兄弟舍不得哥哥，哭得连邻舍也伤心了。隔壁汪老娘看着重六不放心小兄弟，提醒当年五四公不是在皇觉寺许了愿，舍朱重八给高彬法师当徒弟吗？如今何不一径当和尚去，一来还了愿，二来总有碗淡饭，不比饿死强？二哥想想也是办法，这事就此定了局。 [15]

原来元璋少时多病，才生下，三四天不会吃奶， [16] 肚子胀得圆圆鼓鼓，险些不救。五四公做了一个梦，梦里觉得孩子不济事了，怕是命硬，也许只有佛菩萨救得下，索性舍给庙里吧。一径抱着孩子进一个寺，寺里和尚一个也不在，接不着头，又抱回来。忽然听见孩子的哭声，梦醒了，孩子真在哭，妈妈在喂奶，居然会吃奶了，过几天，肚胀也好了。长大后还是三天风、四天雨，啾啾唧唧，病总不离身，父母着了慌，想起当年的梦，才真的到寺里许了愿，给元璋舍了身。 [17]

汪大娘和他的儿子汪文替元璋预备了香烛，一点礼物，央告了高彬法师。九月里的一天，皇觉寺多了一个小沙弥，长老添了小徒弟。朱元璋剃光成葫芦头，披上一件师父穿烂的破衲衣，居然是佛门弟子了。扫地、上香、打钟、击鼓、煮饭、洗衣、念经，是日常功课。见人叫师父、师兄、施主，连称呼也改了。早晚听着钟声、鼓声、木鱼声，想想自己，想想半年前的家，想想不知逃到哪儿去的二哥，心中无限感慨。 [18]

二.游方僧

皇觉寺坐落在孤庄村西南角，规模不大。照例一进门是四大金刚，横眉怒目，韦驮菩萨拄着降魔宝杵，二进是大雄宝殿，三进是禅堂，左边是伽蓝殿，右边是祖师殿。油漆都已剥落了，佛像金身披着灰尘，殿瓦上满是青草，院子里铺的石板也已坎坷不平，显出一副衰落样子。八九个和尚，穿得挺寒碜，讲佛理说不上三句，光会念阿弥陀佛。平时靠有限的一点常住田租米，加上替本乡人念倒头经，打清醮，做佛事，得一点钱，虽然吃不上大鱼大肉，总比当粗工垦田地出气力安逸。原来那时候出家当和尚也是一门职业，有的是迷信，以为当了和尚真可以成佛成祖，这类人很少。有的是做了坏事，良心不安，躲进佛门医心病。有的呢？杀人放火，怕官府刑法，一出家做佛门弟子，就像保了险似的，王法治不到。更多的呢？穷苦人家养不活，和尚吃十方，善男信女的布施吃不完，放印子钱，多几张嘴不在乎。而且，寺院里多的是有钱人舍的田地，挖地垦田都要人力，多一个徒弟，强过雇长工，得力还省钱。朱元璋年青力壮，正是使气力的时候，高彬长老便收留了他。朱元璋没有受过戒不能算和尚，照寺院规矩叫小沙弥。至于真正要讲佛学、弄经典、说道理，那是从来也没有的事。

元璋生性泼辣阴狠，从小贪玩撒野，爱出主意，支使人，又是小儿子，父母哥嫂都宠着些，就越发自尊自大，忘其所以了。兼之有点小聪明，看事情比别人准，也来得快，打定主意要弄成什么，一定要做到，也常常做到，伙伴们都服从调度。可是一到皇觉寺，景况便全不相同了，不说师伯师叔师父师兄，还有师娘师姊——原来高彬长老是有家小的， [19] 个个都是长辈，得低声下气，成天赔笑脸伺候。就是打水煮饭的长工，也威风得很，讲先来后到的规矩，支使元璋做事。这么一来，元璋除了做和尚的徒弟之外，还兼了两个差使，一个是长老家的小厮，一个是长工的打杂。事情多，闲气也就多，日子久了，堆满一肚子火气，时刻要发作，却又使劲按住，为的是吃饭要紧，闹决裂了没去处。

●龙兴寺铁塔。该寺前身为皇觉寺，是朱元璋出家的地方。

对活人发作不了，只好对泥菩萨发作了。一天扫佛殿扫累了，扫到伽蓝殿，已是气喘吁吁的，不留神绊住伽蓝神的脚，跌了一跤，没地方出气，顺手就用笤帚使劲打了伽蓝神一顿。又一天，大殿上供养的大红烛给老鼠咬坏了，长老数说了元璋一顿。伽蓝神是管殿宇的，菩萨不管老鼠，害徒弟受罪，新仇旧恨，越想越气，向师兄讨了管笔，在伽蓝神背上写上“发配三千里”，罚菩萨去充军。这两件事都被长老看在眼里，也不说话。 [20]

皇觉寺是靠租米过日子的，这一年灾情太大了，收不到租，师父师叔成天和佃户吵架，恫吓着要送官。眼看着地都晒白了，十成粮食还收不到半成，几百年的古寺第一回闹饥荒。师娘出主意，先打发挂单的和尚走路，接着师伯师叔也出门云游。不上十天，除了师父一家子，全各奔前程去了。朱元璋当沙弥才满五十天，末了一个被打发。没奈何，虽然念不得经典，做不得佛事，也只好学个做和尚的样子，出门行脚。一顶箬帽，一个木鱼，一个瓦钵，背上拳头大的包袱，拜别了师父一家子，硬着头皮，离开了家乡。

说游方是和尚的话，俗人的呢，就是叫花——见大户伸手要米要钱要饭吃，也叫化缘。大户人家多半养狗看门，狗有种德行，专咬衣衫破烂的穷人。为着不让狗咬，离大门几步使劲敲木鱼，高唱佛号。做大户的和狗一样，也专打穷人的算盘，可是和狗不同，为的是坏事做得太多，这辈子不好，要修来世，求佛菩萨保佑，死后免入地狱、上刀山、下油锅。要让佛菩萨说好话，就得对和尚客气，把从佃户榨来的血汗，匀出一星星做布施，算是对佛菩萨的贿赂。这样，一听见木鱼响，就明白是做好事的机会来了，一勺米，几文钱，绝不吝惜。主人对和尚客气，狗也落得大方了。要是主人不出来，硬赖着不走，把木鱼敲得震天响，响到邻舍四面都听见。这时候，不是大娘大母出来打发，就是主人出来，为的是他一向有善人名气，吵得邻舍都知道了，会落不信佛的坏名誉。而且，明知道和尚上门绝不肯空手走，多少总得敷衍一下。还有化缘的只要学会说谎话，明明是钟离皇觉寺的，偏说是峨眉山金顶寺，天台山国清寺，普陀什么寺，反正和尚没有籍贯，无从查对；再说一套大殿翻修、菩萨开光或者装金，递上化缘簿，多少是一笔财喜。积少成多，走上几百千家，这笔钱也就够一些时候花销了。

●蒙古骑兵押送战俘图。这幅具有西域特色的古画，描绘了蒙古军队在西征中，用木枷押送战俘的场面。该画是波斯史学家拉施特丁《史集》中的插图，现藏于德国柏林。

朱元璋虽然只住了两个月庙，成天听的是这一套，见的也是这一套，不会也会了。打定主意，听人说往西汝州一带，年岁比较好，反正只要有饭吃，不管什么地方都可去。也没有规定的日子，爱走多久就走多久，就往南先到合肥，转向西，到固始、光州、息州、罗山、信阳，北转到汝州、陈州，东返由鹿邑、亳州到颍州。游来游去，只拣繁华富裕的地方，穿城越村，对着大户人家敲木鱼。 [21] 软化硬讨，受尽了人生的辛苦，走遍了淮西一带名都大邑，熟识了每一条河流，每一个山脉的地理，尤其是人情、物产、风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锻炼了坚强的体力。这时期的景况，用他后来写的《皇陵碑》的话：

众各为计，云水飘扬。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侣影相将。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穷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佒佯。西风鹤唳，俄淅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

文字虽然极拙劣，感情却是很真挚的。一直到至正八年（公元1348年），听说家乡一带在闹土匪强盗，很不太平，人心惶惶，不由得勾起想家的念头，依然是一顶箬帽、一个木鱼、一个瓦钵，回到皇觉寺。

在朱元璋游方的几年中，后来西系红军的开山祖师彭莹玉正在淮西这一带秘密活动，传布弥勒佛下生的教义。彭莹玉也是游方和尚，朱元璋即使没有见过彭和尚，至少也和彭和尚的党徒接触过。几年后，这地方又成为东系红军的根据地。在这大元帝国的火药库周游了几年，二十一岁的穷和尚，接受了新的宗教、新的看法，嗅饱了火药气味，当然，也加入了秘密组织。回到皇觉寺以后，开始结交朋友，物色有志气有胆量敢作敢为的好汉，时时进濠州城探访消息，同时也立志多识字、多读书。不久，便被人发觉他是一个不安分的家伙。 [22]

彭莹玉秘密传布的宗教，是多元的，并且有外国来的成分，烧香诵偈，奉的神是弥勒佛和明王，主要的经典有《弥勒降生经》《大小明王出世经》。彭莹玉生于浏阳，出家于袁州，布教于淮西，可以说是南派。另一个系统是北派，头目是赵州栾城（今河北栾城）的韩家。韩家几代以来都是白莲会会首，烧香结众，很得一般农民的信仰，潜势力极大，碍了官府的眼，被谪徙到广平永年县（今河北永年）。到韩山童接手当会首后，宣传天下要大乱了，弥勒佛降生，明王出世。这两派在起兵以后，因为目标相同，都要推翻这个政府；信仰相同，都指出有一个新的光明的前途，就混而为一了。教徒用红巾裹头，时人称之为红巾、红军。因为烧香拜佛，又称为香军；所奉的偶像是弥勒佛，也叫弥勒教；宣传明王出世，又叫作明教。 [23]

明教的来源可以往上推到唐朝，原来叫摩尼教（Manichaeism），是波斯人摩尼（Mani，216—277A.D.）所创。这个教是大杂烩，糅合了祆教、基督教、佛教，成为新东西。主要的道理是世界有两个不同的力量，叫作明暗二宗，明是光明，暗是黑暗，光明一到，黑暗就给消灭了；明就是善，就是理，暗是恶是欲。明教的神叫明使，也叫明尊、明王。还有净风、善母二光明使，和净气、妙风、妙明、妙火、妙水五明使。光明必然战胜黑暗，最后人类必然走上光明极乐的世界。 [24] 唐武后延载元年（公元694年）传到中国，后来又传到回鹘，回鹘朝廷和百姓极为信奉。 [25] 教规不设偶像，不崇拜鬼神，吃斋，禁止杀生，教徒穿白衣服，戴白帽子，天黑了才吃饭。 [26] 回鹘当时帮唐朝打仗，援唐有功，因此，回鹘人崇信的宗教，唐朝不敢不保护。 [27] 到九世纪中期，回鹘内乱，为唐军所大败，唐武宗会昌年间禁止佛教，明教也连带倒霉，教堂被封闭，不许传播。 [28] 从此明教便成为秘密宗教，因为没有外国力量来支持，弄的一套又和中国人的习惯不大对劲，站不住脚，只好慢慢地变，吸收了佛教和道教的许多东西，加上民间的原始信仰，成为一种杂七杂八的新宗教。

●摩尼教石刻像，位于福建晋江草庵，该寺建于元顺帝至元五年（公元1339年）。石佛高1.52米，宽0.83米，佛龛直径1.98米。

因为明教相信黑暗就要过去，光明就要到来，所以有勇气、有力量，敢于闹革命，当时叫作造反。五代时首先在陈州起事，武装暴动，被政府军打垮了。 [29] 侥幸逃生的人一部逃到福建。到北宋时，福建南部是明教最重要的教区，明教的经典，编进道教的道藏，安置在亳州明道宫。 [30] 又从福州传到浙江，光是温州一地就有明教斋堂四十多个。斋堂里的长老叫行者，执事有侍者、听者、姑婆、斋姊种种称呼。 [31] 到南宋初年，已经传遍了淮南、两浙、江东、江西一带地方了。 [32] 教徒严格执行在密日（日曜日）吃斋。神的画像是摩尼和夷数（耶稣），全是高鼻子、凹眼睛、黄头发，乡下人看不惯，以为是魔鬼，以此，这教在教外人说起来是“吃菜事魔”，吃菜指的是吃斋；事魔呢？拜魔神。又叫作魔教。为了深入农村，适应农村的环境，明教提倡素食、薄葬，节省消费，使贫苦农民可以稍为过得好点。同教的人互相帮助，大家凑钱来帮助新参加的和穷苦的教友。每逢初一、十五出四十九文铜钱，给教头烧香，汇齐后交给教主做教里的经费。一家有事，同教人齐心合力，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人被捉去坐牢，大家出钱帮着打官司， [33] 充分发挥互助合作的精神。中国的农民向来只有被政府剥削、被官吏虐待、被地主绅士奴役的份儿，从来没有人关心过、救济过，甚至于怜悯过。没有组织，不能团结，当然也没有力量来保护自己，反抗压迫。如今，有了这么一群和自己一样的人，穿一样衣服、说一样话的力量在招手，好处多，而且日后还有大好处，不再受人欺侮，又怎么肯不参加？农民入教的愈来愈多，明教的教区跟着越发扩大，反抗政府的行动自然也就越来越多了。从北宋末年起，睦州、台州、衢州、东阳（以上都属现在的浙江省）、信州（江西）、泾县（安徽）都曾发生明教徒的武装革命。 [34]

●南宋影青弥勒佛像。

明教又和弥勒教、白莲教两种宗教混合。弥勒教和白莲教都出于佛教的净土宗，一个叫弥勒净土，一个叫弥陀净土。弥勒佛是佛教里的著名人物，传说在释迦牟尼灭度（死）后，世界就变坏了，种种坏事，全都出现，不但气候坏，庄稼收成坏，连人心也坏了，人的生活苦到不能再苦。幸得释迦牟尼佛在灭度前留下一句话，说再过若干年，会有弥勒佛出世，这个佛爷一出世，你看这世界立刻变了：地面又宽又大又干净，刺人的荆棘不见了，青的山、绿油油的水，满地铺着金沙；到处是清汪汪的水池，碧森森的树林，灿烂的花，芊绵的草，还有各种无名的宝贝，像在比赛谁更美些。人心也慈善了，抢着做好事，好事做多了，寿命也长了，太太平平过日子。人口一天天加多，城市越来越稠密了。种的稻麦，下一次种有七次的收成，用不着拔草翻土，自会长大。 [35] 这样美丽的远景，有谁不想望呢？何况是吃够了苦，流尽了汗，受尽了气的穷苦农民！自从有了这个故事以后，成千万的农民伸长了脖子等待着、期望着这一天的到来，十年、百年、几百年都过去了，依然在等待，在期望。一听见什么地方有弥勒佛出世的话，十传百，百传千，抢着去跟随。从隋唐到宋元，这一悠长的世代中，历史上写满了弥勒佛教徒“造反”的记录。说起关于弥勒佛的若干部经典的翻译，是西晋时候才开头的，到南北朝时期就已产生很大影响。举例说，那时代兴的风气，在岩壁上挖洞刻佛像，一个洞有几十个大佛，一个山有好多石洞，往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能刻成。刻像最多的就是弥勒佛和阿弥陀佛。传说的煽动，经典的传布，佛像的礼拜，加上无数次弥勒降生的革命号召，使得这一神秘亲切的名字为每一个穷人所熟悉、所欢迎，深深扎根在农民的心坎中，甚至魂梦中了。信弥勒教的人也穿白衣服，戴白帽子，也烧香， [36] 也相信世界上有明和暗、好和坏两种力量，大体上和后起的明教很相像，结果这两个教就混合在一起，再也分不清。

白莲教供养的是阿弥陀佛，劝人念佛修行，多做好事，死后到西方净土白莲池上，过快活日子。这团体创始于五世纪初年，到十二世纪前期，又加进了天台宗的格言，忌葱乳、不杀、不饮酒，衍变成白莲教，因为仪式和戒条都和明教、弥勒教相近，所以三教也就合流了。 [37]

明教和弥勒教都以为目前的状况不好，都不满意现在，都相信不久以后会有而且必然地有更好的或最好的世界来到。这理想世界的实现有一个显明的标志，就是“明王”或“弥勒佛”的出世。听从他的号召，用人民大众的力量来实现这理想，由宗教的预言成为现实的政治革命。以此，从隋唐以来，凡是现实政治最使人民失望的时候，“明王”“弥勒”出世的宣传就自然而然地出现，跟着是竹竿锄头队伍农民军的起义。虽然都被有组织的正规军所压制、扫荡、屠杀，以至消灭，但是，农民永不会屈服，跌倒了，舐干净血迹，再爬起来，再反抗，永远反抗下去，一直到实现这个理想才罢休。人人的心目中，都憧憬着美丽而又肯定的远景，相信总有一天，“明王”或“弥勒”会来解放他们，满足他们。

“明王”和“弥勒”这两个名词，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读作衡量政治的尺度。

远在朱元璋出生前三年，元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六月，息州人赵丑厮、郭菩萨就宣传弥勒佛要来治理天下了。 [38] 十二年后，陈州人棒胡（闰儿）又说弥勒佛已经降生了，烧香会齐教友，在汝宁府信阳州起事，打下归德府鹿邑，烧了陈州（陈州正是四百多年前明教徒起义的根据地）。 [39] 这年朱元璋已经十岁，懂人事了。第二年周子旺在袁州起事——周子旺是袁州慈化寺和尚彭莹玉（又叫彭翼，诨号妖彭）的徒弟——劝人念弥勒佛号，每晚点着火把，烧香礼拜，口宣佛偈，跟从的人极多。约定寅年寅月寅日寅时起兵，参加的人背心上写一个佛字，刀兵不能伤。元顺帝至元四年（公元1338年）戊寅是寅年，年月日时都凑齐，周子旺自称周王，改了年号，率领五千人动手。这一支未经组织训练的乌合之众，虽然有信心，打仗却不中用，刚一点火，就被扑灭了。彭莹玉侥幸逃脱，躲在淮西民家，秘密传教，准备再干。 [40]

朱元璋这几年内所到的地方，息州、陈州、信阳和整个淮西流域，前三个是弥勒教徒起事失败的场所，后一个是彭莹玉的教区。 [41]

跌倒了，舐舐血，爬起来，再干。

三.逼上梁山

大地在撼动，狂风、暴雨、电光、雷声交织在一起，火药库爆炸了。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五月，满身伤痕血迹的农民，不约而同地，头包红布，作为标志，扛着竹竿锄头、长枪板斧，呐喊一声，杀向吸血的元帝国政府，这就是历史上的著名事件——红军起义。

经过多年的酝酿、组织、教育，牺牲了多少优秀的领导人才，从血泊里锻炼出来的坚强的革命细胞，散布在各个受苦难的区域。大家一条心，推翻这个坏政府；一个目标，赶走害人的鞑子。正像放焰火一样，开头在东南角射出一支红色的火箭，炫眼的光芒照耀半边天空。信号一发出，西面南面，四面八方都投射出一样颜色的光，十条、百条、千条，交织在天空，像无数条火龙，夭矫蜿蜒，热生出光，造成了力量，照得大地一色，黑暗被消灭了，跟着来的是光明世界。

红军的队伍，数不清，说不完。拣重要著名的说吧：东系在颍州（今安徽阜阳）发动，头目是杜遵道，奉韩山童的号令，占领了朱皋，拥有元朝米仓，开仓散米，一下子就团结了几十万人。攻下汝宁（今河南汝南）、光州（今河南潢川）、息州（今河南息县）、信阳（今河南信阳）。西系起于蕲（今湖北蕲春）、黄（今湖北黄冈），由彭莹玉和尚领导，推徐真逸（寿辉）做头目，攻下德安（今湖北安陆）、沔阳（今湖北沔阳）、安陆（今湖北钟祥）、武昌（今湖北武昌）、江陵（今湖北江陵）、江西（今江西九江南昌一带）诸郡。起于湘水汉水流域的，推布王三、孟海马为头目。布王三的队伍叫北琐红军，占领了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县）、南阳（今河南南阳）、嵩（今河南嵩县）、汝（今河南临汝）、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孟海马率领南琐红军，占领了均（今湖北均县）、房（今湖北房县）、襄阳（今湖北襄阳）、荆门（今湖北荆门）、归峡（今湖北秭归）。起于丰沛的，是芝麻李的队伍，控制了徐州（今江苏铜山）近县和宿州（今安徽宿县）、五河（今安徽五河）、虹县（今安徽泗县）、丰（今江苏丰县）、沛（今江苏沛县）、灵璧（今安徽灵璧），南边到安丰（今安徽寿县）、濠（今安徽凤阳）、泗（今安徽临淮）。前后不过几个月工夫，东西两系红军，东边从淮水流域，西边到汉水流域，像腰斩似的把大元帝国拦腰切作两段，从此南北隔绝，北边顾不到南边，南边的粮食也不能接济北边，死是死定了，只等着咽气。 [42]

大元帝国的崩溃，有远因，也有近因。 [43]

远因是赵宋三百二十年的统治，相当宽大，拿定养鸡吃蛋的主意，对百姓说不上怎样好法，倒也不到剥尽刮干的地步。后期的几个君主虽然孱头孱脑，好事做不了，无论如何，总安不上“荒淫无道”的罪名。突然被穿羊裘喝酪浆拖小辫子的外族征服了，生活习惯甚至想法都完全不同的新的统治，激起人民反感。尤其蒙古人和色目人 [44] 的残暴屠杀，动不动就屠城，把一个城里的人民，除去工匠以外的壮丁老弱悉数杀光，剩的少女少男，作为俘虏，叫作驱口，就是奴隶，子子孙孙不能翻身。加上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种种想象不到的血腥的事实，种下了民族间的深仇大恨。

在这外族统治下的社会组织，是畸形的、不健全的。论文化，蒙古族非常落后幼稚。论人口，蒙古族统共不过几十万人。光凭了优越的武力来统治压迫被征服的几千万人民，由蒙古皇室、贵族、僧侣、官僚、地主、商人所组成的统治集团，和用以维持这政权的大量军队，吃的、喝的、穿的、用的一切费用，都由汉人、南人 [45] 负担。汉人、南人的生命财产却没有保障，随时会被打、被抢劫、被没收，甚至被逮捕、被诛杀，无处申冤，也不许申冤。政治地位呢？朝廷和地方机关的长官，必须是蒙古人或者色目人，汉人、南人只能担任不重要的职务，用人的标准是种族而不是能力和学识。至于被抑勒做驱口的，就更惨了，简直不被当作人，在主人的眼中，驱口只是一种活的工具，或者是可以卖钱的牲口。这个统治集团同时也是大地主，土地的来源是抢劫、占领，说不上买卖，干脆一句话，没收。全国最大部分的最好的土地，经由这种方法，转移到少数的脑满肠肥的外族人手里，汉人、南人除了一小部分甘心做顺民、做走狗的以外，被迫失去了土地，成为贫农和佃户，最大规模的商业也被控制在回回人手里，他们替蒙古贵族经营财产，放高利贷、印子钱，也叫作羊羔儿息， [46] 来榨取汉人、南人的血汗。

就连蒙古人、色目人算在一起，在中国也还是少数民族，有一天被征服的人民组织起来，有了力量，他们就得被清算。加上所做的坏事也实在太多了，明知汉人、南人决不心服，有机会就会反抗、报仇。这一切，蒙古贵族心里明白、害怕，脸上虽然摆出一副狠相，骨子里却正在怕得发抖。怕什么呢？怕人民有组织，怕人民有团结，一句话，害怕人民有力量。

为了镇压人民，掐住人民的脖子，元朝政府采取了几种恶毒的办法：一种是驻兵，以嫡系的蒙古军驻防在河洛山东，据全国军事要害，以汉军、探马赤军 [47] 驻防在淮水长江之南，带着一部新附军。蒙古军驻防是带家眷的，按一定时候换防。总计江南三行省建立了六十三处驻兵区， [48] 在必要时就用武力来消灭任何反抗或者不服从的行动。一种是缴械，从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征服了南宋的首都临安时起，就开始收缴民间的武器和马匹，定下极严厉的刑罚，强迫人民交出可以做杀伤用的武器，并且明令禁止汉人、南人、高丽人执弓矢兵仗。以后列朝都三番四覆，重申这办法。 [49] 这样，一面是全副武装、威风凛凛、正规编制、千军万马的征服军。另一面呢？是个别的、穷困的、被包围的、被作践的、被剥削的，而且是手无寸铁的人民。照理，蒙古贵族可以安心了，晚上可以睡得安稳了，但是，决不，他们还是在害怕，害怕人民在暗地里集会，产生组织，害怕人民的反抗思想日渐传播，成为心腹的威胁。

于是，另外一套又来了，叫作里甲。要点第一是编民户二十家为一甲，每甲派一个蒙古人做甲主，甲主有充分的权力，随时侦察甲民活动，除了写报告以外，有执行之权，他要衣服得给，要饮食得给，要童男呢？送上。要少女呢？赶紧送上，一有不是，立刻有灭门之祸。 [50] 第二是戒严，夜间禁止通行：“一更三点钟声绝禁人行，五更三点钟声动听人行。” [51] 在这期间，老百姓被关在房子里，政府的军官军人和甲主是可以随便通行，半夜里也可以进民居访问以至调查的。第三禁止夜间点灯，在戒严期间绝对禁止，禁钟以前和解严以后，也只许小贩和儒生点灯。 [52] 第四禁止集会祠祷，祈赛神社，集场买卖，不管是宗教的、迷信的以至商业性的集会，凡是群众性的，有多人集合在一起的，一概禁止。 [53] 第五禁止汉人田猎和练习武艺，禁止汉人学习蒙古、色目文字， [54] 不会武艺就不能打仗了，不懂政府所用的文字，就无法和使用这种文字的人相接触。

这三整套办法互相配合，构成了天罗地网，铜墙铁壁。没有一点漏洞，透不出一点气，没有声音，连耳语也不敢，没有文字的抗议，连数说历史都是犯法的。出远门要有通行证，每一个地方都被孤立了，成为无数的孤岛。没有消息，好的没有，坏的也没有。蒙古人的统治，把这个国度变成一个死海。

但是，虽然是死海，还不时有波浪，压力越大，反抗也越厉害。严格地说，从南宋亡国的那天起，一直到红军大起义，这七十年中，汉人、南人的反抗，一直没有停止过。从可歌可泣的崖山之役，张世杰、陆秀夫壮烈殉国后，起兵复国几次失败，百折不回的文丞相（天祥）终于在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十二月被杀于燕京，成仁取义。这两件事发扬了民族正气，感动了也号召了全民族和后代子孙，使他们明白，只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才有好日子过，才对得起先烈，对得起民族。文丞相死的第二年，建宁路总管黄华起义，用宋祥兴年号；至元二十三年，西川赵和尚自称宋福王子，在广州起事。元顺帝至元三年（公元1337年）合州大足县民韩法师反，自称南朝赵王，都用恢复赵宋来号召。此外如至元二十年广州的罗平国，二十年漳、邕、宾、梧、昭、衡诸州（福建、广西、广东、湖南）的农民暴动，二十三年婺州（浙江金华）永康县民陈巽四之乱，二十五年广东浙江之乱，二十七年的江西之乱，成宗元贞二年（公元1296年）的赣州之乱，以至元顺帝至元三年（公元1337年）广州的大金国之乱，至正八年（公元1348年）辽东锁火奴自称大金子孙之乱。前面跌倒了，后面的接着上去，倒下一个两个，起来了百个千个。这一连串的反抗运动，起因虽不完全相同，目标却只有一个——推翻这个坏政府！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的红军大起义，正是这一连串反抗运动的延续和发展。

近因是蒙古皇室和政府的腐烂，像一所房子，长了白蚁，把椽子、栋梁都蛀蚀空了，一阵风便把整所的房子刮倒，当然，白蚁也压死很多。

白蚁一开头就把帝国给蛀蚀空了。大元帝国是由几个汗国组织成的，以蒙古大汗的宫廷做中心。自从忽必烈大汗（元世祖）做了中国皇帝之后，破坏了大汗继承的规矩，以后的大汗都由实力派拥立，宫廷里的暗杀，战场上的火并，闹个无休无歇。成吉思汗位下的许多大王，分裂成几派，打了多少年仗。西北几个汗国各自独立，脱离了母国，大元帝国分裂了，蒙古大汗兼中国皇帝的统治权开始动摇了。

这一窝的白蚁王是忽必烈大汗自己，他建立了这个窝，也蛀蚀了这个窝。他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君主，为了积累更多的财富，发动了长期的广泛的海洋侵略。军费的负担无限扩大，增加了国内财政困难，只好任命一批做买卖的刮钱好手做大臣，专门搜刮财富，剥削人民，造成了贪污刻薄而又无能的政治风气，造成对外打仗失败对内民穷财尽的局面。

军费之外，还有诸王的定期巨量赏赐，僧侣的宗教费用和宫廷的浪费。一年的收入还不够几个月的用度，没办法，只好加紧印钞票。元朝的钞票原来有很好的制度，发行有定额，可以随时兑现，和物价有一定的比例，通行全帝国，信誉极好。到了政府财政无办法，支用完钞票的准备金，变成不兑现纸币，加上无限制发行，发得愈多，币值愈跌，相对的物价愈高。到了十四世纪中期，整车整船运钞到前方，已经不济事了，一张钞还抵不上同样的废纸，不值一钱。国家财政和国民经济总崩溃了。

●元代铜火铳（复制品）。长43厘米，口径5.3厘米。为元代具有较大威力的火器。火器本由宋发明，后传至蒙古汗国。蒙军西征时，便是以火炮攻克中亚、欧洲的城堡，而火炮的西传，加速了欧洲封建时代的结束。

政治的情况也和经济一样，从元武宗以来，唱戏的、杀猪卖酒的、和尚道士，只要有门路，得到大汗欢心，就可做大官，有做到中书左丞、平章参政的。国公、司徒，多到无法计算。贵族诸王随便杀人，随便荐人做官。地主豪民犯法该杀的，只要买通僧侣，就可以得到大汗特赦。后来索性卖官鬻爵，贿赂公行了。尤其是蒙古、色目的官吏，根本不知道有廉耻这回事，问人讨钱，各有名目。例如下属来拜见有“拜见钱”，无事白要叫“撒花钱”，逢节送“节钱”，过生日要“生日钱”，管事要“常例钱”，送迎有“人情钱”，发传票拘票要“赍发钱”，打官司要“公事钱”。弄的钱多说是“得手”，出的州美说是“好地分”，补的职近说是“好窠窟”。甚至台宪官都可以用钱买，像拍卖似的钱多得缺。肃政廉访司官巡察州县，各带库子（管钱的吏役），检钞称银，争多论少，简直在做买卖。 [55] 大官吃小官，小官呢？当然吃百姓。民间有诗嘲官道：“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 [56] 温州、台州一带的老百姓，给官府榨苦了，在村子边竖起旗子，上面写着：“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 [57]

军队呢？自从平宋之后，太平了多年，忘记了怎样打仗。驻防在内地繁华都市，日子久了，生活整个儿腐化，也不愿意打仗了。军官们大都是世袭的公子哥儿，懂吃、懂喝、懂玩，会发脾气，会克扣军粮，会奴役虐待士兵，更会劫掠百姓，就是不懂和不会打仗。蒙古初起时，那种纵横欧亚、叱咤风云的沙漠中健儿的子孙，到这时已经完全不是军人了，他们比老百姓更胆小怕事。 [58]

这个几十个家族奴役中国人民的政权，一靠官僚，二靠武力支持。官僚弄钱，武力吓人。如今，全不行了，千疮百孔，到处发霉发烂了。从顶到脚，都蛀蚀得空空，自然经不起红军雷霆万钧的一击。

红军起事爆发的导火线是蒙古政府对汉人、南人加重压迫和歧视。

元顺帝从广西进京做皇帝，河南行省平章伯颜率领部下蒙古汉军护送，因功做了丞相。伯颜仗着功劳大，擅权贪污，养着西番师婆叫畀畀，常问她来年好歹，又问身后事如何。畀畀说当死于南人之手。伯颜因此深恨南人。元顺帝至元三年（公元1337年）广州朱光卿反，称大金国；棒胡反于汝宁信阳州。伯颜假借题目，四月间下诏书汉人、南人不得执持军器，凡有马的都拘收入官。五月间又说汝宁棒胡、广东朱光卿等都是汉人，汉人有在政府做官的，应该提出诛捕造反汉人的方案，呈报上来。接着又提出要杀张、王、刘、李、赵五姓的汉人、南人，因为这五姓都是大族，人数最多，汉人、南人杀了大半，自然不能造反了。元顺帝至元五年（公元1339年）四月又重申汉人、南人、高丽人执持军器的禁令。还规定一条法令：蒙古人、色目人殴打汉人、南人，汉人、南人只许挨打，不许还手。伯颜被贬死，他的兄弟马札儿台做丞相，又禁民间藏兵器。马札儿台辞位，子脱脱做丞相。红军起事，中书省官员把报告案卷加标题“谋反事”，脱脱看了，改题作“河南汉人谋反事”，把河南全部汉人都看作叛徒了。 [59] 伯颜、脱脱一家人接连做丞相，家族的看法也就代表皇室和贵族的看法。这一连串作为，使汉人、南人不由得不恐慌、着急，反抗也许还有生路，不反抗只有等死，有人一号召，自然是全国响应了。点上导火线的是丞相脱脱。当时黄河在白茅口决口，有人建议堵口，脱脱派工部尚书成遵勘察。成遵回来报告：河工太大开不得，而且南阳安丰盗贼成群，集合了几十万夫役，万一被人煽动，无法收拾。脱脱不听，另用贾鲁为工部尚书兼河防使，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四月二十二日，发汴梁、大名十三路民夫十五万，广州等地戍军二万，从黄陵冈南到白茅口、西到阳青村，开河二百八十里，把黄河勒回旧道。

韩山童得了这个消息，生出主意，叫人四处散布童谣说：“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暗地里凿了一个石人，面门上只有一只眼睛，偷偷埋在黄陵冈当路处。朝廷发的修河经费，被河官中饱了，修河夫吃不饱，正在怨恨。 [60] 韩山童又分发几百个党徒去做工，宣传天下要大乱了，弥勒佛已经降生了，十人传百，百人传千，河南、江淮一带的老百姓全信了。韩山童和亲信刘福通、杜遵道计较，光是老百姓不够，还得念书做官的一起干，至少也要做到让士大夫同情这运动。刘福通说有办法，鞑子不得人心，我们上一两代都是宋朝的老百姓，只要提出复宋的旗号，读书人没有不赞成的。河夫开河开到黄陵冈，果然在当路处挖出一眼的石人，几万夫役骇得目瞪口呆，一时人心骚动，三个一堆，五个一群，纷纷议论，大家心里明白，是动手的时候了。

刘福通聚了三千人在白鹿庄，斩白马乌牛，祭告天地，宣称韩山童是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福通是宋朝大将刘光世的后人，该帮旧主起义，恢复天下。大家齐心推奉山童做“明王”，克定日子起兵。 [61] 四处派人通知，同时发动，以头裹红布为符号。正在歃血立誓、分配任务、举杯庆祝、兴高采烈的时候，不料消息走漏了。永年县的县官带领快马兵役，冷不防团团围住白鹿庄，韩山童脱身不及被擒去杀了。山童妻杨氏带着儿子林儿趁着慌乱，逃出重围，躲入武安山中（在永年县境），隐姓埋名，等候外边消息。刘福通见事已败露，等不到预定日子，整顿部队，出其不意，攻占颍州、罗山、上蔡、正阳、霍山，分兵进攻舞阳、叶县等处。黄陵冈的河夫得了信号，呐喊一声，杀了监工的河官，头上包一块红布，漫山遍野一片红，和部队会合在一起。不到一个月，红军已是五六万人的大队伍了。两淮、江东西的穷苦百姓，等了多少年月，连夜起早赶来参加，真是“从乱如归”，声势一日比一日浩大。接着又占领了汝宁、光、息，人数增加到十几万。 [62] 各地方的红军闻风响应，芝麻李、彭大、赵均用起丰沛，徐寿辉起蕲黄，布王三、孟海马起湘汉，半个中国照耀着红光， [63] 各自攻城占地，开仓库，救穷人，严守教规，不杀平民，不奸淫，不抢劫，越发得到人民拥护。 [64] 当时民间流传着一阕《醉太平》小令，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从大都一直到江南，人人会念，词道：

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 [65]

朱元璋在寺里接连不断地得到外边的消息：前些日子占襄阳，元兵死了多少；某日又占了南康，元军不战而逃；芝麻李八个人装作挑河夫，一晚上占了徐州。 [66] 说的人津津有味，听的人心花怒放。红军檄文指斥元朝罪状，最精彩的话是“贫极江南，富夸塞北” [67] 。蒙古人、色目人饱得胀死，汉人、南人却饿得要死。什么好东西，财帛粮食，刮空了运到北边。做活出气力的是一种人，笼着手在享用的又是一种人。真把几十年来多少人心里闷着的话全给说出来了。又听说徐寿辉已在蕲水建都，做了皇帝，国号天完，年号治平，拜邹普胜做太师，一支军队已进了江西。元兵到处打败仗，好容易调了六千绿睛回回阿速军，帮着汉军来攻颍州。阿速军以精悍著名，擅长射骑，只是纪律不好；将军呢，又光会喝酒玩女人。刚上阵，看见红军阵势大，主将就扬鞭连说：“阿卜！阿卜！”阿卜是走的意思，一霎时全军退却。淮西人当作笑话，传来传去。 [68] 又调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统三十万大军收复汝宁，才到城下，尚未交锋，便跃马后退。地方官急了，挽住马缰不放，也先帖木儿也急了，拔刀便斫，说：“我的不是性命？”飞马先逃，三十万大军跟着溃散。 [69] 蒙古、色目、汉军都不能打，真正和红军作战的是各地官吏、地主募集的义兵和民兵，这些人有的怕红军不放过，有的要保家产，为着自己的身家才肯拼命。到十二年二月底，又听说濠州也给红军占了，头目是郭子兴、孙德崖、张天祐几个人。

郭子兴是定远县有名的豪杰，原是曹州人，他父亲到定远卖卦相命，很积了一点钱。有一家大财主的闺女，长得体面，可惜是瞎子，嫁不出去。他父亲娶了，得了一份大财喜，生下三个儿子，子兴是老二。子兴一来家财丰厚，二来素性慷慨，平日交结宾客，接纳壮士，焚香密会，盘算做一番大事业。红军起事以后，钟离定远的农民，抛去锄头，拿起兵器，一哄就团聚成几万人的一股。地方官平时只会贪赃枉法，到这时便毫无办法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装不知道，惹不起也犯不着多事。二月二十七日，郭子兴带了几千人趁黑夜先后偷入濠州，半夜里一声号炮，闯入州衙，杀了州官。他们在先有过杜遵道的号令，五个头目都称濠州节制元帅。 [70] 元将彻里不花远远地隔濠州几十里扎住营，怕红军厉害，不敢攻城，成天派兵到各村庄骚扰，把老百姓捉去，包上红布，算是俘虏，向上官请赏。濠州红军见官军不来捣乱，乐得安闲，关起城门享福，两下里“互不侵犯”。只是苦透了一般老百姓，官军硬派作红军，随便捉杀；红军呢，又怕是官军的奸细，要盘问防范，竟是左右做人难。又得供应粮秣夫役，红军要了，官军又要，闹得实在没法子活下去。有钱有地的大户怕事，都投到官军这边；无钱无地的穷人，不消说，只有一条路，揣块红布，呼亲唤旧，投奔濠州，拼上这条命，也不受官府大户的气。 [71]

●郭子兴，元末起义将领，朱元璋的岳父。

朱元璋划算了又划算，虽然相信彭莹玉的话，鞑子一定得赶走，汉人、南人一定得翻身，眼前就是穷人的好日子来了，可是，还得仔细计较，拣便宜省事有好处的路走。摆在前面有三条路：投官军呢，犯不着。官军的纪律他知道得太多，去了是自投死路。再则鞑子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一本血账，提起来谁都痛恨。外祖父说的崖山的故事，他还记得清清楚楚，男子汉纵然不能做什么大好事，也万万不可丧心病狂到替敌人做走狗，来残害自己的兄弟姊妹！投红军呢？听说濠州有五个元帅，一字并肩，没有头脑，谁也不服谁，谁也支使不了谁，闹得乱哄哄，不成个体统。怕没有大出息，成不了事。留在寺里过安闲日子呢？迟早给官军捉去拿赏号，死得更是不明不白。想了又想，三条路都走得，又都有难处。 [72]

●珓，古代占卜工具，上面三组不同的阴阳组合，代表不同的占卜结果。

一天，有人从濠州捎来一封信，是孩提时的伙伴写的，劝他到红军队伍里来。背地里读了，越发一肚子心事，在大殿上踱过来，踱过去，以口问心，以心问口，反复计较。猛然省悟，把信就长明灯烧了，还是下不定决断。过不了几天，同房的师兄偷偷告诉他，前日那信有人知道了，要向官军告发，好汉不吃眼前亏，还是赶快上濠州吧。元璋急得无法，到村子里找汤和，讨一个主意。汤和推敲了半天，说不出道理，劝向菩萨讨一个卦。元璋心里忐忑不定，慢慢走回寺里，还不到山门，就嗅到一股烟焰的气味，再走进去，只见东一堆瓦石，西一堆冒烟的木料，大殿只剩下半边，僧房斋堂全烧光了，只剩下伽蓝殿，隔着一片空地，还完整。满院子马粪、破衲衣、烂家具。僧众星散，不知去向，冷清清只剩了几尊搬不动、烧不着的泥菩萨。原来官军认为僧寺里有弥勒佛，红军里有许多和尚，念弥勒佛号，怕在寺的和尚和红军有勾搭，把附近的寺都烧光了，皇觉寺自然不能例外。元璋待了一阵，走到伽蓝神前，磕了头，拿起圣珓，默祝菩萨：许出境避难，赏阳珓；守破寺，一阴一阳。一掷两珓全阴，两掷三掷还是全阴。不许走也不许留，只有投红军去了。再祝投红军给阴的，一掷果然是阴的，大吃一惊。三次默祝，投红军实在害怕，还是求菩萨指点，逃往他乡，另求生路。闭着眼睛把珓掷出，一看一个是阴珓，投红军；一个呢，不阴不阳，端正地竖在地面。菩萨也劝元璋造反了，还有什么可说的！ [73] 后来他在《皇陵碑》里描写这时候的心情道：

住（皇觉寺）方三载，而又雄者跳梁。初起汝、颍，次及凤阳之南厢。未几陷城，深高城隍，拒守不去，号令彰彰。友人寄书，云及趋降，既忧且惧，无可筹详。旁有觉者，将欲声扬。当此之际，逼迫而无已，试与知者相商，乃告之曰：果束手以待罪，亦奋臂而相戕？知者为我画计，且祷阴以默相。如其言，往卜去守之何详，神乃阴阴乎有警，其气郁郁乎洋洋，卜逃卜守则不告，将就凶而不妨。

第二天，他离开皇觉寺，投奔红军去了。

第二章　红军大帅

朱元璋机智、果敢，有决断，很快得到郭子兴的赏识，由一个小亲兵被招赘做了女婿，从此青云直上。他对形势判断很准，总能及时完成军事任务，功劳推给大家，赏赐分给众人，很受拥戴，终于由一个亲兵成了大元帅、大丞相。

一.小亲兵

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闰三月初一，元璋到了濠州城下。这时元军仍在濠州附近，虽然没有动作，红军还是不敢大意，城墙上布满警戒部队，弓满弦，刀出鞘，巡逻哨探川流不息。城门的守兵挡住一个丑和尚，只见他穿得极破烂，头裹红巾，堂堂皇皇走进来，毫不害怕。盘问来踪去路，却只说来见郭元帅，更无别话，不由得起了疑心，以为是元军的奸细。三言两语，就闹翻了，不由分说，一索子捆了，派人报告郭元帅，请令旗行刑。郭子兴一想很怪，若是奸细，怎能这般从容？口说求见，许是来投顺的好汉，不要枉杀了好人。要知道究竟，骑一匹快马，赶到城门。远远看见四五十个兵围着，人头攒动，指手画脚在呵斥，连忙喝退众兵。只见一个躯干修伟、长得极怪的丑和尚，被五花大绑，捆在拴马桩上，相貌虽不整齐，看着有一种威严的神采，绑着等杀头，并不害怕求饶，眼睛里充满着火气，脸上的肌肉痉挛表情，也告诉在愤恨。子兴心里已有点喜欢，下马上前问明底细，叫人松开绑，收为步卒。 [74]

元璋入了伍，参见了队长，逐日跟弟兄们上操，练武艺。体格好，记性又强，不上半个月已是队里顶尖顶上的角色，几次出城哨探，态度安详，计谋多，有决断，同队的都听调度。每次出去，总是立了功，不损伤一人一卒，喜欢得连队长也遇事和他商量了。不知不觉过了两个多月。一日郭元帅带了亲兵出来巡察，经过元璋的营房，全队排成一字向主帅行礼，元璋个子高大，恰好排在队头。子兴见了，记起那天的事，唤队长问这投效的心地和能耐如何。队长极口说好，夸是千中选一的人才。子兴也觉得喜欢，就吩咐升元璋做亲兵十夫长，调回帅府当差。 [75]

●明代景泰铜火铳。滑膛式火器，长26.1厘米，口径10厘米，底径9.1厘米。铜火铳分药室和炮身两部分，药室有小孔，用于放置导火线。

元璋遇事小心勤快，却又敢作敢为。得了命令，执行很快，办理得好。打起仗总是领头向前，一定打胜仗，也一定完成预期的战果。得到战利品，不管是衣服，是银子，是牲口粮食，总是悉数献给元帅。得到赏赐，又推说功劳是大家的，公公平平分给同伴。说话不多，句句有斤两，又认得一些字，虽不甚通，一有文墨上的事情，譬如元帅的命令，杜遵道、刘福通的文告，以至战友们的书信，伙伴总找他解说。几个月后，不但在军中有了好名誉，勇敢、能干、大方、有见识、讲义气，一大堆好话算在名下，甚至连郭元帅也将他看作心腹，逐渐言听计从了。

郭元帅的第二夫人张氏，抚养了一个孤女，原是子兴的老友马公临死时托付的，已经成年，甚是贤德。子兴爱重元璋，要他出死力，和张夫人商量招赘做上门女婿。张夫人也听说元璋才能出众，而子兴勇猛戆直，和同事合不来，得有个细心能干的身边体己人帮着些，一力撺掇，就择日替两口子成婚。元璋平白地做了元帅娇客，前程多一层靠山，更何况是元帅主婚，自然满口应承。从此军中就改称元璋为朱公子，有了身份了，起一个官名叫元璋，字叫国瑞。 [76]

孙德崖一伙四个元帅，都是粗人，说话做事没板眼，处的日子久了，子兴有些看不上眼，商量事情也没有好声气，两下里面和心不和。孙德崖一边人多嘴杂，闹了几次，子兴索性闲在家里，不和他们照面，勉强三五日见面一次，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有时候等子兴不来，事情办了也不通知，子兴越发不快，憋了一肚子气要发作。本来五个元帅一样大，谁也管不了谁，谁也不服谁，齐心还好办事，一闹别扭，各自发号施令，没有个通盘的调度，占了濠州大半年了，各人只管带领部下，向四乡要粮要牲口，竟不能出濠州一步，不像个局面。子兴几次拿话开导，无人理睬，越想越气闷，也就心灰意懒了。元璋看出情势不妙，借个方便劝子兴打起精神，照常和四帅会议办事，假如老闲在私宅，他们四帅合起来，对付一个，这个亏吃了可没说处。子兴听了，勉强出去三四日，又闹脾气了。两边的感情越来越坏，都怕对方下毒手，又在盘算如何收拾人。元璋劝不动子兴，背地里向孙德崖赔小心，说好话，着意联络，以免真个决裂。 [77]

九月间，元相脱脱统番、汉兵数十万攻徐州，招募当地监丁和矫勇健儿三万人，黄衣黄帽，号为黄军。大军在后，督令黄军攻城，一口气把徐州攻下，见人便杀，见屋便烧，芝麻李落荒逃走，被元兵逮住杀害了。 [78] 部下彭大、赵均用率领残兵投奔濠州。 [79] 徐州、濠州都是红军，原是一家人，徐州的兵多，占的地方也大，到了濠州以后，竟反客为主，濠州五帅倒要听客人的调度了。彭大有见识，也懂事，和郭子兴相处得很好，孙德崖怕吃亏，使手段拉拢赵均用，两边明争暗斗，心里都不服气。孙德崖又拿话来挑拨赵均用，说郭子兴眼皮浅，只认得彭将军，百般趋奉，对将军却白眼相待，瞧不起人。均用大怒，带领亲兵径来火并，冷不防把子兴俘虏了，带到孙家，锁闭在一间空房子里。

这时朱元璋正好出差，得信奔回，郭家大小正在忙乱，要派兵抢救，他连忙止住，叫出子兴二子天叙、天爵，一径去找彭大。彭大听了，勃然大怒说：他们太胡闹了，有我在，谁敢害你元帅！即时喊左右点兵，元璋也全身盔甲，团团围住孙家，掀开屋瓦，救出子兴。只见子兴项枷脚铐，浑身打得稀烂。当下打开枷铐，背回私宅。赵均用知道彭大出头，怕伤了和气，隐忍着了事。 [80]

脱脱趁连下徐州、汝宁的兵威，分兵派贾鲁追击彭大、赵均用，进围濠州。大敌当头，红军的头脑们才着慌，大家和好，一心一意地坚守城池。元璋深得军心，成天成夜在城墙上指挥防守。从这年冬天，一直到第二年春天，整整被围了五个月，幸得城池坚固，粮食丰足，没有出事。一日元将贾鲁病死，元军围疲了，料着再打下去也不见得有把握，兼之军无斗志，只好解围他去。围虽解了，红军也折损了不少人马，吃了大亏。

彭大、赵均用兴高采烈，彭大自称鲁淮王，均用自称永义王，做起王爷来了。郭子兴和孙德崖五人仍然是元帅。 [81]

二.小军官

濠州经过长期围攻，不但粮秣缺乏，兵力也衰减得多。元璋想办法，弄了几引盐，到怀远换了几十石米，献给子兴。 [82] 细想二王和诸帅，胸襟太窄，眼光太短，怕成不了什么气候，要做一番事业，得凭自己有队伍，才有力量。打定主意，请准了假，回到钟离，竖起招兵大旗。少年伙伴徐达、汤和等几十个人，听说元璋做了红军头目，都来投效。不过十天工夫，招募了七百人，子兴大喜。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六月，派元璋做镇抚，从此，就一跃成为带兵官了。 [83] 一年后，又以军功升作总官。 [84]

彭赵二王管军无纪律，随便做坏事，不听劝，也不能改，子兴又兵力单弱，做不了主张。元璋认为一起混下去，会出毛病，不如自己单枪匹马，向外找出路，把新兵交代了，禀准了主将，带领贴身伙伴徐达、汤和等二十四人，南游定远。使个计策，招降了张家堡驴牌寨三千民兵。向东半夜里袭击元将老张（张知院），收降民兵男女七万口，挑拣得两万壮士，成为浩浩荡荡的一支队伍。用朱元璋自己的话来形容，真是“赤帜蔽野而盈冈”。 [85]

元璋得到大量的生力军，立刻重新编制，加紧训练。他最看重纪律，在检阅新军时，特别指出这一点，恳切地训诫将士说：“你们原来是很大的部队，可是毫不费事就到我这边来了，原因在哪里呢？一是将官没有纪律，二是士卒缺乏训练。现在我们得建立严格的纪律，做到严格训练，才能建功立业，大家有好处。”三军听了，无不喜欢。 [86]

定远人冯国用、国胜（后改名胜）两兄弟，原来是地主，天下大乱后，团结地方上的佃户和乡民，建立堡寨自卫，听说元璋军队的纪律不错，带领部队来投效。元璋端详这两兄弟，装束很像读书人，行动说话都和一般老百姓不同，就问如今该怎么办。国用以为建康（元集庆路，今南京）这地方，形势极好，书上有“龙蟠虎踞”的话，是多少代帝王的都城，先占了这地方做根本，站稳了逐步发展，扩充地盘，不贪子女玉帛，多做好事，得到人民的支持，建功立业不是难事。元璋听了极高兴，留下做幕府参谋，把两家部队合并编制，南下攻滁州（今安徽滁县）。 [87]

在进军滁州的路上，定远人李善长到军门求见。善长头脑清楚，有智谋，善于料事，学的是法家的学问，和元璋谈得极为投机。元璋问什么时候才能太平呢？善长劝他学汉高祖，以为汉高祖也是平民出身的，气量大，看得远，也看得宽，会用人，又不乱杀人，五年工夫，便打平了天下；元朝政治一团糟，已到了土崩瓦解的地步，濠州和沛相去不远，如能学学这位同乡，天下太平也就快了。元璋连声叫好，留下做掌书记，同时嘱咐：“如今群雄四起，天下糜烂，仗要打好，要紧的是参谋人才。我看群雄中，掌书记和做参谋的幕僚，总说将士的坏话，将士无法施展，自然打不了胜仗。你要做一个桥梁，调和将士，不要学他们的样。”从这时候起，元璋心目中时时有个老百姓出身做皇帝的同乡在，说话、办事、打仗，事事都刻心刻意地学习。 [88] 善长呢，也一心一意做桥梁，沟通将士和主将，以及将士间的意见，尽心尽力，提拔有能力和有功的，让大家能安心做事。 [89]

滁州守军力量单弱，元璋的前锋黑将军花云单骑冲破敌阵，战鼓打得震天响，大军跟着推进，霎时便占领了这座名城。元璋亲侄文正、姐夫李贞带着外甥保儿（后改名文忠）得到消息，奔来投靠，才知道二哥三哥也已去世了。大家哭了一场，又伤心又欢喜，伤心的是一家人只剩了这几口，欢喜的是这样乱世，还能团聚：“一时会聚如再生，牵衣诉昔以难当。” [90] 定远人沐英父母都已死去，孤苦可怜。元璋把这三个孩子都收养做义子，改姓为朱。原来收养义子是当时流行的风气，带兵的将领要培养心腹干部人才，喜欢把俊秀勇猛的青年收养，不但打仗时肯拼命，在要紧关头，还用来监视诸将。沐英在军中称为周舍，又叫沐舍，舍是舍人简称（文武官员的儿子叫舍人）。元璋义子除文正、文忠、沐英以外，还有二十几个。后来所占城池，专用义子做心腹和将官同守，如得镇江用周舍，得宣州用道舍，得衢州用王驸马，得严州用保儿，得婺州用马儿，得处州用柴舍、真童，得徽州用金刚奴、也先，此外还有买驴、泼儿、老儿、朱文逊等人。柴舍即朱文刚，在处州死难；道舍即何文辉；马儿即徐司马；保儿即平安；朱文逊小名失传，在太平阵亡；王驸马、真童、金刚奴、也先、买驴、泼儿、老儿，复姓后的姓名可惜都失传了。 [91] 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胡大海、李文忠占领严州后，两人闹意见不和，元璋批示帐前都指挥使司首领郭彦仁，派他说和两人说：“保指挥我之亲男，胡大海我之心腹，前者曾闻二人不和。且保指挥我亲身也，胡院判（大海官衔枢密院判官的简称）即我心腹也。身包其心，心得其安；心若定，身自然而定。汝必于我男处丁宁说知，将胡院判以真心待之，节制以守之，使我之所图易成，只此。”李文忠代表元璋亲身监视大将胡大海，并有节制之权，这一个例子说明了义子的作用，也说明了元璋对大将的不放心情形。 [92]

单是用义子监视，还怕诸将靠不住，另一办法是留将士的家眷做抵押。这法子在刚渡江时便实行了。元璋统兵取集庆，马夫人和诸将家属留在和州（今安徽和县）， [93] 到取下集庆以后定下规矩：“与我取城子的总兵官，妻子俱要在京住坐，不许搬取出外。”“将官正妻留于京城居住，听于外处娶妾。”规定极严格。将官顾虑妻子安全，自然不敢投敌以至反叛，平时征调差遣，也不敢不听话了。 [94]

此外，还提防将官和读书人勾结，规定：“所克城池，令将官守之，勿令儒者在左右论议古今。止设一吏，管办文书，有差失，罪独坐吏。”凡是元朝官吏和儒士，都要由朝廷选用，逃者处死，不许将官擅用。 [95] 这是因为读书人谈今说古，拿历史上的事情和现今一比，将官省悟了难免生是非，左思右想，不是好事的缘故。当元璋进攻滁州时，濠州的红军主力由彭大、赵均用率领，攻下了盱眙泗州，两人脾气不对劲，为郭子兴的事结下怨，竟闹翻了。均用和孙德崖四个合成一气，彭大抵不过，事事不称心，手下得力的人，也逐渐被均用收买过去，气闷不过，发病死了。彭大的儿子早住接着也称鲁淮王，年轻，比均用矮一辈，又会敷衍说好话，均用没把他看在眼里，倒也相安无事。接着，是郭子兴代替了彭大做出气筒，左也不对，右也不对，做一事、说一句话都被挑眼。几次借题目要害子兴，碍着元璋在滁州有几万人的部队，做决裂了怕坏事，于是出主意下令牌调元璋来守盱眙，一箭双雕，一窝子收拾掉。元璋明白这道理，委婉地推辞移防，说有军事情报，部队动不得。又使钱买通王府的人，拿话劝均用，不要听小人挑拨，自剪羽翼，惹人笑话，万一火并了，他部下不服，也不得安稳。针锋相对，均用摆布不得。说话的人又劝好好地待子兴，让他出气力占地方，保疆土。成天有人说项求情，均用软了，竟放子兴带原来人马一万多人回滁州。元璋把兵权交出，三万多兵强马壮的队伍，旗帜鲜明，军容整肃，子兴大喜。 [96]

至正十四年（公元1354年）十一月，元丞相脱脱统兵大败张士诚于高邮，分兵围六合。

张士诚小字九四，泰州白驹场人，和弟士义、士德、士信一家子都靠运官盐贩私盐过活。贩私盐赚大钱，和伙伴们大碗酒大块肉，吆五喝六，过得极舒服，入伙的人日渐增多，都听士诚调度。贩私盐是犯法的，当时卖盐给大户，大户吃住是私货，不但说闲话挖苦，有时还赖着不给钱，弓兵邱义尤其作践他们。士诚气愤不过，趁天下大乱，带着兄弟和李伯升、潘原明、吕珍等十八壮士，杀了邱义和仇家大户们，一把火烧了房子，招兵买马，攻下泰州高邮，占了三十六盐场，自称诚王，国号大周，改年号为天祐，这是至正十三年五月间的事。 [97]

元兵围六合，六合主将到郭子兴处求救。六合在滁州东面，万一失守，次一被攻击的目标便是滁州，要保滁州，就非守住六合不可。郭子兴和六合主将有仇恨，元璋费尽唇舌才说服了。元兵号称百万，无人敢去，推称求神不许，元璋只好讨了令箭，统兵出救。元兵排山倒海似的进攻，城防工事全被摧毁。守军拼死地抵住，赶修了堡垒，又给打平了，眼看守不住，只好把六合的老弱妇孺掩护撤退到滁州。元兵乘胜进攻，元璋在中途埋伏，打了一个胜仗，得到好多马匹。却顾虑到孤城无援，元兵如添兵包围，不困死也得饿死，忍气打点牛酒，派地方父老把马匹送还，哀求说全是良民，不敢作反，团结守护是为了自卫，情愿供给大军军需给养，请并力去打高邮，饶饶老百姓。元兵信以为真，引兵他去，滁州算是保全了。 [98]

元兵一退，郭子兴喜欢极了，打主意要在滁州称王。元璋劝说：滁州山城，交通不便，形势不好，一称王目标大了，元兵再来怕保不住。子兴才放弃了做王爷的念头。 [99]

脱脱大军用全力攻高邮，城中支持不住，想投降又怕朝廷不肯赦罪，正在两难间，外城又被攻破了。张士诚急得团团转，准备城破时突围下海。突然元顺帝颁下诏旨，责备脱脱，说他：“往年征徐州，仅复一城，不久又丢掉了。这次再当统帅，劳师费财，过了三个月，还无功效。可削去兵柄，安置淮安路，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安置宁夏路。如胆敢不接受命令，即时处死。”宣读后全军愤恨大哭，一时四散，大部分投到红军，红军越发强大。张士诚趁机出击，不但转危为安，而且从此基础稳固，再也不能动摇了。

●龙凤通宝，直径2.4厘米，这是韩林儿建立政权后铸造的有年号的铜钱。

●天启通宝，直径3.4厘米，这是徐寿辉铸造的铜钱。

●大义通宝，直径2.7厘米，这是陈友谅建立政权后铸造的年号钱。

●天佑通宝，直径2.5厘米，这是张士诚建立政权后铸造的年号钱。

脱脱奉命交出兵权，被押送西行，鸩死于吐蕃境上。元朝唯一有作为、有威名的大将一死，元朝的命运也就决定了。 [100]

这一变化，简单说起来，是个人的倾轧，政权的争夺。脱脱忠于元朝，元顺帝也极信任他，赋予军政大权。徐州平定后，脱脱威权日盛，元顺帝也以为天下太平了，该好好享乐。奸臣哈麻巴结皇帝，背地介绍西天僧，会房中运气之术，能使人身之气，或消或长，或伸或缩，号“演揲儿法”，也叫秘密佛法，多修法。顺帝大喜，封为司徒大元国师。国师又荐了十个皇亲贵族会这佛法的，叫作十倚纳，里边有皇舅和皇弟。君臣共被，互易妻室，名为些郎兀该，意即事事无碍。上都穆清阁连延数百间，千门万户，充满了妇女，做大喜乐禅定，朝朝宴会，夜夜笙歌，君臣都玩昏了。哈麻忌脱脱正派，挑唆顺帝，挤出去统兵打仗。又怕脱脱功成回朝，多管闲事，当脱脱全军苦战，正要成功时，哈麻又使人弹劾脱脱，劳师费财，罢其兵权，还不甘心，索性把他毒死。顺帝糊里糊涂，也有些忌惮脱脱，哈麻如此安排，正中下怀，毫不在意。 [101]

脱脱使心眼挤走伯父伯颜，在对汉人、南人的看法这一点上，却和伯颜一样。当红军初起时，凡议军事，不许汉人、南人参与。有一次脱脱进内廷奏章，中书官（中书省的属官，相当于现在的机要秘书）两人照例随后跟来，因为这两人是汉人，忙叫禁卫喝住，不许入内。又上奏本说，如今河南汉人反，该出布告，一概剿捕汉人；诸蒙古人、色目人犯罪贬谪在外的，都召回来，免得叫汉人杀害。这榜文一出，不但河南，连河北的汉人也不能不参加红军，来保全自己的生命了。红军声势，因之日益浩大。 [102]

脱脱死后，顺帝越发无忌惮。这时东南产米区常州、平江（苏州）、湖州（浙江吴兴）一带都被张士诚占领，浙东沿海地区被方国珍占领，往北的运河线在红军控制下，海运和内河运输线全被切断。另一补给区湖广（湖南湖北）也早已失去。南方的粮食不能北运，大都的百万军民，立刻缺粮闹饥荒。加上中原连年闹蝗灾、旱灾、兵灾，老百姓拿蝗虫做食料，大都军民连蝗虫都没有，饿死的每天成千上万，又闹瘟疫，惨到真有人吃人的事，甚至连一家人都吃起来了。 [103] 在这样的境况中，元顺帝却在内苑造龙舟，亲自打图样，长一百二十尺，宽二十尺。前有瓦帘棚、穿廊两暖阁，后有庑殿楼子、龙身并殿宇，用五彩金装，前有两爪。水手二十四人，身衣紫衫，金荔枝带，四个戴头巾，于船两旁下各执一篙。从后宫到前宫山下海子内往来游戏，驶动时，龙的头眼口爪尾都跟着动。内有机栝，龙爪自会拨水。顺帝每登龙舟，用彩女盛妆，两岸牵挽。 [104] 又自制宫漏，约高六七尺，宽三四尺，造木为柜，阴藏诸壶具中，运水上下。柜上有西方三圣殿，柜腰立玉女捧时刻筹，到时候自然浮水而上。左右站两金甲神，一悬钟，一悬钲，到夜金甲神会按时敲打，不差分毫。当钟钲敲响时，两旁的狮子凤凰会飞舞配合。柜的东西面有日月宫，飞仙六人在宫前，到子午时飞仙排队度仙桥到三圣殿，又退回原处。精巧准确，的确是空前的制品。 [105] 又喜好建筑，自画屋样。爱造宫殿模型，高尺余，栋梁楹槛，样样具备。匠人按式仿造，京师人叫作鲁班天子。内侍们想弄新殿的金珠装饰，一造好就批评不够漂亮，比某家的还差，马上拆毁重造，内侍们都发了财。 [106] 成天搞这样，修那样，政事也懒得管了；成天游船摆酒，打仗的事也不在意了。还想出新办法，宫女十六人按舞，名为十六天魔，新奇打扮，头垂发数辫，戴象牙佛冠，身被璎珞，着大红绡金长短裙、金杂袄、云肩合袖天衣、绶带鞋袜，唱金字经，舞雁儿舞，各执加巴剌盘之器，内一人执铃杵奏乐。又宫女十一人练槌髻、勒帕、常服，或用唐帽、窄衫，所奏乐用龙笛、头管、小鼓、筝、琵琶、笙、胡琴、响板、拍板，以宦者管领，遇宫中赞佛，按舞奏乐。宫官除受秘密戒的以外不得参与。 [107] 照旧例五天一移宫，还觉得不畅快，在宫中掘地道，随时往来，和十倚纳一起，以昼作夜，行大喜乐法，跟天魔舞女混成一团。国库的存粮全运到女宠家里，百官俸禄只好折支一点茶纸杂物。宫里充满了繁华升平的气象。 [108]

滁州在战乱后，突然增加几万大兵，粮食不够吃，军心恐慌。元璋建议南取和州（今安徽和县），移兵就食。虹县人胡大海长身铁面，膂力过人，带全家来归附，就用作前锋。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正月，子兴得到占领和州的捷报，派元璋做总兵官镇守。

●明代素三彩菊花耳瓶。陈设品，高36.3厘米，口径10.5厘米，足径11.5厘米。素三彩是明代新出现的瓷釉新品种，它以黄、绿、紫三种釉色为主，不用红色，在白瓷胎体上直接加彩或刻绘，然后罩一层“雪白”，再次入炉经低温烧制而成。

元璋在子兴诸将中，名位不高，年纪又轻，奉命总兵，怕诸将不服。寻思了半天，想出主意。原来诸将会议军事，大厅上排有公座，按官位年龄就座，前一晚元璋叫人把公座撤去，只摆一排木凳子。次日五鼓，诸将先到，当时座位蒙古人办法以右首为尊，元璋后到，一看只留下左末一席，不作声坐下。到谈论公事时，诸将单会冲锋陷阵，杀人放火，要判断敌情，决定大事，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像木偶般面面相觑。元璋随事提出办法，合情合理，有分寸，又会说话，诸将才稍稍心服。末后议定分工修理城池，各人认定地位丈尺，限三天完工。到期会同诸将查看工程，只有元璋派定的一段做完，其余的全未修好。元璋放下脸，面南坐下，拿出子兴檄文，对诸将说：“奉主帅令总兵，责任重大。修城要事，原先各人认定，竟不齐心，如何能办事？从今说明白，再有不遵命令的，军法从事，可顾不得情分了！”一来确是子兴的令牌，和州军事由元璋做主，二来也确是自己不争气，误了军机，诸将作声不得，只好谢罪求饶。虽然如此，还仗着是子兴老部下，面子上认输，肚子里仍然叽叽咕咕。只有汤和小心谨慎，最听话服从。李善长从旁调和，左劝右说，元璋的地位才算稳定。这样，元璋又从总管成为总兵官，从带领几千人的小军官变成镇守一方的将军了。 [109]

一天，元璋出外，有一小儿在路旁独自啼哭。元璋问，你父亲呢？说是与官人喂马。母亲呢？也在官人处。原来红军攻破城池，各将领大抢一顿之后，又把满城男妇虏获，闹得老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元璋省悟不是久长的道理，召集诸将，说明“大军从滁州来此，人皆只身，并无妻小。今城破，凡有所得妇人女子，唯无夫未嫁者许之，有夫妇人不许擅有”。第二天阖城妇女、男子都从军营里放出，在衙前会齐，让他们自己认亲，一时夫认妻、妻认夫、子认父、父认女，闹哄哄挤成一团，有哭的，有笑的，有先哭后笑的，也有又哭又笑的，一霎时有多少家庭团圆，也有多少孤儿寡妇在啜泣。原来惨惨凄凄路上无人行的景象，稍稍有了生气，不光是有驻军的城子，也是有人民的城子了。 [110]

孙德崖因濠州缺粮，一径率领部队到和州就食，将领兵士携妻挈子，不由分说，占住和州四乡民家。德崖带了亲兵，说要进城住一些时候，人多势大，元璋阻拦不住，也无法推托，正在苦恼发愁。郭子兴听得消息，也从滁州赶来，两个对头挤在一处，苦杀了元璋这个小头目。

原来子兴人虽刚直，但耳朵软，容易听人闲话。开头有人报告，元璋多娶妇女，强要三军财物，已然冒火，再听说孙德崖和元璋合伙去了，越发怒气冲天。也不通知日子，黑夜里突然来到，元璋不及迎接。一进门，子兴满面怒容，好半晌不说话。元璋跪在下面，筹思答话。突然子兴发问：“是谁？”元璋答说：“总管朱元璋。”子兴大喊：“你知罪吗？你逃得到哪里去？”元璋放低了声气：“儿女有罪，又逃得到哪里去？家里的事迟早好说，外面的事要紧，得马上办。”子兴忙问：“是什么事？”元璋站起来，小声说：“孙德崖在此地，上回的事结了深仇，目前他的人多，怕会出事。大人得当心，安排一下。”子兴还带信不信，把元璋喝退，独自喝酒解闷。

天还不亮，孙德崖派人来说：“你丈人来了，我得走了。”元璋知道不妙，连忙去告诉郭子兴，又来劝孙德崖：“何必这样匆忙呢？”德崖说：“和你丈人相处不了。”元璋看德崖的神色，似乎不打算动武，就劝：两军在一城，提防两下里有小冲突，最好让部队先出发，元帅殿后好镇压。德崖答应了，元璋放下心，出来替孙军送行，越送越远。正要回来，后军传过话来，说是城里两军打起来了，死了许多人。元璋着急，连忙喊随从壮士耿炳文、吴祯靠近，飞马奔回。孙军抽刀拦住去路，揪住马衔，簇拥向前，见了许多将官，都是旧友，大家诉说，以为城内火并，元璋一定知情。元璋急忙分辩，边说边走，趁大家不注意，勒马就逃。孙军的军官几十人策马追赶，枪箭齐下，侥幸衣内有连环甲，伤不甚重。逃了十几里，马力乏了，被赶上擒住。这回可是俘虏了，铁索锁住脖子，有人就要杀害，有人主张孙元帅现在城里，如此时杀了朱元璋，孙元帅也活不了，不如派人进城看明白再做道理。立时就有一军官飞马进城，见孙德崖正锁着脖子，和郭子兴对面喝酒呢。郭子兴听得元璋被俘，也急了，情愿走马换将。可是两家都不肯先放，末后挑定折中办法，郭子兴先派徐达到孙军做抵押，换回元璋，元璋回到城里，才解开锁放回孙德崖，孙德崖回去了，再放还徐达。总计元璋被孙军拘囚了三天，几次险遭毒手，亏得有熟人保护，才能平安脱身回来。 [111]

元至正十五年（小明王宋龙凤元年）二月，红军统帅刘福通派人在砀山（今江苏砀山 [112] ）夹河访得韩林儿，接到亳州（今安徽亳县），立为皇帝，又号小明王，臣民称为主公。建国为宋，年号龙凤。拆鹿邑太清宫木材，建立宫殿。小明王尊母杨氏为皇太后，以杜遵道、盛文郁为丞相，刘福通、罗文素为平章政事，福通弟刘六为知枢密院事。军旗上写着鲜明的联语：“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遵道得宠擅权，福通不服气，暗地里埋伏甲士，挝杀遵道，自为丞相。不久又改作太保，东系红军军政大权全在他手里。 [113]

郭子兴深恨孙德崖，为着交换元璋，受了惊吓，又忍着气，成天愤恨发脾气，得了重病，三月间不治死去，葬在滁州。军中军务由子兴子天叙、妇弟张天祐和元璋共同商议，担心着主帅新死，万一元兵来攻，孤军无援，怕站不住脚。正好杜遵道派人来计较统一指挥。大家公推张天祐到亳都面议，不久带回杜遵道文凭，委任郭天叙为都元帅，张天祐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军中文告都用龙凤年号。 [114]

三.大元帅、大丞相

都元帅府三个元帅，依地位说，郭天叙是主将，张天祐和朱元璋是偏裨，一切军务都应该由都元帅发号施令。可是一来郭天叙没有军事经验，张天祐一勇之夫，逢事无决断；二来朱元璋会笼络人，不但有大批勇猛善战的贴身伙伴，如徐达、汤和等一批将领，更重要的是他有自己系统的军队，这一部分军队由他招降、训练、组织、指挥，占郭系军队里很重的分量；第三，朱元璋阴险刻毒，打定主意要独吞郭系军队，对郭张两帅事事使心计，又有李善长、冯国用弄文墨的做帮手，越发做得开。以此，元璋虽然只坐第三把交椅，却做得主，办得事，俨然是事实上的主帅。 [115]

虹县人邓愈，十六岁就跟父兄起兵，父母都阵亡了，邓愈带着部队，每战总是挺身当前，打胜仗，军中都服他果决；怀远人常遇春，膂力绝人，勇冠三军，性情刚直，又有智谋，做了些时强盗，看那些首领打家劫舍，没出息，决心自找出路。两人都来投奔，邓愈有队伍，做管军总管，常遇春做前锋。 [116]

和州东南靠长江，城子小，屯驻的军队多。元兵围攻几次以后，又闹粮荒了。过长江，正对面是太平（今安徽当涂）。太平南靠芜湖，东北达集庆（今南京），东倚丹阳湖。湖周围的丹阳镇、高淳、宣城都是产米区。发愁的是眼看着对岸有成仓成库的米粮，被长江隔断了，浪花起伏，怒涛汹涌，没船只如何过得去？船少了不济事，总得上千条才行，一时又怎么打造得起来？即使有了够用的船只了，没有水手又怎么驶得过去？

事有凑巧，巢湖水军头目李扒头（国胜）的代表来了。原来从大乱以来，巢湖一带的豪族俞家——俞廷玉、通海、通源、通渊父子，廖家永安、永忠兄弟，赵仲中、仲庸兄弟，纠集地方武力，推举李扒头做大头目，双刀赵（普胜）坐二把交椅，屯泊巢湖，联结水寨，有千多条大小船只，万多人的水军。和庐州（今安徽合肥）的红军左君弼结下仇，吃了好多回败仗，势力孤单，派人来求救兵。元璋喜极，亲自到巢湖联络，苦劝与其死守挨打，不如结伙渡江，正好五月间梅雨季，连下二十天雨，河坑都淹平了，毫不费事，大小船只扫数到达和州。 [117]

六月初一，水陆大军乘风渡江，直达采石。常遇春跳上岸，奋戈奔向元军，诸军鼓勇续进，元兵惊溃，沿江堡垒，一齐归附。红军饿了多日，一见粮食牲口，眼都花了，抢着搬运，打算运回和州慢慢享用。元璋看出军士意思，和徐达商量，乘胜直取太平。把船缆都斫断了，推入急流，霎时间顺流东下，江面上空洞洞片帆不见，诸军慌乱叫苦。元璋下令，前面是太平府，子女玉帛无所不有，打下了任意搬运回家。军士无法，兼之听说可以随意行动，都动了心，饱餐后径奔太平城下，攻进城准备放开手大杀大抢。元璋事先叫李善长写了禁约，不许掳掠，违令按军法处置，四处张贴，调一排执法队沿街巡察。军士看了诧异，都住了手。有一小兵不听，立时斩首，太平路的百姓才免了此劫。元璋又怕军心不稳，叫当地大财主献出些金银财帛，即时分赏将士，将士得了彩头，小兵自然不敢说话了。 [118]

从和州渡江是巢湖水军的功劳，元璋在船上摆酒庆功，把李扒头灌醉，捆住手脚，丢在江里。双刀赵不服，逃归徐真逸。扒头部下诸将，无主将，也无船只，只好投降，元璋从此又有了水军。 [119]

太平地方儒士李习、陶安首先来见元璋。元璋问：“有何道教之？”安说：“如今群雄并起，不过抢子女玉帛。将军若能反群雄之志，不杀人，不掳掠，不烧房屋，东取集庆，可以做一番大事业。”元璋很以为然，留其在元帅府做令史。改太平路为太平府，以李习为知府。置太平兴国翼元帅府，元璋做大元帅，以李善长为帅府都事，汪广洋为帅府令史，潘庭坚为帅府教授。点乡下老百姓做民兵。居民蓄积，扫数运进城来，准备固守。 [120]

●常遇春像。

元兵分两路包围太平：水路以大船封锁采石，堵住红军的归路，陆路由民兵元帅陈埜先率军数万进攻，形势急迫。元璋亲自领死士拼命抵住。新讨的二夫人孙氏，劝把府库中的金银抬到城上，分给有功将士。别出一军，绕到敌人背后，前后夹击。元兵大败，生擒陈埜先。元璋劝他投降，宰白马乌牛，祭告天地，结为兄弟。第二天，埜先全军归降，约好一同攻取集庆。

埜先的妻子被留在太平做人质，部下被张天祐领去攻集庆。他是大地主，极恨红军，暗地里嘱咐部下，只装作打仗的样子，千万别认真打，三两日自己脱了身，就回来打红军。这话给元璋的心腹检校 [121] 探到了，元璋心里明白，也不告诉张天祐。到集庆城下，元朝守将福寿力战，张天祐只有小半人在打，大半人在看，吃了大败仗，回来好生没趣。

元璋索性放了陈埜先，让他带领旧部，和郭天叙、张天祐合军再攻集庆。埜先早已和元将福寿约好城内外表里夹攻，邀天叙吃酒，席间杀了，生擒张天祐，送给福寿也即时杀死。元军会师总反攻，红军大败，死了两万多人。陈埜先追击到溧阳，马乏落后，当地民兵不明底细，听说他投降了红军，设埋伏也把他杀了。部队由从子兆先接管。 [122]

元璋借刀杀人，郭张二帅一死，郭子兴的旧部全归元璋指挥，成为名实一致的都元帅，小明王麾下一员大将了。子兴次子天爵，小明王命其为中书右丞，在元璋底下做官，没有兵，更没有权，眼睁睁看着郭家的基业改了姓，忍不住背地里发牢骚，给元璋结果了。子兴的小女儿孤苦伶仃，无可倚靠，元璋收作第三房小妾，侍候他父亲当年的亲兵。 [123]

元璋率领大军渡江，马夫人和将士的家眷仍留在和州。和州是后方基地，得有亲人镇守，而且将士家眷有人看管，也可以使将士安心作战。和州和太平的交通只有水路，虽然七八个月来陆续占领了溧水、溧阳、句容、芜湖一些城子，集庆孤立，三面被包围，可是水路却被元军切断了，消息不通。一直到龙凤二年（元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二月，元璋大败元水军，尽俘其舟舰以后，两地的来往才完全畅通，有了信息，军心也安定了。

三月初一，水陆大军并进，三攻集庆，城外屯兵陈兆先战败投降，得兵三万六千人。集庆城破，守将福寿战死，元帅康茂才和军民五十余万归降。元璋入城后，召集了一次官吏和民众的大会，剀切宣告：“元朝这个坏政府，政治腐烂，到处在打仗，百姓吃够了苦。我是来替你们除乱的，大家只要安心做事，不要害怕。好人我用他，坏事替你们除掉。做官的不要乱来，叫百姓吃苦。”几句话安定了人心，恢复了秩序。当下改集庆路为应天府，设天兴建康翼统军大元帅府，以廖永安为统军元帅，以赵忠为兴国翼元帅，守太平。儒士夏煜、孙炎、杨宪等十几人进见，先后录用。小明王得到捷报后，升元璋为枢密院同佥。不久又升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李善长为左右司郎中，以下诸将都升元帅。元璋这年才二十九岁，已经是独当一面的地方长官，指挥十万大军的统帅了。 [124]

元璋据应天后，他的疆域以应天为中心，西起滁州，画一直线到芜湖，东起句容到溧阳。西边长，东线短，一块不等边形，横摆着恰像个米斗，西线是斗底，东线是斗口。四面的形势是：东边元将定定扼守镇江；东南张士诚已据平江（今江苏吴县），破常州，转掠浙西；东北面青衣军张明鉴据扬州（今江苏江都）；南面元将八思尔不花驻徽州（今安徽歙县），另一军屯宁国（今安徽宣城）；西面池州（今安徽贵池）已为徐真逸所据；东南外围则元将石抹宜孙守处州（今浙江丽水），石抹厚孙守婺州（今浙江金华），宋伯颜不花守衢州（今浙江衢县）。元璋局面小，兵力也不强，处境呢，真是四面受敌。

●元末农民战争形势图。下画横线的为元朝将领，其中有的将领时常反复，忽而自立，忽而归附元朝。

幸亏这时元兵正用全力和小明王作战。前一年十二月元将答失八都鲁大败刘福通于太康，进围亳州，小明王奔安丰（今安徽寿县）。察罕帖木儿和红军转战河南，一时顾不到南面，而且也看作是小股力量，等手空了再说。红军势力暂时消沉，张士诚又猖獗起来了，徐寿辉在湘汉流域也大力活动。元兵两面挨打，竟照顾不过来。龙凤二年秋天，也就是朱元璋占应天以后，红军休息过来了。兵力经过补充，整个战略决定分兵出击：一路破武关（在今陕西商县东），陷商州（今陕西商县），进攻关中（今陕西省）；一路侵占了山东北部。第二年刘福通分兵三路，一路趋晋冀（今山西、河北），一路攻关中，一路由山东北犯。第一路军又分两路，一出绛州（今山西新绛县），一出沁州（今山西沁县），过太行山，破辽、潞（今山西辽县、长治县），陷冀宁（今山西太原），攻保定（今河北保定），下完州（今河北完县），掠大同、兴和（今山西大同、内蒙古张北县 [125] ）塞外部落，攻下上都（今察哈尔多伦县东南），转掠辽阳（今辽宁辽阳），直到高丽。从西北折回到东北，兜了一个大圈子。第二路军陷凤翔（今陕西凤翔）、兴元（今陕西南郑），南进四川；别部又陷宁夏，掠灵武（今宁夏灵武）诸边地。第三路军尽占山东西北部、河北南部，北取蓟州（今河北蓟县），犯漷州（今北京通州南四十五里），略柳林（今北京通州南，故漷县西），逼大都（今北京）。福通自己统军占山东西南角和河南北部，出没河南北。龙凤四年五月，攻下汴梁（今河南开封），建作都城，接小明王来定都。 [126] 红军所到的地方，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元朝地方官吏吓破了胆，一听有红军来攻，抹回头就跑。当时有童谣形容道：

满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

城里无一人，红军府上坐。 [127]

五六年间，红军长驱直入，来回地绕弯子，元朝军队使尽方法抵抗和进攻，大敌当前，顾不到这个新起来的小头目，便宜了朱元璋。在这期间，他逐渐巩固地盘，扩充实力，逐渐消灭群雄，开辟疆土。而且更有利的是地理位置，他和元朝大军中间，恰好隔着三个政权，东边是张士诚，北面是小明王，西边是徐寿辉，这三个大卫星保护着，使他无从受到元军主力的攻击。等到小明王军力已被元朝消灭的时候，两败俱伤，元朝的军力也被久战削弱了。朱元璋呢，相反已经广土众民，成为最强大的有组织、有训练、有经验的势力了，可以和元军打硬仗，比一比高下了。

在这斗形地带所受到的军事威胁是：东边镇江如落在张士诚手里，可以直捣应天，刨根挖窝；南边宁国如给徐寿辉（真逸）占了，背上插一把尖刀，也不得安稳。要确保应天，就非取得这两个据点不可。元璋在应天才安顿停当，即派徐达统兵攻下镇江，分兵占领金坛、丹阳等县，向东线伸出一个触须。到六月又派邓愈攻下广德路，堵住后门。在出兵时，元璋自己留守老家，怕诸将还是过去那一套，杀人放火、奸淫抢劫，和人民作对，失尽了民心。和徐达说通了，故意找出徐达错处，绑了请王命牌要杀。李善长和一群幕僚再三求情，好说歹说，才放了绑，当面吩咐，这次出兵，取下城子，不烧房子，不抢东西，不杀百姓，才准将功折罪。徐达叩谢了。破镇江时，百姓安安静静，照常做事做买卖。别的城子听说朱元璋的军队不杀人，军纪比鞑子好，放了心，不肯拼命抵抗。这名气传遍了，元璋军事上的成功有了保障，地盘跟着一天天扩大，力量也跟着一天天膨胀了。 [128] 接着分遣诸将攻克长兴、常州，亲自攻下宁国，又先后占领江阴、常熟、池州、徽州、扬州。在龙凤三年（元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这一年中，把应天周围的军略据点全数取下，作为向外进攻的前哨基地。在战略上，北起江阴，沿太湖南到长兴，画一条直线，构成防线，堵住张士诚西犯的门路；在宁国、徽州屯聚大兵，安排进入浙东；西线和天完（徐寿辉国号）接境，以守为攻；北面是友军，不必操心。看准了周围情况，先伸出南面的钳子，吞并和本部完全隔绝、孤立无援的浙东元军。形势已经和一年前大大不同了。

元璋明白读书的好处，苦于自己读书不多，许多事说不出道理，因此，很尊敬有学问的读书人。也明白读书人能讲道理，替人出主意，很可怕；谁对他们客气，给面子，养得好，吃得饱，就替谁出力做事。这种办法叫作“养士”，养什么似乎不大好听，不过只要养之养之，被养的也就不大在乎了。养士是件好事，而且，你不养，跑到敌人那儿或者被别人养去了，却会坏事。为了这个，他禁止部下将官和儒士交结，不许别人养士，却自己来包办，养所有肯被养的士。并且，还有一个大好处，士多半在地方上有名气，老百姓怕他也服他，把士养了，老百姓也就大部分跟过来了。费得不多，赚头极大，真是划算的买卖。因之，每逢新占领一个地方，必定访求这地方的读书人，软硬都来，罗致在幕府里做秘书、做顾问、做参谋。徽州的老儒朱升，告诉元璋三句话：“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129] 对元璋后来的事业极有影响。

从渡江以后，还是遭遇到粮食的困难。几年来到处战乱，农村壮丁大部分从军去了，劳动力大大缺乏，加上战争蹂躏，粮食收成减少。各处军队的给养，形式上张贴大榜，招安乡村百姓缴纳粮草，叫作寨粮，其实还不是等于抢劫。生产减少，消费量相对增加，百姓饿死多，军队更加吃不饱。 [130] 扬州的青衣军甚至拿人做粮食。 [131] 在行军的时候，出征军士概不支粮，按照元璋军令：“凡入敌境，听从稍（捎）粮。若攻城而彼抗拒，任从将士检刮，听为己物。若降，即令安民，一无所取。”如此则人人奋勇向前，攻无不取，战无不胜。 [132] 捎粮说雅一点是征粮，老实一点呢？抢粮。检刮这一词的来源，是同时期苗军创的。苗军打仗，靠检刮供给，检刮的意思是抄掠，不过比较起来分量还重一点，重到刮干净不留一点儿的地步。 [133] 这种办法，不打长远算盘的时候，倒也方便。局面一开展，计算一下，政权的巩固靠老百姓服从，要粮要税都出在老百姓身上，全刮干了，下次向谁要？而且，把老百姓逼到无路可走，他们也会反抗，不是自找麻烦吗？常遇春和胡大海都打报告，以为寨粮这办法要不得。元璋想了又想，要立下一份好基业得另想办法：与其向老百姓抢，不如自己来生产。古书上有过屯田的例子。龙凤四年（元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二月以康茂才为都水营田使，专门负责修筑河堤，兴建水利工程，恢复农田生产，供给军需；又分派诸将在各处开荒垦地，立下规矩，用生产量的多少来决定赏罚。且耕且战，几年工夫就成绩显著，仓库都满了，军食也够了，才明令禁止征收寨粮，人民负担减轻，足食足兵，两方面全顾到。这年十一月又立管领民兵万户府，抽点民间壮丁，编制做民兵，农时则耕，闲时练习战斗，作为维持地方安宁的力量，抽出正规军专门进攻作战。这样，把作战力量和生产力量合二为一，不但加强了战斗力，也同样加强了生产力。这一番作为，说明了为什么当时群雄都先后失败，唯独这个新起的小头目能成功的原因。 [134]

外围的威胁解除，内部的生产有了办法之后，元璋的眼光立刻转移到浙东、浙西的谷仓。步骤上先取皖南诸县，巩固后方基础，再由徽州进取建德路，改为严州府，先头部队东达浦江，构成侧面包围婺州的形势。十二月元璋亲自统率十万大军，军旗上挂着金牌，刻着“奉天都统中华”字样。攻下婺州，置中书浙东行省。于省门建二大黄旗，上面写着：“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两旁立两个木牌，写着：“九天日月开黄道，宋国江山复宝图。” [135] 婺州是两百多年来的理学中心，号为小邹鲁，经过多年战乱，学校关门，儒生四散，没有人讲究这一套不急之务。元璋一进城，立刻聘请当地著名学者十三人替他分别讲解经书历史，建立郡学，请学者当五经师和学正训导，内中最著名的是宋濂。他开始和儒学接触，受宋儒的影响了。这一政治上的作为，固然是收拾人心——尤其是读书人——的最好方法；同时，一个红军头目，宣传明王出世的明教徒，却请人讲孔孟的经典，在思想上已经开始转变了，虽然做的是小明王的官，喊的是复宋的口号。 [136]

●宋濂，明初文臣，著名文学家。

婺州攻克以后，分兵取浙东诸地。龙凤五年（元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五月，小明王升元璋为仪同三司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相。 [137] 八月，元将察罕帖木儿攻陷汴梁，刘福通奉小明王退保安丰。元璋的浙东驻军先后占领诸暨和衢州、处州，东南被孤立的元朝据点次第被消灭。他的领土遂成为东面北面邻张士诚，西邻陈友谅，东南邻方国珍，南邻陈友定的局面。四邻的对手，比较起来，张士诚最富，陈友谅最强。方国珍、陈友定志在保土割据，并无远大企图。因之，元璋在整个军事计划里，又改变重点，采取对东南取守势，西北线取攻势的策略。拿张士诚和陈友谅比起来，士诚顾虑多，疑心重，友谅野心大，欲望高；一个保守，一个进取。以此，在东西两面的攻势又分先后缓急。对士诚是以守为攻，扼住江阴、常州、长兴几个据点，使士诚不能向西进一步；对友谅则以攻为守，使友谅分兵守卫假定被攻击的要塞，军力分散，不能集中运用。

第二年正月初一，元璋亲自写一副春联：“六龙时遇千官觐，五虎功成上将封。”贴在中书行省大门。论官是大宋的丞相，可以代表皇帝任官发令；论军职是上将，可以便宜征讨杀罚，好不得意。 [138]

浙东虽已大部平定，地方上有名望的几家豪族，尤其是刘基、叶琛、章溢这几个名士，原先在元将石抹宜孙幕府里的，产业大、学问好、计谋多，能号召人，地方上什么事都得听这些人的话。元璋在这区域建立了新政权，他们嫌红军气味不对，躲在山里不肯出来。元璋派代表礼请，也用好话辞谢。处州总制孙炎再使人威逼，他们不出来怕不得安稳，才勉强于三月间到应天。元璋大喜，大闹排场，盖了一所礼贤馆，作为贤士的住处。 [139] 这几个人思想上继承宋儒的传统，身份是地主，社会地位是豪绅巨室，而且都曾做过元朝的官，平时对红军没好话，不是骂“妖寇”，便是“红寇”“红贼”， [140] 因为元朝地方政权抵抗不了红军，自动办民兵，建堡寨，保卫身家产业和地方。元璋千方百计逼他们出来，不单是博一个礼贤下士的好名誉，也不单是怕他们和部下将官勾结玩花样，同时也为了取得他们的帮助后，地方上人民没了头脑，自然安定无事，是个擒贼擒王的意思。这些儒生都是遵守礼法惯了的，头脑也是保守惯了的，和红军那一套杀官长、打地主、捧明王、念弥勒佛号的宗教情绪，完全不合调。既然旧主子垮了，扶不起来，无法施展才能，新主子又并不嫌弃，不算旧账，也就改变主张，利用朱元璋的雄厚军力，帮助建立新朝代，在新政权下继续维持几千年来的传统秩序和习惯、文化，以贵人役使贱人，富人剥削穷人，有知识的和有武力的结合起来统治不识字的和种田地的人，来保持豪绅巨室们的既得利益。结果，自然而然，和出自明教的诸将，形成地主与贫民、儒生和武将的对立局面。元璋也存心利用豪绅巨室的合作，孔孟儒术的理论粉饰，来建立自己的基业。他在红军实力还在，对元朝的强大军力进攻还得靠红军掩护牵制的时候，是小明王的臣下，发命令办事都用“皇帝圣旨”，开口大宋，闭口圣宋，像杀是宋家的忠臣良将；一到小明王军力完全被元军消灭以后，就公开倾向儒生这一边，开口“妖寇”，闭口“妖贼”，好像从来没有当过“妖寇”“妖贼”似的。谈孔说孟，引经据典，自命为恢复旧秩序、保存旧文化的卫道者了。从此以后，他受了这批儒生的影响，思想作风和“大宋”日益疏远，和儒家日益接近。 [141]

●（元）《卢沟运筏图》。绢本设色，纵143.6厘米，横105厘米。

一个红军小头目的亲兵，十年前还是红布包头，穿着战裙战袄，手执大刀，听战鼓一擂，就得冲锋砍杀的，如今居然长袍大袖，八字步走路，斯斯文文，满嘴三皇五帝、四书五经、谈今说古，写对联、发手令，成为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道统的说教人了。这变化有多大！

第三章　从吴国公到吴王

朱元璋采纳朱升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在元末大混乱的军事战争形势下，首先消灭有野心好战的陈友谅，其次攻取保守自安的张士诚，最后南征北伐，推翻元朝统治，体现了他极高明的战略眼光。

一.鄱阳湖决战

弥勒教徒彭莹玉从元顺帝至元四年（公元1338年）袁州起义失败以后，在淮西一带秘密传布教义，组织民众。这人信仰坚定，有魄力，胆子大，又会说老百姓自己的话，给苦难的人以希望和信心，得到农民的深深敬爱。辛辛苦苦工作了十四年，成千成万人的指望到底开花结果了。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和铁工麻城邹普胜、渔人黄陂倪文俊发动号召，组织西系红军，举起革命的旗帜。

彭莹玉可以说是典型的职业革命家，革命是一生志业，勤勤恳恳播种、施肥、浇水、拔草。失败了，研究失败的教训，从头做起，绝不居功，绝不肯占有所播种的果实。第一次起义称王的是周子旺，第二次做皇帝的是徐寿辉，虽然谁都知道西系红军是彭和尚搞的，彭祖师的名字会吓破元朝官吏的胆，但是，起义成功以后，彭莹玉就像烟一样消失了，回到了人民中间，任何场所以至记载上，再找不到这个人的名字了。 [142] 十五年后，罗田还有人假借他的名义，铸印章、设官吏，结众起事，可见影响人心之深。

徐寿辉是罗田的布贩子，又名真逸、真一。生得魁梧奇伟，一脸福相。彭莹玉推其为首领。这年九月间起兵，占领蕲水和黄州路。建蕲水做都城，取意于西方净土莲台，号为莲台省。 [143] 立寿辉为皇帝，国号天完，年号治平。不久，疆域就扩充到湖南、江西，东边一直到杭州。天完军队纪律极好，不杀百姓，不奸淫掳掠，口念弥勒佛号。归附的人民登记姓名，单运走政府官库里的金帛，极得人民拥护。相反的，元军军纪坏到极点，打胜仗抢一阵，打败仗更抢，克复城池，大杀大抢大烧。尤其厉害的是从湖广调来的苗军，无恶不作，抢得干净，杀得尽兴，见女人不管老少贵贱有夫无夫都不放手，驻防过的地方比经过战争还惨。 [144] 民间有民谣形容道：“死不怨泰州张（士诚），生不谢宝庆杨（完者，苗军统帅）。” [145] 军队如此腐败，政治呢？蒙古政府恨汉人、南人，尤其是南人不肯服从，时常反抗，故有意压迫。民间地主为了保身家产业，组织义军。保卫地方。反抗革命势力的，即使立了功，即使守住了地方，甚至全家战死，因为是南人，不提赏功做官的事，连安慰激励的话也没有一句。也有地主带了盘缠到大都去钻一官半职的，不但落个没趣回来，还被挖苦奚落，给起外号叫“腊鸡”——腊鸡是南边土产，带到北边做人事的。一心一意帮元朝的，冷落得寒透了心。 [146] 真真造反叛乱的像方国珍、张士诚，政府军打不过，招降安抚，许做大官，照样带兵，反一次，官爵便高一次，不用几年便到极品了。一面是种族的歧视，一面又欺软怕硬。穷苦人早已参加反抗，而这样的措施，又使一些只知有身家财产，甘心做屠杀人民刽子手的地主们，也学方平章、张丞相的榜样。东一丛，西一股，像火烧荒山一样，到处都是。

徐寿辉忠厚老实，无见识，也没有整个的计划。所占的地方虽大，却守不住，打过来，打过去，拉锯战只苦了老百姓。蕲水位置不够好，迁都到汉阳，丞相倪蛮子（文俊）兵权在手，被寿辉给制住了，动弹不得。治平七年（元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九月，文俊谋杀寿辉不成功，出奔黄州。部将沔阳人陈友谅，家世打鱼营生，在县里当贴书，不甘心埋没，投奔红军，立了战功，做了领兵元帅，怀着一肚子野心，没处施展。文俊逃到黄州，正是他的防区，陈友谅就用计杀了文俊，夺过军队，自称平章，向东侵占安庆、池州、南昌诸地，和朱元璋接境。两军常起战事，互有胜负。龙凤六年（元至正二十年）五月攻下太平，大军进驻采石，陈友谅以为克日可以占领应天，使部将杀了寿辉。急性子人，也等不及择日子、拣地方，就以采石五通庙做行殿，暴风雨里，即皇帝位。国号汉，改年号为大义，尽有江西湖广之地。 [147]

●刘基，朱元璋的重要谋士，著名军事家、文学家。

群雄中陈友谅的军队最精锐，疆土最广，野心最大。朱元璋在应天，在友谅看来是碗里的肉，伸手就能拿到。陈友谅使人和张士诚相约，东西夹攻，亲自带领水陆大军从江州（今江西九江）顺流东下。水军大舰名为混江龙、塞断江、撞倒山、江海鳌等，共一百多艘，战舸几百条，真是“投戈断流，舶橹千里”。消息一传到应天，大家都吓慌了，有人主张投降为上策；有人说不如放弃应天，躲过风头再看；主战的提出主动出击太平，牵制友谅兵力。七嘴八舌，乱成一团。胆子小的竟背地收拾细软，盘算城破后的去处了。 [148]

●应天之战示意图

元璋沉住气，单独和刘基在卧室内决策。投降不是办法，逃走更不是办法，目前的出路只有抵抗。抵抗有两种战略：一种是两线同时作战，东西兼顾，兵力一分，必败无疑；一种是迅速集中全力，看准敌人弱点，做致命的一击，然后再回师来对付另一线——这还是两线作战，不过有个先后缓急。问题焦点在于争取主动。第一种打法很现成，等着就是了，不过很吃亏。第二种打法当然好，可是第一，先打谁；第二，如何抓住有利机会来打；第三才是如何打。一句话，是要争取主动。研究两线形势，主敌是陈友谅，张士诚是配角。兵力陈强张弱，士气陈骄张馁，水军陈多张少，那么，就看得出来，只要有办法先打击陈军，造成一次大胜利，张军势孤，连进攻都不可能了。 [149]

如何使陈友谅先来进攻呢？元璋部将康茂才和陈友谅相熟，茂才的老门房也侍候过陈友谅。茂才受命使老门房偷跑到友谅军中，带了茂才的亲笔降书，告诉许多军事情报，自愿里应外合，劝友谅分兵三路取应天。友谅喜极，问康将军现在何处，说现守江东桥；问是石桥还是木桥，答是木桥。约好友谅亲自进军江东桥，以喊“老康”做信号。 [150]

陈友谅的进军路线明白了，军力分配也清楚了。元璋一面调胡大海进取信州（今江西上饶），捣友谅的后路，一面按友谅进军路线，设下埋伏。连夜把江东木桥改成石桥，一切准备停当，只等友谅自投罗网。

元璋亲自在山顶指挥，规定信号，发现敌人举红旗，伏兵出击举黄旗。友谅兴冲冲地赶到江东桥，一看是大石桥，就觉得不对头，再使劲连喊“老康”，嗓子都哑了也无人答应。山上黄旗招展，四周伏兵齐声呐喊，团团围住，在山上打，在水里打，这一仗把友谅的主力全部歼灭，杀死淹死不计其数，单俘虏就有两万多。元璋军乘胜收复太平，下安庆，取信州（今上饶）、袁州（今宜春）。 [151]

龙凤七年（元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正月，小明王封元璋为吴国公。 [152]

友谅吃了败仗，不服输，七月间又遣将攻下安庆。元璋气极，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决定溯江西伐。龙骧巨舰上竖立大旗，写着“吊民伐罪，纳顺招降”八个大字。

友谅为人嫉能护短，从杀徐寿辉后，寿辉的将帅不服，纷纷投降元璋。部下骁将双刀赵（普胜）又被元璋使反间计，友谅一怒把他杀了，其他将官兔死狐悲，不肯出死力作战。元璋研究敌情，断定趁友谅将帅不安，军心离散，大举进攻，要比等着被攻有利。于是亲自统军顺风溯流，一鼓攻下安庆、江州，守将丁普郎、傅友德全军归附。友谅逃奔武昌，江西州县和湖北东南角，都归元璋版图。一个扩大，一个缩小，几年来的局面，完全转过来，元璋的兵力已经可以和友谅一决雌雄了。 [153]

当江南朱陈两军血战正酣的时候，江北的军事局面也起了极大的变化，红军接连失败，形势很危急。元朝大将察罕帖木儿收复关陇，平定山东，招降红军丞相花马王田丰，军威极盛——几年来山东在宋朝大帅毛贵管治下，礼贤下士，开辟田土，治绩斐然。原来在濠州的赵均用和彭早住，驻军淮泗一带，早住病死，均用北上和毛贵合伙。二人作风不同，大闹意见，均用杀了毛贵，毛贵部将又杀了均用。杀来杀去，军力衰减，造成察罕的胜利机会。——山东失去后，不惟小明王的都城安丰保不住，连元璋的根本重地应天也岌岌可危。元璋几年来的安定和发展，全靠小明王大军在北边掩护，隔离元朝主力，如今局面突变，要直接和元朝大军接触，估计军力对比，相差太远，实在抵挡不住。元璋两次派代表去见察罕，送上重礼和亲笔信，要求通好，预伏一笔，以为将来打算。这时察罕正在围攻益都（今山东益都），红军拼死抵抗，元璋料益都一时不致失陷，察罕在肃清山东之前还没有余力来进攻安丰，才敢趁这间隙，西攻陈友谅。察罕的代表户部尚书张昶带了御酒、八宝顶帽和任命元璋为荣禄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的宣命诏书，于龙凤八年（元至正二十二年，公元1362年）十二月由江西到应天。其时察罕已被田丰刺杀，子扩廓帖木儿继为统帅。不久又得到情报，扩廓和另一大将孛罗帖木儿在抢地盘，打得正热闹。元璋眼见得元军不会南伐了，越发定下心，断了投降的念头，仍然做宋朝的吴国公。 [154]

●朱元璋《大军帖》。

当察罕的代表带着元朝官诰到应天的时候，宁海人叶兑写信给元璋，劝其不要受元朝官爵，要自创局面，立基业，并且指出军略步骤说：

愚闻取天下者必有一定之规模，韩信初见高祖，画楚、汉成败；孔明卧草庐，与先主论三分形势者是也。今之规模，宜北绝李察罕，南并张九四（士诚），抚温、台，取闽、越，定都建康，拓地江、广，进则越两淮以北征，退则画长江而自守。夫金陵古称龙蟠虎踞，帝王之都，借其兵力资财，以攻则克，以守则固，百察罕能如吾何哉！江之所备，莫急上流，今义师已克江州，足蔽全吴，况自滁、和至广陵（今江苏扬州），皆吾所有，非直守江，兼可守淮矣。张氏倾覆，可坐而待，淮东诸郡，亦将来归。北略中原，李氏可并也。今闻察罕妄自尊大，致书明公，如曹操之招孙权，窃以元运将终，人心不属，而察罕欲效操所为，事势不侔。宜如鲁肃计，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此其大纲也。

至其目有三：张九四之地，南包杭、绍，北跨通、泰，而以平江（今江苏吴县）为巢穴。今欲攻之，莫若声言掩取杭、绍、湖、秀，而大兵直捣平江。城固难以骤拔，则以锁城法困之：于城外矢石不到之地，别筑长围，分命将卒，四面立营，屯田固守，断其出入之路；分兵略定属邑，收其税粮以赡军中。彼坐守空城，安得不困？平江既下，巢穴已倾，杭、越必归，余郡解体，此上计也。张氏重镇在绍兴，绍兴悬隔江海，所以数攻而不克者，以彼粮道在三江斗门也。若一军攻平江，断其粮道，一军攻杭州，绝其援兵，绍兴必拔。所攻在苏、杭，所取在绍兴，所谓多方以误之者也。绍兴既拔，杭城势孤，湖、秀风靡，然后进攻平江，犁其心腹，江北余孽，随而瓦解，此次计也。

方国珍狼子野心，不可驯狎。往年大兵取婺州，彼即奉书纳款。后遣夏煜、陈显道招谕，彼复狐疑不从。顾遣使从海道报元，谓江东委之纳款，诱令张昶赍诏而来，且遣韩叔义为说客，欲说明公奉诏。彼既降我而反欲招我降元，其反覆狡狯如是，宜兴师问罪。然彼以水为命，一闻兵至，挈家航海，中原步骑，无如之何。夫上兵攻心——彼言杭越（即婺州）一平，即当纳土，不过欲款我师耳。——攻之之术，宜限以日期，责其归顺。彼自方国璋之没，自知兵不可用。又叔义还称义师之盛，气已先挫。今因陈显道以自通，正可胁之而从也。事宜速，不宜缓。宣谕之后，更置官吏，拘其舟舰，潜收其兵权，以消未然之变，三郡可不劳而定。

福建本浙江一道，兵脆城陋，两浙既平，必图归附，下之一辩士力耳。如复稽迟，则大兵自温、处入，奇兵自海道入，福州必不支。福州下，旁郡迎刃解矣。威声已震，然后进取两广，犹反掌也。 [155]

叶兑指出张昶赍诏，是方国珍假托元璋名义请来，斥为“反覆狡狯”，其实是冤枉的。千真万确，请张昶来的是元璋自己，“反覆狡狯”的不是别人，恰恰是叶兑叫作明公的朱元璋。不过他所计划的攻取计略，倒是面面俱到，确有见识。元璋心服，要请做官，叶兑推却不肯，辞回家乡。后来几年平定东南和两广的规模次第，果然和他所说的差不多。

小明王从称帝以后，凡事由刘太保做主张。领兵在外的大将，原来都是福通的同伴平辈，不大听调度，军队数量虽多，军令不一。占的地方虽大，不久又被元军收复。有的大将打了败仗，不愿受处分，索性投降敌人，翻脸打红军；有的前进太远太突出了，完全被敌人消灭；其余又被察罕帖木儿和孛罗帖木儿两支地主军打垮了。只剩下山东一部军力，做安丰的掩护。到益都被扩廓包围以后，刘福通亲自率军救援，大败逃回。益都陷落后，安丰孤立。龙凤九年二月，张士诚的大将吕珍乘机攻围安丰，城里粮食吃完，粮道断绝，不但人吃人，甚至吃腐烂的尸首，和人油炸泥丸子。刘太保情势危急，派人到元璋处征兵解围。

在元璋出兵之前，刘基极力阻止，以为大兵不宜轻出，如果救驾出来，做何安置？不如让吕珍解决了，借刀杀人，落得省事。而且陈友谅在背后，万一乘虚来攻，便进退无路。元璋则以为安丰失守，应天失去屏蔽，从军事观点说，不能不救，遂亲自统兵出发。刘太保趁黑夜大雨突围逃出，元璋摆设銮驾伞扇，迎小明王暂住滁州，临时建造宫殿，把皇宫里的左右宦侍都换上自己人，供养极厚，防护极严。小明王名为皇帝，其实是俘虏，受元璋的保护。 [156]

三月十四日，小明王内降制书，封赠元璋三代：曾祖九四资德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右丞、上护军、司空、吴国公，曾祖母侯氏吴国夫人；祖初一光禄大夫、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上柱国、司徒、吴国公，祖母王氏吴国夫人；考五四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右丞相、太尉、吴国公，妣陈氏吴国夫人。 [157]

当元璋出兵安丰的时候，陈友谅果然乘机进攻，以大兵包围洪都（今江西南昌），占领吉安、临江、无为州。这回倒真正是两线夹攻，虽然张士诚还不明白。汉军规模比上次更大：友谅看着疆土日渐减小，气愤不过，特造大舰，高几丈，簇新的丹漆，上下三层，每层有走马棚，上下层说话都听不见，载着家小百官，空国而来，号称六十万。洪都守将朱文正死守，友谅用尽攻城的方法，文正也用尽防御的方法。八十五天的激战，城墙攻破了几次，敌兵涌进，都被火铳击退，连夜赶修工事，攻城守城的人都踩着尸首作战。一直到七月，元璋亲统二十万大军来救，友谅才解围，掉过头来，到鄱阳湖迎战。

这一次水战，也许是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两军主力苦战三十六天之久。这一战的结局，决定了两雄的命运。

在会战开始前四天，元璋留下伏兵，把鄱阳湖到长江的出口封锁，堵住敌人的归路，关起门来打。两军的形势，一边号称六十万，一边是二十万。水军船舰，友谅的又高又大，联舟布阵，一连串十几里。元璋的都是小船，要仰着头才能望见敌人，两下比较，就显得渺小可怜。论实力和配备，都是元璋方面居劣势。但是，他也有便宜处。就士气说，友谅大军在南昌顿挫了三个月，寸步进不得，动摇了必胜的信心；元璋方面则千里救危城，生死关头决于一战，情绪大不相同。就船舰说，数十条大舰连在一起，转动不便；小船进退自如，运用灵活，在体积方面是劣势，运动方面却占优势。就指挥而论，元璋有经验丰富的幕僚，作战勇敢的将帅，上下一心；友谅性情暴躁多疑，将士不敢贡献意见，发生内部裂痕。更重要的是补给，元璋军队数量少，有洪都和后方源源接济；友谅军的后路被切断了，粮尽士疲，失去斗志。

元璋军的主要战术是火攻，用火炮焚烧敌方的大舰，用火药和芦苇装满几条船，敢死队驶着冲入敌阵，点起火来，和敌方几百条战舰同归于尽。接战时分水军为十二队，火铳长弓大弩分作几层，先发火铳，再射弓弩，最后是白刃战。短兵相接，喊杀震天，从这船跳到那船，头顶上火箭炮石交飞，眼睛里一片火光，一团刀影，湖面上是漂流着的尸首、挣扎着的伤兵，耳朵里是轰隆的石炮声、噼啪的火铳声。友谅船红色，元璋船白色，一会儿几十条白船围着红船，一会儿又是红船围着白船，一会儿红船白船间杂追赶。有几天白船像是占了上风，又几天红船又得优势。元璋激励将士苦战，多少次身边的卫士都战死了，坐舰被炮石打碎，换了船搁浅动不得，险些被俘。一直打到最后几天，友谅军已经绝粮，右金吾将军建议烧掉船，全军登陆，直走湖南，左金吾将军主张再战，友谅同意走陆路的办法。左金吾将军怕得罪友谅，领军投降，右金吾将军看情形撑不住了，也跟着投降。友谅军力益发减削，决定退兵，打算冲出湖口，不料迎面又是白船，前后受敌。友谅正要亲自看明情势，决一死战，头才伸出船窗外，被飞箭射死，全军溃败。部将保着友谅尸首和太子陈理，连夜逃回武昌。 [158]

战事的胜利，取决于最后一分钟，造成陈军溃败的是友谅的战死。元璋虽然胜利，可是也险极了，始终弄不清是谁射死友谅的。第二天，元璋焚香拜天，慰劳将士，答应将来天下一家，和巴都儿 [159] 们共享富贵，做大官。 [160] 后来又对刘基说：“我真不该到安丰去，假如友谅趁我远出，应天空虚，顺流而下，我进无所据，退无所依，大势去矣。幸而他不直攻应天，反而去围南昌，南昌守了三个月，给了我充分的时间和机会。这一仗虽然打胜，可是真够侥幸的了。” [161]

运气特别照顾元璋，他怕察罕帖木儿的兵威，正接洽投降，察罕就被刺杀了。扩廓准备南征，又和孛罗帖木儿抢地盘，打得难解难分。陈友谅第一次约张士诚夹攻，张士诚迟疑误了事。第二次张士诚围安丰，陈友谅不取应天而围南昌，又被流矢射死。上天真是太眷顾了！他这样想着，越想越有理，再发展下去，就想成“天命有归”了，从此一心一意秉承上天的托付，做长远而广大的计划。 [162] 计划的第一步是称王，称王是不成问题的，小明王在保护之下，写一道圣旨派人送去盖印就成。问题是称什么王呢，张士诚在九月间已经自立为吴王了，应天正是孙权吴国的都城，而且几年前民间就有一个童谣说：“富汉莫起楼，贫汉莫起屋。但看羊儿年，便是吴家国。” [163] 为着这句话，非称吴王不可。龙凤十年（元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正月，元璋自立为吴王，设置百官，以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常遇春、俞通海为平章政事，立长子标为世子。 [164] 发布号令，用“皇帝圣旨，吴王令旨”的名义。 [165] 同时有两个吴王，民间叫士诚作东吴，元璋作西吴。 [166] 军队服装原先只是用红布做记号，穿得五颜六色，也给划一了。规定将士战袄、战裙和战旗都用红色，头戴阔檐红皮壮帽，插猛烈二字小旗。攻城系拖地棉裙，取其虚胖，箭射不进去。箭镞开头是铜做的，现在疆土广了，有了铁矿，改用铁的。并且大批制造铁甲、火药、火铳、石炮，武器越发犀利耐用。 [167]

二月，元璋亲率水陆大军征武昌，陈理请降，立湖广行中书省。到年底，友谅疆土，汉水以南，赣州（今江西赣县）以西，韶州（今广东曲江）以北，辰州（今湖南沅陵）以东，都为元璋所有，够得上说是“广土众民”了。 [168]

二.取东吴

陈友谅兵强地广，雄踞长江上流，用狮子搏兔全力，要吞并朱元璋，结果反被消灭。西线无战事了，元璋的第二个目标，便是东吴张士诚。

元末群雄，分作两个系统：一是红军系，一是非红军系。红军系分东西两支，东支以淮水流域做中心，小明王是东支的共主，郭子兴是濠、泗、滁、和一带的头目。子兴死，朱元璋代起，日渐强大。西支以汉水流域做中心，从徐寿辉到陈友谅，以及寿辉部将割据川陕的明玉珍。非红军系如东吴张士诚、浙东方国珍。红军系有政治目标，有民族思想，和蒙古政府无法妥协，势不两立（当然，这只是指领导的集团而说，朱元璋的动摇、投机，乃由于他不但不是领导集团的人，而且根本对革命没有明确的认识）。非红军系便不同了，起事的动机是个人，无原则，也无终极的目标，蒙古政府招抚的条件合适就投降，不满意再背叛，每反复一次，地位就更高，地盘更扩大，向蒙古政府讨价钱的资本也愈大。

张士诚反反复复，元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请降，授以元淮南江北行省官职，不久又反。十四年自称诚王，国号大周。十七年八月又降元朝，授官太尉。元朝招降士诚，是为了粮运，大都缺食，支持不下去。几年来元江浙右丞相达识帖木儿，千方百计派人劝士诚归附。一直到士诚西线连失长兴、常州、江阴、常熟等重要军事据点，弟士德为元璋所擒（士德有勇有谋，礼贤下士，帮助士诚创基立业，被俘后，秘密带话劝士诚降元，被杀），东边苗军杨完者在嘉兴，也不好惹。士诚两面受敌，才不得已受元朝官爵。 [169] 达识帖木儿做主，士诚出粮，方国珍出船，接济大都。两人心里都怀着鬼胎，一个怕方国珍吞没粮食，一个怕船出海去了，张士诚乘虚进攻，互相猜疑。达识两面解释，费了多少事，从二十年到二十三年算是每年运了十几万石。杨完者军队纪律极坏，仗着有兵，不听达识约束，达识和士诚暗地定计，攻杀完者，苗军将士大部投降元璋。完者一死，达识没有军队支持，政权也跟着失去了，事事受士诚挟制。士诚名虽为元，却一意扩充地盘，接收苗军防区，逐出称雄淮西的赵均用，六七年工夫，疆域南到杭州、绍兴，北到济宁（今山东济宁），西达汝、颍、濠、泗，东边到海，有地二千余里。二十三年九月又立为吴王，毒杀达识，元朝征粮，再也不肯答应了。 [170]

士诚所占地方是粮食产地，又有渔盐之利，人口众多，最为富庶。他生性迟重，不多说话，待人诚恳宽大，没有一定主见，大将大臣们都是当年兄弟，有福同享，做错事打败仗，不忍心十分责备。大家都盖大房子，修园池、养女优、搜古董，成天宴会歌舞，懒得管事。甚至出兵时，也带着妓女清客解闷，损兵失地，反正落不到什么罪过。从龙凤二年（元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起和元璋接境，便互相攻伐，士诚要抢回失地，元璋进攻杭州、绍兴，都占不到便宜，边境上没有一时安闲。直到朱元璋从武昌凯旋以后，集中军力，进攻东吴，局面才发生变化。 [171]

●元代双凤麒麟纹石刻。建筑构件，纵1.05米，横1.2米，厚0.13米，1966年北京市桦皮厂西部明代城墙墙基出土。

元璋对士诚的攻势，分作三个步骤：第一步攻势起于龙凤十一年十月，攻击目标是东吴北境淮水流域。到十二年四月间，半年工夫完成预定任务，使东吴的军力局促于长江之南。

第二步攻势起于十二年八月，分兵两路进攻湖州、杭州，切断东吴的两只臂膀。到十一月间湖、杭守军投降，造成北西南三面包围平江的局势。

第三步攻势是平江的攻围战。从十二年十二月到吴元年九月，前后一共十个月，才攻下平江，俘执士诚，结束了十年来的拉锯战。

除掉战场上刀枪的厮杀，还有笔墨的战争。元璋于尽占淮水名城之后，龙凤十二年五月，以檄文列举士诚罪状，骂敌人如何如何不好。照古例总是二十四或十大罪状，这里勉勉强强凑成八条，而且有七条是骂不忠于元、诈降、不贡钱粮、害达识丞相和杨完者，只有第八条才是正文，“诱我叛将，掠我边民”。其实西吴对东吴，岂止诱叛将、掠边民而已，还派遣过大批间谍诈降，图谋里应外合呢。 [172] 元璋数说的罪状，不看上下文，读者一定会误解为元朝政府的讨伐令。更有意思的是，替敌人骂敌人的敌人倒也罢了，檄文中还详细说明元末形势和自己起兵经过。这里不但攻击元朝政府，连他自己的红军也破口大骂，指斥为妖术、妖言，否定弥勒佛，打击烧香党了。檄文 [173] 说：

皇帝圣旨，吴王令旨 [174] ，总兵官准中书省咨，敬奉令旨：盖闻 [175] 伐罪救民，王者之师，考之往古，世代昭然。轩辕氏诛蚩尤，殷汤 [176] 征葛伯，文王伐崇侯，三圣人之起兵也，非富天下，本为救民。近睹有元之末，主居深宫，臣操威福，官以贿成 [177] ，罪以情免，宪台 [178] 举亲而劾仇，有司差贫而优富。庙堂不以为虑 [179] ，方添冗官，又改钞法，役数十万民 [180] ，湮塞黄河。死者枕藉于道，哀苦声闻于天。致使愚民 [181] 误中妖术，不解偈言 [182] 之妄诞，酷信弥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苏困苦 [183] ，聚为 [184] 烧香之党，根据汝、颍，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凶谋遂逞，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荼毒生灵，千端 [185] 万状。元以天下兵马钱粮大势而讨之 [186] ，略无功效，愈见猖獗，然而终不能济世安民 [187] 。是以有志之士，旁观熟虑，乘势而起 [188] ，或假元氏为名，或托香军 [189] 为号，或以孤兵自立 [190] ，皆欲自为，由是天下土崩瓦解。

予 [191] 本濠梁之民，初列行伍，渐至提兵。灼见妖言，不能成事 [192] ，又度胡运，难与立功 [193] ，遂引兵 [194] 渡江。赖天地祖宗之灵，及将帅 [195] 之力，一鼓而有江左，再战而定浙东。陈氏 [196] 称号，据我上游 [197] ，爰 [198] 兴问罪之师。彭蠡交兵，元恶授首。父子兄弟 [199] ，面缚舆榇，既待以 [200] 不死，又封以列爵 [201] 。将相皆置于朝班，民庶各安于田里。荆襄湖广，尽入版图。虽德化未及，而政令颇修。

惟兹姑苏张士诚，为民则私贩盐货，行劫于江湖，兵兴 [202] 则首聚凶徒，负固于海岛，其罪一也。又恐海隅一区，难抗天下全势，诈降于元，坑其参政赵琏，囚其待制孙，其罪二也。厥后掩袭浙西，兵不满万数，地不足千里，僭号改元，其罪三也。初寇我边，一战生擒其亲弟，再犯浙省，扬矛 [203] 直捣其近郊，首尾畏缩，乃又诈降于元，其罪四也。阳受元朝之名，阴行假王之令，挟制达丞相，谋害杨左丞，其罪五也。 [204] 占据江浙 [205] 钱粮，十年不贡，其罪六也。知元纲已坠，公然害其丞相 [206] 达识帖木儿、南台大夫普化帖木儿，其罪七也。恃其地险食足 [207] ，诱我叛将，掠我边民，其罪八也。凡此八罪，有甚于 [208] 蚩尤、葛伯、崇侯，虽黄帝、汤、文与之同世，亦所不容，理宜征讨，以靖天下，以济斯民 [209] 。爰命中书左丞相徐达率领马步官军舟师，水陆并进， [210] 攻取浙西诸处城池。已行戒饬军将 [211] ，征讨所到，歼厥渠魁，胁从罔治，备有条章 [212] 。凡我 [213] 逋逃居民，被陷军士，悔悟来归 [214] ，咸宥其罪。其尔张氏臣寮，果能明识天时 [215] ，或全城附顺，或弃刃投降，名爵赏赐，予所不吝。 [216] 凡尔百姓，果能安业不动，即我良民，旧有田产房舍，仍前为主 [217] ，依额纳粮， [218] 余无科取，使汝等永保乡里，以全室家。此兴师之故也。敢有千百相聚，旅拒王师者，即当移兵剿灭，迁徙宗族于五溪、两广，永离乡土，以御边戎 [219] 。凡予之言，信如皎日，咨尔臣庶，毋或自疑。敬此 [220] 。除敬遵外，咨请施行。准此，合行备出文榜晓谕，故依令旨事意施行。所有文榜，须议出给者。 [221]

龙凤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本州判官许士杰赍到 [222]

和这篇著名的檄文同时，还有性质相同的一道宣谕徐州吏民的文告说：

近自胡元失政，兵起汝、颍，天下之人以为豪杰奋兴，太平可致。而彼惟以妖言惑众，不能上顺天意，下悦民心，是用自底灭亡。及元兵云集，其老将旧臣，虽有握兵之权，皆无戡乱之略，师行之地，甚于群盗。致使中原板荡，城郭丘墟，十有余年，乱祸极矣。 [223]

综合说来，一笔抹杀红军的革命意义，骂他们“凶谋”“放火”“杀人”，尤其是杀戮士大夫，千条万条罪状，简直是罪大恶极。正式声明对红军的看法，郑重否定自己今天以前的全部事业，更引经据典，拿轩辕、成汤、文王来比附，解释起兵是为了救民，戴上为人民的帽子——就这点而论，朱元璋真正不愧是明教的叛徒。从对元朝的态度来说，惋惜元军戡乱之略无功效；倒过来，元朝以天下兵马钱粮大势，再加上有戡乱之略的老将旧臣，上顺天意，下悦民心，他是会替胡元“立功”，共同戡乱的——就这点而论，文字上的轻重抑扬，留下一个地步，万一情况不利，胡运复兴，借这由头倒到蒙古大汗脚下，还可不失富贵，表现了他是个不折不扣的骑墙主义者。两篇文字，充满了儒家的色彩，可以明白这是刘基、宋濂等人的策略，甚至可能是出于他们的手笔。这一地主儒生群几年来的作用，到这时才具体化，红军的将领都已死亡，军队没有了，小明王成为应天的傀儡，甚至被拘囚了，自然应该一脚踢开红军招牌，自己建立新系统，来争取地主巨绅的支持，士大夫的同情拥护。这两篇文字把元璋的一生切作两截，前半截是贫农和穷人的头目，此后则摇身一变，成为地主巨绅的保护人，儒家的护法；过去要破坏现存秩序，此后则一转而为最保守、最顽强的现状维持派了。

●元代出使波斯国石刻。纵27厘米，横67厘米，1953年福建省泉州市南郊场出土。原石存于福建泉州市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这年年底，元璋派大将廖永忠到滁州迎接小明王、刘太保，到瓜州渡江，在江心把船凿沉，永忠径回应天复命，小明王、刘福通死，宋亡。 [224] 从此以后，元璋不再提龙凤的话，连当年镇江西城的打败东吴记功碑，因为有龙凤年号，也捶毁了。 [225] 文书上的龙凤史料，更是销毁得一干二净。元璋死后所编的《明太祖实录》，不提元璋和龙凤臣属关系一字。这一段历史被湮灭、被曲改了几百年，成为最有启发性的历史公案。

元璋对东吴的第二步攻势，动员了二十万大军。统帅是大将军徐达，副将军常遇春。在出师前商讨战略，常遇春坚决主张直取平江，以为巢穴既破，其余诸郡可以不费力气占领。元璋却决定采用叶兑的政策，指出：“士诚出身盐枭，和湖、杭诸郡守将都是愍不畏死之徒，同甘共苦。如先攻平江，湖、杭守军必然齐心并力，来救老家，军力集中，不易取胜。不如想法分散他的兵力，先取湖、杭，士诚无法援救，个别击破，枝叶一去，根本动摇，使士诚来回兜圈，疲于奔命，必然可以成功。”遂分兵攻围湖州、杭州，元璋亲自誓师，叮咛嘱咐，攻进城时不要烧房子，不要杀掠，不要挖坟，尤其是张士诚母亲的坟，千万不可侵毁，免得刺激东吴人民，增加抵抗心理。 [226]

第三步攻势，应用叶兑的锁城法，筑长围把平江围困住，用火铳、襄阳炮日夜轰击。士诚外无救兵，内无粮草，突围又失败了。元璋送信招降，再使说客劝告，士诚一概不理。城破时亲自率兵巷战，看到实在无办法了，一把火烧死妻子眷属，饮鸩自杀，被侍者劝阻。西吴兵已到府中，俘送应天。士诚在船上闭眼不说话，不肯进饮食。元璋问话不理，李善长问话，挨了骂。元璋气极，一顿乱棍打死，连尸首都烧成灰。 [227]

李伯升是士诚十八兄弟之一，同时起事，官为司徒，平江危急，使说客说降的是他，首先投降的是他，把士诚交给常遇春的也是他。平江人记住这个故事，凡是出卖朋友的就叫作“李司徒”。 [228]

士诚晚年不大管事，国事全由其弟丞相士信主持。士信荒淫无见识，信用姓黄、姓蔡、姓叶的三个参谋，弄权舞弊，政治军事弄得一团糟。元璋听得这情形，对人说：“我一向无一事不经心，尚被人欺，张九四一年到头不出门理事，岂有不败的道理！”东吴的百姓有一个民谣道：“丞相做事业，专靠黄蔡叶，一朝西风起，干瘪！” [229]

平江合围后，元璋又遣将攻讨方国珍。

方国珍在群雄中最先起事，最后被解决，在浙东称雄了二十年。

台州黄岩（今浙江黄岩）靠近海边，人多地少，田主极神气，佃户碰见田主，连作揖都不敢，让路站在旁边，等田主走过才敢行动。贵贱等分一点也不能错过。方国珍四兄弟，父亲是佃户，看父亲对田主毕恭毕敬的样子，非常气愤。到长大了，就问父亲：“田主也是人呀！为什么要怕他，恭谨到这步田地！”父亲告诉他们：“靠了田主的田，才能养活你们。怎么敢无礼？”国珍很不服气。父亲死后，靠着人力兴旺，成天劳作，漂海贩盐，家道日渐宽裕。酿好酒等田主来讨租米，一天，田主果然带着一群管事的来了，国珍殷勤管待，大碗酒，大块肉，把客人灌醉了，乱刀切成肉酱，胡乱丢在酒缸里。日子久了，漏出风声，官府派人来拘捕，国珍把来人扫数杀光。地方官急了，亲自领人来拿，国珍索性把地方官也杀了。闯下大祸，一家子逃入大海，结集了几千人，四处抢劫。 [230] 打败官军，连将官都俘虏了。受招安做定海尉，不久又反，俘获元朝大将，又投降做大官。如此时降时反，到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一直做到浙东行省参知政事海道运粮万户，以庆元（今浙江宁波）为根据地，兼领温州、台州，占有浙东沿海一带，水军千艘，靠着渔盐的丰富资源，兄弟子侄全做大官，心满意足，只想保住这份产业。 [231]

元璋攻取婺州后，和国珍邻境相望。国珍兵力弱小，北有张士诚，南有陈友定，都不大和洽，见元璋兵盛，不敢得罪，送金银送绸缎，受官诰，送儿子做人质，愿献出三郡，只是不肯奉龙凤正朔。同时又替元朝运粮，两面讨好。到元璋得杭州后，国珍更加害怕，北通扩廓帖木儿，南联陈友定，打算结成掎角的形势，来抵抗元璋。万一敌不过，好在有多数的海船，载着金银财宝，奔入大海，也还够一辈子享用。

元璋的攻势分水陆两路，陆路军进占台州、温州，直取庆元。国珍逃入海中，又为水军所败，走投无路，哀辞求降。元璋从进攻到凯旋，前后不过三个多月。 [232]

这一年，韩林儿已死，不能再用龙凤年号，也犯不着用元至正二十七年来纪年。照甲子说是丁未年，未年属羊，童谣不是说“但看羊儿年，便是吴家国”吗？东吴已在包围中了，为着再一次应童谣，元璋创立了一个新办法，下令以吴纪年，叫这年为吴元年。

三.南征北伐

朱元璋出军征服方国珍，同时决定了南征和北伐的大计。

吴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九月间，元璋保有的疆土，大体上据有现在的湖北、湖南、河南东南部和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包括汉水流域和长江下游，是全中国最富庶繁盛、人口密度最高的区域。

南部除元璋以外，分作几个军事单位。以四川为中心的是夏国明玉珍。玉珍本来是西系红军徐寿辉的部将，奉命入川略地。寿辉被弑，自立为陇蜀王，以兵守住瞿塘，和陈友谅断绝来往。至正二十二年（公元1362年）即皇帝位于重庆，建国为夏，年号天统。二十六年病死，子明升继位。 [233]

云南有元宗室梁王镇守。两广也是元朝的势力。福建陈友定虽然跋扈，仍然向元朝效忠。

元璋见夏国主幼兵弱，云南太远，暂时可以放开。最近的目标是福建和两广。

北部在表面上属于元朝，情形更复杂。粗枝大叶地分析，山东是王宣的防地，河南属扩廓帖木儿，关内陇右则有李思齐、张良弼诸军。扩廓和李张二将不和，元璋用兵江浙，元朝几个大将正在起劲内斗，拼个你死我活。道理说不上，无非是争军权、抢地盘。打得发昏，谁也管不到大局，再加上宫廷阴谋政变，越发纠缠不清。双方都在打算先安内而后攘外，势均力敌，谁也得不到便宜。得便宜的是他们的公敌朱元璋，正应了古人“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话。元璋趁元朝内部打得火热，他便东征西讨，扩大地盘，充实军力。等到元璋北伐大军兵临城下，这几个英雄才肯放手，停止互相残杀，却又不肯也不甘心合作，眼看着友军一个个被击破，终于同归于尽，大家完事。

元军内讧的故事可以追溯到几年以前。

红军起事后，元朝正规军队完全无用。真正肯打仗的是义军，是由地主巨绅所组织的保卫私家财产生命的地方民兵。义军中最强大的有两支，一支是起自沈丘（今河南沈丘）的察罕帖木儿和李思齐，几年来连败红军，重占河北、关陕，克汴梁，定河南，号令达江浙，屯重兵太行山，正预备大举攻取山东时，和另一支义军发生了冲突。 [234]

另一支是以义丁和刘福通作战有功，重占襄阳、亳州的答失八都鲁。答失八都鲁死，子孛罗帖木儿代其掌兵，移镇大同。山西晋冀之地都由察罕帖木儿平定，察罕东征，孛罗帖木儿强占晋冀，两军交战几年，元政府着急，屡次派人调停讲和，到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双方才答应停战。察罕被刺，子扩廓帖木儿领兵山东，孛罗又领兵来争晋冀，内讧又起。 [235]

同时还夹着元政府和宫廷的阴谋政变。

脱脱丞相贬死后，哈麻代为宰相。地位高了，想想从前进西天僧，劝皇帝行秘密法，都是丑事，见不得人，说不出口。阴谋废顺帝立皇太子，事泄被杀。太子生母高丽奇皇后和太子都不喜欢顺帝，仍旧阴谋废立，使宦官朴不花和丞相太平接头。太平不肯，太子怀恨，把太平也害死了。宫廷里自然而然分为两派，丞相搠思监和朴不花帮太子，贵臣老的沙帮皇帝。太子派靠扩廓做外援，皇帝派只好拉拢孛罗。

老的沙怕皇太子暗害，逃奔孛罗军中。皇太子怨孛罗收容仇人，搠思监、朴不花就诬害孛罗和老的沙图谋不轨。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四月诏命扩廓出兵讨伐。孛罗知道圣旨是假的，先下手为强，竟带大军进向大都，顺帝杀搠思监、朴不花谢罪，孛罗才回师大同。太子失败了，不甘心，逃出大都，再征扩廓兵打孛罗，攻大同。孛罗还是老文章，又举兵进攻大都，太子战败，逃到太原。孛罗入都，做中书右丞相。二十五年太子又调扩廓和诸路兵进攻，孛罗战败，被刺死于宫中，战事结束，扩廓入都代为丞相。

太子奔太原时，要仿效唐肃宗灵武故事，自立为皇帝，扩廓不依。到扩廓入大都，奇皇后又使人来说，要扩廓带重兵拥太子进宫，逼顺帝让位，扩廓又不肯。这样，太子母子都恨死了扩廓，结下深仇。扩廓在军中久了，做不惯丞相，朝中大臣嫌他不是根脚官人（世代贵族），有点另眼相看，扩廓没趣，自愿出外带兵。顺帝封他为河南王，代皇太子亲征。 [236]

●明《黄河运河图》局部。绢本设色，全卷纵45厘米，横1959厘米。

至正二十六年，扩廓回到河南，调度各处军马，用檄文调关中四将军会师。李思齐得调兵札，大怒，骂说：“乳臭小儿，黄发还没退，敢来调我！我跟你父亲同乡里，同起义兵，你父亲进酒，还三拜才喝，你在我面前连站脚处都没有，居然称总兵，敢命令我！”下令各部，一戈一甲不许出武关，王保保（扩廓原名）来见，则整兵杀之。张良弼、孔兴、脱列伯三军也不受节制。扩廓军令不行，勃然大怒，把南征一事暂且放下，进军关中攻李思齐。思齐等四人也会兵，盟于含元殿，合力抵抗。两军相持连年，数百战，不分胜负。顺帝再三令扩廓停战，一意南征，扩廓不听。扩廓部将貊高带的是孛罗旧部，他们半路上计议：“朝廷调我们打妖贼，如今却去打李思齐。李思齐是官军，官军杀官军，可不糊涂透顶？”逼貊高倒戈声讨扩廓。顺帝也心忌扩廓兵权太重，不听调度，太子从中挑拨，大臣们全说他坏话。顺帝决策，下诏书解除扩廓兵权，部兵分归诸将统率。特设抚军院，以太子统率全国军马，专防扩廓。 [237]

元璋特别看重间谍机构，训练了大批人员，又舍得花钱，侦探得上面说的详细情形，决定利用时机，南征北伐同时并进。十月，以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师二十五万，由淮入河，北伐中原。胡廷瑞为征南将军，何文辉为副将军，取福建。湖广行省平章杨璟、左丞周德兴，取广西。

取福建兵分三路，胡廷瑞、何文辉率步骑从江西度杉关为正兵，汤和、廖永忠由明州（今浙江宁波）以舟师取福州为奇兵，李文忠由浦城攻建宁为疑兵。陈友定的根据地延平（今福建南平）和福州掎角，建宁（今福建建瓯）则为延平外线据点，驻有重兵。三路大军分别出动，正兵使敌人以主力应战，奇兵使敌人不测所以，疑兵分敌人兵力。

陈友定，福建人，农人出身，为人沉着勇敢，讲义气，好打抱不平，在地方上很有点声望。西系红军进福建，友定站在地主方面，投效做民兵。立下战功，升为小兵官，占领很多城池，积官到福建行省平章，镇守闽中八郡。虽然威福自擅，刑赏在手，对元朝极为恭顺，年年运粮到大都。朱元璋占婺州后，和友定接境。至正二十五年二月，友定进攻处州，为西吴大将胡深所败。胡深乘胜追击，元璋调发江西驻军南下，准备两路会师，一举攻下延平。吃亏的是胡深孤军深入，太突出了，中伏被俘，为友定所杀。平闽计划受了挫折，暂时搁起。

方国珍投降，西吴水师乘胜南下。友定和元朝本部隔绝，孤立无援。福州、建宁先后失守，延平被围。友定和僚属诀别，服毒自杀不死，被俘到应天。元璋责备他攻处州、杀胡深的罪过，友定不屈，厉声回答：“国破家亡，死就算了，何必多说！”元璋发明一种刑罚叫铜马，就是古代炮烙之刑，拿友定来试验，伏上一会儿全身都化成灰。友定的儿子也同时被杀。 [238]

西吴从出兵到克服延平，费时四月，从克服延平到平定全闽，又费了八个月工夫。

平定两广的战略，也是分兵三路：第一路杨璟、周德兴由湖南取广西；第二路陆仲亨由韶州（今广东曲江）捣德庆；第三路是平闽的水师，由海道取广州。第一路军于吴元年十月出发，第二、三路军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二月出发。所遇抵抗以第一路军为最大。从衡州到广西的进军路线，第一个名城永州（今湖南零陵），第二个全州（今广西全州），都经过激烈血战，才能占领，进围靖江（今广西桂林）。第二路军于三个月内平定北江和西江三角地带，隔断广州和靖江的交通。第三路军几乎是没有作战，廖永忠的使者向元江西分省左丞何真劝降，大军到潮州，何真就送上印章图籍户口，奉表归附，广州附近州县不战而下。廖沿西江入广西，北上会合第一军攻围靖江。两个月后，洪武元年六月，靖江城破。七月广西平定。两广全归元璋版图。 [239]

福建、两广平定后，南部除四川、云南以外，都连成一气了。大后方的人力和财力，供给北伐军以无限的助力。

●元大都平面图

北伐军的出发，事前元璋和刘基仔细商定了作战计划，再和诸将在军事会议上研究决定。常遇春提出的作战方案，是攻坚战术，以为南方都平安了，兵力有余，直取元都，以我百战的精兵，来消灭元朝疲惫的兵力，非胜不可，到都城攻下后，分兵扫荡，其他城池也可以不战而下。元璋的看法正好相反，指出直攻大都的危险性，以为元朝建了上百年的都城，防御工事一定很坚固。假定大军孤军深入，前有坚城，后边补给线被切断，元朝的援兵四面八方赶到，进不了，退不得，岂不坏事？不如用斫树的法子，先去枝叶，再挖老根，先取山东，撤掉大都的屏风，回师下河南，断掉它的羽翼，进据潼关，占领了它的门户，军事要点都拿到手了，再进围大都，那时势孤援绝，自然不战可取了。常遇春还是坚持上次直取平江的见解，以为巢穴根本一下，枝干自然不成问题，但没有计较到孤军深入，后方的交通线如何保持，万一被切断了，兵员和粮食的补充便陷入绝境，固然可以侥幸成功，但是太冒险了，非万全之计。元璋的战术是稳扎稳打，步步扩大，占领地和后方连在一起，补给线在自己的兵力控制之下，立于不败之地，确是胜算。诸将都同声说好。 [240]

北伐军的统帅部，也经过严密慎重的组织。在平陈友谅以前，诸将直接由元璋亲自指挥，不相统率。有一次打了大胜仗，常遇春把汉的降兵全部杀死，徐达阻止不住，才派定徐达做大将军，节制诸将。这次北伐大军，关系更重大，徐达用兵持重，有纪律，尤其要紧的，是生性小心谨慎，听话服从，靠得住，放得下心，任为征虏大将军，统率全军。常遇春冲锋陷阵，所向无敌，当着百万大军，决不气馁，勇敢先登，任为副将军。元璋担心他健斗轻敌，特别约束告诫，如大敌当前，以遇春做前锋，和参将冯胜分左右翼，将精锐进击。右丞薛显、参政傅友德勇冠诸军，使独当一面。大将军专主中军，责任是决定战略，策励诸将，不可轻动。 [241]

元璋再三申明纪律，告谕将士以北伐意义，战争目的不只是略地攻城，重要的是推翻这个坏政府，解除人民痛苦。所经地方和打下的城子，不可乱杀人，不可抢财物，不要毁坏房屋、破损农具，勿杀耕牛，勿掠人子女，如今是堂堂正正的大军了，以前的作风都得改掉。如有收留下的遗弃儿女，父母亲戚来讨，得立刻还，不可勒掯，坏了名气。 [242]

元璋是懂得宣传的好处的，文字上、口头上的好话有时比刀枪还有力量。要使北方人民明白大军北伐的意义，要解除北方官僚地主对红军的恐惧心理，瓦解元军的军心士气，火铳石炮没有作用，有用的是宋濂的文章。宋濂奉命写的告北方官吏人民的檄文说：

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彼时君明臣良，足以纲维天下，然达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叹。自是以后，元之臣子，不遵祖训，废坏纲常，有如大德废长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历以弟鸩兄，至于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习，恬不为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礼义者御世之大防，其所为如彼，岂可为训于天下后世哉！

及其后嗣沈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专权，宪台报怨，有司毒虐，于是人心离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国之民，死者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相保，虽因人事所致，实天厌其德而弃之之时也。古云“胡虏无百年之运”，验之今日，信乎不谬。

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今一纪于兹，未闻有治世安民者，徒使尔等战战兢兢，处于朝秦暮楚之地，诚可矜悯。

方今河、洛、关、陕，虽有数雄，乃忘中国祖宗之姓，反就胡虏禽兽之名，以为美称。假元号以济私，恃有众以要君，凭陵跋扈，遥制朝权，此河洛之徒也。或众少力微，阻兵据险，贿诱名爵，志在养力，以俟衅隙，此关陕之人也。二者其始皆以捕妖人为名，乃得兵权。及妖人已灭，兵权已得，志骄气盈，无复尊主 [243] 庇民之意，互相吞噬，反为生民之巨害，皆非华夏之主也。

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大乱，为众所推，率师渡江，居金陵形势之地，得长江天堑之险，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东连沧海，南控闽越，湖湘汉沔，两淮徐邳，皆入版图，奄及南方，尽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执矢，目视我中原之民，久无所主，深用疚心。予恭承天命 [244] ，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群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虑人民未知，反为我仇，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谕告：兵至，人民勿避。予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尔民其体之。

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故兹告谕，想宜知悉。 [245]

这是元璋幕僚中儒生系统的杰作，代表几千年来儒家的正统思想。这篇文字的中心思想有两点：第一是民族革命，特别强调夷夏的分别，特别强调中国应由中国人自己来治理。过去不幸被外族侵入，冠履倒置，现在要“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了。这两句响亮动听的口号，比之红军初起时所提出的恢复赵宋政权，已从狭隘地恢复一个已被遗忘的皇家，进而为广泛地恢复民族独立，进步何止千里！以此为号召，自然更能普遍地获得全民的拥护和支持，尤其是打动了儒生士大夫的心。第二是复兴道统，亦即旧有的文化思想的系统之恢复。文中指出“礼义者御世之大防”，也就是说“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朝廷者天下之根本”是纲是纪，这一套正是儒家的中心思想，也就是多少年来维持统治的金科玉律。大之治国，小之修身，从政治到生活，都套在这一个模子中。蒙古人入主中国，开头君明臣良，还能够纲维天下，中期以后，这模子被破坏了，弄得乱七八糟。如今北伐，目的在“立纲陈纪，救济斯民”，重建旧模子，恢复这个世世相传的传统文化和生活习惯。这比之红军初起时所宣传的弥勒佛和明王出世的空幻理想世界，已进而为更切实、具体的文化生活习惯的正常化，自然高明得多，能广泛地获得那苦于社会动荡的小民的拥护和支持，更能吸引儒生士大夫的深切同情。

骂元朝，说他破坏传统文化，说他政治贪污腐化，营私毒虐，是个坏政府，上天已经厌弃他了。

骂元朝将军，河洛指扩廓帖木儿，扩廓原来是汉人，名王保保，为母舅色目人察罕帖木儿养子，元帝赐以蒙古名，是抬举他算蒙古人的意思。关陕指李思齐等四将军。骂扩廓用外族名字，以夷变夏，跋扈要君。骂李思齐说他制造内乱，不忠于国。这两批有实力的人都要不得，不能做华夏之主。那么，谁应该来治理中国呢？下一段指出当然是出身“淮右布衣”的朱元璋。淮右布衣这一身份，以后极为元璋所喜爱，有时也稍变花样，说成“江左布衣”“淮西布衣”，等等。 [246] 无论对内对外的诏令文告，有理无理都要插进这一句，成为卖弄成就的口头禅了。

妖人当然是指韩林儿。此地插进这一称呼，等于秃子骂和尚，用意是撇清，告诉北方人民，我在骂妖人，可见我绝非妖人，我说“妖人已灭”，更可见我绝非妖人。你们也许有怕红军的，我并非妖人，你们不必害怕。这说法表白他正面是讲礼义的，不同于元朝，也不同于红军，反面替自己洗刷，勾销了过去十七年来他是红军头目这一事实。

临了，说明要“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掮出逐虏雪耻的使命。

最后，为了缓和蒙古、色目人的反抗心理，声明只要他们知礼义，加入中国文化系统，也就承认是中国公民，和中国人民一样看待。

前一年讨张士诚的檄文，只是消极地踢开红军，空洞地骂元政府。到这时候，才鲜明地、具体地、积极地提出民族革命的口号和保持传统文化的政纲。这是元璋幕府里儒生群的再次胜利，也是朱元璋的再次转变。

这一宣传文告的作用，使北方儒生士大夫放心了，因为已经不再是被毁灭的对象了。北方的农民也明白了，吴军之来，是为了恢复秩序，安定生活。官吏们不害怕了，只要投降就可保全。蒙古、色目人也不像以前那样死命作战了，因为檄文说只要愿为臣民，就可得到保护。除了蒙古皇帝和贵族，全被宣传感动了。投降的、放下武器的，以至倒过枪尖来杀鞑子的，一天天加多，北伐军因之得以顺利进军，在很短的时间内，收复已经沦陷了四百三十年的土地，平定西北，统一全国。

●朱元璋北伐路线图

北伐军徐达一军由淮入河是主力，征戍将军邓愈由襄阳北略南阳以北州郡是偏师，目的在分散元军兵力。

从军事进展情形看，徐达是按照预定的全盘计划，完美执行，一点没有差失的。这个计划如上文所说，要点是步步推进。第一步，从出师这天算起，到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正月，前后三个多月，平定山东。

第二步由山东取河南。一路由南面取归德（今河南商丘）、许州（今河南许昌），和邓愈军会师，抄汴梁（今河南开封）的后路。一路南下，由郓城渡黄河直达陈桥，像两个钳子夹住，汴梁不战而降。进败元军于洛水，河南（今河南洛阳）降，河南全境平定。别将冯胜克潼关，李思齐、张良弼遁走。这是洪武元年三、四两个月间的事。

鲁、豫既定，潼关一军堵住元关中军的出路，三面包围大都的局势已定。五月，元璋亲自到汴梁，大会诸将，重新检讨战局和决定战略。

当北伐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席卷中原，各地告急的羽书，雪片似飞向大都的时候，元军正忙于内讧，杀声震动大地，政局反复和军权转移，交会错综，缠夹不清。扩廓被解除兵权后，退兵据泽州（今山西晋城），威风一倒，部将关保投向政府。顺帝以为扩廓势孤，诏李思齐等军东出关，和貊高合军围攻扩廓，令关保以所部戍守太原。扩廓愤极，引军据太原，尽杀朝廷所置官吏。顺帝也急了，下诏书削扩廓在身官爵，令诸军四面讨伐。元璋大军就趁这时机，下山东，取汴梁，元将望风降附，无一人抵抗，无一军堵截，小城降，大城也降，汉官汉将弃城逃走，蒙古、色目官将也弃城逃走，真正是“土崩瓦解”“势如破竹”。

到了潼关失守，貊高、关保又为扩廓所擒杀，顺帝才害怕发急，不好转圜，末了还是把一切过错都算是太子做的，取消抚军院，尽复扩廓官爵，令其和李思齐分道南征。两人也才着慌，正准备调遣军队，整装出发，可是太晚了，北伐军已经向大都推进，挽救不及了。

第三步攻势的目标才是大都。闰七月徐达大会诸将于临清，马步舟师沿运河直上，连下德州、通州。元军连吃败仗，毫无斗志。顺帝怕被俘虏，蹈徽、钦二帝和瀛国公的覆辙，二十八日夜三鼓，率后妃太子逃奔上都（开平，今察哈尔多伦县地 [247] ）。 [248] 八月初二北伐军进入大都，沦陷了四百三十年的名都，到这一天才算光复旧物。从宋太祖到宋神宗以来，没有能够实践的民族愿望，算是达到目的了，历史的错误、污点，算是湔雪了。自古以来对北方蛮族的国防线——长城，从这一天起，再度成为中华人民的自卫堡垒了。蒙古政府——成吉思汗后人君临中国的政权，从灭金算起，有一百三十四年，从灭宋算起，有九十年，到这一天，结束了！

元大都虽下，顺帝在上都依然可以发号施令，元军实力依然强大完整。徐达、常遇春移师进取山西、陕西，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八月到第二年八月，整整一年，才完成第四步的战果。在这一年内，元军不但坚持抵抗，而且还有力量做几次大规模反攻。在整个北伐战役中，可说是最艰苦的一段。

西征军从河北进入山西南部，扩廓遣将以兵来争泽州，大败西征军，又乘北平（元璋改大都为北平府）空虚，亲出雁门关偷袭。徐达得到情报，也不回救，径率大军直捣扩廓的根本太原。扩廓进军才到半路，回军援救，半夜被袭，不知所措，以十八骑北走，山西平。

洪武二年三月西征军入奉元路（今陕西西安），李思齐逃奔凤翔，又奔临洮，大军进逼，势穷力竭，只好投降。元军又乘虚攻通州，北平无重兵，常遇春、李文忠率步骑九万还救，直捣元上都（开平），元顺帝北逃沙漠，北平也转危为安。遇春暴卒，李文忠领兵会合大军并力西征，大败围攻大同的元军，生擒脱列伯，杀孔兴。顺帝见几次计划都已失败，知道不行了，叹一口气，从此打消了南下反攻的想头，定下心，重新回到他祖宗时幕天席地，跟水草转徙的生活，中国皇帝虽然做不成了，也还是称雄漠北的蒙古可汗。徐达大军继续西进，张良弼逃奔宁夏，为扩廓所执。其弟良臣以庆阳降，不久又反，城破被杀，陕西平定。

李思齐、孔兴、脱列伯、张良弼兄弟，降的降，死的死，元朝大将只剩扩廓帖木儿还拥大兵驻屯宁夏，不时出兵攻掠，边境守军不得安逸。刘基警告元璋说：“不可轻看扩廓，此人真是将才。”洪武三年又命大将军徐达总大兵征沙漠，扩廓方围兰州，解围回救，大败奔和林（今蒙古库伦西南 [249] ）。五年，又动员大军分道进攻，到岭北为扩廓所大败。二十五年后元璋想起这次失败，还非常伤心，写信告诫他儿子朱、朱棣说：“吾用兵一世，指挥诸将，未尝败北，致伤军士。正欲养锐，以观胡变。夫何诸将日请深入沙漠，不免疲兵于和林，此盖轻信无谋，以致伤生数万。”据同时人记载，连同过去几次的损失，合计死亡有四十多万人，元璋竟把责任推给诸将了。其实元璋对扩廓最不放心，曾说：“如今天下一家了，尚有三事未了，挂在心头：一件少传国玺，一件王保保未擒，一件元太子无音问。”到洪武八年，扩廓死，西北的守军才得休息，元璋和他的将军们背地里都长出了一口气。 [250]

●朱元璋手书《教说大将军》局部

察罕死后，扩廓继掌兵权，元璋曾打发人去通好，七次去信，好说歹说，求通商，求助讨孛罗，求两下互不侵犯，各守封疆，送锦绮纱罗，送马匹，吊丧，问候，全做到了，使者都被扣留，也不回信。扩廓孤军出塞以后，家属被俘，又使人送信去劝降，娶他妹子做第二子秦王妃，还是不理。最后派李思齐去，见面时扩廓以礼相待，辞回时还派骑士送到交界地方，正要分别，骑士说：“奉总兵令，请留一点东西做纪念。”思齐答：“我为公差远来，无以留赠。”骑士直说：“我要你的一只手臂。”思齐知不可免，只好砍掉一只手臂，回来后不几天就死了。 [251] 元璋以此益发心敬扩廓，一天大会诸将，问道：“我朝谁为奇男子？”都说：“常遇春将不过万人，横行无敌，真奇男子。”元璋笑说：“遇春虽然是人杰，我还可以臣服他。可是王保保就绝不肯，这人才是奇男子！” [252]

北方平定，洪武四年正月出兵伐夏。汤和为征西将军，周德兴、廖永忠为副将军，率舟师由瞿塘攻重庆；傅友德为征虏前将军，顾时为副将军，率步骑由秦陇取成都。

明玉珍，随州人。农人出身，身长八尺，目重瞳，性刚直，为乡里所服。徐寿辉起兵，玉珍招集乡人，结塞栅以保乡里，被推作屯长，寿辉使人招降，不得已加入红军，做统兵征虏大元帅。据蜀称帝后，保境安民，礼聘名士，专务节俭，开进士科，求雅乐，赋税十分取一，下令去释道二教，只奉弥勒，普遍建立弥勒佛堂。天下大乱，四川独能休兵息民，百姓安居乐业。在位五年，死时才三十六岁。子明升以十岁孩子继位，诸将争权，互相残杀，大权旁落，国势日渐衰弱。 [253]

夏国见大军压境，倚仗瞿塘天险，以铁索横断关口，凿两岸石壁，引绳做飞桥，以木板置炮石、木杆、铁铳，两岸置炮，层层布防，以为舟师绝不能过。汤和水军果然被阻，三个月不能前进一步。

夏人把重兵都配置在东线，北边防务空虚，傅友德趁机南下，连据名城，以克复城池日子写木牌，投在汉江。廖永忠得到消息，从间道绕过敌后，两面夹攻，断飞桥，烧铁索，水陆并进。夏兵抵挡不住，明升乞降。傅友德进攻成都，成都知重庆已失，也降。十月汤和等全定川蜀郡县，夏亡。 [254]

陈友谅的儿子陈理和明升，后来一起被送到高丽去住，两家子孙到明朝中期还有人看到过。 [255]

第四章　大皇帝的统治术

朱元璋汲取了元朝和历代王朝的灭亡教训，对宗教控制极严，让佛教回归山林，从此脱离了群众，得不到大众的响应；用亲子和养子牵制大将，逐渐将兵权收归手中；对农民实行里甲制度，互相监视，制定了路引（通行证或身份证），把农民禁锢在土地上，对整个社会的控制空前加强。

一.大明帝国和明教

吴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十二月，朱元璋的北伐大军已平定山东，南征军已降方国珍，移军福建，水陆两路都势如破竹。一片捷报声使应天的文武臣僚欢天喜地，估量军力、人事和元政府的无能腐败，加上元朝将军疯狂的内讧，荡平全国已经是算得出日子的事情了。苦战了十几年，为的是什么？无非是为做大官，拜大爵位，封妻荫子，大庄园，好奴仆，数不尽的金银钱钞，用不完的锦绮绸罗，风风光光，体体面面，舒舒服服过日子，如今这个日子来了。吴王要是升一级做皇帝，王府臣僚自然也进一等做帝国将相了。朱元璋听了朱升的话，“缓称王”，好容易熬了这多年才称王，称呼从主公改成殿下，如今眼见得一统在望，再也熬不住了，立刻要过皇帝瘾。真是同心一意，在前方砍杀声中，应天的君臣在商量化家为国的大典。

●朱元璋像。

自然，主意虽然打定，自古以来做皇帝的一套形式，还是得照样搬演一下。照规矩，是臣下劝进三次，主公推让三次，文章都是刻板的滥调，于是，文班首长中书省左丞相宣国公李善长率文武百官奉表劝进：“开基创业，既宏盛世之舆图，应天顺人，宜正大君之宝位……既膺在躬之历数，必当临御于宸居，伏冀俯从众请，早定尊称。”不用三推三让，只一劝便答应了。十天后，朱元璋搬进新盖的宫殿，把要做皇帝的意思，祭告于上帝皇祇说：“惟我中国人民之君，自宋运告终，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其君父子及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其天下土地人民，豪杰分争。惟臣帝赐英贤，为臣之辅，遂戡定诸雄，息民于田野。今地周回二万里广，诸臣下皆曰生民无主，必欲推尊帝号，臣不敢辞，亦不敢不告上帝皇祇。是用明年正月四日于钟山之阳，设坛备仪，昭告帝祇，惟简在帝心。如臣可为生民主，告祭之日，帝祇来临，天朗气清。如臣不可，至日当烈风异景，使臣知之。” [256]

即位礼仪也决定了，这一天先告祀天地，再即皇帝位于南郊，丞相率百官以下和都民耆老拜贺舞蹈，连呼万岁三声。礼成，具皇帝卤簿威仪导从，到太庙追尊四代祖父母、父母都为皇帝皇后，再祭告社稷。于是皇帝服衮冕，在奉天殿受百官贺。天地社稷、祖先百官和都民耆老都承认了，朱元璋成为合法的皇帝。

皇帝的正殿命名为奉天殿，皇帝诏书的开头也规定为奉天承运。原来元时皇帝白话诏书的开头是“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文言译作“上天眷命”，朱元璋以为这口气不够谦卑奉顺，改作奉作承，为“奉天承运”，表示他的一切行动都是奉天而行的，他的皇朝是承方兴之运的，谁能反抗天命？谁又敢于违逆兴运？

洪武元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和文武臣僚照规定的礼仪节目，逐一搬演完了，定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以应天为京师。去年年底，接连下雨落雪，阴沉沉的天气，到大年初一雪停了，第二天天气更好，到行礼这一天，竟是大太阳，极好的天气，元璋才放了心。回宫时忽然想起陈友谅采石矶的故事，做皇帝这样一桩大事，连日子也不挑一个，闹得拖泥带水，衣冠污损，不成体统，实在好笑，怪不得他没有好下场。接着又想起这日子是刘基拣的，真不错，开头就好，将来会更好，子子孙孙都会好，越想越喜欢，不由得在玉辂里笑出声来。

奉天殿受贺后，立妃马氏为皇后，世子标为皇太子，以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各文武功臣也都加官晋爵。皇族不管死的活的，全部封王。一霎时闹闹嚷嚷，欣欣喜喜，新朝廷上下充满了蓬勃的气象，新京师里添了几千家新贵族，历史上也出现了一个新朝代。 [257]

皇族和其他家族组织成功一个新统治集团，代表这集团执行统治的机构是朝廷，这朝廷是为朱家皇朝服务的，朱家皇朝的建立者朱元璋，给他的皇朝起的名号是大明。

大明这一朝代名号的决定，事前曾经过长期的考虑。

历史上的朝代称号，都有其特殊的意义。大体上可以分作四类：第一类用初起时的地名，如秦，如汉。第二类用所封的爵邑，如隋，如唐。第三类用特殊的物产，如辽（镔铁），如金。第四类用文字的含义，如大真、大元。 [258] 大明不是地名，也不是爵邑，更非物产，应该归到第四类。

大明这一国号出于明教。明教有明王出世的传说，主要的经典有《大小明王出世经》。经过了五百多年公开的、秘密的传播，明王出世成为民间所熟知、所深信的预言。这传说又和佛教的弥勒降生说混淆了，弥勒佛和明王成为二位一体的人民救主。韩山童自称明王起事，败死后，他的儿子韩林儿继称小明王，西系红军别支的明升也称小明王。朱元璋原来是小明王的部将，害死小明王，继之而起，国号也称大明。 [259] 据说是刘基提出的主意。 [260]

●马皇后像

朱元璋部下分红军和儒生两个系统，这一国号的采用，使两方面人都感觉满意。就红军方面说，大多数都起自淮西，受了彭莹玉的教化，其余的不是郭子兴的部属，就是小明王的余党、天完和汉的降将，总之，都是明教徒。国号大明，第一，表示新政权还是继承小明王这一系统，所有明教徒都是一家人，应该团结在一起，共享富贵；第二，告诉人“明王”在此，不必痴心妄想，再搞这一套花样子；第三，使人民安心，本本分分来享受明王治下的和平合理生活。就儒生方面说，固然和明教无渊源，和红军处于敌对地位，用尽心机，劝诱朱元璋背叛明教，遗弃红军，暗杀小明王，另建新朝代，可是，对于这一国号，却用儒家的看法去解释。“明”是光亮的意思，是火，分开是日月，古礼有祀“大明”朝日夕月的说法，千百年来“大明”和日月都算是朝廷的正祀，无论是列作郊祭或特祭，都为历代皇家所看重、儒生所乐于讨论的。而且，新朝是起于南方的，和以前各朝从北方起事平定南方的恰好相反。拿阴阳五行之说来推论，南方为火，为阳，神是祝融，颜色赤，北方是水，属阴，神是玄冥，颜色黑，元朝建都北平，起自更北的蒙古大漠，那么，以火制水，以阳消阴，以明克暗，不是恰好？再则，历史上的宫殿名称有大明宫、大明殿，古神话里，“朱明”一名词把国姓和国号连在一起，尤为巧合。因此，儒生这一系统也赞成用这国号。一些人是从明教教义，一些人是从儒家经说，都以为合适、对劲。 [261]

元朝末年二十年的混战，宣传标榜的是“明王出世”，是“弥勒降生”的预言。朱元璋是深深明白这类预言、这类秘密组织的意义的。他自己从这一套得到机会和成功，成为新兴的统治者，要把这份产业永远保持下去，传之子孙，再也不愿意、不许别的人也来耍这一套，危害治权。而且，“大明”已经成为国号了，也应该保持它的尊严。为了这，建国的第一年就用诏书禁止一切邪教，尤其是白莲社、大明教和弥勒教。接着把这禁令正式公布为法律，《大明律·礼律》“禁止师巫邪术”条规定：“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扇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句解：“端公、太保，降神之男子；师婆，降神之妇人。白莲社如昔远公修净土之教，今奉弥勒佛十八龙天持斋念佛者。明尊教谓男子修行斋戒，奉牟尼光佛教法者。白云宗等会，盖谓释氏支流派分七十二家，白云持一宗如黄梅、曹溪之类也。”明尊教即明教，牟尼光佛即摩尼。《昭代王章》条例：“左道惑众之人，或烧香集徒，夜聚晓散，为从者及称为善友，求讨布施，至十人以上，事发，属军卫者俱发边卫充军，属有司者发口外为民。”善友也正是明教教友称号的一种。招判枢机定师巫邪术罪款说：“有等捏怪之徒，罔顾明时之法，乃敢立白莲社，自号端公，拭清风刀，人呼太保。尝云能用五雷，能集方神，得先天，知后世，凡所以煽惑人心者千形万状，小则人迷而忘亲忘家，大即心惑而丧心丧志，甚至聚集成党，集党成祸，不测之变，种种立见者，其害不可胜言也。” [262] 何等可怕，不禁怎么行？温州、泉州的大明教，从南宋以来就根深蒂固地流传在民间，到明初还“造饰殿堂甚侈，民之无业者咸归之”。因为名犯国号，教堂被毁，教产被没收，教徒被逐归农。 [263] 甚至宋元以来的明州，也改名为宁波。 [264] 明教徒在严刑压制之下，只好再改换名称，藏形匿影，暗地里活动，成为民间的秘密组织了。

事实是，法律的条款和制裁，并不能，也不可能阻止人民对政治的失望。朱元璋虽然建立了大明帝国，并没有替人民解除痛苦，改善生活，故二十年后，弥勒教仍在农村里传播，尤其是江西。朱元璋在洪武十九年年底告诫人民说：“元政不纲，天将更其运祚，而愚民好作乱者兴焉。初本数人，其余愚者闻此风而思为之，合共谋倡乱。是等之家，吾亲目睹……秦之陈胜、吴广，汉之黄巾，隋之杨玄感、僧向海明，唐之王仙芝，宋之王则等辈，皆系造言倡乱者，致干戈横作，物命损伤者既多。比其事成也，天不与首乱者，殃归首乱，福在殿兴。今江西有等愚民，妻不谏夫，夫不戒前人所失，夫妇愚于家，反教子孙，一概念诵南无弥勒尊佛，以为六字，又欲造祸，以殃乡里……今后良民凡有六字者即时烧毁，毋存毋奉，永保己安，良民戒之哉！”特别指出凡是造言首事的都没有好下场，“殃归首乱”，只有自己是跟从的，所以“福在殿兴”。劝人民不要首事肇祸，脱离弥勒教，翻来覆去地说，甚至不惜拿自己做例证，可以看出当时民间对现实政治的不满意和渴望光明的情形。

政府对明教的压迫虽然十分严厉，小明王在西北的余党却仍然很活跃。从洪武初年到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四十多年间，王金刚奴自称四天王，在沔县西黑山天池平等处，以佛法惑众，其党田九成自称后明皇帝，年号还是龙凤，高福兴自称弥勒佛，帝号和年号都直承小明王，根本不承认这个新兴的朝代。前后攻破屯寨，杀死官军。 [265] 同时西系红军的根据地蕲州，永乐四年“妖僧守座聚男女，立白莲社，毁形断指，假神扇惑”被杀。永乐七年在湘潭，十六年在保定新城县，都曾爆发弥勒佛之乱。 [266] 以后一直下来，白莲教、明教的教徒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传播以至起义，可以说是史不绝书。虽然都被优势的武力所平定了，也可以看出这时代，人民对政府的看法和愤怒的程度。 [267]

二.农民被出卖了！

朱元璋经过二十几年的现实教育，在流浪生活中，在军营里，在作战时，在后方，随处学习，随时训练自己，更事事听人劝告，征求专家的意见。他在近代史上，不但是一个以屠杀著名的军事统帅，也是一个最阴险残酷的政治家。

他的政治才能，表现在所奠定的帝国规模上。

●明代直隶开垦事帖。产业凭证，纵60.2厘米，横46厘米。这件开垦事帖是明初发给直隶徽州府祁门县农民黄玄生开垦荒地的产业凭证。

在红军初起时，标榜复宋，韩林儿诈称是宋徽宗的子孙，固然可以暂时地产生政治刺激作用，可是这时距宋朝灭亡已经七十年了，宋朝的遗民故老死亡已尽，七十年后的人民对历史上的皇朝，对一个被屈辱的家族，并不感觉到亲切、怀念、依恋。而且，韩家父子是著名的白莲教世家，突然变成赵家子孙，谁都知道是冒牌，真的都不见得有人理会，何况是假货？到朱元璋北伐时，严正地提出民族独立自主的新号召，汉人应该由汉人自己治理，应该用自己的方式生活，保存原有的文化系统，这一崭新的主张，博得全民族的热烈拥护，瓦解了元朝治下汉官汉兵的敌对心理。在檄文中，更进一步提出，蒙古、色目人只要参加这一文化系统，就一体保护，认其为皇朝的子民。这一举措，不但降低了敌人的抵抗和挣扎行为，并且也吸引过来一部分敌人，化敌为友。到开国以后，这同化的主张仍然被尊为国策，对于参加华族文化集团的外族，并不歧视，蒙古、色目的官吏和汉人同样登用，在朝廷有做到尚书、侍郎大官的，地方做知府、知县，一样临民办事。 [268] 在军队里更多，甚至在亲军中也有蒙古军队和军官。 [269] 由政府编制勘合（合同文书），给赐汉人姓名，和汉人一无分别。 [270] 婚姻则制定法令，准许和汉人通婚，务必要两厢情愿，如汉人不愿，许其同族自相嫁娶。 [271] 这样，蒙古、色目人陶育融洽，几代以后，都同化为中华民族的成员了。内中有十几家军人世家，替明朝立下不可磨灭的功绩。对于塞外的外族，则继承元朝的抚育政策，告诉他们新朝仍和前朝一样，尽保护提携的责任，各安生理，不要害怕。

相反的，下诏书恢复人民的衣冠，如唐朝的式样；蒙古人留下的习俗，辫发、椎髻、胡服（男子着裤褶窄袖及辫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胡语、胡姓一切禁止。 [272] 蒙古习俗丧葬作乐娱尸，礼仪官品座位以右手为尊贵，也逐一改正。 [273] 复汉官之威仪，参酌古代礼经和事实需要，规定了各阶层的生活服用、房舍、舆从种种规范和标准，使人民有所遵守。

红军之起，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实现经济的、政治的、民族的地位平等。在民族方面说，大明帝国的建立已经使汉族成为统治民族，有压迫少数民族的特权，而无被异族压迫的痛苦了。可是，在经济政治方面，虽然推翻了异族对汉族的特权，但就中华民族本身而说，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压迫特权，并没有因为胡人的被逐走而有所改变。

元末的农民，大部分参加红军，破坏旧秩序和旧的统治机构。地主的利益恰好相反，他们要保全自己的生命财产，就不能不维持旧秩序，就不能不拥护旧政权。在战争爆发之后，地主们用全力来组织私军，称为民军或义军，建立堡寨，抵抗农民的袭击。这一集团的组成分子，包括现任和退休的官吏、乡绅、儒生和军人，总之，都是丰衣足食、面团团的地主阶层人物。这些人受过教育，有知识，有组织能力，在地方有号召的威望。虽然各地方的地主各自作战，没有统一的指挥和作战计划，战斗力量也有大小强弱之不同，却不可否认是一个比元朝军队更为壮大、更为顽强的力量。他们绝不能和红军妥协，也不和打家劫舍的草寇或割据一隅的群雄合作。可是，等到有一个新政权建立，而这一个新政权是有足够的力量保护地主利益、维持地方秩序的时候，也就毫不犹豫地拥戴这一属于他们自己的新政权了。 [274] 同时，新朝廷的一批新兴贵族、官僚，也因劳绩获得大量土地，成为新的地主。（洪武四年十月的公侯佃户统计，六国公二十八侯，凡佃户三万八千一百九十四户。） [275] 新政府对这两种地主的利益，是不敢不，也不能不特别尊重的。这样，农民的生活问题，农民的困苦，就被搁在一边，无人理睬了。

●明《北京宫城图》。绢本设色。这是明早期所绘的北京紫禁城图。宫城即大内，又称紫禁城。

朱元璋和大部分臣僚都是农民出身的，过去曾亲身受过地主的剥削和压迫。但在革命的过程中，本身的武装力量不够强大，眼看着小明王是被察罕帖木儿、李思齐和孛罗帖木儿两支地主军打垮了的，为了要成事业，不能不低头赔小心，争取地主们的人力、财力的合作。又恨又怕，在朱元璋的心坎里，造成了微妙的、矛盾的、敌对的心理，产生了对旧地主的两面政策。正面是利用有学识、有社会声望的地主，任命为各级官吏和民间征收租粮的政府代理人，建立他的官僚机构。原来经过元末多年的战争，学校停顿，人才缺乏，将军们会打仗，不会做办文墨的事务官。有些读书人，怕朱元璋的残暴、侮辱，百般逃避，抵死不肯做官，饶是立了“士人不为君用”就要杀头的条款，还是逼不出够用的人才。没奈何只好拣一批合用的地主，叫作税户人才，任为地方县令长、知州、知府、布政使，以至朝廷的九卿。另外，因为地主熟悉地方情形，收粮和运粮都比地方官经手方便且省事，而且可以省去一层中饱，乃规定每一收粮万石的地方，派纳粮最多的大地主四人做粮长，管理本区的租粮收运。这样，旧地主做官、做粮长，加上新贵族新官僚的新地主，构成了新的统治集团。 [276] 反面则用残酷的手段，消除不肯合作的旧地主。一种惯用的方法是强迫迁徙，使地主离开原有土地，集中到濠州、京师（今江苏南京）、山东、山西等处，釜底抽薪，根本削除了他们在地方的势力。另一种是用苛刑诛灭，假借种种政治案件，株连牵及，一网打尽，灭门抄家。洪武朝的几桩大案，如胡惟庸案、蓝玉案、空印案，屠杀了几万家，不用说了，甚至地方上一个皂隶的逃亡，就屠杀抄没了几百家。洪武十九年朱元璋公布这案子说：“民之顽者，莫甚于溧阳、广德、建平、宜兴、安吉、长兴、归安、德清、崇德蒋士鲁等三百七户。且如潘富系溧阳县皂隶，教唆官长贪赃枉法，自己挟势持权，科民荆杖。朕遣人按治，潘富在逃，自溧阳节次递送至崇德豪民赵真胜奴家。追者回奏，将豪民赵真胜奴并二百余家尽行抄没，持杖者尽皆诛戮，沿途节次递送者一百七十户，尽行枭令，抄没其家。” [277] 豪民尽皆诛戮，抄没的田产当然归官，再由皇帝赏赐给新贵族、新官僚，用屠杀的手段加速度改变土地的持有人。据可信的史料，三十多年中，浙东浙西的故家巨室几乎到了被肃清的地步。 [278]

为了增加政府的收入，实现财力和人力的充分利用，朱元璋用二十年的工夫，大规模举行土地丈量和人口普查，六百年来若干朝代若干政治家所不能做到的事情，算是划时代地完成了。丈量土地的原因，是因为过去六百年没有实地普遍调查，土地簿籍和实际情形完全不符合，而且连不符合的簿籍大部分都已丧失，半数以上的土地不在簿籍上，逃避政府租税；半数的土地面积和负担轻重不一样，极不公平。地主的负担转嫁给贫农，土地越多的交租越少，土地越少的交租越多，由之，富的愈富，穷的更穷。经过实际丈量以后，所有过去逃税的土地登记完粮。全国土地，记载田亩面积方圆，编列字号，和田主姓名，制成文册，名为鱼鳞图册。政府据以定赋税标准。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全国水田总数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 [279] 夏秋二税收麦四百七十余万石，米二千四百七十余万石，和元代全国岁入粮数一千二百十一万四千七百余石比较，增加了一倍半。 [280]

●鱼鳞册，用以登记户主田产。

人口普查的结果，编定了赋役黄册，把户口编成里甲，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的地主十户做里长，余百户为十甲，每甲十户，设一甲首。每年以里长一人甲首一人，管一里一甲之事，先后次序根据丁粮多少，每甲轮值一年。十甲在十年内先后轮流为政府服义务劳役。一甲服役一年，有九年的休息。每隔十年，地方官以丁粮增减重新编定黄册，使之合乎实际。洪武二十六年统计，全国有户一千六百五万二千六百八十，口六千五十四万五千八百十二。 [281] 比之元朝极盛时期——世祖时期的户口，户一千一百六十三万三千二百八十一，口五千三百六十五万四千三百三十七， [282] 户增加了四百四十万，口增加了七百万。

表面上，派大批官吏核实全国田土，定其赋税，详细记载原坂、坟衍、下隰、沃瘠、沙卤的区别，凡置卖田土，必须到官府登记税粮科则，免去贫民产去税存的弊端；十年一次的劳役，轮流休息，又似乎是替一般穷人着想的。其实，穷人是得不到好处的，因为执行丈量的是地主，征收租粮的还是地主，里长甲首依然是地主，地主是绝不会照顾小自耕农和佃农的利益的。而且，愈是大地主，愈有机会让子弟受到教育，通过科举成为官僚绅士，官僚绅士享有非法的逃避租税、合法的免役之权。前一例子，朱元璋说得很明白：“民间洒派、包荒、诡寄、移丘、换段，这等俱是奸顽豪富之家，将次没福受用财富田产，以自己科差洒派细民。境内本无积年荒田，此等豪猾，买嘱贪官污吏，及造册书算人等……当科粮之际，作包荒名色，征纳小户。书算手受财，将田洒派，移丘换段，作诡寄名色，以此靠损小民。” [283] 后一例子，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朱元璋告诉中书省官员：“食禄之家，与庶民贵贱有等，趋事执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贤人君子，既贵其身，而复役其家，则君人野人无所分别，非劝士待贤之道。自今百司见任官员之家，有田土者，输租税外，悉免其徭役。着为令。” [284] 不但见任官，乡绅也享受这特权。洪武十二年又着令：“自今内外官致仕还乡者，复其家终身无所与。” [285] 连在学的学生、生员之家，除本身外，户内也优免二丁差役。 [286] 这样，现任官、乡绅、生员都逃避租税，豁免差役，完粮当差的义务，便完全落在自耕农和贫农的身上了。他们不但出自己的一份，连官僚绅士地主的一份，也得一并承当下来。统治集团所享受的特权，造成了更激烈的加速度的兼并，土地愈集中，人民的负担愈重，生活愈困苦。这负担据朱元璋说是“分”，即应尽的义务，洪武十五年他叫户部出榜晓谕两浙江西之民说：“为吾民者当知其分，田赋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能安其分，则保父母妻子，家昌身裕，斯为忠孝仁义之民。”不然呢？“则不但国法不容，天道亦不容矣！”应该像“中原之民，惟知应役输租，无负官府”。只有如此，才能“上下相安，风俗淳美，共享太平之福！” [287]

里甲的组织，除了精密动员人力以外，最主要的任务是布置全国性的特务网，严密监视并逮捕危害统治的人物。

朱元璋发展了古代的传、过所、公凭这一套制度，制定了路引（通行证或身份证）。法律规定：“凡军民人等往来，但出百里即验文引。如无文引，必须擒拿送官。仍许诸人首告，得实者赏，纵容者同罪。天下要冲去处，设立巡检司，专一盘诘往来奸细及贩卖私盐犯人、逃囚、无引面生可疑之人。” [288] 处刑的办法：“凡无文引，私度关津者杖八十。若关不由门，津不由渡而越度者杖九十。若越度缘边关塞者，杖一百，徒三年；因而出外境者绞。”军民的分别：“若军民出百里之外不给引者，军以逃军论，民以私度关津论。”这制度把人民的行动范围，用无形的铜墙铁壁严密圈禁。路引是要向地方官请领的，请不到的，便被禁锢在生长的土地上，行动不能出百里之外。

要钳制监视全国人民，光靠巡检司是不够的，里甲于是被赋予了辅助巡检司的任务。朱元璋在洪武十九年手令“要人民互相知丁”，知丁是监视的意思。

诰出，凡民邻里互相知丁。互知务业，俱在里甲，县府州务必周知。市村绝不许有逸夫。若或异四业而从释道者，户下除名。凡有夫丁，除公占外，余皆四业，必然有效。

一、知丁之法：某民丁几，受农业者几，受士业者几，受工业者几，受商业者几。且欲士者志于士，进学之时，师友某氏，习有所在，非社学则入县学，非县必州府之学，此其所以知士丁之所在。已成之士为未成士之师，邻里必知生徒之所在。庶几出入可验，无异为也。

一、农业者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知焉。

一、专工之业，远行则引明所在，用工州里，往必知方。巨细作为，邻里采知。巨者归迟，细者归疾，出入不难见也。

一、商：本有巨微，货有重轻，所趋远近水陆，明于引间。归期艰限，其业邻里务必周知。若或经年无信，二载不归，邻里当觉（报告）之询故。本户若或托商在外非为，邻里勿干。

逸夫指的是无业的危险分子。如不执行这命令：

一里之间，百户之内，仍有逸夫，里甲坐视，邻里亲戚不拿，其逸夫或于公门中，或在市闾里，有犯非为，捕获到官，逸夫处死，里甲四邻化外之迁，的不虚示。 [289]

又说：

此诰一出，自京为始，遍布天下。一切臣民，朝出暮入，务必从容验丁。市井人民，舍客之际，辨人生理，验人引目。生理是其本业，引目相符而无异，犹恐托业为名，暗有他为。虽然业与引合，又识重轻巨微贵贱，倘有轻重不伦，所赍微细，必假此而他故也，良民察焉。 [290]

异为，非为，他为，他故，都是法律术语，即不轨、不法的意思。前一手令是里甲邻里的连坐法，后一手令是旅馆检查规程，再三叮咛训示，把里甲和路引制度关联成为一体，不但圈禁人民在百里内，而且用法律、用手令强迫每一个人都成为政府的代表，执行调查、监视、告密、访问、逮捕的使命。 [291]

三.新官僚养成所

专制独裁的君主，用以维持和巩固皇权的两套法宝，一是军队，二是官僚机构。用武力镇压，用公文统治，皇权假如是车子，军队和官僚便是两个车轮，缺一不可。

朱元璋从亲兵爬到宋朝的丞相国公，做吴王，一直做到皇帝，本来是靠武力起的家，有的是军队，再加上刘基的组织方案——军卫法，一个轮子有了。

另一个轮子可有点麻烦，从朝廷到地方，从部院省寺府监到州县，各级官僚十几万人，白手起家的朱元璋，从哪儿去找这么些听话的、忠心的、能干的文人？

用元朝的旧官僚吧？经过二十年战争的淘汰，生存的为数已不甚多，会办事有才力的一批，早已来投效了。不肯来的，放下脸色一吓唬，说是：“您不来，敢情在打别的主意？” [292] 也不敢不来。剩下的不是贪官污吏，便是老朽昏庸；不是眷怀旧国的恩宠，北迁沙漠， [293] 便是厌恶新朝的暴发户派头，恐惧新朝的屠杀侮辱，遁迹江湖，埋名市井。 [294] 尽管新朝用尽了心机，软说硬拉，要凑齐这个大班子，人数还差得太远。

第二想到的是元朝的吏。元朝是以吏治国的。从元世祖以后，甚至执政大臣也用吏来充当，造成风气。 [295] 朱元璋深知法令愈繁冗，条格愈详备，一般人不会办，甚至不能懂，吏就愈方便舞文弄弊，闹成吏治代替了官治，代替了君治，这是万万要不得的。 [296]

第三只好起用没有做过官的读书人了。读书人当然想做官，可是也有顾忌。顾忌的是失身份：“海岱初云扰，荆蛮遂土崩。王公甘久辱，奴仆尽同升。” [297] 和奴仆同升也许还不大要紧，要紧的是这个政权还不大巩固，对内未统一；对外，北边蒙古还保有强大力量。顾忌的是这个政权是淮帮，大官位都给淮人占完了：“两河兵合尽红巾，岂有桃源可避秦？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 [298] 更顾忌的是恐怖的屠杀凌辱，做官一有差跌，不是枭首种诛，便是戴斩罪镣足办事，“以鞭笞捶楚为寻常之辱，以屯田工役为必获之罪”。 [299] 不是不得已，又谁敢做官？

第四是任用地主做官，称为荐举。有富户、耆民、孝弟力田、税户人才（纳粮最多的大地主）等名目。有一出来便做朝廷和地方的大官的，最多的一次到过三千七百多人。 [300] 可是，还不够用，而且，这些地主官僚的作风，也不完全适合新朝统治的需要。

旧的人才不够用，只好想法培养新的了。朱元璋决心用自己的方法，新造一个轮子——国子监，来训练大量的新官僚。

国子监的教职员，从祭酒（校长）、司业、博士、助教、学正到监丞，都是朝廷命官，任免都出于吏部，国子监官到监是上任做官，学校是学校官的衙门。政治和教育一体，官僚和师儒一体。祭酒虽然是衙门首长，“严立规矩，表率属官”，但是，并无聘任教员之权，因为一切教职员都是吏部派的。监丞品位虽低，却参领监事，凡教官怠于师训，生员有戾规矩，课业不精，并从纠举。不但管学生规矩课业，还兼管教员教课成绩。办公处叫绳愆厅，特备有行扑红凳二条，拨有直厅皂隶二名，“扑作教刑”，刑具是竹篦，皂隶是行刑人，红凳是让学生伏着挨打的。照规定，监丞立集愆册一本，各堂生员敢有不遵学规，即便究治。初犯记录（记过），再犯决竹篦五下，三犯决竹篦十下，四犯发遣安置（开除，充军，罚充吏役）。监丞对学生，不但有处罚权，而且有执行刑讯之权，学校、法庭、刑场合而为一。当然，判决和执行都是片面的，学生绝对没有辩解申说和要求上诉的权利。 [301] 膳夫由朝廷拨死囚充役，如三遍不听使令，即处斩刑，学校又变作死囚的苦工场了。 [302]

学校的教职员全是官，学生呢？来源有两类，一类是官生，一类是民生。官生又分两等，一等是品官子弟，一等是外夷子弟（包括日本、琉球、暹罗和西南土司子弟）。官生是由皇帝指派分发的，民生是由各地地方官保送府州县学的生员。 [303] 原来立学的目的，是为了训练官生如何去执行统治，名额是一百五十名，民生只占五十名。 [304] 后来官生入学的日少，民生依法保送的日多，以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的在学人数为例，总数八千一百二十四名，里面官生只有四名。国子监已经失去原来的用意，成为广泛训练民生做官的机构了。

功课内容分《御制大诰》《大明律令》、四书五经、刘向《说苑》等书。 [305] 最重要的是《大诰》。《大诰》是朱元璋自己写的，还有续编、三编、《大诰武臣》，一共四册。主要的内容是列举所杀官民罪状，使官民知所警戒，和教人民守本分，纳田租，出夫役，老老实实听朝廷当差的训话。洪武十九年以《大诰》颁赐监生，二十四年令“今后科举岁贡生员，俱以《大诰》出题试之”。礼部行文国子监正官，严督诸生熟读讲解，以资录用，有不遵者，以违制论。 [306] 违制是违抗圣旨的法律术语，这罪名是非同小可的。至于《大明律令》，因为学生的出路是做官，当然是必读书。四书五经是儒家的经典，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都在里面。孔子的思想是没有问题的，尊王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一大套，最合帝王的脾胃，所以朱元璋面谕国子博士：“一以孔子所定经书诲诸生。” [307] 至于《孟子》就不同了，洪武三年，他开始读这本书，读到好些对君上不客气的地方，大发脾气，对人说：“这老头要是活到今天，非严办不可！”下令国子监撤去孔庙中的孟子牌位，把孟子逐出孔庙。后来虽然迫于舆论，恢复孟子配飨，对于这部书还是认为有反动毒素，得经过严密检查。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特别敕命组织《孟子》审查委员会，执行检删职务的是当时的老儒刘三吾。把《尽心》篇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梁惠王》篇“国人皆曰贤，国人皆曰可杀”一章，“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和《离娄》篇“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一章，《万章》篇“天与贤则与贤”一章，“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以及类似的“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一共八十五条，以为这些话，不合“名教”，太刺激了，全给删节掉了。只剩下一百七十几条，刻板颁行全国学校。这部经过凌迟碎割的书，叫作《孟子节文》。所删掉的一部分，“课士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 [308] 至于《说苑》，是因为“多载前言往行，善善恶恶，昭然于方册之间，深有劝戒”，是作为修身或公民课本被指定的。此外，也消极地指定一些不许诵读的书，例如“苏秦张仪，繇战国尚诈，故得行其术，宜戒勿读”。 [309] 由此可见学校功课的项目，内容的去取，必读书和禁读书，学校教官是无权说话的，一切都由皇帝御定。有时高兴，他还出题目，所谓“圣制策问”，来考问学生呢！

●国子监孔子像

学生日课，规定每日写字一幅，每三日背《大诰》一百字，五经一百字，四书一百字，每月作文六篇，违者都是痛决（打）。低年级生只通四书的，入正义、崇志、广业三堂，中等文理条畅的升入修道、诚心二堂，在学满七百天，经史兼通的入率性堂。率性堂生一年内考试满八分的予出身（做官）。 [310]

监生的制服叫襕衫，也是御定的。膳食全公费，合校会馔。有家眷的特许带家眷入学，每月支食粮六斗。监生和教员请假或回家，都要经皇帝特许。 [311]

管制学校的监规，是钦定的，极为严厉。前后增订一共有五十六款。学生对课业有疑问，必须跪听。绝对禁止对人对事的批评。禁止团结组织，甚至班与班之间也禁止来往，又不许议论饮食美恶，不许穿常人衣服。有事先于本堂教官处通知，毋得径行烦紊。凡遇出入，务要有出恭入敬牌。还有无病称病，出外游荡，会食喧哗，点闸（名）不到，号房（宿舍）私借他人住坐，酣歌夜饮等二十七款，下文都是违者痛决。最最严重的一款是“敢有毁辱师长，及生事告讦者，即系干名犯义，有伤风化，定将犯人杖一百，发云南地面充军”。 [312] 朱元璋寄托培养官僚的全部责任于国子监，这一条的法意就是授权监官，用刑法清除所有不服从和敢于抗议的监生。毁辱师长的含义是非常广泛的，无论是语言、文字、行动上的不同意，以至批评，都可任意解释。至于生事告讦，更可随便应用，凡是不遵从监规的，不满意现状的，要求对教学及生活有所改进的，都可以援用这条款片面判决之，执行之。国子监第一任祭酒宋讷是这条监规的起草人，极其严酷。在他的任内，监生走投无路，经常有人被强制饿死，被迫缢死。祭酒连尸首也不肯放过，一定要当面验明，才许收殓。 [313] 后来他的儿子宋复祖当司业，也学父亲的办法，“诫诸生守讷学规，违者罪至死”。 [314] 学录金文徵反对宋讷的过分残暴，想法子救学生，向皇帝控诉说：“祭酒办学太严，监生饿死不少人。”朱元璋不理会，说是祭酒只管大纲，监生饿死，罪坐亲教之师。文徵又设法和同乡吏部尚书余熂商量，由吏部出文书令宋讷以年老退休。这年宋讷七十五岁，照规定是该告老的，不料宋讷在辞别皇帝时，说出并非真心要辞官。朱元璋大怒，追问缘由，立刻把余熂、金文徵和一些关联的教官都杀了，还把罪状榜示在监前，也写在《大诰》里头。这次反迫害的学潮，在一场屠杀后被压平。 [315]

●明《皇都积胜图》局部。绢本设色，全卷纵32厘米，横2182.6厘米。这幅长卷是明朝中后期北京城繁盛景况的再现。

洪武二十七年第二次学潮又起，监生赵麟受不了虐待，出壁报提出抗议。照监规是杖一百充军，为了杀一儆百，朱元璋法外用刑，把赵麟杀了，并且在监前立一长竿，枭首示众。二十八年又颁行《赵麟诽谤册》和《警愚辅教》二录于国子监。到三十年七月二十三日，又召集祭酒和本监教官监生一千八百二十六名，在奉天门当面训话整顿学风，他说：

恁学生每听着：先前那宋讷做祭酒呵，学规好生严肃，秀才每循规蹈矩，都肯向学，所以教出来的个个中用，朝廷好生得人。后来他善终了，以礼送他回乡安葬，沿路上着有司官祭他。

近年着那老秀才每做祭酒呵，他每都怀着异心，不肯教诲，把宋讷的学规又改坏了，所以生徒全不务学，用着他呵，好生坏事。

如今着那年纪小的秀才官人每来署学事，他定的学规，恁每当依着行。敢有抗拒不服，撒泼皮，违犯学规的，若祭酒来奏着恁呵，都不饶，全家发向武烟瘴地面去，或充军，或充吏，或做首领官。

今后学规严紧，若无籍之徒，敢有似前贴没头帖子，诽谤师长的，许诸人出首，或绑缚将来，赏大银两个。若先前贴了票子，有知道的，或出首，或绑缚将来呵，也一般赏他大银两个。将那犯人凌迟了，枭令在监前，全家抄没，人口迁发烟瘴地面。钦此！ [316]

和统制监生一样，国子监的教官也是在严刑重罚的约束之下的。以祭酒为例，三十多年来的历任祭酒，只有以残酷著名的宋讷是善终在任上，死后的恩礼也特别隆重，可以说是例外，其他的不是被得罪放逐，便是被杀。 [317]

痛决、充军、罚充吏役、枷镣终身、饿死、自缢死、枭首示众、凌迟，一大串刑罚名词，明初的国子监与其说是学校，不如更合适地说是集中营，是刑场。不只是学生，也包括教官在内，在受死亡所威胁的训练下，造成的是绝对服从的、无思想的、奴性的官僚。

从洪武二年到三十一年这一时期监生任官的情形来看，第一，监生并没有一定的任官资序，最高的有做到地方大吏从二品的布政使，最低的做正九品的县主簿，以至无品级的教谕。第二，监生也没有固定的任官性质，朝廷的部院官、监察官，地方最高民政财政官、司法官，以至无所不管的亲民的府州县官和学校官，几乎无官不可做。第三，除做官以外，在学的监生，有奉命出使的，有奉命巡行列郡的，有稽核百司案牍的，有到地方督修水利的，有执行丈量、记录土地面积、定粮的任务的，有清查黄册的（每年一千二百人），有写本的，有在各衙门办事的，有在各衙门历事的（实习），几乎无事不能做。第四，三十年来监生的任官，以洪武二年和二十六年为最高（洪武二年擢监生为行省左右参政、各道按察司佥事及知府等官，二十六年以监生六十四人为行省布政、按察两使及参政、参议、副使、佥事等官），十九年为最多（命祭酒、司业择监生千余人送吏部，除授知州、知县等职），“故其时布列中外者，太学生最盛”。 [318] 大体说来，从十五年以后，监生的出路，已渐渐不如初年，从做官转到做事，朝廷利用大批监生做履亩定粮、督修水利、清查黄册等基层技术工作。至于为什么洪武二年和二十六年，大量利用监生做高官呢？理由是：第一，刚开国人才不够，如上文所说过的，没有别的人可用，只能以受过训练的监生出任高官。第二，洪武二十六年二月蓝玉被杀，牵连致死的文武官僚、地方大吏为数极多，许多衙门都缺正官，监生因之大走官运。至于为什么洪武十九年监生任官的竟有千余人之多呢？那是因为上年闹郭桓贪污案，供词牵连到直省官吏，因而系死者有几万人，下级官吏缺得太多的缘故。至于为什么从洪武十五年以后，监生做官的出路一天不如一天呢？那是因为从十五年以后，会试定期举行，每三年一次，进士在发榜后即刻任官，要做官的都从进士科出身，甚至监生也多从进士科得官，官僚从科举制度里出来。国子监失去了培养官僚的独占地位。进士释褐授官，这些官原来都是监生的饭碗，进士日重，监生日轻，只好去做基层技术工作和到诸司去历事了。

地方的府州县学和国子监一样，生员都是供给廪膳（公费）的，从监生到生员都享有免役权，法律规定“免其家差徭二丁”。

洪武十五年颁发禁例十二条于全国学校，镌立卧碑，置于明伦堂之左，不遵者以违制论。禁例中最重要的是“生员家若非大事，毋轻至于公门”“生员父母欲行非为，则当再三恳告”。前一条不许生员交结地方官，后一条要使生员为皇家服务，替朝廷消弭“非为”。另一条“军民一切利病，并不许生员建言。果有一切军民利病之事，许当该有司，在野贤才，有志壮士，质朴农夫，商贾技艺，皆可言之，诸人毋得阻当，惟生员不许！” [319] 重复地说“不许生员建言”“惟生员不许”，为什么单单剥夺了生员讨论政治的权利呢？因为他害怕群众，害怕组织，尤其害怕有群众基础、有组织能力的知识分子。

地方学校之外，洪武八年又诏地方立社学——乡村小学。

府州县学和社学都以《御制大诰》和《大明律令》做主要必修科。

在官僚政治之下，地方学校只存形式，学生不在学，师儒不讲论。社学且成为官吏迫害剥削人民的手段，“有愿读书无钱者不许入学；有三丁四丁不愿读书者，受财卖放，纵其愚顽，不令读书。有父子二人，或农或商，本无读书之暇，却乃逼令入学。有钱者又纵之，无钱者虽不暇读书，又不肯放，将此凑生员之数，欺诳朝廷”。 [320] 朱元璋虽然要导民为善，却对官僚政治无办法，叹一口气，只好把社学停办，省得“逼坏良民不暇读书之家”。 [321]

除国子监以外，政府官吏的来源是科举制度。国子监生可以不由科举，直接任官，而从科举出身的人则必须是学校的生员（俗称秀才），每三年在省城会考一次，称为乡试，及格的为举人。各布政司举人的名额是一定的，除直隶（今江苏、安徽）百人最多，广东、广西二十五人最少，其他布政司都是四十人。第二年全国举人会考于京师，称为会试。会试及格的再经一次复试，地点在殿廷，叫作廷试，亦称殿试。这复试是形式上的，主要意义是让皇帝自己来主持这抡才大典，选拔之权，出于一人，及格的是天子门生，自然应该死心塌地替皇家服务。发榜一二三甲（等），一甲只有三人，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状元、榜眼、探花的名号是御定的，民间又称乡试第一名为解元，会试第一名为会元，二三甲第一名为传胪。乡试由布政使司主持，会试由礼部主持。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二三甲考选庶吉士的为翰林官，其他或授给事、御史、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太常、国子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知县等官。举人、贡生会试不及格，改入国子监，也可选做小京官，或做府佐和州县正官以及学校教官。

●明清科举考试层级

科举各级考试，专用四书五经来出题目。文体略仿宋经义，要用古人口气说话，只能根据几家指定的注疏发挥，绝对不许有自己的见解。体裁排偶，叫作八股，也称制义。这制度是朱元璋和刘基商量决定的。十五年以后，定制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乡试在八月，会试在二月。每试分三场，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二场试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科（选）一道；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 [322]

学校和科举并行，学校是科举的阶梯，科举是学生的出路。学生通过科举便做官，不但忘了学校，也忘了书本，于是科举日重，学校日轻。学校和科举都是制造和选拔官僚的制度，所学和考试的范围完全一样，都是四书五经，不但远离现实，也绝对不许接触到现实。诚如当时人宋濂所说：“自贡举法行，学者知以摘经拟题为志，其所最切者，惟四子一经之笺，是钻是窥，余则漫不加省。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木强不能对。” [323] 学校呢？“稍励廉隅者不愿入学，而学行章句有闻者，未必尽出于弟子员。” [324] 到后来甚至弄到“生徒无复在学肄业，入其庭不见其人，如废寺然”。 [325] 科举人才不读书，不知时事，学校没有学生，加上残酷的统治管理，严格的检查防范，学校生员除了尊君和盲从古人之外，不许有新的思想、言论，于是整个学术文化界、思想界、政治界，从童生到当国执政，都向往三王，服膺儒术，都以为“天王圣明，臣罪当诛”。挨了打是“恩谴”，被砍头是“赐死”，挨了骂不消说有资格才能挨得着。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更不会有不是的皇帝，君权由此巩固，朱家万世一系的统治也安如泰山了。

四.皇权的轮子——军队

皇权的另一个轮子是军队。

朱元璋在攻克集庆以后，厉行屯田政策，广积粮食，供给军需。和刘基研究古代的兵制：征兵制的好处是全国皆兵，有事召集，事定归农，兵员素质好，来路清楚，政府在平时无养兵之费。坏处是兵员都出自农村，如有长期战争，便影响到农村的生产。而且兵源有限制，不适合于大规模作战。募兵制呢？好处是应募的多为无业游民，当兵是职业，数量和服役的时间，可以不受农业生产的限制。坏处是政府经常要维持大量数目的常备军，军费负担太重，而且募的兵来路不明，没有宗族乡党的挂累，容易逃亡，也容易叛变。理想的办法是折中于两者之间，有两者的好处，而避免各自的坏处。主要的原则是要使战斗力量和生产力量一致。

刘基创立的办法是卫所制度。 [326]

卫所的兵源有四种：一种是从征，即起事时所统的部队，也就是郭子兴的基本队伍。一种是归附，包括削平群雄所得的部队和元朝的投降军。一种是谪发，指因犯罪被谪发当兵的，也叫恩军。一种叫垛集，即征兵，照人口比例，一家有五丁或三丁出一丁为军。前两种是定制时原有的武力，后两者则是补充的武力。这四种来源的军人都是世袭的，为了保障固定员额的维持，规定军人必须娶妻，世代继承下去，如无子孙继承，则由其原籍家属壮丁顶补。种族绵延的原则，被应用到武装部队里来，兵营成为武装的家庭群了。 [327]

●明代西安右护卫后千户所百户印。长、宽均为7厘米，高8.4厘米，是明朝政府铸造的卫所印章。

军有特殊的社会身份，单独有“军籍”。在明代户口中，军籍和民籍、匠籍平行，军籍属于都督府，民籍属于户部，匠籍属于工部。军不受普通行政官吏的管辖，在身份上、法律上和经济上的地位，都和民不同，军和民是截然分开的。民户有一丁被垛为军，政府优免原籍老家一丁差徭，作为优恤。军士到戍所时，由宗族治装。在卫的军士除本身为正军外，其子弟称为余丁或军余，将校的子弟则称为舍人。日常生活概由政府就屯粮支给，按月发米，称为月粮，马军月支米二石，步军总旗一石五斗，小旗一石二斗，步军一石（守城的照数支给，屯田的支半）。恩军家四口以上一石，三口以下六斗，无家口的四斗。衣服岁给冬衣、棉布、棉花，夏衣、夏布，出征时依例给胖袄、鞋裤。 [328]

军队组织分作卫所两级：大体上以五千六百人为卫，卫有指挥使。卫分五个千户所，所一千一百二十人，有千户（长官）。千户所分十个百户所，所一百一十二人，有百户（长官）。百户下有总旗二，小旗十；总旗领小旗五，小旗领军十人。大小联比以成军。卫所的分布，根据地理险要：小据点设所，关联几个据点的设卫。集合一个军区的若干卫所，又设都指挥使司，作为军区的最高军事机构，长官是都指挥使。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全国共有十七个都指挥使司，内外卫三百二十九，守御千户所六十五。首都和地方的兵力分配如下：

[74]《明太祖实录》卷二二三。

这十七个都指挥使司又分别隶属于五军都督府。

军食出于屯田。大略是学汉朝赵充国的办法，在边塞开屯，一部分军士守御，一部分军士受田耕种。目的在于省去运输费用和充裕军食，减轻国库的负担，战斗力和生产力协调一致。跟着内地卫所也先后开屯耕种，以每军受田五十亩为一分，官给耕牛农具。开头几年是免纳田租的，到成为熟地后，每亩收税一斗。规定边地守军十分之三守城、七分屯种，内地是二分守城、八分屯种，希望能达到自给自足的地步。 [329]

军队里也和官僚机构一样，清廉的武官是极少见的，军士经常被苛敛剥削。朱元璋曾经愤恨地指出：

那小军每一个月只关得一担儿仓米，若是丈夫每（们）不在家里，他妇人家自去关呵，除了几升做脚钱，那害人的仓官又斛面上打减了几升。待到家里（音伐）过来呵，止有七八斗儿米，他全家儿大大小小要饭吃，要衣裳穿，他那里再得闲钱与人？ [330]

●明代南京皇城校尉铜牌。宽10.5厘米，高12.9厘米，江苏省南京市明宫殿遗址出土。校尉是御林军的低级军官，负责皇城安全，检验出入皇城人员的证件。此铜牌当为值夜班的军士佩戴。

正军本人的衣着虽由官家支给，家属的却得自己制备，一石米在人口多的家庭，连吃饭都不够，如何还能孝敬上官？如何还能添制衣服？军士活不了，只好逃亡，只好兼营副业，做苦力、做买卖全来，军营就空了，军队的士气战斗力也就差了。

除军屯外，还有商屯。边军粮食发生困难时，政府用“开中法”来接济。开中法是把运输费用转嫁给商人。政府有粮食有盐，困难的是运输费用过大，商人有资本也有人力，却无法得到为政府所专利的盐。开中法让商人运一定数量的粮食到边境，拿到收据，可以向政府领到等价的盐，自由贩卖，从而获取重利。商人会打算盘，索性雇人在边上开屯，就地缴粮，省去几倍的运费。 [331] 在这一交换过程中，不但边防充实了，政府省运费、省事，商人也发了财，皆大欢喜。而且，边界荒地开垦了，不但增加了政府的财富，也造成了地方的繁荣。

军权分作两部分：统军权归五军都督府，军令权则属于兵部。武人带兵作战，文人发令决策。在平时卫所军各在屯地操练屯田，战时动员令一下，各地卫军集合成军，临时指派都督府官充任将军总兵官，统带出征。战事结束，立刻复员，卫军各回原卫，将军交回将印，也回原任。将不专军，军无私将，上下阶级分明，纪律划一。唐宋以来的悍将跋扈、骄兵叛变的弊端，在这制度下完全根绝了。

朱元璋对军官军士是用十二分的注意来防范的。除开在各个部队里派义子监军，派特务人员侦伺以外，洪武五年还特地降军律于各卫，禁止军官军人于私下或明里接受公侯所与信宝、金银、缎匹、衣服、粮米、钱物，及非出征时不得于公侯之家门首侍立。其公侯非奉特旨，不得私自呼唤军人役使，违者公侯三犯准免死一次，军官军人三犯发海南充军。 [332] 后来更进一步，名义上以公侯伯功臣有大功，赐卒一百一十二人做卫队，设百户一人统率，颁有铁册，说明“俟其寿考，子孙得袭，则兵皆入卫”，称为奴军，亦称铁册军；事实上是防功臣有二心，特设铁册军来监视的。功臣行动，随时随地都有报告，证人是现成的，跟着是一连串的告密案和大规模的功臣屠杀。 [333]

在作战时，虽然派有大将军统率大军，但指导战争进行的，还是朱元璋自己，用情报、用军事经验来决定前方的攻战，甚至指挥到极琐细的军务。即使最亲信的将领，像徐达、李文忠，也是如此。例如吴元年（公元1367年）四月十八日给徐达的手令，在处分军事正文之后，又说：“我的见识只是如此，你每（们）见得高处强处便当处，随着你每意见行着，休执着我的言语，恐怕见不到处，教你每难行事。”洪武三年四月：“说与大将军知道……这是我家中坐着说的，未知军中便也不便，恁只拣军中便当处便行。”给李文忠的手令：“说与保儿、老儿……我虽这般说，计量中不如在军中多知备细，随机应变的勾当。你也厮活落些儿也，那里直到我都料定！”大体上指导的原则是不能更动的，统帅所有的只是极细微的修正权。

对待俘虏的方针是屠杀，如龙凤十一年十一月初五日的令旨：“吴王亲笔，差内使朱明前往军中，说与大将军左相国徐达、副将军平章常遇春知会：十一月初四日捷音至京城，知军中获寇军及首目人等陆万余众，然而俘获甚众，难为囚禁，令差人前去，教你每军中，将张（士诚）军精锐勇猛的留一二万，若系不堪任用之徒，就军中暗地去除了当，不必解来。但是大头目，一名名解来。”十二年三月且严厉责备徐达不多杀人：“吴王令旨，说与总兵官徐达，攻破高邮之时，城中杀死小军数多，头目不曾杀一名。今军到淮安，若系便降，系是泗州头目青幡黄旗招诱之力，不是你的功劳。如是三月已里，淮安未下，你不杀人的缘故，自说将来！依奉施行者。”吴元年十月二十四日因为俘虏越狱逃跑，又下令军前：“今后就阵获到寇军及首目人等，不须解来，就于军中典刑。”洪武三年四月：“说与大将军知道：止是就阵得的人，及阵败来降的王保保头目，都休留他一个，也杀了。止留小军儿，就将去打西蜀了后，就留些守西蜀便了。”不但俘虏，连投降的头目也一概残杀了。

有一道令旨是关于整饬军纪的，说明了这一举措的军事理由。时间是龙凤十二年三月：“（张军）男子之妻多在高邮被掳，总兵官为甚不肯给亲完聚发来？这个比杀人那个重？当城破之日，将头目军人一概杀了，倒无可论，掳了妻子，发将精汉来，我这里赔了衣粮，又费关防，养不住。杀了男儿，掳了妻小，敌人知道，岂不抗拒？星夜教冯副使（胜）去军前，但有指挥、千户、百户及总兵官的伴当，掳了妇女的，割将首级来。总兵官的罪过，回来时与他说话。依奉施行者。” [334] 男子指的是张士诚的部队，被掳指的是被朱元璋自己的部队所掳。把俘虏的妻女抢了，送俘虏来，养不住，白赔粮食，白费事看守。掳了妇女，杀了俘虏，敌人知道了，当然会顽强抵抗。为了这个道理，朱元璋只好派特使去整顿军风军纪了。

五.皇权的轮子——新官僚机构

由于历史包袱的继承，皇权的逐步提高，隋唐以来的官僚机构，以巩固皇权为目的的三省制度——中书省出命令，门下省掌封驳，尚书省主施行——中书官和皇帝最亲近，接触机会最多，权也最重。宋代后期，门下省不能执行审核诏令的任务，尚书省官只能平决庶务，不能与闻国政，三省事实上只是一省当权。到元代索性取消门下省，把尚书省的官属六部也归并到中书，成为一省执政的局面。地方则分设行中书省，总揽军民大政。其下有路、府、州、县，管理军民。

三省制的形成有它的历史背景和原因，就这制度本身而论，把政权分作三份，一个专管决策，一个负责执行，而又另有一个纠核的机构，驳正违误，防止皇权的滥用和官僚的缺失，从巩固皇权、维持现状的意义上说，是很有用的。可是，事实上，官僚政治本身破坏并导致了这个官僚机构的瘫痪，皇权和相权的冲突，更有目的地摧毁了这个官僚机构。

官僚政治特征之一是做官不做事，重床叠屋，衙门愈多，事情愈办不好，拿薪水的官僚愈多，负责做事的人愈少。例如从唐以来，往往因事设官：尚书省原有户部，专管户口财政，在国计困难时，政府要张罗财帛，供应军需，大张旗鼓，特设监铁使、户部使、租庸使、国计使等官，由宰相或大臣兼任，意思是要提高搜刮的效率，可是这样一来，户部位低权轻，职守都为诸使所夺，便变成闲曹了。兵部专管军政，从五代设了枢密使以后，兵部又无事可做了。礼部专掌礼仪，宋代却又另有礼院。几套性质相同的衙门，新创的抢了旧衙门的职司，本衙门的官照例做和本衙门不相干的事，或者索性不做事。千头万绪，名实不符，十个官僚有九个不知道自己的职司。冗官日多，要官更多，行政效率也就日益低落。 [335] 到元代又添上蒙古的部族政治机构，衙门越发多，越发庞大，混乱复杂，臃肿不灵，瘫痪的病象在显露了。

而且就官僚的服务名义说，也有官、职、差遣之分。官是表明等级、分别薪俸的标志，职以待文学侍从之臣，只有差遣是“治内外之事”的。皇家的赏功酬庸，又有阶、勋、爵、食邑、功臣号等名目。以差遣而论，又有行、守、试、判、知、权知、权发遣的不同，其实除差遣以外，其他都是不大相干的。 [336]

皇权和相权的矛盾，例如宋太宗讨厌中书的政权太重，分中书吏房置审官院，刑房置审刑院。 [337] 为了分权而添置衙门，其实是夺相权归之于皇帝。皇帝的诏令照规矩是必须经过中书门下，才算合法，所谓“不经凤阁鸾台，何谓之敕？” [338] 用意是防止皇权的滥用。但是，这规矩只是官僚集团的规矩，官僚的任免生杀之权在皇帝，升沉荣辱甚至诛废的利害超过了制度的坚持，私人的利害超过了集团的利害。唐武后以来的墨敕斜封（手令），也就破坏了这个官僚制度，摧毁了相权，走上了独裁的道路。

朱元璋继承历代皇权走向独裁的趋势，对官僚机构大加改革，使之更得心应手地为皇家服务。

元代的行中书省是从中书省分出去的，职权太重，到后期鞭长莫及，几乎没法子控制了。朱元璋要造成绝对的中央集权，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设左右布政使各一人，掌一区的政令。布政使是朝廷派驻地方的代表、使臣，秉承朝廷，宣扬政令。全国分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十二布政使司，十五年增置云南布政使司。 [339] 布政使司的分区，大体上继承元朝的行省，布政使的职权却只掌民政财政，和元朝行中书省的无所不统，轻重大不相同了。而且就地位论，行省是以都省的机构分设于地方，布政使则是朝廷派驻的使臣，前者是中央分权于地方，后者是地方集权于中央，意义也完全不同。此外，地方掌管司法行政的另有提刑按察使司，长官为按察使，主管一区刑名按察之事。布、按二司和掌军政的都指挥使司合称三司，是朝廷派遣到地方的三个特派员衙门，民政、司法、军政三种治权分别独立，直接由朝廷指挥，为的是便于控制，便于统治。布政使司之下，真正的地方政府分两级，第一级是府，长官为知府；有直隶州，即直隶于布政使司的州，长官是知州。第二级是县，长官是知县；有州，长官是知州。州县是直接临民的政治单位。 [340]

中央统治机构的改革，稍晚于地方。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胡惟庸案发 [341] 后，废中书省，仿周官六卿之制，提高六部地位；吏、户、礼、兵、刑、工每部设尚书一人，侍郎（分左右）二人。吏部掌全国官吏选授、封勋、考课，甄别人才。户部掌户口、田赋、商税。礼部掌礼仪、祭祀、僧道、宴飨、教育及贡举（考试）和外交。兵部掌卫所官军选授、检练和军令。刑部掌刑名。工部掌工程造作（武器、货币等）、水利、交通。都直接对皇帝负责，奉行政令。

统军机关则改枢密院为大都督府，节制中外诸军。洪武十三年分大都督府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每府以左右都督为长官，各领所属都司卫所，和兵部互相表里。都督府长官虽管军籍军政，却不直接统带军队，在有战事时，才奉令出为将军总兵官，指挥作战。战争结束，便得交还将印，回原职办事。 [342]

监察机关原来是御史台，洪武十五年改为都察院，长官是左右都御史，下有监察御史一百一十人，分掌十二道（按照布政使司政区分道）。职权是纠劾百司，辨明冤枉，凡大臣奸邪、小人构党作威福乱政、百官猥茸贪污舞弊、学术不正，和变乱祖宗制度的，都可随时举发弹劾。这衙门的官被皇帝看作是耳目，替皇帝听，替皇帝看，有对皇权不利的随时报告。也被皇帝看作是鹰犬，替皇帝追踪、搏击一切不忠于皇帝的官民，是替皇帝监视官僚的衙门，是替皇帝检举反动思想、保持传统纲纪的衙门。监察御史在朝监视各个不同的官僚机构，派到地方的，有巡按、清军、提督学校、巡监、茶马、监军等职务，其中巡按御史算是代皇帝巡狩，按临所部，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是最威武的一个差使。

行政、军事、监察三种治权分别独立，由皇帝亲身总其成。官吏内外互用，其地位以品级规定。从九品到正一品，九品十八级，官和品一致，升迁调用都有一定的法度。百官分治，个别对皇帝负责，系统分明，职权清楚，法令详密，组织严紧。而在整套统治机构中，互相钳制，以监察官来监视一切臣僚，以特务组织来镇压威制一切官民。都督府管军不管民，六部管民不管军。大将在平时不指挥军队，动员复员之权属于兵部，供给粮秣的是户部，供给武器的是工部，决定战略的是皇帝。六部分别负责，决定政策的是皇帝。在过去，政事由三省分别处理，取决于皇帝，皇帝是帝国的首领。在这新统治机构下，六部府院直接隶属于皇帝，皇帝不但是帝国的首领，而且是这统治机构的负责人和执行人：历史上的君权和相权到此合一了，皇帝兼理宰相的职务，皇权由之达于极峰。 [343]

历史的教训使朱元璋深切地明白宦官和外戚对于政治的祸害。他以为汉朝、唐朝的祸乱都是宦官作的孽。这种人在宫廷里是少不了的，只能做奴隶使唤，洒扫奔走，人数不可过多，也不可用作耳目心腹；做耳目，耳目坏，做心腹，心腹病。对付的办法，要使之守法，守法自然不会做坏事；不要让他们有功劳，一有功劳就难于管束了。立下规矩，凡是内臣都不许读书识字。又铸铁牌立在宫门，上面刻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又规定内臣不许兼外朝的文武官衔，不许穿外朝官员的服装；做内廷官不能过四品，每月领一石米，穿衣吃饭官家管。并且，外朝各衙门不许和内官监有公文往来。这几条规定着着针对着历史上所曾发生的弊端，使内侍名副其实地做宫廷的仆役。 [344] 对外戚干政的对策，是不许后妃干政，洪武元年三月即命儒臣修《女诫》，纂集古代贤德妇女和后妃的故事，刊刻成书，来教育宫人，要她们学样。又立下规程，皇后只能管宫中嫔妇的事，宫门之外不得干预。宫人不许和外间通信，犯者处死，以断绝外朝和内廷的来往以至通信，使之和政治隔离。外朝臣僚命妇按例于每月初一、十五朝见皇后，其他时间，没有特殊缘由，不许进宫。皇帝不接见外朝命妇，皇族婚姻选配良家子女，有私进女口的不许接受。元璋的母族和妻族都绝后，没有外家，后代帝王也都遵守祖训，后妃必选自民家。外戚只是高爵厚禄，做大地主，住大房子，绝对不许与闻政事。 [345] 在洪武一朝三十多年中，内臣小心守法，宫廷和外朝隔绝，和前代相比，算是家法最严的了。

其次，元代以吏治国，法令极烦冗，档案堆成山，吏就从中舞弊，无法根究。而且，正因为公文条例过于琐细，不费一两年工夫，无从通晓，办公文、办公事成为专门技术，掌印正官弄不清楚，只好由吏做主张，结果治国治民的都是吏，不是官。小吏们唯利是图，毫不顾及全盘局面，政治（其实是吏治）自然愈闹愈坏。远在吴元年，朱元璋便已注意到法令和吏治的关系，指令台省官立法要简要严，选用深通法律的学者编定律令。经过缜密的商定，去烦减重，花了三十年工夫，更改删定了四五次，编成《大明律》，条例简于唐律，精神严于宋律，是中国法律史上极重要的一部法典。又为简化公文起见，于洪武十二年立案牍减烦式颁示各衙门，使公文明白好懂，文吏无法舞弊弄权。从此吏员在政治上被斥为杂流，不能做官。官和吏完全分开，官主行政，吏主事务，和元代的情形完全不同了。 [346]

和上述相关的是文章的格式。唐宋以来的政府文字，从上而下的制诰，从下达上的表奏，照习惯是骈骊四六文。尽管有多少人主张复古，提倡改革，所谓古文运动，在民间是成功了，政府却仍然用老套头。同一时代用的是两种文字，庙堂是骈偶文，民间是古文。朱元璋很不以为然，以为古人做文章，讲道理，说世务，经典上的话，都明白好懂，像诸葛亮的《出师表》，又何尝雕琢、立意写文章？可是有感情，有血有肉，到如今读了还使人感动，怀想他的忠义。近来的文士，文字虽然艰深，用意却很浅近，即使写得和司马相如、扬雄一样好，别人不懂，又中什么用？以此他要秘书——翰林做文字，只要说明白道理，讲得通世务就行，不许用浮辞藻饰。 [347] 到洪武六年，又下令禁止对偶四六文辞，选唐柳宗元《代柳公绰谢表》和韩愈《贺雨表》作为笺表法式。 [348] 这一改革不但使政府文字简单、明白，把庙堂和民间打通，现代人写现代文，就文学的影响也可以说很大，韩愈、柳宗元以后，朱元璋是提倡古文最有成绩的一个人。他自己所做的文章，写得不好，有时不通顺，倒容易懂。信札多用口语，比文章好得多，想来是受蒙古白话圣旨的影响，也许是没有念过什么书，中旧式文体的毒比较轻的缘故吧。

唐宋两代还有一样坏风气，朝廷任官令发表以后，被任用的官照例要辞官，上辞官表，一辞再辞甚至辞让到六七次，皇帝也照例拒绝，下诏敦劝，一劝再劝甚至六七次劝，到这人上任上谢表才算罢休。辞的不是真辞，劝的也不是真劝，大家肚子里明白，是在玩文字的把戏，误时误事，白费纸墨。朱元璋认为这种做作太无聊，也把它废止了。

六.建都和国防

自称为淮右布衣，出身于平民而做皇帝的朱元璋，在拥兵扩土、称帝建国之后，最惹其操心的问题，第一是怎样建立一个有力量的政治中心，即建都，建在何处？第二是用什么来维持皇家万世一系的独占统治？

远在初渡江克太平时（公元1355年），陶安便建议先取金陵，据形势以临四方。 [349] 冯国用劝定都金陵，以为根本。 [350] 叶兑上书请定都金陵，然后拓地江广，进则越两淮以北征，退则划长江以自守。 [351] 谋臣策士一致主张定都应天，经过长期研究以后，龙凤十二年（元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六月，扩大应天旧城，建筑新宫于钟山之南，到次年九月完工，这是吴王时代的都城。

洪武元年称帝，北伐南征，着着胜利，到洪武二十年辽东归附，全国统一。在这二十年中，个人的地位由王而帝，所统辖的疆域由东南一角落，扩大为大明帝国，局面大不相同。吴王时代的都城是否可以适应这扩大以后的局面，便大成问题。而且，元帝虽然北走沙漠，仍然是蒙古大汗，保有强大的军力，时刻有南下恢复的企图。同时沿海倭寇的侵扰，也是国防上重大的问题。因此国都的重建和国防计划的确立，是当时朝野最关心的两件大事。

基于自然环境的限制，从辽东到广东，沿海几千里海岸线的暴露，时时处处都有被倭寇侵掠的危险。东北和西北方面呢？长城以外便是蒙古人的势力，如不在险要处屯驻重兵，则铁骑奔驰，黄河以北便不可守。可是防边要用重兵，如把边境军权托付诸将，又怕尾大不掉，有造成藩镇跋扈的危险。如以重兵直隶中央，则国都必须扼驻国防前线，才能收统辖指挥的功效。东南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北方为了国防的安全，又必须成为全国的军事中心。国都如建设在东南，依附经济中心，则北边空虚，无法堵住蒙古人的南侵。如建立在北边，和军事中心合一，则粮食仍须靠东南供给，运输费用太大，极不经济。

帝国都城问题以外，还有帝国制度问题。是郡县制呢，还是封建制呢？就历史经验论，秦汉唐宋之亡，没有强大的藩国支持藩卫，是衰亡的原因之一。可是周代封建藩国，又闹得枝强干弱，威令不行。这两个制度的折中办法是西汉初期的郡国制，一面立郡县，设官分治，集大权于朝廷，一面又置藩国，封建子弟，使为皇家捍御。把帝国建都和制度问题一起解决，设国都于东南财富之区，封子弟于北边国防据点，在经济上，在军事上，在皇家统治权的永久维持上，都圆满解决了。

明初定都应天的重要理由是经济。第一因为江浙富庶，不但有长江三角洲的大谷仓，而且是丝织工业、盐业的中心，应天是这些物资的集散地，所谓“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 [352] 第二是吴王时代所奠定的宫阙，不愿轻易放弃，且如另建都城，则又得重加一番劳费。第三从龙将相都是江淮子弟，道地南方人，不大愿意离开乡土。可是在照应北方军事的观点看，这个都城的地理位置是不大合适的。洪武元年取下汴梁后，朱元璋曾亲自去视察，觉得虽然位置适中，但是无险可守，四面受敌，论形势还不如应天。 [353] 为了西北未定，要运饷和补充军力，不能不有一个军事上的补给基地，于是模仿古代两京之制，八月以应天为南京，开封（汴梁）为北京。次年八月陕西平定，北方全入版图，形势改变，帝都重建问题再度提出。廷臣中有主张关中险固，金城天府之国；有人主张洛阳为全国中心，四方朝贡距离一样；也有人提议开封是宋朝旧都，漕运方便；又有人指出北平（元大都）宫室完备，建都可省营造费用。七嘴八舌，引经据典。朱元璋批判这些建议都有片面的理由，都不适应现状。长安、洛阳、开封过去周秦汉魏唐宋都曾建都，但就现状来说，打了几十年仗，人民还未休息过来，如重新建都，供给力役都出于江南，未免过于和百姓过不去。即使是北平吧，旧宫室总得有更动，还是费事。还不如仍旧在南京，据形势之地，长江天堑，龙幡虎踞，可以立国。次之，临濠（濠州）前长江后淮水，地势险要，运输方便，也是一个可以建都的地方。 [354] 遂定以临濠为中都，动工修造城池宫殿，从洪武二年九月起手，到八年四月，经刘基坚决反对，以为凤阳虽是帝乡，但就种种条件说，都不合适于建都，方才停工，放弃了建都的想头。 [355] 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才改南京为京师，踌躇了十年的建都问题，到这时才决心正名定都。 [356]

●明南京应天府都城始建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至洪武六年完工，其规模之大，城垣之固，据地之广，为我国古代都城之首。城之范围，包括石头城、狮子山、鸡鸣山、覆舟山与宫城，而秦淮河迂回于其内。城垣长度据《大明一统志》《金陵古今图考》《读史方舆纪要》等书记载，均作横缩曲折96里（但今测为61～62里）。洪武二十三年，又筑外郭，周长180里。本图大体依据明正德本之陈沂《金陵古今图考》并参酌《首都志》，以见其大略形势而已。

京师虽已奠定，但是为了防御蒙古，控制北边，朱元璋还是有迁都西北的雄心，选定的地点仍是长安和洛阳。洪武二十四年八月，特派皇太子巡视西北，比较两地的形势。太子回朝后，献陕西地图，提出意见。不料第二年四月太子薨逝，迁都大事只好暂时搁下。 [357]

京师新宫原来是燕尾湖，填湖建宫，地势南面高、北边低，就堪舆家的说法是不合建造法则的。皇太子死后，老皇帝很伤心，百无聊赖中把太子之死归咎于新宫的风水不好，这年年底亲撰《祭光禄寺灶神文》说：

朕经营天下数十年，事事按古有绪。维宫城前昂后洼，形势不称，本欲迁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劳民。且废兴有数，只得听天。惟愿鉴朕此心，福其子孙。 [358]

六十五岁的白发衰翁，失去勇气，只求上天保佑，从此不再谈迁都的话了。

●明代北平行都指挥使司夜巡铜牌。宽12厘米，高14厘米，是大宁卫士兵夜间巡逻佩带的戴件。

分封诸王的制度，决定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四月初编《皇明祖训》的时候。三年四月封皇第二子到第十子为亲王。可是诸王的就藩，却在洪武十一年定鼎京师之后。 [359] 从封王到就藩前后相隔九年，原因是诸子未成年和都城未定，牵连到立国的制度也不能决定。到京师奠定后，第二子秦王建国西安，三子晋王建国太原；十三年，四子燕王建国北平，分王在沿长城的国防前线；十四年五子周王建国开封，六子楚王出藩武昌；十五年七子齐王建国青州；十八年潭王到长沙，鲁王在兖州。以后其他幼王逐一成年，先后就国，星罗棋布，分驻在全国各军略要地。

就军事形势而论，诸王国的建立分作第一线和第二线，或者说是前方和后方，第一线诸王的任务在防止蒙古入侵，凭借天然险要，建立军事据点，有塞王之称。诸塞王沿长城线立国，又可分作外内二线：外线东渡榆关，跨辽东，南制朝鲜，北联开原（今辽宁开原），控扼东北诸夷，以广宁（今辽宁北镇）为中心，建辽国；经渔阳（今河北苏县 [360] ）、卢龙（今河北卢龙），出喜峰口，切断蒙古南侵道路，以大宁（今热河平原 [361] ）为中心，包括今朝阳、赤峰一带，建宁国；北平天险，是元朝故都，建燕国；出居庸，蔽雁门，以谷王驻宣府（今察哈尔宣化 [362] ），代王驻大同；逾河而西，北保宁夏，倚贺兰山，以庆王守宁夏；又西控河西走廊，扃嘉峪，护西域诸国，建肃国，从开原到瓜沙，连成一气。内线是太原的晋国和西安的秦国。后方诸名城则开封有周王，武昌有楚王，青州有齐王，长沙有潭王，兖州有鲁王，成都有蜀王，荆州有湘王等国。 [363]

诸王在其封地建立王府，设置官属。亲王的冕服车旗仅下皇帝一等，公侯大臣见王要俯首拜谒，不许钧礼。地位虽然极高极贵，却没有土地，更没有人民，不能干预民政，王府以外，便归朝廷所任命的各级官吏统治，每年有一万石的俸米和其他赏赐。唯一的特权是军权。每王府设亲王护卫指挥使司，有三护卫，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的到一万九千人。 [364] 塞王的兵力尤其雄厚，如宁王所部带甲八万，革车六千，所属朵颜三卫骑兵，骁勇善战。 [365] 秦、晋、燕三王的护卫特别经朝廷补充，兵力也最强。 [366] 《皇明祖训》规定：“凡王国有守镇兵，有护卫兵。其守镇兵有常选指挥掌之，其护卫兵从王调遣。如本国是险要之地，遇有警急，其守镇兵、护卫兵并从王调遣。”而且守镇兵的调发，除御宝文书外，并须得王令旨方得发兵：“凡朝廷调兵，须有御宝文书与王，并有御宝文书与守镇官。守镇官既得御宝文书，又得王令旨，方许发兵。无王令旨，不得发兵。” [367] 这规定使亲王成为地方守军的监视人，是皇帝在地方的军权代表。平时以护卫军监视地方守军，单独可以应变；战时指挥两军，军权托付给亲王儿子，可以放心高枕了。诸塞王每年秋天勒兵巡边，远到塞外，把蒙古部族赶得远远的，叫作肃清沙漠。 [368] 凡塞王都参与军务，内中晋、燕二王屡次受命将兵出塞和筑城屯田，大将如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都受其节制，军中小事专决，大事才请示朝廷，军权独重，立功也最多。 [369]

以亲王守边，专决军务，内地各大都会，也以皇子出镇，星罗棋布，尽屏藩皇室、翼卫朝廷的任务。国都虽然远在东南，也安如磐石，内安外攘，不会发生什么问题了。

七.大一统和分化政策

朱元璋以洪武元年称帝建立新皇朝，但是大一统事业的完成，却还须等待二十年。

元顺帝北走以后，元朝残留在内地的军力还有两大支：一支是云南的梁王，一支是东北的纳哈出。都用元朝年号，雄踞一方。云南和蒙古本部隔绝，势力孤单，朱元璋的注意力先集中在西南，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消灭了割据四川的夏国以后，便着手经营，打算用和平的方式使云南自动归附，先后派遣使臣王祎、吴云招降，都被梁王所杀。到洪武十四年，决意用武力占领，派出傅友德、沐英、蓝玉三将军分两路进攻。

这时云南在政治上和地理上分作三个系统：第一是直属蒙古大汗，以昆明为中心的梁王。第二是在政治上隶属于蒙古政府，享有自治权力，以大理为中心的土酋段氏。以上所属的地域都被区分为路、府、州、县。第三是不在上述两系统下和南部（今思普一带）的非汉族诸部族，就是明代叫作土司的地域。汉化程度以第一为最深，第二次之，第三最浅，或竟未汉化。现代贵州的西部，在元代属于云南行省，其东部则另设八番顺元诸军民宣慰使司，管理罗罗族 [370] 及苗族各土司。元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朱元璋平定湖南、湖北，和湖南接界的贵州土人头目思南宣慰，和思州（今思县 [371] ）宣抚先后降附。到平定夏国后，四川全境都入版图，和四川接境的贵州其他土司大为恐慌，贵州宣尉和普定府总管即于第二年自动归附。贵州的土司大部分归顺明朝，云南在东、北两面便失去屏障了。

明兵从云南的东、北两面进攻，一路由四川南下取乌撒（今云南镇雄、贵州威宁等地）。这区域是四川、云南、贵州三省接壤处，犬牙突出，在军事战略上可以和在昆明的梁王主力军呼应，并且是罗罗族的主要根据地。一路由湖南西取普定（今贵州安顺），进攻昆明。从明军动员那天算起，不过一百多天的工夫，明东路军便已直抵昆明，梁王兵败自杀。明兵再回师和北路军会攻乌撒，把蒙古军消灭了。附近东川（今云南会泽）、乌蒙（今云南昭通）、芒部（今云南镇雄）诸罗罗族完全降服，昆明附近诸路也都依次归顺。洪武十五年二月置贵州都指挥使司和云南都指挥使司，建立了军事统治的中心。闰二月又置云南布政使司，建立了政治中心。 [372] 分别派官开筑道路，宽十丈，以六十里为一驿，把川、滇、黔三省的交通联系起来，建立军卫，“令那处蛮人供给军食”，控扼粮运。 [373] 布置好了，再以大军向西攻下大理，经略西北和西南部诸地，招降摩些、罗罗、掸、僰诸族，分兵勘定各土司。分云南为五十二府、六十三州、五十四县。云南边外的缅国和八百媳妇（暹罗地 [374] ）着了慌，派使臣内附，又置缅中、缅甸和老挝、八百诸宣慰司。因为云南太远，不放心，又特派义子西平侯沐英统兵镇守。沐家世代出人才，在云南三百年，竟和明朝的国运相始终。

纳哈出是元朝世将，太平失守被俘获，放遣北还。元亡后拥兵虎踞金山（在开原西北，辽河北岸），养精蓄锐，等候机会南下，和蒙古大汗的中路军、扩廓帖木儿的西路军互相呼应，形成三路钳制明军的局面。在东北，除金山纳哈出军以外，辽阳、沈阳、开原一带都有蒙古军屯聚。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元辽阳守将刘益来降，建辽东指挥使司，接着又立辽东都指挥使司，总辖辽东军马，依次征服沈阳、开原等地。同时又从河北、陕西、山西各地出兵大举深入蒙古，击破扩廓的主力军（元顺帝已于前一年死去，子爱猷识里达腊继立，年号宣光，庙号昭宗），并进攻应昌（今热河经棚县以西察哈尔北部之地 [375] ），元主远遁漠北。到洪武八年扩廓死后，蒙古西路和中路的军队日渐衰困，不敢再深入到内地侵掠。朱元璋乘机经营甘肃、宁夏一带，招抚西部各羌族和回族部落，给以土司名义或王号，使其分化，个别内向，不能合力入寇，并利用诸部的军力，抵抗蒙军的入侵。在长城以北今内蒙古地方，则就各要害地方建立军事据点，逐步推进，用军力压迫蒙古人退到漠北，不使靠近边塞。西北问题完全解决了，再转回头来收拾东北。

洪武二十年冯胜、傅友德、蓝玉诸大将奉命北征纳哈出。大军出长城松亭关，筑大宁（今热河黑城 [376] ）、宽河（今热河宽河 [377] ）、会州（今热河平泉 [378] ）、富峪（今热河平泉之北 [379] ）四城。储粮供应前方，留兵屯守，切断纳哈出和蒙古中路军的呼应。再东向以主力军由北面包围，纳哈出势穷力蹙，孤军无援，只好投降，辽东全部平定。 [380] 于是立北平行都司于大宁，东和辽阳、西和大同应援，作为国防前线的三大要塞。又西面和开平卫（元上都，今察哈尔多伦县地 [381] ）、兴和千户所（今察哈尔张北县地 [382] ）、东胜城（今绥远托克托县及蒙古茂明安旗之地 [383] ）诸据点，连成长城以外的第一道国防线，从辽河以西几千里的地方，设卫置所，建立了军事上的保卫长城的长城。 [384] 两年后，蒙古大汗脱古思帖木儿被弑，部属分散。以后经过不断的政变、篡立、叛乱，实力逐渐衰弱，明帝国北边的边防，也因之而获得几十年的安宁。东北的蒙古军虽然降服，还有女真族的问题亟待解决。女真这一部族原是金人的后裔，依地理分布，大致为建州、海西、野人三种。过去两属于蒙古和高丽，部落分散，不时纠合向内地侵掠，夺取物资，边境军队防不胜防，非常头痛。朱元璋所采取的对策，军事上封韩王于开原、宁王于大宁，控扼辽河两头，封辽王于广宁（今辽宁北镇），作为阻止蒙古和女真内犯的重镇。政治上采取分化政策，把辽河以东诸女真部族，个别用金帛招抚（收买），分立为若干羁縻式的卫所，使其个别的自成单位，给予各酋长以卫所军官职衔，并指定住处，许其秉承朝命世袭，各给玺书作为进贡和互市的凭证，满足他们物资交换的经济要求，破坏部族间的团结，无力单独进攻。 [385] 到明成祖时代，越发积极推行这一政策，大量地、全面地收买，拓地到现在的黑龙江口，增置的卫所连旧设的共有一百八十四卫，立奴儿干都司以统之。现在俄领的库页岛和东海滨省都是当年奴儿干都司的辖地。 [386]

辽东平定后，大一统的事业完全成功了。和前代一样，这大一统的帝国领有属国和许多藩国。从东面算起，洪武二十五年高丽发生政变，大将李成桂推翻亲元的王朝，自立为王，改国号为朝鲜，成为大明帝国最忠顺的属国。藩国东南有琉球国，西南有安南、真腊、占城、暹罗和南洋群岛诸岛国。内地和边疆则有许多羁縻的部族和土司。

藩属和帝国的关系缔结，照历代传统办法，在帝国方面，派遣使臣宣告新朝建立，藩国必须缴还前朝颁赐的印绶册诰，解除旧的臣属关系。相对地重新颁赐新朝的印绶册诰，藩王受新朝册封，成为新朝的藩国。再逐年颁赐大统历，使之尊奉新朝的正朔，永做藩臣。在藩国方面则必须遣使称臣入贡，新王即位，必须请求帝国承认册封。所享受的权利，是通商和皇帝的优渥赏赐；和其他国家发生纠纷，或被攻击时，得请求帝国调解和援助。至于藩国的内政，则可完全自主，帝国从来不加干涉。帝国在沿海特别开放三个通商口岸，主持通商和招待蕃舶的衙门是市舶司：宁波市舶司指定为日本的通商口岸，泉州市舶司通琉球，广州市舶司通占城、暹罗、南洋诸国。

朱元璋接受了元代用兵海外失败的经验，打定主意，不向海洋发展，要子孙遵循大陆政策，特别在《皇明祖训》中郑重告诫说：

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指蒙古）与中国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

今将不征诸夷国名列于后：

东北：朝鲜国

正东偏北：日本国（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为不轨，故绝之）

正南偏东：大琉球国　小琉球国

西南：安南国　真腊国　暹罗国　占城国　苏门答剌国西洋国　爪哇国　湓亨国　白花国　三弗齐国　渤泥国 [387]

中国是农业国，工商业不发达，不需要海外市场；版图大，用不着殖民地；人口多，更不缺少劳动力。向海外诸国侵掠，“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从经济的观点看，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从利害的观点看，打仗要花一大笔钱，占领又得费事，不幸打败仗越发划不来，还是和平相处，保境安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样一打算盘，主意就打定了。 [388]

属国和藩国的不同处，在于属国和帝国的关系更密切。在许多场合，属国的内政也经常被过问，经济上的联系也比较强。

内地的土司也和藩属一样，要定期进贡，酋长继承要得帝国许可，内政也可自主。所不同的是藩国使臣的接待衙门是礼部主客司，册封承袭都用诏旨，部族土司则领兵的直属兵部，土府土县属吏部，体统不同。平时有纳税、开辟并保养驿路，战时有调兵从征的义务。内部发生纠纷，或反抗朝廷被平后，往往被收回治权，直属朝廷，即所谓“改土归流”。土司衙门有宣慰司、宣抚司、招讨司、安抚司、长官司、土府、土县等名目，长官都是世袭，有一定的辖地和土民，总称土司。土司和朝廷的关系，在土司说，是借朝廷所给予的官位威权，震慑部下百姓，肆意奴役搜括；在朝廷说，是用空头的官爵，牢笼有实力的酋长，使其倾心内向，维持地方安宁，可以说是互相为用的。

大概说来，明代西南部各小民族的分布，在湖南、四川、贵州三省交界处是苗族活动的中心，向南发展到了贵州；广西则是瑶族（在东部）、壮族（在西部）的根据地；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交界处则是罗罗族的大本营；四川西部和云南西北部则有摩些族；云南南部有僰族（即摆夷）；四川北部和青海、甘肃、宁夏有羌族（番人）。

在上述各区域中，除纯粹由土官治理的土司外，还有一种参用流官的制度。流官即朝廷所任命的有一定任期而非世袭的地方官。大致是以土官为主，派遣流官为辅，事实上是执行监督的任务。和这情形相反，在设立流官的州县，境内也有不同部族的土司存在。以此，在同一布政使司治下，有流官的州县，有土官的土司，有土流合治的州县，也有土官的州县；即在同一流官治理的州县内，也有汉人和非汉人杂处的情形。民族问题错综复杂，最容易引起纷乱以至战争。汉人凭借高度的生产技术和政治的优越感，用武力、用其他方法占取土民的土地物资，土民有的被迫迁徙到山头，过极度艰苦的日子；有的被屠杀消灭；有的不甘心，组织起来以武力反抗，爆发地方性的甚至大规模的战争。朝廷的治边原则，在极边是放任的愚民政策，只要土司肯听话，便听任其作威作福，世世相承，不加干涉。在内地则取积极的同化政策，如派遣流官助理，开设道路驿站，选拔土司子弟到国子监读书，从而使其完粮纳税，应服军役，一步步加强统治，最后是改建为直接治理的州县，扩大皇朝的疆土。 [389]

治理西北羌族的办法分两种：一种是用其酋长为卫所长官，世世承袭；一种因其土俗，建设寺院并赐番僧封号，利用宗教来统治边民。羌族的力量分化，兵力分散，西边的国防就可高枕无忧了。 [390] 现在的西藏和西康 [391] 当时叫作乌斯藏和朵甘，是喇嘛教的中心地区，僧侣兼管政事。明廷因仍元制，封其长老为国师法王，令其抚安番民，定期朝贡。又以番民肉食，对茶叶特别爱好，在边境建立茶课司，用茶叶和番民换马，入贡的赏赐也用茶和布匹代替。西边诸族国的酋长、僧侣贪图入贡和通商的利益，得保持世代袭官和受封的权利，都服服帖帖，不敢反抗。明朝三百年，西边比较平静，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乱，当然，也说不上开发。从任何方面来说，这一广大地区比之几百年前，没有任何进步或改变。

第五章　恐怖政治

由于太子文弱，为了朱家万世江山的稳固，朱元璋利用各种大案广泛株连，将功臣宿将网罗其中；通过文字狱诛灭文人，使知识分子不敢说话；通过特务制度将控制深入社会的各个角落，虽然统治稳固了，但也窒息了社会的生机。

一.大屠杀

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正式颁布《皇明祖训》。这一年，朱元璋已是六十八岁的衰翁了。

在这一年之前，桀骜不驯的元勋、宿将杀光了，主意多端的文臣杀绝了，不归顺的地方巨室杀得差不多了。连光会掉书袋子搬弄文字的文人也大杀特杀，杀得无人敢说话，无人敢出一口大气了。杀，杀，杀！杀了一辈子，两手都涂满了鲜血的白头刽子手，踌躇满志，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皇基永固，子子孙孙吃碗现成饭，不必再操心了。这年五月，朱元璋特别下一道手令说：“朕自起兵至今四十余年，亲理天下庶务，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其中奸顽刁诈之徒，情犯深重，灼然无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然此特权时措置，顿挫奸顽，非守成之君所用长法。以后嗣君统理天下，止守《律》与《大诰》，并不许用黥、刺、剕、劓、阉、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 [392]

其实明初的酷刑，黥、刺、剕、劓、阉、割还算是平常的，最惨的是凌迟。凡是凌迟处死的罪人，照例要杀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每十刀一歇一吆喝，慢慢地折磨，硬要被杀的人受长时间的痛苦。 [393] 其次有刷洗，把犯人光身子放在铁床上，浇开水，用铁刷刷去皮肉。有枭令，用铁钩钩住脊骨，横挂在竿上。有称竿，犯人缚在竿上，另一头挂石头对称。有抽肠，也是挂在竿上，用铁钩钩入肛门把肠子钩出。有剥皮，贪官污吏的皮放在衙门公座上，让新官看了发抖。此外，还有挑膝盖、锡蛇游种种名目。 [394] 也有同一罪犯，加以墨面、文身、挑筋、去膝盖、剁指，并具五刑的。 [395] 据说在上朝时，老皇帝的脾气好坏很容易看出来，要是这一天他的玉带高高地贴在胸前，大概脾气好，杀人不会多。要是揿玉带到肚皮底下，便是暴风雨来了，满朝的官员都吓得脸无人色，个个发抖，准有大批人应这劫数。 [396] 这些朝官，照规矩每天得上朝，天不亮起身梳洗穿戴，在出门以前，和妻子诀别，吩咐后事，要是居然活着回家，便大小互相庆贺，算是又多活一天了。 [397]

四十年中，据朱元璋自己的著作《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的统计，所列凌迟、枭示、种诛有几千案，弃市（杀头）以下有一万多案。三编所定算是最宽容的了。“进士监生三百六十四人，愈见奸贪，终不从命，三犯四犯而至杀身者三人，二犯而诽谤杀身者又三人，姑容戴斩、绞、徒流罪在职者三十人，一犯戴死罪、徒流罪办事者三百二十八人。” [398] 有御史戴死罪，戴着脚镣，坐堂审案的；有挨了八十棍回衙门做官的。其中最大的案件有胡惟庸案、蓝玉案、空印案和郭桓案，前两案株连被杀的四万人，后两案合计有七八万人。 [399] 所杀的人，从开国元勋到列侯裨将、部院大臣、诸司官吏到州县胥役、进士监生、经生儒士、富人地主、僧道屠沽，以至亲侄儿、亲外甥，无人不杀，无人不可杀，一个个地杀，一家家地杀，有罪的杀，无罪的也杀，“大戮官民，不分臧否”。 [400] 早在洪武七年，便有人控诉，说是杀得太多了，“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 [401] 到洪武九年，单是官吏犯笞以上罪，谪戍到凤阳屯田的便有一万多人。 [402] 十八年九月朱元璋在给萧安石子孙符上自己也承认：“朕自即位以来，法古命官，列布华夷，岂期擢用之时，并效忠贞，任用既久，俱系奸贪！朕乃明以宪章，而刑责有不可恕。以至内外官僚，守职维艰，善能终是者寡，身家诛戮者多。” [403] 郭桓案发后，他又说：“其贪婪之徒，闻桓之奸，如水之趋下，半年间弊若蜂起，杀身亡家者，人不计其数。出五刑以治之，挑筋、剁指、刖足、髡发、文身，罪之甚者欤？” [404]

政权的维持建立在流血屠杀、酷刑暴行的基础上，这个时代，这种政治，确确实实是名副其实的恐怖政治。

胡惟庸案发于洪武十三年，蓝玉案发于洪武二十六年，前后相隔十四年。主犯虽然是两个，其实是一个案子。

胡惟庸是初起兵占领和州时的帅府旧僚，和李善长同乡，又结了亲。因李善长的举荐，逐渐发达，洪武三年拜中书省参知政事，六年七月拜右丞相。

中书省综掌全国大政，丞相对一切庶务有专决的权力，统率百官，只对皇帝负责。这制度对一个平庸的，唯唯诺诺、阿附取容的“三旨相公”型的人物，或者对手是一个只顾嬉游逸乐不理国事的皇帝，也许不会引起严重的冲突。或者一个性情谦和容忍，一个刚决果断，柔刚互济倒也不致坏事。但是胡惟庸干练有为，有魄力，有野心，在中书省年代久了，大权在手，威福随心，兼之十年宰相，门下故旧僚友也隐隐结成一个庞大的力量，这个力量是靠胡惟庸做核心的。拿惯了权的人，怎么也不肯放下。朱元璋呢，赤手空拳建立的基业，苦战了几十年，拼上命得到的大权，平白被人分去了一大半，真是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想想又怎么能甘心！困难的是皇帝和丞相的职权，从来不曾有过清楚的界限，理论上丞相是辅佐皇帝治理天下的，相权是皇权的代表，两者是二而一的，不应该有冲突。事实上假如一切庶政都由丞相处分，皇帝没事做，只能签字画可，高拱无为。反之，如皇帝躬亲庶务，大小事情一概过问，那么，这个宰相除了伴食画诺以外，又有什么可做？

●胡惟庸像

这两个人性格相同，都刚愎，都固执，都喜欢独裁，好揽权，谁都不肯相让。许多年的争执、摩擦，相权和皇权相对立，最后，冲突表面化了。朱元璋有军队，有特务，失败的当然是文官。在胡惟庸以前，第一任丞相李善长小心怕事，徐达经常统兵在外，和朱元璋的冲突还不太明显、严重（刘基自己知道性子太刚，一定合作不了，坚决不干）。接着是汪广洋，碰了几次大钉子，末了还是赐死。中书官有权的如杨宪，也是被杀的。胡惟庸是任期最长，冲突最厉害的一个。被杀后，索性取消中书省，由皇帝兼行相权，皇权和相权合二为一。洪武二十八年手令：“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 [405] 这里所说的“事皆朝廷总之”的朝廷，指的便是朱元璋自己。胡惟庸被杀在政治制度史上的意义，是治权的变质，也就是从官僚和皇家共治的阶段，转变为官僚成奴才、皇帝独裁的阶段。

●李善长像

胡惟庸之死只是这件大屠杀案的一个引子，公布的罪状是擅权枉法。以后朱元璋要杀不顺眼的文武臣僚，便拿胡案做底子，随时加进新罪状，把它放大、发展。一放为私通日本，再放为私通蒙古。日本和蒙古，“南倭北虏”，是当时两大敌人，通敌当然是谋反。三放又发展为串通李善长谋逆，最后成为蓝玉谋逆案。罪状愈多，牵连的罪人也愈多。由甲连到乙，乙攀到丙，转弯抹角像瓜蔓一样四处伸出去，一网打尽，名为株连。被杀的都以家族做单位，杀一人也就是杀一家。坐胡案死的著名人物有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太师韩国公李善长、延安侯唐胜宗、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宜春侯黄彬、河南侯陆聚、宣德侯金朝兴、靖宁侯叶升、申国公邓镇、济宁侯顾敬、临江侯陈镛、营阳侯杨通、淮安侯华中，高级军官毛骧、李伯升、丁玉和宋濂的孙子宋慎。宋濂也被牵连，贬死茂州。坐蓝党死的除大将凉国公蓝玉以外，有吏部尚书詹徽、侍郎傅友文、开国公常升、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普定侯陈桓、宣宁侯曹泰、会宁侯张温、怀远侯曹兴、西凉侯濮玙、东平侯韩勋、全宁侯孙恪、沈阳侯察罕、徽先伯桑敬和都督黄辂、汤泉等。胡案有《昭示奸党录》，蓝案有《逆臣录》，把口供和判案详细记录公布，让全国人都知道这些“奸党”的“罪状”。 [406] 被杀公侯中，东莞伯何荣是何真的儿子，何真死于洪武二十一年，被帐下旧校捏告生前党胡惟庸，勒索两千两银子。何家子弟到御前分辩，朱元璋大怒说：“我的法，这厮把作买卖！”把旧校绑来处死。到二十三年何荣弟崇祖回广东时：

兄把袂连声：弟弟，今居官祸福顷刻，汝归难料再会日。到家达知伯叔兄弟，勿犯违法事，保护祖宗，是所愿望！

可是，逃过了胡党，还是逃不过蓝党。何家是岭南大族，何真在元明之际保障过一方秩序，威望极高，如何放得过？据何崇祖自述：

洪武二十六年，族诛凉国公蓝玉，扳指公侯文武家，名蓝党，无有分别。自京及天下，赤族不知几万户。长兄四兄宏维暨老幼咸丧。三月二十日夜鸡鸣时，家人彭康寿叩门，吾床中闻知祸事，出问故，云：“昨晚申时，内官数员带官军到卫，城门皆闭。是晚有公差出城，私言今夜抄提员头山何族，因此奔回。”……军来甚众，吾忙呼妻封氏各自逃生。

崇祖一房从此山居岛宿，潜形匿迹，一直到三十一年新帝登极大赦，才敢回家安居。 [407]

李善长死时已经七十七岁了。帅府元僚，开国首相，替主子办了三十九年事，儿子做驸马，本身封国公，富极贵极，到末了却落得全家诛戮。一年后，有人上疏喊冤说：

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亲戚拜官，人臣之分极矣。借今欲自图不轨，尚未可知。而今谓其欲佐胡惟庸者，则大谬不然。人情爱其子，必甚于兄弟之子（善长弟存义子佑是胡惟庸的从女婿），安享万全之富贵者，必不侥幸万一之富贵。善长与惟庸，犹子之亲耳，于陛下则亲子女也。使善长佐惟庸成，不过勋臣第一而已矣，太师国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纳妃而已矣，宁复有加于今日？且善长岂不知天下之不可幸取？当元之季，欲为此者何限，莫不身为齑粉，覆宗绝祀，能保首领者几何人哉！善长胡乃身见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凡为此者，必有深仇激变，大不得已。父子之间，或至相挟以求脱祸，今善长之子祺，备陛下骨肉亲，无纤芥嫌，何苦而忽为此？若谓天象告变，大臣当灾，杀之以应天象，则尤不可。臣恐天下闻之，谓功如善长且如此，四方因之解体也。今善长已死，言之无益，所愿陛下作戒将来耳。

说得句句有理，字字有理，朱元璋无话可驳，也就算了。 [408]

二案以外，开国功臣被杀的，还有谋杀小明王的凶手德庆侯廖永忠，洪武八年以僭用龙凤不法等事赐死；永嘉侯朱亮祖父子于十三年被鞭死；临川侯胡美于十七年犯禁伏诛；江夏侯周德兴于二十五年以帷薄不修、暧昧的罪状被杀；二十七年，杀定远侯王弼、永平侯谢成、颍国公傅友德；二十八年杀宋国公冯胜。周德兴是朱元璋儿时放牛的伙伴，傅友德、冯胜功最高，突然被杀，根本不说有什么罪过，正合着古人说的“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话。 [409]

●徐达像

不但列将依次诛夷，甚至坚守南昌七十五日，力拒陈友谅，造成鄱阳湖大捷，奠定王业的功臣，义子亲侄朱文正也以“亲近儒生，胸怀怨望”被鞭死。 [410] 义子亲甥李文忠，十几岁便在军中，南征北伐，立下大功，也因为左右多儒生，礼贤下士，有政治野心被毒死。 [411] 刘基是幕府智囊，运谋决策，不只有定天下的大功，并且是奠定帝国规模的主要人物，因为主意多，看得准，看得远，被猜忌最深，洪武元年便被休致回家， [412] 又怕隔得太远会出事，硬拉回南京，终于被毒死。 [413] 徐达为开国功臣第一，小心谨慎，也逃不过。洪武十八年病了，生背疽，据说这病最忌吃蒸鹅，病重时皇帝却特赐蒸鹅，没办法，流着眼泪当着使臣的面吃，不多日就死了。 [414] 这两个元勋的特别被注意、被防范，满朝文武全知道，给事中陈汶辉曾经上疏公开指出：“今勋旧耆德，咸思辞禄去位，如刘基、徐达之见猜，李善长、周德兴之被谤，视萧何、韩信其危疑相去几何哉！” [415]

武臣之外，文官被杀的也着实不少。有记载可考的有宋思颜、夏煜、高见贤、凌说、孔克仁，这几人都是初起事时的幕府僚属。宋思颜在幕府里的地位仅次于李善长。夏煜是诗人，和高见贤、杨宪、凌说一伙，专替朱元璋“伺察搏击”，尽鹰犬的任务，告密栽赃，什么事全干，到末了也被人告密，先后送了命。 [416] 朝官中有礼部侍郎朱同、张衡，户部尚书赵勉，吏部尚书余熂，工部尚书薛祥、秦逵，刑部尚书李质、开济，户部尚书茹太素，春官王本，祭酒许存仁，左都御史杨靖，大理寺卿李仕鲁，少卿陈汶辉，御史王朴、纪善、白信蹈等。 [417] 外官有苏州知府魏观，济宁知府方克勤，番禺知县道同，训导叶伯巨，晋王府左相陶凯等。 [418] 茹太素是个刚性人，爱说老实话，几次因为话不投机被廷杖，降官，甚至镣足治事。一天，在便殿赐宴，朱元璋赐诗说：“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太素磕了头，续韵吟道：“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元璋听了倒也很感动。不多时还是被杀。李仕鲁是朱熹学派的学者，劝皇帝不要太尊崇和尚道士，想学韩文公辟佛，来发扬朱学。料想着朱熹和皇帝是本家，这着棋准下得不错，不料皇帝竟不买朱夫子的账，全不理会。仕鲁急了，闹起迂脾气，当面交还朝笏，要告休回家。元璋大怒，叫武士把他掼死在阶下。陶凯是御用文人，一时诏令、封册、歌颂、碑志多出其手，做过礼部尚书，制定军礼和科举制度，只为了起一个别号叫“耐久道人”，犯了忌讳被杀。员外郎张来硕谏止娶已许配的少女做宫人，说“于理未当”，被碎肉而死。参议李饮冰被割乳而死。 [419] 叶伯巨在洪武九年以星变上书，论用刑太苛说：

臣观历代开国之君，未有不以任德结民心，以任刑失民心者，国祚长短，悉由于此。……议者曰宋元中叶，专事姑息，赏罚无章，以致亡灭。主上痛惩其弊，故制不宥之刑，权神变之法，使人知惧而莫测其端也。臣又以为不然。开基之主，垂范百世，一动一静，必使子孙有所持守，况刑者国之司命，可不慎欤！夫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无假贷，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际，多裁自圣衷，遂使治狱之吏，务趋求意志，深刻者多功，平反者得罪，欲求治狱之平，岂易得哉！近者特旨杂犯死罪，免死充军，又删定旧律诸则，减宥有差矣。然未闻有戒敕治狱者，务从平恕之条，是以法司犹循故例，虽闻宽宥之名，未见宽宥之实。所谓实者，诚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轻之意，而后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此非可以浅浅期也。何以明其然也？古之为士者以登仕为荣，以罢职为辱，今之为士者以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以屯田工役为必获之罪，以鞭笞捶楚为寻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网罗捃摭，务无余逸，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师，而除官多以貌选，所学或非其所用，所用或非其所学。洎乎居官，一有差跌，苟免诛戮，则必在屯田工役之科，率是为常，不少顾惜。此岂陛下所乐为哉！诚欲人之惧而不敢犯也。窃见数年以来，诛杀亦可谓不少矣，而犯者相踵，良由激劝不明，善恶无别，议贤议能之法既废，人不自励而为善者怠也。有人于此，廉如夷、齐，智如良、平，少戾于法，上将录长弃短而用之乎？将舍其所长苛其所短而置之法乎？苛取其长而舍其短，则中庸之材争自奋于廉智；倘苛其短而弃其长，则为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朝廷不少贷之，吾属何所容其身乎？致使朝不谋夕，弃其廉耻，或事掊克，以备屯田工役之资者，率皆是也。若是非用刑之烦者乎！汉尝徙大族于山陵矣，未闻实之以罪人也，今凤阳皇陵所在，龙兴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怨嗟愁苦之声，充斥园邑，殆非所以恭承宗庙意也。

朱元璋看了气极，连声音都发抖了，连声说这小子敢如此！快逮来！我要亲手射死他！隔了些日子，中书省官趁他高兴的时候，奏请把叶伯巨下刑部狱，不久死在狱中。 [420]

照规定，每年各布政使司和府州县都得派上计吏到户部，核算钱粮军需等账目，数目琐碎奇零，必须府合省，省合部，一层层上去，一直到部里审核报销，才算手续完备。钱谷数字有分毫升合不符合，整个报销册便被驳回，得重新填造。布政使司离京师远的六七千里，近的也是三四千里，册子重造不打紧，要有衙门的印才算合法，为了盖这颗印，来回时间就得一年半载。为了免得部里挑剔，减除来回奔走的麻烦，上计吏照例都带有预先备好的空印文书，遇有部驳，随时填用。到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忽然发觉这事，以为一定有弊病，大发雷霆，下令地方各衙门的长官主印者一律处死，佐贰官杖一百充军边地。其实上计吏所预备的空印文书是骑缝印，不能作为别用，也不一定用得着，全国各衙门都明白这道理，连户部官员也是照例默认的，算是一条不成文法律。可是案发后，朝廷上谁也不敢说明详情，有一个不怕死的老百姓，拼着命上书把这事解释明白，也不中用，还是把地方长吏一杀而空。当时最有名的好官济宁知府方克勤（建文朝大臣方孝孺的父亲）也死在这案内，上书人也被罚充军。 [421]

郭桓是户部侍郎。洪武十八年，有人告发北平二司官吏和郭桓通同舞弊，从六部左右侍郎以下都处死刑，追赃七百万。供词牵连到各直省官吏，死的又是几万人。追赃又牵连到全国各地，中产之家差不多全被这案子搞得倾家荡产，财破人亡。这案子惊动了整个社会，也大伤了中产阶级和中下级官僚的心，大家都指斥、攻击告发此案的御史和审判官，议论沸腾，情势严重。朱元璋一看不对，赶紧下手诏条列郭桓等罪状，说是：

户部官郭桓等收受浙西秋粮，合上仓四百五十万石，其郭桓等止收（交）六十万石上仓，钞八十万锭入库，以当时折算，可抵二百万石，余有一百九十万石未曾上仓。其桓等受要浙西等府钞五十万贯，致使府州县官黄文等通同刁顽人吏沈原等作弊，各分入己。

其应天等五府州县数十万没官田地，夏秋税粮，官吏张钦等通同作弊，并无一粒上仓，与同户部官郭桓等尽行分受。

其所盗仓粮，以军卫言之，三年所积卖空。前者榜上若欲尽写，恐民不信，但略写七百万耳。若将其余仓分并十二布政司通同盗卖见在仓粮，及接受浙西等府钞五十万张卖米一百九十万不上仓，通算诸色课程鱼盐等项，及通同承运库官范朝宗偷盗金银，广惠库官张裕妄支钞六百万张，除盗库见在金银宝钞不算外，其卖在仓税粮及未上仓该收税粮及鱼盐诸色等项，共折米算，所废（吞没）者二千四百余万（石）精粮。

意思是追赃七百万还是圣恩宽容，认真算起来该有两千四百万，这几万人死得绝不委屈。话虽如此说，到底觉得有些不妥，只好借审刑官的头来平众怒，把原审官杀了一批，再三申说，求人民的谅解。 [422] 一年后，他又特别指出：“自开国以来，惟两浙、江西、两广、福建所设有司官，未尝任满一人，往往未及终考，自不免于赃贪。” [423] 可见杀这些贪官污吏是不错的，是千该万该的。不过，倒过来说，杀了二十年的贪官污吏，而贪官污吏还是那么多，沿海比较富饶区域的地方官，二十年来甚至没有一个能够做满任期，都在中途犯了赃贪罪，由此可见专制独裁的统治，官僚政治和贪污根本分不开，单用严刑重罚、恐怖屠杀去根绝贪污，是不可能有什么效果的。

在鞭笞、苦工、剥皮、抽筋以至抄家灭族的威胁空气中，凡是做官的，不论大官小官、近臣远官，随时随地都会有不测之祸，人人都在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地过日子。这日子过得太紧张了，太可怕了，有的人实在受不了，只好辞官，回家当老百姓。不料又犯了皇帝的忌讳，说是不肯帮朝廷做事：“奸贪无福小人，故行诽谤，皆说朝廷官难做。” [424] 大不敬，非杀不可。没有做过官的儒士，怕极了，躲在乡间不敢出来应考做官，他又下令地方官用种种方法逼他们出来，“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还立下一条法令，说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 [425] 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各剁去左手大指，立誓不做官，被拿赴京师面审。元璋气呼呼地发问：“昔世乱居何处？”回说：“红寇乱时，避居于福建、江西两界间。”不料“红寇”这名词正刺着皇帝的痛处：“朕知伯启心怀愤怒，将以为朕取天下非其道也。”特谓伯启曰：“尔伯启言红寇乱时，意有他忿。今去指不为朕用，宜枭令籍没其家，以绝狂愚夫仿效之风。”特派法司押回原籍处决。 [426] 苏州人才姚润、王谟被征不肯做官，也都被处死，全家籍没。 [427]

洪武朝朝臣幸免于屠杀的，只有几个例子：一个是大将信国公汤和，原是朱元璋同村子人，一块儿长大的看牛伙伴，比元璋大三岁。起兵以后，诸将地位和元璋不相上下的，都闹别扭，不听使唤，只有汤和规规矩矩，小心听话，服从命令。到晚年，徐达、李文忠已死多年，汤和宿将功高，明白老伙伴脾气，对于诸大将兵权在握心里，老大不愿意，苦的是嘴里说不出。他便首先告老交出兵权，元璋大喜，立刻派官给他在凤阳盖府第，赏赐礼遇，特别优厚，算是侥幸老死在床上。 [428] 一个是外戚郭德成，郭宁妃的哥哥。一天他陪朱元璋在后苑喝酒，醉了趴在地上去冠磕头谢恩，露出稀稀的几根头发。元璋笑着说：“醉疯汉，头发秃到这样，可不是酒喝多了。”德成仰头说：“这几根还嫌多呢，剃光了才痛快。”元璋不作声。德成酒醒，才知道闯了大祸，怕得要死，索性装疯，剃光了头，穿上和尚衣，成天念佛。元璋信以为真，告诉宁妃说：“原以为你哥哥说笑话，如今真个如此，真是疯汉。”不再在意。党案起后，德成居然漏网。 [429] 一个是御史袁凯。有一次朱元璋要杀许多人，叫袁凯把案卷送给皇太子复讯，皇太子主张从宽。袁凯回报，元璋问：“我要杀人，皇太子却要宽减，你看谁对？”袁凯不好说话，只好回答：“陛下要杀是守法，东宫要赦免是慈心。”元璋大怒，以为袁凯两头讨好，脚踏两头船，老滑头，要不得。袁凯大惧，假装疯癫。元璋说疯子不怕痛，叫人拿木钻来刺他的皮肤。袁凯咬紧牙齿，忍住不喊痛。回家后，自己拿铁链锁住脖子，蓬头垢面，满口疯话。元璋还是不放心，派使者去召他做官。袁凯瞪眼对使者唱月儿高曲，趴在篱笆边吃狗屎。使者回报果然疯了，才不追究。这一次朱元璋却受了骗，原来袁凯预先叫人用炒面拌砂糖，捏成段段，散在篱笆下，趴着吃了，救了一条命，朱元璋哪里会知道？ [430]

●明九边七行都指挥使司及明初诸王图。朱元璋为了巩固统治，大封诸子为王，镇守边关。

吴人严德珉由御史升左佥都御史，因病辞官，犯了忌讳，被黥面充军南丹（今广西），遇赦放还。布衣徒步做老百姓，谁也不知道他曾做过官，到宣德时还很健朗。一天因事被御史所逮，跪在堂下，供说也曾在台勾当公事，颇晓三尺法度。御史问是何官，回说洪武中台长严德珉便是老夫。御史大惊谢罪，第二天去拜访，他却早已挑着铺盖走了。有一个教授和他喝酒，见他脸上刺字，头戴破帽，问老人家犯什么罪过。德珉说了详情，并说先时国法极严，做官的多半保不住脑袋。说时还北面拱手，嘴里连说：“圣恩！圣恩！” [431]

元璋有一天出去私访。到一破寺，里边没有一个人，墙上画一布袋和尚，有诗一首：“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毕竟有收还有放，放宽些子又何妨。”墨迹还新鲜，是刚画刚写的，赶紧使人去搜索，已经不见了。 [432] 这个故事不一定是真实的，不过，所代表的当时人的情绪却是真实的。

二.文字狱

虽然在《大明律》上并没有这一条，说是对皇帝的文字有许多禁忌，违犯了就得杀头，但是，在明初，百无是处的文人，却为了几个方块字，不知道被屠杀了多少人，被毁灭了多少家族。

所谓禁忌，含义是非常广泛的。例如朱元璋从小穷苦，当过和尚，和尚的特征是光头，没有头发，因之不但“光”“秃”这一类字犯忌讳，就连“僧”这个字也被讨厌，推而广之，连和“僧”字同音的“生”字也不喜欢。又如他早年是红军的小兵，红军在元朝政府和地主官僚士大夫的口头上、文字上，是被叫作“红贼”“红寇”的，做过贼的最恨人提起“贼”字，不管说的是谁，总以为骂的是他，推而广之，连和“贼”读音相像的“则”字也看着心虚了。这一类低能的护短的禁忌心理，在平常人，最多是骂一场、打一架，可是皇帝就不同了，严重了，一张嘴，一个条子，就是砍头、抄家、灭族。法律、刑章，不过为对付老百姓用的，皇帝在法律之上、在法律之外，而且，还可以为自己的方便，临时添进一两款，弄得名正言顺；要不然，做皇帝图的是什么？

大明帝国的第一代皇帝，从小失学，虽然曾经在皇觉寺混了一些日子，从佛经里生吞活剥认了几个字，后来在行伍里和读书人搞在一起，死命记，刻苦学，到发迹了，索性请了许多文人学者来讲学，更明白往古还有许多大道理。可是，到底根基差，认字不太多，学问不到家，许多字认不真，加上心虚护短的自卑心理，凭着有百万大军的威风，滥用权力，就随随便便糊里糊涂杀了无数文人，造成明初的文字狱。

他的自卑心理，另一现象就是卖弄身份。论出身，既不是像周文王那样的王子王孙，也不是隋文帝那样的世代将门；论祖先，既搬不出尧子舜孙那一套，也不会像唐朝拉李耳、宋朝造赵玄朗那玩意；父亲、祖父是佃农，外祖是巫师，没什么值得夸耀的。为了怕人讪笑，索性强调自己是无根基的、没来头的，不是靠祖宗先人基业起家的。在口头上，在文字上，甚至在正式的诏书上，一张嘴，一动笔，总要插进“朕本淮右布衣”，或者“江左布衣”，以及“匹夫”“起自田亩”“出身寒微”一类的话；尤其是“布衣”这一名词，仔细研究他的诏书，差不多很难找出不提这两个字的。强烈的自卑感表现为自尊，自尊为同符汉高祖，原来历史上的汉高祖也和他一样，是个平民出身的大皇帝。不断地数说，成为卖弄，卖弄他赤手空拳，每一寸地打出来的天下。可是，尽管他左一个“布衣”，右一个“布衣”，以至“寒微”之类，一套口头禅，像是说得很利落，却绝不许人家如此说，一说就以为是挖苦他的根基，又是一场血案。

其实，他又何尝不想攀一个显赫知名的人做祖宗，只是被人点破，不好意思而已。据说，当他和一批文臣商量修玉牒（家谱）的时候，原来打算拉宋朝的朱熹做祖先的。恰好一个徽州人姓朱做典史的来朝见，他打算拉本家，就问：“你是朱文公的子孙吗？”这人不明底细，又怕撒谎会闯祸，只好回说不是。他一想，区区的典史尚且不肯冒认别人做祖宗，堂堂大皇帝又怎么可以？而且几代以前也从没有听说和徽州有过瓜葛，万一硬连上，白给人做子孙倒不打紧，被识破了落一个话柄，如何值得？只好打消了这念头，不做名儒的后代，却向他的同志汉高祖去看齐了。 [433]

文字狱的经过如此：

地方三司官和知府、知县、卫所官，逢年过节和皇帝生日以及皇家喜庆所上的表笺，照例委托学校教官代作。虽然都是陈词滥调刻板一套颂圣的话，朱元璋偏喜欢仔细阅读，挑出恭维话来愉悦自己。他当然也知道这些话只是文字的堆砌，没有真感情，不过，总算综合了文字上的好字眼来歌颂，看了也不由得肌肉发松，轻飘飘有飞上云雾里的快感，紧绷绷的脸腮上有时候也不免浮出一丝丝的笑意来。不料看多了，便出问题：怎么全是说我好的？被屠宰的猪羊会对屠夫讨好感谢？推敲又推敲，总觉得有些字在纸上跳动，在说你这个暴君、这个屠户、穷和尚、小叫花、反贼、强盗，一些不愉快的往事在苦恼他的心灵。

他原来不是使小心眼的人，更不会挑剔文字。从渡江以后，很得到文人的帮忙。开国以后，朝仪制度、军卫、户籍、学校等典章规程又多出于文人的计划，使他越发看重文人，以为治国非用文人不可。百战功高的勋臣们很感觉不平，以为我们流血百战，却让这些瘟书生来当权，多少次向皇帝诉说，都不理会。商量多时，生出主意，一天又向皇帝告状，元璋还是那一套老话，说是世乱用武，世治宜文，马上可以得天下，不能治天下，总之，治天下是非文人不可的。有人就说：“不过文人也不能过于相信，太相信了会上当的。一般的文人好挖苦毁谤，拿话刺人，譬如张九四一辈子宠待儒生，好房子，大薪水，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把文人捧上天。做了王爷后，要起一个官名，有人取为士诚。”元璋说：“不错啊，这名字不错。”那人说：“不然，上大当了。《孟子》上有‘士，诚小人也’。把这句话连起来，割裂起来念，就读成‘士诚，小人也’，骂他是小人，他哪里懂得，给人叫了半辈子小人，到死还不明白，真是可怜。” [434] 元璋听了这番话，正中痛处，从此加意读表笺，果然满纸都是和尚贼盗，句句都是对着他骂的，有的成语转弯抹角揣摩了半天，也是损他的，一怒之下，叫把这些做文字的文人，一概拿来杀了。

文字狱的著名例子，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替海门卫作《谢增俸表》，有“作则垂宪”一句话，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贺万寿表》，有“垂子孙而作则”一语，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撰《贺冬至表》的“仪则天下”，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政使、按察使作《正旦贺表》的“建中作则”，澧州学正孟清为本府作《贺冬至表》的“圣德作则”，他把所有的“则”都念成“贼”。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有“睿性生知”，“生”字被读作“僧”。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遥瞻帝扉”中“帝扉”被读成“帝非”。祥符县学教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的“取法象魏”，“取法”读作“去发”。亳州训导林云为本府作《谢东宫赐宴笺》有“式君父以班爵禄”，“式君父”硬被念成“失君父”，说是诅咒。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体乾法坤，藻饰太平。”更严重了，“法坤”是“发髡”，“藻饰太平”是“早失太平”。德安府县训导吴宪为本府作《贺立太孙表》：“永绍亿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门。”“有道”变成“有盗”，“青门”当然是和尚庙了。都一概处死。甚至陈州府学训导周冕为本州作《贺万寿表》的“寿域千秋”，念不出花样来的也是被杀。 [435]

象山县教谕蒋景高以表笺误被逮赴京师斩于市。 [436] 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元璋读了大怒说：“‘生’者僧也，骂我当过和尚。‘光’是剃发，说我是秃子。‘则’音近贼，骂我做过贼！”立刻逮来杀了。吓得礼部官魂不附体，求皇帝降一道表式，使臣民有所遵守。 [437] 洪武二十九年七月特派翰林院学士刘三吾、右春坊右赞善王俊华撰庆贺谢恩表笺成式，颁布天下诸司，以后凡遇庆贺谢恩，如式录进。 [438]

文字狱从洪武十七年到二十九年（公元1384—1396年），前后经过十三年。 [439] 唯一幸免的文人是翰林编修张某，此人在翰林院时说话太直，被贬作山西蒲州学正，照例作庆贺表。元璋特别记得这人名字，看表词里有“天下有道”“万寿无疆”，发怒说：“这老头还骂我是强盗！”差人逮来面讯，说是：“把你送法司，更有何话可说？”张某说：“只有一句话，说了再死也不迟。陛下不是说过表文不许杜撰，都要出自经典，要有根有据的话吗？‘天下有道’是孔子的格言，‘万寿无疆’是《诗经》里的成语，说臣诽谤，不过如此。”元璋无话可说，想了半天，才说：“这老头还嘴犟，放掉吧！”左右侍从私下谈论：“几年来才见容了这一个人！” [440]

有一个和尚叫来复，巴结皇帝，作一首谢恩诗，有“殊域”和“自惭无德颂陶唐”之句。元璋大生气，以为“殊”字分为“歹朱”，明明骂我，又说“无德颂陶唐”，是说我无德，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又把这乱讨好的和尚斩首。 [441]

在戡乱建国声中，文人作反战诗也是犯罪的。佥事陈养浩有诗云：“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元璋恨他动摇士气，取到湖广，投在水里淹死。 [442] 甚至作一首宫词，也会被借题处死。翰林编修高启作《题宫女图》诗，有云：“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元璋以为是讽刺他的，恨在心头。苏州知府魏观改修府治被杀后，元璋知道《上梁文》又是高启写的，旧仇新罪都发，把高启腰斩。 [443] 地方官报告就本身职务有所陈请，一字之嫌，也会送命。卢熊做兖州知州，具奏州印“兖”字误类“衮”字，请求改正。元璋极不高兴，说：“秀才无理，便道我兖哩！”原来又把“兖”字缠作“滚”字了。不久，卢熊终于以党案被诛。 [444]

从个人的避忌进一步便发展为广义的避忌了。洪武三年禁止小民取名用天、国、君、臣、圣、神、尧、舜、禹、汤、文、武、周、汉、晋、唐等字。洪武二十六年榜文禁止百姓取名太祖、圣孙、龙孙、黄孙、王孙、太叔、太兄、太弟、太师、太傅、太保、大夫、待诏、博士、太医、太监、大官、郎中字样，并禁止民间久已习惯的称呼，如医生只许称医士、医人、医者，不许称太医、大夫、郎中；梳头人只许称梳篦人或称整容，不许称待诏；官员之家火者，只许称阍者，不许称太监，违者都处重刑。 [445]

不只是文字，甚至口语也有避忌。传说有一次他便装出外察访，有一老婆子和人谈话，提起上位（明初人对皇帝的私下称呼）时，左一个老头儿，右一个老头儿。当时不好发作，走到徐达家，绕着屋子踱来踱去，气得发抖，后来打定主意，传令五城兵马司带队到那老婆子住的地方，把那一带民家都给抄没了。回报时他还哑着嗓子说：“张士诚占据东南，吴人到现在还叫他张王，我做了皇帝，这地方的老百姓居然叫我老头儿，真气死人，气死人！” [446]

其他文人被杀的如处州教授苏伯衡以表笺误论死；太常丞张羽曾代撰《滁阳王庙碑》，坐事投江死；河南左布政使徐贲下狱死；苏州经历孙曾为蓝玉题画，泰安州知州王蒙尝谒胡惟庸，在胡家看画，王行曾做蓝玉家馆客，都以党案论死。苏伯衡和王行都连两个儿子同命，一家杀绝。郭奎曾参朱文正大都督府军事，文正被杀，奎也论死。王彝曾修《元史》，坐魏观案和高启同死。同修《元史》的山东副使张孟兼、博野知县傅恕和福建佥事谢肃，都坐事死。何真幕府里的人物，岭南五先生之一的赵介，死在被逮途中。初定金华时，罗致幕中讲述经史的戴良，坚决不肯做官，得罪自杀。不死的，如曾修《元史》的张宣，谪徙濠梁；杨基被谪罚做苦工，一直到死；乌斯道谪役定远；唐肃谪佃濠梁；顾德辉父子在吴平后，并徙濠梁，都算是万分侥幸的了。 [447]

明初的著名诗人吴中四杰：高启、杨基、张羽、徐贲，没有一个是善终的。

元璋晚年时，所最喜欢的青年才子解缙，奉命说老实话，上万言书说：

臣闻令数改则民疑，刑太繁则民玩。国初至今将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尝闻陛下震怒，锄根剪蔓，诛其奸逆矣，未闻褒一大善，赏延于世，复及其乡，终始如一者也。

陛下进人不择贤否，授职不量重轻。建“不为君用”之法，所谓取之尽锱铢；置“朋奸倚法”之条，所谓用之如泥沙。监生进士经明行修，而多屈于下僚；孝廉人材冥蹈瞽趋，而或布于朝省。椎埋嚣悍之夫，阘茸下愚之辈，朝捐刀镊，暮拥冠裳；左弃筐箧，右绾组符。是故贤者羞为之等列，庸人悉习其风流，以贪婪苟免为得计，以廉洁受刑为饰辞。出于吏部者无贤否之分，入于刑部者无枉直之判。天下皆谓陛下任喜怒为生杀，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

夫罪人不孥，罚弗及嗣，连坐起于秦法，孥戮本于伪书。今之为善者妻子未必蒙荣，有过者里胥必陷其罪，况律以人伦为重，而有给配之条，听之于不义，则又何取夫节义哉！此风化之所由也。

所说全是事实。迫文人做官则取之尽锱铢，做了官再屠杀，简直像泥沙一样，毫不动心；稍不如意便下刑部，一进刑部是没有冤枉可诉的。而且，不但罚延及嗣，连儿子一起杀，甚至妻女也不免受辱，听凭官家给配。真是“任喜怒为生杀”，和“臣下乏忠良”何干？解缙这么说，只是行文技巧，不给上位太难堪而已。元璋读了，连说：“才子！才子！”可见他自己也是心服的。 [448]

网罗布置好了，包围圈逐渐缩小了，苍鹰在天上盘旋，猎犬在追逐，一片号角声、呐喊声、呼鹰唤狗声。已入网的文人一个个断脰破胸，呻吟在血泊中。在网外、围外的在战栗，在恐惧，在逃避，在伪装。前朝老文学家杨铁崖（维桢）被征，婉辞谢绝，说快死的老太婆不能再嫁人了，赋《老客妇谣》明志，抵死不肯做官，被迫勉强到南京打一转，请求还山。宋濂赠诗说：“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 [449] 胡翰、赵壎、陈基修《元史》成后，即刻回家。张昱被征，元璋看他老态龙钟，说是回去吧，可以闲一闲了，因自号为可闲老人。王逢是张士诚的馆客，吴亡，隐居不起。洪武十五年被征，地方官押送上路，亏得儿子做通事司令的，向皇帝磕头苦求，才放回去。高则诚（明）以老疾辞官，张宪隐姓埋名，寄食僧寺，丁鹤年学佛庐墓，都得逍遥网外，终其天年。 [450] 开国谋臣秦从龙避乱镇江，元璋先嘱徐达访求，又特派朱文正、李文忠到门延聘，亲自到龙湾迎接，事无大小，都和他商量，称为先生而不名，有时用竹板写字问答，连左右侍从都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儒臣中礼遇优厚，没人能比得上。陈遇在幕中被比作伊、吕、诸葛，最为亲信。元璋做吴王，辞做供奉司丞，称帝后，三次辞翰林学士，又辞中书左丞，辞礼部侍郎兼弘文馆大学士，辞太常少卿，最后又辞做礼部尚书。元璋无法，要派他儿子做官，还是不肯。他在左右劝少杀人，替得罪臣僚说好话，密谋秘计，外人无法与闻。他越是不肯做官，元璋对他越敬重，见面称先生或君子，宠礼在勋戚大臣之上。这两人都不做官，都为元璋所信任尊重，都能平安老死，和刘基那样被猜毒死，宋濂那样暮年谪死，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451]

元璋渡江以前幕府里的主要人物，还有一人名田兴，金陵下后便隐遁江湖，元璋多方设法寻访都不肯回来。洪武三年又派专使以手书敦劝说：

元璋见弃于兄长，不下十年，地角天涯，未知云游之处，何尝暂时忘也。近闻打虎留江北，为之喜不可仰。两次诏请，更不得以勉强相屈。文臣好弄笔墨，所拟词意，不能尽人心中所欲言，特自作书，略表一二，愿兄长听之：

昔者龙凤之僭，兄长劝我自为计，又复辛苦跋涉，参谋行军。一旦金陵下，告遇春曰：大业已定，天下有主，从此浪迹江湖，安享太平之福，不复再来多事矣。我故以为戏言，不意真绝迹也。皇天厌乱，使我灭南盗，驱北贼，无才无德，岂敢妄自尊大，天下遽推戴之，陈友谅有知，徒为所笑耳。三年在此位，访求山林贤人，日不暇给。兄长移家南来，离京甚近，非但避我，且又拒我。昨由去使传信，令人闻之汗下。虽然，人之相知，莫如兄弟，我二人者不同父母，甚于手足。昔之忧患，与今之安乐，所处各当其事，而平生交谊，不为时势变也。世未有兄因弟贵，惟是闭门逾垣以为得计者也。皇帝自是皇帝，元璋自是元璋，元璋不过偶然做皇帝，并非做皇帝便改头换面，不是朱元璋也。本来我有兄长，并非做皇帝便视兄长如臣民也。愿念兄弟之情，莫问君臣之礼，至于明朝事业，兄长能助则助之，否则，听其自便。只叙兄弟之情，断不谈国家之事。美不美，江中水，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再不过江，不是脚色。 [452]

情辞恳切到家，还是不理。此人神龙见首不见尾，如实有其人，可说是第一流人物，也是最了解他小兄弟性格的一个人物。

三.特务网

专制独裁的政权，根本是反人民的，靠吮吸人民的血汗，奴役人民的劳力而存在。为了利益的独占和持续，甚至对他自己的工具或者仆役——官僚和武将，也非加以监视和侦查不可。虽然在对人民的剥削掠夺这一共同基础上，皇权和士大夫军官是一致的，但是，官僚武将过分的膨胀，又必然会和皇权产生内部冲突。

皇帝站在金字塔的尖端，在尊严的、神圣的宝座下面，是一座火山。有广大的、愤怒的人民，有两头拿巧的官僚，有强悍跋扈的武将，在酝酿力量，在组织力量。

推翻元朝统治的不就是蚩蚩粥粥，老实得说不出话，扛竹竿锄头的农民？使张九四终于不能成事的，不就是那些专为自己打算，贪污舞弊的文士和带歌儿舞女上阵的将军？历史上，曹操、司马懿、刘裕一个吃一个，篡位的是士大夫，帮凶的又何尝不是士大夫？至于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那更用不着说了。这位子谁不想坐？“彼可取而代之也！”谁不想做皇帝？

●明代锦衣卫木印。印面边宽11.5厘米，印面厚1厘米，通高4厘米。锦衣卫是明代内廷侍卫侦查机关，始建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专门从事侍卫、缉捕、刑狱之事，是皇帝的侍卫和耳目，与明王朝始终相伴。

没有做皇帝之先，用阴谋，用武力，使尽一切可能的力量去破坏，从而取得政权。做了皇帝之后，用阴谋，用武力，使尽一切可能的力量来不许破坏，镇压异己，维持既得利益。一句话，绝对禁止别人企图做皇帝，或对他不忠。

要严密做到镇压“异图”“不忠”，巩固已得地位，光是公开的军队和法庭，光是公布的律例和刑章是不够用的。可能军队里、法庭里，就有对现状不满的分子；可能军队里、法庭里，就有痛恨这种统治方式的人们。得有另外一套，得有一批经过挑选训练的特种侦探，得有经过严格组织的特种“机构”和特种监狱，用秘密的方法，侦伺，搜查，逮捕，审讯，处刑。在军队里，学校里，政府衙门中，在民间集会场所，私人住宅，交通孔道，大街小巷，处处都有一些特殊人物在活动。执行这些任务的特种组织和人物，在汉有“诏狱”和“大谁何”，三国时有“校事”，唐有“丽竟门”和“不良人”，五代有“侍卫司狱”，宋有“诏狱”和“内军巡院”，明初有“检校”和“锦衣卫”。

检校的职务是“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无不奉闻”。最著名的头子之一叫高见贤，和佥事夏煜、杨宪、凌说，成天做告发人阴私的勾当，“伺察搏击”。兵马指挥丁光眼巡街生事，凡是没有路引的，都捉拿充军。元璋尝时说：“有这几个人，譬如人家养了恶犬，则人怕。” [453] 杨宪曾经以左右司郎中参赞浙江行省左丞李文忠军事，元璋嘱咐：“李文忠是我外甥，年轻未历练，地方事由你做主张，如有差失，罪只归你。”后来杨宪就告讦李文忠用儒士屠性、孙履、许元、王天锡、王祎干预公事，屠性、孙履被诛，其余三人被罚发充书写。杨宪因之得宠，历升到中书左丞。元璋有意要他做宰相，杨宪就和凌说、高见贤、夏煜在元璋面前诉说李善长不是做宰相的材料。胡惟庸急了，告诉李善长：“杨宪若做相，我们两淮人就不得做大官了。”杨宪使人劾奏右丞汪广洋流放海南，淮人也合力反攻杨宪：“排陷大臣，放肆为奸。”到底淮帮力量大，杨宪以告讦发迹，也以被告讦诛死。 [454] 高见贤建议：“在京犯赃经断官吏，不无怨望，岂容辇毂之下住之？该和在外犯赃官吏发去江北和州、无为开垦荒田。”后来他自己也被杨宪举劾受赃，发和州种田。先前在江北种田的都指着骂：“此路是你开，你也来了，真是报应！”不久被杀。夏煜、丁光眼也犯法，先后被杀。 [455]

亲卫军官做检校的，有金吾后卫知事靳谦，元璋数说他的罪状：“朕以为必然至诚，托以心腹，虽有机密事务，亦曾使令究焉。” [456] 有何必聚，龙凤五年派帐下卫士何必聚往探江西袁州守将欧平章动静，以断欧平章家门前二石狮尾为证，占袁州后，查果然不错。 [457] 有小先锋张焕，远在初克婺州时，就做元璋的亲随伴当从行先锋。一晚，元璋出去私访，遇到巡军拦阻，喝问是谁，张焕说：“是大夫。”巡军发怒：“我不知道大夫是什么人，但是犯夜的就逮住。”解说了半晌才弄清楚。乐人张良才说平话，擅自写省委教坊司帖子，贴市门柱上，被人告发。元璋发怒说：“贱人小辈，不宜宠用！”叫小先锋张焕捆住乐人，丢在水里。龙凤十二年以后，经常做特使到前方军中传达命令。 [458] 有毛骧和耿忠，毛骧是早期幕僚毛骐的儿子，以舍人做亲随，用作心腹亲信，和耿忠奉命到江浙等处访察官吏，问民疾苦。毛骧从管军千户积功做到都督佥事，掌锦衣卫事，典诏狱，被牵入胡惟庸党案伏诛。耿忠做到大同卫指挥，也以贪污案处死。 [459]

除文官武将做检校以外，和尚也有被选拔做这个工作的。吴印、华克勤等人，都还俗做了大官，替皇帝做耳目，报告外间私人动止。大理寺卿李仕鲁 [460] 上疏力争，以为“自古帝王以来，未闻缙绅缁流杂居同事而可以共济者也。今勋旧耆德，咸思辞禄去位，而缁流夫乃益以谗间”，并具体指出刘基、徐达、李善长、周德兴的被猜疑、被谗谤，都是这批出家检校造的孽。 [461]

检校的足迹是无处不到的，元璋曾派人去察听将官家，有女僧诱引华高、胡大海妻敬奉西僧，行“金天教”法。元璋大怒，把两家妇人连同女僧一起丢在水里。 [462] 吴元年得到报告，要前方总兵官把“一个摩泥（摩尼教徒）取来”。洪武四年手令：“如今北平都卫里及承宣布政司里快行，多是彼土人民为之。又北平城内有个黑和尚出入各官门下，时常与各官说些笑话，好生不防他。又一名和尚系是江西人，秀才出身，前元应举不中，就做了和尚，见在城中与各官说话。又火者一名姓崔，系总兵官庄人，本人随别下泼皮高丽黑哄陇问，又有隐下的高丽不知数。遣文书到时，可将遣人都教来，及那北平、永平、密云、蓟州、遵化、真定等处乡市，旧有僧尼，尽数起来。都卫快行承宣布政司快行，尽数发来。一名太医江西人，前元提举，即目在各官处用事。又指挥孙苍处有两个回回，金有让孚家奴也教发来。” [463] 调查得十分清楚。傅友德出征赐宴，派叶国珍作陪，拨与朝妓十余人。正饮宴间，有内官觇视，说是国珍令妓妇脱去皂帽褙子，穿华丽衣服混坐。元璋大怒，令壮士拘执叶国珍，与妓妇连锁于马坊，妓妇劓去鼻尖。国珍说：“死则死，何得与贱人同锁？”元璋说：“正为你不分贵贱，才这样对你。”鞭讫数十，发瓜州做坝夫。 [464] 钱宰被征编《孟子节文》，罢朝吟诗：“四鼓冬冬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有人给打报告了。第二天元璋对他说：“昨天作的好诗，不过我并没嫌呵，改作忧字如何？”钱宰吓得磕头谢罪。 [465] 宋濂性格最为诚谨，有一天请客喝酒，也被皇帝注意了，使人侦视。第二天当面发问，昨天喝酒了没有，请了哪些客，备了什么菜？宋濂老老实实地回答，元璋才笑说：“全对，没有骗我。” [466] 吴琳以吏部尚书告老回黄冈，元璋不放心，派人去察看，远远见一农人坐小杌上，起来插秧，样子很端谨。使者前问：“此地有吴尚书这人不？”农人叉手回答：“琳便是。”使者复命，元璋很高兴。 [467] 又如南京各部皂隶都戴漆巾，只有礼部例外，各衙门都有门额，只有兵部没有，据说这也是锦衣卫逻卒干的事。原来各衙门都有人在暗地里侦查，一天礼部皂隶睡午觉，被取去漆巾；兵部有一晚没人守夜，门额给人抬走了，发觉后不敢作声，也就成为典故了。 [468]

●明万历五彩三星花卉盘

朱元璋不但有一个特务网，派专人侦查一切场所、一切官民，他自己也是喜欢搞这一套的。例如罗复仁官为弘文馆学士，说一口江西话，质直朴素，元璋叫他作老实罗。一天，忽然动了念头，要调查老实罗是真老实还是假老实，出其不意一人跑到罗家。罗家在城外边一个小胡同里，破破烂烂、东倒西歪的几间房子，老实罗正扒在梯子上粉刷墙壁，一见皇帝来，着了慌，赶紧叫他女人抱一个小杌子请皇帝坐下。元璋见他实在穷得可以，老大不过意，说：“好秀才怎能住这样烂房子！”即刻赏城里一所大邸宅。 [469]

检校是文官，元璋譬喻为恶狗。到洪武十五年还嫌恶狗不济事，另找一批虎狼来执行大规模的屠杀，把侦伺处刑之权交给武官，特设一个机构叫锦衣卫。

锦衣卫的前身是吴元年设立的拱卫司；洪武三年改亲军都尉府，府统中、左、右、前、后五卫和仪鸾司，掌侍卫、法驾、卤簿；十五年改为锦衣卫。

锦衣卫有指挥使一人，正三品。同知二人，从三品。佥事三人，四品。镇抚二人，五品。十四所千户十四人，五品；副千户从五品；百户六品。所统有将军、力士、校尉，掌直驾、侍卫、巡察、缉捕。镇抚司分南北，北镇抚司专理诏狱。

直驾、侍卫是锦衣卫形式上的职务，巡察、缉捕才是工作的重心，对象是“不轨妖言”，不轨指政治上的反对者或党派，妖言指要求改革现状的宗教集团，如弥勒教、白莲教和明教，等。

朱元璋从红军出身，当年也喊过“弥勒降生”“明王出世”的口号，他明白这些传说的号召作用，也清楚聚众结社对现政权的威胁。他也在担心，这一批并肩百战、骁悍不驯的将军，这一群出身豪室的文臣，有地方势力，有社会声望，主意多，要是自己一朝咽气，忠厚柔仁的皇太子怎么对付得了？到太子死后，太孙不但年轻，还比他父亲更不中用，成天和腐儒们读古书，讲三王的道理，断不是制驭枭雄的角色。他要替儿孙斩除荆棘，要保证自己死后安心，便有目的地大动杀手，犯法的杀，不犯法的也杀，无理的杀，有理的也杀。锦衣卫的建立，为的便是有计划地栽赃告密，有系统地诬告攀连，有目标地灵活运用，更方便地在法外用刑。各地犯重罪的都解到京师下北镇抚司狱，备有诸般刑具，罪状早已安排好，口供也已预备好，不容分析，不许申诉，犯人唯一的权利是受苦刑后画字招认。不管是谁，进了这头门，是不会有活着出来的奇迹的。

●锦衣卫指挥使腰牌

洪武二十年，他以为该杀的人已经杀得差不多了，下令焚毁锦衣卫刑具，把犯人移交刑部，表示要实行法治了。又把锦衣卫指挥使也杀了，卸脱了多年屠杀的责任。六年后，胡党、蓝党都已杀完，松了一口气，又下令以后一切案件都由朝廷法司处理，内外刑狱公事不再经由锦衣卫。签发这道手令之后，摸摸花白胡子，以为天下从此太平，皇基永固了。 [470]

和锦衣卫有密切关联的一件恶政是廷杖。锦衣卫学前朝的诏狱，廷杖则是学元朝的办法。

在元朝以前，君臣的距离还不太悬绝，三公坐而论道，和皇帝是师友。宋代虽然臣僚在殿廷无坐处，礼貌上到底还有几分客气。蒙古人可不同了，起自马上，生活在马上，政府臣僚也就是军中将校，一有过失，随时杖责，打完照旧办事，甚至中书大臣都有殿廷被杖的故事。朱元璋事事复古，要“复汉官之威仪”，只有打人，尤其是在殿廷杖责大臣这一桩，却不嫌弃是胡俗，习惯地继承下来。著名的例子，亲族被鞭死的有朱文正，勋臣被鞭死的有永嘉侯朱亮祖父子，大臣被杖死的有工部尚书薛祥，部曹被廷杖的有茹太素。从此成为故事，士大夫不但可杀，而且可辱，君臣间的距离有如天上地下，“天皇圣明，臣罪当诛”。礼貌固然谈不到，连主奴间一点起码的恩意，也被板子、鞭子打得干干净净了。 [471]

四.皇权的极峰

就整个历史的演进说，皇帝的权力到朱元璋可以说是达到了极峰。

研究皇权的极权化发展，应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士大夫地位的下降，二是巩固皇权的诸多约束被摧毁。至于人民，向来只有被统治、被剥削、被屠杀的义务，和治权是丝毫沾搭不上的。

在明以前，士大夫是和皇家共存共治的。

具体的先从君臣的礼貌来说吧。在宋以前有三公坐而论道的说法，贾谊和汉文帝谈话，不觉膝之前席，可见不但三公，连小官见皇帝都是坐着的。唐初的裴寂甚至和唐高祖共坐御榻，十八学士在唐太宗面前也都有坐处。到宋朝便不然了。从太祖以后，大臣上朝在皇帝面前无坐处，一坐群站，三公群卿立而奏事了。到明代，不但不许坐，站着都不行，得跪着说话了。从坐而站而跪，说明了三个时期的君臣之间的关系，也说明了士大夫地位的下降。

从形式再说到本质：

坐的时期的典型例子是魏晋六朝的门阀制度。

汉代的若干世家宦族，如关西杨氏、汝南袁氏之类，四世三公，有数不尽的庄园，算不清的奴仆，门生故吏遍天下，本身有雄厚的独立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在黄巾动乱时代，地方豪族如孙策、马腾、许褚、张辽、曹操之类，为了保持土地和特殊权益，组织地主军保卫乡里，有部曲，有防区，拥有军事力量。小军阀抗不了大股黄巾，投靠大军阀，大军阀又互相吞并，结果是三分天下，建立三个皇朝，原来两类家族——世族和豪族也都占据高位，变成公卿将帅，成为高级官僚了。这些家族原是共建皇业的股东，和皇家利害共同，休戚一致，在九品中正的选举制度下，“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大官位全为这些家族分子所独占。东晋南渡，司马家和王、谢等家到了建康，东吴旧族顾、陆、朱、张等家族虽然是本地高门，因为是亡国之余，就吃了亏，在政治地位上屈居第二等。这些高门，世执国政，王、谢子弟更平步以至公卿（北方的崔、卢、李、郑、王等家族也是一样）。到刘裕以田舍翁做皇帝，陈霸先更是寒人，在世族眼光里，皇家只是暴发户，无根基，没派头，朝代尽管改换，好官我自为之，士大夫集团有其传统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地位，非皇权所能动摇，士大夫虽然在为皇权服务——因为皇帝有军队，目的却在以皇权来发展并保障士大夫的已有权益。在这种情况下，士大夫是和皇家共存，共享治权的。皇家的利益虽然大体上和士大夫一致，但是在许多场合，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例如世族的荫蔽人口，霸占农田水利以至山林湖沼等，经隋代两帝有意识地打击摧毁，如取消九品中正制度，取消长官辟举僚属办法，并设立进士科，用公开的考试制度，用文字的优劣来代替血统门望高下，来选任官僚。但是，文字教育还是要钱买的，大家族有优越的经济地位、人事关系，因之，唐朝三百年间的宰相，还是被二十个左右家族所包办。

门阀制度下的士大夫，有历史的传统，有庄园的经济基础，有包办选举的制度，甚至有依门第高下任官的成文法，有依族姓高下缔婚的风气，高门华阀由此种种便成为一个利害共同的集团，并且，公卿子弟熟习典章制度，治国（办例行公事）也非他们不可。在这诸多特殊情势之下，士大夫是和皇家共存的，只有双方合作才能两利。而且，皇帝人人可做，只要有强大的军力能夺取政权便行，士大夫却不然，寒人役门要成为士大夫，等于骆驼穿针孔，即使有皇帝手令强制，也还是办不到。何事非君？士大夫只要不损害他们的权益，可以侍候任何一姓的皇权。一个拥有大军的统帅，如得不到士大夫的支持，绝对做不了皇帝的。

考试制度代替了门阀制度，真正发挥作用是十世纪以后的事。

经过唐代前期则天大帝有意援用新人，任命进士做高官，打击世族。经过后期甘露之祸（太和九年，公元835年）、白马之祸（天祐二年，公元905年）和藩镇的摧残，多数的著名家族被屠杀。经过长期的军阀混战，五代乱离，幸存的世族失去了庄园，流徙各地，到唐庄宗做皇帝，要选懂朝廷典故的世族子弟做宰相都很不容易。宋太祖、太宗只好扩大进士科名额（唐代每科平均不过三十人，宋代多至千人以至几千人），用进士来办事，名额宽，考取容易，平民出身的进士在数量上压倒了残存的世族，一发榜立刻做官。进士出身的官僚绅士和皇家的关系，正如伙计和老板，是雇用的而不是合股的。老板要买卖做得好，得靠伙计忠心卖力气，宋朝家法优礼士大夫就是这个道理。用宋朝人的话说是共治，著名的例子是文彦博和宋神宗的对话。

文彦博：王安石胡乱主张，要改变法度。其实祖宗朝的法制就很好，不要胡改，以致失掉人心。

宋神宗：更改法制，对士大夫也许有些吃亏，可是，老百姓是喜欢的。

文彦博：这话不对，皇家是和士大夫治天下的，和老百姓何干？

宋神宗：就是士大夫也不全反对，也有人赞成改革的。

这是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三月间的事。

和前一时期不同的是，前期的世族子弟有了庄园，才能中进士做官，再去扩大庄园。这时期呢？中进士做了官才能购置庄园。名臣范仲淹年轻时吃冷粥，过穷苦日子，到做了大官就置苏州义庄，派儿子讨租子，得几船粮食，便是好例子。前一时期的世族，庄园是中进士的本钱，后一时期的官僚，庄园是做官的利息，意义上不相同，政治地位自然也因之不同。

更应该注意的是印刷术发明了，得书比较容易，书籍的流通比较普遍。国立学校学生入学资格必须父祖曾做几品以上官的规定取消了，而且，还有许多私人创立的书院，知识和受教育的机会不为少数家族所囤积独占，平民参加考试的机会大大地增加了。读书成为做官的手段，“遗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念书，考进士，做官，发财：“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为帝王做仆役服务——“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政府的提倡，社会的鼓励，做官做绅士得从科举出身，竭一生的聪明才智去适应科举，“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皇权由之巩固。官爵恩泽，都是皇帝所赐，士大夫以忠顺服从 [472] 换取皇家的恩宠。皇家是士大夫的衣食父母，非用全力支持不可。士大夫是皇家的管家干事，俸禄优厚，有福同享。前期的共存之局到此就变成共治之局了。君臣间的距离恰像店东和伙计，主佣间的恩惠是密切照顾到的。

士大夫从共存到共治，由股东降作伙计，已经江河日下了。到明代，又猛然一跌，跌作卖身的奴隶，士大夫成为皇家的奴役了。

明初的士大夫，既不是像汉、魏世族那样有威势，又没有魏晋隋唐以来世族的庄园基础，中举做官得懂君主的窍，揣摩迎合，以君主的意志为意志、是非为是非、喜怒为喜怒，从办公事上分一点残羹冷炙，建立自己的基业。一有不是，便丧身破家，挨鞭子、棍子是日常享受，充军做苦工是从宽发落，不但礼貌谈不上，连生命都时刻在死亡的威胁中。偶尔也有被宠用的特务头子，虽然威风，可是在朱元璋的心目中，甚至口头上，只把这些人当恶狗，养着咬人。皇帝越威风，士大夫越下贱，反过来也可以说是士大夫越被制抑，皇帝就越尊贵，君臣的关系一变而为主奴。奴化教育所造成的新士大夫，体贴入微地逢迎阿谀，把皇权抬上了有史以来的极峰。 [473]

巩固皇权的诸多约束被摧毁，是皇权极权化的另一面。

隋唐以来的三省制度，中书省决策，门下省封驳，尚书省执行，把政权分作三部分。在形式上、在理论上防止臣下擅权，分而治之，各机构互相钳制，同时也防止做皇帝的滥用权力，危害根本，是消极地巩固皇权的一种政治制度。实际执行政务的六部，在尚书都省之下，地位很低。凡百政务推行，名义上由政府首长负其责任，事情做错或做坏了，一起推到宰相身上，免官降黜甚至赐死。皇帝对国事不但不是直接领导，并且是不负法律责任的。例如有天灾人祸等重大事变，开明一点的皇帝最多也不过是素服减膳避殿，下诏求直言，或进一步自我检讨一下，下诏罪己，闹一通也就算了。因为皇帝不能做错事，要认错，要受罚，也只能对上天负责。三省制度的建立，正是为了使皇帝不负行政责任，用臣下做赎罪羔羊的办法。到元朝合三省为一省，洪武十三年杀胡惟庸以后，又废去中书省，提高六部的地位，使其直接向皇帝负责，根本取消了千多年来的相权。皇帝除了是国家元首之外，又是事实上的政府首长，直接领导并推进庶务，皇权和相权合一，加上军队的指挥权、立法权、司法权和任意加税或减税权，以及超法律的任意处分权，人类所能运用、所能想到的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一人之手，不对任何个人或团体负责。这种局面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

单独就门下省的封驳权而说，是约束皇权滥用的一种成文法制。其实，封驳权不限于门下省，中书省的中书舍人也有这个权。中书舍人掌起草诏令，中书省长官在得皇帝所同意的事项或命令以后，交词头（原则或具体措施）给中书舍人起草诏敕，舍人如不同意，可以交还词头，拒绝起草。皇帝如坚持原来主意，也可以再度命令执行，但是舍人仍可以再次三次拒绝，除非职务被罢免，或是把这任务交给另外一个舍人。门下省有给事中专掌封驳，封是原封退回，驳是驳正诏敕的违失，凡制敕宣行，重大事件要复奏然后施行，小事签署颁下。有违碍的可以涂窜奏还，叫作涂归，又叫作批敕。这制度规定皇帝所颁诏令，得经过两次同意，第一次是起草的中书舍人，第二次是签名副署的给事中，最后才行下到尚书省施行，所谓“不经凤阁（中书）鸾台（门下），何谓之敕？” [474] 如两省官都能尽职，便可以防止皇帝的过举以及政治上的失态行为，对于巩固皇权是有极大作用的。当然，历代帝王很多不遵守这约束，往往不经中书门下，以手令直接交尚书施行，这种情形，史书上叫作墨敕斜封，虽然被执行了，但在理论上是非法的。元朝废门下省，给事中并入中书省，到明初废中书省后，中书舍人成为抄录文件的书记，给事中无所隶属，兼领谏职和稽查六部百司之事。两道约束被清除，皇帝的意志和命令就是法律，直接颁下，任何人都得遵守，不能批评，更不容许反对，造成了朕即国家的局面。皇权跳出官僚机构的牵制，超乎一切之上，这也是前所未有的。

其次，在明以前，守法在理论上是皇帝的美德，无论是成文法典或是习俗相沿的传统。为了维持一个集团的共同利益，以至皇家的优越地位，守法是做皇帝的最好最有利的统治方法。皇帝地位虽高，权力虽大，也不应以喜怒爱憎的个人感情来毁法、坏法，即使有特殊情形，也必须先经法的制裁，然后用皇帝的特赦权或特权来补救。著名的例子如汉文帝的幸臣邓通，在殿廷不守礼节，丞相申屠嘉大发脾气，说是朝廷礼节给破坏了，下朝回府，发檄传邓通审问，拒传就处死。邓通急了，向皇帝求赦，皇帝只好叫他去。到府后去冠光脚跪伏谢罪，丞相厉声说：“小臣戏殿上，大不敬！”叫长史把他拖出去杀了。邓通在下面磕头讨饶，额角都碰出血来了。文帝才派特使向丞相说情，说这人是我的弄臣，请特别赦免。邓通回去见皇帝，哭着撒娇说丞相几乎杀了我，见不到面了。申屠嘉是列侯，是元老重臣，代表重臣集团执行法纪，重臣集团和皇家利害一致，汉文帝便不敢也不能不守这个法。 [475] 又如宋太祖时有臣僚该升官，太祖向来讨厌这个人，不批准，宰相赵普非照规矩办不可，太祖生气了，说：“我偏不升他官，看怎么办？”赵普说：“刑以惩恶，赏以酬功，是古今来的通道。而且刑赏是天下的刑赏，不是陛下的刑赏，怎么可以用个人的喜怒来破坏？”太祖气极，竟自走开。赵普一直跟到宫门口，不肯走，太祖拗不过道理，只好答应了。这例子说明赵普和宋太祖都能守法。 [476] 不过重要的是赵普不只是宰相，还是皇家旧人，他的利害也是和皇家一致的。到朱元璋便不理会这个传统了，朝廷里没有像汉初那样的元老重臣集团，有地位、有力量可以说话做事，也没有像宋初那样的家庭旧人，有胆子、有分量敢于说话做事。相反，他的利害是和朝廷的勋贵大臣对立的，成日成夜怕人对他不忠，不怀好意，一面制定法典，叫人民遵守，犯法的必死，他自己却法外用刑，在《大诰》里所处分的十种死罪和酷刑，都出于法典之外，而且全凭喜怒杀人，根本不依法律程序。在政治上的措施，擢用布衣儒士做尚书九卿以至方面大官，也是不依成法的。他的性格、权力，加上古所未有的地位，使得没有人敢拿法来约束，甚至劝告。自己决不守法，在法律之上，在法律之外，却强迫全国人守他的法，一点不许有差池，这正是暴君、独夫、民贼的典型人物。

他用残酷的恐怖的屠杀手段，推翻八百年来的传统政治制度，组织新的分部负责政府，自己综揽大权，造成专制的残暴的独裁政治。接连不断制造大狱，杀了十几万社会上层的领袖人物，利用检校和锦衣卫侦伺官民，应用里甲制度布成全国性的特务网，用廷杖挫损士大夫的气节，立“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之法，强迫知识分子服役。在三十年为一世的长期统治下，开国功臣被杀光了，谋臣策士一个个被消除了，豪绅地主成群成批被淘汰掉了，全国上下各阶层的人吓得胆战心惊，诚惶诚恐，束手服从。他不但是国家的元首，也是政府的当局，也是国军的最高统帅，是最高的立法人和审判官，又是法律的破坏者，具有无限制的货币发行权和财政支配权。用学校和考试制度造就忠顺的干部，用里甲轮役的方法动员全部人力。他收复了沦陷于外族四百三十年的疆域，他建立了中华民族自主的大帝国，是大明帝国的主人，也是几十个属国和藩国的共主，他被后代人称为“民族英雄”，也是有史以来权力最大、地位最高、最专制、最独裁、最强暴、最缺少人性的大皇帝。

对官僚地主士大夫，朱元璋用一副恶狠狠的面孔，青面獠牙，无人不怕。对平民百姓，有另外一副面孔，白胡子的老公公，满脸慈悲相，满口和气话。如果不看他的真面目，也许是人民多年来所梦想的有道明君呢！

经常挂在嘴上的话是：“四民之中，农民最劳最苦。春天鸡一叫就起床，赶牛下田耕种，插下秧子，得除草，得施肥，大太阳里晒得汗直流，劳碌得不成人样。好容易巴到收割了，完租纳税之外，剩不了一丁点儿。万一碰上水旱虫蝗灾荒，全家着急，毫无办法。可是国家的赋税全是农民出的，当差作工也是农民的事，要使国家富强，必得农民安居乐业才办得到。” [477] 这套话的主要意思，是要吃鸡蛋得喂饱鸡，要不然，也不能让鸡饿死。

使农民安居乐业的办法，不外乎上代人常做的，积极地为农民兴利，消极地为农民除害。

兴利的事业主要是增加生产。建国以后，下令凡民田五亩到十亩的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的加倍。到晚年又令户部劝谕民间，凡是有空地的都种植桑枣，由官家教授种植方法。加种棉花的免除租税。 [478] 棉花的种植从此遍布全国，过去平民常穿的麻衣，逐渐为棉布所替代，衣的问题算是解决了。其次是水利，鼓励人民一切对于水利的建议，特别吩咐工部官员，凡是陂塘湖堰可以蓄水防备水旱灾的，根据地势一一修治，并派遣国子生和人才到各地督修水利，统计开塘堰四万零九百八十七处。再就是劝导农民合作，用里甲做基础，户部劝谕，一里之内，有婚姻死丧，疾病患难，有钱的助钱，有力气的出力气。春耕秋收的时候，一家无力，百家帮忙。每乡里备有木铎，选出老人每月六次持铎游行宣讲。每里有一鼓，农桑时日，清早击鼓催人起床做工，有懒惰的由里老督责，里老不管事的处罚。 [479]

●朱元璋像。据传朱元璋长相极丑，又忌讳画师如实描绘，因此画师的画像各不相同，大都似是而非。

除害指的是赈灾和肃清贪官污吏。

照规定，凡各地闹水旱灾歉收的，蠲免赋税。丰年无灾伤，也择地瘠民贫的地方特别优免。灾重的免交二税之外，还由官府贷米，或者是赈米、施布、给钞。各地设预备仓，由地方耆老经管，准备大批粮食救灾。灾场州县，如地方官不报告的，特许耆民申诉，处地方官以死刑。洪武二十六年又手令户部，地方官有权在饥荒年头，先发库存米粮赈济，事后呈报，立为永制。三十多年来，赏赐民间的布钞数百万、米百多万石，蠲免租税无数。 [480]

凡地方官贪酷害民的，许人民到京师陈诉，《大诰》说：

今后所在布政司府州县，若有廉能官吏，切切为民造福者，所在人民必知其详。若被不才官吏同寮人等捏词排陷，一时不能明其公心，远在数千里，情不能上达，许本处城市乡村耆宿赴京面奏，以凭保全。自今以后，若欲尽除民间祸患，无若乡里年高有德等，或百人，或五六十人，或三五百人，或千余人，岁终议赴京师面奏，本境为民患者几人，造民福者几人，朕必凭其奏，善者旌之，恶者移之，甚者罪之。呜呼！所在城市乡村耆民智人等皆依朕言，必举此行，即岁天下太平矣。民间若不亲发露其奸顽，明彰有德，朕一时难知，所以嘱民助我为此也。若城市乡村有等起灭词讼，把持官府，或拨置官吏害民者，若有此等，许四邻及阖郡人民指实赴京面奏，以凭祛除，以安吾民。 [481]

甚至鼓励人民把贪污吏役和土豪绑赴京师：

今后布政司府州县在役之吏、在闲之吏，城市乡村老奸巨猾顽民，专一起灭词讼，教唆陷人，通同官吏，害及州里之间者，许城市乡村贤民方正豪杰之士，有能为民除患者，合议城市乡村，将老奸巨猾及在役之吏、在闲之吏，绑缚赴京，罪除民患，以安良民，敢有邀截阻挡者枭令。赴京之时，关津渡口毋得阻挡。 [482]

官吏贪赃到钞六十两以上的枭首示众，仍处以剥皮之刑。府州县衙门左首的土地庙，就是剥皮的刑场，也叫皮场庙。各衙门公座旁照例摆一张人皮，里面是稻草，叫做官的触目惊心，不敢做坏事。 [483] 地方官上任赏给路费，家属赐衣料。考绩以农桑和学校的成绩做标准。来朝时又特别告诫，说是“天下新定，百姓财力都困乏，像鸟儿刚学飞，和新栽的树木，拔不得毛，也动不得根”。 [484] 求他们暂时不要狠心剥削，危害皇家的安全。

话说得很多，手令面谕，告诫申斥，翻来覆去地要官吏替农民着想，替政府的租税和人力动员着想。成效如何呢？洪武九年叶伯巨上书说：

今之守令，以户口、钱粮、狱讼为急务，至于农桑、学校，王政之本，乃视为虚文而置之，将何以教养斯民哉！

以农桑言之，方春，州县下一白帖，里甲回申文状而已，守令未尝亲视种艺次第、旱涝戒备之道也。

以学校言之，廪膳诸生，国家资之以取人才之地也。今四方师生缺员甚多，纵使具员，守令亦鲜有以礼让之实，作其成器者。

朝廷切切于社学，屡行取勘师生姓名，所习课业。乃今社镇城郭，或但置立门牌，远村僻处则又徒存其名，守令不过具文案、备照刷而已。上官分部按临，亦但循习故常，依纸上照刷，未尝巡行点视也。

兴废之实，上下视为虚文，小民不知孝弟忠信为何物，而礼义廉耻扫地矣。

官僚政治的任何作为，都是纸面上的、文字上的，和实际情形全不符合。弄得“民俗浇漓，人不知惧，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故或朝信而暮猜者有之，昨日所进，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至令下而寻改，既赦而复收，天下臣民，莫之适从！” [485] 十二年后，解缙奉诏上万言书，也说：

臣观地有盛衰，物有盈虚，而商税之征，率皆定额，是使其或盈也，奸黠得以侵欺；其歉也，良善困于补纳。夏税一也，而茶椒有粮，果丝有税。既税于所产之地，又税于所过之津，何其夺民之利至于如此之密也？且多贫下之家，不免抛荒之咎。今日之土地无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征聚有前日之税粮。或卖产以供税，产去而税存；或赔办以当役，役重而民困。土田之高下不均，起科之轻重无别，膏腴而税反轻，瘠卤而税反重。 [486]

也可见他的治绩只是纸面上的。苛捐杂敛，弄得贫民卖产赔纳；徭役繁重，弄得贫民困苦逃避。尽管杀的人多，处的刑重，贪污的空气还是照旧，用他自己的话来证明吧：

浙西所在有司，凡征收害民之奸，甚如虎狼。且如折收秋粮，府州县官发放，每米一石，官折钞二贯，巧立名色，取要水脚钱一百文，车脚钱三百文，口食钱一百文。库子又要辨验钱一百文，蒲篓钱一百文，竹篓钱一百文，沿江神佛钱一百文。害民如此，罪可宥乎？ [487]

急得跺脚，说：“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了！” [488] 结果还是“国初至今将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 [489]

陆容（成化时人）曾经用具体的事实，分析洪武朝官僚政治的效果说：

国初惩元之弊，用重典以新天下，故令行禁止，若风草然。然有面从于一时而心违于身后者数事：如洪武钱、大明宝钞、《大诰》、洪武韵是已。洪武钱民间全不行，予幼时尝见有之，今不复见一文，盖销毁为器矣。宝钞今虽官府行之，然一贯（一千文）仅值银三厘，钱二文，民间得之，置之无用。《大诰》惟法司拟罪云“有《大诰》减一等”云尔，民间实未之见，况复有讲读者乎？洪武韵分并唐韵，最近人情，然今惟奏本内依其笔画而已。至于作诗，无间朝野，仍用唐韵。 [490]

第六章　家庭生活

朱元璋对子孙的教育极其重视，管束严格，儿子多有成就，马皇后温淑贤良。但他晚年性格暴戾、猜忌、喜怒无常、嗜杀成性，以为诛杀了才能之士，皇权就稳固了。不料死后不久，自家窝里反了。朱元璋天不亮就起床办公，直到深夜，没有休息，也没有假期，更没有娱乐和放松，终于在忧困中死去。

一.马皇后

元璋的大老婆马氏，原是红军元帅郭子兴的养女（第二章第一节）。后来元璋做了镇抚、总管、元帅、丞相、吴国公、吴王，一直做到皇帝，马氏妇以夫贵，从夫人做到皇后。但是，在开头，情形相反，元璋是夫以妻贵的，做了元帅养婿以后，军中才称为朱公子。 [491]

马皇后的生父马公，宿州人，犯了杀人罪，逃亡到定远，把小女儿托好朋友郭子兴抚养。马公的名字无人知道。 [492] 女儿的名字也从来不见有人说起过。在郭家的时候，也许叫春香、秋香，嫁了人成为朱八嫂，做了皇后成为马皇后，死后被谥为孝慈高皇后。

这一对夫妇真说得上门当户对。男方的祖父是逃亡的淘金户，父亲是佃农，外祖是巫师，家世微贱。女方除父亲是个亡命之徒之外，无可查考。一个是亲兵，一个是养女，元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郭元帅和次妻小张夫人商量停当，替两口子择日成婚，两个都是元帅家里体己人，对女的说是终身有了着落，男的平白做了元帅的干女婿，平地登天，好不得意。这一年男的二十五岁，女的二十一岁，照那时的习俗都已过了结婚的年龄了。

女人读书识字，在从前只有世代书香的官宦人家才有偶然的例子，马皇后从小是孤女，自然没有这福气。那时代的女人，尤其是上层社会的，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用不着自己做活，照例都裹了小脚，显得尊贵，也以为美丽。马皇后却是一双大脚，因为淮西地方苦，百姓穷，乡下妇女得下田工作，做了养女以后，洗衣做饭，倒茶扫地，没爹娘照顾，长大了也就只好算了。为了这双脚，又闹了一次血案：南京市居民有一桩拿手本领，好用隐语挖苦人，对皇帝怕惹事就拿皇后开玩笑。有一年元宵节，出来一张漫画，一个大脚女人，赤脚，怀里抱一个西瓜，到处传看起哄。恰好朱元璋化装出来察访，一见大怒，认得是讥讽皇后的——“淮西妇人好大脚！”一时查不出是谁干的，下手令把这条街的人全杀了。 [493]

马皇后虽然没有受过教育，长得不十分好看，却是一个好妻子、贤内助。

郭子兴是粗人，直性子，容不下人，耳朵软，好听闲话，做事迟疑没决断。朱元璋精细，有野心，说一不二，会千方百计买人的好。两人性格不相合，又有人在中间播弄是非，郭子兴对这干女婿越发不放心，成天挑错处，没有好脸色。军情紧急的时候，无法摆布，把元璋呼来唤去，一刻也离不开，比对亲儿子还亲热。到事情过去，可以过安逸日子了，脸孔又拉长了，干女婿变成了童养媳，成天得看脸色、受气。元璋身边几个能干的亲信将校和参谋，一个接着一个被调走，带的军队也换了指挥官。元璋知道中了暗算，越发小心谨慎，加意侍候，逆来顺受。马皇后着急，出主意巴结小张夫人，把私房钱帛和将士分的彩头扫数送礼，求在子兴面前替丈夫说好话。 [494] 一天，子兴发怒把元璋禁闭在空屋里，不许送茶饭进去。马皇后背着人偷刚出炉的炊饼给他，把胸口都烫焦了。平时总准备些干粮腌肉，宁愿自己挨饿，也得想法让丈夫吃饱。 [495] 渡江时领着将士家眷留守和州，看着老家，有人质在身边，不怕前方将士变心。打下了集庆以后，连年苦战，她带着妇女们替战士缝战衣、做鞋子。陈友谅兵临城下，应天（集庆）的官员居民乱作一团，有的打算逃难，有的窖藏金宝，有的在囤积粮食。她一点不着急，反而拿出宫中金宝布帛，犒劳有功将士。 [496] 到洪武元年朱元璋即皇帝位后，她被册封为皇后。

在军中见有文书就求人教认字，暗地里照样子描写；做了皇后，让女官按天教读书，记得许多历史上有名妇女的故事。元璋每天随时随地，即使在用饭的时候，想起什么该办的，什么事该怎样办，用纸片记录下来，到了晚上往往塞得一口袋全是。马皇后细心整理，等查问时，立刻拣出应用，省了元璋不少精力。 [497] 元璋常常对臣下称述皇后的贤德，提起当年的炊饼，比之为芜蒌豆粥、滹沱麦饭，又比之为唐太宗的长孙皇后。回宫后当家常提起，她说：“我怎敢比长孙皇后，常听说夫妇相保容易，君臣相保就难了。陛下不忘和我贫贱时过的日子，也愿不忘记和群臣过的艰苦日子，有始有终，才是好事呢！” [498]

她心地仁慈，总是替人求情说好话。元璋在前殿办事，闹脾气要杀人，回宫后随时解说，婉转疏劝。元璋虽然残酷到极点，被左说右说，拗不过道理，有时候也敷衍一下，救活了不少的人命。朱文正被猜忌得罪，幕僚多人被处死，部下随从行事头目五十多人割断脚筋。元璋当面讯问明白，要杀文正，她苦劝说：“这孩子纵然娇惯坏了，看在渡江以来，取太平，破陈也先，下建康，有多少战功。尤其是坚守江西，挡着陈友谅强兵，功劳最大。况且只有这一个亲侄儿，纵然做错事，也该看在骨肉面上，饶他一次。”文正虽然免死，禁不住发牢骚，又被告发，她又劝说：“文正只是性刚、嘴直，造反是绝不会的。她母亲苦一辈子，指望着他！”元璋口头答应，派文正到濠州祭祀，随从人员里有皇帝派的检校，一举一动都有报告，回京后瞒着皇后，还是把他鞭死。 [499] 李文忠守严州，杨宪诬告他不法，元璋要立时召回。皇后以为严州和敌人接境，轻易调换守将，怕不大好，况且文忠向来小心谨慎，杨宪的话不可轻信。学士宋濂的孙子宋慎被举发是胡党，宋濂连带被逮捕处死刑，她又求情说：“百姓家替子弟请先生，对待极恭敬，好来好去，何况是皇帝家馆的师傅？而且宋濂一向住在原籍，也一定不知情。”元璋不许，到用餐时，发觉皇后不喝酒，也不吃，惊问：“你不舒服吗？还是不对口味？”回说是心里难过，替宋先生修福。元璋也伤感了，放下筷子，第二天特赦宋濂，免死安置茂州（今四川茂县）。吴兴财主沈万三（秀）是全国第一名富户，有数不清的钱财产业，为着保身家，自动捐献家财修建南京城三分之一，城修好了，还是不得安稳，检校们三天两头来寻是非；忍着痛，又请求捐献财物替皇帝犒劳全国军队。不料这样反而触了忌讳，平民百姓出钱犒劳全军，图的是什么来？这般乱民不杀，还杀谁？其实这也不过面子话，骨子里还是要吃沈万三的全份家当。皇后以为平民富可敌国，不是好事，法律只能治犯罪的，上天自然会降祸给沈家，不必人主操心。沈万三充军云南虽然留了一条命，果然上天降祸，家产全变成皇家的财富了。 [500] 诸王师傅李希颜脾气古怪，教乡下蒙童惯了，诸王有顽皮不听话的，常用体罚惩治。一次，打了一个小王爷的额角，手重了，起一个大包，小王爷哭着向父亲告状。元璋一面用手摸孩子，变了脸色要发作，她又劝解：“师傅拿圣人的道理管教我们的孩子，怎么可以生气？”元璋才释然，不把这事放在心上。 [501]

她平时劝丈夫不要以一时喜怒来赏功罚罪，消极的赈灾不如多贮存粮食，得宝货不如得贤才，又说：“骄纵生于奢侈，危亡起于细微。”“法屡更必弊，法弊则奸生。民数扰必困，民困则乱生。”朝官上朝后在殿廷中会餐，菜饭都不可口，告诉皇帝申饬光禄寺改善。马皇后替国子生立红板仓，积粮赡养学生家眷。她对人事事周到体贴，自己却非常节省，穿洗过的衣服，到破都不肯换新的。亲自料理丈夫的膳食，对妃嫔不妒忌，对诸子不偏爱。元璋要访求她的同族人做官，力辞以为朝廷爵禄不可以私外家，可是每次提到父母早死，都忍不住伤心流泪。 [502]

洪武十五年八月，马皇后病死，年五十一岁。病时怕连累医生得罪，不肯服药，临死还劝元璋求贤才，听直言，慎终如始。元璋恸哭，不再立皇后。义子沐英镇守云南，得到消息，哭得吐血。 [503] 宫人追念她的慈爱，作歌追颂道：

我后圣慈，化行家邦。抚我育我，怀德难忘！

怀德难忘，于斯万年。毖彼下泉，悠悠苍天。 [504]

二.皇子皇孙

旧时代的旧习俗，多妻是贵族官僚地主们应有的特权，皇帝的配偶除正妻为皇后外，有无数的妾，依地位高下，封为贵妃、妃、嫔等职位。

朱元璋有数不清的妃嫔，生有二十六个儿子、十六个女儿，孙、曾孙一辈连他本人也说不明白。

后宫的妃嫔，就种族论，有高丽人 [505] 、蒙古人 [506] ，汉人更不用说。就来源而论，有抢来的，有从元宫接收来的，有陈友谅的妃嫔，有即位后用法令征选的。内中胡妃是濠州人，守寡在家，元璋要娶，胡妃的母亲不肯，隔了一些时候，打听明白胡家避兵在淮安，下令平章赵君用，叫把母女二人一起送来。 [507] 娶青军马元帅的过房女儿孙妃，远在龙凤元年（元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打下太平的时候。这一年元璋才二十八岁，太平被元军围攻，孙妃还出主意拿府中金银赏给将士，大败敌兵，生擒陈也先。 [508] 同时又抢占郭元帅的女儿，小张夫人生的，做妾（后封为郭惠妃），原来子兴死后，军队被元璋并过来，孤女也连同占有，伺候几年前她家的亲兵和养女了。 [509] 关于陈友谅的妃子，他在《大诰》中曾经自白：

朕当未定之时，攻城略地，与群雄并驱十有四年余，军中未尝妄将一妇人女子。惟亲下武昌，怒陈友谅擅以兵入境，既破武昌，故有伊妾而归。朕忽然自疑，于斯之为，果色乎？豪乎？智者监之。 [510]

其实全是谎话。渡江以后，至少在军中有孙妃、胡妃、郭惠妃三个妇人女子。这一件史实不久便衍变成另一种传说，说是陈友谅妻阇氏入宫后不久，生遗腹子潭王，到成人封国时，阇氏哭着吩咐：“儿父是陈友谅，儿父被杀，国被灭，我被俘辱，忍死待儿成年，儿他日当为父报仇，为母雪耻。”后来潭王果然起兵造反，元璋派太傅徐达之子统军讨伐，潭王紧闭城门，在铜牌上写着：“宁见阎王，不见贼王！”掷于城外，举火阖宫自焚，抱着小儿子投隍堑而死。其实这故事是捏造的，因为第一，潭王是达定妃所生，和齐王同胞，生母并非阇氏；第二，陈友谅死于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潭王生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前后相隔六年；第三，潭王因妃父於显被攀入胡党处死，奉诏入朝，疑惧自杀，和陈友谅全不相干。 [511]

另一关于代王生母的故事，说代王的母亲是邳人，元璋战败，逃到民家躲避，这家的女人问：“你是朱某人吗？人家说你要做皇帝。”留住了一晚。第二天临别时说：“将来有孩子怎样办？”元璋留下一旧梳子做凭证，她也拿首饰赠行。到元璋即位后，这女人带着长成的男孩和木梳来认夫认父，元璋叫工部替她另盖木头房子，不让进宫；代王出封后，带生母一同就国。这故事也绝对无稽，因为代王的生母是郭惠妃，生于洪武七年，这一年元璋已做了七年皇帝了，从何战败落荒逃走？ [512]

诸妃中蒙古妃和高丽妃都生有子女，传说明成祖即蒙古妃所生。 [513] 元璋子孙中有蒙古的、高丽的血统，是毫无问题的。

元璋自己从小没有受到好教育，到发迹以后，对诸子的教育特别看重，在宫中特建大本堂，贮藏古今图籍。征聘四方名儒教育太子和诸王，轮班讲授。挑选才俊青年伴读，时时赐宴赋诗，谈古说今，讨论文字。师傅中最重要、最著名的人物是宋濂，前后十几年，专负教育皇太子的责任，一言一动都以礼法讽劝，讲到有关政教和前代兴亡事迹，拱手剀切说明，指出某事该这样做，不该那样。皇太子也尽心受教，言必称师傅。 [514] 博士孔克仁奉命为诸王子讲授经书，诸功臣子弟奉诏入学。 [515] 元璋特地对儒臣指出皇子们的教育方针说：“有一块精金，得找高手匠人打造；有一块美玉，一定要有好玉匠才会使它成器。人家有好子弟，不求明师，岂不是爱子弟不如爱金玉？好师傅要做学生模范，因材施教，培养出人才来。我的孩子们将来是要治国管事的，诸功臣子弟也要当差做事。教的方法，要紧是正心，心一正万事都办得了，心不正，诸欲交攻，大大的要不得。你每（们）要用实学教导，用不着学一般文士，光是记诵辞章，一无好处。” [516]

学问要紧，德行尤其要紧，皇太子左右除了儒生经师以外，又选了一批有德行的端人正士，做太子宾客和太子谕德，职务是把“帝王之道，礼乐之教，和往古成败之迹，民间稼穑之事，朝夕讲说”。 [517]

●明代金花银。明朝自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起，规定江南田赋折银征收，谓之“金花银”，亦称“折粮银”。此锭为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福建上交户部的五十两银锭。

到皇太子成年后，温文儒雅，俨然是个儒生。接着第三步的教育是政事实习。洪武十年令自今政事，并启太子处分，然后奉闻。面谕太子：“从古开基创业的君主，吃尽苦头，通达人情，明白世故，办事自然妥当。守成的君主，生长于富贵，锦衣玉食，如非平时学习练达，办事怎能不错？我所以派你每日和群臣见面，听断批阅各衙门报告。练习办事，要记得几个原则：一是仁，能仁才不会失于疏暴；一是明，能明才不会惑于邪佞；一是勤，勤勤恳恳，才不会溺于安逸；一是断，有决断，便不致牵于文法。这四个字的运用，决于一心。我从有天下以来，没有偷过懒，一切事务，唯恐有毫发不妥当，有负上天付托。天不亮就起床，到半夜才得安息，这是你天天看见的。你能够学我，照着办，才能太平无事。” [518]

因为元代不立太子，以致引起无穷尽的政变、残杀，元璋在做吴王的时候便立长子为世子，即皇帝位后又立为太子。因为前代的太子官僚自成系统，和廷臣容易闹意见，甚至宫府对立，便以朝廷重臣兼任东宫臣僚。 [519] 一心一意，用尽心机，要训练出理想的继承人、能干的皇帝，保有这份好不容易挣来的大家当。

洪武二十五年四月，太子病死，九月立太子第二子允炆为皇太孙。对太孙的教育还是老办法，学问德行并重，批阅公事，平决政事，学习如何做皇帝。

诸子中除第九子和第二十六子早死，第四子燕王棣后来起兵靖难篡位，做了明代第三代皇帝，谥为明成祖以外，其他二十三子都封王建国。

由于对平时的家庭教育的注意，诸王成年以后都很能干，会办事。洪武二十六年以后，元勋宿将杀完了，北边对蒙古的军事任务，就不能不交给第二子秦王、第三子晋王、第四子燕王指挥。其他封在边境的几个小王也领兵跟着几位长兄巡逻斥候，校猎沙漠。 [520] 在文学方面有成就的更多，如第五子周王好学能词赋，著《元宫词》百章；又研究草类，选其可以救饥的四百多种，画为图谱，加以疏解，著成《救荒本草》一书，对植物学很有贡献。 [521] 十七子宁王撰《通鉴博论》《汉唐秘史》《史断》《文谱》《诗谱》等著作数十种。八子潭王、十子鲁王、十一子蜀王、十六子庆王都好学礼士，对文学有兴趣。十二子湘王，尤为杰出，文武全才，读书时常到半夜，膂力过人，善弓马刀槊，驰马若飞；在藩开景元阁，招纳文士，校雠图籍，行军时还带着大批图书阅读，到山水胜处，往往徘徊终日；喜欢道家那一套，自号紫虚子，风度襟怀，俨然是个名士。

不争气的也有两个。一个是十三子代王，早年做了许多蠢事不必说了，到晚年头发花白了，还带着几个肖子，窄衣秃帽，游行市中，袖锤斧杀伤人，干些犯法害理的勾当。末子伊王封在洛阳，年少失教，喜欢使棒弄刀，不肯待在宫里，成天挟弹露剑，怒马驰逐郊外，人民逃避不及的被其亲手斫击，毫无顾忌。又喜欢把平民男女剥得精光，看着人家的窘样子，高兴发笑。

元璋对诸子期望大，管教严，不姑息。做皇帝久了，君臣的身份竟超过父子的感情。二子秦王多过失，屡次受训责，皇太子多方救解，才免废黜；死后亲自定谥为“愍”，谥册文说：“哀痛者父子之情，追谥者天下之公。朕封建诸子，以尔年长，首封于秦，期永绥禄位，以藩屏帝室。夫何不良于德，竟殒厥身，其谥曰愍。”十子鲁王服金石药求长生，毒发伤目，元璋很不喜欢，死后追谥为“荒”。 [522]

皇族的禄饷一律由政府支给。洪武九年定诸王、公主年俸：亲王米五万石，钞二万五千贯，锦四十匹，纻丝三百匹，纱罗各百匹，绢五百匹，冬夏布各千匹，绵二千两，盐二百引，茶千斤，马料草月支五十匹；公主已受封，赐庄田一所，每年收粮一千五百石，并给钞二千贯；郡王米六千石；郡主米千石；以下比例递减。 [523] 亲王嫡长子年及十岁，立为王世子，长孙立为世孙，世代承袭。诸子封郡王。郡王嫡长子承袭，诸子封镇国将军，孙封辅国将军，曾孙奉国将军，四世孙镇国中尉，五世孙辅国中尉，六世以下为奉国中尉。帝女封公主，亲王女封郡主。公主婿号驸马，郡主、县主婿号仪宾。凡皇族出身，由礼部命名，成人后由皇家主婚，一生的生活到死后的丧葬全由政府负担。 [524] 到洪武二十八年，皇族人数日益增加，政府财力困难，负担不了，改定为亲王年俸万石，郡王二千石，镇国将军千石，到镇国中尉四百石，奉国中尉二百石。公主和驸马二千石，郡主和仪宾八百石，县主、郡君、县君、乡君等递减。不到两百年工夫，皇族滋生繁殖到五万多口， [525] 政府的租赋，竟到了不够供给皇族的地步。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统计，全国每年供应京师粮四百万石，诸王府禄米则为八百五十三万石，比供应京师的多出一倍。以山西而论，存留地方的粮食一百五十二万石，可是当地的宗室俸禄就要二百一十二万石。以河南而论，地方经费只有八十四万三千石，宗室俸禄却要一百九十二万石。即使把地方经费全数都拿来养活皇族，也还缺少一半，只好打折扣和欠支，郡王以上的底数大，还可过好日子，以下就不免啼饥号寒了。政府无法应付，再就原数裁减，皇族疏远的越发不能过活。 [526] 这一群皇家子弟，既不能应科举，做官吏，又不许务农、做工、行商，坏皇家体面。高级的亲王、郡王在地方为非作恶，不但凌虐平民，甚至侮辱官吏；疏远卑下的宗室穷极无聊，欺骗敲诈，无恶不作，扰乱和破坏了社会秩序。 [527] 而且，人数过多，政府照顾不过来。礼部命名怕重复，用金木水火土做偏旁，随便配上一些怪字，作为赐名，叫人哭笑不得。 [528] 没钱贿赂礼部官吏的，不但一辈子没有名字，甚至到头发白了还不能婚嫁。 [529] 一直到末年，政府才明白不是办法，把科举和政治的封锁开放了，皇族可以参加考试，可以做官，自谋出路。 [530] 可是，太晚了，不久就亡国了。

到明亡时，据不完全统计，朱元璋的直系子孙有十几万人。 [531]

三.教养和性格

朱元璋出身穷佃户，做过游方和尚，到处叫化。从军以后和儒生文人接近，沾上书卷气，会谈古论今。又以出身微贱，要故作神奇，神道设教，吓唬老百姓，和道士和尚串通，假造许多神迹。三十多年来，儒生，道士，和尚，三教九流，都被尽量利用，巩固他的皇座。

先从儒家的作用说起。

从渡江到建国，和幕府中的儒生，如范常、陶安、夏煜、孙炎、杨宪、秦从龙、陈遇、孔克仁、范祖干、叶仪、吴沈、许干、叶瓒玉、胡翰、汪仲山、李公常、戴良、刘基、宋濂诸人，朝夕讨论，讲述经史。经过十几年的熏陶，加上不断的努力学习，中年以后，他不但懂得经义，能写通俗的白话文，并且也能作诗，作有韵的文字，能够欣赏、批评文学的优劣了。

在称帝以前，他闲时常和儒生列坐赋诗，范常总是交头卷，元璋笑说：“老范诗质朴，极像他的为人。” [532] 初下徽州，朱升请题字，亲写“梅花初月楼”横匾。 [533] 和陶安论学术，亲制门帖子赐他：“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 [534] 征陈友谅，过长沙王吴芮祠，见胡闰所题诗，大为爱好，即时召见帐前；到洪武四年胡闰以郡举秀才来见，元璋还记得清楚，说：“这书生，是那年题诗鄱阳庙墙上的。”授官都督府都事。 [535] 鄱阳湖大胜，设宴庆功，和夏煜等草檄赋诗； [536] 宋濂喝不得酒，勉强灌醉了，制楚辞以赐，又赐以良马，亲制《白马歌》。 [537]

即位后更加喜欢弄笔墨，毛骐、陶安、安然死，亲写祭文。 [538] 桂彦良做晋王傅，作文送行。 [539] 宋讷读书，烤火不小心，烧了衣服伤肋，作文劝诫。张九韶告老回家，又作文赠行。 [540]

他会写散文，主张文章应明白显易，通道术，达时务。 [541] 读曾鲁文后，非常高兴，说：“读陶凯文后，已起人意，鲁又如此，文运其昌乎！” [542] 刘三吾主考会试，榜发后以为有弊，亲撰策问复试。 [543] 他喜欢研究音韵，元末《阴氏韵府》手头常用，以旧韵出江左，命乐韶凤参考中原音韵订定，名《洪武正韵》。 [544] 时常作诗， [545] 甚至会作赋，和儒臣欢宴大本堂，自作《时雪赋》。 [546] 亲撰凤阳《皇陵碑》，粗枝大叶，通篇用韵。也会作骈体文，徐达初封信国公，亲制诰文：“从予起兵于濠上，先存捧日之心，来兹定鼎于江南，遂作擎天之柱。”又说：“太公韬略，当宏一统之规；邓禹功名，特立诸侯之上。”居然是个四六作家了。 [547]

对历史尤其熟，《汉书》《宋史》都是常读的书。吴元年十一月和侍臣讨论：“汉高祖以追逐狡兔比武臣，发踪指示比文臣，譬喻虽切，语意毕竟太偏。我以为建立基业，犹之盖大房子，剪伐斩削，要用武官，藻绘粉饰，就非文臣不可。用文而不用武，譬如连墙都未砌好，如何粉饰？用武而不用文，正如只有空间架，粗粗糙糙，不加粉刷彩画，不成体统，两样都不对。治天下的要文武相资，才不会坏事。” [548] 不多久，又和太子讨论七国造反的问题，太子以为错在七国，元璋说：“不然。这是讲官偏说。景帝做太子时，以博局杀吴王世子，做皇帝后，又听信晁错，黜削诸侯，七国因之造反。” [549] 论内官则以为古代宦竖，管的是早晚当差打扫一些宫廷仆役事务，从汉邓太后以女主临朝，用阉人做常侍等官，宦官才偷窃政权，作威作福。 [550] 读《宋史》，到宋太宗改封桩库为内藏库，挖苦说：“做皇帝的以四海为家，用全国的财富，供全国之用，何必分公私？太宗算是宋朝的贤君，还这样小家子气，看不开。至如汉灵帝的西园，唐德宗的琼林、大盈库，括政府的钱做私人的蓄积，更不值得责备了。” [551] 告诉张信翰林的职务，引唐陆贽、崔群、李绛做例子。 [552] 教官吴从权说不知民间事务，驳以宋胡瑗教学生，特别看重时事。 [553] 随时随事，征引历史事实，作为讨论和训话的根据。

●《洪武正韵》

对经学，跟宋濂读《春秋左传》，跟陈南宾读《洪范》九畴，读蔡氏书传时，发现所说象纬运行和朱子书传相反，特地征召诸儒订正。讨厌《孟子》里一些和皇权有违碍的话，派刘三吾删节，编为《孟子节文》。著有《御注洪范》，多用陈南宾说。 [554]

对佛教，他即位以后，非常崇敬，诏征东南戒德名僧，在蒋山大开法会，和群臣顶礼膜拜。僧徒中有应对称意的，颁赐金襕袈裟衣，召入禁中，赐坐讲论。吴印、华克勤等人都还俗做到大官。元璋以为和尚与尘世绝缘，无所牵涉，寄以心腹，用作耳目，使其检校官民动静，由之僧徒得意横行，文武大臣，都被中伤得罪。又倚仗告发的功劳，请为佛教创立职官，改善世院为僧录司，设左右善世、左右阐教、左右讲经、觉义等官，高其品秩。道教也照样来一套。度僧尼道士数万人。 [555] 和尚皇帝加上一套和尚职官，在尘世政府里面，又建立了一个空门朝廷。还著有《集注金刚经》一卷。 [556]

●周颠像。

道士替元璋做工作的有周颠和铁冠子。周颠的事迹，据朱元璋所写的传记说：周颠十四岁上得了癫病，在南昌市讨饭，说话颠三倒四，人家叫他周颠。三十多岁时，正当元朝末年，新官上任，一定去求见，说是“告太平”。元璋带兵去取南昌，疯头疯脑来告太平，又说“婆娘歹”，唱“世上甚么动得人心，只有胭脂胚粉动得婆娘嫂里人”。问是什么缘故，回说：“你只这般，只这般。”元璋烦了，叫人拿铜缸盖住，用猛火蒸。等柴炭烧完，打开缸看时，周颠正在出汗呢。到蒋山寺寄食，和尚来说，颠和小沙弥抢饭吃，闹脾气有半个月不吃东西了。元璋亲自去看，颠来迎接，一点也看不出饿，摆一桌大筵席，请颠大吃一顿。又给关在一间空房子里，一个月不给饭吃，还是不在乎。这故事传开了，诸军将士抢着做主人，请吃酒饭，随吃随吐，只有跟元璋吃饭时，才规规矩矩，像个样子。大家都信服了，以为是仙人。

颠用手画地成圈，指着对元璋说：“你打破桶（统），做一个桶。”

元璋西征九江，行前问颠，这次如何？说：“行。”又问：“友谅已称帝，消灭他怕不容易？”颠仰头看天，好一会儿，稽首正容说：“上面无他的。”到安庆舟师出发无风，说：“只管行，只管有风，无胆不行便无风。”果然一会儿大风起来，一口气直驶小孤山。

十多年后，元璋害热症，几乎要死，赤脚僧觉显送药来，说天眼尊者和周颠仙人送的，当晚病好。

有周颠仙人诗一首：“初见圣主合天基，一时风来一时痴。逐片俱来箍一桶，浩大乾坤正此时。人君自此安邦定，齐天洪福谢恩驰。我王感得龙颜喜，大兴佛法当此时。” [557]

铁冠子姓张名中，好戴铁冠，人称为铁冠子。谈祸福多奇中，平章邵荣、参政赵继祖谋叛被杀，是他告密的。征陈友谅时也在军中，算定南昌解围和大捷的时日，用洞元法祭风，舟师直达鄱阳湖。佯狂玩世，和周颠同是元璋有用的工具。 [558]

元璋常读的道教经典是《道德经》，著有《御注道德经》二卷。 [559]

元璋利用神道设教的狡狯，当时即已被人指出。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解缙上万言书说：

陛下天资至高，合于道微，神怪诞妄，臣知陛下洞瞩之矣。然犹不免所谓神道设教者，臣谓必不然也。一统之舆图已定矣，一时之人心已服矣，一切之奸雄已慑矣，天无变灾，民无患害，圣躬康宁，圣子圣孙，继继绳绳，所谓得真符者矣。何必兴师以取宝为名，谕众以神仙为征应者哉！ [560]

果然，一切都已不成问题。从此以后，对佛道两教的兴趣突然减低，不再侈谈神异征应了。

元璋以“神仙为征应”这一手法是相当成功的，民间流行着许多神异故事，以为他是真命天子。传说中主要的一个是：天上有二十八宿，轮流下凡做人主，元天历元年（公元1328年）天上娄宿不见，到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娄宿复明，洪武帝是娄宿下凡。当时不流通的洪武钱，乡下人很看重，孩子们佩在身上，以为可以辟邪。豆棚瓜下，老祖父祖母们对孩子们讲的故事，也多半说的洪武爷放牛时的种种奇迹。

●明代宣德云纹铜熏炉。礼器，通高91.9厘米。

穷措大出身的开国皇帝，对于起居饮食，生活享受，不肯穷奢极侈。 [561] 至正二十六年营建宫室，管工程的人打好图样，他把雕琢考究的部分都去掉了。 [562] 完工以后，朴素无装饰，画了许多触目惊心的历史故事和宋儒的《大学衍义》。有个官儿要巴结，说是某处出产一种很美的石头，可以铺地，被痛切教训了一顿，为的是不懂得节俭的大道理。 [563] 车舆、服用诸物该用金饰的，用铜代替。不但自己讲节俭，对人也是如此。

有一天，看见内侍穿着新靴在雨中走路，另一舍人穿一套值五百贯钞的新衣，都着着实实骂了一顿。 [564] 司天监把元顺帝费尽心机做成的自动宫漏进献，以为是“不管政务，专干这个，叫作‘作无益害有益’”，把宫漏打毁。 [565] 陈友谅有一张镂金床，极为考究，江西行省送给皇帝，元璋说：“这和孟昶的七宝溺器有什么两样！”下令打碎。 [566] 有的官儿说山东有银矿可以开发，有的官儿说西戎有水银坑，磁州有铁矿，挖了都可富国。他一概不理，把说话的骂了一顿，打了一顿，甚至发到边地充军。 [567]

屏风上写着唐李山甫《上元怀古》诗，日常吟诵：“南朝天子爱风流，尽守江山不到头。总为战争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尧将道德终无敌，秦把金汤可自由！试问繁华何处在？雨花烟草石城秋。” [568] 南朝的灭亡坏在歌舞上头，坏在风流上头，也坏在大兴土木上头。立下规矩，朝会时不用女乐，宫廷里不随便添建宫室。 [569] 也禁止臣下笺文颂美，表章不许用四六骈偶文体。 [570]

说宗教信仰是谈不上的，周颠、铁冠子之流只用作政治的炫耀，骨子里根本不信有神仙，曾经告诉宋濂：“秦始皇、汉武帝好神仙，宠方士，想求长生，末了一场空。假使用这份心思来治国，国怎会不治？依我看来，人君能清心寡欲，做到百姓安于田里，有饭吃，有衣穿，快快活活过日子，也就是神仙了。” [571] 有道士来献长生的法子，他说：“我所要的是全国人民的长寿和快乐。” [572] 不肯接受。又有人学宋朝大中祥符年间的办法献天书，证明上位确是真命天子，反而被杀。同样，也不信祥瑞。洪武二年，有献瑞麦一茎三穗和五穗的，群臣称贺。他说：“我做皇帝，只要修德行，致太平，寒暑适时，就算国家之瑞，倒不在乎以物为瑞。记得汉武帝获一角兽，产九茎芝，好功生事，使海内空虚。后来宣帝时又有神爵甘露之瑞，却闹得山崩地裂，汉德于是乎衰。由此看来，祥瑞靠不住，灾异却是不可不当心的。”命令今后或有灾异，无论大小，地方官即时报告。 [573]

对失败的敌人不肯加以侮辱：洪武三年李文忠克应昌，俘获元主孙买的里八剌，并知元主已死。捷报到南京，百官称贺，元璋命礼部榜示，凡曾经做过元朝官的不必称贺。又以元主不战北走，谥为顺帝，亲自作文致祭。 [574] 俘虏到京，礼官请举行献俘典礼，并举唐太宗作例。元璋说：“唐太宗是待王世充，如对隋室子孙，不会这样。元人入主中国，百年之内，人口繁殖，家给户足，我的祖先，也曾享过太平的福来。”只令服本俗衣入朝。 [575]

对死节的敌人表示尊重：元将石抹宜孙、福寿、余阙、李黼战死，都为其立祠于所守城邑，留下永久纪念。 [576] 对始终不屈的敌人，尤其衷心钦佩：扩廓帖木儿拥兵反攻，百战不挠，被推许为天下第一奇男子，以不得臣之为恨。 [577] 相反的一个例子：危素是元朝老臣，文坛宗主，投降后做翰林侍读学士。一天，元璋在东阁办事，忽听得履声橐橐，问是谁，答是“老臣危素”，元璋说：“原来是你！我道是文天祥！既是元朝老臣，何不到和州看守余阙庙去？”不到一年，这位老臣便羞愧死了。 [578]

执法极严，令出必行。初起兵时，粮食不足，下令禁酒，胡大海统军攻越，其子犯令，王恺请勿杀以安大海心。元璋以为宁可使大海叛我，不可使法不行，亲手执行死刑。 [579] 赵仲中是起兵时勋旧，奉令守安庆，陈友谅来攻，弃城逃走，常遇春求情，元璋说：“法不行，无以惩后。”用弓弦缢死。 [580] 平章邵荣、参政赵继祖因为多年征战，不能和家人团聚，说了气愤话，被告发诛死。 [581] 冯胜攻高邮，城中诈降，先头部队全军覆没，立时召还，决大杖十下，令步行回高邮，一鼓攻下。 [582] 末年驸马都尉欧阳伦出使，贩带私茶，违反国法，虽然是自己亲女婿，还是赐死。 [583]

他认为理想的模范人物是汉高祖，最早劝他学汉高祖的人是李善长。常时读的书是《汉书》，常时提到的古帝王是汉高祖，随时随地随事都以汉高祖自比。

当灭陈友谅后，兵势日盛，有点像楚汉垓下之战后的情形，和幕僚孔克仁说闲话：“秦政暴虐，汉高祖以布衣起家，以宽大制驭群雄，做了皇帝。而今也是群雄蜂起，可是都不懂修法度、明军政，此其所以成不了事。”意中俨然以汉高祖自居，说完了还叹了几口气。有一次读《汉书》，宋濂和孔克仁在座，元璋问汉治道不纯，何故？克仁以为王道霸道相杂。又问谁应该负责？克仁说责在高祖。元璋说：“不然，高祖初创基业，遭秦灭学之后，百姓困苦已极，气还喘不过来，哪里还有工夫讲礼乐？孝文帝算是好皇帝了，正应该制礼作乐，和三代相比，可惜又不注意，终于只有那丁点成就。做帝王的要抓住时机，三代君主，有时机有人才做得好。汉文帝错过了时机，至于周世宗那才苦呢，有决心有魄力，满腔子要做好，只是不得其时，真是可惜！”又问汉高祖以布衣做皇帝，靠的是什么？克仁以为是善于用人，元璋说：“项羽南面称孤，不施仁义，光夸自己能干。高祖知道这毛病，反过来谦逊忍性，不认输，加以宽大容人，所以能够胜利。现在我守住江左，任用贤人，安抚百姓，等候大局变化。假使不如此，单凭军力，硬碰硬，怕也不容易成功吧。” [584]

研究汉高祖的个性和作风到了家，下意识地养成模仿的癖性。举例说，汉高祖在天下未定时，就派萧何营建未央宫，元璋也在南征北伐军出发前，先造金陵宫阙。汉初徙齐楚诸国大族田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实关中，元璋也徙江南富人十四万户实中都。汉初分王子弟，明初也恰好建藩国。汉初赐民爵士大夫以上，明初也下诏天下富民年十八以上赐爵里士，九十以上赐爵社士。汉初俎醢韩、彭、英布，明初也大杀功臣，一杀再杀，杀得靖难兵起时无人可用。 [585]

相隔一千六百年两位同乡的开国皇帝，竟是一脉渊源的师生！

四.晚年的悲哀

朱元璋的智力极高，长于计谋，看得远，见得大处，当机立断，更善于接受好建议，不自以为是。统一以后，和群臣有一番检讨的话：“我生在天下大乱的年头，被迫投军，原不过是为了活命。到渡江以后，看这一群拥兵割据，称王称帝的，打家劫舍，全不成材料。内中张士诚、陈友谅最强大，士诚地方富庶，友谅军力强大，我没有别的可夸，只靠不乱杀百姓，说话算话，刻苦做事，和大家同心一力，挣出这个基业。开头夹在吴、汉两大国之间，士诚尤其逼近，有人主张先向东吴进攻，我的看法是友谅志骄，士诚器小，志骄的好生事，要争取主动，器小的没长远打算，总是被动，所以决定先攻友谅。鄱阳湖这一场决战，士诚果然不能出姑苏一步，和友谅呼应！假使当时先攻士诚，浙西坚守待援，友谅一定空国而来，我便被迫两线作战，腹背受敌了。两个都吃掉以后，举兵北伐，之所以先取山东，次下河洛，止住潼关西进之师，不急攻秦陇，是什么道理呢？因为扩廓帖木儿、李思齐、张思道都是百战之余，决不肯轻易服输，而且，大兵西入，正好促成他们联合，团结抵抗，一时也占不了便宜；不如出其不意，直取大都，根本既除，然后西进，张、李望绝势穷，不战而克。可是，扩廓还是力战到底，费了多少事。假定不取北平，就和关中军决战，又是两线作战形势，胜负就很难说了。”尽量避免两线作战，机动地争取主动，敏捷地利用对方弱点，转变形势，集中兵力使敌人处在被动地位，知己知彼，在战略上是完全成功的。 [586]

●明孝陵。

在另一场合，他又申说：“元朝末年，人君安逸不管事，臣下跋扈不听命，胡乱花钱，想尽主意剥削，水旱灾荒，年年都有，闹得天怒人怨，到处反叛，群雄角逐，割据地方。我没有办法，为了自救，才参加红军；到了兵强地广，才东征西讨，削除群雄，开拓土地，这时候，中国已非元朝所有了。元朝皇帝如能小心不偷懒，不专讲享受，臣下尽心做事，不贪污，不争权夺利，怎么会引起这次大革命？又怎会造成割据分裂的局面？由此看来，我取天下于群雄之手，非于元朝之手，是很明白的。” [587]

以后，洪武四年灭夏，十四年定云南，二十年取辽东，事前都由他自己决定战略，制敌决胜，事后的绥靖建置，也完全用手令指示。诸将不过奉行命令，完成任务而已。

大大小小的事务，一定亲自办理，天不亮就起床办公，一直到深夜，没有休息，也没有假期，更谈不到调剂精神的娱乐。因为照习惯，一切事务处理，臣僚建议，都用书面的奏章，成天成年看奏章，有时也难免感觉厌倦，尤其是卖弄学问经济、冗长不中肯的报告。洪武八年，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万言书申说事务，元璋懒得看，叫中书郎王敏朗诵，读到“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发了脾气，把太素找来大骂，打了一顿。第二天晚上，又叫宫人读了一遍，仔细想想，也还有点道理，建议的有四款着实可以照办，不由得叹一口气说：“做皇帝难，做臣子也不容易啊！我要听老实话，要听切实情事的，文辞太多，摸不清要点所在。太素所说的要点，有五百字也够说清楚，搞了这一大堆，何苦来？”上朝时，面谕中书，特定奏对式，不许繁文乱听，从此读奏章省了不少精力。 [588] 到废中书省以后，六部府院直接对皇帝负责，政务越发繁忙。据洪武十七年九月间的统计，从十四日到二十一日，八天内，内外诸司奏札凡一千六百六十件，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事， [589] 平均每天要看或听两百多件报告，要处理四百多件事。虽然精力过人，拼着命干，到底是上了年纪的人，有点儿觉得吃力了。

他是赤手空拳起家的，除自身而外，三个哥哥和几个堂房兄弟，都在壬辰那年死去，父系亲属只有亲侄文正一人，真是“门单户薄”。母族绝后，妻族也死绝了。到文正被杀后，诸子幼弱，基业还未稳定，孤零零一个人，高高在上，找遍周围，没有一个人可以寄托心腹的，得撑持着，时刻警戒着，提心吊胆，不让别人暗算。正如驶着独木船，水把独木船冲得团团转，几十年到不了岸，看着水是敌人，礁石是敌人，连天空飞的乌鸦也是敌人，谁都要害他，都在讥笑他、讽刺他。从得了大权，做了皇帝之后，害了高度的紧张病、猜疑病、恐惧病。

早年过的是衣食不足的穷苦生活，中年在军队里，在兵火喧天、白刃相接的紧张生活中，抓住了权力，四十岁以后，把全副精力放在处理事务，防备假想敌人上。体力消耗之外，加上无数妃妾的宫廷生活，加上对人对事的极度不安，精神永远集中在怎样保持那份大家当的问题上。他有心跳的病症，宋濂以为应该清心寡欲。 [590] 时发高热病，做怪梦，幻想在梦中看到天上神仙宫阙。 [591] 平时喜怒无常，暴怒到失常态。 [592] 性格变得更加残酷、横暴，寻求刺激，要发泄，为一句话、一个字就打人、杀人，用许多种离奇的刑罚来折磨人、屠杀人。他害的是一种虐待狂的病症，用别人的痛苦来减轻自己的恐惧。

●朱元璋像

可惊的是虽然精神失常，智力却并不减退。大儿子朱标忠厚仁慈，有点像汉惠帝，接受了当时最好的教育。老皇帝过了五十岁生日之后，精力有点不济事了，让大儿子来帮忙，裁决普通政务，一来是分劳，二来也是训练这下一代皇帝办事的能力，指望太子是汉文帝，不是汉惠帝。可惜父子俩性格正好相反，也和他的同乡皇帝父子一样，一个严酷，一个宽大，父子间有时也不免闹冲突。 [593] 老皇帝眼见得一代不如一代，只好叹一口气，闷在心里，索性自己动手，大兴党狱，杀尽了所有不顺眼的文武官员，斩除荆棘，铺平道路，好让儿子做现成皇帝。

好容易皇太子的学业和政治训练都够满意了，元璋以为托付得人，这份产业牢靠稳当，放得下心了，却又变生意外，太子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病死。六十五岁的老皇帝受了这致命的打击，糊涂了大半天说不出话，身体一天天虚弱下去，头发胡子全变白了。

太子死后，立太子嫡子允炆为皇太孙，此时，他才十六岁。

皇太孙的性格极像他的父亲，年纪又小，没经过训练。祖父虽然也让跟着办事，终是替他发愁，怕他挑不下这副担子，诸将大臣将来会不服调度。只好又动辣手，借题目大批杀人，杀得将帅一空，连傅友德、冯胜那样仅存的开国元勋，说不出一丝道理，也顺手杀了。想着小孙子不会有人来作难，做祖父的算是用尽心血了。

他的政治能力，部分从实际经验得来，部分从历史教训得来。他以为皇位继承是维持帝国和平最重要的制度，必须有一个规定的严密的法则，才不会引起宗族间的纠纷、政变。最好的办法是宗法制度下的嫡长承袭。在皇太子正位后，为了要使诸王安分，保护扶持大宗，洪武五年命群臣采汉唐以来藩王善恶可为劝诫的，编作一书，名为《昭鉴录》，颁赐诸王。皇太孙正位以后，用同样的意思编了一书，叫作《永鉴录》。二十八年又颁布《皇明祖训》条章，把一切做皇帝、做藩王和臣下所应遵守的、不该做的事，都详细记载，并定制后代有人要更改祖训的，以奸臣论，杀无赦。希望用教育，用制度，使各藩王忠心服从这未来的小皇帝，朱家的族长。 [594]

●朱允炆像

可惜这一番心思都白用了，第二子秦王、第三子晋王雄武有野心，见太子仁懦，都不肯安分，先后被发觉，要治重罪，太子尽力解救，才得无事。太子死后，二十八年秦王死，三十一年晋王死，都死在老皇帝之前，算是没有闹出大花样。费尽了心机，父子兄弟间还不免钩心斗角，时刻提防着，这对于老皇帝自然也是精神上的打击。

猜疑病、迫害狂，愈来愈重，身体愈衰弱，精神愈不安定，脾气愈坏。体力、精神交互影响，到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他已经七十一岁了，五月间病倒，不能动弹，躺了三十天，告别所手创的帝国，离开继承人和笑容满面的臣民，结束了一生恩怨，安静地死去。

刽子手死后还杀了一批人：侍寝过的宫人一律殉葬，家属由政府养活，叫作朝天女户。 [595]

葬在南京城外的孝陵，谥曰高皇帝，庙号太祖。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谥神圣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增谥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

遗嘱里有一段话：“朕膺天命三十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忧危积心”四字，说出了这位皇帝一生在恐慌猜疑中过日子，“日勤不怠”说出如何用全副心力来保持这份大家当。 [596]

太孙即位后不久，燕王棣果然起兵造反，援引祖训，以靖难为名。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篡位自立，是为明成祖。离老皇帝之死还不到五年。

元璋的相貌不很体面，晚年尤其难看，一脸凶相。曾找了许多画工，画像十分逼真，总不合意。后来有一个聪明人画的像，轮廓有点像，却一脸和气，充满了慈祥的样子，这才对了窍，传写了多本，分赐给诸王。 [597] 这两种不同的画像，到现在都有传本。

明朝纪元表

*建文四年时成祖废除建文年号，改为洪武三十五年。

附录　朱元璋年表

朱元璋年表

[1] 《明太祖实录》卷三九：“洪武二年三月丙申，上以旱灾相仍，因念微时艰苦，乃祭告淳祖、淳后曰：‘因念微时皇考皇妣，凶年艰食，取草之可茹者，杂米以炊，艰难困苦，何敢忘也。’”

[2] 《明太祖实录》卷一、《一统肇基录》本《皇陵碑》，并作孤庄村。沈节甫《纪录汇编》本《天潢玉牒》作太平乡县庄村。《七修类稿》引《皇陵碑》作孤庄村。

[3] 《明太祖实录》卷一八，潘柽章《国史考异》引承休端惠王《统宗绳蛰录》。

[4] 《纪录汇编》本《御制皇陵碑》。晗按《皇陵碑》有二本，一危素撰，《太祖实录》卷三七：“洪武二年二月乙亥，诏立皇陵碑，先命翰林侍讲学士危素撰文，至是文成，命左丞相宣国公李善长诣陵立碑。”一太祖御制：“洪武十一年四月，以皇陵碑记皆儒臣粉饰之文，特述艰难，明昌运，俾世代见之。”一散文，一韵文。二文并见郎瑛《七修类稿》卷七，后文亦收入《纪录汇编》。

[5] 《天潢玉牒》及高岱《鸿猷录》作刘继祖，徐祯卿《翦胜野闻》作刘大秀。沈德符《野获编补遗·义惠侯》条：刘继祖字大秀。明太祖《高皇帝御制文集》追赠刘继祖为义惠侯诰，略曰：“朕微时罹亲丧，难于宅兆，尔发仁惠之心，以己沃壤，慨然见惠，大惠云何可忘。”

[6] 《皇陵碑》《御制皇陵碑》《天潢玉牒》《翦胜野闻》《鸿猷录·龙飞淮甸》。

[7] 徐祯卿《翦胜野闻》，王文禄《龙兴慈记》，王鸿绪《明史稿·太祖本纪》。

[8] 《御制皇陵碑》。

[9] 王文禄《龙兴慈记》。

[10] 危素撰《皇陵碑》，《天潢玉牒》，《明太祖实录》卷一。

[11] 《统宗绳蛰录》，《国史考异》引朱元璋《朱氏世德碑》，《七修类稿》卷七，《明太祖实录》卷五三。

[12] 《朱氏世德碑》《统宗绳蛰录》。

[13] 《朱氏世德碑》。

[14] 《明史》卷三〇〇《外戚传·陈公传》。

[15] 《御制皇陵碑》，危素撰《皇陵碑》。

[16] 《鸿猷录·龙飞淮甸》。

[17] 《皇朝本纪》。

[18] 《皇陵碑》《御制皇陵碑》《天潢玉牒》《鸿猷录·龙飞淮甸》。

[19] 《皇朝本纪》：“师且有室家，所用弗济。”谈迁《枣林杂俎·僧娶妻室》条：“凤阳大龙兴寺，即皇觉寺，一曰于皇寺。太祖《敕僧律》：‘有妻室僧人，除前辈老僧，盖因元末兵乱，流移他方，彼时皆有妻室，今已年老毋论外，其后进僧人有妻室者，虽在长上辈比肩，及在下诸人，皆得凌辱，亦无罪责。’今僧俱婚娶，又无差累。”《草木子·杂俎篇》：“中原河北僧皆有妻，公然居佛殿两庑，赴斋称师娘，病则于佛前首鞫（同鞠），许披袈裟三日，殆与常人无异，特无发耳。”

[20] 《龙兴慈记》。

[21] 《皇陵碑》《明太祖实录》。

[22] 《天潢玉牒》《皇朝本纪》。

[23] 陆深《平胡录》，《元史·顺帝本纪》，高岱《鸿猷录》卷七《宋事始末》，何乔远《名山藏·天因记》，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一。

[24] 北京图书馆藏《摩尼教残经》。

[25] 李文田《和林金石录》灵释九姓回鹘可汗碑。

[26] 志磐《佛祖统纪》卷四一，《册府元龟》卷九九。

[27] 《唐会要》卷一九。

[28] 《新唐书》卷二一七下。

[29] 《旧五代史·梁书·末帝纪》，《佛祖统纪》卷四一。

[30] 徐铉《稽神录》，何乔远《闽书》卷七《方域志》，洪迈《夷坚志》。

[31] 《宋会要辑稿·刑法》。

[32] 陆游《渭南文集》卷五。

[33] 庄季裕《鸡肋编》卷中，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六。

[34]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二、三六、六三、一三八、一五一、一七六。

[35] 《大阿罗汉难提密多罗所说法住记》。

[36] 《隋书·炀帝本纪》《五行志》。

[37] 《佛祖统纪》卷四七，重松俊章《初期之白莲教》。

[38] 《元史·泰定帝本纪》。

[39] 《元史·顺帝本纪》。

[40] 叶子奇《草木子·克谨篇》，《明太祖实录》卷八，陆深《平胡录》，《元史·顺帝本纪》，权衡《庚申外史》。

[41] 参看《清华学报》十三卷一期吴晗《明教与大明帝国》。

[42] 权衡《庚申外史》。

[43] 《清华学报》十一卷二期吴晗《元帝国之崩溃与明之建国》。

[44] 色目人指蒙古人最初征服的钦察回回、康里、波斯等民族。在元代，其社会地位仅次于蒙古人。

[45] 元代的汉人指金的国民和高丽、契丹、女真等民族，南人指宋治下的人民。

[46] 徐霆《黑鞑事略》，柯绍忞《新元史·食货志·斡脱官钱》。

[47] 《元史·兵志》：“蒙古军皆国人，探马赤军则诸部族也。既平中原，发民为卒，是为汉军。”

[48] 《元文类》卷四一《经世大典序录·政典总序》。

[49] 《元史》之《陈天祥传》《世祖本纪》《顺帝本纪》。

[50] 徐大焯《烬馀录》。

[51] 《元典章》卷五七《刑部·诸禁·禁夜》。

[52] 《元史·刑法志·禁令》。

[53] 《元史·刑法志·禁令》，《元典章》卷五七《刑部·诸禁·禁聚众》。

[54] 《元史》之《世祖本纪》《顺帝本纪》。

[55] 《草木子·杂俎篇》。

[56] 《草木子·谈薮篇》。

[57] 黄溥《闲中今古录》。

[58] 《草木子·克谨篇》。

[59] 《庚申外史》。

[60] 《草木子·克谨篇》《庚申外史》。

[61] 何乔远《名山藏·天因记》。

[62] 《明史·韩林儿传》，《庚申外史》，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宋小明王》，《鸿猷录·宋事始末》，陆深《平胡录》。

[63] 陆深《豫章漫钞》。

[64]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八，《国初群雄事略》。

[65] 《辍耕录》卷二三。

[66] 《庚申外史》。

[67] 《草木子·克谨篇》。

[68] 《庚申外史》。

[69] 《草木子·克谨篇》。

[70] 张来仪《敕赐滁阳王庙碑》，俞本《皇明纪事录》，《国初群雄事略·滁阳王》。

[71] 明太祖《御制纪梦》。

[72] 明太祖《御制纪梦》。

[73] 《皇朝本纪》《天潢玉牒》。

[74] 《皇陵碑》《御制纪梦》《滁阳王庙碑》《明太祖实录》《天潢玉牒》。

[75] 《御制纪梦》《滁阳王庙碑》《皇朝本纪》。

[76] 《滁阳王庙碑》《明太祖实录》卷一，谈迁《国榷》。

[77] 《明太祖实录》卷一，《皇朝本纪》。

[78] 权衡《庚申外史》，《元史》之《脱脱传》《也速传》，《皇明纪事录》。

[79] 《龙飞纪略》。

[80] 《皇朝本纪》，《明太祖实录》卷一。

[81] 《元史·贾鲁传》《国初群雄事略·滁阳王》。

[82] 《皇朝本纪》。

[83] 《御制纪梦》，《明太祖实录》卷一。

[84] 俞本《皇明纪事录》。

[85] 《御制纪梦》《御制阅江楼记》《皇朝本纪》《御制皇陵碑》。

[86] 《明太祖实录》卷一。

[87] 《明史》卷一二九《冯胜传》。

[88] 《明史》卷一三五《孔克仁传》。

[89] 《明史》卷一二七《李善长传》。

[90] 《御制皇陵碑》，《明太祖实录》卷一，《明史》卷一二六《李文忠传》。

[91] 刘辰《国初事迹》，《明史》卷一二六《沐英传》、卷一三四《何文辉传》、卷一四四《平安传》，王世贞《弇山堂别集·诏令杂考》，孙宜《洞庭集·大明初略三》。

[92] 《国初事迹》。

[93] 《明史·孝慈高皇后传》，《明史》卷一二五《常遇春传》、卷一三〇《康茂才传》，宋濂《宋文宪公集》卷四《开平王神道碑铭》《追封蕲国公谥武义康公神道碑铭序》。

[94] 《国初事迹》，孙宜《洞庭集》。

[95] 《国初事迹》，孙宜《洞庭集》。

[96] 《明太祖实录》卷一，《国初群雄事略·滁阳王》，钱谦益《太祖实录辨证》卷一。

[97] 《明史·张士诚传》，《辍耕录》卷二九，《国初群雄事略》卷七。

[98] 《明太祖实录》卷一，《皇朝本纪》。

[99] 《明太祖实录》卷一。

[100] 俞本《皇明纪事录》，《元史·脱脱传》，《庚申外史》，《辍耕录》。

[101] 《庚申外史》。

[102] 《庚申外史》。

[103] 《草木子》卷三《克谨篇》。

[104] 《元史·顺帝本纪》至正十四年，《庚申外史》。

[105] 《元史·顺帝本纪》至正十四年。

[106] 《庚申外史》。

[107] 《元史·顺帝本纪》至正十四年，《庚申外史》。

[108] 《庚申外史》。

[109] 《明太祖实录》卷二。

[110] 《皇朝本纪》。

[111] 《明太祖实录》卷二，《皇朝本纪》。

[112] 编者注：今安徽砀山。

[113] 《辍耕录》卷二一，《皇明纪事录》，《元史·顺帝本纪》，陆深《平胡录》。

[114] 《皇明纪事录》，《皇朝本纪》，《平胡录》。

[115] 《皇朝本纪》，俞本《皇明纪事录》。

[116] 《明史》卷一二五《常遇春传》、卷一二六《邓愈传》。

[117] 《明太祖实录》卷二，《皇朝本纪》，高岱《鸿猷录·龙飞淮甸》，《明史》卷一三三《廖永安传》《俞通海传》。

[118] 《皇朝本纪》。

[119] 《国初事迹》。

[120] 《国初事迹》，《明太祖实录》卷二。

[121] 元璋的秘密谍报人员，专门侦探将士的私事。

[122] 俞本《皇明纪事录》，《皇朝本纪》，《明太祖实录》卷三，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二，《国初事迹》。

[123] 《明太祖实录》卷二，《明史·郭子兴传》。

[124] 俞本《皇明纪事录》，《国初事迹》，《明太祖实录》卷四。

[125] 编者注：今属河北。

[126] 《庚申外史》，《平胡录》，《国初群雄事略》卷一《宋小明王》，《明史·韩林儿传》。

[127] 《辍耕录》卷九。

[128] 《皇朝本纪》，《明太祖实录》卷四。

[129] 《明史》卷一三六《朱升传》。

[130] 《国初事迹》。

[131] 《辍耕录》卷九，《明太祖实录》卷五。

[132] 《国初事迹》

[133] 《辍耕录》卷八。

[134] 《明太祖实录》卷六。

[135] 俞本《皇明纪事录》，按《国初事迹》作“于南城上竖立大旗，上写‘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统天’”，大宋作大统。大统无意义，显然是后来窜改的。

[136] 《明太祖实录》卷六。

[137] 《国初事迹》，俞本《皇明纪事录》。

[138] 俞本《皇明纪事录》。

[139] 《明太祖实录》卷八，《国初礼贤录》，《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宋濂传》《叶琛传》《章溢传》。

[140] 徐勉《保越录》，陈基《夷白斋稿·精忠庙碑》，王逢《梧溪集》。

[141] 《清华学报》十三卷一期吴晗《明教与大明帝国》。

[142] 权衡《庚申外史》，叶子奇《草木子》，俞本《皇明纪事录》，《明太祖实录》卷七五。编者注：在第四版中，吴晗找到了彭莹玉牺牲的资料，对其归隐的说法做了修正。

[143] 《草木子·克谨篇》。

[144]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八。

[145] 姚桐寿《乐郊私语》。

[146] 《草木子·克谨篇》。

[147] 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三《天完徐寿辉》，《明史·陈友谅传》。

[148] 《明太祖实录》卷八。

[149] 宋濂《平汉录》，《国初礼贤录》。

[150] 《平汉录》，《明太祖实录》卷八。

[151] 《平汉录》，《国初礼贤录》。

[152] 俞本《皇明纪事录》。

[153] 《明太祖实录》卷九。

[154] 刘辰《国初事迹》，《皇明纪事录》，《明太祖实录》卷九，《国初群雄事略》卷一《宋小明王》。

[155] 《明史》卷一三五《叶兑传》。

[156] 《国初事迹》《皇明纪事录》。

[157] 《国初群雄事略》卷一引《龙凤事迹》。郎瑛《七修类稿》卷七引《朱氏世德碑》，作“淮南等处中书省左丞相”“江西等处中书省右丞相”“录军国重事平章右丞相”。余同。

[158] 《明太祖实录》卷一二，《平汉录》，《国初群雄事略》卷四《汉陈友谅》，《明史》卷一二三《陈友谅传》。

[159] 即拔都，巴图鲁，蒙古话勇士的意思。

[160] 俞本《皇明纪事录》。

[161] 《国初事迹》。

[162] 《国初事迹》。

[163] 《庚申外史》上，《元史》卷五一《五行志二》，《太祖实录辨证》卷一。

[164] 《明太祖实录》卷一四。

[165] 陶安《陶学士文集》，祝允明《九朝野记》。

[166] 《国初群雄事略》卷七引《月山丛谈》。

[167] 《国初事迹》。

[168] 《明太祖实录》卷一四。

[169]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九，《元史》之《达识帖木儿传》《忠义传》。

[170] 《辍耕录》卷八，《明太祖实录》卷二〇，吴宽《平吴录》。

[171] 《明太祖实录》卷二〇，《平吴录》，逸名《农田馀话》。

[172] 俞本《皇明纪事录》：“龙凤五年，上选卫士三十侍左右，选得十三人，佯称得罪于上，私降张氏，士诚配以妻，抚之甚厚。不逾月同行周海首之，俱斩于虎丘山下。吴元年克苏州，擒海归，凌迟以祭方德成等十三人。”

[173] 檄文全文见吴宽《平吴录》、祝允明《前闻记》《野记》卷一、陆深《续停骖录》四书。《明太祖实录》和《明史·太祖本纪》都不载。《前闻记》和《平吴录》的文字不同处很多，有事后窜改的，如元璋在发此檄文时为吴王，皇帝指小明王，《前闻记》元璋自称朕，《平吴录》称予、称我，显然《平吴录》是比较可靠的。也有些地方如红军，《前闻记》作香军，《平吴录》作乡军，今据《前闻记》。各本异文，并校注于后，以便参考。

[174] 《平吴录》《续停骖录》无此二句。

[175] 《续停骖录》《野记》作“予闻”，《平吴录》无此二字。

[176] 《续停骖录》作“成汤”。

[177] 《野记》作“贿求”。

[178] 《野记》《续停骖录》《平吴录》作“台宪”。

[179] 《续停骖录》作“忧”。

[180] 《平吴录》作“役四十万人”，《野记》作“役数十万人”。

[181] 《野记》《前闻记》作“不幸小民”。

[182] 《野记》《前闻记》作“其言”。

[183] 《续停骖录》作“以苏其苦”，《平吴录》作“以甦其苦”。

[184] 《野记》作“聚其”。

[185] 《续停骖录》《野记》《平吴录》作“无端”。

[186] 《续停骖录》作“钱粮兵马”，《平吴录》作“元以天下钱粮兵马而讨之”。

[187] 《续停骖录》无“然而”二字，《野记》《前闻记》作“然事终不能济世安民”。

[188] 《平吴录》无此四字。

[189] 《野记》《平吴录》作“乡军”。

[190] 《续停骖录》作“孤军独立”，《平吴录》作“孤兵独立”。

[191] 《前闻记》作“朕”，《续停骖录》作“余”。

[192] 《平吴录》作“终不能成事”。

[193] 《平吴录》作“成功”。

[194] 《平吴录》作“令兵”。

[195] 《平吴录》作“将帅”，其他三本作“将相”。

[196] 《前闻记》作“陈氏”。

[197] 《野记》作“爰据上游”。

[198] 《续停骖录》无“爰”字。

[199] 《续停骖录》《平吴录》作“其父子兄弟”。

[200] 《前闻记》作“待之”。

[201] 《平吴录》作“官爵”。

[202] 《续停骖录》作“兴兵”。

[203] 《续停骖录》《野记》作“杨苗”。

[204] 《平吴录》此款作第六罪，下条作第五罪。

[205] 《续停骖录》《平吴录》作“浙江”。

[206] 《平吴录》作“江浙丞相”。

[207] 《平吴录》无此句。

[208] 《续停骖录》作“尤甚于”，《野记》作“又甚于”。

[209] 《续停骖录》作“以安斯民”，《平吴录》作“以拯天下”，《野记》作“以济生民”。

[210] 《前闻记》《野记》作“左相国”，《续停骖录》《前闻记》作“总率马步舟师，分道并进”。

[211] 《平吴录》作“尝戒军士”。

[212] 《平吴录》无此四字。

[213] 《前闻记》《野记》作“凡有”。

[214] 《平吴录》无此四字。

[215] 《续停骖录》作“明哲识时”。

[216] 自“其尔”至“不吝”一段，《平吴录》无，但在下文“以御边戎”后，作“果有贤哲，或全城归附，或弃职来降，予赍赏赐，非所敢吝”。

[217] 《续停骖录》作“为生”。

[218] 《平吴录》作“其尔人民，果能复业，即我良民，旧有房舍田土依额纳粮”。

[219] 《平吴录》作“边疆”。

[220] 《野记》作“钦此”，是后来人删改的。《平吴录》作“故榜”。

[221] 这一段，《续停骖录》作“除敬遵外，合备榜晓谕通知须至榜者”。

[222] 《平吴录》《续停骖录》无此。

[223] 《明太祖实录》卷一六。

[224] 《庚申外史》，朱权《通鉴博论》，高岱《鸿猷录·宋事始末》，潘柽章《国史考异》卷一六。

[225] 《国初事迹》。

[226] 《明太祖实录》卷一六。

[227] 俞本《皇明纪事录》，《明太祖实录》卷二〇，《平吴录》。

[228] 《国初群雄事略》卷七引《冶城客论》。

[229] 《明太祖实录》卷二〇，《平吴录》，《明史》卷三〇《五行志》。《实录》文字有不同：“黄蔡叶，作齿颊，一夜西风来，干厌。”

[230] 黄溥《闲中今古录》。

[231] 《国初群雄事略》卷八《方国珍》。

[232] 《草木子·克谨篇》，《国初事迹》，《明史》卷一二三《方国珍传》。

[233] 黄标《平夏录》，杨学可《明氏实录》，《明太祖实录》卷一六，《明史·明玉珍传》。

[234] 《庚申外史》《元史·察罕帖木儿传》。

[235] 《庚申外史》。

[236] 《元史·顺帝本纪》《明史·扩廓帖木儿传》《庚申外史》。

[237] 《庚申外史》，《明史·扩廓帖木儿传》，《国初群雄事略》卷九《扩廓帖木儿》。

[238] 郭造卿《陈友定传》，《明史·陈友定传》，《国初群雄事略》卷一二《陈友定》，《明太祖实录》卷二五。

[239] 《明太祖实录》卷二八，《明史》之《太祖本纪》《何真传》。

[240] 《明太祖实录》卷二一，《明史》之《徐达传》《常遇春传》，《平胡录》。

[241] 《明太祖实录》卷二一，高岱《鸿猷录》卷五《北伐中原》。

[242] 《明太祖实录》卷二一。

[243] “尊主”一本作“尊元”。

[244] 《明太祖实录》作“恭天成命”。

[245] 宋濂《宋学士文集》，《明太祖实录》卷二一，《鸿猷录·北伐中原》。

[246] 读朱元璋的诏令，很难发现有几篇文字没有卖弄他出身“布衣”的。

[247] 编者注：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西北。

[248] 《庚申外史》，《明史·太祖本纪》，《明太祖实录》卷三〇。

[249] 编者注：今蒙古国乌兰巴托西南。

[250] 《草木子余录》，《庚申外史》，《明史·扩廓帖木儿传》，《国初群雄事略》卷九。

[251] 俞本《皇明纪事录》，《明史·扩廓帖木儿传》。

[252] 姚福《青溪暇笔》，《明史·扩廓帖木儿传》。

[253] 《明太祖实录》卷一六。

[254] 《明史·明玉珍传》，《国初群雄事略》卷五。

[255] 朝鲜《李朝实录》。

[256] 《明太祖实录》卷二四。

[257] 《明太祖实录》卷二五。

[258]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九《元建国号始用文义》条。

[259] 孙宜《洞庭集·大明初略四》：“国号大明，承林儿小明号也。”《清华学报》卅周年纪念号吴晗《明教与大明帝国》。

[260] 祝允明《野记》卷一。

[261] 吴晗《明教与大明帝国》。

[262] 以上并据“玄览堂丛书”本《昭代王章》。

[263] 宋濂《芝园续集》卷四《故岐宁卫经历熊府君墓铭》，何乔远《闽书》卷七《方域志》。

[264] 吕毖《明朝小史》卷二。

[265] 《明成祖实录》卷九〇，沈德符《野获编》卷三〇《再僭龙凤年号》。

[266] 《明成祖实录》卷五六、九六、二〇〇。

[267] 本节参看吴晗《明教与大明帝国》。

[268] 《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九、二〇二，《明史》卷一三八《周祯传》、卷一四〇《道同传》。

[269] 《明太祖实录》卷七一、一九〇。

[270] 《明太祖实录》卷五〇，《明成祖实录》卷三三。

[271] 《大明律》卷六《户律》。

[272] 《明太祖实录》卷三〇。

[273] 《明史·太祖本纪》。

[274] 《清华学报》十一卷二期吴晗《元帝国之崩溃与明之建国》。

[275] 《明太祖实录》卷六八。

[276] 《云南大学学报》第二期吴晗《明代之粮长及其他》。

[277] 《大诰三编·递送潘富第十八》。

[278] 吴晗《明代之粮长及其他》。

[279] 《明史·食货志一·田制》。

[280] 《明史·食货志二·赋役》。《明太祖实录》卷二三〇计作“粮储三千二百七十八万九千八百余石”。《元史》卷九三《食货志·税粮》。

[281] 《明史·食货志·户口》。《明太祖实录》卷二一四：“洪武二十四年十二月，天下郡县更造赋役黄册成，计人户一千六十八万四千四百三十五，口五千六百七十七万四千五百六十一。”

[282] 《元史》卷九三《食货志·农桑》。

[283] 《大诰续编·洒派包荒第四五》。

[284] 《明太祖实录》卷一一一。

[285] 《明太祖实录》卷一二六。

[286] 张居正《张太岳集》卷三九《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

[287] 《明太祖实录》卷一五〇。

[288] 《弘治会典》卷一一三。

[289] 《大诰续编·互知丁业第三》。

[290] 《大诰续编·辨验丁引第四》。

[291] 《中国建设》月刊五卷四期吴晗《传·过所·路引的历史》。

[292] 《明史》卷二八五《张以宁传》附《秦裕伯传》。

[293] 《明史》卷一二四《扩廓帖木儿传》附《蔡子英传》，《明太祖实录》卷一一〇。

[294] 《明史》卷二八五《杨维桢传》《丁鹤年传》。

[295] 余阙《青阳先生文集》卷四《杨君显民诗集序》。

[296] 《明太祖实录》卷二六、一二六。

[297] 贝琼《清江贝先生诗集》卷八《黄湾述怀二十二韵寄钱思复》。

[298] 《清江贝先生诗集》卷五《秋思》。

[299] 《明史》卷一三九《叶伯巨传》。

[300] 《明史》卷七一《选举志》。

[301] 黄佐《南雍志》卷九《学规本末》。

[302] 《南雍志》卷十《谟训考》。

[303] 《南雍志》卷一五。

[304] 《大明律令》。

[305] 《南雍志》卷一，《皇明太学志》卷七。

[306] 《南雍志》卷一。

[307] 《南雍志》卷一。

[308] 《明史》卷一三九《钱唐传》、卷五四《礼志》，李之藻《頖宫礼乐疏》卷二，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三五《辨钱尚书争孟子事》，北平图书馆藏洪武二十七年刊本《孟子节文》，刘三吾《孟子节文题辞》，《读书与出版》二卷四期容肇祖《明太祖的〈孟子节文〉》。

[309] 《南雍志》卷一。

[310] 《南雍志》卷九。

[311] 《南雍志》卷一。

[312] 《南雍志》卷九《学规本末》。

[313] 《廿二史札记》卷三一《〈明史〉立传多存大体》条引叶子奇《草木子》。晗按：通行本《草木子》无此条。

[314] 《明史》卷一三七《宋讷传》。

[315] 《南雍志》卷一、卷十，《明史·宋讷传》。

[316] 《南雍志》卷十《谟训考》。

[317] 《南雍志》卷一。

[318] 《南雍志》卷一，《明史》卷六九《选举志》。

[319] 《大明会典》卷七八《学校》。

[320] 《大诰·社学第四十四》。

[321] 本节参看《清华学报》十四卷二期吴晗《明初的学校》。

[322] 《明史》卷七〇《选举志》。

[323] 宋濂《銮坡集》卷七《礼部侍郎曾公神道碑铭》。

[324] 宋濂《翰苑别集》卷一《送翁好古教授广州序》。

[325] 陆容《菽园杂记》。

[326] 《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

[327] 《明史》卷九一《兵志》。

[328] 《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五卷二期吴晗《明代的军兵》。

[329] 宋讷《西隐文稿》卷十《守边策略》，《明史》卷七七《食货志》。

[330] 《大诰武臣·科敛害军第九》。

[331] 《明太祖实录》卷五三、五六，《明史》卷一五〇《郁新传》。

[332] 宋濂《洪武圣政记·肃军政第四》。

[333] 沈德符《野获编》卷一七《铁册军》。

[334]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八六《诏令杂考二》。

[335] 《宋史·职官志一》。

[336] 司马光《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二一《乞分十二等以进退群臣上殿札子》，钱大昕《潜研堂集》卷三四《答袁简斋书》。

[337] 司马光《涑水纪闻》卷三，李攸《宋朝事实》卷九，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五。

[338] 《新唐书》卷一一七《刘祎之传》。

[339] 明成祖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以北平布政使司为北京，五年置交趾布政使司，十一年置贵州布政使司。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罢交趾布政使司，除两京外定为十三布政使司。

[340] 《明史·职官志》。

[341] 《明史·胡惟庸传》，《燕京学报》十五期吴晗《胡惟庸党案考》。

[342] 《洪武圣政记·肃军政第四》。

[343] 《明史·职官志》。

[344] 《洪武圣政记》，《明史》卷七四《职官志》。

[345] 《明史》卷一〇八《外戚恩泽侯表序》、卷一一三《后妃列传序》、卷三〇〇《外戚传序》。

[346] 《明太祖实录》卷二六、一二六，《明史》卷七一《选举志》。

[347] 《明太祖实录》卷三九。

[348] 《明太祖实录》卷八五。

[349] 《明史》卷一三六《陶安传》。

[350] 《明史》卷一二九《冯胜传》，孙承泽《春明梦馀录》卷一。

[351] 《明史》卷一三五《叶兑传》。

[352] 邱濬《大学衍义补·都邑之建》。

[353] 刘辰《国初事迹》。

[354] 黄光升《昭代典则》。

[355] 《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卷二《太祖本纪二》。

[356] 《明史·地理志一》。

[357] 《明史》卷一一五《兴宗孝康皇帝传》、卷一四七《胡广传》，姜清《姜氏秘史》卷一，郑晓《今言》二七四条。

[358]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三《江南一》。

[359] 《明史·太祖本纪二》。

[360] 编者注：今河北省蓟县。

[361] 编者注：治所在今内蒙古宁城西。

[362] 编者注：今河北省宣化。

[363] 何乔远《名山藏·分藩记一》。

[364] 《明史·兵志二》《明史·诸王传序》。

[365] 《明史·宁王传》。

[366] 《明史·太祖本纪》洪武十年。

[367] 《皇明祖训·兵卫》。

[368] 《明史·兵志三·边防》，祝允明《九朝野记》。

[369] 《明史·晋王传》。《明史·太祖本纪三》：“二十六年三月，诏二王军务大者始以闻。”本节参看《清华学报》十卷四期吴晗《明代靖难之役与国都北迁》。

[370] 编者注：今彝族。

[371] 编者注：今贵州东部及湖南凤凰地区。

[372] 《明史》卷一二四《把匝剌瓦尔密传》、卷一二九《傅友德传》、卷一二六《沐英传》、卷一三二《蓝玉传》。

[373] 张《云南机务钞黄》洪武十五年闰二月廿五日敕。

[374] 编者注：今缅甸掸邦东部萨尔温江以东，湄公河以西地区。

[375] 编者注：今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西达来诺尔西侧。

[376] 编者注：今河北黑城。

[377] 编者注：今河北宽城。

[378] 编者注：今河北平泉。

[379] 编者注：今河北平泉之北。

[380] 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一一，《明史》卷一二九《冯胜传》、卷一二五《常遇春传》、卷一三二《蓝玉传》。

[381] 编者注：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

[382] 编者注：今河北省张北县。

[383] 编者注：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及茂明安旗。

[384] 《明史·兵志三》，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一七《鞑靼》，方孔炤《全边略记》卷三，黄道周《博物典汇》卷一九。

[385] 孟森《明元清系通纪》《清朝前纪》。

[386] 《北平图书馆馆刊》四卷六期内藤虎次郎《明奴儿干都司永宁寺碑被考》。

[387] 《皇明祖训·箴戒》。

[388] 参看《清华学报》十一卷一期吴晗《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

[389] 《明史·土司传》。

[390] 《明史·西域传》。

[391] 编者注：在今四川西部。

[392] 《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九。

[393] 邓之诚《骨董续记》卷二十“磔”条引《张文宁年谱》，计六奇《明季北略》记郑鄤事。

[394] 吕毖《明朝小史》卷一《国初重刑》。

[395] 《大诰·奸吏建言第三三》《大诰·刑余攒典盗粮第六九》《大诰续编·相验囚尸不实第四二》《大诰三编·逃囚第十六》。

[396] 徐祯卿《翦胜野闻》。

[397]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二《明祖晚年去严刑》条引《草木子》。

[398] 《明史》卷九四《刑法志》，《大诰三编·进士监生不悛第二》。

[399] 《明史》卷九四《刑法志》。

[400] 《明史》卷一三九《周敬心传》：“洪武二十五年，上疏极谏：洪武四年录天下官吏，十三年连坐胡党，十九年逮官吏积年为民害者，二十三年罪妄言者，大戮官民，不分臧否。”

[401] 《明史》卷一三九《茹太素传》。

[402] 《明史》卷一三九《韩宜可传》。

[403] 《明朝小史》卷二。

[404] 《大诰三编·逃囚第十六》。

[405] 《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九。

[406] 参看钱谦益《太祖实录辨证》，潘柽章《国史考异》，《燕京学报》十五期吴晗《胡惟庸党案考》。

[407] 何崇祖《庐江郡何氏家记》（“玄览堂丛书续集”本）。

[408] 《明史》卷一二七《李善长传》。

[409] 王世贞《史乘考误》，《太祖实录辨证》，《国史考异》。

[410] 刘辰《国初事迹》，孙宜《洞庭集·大明初略三》，《史乘考误》卷一。

[411] 《史乘考误》卷一，《太祖实录辨证》卷五，《国史考异》卷二。

[412] 《国初事迹》。

[413] 《明史》卷三〇八《胡惟庸传》、卷一二八《刘基传》，刘璟《遇恩录》。

[414] 《翦胜野闻》。

[415] 《明史》卷一三九《李仕鲁传》附《陈汶辉传》。

[416] 《明史》卷一三五《宋思颜传》。

[417] 《明史》卷一三六《朱升传》，卷一三七《刘三吾传》《宋讷传》《安然传》，卷一三八《陈修传》《周祯传》《杨靖传》《薛祥传》，卷一三九《茹太素传》《李仕鲁传》《周敬心传》。

[418] 《明史》卷一四〇《魏观传》、卷二八一《方克勤传》、卷一四〇《道同传》、卷一三九《叶伯巨传》、卷一三六《陶凯传》。

[419] 《国初事迹》。

[420] 《明史》卷一三九《叶伯巨传》。

[421] 《明史》卷九四《刑法志》、卷一三九《郑士利传》。

[422] 《明史》卷九四《刑法志》，《大诰·郭桓卖放浙西秋粮第二十三》、《大诰·郭桓盗官粮第四十九》。

[423] 《大诰续编》。

[424] 《大诰·奸贪诽谤第六十四》。

[425] 《大诰三编·苏州人才第十三》。

[426] 《大诰三编·秀才剁指第十》，《明史》卷九四《刑法志》。

[427] 《大诰三编·苏州人才第十三》，《明史》卷九四《刑法志》。

[428] 《明史》卷一二六《汤和传》。

[429] 《明史》卷一三一《郭兴传》。

[430] 《明史》卷二八五《袁凯传》，《翦胜野闻》，陆深《金台纪闻》。

[431] 《明史》卷一三八《周祯传》。

[432] 《翦胜野闻》。

[433] 《明朝小史》卷一。

[434] 黄溥《闲中今古录》。

[435] 《廿二史札记》卷三二《明初文字之祸》引《朝野异闻录》。

[436] 黄溥《闲中今古录》。

[437] 《翦胜野闻》。

[438] 此据《明太祖实录》卷二四六。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二《明初文字之祸》作“帝乃自为之，播天下”，是错的。

[439] 《闲中今古录》。

[440] 李贤《古穰杂录》。

[441] 《廿二史札记》卷三二《明初文字之祸》。

[442] 《国初事迹》。

[443]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明史》卷二八五《高启传》。

[444] 叶盛《水东日记摘钞》卷二。

[445] 《明太祖实录》卷五二，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十《国初榜文》。

[446] 《翦胜野闻》。

[447] 《明史》卷二八五《苏伯衡传》，《高启传》，《王冕传》附《郭奎传》，《孙传》，《王蒙传》，《赵壎传》，《陶宗仪传》附《顾德辉传》；《廿二史札记》卷三二《明初文人多不仕》。

[448] 《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

[449] 《明史》卷二八五《杨维桢传》。

[450] 《明史》卷二八五《胡翰传》，《赵壎传》，《赵谦传》附《张昱传》，《戴良传》附《王逢传》，《丁鹤年传》，《陶宗仪传》附《高明传》。

[451] 陆深《豫章漫钞》《玉堂漫笔》，《明史》卷一三五《陈遇传》。

[452] 方觉慧《明太祖革命武功记》。

[453] 《国初事迹》，《洞庭集·大明初略四》，《明史》卷一三五《宋思颜传》。

[454] 《国初事迹》，《明史》卷一二七《汪广洋传》。

[455] 《国初事迹》，《洞庭集·大明初略四》。

[456] 《大诰·沈匿卷宗第六〇》。

[457] 《国初群雄事略》卷四引俞本《皇明纪事录》。

[458] 《国初事迹》，《洞庭集·大明初略四》，王世贞《弇山堂别集·诏令杂考二》。

[459] 《国初事迹》，《明史》卷一三五《郭景祥传》附《毛骐传》。

[460] 编者注：四版作陈汶辉。

[461] 《明史》卷一三九《李仕鲁传》。

[462] 《国初事迹》。

[463] 《弇山堂别集·诏令杂考二》。

[464] 《国初事迹》。

[465] 《水东日记摘钞卷二》。

[466] 《明史》卷一二八《宋濂传》。

[467] 《明史》卷一三八《陈修传》附《吴琳传》。

[468] 陆容《菽园杂记》，祝允明《野记一》。

[469] 《明史》卷一三七《罗复仁传》。

[470] 王世贞《锦衣志》，《明史》卷八九《兵志》、卷九五《刑法志》。

[471] 《明史·刑法志三》。

[472]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一。

[473] 《时与文》三卷四期吴晗《论绅权》。

[474] 《新唐书》卷一一七《刘祎之传》。

[475] 《汉书》卷四二《申屠嘉传》。

[476] 《宋史》卷二五六《赵普传》。

[477] 《明太祖实录》卷二二、卷二五〇。

[478] 《明史》卷七八《食货志二·赋役》、卷一三八《杨思义传》，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一四《开国规模》。

[479] 《明太祖实录》卷三五五，《明史·太祖本纪》洪武二十八年，《明朝小史》卷一，《明史纪事本末》卷一四《开国规模》。

[480] 《明史》卷七八《食货志二·赋役》。

[481] 《大诰·耆民奏有司善恶第四五》。

[482] 《大诰·乡民除患第四九》。

[483] 《廿二史札记》卷三三《重惩贪吏》条引叶子奇《草木子》。

[484] 《明史》卷二八一《循吏传序》。

[485] 《明史》卷一三九《叶伯巨传》。

[486] 《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

[487] 《大诰·折粮科敛第四一》。

[488] 《国初事迹》。

[489] 《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

[490] 《菽园杂记摘钞》卷五。

[491] 谈迁《国榷》。

[492] 《明史》卷三〇〇《外戚传·马公传》。

[493] 徐祯卿《翦胜野闻》。

[494] 《明太祖实录》卷一，《皇朝本纪》。

[495] 《明史》卷一一三《孝慈高皇后传》。

[496] 《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七。

[497] 《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七，《翦胜野闻》。

[498] 《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七。

[499] 《国初事迹》。

[500] 《明史》卷一三《孝慈高皇后传》。

[501] 《明史》卷一三七《桂彦良传》附《李希颜传》。

[502] 《明史》卷一一三《孝慈高皇后传》。

[503] 《明史》卷一二六《沐英传》。

[504] 《明史》卷一一三《孝慈高皇后传》。

[505] 《明史》卷一二一《公主传》：“含山公主，母高丽妃韩氏。”严从简《殊域周咨录·朝鲜》：“初元主尝索女子于高丽，得周谊女，纳之宫中，后为我朝中使携归。时宫中美人有号高丽妃者。”

[506] 《清华学报》十卷三期吴晗《明成祖生母考》。

[507] 《国初事迹》。

[508] 《国初事迹》，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二引俞本《皇明纪事录》。

[509] 《天潢玉牒》，《滁阳王庙碑》，俞本《皇明纪事录》。

[510] 《大诰·论官无作非为第四三》。

[511] 皇甫录《近峰闻略》，王世贞《史乘考误》卷一。

[512] 《翦胜野闻》，《史乘考误》卷一。

[513] 《清华学报》十卷三期吴晗《明成祖生母考》。

[514] 《明史》卷一二八《宋濂传》。

[515] 《明史》卷一三五《孔克仁传》。

[516] 《明太祖实录》卷四〇，黄佐《南雍志》卷一。

[517] 《明太祖实录》卷三一。

[518] 《明史》卷一一五《兴宗孝康皇帝传》。

[519] 宋濂《洪武圣政记·正大本第二》。

[520] 《明史》卷一一六《晋王?传》。

[521] 《明史》卷一一六《周王橚传》。

[522] 以上并据《明史·诸王传》。

[523] 《明史》卷八二《食货志·俸饷》。

[524] 《明史》卷一一六《诸王传序》。

[525] 郑晓《今言》：“今宗室凡五万余。”陆楫《蒹葭堂杂著》：“我太祖高皇帝生二十四子，传至今百八十年矣，除以事削籍外，尚有十五府及列圣所封，亲支星布海内，共三十三府，今玉牒几十万口。”

[526] 《明史》卷八二《食货志·俸饷》。

[527]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二《明分封宗藩之制》，沈德符《野获编》卷四《废齐之横》《辽王贵烚罪恶》，《明史》卷一一八《韩王松传》。

[528] 《野获编》卷四《宗室名》。

[529] 《明史》卷二五一《何如宠传》。

[530] 沈德符《野获编》卷四《郡王建白》《宗室通四民业》，《明史》卷一一九《郑王传》，《廿二史札记》卷三二《明分封宗藩之制》。

[531] 参看注[35]。

[532] 《明史》卷一三五《范常传》。

[533] 黄瑜《双槐岁钞》。

[534] 《明史》卷一三六《陶安传》。

[535] 《明史》卷一四一《胡闰传》。

[536] 《明史》卷一三五《宋思颜传》附《夏煜传》。

[537] 《明史》卷一二八《宋濂传》。

[538] 《明史》卷一三五《郭景祥传》附《毛骐传》、卷一三六《陶安传》、卷一三七《安然传》。

[539] 《明史》卷一三七《桂彦良传》。

[540] 《明史》卷一三七《宋讷传》附《张美和传》。

[541] 《明史》卷一三六《詹同传》。

[542] 《明史》卷一三六《曾鲁传》。

[543] 《明史》卷一三七《刘三吾传》。

[544] 《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卷一三六《乐韶凤传》。

[545] 《明史》卷一三七《刘三吾传》《桂彦良传》，卷一三八《周祯传》附《李质传》。

[546] 《明史》卷一一五《兴宗孝康皇帝传》。

[547] 《廿二史札记》卷三二《明祖文义》引《稗史汇编》。

[548] 《明太祖实录》卷二二。

[549] 《明太祖实录》卷二五。晗按：这一段话是被歪曲修改过的。明成祖重修《太祖实录》以削藩之罪归给建文帝，把这段史论也给改倒过来了，原来的话一定是错处在七国。

[550] 《明太祖实录》卷二七、卷六三。

[551] 《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九。

[552] 《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九。

[553] 《明史》卷一三九《萧岐传》。

[554] 《明史》卷一二八《宋濂传》；卷一三七《桂彦良传》附《陈南宾传》，《赵俶传》附《钱宰传》，《刘三吾传》。

[555] 《明史》卷一三九《李仕鲁传》。

[556] 《明史》卷九八《艺文志三·释家》。

[557] 沈节甫《纪录汇编》卷六明太祖《御制周颠仙人传》，《明史》卷二九九《方伎传·周颠传》。

[558] 《明史》卷二九九《方伎传·张中传》。

[559] 《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卷九八《艺文志三·道家》。

[560] 《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

[561] 王文禄《龙兴慈记》。

[562] 《明太祖实录》卷一二。

[563] 《明太祖实录》卷二〇。

[564] 《明太祖实录》卷二二五。

[565] 《明太祖实录》卷三一。

[566] 《明太祖实录》卷一四。

[567] 《明太祖实录》卷二七、卷一四四。

[568] 姚福《青溪暇笔》。

[569] 《明太祖实录》卷三四。

[570] 《明太祖实录》卷一七、卷八五，祝允明《野记》。

[571] 《明太祖实录》卷二九。

[572] 《明太祖实录》卷二三〇。

[573] 《明太祖实录》卷四〇。

[574] 《明太祖实录》卷五三。

[575] 《明太祖实录》卷五三。

[576] 《明太祖实录》卷二〇、卷二一，《明史》卷一三六《任昂传》。

[577] 《青溪暇笔》，《明史》卷一二四《扩廓帖木儿传》。

[578] 《明史》卷二八五《危素传》，何孟春《余冬序录》。

[579] 《明史》卷一三三《胡大海传》。

[580] 《明史》卷一二九《廖永忠传》附《赵庸传》。

[581] 《国初事迹》。

[582] 《明史》卷一二九《冯胜传》。

[583] 《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三。

[584] 《明太祖实录》卷一四，《明史》卷一三五《孔克仁传》。

[585]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二《明祖行事多仿汉高》条。

[586] 《明史·太祖本纪》。

[587] 《明太祖实录》卷五三。

[588] 《明史》卷一三九《茹太素传》。

[589] 《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五。

[590] 《明史》卷一二八《宋濂传》。

[591] 《御制周颠仙人传》，《御制纪梦》。

[592] 《青溪暇笔》。

[593] 《翦胜野闻》。

[594] 《明史·太祖本纪》洪武六年、二十六年、二十八年。

[595] 《今言》三三九条，吕毖《明朝小史》卷三。

[596] 《明史·太祖本纪》洪武三十一年。

[597] 陆容《菽园杂记》。

版权信息

苏东坡传

作者：林语堂

责任编辑：彭富强

选题策划：张　卉

装幀设计：李　洁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体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发行

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水调歌头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寄予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饮湖上初晴后雨·其二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惠崇春江晓景·其一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萎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浣溪沙

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临江仙・夜归临皋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

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

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

译者序

过去童子时读古文，所读传记文字都是短篇，如《史记》的《刺客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最长的也不过《项羽本纪》。唐代传奇，如《虬髯客传》《长恨歌传》则是小说，去真正史实太远。唐宋以至清代古文的传记文仍是短的散文。中国传记文章之长至排印成册者，似乎是开始于现代，但为数不多，其最为人所熟知者，我想是林语堂英文著作的汉译本，即《武则天正传》及《苏东坡传》。这类文学创作之出现，与过去之历史演义小说不能说毫无关系，但所受的直接影响还是来自西方的传记文学，英文著作中如詹姆斯·鲍斯韦尔的《塞缪尔·约翰逊传》、利顿·斯特雷奇的《维多利亚女王传》《林肯传》《亨利·乔治传》等皆是。以中国历史之长、史料之富，写名人传记的背景和基础，可算极为有利。像林语堂先生这两本名人传记，写得实在好，但可惜我们所拥有的这类书实嫌太少。是否我们的学者、作家能接着再写出些本来？真令人延伫望之。

写传记不比写小说，可任凭想象力驰骋，必须不背乎真实，但又不可缺少想象力的活动。写小说可说是天马行空，写传记则如驱骅骝、驾战车，纵然须绝尘驰骤，但不可使套断缰绝、车翻人杳，只剩下想象之马，奔驰于其大无垠的太空之中。所以写传记要对资料有翔实的考证，对是非善恶有透彻的看法，在资料的剪裁去取，写景叙事、气氛对白的安排上，全能表现艺术的手法。于是，姚姬传所主张的考据、义理、辞章，乃一不可缺。也就是说，传记作家要有学者系统的治学方法，好从事搜集所需要的资料；要有哲学家的高超智慧的人生观，以便立论时取得一个不同乎凡俗的观点；要有文学家的艺术技巧与想象力，好赋予作品艺术美与真实感，使作品超乎干枯的历史之上，而富有充沛的生命与活力。

在《武则天正传》的原序里，林语堂先生曾说明《武则天正传》的写法。我想其基本道理对这本传记也颇适用。他说：

“我不是把本书当作小说写的……书中的人物、事件、对白没有不是全根据《唐书》写的。不过解释说明之处则以传记最客观的暗示含蓄为方法。事实虽然是历史上的，而传记作者则必须叙述上有所选择，有所强调，同时凭借头脑的想象力而重新创造，重新说明那活生生的往事。”

以上所说考据、义理、辞章三要点，林语堂先生做到了，也是写传记文学的人必须做到的。

林语堂先生的传记著作和他的其他文学和学术著作一样，都是用英文写的。若移植回国，自然有赖于中文翻译。他的Lady Wu ，我曾在十六年前在中国台湾南部译成《武则天正传》，在高雄《新生报》上连续刊载，当时该报副刊由尹雪曼先生主编。现已由德华出版社出版。翻译此书时查证中文专有名词，如人名、地名、官名、官衙名、引用诗文等，费时费事，难之又难，饱尝其苦。因为有此经验，对《苏东坡传》的汉译自然十分慎重，对其引用之原文及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之困难者，多暂时搁置，容后查出补入。1977年夏，见宋碧云小姐译的《苏东坡传》出版，非常兴奋。文中对中文的查证，宋小姐做得非常成功，其仔细可知，其辛勤可佩，其译文纯熟精练可喜。比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般译品文字，实有过之。拙稿既接近完成，不愿抛弃，乃续译完毕。原书中须加查考及引用部分中之尚未解决者，在感激的心情之下，便斗胆借用了。否则，拙译必致再拖延甚久，也许竟无脱稿之日，所以在拙译付印之前，愿向宋碧云小姐及远景出版社敬致万分感激之忱。

世界文学与学术名著译成外文者，多不止一个译本。我国之《论语》《道德经》；希腊之《伊利亚特》《奥德赛》；希伯来文之《旧约》与希腊文之《新约》；英国之《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在我国即有朱生豪与梁实秋两译本）；最近黄文范及宣诚两先生之汉译本《西线无战事》，即在台先后出版——所以《苏东坡传》这部名著有两个译本，也是值得的。只愧我这件粗针大麻线的活计比不上宋小姐的细工巧绣那么精致。

本书虽属翻译，但力避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弱小民族自卑心理下之欧化文体。诸如“当……时候”“假若……的话”“散步着”“有着”“被成功地实验了”“房子被建筑好了”“快速地跳”“公然地反对”“那些花朵”“诸位青年”“各位同学”“他（她）们”“它们”，“红黄蓝白和黑”等句法文词，全避而不用。人说话时，先写某某道，不先写对白，然后再补注某某说。一个人说话，不先说半句，中间腰斩，补入谁说道，下面喘口气再补半句。这种洋说法也完全避免。没有别的，就是不愿向洋人毫无条件一面倒。还有尽量不用“地”当副词符号，而以一个“的”字代之，自然“底”字更不愿用。

本书翻译时多承周素樱小姐代为整理稿件，溽暑长夏，代为到图书馆、书店去查阅疑难之处，助我良多，并此致谢。

本书翻译，时做时辍，综计前后，行将两年。译稿杀青，停笔静坐。偶望窗外，树叶萧疏，已见秋意。回忆童年，读书燕市，长巷深宅，树老花繁，四季皆美，秋天为最。今日寄迹海隅，又喜秋光如故，人健如仙。名著译毕，顿感松快，得失工拙，不计也。于此附记一片喜悦心境。

张振玉　于台北复旦桥燕庐

原序

我写《苏东坡传》并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只是以此为乐而已。给他写本传记的念头，已经存在心中有年。1936年我全家赴美时，身边除去若干精选的排印细密的中文基本参考书之外，还带了些有关苏东坡的以及苏东坡著的珍本古籍，至于在行李中占很多地方一事，就全置诸脑后了。那时我希望写一本有关苏东坡的书，或是翻译些他的诗文，而且，即便此事我不能如愿，我旅居海外之时，也愿身边有他相伴。像苏东坡这样富有创造力，这样守正不阿，这样放任不羁，这样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有他的作品摆在书架上，就令人觉得有了丰富的精神食粮。现在我能专心致志写他这本传记，自然是一大乐事，此外还需要什么别的理由吗？

元气淋漓富有生机的人总是不容易理解的。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对这种人的人品个性做解释，一般而论，总是徒劳无功的。在一个多才多艺、生活上多彩多姿的人身上，挑选出他若干使人敬爱的特点，倒是轻而易举。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禀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在苏东坡这些方面，其他诗人是不能望其项背的。这些品质之荟萃于一身，是天地间的凤毛麟角，不可多见的。而苏东坡正是此等人！他保持天真淳朴，终身不渝。政治上的钩心斗角与利害谋算，与他的人品是格格不入的；他的诗词文章，或是一时即兴之作，或是有所不满时有感而发，都是自然流露，顺乎天性，刚猛激烈，正如他所说的“春鸟秋虫之声”；也未尝不可比作他的诗句：“猿吟鹤唳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他一直卷在政治旋涡之中，但是他却光风霁月，高高超越于蝇营狗苟的政治勾当之上。他不忮不求，随时随地吟诗作赋，批评臧否，纯然表达心之所感，至于会招致何等后果，与自己有何利害，则一概置之度外了。因是之故，一直到今天，读者仍以阅读他的作品为乐，因为像他这一等人，总是关心世事，始终抗言直论，不稍隐讳的。他的作品之中流露出他的本性，亦庄亦谐，生动而有力，虽胥视情况之所宜而异其趣，然而莫不真笃而诚恳，完全发乎内心。他之写作，除去自得其乐外，别无理由，而今日吾人读其诗文，别无理由，只因为他写得那么美，那么遒健朴茂，那么字字自真纯的心肺间流出。

一千年来，为什么中国历代都有那么多人热爱这位大诗人，我极力想分析出这种缘故，现在该说到第二项理由，其实这项理由和第一项理由也无大差别，只是说法不同而已。那就是，苏东坡自有其迷人的魔力。就如魔力之在女人，美丽芬芳之在花朵，是易于感觉而难于说明的。苏东坡主要的魔力是熠熠闪灼的天才所具有的魔力，这等天才常常会引起妻子或极其厚爱他的人为他忧心焦虑，令人不知应当因其大无畏的精神而敬爱他，抑或为了使他免于旁人的加害而劝阻他、保护他。他身上显然有一股道德的力量，非人力所能扼制，这股力量由他呱呱落地开始即强而有力在他身上运行，直到死亡封闭上他的嘴，打断了他的谈笑才停止。他挥动如椽之笔，如同儿戏一般。他能狂妄怪癖，也能庄重严肃；能轻松玩笑，也能郑重庄严。从他的笔端，我们能听到人类情感之弦的振动，有喜悦，有愉快，有梦幻的觉醒，有顺从的忍受。他享受宴饮，享受美酒，总是热诚而友善。他自称生性急躁，遇有不惬心意之事，便觉得“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一次，他厌恶某诗人之诗，就直说那“正是京东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饱后所发者也”。

他开起玩笑来，不分敌友。有一次在朝廷盛典中，在众大臣之前，他向一位道学家开玩笑，用一个文词将他刺痛，后来不得不承担此事的后果。可是，别人所不能了解的是，苏东坡会因事发怒，但是他却不会恨人。他恨邪恶之事，对邪恶之人他并不记挂心中，只是不喜爱此等人而已。因为恨别人是自己无能的表现，苏东坡并非才不如人，因而也从不恨人。总之，我们所得的印象是，他的一生是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他的这种魔力就是我这鲁拙之笔所要尽力描写的，他的这种魔力也就是使无数中国的读书人为他所倾倒、所爱慕的。

本书所记载的是一个诗人、画家，以及老百姓之挚友的事迹。他感受敏锐，思想透彻，写作优美，作为勇敢，绝不为本身利益而动摇，也不因俗见而改变。他并不精于自谋，但却富有民胞物与的精神。他对人亲切热情、慷慨厚道，虽不积存一文钱，但自己却觉得富比王侯。他虽生性倔强、絮聒多言，但是富有捷才，不过也有时口不择言，过于心直口快；他多才多艺、好奇深思，深沉而不免于轻浮，处世接物不拘泥于俗套，动笔为文则自然典雅；为父兄、为丈夫，以儒学为准绳，而骨子里则是一纯然道家，但愤世嫉俗，是非过于分明。以文才学术论，他远超过其他文人学士之上，他自然无须心怀忌妒，自己既然伟大非他人可及，自然对人温和友善，对自己亦无损害，他是纯然一副淳朴自然相，故无须乎尊贵的虚饰；在为官职所羁绊时，他自称局促如辕下之驹。处此乱世，他犹如政坛风暴中之海燕，是庸妄的官僚的仇敌，是保民抗暴的勇士。虽然历朝天子都对他怀有敬慕之心，历朝皇后都是他的真挚友人，但苏东坡还是屡遭贬降，甚至受到逮捕，忍辱苟活。

有一次，苏东坡对他弟弟子由说了几句话，话说得最好，描写他自己也恰当不过：

“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所以，苏东坡过得快乐，无所畏惧，像一阵清风度过了一生，不无缘故。

苏东坡一生的经历根本是他本性的自然流露。在玄学上，他是个佛教徒，他知道生命是某种东西刹那之间的表现，是永恒的精神在刹那之间存在躯壳之中的形式，但是他却不肯接受人生是重担、是苦难的说法——他认为那不尽然。至于他自己本人，是享受人生的每一刻时光。在玄学方面，他是印度教的思想，但是在气质上他却是地道的中国人的气质。从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这位诗人在心灵识见中产生了他的混合的人生观。人生最长也不过三万六千日，但是那已然够长了。即使他追寻长生不死的仙丹露药终成泡影，人生的每一刹那只要连绵不断，也就美好可喜了。他的肉体虽然会死，他的精神在下一辈子则可成为天空的星、地上的河，可以闪亮照明，可以滋润营养，因而维持众生万物。这一生，他只是永恒在刹那显现间的一个微粒，他究竟是哪一个微粒，又何关乎重要？所以生命毕竟是不朽的、美好的，所以他尽情享受人生。这就是这位旷古奇才乐天派的奥秘的一面。

本书正文并未附有脚注，但曾细心引用来源可征之资料，并尽量用原来之语句，不过此等资料之运用，表面看来并不明显易见。因所据来源全系中文，供参考之脚注对大多数美国读者并不实用。资料来源可查书后参考书目。为免读者陷入中国人名复杂之苦恼，我已尽量淘汰不重要人物的名字，有时只用姓而略其名。此外对人也前后只用一个名字，因为中国文人有四五个名字。原文中引用的诗，有的我译英诗，有的因为句中有典故，译成英诗之后古怪而不像诗，若不加冗长的注解，含义仍然晦涩难解，我索性就采用散文略达文意了。

林语堂

目 录

译者序

原序

卷一　童年与青年

第一章　文忠公

第二章　眉山

第三章　童年与青年

第四章　应试

第五章　父与子

卷二　壮年

第六章　神、鬼、人

第七章　王安石变法

第八章　拗相公

第九章　人的恶行

第十章　两兄弟

第十一章　诗人、名妓、高僧

第十二章　抗暴诗

第十三章　黄楼

第十四章　逮捕与审判

卷三　老练

第十五章　东坡居士

第十六章　赤壁赋

第十七章　瑜伽与炼丹

第十八章　浪迹天涯

第十九章　太后恩宠

第二十章　国画

第二十一章　谦退之道

第二十二章　工程与赈灾

第二十三章　百姓之友

卷四　流放岁月

第二十四章　二度迫害

第二十五章　岭南流放

第二十六章　仙居

第二十七章　域外

第二十八章　终了

附录一　年谱

附录二　参考书及资料来源

卷一
童年与青年

宋仁宗景祐三年至嘉祐六年

（一〇三六—一〇六一）

第一章·文忠公

第二章·眉　山

第三章·童年与青年

第四章·应　试

第五章·父与子

第一章　文忠公

要了解一个死去已经一千年的人，并不困难。试想，通常要了解与我们同住在一个城市的居民，或是了解一位市长的生活，实在嫌所知不足，要了解一个古人，不是有时反倒容易吗？姑就一端而论，现今仍然在世的人，他的生活尚未完结，一旦遇有危机来临，谁也不知道他会如何行动。醉汉会戒酒自新，教会中的圣人会堕落，牧师会和唱诗班的少女私奔。活着的人总会有好多可能的改变。还有，活着的人总有些秘密，他那些秘密之中最精彩的往往在他死了好久之后才会泄露出来。这就是何以评论与我们自己同时代的人是一件难事，因为他的生活离我们太近了。论一个已然去世的诗人，如苏东坡，情形便不同了。我读过他的札记，他的一千七百首诗，还有他的八百通私人书简。所以，知道一个人或是不知道一个人，与他是否为同代人没有关系，主要的倒是是否对他有同情的了解。归根结底，我们只能知道自己真正了解的人，我们只能完全了解我们真正喜爱的人。我认为我完全知道苏东坡，因为我了解他，我了解他是因为我喜爱他。喜爱哪个诗人，完全是由于一种癖好。我想李白更为崇高，而杜甫更为伟大——在清新、自然、工巧、悲天悯人的情感方面更为伟大。但是不必表示什么歉意，恕我直言，我偏爱的诗人是苏东坡。

宋仁宗坐像

宋仁宗（一〇一〇—一〇六三）在位的四十二年间宋朝进入鼎盛，虽然他对外战争屡战屡败，但在大多数宋人眼里，“仁宗盛治”远过“贞观之治”“开元盛世”。苏东坡就降生在这个让无数文人士大夫最为向往的时代。

在今天看来，我觉得苏东坡伟大的人格比中国其他文人的人格更为鲜明突出，在他的生活和作品里，显露得越发充分。在我头脑里，苏东坡的意象之特别清楚明显，其理由有二。第一，是由于苏东坡本人心智上才华的卓越，深深印在他写的每一行诗上，正如我所看见的他那两幅墨竹上那乌黑的宝墨之光，时至今日，依然闪耀照人，就犹如他蘸笔挥毫是在顷刻之前一样。这是天地间一大奇迹，在莎士比亚的创作上，亦复如此。莎翁诗句的遒健是来自诗人敏感的天性与开阔豁达的胸襟，至今依然清新如故。纵然有后代学者的钻研考证，我们对莎士比亚的生活所知者仍极稀少，可是在他去世四百年之后，由于他作品中感情的力量，我们却知道了他的心灵深处。

第二个理由是，苏东坡的生活资料较为完全，远非其他中国诗人可比。有关他漫长的一生中，多彩多姿政治生涯的那些资料存在于各种史料中，也存在于他自己浩繁的著作中——他的诗文都计算在内，接近百万言，他的札记、他的遗墨、他的私人书信，在当时把他视为最可敬爱的文人而写的大量的闲话漫谈都流传到现在了。在他去世后百年之内，没有一本传记类的书不曾提到这位诗人的。宋儒都长于写日记，尤以司马光、王安石、刘挚、曾布为著名；勤奋的传记作者，如王明清、邵伯温。由于王安石的国家资本新法引起的纠纷，以及一直绵延到苏东坡一生的政坛风波的扰攘不安，作家都保存了那一时代的资料，其中包括对话录，为量甚大。苏东坡并不记日记。他不是记日记那一类型的人，记日记对他恐怕过于失之规律严整而不自然。但是他写札记，遇有游山玩水、思想、人物、处所、事件，他都笔之于书，有的记有日期，有的不记日期。而别人则忙于把他的言行记载下来，爱慕他的人都把他写的书简题跋等精心保存。当时他以杰出的书法家出名，随时有人恳求墨宝，他习惯上是随时题诗，或是书写杂感评论，酒饭之后都随手赠予友人。此等小简偶记，人皆珍藏，传之子孙后代，有时也以高价卖出。这些偶记题跋中，往往有苏东坡精妙之作。如今所保存者，他的书简约有八百通，有名的墨迹题跋约六百件。实际上，是由于苏东坡受到广泛的喜爱，后来才有搜集别的名人书札题跋文字印行的时尚，如黄山谷便是其一。当年成都有一位收藏家，在苏东坡去世之后，立即开始搜集苏东坡的墨迹书简等，刻之于石、拓下拓片出卖，供人做临摹书法之用。有一次，苏东坡因对时事有感而作的诗，立刻有人抄写流传，境内多少文人争相背诵。苏东坡虽然发乎纯良真挚之情，但内容是对政策表示异议，当时正值忠直之士不容于国都之际，当权者之愤怒遂集于他一人之身，情势严重，苏东坡几乎险遭不测。他是不是后悔呢？表面上，在他的贬谪期间，对不够亲密的朋友他说是已然后悔，但是对莫逆之交，他说并无悔意，并且说，倘遇饭中有蝇，仍须吐出。由于他精神上的坦白流露，他也以身列当时高士之首而自伤，在与心地狭窄而位居要津的政客徒然挣扎了一番之后，他被流放到中国域外的蛮荒琼崖海岛，他以坦荡荡之胸怀处之，有几分相信是命运使然。

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生活中竟有如此的遭遇，他之成为文人窃窃私语的话柄，尊重景仰的话题，尤其是在去世之后，乃是自然之事。若与西方相似之人比较，李白——一个文坛上的流星，在刹那之间壮观惊人的闪耀之后，而自行燃烧消灭，正与雪莱、拜伦相近。杜甫则酷似弥尔顿，既是虔敬的哲人，又是仁厚的长者，学富而文工，以古朴之笔墨写丰厚之情思。苏东坡则始终富有青春活力。以人物论，颇像英国的小说家萨克雷；在政坛上的活动与诗名，则像法国的雨果；他具有的动人的特点，又仿佛英国的约翰生。不知为什么，我们对约翰生的中风，现在还觉得不安，而对弥尔顿的失明则不然。倘若约翰生同时像英国画家庚斯博罗，又像以诗歌批评英国时事的蒲柏，而且也像英国饱受折磨的讽刺文学家斯威夫特，而没有他日渐增强的尖酸，那我们便找到一个像苏东坡的英国人了。苏东坡虽然饱经忧患拂逆，他的人性更趋温和厚道，并没变成尖酸刻薄。今天我们之所以喜爱苏东坡，也是因为他饱受了人生之苦的缘故。

中国有一句谚语，就是说一个人如何要“盖棺论定”。人生如梦，这出戏演得如何，只有在幕落之时才可以下断语。不过有这种区别——人生是如同戏剧，但是在人生的戏剧里，最富有智慧与最精明的伶人，对于下一幕的大事如何，也是茫然无知。但是真正的人生，其中总包含有一种无可避免的性质，只有最好的戏剧才庶乎近之。因此在给过去的人写一本传记时，我们能把一场一场已经完成的戏逐一观看，观看由人内在的气质与外在的环境所引起的必要的发展，这自然是一项重大的方便。在我将《苏东坡传》各章的资料钻研完毕之后，并且了解了为什么他非要有某些作为不可，为什么非要违背他弃官归隐的本意，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个中国的星象家，给一个人细批终生，预卜未来，那么清楚，那么明确，事故是那么在命难逃。中国的星象家能把一个人的一生逐年断开，细批流年，把一生每年的推算写在一个折子上，当然卦金要远高出通常的卜卦。但是传记家的马后课却总比星象家的马前课可靠。今天，我们能够洞悉苏东坡穷达多变的一生，看出来那同样的无可避免的情形，但是断然无疑的是，他一生各阶段的吉凶祸福的事故，不管过错是否在他的星宿命运，的确是发生了，应验了。

北宋疆域图

苏东坡半生官场生涯极不得志，颠沛流离，多次贬谪，从礼部尚书直至南谪儋州，横跨北宋大半疆域，愈贬愈远。这也使得苏东坡不得不把对生命的热爱与无奈更多地寄情于山水，寄情于诗词书画。

苏东坡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一〇三六年），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一一〇一年）逝世——是金人征服北宋的二十五年之前。他是在北宋最好的皇帝（仁宗）年间长大，在一个心地善良但野心勃勃的皇帝（神宗）在位期间做官，在一个十八岁的呆子（哲宗）荣登王位之时遭受贬谪。研究苏东坡的一生，同时也就是研究宋朝因朋党之争而衰微，终于导致国力耗竭、小人当政的历史。凡是读《水浒传》的人都知道当时的政治腐败，善良的百姓都因躲避税吏贪官，相继身入绿林而落草为寇，成了梁山上的英雄好汉了。

在苏东坡的青年时期，朝廷之上有一批淳儒贤臣。到北宋将亡之际，此等贤臣已悉数凋零，或是丢官去位。在朝廷第一次迫害儒臣，排除御史台的守正不阿之士，而由新法宰相王安石安排的若干小人取而代之之时，至少尚有二十余位纯良儒臣，宁愿遭受奸宄之毒手，不肯背弃忠贞正义。等到第二次党争祸起，在愚痴的童子帝王统治之下，忠良之臣大多已经死亡，其余则在流谪中弃世。宋朝国力之削弱，始自实行新法以防“私人资本之剥削”，借此以谋人民之“利益”，而由一个狂妄自信的大臣任其事。对国运为害之烈，再没有如庸妄之辈大权在握、独断独行时之甚的了。身为诗人、哲人之苏东坡，拼命将自己个人之平实常识与经济学家王安石的逻辑对抗。王安石鼓吹的那套道理与中国当时所付出的代价，至今我们还没有弄个清楚。

王安石热衷于自己那套社会改革新法，自然为目的而不择手段，自然会将倡异议之人不惜全予罢黜，一项神圣不可侵犯的主张永远是为害甚大的。因为在一项主张成为不可侵犯之时，要实现此一目的的手段，便难免于残忍。当时情况如此，自然逃不出苏东坡的慧眼，而且兹事体大，也不是他可以付之轻松诙谐的一笑的。他和王安石是狭路相逢了，他俩的冲突决定了苏东坡一生的宦海生涯，也决定了宋朝帝国的命运。

苏东坡和王安石，谁也没活到亲眼看见他们相争的后果，也没看到北方异族之征服中国，不过苏东坡还活到亲眼看见那广事宣传的新政的恶果。他看见了王安石那么深爱的农民必须逃离乡里，并不是在饥馑旱涝的年月，而是在五谷丰登的年月，因为他们没能清还硬逼他们向官家借的款项与利息，因此若胆敢还乡，官吏定要捕之入狱的。苏东坡只能为他们呼天求救，但是却无法一施援手。察访民情的官员奸伪卑劣，以为对此新政新贵之缺点最好装聋作哑，一字不提，因为当权诸公并非不知；而对新政之优点，乃予以粉饰夸张，锦上添花。说漫天之谎而成功（倘若那些谎言漫天大，而且又说个不停），并不是现代人的新发明。那些太监也得弄钱谋生。在这种情形之下，玩法弄权毫不负责之辈就以国运为儿戏，仿佛国破家亡的后果他们是可以逃脱的。苏东坡勉强洁身自全，忍受痛苦，也是无可奈何了。皇帝虽有求治的真诚愿望，但听而不聪，误信人言，终非明主，焉能辞其咎？因为在国家大事上，他所见不明，每每犯错，而苏东坡则料事无误。在实行新政神圣不可侵犯的名义之下，百姓只有在朝廷的高压政治之下辗转呻吟。在疯狂的争权夺利之中，党派的狂热竟凌驾乎国家的利益之上。国家的道德力量、经济力量大为削弱，正如苏东坡所说，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很容易被来自西伯利亚的敌人征服了。群小甘心充当北方强邻的傀儡，名为区域独立，而向金人臣服。在此等情形之下，无怪乎朝廷灭亡，中国不得不迁往江南了。宋室宫阙在北方铁蹄之下化为灰烬之后，历史家在一片焦瓦废墟中漫步之时，不禁放目观望，低头沉思，以历史家的眼光、先知者的身份思索国家百姓遭此劫难的原因，但是时过境迁，为时已迟了。

郭沫若录王安石《长干寺》

书法　郭沫若　现代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人，北宋政治家、思想家，也是著名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宋神宗时任参知政事后，推行新法。由于新法触及太多人的既得利益，他在民间形象一直不佳。

苏东坡去世一年之后，在当权的群小尚未把长江以北拱手奉送与来自穷沙大漠的他们那异国的君王，一件历史上的大事发生了。那就是有名的元祐党人碑的建立，也是宋朝朋党之争的一个总结。元祐是宋哲宗的年号（一〇八六—一〇九三），在这些年间，苏东坡的蜀党当权。元祐党人碑是哲宗元祐年间当政的三百零九人的黑名单，以苏东坡为首（作者误，碑上为首者为司马光——编者注）。碑上有奉圣旨此三百零九人及其子孙永远不得为官。皇家子女亦不得与此名单上诸臣之后代通婚姻，倘若已经订婚，也要奉旨取消，与此同样的石碑要分别在全国各县树立。直到今天，中国有些山顶上还留有此种石碑。这是将反对党一网打尽、斩尽杀绝的办法，也是立碑的群小蓄意使那些反对党人千年万载永受羞辱的办法。自从中国因王安石变法使社会衰乱，朝纲败坏，把中国北方拱手让与金人之后，元祐党人碑给人的观感和立碑的那群小人的想法可就大为不同了。随后一百多年间，碑上人的子孙都以碑上有他们祖先的名字向人夸耀。这就是元祐党人碑在历史上出名的缘故。实际上，这些碑上的祖先之中，有的并不配享有此种荣耀，因为在立碑时要把反对党赶尽杀绝，那群小人便把自己个人的仇敌的名字也擅自列入了，所以此一黑名单上的人是好坏兼而有之的。

在徽宗崇宁五年（一一〇六年）正月，出乎神意，天空出现彗星，在文德殿东墙上的元祐党人碑突遭电击，破而为二。此是上天降怒，毫无疑问。徽宗大惧，但因怕宰相反对，使人在深夜时分偷偷儿把端礼门的党人碑毁坏。宰相发现此事，十分懊恼，但是却大言不惭的说道：“此碑可毁，但碑上人名则当永记不忘！”现在我们知道，他是如愿以偿了。

雷电击毁石碑一事，使苏东坡身后的名气越来越大。他死后的前十年之间，凡石碑上刻有苏东坡的诗文或他的字的都奉令销毁，他的著作严禁印行，他在世时一切官衔也全予剥夺。当时有作家在杂记中曾记有如下文句：“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传诵。……崇宁大观间，海外诗盛行。……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者，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

雷击石碑后五年，一个道士向徽宗奏称，曾见苏东坡的灵魂在玉皇大帝驾前为文曲星，掌诗文。徽宗越发害怕，急将苏东坡在世时最高之官爵恢复，后来另封高位，为苏东坡在世时所未有。在徽宗政和七年（一一一七年）以前，皇家已经开始搜集苏东坡的手稿，悬价每一篇赏制钱五万文。太监梁师成则付制钱三十万文购买颍州桥上雕刻的苏东坡的碑文（早已经人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这笔钱在当时的生活来说，是够高的价钱。另外有人出五万制钱购买一个学者书斋上苏东坡题匾的三个字。这时苏东坡的诗文字画在交易上极为活跃，不久之后，这些宝贵的手稿不是进入皇宫成了御览之宝，便成了富有的收藏家手中的珍品。后来金人攻下京师，特别索取苏东坡和司马光的书画，作为战利品的一部分，因为苏东坡的名气甚至在世时已经传到了塞外异族之邦。苏东坡的手稿书画中的精品，有一部分敌人用车装运到塞外，同时徽、钦二帝也随车北掳，竟至客死番邦（当时徽宗已让位于儿子钦宗）。苏东坡遗留下的文物未遭毁灭者也由收藏家运到了江南，始得以保存于天地之间。

《元祐党籍碑》（引自《图说中国通史·黄河饮马》第12页）

石碑　1211年　现存于广西融水的《元祐党籍碑》，亦称《元祐党人碑》、《元祐奸党碑》。宋徽宗即位后，听蔡京之言，将哲宗元祐中任职、曾对王安石新法不满的大臣数百人列为“元祐奸党”，并将其名单刻石，颁布全国。

苏东坡业已去世，有关时政的感情冲动的争斗风暴也已过去，南宋的高宗皇帝坐在新都杭州，开始阅读苏东坡的遗著，尤其是他那有关国事的文章，越读越敬佩他谋国之忠，越敬佩他的至刚大勇。为了追念苏东坡，把苏东坡的一个孙子苏符赐封高官。所有这些举动都使苏东坡身后的名气地位达到巅峰。到孝宗乾道六年（一一七〇年），赐他谥号文忠公，又赐太师官阶（宋史中说是米高宗所封——编者注）。皇帝对他的天才的褒扬，至今仍不失为最好的赞词。到今天，各种版本的苏文忠公全集上的卷首都印有皇帝的圣旨和皇帝钦赐的序言。兹将封他为太师的那道圣旨转录于后（《四库全书·苏轼集》中说圣旨出自宋高宗——编者注）：

朕承绝学于百圣之后，探微言于六籍之中。将兴起于斯文，爰缅怀于故老。虽仪刑之莫觌，尚简策之可求。揭为儒者之宗，用锡帝师之宠。故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赠资政殿学士、谥文忠苏轼，养其气以刚大，尊所闻而高明。博观载籍之传，几海涵而地负；远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声。知言自况于孟轲，论事肯卑于陆贽？方嘉祐全盛，尝膺特起之招；至熙宁纷更，乃陈长治之策。叹异人之间出，惊谗口之中伤。放浪岭海，而如在朝廷；斟酌古今，而若斡造化。不可夺者，峣然之节；莫之致者，自然之名。经纶不究于生前，议论常公于身后。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朕三复遗编，久钦高躅。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时；君子之道暗而章，是以论世。傥九原之可作，庶千载以闻风。惟而英爽之灵，服我衮衣之命。可特赠太师。馀如故。

由此观之，苏东坡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一则是由于他对自己的主张原则始终坚定而不移，二则是由于他诗文书画艺术上的卓绝之美。他的人品道德构成了他名气的骨干，他的风格文章之美则构成了他精神之美的骨肉。我不相信我们会从内心爱慕一个品格低劣无耻的作家，他的文字再富有才华，也终归无用。孝宗赐予《苏东坡集》的序言就盛赞他浩然正气的伟大，这种正气就使他的作品不同于那些华丽柔靡之作，并且使他的名气屹立如山，不可动摇。

但是，现在我们不要忘记苏东坡主要是个诗人、作家。他当然是以此得名的。他的诗文中有一种特质，实在难以言喻，经过翻译成另一种文字后，当然更难以捉摸。杰作之所以成为杰作，就因为历代的读者都认为“好作品”就是那个样子。归根结底来说，文学上万古不朽的美名还是在于文学所给予读者的快乐上，但谁又能说究竟怎样才可以取悦读者呢？使文学作品有别于一般作品的，就在于在精神上取悦于人的声韵、感情、风格而已。杰作之能使历代人人爱读，而不为短暂的文学风尚所掩没，甚至历久而弥新，必然具有一种我们称之为发乎肺腑的“真纯”，就犹如宝石之不怕试验，真金之不怕火炼。苏东坡写信给谢民师时说：“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

《赤壁图》

中国画　仇英　明

苏东坡在诗、文、词、书、画等方面均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他的为人和才情也引得无数后人为之倾倒，这幅《赤壁图》就是明代大画家臆想中的苏东坡游赤壁的情景。

可是，使作品经久而不失其魔力的“真纯”又为何物？苏东坡对写作与风格所表示的意见最为清楚。他说做文章“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扬雄好为艰深之词，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在此为风格做解释，苏东坡很巧妙地描写了他自己的为文之道，其行止如“行云流水”，他是把修辞作文的秘诀弃之而不顾的。何时行、何时止是无规矩法则可言的。只要作者的情思美妙他能真实精确地表达出来，表达得够好，迷人之处与独特之美便自然而生，并不是在文外附着的身外之物。果能表现精妙而能得心应手，则文章的简洁、自然、轻灵、飘逸便能不求而自至，此处所谓文章的简洁、自然、轻灵、飘逸，也就是上好风格的秘诀。文章具有此等特性，文章便不至于索然无味，而我们也就不怕没有好文章读了。

不管怎么说，能使读者快乐的确是苏东坡作品的一个特点。苏东坡最快乐就是写作之时。一天，苏东坡对朋友说：“我一生之至乐在执笔为文之时，心中错综复杂之情思，我笔皆可畅达之。我自谓人生之乐，未有过于此者也。”苏东坡的文字给他同时代人的感受亦复如此。欧阳修说每逢他收到苏东坡新写的一篇文章，他就欢乐终日。宋神宗的一位侍臣告诉人说，每逢皇帝陛下举箸不食时，必然是正在看苏东坡的文章。即便是苏东坡贬谪在外时，只要有他的一首新作的诗到达宫中，神宗皇帝必当诸大臣之面感叹赞美之。但是皇上对苏东坡的感叹赞美就正使某些大臣害怕，必使神宗在世一日，使苏东坡一直流放在外，不能回朝。

有一次，苏东坡写文章力辩文章本身使人感到快乐的力量，就是文学本身的报酬。他晚年有时曾想抛弃笔墨根本不再写作，因为他一辈子都是以笔买祸。他在给刘沔的回信中说：“轼穷困，本坐文字，盖愿刳形去智而不可得者。然幼子过文益奇。在海外孤寂无聊，过时出一篇见娱，则为数日喜，寝食有味。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贝，未易鄙弃也。”作者自由创作时，能自得其乐，读者阅读时，也觉愉悦欢喜，文学存在人间，也就大有道理了。

苏东坡天赋的才气特别丰厚，可以说是冲破任何界限而不知其所止。他写诗永远清新，不像王安石的诗偶尔才达到完美的境界。苏诗无须乎获得那样完美。别的诗人作诗限于诗的辞藻，要选用一般传统的诗的题材，而苏东坡写诗不受限制，即便浴池内按摩筋骨亦可入诗，俚语俗句用于诗中，亦可听来入妙。往往是他在作诗时所能独到而别的诗人之所不能处，才使他的同道叹服。他对文学上主要的贡献是在从前专限于描写闺怨相思的词上开扩其领域，可以谈道谈禅，谈人生哲理，而且在冒极大之危险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形之下成功了。因为他经常必须在饭后当众作诗，通常他比别人写起来快，也写得好。他的思想比别人清新，类比典故也比别人用得恰当。有一次在黄州为他送行的筵席上，一个歌妓走到他面前，求他在她的披肩上题诗，但是苏东坡从来没听说有此一歌妓。立即吩咐她研墨，拿笔开头写道：

东坡七岁黄州住，

何事无言及李琪。

苏东坡手迹

书法　苏东坡　1191年

北宋年间高僧辩才在寺中静修，发誓不出山门。某日苏东坡拜访完辩才后，辩才送东坡出寺。两人谈兴犹浓，不知不觉过了寺前的归隐桥。虽然破坏了辩才的规矩，辩才却笑以杜诗道：“与子成二老，来往亦风流。”苏东坡也为此赋诗，以东晋陶渊明访友的故事比拟两人的友谊。

至此停下，接着与朋友说话。在座的人以为这是很平淡无味的起头，而且仅仅两句，全诗尚未完稿。东坡继续吃饭谈笑。李琪上前求他把诗写完。东坡又拿起笔来，将此首七绝的后两句一挥而就：

恰似西川杜工部，

海棠虽好不留诗。

此诗音韵谐和，犹如一粒小宝石，有轻灵自然之美。对李琪的恭维恰到好处，因而使此一黄州歌妓的芳名也永垂不朽了。中国诗的韵律很严，在用典故时需要高度的技巧，在和别人的诗时，也要用同样的字，押同样的韵。不知何故，苏诗的韵总比别人的用韵自然，并且他的用典经仔细看来，含义更深。在写散文时，他笔力所及，至为广阔，自庄严纯正的古文风格至轻松曼妙、扣人心弦的小品，无所不能，各臻其妙。东坡之以大家称，不无故也。

《竹》（引自《图说中国通史·黄河饮马》第93页）

中国画　文同　宋　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苏东坡在绘画方面，画竹师文同（即文与可），但文更加简劲，且具掀舞之势。苏东坡的论画影响更为深远，主张画外有情，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文人画”的概念，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因此之故，苏东坡在中国是主要的诗人和散文家，而且他也是第一流的画家、书家，善谈吐，游踪甚广。天生聪慧，对佛理一触即通，因此常与僧人往还，他也是第一个将佛理入诗的。他曾猜测月亮上的黑斑是山的阴影。他在中国绘画上创出了新门派，那就是文人画，而使中国艺术增加了独特的优点。他也曾开凿湖泊河道，治水筑堤。他自己寻找草药，在中国医学上他也是公认的权威。他也涉猎炼丹术，直到临去世之前，他还对寻求长生不死之药极感兴趣。他曾对神恳求，与妖魔争辩，而且有时他居然获胜。他想攫取宇宙间的奥秘，不幸未竟全功，只成功了一半，乃一笑而逝。

第二章　眉山

自长江逆流而上，经汉口，过名满天下的三峡，便进入了中国西南的一大省份——四川，再沿江上行，过重庆，直到水源，便可看见一尊大石佛，其高三百六十英尺，是由江边一个悬崖峭壁雕刻而成。在此四川省西部的边界，在雄伟高耸的峨眉山麓，就是乐山，当年在苏东坡时名为嘉州，岷江就在此处流入长江。岷江自大西北原始部落聚居的山岭上，汹涌澎湃奔流而至，与来自峨眉的另一河流汇合后，直向乐山的大石佛奔腾而来，洪流渐渐折向东南，然后向东，一直流入东海。在千年万古为阴云封闭的峨眉山的阴影中，在乐山以北大约四十英里之外便是眉州的眉山城，在中国文学史上，这座小镇便以当地一个杰出的文学世家出了名。这一家便是苏家，亦即人所周知的三苏。父亲苏洵生有二子，长子苏轼，字子瞻，号东坡；次子苏辙，字子由，父子三人占唐宋八大家古文中的三席之地。

在乐山，当年也和现在一样，旅客可以乘一小舟自玻璃江逆流而上直到眉山。玻璃江因其水色而得名，因为在冬季，水色晶莹深蓝，夏季之时，激流自山峦间奔流而至，水色深黄。玻璃江为岷江一支流，因眉山位于乐山与四川省会成都两地之间，凡欲赴省会之旅客，必须经过眉山。若坐帆船上行，可以看见蟆颐山临江而立。山势低而圆，与江苏之山形状相似。此处即是眉山，即三苏的故乡。幸亏战国时代李冰的治水天才，当地才有完整的水利灌溉沟渠，千余年来，在良好维护之下，始终功能完好，使川西地区千年来沃野千里，永无水患。蟆颐山的小山丘下，稻田、果园、菜圃构成广漠的一带平原，竹林与矮小的棕树则点缀处处。自南方进入眉山镇，沿着整洁的石板路走，便可到达城镇的中心。

眉山并非一个很大的城市，但住家颇为舒适。十二世纪一个诗人曾描述眉山，他说眉山镇上街道整洁，五六月间荷花盛放，最为有名。当地种植荷花已成一项庞大行业，因为邻近各市镇的荷花贩子都来此地采购荷花。人在街上步行之时，会见到路旁许多荷花池，花朵盛开，香气袭人。在纱縠巷，有一座中等结构的住宅。自大门进入，迎面是一个漆有绿油的影壁，使路上行人不至于看见住宅的内部。影壁之后，出现一栋中型有庭院的房子。在房子附近，有一棵高大的梨树、一个池塘、一片菜畦。在这个小家庭花园之中，花和果树的种类繁多，墙外是千百竿翠竹构成的竹林。

宋仁宗景祐三年（一〇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在这栋房子里，一个婴儿脚踢着襁褓的包布，发出了啼声。自从第一个儿子夭折之后，这个初生的婴儿便成了这家的长子。现在在这儿趁着这个婴儿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也可以说只像其他的婴儿一个样的活动之时，我们利用这段时光把这一家大略看一下吧。不过关于这个孩子的生日先要说一说，不然会使海外中国传记的读者感到纷乱。在中国，小儿初生便是一岁，这是因中国人历来都愿早日达到受人尊敬的高龄的缘故。第一个新年一到，人人都长了一岁，这个婴儿就是两岁。根据中国的计算法，一个人在他生日前来算，他总比实际年龄大两岁，在生日之后算，总是大一岁。在本书里，年龄是按西方方法计算的，不再精确估计生日。不过在论到苏东坡，还是要顾到一点儿精确。因为他一降生就是一岁大，那是十二月十九日，在新年来临时，他就已经两岁大——实际上他还不足半个月。因为他的生日是在年终，按中国年岁计算，他总是比实际年龄大两岁。

乐山大佛

石像　唐

乐山大佛坐落在峨眉山东麓的栖鸾峰，依山开凿，又名凌云大佛，是世界现存最大的一尊摩崖石像。苏东坡的出生地就在这座赫赫有名的大佛北面的眉山城。现在眉山的旅游宣传语就是“东坡故里，中国词乡，诗书古城，道教圣地，长寿之邦”。

关于他的生日要说的第二件事，他的降生是在天蝎宫（实际是摩羯座——编者注）之下。照他自己的话说，这就是为什么他一生饱经忧患的原因，不管是好谣言，还是坏谣言，他总是谣言的箭垛——太好的谣言，他当之有愧；太坏的谣言，他无端受辱。这种命运和韩愈的命运相似。韩愈也是降生于同样的星座，也是因固执己见而被朝廷流放。

那栋宅院中，一间屋子墙的正中挂着一张仙人的画像，画的是八仙中的张果老。婴儿的父亲苏洵现年二十七岁，正是一生中精神上多灾多难的岁月。他在市场上看见这张画像，乃用一只玉镯子将其换来。在过去的七年之中，每天早晨他向这幅张果老像祷告。数年前他妻子已经生了一个女孩儿，再生的就是那个夭折的孩子。他过去一直盼望生个儿子，现在是如愿以偿了。他必然是非常快乐。然而我们也知道，当时他正在饱受屈辱折磨，痛苦万分。

苏家总算是个小康之家，自己有田产，也许比一般中产之家还较为富有。家中至少有两个侍女，并且家里还能给苏东坡和他姐姐各雇用一个奶妈。等弟弟辙生下时，家中还能再雇一个奶妈。奶这兄弟二人的两个奶妈，按照中国的习惯，要一直跟她们照顾到成年的孩子过活一辈子。

苏东坡一降生，祖父仍然健在，正是六十三岁。以前年轻时，生得高大英俊，身体健壮，酒量极大，慷慨大方。后来，苏东坡已经成为当代公认的文坛泰斗，官居翰林学士知制诰之职，家已移居到开封城皇宫附近。一天，几个至交与仰慕他的人前去拜访，正好那天是他祖父的寿诞之期，他就开始向来客述说这位怪老汉的几件趣事。老人不识字，但是人品不凡。那时他们正住在乡间，自己广有田地。他祖父不像别家那样储存食米，却以米换谷，在自家谷仓中存了三四万石之多。别人不知道他何以如此。随后荒年歉收，他祖父乃开仓散粮，先给他自己的近族近亲，然后才轮到他妻子的娘家人，再后给他家的佃农，最后给同村的贫民。这时别人才知道他当初为什么广存稻谷——因为稻谷可藏数年，而稻米天潮时则易霉坏。他祖父衣食无忧，优哉游哉，时常携酒一樽，与亲友在青草地上席地而坐，饮酒谈笑，以遣时光。大家饮酒高歌，规矩拘谨的农人都大为吃惊。

一天，老汉正在喝酒取乐，重要消息来到了。他的二儿子——苏东坡的叔父，已赶考高中。在邻近还有一家，儿子也是同样考中。那是苏东坡的外祖母程家。因为苏程连亲，所以可以说是双喜临门。程家极为富有，算得上是有财有势，早就有意大事铺张庆祝，而苏家的老汉则并无此意。知父莫如子，苏东坡的叔叔亲自派人由京中给老人家送上官家的喜报、官衣官帽、上朝用的笏板，同时还有两件东西，就是太师椅一张，精美的茶壶一个。喜信到时，老汉正在醺醺大醉，手里攥着一大块儿牛肉吃。他看见行李袋里露出官帽上的红扣子，一下子就明白了。但是当时酒意未消，他拿起喜报，向朋友们高声宣读，欢乐之下，把那块儿牛肉也扔在行李袋里，与那喜报官衣官帽装在一处。他找了一个村中的小伙子为他背行李袋，他骑着驴，往城里走去。那是他一生最快乐的日子。街上的人早已听到那个考中的消息，等一看见酩酊大醉的老汉骑在驴背上，后面跟着一个小子扛着一件怪行李，都不禁大笑。程家以为这是一件令人丢脸的事，而苏东坡则说只有高雅不俗之士才会欣赏老人质朴自然之美。此老汉也是一个思想开通的人。一天，他在大醉之下走进一座庙里，把一尊神像摔得粉碎。他原来早已对那尊像怀有恶感，并且那尊神像全村人都很惧怕，更可能的理由是对那庙里的庙祝存有敌意，因为他常向信徒们勒索钱财。

三苏祠

建筑　始建于宋

三苏祠位于眉山市城郊，是苏洵、苏轼、苏辙的故居，明代改宅为祠，祭祀三苏。三苏父子以其辉煌的文学成就同登“唐宋八大家”之列，千古文章辉耀古今。三苏在文学上既同出一源，又各具特色，人称“凝练老泉，豪放东坡，冲雅颍滨”。

苏东坡的酒量倒不是由祖父那里继承而来，但是他的酒趣则是得自祖父，以后不难看出。这位不识字的老汉的智慧才华，原是在身上深藏不露，结果却在他儿子的儿子的身上光荣灿烂地盛放了。身心精力过人的旺盛，胸襟气度的开阔，存心的纯厚正直，确都潜存在老人的身上。苏家在当地兴起，和别的望族世家之兴起一样，也是合乎无限的差异变化与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的。对于苏东坡外婆家的才智如何，我们尚无明证，但是苏程两家血统的偶然混合，不知在何种情形之下竟产生了文学天才。

此外，祖父对他孙子的文学生活并无什么大的影响，只是一点，祖父的名字是“序”。当年对一个作家而言，这确是最为难的事，因为苏东坡是个名作家，必须写很多序。苏东坡若用“序”这个字，便是对祖先失去尊敬。于是，他只好把他作品中所有的“序”都改称为“引”。不称父母与祖父母的名讳，在中国是很古老的风俗，有时候十分麻烦，尤其父亲的名字是很普通的字时为甚。在中国最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的皇皇巨著中，我们找不到一个“谈”字，因为“谈”是他父亲的名字。有一个人名叫“赵谈”，司马迁竟擅自改为“赵通”。同样，《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必须避开他父亲的名字“泰”，所以今天我们在他那一百二十卷的大作中找不到一个“泰”字。诗人李翱的父亲名“今”，于是此位诗人必须用一个古字代替现代这个普通字“今”。这种禁忌是由禁写当朝皇帝名字的禁忌而起的。科举考试时，考生的名字之中若有一个字与当朝已驾崩的皇帝的名字相同，则被逐出考场。可是皇帝通常总是称年号或谥号，而不称名，所以就有不少考生忘记了皇帝的名字，而真被逐出考场。有时一个皇帝也会在这方面犯了禁忌，因为谁也不易随时记着十代祖先的名字。一次，一个皇帝一时没记清楚，在给一座亭子起名字时用错了字，忽然想起来犯了禁忌，误用祖先之名。于是，刚为那个亭子颁赐了名字，立刻又改换。

苏东坡的父亲苏洵，天性沉默寡言，就其政治上的抱负而言，他算是抑郁终生，不过在去世之前，他想追求的文名与功名在他两个儿子身上实现了。苏洵禀赋颖异、气质谨严，思想独立、性格古怪，自然不是易于与人相处的人。直至今日，人人都知道他到二十七岁时才发奋读书。大人常举这件事来鼓励年轻人，告以只要勤勉奋发，终会成功的。当然，聪明的孩子也许会推演出相反的结论，那就是孩童之时不一定非要专心向学。事实上，苏洵在童年并非没有读书作文学习的机会，而似乎是苏洵个性强烈，不服管教，必又痛恨那个时代的正式教育方式。我们都知道好多才气焕发的孩子确实如此。若说他在童年时根本没读书写字做文章，恐非事实。他年轻之时，必然给程家有足够好的印象，不然程家不会愿意把女儿嫁给他的。另外，同样令人惊异的是，他晚到二十七岁才发奋读书，而能文名大噪，文名不为才气纵横的儿子的文名所掩，这究属极不寻常之事。

大约他得了长子之后，自己才态度严肃起来，追悔韶光虚掷，痛自鞭策。他看到自己的哥哥、自己的内兄，还有两个姐丈，都已科考成功，行将为官做吏，因而觉得含羞带愧，脸上无光。此等情事对一个平庸之才或许不会有什么刺激，但对一个天赋智力如此之高的人，当时的情形一定使他无法忍受——今日由他的文集中所表现的才智看，我们对此是不难了解的。在苏洵给他妻子（苏东坡的母亲）的祭文里，他表示妻子曾激励他努力向学，因为那位程家小姐是曾经受过充分的良好教育的。祖父对他儿子并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做什么，在他眼里，他这个儿子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只是一个倔强古怪的孩子，虽有天才却是游手好闲，不肯正用。有朋友问他，为什么他儿子不用心读书而他也不肯管教，他很平静地回答说：“这个我不发愁。”他的话暗示出来他那才气焕发而不肯务正的儿子总有一天会自知犯错、痛改前非，他是坚信而不移的。

三苏祠内的东坡醉月石雕

石雕　现代

在苏东坡丰富的文化遗存中，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是酒文化。他饮酒的“知名度”虽远不及李白，但堪称酒德典范。他在晚年有一段自叙：“予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予下者。然喜人饮酒，见客举杯徐引，则予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客至，未尝不置酒。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予上者。”

四川的居民，甚至远在宋代，就吃苦耐劳，机警善辩，有自持自治的精神，他们像偏远地区的居民一样，依然还保持一些古老的风俗文化。由于百年前本省发明了印刷术，好学之风勃然兴起，在苏东坡的时代，本省已经出了不少的官员、学者。其学术的造诣都高于当时黄河流域一带，因为在科举时，黄河一带的考生都在作诗方面失败。成都是文化中心，以精美的信笺、四川的锦缎、美观的寺院出名。还有名妓、才女，并且在苏东坡出世百年以前，四川还出了两个有名气的女诗人。那些学者文人在作品上，不同于当时其他地区文章浮华虚饰的纤丽风格，仍然保有西汉朴质遒健的传统。

在当年，也和如今一样，四川的居民都耽溺于论争，酷爱雄辩的文章，甚至在中产社会谈话之时都引经据典，富有妙语佳趣，外省人看来，都觉得充满古雅精美的味道。苏东坡生而辩才无碍，口舌之争绝不甘拜下风。他的政论文章清晰而有力，非常人可望其项背，数度与邪魔鬼怪的争辩，自然更不用提了。东坡和他父亲被敌人攻击时，都被比为战国诡辩游说之士，而友人则誉之为有孟轲文章的雄辩之风，巧于引喻取譬。四川人为律师，必然杰出不凡。

就因为这种理由，眉州人遂有“难治”之称。苏东坡一次辩称：此地居民，不同于教养落后之地，不易为州官所欺。士绅之家，皆置有法律之书，不以精通法律条文为非。儒生皆力求遵守法律，亦求州官为政不可违法。州官若贤良公正，任期届满之时，县民必图其像，悬于家而跪拜之，铭之于心，五十年不能忘。当地人像现代的学生一样，新教师初到任，他们要对他施以考验。州官若内行干练，他们绝不借故生非。新州官但凡有扰民傲慢之处，以后使他为难棘手之事多矣。正如苏东坡所说，眉州之民难治，非难治也，州官不知如何治之耳。

在眉州那些遗风古俗之外，民间还发展出一项社会的门阀制度。著有名声的世家列为甲等、乙等，而称为“江卿”。江卿之家不与普通人家通婚嫁，只要对方非江卿一等，再富而有势，亦不通融。另外，农民之间有一种完美的风俗。每年二月，农人开始下田工作。四月初拔除野草。农人数百之众，共同动手。选出二人管理，一人管钟漏，一人管击鼓。一天的开工收工完全听从鼓声。凡迟到与工作不力者皆受处罚交纳罚金。凡田多而工作人少者，都捐款归公。收割已毕，农民齐来，盛筵庆祝，击破陶土做的钟漏，用所收的罚金与指派的捐款，购买羊肉美酒，共庆丰收。这项典礼开始时，先祭农神，然后大吃大喝，直至兴尽，才各自归家。

第三章　童年与青年

苏东坡八岁到十岁之间，他父亲进京赶考。落第之后，到江淮一带游历，母亲在家管教孩子。这段期间内，家中发生一件事，《宋史·苏轼传》与苏辙为他哥哥写的长篇墓志铭里都有记载。母亲那时正教孩子《后汉书》。书上记载后汉时朝政不修，政权落入阉宦之手，书生儒士反抗不阴不阳的小人统治。贪婪、纳贿、勒索、滥捕无辜，是经常有的。因为地方官都是那些太监豢养的走狗小人，忠贞廉正之士和太学生竟不惜冒生命之险上书弹劾奸党。改革与抗议之声此起彼落，调查与审讯之事层出不穷。当时学者与太学生辈在朝廷圣旨颁布之下，或遭皮肉之苦，或遭迫害折磨，或遭谋杀丧命。

在这群正人学者之中，有一个勇敢无畏的青年，名叫范滂，而苏洵的妻子教儿子读的正是《范滂传》：

建宁二年，遂大诛党人，诏下急捕滂等。督邮吴导至县，抱诏书，闭传舍，伏床而泣。滂闻之，曰：“必为我也。”即自诣狱。县令郭揖大惊，出解印绶，引与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为在此？”滂曰：“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其母就与之诀。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养，滂从龙舒君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唯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辞。顾谓其子曰：“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行路闻之，莫不流涕。时年三十三。

小东坡抬头望了望母亲，问道：“妈，我长大之后若做范滂这样的人，您愿不愿意？”母亲回答道：“你若能做范滂，难道我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东坡六岁入学。这个私塾不算小，有学童一百多人，只有一个老师，是个道士。苏东坡那副绝顶聪明的幼小头脑很快就显露出来，在那么多的学童之中，苏东坡和另外一个学生是最受老师夸奖的。那个学生是陈太初，后来也考中科举，但是出家做了道士，一心想求道成仙去了。陈太初在晚年时一直准备白昼飞升。一天，他去拜访一个朋友，朋友给他食物、金钱。他出门之后，把那食物、金钱全散与穷人，自己在门外盘膝打坐，在不食人间烟火之下，就准备脱离此红尘扰攘的人间世。几天之后，他呼吸了最后一口气就不动弹。那位朋友叫仆人把他的尸体移走。但是当时正是新年元旦，在一年如此吉祥的日子，仆人们不愿去搬运尸体。但是死人说了话：“没关系，我可以自己搬运。”他立起身来，自己走到野外，在一个更为舒适的地方死去。这就是一般所谓道家修炼之士的“白昼飞升”。

幼年时，苏东坡在读书之外，富有多方面的兴趣。放学之后，他就回家往鸟巢里窥探。他母亲已经严格告诫东坡与家中的侍女不得捕捉鸟雀。因此之故，数年之后，鸟雀知道在庭园里不会受害，有的就在庭园的树枝上做巢，低得孩子们都可以望得见。有一只羽毛极其美丽鲜艳的小鸟一连数日到他家的庭园去，苏东坡对这只小鸟记得特别清楚。

《秋庭婴戏图》（引自《图说中国通史·黄河饮马》第79页）

中国画　苏汉臣　宋　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苏汉臣，南北宋之交时的画师，擅长婴孩画。他的婴戏图画风被认为是“着色鲜润、体度如生”。《秋庭戏婴图》以细腻的笔法，描绘两个锦衣孩童在庭园玩着一种推枣磨的游戏。庭园中，一柱擎天的太湖石旁，芙蓉与雏菊摇曳生姿，点出秋日庭园景致，树石、器物皆刻画入微。这种细腻写实风格及注重细节的描写，都是宋代写实风格的代表。

有时，有官员经过眉山镇，会到苏家拜访，因为东坡的叔叔已经做了官。家里于是忙乱一阵，侍女就光着脚各处跑，到菜园去摘菜、宰鸡，好治筵席待客。这种情形在孩子眼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东坡和表兄妹常在一起玩耍。他和弟弟辙也常到村中去赶集，或是在菜园中掘土。一天，孩子们掘出来一块儿美丽的石板，既晶莹光泽，又有精美的绿色条纹。他们敲击之下，发出清脆金属之声。他们想用作砚台，非常合用。砚台必须用一种有气孔的特别石头，要善于吸收潮湿，并且善于保存潮湿。这种好砚台对书法艺术十分重要。一方上品砚台往往为文人视为至宝。好砚台是文人书桌子上的重要物品，因为文人一天大半的生活都与之有密切关系。父亲给孩子一个方砚台，他要保存到一直长大成人，他还要在砚台上刻上特别的词句，祝将来文名大噪。

据有些文字记载，苏东坡十岁时已经能写出出奇的诗句。在他那篇《黠鼠赋》里，我们找到了两句。这篇短文字是描写一只狡猾的小老鼠，掉入一个口袋里，假装已死，等把口袋倒在地上，便急速逃去，这样把人欺骗过。大约也正在此时，他的老师正读一篇长诗，诗里描写当时朝廷上一群著名的学者。苏东坡这个幼小的学童在老师肩膀后面往前窥探了一下，就开始问道与他们有关的问题。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名人。因为在苏东坡的童年，中国是在宋朝最贤明的君主统治之下，他极力奖励文学艺术。国内太平无事，中国北方与西北的游牧民族，如金、辽、西夏，这些部落蛮族本来常为患中国，这时也与宋朝相安无事。在这样的朝廷之下，贤良之臣在位，若干文才杰出的人士都受到恩宠，侍奉皇帝，点缀升平。正是在这个时候，幼童苏东坡首次听到欧阳修、范仲淹等人的大名，当下深受鼓舞。幸好在这位大诗人的童年生活里，我们还有这些对他将来崭露头角的预示。虽然苏东坡记载了不少他成年时代做的梦和梦中未完成的诗句，可是还没有什么无心流露的话，供现代的传记作家使之与解释、直觉、狂想相结合，而捏造出东坡这位诗人下意识中神经病的结构形态。苏东坡倒丝毫没提到尿布和便秘等事呢。

苏东坡十一岁时，进入中等学校，认真准备科举考试。为应付考试，学生必须读经史诗文，经典古籍必须熟读至能背诵。在班上背诵时，学生必须背向老师而立，以免偷看敞开在老师桌子上的文章。肯发奋努力的学生则把历史书上的文字整篇背过。背书时不仅仅注重文章的内容、知识，连文字措辞也不可忽略，因为做文章用的词汇就是从此学来的。用著名的词语与典故而不明言其来源出处，饱学之士读来，便有高雅不凡之乐。这是一种癖好相投者的共用语言。读者对作者之能写此等文章，心怀敬佩，自己读之而能了解，亦因此沾沾自喜。作者与读者所获得的快乐是由观念的暗示与观念的联想而来，此种暗示比明白直说更为有力、动人，因为一语道破，暗示的魅力便渺不可得矣。

这种背诵记忆实在是艰难而费力的苦事。传统的老方法则是要学生背一整本书，书未加标点，要学生予以标点，用以测验学生是否彻底了解。最努力苦读的学生竟会将经书和正史抄写一遍。苏东坡读书时也是用这种方法。若对中国诗文朴质的经典，以及正史中常见的名称事故暗喻等典故，稍加思索，这种读书方法自有其优点。因为将一本书逐字抄写之后，对那本书所知的深刻绝非仅仅阅读多次所能比。这样的用功方法对苏东坡的将来大有好处，因为每当他向皇帝进谏或替皇帝草拟圣旨之际，在引用历史往例之时，他绝不会茫无头绪，就如同现代律师之引用判例一般。再者，在抄书之时，他正好可以练习书法。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此种抄写工作自不可免，但是在苏东坡时，书籍的印刷早已约有百年之久。胶泥活字印刷术是由一个普通商人毕昇所发明的。方法是把一种特别的胶泥做成单个的字，字刻好之后，胶泥变硬；然后把这些字摆在涂有一层松脂的金属盘子上。字版按行排好之后，将松脂加热，用一片平正的金属板压在那些排好的字版上，使各字面完全平正。印书完毕之后，再将松脂加热，各字版便从金属盘上很容易脱落下来，予以清洗，下次再用。

福禄寿禧年画木雕版

雕版　清代　中国印刷博物馆藏

在活字印刷出现以前，雕版是最先进的印刷方式。世界上最早的雕版印刷术在唐朝诞生。雕版印刷需要先在纸上按所需规格书写文字或图画，反贴在刨光的木板上，刻出阳文反体字做成雕版。接着在版上涂墨，铺纸，用棕刷刷印，然后将纸揭起，就成为印品。

苏东坡与弟弟苏辙正在熟读大量的文学经典之时，他父亲赶考铩羽而归。当时的科举考试有其固定的规矩形式。就像现代的哲学博士论文一样，当年那种考试要符合某些标准，须下过某等的苦功夫，要有记住事实的好记忆力，当然还要有一般正常的智力。智力与创造力过高时，对考中反是障碍，并非有利。好多有才气的作家，像词人秦少游，竟而一直考不中。苏洵的失败，其弱点十之八九在作诗上。诗的考试须有相当的艺术的雅趣，措辞相当地精巧工稳，而苏洵则主要重视思想观念。因为读书人除去教书之外，仕途是唯一的荣耀成功之路，父亲名落孙山而归，必然是懊恼颓丧的。

晚辈高声朗读经典，老辈倚床而听，抑扬顿挫、清脆悦耳的声音，老辈认为是人生的一大乐事。这样，父亲可以校正儿子读音的错误，因初学者读经典，自然有好多困难。就好像欧阳修和后来苏东坡都那样倚床听儿子读书，现在苏洵也同样倚床听他两个儿子的悦耳读书声，他的两眼注视着天花板，其心情大概正如一个猎人射了最后一箭而未能将鹿射中，仿佛搭上新箭，令儿子再射一样。孩子的目光和朗朗之声使父亲相信他们猎取功名必然成功，父亲因而恢复了希望，受伤的荣誉心便不药而愈。这时两个青年的儿子在熟记经史和优秀的书法上，恐怕已经胜过乃父，而雏凤清于老凤声了。后来，苏东坡的一个学生曾经说，苏洵天赋较高，但是为人子的苏东坡在学术思想上却比他父亲更渊博。苏洵对功名并未完全死心，自己虽未能考中，若因此对儿子高中还不能坚信不疑，那他才是天下一大痴呆呢。说这话并非对做父亲的有何不敬，因为他以纯粹而雅正的文体教儿子，教儿子深研史书为政之法，乃至国家盛衰隆替之道，我们并非不知。

对苏东坡万幸的是，他父亲一向坚持文章的淳朴风格，力戒当时流行的华美靡丽的习气，因为后来年轻的苏东坡进京赶考之时，礼部尚书兼礼部主试欧阳修决心发动一场改革文风运动，便借着那个机会，把只耽溺于雕琢文句、卖弄辞藻的华美靡丽之文的学子全不录取。所谓华美靡丽的风格，可以说就是堆砌艰深难解之辞藻与晦涩罕见的典故，以求文章之美。在此等文章里，很难找到一两行朴质自然的句子。最忌讳指物直称其名，最怕句子朴质无华。苏东坡称这种炫耀浮华的文章里构句用字各自为政，置全篇效果于不顾，如演戏开场日，项臂各挂华丽珠宝的老妪一样。

这个家庭的气氛正适于富有文学天才的青年的发育。各种图书插列满架。祖父现在与以前大不相同了，因为次子已官居造务监裁，为父者也蒙恩获封为大理评事。此等官爵完全是荣誉性的，主要好处是使别的官员便于称呼。有时似乎是，求得这么一个官衔刻在墓志铭上，这一生才不白过——等于说一个人若不生而为士绅，至少盼望死得像个士绅。若不幸赶巧死得太早，还没来得及获得此一荣耀，死后还有一种方便办法，可以获得身后赠予的头衔。其实在宋朝，甚至朝廷正式官员，其职衔与真正职务也无多大关系。读者看苏家的墓志铭，很容易误以为苏东坡的祖父曾任大理评事，甚至做过太子太傅，而且误以为他父亲也做过太子太师——其实这些荣耀头衔都是苏辙做门下侍郎时朝廷颁赠的。苏东坡这时有个叔父做官，两个姑母也是嫁给做官的。他祖父和外祖父都拥有官衔，一个是荣誉的，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另一个则是实际的。

在苏家，和东坡一起长大、一起读书而将来也与他关系最密切的，就是他弟弟辙，字子由。他们兄弟之间的友爱与以后顺逆荣枯过程中深厚的手足之情，是苏东坡这个诗人毕生歌咏的题材。兄弟二人忧伤时相慰藉，患难时相扶助，彼此相会于梦寐之间，写诗互相寄赠以通音信，甚至在中国伦理道德之邦，兄弟间似此友爱之美，也是迥不寻常的。苏子由生来的气质是恬静冷淡，稳健而实际，在官场上竟而比兄长得意，官位更高。虽然二人有关政治的意见相同，宦海浮沉的荣枯相同，子由冷静而机敏，每向兄长忠言规劝，兄长颇为受益。也许他不像兄长那么倔强任性；也许因为他不像兄长那么才气焕发，那么名气非凡，因而在政敌眼里不那么危险可怕。现在二人在家读书时，东坡对弟弟不但是同学，而且是良师。他写的一首诗里说：“我少知子由，天资和而清。岂独为吾弟，要是贤友生。”子由也在兄长的墓志铭中说：“我初从公，赖以有知。抚我则兄，诲我则师。”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篆刻

篆刻　张予　现代

即使是最挑剔的崇拜者也必须承认，《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可以被看作是苏东坡的代表作，人称“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馀词尽废”。实际上，东坡醉后作此词，也是为怀念弟弟苏辙——“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走笔至此，正好说明一下三苏的名字。根据古俗，一个中国读书人有几个名字。除去姓外，有一个正式名字，在书信里签名，在官家文书上签名，都要用此名字。另外有一个字，供友人口头与文字上称呼之用。通常对一个人礼貌相称时，是称字而不提姓，后缀以“先生”一词。此外，有些学者文人还另起雅号，作为书斋的名称，也常在印章上用，此等雅号一旦出名之后，人也往往以此号相称。还有人出了文集诗集，别人也有以此书名称呼他的。另外有人身登要职，全国知名，也有以他故乡之名相称的，如曾湘乡、袁项城便是。

老苏名洵字明允，号老泉，老泉是因他家乡祖茔而得名。长子苏轼，字子瞻，号东坡，这个号是自“东坡居士”而来，“东坡居士”是他谪居黄州时自己起的，以后，以至今日，他就以东坡为世人所知了。中国的史书上每以“东坡”称他而不冠以姓，或称“东坡先生”。他的全集有时以谥号名之，而为《苏文忠公全集》——宋孝宗在东坡去世后七十年，赠以“文忠公”谥号。文评家往往以他故乡名而称他为“苏眉州”。小苏名辙字子由，晚年隐居，自号“颍滨遗老”。因而有人称他为“苏颍滨”。有时又因其文集为《栾城文集》而称之为“苏栾城”。栾城距北平以南之正定甚近，苏姓远祖二百年前，是自栾城迁至眉州的。

一个文人有那么多名字，让研究中国历史者颇以为难。苏东坡在世时，至少有八人同叫“梦得”，意思是其母亲在怀孕前都曾在梦中得了儿子。

东坡在十六岁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使他家和他母亲的娘家关系紧张起来，也使他父亲的性格因而略见一斑。事情是，苏东坡的父亲把东坡的姐姐许配给东坡外婆家东坡的一个表兄，在中国家庭里这是常有的。而今去古已远，我们无法知道详情，只知道新娘在程家并不快乐。也许她受程家人折磨，总之，不久去世。此情况激起苏洵的恼怒。似乎这个新娘的公公是个大坏蛋。苏洵写了一首诗，暗含毒狠的字眼，为女儿之死而自责。然后，他露了一手非常之举。他编了一个家谱，刻在石头上，上面立了一个亭子。为庆祝此一盛事，他把苏姓全族请到，他要在全族面前，当众谴责他妻子家。在全族人已经奠酒祭告祖先之后，苏洵向族人说，村中“某人”——暗指他妻子的兄长——代表一个豪门，他已经弄得全村道德沦丧；他已然把幼侄赶走，独霸了家产；他宠妾压妻，纵情淫乐；父子共同宴饮喧哗，家中妇女丑名远播；一家是势利小人，欺下媚上，嫌贫爱富；家中车辆光亮照眼，贫穷的邻人为之侧目而视，他家金钱与官场的势力可以左右官府；最后是，“是州里之大盗也。吾不敢以告乡人，而私以戒族人焉”。东坡的父亲自然把妻子的娘家得罪到底了，不过他已经准备与这门亲戚根本断绝关系，所以他又告诉两个儿子永远不要和那个表兄来往。这件事发生之后四十多年内，东坡兄弟二人一直没有和那个表兄程之才有往还。不过老泉逝世之后，苏氏兄弟和外婆家别的表兄弟倒保持了很好的亲戚关系。苏洵对豪门的挑战与当众对豪门的谴责，略微显示出他激烈的性格，他的疾恶如仇，他儿子东坡后来也表现出了这种特性。

东坡的母亲当然为这件事很不快，也为自己的小女儿很伤心。在这一场亲戚冲突之中，她究竟是站在娘家那一方，还是站在自己的亡女这一方，这就很难猜测了。前面已经提过，这位母亲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她父亲在朝为官，而且官位不低。据我们所知，她曾经反抗家中那份金钱势力的恶习气，至少反对她哥哥的邪恶败德的行为。她可以说是受了伤心断肠的打击，身体迅速坏下去。

《陈元实夜来帖》

书法　苏洵　约1047年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苏洵，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应试不举，经韩琦荐任秘书省校书郎、文安县主簿。长于散文，尤擅政论，议论明畅，笔势雄健，有《嘉祐集》。工于书法，气韵有余。

在中国流行一个很美妙的传说，说苏东坡有一个虽不甚美但颇有才华的妹妹。她颇有诗才，嫁了一位词家，也是苏东坡的门下学士——秦观。故事中说，她在新婚之夜，拒绝新郎进入洞房，非要等新郎作好了她出的一副对子才给他开门。那个上联很难对，秦观搜索枯肠，终难如意，正在庭院里十分焦急地走来走去，苏东坡却助了他一臂之力，他才对上了下联。另有故事说这一对情侣曾作奇妙的回文诗，既可顺着读，又可以倒着读，更可以成为一个圆圈读。在此等故事里，据说苏东坡曾经向他妹妹说：“妹若生为男儿，名气当胜乃兄。”这虽然是无稽之谈，人人却都愿相信。但不幸的是，我们找不到历史根据。在苏东坡和弟弟子由数百封信和其他资料之中，虽然多次提到秦观，但是我始终没法儿找到他们有什么亲戚关系的踪迹。苏东坡同代人数十种笔记著作之中，都不曾提到他还有个妹妹。再者，秦观在二十九岁才初次遇见苏东坡，当时他已经娶妻。苏东坡的妹妹即便真有此一位才女，在秦观初次遇见苏东坡时，已然是四十左右的年纪了。这些故事后来越传越广越逼真，成了茶余酒后最好的趣谈。此等民间故事之受一般人欢迎，正足以表示苏东坡的人品多么投合中国人的癖好。

不过，苏东坡倒有一个堂妹，是他的初恋情人，而且毕生对伊人念念不忘。东坡的祖父去世之后，他父亲远游归来，他的叔叔和家属也回来奔丧。这时堂兄堂妹颇有机会相见，也可以一同玩耍。据苏东坡说，伊人是“慈孝温文”。因为二人同姓，自然联姻无望，倘若是外婆家的表妹，便没有此种困难了。后来，此堂妹嫁与一个名叫柳仲远的青年。以后，苏东坡在旅游途中，曾在镇江她家中住了三个月。在堂妹家盘桓的那些日子，东坡写了两首诗给她。那两首颇不易解，除非当作给堂妹的情诗看才讲得通。没有别的作家，也没有研究苏东坡生平的人，曾经提到他们特殊的关系，因为没人肯提。不过，苏东坡晚年流放在外之时，听说堂妹逝世的消息，写信给儿子说“心如刀割”。在他流放归来途经镇江之时——堂妹的坟就在镇江，他虽然此时身染重病，还是挣扎着到坟上，向堂妹及其丈夫致祭。第二天，有几个朋友去看他，发现他躺在床上，面向里面墙壁，正在抽搐着哭泣。

第四章　应试

在苏东坡兄弟年二十岁左右，已经准备好去赶考之时，不可免的事——婚姻问题也就来临了。他们若是未婚进京，并且一考而中，必然有女儿长成之家托人向他们提亲。那时有求婚的风俗。京都中有未婚之女的富商都等待着考试出榜，向新得功名的未婚举子提亲。所以科举考试举行的季节，也是婚姻大事进行得活跃的季节。在父母的眼光看来，让儿子娶个本地姑娘，他们对姑娘的家庭知根知底，自然好得多。按照当年的风俗，青年的婚姻一向是由父母妥为安排，苏东坡年十八岁时，娶了王弗小姐。王弗小姐那时十五岁，住家在青神，在眉山镇南约十五里，靠近河边。次年弟弟子由成家，年十六岁，妻子比他小两岁。当然算是早婚，但是并不足为奇。

从根本道理上看，早婚，当然并不一定像苏氏兄弟那么早，在选择与吸引合意的配偶时，可以省去青年人好多时间的浪费和感情的纷扰。在父母看来，年轻人若能把爱情恋爱早日解决，不妨碍正事，那最好。在中国，父母自然应当养儿媳妇，年轻的男女无须乎晚婚。而且一位小姐爱已经成为自己丈夫的男人和爱尚未成自己丈夫的男人，还不是一样？不过在拼命讲浪漫风流的社会里，觉得婚前相爱更为惊奇可喜罢了。无论如何，苏家兄弟婚后都很美满。但这并不是说由父母为儿女安排的婚姻不会出毛病，也不是说这样的婚姻大多都幸福。所有的婚姻，任凭怎么安排都是赌博，都是茫茫大海上的冒险。天下毕竟没有具有先见的父母或星相家，能预知自己儿女婚姻的结果，即便是完全听从他们的安排也罢。在理想的社会里，婚姻是以玩捉迷藏的方式进行的，未婚的青年男女年龄在十八岁到二十五岁之间，然而只要当地社会伦理和社会生活十分安定，幸福的婚姻的比例也许还是一样。男人，十八岁也罢，五十八岁也罢，在挑选配偶时，仍然是以自然所决定的性优点为根据的，几乎没有例外。他们仍然是力图做明智的选择，这一点就足以使现代的婚姻不致完全堕落为动物的交配。婚姻由父母安排的长处是简单省事，容易成就，少废时间，选择的自由大、范围广。所有的婚姻都是缔构于天上，进行于地上，完成于离开圣坛之后。

次子子由成婚之后，父子三人启程赴京。他们先要到省会成都，拜谒大官张方平，后来张方平对苏东坡几乎如同严父。为父的仍然打算求得一官半职。他现年四十七岁，但自上次科举名落孙山之后，一直苦读不懈。在那期间，他已经写了一部重要的著作，论为政之道、战争与和平之理，显示出真知灼见，此一著作应当使京都文人对他刮目相看。当时只要有名公巨卿有力推介，朝廷可以任命官职。苏洵把著作呈献给张方平，张方平对他十分器重，有意立刻任他为成都学官。但是，老苏意犹未足。最后，张方平在古道热肠之下，终因情面难却，乃写信给文坛泰斗欧阳修，其实当时张与欧阳相处并不十分融洽。另外有一位雷姓友人，也写了一封推荐信，力陈老苏有“王佐”之才。怀有两封致欧阳修与梅尧臣的书信，父子便自旱路赴京，迢迢万里，要穿剑阁，越秦岭，为时需两月有余。

在仁宗嘉祐元年（一〇五六年）五月，三苏到了汴梁城，寄宿于僧庙，等待秋季的考试。这是礼部的初试，只是选择考生以备次年春季皇帝陛下亲自监督的殿试。在由眉州来京的四十五个考生之中，苏氏昆仲在考中的十三名之内。当时除去等候明春的殿试之外，别无他事，父子三人乃在京都盘桓，在城内游览，参加社交活动，与社会知名人士结交。苏洵将著作向德高望重的欧阳修呈上。欧阳修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两耳长而特别白皙，上唇稍短，大笑时稍露牙龈。欧阳修看来并非美男子，但是一见这位文坛盟主而获得他的恩宠，却足以使天下士子一慰其梦寐之望。欧阳修之深获学术界敬爱，是由于他总是以求才育才为己任。他对苏洵热诚接待，并经他介绍，老苏又蒙枢密韩琦邀请至家，又转介绍认识一些高官显宦。不过苏洵的冷淡、自负的态度，在朝廷的领袖人物心目之中并未留下什么好印象。

《清帝迎亲图》

中国画　清

在我国古代，婚姻几乎完全取决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因此，婚前礼的一切仪节，包括从择偶至筹备正式婚礼的一系列环节，几乎都由双方父母包办，真正婚姻的当事人反而被排除在外。在这个方面，即使是处于统治顶端的皇帝也不例外。

苏氏兄弟则游逛华美的街市，吃有名的饭馆子，站在寒冷的露天之下，以一副羡慕的心情注视大官在街上乘坐马车而过。宋朝共有四个都城，河南开封为首，称为东京。开封有外城内城。外城方十三里，内城七里，城周有城门十二座，入城处有两层或三层的城圈，用来围困进犯的敌军。城墙上筑有雉堞，供发炮射箭之用。因为国都地处一低下之平原，无险可守，只有北部黄河绵延约有二百里（今日之陇海铁路即沿河而行），可以拱卫国都，因此拟定了一个设想极为周密的军事防御计划。

在西部洛阳，距开封约一百三十里，建立西京，用以扼制经军事要隘潼关自西北而来的进犯。在东部约八十里以外的商丘，设立另一军事重镇，是为南京。并不怕有敌人自南部而来。在另一方面，唐朝末年，蛮族已自北方侵入中国。当时有一军阀，由于向北番异族一霸主效忠，在其卵翼之下，遂成立朝廷，对抗中国。石敬瑭向契丹王以儿子自称，但自谓深爱中国并关心国家之太平与百姓之幸福。他自称“儿皇帝”，称契丹王为“父皇帝”。他在世时使中国开始分裂，获取外族之赞美。因此，国家应当慎谋严防有此等情形出现。因为，不论古今，在中国总是有打着爱国旗号的汉奸，只要自己能大权在握显赫一时，便在救国救民的堂皇名义之下，甘心充当异族的傀儡。石敬瑭后来以“儿皇帝”之身，为“父皇帝”剽夺权柄，羞愤而死，此一事实并不足以阻止十二世纪时另一傀儡张邦昌之出现。而张邦昌在失去利用价值后，立即被推翻，弃如敝屣，并不足以阻止十七世纪另一个汉奸吴三桂向关外借兵，进入长城，让满洲人毁灭了中国政府。宋朝因此在河北南部的大名府建立了北京，遏制北方异族的南侵。

开封是中国首都大城，保有皇都的雄伟壮丽，财富之厚、人才之广、声色之美，皆集于朝廷之上。城外有护城河围绕，河宽百尺，河的两岸种有榆树、杨柳，朱门白墙掩映于树木的翠绿之间。有四条河自城中流过，大都是自西而东，其中最大者为汴河，从安徽河南大平原而来的食粮全在此河上运输。河上的水门夜间关闭。城内大街通衢，每隔百码设有警卫。自城中流过的河道上，架有雕刻的油漆木桥相通。最重要的一座桥在皇宫的前面，乃精心设计，用精工雕刻的大理石筑成。皇宫位于城市之中央。南由宣德楼下面的一段石头和砖建的墙垣开始，皇宫的建筑则点缀着龙凤花样的浮雕，上面是光亮闪烁的殿顶，是用各种颜色的琉璃瓦建成的。宫殿四周是大街，按照罗盘的四角起的街名。皇宫的西面为中书省和枢密院。在外城的南部，朱雀门之外，有国子监和太庙。街上行人熙来攘往，官家的马车、牛车、轿子——轿子是一般行旅必需的——另外有由人拉的两轮车，可以说是现代东洋车的雏形，这些车轿等在街上川流不息。坐着女人的牛车上，帘子都放了下来。在皇城有个特点，就是必须戴帽子，即使低贱，如算命看相的，也要打扮得像个读书人。

殿试的日子到了。皇帝任命欧阳修为主试官，另外若干饱学宿儒为判官。在读书人一生这个紧要关头到来之际，大家心中都是紧张激动，患得患失。过去多年来三更灯火五更鸡的苦读力学，都是为了这一时刻。考生必须半夜起身，天甫黎明就要来到皇宫之外，身上带着凉的饭食，因为没考完是不许出考场的。在考试时，考生要各自关闭在斗室之中，有皇宫的侍卫看守。朝廷有极严厉的规定，借以防止纳贿或徇私。考生的试卷在交给考试官之前，先要由书记重抄一遍，以免认出试卷的笔迹。在重抄的试卷上，略去考生的名字，另存在档册里。考生在考完放出之时，判官则被关入宫中闱场，严禁与外界有任何接触，通常是从正月底到三月初，直到试卷阅毕呈送给皇上为止。考生首先考历史或政论，次考经典古籍。最后，录取者还要在皇帝陛下亲自监察之下考诗赋，然后再考策论。宋仁宗特别重视为国求才，对这种考试极为关注。他派贴身仆臣把题目送去，甚至有时为避免泄露，他还在最后一刹那改变题目。

苏氏兄弟都以优等得中。苏东坡的文章后来欧阳修传给同辈观看，激赏数日。那篇文章论的是为政的宽与简，这正是苏东坡基本的政治哲学。不过，不幸有一个误会。欧阳修对此文章的内容与风格之美十分激赏，以为必然是他的朋友曾巩写的。为了避免招人批评，他把本来列为首卷的这篇文章改列为二卷，结果苏东坡那次考试是名列第二。在仁宗嘉祐二年（一〇五七年）四月八日，苏东坡考中，在四月十四日，他那时才二十岁，成为进士，在三百八十八人之中几乎名列榜首。得到此项荣誉，于是以全国第一流的学者知名于天下。

苏东坡这个才气纵横的青年，这次引用历史事例，却失之疏忽，而且在试卷上杜撰了几句对话。他发挥文意时说，在赏忠之时，宁失之宽厚，在罚罪之时，当恻然有哀怜之心，以免无辜而受戮。他写道：“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这几句对白读来蛮好，显示贤君亦肯用不肖，使之有一展长才之日，这种史实颇可证实明主贤君用人之道。判官梅圣俞阅卷至此，对尧与皋陶有关此事之对白，不敢公然提出查问，因为一经提出，即表示自己对年久湮没的古籍未曾读过。苏东坡因此才得以混过。考试过去之后，梅圣俞一天问苏东坡：

“可是，尧和皋陶这段话见于何书？我一时想不起在何处读过。”

苏东坡这位年轻学者承认说：“是我所杜撰。”

梅圣俞这位前辈宿儒大惊：“你所杜撰！”

东坡回答说：“帝尧之圣德，此言亦意料中事耳。”

主考官录取一学生，即表示自己恪尽其职发现了真才，二人彼此之间即形成了“老师”与“门生”终生不渝的关系。考中的门生要去拜谒主考老师致敬，并修函感谢恩德。欧阳修为当时文学权威，一字之褒，一字之贬，即足以关乎一学人之荣辱成败。当年一个作家曾说，当时学者不知刑罚之可畏，不知晋升之可喜，生不足欢，死不足惧，但怕欧阳修的意见。试想一想，欧阳修向同僚说的话，那该有何等的力量啊！他说：“读苏东坡来信，不知为何，我竟喜极汗下。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出人头地。”这种话由欧阳修口中说出，全京人人都知道了，据说欧阳修一天对儿子说：“记着我的话。三十年后，无人再谈论老夫。”他的话果然应验，因为苏东坡死后的十年之内，果然无人再谈论欧阳修，大家都谈论苏东坡。他的著作在遭朝廷禁阅之时，有人还暗中偷读呢。

苏东坡的宦途正要开始，母亲病故。根据儒家之礼，这当然是极其重大之事，甚至官为宰相，也须立即退隐，守丧两年三个月之后，才能返回复职。东坡的姐姐已于数年前去世，因此苏家全家三个男人进京应试之后，家中只有母亲和两个儿媳妇。母亲死时还没听到京都的喜讯。苏家父子三人急忙返家，到家只见母亲已去，家中一团纷乱，篱墙倾倒，屋顶穿漏，形如难民家园。

正式办完丧礼之后，他们在一山坡之下名为“老翁泉”的地方，挑选一处作为苏家的茔地。这个泉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当地人说月明之夜，可见一白发俊雅老翁倚坐在堤防之上，有人走近时，老翁则消失于水中。后来苏洵也埋葬于此，因为那片地方的名称，苏洵通常亦称为“苏老泉”。

苏洵在祭妻文里说：

非官寔好，要以文称。……嗟予老矣，四海一身。自子之逝，内失良朋。……昔予少年，游荡不学。子虽不言，耿耿不乐。我知子心，忧我泯没。感叹折节，以至今日。……有蟠其丘，唯子之坟。凿为二室，期与子同。……我归旧庐，无不改移。魂兮未泯，不日来归。

居丧守礼之下的两年又三个月的蛰居生活，是苏东坡青年时期最快乐的日子。兄弟二人和年轻的妻子住在一起。东坡常到青神岳家去，青神位于美丽的山区，有清溪深池，山巅有佛寺，涉足其间，令人有游仙寻异超然出尘之感。东坡常与岳家叔伯表兄弟等前往庙中游历，坐在瑞草桥附近的堤防上，以野外餐饮为乐。在夏季的夜晚，他坐在茅屋之外，吃瓜子和炒蚕豆。岳家为大家庭，有岳父王方，两个叔叔及其妻子儿女。在岳家约三十个人之中，有一个小姐，名唤“二十七娘”，是命定与苏东坡一生不可分的。

欧阳修手迹

书法　欧阳修　宋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自号醉翁，晚年更号六一居士，世称欧阳文忠公。“唐宋八大家”之一。其于政治和文学方面都主张革新，又喜奖掖后进，苏洵父子及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创作实绩亦粲然可观，诗、词、散文均为一时之冠。

这时，老苏正在等待京中的任命消息。这时他接受官职并无不当，因为妻丧和母丧不同。京师已经有巨官显宦答应提拔他，但是他已等了一年有余，尚无消息到来。最后，终于有圣旨降临，要他赴京参加一种特殊考试。这一来，此翁着了慌。因为这时他已经有了一种惧怕考试的心理。他给皇帝上一奏折，谢绝前去，以年老多病为辞。但是在给朋友的信里则说：“仆……固非求仕者，亦非固求不仕者。……何苦乃以衰病之身，委曲以就有司之权衡，以自取轻笑哉！……向者《权书》衡论《几策》……乃欧阳永叔以为可进而进之。苟朝廷以为其言之可信，则何所事试？苟不信其平居之所云，而其一日仓卒之言，又何足信邪？”给梅圣俞的信里说：“唯其平生不能区区附合有司之尺度，是以至此穷困。……自思少年尝举茂才，中夜起坐，裹饭携饼，待晓东华门外，逐队而入，屈膝就席，俯首据案。其后每思至此，即为寒心……”

第二年，仁宗嘉祐四年（一〇五九年）六月，他又接到朝廷的圣旨，仍是上一次的内容，并未言及免除任何考试，自然不能餍足老泉之望。朝廷主其事者当对他前所呈奏信而不疑才是——相信固好，否则即搁置亦可。他是不肯像学童一样去接受考问的，所以他再度辞谢。他的奏折上说他已年近五十。五十之年又何以能报效国家？身为读书人，之所以愿居官从政，欲有以报效国家也，否则为一寒士足矣。倘若他此时再入仕途，既无机会以遂报国之志，又不能享隐逸贤达之清誉。他最后结束说，时已至夏季，下月其子之居丧期将满，他将随子入都一行。届时当一谒当道，细叙情由。全信之语气显示他在五十之年，实已无意入朝为官，除非有力人士能使他不再如童子之受考试。

事实上，苏洵的妻子已死，他已准备远离家乡而不复返。非常明显，他是适于住在京都的。他的两个儿子既然已中进士，下一步就看朝廷何时有缺可以派儿子去任职，他自己倒也罢了。在居丧期满之后刚过两个月，父子三人又再度启程入京，这一次有两个儿媳同行，出发之前，已经把亡母之灵柩安排妥当。苏洵使人请了六尊菩萨像，安放在两个雕刻好镀金的佛龛中，供在极乐院的如来佛殿里。那六尊菩萨是：观世音菩萨、势至菩萨、天藏王、地藏王、解冤王者、引路王者。出发之前，苏洵正式把这些佛像供在庙里，并且去亡妻灵前告别。祭文的结语是：“死者有知，或生于天，或生于四方上下，所适如意，亦若余之游于四方而无系云尔。”

第五章　父与子

父子三人和两个儿媳妇现在已经准备妥当，即将进京。这次和前一次自然不同。三人已是文名大著，宦途成功几乎已确然无疑。这次举家东迁，要走水路出三峡，而不是由陆路经剑门穿秦岭。这次行程全长一千一百余里，大概是七百里水路，四百里旱路，要从十月启程，次年二月到达。用不着太急，因为有女人同行，他们尽可从容自在，在船上饮酒玩牌，玩赏沿途美景。两个妯娌从来没有离开过老家，心里知道这次是与进士丈夫同游，但可没料到她俩是在大宋朝三个散文名家的家庭里，而且其中一个还是诗词巨擘呢。一路上兄弟二人时常吟诗。那时所有读书人都会作诗，借以写景抒情，就如同今天我们写信一样。子由的妻子姓史，出自四川旧家。东坡妻子的地位、年龄较高，她属于实际聪明能干一型，所以子由的妻子与她相处，极为容易。并且，老父这一家之长也和他们在一起，做晚辈的完全是服从柔顺，大家和睦相处。在这位大嫂眼里，三个男人之中，她丈夫显然是易于激动，不轻易向别人低头，而说话说得滔滔不绝。子由身材较高而瘦削，不像哥哥那么魁伟，东坡生而颧骨高，下巴颏儿和脸大小极为相配，不但英俊挺拔，而且结实健壮。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东坡的小儿子，是苏家的长孙，就是那一年生的。有这么一个孩子，这家真是太理想、太美满了。倘若这个孩子早生一年，多少有点儿让人不好意思，因为觉得这位年轻才子苏东坡在母丧的第一年里就和妻子太任性，太失于检点。宋朝的道学先生就会说他有亏孝道，要对他侧目而视了。

苏家是在以大石佛出名的嘉州上船，对两对小夫妇而言，这是一次富有希望的水路旅行，有兴致，有热情，有前途，有信心。真是“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四川为中国最大之省份，其大与德国相似，也是和三国的历史密切相关的。走了一个月才到东边的省界，这时三峡之胜才开始，山顶上的城镇庙宇，会令他们想起古代的战将、过去的隐人道士。兄弟二人上岸，游历仙都，据说当年有一个修行的道士，在白昼飞升之前就住在那个地方。东坡这个少年诗人早期写的诗，其中有一首是关于传说中的一头白鹿，也就是那个道士身边相伴的那头鹿，这首诗足以证明东坡精神的超逸高士。那首诗是：

日月何促促，尘世苦局束。

仙子去无踪，故山遗白鹿。

仙人已去鹿无家，孤栖怅望层城霞。

至今闻有游洞客，夜来江市叫平沙。

长松千树风萧瑟，仙宫去人无咫尺。

夜鸣白鹿安在哉，满山秋草无行迹。

长江三峡，无人不知其风光壮丽，但对旅客而言，则是险象环生。此段江流全长二百二十余里，急流旋涡在悬崖峭壁之间滚转出入，水下暗石隐伏，无由得见，船夫要极其敏捷熟练，才可通行。三峡之中，每年都有行船沉没、旅客丧生之事，在如此大而深的江流之中，一旦沉下，绝无生望。然而三峡确是富有雄壮惊人之美，在中国境内无一处可与之比拟，在世界之上，也属罕见。四川何以向来能独自成一国家，原因就在自然地理方面，省东界有高山耸立，水路则有三峡之险，敌人无从侵入。

长江三峡风光示意图

地图　2000年

长江上游的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合称三峡，西起重庆市奉节县白帝城，东至湖北省宜昌市南津关。自白帝城至黛溪称瞿塘峡，巫山至巴东县官渡口称巫峡，秭归的香溪至南津关称西陵峡。两岸峭崖壁立，水道曲折多险滩，是长江上最为奇秀壮丽的山水画廊。

经三峡时如若逆流而上，船夫的操作真是艰苦万分。那时，一只小平底木船要由六十至七十个纤夫，用长绳子一头拴在船上，一头套在肩上，在势如奔马的狂波中逆流而上，在沿江的岸边一步步俯首躬身向上跋涉而行。顺流而下时，则危险更大。在水潮奔涌而下之时，全船的安全全操在一个舵夫之手，他必须有极高的技巧、极丰富的经验，才能使船庶乎有惊而无险。三峡也者，即为四川境内的瞿塘峡、巫峡和湖北省宜昌以上的西陵峡。每一个峡都是一连串危险万分的洪流激湍，其中旋涡急流交互出现，悬崖峭壁陡立水中，达数百尺之高。

惊险之处自瞿塘峡开始，因为水中有若干巨大的岩石，因季节之不同、水面之高低而异，岩石有时立出水面高达三十尺，有时又部分隐没于水中。当时正是冬季，正是江面航行困难之时。因为水面变窄，夏季洪水泛滥时与冬季水干时，江面水平高低之差竟达一百尺之多。船夫总是不断注视江心岩石边水的高度。这些岩石叫“滟滪堆”，是因为惊涛骇浪向巨大岩石上冲击，水花飞散起来，犹如美女头上的云鬟雾鬓。滟滪堆的巨石在完全淹没之时，则形成一片广阔的旋涡，熟练的船夫亦视之为畏途。当地有个谚语说：“滟滪大如马，瞿塘不可下；滟滪大如象，瞿塘不可上。”这两句俗语也不见得有多大用处，只因为河床的变化太大，有的地方水位低时宜于行船，有的地方水位高时便于行船，主要以隐藏于水下的岩石之高低为准。有的地方偶然降有大雨，船夫就要等候数天，直到水位恢复到安全的高度再开船。纵然如此危险，人还是照旧走三峡，或为名，或为利，而不惜冒生命之险，就像现在苏家一样。出外旅行的人尽其所能，也只有把自己的安危委诸天命，因为除此之外，别无办法。行经三峡的人往往在进入三峡之前焚香祷告，出了三峡再焚香谢神。不管他们上行下行，在三峡危险的地方，神祇担保有美酒牛肉大快朵颐的。

自然界有不少奇妙之事，在这里，三峡正好是奇谈异闻滋生之处，这里流传着山顶上神仙出没的故事。在进入瞿塘峡处，有“圣母泉”，是在岸上岩石间有缝隙，能回答人声。每逢有旅客上去向缝隙大呼“我渴了！”泉即出水，正好一杯之量而止。要再喝第二杯还需喊叫。

苏家向神祈求赐福之后，开船下驶。因为船只行驶时相距太近会发生危险，通常都是在一条船往下走了至少半里之后，另一条船才开出。若逢官家有船通过时，有兵丁手持红旗，按距离分立江边，前面的船已然平安渡过险地之后，便挥旗发出平安信号。苏东坡就曾作诗描写道：

入峡初无路，连山忽似龛。

萦纡收浩渺，蹙缩作渊潭。

风过如呼吸，云生似吐含。

坠崖鸣窣窣，垂蔓绿毵毵。

冷翠多崖竹，孤生有石楠。

飞泉飘乱雪，怪石走惊骖。

偶尔他们的船驶过一个孤立的茅屋，只见那茅屋高高在上侧身而立，背负青天，有时看见樵夫砍柴。看那茅屋孤零零立在那里，足可证明居住的人必然是赤贫无疑，小屋顶仅仅盖着木板，并无瓦片覆盖。苏东坡正在思索人生的劳苦，忽然瞥见一只苍鹰在天空盘旋得那么悠然自在，似乎丝毫不为明天费一些心思，于是自己盘算，为了功名利禄而使文明的生活受到桎梏镣铐的枷锁，是否值得？在高空飘逸飞翔的苍鹰正好是人类精神解脱后的象征。

现在他们的船进入巫峡了，巫峡全长五十里。高山耸立，悬崖迫人，江面渐窄，光线渐暗，呈现出黎明时的昏黄颜色，仿佛一片苍茫，万古如斯。自船面仰望，只见一条细蓝，望之如带，那正是天空。只有正值中午，才能看见太阳，但亦转瞬即逝；在夜间，也只有月在中天之际才能看见一线月光。岸上巨石耸立，巨石顶端则时常隐没于云雾中。因为风高力强，云彩亦时时改变形状，山峰奇高可畏，亦因云影聚散而形状变动不居，虽绘画名家，亦无法捉摸把握。巫山十二峰中，神女峰状如裸女，自从宋玉作《神女赋》以来，独得盛名。此处，高在山巅，天与地互相接触，风与云交互鼓荡，阴阳雌雄之气，获得会合凝聚，是以“巫山云雨”一词，至今还留为男女交欢之称。峡内空气之中，似乎有神仙充盈，而云雾之内亦有精灵飞舞。苏东坡青年的理性忽然清醒。他觉得此等神话悖乎伦理。他说：“成年之人也仍不失其童稚之心，喜爱说神道鬼。楚辞中的故事神话全是无稽之谈。为神仙而耽溺于男女之欲者，未之有也。（世人喜神怪，论说惊幼稚。楚赋亦虚传，神仙安有是。）”

这时有一个年老的船夫开始给他们说故事。他自称年轻时，常攀登那些最高的山峰，在山顶池塘中洗浴，衣裳挂在树枝上晾干。山中有猿猴，但是他爬到那样高处，鸟鸣猿啼之声已杳不可闻，只有一片沉寂与山风之声而已。虎狼也不到那样高处，所以只有他一人，但他并不害怕。神女庙附近有一种特别的竹子，竹枝柔软低垂，竟直触地面，仿佛向神俯首膜拜一样。有风吹拂，竹枝摆动，使神坛随时保持清洁，犹如神女的仆人一般。苏东坡听了，颇为所动，心想：“人也许可以成仙，困难就在于难忘人欲耳。（神仙固有之，难在忘势利。）”东坡在一生之中，也和同时代其他人一样，很相信会遇到神仙，相信自己也许会成仙。

他们的船进巫峡之时，“神鸟”开始随船而飞。其实这种乌鸦也和其他聪明的鸟一样，因为在神女庙上下数里之内，这些乌鸦发现有船来，就一路追随，从船上乘客那儿啄取食物。乘客往往与乌鸦为戏。他们把饼饵扔到半空中，兴高采烈地看着神鸦自天空俯冲下来，将食物由空中衔起，百无一失。

这一带地方，自然无人居住，也不适于人居住。三苏行经东濡滩时，波涛汹涌，船身被打击抛掷，就像一片枯干的树叶在旋涡之中一般。在他们以为已经过了最危险的地方时，谁知又来到怒吼滩，这里更为惊险。怪石如妖魔，沿岸罗列，有的直入江心。然后又来到一个地方，叫作“人鲊瓮”，意思是好多旅客在此丧命，就如同一罐子死鱼。这里是一块儿特别巨大的圆石头，伸入江中，占了水道的五分之四宽度，水道因之变窄，逼得船只经过此处时，必须急转直下。凡是旅客过了人鲊瓮，都觉得那个老船夫，真不啻是自己“生身的父母，再造的爹娘”一样。

出了巫峡，他们不久就到了秭归，开始看见沿岸高高低低散布着些茅屋陋舍。此处是一极小的乡镇，居民不过三四百家，坐落在陡峭的山坡上，居民极为贫苦。可是想到这一带令人心神振奋的风光之美，觉得在这个半文明的穷乡僻壤，居然出了两个大诗人、一个著名的皇后，还有另一个历史上著名的女人，也并非无故了。这大概就是奇山异水钟灵毓秀的缘故吧。一般居住山地的人，在风俗上总是把东西装在桶里或筐子里，背在背上，而且大部分是由妇女背着，这很容易使人肌肉疲劳，但是却永远对她们的身段有益。处在这里，未嫁的姑娘总是把头发分开，高高梳成两个扁圆的髻儿，以别于已婚的妇人。髻儿上插着六根银簪子，横露在两侧，另外还拢上一个大象牙梳子，有手掌那么大小，在头的后面。

苏家现在才过了瞿塘峡和巫峡，最要命的一个还在后面呢。大约三十年之前，有一次山崩，把尖锐的岩石滚落在江心，使船只无法通过。江面的交通在这带断绝了大约二十年，后来才勉强开了一条狭窄的通道。这个地方因之叫作“新滩”。因为风雪甚大，苏家在此停留了三天。苏东坡曾有诗记此事：

缩颈夜眠如冻龟，雪来唯有客先知。

江边晓起浩无际，树杪风多寒更吹。

青山有似少年子，一夕变尽沧浪髭。

方知阳气在流水，沙上盈尺江无澌。

随风颠倒纷不择，下满坑谷高陵危。

江空野阔落不见，入户但觉轻丝丝。

沾裳细看若刻镂，岂有一一天工为。

霍然一挥遍九野，吁此权柄谁执持？

…………

山夫只见压樵担，岂知带酒飘歌儿。

…………

冻吟书生笔欲折，夜织贫女寒无帏。

高人著屐踏冷冽，飘拂巾帽真仙姿。

野僧斫路出门去，寒液满鼻清淋漓。

…………

舟中行客何所爱，愿得猎骑当风披。

草中咻咻有寒兔，孤隼下击千夫驰。

敲冰煮鹿最可乐，我虽不饮强倒卮。

楚人自古好弋猎，谁能往者我欲随。

纷纭旋转从满面，马上操笔为赋之。

西陵峡

摄影　现代

西陵峡号称“据三峡之门户，扼川鄂之咽喉”，西起香溪口，东至南津关，为三峡最险处，历史上以其航道曲折、怪石林立、滩多水急、行舟惊险而闻名。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对航道的多年治理和葛洲坝、三峡大坝等水利工程的建成，水势已趋于平缓，只是绮丽景观如旧。

长江在此处有如此的自然危险，本地人却因此落个有利可图。他们打捞沉船，转卖木板用以修理别的船，并以此为业。他们也像一般名胜古迹城镇的居民一样，观光客往往因故不得不在本地停留数日，他们就可以和观光客交易而有生意做。此地江流湍急，船上的货物往往需要卸下，而乘客也宁愿在岸上走走，使身体舒服一下。

从秭归再往下走，已然可以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望见大牛的背部耸立在较近的山岭顶端。他们现在正在进入的地区，是以庞大的黄牛山为主要景物的。这里的岩石甚为奇怪，当山岭的侧影蚀刻在遥远的天空中时，黄牛山这头巨牛似乎是由一个穿蓝衣、戴斗笠的牧童牵着。本地有个俗语描写这头黄牛蛮横的面貌说：“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本地的女人脸皮细嫩白净，头上包着小黑圆点的头巾。风光之美可与巫峡抗衡，在有些乘客看来，甚至会超巫峡之上。那种风景正是在中国山水画上常可见到的。形状令人难以置信的巨石矗立天际，望之如上帝设计的巨型屏风；又有如成群的石头巨人，或俯首而立，或跪拜于地面向上苍祷告。河边上的岩石，层层排列成阵，似乎是设计出来，欲以大自然之壮丽故意向人炫示。此处有一巨大之断崖，表面平坦，竖立如同巨剑，尖端正刺入江岸。再沿江下行不远，危险的航程即将毕事之前，来到了虾蟆培。虾蟆培是一块儿巨大的扁圆石头，酷似一个青蛙头，口中有水流入河中，形状极似水晶屏风。此一巨大的扁圆石头呈苔绿色，背上满是晶莹的小水珠。青蛙尾尽处为一石洞，其中发出清脆的潺湲之声。有些赴京赶考的举子往往在青蛙嘴边接水，带到京中研墨，供做文章之用。

过了虾蟆培不远，大自然一阵子的天威怒气算是消散尽了，岩石江水的洋洋大观也收场了，从宜昌以下，风光一变而为平静安详。夕阳照着一带低平的稻田与炊烟处处的茅舍，提醒旅客们已再度回到人类可以安居的世界。一般习俗是，旅客到此，因为逃过灾难，转危为安，都相向庆祝。旅客以美酒猪肉犒劳船夫，人人快乐，人人感恩。回顾过去，都以为刚刚做了一个荒唐梦。

到了江陵，苏家弃船登陆，乘车起旱，奔向京都。江上航行完毕之日，兄弟二人已然作了诗歌百首。这些首诗另集印行，名为《南行集》。但是，苏东坡最好的几首诗是在陆地上行程中写的。那几首诗特别注重音韵、情调、气氛之美，节奏极好，形式多变化。在襄阳他写了几首乐府诗，《野鹰来》系为追忆刘表而作，《上堵吟》则为追忆孟达因手下二将不才而失去沃土的经过。其诗为：

台上有客吟秋风，悲声萧散飘入空。

台边游女来窃听，欲学声同意不同。

君悲竟何事？千里金城两稚子。

白马为塞凤为关，山川无人空自闲。

我悲亦何苦？江水冬更深，鳊鱼冷难捕。

悠悠江上听歌人，不知我意徒悲辛。

苏家在二月安抵京城。他们买了一栋房子，附有花园，约有半亩大，靠近宜秋门，远离繁乱的街道。绕房有高大的老槐树和柳树，朴质无华的气氛颇适于诗人雅士居住。一切安顿之后，父子三人便恭候朝廷任命了，当然那一向是需时甚久的。兄弟二人又经过了两次考试，一是考京都部务，另一种更为重要，名为“制策”，要坦白批评朝政。仁宗求才若渴，敕令举行此种考试，以激励公众舆论的风气。所有读书人经大臣推荐，并凭呈送的专门著述之所长，都可以申请参加。苏氏兄弟经大臣欧阳修的推荐，都申请而蒙通过。苏东坡蒙朝廷赐予的等级，在宋朝只有另一人获得。他又呈上二十五篇策论文章，其中有些篇已经成为后世学校中必读的散文。后来，皇后告诉人，仁宗曾经说：“今天我已经给我的后代选了两个宰相。”

万幸的是，父亲被任命为校书郎，并未经考试，正合他的本意，后来又授以新职，为本朝皇帝写传记。这本来就是作家的事，他自然乐于接受。但是后来出现了问题，就是那些皇帝都是当今天子的先人，他们的传记须忠实到什么程度呢？苏洵决定采取史家的严格写法，史家不应当文过饰非，即使为自己的先人立传，亦当如此。于是有了争论，在今日苏洵的文集里尚保有下列的文句：

洵……闻臣竂上言，以为祖宗所行不能无过差。不经之事，欲尽芟去，无使存录。……纂集故事……非曰制为典礼而使后世遵而行之也。然则洵等所编者，是史书之类也。遇事而记之，不择善恶，详其曲折，而使后世得知而善恶自著者，是史之体也。若夫存其善者，而去其不善，则是制作之事，而非职之所及也。……班固作汉志，凡汉之事悉载而无所择。今欲如之，则先世之小有过差者，不足以害其大明，而可以使后世无疑之之意。

苏氏父子的文名日盛。他们与当代名家相交往，诗文为人所爱慕，一家皆以文坛奇才而知名于时。兄弟刚二十有余，年少有时也会成为天才的障碍。苏东坡这时轻松愉快，壮志凌云，才气纵横而不可抑制，一时骅骝长嘶，奋蹄蹴地，有随风飞驰，征服四野八荒之势。但是弟弟则沉默寡言，父亲则深沉莫测，对事对人，一概不通融假借，因此处世则落落寡和，将身旁这两匹千里之驹，随时勒抑，不得奋鬣奔驰。

卷二
壮年

宋仁宗嘉祐七年至神宗元丰二年

（一〇六二—一〇七九）

第六章·神、鬼、人

第七章·王安石变法

第八章·拗相公

第九章·人的恶行

第十章·两兄弟

第十一章·诗人、名妓、高僧

第十二章·抗暴诗

第十三章·黄　楼

第十四章·逮捕与审判

第六章　神、鬼、人

纵然苏东坡才华熠煜，在仕途上他仍须由低级而上升。在仁宗嘉祐六年（一〇六一年），朝廷任命他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有权联署奏折公文。在唐朝，因行地方分权之制，形成藩镇割据，国家颇蒙其害，最后酿成叛乱，陷国家于危亡，而藩镇大员每为皇亲国戚、朝廷诸王。宋代力矫其弊，采用中央集权，武力环驻于国都四周，并创行新制，对各省长官严予考核节制，其任期通常为三年，因此时常轮调。每省设有副长官联署公文奏议，即为此新制度中之一部分。苏子由也被任为商州军事推官，但是父亲在京为官，兄弟二人必须有一人与父亲同住京师，因为无论如何，总不可使鳏居的老父一人过活。子由于是辞谢外职不就。子由为兄嫂赴任送行，直到离开封四十里外之郑州地方，兄弟二人才平生第一次分手。子由随后回京，在此后三年之内，东坡在外，子由一直偕同妻子侍奉老父。东坡在郑州西门外，望着弟弟在雪地上骑瘦马而返，头在低陷的古道上隐现起伏，直到后来再不能望见，才赶程前进。他寄弟弟的第一首诗写的是：

不饮胡为醉兀兀？此心已逐归鞍发。

归人犹自念庭闱，今我何以慰寂寞？

登高回首坡垄隔，但见乌帽出复没。

苦寒念尔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残月。

路人行歌居人乐，童仆怪我苦凄恻。

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

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

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

“夜雨对床”之思，在唐人寄弟诗中有之，此种想法后成了苏氏兄弟二人团聚之乐的愿望，也是辞官退隐后的理想生活。后来有两次兄弟二人又在官场相遇，彼此在诗中提醒曾有此“夜雨对床”之约。

由京都到凤翔的函件，要走十天才到，兄弟二人每月经常互寄诗一首。由那些诗函之中，我们可以发现，初登宦途时，苏东坡是多么心神不安。兄弟二人常互相唱和。在唱和之时，要用同韵同字，所以是磨炼写诗技巧很好的考验，在中国过去，此种写诗方法，是文人必须具备的成就。在这类诗中，可以找到令人惊喜的清新思想，用固定韵脚的字，各行要有自然的层次。犹如在玩纵横字谜一样，韵用得轻松自然时，其困难正足以增加乐趣。在东坡写给弟弟最早的和诗之中，东坡已经显示出他那完美的诗才。他按规定用“泥”和“西”两字做韵脚，写出了下列的诗：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这首七绝成了东坡诗的佳作，此处“飞鸿”一词是人心灵的象征。实际上，本书中提到的东坡的行为事略也只是一个伟大心灵偶然留下的足迹，真正的苏东坡只是一个心灵，如同一个虚幻的鸟，这个鸟也许直到今天还梦游于太空星斗之间呢。

凤翔位于陕西的西部，离渭水不远。因为陕西为中国文化发源地，整个渭水流域富有古迹名胜，其名称都与古代历史相关。强邻西夏，位于今之甘肃，时常为患中国，陕西省因而人力财力消耗甚大，故人民生活甚为困苦。苏东坡到任后第一年内，建了一栋庭园，作为官舍，前有水池，后有亭子，另有一上好花园，种花三十一种。

苏东坡既已安定下来，判官之职又无繁重公务，他遂得出外遨游，到南部东部山中游历，动辄数日。有一次，他因公须到邻近各地视察，急需结束些悬而未决的罪案，并要尽其可能将更多囚犯释放。这件差事对他再适合无比，于是他畅游太白山和黑水谷一带的寺院，以及周文王的故里。有时清闲无事，他便到西安附近有名的终南山去，去看一个朋友珍藏的珍奇的手稿，或是吴道子真迹。

东坡年富力强，无法安静下来。这时是他生平第一次独自生活，只与娇妻稚子在一起。如今他已然尝到做官生活的味道，但并不如他梦想的那么美妙。远离开京都的骚扰杂乱，在外县充任判官，副署公文，审问案件，颇使他感觉厌烦无味。有时难免感觉寂寞，但也有时举杯在手，月影婆娑，又感觉欣喜振奋。

在他还不够成熟老练之时，他需要妻子的忠言箴劝。苏夫人在务实际、明利害方面似乎远胜过丈夫。她对丈夫非常佩服，她知道自己嫁的是个年轻英俊的诗人。才华过人的诗人和一个平实精明的女人一起生活之时，往往是显得富有智慧的不是那个诗人丈夫，而是那个平实精明的妻子。在婚姻上所表现的，仍然是男女相辅相成。苏夫人知道丈夫那坦白直爽甚至有时急躁火暴的性格之后，她觉得倒不须急于向他表示什么佩服崇拜，还是要多悉心照顾他，才是尽自己身为贤妻的本分。苏东坡是大事聪明，小事糊涂。但是构成人生的往往是许多小事，大事则少而经久不见，所以苏东坡则事事多听从妻子。夫人提醒他说他现在是初次独自生活，而没有父亲照管。苏东坡把人人当好人，但是太太则有知人之明。苏东坡与来访的客人谈话之时，太太总是躲在屏风后屏息静听。一天，客人走后，她问丈夫：“你费那么多工夫跟他说话干什么？他只是留心听你要说什么，好说话迎合你的意思。”

《李白仙诗卷》

书法　苏轼　宋

有人把李白与苏轼做过一个比较，得出的结论是：“虽然与李白一样，苏轼也算得上是北宋一代最为豪放的文人，但他仍比李白细腻得多，内向得多，也往往在狂放之余带有一种淡淡的哀愁。……‘慎静以处忧患’，正是苏轼人生哲理的核心。”

她又警告丈夫要提防那些过于坦白直率的泛泛之交，要提防丈夫认为“天下无坏人”的大前提之下所交的那些朋友。总之，苏东坡的麻烦就在于看不出别人的短处。妻子对他说：“提防那些人，速成的交情靠不住。”东坡承认妻子的忠言很对。我想苏夫人的这种智慧是自“君子之交淡如水”得来的——水没有刺激的味道，但是人永远不会对之生厌。真诚的友谊永远无须特别表白。真正的好朋友彼此不必通信，因为既是对彼此的友情信而不疑，谁也不需要写什么。数年分别后，再度相遇，友情如故。

有的人不忙不快乐，苏东坡就是这一型。那时陕西旱象出现，已经好久不雨，农人为庄稼忧心如焚。除去向神灵求雨，别无他法，而求雨是为民父母官者的职责。苏东坡突然行动起来，心想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不然神不会发怒。现在若不立刻下雨，黎民百姓就要身蒙其害了。苏东坡现在要写一份很好的状子，向神明呈递。在这方面，他是万无一失的。他现在准备立即在神明之前，以他那雄辩滔滔的奇才，为老百姓祈求普降甘霖。

在渭水以南，有一道高大的山脉，通常称为秦岭，而秦岭上最为人所知、最高、最雄伟的山峰，叫太白山。太白山上一个道士庙前面，有一个小池塘，雨神龙王就住在其中，这个龙王可以化身为各种小鱼。苏东坡就要到那个道士庙里去求雨。他为农人求雨，但是也像一个高明的律师一样，想办法教龙王明白天旱对龙王也没有好处。在奉承了几句话之后，他在那篇祈雨文里说：“乃者自冬徂春，雨雪不至，西民之所恃以为生者，麦禾而已。今旬不雨，即为凶岁；民食不继，盗贼且起。岂惟守土之臣所任以为忧，亦非神之所当安坐而熟视也。圣天子在上，凡所以怀柔之礼，莫不备至。下至于愚夫小民，奔走畏事者，亦岂有他哉？凡皆以为今日也。神其盍亦鉴之。上以无负圣天子之意，下以无失愚夫小民之望。”

由太白山下来之后，他继续游历各处，特别是上次漏过的名胜。他在当月七日求雨，回到城里，十六日，曾下小雨，但是对庄稼仍嫌不足，农民也不满意。他研求原因。有人告诉他在太白山的祈求并不是无效，但是神由宋朝一个皇帝封为侯爵之后，再去祈求便不再灵验。苏东坡在《唐书》上一查，发现太白山神在唐朝原是封为公爵的，山神实际上是被降低了爵位，大概因此颇不高兴。苏东坡立刻为太守向皇上草拟了一个奏本，请恢复山神以前的爵位。然后他又与太守斋戒沐浴，派特使敬告神灵，说他们已为神求得更高的封号，又从庙前的池塘里取回一盆“龙水”。

十九日，苏东坡出城去迎“龙水”。全乡下人人振奋，因为这次的成功是他们极为关怀的事。乡间早已来了好几千人，当地十分热闹，在“龙水”未到时，已然阴云密布，天空昏黑。老百姓等了好久，雨硬是不肯下。苏东坡又进城去，陪同宋太守到真兴寺去祷告。在路上，他看见一团乌云在地面低低飘过，在他面前展开。他从农夫手里借了个篮子，用手抓了几把乌云，紧紧藏在篮子之中。到了城里，他祷告乌云的诗里有：“开缄乃放之，掣去仍变化。云兮汝归山，无使达官怕。”祷告已毕，他又和宋太守出城去。他俩走到郊区，忽然来了一阵冷风。旗帜和长枪上的缨子都在风中猛烈飘动。天上乌云下降，犹如一群野马。远处雷声隆隆。正在此时，一盆“龙水”到来。苏东坡和宋太守前去迎接“龙水”，把“龙水”放在临时搭建的祭台上，随即念了一篇祈雨文，这篇祈雨文和其他的祭文至少还保存于他的文集里。仿佛是有求必应，暴雨降落，乡间各地普沾恩泽。两天之后，又下大雨，接连三日。小麦、玉蜀黍枯萎的茎秆又挺了起来。

现在欢声遍野，但是最快乐的人却是诗人苏东坡。为纪念这次喜事，他把后花园的亭子改名为“喜雨亭”，并写了一篇《喜雨亭记》。这篇文章是选苏东坡文章给学生读时常选的一篇，因为文笔简练，很能代表苏文的特性，又足以代表他与民同乐的精神。

这件事之后，太白山的山神也升了官，又由皇帝封为公爵。苏东坡和宋太守为此事再度上太白山，向神致谢，又向神道贺。次年七月，又有大旱，这次求雨，却不灵验。苏东坡失望之余，到蟠溪求姜太公的神灵。姜太公的神灵直到今天还是受老百姓信仰的。姜太公在周文王时是个贤德有智慧的隐士，据稗官野史上说，他用直钩在水面三尺之上垂着钓鱼。据传说他心肠好、人公正，鱼若从水中跳出三尺吞他的饵，那是鱼自己的过错。通常说“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便是此意。

苏东坡此次向姜太公求雨是否应验，并无记载。但是不管信仰什么神，信佛也罢，信一棵得道的老树桩子也罢，这并不是怀疑祷告不灵的理由。祷告不灵永远无法证明，因为根据佛经，若出什么毛病，总是祷告的人不对，通常是他的信心不足，所谓“诚则灵”，便是此意。所有的神都必定是灵验的，否则便无人肯信了。再者，祷告也是人根深蒂固的天性。祷告，或是具有祷告的那种虔诚态度，毕竟是很重要的，至于是否灵验，那倒在其次。

无论如何，后来苏东坡做其他各地的太守，只要事有必要，他还是继续祷告。他知道他的此种行动是正当无疑的。他也就相信神明必然会竭其所能为人消灾造福。因为，倘若明理是人最高的本性，神明也必然是明理的，也会听从劝告，也会服理。但是在苏东坡几篇论到天灾的奏折里，他也按照中国的传统指出来，朝廷若不废除暴政以苏民困，向神明祷告也无用处。这就是中国凭常识形成的宗教，这种看法就使中国古籍上有“尽人事，听天命”的说法。在知道了中国人所有的愚蠢行为之后，这种谚语又让我重新相信中国人毕竟是伟大的思想家。

我简直不由得要说苏东坡是火命，因为他一生不是治水，就是救旱，不管身在何处，不是忧愁全城镇的用水，就是担心运河和水井的开凿。说他是火性并无不当，因为他一生都是精力旺盛，简单说来，他的气质、他的生活就犹如跳动飞舞的火焰，不管到何处都能给人生命和温暖，但同时也会把东西毁灭。

这个跳动飞舞的火苗据说曾经两度和邪魔外祟争辩。因为他深信，不但神灵，即使是妖魔鬼怪，也得对他那义正词严的攻击顺服，所以他有所恃而无恐。他痛恨一切悖乎情理的事，甚至妖魔鬼怪也得对他的所作所为，要能判别何者为是何者为非。妖魔等物也许有时会遗忘或分辨不清，可是在苏东坡的雄辩口才之下，他们就会自见其行为的愚蠢，进而立即罢手。

有一次，他在从凤翔回京都的路上正顺着一条山路行走，经过白华山。侍从之中一个人忽然中邪，在路上就把衣裳一件一件脱下来，直到脱了个精光。苏东坡吩咐人勉强给他穿上，把他缚起来，但是衣裳又掉了下来。大家都说一定触怒了山神，那个兵才中了邪。苏东坡走到庙里，向山神说道：

某昔之去无祈，今之回无祷，特以道出祠下，不敢不谒而已。随行一兵，狂发遇祟，而居人曰神之怒也，未知其果然否。此一小人如虮虱尔，何足以烦神之威灵哉！纵此人有隐恶，则不可知，不然，以其懈怠失礼，或盗服御饮食等小罪尔，何足责也，当置之度外。窃谓岳镇之重，所隶甚广，其间强有力富贵者，盖有公为奸慝，神不敢于彼示其威灵，而乃加怒于一卒，无乃不可乎？某小官，一人病则一事阙，愿恕之，可乎？非某愚直，谅神不闻此言。

喜雨亭

折扇　蔡彦才、沈有壬　1936年喜雨亭，今在陕西凤翔县东湖公园内。《喜雨亭记》是苏轼于嘉祐七年（1062年）在凤翔府任判官时所作。全文不长，共五百来字，四小段而已，但无论就其使用的散文形式来看，还是就其表现的内容和给人的感受来看，都是一篇值得品味的艺术精品。

祷告完毕，苏东坡刚一离开那所山神庙，一阵山风猛向他脸上扑来，转眼之间，风势愈狂，竟而飞沙走石，行人无法睁眼。苏东坡对侍从说：“难道神还余怒未息？我不怕他。”他继续往前走，狂风越发厉害。这时只有一个侍从携带他随身的行李在后面跟随，别人和马匹都在想法避风，因为觉得实在无法前进。有人告诉他回庙去向山神求饶。苏东坡回答说：“吾命由天帝掌握，山神一定要发怒，只好由他。我要照旧往前走。山神他能奈我何？”然后，风逐渐减弱，终于刮完，并无事故发生，那个兵也清醒过来。

苏东坡对自己有急智和看不见的精灵相斗，颇具信心。有一次，他和一个邪魔力争不让。那是此后数年，他在京师身为高官之时，他的二儿媳妇（是欧阳修的孙女）一天晚上也中了邪，是在产后。年轻的儿媳妇以一老妪的声音向周围的人说：“我名清，姓王，因为阴魂不散，在这一带做鬼多年。”苏东坡对儿媳妇说：“我不怕鬼。再说，京都有好多驱鬼除妖的道士，他们也会把你赶跑的，不要不识相。显然是你糊涂愚蠢才送了命，现在既然已死，还想闹事！”然后他向女鬼讲了些佛教有关阴魂的道理，又告诉她说：“你给我老老实实地走开，明天傍晚我向佛爷替你祷告。”女鬼乃合掌道：“多谢大人。”儿媳妇于是霍然而愈。第二天日落后，他给佛爷写了一篇祈祷文，焚香，供上酒肉，把女鬼送走。

此后不久，他次子的小儿子说看见一个贼在屋里跑，看上去又黑又瘦，穿着黑衣裳。苏东坡吩咐仆人搜查，结果一无所获。后来奶妈忽然又倒在地板上，尖声嘶喊。苏东坡过去看她，她向东坡喊道：

“我就是那个又黑又瘦穿黑裳的！我不是贼，我是这家的鬼。你若想让我离开奶妈的身上，你得请个仙婆来。”

苏东坡对鬼斩钉截铁地说：“不，我不请。”

鬼的声音缓和了点儿说：“大人若一定不肯请，我也不坚持。大人能不能给我写一篇祷告文，为我祈祷？”

东坡说：“不行。”

鬼的条件越来越低，用更为温和的声音请求可否吃点儿肉、喝点儿酒，但是苏东坡越发坚决。鬼被这个不怕鬼的人慑服了，只请求为她烧点儿纸钱便心满意足，东坡仍不答应。最后，鬼只要求喝一碗水。东坡吩咐：“给她。”喝完水之后，奶妈跌倒在地上，不久恢复了知觉，但从此断了奶。

苏东坡在凤翔那一段发生了一件事，使他有点儿不光彩，在他后来的日子里不愿提起。到那时为止，他和上司宋太守处得很融洽，宋太守与他家是世交。此后，来了一位新太守，情形就有了变化。新太守姓陈，是武人出身，严厉刻板，面黑体壮，两眼炯炯有神。他与苏东坡同乡，认为他少年得意，颇把他看作暴发户。陈太守为官以来，颇负美誉。曾在长沙捕获一恶僧，此一僧人颇与权要交往，他仍将此僧交与有司法办，全境之人，无不惊异。又有一次，他捕获七十余男巫，这些男巫平素皆鱼肉乡民，他将他们强行遣返故乡，耕田为农。那时有些寺庙暗中干些邪污败德之事，他拆除了几座庙。据说他的兵卒奉命站定不动时，敌人的箭从天上稠密飞来，兵卒们仍然屹立不动。

现在苏东坡新来的上司是这样的一个人。所有的文武官员都向他俯首致敬，但是对苏东坡而言，我们都不难猜测，现在是两个不妥协通融的硬汉碰了面。二人之间遇有争论，便舌剑唇枪，恶语相加。苏东坡年少多才，要一个有才自负的年轻人向外在的权威俯首拜服，实在难之又难。也许苏东坡感到的最大的不快是陈太守往往改动拟妥的上奏文稿。陈太守往往在苏东坡造访时不予接见，有时使他久候，久到够让他睡个午觉的工夫，用以表示不悦之意。二人的龃龉不和，后来竟闹到陈太守向京师上公文，陈明苏东坡的抗命情形。

苏东坡的报复机会不久到来。陈太守在太守公馆里建造了一座“凌虚台”，以便公务之暇，登台观望四野景物之胜。不知何故，陈太守吩咐苏东坡写一篇文字，预备刻在凌虚台的石碑上，作为兴建此台的纪念。这个诱惑对年轻多才的苏东坡来说是欲拒不能了：他必得借此机会来玩笑一番。做文章刻石留念，自然是为传之久远，必须庄重典雅，甚至富有诗情画意方为得体。显然，他是不得直接攻击陈太守，但是知道向老头子放支玩笑的小箭，总无伤于人，亦无害于己。今天我们还可以读到那篇《凌虚台记》：

国于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饮食与山接也。……而太守之居，未尝知有山焉。

……太守陈公杖屦逍遥于其下，见山之出于林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髻也，曰：“是必有异。”使工凿其前为方池，以其土筑台，高出于屋之危而止。然后人之至于其上者，恍然不知台之高，而以为山之踊跃奋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虚。”以告其从事苏轼，而求文以为记。

轼复于公曰：“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窜伏，方是时，岂知有凌虚台耶？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尝试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祈年、槖泉也，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而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计其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然而数世之后，欲其求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欤？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

倘若苏东坡年龄再大些，文字之间的语调会更温和些，讽刺的箭也许隐藏得更巧妙些。这篇记叙文本为庆祝而做，却在沉静中思索其将来坍塌毁坏之状，并含有太守不知所住之城外有山之讽刺，在中国碑记文中尚属罕见。但是陈太守这个老头子确实肚量够大，竟不以为忤。这一次他对此文一字未予更动，照原作刻在石碑上。

由此可见，陈太守为人心地并不坏。在二人分手之后，东坡也看出此种情形，因而有修好之举。成了名的作家常有的应酬就是应子侄辈之请为其先人写墓志铭。墓志文字必须赞美亡故者，但多为陈词滥调，而且言不由衷，故无文学价值。写此等文字古人每称为谄媚死者，但是此等事仍为作家极难避免之社交应酬。在这一方面，苏东坡自己应有极严格的规定，而且确实做到了。他绝不写一篇此种文章，即使王公贵人相求，也是不写。在他一生之中，他只写了七篇墓志铭（中华书局1986年版《苏轼文集》即有13篇，收入“墓表铭”下，并且苏轼给陈太守写的那篇并非名为“墓表铭”，而是“传”——编者注），皆有特别的理由，他的确有话要说才写的。几年之后，他也为陈太守写了一篇。除去他为司马光写的那篇之外，这篇算是最长的。因为东坡和那位陈太守最后彼此都对对方十分敬仰。

陈太守的儿子陈慥后来成了苏东坡毕生的友人，此子不可不在此一提。陈慥喜欢饮酒骑马，击剑打猎，并且慷慨大度，挥金如土。一天，陈慥正在山中骑马打猎，有两个兵卒相随。他前面忽然有一只喜鹊飞起，他的随员没有将此喜鹊击落。这位年轻的猎人咒骂了一声，从丛林中隐藏处一马冲出，嗖的一箭射去，喜鹊应声落地。这个青年的脸上似乎有什么特别之处吸引住苏东坡。后来陈慥的父亲在他处做官之时曾被指控有纳贿之事，被判处死刑。传闻苏东坡正要遭受贬谪之时，陈慥正隐居在黄州，苏东坡的仇人想起苏东坡当年与陈慥的父亲交恶，就把他贬谪到黄州来，好使陈慥对付苏东坡。也许陈慥要为父报仇，这样苏东坡的敌人就可以借刀杀人了。但是事实上，苏东坡与陈慥父亲之死毫无关系，陈慥反成了苏东坡谪居黄州期间最好的朋友。

《王史二氏墓志铭稿卷》（部分）

书法　黄庭坚　宋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中国人讲究立德、立言、立功，死后这些都要写进墓志铭，以求得人死留名。墓志铭一般是在铭主死后由德高望重的人士撰写。此卷为苏东坡的好友黄庭坚撰写，由《王长者墓志铭稿》和《宋卢南诗老史翊正墓志铭稿》合成。

苏东坡又遇见了一位“朋友”——章惇，章惇命定是苏东坡后半生宦途上的克星。章惇后来成了一个极为狠毒的政客，现在官居太守之职，所治地距此不远，也在陕西省境。我们手头没有资料可以证明是否苏夫人曾经警告过丈夫要提防章惇，但是章惇确是富有才华，豪爽大方，正是苏东坡所喜爱的那一等人。苏东坡曾经预测过章惇的前途，这个故事是人常说起的。是在往芦关旅行的途中，苏章二人进入深山，再往前就到黑水谷了，这时来到一条深涧边，上面架着一条窄木板，下面距有百尺光景，有深流滚翻倾泻，两侧巨石陡峭。章惇是极有勇气之人，向苏东坡提出从木板上走过去，在对面岩石的峭壁上题一行字，一般游客是常在名胜之地题词的。苏东坡不肯过去，章惇以无动于衷的定力独自走过那条深涧，然后把长袍塞在腰间，抓住一根悬挂的绳索，坠下悬崖，到对面小溪的岸上，在岩石上题了“苏轼章惇游此”六个大字。随后又轻松自如、若无其事般由独木桥上走回来。苏东坡用手拍了拍他这位朋友的肩膀，说：“终有一天你会杀人的。”章惇问：“为什么？”苏东坡回答说：“敢于玩弄自己性命的人自然敢取别人的性命。”苏东坡的预测是否可靠，且看后文分解。

仁宗驾崩后，苏东坡受命督察自陕西西部山中运输木材供修建陵寝之用的工事，这时他又忙碌了一阵子，此外平时他并不十分快乐。他颇为想家，仁宗嘉祐八年（一〇六三年）他写信给子由说：

始者学书判，近亦知问囚。但知今当为，敢问向所由。士方其未得，惟以不得忧。既得又忧失，此心浩难收。譬如倦行客，中路逢清流。尘埃虽未脱，暂憩得一漱。我欲走南涧，春禽始嘤呦。鞅掌久不决，尔来已徂秋。桥山日月迫，府县烦差抽。王事谁敢愬，民劳吏宜羞。……千夫挽一木，十步八九休。……对之食不饱，馀事更遑求？……劬劳幸已过，朽钝不任锼。秋风迫吹帽，西阜可纵游。聊为一日乐，慰此百年愁。

英宗治平元年（一〇六四年）他解除官职，内兄自四川来与之同居，次年正月，举家迁返京都。当时，凡地方官做官三年之后，朝廷就要考察他政绩如何，叫作“磨勘”。依据考察的结果，再经推荐，另授新职。东坡既然回京，子由获得了自由，不久就外放到北方的大名府去做官，当时大名府也叫“北京”，在今日的北京南方一百里。

新主英宗，早闻苏东坡的名气，要破格拔擢，任以翰林之职，为皇帝司草诏等事。宰相韩琦反对，建议皇帝，为苏东坡计，应俟其才干老练，不宜于突然予以如此高位。皇帝又称拟授命他掌管宫中公务之记载。宰相又提出反对，说此一职位与知制诏性质相近。他推荐苏东坡到文化教育部门去任职，并且苏东坡要经过此等职位所需之正常考试。皇帝说：“在不知一人之才干时，方予以考试。现在为何要考苏东坡？”但是终于按照宰相的意见，苏东坡依法考试，他考试及格，于是在史馆任职。在史馆任职的官员，要轮流在宫中图书馆工作，而苏东坡正以有此良机饱读珍本书籍、名人手稿、名家绘画为乐。

苏东坡像

水墨画　范曾　现代

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苏东坡时任密州（今山东诸城）知州，年近四十。正月二十日夜，他梦见爱妻王弗，便写下了这首“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陈师道语）的悼亡词。这是千年以来写夫妻之情最成功、最动人的辞章之一。

那年五月，苏东坡的妻子以二十六岁之年病逝，遗有一子，年方六岁。苏洵对东坡说：“汝妻嫁后随汝至今，未及见汝有成，共享安乐。汝当于汝母坟茔旁葬之。”在妻死后的第十周年，苏东坡写了一首词以寄情思，这首小词颇离奇凄艳，其令人迷惘的音乐之美，可惜今日不能唱出了。其词如下：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妻子死后，次年四月老父病逝，时为英宗治平三年（一〇六六年）。苏洵已完成了《太常因革礼》一百卷。自然如一般预料，兄弟二人立即辞去官职，经过迢迢的旱路水路，把父亲和东坡妻子的灵柩运回四川眉州故里，在祖茔埋葬。朋友们纷纷馈送奠仪。

运送灵柩，他们必须雇船自安徽走水路，然后再沿长江逆流而上。两兄弟不惜多费时日，用以满足沿途畅游之愿，所以到次年四月才安抵故里。父亲的坟墓早在父亲自己营建之下完成，只要将父亲灵柩安放在母亲墓穴之旁，便算完事。不过苏东坡好大喜功，他在山上种了三万棵松树，希望将来长成一带松林。

现在又要过一段蛰居的生活。要到两年零三个月才居丧期满（神宗熙宁元年［一〇六八年］七月）。在他们回京之前，必须做两件事。苏东坡要师法父亲为纪念母亲而立佛像的往例，也立了一座庙，以纪念父亲。在庙内，他悬有父亲遗像，另有四张极宝贵的吴道子画的佛像，是他在凤翔时物色到的。庙的建造费要白银一千两，苏氏兄弟共出五十两，其余由和尚筹募。

居丧期满后，苏东坡要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续弦。新娘是前妻的堂妹，王锡的女儿。十年前，为母亲的丧礼，苏东坡曾经返里奔丧，常到妻家青神去。闰之当年只有十岁或是十一岁，多次在她家看见东坡。在大家一同出外游玩野餐之时，她看见东坡那么年轻就在科举考试中得了魁元，心里惊奇赞赏。现在她是二十岁的小姐了，因为东坡父母双亡，他自然可凭自己的意思择偶，而觉得她正合心意。这件婚事大概要归功于闰之哥哥的张罗，因为他已经对东坡感情很深厚。闰之因为比丈夫小十一岁，早就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她似乎是什么事都听从丈夫的心愿。她一直无法教丈夫节省花费，一直到他在世最后那些年。她不如前妻能干，秉性也比较柔和，遇事顺随，容易满足。在丈夫生活最活跃的那些年，她一直与他相伴，抚养堂姐的遗孤和自己的儿子，在丈夫宦海浮沉的生活里，一直和丈夫同甘共苦。男人一生在心思和精神上有那么奇特难言的惊险变化，所以女人只要聪明解事，规矩正常，由她身上时时使男人联想到美丽、健康、善良，也就足够了。男人的头脑会驰骋于诸多方面，凝注新的事物情况，为千千万万的念头想法而难得清闲，时而欣喜雀跃，时而有隐忧剧痛，因此对女人的宁静稳定反倒能使人生在滔滔岁月之中进展运行不息而感到纳闷难解。

在神宗熙宁元年（一〇六八年）腊月，在把照顾父母的坟茔等事交托给堂兄子安和一个邻人杨某之后，苏氏兄弟乃携眷自陆路返回京都。此后兄弟二人谁也没再返归乡里，因为抵达京都之后，二人都卷入政坛的旋涡之中。后来虽然宦游四方，但迄未得返里一行。

第七章　王安石变法

苏氏兄弟在神宗熙宁二年（一〇六九年）到达京师。从那年起，中国则在政潮汹涌中卷入新社会的实验里，而此一政治波浪所引起的冲击震荡不绝，直到宋朝灭亡而后已。这是中国最后一次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实验，绝不是第一次。在中国四千年的历史上，有四次变法，结果都归于惨败。最成功的一次是法家商鞅的法西斯极权主义，因为商鞅的学说由秦始皇——万里长城的筑造人，认真地实行出来。这个早期法西斯学说有二大特色，一为崇武，一为重农，但是这两项仍是合而为一的，因为商鞅坚信有勤苦之农民乃有勇武之精兵，中产阶级的商人贸易者，应当力予制压。但是，尽人皆知，那个威力强大的军事组织依照此一学说建立，随后发展起来，且使秦国的专政之君统一了全中国，正当这样的政治学说要应用于全中国之时，一个庞大无比的帝国真是出人意料，竟在数年之内崩溃了。

另外有两次激进的改革，一次是汉武帝时，一次是在王莽当政时。前一次是按照桑弘羊的国家资本财政论，虽然战争绵延，国库赖以增富，但是终以几乎招致叛乱而废止。后一次则因王莽被推翻而新政亦成泡影。所以，如今王安石变法成为第四次失败，固不足为奇。但是在此四次新的实验之中，每一次都是由一个具有创新力的思想家的观点出发，其人宁愿把过去全予屏弃，凭其信念与决心，全力以赴。王安石对商鞅极为钦佩，曾经写过一首诗吁请大家对他当有正确的了解，此一事颇具重要意味。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凡有极权主义提出来，不论古时或现代，基本上的呼声都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历史上，多少政治上的罪恶都是假借“人民”的名义而犯下的，现代的读者自然不难明白。

王安石是个怪人，思想人品都异乎寻常。学生时代很勤勉，除去语言学极糟糕之外，还算得上是个好学者，当然也是宋朝一个主要的诗人。不幸的是，徒有基督救世之心，而无圆通机智处人治世之术，除去与他自己之外，与天下人无可以相处。毫无疑问，他又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倘若我们说理想主义者指的是不注意自己的饮食和仪表的人，王安石正好就是这等人。王安石的衣裳肮脏，须发纷乱，仪表邋遢，他是以此等恶习为众所周知的。苏洵在《辨奸论》那篇文章里刻画王安石说：“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又说他“囚首丧面而谈诗书”。王安石是否喜欢以这样的特点异乎常人，我们无从知道，但是一个人把精力完全倾注在内在的思想上，自然会忽略了他的外表，这话倒不难相信。有一个故事流传下来，说他从来不换他的长袍。一天，几个朋友同他到一个寺院里的澡堂会。在他由浴池出来之前，朋友们特意偷偷地留在外头一件干净的长袍，用以测验他是否知道衣裳已经被换了。王安石洗完出来，把那件新袍子穿上，朋友动了手脚，他完全不知道。不管怎么样，他总是身上穿了件衣裳就行了。

又有一天，朋友们告诉王安石的胖太太，说她丈夫爱吃鹿肉丝。

胖太太大感意外，她说：“我不相信。他向来不注意吃什么，他怎么会突然爱吃鹿肉丝了呢？你们怎么会这样想？”

大家说：“在吃饭时他不吃别的盘子里的菜，只把那盘鹿肉丝吃光了，所以我们才知道。”

太太问：“你们把鹿肉丝摆在了什么地方？”

大家说：“摆在他正前面。”

太太明白了，向众人说：“我告诉你们，明天你们把别的菜摆在他前面，看会怎么样。”

朋友们第二天把菜的位置调换了，把鹿肉丝放得离他最远，大家留意他吃什么。王安石开始吃靠近他的菜，桌子上照常摆了鹿肉，他竟然完全不知道。

还有一个故事说王安石在扬州太守幕府时，彻夜读书。那时的太守是韩琦，他后来做了宰相。王安石总是苦读通宵，天将黎明之时才在椅子中打盹。等睡醒时，已然晚了，来不及洗脸、梳头发，便连忙跑到办公室上班。韩琦一看他那副样子，以为他彻夜纵情声色，就向他劝导几句。

韩琦说：“老弟，我劝你趁着年轻，多用功念点儿书吧。”

秦朝疆域图

地图　现代

商鞅的变法为秦始皇最终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不过这个过程是在残酷压榨民众的条件下完成的，尽管秦始皇采取了种种巩固统治的措施，希望能使秦朝千秋万代绵延不休，但15年后，才传到第二个皇帝秦朝就灭亡了。

王安石立在那儿未做分辩。在去职之时，他告诉朋友说韩琦不赏识他。后来，王安石的学者名气日大，韩琦对他的看法也有了改变，也愿把他看作自己的属下，王安石却很恼怒。事情赶巧是，王安石在京师接受朝廷一项高位那一年，正好韩琦罢相。王安石记日记甚勤，竟写了七十巨册，他曾有这样批评韩琦的话：“韩琦别无长处，唯面目姣好耳。”

但是王安石这个怪人除去邋遢的外表之外，尚有不止此者。在他得势之前大约二十年之中，他之所以使人谈论者，是他屡次谢绝朝廷的提升。这倒很难相信他之如此是纯系沽名钓誉之意，因为从他二十一岁考中进士，到他四十六岁得势——那是他壮年最活跃的时期，共二十五年——他一直谢绝任命，宁愿在一个偏远的省份当一小吏。那是仁宗在位之时，国家太平，才俊之士咸荟萃于京都。王安石越谢绝朝廷授予高位之意，他的声誉越高。最后，朝廷上的官员皆急欲一睹此人的真面目。此时因为他除去以文章出名之外，他位居太守，治绩斐然，行政才干之优，堪称能吏。他建堤筑堰，改革学校，创农民贷款法，把他的新社会理想实施了数项。政绩确实不错，也深得百姓爱戴。他对入朝为官的引诱一直视若无睹，直到仁宗嘉祐五年（一〇六〇年），朝廷任命他为三司度支判官，他才来到京师。很显然的是，此人的兴趣是在经济财政方面，只有在这方面他才会对国家有最大的贡献。后来他母亲去世，他必须辞官守丧；但是甚至于守丧期满，他又被召入朝之时，他又谢绝在京为官，宁愿留在金陵。

他这一段自己韬光养晦的历程颇难理解，因为此人一定深信一旦时机到来，他必可为国家做大事。若说他壮年这段时期已经建立了他政治生涯的基础，是合乎情理的说法。也许当时朝廷名臣重儒之间的竞争，他觉得不能胜任，因为那时朝中有年高德劭、学识渊博的文臣，如范仲淹、司马光、欧阳修、曾公亮等人，这些人都会对锐意的改革侧目而视，都深得人望，足以使抱有新见解的后起之辈无从发展。王安石是在坐以待时。但是，从心理上看，恐怕另有一个理由。王安石那样气质的人，不管身居何处，总愿自为首领，而在偏远的外县身为太守，仍不失小池塘中的大青蛙。他在京师担任一项官职，那一段短短的时期，曾和同僚争吵不和，使事事错乱失常。他想变动成规，照自己的想法办事。吴珪和张方平都记得为他同僚或属下之时，遇事他极难与人合作。

在仁宗嘉祐五年他来到京师时，时人都视之为奇才。他已经写过些好诗文。他有创见，也善于言谈。老一辈的名公巨卿如富弼和文彦博对他颇有好评，甚至欧阳修也对他有好感。在他那古怪的仪表之下，暗藏着当时那些官员所不能窥测的才干和品格，他这个奇特之士就曾与那些大员周旋。在能看穿王安石的品格并认为他将会成为国家一大害的寥寥数人之中，有苏洵和他的老友张方平。张方平曾与王安石为同僚，共同监督地方考试，将他峻拒之后，便不再与他交往。他一定把早年与王安石共事的经验告诉过苏洵。于是二人对王安石极为厌恶，更因为他穿着习惯的矫揉造作不近人情，而反感更深。欧阳修曾经把王安石介绍给苏东坡的父亲，而王安石也愿意结识苏氏父子，但是老苏对他拒而不纳。王安石母亲去世时，在所有经邀请参加丧礼之人当中，只有苏洵拒绝前往，并且写了那篇著名的文章《辨奸论》，这一篇后来成了历代学生常读的文章。

在这篇文章里，苏洵开头就说了解人的性格很难，甚至聪明人也常会受骗。只有冷静的观察者才能看透人的性格而预知他将来的发展。他引证古代的一个学者山巨源对王衍的预言，那时王衍仅仅是聪颖秀逸的书生；还引证名将郭子仪对卢杞的预测，后来卢杞对唐代的灭亡多少负有责任。卢杞为人阴险而富有才干，但其容貌极丑。郭子仪在接见卢杞时，必须把歌女舞姬等斥退，恐妇女辈见其丑陋而受惊，或因一时嗤笑而开罪于他。但是苏洵说，当时若不是有昏庸之主，这两个人还不足单独有亡国的才干。现在一个具有卢杞的阴险与丑陋，兼有王衍的辩才的人出现了。“今有人，口诵孔老之书，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语言，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很，与人异趣”。此人一旦得势，足以欺英明之王，为国家之大害。“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苏洵希望他的预言不应验才好，这样他就可比为“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的名将了。但是他说：“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其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被其祸，而吾将获知言之名，悲夫！”

王安石的奇怪习惯是否矫揉造作，无法断言；但每逢一个人对某一事做得过度，人总容易怀疑他是沽名钓誉。我们若是相信邵伯温的记载，仁宗皇帝也曾有此怀疑。一天大臣等蒙恩受召，盛开御宴。客人须在池塘中自己捕鱼为食。在用膳之前，做成小球状的鱼饵摆在桌子上金盘子里。王安石不喜欢钓鱼，便将金盘子里的鱼饵吃光。第二天，皇帝对宰相说：“王安石为伪君子。人也许误食一粒鱼饵，总不会有人在心不在焉之下把那些鱼饵吃完的。”由这个故事看来，可见为什么仁宗不喜欢王安石了。在王安石的日记里，他对仁宗也挑剔得特别苛酷。

由后来的发展看，苏洵的话没说错。但是不知何故，在世界各国，怪人、狂想家、精神分裂者总是相信邋遢脏乱才是天才的标志，而最能使自己获有千秋万岁名的办法，就是拒绝正人君子般的装束。还有一种怪想法就是，肮脏污秽就表示轻视物质环境，因此也就是精神崇高，于是合理的结论必然是：天堂者，恶臭熏人的天使集中处也。

老苏写《辨奸论》时，苏东坡说他和弟弟子由都认为责骂得太重，只有张方平完全赞同。可是，事过不久，苏东坡的同代人就看到老苏的所见太对了。那篇文章至今流传，足以显示苏东坡老父的真知灼见。

王安石接任三司度支判官不久，就企图试探一下自己的政治基础。当时仁宗在位，他就上书论政，长达万言。在此万言书中，陈明他对改革财政的基本原则，“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他说自宋开国以来，政府即感财力不足之苦，此皆因缺乏一良好之财政经济政策。此等政策之所以未为人所想到，只因为无伟大而有力者谋其事。他说当时有其权位者，却无此大才。在全国之中，他亦不知何人具有此等才干足以出任斯职。他很巧妙地指出若从事基本改革，必使之与古圣先生之道相联系，要使庶民相信不背乎先王之道。他又说，在顺乎古代传统之时，切勿师先王之法，但仅师先王之意，政策无论如何不相同，但皆以人民之利益为依归。总之，那是一篇结构谨严、文字老练的政论文章，论到政府的每一方面，财政、官制、教育，无不在内。

倘若王安石打算试探他的政治基础，他会发现他的政治基础还在松软下陷。仁宗皇帝把他的万言之书看完，就置之高阁了。在随后英宗皇帝短短的四年当政之中，王安石又蒙恩召，但是他仍然辞谢不就。历史学家往往举出的理由是，因为仁宗无子，仁宗驾崩后，他曾奏请免立英宗为帝，因此他心中感觉不安。

王安石像（引自《图说中国通史·黄河饮马》第11页）

肖像画　清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对于王安石推行的变法，历史上的评价多有不同。列宁就认为他是“中国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

这时，英宗之子——后来继位为神宗，王安石在那时才因宠得势——现今正以王储之身居于京都。神宗为太子时，韩维为太子司文书事，而韩维对王安石则极为佩服。韩维常对朝政表示意见，每逢太子赞同那些意见，韩维就说：“此非臣之意见，乃王安石之意见耳。”于是，太子对王安石渐渐器重，希望将来要借重王安石的政治大才。在英宗治平四年（一〇六七年），神宗年二十岁，即帝位，立即任王安石为江宁知府，九月又将他擢登翰林之位。王安石与他的好友韩维不断联系，深信他的机会终于到来。他这次违背了以前的老习惯，圣命一到，立即拜受了官职。但是延迟进京，七个月后才成行。

神宗皇帝说：“先王之时，王安石一向谢绝任命，不肯来京都。有人以为他冒失无礼，现在他仍然不来，称病为借口，是真有病在身，还是冀图高位？”

这一时期，朝中有两位元老重臣，互相嫉恨：一为曾公亮，一为韩琦。韩琦在三朝担当宰相与枢密之职，已有权责太重之势。曾公亮在企图动摇韩琦之时，希望拉王安石为有力的同党。他向皇帝力保王安石真有宰相之才具，皇帝应当对他的话信而不疑。另一方面，大臣吴珪深知王安石之为人，他警告皇帝说，若使王安石得权，必致天下大乱。

最后，在神宗熙宁元年（一〇六八年），王安石已然深知皇帝对他的态度，乃自外地来京，奉召入朝，奉准“越级进言”，不受朝仪限制。

皇帝问：“朝政当务之急为何？”

王安石回奏道：“以决定政策为要。”

皇帝又问：“卿以唐太宗为如何？”

“陛下当以尧舜为法，固不仅唐太宗而已。尧舜之道行之亦甚易。后世儒臣并不真了解先王之道，认为尧舜之政，后世不可复见。”

皇帝听了颇觉称心，但谦谢道：“卿之所望于寡人者过奢，恐怕寡人无以符贤卿之望。”

后来王安石得到一次单独召见的机会，别的官员已全退去。那是王安石的千载良机。

皇帝说：“坐下。我要和你长谈。”皇帝陛下开始问他为什么过去两个明君（其中一个是唐太宗）一定要获得贤臣为相以辅佐朝政。皇帝提出的两个贤相之一并非别个，正是诸葛亮，可以说是历史上最贤能的宰相。王安石又使谈话不离三千年前的尧舜之治这一题目。他说他愿谈尧舜的贤相。他说诸葛亮在高人心目之中，无足多论。诸葛亮的政治才干也不过是按部就班，循序渐进，以达到一个明确的目标，此种做法绝不适于像他这等急躁、自信的财政经济的鬼才。

王安石接着说：“陛下如今御临一个地大民多的国家。国家升平百年之久，全国才智之士如此之多，竟无贤德才智之臣佐陛下以为善政？其故恐在陛下无明确之政策与用人不专耳。今日虽有非常之才，一如当年辅佐尧舜之贤臣，如受小人之阻挠，亦必弃职而罢。”

皇帝道：“每朝皆有小人。即使尧舜时代，尚有恶迹昭彰的四凶。”

王安石道：“诚如陛下所说，正因尧舜知道此四奸臣之劣迹而杀之，尧舜才能有其成就。倘若此四奸臣在朝不去，仍逞其阴谋而妒贤害能，贤良之臣亦必弃官而去。”

神宗听了，颇为感动。他年方二十，像一般年轻人一样，雄心万丈，极愿国富兵强。他为人善良而公正，圆脸盘，五官端正，和祖宗长像相似。宋朝的皇帝，到神宗以后，才明白显出了精力衰颓的样子。王安石心想，年轻皇帝对远大可期目标的热望，终于点燃起来。自从那次密谈之后，神宗皇帝就决定不惜赴汤蹈火也要完成王安石的变法计划，即便牺牲其他所有大臣也无不可——结果竟不幸而如此。不知为什么缘故，每逢贤德的老臣进谏反对王安石的新法之时，这位年轻皇帝的头脑中便浮现出那“四凶”的影子来。

在神宗熙宁二年（一〇六九年）苏氏兄弟回到京师之时，王安石被任为参知政事（副宰相）。随后两年之中，但见稳重的老臣纷纷离朝，御史台遭到清肃排斥，继之身为谏官的都是王安石的一群小人。王安石就职不久，就开始以大刀阔斧在政府各部门大事清除异己。抗争之事此起彼落，整个官场闹得乌烟瘴气。贤德干练、深孚众望的大臣对王安石公开反对，这位年轻的皇帝反倒不明白究竟是何缘故。王安石想尽方法，使皇帝觉得这场混乱纷争是皇帝和胆敢反对皇帝的那批奸邪的大臣之间的殊死之战。

皇帝问道：“为什么会闹得这么人仰马翻？为什么所有的大臣、御史，全朝的读书人都群起反对新法呢？”

王安石回奏说：“陛下要知道，陛下是要师法先王之道，为了事功，不得不清除这些反对旧臣。在反动的旧臣与陛下之间的夺权之争，是不可免的。倘若他们获胜，朝廷大权将落在他们之手，若陛下获胜，朝廷的大权则仍将在陛下之手。那些自私的大臣全都是存心阻挡陛下行先王之道，就是因此才闹出这一番纷乱。”

有年轻好胜志在国富兵强的皇帝在上，有对自己的财政经济学说坚信不移的宰相在下，实行王安石激进的政治财政改革已经如箭在弦了。实行新政的动机是不容置疑的。宋朝承残唐五代纷争杀戮的五十年之后，一直没有强盛起来。而且，西夏、契丹（后来称辽）、金不断侵略中国的边境。中国与这些北方部落短期交战之后，遂订约言和。和约的条款对中国皇帝也是忍垢蒙羞的条款，因为那些番邦虽然承认中国的皇帝，但那是中国皇帝按年赐予他们金银绸缎换来的，每年付出的财帛要有十万到二十五万缗。这自然使国库财力大量外流。国内行政一向松弛泄沓，政府经费则捉襟见肘。王安石自命为财务奇才，能凭耍弄纳税征兵制度便可以给国库筹集款项。我相信借在中国西北用武而恢复国威，是王安石政策中打动君心的要点，因为王安石当政时曾在西北由中国发动战争数次，其中有数次胜利，一次惨败。为继续作战，皇帝需要金钱；为了筹款，国家财政制度必须改变。我们自不必怀疑力主新政者真纯的动机，可是，我们先看看那些财政经济改革的严重后果吧。

王安石到达京都不久，司马光就和他在神宗面前争论起来，这次争论就总括了双方基本的歧见。这时国库已到真正空虚的地步，到了春季的祭天大典，皇帝竟想免去赐予臣子的银两绸缎，这样可以给皇家节省一笔钱。这件事引起司马光和王安石之间的一次争论。王安石认为国库空虚完全为朝臣不知理财之道的结果。

司马光反驳他说：“你之所谓财政，只是在百姓身上多征捐税而已。”

王安石回答说：“不是。善于理财者能使国库充裕而不增加捐税。”

司马光说：“多么荒唐！总之，一国有其固定量的财富。这笔财富不是在百姓手中，便是在政府手中。不论你实行什么政策，或给此政策什么名称，你只是把百姓手中的钱拿过一部分交给政府罢了。”

皇帝有几分持司马光的说法，于是在随后一两个月内把新政暂行搁置。

不必身为经济学家，尽可放心相信一国的财富方面的两个重要因素只是生产与分配，谅不致误。要增加国家的财富，必须增加生产，或是使分配更为得当。在王安石时代，增加生产绝无可能，因为那时还没有工业化的办法。所以一个财政天才之所能为，只有在分配方面。因为王安石基本上关心的是充裕国库，而增加国家财富的意思，也就是提高政府的税收。王安石看得很清楚，富商与地主正以自由企业方式获利，他不明白政府为什么不应当把他们的利润抢过来而由政府自己经商，自己获利。那结论是可想象而知的。他用的名称的确很够新奇，他要用资本削减垄断，叫“钱平”；他要取之于富归之于贫以求均富；他要阻止农民向地主高利贷款。在春耕期间由政府借款予农民，在收割后由农民归还政府，自然是仁善之举。王安石能使皇帝深信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但是历史上记载，经过了一段踌躇，王安石才决定实行借款予农民的措施，这理由是一个小吏提出的，就是：投资五十万两白银，每年政府可赚二十五万缗，因为一年两收，则百分之二十或三十的利息可以一年收两次。

我们无须把这些新政的细节详予说明。总之新政是由神宗熙宁二年（一〇六九年）开始，大约八年之后闹得天怒人怨，王安石本人和皇帝都十分心烦，二人彼此之间也不愉快。现在仅略述其大要于后。

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纸币　1024年

交子被认为是世界最早使用的纸币，发行于北宋时期的成都。据清《续通典·食货》记载，交子应为三年一届，其肇因始于宋代金属货币不便于携带，到神宗时，交子正式被官方承认——熙宁初年将伪造交子等同于伪造官方文书罪。

最重要与最为人所熟知者共有九项，为方便计，今归纳为三组。有三种国营企业、三种新税、三项管制人民的登记制度。三种国营企业是均输法（国营贸易局）、市易法（国营零售店管理局），以及利息二分实收三分（加上申请和登记费）的青苗法。三项新税收是免役钱、商税、所得税。登记制度是把国民组织起来，编成十家为一组的征兵单位（保甲法）；重新登记土地和马匹（方田均税法与保马法）。大体说来，这些方案近乎现代的集体经济政策。

国营企业自神宗熙宁二年（一〇六九年）以首先设立全国或省际的批发机构开始。深信政府有厚利可图，神宗皇帝拨了五百万缗现款、三百万石稻米作为由政府接收省际贸易的货品和原料的经费，但是这套办法立刻遇到了困难。当年二月，朝廷先创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负研究条款之责并予以公布。在条例司的官员之中就有苏子由。苏子由上奏折指出，朝廷若接收全国贸易，自由企业会立即瘫痪，只因各地的批发商人无力与官家竞争。政府与商人必将互相掣肘，而且他否认国库会有利可图。私人商业有相沿已久的信用关系及其他办法，政府经营时则无此种便利。必须先成立庞大机构以高薪雇用大批官员，并建筑美轮美奂的官衙。结果不是从事以供与求为基础的商业经营，而是视佣金多寡来处理，按私人交情厚薄而分配利润，照亲疏远近而订立合同。子由力陈，由于官僚作风的无能，官方无力压低物价，只能以高价买入，远比正常商人购货时价钱高，所以自然失败无疑。

所谓官营的均输法，亦即政府批发生意，因此搁置了一年，从长计议。后来朝廷用一个新名称提出一项修正计划。批发与零售的分界不是一个呆板硬性的规定，主管大公营商店的市易务分设在大城市，如成都、广州、杭州。为了这些贸易机构的发展，朝廷又由国库拨出一百万缗，由京都地方的货币中拨出八十七万缗。为成立这些机构所举出的理由为：“富商大贾乘公私之急，以擅轻重敛散之权。”“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而制其有无，以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领导者是一个极为能干的官员。他向政府所呈报的利润越厚，则上级认为他越干练。这个能干的官员名叫吕嘉问，成了全国的市易务官，全权控制全国的小商人。京师市易务的规矩是，小贸易商必须做该机构的会员；可以把货物与该处的资财联合经营，或由官方出钱收买他们店铺的存货；商人若想歇业，可把存货售与官家；也可用部分存货作为抵押向官方借钱，半年付息一分，或一年付两分；非该处会员也可把货物卖与官家，价格由官家规定；最后是，不论朝廷各部需用何等货物，统由该处办理。

政府吸收小商家，为此一制度最弱的一点，而私人营业几乎完全停顿。数年后，贸易和商业大为减少，按理论朝廷获利甚大，而实际上朝廷税收受损却到了可惊的程度。皇帝在百姓心目中已经降低为与小民争利的贩夫走卒，皇帝知道后，大为不悦。最后，师都市易务和商税的丑闻传到了皇帝耳朵里，皇帝下令停止新法中最为人厌恶的几项。

但是变法中最为人所知道的是青苗法。直到今日，每逢人谈到王安石的变法时，先想到的是这一项。这一项措施影响到全国每一个村庄，也是引起朝中轩然大波的主要原因。这一项措施本身确实不错，有些近似现代的农民银行。王安石年轻做太守时，曾在春耕时贷款与农民，收割时本利收回。他觉得这个办法对老百姓确实有帮助，因为他任职地方政府，能确保借款者确有其需要，一切由他亲自调查。在陕西省，官方亦曾试办，也颇为成功。而且由于这项办法由陕西开始（当时称青苗钱），所以农民借款仍叫“青苗”贷款。

在年成好时，当局知道必然会丰收，就贷款与农人购买农具和麦苗；一经收割，官方就去收麦子以供军需，且有利息可赚。据制置三司条例司所说：“诸路常平、广惠仓钱谷，略计贯石可及千五百万以上，敛散未得其宜，故为利未博。今欲以见在斛斗，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可通融转运司苗税及钱斛就便转易者，亦许兑换。仍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愿预借者给之。随税输纳斛斗，半为夏料，半为秋料。内有请本色或纳时价贵愿纳钱者，皆从其便。如遇灾伤，许展至次料丰熟日纳。非唯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贷，则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陈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广惠之物，收藏积滞，必待年俭物贵，然后出粜，所及者不过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无，贵发贱敛，以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助之意也。”

这项美丽、纯正的计划原本是为农民之利益而设，结果竟一变而为扰民，弄得农民家败人亡，到底何以演变至此一地步，我们到后面再看。不过我们应当说明的是，这个新措施本乃常平仓古法的延续，但后来渐渐把古法取而代之。由宋朝开国始，政府在各地一直保持此类谷仓，用以稳定谷价。丰年谷贱伤农，政府则收买剩余的稻谷。在歉年时，正相反，稻谷之价高涨，官方则将稻谷抛售，用以平抑粮价。诚然，主管粮政的当局不见得行政效率能永远很好，因为不少官吏谷价低贱时，不见得愿意收买，甚至在英宗治平三年（一〇六六年）常平仓公布的数字显示，官家一年内收购五十万一千零四十八石谷物，卖出为四十七万一千一百五十七石。现在，仓廪的财货都已变为青苗贷款的本金，常平仓的正常功用自然终止了。

青苗法的基本问题是，这种贷款必然会变成强迫贷款。王安石不容人有异议，如今必须成功不可。他必须向神宗表示此种贷款极为成功，深受农民欢迎。他不容许属下放款松懈。他不能了解农民不需要此项贷款，每逢预备贷出的款项不能如数贷出时，他就暴跳如雷。他开始把办理贷款成绩好的官员提升，把他认为懈怠者处罚。每一个官员无不注意自己的成绩，最关心的就是由报表上显出好成绩。此等对众官吏竞赛的刺激办法很像现代的推销政府公债。主办贷款的官员一知道自己若不能将款如数贷出，便会因“阻碍变法”的罪过行将革职或降职时，被王安石称为能吏的官员，便将款项开始在官方压力之下强行分配。每家都得向官家借债，每一期三个月，每个人在一期得交付百分之三十的利息。也有善良的官吏深知这种贷款对贫民为害之大，也知道若本利不能缴还，必难免牢狱之灾。因此依照朝廷的明文规定，正式向民众宣布，此等贷款依据圣旨，纯属自愿；心里对会因“阻挠变法”而降级，早有准备了。

免役法亦复如此。官方的本意与实施情形也是大相径庭，但是这一项措施可以说是王安石变法中最好的一项。后来苏东坡的“蜀党”当权时，他一派中所有的人都打算把王安石的新法全予推翻，苏东坡所支持新法中唯一的一种，就是免役法。

在宋以前，中国实行征兵制已经很久。王安石提出的就是老百姓要付税以代替兵役。换言之，这条措施就是以募兵组成常备军代替征兵制。不过，仔细研究一下免役法的规定，其结论恐怕难逃政府借税收以裕国库的目的，至于使人民免于征兵之利益，则已由实行保甲制度而归为泡影，而保甲制度较之征兵制则弊害更多。免役法慎重研讨一年之后，条文终于公布了。条文中规定凡过去免于征兵之家仍须付免役钱，例如寡妇，家中无子女，或只有独子，或虽有子女而尚未成年者，尼姑与和尚道士，都须纳一种税，名为“助役钱”。各地区在免役配额之外，须多缴纳百分之二十，以供荒年百姓无力缴纳时应用。由此种税征集的款项，则充政府雇兵与雇用其他人员之用。正如苏子由在青苗贷款措施上所说，百姓将因拖欠而入狱，而受鞭笞之苦，也正如司马光当时所指出将来必然发生之情况——凡无现款以缴纳夏秋之免役钱者，必被迫而出售食粮，杀其耕牛，伐其树木，方可以缴纳此项捐税。再者，在前项征兵法中，民家只不过轮流服役数年，而在新实行之免役法中，常常须为免役而年年缴税，连不须服役之年，亦须照常缴税。

中国古代战事

国画　现代

宋代的募兵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出现藩镇割据的局面，同时，为了防止人民暴动，在发生灾荒的地方，尽力把灾民招募为兵。然而，募兵制大大加重了政府的负担，而且应募的多是泼皮无赖，而灾民为兵又老弱无战斗力，这也让宋朝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武备最废弛的朝代。

免役法以及新商税与所得税法，必须看作是向民征税的一项新方法，而并非免于征兵，因为人民在保甲法之下仍须接受征调而接受军事训练。新商税法是根据商人账目向商人的利润征取捐税。所得税并非现代意义的所得税。我之要在此称之为所得税，是因为官方强迫人民登记其收入与财产，据此以做分配其他捐税之用。此税之所以像所得税，就是人民必须报其收入与财产之所得，煞费心机去欺骗政府。在这项新政的争论上，据说此项措施公布之后，民家“尺椽寸土，检括无遗，至鸡豚亦遍抄之”。无一不登记报官的。最后一项措施于神宗熙宁七年（一〇七四年）历时不久而废，因王安石不久失势之故，甚至在此项措施停止实施之前，苏东坡称其不合于法，在他治下地区拒予推行。

王安石在免役法中表明旨在解除人民在征兵法中之苦，结果保甲法证实了他是言不由衷。事实至为明显，他的保甲法与免役法是同时公布的，在神宗熙宁三年（一〇七〇年）十二月。朝廷用免役法的法宝，一只手从人民身上解除了征兵的重担，却用另一只手把那个重担又放回人民身上。保甲是邻居连保制度。每十家为一保，每五十家为一大保。一保中如有人窝藏贼犯，保内各家要负连带责任；如有谋杀、强奸等罪，保中必须报告官府。每一大保之壮丁必须组队接受军事训练，一家有壮丁二人者抽其一，如超过二壮丁，则依比例多抽。凡抽去者每五天离田受训，此五天相当于现今之一星期，一个月分为六节。家有壮丁者，不必如古代征兵制度下只身赴外乡，而是使军队深入村中。但是王安石善于宣传，他知道给旧事物一个新名称，此旧事物便不复存，所以“征兵制已废”。

在集中登记管理人民之外，还有一种农民田地强迫登记，作为征收新税的依据，以及另一种将政府的马匹寄养在民家的制度，也就是方田均税法及保马法。像所有集体制度一样，王安石的新法是不放人民自由生活的。在妥为照顾人民的焦虑之下，这个新政权必须确知人民做些什么，有些什么。也像其他集体制度一样，这个新政权也认为缺少了特务人员是不能统治的。因而其特务制度在神宗熙宁五年（一〇七二年）成立，幸而苏东坡已经离开京都了。这个新政权若不把御史台（相当于现代的报章杂志界）控制住，而以甘心效忠的同党手下人填满，也是无法发挥效能的。王安石也觉得有控制学者文人的思想观念之必要。他像古代的王莽和现代的希特勒。他一遇到别人反对，则暴跳如雷——现代的精神病学家大概会把他列为患有妄想狂的人。

显出王安石的妄想狂性格，以及所有历史学家和批评家共同认为的一个他不可饶恕的行为，倒不是他的政治社会的冒险改革，而是他自命为经典的唯一解释人一事。他也像王莽那样篡改古籍，所以王安石也写他自己的《三经新义》，使之成为思想的官定标准，用以代替所有过去经典的名家疏解。以一个学者而论，王安石还算不错，但还不足以把郑康成、马融、陆德明等鸿儒取而代之。他此种行为既是官权的滥用，又是对学术的污辱。中国科举考试一般都是以经书的一段为题，而应考者的发挥题意也要依据经书。这个王氏新制度的建立，就是说国内的考生必须在每个题意上，要研究并且吸收王安石所说的话，自为政之道、佛教色彩的儒学，一直到“鹑”“枭”“雉”等字的语源。苏东坡离开京都之后，一次在地方考试时监考，曾写过一首诗，表示对考生试卷上所表现的思想观念之呆板、雷同的厌恶感。

王安石的《三经新义》也和他的语言学一样，往往带有佛教思想，新思想创见多，而学术根基浅。但是他却相信，在解释古籍的思想和政治观念时，他之认为如何就必然如何。他的《三经新义》糟不可言，他死之后就完全为人所遗忘，而且也一本无存了。可是在他当权之时，则是科举考生人人所必读的经典；考生的意见如与宰相的见解小有出入，便因之落第而有余。最为人所厌恨者是此《三经新义》是在两年之内仓促编成的，此书之正式开始编撰是在神宗熙宁六年（一〇七三年）三月，由他的小儿子和一个政治走狗帮助之下编成，两年后出版。这本急就章，就定为儒家思想的标准疏解，但每逢王安石对疏解有所改变，为应天下考生之需，新版本立即出现。考生人人知道，他们的前途是全系于能否做这个修正本的应声虫而定。

这里不讨论王安石学问如何，苏东坡觉得实在难以容忍，因为苏东坡的学问胜过他实在太多。不过现在也可以提一提，王安石的《字说》之荒唐可笑，简直跟外行人一样。在他的《三经新义》之外，在当时学人之中，大家最愤怒的事，就是王安石所引起的讨论字源学的怪风气。他的《字说》只是字的结构与来源的研究，不是用比较方法，而是凭个人的幻想。王安石相信这是独得之秘，是对学术上不朽的贡献，至老年时犹苦研不辍，成书二十五卷（《字说》分卷，王安石自谓二十四卷，马端临《文献通考》等作二十卷——编注）。西方的学者会了解，一旦学者任凭想象力纵情驰骋而不予以科学方法的限制，就是不用汉人的说经与清儒的朴学方法，那他写二十五卷《字说》真是易如反掌的事。若施用幻想，则这部《幻想字说》一天可写十部。像王安石这样研究一个字构成的各种理由，为什么一个字由某些偏旁组织起来就表示某种意义，那倒是容易而有趣。王安石的《字说》有五十条左右流传下来，都是供茶余酒后的笑谈。苏东坡和王安石之间的许多笑话都是以此等字源学为关键的。

苏东坡喜用“反证论法”。中文里有一个“鸠”字，是“九”“鸟”合成。显然，“九”字是表音。王安石不管语音学的道理，只想从意义上找点儿趣谈。一天，苏东坡和他闲谈时，忽然问王安石：“可是，为什么‘鸠’字由‘九’‘鸟’二字合成呢？”王安石语塞。苏东坡说：“我能告诉你为什么。《诗经》上有‘ 在桑，其子七兮’。七只小鸟加上父母两个，不是九个吗？”

“波”字是由“水”加“皮”而成，“皮”此一偏旁表音。这个“波”字触动了王安石丰富的想象，他说“波”者“水”之“皮”也。一天苏东坡遇见他，向他戏谑道：“‘波’若是‘水’之‘皮’，则‘滑’就是‘水’之‘骨’了。”王安石违反中国字构成的基本原则。有时他割裂字根为二，再另与一个部首相接，像“富”字一例，真会使语言学家啼笑皆非的。

有些中国后代的学者在西方集体主义的观点上看，打算为王安石洗刷历史上的污点，说他的观念基本上符合现代的社会主义，打算这样恢复他的名誉。在为王安石辩护的学者之中，中国现代一个伟大的学者梁启超便是其一。主张王安石的社会主义观念为是为非，自无不可，但是他那社会主义的政权必须凭其政绩去判断才是。事实是，王安石使国家的垄断，取私人的垄断而代之，弄得小生意人失业；农人在无力付强迫的青苗贷款和利息之下，卖妻儿而逃亡，为他担保的邻居，或与之共同逃亡，或把财产典卖。县镇监狱有人满之患，每一县政府都有查封的抵押品和没收的财产，法厅也讼案充斥。朝廷这样失政之下，即使没有外族侵入，任何朝代也会灭亡的。在神宗熙宁七年（一〇七四年），一道圣旨说商业停顿，百姓失业；过了两年，另一道圣旨停止了青苗贷款，其中说很多百姓因无力归还贷款而遭监禁鞭笞。在哲宗元祐五年（一〇九〇年），已是二十年左右之后，苏东坡在设法挽救乡间的经济破产，请求政府归还没收的财产，宽免贫民的欠债，他的奏折中说：

宋神宗像

宋神宗（1048—1085），名赵顼，北宋第六代皇帝。即位后，对疲弱的政治深感不满，而他素来都欣赏王安石的才干，故命王安石推行变法，振兴北宋王朝。又称熙宁变法。但变法操之过急，不得其法，最终以失败收场，不过新法还是维持了将近20年。

……籍纳拘收产业……除已有人承买交业外，并特给还；未足者，许贴纳收赎，仍不限年。四方闻之，莫不鼓舞歌咏。……以谓某等自失业以来，父母妻子离散，转在沟壑，久无所归。……臣即看详，元初立法，本为兴置，市易已来，凡异时民间生财自养之道，一切收之公上。小民既无他业，不免与官中首尾胶固，以至供通物产，召保立限，增价出息，赊贷转变，以苟趋目前之急。及至限满，不能填偿，又理一重息罚。岁月益久，逋欠愈多。科决监锢，以逮妻孥。

在实行新法的前几年，王安石还能把惨况巧为掩饰，使神宗不明真相，坚称他的土地政策颇获农民支持，将一个极权政治渲染成民主政治，那种巧立名目，令人觉得犹如今日一样。那时，也和现在一样，人民对一个政权是否爱戴，只有在那个政权失势之后才能知道。皇帝诚心要明白真相，自己派人去察访。但是太监和那些诡诈的调查官吏知道皇帝赞成变法，于是总是向皇帝报告百姓喜爱新政，说税吏一到，人民欢呼——若照预先布置好的欢迎会的情况说，这话当然不错。王安石在当政数年之后，可怕的情况终于在皇帝驾前泄露出来，是经由一个地位卑微的宫廷门吏的几幅画，皇帝才知道的。

那个皇宫的门吏名叫郑侠，他看见成群的农民从东北逃到京都，充塞在街道之上。他知道绘画比文章力量更大，他心想画几幅灾民图呈献给皇上。一幅难民图上画的是农民身上一半裸露，忍受着饥饿，在狂风暴雨使人无法睁眼之下，在阳关大道上挣扎跋涉。另一幅画上是半裸的男女正在吃草根树皮，还有别人戴着铁链，扛着瓦砖薪柴去卖了缴税。皇帝一见，掉下泪来。这次出奇地献图（容后再叙），继之以惊人的彗星出现和圣山崩陷，神宗才废止了多项王安石的新法。

第八章　拗相公

一场政治风暴现在刮起来了，就要引起燎原的大火，会把宋室焚毁。这场风暴始于国家资本主义者，人称“拗相公”的王安石，和他的反对派之间的一次斗争。王安石的反对派包括所有的其他官吏，也就是贤德的仁宗皇帝，在思想自由的气氛中拔擢培养，留作领导国政的一代人才。我们需要了解那次政争的性质，因为那种朋党之争笼罩了苏东坡的一生。

中国最早的通俗文学至今尚存在者，其中有一篇预示中国小说的来临，是一个短篇小说，叫《拗相公》。那是宋朝通俗文学作品，新近才发现，这足以表示，王安石死后不久，在通俗文学之中，他便以其外号为人所知了。那场政争的悲剧之发生，就由于一个人个性上的缺点，他不能接受忠言，他不愿承认自己犯错。朋友对王安石的反对只增强了他贯彻他那政策的决心。有人告诉我们，说个性坚强是一种重要的美德，但是却需要予以精确的说明，就是说坚强的个性是用去做什么事。王安石很可能还记得学生时代曾听见一个平常的格言，说“决心”为成功的秘诀，自己却把固执当作那种美德了。王安石在世时，他在文学界是以“三不足”为人所知的。“三不足”就是“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宋史·王安石传》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未言及苏轼所赠。或出于某宋人笔记——编者注）。这是苏东坡赠予他的标志。

这位“拗相公”不容任何方面有人反对，朋友方面，或是敌人方面。他能言善道，能说动皇帝相信他的强国之策，决心要把他的计划进行到底。这就暗示他要压制一般的反对意见，尤其是谏官的话，谏官的职责本来就是批评朝廷的政策和行动，并充当舆论与朝廷之间的桥梁。中国政治哲学的基础，是好政府必然是“广开言路”，而坏政府则不然。所以开始论到新政之后，自然争论迅即涌向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就是批评与异议的自由。这次交战，宰相王安石赢了第一回合。但是此后，全国官员分成了两个阵营，陷于朋党之争，直到宋朝灭亡而后已。几年之后，变法方案即遭修正，或予中止，但是两派的裂痕则演变愈甚，其后果亦更加严重。

在朝廷上此一政争，成了“流俗”与“通变”之争，这两个名称在当代文学里曾多次出现，而王安石亦最喜爱用。凡是王安石所不喜，或与王安石持异议者，王安石皆称为“流俗”派，而他与其同党则称为“通变”派。王安石攻击批评者，说恶意阻挠新政。在另一方面，反对派则攻击他，说他“视民间清论为流俗，视异己者为腐败”。刘挚则称：“彼以此为流俗，此以彼为乱常。”王安石这位宰相排斥反对他的御史之时，反对派对他的更重要攻击，是他欲“钳人口”，也就是使天下人不得批评政府。

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发展出一个党治的组织，并划分出当政党与反对党大家公认的权利与责任。没有计票、举手、表示是否，或其他确定公众意见的方法。中国人在集会时，只是讨论问题，然后同意某一决定。在原则与实际上，对政府政策之批评，政府不但容许，亦且予以鼓励。敌方可推翻内阁，或申谢而退去。每有朋党之争，习惯上是将反对派放出京都，到外地任职，甚至在仁宗和英宗时，政府颇负盛名的领导人物，如范仲淹与欧阳修，都曾贬谪至外地，暂时退居低位，后来又回京得势。在这种情况之下，一派当权，则另一派退避。

朝内的争论在宋朝演变得越发激烈，是由于宋朝的政府组织制度的特殊所致，因为宋朝对宰相的职权没有明确的规定，内阁很像个国会，由皇帝掌握平衡之权。政府由复杂、拙笨的连锁机构组成，功能重复，最后决定的大权仍然在皇帝手中。当时所谓宰相，只是个交际上的称呼而已，实际名称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许有两位副宰相。一般组织如下：

户部（财政）完全独立，直接对皇帝负责。御史台独立。另有各机构，只供做赠予空衔之用。通常，“宰相”兼中书省侍郎与门下省侍郎。三省各长官和枢密院长官构成知院，称为“知政”。后来，神宗锐予改变，意在简化此一组织制度，权责区划较为分明。门下省司研讨命令，中书省（宰相府）司发布，尚书省司执行。但是纷乱与权责分散，依然如故。

英格兰——现代政党的发源地

地图　1643年　英国

19世纪以来，人们的参政需求主要是通过政党来实现。近代政党产生的目的就是为了将社会上纷繁芜杂的个人和小团体的诉求整合为明确的政治诉求。但北宋年间大规模的党争自王安石变法正式开始，由最初士大夫之间的政见分歧逐步演化为党同伐异、喜同恶异的纯粹的意气之争。

王安石最初只是个参知政事（副宰相），但因受皇帝支持，擅自越权进行变法计划，与吕惠卿、曾布私下决定一切。这自然在神宗驾前和各知政易于发生争论。主要问题只有两个：一个是青苗贷款法，一是御史的言论自由一事。一方面是元老重臣干练有才之士，人数之众，几乎构成了全体；另一方面，只有一个人——王安石，但有神宗支持，及另一批默默无名的小人，野心大，精力足，阴险而诡诈。为了便于参考，并免于许多人名的累赘，下面列有政争中较重要之人名，以见双方之阵容：

当权派

王安石（拗相公）

神　宗（雄心万丈的皇帝）

曾　布（活跃的政客）

吕惠卿（声名狼藉，后出卖王安石）

李　定（母丧不奔，后弹劾苏东坡）

邓　绾（两面人，先后服侍吕惠卿和王安石）

舒　亶（与李定同弹劾苏东坡）

王　雱（王安石之子）

谢景温（王安石姻亲）

蔡　卞（王安石女婿）

章　惇（后为苏东坡敌人）

吕嘉问（王安石手下的贸易霸主）

反对派

司马光（反对派之首，大史学家）

韩　琦（元老重臣）

富　弼（老臣）

吕　诲（第一个发动攻击的人）

曾公亮（脆弱人物）

赵　抃

文彦博（老好人）

苏东坡

苏子由（东坡之弟）

范仲淹（伟人）

孙　觉（高俊，易怒，东坡密友）

李　常（矮壮，东坡密友）

刘　恕（性火暴，东坡至交）

吕公著（美髯，曾与王安石为友）

韩　维（出自世家，曾为王安石好友）

程　颢（理学家，“二程”中的长兄）

刘　挚（独立批评者，后与东坡为敌）

其他御史

郑　侠（负重任之宫廷门吏，王安石因他而败）

此一极不平衡的阵容既令人悲，又令人笑。一看此名单，令人不禁纳闷王安石化友为敌的才气，以及神宗宠用王安石所付代价之大，因为所有对新政持异议者皆遭撤职，罢官议罪。最后，神宗又不得不罢斥王安石、吕惠卿、邓绾诸人。他的强国梦破灭了，只落得统治一群庸才之臣。倘若说知人善任为“神圣”的特性，“神”宗这个谥号，他是当之有愧了。

王安石的悲剧在于他自己并不任情放纵，也不腐败贪污，他也是迫不得已。要把他主张的国家资本计划那么激进、那么极端的制度付诸实施，必得不顾别人的反对。也许这就是他隐退以待时机如此之久的缘故。他有一个幻象，而他的所作所为都以实现这个光辉灿烂的幻象为依归，他之所求不是太平繁荣的国家，而是富强具有威力的国家，向南向北，都要开拓疆土。他相信天意要使宋朝扩张发展，一如汉唐两代，而他王安石就是上应天命成此大业之人。但是在后世的历史学家的沉思默想之中，此等上应天命的人无一不动人几分感伤——永远是个困于雄心而不能自拔的人，成为自己梦想的牺牲者，自己的美梦发展扩张，而后破裂成了浮光泡影，消失于虚无缥缈之中。

王安石轻视所有那些“流俗”之辈，不但与那些忠厚长者大臣一等人疏远起来，就连自己的莫逆之交，如韩维、吕公著也断绝了来往。我们还记得神宗尚身为太子之时，是韩维使太子对王安石倾心器重的。等这些朋友对他推行新政的方式表示异议时，他毫不迟疑，立刻把他们贬谪出京。他既陷于孤立无援，就拔擢些不相知的“才不胜职”之辈，而这些人只是对他唯唯诺诺、毕恭毕敬，实际上利用他以遂其私欲。三个劣迹昭彰的小人是李定、舒亶、邓绾。李定隐瞒母丧不报，以免辞官，退而居丧返里，在儒教社会中这是大逆不道的。邓绾之为后人所知，是他说了一句名言：“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但是王安石的两个巨奸大恶的后盾人物，则是两个极端活跃、富有险谋才干又极具说服能力的小人：曾布和吕惠卿，尤以吕惠卿为甚，最后他想取王安石的地位而代之，又把王安石出卖了。王安石八年新政终于崩溃，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吕惠卿出卖了王安石，王安石出卖了皇帝，皇帝出卖了人民。”在吕惠卿以极卑鄙的手段公布王安石的私信，以离间他和皇帝之时，王安石便垮了。王安石晚年每天都写“福建子”三个字数次，用以发泄心中的愤怒，因为出卖他的这个朋友吕惠卿是福建人。王安石失败之后，苏东坡一天在金陵遇见他，斥责他发动战争迫害文人之罪，王安石回答说吕惠卿当负全责。此不足以为借口，因为王安石本人坚持严酷对付反对派，而且在熙宁四年四月至六年七月吕惠卿因父丧去职期间，王安石在京师用以侦察批评朝政的特务机构成立了。

此外，相反两派的领袖王安石和司马光虽然政见不同，不能相与，但皆系真诚虔敬、洁身自好之士。在金钱与私德上从未受人指责，欧阳修则至少在家庭生活上曾传有暧昧情事。

有一次，王安石的妻吴氏为丈夫置一妾。等此女人进见时，王安石惊问道：“怎么回事？”

女人回答说：“夫人吩咐奴婢伺候老爷。”

王安石又问：“你是谁？”

女人回答道：“奴家的丈夫在军中主管一船官粮，不幸沉船，官粮尽失。我们家产卖尽，不足以还官债，所以奴家丈夫卖掉奴家好凑足钱数儿。”

王安石又问：“把你卖了多少钱？”

“九十万钱。”

王安石把她丈夫找到，命妇人随同丈夫回去。告诉她丈夫不必退钱。

这种情形司马光也曾遇见过，因为他在勉强之下纳了一个妾。他年轻时曾官居通判，而妻子未能生育儿子。太守夫人赠送他一妾，司马光不理不睬。妻子以为是自己在跟前的缘故。一天她告诉那个侍姬等她自己离家之后，打扮妥当，夜间到老爷书房去。司马光看见那一女子在他书房中出现，惊问道：“夫人不在，你胆敢来此？速去！”随即让她离去。王安石和司马光都志在执行自己的政策，而不在谋取权力地位，而且王安石对金钱绝不重视。他做宰相时，一领到俸禄，就交给弟兄们，任凭他们花费。

《资治通鉴》手稿

文稿　司马光　宋

司马光（1019—1086），我国北宋时期重要的文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他最为世人称道的是辉映千古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开创了时经事纬的编年体通史的范例。司马光的政治主张虽然偏于保守，但王安石变法中出现的偏差和用人不当等情况却从侧面证明司马光在政治上还是老练稳健的。

司马光，道德才智，当代罕见其匹，由始至终是光风霁月胸怀，争理不争利。他和王安石只是在政策上水火不相容。当代一个批评家曾说：“王安石必行新政始允为相，司马光必除新政始允为枢密副使。”

司马光为宋朝宰相，其为人所崇敬，不仅与范仲淹齐名，他还是包罗万有的一部中国史（至五代）《资治通鉴》的作者。这部书全书二百九十四卷，附录考异三十卷，学富识高，文笔精练，为史书中之北斗，后世史学著作之规范。初稿（长编）多于成书数倍。他写作此书时，一直孜孜不懈，每日抄写，积稿十尺，最后全稿装满两间屋子。此空前巨著费去作者二十五（实为十九年——编者注）年工夫。

最先引起争论的问题，是青苗法。在制置三司条例司研讨数月之后，青苗法终于在神宗熙宁二年（一〇六九年）九月公布。朝廷派出四十一位专使大员，到各省去督导实施新法。不久之后，即分明显示官家款项并不能如预先之估计可由人民自行贷出。专使所面临之问题即是：径行还京陈明使命未能达成，抑或勉强人民将款贷去而回京禀报新政成功。官家愿将款项借予富户，以其抵押较为可靠，但富户并不特别需要借款。贫户急需借款，但官家必须取得抵押，因知其无还债能力。有些特使乃思得办法，按人民之财力，自富至贫，将官款定比分配。但是贫户太贫，实在无力借款，只有富户可借——这正是现代银行财务事业的基本特性。官方要做到贫户确能归还贷款，于是使贫户之富有邻居为之作保。一个特使向京都的报告中说：官方把贷款交与贫户时，贫户“喜极而泣”。另一个特使不愿强民借贷，回京报告大不相同。御史弹劾放款成功的特使，说他强民借贷，大违朝廷之本意。王安石亲自到御史台对诸御史说：“你们意欲何为？你们弹劾推行新政的能吏，却对办事不力者默不作声。”

韩琦那时驻在大名府，官居河北安抚使，亲眼看到了青苗法实行的情形，他向皇帝奏明青苗贷款是如何分配出去的。若与苏东坡的火暴发作相比，韩琦的奏折可以说是顾虑周详，措辞妥帖，言之有物，真不愧是个极具才干、功在国家的退职宰相的手笔。在奏折上他说，甚至赤贫之民也有分担的款额，富有之家则要求认捐更多。所谓青苗贷款也分配给城市居民负担，也分配给地主和“垄断剥削者”，须知这两种人正是青苗法所要消灭的。不可不知的是，每借进一笔钱，短短数月之后就要付出一分半的利息。不论朝廷如何分辩，说贷款与民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百姓都不肯相信。韩琦指出，纵然阻止强迫贷款，要力行自愿贷款，并无实际用处，因为富户不肯借，穷人愿借，但无抵押；最后仍须保人还债。同时，督察贷款的特使急于取悦于朝中当权者，低级官吏又不敢明言，韩琦说，他自思身为国家老臣，势不得不将真相奏明皇帝。他请朝廷终止新法，召回特使，恢复故有的常平仓制。

和王安石讨论韩琦的奏折时，皇帝说：“韩琦乃国之忠臣，虽然为官在外，对朝廷仍是念念不忘。我原以为青苗法会有利于百姓，没料到为害如此之烈。再者，青苗贷款只用于乡村，为何也在城市推销？”

王安石立即回奏道：“有什么害处？都市的人倘若也需要贷款，为什么不借给他们？”

于是韩琦和朝廷之间奏批往返多次，这位退位的宰相明确指出汉朝所一度实行的国家资本制度的影响，那样榨取民脂民膏以充国库而供皇帝穷兵黩武，并不足以言富国之道。

这就动摇了王安石的地位，皇帝开始有意终止青苗法。王安石知道了，遂请病假。司马光在提到王安石请病假时说：“士夫沸腾，黎民骚动。”大臣讨论此一情势，赵抃当时还拥护王安石，主张等王安石销假再说。那天晚上阁员曾公亮派他儿子把政局有变的情形去告诉王安石，告诉他要赶快销假。得此密告，王安石立即销假，又出现在朝廷之上，劝皇帝说反对派仍然是力图阻挠新政。

皇帝也不知如何是好，乃派出两个太监到外地视察回报。两个太监也深知利害，回报时说青苗法甚得民心，并无强迫销售情事。老臣文彦博反对说：“韩琦三朝为相，陛下乃信太监之言而不信韩琦吗？”但是皇帝竟坚信自己亲自派出之使者，决心贯彻新政。几名愚蠢无知、毫不负责的查报人员不知自己说的几句话竟会对国家大事发生了影响，这种情形何时是了！倘若那几个阉宦还有男子汉的刚强之气，这时肯向皇帝据实回奏，宋朝的国运还会有所改变。他们只是找皇帝爱听的话说，等时局变化，谈论“土地改革”已不再新鲜，他们也羞臊得一言不发了。

司马光、范镇，还有苏东坡三个人并肩作战。司马光原对王安石颇为器重，他自己当然也深得皇帝的信任。皇帝曾问他对王安石的看法。他说：“百姓批评王安石虚伪，也许言之过甚，但他确是不切实际，刚愎自用。”不过，他的确和王安石的亲信小人吕惠卿在给皇帝上历史课时，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辩，甚至需要皇帝来打断，要他二人平静下来。司马光既然反对他的政策，王安石开始厌恶他。王安石请病假如此之短一段时期之中，神宗皇帝打算使司马光充任枢密副使。司马光谢绝不就，他说他个人的官位无甚重要，重要的是皇帝是否要废止新政，司马光九次上奏折。皇帝回答说：

“朕曾命卿任枢密副使主管军事。卿为何多次拒不受命，而不断谈论与军事无关之事？”

司马光回奏称：“但臣迄未接此军职。臣在门下省一日，即当提醒陛下留意此等事。”

王安石销假之后，他的地位又形巩固，他把司马光降为知制诰。范镇拒发新命，皇帝见范镇如此抗命，乃亲手把诏命交予司马光。范镇因此请辞门下省职位，皇帝允准。

王安石既复相位，韩琦乃辞河北安抚使，只留任大名府知府，皇帝照准。苏东坡怒不可遏。他有好多话要说，而且非说不可，正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他之坦白直率，是断然无疑的。那时，他只三十二岁，任职史馆，官卑职小，且只限于执笔为文，与行政毫无关系。他给皇帝上奏折两次，一次是在熙宁三年（一〇七〇年）二月，一次是在次年二月。两次奏折都是洋洋洒洒，包罗无限，雄辩滔滔，直言无隐。犹如现代报上偶尔出现的好社论文章一样，立即唤起了全国的注意。在第一篇奏折上，一开首就向青苗法攻击。他告诉皇上全国人已在反对皇上，并说千万不可凭借权力压制人民。文章之中他引用孔夫子的话说：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臣不知陛下所谓富者，富民欤，抑富国欤？

是以不论尊卑，不计强弱，理之所在则成，理所不在则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农民举息，与商贾争利，岂理也哉，而何怪其不成乎？……陛下苟诚心乎为民，则虽或谤之而人不信；苟诚心乎为利，则虽自解释而人不服。且事有决不可欺者，吏受贿枉法，人必谓之赃；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谓之盗。苟有其实，不敢辞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谓之放债取利，可乎？……今天下以为利，陛下以为义；……天下以为贪，陛下以为廉。不胜其纷纭也。

他又警告皇帝说：

盖世有好走马者，一为坠伤，则终身徒行。……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输之策，并军搜卒之令，卒然轻发，又甚于前日矣。……今陛下春秋鼎盛，天锡勇智，此万世一时也。而群臣不能济之以慎重，养之以敦朴，譬如乘轻车、驭骏马，冒险夜行，而仆夫又从后鞭之，岂不殆哉！臣愿陛下解辔秣马，以须东方之明，而徐行于九轨之道，甚未晚也。

苏东坡又警告皇帝说，若以为用专断的威权必能压制百姓，则诚属大错。多少官吏已然降级或革职，甚至有恢复肉刑之说。他接着又说：

今朝廷可谓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返求其本，而欲以力胜之。力之不能胜众也久矣。古者刀锯在前，鼎镬在后，而士犹犯之。今陛下躬蹈尧舜，未尝诛一无罪。欲弭众言，不过斥逐异议之臣而更用人，必不忍行亡秦偶语之禁，起东汉党锢之狱，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争者益多……陛下将变今之刑而用其极欤？天下几何其不叛也？

今天下有心者怨，有口者谤。古之君臣相与忧勤以营一代之业者，似不如此。古语曰：“百人之聚，未有不公。”而况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回，臣不知所税驾矣。《诗》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届。心之忧矣，不遑假寐。”区区之忠，唯陛下察之。臣谨昧死上对。

使朝廷文武百官最为激动的莫如王安石之清除御史台。最初，王安石的威吓朝廷百官，倒不是以他那极端而广泛的经济政策，而是他对胆敢批评他的御史，凭他狂妄的习惯，一律撤职。于是批评朝政之权受到了摧残，政府组织的基础受到了破坏，这样就触动了政体最敏感部分。官场全体为之大惊失色，王安石自己的朋友也开始背弃他。

单以排除御史台的异己一事，就足以削弱对他的支持力量，也引起朝廷领袖的纷萌退意。在中国，监察制是朝廷一个历史悠久的制度，其作用就是代表舆论时时对当政的政权予以控制或批评。在一个好政府里，监察机构必须能随时对皇帝进诤言，向皇帝反映舆论，这种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由于其地位如此之重要，监察机构既有重大力量，亦有重大责任，御史如对当权者做强有力的攻击，可以把一个政权推翻。这种监察作用在政府的人事和政策上可以引起变动，不过其方法并未明确予以规定，其作用与现代的新闻舆论大致相似。古代此种制度之异于今日者，就是此等监察机构及其反对权，并无明文规定受有法律保障，只是传统上认为明主贤君应当宽宏纳谏，至于皇帝重视他那明主贤君的名誉与否，那就是他自己的事了。倘若他不克己自律，他可以降旨把御史降级、惩处、折磨，甚至全家杀害。有些皇帝确是如此。身为御史者在个人毫无法律保障之下，却要尽职责向朝廷与皇帝进谏规劝，处境是既难又险。但是像现代，总有对公众抱有责任感的新闻杂志编辑，不惜冒监禁死亡之险而向极权政权挑战的，在过去也总有御史受皮肉之苦、鞭笞之痛，甚至死亡之威胁，而尽其于人民之职责，尤其在东汉与明朝两代，当时有御史，写好弹劾奸相的本章，自料必死无疑，在本章呈递与皇帝之前，先行自缢身死。这些御史正如武士之上战场，前仆后继。好皇帝自己爱惜名誉，对于这等御史的处理颇为慎重，因此甚获美誉而得人望，但是恶人当政则急于塞御史之口，正如现代之专制暴君，总以钳制报章杂志之口为急务。

王安石当政之始，元老重臣对他颇寄厚望。现在御史中丞吕诲向王安石发出了第一弹，说他“执邪见，不通物情。置之宰辅，天下必受其祸”。连司马光都深感意外。在吕诲同司马光去给皇帝讲解经典之时，吕诲向司马光透露那天早晨他打算要做的事，从袖子里把那件弹劾表章给司马光看。

包拯家训

碑刻　赵朴初　1997年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御史肯定非包拯莫属了。他在仕途期间，虽没有同朝为官的欧阳修、范仲淹、苏轼等在文学史上的辉煌地位和政治上的坎坷经历，但他为人做官的品行道德和正直名节在民间广为流传。包拯故后，获得了仁宗御赐“忠贤将相，道德名家”的极高评价。

司马光说：“吾等焉能为力？他深得人望。”

吕诲大惊道：“你也这么说！”

吕诲遭受革职，于是排除异己开始了。

现在朝廷政争由星星之火变成了熊熊之势。有一妇人企图谋杀丈夫，但仅仅使她丈夫受伤而未克致命。此一妇人曾承认有谋杀之意，当时众官对处治之刑罚歧见纷纷。此一案件拖延一年有余，未能定案。司马光要以一种方式判决，王安石要另一种方式，而且坚持己见。皇帝的圣旨对此案的处刑做出指示，但是御史刘恕则拒不同意，要求再审——御史如此要求，亦属常事。这是第二名违逆王安石意旨的御史，王安石则令自己的一个亲信弹劾他。这样一来，一场争斗便化暗为明。

御史台则群情激动。问题现在是仍要在不受限制之下自由尽责呢，还是等候逐一被人清除？几位御史乃联名上书弹劾王安石，请求罢黜其相位。王安石大怒，欲将此数人投诸监狱而后快。司马光与范纯仁认为基本上不可如此对待御史，最后六个御史遭贬谪至边远外县充任酒监。一见情形如此，范纯仁起而应战。他要求贬谪御史之成命必须撤回，结果他自己也遭流放。下一个要倒下去的是苏东坡的弟弟苏子由，他一直就反对青苗法和均输法。两个月之后，忠厚长者老臣富弼向朝廷辞职归隐，临去警告说，在任何政治斗争中，正人君子必败，而小人必占上风，因为正人君子为道义而争，而小人则为权力而争，结果双方必各得其所，好人去位，坏人得权。他预言国家大事若如此下去，国家行将大乱矣。

朝廷之上，现在是一片骚乱。神宗熙宁二年（一〇六九年）二月，制置三司条例司成立，七月实行均输法，九月实行青苗法。数月之内，众人对当权者的意见，由期待而怀疑，由怀疑而迷惑，由迷惑而愤怒、恐惧。

现在情势变化甚速。熙宁三年（一〇七〇年）三月与四月，御史台大规模遭受整肃，随即大规模布置上新人。随后倒下的两个御史都是王安石个人的朋友，都曾助他获得权力，王安石也是倚为声援的。身材颀长、性情暴躁又富有口才的孙觉——他也是苏东坡毕生的友人——曾经向王安石发动论争，因为王安石坚称周朝的钱币机构曾经以百分之二十五的利息把钱借给人民，他对此说表示反对。王安石仍然希望得到他的支援，派他到外地调查为什么当时盛传朝廷强迫贷款与农人，甚至在京畿一带也传闻如此。孙觉回到京师，老老实实报告确有强迫销售情事。王安石认为他这是出卖朋友——所以孙觉也被革职。更为重要的案子是“美髯公”吕公著的案子。吕公著是宰相之子，学识渊博，但是沉默寡言。在早年，王安石和吕公著在文学上同享盛名，同为儒林所敬佩。吕公著曾帮助王安石位登权要，王安石乃使他官拜御史中丞，作为回报。现在吕公著上神宗皇帝的奏议中，文字未免过于辛辣，使王安石大为不快，在文中他问：“昔日之所谓贤者，今皆以此举为非，岂昔皆贤而今皆不肖乎？”王安石亲拟罢斥吕公著的诏书，用字措辞正好流露他自己喜怒无常的特性。在二人交好之日，王安石曾向皇帝说：“吕公著之才将来必为宰相。”而今他把吕公著比作了尧舜时的“四凶”。

最使曾佩服他的人与之疏远的原因，就是在同一个月内，王安石派了两个劣迹昭彰的小人进入御史台，去填补他排挤出来的空缺。他之派李定为全权御史，在御史台引起了群情激愤。李定既没考中科举，也没有为官的其他必要资格。他教人知道的反倒是他隐瞒母丧不守丧礼一事。在中国人心目中，这简直是败德下流至于禽兽。王安石把他升到那么崇高的地位，只是因为自乡间来京后，他言及青苗法极受人民欢迎，王安石把他向皇上引荐，好向皇上陈奏。这件事使御史们怒不可遏。同时，王安石又把亲戚谢景温升为御史。谢为求升发，把自己的妹妹嫁与王安石的弟弟。有三个御史反对朝廷的此一任命诏书，三个人一起丢官。其余的御史对此事还照旧坚持。张戬请求将三个御史官复原职，并罢斥王安石的心腹李定与吕惠卿。在张戬到中书省去催办此一案件时，他发现王安石心情古怪。只是听他叙述，自己则一言不发，用扇子掩着嘴，一味大笑。

张戬说：“我想你一定正笑我愚蠢。但是你要知道，全国老百姓笑你的正多着呢。”

这时另一位遭到牺牲的御史是程颢，他是宋朝理学家“二程”之中的兄长大程。在新政推行之初，他曾经与王安石合作。现在他也到中书省为那同一个案子向王安石争论。王安石刚看了他的奏折，程颢看到他正怒气难消。这位理学大家以颇有修养的风度对他说：“老朋友，你看，我们讨论的不是个人私事或家事，我们讨论的是国事。难道不能平心静气说话吗？”从儒家的道德修养看，王安石觉得很丢脸，很难为情。

一两个月的光景，御史台的清除异己便已告完成。连去年所罢黜的御史在内，王安石清除的御史一共达到了十四人，十一名是御史台的人，三名是皇宫中的谏官。司马光向皇帝曾经痛陈利害。只有三个人，就是王安石、曾布、吕惠卿，赞成新政，朝廷百官无不反对他们三个人。“难道皇上就只用这三个人组织朝廷？就用这三个人治理国家吗？”韩琦和张方平已在二月告老还乡，司马光对枢密副使一职拒而不受，当月也遭贬降，范镇已经大怒而去。在九月，举棋不定的赵抃——他这位内阁大臣一度想讨好这群新贵——决定辞职。他也指出“青苗使者于体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为大”。数月之后，年老信命毫无火气的曾公亮把王安石之得势归之于天意，以年老多病为由，在极不愉快之下，请求去职，其实多少也是受批评不过而走的。在神宗熙宁三年（一〇七〇年），王安石正式出任相职，在整个政府中其权位凛乎不可侵犯。次年六月，欧阳修辞去朝廷一切职位，退隐林泉。

苏东坡现在写他那《上神宗皇帝万言书》，准备罢官而去。他和司马光、范镇曾经并肩作战，但是司马光与范镇已经在愤怒厌恶之下辞去官职。范镇后来和苏东坡有了亲戚关系，他曾在前两朝任职于中书省。其人虽然外貌看来肥胖松软，个性之强则不让钢铁。在去职之时，他在辞呈上说：“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在早朝之时，皇帝将此奏折交与王安石看，王安石的脸立刻煞白。当时在附近的几个人说曾看见王安石拿着此奏折在手，手气得发抖。

在熙宁三年（一〇七〇年）九月，司马光被派到外地陕西去做外任官，但是他留恋京都不忍去。他和王安石诚恳但有时很严肃认真地讨论新法，书信来往凡三次之后，才与他完全决裂。皇帝原先仍希望他在朝为官，数次告诉其他大臣说，只要司马光在身边，他不会犯什么大错。皇帝再三再四召他回朝，司马光都予谢绝。他的话早已说够，皇帝若不肯察纳忠言而终止骑此刚愎的蛮驴奔赴毁灭之途，则他的本分已尽。在他决定辞去一切官职退隐林下之时，他仍然怒不可遏。他写给皇上说：

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谄附安石者，谓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慝。臣之才识，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议论，固安石之所非。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谓谗慝者也。伏望圣恩，裁处其罪。若臣罪与范镇同，则乞依范镇例致仕。或罪重于镇，或窜或诛，所不敢逃。

从现在到十五年后神宗皇帝驾崩这段期间，司马光要避门不出，倾其全力继续九年前即已开始的历史巨著的写作。后来，神宗皇帝罢黜王安石之后，打算重召司马光回朝主政，司马光唯一的回答仍然是：皇帝要立即废除新法吗？由此看来，这两个极端相异的政治思想一直到最后都是丝毫不变动而且不可能变动的。可是在随后一位皇帝哲宗即位的第一年，王安石已死，司马光也卧床病重，那时他以宰相的地位发出的最后一道命令是：“王安石为人并不甚坏，其过端在刚愎自用，死后朝廷应以优礼葬之。”

苏东坡的《上神宗皇帝万言书》甚为重要，其中包括他自己的政治哲学，也表示其个人之气质与风格，其机智学问与大无畏的精神，都显然可见。愤怒的争论与冷静清晰的推理，交互出现。有时悲伤讥刺，苛酷批评，坦白直率，逾乎寻常；有时论辩是非，引证经史，以畅其义。为文工巧而真诚，言出足以动人，深情隐忧，因事而现。在正月蒙皇帝召见之时，皇帝曾称赞那篇《议学校贡举状》，并命他“尽陈得失，无有所隐”。苏东坡即认真遵办。那是他最后一次尽其所能求皇帝改变主意，这时所有高官大臣都已去职，一切情势都呈现不利。苏东坡知道，即便自己不遭大祸，至少将遭罢黜，是必然无疑之事。

《集古录跋尾》（部分）

书法　欧阳修　宋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欧阳修前期的政治思想对当时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严重危机有较清醒的认识。主张除积弊、行宽简、务农节用，与范仲淹等共谋革新。晚年对王安石部分新法有所抵制和讥评，最终也导致他在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以太子少师的身份完全隐退。

对现代读者最重要的两个论点，一是孟子所说的君权民授，一是为政当容清议。他警告皇帝说，君之为君，非由神权而得，乃得自人民之拥护，为帝王者不可不知。他说：

《书》曰：“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言天下莫危于人主也。聚则为君民，散则为仇雠，聚散之间，不容毫厘。故天下归往谓之王，人各有心谓之独夫。由此观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夫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必然之理，不可逭之灾也。其为可畏，从古以然。

但是，为人君者若不容许自由表示意见，焉能得到人的支持？苏东坡进而发挥这一点，我认为是这篇奏议中最重要的。就是政治上不同意一事之原则，御史监察制度便是具体的做法。根据苏东坡所说，一个好政权之得以保持，大部分在于不同的政见合理的发挥其功用。民主政治体制，系表现于党派间政见之歧异。苏东坡如生于现代，必然反对联合国安理会全体同意原则，这在基本上为反民主。他知道，中国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还没有两个人事事完全同意，而民主制度的对立面，唯有暴政制度。我从未发现民主制度的敌人，在家庭，在国内，或是世界政治上而不是暴君的。苏东坡接着说：

孙宝有言：“周公上圣，召公大贤，犹不相悦，著于经典。两不相损。”晋之王导，可谓元臣，每与客言，举坐称善，而王述不悦，以为人非尧舜，安得每事尽善，导亦敛衽谢之。若使言无不同，意无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贤？万一有小人居其间，则人主何缘知觉？

我想，把监察机构存在的理由与其基本原则说得清楚明白，再无人能比得上苏东坡这篇奏议了。一个发挥自由功用不惧利害的监察机构所代表的就是真正的公众意见。

夫弹劾积威之后，虽庸人亦可奋扬；风采消委之馀，虽豪杰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是以知为国者，平居必常有忘躯犯颜之士，则临难庶几有徇义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

他把当时的舆论状况与古代相比，说：

臣自幼小所记，及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今者物论沸腾，怨读言交至，公议所在，亦可知矣。

苏东坡比较中国历代政府制度的异同，而发挥监察机构其所以存在之必要。在此他俨然以倡导者出现，其态度博学，其推理有力，其识见卓绝：

古者建国，使内外相制，轻重相权。如周如唐，则外重而内轻。如秦如魏，则外轻而内重。内重之弊，必有奸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国问鼎之忧。圣人方盛而虑衰，常先立法以救弊。……以古揆今，则似内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计而预虑，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观其委任台谏之一端，则是圣人过防之至计。……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圣人深意，流俗岂知？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夫奸臣之始，以台谏折之而有馀；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立万一之防。朝廷纪纲，孰大于此？

苏东坡告诉皇帝，千万不可用威权慑服百姓。他又提到有谣传恢复肉刑之说。数百年以前，有各种砍截人体处罚罪犯之法，包括墨、劓、剕、宫四刑。这些残忍的刑罚，除宫刑之外，在公元前二世纪废除；约在隋朝时期，宫刑废止。此等酷刑之未曾恢复，当归功于苏东坡上神宗的奏议。当时谣传之甚，与日俱增。

陛下与二三大臣，亦闻其语矣。然而莫之顾者，徒曰我无其事，又无其意，何恤于人言？夫人言虽未必皆然，而疑似则有以致谤。人必贪财也，而后人疑其盗；人必好色也，而后人疑其淫……

苏东坡指出，当时商业萧条，物价飞涨，由京师附近各省，远至四川，谣言漫天飞，黎民怨怒，声如鼎沸，甚至深远至山区，酒亦属于专卖；和尚、尼姑亦遭逮捕，没收其财产，官兵的粮饷都遭减低。

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馀辈，求利之器也。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操网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

苏东坡相信皇帝会看得清楚国内的不和与纷争。他从良臣能吏之挂冠去职，舆论之背向不难判断。在数度对新政的指责之后，他力言因推行新政，皇帝已失去民心，皇帝本人及当权者已不为清议所容。

苏东坡上书之后，如石沉大海。三月，又上第三书。皇帝已临时下一诏书，严禁强销青苗贷款，但是没打算废止此等全部措施。苏东坡引用孟子的话说，正如一个偷鸡贼想改过向善，决定每月只偷一只鸡。后来使情形恶化的，是苏东坡在神宗熙宁四年一月起任告院开封府推官，在任期内，他出了一道进士考题《论独断》（全题是：《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这激怒了王安石。

苏东坡立遭罢黜。正如他所预期，虽然皇帝对他的忠言至为嘉许，王安石的群小之辈会捏造借口，陷他于纠纷之中。王安石的亲戚兼随员谢景温挟法诬告。当时流传一个谣言，说苏氏兄弟运父灵乘船回四川原籍途中，曾滥用官家的卫兵，并购买家具、瓷器，并可能偷运私盐从中牟利。官方乃派人到苏氏兄弟运灵所经各省路途上，从船夫、兵卒、仪官处搜集资料。苏东坡也许真买了不少家具、瓷器，但并不违法。官差回去报称无所搜获，如有所获，必然带回京师了。

苏东坡的内弟那时住在四川，苏东坡有信给他，信里说：“某与二十七娘甚安，小添、寄叔并无恙。……某为权幸所疾久矣。然捃摭无获，徒劳掀搅，取笑四方耳。不烦远忧。”

司马光回洛阳之前在京都时，皇帝对他说：

“似乎苏轼人品欠佳，卿对他评价过高。”

司马光回答说：“陛下是指有人控告他吗？我对他知之较深。陛下知道谢景温为安石亲戚，控告也是王安石煽动而起。再者，虽然苏东坡并非完美无疵，他不比隐秘母丧不报的畜生李定好得多吗？”

按苏东坡的政绩说，他而今应当官居太守才是，皇帝也有此意。王安石与谢景温反对，使之任附近一县的判官；但是皇帝予以改动，任命他为风景秀丽的杭州通判。苏东坡对御史的弹劾不屑于置理，连修表自辩也不肯，任凭官方调查，自己携眷径赴杭州上任去了。

宋太祖赵匡胤

宋太祖赵匡胤立国之后，立下祖训：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宋代历朝皇帝切实执行了这几条中国历史上最为开明的政策，这也从根本制度上确保了宋朝成为中国文明的最高峰。

第九章　人的恶行

现在朝廷上平静了，死一般地平静。苏东坡携眷离都之时，当年仁宗在位年间的名臣儒吏都已清除净尽，四散于外地。欧阳修正退隐于安徽阜阳，苏家世交张方平家正在河南淮阳。

苏子由去年即被神宗任命为淮阳州学教授。苏子由也有其特点，不像兄长子瞻那么倔强任性，但一直洁身自好，使清誉不受玷辱，能照顾自己免于危害，所以挑选一个平安卑微的职位，与贤士大儒相往还。后来张方平辞官归隐，迁居河南商丘，或称“南京”，子由请调至商丘为官，后几年，苏东坡往返京都之时，总是路宿张宅，向张方平请求指教，如对叔伯长辈。司马光与吕公著现在西京洛阳，过着退隐的生活。吕诲病重将死，死前，他呈给皇帝一个难题求教：

臣本无宿疾，遇值医者用术乖方，……妄投汤剂，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祸延四支，浸成风痹……非祗惮之苦，又将虞心腹之变。……虽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托，良以为忧。

贤德的老宰相富弼不能平安度日，他已经降职为亳州太守，当道认为他推销青苗贷款，办理不力。并且他还胆敢上奏折称，此法行“则财聚于上，人散于下”。这时王安石的手下邓绾突然十分活跃起来，一看有机会可以效忠主子了，他向主子说可以控富弼阻碍新政之罪，于是宰相的显爵全被剥除，调至另一地去任太守。但是王安石于愿未足，对皇帝说富弼所犯之罪，情如尧舜时之“四凶”，倘若只将他的宰相官爵除而已，何以遏阻其他奸邪之辈？皇帝对王安石所奏置之不理，任由富弼去担任那一卑小的职位。富弼在往就新职途中，路过南京，访问老友张方平。

老相国感慨系之，他向张方平说：“知人甚难。”

张方平说：“你说的是王安石吗？我认为了解他并不难。当年我有一次和他共办乡试，他就把一切老规矩都弄得乱七八糟，我就把他调离我的部下，再不理他。”老宰相自觉难堪，又启程赶路。在老年，他常常仰望屋顶，默然叹息。

苏东坡离京之前，京中曾发生一次暴乱。在去年冬天，保甲制便已实行，新兵在乡村受军事训练。新兵疑心受训的用意，以为会调离家乡，开至北方去和外族打仗，于是临近京都的村子里发生了示威抗议。骚乱之发生还另有原因。当时官方命令农人自备武器，其实也只是弓箭而已。父子相拥而泣，村民有断腕以躲避征调者。由于这次暴乱，王安石就要丢掉他最后的一个朋友韩维，因为韩维正是那一地的太守，他奏明暴乱经过，呈请暂将军训延缓，至深冬举行，因那时农忙已过，空闲较多。就因此一表章，连韩维也遭罢黜了。

要使王安石失势，还须上天显示昭然可见的征兆，需要宫廷门吏的仁行义举。在神宗熙宁五年（一〇七三年），西岳华山山崩。皇帝至为慌乱，依照习俗，乃迁居另一宫殿，以示敬仰神祇，并下令以粗粝三餐上进。此外，自次年夏季到来年春季，一直干旱不雨，皇帝至为忧愁，不知如何是好。他问王安石，王安石回答说：

“旱涝乃是天灾，在尧汤之世也曾发生。吾人之所能为者只是力行善政而已。”

皇帝说：“我所担心的也是此事，恐怕我们所行的不是善政啊。我听见关于商税法的怨言甚多。宫里人人都听说了，连皇后、太后也听说了。”

另一个阁员大臣冯京也在场，他也说：“我也听说了。”

王安石回答说：“为什么我没听人说？冯大人之所以听说，是因为所有发怨言不满的人都奔赴你的四周了。”

现在命定要成大事的渺小人物快要出现了。他叫郑侠，就是画难民图的皇宫门吏。他呈给皇帝的难民图上，画的是戴着脚镣的难民在砍树挣钱，用以付还官家的青苗贷款。郑侠还随图附上一篇短文：

窃闻南征北伐者，皆以其胜捷之势、山川之形，为图来献。料无一人以天下之民质妻鬻子、斩桑坏舍、流离逃散、遑遑不给之状上闻者。臣谨以逐日所见，绘成一图，但经眼目，已可涕泣。而况有甚于此者乎！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皇帝把画卷带到寝宫，给皇后和皇家别人看。先说话的是皇帝的祖母：

“我听说百姓为了助役钱和青苗贷款，其苦不堪。我觉得我们不应擅改祖制。”

皇帝回答说：“但是实行新法也是为民谋福，并无害民之意。”

太后又说：“我知道王安石自有大才，但是已然树敌甚众。为了他自己好，你还是暂时把他的职务中止吧。”

皇帝说：“我发现在满朝大臣之中，只有王安石愿意身当大任。”

皇帝的弟弟歧王这时正立在一旁，他说：“我认为你应当听听祖母老人家刚才说的话。”

皇帝突然大怒，说：“好！好！我不会治国，你来接。”

《流民图》（部分）

国画　蒋兆和　1943年

蒋兆和的《流民图》作于抗日战争期间的1943年，与郑侠在1074年所作的《流民图》相比，虽然处于不同的时空，但作品所展现的流离失所的民众饥寒交迫的境况同样震撼人心。

歧王说：“我不是那个意思。”

大家僵住，静了片刻，然后皇太后说：“这些乱子都是王安石闯的，你要怎么办呢？”

第二天早晨王安石罢相，但吕惠卿和邓绾仍然在位。皇帝决定把商税法、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方田均税法，一共十八种新法，终止推行。

天开始下雨，老天爷高兴了。

但是王安石的时刻还未终了，依法规门吏郑侠还得遭受弹劾。郑侠第一次循正规献画时，宫廷的官吏拒而不受，说以官卑职小，无权与皇帝上奏章。郑侠乃到京师城外的官差站，因为此系非法利用官差制度，郑侠要在御史台受审。

审问的结果如何，历史上并无记载。但是次年正月，郑侠又将一画册呈献给皇帝，名为《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所绘乃唐代贤臣奸佞图像，虽未指明系宋代当时权要，而前代奸佞之辈所做所为却与当代奸人有其相似处，一看便知，绝不致误，即使容有含混难解之处，画册上的故事也可以祛除心中的疑问。与这本画册同时进献的还有一个奏章，推荐一位贤人出任宰相，因为此时王安石已遭罢黜。现在当政的是吕惠卿，邓绾已然改向吕惠卿效忠。在这两个小人狼狈为奸之下，郑侠被贬谪到偏远的广东去。

在郑侠离京之前，一位御史前去看他，对他说：“所有御史对朝政都钳口不言，独君一人挺立不屈，做此殊死战，殊为可敬！”而今似乎全御史台监察朝政之重任，移到一宫廷门吏的肩上了。那个御史于是交给他包好的两卷名臣奏议，都是弹劾御史台里当权的小人的文章，并且对他说：“我把这些资料交托与你，务必妥为保管。”但是吕惠卿由于他那颇有效能的侦察网获得了这项消息，他派舒亶在路上追到郑侠，搜查他的行李。按照此两册上曾经批评朝政的人名，吕惠卿、邓绾、舒亶乃按部就班地逐一迫害那些人，并予以监禁。吕惠卿打算把郑侠判处死刑，但是皇帝阻止道：“郑侠谋国而不谋身，忠诚勇气，颇可嘉许，不可重罚。”所以郑侠仍准径赴流放之地，未予阻挠。

苏东坡去世之后，一黄某获得苏东坡一珍贵的手稿，其中有苏东坡下列的名句：“处贫贱易，处富贵难。安劳苦易，安闲散难。忍痛易，忍痒难。人能安闲散，耐富贵，忍痒，真有道之士也。”每一个革命党在未得势之前，能表现出最大的力量与团结；但在既已得势，既已清除反对力量之后，则开始由内部的纷争而分裂，终至崩溃。在力图推翻别人时，人性中的精华发挥作用；在企图控制别人时，则人性中之糟粕发挥作用。只要情况顺利，这群小人各有肥缺在手，邓绾、吕惠卿、曾布之间则忙得无空闲自相争吵。但在王安石一旦失势，情况开始逆转，此一帮派则内部失和了。

在此失和之前，内部腐坏的种子早已播下。王安石的儿子很恨吕惠卿，而吕惠卿很恨曾布。而邓绾是跟着兔子跑，却帮猎狗忙，吃里爬外，所以往后是够忙的。王安石最后只落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聪明外露，古怪任性而又残忍凶暴，王氏集团许多恶行他当负其责任。现在他已长大成人，已经开始管理家中的钱财，他的叔伯不再能像往常那样乱用王安石的钱。这个权倾一时的宰相的傲慢无理的儿子以为凭态度恶劣，由他的令人厌恶，便可以显得出人头地。据说，新政初期，一天，理学家程颢正在王安石家开会。这个儿子出现了，头发散乱，赤足无鞋，手拿女人的头巾，一直走到父亲跟前，问他们正在说什么话。

王安石回答说：“我正和程先生谈论新政，我们的新政总受到别的大臣批评。”

儿子一下子坐在大人坐的座位上，大笑道：“只要把韩琦和富弼的头砍下来就够了。”

王安石自己为他儿子受了什么罪，随后自可看到。王家不是和睦可喜的一家人，因为这一家有两个人一直不赞成王安石的做法，特别警告王安石提防吕惠卿那个骗子。孔夫子曾说人应当“放郑声，远佞人”。有一天，王安石正和吕惠卿商讨政事，弟弟安国在外面吹笛子，王安石向外面弟弟喊道：“停此郑声如何？”弟弟应声回敬道：“远此佞人如何？”

现在这一帮派很担心他们的前途。但是吕惠卿并没完全失望，而且正好看到自己得势之日已近，取王安石而代之的机会到了。世界上有些人能随意操纵眼泪，吕惠卿和邓绾便是此等人。他俩去见皇帝，以一副极为动人的样子在皇帝面前哭，好像他们想到国家的前途就悲从中来。应用他们动人的口才，又把皇帝拖回了原来那条老道路，而吕惠卿也官拜了宰相之位。

现在争吵真正开始了。全国的市易务官吕嘉问这时遭到弹劾。市易务的滥权枉法的报告，自然传到皇帝耳朵里。皇帝问王安石，那时王安石还在京都。

王安石回奏道：“嘉问一向认真守法，自然树敌甚众，所以才受攻击。”

皇帝说：“但是朝廷从商税方面收到的钱的确很少，而且我很不喜欢官家卖水果、卖冰、卖煤这等事，对朝廷太不体面。”

王安石回奏道：“陛下不必为这些小事操心，这是低级员司管的事，皇帝只要留心朝廷的主要政策就行了。”

皇帝回答道：“即便如此，可是为何朝廷上人人把这种措施看作暴政呢？”

王安石回答道：“请把那些人的名字交给臣。”

这些肮脏龃龉的口角争吵，不值得详谈。实际上的内幕是市易务官吕嘉问身居要津，开始公然蔑视条例司，污辱了一个叫薛向的官员，而曾布却偏袒着薛向，攻击吕嘉问，吕嘉问因而免职。吕惠卿和曾布奉命调查此一案件。吕和曾二人一向交恶，二人与王安石的关系正如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与列宁一样。在调查期间，吕惠卿开始攻击曾布，曾布也开始攻击吕惠卿，曾布垮台。

这是纠纷的开端。吕惠卿而今成了朝廷唯一的魁元，他不但抓住郑侠案件的机会罢黜了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又借着无处不在的邓绾的帮助，想把王安石牵连在山东省一个谋反案件中，其实那是由一个亲王发动的。王安石被控与叛逆串通，因为他与一逆贼是朋友。还有另一个阁员，名义上也是宰相，他与吕惠卿极不相容，想使王安石官复原职，用以抑制吕惠卿。他除去请皇帝罢黜吕惠卿，重用王安石之外，又送一密函与王安石。控告谋反自然事极严重，王安石以七日之内，火速进京。

王安石与谋反一案确无干系，在神宗熙宁八年（一〇七五年）二月，又重任宰相。这使邓绾有几分尴尬，他只好连忙背弃吕惠卿，又投入王安石这边来。为了重获王安石的青睐，他决定出卖吕惠卿。邓绾背着王安石，暗中和王安石的儿子勾结，控告吕惠卿勒索华亭商人五百万钱。朝廷降吕惠卿官，出为太守。邓绾以吕惠卿如此轻易逃过，心有不甘，乃联合吕嘉问请求重新审问，将吕惠卿羁押在京师的御史台监狱中。

一度权势炙手可热的小人权要一一遭到罢黜，邓绾也非例外。邓绾依然是精力充沛，他亲眼看到吕惠卿垮台，又看出皇帝对王安石也日形厌倦。他以天纵阴谋之才，洞烛机先，心想下一个身揽大权的人必是王安石的儿子和女婿。他上一表章，请皇帝将此二人升迁重用。但是王安石和皇帝对邓绾的变节背信早已厌腻，不但不心存感激，反将他罢官斥退。邓绾现在对人性应当是失去了信心吧！

第十章　两兄弟

熙宁四年（一〇七二年）七月，苏东坡携眷离京往富有湖山之美的杭州上任。在随后八九年内，他始终在杭州、青岛附近的密州以及江苏的徐州为官，无不政绩斐然。这一段期间，他作诗甚多，所写的诗词很美，或感伤，或诙谐，或愤怒。以天真快活的心情，几乎赤子般的狂放不羁，将心中之所感尽情歌唱出来。可是这样忧虑愤怒的诗歌触怒了权要，终于给他招惹了灾祸。

他弟弟子由这时在陈州（淮阳）充任教授，淡泊自甘。陈州位于国都东南七八十里，正在苏东坡赴任的行程之中。他利用机会在弟弟家住了七十几天，以后几年也常到他家盘桓小住。苏东坡的儿子已经十二岁，还有一个婴儿，才一岁，但是他弟弟则儿女很多。沉默寡言的苏子由一声不响只顾生儿育女——直到最后生了三个儿子、七个女儿，都是苏东坡帮助婚配的。苏东坡欣然接受弟弟的请求，与他们共度中秋后才走。子由很穷，住的房子又小又矮。东坡常常对弟弟的高大取笑，他写了两句：

常时低头诵经史，

忽然欠伸屋打头。

他们的老朋友——那位退隐的国家元老张方平，也和他们在一个城里住，大家常酒饭相聚。张方平饮酒甚豪，他的酒量是一百杯。据苏东坡说，他自己的酒量则小得多，但是他说他并不以自己酒量小而戒酒。欧阳修也是海量，但是张方平却胜过他，因为张方平开始喝酒时，他不向客人说他们要喝多少杯，而是多少天。苏东坡说：“对你们海量的人我并不羡慕，我喝完一杯就醉，不是和你们一样得其所哉吗？”

那几个月，兄弟二人和家人悠闲团聚，共度时光，兄弟二人常到柳湖去划船，或是在城郊漫步，谈论政治、家事、前途。一天，二人正在讨论国家情势，子由向哥哥进了些忠言。苏东坡的一个短处就是老向客人谈论自己的心思，写文章也是发挥自己的见解。当时不是什么好年月，子由对哥哥太了解。后来，苏东坡的监禁解除之后，子由把手捂住他的嘴，那是告诉他以后要三缄其口。

兄弟二人气质不同，形貌各异。子由高大，丰满的圆脸，两颊附近的松肉很多，而东坡则健壮结实，骨肉匀停。由他的画像我们不难判断，他大概是五尺七八寸身高，脸大，颧骨高，前额高大，眼睛很长而闪闪发光，下巴端正，胡须长而末端尖细。最能透露他特性的就是他那敏感活动、强而有力的嘴唇。他的脸色红润，热情洋溢，会由欢天喜地的表情一变而成抑郁沉思的幻想状。

苏东坡对他弟弟说：“我知道我一向出言不慎。我一发现什么事情不对，就像在饭菜里找到个苍蝇一样，非要唾弃不可。”

弟弟说：“但是你要了解你说话的对方，有人你可以推心置腹，有的不可以。”

苏东坡点头说：“这就是我之所短。也许我生来就太相信人，不管我是跟谁说话，我都是畅所欲言。”

他告诉弟弟，他送出《上神宗皇帝书》之后，真怕有生命之险。他有一个朋友，也为他担心。那个朋友是晁端彦，正好去看他，晁端彦和他同科考中，正如今之同年毕业的同学一样。

东坡说：“但是我告诉晁端彦说，我曾殿试高中，多少高官显宦立刻把我看作朋友。皇帝已然接受我的忠言。我不坦诚进谏，舍我其谁？我告诉晁端彦，我真正怕的是会因此而被杀害。他一言不发，面色极其严肃。于是我又对他说，‘没关系。皇帝若想杀我，我死而无怨。但有一件，我不愿一身就戮而使你拍手称快’。我二人都大笑起来。”

子由说：“有一件事你知道吗？你留意过没有，一日空闲长似两日。所以人若一生七十年都在空闲中过，他实际上等于活了一百四十年。这是求长寿最容易的办法。”

兄弟二人在政治上虽然看法相似，而且也立场相同，二人个性则迥然相异。子由沉稳、实际、拘谨、寡言；而东坡则轻快、开阔、好辩、天真、不顾后果。在朋友、同僚的心目中，子由为人可靠，而东坡之直言无隐，玩笑戏谑，则使人害怕。在亲密朋友之间，东坡谈笑风生夹杂惊人的双关语。天下拘谨实际的人听他说话，都觉得他随时可以吐露真理，仿佛不论何事，只要是真，便值得说出口来，此外不知还有什么禁忌！

在文学风格上，也有一种差异——就犹如亨利·詹姆斯和威廉·詹姆斯。东坡像威廉，子由像亨利。由各自的才气上看，威廉原应当写小说，而亨利应当写心理与哲学性的论文。可是威廉·詹姆斯却把他的才华和诙谐注入了通常干燥无味的心理学和哲学教科书，而亨利·詹姆斯则在小说的天地中注入了他人性的思想和观察这样充实的内容，这对世界的文化反倒有益而无损。子由没有哥哥才气的一半，但是他的文章内容充实，具有深度，使他在这一类文章之内足称大家。

苏东坡知道弟弟的忠言大有道理，倘若他的气质像子由那样恬淡沉静，他必然会乐于接受的。但是问题不是他如何想，而是他如何感，不是理性的问题，而是感性的问题。我们论到苏东坡，就不能避免“气”这个字。因为每个文学批评家一总括苏东坡的个性，必用孟子所说的这个“气”字。“气”本是普通字，是空气，是气体，是大气，是精神，是力量，是运动，是闷在心里的恼怒。在《孟子》里，“气”是哲学的概念，类似柏格森所说的“生气勃勃”，是人格上的“元气”。使伟人和匹夫显然不同的，往往是精力元气上的差异。在孟子的哲学中，“气”是伟大的道德动力，更简单说，就是人求善、求正义的高贵精神，这种精神人人皆有，是与生俱来的。人在世界上生活下去，这个“气”可因得其陶冶营养而增长强大，亦可因消减而衰弱。以苏东坡的情况而言，其意义正同于伟大的精神，一个人高升到无极限的精神，至大至刚，激烈冲动，因其本身充沛的元力必要发之于外而不可抑制。佩服苏东坡的人和批评苏东坡的人就常说到他这种至大至刚之气。孟子在自己本身觉察到有此力量，这种力量若辅以正义真理，便在天地之间无所畏惧。

苏辙像

苏辙（1039—1112），字子由，晚年自号颍滨遗老。苏轼之弟，人称“小苏”。苏辙是散文家，为文以策论见长，他的散文，如苏轼所说，“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与其父苏洵、兄苏轼合称“三苏”，均在“唐宋八大家”之列。

孟子的一个弟子问：“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孟子回答道：“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

苏东坡既然天赋这样生气蓬勃的精神，他自然常遭遇到道德的矛盾，一方面要保持英雄本色，不失其与生俱来的大无畏精神，另一面又要顾到同样重要的明哲保身这一人生的本分。在苏东坡一生的官宦生涯中，有某些时期此种冲突特别尖锐，往往他宁愿保持他的英雄本色，所以他内心中的冲突总不会太大的。他那伟大的天才不断自由流露而一发不可抑制。正是：

猿吟鹤唳本无意，

不知下有行人行。

苏东坡与其弟弟子由及家人共度中秋。这次中秋值得记忆，他后来一直思念不止，也是随后六年中唯一的一次中秋。临别时，二人难分难舍，子由决定送兄长至颍河下游八十里外的颍州（今阜阳），到颍州在欧阳修相伴之下，又一同过了半个多月，但是终须分手。在苏东坡开船出发的前夜，兄弟二人又在颍州河的船上共度一夜，吟诗论政，彻夜未眠。二人论政的结论，后来苏东坡写在一首诗里，到达杭州之后，寄给子由。其中有句为：

眼看时事力难胜，

贪恋君恩退未能。

兄弟二人不觉都想起了孟子的话：“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事实上，二人都明白下面这段话的真理：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是以唯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

那天夜里，苏东坡写了两首诗，足以显示他的心境：

征帆挂西风，别泪滴清颍。

留连知无益，惜此须臾景。

我生三度别，此别尤酸冷。

念子似先君，木讷刚且静。

寡辞真吉人，介石乃机警。

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

嗟我久病狂，意行无坎井。

有如醉且坠，幸未伤即醒。

第二首诗是：

近别不改容，远别涕沾胸。

咫尺不相见，实与千里同。

人生无离别，谁知恩爱重。

始我来宛丘，牵衣舞儿童。

便知有此恨，留我过秋风。

秋风亦已过，别恨终无穷。

问我何年归，我言岁在东。

离合既循环，忧喜迭相攻。

语此长太息，我生如飞蓬。

多忧发早白，不见六一翁。

孟子像

中国画　单小勇　现代

孟子（公元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之一。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由孟子的言论汇编而成的《孟子》一书首次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之中，最终也成为了儒家的经典著作。“徒善不足以为政”出自《孟子·离娄上》。

“六一翁”指的是六一居士欧阳修。“飞蓬”一词正足以象征苏东坡的一生，因为从现在起，他就成为政治风暴中的海燕，直到他去世，不会再在一个地方安安静静度过三年以上的时光。

次日凌晨，兄弟二人分手。苏东坡对子由的深情确是非比寻常，后来在写给他好友李常的一首诗中说：“嗟予寡兄弟，四海一子由。”杭州三年任期届满时，他请调至密州，因为当时子由正任职济南，两地都在山东，相距不远。

第十一章　诗人、名妓、高僧

杭州，在当年一如今日，是一个美妙难言的都市，谚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后来几乎变成了苏东坡的第二故乡。他初到杭州便写出下面的诗句：

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

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

杭州像是苏东坡的第二故乡，不只是杭州的山林湖海之美，也非只是由于杭州繁华的街道、闳壮的庙宇，也是由于他和杭州人的感情融洽，由于他一生最快活的日子是在杭州度过的。杭州人有南方人的轻松愉快，有诗歌，有美女，他们喜爱苏东坡这位年轻的名诗人，喜爱他的朝气冲力，他那潇洒的神韵，他那不拘小节的胸襟。杭州的美丽赋予他灵感，杭州温柔的魅力浸润他的心神。杭州赢取了苏东坡的心，苏东坡赢取了杭州人的心。在他任杭州通判期间，也无权多为地方人建设，但是他之身为诗人，地方人已经深感满足。他一遭逮捕，地方人沿街设立香案，为他祷告上苍早日获释。他离开杭州之后，南方的秀美与温情仍然使他梦寐难忘。他知道他还会故地重归。等十余年之后，他又回去任太守之职。他对地方建树良多，遗爱难忘，杭州人爱之不舍，以为与杭州不可分割。今天，去此伟大诗人居住于杭州，歌咏于杭州已经近千年，在你泛舟于西湖之上，或攀登于孤山岛或凤凰山上，或品茗于湖滨酒馆中，你会听到杭州本地的主人嘴边常挂着“苏东坡，苏东坡”。你若指出苏东坡是四川人，他会不高兴听。他心里认为苏东坡生于杭州，除去到京都之外，何尝离开过杭州！

在性情，在放浪的风情，在爱与笑等方面，苏东坡与西湖是密不可分的。西湖的诗情画意，非苏东坡的诗思不足以极其妙；苏东坡的诗思，非遇西湖的诗情画意不足尽其才。一个城市，能得诗人发现其生活上复杂的地方性，并不容易；而诗人能在寥寥四行诗句中表现此地的精粹、气象、美丽，也颇不简单。公认为表现西湖最好的诗，就是苏东坡写西湖的一首诗，苏东坡把西湖比作古代的美人西施，清晨在家不施脂粉时也好，施脂粉而盛装时也好；晴天也好，阴天也好，都会显出西湖不朽的美色来。苏东坡描写西湖的那首七言绝句是：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这当然是个比喻而已。西施若是描画蛾眉，不论何时，总比不画更好看。苏东坡润饰了湖滨，再以至高无上的艺术手法略予点染，使之看来不失其自然。今日苏堤横卧湖上，此一小小仙岛投入水中的影子，构成了“三潭印月”，湖边垂柳成行，足以证明苏东坡在设计风景方面的奇才。杭州的西湖与扬州的瘦西湖都表现出中国布置风景的巧思，并且显示人为的技巧与艺术只增加了自然之美，并未破坏自然之美。艺术家首先把握住那个地方大自然的设计，并将其自然的结构与章法做一全盘的估量。他只是略加点染，以求收紧或铺开，或在此处，或在彼处，加强某一些轮廓而已。

苏东坡携带妻儿来杭州，是在神宗熙宁四年（一〇七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公馆位于凤凰山顶，南见钱塘江，出海的大船出没于江面；北望西湖四周环山，山顶隐没于白云中，庙宇与富家别墅点缀于山坡之上；东望钱塘湾，但见惊涛拍岸。杭州为一大都市，故除去太守一人外，另设二官辅佐之。苏东坡之官邸占公馆之北面，可俯瞰西湖。就在凤凰山下，夹于西湖与钱塘湾中间，自北而南的正是杭州城，城外环以高墙，城内有河道，河道上架以桥梁相通。苏夫人清晨起身，打开窗户，看见下面西湖平静的水面，山巅、别墅、飘浮的白云都映入水中，不觉心旷神怡。离中午甚早，湖面上早已游艇处处。夜晚，由他们的住宅，可以听见吹箫歌唱之声。城内有些街道比别处显得更为明亮，因为有夜市数所，直到次晨两三点始行收市，尤其在女人们看来，总有些令人着迷的货品，如美味食物、绸缎、刺绣、扇子。孩子们则会看到各式各样糖果、玩具、走马灯等东西。宋朝时的糖果商贩都利用特殊广告技巧，以广招徕。有的用赌博，有的装作白胡子老汉，有的戴面具，载歌载舞。有的卖棉花糖，有的卖糖吹的各种小兽，有的做“沙糖”，类似现在的枫糖。有一本书写杭州城的生活情况，写在宋末——在苏东坡以后百年左右，在马可·波罗来中国百年之前——把当时的街道、沟渠、湖泊、食粮、娱乐写得纤芥无遗，读之令人神往。把当时杭州城的生活描绘得比马可·波罗写得更为详尽。马可·波罗谈到王公贵人的打猎，公主贵妇在西湖边洗浴，富商的游艇往来于杭州、泉州之间，但他对糖果、糕饼、通俗的娱乐等名称，并不熟悉。吴自牧这本《梦梁录》上，像老妪般滔滔不绝地叙述那些精美的各式小食美味，真会使读者观之入迷。

西湖图

地图　南宋

苏东坡两度在杭州为官，不仅写出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佳作，也留下了勤政爱民的佳话传说。除苏堤以外，宝石山麓望湖楼、大麦岭题名刻石、龙井过溪亭、吴山感花岩诗碑等都是与苏轼直接相关的景物，他关于西湖的诗文著述已成为西湖历史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苏东坡有一半相信他前生曾住在杭州。这种想法曾记在他的诗里，他同代人的笔记里也记载过。有一天他去游寿星院，一进门，便觉得所见景物十分熟悉，他告诉同游者走九十二级便到忏堂，结果证明他所言不误。他还可以把后殿的建筑、庭院、树木、山石，向同行人描写。我们倒无须乎相信此等前生之事，但是社会上一般人相信有鬼有前生之时，总会有很多此等亲闻亲见的故事，也像鬼故事一样，虽然不能完全证实确有其事，也不能完全证实确无其事。在苏东坡的时代，一般人都相信有前生，此等故事自然不稀奇。有一个关于张方平前生的故事。一天，张方平前去游庙，他告诉别人他记得前生曾在那个庙里当住持。他指着楼上说，他记得曾在楼上抄写经卷，那本经并没抄完。他同一个朋友到楼上一看，果然有一本佛经尚未抄完，字体和张方平的字体一样。他拿起笔来又由前生停下的地方接着往下抄写。还有一个故事，说的是苏东坡一个好朋友的事。大诗人黄庭坚告诉人说他前生是一个女子，他一个胳肢窝有狐臭。一天夜里，那是他在四川涪州任职时，他梦见一个女子对他说：“我是你的前身，现在埋在某处。棺木已经腐朽，左侧有一个大蚂蚁洞。把那个蚂蚁洞给我移开。”黄庭坚照办，左胳肢窝的狐臭就好了。

苏东坡在杭州任通判，除去审问案件，并无重大任务。这种情形他颇为不喜，因为被捕者多为违犯王安石新法的良民，犯的那些法条都是他所反对的。可是那是法律，他无权更改。若一读关于他在新年除夕需要审问因贩私盐而被捕的犯人那首诗，就不难了解他在此一时期的心情。但是杭州湾附近产盐区的盐贩子都不肯放弃他们原来的生意。当地贩卖私盐的整个情形，苏东坡在给一位阁员的书信中说得十分清楚。我们在此先不管贩卖私盐一事，还是看看东坡这位诗人对同胞的态度吧，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和那些他审问的阶下囚并无不同。

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

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

小人营糇粮，堕网不知羞。

我亦恋薄禄，因循失归休。

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

谁能暂纵遣，闵默愧前修。

对子由他写的才是肺腑之言：

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棰。

道逢阳虎呼与言，心知其非口诺唯。

居高志下真何益，气节消缩今无几。

在另一首诗里，他写百姓在保甲制度下所受的痛苦，描写老百姓在鞭笞之下的哭叫，甚至壮丁的妻子儿女也关入了监狱。这些诗句累积起来，后来他被捕受审时，竟确立了他企图摧毁人民对新政的信心之罪行。

但是，他仍能随时随地自得其乐。他尽量逃向大自然，而自然美之绝佳处在杭州随处皆是。他的诗思随时得在杭州附近饱餍风光之美。因为不但杭州城本身、西湖，而且连杭州城四周十里或十五里之内，都成了苏东坡时常出没的所在。游客自杭州西湖出发，可以往各方面走去，或沿北岸到有名的灵隐寺和天竺顶；或由南岸出发到葛岭（葛岭在西湖北，疑为虎跑泉所在之大慈山——编者注），在虎跑寺品尝名泉沏的茶，然后顺着一条蜿蜒的山间小溪归来。西湖和城郊共有三百六十个寺院，大都在山顶上，在这等地方与山僧闲话，可以消磨一个下午的时光。若去游览这些寺院，往往需要一整天，而且返抵家中时已是暮色昏黄、万家灯火了。穿过灯火通明人群拥挤的夜市，陶然半醉到家，自己头脑里的诗句，已经半记半忘了。

睡眼忽惊矍，繁灯闹河塘。

市人拍手笑，状如失林獐。

始悟山野姿，异趣难自强。

人生安为乐，吾策殊未良。

杭州是多彩多姿，而西湖又引人入胜。江南的天气，一年四季都引人出外游玩。在春秋两季，全杭州人都在湖滨游玩，甚至冬季下雪的日子，还有寻乐的人乘船到湖上玩赏雪景，尤其是重要的节日，比如三月初三、五月初五、中秋节、重阳节、二月十一当地神祇的生日，湖上全是游逛之人，必须前一天预先雇妥游艇。游人无须自带食物，因为一切东西，包括茶杯、茶托、汤勺、筷子，全由游艇供给。还有船夫捕鱼卖与游客放生，这样救生积德，按佛教说，这是在天堂积存财宝。同一条鱼被捕三次，又被放三次，这条鱼说不定就可从阴曹救三条人命了。

苏东坡充分参与西湖上的生活。湖上的游乐分为两种，一种是家庭同乐，一种是携妓游湖。在湖上这个地方，家庭妇女是望妓而生畏意，而妓女则望家庭妇女而有妒心。妓女们从心眼儿里盼望她们能跳出火坑，自己有家有儿女，就犹如那些家庭妇女一样。苏东坡有时和妻子儿女一起去游湖，有时与好喝酒的同僚同游。他是多才多艺，方面最广。他的一支笔运用自如，写出的诗句巧妙华美，合规中矩，地方文人对他敬佩万分。他也能写出飘逸自然、使人一见难忘的金句。与家人在一起，他唱出下面的诗句（此句出自《和蔡准郎中见邀游西湖》，并非与家人同游——编者注）：

船头斫鲜细缕缕，船尾炊玉香浮浮。

同官衙僚属同游时，大家欢天喜地之中，他就写出这样清新愉快的句子：

游舫已妆吴榜稳，舞衫初试越罗新。

他们一到湖畔，船夫便把他们围住，争揽顾客。他们总是挑一只小船，够坐四五人便好，有时人多，便需要一只可摆一张饭桌的，然后吩咐船娘预备饭菜，这种船上的船娘通常都是精于烹调的。这等住家船上都是雕刻精美，船头有笕嘴。湖上也有船贩卖食品与游客。有些船夫卖栗子、瓜子、夹馅藕、糖果、烤鸡、海鲜食品。有的船夫专门卖茶。有的船上载着艺人，按照习俗是靠近游客的船，表演歌舞、特技、投掷、射击等游戏。

在船的四周，湖水一碧如染，约有十里之遥。往远处看，白云依偎于山巅，使山峦半隐半显，白云飘忽出没，山容随之而改变；山峦供白云以家乡，使之倦游而归息。有时天阴欲雪，阴霾低垂，丘阜便隐而难见。阴霾之后，游客尚可望见楼塔闪动，东鳞西爪，远山轮廓，依稀在望。晴朗之日，水清见底，游鱼可数。苏东坡在两行七言诗里，描绘船夫的黄头巾，衬托着碧绿的山光，给人以极为鲜明的印象。他的诗句是：

映山黄帽螭头舫，夹道青烟鹊尾炉。

登岸之后，往山中走去，在阒寂无人的树林里，可以听到鸟声此呼彼应。苏东坡本来就性喜游历，现在常常独自一人漫游于山中。在高山之顶，在人迹罕到的水源岩石上，信笔题诗。有些寺庙他常去游历，因而成了庙中和尚的至交。在苏东坡去世后，一个老和尚说出苏东坡的一个故事。他说，他年轻时在寿星院当和尚，常看见苏东坡在夏天一人赤足走上山去。他向和尚借一个躺椅，搬到附近竹林下选好的处所。他全无做官的架子，脱下袍子和小褂，在下午的时光，赤背在躺椅上睡觉。小和尚不敢走近，由远处偷看这位一代大儒，他竟而看到别人无法看到的情形。他看见——也许他以为他看见——这位大诗人背上有七颗黑痣，排状恰似北斗七星一样。老和尚又说，那就足以证明苏东坡是天上星宿下界，在人间暂时作客而已。

苏东坡在离开杭州之后，曾写了一首诗给晁端彦，概括叙述他出外游历的习惯，那时晁端彦即将出使杭州，苏东坡写诗告诉他当注意的事。诗如下：

西湖天下景，游者无愚贤。

浅深随所得，谁能识其全？

嗟我本狂直，早为世所捐。

独专山水乐，付与宁非天？

三百六十寺，幽寻遂穷年。

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难传。

至今清夜梦，耳目馀芳鲜。

君持使者节，风采烁云烟。

清流与碧，安肯为君妍？

胡不屏骑从，暂借僧榻眠。

读我壁间诗，清凉洗烦煎。

策杖无道路，直造意所便。

应逢古渔父，苇间自延缘。

问道若有得，买鱼勿论钱。

由文学掌故上来看，苏东坡在杭州颇与宗教及女人有关，也可以说与和尚和妓女有关，而和尚与妓女关系之深则远超于吾人想象之上。在苏东坡的看法中，感官的生活与精神的生活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在人生的诗歌与哲学的看法上，是并行而不悖的。因为他爱诗歌，他对人生热爱之强使他不能苦修做和尚；又由于他爱哲学，他的智慧之高，使他不会沉溺而不能自拔。他之不能忘情于女人、诗歌、猪肉、酒，正如他之不能忘情于绿水青山。同时，他的慧根之深，使他不会染上浅薄尖刻的纨绔子弟的习气。

这个年轻耽于玩乐的诗人之态度，若予以最好说明，那就要看他怎么样使一个道行高洁的老僧和一个名妓见面的故事了。大通禅师是一个持法甚严、道行甚高的老僧，据说谁要到他的修道处所去见他，必须先依法斋戒。女人当然不能进他的禅堂。有一天，苏东坡和一群人去逛庙，其中有一个妓女。因为知道那位高僧的习惯，大家就停在外面。苏东坡与此老僧相交甚厚，在心中一种淘气的冲动之下，他想把那个妓女带进去破坏老和尚的清规。等他带着那个妓女进去向老禅师敬拜之时，老禅师一见此年轻人如此荒唐，显然是心中不悦。苏东坡说，倘若老禅师肯把诵经时用的木鱼借给妓女一用，他就立刻写一首诗向老禅师谢罪。结果苏东坡作了下面的小调给那个妓女唱：

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借君拍板与门槌。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

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眨眉。却愁弥勒下生迟。不见老婆三五，少年时。

这正是戏台上小丑的独白，甚至持法甚严的大通禅师也大笑起来。苏东坡和那个妓女走出禅房向别人夸口，说他俩学了“密宗佛课”。

把女人与和尚分开是不可能的，至少在中国文学上是如此。和尚的故事往往是女人的故事，而女人的故事也往往是和尚的故事。在东方西方是一样，在一般世俗人的心里，对那些独身主义者总是暗怀恶感，因为他们向天下宣称他们没有男女之欢的生活，不同于一般人。而对独身主义者暗怀的恶感就增强了薄伽丘小说《十日谈》的流行。再者，和尚与女人之间的艳闻比商人与女人之间的艳闻可就使人觉得精彩多了。

苏东坡做杭州通判时，有一次，他曾判决一件与和尚有关的案子。灵隐寺有一个和尚，名叫了然。他常到勾栏院寻花问柳，迷上了一个妓女，名叫秀奴。最后钱财花尽，弄得衣衫褴褛，秀奴便不再见他。一夜，他喝得醉醺醺之下，又去找秀奴。吃了闭门羹，他闯了进去，把秀奴打了一顿之后，竟把她杀死。这个和尚乃因谋杀罪而受审。在检查他时，官员见他的一只胳膊上刺有一副对联：“但愿同生极乐国，免教今世苦相思。”全案调查完竣，证据呈给苏东坡。苏东坡不禁把判决词写成下面这个小调：

这个秃奴，修行忒煞。云山顶上空持戒。从迷恋玉楼人，鹑衣百结浑无奈。

毒手伤人，花容粉碎。空空色色今安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

和尚押赴刑场斩首示众。像以上的这两首小调，因为是用当日的口头话写的，大家自然口口相传，对这位天才怪诗人的闲谈趣语又加多了。

在那些名人逸事中，有一本是关于苏东坡和他那喜爱寻欢取乐的朋友佛印的故事。那时节，苏东坡对佛学还没有认真研究，在他四十岁以后，在黄州时，他才精研佛学。但杭州的几个和尚成了他最好的朋友，后来他在镇江、金陵、庐山又交了些和尚朋友。那些人中，至少有两个——惠勤和参寥（道潜），是诗人学者，颇为人所尊敬。由那些随笔逸闻上看，佛印并不算重要。但是佛印是以风流潇洒出名的，而且在一般通俗说部里，佛印比参寥更常为人提到是苏东坡的朋友。

佛印根本并不打算出家为僧，并且他出身富有之家。根据一个荒唐故事，他的生身之母也就是李定的母亲。显然，他母亲是个放荡不羁的女人，曾出嫁三次，和三个丈夫各生过一个儿子，在当年是不可多见的。在皇帝对佛教徒赐予接见，以示对佛教抱有好感时，苏东坡就把此人推荐上去。佛印在皇帝驾前力陈对佛教的虔诚信仰。皇帝一看，此人颀长英俊，面容不俗，说他若肯出家为僧，慨允赐他一个度牒。佛印当时进退两难，只好答应出家。他在杭州时，常在一队仆从侍奉之下，乘骡出游，与出家苦修的生活相去十万八千里了。

佛印富有机智捷才。在他和苏东坡有点儿哲理味道的故事中，有一个是这样的：苏东坡一天和佛印去游一座寺院，进了前殿，他俩看见两个面貌狰狞可怕的巨大金刚像——一般认为能伏怪降魔，放在门口当然是把守大门的。

苏东坡问：“这两尊佛，哪一个重要？”

佛印回答：“当然是拳头大的那个。”

到了内殿，他俩看见观音像，手持一串念珠。

苏东坡问：“观音自己是佛，还数手里那些念珠何用？”

佛印回答：“噢，她也是像普通人一样祷告求佛呀。”

苏东坡又问：“她向谁祷告？”

“向她自己祷告。”

东坡又问：“这是何故？她是观音菩萨，为什么向自己祷告？”

佛印说：“你知道，求人难，求人不如求己呀！”

他俩又看见佛桌上有一本祷告用的佛经。苏东坡看见有一条祷告文句：

咒咀诸毒药，所欲害身者。

念彼观音力，还著于本人。

苏东坡说：“这荒唐！佛心慈悲，怎肯移害某甲之心去害某乙，若真如此，佛便不慈悲了。”

他请准改正此一祷告文句，提笔删改如下：

咒咀诸毒药，所欲害身者。

念彼观音力，两家都没事。

在苏东坡与佛印富有讥讽妙语的对话中，大都是双关语，难以译成另一国文字，不过下面有一条。

“鸟”这个字有一个意思，在中国俚语中颇为不雅。苏东坡想用此一字开佛印的玩笑。苏东坡说：“古代诗人常将‘僧’与‘鸟’在诗中相对。举例说吧，‘时闻啄木鸟，疑是扣门僧’。还有‘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我佩服古人以‘僧’对‘鸟’的聪明。”

佛印说：“这就是我为何以‘僧’的身份与汝相对而坐的理由了。”

这些逸事中总是说这位和尚斗智胜过了苏东坡这位诗人。我疑心这些故事都是佛印自己编的。

根据现在可知的记载，中国的娼妓制度创始于春秋的管仲，他定这种办法作为士兵的康乐活动，甚至在苏东坡时代还有官妓，当然另有私娼。但是中国却有一种特殊的传统发展出来，就是出现了一种高级的“名妓”，与普通的娼妓大为不同，她们在中国文学史上崭露头角，有些自己本人就是诗人，有些与文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她们这一阶层与中国歌曲音乐史的发展及诗歌形式的变化，密不可分。中国诗歌经文人亦步亦趋、呆板生硬的模仿一段时期之后，已成了一连串的陈词滥语，这时往往是这种名妓创一种新形式，再赋予诗蓬勃的新生命。可以说音乐与诗歌是她们的特殊领域。因为演奏乐器与歌唱都受闺阃良家女子所歧视，原因是那些歌词都离不开爱与情，认为对情窦初开的少女有害，结果音乐歌舞便完全由歌妓保存流传下来。

在苏东坡时代的生活里，酒筵公务之间与歌妓相往还，是官场生活的一部分。和苏格拉底时代名女人阿斯帕西娅参加男人的宴会相比，也没有什么丢脸的。歌妓在酒席间招待，为客人斟酒，为大家唱歌。她们之中有不少颇有天赋，那些会读书写作、擅长歌舞的，多为文人学者所罗致。因为当时女人不得参与男人的社交活动，男人需求女人相陪伴，只好向那些职业性的才女群中去寻求快乐。有时，那种调情挑逗却是纯真无邪，也不过是戏谑而已，倒有几分像现在的夜总会的气氛。歌妓唱的都是谈情说爱的歌曲，或轻松，或世故，或系痴情苦恋，或系假义虚情，但暗示云雨之情，或明言鱼水之欢。高等名妓也颇似现代夜总会的歌女艺人，因为芳心谁属，可以自由选择，有些竟有不寻常的成就。宋徽宗微服出宫，夜访名妓李师师家。总之，当时对妓女的看法，远较今日轻松。美国曼哈顿的诗人今日不为歌女写诗，至少不肯公然出版，可是当日杭州的诗人则为歌女公然写诗。即使是颇孚众望的正人君子，为某名妓写诗相赠也是寻常事。在那个时代，不但韩琦、欧阳修曾留下有关妓女的诗，甚至端肃严谨的宰相，如范仲淹、司马光诸先贤，也曾写有此类情诗，甚至精忠爱国的民族英雄岳飞，也曾在一次宴席上写诗赠予歌妓。

只有严于律己的道学家，立身之道完全在一“敬”字，同于基督教的“敬畏上帝”，只有这等人才特别反对。他们有一套更为严厉的道德规范，对淫邪特别敬而远之。道学家程颐——苏东坡的政敌，在哲宗皇帝才十二岁时，就警告皇帝提防女人淫邪的诱惑。这位年轻皇帝竟那么厌恶这种警告，到他十八岁时，只有一个女人就把他说服了，使他相信那个女人是对的，而那位道学家是错的。有一次，程颐的一个学生写了两行诗，论“梦魂出窍”，在梦中去找女人，程颐大慌，喊道：“鬼话！鬼话！”大儒朱熹也是深深畏惧女人的诱惑，正人君子胡铨十年放逐，遇赦归来，写了两行诗：“君恩许归此一醉，傍有梨颊生微涡。”朱熹在感叹之下写出了一首七绝：

十年浮海一身轻，归对黎涡却有情。

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

正相反，苏东坡对性持较为诙谐的看法。在他著的《东坡志林》里，他在黄州时曾写有下列文字：

昨日太守杨君采、通判张公规邀余出游安国寺，坐中论调气养生之事。余云：“皆不足道，难在去欲。”张云：“苏子卿啮雪啖毡，蹈背出血，无一语少屈，可谓了生死之际矣。然不免为胡妇生子，穷居海上，而况洞房绮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众客皆大笑。余爱其语有理，故为记之。

苏东坡一生，遇有歌妓酒筵，欣然参与，绝不躲避。十之八九歌妓求诗之时，他毫不迟疑，即提笔写在披肩上或纨扇上。下面即是一例：

停杯且听琵琶语，细撚轻拢。醉脸春融。斜照江天一抹红。

苏东坡写了有关女人的抒情诗，但从来不写像他朋友黄庭坚写的那种艳诗。

宋朝的歌妓使一种诗的新形式流行起来，那就是词。苏东坡不但精通此道，而且把此前专供谈情说爱的词变成表达胸怀感想的文学形式。他的词中最好的是《赤壁怀古》（调寄《念奴娇》），对三国英雄人物发思古之幽情。李白、杜甫早于苏东坡三百余年，使绝句和律诗成为诗体之正宗，多少杰出的诗人争相模仿。但是律诗，每句五言或七言，中间两副对子，已经陈腐。诗人都想有所创新。但是观瀑、白鹭、柳荫等的情调早已发现用厌，唐代诗人淋漓的元气与强烈的感情也已不复存在。更可怕的是，甚至诗的辞藻都是陈旧比喻的重复，那些比喻一用就令人生厌。苏东坡在他一首咏雪诗前面的小序里说，绝不用“盐”这个字指雪，“雪”这个字总是胜过“盐”。唐诗的主题已经用滥，在文字上，有些作者总喜欢蹈袭前人的诗句，也有些博学的读者，一看便知道诗中思想与辞藻的来源，因此有会心的微笑。评注家的努力只限于寻出某些生僻词语的出处，得到机会以博学自炫。结果，做诗集评注的人并不以阐述判断诗的含义为要务，而以指出某些词语之出处为已足。

从诗的衰微沉滞状态解救出来，一定有待于一种新的诗体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却有待于歌妓使之普及流行。宋词的文字清新活泼，比唐诗更近于口语，后来的元曲比宋词则又更近于口语。词只是根据乐谱填出的歌曲，所以不说“写词”，而说“填词”。在词里，不像唐朝绝句律诗每行字数固定，行的长短有了变化，完全配合歌曲的需求。

在苏东坡时代，词这种诗的新形式正在盛极一时。由于苏东坡、秦少游、黄庭坚，以及宋代别的词人如晏几道、周邦彦等的创作，词这一体的诗成了宋朝诗的正宗。苏东坡在杭州时才发现了词，极其喜爱，从在杭州的第二年开始大量填词。但是词只是一种抒情诗，内容歌咏的总是“香汗”“罗幕”“乱发”“春夜”“暖玉”“削肩”“柳腰”“纤指”等等。这种艳词与淫词从何处何时划分开，完全在于词人对素材处理的手法。情欲和纯爱在诗中之难划分，正如在现实人生中之难划分一样。无可避免的是，诗人也像现代有歌舞助兴的餐馆的艺人一样，偏爱歌唱伤心断肠的悲痛、爱的痛苦、单恋的思念。他们歌咏的是闺中的少妇怨女，怅然怀念难得一见的情郎，默然自揽腰围，悄然与烛影相对。其实，女人的魅力全在她的娇弱、无依无靠，她的芳容憔悴，她那沉默无言的泪珠儿，她那睡昏昏的情思，她的长宵不寐，她的肝肠寸断，她的茶饭不思，她的精神不振，以及一切身心两方面的楚楚可怜——这一切，和穷苦一样，都显得有诗意美感。这些文词都与“苏慵”一词相似，而含有色欲淫荡的意思。苏东坡不但成为有宋一代的大词家，而宋词之得以脱离柔靡伤感的滥调，要归功于苏东坡，至少他个人是做到了。

根据记载，苏东坡没有迷恋上哪个歌妓，他只是喜爱酒筵征逐，和女人逢场作戏，十分随和而已，他并没有纳妾藏娇。倒是有两个女人与他特别亲密。才女琴操听从了他的规劝，自己赎身之后，出家为尼；朝云后来成了他的妾，当时才十二岁。我们以后再提她。

现在有一份宋拓苏字帖，上面记有一个妓女的一首诗，叫作《天际乌云帖》，是从帖中第一句诗得名的。帖里说的是营妓周韶的故事，周韶曾赴宴席侑酒。她常和书家兼品茶名家蔡襄比赛喝茶，都曾获胜。苏颂经过杭州，太守陈襄邀宴，周韶也在座。宴席上，周韶请求脱除妓籍，客人命她写一首绝句。周韶提笔立成，自比为笼中白鹦鹉“雪衣女”。诗曰：

陇上巢空岁月惊，忍看回首自梳翎。

开笼若放雪衣女，长念观音般若经。

席上其他诗人也写诗为念。苏东坡补言当时周韶正在居丧，着白衣。众人都受感动，周韶遂脱籍。

过这样的官场生活，自然需要做妻子的信任和理解。要做一个好妻子，主要是如何物色一个好丈夫；从反面说，要做一个好丈夫，主要就是如何物色一个好妻子。有一个好妻子，则男儿不违法犯纪，不遭横祸。苏东坡的妻子知道她嫁的是一个人人喜爱的诗人，也是个天才，她当然不会和丈夫去比文才和文学的荣誉。她早已打定主意，她所要做的就是做个妻子，一个贤妻。她现在已生了两个儿子。做一个通判的妻子，她有一个舒服的家，享有社交上的地位。她依然年轻，二十四岁左右。丈夫才气焕发，胸襟开阔，喜爱追欢寻乐，还有——是个多么渊博的学者呀！但是佩服丈夫的人太多了——有男的，也有女的！难道她没看见公馆南边那些女人吗？还有在望湖楼和有美堂那些宴会里的。新到的太守陈襄是个饱学之士，在他们到差之后一年来的，这位太守把对外界的应酬做得很周到，官妓自然全听他们召唤。另外还有周邠、鲁少卿等人，并不是丈夫的真正好朋友。歌妓们都有才艺，会唱歌曲，会弹奏乐器，她们之中还有会作诗填词的。她自己不会作诗填词，但是她懂那些文句。那些诗词她也觉得熟悉，因为她常听见丈夫低声吟唱。她若出口吟唱，那可羞死人！高贵的夫人怎么可以唱词呢？她丈夫去访那些赤足的高僧——惠勤、辩才，还有那些年高有德的长胡子的老翁，她反倒觉得心里自在点儿。

苏夫人用了好几年的工夫才摸清楚丈夫性格，那是多方面的个性，既是乐天达观、随遇而安，可是有时又激烈而固执。到现在她倒了解一方面，就是他不会受别人影响，而且你无法和他辩论。另一方面，倘若他给歌妓题诗，那又何妨？那是当然的。他对那些职业性的女艺人，绝不迷恋。而且她还听说他曾把一个歌妓琴操劝服去遁入空门修道为尼呢！琴操真有很高的宿慧，诗与佛学一触即通。苏东坡不应当把白居易写歌妓末路生活的诗句念给琴操听。苏夫人聪明解事，办事圆通，她不会把丈夫反倒推入歌妓的怀抱。而且，她知道丈夫这个男人是妻子管不住的，连皇帝也没用。她做得最漂亮——信任他。

她是进士的女儿，能读能写，但是并非一个“士”。她只为丈夫做眉州家乡菜，做丈夫爱喝的姜茶。他生病时，多么需人照顾啊！若丈夫是诗人，因而有些异乎寻常之处，那是应当的。丈夫知道有书要读，上千上百卷的书，做妻子的也知道要管家事，要抚养孩子，要过日子。因此，她愿忍受丈夫睡觉时有名的雷鸣般的鼾声——尤其是酩酊大醉之时。

这些先不说，与这样人同床共寝，真得承认这个床头人是够怪的。妻子在床上躺着难以入睡，听着丈夫打鼾，却不能惊醒他。在他入睡之前，他要不厌其烦把被褥塞好。他要翻来覆去把躯干四肢安放妥帖，手拍被褥，直到把自己摆放适当又自在又舒服为止。他身上倘若有地方发僵发痒，他要轻轻，轻轻揉。这些完毕，这才算一切大定。他要睡了，闭上眼，细听气血的运行，要确待呼吸得缓慢均匀而后可。他自言自语道：“现在我已安卧。身上即使尚有发痒之处，我不再丝毫移动，而要以毅力精神克服之。这样，再过片刻，我浑身轻松安和直到足尖。睡意已至，吾入睡矣。”

苏东坡承认，这与宗教有关系。灵魂之自在确与身体之自在有关联。人若不能控制身心，便不能控制灵魂。这以后是苏东坡一件重要的事。苏东坡在把自己睡眠的方法向两个弟子讲解之后，又说：“二君试用吾法，自当识其趣，慎无以语人也。天下之理，能戒然后能慧，盖慧性圆通，必从戒谨中入。未有天君不严而能圆通觉悟者也。”

后来，苏夫人还发现夜里和黎明时丈夫的许多习惯。用细梳子拢头发和沐浴是这位诗人生活中的重要大事。因为在那一个时代，若有人细心观察人的身体及其内部的功能，并注意草药及茶叶的研究，再无别人，只有苏东坡。

苏夫人头脑清爽而稳定，而诗人往往不能。丈夫往往急躁，灰心丧气，喜怒无常。苏夫人有一次在一个春天的月夜做了一个比照，说：“我对春天的月亮更为喜爱。秋月使人悲，春月使人喜。”数年后，在密州，他们正过苦日子，苏东坡对新所得税至为愤怒，孩子揪着他的衣裳对他哓哓不休。

他说：“孩子们真傻！”

苏夫人说：“你才傻。你一天闷坐，有什么好处？好了，我给弄点儿酒喝吧。”

在一首诗里记这件事时，苏东坡觉得自己很丢脸，这时妻子洗杯子给他热酒。这当然使他很欢喜，他说他妻子比诗人刘伶的妻子贤德，因为刘伶的妻子不许丈夫喝酒。

但是在苏东坡的心灵深处有一件事，人大都不知道，苏东坡的妻子一定知道，那就是他初恋的堂妹，不幸的是我们无法知道她的名字。因为苏东坡是无事不肯对人言的人，他一定告诉过他妻子。他对堂妹的深情后来隐藏在两首诗里，读苏诗的人都略而未察。

苏东坡并没常年住在杭州，而是常到杭州的西南、西部、北部去。由神宗熙宁六年十一月到次年三月，他到过附近的上海、嘉兴、常州、镇江，这些地方在宋朝时都属于浙江省。他的堂妹现在嫁给了柳仲远，住在镇江附近。他在堂妹家住了三个月，他虽然写了大量的旅游诗记述这次旅行，并且常和堂妹的公公柳瑾一同写作游历，却一次也没提到堂妹丈夫的名字，也没写过一首诗给他。他写过一首诗记堂妹家的一次家宴，还写过两首诗论书法，那是堂妹的两个儿子请他题字时写的。苏东坡对柳瑾这个诗人和书法家的成就颇为器重，对堂妹的孩子也很顾念。但是到堂妹家盘桓却对堂妹的丈夫一字不提，实在难以理解。

此行写的两首诗暗含有对堂妹的特别关系。一首诗是他写给刁景纯的，主题是回忆皇宫内的一株花，其中有下面的句子：

厌从年少追新赏，

闲对宫花识旧香。

那时他并没坐对宫花，因为他并不是正置身皇宫之内。他说“厌从年少”的伴侣时，显然是描写自己；而“花”照例是女人的象征，“旧香”可能指一段旧情。

这个暗指在另一首诗里更为清楚，那是给杭州太守陈襄的。主题是说春归太迟，误了牡丹的开花时节（诗题颇长）。诚然不虚，他回到杭州时，牡丹的花季已过，可是暗示少女已嫁，今已生儿育女，则极明显，并且在咏牡丹的一首诗里也没有理由用两次求爱已迟那么明显的典故。为明白这两个典故，要说明一下。在唐朝有一个少女杜秋娘，在十五岁时写了下面一首诗：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须惜少年时。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空折枝”便表示误了求爱时期。唐朝杜牧与杜秋娘同时也写出了下面的一首诗：

自是寻春去较迟，不须惆怅怨芳时。

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阴子满枝。

自从杜牧写了这首诗，“绿叶成阴子满枝”就用来表示少女成了母亲之意，更因为中文的“子”既代表“果子”，又代表“儿子”。

在苏东坡那首诗里，思想似乎并不连贯，并且特别用“金缕”“成阴结子”“空折枝”这些字眼儿。他的诗如下：

羞归应为负花期，已见成阴结子时。

与物寡情怜我老，遣春无恨赖君诗。

玉台不见朝酣酒，金缕犹歌空折枝。

从此年年定相见，欲师老圃问樊迟。

这首诗给陈襄，或是赋牡丹，都不相宜，仔细一看，连与诗题都莫不相干，“成阴结子”与牡丹更无关系。他也没有理由要太守陈襄“怜我老”。“从此年年定相见”是分别时的语句，这里用于归见同僚，而且苏东坡心中绝无在陈太守邻近安居务农的打算。倘若说这首诗确是写给陈太守的，用绿叶成阴求爱已迟，必然是够古怪的。诚然，在唐朝这类诗里，中间两联里字的词性要同类相对，中间两联有时只做点缀之用，前后两联才真用以表达作者的情思；不过唐律之上品仍然全首有整体性的。苏东坡写的诗里用几行空洞无物的句子充数的坏诗可少见得很。若从另一角度观之，看作是他写给堂妹的，则这首诗在主题和思想上便很完整了。第一句说此次归来实感羞愧，因自己误了花时，也可以说误了堂妹的青春时期。第二句分明说她已儿女成行。第三句求她同情，又表示自己的孤独寂寞。第四句说因有她相伴，今春过得快活。第五和第六句说明他对求婚已迟感到歉疚。第四联自不难解。苏东坡这时写了一首诗，表示愿在常州安居下来，这样离堂妹家不远。他后来的确按照计划在常州买了房子、田地，他后来就在常州去世的。

我知道敬爱苏东坡的人会不同意我的说法，怪我说苏东坡暗恋堂妹。这是否在苏东坡的品格上算个瑕疵，看法容或因人而异。这事如果属实，并且传到人耳朵里，那些道学家必会谴责苏东坡。不过自古至今，堂兄妹、表兄妹却不断相恋。但苏东坡不能违背礼俗娶自己的堂妹，因为她也姓苏。

苏东坡游镇江时，在焦山一个寺院的墙上题了一首诗，西方的读者对此最感兴趣。苏东坡料必知道唐朝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所写《叶限》那篇短故事。述说小姑娘叶限受继母和后妹折磨，丢了鞋，后来嫁给国王的经过。但是据我所知，苏东坡是第一个记载老翁睡眠时怎么安排自己须子的人。他用一首简易的韵语说一个有长须的人，从来没想过在床上怎么安排自己的胡子。一天，有人问他睡觉时胡子放在什么地方。那天夜里他开始惦记他的胡子，他先把胡子放在被子外面，后来又放在被子里面，又放回外面，折腾了一夜没合眼。第二天早晨，他一直感觉坐立不安，心想最好的办法是把胡子剪掉。由那首诗看来，那只是通俗故事，不是苏东坡创作的。

在这里我们不妨提一下“眇者不识日”的故事，这倒是苏东坡第一个想到的，这篇寓言写在徐州。爱因斯坦似乎在什么地方引用过这篇故事，来说明一般人对相对论的看法。

日喻

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槃。”扣槃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烛。”扪烛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为日也。日之与钟、籥亦远矣，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未达也，无以异于眇。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槃与烛也。自槃而之钟，自烛而之籥，转而相之，岂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见而名之，或莫之见而意之，皆求道之过也。

说也奇怪，这篇寓言竟被政敌当作审判他的依据。说他用以讽刺当时学者盲从王安石的《三经新义》。

苏东坡这个人物个性太复杂，方面太多，了解不易。因为他精通哲理，所以不能做道学家；同样，也因为他深究儒学，故也不能为醉汉。他对人生了解得太透彻，也对生活太珍惜，自然不愿把生活完全消耗于醇酒、妇人之间。他是爱自然的诗人，对人生抱有一种健康的神秘看法。这个看法永远与深刻精确地了解自然密不可分。我相信，没有人与大自然、春夏秋冬、雨雪、山峦谷壑亲密相处，并接受大自然赐予人的健康治疗的力量后，而同时对人生还会抱有一种歪曲偏颇的看法。

在熙宁六年（一〇七三年）九月九日，他拒绝去参加重阳节的宴会。他躲开了朋友，自己去泛舟为乐。按照重九的风俗，他破晓之前起身，到西湖上访孤山的两位僧人。那天晚上，他一人独坐舟中，凝视山顶有美堂窗内射出的灯光，那时他的同僚正在那里一间大厅里欢呼畅饮。他给一个同事周邠写出下面的一首七律：

霭霭君诗似岭云，从来不许醉红裙。

不知野屐穿山翠，惟见轻桡破浪纹。

颇忆呼卢袁彦道，难邀骂座灌将军。

晚风落日元无主，不惜清凉与子分。

第十二章　抗暴诗

我们最好记住，即便是在天堂般的杭州，也不是遍地荷花牡丹的。苏东坡也不能一直放声大笑纵情高歌，一直演独角丑儿戏，一直月夜泛舟湖上，因为还有一万七千囚犯因无力还债、因贩卖私盐正待审判，有蝗灾尚待扑灭，有盐渠尚待疏浚，有饥馑尚待调查。在苏东坡这一段生活中写的数百首诗里，很难找到何者是主要的情调。他写戏谑讽刺诗、启人灵思的山水诗、荡气回肠的爱情诗，有的诗轻松愉快惹人大笑，有的诗辛酸凄苦令人落泪。可是在表面的嬉笑欢乐之下，在筵席上的戏谑打趣之下，却是一片不安、失望、忧伤甚至恐惧的气氛。再没有别人把人民的心情反映得更充分，别的作家要表达的，现在苏东坡都用美妙的诗歌表达出来——表达得更为清楚而深刻。可是要知道，苏东坡是离京在外，内心还有以前的创伤。对现时政局演变的方向，他感到不安，感到了隐忧，这种忧伤，他灵魂感受得比别人更敏锐。看他用多么美妙的诗句表达出来：

天静伤鸿犹戢翼，月明惊鹊未安枝。

他在密州写的一首诗是寄给乔太傅的，总括熙宁四年至九年，他在杭州，后来在密州那段写作多产时期他的一般态度：

百年三万日，老病常居半。

其间互忧乐，歌笑杂悲叹。

颠倒不自知，直为神所玩。

须臾便堪笑，万事风雨散。

自从识此理，久谢少年伴。

在另一首给孔文仲的诗里，他流露出对声势煊赫的官场气派的蔑视：

我本麋鹿性，谅非伏辕姿。

闻声自决骤，那复受絷维？

…………

金鞍冒翠锦，玉勒垂青丝。

旁观信美矣，自揣良厌之。

…………

人生各有志，此论我久持。

他人闻定笑，聊与吾子期。

跟着他有朗朗笑声的歌，我们也听到怒吼和叹息；在鹭鸶的鸣声之外，我们又听见监狱中的呻吟声；在水车上潺湲的水声之外，我们又听到农村老妪的悲叹声；湖滨楼头的庆祝喧哗声里，我们也听到稀疏灰发人绝望的幽怨声。

苏东坡此人是不可以预测的。他诗的开端，习惯上总是出之以轻松自然，随之用一两个历史上的典故，再往后，谁也不知道会有什么出现，诗人他自己更不知道。有时，他笔下写出虽不相连贯的东西，却构成了惊人的妙文，一首毫无用意的歌记载刹那之间奇特的印象，然后忽然一变为苛酷、为讽刺、为寓有深意的讥评。他不愧为诗文大家，动起笔来真是“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他的风格属于那全任自然一发不能自已的一类。在朝廷上最厌恶清议之时，他这种风格是必然会给自己招致麻烦的。

苏东坡不知道他下一行写什么，而且也并不在意。在他那天才横溢之下，他往往抓住一个题目就接连写四五首诗，而且用同样的韵。有一首诗，开始就写天欲雪的气氛，他这样开始：

天欲雪，云满湖，楼台明灭山有无。

接到他诗的朋友寄和诗回来，苏东坡又答以诗寄回去，诗的开头如下：

兽在薮，鱼在湖，一入池槛归期无。

朋友再和，他又寄第三首如下：

东望海，西望湖，山平水远细欲无。

第四首开头如下：

君不见，钱塘湖，钱王壮观今已无。

他的第二首诗惹出了麻烦，因为他的思路一直顺着鱼和兽失去了自由的方向发展下去。从此处一步就会跳到在监狱中被鞭打的囚犯，还有那些囚犯的妻子儿女也被关入监狱的事。在这些长诗里，他必须押前面字句的韵，而思想也自然要顺着那些同韵的字发展。这诗里有两个要押的韵脚，一个是“逋”，一个是“摹”。在一首诗里他说“作诗火急追亡逋”，在另外诗里自然写出“岁荒无术归亡逋”。在押“摹”字韵时，他写出“孤烟落日不可摹”；但在另一首诗中写囚犯时，他又说“鹄则易画虎难摹”——这分明是指暴政了。

苏东坡这个人快乐时很难说不快乐，不快乐时也难做快乐状。好多朋友和他通信，彼此作诗相酬唱。这时刘恕和李常都在九江，孙觉在湖州，在杭州迤北不远。这些都是反对王安石新政的一批朋友，现在都在东南各地为官。他们都对时局感到厌恶，因为当时王安石仍未失势，他们不像以前那么激烈，意见姑且放在心头。韩琦和欧阳修已死。富弼和范镇退隐林下，司马光潜心治学，张方平纵情饮酒。东坡之弟子由则明哲保身，闭口不言时事。只有苏东坡不够圆滑。在看见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时应当不应当不顾后果，坦率表示自己的感慨，这是一个问题。也许苏东坡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所以，他一边写令人心旷神怡、可惊可喜的田园诗，同时也写乡间并不那么美丽的诗。他若不是疯狂不顾利害，便是义愤填胸不能自制。他知道他的诗很快就会传到京师，但是他却毫不在乎。

现存的清代监狱

古建筑　清代　河南省内乡县

我国夏代把监狱称为“夏台”，周代的监狱称“圜土”“囹圄”，已经有了管理监狱的专职官吏。春秋之际，监狱已初具规模，秦汉时期更是出现了名目繁多的监狱，身份不同的人被分别关押在不同的监狱。监狱也称南监，这是因为明清时期的监狱均位于衙门大堂的西南方向。

苏东坡写的这些诗，渐渐累积成卷，若认真看看某些行是否足以证明他蔑视当政者的威信，倒也有趣。单独看，那些句子只是偶一置评；但合起来看，则是些动人的抗暴诗。少数几个例子便已足够。他用平易的文字写被征调的人民挖通运河以通盐船。他以官员之身监督工人，亲眼看见黎明之时，工人闻号声而聚集开工，他用寥寥几个字便写出“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

在到杭州西南的富阳之行时，他写出天放晴时清新可喜的诗句，开始如下：

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

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

但是他还是无法对其他情形闭目不见，他在歌咏“春入山村处处花”时，也写农民的食粮。农民正在吃竹笋，他说竹笋好吃，但是没有咸味，因为“迩来三月食无盐”，原因是朝廷的专卖食盐扼杀了盐业。他若一放手写去，就无法节制，他会写出农民的儿子私用农民的贷款，停留在城内把钱挥霍净尽，回家时两手空空，只学到一口城腔而已，因为官家很精明，在放款处附近就开设了酒馆娱乐场所。

他往北游到太湖地区，他看见好友——高大长须的孙觉。他这位书画名家在友人的名家书法集上题了一首诗。在诗里他说的也是：“嗟予与子久离群，耳冷心灰百不闻。”他写了一首极美的诗描写水车泻出的水流，同时也写了一首《吴中田妇叹》：

今年粳稻熟苦迟，庶见霜风来几时。

霜风来时雨如泻，杷头出菌镰生衣。

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

茅苫一月陇上宿，天晴获稻随车归。

汗流肩赪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

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

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

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

他也写快乐的诗歌，给杭州钱塘江潮时的“弄潮儿”。每年八月中秋，各地人都自老远跑到钱塘江岸边观看潮水自海外奔腾而至，不停高涨，涌入狭窄的钱塘江口。在高潮来临之前，总是举行水上特技表演。现在我们还不清楚当年是如何在波涛上漂浮。在水上表演的人名叫“踏浪儿”，似乎那些深识水性的人乘小舟出海，船上饰以红绿旗帜，出去迎接涌来的高潮。苏东坡给那些“踏浪儿”编出通俗的歌曲唱。歌曲里说雪白的浪花吞没了“踏浪儿”的红旗帜，浪潮遮蔽住半个越山的景色。但是，他也写出早晨酒醒后内心的感触：

众人事纷扰，志士独悄悄。

何意琵琶弦，常遭腰鼓闹。

三杯忘万虑，醒后还皎皎。

…………

忧来自不寐，起视天汉渺。

阑干玉绳低，耿耿太白晓。

在日后引起是非的一首诗里，他挖苦了当权派，把他们暗比作夜枭。他那时正同周邠游历临安。根据后来在审问苏东坡时的记载，临安的一个官员草拟了一篇呈文，请求简化免役钱的征收。这位官员曾经带着呈文上诣杭州，现今返回，告诉苏东坡说：“我被夜枭逐回矣。”

苏东坡问他：“你的话什么意思？”那位官员说他曾携带呈文入城，将呈文递交一个税吏，税吏命武装侍卫送他出城。苏东坡要看那篇文字，发现所提的是一个很好的简化征收办法。

苏东坡又问：“你说夜枭是什么意思？”

官员回答说：“这是一个很通俗的寓言。一天，一只燕子和一只蝙蝠争吵起来。燕子认为日出是一天之始，而蝙蝠则认为日落是一天之始。两鸟相持不下，它们去请教凤凰。在路上，它俩遇见一只鸟，那个鸟儿向它们说，‘近来我们没有看见凤凰。有的鸟说它请假不在，有的说它正在睡一大觉。现在夜枭正在代替它的职位。你们去问它也没有用’。”

苏东坡写的那首诗是给周邠的，诗里显出消沉失望，大有退隐之意：

年来战纷华，渐觉夫子胜。

欲求五亩宅，洒扫乐清净。

…………

独游吾未果，觅伴谁复听。

吾宗古遗直，穷达付前定。

…………

奈何效燕蝠，屡欲争晨暝。

后来，这些诗都被当权派搜集去仔细研究。内容并无煽动叛乱，没有公开批评，没有公然反对当局。但是这些诗却如蚊叮虫咬，令人觉得刺痛、烦扰、不安。这种刺激若是过多，也会扰人通宵，难以入睡。再加上苏东坡的一位好友王诜驸马把这些诗刊印出来，可就更使人烦恼。在诗是表情达意最通俗的文学形式的时代，两行巧妙的诗比长篇大论的表章更有力量。而苏东坡当时是家喻户晓，他的诗在文人雅集时是要歌诵的。对苏东坡的呼声不能再置之不理了。

在神宗熙宁七年（一〇七四年）九月，苏东坡在杭州的任期届满。他弟弟子由那时正在山东齐州（今济南）任职，苏东坡已经呈请调到山东去。他所请照准，这次他是升任密州太守，密州离青岛很近。他在密州只有两年，然后又调到徐州任太守，在徐州是从熙宁十年（一〇七七年）到元丰二年（一〇七九年）三月。

苏东坡在向杭州南山、北山上寺院的高僧至交告别之后，携眷启程北上。他妻子已经买了一个非常聪明的丫鬟，才十二岁，名叫朝云，她以后在苏东坡的生活里非常重要。

密州是一个很穷的地区，主要只长麻、枣、桑树，此地的生活和杭州有天渊之别。当时官员的薪俸已经减低，苏东坡在他《后杞菊赋》的序言中说：“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贫，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扪腹而笑。”

王安石已去职，现由吕惠卿当权，创行了新税法。免役钱的分派远非当地人民所能负担。孩童死于道边。这一时期苏东坡写的诗中曾说绕城而走，葬埋尸体，热泪盈眶，几年后，他在一封信里曾提起他救了三四十个饥饿的孤儿，分散各家抚养。

这是苏东坡最难过、最沮丧的一段时光。说也奇怪，这位大诗人在最难过的日子却写出了最好的诗歌。按照中国的标准说，到了这一时期，他的诗才达到完全成熟的地步。这时愤怒与苛酷的火气已无，只剩下安详平和与顺时知命的心境，甚至他对大自然之美的喜悦与生活中的乐事的享受也比以前更洒脱而不执着，显然和他在杭州年轻时之富有火气大为不同了。他对陶渊明的诗越发爱好，他那首《西斋》诗和陶诗相比，简直可以乱真。在这首诗里，不但可以看到真正的宁静满足，还有与自然的浑然一体，以及对大自然本身的声音、色彩显示出静谧的喜悦。原诗如下：

西斋深且明，中有六尺床。

病夫朝睡足，危坐觉日长。

昏昏既非醉，踽踽亦非狂。

褰衣竹风下，穆然中微凉。

起行西园中，草木含幽香。

榴花开一枝，桑枣沃以光。

鸣鸠得美荫，困立忘飞翔。

黄鸟亦自喜，新音变圆吭。

杖藜观物化，亦以观我生。

万物各得时，我生日皇皇。

只有诗人达到这种与自然浑融为一时，他才能写出下面《吏隐亭》这样的诗句：

纵横忧患满人间，颇怪先生日日闲。

昨夜清风眠北牖，朝来爽气在西山。

从这种神秘观他获得了精神上的解脱，这种解脱正仿佛白云无心飘浮在山峰之上一般。他的《望云楼》诗如下：

阴晴朝暮几回新，已向虚空付此身。

出本无心归亦好，白云还似望云人。

说来也颇有趣，往往为了子由，苏东坡会写出最好的诗。苏东坡在由杭州到密州时，心中思念子由，他写了一首词，调寄《沁园春》：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清清。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

又在密州时，想起不能见面的弟弟，他写出了公认最好的中秋词。批评家说这首词写出之后，其他以中秋为题的词都可弃之不足惜了。这首词调寄《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上面这首《水调歌头》是熙宁九年（一〇七六年）苏东坡在密州时作的。

第十三章　黄楼

甚至才高如苏东坡，真正的生活也是由四十岁才开始。他现在就要进入他的徐州时期，也就是他的“黄楼”时期。苏东坡现在突然露出了他的本面目。因为这是他人生中首次以行动为人所知，做事，兴建工程，忙于公众活动，从今以后他的生活都是具有这些特色的。过去在杭州，他始终充任辅佐官员，始终不能从事具有建设性的重要工作，在密州虽然身为太守，但是地方贫穷而偏远，也无由一展其行政才能。后来，他在被迫之下，暂时退隐，在政坛上韬光养晦。此后，一个充实、完满、练达、活跃、忠贞的苏东坡出现了，这才是我们所知道、百姓所爱戴的苏东坡，也是温和、诙谐的百姓的友人兼战士的苏东坡——一个具有伟大人格的伟大人物。但是在他被捕遭受流放之前，他以徐州太守所表现的政绩已经证明了苏东坡这个行动人物作为行政官员，也是个干练之才。

在熙宁九年（一〇七六年）年底，苏东坡又调离了密州，改派至山西省西南端的河中府任职。次年正月，他路经济南入京，当时子由及其家室正在济南。子由不在，因为政局正在酝酿变化。这时，王安石、吕惠卿、曾布、邓绾已先后失势，王安石复相后，又再度罢相，无人预知下一步会出现何等局面。

子由为人沉静而果断。苏东坡过去一直不断上书论税政，论征兵法，请皇帝废止所得税。但是子由过去一直沉默，现在大概认为时机已至，可以放手一击，以求根本改变国策。王安石在十月已然最后失势，子由这时来不及等待兄长，已经携带改革政治的重要表章先行入京了。他的家眷仍住在济南，苏东坡到时，只有三个侄子站在城中雪地里迎接。那天晚上，大开盛宴，两家久别重聚，格外欢喜。济南为一大城市，比起密州，新鲜有趣，东坡停留了约一个月光景，直到熙宁十年（一〇七七年）二月十日，两家才到黄河岸，离开封不远了。子由出城到离北岸三十里处迎接，兄弟二人在雪地途中亲热相处了好几天。子由告诉兄长调到河中府的任命已经取消，改任徐州太守。

他们到达京都时，遇到一件怪事。他们到了陈桥门，门吏告诉苏东坡不许他进城。这件事他弟弟子由曾经记录下来，只是始终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我不相信这是皇帝的意思。也许是时局酝酿巨变，某些官员不愿让苏东坡见到皇帝。据我所知，皇帝也许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条命令。兄弟二人只好折回，住在好友范镇家，是在东外城。

这时，苏东坡的长子苏迈已经十八岁，到了成家的年龄。钻研历史的学者始终考证不出那位小姐是谁。我猜想他娶的是范镇的一个孙女。在苏东坡和范镇父子的通信里，他屡次称范家为姻亲。苏范两家到底是何等姻亲关系，尚待解释。范镇也是四川人，那时苏东坡正住在范家。随后两年，苏东坡帮助子由物色了两个佳婿，把子由的两个女儿嫁出去。一个是王适——“仙妻”传说主角王迥（字子高）的弟弟，另一个是画竹名家文与可的儿子。

儿子苏迈成婚后，苏东坡携眷东行，到徐州上任。子由也携眷到商丘任通判。他把家眷在张方平家安顿好之后，又与兄长东赴徐州，在徐州和兄长同住了三个月，才回到眷属那里。

徐州不仅是个大城市，地控鲁南，一向为军事要冲。在过去各朝代，徐州四面皆有战事，今日仍位于津浦陇海两铁路交会之处。徐州离一个地区近在咫尺，此地区在数十年后成为一个盗匪巢穴，因《水浒传》的渲染而出名。徐州位于河畔，南部高山耸立，下有深水急流，在城边流过。当地出产上等花岗岩、煤、铁，苏东坡时已开始开采，因此徐州也以产刀剑著称。苏东坡喜爱此地的自然风光，鱼与螃蟹也种类繁多，故称之为“小住胜地”。

《淇渭图》

王绂　明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文同（字与可）特别擅长画竹子，有“墨竹大师”之称。他说自己只不过把心中的竹子画出来罢了，“胸有成竹”这个成语就是来源于他画竹的故事。此图画倒挂竹一枝，姿态秀妍，其墨竹画法显然继承了文同的画竹传统，着重表达萧散清逸的意韵。

在八月二十一日，苏东坡到任三个月之后，洪水到了徐州。王安石以前曾设法疏浚过黄河水道，但是空花了五十万缗，工程竟归失败，负责工程的人畏罪自尽。黄河现在是在徐州以北约五十里处向东方决口，水势开始漫延，淹没了几百方里。水到徐州城边时，被城南的高山所阻，于是继续高涨，到了九月，水深达到两丈九尺。水高一度超过了徐州城内的街道。苏东坡奋不顾身，抢救城池，有几十天不回家过夜，住在城墙上的棚子里，监督加固外圈的城墙。富有之家纷纷逃难，苏东坡在城门口劝阻他们，以免引起人心惊惶。他说：“我不走，你们最好也不要走。”这样把大家劝回去。此处不是细谈苏东坡建筑工程天才之所，不过也得说他是亲自参与了防堵工程的数字计算。在盘旋滚转的洪水势将越过东南外城墙时，他正在忙于加固城基和增加城高。防水工程长九千八百四十尺，十尺高，二十尺厚。完成这项工程，需要数千人之众。扑哧扑哧在泥里跋涉，他亲身到军营去见指挥官。因为禁卫军直接受皇帝命令，苏东坡恳求他们协助。指挥官欣然应允，他说：“大人都亲自监工，我们自然应当尽力。”同时在徐州北方也正在准备把洪水引入黄河旧水道——黄河在中国历史上曾改道多次。洪水威胁徐州城四十五天。在十月初五，黄河又回到旧水道，往东在靠近海州处入海，洪水才开始撤退。

百姓欢天喜地，感谢全城得救。但是苏东坡对临时的堤防感到不满，附以详细数字说明，修表呈奏朝廷，请求拨款，重建石头城墙，以防患于将来。空等好久之后，苏东坡修改了原定的计划，建议改用坚固的木材加固堤防，不再用石头。皇帝对他的成就特颁圣旨嘉许，在次年二月，朝廷拨予苏东坡三万余钱、一千八百余石米粮、七千余名员工，在城东南建筑了一条木坝。在外围城墙上，由于苏东坡喜爱建筑，他兴工建筑了一座楼，一百尺高，名之为黄楼。后来“黄楼”一词成了苏东坡在徐州所作诗歌总集的名称，正如他在密州建筑的超然台，成了他在密州所写诗集的名称一样。

黄楼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对古老中国的宇宙论的信念而起。根据中国的宇宙论，宇宙中万物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所构成。五行中每一行都代表一种性质，如同坚硬、生长、流动、热、重等，这些性质都具有一种宇宙的意义，不但用以指物质的宇宙，也用以指生命的功能与人的个性行为，也可以用于男女的婚配。生命离不开五行的交互作用，比如相生相克。每一行皆有其颜色，正好象征那种元素的性质。说也奇怪，黄代表土，黑代表水，黄土因具有吸水力量，所以可以克服水。黄楼之命名即含有防水之意。

神宗元丰元年（一〇七八年）九月初九，黄楼举行盛大落成典礼。苏东坡是由衷地欢喜。老百姓得免于水灾，建堤建楼费了半年工。黄楼属于全城的居民，分明是将来防洪的保障。落成仪式举行时，全城万人空巷，前来参加。一看黄楼耸立于东门之上，高一百尺，下面立有五十尺高的旗杆。楼的形状犹如一座宽广的佛塔。大家一齐登楼，一览四周的景物。那天早晨，偏偏浓雾笼罩。他们往窗外瞭望时，只听见下面过往船只桨橹摇动碾轧作响的声音，大家觉得犹如置身于海船之上。不久，雾散日出，可以看见远处渔村错落，在巉岩嵯峨的山峰之下，有六七个庙宇罗列其间。老人觉得寒冷，苏东坡请他们先喝几杯热酒。往近处看，在南方，看见一个高台，以往用为赛马之地，今已建成一座寺院。由那座庙起，一道一里长的新堤防顺着东城墙向北伸展。他们可以听到远处陆洪和百步洪波涛澎湃之声，与近处下面的鹅鸭之声相错杂。最后，摆设盛筵，款待来宾，有大乐队奏乐。

苏东坡写了一篇文章记此盛事，刻之于石，以垂久远。那块石碑也经历非凡。后来苏东坡遭朝廷流放，所有带苏东坡名字的石碑都奉命毁坏，当时徐州太守只把这块石碑投在附近的护城河里。约十年之后，老百姓已然忘记了禁令，而皇家也在搜集苏东坡的墨迹手稿，当地另一位太守把此石碑打捞上来，在夜里暗中把那碑文拓了几千份。此事过后，那个太守突然向诸同僚宣布道：“为何我竟会忘记！禁止苏东坡的碑文法令尚未取消，这个碑文还在，应当毁坏才是。”自然在石碑毁坏之后，那碑的拓本的价钱立刻高涨，那位太守名叫苗仲先，发了一笔大财。

黄楼

建筑　1988年

在徐州市区古黄河畔，矗立着一座双层飞檐的仿古高楼。这就是1988年修复的黄楼。历史上的黄楼是九百年前徐州知州苏轼率领徐州军民战胜洪水之后，于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八月在徐州城东门之上建造的。因为土能克水，所以涂上黄土，取名黄楼。

苏东坡现在名气甚大，受人欢迎，不仅是因为治河成功，也因为他十分关心囚犯的健康和福利，这是当时为太守者所绝无仅有的。他亲身视察监狱，并指定医生为囚犯治病。当时有一条法律，凡太守鞭打犯人致死者，太守受罚，但是苏东坡指出，犯人因病致死或照顾不善而死，则无人过问。因为犯人并非别人，也是一般的老百姓，因此犯人的家属对苏东坡非常感激。

有些小事很容易做，只要人想到去做，但是只有苏东坡肯去做。比如说，他看见很多逃兵沦落为盗匪，因为有一条荒谬的法令，凡是低级军士因公出差，官家不发予旅费，等于是逼良为盗。他自己改革这项陋规。他只要每年节省下几百缗钱，就可以够用。他严禁军中赌博、饮酒。在“上皇帝书”中他指出当地军队“练熟技艺，等地为诸郡之冠，陛下遣敕使按阅，所具见也”。

苏东坡今名日大，以中土鸿儒之冠为远近所知。欧阳修去世之后，文坛盟主之名即降到苏东坡头上。文人儒生皆以“夫子”呼之。他以前曾遇见他那“苏门四学士”之中的两个，在淮阳与张耒相识，在杭州附近结识晁补之。另外那两个是秦观和黄庭坚，秦黄二人后来成为宋代有名的诗人、词人，而今请求列在苏东坡的门下。五短身材的李常春天曾去拜访苏东坡，屡次谈到秦观，并拿秦观的词给东坡看。由于李常的介绍，秦观那年夏天曾去拜谒过苏东坡。秦观这位风流潇洒的词人，据野史说曾娶过苏东坡的小妹。秦观尚未应科举考试，还没有功名，但是年轻，文采风流，有不少的女友。后来秦观死时，曾有一歌妓为爱他寻了短见。他的词清新柔媚，如春日的黄鹂。秦观见苏东坡时说：“我独不愿万户侯，唯愿一识苏徐州。”他把苏东坡比作“天上麒麟”，又向苏东坡说：“不将俗物碍天真，北斗已南能几人？”

黄庭坚日后成了江西诗派的鼻祖，他与秦观又不相同，他沉默寡言，有学者风，他没去拜访苏东坡，但是写了两首诗，以万分谦逊的语气毛遂自荐，将苏东坡比之为高崖的青松，自己则比为深谷里的小草，希望将来能和青松比高。苏东坡以前曾看过黄庭坚的诗，他说黄庭坚的诗内容充实而深厚，诗思高旷，“数百年来未之见也”。他回黄庭坚的信说：“今者辱书词累幅，执礼恭甚，如见所畏者，何哉？轼方以此求交于足下，而惧其不可得。”苏门四学士中，庭坚年最长，在当时人常以苏黄并称。苏东坡去世后，黄山谷遂成为当代最伟大的诗人，人也是把他和苏东坡相提并论的，但是黄庭坚终生以苏门弟子自居。黄庭坚后来还是由苏东坡最亲近的朋友引荐的，因为黄庭坚是李常的外甥、孙觉的女婿。

九月间，另一个人来看苏东坡，后来他在朝廷审问苏东坡的案件时也深受牵连。他就是王巩，为人又是另一型。他是宰相之孙，出游之时，携一整车家酿美酒相随，因为他不肯饮酒肆所沽之酒。他随身有三个爱妾：英英、盼盼、卿卿，一齐来到徐州。苏东坡对他的爱妾开玩笑，在他那《百步洪》诗前的序言中，描写王巩携带梨窝美女下险滩，自己则身披羽氅立身黄楼高处，俯眺她们漂浮水面，自己望之若神仙，或如李太白再临人世。

这时，有第四个重要人物在苏东坡生活中出现，就是诗僧参寥，大概是由秦观介绍的。奇怪的是，苏东坡在杭州的三年内，参寥住在附近一个城市，居然苏东坡从未听说过他。参寥为一大诗人，道德崇高，不慕虚名。他只是在遥远之处观察苏东坡而心怀羡慕。由现在起，参寥便成为苏东坡一生的密友了。

在那年的中秋节，我们也许可以把苏东坡看得更近、更清楚一些。八月十二，他得了一个孙子。中秋之夜，他微感不适，稍感寂寞。过了六天，他接到子由写的中秋诗，他也写了一首诗，叙述如何度的中秋节：

明月未出群山高，瑞光万丈生白毫。

一杯未尽银阙涌，乱云脱坏如崩涛。

谁为天公洗眸子，应费明河千斛水。

遂令冷看世间人，照我湛然心不起。

西南火星如弹丸，角尾奕奕苍龙蟠。

今宵注眼看不见，更许萤火争清寒。

何人舣舟临古汴，千灯夜作鱼龙变。

曲折无心逐浪花，低昂赴节随歌板。

青荧灭没转山前，浪飐风回岂复坚。

明月易低人易散，归来呼酒更重看。

堂前月色愈清好，咽咽寒螀鸣露草。

卷帘推户寂无人，窗下咿哑惟楚老。

南都从事莫羞贫，对月题诗有几人？

明朝人事随日出，恍然一梦瑶台客。

那时，苏东坡为整个学术界所爱戴，所尊敬，所景仰。那年九月底，在黄楼有一个盛大的集会。苏东坡坦然谈笑，轻松愉快，极为众人所喜爱。只因为他深得众望，他之被捕与审判才轰动一时。

第十四章　逮捕与审判

苏东坡，我们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过去的生活态度一向是疾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不过到目前为止，还幸而安然无事。可是在他吐到第一百次时，他就被人抓住了，在神宗元丰二年（一〇七九年）三月，他调任江苏太湖滨的湖州。在他到任谢恩奏章上，他说了几句朝廷当权派觉得有点儿过分的话。只要他单歌咏人民的疾苦贫穷、捐税、征兵，那派小人还能装聋作哑，置之不顾。现在他直接指明那些小人，其中有在王安石势力下蹿升起来的李定和舒亶。朝政是在无以名之的第三流人才的掌握中，这类人是唯利是图、随风转舵，既无所谓东，也无所谓西。苏东坡过去曾不断给皇帝上表，每次皇帝看了他的表章，就向侍臣赞美苏东坡。现在我们想起来，这些小人以前曾经阻挡苏东坡进京城。万一苏东坡蒙召当权，可就真有危险，因为新政的领导人物那时不是已经失势，便是已然退隐。

苏东坡到任谢恩表只是例行公事，譬如略叙为臣者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以此美缺相赐。但是苏东坡说：“伏念臣性资顽鄙，……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新进”一词在王安石口中是指突然升迁的无能后辈。在过去新政的朋党之争里，这一名词是固定代表那种含义的。李定和舒亶心想苏东坡为什么会自信能逃得出他们的手心呢？并且他说在他那个年纪，他担任地方官是因为他不可能再惹是生非。他是不是暗示那些在朝为官的必然会惹是生非呢？古之文人学者因为没有民权的保障，在措辞造句上便发明出一种极其微妙难以捉摸的表现法，而阅读的学者也养成一种习惯，乐于寻求含义于字里行间。在中国古代，朝廷的公报是固定按期出版的，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报纸。苏东坡所写的文字照例惹人注意，这次谢恩表使那些“新进”成了读者心目中的笑柄。

在神宗元丰二年（一〇七九年）六月，一个御史把苏东坡谢恩表中的四句挑出来，说他蔑视朝廷而开始弹劾他。数日之后，舒亶——当时尚在御史台——找了几首苏东坡的诗，内容关于农人青苗贷款，农人三个月无盐吃，还有燕子与蝙蝠争论的寓言。他说写的那种诗显示苏东坡不但考虑欠周，也是不忠于君。舒亶随同弹劾表章，附呈上苏东坡印出的诗集。李定现今升为御史中丞，也随后跟上一表，陈述有四个理由，说苏东坡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被斩首。一共有四份弹劾苏东坡的表章，这件案子交予了御史台。李定当年因隐瞒母丧，被司马光骂作禽兽不如，现在担任检察官。他挑选了一个极其能干的官吏派到湖州去，免去苏东坡的官职，再押解入京受审。御史请求，一路之上苏东坡必须关入监狱过夜，皇帝不许。神宗皇帝从无意杀害苏东坡，不过这个案子既然依法控告，他也愿予以充分调查一番。

苏东坡的一个好友王诜（是他印了苏东坡的诗集），听到这个消息，赶紧派人去给南京的苏子由送信，子由立刻派人去告诉苏东坡。这可以说是使者之间的大竞赛。朝廷使者偕同他的儿子和两个御史台的兵丁火速出发。但是他儿子在镇江忽然生病，于是耽误半天的行程，结果苏子由派的使者先到。

这个消息到达时，苏东坡是何等心情，我们必须要知道。他到达湖州不久，也很喜欢这个新职位。他常和长子去山林间漫游，同游的还有子由的女婿、女婿的弟弟。在苏东坡记游飞英寺的诗里，他说自己“莫作使君看，外似中已非”。他最好的朋友画竹名家文与可已在正月去世，他一直哭了三天。在朝廷的差官正趱程前去逮捕他时，他正再度浏览他搜集的名画，那是七月七日，正拿出来到院子去晾。他的眼光正好看到文与可送给他的一幅绝妙的竹子，不觉流下泪来。那天他写的那一条笔记特别表现他的奇思幻想，记述他与文与可的友情。

与可画竹，初不自贵重，四方之人持缣素而请者，足相蹑于其门。与可厌之，投诸地而骂曰：“吾将以为袜材。”士大夫传之，以为口实。及与可自洋州（今陕西洋县）还，而余为徐州。与可以书遗余曰：“近语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袜材当萃于子矣。”书尾复写一诗，其略曰：“拟将一段鹅谿绢，扫取寒梢万尺长。”予谓与可，竹长万尺，当用绢二百五十匹，知公倦于笔砚，愿得此绢而已。与可无以答，则曰：“吾言妄矣，世岂有万尺竹也哉！”余因而实之，答其诗曰：“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与可笑曰：“苏子辩则辩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将买田而归老焉。”因以所画筼筜谷偃竹遗予，曰：“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

根据孔平仲的记载——孔平仲是苏东坡的朋友——他是听湖州祖通判所说——苏东坡遭逮捕时，那位通判正好在场——苏东坡已经先得到子由给他的消息。他可不知道控告的罪名之轻重。使臣一到，苏东坡就正式请假，由祖通判代行太守职务。

颜真卿《湖州帖》（宋仿本）

书法　宋朝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也在湖州当过6年刺史。他的书法对后世书法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苏东坡曾评价过：“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官差到时，正式身穿官袍，足登高靴，站在庭院中，手执笏板，御史台的两个士兵分立两旁，身穿白衣，头缠黑巾，眼睛里凶光闪动。太守官衙的人慌作一团，不知会有何事发生。苏东坡不敢出来，与通判商量，通判说躲避朝廷使者也无济于事，最好还是依礼迎接他。东坡与通判商量应当怎样出来，因为苏东坡心想自己既然被控，就不应当穿着官衣出来。祖通判认为他还没正式被控，应当以正式官阶出现。于是东坡穿上官衣官靴，手执笏板，立于庭中，面向官差而立，祖通判与官衙人员则头戴小帽，排立于苏东坡身后。两个士兵手执御史台的公文，紧握一个包裹，似乎其中藏有刀剑。官差面目狰狞，默不作声，气氛紧张万分。

苏东坡首先说话。“臣知多方开罪朝廷，必属死罪无疑。死不足惜，但请容臣归与家人一别。”

皇差皇甫遵淡然道：“并不如此严重。”

这时通判迈一步向前道：“相信必有公文。”

皇甫遵问：“他是何人？”通判回禀自己的身份。士兵乃正式递交公文与通判。打开一看，原来只是一份普通公文，免去苏东坡的太守官位传唤进京而已。皇差要苏东坡立即启程。

官差允许苏东坡出发前归看家人。根据苏东坡在笔记上记载，当时全家大哭。苏东坡向他们笑着说出下面一个故事，安慰他们：

在宋真宗时代，皇帝要在林泉之间访求真正大儒，有人推荐杨朴出来。

杨朴实在不愿意，但是仍然在护卫之下启程前往京师，晋见皇帝。

皇帝问道：“我听说你会作诗？”

杨朴回答道：“臣不会。”他想掩饰自己的才学，他是抵死不愿做官的。

皇帝又说：“朋友们送你时，赠给你几首诗没有？”

杨朴回答道：“没有，只有拙荆作了一首。”

皇帝又问：“是什么诗，可以告诉我吗？”

于是杨朴把临行时太太作的诗念出来：

且休落魄贪杯酒，更莫猖狂爱咏诗。

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苏夫人听见这首诗，不由得破涕为笑。这故事曾记在苏东坡的笔记里，但不知是不是他当时现编的。

家中决定由长子迈陪同前往。王适，他一向充任苏家的塾师，现在同他弟弟留在家中，后来才偕同苏东坡全家入京。太守官衙的人全吓得不知如何是好，个个躲躲藏藏。但是老百姓都出来看太守启程。根据府志记载，老百姓都泪下如雨。官差与士兵的态度与办事的要求都蛮横无礼，后来苏东坡在《上哲宗皇帝书》中，说他们逮捕太守犹如捕盗。官衙中只有王氏兄弟和陈师锡设酒筵送别。

有人说途中苏东坡曾想自杀。根据他自己给皇帝上的奏章说，在扬州渡江时，他想跳入江中。但按孔平仲的记载，开船之后不久，船停在太湖上修理船桨时，他想跳水自杀。那天夜里，月色皎洁，湖上风高浪大。苏东坡不知道他要判什么罪，并且怕他的案子会牵连好多朋友。他想把眼一闭跳入水中，反倒省事。等再一想，倘若如此，必给弟弟招致麻烦。在给文彦博的信里，叙述家里烧了他大部分与友人的通信和手稿。家里人到了安徽宿县，御史台又派人搜查他们的行李，找他的诗、书信和别的文件。有些兵把船包围起来时，女人和孩子们怕得很，那些兵把他们的东西胡乱扔，就如一般兵士执行勤务时一样。兵丁走后，女人们气冲冲地说：“这都是写书招惹的。他乱写东西有什么好处？把人都吓死了。”然后焚烧他的手稿，后来东坡发现残存者不过三分之一而已。

苏东坡是七月二十八日由官家逮捕，八月十八日送进御史台的皇家监狱。审问期间很长，前后四十几天。在监里，那个狱卒心肠非常好，大概知道他是谁，对他十分恭敬，每天晚上给他热水洗脚——直到现在每晚上洗热水脚，还是四川人的习惯。

苏东坡在监狱中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结果审问时反倒对他大有益处。他儿子每天到监狱去看他，为父亲送饭当然是儿子分内的事。苏东坡和儿子暗中约好，就是儿子只许送蔬菜和肉食，倘若听到坏消息，他才送鱼去。有几天，苏迈要离开京城到别处去借钱，他把送饭这件事交给朋友办，但是忘了告诉朋友那个暗号。那朋友送去熏鱼，苏东坡大惊。他心想事情已然恶化，大概凶多吉少了。他和狱卒商量，给弟弟写了两首诀别诗，措辞极为悲惨，说他一家十口全赖弟弟照顾，自己的孤魂野鬼独卧荒山听雨泣风号。他表示愿世世为手足。在诗里他又细心表示以前皇恩浩荡，蒙受已多，无法感激图报，实在惭愧。又说这次别无可怨，只是自己之过。子由接到，感动万分，竟伏案而泣，狱卒随后把此诗携走。到后来苏东坡开释时，狱卒才将此诗退回，说他弟弟不肯收。我相信子由根本知道这条计，故意把诗交还狱卒。因为有这两首诗在狱卒手中，会有很大用处。因为狱卒按规矩必须把犯人写的片纸只字呈交监狱最高当局查阅。这个故事里说，苏东坡坚信这些诗会传到皇帝手中。结果正如他所预料，皇帝看了，十分感动。这就是何以苏东坡的案子虽有御史强大的压力，最后却判得很轻的缘故。

幸亏诗人陆游曾编有一本历史，其中包括所有审问苏东坡的亲笔文件。现在我们还有一本书叫《乌台诗案》，“乌台”是御史台监狱的名称。此书包括四件弹劾本章，全部审问记录，苏东坡的口供、证物和最后的判词。陆游勤于写日记，对苏东坡留在身后的手稿和拓片特别爱好，这些遗物是苏东坡死后六七十年他才见到的。他曾说出这本书的经过。北宋在靖康元年（一一二六年）灭亡时（北宋灭于靖康二年，即一一二七年——编者注），朝廷官员都向杭州逃难，尽量携带珍贵的文件。在扬州，一个名叫张全真的政府官员看到这一份手稿，从朝廷档案里抽出来。后来，张全真死后，一位姓张的宰相受张全真的后人请求为先人作一篇墓志铭。这位宰相要以那份手稿为酬。那家后人只答应交出一半，另一半作为传家之宝。陆游记载说，他看见的半部手稿都是苏东坡手写的，还有改正之处，都由苏东坡签名，再盖上御史台的官印。我们不敢确言今日流传下来的这本书是完全根据陆游所见的那本手稿，不过内容却记载了朝廷公报的细节，包括苏东坡对自己那些诗句的解释。

我认为对此案件的判断，完全要看我们对苏东坡的批评朝政如何解释。张方平和范镇正设法营救苏东坡，张方平认为坦诚的批评与恶意的中伤显然有别，这成为本案最好的总结。我们今天不能不认为那些诗是坦诚的批评，而御史们则认为是对朝廷和皇帝恶意的中伤。张方平指出，《诗经》是由孔子删订的，但是其中有很多对当时当政者的讽刺，而且邦有道，则坦诚的批评完全合法。在另一方面，倘若我们能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相信那些御史是由义愤而发，是深恨亲爱的君王受辱而弹劾，这也是一种看法。

舒亶在表章中说：“臣伏见知湖州苏轼近谢上表，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且陛下自新美法度以来，异论之人固不为少，然……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慢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陛下躬履道德，立政造士，以幸天下后世，可谓尧舜之用心矣。轼在此时以苟得之虚名、无用之曲学，官为省郎，职在文馆。……臣独不知陛下何负于天下与轼辈，而轼敢为悖慢无所畏忌以至如是。且人道之所自立者，以有义而无逃于天地之间者，义莫如君臣。轼之所为忍出于此，其能知有君臣之义乎？夫为人臣者苟能充无义之心往以为利，则其恶无所不至矣。……虽万死不足以谢圣时，岂特在不收不宥而已。伏望陛下……付轼有司，论如大不恭，以戒天下之为人臣子者。不胜忠愤恳切之至。”

另一御史的弹劾表里，完全是强词夺理的指责。在苏东坡到湖州上任途中，曾为张氏园写了一篇记。在此一篇文章里，苏东坡说：“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这是孟子对孔夫子参政态度的概要结语。那位御史在他忠君报国的热情之下，极力想劝服皇帝相信苏轼正倡邪说异端，实在大逆不道，他说：“天下之人，仕与不仕，不敢忘其君。而独轼有不必仕则忘其君之意，是废为臣之道。”

李定举了四项理由说明为什么应当处苏东坡死刑。在奏章前面序言中，他说：“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他又接着说苏东坡急于获得高位，在心中不满之下，乃讥讪权要。其当杀理由之一是，皇帝对他宽容已久，冀其改过自新，但是苏东坡拒不从命。另一个当杀的理由是，虽然苏东坡所写之诗荒谬浅薄，但对全国影响甚大。“臣叨预执法，职在纠奸，罪有不容，其敢苟止？伏望陛下断自天衷，特行典宪，非特沮乖慝之气，抑亦奋忠良之心，好恶既明，风俗自革”。

审问在八月二十日开始，被告自称年四十四岁（按西方计算法为四十二岁），然后叙述世系、籍贯、科举考中的年月，再叙历任的官职。又把由他推荐为官的列出姓名，因为大臣为国家举荐人才充任公职之贤与不贤，与其本人之贤德大有关系，自然甚属重要。据说，他自为官始，曾有两次记过记录。一次是他任职凤翔为判官时，因与上官不和而未出席秋季官方仪典，被罚红铜八斤。另一次是在杭州任内，因小吏挪用公款，他未报呈，也被罚红铜八斤。“皆公罚，别无过纪款招”。

最初，苏东坡承认他游杭州附近村庄时所作的那几首诗，对农民食无盐、青苗贷款之弊端曾出怨言，以及弹劾表章中之其他若干情节。他想不起曾写过其他与时政有关的诗文。有好几天内，他否认给朋友写过讽刺诗，一直声称无罪。至于何者应视为毁谤朝廷，何者不应视为毁谤朝廷，颇难断言。还有，何者构成“毁谤”，亦复如此。但是在八月三十日，他决定服罪。他承认曾写讽刺诗讥刺当政，且与朋友以此等诗互相投寄。不过他“并未隐瞒”，至于内容如何，解释容有不同而已。在审讯期间，他奉命在下列一道供词上签字：“入馆多年，未甚进擢，兼朝廷用人多是少年，所见与轼不同，以此撰作诗赋文字讥讽。意图众人传看，以轼所言为当。”苏东坡的朋友当中，有二十九人受到牵连，有一百多首诗在审问时呈阅，每一首都由作者自行解释。因为苏轼措辞精练，用典甚多，幸而有此审问记录，我们得见作者自己对好多文句的阐述分析。只有读者完全了解那些典故，才能把握文内的含义。我读诗一向对那类诗避而不观，因为那些隐喻、史实都需要单独解释，读来甚感吃力，作者自己卖弄学问，为读者加重负担，殊为无谓。其实这样炫耀也并不困难，因为数百年来，苏诗的评注家一直忙着在历史和唐诗里发掘苏诗用典的出处。

对苏东坡的指控，有的十分牵强。最有趣的指控中，有一条是写两株老桧的七律。诗里说桧树“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这两句诗认为是对皇帝大不敬，因为龙是皇帝的象征，而今皇帝正在位，作者应当说有龙在天，不应当说在九泉地下。另外还有一首牡丹诗，在诗内作者叹造物之巧，能创造出牡丹种类如此之繁多。御史解释此诗为讽刺新当政者能制定如此多之种种捐税。《后杞菊赋》的序言里曾提到吃杞菊的苦种子，御史认为作者是在直接讽刺全境百姓的贫穷，尤其是指朝廷对官吏薪俸的微薄。“生而眇者不识日”是讽刺科举考生的浅陋无知，讽刺考生不通儒学，只知道王安石在《三经新义》里对经书的注释。

苏东坡在对方大部分指控上都坦白承认在诗中批评新政，自然有愤怒之感、失望之声，足以表明自己对当道的苛酷批评，罪有应得。

在给朋友驸马王诜的若干首诗里，有一行诗是“坐使鞭棰环呻呼”。又说，“岁荒无术归亡逋”。他也提到“虎难摹”，是为政贪婪的象征。在给朋友李常的诗里，他确是说在密州“洒涕循城拾弃孩”。那些男尸、女尸、婴尸都饿死于路也，当时确是“为郡鲜欢”。关于他给朋友孙觉的诗里，有一行说二人相约不谈政治，是真在一次宴席上约定，谁谈政治，罚酒一杯。在给曾巩的一首诗里（曾巩官位不高，但是一代古文大家），他说厌恶那些“聒耳如蜩蝉”的小政客。在他给张方平的诗里，他把朝廷比为“荒林蜩乱”和“废沼蛙蝈淫”，又说自己“遂欲掩两耳”。在给范镇的诗里，他直言“小人”，我们也知道在给周邠的诗里，他把当权者暗比作夜枭。在写杭州观潮时，他说东海若知君王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在他一个好友刘恕罢官出京时，他写了两首诗给他，把那诗仔细看一下，也颇有趣。并且可以了解官吏的愤怒，也可略知苏诗字里行间的含义。若按字面译成英文而不加注释，便毫无意义可言。其中一首说：

敢向清时怨不容，直嗟吾道与君东。

坐谈足使淮南惧，归去方知冀北空。

独鹤不须惊夜旦，群乌未可辨雌雄。

庐山自古不到处，得与幽人子细穷。

苏东坡承认他很佩服这位朋友，所以用孔子的不怨不容这种说法把他比作孔子。第二句指东汉大经学家派弟子东行的典故。第三句指西汉汲黯以智勇在朝敉平淮南王之乱于无形。第四句指良马出于冀北，又进而指韩愈一首送别诗中的伯乐过冀北之野，而冀北骏马遂空一事亦指满朝已无真才贤士。第五句指鹤立鸡群，亦即贤人与小人之比，隐含之意即在朝之庸庸碌碌者皆鸡鸭之辈，于是午夜长鸣非鹤莫属。第六句更易令人生怒，因为《诗经》上有“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等于说朝廷上只有一群乌鸦，好坏难辨。

他给那位朋友的第二首讽刺诗如下：

仁义大捷径，诗书一旅亭。

相夸绶若若，犹诵麦青青。

腐鼠何劳吓，高鸿本自冥。

颠狂不用唤，酒尽渐须醒。

这首诗的前三句指的是虚伪的读书人侈谈仁义，实则以此为求取功名富贵的阶梯，并对官场荣耀表示鄙夷之意。“麦青青”一典，按苏东坡的意思，是由《庄子》论追求利禄官爵的人而来，那些人一生迷恋官爵，埋葬时口中含有珍珠，但是他们的坟墓早晚会夷为青青的麦田。第五句包含另一个《庄子》上的典故。国王愿以高位请庄子去做官，庄子谢绝，并且告诉国王的使者一个故事：有一个专吃腐肉的乌鸦，找到了一个腐烂的老鼠，正在一棵树上大享其美味，这时一只仙鹤赶巧从旁飞过，乌鸦以为仙鹤来抢它的美味，就发出尖叫的声音想把仙鹤吓走，但是仙鹤高飞到白云中去了。这个故事的含义就是苏东坡对小人的争权争位不屑一顾。

我有一种想法，我觉得苏东坡会以为因写诗而被捕、受审为有趣，他一定以在法庭上讲解文学上的典故为乐事。

当时大家深信苏东坡对朝廷至为不敬，他曾把当政者比为鸣蛙，比为鸣蝉，比为夜枭，比为吃腐鼠的乌鸦，比为禽场中的鸡鸭。最使人不能忍受的是骂他们为“沐猴而冠”，不是人而装人。总之，苏东坡是看不起舒亶、李定那等人，那么舒亶、李定为什么要对苏东坡有好感呢？

审问终结，大概是十月初，证据呈给皇帝。牵连的人很多，尤其是驸马王诜，在审问时牵扯到他，因为他曾和苏东坡交换过各种礼物赠品。皇帝下令凡与苏东坡交换过诗文的人都得把手中的诗文呈上备查。

仁宗的皇后，她一向支持苏东坡，这时染病而死。她死前曾对皇帝说：“我记得苏东坡弟兄二人中进士时，先帝很高兴，曾对家人说，他那天为子孙物色到两个宰相之才。现在我听说苏东坡因为写诗正受审问。这都是小人跟他作对。他们没法子在他的政绩上找毛病，现在想由他的诗入他于罪。这样控告他不也太无谓了吗？我是不中用了，你可别冤屈好人，老天爷是不容的。”这些话实际上等于遗言。

在十一月三十日，御史们将案子做了个提要，送呈给皇帝御览。由于太后之丧，案子拖延了些日子。苏东坡在狱中等待案子的结果和自己的命运吉凶之际，发生了一件神秘的事情。

数年之后，苏东坡告诉朋友说：“审问完毕之后，一天晚上，暮鼓已然敲过，我正要睡觉，忽然看见一个人走进我的屋子。一句话也没说，他往地上扔下一个小箱子做枕头，躺在地上就睡了。我以为他是个囚犯，不去管他，我自己躺下也睡了。大概四更时分，我觉得有人推我的头，那个人向我说‘恭喜！恭喜！’我翻过身子问他什么意思。他说‘安心睡，别发愁’。说完，带着小箱子又神秘地走了。

“事情是这样，我刚受弹劾时，舒亶和另外几个人想尽方法劝皇帝杀我，可是皇帝根本无杀我之意，所以暗中派宫中一个太监到监狱里去观察我。那个人到了我的屋子之后，我就睡着了，而且鼻息如雷。他回去立即回奏皇帝说我睡得很沉，很安静。皇帝就对侍臣说：‘我知道苏东坡于心无愧！’这就是后来我被宽恕贬谪到黄州的缘故。”

遇有国丧，国家总要大赦，所以依照法律和风俗，苏东坡是应当获赦的。那些御史本打算把反对派乘此机会一网打尽，如今倘若一大赦，他们的心血岂不完全白费！李定和舒亶十分忧闷。这时，李定奏上一本，对可能合乎赦罪的那些犯人，力请一律不得赦免。舒亶并进而奏请将司马光、范镇、张方平、李常、孙觉和苏东坡另外的五个朋友，一律处死。

副相王珪在诸御史的逼促之下，一天突然向皇帝说：“苏轼内心有谋反之意。”

皇帝大感意外，回答说：“他容有其他过错，也绝无谋反之意，你为何这么说？”

王珪于是提起在苏东坡的桧树诗里说龙在九泉一事，那含义是将来某人命定要成天子，要自暗中出现，此人出身寒微。但是皇帝只说：“你不能这样看诗。他吟哦的是桧树，与我何干？”

王珪于是沉默无言。章惇，当时还是苏东坡的朋友，为苏东坡向皇帝辩解说，龙不仅是天子的象征，也可以指大臣，于是从文学上引出例句，用以支持自己的理论。

苏东坡的朋友呈上的证物都审查完毕，皇帝指定自己近人重行查阅。根据御史的案子提要，此种毁谤朝廷要判流放，或是两年劳役，在苏东坡这样的案子，比较严重，应当是削官两级。自法律上看，理当如此。因案情重大，尚待皇帝亲自决定。

在十二月二十九日，使舒亶、李定大失所望，宫廷官员发出了圣谕，把苏东坡贬往黄州，官位降低，充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

在受到牵连的人之中，三个人受的处罚较重。驸马王诜因泄露机密与苏东坡，并时常与他交换礼物，并且身为皇亲，竟不能将此等毁谤朝廷的诗文早日交出，削除一切官爵。第二个是王巩，他并没从苏东坡手中得到什么毁谤诗，显然是无辜受累，也许是为了私人仇恨的缘故，御史们要处置他。随后几年，苏东坡不断提起王巩因他受累。我们知道王巩的奢侈生活习惯，这次发配到遥远的西南去，日子是够他消受的。

第三个是子由。他曾奏请朝廷赦免兄长，自己愿纳还一切官位为兄长赎罪。在证据上看，子由并不曾被控收到什么严重的毁谤诗，但是因为家庭关系，他遭受降职的处分，调到筠州（今高安），离兄长被拘留的黄州约有一百六十里，任酒监。

其他人，张方平与另一位大官都是罚红铜三十斤，司马光、范镇和苏东坡的十八个别的朋友都各罚红铜二十斤。

在旧年除夕，苏东坡被释出狱，在监中共度过四个月又十二天。出了东城街北面的监狱大门，他停了一会儿，用鼻子嗅了嗅空气，感觉到微风吹到脸上的快乐，在喜鹊吱喳啼叫声中，看见行人在街上骑马而过。

他真是积习难改，当天他又写了两首诗。诗里说：“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一首诗是：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卷三
老练

宋神宗元丰三年至哲宗元祐八年

（一〇八〇年—一〇九三）

第十五章·东坡居士

第十六章·赤壁赋

第十七章·瑜伽与炼丹

第十八章·浪迹天涯

第十九章·太后恩宠

第二十章·国　画

第二十一章·谦退之道

第二十二章·工程与赈灾

第二十三章·百姓之友

第十五章　东坡居士

苏东坡由现在起，由情势所迫，要一变而为农夫；由气质和自然的爱好所促使，要变成一个隐士。社会、文化、学问，读历史的教训，外在的本分责任只能隐藏人的本来面目。若把一个人由时间和传统所赋予他的那些虚饰剥除净尽，此人的本相便呈现于你之前了。苏东坡若回到民众之间，那他就犹如在水中的海豹。在陆地上拖着鳍和尾巴走的海豹，只能算是半个海豹。苏东坡最可爱，是在他身为独立自由的农人自谋生活的时候。中国人由心里就赞美头戴斗笠、手扶犁耙、立在山边田间的农人——倘若他也能作好诗，击牛角而吟咏。他偶尔喝醉，甚至常常喝醉而月夜登城徘徊。这时他成了自然中伟大的顽童——也许造物主根本就希望人是这副面貌吧。

在元丰三年（一〇八〇年）正月初一，苏东坡已和长子迈离开京都，启程前往幽居之地黄州，迈当时已经二十一岁。苏东坡是走最近的陆路赶往的，他把家眷留下由弟弟子由照顾，随后再去。贫穷的子由要带着自己的一大家人——七女、三男、两个女婿，再加上哥哥的眷属，前往新任所高安，在九江南部数百里之遥。酒监的职位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只相当于官营的一个酒馆经理而已。坐船走了几个月，子由到了九江，把家眷留在那儿等候他，自己带着哥哥的家眷和朝云，还有两个孩子，顺长江上行往东坡的处所去。东坡是二月初一到的黄州，家眷是五月二十九到的。

黄州是长江边上一个穷苦的小镇，在汉口下面约六十里地。在等待家眷之时，苏东坡暂时住在定惠院，这个小寺院坐落在林木茂密的山坡上，离江边还有一段路。他和僧人一同吃饭，午饭与晚饭后，总是在一棵山楂树下散步，关于这种情形，他写了些极其可爱的诗。不久，身边便有了不少的朋友。徐太守热诚相待，常以酒宴相邀。长江对面，武昌（不是今日的武昌）的朱太守也常送酒食给他。在雨天，东坡睡到很迟才起床，快近黄昏时，散步很久，在起伏不平的东山麓漫游，在庙宇、私人庭园、树荫掩蔽的溪流等处，探胜寻幽。在别的日子，有时朋友来访，则一同到长江两岸的山里游玩。那一带是丘陵起伏、林木茂盛之区，乡野风光如画。南岸有礬山，耸立于湖溪交错的平原上。

苏东坡黄冈石像

雕像　现代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为作诗讽刺新法，以“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于是公余苏轼便带领家人开垦了城东的一块儿坡地，以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苏东坡幸而死里逃生，至少是个惊心动魄的经验，他开始深思人生的意义。在六月他写的别弟诗里，他说他的生命犹如爬在旋转中的磨盘上的蝼蚁，又如旋风中的羽毛。他开始沉思自己的个性，而考虑如何才能得到心情的真正安宁。他转向了宗教。在他写的《安国寺记》里他说：

二月至黄。舍馆粗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者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而求之，有不可胜悔者。于是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

与他宗教思想相反的一股力量，就是深藏他内心的儒家思想。他的儒家思想似乎又把他拖往了另一个方向。诚然，人可以在宗教之中寻取到安静，但是倘若佛教思想正确，而人生只是一种幻觉，人应当完全把社会弃置不顾，这样人类就非灭绝不可，那一切都空空如也才好呢！所以，在佛教要达到精神的空虚和无我的精神存在，就要完全摆脱个人的牵挂，而儒家是抱现实的思想，要对人类尽其职责义务，于是两种思想之间便有冲突。所谓解脱一事，只不过是在获得了精神上的和谐之后，使基层的人性附属于高层的人性，听其支配而已。一个人若能凭理性上的克己功夫获得此种精神上的和谐，他就不需完全离开社会才能获得解脱了。

比方说，在社会上有对抗邪恶一事。理学家朱熹批评苏东坡出狱后写的两首诗，说其中没有克己与自新之意。那两首诗如前所见，似乎还是以前老苏东坡的本色未改。问题是，他是否有意改过向善？他是否有意要三缄其口，国事有错误也绝不批评吗？对不太亲密的朋友，他是一个回答法；对最好的朋友，他是另一个回答法。

在苏东坡写给朋友的两封信里，他吐露了肺腑之言。一封是给至交李常的。李常曾写诗去安慰他，但是李常的诗太感伤，苏东坡不以为然，写信回答他。信上说：“仆本以铁心石肠待公，何乃尔耶？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若见仆困穷便相于邑，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虽怀坎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非兄，仆岂发此？看讫便火之。不知者以为诟病也。”

在控告苏东坡案中，王巩获罪甚重，现在流放在偏远的西南，苏东坡给他写过几封信。先表示己事使王巩受牵连，而受此苦难，至为难过，但接到王巩的信，知道王巩能于哲学中自求解脱。他回信中说：“知定国为可人，而不肖他日犹得以衰颜白发厕宾客之末也……”接着说起道家长生之术，他自己正在修行。“近颇知养生，亦自觉薄有所得，见者皆言道貌与往日殊别，更相阔数年，索我阆风之上矣。兼画得寒林墨竹，已入神品。行草尤工，只是诗笔殊退也，不知何故。……所寄临江军书，久已收得。二书反覆议论及处忧患者甚详，既以解忧，又以洗我昏蒙，所得不少也。然所谓‘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愿公尝诵此语也。杜子美在困穷之中，一饮一食，未尝忘君，诗人以来，一人而已”。

但是对老朋友章惇，他的说法又不同。章惇现今官居参政谏议执事（副宰相），曾经写信劝东坡改过自新。对这位朋友，东坡写了一封非常贴切的回信，悔过之意溢于言表。写得再得体不过，简直可以呈给天子龙目御览了。其文如下：“平时唯子厚与子由极口见戒，反覆甚苦。而轼强狠自用，不以为然。及在囹圄中，追悔无路，谓必死矣。不意圣主宽大，复遣视息人间。若不改者，轼真非人也。……轼昔年粗亦受知于圣主，使少循理安分，岂有今日？追思所犯，真无义理，与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无异。方其病作，不自觉知，亦穷命所迫，似有物使。及至狂定之日，但有惭耳。而公乃疑其再犯，岂有此理哉？……”随后又叙述当时生活状况：“黄州僻陋多雨，气象昏昏也。鱼稻薪炭颇贱，甚与穷者相宜。然轼平生未尝作活计，子厚所知之。俸入所得，随手辄尽。而子由有七女，债负山积，贱累皆在渠处，未知何日到此。见寓僧舍，布衣蔬食，随僧一餐，差为简便。以此畏其到也。穷达得丧，粗了其理，但禄廪相绝，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忧，不能不少念。然俗所谓水到渠成，至时亦必自有处置，安能预为之愁煎乎？初到，一见太守，自馀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唯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矣。”

家眷到达之后，苏东坡的生活似乎安定下来，不过等他的钱用完之后，日子要如何过，他还没想到。他的两个小儿子迨和过，一个十二岁，一个十岁。由于太守的礼遇，他们还能住在临皋亭，此地后来因苏东坡而得名。此处本是驿亭，官员走水路时，经此可以在此小住。苏东坡给一个朋友写道：“寓居去江干无十步，风涛烟雨，晓夕百变。江南诸山在几席上，此幸未始有也。”此地是够美，但是其风景之美主要还是来自诗人的想象。他对那栋夏天对着大太阳的简陋小房子情有独钟，别的旅客一旦真看见，就会废然失望的。后来，又在那栋房子一边加了一间书斋给他用，他便吹嘘说，他午睡初醒，忘其置身何处，窗帘拉起，于坐榻之上，可望见水上风帆上下，远望则水空相接，一片苍茫。

临皋亭并不见得是可夸耀，风光之美一半在其地方，另一半则在观赏风景之人。苏东坡是诗人，能见到感到别人即便在天堂也见不到感不到的美。他在札记里写道：“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绕，清江右洄，重门洞开，林峦坌入。当是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一封写给范镇儿子的信，语调则近诙谐，他说：“临皋亭下不数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问范子丰新第园池，与此孰胜？所不如者，上无两税及助役钱耳。”

不过苏东坡确是生活困难，他花钱有一个特别预算方法，这是他在给秦少游的信里说的：“公择近过此，相聚数日，说太虚不离口。莘老未尝得书，知未暇通问。……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等于美金一角五分）。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儿，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此贾耘老（贾收）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岁有馀。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预虑。以此胸中都无一事。”

由临皋亭苏东坡可以望长江对岸武昌的山色之美。他有时芒鞋竹杖而出，雇一小舟，与渔樵为伍，消磨一日的时光。他往往被醉汉东推西搡或粗语相骂，“自喜渐不为人识”。有时过江去看同乡好友王齐愈。每逢风狂雨暴，不能过江回家，便在王家住上数日。有时自己独乘一小舟，一直到樊口的潘丙酒店，他发现那儿的村酒并不坏。那个地区产橘子、柿子，芋头长到尺来长。因为江上运费低廉，一斗米才卖二十文。羊肉尝起来味美如同北方的牛肉。鹿肉甚贱，鱼蟹几乎不论钱买。岐亭酒监藏书甚多，以将书借人阅读为乐事。太守家有上好厨师，常邀东坡到家宴饮。

在元丰四年（一〇八一年），苏东坡真正务农了。他开始在东坡一片田地里工作，自称“东坡居士”。他过去原想弃官为农，没料到在这种情形之下被迫而成了农夫。在他那《东坡八首》前面的小序中说：“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释耒而叹，乃作是诗，自愍其勤。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

东坡农场实际上占地约五十亩，在黄州城东约三分之一里，坐落在山坡上。房子在顶上，共三间，俯见茅亭，亭下就是有名的雪堂。雪堂前面有房五间，是到黄州后二年的二月雪中竣工的。墙上有诗人自己画的雪中寒林和水上渔翁。后来他就在此地宴请宾客。宋朝大山水画家米芾，那时才二十二岁（作者笔误，实为三十二岁——编者注），就是到雪堂认识的苏东坡，并与苏东坡论画。宋朝诗人陆游是在孝宗乾道六年（一一七〇年）十月（据陆游《入蜀记》为八月——编者注）到的东坡，是苏东坡去世后约七十年。他曾记述雪堂正中间挂着苏东坡一张像，像上所画东坡身着紫袍，头戴黑帽，手持藤杖，倚石而坐。

雪堂的台阶下有一小桥，横跨一小沟而过，若非下雨，沟内常干涸。雪堂之东，有高柳树一株，为当年所手植，再往东，有一小水井，中有冷泉，颇清冽，并无其他可取之处，只是诗人当年取水处而已。往东的低处，有稻田、麦田、一带桑林菜圃，为一片长地，另有一片大果园。他在他处种有茶树，是在邻近友人处移来的。

在农舍后面是远景亭，位于一小丘之上，下面乡野景色，一览无遗。他的西邻姓古，有一片巨竹林园，竹茎周长约七寸，枝叶茂密，人行其中，不见天日。苏东坡就在此浓荫之中，消磨长夏，并寻找干而平滑的竹箨，供太太做鞋的衬里之用。

苏东坡如今是真正耕作的农夫，并不是地主。在和友人孔平仲的一首诗里，他说：

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

今年刈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

有一段日子，久旱不雨，后来下了雨，苏东坡和农人完全一样快活而满足，他写诗道：

沛然例赐三尺雨，造物无心恍难测。

…………

老夫作罢得甘寝，卧听墙东人响屐。

…………

腐儒粗粝支百年，力耕不受众目怜。

…………

会当作塘径千步，横断西北遮山泉。

四邻相率助举杵，人人知我囊无钱。

建筑可以说是苏东坡的本性，他是决心要为自己建筑一个舒适的家。他的精力全用在筑水坝，建鱼池，从邻居处移树苗，从老家四川省托人找菜种上。在孩子跑来告诉他好消息，说他们打的井出了水，或是他种的地上冒出针尖般小的绿苗，他会欢喜得像孩子般跳起来。他看着稻茎立得挺直，在微风中摇曳，或是望着沾满露滴的茎在月光之下闪动，如串串的明珠，他感到得意而满足。他过去是用官家的俸禄养家口，现在他才真正知道五谷的香味。在较高处他种麦子，一个好心肠的农人来指教他说，麦苗初生之后，不能任其生长，若打算丰收，必须让初生的麦苗由牛羊吃去，等冬尽春来时，再生出的麦苗才能茂盛。等他小麦丰收，他对那个农夫的指教无限感激。

苏东坡的邻人和朋友是潘酒监、郭药师、庞大夫、农夫古某；还有一个说话大嗓门儿跋扈霸道的婆娘，常和丈夫吵嘴，夜里像猪一般啼叫。黄州太守徐大受、武昌太守朱寿昌也是对苏东坡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人。再一个是马梦得（字正卿），始终陪伴着苏东坡，而且非常忠实可靠，过去已经追随苏东坡二十年，非常信任他、崇拜他，现在该陪着受罪过穷苦日子了。苏东坡曾说，他的朋友跟随他而想发财致富，那如同龟背上采毛织毯子。他在诗里叹息：“可怜马生痴，至今夸我贤。”四川眉州东坡的一位同乡、一个清贫的书生，名叫巢谷，特意来做东坡孩子的塾师。东坡的内兄在东坡来到黄州的第一年，曾来此和他们住了一段日子，后几年，子由的几个女婿曾轮流来此探望。苏东坡又给弟弟物色到一个女婿。根据子由的诗，对方从来没见过他就答应了婚事。那时苏东坡又吸引了一些古怪的人物，其中两个是道士，不但深信道教，而且是闲云野鹤般四海邀游的。因为苏东坡对长生的奥秘甚感兴趣，子由特别介绍其中一个去见苏东坡，此人据说已经一百二十七岁，后来这位道长就成了苏家的常客。第三年，诗僧参寥去看东坡，在苏家住了一年光景。但是东坡最好的朋友是陈慥，当年苏东坡少壮时曾和他父亲意见不合，终致交恶。陈慥住家离岐亭不远。东坡去看过他几次，陈慥在四年内去看过苏东坡七次。由于一个文学掌故，陈慥在中国文学史上以惧内之癖而名垂千古了。今天中文里有“季常之癖”一个典故，季常是陈慥的字。陈季常这个朋友，苏东坡是可以随便和他开玩笑的。苏东坡在一首诗里开陈季常的玩笑说：“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因为这首诗，在文言里用“河东狮吼”就表示惧内，而陈季常是怕老婆的丈夫，这个名字也就千古流传了。不过这首诗解释起来还有漏洞。据我们所知，陈季常的家庭生活很舒服自在，而且尚有艳福。再者“狮子吼”在佛经中指如来正声。我想可能的理由是陈季常的太太一定嗓门儿很高，苏东坡只是拿他开个玩笑而已。直到今天，“狮子吼”还是指絮絮不休的妻子。倘若苏东坡说是“母狮吼”，就恰当多了。

苏东坡家庭很幸福，在他的一首诗里，他说妻子很贤德。这句话的意思是他妻子并不像他好多朋友的妻子，或是过去历史上好多名学者的妻子那样凌虐丈夫。虽然长子迈这时也能写诗，但几个儿子并没有什么才华。晋朝大诗人陶潜也以忧伤认命的心情写过一首《责子》诗，说儿子好坏全是天命，自己何必多管，他说：“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苏东坡说：“子还可责同元亮，妻却差贤胜敬通。”敬通为东汉学者。苏东坡这句诗自己加的注脚里说：“仆文章虽不逮冯衍，而慷慨大节乃不愧此翁。衍逢世祖英睿好士而独不遇，流离摈逐，与仆相似。而衍妻妒悍甚，仆少此一事，故有‘胜敬通’之句。”

大约在此时，东坡收朝云为妾。我们记得，苏东坡的妻子在杭州买朝云时，她才十二岁。按照宋朝时的名称，我们可以说她是苏太太的妾。妻子的丫鬟可以升而为丈夫的妾，在古代中国是极平常的事。如此一个妾，无论在哪方面都不失为太太的助手。因为妻子要伺候丈夫，比如准备洗澡水，妾就比一个普通丫鬟方便得多，不必在丈夫面前有所回避了。朝云现在已经长大，天资极佳，佩服苏东坡的人都很赞赏她。有人甚至说，在苏家把她买进门时，她已经是个富有才艺的杭州歌妓。但仔细研究，则知实际并不如此。由苏东坡自己写的文字上看，朝云是来到苏家才开始学读与写。佩服苏东坡的人都对朝云有好感，朝云是当之无愧的，因为苏东坡晚年流放在外，始终随侍左右的便是朝云。

在元丰六年（一〇八三年），朝云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遁儿。在生下三天举行洗礼时，苏东坡写诗一首，用以自嘲：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唯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苏东坡自己善于做菜，也乐意自己做菜吃，他太太一定颇为高兴。根据记载，苏东坡认为在黄州猪肉极贱，可惜“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他颇引为憾事。他告诉人一个炖猪肉的方法，极为简单。就是用很少的水煮开之后，用文火炖上数小时，当然要放酱油。他做鱼的方法是今日中国人所熟知的。他先选一条鲤鱼，用冷水洗，擦上点儿盐，里面塞上白菜心。然后放在煎锅里，放几根小葱白，不用翻动，一直煎，半熟时，放几片生姜，再浇上一点儿咸萝卜汁和一点儿酒。快要好时，放上几片橘子皮，趁热端到桌上吃。

他又发明了一种青菜汤，就叫作东坡汤。这根本是穷人吃的，他推荐给和尚吃。方法就是用两层锅，米饭在菜汤上蒸，同时饭菜全熟。下面的汤里有白菜、萝卜、油菜根、荠菜，下锅之前要仔细洗好，放点儿姜。在中国古时，汤里照例要放进些生米。在青菜已经煮得没有生味道之后，蒸的米饭就放入另一个漏锅里，但要留心莫使汤碰到米饭，这样蒸汽才能进得均匀。

在这种农村气氛里，他觉得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像田园诗人陶潜的生活，他对陶潜极其佩服。陶潜也是因为彭泽令时，郡遣督邮至，县吏告诉他应当穿官衣束带相见，陶潜不肯对上方派来的税吏折腰，即解印绶去职，归隐农桑。苏东坡写过一首诗，说陶潜一定是他的前身。这种说法若出诸一个小诗人之口，未免狂妄自大，若苏东坡说出来，只觉得妥当自然。他越读陶诗，越觉得陶诗正好表现自己的情思和生活。

有些乐事，只有田园诗人才能享受。在弃官归隐时，陶潜写了一篇《归去来兮辞》，只可惜不能歌唱。苏东坡由于每天在田亩耕作的感想，把《归去来兮辞》的句子重组，照民歌唱出，教给农夫唱，他自己也暂时放下犁耙，手拿一根小棍，在牛角上打拍子，和农夫一齐唱。

苏东坡很容易接受哲学达观思想的安慰。在雪堂的墙上门上，他写了三十二个字给自己昼夜观看，也向人提出四种警告：

出舆入辇，蹶痿之机。

洞房清宫，寒热之媒。

皓齿蛾眉，伐性之斧。

甘脆肥浓，腐肠之药。

失去人间美好的东西之人才有福气！苏东坡能够到处快乐满足，就是因为他持这种幽默的看法。后来他被贬谪到中国本土之外的琼崖海岛，当地无医无药，他告诉朋友说：“每念京师无数人丧生于医师之手，予颇自庆幸。”

苏东坡觉得他劳而有获，心中欢喜，他写出：“某见在东坡，作陂种稻，劳苦之中亦自有乐事。有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馀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

苏东坡现在衣食足堪自给，心满意足。他今日之使我们感到亲切自然之处，是那一片仁爱心。当年在他所住地区溺死初生婴儿的野蛮风俗，最使他痛心。他给武昌太守写过一封信，太有价值，并不是因为文辞好，而是内容好。英国十八世纪作家斯威夫特曾向贵族推荐婴儿肉为美味，并说此举为大举杀害婴儿的有力计策，即便是当讽刺话来说，我常常纳闷儿他何以竟说得出口？斯威夫特是当笑话说的，但是这种恶劣玩笑是苏东坡所不能领略的。苏东坡从本地一个读书人口中刚一听到这杀婴恶俗，立刻提笔给朱太守写了一封信，请朋友带信亲身去见太守。这是那封信：

与朱鄂州书

轼启：

……昨日武昌寄居王殿直天麟见过，偶说一事，闻之酸辛，为食不下。念非吾康叔之贤，莫足告语，故专遣此人。俗人区区，了眼前事，救过不暇，岂有馀力及此度外事乎？

天麟言：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以故民间少女多鳏夫。初生辄以冷水浸杀，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闭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嘤良久乃死。有神山乡百姓石揆者，连杀两子。去岁夏中，其妻一产四子。楚毒不可堪忍，母子皆毙。报应如此，而愚人不知创艾。天麟每闻其侧近有此，辄驰救之，量与衣服饮食，全活者非一。既旬日，有无子息人欲乞其子者，辄亦不肯。以此知其父子之爱，天性故在，特牵于习俗耳。

闻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为安州司法。方其在母也，其舅陈遵，梦一小儿挽其衣，若有所诉。比两夕，辄见之，其状甚急。遵独念其姊有娠将产，而意不乐多子，岂其应是乎？驰往省之，则儿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鄂人户知之。

准律，故杀子孙，徒二年，此长吏所得按举。愿公明以告诸邑令佐，使召诸保正，告以法律，谕以祸福，约以必行，使归转以相语。仍录条粉壁晓示，且立赏召人告官，赏钱以犯人及邻保家财充，若客户则及其地主。妇人怀孕，经涉岁月，邻保地主，无不知者。若后杀之，其势足相举，觉容而不告，使出赏固宜。若依律行遣数人，此风便革。

公更使令佐各以至意诱谕地主豪户，若实贫甚不能举子者，薄有以赒之。人非木石，亦必乐从。但得初生数日不杀，后虽劝之使杀，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缘公而得活者，岂可胜计哉！

佛言杀生之罪，以杀胎卵为最重。六畜犹尔，而况于人。俗谓小儿病为无辜，此真可谓无辜矣。悼耄杀人犹不死，况无罪而杀之乎？公能生之于万死中，其阴德十倍于雪活壮夫也。……

轼向在密州，遇饥年，民多弃子。因盘量劝诱米，得出剩数百石别储之，专以收养弃儿，月给六斗。比期年，养者与儿，皆有父母之爱，遂不失所，所活亦数千人。此等事，在公如反手耳。恃深契，故不自外。不罪！不罪！此外，唯为民自重。不宣。轼再顿首。

苏东坡自己成立了一个救儿会，请心肠慈悲、为人正直的邻居读书人古某担任会长。救儿会向富人募捐，请每年捐助十缗，多捐随意，用此钱买米、买布、买棉被。古某掌管此钱，安国寺一个和尚当会计，主管账目。这些人到各乡村调查贫苦的孕妇，她们若应允养育婴儿，则赠予金钱、食物、衣裳。苏东坡说，如果一年能救一百个婴儿，该是心头一大喜事。他自行每年捐出十缗钱。他行的才是最上乘的佛教教义。

我总以为，不管何处，只要人道精神在，宗教即可再兴。人道精神一死，宗教也随之腐烂了。

第十六章　赤壁赋

苏东坡现在过的是神仙般的生活。黄州也许是贫穷肮脏的小镇，但是无限的闲暇、美好的风景、诗人敏感的想象、对月夜的倾心、对美酒的迷恋——这些合而为一，便强而有力，足以使诗人的日子美满舒服了。庄稼已然种上，无金钱财务的烦心，他开始享受每一个日子给他的快乐。他有一群朋友，像他一样，可以把时间自由运用，而且还在一方面像他——身上金钱不多，身边空闲不少。在那些人之中，有一个奇特无比的李岩，若不是苏东坡笔下记载他的睡量之大，后代便对他茫然无知了。午饭之后，朋友正下围棋之时，李岩便到躺椅上一躺，立刻睡着。下了几盘之后，李岩翻个身说：“我刚睡了一回合，你们战了几回合了？”苏东坡在他的札记里说：李岩在四脚棋盘上用一个黑子独自作战。“著时自有输赢，著了并无一物。”此等生活真是睡梦丰足，苏东坡用下面欧阳修的一首七绝描写得很美：

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种花。

棋罢不知人换世，酒阑无奈客思家。

苏东坡在农舍雪堂和城中临皋亭两处住，每天两处往返，那不过是不到三分之一里的一段脏泥路，却大概变成了文学史上最出名的一条路。在过了城镇中那一段小坡之后，就到了黄泥坂，一直通到起伏的丘陵。那个地方向四周一望，似乎全是黄色，只有树木苍翠、竹林碧绿而已。苏东坡曾在徐州建有黄楼。现今住在黄州，日日横过黄泥坂，而后到达黄冈的东坡。他已经脱去了文人的长袍，摘去了文人的方巾，改穿农人的短褂子，好使人不能辨识他士大夫的身份。他每天来往走这段路。在耕作之暇，他到城里去，喝得小有酒意，在草地上躺下便睡，直到暮色沉沉时好心肠的农人把他叫醒。有一天，他喝醉之后，写出了一首流浪汉狂想曲，名为《黄泥坂辞》。其结尾部分如下：

朝嬉黄泥之白云兮，莫宿雪堂之青烟。喜鱼鸟之莫余惊兮，幸樵苏之我嫚。

初被酒以行歌兮，忽放杖而醉偃。草为茵而块为枕兮，穆华堂之清晏。纷坠露之湿衣兮，升素月之团团。感父老之呼觉兮，恐牛羊之予践。

于是蹶然而起，起而歌曰：月明兮星稀，迎余往兮饯余归。岁既晏兮草木腓。归来归来兮，黄泥不可以久嬉。

但是他和酒友的夜游却引起了有趣的谣言，不但在当地，连宫廷都知道了。也幸喜饮酒夜游，这种生活才使他写出了不朽的杰作，有诗，也有散文。他那篇牛肉与酒的小文记的就是一件异乎寻常的荒唐夜游行径。

今日与数客饮酒，而纯臣适至。秋热未已，而酒白色。此何等酒也？入腹无脏，任见大王。既与纯臣饮，无以侑酒。西邻耕牛适病足，乃以为。饮既醉，遂从东坡之东直出，至春草亭而归，时已三鼓矣。

当时有一个人说春草亭位于城外，由此篇文字足以证明苏东坡喝私酒，杀耕牛，在城门已关闭之后，乃醉醺醺爬过城墙而回。“难道纯臣也是个荒唐鬼？”

又一次夜游，他可把太守吓坏了。他在江上一条小舟中喝酒，夜晚的天空极美，他一时兴起，唱词一首道：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依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

第二天，谣传苏东坡曾到过江边，写了这首告别词，已经顺流而下逃走了。这谣言传到太守耳朵里，他大惊，因为他有职责监视苏东坡不得越出他的辖境。他立刻出去，结果发现苏东坡尚卧床未起，鼾声如雷，仍在酣睡。这谣言也传到了京都，甚至传到皇帝的耳朵里。

次年，发生了一个更严重的谣言。苏东坡过去就在胳膊上患有风湿，后来右眼也受了影响，有几个月他闭门不出，谁也没见到他。那时，散文大家曾巩在另一省死亡，这时，又一个谣言传开，说苏东坡也在同一天去世，二人一同玉楼赴召，同返天庭了。皇帝听说，向一位大臣询问，那大臣是苏东坡的亲戚。他回奏说也曾听到此一消息，但不知是否可靠。那时皇帝正要吃午饭，却无胃口吃，叹了口气说：“难得再有此等人才。”于是离桌而去。这消息也传到范镇耳朵里，他哭得很伤心，吩咐家人去送丧礼。随后一想，应当派人到黄州打听清楚才好。一打听才发现传闻失实，都起因于苏东坡数月闭门不出的缘故。苏东坡给范镇的回信里说：“平生所得毁誉，殆皆此类也。”

苏东坡这种解脱自由的生活，引起他精神上的变化，这种变化遂表现在他的写作上。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诙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倘若哲学有何用处，就是能使人自我嘲笑。在动物之中，据我所知，只有人猿能笑，不过即使我们承认此一说法，但我信而不疑的是，只有人能嘲笑自己。我不知道我们能否称此种笑为神性的笑。倘若希腊奥林匹亚圣山的神也犯人所犯的错误，也有人具有的弱点，他们一定常常自我嘲笑吧。但是基督教的神与天使则绝不会如此，因为他们太完美了。我想，若把自我嘲笑这种能力称为沦落的人类唯一自救的美德，该不是溢美之词吧。

在苏东坡完全松弛下来而精神安然自在之时，他所写的随笔杂记就具有此种醇甜的诙谐美。他开始在他的随笔里写很多漫谈偶记，既无道德目的，又乏使命作用，但却成了最为人喜爱的作品。他写了一篇文字，说自己的贫穷，又说到他门人的贫穷。他说：“马梦得与仆同岁月生，少仆八日。是岁生者，无富贵人，而仆与梦得为穷之冠。即吾二人而观之，当推梦得为首。”另有一篇随笔，是两个乞丐的故事：

有二措大相与言志。一云：“我平生不足唯饭与睡耳，他日得志，当饱吃饭了便睡，睡了又吃饭。”一云：“我则异于是。当吃了又吃，何暇复睡耶？”

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幸福都是一种秘密。但是凭苏东坡的作品而研究其内在的本性，借此以窥探他那幸福的秘密，便不是难事了。苏东坡这位天纵大才所给予这个世界者多，而所取自这个世界者少，他不管身在何处，总是把稍纵即逝的诗的感受赋予不朽的艺术形式，而使之长留人间，在这方面，他丰裕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他现在所过的流浪汉式的生活，我们很难看作是一种惩处，或是官方的监禁。他享受这种生活时，给天下写出了四篇他笔下最精的作品：一首词《念奴娇·赤壁怀古》，又名《酹江月》，也以《大江东去》著称；两篇月夜泛舟的前后《赤壁赋》；一篇《记承天夜游》。单以能写出这些绝世妙文，仇家因羡生妒，把他关入监狱也不无道理。赤壁夜游是用赋体写的，也可以说是描写性的散文诗，有固定的节奏与较为宽泛的音韵。苏东坡完全是运用语调和气氛。这两篇赋之出名不无缘故，绝非别人的文章可比，因为只用寥寥数百字，就把人在宇宙中之渺小的感觉道出，同时把人在这个红尘生活里可享受的大自然丰厚的赐予表明。在这两篇赋里，虽然不押韵，只凭文字巧妙的运用，诗人已经确立了一种情调，不管以前已然读过十遍百遍，对读者还会产生催眠的作用。人生在宇宙中之渺小，表现得正像中国的山水画。在山水画里，山水的细微处不易看出，因为已消失在水天的空白中，这时两个微小的人物，坐在月光下闪亮的江流上的小舟里。由那一刹那起，读者就失落在那种气氛中了。

苏东坡正和同乡道人杨世昌享受夜景，那是七月十六孟秋之夜。清风在江面上缓缓吹来，水面平静无波。东坡与朋友慢慢喝酒吟诗。不久，明月一轮出现于东山之上，徘徊于北斗星与牵牛星之间。白雾笼罩江面，水光与雾气相接。二人坐在小舟中，漂浮于白茫茫的江面之上，只觉得人如天上坐，船在雾中行，任其漂流，随意所之。二人开始歌唱，手拍船舷为节拍。唱出了：

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

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

东坡的朋友善吹箫，开始吹起来，东坡哼着歌唱，箫声奇悲，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细若游丝，最后消失于空气之中。另一条船上的寡妇竟闻之而泣，水中的鱼也为之感动。

苏东坡也为箫声所动，问朋友何以箫声如此之悲。朋友告诉他：“你还记得在赤壁发生的往事吧？”一千年以前，一场水战在此爆发，决定了三国蜀魏吴的命运。难道苏东坡不能想象曹操的战船，真是帆樯如林，自江陵顺流而下吗？曹操也是个诗人。难道东坡不记得曹操夜间作的“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的诗句吗？朋友又向东坡说：“这些英雄而今安在？今天晚上，你我无拘束，驾一叶之扁舟，一杯在手，享此一时之乐。我们不啻宇宙中的一蚊蝇，沧海中的一沙砾。人生在瞬息之间即化为虚幻，还不如江流之无尽，时光之无穷。我真愿挟飞仙而邀游于太虚之中，飞到月宫而长生不返。我知道这些只是梦想，从无实现之望，所以不觉箫声吹来，便如此之悲了。”

苏东坡安慰朋友说：“你看水和月！水不断流去，可是水依然在此；月亮或圆或缺，但是月亮依然如故。你若看宇宙之中发生的变化，没有经久不变的，何曾有刹那间的停留？可是你若从宇宙中不变化的方面看，万物和我们人都是长久不朽的。你又何必羡慕这江水呢？再者，宇宙之中，物各有主，把不属于我们的据为己有，又有何用？只有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是供人人享受的。凭我们的生命和血肉之躯，耳听到而成声，目看到而成色——这些无限的宝贝，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造物无私，一切供人享受，分文不费，分文不取。”

听了这一番话，朋友也欣然欢笑。二人洗净杯盘，继续吃喝。后来，不待收拾桌子，便躺下睡去，不知东方已经露出了曙光。

三个月以后，苏东坡又写了一篇《后赤壁赋》。还是月明之夜，苏东坡和两个朋友自雪堂漫步走向临皋亭。路上经过黄泥坂。地有白霜，树无青叶。人影在地，明月在天。几个朋友十分快乐，开始吟唱，一人一节。不久，一个人说：“月白风清，如何度此良夜，方为不虚？我们好友相聚，竟没有酒菜，岂非美中不足？”另一人说：“今天傍晚，我捕到几条鱼，巨口细鳞，好像松江的鲈鱼，可是哪儿去弄酒呢？”苏东坡决定回去央求妻子给他们点儿酒，做酒总是妻子见长的事。他们真是喜出望外，因为妻子说家里有几坛子酒，收藏已久，就是为了随时喝好方便。几个朋友于是携着酒和鱼，又到赤壁之下泛舟夜游去了。江水落了很多，好多巨大的岩石都在水面露出，而赤壁尤其显得在水面之上，岸然高耸。不过几个月的工夫，风光已大为不同，几乎不能辨认了。在夜色美妙的魅力下，苏东坡要朋友和他一同攀登到赤壁之上，但是朋友不肯，苏东坡一个人爬上去。他把衣裳塞起来，在灌丛荆棘之中寻路上去，一直爬到最高处，他知道那里住着两个苍鹰。他立在巨大的岩石上，向深夜大声吼啸，四周小谷有声相应答，他一时都忘记了自己置身何处，忽然不知何故，竟感悲从中来，觉得不能在那儿停留过久。他下去，又回到舟中，解开缆绳，任凭小舟顺流漂动。

《赤壁后游图》

中国画　马和之　宋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苏轼被贬黄州，两度夜游黄州赤壁，写下了前后《赤壁赋》和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寄怀古幽思，泄胸中块磊。《赤壁赋》主要写真景实情，《后赤壁赋》描写了较多虚景幻境。马和之的《赤壁后游图》，画面景象比较简练，却点出了主要情节。一叶扁舟随波漂荡，艄公挟橹观景，正是“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的情景。

时将半夜，四周一片寂静。两个仙鹤孤零零地，自东方飞来，伸展着雪白的翅膀，仿佛仙人的白袍飘动。两只鹤长鸣几声，在船上掠过，一直往西飞去，苏东坡心里纳闷，不知将有何事发生。不久大家回家去。苏东坡上床就寝，得了一梦。梦里看见两个道士，身披羽衣，状若仙人。他们认得苏东坡，问他赤壁之游是否很快乐。东坡请问姓名，二人不答。东坡说：“我明白了。今天晚上我看见你们俩从我头上飞过去了！”两个道士微微一笑。东坡便从梦中醒来。他开门外望，一无所见，外面街道上只有一片寂寥而已。

苏东坡怎样确立一种气氛，由上面可以看出，他是暗示另外一个境界，一个道家的神仙境界——仙鹤自然是沿用已久的道家象征。他表示自己不知置身何处，便引起读者迷离惝恍之感。根据中国人的信念，现在的人生只是在人间瞬息的存在，自己纵然不知道，但是很可能前生是神仙，下一辈子也会再度是神仙。

大约和写这两篇小赋同时，苏东坡又写了一篇短短的月下游记。一天夜里他不能入睡，起来在承天寺月下漫步，承天寺离临皋亭很近。所记只是刹那间一点儿飘忽之感而已。这篇游记现在已然成了散文名作，因其即兴偶感之美，颇为人所喜爱。

记承天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这篇小品极短，但确是瞬息间快乐动人的描述，我们若认识苏东坡主张在写作上，内容决定外在形式的道理，也就是说一个人作品的风格只是他精神的自然流露，我们可以看出，若打算写出宁静欣悦，必须先有此宁静欣悦的心境。他究竟怎样陶冶出此种恬适的心境呢？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章　瑜伽与炼丹

苏东坡曾经说：“未有天君不严而能圆通觉悟者也。”解脱，或佛道，皆始于此心的自律。人在能获得心的宁静之前（心情宁静便是佛学上之所谓解脱），必须克服恐惧、恼怒、忧愁等感情。在黄州那一段日子，苏东坡开始钻研佛道，以后的作品也就染上了佛道思想的色彩。他潜心研求灵魂的奥秘。他问自己，人如何才能得到心情的宁静？有印度的瑜伽术，有道家的神秘修炼法，为人提供精确的心灵控制法，保证可以达到情绪的稳定，促进身体的健康，甚至——当然是在遥远的以后——发现长生不死的丹药。对于身体的不朽呢？他对寻求长生之术十分着迷。人身的不朽与精神的不朽是不应当截然划开的，因为不管对身体如何看法，身体只不过是个臭皮囊。精神若经过适当的修炼，早晚会抛下这个臭皮囊而高飞到精神界去。身体的不朽，退一步说，至少包括一个可修炼得到的目标，就是延缓衰老，增长寿命。

所谓长寿秘诀，包括很多因素与目的，以及瑜伽、佛道及中国医学传统的要素。长寿的目的包括身心两方面。在身体方面，其目的在求容光焕发的健康、体格精力的强壮，以及祛除缠绵的痼疾；精神方面，在于求取心灵和情绪的稳定以及灵魂元气的放发。再加上朴质的生活，某些中药的辅助，便可返老还童，享受长寿，这些在道家看来，就与长生术在不知不觉中融合起来。简单说，这种方法在中国叫作“养生术”或是“炼丹”。所寻求的丹，是内外兼指。“内丹”，按照道教的办法，是练肚脐以下部位；“外丹”是中国炼丹家所寻求的一种长生不死之药，一旦得到手而服用之，便可骑鹤升天。外丹中最重要的成分是汞的合金。在这一点上，长寿术和炼金术却混而为一了，完全与欧洲的炼金术相似。当然，对一个哲学家而言，人若高寿而健康，又有黄金花费，到天堂去反倒成为次要，因为还有什么要请求上帝的呢？

苏东坡的弟弟子由练瑜伽术倒走在他前面，根据子由自己的话，是在神宗熙宁二年（一〇六九年），他从一个道士学的，这个道士是给苏东坡的次子看病，方法是吹“神”入腹。子由到淮阳送兄长到黄州时，苏东坡发现弟弟外貌上元气焕发。子由在童年时夏天肠胃消化不好，秋天咳嗽，吃药不见效。现在他说练瑜伽气功和定力，病都好了。苏东坡到了黄州，除去研读佛经之外，他也在一家道士观里闭关七七四十九天，由元丰三年冬至开始。在他写的《黄州安国寺记》里可以看出，他大部分时间都练习打坐。他在天庆观深居不出，则是练道家的绝食和气功，这种功夫反倒在道家中发展得更高深，其实是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苏东坡同时给武昌太守写信，向他请教炼朱砂的方子。在他写的一首诗里，他说在临皋亭里已经辟室一间，设有炉火，以备炼丹之用。

他在给王巩的信里，道出他对修炼各方面的看法。

安道软朱砂膏，某在湖州服数两，甚觉有益。到彼可久服。子由昨来陈相别，面色殊清润，目光炯然，夜中行气脐腹间，隆隆如雷声。其所行持，亦吾辈所常论者，但此君有志节能力行耳。粉白黛绿者，俱是火宅中狐狸、射干之流，愿深以道眼看破。此外又有一事，须少俭啬……

《内经图》（又名《内景图》）

中国画　清　中国医史博物馆藏

养生是先秦道家几千年来的一贯思想。延年益寿，人同此心，世人于此莫不关注。中国现存养生术可分为通论、食养、导引、炼丹等几大类。养生的目的是延年益寿，康健无疾。这幅《内经图》就是用来帮助使用者修炼养生术而专门绘制的。

近有人惠丹砂少许，光彩甚奇，固不敢服，然其人教以养火，观其变化，聊以怡神遣日。宾（广西宾州，王巩今居此）去桂不甚远，朱砂若易致，或为致数两，因寄及，稍难即罢，非急用也。穷荒之中，恐亦有一二奇士，当以冷眼阴求之。大抵道士非金丹不能解化，而丹材多出南荒，故葛稚川（葛洪）乞岣嵝令，竟化于广州，不可不留意也。陈璞一月前，直往筠州看子由，亦粗传要妙，云非久当来此。此人不惟有道术，其与人有情义，久要不忘如此，亦自可重。道术多方，难得其要，然以某观之，惟能静心闭目，以渐习之，……似觉有功。幸信此语，使真气云行体中，冷安能近人也？

印度瑜伽术功夫及其理论何以中国道家比中国佛家反易于吸收？其理亦至为简单。诚然，中国佛教中亦有禅宗一派，专下打坐功夫，为印度佛教与中国道教哲学之混合。不过，实由中国道教先有自然之基础，才能吸收瑜伽之要义。道家之特点在于重视自然的冥想沉思，重视由清心寡欲以求心神的宁静，尤其重视由修炼以求长生不老。在庄子《南华经》里，我们发现有几个词语，劝人凝神沉思，甚至于凝思内观，这显然是印度教的特性。即便我们退一步，承认这是后人篡改的，但此种篡改至晚已是在第三或第四世纪了。

在其他宗教里，再没有把宗教和身体锻炼结合得那么密切的。练瑜伽术时，由于控制身心，就导人入于宗教的神秘体会。其领域由控制反射和不随意肌，进而叩精神能力较深的境界。其益处为身心两面。由于采取身体的某种姿势与呼吸的控制，再继之以冥坐，瑜伽术的修炼者可以达到对宇宙巨大物体遗忘的心境，最后修炼者则达到物我两忘完全无思想的真空境界，其特点是恍惚出神的喜悦。修炼者承认此种喜悦的空虚状态只是暂时的，除非死亡才能继续。不过，这种恍惚的喜悦感确实是舒服，使练此功夫的人都愿尽量享受。现代练瑜伽术的印度人和中国人都承认他们获得的身体健康、心情宁静与情绪的均衡，都非以前梦想之所及。中国的修炼者不知道那是瑜伽，称之为“打坐”，或“静坐”“内省”“冥思”，或是其他佛道两家的名称。自然其他身体扭曲过甚的姿势，如“孔雀姿”“鱼姿”，中国学者以其过于费劲，拒而不学，而苏东坡也只是以练几个舒服姿势为满足，这未尝不可以说算是中国对瑜伽的贡献。

一般而论，我们在此并非对练习瑜伽术感兴趣，只是对苏东坡在元丰六年（一〇八三年）详细说明的瑜伽术练习有些好奇而已。那时，他对佛经道藏已然大量吸收，而且时常和僧道朋友们讨论。以他弟弟为法，他开始练气功和身心控制。对求长生不死之药的想法，他并不认真，即便没法得到，但对获得身体健康与心情宁静，他总是喜欢。须知道的是，中国人的养生之道在实际和理论上都和西洋不同。按中国人的看法，人不应当浪费精力去打球追球，因其正好与中国人的养生之道相违反，中国人的养生是“保存精力”。而瑜伽对身心卫生的方法最适合中国文人，因瑜伽的精义是休息，是有计划的、自己感觉得到的休息。不但规定在固定时间停止呼吸，并且身体采取休息的姿势，同时还要消灭静坐在臂椅中时头脑里自然的活动。练习瑜伽全部的努力，可以用简单而非专门的术语描写为——在于努力少思索，以至一无所思。最后这无所思乃是最难做到的。最初是集中思想于一点，这已经够难，因为人的头脑习惯于由这个思想转到另一个相关联的思想。使思想集于一点还是最低阶段；再高一点儿，使专心于一点进而到一点皆无的沉思，最后达到恍惚出神的愉快境界。

瑜伽的特点是全部身心的休息，再由于各种方式的控制呼吸以增加氧气的吸入。这时胃中轻灵无负担，浑身处于一完全放松的姿势，深深地呼吸，身体则保持于非常容易得到氧气的状态，而同时并不消耗同等量的精力。而别的运动则不然，所以说养生之道再没有如此理想的。因此，我们似乎可以了解，如果在万籁俱寂的深夜，在家中练这种功夫，人的头脑可以锐敏到感觉出自身内在的生理功能的活动。因为在最后阶段，人的心灵活动可以脱离自己而成为自己的观察者。在更为微妙的阶段，心灵以旁观者之身，可以观察两个思想之间那段空白。最后阶段，在心灵里一无所思，而能觉察比较微妙的次原子物质的形式，消除了一般人与自我的观念，这个阶段各宗教皆有其不同的宗教解释。一种解释是个人的灵魂与世界灵魂完全地融合，这正是印度教修炼的目标。但是，不管人对宗教的看法如何，瑜伽术使人获得的心境，虽然与睡眠和自我暗示状态相似，还是不同于此等状态，因为心灵还保持完全的自觉和反射的控制，而且瑜伽术的修炼者分明记得这种状态下发生的一切活动。

苏东坡在描写自己的修炼时，发现瑜伽术有很多明确的特点。他控制呼吸，似乎是脉搏跳动五次算呼吸的一周期。吸、停、呼的比率是1∶2∶2。停止呼吸最长的时间是“闭百二十至而开，盖已闭得二十馀息也”，照印度的标准，较低的限制是大约一百四十四秒。像一般瑜伽的修炼者一样，他计算他的呼吸周期，也和他们一样，他自称在控制呼吸时（吞吐比例规则）有一段时间完全自动而规律。在集中注意力时，他也是凝神于鼻尖，这是瑜伽的一个特点。他也描写了一种为人所知的瑜伽感觉，在此一期间，心灵完全休息，再加上内在知觉的高度锐敏，他觉察到脊椎骨和大脑间的振动，以及浑身毛发在毛囊中的生长。最后，在他写的那篇《养生诀》里，他描写此种状态的舒服，与从此种运动所获得心灵宁静的益处。

关于此种运动的心灵方面，他的修炼仍是瑜伽术。在给弟弟子由的一封短信里，他描写正统瑜伽默坐的目的。他认为从感官解脱出来之后，真正体会到真理，或上帝，或世界的灵魂，不是在于看到什么，而是在于一无所见。他致子由的信如下：

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尽凡心，无别胜解。以我观之，凡心尽处，胜解卓然。但此胜解，不属有无，不通言语，故祖师教人，到此便住。如眼翳尽，眼自有明，医只有除翳药，何曾有求明方？明若可求，即还是翳。……而世之昧者，便将颓然无知，认作佛地。若如此是佛，猫儿狗子，得饱熟睡，腹摇鼻息，与土木同，当恁么时，可谓无一毫思念，岂可谓猫儿狗子已入佛地？……今日闹里忽捉得些子。……元丰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夜。

据我所知，苏东坡赋予了瑜伽几项中国要素。他不但排除了那些弯曲腰、腿、脖子等类似特技的动作，以及其他粗怪的扭曲动作，而且增加了定时地咽唾液，这完全来自道家合乎生理的心得。他向张方平推荐他的修炼方法，在信里他这样描写：

每夜以子后披衣起，面东或南，盘足，叩齿三十六通，握固，闭息，内观五脏，肺白、肝青、脾黄、心赤、肾黑。次想心为炎火，光明洞彻，入下丹田中。待腹满气极，即徐出气。候出入息匀调，即以舌接唇齿，内外漱炼津液，未得咽下。复前法。闭息内观，纳心丹田，调息漱津，皆依前法。如此者三，津液满口，即低头咽下，以气送入丹田。须用意精猛，令津与气谷谷然有声，径入丹田。又依前法为之。凡九闭息，三咽津而止。然后以左右手热摩两脚心，及脐下腰脊间，皆令热彻。次以两手摩熨眼、面、耳、项，皆令极热。仍按捏鼻梁左右五七下，梳头百馀梳而卧，熟寝至明。

吞咽唾液是根据下面生理的推论，与道家五行宇宙论密切相关，我们未免觉得怪诞，可是对相信此种宇宙论的人则颇有道理。苏东坡所写最难懂的一篇散文叫《续养生论》，在这篇文章里，他把中国极其难懂的古语“龙从火里出”“虎向水中生”解释得十分令人满意。苏东坡说，我们随时都在消耗自己的精力，主要是两种方式：第一为火，包括种种情绪上的纷扰，如恼怒、烦闷、情爱、忧愁等；第二为水，包括汗、泪等排泄物。在道家的宇宙论里，火用虎代表，水用龙代表。代表火或控制火者为心，代表水者为肾。根据苏东坡的看法，火代表正义，所以在心控制身体之时，其趋势是善。另一方面，人的行动若受肾控制，其趋势则为邪恶（“肾”一字在中国包含性器）。所以肾控制人体之时，人就为兽欲所左右，于是“龙从水中生”，意即毁损元气。在另一方面，我们就受心火所引起的情绪不宁所骚扰了。我们怒则斗，失望忧愁则顿足，喜则舞。每逢情绪如此激动，身上的精力元气则由心火而焚毁，此之谓“虎从火里出”。照苏东坡说，这两种毁损元气都是“死之道也”。因此我们应当借心神的控制，一反水火正常的功能，而吞咽唾液是把心火向肾方面压下去之意。

此外，道家还努力追求外丹，又名“方士丹”，也就是“仙丹”，即长生不死之药。像欧洲的炼金术士一样，中国道士求方士丹，一为变低级金属为纯金，一为返老还童，恢复青春。也和欧洲的炼金术士一样，中国道士也主要用汞的化合物来制炼。因为汞的特殊性质——有如金属的光泽，重量大，其比重近于黄金（原子量各自为二百、一百九十七），比较易于流动，以及金属物，如金与铜，因接触而混合，还有变成气体、粉末、液体等有趣的变化——因此，这种金属自然引起炼金术士的注意，不管东方、西方，都认为是最容易炼成人造金的原料。在苏东坡时代，中国的炼金术大部分是受阿拉伯的影响，就和欧洲一样。但是在汉代却有记载，说有中国人炼金成功，我们想大概是用金的化合物炼的。在晋朝有道士葛洪，曾说用金与水银炼制成药，可延缓衰老或死亡。他说：“凡草木烧之即烬，而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其去凡草木亦远矣，故能令人长生。”他又说丹分为九品，按炼制程序而效力不同。最精者人服后三日成仙，最次者则需时三年。炼丹之原料为朱砂、白矾、雄黄（硫化砷）、磁石，以及曾青。

《春渚纪闻》的作者何薳——他父亲曾由苏东坡推荐为官——曾在书中以一章之多的篇幅记载长生不死之药，有关长生不死之药的种种情形当时很流行。何薳所说的几个人，本书上已经提过，另有几个人是何薳的亲戚，其中有数则故事是作者经验之谈。此书和一本叫《苏沈良方》的书（传为苏东坡与沈括合编），记载过一切炼丹的方法。若读完那些故事和炼丹方法，就会得到下列的印象。总是有一座炼丹炉，炼丹者用水银、硫黄、铜、银、砷、合金、硝酸盐，或是硝石炼制，也许他们还试试硫化金。硫化汞（朱砂）和硫化金都可用作红颜料。各类汞合金还当药物服用。按当时并不可靠的记载，不少的道士都有化铜成金的秘方。必然有造出紫红色的金化合物，铸成各式器皿，曾经大发其财。也可能有道士在铜器上涂水银，当作银子卖与无知乡民。他们将金汞融合，自然不是难事。他们又将硫和汞混合，称为“黄金”，又称为“死硫”。

有一个故事流传，说有一个道士确能造出真金，京都的商人都试不出是伪造。由于何薳的记述，我相信那个道士用的是金矿砂，他能从其中提炼黄金。其中诡诈之处是道士说他用的是一种铜砂，所以用铜变黄金的说法自然就轰动了。他能向何薳的一个亲戚表演铜变金。他说那矿砂是铜，他说他以铜砂状携带，而不以纯铜，是因为纯铜在路途中有被偷窃的危险。那矿砂在火上加热，但并不熔化。等道士在锅中放入一点儿白色粉末，结果变成了黄金。

道士的经历是这样：道士和两个朋友在多年前决定各奔前程，约定十年之后在某处相会。他们在中间这段日子分头去寻求方士丹的秘诀，等再度相遇，便大家共享此一秘诀。如今寻到此秘诀的人自己并没做富商，已然出了家。下面便是他的经过。

几个朋友在指定的地方相会时，大家比较寻求的结果。已经出家的那个道士告诉朋友他已得到妙诀，只是所炼成品尚含有杂质，有欠精纯。一个朋友说他已得到一种药粉，可以除去杂质。只要加上此一药粉，他们就可以炼出纯金了。

几个朋友说：“咱们到京都去。听说京都栾家金店为国内最大金店，若能禁得起他们的试验，咱们的秘诀就算对了。”他们拿了十两自己炼出的黄金求售。店家将黄金检查、过秤、用火烧，然后按真金价格付了款。朋友很快乐，如此成功，彼此相贺。

彼此相向说：“现在咱们可以成仙了。我们若不愿弃却红尘，可以用此钱吃喝玩乐。咱再炼一百两分用吧。”

那天晚上，大家痛饮，有几分醉意。把铜矿砂放在炼丹炉里就去睡了。夜里，铜水四溅，引起火烧着房子。三个人还沉醉未醒，救火队已经来临。“我睡得不太沉，从火焰里逃出来。我怕被捕，又善于游水，就跳进汴河，顺水游下。我料想城门上锁之后，才爬上岸来。在水里时，我向上苍祷告，我忏悔，说我决心出家，再不做此勾当，绝不再为自己炼金子。若是修庙筹款，我一定要炼，但也要先求神答应。”这就是为什么那个道士不能将炼金术泄露出来的缘故，但若为行善，他百两也乐捐。他那两个朋友，一个被火烧死，一个为官方逮捕，不久因伤重而死。

苏东坡对于各种硫化汞药剂特别有兴味。因为大家都知道汞有毒，所以他试验那些药物时，特别警觉。因为那些药物的制造秘诀不为人知，其中什么成分谁也不太清楚。与东坡同时代的一个人记载过一人因吞服汞化药物而亡，那是因为他要在皇帝面前试验一个药方。也许他是要服氧化亚汞，却误服了氯化汞吧。再者道家也试验别的化学物，如硝石、硫黄等，甚至由钟乳石提炼出石灰质来吃，有时引起溃疡。苏东坡本人吃两种别的食物，据说是仙家的食物，就是茯苓和芝麻。芝麻多油，并含有定量的蛋白质，自然有食物价值。但是我有几分相信，此种东西被认为是仙家食物，主要是因为道士住在山上，不易找到别的食物。植物生长得越远，越与普通的五谷杂粮不同，就越会被认为是仙家食物。

关于炼制外丹，苏东坡写了两篇札记，一篇叫《阳丹诀》，一篇叫《阴丹诀》。阴丹是从生第一胎男婴的母乳中提炼出来的。把乳在文火上加热，用的锅是银汞合金制成的，一边加热，一边用同一金属制的调羹缓缓搅动，直到奶凝结，最后制成药丸状。阳丹是用尿蛋白中的尿素制成。此一蛋白沉淀物经过多次净化，最后变成白色无味的粉状物，再加枣泥做成药丸，空腹用酒送服。

苏东坡直到他人生的末日，一直想求得方士丹；不过他对寻求长生不死之药还没有入迷。所有的道家仙子都已死去，至少他们每个人都遗留一个臭皮囊，虽然还有学说主张他们的身体已经改变，无人在时，他们可以升天，或骑鹤而去，或自己变成鹤飞去，叫作“羽化”，所遗留的躯壳便与他们的仙体杳不相干了。遗留下的躯壳只看作如蝉或蛇脱下的皮，此种去世他们名之曰“蝉蜕”，但是苏东坡却想看到一个长生不死的人。他说：

自省事以来，闻世所谓道人有延年之术者，如赵抱一、徐登、张元梦，皆近百岁，然竟死，与常人无异。及来黄州，闻浮光有朱元经尤异，公卿尊师之者甚众，然卒亦病，死时中风搐搦。但实能黄白，有馀药、金皆入官。不知世果无异人耶？抑有，而人不见，此等举非耶？不知古所记异人虚实，无乃与此等不大相远，而好事者缘饰之耶？

姑且把求取方士丹这种徒劳无功的事摆在一旁，我个人则认为道家谆谆教人的养生术和现代医生对人的忠告，在原理上无何差异。我看还是忘记这种无益的追求，回到单纯有节制的生活上来吧，要有足够的工作、足够的休息，最主要的还是无忧无虑，避免心情上的紧张激动。换句话说，人只要遵从一般常理就好。苏东坡表现他那合乎情理的简单生活原理，只用下列他从古书上摘取下来的四条规则。有一张某向他请求长寿良方，他就写出下列的四句话：

一曰无事以当贵。

二曰早寝以当富。

三曰安步以当车。

四曰晚食以当肉。

夫已饥而食，蔬食有过于八珍。而既饱之馀，虽刍豢满前，惟恐其不持去也。若此可谓善处穷者矣，然而于道则未也。安步自佚，晚食为美，安以当车与肉为哉？车与肉犹存于胸中，是以有此言也。

我最喜爱苏东坡给李常的一封信，以常情的看法论节制与单纯。他说：

仆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悭尔，而文以美名，谓之俭素。然吾侪为之，则不类俗人，真可谓淡而有味者。又《诗》云：“不戢不难，受福不那。”口体之欲，何穷之有，每加节俭，亦是惜福延寿之道。此似鄙俗，且出于不得已。……住京师尤宜用此策也。一笑。

《炼丹图》

人物画　齐白石　现代

炼丹术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特殊方术，又称炼金术。其中心目标是用人工方法制作能使人“长生不死”的丹药，或练成点石成金的技术。制作长生不老药和点化金银当然不可能达到，但是在无数次失败的过程中，倒是为后人积累了不少化学知识和操作经验。

李常现在已回到京师，连王巩也遇赦回到北方。皇帝现在深悔对反对派的惩处。也许是命运对人的嘲弄吧，苏东坡刚刚安定下来，过个随心如意的隐居式的快乐生活，他又被冲激得要离开他的安居之地，再度卷入政治的旋涡。蚂蚁爬上了一个磨盘，以为这块巨大的石头是稳如泰山的，哪知道又开始转动了。

第十八章　浪迹天涯

苏东坡此后一年零八个月的命运足以表示官身不由己。读书人能用别的方法谋生，最好不要做官，他的遭遇便是充分的理由。苏东坡当前的道路真是崎岖坎坷、瞬息万变，一直到他人生的末日，不是出乎他的本意，却与太后大有关系。皇帝有意使他掌史馆，却被左右所阻。皇帝最后亲书一道旨意，把苏东坡的谪居地由黄州调到汝州（今临汝），汝州离京师较近，生活亦较为舒适。他听到这个消息，是在神宗元丰七年（一〇八四年）三月初。

他当然躲避这个任命，按他自己的话，这犹如“小儿迁延避学”。人做官不外乎为名为利，或为权势，或为报效国家。我们知道苏东坡非以做官为发财致富之道，至于权势，他根本不愿控制别人。有些人身上有一种天性，他本已有钱有名，但想钻入政治圈儿去，只为了去支配别人。初尝权力的滋味，还颇觉味美，但除少数例外不提，二度竞选美国总统的人不是不知“何以利吾身”，大概就是身不由己。他去再度竞选，因为他所属的政党要他去竞选。若说报效国家，于理欠通，因为反对派里不是也有人如此呼喊吗？至于为名，苏东坡知道，即便是身为宰相，也不能在他不朽的文名上有丝毫增减。他又何求于政治？他又能有何成就？

在三月初三，他还胸怀坦荡，与朋友畅游甚乐，在定惠院后面商家花园逍遥终日，酒宴之后，他还在一个小楼上酣睡一觉。醒后，漫步踱出东门，在东门看见商店一个大木盆，买下来，预备存水浇瓜。然后沿着一条小溪，进入何氏花园。何家正在房旁添盖厢房，请他稍留，在竹林中喝几盅。一个朋友端出一盘糕，东坡巧予命名为“为甚酥”。大家都喝酒，只有参寥和尚只喝枣汤。苏东坡忽然急想回家。他看见何氏园有橘子树，要了几棵树苗，要回去种在雪堂的西畔。

两三天之后，消息到来，要把他改调他处。虽然名义上他还是在贬谪中，可是能自由住在一个美丽而富有的城市了。有数天的工夫他犹疑不决，是否应当奏请继续住在黄州。后来又一想，这道新任命是皇帝的一分好意，他终于决定遵奉圣命，放弃东坡的农舍。他数年的辛勤弃于一旦，也许他还要在别的地方重新创建一个农舍，一切要从头做起呢。

可是，甚至在他这样困难的情况之下，调职之后，他的政敌还不肯把他放松。当时一个作家记了下面一个故事：

苏东坡给皇帝上了谢表，皇帝向四周一看，告诉群臣道：“苏轼真是天才。”

他的政敌甚至想在他一篇例行公事的谢表里找他的毛病。政敌说：“臣以为他在谢表里还是口出怨言。”

皇帝感到意外，问道：“怎见得？”

“在这谢表上，他说他和他弟弟考过殿试，却用‘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他不是说他们以坦白批评朝政的策论考中，但是现在却以批评朝政而受惩处吗？他是不甘心认错，还是委过于人呢？”

皇帝泰然道：“我很了解他，他心里是好意。”

小人因此才闭口无言。

苏东坡准备搬家，也费了几十天工夫。他决定先到高安看弟弟子由，留下孝顺的长子迈带领家眷，在他从子由处回来时，大家在九江碰头。

现在大官纷纷为他设宴送行，很多朋友请他题字留念，这个，他当然提笔蘸墨一挥而就。很快就应酬完毕。就在这时，歌妓李琪也收到他赠的一首诗，使她得以名垂后世。在邻人和朋友为他送行的宴席上，他写了下列的一首词：

《归去来兮图》之《问征夫以前路》

中国画　马轼　明辽宁省博物馆藏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这句名言化用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苏东坡不仅非常敬佩陶渊明不肯为五斗米折腰的骨气与精神，而且对陶渊明崇尚自然、回归自然的思想显然有强烈的共鸣。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

一大群人送他启程。那群人里有士绅，有穷人，有各色人等。我们知道名字的那些邻居朋友，一直把他送到船上的，计有十九人。路两旁也有他的朋友、陌生人、农人，也有感激他的穷父母，怀里抱着孩子，那孩子的命就是这位行将离去的文人搭救的。那十九个送他的人一直送到慈湖，在苏东坡最后离去之前，大家又一起消磨了几天。

但是另外有三个朋友，一直陪他到九江。一个是老朋友陈慥，另外一个是和尚参寥，他和苏东坡是在徐州认识的，后来在黄州突然出现，和他住了大概一年。在中国古代，没有人像出家人游踪之广的，不但因他们完全空闲行动自由，也因为他们走到何处都有他们的旅馆住，那就是有他们的寺院。参寥决定到九江庐山去住。

第三个朋友是道士乔仝，他现在大约有一百三十岁，据传说，后来他又从坟里复活。到了九江，苏东坡离开了他本要走的路途，又走了陆路一百多里，为了把这位老道士交给他在兴国的一个朋友照顾。乔仝喜爱鸟兽，永远带着他养的鸟兽一同旅行。据子由说，最后此一老人是被骡子踢伤而死的。又过了几年之后，一个和尚告诉子由，说最近在某处遇见另一个和尚，那个和尚说他自己是乔仝，并且说在黄州结识了苏东坡。子由打听那个和尚的样子，说此话的和尚所描述的和那个老道士完全一样。在听这个故事的那些人之间，有一个是兴国太守的儿子，他回家把此事告诉了他父亲。为了要证实乔仝的死而复生，那位太守下令重开乔仝的坟，只发现了一根手杖和两块胫骨，尸体不见了。

苏东坡和参寥一同游庐山数日。在数百和尚之中曾引起极大的轰动，因为消息已在他们中间传开，大家都说“苏东坡来了！”虽然苏东坡只写了三首游庐山诗，其中一首成了描写庐山最好的诗。

东坡去看弟弟子由时，三个侄子迎接他，他们是走出八里地前去迎接的。兄弟们已经四年没见，子由肥胖了些。他看上去并不太健康，因为他夜里费好多时间练瑜伽术。监酒官的办公室就在一所小破房子里，既露风露雨又摇摇欲坠，俯首便是江边。据子由说：“旧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者适皆罢去，事委于一。昼则坐市区鬻盐、沽酒、税豚鱼，与市人争寻尺以自效。莫归筋力疲废，辄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则复出营职。”

苏东坡在那儿住了六七天，然后顺流而下到九江，好与家属相会。和家属一同顺长江下行，七月到金陵。在金陵，朝云生的儿子才十个月大，患病而死。这对父母是个极大的打击，尤其是对年轻的母亲。苏东坡在一首记孩子死的诗里，说孩子的母亲终日在床上躺着，精神恍惚，东坡虽然能擦干自己的眼泪，听见朝云哭，实在难过。东坡有“我泪犹可拭，母哭不可闻”诗句。朝云没有再生第二个孩子。

在金陵时，苏东坡去看王安石，王安石已经是疲惫颓唐的老人。苏东坡和他讨论诗与佛学多日，因为二人都是大诗人并深信佛学，自然有好多话说。有一个故事流传，说苏东坡一次按固定的韵脚和题目与王安石和诗，胜过了王安石，王安石便中途作罢。二人谈话时，苏东坡直言责备王安石不该引发战事，不应该迫害读书人。

苏东坡说：“我有话要跟你说。”

王安石立刻脸上变色道：“你要提起往事？”

苏东坡说：“我要说的是国事。”

王安石才镇静了一点儿说：“说吧。”

苏东坡说：“汉唐亡于党祸与战事，我朝过去极力避免此等危机。但是现在却在西北兵连祸结，很多书生都被送往东南。你为何不阻止？”

王安石伸出二指向东坡说：“这两件事是由惠卿发动，我今已退休，无权干涉。”

苏东坡说：“不错，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过皇上待你以非常之礼，你也应当以非常之礼事君才是。”

王安石有点儿烦躁起来，回答说：“当然，当然。今天的话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他意思是二人所言切勿传出此屋，因为他一度为吕惠卿所卖，所以如此小心。

二人漫谈下去，王安石有点儿前言不搭后语。他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弗为’，人非如此不可。”

东坡说：“今之君子，争减半年‘磨勘’，便不惜杀人。”

王安石笑而不语。

根据好多同代人的记录，在这一段期间，可以常看见王安石在乡间独自骑驴闲行，“喃喃自语，有如狂人”。他有时想到当年已经背弃他的老友，便突然拿起笔来，面色凝重，立刻开始写一封信。但是片刻之后，他又把笔放下，好像也颇以自己为耻，这些信没写完，就永远摆在那里了。他仍然继续写日记，他死后几年，所有的日记奉命交还朝廷，因为其中有当权派的内幕。他在失意的晚年，变得心内凄苦抑郁，对人非常怀恨，对皇上也常是恶语相加。幸而当时当权者还是他一派。但是他的日记竟写了七十多本，很多人见过。前几年，他听说司马光又已当权，令侄子把日记烧毁，但是他的日记之仍然留在人间，是因为他侄子把日记藏了起来，烧了些别的东西蒙混过去。

王安石现在开始看见幻象。一次，他看见他那独生子，那时早已死去，却正在阴间受罪。他知道自己的儿子活着时是个坏蛋，无所不为，现在在阴间戴着铁链、手铐。后来，他家一个侍卫说在梦里也看见同样的情景，王安石着实害起怕来。为救儿子免于阴曹的折磨，他把上元县的财产卖出去，把钱捐给寺院。王安石曾向朝廷奏明捐款与寺院一事，朝廷因此赐予那个寺院一个名字，同时王安石上朝廷关于此事的表章而今还在。他死的前一天，在野外骑驴独行，看见一个农妇向他走近，跪在他面前，向他呈递一份诉状，然后消失不见。他记得把诉状放在衣袋里，到家一看，那份诉状也不见了。他第二天因惊吓去世。

等苏东坡到了土地肥沃的江苏地带，他不觉迷恋上当地的气氛和自然之美。在往返于金陵和镇江之间时，他心中忙着盘算在太湖地区买一个农庄。他的情形是这样：皇帝既然愿把他从黄州调到另一个地方，日后也会听从劝说而准许他在别处安居。不论他往何处去，总是存心找个老年退隐之地。他的不少好友出的主意都不相同。他的方外友人佛印劝他安居在扬州，因为佛印的农庄在扬州。范镇愿他到许下，二人为邻。东坡自己看中了丹徒县蒜山的一片松林。不过，这些计划都落了空。长江以北靠近金陵有个仪真县，仪真的太守约他前往居住，他虽然没有决心在仪真安居，至少想找个地方暂时安顿眷属。所以家眷暂时住在仪真学府中时，东坡总算没有牵挂，得以各处走走逛逛，寻找一个乡镇的家园。

最后，几个最亲密的朋友之中，有一个滕元发，劝他安居在常州的太湖左岸宜兴，滕元发那时正任太湖南岸的湖州太守。苏东坡和滕元发二人暗中订了一项计划，在宜兴买了一块儿田地，然后奏请皇上允许他在宜兴安居，因为那块田地是他唯一的生活之所出。滕元发的一个亲戚能找到一块儿地，在宜兴城二十里外，深在山中。那块地很不小，一年可产米八百担，会使苏家生活得蛮舒服。苏东坡当时只剩下几百缗钱，此外只有父亲以前在京都买的一栋房子，但是早已托范镇以八百缗钱卖出去。

九月，他独自下乡去看那块田庄。他曾记此事说：“吾来阳羡（宜兴），船入荆溪，意思豁然，如惬平生之欲。逝将归老，殆是前缘。……吾性好种植，能手自接果木，尤好栽橘。阳羡在洞庭上，柑橘栽至易得。当买一小园，种柑橘三百本。……元丰七年十月二日书。”

后来他又另买了一块儿地，是从官家买的，并曾为此地涉讼。将近百年之后，曾有一作者记载苏东坡的重孙子仍住在宜兴那块农庄上。

苏东坡现在总算办了一件事，到底是极其愚蠢，还是宽宏厚道，看法也就因人而异了。他给滕元发写信，说他要在荆溪边找一栋房子，他真找到了。他和友人邵民瞻去找，结果找到一栋很好的老宅子，也付了五百缗钱。这就用光了他所有的钱，但是苏东坡很高兴，心里盘算回去把家眷接来住进去。一天晚上，他在月光之下和邵民瞻在村中漫步，经过一家时，听见里面有女人哭泣声。他俩叩门走进去。一老妇正在屋角哭。一问缘故，老妇人说：

“我有一栋房子，一百多年来一直是我们的财产。我有个败家儿子，把那房子卖给了别人。今天我不得不从那栋老房子里搬出来，我在那老房子里已经住了一辈子——这就是我为什么哭的缘故。”

苏东坡很受感动，又问她：“那栋房子在哪儿？”

苏东坡大惊，原来那正是他用五百缗钱买的那栋房子。他把契约从衣袋里拿出来，在老妇人面前一把火烧了。第二天他把那个儿子找来，告诉他再把老母请回旧宅去，并没有再讨回付的房钱。那个儿子到底是已经用那笔钱还了债，还是另有别的原因无力付还，我们就不得而知了。苏东坡于是回到城中，既没了房子，又损失了五百缗钱。但是当时东坡一时为真情所感，无法抑制，竟对自己家的后果不管不顾！事情做得美则美矣——还有什么别的好说！

回到常州之后，在十月里，他给皇帝上书，请圣命谕允居住于常州。在皇帝应允之前，他还是要去接新的任命，远在国都的西部，大约有五百里的旅程。他携带着全家往都城方向前行，慢慢行进，盼望如幸蒙圣命恩准，就不致花费往返两次旅费了。但是迄未获得恩准的消息，他勉强前行，前往京都。我们若相信他的诗上所说，他的眷属真是忍饥挨饿了。到了泗州的淮河边，他给朋友至少写了三首诗都提到饥饿。在一首诗里，他自比为夜里啃啮东西的饥鼠。在太守送食物到船上时，孩子们欢声雷动。看情形他们不能再前进了，他决定再给皇帝上表章，这时住在南京老友张方平家，静候圣旨到来。

他上皇帝第二书，是二月间在泗州写的，其中一部分如下：

但以禄廪久空，衣食不继。累重道远，不免舟行。自离黄州，风涛惊恐，举家重病，一子丧亡。今虽已至泗州，而资用罄竭，去汝尚远，难于陆行。无屋可居，无田可食，二十馀口，不知所归，饥寒之忧，近在朝夕。与其强颜忍耻，干求于众人；不若归命投诚，控告于君父。臣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粗给粥。欲望圣慈，许于常州居住……

他在旅途上，发生了两件有趣事，也可说令人难过的事。在泗州他渡河去游了南山之后，写诗一首。河上有一座长桥，因泗州为军事要隘，天黑以后此桥上不许行人通过，违犯者重罚。实际上，泗州太守是不理会这条规矩的，他在天黑后和苏东坡同过此桥。为了庆祝此次游山之乐，苏东坡很天真地写出了下列两行词句：

望长桥上灯火闹，

使君还。

太守为人老实正直，是山东省一位学究，姓刘。第二天他一见苏东坡的词，心都快跳出来。他到船上去看东坡，说：“我看了你的词，这很严重，太严重了！你的词全国皆知，一定会传到京都。普通人夜里过桥是罚两年劳役，太守犯法，情形更糟。求你把这词自己收起来，不要给别人看。”

苏东坡追悔不迭，微笑道：“天哪！我一开口即是罪，何止两年劳役呀！”

他住在张方平家时，出了另一件动人的事情。在主人请他吃饭喝酒时，他认出了张方平儿子的妾，那个女人以前曾做过黄州太守的妾，深得太守钟爱，名叫胜之。太守当年为苏东坡好友，不幸亡故，此妾亦即改嫁。苏东坡一见此女在张家筵席上出现，状极轻松愉快。他颇为感慨，想起老朋友来，两眼泪痕，喉头哽咽。这却逗得胜之发笑，她只得转过头去和别人说话岔开。苏东坡离席时心中很难过。他告诉朋友说人千万别纳妾，就举胜之为例。

皇帝染病，从三月一日起，太后摄政。三月五日，皇帝驾崩；次日颁下圣旨，允许苏东坡在太湖边居住。这对苏东坡十分重要，因为他如愿以偿，他的计划实现了。一家开始迁回宜兴，在四月初三离开南京，到达湖边新居，是神宗元丰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苏东坡而今终于相信他会终生在此安居下来。他的诗里有两句：“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他要在富有田园之美的江南度其晚年了。他可以乘一叶之扁舟悠然来往，“神游八极万缘虚”，真正优哉游哉了。

但是命运偏偏作梗。正当他把退隐之地已物色到，朝廷对他再度任命的消息又来了。在他到宜兴后还不到十天，就得到消息，朝廷派他到离山东芝罘不远的登州去做太守。原先以为是京城传来的谣言，他拒不肯信，他说京都一向谣言多，并且最近四月十七日的官报上也不曾提过。

苏东坡心乱如麻，心里很恨这种变化。几天之后，正式任命到达。家里人大喜，孩子们喊叫觉得喜出望外。苏东坡在一首诗里自比为可怜的良马，盛年已逝，再不贪天山的牧野。在另一首诗里说：“南迁欲举力田科，三径初成乐事多。岂意残年踏朝市，有如疲马畏陵坡。”在给佛印的信里他说如入“蓬蒿藜藿之径”。给米芾的信里说：“某自登赴都，已达青社，衰病之馀，乃始入闹，忧畏而已。”

可是，他仍然接受了新任命。太后现在把情势推动起来。司马光又被任命为门下侍郎，实际上等于副相之位。任命司马光的情形很有趣，皇太后是派武装兵士把他从家中请出，一直“护送”到官衙里去的。所以用这种方法，是唯恐他接到任命之后会延迟赴任，甚至会辞谢不就，也是不得已而别开生面了。

苏东坡在六月到山东沿海去就新职。由青岛附近开始乘船，绕山东半岛而行。十月十五到达登州后五天，他又应召进京。全家开始行动起来，将近元丰八年十二月半，到达京都。

第十九章　太后恩宠

苏东坡总是得到历朝皇后的荫庇。在他受审时，是仁宗的皇后救了他的命。现在又是英宗皇后拔擢他得势，甚至在他一生中较晚的岁月里，若不是神宗的皇后代摄政事，他就客死蛮荒了。

新皇帝现今才九岁，摄政的是他的祖母。宋朝特别幸运，能接连有贤德的皇后出现。在伟大的汉唐两代，几个皇帝的后妃不是僭取帝位，借有权势的太监或内戚擅权统治，就是在别的情形之下弄得朝代覆亡。在苏东坡时代，四个皇后当政，都极贤德，并且有的十分出色。也许她们是女人，所以能明辨是非，在朝中能判别善恶。因为她们生长在宫廷之中，并不能常听到儒臣们论辩国家的政策，听得繁乱到得失难分、莫知所从的地步，但是所闻所见，正足以判别清议所趋的主要方向。现代普选的民主制度就是根据一般常人的判断，这些人连《纽约时报》的社论还看不懂。皇太后的判断也就是一般常人的判断。神宗皇帝最后那些年，已经开始简化政令，但仍不到他母亲老太后这般清净无为的地步。皇帝一去世，太后即召司马光当政，立刻将政令改弦更张。王安石的一切政令全予中止，或径予废除。元祐年间这一段开始了。

苏东坡现在急剧得势，在他到达京都八个月之内，朝廷将他擢升三次。依据古制，官位分为九级。在此短短一段期间，他由第七级上升，经过第六级，跳到第四级，最后止于第三级翰林，为皇帝草拟诏书，那时他正是四十九岁。

在苏东坡升任翰林之前，在哲宗元祐元年（一〇八六年），他官居四品中书舍人，实为一重要职位，因他参与朝廷各部官员的挑选与任用。担任此一职务时，他草拟了几次圣旨，颇为有趣，内容与他颇有关系。一道圣旨是夺李定的官职，命他将过去隐瞒未报的母丧三年重新依礼居丧。第二道圣旨是贬谪吕惠卿。内容的决定者不是苏东坡，但圣旨的措辞结构则出自他的手笔。在贬谪吕惠卿这个奸佞小人时，苏东坡说：“始与知己，共为欺君，喜则摩足以相欢，怒则反目以相噬。”“党与交攻，几半天下。”不过最有趣的事是四月王安石死后苏东坡必须草拟一道圣旨追赠荣衔。这道圣旨的措辞必须十分巧妙，寓贬于褒。依照法制，当以皇帝名义发布，赞美其生活与品格，并颁赠“太傅”荣衔。苏东坡只是赞美王安石富有巧思，同时使人知道正是指他的妄自尊大、欺人欺己。苏东坡说他“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这篇圣旨很巧妙地发展下去，后来苏东坡说：“胡不百年，为之一涕。”读者不知道自己所读的到底是夸大的颂赞，还是反面的诽谤。

“翰林学士知制诰”一个职位永远是名气最高的学者担任，往往是担任首相的前一步。苏东坡这时已经接近顶点。在宋朝，翰林学士知制诰是三品，宰相是二品，在宋朝一品几乎没有颁赠过。再者，为皇帝草拟圣旨，就使苏东坡得以亲密接近儿童皇帝和太皇太后。这项任命是由宫廷亲自派人送到苏东坡家中的，同时颁赠官衣一件、金带一条、白马一匹，附有一套镀金的缰绳鞍鞯上的零配搭。宰相办公的中书省与皇宫西面相连，翰林院则靠近皇宫北门，算是皇宫中的一部分。翰林的工作通常都是在晚上。翰林在院中办事时，也是称为“锁禁深夜”。习惯上是，翰林单日夜里在宫院值班，草拟圣旨，在双日发布。在黄昏时，他顺宫中东墙进去，直到内东门，那儿为他留有一间屋子，接连太皇太后的住处。有时长夜漫漫，他无所事事，只有凝望红烛，静听宫漏，以遣永夜。有时夜间寒冷，太皇太后会差人送来热酒。关于要发布的诏令，都是由太皇太后口述，他再用极为典雅庄严之文体写出来，以备第二天颁布之用。

《苏轼回翰林院图》

中国画　张路　明

苏东坡被皇上召回后任命于翰林院。一夜，忽被太皇太后召见，向他解释原委，并重申对他的信任，而后太皇太后派人送苏轼回翰林院，并送他金莲灯为他照明。此图表现的正是这一情节。

在苏东坡任翰林学士知制诰期间，他拟了约有八百道圣旨，现在都收在他的全集中。无不铿锵有声，妥帖工巧，简练明确。圣旨的文字往往引经据史，富有例证譬喻，这类文字苏东坡写来轻而易举。苏东坡去世后，另一个人，姓洪，接他的职位。他对自己的文才颇自期许，他问当年侍候苏东坡的老仆，他比苏东坡如何？老仆回答说：“苏东坡写得并不见得比大人美，不过他永远不用查书。”

一天晚上，苏东坡正在此一小书斋中坐着，他对政客的嫉妒已是十分厌恶，已经请辞此一职务。太皇太后宣他进宫草拟诏命。年轻的皇帝正坐在祖母身旁。苏东坡在一旁毕恭毕敬地立着听记吩咐。在告诉苏东坡草拟圣旨任命吕大防为宰相之后，太皇太后突然问他：“有一件事我想问你。几年前你官居何职？”

“常州团练副使。”

“现在身居何职？”

“臣承乏翰林学士。”

“你为何升迁如此之快？”

“仰赖太皇太后的恩典。”

“这与老身无关。”

苏东坡只好瞎猜：“一定是皇上的恩典。”

“与皇上也无关。”

苏东坡又猜道：“也许是有老臣推荐。”

太后说：“与他们也没关系。”

苏东坡立着呆了片刻，然后说：“臣虽不肖，但从不运用关系求取官职。”

太后最后说：“这是我老早就想对你说的。这是神宗皇帝的遗诏。先王在世之时，每当用膳时举箸不下，臣仆们便知道是看你写的文字。他常说起你的天才，常想用你，但不幸未及如愿便遽尔崩逝。”

提到先王，三个人不觉一齐落泪。太后于是赐东坡座，赐茶叶一包，又对他说：“你要尽忠辅保幼主，以报先王之恩遇。”苏东坡要鞠躬退出时，太后从桌子上拿起一个刻有莲花的金烛台当礼品赏与东坡。

在苏东坡升任翰林学士不久，司马光在哲宗元祐元年（一〇八六年）九月逝世。那天正好是神宗灵位送入太庙的斋戒之日。灵柩停在灵堂，司马光的朋友本当前去拜祭，并且吊丧者应当哭几声。但是偏巧全体官员都要遵礼去斋戒，反倒没有时间去向去世的宰相吊祭。九月初六，依照古礼在盛大肃穆乐声悠扬的典礼中，将神宗的灵位安置在太庙里。朝廷举行大赦，罢朝三日。文武百官都参与大典，但是一件有趣而重大的事发生了。

事有凑巧，司马光的丧礼由理学大师程颢的弟弟程颐主办。这位理学家话往最轻里说，也不是个和蔼可亲的人，那副自命不凡的样子更使苏东坡烦恼。这位理学家完全遵古礼来办这件丧事。当时死者的亲人要站在灵柩之侧向灵前吊祭的客人还礼，这种风俗已流行数百年。但是程颐认为不合古礼，于是禁止司马光的儿子站在灵柩一旁还礼接待客人。他的理由是，孝子如果真孝，应当是悲痛得不能见客人才是。那天朝廷百官在太庙中的大典完毕之后，苏东坡正要带领翰林院及中书省同人前往故相国司马光府去吊祭，程颐也有事要去，他就向大家说这违背孔子在《论语》中的话：“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因为那天早晨大家曾在太庙唱过歌，至少听过奏乐，怎么同一天还能去吊丧哭泣呢？大家到了司马府门前，小程想拦阻大家，于是大家争得面红耳赤。

程颐说：“你们没念过《论语》吗？‘子于是日哭，则不歌。’”

苏东坡立刻回答道：“《论语》上并没说‘子于是日歌，则不哭’。”

苏东坡十分气恼，不顾程颐的反对，率领大家进了门。每个人都站在灵柩前面行礼，在离去之前都依照习俗以袖拭目。苏东坡一看司马光的儿子没出来接待客人，问过别人，才知道程颐禁止，说是于古无征。于是苏东坡在全体官员之前说道：“伊川可谓燠糟鄙俚叔孙通。”大家哄堂大笑，程颐满面通红。这句评语极为恰当，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不论程颐或苏东坡自己，对这句挖苦话，都是毕生难忘。谁也不愿一生背着这个标签。在苏东坡和小程这一派之间，这粒仇恨的种子算播下了。

不久，他们看见皇帝和太皇太后的龙车凤辇来了，都是朱红的轮子。他们是来吊唁故相国的，并在灵前哭泣，以尽君臣之礼。司马光之丧是国家赋予大臣当得的最高荣耀。他在棺木中的遗体上都盖以水银龙脑，是皇家的赏赐。皇家又赐白银三千两、绸缎四千匹，又派宫廷官员二人护卫灵柩还乡，家中十人赐予官职。

次年，苏东坡除去翰林学士之外，皇帝又于七月畀以侍读之职。皇帝如今只是一个孩子，不过即便皇帝是中年人，为了对皇帝有益处，仍然是在每单日要给皇帝讲课。计分两学期，春季期自二月到五月节；冬季期从中秋节到冬至。大臣中以学识渊博出名者，轮流为皇上讲解经史及为政之道，以过去历史上的得失为殷鉴。早朝之后，膺选的官员便由文德殿出发，顺着西面走廊到迩英殿。在苏东坡时代，讲学的人站立，其他旁听的官员则可坐着听。王安石充任讲席时，他想让讲师坐下而旁听的官员站立，但因有一个官员反对，此议作罢。在这期间，浮夸傲慢的理学家程颐因精研经典也参与讲学，但是他所列之等级为低级之侍讲。但是他也请求坐着讲学，如此合乎儒家尊师的道理。他向年轻皇帝哲宗谆谆告诫，要提防恶魅的力量与女人的诱惑力。当时皇帝尚未成年，还感觉不到女人的吸引力，但是他偏偏决定将来成年后要欢乐一番。这位年轻皇帝后来废了他的皇后，二十四岁时驾崩。

就苏东坡的家庭而论，住在京都确是大有益处。苏东坡卖了那栋老房子之后，而今的住宅是在白家巷。即使以前没把那栋老房子卖掉，若住着那儿，也离官衙太远。新住宅离东华门很近，黎明之时，文武百官从此门进宫早朝。所以此一地区就是官员喜爱的住宅区，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城中区，最贵的商店和饭馆子都开在那里。

苏家全家现在开始享受京都的生活，和黄州的农家生活大不同了。他们差不多十五年没住在京都，只有苏东坡在京都监狱的那四个月来过，另外是他不能进城住在城外郊区的那一次。孝顺的儿子迈，他已经到江西去做一小官，现在不知回来团聚没有。但是两个小儿子——迨和过，一个十六，一个十四，是在家中。苏夫人和朝云现在都能安享快乐的生活，不过看着京都生活的奢华，有点儿害怕。住家的四周都是珠宝店、绸缎店、药铺，两三层堂皇闳壮的高楼。

中国所能产的百物的精华都陈列在东华门一带，价钱会令一个乡下女人吓一跳。不管东西卖得多贵，像背乎节令的鲜花、水果，总是有人愿意买。有一件事很方便，就是从佣工介绍所雇用仆人。附近处处是酒馆、饭馆。晚上，一进入酒馆，歌妓在走廊下站一排，等候顾客招唤去侑酒。男孩子随同父亲进去时，眼睛得向前直看，不然就得一直望着地。吃饭时，小贩和求施舍的人按房间去串，卖糖果、干果、卤肉、腌菜等物。在饭馆，据说有四五十种菜，由跑堂的带着在各屋里串，由顾客选合口味的买。那菜单子上的菜若是有的短缺，饭馆就会丧失顾客。

苏东坡喜欢在家里宴客，饭馆都争着做外会生意。这些做外会生意的馆子，都用银制的餐具。即便穷馆子也派得出一个厨子和全套的银酒壶、酒杯、碟子、汤匙，以及银头儿的象牙筷子。当时的风俗是，一家叫了几次外会之后，那些饭馆子照例把那些值四五百两的银餐具放在顾客家过夜，第二天再去收，并不以为有什么重要。等后来汴梁陷入金人之手，当时有一个作家以无限留恋的笔调记载京都，说当地的老百姓都颇以此京都为荣，并且他们对外地人十分大方慷慨。有时看见外省人被奸诈人欺负，他们会打抱不平前去帮助，甚至不惜与地方警官冲突。若有新住户迁入，邻居会带着酒茶等物去拜访，告诉他本地商店的情形，以免上当。也有人终日无所事事，只带着茶壶到每家去串门子闲谈。

在这种气氛的生活里，苏东坡还是照常练他的瑜伽和养生之道。每隔一夜，他就要睡在宫中。但是不论在宫中或在家中，他总是黎明即起，梳头发一百次，穿上官衣官靴，然后再躺下小睡。他说，那种小睡之美，无物可比。等该出门上朝时，他已衣冠齐整，于是出门骑上镀金鞍鞯的白马，往东华门而去。

早朝最迟十点钟完毕，这时，除非有特别公务，他照例可以自由了。他若没有交往应酬，就带着妻子孩子去逛商店买东西。相国寺只在附近，院内挤满了卖扇子、刀剪、珍品、古物、字画、拓片等东西的商贩。有时，全家在东城的商场去逛，可以理发、买盆花、买鸟买笼子，一天的工夫在不知不觉中混过去。有时穿过朱雀门到外城去，那儿还有一大片住宅区，孔庙和国子监都在南外城，再往远处就是各式各样的道士观。他们倦游归来，有时在“台楼”吃饭，那是汴梁最好的酒馆。或是走南门街，去逛著名的唐家珠宝店，挑选几件温州的漆器，或是在报慈寺街的药铺买点儿上好的草药。

事实上，在奢侈豪华的生活和简单朴质的生活之间，论幸福，并没有多大不同。高职显位的荣耀，只有在没有那种能力资格的人眼里，才值得羡慕。一般的道理是，在人不需要一个职位时，人家才找他去担任，人要求取某职位时，那个职位往往不需要他。一旦官瘾过足之后，做高官的快乐不见得比做个成功的铁匠的快乐大。苏东坡在论“乐与苦”的一篇短文里，即表示此种看法：

乐事可慕，苦事可畏，此是未至时心耳。及苦乐既至，以身履之，求畏慕者初不可得。况既过之后，复有何物比之？寻声捕影，系风趁梦，此四者犹有彷彿也。如此推究，不免是病，且以此病对治彼病，彼此相磨，安得乐处。当以至理语君，今则不可。

元祐三年八月五日书

还有人把京都的生活持一种很世俗的看法。他的朋友蒲宗孟就极尽奢侈享乐的能事。蒲家的儿媳终日不做别的，只教丫鬟做各式图样的“酥花”，加糖凝结，以备做饭后小吃之用。他一个儿媳妇不许以同样的“酥花”叫客人第二次再吃到，而丫鬟们昼夜忙着做那些“酥花”。蒲宗孟有些特别的习惯，其中包括“大洗面”“小洗面”“大濯足”“小濯足”“大澡浴”“小澡浴”。他每天洗脸两次，洗脚两次，每隔一天正式洗澡一次。在“小洗面”时，他只洗脸，脸盆中换水一次，由两个仆人侍奉；“大洗面”时，要换水三次，由五个仆人侍奉，要洗到脖子和肩膀。在“小濯足”时，换水一次，由两个仆人侍奉，只洗到足踝为止；在“大濯足”时，换水三次，由四个仆人侍奉，要洗到膝盖。在“小澡浴”时，他用三水，由五六个仆人侍奉；在“大澡浴”时，也用三水，但由八九个仆人侍奉。在“大澡浴”时，他用药膏洗，衣裳要放在金属网子上，下有稀奇的香料点燃慢熏。他写信给苏东坡说，此种洗澡法对他益处甚大。苏东坡回答说：“闻所得甚高，固以为慰，然复有二，尚欲奉劝，一曰俭，二曰慈。”

做高官在社交和物质上还有绝无可疑的好处。在那种年月，读书人只有两条路可选择，一是做官，一是隐姓埋名，也就是甘于贫贱。人做学问可以得千秋万岁名。但对很多人而言，不朽的盛名，即便可以得到，也无以搪饥寒。在苏东坡时，有个笑话挖苦科考得意做了官，却自称是为国牺牲的人：

从前有一个读书人，穷得没钱买馒头。因为饥得慌，想出一个办法吃馒头。他走到一个馒头店外头，突然大惊而逃，但是没人理会。他到另一家馒头店，门口有一大群人。他看见馒头，大喊一声，做大惊状，拔腿就跑，跑不远，跌倒地上。一大群人围过来，问他怕什么。读书人说：“怕那些馒头！”人都大笑，从来没听说此等事。馒头店老板不相信，想试试他。他把读书人引进放有好多馒头的一间屋子，暗中从门上的锁眼里往内看。读书人一看妙计成功，大喜，两手抱着馒头狼吞虎咽。老板颇受感动，推开门很客气地问他：“你还怕什么？”读书人说：“我还怕一杯好热茶。”

一天，韩维——他属于一个曾出过几个宰相的富贵之家——有两个女婿去拜谒苏东坡。东坡问他们的岳父近况如何。

一个青年人回答说：“他老人家近况很好。他告诉我们说，他已到老年，他要以声色美酒自娱，否则不知道何以度日。”

苏东坡说：“我想他做错了，正因为他只剩有晚年。我告诉你们一个故事，回去告诉令岳丈听。”

年轻人说：“是，当然。”

苏东坡说出下列的故事：

顷有一老人，未尝参禅，而雅合禅理，死生之际，极为了然。一日，置酒大会亲友，酒阑，语众曰：“老人即今且去。”因摄衣正坐，将奄奄焉。诸子乃惶遽呼号曰：“大人今日乃与世诀乎？愿留一言为教。”老人曰：“本欲无言，今为汝恳，只且第一五更起。”诸子未喻，曰：“何也？”老人曰：“唯五更可以勾当自家事，日出之后，欲勾当则不可矣。”诸子曰：“家中幸丰，何用早起，举家诸事，皆是自家事也，岂有分别？”老人曰：“不然，所谓自家事者，是死时将得去者。吾平生治生，今日就化，可将何者去？”诸子颇悟。

苏东坡接着说：“令岳丈以为馀年无多，所以想尽量享乐。你们俩给我带个话儿去好不好？说我要他只注意他自己的事，不要把日渐消弱的精力费在醇酒妇人上。他最好想想，到了人生旅程的末端他能带什么走。”

在他敬重的朋友范镇死后，苏东坡说：“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慎，减节嗜欲，一物不芥蒂于心，真却是学佛作家，然至死常不取佛法。某谓景仁虽不学佛而达佛理，虽毁佛骂祖，亦不害也。”

苏东坡现在名气之盛，达于极点。他受所有的文人、朋友崇敬，在朝廷上又官居高位。他为坚持己见，饱受其苦，因此也更为人所佩服，在这方面，朋友辈都望尘莫及。司马光死后，当代学者之中，无人能望其项背，虽然他并不十分适于宰相之位，但大家公认，以人品论，在整个官场之中，他是巍然高出于众人之上的。有一度他的两个朋友居朝廷最高的官位，一是吕公著，一是范纯仁。他弟弟子由在哲宗元祐元年也已回到京师，任御史中丞，次年升为尚书右丞。所有当年贬谪到南方的朋友现在都回朝官居要津，包括驸马王诜、王巩、孙觉、范祖禹。他在黄州的老友陈慥也到了京都，不是来做官，而是来看苏东坡，享受友人欢聚之乐。大诗人黄庭坚原已与苏东坡通信有年，现也来京相交往，并正式拜在他门下。有数年期间，苏东坡在通信中，屡次赞美他的“苏门四学士”，因此大为提高了四人的名气。这时“苏门四学士”已是尽人皆知，他们就是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后来，又增加两个，一是李廌，一是陈师道，共为“苏门六学士”。

苏东坡之深孚众望，却破坏了一门婚事。原来学者章元弼对苏东坡素极崇拜。他本人长得并无足观，却娶妻甚美。婚后，妻子发现丈夫整夜读苏东坡的诗，对妻子不甚理睬。后来妻子终于不能忍受，对丈夫说：“那么你爱苏东坡胜过了我！好吧，把我休了。”丈夫便把她休了。这位丈夫章元弼告诉友人说他妻子遗弃他，全是为了苏东坡。

这时苏东坡之受人欢迎，竟致好多文人模仿苏东坡的帽子。苏东坡戴一个特别高的帽子，顶上窄而微向前倾，这样的帽子后来叫“子瞻帽”。一天，他陪圣驾到醴泉游玩，当地正由宫中的伶工演戏。一个丑角儿头戴“子瞻帽”在戏台上自夸道：“我这个作家诸位比不了！”别的伶工说：“怎见得？”丑角儿说：“难道你们看不见我戴的帽子？”这时皇上微微一笑，向苏东坡看了一眼。

在这种情形之下，苏东坡和朋友们则恣情笑谑。在他官居礼部尚书又兼主考官时，他和几个考官朋友入闱几十天。在办公时间都忙着阅卷，苏东坡则不停地在各屋里转，闲谈笑谑，简直教人无法专心做事。到了夜晚，他才自己做事，看试卷，评等级，迅速之至。

有好多逸闻，说他如何当场捏造笑话。那些笑话里包括双关语，尤其是他和另一个富有机智的才子刘邠说话的机锋相对。有些笑话是可以译成英文的。

有一次，苏东坡去拜访宰相吕大防，吕极胖，苏东坡到时，他正在午睡。苏东坡等了好久，非常烦恼。最后吕大防出来了，苏东坡手指向客厅中一个大瓦缸里背长绿苔的乌龟。

他向主人说：“这种东西没有什么稀奇，难得的是一种三对眼睛的乌龟。”

吕大防眼睛瞪得圆圆地说：“是吗？会有六个眼睛的乌龟？”吕大防心想不对，自己一定被捉弄了，但是苏东坡学问如此渊博，定在什么书上读到过。

苏东坡回答说：“当然，在后唐庄宗时，有一个大臣向皇帝进献一只乌龟。皇帝问他六个眼睛的乌龟有什么好处。大臣说六个眼睛的乌龟有三对眼，普通乌龟只有一对。所以，你看，六眼乌龟午睡时，他要睡三个普通乌龟的觉呢。”

苏东坡常向朋友钱勰得意扬扬地夸大，说他多么喜爱他在乡间过的那种简朴生活。他说吃饭时只有米饭、萝卜、一个清淡的汤，可是他十分快乐满足。一天，钱勰送给他一个请帖，请他吃饭。请帖上说：“将以‘皛饭’待客。”苏东坡从来没听过那种东西，不知“皛饭”为何物。那天他一到，只见钱勰为他准备的只是很简单的一餐，只有三件白东西摆在桌子上：一碗白米饭，一盘白萝卜，还有一碗无色的汤。苏东坡忽然想起自己的夸大，知道是受人愚弄了。苏东坡等过了一些日子，送给钱勰一张请帖，请吃“毳餐”。钱勰去赴席，发现桌子上一无所有。苏东坡请他坐下，两人都坐下。过了好久，还没有菜上来，钱勰抱怨说饿了。苏东坡大言不惭地说：“咱们开始吃吧，不用等了，快吃‘毳餐’吧。‘毳餐’就是毛米饭、毛萝卜、毛菜汤”（“毛”读作“没”）。苏东坡这样报复之后，也宽恕了那个朋友，二人开怀吃了一顿盛餐。

做翰林学士时，苏东坡常在夜里深锁宫中。有一个极为崇拜苏东坡的，勤于搜求苏东坡的字，苏东坡每一个短简便条若由苏东坡的秘书交给他，他就给秘书十斤羊肉。东坡已经风闻此事。一天，秘书请苏东坡回复友人的口信，东坡口头回复了。秘书第二次又来请求，苏东坡说：“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

秘书说：“那人一定要一个书面的答复。”

苏东坡说：“告诉你那位朋友，今天禁屠。”

《论语》里有个司马牛，是孔子的弟子，与司马光同姓。一天，苏东坡为国事和司马光争吵得很厉害，而司马光仍是坚持己见。苏东坡回到家，把长袍扔在躺椅上，向朝云叹了口气说：“司马牛！司马牛！”

这几年，苏东坡在他的政论文字里，时常申论“慎思”与“公正”二义为贤臣之所必备。但是慎思与公正实为党人之所憎恶。一天，一顿丰盛的晚餐之后，苏东坡在屋里欣然扪腹而行。他问家中女人他那便便大腹之中何所有。在中文里是惯于说“一肚子学问”。一个女人说是“一肚子墨水”，一个女人说：“你是一肚子漂亮诗文。”苏东坡都摇头说“不是”。最后，聪明的侍妾朝云说：“你是一肚子不合时宜。”东坡大呼曰：“对！”遂大笑。

一次，一个素不相识的文人去拜访苏东坡，携带他写的诗一卷，请苏东坡指教。那个可怜的文人自己高声朗诵，抑扬顿挫，铿锵有声，显然是颇为自得。他问：“大人，不知尊见以拙作为如何？”

苏东坡说：“十分。”

那个文人脸上欣然色喜。苏东坡这时又说：“诵读之美七分，诗句之美三分。”

第二十章　国画

苏东坡天才横溢，神完气足，在中国艺术上，尤其是表现中国笔墨欢愉的情趣上，他能独创一派，这是不足为奇的。苏东坡最重要的消遣是他的“戏墨”之作，因为他的创造性的艺术冲动非此不足以得到自由发挥而给中国艺术留下不朽的影响。苏东坡不仅创了他有名的墨竹，他也创造了中国的文人画。他和年轻艺术家米芾共同创造了以后在中国最富有特性与代表风格的中国画。中国绘画的南派重视一气呵成快速运笔的节奏感，这一派诚然是在唐朝吴道子和王维的笔下所建立，与北派李思训之金碧朱红工笔细描是显然有别。可是，在宋朝，印象派的文人画终于奠定了基础。这一派重点在于气韵的生动与艺术家坚强的主观性，其中含有的艺术原理与技巧对现代艺术自有其重要性。

由苏东坡、米芾、黄庭坚所保存下来的艺术批评之中，我们能看出文人画在苏东坡生活里的起源，真是一件幸事。这几位文人都是诗人、书法家、画家。我们首先必须弄清楚的是，在中国是书画同源的。在技巧，在工具材料，在批评的精神与原理，都是如此。若不懂中国书法中的美学原理，就不能了解中国画南派的起源。因为中国南派画之始祖——苏东坡是其一——都是在中国诗的精神中涵养有素的，在运用笔墨的技巧上已通其奥妙，而且对中国书法的结构与气势的原理都已窥其真诠。书法为中国绘画提供其技巧与美的原理，诗则提供画的精神与气韵情调，以及对大自然的声色气味泛神性的喜悦。

在苏东坡降生之前，中国已经有丰厚的艺术传统，在书法绘画两方面皆然。苏东坡自幼年即仰慕吴道子。他在黄州那些年，一直倾其全部时光致力于绘画。现在所有他的诗画朋友都已集会在京师，而气氛也极利于他在诗画上的创造，正如一个弈棋高手发现了城中另一个弈棋高手之后，他的生活便会有所改变，同样苏东坡的生活现在也改变了。他毕竟是个文人，不是个政客。既然是文人，他的要务仍然离不开纸墨笔砚。他的门人也都是出色的文人，不断在他的书斋中流连盘桓。米芾后来成为宋朝杰出的画家，曾经有一次，他喜爱悬崖峭壁上默然无声的巨石那雄伟的气魄，乃拜伏其下，以“丈人”之名称之。他自称“米颠”，别人也以此名相称。米、苏、李（李公麟），这宋朝三大家，现在时常在一处。

这一群文人时常在彼此的家中相会，饮酒，进餐，笑谑，作诗，而大部分时间都在陶然佳境中过活。此等时光，苏、米、李三人往往走近书案，纸笔墨都在眼前。如果一个人开始作画、作诗，或写字，别人便作壁上观，或也技痒而参加，为补上诗句，或增加题跋，当时的情况与气氛理想极美矣。诗、画、字，这三者主要的材料只是两种液体物——墨与酒，除去最讲究的毛笔和用最贵、最为稀有的原料做的纸之外，他们有上等酒、上等墨。大书家和大画家一发现有上等纸张当前，就犹如小提琴名家发现面前有一把斯特拉迪瓦里牌的名琴一样——硬是不胜其魔力之诱惑。苏东坡最喜爱的是澄心堂的纸、宣城的诸葛笔，或是鼠毫笔，以及李廷跬的墨。一个人画完一幅画，一般习惯是由其他文人在上面写几首诗文做评语，或仅仅写刚才说的几句戏言。有时苏东坡和李公麟（西方收藏家多知道他叫李龙眠）合作一幅画。苏画石头，李画柏树，子由和黄庭坚题词。

有一次，在中国艺术史上很出名的事，是十六个此等名家聚会于驸马王诜的庭园之中。这就是有名的“西园雅集”，李公麟画，米芾作文记其事。画里有宋朝三大家——苏东坡、米芾、李龙眠，还有东坡弟弟苏子由、苏门四学士。石桌陈列于花园中高大的苍松翠竹之下。最上面，一条瀑布注入一条大河，河岸花竹茂密。主人的两个侍妾，梳高发髻，戴甚多首饰，侍立于桌后。苏东坡头戴高帽，身着黄袍，倚桌作书，驸马王诜在附近观看。在另一桌上，李龙眠正在写一首陶诗，子由、黄庭坚、张耒、晁补之都围在桌旁。米芾立着，头仰望，正在附近一块岩石上题字。秦观坐在多有节瘤的树根上，正在听人弹琴。别的人则分散各处，以各种姿势，或跪或站，他们是和尚和其他文人雅士。

《西园雅集图》

中国画　李公麟　宋

由于苏轼、苏辙、黄鲁直、李公麟、米芾等都是千年难遇的翰苑奇才，后人景仰之余，纷纷摹绘《西园雅集图》。后世著名画家马远、刘松年、赵孟頫、唐寅、李士达、石涛、丁观鹏等都曾画过《西园雅集图》，以至“西园雅集图”成了人物画家的一个常见画题。

普遍都认为苏东坡作品之最精者，都是他醉后或兴致昂扬之时的作品，一想中国绘画、写字时一挥而就地潇洒明快，此话不能不信。在哲宗元祐三年（一〇八八年）苏东坡任主考官之时，他和艺术家朋友李龙眠、黄庭坚、张耒等陪考官入闱将近两个月，在阅卷完毕之前不得出闱，亦不得与闱外联络。他们空闲无事，李龙眠画马自娱，黄庭坚则写阴森凄惨的鬼诗，彼此说奇异的神仙故事。至于苏东坡如何，黄庭坚记载的是：“东坡居士极不惜书，然不可乞。有乞书者，正色诘责之，或终不与一字。元祐中锁试礼部，每来见过，案上纸不择精粗，书遍乃已。性喜酒，然不能四五龠已烂醉，不辞谢而就卧。鼻鼾如雷，少焉苏醒，落笔如风雨。虽谑弄皆有义味，真神仙中人。”

苏东坡论自己书画时说：“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

苏东坡在世时，曾使人画像数幅，其中最有名者为程怀立和名画家李龙眠所画。在李龙眠所画的一幅上，苏东坡身坐岩石，一条藤杖斜横于膝上。黄庭坚说这张画像正好把握住他微醉之时的神情。从姿势上看，他很轻松地坐着，似正在思索宇宙中万物盛衰之理，也正享受眼前大自然的森罗万象。随时他都可能立起来，提笔蘸墨，抒写胸怀中之所感，或是用美妙的诗歌，或是用气韵生动的一幅画，或是用神味醇厚的书法。

有一次，杜几先带来一张上好的纸张，请苏东坡在上面写字，但是他提出了字的大小排列等问题。苏东坡笑着问他：“我现在是不是卖菜？”哲宗元祐二年（一〇八七年）三月，康师孟已经出版了苏氏兄弟九本字帖的精摹本。苏东坡自己的若干朋友都是热心搜集苏字的。一天晚上，他的几个朋友在他家，正在翻查几个旧箱子。有人找到一张纸，上面的字是苏东坡写的，还依稀可读。仔细一看，原来是他在黄州贬谪期间醉中写的《黄泥坂辞》。有的地方已然污损，连东坡自己都不能辨认。张耒抄写了一遍，交给苏东坡，自己则保留那份真迹。几天之后，苏东坡收到驸马王诜寄来的一封信。信里说：“吾日夕购子书不厌，近又以三缣博两纸。子有近书，当稍以遗我，毋多费我绢也。”

有苏东坡几封给朋友亲密的信，他去世之后刻在石头上，当作拓片卖，就是所谓《西楼帖》，这本帖至今还在，看来就仿佛邻居的目光一样熟悉。苏东坡在一封信的再启里，代妻子向一个朋友道谢，因为那个朋友送了他妻子一把梳子。在另一个再启里，他说要送人一锅咸猪肉。

说中国书法是一种抽象画，这种解释真是再容易不过。中国书法的问题和抽象画的问题，确是相似。在评论中国书法时，评论者完全不顾中国字的含义，而根本上就看作一种抽象的组合。说中国字是抽象画，只因为不像普通画那样描写具象的物体。中国字由线条和线条构成的偏旁所组成，具有无限的变化，而艺术原理则要求这些字之排列成行，必须排列得美妙，必须与同一行或其他行的字配合恰当。因为中国字由最复杂的成分所组成，所以呈现出构图的各种问题，包括轴线、轮廓、组织、对比、平衡、比例等项，尤其重视整体的统一。

艺术上所有的问题都是节奏的问题，不管是绘画、雕刻、音乐，只要美是运动，每种艺术形式就有隐含的节奏，甚至在建筑，一个哥特式的教堂向高处仰望，一座桥梁横跨，一个监狱沉思。从美学上看，甚至可以说“猛冲”“疾扫”“狂暴”等论人品的词，这都是节奏概念。在中国艺术里，节奏的基本概念是由书法确立的。中国的批评家爱慕书法时，他不欣赏静态的比例与对称，而是在头脑里追随着书家走，从一个字的开始到结尾，再一直到一张纸的末端，仿佛他在观赏纸上的舞蹈一般。因此探索这种抽象画的路子，自然不同于西洋抽象画。其基本的理论是“美是运动”（“美感便是律动感”），发展成为中国绘画上至高无上的原理的，就是这种节奏的基本概念。

《西园雅集图》

中国画　彭兆祯　清

这个运动上的节奏美的概念，改变了所有艺术家对线条、质量、表面、材料的看法。因为，倘若美是动态而非静态的，所有平直的线条和表面像工程蓝图的东西自然都不属于艺术的范围，而人必须寻求，举例说，树枝的折线与不平直的线条因为只有弯曲与转折线才能暗示生命与运动；只要笔的压下、微顿、疾行、偶尔的飞白泼溅，能细心并有意保存于纸上，则不难看出此种不平直的线条的生命力和运动感。在中国书法和绘画里，当力戒平直线条，除非另有必要，比如描画桌子的边缘，不得不直，这是基本的原则。结构的概念也随之改变了。倘若那些线面是僵直死板的话，中国艺术家是不能满足于此种静态的安排与线和面的对比的。因此要重视力量充沛的线条笔画，这便说明中国绘画技巧和其他形式的绘画之间的差异。

为了寻求富有活力的线条，中国书法家转向大自然。自然中的线条永远是暗示运动，且其变化丰富无限。在灵缇这种狗的平滑身上，天生是为了快速奔驰的，自有一种美；而在爱尔兰小型猎犬的多毛而粗短的线条上，则另有一种美。我们可以欣赏幼鹿的轻巧灵活，同时也爱慕狮子爪蹄巨大强劲的力量。鹿的身体美不仅在其调和的轮廓，也因为暗示了跳跃的运动；而狮子蹄爪之美是因为它暗示突然的攫取与猛扑，并且此种猛扑攫取跳跃的功能，才赋予了线条有机的谐调。谈到这类节奏之美，我们可以爱慕大象庞大笨重而不易控制的形状，蛇的蜿蜒蠕动的紧张状态，甚至长颈鹿瘦高细长的拙笨动作。所以可以说，大自然的节奏永远是含有功能作用的，因为其线条轮廓都是生长发展的结果，而且各有其用途。由于大自然这些丰富节奏，才磨炼出我们欣赏的眼光。中国书法家想在笔下运动上所模仿的，就正是这些自然的节奏律动，而也非中国感受力极为灵敏的毛笔不为功。有的笔画坚定而圆满，暗示狮子蹄爪的巨大力量，有的笔画暗示马腿的强壮有力、骨节嶙峋。有的点划要暗示清爽整洁，字也有方正的肩膊腰肢和支架，像端正的女人，正如中国艺术批评家所说如“美人头上戴鲜花”。有的模仿枯藤的美姿，藤的末端稳定而微微向上弯曲，复点缀以一些嫩芽小叶以求平衡对称。千万不可忘的是，那条枯干的垂藤的平衡，是自然而完美的，因为其末端弯曲的形状与角度，全以此长藤的重量、茎的支持力、在这边或那边残余的叶子的重量为依归的。

苏东坡说，他的友人文与可习书甚久而不见成功，后来一人独行山径，见二蛇相斗。他从相争斗的两条蛇身上的律动，获取了灵感，把蛇身上那种矫健动作吸取于笔画之中。另一个书法家是在看见樵夫与一村姑相遇于山间小径上时，悟出了节奏的秘诀。因为当时樵夫与村姑都要让路给对方，二人当时都犹疑不定，不知谁该站稳让对方过去。那二人一时的前后的闪躲，产生了一种紧张动作和相反的动作，据说这种紧张动作使他生平第一次悟出了书法艺术的原理。

运用在绘画上，线条的杂乱而又和谐的律动就产生了可概括称之为中国艺术的印象派，这一派艺术家所关注的只是记下他头脑里的印象，用一种明确的律动美表现，而不是以将眼前的景物描绘下来为满足。结构越单纯，表现律动美越容易。因此苏东坡才集中表现律动美在几枝竹子上或是几块粗犷的岩石上，而这样表现出来的景物也就成为内容很充分很丰富的图画了。画上表现出的律动美，本身即要求削除所有与此统一概念毫不相干的景物。要看印象主义艺术极端的例子，在八大山人的一只鸡和一条鱼上，或是石涛的果园上，都很容易看出来。不管画的是鱼、是鸡、是鸟，八大山人的艺术可以看作是用最少的线条、最少的墨，表现最多的内容的艺术。八大山人完成他的一条鱼、一匹马，或是一张画像，为时不过数分钟，用墨不过迅速的寥寥几笔。他不是画好，就是画坏；若是画坏，便将纸揉烂成团，扔到废纸篓中去，重新画过。

惜墨如金，就说明了中国画纯出自然。但是惜墨如金与高度集中在主体景物上，也产生了别的结果。苏东坡的几枝竹枝竹叶，后面一月当天，依稀可见，创造出两种效果。第一，因为没有其他不相干的景物，故能刺激观赏者的想象；第二，那幅画暗示那几片竹叶，在月夜安然静止也好，在风雨中猛力摇摆也好，在其表现出来的单纯律动美上，是令人百观不厌的。画几竿竹、一条曲线、几块粗犷的岩石的动机，就和写几行字的动机一样。一旦心情表现出来，印象留在纸上了，艺术家便感到满足，感到快乐。他于是能把同样的满足与快乐给予观赏的人。

《枯木竹石图》

中国画　苏轼　宋

实际上，在中国绘画史上，没有任何一种画论超过苏轼画论的影响，它有力地推动了文人画潮流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苏轼是文人画理论的实际奠基人。这幅传世作品《枯木竹石图》正为其画论的集中体现。

所以这一派文人画也叫作写意，也就是印象主义。“意”字甚难译成英文，大致就是艺术家所要表达的，若在英文里找个字代替，恐怕要用intention（意图）、conception（概念）、impression（印象）或mood（心境）。若指这一派绘画用conceptivism（概念主义），则无不可，因为这个字的重点是统一的概念，正是艺术家所要描绘的唯一形象。

艺术的中心问题，不论古今中外，完全相同。印象主义，简言之，就是对照相般的精确的反叛，而主张将艺术家主观印象表达出来，作为艺术上的新目标。苏东坡用两句诗充分表达这种反叛精神。他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在评论一个年轻写意派画家宋子房时，苏东坡说：“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许便卷。汉杰（宋子房号）真士人画也。”

宋代画家又向前迈了一步，在一张画里，不但要表现作者的印象或概念，也要表现内在的机理。简单来说，宋代画家要画的是精神，而不是外形。宋代哲学的派别叫作理学。在佛教的形而上学的影响之下，儒家把注意力从政治的规矩形式和社会撤离，转而沉潜到心和宇宙方面去。借助于印度的神秘主义和形而上学，他们开始谈论这个“理”字，粗略说，就是自然与人性里的“理由”，或“自然的法则”，或“万物的内在精神”。宋儒囿于中国人对抽象的形而上学无能力或无爱好，他们在把“理”当作“自然律”的研究上，所入不深。但是他们却完全相信在万物的外形后面，有一种无处无之的力量，或是精神，或是“理”；自然本身，是精神，是活泼泼的，而画家应当在画里把握万物此种无以名之的内在精神。所以画家在画秋天的树林时，不应当以描绘树叶丰富的颜色为目的，而是要捕捉那不可见的“秋意”或“秋思”，换句话说，要使人觉得要披上一件夹大衣出去吸那干爽清凉的空气，似乎在大自然季节的蜕变中，看得出渐渐阴盛阳衰了。苏东坡在教儿子作诗时，要他把花的个别性表现出来，使人对一行写牡丹的诗，不致误认是写紫丁香或梅花。牡丹的特质是丰盈华丽，梅花则秀逸脱俗。那种特质的把握则有赖于画家的眼睛与诗人的想象。要画鱼，则艺术家必须了解鱼的本性，但是为达到此目的，画家必须运用其直觉的想象，在心神上，与鱼同在水中游，体会鱼对水流与风暴、光亮与食物的反应。只有懂得鲑鱼在急流激湍中跳跃时的快乐，并知道那对鱼是多么富有刺激性，一个画家才应当画鲑鱼。否则，他最好不要动手，不然无论他画的鱼鳞、鱼鳍、鱼眼多么精确，那张画仍是死的。

画家必须注意观察细节。苏东坡一次记载一件好笑的事：四川省有一个绘画收藏家，在他收藏的数百幅名画中，他最珍惜戴嵩画的《斗牛图》。一天，这个收藏家在院子里晒画，一个牧童赶巧在此经过，他向那幅画看了一下，摇头大笑。人问他何故发笑，牧童回答说：“牛相斗时，牛尾巴一定紧夹在后腿中间，这张画上牛尾巴却直立在后面！”

苏东坡也看不起名花鸟画家黄筌，因为他对鸟的习惯观察错误。但是只凭观察与精确，并不能产生真艺术。画家必须运用直觉的洞察力，等于是对大自然中的鸟兽有一种物我胞与的喜悦。也许要真懂苏东坡描绘万物的内在机理，他所努力以求的是什么，最好看他画的一幅仙鹤图上的题诗。他说，仙鹤立在沮洳之地看见有人走近，甚至仙鹤连一根羽毛还未曾动，已先有飞走之意，但是四周无人之时，仙鹤完全是一副悠闲轻松的神气。这就是苏东坡想表现的仙鹤内在精神。

在进一步论到画的内在精神而非外在形体时，苏东坡说：

余尝论画，以为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当，虽晓画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必托于无常形者也。虽然，常形之失，止于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当，则举废之矣。以其形之无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谨也。世之工人，或能曲尽其形，而至于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办。与可之于竹石枯木，真可谓得其理者矣。如是而生，如是而死，如是而挛拳瘠蹙，如是而条达畅茂。根茎节叶、牙角脉缕，千变万化，未始相袭，而各当其处。合于天造，厌于人意。盖达士之所寓也欤。……必有明于理而深观之者，然后知余言之不妄。

所有绘画都是一种哲学不自觉的反映。中国画不知不觉中表示出天人合一与生命运行的和谐，而人只不啻沧海之一粟，浮光泡影而已。由此观之，所谓中国的印象派绘画，不论是一竿修竹、一堆盘根，或深山烟雨，或江上雪景，都是爱好自然的表现。画家与画中景物之完全融而为一的道理，解释得最为清楚的莫如苏东坡在朋友家墙壁上自题竹石的那首诗：

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

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

第二十一章　谦退之道

有登龙之术，也有谦退之道，而苏东坡不愧为谦退大师。现在苏东坡的情况是，不追求政治，而为政治所追求，颇为有趣。当年王安石得势之时，他在政坛坎坷不达，不足诧异；可是如今他的同党既然当政，他仍然失败，则确属可惊了。苏东坡永远不够为一个好党人，因为他过于孤高，非常人可及。现在他的同党当政，他自己有声望，受人爱戴，有太皇太后佩服他的学问人品，可是他却一直想摆脱一个颇为人羡慕觊觎的政治地位，却没有立即如愿。但是了解他气质的人，都知道他的宦海生涯不会太久的。延缓年老展长青春的第一条规矩，是避免一切情绪上的烦扰，可是苏东坡现在，在他所谓“奸小之境”的官场，却有过多的情绪上的烦扰。政治这台戏对有此爱好的人，是很好玩；对那些不爱统治别人的人，丧失人性尊严而取得那份威权与虚荣，认为并不值得。苏东坡的心始终没放在政治游戏上。他本身缺乏得最惨的，便是无决心上进以求取宰相之位，倘若他有意，他会轻而易举弄到手的。作为皇帝的翰林学士——其实是属于太皇太后——他与皇家过从甚密，只要肯玩政治把戏，毫无问题，他有足够的聪明，但是倘若如此，他就是自己斫丧天性了。

宋朝的政治制度最容易酿成朋党之争，因为大权集于皇帝一人之手，甚至在神宗元丰元年（一〇七八年），政府制度改组简化以后，仍然是宰相没有专责。内阁共同负责也没清楚划分的原则，以使宰相及阁员大臣能协力一致。我以前指出过，在当政者及反对者之间，也没有职权的严格划分。朝廷由多数党统治的办法，根本不存在。所以政治上的活动只不过是私人之间的斗争，这一点较西方尤有过之。但是政治的规范，则东西毫无二致。所以这种制度是使庸才得势的最好制度。这种政争之中也有些规则，不过主要在幕后进行时遵守而已。第一条是，一个高明的政客必然要精通一条艺术手法，那就是要多说话，但内容必须空洞。高明的官员永远不说出什么，但只要否认。高明的官员必须深有修养，长于说“无可奉告”“阁下所说，诚然不错！”这样便大有前途了。第二条，他必须讨好朋友。第三条是，当特别提防开罪于人。守口如瓶，低声而斯文，使人高兴地窃窃私语，全心全意讨好于人，此等官员纵然不能爬到宰相之位，至少不会投置闲散。他到死都有官做。

不幸，苏东坡非此等人也。在随后数年，他把这些成功秘诀都一一违反了。朝云产下一个男婴之时，他写的诗里有下列的愿望：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但是此婴儿可怜夭折，无法达成父亲的愿望。我们必定要问，一个诗人画家是否能做一个成功的官吏？可想而知的是，在国家太平时则可。但是太平一词也是比较而论，而且在政治上从来没有十年之内没有激烈之争的。一个诗人画家以其达观的态度，很不容易卷入政争，甘心玩此把戏，而甘心接受处罚的恶果的。往往是，小试数次之后，对自己也会染指于此等勾当，不由窃笑，就此罢手。

可是，事情偏有凑巧，苏东坡若是躲避政治，政治偏要找他。他和司马光曾经政见不合，这是各有看法的人，共事时之所难免。但是他到京都半年之后，司马光去世，只剩下他孤零零一人身居高位，特别惹人忌妒。果然不久，第一个风暴就向他袭来，朝廷的政争都围绕他而发生。次年正月，几十份表章都弹劾他。司马光死后，政治派系逐渐形成——朔党、以理学家为首的洛党、以苏东坡为魁的蜀党。由于当时文字记载，并由于苏东坡之坚持脱离政坛，苏东坡不知道“蜀党”一词何所谓，当属可信。可是却有许多事故发生，使苏东坡的政敌受到刺激，不得不对他做殊死战。这次战斗，说公平话，实在是由苏东坡的弟弟子由所引起。苏子由在此一批新人当政之始，自外地来京为右司谏，他心想有责任刷新朝政，清除所有那些骑墙派以及与王安石有过从的残余政客。他使恶迹昭彰的吕惠卿遭贬谪出京，总算成功，蔡确、蔡京、章惇也暂时降职，但是这几个降职的官僚后来却力谋再起。子由也用七道奏章之多弹劾了朔党的一个领导人物，直到此人遭到罢黜。他曾把朔党都以“饭袋”称之。

两派之争在进行中。龃龉卑劣的政客之争对谁也乏味，因为不像对王安石变法的争论，而今这种纷争连政策原则的问题都没有。苏东坡曾经反对恢复征兵制，不过这并不是党人所力争的问题，党人则是借故生非。苏东坡为主考官时，出的考题是：“今朝廷欲思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偷；欲法神考之励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流入于刻。”其实汉文帝为政尚宽，并未引起百事废弛；宣帝尚严，也未失之过于苛酷。考生必须申论中庸之道。当时那群小政客则反对这个考题，屡次上表给太皇太后，请求审问苏东坡。他们控告苏东坡对仁宗、神宗犯大不敬之罪。

也是和往常一样，每逢太皇太后把这些奏章置之高阁，群小便继续弹奏。由哲宗元祐元年十二月到次年正月十一日，有四五份表章弹劾苏东坡。正月十二日，太皇太后敕令停止弹劾。正月十三日，百官在中书省接到圣旨。那些官员竟而违抗圣旨，次日又上一表。苏东坡这段期间并不屑答辩，只是上了四次表章，请求派任外地官缺，离开京都。到十六日，太皇太后显然是要支持苏东坡，因为她对众臣说，苏东坡的意思是指国家官员的宽严，他并没有对皇帝本身有何不敬，甚至弹劾苏东坡的官员有受惩处之说。

这时，苏东坡决定不求外放，而是要挺身而斗了。他在正月十七日，给太皇太后上了两千字长的一份表章，略叙他本人的职分并对卑劣的政治手法予以谴责。他是为“人应当有不同意权”而奋战。在表章里他指出朝廷官员都表示同一意见，或因怕开罪于人而避免表示意见，皆非国家之福。君臣当表白自己的意见，如此于人于事，方有助益。倘若帝王所赞同的群臣都说对，群臣便都成了孔子所说的乡愿，是足以招致亡国之祸的，然后他又略述在免役法方面他和司马光不同的看法。他二人是意见不同，但是尊重彼此的意见。而今司马光已去世，那群人以为朝廷依旧继续推行他既定的政策，于是只知道顺从皇帝的意见。实际上，司马光并不希望人人都同意他的意见，他也不相信太皇太后所需要的只是群臣唯唯诺诺的恭顺和卑屈谄媚的意见一致而已。他另一点异议是，从免役法所征收的三千万贯之中，拨出了西北战事所需之后，尚余半数，朝廷应当把此款项在城郊购买土地，用以安顿退役的军人，如此，可以减少服役人数的一半。此钱取之于民，当复用之于民。在这些方面，他一直坚持己见，得罪了不少人。大概在十二日，他写信给好友杨珪，在信中又非难那些人云亦云毫无主见的人，并颇以自己有真知灼见而自负。那封信上说：

某近数章请郡，未允。数日来杜门待命，期于必得耳。公必闻其略。盖为台谏所不容也。昔之君子，唯荆（王荆公）是师；今之君子，唯温（司马温公）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致此烦言，盖始于此。然进退得丧，齐之久矣，皆不足道。

最后，在二十三日，苏东坡奉令留任原职，在二十七日，朝廷决定把请求审问苏东坡的官员予以宽恕。

苏东坡为小人陷害，太皇太后支持他，政敌显然未能达成目的，也因此丢了脸面。他别无话说，只好照旧留任。他对太皇太后非常感激，决定从此之后，毅然决然以更为坦诚的态度，向太皇太后说别人所不敢说的话。今天在《苏文忠公全集》里还有很多政论文章和奏议，都是此后的两年内写的。那些奏议上都清清楚楚写着日期，看了就知道他所争持的是哪些问题。

他所力争的第一项是“广开言路”。他若生在今天，一定会为言论自由而战，为强大有益的舆论而战。这是他再三再四提到的。他指出来，朝廷有道，皇帝一定是想办法接近每一个人。比如说，唐太宗在位时（唐太宗可以说是中国四千年来最好的皇帝），他许每一个人到宫廷进言，甚至无官无职的老百姓也在内。若有人说有话要见皇帝，宫门的守卫人员不许阻拦。苏东坡提醒太皇太后，在本朝初年皇帝允许低级官吏谒见，甚至平民亦蒙接待。而今可得见到太皇太后的只不过十几个人，那十数人岂能尽知天下所发生的事？倘若那十数人赶巧都是庸碌之辈，或不敢把真实情形奏闻，太皇太后必致相信天下百姓安乐无事。天下情形岂不糟糕！诚然，别的官员也可以上表进言，但是那些表章进了皇宫，也就石沉大海了。太皇太后若不亲自召见，又怎么了解所讨论的问题？再者，还有好多事是不能写在纸上见于文字的。有的事情有时万分复杂，一次讨论未必弄得清楚，何况只凭一道表章！在另一道奏章里他说，马生病，不能以言语表达，“人虽能言，上下隔绝，不能自诉，无异于马”。

但是文人若不能独立思考，无批评的勇气，言论自由也终归无用。就在这一点上，他赞美欧阳修而非难王安石，因为欧阳修激扬清议，王安石则压制清议。苏东坡极其担心当时的暮气沉沉，读书人已经忘记用头脑思索。这段时期，在他给门人张耒的一封信里，他说：“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唯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

在哲宗元祐元年（一〇八六年），苏东坡总算把青苗法完全废止。年初，四月里，皇帝下了一道圣旨，对于这种政治措施勉强改革了一些，常平仓稳定粮价办法予以恢复，而青苗贷款仍然贷与人民，只是款额则以仓谷价值的半数为限。朝廷的如此改革，原出好意。这样，禁止了官吏像以前那样进入农村，召集开会，把官款分配给农民，也禁止小吏按家去催逼捐献。在苏东坡看来，此种不彻底的措施，还难令人满意，其流弊也不减于过去。在八月初四，他又给皇帝上表，第一请求将青苗法完全废止，第二请求将赤贫百姓之欠债，包括本金利息在内，一律宽免。他又将四月份之改革措施比作偷鸡贼，此贼自称将改过向善，以后每月只限于偷鸡一只，这是引用《孟子》上的典故。他的表文里说：“臣伏见熙宁以来，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馀年，法日益弊，民日益贫，刑日益烦，盗日益炽，……又官吏无状，于给散之际，必令酒务设鼓乐倡优，或关扑卖酒牌子，农民至有徒手而归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课暴增，此臣所亲见而为流涕者也。二十年间，因欠青苗至卖田宅、雇妻女、投水自缢者，不可胜数。”苏东坡问，为什么皇帝竟会降尊纡贵借钱与百姓而求利息呢？他建议朝廷下令所有欠官债者分十期归还，以半年为一期，甚至盼望皇帝念及债务人已付过不少利息，慈悲为怀，凡四等以下贫民的债务，全予豁免。下个月，青苗法才全予废除，但赤贫者之债务宽免之议，直到六年后，经苏东坡力请，朝廷方予接受。

苏东坡又单枪匹马，只身向朝廷之腐败无能进军。他想从根本上改革国家的吏治。朝廷官吏皆来自科举，但是科举制度业已废弛。他有三四次身为主考官，都特别留心为国家选拔真才，有时把别的考官所弃而不取的考卷又找回重阅录取。有一次，考生在御林军例行监视之下进行考试，御林军的傲慢粗野，真使他吃惊。军士对考生呼喊，如对一群新兵。有几个考生被发现挟带作弊而驱出大殿，警卫军士大声喊叫，声势逼人。当时混乱不堪，军士之恢复秩序，犹如平定暴乱。军士的蛮横无礼，是对士子斯文的侮辱。苏东坡立刻连上二表，将两个军士斥退。

当时最使朝廷感到困扰的，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皆然，就是冗吏充斥。读书人太多，而朝廷可给的官位太少。这是中国多年的积弊，人尽认为一个优秀的读书人必然要“学而优则仕”。这个想法如果现在还不改，全国教育普及则国家将亡。我们有多少官位供给四万万五千万人呢？倘若考试制度认真执行，而选人唯才，则合格的考生必然为数有限，而选取的人才的素质也会提高。但是在苏东坡时代，引用亲族之风已经盛行。有好多外省来京的考生，由朋友亲戚的推荐，不用在京参加考试，便可以获得官职。每次考试若选三四百人，总有八九百人不经过考试的。礼部就可以推荐免试生二三百人，其他还有由兵部和皇家关系推荐的。在春季祭天大典之时，很多读书人由皇上特恩免考，苏东坡说：“一官之阙，率四五人守之，争夺纷纭，廉耻道尽。中材小官，阙远食贫，到官之后，求取渔利，靡所不为，而民病矣。”他又说：“臣等伏见恩榜得官之人，布在州县，例皆垂老，别无进望，唯务黩货以为归计。贪冒不职，十人而九。朝廷所放恩榜几千人矣，何曾见一人能自奋励，有闻于时？而残民败官者，不可胜数。……所至州县，举罹其害。乃即位之初，有此过举，谓之恩泽，非臣所识也。”苏东坡提议废除此等免试办法，严格限制高官巨卿之子女亲戚，以及皇家所推荐之人。苏东坡认为自己有责任把官吏之怠惰低能蒙混朝廷的情形，奏知太皇太后。为这种情形，他向太皇太后密奏多次。在几件大事的表章后，他又附有再启，请太皇太后阅后自己保存，勿转交与中书省。

比如说，西北番族入寇，几乎有中国农民一万人惨遭屠杀，当地驻军官长企图隐瞒朝廷，甚至消息传至京师之时，朝廷派一专使前往当地调查，此一专使本着中国由来已久的“官官相护”的积习，向朝廷报告只有十余个农民被杀。而特使更把灾情大事化小，先为当地驻军首长请求赦罪，然后再缓缓进行调查。两年之后，竟而毫无动静。被杀的村民朝廷应予抚恤，结果也一无所得。在苏东坡上太皇太后表中，他指出如此忽视民情，势难收揽民心。

“官官相护”之恶习必终致“官民对立”。另外，还有广东守将童政的案件。童政剿平盗匪无功，竟而在收复的城市里屠杀数千百姓。但是别的同僚对朝廷的报告中竟说他保卫城池有功，把他说成平贼的英雄。还有温杲杀害百姓十九人，仅仅记一小过，便算了事。另外有一个小军官，打算报称杀贼立功，竟闯入民家，在青天白日之下杀害妇女五六人，带着砍下的人头回去，说是斩杀贼匪的人头。这件事实在惨无人道，遮掩不了，在朝廷派人调查时，那个军官辩称，在交战之时，他不能看清是男是女，因而误杀。这些都是当时的虐政。苏东坡对这些事实在不能默尔而息。

最重要的案子，惹得众怨沸腾的，就是周穜一案。对这件案子，苏东坡实在无法克制自己了。王安石的余党暂时失势，现在都在偏远的外地为官，竟想卷土重来。那些魁首，如吕惠卿、李定、蔡确等人已遭罢黜，但是他们的好多朋友还都在京为官。为了试探朝廷对他们的态度，他们找了一个默默无名的州学教授周穜试上一表，表中提请将王安石的灵牌安置在太庙中神宗皇帝的神牌之下，好能共享祭祀。如果太皇太后准其所请，那些阴谋小人就可以看作是个分明的信号，他们又可以出来公开活动了。苏东坡看出他们如此试探的企图，立即对这些唯功名利禄是求的投机分子大施挞伐。他举出他们十六个人的名字，责骂他们是“虮虱”“蛆蝇”“邪佞小人”“国之巨蠹”。这一次他对王安石不再婉转其词，而几乎公然以诈伪骗子称之。他向太皇太后说，如果富弼、韩琦、司马光有一人尚在，这些鼠辈绝不敢露面。他说，如果对这些阴谋小人不予以当头棒喝，则“惠卿、蔡确之流何忧不用！青苗、市易等法何忧不复哉！”据他自己观察，他深信此种情形必会出现。实际上，他已萌去朝之志，他说君子如麟凤，难求而不易留养；小人则“易进如蛆蝇，腥膻所聚，瞬息千万”。其理至明，人若不愿与蝇蛆为伍，只有远避。

在两年之中，苏东坡以其强烈的名士本色、坦直无畏的言论得罪了很多人，其中包括朔党、洛党的人物。当然他也成了王安石余党的眼中钉、肉中刺！苏东坡不去，此等人不能再起。

看一看那些弹劾表章，倒也有趣。大概最为有趣的是苏东坡起草任用吕大防的圣旨。吕大防为王安石的政敌，此次也是受命担任要职。圣旨上赞美吕大防勇于任事，屹立不移，又说在王安石时百姓饱受压迫，人心消沉，王即去位，“民亦劳止，愿闻休息之期”。这句话是引自《诗经》，人人可用，但系讽刺暴君之作。御史看到，眼睛亮起来，说苏东坡将神宗比周厉王，意在毁谤。御史们气得股战心摧，他们忠爱的先王竟为人所毁谤！

关于苏东坡的诗，还有一件有趣的事。那是在他自南回京之时，听说朝廷已经允许他定居在常州，正在心情愉快之时。他经过扬州，在一个寺庙的墙壁上写了三首诗。三首诗若一起看，主题为何，不会误解。其大意是他在寻找安居之地徒然无功之后，欣闻得以退休林泉以度晚年。其中第三首是：

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

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赶巧这首诗正写在五月一日，而神宗是驾崩于三月五日，五十六天以前。由诗上看，诗人在歌颂自己的欢乐，但这是在国丧之间啊！他为什么高兴？“闻好语”，什么好语？显然不是什么别的事，显然是神宗驾崩的消息！多么忘恩负义的臣子！这大概是这个时期弹劾苏东坡最严重的理由，当然是很严重的控告。我想从文意上看，“好语”即是指那年丰收有望。但是苏子由为他兄长想出一个更好的辩护语。在哲宗元祐六年（一〇九一年），子由为此事做证时，他说苏东坡那年三月在南京，那时一定已经听到神宗驾崩的消息，绝不会五十六天之后才在扬州听见。他告诉太皇太后说，“好语”指的是苏东坡下山时，听到农人谈到英明的幼主登基，十分欢喜。这个说法明确有力。子由做证完毕，从御前退出，让别的官员去争论到底吧。

苏东坡觉得太皇太后所收到弹劾他的本章，一定比他知道的还要多，而太皇太后始终是搁起来不理。他曾请求将那些本章公开，以便给他机会申辩澄清，但是太皇太后不答应。苏东坡知道他的政敌是决心要推倒他，甚至他草拟惩处奸佞小人吕惠卿的圣旨时，他的政敌都认为文字里含有毁谤先王的话。他真是厌倦于驱赶那些苍蝇臭虫了。不但是苏东坡自己，连他的朋友秦观、黄庭坚、王巩、孙觉都成了被批评的目标，或直接受到弹劾，或遭到政敌以阴险卑鄙的方式玷辱污蔑。这种用阴险的谣言中伤，使人没有自卫的余地。苏东坡自己觉得仿佛正走在群蛇滋生的阴潮的山谷，他决心要逃出去。

在哲宗元祐元年（一〇八六年）十二月，敌人第一次向他发动攻击时，他就想辞职，在次年，他不断请求摆脱官位。他写的信里有两封包括他的自传资料，历叙他的官场经历，还有他因倔强、任性而遭遇的很多烦恼、麻烦。在元祐三年十月十七日他的一道表章里，他说：“‘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以此知事君之义，虽以报国为先，而报国之道，当以安身为本。”两年之内，他“四遭口语”，由他推荐为官之人，亦遭受无故的污蔑。他提醒太皇太后，在前一派人当政时，他曾遭受李定的弹劾。他曾写过讽喻诗，希望皇帝知道民间的疾苦而改变政策，而御史却把他忠直地批评叫“毁谤”，而在控告他的文字里也有些说得“近似”真实之处。而现在则连一丝毫近似之处也没有了，像批评他用“民亦劳止”，完全捕风捉影。他对太皇太后说：“臣以此知挺之崄毒甚于李定、舒亶、何正臣。……古人有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臣欲依违苟且，雷同众人，则内愧本心，上负明主。若不改其操，知无不言，则怨仇交攻，不死即废。伏望圣慈念为臣之不易，哀臣处此之至难，始终保全，措之不争之地。”在此表章里，他写了四个附启，注明“贴黄”“又贴黄”“又贴黄”“又贴黄”（表示摘要）。最后一条说，如果太皇太后不以他之所奏为实，可交宰府公开调查。如果相信他之所奏真实无误，请即密藏。他还要再上正式辞表，请求外放，那份表章可以公开。

表示他坚决求去的表章写于元祐六年（一〇九一年）五月，那时他的杭州太守任期届满，他请求续任一期。这是具有自传性质最长的一道表章，历述所有过去他所遭遇的不幸，包括他的遭受逮捕和审讯。那些党人对他的“嫌忌”重于对子由。在陈述他的政治生涯的梗概之后，他说：“陛下知臣危言危行，独立不回，以犯众怒者，所从来远矣。”他怒斥周穜的信，惹恼了敌人，使他们越发痛恨，他们发狠攻击他。古谚云：“聚蚊成雷，积羽沉舟。”言寡不胜众也。

他继续写下去：

臣……岂敢以衰病之馀，复犯其锋。虽自知无罪可言，而今之言者，岂问是非曲直？……今馀年无几，不免有远祸全身之意。再三辞逊，实非矫饰。……臣若贪得患失，随世俯仰，改其常度，则陛下亦安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终不变，则群小侧目，必无安理。……所以反覆计虑，莫若求去。非不怀恋天地父母之恩，而衰老之馀，耻复与群小计较短长曲直，为世间高人长者所笑。伏望圣慈……早除一郡。所有今来奏状，乞留中不出，以保全臣子，臣不胜大愿。若朝廷不以臣不才，犹欲驱使，或除一重难边郡，臣不敢辞避。……唯不愿在禁近，使党人猜疑，别加阴中也。

《圣迹图·孔子不仕退修诗书图》

中国画　明

鲁昭公二十六年（前516年），鲁国以季氏为首的三桓擅权，而季氏家臣阳虎、公山不狃的势力也膨胀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孔子不想从政，便选择隐退，整理诗、书、礼、乐，并扩大教学事业。实际上这也成为了中国后世文人在官场失意后的一种最常见的选择。

在苏东坡再三恳请之后，在元祐四年三月十一日，朝廷终于允其所请，任命他以龙图阁学士出任杭州太守，领军浙西。浙西太守管辖六州，包括现在的江苏在内。临行前，皇帝赐予茶叶、银盒、白马及镀金的鞍鞯、他的官服上的金腰带等礼品。马对他无用，他转送给穷门人李廌去卖钱。

他启程时，老臣文彦博年已八十三岁，但仍活跃，为他送行，劝他不要再写诗。那时苏东坡已经上马，他大笑说：“我若写诗，我知道会有好多人准备做注疏呢。”

第二十二章　工程与赈灾

一个人在外省为官时总比在京师为官时对国家的贡献大。苏东坡在元祐四年（一〇八九年）七月到达杭州，任浙西军区钤辖兼杭州太守，时年五十二岁。他弟弟子由已经由户部侍郎升任吏部尚书，赐翰林学士。那年冬季，子由以皇帝特使身份出使契丹，往返四个月。

苏东坡则全心全力从事工作。秦观弟弟现在与苏东坡同住，有一年半期间，他没看见苏东坡打开书，他是用太皇太后的恩宠请求特别拨款，进行重要革新方案。在短短的一年半之间，他给全城实现了公共卫生方案，包括一个清洁供水系统和一座医院，他又疏浚了盐道，修建西湖，稳定了谷价，不惜与朝廷及浙西邻省官员意见相左，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只身展开救济饥馑的工作。

太守的官衙位于杭州中心，但是苏东坡却喜欢在较为富有诗意的地方办公。他往往在葛岭下面有十三间房子的寿星院办公，因为那里风光如画。看公文不在寒碧轩，就在雨奇堂。我们记得雨奇堂是从苏东坡西湖诗“山色空濛雨亦奇”而得名的。在这里，他环以修竹，外望清溪，独自处理公文。

有时，他办公的地方更远，是离杭州城十里或十五里以外的山里。这时，他就吩咐扛着旗伞执事的衙役走钱塘门，他自己则由一两个年老的卫士跟随，从涌金门坐船，过湖面往西，到普安寺用餐。他带几个文书到冷泉亭小坐。他处理公事，其快如风，在谈笑之间便把一天的公事办完了。事情办完，他往往和同僚畅饮一番，在红日西落之前，骑马回家。城里的人站在街道两旁，看这位不同凡响、大名鼎鼎的才子。

在大热的夏天，他总是躲在祥符寺，在好友维贤方丈的屋里睡个午觉。他抛下官帽，丢下官架子，脱下官袍，在躺椅上一伸，让仆人按摩一下两条腿。这时仆人看见他已经用最贱的头绳把头发系在头顶上了。

苏东坡任官之时，做了些怪事。

有一个商人因债务受审，被告是一个年轻人，苏东坡让他说明他的苦况。

被告说：“我家开了一家扇子店。去年家父去世，留下了一些债务。今年春天天阴多雨，人都不买扇子，并不是我赖债不还。”

苏东坡停顿一下，眼睛一亮，计上心来。他一看笔砚在桌子上，忽觉技痒。

他对那年轻人说：“把你的扇子拿一捆来，我替你卖。”

那人回去，转眼拿来二十把素绢团扇。苏东坡拿起桌子上的笔，开始在扇子上写草书，画几棵冬日的枯树，瘦竹岩石。大约一个钟头的工夫，把二十把团扇画完，把扇子交给年轻人说：“拿去还账吧。”

年轻人喜出望外，想不到有这么好运气，向太守老爷千恩万谢，然后抱着扇子跑出了官厅。外边早已传开太守大人画扇子卖。他刚走出衙门，好多人围起他来，争着拿一千个钱买他一把扇子，不几分钟，扇子卖光，来晚一步的只有徒叹奈何了。

有一次，一个由乡间赴京都赶考的书生因有欺诈嫌疑而被捕。那个书生带着两大件行李，上面写着“交京都竹竿巷苏侍郎子由”，下面署名苏东坡，分明是欺诈。

苏东坡问他：“行李里头是什么东西？”

书生回答说：“我实在觉得对不起大人。鄙家乡的人送了学生两百匹绸子，算是帮学生的盘费。学生知道这些绸子一路之上要由税吏抽税，等到京都恐怕只剩了一半。学生心想最出名、最慷慨的文人莫过您苏氏二昆仲，所以斗胆用您二位大人的名字。万一被捕，您会体谅下情把学生释放。学生敬求大人恕罪，下次不敢了。”

苏东坡微微一笑，吩咐书记把行李上的旧纸条撕去，亲自写上收信人和寄信人的姓名、地址。并且给子由写了一封短信，交给那个双手颤抖的书生带去。对那个书生说：“老前辈，这次你放心吧。即便差人把你抓到皇上跟前，担保你平安无事。明年考中，别忘了我。”

那个穷老书生不胜惊异，万分感谢。他果然考中。回家时，给东坡这位诗人写了一封信感激深恩大德。苏东坡对这件奇遇非常欢喜，请他在家盘桓了几天。

苏东坡也做了些帮助州学学生的事，老百姓因此越发喜爱他。杭州城有好些要改善的地方。太守官署的房子已经过于陈旧，军人住的营房也漏雨，军火库更是破烂不堪，城门楼上的房顶都露出一片片的天光。有好多一百多年的老房了，都是五代十国时吴越王钱镠时代建筑的。当年中国各地皆纷乱异常，只有吴越朝廷有道，民间太平，几代国王都深得民心。在宋太祖已将中国其他地方全征服，吴越的国王为免生灵涂炭，甘愿献土降服，因此东南百姓，感恩戴德，至死不忘。以前的几任太守曾经自筑官舍，如中和堂、有美堂等新宅第，把旧房子弃置不顾。苏东坡在杭主政时期，曾有一栋坍塌，二人惨遭压毙，另一栋倒塌时，一家四口全死在其中。苏东坡又运用自己与太皇太后的关系，上表请求拨款四万贯修缮官舍、城门、城门楼、谷仓，一共是二十七处。

杭州城有五十万人，却没有一家公立医院。杭州位于钱塘江口，海陆行旅辐臻云集，往往有疫病流行。有些药方历经证明确实有效，他都公布在外。苏东坡在密州为官时，曾经令人把有用的药方用大字抄写贴在市镇广场，作为官方，好使一般百姓知道。有一个特别药方，他深信有效，而且一个大钱一服。那些药方里包括好多味草药，有的是为降烧，有的为出汗，有的为开胃口，有的泻，有的补。中医深信，一个器官有病时，全身亦必有病。所以药方是用以使全身健康，并不只是治某一病的。有一个药方叫“圣散子”，包括二十种药材，其中有高良姜、厚朴、半夏、甘草、草豆蔻、木猪苓、柴胡、藿香、石菖蒲等，还包括麻黄，现在已经证明是胃液分泌的强力兴奋剂。

苏东坡对这些零星无组织的帮助病人的办法颇不满意，他从公款里拨出两千缗，自己捐出五十两黄金，在杭州城中心众安桥，建立了一家公立医院。据我所知，这个“安乐坊”是中国最早的公立医院。三年之内治疗了一千个病人。主办此医院的道士由朝廷酬以紫袍和金钱。后来，此医院迁到西湖边，改名为安济坊，苏东坡离开杭州后，还照常为人治病。

不过苏东坡最关心的是杭州居民的用水问题，还有通过杭州城的运河淤泥。在吴越时代，沿海曾筑有长墙，防止海潮进入运河，免得海盐污染城市内的淡水。但是那道长墙如今年久失修。城内有两道运河，以南北方向穿过城市，直接在闸口连接杭州湾。杭州湾的水相混合，所以有好多淤泥，每四五年，运河河床就需要疏浚一次。当年没有现代的机器，由河床挖出的淤泥就堆在岸边居民住家的门前。运河长十余里，疏浚费用很大，讨居民的厌恶，更不在话下。更坏的是交通情形，一只船要走好几天才能走出城去。船要用人和牛拉，而运河上的混乱不堪，简直难以描画。

苏东坡向专家请教，测量运河的高度，拟好一项计划，以防淤泥沉淀，才能保持运河地区的清洁。这是他在杭州第一次的工程，始于十月，那是他到任后三个月，次年四月竣工。

问题是，那两条运河需要海水才能保持运河上的交通，而海水则带进淤泥。在仔细研究之后，苏东坡确定的是：盐桥河通过市区，必须保持清洁，但海水可设法使之从别处流入茅山运河，因茅山运河是流经人口稀少的城东郊区。另在杭州江南部建水闸，海潮高时将闸关起，潮低时再放水。两条运河在城北相会。等钱塘湾的水经过郊区的运河之后，已经流过了十余里，泥沙当然已沉淀下。盐桥河必须保持清洁，此河面比另外那条运河水面低四尺，所以郊区那条运河的水可以供给城市中的运河一部分水，那水也几乎很干净了。为保持城内运河的水位，他又在城北余杭门外开了一条新河，与西湖相通。这样，水之供给不虞匮乏——疏浚城内盐桥河的花费与麻烦也就可以避免了。

这套办法很有效，他使运河的水深到八尺，城中父老说，那是前所未有的。

和运河交通同样重要的则是供水问题。已经试用过很多方法，想把由山泉汇聚西湖的淡水引入城中。城中有六个水库，分散在各处，但是淡水干线管道常常损坏。十八年前，苏东坡做杭州通判时，曾帮助修理输水管，但是因为西湖有一种水中植物蔓延生长，根在泥中纠缠生长，遂使湖底上升，湖水变浅。输水管既然破坏，居民只得饮用稍有咸味的水，不然就花钱买西湖的水，要一文钱买一桶。苏东坡与当时仍然健在的和尚商量（现在已经七十多岁，当年曾经监督修理那些输水管），输水管是用大竹管子做成，经时不久，苏东坡乃用坚固的胶泥烧成的陶瓦管子代替，上下用石板保护。这个计划需款甚多，因为要建筑三百码长的陶瓦管，由一个水库通到另一个水库。他又把湖水引到城北郊的另两个新水库，以供军营之用，他因身为军事统领，就派一千个兵参加此项工程，结果工做得好，时间也快。据说，那些水库完工之后，杭州城中家家都有西湖的淡水喝。

从六个小水库供给杭州用水的工程成功之后，苏东坡自然进而想整理一个大水库，那就是西湖。在一般人的想象里，苏东坡与今日的西湖是密不可分的。西湖使杭州有“人间天堂”之称，而西湖也是人工创造下美得无以复加的艺术品。虽然人将西湖发展，在四周建设，可是人知道不可超越的界限，知道不要侵犯自然。西湖是人工点缀后的自然，不是人工破坏后的自然。人类真正的智巧所创造出的，并非过度地精巧。一片仙岛，上面的垂柳映入一平如镜的水中，似乎是西湖本来所自有，是自然从湖水中生出的。长堤上的拱桥，往上看有云峰，往下看有渔船，中间一桥如虹，正相配合。柳丝浅绿鹅黄，轻拂半隐半现的石堤，而千年古塔矗立天际，使人想起往日的高僧、往日的诗人。苏堤和西湖之于杭州，正如美女花容月貌上的双眸。我常想，倘若西湖只是空空的一片水——没有苏堤那秀美的修眉和虹彩般的仙岛，以画龙点睛增其神韵，那西湖该望之如何？几百年来，中国的游客春季到来时，向西湖蜂拥而至，度蜜月者，在湖上泛舟垂钓，或在垂杨之下的堤上散步，以消磨时光。有名的西湖十景包括东岸上的“柳浪闻莺”；另一景是在湖上的小岛上，由苏东坡始建的，叫“三潭印月”。的确是，湖的四周没一个角落不使游客觉得美丽出奇而感到荡气回肠的，在晴天也好，在雨中也好。两条长堤横卧湖面，是两个大诗人建筑的：白居易的白堤，苏东坡的苏堤。白堤东西方向，靠近湖的北岸；苏堤约六里长，南北方向，靠近湖的西岸。每个堤都把湖水隔开，靠岸的一边叫里湖，堤上的拱桥下面，小舟可自里湖划到外湖。这两道堤在苏东坡时代，是五十尺宽，栽有垂柳，环以荷花，为杭州人追欢寻乐的广阔散步场所。

杭州的繁荣永远和供水一事有关系。杭州发展为一个城市，实自唐朝始，当时有一位大臣把西湖打开，引水供给城中的居民。在以前，只是一个小镇。苏东坡在湖上动工之前，西湖一直在日渐缩小，湖面葑草丛生，日形繁殖。十八年之前，这些野草遮盖了十分之二三的湖面。他重回杭州之后，看见野草已经将湖面遮盖了一半，既感到意外，又觉得伤心。在唐朝白居易的时代，湖水灌溉了大部分的稻田，落一寸水足可以灌溉十五顷田，每二十四小时，湖可以供水五十顷。白居易的工程而今全已毁坏。

苏东坡刚一结束杭州城的运河系统和六个水库工程，立即着手整理西湖。从工程方面看，只是件简单事，只在清除水草而已。这种改善工程岂不是轻而易举吗？但是以前的主政者都没想到去做。那几个小水库完工之前，苏东坡在元祐五年（一〇九〇年）四月，给太皇太后上了一道表章，简述他疏浚西湖的计划和理由。在五月，他又上书给门下、尚书、中书各省。他说若不急行设法，二十余年之后，湖面将全被野草遮蔽，杭州居民必将失去淡水的来源。他指出五项理由，说明必不可使此种后果出现。说也奇怪，第一个理由竟是个佛教的理由，说鱼类必将因此遭殃；其他理由都指西湖的供水之用，如灌溉稻田、供水给运河，最后是供给好水以便造酒，此与朝廷税收有关。他提出要清理遮蔽湖面的水草二十五万余丈。此项工作需要二十余万的人工，按一天人工清除一丈左右计算，每一工五十五个钱，加上三升米，全部计划需要三万四千贯，他已然筹得一半，请太皇太后再拨给他一万七千贯。

此项计划蒙朝廷批准，苏东坡开始和数千工人、船夫一起活动起来，费时四个月，工程完毕。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堆积如山的水草和淤泥。苏东坡计上心来，用以建筑湖上的长堤。那时湖滨已密密地围起来，全是富户的庭园别墅。由南岸步行到北岸的人必须顺着蜿蜒的湖边走大约二里之遥。一条湖上的直堤，除去可以供人步行外，也可以增加湖面的美丽，且大为缩短往返的距离。此一道堤上有六座拱形的桥、九个亭子。苏东坡在时，其中一个亭子作为他的生祠，里面供有他的画像，以便居民膜拜，纪念他对地方的德政。等势利小人吕惠卿得势之后，他设法弄到一纸朝廷命令，将此纪念亭拆毁。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使湖中的恶草不再滋生。苏东坡想到一个办法，就是把沿岸部分开垦出来让农人种菱角。农人必须注意将自己地段按期除草。他向中书省上书，请求确保此项税收，必须应用在湖堤和湖的保养上。

除去增加西湖的实用价值之外，不管是有意也罢，无意也罢，苏东坡也增加了西湖的美。但是这种德政后来也遭致政敌的攻击，说他“虐使捍江厢卒，筑为长堤于湖中，以事游观”。

苏东坡又试验更庞大的计划，要扩展江苏的运河系统；在苏州城外实行拖船驳运计划。还有后来他把在杭州西湖所做的工程也施于阜阳的西湖。这些计划有些没能实现，但是附有地图的详密计划，足以证明他在工程方面的想象力。

我们必须提到他的一项庞大工程计划，不过因为他被召还京未及实现而已。那个详密计划现今依然保存。在钱塘江入杭州湾的江口有一个小岛，那个地方每年船毁人亡，损失惨重。钱塘江势如奔马的洪流正好与流入海湾来的海水相遇，受阻于此一小岛，遂变成了极其危险的旋涡逆流。这个“浮山岛”之得名，就因为四周沙洲时隐时现，而驾船者无从辨认水道何在。这些沙洲有的一二里长，据说一夜的工夫就会完全失踪不见。旅客乘船到杭州，这一段路最为可怕。自浙江东岸来的人，宁愿在龙山横过海湾，但是从西南地区顺钱塘江而下的人则不得不冒险经过。有时可以看见落水的大人儿童哭喊救命，还没来得及抢救，已被洪流巨浪吞没，但是杭州江上的交通还是很重要。贫苦的西南地区人民都以杭州以北湖区产的米为生，而杭州人则依赖西南地区的燃料。盐也产在杭州湾，运销西南地区。虽说水运危险，水运仍极繁忙，但运费高昂，因为水上风险大，运输行船必须付给工人厚礼。这样，使国家遭受无形的损失，为数达到数百万贯之巨。

西湖景观地图

地图　现代

苏东坡两度临杭，熙宁四年（1071年）任杭州通判，元祐四年（1089年）以龙图阁学士出任杭州太守。任职期间，他修井、赈灾、治病、浚湖、开河、引水。东坡肉、苏公堤、“三潭印月”无不表明着苏东坡与杭州，尤其是西湖的渊源。

苏东坡就想在深知钱塘江情形的人协助之下，解决这个问题。新计划是想把通往杭州的船运移到此危险地点上流的一条路。在苏东坡主持之下，拟订了一项计划，需款十五万贯、员工三千，为时两年竣工。在此计划下，要将钱塘江引入一条八里长的新水道，水的深度足可供航运，要筑石堤一条，长二十二里，在山下钻隧道六百五十尺长。不幸这项计划正在拟订中，他必须离开杭州。

同时，他也正在为另一项更迫切的问题忙得要命，那就是饥馑的威胁即将来临。他到任的那一年，就已收成不佳。米价八九月间六十文一斗，到十一月间涨到九十五文一斗。幸而常平仓里还有存粮，他又筹划到二十万石，卖出了十八万石，才算稳住米价，在元祐五年（一〇九〇年）正月，使米价跌到七十五文一斗。在那年春季多雨，看来年成有望。农人借钱施肥勤耕，满希望夏季丰收。在五六月间，杭州和太湖一带大雨滂沱，多日不止，民家积水将及一尺。农人的盼望眼看悉成泡影，随便有点儿常识之人都能看出来，一旦存粮吃光，势将挨饿。苏东坡派人到苏州、常州去视察，接到的报告是该两地全境淹水。水库崩裂，部分稻田被水淹没，农人在划船抢救残存物品。抢救的潮湿稻子还可烧干，稻草用以喂牛，必须设法以济时艰，而且刻不容缓。

虽然不需大才方可预知，苏东坡却在事前早有准备。他一向相信常平仓制度远胜过饥荒之后的救济，所以他早就不断购买谷子存满粮仓，好来应付荒年。因为淫雨连绵不绝，他越为奋战不懈。在半年之内，自七月开始，他给太皇太后和朝廷上表七次，陈述实情，吁请急速设法。前两次表章叫《奏浙西灾伤状》，后面五个叫《相度准备赈济状》，七个表章合成一个情急的呼吁。他呼救不停，直到朝廷人人觉厌烦了。他那种急躁是太背乎中国人的习惯。若干朝廷的特使也在当地，人家一言不发。苏东坡喊叫什么？比平常多下了一点儿雨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他是为自己挖掘政治上的坟墓吧？

但是他深信一分预防胜过十分救济。在当地买，或是由外地进口，这样不断存粮，以防食粮短缺，并随时卖出以平定粮价，饥荒是可以防止的。把粮食向贫病饥民施舍，永远是浪费无用，只能触到疾苦表面，根本办法则是预防。有远虑的人永远是气躁的。他指出来，在神宗熙宁八年（一〇七五年），没有人事先做何防备，结果大饥荒来临。神宗皇帝需要拨出一百二十五万石食米设立粥厂救济贫民，竟有五十万穷人饿死。除去人受的灾难之外，朝廷救济、减免税款和各项岁收，一共损失了三百二十万贯。苏东坡指出，比照之下，他去年只用了六分之一的粮食就稳住粮价，防止了灾情。现在第二次饥荒会更甚于第一次，就犹如第二次发病会比第一次严重，人民少量的存粮已经逐日减少，必须立即设法。

奇怪的是，除去苏东坡一个人外，别人都是无动于衷。他一看朝廷公报，不觉大怒。好多浙江和邻近的地方官都在春天奏报丰收有望，但无一人陈明新近的暴雨和水灾。苏东坡奏准以修缮官衙的款项购买食米，因为救饥荒第一。六个月以前，他奏请拨给五万贯购买食米，杭州当分得三分之一。朝廷是把钱拨下来，但邻省一个名叶温叟的税吏却把苏东坡应得的款额剥夺了。钱一到，人人都想分润，但是目前却无人肯陈报灾情。苏东坡在一道密奏太皇太后的本章里曾说：“臣近者每观邸报，诸路监司多是于三四月间，先奏雨水匀调，苗稼丰茂。及至灾伤，须待饿殍流亡，然后奏知。此有司之常态，古今之通患也。”他请朝廷下令调查全部灾区。倘若他的担心实属过虑，如果其他官员与他看法不同，要他们签报担保来冬不会有饥荒发生，人民不会挨饿。有一名官员名叫马瑊，苏东坡屡次写信有事与他会商，因为此事须与各地区配合协调。但是此人回信说他正忙于他事，他将因公外出，冬日始可返杭。苏东坡在给他正在浙东为官的一位好友钱勰的一封信里说：“虽子功旦夕到，然此大事，得聚议乃济。数舍之劳，譬如来一看潮，亦自佳事，试告公以此意劝之，勿云仆言也。”在七月的报告中，苏东坡只请求拨米二十万石。那项计划也很简单。杭州本为产米地区，每年只需向京都缴米一百二十五万到一百五十万石，杭州仍然很殷实，能够付得出那个米额的价钱。如蒙允许保存一部分米，杭州可以改缴同值的绸缎银两。他只盼望朝廷准他们留下一部分充作皇粮的米，转到当地谷仓，也就可以了。

同时，在七月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另一次狂风暴雨突发。在二十四日，雨少停，但是当夜又倾盆而至。苏东坡无法入睡，次日清晨写了《奏浙西灾伤第二状》。在苏、湖地区，灾情益形严重。太皇太后会对他前一道表章立即批示吗？官差邮政制度还不坏，由杭州到京都，邮递二十天可到。八月初四，太皇太后收到苏东坡的第一道表章，立即办理。照惯例，表章由中书省转到户部，请求在半月之内做一报告。二十天后，在八月二十五，公文到达苏东坡手中。从那份公文里看，他那第一状中催请立即处理的那段最重要部分已遭删除了。他立刻上文户部，请求联合调查，又要求那些认为不致有饥荒出现的人应当签署保证文件。

由八月中旬，另一次暴雨又下个不停，情况比以前更为可怕。在九月初七，苏东坡请拨的米由二十万石提高到五十万石。这些米是预备稳定粮价的。即使朝廷每斗赔十文钱或一石赔一百文钱，朝廷全部的损失也不过五万贯。他恐怕饥荒真正到来，那时朝廷即便花上十倍或二十倍的钱，还不能救那些饥民呢。这番请求蒙太皇太后批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官僚总会有办法把圣旨变成一张废纸的。苏东坡还有现款在国库，问题不是何处去提款，而是何处去买米。商人都在囤积居奇，待高价而沽。在苏州，米价已经每斗涨到九十五文。苏东坡说要买米，但是买不到多少。他也不过这儿买到三千斗，那儿买到三千斗，如此而已。邻近地区的官员因为价高不愿买米。苏东坡认为官方应当到市场去，付出商人提出的价格，准备赔钱卖出。

时间已嫌不足，再过几十天，新收的稻子也快卖光了。情况还是很坏，甚至邻近各地也是一样。苏东坡在失望之下，在九月后半月又修一道表章，请求朝廷命官员在河南、安徽买米，储存在扬州，以备在饥荒来临时发与湖泊地区的灾民。他的计划是，米要存在途中地方，万一不需要，仍可再运往京都。杭州则可以用同等值的钱货代替每年的贡米。他的所请又蒙批准，太皇太后为此办法拨了一百万贯钱。东坡在此道表章的附奏中说：“今年灾伤，实倍去年。但官吏上下，皆不乐检放，讳言灾伤。只如近日秀州嘉兴县，因不受诉灾伤词状，致踏死四十余人。大率所在官吏，皆同此意，但此一处，以踏死人多，独彰露耳。”太皇太后若信赖官吏的报告，永远不知实情。他提醒太皇太后，前朝曾有五十万人饿死，因为有钱无米。“若来年人户元不阙食，不须如此擘画，则臣不合过当张皇之罪，所不敢辞。纵被诛谴，终贤于有灾无备，坐视人死而不能救也”。

百万拨款的结果是这样：钱是在，但是没有买米。他的五十万石米也被人剥夺了。苏东坡和朝廷算账，官方坚称三十六万石米已经拨下来。苏东坡坚称，在三十六万石之中，元祐四年的二十万石不应当算在元祐五年之内，而且他上表呈请时十六万石已经在官仓之内了。圣旨拨款若干是一件事，能通过官僚的手脚又是一件事。他在对抗官僚的长期作战中，曾写信给好朋友孔平仲说：“谁肯少助我者乎？”

苏东坡的计划是在那年冬天出卖官米。果不出他所料，米价飞涨。冬季一到，他开始出卖官仓存米。但是在元祐六年（一〇九一年）二月，他被调离杭州，又被召至京都充任翰林学士。他离杭州时，所做的事尚未完成，他写信给继任的林太守，请他与所有的有关官员联系，以做决定。他告诉林太守，在前一个月，他曾经请求保留朝廷的五十万石贡米，林太守应当暂时保留此米。林太守以等待前任苏太守最后上朝廷表章的批示为借口，当然可以将解来进京一事安然拖延一段时日。那批米如不急用，到六月再送出，也不算太迟。

苏东坡在赴京途中顺便看看苏州及邻近各地的洪水灾区，以便与各省同僚会商办法。他发现整个地区尚淹没在水中，因为洪水尚未消退。那时正是春天，农人还希望水能及早退去，以便春耕。农田之在低处者，显然无望，在高处的农田里，他看见老翁与女人昼夜忙于往外放水，以人与天气对抗，似乎并无把握。因为雨还在继续下，刚刚淘去些水，不久水又满了。饥荒已然来临，人民开始吃稗糠，平常都是喂猪吃的，现在与芹菜或其他青菜混合煮食。由于缺乏干柴，人民只好生食，好多人因此患肚胀。苏东坡在表章里曾说：“并是臣亲见，即非传闻。春夏之间，流殍疾疫必起。”

苏东坡去了，饥荒来了，人民多病饿而死。真难以令人相信，苏东坡到达京都后，竟遭弹劾，说他夸大灾情，“论浙西灾伤不实”。而救百姓于饥饿竟成为政客打击他们惧怕的敌人，使之失势的题目了。就朝廷而论，京都之内自然没有饥饿问题。湖泊地区也还有半数人民尚未饿死呢。那一年，苏东坡回到京都附近的颍州，就要看到长江以北的难民为饥饿所迫，离乡背井，跋涉五百里，到达他的治下地区，他就要看到那幅饥荒难民图了。但是元祐六年（一〇九一年）五谷歉收的恶果还在后面，次年的饥荒就成了大灾大难。

第二十三章　百姓之友

苏东坡单枪匹马只身奋斗，打算改革吏治，他算失败了。他看到一次饥荒将至，他要朝廷预做防备，在这一方面他没有成功。不过，由于他奋战不懈，对抗下两年的阴惨的鬼影，他是把老百姓从王安石新政的恶果中救了出来。据苏东坡说，几百万人民已遭毁灭，有的因欠债而关在监狱之中，有的为逃避偿还欠债的本金和利息，已经远离了故乡。朝廷有钱收入，国家却破产了。中国老百姓是朝廷常年的债务人。朝廷查封了太多的抵押品，对于远走天涯海角的逃债人，要如何收债呢？王安石已死，并且带着朝廷赐予的最高的荣誉头衔埋葬了。现在留给苏东坡的是求朝廷全面宽免人民的债务，免得家家破产赤贫。死者长已矣。姑且放宽心肠，睁大好奇的眼睛，注视那群官僚大人深不可测的头脑，他们心那么冰冷，那么残忍，但又那么冷静，看他们在王安石创设的那无边旧债的荆棘地里，怎样玩他们狙击谋杀黎民百姓的游戏吧。

苏东坡一回到京师，对他的欢迎只是一连串的攻击批评之声。政局对朔党诸君子是够危险的。因为情形似乎是太皇太后召他还京，是要他官升宰相。他弟弟子由一直高升，到现在已是尚书右丞。尚书、中书、门下三省，是宋朝政府的三个主要部门。元祐七年（一〇九二年）六月，子由又高升了，升成了门下侍郎。按当时广泛的说法，也是宰相之一。政敌的不安，自非无故。现在太皇太后又召他那才气过人的兄长还朝。只为了自存也罢，苏东坡的这群政敌非要决一死战不可了。

贤昆仲二人现在均身为高官，招人艳羡，因此他们谈论很久，究竟二人谁离却京都，好使另一人免除官场的忌妒。苏东坡决心离去，但是子由认为弟弟应当让兄长。苏东坡接受了御史的一阵批评的风暴欢迎之后，越发想离开京都，乃第五次、第六次恳请外放。

苏东坡越恳求外放，他的政敌越觉得情势严重。程颐的门人贾易在他一千五百字的表章中说，苏东坡上表请辞，是向朝廷施加压力以求相位。凡是贾易认为在那篇表章中可发掘用以诋毁苏东坡的，他都用尽了。神宗驾崩后两个月，苏东坡在扬州一个寺院墙壁上写的一首奇妙的小诗，现在完全在朝廷上喧嚷出来。西湖的苏堤被指责为“于公私并无利害”。他被控告关于杭州灾情，始终误报朝廷。苏东坡上一道名称甚怪的表章，名为《乞外补回避贾易札子》，里面说：“易等但务快其私忿，苟可以倾臣，即不顾一方生灵坠在沟壑。”这当然是在朝廷上公开地争吵。在苏东坡政敌当中，有此贾易——后来等朔党被推翻之后，贾易曾背弃朔党；另一个人，叫杨畏，绰号人称“杨三变”，因为他曾先后背叛过王安石、司马光、吕大防、范纯仁等，他心头有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鬼主意。在苏东坡这一面，有不少朋友正在当权。这次斗争成了和局，实在是不得不尔，因为双方目标一致。他的政敌志在驱逐他离开京师，而苏东坡正好别无所求，但求一走了之。不管有饥荒无饥荒，三个月后，苏东坡外放到颍州为官时，这一场政治斗争也就达到了合理的收场。

但是苏东坡的任务尚未完成。因为元祐六年（一〇九一年）又是五谷不登，饥馑灾情愈形严重。他在颍州为官八个月，又在扬州七个月。这样，他算有机会一见江北情况。在元祐六年，他在颍州之时，一次出城去，看见成群的难民从东南逃向淮河边。他陈报说老百姓开始撕下榆树皮，和马齿苋、麦麸一起煮粥吃。流匪蜂起，他陈报抢案，也为数日多。他预测可怕之事恐怕方兴未艾。倘若真正发生，将会难民成群逃离江南。老弱倒于路旁，少壮者流为盗贼。

在旧年除夕日，苏东坡和皇族同僚赵令畤登上城楼，看难民在深雪中跋涉而行。赵令畤说次日天还没亮，他就被苏东坡叫醒了。

苏东坡告诉他：“我一夜无法入睡。对那些难民我总得帮助他们一点儿才对。也许咱们能从官仓里弄点儿麦子，给他们烙点儿饼吃。内人说我们经过陈州时，傅钦之告诉我们你协助他赈济成功的经过。我们忘记问他到底是怎么做的，所以现在我才找你问。你想到什么办法没有？”

赵令畤说：“我倒是想过。这些人只需要柴和米。官仓里现有几千石米，我们立刻就可以发，在酒务局还有很多柴——咱们可以发给这些穷人。”

苏东坡回答说：“好，立刻就办。”

于是立刻先救济近邻。可是邻近地区淮河以南，官家还在征米柴税呢。苏东坡立刻奏明朝廷废止此种荒唐事，而今柴米急需自由运输，以济燃眉。

在元祐七年（一〇九二年）二月，苏东坡调到扬州。他的长子迈已由朝廷任命在外地为官。他到扬州途中去视察安徽各地时，随身带着两个小儿子。他让随员不要跟随，亲自到村中与村民交谈。他看见一个令人无法置信的情景：只见各处是青翠的麦田，但大多的农家则荒废无人。一年的丰收是村民最怕的事，因为县衙的衙吏和兵卒在此时来逼索以前的本金利息，并且把人带走关在监狱里。苏东坡来到了扬州，在谢恩表里他说：“丰凶皆病。”中国的农民和生意人都落入王安石新政的陷阱里了。他们只有两条路走：一是遇歉年，忍饥挨饿；一是遇丰年，锒铛入狱。

这是王安石新政的后果。苏东坡在杭州时，除去请款、请米、预防灾荒，不断麻烦朝廷之外，还给朝廷上了一道长表章，请求宽免老百姓欠朝廷的债务。商业萧条，富户早已不复存在。朝廷命令以现款交税，货币在市面上已不易见到。国家的钱现在都集中在国库里，朝廷正用这些钱进行西北的战事。与二十年前相比，杭州的人口已减到以前的百分之四五十。朝廷也在遭受困难，正如苏东坡所指出的，酒税的收入已经从每年三十万贯减到每年二十万贯以下。国家资本派已经把小生意人消灭。使富人为穷邻居担保的办法，已经把很多富人拖累得家败人亡。意想不到的官司和纠纷都由青苗贷款而起。有人也许是在官员的纵容之下，用别人的名义贷了款。那些人或否认那笔贷款，或根本并无此人。而官家的档案竟是一团混乱。官家手中有千万份抵押的财产，其中有些已然由官方没收。没收的财产难道抵销得了借出的款项吗？足可以抵销本金和利息吗？利息到底怎么计算呢？更有好多人坐监，只因为在官司纷乱当中，买了产业，不知那份财产真正的主权当属何人。每个人都欠人钱。地方法庭只忙于处理人民欠官家的债务案件，私人诉讼就搁置不闻不问了。民间贸易一向以信用为基础，现在因为人人信用不佳，生意也陷于停顿。官场的腐败到了令人无法置信的程度。杭州每年要向皇帝以绸缎进贡。有些质料差的绸缎往往为税吏所抛弃，他只愿全数收上品货。由于他抛弃了货色较差的，损失的钱还要补缴。当地太守要从抛弃的坏绸缎弄出钱来，于是强迫人民以好绸缎的高价钱买去那些坏绸缎。地方太守上遭上司的逼迫，下遭小吏的捉弄，那些小吏靠官方的“呆账”压榨百姓以自肥，正如同草原上的羊啃啮青草一般。

朝廷的淡漠拖延，到了惊人程度。远在元祐五年（一〇九〇年）五月（实为六月——编者注），苏东坡曾上表朝廷，呼吁宽免百姓的官债。新当政者上台，司马光已经开始退还官家没收的人民财产。但是朝廷的原意总是被官僚们弄得面目全非。使苏东坡气愤难平的，对官方办事的程序方式之争，真是一言难尽，不须细说了。有些官僚认为，朝廷下令退还没收的产业，只限于三估以后“籍纳”的产业，并不包括官方在现场“折纳”的案件在内。两者之间是有微妙的差异的。官僚认为当年立即接受官家“折纳”的人，已经承认估价公平，不必再发还他的产业。对这种划分，苏东坡颇为愤慨，他以为不符合圣旨的本意。

不过这只是百姓的权益被官僚骗取的一个例证而已。苏东坡把圣旨被曲解误用的事，一件件指出，都是使百姓蒙受损失的。他堂堂正正的理由是，民脂民膏已挤干，他看不出来再从无力偿还的人民身上去收二十年的老账，这样对朝廷还有什么好处。比如说，酒务方面欠债的一千四百三十三件案子之中，经过官家二十年来的催缴，尚有四百零四件使人民弃家逃走，不敢重返故乡。而有关钱数不过约有一万三千四百贯而已。即便情况一直不变，一直催讨，也不会收回此一笔欠债，何不立即宽免，以收民心？

在苏东坡等了一百零八天音讯杳然之后，那年九月，他又上一本，追问以前所上的表章，有何下文。这是上太皇太后的机密本章，太皇太后交给了中书省，饬令速办。十二月十九日，户部有给苏东坡的复文，说原本章遗失，要他再上一份。元祐六年（一〇九一年）一月九日，苏东坡又抄一本送至。附加注明，说二十年来商业萧条，官家只有恢复老百姓的信用和存款，税收才增收有望。这是那份呈文的结尾语。但是事过两年，朝廷仍然毫无行动。

同时，江苏湖泊地区又逐年歉收。元祐七年（一〇九二年）饥荒酿成巨灾。据苏东坡的报告，苏州、湖州（吴兴）、秀州（嘉兴）地区，人民死亡半数。大批逃荒的难民渡江北来。后来虽然积水渐退，田界全失。苏东坡说：“有田无人，有人无粮，有粮无种，有种无牛，饿死之余，人如鬼腊。”据苏东坡的看法，在朝廷尽量扶持之下，此一地区需要十年才能恢复。他又指出，倘若当初朝廷采取他所建议的措施，所需款项不及后来赈济所需之半数。他说：“小人浅见，只为朝廷惜钱，不为君父惜民。”呜呼，天下苍生，奈何！奈何！

杭州苏东坡石像

石雕　现代

苏东坡为杭州这座江南名都留下了太深的记忆，苏堤、东坡肉、历史上第一个公立医院、他的爱民如子、他令人惊艳的诗词……不论当权者是否认可，千百年以来，苏东坡的功绩早已铭刻在杭州百姓的心中。

元祐七年（一〇九二年）五月十六，苏东坡又再谈宽免官债一事。他在自己治下，不管别的官吏如何，把圣旨照自己的看法解释，宽恕了圣旨所列的一切案件，情况不明的疑案则延期一年再办，等待朝廷决定。他深信人民的信用若不恢复，情况的严重不会和缓，商业也不能复原。巨债高利则像百姓项间的石头枷锁。百姓的信用一旦毁灭，商业必然随之瘫痪。万恶必由此而生。他又上了一道长五千字的表章，细论处理呆账的办法。有些人为买公产而欠债，还有青苗贷款债、官谷债、春税和秋税债，也有人欠市易局的债，而市易局已经废止，朝廷下令分十期（半年一期）清还，有人因旧债还不出而又欠了新债。此等情况和在杭州所上表章中列举的四种债务，共达十种之多，朝廷终于先后下令部分宽免。苏东坡回顾一下全部情形，拟定了详尽的办法。最后，他说：

臣顷知杭州，又知颍州，今知扬州，亲见两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为积欠所压，日就穷蹙，死亡过半。而欠籍不除，以至亏欠两税，走陷课利，农末皆病，公私并困。以此推之，天下大率皆然矣。

臣自颍移扬，舟过濠、寿、楚、泗等州，所至麻麦如云。臣每屏去吏卒，亲入村落，访问父老，皆有忧色，云：“丰年不如凶年。天灾流行，民虽乏食，缩衣节口，犹可以生。若丰年举催积欠，胥徒在门，枷棒在身，则人户求死不得。”言讫泪下，臣亦不觉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臣闻之孔子曰：“苛政猛于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观之，殆有甚者。水旱杀人，百倍于虎；而人畏催欠，乃甚于水旱。臣窃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余万虎狼散在民间，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

这道表章呈上去一个月之后，他又上一道私人表章给太皇太后，建议太皇太后颁布如他所拟的如此一道圣旨：“访闻淮浙积欠最多，累岁灾伤，流殍相属。今来淮南始获一麦，浙西未保丰凶。应淮南东西、浙西诸般欠负，不问新旧，有无官本，并特与权住催理一年。”使久困之民，稍知一饱之乐。随后，他又请太皇太后按照他前一道详细的表章分别拟定条文，处理债务。

元祐七年（一〇九二年）七月，苏东坡所催请各点，朝廷正式颁布施行。他是如愿以偿了。表章中所提的公债全部由朝廷下令宽免了。

卷四
流放岁月

宋哲宗绍圣元年至徽宗建中靖国元年

（一〇九四年—一一〇一）

第二十四章·二度迫害

第二十五章·岭南流放

第二十六章·仙　居

第二十七章·域　外

第二十八章·终　了

第二十四章　二度迫害

在元祐八年（一〇九三年）秋天，有两个女人逝世，就是苏东坡的妻子和当政的太皇太后，我们几乎相信两个女人都是苏东坡的守护神，说来似乎神秘难解。她俩的去世和苏东坡命运的逆转赶得极巧。苏东坡的妻子死于八月初一，太后则死于九月初三。苏夫人死时，苏东坡正红运当头，这时苏夫人去世，正好躲开了苏东坡一生中最为凄苦伤心的一段。苏东坡应召离开扬州还朝之后，先做两个月的兵部尚书，十个月的礼部尚书，他弟弟子由则官居门下侍郎。苏东坡的夫人曾陪同太皇太后祭拜皇陵，享受她那等级贵妇所能享受的一切荣耀，儿子都已长大成人，已然婚配，都在身旁。迈是三十四岁，迨是二十三岁，过是二十一岁。次子娶的是欧阳修的孙女。所以苏夫人的丧礼是完全按着她的身份隆重举行。她的灵柩停厝在京西一座寺院里，一直停到十年以后，子由将她的遗骸和她丈夫埋在一个普通的坟墓里。苏东坡给她写的祭文措辞妥帖、典雅含蓄。说她是贤德的妻子、贤德的母亲，视前妻之子一如己出。丈夫宦海浮沉，穷达多变，为妻子的一直心满意足，绝无怨尤，苏东坡誓言生则同室，死则同穴。妻子死后百日，苏东坡请名画家李龙眠画了释迦牟尼及十大弟子像，在请和尚给她诵经超度往生乐土时，将此佛像献与亡魂。

说真格的，太皇太后，也就是神宗之母，当今皇帝哲宗之祖母，也曾经是苏东坡的守护神。她之去世也就是苏东坡的没落之始，也是她当政期间那些贤臣的没落之始。这位贤能的老太皇太后已经感觉到一种政情的改变，因为皇孙已经在她身边长大，而且她对此皇孙之品性十分清楚。这个孩子有点儿艺术天分，可是在别的方面则很轻率鲁莽，脾气暴躁，颇容易被老奸巨猾的大臣玩弄于股掌之间。他养成了对祖母的反感，这颇为王安石一帮人所利用，并且很可能最初是由王安石那群小人挑拨而起的。

在老太皇太后去世前十天，六位大臣进宫探病，其中有范纯仁、苏子由。

老太皇太后说：“我看我也好不了啦，与诸卿见面之日已经不多。汝等要尽忠心辅保幼主。”

众大臣将要退去之时，太皇太后示意范纯仁留下。皇帝哲宗即命别人退下，只留下范纯仁和吕大防。

《维摩演教图卷》（局部）

线描图　李公麟　宋

李公麟（1049—1106），北宋著名画家。字伯时，号龙眠居士。他的一生在仕途上不甚得意，但诗文书画成就很高。李公麟虽然被列入了文人画家之列，但是他除了后世文人画家所擅长的山水花鸟题材之外，更擅长人物、鞍马。他把过去仅作为粉本的白描画法确立为一种画种，使之独立成科。

太皇太后捉到一个窃窃私语之下的谣言，说她阴谋不利于当今皇帝，想使自己的儿子取而代之。她说：“先王神宗皇帝嘱咐老身在当今皇帝年幼之时处理国政。在过去九年，诸卿曾否看见我对我娘家高姓特施恩典？”

吕大防说：“没有。太皇太后从未对娘家特别开恩，而是完全以国家利益为重。”

太皇太后两眼垂泪，她说：“我自信诚然如此，也因此现在我临终见不到我那亲生的儿女。”因为她没使自己的儿子在京为官。

吕大防说：“臣深信太皇太后必可早日康复，要听大夫的话，现在最好不要说这些事情。”

太皇太后说：“我想在你们面前告诉皇帝几句话。我知道我死之后，大臣之中有很多人要愚弄皇帝。孙子，你可要提防那些人。”说着转脸向吕、范二人，说：“我的意思是，我死之后，你们二人最好辞官归隐，因为幼主必然另用一批新人。”

然后她问近侍是否已邀请来探病诸大臣留此用膳，她向吕、范二大臣说：“现在去用饭。明年今日，莫忘老身。”

太皇太后刚一去世，苏东坡即获得外放。一如他之所请，他的任所是个问题诸多号称难治的地方。他奉命统领河北西部，并指挥该地区的步兵骑兵，官衙设在定州，离北平不远。按照宋朝制度，文官往往担任军职，而以武将为副手。苏东坡担任此一官职一段时期，甚为有趣，因为可以看出一个诗人画家如何在军旅中发号施令。当时军中行政腐败，兵饷过低，衣食俱差，军营破烂。处处腐败，军纪废弛。士兵与军官沉溺于酗酒、赌博。遇敌不是溃不成军，就是逃逸无踪。苏东坡开始修缮营房，整饬纪律，对腐败军官予以惩处或革职，先使士兵吃好穿好。

有些低级军官看见苏东坡惩治腐败的军官，前去密告上级。苏东坡告诉他们说：“这个你们不要管，这是我分内之事。若许下级官兵控告上级官长，军纪岂不荡然无存！”于是他也将此告密者一并惩处。他任一地方军之首长，对自己当受之礼貌尊敬，甚为重视。他身着正式戎装，举行校阅，与将校副官按照等级站立。当时军中首领王光祖，乃一骄悍老将，在此统制此一驻军多年，现在觉得自己的权力渐被剥夺。在一次校阅之时，拒不参加。苏东坡下令命他参加，老将只好听从命令。

一个王朝若要不发生悲剧，若想保有此一王朝的权力，那些皇后则必须生一连串贤德多才的儿子、孙子、重孙子——但是这是无法保证的，是人间闻所未闻、经所未经的。天才不必然产生天才，英明之主早晚也难免生出庸弱邪恶的后代。国家的太平安乐，甚至历史发展的路线，完全要以一家遗传基因偶然的改变为转移。造物不容许某一家一姓将英才独占，所以路易十六不同于路易十四，乔治三世也不同于乔治二世。法国大革命和美利坚民主国之得以成功，要拜谢这两位法英帝王的神经质的头脑之赐了。

现在身登王位的幼主年只十八岁，而性好女色，时常辍学。因为元祐年间的士大夫给太皇太后和幼主上表进谏，劝幼主不应当沉溺于女色，应当研求治道，好学深思，因此小皇帝对元祐这些儒臣早存厌恨之心。皇帝四周时常有二十个双十年华的少女伺候，这也是皇家老例。后来，皇帝告诉章惇，说一天忽然发现十个宫女全都不见，另来了十个接替她们。几天之后，这十个又遭撤换，临走告别时，显得都曾哭过，好像曾被祖母严密盘问过。

这位年轻皇帝何以对两位大臣如此痛恨，必须说明一下。刘安世几遭谋杀，幸遇一个好机会，才得活命；范祖禹则遭流放而死。四五年前，出了一件事。一天，刘安世想为他嫂子雇一奶妈，居然不易找到。徒然等了一个月，刘安世大发脾气，向佣工介绍所的老妇人问为什么找不到人。

老妇人说：“大人，小的正尽力找呢。宫里的总管大人要十个奶妈，今天才找到送去。”

刘安世大惊道：“荒唐！皇帝还没娶后，雇奶妈干什么？”

老妇人解释说，东宫门的老爷们向她严厉嘱咐，要她保守秘密。刘安世还是不肯相信。他给宫廷内总管办公室的一个朋友写了一封短信，那个朋友证明是确有其事，因此刘安世上了一道表章，几件事之中有一项，他说：“乃者民间欢传宫中求乳媪，陛下富于春秋，未纳后而亲女色。臣初闻之，不以为信，数月以来，传者益多。言之所起，必有其端。”他警告说，如果任凭闲话这样传下去，民间恐怕对此事不高兴。

另一个大臣范祖禹给皇帝上书说：“臣自今秋，闻外人言陛下于后宫已有所近幸。臣诚至愚，不能不惑。陛下今年十四岁，此岂近女色之时乎？岂可不爱惜圣体哉？”

有人说这谣言是出乎误会。一天，散朝之后，太皇太后要吕大防暂且留下，对他说：“关于宫中雇奶妈之事，刘安世上了一道表章。他用意至善，只是不了解其中实情。皇帝并不需要奶妈，是几个小公主还要吃奶。皇上一直和我在一起，夜里睡在内宫。这种谣言，毫无根据。我问过宫女，问不出什么。告诉刘安世，不要再奏这件事。”

吕大防说：“刘安世是御史，按照习惯，我做宰相，是不能私下见御史的。”

太皇太后说：“那么怎么把我的话告诉他呢？”

吕大防说：“我常在集英殿看见范祖禹。我告诉他太皇太后的意思，叫他告诉刘安世，他俩也是同乡。”

太皇太后说：“范祖禹也奏过这件事。你告诉他也不要再奏了。”

等这话传到刘安世，他对范祖禹说：“这与圣德有关，我怎么可以闭口无言呢？你为陛下近臣，也应当直言无隐才是。”

范祖禹回答说：“我已经说过。”

二人认为雇奶妈之事虽然也许出于误会，他们还是应当忠言直谏才是。但是刘安世得罪的尚不仅是皇帝一个人。在太皇太后摄政期间，他还反对过对章惇的赦免于罪，因而惹起此一邪恶阴险小人的毕生大恨。

在另一方面，章惇——这个苏东坡的故友，则利用年轻皇帝的好色。后来有人因此弹劾他：“以奇技淫巧荡上心，以娼优女色败君德。”他知道皇帝的宠姬是“刘美人”，并不是皇后。我们不必详叙此皇后的经历，北宋灭亡之后，她还在世，她的荣枯沧桑史可以写成一部好小说。我们只提她曾被诬告用邪术吧。有人用道士的符咒纸人从窗口扔到她屋里，恰巧又被调查者发现。宫女在折磨笞刑之下，被迫做证说，曾经看见皇后用针刺在刘美人的纸像心上，这是道士的邪术，能使本人心痛。有三十个宫女几乎被鞭笞而死。这件案子不由正式法庭审问，而是在宫中暗中进行的。皇后于是正式贬为道姑。刘美人这才扬言心口不再疼痛。她被立为皇后，而年轻皇帝也快活了。可是，后来这位刘美人却因故寻了短见。

帝国命运之所寄，国家治安之所系的宋室皇孙竟是这样的性格。几个奸佞之臣来玩弄这么一个十八岁的孩子，国家陷于无可救药的混乱，已可未卜先知了。

新朝的新口号是两个字“绍述”，是率由旧章无违祖制之意，在中国人看来自然是合理合法的。皇帝立刻就要将神宗的新政新经济政策恢复了。这样，在太皇太后摄政期间的老臣都可以被控破坏他父王的德政之罪，这就是不忠于先王。在以前控告苏东坡时，就屡次以此为题。但是，神宗自己的生身之母在皇帝和大臣面前，曾经证明神宗晚年已然深悔过去的错误，这反倒不足重要。众官员曾提醒皇帝太皇太后对他们所说的话，也不足为重。对所有反对新政的人，都挂上破坏先王德政的罪名而贬谪之，倒是方便省事。

现在是哲宗绍圣元年（一〇九四年）的初夏，在“杨三变”推荐之下，章惇官拜相位。为了使皇帝深信所有元祐诸臣都是皇帝的敌人，章惇以他们都犯有破坏先王的新政之罪而予以控告，还嫌不够。章惇这群人都是精明能干的政客，他们必须使皇帝痛恨所有元祐诸臣不可。当然，最足以伤害到皇帝个人的，莫如说某人当年曾与太皇太后密谋夺取他的皇位。由于死无对证，又由于对宫廷官吏采用刑逼，阴谋之辈自然能捏造莫须有的造反谣言。

当年老太皇太后摄政之时，章惇和蔡家弟兄皆投置闲散。蔡确因怨生恨，因而传播太后要使自己的儿子身登皇位。蔡确的阴谋败露，被流放而死。现在太皇太后已死，谣言复炽，成了重要的政治问题。

现在他们控告的是司马光和王珪是此一阴谋的共犯。但除去据说有两段对话之外，别无证据。已死之人既不能证实，也不能否认。据说司马光曾经和范祖禹讨论过此一问题。范祖禹而今正贬谪远方，即便受到盘问，一定坚决否认。总之，现在已经捏造出一个印象，就是老祖母在世之时一直想排斥自己的孙子。她的两个私人秘书，一个叫陈衍，已经贬谪到南方，他不在京都时，自己的案子就被审问判决了，判处死刑。另一个调进京来。章惇和他打交道。在使他受了一段苦刑之后，章惇告诉他面前有两条路走，一是死，一是以太皇太后秘书的身份，为这次诉讼，证明太皇太后曾经密谋排斥她的孙子。那位秘书大呼道：“天哪，我怎么能证明太皇太后没做的事呢！”他不肯屈服，调查只好就此中断。但是章惇和蔡氏弟兄却弄得皇帝对司马光和元祐诸臣疑云重重了。

皇帝问：“所有元祐诸首脑人物都会如此吗？”

章惇回答说：“他们都有此意，只是没机会实行罢了。”

一个推翻皇帝的大阴谋已经揭开，年轻的帝王冲冲大怒。一群奸党甚至说要把太皇太后的灵牌排除在祖庙之外，幸亏幼主还没糊涂到误听此等谗言的地步。他对章惇说：“你要我永远不进英宗先皇帝的祖庙吗？”但是罢黜、监禁、贬谪的圣旨简直密如雨下。与苏东坡同时，有三十几个元祐期间的大臣受了降官或贬谪。惩处大臣人数之众，为往古所未有。章惇报仇的机会终于到来。他现在冒着恶魔般的怒火在疯狂般进行，因为太皇太后摄政期间，他曾身遭监禁，当年苏东坡预测会犯谋杀罪的人，现在当权了。正如同他当年横过下临不测之深涧的一条独木桥，他一向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在京都之时，他曾和他族叔的情妇通奸，他曾经从窗子跳出来，砸伤一个街上的行人，但是那件事情没有认真起诉。在王安石当权之时，正人君子派的大臣都因进忠言而丢官，章惇则左右逢源，步步高升。

现在章惇刚在四月官拜宰相之职，他立刻把旧日的狐朋狗党都召还京都，畀予重位。这一群人也非比寻常，都是精力过人，长于为恶。“杨三变”是他的莫逆之交。蔡确已死，但是别的人还活着。巨奸吕惠卿又已得势，但因过去名声狼藉，并未能飞黄腾达。其他王安石的亲信，如曾布，也已经奉召还朝。北宋的歪才巨擘蔡氏兄弟，现在又跨踞政坛的津要之位，以其虐政引导北宋走上了灭亡之路。倘若中国历史上要找一个时期以其极端的残暴混乱著称，则非蔡京当政时期莫属。他给皇帝建造一座精美的花园，因此使百姓遭受的荼毒，在中国历史上，到了使人毛骨悚然的地步。皇家一座乐园也无须乎压榨那么多的民脂民膏，使老百姓那么肝脑涂地呀！园中的奇花异石，每一件都要了几条人命。一读徽宗的赋和大臣作的诗，赞美御花园犹如神仙世界般的美丽，以及其假山、溪流、岩石等，使人脊椎打战，感觉到中国文学史上无可比拟的悲剧意味。其悲剧意味是在于这些诗赋作者并不知道那背景之凄惨可悲！

宋哲宗

宋哲宗（1076—1100），名赵煦。登基时只有九岁，由高太后执政，到了元祐八年（1093年）开始亲政。哲宗是北宋较有作为的皇帝。但是新党与旧党之间的党争在宋哲宗当政期间不但没有获得解决，反而激化，这也种下了北宋灭亡的隐患。

若把这第二次对儒臣的迫害和王安石的放逐政敌相比，第一次迫害只是小孩子的把戏而已。司马光和吕公著已死，但不得在九泉之下安眠。这两位当年的宰相躺在坟墓之中，仍两度遭受降级，并剥夺爵位和荣衔。但是这还不够。章惇曾正式提请皇帝下诏掘开司马光之墓，砸烂棺木，鞭笞尸体，以为不忠于君者戒。在年轻皇帝的心目中，司马光是元祐年间不忠不信、邪恶奸慝的象征。在朝廷上这样讨论之时，所有其他大臣全都认可。只有一个人——许将，一言不发。年轻的帝王对他打量一番。散朝之后，命许将留下。

皇帝问他：“你刚才为何闭口不言？”

“因为臣认为说话并无用处，而且只为本朝留下一个污点。”

皇帝并未下此诏书，章惇并未如愿以偿，但是他的其他迫害阴谋却成功了。司马光家的财产被没收了，他子孙的俸禄、官衔被取消了，朝廷给司马光坟墓上赐建的荣耀牌坊被拆除了，太皇太后为司马光赐建的碑文给磨平了。一个官员甚至奏请朝廷应把司马光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予以毁灭，有人反对，说当今皇帝的父亲曾经为《资治通鉴》写过一篇序。这条驳不倒的道理似乎那个白痴皇帝还很重视，这部宋前的正史才得保全。章惇要把司马光开棺鞭尸的梦想落了空，他坚持，凡是对司马光后代有害的措施则绝不可放宽。曾布屡次劝章惇和蔡氏兄弟不要过为已甚。他说：

“我想削除朝廷官员后代子孙的官爵荣衔等一事，我们不要开其端。不要忘记，这种情形也许有一天会落在我们后代的身上。再者，司马光和韩维的子孙受皇家恩赐已经十年左右。一旦削除，近乎残忍。”

章惇说：“不然，韩维辞官也不过在数年之前。”

曾布又接着说：“已经有六七年之久了。再者，他当权的时间也不久。要坚持惩处后代，那就只惩处司马光和吕公著的后代好了。我觉得咱们不应当惩罚所有他们的后人，只要削除死者的爵位也就够了。”

章惇说：“这又有什么用！甚至开棺鞭尸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害处。把死人降级，他们又吃了什么亏？咱们能做到的最实际的，就是惩处他们的后人。”

曾布说：“你若那么做才满意，可是咱们还得再多想一想，我也没有别的，只要咱们千万别创下先例。”

曾布以富有经验者的声音这样说，章惇后来果然作法自毙。他对苏东坡兄弟苛酷无情，在苏氏兄弟流放期间，他都不愿人家有一个舒服的住处。子由贬谪在雷州时，他把子由从官舍中逐出，迫得人家向民家租房居住。章惇立刻利用这个机会控告苏氏兄弟借用官势，强租民房。这个案子又经官家调查，子由拿出租约为证，才算了事。后来，章惇也流放到雷州同一地方，也轮到他租房居住。当地老百姓恨此奸贼，对他说：“我们焉敢把房子租给你？以前我们把房子租给苏氏兄弟，几乎惹上了麻烦。”

章惇并不是虐待狂，他只是一心想报仇。又怕不把敌方斩草除根，怕有一天会东山再起。除去韩维之外，所有官吏都远贬到南方或西南，以种种不同的方式，或充军，或当酒监，仇恨不太深者担任太守职务，甚至年迈苍苍的文彦博，与人无冤无仇，四朝为官，在九十一岁高龄也降级罢黜，遭受屈辱，一个月之后，便呜呼哀哉了。吕大防、范祖禹、刘挚、梁焘都在流放中丧命。以上最后二人同死在七日之内，而此时章惇曾派出两个特使向各流放中的官员暗示自杀之意，使人相信他们都是被暗杀而死的。章惇胸中仇恨会如此之大，他竟发出命令不许梁焘运尸回籍，归葬祖茔。这是中国人认为最残忍的一类行为。

章惇最恨之入骨的莫如刘安世，因刘安世曾反对朝廷赦免他。朝廷曾派一个使臣远至南方把老太皇太后的一名秘书处决，章惇也要他去看刘安世，因为当时刘安世也流放在南方，让使臣暗示刘安世自杀。刘安世是有名的好人，使臣竟不忍心开口。章惇不能达到目的，乃和当地一商人勾结，给他一个税吏的职位，让他前去谋害刘安世。这个商人已经在前去害人的途中，匆匆忙忙之下去完成此项杀人的任务，以使刘安世来不及逃脱。刘安世家已听到有此消息，全家正在哭泣，但是刘安世本人则泰然自若，饮食如常。半夜时分，此商人到达，走到门口，竟口吐鲜血，倒地而亡。刘安世后来竟得寿终正寝。

在此残酷的迫害鬼影的幽冥地界里，范纯仁的性格人品还放出一道光明。苏东坡遇见名相范仲淹之子范纯仁甚早，那是在苏东坡和父亲、弟弟三人入京途中，在江陵小住休息之时。后来一直相交甚善，彼此敬慕。但是苏东坡与他的交情不像和另外那两个姓范的朋友——范镇和范祖禹之间那么亲密。范纯仁为官清白，为名相之子，而且是接受太皇太后遗诏的两位大臣之一。年轻的皇帝知道他的名望，所以迄今还未予加害。在四月，苏东坡与另外三十人同遭流放之时，范纯仁请辞官归隐。在他力请之下，皇帝允许他退隐于京都附近家中，而章惇则想把他和那三十人一同流放。

章惇说：“他也属于那一党。”

皇帝说：“纯仁公忠体国，并非元祐党人，他只是要辞官退隐而已。”

章惇说：“但是他之辞官表示不服，显然他与元祐党人同调。”

范纯仁并未家居甚久。吕大防，他虽然并非重要领导人物，但为政斐然可观，现在已经年近七十，身老多病，已然在外流放一年有余。按照儒家人道精神，如此相待，实属不仁。但是没别人敢挺身而出，为此老人一言相救，只有范纯仁肯冒此风险。范纯仁的亲友都设法阻止他，但是他说：“我年近古稀，两眼将近失明，难道还愿贬谪外地跋涉千里吗？但是此事我义不容辞。我知道后果如何，但是势在必行。”他上书当朝，请恕此老相，自己当然也被流放到南方去了。

老人欣然就道，由孝顺和睦的一家人跟着。每逢子女痛骂章惇，他就制止他们。一次，翻了船，他被救上来，衣服全都湿透，他转身向子女们戏谑道：“你们把这次翻船也赖章惇吗？”他几乎眼睛已经看不见，但是仍然和家里人过得很快活。后来，这位年轻皇帝去世后，新皇帝即位，对他爱顾有加。朝廷派御医前往诊治，并想要他重任宰相，但是他谢绝不就。在他遇赦之时，他家已经有十余人贫病而死，他自己则死于北归途中。

这次迫害自然也包括苏门四学士。流放出去的人也难落个消停，因为他们在流放中时，官位还继续贬低，而且还随处调动。朝廷为迫害元祐大臣，还特别设立机构，所以元祐大臣无一得以幸免。此一机构把由神宗元丰八年（一〇八五年）五月至哲宗绍圣元年（一〇九四年）四月，太后摄政期间官方的资料全予归档，甄别管理。只要开口反对王安石的财政经济政策，即以毁谤神宗论罪。在他们经详细调查之后，先后惩处了官吏八百三十人，分类档案计有一百五十二卷。终于在建立元祐党人碑时，迫害达于极点。元祐党人碑见第一章。

三月里，子由遭到罢黜，他是一直反对归回祖制的“绍述”政策。但是他遭罢黜的方式足以证明那位年轻皇帝的昏庸。子由从历史引证前例，表明后代帝王往往修正前代帝王的政策。在那些伟大帝王之中，他引证的是汉武帝，在汉武帝统治下，中国的疆土开拓到突厥以外各地。那时章惇尚未拜相，当时有一李姓官员，想把子由的地位取而代之。他向年轻的皇帝说，子由把神宗比为汉武帝，是对神宗不敬。小皇帝对历史无知，便信以为真，削除子由的官职，发到汝州为太守。数月之后，又调到高安。

第二十五章　岭南流放

哲宗绍圣元年（一〇九四年）四月，章惇为相，他首先向苏东坡开刀。苏东坡是贬谪到广东高山大庾岭以南的第一个人。他被罢黜，剥夺了官阶，调充英州太守。他并非不知道会有这类情形，不过不知道第二次迫害会严重到什么程度。太皇太后去世后，在往定州就职前，他正式辞行时，皇帝未允谒见，他就觉得危险即将到来了。八年里他曾断断续续教过那个年轻皇帝，对他很了解。一年以前，他曾在一道表章里向小皇帝说得很露骨，倘若他不纳臣子的忠言，苏东坡宁愿做“医卜执技之流，簿书奔走之吏”，也不愿在朝中担任侍读之职。

可是来日如何，他并不真知道。左降英州太守并没有什么特别苦吃。章惇也算他的故交之一。在年轻时他和章惇往陕西山中游历，苏东坡曾戏称章惇将来会杀人不眨眼，不过二人还始终算是朋友。他自己的遭罢黜失官，他倒不以为奇。向朝廷弹劾他的数十条罪名，也是旧有的，而且已经弹劾多次。不外乎是“毁谤先王”，这个罪名是攻击元祐旧臣的陈词滥调。而罪证是在太皇太后摄政期间，他代拟圣旨罢黜王安石一派小人。他代拟一般的圣旨倒无何重要，因为他是奉太皇太后之命行事的。罢黜苏东坡的圣旨如下：

若讥朕过失，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诬诋圣考。乖父子之恩，害君臣之义。在于行路，犹不戴天；顾视士民，复何面目？……虽轼辩足以饰非，言足以惑众，自绝君亲，又将奚憝？

苏东坡现在要跋涉一千五百里，自中国的北部到中国的南部。他觉得他一生只是一站一站地往前走，而现在只是在他人生旅途中的另一步，这旅程是他呱呱落地时已由神灵决定，不过到现在他才充分明白罢了。在他五十七岁时，他已经饱历命运的荣枯盛衰，现在命运的转变，在他也不以为奇了。命中注定他最后要完全与政治断绝关系，要符合他的夙愿，使他去度求之已久的常人生活。他现在向前行进，无忧无惧，心中一片安谧宁静。在过去的日子里，不管遇到何等问题、何等情形，他都以真诚勇敢之态度相向，他愿把一切付诸天命。

苏东坡以第一个牺牲者的身份，横越中国南部巍峨雄伟的山脉，受难之中却有一分卓然不群的优越感。他与家人启程南下。他弟弟子由已然在汝州上任，离国都很近，苏东坡先去看他，在金钱上弄得些接济。苏东坡对理财一事并不见长。虽然在太皇太后摄政九年期间，他走过一段好运，但时常各地调动，俸禄随即花光。另一方面，他弟弟子由宦途较为平稳，直升至宰相之位。苏东坡前去时，子由只能给他七千缗，供他家人在宜兴安居之用。他从子由处回来，发现又官降一等，但到英州的派令并未改变。他给皇帝上了一道使人读之恻然的表章，请求允许乘船南下，作为对老师的一点儿恩宠。他怕陆行一千五百里，会身染重病而死于道侧。所请得蒙恩准，他送全家，包括三个儿媳妇到宜兴的苏家。大家泪眼相望，苏东坡决定只带朝云和两个小儿子同行。

他们到了金陵对岸的仪真，已经是六月天气，迫害元祐儒臣的行动正在雷厉风行，名公巨卿之遭流放者，已有三十余人。苏东坡现在是第三次降官。他已经不够太守的资格，而是改派到广州迤东七十里的惠州充任建昌军司马。情况已完全不同，他决定让次子回宜兴农庄去，自己只携二十二岁的儿子苏过、朝云、另外两个老女仆前往。他的门人张耒这时是镇江太守，派遣了两个老兵一路伺候他。

但是沿途穿过美丽的乡野，经过高山深谷，看动人心神的急流高山，苏东坡都充分观赏。他坐的是一只官船，在九江以南鄱阳湖停泊时，出乎他意料，第四道命令又来到，又把他贬低官阶。运输官听到这条命令，派一队兵来要将船收回。兵来到时正是半夜。苏东坡与军官商妥，许他在船上住到次日中午。这时离通往南昌的湖上码头还有十二里。他若运气好，明天午前能到南昌，就安全无事；若遇逆风，他和全家以及行李就只好被抛下船来。他到龙王庙去祷告，因为龙王是主管水上安全的。他向龙王陈明他如今身陷困难，他说明天早晨若到不了目的地，便须露宿野外了。他刚一祷告完毕，一阵强风吹来，船帆涨满，船向前行走极快，还不到吃早饭时间，船就到达了。后来，在他回程时，他写了一篇祭文，向龙王道谢。

梅岭古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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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庾岭又称梅岭，在古代，岭北归属于比较发达的汉族文化区域，南面则是古代南蛮族居住的土地。岭南也是历史上著名的贬官发配之处。苏东坡在被贬谪岭南经过此地时曾题赋过一首著名的梅花诗《赠岭上梅》：“梅花开尽百花开，过尽行人君不来。不趁青梅尝煮酒，要看细雨熟黄梅。”

在九月，他跨越有名的大庾岭，大庾岭在中国古代为赴广州的旅客必经之地。这道关隘是一条遥远、危险的旅途，通过之后，便到了另一个境界，多少旅客往往是有去无回的。一条铺石头的路，在关隘两侧各有三四百码长，道旁有浓荫茂密的树，为旅客遮蔽太阳，供旅客歇息。行人到此，不由喟然兴叹，多在岩石上题诗寄慨。立在此处山峰上，头上云天，不过咫尺，苏东坡觉得自己犹如梦游，不复知自己肉体之躯在何处所了。从那样高处，他能看到人的渺小，行为的卑鄙，山上的清风把他胸中的尘思俗念一扫而空。横过了关隘之后，他游历今日的曲江和南华寺，中国佛教禅宗的圣地。

在曲江和广州之间，他碰见道士老友吴复古。从此之后，在苏东坡流放期间，他一直与吴复古交往很密切。吴复古是一怪人。在过去那些年，在苏东坡的生活里，他曾在不同的处所突然出现。苏东坡第一次遇见他，是在济南，后来又在京城碰见他。此人从事何种活动呢？难道他没有职业？他何以为生？他与苏东坡要好，难道是有所求取，特别是等到苏东坡在朝得势之时吗？可是他向苏东坡从无所求，也不曾求苏东坡为他转求他人。过去不知他流落何方，而现在又忽而相遇，不在别的地方，偏偏在此，苏东坡又遇到他。吴复古是真正的道士，身体精神，轻松自在，一心无忧无虑，这是道家极其重视的，由于身体强，欲望少，他们大多能过一种为人所艳羡的自由自在的生活。要获得此种自由自在的生活，必须摆脱名利，吃粗茶淡饭，穿衣住处不讲究，步行千里，睡在旷野，不视为苦事。吴复古对此世界一无所求。他时隐时现，等于随时提醒苏东坡，倘若他不为政治所纠缠，他就过那种飘荡不羁的日子。

哲宗绍圣元年（一〇九四年）十月二日，是欧洲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前两年，苏东坡到了惠州。他对好多事都显得新奇，可是又似乎熟悉。广东是亚热带，他看见橘林、甘蔗、荔枝树、香蕉园，还有槟榔树。绝不是个不适于生活的地方。有两条河自北流入，在城东汇合。前半个月，苏东坡在地方太守礼遇之下，住在政府官舍中。他立在两河汇合处的合江楼上，看见宽广的河流在下面城边流过，对岸归善县的县城就建筑在陡斜的山坡上。沿河是岩石和巨大的石卵，闲散的人正在那儿钓鱼。城的正北就是罗浮山和象头山，他知道以后他会去览奇探胜的。

这里就是中国的南方，和他以前所想象的不一样，处处是浓绿的草木和亚热带的水果，的确是“岭南万户皆春色”。当地百姓看见苏东坡这位诗人都觉得惊讶，不知他为何故被贬谪到他们这个地区来。苏东坡想到苏武，苏武被匈奴单于流放到漠北，从没料到在暮年还能回到中国；他又想到管宁流放到辽东，竟愿居住在那里终生不去。惠州很美，当地居民也对他很好。等后来他迁到对岸的嘉祐寺之后，他说不久“鸡犬识东坡”了。

在对岸松风亭里他写了一封短笺，把他对人生的态度表现得最好。搬到嘉祐寺之后，他常在山顶的松风亭里流连不去。一天，他正回家时，看见松风亭高高超出树顶之上，他的两条老年的腿感觉到疲倦。他忽然想：“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由是心若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当恁么时也不妨熟歇。”

如今他又恢复到“依然故我”了。在广州之时，他买了些上好的檀香，现在喜欢闭门静坐，细闻此香味，思想往日过错。有时窗外凉风徐来，他下午酣睡，等屋顶一只乌鸦把他唤醒，忽然觉得自己已然无官一身轻。看见宽阔的河面反光，映入书斋，他心想，这与明月在天一样好。他不懂为什么有人以为天空有云、有月光会更美。他以为天空无云，正如一尘不染的良心。

他给朋友写信说：来此半年，已服水土，一心无挂虑，因为已经乐天知命。黄州老朋友陈慥写信说想来探望，由汉口到惠州有一千里之遥。苏东坡绍圣二年（一〇九五年）三月四日给他回信说：

到惠将半年，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甚厚。孔子云“虽蛮貊之邦行矣”，岂欺我哉！……自失官后，便觉三山跬步，云汉咫尺，此未易遽言也。所以云云者，欲季常安心家居，勿轻出入。老劣不烦过虑，……亦莫遣人来，彼此须髯如戟，莫作儿女态也。……长子迈做吏，颇有父风。二子作诗骚殊胜，咄咄皆有跨灶之兴，想季常读此，捧腹绝倒也。今日游白水佛迹山，山上布水悬三十仞，雷轰电散，未易名状，大略如项羽破章邯时也。自山中归，得来书，灯下裁答，信笔而书，纸尽乃已。

他外在的生活绝不寂寞。可以意料得到，所有邻近地区的官员都利用此一难得的机会来与这位杰出的诗人相结交。惠州东、西、北三面，计有五地区的太守，不断给他送酒送食物。惠州太守詹范和博罗县令林抃变成了他最亲密的朋友。其他至交，如杭州僧人参寥、常州的钱世雄，不断派人带礼品、药物、书信来探望。苏州有一个姓卓的佛教徒，步行七百里替太湖地区苏家与那里的朋友来送信。苏东坡在宜兴的两个儿子老不曾听到父亲消息，十分焦虑，姓卓的听到，他说：“这个容易！惠州也不是在天上，是不是？若是走着去，总可以找得到。”姓卓的便步行出发，走上这条漫长的道路，横越大庾岭，走得满脸紫赯色，两脚厚茧皮，他走到了。

用这种方法，苏东坡不断与家庭保持联络。道教奇人吴复古和他同住数月，随后两年，在惠州和子由官职所在的高安时常往返。另一个苏东坡的同乡道士陆惟忠不辞两千里之遥，特意来看他。苏东坡发现了一种极不寻常的酒——“桂酒”，他说桂酒不啻是仙露。他给陆惟忠写信开玩笑说桂酒一端即足以抵他迢迢千里跋涉之劳，而陆惟忠果然来了。

每过几天，太守詹范就派他的厨子带着菜到苏东坡家来。过几天，苏东坡就邀朋友到城西湖边喝几杯。那片湖位于山麓，旁边有一个大佛塔、两个庙。有时他去钓鱼，一直坐在岸边一块巨大的卵石上。一天，他钓到一条大鳗鱼，带着鳗鱼和酒到太守家去，在那里吃饭。苏东坡常去游白水山，有时他带着一个儿子，有时和本地太守或新来到城中的朋友一起。

他给弟弟子由的信，其中有几封读之可喜。在一封信里他谈到他临时发明的烤羊脊。

惠州市井寥落，然犹日杀一羊，不敢与仕者争。买时嘱屠者，买其脊骨耳。骨间亦有微肉，熟煮热漉出，渍酒中，点薄盐炙微燋食之。终日抉剔，得铢两于肯綮之间，意甚喜之。如食蟹螯，率数日辄一食，甚觉有补。子由三年食堂庖，所食刍豢，没齿而不得骨，岂复知此味乎？戏书此纸遗之，虽戏语，实可施用也。然此说行，则众狗不悦矣。

到了惠州，苏东坡最大的发现是此地无酒类的官方专卖，每家各有家酿。由此时起，他开始品尝桂酒，这时他仿佛在遥远的地方遇到了知己。在给朋友的好多信里，他赞美此酒的异香。此种酒微微带甜而不上头，能益气补神，使人容颜焕发。在一首诗里苏东坡盛夸此酒，如果此种酒能开怀畅饮，会感到浑身轻灵飘逸，可飞行空中而不沉，步行水面而不溺。他打听到桂酒的酿造法，刻在石头上，藏在罗浮铁桥之下，只有寻神求仙的人才能寻到。

惠州卫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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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市位于广东省东南部，珠江三角洲东北端，南临大亚湾。惠州是广东省的历史文化名城，在古代即有“岭南名郡”之称，简称鹅城。不过，有后人戏称，是唐以来千多年间的诸多贬官成就了这里。这些人中又以苏东坡的到来而更让这里闻名遐迩。

苏东坡写了至少有五六篇酒赋。最有趣的是《书东皋子传后》。东部某太守以酒相赠。他刚刚读完汉代（实为唐代——编者注）以酒量之大出名的东皋子传记。在他谢太守赠酒的信里，他写了又启，叙述他饮酒的习惯，顺带添写了两条人生“至乐”——不高明的作家必然会增加到四五条，或写个没完了。

予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予下者。然喜人饮酒，见客举杯徐引，则予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客至未尝不置酒。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予上者。

常以谓人之至乐，莫若身无病而心无忧，我则无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于予前，则予安得全其乐乎？故所至，常蓄善药，有求者则与之，而尤喜酿酒以饮客。或曰：“子无病而多蓄药，不饮而多酿酒，劳己以为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药，吾为之体轻；饮者困于酒，吾为之酣适。盖专以自为也。”

东皋子待诏门下省，日给酒三升。其弟静问曰：“待诏乐乎？”曰：“待诏何所乐？但美酝三升，殊可恋耳。”今岭南法不禁酒，予既得自酿，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广、惠、循、梅五太守，间复以酒遗予。略计其所获，殆过于东皋子矣。然东皋子自谓五斗先生，则日给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予者，乃日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东皋子与仲长子光游，好养性服食，预刻死日，自为墓志。予盖友其人于千载，或庶几焉。

苏东坡写过一篇酒颂。即便不解杯中趣的人，读了他描写陶然微醉的快乐，也会为之神往的。

浊醪有妙理赋

酒勿嫌浊，人当取醇。失忧心于昨梦，信妙理之疑神。……伊人之生，以酒为命。常因既醉之适，方识此心之正。稻米无知，岂解穷理；曲糵有毒，安能发性。乃知神物之自然，盖与天工而相并。得时行道，我则师齐相之饮醇；远害全身，我则学徐公之中圣。湛若秋露，穆如春风。疑宿云之解驳，漏朝日之暾红。初体粟之失去，旋眼花之扫空。……兀尔坐忘，浩然天纵。如如不动而体无碍，了了常知而心不用。坐中客满，唯忧百榼之空；身后名轻，但觉一杯之重。今夫明月之珠，不可以襦；夜光之璧，不可以。刍豢饱我而不我觉，布帛燠我而不我娱。唯此君独游万物之表，盖天下不可一日而无。在醉常醒，孰是狂人之药；得意忘味，始知至道之腴。

苏东坡不但是酒的鉴赏家和试验者，他还自己造酒喝。他在定州短短一段时期，曾试做橘子酒和松酒，甜而微苦。在他写的《中山松醪赋》里，他曾提到松脂的蒸馏法，但是如何制酒却未明言。在惠州他造了桂酒，而且生平第一次品尝中国南方的特产“酒子”。酒子是在米酒还未曾充分发酵时取出来的，所以其中酒精成分甚少，实际上有些像稍带酸味的啤酒。有一次，在一首诗前的小序中他说他一面滤酒，一面喝个不停，直到醉得不省人事。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他说了“真一酒”的做法。这种酒是白面粉、糯米、清冽的泉水这神圣的三一体之精华，做成之后，酒色如玉。上等面粉掺发酵粉，揉成面曲饼，挂起来干两个月；然后煮上一斗米，在取出之后用水冲净，晾干；再拿三两曲饼，轧成细粉，与米和匀放入瓮中，压挤极紧，中间留一圆锥形小坑，在中间低处流出酒液时，把刚才留下的一部分曲粉洒在中间低处。等酒液已经够多，把压紧的米切开，放入新煮好的米，其比例为一斗旧米加入三升新米，再加进两碗开水，过了大约三天到五天，便酿成了六升的好酒。但是时间的长短，也要看天气如何而定。在热天，酵母要减少半两。

说公道话，苏东坡在做酒方面只是个外行中的内行，而不是个真正内行。做酒只是他的业余嗜好而已。在他去世之后，过和迈两个儿子常被人问到他父亲做各种酒的方法，尤其是在苏东坡诗和书信中常提到的桂酒。两个儿子都大笑。苏过说：“先父只是喜欢试验罢了，他只试过一两次。桂酒尝来犹如屠苏酒。”苏东坡大概是太性急，不能锲而不舍研究个透彻。据说尝过他在黄州做的蜜酒的人，都有几次腹泻。

在哲宗绍圣二年（一〇九五年）四月十九日，他的堂妹去世。真是不幸，她的名字始终未能传下来，苏东坡只是称她“堂妹”，或“小二娘”。她丈夫写给苏东坡的信报告这个噩耗，竟走了三个月。苏东坡对堂妹的钟爱并未少减，这一点在几年前他写信给一个亲戚可以证明，因为那封信里他说一次旅行时未能到常州去看她，始终引以为憾。去年她与丈夫显然是迁到苏东坡为官的定州去居住。她丈夫柳仲远是一个方正的贫儒，并未考中科举，但甚喜收藏字画。苏东坡在京都时，他曾去拜望苏东坡，苏东坡曾以书画相赠。苏东坡在给程之才的信里，提到堂妹的死讯，说自己“情怀割裂”，在给堂妹的儿子的信里，也说“此心如割”。用这类说法表示伤怀，在中文里虽非什么特殊，但所表示的仍是很深的伤怀。

他为堂妹写的祭文，显然是得到噩耗之后写的，这篇祭文颇有真诚感触，显示出一往情深之致。文中说，他祖父的孙辈只有四个尚在。那四个是东坡、子由、子安（他伯父之子，在家乡为弟兄们照料祖茔），另一个便是这位堂妹。说她“慈孝温文，事姑如母，敬夫如宾”。随后谈到私人的感受。他盼她的两个儿子能长大成人，能够光耀门楣。祭文上说：“一秀不实，何辜于神。谓当百年，观此腾振。云何俯仰，一嚬再呻。救药靡及，奄为空云。万里海涯，百日赴闻。拊棺何在，梦泪濡茵。长号北风，寓此一樽。”

一年之后，她丈夫也去世，灵柩南运至镇江附近的老家安葬。

苏东坡到惠州不久，得到一个消息，颇使他心中焦虑。在过去四十二年中，自从他姐姐去世，他父亲公开指责他内兄家之后，他和弟弟子由就一直没和姐夫程之才通信或交谈，但和程家其他弟兄有书信来往。章惇听到这件亲家嫌隙，他就特派程之才专程南下担任提刑，处理重大诉讼和上诉的案件。在哲宗绍圣二年（一〇九五年）正月，他到了广州，是苏东坡到惠州的三四个月之后，苏东坡摸不清楚程之才究竟是否已把过去的事置诸脑后，所以完全不知道会有何等情况发生。由于一个朋友的关系，苏东坡给程之才写了一封客气礼貌的信，因而知道程之才要在三月到惠州。确知他别无他意之后，苏东坡派儿子过在他来时去接他，并且带着一封欢迎信，自称：“杜门自屏，省躬念咎。”程之才此时已然年老，年约六十岁。事实是程之才颇想弥补过去的嫌隙，重获此一门贵亲的友谊。他向苏东坡恳求为他曾祖父（苏东坡的外曾祖父）写一篇墓志铭。也许是亲戚毕竟是亲戚，也许是眉山城皆以苏东坡此位大文豪为荣，而程之才也颇有此荣誉感。于是双方的关系又显得真正亲热起来，由双方交换很多信件诗文，苏东坡也对他有所请求。在惠州过了十天，程之才又出发视察，不过那一年大部分时光他在广州附近度过。

有程之才在，并且凭借他的友情，苏东坡得以对地方颇有建树。虽然苏东坡已无权副署好多公文，可是他却充分利用他对程之才的影响力。他对朝廷高层政治固然是已告断绝，可是对邻人和当地百姓的福利，他还是视为己任。倘若有什么事非法越理，他若能运用势力予以纠正，他不会坐视不顾。绍圣三年正月初一，博罗大火，使苏东坡大为震惊。全城付之一炬。他请程之才通令地方官对无家可归的百姓予以救济，临时搭建篷帐供灾民居住，并严防抢劫。官家衙署完全焚毁，全需重建。苏东坡恐怕那些官衙的积弊恶习又要发生。他怕官方在重建此一城镇时，又要乘机剥削人民，而地方政府会征用物资、民工。他建议程之才令当地政府在市场公开购买，禁止征集民间物资，征用民工。他指出来，否则“害民又甚于火矣”。

他站在惠州街上，看到使他十分痛心的事。看见农夫满车装着谷子去向当地政府缴纳捐税。因为丰收，谷价下跌，政府拒绝收取谷子。这正是苏东坡要管的事。他一探询，才知道政府要的是现款，因为谷价太低。农民必须在低价市场将谷子卖出，才能得到现款，可是农民需要缴纳的捐税现款却按粮价高时计算。结果，农民欠一斗粮税，却得卖两斗谷子才够缴纳。苏东坡给程之才写了一封长信，内容雄辩滔滔，言辞峻切，就仿佛以前上太皇太后的表章一样，这样把此衙署积弊揭发无遗，指为向农民纯然勒索。他请程之才和当地的税吏及运输官举行一次会议，并建议当地政府当依谷物市价向农民征税。数月之后，他听说那三位官员已经决定向朝廷联合呈请，他十分高兴。

他现在开始关心惠州城的诸种改善革新事宜。他还是一秉过去喜爱建设的天性，经过与程之才、几位太守与县令会商，建筑了两座桥，一个在河上，一个在惠州湖上。为兴建这两座桥，子由的太太捐出不少朝廷当年赏赐她的金币。在忙于进行这项工程时，他又做了另外一件事，特别受地方居民的敬仰，就是把无主野坟的骸骨重建一大冢埋葬之。重新安葬之后，他写了一篇祭文，安慰那些无名死者。他相信，那些死者不是平民，便是兵卒。他颇以那些骸骨有些残缺不完，必须合葬为歉，只希望那些阴魂和睦相处，犹如一个大家庭一样。他又在城西修了一座放生池。这纯然是佛教思想，其基本观念是轮回思想，相信那些鱼也许前身是人身。鱼类一放入此放生池内，则生命安全无虞。那个池塘即名为“苏东坡放生池”，直到清末，当地士绅百姓，还保持在节庆之日，去买鱼放生的风俗。

他常对做些小事感兴趣。一件新奇的东西在十几年之前很使他着迷——那时他正贬谪在黄州——那件东西叫作“秧马”，是插秧用的。插秧是累得腰酸腿疼的事，农夫必须在水田中涉水而行，整天弯着腰肢劳作。秧马就像在水面漂浮的一只小船，农人可以坐在上面插秧，用腿当作桨移动，马头正好用来盛稻秧。这种东西既可使工作进行快速，又可以节省劳力。他想把这种东西向南方推广应用。他对此事非常热心，在给朋友的信里他多次提到。他给一位官吏送行时，曾经告说他要推广秧马的应用，并且说，为官成功之道，在于“吏畏民爱”。

苏东坡既已失去权力地位，又为当政者所不喜，壮年时致君于尧舜与改变帝国之命运等雄心壮志，已不复当年气概。如今只是惠州一国民而已，他的事也就是邻居翟秀才和林太太的事，这位林太太是酿酒的，总是赊给他酒喝。他的朋友是道士吴复古、陆惟忠和罗浮的僧人。他在学者、太守、县令之中，也有不少朋友。

他虽然不能做官，还可以做个热心公益的国民。广州为广东之省会，近在咫尺，太守王古也是他的朋友。苏东坡因为知道广州有瘟疫流行，就写信给王古，提议筹备一笔基金，做创立公家医院之用，就和以前他在杭州所办的一样。广州人和杭州人一样，也是以饮水问题为苦，疾病易于流行也与此有关。他认识一个道士，那个道士有一套引山泉入广州城的完整计划。广州城内有一口好井，只能供官家用。不过，广州城七里之外，在一个比广州城高很多的地方，有很好的泉水。苏东坡把那个道士的引水计划向王古提出，并且建议建设水管引泉水进城。水管可用大竹管做，此种大竹子在广东东部生产甚多。在山泉所在地需要建一石头水库，用五根大竹管从此水库引水到广州城中另一石头水库。苏东坡对水管的制造说明得十分详细，因为他在故乡曾经见过。竹管接口处用麻缚紧，外面涂上厚漆，以防漏水。每一段竹管要开一小口，以竹针堵塞，倘竹管之中有闭塞不通，便打开此小口检查。他估计约有一万根大竹管便可敷用。但是这些大竹管必须时常检查，也要按期换新，就如同现代铁道的枕木一样。必须有官吏时常视察，每年必须从广东东部采购此种大竹筒备用。他怕给他朋友招不必要的麻烦，告诉王太守切莫让人知道是他出的主意，因为当权派对他厌恶，但是王太守后来却因“妄赈饥民”之罪而被革职。

第二十六章　仙居

苏东坡在惠州的生活，谁都知道是和朝云的爱情相关联的。苏东坡去世之后，他在白鹤峰的住所经后人辟为“朝云堂”。王朝云是杭州姑娘，她所生的婴儿夭折之时，苏东坡在第一次放逐北归的途程中，真是使人黯然神伤。从那时起，朝云就一直和苏东坡生活在一起，现在又随同他放逐出来。秦观赠她的诗说她美如春园，目似晨曦。她到惠州时还年轻，才三十一岁。苏东坡那时五十七，虽然二人年龄不同，而情爱无殊。朝云聪明愉快，活泼有生气。苏东坡一生的几个女人之中，朝云最称知己。她爱慕苏东坡这个诗人，自己也很向往他那等精神境界。苏东坡对朝云在他老年随同他流离颠沛，不但把感激之情记之以文字，并且写诗赞美她，这些诗使他们的热情化为共同追寻仙道生活的高尚友谊。

苏东坡总是称朝云为“天女维摩”（表示纯洁不染之意）。在佛经里有这样一个故事：在释迦牟尼以一个森林的圣人身份住在某一小镇时，一天，与门人讨论学问。空中忽然出现一天女，将鲜花散落在他们身上，众菩萨身上的花都落在地面，只有一人身上的花瓣不落下来。不管别人多么用力去刷，花朵硬是沾着不掉。天女问他们：“为何非要把花瓣从此人身上刷落？”有人说：“花瓣与佛法不合，故而不落。”天女说：“不然，此非花瓣之过，而是此人之过。已然信佛之人，若还有人我之分，其言行必与佛法相违背。如能消除此种分别，其生活自然合乎佛法。花瓣落在身上而脱落下来的众菩萨，都已消除一切分别相。正如恐惧，若心中不先害怕，则恐惧不能入袭人心。若众门徒贪生怕死，则视听嗅味触各感觉，才有机会骗他们。已经能征服恐惧，则能超越一切感觉。”

苏东坡携眷到惠州那年，给朝云写了两首诗词，其特点是在情爱之中夹杂有宗教情感。第一首是到后半个月内写的，他称赞朝云，说不像白居易侍妾小蛮，因为小蛮在白居易老时离开了他，而是像通德，她终生陪伴伶玄。他颇以朝云的孩子夭折为恨，他把她比作天女维摩，敬拜佛祖。她抛却长袖的舞衫，而今专心念经礼佛，不离丹灶。一旦仙丹炼就，她将向他告辞，进入仙山。那时她不会再如巫山神女那样为尘缘所羁绊了。

在第二首词里，爱情升华达到宗教程度，更为明显。其中感情与宗教交织而为一。那首词是：

白发苍颜，正是维摩境界。空方丈、散花何碍。朱唇箸点，更髻鬟生菜。这些个，千生万生只在。

好事心肠，着人情态。闲窗下、敛云凝黛。明朝端午，待学纫兰为佩。寻一首好诗，要书裙带。

朝云对道家长生术也感兴趣。在惠州，苏东坡觉得到了应当认真炼丹之时。在惠州那一段时期，不论住在河的左岸或右岸，他总把自己的书斋叫“思无邪斋”——中国读书人给书斋起名字，总是用几个字表示他的人生哲学。苏东坡的思想已然发展到不但喜爱淳朴的生活和纯洁的思想，而且到相信纯洁的思想才是淳朴生活的基础。控制自己的心神作为长生不老的不二法门，是儒道佛三教结合的结论。他在《思无邪丹赞》里所言，并不只此。文内称他专心在小腹下部修炼丹田之气。这篇文章是一篇韵文，是他的得意之作，但用的是道家法术的神秘文辞，译成英文而不加冗长的注释，是不易看懂的。简短说来，他说到吸收饮食的元气、草木的精华，再借铅汞之助，就可以培养元力。还要再辅以日精月华的吸取。他要炼制的是“思无邪丹”。他相信而今是正当其时，他在一段杂记中说，白居易也曾试过炼制仙丹，但未成功。白居易曾在庐山建一草堂，其中有一丹炉，但是那座丹炉及丹锅在他接到朝廷任命为官之前一日坏掉。这就表示长生不死与享荣华富贵是不可同时兼顾的。所以人必须决定是在热闹场中过此一生，还是逃离此红尘世界而求长生。现在苏东坡相信自己已经向过眼云烟般的繁华梦告别，希望能求得长生不老之术。

究竟苏东坡对在肚脐之下炼丹田之气以求长生，是抱着何等程度的严肃态度，则颇不易言。他是个观察锐敏的人，虽然他也玩玩丹汞的道家神秘法术，他已然看出来，健康之道在于遵从合乎常识的几条简单规则。在他给患有肺痨病的陆道士的一封短信里，他说“嵇中散云，守之以一，养之以和，和理日济，同乎大顺”，再辅以山中道士所得的卫生环境与运动锻炼，与现代在疗养院中病人所能享得的利益，即是饮泉水、晒朝阳，等等养生之道。

《天女献花图》

中国画　刘松年　宋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中天女手捧花篮，边舞边散，对面菩萨神情安逸，微笑观看，周围几位罗汉则已为天女的舞姿所吸引，面露欣赏之色。图中布局疏密有致、离合有序。线条或刚或柔，表现出衣衫的不同质感。画面动静结合，不着背景，给人无穷想象。

另有一条奇怪的办法，朝云也与苏东坡共同合作实行，以求长生。大概从绍圣二年（一〇九五年），苏东坡开始独自睡眠，不再亲近女人。苏东坡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说：“养生亦无他术，独寝无念，神气自复。”另给张耒的一封信里，他说自己已经独宿一年半，觉得颇有得益。他说节欲之难，犹如弃绝肉食开始吃素，并以下列方法劝人：比如，决定不吃肉时，不要决定此后永远不再吃肉。可先试戒三个月，自然易于实行。三个月之后，可再延长三个月，如此继续下去。

朝云在宗教上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况。她在尼姑义冲的教导之下，已经皈依佛教。对男女“云雨”一事，佛教有其独特的态度。按佛理所示，吾人凭感官所见的世界都属虚幻，其终极的真实则是“佛”。人的意识则被知觉习性所包围。人若想得解脱，必须打破知觉的习惯，逃避感官世界的幻觉。苏东坡和朝云（她现在可以算是苏东坡的妻子了），不管儒家怎样看法，现在可以说都是佛教徒。他俩一同创建放生池，根据苏东坡说，朝云很乐于行善，这是佛教谆谆教训的。

但是苏东坡还要严肃得多。在绍圣二年（一〇九五年）后半年，他患痔疮甚为严重，失血甚多。他自己治疗，不但遍读中国医书，而且常把旁人分别不清的药草写文字说明其异同性质。关于痔疮，他的学说是这样，比如身内有虫啮咬，治疗之法是“主人枯槁，则客自弃去”。一切普通食物他全不吃，连米在内，只吃不加盐的麦饼和胡麻、茯苓。如此数月，暂时痊愈。

这时，他对炼丹的成功可能渐趋怀疑。他觉得自己感情太容易激动，不容易修炼成仙。他给子由写信，论到朱砂保存的方法，说子由性情平静，修炼较易成功。《山海经》是中国古代述说远方怪异的书。苏东坡写诗论到《山海经》时，他说：“金丹不可成，安期渺云海。”即便炼成长生不死之药，又有何用？只要练习深呼吸以控制元液足矣，而他已开始练习了。

他对来日如何，全然没有把握。他刚一到达，说要以惠州为家，可是他却永远不知道下一步会被派往何处。他若能一直在惠州住下去，自可把孩子们全家自宜兴迁来。在绍圣二年（一〇九五年）九月，朝廷有皇家祭祖大典，按习俗，应当实施大赦。那年年终，他听说元祐诸臣不在大赦之列。这消息至少有镇定剂的功效，使他觉得心情更为安定。他写信向程之才说：“某睹近事，已绝北归之望，然中心甚安之。未说妙理达观，但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又在给至交孙勰的信里说：“今北归无日，因遂自谓惠人。”给曹辅的信内说：“近报有永不叙复指挥，正坐稳处，亦且任运也。……见今全是一行脚僧，但吃些酒肉尔。”

现在一切既已确定无疑，苏东坡决定自己盖房子住。那年下半年，他给王巩写了一封长信。他说：“某到此八月，独与幼子一人、三庖者来，凡百不失所。风土不甚恶。某既缘此绝弃世故，身心俱安，而小儿亦遂超然物外。非此父不生此子也，呵呵。……子由不住得书，极自适，道气有成矣。余无足道者。南北去住定有命，此心亦不念归。明年买田筑室，做惠州人矣。”

次年三月，苏东坡开始在河东四十尺高的一座小山的顶上盖房子，离归善城的城墙很近。经过周期性的战事与破坏，这栋房子倒一直保存到现在，人都称之为“朝云堂”。在苏东坡的作品里，这栋房子叫“白鹤居”，北望可见河上风光，河水由此折向东北流去。这栋房子占地约半亩宽，后面为山所限，前面地势陡然下陷，当初设计此房子时，必须适应那有限的地皮，所以一头宽，一头窄。靠城墙那边早已有了两栋小房子。一家是翟秀才，一家是酿酒老妇林太太。这两家既是苏家的近邻，也是好朋友。苏东坡掘了一座四丈深的井，林翟两家也颇为受益。另一方面，苏东坡却可以赊酒喝。后来，他又从此被调走，但还不断给此老妇寄送礼品。

苏东坡盖的这栋房子十分精雅，共有房屋二十间。在南边一块儿小空地上，他种了橘子树、柚子树、荔枝树、杨梅树、枇杷树，几株桧树和栀子树。他告诉帮他物色这些花木的那位太守，要给他找中等的树，因为他已经老大，不能等小树长大，大树又不易移植。倘若树大，苏东坡就告诉朋友在移树之前，先要标出范围。中国人移树的方法，是先斫一条主根和一条中根，再用土埋起来，这样让树先渐渐适应。在第二年，另一面的主根也须斫断，再用土盖好。第三年，在树的四周围标好了方向之后，再将树移植，栽种之时，必须留意仍然合乎原来的方向。苏东坡的思无邪斋，现在是在白鹤峰上，另一间房子他名之为“德有邻堂”。孔子在《论语》里说“德不孤，必有邻”，这个堂名便是由此而来。这两个堂名都是四个字，而普通都是用三个字，苏东坡以四个字做堂名，居然开创了一时的风尚。邻人的房子在他的房子后面的东北，完全被苏东坡的房子遮蔽住。他的前门向北，正对河流，数里乡野的美景一览无余，白水山和更为遥远的罗浮山的庞大山脉也可望见。

房子上梁时他写的文章，描写从房子各方面所见的景色。上梁就等于奠基，是附近邻居的一件大事。所有邻居都带着鸡和猪肉前来道喜。写来供一般民众唱的喜歌，一共六节，起头都用类似“起锚了”或是像莎士比亚诗里的“嘿嗬”等声音：

儿郎伟！抛梁东！

儿郎伟！抛梁西！

六节歌都是由东西南北四方描写风光，再加上向上看与向下看。东方山上，一个寺院依偎在乔木参天的树林之中。在春季，苏东坡享受甜蜜的春睡时，他能听见寺院传来的钟声。向西俯视，可以看见虹形的桥梁横卧于碧溪之上，每逢城中太守夜间来访，他可以看见长堤上灯光明亮。在南方，老树的影子映入深深的清溪里，在他的花园中，他自己种了两棵橘子树。最美的风景是在北面，河流往城镇婉转流去，正好抱山麓而过。岸上附近，有一个垂钓佳地，他可以一整上午在那儿消遣，忘记了时光的逝去。

他祈求上苍降福，祈求农民粮食满仓，祈求海上风平浪静。乡间空气清洁，农民可以常保健康，五谷丰登，林太太能有酒赊给他喝。最后为一切朋友祈福，愿大家享福气，寿命长。

但是，他自己又遇到十分痛心的事。在绍圣二年（一〇九五年）七月五日，新房子尚未竣工，朝云得了一种瘟疫，竟而身亡（原文笔误，朝云去世是在绍圣三年，一〇九六年——编者注）。他们住的是疟疾地区，她得的可能是疟疾。苏东坡的儿子过并未在家，出外去运木材，朝云直到八月初三才埋葬。因为她是虔诚的佛教徒，她在咽气之前还念《金刚经》上的偈语：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按照她的心愿，苏东坡把她安葬在城西丰湖边的小山上，离一座佛塔和几个寺院不远。坟墓之后，山溪落下如瀑布，水流入湖中。坟墓在一个隐僻的所在，山坡分数条岗棱自高而下，犹如衣裳的褶纹。墓后是一带大松林。站在墓旁可以看西方山岭后的塔尖，往左右两三里，有几座大寺院，游客可听见黄昏的钟声与稷稷的松涛。邻近寺院的僧人筹款在墓上修了一座亭子，用以纪念朝云。

埋葬了三天之后，在八月初六，夜里风狂雨暴。第二天，农人看见墓旁有巨大的足迹。大家相信是有佛来伴她同往西方乐土去了。八月九日，夜里要念经超度亡魂。在典礼开始之前，苏东坡和儿子一同去细看那巨大的足迹。

苏东坡对朝云的情爱不但记在墓志铭上，还表现在朝云死后不久苏东坡写的两首诗词上。在《悼朝云》那一首里，他以朝云的幼子夭折为恨，不幸岁月无情，抛人而去。他只能诵小乘佛经以慰亡魂。朝云生在世上，想是要还前世欠下他的一笔债。现在转瞬之间，她已不在，也许是进了极乐世界。佛塔去此坟墓不远，每日黄昏她可以去听经访道，以慰岑寂。

苏东坡以前曾经写过三首极其精妙的诗，记松风亭畔的梅花，足以显示他的诗才。那年十月，梅花又盛放，他写了一首词，显然是以梅花象征长眠于地下的朝云。那个象征至为相宜，因为月下梅花一向认为是白衣仙女，隐约朦胧，绝与尘世俗态不同其格调。这首词的用语既像是写花，又像写他心爱的女人。那首词是：

玉骨那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幺凤。

素面翻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丰湖过去一向是苏东坡喜爱的野餐处所。朝云埋葬之后，他不忍心旧地重游。他已经找圣洁之地把朝云埋葬，他二人共同开辟的放生池，就在下面，芳魂一缕，举目下望，也可少得慰藉。

从现在起，苏东坡一直鳏居未娶。房子在次年二月竣工，果园也已种上果木，水井已经打好，长子迈已经把过和自己的家眷迁来惠州。次子迨则和他的妻儿仍留在宜兴，因为苏东坡对他抱有厚望，希望他专心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同两个儿子两个儿媳妇来的是三个孙子，两个是长子的，一个是三子的。大孙子已经二十岁，已然成家。二孙子符，也到了娶妻的年龄，苏东坡给他安排，娶了子由的外孙女，就是子由亡婿王适的女儿。

盖这栋房子，几乎把苏东坡的钱花光了，现在就指望迈微薄的薪俸。迈在运用了些关系之后，获得曲江附近的县令职位。

正在苏东坡以为可以晚年在惠州安居下去之际，他又被贬谪出中国本土之外去了。他的新居落成之后大约两月光景，他接到远谪海南岛的命令。根据一个说法，他曾写了两行诗，描写在春风中酣美的午睡，一边听房后寺院的钟声。章惇看到那两句诗，他说：“噢！原来苏东坡过得蛮舒服！”于是颁发了新贬谪的命令。

第二十七章　域外

海南岛那时是在宋朝统治之下，但是居民则大多是黎人，在北部沿岸有少数汉人。苏东坡就被贬谪到北部沿岸一带去，这中国文化藩篱之外的地方。元祐大臣数百个受苦难折磨的，只有他一个人贬谪到此处。朝廷当政派为防止元祐诸臣再卷土重来，在那一年及以后数年，决定惩处或贬谪所有与前朝有关联的臣子。苏东坡贬谪到海南岛不久，司马光后代子孙的官爵一律被削除，好多大官都予调职，其中包括苏子由和范纯仁，调往的地方不是南方就是西南，甚至老臣文彦博，已经九十一岁高龄，也没饶过，不过只是削除了几个爵位。打击苏东坡最甚的就是凡受贬谪的臣子，其亲戚家族不得在其附近县境任官职。因为苏迈原在曲江附近为官，现在也丢了官职。

现在苏东坡所有的几乎只有那一栋房子了。按照他名义上的官阶计算，朝廷三年来欠他两百贯当地的钱币，按京都币值计算，是一百五十贯。所欠的官俸既未发下，苏东坡写信给好友广州太守，求他帮忙请税吏付给他。这个朋友王古曾经听苏东坡的话兴建过医院，周济过贫民，可是不久即以“妄赈饥民”的罪名遭上方罢斥了，前面已然提过。苏东坡的欠薪发下与否，已不能稽考。

他现年六十岁，这是按西方计算。到底以后他还流放在外多久，颇难预卜，生还内地之望，甚为渺茫。两个儿子一直陪伴到广州。苏迈在河边向他告别，苏过则将家室留在惠州，陪伴他同到海南。为了到达任所，苏东坡必须溯西江而上，船行数百里到梧州（在现代的广西），然后南转，从雷州半岛渡海。他一到梧州，听说他弟弟子由在往雷州半岛贬谪之处，刚刚经过此地。据揣测说，苏氏兄弟被贬谪到这个地方，是因为他俩的名字与地名相似（子瞻到儋州，子由到雷州），章惇觉得颇有趣味。子由也带了妻子、第三个儿子和三儿媳妇，他们几年来一直和他住在高安。

苏东坡到了梧州附近的藤州，与弟弟子由相遇，而今境况凄凉。当地是个穷地方，兄弟二人到一个小馆子去吃午饭。子由吃惯了讲究的饭食，对那粗糙麦面饼实在难以入口。苏东坡把自己的饼几口吃光，笑着向弟弟说：“这种美味，你还要细嚼烂咽吗？”他们站起身来走出小铺子去，带着家人慢慢向前走，尽可能慢走，因为东坡知道一到雷州，就要立刻渡海了。

雷州太守一向仰慕苏氏兄弟。他予二人盛大欢迎接待，送酒食，结果第二年因此遭受弹劾，调离任所。子由在雷州的住处后来改为一座庙，是他兄弟二人死后，用以纪念他们的。

苏东坡必须出发了，子由送他到海边。离别的前夕，兄弟二人及家人在船上过了一夜。苏东坡的痔疮又发，甚为痛苦，子由劝他戒酒。二人用一部分时间一同作诗，苏东坡试探出子由最小的儿子的诗才。这次离别是生离死别，真是令人黯然销魂，一直愁坐整夜。离别之前，苏东坡给王古写了下面的文句：“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于海外，……生不挈棺，死不扶柩，此亦东坡之家风也。”

那天，他向先贤祠祈祷。有一个庙，供奉征南二将军的神像。凡是在此风涛险恶之处，过海的旅客都求神谕，决定吉日良辰开船。过去发现神谕无不应验。苏东坡也遵照习俗行事。

在绍圣四年（一〇九七年）六月十一日，苏氏兄弟分手，苏东坡和幼子及雷州太守派的沿途侍奉他的几个兵上了船。航程很短，在此晴朗的天气，苏东坡可以看见岛上山峦的轮廓矗立于天际。他心中思潮起伏。大海对他不像对西方诗人那么富有魔力。实际上，他已经是“眩怀丧魄”了。但是一路平安无事。登岸之后，苏东坡父子向西北岸的儋州目的地前进，七月二日到达。

他到达不久，一位很好的县官张中就到了。张中不但对苏东坡这位诗人佩服得五体投地，而且他本人又是个围棋高手。他和苏过后来成了莫逆之交。二人常常终日下棋，苏东坡在旁观战。由于张中的热诚招待，苏东坡就住在张中公馆旁边的一所官舍里。不过也是一所小旧房子，秋雨一来，房顶就漏，所以夜里苏东坡得把床东移西移。因为是官家的房子，张中用公款修缮一番，后来因此为他招了麻烦。

由中国人看来，海南岛根本不适于人居住。在夏天极其潮湿、气闷，冬天雾气很重。秋雨连绵，一切东西无不发霉。一次苏东坡看见好多白蚁死在他的床柱上。这种有害于人的气候颇使人想到长生之道。苏东坡写过下面一段文字：

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为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然儋耳颇有老人，年百余岁者往往而是，八九十者不论也。乃知寿夭无定，习而安之，则冰蚕火鼠，皆可以生。吾尝湛然无思，寓此觉于物表，使折胶之寒无所施其冽，流金之暑无所措其毒，百余岁岂足道哉！彼愚老人者初不知此，特如蚕鼠生于其中，兀然受之而已。一呼之温，一吸之凉，相续无有间断，虽长生可也。

在海岸上的市镇之外，岛内居住的黎族与内地的移民相处并不融洽。他们住在热带的山上，后来在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前，他们为日本效力，训练丛林战术。本地人不能读书写字，但规矩老实，常受狡诈的汉人欺骗。他们懒于耕种，以打猎为生。像在四川或福建的一部分地方一样，他们也是妇女操作，男人在家照顾孩子。黎民的妇人在丛林中砍柴，背到市镇去卖。所有的金属用具，如斧子、刀，以及五谷、布、盐、咸菜，都自内地输入。他们用乌龟壳和沉水香来交换，沉水香是中国应用甚广的有名薰香，甚至米也自内地输入，因为当地人只吃芋头喝白水当作饭食。在冬天自大陆运米船不到时，苏东坡也得以此维持生活。

当地居民非常迷信，患病时由术士看病，没有医生。土人治病的唯一办法是在庙中祷告，杀牛以祭神。结果，每年由大陆运进不少的牛专为祭神之用。苏东坡是佛教徒，设法改变此一风俗，但风俗改变谈何容易，他曾写过下列文字：

岭外俗皆恬杀牛，而海南为甚。客自高化载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风不顺，渴饥相倚以死者无数。牛登舟皆哀鸣出涕。既至海南，耕者与屠者常相半。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富者至杀十数牛。死者不复云，幸而不死，即归德于巫。以巫为医，以牛为药。间有饮药者，巫辄云：“神怒，病不可复治。”亲戚皆为却药禁医，不得入门，人牛皆死而后已。地产沈水香，香必以牛易之黎。黎人得牛，皆以祭鬼，无脱者。中国人以沈水香供佛，燎帝求福，此皆烧牛肉也，何福之能得？

内地人始终不能征服那些丛林中的居民。官兵一到，他们只要退入丛林中，官兵根本不想到山中居住，自然不肯深入。黎民有时因与汉人有争吵纠纷，也偶会进袭市镇。有时为商人所欺，在衙门得不到公道审判，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此人捉住不放，然后将金钱索回。苏过后来写了一篇两千字长文，论此种情形，并表示对此丛林蛮族无法征服，只有公平相待，公正管理。他认为此等土著是老实规矩的百姓，因为官府不替他们主持公道，他们才被迫而自行执法。

这次到海南岛，以身体的折磨加之于老年人身上，这才是流放。据苏东坡说，在岛上可以说要什么没有什么。他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唯有一幸，无甚瘴也。”

但是他那不屈不挠的精神和达观的人生哲学，却不许他失去人生的快乐。他写信给朋友说：“尚有此身，付与造物，听其运转，流行坎止，无不可者。故人知之，免忧。”

使章惇和苏东坡的其他敌人烦恼的，是他们竟无奈苏东坡何。在哲宗元符元年（一〇九八年）九月十二日，他在日记中写自己的坎坷说：

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少焉，水涸，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戊寅九月十二日，与客饮薄酒，小醉，信笔书此纸。

苏东坡也许是固执，也许真是克己自制，至少也从未失去那份诙谐轻松。僧人参寥派一个小沙弥到海南岛去看他，带有一封信和礼品，并说要亲身去探望。苏东坡回信说：“某到贬所半年，凡百粗遣，更不能细说。大略只似灵隐天竺和尚退院后，却住一个小村院子，折足铛中，糙米饭便吃，便过一生也得。其余，瘴疠病人。北方何尝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气？但苦无医药。京师国医手里，死汉尤多。参寥闻此一笑，当不复忧我也。故人相知者，即以此语之。”

他在此岛上的人生态度，也许在他贬居此地最后一年，在杂记中所写的那段话表现得最清楚：

己卯上元，余在儋耳，有老书生数人来过，曰：“良月佳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从之。步城西，入僧舍，历小巷，民夷杂揉，屠酤纷然，归舍已三鼓矣。舍中掩关熟寝，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为得失？过问先生何笑，盖自笑也。然亦笑韩退之钓鱼，无得更欲远去。不知钓者，未必得大鱼也。

苏东坡一次对他弟弟说：“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在我眼中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现在他就和默默无名的读书人、匹夫匹妇相往还。和这些老实人在一起，他无须乎言语谨慎，他可以完全自由，可以名士本色示人。他从没有一天没有客人，若是没人去看他，他会出去看邻居。像以前在黄州一样，他与身份高身份低的各色人，读书人、农夫等相交往。闲谈时，他常是席地而坐。他只是以闲谈为乐，但是他也愿听别人说话。他带着一条海南种的大狗“乌嘴”，随意到处游逛。和村民在槟榔树下一坐，就畅谈起来。那些无知的穷庄稼汉能对他说什么呢？庄稼汉震于他的学识渊博，只能说：“我们不知道说什么。”苏东坡说：“那就谈鬼。好，告诉我几个鬼故事。”那些人说并不知道什么有趣的鬼故事。苏东坡说：“没关系，随便说你听到的就行。”后来苏过告诉他的朋友说，他父亲若一天没有客人来，他就觉得父亲好像不舒服。

甚至于在如此地远天偏的地方，那群政敌小人也不让他安静消停。元符元年（一〇九八年）是迫害老臣雷厉风行的一年。在绍圣四年（一〇九七年），快到旧年除夕了，两个元祐大官在七天之内先后死亡，情况可疑。在春天，那两个官员的子女也遭监禁，老太皇太后的秘书也处了死刑。所有遭贬谪的官员，又都调迁地方。那年夏天遭到调迁的官员之中，有苏子由、秦观、郑侠，我们还记得郑侠就是献图推翻王安石的宫门小吏。

三月，神奇道士吴复古又在海南岛出现，和苏东坡住了几个月。他带来的消息是，朝廷派董必来视察并报告受贬谪的大臣的情形，如有必要，再弹劾起诉。那时儋州隶属广西省。最初朝廷打算派吕升卿到广西（吕升卿是恶迹昭彰的元祐大臣的死敌吕惠卿的弟弟）。对苏氏兄弟来说，吕升卿一来，他俩不死也要脱层皮。但是曾布和另一个官员劝阻皇帝，说吕升卿必不能从公禀报，必致激起私仇大恨。那样，朝廷就是超乎极端了。因此一劝，吕升卿改派到广东，董必派到广西。果不出所料，董必找出了纰漏，他说苏子由强占民房，雷州太守厚待罪臣并善予照顾。太守乃遭撤职，苏子由改调到惠州以东地区，当年苏东坡曾谪居在惠州。

董必要自雷州半岛到海南，就如瘟神下降，但是他的副手彭子民对他说：“别忘记你也有子孙。”董必听了遂停止不去，只派下属过海，查看苏东坡的情形。那个官员发现苏东坡住在官舍里，颇受县官张中优待，张中后来遂遭革职。

苏东坡被从官舍逐出，必须用仅有的一点钱搭个陋室居住。他住的地方是城南一片槟榔林。当地的居民，尤其是那些穷读书人的子弟，亲自动手帮助他盖房子。那是一栋简陋的房子，面积是五间大，但大概只盖了三间。他名此新居“桄榔庵”。房后就是槟榔林。夜里躺在床上，能听见黎民猎鹿的声音，鹿在那个地区为数甚多。有时早晨有猎人叩门，以鹿肉相赠。在五月他给朋友写信说：“初至，僦官屋数椽，近复遭迫逐，不免买地结茅，仅免露处，而囊为一空。困厄之中，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也，聊为一笑而已。”

《次韵秦太虚见戏耳聋诗帖》

书法　苏东坡　宋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秦观（1049—1100），字太虚、少游，号邗沟居士，学者称淮海先生。他与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号称“苏门四学士”，颇得苏东坡赏识。秦观生性豪爽，洒脱不拘，溢于文辞。政治上倾向旧党，哲宗时“新党”执政，被贬为监处州酒税，后徙郴州，编管横州，又徙雷州，至藤州而卒。

苏东坡很少恨别人，但他至少不喜爱董必。他必须向把自己赶出屋去的这个朝廷官员开个玩笑。“必”字在中文其音同“鳖”。他写了一篇寓言，最后提到鳖相公。有一次，东坡喝醉，这篇故事就这样开始。有鱼头水怪奉龙王之命，前来把东坡拉往海中。他去时身穿道袍，头戴黄帽，足蹬道履，不久便觉行于水下。忽然雷声隆隆，海水沸腾。突然强光一闪，他发现自己已经站在水晶宫中。像通常所说的龙宫一样，龙宫中有好多珠宝、珊瑚、玛瑙，及其他宝石等物，真是精工点缀，琳琅满目。不久，龙王盛装而出，二宫女随侍。苏东坡问有何吩咐。不久，龙后自屏风后出来，递给他一块绢，有十尺长，求他在上面写诗一首。对苏东坡而言，再没有比作诗容易的事。他在绢上画了水国风光和水晶宫的霞光瑞气。他写完诗，各水中精灵都围着看。虾兵蟹将莫不赞美连声。鳖相公当时也在。他迈步走出，向龙王指出东坡诗内有一个字，是龙王的名字，应当避圣讳。龙王一听，对苏东坡大怒。苏东坡退而叹曰：“到处被（鳖）相公厮坏！”

苏东坡写了三四个寓言故事，但是中国文人写的想象故事直到十三世纪才真有发展，苏东坡写的也和唐宋寓言作家一样，都是明显的道德教条加上微薄的一点儿想象而已。

在他自己盖了几间陋室之后的两年半期间，他过的倒是轻松自在的日子，只是一贫如洗而已。他有两个颇不俗气的朋友，一个是为他转信的广州道士何德顺，另一个是供给他食物、药物、米、咸菜的谦逊读书人。夏天的热带海岛上，因为潮湿的缘故，人是很受煎熬。苏东坡只有静坐在槟榔林中，一天一天地数，直到秋季来临为止。秋季多雨，因为风雨太多，自广州、福建来的船只都已停航。食粮不继，连稻米都不可得。苏东坡真个一筹莫展。在哲宗元符元年（一〇九八年）冬天，他给朋友写信说他和儿子“相对如两苦行僧尔”。那年冬天，一点儿食物接济也没有，父子二人直有饥饿之虞。他又采用煮青菜的老办法，开始煮苍耳为食。

他曾在杂记中写食阳光止饿办法，不知是认真还是俚戏。人人知道，道家要决心脱离此一世界时，往往忍饥不食而自行饿死。苏东坡在杂记《辟谷说》中说了一个故事。他说洛阳有一人，一次坠入深坑，其中有蛇有青蛙。那个人注意到，在黎明之时，这等动物都将头转向从缝隙中射的太阳光，而且好像将阳光吞食下去。此人既饥饿又好奇，也试着模仿动物吞食阳光的动作，饥饿之感竟而消失。后来此人遇救，竟不再知饥饿为何事。苏东坡说：“此法甚易知易行，天下莫能知，知者莫能行，何则？虚一而静者，世无有也。元符二年，儋耳米贵，吾方有绝粮之忧，欲与过子共行此法，故书以授之。四月十九日记。”

实际上，苏东坡不必挨饿，他的好朋友、好邻居也不会让他挨饿，他似乎是过得蛮轻松。有一天，他在头上顶着一个大西瓜，在田地里边唱边走时，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婆向他说：“翰林大人，你过去在朝当大官，现在想来，是不是像一场春梦？”此后苏东坡就称她“春梦婆”。他有时在朋友家遇到下雨，就借那家庄稼汉的斗笠、蓑衣、木屐，在泥水路上溅泥蹚水而归。狗见而吠，邻人大笑吼叫。他一遇有机会，还继续月下漫步的老习惯。有时他和儿子到六里以外西北海边，那里有一块儿巨大的岩石，像一个和尚面海而望。好多船在那里失事，本地人就说那块岩石有什么灵异。那块岩石下面长了许多荔枝树、橘子树，在那里正好摘水果吃。但是倘若有人打算摘得吃不了，要带着走，立刻就风涛大作。

苏东坡一向对僧人很厚道，但是他不喜欢儋州一带的和尚，因为他们有妻子，并且和别的女人有暧昧情事。住在儋州时，他曾写文章讽刺此事。那篇文章的题目是《李氏子再生说冥间事》。据说是真有其人。那篇文章如下：

余在儋耳，闻城西民李氏处子病卒两日复生。余与进士何旻同往见其父，问死生状。云：初昏，若有人引去，至官府幕下。有言：“此误追。”庭下一吏云：“可且寄禁。”又一吏云：“此无罪，当放还。”见狱在地窟中，隧而出入。系者皆儋人，僧居十六七。有一妪身皆黄毛如驴马，械而坐，处子识之，盖儋僧之室也。曰：“吾坐用檀越钱物，已三易毛矣。”又一僧亦处子邻里，死已二年矣，其家方大祥，有人持盘餐及钱数千，云：“付某僧。”僧得钱，分数百遗门者，乃持饭入门去，系者皆争取其饭。僧饭，所食无几。又一僧至，见者擎跪作礼。僧曰：“此女可差人速送还。”送者以手擘墙壁使过，复见一河，有舟，使登之。送者以手推舟，舟跃，处子惊而寤。是僧岂所谓地藏菩萨耶？书此为世戒。

这几年，过是父亲时刻不离的伴侣。据苏东坡说，像过那样的好儿子实在是至矣尽矣，蔑以加矣。他不但做一切家中琐事，也是父亲的好秘书。在如此高明的父亲指导之下，过很快便成了诗人、画家。在苏东坡的三个儿子之中，过成了一个有相当地位的文学家，他的作品已然流传到今日。他遵守父命，受了父亲当年在祖父教导下的教育。他有一次将《唐书》抄写一遍，以资记忆。此后，又抄写《汉书》。苏东坡博闻强记，他把读过的这些古史每一行都记得。有时他倚在躺椅上听儿子诵读这些书，偶尔会指出某些古代文人生平的相似细节，而评论之。

他们颇以无好笔好纸为苦，但仅以手中所有的纸笔，过也学着画些竹石冬景。大概二十年后，过到京都游历，在一座寺院里小停，几个宫廷中的兵卒忽然到来，抬着一顶小轿，要他进宫陛见徽宗皇帝。苏过完全不知是何缘故，只得遵命。一进轿，轿帘子即刻放下，所以他看不见是往何处去。轿上无顶，有人持一大阳伞遮盖。他觉得走得很快，大概过了四五里，到了一个地方。他走出轿来，见自己立在走廊之下，有人过来引他到一座极美的大殿。他一进去，看见皇帝坐在里面，身穿黄袍，头戴镶有绿玉的帽子。皇帝周围有一群宫女环绕，穿得极为艳丽。他觉得那样美的宫女为数不少，但是不敢抬头看。当时虽然是六月，殿中极为清凉。屋里有巨大冰块堆积，点燃的妙香气味弥漫在空气之中。他想自己必是在一座宫殿里。施礼问安毕，皇帝对他说：“我听说你是苏轼之子，善绘岩石。这是一座新殿，我希望你在墙壁上绘画，因此请你前来。”苏过倒吸了一口气。徽宗自己就是一位大画家，他的作品至今仍在。苏过再拜之后，开始在墙壁上作画，这时皇帝离座下来，站着看他动手。画完之后，皇帝再三赞美。告诉宫女送苏过美酒一杯，还有好多珍贵礼品。苏过自御前退出之后，又在走廊之下乘轿出宫，在路上仍然轿帘低垂。到家之后，刚才的经历恍惚如梦。

岛上难得好墨，苏东坡自己试制。苏过后来说他父亲险些把房子烧掉。这个故事与杭州一名制墨专家有关系。这家制墨人所卖的墨价高出别家两三倍，他说他是在海南岛跟苏东坡学的制墨秘法。有些文人向苏过打听他父亲制墨的方法。苏过笑道：“家父并无何制墨秘诀。在海南岛无事时，以此为消遣而已。一天，名制墨家潘衡来访，家父即开始和他在一间小屋里制墨。烧松脂制黑烟灰。到半夜，那间屋子起了火，差点儿把房子烧掉。第二天，我们从焦黑的残物中弄到几两黑烟灰。但是我们没有胶，父亲就用牛皮胶和黑烟灰混合起来。但是凝固不好，我们只得到几十条像手指头大的墨。父亲大笑一阵。不久潘先生走了。”不过，在苏过叙述这件往事时，潘衡这家商店的墨已经很好了。显然他是从别人学得的制墨秘诀，而不是跟苏东坡学的，只是借苏东坡的名气卖墨而已。

现在苏东坡空闲无事，却养成到乡野采药的习惯，并考订药的种类。他考订出来一种药草在古医书上是用别的名字提到过，别人从未找到，而他发现了，自然十分得意。在他写的各医学笔记中，有一种药可以一提，那就是用荨麻治风湿的办法，荨麻含有荨麻素和黄体素，像毒藤一样，皮肤碰到就肿疼。他说把荨麻敷在风湿初起的关节上，浑身其他关节的疼痛都可以停止。他还深信苍耳的功用。苍耳极为普通，各处都长，毫无害处，吃多久都可以，怎么吃法亦无不可。（此种植物含有脂肪、少量树脂、维生素C和苍耳苷。）他告诉人把此植物制成白粉末的办法。方法是，在文火上，把此种植物的叶子灰加热约二十四小时，即可。此白色粉末，若内服，能使皮肤软滑如玉。他还有些笔记提到蔓菁、芦菔和苦荠。他称这些东西是“葛天氏之遗民”的美食，营养高，味道好。

除去忙这些事之外，他还在儿子帮助下整理杂记文稿，成了《东坡志林》。过去他和弟弟子由分别为五经做注。他担任两部。在黄州谪居时，他已经注完《易经》和《论语》。现在在海南，他注完了《尚书》。最为了不起的是他的和陶诗一百二十四首。他在颍州时就开始此项工作，但是到惠州后，在被迫之下度田园生活，他觉得自己的生活与陶潜当年的生活，可谓无独有偶，完全相似，他又极其仰慕陶潜。离开惠州之时，他已经写了一百零九首，还只剩下最后十五首没有和，这十五首是在海南岛完成的。他要子由给这些诗写一篇序言，在信里说：“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他觉得他与陶潜的为人也颇相似，许多仰慕苏东坡的人当必有同感。

《陶渊明故事图·采菊》

中国画　陈洪绶　明

陶渊明（约365—427），名潜，字元亮，自号五柳先生。他的诗文充满了田园气息，他的名士风范和对生活简朴的热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文人。苏东坡曾这样评价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

第二十八章　终了

哲宗在元符三年（一一〇〇年）正月去世，享年二十四岁，留在身后的是一代死亡、颓丧、疲惫的文臣学者。他父亲神宗有子十四人，他只有一子，乃刘美人所生，亦在幼年夭折。他弟弟继位，是为徽宗。徽宗身后遗有儿子三十一人、几幅名画、一个混乱的国家。他兄长所开始的，徽宗给做了结束。他还是任用那些人，遵行那些政策。王安石的国有资本主义，现在和神宗当政时期相提并论，被冠以“祖制”的神圣不可侵犯名义，使人敬而生畏。在丰裕国库的方法，在与北方民族兵戎相见两事上，徽宗也步王安石的后尘。集中财富于国库、于皇家，也许这个政策是为帝王者无法割爱的吧。但是实行此一政策的皇帝，必须付出其代价。在徽宗，那代价是丢弃王位，国都沦陷，是在俘虏中死于敌方。徽宗能画美丽的花鸟、交颈的鸳鸯，但是每一个帝王，只要能忍心对老百姓施虐政而为自己建筑琼楼玉宇、园囿亭台，则未有不失其王位者。

徽宗登基之时，国家之组织已烂，国家之元气已衰。有品有才有德之人乃文明社会产生之瑰宝，要假以长久之时日方能生长成熟。司马光、欧阳修、范纯仁、吕公著那一代，已是往者已矣。那一代的人才，或已惩处，或已流放，或因病因老而死，或遭谋害而亡。清议批评，至大至刚的思想与文章，那种气氛已然窒塞，一切政治生活全已污染腐坏。苏东坡及其门人学士为理想而从政之心，因遭逢迫害过深，已不复存其壮志雄心，尤其是当时政治的歪风仍与他们的浩然正气相左。凭皇帝一道圣旨，朝中即可立即出现一代新的正直博学、勇敢无畏的儒臣，那可真是难矣哉。若使一个享有政权滋味八年之久的大帮派轻易放下政权，那也是所望过奢了。

不过，苏东坡是暂时有好运来临。因为在元符三年（一一〇〇年）前半年，朝廷要由神宗之后——新皇太后摄政。那年四月，所有元祐老臣一律赦罪，虽然她在七月还政于其子，直到次年正月她去世之前，她却始终保有强大的力量保护元祐诸臣。在她在世之日，遭放逐的儒臣都蒙赦罪，或予升迁，或至少得到完全的行动自由。神宗的这位皇后就像她的婆婆一样，天性就能辨别人的善恶，这一点远胜过她的儿子，而且在女性单纯的智慧上，也更有知人之明。批评家和历史学家，沉迷于精练的词句、抽象的特点，而不能自拔，精研一代的政治与问题入而不能出，有时反而会忘记在对人终极的判断上，我们仍然逃不出两个基本的形容词“好”与“坏”。在总论一个人的事业人品时，他所能祈求得到的最高的那些赞美词里，“好人”一词终居其一。苏东坡所曾服侍的几位太后，似乎从未在朝廷大臣和政治之中涉及甚深。当然，章惇是个坚强有力的人，吕惠卿能言善辩，蔡京有精力有才干，但是皇太后现在只把他们归入“坏人”之列。

在五月，那个时代的闲云野鹤式的人物吴复古又出现了，把苏东坡遇赦的喜讯告诉他，并告诉他要调到雷州半岛西边的一县去。这消息不久就由秦观的来信证实，秦观目前谪居雷州，刚刚接到特赦令。

由现在起，苏东坡又要漂泊无定了。他渡海到了雷州以后，刚到了一个月，他接到命令要他去住在永州（今湖南零陵）。为了到永州，他改变路线，还在到永州的半途中，他终于接到可以随意到处居住的命令。他若一开始就得到可以自由定居的命令，兄弟二人很容易便在广州会面而结伴北归。苏子由接到命令调往湖南洞庭湖边的一个地区。因为那时，苏东坡只是奉令移居到海南岛的对面，离广州还很远，子由已经立即携眷北归——那时以前，他的家眷一直住在惠州东坡的房子里。等子由到了汉口附近，正往目的地去的途中，他又升了官，恢复了行动自由。因为在颍昌他有田产，别的孩子也住在那儿，他就回到颍昌去了。

苏东坡和弟弟子由不一样，他费时好久才离开了海南岛。他是等搭福建一只大船过海，但是空等了些日子，只好和吴复古、儿子过、他的大狗“乌嘴”一起渡海。这一群人一起到雷州去探望秦观，然后吴复古自己离去，飘然不见。苏东坡和吴复古二人此生足迹遍中国，所不同者，苏东坡是受别人的命令所驱使，而吴复古则完全听由己意，不受命于他人。回想起来，苏东坡一定很愿和吴复古易地而处。那样，他会更快乐，更自由。

苏东坡如今启程北上，我们无须细表。在每一个他所经的城市都受人招待，受人欢迎，大可以称之为胜利归来。到每一个地方都有朋友和仰慕他的人包围着他，引他去游山游庙，请他题字。在接受命令到湖南赴任之后，他就同儿子，也可以说是长时期的伴侣，从沿海城市廉州北上往梧州——他曾经吩咐孩子们在那里等他。他到达时，发现儿媳和孙子们还没到。并且贺江水浅，乘船直往北到湖南行船不易。他决定走一条长而弯曲的路：回广州，再往北过大庾岭，再由江西往西到湖南。这段旅程要走上半年，但是幸而他不需要走完那条路线。

十月，他到了广州，又重新和儿孙等团聚。二子苏迨已经自北方到此来探望父亲。苏东坡在诗文中说自觉生活如梦。

在广州为他设宴者极为繁多。在他居海南之第二年，当时谣传他已死亡。在一次宴席上，一个朋友向他开玩笑说：“我当时真以为你死了。”

苏东坡说：“不错，我死了，并且还到了阴曹地府。在阴间路上遇见了章惇，决心又还了阳。”

《听琴图》

中国画　赵佶　宋

宋徽宗（1082—1135），名赵佶。哲宗病死，太后立他为帝，是为宋朝第八位皇帝。在位26年，国亡被俘受折磨而死，终年53岁。虽然做了皇帝，但也许他更适合做画家或书法家。注意，图中的弹琴者很可能就是徽宗的自画像。

这一大家人，有少妇有婴儿，一齐乘船往曲江。还不曾走很远，吴复古及一群和尚追上了他们，和这位大诗人在船上盘桓了几天。忽然吴复古生了病，不久死去，就那么简单省事。临死时，苏东坡问有什么嘱托。他微笑一下，闭上了眼。

在离开广东之前，他接到可以自由居住的消息。在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一〇一一年）正月，苏东坡穿越大庾岭，在山北赣州停留了七十天。一大家人在那里等船，但是好多孩子生病，六个仆人死于瘟疫。在停留的那些日子，只要不忙着题字，他就给病人看病，给市镇上的人配药。有些朋友常和他在一起，一同计划去游山玩水。他的行动总是有人探听出来，他们一到目的地，就看到一大堆绫绢和纸，请他在上面题诗。他欣然应允，因为他喜欢写。等天色渐晚，他要急忙回家时，才要求改写几个大字。所有去求他墨宝的人，都称心满意而归。

五月一日，他到了金陵。他已经写信给至交钱世雄，求他在常州城内为他找房子住。但是那半年内他所写的那些信，显得他颇为踌躇不定。子由这时已经回到颍昌的老农庄，而且已然写信要他去同住。但是他却不知如何是好，拿不定主意。他知道常州地濒太湖，风光甚美，并且他在附近也有田产，是为生活之资。他很愿和弟弟住在一处，但是弟弟有一大家人，而且家境并不富裕。他不知道该不该带一家三十口人，子孙仆人等，去加重弟弟的负担。接到信之后，他决定去与弟弟结邻而居。他在金陵渡江，告诉儿子迈和迨到常州去清理家事，然后在仪真相会。他还真写了公函请求拨四只官船，供一家人往京都方向进发。

但是，那年正月，皇太后不幸逝世，现在正是五月。一切情形显示政策又要全复旧观。苏东坡判断恐怕又要有麻烦出现，所以不愿住得近在京畿。他给子由写了一封长信，把他们不能聚首归咎于天命。他说：“吾其如天何！”情况既然如此，他自然只好定居在常州。家庭安定之后，他再让迈去任新职，他和另外两个儿子则在太湖地区的农庄上居住。

这时，苏东坡在仪真等待孩子们前来相接，他就住在船上。那年夏季突然来临，而且非常之热。他觉得自己从热带回来，为什么反觉得在中国中部会如此之热。太阳照在岸边的水上，湿气自河面上升，他觉得十分难过。在六月初三，他得了大概是阿米巴性的痢疾。他以为自己喝冷水过多（“饮冷过度”），也可能是一直喝江水的缘故。第二天早晨，觉得特别软弱无力，乃停止进食。因为他自己是医生，就自己买了一服药，买黄芪来吃，觉得好得多了。黄芪中医认为是很有力的补药，能补血、补内脏各经，是衰弱病症的好补药，而并不适于专治某一种病。这味药在现代还需要研究，因为很多现代的中国人天天论碗喝黄芪汤，确有益处。

可是，他的消化系统确是出了毛病，他夜里不能睡。大画家米芾来看他多次。他身体较好时，二人甚至一同去做东园之游。他在仪真给米芾写的九封信把他的病描写得很明白。有一次，他这样写：“昨夜通旦不交睫，端坐饷蚊子尔。不知今夕如何度？”米芾送来一种药，是麦门冬汤。苏东坡一直把米芾当晚辈看，米芾则对他十分仰望。现在苏东坡读了米芾的一篇赋之后，他预言米芾的名声已经屹立不摇，虽然二十年相交，对他所知，实嫌不足。苏东坡的病，时而觉得好些，时而觉得软弱疲乏。他的生命力受到了破坏，不是皇帝，也不是章惇，而大概是阿米巴菌。河边的湿潮气闷很难受，他让船移到较为凉爽的地方。

六月十一日，他向米芾告别，十二日过江往镇江去。在这个地区，他特别受人欢迎。到此等于还乡。诗人已自海外归来，即将到达的消息，立刻传开。百姓有数千之众，立在江边，打算一看这位名人的丰采。一般都传说他要做中枢要员，执掌朝政。

他堂妹的坟墓就在镇江，她儿子柳闳现在城内。六月十二日，甚至他身体疲弱之下，他仍然和三个儿子、外甥，去到堂妹及其丈夫墓前祭祀。他第二次为亡者写祭文。可能是为堂妹写了一篇，另为堂妹夫写了一篇，不过从内容上看不太清楚，不敢确信。第一篇《祭柳仲远文》先提到的是他妻子堂妹，然后才说：“矧我仲远，孝友恭温。”第二篇祭文更为真情流露，其中文句有：

我厄于南，天降罪疾。方之古人，百死有溢。天不我亡，亡其朋戚。如柳氏妹，夫妇连璧。云何两逝，不慭遗一。我归自南，宿草再易。哭堕其目，泉壤咫尺。闳也有立，气贯金石。我穷且老，似舅何益……

第二天，客人去看他，发现他侧身面壁而卧，哽咽抽搐，竟至不能起床接待他们。来访的客人之中有已故的宰相苏颂之子，以为苏东坡是为他的亡父而哭。苏颂亡时年八十二岁。苏颂家虽然与苏东坡同姓，却不是同一省籍。苏东坡与苏颂相识，已有三四十年，但是若说他听他老友之死会伤心到如此程度，实难令人相信。并且，在前一天，苏东坡听到他死的消息时，也没亲自到墓前去祭奠，只是派长子苏迈去过。他这种悲伤的原因，我相信，必须从上面引证的祭文里去看。

在当地的文人不能见到苏东坡的，其中有章惇的长子章援。因为苏东坡病重，谢绝见许多客人。章惇一年以前也贬到雷州半岛去了，儿子正在前去探望他父亲的途中。当年苏东坡为主考官时，曾亲自以第一名取了章援。所以章援，按一般习惯上说，应当算是苏东坡的门生。那是大概九年以前的事。章援知道他父亲对苏东坡的所作所为，也知道苏东坡这种人物随时有再度当权的可能，所以他给苏东坡写了一封长七百字的信。这封信当然很难措辞。他说出不敢登门拜访的理由，并且很坦白地说是因为他父亲的缘故，他曾踌躇再三。他很委婉地提到苏东坡若有辅佐君王之时，一言之微，足以决定别人的命运。章援生怕苏东坡会以他父亲当年施之苏东坡者，再施之于他父亲。他盼望能见苏东坡一面，或者得他一言，以知其态度。

章援若是以为苏东坡会向他父亲寻仇，他就大谬不然了。苏东坡在遇赦北归的路上，就听到章惇被放逐的消息。有一个人叫黄实，与苏章两家都有亲戚关系。他是章惇的女婿，同时又是苏子由第三个儿子的岳父。苏东坡听到章惇被贬谪的消息，他写信对黄实说：“子厚得雷，闻之惊叹弥日。海康地虽远，无瘴疠，舍弟居之一年，甚安稳。望以此开譬太夫人也。”他给章援的回信如下：

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唯论其未然者而已。主上至仁至信，草木豚鱼所知也。建中靖国之意，可恃以安。……所云穆卜，反覆究绎，必是误听。纷纷见及已多矣，得安此行，为幸！为幸！更徐听其审。又见今病状，死生未可必。自半月来，日食米不半合，见食却饱，今且速归毗陵，聊自憩。此我里，庶几且少休，不即死。书至此，困惫放笔，太息而已。……六月十四日。

《春山瑞松图》

中国画　米芾　宋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米芾（1051—1107），北宋书法家、画家。善诗，工书法，自谓“刷字”，与苏东坡、黄庭坚、蔡襄并称宋代四大书法家。其绘画擅长枯木竹石，尤工水墨山水。常用大笔触水墨表现烟云风雨变幻中的江南山水，人称米氏云山。（此图不能确证为米芾所作，有可能为宋人仿作。）

圣法兰西斯——十二世纪末出生的伟大人道主义者，他若看了这封信，一定会频频点头赞叹。这一封信，连同他以前给朱寿昌反对杀婴恶俗的那一封信，还有他元祐七年（一〇九二年）给太皇太后上书求宽免贫民欠债的那一封信，可以算作苏东坡写的三大人道精神的文献。

在六月十五，他沿运河继续自镇江北归常州家园。他万劫归来的消息引起了轰动，沿路在运河两岸，老百姓表示发乎真诚的欢迎。他体力较佳，已然能在船里坐起，头戴小帽，身着长袍，在炎热的夏天，两臂外露。他转身向船上别的人说：“这样欢迎，折杀人也！”

航程很短，不久到了常州，住进东门附近好友钱世雄给他租的一栋房子。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向皇帝上表请求允许完全退隐林下。宋朝官员的退休制度是，朝廷将退休的官员任命为寺院的管理人，处于一种半退休状态。苏东坡现在被任命为故乡四川省一个寺院的管理人，管理庙产。当时有一种迷信，官员若有重病，辞去官职，有助于病的痊愈，也能延年益寿。意思是在上天看来，做官和抢劫人民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辞官不做就犹如向神许愿不再为恶之意。苏东坡说他也闻有此说，愿意一试。

回到常州之后，他的病还是缠绵不愈。一直没有胃口，一个月光景，始终倒在床上。他预感大去之期已不远。在家人侍奉之下，好友钱世雄几乎每隔一天就去看他。他在南方时，钱世雄不断写信、捎药物给他。每逢苏东坡觉得稍好一些，他就让儿子过写个便条去请钱世雄来闲谈。一天，钱世雄到时，发现苏东坡已不能坐起来。

苏东坡说：“我得由南方迢迢万里，生还中土，十分高兴。心里难过的是，归来之后，始终没看见子由。在雷州海边分手后，就一直没得再见一面。”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在海外，完成了《论语》《尚书》《易经》三书的注解，我想以此三本书托付你。把稿本妥为收藏，不要让人看到。三十年之后，会很受人重视。”

然后想打开箱子，但是找不到锁匙。钱世雄安慰他说，他的病会好，一时不用急。在那一个月里，钱世雄常去探望。苏东坡最初与最后的喜悦都是在写作上。他把在南方所写的诗文拿给钱世雄看时，两目炯炯有神，似乎忘了一切。有几天，他还能写些小文、札记、题跋等，其中一篇是《跋〈桂酒颂〉》，他把这一篇送给钱世雄，知道他的好友会细心珍藏的。

《苏东坡小像》

人物像　赵孟頫　元

七月十五，他的病况恶化。夜里发高烧，第二天早晨牙根出血，觉得身体特别软弱。他分析症状，相信他的病是来自“热毒”，即一般所谓传染病。他相信只有让病毒力尽自消，别无办法，用各种药进去干涉是没用的。他拒绝吃饭，只喝人参、麦门冬、茯苓熬成的浓汤，感觉到口渴，就饮下少许。他写信给钱世雄说：“庄生云在宥天下，未闻治天下也。如此不愈则天也，非吾过矣。”钱世雄给苏东坡几种据说颇有奇效的药，但是苏东坡拒不肯服。

七月十八，苏东坡把三个儿子叫到床前说：“我平生未尝为恶，自信不会进地狱。”他告诉他们不用担心，嘱咐他们说，子由要给他写墓志铭，他要与妻子合葬在子由家附近的嵩山山麓。几天之后，他似乎有点儿起色，叫两个小儿子扶他由床上坐起，扶着走了几步，但是觉得不能久坐。

七月二十五日，康复已然绝望，他在杭州期间的老友之一维琳方丈前来探望，一直陪伴着他。虽然苏东坡不能坐起来，他愿让方丈在他屋里，以便说话。二十六日，他写了最后一首诗。方丈一直和他谈论今生与来生，劝他念几首偈语。苏东坡笑了笑，他曾读过高僧传，知道他们都已死了。

他说：“鸠摩罗什呢？他也死了，是不是？”鸠摩罗什为印度高僧，在东晋来中国，独力将印度佛经三百卷左右译成中文。一般人相信他是奠定大乘佛法的高僧，中国和日本的佛法即属于此一派。鸠摩罗什行将去世之时，有几个由天竺同来的僧友，正在替他念梵文咒语。纵然这样念，但是鸠摩罗什病况转恶，不久死去。苏东坡在二十四史中的《晋书》中读过他的传，依然记得。

七月二十八日，他迅速衰弱下去，呼吸已觉气短。根据风俗，家人要在他鼻尖上放一块儿棉花，好容易看他的呼吸。这时全家都在屋里。方丈走得靠他很近，向他耳朵里说：“现在，要想来生！”

苏东坡轻声说：“西天也许有，空想前往，又有何用？”钱世雄这时站在一旁，对苏东坡说：“现在，你最好还是要做如是想。”苏东坡最后的话是：“勉强想就错了。”这是他的道教道理。解脱之道在于自然，在不知善而善。

儿子迈走上前去请示遗教，但是一言未发，苏东坡便去了，享年六十四岁。半月之前，他曾写给维琳方丈说：“岭海万里不死，而归宿田里，遂有不起之忧，岂非命也夫！然死生亦细故尔，无足道者。”

由一般世俗的看法衡量，苏东坡毕生坎坷多舛。有一次，孔子的弟子问伯夷、叔齐二大先贤，他二人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弟子问孔夫子：“这些大贤人临死之时，有无怨恨？”孔夫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苏东坡今生的浩然之气用尽。人的生活也就是心灵的生活，这种力量形成人的事业人品，与生而俱来，由生活中之遭遇而显示其形态。正如苏东坡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所说：“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

在读苏东坡的生平时，我们一直在追随观察一个具有伟大思想、伟大心灵的伟人生活，这种思想与心灵不过在这个人间世上偶然成形，昙花一现而已。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附录一
年谱

北宋仁宗天圣元年至嘉祐八年（一〇二三—一〇六三）

景祐三年（一〇三六年）　苏东坡降生（十二月十九日）

至和元年（一〇五四年）　娶王弗

嘉祐二年（一〇五七年）　中进士；母丧；服孝（嘉祐二年四月—嘉祐四年七月）

嘉祐四年（一〇五九年）　举家迁往京都（嘉祐五年二月抵达）

嘉祐六年（一〇六一年）　任凤翔判官（嘉祐六年十一月—治平元年十二月）

英宗治平元年至四年（一〇六四—一〇六七年）

治平二年（一〇六五年）　任职史馆（治平二年二月—治平三年四月）；妻丧（五月八日）

治平三年（一〇六六年）　父丧；服孝（治平三年四月—熙宁元年七月）

神宗熙宁元年至元丰八年（一〇六八—一〇八五）

熙宁元年（一〇六八年）　娶王闰之（十月？）

熙宁二年（一〇六九年）　返京（熙宁二年二月）；任职史馆（熙宁二年二月—熙宁三年十二月）

熙宁四年（一〇七一年）　任奏院监官（熙宁四年一月—六月）；往杭州（熙宁四年六月—十一月）；任杭州通判（熙宁四年十一月—熙宁七年八月）

熙宁七年（一〇七四年）　往密州（熙宁七年九月—十一月）；任密州太守（熙宁七年十一月—熙宁九年十一月）

熙宁九年（一〇七六年）　往徐州（熙宁九年十二月—熙宁十年三月）

熙宁十年（一〇七七年）　任徐州太守（熙宁十年四月—元丰二年三月）

元丰二年（一〇七九年）　任湖州太守（元丰二年四月—七月）；入狱（元丰二年八月—十二月）

元丰三年（一〇八〇年）　谪居黄州（元丰三年二月—元丰七年四月）

元丰七年（一〇八四年）　往常州（元丰七年四月—元丰八年三月）

元丰八年（一〇八五年）　往登州（元丰八年六月—十月）；任登州太守（元丰八年十月）；往京都（元丰八年十月—十二月）；任中书舍人（元丰八年十二月—元祐元年七月）

哲宗元祐元年至元符三年（一〇八六—一一〇〇）；元祐年间太皇太后摄政（元丰八年三月—元祐八年八月）

元祐元年（一〇八六年）　以翰林学士知制诰（元祐元年八月—元祐四年二月）

元祐四年（一〇八九年）　往杭州（元祐四年四月—七月）；任杭州太守兼浙西军区钤辖（元祐四年七月—元祐六年二月）

元祐六年（一〇九一年）　任吏部尚书（元祐六年一月—八月）；往京都（元祐六年三月—五月）；任颍州太守（元祐六年八月—元祐七年三月）

元祐七年（一〇九二年）　任扬州太守（元祐七年三月—八月）；兵部尚书（元祐七年九月—十月）；礼部尚书（元祐七年十一月—元祐八年八月）

元祐八年（一〇九三年）　妻丧；太后逝世（元祐八年八月—九月）；调定州太守，河北军区司令

绍圣元年（一〇九四年）　往惠州贬所（绍圣元年三月—十月）；谪居惠州（绍圣元年十月—绍圣四年四月）

绍圣四年（一〇九七年）　往海南（绍圣四年四月—七月）；谪居海南儋州（绍圣四年七月—元符三年六月）

徽宗（一一〇一—一一二六）；太后摄政（元符三年一月—六月）

建中靖国元年（一一〇一年）　北返，往常州（元符三年七月—建中靖国元年六月）；逝世（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

钦宗靖康元年（一一二六年）　北宋亡（北宋亡于一一二七年——编者注）

附录二
参考书及资料来源

（一）苏东坡诗文的早期版本

苏东坡在世时所出的诗集按时期分，我们知道的至少有七种：《南行集》；《钱塘集》（杭州）；《超然集》（密州）；《黄楼集》（徐州）；《毗陵集》（常州）；《兰台集》（任翰林时）；《海外集》（在海外）。苏诗就现在所知最早的出版人是王诜王驸马，书名是《王诜刻诗集》。他刊印了苏诗的一部分，那是在神宗元丰二年（一〇七九年）以前。在苏东坡被控受审那一年，有四卷诗呈上作为证物。大概在元丰五年（一〇八二年），陈师仲出版了《超然集》和《黄楼集》。在神宗末年，也就是元丰八年（一〇八五年），苏东坡自黄州获释之后，他写信给朋友滕元发，要求把他诗集的木版毁掉。在哲宗绍圣四年（一〇九七年）到哲宗元符三年（一一〇〇年），刘沔写信给他商量印全集，苏东坡赞美那本集子毫无伪作掺入。苏东坡去世后，各种评注本出现，评论部分都是注出他诗句的出处，注解部分则集中在人名、地名和写诗的背景。大约在徽宗政和元年（一一一一年），也就是苏东坡死后十年，《苏诗四注》变成了赵次公等的《苏诗五注》。南宋高宗建炎四年（一一三〇年），《苏诗八注》和《苏诗十注》相继出现，由赵夔分题编纂。大约在南宋孝宗乾道六年（一一七〇年），苏东坡大作家的名望已然确立，王十朋有名的《苏诗百家注》，或简称“王注本”出现，本集编者只在审慎选择以前各注解之精当者排印之。那些为人所重视的注解，自然是苏东坡门人朋友等的解释，也就是黄庭坚、陈师道、潘大临，他们知道诗里有关的实际的情形。在附表中九十七家评注本里，北宋占四十七，南宋占三十一，有正史可稽。

（二）本书参考资料

（凡收入数种丛书者，举其佳者一种。列入“丛书集成”者加*号）

A．最初刻本

1．《王诜刻诗集》（一〇七九年以前）

2．陈师仲编《超然集》《黄楼集》（一〇八二年前后）

3．刘沔编文集（约一〇九七—一一〇〇）

4．赵次公等《苏诗五注》（崇宁大观间，约一一一〇—一一二六）

5．赵夔等《苏诗十注》（绍兴初，约一一三〇年）

6．王十朋编《苏诗百家注》（约一一七〇年）

7．施元之《苏诗编年注》（一二〇八年）

8．郑羽重刻施注（一二六二年）

B．清代刻本

9．宋荦编《施注苏诗》（邵长蘅、李必恒补注）（一六九九年）

10．查慎行《东坡编年诗补注》（一七〇二年）

11．纪晓岚苏诗点论本（一七七一年）

12．翁方纲《苏诗补注》（一七八二年）

13．冯应榴《苏诗合注》（一七九三年）

14．王文诰《苏诗编注集成》（一八二二年初刻，一八八八年重刻）

C．现代刻本

15．《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四部丛刊”）

16．《东坡七集》（“四部备要”）

17．《苏文忠公全集》（世界书局）

18．《王状元集注东坡先生诗》（“四部丛刊”）

19．翁方纲《苏诗补注》（“国学基本”）

D．苏东坡著作

20．《易传》（学津）*

21．《书传》（学津）*

22．《论语说》（逸）

23．《志林》（学津）*

24．《和陶合笺》（顺德邓氏藏版）

E．选集

25．《东坡题跋》（津逮）*

26．《苏沈良方》（知不足）*

27．《仇池笔记》（龙威）*

28．《东坡文谈录》（学海）

29．《东坡诗话录》（学海）

30．龙沐勋编《东坡乐府笺》（商务）

31．刘仁舫（刘仁航——编者注）编《东坡禅喜集》（商务）

32．王纳谏《苏长公小品》（康熙刻本）

F．伪托书

33．《艾子杂说》（顾氏）*

34．《广成子解》（说郛）

35．《格物粗谈》（学海）*

36．《物类相感志》（宝颜）*

37．《问答录》（宝颜）

38．《渔樵问答》（宝颜）

39．《杂纂二续》（说郛）

G．年谱事类等

40．苏洵《苏氏族谱》（说郛）

41．《宋史本传》

42．苏辙《墓志铭》（见全集16、17）

43．王宗稷《年谱》（见全集16、17）

44．傅深《纪年录》（见18）

45．孙汝听《苏颍滨年表》（藕香零拾）

46．眉山苏氏族谱（一九二九刻本）

47．《乌台诗案》（学海）*

48．王世贞《苏长公外纪》（明刻）

49．梁廷楠《东坡事类》（光绪五年刻本）

50．沈宗元《东坡逸事》（商务）

H．嘉祐至元祐诸贤文集

51．苏洵《嘉祐集》（“四部丛刊”本，下同）

52．苏辙《栾城集》

53．苏过《斜川集》

54．黄庭坚《山谷集》

55．秦观《淮海集》

56．张耒《宛邱集》

57．晁补之《鸡肋集》

58．陈师道《后山集》

59．李廌《济南集》

60．道潜《参寥子集》

61．王安石《临川集》

62．米芾《宝晋英光集》

I．宋人笔记（诗话不录）

（a）63．司马光《涑水纪闻》（学津）*

64．范镇《东斋纪事》（守山）*

（b）65．邵伯温、邵博《闻见前录》《后录》（学津）*

66．王明清《挥麈前录》《中录》《后录》（学津）*

67．王明清《挥麈馀话》（学津）*

68．王明清《玉照新志》（学津）*

（c）69．李廌《师友谈记》（学津）*

70．陈师道《后山谈丛》（学海）*

71．黄庭坚《山谷题跋》（津逮）*

72．晁补之《无咎题跋》（津逮）*

73．张耒《明道杂志》（学海）*

74．张耒《宛邱题跋》（津逮）*

75．李之仪《姑谿题跋》（津逮）*

76．赵令畤《侯鲭录》（知不足）*

（d）77．孔平仲《孔氏谈苑》（宝颜）*

78．孔平仲《孔氏杂说》（宝颜）*

79．惠洪《冷斋夜话》（学津）*

80．惠洪《石门题跋》（津逮）*

81．何薳《春渚纪闻》（学津）*

82．晁说之《晁氏客语》（学海）*

83．《道山清话》（逸名）（学津）*

（e）84．朱弁《曲洧旧闻》（学津）*

85．曾慥《高斋漫录》（学海）*

86．刘延世《孙公谈圃》（学津）*

87．方勺《泊宅编》（稗海）*

（f）88．叶梦得《石林燕语》（唐宋）*

89．叶梦得《避暑录话》（津逮）*

99．魏泰《东轩笔录》（稗海）*

91．蔡绦《铁围山丛谈》（学海）*

92．陈善《扪虱新话》（宝颜）

93．朱彧《萍州可谈》（学海）*

94．苏籀《栾城遗言》（百川）*

95．袁褧《枫窗小牍》（宝颜）*

96．张端义《贵耳集》（津逮）*

（g）97．陆游《老学庵笔记》（学津）*

98．朱熹《晦庵题跋》（津逮）*

99．周必大《益公题跋》（津逮）*

100．魏了翁《鹤山笔录》（学海）*

J．历史

10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浙江书局）

102．杨仲良《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广雅刻本）

103．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江西书局）

104．王称《东都事略》（四朝别史本）

105．脱脱《宋史》（坊刻）

106．彭百川《太平治迹事类统编》（适园）

K．特种参考

107．朱熹《名臣言行录》（道光壬寅刻本）

108．黄宗羲《宋元学案》（长沙何氏）

109．蔡上翔著、杨希闵节略《王文公年谱》（《豫章先贤九家年谱》）

110．梁启超《王荆公》（广智）

111．柯昌颐《王安石评传》（商务）

L．地理

112．《元丰九域志》（聚珍）*

113．乐史《太平寰宇记》（乾隆刻本）

111．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学津）*

115．吴自牧《梦梁录》（学海）*

116．《武林旧事》（知不足）

117．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西湖集览，嘉惠堂重刊）

118．陆游《入蜀记》（宝颜）*

119．范成大《吴船录》（宝颜）*

M．真迹墨帖

120．汪应辰刻《西楼苏帖》（文明书局）

121．《天际乌云帖》（嵩阳帖）

122．《苏文忠题〈挑耳图〉真迹》二苏题跋（文明书局）

123．《赠柳子玉诗帖》（文明书局）

124．故宫博物院周刊、月刊

版权信息

王安石传

作者：梁启超

责任编辑：彭富强

选题策划：张　卉

装幀设计：李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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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为何要写《王安石传》（代序）

解玺璋

1908年，梁启超特别忙。这一年，他36岁，距离戊戌变法失败的1898年，恰好过去了整整十年。

此前的1906年9月，清政府迫于形势下诏宣示预备立宪。尽管只是“预备”，何时真正实行还遥遥无期，但这个消息已经使避居海外多年的梁启超异常欣喜，以为“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今后的任务就是对宪政进行“学理”的研究，宣传和阐释立宪的主张和理论，并适时地监督和参与政府有秩序的变革。这时，他与革命党人的论战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这一年的11月，他主动通过友人徐佛苏向革命党人表达了停战求和的意向，以便抽身转投于立宪运动。在他看来，目前最急迫的是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党，此事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与革命党打嘴仗。但革命党却不想放过他，他们拒绝了梁启超的建议，迫使他将论战继续下去。不过，1907年7月，《新民丛报》因故停刊，给了梁启超撤出战斗的机会。于是，他乘机单方面停火，开始将精力全部转移到联络同志、组建政党这件紧急的事上。当年10月，政闻社在日本成立，这是梁启超政党实践的第一步，表面上是由马相伯、徐佛苏、麦孟华负责，但实际上却是梁启超主政。

由于马相伯的努力，政闻社本部于1908年2月迁往上海。此时，远居海外的梁启超只能遥控指挥。他的武器就是手中的笔，他在政闻社的机关刊物《政论》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宣传政闻社的宗旨，普及宪政知识，“劝告”清政府从速颁布宪法，从速立宪。同时，他还通过大量信函对立宪运动进行具体的指导。徐佛苏后来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曾说，那时梁启超指导余进行之手札，“约计每三日必有一通”（1909年之事——编注）。经过政闻社成员的积极活动，国内的立宪运动发展很快。他们联络各省的咨议局、立宪公会，呈请清政府限期召开国会，并派遣会员到各地发动社会各界人士签名请愿，准备上书朝廷，一时间签名者达四万多人，甚至连在旗的士民也被他们鼓动起来，发起八旗国会请愿，“连日签名者，异常踊跃”，但这种大好局面很快就在清政府顽固势力的打击和压迫下迅速瓦解了。以政闻社成员、时任法部主事的陈景仁被革职查办为导火索，1908年8月3日，应袁世凯等大臣的请求，慈禧太后发布上谕，着民政部、各省督抚、步军统领、顺天府等衙门严拿惩办政闻社的“悖逆要犯”，梁启超再次榜上有名，而成立只有十个月的政闻社也被迫解散。

此时的梁启超只能暂时退居书斋，“专务著述”。而且，他当时已是五个孩子的父亲，家累日重，开销日增，如果不是友人接济，几乎无法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在写给仲弟梁启勋的信中曾提到，他目前正“以从事于著述以疗饥”。但他对于政治事业并没有“灰心放弃”，一边读书著述，一边通过书信指示国内的前政闻社成员继续从事宪政活动，继续为立宪事业大声地鼓与呼。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他撰写了《王荆公》（今名《王安石传》）一书。据《梁启超年谱长编》记载：“是年先生著《王荆公》一书成，该书凡二十二章，主旨在发挥王荆公的政术，所以对于王氏所创新法的内容和得失，讨论极详，并且往往以近世欧美的政治比较之。”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氏，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封舒国公，后改荆国公，后人也称他为“荆公”。死后赠太傅，谥号文，所以有人又称他为“王文公”。王安石的牌位曾配享神宗庙，和皇帝一起受到供奉，后来又配享孔庙，和孔圣人一起受到供奉，成为继孔孟之后的第三位圣人，直到最后晋封舒王，位极人臣，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第二个。然而时隔不久，政治变迁，舆论倒戈，王安石竟至身败名裂。近千年来，王安石及其新法一直受到不公正的评价，人们把他当作历史上最大的奸臣，把他的新法诬蔑为“祸国殃民”，北宋灭亡的责任也要让他承担。梁启超写作《王荆公》一书，就是要为王安石辩诬，就是要翻中国历史上这个第一大冤案。

我们知道，当时的梁启超并不清闲，也不轻松，为什么他忽然动了思古之幽情，要写一本为古人翻案、辩诬的书呢？要揭开这个秘密，我想还是要回到梁启超所生活的晚清时期和他的具体处境中去。那时，中国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内忧外患，比起王安石执政时要严重得多，主张通过变法改良而使中国强大起来的梁启超很自然地会想起王安石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新法改革。他后来奏呈《上摄政王书》，长达万言，讨论国内时局，提出施政方略，建议抓住“理财政”“改官制”“励人才”三件大事，很难说不是仿效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甚至在他的潜意识里，不能说没有对王安石的羡慕，希望当政者能成为宋神宗。此前，他曾对美国的民主共和政体做过仔细考察，但他得出的结论却是怀疑它是否符合中国的国情，并一改往日的主张，鲜明地提出了君主立宪乃至开明专制的目标。这也使得他更加看重王安石的变法，在他看来，只有实行日耳曼俾斯麦式的“铁腕政策”，才能挽救中国于水深火热之中，从而逐步推行民主开明政策。

以当时的情形而言，梁启超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肯定和张扬代表了那个时代知识界要求改变屈辱现状的共识。钱穆曾说：“至晚清而主变法者，争言荆公政术。”看来，在那个时候，谈论王安石的政治主张是一件很时髦的事。而梁启超的不同则表现为他在谈到王安石及其所创新法的时候，“往往以今世欧美政治比较之”，读者可以将两个方面进行比较，相互启发。比如他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把募役法视作“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他还称赞王安石变法“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并以为保甲法“与今世所谓警察者正相类”。总之，在他眼里，“今世欧洲诸国，其所设施，往往与荆公不谋同符”。这里面当然有他的一厢情愿，但也要看到，梁启超对王安石及其新法的评价一改近千年来的否定而为肯定，代表了20世纪前半叶的主流观点，并使其成为近百年来研究王安石及其新法的影响最为持久的著作。

梁启超给予王安石及其新法以高度评价，除了上述现实、政治的原因，还有其更深层的思想基础，即他对于陆王学说的认同。这里的“陆”即陆九渊，“王”则是王阳明。陆九渊，字子静，因其曾在贵溪龙虎山建茅舍聚徒讲学，山形如象，故自号象山翁，世称象山先生、陆象山。他是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心学”的创始人，与当时著名理学家朱熹齐名，却是朱熹的对立面。王阳明即王守仁，字伯安，因尝筑室故乡阳明洞中，人称阳明先生，明朝人。明朝立国后尊奉程朱理学，作为朝廷所提倡的主流精神与核心价值观，它所造成的弊端即“学者惟知科第，而学问尽于章句”。所以，王阳明不喜欢朱熹，也不喜欢程朱理学，他讲“致良知”，就是针对当时的章句、训诂等功利之见而发言。于是，恰如钱穆所说：“阳明之推本象山。”这是因为陆象山也反对朱熹那一套。贺麟先生曾说：“一个哲学家，亦必有其政治主张，有其所拥护的政治家。”所以，程朱比较拥护司马光，陆九渊、王阳明则拥护司马光的政敌王安石。

实际上，陆九渊是第一个为王安石说公道话的人。当时，为王安石说好话是要承担很大风险的，陆九渊这样做，是因为他是江西人，与王安石是同乡，后来的挺王派吴澄、虞集、章衮、陈汝锖、李绂、蔡上翔、杨希闵等都是江西临川人。中国古代有尊重和敬仰“乡贤”的优良传统，北宋以降，无论王安石受到怎样的非议或诬谤，在他的江西老家，人们还是以出了一位他这样的“乡贤”而感到自豪。他们不仅延绵不绝地为他供祀香火，而且勇敢地站出来为他鸣不平。可以说，在严复、梁启超为王安石翻案之前，为他喊冤叫屈的人大都来自他的家乡。所以，陆九渊作《荆国王文公祠堂记》，专门为王安石所受到的冤屈辩诬正名。这也是第一篇公开为王安石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大鸣不平的传世之作，开了后世辩诬性质的评论之先河。

但朱熹反对王安石却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态度，还有学理上的分歧。我们知道，王安石变法是有其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他的新学在北宋后期数十年间曾长期处于独尊于官学的地位。在当时，程颢、程颐兄弟的理学只是一个民间流传的很小的学派而已。但自从王安石及其新法在政治上被否定之后，他的新学也遭到了严厉的批判，特别是在宋理宗取缔王安石配享孔庙之后，新学更被反对派指责为“得罪于孔孟”“得罪于名教”，甚至王安石的新学所受到的打击比他的新法还要严重。新学被视为“异端邪说”，被彻底封杀了。朱熹是批判王安石最卖力的，也是最有眼光的，他对王安石新学的批判离不开这个大背景。而他们的分歧则主要在于所谓的义利之争，他把王安石的诸项新法称作聚敛之术，所谓“聚敛害民”；他把王安石的理财思想视作兴利之道，所谓“剥民兴利”。其实，这不仅是熙宁、元祐以来反对派批评王安石新法的主要观点，也是南宋至晚清绝大多数史学家和思想家评议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观点之一，包括顾炎武这样的所谓的进步思想家，也对所谓王安石“趋利而不知义”表示反对，一再指责王安石“藏富于国”。王夫之更是强调义利之辩的重要性，他在《宋论》中对王安石的批判贯穿了由义利之辩衍生出来的“华夷之辩”和“君子小人之辩”的指导思想，从而认定王安石是小人。这种争论一直延续到今天，一些人不能接受王安石的理由仍然是他趋利逐义。

但实际上，王安石不是不讲义，他只是反对空谈义理。他不认为一个人仅仅道德修养很高尚，治理国家、社会实践的学问就是举手之劳、自然而然的事。特别是后来，朱熹的四书章句那一套更发展到寻章摘句的方面去了，许多人为此耗尽一生的精力，对于国家和社会则没有一点儿用处。在《王荆公》这本书中，梁启超有专章讲到王安石的学术，他概括为两个方面：对于自身来说，是认识天命，激励节操，把握个人命运；对于外部来说，在于治理国家，用于社会实践。也就是说，他用来进行个人修养和施行于国家政治的，都是他的学术。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学术。王安石是个知行合一的人，对于他的道德情操，即使是他的敌人、反对他的人也没有不加以赞赏的。梁启超更将王安石视为千古一人，他大为感叹“悠悠千祀，间生伟人”，“而国民所当买丝以绣，铸金以祀也”。在他看来，王安石无人能比，“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其见废者，又大率皆有合于政治之原理，至今东西诸国行之而有效者也”。他惊呼，如果在尧、舜、禹之后寻求一个完美之人，那么只有一位王安石可以胜任。

说起来，后代那些肯定王安石及其新法的人恰恰都是从义利之辩入手，主张学以致用的。像清代的颜元和龚自珍，他们都与王安石有着十分相近的思想理路。颜元是清初的反理学斗士，公然扯起反对程朱理学的大旗，也很看不起注疏考据的学问，对于所谓的“宋学”“汉学”，他是“两皆吐弃，在诸儒中尤为挺拔”。他反对理学、考据之学及词章之学的空虚，力倡“实学”“致用”，将学以致用作为其理论体系的宗旨，所以颜元“评量宋儒，则不从其道德、学术着眼，即从其所轻之事功立论”。宋儒之所轻，正是颜元所推崇的。他对王安石的评价也表现出这种意识，他认为王安石的被诬陷不只是王安石一个人的不幸，更是整个宋朝的不幸。龚自珍是19世纪前期开风气之先的思想家，面对重重社会危机，他心怀匡时济世的愿望，指陈时弊，倡言“更法”。他也十分推崇王安石，是王安石的粉丝，“少好读王介甫《上宋仁宗皇帝书》，手录凡九通，慨然有经世之志”。皇皇万言的一篇文章，手抄九遍，非“粉丝”不能办到。

到了梁启超的时代，中国有一部分先知先觉者已经醒来，知道睁开眼睛看看这个世界了，他们不再迷信那些空谈义理的儒家经典，也不再担心讲经济、讲利益会被人指责了。他们面对着列强的欺辱、侵略，国家的衰微、腐败，以及经济的凋敝，军队的涣散，吏治的腐朽、糜烂，希望能从历史中找到可以救亡图存的精神资源。于是，王安石就被他们从历史的尘埃中发掘出来，成为变法革新者的精神偶像，后来的孙中山诸公都不同程度地因袭了王安石的思想。那时，便有人写文章说：“王荆公的经济政策是汉唐以来政治思想史上的一大转变，不但当时的人感觉着新奇讶异，就是从今日的观点来看也并不见得怎样陈腐，而且事实上，当时荆公所见到的问题，所要倾全力而实施的策略，在今日也还是急待实行的事件。譬如方田均税之法在宋代固是重要问题，在现在也并未完全解决；青苗贷款之法在那时固为要务，在今日农村高利贷盛行之日，也未尝不是当行之政。今日研究国民财政学和农村问题的人在猎取西洋糟粕，来解决中国问题，削足适履，阻碍横生，实则把荆公当时的新政拿来过细研讨一番，做个惩前毖后的参考资料，大概也不算完全白费时间。”胡适有一段话说得很好：“看惯了近世国家注重财政的趋势，不觉王安石的可怪了，懂得了近世社会主义的政策，自然不能不佩服王安石的见解和魄力了。”

其实，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完全摆脱王安石所遇到的问题和麻烦。我常常在想，“天妒英才”这四个字用在王安石的身上真是再适合不过了，他太杰出、太强悍，太超前了，于是连老天都嫉妒，天夺其命。他变法不是为了追求权力，不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而是彻彻底底的赤子之心。但他富国强兵的变法失败了，受谤将近一千年，直到百年前与梁启超相遇——梁启超是王安石的知己，他所作的《王荆公》一书在20世纪是研究王安石及其新法的影响最为持久的著作——王安石得此知己，九泉之下也该感到欣慰了。最后，我想以一首《金缕曲》结束这篇序文：

寂寞千年久。

更谁能，

推心置腹，

呼朋唤友。

自古英才多奇志，

不信蝇营狗苟。

是与非，

唯天知否。

问道人心何所见，

却原来，只是跟风走。

真心话，

难出口。

任公奋作狮子吼。

想当年，

神州陆沉，

举国悲愁。

只取临川成一梦，

怎奈杯中残酒。

看群贤，

争说肥瘦。

毕竟文章惊海内，

且由他，覆雨翻云手。

知己在，何所有。

王安石变法人物关系表

◆变法改革派

宋神宗——王安石变法的主要支持者

宋朝第六位皇帝，1067—1085年在位。宋神宗对王安石富国强兵的变法主张极为欣赏，并对新法的推行给予大力支持。

王安石

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人氏，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封舒国公，后改荆国公，世人又称他王荆公。唐宋八大家之一，今有《临川先生文集》《王文公文集》等。

吕惠卿——王安石变法的第二号人物

1032—1111，字吉甫，泉州晋江人，王安石变法的第二号人物。能言善辩、声名狼藉的势利小人，后背叛王安石，与曾布交恶。

曾布——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助手

1036—1107，字子宣，江西南丰人，曾任参知政事（副宰相），曾经是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助手，与吕惠卿共同参与变法筹划、制定，是新法的主要起草人之一。

韩绛

1012—1088，字子华，开封雍丘（今河南杞县）人。韩绛是王安石推荐选拔的，并继王安石之后担任了宰相，一心一意地守护新法。

李定

字资深，扬州人，少受学于王安石。王安石举荐他，元丰初年将他提拔为御史中丞。弹劾苏东坡，将其抓入大牢，即李定同舒禀制造的“乌台诗案”。

舒禀

字信道，号嫩堂。北宋明州慈溪（今浙江慈溪东南）人，治平进士。王安石执政时，为审官院主簿，与李定一同弹劾苏东坡。

◆变法反对派

司马光——反对派之首

1019—1086，初字公实，更字君实，晚号迂叟。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翰林学士，屡次要求辞职，熙宁三年（1070年）九月，被贬为知永兴军。

吕诲——第一个弹劾王安石的人

1014—1071，字献可，开封人，御史中丞。王安石刚执政时，第一个弹劾王安石的人，捏造王安石十大罪状。他也是治平年间（宋英宗年号，1064—1067）因濮议事件弹劾韩琦、欧阳修，请求杀欧阳修以谢祖宗的人。

苏轼——反对新法最卖力的人之一

1037—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自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北宋文学家、书画家，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唐宋八大家之一。多次上疏反对新法，遭遇二度迫害被贬岭南。

苏辙——反对新法最卖力的人之一

1039—1112，字子由，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专门提拔小官吏就是从苏辙开始的，最初设立制置条例司时，首先提拔苏辙为检详文字。后来因其不赞成新法，出为河南推官。唐宋八大家之一。

范纯仁——反对新法最卖力的人之一

1027—1101，字尧夫，谥忠宣，吴县（今江苏苏州）人，范仲淹次子。北宋大臣，人称“布衣宰相”。数次上疏并公开指责王安石新法，因反对王安石变法遭贬逐。

文彦博

1006—1097，字宽夫，汾州介休（今属山西）人。四朝为官，北宋时期政治家。与司马光一起反对王安石新法。熙宁六年（1073年）四月，文彦博请求辞官，授予他司空河东节度使，判河阳。

韩琦

1008—1075，字稚圭，自号赣叟，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北宋政治家、名将，天圣进士。与欧阳修一起反对青苗法等，数次上疏与王安石申辩。

吕公著

1018—1089，字晦叔，寿州人。王安石举荐破格提拔为显要官员，后与司马光一起破坏新法。熙宁三年（1070年）四月，因议论青苗法被贬出京城，知颍州。

目 录

梁启超为何要写《王安石传》（代序）

王安石变法人物关系表

例言

绪论

王安石的时代（上）

王安石的时代（下）

王安石小传

执政前的王安石（上）

执政前的王安石（中）

执政前的王安石（下）

王安石与宋神宗

总论——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和施政纲领（一）

分配、税收和国家财政——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和施政纲领（二）

军队和国防——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和施政纲领（三）

教育和选举——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和施政纲领（四）

王安石打了哪些仗

罢官之后的王安石

王安石新政的成绩

王安石新政受到的阻挠和破坏（上）

王安石新政受到的阻挠和破坏（下）

王安石的用人和交友

王安石的家庭

王安石的学术成就

王安石的文学成就（上）

王安石的文学成就（下）

例言

一、本书把阐述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和施政纲领作为最重要的内容，所以对于他所创立的各种新法的内容及其得失讨论得最为详细，而且往往和当今世界，特别是欧美的政治制度加以比较，使读者能够将新旧知识融会贯通。

二、《宋史》关于神宗熙宁、元丰年间所发生的那些事的记载是在南宋时期由史官完成的，元代修《宋史》的人因袭了南宋史官的记述，其中所收集的都是王安石新政反对者一边倒的见解，是不能当作可以引证的材料而轻信的。在这里，我要把其中污蔑王安石的地方一条条详细地分辨清楚，另外还有若干条有异议而有待进一步考证的也分别单列出来。

三、王安石不仅是中国的大政治家，也是中国的大文学家，因此本书对其文章采录得比较多。其中，散见于前面各章的文章都是与政治关系十分密切的。还有一些可以当作范文的诗词散文，也挑选了十余篇，用在最后两章里，读者由此可以比较全面地对王安石有所了解和认识。

四、写本书时，参考书用了不下百种，其中取材最多的是清代学者、江西金溪人蔡元凤先生撰写的《王荆公年谱考略》。蔡先生名上翔，元凤是他的字，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进士，他的学问博大深厚，他的文章华采天成，都是那个时代非常罕见的。他修撰的这部年谱正文共有二十五卷，附杂录两卷。完成这部书的时候，他已经八十八岁，他把一生的精力都用在这本书上了。这本书流传不广，他这个人在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中也不属于名气很响的，是个不追求虚名的真君子，于是写下这几句话，纪念这位历史学家。

五、本书的写作信笔而成，没有深思熟虑，又不曾反复审读、修改，杂乱疏漏、敷衍简单之处在所难免，希望海内外精通历史的专家学者有不同见解的，一定要不客气地给我指出来。

作者自记

绪论

中国的历史学者说，研究一个古人，不仅要了解这个人，还要了解他所处的时代，这真是太不容易了。在我看来，宋代的太傅、荆国公王安石这个人，他的德行就像深广浩渺的千顷波涛一样；他的气节就像巍峨耸立的万丈峭壁一样；他的学术集中了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九流）以及佛教等各个流派的精华；他的文章在东汉以来儒家道统沦丧、文章衰落、异端并起之时，重新振奋了精神，使天下相从，复归于正道；他所设计、实施的制度，其功效适应了时代的要求，救治了社会的弊端；他所提出的施政办法和意见往往流传到今天也不能够被废除，其中有一些不再实行了，却又大体上合乎政治的原理，至今东西方的一些国家还在实行这些办法，而且证明了是行之有效的。啊，皋陶（传说中虞舜时掌管刑狱的官）、夔（舜时的乐官）、伊尹、周公，距离我们都太遥远了，那时的详细情形我们已经很难了解。如果要在尧、舜、禹（三代）之后寻找一个完美的人，那么，只有王安石是可以胜任的。在近千年的历史中，诞生了这样伟大的人物，这是中国历史的光彩之处。国民应当买了丝线为他绣像，铸了金像来祭祀他。然而，在王安石之后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在这近千年中，我们的国民对王安石又如何呢？我每次阅读《宋史》，都不得不抛开书本为他大哭！

这一段非常典型地体现了梁氏的叙事风格，言语中贯注了充沛的情感，溢于言表而不加掩饰，显得浪漫而夸张。他把苏轼对韩愈的评价用在王安石身上，也可见他是把王安石看得很高的。

王安石像

几代才出一个的杰出人物，却蒙受天下人的指责和辱骂，这种屈辱过了很多世代还没有得到洗刷。这种情形在西方有克伦威尔，在我国则有王安石。西方一些欺世盗名的历史学家谈到克伦威尔，骂他是乱臣贼子，说他奸险、凶残、迷信、发狂，是专横的统治者，是个伪善的人。许多人异口同声骂了他上百年，到如今真相大白了，是非清楚了。英国国会的墙壁上挂着数百幅先哲的画像，在这些画像中，排在首位的就是克伦威尔。然而，我国民众对王安石又怎么样呢？捕风捉影地丑化他、诋毁他，真和宋代的元祐、绍兴年间没有什么区别。其中也有称赞他的人，但不过是欣赏他的文章罢了。稍进一步，也只是称赞他做事敢于负责任，至于他的事业意义如何深远、如何伟大，却很少有人能看到这一点。而他高尚的人格就像一块美玉被深埋在矿井之中，永远也发不出夺目的光彩。啊，我每次阅读《宋史》，都伤心得读不下去，痛哭失声！

曾国藩曾说，宋代的读书人对小人往往很宽容，不加责备，对君子却总是很严格，动辄得咎。其实，并非只有宋代的读书人这样啊，实际上，这种毛病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社会之中，时至今日发展得更加严重了。孟子不喜欢求全责备，所谓求全，就是从优秀中苛求毛病，从好中挑出不好来，即俗语所谓的“鸡蛋里挑骨头”。尽管也有人这样来褒贬一个人，但还从未有人完全抹杀一个人的优点，同时又虚构出他的缺点、毛病来污蔑他。如果有这样的人，也是从宋代读书人诋毁王安石开始的。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天性是保守的，他们遵循着祖宗法度不能变的教诲，不肯有一点点变革。他们看到王安石搞的那些让人目瞪口呆的施政办法，竟然都表现出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这倒也不奇怪。在我看来，政见就是政见，人格就是人格，怎么能由于政见不一样，党同伐异，不能取胜就故意编造一些情节攻击这个人的私人道德呢？这就像村妇之间打架，没有办法便最后互相谩骂，没想到这些有品位的读书人也这样做。于是，造成了千年以来这样一个黑白不分、是非不分、善恶不分的世界，使得这些伟大的人物不能在这个社会中生存，而所有的人都把欺世盗名的乡愿精神当作自己应该具有的品质。啊，我每次阅读《宋史》，都不得不放下书本，伏案痛哭啊！

我如今想为王安石作一部传记，但有一件事很让我为难。什么事呢？即《宋史》是不可信的。《宋史》不是一部可信的历史著作，不是我一个人这样说，在我之前已经有好几位学者这样说过了。这几位学者的言论对王安石来说就像在空寂的山谷中听到脚步声怦然作响。而他们的这些说法如果可以取信于天下的话，那么这也就是孟子所说的，虽然有缺点但并不影响他奉承自己所喜欢的人。如今我将他们的言论记录在这里，看看说的是不是有道理。

陆象山（九渊）先生在他所作的《荆国王文公（安石）祠堂记》一文中写道：

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王安石不再做江东提刑，回到朝廷，向在位三十多年的仁宗皇帝呈献了一篇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在这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他首先扼要地概括北宋中叶的严峻局势，并指出造成这种严峻局势的根源究竟在哪里。他的文章就像是一棵大树，枝叶茂盛，高低疏密有致，所发议论也往往是很中肯、恰当的。王安石从前的学问、神宗熙宁年间推行的变法，哪一件不包含在这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然而，那些排斥、反对王安石的人，或者说他取悦、讨好皇帝，或者说他迎合皇帝急于想有作为的心情，或者说他改变了应该遵守的安邦治国的原则，或者说他把平生所学变得很乖谬，这些人都算不得王安石的知己。王安石英俊豪迈，超逸非凡，对于社会上流行的纵情淫乐的生活、追名逐利的习气都绝不认可和接受，一副耿介、有骨气的样子，庸俗的东西一丝一毫都不能浸染他的内心世界，洁白的操守像冰霜一样凛然，这是他的品质。扫荡学术中平庸的、粗劣的、狭隘的知识，从因循沿袭的有害制度、政治措施中摆脱出来，在政治上坚持孔孟的学说，业绩要以伊尹、周公为目标，这是他的志向。不希望人们能理解他，但他精神饱满、光芒四射的样子使他一时间成为很有影响的名流贤人，被皇帝任命为宰相、变法的总设计师，王安石得到这样的荣耀，难道是偶然的吗？他恰好赶上了一个得以施展其才华的时机，像神宗这样难得的、有志于振兴国家的君主不是哪个时代都有的，就是和古代的成汤、武丁这样的贤明君主比起来也毫不逊色。王安石能得到这样的君主，并辅佐君主进行改革，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唯一的，从未有过的。新法公布出来之后，立刻在整个朝廷激起了轩然大波，推行不久，从上到下一片惊恐万状的样子。王安石不为所动，对自己所进行的变法改革事业坚信不疑，对于各种反对意见他都据理力争。但在难以为继时，他也只能辞去宰相的职位，离开京城。这就给惯于投机的小人制造了机会，他们私下里违背了王安石变法改革的初衷，使得忠厚朴实的人不能发挥他们的才智，壮志难酬，却让众多的投机者有机可乘。王安石没有领悟到这一点，这是他的蒙蔽不明之处。熙宁年间反对王安石的人都在极力地诋毁他，说他的坏话，意气用事却不和他讲道理，其中心平气和的人不到一两成，八九成的人都很激动，也很偏激。他们的这些言论对上不能取信于神宗，对下又不能使王安石明白事理，反而使他们顽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不顾一切地做下去。如果说新法有什么问题，这些人也是有责任的啊。元祐年间的大臣们，凡是新法都加以反对，怎么能说是不偏不倚，没有一党之见呢？玉是很宝贵的，瑕和瑜都是掩饰不住的。古代可以信任的史官，他们总是直书其事，不遮不掩，是非善恶没有不得到真实再现的。后世的人们就从这样的历史叙事中得到借鉴，得到教训，使自己变得聪明起来。把自己的好恶掺杂到历史记述之中，用感情代替事实，那些投机的小人则借此泄私愤，这难道是书写历史的那些君子应该做的吗？……当代的学者说了很多话，写了很多文章，但千篇一律，轻信前辈的记述，这又怎么能说是善于学习呢？王安石一家世代居住在临川，他辞去宰相职位以后迁徙到金陵（今南京市）。宣和年间，他在家乡的故居有些破败了，乡亲们就嘱托县里的官员在旧居的基础上修建了祭祀他的祠堂，到了绍兴初年还经常加以修缮呢。到今天又过去四十多年了，祠堂毁坏得非常厉害，由此经过的人都十分感慨。如今各种各样的祠堂很多，而王安石是盖世的英才，具有超绝世俗的操守，犹如山川的神灵一样精神焕发，不是哪个时代都能产生的，但他的祠堂却很不像样，破败不堪，当地的人们甚至没有地方向他表示敬意，这难道不是这些年不公正的议论以及人们对他的怀疑和畏惧造成的吗？

陆九渊是南宋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与当时著名的理学家朱熹齐名，历史上称此二人为“朱陆”。陆九渊是中国“心学”的创始人，明代王阳明发展其学说，成为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陆王学派”，对近代中国理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后人称其为“陆子”。陆九渊自幼好学，他的好学不在于博览，而表现在善于思考上。陆九渊曾在贵溪龙虎山建茅舍聚徒讲学，因其山形如象，自号象山翁，世称象山先生、陆象山。最值得一提的是，陆九渊是第一个为王安石说话的人。南宋以降，王安石一直受到不公平的待遇。陆九渊所著的《荆国王文公祠堂记》专为王安石所受的冤屈辩诬正名，也是第一篇公开为王安石所受不公正待遇大鸣不平的传世之作，为后世辩诬性质的评论开了先河。从宋元之际的吴澄及其门生虞集，到清朝的李绂、蔡上翔、杨希闵等，一大批家乡人都奉陆九渊为圭臬，不停地为王安石正名，开辟了“桑梓情深”的篇章，直至今天。

颜习斋先生（元）对《宋史》的评价：

荆公（王安石）廉洁高尚，具有古人那种凭借自身的道德修养为天下苍生树立典范的浩然正气。他后来到朝廷做了大官，居然用尧、舜等贤君的标准要求他的皇上。他执政当权之后推行了许多新法，像农田水利法、保甲法、保马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等，包括在河湟地区布置军队，都是很好的施政治国措施，以后也都照此办理。即使在当时，直到元祐年间，范纯仁、李清臣、彭汝砺等人也为新法辩护，认为有可行之处，不同意全部废止。只有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在实行的过程中考虑不周、用人不当，出了问题，容易出现弊端和漏洞。然而，人们考察过当时宋朝所面临的形势吗？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发兵北征辽国，宋军在幽州城下溃败，仓皇逃命时，宋太宗的脚上中了一箭，两年后箭伤复发，死去了。宋神宗多年以后说起这件事，仍然感情真切地泪流满面。西夏曾是北宋的臣民，后来李继迁背叛宋朝，经李德明至李元昊称帝，成了北宋的叛臣，每个臣子都不能与他们在同一片蓝天下生活。宋朝每年输送给辽、夏、金三国的岁币就高达银一百二十五万五千两，其他年节婚丧祭祀的馈赠又是币银的两倍。长此以往，北宋靠什么维持这个国家呢？做皇帝还要乞求别人恩准，宋朝又如何维护自己的尊严呢？做臣子的看到这种情况，没有一天是可以安心的。北宋也想举兵，但兵员不足，想要增加兵员，粮饷又严重不足。看到这种情形，荆公的心又怎能放得下呢？譬如有个仇人，他杀害了我的父兄，我一定急于和他讨个说法，怎能总是责备家里人没有保护好自己，难道竟有这样的道理吗？宋朝人很久以来一直苟且偷安，听说北风吹来都打哆嗦，可是当荆公主张对西夏、辽国用兵，却骂他是奸邪之人，并不和他商量讨论其办法是否可行，或者是否有更好的办法，就是要让他一件事也办不成，最后把他从朝廷赶走，这怎么能责备荆公太执拗呢？而且，荆公的许多做法很明显是非常有效的。他用薛向、张商英等治理国家的经济，用王韶、熊本等治理军队，在西部灭了吐蕃，在南方平定了洞蛮，并夺取了西夏人的五十二座寨子，高丽国使者也来朝拜，宋朝几乎就要振兴了。但是，韩琦、富弼等人却阻止他的事业，不让他成功。难道荆公就应当对君父之仇（国家的伤痛）念念不忘，而韩琦、富弼、司马光等人却可以淡然置之、不加理会吗？况且，韩琦弹劾荆公的那些话听起来就更奇怪、更可笑了。他说，造成敌人对我们不信任的原因有七条：第一，鼓励高丽朝贡；第二，夺取吐蕃的土地建立熙河一路；第三，在西部山地种植榆树、柳树以阻挡吐蕃的骑兵；第四，创建保甲制度；第五，在河北地区建筑城池；第六，设置“军器监”，研究和改善兵器的制造；第七，在河北地区设置三十七名将官。以上七项都应该停止，以便消除敌人的疑虑。啊，敌人不喜欢我们备战，我们就不备战，如果敌人不喜欢我们的大将，我们也把他杀了吗？这是韩琦不能保住他的头的原因。而且，这七件事都是荆公的治国大计，《宋史》中大半没有记载，幸亏韩琦误以为这些都是王安石的罪状，才流传下来。还有其他一些人也对荆公的功绩视而不见，范祖禹、黄庭坚修《神宗实录》就千方百计诋毁荆公。陆佃说：“这是一本诽谤人的书。”后来，蔡卞重新刊定这部书，元祐年间，反对王安石改革的那些人上台，又都改了过来。然而，《宋史》还可以相信吗？它对荆公的批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虽说一个人的是非不值得一辩，我却痛恨那些说王安石坏话的人，把北宋的覆灭以及君王所遭受的奇耻大辱记在王安石一个人的账上。而后世的人们不问是非，把贪图享乐、苟且偷安的人当成君子，而把辛辛苦苦建功立业、时刻把国家安危放在心上的人当成小人。这难道只是荆公的不幸吗？这是宋朝的不幸啊！

事实上，宋太宗赵光义箭伤之后又活了十八年。

到了近代，又有江西金溪的蔡上翔先生（字元凤），用毕生精力作了一部《王荆公年谱考略》，他在《自序》中说：

（前略）君子都希望死后能有一个很好的名声。然而，有善行的应当在历史上大书特书，有恶行的应当剥夺他的名声，这一切都应以事实为依据。而且，后世的人谈论这个人或这件事的时候，虽然意见不同，褒贬各异，各有各的看法，但事实是不会改变的，只有在王安石的问题上是个例外。王安石先生去世至今已经七百余年了，最初肆意诋毁他的多来自私人的著述；后来，私人著述被官修的历史采用，而且增加了许多新的材料，想要为他辩解就更难了。（中略）王安石有一封《答韶州张殿丞书》，其中写道：“从夏、商、周三代开始，国家都有修史的传统。而当时记述历史的史官，都是世代相传的。他们往往为了这个职位的尊严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会改变修史的原则。所以，他们传下来的历史都是有根有据、十分可靠的。后代诸侯的历史已经没有了，而近世如果不是爵位很高、官很大的人，即使你是一个道德完美高尚、才智非常出众的人，如果没有得到朝廷的称赞或认可，也不能被记录在历史中。那些执笔修史的人不再是传统的史官，而变成了当时的权贵，在朝廷之上谈论人或事的时候，人人都侃侃而谈，对每个人都加以褒贬，有时甚至把忠诚当作邪恶，把异类当作同志，即使当面责备他，他也并不害怕，背后讥讽他，他也不觉得羞耻，只求能满足他的那一点儿好恶之心。何况还有人悄悄地用影射的文字来评判前人的善恶，似是而非，是非不明，却可以附和别人对其的赞扬或诋毁，死去的人不能和他争辩评判对错，活着的人也不能和他讨论事情的曲直，奖赏、惩罚、诽谤、赞誉又不能实行于其间，仅凭一个人的说法，怎么能取信于阴间呢！”他说得太好了。这封信写于庆历、皇祐之间，那个时候王安石已经在一些知名的文人和官僚中很有名气了，而且当时还没有非难和诋毁他的人。然而，每次读这封信，我都不禁唏嘘感叹，为什么他在这里已经预见到了后世那些诋毁他的人呢？自古以来，前一朝代的历史都由后一朝代的人编写，而且修史所用的原始材料都是有根有据的。修《宋史》的是元朝人，而元朝修史的人主要采用私人著述，作为正史。当熙宁年间王安石最初推行新法的时候，朝廷上有很多议论，甚至争论。事实上，新法也确实有可以指摘的地方。然而到了元祐年间，那些反对新法的人上台主政了，不仅完全废除了新法，而且还为此株连那些曾经支持推行新法的人，尤其是在范祖禹、吕大防（还有黄庭坚、赵彦若）等人最初修《神宗实录》的时候，当时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司马光的《温公琐语》《涑水纪闻》、魏道辅（泰）的《东轩笔录》都已纷纷问世，这些都是泄私愤的影射文字，只能满足他们那一点儿好恶之心。接下来还有范冲的“朱墨史”、李仁甫（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王安石曾经感慨过的死去的人不能和他争辩评判的对错，活着的人也不能和他讨论事情的曲直，好像又被后人重新拾起来了，没想到都让王安石遭遇了，他们就是要把天下的恶都归结到王安石一人身上，甚至说北宋亡国也是由王安石造成的，这不是太过分了吗？宋朝自从南渡（南宋）以来到元朝，中间二百余年，肆意诋毁王安石的人真是数不胜数。从元朝到明朝中叶，又有像周德恭（余杭人）这样的人，他说，宋神宗就像是周赧王、秦二世胡亥、东汉的桓帝和灵帝（这几位都是亡国之君）合成的一个人。还有杨用修（慎）这个人，他骂王安石是伯鲧、商鞅、王莽、曹操、司马懿、桓温合成的一个人，这就更加过分了。还有在此之前的苏子瞻（轼），曾作《温国行状》一文，共计九千四百余字，其中诋毁王安石的文字就有大约一半。不要说自古以来没有这样的文体，就是苏子瞻又怎么能写这样的文章呢？再后来还有明朝的唐应德（名顺之）所著的《历代史纂左编》，其中王安石的传记二万六千五百余字，竟没有一个字记载他说过哪些好话，做过哪些好事。这些难道可以被称为信史吗？（后略）

这样的论述近乎造谣。宋神宗是个励精图治的君主，王安石则是个道德过人的圣贤。神宗信任王安石，王安石得到神宗的信任，被称为“成汤之于伊尹，高宗之于傅说”。周德恭不是宋代人，他诋毁前世的贤君，而且毫无顾忌，不仅不仁义，而且是一种无理取闹的行为。杨慎读书破万卷，应该明白古今治乱兴衰的道理，在这个问题上却也是非不分，赞同周德恭的说法，很不应该。

陆象山、颜元两位先生都是一代大儒，他们的话应该是可信的。而蔡上翔先生又是个博览群书的人，他用了数十年的时间和精力收集了数千卷的资料，作了这部《王荆公年谱考略》，他也持同样的看法。然而，生活在今天的人如果要为王安石立传，并希望达到如克伦威尔所说的“画我当画似我者”，难道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吗？然而，历史上不常见的伟大人物，不仅他的盛德大业被淹没在历史中得不到彰显，而且还被所有人指责和谩骂，和禹鼎的遭遇没什么两样，天下不再有真正的是和非了，这种情形对于世道人心的破坏几乎和洪水猛兽一样厉害。所以说，排除歪理邪说，纠正那些过分的指责，发扬光大他的道德品格，既实现了前人的愿望，又能使后来的人受益，做这件事虽然很困难，却不能不做，这就是我写作这部书的理由。

（附录）《宋史》私评：

在诸史中，《宋史》是最杂乱肮脏的。《四库全书提要》写道：“它的主要目的和意图是以表彰古板、迂腐的道德为宗旨，其他的事都不太留意，所以错乱谬误之处多得数也数不清。”清代学者檀萃说：“《宋史》杂乱、卑劣十分严重，而且是非观念相当混乱，没有一个公正的立场。自从有了洛党、蜀党之分，两派就斗个不停，南渡之后仍然争斗不休，这种门户之见严重地禁锢了这些人的心灵，所以他们对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即使有错误，也千方百计用言辞来掩饰，而对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发现一点儿问题，都在文章中过分地批评指摘。”这番话可谓深刻地指出了它的病根。其后，明代的柯维骐整合宋、辽、金三史著《宋史新编》，沈世泊又著《宋史就正编》，都纠正了《宋史》的一些谬误。《四库全书提要》摘录了其中纪、志相互矛盾之处以及列传前后相互矛盾之处十余条。赵翼撰写《陔馀丛考》《廿二史札记》，挑出其叙事中的错杂之处、失检之处、谬误之处、遗漏之处、矛盾之处，各十余条；其各传中的袒护之处、附会之处、是非判断失当之处、是非判断荒谬反常之处，共百余条。由此来看，这本书的价值大概就可以了解了。而它最大的，数百年来从未有人给予纠正的谬误，就是其中记载的关于王安石的那些事。

《宋史》是在元代人手里完成的。这些人对宋代的历史并非有什么成见，只是由于见识不够不能辨别史料的真伪罢了。所以，如果想要考察《宋史》，一定先要考察他们写作《宋史》时所依据的资料。宋代修《神宗实录》，聚讼最多，争得你死我活，几次闹得把人送进监狱，甚至丢了性命。元祐初年，范祖禹、黄庭坚、陆佃等人一同修《宋史》，陆佃多次与范祖禹、黄庭坚争辩。黄庭坚说：“如果依了你的说法，《宋史》就成了谄媚的历史。”陆佃则反唇相讥：“如果像你说的那样，《宋史》就成了诽谤人的书了。”陆佃虽说是王安石的学生，但他并不赞成新法，如今他都这么说，可见最初的《神宗实录》中诬蔑不实之词一定很多。这是第一次修《神宗实录》。到了宋哲宗继位之后，绍圣年间，中央三大机构同时上疏皇帝，指责实录院前后所修先帝（神宗）实录，其中很多都是道听途说，凭空捏造，只是想诋毁熙丰（宋神宗年号）以来的政事，甚至国史院采用的范祖禹、赵彦若、黄庭坚所提供的材料，也都宣称没有证据可以考察，都是从传闻中听来的事情。章惇说：“不仅很多材料是从传闻中得来的，即使有些材料是从臣僚家中取得的，也不可信。但竟敢根据传闻来修史，造假骗人的胆子也够大的。”安焘说：“自古以来史官没有敢这样做的，这也是朝廷的不幸。”这些话虽然出自反对元祐年间废止新法的人之口，但他们的言论也不是没有可信之处。在此之前，蒋之奇以乱伦罪弹劾欧阳修，欧阳修屡次上疏要求查明真相。等到宋神宗当面责问蒋之奇时，他也只能以传闻来搪塞。由此可见，宋代的官场习气就是这样的。于是，蔡卞等人又被任命重修《神宗实录》。蔡卞将王安石所著的《熙宁日录》送给皇帝，元祐年间的《神宗实录》因此有多处被修改，因为是用朱笔改过的，所以号称“朱墨本”。这是第二次修《神宗实录》。然而，元祐年间那些人又不停地攻击这个版本。宋徽宗的时候，有一个叫刘正夫的人，他说，元祐、绍圣年间分别所修的《神宗实录》各有得失，应该将两个版本的意见加以折中，这样才能将信史传之万世。又有一个叫徐的说：“神宗正史的修订工作如今已过去五年，还不能完成，完全是由于元祐、绍圣的史臣有不同的好恶，范祖禹等人以司马光的家藏记事为主，蔡京兄弟则完全采用王安石的《熙宁日录》，各自坚持己见，所以争来争去，没有是非。当时在朝廷工作的人哪家没有家藏的记录？以我之见，把这些家藏的记录都征集来，互相参考，辨别是非，最终才能修成大典。”于是又有诏令要求重修《神宗实录》，但尚未完成就遭遇了靖康之难。南渡之后，宋高宗绍兴四年，范冲再修《神宗实录》，终于完成并进献给皇帝。这是第三次修《神宗实录》，编著《宋史》用的就是这个版本。自绍圣年间到绍兴年间，三十多年来，元祐党人不断地篡改、颠覆，留下了深深的怨愤。而范冲又是范祖禹的长子，继承其父亲的事业，变本加厉地进行报复。而且，王安石自著的《熙宁日录》和绍兴年间朱墨本实录都被毁灭，无从查考了。于是，《宋史》只能根据一面之词，把它当作可信的历史记录，而王安石的冤案也就永世不能真相大白了。凡是《宋史》中丑化、诋毁王安石的话，用其他人的书对照，其中诬蔑的痕迹确实可以考证的占十之六七。近代的大学者李绂、蔡上翔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将摘引其中重要的内容，分别在下面的章节中论述，这里就先不啰唆了。值得重视的是，如果要考证熙丰年间的事实，刘正夫和徐所说的元祐、绍圣年间人们的好恶不同，互有得失，是最公平的说法。我不敢说绍圣年间的版本因为赞誉了王安石就是可信的历史，然而像元祐、绍兴版本想要一手遮天，掩人耳目，我虽然想不说话，又怎么能做得到呢？蔡上翔撰写的《王荆公年谱考略》载有靖康初年杨时的《论蔡京疏》，有一位南宋的无名氏在其后写道：

王安石在的时候，国家全面昌盛，用王韶出兵收复河湟一带失地，取得熙河大捷，扩展土地数千里，这是宋朝建国百年以来从未有过的事。南渡以后，元祐年间诸位先生的后代子孙，以及苏轼、程颐、程颢兄弟的门人故吏对元祐以来的党争感到十分愤慨，他们在攻击蔡京仍不能发泄其愤怒之情后，竟把宋朝败亡变乱的原因归结为王安石的变法，这些都是虚妄的说法。其实，宋徽宗、宋钦宗时的祸乱是蔡京造成的。蔡京被任用，则是司马光推荐的，而杨时（龟山）的升迁又得益于蔡京。这种后浪推前浪的情况，和王安石一点儿关系都没有。至于杨时在宋徽宗时不攻击蔡京而攻击王安石，其原因在于他感念蔡京提拔他的恩情，同时也畏惧蔡京的权势，并欺负王安石已死，不会找他的麻烦。所以，他才避开眼前的事实而追述过去的往事。（后略）

这个人的话说得最透彻，正中问题的症结。王安石受到诬蔑千年以来不能真相大白的原因，就在于元祐年间诸位先生的后代子孙，以及苏轼、程颐、程颢兄弟的门人故吏制造了这些耸人听闻的故事。既然程朱理学受到后世的尊崇，那么关于王安石的流言蜚语也就成了无法改变的铁案。《四库全书提要》认为《宋史》错乱谬误的原因在于它专以表彰古板迂腐的道德为宗旨，其他的事都不太留意，看来真的是这样。颜习斋曾经为韩侂胄辩冤，说他能仗义复仇，是南宋第一名相，宋朝人反而把他杀了来答谢金人，真是连猪狗都不如。不过，《宋史》也把他归入奸臣传，只是因为他曾经得罪过那些聚徒讲学的诸位先生罢了。朱彝尊和王渔洋也曾批评张浚误国，说他杀曲端与秦桧杀岳飞没什么两样，只是因为张浚的儿子张栻曾在岳麓书院讲学，朱熹也十分尊敬他，就推崇他为名臣，而且罗列了曲端可以杀头的罪名，其实是曲笔罢了。所有这些都可以证明《宋史》中有颠倒黑白、搞乱是非之处，不一而足。而其最主要的原因则是由于学术的门户之见，使得他们看不见事实，而王安石不幸是其中受诬蔑最严重的一个。我先对此做出这样的批评，我说的这些是否可信，还要指望那些有见识的人。

王安石的时代（上）

有史以来，中国的衰弱没有比宋代更严重的了。宋代为什么这样衰弱呢？最初是由于宋太祖的猜忌，中间又有宋仁宗的松懈和丧失信心，最后则断送在朋党的互相排挤争斗之中。王安石则不幸恰好遭逢这样一个时代，结果只能拿生命与时势抗争，最终也未能取得胜利。了解了这一点，才可以和你说一说王安石啊。

宋太祖拥有天下，实在是开创了此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局面。为什么这么说呢？过去拥有天下的人，或者起兵于藩镇，或者起兵于草莽，或者靠征讨和诛杀，或者靠篡夺和禅让。周秦以前，那些成为天子的人大概都有过与前代的君主同时统治数百年的经历，这就不必说了。至于汉朝、唐朝的兴起，都是趁着天下大乱的时候，身经百战而消灭了争夺天下的群雄，他们得到天下都很不容易，花的气力也是十分巨大的。之后是曹操、刘裕之辈，他们开始都曾有功于天下，民众都对他们寄予很大的希望。又等而下之的，像萧道成、萧衍这样的人，他们在本朝的朝廷上干了很久，处心积虑想得到这个位置已经好几年了，直到羽翼丰满之后才一举将政权夺到手中。只有宋代不是这样。赵匡胤不过是区区一个殿前都检点，相当于现在的卫戍司令吧，从一开始就不曾有过赫赫之功，也不曾想过要做皇帝。但陈桥兵变，在他醉酒尚未起床之时，黄袍已经披在他的身上了，并从孤儿寡母手里夺取了江山，太阳还没落山，事情已经办好了，所以最初他对诸将说：“你们贪图富贵，立我为天子，我有号令，你们能服从我吗？”这番话说明他是不放心的。由此看来，此前得到天下的人，他们得到天下靠的是自己的力量，只有宋代的君主得到天下是靠了别人的力量。而能以别人的力量夺取天下给我，也将有能力凭借他人的力量夺走我的天下给别人。宋太祖终其一生为了这件事惴惴不安，而宋朝积弱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凭借将士的力量拥立一人为天子，是宋朝的首创。但是，以将士胁迫天子拥立主帅却不是从宋朝开始的，而是从唐朝开始的。唐代各个藩镇实行由子弟或亲信继承其职位的策略，其实是陈桥兵变的先声，而陈桥兵变不过是干惯了这种僭越之事的人做的一件更厉害的事而已。很显然，废除天子这样的事竟可以由将士来完成，这简直太可怕了。即使不是这样，而将士如果常常因为拥护另一个人就胁迫天子，那么宋朝作为宋朝也很难得到安宁。宋太祖赵匡胤很担心这件事，所以他从后周的孤儿寡母手中得到政权之后什么事也不做，只是把削弱其将领的兵权作为首要大事来抓。藩镇制度毒害天下大约已经有两百年了，摧毁并肃清这种制度，谁说不是好事呢？然而，过去的君主为什么安排这样的制度呢？其中一定有道理。当初设置节度使，不过是想加强边境地区的防御，使他们成为捍卫国家的长城罢了。古今中外所有的国家，没有听说过谁把军队强大当作心腹大患。但是宋朝不是这样，它是相当急迫地想要削弱举国之民的权利，而加强君主一个人的权力。它似乎从来也没想过，如果举国之民都很弱，那么君主用什么办法使自己强大起来呢？宋太祖说：“在我睡觉的床边，怎么能容忍他人酣睡呢！”他却不想想，在他的卧室门外正有人惦记着他呢。看来，宋太祖的视野只是限于他的卧床而已，这就是宋朝之所以为宋朝啊！

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

赵匡胤（927—976），涿州（今属河北）人。自幼习武，善于骑射，其父为后唐禁军将领。后周时，赵匡胤积战功为殿前都指挥使，后升殿前都点检，执掌兵权。陈桥兵变，代周称帝，创建宋朝，从此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割据混乱的局面。他在位十六年，史称宋太祖。此像为明人所绘。

汉朝、唐朝创业的君主，他们都有统一宇内、澄清天下的远大志向。宋朝在这方面有什么打算呢？铲除并消灭那些割据的藩镇，这个功劳一大半应该属于周世宗，宋太祖不过是坐享其成罢了。剩下的江南、四川、南粤等地，那些君臣只知道舞文弄墨，恣肆游乐，更有甚者，骄奢淫逸，人心解体，大军一到，无不望风归降。所以，这些小国的灭亡是他们自取灭亡，并不是宋朝将他们灭亡。当时，宋朝的北面有辽国，西面有西夏国，它们成为宋朝朝廷的百年之患，宋太祖从来没在这方面留意过。是他的智力达不到吗？不是！他正千方百计地想要削弱中国的军队和国民，哪里有剩余的精力关心这件事呢？

梁启超的这种感慨其实是有感而发。因为清末之中国，国家和军队都十分衰弱，面对西方列强，一再被人欺负，最后甚至负于日本，此时的慈禧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自从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以贿赂契丹人，就铸成了我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到周世宗时，几乎就要雪耻了。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后周军队先后打下了益津关、瓦桥关、淤口关，号称“三关大捷”，契丹人闻风丧胆，如果老天再给周世宗一年的时间，整个燕山地区的光复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了。即使陈桥兵变，其最初发端也是由于要北伐。当时，参与谋划的将士也说先把赵匡胤立为天子，然后继续出征北伐。假如宋太祖能够乘契丹衰败之机，全国惊恐慌乱的时候，动用周世宗留下的身经百战的军队，及时地出兵北伐，那么刘裕、桓温的功绩也是不难达到的。这件事没有办成也就罢了，此后曹翰向赵匡胤出谋划策，要率兵夺取幽州，也让赵普一句话给断然拒绝了，并使得赵匡胤打消了北伐的计划。难道说幽州不该夺取、不能夺取吗？不是！是担心曹翰在夺取幽州之后也像唐朝的卢龙、魏博等藩镇一样，成为与中央政权对抗的割据势力。但从此以后，辽国就变得夜郎自大起来，像对待奴才一样对待宋朝人。宋太宗上台后，发动了全国的军事力量，兴兵北伐，结果一败涂地，将士死伤过半。宋太宗也被流箭射中，过了两年箭伤溃烂发作，辗转病榻，痛苦至死。于是，北宋更加不敢再提兴兵北伐的事了，只有俯首帖耳，拿出国家赋税的一部分用作每年供给辽国的岁币。宋真宗时，宋军在澶渊，即今天的河南濮阳，与辽军打了一仗。当时，王钦若主张迁都南方的升州（今江苏南京），陈尧叟主张迁都益州（今四川成都），如果不是寇准坚持主张抗战，鼓动宋真宗亲至澶州督战，最后与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则宋朝的南渡，大概也就不用等到绍兴（南宋高宗赵构的年号）之时了。然而，虽然有这样一位寇准先生，终于还是未能避免城下之盟。到了宋仁宗的时候，每年送给辽国的岁币又增加了大约一倍，辽国使宋朝日益衰弱，这是原因之一。

赵普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曹翰此去必定可以夺得幽州。可是既然得了幽州，陛下又用何人代替曹翰守幽州呢？说白了就是担心曹翰尾大不掉。于是，赵匡胤便没有派曹翰去夺幽州，君臣之间的不信任竟到如此地步！

幽州太应该夺取了，对古代的中原政权来说，失去幽州也就失去了北部燕山的屏障，从而为游牧地区的骑兵南下敞开了大门。

梁启超此处记述有误，宋太宗赵光义北伐征辽是在平定北汉之后，时为太平兴国四年（979年），这一年的六七月间，宋军兵败幽州，宋太宗在仓皇逃跑时脚上中了一箭。他在位二十三年，于至道三年（997年）去世，从受伤到死去，其间隔了大约十八年。

李姓一族自唐朝以来一直占据着夏州、银州（皆邻夹西之地）之地，成为这一方的割据势力，他们的生活资料则仰仗中原供给，想要归属宋朝已经很久了。等到宋朝平定北汉之后，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定难节度留后李继筠死了，他的弟弟李继捧继位，于是太平兴国七年（982年）他率领亲族到开封朝见宋太宗，并献上了夏州、银州等四州八县的土地，表示愿意留在京城。宋太宗以为这正是铲除西夏割据势力的好机会，就顺势将他改封为彰德军节度使，并派遣官吏直接管辖这四个州，对那里的官吏和知识分子也给予鼓励并重用他们。这样做既可以斩断契丹的右臂，也可以让那些私家招募的兵丁和崇尚武功的边民都可以发挥他们的才干为朝廷效力，从而获得功名，而宋朝的西部从此可以无忧了。在这里，宋太宗和赵普不过是沿袭了宋太祖的办法，绝不肯把军队、财政、土地交给那些骁勇的臣子，结果使得李继迁反叛宋朝，回到故地。而宋太宗采用赵普的建议，重新委任李继捧为定难军节度使，并将夏州、银州等四州八县的土地又还给他，这简直就是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所以，李继捧最终依附于北边的契丹，李继迁则时而诈降以麻痹宋军。等到李元昊继承了他父亲的职位，终于称帝建国，雄踞西北，大肆劫掠杀戮，不仅牵制中国（宋朝），而且使它不得不屈从于北方的夷狄（对辽的蔑称），甚至以辽国为先例向宋朝索取岁币，而宋朝没有谁能有更好的办法。一个大国讨好一个小国，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是前所未闻的。西夏国使宋朝日益衰弱，这也是原因之一。

梁启超的这番议论在今天看来有其偏颇之处，但如果设身处地想一想梁启超所处的时代，以及当时中国的现状和面临的严峻形势，他的这种议论也是可以理解的。

事实上，当大宋建国的时候，辽国已经显露出衰败之象了，而西夏尚未强盛起来。这时，假使宋朝能振奋精神，使军力稍有增强，那么对于辽国，就像折个鞭子鞭笞它，没有什么难的。但是，宋朝竟像养痈疮一样，养患数十年，结果把自己搞得衰败了，而辽、夏却都强大了起来。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正是宋太祖独有的那种心理——一定要使其兵弱，使其将弱，同时使其民弱。这种心理传到后代就成了一定的行为准则，老百姓相沿成习，于是懦弱而缺少勇气就成了宋代的风气。到了真宗、仁宗的时候，把忍受屈辱视为正常已经很久了。而宋神宗与王安石赶上了这种衰败局面的末流，年轻的肩膀上承担着说不尽的国仇国耻，却想着在逆境中奋起振兴大宋朝。

我认为，宋太祖的政策核心在于使其兵弱，使其将弱，同时使其民弱。为什么这么说呢？募兵这种恶劣的制度虽然发生在唐朝，但最终确定下来是在宋朝。宋王朝的募兵制度是将全国的军队全部集中到京城周围，而这些士兵的来源主要靠招募那些失去土地的破产农民，也就是社会上的游民。每当灾害发生的时候，就招募饥饿的灾民来扩充军队的名额。历史学家称赞这种制度，认为把这些游民收编在军队之中具有深远的意义，这些人被豢养起来，不再扰乱社会，就使得现政权的保险系数高了一些。但其本质却是使得除了保卫大宋天子的军队之外，举国之中再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人了，我所说的“使其民弱”就是这个意思。它的边防要地也需要军队防守，但是这些部队都从京城派遣而来。驻守各个地方的军队则实行经常更换的“戍更”制度，统率军队的将官也是朝廷派遣的，这就造成了“兵无常帅，帅无常师”的局面，防止高级将领拥兵自重。历史学家赞美这种制度，认为它使得将领与将领之间、直接领导军队的将帅与主管军事行政的中央首长之间能够相互制约，不致相互勾结而形成一种势力，由此可以防范有人以私意发动军事政变，使得黄袍加身的事情不再发生。但从本质上说，这种制度其实是要在将帅与士兵之间造成一种“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局面，以此防止晚唐、五代期间藩镇拥有私家军队的祸患，这就是我所说的“使其将弱”。不过，使其民弱、使其将弱，这是宋太祖的本意，而使其兵弱，就不一定是宋太祖的本意了。然而，按照他的这一套办法去做，他的兵又怎么能够不弱呢？聚集数十万社会上的游民，吃着官府供给的粮食，终日闲得无事，四处游荡，一年也不摸一下兵器，这些人必然习惯于偷懒而一无是处，这个道理是很容易理解的。何况，宋朝的制度又沿袭了五代时期朱全忠所建的后梁王朝惩罚盗贼的陋习，给士兵文面刺字，使其社会地位低于一般老百姓，而一般的老百姓自认为自己是良民，也以当兵为耻辱。既然上司把他们当作品性不端的人对待，却又希望他们为其卖命，与国家、君王同心协力、团结一致，这怎么可能呢？我所说的“使其兵弱”就是这个意思。现在，国内所谓强悍的人都聚集在这里让他们当了兵，而兵弱到这种程度，已经不能依靠他们打仗了，其将帅之弱也就更加严重。把这样的军队派到战场上去，即使五尺之童也知道他们无一幸免是去送死的。而国家有了危难，边防告急，想让老百姓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家园，更不可指望。国家积弱到了这个地步，想在两种憾事之间进行选择，最后只能低头屈膝请求别人让我当这个皇帝。此外，没有其他出路。试问，稍有血性的男子汉看到这种情况，能够心安理得地坐视不管、毫无作为吗？

国家最大的政治，一个是军队，一个是财政。宋朝的军队是这个样子，它的财政又如何呢？由于宋朝将军队全部聚集在京城周围，所以它只能将全国各地生产、创造的所有财富都集中到京城来，以供养这些军人和军官，却不给京城以外的州留下任何财富。开国之初，军队只有二十万，其他多余的费用也不是很多，所以国库当中还有一些盈余。到了宋太祖开宝末年（976年），在册的军人就达到了三十七万八千。宋太宗至道年间（995—997），军队增加到六十六万六千。宋真宗天禧年间（1017—1021），又增加到九十一万二千。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更增加到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万。宋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和宋神宗熙宁初年，军队的数量大致也维持在这个水平。军队的数量既然与日俱增，那么只能将民间的财富尽可能地集中起来以充实国库，而出戍禁军每年一次的换防，所耗费的钱财更是不可计数。宗室、官吏这些吃俸禄的人每年也在增加。而且，三年一次的郊祀、赏赐的费用，常常也要五百多万贯。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郊祀用了七百余万贯，东封泰山用了八百多万贯，到山西汾阴祭祀后土又花费一百二十多万贯，修建老子享用的明堂更增加到一千二百万贯。宋太祖开宝（968年）以前，每一年的收入和支出很难详细考察，然而，到了宋太宗至道末年（997年），每年的收入是二千二百二十四万五千八百贯，还是有一些盈余的。过了不到二十年，即宋真宗天禧年间，每年的总收入达到一万五千八十五万一百贯，总支出是一万二千六百七十七万五千二百贯。到了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总收入只有一万一千六百一十三万八千四百贯，总支出却达到一万二千三十四万三千一百贯，还有临时费用一千一百五十二万一千二百贯。宋朝的老百姓并没有比他们的前人更富裕，但是二十年间，上缴给国家的赋税却增加了十倍以上，他们靠什么维持自己的生活呢？何况，自宋仁宗嘉祐年间到宋英宗治平年间（1056—1067）这十来年，当年的支出超过当年的收入，都在两千余万贯。到了王安石执政的时候，宋朝的政府和国民都离破产不远了。而当时那些德高望重的士大夫还喋喋不休地指责他谈论如何增加财政收入、减少支出。试问，没有王安石的善于理财，宋朝作为一个国家还能生存下去吗？

宋朝制度规定，出戍禁军每三年换防一次，苏轼在《定军制》一文中有“三岁而一迁”的说法。梁启超在这里所说的“岁岁戍更就粮”，也是夸张的说法。

当时，国内外形势的紧迫已经像上面所说的那样，而宋朝的君臣又采取了哪些对策呢？宋真宗奢侈靡费，严重伤害了国家的元气，不必说了。宋仁宗号称贤明的君主，但他又因为一些流言蜚语而罢免了范仲淹等贤明的大臣，使得“庆历新政”仅仅推行一年就夭折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宋朝的衰败正是从宋仁宗开始的。王船山（夫之）说得好：

宋仁宗在位四十一年（1023—1063），他所施行的政策是不修边防，不整军备，不练士兵，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用岁币换取和平，使百姓免于战乱之苦。百姓能免于战乱之苦固然是好事，但国家完全放弃守备，大量裁减边防，使人心耗散、松懈到这种程度，后来的继承者就很难办了。每年向辽国输银五十万两，还俯首自称是送给友邦的礼物。对李元昊父子也是以礼相待，以奉送绢银的方式向他们乞求苟且平安，仁宗并不觉得可惜。那些执掌大权的臣子、辅佐皇帝的谏议官员，无论他们在朝还是在野，总是一副彬彬有礼、侃侃而谈的样子，讨论一个典章的是非，把西北那些狡诈之徒放在那里，好像是天造地设不可侵犯似的。国家已经衰弱到这种地步，幸好没有遇到像耶律德光、李继迁那样十分强悍的人，还可以暂时靠贿赂免除灾祸。如果不是这样，则刘六符这样的人虚张声势地恐吓几声就吓得魂飞魄散了，那么一旦有人迅速起兵而席卷河朔地区，并向开封、洛阳进发，皇帝他会不成为另一个石重光的机会是多少呢？

平心而论，宋仁宗是历代皇帝中比较善良的人，如果在他的左右多一些希望有所作为的大臣，宋朝也许可以自己振作起来。当时执掌朝中大权的大臣，史书中比较多地称赞他们的贤德才干，而心平气和地考究当时的真实情况，的确是人才荟萃，但上等人才却差不多绝迹了。其中能够了解实际情况、立志于改弦更张的人，只有一个范仲淹。论才志谋略，他比王安石要低好几个等级。然而，他因为宋仁宗的信任不专一，被人用离间的办法迫使其离开京城了。其余最著名的，像韩琦、富弼、文彦博、欧阳修等人，他们的道德、学问、文章都是可以照耀千古的，但他们在朝廷做官，却只会调和、和稀泥、拾遗补缺，虽然有一些作为，但不能衡量根本，而只是强调细枝末节。当此内忧外患特别紧迫的时候，他们在改变国家长久衰弱的状况、促使国家长治久安方面并不能恪尽职守。这些居高位而无所作为的官员对外部的了解几乎到了无知的程度，只知歌颂太平盛世，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值得忧患的事情。就像汉朝的贾谊所说，把火种放在堆积起来的柴草下面，自己睡在柴草之上，火还没有燃烧起来，于是就说很安全。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叫王安石的人，他起来扰乱这些人正在做着的美梦，于是一个个都把王安石视为仇人，也是很自然的。王安石最初见到宋神宗的时候，宋神宗问他，本朝享受了百余年天下平安无事的原因是什么？王安石退朝之后给宋神宗写了一封信，回答他的问题，信中说：

宋仁宗像

（前略）然而，本朝历代因循死守着乱世的风俗习惯，竟然没有在亲友和群臣之间议论过，与皇帝早晚相处的只不过是宦官和宫女们。皇帝出来处理政务，也只是讨论各部门的一些小事，不像古代那些有大作为的皇帝，和学士、士大夫讨论先王的法度，并用来指导对天下的治理。一切听任自然变化的趋势，不强加主观努力，所有措施的名义与实际情况是否一致也不去考察和了解。君子不是不被重视，然而小人往往也能混杂在里面；正确的议论不是不被采纳，但是邪说有时也被接受。用诗赋、背诵从天下的士子中选拔人才，却没有设立学校培养人才的法令制度；以科举的名次和资历来排列朝廷官位的高低，却没有考核官吏的办法。监司不是通过检测观察得到人才，守将也不是经过考察挑选的官吏，官职调动频繁，很难考核他的成绩，那些喜欢游说空谈的人就乘机冒充好人混了进去。结党营私、猎取名望的人往往都能得到显要的官职，而没有后台又能忠于职守的人却受到排挤和压制。所以，从上到下都偷安懒惰，只求能取悦皇帝，虽然有能干的人在其职位上，但他们和平庸的人没什么两样。农民苦于各种徭役，却不见朝廷有什么特别的救济抚恤，又没有安排官员为他们修整农田水利。军队中掺杂了许多老弱病残，却并不加以整顿训练，也不派遣得力的将官，给他们长期驻守边疆的权力。禁军收罗的都是些兵痞、无赖之人，并没有改变五代（梁、唐、晋、汉、周）以来对军队姑息笼络的旧习俗。皇族中也没有教育、训导、选用人才的措施，这不符合先王以德才为标准决定亲疏升降的用人原则。至于治理国家的财政，基本上没有法度。所以，虽然皇帝勤俭节约，而百姓却不富裕，虽然皇帝发奋勤劳，国家却不强盛。好在不是外部敌人强盛猖獗之时，又没有尧、汤时的水灾、旱灾，因此，天下平安无事，超过百年。虽说这是人为的事，但也是老天帮忙啊！（后略）

他对当时国家所面临的形势发表的看法，可以说是广博、深刻、切实、明白的，而他不得不变法的理由也都体现在这里了，因此，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也说：

皇上难道能够永远靠天赐的侥幸获得安全稳定，而没有一天的忧虑吗？汉代的张角，动员了三十六万之众，在同一天起兵，所在郡国的官吏没有一个发觉的。唐朝的黄巢，横行天下，所到之处，官兵没有敢抵抗的。……而当今朝廷的大臣们，没有一个肯为皇上做长远打算，没有一个为国家的长久利益着想，我对此感到迷惑不解。从前，晋武帝在位的时候，得过且过，并不为子孙的长远利益进行谋划，当时执政的大臣们，也都是苟且偷安、随声附和的人，于是社会风气败坏，礼义、法度被抛弃在一旁，从上到下都这样做，没有人认为是不对的。而有见识的人，早就料到了将来国家必然会大乱。后来果然天下大乱，中国陷入被外族分裂的状态达两百余年……我希望皇上能以汉朝、唐朝、五代动乱灭亡的原因为镜鉴，警惕晋武帝苟且偷安、因循守旧所造成的祸患……

宋仁宗时代号称是宋朝的全盛时代，举国欢天喜地，到处都在大唱颂歌，只有王安石对这个国家所面临的危机表现出深深的忧虑，甚至不惜用晋武帝这样的例子去警醒他的皇上，他是担心中国再次沦落到被外部势力瓜分、侵占的灾难中。难道王安石是杞人之忧吗？其实，靖康之祸，王安石已经预见到了。

王安石的时代（下）

王安石所处的时代虽然内忧外患、贫弱交困、弊端丛生、危机四伏，但是作为若干世纪才出现一个的人才，又遇到一个想有很大作为的皇帝，他要拨乱反正，改革政治，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几乎是易如反掌。然而，他的成就并不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原因何在呢？显然是受到了朋党的拖累。宋朝的朋党之祸患虽说兴盛于王安石之后，实际上却滥觞于王安石之前，这一点是必须追述的。政党作为一种事物，产生在政治进化之后。国家产生了政党，不是一件坏事，而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好事。虽然如此，也是有条件的：其一，政党只能生存于立宪政体之下，是与专制政体不相容的；其二，作为政党，应该坦然接受结党这个事实，尤其不应该避讳结党的名声；其三，争辩讨论的问题应当集中在政治问题上，宫廷问题、个人私德问题、学术异同问题等都不应该掺杂在里面。但是，宋朝所谓的党和上面所说的政党没有任何相同之处，所以我不能称它为政党，而只能用它的旧名，称之为朋党而已。中国在此之前的党祸，像汉朝的党锢、唐朝的牛李之争，在此之后的党祸，像明朝的东林党和复社，都可以说是小人陷害君子。只有宋朝不是这样，其性质复杂而且非常混乱，无论聪明还是愚蠢，无论贤明还是不肖，都自投罗网，掉在那锅鼎沸的热汤中。用一句话来概括，无非是士大夫们意气相争而已。推算宋朝朋党特别兴盛的原因，一是由于尊崇文人而轻贱武将，二是由于中央权力过度集中。宋太祖的政策是要千方百计抑制他的臣属，使他们不能凭借武功来自我炫耀，而有才华、有本事的人势必都要走从政做官这条路。他把兵权、财权完全集中于中央，管理民众的部门、统辖一方的官署、官吏的升迁罢免也由中央来决定，实际上权力都集中到皇帝一个人手中。那些年老的旧臣在他的优养之地并不像汉代的郡国守相那样，可以按照他的意志行使种种权力，而且对他们也要严格考核，以决定对他们的罢免和升迁，使他们明白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优秀的人才、想要建立功名的人都集中到京师来了。而宋朝的京师又和当今世界上那些有国会的立宪国家不大相同，那里可以让很多读书人展示他们的才华，而在这里可以参与讨论国家政治的人不过两三个执政者而已。还有少量的翰林学士和御史纠察官员，作为执政者的后备之人。这样一个大国，人才如此众多，却只有很少的位置可以让读书人借此而建功立业，他们相互争夺，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说宋朝的历史是争权夺利的历史，也是可以的。品性不好的人争这个职位是为了谋私利，贤明的人争这个位置是为了实现他的志向，争来争去，争得形同水火、势不两立，意气也就从这里产生了，他们结成朋党，彼此之间相互诋毁，这样一来，党祸就与宋朝相始终了。

宋朝的朋党之祸虽然在宋哲宗的元祐、绍圣年间（1086—1097）闹得非常厉害，但它的兴起却在宋仁宗和宋英宗这两朝。宋仁宗时，范仲淹与吕夷简发生矛盾，这是朋党之祸的初始阶段。后来到了宋英宗在位时，发生了著名的濮议之争，就使得朋党之祸更加铺张扩大了。最初，范仲淹上《百官图》讽刺宰相吕夷简任用亲信，又上疏批评时弊，被吕夷简指责为离间君臣、引用朋党，罢了权知开封府职事的官。士大夫之间有人同情范仲淹，有人支持吕夷简，互相指责对方为朋党。后来，吕夷简的宰相兼枢密使职务被罢免，宋仁宗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石介作了一首诗，称赞革新派，批评保守派，指责反对革新的夏竦等人为大奸。石介的行为使夏竦等人深深衔恨在心，自此成为死敌。当时，与石介同朝为官的孙复读了这首诗后提醒他说：“你的灾祸从此开始了。”宰相一职，范仲淹只做了几个月。史书记载，他严格限制各级官员享受恩荫的子弟及亲戚的人数，对在职官员的政绩进行严格考核，按优劣分别升降。他不分昼夜地为国家操劳，希望能使天下得到太平。但是，他的改革大刀阔斧，急于求成，涉及的范围又很广，很多人都认为不可行。当时，范仲淹亲自到各地考察官员们的工作，遇到不称职的官员坚决罢免，闹得很多人怨声载道。他还不讲情面，考核官员的制度非常严密，不给侥幸者一点儿机会。正因为如此，主持“新政”的范仲淹等人遭到各种无端的诽谤，攻击他们结为“朋党”的论调也渐渐影响到了皇帝。反对党乘此机会大肆攻击，不惜造谣中伤，使得范仲淹与杜衍、韩琦、富弼同时被罢免。王拱臣曾公开说：“我把他们一网打尽了。”这种气焰和石介的诗好像出自一人之口。后代研究历史的人没有不抬高范仲淹贬低吕夷简的。当然，范仲淹胸怀广大，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绝不是吕夷简这种人能够相比的。然而，吕夷简也不过是个平庸之辈，贪恋权势、想做高官的人，如果把他说成是大奸大恶，那么宋朝百余年来的宰相像吕夷简这样的人比比皆是，难道都把他们说成是大奸大恶吗？何况当时与吕夷简一起攻击范仲淹的人也有许多被后世看作君子的人，这又如何解释呢？事实上，宋朝的朋党无所谓君子还是小人，纯粹是读书人之间的意气之争，最后发展到相互倾轧。庆历年间（1041—1048）已然如此，这种风气一形成，到了宋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自然就有了濮议这一大公案。

濮议是怎样一件事呢？宋仁宗死后没有留下后代，1063年便过继了堂兄的儿子继承皇位，就是后来的宋英宗。仁宗的堂兄赵允让曾被封为濮安懿王。濮即濮阳，在今河南省。英宗即位的第二年，也就是治平二年（1065），下诏讨论如何举办崇奉其生父濮王的典礼。朝廷之上大臣们分成两派争相哄吵，气势汹汹，如临大敌，朋党之祸到此时就变得极其严酷了。御史谏议大臣等请求杀了韩琦、欧阳修以谢先帝（宋仁宗），甚至因为这样一件有关皇家名分的事诋毁对手的私人品德，有人就诬蔑欧阳修乱伦不耻。但当时因为濮议受到攻击的人，像韩琦与欧阳修，后世都被称为君子。而因濮议攻击别人的人，像吕诲、范纯仁等人，后世也是被称为君子的。宋朝朋党的真相在这里完全显露出来了。这件事虽然好像与王安石新法的争吵无关，然而作为一种现象，二者还是有相似之处的。而且，在这里首先攻击韩琦、欧阳修等人的人也就是后来首先攻击新法的人，所以我不怕别人讥笑我离题太远，把欧阳修关于濮议的原文全部作为附件放在这里，从中可以看到当时所谓士大夫中的风气就是这样的。这也就可以了解后来王安石的地位就像当时的韩琦和欧阳修，而新法这件公案也就是另一个濮议事件而已。

（附）欧阳修《濮议》：

宋英宗皇帝即位之初，普天同庆，群臣都加官晋爵，不管生者死者都得到了皇帝的恩泽，宗室中原来的那些王也都得到了新的封赏。只有濮安懿王因为是皇上的生父，中书省认为，不能和其他那些王一样，于是上奏请求让有关部门商议一下举行典礼的事。皇上下旨说，要等到服丧期满之后再说，这个提议就被搁置起来了。

治平二年（1065年）四月，皇上服丧期满，就把那个奏章下发给两制，即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详细研究。翰林学士王珪等主张给濮安懿王特别尊贵的高官大爵也就行了，但中书认为，要给他官职并改封大的王号，应当下旨进行册封，而册封的诏令是有特定规格的。诏令应当这样写：“某亲具官某，可赠某官，追封某国王。”封册上则应当这样写：“皇帝若曰咨尔某亲某官，某今册命尔为某官某王。”但是，濮王与皇上是父子关系，不知道制册上怎么称呼他，还有就是写不写他的名字？于是又把这个奏章发下去，要求再议。王珪等人提出来可称“皇伯”，但不写名字。中书根据《仪礼·丧服记》中所记载的“做儿子的要为他的父母服丧”，又根据唐《开元礼》和宋《开宝礼》的要求“做儿子的要为生父‘齐衰’一年，要为后父‘斩衰’三年”。这里的后父、生父都称父母，在古今的典礼中，都没有将生父改称“皇伯”的记载。又查证前代以藩侯继承皇位的君主不幸都处在衰败的乱世，不能效法他们，只有汉宣帝和汉光武帝是有盛德的君主，都称他们的父亲为“皇考”，也没有称“皇伯”的。“皇伯”这个称呼不仅典礼上没有用过，在历史上也没有依据，所以不能这样做。于是将古今的典礼以及汉宣帝、光武帝的材料，并附上“皇伯”的提议，送给三省的官员和御史台的官员一起详细讨论。讨论还没有开始，皇太后就亲自写了信责备中书不应该称“皇考”，中书写了材料说明为什么这样做。皇上见到皇太后的手书后大惊，马上手写诏书要求停止讨论这件事，追封的事也就停了下来。过了几天，礼官范镇等人坚决要求讨论有关“皇伯”的问题。他们的奏章留在皇上那里没有再发下来。不久，御史台的官员们也都对此发表了各自的看法。皇上既然因为皇太后的缘故决意停止讨论这件事，所以凡是上疏谈论这件事的都被皇上留下。皇上聪明果断，很通情达理，对待大臣都很谦虚恭敬，但是绝不姑息。御史台的官员所说上有关濮王的奏章既然都不再下发，他们提出的其他不可行的建议也大多被搁置起来，没有实行。御史台的官员因此开始有意见并发出怨言，并指责中书不去实行。中书也曾经上奏说，现在御史台的官员气愤朝廷不用他们的谏言，说他们阻塞了言路，使得皇上成了拒谏的皇上，请求能简单实行一两件事。皇上说：“朝廷应当以公平的心对待天下的事，如果他们说的可行，就应该立即实行，何止‘略行一二’呢？如果他们说的不可行，难道应当为了应付人情，不能做的事勉强去做，那样不是对事情有害吗？”中书觉得皇上所说句句在理，不敢再有别的请求。皇上接着问道：“他们说的有没有可行但是没有实行的呢？”韩琦以下的官员相互看了看，说：“确实没有。”皇上说：“既然如此，就这样吧。”

“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庆历三年（1043年）任谏官，支持范仲淹，要求在政治上有所改良，被诬贬知滁州。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一。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文集》。

这时有几名杂端御史（御史中的一种，知杂事），都是新提拔的，锐意进取，希望尽快取得成就，见到什么事都发表意见，也不管是不是自己分内的事。所以，他们提出来的建议都比较荒谬，不能实行。这时，京城正下大雨，官、私房屋倒塌了很多，军营倒塌得尤其厉害。皇上想到军人都露天居住，心中非常焦虑。两府的大臣也都非常担忧害怕，不分昼夜地操劳，费尽心思，进行安排处置，已经有了一些效果。这时的范纯仁刚当上御史，初次上殿，大家都想听听他会说什么。他上的第一个折子就是催修营房，责怪中书省为什么还没有完成，请求每一营派遣监官一名，由中书省审核议定。京城里倒塌的军营有五百二十座，如果按照范纯仁的请求，就应该派遣监官五百二十人，每个监官还要有四个随从，这时正是国家的非常时期，事情多，人手少，却要派出两千士兵和五百监官，而且瓦木等建筑材料还没有着落。他的轻率、张狂、空疏、乖谬就是这样的。所以，中书省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我就忍不住笑了，而御史们也觉得这事不妥当。过了几天，吕大防又上疏，请求两营派一名监官。他所提的事都是一些非常琐碎、不符合实际、无法实行的事。但他们不知道自己提出的建议不可行，反而报怨朝廷阻止不去实行。所以吕大防又说，今后他们提出什么要求没有实行的，中书省要说出为什么不办，并且报告给御史台，他们竟然蛮横无理到这种程度。他们怨愤的言辞在士大夫之间流传，一些亲朋故友就和他们开玩笑，激他们的火：“近来御史提谏议，中书省都批为‘进呈’，就算完事了，外人都说，御史台应该改称进呈院了。”这样的话很多，朝中官员传来传去，以此来开玩笑。

御史官员更加不满，甚至愤怒，于是想着最好弹劾一些人。他们认为，如果因为弹劾人而获罪，还可以留下敢说话的美名。这时皇上的品德、恭敬节俭、行为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两府大臣也没有什么大的过错，没有什么可以让他们弹劾的，只有濮议这件事还没有定论，就说这可是个好题目啊，这样的好机会是不能错过的，于是都来尽力说这件事。但这时皇上的手诏已经不许再谈这件事了，“皇伯”“皇考”的说法也还不知采取哪一种，其他追封的事情又还没有讨论，朝廷对于濮议并没有做错什么，所以御史们也只有请求早一点儿施行“皇伯”的建议而已。中书省以为，前代有关礼仪的争论连年不决的有很多，这件事关系重大，而且皇上很谦虚，已经自己停止了讨论，不再提起，有什么过错可以被他们拿来谈论吗？于是放在一边不再搭理他们。但是御史们一起来到中书省并扬言：“宰相最好早点儿了结这件事，不要被别人钻了空子。”皇上已经不让议论这件事了，所以虽然有很多人来说但都没有被采纳。由于这个原因，御史们更加感到羞愧和耻辱，看形势已经不能使他们停下来了。他们本来就想通过弹劾别人因言获罪，来邀买名声，所以他们这时的言论只求能激怒朝廷，已经无所顾忌，大肆诬陷诽谤，多次引证董宏、朱博的故事，以此来影射我是首先提出建议的人，毫无顾忌地对我进行丑化和诋毁。

刚开始，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由于朝廷不用他们的建议，心里已经有些不平，等到御史们有了说法，于是和他们相互呼应和配合。一些庸俗的人并不懂得礼仪，不知道圣人是很重视无子这件事的，凡是没有儿子的，允许同宗的子弟继承家业，这是最公正的道理。不过，寻常百姓怕人知道过继儿子以及异姓领养义子的举动，都避讳提到他们的亲生父母，以为理所当然，于是就会认为“皇伯”这样的提法是正确的。御史们既挟持两制，即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的帮助，而外面的议论又是这样，因此用言论迷惑众人，说朝廷背弃了仁宗的恩德，要特别地加封濮王。庸俗的下层民众甚至传言，将来还要让濮王进太庙，替换仁宗的位置呢。里里外外议论纷纷，没有人可以说得明白。有识之士都知道“皇伯”的说法是不对的，但只要有人稍微倾向于为朝廷说话，就会被骂为奸邪。太常博士孙固曾经提出让皇上称亲，他的奏章还没有递上去，御史们就相继弹劾他了。于是，有识之士都闭口不谈此事，不愿因此惹祸。时间一长，中书省就商量，想要一起订一个折中的方案，来平息舆论。于是，他们起草了一个方案报上去，请求按照这个方案下诏说：濮安懿王是我的亲生父亲，群臣都请求加封更高的王位，但哪有儿子给父亲封爵的道理呢？应该让中书省和门下省将他的坟茔改建为陵园，在园中立一座庙，让王的子孙能按时去祭拜，礼节到这里就为止了。就在那一年的九月，皇上看了这个方案，一点儿也没有感到为难，说：“能这样做最好，但需要禀告太后才可以实行，暂且等一等吧。”

这时，离南郊祭天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朝廷的事情很多，御史们的议论也稍微平息了一些。皇上也没有时间告诉太后，中书省就更不提及这件事了。郊礼祭天结束后，到了第二年的正月，御史们的奏章又来了。中书就将原来写好的方案又呈送上去，请求皇上降诏。皇上说：“等我两三天内禀过太后，就可以实行了。”没想到，这天晚上，皇上忽然派遣高居简来到曾公亮家，颁布了皇太后的手谕：“允许皇帝认濮王为亲。”又说：“濮王应该称皇，三个夫人也应该称后。”这和中书省进呈的方案大不一样，而称皇、称后这两件事皇上事先也没有说过。当初中书省进呈的方案也只是请求皇上直接降诏实行，并没有一个字涉及皇太后。而皇上也只是说，需要“禀过皇太后，然后再实行”，也没有说过要请皇太后颁布手谕啊。这几件事都不是皇上的本意，也不是中书省的本意。这天，韩琦因为祭祀正在斋戒，只有曾公亮、赵概和我在垂拱殿门的阁子内，互相看着都很惊愕，因为这件事来得太意外了，没有人知道该做什么。于是大家就派人到斋戒的地方去找韩琦，一起来听取皇上的旨意。不一会儿韩琦就到了，来不及交谈，就一同来到大殿上。韩琦上前奏道：“我有一个意见，不知道是否可行。”皇上说：“怎么样呢？”韩琦说：“今天太后手书中提到的三件事，称亲这件事可以奉行。而称皇、称后这两件事，请求皇上一定推辞。再降一道诏书，只答应称亲这一件事。然后，把我们前些日子进呈的那个方案中提到的那几件事，将他的坟茔改建为陵园，在园中立一座庙，让王的子孙能按时去祭拜等写成手诏，然后实行。”皇上很高兴，说：“很好。”于是就依照他的说法颁布手谕去实行了。刚开始，朝廷内外的人受到御史们的蛊惑，都说朝廷尊濮王是想夺仁宗的正统地位，所以人们的情绪十分激昂，等见到手谕，实行的内容不过如此，都认为朝廷处置得很合理，再没有什么异议了，只有那些提议称“皇伯”的人仍然认为称亲不对。

这时，吕诲等人已经被贬，闭门不出，也知道形势不能阻止，于是就抓住称亲不对这一点，更加放肆地诬蔑和诽谤。他们说，韩琦串通了宦官苏利涉、高居简，把皇太后的思想搞乱，这样才下了手谕。又专门指出，我是首先提出建议的人，要求杀了我以谢祖宗。他们将奏章送进宫中，副本就给了进奏官，让他帮助传播。吕诲等人既然想得到罪名后离开这里，所以每次去见皇上都表现得傲慢无礼，唯恐皇上不发怒。皇上也多次下谕对中书省说，吕诲等人遇到皇上不再讲君臣之礼。然而皇上性情仁厚，不想因为濮王的事处置御史们，所以就尽量包容他们。时间一长，发展到这一步，知道他们是不能再留下了，就这样还多次派遣宦官到家里召见他们，授予他们官职，但他们竟不出来接旨，只好让他们以原来所任的官职到外地去赴任。濮议这件事，从中书省开始提出方案到后来称亲立庙，皇上没有说过一句如何加封的话，只是虚心地把这件事交给大臣和有关部门，只是根据他们的建议举行了典礼。不称“皇伯”而称“皇考”，也只是中书省的提议，皇上并没有规定一定要怎样称呼。而吕诲等人多次上疏，很久都没有做出决定，大概是因为皇上认为这件事很重大，不能轻易答复吧。而且，已经颁布手诏不准议论这件事，所以称“皇伯”还是称“皇考”，这一切都被放在一边，不再讨论了，也不是有意非要么办。皇上曾对韩琦等人说，当年汉宣帝即位八年，才开始讨论追尊“皇考”，近来中书省的奏章为什么这么急呢？由此可见，皇上对这件事是看得很重的，不敢轻易去讨论，怎么能说是过分地追封呢？至于说中书省不敢用“皇伯”这个称号，更是无稽之谈，他们只是遵从典故罢了。其他追封的礼数都没有来得及讨论，大概是因为“皇伯”“皇考”的称呼问题还没有定下来就把争论停止了，所以没有来得及讨论追封的礼数，以后讨论的只是在陵园中立庙罢了。像吕诲等人多次引证汉哀帝、汉桓帝的故事，目的是要诬陷别人，也没有在讨论中谈到。刚开始，吕诲等人决意离开朝廷，皇上屈尊挽留他们，而他们不肯留下。赵瞻这个人在他们几个人中尤其平庸低下，更加不知体统，他在别人面前扬言说：“近来皇上只不曾下拜来挽留我罢了。”以此来自夸有德。而吕诲也对人说：“过去朝廷对于御史们所说的事十件能做三四件，让我们这些人面子上过得去，也不至于非要离去。”由此说来，朝廷在濮议这件事上难道有什么过错吗？放逐那些御史难道是皇上的本意吗？吕诲等人的离去难道是专为了濮议这件事吗？士大夫只看到吕诲等人的诬陷之言，却不了解濮议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不追究吕诲等人的用心，认为只要是因为进言被罢官就是忠臣，争相赞美他们。他们果然像吕诲等人预料的那样，因此得到了虚名，而且推荐吕诲的人也想借此博取名声。以宣扬皇上的缺点来彰显自己的优点尚且是不行的，何况是诬蔑皇上来邀买自己的虚名呢？啊！如果吕诲这种人的心迹不败露，诬蔑和诽谤得不到澄清，那么先帝的心志也不能为后世所了解，就是我的罪过了。所以，我要公正地写出事实，以备史官们采用。

读了欧阳修的这篇文章，当时在朝廷上发表议论的那些人，其价值就可以想见了。这些人的想法不过是要通过这件事为自己扬名立万罢了，甚至希望皇帝因为他们的言论而治他们的罪，给他们的罪名越大，他们的名气就越高，他们唯一的目的就在这里。而国家至关重要的利益，这一切都不在他们的心里。所以，他们每天都在搜求好的题目，作为奇货可居的宝贝收藏起来，一有机会就摇唇鼓舌，鼓动朝廷上那些不得志的人和他们结为一党，那些没有见识的民众则跟风跑、随大溜，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有人反对他们，就骂这些人是奸邪小人，务必要把他们的口封住不能说话才满意。如果争论不能使别人屈服，就气急败坏地诬蔑别人的私人品德，直到说韩琦结交太监，欧阳修与外甥女乱伦。考察当时攻击韩琦、欧阳修的言论，说他们搞乱了人与人的伦理关系，泯灭了做人的良知；说他们对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愤愤不平、痛心疾首；说他们是奸邪之人，为了谋求自身的利益，只想在皇帝面前争得恩宠，不惜伤害伦理大义和孝道；说他们千方百计、花言巧语，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论蒙骗皇帝。然而，韩琦、欧阳修二位先生堂堂正正地为皇帝做事，他们的行为，人们都清清楚楚地看在眼里，又何尝如那些人所说呢？假如真像那些人说的一样，那么他们二人的罪过就不仅仅是施政中的得失，而在于居心不良、卑鄙无耻，这样做就真的不能立于天地之间，也就是说，没有脸面活在世上了。难道真的是这样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那些攻击他们的人居心又何在？濮议不过是皇家的私事罢了，和天下大事无关，而且在皇家的私事中也是很小的一件事。当时，那些所谓的士大夫为了沽名钓誉，发泄他们的愤懑，竟推波助澜、兴风作浪，不惜让天下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一两个做事的人身上。又何况王安石的变法，其事业的重大超过这件事上万倍，更不容易为民众所理解，所以一个人像狗一样狂叫就举国都跟着一起叫，就是这个道理。濮议这件事是韩琦、欧阳修所为，没有丝毫违背伦理道义的地方，虽然如此，那些攻击他们的人仍然指责他们搞乱了人伦关系，在皇帝面前邀功争宠，用花言巧语欺骗皇帝。此后，有人将这些恶名再强加到王安石的头上，又怎能让人相信呢？区区一个濮议，其是非完全可以用一句话说清楚，而事情偏偏不是这样，话还没说就受到了大家的指责，被视为奸邪小人。那么，以后凡是有人要为王安石的新法打抱不平，都被视为奸邪小人，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看呢？濮议这件事因为有了欧阳修的这篇文章，其中的是非曲直还可以传达给后来的人，而王安石的熙丰新法由于他的《熙宁日录》被毁，后世人只见到一面之词，于是它真的是千古如长夜了，这是多么令人悲哀呀！

说起来，濮议不是一件什么大事，只是皇家的一件私事，而且是私事中的一件小事，说到底就是一个私人的名分问题。宋英宗当了皇帝，虽然他已经被过继给了宋仁宗，但他还想给他的亲生父亲一个名分。他对他的父亲是继续称父亲，还是称伯父呢？就是这样一个十分无聊的问题，闹得满朝官员数年不安，演变成势不两立的两派之争，许多大知识分子参与其间，打得你死我活，真是让人不可思议。这一点的确是宋代文人的突出特点，难怪只有他们可以说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话来。

而且，有一件事尤其应当引起注意，治平二年（1065年）攻击濮议的人也就是熙宁年间（1068—1077）攻击新法的人。王安石刚开始推行新政的时候，首先以十大罪状弹劾王安石的就是这个吕诲。吕诲就是最坚决反对濮议的结果，第一个向皇帝递交辞呈的人。攻击新法最用力的还有范镇、范纯仁。元祐初年担任朝廷执政官破坏新法的人是司马光、吕大防，而范镇、范纯仁、司马光、吕大防都与吕诲一个鼻孔出气。这些人此后攻击新法，自以为有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而后世读这段历史的人也以为这些人是有一些不得不如此的理由。那么濮议的时候，这些人不是也自以为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存在吗？然而，按照实际情况来看，又怎么样呢？

由于当时朋党之间的成见如此严重，而士大夫为争一时意气又如此慷慨激昂，作为执政的官员，只有装作小心谨慎的样子，什么事都不做，尽量去迎合、讨好、取悦世上的人，或许还可以使自己生存下去。如果你想做一点儿事情，无论做好事还是做坏事，都只能是给这些人出题目，让他们以此为奇货，就像欧阳修在濮议这件事上所遭遇的一样。然而，王安石却毅然以自己一身的承担，要对百年来陈陈相因、得过且过的法律和制度进行改革，他将天下的诽谤集于一身，看来也是很合适的。范仲淹的改革不过改掉了恩荫的陋习，完善了考察官吏的制度，只是做了修补时弊的一两件事而已，然而已经使整个朝廷陷入了争吵和内讧。仅仅过了三个月，范仲淹等人就在朝廷干不下去了，要求到西北边境去主持军事。也幸好宋仁宗对于改革并不专心，容易被流言蜚语蛊惑，如果他能像宋神宗对待王安石那样对待范仲淹，那么王安石的恶名声早就让范仲淹承担了。所以说，范仲淹不能成为王安石，而王安石成为范仲淹却是可以的。从当时的形势来看，有一万个理由支持必须实行变法；但是，从当时的风气来看，又有一万个理由不能变法。对于王安石，我不得不敬佩他的志气，而对他的遭遇感到悲痛啊！

王安石小传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临川人。他的父亲王益，最初字损之，后来改字舜良。母亲吴氏是王益的第二任夫人，于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生王安石。幼年的时候，王安石跟随着在韶州（宋朝的韶州，辖境相当于今天的广东省韶关市）做官的父亲，十六岁那年，他随父亲到宋朝的首都汴京（今开封）听候新的任命。十九岁时，他父亲死在江宁府（地处今天的南京市）通判官的任上。二十一岁，王安石中进士，被朝廷派往扬州任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也就是在扬州地方长官身边做一名幕僚，这是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按照过去的制度，王安石作为进士第四名，在做了一任判官后可以向朝廷献上文章，要求考试得到馆职。馆职在京城工作，最有机会接近上层，是飞黄腾达的捷径，许多人求之不得，但王安石却主动放弃了这个机会，要求到地方上工作。二十七岁时，王安石调任鄞县（今浙江宁波）知县，他在鄞县知县任上工作四年，任期满了以后，回到京城等待分配。第二年，王安石又被委派到舒州（今安徽潜山）去做通判。在舒州通判的任上，宰相文彦博等两次推荐他进京参加朝廷举办的馆职考试，都被他以祖母年老，家庭人口众多，生活困难为理由拒绝了。到了至和元年（1054年），王安石已经三十四岁了，被授予集贤校理一职，这是个史馆的属官，是许多人羡慕的美差，可是他仍然力辞不就。在王安石的一再坚持下，朝廷做了让步，嘉祐元年（1056年）改任他为群牧判官，职责是检查外地的养马坊和养马监，管理国家的马匹。第二年，群牧判官的任期已满，朝廷还是答应了他的请求，派他到常州任知州。不到一年，又改任提点江东刑狱，这个官职所负责的是在所管辖的范围内，考察各州县对刑狱事件处理得是否公允，还要考察各州县官吏是否廉明、称职。嘉祐三年（1058年），他写了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嘉祐五年（1060年），王安石被任命为三司度支判官。嘉祐六年（1061年）六月，朝廷改任他为知制诰，这一年他四十一岁。治平元年（1064年，但据《王荆公年谱考略》应为嘉祐八年——编注）王安石的母亲在京城病逝，安葬在江宁府的蒋山（南京钟山），王安石从此在江宁服丧。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在位不到四年的宋英宗去世，他的长子赵顼即位，是为神宗。这年的三月，神宗起用王安石，任命他以知制诰的名义担任江宁府的长官。到了这年的九月，又授命他为翰林学士。第二年，就是熙宁元年（1068年），此时王安石已经四十八岁了，这年的四月，宋神宗急于见到王安石，就打破常规，诏他上殿对策。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宋神宗将王安石提拔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进入了中央的核心领导层。熙宁四年（1071年），朝廷任命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神宗的充分信任下，他终于以宰相的身份掌握了中央的执政大权。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多次上疏，请求辞去宰相的官职。神宗多次挽留不成，只好同意他的请求，同年六月，任命他以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的名义出任江宁知府。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宋神宗下旨诏王安石进京，恢复他的相位。同年六月，又任命他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熙宁九年（1076年）十月，在王安石的一再坚持下，神宗终于同意王安石辞去宰相一职，并任命他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领经局。这一年他五十六岁，从此他便跨入闲居江宁这一段生命最后的旅程。自从熙宁元年（1068年）被皇帝召见，上殿对策后，他执政一共九年，从此便称病不再任职。元丰元年（1078年），他五十八岁，被特别授予开府同三司，并封为舒国公，以集禧观使的名义在江宁闲居。元丰三年（1080年）九月，改封荆国公。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宋神宗去世，宋哲宗继位，由于皇帝年幼，便由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授予王安石司空的名誉。第二年为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王安石去世，时年六十六岁，哲宗追赠他为太傅。王安石在辞去宰相职务后，又在江宁生活了九年。宋哲宗绍圣年间（1094—1098），又授予他文公的称号。

临川基本相当于今天的江西省抚州市。

似乎应该是三年，宋朝有干部三年轮换的制度。

不就是孙悟空做过的弼马温吗？

小传过于简单，好像一个大事年表。

执政前的王安石（上）

古代的天才和大人物一定都有他的教养。观察他的教养，便可以了解他成才立业的原因。而考察他成才立业的原因，也可以对他的教养有所了解。王安石的道德、气节、事业、文章都是一流的，像他这样的人，即使在近千年的历史中都显得非常卓越，而他在年幼时的教养一定也是非常纯正自然的。所以，我特意将他少年时代的事迹中那些可以考证的在这里简略地介绍一些。

在王安石先生的《临川先生文集》中，有《忆昨诗示诸外弟》一首。庆历三年（1043年），他在淮南判官任上请假回临川省亲，在返回扬州赴任之前又一次到舅舅家道别，感怀前事，心潮难平，就写了这首长诗。读了这首诗，对王安石少年时的经历就有了大致了解。诗是这样写的：

忆昨此地相逢时，春入穷谷多芳菲。

短垣囷囷冠翠岭，踯躅万树红相围。

幽花媚草错杂出，黄蜂白蝶参差飞。

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

乘闲弄笔戏春色，脱落不省旁人讥。

坐欲持此博轩冕，肯言孔孟犹寒饥。

丙子从亲走京国，浮尘坌并缁人衣。

明年亲作建昌吏，四月挽船江上矶。

端居感慨忽自悟，青天闪烁无停晖。

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

吟哦图书谢庆吊，坐室寂寞生伊威。

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

昊（一作“旻”）天一朝畀以祸，先子泯没予谁依。

精神流离肝肺绝，眦血被面无时晞。

母兄呱呱泣相守，三载厌食钟山薇。

属闻降诏起群彦，遂自下国趋王畿。

刻章琢句献天子，钓取薄禄欢庭闱。

身着青衫手持版，奔走卒岁官淮沂。

淮沂无山四封庳，独有庙塔尤峨巍。

时时凭高一怅望，想见江南多翠微。

归心动荡不可抑，霍若猛吹翻旌旗。

腾书漕府私自列，仁者恻隐从其祈。

暮春三月乱江水，劲橹健帆如转机。

还家上堂拜祖母，奉手出涕纵横挥。

出门信马向何许，城郭宛然相识稀。

永怀前事不自适，却指舅馆排山扉。

当时髫儿戏我侧，于今冠佩何颀颀。

况复邱（一作“丘”）樊满秋色，蜂蝶摧藏花草腓。

令人感嗟千万绪，不忍仓卒回骖。

留当开樽强自慰，邀子剧饮毋予违。

这首诗回忆了王安石从少年时代开始随父亲宦游在外地，以及读书、应试、做官的经历，抒写了他回乡探亲的心情和看到舅舅家的变化所引起的感慨，是王安石二十三岁前人生经历的形象总结，是他以诗歌形式所作的青少年时期的自传，显示出王安石从很小的时候就有学以致用，经邦济世，以稷契为榜样，力求有所作为的不凡抱负。

这几乎就是王安石自己讲述的二十三岁以前小传啊。他所表现出来的孝顺、友爱、纯真、忠实的天性，固然洋溢在纸墨之间，而他希望做稷、契那样人的想法更是从小立下的志向。

王安石的学问很高深，却没有听说过他的老师是谁，应该是他靠着自身的努力，通过自学得到的。但他在学习方面互相激励的朋友还是不少，在这里，我们挑选《临川先生文集》中一些书信、序文谈论学问、抒发志向的段落，由此也可以使我们对王安石青年时代的读书、立志的情况有一个大致了解。

王安石自幼随父亲在外地做官，到过很多地方，像江西、四川、广东、江苏、河南等地，他都曾经居住过，这扩大了他的眼界，增加了他的阅历。读书则主要是他的父亲在指导和安排。

他在《送孙正之序》中指出：“君子在穷困苦难、颠沛流离的时候也不肯随波逐流，顺从时俗，不因时俗而破坏原则。所以，他在受到君王的重用时，可以轻而易举地改变时俗，使它符合圣人之道。这是因为他在才学方面早有准备，而他的志向也早就确定了。”

孙侔，字正之，王安石在扬州时的朋友。后来，他要随父母、兄长到温州去，临行前王安石写了这篇《送孙正之序》，相互勉励。

他在《李通叔哀辞》中说：“我的先天才华和品性都在古人之下，后天又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也得不到朋友之间的相互砥砺和切磋，我也许只是一个走在归途中的人而已……我自从得到通叔这个朋友之后，才知道圣人的境界也是可以达到的。与李通叔交往，不仅能从他所说的话中得到启发，也能从他的为人和做事中受益匪浅。”

李通叔，福建人，与王安石是府学期间的同学，王安石与他志趣十分相投，故结为好友。通叔两次科考均落第，第二次考试后，在返乡途中不慎溺水身亡，年仅二十八岁。

他在《上张太傅书》中说：“我这个人很愚蠢，不了解事物的变化，唯一相信的就是古人。我听说古时候有尧和舜，他们的行为都是合乎正道，中规中矩的，讲的都是自然常理。我得到记述他们言行的书，在家闭门阅读，一点儿不知道疲倦。我的思想贯穿历史，在其中渐渐地扩展，小到没有缝隙，大到没有边际，就是要穷尽圣贤的道理啊。”

张太傅其人不详，王安石写这封书信给他，是为了通过他向别人呈献自己的一些文章。

他在《答曾子固书》中说：“当今迷惑世人的不是佛教，而是那些士大夫沉溺于个人的私欲，喜欢互相吹捧，不知道自我约束罢了。”

曾子固即曾巩，子固是他的字，他是王安石的老朋友，“唐宋八大家”之一。

他在《答李资深书》中说：“天下事物突然发生变故的情况是很多的，而古代的君子或者拒绝这种变故，或者接受这种变故，他们的态度并不一样，但他们都是按照自己固有的想法去应对所发生的变化，并不随着事物的变化而改变自己。不随着事物的变化而改变自己，所以他们的行为有时好像就很可疑；而按照自己固有的想法去应对所发生的变化，他们的心里从来没有后悔过。像这种人，他们怎会把世俗的诋毁和赞誉放在心上呢？而我这个人，虽然做不到像古代君子那样，然而却有这样的志向，但如果不是我们经常往来讨论这些问题，我的这些话也不会这么坦率地说出来。”

你有千变万化，我有一定之规。很多时候，我们是不能与时俱进的，该坚守的还是要坚守。

李定，字资深，王安石的朋友和同乡，这封信写于何时已不可考。

他在《答史讽书》中说：“学习可以使自己充实，所学知识不是服务于国家，就是造福于百姓；不是传诵于当今，就是流传于后世。如果不幸你的所学既不能得到国家、百姓的赏识，又不能在当今或后世流传，古代的人好像也并不感到遗憾。真正了解我的不是‘天’吗？这就是《易》所说的‘知命’吧。‘命’这个东西并不仅仅关系着个人的贵贱生死，天下万物的兴盛与衰亡都是命啊！孟子说，君子只是遵行法度等候命运的降临罢了。”

宋代学者善谈道德性命问题，王安石是推动者之一。《易·系辞上》有所谓“乐天知命”的说法，就是从个人主体方面来说的，王安石将它演绎为不单是个人的贵贱生死，还包含“万物之废兴”，极大地扩充了该题的内涵，可以启迪人们把个人命运与社会命运联系起来考虑，其意蕴便丰富多了，价值也高得多。

他在《与王逢原书》中说：“君子对于学习一定要有胸怀天下的大志向。然而，先要搞好自身的修养，然后才能在治理别人方面有所作为。我的自身修养搞好了，而能否在治理人民方面有所作为，就要看我的志向能否得以实现。我的身体似乎是被‘命’管着的，天下的治理与否，难道就不由‘命’来决定吗？孔子说，不了解‘命’就做不了君子。又说，他的‘道’能够通行，是‘命’，不能通行，也是‘命’。孔子的学说就是这样，有人以为孔子的学说是为了入世做官而表现出急切的、忧心忡忡的样子。错了，它错在把孔子的学说当作了做官入世的敲门砖，像这种不了解孔子学说的人还是有的……我个人认为，孔子的心思不是为了入世做官而忧心忡忡。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他们说，难道圣人忘了天下吗？我回答，这不能说是忘了天下。《易》中否卦的‘象’说，君子应该用崇尚俭朴的道德来逃避灾难，他是不能为利禄所诱惑的。其中的倒数第一阴爻又说，拔茜草应该按照它的种类来拔，占问是吉。‘象’又说，拔茅贞吉（占卜的一种方式），立志在为君主。为君主，就是不忘天下呀。不会被利禄所诱惑的人，是了解‘命’的人。我虽然心忧天下，而‘命’却未必与我的志向是一致的，我虽然很想实现理想，但能够要求‘命’和我一致吗？……孔子所以极力主张君子要了解‘命’，不要为此担忧，就是想让人知道治世和乱世都是有‘命’的，而君子入世做官不应该太马虎，这样先王的道才能够得到伸张。世界上有这样的人，他们明白应该了解‘命’的道理，却不能谨慎地对待进退。由此看来，他们还是不能坚守这样的道理呀。最初得到您的文章，特别珍惜您的才华。看到您衣衫不整的样子，坐下来谈话却不谈自己的穷困，离开的时候询问您的情况，您一年到头都吃不上肉，却不肯轻易地向别人出售自己。这个世界上像您这样自尊自立的人有几个呀！我认为真正了解孔子的学说又能自觉坚守这种学说的人，就是您啊。”

王令，字逢原，五岁成为孤儿，他虽生活穷困，却不慕富贵，不应科举，坚持操守。王安石在任签书淮南判官时，他曾带着自己写的诗文拜见王安石，二人一见如故，倾心交谈。当时，王令二十三岁，王安石三十四岁，遂结为忘年之交。通过王安石的推荐揄扬，王令的才华渐为世人所知，王安石还将表妹嫁给了王令。不幸的是，王令才高命短，二十八岁时就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了，王安石专门为他撰写了墓志铭。

《临川先生文集》中的言论与上面所引类似的还有很多，这里就不全部抄录了，只选择其中比较有特点的，可以借此了解王安石一生自我完善、服务于国家的来龙去脉。他的入世依据理法，他的隐退也不违背社会通行的道义，他幼年时贫困交加，历尽磨难，但从来没有让这种情况扰乱他的心胸，他以卓越的才华自立于这个世界，把古今的学问钻研得很透彻并致力于实际应用。他得到皇帝的支持，以道来治理天下，使得“命”能眷顾他，让他的志向得以实现，他没有什么可以懊悔的。等到他以臣子的身份请求辞官回家时，又能淡然处之，好像忘了世事的纷争。《礼记·中庸》曾说，只做自己职位之内的事，不做自己职位之外的事，不要因为某个职位而委曲求全，做自己不愿做的事。王安石就是这样的人。读了他的这些文章，从而了解到他的学问是大有来历的。其中最重要的就在于对“命”的理解，而又归结为按照理法行事等候“命”的到来。所以，他平生高风亮节，特立独行，做事情总是顺其自然，并不刻意强求。他的功名事业也被看作是他的本性要求他这样做的，并不将一丝一毫的成败得失掺杂在里面，这就是王安石之所以为王安石啊！

王安石坚守道义，自尊自重，并不急切地想要入世做官。但是，像他这种“玉蕴山辉”般的人物不会一直沉默的。贤明的士大夫，凡是稍微了解他的，都愿意称赞他。与他相交最早的是曾巩。曾巩在《与欧阳修书》中说：

“我的朋友中有个叫王安石的，文章非常地古朴，他的行为也像他的文章一样。虽然已经获得了科举的名次，然而如今知道他的人还是很少。他非常自重，不愿被人所知。然而，像他这样的人，古往今来是不常见到的，如今缺少的就是他这样的人。平常的人成千上万，但像王安石这样的人却是不可缺少的呀。”

而陈襄在他的推荐信中把王安石与胡瑗并举，称赞他才华与品性都非常出众，认真钻研古人的学问，他的文章和所做的工作都为人们所称道。皇祐三年（1051年），宰相文彦博也把王安石和韩维一起推荐，于是有了集贤院校理的任命。嘉祐元年（1056年），欧阳修又把他和包拯、张环、吕公著三人共同做了推荐，说他的学问和文章在当代很有影响，他严守道义，绝不苟且，自尊自重，议论通达明白，而且兼有实际的才干，没有他不能做的工作。朝廷屡次召他进京，但他却安心在下面做微小的官吏，不肯到朝廷来任职，并不是故意做出一种恬适、不求进取的样子，而只是专心于自己职位的责任。

（考异一）

《宋史·王安石传》说到曾巩曾携带王安石的文章给欧阳修看，欧阳修大为赞赏，为他宣扬，选拔他做了进士。今天看来这是不实之词。曾巩修书给欧阳修，其中有“王安石出使河北”这样的话，这件事发生在庆历六年（1046年），而王安石成为进士应该在庆历四年（1044年），而且曾巩的书信中已经明确说到“王安石已有科名”这样的话。很显然，王安石获得进士这个称号并不是由于欧阳修的宣扬和选拔。《宋史》开口就是诬蔑的话，怎么能取信于读者呢！

（考异二）

《宋史·王安石传》又说，王安石本是湖北人，朝廷上没有人知道他。因为韩、吕两个家族都是大家族，他想借助这两大家族的势力，便与韩绛、韩绛的弟弟韩维和吕公著结交为好朋友。这三个人都颂扬他，他的名字才开始被许多人了解。这又是不实之词。陈襄在皇祐年间（1049—1054）写信推荐他的时候，已经称许他的文章和工作在当时是很出名的。欧阳修也说他的学问和文章在当时很有影响。而韩维这个人，文彦博是把他和王安石一起推荐的，吕公著也是与王安石一起被欧阳修推荐的人。这样看来，韩、吕两家怎么能够使王安石可以倚重，而王安石又怎么会去倚重韩、吕两家呢？从皇祐至熙宁大约二十年间（1049—1067），王安石名满天下，像范仲淹、富弼、韩琦、曾巩等人，都对王安石表示赞赏，在他们的文集以及其他记载中都是清清楚楚，可以考察的。然而，这些情况《王安石传》全不曾涉及，就连文彦博、欧阳修推荐过他这样的事也被埋没了，却说他不过是借助韩、吕两家的势力罢了，这对诸位君子发现人才的好眼力也是一种侮辱、一种伤害。诋毁一个人竟然怎样卑鄙的方法都可以用啊！我为什么要这样为这件事而争辩不休呢？以王安石高于当世的名望和节操，即使在他去世之后，反对党首领司马光仍然称赞他。而按《宋史》的记载，王安石是专为利禄的无耻小人，他们自称都是所谓知命守道的人，却用一些假话来欺骗读者，他们的做法严重地玷污了王安石的人格。我虽然不喜欢辩论，但又如何做得到呢？

（考异三）

王安石年轻的时候很少交朋友，曾巩说他不希望别人知道他，而他在《答孙少述书》中也说：“我天性疏放耿直，与世俗总是不能合拍，平生得到的朋友只有很少的几个人罢了。在这方面，您一向是了解我的，数来数去，扳着指头数，也就这几个人。”由此看来，王安石交往之少是可以想见的。而民间却有王安石与周敦颐（濂溪）交涉一事，这又不能不辩白清楚。据罗景纶在《鹤林玉露》中记载，王安石年轻时，是个不可一世的人，却一直想要拜见周敦颐，三次来到周府门前，但三次遭到拒绝。王安石恨恨地说：“我自己就不能读懂六经了吗？”于是，他不再去求见周敦颐。据度正所撰《周濂溪年谱》记载：嘉祐五年（1060年）周敦颐先生四十四岁，东归时，王安石正在江东提点刑狱任上，已经三十九岁了，号称对儒学很精通。周敦颐和他相遇，二人一连几天交谈，不分昼夜。回去以后，王安石认真思考他们交谈的内容，以至于忘了吃饭和睡觉。这里有两种说法，一个说见了，一个说没见，已经自相矛盾，难道王安石年轻时就已经因怨恨而不再见他，而到了三十九岁的时候又上门去拜见他不成？如果说周敦颐最初曾三次推辞不见王安石，那么后来他又自己前往去见他吗？真是太可笑了。这两种说法都是虚妄的不实之词。考察周敦颐的年纪，不过比王安石年长五岁，如果说王安石是年轻人，那么周敦颐也应该是年轻人，即便说王安石求友心切，非常想见周敦颐，而周敦颐与他一样也在求学之时，什么理由使他这样妄自尊大呢？难道是效法孔子与孺悲的故事吗？而且，周敦颐既然没有见到王安石，以一个正在求学的少年，他怎么能一见名帖就断定这个人不能和他交谈呢？周敦颐如果这样做，他还怎么在世上做人呢？何况，按照两个人的年谱，他们一辈子都没有相逢的机会。周敦颐于天禧元年（1017年）出生在道州（又称道县，在今湖南省南部），天圣九年（1031年），他十五岁，父亲就去世了，他随母亲到京城依靠舅舅生活，那么他在十五岁以前一直是生活在道州的。景祐四年（1037年），他母亲又去世了，安葬在润州（今江苏镇江）。康定元年（1040年），他二十四岁了，被任命为洪州分宁县（今义宁州）主簿，才开始来到江西。王安石生于天禧五年（1021年），幼年就随父亲在韶州（今广东韶关）做官，他在《忆昨书》中写道，“丙子从亲走京国”，那时他已经十六岁了。第二年，父亲担任了建昌的官吏，他就在十七岁时到了江宁（今南京）。宝元二年（1039年），父亲去世，他在江宁居丧，即诗中所谓“三载厌食钟山薇”。庆历二年（1042年），他二十二岁，成为进士，到淮南做官去了，而这时周敦颐已经在两年前到了分宁，这说明二人在年轻时未曾有一天在一起，罗景纶的说法从何而来呢？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从常州改任提点江东刑狱。嘉祐四年（1059年），他三十九岁。嘉祐五年（1060年）五月，王安石被召回京城任三司度支判官，而周敦颐在这一年的六月解除合州（今四川合川东）签事的职务回到京城，王安石已经离开京城去了江东，他的年纪已经四十岁了。以为二人曾经在江东相遇，年份与地域都不相合，那么邢恕、度正的说法又是从何而来的呢？那些讲学之徒伪造这种说法的目的是想借助王安石来衬托周敦颐吧？然而，周敦颐见不见王安石，对王安石来说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之所以不惜笔墨做这种辩解，主要是看到当时那些诬蔑、诋毁王安石的人肆无忌惮，乃至毫无影子的事情他们也言之凿凿，好像真的一样。其他许多不可信的说法和这件事有相似之处；而真正的事实被抹杀，不再能看到，又不止这一件事啊！

执政前的王安石（中）

王安石早年屡次被朝廷征召到京城任馆职，也就是史馆、集贤院、秘书省等机构的文职官员，但是每次都被他以家庭生活困难、负担过重为理由拒绝赴任。不过，后来朝廷授命他为翰林学士，他却没有犹豫，很快就到京城来了。世上有些学者常常就以这一点批评他本来是热衷于富贵的，以前不过是矫情，故意做出这种姿态，为的是提高自己的声望，时间长了，可以一下子升到很高的职位。啊，为什么不认真考察真实的情况，而学那些舞文弄墨之徒刻意地为人制造罪名呢？王安石开始出来做事的时候，在他自己看来固然很早，而且显得比较成熟，对国家和社会有用固然是他很早就立下的志向。然而，他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努力去做应该做的事，又是他学问修养的本源。如果说他拒绝担任馆职是因为馆职太小，看不起馆职，那么州县小吏就更加低贱了，为何他能安心去做呢？不仅一直安心在这些职位上努力工作，而且主动谋求这样的职位。只是因为他的家较为穷困，母亲年纪也很大了，不得不为了俸禄去做地方官，所以才不惜自己轻贱自己，为的是让自己能安心地照顾家人。到了请他做学士的时候，他的母亲已经去世，家里的生活稍微有些改善，足以供给自家的需求了，所以朝廷提拔他，他也不再推辞了，因为他的生活处境和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由于这个原因，我认为王安石的立身与其说像伯夷，不如说他像柳下惠。而那些对他怀恨在心的人仍然私下里悄悄地议论他，恐怕是太过分了吧。在这里，我选择《临川先生文集》中的一两篇文章来证明我的说法。皇祐三年（1051年），他在《乞免就试状》中是这样写的：

我的祖母年纪已大，父亲去世后尚未安葬，弟弟和妹妹又要婚娶、出嫁，家里十分穷困，而人口又很多，很难在京城居住生活。我曾经把这种情况向别人陈述过，请求不要让我参加争取馆职的考试。这样做怠慢了朝廷的诏命，怕是有罪的，幸亏朝廷很宽容，没有太为难我，不仅不再图谋让我去京城任职，还把我看作淡泊名利的人，使得我不再有葬父、嫁妹、奉养祖母的焦虑。我一再推辞避让，不敢去出任地位尊贵显要的职位，说我淡泊名利是可以的，但如今我是为了自己一家的私利而焦急，选择对我有利的事去做，因此说我淡泊名利却不是我的本意。再加上我的知县一职任期已满，等候补缺至今已经两年有余，家中老幼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安置，刚要去新的地方上任，又召我马上进京赴试，实在与我的私人计划有所妨碍。我只是想照顾好自己的家庭，希望皇帝能以慈悲为怀，体察我的本意，收回让我参加馆职选拔考试的诏令，使我能圆满地做完这一次外任。

这是他初次拒绝朝廷的诏令，因为文彦博在推荐他的时候称赞他“恬然自守”，所以他在《乞免就试状》中特意说自己并非淡泊名利，只是因为家中确有具体困难，是从自己的家庭情况出发。在此之前，庆历七年（1047年），他写了《上相府书》。在此之后，至和元年（1054年），他又写了《辞集贤校理状》两篇；嘉祐元年（1056年）写了《上执政书》《上欧阳永叔书》；嘉祐二年（1057年）写了《上曾参政书》；嘉祐三年（1058年）写了《上富相公书》，其中的措辞大致相同。他不是故意想要表现孝顺、友爱的感情，并溢于言表，他的这种做法即使和古人相比，在道德上也不用惭愧。而有人一定要把他的这种做法视为矫情，怎么喜欢诬蔑别人到了这种程度呢？其实，他喜欢担任地方官吏也是万不得已，他自己就曾这样说过：

我不考虑一个人能否胜任这项工作，只把孔子的学说作为唯一的精神信仰，使不能令人满意的品性在孔子这里得到纠正而已。在外为官只做地位低微的小官，这不是我的志向。私下里我把自己比作古代贫困的人，不知道是不是合适啊。（摘自《答王该秘校书》）

我常常觉得，如今出来做官都是道义得不到伸张而个人得到了发展，我看这里是有不得不如此的情况。不出来做官就没有办法维持生计，不出来做官又想找到维持生计的办法，其道义就更得不到伸张了，这一直也是我不得不这样做的原因。我曾写过《进说》一文，以此来鼓励那些能够按照自己意志做事的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做事而又很满足，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人，不料今天在这里遇到了您。（摘自《答张几书》）

由此看来，像伊尹那样，先在有莘国的田野里耕种，后被成汤重用，并辅佐成汤灭了夏朝，这正是王安石的志向。看自己做不到这种程度，他为此而在世俗之人面前自责已经够多了，而后来的人仍然在私下里议论他，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呢？

孔子做了掌管粮仓的小吏，就希望进出的数字都是对的，他做管理牲畜的小吏，就希望牛羊长得都很壮实。王安石也是这样，虽然他心里并不想担任这个差使，但既然已经做了，就忠于职守，不肯有一丝一毫的马虎和得过且过，这正是他的学问不欺骗人的道理。王安石担任地方官吏的地方都显示出他治理地方的能力。这在他担任鄞县知县时表现得尤为显著，《王安石传》称他疏通河渠，修治池塘，改善农田水利状况，防止当地水旱灾害；他还把稻谷借贷给农民，秋后偿还，只增加很少量的利息，不仅使县仓里的陈粮得以换成新粮，还能方便农民，不使他们遭受地主豪强的重利盘剥。这就是后来他执政时搞的农田、水利、青苗诸法，这只是在这个县里小试了一把。在《临川先生文集》中有《鄞县经游记》《上杜学士言开河书》《上运使孙司谏书》等，从中都可以看到他在治理鄞县时的一些政绩，这里就不一一引述了。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6），陈九川为王安石的文集作序，他写道：“王安石曾经担任过鄞县知县，被称为尊理守法的官吏，死后还受到当地人的奉祀，在庙中享受祭飨，老百姓至今把他视为神明。”数百年过去了，他在民间的影响仍然没有终止，可见他在道德修养和治理手段方面达到了一定的境界。

王安石是喜欢做事的人，不是喜欢表白的人，看他执政之前的政论，也往往散见于他的文集之中。下面我们摘录一两段看一看，由此可见他的政治抱负。他在《与马运判书》中说：

我曾经讲过，如今造成国家财政陷入困境的原因不仅是开支没有节制，不知道如何开发财源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认为，一家一户的富足有赖于国家的富足，国家的富足有赖于天下的富足，而要想使得天下富足，只有靠开发利用大自然的资源。比如一个家庭，当家的人并不替他的儿子谋求财富，但有了父亲的严格管教，儿子自然就能学会生财致富，父亲还有什么需求不能获得呢？如今关起门来跟儿子做买卖，门外的财富一点儿也进不来，虽然把儿子的钱全弄过来了，可财富仍然没有增加。现在这些年，谈论财政的言论虽说都很不错，但都不过是国家索取天下财富的方法罢了，这就像父亲与儿子关起门来做买卖一样，这正是国家财政陷入困境的原因啊！

啊，这样的道理怎么与当今之世经济学、财政学的原理这么吻合，这么一致呢？王安石理财的政策具体就体现在这里。然而，后世有人竟把他当作专门为朝廷敛财的官员看待，为什么他们的看法与王安石的精神正相反呢？《临川先生文集》中还有《议茶法》一文，讨论榷茶法应当废除的理由；又有《上运使孙司谏书》一文，指出由官方垄断食盐买卖是不可行的。这种意见就是今天管理财政的专家也是应当采纳的。但是，有些学者却把他当作桑弘羊、孔仅的同类而加以批评。

王安石有几首诗也谈到他在理财方面的意见，如今也记录在这里：

《发廪》：

先王有经制，颁赉上所行。后世不复古，贫穷主兼并。

非民独如此，为国赖以成。筑台尊寡妇，入粟至公卿。

我尝不忍此，愿见井地平。大意苦未就，小官苟营营。

三年佐荒州，市有弃饿婴。驾言发富藏，云以救鳏茕。

崎岖山谷间，百室无一盈。乡豪已云然，罢弱安可生。

兹地昔丰实，土沃人良耕。他州或呰窳，贫富不难评。

豳诗出周公，根本讵宜轻。愿书《七月》篇，一寤上聪明。

《兼并》：

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

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

后世始倒持，黔首遂难裁。秦王不知此，更筑怀清台。

礼义日已偷，圣经久堙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时所咍。

俗吏不知方，掊克乃为材。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

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阖开。有司与之争，民愈可怜哉。

《寓言》：

婚丧孰不供，贷钱免尔萦。耕收孰不给，倾粟助之生。

物赢我收之，物窘出使营。后世不务此，区区挫兼并。

上面《发廪》《兼并》两首诗所主张的理想社会大概有些接近于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这种主张是否可行，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而他这首《寓言》所描写的正是后面所要实行的青苗、均输诸法的根据。

他还有《省兵》一首诗：

有客语省兵，省兵非所先。方今将不择，独以兵乘边。

前攻已破散，后距方完坚。以众亢彼寡，虽危犹幸全。

将既非其才，议又不得专。兵少败孰继，胡来饮秦川。

万一虽不尔，省兵当何缘？骄惰习已久，去归岂能田？

不田亦不桑，衣食犹兵然。省兵岂无时，施置有后前。

王功所由起，古有《七月》篇。百官勤俭慈，劳者已息肩。

游民慕草野，岁熟不在天。择将付以职，省兵果有年。

这是王安石对于当时军队建设的一些意见，后来他主持朝廷大政，实行改革，这些都一一实行，正像他在这里所说的一样。

他在《材论》一文中说：

天下所忧虑的事不是怕人才不够多，怕的是掌握国家大权的人不希望他们多；不是怕有才能的人不愿为国家做事，怕的是掌握国家大权的人不让他们做事。

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得到人才，国家就会安定而繁荣；失去他们，国家就会灭亡并遭受屈辱。但是，那些掌握国家权力的人不希望人才众多，也不希望他们出来做事，是什么原因呢？这里存在着三种偏见，其中最严重的偏见是觉得自己处在很高的地位，完全可以排除凌辱，断绝危害，一辈子不会遇到重大灾祸，人才的得失也与国家的治乱不相干，所以就随意放纵自己，结果陷入了败乱、危亡和被人羞辱的境地。这是一种偏见。另有人或者认为，我有高官厚禄，足以吸引天下有才能的人，他们的荣辱祸福都掌握在我的手里，我可以傲视天下的人才，而他们也必然会归向于我，结果也会陷入败乱、危亡和被人羞辱的境地。这又是一种偏见。还有人不讲究选拔、培养和使用人才的方法，而是忧心忡忡地以为天下其实没有什么人才，结果也只有陷入败乱、危亡和被人羞辱的境地。这也是一种偏见。这三种偏见对国家的危害是一样的。然而，其中用心并不坏，还可以讨论他的这种偏见的由来的，是那种认为天下其实没有什么人才的看法。这种人的心思大概不是不想用天下的人才，只是不了解这些人才的情况罢了。况且，那些有才能的人外表和其他人能有什么区别呢？只是他们遇到事情可以妥善地把事情办好，出谋划策并明辨利害，治理国家能够使国家安定繁荣，这是他们和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掌握国家权力的那些人如果不能精细地考察他们，慎重地使用他们，那么即使他们有皋、夔、稷、契那样的才智，仍然不能让他们区别于其他的人，何况那些才智还不如他们的人呢？世上那些存有偏见的人说：“有些人身上藏着特殊的才能，就像锥子放在口袋里，它的尖马上就会露出来，因此没有具有真才实学而不被人发现这样的事。”说这种话的人只看见放在口袋里的锥子，却没有看见圈在马棚里的马。好马、劣马混杂在一起，饮水吃草，嘶叫踢咬，想要找到它们之间的区别是很难的。如果让好马拉重车，跑平坦的路，不用多鞭策，也不用赶车的人多操心，只要一拉缰绳，上千里的路程很快便赶到了。而这个时候即使让几匹劣马并驾齐驱，即使轮子跑歪了，缰绳勒断了，马的筋骨也累伤了，昼夜不停地追赶，也还是远远地落在好马的后面。这样一来，就分出好马与劣马来了。

古代的人君懂得这个道理，他们并不认为天下没有人才，而是用尽一切办法去寻求人才、考察人才。考察人才的方法就是给他们适合于自己才能的工作。南越的长箭用百炼的精钢做箭头，用秋鹗的羽毛做箭尾，如果把它放在强弩之上，拉满弦，可以发射到千步之外，虽然有十分凶悍的像野牛似的野兽，也会立刻穿身而过被射死。这是天下最锐利的武器，是战争中决定胜负的法宝。然而，如果用它来随便敲打，那么它和枯朽的棍子是没有什么区别的。由此可见，即使得到了天下奇才，如果使用不得当，也和这种情况是一样的。古代的人君懂得这个道理，于是便仔细、慎重地衡量人才的能力再加以使用，使他们的才能，无论大小、长短、强弱都能尽量得到发挥，找到适合他们的工作。这样，那些愚昧浅陋的人也能够尽其所能去做一些事情，更何况那些德才兼备、智力高超的人呢？啊，后世那些在位的人君尚未明白这个道理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就坐在那里说天下果然没有人才，这是没有动过脑筋认真思考。有人问，古代对于人才都说是培养教育出来的，而你只强调人才的搜寻和使用，这是什么道理呢？我回答：“在天下的法度尚未建立之时，只能先索求天下的人才来使用；如果能够使用天下的人才，那么就能恢复先王的法度；恢复了先王的法度，那么即使是天下的小事，也没有不像先王时代那样去做的了，何况教育培养人才这样的大事呢？这就是我只谈论寻求和使用人才的道理啊。

这是王安石在其政论中对人才问题的论述。

以上所录只是王安石平生所怀抱的理想的一部分，然而他后来实行的那些改革措施在这里已经浮现出来了。

执政前的王安石（下）

王安石在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被任命为提点江东刑狱。后来回京述职，他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综论天下大事，详细陈述了自己的政治革新主张。这篇言事书可以说是王安石的政治改革宣言书，后世那些有志于学习治理国家的道理并做出一定成绩的人大概没有人不曾读过王安石的这篇万言书。如今我避讳习俗的看法，把他这篇万言书全部引录在这里，并做一点儿简单的注疏和解释，以备研究古代如何治理国家的人参考。

提点刑狱这个官职的主要职责是随时巡回于该路辖境之内，考察各州县对刑狱事件处理得是否公允，而且还要考察各州县官吏是否都能廉明、称职等，类似于今天监察部门的工作。江东刑狱的治所设在饶州（今江西鄱阳）。

我才德浅薄，蒙受皇帝的恩典，当上了一路的提点官，现在又蒙恩被召回朝廷，有所任用，应当把在外工作的情况向皇上做一汇报。我有点儿不自量力，不知自己是否称职，竟敢根据自己工作所涉及的一些情况冒昧地谈论天下大事。敬请皇上详加考虑，选择其中比较适合的加以实施，这是我最大的荣幸。

我私下里观察，皇上有恭敬俭朴的美德，有聪明睿智的才能，早起晚睡，处理政务，没有一天松懈过，对歌舞、美色、游猎、玩物一类嗜好一点儿也没有沾染上，而且能以仁慈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百姓，爱惜物力，得到了天下人的信任。皇上还能秉公选拔有声望的人才来辅佐朝廷，把国家大事托付给他们，并不因为奸邪小人中伤就怀疑他们。即使是二帝三王的用心，也不过如此。按说这样应该家家富裕，人人满足，天下太平了，然而，事实上并没有收到这样的效果。我看到的情况是，对内不能不为国家担忧，对外则不能不担心外族的侵扰，国家的财力一天比一天困窘，社会的风俗一天比一天败坏，全国各地的有志之士常常担心国家不能长治久安。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主要的弊病就在于人们不了解法令制度的重要性。

如今，朝廷立法很严，政令齐备，哪方面的法令都不缺少，为什么我还认为没有法令制度呢？因为如今的法令、制度有很多都不符合先王的政治。孟子说：“国君有仁爱之心和仁爱之名，而老百姓却没有得到他的恩惠，就是因为没有效法先王的办法来治理国家。”按照孟子的说法，比较今天的现状，问题就在这里。然而，现在这个时代距离先王的那个时代已经很遥远了，所遭遇的变化、所面临的形势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想要在各个方面都恢复先王时代的做法，即使是蠢人也知道是非常难的。不过，我所说的今天的问题在于没有按照先王的办法去做，指的是效法他们的理念罢了。二帝三王其间相差千年有余，从治到乱，从乱到治，其中的兴盛和衰乱都经历过，人们所遭遇的变化、所面临的形势也各有不同，他们所采取的方法、措施也并不一样，但他们治理国家的理念、处理事情的轻重缓急却没有什么不同。所以我说，应当效法的只是先王的理念罢了。效法先王的理念，则我的变法革新的主张，就不至于骇人听闻，让天下的人感到担忧害怕，举国哗然，而实际上已经合乎先王的施政方针了。

梁按：当今这个时代谈论政治的人一定要说依法治国，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舍去法制还能够得到治理的。中国的儒家学者讳言这一点，只是用遵守祖宗的现成法度来美化自己。他们所说的祖宗成法是什么东西呢？不过是承袭前代的旧制度罢了。而这个前代又承袭更为前代的旧制度，数千年来都是一丘之貉，结果是：因陋就简，每况愈下。那些以政治家闻名于世的人不过是就现有的法律、制度做一点儿考察，使其名实相符罢了。更好一点儿的也只是弥补其中的一些疏漏，做一些完善的工作。其中一个提倡变法的人就是汉代的董仲舒，他说道：“如果琴瑟非常不协调，一定要改弦更张，才能继续演奏啊。”既然如此，考察一下他的做法就会发现，他的所谓改革只是改正朔和变换衣服的颜色。这些细小的事情一定和治理天下的大道理无关，这是很容易明白的。所以，董仲舒并不是真正能够变法革新的人。而且，汉武帝的志向也不在这里，在此也就不必说了。从此以后，更没有听说过哪个人在这方面还有作为。能将制定法律、制度作为自己的职责毅然承担起来的人大概都是怀着真诚善意的心情为国家分忧的人，这样的人多少年多少代都见不到一个，即使有这么一个人，他们的见识也未必能达到这样的高度。他们对国家的性质大概也不清楚，在他们看来，国家就是皇上，所有的法律、制度都是为了皇上便于统治而设立的。如果法律、制度都是为了皇上的统治而设立的，那么从数千年皇权统治的经验来看，它们其实已经很完备了，它们不必改弦更张也能维持下去。啊，三代以上不用说了，秦汉以后，能够真正了解国家的性质并怀着真诚善意的心情为国家分忧的人只有一个王安石啊。他对国家的担忧是非常真诚的，对国家的停滞不前、不能进步，国民的贫穷孱弱、疲惫困顿，真是痛心疾首，反复探讨其中的原因，就像探索黄河源头的人一定要到达星宿海一样。所以他敢用这样一句话来下断语：“问题就在于对法律、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不了解。”是啊，这句话真是说到家了。也许，有些论者以为，王安石既然称颂效法先王，那他一定是个把传统理想化的保守派，对当代的事物并不了解。但是，王安石不是说过吗？所谓效法先王，只是效法他们的理念而已，用今天的话来说，王安石所说的先王并非具体的先王，而是抽象的先王。从本质上来说，所谓先王的理念，就是政治中最主要的原理、原则。事实上，王安石的变法并不想骇人听闻，让天下的人感到担忧害怕，造成举国哗然的局面，但这种局面竟然出现了，这不是王安石的过错。

计算一年和一月从何时开始的方法称为改正朔。

尽管如此，根据当今之世的情形来看，皇上虽然想改革更新国家的政治，使它合乎先王的理念，但事实上是做不到的。皇上具有恭敬俭朴的美德，也有聪明睿智的才能，更有对待人民的仁慈和对待物力的珍惜，如果真能了解先王的理念，那么还有什么想做的事做不成，想得到的东西得不到呢？然而我却认为，皇上虽然想改革更新国家的政治，使它合乎先王的理念，但在事实上却是做不到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现在国家很缺乏人才。我曾私下观察过在朝廷任职的人，没有比现在更缺乏人才的时候了。上面缺乏人才，那就说明有人才被冷落、被埋没在下面，却不为当时的人所了解。我又到民间去寻找，却也没见到有多少，这难道不是培养、教育人才的方针出了问题吗？在我看来，如今在官位上的这些人很少是人才，这从我在工作中了解到的情况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如今，在一路数千里之内，能够推行朝廷的法令，知道哪些事是急切要办的，哪些事是可以缓办的，而且能够把境内的民众管理好，办好他们分内的事情，这样的人才是很少的。然而，没有才能，做事敷衍、随便，贪婪、卑鄙的人却多得数也数不清。能够讲求先王的理念，使它适应当时形势的变化，这样的人大概在整个辖区之内也找不到一个。朝廷每下一道指令，尽管用意很好，但那些在位的官员往往不能很好地落实，老百姓并不能得到皇上的恩惠。而且，下面那些小官吏总是借机以售其奸，为个人捞取好处，骚扰百姓。所以我要说，在位之人缺少人才，而民间也不见得就有很多。既然人才如此匮乏，那么皇上即使想改革更新国家政治，使它符合先王的理念，大臣当中也有能够符合皇上的心意，想要接受这项任务的人，但是九州这么广大，四海这么辽阔，究竟有多少人能够明白皇上的旨意，皇上的旨意又有多少能够落实，让每个人都能享有改革的成果呢？所以我说，就目前的形势来说，这是一定办不到的。孟子说：“只有法律还不行，它自己是不能发挥作用的。”他说的不就是这个道理吗？可见，当今之世最紧迫的事情就是人才了。如果真能使国家拥有大量的人才，当国家需要的时候，有充足的储备可以从中选拔，执政的官员有了合适的人选，然后再看看时机是否成熟，选择那些老百姓最感觉痛苦的地方来改革更新国家的弊政，使它更符合先王的理念，也就容易多了。

梁按：建立法治社会固然是一件很着急的事，但推行法治的是人，制定法律、制度的也是人，所以，王安石既以法律、制度建设为根本，又以人才为根本的根本。事实上，法治国家一定是以大多数人民作为其根本的，这才是王安石的真正用意。

如今的天下也是先王时代的天下，先王的时代，人才很多啊，为什么到了今天却偏偏不足了呢？所以我说，这难道不是培养、教育人才的方针出了问题吗？商朝的时候，天下曾经大乱，当权者贪婪、狠毒，腐败无能，都是不称职的人。后来，周文王起来要取代商朝，天下的人才也曾显得很匮乏，在那个时候，周文王能够造就天下的读书人，把他们都培养成有能力为君主服务的人才，然后根据他们的才能让他们担任不同的官职。《诗经·大雅·旱麓》篇说：“岂弟君子，遐不作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等到事业成功了，就连那些低微下贱的捕猎兔子的人都没有不追求品德的。《诗经·周南·兔罝》篇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又何况那些当权者呢？由于周文王能够这样做，所以他出征就能让别人臣服，治理属地则能处理好政务。《诗经·大雅·棫朴》篇说：“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说：“周王于迈，六师及之。”就是说周文王所用的这些文臣武将都能各尽其才，没有办不好的事。等到周夷王、周厉王的时代，天下大乱，人才又显得少了。直到周宣王中兴，能够和他一起图谋天下大事的人只有仲山甫一个人了。所以，诗人感叹地说：“德如毛……维仲山甫举之，爱莫助之。”这是在叹息当时人才太少，仲山甫得不到人们的帮助啊。周宣王能用仲山甫，通过他来影响天下的读书人，然后人才又重新多起来了。于是，对内处理好政务，对外讨伐那些不来朝贡的邦国，又恢复了周文王和周武王时的国土，所以诗人赞美他们：“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亩。”这是说周宣王能够使天下的读书人看到新的希望，让他们的才华能够为自己所用，这就像农夫耕种他们的田地，使得田地里有芑菜可以让他采摘一样。由此看来，没有哪个人才不是君主造就的。

梁按：这种说法，近代的曾国藩也曾引申和发挥，他说道：“如今的君子有了一些权势，就责怪天下没有人才。他们身居显贵的高位，不能用自己的理想去移风易俗，造就当今之世的人才，反而告诉我们说没有人才，说他们讲了真话，可以吗？不可以！一个十户人家的小地方，其中如果有崇尚仁义的君子，他的智慧完全可以改变十个人，那一定能选拔十个人中的佼佼者并把他们培养成人才；如果他的智慧完全能够改变一百个人，他也能选拔百人之中的佼佼者，把他们培养成人才。看来，移风易俗并培养造就一代人才并非只是身居高位的人能这样做，凡是有一官半职的人都应该参与此事。”他的话说得更加深刻、明白了。但我看王安石的这番言论，他把培养造就人才的责任完全归于君主，为什么这样说呢？不仅仅因为他的话是说给君主听的，毕竟，民间培养造就人才的范围是很小的，而君主则大得多，民间培养造就人才的效果来得慢，而君主则来得很快。所以，对于没有身居高位的人也勉励他担负起培养造就人才的责任，这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差一些的做法，是以聊胜于无来安慰自己。如果说到想要培养造就一个国家的人才，率领他们共同进步，没有比开明专制的君主亲自去做更快捷有利的办法了。这是俾斯麦造就德国时用过的办法，而曾国藩造就中国也只能做到他那个程度了。

造就一个人使他成为人才，有哪些具体做法呢？也就是教育他，培养他，选拔他，任用他，都有一定的方针罢了。那么，教育的方针是什么呢？在古代，从天子到各诸侯国的国王，全部从他们的都城到乡村都设立学校，普遍设置专门负责教育的官员，而且严格进行选拔，国家的礼、乐、政、刑等内容都被列为学习的科目。学生们观看、学习的都是先王的礼法言论、道德准则以及治理天下的思想理念，他们的才华也可以为天下、国家服务。如果有人不能用他们的才华为天下、国家服务，则不对他们进行教育；而愿意用他们的才华为天下、国家服务的人则没有不在学校中受教育的，这就是教育的方针。所谓培养的方针又是什么呢？就是要增加他们的俸禄，使他们的生活宽裕，同时用礼法约束他们，使他们有所顾忌。为什么要增加他们的俸禄呢？人之常情，如果财用不足，人就会贪婪卑鄙，任意要人家的东西，什么坏事都能做得出来。先王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为官员们规定了俸禄，即使是在官府里当差的老百姓，他们的俸禄也足以代替其耕田的收入。从这里一级一级往上数，每提高一级就增加一级的俸禄，使他们能有足够的收入来维持生活，从而养成懂得廉洁、羞耻的风气，远离贪婪、卑鄙的行为。这样似乎还不够，又规定他们的俸禄可以传给子孙，这叫作世禄，即世世代代都可以享受的俸禄。这样就使得他们在有生之年，在抚养父母、兄弟、妻子、儿女方面，在接待亲戚、朋友方面，都没有什么遗憾了，而在他们死时也不必担心子孙后代的生活了。为什么要用礼法来约束他们呢？在通常的情况下，人在钱财富裕的时候如果没有礼法的节制和约束，就可能放荡任性，为非作歹，什么样的事都可能做出来。先王了解这种情况，所以制定了婚姻、丧葬、祭祀、养育、宴饮的标准，衣服、食物、器具、用品等也按照等级制定了统一的规格，规定了它的尺寸大小和数量。按照级别规定可以做但财力不足的，就不要做；而财力能够办到但按照规定不可以做的，也不能有数量和分寸的增加。为什么还要用法度来裁制他们呢？对于天下的读书人，先王先用治理国家的思想理念教育他们，使他们掌握治理国家的本领，不接受教育的，按照法度就要驱逐他们到边远的地方去，使他们终身为人所不齿；接下来又用礼法来约束他们，不能遵循礼法的，按照法度就要流放或杀头。《礼记·王制》上说：“改变服装式样的人就要被流放。”（此为王安石概括之语，非《礼记》原文——编注）《尚书·酒诰》中记载：“假如有人来报告说‘有人聚众饮酒’，你就该一个不漏地捆绑了送到周都，我定他们死罪。”聚众饮酒、改变衣服样式，这些都是小罪，而流放、杀头都是大刑。用大刑惩治小罪，先王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且坚定不移呢？就是因为在他看来，不这样做就不能统一天下的风俗，实现他的统治。用礼法来约束，触犯礼法的就要受到裁制，为什么天下的人都能服从而不敢冒犯呢？其原因不仅仅是禁令严厉和管理周密，同时也要靠君王真诚恳切的用心和身体力行加以倡导。凡是君王身边的达官贵人都要能顺从君王的意愿，按照礼法做事，有哪一个不遵循礼法的话，依法行事就从他开始。如果君王能以诚恳的态度做这件事，而有权势者又能自觉规避不做君王不喜欢的事，那么朝廷不用刑罚，人们就能遵守礼法，不去违反礼法。所以说，这就是培养人才的方针啊。

选拔人才的方针又是怎样的呢？先王选拔人才，一定是从地方、从各级学校中选拔，让众人推荐他们认为有道德、有才干的人，写成推荐信告知上级，上级考察后，如果被推荐的人确实德才兼备，则根据他们德行的大小和才能的高低来任命官职。而且，考察一个人不能只靠眼睛和耳朵的功能，也不能只听一个人私下里的看法。要想了解一个人的品德，就要看他怎么做，要想了解他的才能，就要听他怎么说，对他的言行都有所了解后，还要让他试着做些事。所谓考察一个人，就是要让他做一件具体的工作。即使是古代的尧选拔舜，也不过是这样，又何况尧舜之后的人们呢？实际上，九州如此广大，四海如此辽阔，官职、百姓如此众多，人才的需求量应该是很大的，但拥有天下的人不可能亲自一个一个地去考察，又不能委托一个人在一两天之内用考试的办法考察人才的品德和才能，然后决定取舍。大概我已经能够了解一个人有很好的德行和很高的才能，便委任他很高的官职，并让他选取同类的人，长期使用，从中进行考察，发现有才能的人就报告给上级，然后按照等级秩序授予他官爵、俸禄，这就是选拔人才的方针。

任用人才的方针又是怎样的呢？人的才能和品德有高有低，并不相同，他们被任命的职位也有合适与不合适的区分，先王了解这种情况，所以他让懂得种田的人去管理农业，让懂得工艺制作的人去管理手工业，其中品德深厚且才能很高的，就被任命为主管的官员，品德、才能都比较一般的被任命为副手，辅佐主管的官员。先王又考虑到，一个人任职的时间长了，上级就能熟悉他，了解他的工作，下级也能服从他，并接受他的指导，优秀的人才可以做出好的成绩，居心不良的人缺点也可以暴露出来，所以，长期使他担任一个职务，并对他的工作进行考核。这样一来，有聪明才智的人就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工作，不用担心自己做的事情没有结果，功劳也显露不出来。那些得过且过的懒汉虽然想蒙混于一时，但也要顾虑到最后事情败露会受处分。这样，他们还敢不努力吗？至于那些没有本事的人，他们自然会主动辞职的，因为他任职做事的时间一长，不能胜任这项工作的情况就显露出来了，这是不可以侥幸避免的。他们既然不敢冒险，知道主动辞职，哪里还会有结党营私、挑拨离间、巴结奉承、争着向上爬的人呢？选拔已很谨慎，任用也很得当，工作时间又长，对他们又很信任，不用各种条条框框束缚他们，让他们尽量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来为朝廷做事，古代的尧、舜能够管理好百官，办好政事，用的就是这个办法。《尚书·尧典》上说：“三年考核一次，三次考核之后则提拔一批优秀的人，罢免一批不称职的人。”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但在尧和舜的时代，他们罢免的人我们是听说过的，就是所谓“四凶”（浑敦、穷奇、梼杌、饕餮）吧。他们提升的人则有皋陶、稷、契，都是终身担任一个职务没有改变过，只是提升他们的爵位，增加他们的俸禄罢了，这就是任用人才的方针。既然教育人才、培养人才、选拔人才、任用人才的方针是这样的，而当时的君主又能与他的大臣尽心尽力，真诚恳切地实行这套方针，这样一来，那些被任用的官员不被怀疑，而国家的任何事情也没有想办而办不成的了。

梁按：王安石谈到的教育应当兴办，官吏在一个职位上应当持久，稍微了解政治体制的人大概都是没有异议的，也不用进一步地阐释。只有他说到用法律来惩罚官员，引述了用严酷的刑罚惩治微小的过错一条，则有人担心他用了法家的“申商之术”，显得操之过急，也和政治的原理有很大差别。当然，国家对于人民有一种命令和服从的关系，它的统治权力是至高无上、不可抗拒的，不仅专制的国家是这样，即使立宪的国家也是这样。如果觉得这是不可行的，就不要发布这样的政令，既然发布了政令，又可以不实行，就是对国家神圣权力的亵渎。后来，元祐年间（1086—1094）的那些君子因为阻挠新法的实行而被发配、流放、降职、免官，他们将积怨发泄到王安石身上，他也曾考虑采用管仲治理齐国时的办法，管仲曾说：“使政令有所亏欠的人，死罪；使政令有所增加的人，死罪；不按照政令做事的人，死罪；滞留政令的人，死罪；不服从政令的人，死罪。”王安石后来之所以失败，正是因对对于持不同政见者采取了姑息的态度，不能实践这本书上说过的方法。

现在各个州县虽然都有学校，不过是个空架子罢了，并没有负责教育的官员掌管培养人才的工作。只有太学才设置了负责教育的官员，但也没有经过严格挑选，朝廷所必需的礼、乐、刑、政方面的知识并没有被列入教学内容；老师对此也漠不关心，以为这些都是各有关部门的事，不是自己必须知道的。老师所讲的不过是儒家经典的篇章、句子而已。老师讲授经典的篇章句子，本来不是古代老师授课的方法，近年来，才有人教学生写这种用来应付考试的文章。这种为应付考试而做的文章，没有连年累月的死记硬背是不能掌握的。但是，等到他们能把这种文章写得很漂亮时，从大的方面说，不能用它来治理国家，从小的方面说，也不能对国家有什么好处。所以，虽然在学校里读书读得头发都白了，经年累月按照老师教的去做，一旦派他从政，他则茫然不知如何去做，很多人都是这样。现行的教育方法不能将人培养成有用的人才也就罢了，反而让他困顿，并摧残、败坏他，使他不能成为人才。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知道，培养一个人才，要专一才能成功，学得太杂了就容易混乱，所以先王在使用人才的时候都要考虑到他的特点，把工匠安排在官府，把农民安排在田间，把商人安排在市场，把读书人安排在学校，使他们各自专心于自己的专业，而不看别的事物，怕的是其他事物影响他的专业。对于读书人，不使他们关心专业以外的事情还不够，还要让他们专心学习先王的思想理念，对于诸子百家的各种学说，凡不符合先王道理的都要排除，使得谁也不敢去学习它。当今学生最应该学的是对国家有用处的学问，如今却把有用的学问放在一边不教，只教应付考试的文章，耗费他们的光阴和精力，经年累月地学习这样的事情，等到他们做官时，又叫他们把这些东西抛掷一边，而拿国家大事来责成他们。古人用全部精力和时间专心于国家大事，尚且有能办到的和不能办到的，如今却要他们用全部精力和时间去学习无用的知识，等到他们被委任去做一件事的时候又突然用国家大事来为难他们，难怪能够胜任职务而有所作为的人那么少啊。所以我说，现在的教育不仅不能把人培养成为人才，而且还增加他们的困难，摧残、败坏他们，使他们不能成为人才啊。

梁按：后代论说的人有的以为八股取士是从王安石开始的，因而拿这件事来责怪他，为什么他们对王安石的诬蔑这样肆无忌惮呢？王安石认为，培养人才必须靠学校，他的话说得多明白啊，他在执政之初并没有废除科举考试，是因为当时学校尚不普及，形势所迫，不得不这样罢了。这个问题下面还有论述。

现在的教育还有更为严重的问题。先王的时候，士子要学习的知识包括文武两个方面，都不能偏废。士子的才华有些可以当公卿大夫，有的可以做一般的官吏。他们的才华有大有小，官职有的合适有的不合适，但对于军事，则不论他的才华大小，没有不学习的人。所以，才华大的平日可以出任中央六部的官职，派出去就能做国家军队的将领。才能小一点儿的就领导地方军队（比、闾、族、党），也是一支军队的统帅。所以，把保卫边疆或守卫宫廷的重任都交给正直的读书人，小人就得不到这样的职位。现在的读书人却认为，文武是不同的事情，我只负责文职事务而已，至于保卫边疆、保卫宫廷的重任，则推给军人去承担，而这些军人往往是社会上的奸邪、凶悍、无赖之徒，如果他们的才能和品性能够在一乡之中站住脚的话，那么他们没有肯离开亲人去当兵的。保卫边疆、保卫宫廷，这都是国家的重要任务，君王对此应该表现得很慎重。所以，古代教育读书人都把射箭、驾车当作当务之急，至于其他的技能，就要看他的条件是否合适才决定教还是不教，如果他的条件不合适也不勉强。至于射箭，那是男子的本分，如果生来就有疾病也就罢了，如果身体没有问题，没有不学习射箭的。在学校期间，固然要经常练习射箭，有迎宾送客的应酬之事要表演射箭，有祭祀之事要表演射箭，要区别一个人的品行和能力与另一个人是否相当，也要通过比箭来决定。有关礼乐的事，没有不包括射箭的。而且，射箭的意义也都寄托在礼乐、祭祀之中了。《易经·系辞下》指出：“弓箭的作用在于显示威力于天下。”难道先王只是把射箭当作应该学习的打躬作揖的礼节吗？事实上，射箭是军人应做之事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威慑天下、守卫国家的手段。平时可以通过它来学习礼乐，战时就可以用它去抗击敌人。士子既然早晚都练习射箭，而且射得好的人很多，那么，承担守卫边疆、守卫宫廷重任的人就可以从中挑选了。士子曾经学习过先王的思想理念，他们的品行操守也曾为乡里之人所推重，然后根据他们的才能把守卫边疆、守卫宫廷这件大事托付给他们，这就是古代的君王把兵器交给他们，而国家内外都平安无事的原因。今天却把安定天下这么大的事——君王应当特别慎重地来挑选人才的大事，交给了那些奸邪、凶悍、无赖之人，他们的品行操守都是乡里之人不能认可的。所以，现在常常担心边疆的安全，不知道守卫宫廷的军队能不能使这里平安无事，如今谁不知道那些守卫边疆、守卫宫廷的军队靠不住呢？但是，在我看来，天下的读书人都以手执兵器为耻，也没有懂得骑马、射箭、行军、作战的人，于是不得不靠招募士兵去打仗，怎么能完成这么重要的任务呢？由于不能严格培养，挑选的时候标准又不高，所以士子们都以手执兵器为耻，也没有人懂得骑马、射箭、行军、作战这样的事，就是这个道理。这都是教育方针不符合先王思想的缘故啊。

梁按：这是王安石所主张的“全民皆兵主义”，当今这个时代的东西方各国没有不通过这种办法达到强国目标的。然而，我国自秦汉以后两千年，在王安石之前与王安石之后都没有一个人能像他这样看到这一点。而且，他认识到，要引导国民崇尚军事，一定要重视学校教育，这与当今之世的学校特别重视体育是多么吻合呀。中国轻贱军人已经很久了，特别是宋代以来就更加严重，在募兵制度下，要想让军人不被轻贱，就像要到燕这个地方去却驾车往南走一样。王安石说到的那种现象，把安定天下这么大的事交给那些品行和操守都不被乡里认可的奸邪、凶悍、无赖之人，天下的士子却以手执兵器为耻，这种情况，今天和过去没什么区别。如果世上没有王安石这个人，何时才能结束这种局面呢？

现在规定的俸禄一般都很低。如果不是在皇帝身边工作，家里吃饭的人口稍微多一些的，没有不兼营农业、商业，得些收入才能够养活这些人的。至于在下面州、县工作的官吏，一个月的收入多的有八九千钱，少的只有四五千钱，再把候差、候调、候缺的时间算在一起，六七年间只能得到三年的俸禄。这样算下来，一个月的收入多的实际上不到四五千，少的只有三四千罢了。这点儿钱，即使是个仆役也会感到很窘迫的，何况他们平日的生活以及婚丧嫁娶等开支都包括在里面了。那些社会地位在中等以上的人，虽然穷困，也还不失为君子；社会地位在中等以下的人虽然生活安定，但仍然是小人；只有社会地位居于中等的这些人不一样，生活穷困时他们做小人，生活安定时他们做君子。在天下所有的士人中，社会地位在中等以上和中等以下的还不到百分之一；穷困时做小人，安泰时做君子，这样的人却到处都是。先王认为，治理众人不能用力量压服，所以约束人们的行为不能以自己为标准，而应以中等阶层的人可以接受为标准，按照他们的愿望，因势利导，只要中等阶层的人能够遵守，那么先王的意志就可以推行到整个国家，并且延续到后代。凭借如今俸禄的标准，希望士大夫不做有损廉耻的事，大概中等阶层的人是做不到的。所以，如今做了大官的人往往互相收受贿赂，追求金钱，背上了贪污的坏名声；而那些小官吏则生意买卖，索取财物，无所不为。士大夫既然不顾廉耻，给社会带来很坏的影响，他们也就偷懒怠惰，得过且过，愤发图强的心思就更没有了。这样一来，他们的本职工作怎么能不松懈，治理国家的理想又如何实现呢？更何况，贪赃枉法、收受贿赂、侵害百姓的事往往就发生在这里，这就是我所说的没能使他们生活宽裕的后果。

现在，婚丧嫁娶和供养父母所需的服饰、食物以及各种物品都没有礼制法度来加以限制，而社会上一般人都以奢侈为光荣，以节俭为耻辱，只要他们具备财力，就没有什么事是不能做的。官府既然不加以禁止，而人们又以此为荣耀，那么如果人们的财力不足，不能跟上这种社会风气，到举办婚事、丧事的时候，他们往往就会得罪那些族人和亲戚，被认为是不体面。所以，有钱人家尽量铺张而不知道停止，穷困之人则勉强凑合去迎合这种风气，这就是士大夫被弄得困难重重、失去廉耻之心的原因。所有这些都是我说的不能用礼法约束人们的行为产生的后果。如今皇帝亲自厉行节约，做天下的表率，这是在您左右的近臣权贵亲眼见到的。然而，他们在家里依然是奢侈无度，这些人做了皇上不喜欢的事，违背了皇上对天下的教导，其中有些人是很过分的，但也没听说朝廷对他们有什么惩罚，来警示天下的人。

从前，周朝的人聚在一起饮酒，曾有人被捉住杀头，以为酒喝多了就会产生祸害，使许多人死亡，这才加以严格禁止，不让祸害由此产生。这样做了以后，他的刑罚虽然非常简单，但犯罪以致招来灾祸被处死的人却非常少。如今朝廷的法律特别严厉的只在惩戒贪官污吏这方面。用严刑峻法惩治贪官污吏，却轻视对奢侈腐化的立法，这就是所谓抓住次要的东西而放松了根本的问题。然而，社会上一些有见识的人认为现在官吏过多，国家的财富已经无法供给，这种议论也是不通情理的。现在的官员数量的确很庞大，然而和前代官员的数量相比大概还算是少的，而且俸禄又那么低，可见，国家经费不足应当是另有原因，官吏的俸禄难道值得计较吗？我固然没有学过管理财政，但历代理财的大概情况我还是知道的。这就是依靠天下的人力、物力创造天下的财富，再用天下的财富供给天下的需求。自古以来治理国家，从来没有财富不够用而成为国家的大问题的，问题在于理财的方针不正确。如今天下没有战乱，老百姓安居乐业，人人都在尽力创造财富，为什么公家和私家都把穷困作为问题而因此大伤脑筋呢？恐怕就是因为理财不得其法，而有关部门又不能根据现实情况来变通处理罢了。如果我们在理财方面按照正确的方针去办，又能根据实际情况变通处理，那么我虽然愚笨，也知道增加官吏的薪俸是不会让朝廷因经费不足而伤脑筋的。

梁按：孔子说过，用很高的俸禄鼓励士人做官，后世那些谈论如何治理国家的人大概没有人不知道这是一件紧迫的事。然而这里也有困难，第一就是增加官吏的俸禄，要考虑经费不足这个大问题，王安石已经为此进行了辩解。他对财政问题的看法在此次上疏中尚未谈到，但他所说的依靠天下的人力、物力创造天下的财富，再用天下的财富供给天下的需求，其理财原则都包含在这句话里了。古今中外各个国家，无论哪个时代，其官员的俸禄都不会超过国家每年总支出的百分之三四，如果理财的方针是正确的，那么这个百分之三四按照比例而增加是没有问题的。如果理财的方针不正确，那么即使从这百分之三四中裁减一部分，又怎能缓解苏司农（苏辙）的财政困难呢？王安石认为，增加官吏的俸禄不会使国家财政受到伤害，这是真正懂得如何治理国家的人说的话。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尽管俸禄增加仍然不能制止人的贪婪，那些大开贿赂之门、把官场搞得一团糟的人不是俸禄很低的人，而是那些享受高官厚禄的人。这种说法放在今天的军机大臣、各省督抚身上是可信的，放在那些享受优厚肥差的官员身上也是可信的，我似乎不能提出任何质疑。尽管如此，如果仅仅给他优厚的俸禄，而不能在这之后对他进行监督和检查，那么就真像一些人议论的那样了。所以，王安石在增加他的财富之后，又说了要用礼法来约束他们，用刑律来惩戒他们。然而，就算有法度对他们进行监督和检查，但他们的粮库里没有可以赡养家人的粮食，法度也就成了一纸虚文。看来，有了一个很好的办法和意愿，一定还要有另外的好办法、好意愿来配合，双方相互依赖、相互维护，如果是粗疏草率、不成体统，虽然像锦绣一样美丽，也不过像天吴（中国古代的水神）一样罢了。从最近这些年我国增加了一部分官员的俸禄来看，则并非只是让朝廷增加了开支，而且鼓励人们去追逐名利，使得社会大众的心理和读书人的品性为物质利益所蒙蔽，一天比一天厉害。然而，难道是王安石说错了吗？

梁又按：对奢侈浮靡风气的惩戒，自古以来就有许多说法。而近代以来，有人看到如今的欧美各国奢侈浮靡的风气更加严重，而且他们的国家与民众都很富裕，于是有人就认为，奢侈未必不是好事。哈，这是多么荒谬啊。凡是一个国家的经济，一定要使它像母亲那样富足，然后它的民众才能让自己的财富增值。而奢侈的风气只能消耗它的财富，使得它不能像母亲那样。所以，奢侈其实是亡国之道。今天的欧美各国是因为富裕才开始奢侈，不是因为奢侈而导致富裕。然而，已经有了像杜甫所描述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种现象。这种社会问题已经成为今日欧美各国的大患，它将来是否会造成社会的分裂，我们还不知道，但如今稍微有些知识的人没有不心怀忧虑的，为什么还要说“奢侈不是问题”呢？按照王安石的说法，是要用立法来惩戒奢侈，这个意见固然是不能实行的，但是他的想法还是有可以采用之处的。

当前的法令既严格又完备，所以用它来网罗天下的读书人，可以说是非常严密了。然而，在尽量以道理、技艺教育他们的同时，有针对不接受教育的刑律来管束他们吗？在用制度来约束他们的同时，有针对不遵守制度的刑律来惩戒他们吗？在任用他们担任一定的职务的同时，有针对在工作中不负责任的刑律来制裁他们吗？如果不是先用治理国家的思想理念教育他们，就不能以不接受教育来处罚他们；不先用制度来约束他们，就不能以不遵守制度来惩戒他们；没有先给他们官职，就不能以工作不负责任责备他们。这三件事是先王礼法中最急迫的，现在却实行不了，而那些小是小非并没有妨碍对国家的治理，却大施禁令，而且经常改动，每月每年都有变化，那些官吏甚至都记不住，又怎么能够使人一一避免而不违犯呢？这就是法令不能被人尊重，无法实行，而小人却可以侥幸逃避，免于被处罚，君子则躲也躲不过，不幸而触犯的情况，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不能用刑律来制裁他们。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治理国家的方针与先王的做法不一样啊。

梁按：官僚政治果然可以称为好的政治吗？我不敢这么说。然而，近代以来，自从施泰因（1757—1831，普鲁士政治家）用它来治理普鲁士，实行之后大见成效，俾斯麦就跟在他的后面，将这种制度推行到德意志，也很见效，各国开始渐渐地羡慕他们。而我们中国，两千年以来舍去官僚之后就没有政治了。官僚政治存在这么多问题，难道它就绝对不可以信任了吗？施泰因治理普鲁士，为什么要训练、督责他的官僚呢？就像将帅训练、督责他的校官和士卒一样。这是因为，这样做可以造成整齐、严肃的气象，从而收到指挥下属像使用自己的手臂一样的效果，而整齐、严肃正是官僚政治的特长啊。要实现这样的目标一定要有手段和方法，王安石对此是非常了解的。

现在选拔人才，首先，把那些记忆力强、读书较多，稍微通晓文章辞采的人称为特殊的人才、社会的精英人士，这样的人就属于公卿的选拔对象了；其次，记忆力不一定很强，读书不一定很多，稍微通晓文章辞采，而且学过一些诗赋的人就称为进士，进士中比较拔尖的人也属于公卿的选拔对象。可见，通过这两种方式选拔上来的人并不能胜任公卿的职位，这是不需要讨论就非常清楚的。然而，现在有些人却说，我们历来都用这种方法选拔天下的人才，而能够胜任公卿职位的人也往往是从这些人里选拔出来的，不一定非要按照古代选拔人才的办法，然后才能得到人才。这种说法也是不明事理的。先王那个时代，官员用尽各种选拔人才的办法，却仍然担心社会上的人才得不到任用，而让那些不正派的人混到朝廷里来。如今完全废除了先王选拔人才的办法，驱使天下所有有才能的人都去参加贤良、进士这两科的考试。当然，有才能、可以做公卿的最好去考贤良、进士，而贤良、进士中有时也可以得到能够做公卿的人才。然而，那些不正派的人如果懂得一些写作应考文章的雕虫小技，也可以由此进入公卿的行列。相反，那些真正有才华可以为公卿的人却可能被那些毫无用处的学问纠缠一生，郁郁不得志而屈死在深山荒野，这样的人十个有八九个是这种下场。所以说，古代统治天下的人，他们慎重选择的也只是公卿罢了。公卿已经得到了称职的人，就可以依靠他们推举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到朝廷来做事，这样，政府的各个部门就都能得到很称职的人了。今天，如果让那些不正派的人侥幸做了公卿，他们则呼朋引类聚集到朝廷中来，这就是朝廷里有很多不正派的人的原因。虽然也有一些贤明的人，但他们往往苦于得不到帮助，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呀。而且，公卿中不正派的人，既然会呼朋引类到朝廷中来，那么朝廷中不正派的人也会呼朋引类充当派往四方的专使，而四方的专使又会各自呼朋引类去管理地方州郡。这样一来，即使政府规定了官吏犯罪，推荐的人要连坐负责，但怎能靠得住呢？恰好被这些不正派的人利用了。其次，九经、五经、学究、明法这些考试科目，朝廷早已深感忧虑，认为它们对国家一点儿好处也没有，改为只要求应试的人稍懂一点儿儒家经典的意义。然而，只会讲一些空洞的道理，录取的人才也不见得就比以前的要好些。如今朝廷又开设了明经一科，用于选拔人才。希望能吸收那些研究古代经典中治国办法的人才。但是，明经科考试录取的人也还是那些能背诵儒家经典，稍微通晓文章词句的人，那些精通先王治国的思想理念而且可以用来治理国家的人却未必可以当选。再有就是那些靠祖宗恩泽的世家子弟，学校没有用道理和技艺培养他们，政府主管部门也不考察他们的才能，父兄又不对他们的行为和品德负责任。可是，朝廷动辄把官职授予他们，让他们负责一些政事。从前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的时候，曾列举商纣王的罪状，说他“凭家世任用官吏”。凭家世任用官吏，却不管他们的才能是否能够胜任，这正是商纣王灭亡的原因，这种情况在政治清明的时代是不可能出现的。

就如今天考公务员，得高分的一定能做好管理工作吗？

再说说流品之外的人。朝廷本来把他们排除在正人君子之外了，并且限制他们求取功名的道路，可是却又把治理州县的权力授予他们，让他们管理一方的百姓，难道这就是有人说的用正派的人治理不正派的人吗？根据我在外任职时见到的情况，一路数千里之间，州县官吏中来自流品之外的人并不少见，可以让他做点儿事的，十个中怕是找不到两三个，大多数倒要防备他们做坏事呢。在古代，对于读书人，只有正派与不正派的区别，而没有流品的不同，所以孔子那样的圣人也曾做过季孙氏的家臣，可是，这并不妨碍他可以做公卿。到了后代，才有了流品的区别，凡是被列入九品以外的人，他们即使想要有所成就，也已经将自己置于廉耻之外，而没有再进一步的志气了。由于近来社会风气萎靡不振，虽然是士大夫，形势对他们追求进步很有利，而且朝廷也在物质、精神上奖励过他们，可是到了晚年失意的时候，往往还是晚节不保，做了坏事。何况那些平素就没有超过别人的志气，而且早已被朝廷排除在廉耻之外，限制了他们进取之心的人呢？他们一旦做了官，就要违法乱纪、胡作非为，这一点儿也不奇怪。至于那些对边疆大臣、宫廷卫士的选拔，我已经说过它的问题了。所有这些都说明选拔人才的方针是不符合先王的道理的。

梁按：王安石是科举取士制度的坚决反对者，读了他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才知道他为什么不主张科举取士。后来，科举取士用经义来取代诗赋，也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在熙宁初上《乞改科条制札子》，指出：“古代选拔士子都是依靠学校，所以思想和道德统一于上，风俗习惯形成于下，它所培养的人才都能在社会上有所作为。自从先王竭泽而渔式地选拔人才，教育、培养的方法又失去了根据，士子之中虽然有很好的人才，却少了学校老师和同学对他的造就，这是许多人担心的局面。如今想要恢复古代的制度，革除科举取士的弊端，却担心不能依照顺序逐渐地觉悟。首先应该终止以声病和对偶为特征的诗赋写作的考试，使学生能够专心致志地研究儒学经典的意义，并等待朝廷兴建学校，讲求三代以来教育、选拔人才的方法，并在全国范围内施行这种方法。”把这两篇文章合起来读，王安石的主张、见解就看得很清楚了，而后世有些人动辄将八股文毒害天下的罪名强加于王安石的头上，为什么这样诬蔑他呢？

现在，选拔人才已经不按照先王的办法去做了，至于任用人才，又不问他的德行是否合适，只问他出来做官的先后；不论他的才能是否相称，而只论他担任过什么职位。因文学考取的，却派他管理财政；已经任命他管理财政的，又调他去主管刑狱；已经派他主管刑狱了，又调他去掌管礼仪。这样一来，一个人就要具备百官应有的才能，而造就这样的人才是很难的。要求一个人做他难以做到的事，能够做到的人是很少的。既然很少有人能做到，人们也就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都不努力去做了。所以，派一个人去掌管礼仪，他从不为不懂礼仪而担忧，因为如今掌管礼仪的人都是不曾学过礼仪的。派他去主管刑狱，他也不会因为自己不懂刑律而感到可耻，因为现在主管刑狱的人都是不曾学过刑律的。现在，天下的人也逐渐接受了忽视教育的现象，适应了固有的习惯和风俗，看到朝廷任用的官吏，如果不是按照资历任用的，就纷纷议论和讥笑他；至于任命的职位和这个人的能力是否相称，却从未有人提出过非议。而且，这些官吏经常被调动，不能长期担任一个职位，这就使得上级不能熟悉、了解他的工作，下级也不肯服从他的领导，贤能的人还来不及做出成绩就被调走了，不正派的人也不能充分暴露他的缺点和毛病。至于那些迎接新官、欢送旧任的劳顿，与文书、案卷绝缘的弊病，只是其中很小的害处，也就不用细说了。一般说来，设置一个官员就应该让他在这个位置上做的时间久一些，特别是那些任职的地方比较远、职位比较重要的岗位，更应该这样做，然后才能要求他们有所作为。而现在他们根本不能在一个地方干很久，往往到任没有几天就被调动了。

选拔官吏不认真、不谨慎，使用他们又很不得当，安排给他们的职务也不能长久，布置给他们的任务还很零碎，却要用律法来束缚他们，使他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图去做事，因此我知道当今在位的官员有许多是不称职的，如果稍微给他们一些权力，而不用律法来约束他们，他们就会放肆得无所不为。这样看来，现任的官吏不称职，却要凭借律法进行治理，从古到今，没有这样能把国家治理好的。即使现任官吏都是称职的，如果都要靠律法来约束，不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从古到今，想要治理好国家，也是从来没有过的。如果选拔官吏不认真、不谨慎，使用他们又很不得当，安排给他们的职务也不能长久，布置给他们的任务还很零碎，却要用律法来束缚他们，那么即使有贤能的人担任了官职，但他们同那些不正派而又无能的人比起来，也是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正因为这样，朝廷有时明明知道这个人道德情操高尚又有工作能力，能够胜任某个职务，但如果他的资历比较浅，排不上队，仍然不能任用和提拔他。即使把他提拔上来，也会有很多人不服气。有时明明知道这个人没有本事又不正派，但如果他没有出错，也没有被当事人揭发，则不敢根据他的不能胜任就撤他的职。就算是撤了他的职，人们也会表现出不服气。他确实是个不正派又没有本事的人，大家为什么还会不服气呢？就是因为真正的社会精英担任这个职务，与不正派又没有任何本事的人担任这个职务，在做事方面没有什么不同。我在前面说过，不能只管任用官员，给他们工作，却没有刑律来处罚那些做事不负责任的人，就是这个意思啊。

王安石一直在说先王如何，他是借先王批评当下，先王成为一种理念、一个标杆，用以衡量当下的问题。今天我们再读王安石亦应如是，不必纠缠细节，直接把握核心。

教育、培养、选拔、任用，其中只要有一项不合乎先王的道理就足以伤害天下的人才，何况这四个方面都执行得很不够呢，因此在职的官吏中，没有才能、得过且过、敷衍了事、贪婪卑鄙的人多到不可胜数，而乡村里弄之中也很少有可以任用的人才就不奇怪了。《诗经·小雅·小旻》中说：“国虽靡止，或圣或否。民虽靡膴，或哲或谋，或肃或艾。如彼流泉，无沦胥以败。”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梁按：他的这番言论为什么与今日官僚社会的情形一点儿差别也没有呢？过去，西方读者有人读马可·波罗的游记，见到了他绘制的罗盘针的图形，说这个东西是中国人发明的，被欧洲人拿了过去，现在它的样式已经比马可·波罗所绘的图形精美百倍。然而，在发明它的地方，经过了数百年，对它的改良却不知道有哪些。你在中国旅游碰巧在市场上买了一个，看上去和马可·波罗所绘的图形没有什么区别，也就神情沮丧地默然而退了。我看今天的政治，则不能不对王安石的这篇文章发一些感慨。

担任官吏的人才不足，而民间也缺少可用的人才，难道施行先王的政策也得不到吗？哪里有能够将国家托付给他的人？哪里有能够委任他守卫边疆的人？皇上不能总想靠老天的恩赐，竟没有一日的担忧啊。汉朝的张角，三十六万人同一天起事，他所在的郡国竟没有人发现他的阴谋。唐朝的黄巢横行天下，他所到达的地方没有官吏敢与他对抗。汉朝、唐朝为什么灭亡了呢？灾祸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唐朝已经要灭亡了，国家由盛转衰，进入五代时期，军人当权，有道德操守的人都躲了起来，不和外人相见，官场上也不再有懂得君臣大义、上下礼仪的人。到了这个时候，颠覆一个国家的政权大概就比下棋还容易了。但是，老百姓血流成河，侥幸没有死在荒野中的人是很少的。一个国家缺少人才，造成的危害大概就是这样。如今这些公卿大夫、政府高官，没有一个肯为皇上的千秋万代考虑，也没有一个为国家的长久利益着想，我私下里常常感到困惑。当初，晋武帝只图眼前的快乐而不为子孙后代做长远打算，当他在位的时候，那些执政的官员也总是迎合奉承，以使自己能够苟且地生活下去，而社会风气却日渐败坏。抛弃了礼义廉耻，不讲法律制度，君臣上下都丧失了道德底线，但没有人觉得这是问题，有眼光、有见识的人早就料到，国家将来一定会发生动乱的。后来，中国大地果然陷入了战乱，被外族分裂了两百多年。我想，太祖、太宗、真宗皇帝把帝位传给皇上，就是想着能代代相传，使老百姓永远受到皇恩的庇护。我希望皇上能以汉唐五代的战乱以致灭亡作为镜子，警惕晋武帝苟且偷安、因循守旧酿成的大祸，明令各位大臣研究怎样才能为国家培养出合格的人才，做到深谋远虑，心中有数，逐步推行，力图符合当前形势的变化，而不辜负祖宗的愿望。这样，国家的人才就用不完了。有用不完的人才，那么皇上还有什么要求不能满足，有什么愿望不能实现呢？

梁按：文章真切直白、沉着痛快，没有能够超过它的了。正当举国沉醉于天下太平的氛围中的时候，这一番话说得真是毫无顾忌，虽然前有贾生痛哭流涕，难道就超过王安石了吗？可惜宋仁宗没有醒悟啊！

如果对造就人才的大计能够进行预先的谋划，做到心中有数，并逐步推行，那么为国家造就人才也是很容易的。我开始读《孟子》的时候，看到孟子说王政是容易推行的，心里以为真是这样。后来看到他与慎子讨论齐国和鲁国的土地问题，孟子以为先王分封诸侯各国，一般不超过百里，当时如果有王者出现，就会按照制度，凡是诸侯王先有的封地达到一千里或五百里的，都要将它削减到几十里或一百里才罢休。于是，我怀疑孟子虽然很精英，他的仁德和才智足以统一天下，但怎能不通过战争、不动用军队，就能使几百里或上千里的强国一下子削减十分之八九的土地，和先王时代的诸侯王一样呢？后来，看到汉武帝采用主父偃的计策，叫诸侯王把受封的土地分封给他们的子弟，由朝廷亲自决定他们的爵位和名号，分别直属于中央，于是诸侯王的子弟都得到了土地，从而使得势力强大、封地广阔的诸侯终于因为土地的分封而变得弱小了。这才使我懂得了，只要能做到深谋远虑、心中有数、逐步推行，那么大的诸侯国可以使它缩小，强国也可以使它削弱，而不至于使国家发生震惊、动乱和伤痛的局面。孟子的话没有说错，何况今天要进行改革，形势并不像孟子当时所面临的那么困难，所以我说，如果能对改革变法的大计做到深谋远虑、心中有数、逐步推行，变法也是很容易做到的。

然而，先王治理国家，不担心人们不做，只担心人们没有能力做；进而，不担心人们没有能力做，只担心自己不肯努力做。什么叫不担心人们不做，只担心人们没有能力做呢？人们一般情况下想得到的东西不过是善良的品行、美好的名誉、尊贵的官爵、优厚的利益，而先王能够掌握这些东西来对待天下的读书人，天下的读书人能够遵从先王来治理国家，先王就把他们希望得到的全部给他们。读书人没有能力也就罢了，如果有能力，那么谁肯放弃自己希望得到的东西，而不努力施展自己的才华呢？所以说，不担心人们不做，只担心人们没有能力做。什么叫不担心人们没有能力做，只担心自己不肯努力做呢？先王的办法对待这些人是再好不过的了，除非他是冥顽不化的蠢才，否则没有不肯努力的。然而，君主如果不能真诚恳切地对待这些人，并且身体力行，先走一步，就不会有人也以真诚恳切的态度努力实践来响应他。所以说，不担心人们没有能力做，只担心自己不肯努力做。皇上如果真诚地想要造就天下的人才，那我希望皇上努力去做就是了。

我还看到朝廷过去曾想要有所作为，进行变革，开始的时候，对于利害问题的谋划就不是很成熟。所以，只要有一个因循守旧、投机取巧的人出来反对，就不敢继续进行了。其实，法度确立以后，人们不会只感到它的好处，所以，先王的办法虽然对天下是非常有好处的，但是当他刚接受这个烂摊子，人们还心存侥幸的时候，他要建立新的法制，没有不感到艰难的。假如他要建立新的法制，而天下那些心存侥幸的人都能心悦诚服地遵守并施行，没有任何抵触的话，那么先王的法度至今是不会被废止的。正是因为创立法律制度非常艰难，那些心存侥幸的人不会心悦诚服地遵守并施行，所以古代的人想要有所作为，没有不首先惩办那些反对他的人，然后才能贯彻自己意图的。《诗经·大雅·皇矣》篇中说：“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这就是说，周文王也要先进行征讨镇压，然后才能使天下太平啊。先王想要建立法制，改变被破坏的风俗，造就新的人才，虽然有征讨镇压的困难，但还要忍痛去做，就是觉得不这样做就办不成事情。后来孔夫子出现了，他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周游列国，所到之处则鼓动他们君臣抛弃原来的习惯，违背自己的意愿，加强薄弱的地方。可是，他风尘仆仆地到处走，结果却陷入困境，到处受到排斥和驱逐。然而，孔夫子始终并不因为困难就放弃，他认为，如果不是这样，就不会有所作为，他所坚持的大概和周文王是一样的。君王中的圣人没有能超过周文王的了，臣民中的圣人没有能超过孔夫子的了，他们想要有所作为，进行变革，都是这样干的。如今皇上掌握着天下的权力，处在先王一样的地位，如果想要革新法令制度，并没有征讨镇压的困难，虽然有一些心存侥幸的人不高兴，出来攻击这种变革，但人数一定没有喜欢改革的人那么多。如果一听到有些因循守旧、心存侥幸的人提出反对意见，就停止改革，不敢继续进行下去，那是因为自己主意不定啊。皇上如果有意想要造就天下的人才，那我希望您果断地干下去。如果做到了深谋远虑、心中有数、逐步实施，而且还能努力去做毫不犹豫，这样还不能造就天下的人才，据我所知，大概还没有这样的事吧。

这样的认识，王安石可以有，今天的人也不难得到，但王安石有勇气和胆略说出来，今天的人却没有，这是今人不及王安石的地方。

梁按：读这一段，再看王安石后来在执政期间的主张，他的意见受到世俗中人的中伤，他是早有思想准备的，他能百折不挠，始终不悔，说明他是按照自己说过的去做的，可惜宋仁宗是个不值得和他说这番话的人！我们看范仲淹执政期间进行的变革，不过两三件事而已，然而就因为不能被那些因循守旧、心存侥幸的人所容忍，只做了三个月就从这个位置上离开了，宋仁宗的优柔寡断从这里大概就可以看出来了。然而，王安石却不管你听不听，就是反复地对你说，这不就是孟子说的“齐国人中没有比我更敬重君王的”吗？

然而，我的主张一般世俗之人是不讲的。如今谈论时局的人都认为我的这些意见是脱离实际的陈词滥调。我私下观察这些精英人士，想要尽心尽力帮助朝廷的人是有的，但他们所考虑的不是远大的目标，而是眼下所能行得通的。这些精英人士拿这种想法去迎合潮流，而朝廷选拔人才时看重的也是这种人，至于君臣父子的关系、国家的法律、维系社会关系的礼仪，这些先王特别看重和坚守的东西，他们都很少注意。谁要谈到这些问题，他们就聚在一起嘲笑谁，说这是脱离实际的陈词滥调。现在朝廷对所有的事情都很关注，有关部门的法令却只是在纸面上做文章，这种情况已不是一两天了，它的效果如何，是有目共睹的。那么，对于所谓脱离实际的陈词滥调，我想皇上也可以稍微留神考察一下。

从前，唐太宗贞观初年，朝臣对施政方针各有各的看法，像封德彝这类人，他们认为不把秦朝、汉朝的政治制度综合起来加以施行，就治理不好天下。能够认真研究思考先王的政治制度来启发唐太宗的，只有魏徵一个人。他推行的政策虽然还不能完全符合先王的意图，但大部分是合适的，所以唐朝才能在数年之内几乎放弃刑法而不用，使得国家安宁，外族顺服，自从夏、商、周三代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繁荣富强的时代。但唐太宗刚登基那些年，天下的风俗也像现在这样。魏徵的那些话在当时也是所谓脱离实际的陈词滥调吧，但它的实际效果却很好。贾谊说：“如今有人认为，用道德教育人民不如推行法律更有效，说这种话的人为什么不看看商朝、周朝、秦朝和汉朝的实际情况呢？”其实，唐太宗的情况也是可以考察的呀。

我荣幸地能因职务关系回来向皇上报告，没有考虑自己是否称职，却在这里大胆地谈论国家的根本问题，这是因为我得到了皇上的信任，我是应该向您报告的。我认为，现在当朝人才缺乏，与朝廷想要任用人才的情况很不相称，而且朝廷任用这些精英人士的办法有些不很合理，使得他们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这也是我的工作涉及的情况，应该让皇上先有所了解。如果撇开这些事不谈，只提那些琐碎的问题来玷污皇上的智慧，对国家社会也没有好处，也就违反了我勤勤恳恳为皇上办事的初衷。我希望皇上认真考虑，选择其中适当的意见来实行，如此，就是国家的幸运了。

梁按：这篇文章是秦汉以来的第一篇大文章，稍微可以和它媲美的只有汉朝贾谊的那篇《治安策》（《陈政事疏》）。然而，贾生说的大半都是为皇帝自保其宗庙社稷谋划的，他对国事、民事的议论又往往不考虑事情的根本，而只强调细枝末节，哪像王安石这篇文章胸怀广大，用国民忠仆的标准责备皇帝，而且正本清源，哪一条都和先王的思想理念相适应。李商隐在诗中说：“公之斯文若元气。”（此诗为李商隐诗《韩碑》中的一句，赞美韩愈的文章以气盛，梁启超在这里借此赞美王安石的文章）他是完全可以担当的。在此之前有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他援引《易经》所说的，“绝望了就会想到要改变，改变了就能畅行无阻，畅行无阻就能够长治久安”，说得非常恳切。他说，国家革除了五代造成的混乱，富有四海已经八十年了，法律制度经过逐日逐月的侵蚀消解，上面的官吏人满为患，下面的百姓困苦不堪，必须通过改革变法来救国救民。他的这种见解和王安石是一样的。然而，整个朝廷都沸腾起来，与范仲淹为难，宋仁宗也没有办法左右这种形势，怎么能说这是宋仁宗一个人的过错呢？但沿袭社会的风俗习惯更让他们感到安全，习惯是非常厉害的，即便你有雷霆万钧之力，往往也没有办法征服它。我曾经读过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其中写道：“人们习惯于得过且过已经很久了，知识精英中的大多数人又把不关心国家大事、附和世俗、讨好众人当作美德。”当时的社会心理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一些。这只是宋仁宗一个人的过错吗？汉文帝对贾谊，宋仁宗对王安石，大概是非常相似的。贾谊没有遇到赏识他的人，因此忧郁而死，王安石得到宋神宗的支持，能够将自己的理想付诸行动。所以，贾谊只能通过文章为后人所知，而王安石却能通过他的改革事业而著名。然而，虽然王安石遇到宋神宗，但在流俗的反对下，他的成就也就只有这些，就像孟子所说的，不是没有新条嫩芽生长出来，但紧跟着就在这里放牧牛羊，所以这里就变得光秃秃了。自从王安石在当时被人指责、辱骂，数百年来，直到今天也没有人为他辩白，而那些不关心国家大事，只会附和世俗、讨好公众的人却能够得到世人的称赞和推崇。于是，中国数千年好像坠入长长的黑夜一般，只留下这篇文章被参加射策考试（汉代选士的考试方法之一，代指科举考试）的人作为讽读或任意割裂、批评的谈资，这是多么可悲啊！

汉代贾谊曾作《治安策》，陈述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叹息者六，向汉文帝陈述他的治国方略。毛泽东曾说：“《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

一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既然没能使宋仁宗醒悟，那么两年后，也就是嘉祐五年（1060年，一说嘉祐六年，即1061年），王安石又向宋仁宗递交了一份意见书，即《上时政疏》，其中写道：

我曾私下里观察自古以来的君主，他们在位的时间久了，就少了心忧天下的那份真诚，即使没有对百姓施行暴政酷刑，天下也有可能发生动乱。秦朝以后，在位时间较长的帝王有晋武帝、梁武帝、唐明皇，这三位皇帝都是很聪明、有智慧、有胆略、建立过功业的帝王。他们在位的时间都很长，又没有什么内忧外患，于是便因循守旧，苟且偷安，并不真正地为天下的安危而忧虑，只求能度过眼前，缺少长远的打算，自以为灾祸不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直到真的大祸临头了才后悔莫及。虽然自己或许能够幸免，但祖宗庙宇已经遭到破坏和侮辱，妻子儿女也已走到穷途末路，天下的老百姓更陷于血泊之中，活着的人都不能摆脱困苦、饥饿以及被人劫掠的厄运。作为先王的子孙，看着祖宗的庙宇受到毁坏、侮辱；作为百姓的父母，保护不了子民的生命安全，这难道是仁孝的君主所能够忍受的吗？然而，晋、梁、唐三位皇帝在安逸享乐之中走到这一步，自己还以为灾难不会到来呢，即使来了也没有这么严重，没想到，它在不知不觉中就突然降临了。

天下大概是最大的器物了，不大力申明各种法令制度，便不能维持它；不大量培养人才，就不能保住它。假如没有为天下安危而忧虑的真诚，就不能询问察访到有贤德的人才，也很难要求人们遵守法度。有贤德的人才得不到使用，法令制度得不到完善，这样过着偷闲的日子，或许侥幸没有出现问题，但旷日持久，到最后却未必不会酿成天下大乱。我想，皇上有谦恭俭朴的美德，有聪明睿智的才能，有仁爱士民百姓、天下万物的思想。然而，皇上在位时间已经很久了，到了应该认真思考天下大事，吸取晋、梁、唐三位皇帝的教训来警诫自己的时候了。在我看来，如今朝廷里的官职，还不能说已经得到了有贤德的人才、政策的制定和施行还不能说已经合乎法度。官吏在上面为所欲为，百姓在下面忍受贫困，社会风俗一天比一天败坏，财力、物力一天比一天困窘，而皇上高高在上，深居宫闱，并没有询问察访人才，完善法令制度的意思。这就是我在私下里为皇上谋划，不能不感慨的原因啊。

因循守旧，苟且偷安，贪图享乐，无所作为，可以侥幸一时，却很难维持长久。晋、梁、唐三位皇帝不知道考虑天下的安危，所以灾难祸患一旦到来，再想询问察访有贤德的人才，完善法令制度，已经来不及了。把古代的事情作为今天的借鉴，则天下的安危治乱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而有所作为的时机没有比今天更迫切的了（就在今日），今天的机会一旦丧失，我担心您会后悔莫及的。用十分认真的态度去询问察访，培养大批有贤德的人才，用十分认真的态度去完善、申明各种法令制度，这些，皇上现在还能不抓紧吗？《尚书》中说：“如果吃了药却不感到眩晕，他的病就不能痊愈。”我希望皇上能以终身致命的疾患为忧，不要为一时的眩晕而叫苦。我既然被皇上提拔任用，让我担任侍从官员，那么国家的治乱安危就关系到我的荣辱，这就是我不敢以避免越权的罪责而放弃尽力规劝的职责的原因。希望皇上能仔细考虑我的意见，警诫自己，那就是天下的大幸了。

王安石一再申述的意见，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就是，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

《上时政疏》与前面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反复陈述的都是一个意思。然而，他的语言更加危言耸听，他的意志更加坚忍不拔。大概王安石那时真的担心形势很危急，不能坐视不管，而且觉得仁宗皇帝还可以接受他的意见，希望事情能有所改善。然而，仁宗皇帝已经老了，已经不想做什么事了，过了两年，他也就去世了。

（考异四）

《邵氏闻见录》中说：王安石被委任了知制诰这样一个官职，也就是为皇帝起草诏书和文件，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办公厅秘书。一天，皇上举办赏花钓鱼宴，招待各位官员。内侍们用金碟盛了钓鱼用的药饵，放在一个小桌子上，王安石把它都吃光了。第二天，仁宗皇帝对宰相说：“王安石是个奸诈的人！如果是误食钓饵，吃一粒也就不会再吃了，他把钓饵都吃光了，这是不近情理的，平时我就不喜欢他。”后来，王安石自己写作《日录》，对祖宗讨厌鄙薄，对仁宗皇帝表现得尤其严重。蔡上翔说：“臣子陪伴皇上赏花钓鱼，皇上就在身边，旁边还站着各位同事，这些钓饵，内侍们已经盛在金碟里了，人人都知道它是钓饵，怎么会有王安石误食这样的事，而且还被皇上亲眼见到了？如果皇上亲眼见到王安石误食钓饵，又何必等到第二天对宰相说这件事，难道他对王安石还有所畏惧而不敢当面直说吗？而且，既然他平时就不喜欢这个人，为什么忍耐到现在才把这种想法说出来呢？不过是一盘钓饵罢了，王安石已经知道吃错了，还要把它都吃完，就是要表现他的奸诈，这种奸诈表现在哪里呢？皇上也一定要等他把钓饵都吃光才知道他的奸诈，这种说法的道理又在哪里呢？皇上因为这件事而不喜欢自己的臣子，臣子也因为这件事而怨恨他的君王，以致后来撰写《日录》，非常鄙薄宋仁宗。为什么邵伯温造谣诽谤竟到了这种极端的程度！”蔡上翔对邵伯温的驳斥，可以说是快刀斩乱麻。此种小节本来是不足以辩驳的，把它记录下来的原因就是想说明，王安石本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洁的人，诽谤者竟用奸诈来诬蔑他，他说了那么多好话，做了那么多好事，都被这个“诈”字抹杀了，天下还有公正的声音吗？

（考异五）

在熙宁、元丰年间（1068—1085），整个朝廷都和王安石的新法为难，然而从未有人诋毁他的人格。如果有，就是从世人所传苏洵作的《辨奸论》开始。他在其中说道：“将来使天下百姓遭殃的，一定是这个人。”又说这个人真是将“王衍、卢杞合为一身了”，又说他“嘴上讲的是孔子、老子，身体行的是伯夷、叔齐，收罗那些沽名钓誉之士和不得志的人，在一起制造舆论，自我标榜”。又说这个人“内心阴险狠毒，志趣和一般人大不一样”，又说他“满面尘垢，像居丧者一样，可是却大谈诗书”，又说“凡是做事不近人情的人，很少不是大奸大恶的人，竖刁、易牙、开方就是这类人”。这些语言丑化、诋毁一个人到了极致，真是没有没说到的了。近代有一位李穆堂先生，据他考证，《辨奸论》是一篇伪作。他在《书〈辨奸论〉后》一文中写道：苏老泉（也就是苏洵）的《嘉祐集》十五卷原本已经看不到了，今天流行的版本中有一篇《辨奸论》，世上的人都因为这篇文章而称赞老泉能预见到王安石将给国家带来灾难。这篇文章最初见于《邵氏闻见录》中，这本书编于绍兴二年（1132年），到了绍兴十七年（1147年），沈斐编苏洵文集附录二卷，其中载有张方平为苏洵写的墓表一文，其中提到了《辨奸论》。而苏东坡为了感谢张方平为他父亲作墓表，写了一封信给张方平，也讲到写作《辨奸论》这件事。我认为，这三篇文章都是赝品。根据当时的情形来考察，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按照墓表的说法，王安石嘉祐元年（1056年）开始出名，他的同党一时为他倾倒，他的任命书中这样写道：“自有人类以来，只有几个这样的人。”制造舆论，把他说得几乎就像个圣人。欧阳修也对他表示赞赏，劝先生（也就是苏老泉）与他交往，而且王安石也愿意结交先生。苏老泉说“我了解这个人，这是个不近人情的人，很可能会给天下带来灾难”。而《邵氏闻见录》叙述《辨奸论》的写作初衷，和墓表是一样的。它引用了墓表吗？那应当明确指出来，不应该用自叙的语气。是与墓表暗合吗？那不应该字句完全一样。考察王安石在嘉祐初年，还没有被当时的朝廷重用，同党也很少，嘉祐三年（1058年），才被任命为度支判官（据《王荆公年谱考略》，应为嘉祐五年——编注），一个中央财政部门的属官。这一年他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并没有得到施行。第二年，负责《起居注》的编修，辞章上了八九篇，又被任命为知制诰（据《王荆公年谱考略》，应为嘉祐元年——编注），很快就得罪了当朝执政的大官，遂以母亲去世为理由返回南京（金陵）守制去了（据《王荆公年谱考略》，其母去世在嘉祐八年——编注）。宋英宗在位这些年，他一直不接受朝廷的召唤，却说嘉祐初年同党一时为他所倾倒，错得太厉害了。把王安石当作圣人的，是宋神宗。任命书说的那番话，是在熙宁二年（1069年），而苏老泉死于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后来的那些事都不是他所能听到的。（中略）还有收罗一些沽名钓誉之士和不得志的人，一起制造舆论，自我标榜，自以为是颜渊、孟轲再生于今世，然而王安石的本传和王安石的全集都在，其中并没有这样的事。王安石执政之后，或许有依附于他的人，但老泉先生已经不在了，他是不可能知道的。如果把老泉先生所接触的人引见给王安石，他们相隔得太远了，王安石不一定有收罗他们的能力。我不知道所谓沽名钓誉而又不得志的都是些什么人。

人为什么要奸诈呢？一定有好处他才这样做的。王安石生平是以夔、稷、契为表率的，千乘之富他不看在眼里，三公的高位也不能改变他，这是天下所有人都信服的，他又为何要奸诈呢？他看到大宋朝的积弱现象，心里很不踏实，惶惶不可终日。而那些公卿大臣却像堂上的燕雀一样，悠闲得自以为很安全，他才不得不出来承担起天下的责任，而又幸运地遇到了很想有一番大作为的皇上，于是毅然与他合作，建立制度，改变风俗，力排众议，推行他的那一套变法的措施。这样做都是为了改变国家的弊端，希望国家长治久安，丝毫自私自利的想法都没有。他的办法不见得都好，但要相信他的出发点还是好的，哪里有什么奸诈呢？还有一点，我年轻的时候读俗刻本苏老泉集，读了其中的《辨奸论》之后，认为它不是老泉的作品，看到的人还有些疑问，不很相信。曾想得到宋刻本作为参考，但购求多年，都没有得到。马端临（字贵与）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列载了苏洵的《嘉祐集》十五卷，而世俗的刻本不称“嘉祐”，书名既然有很大差别，又多至二十余卷，觉得一定有后人的赝品、伪作掺杂在里面了。最近得到了明朝嘉靖壬申年（1532年）太原府太守张镗翻刻的巡按御史澧南王公家藏本，该书书名和卷数都与《经籍考》记述的相同，而其中唯独没有所谓《辨奸论》这篇文章，这就更加让人相信这是邵氏伪造的赝品了。然而又感叹他这样费尽心机地制造伪书，但从来没有做伪者不被人揭穿的。

李穆堂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点亮了一盏明灯，使得所有的事物都无法将自己隐藏起来。蔡上翔引申发挥他的说法，有数万言，论证《辨奸论》和《墓表》确实是伪作，更令人大呼痛快，这里因为文章很繁复就不具体引述了。苏洵并不是圣人，即便是他写了这样一篇文章来诋毁王安石，也不能让王安石有什么损害。然而，假的就是假的，不能认为它是真的。邵氏之流为了诬蔑王安石，把苏洵也诬蔑了，这种鬼蜮的丑态，我实在无法理解，只恨后来编写历史的人还把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论当作实录，而沉沉冤狱经过了上千年也没有得到改正，我又怎能不为之伸张呢？

（考异六）

朱子《名臣言行录外集·邵康节传》中说，治平年间（1064—1067）与客人在天津桥上散步，听到杜鹃的叫声，神情惨然，很不高兴。客人问他原因，他说：“洛阳过去并没有杜鹃，今天开始有了，一定是有原因的。”客人问：“什么原因呢？”先生（邵康节）说：“不超过两年，皇上用南方人为首相，会引来很多南方人，专门进行改革变法，天下从此要出事了。天下要得到治理，地气是从北向南；将要大乱，则从南向北。如今，南方的地气已经来到。”这段文字也曾见于《邵氏闻见录》，而朱熹，即朱夫子竟也采用了，它的荒诞妄言粗俗丑陋，简直不值得有见识的人一笑。邵康节可以提前知道以后的事，难道杜鹃也能提前知道以后的事吗？大概是当时的小人们特别痛恨王安石，而又各自有所崇拜的人，所以就把所谓的先见之言托付给他所崇拜的人，用他们对未来的预言来抬高自己的身份。这就是王安石三次拜谒周敦颐而不被接见，苏洵写作《辨奸论》，以及邵康节听到杜鹃叫声的由来。考察《宋史·司马光传》，其中说道：“宋神宗曾经询问司马光，现在这个宰相陈升之，外面都怎么议论他？”司马光回答：“闽人狡猾、险诈，楚人轻浮、随意，如今，两个宰相都是闽人，两个副宰相都是楚人，他们一定提拔、推荐自己的同党，天下的风俗怎么能够更加淳朴厚道呢？”这种偏激浅陋、嫉贤妒能的话，稍能识大体、顾大局的人都是说不出口的。司马光果然说过这样的话，还是诽谤者假托司马光的名义？我不敢下这个断语。然而，由此可见，当时那些缺少远大的见识、热衷于眼前名利的儒者，他们的南北门户地域之见是非常严重的。王安石作为南方来的人忽然当了宰相，北方人是很嫉妒的。这也是天津桥上听到杜鹃叫声，邵康节所发那番议论的另一个原因。这种谬论到处流传，直到今天则变本加厉，以省界为标准，妨碍国家的统一，真让人感到悲痛！

这段议论所引宋神宗与司马光的一段对话，并不见于《宋史·司马光传》，而见于《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所记为熙宁二年（1069年）事。司马光所说的两个宰相、两个副宰相，其中陈升之是宰相，福建人，吕惠卿是副宰相，也是福建人，王安石是副宰相，则是江西人，两个楚人，不知所指何人。

王安石与宋神宗

商朝的创建者成汤对伊尹，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对管仲，孟子说他们都是先认可对方的学识，然后才请他们做臣子的。事实上，在专制政治体制下，政治家没有得到君主的信任，却能实现自己的主张并有所作为的，我从来都未听说过。所以，非秦孝公不能任用商鞅，非刘备不能任用诸葛亮，非苻坚不能任用王景略，非埃马努埃莱二世（意大利统一后的第一个国王）不能任用加富尔（1810—1861，意大利王国第一任首相），非普鲁士的威廉一世不能任用俾斯麦。如果他们的君主不足以有所作为，却要辅佐他干一番事业，那么就不是通过正当途经获得君主支持的，比较差的就像唐顺宗时的王叔文、王伾，比较好的就像明神宗时的张居正。所以，要想了解王安石这个人，不能不先了解宋神宗。

《宋史·神宗本纪》在“赞”词中说道：“神宗皇帝天性孝顺友爱，他对祖母、母亲都很恭敬，在她们身边侍奉的时候，总是垂手站立，无论寒暑都不改变。他曾经和两个弟弟一起在东宫读书，听侍讲王陶讲论经籍和史传，为了表示对老师的尊敬，他带着两个弟弟向老师行大礼，得到朝野的一致称赞，说他是有贤德的人。他继承皇位之后谦虚谨慎，对辅相都很敬重，鼓励直言，体恤鳏寡孤独之人，赡养那些年高有德的老人，改变财政的匮乏状况，不对宫室搞豪华装修，不搞劳民伤财的各地游幸。”《宋史》本来完成于嫉妒仇恨王安石的那些人之手，他们对宋神宗往往也是有微词的。然而即便按照他们在这里所讲述的，宋神宗的德行已经是秦汉以来皇帝中数一数二的人物了。不过，宋神宗之“神”还不仅仅表现在这些方面，他对大宋朝几代人向辽国、西夏国缴纳岁币感到耻辱，不甘心处于这种积贫积弱的局面，朝思暮想要实行变法，富国强兵，重振汉唐的雄风。他学习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精神，欣赏赵武灵王主张胡服骑射的英明果断。史书上说，宋太祖赵匡胤曾经想积攒两百万匹丝绢换取辽兵的脑袋。按照他的设想，以二十匹绢收购一个脑袋，辽兵精锐不超过十万，两百万匹丝绢就足够了，并把这些丝绢储存在景福殿。宋神宗继位之后，元丰元年（1078年），更改景福殿库名，他作了一首诗：“五季失固，猃狁孔炽。艺祖肇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守之，敢忘厥志。”于是，设置了三十二个库，用这些字为三十二个库命名，一个字为一个库之名。后来，又积盈余二十库，他又作了一首诗：“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也是如法炮制。

英年早逝的宋神宗

宋神宗为宋朝第六代皇帝。1066年被立为太子，次年即位，时年仅二十。他立志改革，重用王安石，实行变法，力图挽救北宋中叶的财政危机。神宗在位十八年，三十八岁便英年而逝。

由此看来，宋神宗的隐痛和他的远大志向不是已经昭然于天下，后世所共见的吗？王船山（夫之）说得好：“宋神宗一定有不能畅所欲言的隐衷，这就是说，在他身边的高级领导人中，没有能够领会他的意图并为他谋划的人。神宗皇帝刚继位的时候，曾对文彦博说：‘国家养兵以备边疆有事，仓库里就不能没有富余的钱粮。’这不是受到王安石的诱导，而是很早就立下了这个志向。（中间省略）神宗仿佛被荆棘囚困在楼台之上，形势紧迫根本不容他在那里自怨自艾，徒发感伤，他希望振奋精神，有所作为。然而，他却难以把自己心里所思所想的话对众人说出来，以鼓舞大家克敌制胜的勇气和决心，只是提出养兵以防备边疆有事，但这还要求助这些高官的理解和支持，这些掌握国家权柄的高官不愿意像他那样表现得焦躁不安，只是想如何与他平安相处。”王船山对宋神宗的论述真可以说是窥见了他最隐秘的地方。宋神宗这个人其实就是王安石所说的怀着一种赤诚心忧天下，不想因循守旧、得过且过，不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那种人。他一辈子都担心自己成为昏聩、糊涂之人，而不以一天的头晕目眩为苦。凡是王安石期待着从宋仁宗那里得到的东西，在神宗这里都得到了。而且，神宗皇帝环顾群臣，没有一个可以和他谈话的人，当他见到王安石的时候，就好像获得了左右手，他们就像鱼见到水、水养护鱼一样和谐默契，造就了两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君和臣的一段佳话，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王安石既然以他的君王不能成为尧、舜而感到耻辱，而宋神宗则毅然把尧舜当作自己学习的榜样，那么王安石的事业也就是宋神宗的事业，这里也就不再多说了，只选择一两篇王安石所写的奏议，来看看他辅助皇帝的事业是多么勤勉。他在《进戒疏》中写道：

此文作于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刚被任命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

我认为，皇上已经结束了守丧的仪式，这完全符合古代圣贤所规定的礼仪。现在是臣子们向您进呈劝诫的时候了，我现在皇上身边工作，有责任先说出自己的看法。我听说孔子与颜渊讨论如何治理国家，他提出先要抛弃郑国的乐曲，然后远离斥退那些小人。商汤的左相仲虺称赞汤的德行，首先是不近声色，不聚敛财富，然后任用他人就像对待自己一样深信不疑。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不沉迷于声色，不玩物丧志，然后使自己能够集中精神；能集中精神，然后才能明白事理；能明白道理，然后才能对人有所了解；对人有所了解，才能使得小人远远地离开你，而忠臣良士以及贤德的君子才能及时得到任用，并让他们尽心尽力。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法度的施行、风俗的养成都是很容易的。皇上虽然拥有过人的才华，但如果自己不能早早地戒除这种声色欲望，以至于出现失误，让这种欲望扰乱了自己的心思，也会造成精神不能集中的恶果；精神不能集中，就不能明白道理；道理弄不明白，歪理邪说就会乘机来影响你，这样它给你带来危险与动乱也不是不可能的。

皇上自继位以来，我还没听说有过沉迷于声色、玩物丧志的时候。然而，孔子是最伟大的圣人，他尚且认为，人活到七十岁的时候，才敢于随心所欲，如今皇上正值盛年，享受着君主的尊荣，想以声色欲望蛊惑你的人并不少见，那么我的这种担忧和皇上的自我约束就是很有必要的了。

老天降生圣人的时候是非常吝啬的，而我们能赶上圣人的降生就更难了。如今，老天既然已经把圣人的禀赋给了皇上，那么人们就要把对圣人的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希望皇上能够自尊自爱，成就你的圣德，自强不息，去建功立业，使您在后世不丧失圣人的名誉，而天下的人都能得到皇上的恩泽，这难道不是您所希望看到的结果吗？

他在《论馆职札子一》中写道：

（前略）自尧、舜以及周文王、周武王以来，历代君王都喜欢探讨治理天下的道理，选择人才，任用他们来辅助自己。我想，一个皇帝的职责就在于探讨原则、道理，而不在于做事；就在于选拔人才并任用他们，而不在于自己去亲力亲为。希望皇上能以尧、舜、周文王、周武王为榜样，那么圣人的功德一定会显现于天下。至于各个部门那些琐碎的事务，恐怕没有必要让圣人每日辛勤劳碌。（中间省略）政府各个部门每天都有事情请示汇报，他们所说自己部门的那些事，都是琐碎的小事，至于关系到国家大局的事情，有时刚说了一个大概，就由于时间紧迫只好暂时告退。如今有很多事，如果不是经过详尽地讨论和说明，让所有需要变革、设置的施政措施，无论事情的来龙去脉、时间的先后，以及大小、详略的方案，都让皇上了解清楚，烂熟于心，然后按照顺序去施行，那么治理国家的大政方针是没有办法贯彻实施的。而且，像我这样的臣子，如果不是皇上的恩赐，我又怎能从容地竭尽全力地去做事？自古以来，那些有过很大作为的君主，没有不是开始的时候非常勤奋，到后来就沉湎于享乐和安逸的。如今，皇上具有圣人的资质，秦汉以来的帝王没有能和您相比的。您在处理天下大大小小的事务时也是非常勤奋的，但是，您所做的有些并不是很重要的事，所采取的措施有时也并不合适，我担心您到后来并不能以享乐和安逸结束这一生，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啊。

读罢这两篇文章，王安石是如何启发他的皇上的就可以看清楚了。他所说的“不沉迷于声色，不玩物丧志，然后才能集中精神；能集中精神，然后才能明白道理；能明白道理，然后才能对人有所了解”，岂止是君王，凡是做学问、做事情的人都应该按照这个方式去做。他所说的“让所有准备变革、新创的施政措施，无论事情的本末、时间的先后，以及大小、详略的方案，事先都经过详尽的讨论和说明”，则又是开创一个事业的根本，而宋神宗后来之所以能对王安石那样信任，不被社会舆论和众人的言论迷惑，大概也是有原因的。

他在《论馆职札子二》中写道：

皇上自继位以来，因为在职的这些官员有些缺乏才能，就提拔了一大批人，这些人多数是有些小才而在德行上有缺陷的。这样的人如果得了志，社会风气就会败坏。社会风气败坏了，那么这些朝夕在您左右的人如果都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来侍奉皇上，就没有胆量质疑朝廷的是非；那些被皇上派到各地去的人如果都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来为皇上做事，也就不能了解关系到天下兴亡的主要问题在哪里。这种弊端已有前车之鉴，恐怕不能不认真对待。想要解决这种弊端，只有亲近贤德良善之人而已。

啊，我读到这里了解到，熙宁、元丰年间（1068—1085）在用人方面有不合适的地方，责任一定不全在王安石啊。宋神宗希望国家得到治理的心情太急切了，然而君子中能够顺应他这种愿望的人又太少了。所以，他在用人方面就有些鱼龙混杂，来不及仔细选择。这是宋神宗的一个麻烦，也是王安石的一个麻烦。

总论——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和施政纲领（一）

世上谈论王安石的人往往只谈他的变法。由于这个缘故，人们在谈论王安石的功罪的时候也只是根据他的变法。我固然是王安石的崇拜者，尽管如此，我知道，历史学家是不能根据个人的好恶来评判历史人物的。在这里，我将全面考察当时的情形，并参考古今中外的各种学说，心平气和地讨论王安石的历史功过。

自元祐年间（1086—1094）以来，所有人谈到王安石的变法，都说他的那些法是恶法。他们这是意气用事，片面、偏激是不用多说的。然而，王安石所变之法都是良法吗？这也是我不能贸然肯定和赞成的。我常说，天下有绝对的恶政治，而没有绝对的好政治。如果他的施政本意在于为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幸福进行谋划，就应该算是好的政治。

还有一种情况：有时候，这种谋划最终达到了目的，好的谋划得到了好的结果；但也有谋划得很好，却不能达到目的的，出发点（或者说动机）是好的，其结果反而非常糟糕，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所以，对于同一政策，往往甲国实行了，就能达到很好的结果，乙国实行了，却得到非常不好的结果；甲时代实行了，能达到很好的结果，乙时代实行了，却得到非常不好的结果。那么，这个政策究竟好还是不好呢？这是没办法回答的。可以回答的只有一点，就是把它放在一个具体的环境中，看合适还是不合适。

王安石所变之法，我想从中找一个完全不好的法是找不到的，因为他的本意，也就是出发点（或动机），都是为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幸福来谋划的。然而，从王安石施行这些变法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其中适合当时情况的与不适合当时情况的，大约一半对一半。王安石非常赞赏古时三代的法度，他说，这些法都是三代已经实行过并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然而，三代太遥远了，记载于典籍中的又不可尽信，这些法是否曾经实行过，我也不敢确定。但是，王安石的这套办法曾在一郡之内和一县之内做过尝试，而且确实是有效的。不仅如此，根据我的见闻，当今之世的欧洲各国，他们的政治设计往往和王安石不谋而合，而新兴的德意志帝国在这方面则有更多的相似之处，而且它已取得了很耀眼的成绩。既然如此，王安石也采用同样的办法，并且诚心诚意为天下苍生而谋划，效果却非常不明显，这是什么原因呢？应当看到，三代以前的政治家，他们所经营谋划的几乎都是占地千里的王国，有些还是只有数百里的诸侯国。而当今之世的欧洲各国，其中大一点儿的不过和我们的一两个省差不多，小一点儿的也就只能和我们的一两个县相比。所以，三代以前行之有效的或今天欧洲各国行之有效的，王安石管理鄞县一县时也是行之有效的，这一点可以断言。等到他做了宰相，管理这个国家的时候，是否还能像他在鄞县一样行之有效，我就不敢断言了。

我读中国的历史，发现获得成功的政治家只有几个人，一个是管仲，一个是子产，一个是商鞅，一个是诸葛亮。我们考察一下他们所处的时代，都是封建时代或割据时代；他们所管辖的地域只能和今天的一个省或数个州县相比。但是到了大一统时代，管理的是整个国家，想要得到这样一个政治家，他能够深思熟虑、深谋远虑，制订一个宏大、长远的规划，使全国人民都能得到好处，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那几个人一样，大概还没有这样的人吧。如果有一个，那就是王安石，而他的成就一定会让后来的人瞠目结舌。于是我私下里怀疑，我国的政治家是不是只能治理小国家，不能治理大国家呢？我由此想到我国之外世界其他国家闻名于后世的那些政治家，加富尔是什么人呢？俾斯麦、格莱斯顿（1809—1898，英国政治家，曾四度出任英国首相）又是什么人呢？我国的一个巡抚或总督而已，也就是一省的领导人罢了。至于强盛时期的罗马帝国，还有当今的俄国，都希望能有像管仲、商鞅那样的人，但为什么没有呢？我经过深入思考发现了其中的缘故。大政治家都是一些这样的人，他们要做的事情不外乎统一国民的思想意志，使他们能向着一个目标前进，从而达到对内充实国力、对外扬眉吐气的目的。而要想统一国民的思想意志，他们所采取的办法只能是进行干涉。今天，用放任的办法而不是干涉的办法管理国家的只有英、美等两三个国家。然而，他们所谓的放任已经不是我所说的放任了，何况在此之前，他们也都经历过很严重的干涉的阶段，才有了今天的放任。其余那些国家没有不是用干涉的办法治理国家的。并非只是今天的东西方各国如此，就是我国古代也是用的这种办法。管仲、商鞅、诸葛亮都是用干涉的办法管理国家和民众的。《周官》是否为周公所作，我不知道，其中的那些主张曾经实行与否，我也不知道。假如真是周公的作品，而且真的曾经实行过，那么干涉民众最多的没有能超过周公的。这样看来，干涉是政治家唯一的手段就很明显了。而这种手段，如果用于治理小国还比较容易，用于治理大国就比较难了。小国实行这种办法，利大于弊；大国实行这种办法，则弊大于利。所以，过去治理大国的人所用方法只有两种：一种是专制独裁，一种是无为而治。专制独裁者我们叫他民贼，对他们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也不认为他们是政治家。而放任者也绝不足以称为政治家，我没听说过政治家卧在床上就可以治理他的国家。况且，既然说到放任，那么不仅人可以做，而且土木做的偶人也能够做到，何必还用这些政治家来做呢？我国有数千年的历史，凡是一家一姓兴起的时候，一定用专制独裁的政策，像汉高祖、宋太祖的时代就是这样。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则一定用放任的政策，像汉景帝、宋真宗的时代就是这样。放任时间久了，就会出现混乱，混乱就可能亡国，亡国后又有振兴，有振兴就会有独裁，专制独裁疲倦了，就又返回放任。历史就是这样循环往复，所以在这里是不能产生政治家的，对此我一点儿也不感到奇怪。放弃专制独裁和无为而治这两种办法，在这两种办法之间的只有干涉这一条道了。然而，大国很难实行干涉的办法，而且实行后弊大于利，我们已经说过了。所以，我私下以为，国家太大了，便利了那些威风八面的军人，成为他们驰骋的舞台，也便利了那些碌碌无为的庸才，使他们可以藏身于其中得过且过，最不利于那些发愤图强、意志坚决、有条有理、明察秋毫的大政治家。从今往后，交通日渐发达，这些大国也就像过去的那些小国一样了，则政治家的成就也就比较容易实现了。而在过去，天下最艰难的事业大概没有能超过它的。就王安石所处的时代、王安石所处的地域来说，想要实现王安石的理想，它的难度，周公没法儿比，管仲、商鞅、诸葛亮没法儿比，来库古、梭伦没法儿比，施泰因、加富尔、俾斯麦、格莱斯顿也没法儿比。他的难度这么大，他所取得的成绩也只能是这样，这一定是很合适的。他的难度这么大，尚且能取得这么大的成绩，则王安石在古今中外的政治家中，其地位是可以想见的。

此“封建”非彼封建。

这里所谓的放任即现代社会之民主政体吧。

这是中国特色的放任。

而且，同样都是以干涉为特征的政治，也有程度上的深浅差别，程度浅的实行起来就比较容易，程度深的实行起来就比较难。王安石所实行的以干涉为特征的政治有些措施是立宪制国家能够实行而专制国家极难实行的，甚至还有的措施接近于国家社会主义，是今天世界上那些立宪国家仍未实行的。我们国家这些数千年来没有经历过以干涉为手段的管理的民众，突然把干涉强加给他们，他们群起哗然，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王安石的法果然是良法吗，或者不是良法吗？我没有办法说清楚。此外，还有一个导致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就是用人不当，这一点很多人都能指出来。然而，我对于这种说法还是有保留意见的，与过去的论述者稍有不同。这个问题放在下面讲，这里就不赘述了。

分配、税收和国家财政——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和施政纲领（二）

社会上对王安石的一般看法，是把他当作一个从民间聚敛、搜刮财富的官员，这就大错特错了。诚然，王安石的事业大半是在理财。但是，他理财的目的绝不只是增加国库每年的收入而已，实际上还是想让国民摆脱贫困，增加他们的财富，再从他们的财富中索取盈利的那一部分作为国家的财政经费。所以说，发展国民经济才是他的第一目的，改善国家财政只是他的第二目的。他所主张建立的各种法令都是和这两个目的大有关系的。因此，我不用财政这个概念，而用民政和财政这个提法。

有人曾将他的所做比附为今天的经济体制改革。

类似于所得税吧。

第一，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

这个制置三司条例司是王安石创立的管理国家财政的机关，负责制定户部、度支、盐铁三司条例，实际上是个领导变法的机构。他说：

西周时期设置泉府之官，掌管货币流通和集市贸易，目的是限制财富过度集中，调剂贫富差距，使天下的财富得到合理分配。后世只有桑弘羊、刘晏的做法与这种做法大致相似。学者不能了解先王制定这些法令的用意，认为皇帝不应当与民争利。其实，如今想要理财，还是要采用泉府的办法。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朝廷设立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宋神宗下诏说：

我认为，要想达到天下大治，一定先要使民众富裕起来，然后天下大治的局面才能实现。如今，县一级的官员连薪俸都不能保证，老百姓的财富也面临枯竭，所以特意下诏给辅佐的臣子，在朝廷之内设置三司条例司，来革除现在的弊端。如果一个人所做之事是他从事的专业，那么他就能认清其中得与失的根源。我今天把权衡天下财富的重任交给这个部门，他们熟悉、了解自己的工作，得到的办法一定是最好的，提出的建议一定是通达的，把财物聚积起来，追求国家的富足，只有这样做，我的百姓才能富裕起来。如果政策制定得很苛刻，下面的百姓受到剥削，上面的官吏怨声载道，这是我不希望看到的。所以我命令三司的官员、诸路的监察干部和朝廷内外的官员，在接受诏书两个月后，汇报你们整顿财政的计划。

制置三司条例司成立后，宋神宗特命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宰相之一）和王安石共同领导这个部门。王安石当时任参知政事，即副宰相，由他主持这个部门的具体工作。当今世界上实行立宪的那些国家往往以总理大臣兼财政大臣，就是因为财务是各种政务的根本，王安石深深地理解这一点。

王安石的志向在于抑制大地主的兼并，帮助贫困的百姓，合理分配天下的财富，使老百姓富裕起来，从而达到天下大治。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职责就在这里，而此后制定的各种法令也没有不是根据这个基本点来施行的。据史书记载，王安石曾与司马光在朝廷上就如何理财的问题展开辩论。司马光说：“善于理财的人不过是按着人头敛取民财。”王安石说：“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善于理财的人不增加赋税也能使国库充足。”司马光说：“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天地所创造的财富不在百姓手里，就在官府手里，你千方百计从百姓手里争夺财富，这种伤害比增加赋税还要严重呢。”他们二人争论不已。司马光的这些说法真的有道理吗？天地所创造的财富果真是永远不变的吗？如果人也可以按照一定的规律去创造财富的话，那么天下的财富是不是可以增加呢？天下的财富一定有不在官府也不在民间的，它们被丢弃在地上。正是这样。如果财富增加了，那么它既可以在民间，同时也可以在官府。如今的欧美各国这样做了，他们就是很有成效的。王安石想要整顿、改善国家的财政，他以发展国民经济为入手的方法，这就是孔子曾经说过的百姓富裕了，君主怎能不富裕呢？中国自古以来谈论理财的人，他们的见识没有能够达到这个高度的。

著名史学家司马光

司马光（1019—1086），北宋大臣、史学家。他的史学著作有《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及“考异”“目录”各三十卷、《通鉴举要历》八十卷、《历年图》七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其中《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编年体史书。

王安石是这样想的，国民经济为什么越来越衰弱不振呢？因为国民不能充分发挥各自的能力从事生产。国民为什么不能充分地发挥各自的能力从事生产呢？这是豪强巨富的兼并造成的。一国之中总是豪强巨富少而贫民多，而豪强巨富又喜欢靡费奢侈，并不把他们的财富作为扩大再生产的资本，那些贫苦人点点滴滴的生活资金又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耗尽了。一个国家的资本如此匮乏，百姓的生活没有办法再凑合下去了，于是王安石殚精竭虑地想要找到解决的办法，而最好的办法就是解决兼并的问题。谁能解决兼并的问题呢？只有国家才有这个力量。王安石想把财政大权全部集中到国家手里，然后由国家调剂分配，拿多余的弥补不足或亏损的，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享有一定的财富，并且有能力、有条件从事生产。他在一首诗中写道：“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他的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等法令都是根据这个基本点制定的。最近这数十年来，这样一种思想在欧美是非常盛行的，名叫社会主义，这种学说以国家为大地主，为大资本家，为大企业家，而人民不能有私有财产，就像王安石所说的，“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也就是说，国家的财政收支都由君主掌握，兼并被认为是奸邪的行为。他们那里的许多学者往往梦想实现这个社会，把它当作通向世界大同的必经之路，而有见识的人又认为这是一件很大的事，可能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以欧美这样的条件，现在仍未能走到这一步，而王安石想在数百年前的中国就实现这个理想，哪有这种好事呢？虽说他在开始时没有他们那么宏大，他的条目没有他们那么复杂、细致，他的程度也没有他们那么极端，然而这种做法仍不能完全适应王安石所生活的时代和国家，是可以断言的。王安石的问题就在于这一点。但他的学识精彩卓越，他的思想深远，他的心地仁爱宽厚，他真的是千古一人啊，司马光怎么可以理解他呢？

见《兼并》一诗，意思是说，夏、商、周三代的君主像对待儿子一样对待自己的百姓，公家和私人的财产都由君主统一分配，除此以外没有分外的财物。君主独揽大权，像北极星一样掌握着其他星星，使其围绕自己运行。国家的财政收支既然都由君主掌握，那么兼并就被认为是奸邪的行为，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兼并的情形也就无从产生了。

社会主义难以实行的原因不止一条，而为国家掌握理财机关的这个人是最难选择的。他手里的权力越多，弊病和危害的产生也就越容易，这一条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他们那里所倡导的社会主义在立宪政体确立之后还难以实行，何况是在专制的时代呢？本来是想抑制兼并，万一在实行中一时不慎，国家反而成了兼并的领头人，那么百姓到哪里去投诉呢？还有那些监守自盗的官员借此自肥，就更别说了。所以，王安石的这个政策在财政上收到的效果虽说很丰厚，但在国民经济上收到的效果还是很有限的，这一点也应该看到。

宋朝财政的破败到了宋仁宗的晚年已经很严重了，这一点前面已经谈到。宋神宗继位之后，首先让翰林学士司马光等人设置官署研究裁减国家开支的制度，把庆历二年（1042年）的数字作为基数，和今天开支费用中不同的地方对比，进行分析，并向他汇报。过了几天，司马光对神宗说，国家开支不足，就在于花费太奢侈了，赏赐不加以节制，宗室又非常多，官职的设置则过分庞杂，缺少必要的限制，军队也不精悍，这种情况必须由皇上与两府大臣和三司官吏深思，找到挽救这种破败现象的办法，经过岁月的打磨，也许会有成效，不是我一朝一夕就能够裁减的。等到建立了制置三司条例司，查阅三司的财务账簿，商量了很久，才决定废弃哪些开支是合适的，凡是一年的政府开支和郊祀的费用都编写出预算。这样一来，节省的经费达到了十分之四。财政的破败既然已经这个样子，如果不谈怎么创造更多的财富，只从节约费用入手，能够使国家安宁吗？司马光并非不了解这一点，却仍然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说什么慢慢来，不能裁减得太快，就是想把难题推给皇上，怎么能不负责任到这种程度呢？而且，司马光说做不到，那为什么王安石能马上裁减十分之四？也没见有什么大变啊！而沿用了数十年的费用，每年的政府开支一下子裁减十分之四，这真是天下最难的工作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刚刚建立就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可见领导这个部门的人做事是多么忠诚勤勉，才识是多么聪明机敏，魄力是多么坚毅伟大。王安石和那个不负责任的司马光为什么正好相反呢？后世那些谈论王安石的人对于这样伟大的业绩都采取沉默、忽略的态度，故意不说，真不知是何居心！

历史上所说的编著定式，也就是今天各立宪国家所谓的预算案。史书还说，三司提交的新增官吏俸禄的数字，京师一年增加四十一万三千四百余缗，京师以外，监司和各个州县增加六十八万九千余缗。通过裁减过分庞杂的费用来增加官吏的俸禄，这是改善行政的根本出路。当时，建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所做的善政也许更多，但史书上已经无法考证了，就是这些东鳞西爪的事情，也不是世俗之人能够做得到的。

铜钱的计量单位，俗称串，一串为一千文。

《文献通考》卷二十四引元祐元年（1086年）苏辙的上奏说：熙宁初年在三司看到各地报上来的财务账簿，其中有上报之后二三十年没有开封的。实际上，各地州郡上报财务账簿的时候，随着这些账簿一起来的还有贿赂，贿赂都有一个常数，达到这个数额的就不开封查验了，如果达不到这个数额，就百般刁难，直到把钱要足为止。由于这个原因，还在衙署中安排了接待、侍奉的吏员，专门在暗中与这些送交公文案卷的人纠缠。以前这种财政机关的腐败，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青苗法。

青苗法颇有些类似于官办的劝业银行，这是王安石的惠民政策。《宋史·食货志上》的第四篇记载了它的缘起：

熙宁二年（1069年），制置三司条例司发布消息称，各路常平、广惠仓中储存的钱谷粗略计算已经达到一千五百万贯石以上，不过它的收藏和发放都违背了初衷，没能收到应有的效果。如今准备采取新的办法，根据当时的谷价，遇到市场上谷价高的时候，州县政府要适当降低谷价，卖给困难的农民；遇到市场上谷价低的时候，州县政府要适当提高谷价，收购农民手里的粮食。还可以采取将青苗纳入税收的办法，春天将钱粮贷给困难的农户，以青苗作为抵押，秋天将贷款收回，收取利息两分，也可以用现钱进行兑换。这是参照了陕西转运使李参在陕西实施青苗法的经验，愿意预支借贷的人，就发放贷款给他，到秋收的时候，按照税收的标准缴纳粮食。借贷每年分两次进行，一次在正月，一次在五月，还贷时有人愿意缴纳粮食，也有人因为市场上粮食价高愿意还钱的，都从其便。如果遇到灾年荒年，允许下一次贷款到期时再缴纳。这不仅能够帮助百姓度过灾年荒年，而且百姓从官府得到贷款，那些兼并的豪富之家就不能再利用青黄不接的时候向农户发放高利贷了。再者，常平、广惠仓里贮存的谷物积压在粮仓里，一定要等歉收之年谷物涨价时卖出去，能够买得起的不过是城市里那些游手好闲的人。如今，利用一路的资源，市场谷价贵时，官府借贷谷物给农户，市场谷物便宜时，官府从市场上收购谷物，以增加官府的积蓄，平抑物价，也使得农户有了资本，可以不误农时，不荒废土地，那些想要乘机兼并的豪富之家不能利用农户的暂时困难。所有这些做法都是为了百姓，政府不从中牟取利益，这也正是先王让利于民以发展生产的重要措施。先要统计诸路钱谷究竟有多少，然后分别派遣各地官员去提取，每个州郡选任通判、幕职官各一员，主管转运和出纳，仍然先从河北、京东、淮南三路开始施行，等到有了一些头绪，再向其他路推广。其中广惠仓除了留下一部分钱粮用于救济老弱贫病穷困的人外，其余的都用于青苗法。皇上已经允许，制置三司条例司又制定了具体的实施办法，先从河北、京东、淮南三路做起来，访问民间的农户，多数都愿意支取贷款，希望其他各路转运司都能尽快施行。

路是宋朝一级行政单位，相当于今天的省。

这就是青苗法的大致情况和施行的缘起。为什么叫青苗法呢？当时的陕西转运司李参为了解决戍边士兵军粮不足的问题，下令让当地的百姓自己估算一下粮食的产量，官府把钱借贷给他们，等到秋收时向官府缴纳粮食，借给农户的钱就叫“青苗钱”。通过几年的经营，仓库里有了余粮。到了王安石变法的时候，仿照这个办法去做，所以沿袭了这种叫法。王安石怀念这个政策很久了，他年轻时候所作《寓言》诗，就表达了这个意思。后来他做了鄞县的县令，也曾采用这种办法，证明是有效的。等到他担任了国家的主要领导，就想把这种办法和措施推行到全国去。我曾经谈论过这个问题，不论哪个国家，也不论哪个时代，那些在田里劳作的农民一年到头勤勤恳恳，如果不是遇到水旱之灾，那么他们的收入是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的。赶上几年好收成，他们就会有一些盈余，也就可以规划婚丧嫁娶和祭祀之类的费用。然而，实际情况往往并非如此。开始时，资金可能不很充裕，耕牛、种子都需要钱，还有青黄不接时的生活所需，不能不向周围的豪富借贷。有时遇到大灾之年，或者喜事、丧事，为了各种礼节，又要向他们借贷，那些豪富则乘机将他们的命运攥在手里。于是，一年的收入被利息吃掉了一大半，到了第二年，他们不得不继续借债度日。债务一天比一天重，利息一天比一天多，他们辛辛苦苦干一年，只是为豪富做牛做马罢了。老百姓越来越贫弱，国民经济越来越困窘的原因就在这里。历史上在欧洲的希腊、罗马，有钱人往往借贷金钱和粮食给贫民，后来贫民负债太重，无力偿还，只好卖身为奴。古代欧洲奴隶很多，大约就起源于此。经历了数千年，这种制度始终没有办法根除。公元1500年以后，各国政府纷纷用法律规定提取利息的比例，有人超过就会定罪。然而，高利贷仍然得不到禁止。此后，近代银行制度兴起，这种良好的愿望才开始慢慢变成现实，但它仍不能惠及农民。最近这数十年来，有了所谓劝业银行、农工银行、信用组合等组织，社会财富渐渐为更多的人所享有，然而仍然不能使每个人都公平地享有社会的财富。所以说，这种贫富不均的问题实在是一个数千年来令各个国家都非常苦恼而又始终没有解决的老问题。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国家改变其政治制度才有可能。圆满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在我国古代有所谓的井田制，在欧美近代则有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都是不允许人民拥有私有财产。达不到圆满解决而求其次的话，国家设立贷款机构是首先要办的事，让那些豪强富户囤积居奇的伎俩不能实现，王安石计划要做的就是这件事。我国在王安石之前想到要这样做的人也是有的，齐景公在齐国，子皮在郑国，司城子罕在宋国，都用这个办法来赢得民众，王安石不过是仿效他们的一些主张罢了。

当时，苏辙也曾写过文章说：“天下的百姓，没有田进行农业生产，没有钱投资商业，又禁止他们贷款，他们就难免辗转死于沟壑。如果让豪富借贷给他们，这些人就采取很不仁义的办法，收取大半的利息（高利贷）。百姓不这样做的话，就只能典当家里的财产或衣物。百姓深受其害，而国家也得不到好处。按照周朝的做法，如果百姓需要贷款，则请地方官吏审查之后贷给他，以向国家缴纳租税的方式支付利息。如今可以让州县的官员放贷给当地的百姓。”看来，苏辙的这种观点与王安石的青苗法正好吻合，不知他是以前听说过王安石的这些想法，还是他自己的创见。不过，苏辙后来还是因为攻击青苗法被罢官了，难道文人说过的话不是准备实行的吗？

王安石既然想实施青苗法，那么他就不能没有资本。由国库拨给资本，还不是他目前所能做到的。恰好有常平、广惠仓，各路各州县都有设置，而它储藏的东西事实上是弃置在那里，没有多少用处，王安石是把无用变为有用，用它作为资本。他的计划是很周详的，眼光是很敏锐的，非常令人钦佩。司马光曾经说过：“常平仓是三代的良法，放贷青苗钱危害不大，废除常平仓危害就大了。”然而，常平仓并没有惠及百姓，就像制置三司条例司在原奏折中说过的，司马光能够为它辩护吗？不过是强词夺理罢了。

青苗法实行以后，在朝廷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起来反对王安石的人很多，各有各的说法，一时也很难深究，所以这些人和他们的意见就不在这里一一介绍了。从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一文可以看到当时争论之一斑，他坚持自己意见的原因在这里也看得很清楚。

昨天收到你的来信，承蒙你的指教。我认为，我们交往相处的时间虽然很长，但讨论问题往往意见不合，这是因为我们所持的政治主张存在很大分歧的缘故。我虽然很想向你解释，但想来一定得不到你的谅解，所以只做简单的回复，对于你的指责，也不一一进行辩解了。但又想到你这么看重我，在书信往来中是不应该怠慢无礼的，因此向你详细说明我的想法，希望你能原谅我。

大概学者所争论的问题主要在于名称与实际事物的关系，如果名称与实际事物的关系搞清楚了，那么一些基本理论也就明确了。如今你来指教我的主要是四大“罪状”，即超越职权、惹是生非、与民争利、拒绝劝告，以致遭到天下的怨恨和诽谤。我却认为，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皇上批准的，议定的法令制度也在朝廷上讨论过，然后分别交给各级官吏去执行，不能说是超越职权；实行古代贤明君主的政策来兴利除弊，不能说是惹是生非；为国家改善财政状况，不能说是与民争利；驳斥错误的言论，批评花言巧语的人，不能说是拒绝劝告。至于实行新法会遭到这么多的怨恨和诽谤，我早就料到会这样的。人们沉迷于得过且过已经很久了，士大夫中有很多人都把不关心国家大事，附和流俗，取悦大众作为美德。皇上就是想要改变这种风气，因此我不管反对变法的人有多少，都要贡献自己的力量，帮助皇上抵制这种歪风邪气，这些人怎么能不大吵大闹呢？从前，商朝皇帝盘庚要迁国都，抱怨的人很多都是老百姓，不仅是朝廷里的士大夫。盘庚并不因为有人抱怨就改变他的计划，这是因为他经过思考，认为正确，然后才做的，做得对，还没看出有什么可后悔的。如果你责备我在位这么久，还未能帮助皇上有大作为，使百姓得到实惠，那我接受这个批评。如果说现在一切事情都不该做，只守着从前的那些法令制度去实行就可以了，这不是我敢认可的。没有机会和你会面，说不尽我对你十分仰慕的心情。

这封书信虽然非常简短，然而作者对于事业的坚持、坚守和坚定，以及自信的卓绝坚贞都跃然纸上。我们在千年之后再读这封书信，依然能在这里窥见王安石的精神，令人兴奋不已。按照当时的制度，借贷青苗钱的人，官府收取两分利息，所以批评王安石的人便以此为依据指责他从百姓手里搜刮财富，王安石在《答曾公立书》中谈到这个问题：

来信提到青苗法这件事，新法的实施对奸邪之人是不利的，他们一提反对意见，就有一群不明事理的人随声附和，他们的本意其实不在新法本身。孟子不喜欢言利，他所谓的“利”是指我这一国我这一身的私利，至于说到狗或猪吃掉人的粮食要禁止，野外有饿死的人就要开仓赈济，这是关系到国家政治的大事。国家大事就是理财，理财就是国家政治。一部《周礼》，讲如何理财的占了一半，难道周公是为了“利”吗？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想利用名称和事物本身比较接近这种情况搞乱它，以此来迷惑皇上和公众，但他们并不了解百姓心里是怎么想的。开始以为没有人愿意贷款，而实际上前来贷款的人堵也堵不住；后来又担心人们不能还贷款，结果还贷的人多到几乎无法应付。大概按照百姓的愿望去做事，满足了他们的愿望，就必然会这样吧。然而有人又说，收两分利息不如收一分利息，收一分利息不如一分不收就贷款给他，贷款给他不如白送给他。为什么不白送而必须收两分利息呢？目的就是将来能把这件事继续办下去。如果不能继续办下去，就成了只讲恩惠而不懂得国家政治，这不是给了百姓好处却又不耗费国家财力的办法，所以必须实行贷款的方式。而且，还有官吏的俸禄、运输的费用、水旱灾年的拖欠、老鼠鸟雀的损耗，因此必须有所积累，准备饥荒到来时直接送给人们。这样计算下来，没有两分利息能行吗？而且，两分利息也是过去常平仓的常规做法，怎么可以改变呢？你如果能和懂得更多事理的人讨论这件事，你就会明白，我所说的没有一个字是不合于法度的，而社会上那些喋喋不休、无理取闹的人也是不值得一驳的。

前些年我们这里也有发展经济就是最大的政治的说法。

从表面看，理财是一种谋利的行为，但却忽略了其中的政治意义，它不是单纯的经济行为。

这些都是计入成本的，赈灾更是政府的职责之一。

这封书信真可以说是专为解释为什么要实行青苗法而作的。当时，整个朝廷一派群情激愤的样子，除了与王安石共事的少数几个人之外，几乎没有一人不向青苗法发难的。把那些弹劾他的奏状累加起来，大概可以掩埋他了，但他仍然不为所动，而且宋神宗也不为这些奏状所动，这是什么原因呢？并非只是王安石有强大的自信，并且争取到了皇上的信任，而是当时那些批评他的人实在是没有一句话能指出他的要害，这也是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些批评他的人都指责他是个搜刮民财的人，损害百姓的利益，为国家（实为皇上）聚敛财富。然而，王安石立法的本意恰恰与他们说的相反。实际上，他的本意就是要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一点儿借此机会帮助国库增加储备的意思也没有。条例司原奏中说的那些话并非矫饰之词，都是实实在在的情况。然而，批评他的人把他比作桑弘羊和孔仅一样的用心，这就是所谓无的放矢，不仅王安石不认同，就是宋神宗也笑着把他们的奏状留存起来。

王安石为何要以一种愤激的态度对待名实之辩呢？他指出，新法的实行对奸邪之人是不利的，而对此持有异议的人，他们的用意又不在于新法。

啊，他怎么能够一语破的而话中又隐含着哀痛呢？当年古罗马的伟大人物格拉古执政时，进行土地改革，限制公民占有土地的数额，全国人民欢声雷动，却遭到元老院的一致反对，他竟被众人打死在元老院中，大概也有人因新法的实行而受到危害，他们的用意也不在于新法本身。

王安石最初执政的时候，先裁减了各级政府不必要的开支约十分之四，这些朝廷官员大多数的衣食就来自这些开支，对他们不利已经很久了。而且，青苗法的本意就是要抑制豪强富户的兼并，这些朝廷上的官员多数都是豪强富户，以他们的能力要实行兼并是完全可以的。既然青苗法威胁到他们的利益，那么他们一定要进行反抗。当时朝廷之上群情激愤，人人都起来批评王安石，很难保证他们没有私心。即使其中有两三个贤德之人，也未必能怎么样，不过是随声附和那些愚昧无知的流俗之人罢了。何况这里所说的贤人都是习惯于得过且过、偷闲懒惰之人，绝不会主动招惹是非，他们没有是非观念，只要有一点儿风吹草动，就吓得一片哗然，他们这种状况与王安石和宋神宗的精神状态就像榫头与卯眼不能相合一样，是格格不入的。经过了数百年，社会发展到今天，这种社会状况和王安石的时代没有什么不同，王安石说的那些话就像是针对今天说的，真是让人感到悲伤啊！

青苗法立法的本意，它善良的意愿就是这样。然而，能够实行吗？我想，它一定是不能实行的。愿望很好却不能实行，这是为什么呢？而且，王安石在鄞县也是行之有效的啊，为什么还怀疑它可能行不通呢？很显然，一个县和全国是没法儿比的。在这个县里，王安石可以自己说了算，在全国，就不是他一个人能说了算的了。所以，当时就有强迫百姓贷款的禁令，而政府部门也把贷款多少作为政绩，虽然想要不强迫百姓贷款却做不到。遇到灾年荒年，是有可以延迟还贷的规定，但年景好坏并不能预先确定，而灾年荒年又经常遇到，于是政府部门的官员正好借机上下其手，即玩弄手法，串通作弊。这样一来，即使想不累年积压也不行了。这两种弊端只有韩琦、欧阳修的奏议说得最详细，可以说他们与王安石是君子式的诤臣。

看来，政绩成为灾难，古已有之。

有人问：“韩琦、欧阳修二位先生所说既然已经切中他的弊端，王安石却仍然不肯觉悟，虽然都说他性格执拗，但是不是有点儿太过分了呢？”我想不是这样的。当时这些人攻击新法，有问题的地方他们攻击，没有问题的地方他们也攻击，就像王安石所说，他们的意图不是针对新法的。如果为王安石打算的话，似乎只有一件事都不办，什么事都装作看不见，与他们同流合污，才能免去他们的指责，但这显然不是王安石所希望的。而且，青苗法既然是个很好的法，那么它的弊端表现在哪里呢？应当说，不是法有弊端，而是人有弊端。就说这个青苗法吧，王安石在鄞县实行是有效的，李参在陕西实行也是有效的，假如每个县都有一个像王安石这样的人担任县令，那么每个县都是鄞县了。即使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如果各路都能有一个像李参这样的人担任转运使，由他按照制定好的法令监督下面的各个县令，那么也能出现每一路都和陕西一样的局面啊。根据条例司的核定，全国一共设置了提举官四十一人，以当时有贤德的人才那么多，要想找到四十一个像李参这样的人应该不难。而且，王安石又不是不想和这些人合作共事，和这些人完全不同。然而，他们一说有个建议是王安石提出来的，就都掩耳不听，也不问他提的建议是什么内容；他们一发现有个诏书是王安石拟的，就闭目不看，也不问他拟的是什么诏。如果要求他们施行，那么他们不是自视道德高尚或倚老卖老来抗拒，就是投下一个弹劾他的奏折离去。

诸位君子既然不屑与他合作，他又不能伤天害理、一事不做去讨好这些人，更不能一个人把天下所有事都承担起来，于是一定要在这些人之外去寻求愿意帮助他的人，又怎么能找得到呢？何况，这些人不帮助他也就罢了，他们还在一旁煽动、挑唆和阻挠，私下里庆幸它的弊端越来越显著，成功的希望越来越小。这样一来，本来可以顺利施行而没有弊端的青苗法因为这些人的缘故，想要它没有弊端，又如何做得到呢？其他的事也和这件事差不太多。

由此说来，我所说的青苗法虽然很好但不一定能够实行，是可以想见的了。假如每个县令都能像王安石一样，那么，这个法是可行的；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就是不可行的。没有办法而求其次，那么，假如每个提举官都能像王安石一样，似乎也是可行的；做不到这一点，就是不可行的。没有办法再求其次，假如朝廷上每个执掌大权的人都能像王安石一样，那么在不可行中还有实行的可能性；做不到这一点，就是不可行的。

然而，青苗法的弊端果然像当时诸位君子说的那样吗？王安石的良法美意，老百姓就一点儿好处也没有尝到吗？我想，事实不是这样的。历史是诽谤王安石的那些人写成的，他们就是要张扬他的恶行而隐瞒他的好处，凡是可以表现王安石功绩之处删除务尽，唯恐有不彻底的地方，尽管如此，仍然不能完全删除。王安石的《答曾公立书》就记载了“开始以为没有人愿意贷款，而实际上前来贷款的人堵也堵不住；后来又担心人们不能还贷款，结果还贷的人多到几乎无法应付”的场面，当时民众欢欣鼓舞的情形从这里是可以想见的。他在《上五事札子》一文中写道：“过去，贫苦的农民向富户豪强借债付息，如今，贫苦的农民却向官府借债付息了，官府把利息定得很低，解救了老百姓的困苦。”这是青苗法实行数年之后所获得的成效。他在《赐元丰敕令格式表》中写道：“开创新法于其他人之前，获得成功却在反对意见兴起之后。”这就是说，王安石罢相之后，新法的效益才显现出来。

当然，也可以说，这些都是王安石自己的看法，不一定令人信服，我们再看看旁观者是怎么说的。河北转运司王广廉入奏时说：“老百姓都欢呼感念这个德政呢。”李定来到京师，李常见到他，问道：“你从南方来，那里的百姓对青苗法怎么看？”李定告诉他：“百姓感到很便利，没有不喜欢的。”李常对他说：“如今整个朝廷都在议论这件事，你千万不要乱说啊。”李定说：“我只知按照真实情况发言，不知道京师的规矩。有人想封住别人的嘴巴，其实是不可能的。”这样说有人也许还会认为，你列举的这些都是依附于王安石，想从他那里获得宠信的人说的话，并不可信。那好，我们再来看看王安石的反对派是怎么说的。

朱熹在《金华社仓记》中写道：“根据我所看到的前代知名人士的论述，对照今天发生的事情来说，青苗法的立法动机并没有什么恶意，出发点还是很好的。”程颢也曾谈到，他后来有些悔恨自己先前过于偏激，这说明程颢先生晚年已经认识到他先前攻击青苗法是不对的。而且，朱熹还写诗歌歌颂青苗法。苏轼在《与滕达道书》中写道：“我们这些人在新法实行之初总是不肯放弃自己的偏见，这才有了与王安石不同的看法。虽然我们也是一片忠心，出于对国家前途的担忧，但说了许多错话，其中很少有符合事理的。如今皇上圣明，国家充满了新的气象，社会风气也明显好转，回过头去看看我们所坚持的，更感到离正确很远了。”这是苏轼晚年对自己的行为的深深忏悔，感叹社会风气的转变，他的这段话与王安石获得成功在反对意见兴起之后的说法其实是一致的。这里所谓的对社会风气的影响，大概指的就是新法的实行，而青苗法正是新法中的一种。

程颢、苏轼都是当时反对新法最卖力的人，他们都这样，如果不是真有成效，他们会这样说吗？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与程颢、苏轼同样“深自忏悔”的人还有很多，只不过他们没有把自己想说的话留给后人。还不仅仅如此，元祐元年（1086年），宋哲宗刚继位，就将新法全部废除了。二月废除青苗法，而三月，范纯仁就以国家的经费不够用为理由，请求恢复青苗法。八月，司马光也上奏称，实行青苗法对百姓是有利的，只是不能强迫他们借贷。这些都是写在奏折公文中记入正史的。

司马光、范纯仁都是当时最早出来反对青苗法的人，也是攻击王安石最用力的人，为什么十八年后他们又对青苗法这样津津乐道呢？由此也可看出，青苗法在当时是卓有成效的，而且老百姓已经在它的浸润中享受很久了，尽管有人一直想要掩盖它的成效，但其实是不可能的。然而，先前的那些骂声又是为了什么呢？有一种说法，对于普通百姓来说，不能和他们谋划事情的开始，只能和他们享受成果。然而，那些正人君子，他们是普通百姓吗？即使我辈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来看，仍然觉得青苗法是很难实行的，但王安石当时还是实行了，虽说它的弊端是不可避免的，但其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我于是更加佩服王安石的才能是没有人可以赶得上的，那种诋毁当时奉行新法的人都是小人的说法，我始终不敢相信。

以更加平常的心态来看青苗法，它不过就是个银行业而已，希望它能抑制兼并，其功效大概是很小的。银行作为一种产业，它的性质是适宜民办，不适宜官办的。如果国家能够制定出详细的条例，使借贷的人和要求借贷的人都能受益，而没有理由相互埋怨，国家再设立一个中央银行，以此来协调各家私立银行，不必直接贷款给老百姓，那么就算是得到了银行的核心价值。王安石做这件事有点儿像替关公耍大刀，很容易伤了自己的手。当然，这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说这番话，事实上，当时的人民并没有设立银行的能力，而且整个中国也没有一家金融机构，各行各业都受困于资金的短缺，呈现出衰败的景象。王安石能够洞察其中的原因，创造了这个办法来救治，没有超过一般人的见识和胆略能做到吗？中国人中知道金融机构为国民经济命脉的，从古到今，只有王安石一个人。

后来，也有事实上实行青苗法而避开不用这个名称的，像朱熹搞社仓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他的方法也是利息十取其二，夏天发放而冬天收取，这与青苗法有什么区别吗？朱熹在崇安县推行这种方法收到很好的效果，就想推广到全国去，这和王安石在鄞县实行青苗法很有效，也想将其推行到全国去是一样的。朱熹平时痛心疾首地诋毁王安石，认为他非常急切地鼓动大家谋求财富，使得天下所有人都变得非常浮躁而丧失了生活的乐趣。等到他发起社仓的倡议之后，有人问他，以前你不是指责王安石这样做是不对的吗？他就很激动地说：“王安石只有青苗法这一件事是对的。”王安石果然像他说的那样，急切地谋求财富吗？王安石果然只有青苗法这一件事做对了吗？他说你对就是对罢了。

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这是千百年来中国农村自然经济的生动写照。和城市商品经济的兴旺繁荣不同，宋代农村经济大多仍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自给自足式的自然经济。自己种田，自己织布制衣，这种小规模的生产方式多依赖于自然条件，如遇上意外灾害，家庭生活便十分艰难了。此图为宋王居正所绘《纺车图卷》的一部分。

第三，均输法。

均输法也是一种惠民政策。它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地方对京城的物资运输，如何减少盲目性，使其更加合理。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写了《乞制置三司条例》一文，其中写道：

我观察先王制定的赋税法，在国都的周边地区，征收的赋税实物有精品，也有粗货，等级标准是以一百里为限来划分的，而那些离国都比较远的诸侯国，就根据他们各自出产的货物来进贡。同时，又规定可以灵活变通，以货币或实物进行贸易也是允许的。对于市场管理、货物的流通，原则上是没有的使它有，有害的就从市场上清除出去。那些在市场上卖不出去而滞销在民间的货物就由政府委派官吏收购下来，以备将来有人要买，所有这些都不是对货物的垄断。

作为一个君主，聚积起天下的百姓，就不能没有财物；管理天下的财物，则不能没有原则和办法。以一定的原则和办法管理天下的财物，安排转运输送物资的工作，就要注意劳逸的均衡。费用或多或少，就需要相互沟通。资金或有或无，也不能不加以控制。而物价的高低、货物的收购或卖出，管理好这件事，也不能没有一套办法。

如今，天下的财政和物资供应已经到了非常窘迫的地步，主管的官员却死守着不合理的制度，朝廷和地方相互之间不通气，赋税收入有盈有亏，也不能互相弥补。每一路上缴的贡品，年有定额，遇到丰年或路途近便的，本来可以多运送一些，却不敢多收；碰到荒年物贵的时候，很难将贡品准备充足，他们也不敢减少。远处上缴贡品要走相当远的路，但在京城却只值一半的价钱。三司转运使只知道按照规定的额度和期限来收取，不敢有任何的增减调整。碰到国家有重要的军费开支或皇帝的郊祭大典，只能派官吏四处搜刮，洗劫一空。各级政府管理财政的官吏往往隐瞒真情，不说实话，尽量为自己多留一点儿应付临时开支的本钱。他们还担心一年的预算不够用，往往采取改变缴纳赋税地点的方式，勒索缴纳赋税的农户多交运输费。农户为了缴足赋税的额度，往往要花费比原来规定多出一倍的财物。而且，朝廷需要的物品总是求索于不产这些物品的地区，或不产这些物品的时节，那些富户或投机商人就乘公私急需的机会操纵市场和物价。

我们认为，发运使总管东南六路的赋税收入，他的职责就是管好茶、盐、矾的税收，军事储备和国家行政开支很多都要靠它们来供给，朝廷应该拨给专款，作为周转的经费，使他能够全面掌握东南六路的财物赋税的情况，以便灵活调拨。凡是收购赋税上缴的物品，都应该避开价格高的地区，而去价格便宜的地区，到离京城近的地区，不到远离京城的地区。京城仓库的储备情况以及每年支出的数目、现存的数量和所要供应的数量都要让发运使预先知道，有所准备，以便随时处理其所掌握的物资，等待上面的调用。这样，朝廷就可以逐渐掌握市场的控制权，调配物资的有无，做到便利地转运输送，节省费用和劳役，革除沉重的赋税，减轻农民的负担，国家或许从此能充裕起来，百姓也不再感到生活财用匮乏。

《宋史·食货志》记载了均输法施行过程的始末：

王安石亲自撰写的《乞制置三司条例》已经上报，皇上也已经下诏批准，不久就作为均输新法正式颁布实施了，并委托江、淮、两浙、荆湖六路发运使薛向总领六路发运与均输平准事宜。朝廷还从内藏库拨款五百万贯、上供米三百万担，作为营运资本，由薛向全权支配。曾有议论担心有人干扰他的工作，薛向既总领其事，于是请求设置所属官吏，报朝廷备案。神宗允许他自己选配官吏，薛向于是聘请了刘恍、卫琪、孙珪、张穆之、陈倩为其部属，又要求地方官吏报告六路每年应当上缴的数额、京城每年的支出以及现在仓库中的储备等情况，凡是应该预先规划的都提前向有关官员汇报，他们都按照要求去做。其后侍御史刘琦、侍御史里行钱、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知谏院范纯仁、谏官李常等都屡次上疏批评均输法，并且弹劾薛向，宋神宗一律不予采纳，还下诏奖励薛向。然而，均输法最终也没有贯彻施行下去。

均输法是汉朝桑弘羊开创的，到了唐朝的刘晏则更加完善，王安石只是仿效了他们的办法，并非自己的首创。古代货币的使用还不完善，民间常常是以实物进行交易，国家征收赋税也以实物计算。所以，由于道路有远有近，输送税收的劳役就不是很均衡。又由于每年年景的丰歉不同，供求之间也得不到很好的调剂，百姓因此受到很大的伤害，国家也没有因此而获得利益，确实像条例司原奏中所写的那样。因此，桑弘羊、刘晏施行的均输法不用增加赋税而国家财政收入充足，历史学家称赞他们，不是一点儿道理都没有。当今世界，交通便利，货币的使用也更加普遍了。我辈读史，见他们为了这件事竟不怕麻烦，苦苦思索，以求答案，却不了解当时那些治理国家的人，他们的苦心孤诣看上去是那么遥远而不可企及。当时那些气势汹汹地攻击均输法的人又是为了什么呢？《宋史》说，均输法最终没能贯彻施行，但它没说最终没有贯彻施行的原因是什么，难道是因为攻击它的人太多就终止了吗？

第四，市易法。

王安石制定并推行的市易法大致上是借鉴了汉朝桑弘羊所推行的平准法，其特点是平抑市场的物价，掌握制定物价的权力，把物价的操控权夺回政府手中，其实是类似专卖法的一种措施。《宋史·食货志》记载了它的缘起和基本内容：

熙宁三年（1070年），保平军节度推官王韶建议在大宋的边疆进行贸易，并希望能以官府的钱作为本钱。神宗下诏采纳了他的建议，让秦凤路经略司以四川交子交易货物支持他，并任命他负责此事。王韶就想把他的官署移到古渭城去，在那里建一个市场。李若愚等人也提议，应该多多聚积货物来吸引西部各民族的百姓，文彦博、曾公亮、冯京、韩绛、陈升之等人却对其作用表示怀疑。于是王安石说：“如今生活在西北的那些番户，富裕的家里往往存钱二三十万贯。他们都不怕有人劫持，难道朝廷的威严竟已衰弱到这种程度了？如今欲联系西部羌人，把气氛搞得愈热烈，和他们的关系也就愈亲近。古渭城是一座边寨，便于和他们联络，各地来做买卖的商人云集此地，居住在这里的人也越来越多，还可以在这里置军，增派军队，选择合适的人守卫这里，形势就更不一样了。而且，西北的蕃部能够和官府进行市贸交易，那些边民也不再拖欠赋税和债务，而且心怀归顺之意，不仅收获了这样的好处，还开拓了疆土，以后可以在这里集结军队。”

由此看来，市易法的兴起原本出自王安石的“殖民”政策。大概边界尚未开发的地方要想借助人力的帮助，使它日益繁荣起来，着手的办法一定在于开发商业。但是，既然边界尚未得到开发，商人们就会裹足不前。这时，不靠国家的力量推进，是很难取得成效的，这正是王安石力排众议坚决推行此事的原因。后来有了成效，就把它推行到京城来了。

据《宋史·食货志》记载：

熙宁五年（1072年），神宗下诏，拿出国库的钱帛作为资本，在京城设置了一家交易市场，即市易务，由三司管辖。先前有一个名叫魏继宗的人，他上疏给北宋政府，其中写道：“京城的百货没有固定的价格，富户豪强，乘人之危，牟利数倍，财富都聚积到一小部分豪强富户的手里，国家财政也显得十分窘迫。所以，请求将用于专卖货物的钱放在常平市易司，选择懂得财政的官员来负责这项工作，并要求守法的商人进行配合，帮助官府了解、控制市场的价格。如果市场价卖得贱了，就提高价格买进来，如果市场价高了，就减价把货物卖出去，所收获的结余则上缴政府。于是，中书省奏请在京城里设置市易务官，凡是可以在市场上交易的货物，以及滞留在老百姓手里暂时卖不出去的货物，都可以根据平抑后的市场价格进行交易，愿意和官府以物易物的听其自便。如果想在这里进行交易，官府还可以根据他的偿还能力借钱给他，限期归还，半年收取利息十分之一，一年翻倍。政府各个部门按照比例向百姓摊派税收，完全依靠纳税之人的供给……在这之后，各个州郡都设置了交易市场，进行贸易业务。

当年，均输法为什么在实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废止了呢？对此我曾经是有疑问的。宋神宗和王安石都不是容易被别人的言论左右的人，现在看来，正是市易法的实行取代了均输法。市易法与均输法有一些相似之处，不过，均输法所涉及的只是官府按照定额收取赋税，而市易法所涉及的却是一般的商务，所以它们的范围就有广狭的不同。而且，已经有了市易法，均输法的作用也就寓于其中了，不必再单搞一个均输法。考察王安石推行市易法的原因，他的用意大约有两个。

其一，特别注意经济学上关于财富分配这一方面，用这个办法来抑制豪强富户的兼并行为，保护贫苦的底层百姓。大概那些小本经营的农户、商户、手工业者生产、制造了一些产品，拿到市场上变卖，往往因为豪强富户联手控制市场，压低价格，卖不出好价钱，这就损害了这些商品生产者的利益。豪强富户用很低的价格买进商品，再转卖出去，仍然联手抬高价格，这又损害了商品消费者的利益。王安石思考着如何救济这些底层的百姓，所以他规定，遇到有客户要出售自己的货物而交易有困难的，如果愿意卖给官府，可以到官府办的交易市场进行买卖，勾行人、牙人与客人按照平抑后的价格进行交易。他们卖出商品的时候也按照当时的行情定价，不能卖高价。所有这些做法都是希望社会财富的分配能更加公平。

其二，特别注重经济学上关于生产的这一方面，使金融机构能正常运转，使资本发挥更广泛的作用。实际上，一般农户和小商人、小手工业者从事小商品生产，他们的资本往往都很有限，一定要等到把手中的产品卖出之后，收回成本，才能进行再生产，中间往往因资金不能及时补充而中断，生产能力也因此而显得微弱和萎靡不振。王安石思考着如何能使他们摆脱困境，凡是能有五个人为他作保的老百姓，或者有抵押资本的，官府都可以把钱借贷给他，而以所借时间的长短收取十分之一或分之二的利息。所有这些做法都是为了扩大生产资金的来源。

市易法立法的初衷就是这样，王安石对于百姓的利益也可以说是非常尽心尽力了。然而，市易法果然可以行得通吗？在我看来，王安石制定的各种法令中没有比这个法更不可行的了。为什么呢？就后面这一点而言，市易务只不过是一个银行罢了。

青苗法与市易法都与今天的银行所经营的业务有些相近，青苗法相当于农业银行的性质，市易法则相当于商业银行的性质。

王安石生活在八百年前，就能知道银行是国民经济最重要的机关这个道理，他的见识在悠久的历史上超过了任何人，虽说银行这种事物的性质适合于民办而不适合官办。而且我们看当今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甚至都是集合股份办成的，政府不过是实施严格的监督而已，其他大大小小的银行没有一个不是委托民间开办的，这一点不必多说。如今，每一件事都由政府亲力亲为，并任命官吏来充当领导，且不论其中的事务多么琐碎，和管理政务完全不同，也绝不能把事情办得很好，这是欧洲各国都经过尝试从而证明是行不通的。按照前一种说法，市易法就是一种专卖制度，它的本意不过是要解决有些商品不好销售的问题，由官府来包办。但发展到后来，很容易造成这样一种局面：政府出面垄断所有产品，完全由官府进行买卖。即使做不到这一点，也要由政府出面制定其价格，大概不这样就达不到所谓平抑物价的目的。政府垄断所有产品并委派官吏进行管理，这是近世以来社会主义者所主张的一种理论，看起来，他们之间倒是有相辅相成的地方。按照这种理论，国家就是唯一的资本家，也是唯一的企业家，绝不会有第二个人和它竞争。这种制度是不是真的可行呢？我还不敢断然下结论。

然而，在现今这种社会制度下，要想推行这种制度是不是可行呢？如今是经济社会，只能根据社会供求关系来调剂，自然会达到一种平衡，所谓自由竞争，正是它不可动摇的原则。如今却要取消这种经济运行的法则，将这种职能完全归到国家的名下，不必说它一定不能达到目的，即使能够达到，也是灾难性的，而且非常危险。大概它最初的意愿是想抑制那些兼并者，但发展到后来，势必由国家自己做了兼并者。兼并者对百姓的危害确实很大，然而有一个兼并者起来了，就不能禁止其他兼并者起来与他竞争，竞争的结果就可能使价格低于平价的水平。如果国家成了唯一的兼并者，而没有人能够和他抗衡，那么百姓的困苦又如何解脱呢？所有这些都是市易法不可推行的理由。

而且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王安石想用一个市易法达到前面所说的两个目的，却不知道这两个目的是不能用同一个手段达到的。银行的性质最不适合兼营其他业务，而普通的商业又最忌用典当的方式贷出生产资金。如今市易法却想兼顾这两种相互矛盾的业务，最后的结果只有两败俱伤。所以，在当时的各种法令中，市易法对百姓的伤害是最大的，且国库所得到的利益也很微薄。王安石的想法虽然很好，但真正实行起来并不能完全按照他设计好的路线走。

第五，募役法。

募役法是对当时实行的差役制度的改革。改变当时对百姓伤害最大的差役制，实行募役法，让百姓交一些请人服役的钱作为招募差役的资金，其实接近于一种人身税，这种办法同当今文明国家的所得税非常相近，是王安石挽救时艰、施恩惠于百姓的最好政策。我们生活在今天，本朝（清朝）自康熙、雍正实行一条鞭法以后，政府从来没有役使百姓之事。说到役法，往往没有人了解它是个什么东西。真没想到，数千年来老百姓辗转死于差役的不知有多少，大政治家王安石出来以后才为他们开启了一条生路，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享受他的好处。

考察实行差役制度的历史，它的渊源是很古老的，经传中都曾讲到过去有力役之征，即官府或君主征用民间的劳力。其中讲到先王的制度，征用民间的劳力，每人每年不能超过三天。按照这种说法，即使在三代以前，力役之征也是免不了的。古代的租税制度尚不完备，国家财政非常微弱，如果要兴办一些事情，不得不征用民力。就是从人民对于国家应尽的义务来说，这样做也不能说是过分的。然而，君主往往滥用民力而没有节制，所以孟子说，官府征用民间劳力，如果是在耕种收获的时节，就会耽误农时，农民不得不放下地里的农活去服劳役，结果就造成了冻饿离散的严重后果，他们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是可以想见的。秦汉以来，国家一直沿用这种办法，没有进行过改革，到了宋朝，它的弊病就暴露得更明显了。下面摘录一些当时士大夫所记的事实和他们的建议，从中可以看到，王安石的改革是顺应了时势要求的，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而他所制定的法令完善而又周密，通过与此前的人对这个问题的论述相比较，也是很清楚的。

宋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4），并州知州韩琦上疏，他这样写道：“州县的百姓是很苦，但没有比在里正衙门服差役更苦的了。一旦战争兴起，对他们的残剥就更厉害了，甚至有守寡的母亲要求改嫁，亲兄弟要求分家，或者把田地送给别人，只求免去上等户，或者用不正常的死亡使自己成为单丁户。用了很多办法，就是想保全性命，摆脱死于沟壑的命运。每个乡分派的差役有多有少，他们的经济能力也有高下之分。假设一个县里有甲乙二乡，甲乡第一等户十五户，共计钱财是三百万贯，乙乡第一等户五户，共计钱财是五十万贯。它们轮番休息，次第服役，即甲乡十五年轮一周，乙乡五年就轮一周，富裕的乡休息时间比较长，穷困的乡休息时间就比较短，破产的农户一户接着一户，这难道朝廷是为民父母的所愿看到的吗？”

英宗时，谏官司马光说过：“自规定农户到衙前服役以来，百姓更加困苦，不敢生产或经商，富裕的人家还不如贫穷的人家，贫穷的人家也不敢成为富裕人家。我曾在村中行走，见农民的生产工具都很少，问他们是什么原因，都说不敢置办。如今想要多种一棵桑树，多置一头牛，家里储存了可以吃两年的粮食或积攒了十匹绢帛，邻居就已经看你是个富户，指名挑选要你去衙前服役了，哪还敢盖房子买地呢？我听了这样的事，十分生气而且伤心。哪有圣明的君王高高在上，四方无事，而制定的法律却使得百姓不敢为长久的生计进行规划呢？”

这里所说，都是为了逃避差役。为了分派差役，北宋政府把农户分为九等，并且规定，下五等户一律免役，上四等户则根据其家产的多少，分别要求服不同的差役。而免去差役的还有太常寺的乐工、进士及第的人家、僧、道、女户、单丁户，城市居民和商贾也都免役，不能免役的只有中小地主和自耕农。

等到宋神宗即位，知谏院的吴充也上疏言道：“衙前征用差役这天，官吏来到门前，他们将怀里抱的舂米的木棒和吃饭用的餐具都记录在册，计算为财产，定为分数，以此来应付官府的需求。以至于有的人家财产已经枯竭，拖欠的赋税和债务都还没有了结，子孙都已经没有了，而担保的邻居仍然要被抓起来。这样一来，民间为了躲避繁重的差役，有土地却不敢多耕种，骨肉也不敢团聚，都是害怕成为人丁较多的上等户。实际上，他们已经没有办法生活下去了。请求朝廷早日制定乡里衙前差役的标准，以便施行。”

三司使韩绛也说过：“危害农民的弊端没有能超过差役的。最沉重的负担是衙前差役，常常使人破产；其次是州役，也需要花费很多钱。我听说过京城的东边有父子二人将要到衙前服役，父亲对儿子说‘我准备去死，这样才能使你免除劳役之苦’，结果父亲上吊自杀了。又听说江南有人嫁其祖母，并与母亲分居以逃避差役的。这种事完全违背人情事理，几乎不忍心再听下去。还有人卖田产给富户，田地归了不必服役之家，而差役还归于本等户。还有一些戕害农民的情况，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希望朝廷内外的官员都能上疏讲明实际情况，并委托朝廷上的官员一起讨论，参考古代的制度，做出决定，使得差役不致产生这么严重的祸患，让农民都知道为了生活去赚钱，并拥有一份乐于工作的心情。”

所有这些上面谈到的情况恐怕还不到真实情况的十分之一，尽管如此，千年之后读到这些文字仍然使人浑身战栗、痛哭流涕，止也止不住。当时遭遇这种厄运的那些人还有人生乐趣吗？这里所说的衙前服役不过是所有差役中最苦最累的，其他的名目多得难以计数。大概衙前服役主要是为官府出力，里正、户长、乡书手负责督催赋税，耆长、弓手、壮丁负责抓捕盗贼，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供州县衙门随时使唤，县里的曹司至押录、州里的曹司至孔目官，下至杂职、虞侯、拣稻等，多得不能完全记录下来。各地都根据乡里农户的等级制定服差役的天数，特别规定官员、军队将领、政府中的职员，以及和尚、道士都可以免除劳役。聪明的人投靠这些人家，做他们的佣奴，也可以随之免除差役。百姓把得到官府承认出家当和尚视为脱离苦难，和尚身份证的价值比地契的价值还要高。而普通百姓和地位低贱的农户服役的次数越来越多，生活也越来越困窘，我们看前面摘录的那些奏议就知道，当时的国民经济已陷入困顿之中，情况非常危险，几乎一天都过不下去了。但史书仍然称赞仁宗的时代家家丰衣足食，这就是孟子要发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感叹的原因。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没有比差役制度更严重的了。

在这之前，范仲淹认为，全国设置的县过多，所以造成了差役泛滥、百姓贫困，于是废除了河南府的一些县，并准备将这一措施陆续推广到其他的州府。后来，这个办法受到了旧党的攻击，很快就废除了，那些县也就恢复了。韩琦曾经提出丈量核准每一乡土地的阔狭，以此为依据规定差役的多少，但这些办法只能弥补这个制度的一些缺陷，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司马光说，衙前差役可以实行招募制，其余的差役还是要征用农民，这只是五十步和百步之间的区别。招募就要有报酬，这笔开支从哪里出？司马光想都没想。等到神宗继位，王安石做了宰相时，才排除一切干扰进行改革，开始推行募役法。《文献通考》卷十二记载了大致的情况：

熙宁二年（1069年），神宗下诏让制置三司条例司宣讲新的役法。条例司讲道：综合大家的意见，役法还是以百姓出钱，官府招募服役的人最为便利，这就是先王曾经实行过的，用百姓的钱养官府的官员差吏。下面就把具体的执行标准发给将要分赴各地的官员，请他们提出意见，都说可以。于是，又与诸路逐条讨论：重新计算查点衙前已有的费用是很难的，凡是以前由官府承包给承包商（买扑人）的酒税征收权，他们所缴纳的保证金仍由各地官府支配，和免役钱一起计算，用于官府雇人充役。其中，城镇的盐铁专卖税，过去是专门用于奖赏衙前的费用，不能让民间插手，就按照过去制定的数额仍然作为衙前服役之人的奖赏。还有运送官府物资以及主管仓库、公使库、场驿、税收等工作，过去都曾烦劳当地官府为之筹划，今后这笔费用就可以省了。承符、散从等过去从事最苦、最繁重差役的人要补偿他们的亏欠，并改革役法，革除弊端，使他们不再被差役困扰。凡是有产业、有能力而过去不用服役的人，今后要出钱助役。这些都是其中的条目。

过了不久，司农寺的人说，如今设立的役法条文宽厚优待的都是乡村里不能自己表达其愿望的贫苦农民，裁度取用的都是官宦或豪强富户，而他们都有控制舆论的能力。如果制度定了下来，那么地方的官吏也就没有了营私舞弊、巧取豪夺的机会，所以新法的实行一定会遇到许多的阻力。如果做事没有主见，缺乏计划，一会儿听这个，一会儿听那个，最终将一事无成。希望根据司农寺郑重说明的这些情况，先从一两个州府开始，等到做出了成绩，证明新法很有效果，再让其他州府仿效实行。如果这个役法真能有益于百姓，应当特别奖励制定这个法令的人。神宗同意了这个意见，于是提点府界公事赵子几就把他这个府界所要实行的条例报了上去。神宗又下诏给司农寺，并且让邓绾、曾布再详加讨论。邓绾和曾布上奏说，本地的农户根据财产多寡贫富不同，分为上下五等，坊郭户分为十等，每年夏秋两季按照等级交钱，其中农户自四等、坊郭户自六等以下不交免役钱。两县中有产业的，上等各随所在县计算交钱，中等则合在一处计算缴纳。分家另立门户的按分开的产业计算等级，降低户等。官户、女户、寺观和未成丁户等一律减半缴纳。这些免役钱和助役钱就用来雇用三等以上税户代役，根据役事轻重不同，付给不同的薪俸。开封县有两万两千六百多户，每年的免役钱和助役钱约有一万两千九百贯，代役的薪俸用去一万零两百贯，还能结余两千七百贯，以备荒年灾年歉收时用。其他县大致相同。

既然免役钱或助役钱是按照等级收取，有多有少，那么过去的户等划分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有许多是不合乎实际情况的，按照这种等级划分收取免役钱或助役钱，显然是不公平的。为防止户等划分产生偏差，宋神宗于是诏令各个郡县，用三到五年的时间（坊郭三年，乡村五年），在农闲的时候集中众人，考察他们的贫富情况，清理其中造假作伪的行为，将所有户等重新划分一遍，该升的升，该降的降。有故意不按实际情况划分的，一律以违法论处。被招募的人要有三个人作保，衙前服役还要有物产作为抵押，受到损失时好索赔；弓手要测试武艺，典吏等要考书法计算，防止有人滥竽充数。被雇用的人每三年或两年一换。

新法已经完成，张榜公布一个月，老百姓没有疑义，就定为法令，颁布于天下，正式实施。全国各地风俗不同，差役轻重也不一样，百姓的贫富情况也有差异，允许各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变通法令。凡是应该服役的人家按照等级交的钱，叫作免役钱。那些坊郭户以及女户、单丁、未成丁户，还有寺观和官品之家，按照旧的役法，他们是不服役的，他们缴的钱就被称为助役钱。对于所有这些要收取的钱，先看本州本县招募代役之人需要多少费用，并分配到各户。用于招募代役之人的费用充足了，再在这个基础上增加二分，作为水旱荒年的备用。虽然可以增加，但是不能超过二分，叫作免役宽剩钱。

啊，我读条例司和司农寺拟定的役法条目，感叹王安石和他的那些下属，真可以说是体大思精，可以成为立法家的模范了。差役制度对百姓的伤害既然已经像前面说的那么严重，那么再不进行改革是绝对不行了。不过，此前的各种差役固然有繁杂苛细应该免除的一方面，却也有治理国家所必需而不能轻易免除的一方面。如今的熙宁新法对于其中可以免除的已经免除了，其中还有不能免除的，但又不能继续让百姓服役，更不能以不再役使百姓为理由取消这些事。这就需要由国家招募百姓中愿意做这件事的人来做，这是非常明显的道理。但既然是招募，则并非义务的性质，而是带有契约的性质，如果没有报酬，谁肯干呢？而且，国家并非哪个人的私有财产，它如果有所需求，只能取自老百姓。这样的义务人民本来已经负担几十年了，只是因为立法不善，所以贫弱的人更容易受到伤害，而那些狡猾的豪强富户却往往可以幸免。如今按照它固有的义务加以改善和明确，使徭役变成了赋税，这其实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事物的性质，但和前面的法令比起来，百姓的负担并没有增加，这正是免役钱合乎道理的地方。它的征收是以财产的多少分出等级，有钱人征收得就多些，贫困的人征收得就很少，对于最贫穷的那些人，官府还会免除他们的赋税。

这与如今许多文明国家所得税的法律正好相同。各国收取所得税，凡是收入很少，只够维持其基本生活的人，是不纳税的，只有当他有了额外收入的时候才纳税。而且，他们纳税是按照规定好的等级比例累进计算。这其实是非常公平的课税之法，是各国财政学家最为称道的。在数百年前各国尚未发明这种税法的时候，王安石所制定的募役法竟与当代的所得税法暗合，即核定每家每户的资产，按照贫富上下分出等级，根据等级纳税交钱；农户自四等以下，坊郭户自六等以下，可以免税等。

豪强大族以及僧侣也不必纳税和服役，而国家的一切负担都加在这些软弱无力的平民身上。这是欧洲自中世纪以来的弊政，而法国大革命和近百年来的欧洲各个国家的革命，其动机多半都在这里。王安石痛心疾首于这种不平等的政策法令，不怕得罪那些豪强大户，要求这些人也要缴纳助役钱，这是欧洲各国经过亿万人流血才得到的结果，王安石却能巧妙地谋划于朝廷之上，指挥若定，顷刻之间就把事情办成了。他的立法如此完善和周详，已经像前面我们讲过的一样，但仍不敢过于自信，还要张榜公布一个月，老百姓没有疑义了，再定为法令，颁布于天下，正式实施。即使这样，他仍不敢过于急躁，而是先在一两个州府试行，等到它有了成效，再推广到其他州府。所谓勤劳谦虚的君子是一定会有好结果的，不是吗？

自从实行了这个法令，此后虽然屡有变迁，但始终不能被废除，直到今天，人民不再知道还有徭役这样的事，说起这个词，往往不能理解，这是谁做的好事？就是王安石啊！此公之举将尧舜三代以来的弊政一举扫除了，实在是我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最有名气的社会革命。我辈生于今日，已经把这件事淡忘很久了。试看当时人们所说的旧社会颠沛流离、困苦不堪的情形，又考察欧洲中世纪和近代的历史，见其封建时代的豪族僧侣剥削贫民的事实，可以两两相互印证。而对于王安石，我们该如何崇拜甚至顶礼膜拜啊！但是，数百年来，一犬吠形，百犬吠声，至今还在说他是个不切实际的人、执拗的人、苛刻残酷的人，甚至说他以权谋私，是个奸邪小人。啊，我们的国民不知感恩的陋习充分地表现在这里了。

当时制定法令的人曾说过：“如今新法宽厚优待的都是乡村里不能自己表达其愿望的贫苦农民，裁度取用的都是官宦或豪强富户，他们都有控制舆论的能力，看到新法的实行对他们不利，阻挠新法的人一定很多。”果然是这样，当时一些所谓士人君子都先后起来攻击新法，他们所持的理由都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下面举几个例子。

苏辙

苏辙说：“服役的人不可不用乡户（即农民），犹如官吏不可不用士人（即读书人）。”

苏轼说：“自古以来，服役的人一定要用乡户，犹如吃饭必用五谷，穿衣必用丝麻，水上行走必用舟船，陆地行走必用牛马，虽然在这中间也许会有替代物品，但毕竟不是人们经常用的。”他又说：“士大夫抛家舍业，背井离乡到处去做官，效力之余也希望能有一些乐趣，这是人之常情。如果连厨房都萧条简陋，连饮食都变得很粗劣，就像是一个国家处于危难之中，这恐怕不是太平盛世的景象。”

神宗曾与他身边的大臣讨论免役的利弊，文彦博说：“祖宗的法制都在，没有必要加以改变以至于失去民心。”神宗说：“役法的改革令士大夫中的很多人不高兴，但老百姓有没有什么不便利呢？”文彦博说：“你是和士大夫一起治理天下，并非和百姓一起治理天下。”

苏轼

苏轼（1037—1101），自号东坡居士，四川省眉山县人。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啊，当时这些攻击新法的人，他们的心肝怎么能像我们看到的这样呢！比如苏辙、苏轼说的那些话，什么乡民服役是天经地义的、不可改变的，他们深受阶级制度恶劣风俗的毒害，以为人生来就有高低贵贱的区别。法国大革命时的贵族和俄国现在的贵族都以这种论调来维护他们的特权，没想到我国所谓有道德、有修养的人也像他们一样。在当今世界上，无论中国还是外国，都没有所谓服役的人，没有所谓征用乡户服役的法令了，并没有不以五谷为食，不以丝麻为衣呀。苏轼看到这种情况，他还能说些什么呢？况且，苏轼对于免除服役的痛恨竟然来自厨房的条件简陋不能让那些从四面八方到这里来做官的人尽情享乐。如果像他说的那样，以此来装点太平盛世的景观，那么盛世确实像盛世了，但还记得我们的百姓为了这个盛世付出了寡母改嫁、兄弟分家，抛弃田产给别人，以免除上等户的差役，不惜非正常地死亡，也要做单丁户的代价吗？还记得我们的百姓为了这个盛世不敢多种一棵桑，多养一头牛，多存一年粮，收藏十匹绢帛吗？就为了少数官吏的幸福生活，却要使多数人民流离失所、忍饥挨冻，唯恐他们死得不快，这简直就是把饮人之血当作快乐，是豺狼才能说出的话！这种话，稍微有点儿心肝的人怎么能够说得出口？没想到这些号称有道德、有修养的读书人却能觍着脸说出这番话来，而且数百年来，那些有道德、有修养的读书人都来随声附和，集中火力攻击为民请命而行为有些“古怪”的贤明宰相，从这里我看到了中国丧失公正的舆论已经很久了。

至于文彦博说的那番话，想起来也是很可怕的，他说：“皇帝是和士大夫一起治理天下，并非和百姓一起治理天下。”姑且相信他的这种说法，那么尽可能地掠夺老百姓的财产来取悦士大夫，是不是就达到天下大治的极限了呢？我要郑重地告诉后世读史的人，王安石当时推行的新法没有一件事不是有利于老百姓的，也没有一件事是不利于士大夫的。士大夫的利益一定和人民的利益相冲突吗？我辈今天所能考察到的都是当时士大夫的言论，当时老百姓怎么说，已经无从知道了。想要凭借一面之词就做出证据确凿的判决，那么他的冤枉岂不是真的和莫须有的罪名一样了吗？免除差役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罢了。

当时造谣、诬蔑、诽谤王安石的人很多，不能完全记载下来。《文献通考》中记载了作为司农寺主要负责人的曾布所写的一篇自我辩护的奏文，从这篇文章中可以明显看出，那些诽谤者的虚构、诬陷之词是如何产生的，不顾事实真相随便猜测的人是如何造谣生事的。这里只摘录其中的大略：

京城附近的上等户完全停止了过去的衙前差役，所以如今他们缴纳的钱财比过去服役时的费用减少了十分之四五。中等户过去要充当弓手、手力、承符、户长之类，如今要求上等户、坊郭户、寺观、单丁、官户等都出钱作为助役的费用，所以他们的花费比过去减少了十分之六七。下等户完全摆脱了繁杂的事务，专门充当壮丁，而且不用缴纳一贯钱，所以他们的花费比从前减少了十分之八九。大抵上等户减少的费用少一些，下等户减少的费用多一些。批评者说，新法的做法是优待了上等户，虐待了下等户，于是得出聚敛的结论，这纯属诽谤，真不知从何说起，这是我不明白的地方。提举司鉴于各县在考核农户等级时有不切实际的地方，所以首次制定了农户等级升降的条例，开封府、司农寺开始讨论这个方案时，大概不知道过去也曾有过增减农户等级的情况，但过去的规定是每三年重新登记一次，农户的等级也常有升降，如今根据考核的结果有所增减，也不能说做得不对。何况我们从一开始就向农户公布了考核的情况，如果有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还可以加以改正，而且所有农户等级的增减实际上并没有马上执行。批评者却认为，核算农户的财产，确定他们的等级，是想多多收取助役钱，而把一些农户升为上等户是要使免役钱的数目更加充足。而说到祥符等县，因为上等户数量较多，于是裁减一部分充为下等户，这样的事他们偏偏掩盖起来不说，这也是我不明白的地方。

凡是州县的差役，没有不可以招募人来做的道理。如今来投考报名应衙前差役的已遍及半个天下，没有不能主管仓库、场务、纲运的；而承符、手力之类，旧法也是许可雇人的，已经实行很久了；只有耆长、壮丁，按照今天的安排，这是最轻的差役，所以才轮流差遣乡户，不再招募人。批评者却认为，衙前雇人会使官府的物品丢失，耆长雇人则难以捕捉盗贼；而且认为，靠近边疆的州县可能会有敌人的奸细来应募，他们或者焚烧仓库，或者占据城门，恐怕会与外族勾结，里应外合，这更是我所不明白的。免役法规定，或缴纳现钱，或缴纳粮食，都根据农民自己的意愿来定，法律能做到这一步，已经是非常周全了。批评者却认为，如果是缴纳现钱，那么丝帛粟麦的价钱一定便宜；如果缴纳实物，把实物折算为现钱，那么又会发生刁难农户的行为，都对百姓有所伤害。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呢？这也是我所不明白的。过去的徭役都是百姓要做的，即使是大灾之年，老百姓吃不上饭，也没有免除过差役。如今，免役钱只希望稍有盈余，为的是给大灾之年做一点儿储备，剩余的又专门用于兴修农田水利和增加官吏的俸禄。批评者却认为，助役钱不同于赋税，应该有减少和暂停的时候，我不知道过去征集衙前、弓手、承符、手力之类是不是也有过减少和暂停的时候，这也是我所不明白的。两浙一路，有户口一百四十余万，共缴纳七十万贯钱。而京城地区有户口十六万贯，缴纳的现钱也是十六万，两浙缴纳的钱只是京城地区的一半，但京城地区支付募役之人的薪俸后就剩不下几个钱了。批评者却认为，官吏借新法大收其钱，比如两浙为了一点儿结余而暗自侥幸，司农寺想用剩余邀功，这都是我所不明白的。

看到这里可以知道，当时那些诽谤者一定都是扬恶而隐善的。他们对于旧法的利弊和新法的利弊并没有进行过比较，也不去权衡它们孰轻孰重，他们说的那些话其实都是私人意气用事，并非社会公理，而免役法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罢了。等到神宗去世，司马光当政时，首先取消募役法，恢复差役法。然而，此前攻击新法最用力的范纯仁此时却说差役这件事要反复讨论，不然的话，有可能滋生为百姓的祸害。在这之前把让老百姓服差役比作丝麻五谷的苏轼又特别指出差役可以募民代役而不可以征用，并说这是圣人复活都不能改变的，甚至说农民应差，官吏百般需索，对比募役，苦乐相差十倍。同是一个人，前后十余年，他的言论竟如此不同，完全相反，难道是开始对从未见过的改革感到害怕，而等到改革有了显著成效的时候，他才不得不从心里折服吗？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非常之愿，黎民惧焉。”又说，“一般的人可以与他共享成果，但很难与他谋划事情的开始。”以范纯仁和苏轼的聪明，他们的见识也不过与黎民百姓是一样的，王安石把他们都称为流俗，并不能说是诬蔑。然而，范纯仁、苏轼能够觉悟前面说的不对并幡然改正，最终并不失为君子。我只是非常不理解司马光，在王安石推行募役法之前，他曾特别谈到差役法的弊端，首先提出了募役的想法。等到他坐上宰相的位子时，却对那个反复无常的小人蔡京言听计从，把老宰相王安石的做法全部推翻了，甚至不惜放弃自己以前的主张。如果说他嫉妒王安石，以为这件事的功劳本应该是自己的，现在被王安石拿走了，所以不惜把它毁掉，以快慰自己，则以司马光的贤德，我不敢这样怀疑他，但除此之外，我又想不出他的居心究竟何在。

第六，其他关于民政财政诸法。

以上讲到了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募役法四种新法，都是当时王安石特别创立的关于民政、财政的新法，其他根据旧法进行整顿和改良的还有很多，这里简单地讲一讲。

（甲）农田水利法

王安石刚一执政，就派遣诸路的常平官专门负责农田水利的整修。官吏和百姓中凡是了解土地种植方法，了解水塘、圩埂、堤堰、沟渠的利害关系的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还要根据功劳的大小给予报酬和奖赏。后来他当了宰相，仍然在这方面兢兢业业、鞠躬尽瘁。史称自熙宁三年（1070年）至九年（1076年），各个州府和诸路兴修的水利田总共有一万零七百九十三处，三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八顷。

王安石兴修的水利工程不可胜数，从大的说，有疏通黄河、清理汴河。王安石在谈到疏通黄河的时候说：“黄河向北泛滥，侵占的公田、私田非常多。河水散漫，时间长了，就会壅塞不畅，淤积严重。过去修了二股河，费用很少，但使得公田、私田都显露出来，昔日的盐碱地如今都成了肥沃的土地。”这时，司马光和欧阳修都出来阻止他，欧阳修说：“开挖黄河就像是放火一样，而不主动去开挖，等它决口，就像是失火，与其使人辛劳，不如不要开挖。”王安石说：“使人辛劳却除去一害，这就是百姓受到伤害还愿意跟随他的缘故。”就是这两种说法，一种是为了偷安，一种是任劳任怨，其中哪一种更得民心，大概能看得很清楚了。

清理汴河的建议也是王安石最早提出来的，直到他请求退休之后，元丰元年（1078年）才开始动工，用了四十五天完成。这两件事对国家有利还是有害，我说不好，但足以证明王安石对老百姓的事是尽心尽力的。当时苏轼上疏诋毁他，说：“天下太平已经很久了，老百姓和天下万物都有繁衍增生，而四方没有得到开发利用的东西也已经用尽了，如今想要开通水路并加以利用，一定是自寻烦恼。”这都是把不做事当作主意的人做的事，当时读书人的风气就是这样。中国直到今天没有被开发利用的东西仍然遍地都是，更何况大宋经历了五代的大乱，而真宗、仁宗时的凋敝又如前所述，说已经没有可以开发利用的东西了，欺骗谁呢？

（乙）方田均税法

方田均税法是王安石制定的整理田赋的税法。史书上记载了这件事的始末：

熙宁五年（1072年）八月，神宗下诏让司农寺将均税条款和丈量土地的办法向全国颁布，以东西南北各一千步为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这一年的九月，县令委派官吏分别丈量土地，随着山坡、原野、平湖、沼泽来确定土地的面积，根据土地的实际情况辨别它的颜色，丈量结束之后，再按照土地的位置和颜色确定肥沃或贫瘠，并分成五个等级来确定税收的标准。到了第二年的三月，这项工作结束，张榜向百姓公布，一个季节没有人提出异议，随即登记颁发田产证，和登记庄田的账簿一同发放，作为征收田赋的凭证。按照均税法的规定，各县以过去规定的数额作为赋税的基础。过去官府曾向百姓加征杂税，例如米不到十合而按一升收，绢不满十分而按一寸收之类，如今不能用这个数平均分摊增展，以免超过了原有的数额。凡是超过原有数额，增加数量的，都要禁止。如果是贫瘠的不毛之地，或众人共有的山林、水塘、路沟、坟墓等，都不收取赋税。另外，田地的四个角都用土垒成田埂，种上田野中适宜的树木，堆土作为标记。有登记方田的账簿，有登记庄田的账簿，有登记保甲的账簿，还有每户的田产证，另外如果有人要分家另过，或典当买卖，官府给办理契约合同，并在县里登记注册，都以如今丈量过的田地作为正式的田产。这项法令既然已经公布，就以济州钜野县尉王曼为指教官，先从京东路开始实施，诸路都仿照他们的办法实施。

这就是今天所说的以人为本啊。

这大概就是当时调查土地整顿赋税的政策之一，虽然不是王安石的独创，但是谈到理财的人都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不过，每年厘定一次未免太烦琐了，也很难持久地坚持下去。他在确定之后先向老百姓张榜公布，如果一季之内没有人提出异议，再正式颁布执行，这又是特别仁义的政策。还有方账、庄账、甲帖、户帖（即上页所言方田的账簿等——编注），虽然它们的内容如今已经不可考了，但它与当今世界文明国家的法律大概有很多一致的地方。而严禁超过数额增加数量，豁免贫瘠和公用土地的赋税，惠及百姓的用意也很明显，谁说王安石的立法是损害下面有益于上面呢？

（丙）漕运

几个朝代都建都北方，而仰仗东南的粮食，所以漕运实为国家的一大政治，北宋时尤其明显。在此之前，负责漕运的官吏和军卒上下勾结，共同盗卖运送的粮食，甚至借口遇到风浪把船凿沉，来消灭痕迹，官府的物品受到严重损失，每年不少于二十万斛。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举荐薛向为江淮等路的发运使，开始招募民间的舟船和官船一起分别运送，相互监督，过去的弊端才被克服了。一年的漕运既能保证数量充足，而招募的商船运到京城的又有不止二十六万石。这在王安石的事业中虽然只是很微小的一部分，但他知人善任，讲究实际效果，大概是可以看到的吧。

军队和国防——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和施政纲领（三）

第一，省兵。

北宋养了大量的军队而使国家变得非常疲惫，拥有百余万士兵，每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二用于军费，但军队却不能一战，稍有见识的人没有不为此而深深忧虑的，但始终没有办法进行改革。积累成了很严重的问题，只有敢作敢为的人才能改变这种状况。然而，当时的士大夫偷懒已经成为习性，他们的心力不足以承担这项任务。在这里，我先介绍一下当时诸位德高望重之人对养兵之弊的论述，然后再谈王安石关于省兵的政策。宋仁宗嘉祐年间（1056—1063），知谏院的范镇上疏给皇帝：

如今田地荒芜得十分厉害，人口非常稀少，赋税又特别严重，国家财政很不充足，这些正是养兵太多造成的。有人一定会说，养兵多是为了对付契丹啊。但契丹五十年来不敢南下进犯我大宋，不是因为我们养了很多兵，而是贪图每年送给他们的大量金银财物。即使他们要放弃这些好处，南下进犯我大宋，则黄河以北，妇女、儿童都是守城的人，又何必要用城市里那些游手好闲的人和田地里辛勤耕种的农夫，而且还要预先把他们蓄养起来，给百姓带来困扰呢？从百姓中招募军人，百姓人口就会稀少；百姓人口稀少，田地就会荒芜；荒芜的田地多了，赋税和差役相应地就加重了；赋税差役加重了，百姓就会与国家离心离德。相反，如果将军队藏于民间，百姓的人口就会增加；百姓的人口增加了，就会有更多的田地得到开垦；田地开垦得多了，赋税和差役相应地就会减轻；赋税和差役减轻了，百姓就会和国家同心同德。与其以老百姓与国家离心离德来防备契丹，契丹未至，民力已经先匮乏了，为什么不使老百姓与国家同心同德来防备契丹呢？契丹或许南下，但民有余力，国库里也很充足，不是更好吗？其中的利害是很清楚的，就像黑白那样分明，一二那样简单，如今却认为很难办到，我感到非常困惑。过去，汉武帝因为发动战争而使得天下受到困扰，但他派兵征讨匈奴，一直打到漠北，得到了他想要的。如今皇上也由于养兵而使天下受到困扰，但并没有派兵去征讨契丹，没有得到想要得到的快乐，又何苦这样做呢？

欧阳修也发表了他的看法：

国家自从景德（宋真宗年号，1004—1007）年间罢兵以来，至今已经三十三年了。经历过战争的军人几乎都死光了，后来的这些人未曾听过战鼓响，也没有见识过战场上的阵势。生在无事的年代而又衣食无忧，怎能让他们不骄横懒惰？如今，军人入住营房，连被子都不自己拿，而支使别人帮他拿。禁兵发放粮草，自己不去扛，反而雇人帮他们扛。他们这样娇气，怎么肯于不怕辛苦浴血奋战呢？前些天，西部边防的官吏，比如高化军的齐宗举两次用兵都打了败仗，就是这个道理。如果这些兵不怕辛苦，很能战斗，消耗一些农民的赋税和劳役也就罢了，无奈这些兵徒有虚名，只是一些骄横懒惰、毫无用处的人。古时候，凡是高大健壮的人都在田地里耕种，农闲的时候，国家才教他们一些作战的本领。如今完全不同了，一遇到灾年荒年，州郡的官吏就拿尺子度量百姓中高大的人，并测试他们是否健壮，招募他们去当禁兵；次一等的，他们让个头不够尺寸而且稍显怯弱的人去做厢兵。官吏招募得多了还有奖赏，老百姓将要穷困的时候则争相报名投军。所以，一经灾年荒年，留在田地里务农的人都是老弱之人。官吏们说，这些人，不招募他们当兵，恐怕他们会去做强盗。唉，只知道他们一时没有成为强盗，却不知道终身骄横懒惰，等于偷吃国家的赋税呀。古时候，高大健壮的人在田里耕种，年老体弱的人闲散懒惰；如今高大健壮的人闲散懒惰，年老体弱的人倒在田里耕种。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呢？诚然，老百姓在田里出力流汗，吃的可能还是猪狗之食；而一旦当了兵，就能终生安逸快乐，不愁吃穿了。这样一来，田里务农的人不得不每天减少了。所以说，有一种诱惑百姓的弊政，说的就是它。

欧阳修灼艾帖

又说：

古代善于用兵的人可以让这些兵赴汤蹈火，而对于如今的厢兵、禁兵，官吏不敢役使，逼不得已而暂时用他们一下，都要说借请，意思是说，请他们为自己做事。这些兵相互之间说话也说“某官员请我”，而且官府的文书也写着“请”字。奖赏是为了酬谢他们的辛劳。如今，因为国家要举行盛大庆典的缘故，没有辛劳也要奖赏，三年一次，要花费八九十万贯钱，官吏不敢耽误一天。士兵得到奖赏，不会因为没有功劳而心生愧疚，反而互相攀比，为多少而争执，稍有不如意的地方，就拿起武器，聚众闹事，要打皇上派来的朝廷命官。没有什么事的时候就是这样，可见这些兵是多么骄横。而这些兵为什么敢这么骄横呢？原因就在于没有很好的手段使用他们，法制也不够健全。过去的五代之乱可以说达到极限了，五十三年里，有五个姓［分别是朱、李、石、刘、郭（柴）］十二个君主（应为十三个君主——编注），其中亡国被杀的，最年长的不过十几岁，最小的甚至只有三四岁。这些君主难道都是很愚蠢的人吗？他们的心里都喜欢祸乱而不盼着有长治久安的办法吗？我看他们不能力挽狂澜的原因还是时代造成的。当时，五代统治者所据的中原四周被外族和割据势力包围着，东边有汾晋，即刘旻的北汉；西边有岐蜀，即王建的前蜀和孟知祥的后蜀；北边有强胡，即契丹；南边有江淮、闽广、吴越、荆潭，即所谓“十国”。天下被分为十三四份，四面环绕着中原地区。这样一个狭小的地区又被叛将强臣占地割据着，那些君临天下的人都是那种治理国家的日子很短，威严和德行都没有传播很远的人。以武力显示其强硬的君主，也只能守住自己这一代，不幸遇到不成才的子孙，不过传一两代又使天下陷入大乱的局面。因此，君主全力养兵就像小孩子喂养虎狼，只担心它们不听话，不能为我所用，哪还敢控制它们？这个国家就像一座破房子，修补它的内室，它的墙角又坏了，整修它的椽子，柱子又倾斜了，只是它们相互支撑扶持没有使房子倒塌罢了，哪里还有闲暇效法先王的规矩，制定新的制度？如今，大宋从建国到现在已经八十年了。对外平定了那些僭越本分的叛乱，没有了和大宋对抗的国家；对内消除了割据势力，没有了凭借武力搞叛乱的臣子。天下一统，四海安宁。建国不能说不长久了，天下也不能说不广大了。然而，军队却不能对外树立自己的威风，只敢对内骄横无理，制度不能被万世效法，却日益变得混乱和繁杂，一切事情都得过且过，和五代的时候没什么区别，这是很让人叹息的。

苏轼也有关于养兵之弊的论述：

兵没有事做的时候可以养着他们，但不能使他们聚集在一起；让他们聚集在一起，就不能让他们无事可做，只是给他们饭吃，这两件事相互制约，却不能并行不悖，这是形势造成的。如今，如果有百顷闲田，完全可以养四千匹马，花不了什么钱；如果把四千匹马聚集在一起，就要输送百顷土地生产的粮草供养它，它的花费要增加百倍，这个道理很容易弄明白。依照过去汉朝的制度，有拿了别人的钱替人服役的军卒，却没有在田地里耕种的士兵，虽然他们都来自农民，但只要当了兵，就不再需要知道农家的事。因此，郡县没有常备的军队，京城也不过部署一些卫戍部队和负责京城治安的部队，比如南北军、期门军和御林军等军队。边境有事，诸侯有变，都用虎符调发各个诸侯郡国的军队，等到事情平息，战争结束，危机消除时，又各自回到他们来的地方。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士兵平时并不聚集在一起，也不脱离田地，就不会造成国家的弊病。唐朝拥有天下之后，沿袭了隋朝的府兵制度，在京城长安设置十六卫府兵，作为禁卫军，又在全国设置军府八百余所，驻扎在关中地区的就有五百所，他们在没有战事的时候就耕种田地，储存粮食，不仅可以自给自足，而且还能扩大县里的储备。所以，虽然有这么多的军队聚集在京城周围，却并没有增加全国各地的负担，给国家带来危害，也就是没有不做事只吃闲饭。如今，聚集在京城周围的国家军队多达几十万，都不参加生产劳动，所有的给养都要靠官付供给。这样做的结果是，只得到了汉朝和唐朝的弊端，却没有得到汉朝和唐朝的好处，把二者的毛病集中在一起，兼而用之，因此危害更加严重。

天下的财富，近的来自江淮，远的来自吴楚，所有的车船运输、人力劳役没有不是为了将那里的财富运送到京城的。平安无事的时候，收取的赋税已经很重，甚至不能再增加了，而国家的支出仍然不够用。造成这种弊病的原因就在于大量军队聚集在京城周围而不从事生产，只能靠各地的赋税来养活。而且，不仅如此，驻防在各地的军队又要不断地互相调动。过去，在建国之初，国家存在着分裂的现象，有人拥兵自重，不服从中央，太祖、太宗二位皇帝亲自披甲上阵，经过严酷的战斗，终于取得胜利，使得他们的国君举手投降，又把他们的疆土收入我们的版图。不过，他们的故土上还生活着很多残余的民众，先皇预见到天下的融合还需要时间，恐怕他们再发生暴乱，在这种情况下，就派遣禁兵去那里防卫，大到州府，小到县城和乡镇，往往都有从京城派来的军队。由此看来，凡是天下的土地，一尺一寸都是皇帝自己在那里守护，这种情况能够长久不变吗？国家经费的开销没有比军费更大的了，而军费中的开销也没有能比出征的费用更大的了。如今，派遣禁兵到郡县去防守，远的要走数千里，除了供应他们每月的禄米和每年的俸禄之外，又要每天供应他们粮草。军队三年就要换防一次，路上来来往往，虽然不过几百个车队，但其结果和几十万大军出征没有什么不同。几十万大军三年出征一次，农民的财力怎么能不枯竭呢？运送粮食的士兵怎么能够不疲惫呢？

而且，如今天下不曾发生战争，在和平时期，那些武将军士用什么向上级邀功请赏呢？既然不能做个休养生息的无用之兵，那么现在这样就是为皇上去守卫地方了，也算是一种功劳吧。因此，他们享受着很好的待遇，穿着漂亮的衣服，吃着丰盛的食物，打开官府的仓库，用车子运送金帛，好像承担着多么重要的任务似的，有一点点不满足，就要聚众闹事。这是为什么呢？

天下属于一家一姓，已经沿袭了数千年。百姓对皇上拥戴，就是到了天涯海角和在京城附近也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所以没有必要怀疑地方上的军队而专信禁兵。过去，四川那个地方有过“均贼”，近来贝州（今河北清河）也发生过王泽兵变，这些都未必不是禁兵引起的。我认为，郡县的士兵通过训练可以渐渐地代替禁兵担负起保护地方的重任，禁兵渐渐地就可以被闲置而变得没有用处了。天下的勇武刚健之人难道有固定的所在吗？自然环境的陶冶，社会风气的熏染，各地的百姓都是一样的。过去战国时代常使用这些人，蜀人虽怯懦，吴人虽短小，都曾经抗衡过上国（秦国），现在为什么一定要用禁兵呢？

今天的士兵显得非常疲惫而又懦弱，一点儿都不振奋，其原因就在于他们见到郡县都有禁兵，而且待遇差别很大，就破罐破摔、自轻自贱，把自己等同于贱隶役夫。而且，他们也没有得到多少训练。如果禁兵能够渐渐地省去，那么将他们的军粮禄米资助郡县的士兵，郡县的士兵一定欢欣鼓舞，因为这是意料之外的事情，他们会特别感念皇上的恩德，就会特别卖力地做事，又怎能不如禁兵呢？士兵一天比一天多，禁兵一天比一天少，除了守卫京城之外，没有其他的事可做。这样一来，既少了聚集军队所需要的军费开支，又省了军队换防所需要的劳役、粮草，国家的开支也许可以省去一大半。

苏轼又说：

三代时的士兵不用选择也是非常精干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兵是从农民中选拔出来的，军队的数量是固定的，但士兵却是不固定的。国家有了危难，就要求一家出一名正式的士兵，这样也就罢了。所以，老人都可以得到很好的照顾，病人也能放心地休息，在官府服役的那些老百姓都是健壮的小伙子，没有战事的时候，他们照样在田里劳动，在山里打猎。所以不曾征用老弱的百姓行军打仗，也不曾养过无用的士卒。如果这些人手脚轻快、动作敏捷，艰难险阻都不在话下，手持武器一点儿都不费力，他们的聪明就能使得他们按照旗鼓的节奏进攻，他们的强锐就能使他们敢于赴死而不贪生，一支有千乘战车的军队，每名士兵都可以独自为战。所以，那时的战争总是杀人很少就取得了胜利，费用不多但兵卒的作战能力却很强。到了后世，兵和民有了区别，当了兵就不能再当老百姓，于是军队中开始有了老弱的士兵。一个人既然已经被招募为士兵，他的妻儿和房屋也就被托管于军营之中，他的姓名也就登记在官府的户籍之中，既不能再去经商，也不能再去务农，只能靠官府养活，衰老了也不能回去，他的这条道只能一直走下去。所以，这些无用的士兵虽然待遇越来越差，但总能养老送终。凡是一个人的生命，从二十岁以上一直到衰老，不过四十余年，年轻气盛，勇武有力，敢于上战场和敌人拼杀的时间，也就二十余年。如今要养老送终，那么一个士兵大约将有二十年没有事做而仍然靠官府养活。

照此推论，如果养兵十万，就有五万人可以除去；如果屯兵十年，就有五年是没有效益的。如今天下招募的士兵非常多，当年陕西之战，把官府名册上的平民都征了兵。再加上明道（1032—1033）、宝元（1038—1040）年间国内发生了旱灾、蝗灾，还有最近几年青州、齐州的饥荒，以及河朔地区的水灾，百姓急于当兵的人一天比一天多。按照登记的户口来看，近世以来，官府募兵之多，没有超过今天的，然而都是老弱和没有经过训练的人，打起仗来不能当古代的一半，而衣食的费用，却超过古代上百倍。这种情况长久得不到改变，是特别不应该的。凡是百姓中当了兵的，很少有良善之人。他们年轻力壮的时候往往赌钱、喝酒，不能安心在家里过日子，有时也会拼命。等到他们青春已逝，英雄气短的时候，大概也会感到后悔的，但已经追悔莫及了。

明道、宝元均为宋仁宗年号。

我认为，一个人到了五十岁以上，如果有人希望回家去做老百姓，应该听其自便。从今往后，百姓中愿意当兵的，只收三十岁以下的，并限制当兵的时间为十年，超过十年的，就请他们转业或复员。如果百姓三十岁开始当兵，十年之后复员，他们的精神力气仍然可以养活自己，并安排一生的规划。如果他们在应募当天就知道当兵的日子不会超过十年的话，他们大概不会因为被从簿籍中除去名字而抱怨。以无用之兵一辈子白吃白喝的费用招募新兵，响应的人一定很多。这样一来，国家无老弱之兵，老百姓中不能胜任作战的人也不至于无辜地丧失生命。他们都知道自己不超过十年就能复员成为平民百姓，就会爱惜自己的身体，对可能违犯法律的事非常慎重，不至于和游手好闲、刁滑强横的人呼为同类，自暴自弃为凶恶之人。如今天下的祸患在于老百姓不了解当兵是怎么回事，所以当兵的常常表现得骄横凶悍，老百姓都怕他们。但是，盗贼来了他们不能防御，外族侵犯他们也无力抗击。如今让老百姓替换着当兵，当兵的也能复员成为老百姓，天下人对当兵的有了更多的了解，盗贼和外族对他们也就有所畏惧了。

读了上面这些论述，我们看到，当时养兵的积弊就是有一万个理由，也不能不进行改革了。范镇、欧阳修和苏轼诸位的这些建议正是后来王安石所实行的。为什么要等王安石来做这件事呢？因为这件事说说容易，做起来就难了，天下大业终非坐而论道者能够完成的。宋仁宗是个优柔寡断的君主，不可以和他谈论改革的大计，至于宋神宗，却是个英明的君主，完全可以辅佐他实践自己的主张。然而，一旦皇帝决定要进行改革，实行新法，诸位大臣就一个接着一个变了脸色，没有谁敢负这个责任了。其中第一个阻挠新法的人就是司马光，他说：

如果兵卒淘汰得过多，就会导致人心惶惶，很多人都愁容满面，怨声载道。虽然国家太平，法律一向都能得到伸张，但群情汹汹，恐怕也没有什么办法。诏书一下，万一有些流言蜚语被乘机传播，把老百姓惊动了，朝廷就是想要省事，收回成命，也很难了。而且，朝廷的威信也将立刻丧失，以后再向他们发号施令就困难了。如果坚持推行新法，则会惹得众人怨气十足，就像后梁要分魏博的兵，结果导致了张彦之乱，这事是可以当作借鉴的。

司马光的这种论调大概可以作为当时反对派的代表言论。他的理由不过是顾虑到骄横的士卒不容易制约，一旦实行省兵（即裁军），就会刺激他们，演变为暴乱。这种观点不过是在姑息他们，培养“毒疮”而已。假如没有王安石，这个举措很可能就会因为缺少主见而泡汤了。有一天，皇帝与王安石议论裁军的事，皇帝说：“司马光认为一定会发生唐朝建中之变那样的乱子。”王安石回答：“皇上鞠躬尽瘁，勤勤恳恳地治理国家，上下之间互相信任，没有发生这种事的道理。建中年间发生的动乱是因为唐德宗任用卢杞这样的人而疏远陆贽这样的人，他没有亡国已是他的幸运。如今需要皇上当机立断，不再犹豫，详细地制定条例，逐步推行。”神宗终于下定决心。于是，熙宁元年（1068年），诏令诸路监司（即中央政府派出的监察人员），核实各州的兵卒，不符合新法的，按照规定办理，不能胜任禁军的降为厢军，不能胜任厢军的，就免除为老百姓。不久，又下诏要求挑选诸路兵卒中的一半，即四十五岁以下能够穿起盔甲的人，作为最高限额，五十岁以上愿意回家做老百姓的，尊重他们的意愿。按照旧制，兵卒到了六十一岁的时候才能免去军职，即使这样，仍然不能马上批准。实行新法之后，免除军职做了老百姓的人越来越多，冗兵由此被大量减裁。熙宁二年（1069），神宗又下诏废除、合并各个军营，陕西马步军营三百二十七个，合并为二百七十个。马军的标准为三百人，步军四百五十人。其后陆续都进行了合并，马步军营五百四十五座，合并为三百五十五座。首都附近诸路和厢军都要汇总各营兵卒的数额，各自制定定额。熙宁至元丰年间（1068—1085），每年都对军队大量裁减，并且增加了武卫军，对他们进行严格的训练，不过数年都练成了精兵。

建中是唐德宗的年号，为780—783年。建中二年，即781年，唐成德节度使李宝臣病死，他的儿子李惟岳谋求袭位，唐德宗不允许，于是李惟岳联合魏博节度使田悦等发起叛乱，引发了四年之久的河北藩镇之乱。

冗兵应当裁减，当时人人都懂得这个道理，然而有的人不敢做，就以害怕激起兵变作为借口。但是，王安石毅然决然地要做这件事，而且制度严明，并不惊扰百姓，他们所担心的兵变在哪里呢？不过是诸位有身份的人害怕做事，不肯负责任，不能任劳任怨，宁可坐视国家凋敝，也不肯用自己的名誉、地位赌一把，在成败未知的情况下做一点尝试。他们自以为自己的打算是好的，但不知国家要这样的大臣究竟有什么用处。治平年间（1064—1067）的兵卒，总共有一百一十六万两千，到了熙宁年间（1068—1077），裁减为五十六万八千六百八十八人。元丰年间（1078—1085）稍有增加，也只有六十一万二千二百四十三人，大概是从前的一半。

王安石最初执政能够裁减宫廷费用和其他冗费十分之四，执政十年，能够陆续裁减多余的兵卒达到二分之一，由此看来，他的魄力真是雄奇伟大、果敢坚毅，我们是很难超越的。他工作起来任劳任怨，艰苦卓绝，也是可以想见的。这两项工作，都是当时的批评家们每天摇唇鼓舌谈论的东西，说说可以，却不能实行，王安石实行了，却又处处诋毁他，这些人可以说是没人心的人。后代研究这段历史的人对于这种丰功伟绩竟熟视无睹，他们也可以说是有眼无珠的人。对王安石裁减的兵卒，《宋史·兵志》有详细的记载，如果有学者想将建隆（宋太祖年号，960—963）以来的制度和熙宁（宋神宗年号，1068—1077）以来的制度做一番比较，了解更详细的情况，可以去翻阅，这里就不再叙述了。

第二，置将法。

王安石裁减军队的做法不是一种退缩的政策，而是一种进取的政策。大宋的军队数量虽然很多，但却不能用于作战，其中有很多原因，而最重要的原因是将领与士兵互相不了解、不熟悉。宋太祖吸取了晚唐、五代时的教训，担心将领把军队当作自己的私家军队，于是开创了更戍法。分遣禁军，戍守边城，以使骄将悍将不能再飞扬跋扈。

这种办法不仅调动频繁，浪费了国家的钱财，也伤害了老百姓，而且造成兵不知将、将不识兵的局面。这样一来，有兵也就等于没有兵，虽然有利于防止将领专权，却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王安石执政以后，开始在全国各地分置将领和士卒，总的隶属于禁军，目的是让士兵了解他的将领，将领也要训练自己的士兵，不仅平时有了严格训练，而且没有了轮流出戍的辛劳，等有了战事再派遣他们出征，这的确是北宋兵制的一大改革。考察当时军队的数量和配置的情况，列表如下：

天下总共设置了九十二将，还有马军十三指挥、忠果十指挥、土军两指挥，共有二十五指挥，与将并行，这是王安石所制定的关于常备军的编制。其中一将一指挥手下有多少兵，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如今已经很难考察，只知道忠果十指挥的名额是各五百人，而东南路诸将所管辖的士兵有三千人以下的，大概各自按照驻屯地区的情况有多有少，名额并不一样。

“将”在这里的意思不是“将领”，而是部队的一种建制，相当于今天的“旅”。

这里所说的“将”并非将帅的称呼，而是一个团体的名称，大概类似于今日新军编制的所谓的镇，或类似于日本军队编制的所谓的师团。他以“第一将”“第二将”作为这些军队的编号，也与今天的制度契合，但他能选择全国险要的地区，分派军队驻防，各得其宜，这又是今天治理军队的人不能望其项背的。其中第一项的三十七将是用来守卫京城，防止契丹入侵的。韩琦曾经请求撤去这些军队，以此来消除契丹的疑虑。其中第二项的四十二将是要图谋西夏。王安石对于这两个外族政权一直处心积虑地要征服他们，所以他在这两个地区集中了特别雄厚的兵力。其中第三项的十三将则以守护境内地方上的治安为主，所以安排也很靠后，而其兵力也只有全国的五分之一而已。这种新的军队编制办法与晚唐、五代的制度不一样的地方主要在于这些军队都是禁军，皇帝自任大元帅来统率他们，将官都由中央派遣，不能把军队视为私有，所以，不会有军权旁落的祸患。它与宋太祖以来的制度的区别则在于将官与士兵相互熟悉，又能进行切实的训练，而没有了更戍的烦恼。和当今之世的各国制度相比较，只有德国、日本的陆军编制法与他的办法最接近，而现今中国仍然要向王安石学习，还未能达到他的境界呢，荆公远远地超越了他的时代啊。

自从元祐（宋哲宗年号）以来，王安石的新政被推翻了，新的将兵之制虽然没有被完全废除，但却给予州县官员统辖军队的权力，与军队将领分权，使得军令不能由一个地方发出，士兵的懒惰也就日甚一日。逐渐地，女真人长驱直入，没有人可以防御，而宋朝也就从此南渡了，多么可悲啊！

第三，保甲法。

裁军，重新编制军队，都是王安石的权宜之计，借以聊救时弊罢了。如果说到他的根本政策，还不在这里。王安石大概是一个主张全民皆兵的人，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废除募兵制，改为征兵制，于是保甲法应时而出。

保甲的性质有两点：其一是地方自治体的警察制度，其二就是后备兵员的民兵制度。王安石创办保甲的用意本来是想改革兵制，但他却从建立警察制度开始下手，所以先要谈谈关于警察的保甲。熙宁三年（1070年），开始颁布了保甲法，其内容如下：

（一）十家为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

其中同一保之内不够五家的，可以参加别的保。有从外面加入本保的，也可以收入同一保内，等到满十家后则设置一保。

（二）每保设置保长一人，每大保设置大保长一人，由主户中有能力的人充任。每个都保设置都保正一人，副保正一人，由众人所折服的人担任。凡是都保正和副保正都由选举产生。

（三）每户有两丁以上的，选择其中一人担任保丁。单丁、老幼、病患、女户等不论多少，都要求就近依附一保。家有两丁以上并有强壮余丁的户也依附保内。

（四）凡是不被禁止的兵器都允许保丁练习。

（五）每个大保夜间轮流安排五个人防守戒备强盗，凡是有所捕获的时候，都要对当事人有所奖赏。

（六）凡是同保中有人犯有强盗、杀人、放火、强奸、掠人（劫掠人口）、传播学习邪教、下毒伤害人畜等罪行，而同保之内知情不报的要加以惩罚，但如果不是法律所要进行纠正的，就不用告发。

（七）有人窝藏强盗三人以上超过三天的，邻保即使不知情，也要以失察治罪。

（八）这个法先在京城周围各县实行，以后陆续推广到诸路。

由此看来，保甲法最初的性质与当今世界的警察制度是很相似的。而所谓警察权，应该是委托给地方自治团体的一种权力。警察权应当集中于中央，还是分散到地方呢？应当任命官吏专任其职，还是选举人民兼任其职呢？这两种办法各有利弊，至今许多政治学者也没有一致的意见。然而，在幅员辽阔的大国，中央政府的力量不仅做不到宏观管理，也很难具体到细枝末节。至于委任官吏来做这件事，并不如让民众自我管理好。王安石的保甲法就是地方警察制度的性质。不过，王安石实行保甲法并不仅仅是为了组建警察制度而已，更重要的是想改革募兵制为征兵制，只是要借保甲法奠定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当时大宋有一种义勇兵，人数也不少，但是它的作用不大，和禁兵、厢兵差不多。王安石想用一种新的形式改变其精神，这才是保甲法的本意。刚开始讨论的时候，朝廷上没有谁认为这样做是对的，王安石与宋神宗以及各位大臣反复辩论，最终说服了他们，新法才得以实行。《宋史·兵志》记录了这场辩论。

皇帝说：“府兵制与租庸法是不是应该相互配合、相互依存呢？”

王安石说：“如今的义勇、土军轮流执勤服役，每月都有禄米供应给他们，那么无论贫富，他们都能入卫出戍（入可以保卫国家，出可以抵御外敌），虽然没有租庸调法，自以为也是可以做得到的。这些义勇兵都是良民，应当根据礼义给予鼓励和奖赏，但如今都颠倒过来了，在他们手背上刺字，花费很多钱粮去训练他们，让他们运送粮草，这三件事都是他们不喜欢的，如果驱使他们去上阵杀敌，更是他们所畏惧的。”

意思是说朝廷不能连这些义勇兵也要养起来。

冯京说：“义勇兵中也有想以自己的力量讨好施恩于他的人啊。”

王安石说：“想要表现自己的力量，但力量有所不足，就不想再进取了，这是因为朝廷施恩过滥，最初给予他们奖励，也不是鼓励他们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如今想要利用这些义勇兵，就应该反其道而行之，使得危害在于不当义勇兵，而好处却在于当了义勇兵，这样才能改变社会风气，众人的武艺也就可以练成了。我希望从乡间豪杰中挑选一些人做将官，稍加奖励提拔，他们就会心悦诚服。况且，如今招募士兵来守卫京城，其中竟有慢慢升官至刺史，也就是州一级长官以上的，用这种办法对待义勇兵，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何况不至于花费这么多俸禄，已经足以使得他们趋之若鹜了。皇上如果真能从身边的大臣中挑选一些很有做事才能的人，到了需要的时候，可以派遣他们去率领这样一支军队。如今招募的士兵有许多都是无赖之人，还可以领导禁军或厢军，皇帝身边的这些大臣难道还不及此辈吗？这也是先王现成的法度，国家的长远之计呀。”

皇帝说：“是这样。”

皇帝又谈到了如何节省国家财政的问题。

王安石说：“裁减军队是最急迫的。”

皇帝说：“和庆历（宋仁宗年号，1041—1048）时相比，已经减少很多了。”因此列举了河北、陕西两路的军队数量，担心招募的士兵太少了，又缺少认真的训练，一旦有了紧急军情，也许会耽误大事。

王安石说：“认真训练招募来的士兵，从而鼓励三路之民都学习军事，很多兵就可以省了。我曾屡次指出，河北过去一直是武人割据，对内抗拒朝廷，对外抵抗四邻，也曾经抵御奚人和契丹，兵员储备很充足，不用向外面求援。如今，河北人口滋生繁衍得很快，又有整个天下的财富来资助，好像还经常感到不足。让他们抵挡一面之敌，他们的设施还不如武人割据的时候。如果说三路的事情有需要谋划的，就在于如何利用老百姓而已。”

皇帝又说：“戍守边疆的士兵承担不了保卫边疆的任务，白白浪费许多粮草和衣服，然而边防的守备力量又不能削弱。”

王安石说：“今天一定要裁减军队的话，的确就少了应付危机的力量，而不裁减又不知会大量消耗国家财富到什么时候。我以为，如果不能稍微恢复一些古代的制度来治理军队，中国要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怕是很难的。”

皇帝说：“唐朝建都在长安，府兵比较多地驻扎在关中地区，目的就是要巩固国家的根本。如今本朝建都关东（开封），府兵如此强盛，为什么京城的军队反而不足以防备四方的动乱呢？”

王安石说：“府兵在他驻防的地区有所作为，又可以命令他到京城来守卫，也就不用担心国家的根本不稳固了。”

韩绛、吕公弼都认为让府兵担任京城的守卫很难。

文彦博说：“像曹州、濮州人，专门做盗贼，难道可以让他们来守卫京城吗？”

王安石说：“曹州、濮州的人就没有被招募的吗？那些都是狡猾无赖之徒，尚不足为虑。义勇兵都是良民百姓，又任命有一定财产的农户出一人担任将官，怎么反倒怀疑他们呢？”

陈升之想让义勇兵去戍守附近的州郡。

王安石说：“皇上如果想要克服数百年来募兵制度的缺陷，就应该果断一点儿，详细地制定法律，把实施的细节也要制定好，不然就没有办法弥补了。”

皇帝说：“制度能够实行在于有法律，应当把条例预先做好，之后再逐步推行。”

文彦博等人又认为士兵是很难使他们到千里之外出戍的。

王安石说：“前代征讨琉球、讨伐党项，用的不是士兵吗？”

皇帝说：“招募的军人专门用于作战，因此可以依赖。至于民兵，军事、农业各一半，可以靠他们去作战吗？”

王安石说：“唐代以前没有在脸上刺字的兵一样可以作战。我认为，募兵与民兵没有什么区别，就看任用的将帅怎么样。将帅并不难求，就看皇上能不能发现他的才干，并善于驾驭他。如果皇上能发现他们的才干，又善于驾驭他们，那么人才自然会涌现出来并为皇上所用，也就不担心没有将帅了，而有了将帅也就不担心民兵不能作战了。”

宋代有“刺字为兵”的传统。

皇帝说：“从国家的长远政策考虑，一定要使百姓纳入军队的基层建制，这样做既节省了养兵的费用，又能使兵卒的数量大量增加，而且能与招募来的兵卒相互为用。”

王安石说：“为了使国家和民间的财富都不致匮乏，为国家的长远利益考虑，应当尽快变革募兵法。”

皇帝说：“如果要变革募兵法，枢密院认为一定会发生唐朝的建中之变。”

王安石说：“皇上鞠躬尽瘁、勤勤恳恳地治理国家，上下之间互相信任，没有发生这种事的道理。建中年间之所以发生动乱，是因为唐德宗任用卢杞这样的人而疏远陆贽这样的人，没有亡国已是他的幸运。”

当时有人散布谣言，说朝廷实行保甲法，训练乡民，是要送他们到边疆去打仗。乡民们都非常惊恐不安，有的父子抱在一起痛哭，有的自己把自己弄成伤残，只为了避免参加训练。韩维等人要求暂时停止实行保甲法，来安抚老百姓。

王安石说：“就保甲来说，人人希望能轮流执勤，这是人之常情，没有什么可惊慌、疑虑的。而且，如今那些窝藏盗贼的人和做了盗贼的人一定不喜欢新的保甲法。皇上，请看长社县的情况，在这里捕获的盗贼正是由于有了保甲而被迫在外逃亡的人，这些人大约有三十个。他们既不能被容留在京城附近，又被附近的郡县所拘捕，无计可施，于是就去煽动不明真相的老百姓。听说为首的煽动者已经被捕，而且来到京城的人不过二十几个，以十七县十余万家之众，被煽动的只有二十几个人，应该不算多。自古以来，做事没有不靠权势来领导众人却能让上下一致的。如果放任自流，谁肯服从命令？如果靠法律驱使他们，又不是人们所希望的。作为一个掌管天下万民的人，如果只能顺应民意，听任其自由选择，又何必设立君主和官吏呢？如今，要实行保甲法，最好先派遣官吏传达皇上的旨意，然后再按照我们制定的方法去推行。

一天，皇帝对王安石说：“曾孝宽告诉我，老百姓有砍断自己的手指来告保甲的。”

王安石说：“这件事最初是从蔡骃那里得到的消息，赵子几派蔡骃去询问查验，不过是有个人因为砍木头误伤了手指，有几个人都可以做证。大概这个保甲法上自执政大臣，中间还有一大批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下面则是盗贼和窝藏盗贼的人，他们都不希望它能够实行下去。然而，我曾召集乡人询问他们，都说很好。也许有砍断手指以躲避做保丁的人，但不都是这样。何况，保甲法不仅是为了防盗除盗，还有更重要的是要训练他们渐渐熟悉军事，成为真正的战士。如果这些人都能掌握一定的军事技能，又有旗鼓作为他们的联络方式，并且答应他们免去赋税，就可以使他们轮流执勤来取代巡检的士兵。另外，自保正以上的人如果能够捕捉强盗，还可用提升奖励他们。这样一来，人们就会争相劝勉，然后使他们与正规军队相互配合，不仅可以消除禁军的骄横之气，还可以节省国家的财政经费，这是国家的长久之计。”

皇帝于是将三路义勇兵按照京城周围所实行的保甲法进行改造。

冯京说：“义勇兵已经有了指挥使，指挥使大概就是这个乡里的豪杰人物，如今又要实行保甲，那么，让谁来担任大保长呢？”

王安石说：“古代民众居住在一起，这个地方就是乡，五家为一比，比有比长。等到用兵作战的时候，也就是五人为一伍，伍有伍司马。二十五家为闾，闾有闾胥。而到了作战的时候，二十五为两，两有两司马。两司马就是闾胥，伍司马就是比长。事情不同，名称不同，名称随着事情而变化，这是三代以来所实行的六乡六军的办法。这种办法在书上有记载，自从夏以来一直到周朝，就没有变过。秦国虽然分割阡陌，破坏了井田制，但军队的基层建制仍然仿照古代的制度，这是他们兵强马壮的原因，近代只有府兵和这种办法比较接近。如今我们抛弃了已有的好办法，反而固守五代以来造成天下大乱的办法，这样做不能使我们的国家安定和强大是没有疑问的。然而，人人活得都很安然，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不认为因循守旧是可以忧虑的，这是一种短浅的见识。”

有人说：“保甲不能代替正规军轮流执勤。”

王安石说：“等到他们训练成熟时，就可以轮流执勤了。而且，东兵的武艺也未必能比义勇保甲兵更优秀，我看广勇、虎翼二军的士兵就是这样。如今被招募来的这些兵大多数都是社会上那些狡猾顽劣、投机取巧的人，不能振奋精神。而那些农民却很朴实用力，服从命令，国家有了危难，没有谁像民兵这样可用。”

宋朝守卫皇宫的执勤，分为东西各若干班，东班也称东兵。

冯京说：“太祖皇帝征伐天下，为什么不用民兵呢？”

王安石说：“太祖时，五代刚刚结束，各方面都很艰难，豪杰多以从军来获取财富或地位。如今老百姓安居乐业，在军队中不再有像过去那样提拔他为公侯这样的事了，豪杰也就不再服务于军队了，而应征来当兵的人只是一些投机取巧、不能振奋精神的人罢了。”

文彦博说：“用圣人的道理来辅佐君主的人不能靠炫耀武力来使天下臣服。”

这是王安石舌战群儒啊，并不比诸葛孔明逊色，形象生动，仿佛一台话剧。

王安石说：“靠武力使天下屈服不是圣人的道理，然而真正懂得圣人道理的人一定都是能柔能刚、能弱能强的人。只有能够刚强，才不至于太柔弱。炫耀六军固然是先王愿意做的，但也不能专门炫耀武力。”

皇帝说：“保甲义勇兵所需要的粮草应当预先做好计划。”

王安石说：“用减裁募兵的费用供应保甲义勇兵就可以了，保甲义勇兵所需的费用只是养兵费用的十分之一二。”

皇帝说：“京城周围的募兵和过去相比已经裁减不少，为了保证京城的安全，不能完全裁减掉吧？”

王安石说：“已经有了保甲代替他们服役，也就不需要再养募兵了。如今京城的募兵跑的跑，亡的亡，一个季度就没了好几千人，只要不再招募填补，自然就减少了。既然厢兵已经很少，禁兵也不多了，我希望能尽快训练民兵，民兵训练成了，募兵也就可以裁减了。如今的保甲法规定了武艺的八个等级，达到优秀就有奖励，人人都能自觉地练习，不必等到轮流执勤的时候再练。我希望通过数年的训练，他们的武艺不仅可以胜过义勇兵，一定还能胜过正规军。正规军的训练靠法令约束，不同于保甲人人都有上进心。”

以上就是最初实行保甲法时王安石在朝廷之上与众人辩论的表现。我不厌其烦地详细摘录这些对话，一是因为保甲法是王安石重要的精神寄托，应该大力传播；二是《宋史》所载王安石的政绩总是十分简略，没有办法考见他立法的精髓、意义，只有《宋史·兵志》在记录此事的时候稍微详细了一些，因此需要我们将它们发表出来，让更多的人看到。

啊，我读到这里不得不感叹荆公见识远大，忧国之心极诚恳，做事坚毅勇敢，旷古以来没有人能和他匹敌。对于一个国民来说，服兵役是我们对国家最大的义务，在天地之间是逃避不了的。所以，士农工商都可以成为士兵，绝不能在士农工商之外再人为制造一个所谓兵的阶级。如果在士农工商之外还有这样一个兵的阶级存在，那么这个阶级一定是这个社会藏污纳垢的地方，这些兵也没有可以用的地方。宋朝由于实行了募兵制，导致兵成为社会上的一个阶级，它所带来的弊病当年那些贤德之人已经说得很详细了。

难道一定要到宋朝去寻找证据吗？就以当今的旗兵、绿营和防勇来说，其腐败程度是我们每个人都看得到的。王安石希望能够清除这种弊病的根源，才发现了专门利用乡兵民兵的办法，曾国藩、胡林翼、江中源、罗泽南治理湘军大有成效，用的也是这个办法。“农民都很朴实用力，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在国家有了危难的时候，只有民兵是最靠得住的。”我们读曾国藩的信函，其中这样的论述是很多的，不可计数。如果不是认真做事而且很有经验的人，未必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所使用的方法首先是按照礼义的标准奖励和供养他们，然后又用荣誉去鼓励他们，使得他们既免除后顾之忧，又具有荣誉感，曾国藩、罗泽南诸位贤人都靠这个来建功立业。日本人每天夸耀自己的民族的大和魂，他们在战场上屡次取得意外的胜利，让世界各国瞠目结舌、备感惊奇，也是凭借这个东西。而中国自秦汉以来两千年间所谓的士大夫何止千万，了解这一点的能有几人？了解它并能把它付诸实践的又有几人？

王安石在当时所推行的各种新法中在保甲法上倾注的心力最多，而他受到的诽谤、抱怨也最厉害。大概其他各种法律主要还是以便利百姓为主，所以批评他的人只有朝廷上那些意气用事的人，老百姓没有人应和。只有到了保甲法，因为和裁减军队相互为用，所以募兵怨声载道，这是其一。由于它的职责就像现代警察，负责维护社会治安，那些做了强盗和窝藏强盗的人自然也不喜欢，这是其二。但这还不是它最受指责的地方，作为一项法律，要让全国每个成年男子无论贫富，无论贵贱，都要习武练兵，还要用纪律来约束他们，那些不愿意做这件事的人也有抱怨，这是其三。

事实上，人之常情都是好逸恶劳的，喜欢放纵自己，而不喜欢被束缚。何况数千年来中国人民习惯了放任自流，尤其到了宋朝中叶，就更加严重，法度荡然无存，上下都习惯了投机取巧、怠惰偷安，已经成为一种本性。一旦把他们组织起来，向他们提出要求，劳其筋骨，并增加他们的负担，老百姓就会觉得对自己很严厉，一定要有所表现。所以，当时朝廷上的大臣听到的和看到的有砍断手指以逃避做保丁的，有父子抱在一起哭号的，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未必都是虚构的诬蔑之词。尽管如此，这些能够成为批评保甲法的理由吗？子产有“孰杀之歌”，孔子有“麛丧之谤”，任何一个政党在改革之初，大多数人都会感到十分痛苦，难道由于这个原因就放弃改革，不再实行新法了吗？那天下也就没有能够革除的弊端了。王安石曾说过：“自古以来，做事没有不靠权势来领导众人却能让上下一致的。”又说：“如果只能顺应民意，听任其自由选择，又何必设立君主呢？”这很像法家主张专制的言论，但政治学的原理其实就是这样。专制制度为人所厌恶，是因为它以个人利益危害国民、危害国家，如果所做的事情是有利于国家、造福于人民的，那么手握大权的执政者强制执行他的政策，有什么不好呢？要求国民必须尽到服兵役的义务，这正是国家必须做的，如果有人要抗拒，就是对国家的叛逆行为。但即使对这样的人，当时的王安石也没有简单惩罚一下了事，而是反复劝说，期待他们慢慢地觉悟，并用奖励劝勉的方式诱导他们。在这里，我看到了一颗充满仁慈的心，而非议他的人却以为他所实行的是“束湿之政”，这是一群有眼无珠的人所持的论调，真是不足以和他们讨论是非啊！

历史有训练保甲成为民兵的记载：

熙宁二年（1069）十一月开始建立《府界集教大保长法》，以王中正、狄谘兼任提举府界教保甲大保长，总共二十二个县，建教场十一所。大保长总共两千八百二十五人，每十个人训练一种事艺，配备教头一人。禁军配备教头二百七十人，都教头三十人，使臣十人。弓有八斗、九斗、一石，共为三等；弩有二石四斗、二石七斗、三石三等；马上射箭有九斗、八斗二等；才能超群的为头等。训练的时候，每月发给俸钱三千贯，每天供应食物，官府还发放武器、战袍，并以银碟、酒醪作为犒赏。

熙宁三年（1070），大保长学成武艺后便成立民团，教练阵法，以大保长为教头，训练保丁。每个都保按照远近编为五个团，在本团都、副保正的居住之地选择空地进行教练。学成武艺的大保长十人一组，轮流教练，五天轮换一周。保丁被分成五队，其中一队教练骑术，兼习马枪，两队教练弓箭，两队教练弩。在开封府界搞好了，再推广到三路，每一路各派文武官员一名任提举，河北路是狄谘、刘定，陕西路是张山甫，河东路是黄廉、王崇拯，支取封椿、养赡、义勇、保甲的钱粮用于民团训练的经费。这一年，皇帝将亲自检阅开封府界保甲民团练成武艺的士兵，录用那些练就武艺的人，剩下的则赏赐他们金帛。

熙宁四年（1071），将五路义勇兵改为保甲。这一年，开封府界、河北路、河东路、陕西路对保甲进行统计，都保共有三千二百六十六个，其中保正、保长、壮丁共有六十九万一千九百四十五人，每年节省养兵费用一百六十六万一千四百八十三贯，每年增加训练民兵费用三十一万三千一百六十六贯，而用于民团教练的赏钱，只有一百万贯多一点儿，这里就不多说了。

到熙宁九年（1076），据说，义勇兵、保甲和民兵共有七百一十八万二千二十八人。

王安石致通判比部尺牍

这是保甲法在熙宁年间推行的大概情况。

王安石治理保甲，成绩卓著。保甲开始发挥其警察的功能，盗贼很快就被平息了。在这之前，开封周围有许多强盗，他们攻劫杀掠，每年大约有二百起，到现在却一起都没有了。仅长野一个县，在开封附近捕获的盗贼就有三十人，他们都是被保甲追捕无处藏身四处逃窜的人。然后又通过保甲训练民兵，训练刚开始时，议论纷纷，等到训练结束，武艺学成，超过正规军队。用于训练的经费以及日常消费、奖励和赏赐的钱都从封椿各库和禁军缺额所节省的经费中支出，没有用国家财政一文钱。负责农业的官员亲自主持这项工作，监督、检查都非常精细，县里官员如果有人强迫保甲置办军服，增加百姓负担，骚扰百姓，都要给予严厉处分，所以人们没有敢不遵守法令的。而且，奖励十分优厚，那些在外做官和有实力的家庭，他们的子弟都欣然前来报名参与。由此看来，王安石和宋神宗经营十余年的苦心，可以说没有被辜负啊。可是，宋神宗尸骨未寒，他们的良法美意就完全被破坏了。

元丰八年（1085），宋哲宗继承皇位，当时任陈州知府的司马光首先上疏要求停止实行保甲法，他写道：

（前略）自从唐朝开元年间（唐玄宗年号，713—741）以来，利用民兵的办法已经不成了，戍守攻战都靠招募的长于征战的士兵，民间哪有懂得打仗的人？我大宋建国已经一百多年，天下太平，四方无事，头发花白的老人都不认识兵器。一旦在田间务农的人都穿起军服拿起武器，在田野里奔跑驰骋，那些德高望重的老人都叹息不已，以为是不祥之兆。这件事从一开始调度就很混乱，挨家挨户地骚扰，一户都没有遗漏。朝廷又时常派遣督查的人到处巡视检阅，每到一个地方就滥发赏钱，浪费的钱财何止千百万。这些钱财都是很残忍地从老百姓手里一分一尺收敛来的，使用这些钱财的时候却视如粪土一般。那些乡民百姓只会觉得劳役很辛苦，不会因为给他奖赏就感恩戴德。农民这样辛劳，国家的花费又是如此之大，而这些民兵最终能发挥什么作用呢？如果让他们捕捉盗贼护卫乡里，则用不了这么多人。如果让他们戍守边境，从事征伐，则那些生活在边远地区的外族民众平时就靠骑马射箭为生，攻伐作战是他们的风俗，从小到大没有别的事情。而中原的老百姓大多数从事农业，在田间劳作，虽然把兵器发给他们，教他们武艺，在练兵场上按照阵法或进或退，看上去很整齐，很有章法，但如果派遣他们和敌军遭遇，刚一击鼓鸣镝交战，就可以预料到他们会溃败，这一点不用怀疑。（后略）

啊，司马光指责保甲法的那些理由也不过如此了！我今天就试着和他讨论一下。他说百姓不知道打仗是怎么回事已经有上百年了，所以不能恢复民兵是形势所迫。但是，人为万物之首，最为尊贵，其原因就在于人是善于学习的，就算以前没有见过或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事，如果国家用奖赏来鼓励他们学习，那么没有不能训练成功的，更何况百年之前的遗迹并没有完全湮没呀。如果按照司马光的说法，国家一切教育训练的事业都可以不做了，为什么只说保甲呢？他还说，那些德高望重的老人都不认识兵器了，见到身穿军服、手拿武器的人，会叹息并认为是不祥之兆。这些话就更加可笑了。大臣应该为国家谋划百年大计，但是他的政策却取决于边远乡村那些年事已高的老人，天下的事就可以想见了。正是由于人民不认识兵器、不熟悉战争了，执政的官员才主张振奋其精神，并认为这是一件迫不及待的事情。宋神宗和王安石以亲力亲为的精神，要在严格规定的限期内，看到对普通百姓进行军事训练的成果。如果像司马光说的那样做，举国讳言打仗，执冰以嬉，对于歌舞升平来说是很好了，但此后北方外族长驱直入，百座城池都望风披靡，我却不知道它祥在哪里呢。

他还说，保甲法刚开始实行的时候，调度很混乱，每家每户都受到骚扰。任何事情在开始实行的时候，由于缺少经验都会遇到一些问题，举措也会有失当之处，这是在所难免的，但要看它是否值得去做。如果值得做，即使遇到一些困难，发生一些问题，也应该坚持下去，不能戛然而止。何况司马光说这番话的时候距离熙宁初年开始实行保甲法已经过去十七年了，官吏已经熟悉了此法，而且法令也已经有了成效，这时却翻出老账，这公平吗？况且，过去因为百姓不熟悉军事才要兴办这样的民团进行教练，也许骚扰了百姓，但今天要把百姓已经熟悉的生活完全改变，难道不是另一种骚扰吗？以暴易暴，尚且是不可取的，何况以暴易仁呢？

他还说，用于奖励和赏赐的钱财浪费了国家财政，表面上好像是这样。但为什么不想一想，保甲的经费其实来自封椿各库和禁军缺额所节省的军费，并没有动用国家财政一文钱。他也不看看熙宁四年（1071年）的统计数字，由于改行保甲的原因，每年节省军费一百六十余万贯，而保甲和犒赏所需只有一百三十余万贯，两者比较，还能节省不少于三十万贯钱。实际上，为了保持国家的实力，这些钱有时是不能省的。如今世界各国，不惜花费数以亿计的资金来发展海军，就是这个道理，何况它在前面已经节省很多了。司马光的这种说法不过是要迷惑皇帝罢了。

至于他最后的论调，以为中国人虽然加以军事技能的训练，也是毫无用处的。他这样说，即使判定他犯有侮辱国民之罪，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按照他的说法，似乎外国人就永远适合充当征服者，而中国人就永远适合充当被征服者。既然中国人经过训练仍然不适合征战，那么那些招募来的士兵难道不是中国人中的一分子吗？以前的这些募兵是不能抵御外族来犯的，这种情况，五尺童子都能了解，难道司马光竟不知道吗？如今只是指责保甲制度不能应付战争，却不提出哪种办法可以应付战争，推测司马光的用意，是不是可以认为以臣民的身份对待北方外族是天经地义的，没有谁敢于挑战这个事实呢？唉，当时那些贤德之人对新法不满的理由大概也就是这些了。从保甲法这一件事来看，其他的就可以类推了。

自从元祐年间废除保甲法之后，元符二年（1099年）虽然有人提议恢复，但终于没有实行。到了宋徽宗崇宁（1102—1106）年间，蔡京这个反复小人借口恢复神宗时实行的新法，再次提倡实行保甲法，但从精神到形式都不是王安石搞的那一套了。高安的陈汝锜说得好，他说：“宋朝是个武力衰败而国力贫弱的国家，武将的权力在酒宴上被解除，地方的兵力就衰落了。守卫天子的禁军承担了戍守边境、征讨异族的任务，京城的守备也就衰弱了。招募游手好闲的人，给他们刺上字，以充当士卒，既妨碍了当地百姓的生活，又因为供养他们而使得百姓陷入困顿之中，其驻地防御也因此显得很薄弱。所以，金兵一出手，就攻陷了朔州和代州，接着又围困太原，拿下了燕和蓟，直捣汴梁开封，于是才有了南朝（即宋朝）无人之叹，而太后的手诏也有人们不懂军事的遗憾。如果保甲法不被废除，民兵按时进行训练，用兵谋略越来越熟悉，家家都配备了兵器，而且人人都能同仇敌忾，纵然是胡马向南方嘶鸣，又何至于金兵能像自由自在的旅行者那样行进了数千里，竟然没有一城一垒敢触犯它的锋芒！又何至于纷纷召集军队，心情沉痛地下勤王的诏书！所以我认为，王安石实行保甲法，训练民兵，是已经预料到他日会有一场靖康之难啊。而靖康之难之所以像河决鱼烂一样，就是因为保甲法被破坏，只顶着它的名义，却抛弃了它的实质，国家财政的支出越来越多，而国家的锐气却越来越少，就像驱使有病的妇女和弱小的孩子赤手空拳去和豺狼搏斗，能不马上被利爪和锐齿撕碎吗？想到这些，还会有人诅咒和谩骂王安石吗？”啊，这些话可以说是深得我心啊！保甲法已经被废除，募兵的制度也已被破坏，宋朝即使不想南渡，能够做得到吗？然而使宋朝陷入灾难的是王安石呢，还是司马光呢？

陈汝锜是明朝万历时人。

指南宋的创建者孟太后。

第四，保马法。

保马法就是官府把马送给百姓，由百姓代替官府养马，并且奖励百姓自己养马，等到有了紧急情况的时候，则由官府按照马的价值收购。马是作战的重要力量，军事家是不能忽略它的，所以历代都把马政作为国家的大政之一，即使当今之世各国也是这样做的。宋代时马是稀缺的战略资源，在这之前特意设置了群牧监，常以中枢机构的大臣担任领导，以表示重视这项工作。然而，官府养马弊病很多，耗费的资金巨大，而且达不到繁衍生息的效果。于是到了王安石执政的时候，有了保马法。

熙宁五年（1072年）五月，皇帝下诏开封府界各县保甲愿意养马的人，仍然以陕西一带市场上卖的马选送给养马人。六年（1073年），又下诏司农寺制定养马法，于是曾布等人递上了他们制定的条例，凡是五路义勇保甲愿意养马的人，每户限养一匹，家里富裕有能力的，愿意养两匹马，也听其自便，都由监牧挑选并提供马匹给他们，或者由官府出价让他们购买，但不要强迫。开封府界不要超过三千匹，五路不要超过五千匹。除了追逐盗贼之外，禁止骑马超过三百里。在开封府界，养马人免除征收粮草二百五十束，还要另外给他钱。在五路，养马人每年免除折抵应该缴纳的税金。三等以上的人家十户为一保，四等以下的人家十户为一社，以应对病死马的赔偿。保户马匹死亡，养马人独自赔偿；社户马匹死亡，社里的养马人赔偿一半。每年检查一次马的肥瘦，不允许私自扣留。保马法一共十四条，先从开封府界实行，五路委托监司、经略司和州县推广。

保与社有所不同，可见保马法很讲政策。

王安石所提出的各种新法中，最不合理的就是保马法了。马是生物，它的肥瘦生死往往不全由人力来决定，要求百姓饲养，有了损失还要让他们赔偿，这样做是为政不得要领。元祐初，很多批评王安石的人争相指出这项法令对百姓有害，从一般常理来看，他们说的并没有错，尽管当时王安石实行这项法令自有他的道理。大概王安石最看重的还是训练民兵，即保甲法的实行。但训练民兵不可以没有马匹，官府不提供就没马可用，而官府想要提供却没有马，所以把马贷给百姓，让他们饲养，以此与甲法相维系。然而，即使为了此事来谋划，也应该有具体的办法和措施。保马法是他在最不应该干涉的地方进行干涉，这是千虑一失啊。如今世界上的各个国家筹划马政的办法其实是很多的，但这无关大局，就不多说了。

第五，军器监法。

兵器不精良，犹如将士卒送给敌人。兵器的重要性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宋朝自仁宗以来，已经习惯了天下太平，兵器都已经腐朽得不能再用。熙宁五年（1072年），崇政殿说书王雱（王安石之子）上疏说：

汉宣帝号称贤明的中兴之主，史书上说，宣帝时的能工巧匠要比元帝和成帝的时候更技艺精良，这说明，虽然是政府某个部门的事，却也关系到朝廷的大政方针。如今，我们面临着对外防御边境的祸患和对内防范各地的盗贼两大任务，全国每年征收上来的弓弩、甲胄进入兵器库的有上千万件，其中竟没有一件锋利、结实、便利、实用的。我曾经到一些州府的兵器作坊去看过，制造兵器的工匠极为缺乏，竟到街上临时抓人来顶替，他们制造的兵器只能说是形似而已。兵器库的官吏也只是点清数量，收藏入库，是否能用就不管了。所以，保存的兵器虽多，大多数却是不合格的产品。平时做事如此，到了战争时想要取得胜利，把外族的军队挡在边境之外，国内也能平息盗贼，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或者想用放松军备来显示天下太平无事，但金、木、丝、麻、筋、胶、角、羽等材料可都是老百姓通过辛勤劳动生产出来的，没有任何理由让工匠毁坏它们，太可惜了。不如改变一下做法，集中几个州府的作坊到一个地方，就像如今监督钱币的铸造一样。选择懂得制造工艺的官员，使他专门负责这项工作，并且招募全国各地的优秀工匠，作为技师。朝廷之内设置管理工艺制造的官员总揽这项工作，检查产品是好是坏，分别给予奖励和惩罚。这样人人都能胜任自己的工作，不用特意责罚就能做得很好了。

皇上接受了他的建议。第二年，便设置了军器监，总管内外兵器制造的工作，设置判官一人、同判一人。最初，这项工作由三司直接负责，至此改由军器监负责。凡是对制造兵器内行的人都可以到军器监来介绍经验，于是官吏和民众中有很多人都到军器监来进献制造兵器的方法。

王雱是王安石的儿子，他的学问、才能都有超过一般人的地方，可惜他很早就去世了，没有机会展示。后来有人不遗余力地诋毁他，就是《宋史》对于这件事的记载，也以为他是在迎合皇上的意思，妄图改变过去的制度。旧制度既然已经如此破败，就是你不想改变它，也做不到呀。我们看他说的这番话，与当今东西各国的做法是完全一致的。大概这些国家要在军事上强大起来，没有不先改善其武器装备的。而既要改善武器装备，就一定要设置专门的官员来做这件事。如果像以前的制度那样，委托各州县的官吏按照惯例上缴，即使想要让它不腐朽，差不多还能凑合用，也是不可能的，还能进行改良有所创新吗？军器监的设立，即使在今日之中国也是当务之急呀，而执政者仍然糊里糊涂，看不到这一点。但王雱在千年之前就说出了这番话，他的见识不是很远大吗？按照《宋史·兵志》的记载，自军器监设置之后，所发明的新式兵器不一而足，工作效率也有很明显的改善。但是，到了元祐初年的时候，全部改弦更张，所有新法完全被废除，还是要求各路作坊继续按惯例上缴，这真是王雱说过的，把工人聚在一起毁坏天地间的有用之材啊！宋朝就是这样做的，虽然不想南渡，能做得到吗？

综合上述情况来看王安石的军事政治改革，大体上都是有道理的，与今日世界各国的军事政治比较接近，而他想要把募兵制改为民兵制，更是治理国家的谋略深远。今日中国仍然不能实行这种办法，但如果不能断然实行这种办法，就很难使中国变得强大起来。但是，他的保甲法完全仿照古人的做法，不仅使全民皆兵，还想使每个人每时每刻都是兵。全民皆兵，没有问题；每个人每时每刻都是兵，这在古代小国寡民的情况下或许还是可行的，却很难在秦以后的泱泱大国中实行这种办法。为什么呢？古代的部落把战争当作国家的第一件大事，而经济不过是为战争提供资金支持罢了。但在世界日益进步走向文明的时候，发展经济就成了国家的第一件大事，而战争不过是保护经济发展的工具罢了。每个人每时每刻都是兵，虽然也说是在农闲的时候习武，但妨碍生产的事情还真是不少，新法没能尽善尽美，这是一个方面。

而且，如果不是所有登记在册的人都成为兵，古代的小国寡民是很难抵御外来侵略的。后世中华大地成为一家，国民的人数从几千万增长到数亿，假使每个人每时每刻都是兵，一来国家用不了这么多兵，二来就是把全国的财富都集中起来，也养不起这么多兵啊。新法有不完善之处，这是第二个方面。

所以，唐朝的府兵变成了骑，除了管理国家的人无能，恐怕也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如此吧？然而，王安石的全民皆兵就不能实行了吗？也不是这样。今天世界各国有常备军、预备兵、后备兵，用的就是这个方法。人人都有拿起武器保卫国家的义务，然而他们尽其义务，或一年，或二年，或三年，完成之后则继续做他的农民，除非有了大的变故，否则是不会征调他们的。这是各国都在实行的成法，即使将来有圣人问世，谅也不会有什么改变了。有人说：“以王安石的学识，难道这他都看不出来吗？”回答说：“王安石大概已经看到了。”又有人说：“既然看到了，为什么没有实行呢？”回答：“这应该看一看他所生活的时代。”在王安石执政的时候，国家已经有了招募来的士兵一百余万，这就相当于各国的常备军吧。按照王安石的计划，是想全部废除他们而让民兵取而代之。不过，自唐朝中叶以来积弊数百年，改革也不能太快，需要逐渐进行。于是，一方面减少募兵，另一方面用民兵补充它的缺额。这样就有了所谓上番，上番的民兵就是在尽常备军的义务；那些退番的民兵就是尽预备役、后备兵的义务。谁说王安石只是看到而没有实行呢？假如没有反对党的阻挠，且王安石在他的位子上做得更久一点儿，安知今天世界各国通行的军制不是我国在千年以前就创造出来，作为世界模范的呢？

教育和选举——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和施政纲领（四）

民政、财政、军政，这三个方面差不多已将王安石的新法全部包括在其中了。此外还有一两项，这里做一下简单论述。

第一，教育。

教育方面的事务是王安石平时最重视的，也是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谈得最恳切的。等到他执政以后，首先注意到学校。熙宁元年（1068年），增加太学的学生。熙宁四年（1071年），以锡庆院、朝集院作为大学的校舍，把学生调整为三等，初入学的学生为外舍，外舍升入内舍，内舍升入上舍。上舍学生一百人，内舍学生二百人，外舍学生人数不限。后来，内舍学生增加到三百人，外舍学生限制在两千人以内。这一年，还创办了京东、京西、河东、河北、陕西五路的学校，以陆佃等人为各州的学官。其后，各路州府都创办了学校，学官达到五十三人。著有《文献通考》的马端临说，当时兴办学校，而教官只有这些人，大概是重视作为教育者的官职，不肯轻授滥设的缘故。

有人说，位于意大利博洛尼亚市的博洛尼亚大学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大学，创办于1088年。殊不知，王安石创办的大学要早它二十年。但博洛尼亚大学至今还是意大利的学术中心，有学生十万人，王安石的大学却没能坚持下来，这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历史有太多的偶然性，但也有其必然性。

学校所教授的内容以经学为主，每人专门学习一经。到了熙宁八年（1075年），王安石把他撰写的《三经新义》一书发给各位学官，要求在学校里讲授，三经就包括了《周礼》《诗经》《书经》。

《书经》即《尚书》。

《三经新义》也是当时及后世许多攻击王安石的人的一个借口。据历史记载，苏嘉在太学读书，老师颜复曾经以王莽变法和后周宇文氏变法为题考这些学生，苏嘉在文章中极力表示对变法不赞成。他的文章被老师列为优等，激怒了王安石，把各位学官都赶走了，让李定、常秩同判监事，重新选用学官，不是执政者喜欢的人一概不要，此后就颁发了《三经新义》一书。考察王安石平日的言论，他总是把一种学术当作端正人心的根本。那么，历史中的记载应该不是对他的诬蔑，这实在是王安石为政纲领中最丑陋的部分。大概社会要不断进化，确保其思想自由是第一位的。所以，当今之世谈论政治的人在各个方面都要求整齐划一，把这当作惯例，只有在学术上则完全相反，主张百家争鸣，信仰则尊重每个人自己的选择。真理总是越辩越明，人的心灵只要疏通，就不会枯竭。用强制的手段要求大家信奉一种思想，这只能使思想被禁锢。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以来，中国学术史上再也没有光芒四射的局面，就像王安石这样一个优秀的人，在这方面也重蹈覆辙，真是可悲啊！

不过，王安石当时并非在《三经新义》之外完全排斥其他思想，只不过要求大学以此作为教材罢了。既然设立大学，必定要有教育者，而且教育者必定有他所主张的学说。大学既然作为一个国家学术的生产部门，它的思想一定会在社会上作为主导而存在，这也是势所必然，是不能回避的。就像今日的日本，其帝国大学有两三位老辈学者的学说颇为一些年轻学者所反对，受到他们的抨击，但全国大多数学者还是要学习他们的学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既然如此，也就不能过多地责备王安石了。如果因王安石排斥其他思想，就认为他破坏思想自由的话，那么他其实并没有禁止其他思想的传播，不过是提倡自己一家的主张罢了。学者有了他所主张的学说，一定想使其发扬光大并因此而改变世界，这不仅不违背常理，而且是负责任的表现，王安石有什么错呢？如果一个学者没有自己的主张，只是揣摩执政者的喜好，以此来换取高官厚禄，这才是学者在犯罪，而倡导新的学说的人并没有犯罪。

自从元祐年间将《三经新义》废除以后，南宋时的学者更是不遗余力地攻击《三经新义》，从那时开始，数百年来很多学者都羞于提它。《三经新义》中的《诗义》《书义》出自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和学生之手，如今已经不在了。只有《周官新义》一书为王安石亲自撰写，清朝乾隆年间编修《四库全书》，还从《永乐大典》中找了出来，加以重新编辑，现在还可以见得到。我曾经找来读过，其中精要之处是很多的，实在是为我国经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从汉代到今天，没有能够超过它的。这一点我会在“王安石的学术成就”一章中专门讨论，这里就不啰唆了。

但学者不认真思考，就随声附和，大肆诋毁、排斥、抵制王安石的思想，这就是韩愈说过的“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吧？王安石不曾禁止别人学习他之外的学说，倒是反对王安石的人禁止别人学习王安石的学说。既然如此，那么束缚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人是王安石呢，还是王安石的反对者呢？这又是不能不认真考察的。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国子司业黄隐焚烧《三经新义》的书版，禁止学生们诵读他的书。大学的许多学生听说王安石去世了，想要设立灵堂进行祭奠，也遭到禁止。第二年，皇帝下诏禁止科举考试使用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和《字说》。宋钦宗靖康年间（1126—1127），一个叫杨时的人上奏朝廷，竟把王安石的著作斥责为邪说，认为它污染了学者的耳目，请求朝廷追夺他的王爵，使歪理邪说不再迷惑学者。宋高宗绍兴六年（1136年），张浚为宰相，又一次重申禁止王安石学说的传播。由此看来，以王安石对比诸位贤德的学者，他怎么样呢？当时，看到杨时诋毁王安石的学说，御史中丞王过当即在朝廷之上弹劾他：

五经的意义很精深，因而各家的学说常有不同，这是很难避免的。把自己可以接受的视为正，把自己不能接受的视为邪，这是一种很大的失误和偏颇。前不久有人斥责苏轼的学问为邪说，并加以禁止，如今已经解禁了，允许采用他的长处，这实在是一种通达的见解。祭酒杨时矫枉太过，又来诋毁王安石的学说，把它视为邪说，这也是不对的。学生们习惯了引用王安石的学说，现在杨时提出要禁毁王安石的书，不允许学生们阅读，他们便聚集起来去找他理论。杨时竟闭门不敢出来，不得已，学生们才散去，这也足以证明杨时的做法是不能服众的。

这番话可以说是正确的观点。杨时是什么人呢？他是程颐的学生，曾依附于蔡京，谋得个一官半职，学者都尊称他为“龟山先生”，他在孔庙中享受“从祀”的规格，至今没有被废止。而这些儒家学者之所以尊敬他，大概是因为他在排斥王安石学说的时候贡献最大。当时程颐的学生们自以为他们的学说是孔子的正统，凡是和自己不同的，都加以排斥。他们著书讲学，排斥别人的学说以宣扬自己的学说，这固然是学者的本分，应该这样做的。但是，为什么要借助皇帝的力量来封天下人的口呢？宋代的党争在此之前不过是政见不同罢了。等到程颐的门徒得了势，开始是禁锢苏氏的蜀学，不久又提出禁锢王学，从此以后，学界的党争也日益激烈起来，而政界更加水火不相容，以至到了宋朝末年，追究起是谁造成的这种祸端，正派的人不能不对杨时这些人深恶痛绝。

此后，庆元年间（宋宁宗年号，1195—1200），韩侂胄和胡纮指斥朱熹的道学为伪学，并将朱熹一派及其同情者定为“逆党”，史称“庆元党禁”，读史的人都很反感这种现象。韩侂胄的禁伪学确实做得不对，然而是否想过那始作俑者是谁？韩侂胄的做法不过是请君入瓮而已。程朱理学虽然不是我所愿意学的，但我仍然敬仰它，怎么敢狂妄地诋毁它呢？然而对于诸位君子的妄自尊大，排斥异己，非但不敢附和，而且认为中国最近这数百年来学术的不发达就是程朱这些人极力束缚人们的思想造成的，他们是逃避不了这个责任的。本来没必要谈到他们，因为说到王安石的经义，才涉及此事。

熙宁五年（1072年），又建武学堂于武成王庙，选择文官、武官中懂得军事的担任教授，讲解各家的兵法，编撰历代用兵成败的经验和教训，以及前世忠义之士的气节操守，对足以成为典范的进行讲解，学生的名额限制在一百人以内。

熙宁六年（1073年），又在大学设置律学教授四人，凡是在职的官员和学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入学。同年，皇帝又下诏要求各科进士和被选入官的官员子孙都要加试断案和律令的要旨。

后来，又在大学设置了医学教授，挑选翰林医官以下的官员、上等学生以及社会上的良医来担任，学生通常经过春试来选取，以三百人为限额，设有方脉科、针灸科、疡（创伤）科，考察、提升、补缺的办法大概和其他各学科相同。考试合格的最高可以做到尚药局医师以下的职务，其余的按照等级补官，去做本学博士正录或外州医学教授等。

这是王安石教育施政的大概情况。我们看他的规划实施，基本上还是注重京城的大学，各个州县的学校规模似乎都不大完备。不知道是史书没有记载，还是当时的力量尚有不能达到的地方。至于他的大学，和今日欧美各国相比，虽不能说完备，但看它有律学、医学等学科，与经学并重，就可以说分科大学的制度是从这里开始的。它的起源比起英国的阿士弗大学（疑为牛津大学——编注）更加古老，如果不是中途被废弃，他的事业能继续到今天，难道不足以为之自豪吗？然而，即使像这样仅仅昙花一现，它也已足以成为我国学术史上的荣耀了。

当王安石最初设置律科的时候，司马光上奏说：“律令敕式都是做官的人必须掌握的，何必设置一科呢？假如让学生预先学习它，那么不合乎礼教的行为正是刑罚要制裁的，作为一个读书人，如果能深明大义，自然也能遵守法律，如果他不懂得道义，那么学习法律只能使他成为一个刻薄的人，为政的时候怎能奉公守法呢？这样做也不能培养人才、敦厚风俗。”啊，在今天法制思想盛行的时候，稍有见识的人都知道司马光的这种论调是错的，不用深入地和他讨论。果然像他说的那样，则当今之世各个文明国家，不是曾经学过法律的不能担任官吏，那么他们那里还会有奉公守法的人吗？我一直不理解，司马光对于王安石的每个举措，无论大小，一定不遗余力地进行反对，他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居心呢？我也不理解后世那些读史的人，他们对于当时的每个举措，无论大小，一定袒护司马光而贬低王安石，他们又是怎样的一种用心呢？

第二，选举。

科举取士不是王安石想要做的，他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论述这件事的弊病是非常详尽的。等到他执政以后，却仍然没有改革，这是为什么呢？其中的理由，他自己曾经讲过。他在《乞改科条制札子》中说道：“如今想要恢复古代的制度，以改变今天的弊端，但担心没有头绪。首先应当废除对偶声病一类的文章，即不再进行诗赋一类的考试，让学生们专心研究如何阐发经典的意义。等到朝廷兴建了学校，再到那里修习、研究三代教育、选举官吏的办法，并且施行于天下。”由此看来，废除对偶声病一类的文章，而主要考查对经典意义的阐发，不过是王安石的权宜之计，而并非他的目的，但当时攻击他的人却已经风起云涌了。

熙宁二年（1069年），讨论如何改革贡举法，欲停止诗赋明经各科的考试，以经义策论作为进士考试的内容。直史馆的苏轼上疏谈到他的意见，他大致是这样说的：

得到人才的途径，在于知人；了解一个人的方式，在于考察他的实际水平。如果君主和宰相对每个人都能明察秋毫，朝廷也有切实考察一个人工作能力的办法，那么衙门里的小官吏和差役中未必就没有人才，何必要到学校里去选拔呢？即使用现在这个办法，我认为已经绰绰有余。如果君主和宰相不能对每个人明察秋毫，朝廷也没有切实可行的考察一个人工作能力的办法，那么，即使在公卿和皇帝身边的这些人中，也常常会觉得没有人才，何况从学校中选拔的那些人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使恢复了古代的制度，我认为也是非常不够的。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该做的或不该做的，事物也时有兴起和废除，即使三代的圣人在今天复生，他们选拔人才也要通过一定的途经，何必非要通过学校呢？而且，庆历年间已经办过学校，所有的人都以为可以期待天下太平到来了，然而至今却只留下一个空名。如今皇上一定要寻求道德高尚又有很大学问的人，责成他去实现九年大成的事业，就要改变当今的制度，使社会习俗发生变化，还要征发民工来修建房屋校舍，聚敛民间的财富，供养这些前来就读的学生。同时，设置官吏，安排教师，并将那些不听话的人挑选出来，贬到偏远的地方去，这只会在社会上造成纷扰，和庆历年间做的有什么区别呢？至于科举考试，有人说，乡试应该以道德为重，不要太看重文章写得如何；有人说，应该专考策论，诗赋就不必考了；也有人希望采用唐朝用过的办法，兼顾一个人的声望，不必把考卷上的姓名、籍贯都封上；还有人主张改变学生们研读儒学经典的办法，不用死记硬背，只考经书的内涵和意义。这些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怎样才能提高人们的道德品行呢？这就需要统治者通过穷究事物的道理来提高自身修养，并通过为世人做出表率来标明你的好恶。如果认为设立个科目、提出个名目就可以得到人才，就是教天下的人一起弄虚作假。皇上用孝的名义选拔人才，有勇气的人就会割股，胆怯的人就去看守坟墓；皇上用廉洁的名义选拔人才，有人就会驾驶残破的车子，骑瘦弱的病马，穿劣质的衣服，吃粗劣的食物。凡是可以讨好皇上的，都可以拿来一用，讲求道德、品行的弊病，甚至到了这种程度。就文章而言，策论是有用的，诗赋是无益的；但就实际的政事而言，则诗赋、文章都是无用的了。不过，即使是无用的，自祖宗以来也没有人能够废除它们。人们认为，要按照一定的方式选拔人才，能做的不过如此罢了。近世文章写得很华丽的，没有人能超过杨亿，如果杨亿还在，那么他就是忠诚、清廉、耿直、公正的人吗？通晓经典，学习古制，没有人比得上孙复、石介，如果孙复、石介还在，那么他们就是不切实际而又荒诞虚妄的人吗？况且，自唐朝到现在，因诗赋写得好而成为名臣的不可胜数，哪些地方有负于天下，而一定要废除它呢？

苏轼的议论有些奇怪，使人想到今天某些学者的言论，貌似有理，其实是不能深究的。

当权者先要做表率，正人先正己，身教重于言教。

此文见于苏轼《议学校贡举状》。

皇上读了苏轼的上疏，于是向王安石询问。王安石说：“如果说通过诗赋考试也曾得到很多人才，那是因为人们要做官没有其他的路可走，只能参加诗赋考试，这中间不会没有贤德之人，但因此说这种考试制度很好却未必。今天看来，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还是应该寻求治理天下的道理，如果只是闭门读书，学作诗赋，等到做了官，社会上的事情全不知道，这就是科举在败坏人才，还不如古代呢。”皇上于是下定决心，要废除明经及各科进士的考试，废除诗赋的考试，学生从“五经”（即《诗经》《尚书》《周易》《春秋》《礼记》）中任选一经，专心研读，并且兼顾《论语》和《孟子》。每次考四场，第一场考专门研读的经书；第二场考孔孟的书，以书中的要旨为主，共十道题；第三场考试，写论述一篇；第四场考试，写策问三题。礼部考试增加两题，中书省的考试则增加撰写公文或诏令一题。这些就是当时科举制度的大致情况，它沿袭了数百年，一直存留到今天。啊，王安石的良法美意并不只是这一项啊，但都被废除绝迹了，没有一项留下来，只有这项权宜之计，不得已而为之，是王安石想要废除而未能废除的，却沿袭了数百年，毒害天下多少人才，真是令人伤心啊！

如果能完全废除科举制度，用学校来代替科举的功能，那是善举中的善举。但是，当学校尚未建立起来，而国家又不能不选拔人才的时候，科举制度也就不能一下子废除。既然不能一下子废除，那么与其考诗赋，则不如考经义。这么做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而苏轼说的那一番话，其一是说即使三代圣人再生于今天，他们选拔人才也不会通过学校；其二是说诗赋虽然无用，但寻找一种新办法来选拔人才，也不过如此；其三是说诗赋何曾有负于天下，并痛斥诋毁开办学校是劳民伤财，纷扰天下。这真是所谓用恶劣的言论来扰乱政治啊，王安石斥责这些人是流俗真是太合适了。如今，科举考试已经被废除，稍微有点儿常识的人都知道苏轼的说法是错的，是不值得深辩的。我在这里讲到他，是想让大家看一看，当时反对新法的人的言论都不能持之有故，也不能言之成理，大概都是这样。通过以上三章，大家对于王安石当时创立的新法大致都有所了解了。还有一些细枝末节，与一个朝代的兴亡大计关系不大，这里就省略了。

（考异七）

王安石打了哪些仗

迂腐的儒生诋毁王安石最厉害的是两大“罪状”，其一是聚敛，其二是黩武。王安石的理财绝不是聚敛，我已经说了很多。王安石的用兵能说是黩武吗？这又是不能不辨别清楚的。

如今的外国人动不动就讽刺我们是没有武力的国家。我们轻视武力，不积极发展武装力量，并非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完全是宋代以后程朱理学误导的结果。宋朝人把含羞忍辱作为美德已经很久了，自从澶渊议和之后，举国都把免除兵戈视为幸运，由此开始，增加岁币，被要求割地，好像小小的诸侯国伺候大国，只要别人提出要求，没有敢不遵从的。就像西夏这样一个蕞尔小国，自李继迁、李德明以来，忽而反叛，忽而降服，虽然韩琦、范仲淹相继担任安抚经略使，有人主张战，有人主张守，但环庆路、鄜延路所辖各州仍然是连年死伤不断，百姓更得不到赡养，何尝听说有人为改变这种状况贡献出一计一策。孙子说：“不要指望敌人不来，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有所防备。”但在此之前的宋朝君臣确实不去谋划怎么防备敌人，只是侥幸敌人不来。还有西南地区的土蛮，几次蠢蠢欲动，成为宋朝的心腹之患，西南边境也很不安定。处于两大敌人之间，已经一天也得不到安宁，何况还有一些小丑在后面悄悄地窥视。王安石的政策就是先肃清小丑，并借此机会来增加军事方面的经验，然后再对付大敌。而他对付两个大敌的策略就是，如果他们联合起来对付大宋，那么大宋将用一种使他们懈怠的方式拖住他们，先对付那个比较容易对付的，然后再对付难对付的那个。收复河湟是为了控制西夏，控制西夏是为了削弱契丹，这是王安石一生的抱负，他在执政时就开始一步一步地实施了。如今说一说当时的战绩，展示给世界上阅读历史的人，以此来证明用黩武来诽谤他是多么不合适。

五次和议的岁币数量

宋朝一直受外患困扰，然而宋朝皇帝大多采取消极被动的防守政策。为了换取短暂的苟安，宋朝先后与辽、西夏、金签订了五次比较重要的合约，每年向对方支付大量的岁币，这无疑极大加重了宋朝百姓的经济负担。

第一，河湟之战。

河湟是哪里呢？就是今天甘肃巩昌以西，岷州、洮州一带，沿洮河那一片地方。秦朝筑长城，就从临洮开始，汉朝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五郡，声称是为了断匈奴的右臂。自古以来，与西北部异族争强弱，没有不注重这个地方的。而且由于它接近陕西、甘肃的缘故，如果被敌人夺取，中原地区将不再有安宁的日子。蜀汉末年，姜维数次出夷狄之道骚扰陇西，但因为魏国人在此建有重镇，姜维一直不能得志。特别是西晋衰落，黄河以西大乱，大概取道这里就足以侵犯陇西，这里丢失了，黄河以西就有唇亡齿寒之忧，所以，北魏兼有秦、凉之后，就把狄道当作咽喉之地，在那里设置郡县，作为屏障。唐朝为了抗拒吐蕃，也把临州作为咽喉要道，等到临州失守，陇右也就成了蛮荒之地。这是古往今来关于此地得失的一个汇总。

自从唐朝中叶以来，此地被吐蕃占有，中间经过五代时期，最后宋朝得了天下，至此也已经百年了，但从未有人提出收复这个地区。熙宁元年（1068年）前建昌军司理参军王韶来到朝廷，上了三篇《平戎策》，他在其中写道：

国家想要取得西夏，应当首先收复河湟。收复了河湟，西夏人就有了腹背受敌的忧虑。西夏人近年来攻打青唐（今西宁），一直没有攻克，一旦攻克了，就会合兵向南，在秦、渭之间大肆劫掠，在兰州、会州一带牧马，切断古渭地区，把南山的生羌全部收服，在西边修筑武胜城，时时派兵劫掠洮州（甘肃临潭）、河州，就连陇、蜀各州都会受到惊扰，瞎征兄弟又怎么能够自保呢？如今的唃氏子孙只有董毡马马虎虎可以自立，瞎征、欺巴温这些人，他们的文书法令所能通行的地方各自不过一二百里，难道可以和西夏人对抗吗？武威之南一直到洮、河、兰、鄯这些地方都是汉代设置的郡县，土地肥沃，适宜种植五谷。这里的土地可以耕种并养活这一方百姓，这里的百姓也可以服役，并被驱使，幸亏如今的诸羌部落瓜分了这块地方，没有人使他们统一，现在正是可以夺取此地并招抚他们的时候。皇上如果能选拔那些有才能的、聪明机敏并了解当地情况的人，让他们往来出入于这些人之间，通过为人忠诚、讲信用来招抚他们，就能使他们一心向往我大宋，兴高采烈地表现出归顺的意向。只要能争取到大族首领五七人，其余的小部落都可以迫使他们为我所用。这些部落都归顺了，唃氏怎敢不归顺呢？如果唃氏归顺了，那么西夏也就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了。快的可以荡平他们的巢穴，慢的也可以挟制他们的心腹，这就是所谓在那里用力而在这里收获吧。

王韶把他的奏疏呈给神宗之后，神宗很为他的这一番话感到惊奇，王安石也极力地称赞他。于是，神宗任命王韶为管干秦凤司经略机宜文字。熙宁三年（1070年），王韶请求修筑渭州、泾州两座城堡，屯兵以招抚吐蕃各部，但遭到秦凤路经略使李师中的反对，认为不应该这样做。为此，李师中被宋神宗贬职。王韶说，从渭水平原至秦州，沿河五六百里，无人耕种的良田有上万顷，只要开发千顷，每年就可以收获三十万斛粮食。他又请求在这里设置市易司，由官方垄断边境贸易，所得利润用来开垦荒地。这也得到了宋神宗、王安石的支持，让王韶主持市易司的工作。李师中却多次与王韶过不去，他说，王韶所说的闲置土地不过是驻守边境的弓箭手的田地，设置市易司，它的收入抵不上它的花费。王安石极力支持王韶的建议，为此罢免了李师中的职务，让窦舜卿代替他。后来继任帅事的郭逵上奏弹劾王韶私自拿市易钱放贷，王安石认为这是莫须有的罪名，即使真有此事，也不足以说他有罪，于是把郭逵派到泾源去了。熙宁四年（1071年），北宋设置洮河安抚司，任命王韶主持工作。熙宁五年（1072年），神宗将古渭寨改为安远军，任命王韶为知军事，行教阅法。王韶首先招降了青唐部大首领，神宗在召见他的时候，赐给他姓名叫“包顺”。同年八月，王韶进攻吐蕃，取得很大胜利，收复了武胜。武胜是唐朝时的临州，如今是兰州府的狄道。王韶就在这里筑城，建镇洮军。随后，王韶又寻机在贡令城打败了木征。王安石的文集中有《与王子醇第一书》，就是这时写的。书中写道：

一说通远军，在甘肃陇西。

洮河东西两边，吐蕃与汉人依附聚集，因此一定要把武胜作为帅府，今日筑城，恐怕不能太小。如果认为目前事情太多，难以完成，而且城建得很大也难以防守，那么为了这一切着想，则不宜拆毁旧城。你要看清地势，以等待时机进行扩建。该城建成之后，我想应当建立集市贸易，为蕃巡检建一座大一点儿的官舍。还要招募汉人中有能力的人，给他一些官府的资本，并在城里设置街市，开办商铺，使得蕃人和汉人、官府和私人都能有利可图。这样，防守起来就容易了，人们会很快依附聚集到这里来。

这年十月，升镇洮军为熙州镇洮军节度，设置熙河路，任命王韶为经略安抚使。十一月，河州首领瞎药等人前来投降。十二月，筑熙州南、北关和各堡寨，王安石又写了《与王子醇第二书》，他说：

听说已经建好了武胜城，又征讨平定了生羌，非常好。听说郢成珂等几位首领都聚集了自己的部族来帮助防守，恩泽和威势共同作用产生的效果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了。然而，让他们长久地风餐露宿，能不消耗他们的体力和精力吗？时间长了恐怕不能使众人心悦诚服。一定要让他们见到归附我大宋的好处，我想应当告诉郢成珂等人，让他们尽量把众人遣散，然后率领精壮人马帮助守城，随时可以根据情况犒赏他们，使他们常怀感激之情。城筑好后，再加以更丰厚的赏赐。人少了，赏赐就花不了很多钱，赏赐丰厚了，众人就愿意听你调遣，不知道是否真是这样，请你仔细斟酌。要扫除强悍的敌人，一定要有谷物可以收获以供应军队粮草，一定要有土地可以招募新人来做弓箭手。只是担心刚招募的兵用起来未必得力，如果招募秦凤、泾原两路的老兵，允许他们投换，那么这些素有训练的老兵，完全可以震慑那些刚来归附的新兵。事情很难预料得很远，心里这样想着，就说出来了。

熙宁六年（1073年）二月，王韶攻克了河州，俘获了吐蕃首领木征的妻子和孩子。河州就是北魏时的抱罕，今天兰州府河州的治所。这时，王安石写了《与王子醇第三书》，他写道：

现在熙河前线急需解决的问题在于加强守备，严令各部将官不要轻举妄动。军人总是希望通过多杀敌人来换取功名，如果这里不加以禁止，那么我们的忧虑就会没有终止了。我认为你应该用优厚的待遇和诚恳的态度安抚那些归顺的羌族部落，考察其中有才能的人，收为己用。如今要用很多钱粮供养戍守边境的士卒，也仅仅可以防备归附的羌族发生变乱，还不够对付秉常和董毡的。如果真的能使归附的羌人为我所用，那么我们不仅没有了内患，还能靠他们的力量来抵御外敌呢。自古以来，由于滥杀无辜而导致发生叛乱，由于实行安抚政策而使降敌为我所用，这样的例子很多，都是你所知道的。而且，王者的军队以仁义为根本，怎么能够多杀人，以致招来怨恨呢？你说到青唐一族已经与其他部族结下仇怨，以后也没有重新和好的道理，这是当然。那么，对于靠近董毡所辖地区的各个部族，在事定之后就可以派兵去威慑他们，同时赦免他们的过错，让他们在讨伐西夏的时候立功赎罪，随后再加以厚赏，这样也能使他们为我所用，不再和敌人联合在一起。这样做与采取讨伐并驱逐他们的方针，使他们死心塌地地依附于敌人，成为我们的祸患相比，利害得失是完全不同的。又听说归属我们的羌人经过征讨，已经没有了积蓄，又荒废了耕地，以后的生活没有了保障，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怎么能不合伙做强盗呢？如果能招募他们，让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给他们一条生活的出路，也许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希望你能留意周济他们。边境的事情很难在遥远的京城谋划，想你心中自然有数，我只是就自己想到的问题试着说一说。

这一年的九月，归附北宋的羌人又有叛乱的，王韶回师攻打他们。木征乘机又占了河州，王韶经力战把他赶跑了。岷州首领木令征率一城之人投降，王韶进入岷州城，于是宕州、洮州、叠州的羌人首领都打开城门投降了宋军。王韶的军队行进五十四天，跋涉一千八百里，收复五个州，斩首数千级，缴获的牛、羊、马数以万计。岷州、宕州、洮州、叠州都是今天甘肃巩昌府的属地。

木征与木令征不是一个人。

捷报传来，皇帝亲自到紫宸殿接受群臣的祝贺，他解下身上所佩的玉带赐给王安石，奖励他运筹帷幄的功劳。自从王韶做了安抚使，不过两年，开辟土地两千余里，招抚大小蕃族三十余万人，将二百多年来沦陷的故土一举收复，也可以说是震撼古今的伟大功勋了。然而，如果没有王安石对人的深刻认识，毫不动摇地支持他的行动，及时地指挥调派军队和粮草，怎么能取得这样大的战果呢？元厚之的《平戎庆捷》诗写道：“何人更得通天带，谋合君心只晋公。”大概在这之前，整个朝廷都进行阻挠，比元和（唐宪宗年号，806—820）年间讨伐蔡州时遇到的阻力严重多了，而宋神宗得到王安石胜过了唐宪宗得到裴度。宋神宗对王安石宠信，把自己所佩的玉带赐给他，王安石无愧于此。第二年的四月，王安石又给王韶写了第四封信，信中说：

木征归顺了大宋，熙河一带已经没有可以担心的了，只是要节省不必要的开支，好好地管理当地的财赋和粮食生产，做长久在这里驻扎的准备。皇上是个心胸开阔的人，他认为您的功劳和信用都非常显著，把守边征战的重任交给您，没有任何奇谈怪论可以动摇他的决心。您应该施展您的抱负，来报答皇上对您的信任，其余的可以不必在意。

看了王韶的谋划，以及王安石写给王韶的几封书信，就知道熙河的收复真的是不得已啊！王安石是慈祥的，有恻隐之心，不想看到老百姓生灵涂炭，这种心情也是可以想见的。但是，那些反对他的人仍然闹嚷嚷地以轻易挑起边境事端为由指责王韶，并且以此来指责王安石。什么叫挑起事端？如果敌人没有挑衅而是先由我方引起争端，可以说我方挑起事端。但是想一想，西夏的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在六七十年之间不停地用兵，当时执掌国家命运的人，是谁挑起了事端呢？可见，事端是敌人挑起来的，我们就是想不应战都是不可能的。景祐元年（1034年），李元昊攻打环州、庆州、卫州，第二年攻打唃厮罗，夺取了瓜、肃、沙三州之地，李元昊要向南侵扰，担心唃厮罗牵制他的后方，又举兵攻打兰州羌人的各个部落。那个时候，好像甲和乙遭遇了，在路上发生争斗，甲知道打不过乙，赶快逃跑，躲开他，锁上门守在那里，而情绪激动的打人者还等在门口呢。李德明、李元昊多次攻打唃厮罗，他们的势力已经到达我们的秦、陇地区，这与甲乙打架甲闭门不出有什么区别呢？然而，要想抵御西夏，必须占领熙河；而要想占领熙河，就要收服这些羌人，这样才能杜绝西夏人向南侵扰。当时可能有许多事情，但没有比这件事更迫切的了。奇怪的是，这些人不去计较西夏人向南侵扰成为中原的大患，反而责备王韶、王安石挑起事端，那么是不是一定要大开国门把强盗都放进来才能受到他们的赞扬呢？尤其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元祐初年，司马光执政，王安石的新法几乎都被废止不用了，甚至还想将整个熙河都废弃不要了。当时有个叫孙路的人拿着地图上奏说：“如果这样做的话，陵西一道就危险了。”司马光这才没有这样做。历史上，东汉灵帝时，西羌谋反，韩遂在陇右作乱，司徒崔烈认为应该放弃凉州。傅燮说：“司徒崔烈应该斩首！凉州是天下的要冲、国家的屏障，汉高祖刚兴起的时候，就让郦商另外驻扎在陇右；汉武帝开拓疆土，在这里设置四郡，用它来斩断匈奴的右臂。如今一州作乱，就想放弃这一方万里疆土，如果让那些北方的蛮族占据了这片土地，那些士兵强悍、甲胄坚固的人就会在此作乱，这是国家的大患、社稷的忧虑啊。”由此说来，河西是西夏人的必争之地，他们是不会轻易放弃的，这一点很明显。司马光是写过《资治通鉴》的，他怎会不记得傅燮的这些话，而他偏要放弃这个地方，我真不理解他究竟是何居心。何况崔烈说那番话的时候不过就是一个人作乱，傅燮尚且认为应该斩首，而熙河的收复已经十几年了。王安石为了那个地方的善后而出谋划策，即使是赵充国关于屯田的建议，也无法超过他，这从他写给王韶的那些书信中就可以看到。羌人的各个部落归附中原，渐渐地已经被同化了，他们在那些地方耕种、放牧，收入足以供给他们守护那个地方，没有再麻烦朝廷为西部担忧，何必要嫌弃他们，怀疑他们，并且一定要废弃这个地方呢？我推测司马光的意思不过是说，“凡是王安石做过的，我一定要将它废除，然后才感到高兴！”啊，这是把国家大计当作自己泄私愤和复仇的工具了，古代大臣中和他相似的人，我还真没听说过。啊，从这一件事就可以看出，元祐时的那些人像狗叫一样对新法进行攻击，是如何误国，如何使百姓受到伤害的啊。

党争，就是以党派划线，没有是非标准，这种传统在中国可谓长久。司马光还算是个历史学家，他从历史上获得的真知灼见都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赵充国，西汉宣帝时人，曾率兵平定河西，并提出了著名的《屯田策》，这些都见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第二，西南夷之役。

中国古代的历史就是汉族和苗族互相争斗的历史。自女娲、黄帝直到大禹，仗打了数百年，汉族的地位才开始确定下来。苗族一天天衰落下去，迁徙到江淮以南。以后，苗族又辗转流落到溪峒一带，从此不再敢与中原抗衡。然而，一个国家让语言不通、风俗不同的两大民族错落相处在一起，终究不是长治久安的办法，所以安抚苗族人的部落，使他们逐渐同化，实在是中国最重要的基本国策之一，至今尚未完成这项伟大的事业。自秦代以后，最能实行这项政策的，前面有汉武帝对西南夷的开发，后面则有清朝两度改土归流，中间就是王安石经略湖川一带的蛮夷。

王安石经略蛮夷分为两路，一路在今天的湖南，一路在今天的四川。湖南那一路的主帅是章惇，四川那一路的主帅是熊本。现在分别论述：

（甲）湖南路

自春秋时起，湖南溪峒各个蛮族是楚国的一部分。战国时期，秦国的白起曾攻占这个地方，设置了黔中郡，汉朝改为武陵郡，后汉时期他们到处劫掠，马援将他们打败了。以后又经历了晋、宋、齐、梁、陈，他们或反叛，或臣服。隋朝设置了辰州，唐朝设置了锦州、溪州、巫州、叙州，基本上以笼络、不使他们绝望为主。唐朝末年，天下大乱，蛮族首领也在当地搞割据，自任为刺史。马希范在湖南的时候，瑶族依山沿江聚众守卫，有十几万人。到了后周之时，周行逢作乱，几次进犯边境，逼近辰州、永州，杀害百姓，劫掠牲畜，几乎没有一年安宁。到了宋朝拥有天下时，北宋兵威不能振奋，力量达不到较远的地方，这些蛮族首领就割地据守，自己给自己任命官职，朝廷也就顺水推舟，承认他们，所以这些人越来越骄横放纵。其中势力比较强大的有北江的彭氏，南江的舒氏、田氏、向氏，梅山的苏氏，诚州的杨氏等。北江的彭氏世代占据溪州，将州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上、中、下三溪。他还占据了龙赐、天赐、忠顺、保静、感化、永顺六个州，以及懿、安、新、远、给、富、来、宁、南、顺、高十一个州，总共是二十个州。南江的各个蛮族，从辰州到长沙，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溪峒，叫作叙、峡、中胜、元的几个地方，是舒氏的领地；叫作奖、锦、懿、晃的几个地方，是田氏的领地；叫作富、鹤、保顺、天赐、古的几个地方，是向氏的领地。他们都刻薄地盘剥自己的民众，而且互相残杀，涂炭生灵，没有一点儿规矩。他们还屡次侵犯宋朝边境，老百姓为此而感到痛苦异常。到了熙宁（宋神宗年号，1068—1077）初年，湖北提点刑狱赵鼎上疏说道，峡州蛮族的首领对待老百姓非常刻薄，剥削残酷，蛮族百姓都愿意归附宋朝。辰州百姓张翘也上疏朝廷，言说南江、北江的利害。当时宋神宗和王安石正想着要以武力震慑四方夷族，于是熙宁五年（1072年）七月，派遣章惇任察访荆湖北路，解决蛮族的问题。

这一年的十一月，章惇招降了梅山的溪峒蛮族首领苏氏。梅山过去与中原不相通，其地东边与潭州相接，南边与邵州相接，西边与辰州相接，北边与鼎州、澧州相接。章惇把他们招降后，登记当地的百姓，共有一万四千八百余户，田地二十六万四百余亩，都为他们制定了税额，每年缴纳一次，并修筑武阳、开峡二城，设置安化县，就是今天的长沙府安化县和宝庆府新化县。

熙宁六年（1073年）十月，南江的蛮族向永晤、舒光银二人各自献出他们的土地，向章惇投降。只有田氏仗着他有几个勇猛的人，表现得非常桀骜不驯。章惇发兵攻打懿州，南江各州的溪峒陆续加以平定，于是在这里设置了沅州，以懿州新城作为沅州的治所。后来又有诚州、徽州的蛮族首领杨光富率领他的族姓二十三州溪峒归附宋朝，于是设置了诚州。沅州就是今天的沅州府，诚州就是今天的靖州，而徽州就是今天靖州所属的绥宁县。

熙宁九年（1076年）正月，章惇又招降了下溪的蛮族彭师晏。最初，彭氏世代统辖五溪，自己册封为刺史，已经过去好几代了，朝廷没有人敢于过问。章惇平定南江之后，彭师晏感到很恐惧，章惇就与湖北提刑李平招降了他。他所辖二十个州都归入宋朝版图，就是今天的辰州府。于是，宋神宗下诏在这里建筑下溪城，赐名“会溪”，派兵在那里驻守，隶属于辰州，要求他们和那里的汉人一样缴纳租赋。

章惇经营治理蛮族之事，三年多的时间，招降的蛮族大首领有几十人，土地有四十余州，相当于今天的四个州府。他还从广西融州开辟道路，到达诚州府，在浔江等地增设了城堡。融州就是今天的柳州府融县。元祐初年，傅尧俞、王岩叟二人请求全部废弃熙宁年间设置的新州郡，只是因为考虑到蛮族民众归附已久，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才没有完全废弃，于是废弃了诚州，而保留了沅州。章惇所开辟的道路、所建的城堡全部被拆毁，从此以后，五溪一带的郡县再也没有人过问了。

王夫之曾对此加以评论，他说：“章惇经制湖北的蛮族，探到神宗有用兵的想法，希望能因此而邀功请赏，似乎应该受到所有人的指责。但是，澧、沅、辰、靖之间，蛮族不再骚扰内地，而安化、靖州等州县至今仍是有文教礼乐治理的地方，并与湖北、湖南的其他郡县唇齿相依，他的功绩难道是可以埋没的吗？章惇的事业没有最终完成，在麻阳以西，沅溆以南的广大地区，苗民仍然作乱，至今仍然是当地的祸患。住地接近蛮族的百姓，他们的性命和妻子儿女，以及牲畜粮食，都没有办法得到保护。这样看来，章惇是有功还是有罪，已经非常明显了，为什么喜欢议论别人的过错，自己却不反思呢？如果用国家大义来衡量，那么他的功劳还不仅这一点呢！虽然说‘王者不治理夷狄’，但这里说的恐怕是九州以外吧。（节略）如果是在九州以内，被高山险阻、沟壑隔绝的民族，它的中间是华夏，它的外面就是夷狄，它的外面是华夏，它的中间就是夷狄，相互连接，却又相互隔绝，就像胸、腋、肘、臂，互相庇护却又互不了解。这些地方不是不可治理，也不是不应当治理，然而却没有得到治理。那么，所谓君天下又有什么可以称道的呢！君天下，就是行仁义于天下；行仁义于天下，最重要的就是使被别人当作禽兽的人认识到自己生命的尊贵。那些苗民部落的首领在自己管辖的土地上作威作福，用粗暴乖戾的手段对付他的百姓，使他们像禽兽一样生活，而且搜刮剥削、诛杀屠戮，没有亲与疏的区别。仁人一定不忍心看到这一切，于是就要诛杀他们的首领，平定这些地方，让他们向国家缴纳固定的赋税，洗去他们身上的污秽，让他们穿上衣服，逐渐使他们得到改变，使得诗书礼义也能在那里产生影响、发挥作用。在这种条件下，忠孝、廉节、文章、政事等方面的人才也就在这种气氛中生长出来了。这难道不是以仁治天下的人最大的心愿吗？只有这样，夺取蛮族的土地，在那里设置郡县，他的功劳才是博大的，他的品德才是端正的，他的仁政也才能行于天下。（中略）况且，辰、沅、澧、靖的高山峡谷地势险要，可以阻挡军队，这难道不是汉唐时期政治教化推广实施的好地方吗？就好像出于污泥，而一步登天，虽然有所杀戮，仁人也是不避讳的。军队很辛苦，粮草也消耗很多，但这都是为了保境安民，使得生活在边境地区的妇女儿童不受伤害，一劳永逸，即使有怨言和诽谤，也可以不必搭理他，这是君天下者应该履行的天职。章惇的心思是想逢迎君主去做事，并以此邀功，本来达不到这种境界。但他把事做成了，也就有他的功劳。既然有功劳，那么最终就不该加罪于他。直到今天，他所建的那些州县，还有保存下来的。沿袭下来的设施，就像城步、天柱这些堡寨，星罗棋布，可以看得见。而没有被他平定的是苗民的那些部落，他们就凭借这些地方侵扰我们的郡县，这也是有目共睹的。哪个安，哪个危，哪个治，哪个乱，哪个得，哪个失，考察一下这些事实，扪心自问，怎么可以掩盖呢？大概对小人来说，功也是罪，是也是非，还自以为是清明的议论，是不能改变的。尽管如此，还是有不相信这一套的人存在。”王夫之平日的论述并不偏袒王安石，只有在谈论这件事的时候，可以说能从大处着眼。只怪元祐年间的那些所谓的贤人，他们对于别人已经取得的功绩，务必要将它毁灭才心里痛快。说什么骚扰生事，但事情毕竟已经过去，以后只是因袭并修整它罢了，国家花费并不多，而且蛮族民众也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他们一定要废弃这些建制的理由到底在哪里呢？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那些在朝廷内外大吵大闹的人都是出于意气和私心，没有一件事是为国家百年大计考虑的。

恰恰可以施展你的仁政啊。

（乙）四川路

自汉朝以来，巴蜀之外的夷人有夜郎、滇、邛都、巂、昆明、徙、莋都、冉駹、白马氐等，他们或离或合，或叛或服，没有一定之规。熙宁初年，泸州乌蛮有两个部落首领，一个叫晏子，一个叫斧望个恕，他们逐渐强大起来，擅自挟持了晏州山外六姓和纳溪二十四姓的夷人，谋划着要从淯井这个地方入侵。熙宁六年（1073年），皇上命令熊本察访梓夔，授权他在治理夷人的事情上可以见机行事。熊本认为，夷人能够骚扰边境的原因，是借助了一些村里的豪强作为向导，就用计策抓捕了百余人，把他们都杀了，在泸州城斩首示众，其他的人都害怕了，愿效死命以立功赎罪纷前来投降。熊本请示朝廷，给他们重赏，他们全都踊跃听从命令，只有柯阴一个部落的首领不来，熊本就集合了晏州十九姓的人，派遣黔南义军的强弩部队将其击溃了。于是，淯井、长宁、乌蛮罗氏鬼王诸夷都归附投降了，愿意世世代代为宋代的官奴。提点刑狱范百禄撰写了一篇誓文：

蠢兹夷丑，淯溪之浒。为虺为豺，凭负固圉。

杀人于货，头颅草莽。莫惨燔炙，莫悲奴虏。

狃唬熟慝，胡可悉数。疆吏苟玩，噤不敢语。

奋若之岁，曾是疆御。踯躅啸聚，三壕罗募。

偾我将佐，戕我士伍。西南绎骚，帝赫斯怒。

帝怒伊何？神圣文武。民所安乐，惟曰慈抚。

民所疾苦，惟曰砭去。乃用其良，应变是许。

粥熊裔孙，爰驭貔虎。歼其渠酋，判其党与。

既夺之心，复断右股。摄提孟陬，徂征有叙。

背孤击虚，深入厥阻。兵从天下，铁首其举。

纷纭腾沓，莫敢婴牾。火其巢穴，及其囷贮。

暨其赀畜，墟其林橆。杀伤系缧，以百千数。

泾滩望风，悉力比附。丁为帝民，地曰王土。

投其器械，籍入官府。百死一赎，莫保铜鼓。

歃盟神天，视此狗鼠。敢忘诛绝，以干罪罟。

乃称上恩，俾复故处。残丑崩角，泣血诉语。

天子之德，雨旸覆护。三五噍类，请比泾仵。

大邦有令，其警戒汝。天既汝贷，汝勿予侮。

惟十九姓，往安汝堵。吏治汝责，汝力汝布。

吏时汝耕，汝稻汝黍。惩创于今，无忕往古。

小有堡障，大有城戍。汝或不听，汝击汝捕。

尚有虓将，突骑强旅。傅此黔军，毒矢劲驽。

天不汝容，暴汝居所。不汝遗育，悔于何取！

这篇誓文仍保留了韵文的形式，因为将韵文译成白话，很难保存它的意蕴。这篇誓文的意思无非就是宣扬大宋朝的威严，警告地处边远蛮荒之地的夷蛮民众，要珍惜已经拥有的安宁的生活，不要试图造反。如果不听劝告，仍想以身试法，宋朝强大的军队就对你们不客气了。

文章撰写好了，在武宁寨立下石碑，誓文就刻在石碑之上。熊本得胜还朝，宋神宗慰问他说：“卿不浪费国家的资财，也不伤害百姓，一下子就除去了国家百年的祸患。”于是，提拔他担任集贤殿修撰，赏赐三品服。从此以后，边境地区的诸夷相继归附宋朝。淯井在今天的长宁县以北，长宁今为县治，隶属于叙州府。乌蛮居住在姚州，就是今天的泸州。熙宁八年（1075年），渝州南川的燎木斗反叛，宋神宗下诏，让熊本去安抚。熊本进兵铜佛坝，击破了这一伙乌合之众，木斗也没了勇气，率领秦州一带五百里土地上的民众前来归附，设置了四寨九堡，建铜佛坝为平南军。渝州和秦州就是今天的重庆府。

第三，交趾之役。

熙宁八年（1075年）冬天，安南国的国王李乾德侵犯大宋，攻陷了钦州、廉州。第二年春天，又攻陷了邕州（今天的广西南宁府——梁启超自注）。朝廷任命郭逵为安南招讨使，赵卨为副使，发兵征讨。王安石亲自撰写了晓谕军民的文告：

皇帝告知交州管辖境内各个溪峒的军民官吏人等，安南世代接受王爵的封号，从先朝开始，对这里的安抚赐予就非常丰厚。但你们并不满足，总是挑起事端，朝廷一直容忍你们的罪过，已经忍耐到了现在。你们竟发展到攻城略地，杀伤官吏和百姓，挑战国家的纲纪和法律，这是刑律所不能赦免的。我们秉承上天的意愿，对你们进行讨伐，是师出有名。如今，我们顺应天时，发兵征讨，水陆并进，上天要显示对我们的眷顾，已经有了取得胜利的征兆。人们知道亡国的屈辱，都怀有同仇敌忾的决心。然而，王师所到之处，你们不仅不迎接王师，反而四散奔逃。我要正告你们这些人，你们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如果能劝告你们的国王前来归附，率领众人主动投降，给他的爵禄赏赐将比平时还要丰厚，过去的罪恶也不再追究。李乾德是个幼稚的人，政令都不是他自己发出的。如果他能归附朝廷，到那个时候，待遇还会和过去一样。我说话算话，大家听了不要怀疑，听说那里的百姓因为战争已经非常穷困，我已宣布不再征用那里的百姓，横征暴敛的赋税到时也会免除。希望我们这个国家永远是一片乐土。

熙宁八年（1075年）春天，郭逵到达长沙。他先派遣将领收复了邕州、廉州，然后自己率领大军西征。来到富良江以后，蛮族用精兵乘船迎战，官军难以抵挡。赵卨分派一部分兵将，伐木制造攻击战船的武器，将石块打到战船上去，一时间，飞石如雨，蛮兵驾驶的战船都被打坏。又在岸上埋伏下军队，攻打他们，杀了数千人，将他们的伪太子洪真也杀死了。李乾德害怕了，派遣使者举着投降的表章，到军营门前请降。富良江离安南国已经不远，但官兵只有八万人，冒着酷暑进入有瘴气的地区，官兵也许会死去一半，所以决定不再渡江，获取他们的广源州、门州、思浪州、苏茂州和桄榔县后，就收兵回国了。郭逵等回到京城，群臣都来祝贺。宋神宗下诏将广源改为顺州，赦免了李乾德的罪状，归还他的封号。从此以后，一直到宋朝灭亡，安南再也没有侵犯过边境，而且每年的供奉也没有断过。

时间有误，疑为熙宁九年春。

（考异八）

《续资治通鉴》说：“自王安石执政以来，锐意以武力开拓疆土。知邕州的萧注喜欢谈论军事，他羡慕王韶等人获得的高官厚禄，就上疏说，交趾虽然奉献朝贡，实际上他们包藏祸心已经很久了，现在不夺取这个地方，将来一定会成为祸患。皇上下诏让他做桂州知州，经略这个地方。萧注入朝，皇上向他询问攻取交趾的策略，他又这事有些难办，于是让沈起代替了萧注。沈起迎合王安石，便一再地对交趾发起进攻，交趾才开始有了二心。”又根据《宋史》的记载：“探子得到了交趾的文告，说是中原实行了青苗法、助役法，老百姓的生活陷入贫困之中，现在要出兵去拯救他们。王安石得到这个文告后大怒，亲自起草了讨伐他们的檄文诋毁他们。”《续资治通鉴》也有记载：“张方平说，‘将西北的壮士健马丢弃到南方炎热偏远的蛮荒之地，它所带来的祸患是说不完的。如果部队待久了，资财用尽了，无功而返，这也许还是社稷的福气呢’。后来发生的事情果然像他说的一样。”今天来看这些说法，就是要把丑化、诋毁王安石当作唯一的目的，甚至认为，交趾的入侵完全是由王安石引起的，而他安定边境的功劳却全部略去，只字不提。这是宋代以来史家的惯用伎俩，我已经司空见惯，不再为此而感到惊讶了。然而，他们的这一套说法支离破碎，诬陷诽谤，实在有讨论的必要。

考察《宋史·萧注传》，书中记载他上疏请求图谋交趾这件事，却没有注明上疏的具体时间是哪一年。又说，熙宁初年，任命萧注为桂州知州，曾问他攻取交趾的对策。他回答：“过去我是说过这样的话，但如今交趾人在这里生活聚集、接受教育已经十五年了，不能再轻易谈论这件事。”又说：“萧注到达桂林后，考察当地的环境究竟如何，以及百姓的生活是否安定，得到百姓的拥护，他的一举一动李乾德都了如指掌。”萧注做桂州知州不知是在哪一年。然而，沈起取代他是在熙宁六年（1073年），那么，萧注治理桂州就应该在熙宁四五年（1071—1072）间。既然是入朝觐见皇帝之后才上任，那么他入朝觐见的时间应当更靠前。而他在回答神宗的时候说，上疏是十五年前的事，现在形势已经大不同了。可见，萧注上疏建议夺取安南，应该是在嘉祐元年和二年（1056—1057）之间，当时的王安石只是个群牧判官，尚未参与朝政，更不可能有王韶什么事了。将相隔遥远、毫不相关的事情牵连到一起，并以此来定一个人的罪状，就是周兴、来俊臣来断案，也做不到这种程度啊。

《续资治通鉴》说的那些话是从《宋史·沈起传》来的，《沈起传》和《萧注传》同在一卷，前后相隔只有数页，竟然互相矛盾到这种程度，学者们还能把《宋史》当作可以信赖的历史吗？交趾自从李公蕴篡夺了黎氏的政权自立，一直怀有异志。他的儿子李德政及孙子李日尊都是非常勇猛的武士，景祐（宋仁宗年号，1034—1038）中，该郡的百姓陈公永等六百余人归附朝廷，李德政派遣军队千余人到边境追捕他们。景祐三年（1036年），他们又入侵邕州的思陵州、西平州、石西州以及各峒，劫掠人口和马牛，焚烧房屋而去。庆历三年（1043年），他们又灭了占城，俘虏了占城王。皇祐二年（1050年），侬智高反叛朝廷，李德政率兵两万，声称要入境去帮助他。等到李日尊执政，嘉祐四年（1059年），入侵钦州；五年（1060年），入侵邕州，还又上表索要温闷峒等地。他们祖孙三代虽然都受到中原皇帝的册封，实际上，他们是自己做皇帝，到了李日尊竟然自封为法天应运崇仁至道庆成龙祥英武睿文尊德圣神皇帝，国号“大越”，改元宝象。由此看来，交趾早就应该被征讨了。他们多次侵犯边境，自真宗、仁宗、英宗三朝没有断绝过，怎么能说是王安石喜欢用兵，私自在边境上向他们挑衅呢？这和青苗、助役等新法的实行又有什么关系呢？中国实行新法数年，只听说大臣、同僚在朝廷上进行攻击，没听说老百姓在田野之间揭竿而起。即使外面的夷人想要找借口挑起战争，又何至于利用这样的借口呢？史家说这些话的目的，就是要把天下的所有罪恶都归到王安石一个人身上。再看王安石所写的檄文，真是王者之师，说的都是仁者之言，与传说中的大怒并诋毁对方也太不像了吧。其实，当时的交趾包藏祸心，是人人都看得到的。如果宋朝能稍微振作一点儿，早就应该惩罚它了。只不过当时满朝文武都是一副松懈、拖沓的样子，害怕谈论打仗，使得夷人变得越发骄纵，夜郎自大，竟在两个月之间接连攻陷我三个州。这时正是王安石当国执政，他怎么能坐视不管呢？然而，这时的王安石正在锐意改革，国内的力量尚未彰显出来，他不想马上把精力转向外面。而且，辽、夏两个大敌就在眼前，更不应该显露出自我消耗，从而给敌人以可乘之机，所以只是略为讨伐之事，通过征剿达到招抚的目的。我们读檄文就可以看到这层意思。史家赞美张方平说的那番话，说他有先见之明，我不知张方平所说的军队驻了很久，钱财花费很多，结果无功而返，是不是真的应验了。赵卨等人是熙宁八年（1075年）春天出征的，当年冬天就在富良江打了大胜仗，不能说是军队驻了很久；伪太子洪真被杀，李乾德乞求投降，夺取他们好几个州，并设置了郡县，也不能说是没有功劳。如果没有剿灭他们的国家，没有掳获他们的国王也是罪过的话，那么实际上，在用兵之初就没把这一项放在计划之内。大概是要培养他，作为一种可以依靠的力量。事实上，从此以后，直到宋朝终结，交趾人一直不敢再进犯宋朝的边界。可见，这一仗确实让他们得到了教训。我不知道张方平的话在哪些方面应验了，如果按照当时朝廷上一些大臣的意见，虽然敌人大兵压境，但我们仍然不能考虑如何应对，应对就说你喜欢惹事，喜欢打仗，那么钦州、廉州、邕州这些州郡恐怕也要沦为燕云十六州了，不发展到每年用金银财物去讨好李乾德是不会停止的。

综合这些战役来看就会明白，王安石在当时用兵都是出于不得已，绝不是诽谤他的人所说的穷兵黩武，喜欢打仗。而他所提拔任用的人，像王韶、熊本、章惇、赵卨，都是文臣，确有军事方面的谋略和才能，他们的每次行动都取得了很大成就，王安石的知人善任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数千年中国历史中，像王安石这样的人能有几个呀！

罢官之后的王安石

“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这是李白的一首咏史诗（见《古风》第九首），我在王安石的身上看到了李白所赞美的鲁仲连的高尚人格。

王安石年轻的时候也曾作诗说：“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还说：“谁似浮云知进退，才成霖雨便归山。”他的抱负之伟大，他的性情之恬退，在这两首诗里都能看到。从历史中去寻找，则有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获得成功之后泛舟五湖，还有张良在协助刘邦打下天下之后跟随赤松子出游，他们的事迹与王安石颇有些相似。但他们都是看到了主人不能共安乐这一特点，是保全自己的一种策略，目的不过是避免灾祸，这是老子式的智慧。王安石不是这样。他是可以出去做官就出去做官，可以不做就不做，他在一进一退之间都忠实于自己的追求，从古至今，没有能超过他的人。

王安石在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任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熙宁四年（1071年）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相当于宰相的职位。熙宁七年（1074年）六月，罢相知江宁府。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又恢复了宰相的职位。熙宁九年（1076年）十月，再次罢相。他在个人进退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节操，天下的人都是看得很清楚的。如今从他的文集中选录几篇文章编排在这里。他在熙宁七年（1074年）写了六篇《乞解机务札子》，也就是辞职信，交给皇上，这里摘录其中的两篇：

其一

我孤单地寄居在外地，承蒙皇上收留，待罪在宰相府，到现在已经四年了。正当皇上想要实行变法的时候，朝廷内外议论纷纷，我确实任凭他们指责，也要把变法坚持下去。如果不是皇上信赖，能够辨明是非真相，我早就应该被诛杀了。对我来说，这是应该报答皇上的，怎么敢再有二心呢？不过，今年以来，我的病情一直在加重，不能承担繁重的工作了。过去我也曾向皇上说过我的身体情况，皇上没有答应我的请求，所以继续努力工作到现在，而感到痛苦的是，病情却一天天地更加严重了。正当皇上励精图治，每一件事都需要尽快处理的时候，我却这样困倦疲惫，并且长久地占据着宰相的位子，虽然皇上善待我，但我还是觉得自己的罪行在一天天地滋长，以至于不能再被容忍，最终还会因为我连累皇上的知人之明，绝不只是有损于我个人的一点儿品德，我这才冒昧地在今天提出辞职的请求。但听到皇上的谕旨并没有对我表示怜悯和同情，这使我感到十分惶恐不安，不知所措。然而我的请求却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敢于说出口的，我觉得，与其因为擅离职守而被杀，宁可违抗您的命令而遭到谴责。而且，大臣或出或入，为的是均衡劳逸，这也是祖宗留下的规矩。大概有关国事政见最集中的地方也是容易产生矛盾、怨恨的地方，自古以来，独揽大权的人很少有不获罪并遭到降职或罢免的。不过，祖宗并不随便处置大臣，都是有说法的。我在这个位子上已经很久了，幸亏有您的保全救护，才免除了谴责呵斥，真诚地希望皇上能深深地顾念祖宗处置大臣的办法，使我获得一点儿安宁、方便。今后皇上再有需要我的时候，我绝不敢推辞。

其二（第六篇）

我恭敬地接受皇上的恩典，您专门派来了使者，让我入宫觐见供职。我的心思大概已经冒昧地说过了。皇上听到的议论都是十分高远的，我没能得到皇上的认同，就再次陈述一遍，这一次希望皇上能听到我的意见。回想当年，我是个孤单而又卑贱的人，被众人鄙弃，皇上收留并提拔了我，排除天下的不同意见，将朝廷大事交给我办，到现在已经八年了。正当皇上开始创立功业的时候，群臣都不明白皇上想干什么，我在那个时候只是想顺势而行，却不知道很多事情如果自以为高明，强行去做，是很可怕的。然而，皇上考虑得非常长远，不是我所能达到的。做这些事以来，犯了很多错误。虽然日日夜夜地操劳，也不能报答皇上哪怕万分之一的恩德。如今因为长久地占有皇上的宠信，人们的疑惑和怨恨都汇集到这里，有罪的指责，是无法避免的。老天又将疾病给了我，使得我精神萎靡，身体也感到疲惫，虽然想勉强支持一阵，但是已经不可能了，所以才敢冒犯皇上的威严，乞求解除我的职务。我认为，皇上是天地间的父母，应该对我有所怜悯。说起来，我没有什么功劳，也许应该杀头；但我还算是有些志向，或许又可以赦免。皇上始终保护着我，使我没有后顾之忧。然而，我没有得到皇上的顾念哀怜，却仍然想着能勉强担当重任，如果我通过努力还能对皇上有所帮助，那么即使毁灭了自身和宗族，我也不会躲避和害怕，只是想到自己最终也许将一事无成，还要使朝廷蒙受危险和耻辱，这是我不敢贸然去做的原因。皇上像日月一样明亮，没有照不到的地方，希望您能赐给我一线缝隙，让光亮能稍微照耀进来，就会知道我的恳切之意，是不敢随便地冒犯皇上的。我请求暂且在相府等候皇上的旨意，希望皇上能开恩，早日裁决处理我的请求。

又有《答手诏留居京师札子》，其中写道：

我很恭敬地收下皇上的手诏：“我希望你能留在京城做一名论道官，你应该体谅我的用意，请你尽快答复是否同意我的安排。”我的才能浅薄，过去受到皇上的提拔，在这个职位上做了这么久，其实是个误会，我也没有可以报答的。再加上我的精力衰弱亏损得很厉害，而我的罪过日积月累，已经很多，因此冒昧地请求辞去我的职务。非常幸运，皇上答应了我的请求，但接着又派遣吕惠卿来传递圣旨，想让我留在京城作为顾问。我不能忘记皇上的知遇之恩，也不忍心离开皇上，然而又仔细一想，让我做论道官，恐怕不是很合适，还是将我安置在一个闲散的地方比较好。皇上托付的事情已经有人去做，只要以诚相待，就足以帮助皇上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我是难以留在京城继续听任官场的诽谤了。如果皇上安排我去个方便的州郡，我是不敢不勉力去做的。至于将来，再有用到我的时候，我曾当面答应过您，一定不敢推辞。

我们看王安石的《乞解机务札子》，也就是他的辞职报告，一共递交过六次，言辞哀怨悱恻，皇帝才终于答应他的请求，同时又亲自写了诏书，挽留他住在京城，以备向他征询意见。皇帝对一个臣子能有这样深厚的感情，实在是无与伦比的。但是，王安石仍然执意要辞去官职，离开京城，他前后递交了六次辞职报告，应该说的都是实情。在王安石主持国家工作的数年间，文事武备，内政外交，百废俱兴，即使我们今天读史，仍然感到应接不暇。王安石以其一个人的力量独自承担起这么繁重的工作，他的精力被严重耗损，也是在意料之中的。而且，他还处在众人的怀疑、诽谤之中，想用引退来堵住那些叫嚷者的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然而，王安石为什么不在前几年提出辞职，偏偏要在此时提出辞职呢？在这之前，一切新政都刚刚开始，如果那时他要离开，还会担心这些新政根基不稳，容易动摇，一定要亲自负责到底，才能有希望最后获得成功。到这个时候，大的方面都已经确定下来，又有神宗这样英明的皇帝在上面主持，继任者也能按照既定的方针去做，因此这样一项伟大的工程是不会功亏一篑的，这是他可以放心离开这里的原因。有人说他是以辞职要挟皇帝，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王安石有什么要求是皇帝不能满足他的，而一定要用这种办法要挟皇帝呢？神宗对王安石可以说是言听计从，他根本不用靠要挟皇帝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也没有靠要挟皇帝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考异九）

据《宋史·王安石传》记载，郑侠上疏，将流民扶老携幼困顿苦痛的样子绘了一幅图画，献给皇上，并且说：“天下大旱是王安石导致的，罢免了王安石，老天爷肯定下雨。”慈圣、宣仁两位太后也流着眼泪对皇上说：“王安石扰乱天下。”皇帝也对他产生了疑问，于是罢免了他的宰相职位，让他做了观文殿大学士知江陵府。今天我们通过他写的这些辞职报告可以证明，事实与《宋史》的记载是完全相反的。他的辞职报告连续递交了六次，虽然被皇帝接受了，但仍然想把他留在京城。皇帝如果真的怀疑王安石，能这样做吗？而且，接替王安石担任宰相的韩绛、吕惠卿都是王安石推荐的，皇帝如果是听信了郑侠和太后的话才罢免王安石，为什么还要用他推荐的人呢？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宋史》没有一处不是在胡说八道。

王安石自从获得了这个闲散职位，就把他剩余的精力都用来著书立说了，完成了《三经新义》这部巨著。不到一年，他又被召回，做了宰相。显然，当时神宗曾与他有过约定，说是再召他回京的话，他不能推辞，才放他回去的，所以他在辞职信里一再说“将来再有用我的时候，我不敢推辞”这样的话，这时他就不得不应召前去了。然而，再次为相一年有余，退隐江湖的意愿就越来越阻挡不住了，他终于再次引退。他多次上奏，皇上都不允许，最后甚至告诉他，不要再提引退的事了。王安石没有办法，只好请王珪出面为他说话。他的文集中有《与参政王禹玉书》两封信，他在第一封信中写道：

我在宰相的位置上已经很久了，每次想到这一点，就觉得不能敷衍了事。近来我在为工作操心之余，病又加重了。对于自己的身体，我可以不去管它，但以此来谋划国家大事，怎么能没有荒疏和耽误，又怎能对得起皇上任用我的心意呢？何况，自从春天以来，我请求辞去宰相职务，已经上疏四五次了。如今，我的病一天比一天严重，已经没有再继续做下去的道理了。所以，特别要仰仗你的帮助，看在老朋友的面上，委婉地为我说说话，也好早一点儿遂了我的心愿，不应该再被皇上留下，从而加重我怠慢的罪过。

他的第二封信是这样写的：

承蒙您能亲临我家，传达皇上的旨意，我感到非常局促不安，手足无措。我独自一人在外做官，常有无助之感。恰好遇到神宗皇帝，他不顾众人的批评指责，把宰相的工作托付给我，如果有利于国家，哪怕牺牲了我的生命，也在所不辞。但我自己觉得，我的行为既不能取悦于众人，而皇亲国戚、朝中大臣又对我十分不满，怨声载道。我的才智不足以做到了解一个人的真实面貌，而阴险邪恶之人又常在往来亲密的朋友之中。而且，我占据了这么重要的位置，时间又这么久，难免有到达极限的担忧。我的意气也已衰退，精力更显疲惫，也担心影响工作。我看前世那些大臣，到了这种时候还不请求辞官回家，而且最终没有使国家受到损害的，大概从未有过。由于这个原因，我宁肯接受故意逃避责任的指责，想在过失没有积累太多的时候能够急流勇退，回归乡里，做一个圣明时代知道适可而止，不做非分之想的大臣。希望天下后世之人对皇上选拔任命的官员没有什么讥讽议论的地方。您是一个我所尊敬的人，正值您主持朝中大政，从大处说，为了朝廷的事业，从小处说，顾及我们的友谊，您应该多少考虑一下我的情况，替我向皇上陈述一下我的意愿，既然皇上没有准许我上奏表章，我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您的一番话上。我心中对您的感激之情是书信难以传达的，只有请您对我多加同情和体察。

王安石这个时候大概病得更厉害了，已经不能担任繁重的工作，所以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再次担任宰相之后，第二年春天就提出辞职多达四五次。皇帝很久没有召见他，于是他又请求同僚给予帮助。他说得很诚恳，主要是担心自己在职位上耽误了工作，以至于拖累了国家，怕给皇帝带来不能知人善任的负面影响。到了这个时候，神宗也知道王安石是非走不可，不可挽回了，于是给了他一个检校太傅依前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使持节都督洪州诸军事充镇南节度管内观察处置使判江宁府的职位，增加食邑一千户，实际享用的封户四百户，并且赐给他“推诚保德崇仁翊戴功臣”的称号。大概让宰相居住在京城之外，这是宋代以礼优待有功之臣的特例了。王安石多次请求辞去这些封号和赏赐，都没有得到允许。又过了一年，皇上拜他为集禧观使，封舒国公。元丰二年（1079年），皇上又拜他为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换特进，改封荆公。他在江宁（今南京）居住了十年，神宗的赏赐、问候一直不间断，直到神宗去世，实行王安石的政策也没有多少变化。

（考异十）

据《宋史·王安石传》记载：“王安石与吕惠卿互相排挤，皇上非常厌恶王安石的所作所为。到了他的儿子王雱死的时候，他特别悲伤，坚决要求辞去他的职务，皇上更加讨厌他，罢免了他的职务，让他到江宁府去，一直到神宗去世都没有再召见他。”国家的史官说：“嘿，《宋史》竟敢这样诬蔑王安石，甚至诬蔑宋神宗，也太过分了！”王安石辞谢职务的本意在前面抄录的几篇文章中都有表达，就是小心翼翼地提醒自己不要自满自足，担心工作受到影响，恐怕连累了皇上，给人留下不能知人善任的话柄，他在处理一个大臣的进退方面可以说是没有遗憾的。王安石已经离去，皇上还以宰相的身份尊崇他，封他为荆公、舒国公、左仆射、特进，没有一年不派人慰问，并赏赐汤药，他的谢表收录在文集中的就有数十篇。神宗对这个辞职引退的臣子也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了。况且，当他第二次辞职的时候，从春天到冬天，上了好几次表章，神宗都没有同意他的请求，直到不许他再上表章陈说此事，不得已他才拜托同僚为他求情。试想王安石去志已决，已经到了这种程度，想要再起用他，这怎么可能呢？曾公亮曾经说过：“皇上与王安石就像一个人。”神宗自己也说过：“自古以来的君臣，像我与王安石这样相互了解的极少。”正因为他们君臣之间相互了解得很深，所以皇上才能不仅了解他的才干，了解他的德行，而且了解他的志向。王安石第一次辞去官职的时候曾说，以后皇上再有需要他的时候，他不敢推辞，所以一听到神宗召唤他，马上应召前往，履行他的诺言。等到第二次辞去职务以后，他能够报答君主的事已经做完了，皇上也就不能再挽留了，神宗非常了解这一点，因此只有用恩赐和慰问来酬谢他的功劳，不再强迫他担负任何责任，这就是皇上十年没有召见他的原因。如果按照《宋史》的说法，一会儿说皇上讨厌他，一会儿说皇上更讨厌他了，一会儿又说皇太后曾在宫中流泪。我试着问一句，假如王安石做宰相时皇帝讨厌他，皇上直接罢免了他，把他赶走，不就完了吗？难道王安石拥兵自重，皇帝担心投鼠忌器吗？如果不是这样，而是说皇上以礼优待大臣，给他留有面子，那么在他提出辞职的时候答应他也是可以的呀，为什么每次辞职都要再三恳求，仍然得不到允许，甚至不许他再提辞职的请求呢？而且，皇上既然讨厌他，那么王安石已经走了，新法应该很快得到纠正啊，皇上可以安慰太后的心并保全他孝顺的名声，自己也可以稍微宽解一下厌恶他的心情，为什么新法在元丰（宋神宗年号，1078—1085）年间实行，十年如一日，没有改变呢？吕惠卿开创的手实法、鬻祠法，他一离开就罢而不用了，而对于王安石的新法，整个神宗朝没有废除一项。由此可见，曾公亮说“皇上与王安石如同一人”，并没有错。我曾私下里谈论自古以来的君臣关系，真的是很难说啊。萧何与汉高祖一起做过小吏，后来萧何辅佐汉高祖夺取天下，功臣里位居第一。其后也有许多封赏，买了田地房屋，但君对臣子不信任，臣子对君也有所怀疑。唐太宗说到魏徵，甚至有“箴规过失，不可一日离左右”的说法，魏徵死后，唐太宗还亲自撰写碑文，又答应把公主嫁给魏徵的儿子。但没过几个月，唐太宗就命人推倒了石碑，撕毁了婚约。但是像宋神宗和王安石，都有始终如一的品德，二十年如一日，自古以来不曾有过。大概是君与臣心里都只有国家，只有百姓，而没有个人的私心杂念，并且他们在谋划事情时的见识、做事时的勇气，都足以相辅相成，所以才能肝胆相照，始终亲密无间啊。宋代儒生中的小人对王安石恨之入骨，所以他们诋毁王安石的时候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对待宋神宗大概也是如此。但他们毕竟不敢直接诋毁宋神宗，而实际上，诋毁王安石就等于诋毁宋神宗啊，于是不得不造谣说皇上厌恶王安石，皇上更厌恶王安石了。殊不知，皇上对待王安石的态度，人们是有目共睹，看得很清楚的；皇上在王安石之后仍然想着完成王安石开创的事业，人们也都有目共睹，看得很清楚的。欺骗谁呢？欺骗上天吗？神宗如果有知，我相信他一定不能瞑目于九泉的。假使王安石真如苏洵所说，是王衍、卢杞二人的合二为一，那么神宗一定也如杨用修所说，是把周赧王、秦二世、汉桓帝、汉灵帝合为一体的人物，大概他们君臣二人已经融为一体，有功则都有功，有罪则都有罪，贤明就都贤明，不肖就都不肖。如今既想把王安石说成是共工或鲧，又不得不把神宗说成是尧、舜，进退失去依据，才制造出这样相互矛盾的言论，不是太可悲了吗？而且还把它写进正史，以一手而遮掩天下的耳目，竟然瞒了一千年。可见，肮脏的历史毒害天下，比洪水猛兽还要厉害啊！

魏泰的《临汉隐居诗话》中有一段记载：

熙宁庚戌年（熙宁三年，1070年）的冬天，王安石自参知政事拜为宰相，登门祝贺的人接连不断。王安石因为还没有谢恩，就谁都不见，只和我坐在西廊下的小阁中，交谈之间，忽然提笔在窗户上写道：“霜筠雪竹钟山寺，投老归欤寄此生。”放下笔，给我鞠了个躬，就回屋去了。

大概王安石平生进退的大关节他都能自己安排，其原因就在于他在很早的时候就想清楚了。他品德高尚，神态像云间的仙鹤一样，人世间的富贵在他看来就像身边的浮云，从来都不把它放在心上，而他又始终秉持知命不忧的大义，即使是道的兴废，他也相信是不能强求的。所以，他在当政之初就已怀有归隐田园的志向，以后只是一一验证他说过的那些话，这不就是所谓“出淤泥而不染”吗？黄山谷题王安石画像时说：“我曾经仔细观察他的风度，真的是视富贵如浮云，不沉溺在财利酒色之中，真是一代伟人啊。”陆象山则形容他：“英俊豪迈，超逸非凡，对于社会上流行的纵情淫乐的生活、追名逐利的习气，都绝不认可和接受，一副耿介有骨气的样子，庸俗的东西一丝一毫都不能浸染他的内心世界，洁白的操守像冰霜一样凛然，这就是他的品质。”又说：“王安石是盖世的英才，具有超绝世俗的操守，犹如山川的神灵一样精神焕发，不是哪个时代都能产生的。”我辈生在千年之后，读了他的书，想到他的为人，仍然有一种肃穆之感，就像《诗经》里说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意思就是说，王安石像高山一样令人仰慕，像行动的准则一样给我们做出了榜样，虽然不能达到这种程度，可我们心里却一直向往着。然而，按照污秽的历史所记述的，王安石就是一个热衷于利禄的人，他的升官是因为诡诈，他的辞职是因为皇上疏远他，而他还想着千方百计向皇上献媚以图再起。如果是这样，黄山谷、陆象山的话不就都成了梦话吗？我对于诋毁新法的人顶多可怜他们没有见识，还是可以饶恕的，可是对于诋毁王安石人格的那些人，我每次一读到这里都怒发冲冠！

（考异十一）

各种杂史笔记类似《邵氏闻见录》这样的，往往都记录了王安石罢官后谋求再做宰相这样的事，我如今已不屑于和他们辩驳，也不屑于在这里讲述了。

王安石从很小的时候就寓居江宁，所以他很喜欢江宁，他的《忆昨诗示诸外弟》写道：“想见江南多翠微，归心动荡不可抑。”看来，他少年时代就有这种想法了。神宗了解他的意愿，所以让他以使相的身份判江宁，于是他就终老在这里了。辞职后他每天在这里徜徉，借山水名胜自娱自乐，无拘无束，就像个山间野人。读他的诗词，几乎看不出来他曾经是个开创了千古以来不曾有过的惊天动地伟大事业的人。啊！欧阳修所说的用在哪里都很得当，至此更加让人坚信了。王安石晚年著《字说》一书，精心创作，而且很醉心于佛家和道家，对道的理解也更加深刻了。

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王安石在江宁去世。司马光在《与吕晦叔简》中说：

王安石的文章和节操过人之处很多，但他不大明白事理，又喜欢掩饰错误，结果导致了老实正直的人疏远他，谗邪奸佞的人却靠近他，败坏了许多规矩、法度，以至于弄到这个地步。如今正要开始纠正他的过失，革除他的弊端，不幸他却去世了，那些投机的小人一定会百般地诋毁他。我认为，朝廷应该特别用优厚的礼仪来对待他，来打击这种轻薄浮躁的风气，先想到了这些，马上就告诉您，不知晦叔以为如何？您也不必回信，朝廷上的努力申说就全靠您了。

于是，皇帝发表敕令，赠他“太傅”的称号，敕文是这么写的：

我仔细观察古代的文物，清楚地看到上天的意图，就在一个不寻常的大事件将要发生的时候，上天一定会造就稀世的人才出来，要让他的名声超过当时所有的人，他的学问贯通古今，才智足以使他抵达理想，言谈足以将他的思想传达给别人，瑰丽雄奇的文辞足以描述各种事物，卓越超绝的品行足以鼓动四面八方的人，如果用他来治理国家，在短短的一年之间就能风靡天下，使天下的习俗得到改变。由此来看，观文殿大学士守司空集禧观使王安石，年轻时读孔子、孟子的书，晚年以瞿昙、老聃为师，汇集了“六艺”的古代遗文，用自己的思想去评判；把历代各家对经典的解释视为糟粕，自己对经典自有新的解释。恰逢神宗想有一番作为，第一个就任用了他这个群贤中最突出的人。神宗对他深信不疑，这种君臣之间的感情古今都没有过。正需要他建功立业的时候，他却突然想要归隐山林。哪里有什么富贵如浮云啊，辞官就像丢掉鞋子一样，一点儿也不可惜。常和渔夫、樵夫争座位，却不使麋鹿惊慌失措。做官和退隐，都能从容不迫，儒雅可观。我刚刚开始掌管这个国家，先皇的去世仍让我哀痛悲伤。怀念您这样的三朝元老，您却远在长江以南。认真观察揣摩您的治国方略，仿佛看到您当年的风采。哪知道您去世的消息竟出现在我居丧期间。为什么没有长命百岁呢？我不禁为您落泪。啊，生与死，用与舍，谁能违背天意？赠您谥号，发布哀悼褒奖的文告，难道不应该由我承担吗？把师臣的爵位赐给您，来表示我对您的宠信，也给儒者增光。也许您在天有灵，希望能接受我的诏命，特别将“太傅”赠予您。

这篇敕文见于《东坡集》，大概是苏东坡起草的。这确实是苏东坡的心里话，也是王安石最后的光荣。盖棺定论能有这样的文章，说明公论也许还没有完全泯灭。当时，熙宁（宋神宗年号，1068—1077）时期的新政，已经更改得差不多了，司马光、苏东坡又都是当时排挤王安石最卖力的人，但司马光称赞他节义过人，极力请求给他应有的优待和抚恤。苏东坡撰写敕文，对于他的政绩虽然不置可否，但对他的德行赞不绝口。虽然王安石平时的操行在朋友中是没有人怀疑的，但司马光、苏东坡都给予王安石公正的评价，他们的贤明也有常人不可及之处。

李白仙诗帖

北宋苏轼书。蜡笺纸本，宽54厘米，长111.1厘米。现藏于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

该帖为宋神宗元祐八年苏轼58岁时书。

从此，这位绝世伟人告别了这个世界，只留下他的事业和言论，让后世史家来评说。

（考异十二）

与王安石同时期的贤人，除了吕诲（吕诲不是个正直的人，下一章再讨论他）一个人之外，从未有人诋毁王安石的个人品德，所争论的只是对新法的不同看法。大约王安石的操行还是与当时的人相一致的。但自从杨时、邵伯温、范冲、魏泰这些人出来以后，才开始有了对王安石的诬蔑，几乎无所不至，而且还把他们说的这些话都假托前人，目的是使人相信。于是就有了苏洵的《辨奸论》，就有了苏东坡的《谢张太保撰先人墓碣书》一文，又有了司马光的《日录》和《涑水纪闻》等书，这些书都描写了王安石的丑态，读了这些书，会觉得数千年穷凶极恶的小人没有谁能像王安石这样。假使这样的文字果然出自苏洵、苏东坡、司马光之手，那么在王安石的晚年，苏东坡屡次和他交游，向往备至，这些都在《东坡集》中可以见到，难道苏东坡甘愿和这样一个人在一起吗？这个人被他父亲诋毁为阴险狠毒，和别人的兴趣不一样，是不近人情的大奸大恶之人，而苏东坡是稀世的人才，学问贯通古今，卓越超绝的品行足以鼓动四面八方的人，他这样明目张胆地和他父亲为难，难道他不懂做人子的规矩吗？至于司马光的《致吕晦叔书》，已经谈到王安石的节义超过常人之处很多，而且还担心那些投机的小人会百般诋毁他。那么，后来的这些事司马光是预见到了。如果真像《日录》《涑水纪闻》中记载的那样，那么王安石的为人就连猪狗都不如了，还有什么节义可说呢？那么他所说的投机的小人、百般诋毁王安石的人，不就是他自己这样的人吗？蔡上翔力辩这些文章和著作，都是南宋以后儒生中投机的不肖之徒所伪造，可以说是见解独特。不仅为王安石昭雪了冤案，也为司马光、苏东坡等人昭雪了冤案。只恨这些谬误的说法到处流传，人们习惯了错误的说法，却忽略了正确的说法，元代那些粗陋的儒生把这些谬误采入正史，于是就成了铁案，没有人敢怀疑它，以至于把稷、契这样的人视为同类而共欢，却将伯夷、叔齐说成是盗跖，公论消亡了，人道也几乎没有了。我难道好辩论吗？我只是不得已啊！

王安石新政的成绩

王安石的新政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呢？不能说都成功了，这一点就不用说了。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效果往往不像他预期的那样好。尽管如此，说它失败了也不应该。为什么呢？因为施行起来难免有相沿而成的弊端。然而，从挽救当时的形势考虑，利还是大于弊的。熙宁五年（1072年），王安石曾有一篇《上五事札子》：

皇上即位已经五年了，需要改革的事情有几百几千件，其中已经写成条例、确立法令，而且对国家有利的，真是多得很。在这些法令中，最重要、见效最慢而议论又最多的有五件事：一是“和戎”，二是“青苗”，三是“免役”，四是“保甲”，五是“市易”。如今青唐、洮河一带，方圆三千余里，整个戎羌族的百姓大约二十万人，献出他们的土地，归附朝廷，成了我们的“熟户”，可见，和戎政策已经有成效了。过去，贫困的百姓向豪强人家借债付息；今天，贫困的百姓已经向官府借债付息了。官府把利息定得很低，解决了老百姓的困难，看来，青苗法也开始见效了。只有免役法、保甲法、市易法这三项法令，其实际效果这里还不能确定。如果得到可靠的人去推行，就可能取得很好的效果；如果推行的人有问题，也许会带来很糟糕的效果。逐步推行，可能会收到好的效果；急于求成，就可能带来祸患。《尚书》里说：“办事如果不效法古人，却能长久地办下去，我还没有听说过。”像这三项法令可以说是效法古代了。然而，要懂得古代治国的道理，才能实行古代的法令，这就是我所说的尚不能确定的重要因素。免役法来自《周礼》对府、吏、胥、徒四种差役的设置，也就是《礼记·王制》篇中所说的“在官府里当差的平民”。然而，全国的老百姓贫富不均，风俗不同，地位有高有低，这些都不能作为实行免役法的依据。现在一旦要改变这种状况，把免役法推行到各家各户，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国家的所有劳役都能出钱请人代替，把全国所有的农民都从劳役里解放出来，回到田间从事生产劳动。但如果没有可靠的人去推行，那么五个等级的划分就不会很公平，而募役的费用也就不能按照财产的多少公平合理地负担了。保甲法起源于夏、商、周三代的“丘甲”制度，管仲在齐国实行过，子产在郑国实行过，商鞅在秦国实行过，仲长统在东汉时也谈论过，并不是今天一定要标新立异。不过，天下的人像野鸭和大雁一样散居四方，没有人管，已经有几百几千年了。现在一旦要改变这种状况，把他们按照保甲法的规定组织起来，邻里相接，互相监督，既清查了坏人，又保护了百姓，平时养兵于民，战时可以打仗。但是，如果没有可靠的人去推行，那么他们就会用追逼、叱责的手段来骚扰百姓，用强征调派的办法来吓唬百姓，这样，民心就动摇了。市易法来自周朝的司市和汉朝的平准法。如今，官府拿出百万贯钱拨给市易务，作为收购货物的资金，来平衡物价，又借贷给做生意的人，让他们去经商。同时，商户每年要向官府缴纳几万贯钱的利息。但我深知国内的货物、钱币尚未流通起来，特别担心那些急于邀功请赏的人想在一年半载内就迅速地见到成效，这样的话，新法就被毁坏了。所以我说，这三项法令。如果能有可靠的人来逐步推行，就会获得成功；如果没有可靠的人，又急于求成，就有可能失败。实际上，免役法如果能成功地实行，就不会耽误农时。同时，百姓负担的劳役也就公平合理了。保甲法能够实行，内忧外患就会平息，国家就会强大起来。市易法能够实行，货物和钱币就会在全国流通，国家的经费也就充裕了。

孔子说：“欲速则不达。”又说：“这个人还在，他的政令就能够实行；这个人不在了，他的政令也就废止了。”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难道只有这三件事吗？然而，王安石单独举出这三件事来很郑重地谈论它们，是因为这三件事最繁重，而官吏们在文字上做手脚也比较容易一些。不过，正当各种法令经过草创将要就绪的时候，王安石忽然上了这个札子，难道他看到了宋神宗在实施新法的时候有急于求成、用人太滥的毛病吗？看他的《论馆职札子》，说皇上自即位以来提拔使用的那些人有许多只是有一点儿小才，而品行却很成问题，就知道他考虑这个问题已经很久了。根据王安石的这个札子，我们知道，“和戎”“青苗”这两件事是他认为已经有了成效的。“和戎”这件事，它的功劳整个天下都看得见，不必说了。青苗法立意虽然很好，但从道理上讲，不能只有利而没有弊。也许这个法在最初推行的时候找到了十分可靠的人，所以才能见到比较多的成效，而问题暴露出来的很少。或者王安石的聪明仍然有被遮蔽的地方，没有能够发现。不过，看到反对派当时对青苗法的诋毁，都说它有弊无利，似乎又是不可能的。再看此后元祐（宋哲宗年号，1086—1094）年间想要废除青苗法时，主张不要废除它的人反而很多，这也可以说明问题。免役法改变了数千年来的苛政，为中国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纪元。改革刚开始的时候，一部分人难免会感到有些痛苦，但这些基本都是有钱有势的人。而小小老百姓没有不得到它的好处的，这可以说是只有利而没有害处的。保甲法内容丰富，思虑精当，是王安石一生最用力的事业，它的警示作用可以说是有利而无害的，它的成效人们也看得很清楚了。而它的寓兵于农的作用则由于当时募兵制度还没有完全废除，常备军和后备军的区分还不明确，对百姓生活有些影响，也是意料中的事。但为了使衰弱的宋朝能振作起来，又不能不这样做。

养蚕业和丝织业的兴盛

丝绸和瓷器一样，都是中国特有的物产。在宋代的富人阶层中，崇尚穿着华丽而舒适的丝绸衣服，由此带来了养蚕和丝织行业的兴盛。这是绘于宋高宗时期的《蚕织图》，图中详尽地解说了由种桑养蚕到织成丝绸贩卖的全过程，上面还有宋高宗妻子吴皇后的亲笔题字。国家大力支持能带来巨额税收的养蚕和丝织行业发展，希望好的经验和技术能很快推广到全国各个地区。

只有市易法，它的用意不能说不好，但万万不能在专制政体的国家中实行，万万不能在标榜以自由竞争为根本观念的经济社会中实行，即使奉行者是非常可靠的人，仍然担心国家有可能成了兼并垄断的头子；如果奉行者不是很可靠的人，那么将为官吏打开以权谋私的大门，小老百姓的生活就会一天比一天过得惨淡。王安石的失策大约没有比这个更厉害的了，而当时见不到什么成效的，就数这个最厉害。当时阻挠新法的人都说因为实行新法的缘故导致了百姓颠簸困苦，而又无处控诉。他们的这些言论被记载在史书中，数也数不清。然而，考察远古的历史，那些执政者十分残暴的政权没有不招致动乱造成国家颠覆、个人身亡的。像秦始皇、隋炀帝这样的人就不说了，又如王莽，固然也托言于《周礼》，进行所谓的变革，但是他所实行的政策没有一项是效法先王意志的，自始至终就没想过要给老百姓带来好处，因而搞得人们怨声载道，没有几年就天下大乱，四海沸腾了。后世评说王安石，有人甚至将他比作王莽。但是，王安石创立新法，没有一个不是以国家得到利益、百姓得到幸福为前提，他的做法与王莽不可同日而语，这是不用争辩的。那些学问浅薄、不求根本的人也许看不到这一点，但为什么不将他们的结果做一番比较呢？假如王安石的新法果然有害于百姓，那么当老百姓不堪忍受，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是一定会铤而走险的，即使王安石有超强的统治能力，难道能够禁止吗？宋朝自真宗、仁宗以来，虽然号称天下太平，但发生在民间的叛乱仍然此起彼伏，从未间断，杀人抢劫的案件在乡间更是到处都有。在这之前，固然已经招募强悍之人到军队中服役了，但国内仍然不能确保安定的秩序。那么，到了熙宁元丰（宋神宗年号，1068—1085）这二十年间，一切都在变革之中，又因为实行保甲的缘故，不禁止民间携带弓弩，如果政府的改革措施确实违背了百姓的意愿，那么一人振臂高呼，万千民众响应，于是酿成大乱是很有可能的，但我们却没有听说有这样的事。即使是江湖上的草寇，也比以前有所减少，整个国家和睦和谐，其乐融融，好像忘记了还有皇帝的威严。读当时这些人的诗文集，那种气象是可以想象的。王安石有一首《元丰行示德逢》：

四山翛翛映赤日，田背坼如龟兆出。

湖阴先生坐草室，看踏沟车望秋实。

雷蟠电掣云滔滔，夜半载雨输亭皋。

旱禾秀发埋牛尻，豆死更苏肥荚毛。

倒持龙骨挂屋敖，买酒浇客追前劳。

三年五谷贱如水，今见西成复如此。

元丰圣人与天通，千秋万岁与此同。

先生在野故不穷，击壤至老歌元丰。

又《后元丰行》（一首）云：

歌元丰，十日五日一风雨。麦行千里不见土，连山没云皆种黍，水秧绵绵复多稌，龙骨长干挂梁梠。鲥鱼出网蔽洲渚，荻笋肥甘胜牛乳，百钱可得酒斗许。虽非社日长闻鼓，吴儿踏歌女起舞，但道快乐无所苦。老翁堑水西南流，杨柳中间杙小舟，乘兴攲眠过白下，逢人欢笑得无愁。

又《歌元丰五首》云：

水满陂塘谷满篝，漫移蔬果亦多收。

神林处处传箫鼓，共赛元丰第二秋。

露积成山百种收，渔梁亦自富虾。

无羊说梦非真事，岂见元丰第二秋。

湖海元丰岁又登，稆生犹足暗沟塍。

家家露积如山垅，黄发咨嗟见未曾。

放歌扶杖出前林，遥和丰年击壤音。

曾侍玉阶知帝力，曲中时有誉尧心。

豚栅鸡埘晻霭间，暮林摇落献南山。

丰年处处人家好，随意飘然得往还。

杜甫（杜工部）的《忆昔》追咏唐朝开元（713—741）年间全盛的时候，其中写道：“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读杜甫的这几句诗，气象仿佛和王安石描写的元丰（1078—1085）年间是非常相似的。不是非常太平的年代，怎么会有这样的诗呢？这时，新法已经实行十余年了，而王安石也已经归隐乡间退休了。以此对比司马光曾经讲过的英宗时民间的景况，说是不敢多种一棵桑树，多置一头牛，不敢储存两年的粮食，不敢收藏十匹帛，这种情景和元丰年间的情景相比，相差得太远了！前后不过二十年的时间，为什么人民生活的富足和困顿竟有天壤之别呢？难道不是因为最残害人民的差役法已经废除，又有青苗钱已经注入民间，来帮助百姓发展生产吗？而保甲制度已经实行，盗贼都洗手不干了，所以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盛世也就不期而至了。如果可以这样说，那么新政的效果也就可以看出来了。

苏东坡有《与滕达道书》（此书不知作于何年，大概写于元丰年间），其中写道：

我想与您见面谈一谈，我们在刚刚施行新法的时候，大概是抱有偏见的，以至于有了关于同意或不同意的争论，虽说动机是好的，都是忧国忧民，但说得并不对，很少有合情合理的。如今，皇上的德政每天都有新的变化，社会大众的教化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回过头来再看以往我们所坚持的意见，更觉得是有疏漏的。如果要我改变自己的志向和操守以求进取，我还不敢这样做，如果还像以前一样吵吵嚷嚷，我也会陷入更深的忧虑之中。您此行是要表示一种归隐田园的意愿吧，作为一名年纪已大、疾病缠身的旧臣，您也要表达一点儿心意，想要再见皇上一面，这样，恐怕就要有一番对话。您的来意没有超出这些吧？

苏轼是以往诋毁新法最用力的人，他的《上神宗皇帝书》被诋毁新法的人视为圣经贤传，说它像悬在天上的太阳、月亮一样，是不能更改的。但他到了晚年谈论此事的时候却是这种态度，深深感叹于皇上德政的更新和民众教化的有成。那么，熙宁元丰（宋神宗年号，1068—1085）的治理一定有超越前人，能使大家心悦诚服的地方。新法果然有什么对不起天下人的地方吗？元祐（1086—1094）时的那些人闹闹嚷嚷，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王安石新政受到的阻挠和破坏（上）

我读西方的历史，感叹政党对于国家有造就的功劳，是那样伟大。我读本国的历史到宋、明两朝，又感叹党争对国家的毒害是那样猛烈。本国历史上的党争都属于“私党”，不同于西方国家“公党”式的政党。对于这些“私党”，看他们的品性，也不一定就是小人，其中也有很多是君子。他们的目的也不一定是追求高官厚禄，其中因此而辞去官职俸禄的也大有人在。他们争论的也不一定就是政治问题，但无论从哪个问题引起，最终都将牵扯到政治上来。这些“私党”也不是有意地结合在一起的，然而随便遇到一件事，都可能兴风作浪。有一个吠影于前的倡导，就会有百吠于后的追随。总而言之一句话，不过是意气用事而已。意气超越国家利益之上，意气之争可以让他们将国家利益放在一边，不闻不问。这种风气兴起于王安石执政之前，形成规模是在王安石执政的时候，而它的高潮是在王安石辞官罢政之后。宋朝因此而亡国，它的流毒到了另一个朝代也没有根除。考察它的性质，当时新法遭到阻挠和破坏的原因也就显现出来了，我们也就看得更清楚了。

王安石刚刚执政的时候，第一个弹劾他的其实是吕诲，这件事发生在熙宁二年（1069年）。现在将吕诲的上疏录写在这里，并加以分析：

我认为，大奸之人装得像忠良一样，诡诈的人装出很诚实的样子，他这样的人一定是把个人的进退和时机的吉祥凶险联系在一起。就像少正卯这样的人才，说的是谎话但很善辩，行为不端但能够坚持，顺从错误的言行而且善于掩饰，记忆力很好，学问又很渊博，不是孔子圣明，谁能除掉他呢？唐朝的卢杞，天下人都说他是奸邪之人，只有唐德宗一个人不相信，结果终于酿成大祸。所以说，真正了解一个人是很难的，尧、舜在这方面都有很多教训。皇上即位之初起用王安石知江宁府，不久又招为学士，那些朝中官员都庆贺皇上英明，认为是提拔有文才的人做他适合做的事。后来又提拔他做了副宰相，所有的人都不赞成。恰如把一件东西放在秤上，它的轻重是骗不了人的。古人说“庙堂之上，不是草茅之臣说话的地方”，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认真地观察参知政事王安石，他外表给人纯朴的感觉，心里却藏着机巧和狡诈，他对皇上倨傲无礼，为人阴险狠毒，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简单地说十件事，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希望皇上能从被蒙蔽中醒悟过来。我说的如果有一句是假话，是诬蔑他，死一万次我都不后悔。

王安石在嘉祐年间曾经在京纠察刑狱，因为开封府判了“争鹌鹑”这个案子，他认为不妥，指责办案人员有错判之罪。开封府官员不服，双方争执不下，一直告到审刑院和大理寺，都支持开封府的意见，要论王安石之罪。后来，朝廷下诏，免予追究，王安石却不认错，也不谢恩，御史台因此又弹劾他。不久，仁宗皇帝去世，王安石也因母亲病逝而丁忧，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王安石丧服丁忧已满，仍然托病不起，多次诏令他，他都找借口不来京城，整个英宗一朝他都不出来做官。就算他有病，皇上即位，他也应该来朝廷拜见一下吧，算是稍存一些作为人臣的礼节。等到被任命除江宁府，因为对他自己很方便，他才接受任命，对皇上态度轻慢，倨傲无礼，这是第一件事。王安石担任小官，每次调他去做别的工作，他都一再推辞，不能痛快地服从命令。在知江宁府的时候被授予翰林学士，却没有听到他坚决辞谢。先帝临朝，他坚持在山林中隐居的想法；皇上即位，他才有了在金銮殿上侍奉皇上的兴致。为什么他之前那样怠慢，后面又那样恭敬呢？难道不是见利忘义的心思支配他这样做吗？追逐名利，千方百计要往上爬，这是第二件事。皇上引见赐对研究经学有成就的学者，请他们讲解先王之道，特别设置了侍讲、侍读这样的职位，他们手执经书站在皇帝面前，是为了向皇帝讲述经书的大义，并不是为了传播自己的道理。王安石在这个职位上居然坐着讲述，使得皇帝屈万乘之尊，他却摆出老师的架子，莫非他真的不了解上下尊卑的礼仪和君臣的名分吗？其实他应该明白，他要做的是使道德能够彰显，并以此来辅佐聪明的帝王。但他只是要挟君王获取名声而已，这是第三件事。王安石自从执政以来，事无大小，都与同僚看法不同。有时因为奏对去见皇上，单独留下来向皇上汇报，多次求得皇上的批示，私自下发，来堵塞同僚的议论。正确的都揽在自己身上，错误的则把怨恨引到皇帝身上，感情用事不公道，这是第四件事。王安石在京城纠察刑狱时，驳回别人的判决多数不合情理，和法官争论刑名不统一的问题，常常是怀着怨愤。昨天，许遵误断了一个谋杀的案子，王安石却竭力支持许遵。妻子谋杀丈夫这样一个案件，他们却要用“按问欲举自首”的条例减轻妻子的罪行。这是挟持感情来破坏法律，并以此来报私怨。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都决定的事情，仍然听到朋党附和的声音，中书省和枢密院研究过的事情，也都害怕他插手。徇私报怨，这是第五件事。王安石刚入翰林院的时候，没有听说他举荐赞赏过一个人，翰林同事之间，他最称赞弟弟王安国的才华。朝廷给王安国和状元一样的待遇，他仍然嫌太薄了。主持考试的官员不给王安国的文卷评优，这个人就遭到他的中伤。他这个人一点儿小恩小惠都要报答，一点点私仇都要报复。他在朝廷执政以后，只有半年时间就作威作福，达到了极致。从此以后，害怕他的人都勉强自己服从他，依附他的人则出卖自己，希望能够做更大的官，奔走在他的门下，唯恐落在别人后面，他的死党现在已经很多了。借着自己的权势来招徕私党，这是第六件事。王安石做了宰相没有几天，任免官职就自己做主，大臣中被放逐到外地做官的都是不肯依附于他的人，他却胡说这是皇上的意思。如果是这样，就不应该是王安石怨恨要报复的人。丞相不写敕令，这是本朝的惯例，从未听说有谁这样做过，他的用意是要显示自己的威风，在朝廷之上引起震动。然而现在同掌朝政的这些人都依顺于他，朝廷重臣也都回避他，于是他就可以专横地做任何事了。树立个人的权威，危害国家的大政，这是第七件事。在皇上面前奏对的时候，王安石总是放肆地强词夺理。他曾与唐介争论有关谋杀的罪名，竟然大声喧哗起来，众人都认为王安石做得不对，而肯定唐介的做法。唐介是个忠诚刚直的人，识大体，顾大局，不能在口舌之争中占上风，每次辩论后都非常恼怒，竟气得背上长了疽疮，不幸病故了。从此同僚都非常害怕同他争论，即便是宰相也不敢上前和他较真。任性地评判是非，欺凌同朝官员，这是第八件事。皇上正要效法唐尧，向九族表示亲善，并且奉养亲人友爱兄弟，以此影响天下的风尚，这时，小人章辟光却上疏建议让岐王迁到皇宫外面居住。这是犯了离间之罪，一定是不能宽赦的。皇上曾有旨意送交中书省，想要判他的罪，但王安石拒不服从，还危言耸听地迷惑皇上。他就是想在皇上兄弟之间制造矛盾，还真让他得逞了。他交结朋党的目的已经很明显了，这是第九件事。如今，国家经费预算都由三司衙门负责，王安石作为执政者，与知枢密院的人同掌制置三司条例司，兵权和财权都由他掌管，他在这个国家的分量也就可想而知了。又举荐了三个人为他做事，派遣八个人巡行各路，虽然说是商讨财政方面的情况，实际上是要动摇天下。我没有见到它的好处，却看到了它的害处，这是第十件事。

我指出王安石所做的这些猥琐之事，也许污染了皇上的耳目，但我是担心皇上欣赏他的才能，一直依赖，重用他，真假、正邪都分辨不清，使得奸邪之人道路通畅，而贤明的人却渐渐离去，动乱也就由此而产生了。我追究王安石的行为轨迹，他并没有远大的战略，只是务求改革，标新立异，文过饰非，欺上瞒下，我很为此担忧。误导天下苍生的，一定是这个人！我真诚地希望皇上对于如何治理天下，还是要和众人商量。现在天灾多次出现，人与人之间也有很多矛盾，应该让事情变得透明，而不应该把水搅浑。像王安石这样的人在朝廷上执掌大权这么久，天下没有安定和谐的道理。我坦率诚恳地说出这些话，甚至不考虑可能飞来的横祸，就是希望能感动皇上，让皇上能辨别真伪。何况皇上的志向就是要刚毅果决，对于尚处在隐伏阶段的事情也能有所察觉。您也可以和其他人的说法对质，之后就知道我所说的是不是中肯。不过，攻击诋毁大臣的罪过，我也不敢逃避。我在孤立危险的情况下写了这些意见，是因为自己担任这个职位，有一份责任在这里，不说出来心里会不安的。当您公开奏章内容的时候，希望能避开和我有夙怨的人。

这真是一篇奇文，难得，难得！所谓“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下面要看梁启超如何来“析”了。但这个吕诲确实了不得，真是罗织罪名的一大高手，无中生有，牵强附会，捕风捉影，造谣诬蔑，无所不用其极，目的只是想整倒自己的政治对手，其心机真让人不寒而栗。我们只能庆幸王安石遇到的是宋神宗，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吕诲是什么人呢？就是治平（宋英宗年号，1064—1067）年间因濮议事件弹劾韩琦、欧阳修，请求杀欧阳修以谢祖宗的那个人。欧阳修在他所著的《濮议》一文中，将他的语言、状貌和心术都刻画得一览无余。欧阳修曾经说过，宣扬皇帝的缺点来显示自己的正确，是不可以的，更何况以恶名诬陷皇帝来邀买虚名呢？当时的言官大概都是这样的，吕诲是他们的代表。现在我就根据他弹劾王安石的话做一番辩解。

吕诲在一开始就把王安石比作卢杞，然后才说到他要弹劾王安石的十件事，是因为不得已才这样说的。第一件事就是“争鹌鹑”这个案子。当时王安石判得是否合适，如今在史籍中已经见不到关于整个案件的记载，我们也无法考辨，但即使有不合适的地方，也就是法官解释法律条文的错误，这是很小的一件事，而且事情发生在嘉祐末年（宋仁宗年号，1056—1063），到这时已经过去六七年了，难道还不能画句号吗？他所说的第一件事和第二件事都在指责王安石沽名钓誉，心里边所想不过是谋取官职。这本来属于一件事，他非要一分为二，以便凑足十件事这个数，已经很可笑了，再把他所弹劾的问题拿来和事实对照一下，就会发现，治平二年（1065年）七月，王安石服丧期满，宋英宗下诏，要求他赴阙，也就是到京城做官，诏书接连下了三次，王安石也连续三次向朝廷递交了《辞赴阙状》，这些都在他的文集中，现在仍可以见到。他在其中诉说自己抱病日久，不能走太远的路，等到稍能支持，再出去为官府做事。而且，他还请求做一名小官吏，能在江宁府居住，方便打理，他的三篇《辞赴阙状》内容相同，何尝有赖在病床上不起来的事呢？根据这件事就证明他轻慢无礼，难道吕诲不许别人生病不成？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宋英宗去世，宋神宗即位，这年的三月任命王安石知江宁府，仍然有《辞知江宁府状》收在王安石的文集中，理由还是病未痊愈，哪里有不屑于为英宗做事，只想为神宗做事这样的意思呢？王安石自二十岁开始到中年都是因为贫穷而做官，所以他并不认为小官就卑贱。那种隐居山林的思想，他在晚年的时候确实是有的，但此前却不曾有过，即使是在平生交游往来的书信中都不曾流露过，更何况对皇上呢？他在此前还有《辞试馆职》（应为《乞免就试状》——编注）《辞集贤校理》《辞同修起居注》等，都是有原因的，这些都收在他的文集中，是清清楚楚、可以考证的。

到了治平四年（1067年）九月授予他翰林学士，从此不再听到他辞谢的声音，那是因为他没有必须辞谢的理由了。在这之前，嘉祐六年（1061年），任命他知制诰，他也没有辞谢，而是接受下来。知制诰与翰林学士，相差多少呢？因此就说他前面轻慢，后面谦恭，是见利忘义，为什么这样深文周纳地编派他呢？

他所说的第三件事，是根据王安石主张坐着给皇上讲经，就说他要挟君王而自取名声。古代的三公，都是坐而论道，从汉朝到唐朝都没有废除过。自从宋太祖篡夺了周的天下，范质因为是前朝留用的官员，曾做过前朝的宰相，在宋太祖面前就很谦恭，怕有嫌疑，不敢就座，从此相沿成了习惯。皇上面前，不再有大臣的座位，大臣们开始以奴才自居，而忘了他们与皇帝是共同担负天职的。王安石请求恢复坐讲，不只是要效法古代，而且是合乎道理的。像这样就说是要挟君王博取名声，那么唐代以前就没有一个纯粹的大臣了。叶梦得的《石林燕语》说，熙宁初年，侍讲官中建议恢复坐着讲道的，有吕申公、王荆公、吴冲卿，同时，韩持国、刁景纯、胡宇夫都赞成吕申公他们的意见，而苏子容、龚鼎臣、周孟阳、王汾、刘攽、韩忠彦则认为，讲读官既然叫“侍”，意思就是侍奉天子，并不是以“道”为老师。于是，这个建议就被搁置了。在这件事中，主张坐讲的并非一个人，为什么只有王安石一个人被弹劾呢？而且，这件事已经被搁置，为什么仍然揪住他不放呢？在这之后的元祐（宋哲宗年号，1086—1094）初年，程颐为崇政殿说书，上疏极力要求在殿上坐讲，当时给事中顾临以为不可，于是，程颐又写信给太皇太后，批评顾临说得不对，甚至写了一千五百多字，这与王安石前后如出一辙，既然王安石是要挟君王博取名声，难道程颐就不是要挟君王博取名声吗？后来《通鉴纲目》只记载了程颐的《经筵讲读疏》，说是培养君王的德行，却不提坐讲一事，难道是因为当时吕诲攻击王安石太过分了，现在不得不为程颐遮掩一下吗？而且，从此以后，那些讲学的人再也没有人以坐讲来议论王安石了，难道是因为要替程颐遮掩，就连王安石也跟在他的后面减去罪名了吗？宋朝人对待是非太没有原则了。

他说的第四件事，是指他把正确的都揽在自己身上，错误的则引到君王身上。但自从新法施行以来，整个朝廷都把过错归到王安石身上，只有恶名没有美名，只有错误没有正确，如果说他掠美，不知这时有些什么美可掠，吕诲能指出王安石掠了哪些美吗？如果说他把怨恨都引到皇帝身上，那么众人所攻击的是新法，所怨恨的是王安石，不知有什么过错可以使人们怨恨皇帝，吕诲能指出具体的事来吗？

他说的第五件事是登州阿芸的案件。议论是从许遵开始的，王安石是主持此事的人。即使其中有一些过失，根据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他的仁厚，吕海反而不怀好意地说他徇私报怨，试问这个案子中的人，哪个是王安石的私人关系，谁又是王安石所怨恨的呢？而且，这件事本来是很琐碎的一件事，却叫嚷不停，怎么不怕厌烦呢？

第六件事是把王安国的及第作为王安石的罪责。考察王氏家族的人登上进士榜的，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有王贯之，是王安石的从祖。祥符八年（1015年）有王益，是王安石的父亲。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是王安石，六年（1046年）是王沆，是王安石的表弟。皇祐二年（1050年）有王安仁，是王安石的兄长。嘉祐六年（1061年）有王安礼，是王安石的弟弟。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有王雱，是王安石的儿子。六十年中，王家祖孙父子兄弟中共有七个进士，可见，从科举取得功名是他们家固有的传统，区区此事，难道还需要有人暗中帮助才能得到吗？王安石兄弟在当时名气都很大，王安国与王安石是齐名的。在这之前曾有吴孝宗的《上张江东书》称道王安国的贤德，说想要举荐他的人很多。嘉祐五年（1060年）欧阳修有《送王平甫下第》诗，其中写道：“自惭知子不能荐，白首胡为侍从官。”王安国的贤德可想而知了。熙宁元年（1068年），王安国由韩绛、邵亢推荐，召试赐进士及第，这和王安石有什么关系呢？却因此被人诬蔑。幸亏王安石的儿子王雱提前一年已经中了进士，否则又为吕诲的弹劾增加一份资料了。

他说的第七件事是王安石专权，如果真像他说的那样，似乎有可以讨论的地方，然而考察《宋史》，说到当时中书省授予官职的文书，数目都决定不下来，皇上就问王安石，然而这是出自神宗的意思，不能说王安石专权。

第八件事说到唐介的忧愤而死，考证《宋史·唐介传》，说是唐介多次与王安石争论，王安石强词夺理，皇上也支持他，唐介非常生气，竟然背上长了疽疮，死了，死时只有六十岁。吕诲说，王安石曾与唐介争论如何判一个案子，说的就是阿芸杀人那件事。人死于病疽，是很平常的事，唐介六十岁而死，尤其平常。唐介曾与文彦博在皇帝面前为了“灯笼锦”一事发生争吵，由此遭到放逐，都没有死，为了一个妇人重罪轻判的事有所争论，却死了，如果确实是这样，真可以说是轻如鸿毛。因为同僚中死了一个人，王安石就被认为有罪，那么谁是无罪之人呢？

第九件事是说章辟光请求让岐王搬到外面去住。自古以来，专制国家因为兄弟争夺皇位而导致天下大乱的史不绝书。所以，后世诸王分封之后，一定要让他们搬到外面去住。因为互相挨得很近双方会觉得有一种压力，不如离得远一些反而可以常保无事。岐王和嘉王都是宋神宗的同母兄弟，没有比他们更亲密的了。熙宁（1068—1077）初年，著作郎章辟光请求他们迁居到外面去，这与阴邪小人私下里的挑拨离间是不一样的。神宗想加罪于章辟光，应该也是亲情使他这样做的。只有王安石违背众人的看法，不主张给章辟光加重罪，最重要的是，他是作为大臣在为国家的前途着想。况且，岐王、嘉王都是有贤德的王爷，熙宁（1068—1077）以来，岐王多次请求搬到外面居住，但表章呈上就被推却，这是岐王以礼要求自己。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患病，开始时二王每天都来问候，等到降制立延安郡王赵傭为太子时，就不让二王随便进入了。凭着宣仁太后母子的亲情，与神宗二十年来的兄弟友爱会有什么嫌疑呢？然而就是这样，这正是宣仁太后以礼来维护二王的地方。元祐（1086—1094）初年，哲宗赐颢亲贤坊与弟弟对门居住，并且下发文告，说：“先皇帝以仁厚之心对待兄弟友情，恩德超过了礼义，所以不让二王搬到外面居住，如同武王对待周公的用意。太皇太后严肃朝廷礼义，用礼义来约束恩德，才答应他们的请求，搬到外面居住，这是孔子说的‘远其子’的用意。他们的做法或有不同，但道理是相同的。”由此看来，章辟光的建议完全符合上述道理。很显然，是不能以离间这样的重罪来处理他的，而王安石就更没有罪了。

他所说的第十件事是攻击三司条例司，到这里才开始说到新法。当时的财政不可不整顿，而整顿财政必须有一个机关负责此事，那么三司条例司就不能不成立，这一点前面已经说得很详细了。至于派遣使者巡行各路，是先行调查，然后才能立法，这正是遵守办事的次序。他所派遣的八个人中，有像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这样的人，当时他们都号称是贤人，当初的用意难道是任用小人来败坏天下大事吗？当时，均输法、保甲法、青苗法、免役法等各项法令还没有施行，王安石的抱负还没有得到尝试，吕诲根据什么说看到他是耽误天下苍生的人呢？

考证《宋史·吕诲传》：章辟光上疏建议岐王颢应该搬到外面居住，皇太后大怒，皇帝下令治他的离间之罪，王安石说他无罪。吕诲请求把章辟光交给监狱的狱卒，没有得逞，于是上疏弹劾王安石。然而，吕诲实际上只是因为章辟光这件事没有按照他的意见办，意气用事，不惜对王安石进行大肆诬蔑。这与此前因为濮议之争他没有达到目的，就不惜诬告韩琦和欧阳修是一样的，两件事如出一辙。像这样的人，就算是宽容地对待他，也不免要像孔子那样指出他的毛病是直率但不知礼义，如果严格地要求他们，那么就要像帝尧曾经说过的那样，他们的谗言毁坏了许多美好的东西，让我们都感到震惊啊。据史书记载，吕诲将要上朝回答皇上的问话，司马光在朝房遇到了他，悄悄问他：“今天要说的是什么事？”吕诲说：“袖中弹劾的文章是新写的。”司马光惊讶地说：“大家都很高兴得到一个人才，为什么你要参他呢？”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当时朝廷上的人没有一个不信服王安石的为人的。对王安石进行私人攻击的只有吕诲一个人，这与蒋之奇、彭思永以男女之事诬陷欧阳修没有什么区别。后人没有人为他申辩，我因此不怕多费笔墨，做了如上的辩解。（以上所辩，一半采用蔡上翔的说法，其间又掺杂了我的想法，因此不再注明，把蔡上翔的名字附在这里。）

（考异十三）

《宋史·吕诲传》还记载，章辟光的这个奏章是受到王安石、吕惠卿诱导的结果。章辟光扬言：“朝廷如果给我很重的罪名，我一定不会放过他们二人。”就此来说，王安石、吕惠卿其实是这个案子的罪魁祸首，而且章辟光又对外说了出来，吕诲肯定已经听说了，他要根据情况指出实情并不难，为什么他在弹劾的时候没有说呢？难道吕诲对王安石还有所保留吗？其实，这肯定是后来恨王安石的那些人看到吕诲的那些话，在这里变本加厉，编造出来，又被后来写史的人采用了，结果与吕诲弹劾的原文完全对不上号，这又是他们诬蔑王安石的一个例子。

现在将当时因为争论新法而辞去官职的人列举在下面：

熙宁二年（1069年）五月，翰林学士权开封府郑獬因为在审判一个谋杀的案子时不依据新法，离开开封府知杭州。宣徽北院使王拱臣、知制诰钱公辅都因为在与王安石讨论新法时意见不合，王拱臣离开开封，判应天府，钱公辅出知江宁府。

六月，御史中丞吕诲弹劾王安石，皇帝将他的奏章发还给他，吕诲于是要求离开这里，他出知郑州。

八月，知谏院范纯仁说，王安石改变祖宗法度，搜刮民间财富，老百姓心里很不踏实。皇帝不听他这一套。范纯仁要求离开，出知河中府。不久又转任成都转运使，因为新法施行起来不方便，他就告诫州县不要马上施行新法，王安石对他的阻挠感到非常愤怒，就把他贬到知和州。

同月，侍御史刘述、刘琦、钱连续上表章弹劾王安石，结果，贬刘述知江州，刘琦监处州盐酒务，钱监衢州盐税。

同月，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因为和吕惠卿讨论新法，意见不合，贬为河南推官。

十月，同平章事富弼自称有病，要求引退，出判亳州。

熙宁三年（1070年）正月，判尚书省张方平极言新法的危害，要求离开京城，出判应天府。

二月，河北安抚使韩琦因为给青苗法提了很多意见，不被接受，上疏请求辞去安抚使的职务，只领大名府路，皇上同意了。

（考异十四）

史书上记载，王安石大肆诋毁韩琦和富弼，说富弼貌似恭敬，实际上很高傲；又说他把依附韩琦视为欧阳修的错误，还说他的儿子曾说，如果将韩琦、富弼斩首于市，新法就可以施行了，等等。种种诬陷诽谤之词不一而足。假使王安石果然说过这样的话，就是说他丧心病狂也不过分。但是，我们看《临川先生文集》，恰恰与此相反。书中有《赐允富弼辞免左仆射诏》，其中讲道：“您辅佐我的祖父，在当时功劳卓著，鞠躬尽瘁，始终如一，忠心耿耿地为国家着想，大义可以长存。如果国家有了疑难，还是要求助于你。”还有《赐允韩琦乞州诏》也说：“您以公师之官的身份、将相的地位统管四路，守卫一方，在您身上，寄托着十分重大的责任，群臣没有能够和您相比的，虽然您身患疾病，但希望早日痊愈。您频频发来奏章，以病相告，朝中尊贵的大臣元老对您都有特殊的感情，无论从恩情上说，还是从礼义上说，都是很重视您的，怎么敢对您薄情呢？只好违背您的意愿，姑且这样安排吧。”又有《贺韩魏公启》，其中写道：“（前略）尊敬的韩魏公，您秉承天地间的正气，就像我们这个时代可以卜知吉凶的大龟。忠诚不渝的节操为当时所推重，德行和声望也是我们的表率。您负责起草皇帝的诏令，掌管着中枢机构的大权，对您的毁誉几乎多得数不胜数，而国运的顺利与艰险却常在您的一念之间。所以，天下的百姓都把您是否被重用视为国家安危的征兆。（中略）像您这样，进退都想到国家的大义，出去还是留下则选择适当的时机，从您的所作所为来看，真是太完美了。我一直受到您的庇护和信赖，实在想得到您的帮助和支持。我现在身为近臣，想要尽一点儿为皇上竭力谋划的义务，又赶上当世这个大好的时机，更怀有对于‘下比’的嫌恶，虽然我任用的人没有来自显贵门第的，却并不敢忘记您旧日的德行。（后略）”由此看来，王安石对韩琦、富弼二人实在是非常真诚地向往与他们合作的，而韩琦、富弼与王安石虽然对新法的看法不同，但他们的私交却始终没有改变。他们屡次请求休息，的确是因为年老生病，未必是新法的缘故。而史书上的传闻说王安石诋毁韩琦、富弼，一定是诬陷，这是毫无疑义的。

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他没有接受。

三月，知审官院孙觉因为议论青苗法被贬出京城，知广德军。

四月，御史中丞吕公著因为议论青苗法，被贬出京城，知颍州。

同月，参知政事赵抃恳求辞去职位，被贬出京城，知杭州。

同月，监察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上疏弹劾王安石有罪，没有上报，他们三人也没有被罢官。

同月，监察御史里行程颢、张戬，右正言李常，御史王子韶，都上交奏章，指出新法的问题，各自请求辞职。程颢被贬为京西路提刑，张戬知公安县，王子韶知上元县，李常做了滑州通判。

七月，枢密使吕公弼弹劾王安石，被贬出知太原府。

九月，翰林学士司马光屡次要求辞职，留也留不住，贬为知永兴军。

十月，翰林学士范镇弹劾王安石，在户部侍郎位置上辞去官职。

熙宁四年（1071年）三月，皇帝下诏检查那些执行新法不能尽职负责的人，最初是知山阴县的陈舜俞不发放青苗钱，知长葛县的乐京、知湖阳县的刘蒙不施行募役法，都罢了他们的官。因为有了这个诏书，知陈留县的姜潜来此做官刚几个月，青苗法的诏令就下来了，姜潜把这个诏令贴在县衙门口，三天没有人来，又把它揭了下来，交给小吏，说：“老百姓不愿意呀。”他很快就称病辞官回家了。

四月，监官告院苏轼上疏谈论新法的问题，皇上不接受他的意见，他请求外任，贬他为杭州通判。

五月，知开封府韩维因为谈论保甲法不合理，极力请求外任，留也留不住，贬为知襄州。

六月，知蔡州的欧阳修因为年老有病，请求辞官回家。

（考异十五）

据《纲目》记载欧阳修因为固守自己的风骨节操，接连被人诬蔑，六十岁就请求辞去职位。到了他做青州太守的时候，上疏请求停止发放青苗钱，皇帝想再召他回来执政，王安石极力诋毁他，于是把他迁徙到蔡州。到这里他请求辞职的心情更加迫切，冯京请求留下他，王安石说：“欧阳修依附于韩琦，把韩琦当作社稷之臣，像这样的人，在一郡就会把一个郡的事情搞坏，在朝廷就会把朝廷的事情搞坏，留下来有什么用呢？”于是，就让他以太子少师的身份退休回家了。蔡上翔辩解说：“自从宋朝的天圣、明道（均为宋仁宗年号，分别为1023—1032、1032—1033）年间以来，欧阳修以文章、风节一直被天下人寄予厚望。”庆历四年（1044年），曾巩的《上欧公书》写道：“王安石虽然已经通过科举取得了功名，但是他知道自重，不愿意被别人知道，认为只有欧阳修这样的人才可以了解他。”这一年王安石二十四岁。至和二年（1055年），欧阳修第一次见到王安石，从此以后，在他们的书信以及各种奏章当中都能见到互相仰慕、交口称赞的内容，他们的关系好得无与伦比。这在欧阳修的全集中都可以见到。熙宁三年（1070年），欧阳修批评青苗法对国家有很大危害，而且还擅自停止青苗钱的发放。这些也只是讨论国家大事，希望对国家和百姓都更有好处罢了，哪里就曾斥责王安石是奸邪之人，恶狠狠地好像面对仇人，就像吕诲等人那种过分的言辞呢？社会上流传王安石做了宰相，曾大肆诋毁欧阳修。考察欧阳修擅自停止发放青苗钱是在熙宁三年（1070年）夏天，到了十二月，王安石被授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第二年的春天，欧阳修写了《贺王相公拜相启》，其中写道：“你在整个翰林都很超群出众，被整个朝廷寄予了厚重的希望；晚年执掌了朝政，得到皇帝对你的特殊礼遇。”像欧阳修这样刚直的人，如果在王安石做参知政事时二人之间真的发生过不愉快的事，那么在王安石做了宰相之后，却又献上这样阿谀奉承的文字，这难道是欧阳修能够做得到的吗？过了一年，欧阳修去世了，王安石作了《祭欧阳文忠公文》，对于欧阳修的为人与为文、他在朝廷上的大节、他所遭遇的坎坷困顿，以及他们之间平生如知己一样的感情、死后临风遥想和怅望的心情都显露出来。就凭王安石在皇上那里得到的宠信，推行新法又如此坚决，对于欧阳修，有什么必要忌恨他，而且非要把他排挤走呢？再说，人家活着的时候诋毁人家是天下最大的恶人，人家死后又赞美他是整个天下不可多得的人，这难道也是王安石的所作所为吗？欧阳修在治平三年（1066年）因为“濮议”遭到吕诲、彭思永的攻击。第二年，又因为流言蜚语受到彭思永、蒋之奇的诋毁。由此他坚决要求离开京城，到外地做官，于是知亳州、知青州、知蔡州，一直到他去世。在熙宁元年到熙宁四年（1068—1071）之间，他不曾有一天在朝廷做官，每年都告病请求辞职，尤其是在王安石没有执政以前，这与王安石有什么关系呢？“在一国则乱一国”这样的话出自杨立中的《神宗日录辨》，这种诬蔑之词是很容易辨别的，后来的人根据这样的话认为王安石做得不对，但他们二位的全集都放在那里却都不翻开来看一看，这是为什么呢？今天我们来看蔡上翔的文字，辩驳得非常清楚，不用我们再增加一些赞美了。欧阳修的辞职不是因为王安石，在这里说了这么多，就是为了驳斥王安石排斥忠良的诬蔑之词。欧阳修是这样，那么，各种杂史笔记中所记载的王安石诋毁他人的言论又怎么能全信呢？王安石的《祭欧阳文忠公文》实在是在中国可以数得上的文章之一，我已将它放在“王安石的学术成就”一章，大家可以参考、欣赏。

熙宁四年（1071年）七月，御史中丞杨绘、监察御史里行刘挚上疏谈论免役法的害处，贬杨绘为知郑州，贬刘挚为监衡州盐仓。

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判汝州富弼上疏，他说，新法是他不明白的，不能用来治理州郡，愿意回到洛阳养病，皇上答应了他的请求，授予他司空武宁节度使，辞职回家。

熙宁六年（1073年）四月，枢密使文彦博请求辞官，授予他司空河东节度使，判河阳。

熙宁七年（1074年）二月，监安上门郑侠进献《流民图》，说天下大旱是新法造成的，不久就因为擅自派发“马递”传送文书被交付御史审问治罪。八年（1075）正月，他被放逐到了英州。

综上所述都是当时阻挠新政的大概情形。德高望重的元老们在朝堂之上作梗，盛气凌人的谏官们在下面哄然而起，而王安石孑然一身，挺立在他们中间，整个天下的艰难危险，没有超过此时的了！王安石在熙宁三年（1070年）写有《谢手诏慰抚札子》，其中写道：“我观察老天给了皇上聪明睿智，要实现尧舜那样的理想，确实是有希望的，所以才没有考虑自己的能力和时机是不是合适，就大胆地用我这个不很强壮的身体承担起天下的怨恨和诽谤，不过是想帮助皇上实现您的志向。自从我参与政事以来，已经有一年了，也没有什么作为，但他们内外勾结，联合起来，在一边非议我们所做的事情，对下专门欺骗百姓，对上企图蒙蔽皇上，流俗像波涛一样鼓荡起来，汹涌澎湃，以至于到了这种程度。皇上又好像不能不被他们迷惑，恐怕像我这样一个渺小的人最终不能完成这项使命。”他的危难痛苦之情令百世之后的读者仍然感到十分哀伤。

如果不是像王安石这样坚忍不拔的人，他能成就什么事呢？后世那些批评王安石的人就不必说了，即使是赞赏王安石的人也不免因为他任用了小人而为他感到惋惜。王安石所任用的那些人，果然都是小人吗？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论述，但是，当时阻挠新政的那些人难道不是世人所说的君子吗？像程颢、苏辙，都是王安石最初提拔起来帮助做事的官吏。其余像韩琦、富弼、文彦博、吕公弼等元老，他们和王安石共事，或一年，或二三年，或四五年，王安石从始至终何曾想到要排挤他们？但他们动辄就以去留相威胁，以此来争论新法是否可行，王安石能因为要安慰挽留这些同僚和朋友就扭曲自己的信仰，改变自己的志向吗？或者，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实现自己的理想，就得罪这些同僚和朋友吗？二者不得不选择其中之一，真的是很难的，所以王安石在熙宁三年（1070年）曾经上疏请求罢免他的职务，也就是因为他觉得既然志向不能够实现，那么还不如退隐山林守住自己的身体呢。但神宗对他的信任越来越深厚，对他的任用也越来越专一，有这样的皇上，他又怎能忍心辜负皇上的期望呢？只有鞠躬尽瘁，使得改革的大业能够最终完成。那些所谓的贤人既然对王安石的新法不肯苟同，并且发誓不与他同在一个朝廷为官，也就只有听从他们的意愿离开这里了。我们生在今天，如果设身处地地为王安石想一想，有可以两全的办法吗？

王安石当时所立的各项新法没有不好的，他要革除的弊端也是那些贤人们曾经皱着眉头提出来的，后来所取得的成绩也许不像最初预想的那样，但也是因为推行新法的人不是很适当而已，如果这些贤人能和王安石和衷共济，时常能互相弥补并防止过分的行为，那么怎么见得成绩不会更加显著呢？但事实上，他们却不问是非对错，凡是新法，一定拼了性命来攻击，明明知道这种攻击是不能让皇上回心转意的，却一定要上弹劾王安石的奏章，请求辞去职位，使自己出名，甚至有些地方官竟然要求州县不要执行朝廷的命令，这些人都是豪门大户，士子庶民都看着他们是如何做的，于是那些从新法中得不到好处的人都依附到他们周围。他们鼓动起来，影响到四面八方，使得老百姓无所适从，就好像一只手画圆，十只手画方，虽然有很好的法令，但是得不到很好的推行，这是必然的。

然而，新法的好处不能补偿它的弊端，是谁的过错呢？逼迫王安石不得不用小人，又是谁的过错呢？尽管如此，王安石对待那些攻击自己的人可以说已经够仁至义尽了。对于各位要求居住到京城之外的元老，仍然经过了再三挽留，不同意，坚持要走的，也只好让他们走。对于其他的官员，也不过降职或外放补缺，不曾有一个人因为这件事被罢免官职，治罪的就更不用说了。其间只有郑侠一个人被放逐到边远的地区，但那是王安石罢相回到江宁以后的事了。想看看子产、商鞅是怎么对待贵族的吗？想看看张居正是怎么对待那些言官的吗？想看看孔子是怎么杀少正卯的吗？

我的朋友——南海潘博曾经谈到王安石，他说：“可惜王安石纯用儒家的那一套，缺乏法家的精神。”这是非常中肯的说法。世上那些议论王安石的人都说他实行法家那一套，用严刑峻法来约束百官，为什么他们的说法和当时的情形完全相反呢？王安石是以礼来对待那些士大夫的，虽然他的新法由于这些人的反对没有完全施行，但以大臣的风度，他足以成为千古以来的模范。而元祐（宋哲宗年号，1086—1094）年间诸位贤人对待熙宁（宋神宗年号，1068—1077）年间的大臣做得怎么样呢？我写到这里不禁有一种茫然的感觉。

章衮的《〈王临川文集〉序》说：

（前略）熙宁（宋神宗年号，1068—1077）的新政，君主用尧、舜对待百姓的心意，在上面坚持自己的主张；臣子像对待尧、舜那样对待自己的君主，在下面努力拥护他的主张。根本的一条都是为了天下的百姓，而不是为了自己。各位大臣如果能推究他们本来的用心，再议论他们的新法，发扬它的优点，补救它的过失，在推广的过程中探究它尚未显露出来的意义，通过互相弥补来矫正那种非要争个高低的情绪，务求同心同德，广求天下贤才来推行新法，对于宋朝来说，不见得没有好处啊。但竟然是一个法令刚颁布，诽谤就跟着来了，今天哄然而攻击的是王安石，明天哗然而议论的就是新法。言官借此邀买敢说话的名声，公卿借此博得体恤民情的赞誉，远方的小官吏随声附和，把自己托付给朝廷之中的某一党，而议论政事的朝堂几乎变成了相互憎恨仇视的地方。

况且，当时的情况是，下面没有不法之徒要借变法的由头来造反，外面也没有夏辽的使节借变法提出过分的要求，倒是这些在朝廷做官的大人先生先开始互相攻击和诬陷，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汹涌而来，像一群怀有必胜之心的狂人似的，牢固得谁也打不破。祖宗之法大概都认为是好的，果然都是好的吗？新创的法令大概都被诋毁为坏的，果然都是坏的吗？又如在他们的议论中，还有出于一人之口而前后自相矛盾的，如苏辙曾经说过官府自办借贷的便利，但他却极力诋毁青苗法，认为它不是一个好办法；司马光在宋英宗的时候曾经说过，农民在租税之外不应该有别的负担了，衙门里的这些事也不用募民来做，但是他却极力诋毁募役法；苏东坡曾经说过，不夺取灵武，就无法打通西域，西域不通，契丹的强大就很难阻止，但他却极力诋毁熙河之役，认为不应该打；苏东坡还说募役法有问题，不能施行，过些天又力争要让募役法不被废止，都是这种情况。还有一些类似的事，从来都是这样做的，没有人说不对，王安石做了，别人就认为是错的。比如河北的弓箭社，其实它是与保甲法相表里的，苏东坡曾经请求增修社约，并且很关照他们，却单单仇恨保甲法，都是这种情况。

（中略）像这种情况，既不是关于是非的定论，也不是详尽分析利弊得失之后得到的宏大计划，所以王安石把这些一概都看作是流俗，因而主张更加坚决，法令施行得也更加有力，一时间的议论也就是这样了。而那些负责记载历史的官员，还有后世那些舞文弄墨的人，又都务求巧妙地诋毁他，有的使文字和意义分离，有的断章取义，夸大其词，然而当时攻击新法的人并非真的攻击新法，而是攻击王安石而牵连到他的法。

（中略）子产、商鞅这几个人都是诸侯的贵臣，他们都凭借自己的计划周密，果敢坚忍，在他们的国家内施展才华。而王安石凭借任何时代都不经常出现的奇异才能，又赶上了天下一统的好日子，君臣之间也很默契，就像鱼水之间的情形一样，但他却是一副落落寡合的样子，显得很孤独，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时势不同了，很多人都嫉妒他。国内有很多变故，四面边境都有窥伺的敌人，他就像河流中的一条小船，不知道会漂向哪里，只有他的才智是众人必定向往的，这就是管仲他们获得成功的原因。

宋朝的统治本来就有些宽厚温和，真宗、仁宗以后，这种风气更加强盛。士大夫们竟然把含糊当作宽厚，把因循守旧当作老成，又有人喜欢高谈阔论，不肯删除繁杂、解决疑难来成就功名。而那些小人们则悠闲得如同一年到头养在厩里的马，一旦养马的人要为它们整理和擦拭，它们却会跳起来，用蹄子踢，用牙齿咬。这就像有人想要立刻改变以前的做法而施行新法，他们的惊骇和诽谤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了。王安石为什么不为舆论所理解呢？这是原因之一吧。

贾谊年轻又有才华，他不是皇帝亲近的大臣，却慷慨激昂地想要为国家改制立法，当时的周勃、灌婴等人虽然也想害他，但并没有像人们攻击王安石那样厉害。这是因为贾谊一直没有得到执政的机会，汉文帝也只是像对待众人一样对待他。王安石的人气和声誉倾倒当世，无人能比，已经被许多人忌妒，再加上南方人忽然发迹，他们父子兄弟相继来到皇帝近旁，神宗又动不动就把他当作圣人，并把他当作主心骨，等到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他又悍然将天下的怨恨全部自己承担下来，极力与他们对抗而无所顾忌。王安石为什么不为舆论所理解呢？这也是原因之一。（后略）

章衮的这番议论说到王安石被人非议的原因，可以说是洞见了其中的关键问题。他说到因为南方人突然发迹，嫉妒的人很多，尤其说到了点子上。

啊！凭王安石洁白的品质、远大的胸怀，就像凤凰翱翔在万里云天，哪里就意识到有宛雏腐鼠在他的下面呢？而他的失败竟然也是在这个地方。

庄子说：“中原的人对礼义搞得很明白，却不了解人心里是怎么想的。”又说：“人心的险恶超过了山川，了解它比了解天的意愿还难。”王安石就是不了解人们心里是怎么想的，所以，让他遇到这些世上的小人，他会失败；让他遇到这些世上的君子，他也会失败。要说王安石的缺点，没有比这个更厉害的了。尽管如此，假如他真的很了解人们心里是怎么想的，并且跟着大家一起随波逐流，众人想找出他的错误，却拿不住他的把柄，不仅可以侥幸得到别人一时的曲意逢迎，而且还将有好名声流传于后世，又怎么肯为了国家而牺牲自己的安乐与名誉，被众人诽谤而不后悔呢？

啊，我中国数千年来的士人君子，其中很了解别人心思的人太多了，而糊涂的又有几人呢？

王安石新政受到的阻挠和破坏（下）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神宗驾崩，哲宗登基，宣仁太后临朝执政。五月，任命司马光为门下侍郎，于是将新法全部废除了，并且流放驱逐神宗朝的旧臣。现在将当时的主要事情记载如下：

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哪！

元丰八年（1085年）七月，废除保甲法。

十一月，废除方田法。

十二月，废除市易法。

同月，废除保马法。

元祐元年（1086年）闰二月，蔡确出知陈州，章惇出知汝州。

同月，废除青苗法。

三月，废除免役法。

四月，废除熙河经制财用司。

六月，放逐邓绾、李定于滁州，放逐吕惠卿于建州。

元祐二年正月，禁止使用王安石的《经义》《字说》。

四年四月，废除明法科。

五月，放逐蔡确于新州。

以上所列举的不过是其中比较明显突出的，其他的就不再一一叙述了。一言以蔽之，当时对于熙宁、元丰年间所做的事，没有一件不被废除的，对于熙宁、元丰年间所用的人，没有一个不被罢免的。范纯仁曾经对司马光说：“去除那些过分的法令就可以了，就像废除差役法这件事，尤其应该慢慢研究以后再说，不然的话，有可能增加老百姓的痛苦。希望您能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不一定非要自己拿主意。自己拿主意，想要逢迎你的人就可能乘机迎合你，差役法也许很难改回去，可以先一路试行，看其效果如何。”司马光不听他的意见，更加固执己见。范纯仁说：“你这是不让人说话呀！如果我想取悦你，向你表示好感，还不如年轻的时候迎合王安石很快地得到富贵呢。”过去，司马光曾经对神宗说过，王安石有贤能却刚愎自用。司马光的贤能如何？我不敢拿他和王安石比，但他的刚愎自用和王安石不仅相似，而且更厉害了。于是，新法从此就销声匿迹了。

新法应不应当废除，我在前面几章中已经详细讨论过了，这里不再多说。根据俗史的记载，据说在元祐（1086—1094）初年国家形势好得不得了，天清地明，全国欢欣，四周的异族国家都为之震动。我没有时间和他们辩驳这些事，让我引用先儒的一两个说法，来帮助我做一些说明。

陈汝锜的《司马光论》说：

靖康（宋钦宗年号，1126—1127）年间发生的祸患，有人说是从王安石开始的，我认为是从司马光开始的。不是说司马光直接造成了靖康年的祸乱，而是说他的所作所为引发了靖康年的祸乱。新法的施行不是随随便便姑且尝试一下，每个法令的确立，皇帝和宰相都经过了反复的讨论和商议，就像家人朋友，经过成年累月地商讨才开始颁布为法令。而宋神宗又不是一个生长在深宫，不了解民间疾苦和希望的人，推测有利的一面，计算有害的一面，推究事务的起因，探讨它的结局，法令尚未在国内发布，施行以后的情形已了然于胸中，看得真切无疑了。所以，虽然有太后的尊严、岐王的忧虑，上自执政的官员，下至宫里的守门人，都来苦口相劝，仍然不能使神宗停止改革。虽说在施行的过程中有过分之处，但应该允许有好处也有不足，实际情况与预先设想有不一致的地方，关键在于要在旧的基础上变法图新，挽救它的缺失，成就它的美好，使得对下面不伤害百姓，对上面又不违背先帝的意愿。在这里，小人们没有可乘之机，报复的祸患也就无从说起了，为什么自以为是要把前面做过的全部推翻呢？

这是因为前有太后等人反对新法却不能得到神宗的支持，后有范纯仁、苏东坡等人请求不要尽废新法也不能被司马光接受。一遇到逢迎自己的蔡京，就高兴地认为他是守法的人，而先帝的尸骨未寒，各种法令都已被破坏了。这是把臣子凌驾于君主之上，谋划了数十年的事，一天之内就被废除了。这就是说，自己的见识和思虑比先帝还要高明，过去被认为是良法，如今却认为是恶政，这不是太蛮横了吗？孔子为什么称赞孟庄子不改变父亲的大臣和父亲的政策呢？如今司马光说：“先帝的做法，好的百世都不能变，如果是王安石创立的新法，危害于天下，改变它就要像救火和搭救落水的人一样不能耽搁。”然而，神宗作为皇帝，岂能所有的事情都由王安石做主呢？神宗难道是个让臣子牵着鼻子走的人吗？说新法都是王安石一人创立的，有什么根据呢？何况，王安石不做宰相以后，在金陵（江宁，今南京）居住了八年，在这八年中，新法施行如故，并没有因为王安石不在就被废止了。王安石创建的法令，神宗终其一生都在坚持施行，为什么没有像“手实法”和“鬻祠”的主张那样被制止呢？可见神宗是有所选择的，也是有自己的主见的。而且，元祐（宋哲宗年号，1086—1094）期间，对新法的铲除和改变非常彻底，一点儿遗漏都没有，所谓百世都不能变的法在哪里呢？我担心先帝有灵，在地下也会一天都不能瞑目的。

又有人说，太皇太后是作为母亲更改儿子的做法，而不是皇帝作为儿子更改父亲的做法。然而，一切对以往政策的继承和改变，以及所做之事，在告知宗庙并向天下臣民颁布的时候，都说是我君之子，不说是我君之母，皇帝的母亲可以废止或搁置先帝做过的事，这正是吕后灭刘家的天下，武则天篡夺唐朝政权而建立周朝的原因。臣子可以借母后的权势而不把皇帝放在眼里，这种做法与徐纥、郑俨、李神轨之流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因为权势太大了。这就是教训啊！

何况，元祐之初哲宗皇帝已经十几岁了，并非是个遗腹子或婴儿做皇帝，朝廷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都取决于宣仁太后，皇帝一点儿都不能参与。即使皇帝询问，大臣们也不回答，这是什么礼义呢？苏颂（字子容）觉得这事很危险，总是对那些老臣们说不要自找麻烦，皇上是谁都可以批评指责的吗？而且，哲宗也说，只有苏颂懂得君臣之礼。大概哲宗在绍圣（1094—1098）亲政之前，就已经蓄积窝藏了很多怨恨，而小人们借助皇帝进行报复，也不用等到章惇、蔡京执政的时候。为什么？既然臣子一定要力求超过皇帝，以为这就是忠，那么儿子一定要力求继承父亲来显示自己的孝。皇上显示一点儿他的意愿，下面就会有异常的表现。首先出来表现的是章惇，他所做的就是拘禁和放逐，没有一天是虚过的；接下来就是蔡京，他在朝廷兴妖作怪，假借绍述即继承神宗遗产的名义来谋求私利，宋朝的事情终于不可挽回了，司马光不应该稍微分担一些责任吗？

孔子说：“说话一定要考虑后果，行动一定要算计成败。不考虑后果，不计算成败，把自己的前途交给老天。”说老天会赐福给大宋，一定没有这样的事。老天是可以期待的吗？老天让神宗死去是赐福给大宋吗？其实，太甲颠覆典章制度，就是老天在赐福给商朝了；而汉惠帝与曹参这些人坚守天下的整齐划一和清净无为，就是老天不赐福给汉朝吗？

王夫之的《宋论》说：

宋哲宗在位只有十五年，太后发号施令就有八年，哲宗亲政之后的日子不过六年。绍圣改元以后，他提拔小人，恢复苛政，被天下人诟病，可以不必再说了。元祐年间的政治也有很多是难以说得清楚的。绍圣时的所作所为，说是反对它，其实是仿效它，元祐时的所作所为，说是矫正熙宁、元丰（宋神宗年号，分别为1068—1077、1078—1085）时的做法，其实也未尝不是效法它，而且启发了绍圣，从而成为可以效法的对象。啊！宋朝没有发生动乱甚至亡国的危机，但它还能挺多久呢？天子提拔士人是为了这个国家，君子出来做官是为了皇帝，怎么能够把朝廷当作定流品、分清浊的场所呢？这里一定会有事发生，但这里的事一定是国事，其根本是君王的品德，其主要功能是治理国家，教化百姓，其紧急之事是异邦侵犯边境，要在这里进行谋划。施行于老百姓的，看他们太辛苦了，就要让他们休息；看他们丢弃了的，就要使他们发扬光大；他们遇到天灾了，要进行拯救；他们受到官吏的肆虐，就要惩治官吏，用实实在在的措施使百姓得到安宁。而选拔士人，就要涵养他的恬静之心，调动他的新鲜之气，从底层把他们选拔出来，用真正的君子来劝导他们，要求他们。难道只有绍圣时的人做不到吗？元祐时的那些大臣能够做到这些的又有几个人呢？

能够卓然提出诚恳的意见，并超出纷纭争论之外向皇帝禀告的，只有这么几件事：刘器上疏对寻找乳母一事提出意见；程颐请皇帝到崇政殿继续讲读，不要因为暑热而停止；范祖禹劝皇帝好好读书。除此之外，都是和已死成灰的王安石争论是非，提出的建议没有几个是能够用于实际的施政措施，所提拔的人也不全是不肖之徒。但只要是熙宁、元丰时遭到贬斥的人，就急急忙忙地起用他们，好像赶不及了似的，难道新选拔的这些人里面就没有一个可以担当大任，成为国家百年栋梁之才的吗？而将他们流放到岭南海岛，使自己憋了很久的郁闷之气得以舒展，这样就可以不辜负老天了吗？他们要体恤百姓，王安石的新法肯定要改变。哪一年有没有水旱之灾，要看采取了救灾的措施没有；四海之内有没有被冤枉的人，要看及时地复查审问了没有；监督施行新法之外有没有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要看有没有人去弹劾；除了触犯王安石的人，有没有行为端正的好官，要看他是否被尽快地提拔。西部边陲发生了十分紧急的情况，没有听说派遣一名将领来捍卫边境不被侵扰；契丹屡次要求增加岁币，也不闻谁拿出个主意来杜绝它的欺辱。就像这个样子，宋朝还怎么拥有它的天下呢？它不过是元祐诸君扬眉吐气、抒发愤懑的区区一方土地而已。

司马光、吕公著二人并非没有为国家担忧的诚心，但除了刚直正大之气，别的都没有了。那些一时被流放到远方，暂时屈就于此，以求将来有大发展的人，正在蛮烟瘴雨中拂拭着身上的尘土，一副暗暗得意的样子。出去的，不知道有一个志向未定的孩子；里面的，不知道有个靠不住的女主人；在朝的，不知道有尚未发扬光大的对法度的尊重；在野的，不知道有难以倾诉的疾苦；对外，不知有傲慢地盯着我们尚未得逞的强敌，把一切都寄托在梦想着别人不到这里来骚扰。大家都把司马光、吕公著二位当作宗主，每天提一些改变法令的建议。二位已经耳聋眼花，以为只有废除了这些法令，罢免了这一派的官员，召回原来被罢免的人，恢复从前的老办法，社稷民生就能有救，国家就能长治久安，他们的办法不会超过这些了。啊，这样做难道就能酬谢天子的重托而不愧对皇天，坦然面对先祖的责问，告慰漂泊四海的孤独之人，使西北狡猾的敌寇也能折服，而敢说尽到了大臣的职责吗？

我如果诚心诚意地修养君子正直的品德，邪恶的东西自然没有办法来窥视我；我如果诚心诚意地做一些实实在在的政事，那么一些非分之想就没有办法影响我；我如果真能谨慎地选择捍卫国家的将领，保卫我们的家园，那些邀功生事的说法自然就平息了；我如果真能革除中饱私囊的弊病，来充裕我的财富，从百姓中搜刮聚敛的计划也就自己消失了；我如果真能用纯净的风气来影响士子，从慎于进取的人中选拔贤才，为国家百年之后储备人才，那些盯着官位的奸佞之徒也就自己收敛了，而好人则能通过自我修养洗礼磨炼，自己显露出来。但没有人这样做，而是夜以继日，像寻找丢失的孩子一样，提拔一个人，就说他是熙宁、元丰时被罢官的；罢免一个人，就说他是熙宁、元丰时被提升的；施行一种法令，就说这个法令是熙宁、元丰时废除的；废除一个法令，就说这个法令是熙宁、元丰时施行的。然而，如果让元祐时的这几位处在仁宗、英宗的年代，他们将一句话也说不出，一件事也做不成，就这样悠哉游哉地过一辈子吗？没见到他们有什么道理，仅仅是负气而已。气一动就停不下来了，于是吕公著、范纯仁在朝房不能协调，洛党、蜀党、朔党在官署闹出矛盾，一个人站在上面，更多的人在下面呼应，怎么能说元祐时仍然有皇上，宋朝仍然有国家呢？而绍圣（宋哲宗年号，1094—1098）时的那些奸人驾驶着四匹马拉的大车，驰骋在升官的康庄大道上，没有人能够阻挡他们。反对他们的所作所为的人又学习他们的所作所为。所以说，哲宗在位的十四年，没有一天不在为祸乱进行谋划，没有一天不处在危亡的境地，不只是绍圣是这样。那个时候，契丹的君臣也处在昏聩、淫乱而不能自保的情况下；李元昊的子孙们也只能偷安而不能再逞强了，如果不是这样，靖康年的灾祸不会等到那个时候。而契丹衰落，西夏孱弱，就像是遇到了汉宣帝北击匈奴的大好时机，但是全国的注意力却集中在争论你我之间的短长，而不能振奋起来。啊！难道只是宋朝的存亡吗？无穷的祸患就从这里开始了。站在今天的立场，回头再看哲宗时代的所作所为，他们的言辞洋溢在史书中，用实际的行为要求他们，没有一个是有人心的。如果明白得失之间的道理，怎么能与愚昧的百姓一样，共同来庆贺呢？

王夫之的这篇文章中有“将他们流放到岭南海岛，使自己憋了很久的郁闷之气得以舒展”和“正在蛮烟瘴雨中拂拭着身上的尘土”两句话，这是失于考证之处，因为王安石执政时，不曾流放一个人，这根据前面排列的名单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即使在王安石辞职之后，八年间，也没有听说贬谪官员到岭南海岛的事。所以，元祐时流放蔡确于新州，范祖禹说，这条路上生长的荆棘都已经有七十年了，可以作为证据。

章衮的《〈王临川文集〉序》说：

元丰末年的时候，王安石早已辞去官职，不久，宋神宗与他相继去世，对王安石的议论随之也平息了，事情慢慢地安定下来。元祐（1086—1094）时如果能坚守新法不加以改变，因循习惯之后，效果自然就显现出来了，谁说继承发扬没有好处呢？然而，非要追究过去的怨恨，一定要将熙宁、元丰时的新法全部废除，王安石先用使人头晕目眩的猛药进行救治，司马光又用使人头晕目眩的猛药制造混乱，于是国家的政治屡次动摇，民心一再被扰乱，回想当时说新法不可以废除的，应当不只是范纯仁、李清臣等人，只是因为书写历史的人排斥王安石，不想把当时的说法都保存下来。不仅如此，哲宗非汉献帝、晋惠帝能比的，为什么杨畏的一句话，章惇就做了宰相，而章惇一做宰相，党人就全被驱逐了，新法也全部恢复了呢？悲哀呀！开始的时候是群臣共同结为一党来对抗皇上，最终是君子和小人各自结党来求得胜利，纷争不断，互相决裂，耗费时日，耽误国家大事，直到新的皇帝登基了，仍然不能停止，自古以来，像闹成这个样子而不给国家带来祸患最终导致败亡的，有这样的道理吗？王安石当年对仁宗说，晋武帝因循守旧，不思进取，不为子孙做长远打算，当时在位的官员也都是苟且偷安，贪图享乐，抛弃礼义，不要法度，后来果然天下大乱，中原被夷狄占据了二百多年。王安石又说：“可以有所作为的时机，没有比今天更急迫的了，错过这个时机恐怕后悔都来不及了。”由此看来，对于靖康时发生的祸乱，王安石是早已预料到了。他苦心经营，不畏艰难，不逃避别人对他的议论和诽谤，每件事一定亲自去做，他就是这样，天未下雨时就想到事先要把门窗遮挡好。而古今那些议论他的人却要把靖康时发生祸乱的责任归于王安石，这不是说明秦人斩首、车裂、灭族的习俗没有消亡吗？

陈汝锜、章衮都是平时崇拜王安石的人，他们的言论或许不免与我的言论有同样的毛病，即阿谀我们喜欢的人。像王夫之对王安石的诋毁大概和那些俗儒没有什么区别，但他论述元祐时的政治也像陈汝锜、章衮一样，那种把宣仁太后比作尧舜，而把司马光、吕公著比作皋陶和夔的说法都可以省略了。而且，元祐时的那些人可以议论的还不止这些呢。宋朝人王明清的《玉照新志》记载：

元祐党人，天下后世没有不推崇尊重他们的。绍圣（宋哲宗年号，1094—1098）时定下来的，只有三十二个人，到了蔡京执政，凡是和自己意见不合的都被写了进去，已经增加到二百零九人，然而祸根其实基于元祐时疾恶如仇太过分了。吕汲公、梁况之、刘器之定王安石亲党吕吉甫、章子厚以下三十人，蔡持正亲党安厚卿、曾子宣以下十人，张榜贴在朝堂之上。范祖禹上疏说，应该惩治首恶，胁从不问。范忠宣叹息着对旁边的人说：“我们也将不免有今天这样的下场啊！”后来形势发生变化，章子厚建了元祐党，果然像范忠宣说的那样，大抵都是出于士大夫的互相报复，终于使国家遭受祸乱，真是悲哀呀！

章惇、蔡京制造党狱，至今稍有见识的人都是深恶痛绝的。章惇、蔡京应该受到大家的厌恶是绝对没的说的，但怎么知道造下这个孽的肇始者不是章、蔡，而是天下后世所推崇尊敬的元祐诸位贤人呢？如果不是有《玉照新志》偶然记述了四十个人张榜在朝堂之上这件事，我们到今天也不会知道。党籍榜和党籍碑有什么区别吗？何况刻碑公布于天下，是崇宁（宋徽宗年号，1102—1106）年间的事，他们在绍圣（宋哲宗年号，1094—1098）时，也不过是张榜而已。由此看来，始作俑者其实是吕汲公、梁况之、刘器之这几个人，章惇、蔡京不过是学他们的做法罢了，他们的罪过反而从来没有减轻过。党籍碑成了遭人万世唾骂的材料，党籍榜却从未有人提及，难道这有幸运和不幸运的区别吗？不过是史家赋予他们的幸运与不幸运罢了。

蔡确已经被贬官，但台谏仍然议论不停，谏议大夫范祖禹也说蔡确的罪恶天下不能相容。执政者要杀蔡确，范纯仁、王存二人认为不可，极力争取不杀他。文彦博要贬蔡确到岭峤，范纯仁听说了，对吕大防说：“这条路自从乾兴（宋真宗年号，1022年）以来，荆棘已经生长七十年了，我们听说了它，恐怕将来自己也免不了。”吕大防于是不再说了。过了六天，竟把他流放到了新州。范纯仁又对太后说：“圣朝应该务求宽厚，不能凭借语言文字之间有些暧昧不明的话就诛杀或流放大臣。今天的举动应该就是将来的法律，这件事千万不可有个开头啊。”太后没有接受他的意见，蔡确于是死在了流放地。啊，这件事可以对比王安石在执政时是如何对待异己的。但王安石却蒙受了苛刻严厉的名声，而对于元祐的各位贤人，至今还有评论者认为他们除恶不尽，这样来看，天下还有是非吗？

陈汝锜又说：“杨立中正当靖康遭遇祸乱之时（1127年），说到这场祸乱虽然是蔡京一手造成的，其实是从王安石那时就开始酝酿了。这种说法一出来，各种支持它的材料也翩翩而至，把熙宁（宋神宗年号，1068—1077）时的变法作为靖康时祸败的根由，把王安石当作了鼓舞蔡京的开路先锋，这种诬陷太过分了。如今事实俱在，凡是蔡京所喜欢做的——沉溺在虚无的生活之中，大兴土木，建造楼堂宫观，在下面大肆搜刮盘剥老百姓的民脂民膏，在上面极尽奢靡享乐、荒淫无度之能事，蛀蚀国家、残害百姓的事做了不止一件——哪一件是熙宁时做过的？凡是蔡京结交的人，如内侍有童贯、李彦、梁师成，佞幸小人有朱冲、朱勔父子，执政者有王黼、白时中、李邦彦等人，惹是生非的不是一个人，哪个人又是熙宁时的人呢？虽然蔡京的弟弟蔡卞是王安石的女婿，但他并没有因为蔡卞的缘故就受到王安石的提拔，在熙宁、元丰的时候当权。他与王安石有什么关系？竟有人认为今天这个祸乱是王安石造成的，蔡京推尊王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庙，是把王安石当作他欺君邀宠的工具了，多少掩盖一点儿他的野心。就像篡夺汉朝天下改为魏国的人，未尝不拿舜和禹禅让的事作为借口，制造所谓的符命来糊弄小孩子于股掌之上，未尝不以周公摄政的故事作为解释，但曹丕篡汉怎么能说是三让登坛，是汉朝皇帝的谦让品德给自己带来了祸端，使得篡位者可以登上皇位呢？又怎么能教给后世如何使假皇帝变成真皇帝的谋略呢？”

王安石的用人和交友

古往今来，很多人谈论王安石，其中把他当作小人的就不必说了，即使那些奉他为君子的人也未尝不认为他的缺点是喜欢任用小人。然而，他果真喜欢任用小人吗？他任用的人果真像史书中记载的那样，没有一个不是小人吗？我希望大家能心平气和地做一番考察。

我曾经说过，王安石不得不任用小人的原因是当时的所谓君子没有人愿意让他任用。实情就是这样，王安石曾经说过：“洪水之患，不可能等到有了治水的人才发生，而这些大臣中，只有鲧的才能在治水方面表现得比较优秀，所以虽然刚刚下令毁了全族的人，也不能舍弃鲧这个人。”由此推断，即使说他好用小人也没有什么不合适的。等到他辞官归乡之后，也曾经说过，自己的智慧不足以知人，所以给自己带来麻烦的往往是那些平日与他交往很多、情谊深厚的人，他受到小人的牵累，自己也非常后悔，这也是事实，我们不必为他隐讳。而且，小人也不是什么时候都不能用，但能否任用小人，一定要看任用他的是什么人。如果是个纯粹的君子要任用小人，天下没有比这个更危险的事了。一个人所以被人称为小人，一定是他的机巧变诈太厉害了，任用他的人在这方面要能与他相匹敌，或者超过他，虽然他很善于欺骗，但即使他用尽浑身伎俩，仍然不会逃出自己的掌握之中，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任用小人。比如张江陵（张居正），就是这样的人，比如胡文忠（胡林翼），也是这样的人，像曾国藩就不是这样的人了，像王安石就更不是这种人了。为什么呢？因为王安石就是个纯粹的君子啊，因为他是个太不懂得权术的君子啊。

以毒攻毒，小人才能对付小人。对于小人，君子常常显得无能为力。

尽管如此，说王安石专门喜欢任用小人也是不对的，说他任用的人都是小人更是不对的。王安石在给神宗的《论馆职札子》中说：“皇上即位以来，由于在职的这些人能够做事的很少，所以提拔任用的这些人中许多人有点儿小的才能但大节却很成问题。如果这样的人能得志，就会败坏社会风气。想要改变这种状况，只能是亲近忠良之人。”他这样规劝他的皇上，难道自己倒不这样做吗？在制置条例司刚成立的时候，神宗多次问王安石，王安石说：“如今要理财，就必须使用能人。但是，天下的人一旦看到朝廷优先使用能人，而不把任用贤人作为当务之急，恐怕风俗会因此而变得很糟糕。那样的话，恐怕会贻害无穷，所以皇上考虑国家大事是有先后缓急的。”这是王安石关于亲近贤人、疏远小人的谆谆告诫，是非常深切的告诫。所以，与其说王安石喜欢任用小人，不如说神宗喜欢任用小人，而王安石一直想要矫正他，但没有完全做到。事实上，被王安石提拔任用、关怀过的人，其中被后世称为君子的有很多位，然而这些人有的后来不再支持新法，有始无终，史家于是不认为他曾被王安石任用过。王安石既然一心一意要推行新法，那么凡是不赞成新法的人，虽然想要任用他们，也不可能善始善终，此事在道理上就是这样。说王安石无心任用他们，其实不是这样。而对于始终奉行新法的那些人，后来的史家并不问这个人平日的品行如何，就凭他附和新法这一件事，已经把他当作罪大恶极之人了。不仅如此，往往还虚构事实，一定要给他扣上个恶名才觉得痛快。不一定是和王安石一起共事的人，就是平时与他来往较多、关系比较密切的人，也没有一个可以幸免。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王安石所用之人怎么能不是小人呢？不是王安石喜欢任用小人，而是只要这个人曾经得到过王安石的关心，再经过史家的一番修饰处理，虽然是君子也成了小人。我不敢说王安石任用的人中没有小人，我觉得即便有小人，也绝不像有些人说得那么严重。凭着王安石的高风亮节，经史家刻画，仍然使后来的读者觉得王衍、卢杞就在眼前一样，那么其他那些在道德节操方面不如王安石的人，授人以可乘之隙，他们受到的诬蔑可能就更加严重了。像韩琦这样的人还可以指责他结交宦官，凭着欧阳修的名声还有人指责他盗淫甥女，而且整个朝廷都为此闹得不可开交，说他希望得到皇上的恩宠而不择手段，甚至欺骗皇上。当时的这种意气之争哪里还有是非之心，他们说的那些话又怎能让人相信呢？孙固因为“濮议”一事在朝廷上争论几句，马上被人们斥责为“奸邪”。然而，近千年来指责王安石所用之人为奸邪的，又怎能知道他们的品行连孙固都比不上啊？我并非一定要为王安石任用的人进行辩解，但确实有我不能不说的话，下面就把可以考证的人一一列在这里，并加以评说。

罕见珍品“宋三彩”

1966年在河南省密县挖掘出土，为999年（北宋咸平二年）制，高98厘米。河北及河南各地出土的舍利容器，大都被称为“宋三彩”，是罕见的珍品。

陈升之（1011—1079）　陈升之在仁宗时就已经做了执政官员，并非王安石特别提拔。然而，王安石的文集中有《送陈升之序》，大概在陈升之的名声还没有很显著的时候，就希望对陈升之委以重任。到了制置条例司刚建立的时候，就把他调来一起共事，所以神宗以陈升之为宰相一定是王安石推举的，这是毫无疑问的。陈升之担任谏官五年时间，谈到的事情有百余件，这个人不是一个庸碌无为的人，只是因为和王安石共事，史书上说他狡猾多变，善于附会别人来谋取富贵，这种说法是否可信就不是我所能判断的了。

王珪（1019—1085）　王珪自熙宁初年开始，连续为皇室起草诏书十八年，到熙宁三年（1070年）做了参知政事。熙宁九年（1076年），为同平章事，在整个神宗朝一直担任宰相。他是否得到王安石的推荐和提拔我不知道，然而他是一直奉行新法的人，《宋史》本传对他执政前多是褒奖赞美的话，在他执政之后却有很多讥讽、批评的话。平心而论，这是一个中和的人。

苏辙（1039—1112）　王安石最初设立制置条例司的时候，首先提拔他为检详文字。王安石专门提拔小官吏就是从苏辙开始的，后来苏辙因为不赞成新法，出为河南推官。

程颢（1032—1085）　制置条例司刚刚设立时，派遣八个人到各路去视察农田水利，程颢就是其中的一个，程颢实际上就是王安石特别提拔的人才。后来他因为不赞成新法，出为签书镇宁军判官。但是，《宋史·王安石传》和《宋史·程颢传》都不记载程颢曾经做过条例司官员一事，大概是觉得受到王安石的赏识是程颢的一个污点，所以要为他隐讳吧。

刘彝（1017—1086）　条例司派遣的八个人之一。在这之前他本来是县尉，也是王安石特别提拔的人。史书上说他因为不赞成新法被罢官，又说神宗选拔管水利的官员，因为他熟悉东南的水利，让他做了都水丞，并不是不用他，因为他有自己的专长，便委派他专门去做一件事罢了。由于他没有在关键的部门工作，所以本传没有贬低他的言辞，而且极力称赞他有才干。

卢秉（？—1092）　也是条例司派遣的八个人之一。史书记载他与薛向施行盐法时骚扰百姓，然而他请求辞去发运使一职并交出财物，经过综合考察，他的名声和他的实际情况还是可以看出来的。后来他出征西夏，建立奇功，他突出的才干才被人了解。他的父亲卢革因为谦让而闻名，而卢秉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很好的声誉。他曾经说，树木如果不培植根是长不好的，就像士大夫要立名节一样。蒋堂体味他的话，认为他将来必成大器。王安石因为读了他的《壁间诗》，喜欢他的谦虚、淡泊、不争名利，所以特意提拔他。卢秉后来去戍守边关，因为父亲年老，多次请求辞官回家，神宗手诏挽留他，他的父亲卢革听说了，也以国家大义为理由不让他回来，后来父亲病重，他才得以回家，从此不再复出。由此说来，卢秉的名节真是非常卓越、鲜明，令人赞赏，也不辜负王安石对他的期望。但《宋史》却说他迎合屈从世俗的爱好，父子二人的为人相差很远。然而，卢革并没有说过他的儿子品行不好，而且是用国家大义要求他，不许他退休回家，而史家竟不许卢革有儿子，这是为什么呢？只是因为他奉行新法。谢卿材、侯叔献、王汝翼、曾伉、王广廉是条例司派遣的八个人中其他的五个人，《宋史》中都没有传，事迹也不可考。以程颢、刘彝、卢秉为例，他们应当也是很优秀的人才。

蔡上翔说，谢卿材、侯叔献在当时都号称是贤人，不知根据的是什么书，有待考证。

吕公著（1018—1089）　吕公著后来与司马光一起破坏新法，史家都把他看作是大贤人。然而他被破格提拔为显要的官员，其实是王安石推荐的。史家唯恐玷污了吕公著，所以在吕公著的传中讳而不谈这件事，但在他的哥哥吕公弼的传中记载：“王安石知政事，对吕公弼不附和自己很不满，对他说要用他弟弟吕公著为御史中丞，以迫使他就范。”大概这里又想给王安石编织罪名，于是忘了给吕公著隐讳，留下了这个痕迹给人们看。但我确实不能理解，对他的哥哥不满意，为什么还要举荐他的弟弟？而举荐了他的弟弟又为什么能够逼迫他的哥哥呢？真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关键是王安石举荐吕公著是明显的，没有异议的。那些诋毁王安石专门任用小人的人又将如何解释呢？

韩绛（1012—1088）　韩绛是王安石推荐选拔的，代替陈升之领导制置条例司，不久又做了参知政事，并继王安石之后担任了宰相。他一心一意地守护新法，当时有“传法沙门”的称号，由于这个原因，《宋史》本传极力丑化和诋毁他。然而，考神宗刚登基的时候，韩琦就举荐韩绛有辅佐天子的气度，这个人的才干、品德都很优秀，并非只有王安石一个人了解他。他在早年断案清正廉明，抚慰百姓非常周到，政绩历历可观，做谏官的时候屡次谈到宫廷中积存的问题，尤其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庆州的羌民叛乱，被他一举平定了，可以看出他在军事谋略上也很优秀。他知成都府、开封府，屡次打击豪强来缓解百姓的困苦。仁宗感叹地说：“大家都姑息他们，只有你能不屈服于世俗。”一些大臣数次冒犯皇帝的恩泽，韩绛执意认为不应该，他对皇帝说：“我惹得众人不高兴，恐怕会有流言蜚语。”皇帝说：“我没有做皇帝的时候，就听说官员们常拿国家的事情做人情，你能这样坚持是对的，怕什么谗言呢？”他的这种刚正不阿的气节在朝廷中其实是很罕见的。他曾经说，国家要富裕，就应当充分利用土地。他还第一个提出要改革差役法，是一个当政者中非常识大体、顾大局的人。他还数次推荐司马光一点儿都没有党同伐异的想法，这一点尤其令人敬佩。由此说来，王安石举荐韩绛来代替自己，实在是太合适了。以韩绛的贤能，他唯独对王安石心悦诚服，坚持施行新法，不加以改变，新法的好处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宋史·韩绛传》只因这个缘故，在韩绛做了宰相之后就增加了许多诋毁他的话，不顾自己前后矛盾，我于是更加知道《宋史》是不可信的了。

韩宗师　对于韩绛的儿子，王安石举荐他为度支判官提举河北常平仓，史书上说他孝顺，这也可以看出王安石并不是随便举荐人的。

元绛（1008—1083）元绛因为王安石的举荐做了参知政事，神宗对他关怀备至。他的生平政绩都非常优秀，《宋史》本传也不能进行诬蔑和诋毁，只是在传的末尾说：“元绛到哪里都有很大的名声，但没有独特的操守，也少了一些规矩，对王安石和他的子弟谄媚逢迎，受到当时舆论的鄙薄。”在他的传后有论述说：“王安石为政的时候，一些士大夫中平素很有名气的人，都改变了自己所坚持的，追随王安石去了，这种情况到处都是。元绛在他的职位上有很独特的成绩，然而他也逢迎王安石，沾染了这种陋习。”如果是这样的话，凡是不肯攻击王安石的人，虽然有千百种美德，都可以用一个“谄”字给抹杀了，于是成了没有独特操守的人。凡是被王安石任用的人，怎么能不都是小人呢？史书中的《韩绛传》也说他是个贤人，但在最后加了两句话：“终于因为与王安石为同党，得以从政，好的议论也就少了。”这与《宋史》本传用的是同一笔法，这种议论、这种舆论，它们的价值有多大也就看得很清楚了。

吕惠卿（1032—1111）　吕惠卿是《宋史》中被列入奸臣传的人。他肯定不是个君子，这没的说。然而，王安石知道吕惠卿其实是欧阳修介绍的，书信见于欧阳修的文集。嘉祐六年（1061年）欧阳修又有一篇《举惠卿充馆职札子》，其中写道：“吕惠卿的才干和见识都很不一般，文章写得也很好，他喜欢用古代的礼法约束自己，可以说是个端庄高雅的人。欧阳修向来以善于识别人才著称，他推荐的人都是当时的优秀人才。而对于吕惠卿，特别说他能够自我约束，说他端庄高雅，这个人恐怕不仅是才学很优秀而已。根据《宋史》本传所记载的罪状，大半是他奉行新法的情况。然而我以为，这些非但不应该是他的罪状，而且可以作为他的功劳。本传又记载他在绍圣（1094—1098）年间知延州，西夏人来进犯，将以全部军队围困延安，吕惠卿在米脂修建山寨来防备。敌寇来了，想要攻城却不能靠近，想要劫掠但野外没有什么可劫掠的，想要求战可诸位将领都按兵不动，想要绕道南方又担心腹背受敌，过了两天就退兵了。根据这个记载，看起来吕惠卿不仅有政事方面的才干，而且在军事方面也很有办法。吕惠卿果然是奸邪的人吗？这应当根据他是否曾经背叛王安石来决定。根据元祐初年苏辙弹劾他的文章，其中说到他与王安石的势力互相倾轧，变成了仇敌，私自拆看王安石的书信等，后来的史家说这是发生在王安石初次罢相时的事。今天，我们看元丰三年（1080年），王安石有《答吕吉甫书》，其中写道（吕惠卿在来信中称王安石为特进相公，王安石恰在这一年被授予“特进”称号，所以推测这封信是在当年或稍后写的）：

我和您本来是一条心的，现在却有了不同的意见，但都是因为国家的事情，没有其他的原因。整个朝廷的官员都对新法议论纷纷，只有您独自支持我、帮助我，我为什么要怨恨您呢？别人或许对您说三道四，但我却不想参与。然而，您为什么要责怪我呢？如果说对待世事采取逢迎的态度，我不知他们在说什么；而考察实际情况，您应该很明白，事情就是这样的。您对我的开导，我很明白，看罢以后感到十分怅然。过去对我来说，既没有细微的嫌隙可以怀疑；如今对您来说，又有哪些旧恶值得念念不忘呢？（后略）

吕惠卿来信说：“我看自己虽然浅薄，却还没有因为细小的毛病令人嫌弃；仰望您的高大光辉形象，又有哪些旧恶一直挂在心上呢？”所以王安石在信中这样回答他。这段话的原文见于宋代周《清波别志》卷中。

看到这里，王安石与吕惠卿开始合作而最终分手，应该是事实。然而，他们的分手是因为国事呢，还是因为私事呢？还不清楚。根据王安石在书信中的说法，是因为国事。如今我们从各种史籍中考察，也能见到蛛丝马迹。王安石刚刚辞去官职不久，吕惠卿接替他做了宰相，吕惠卿创立了“手实法”和“鬻祠法”，都是残害百姓的政策，不符合王安石的意愿。所以，王安石恢复宰相职位之后，就把这两个法废除了。吕惠卿敢于搞乱王安石的法令，说他背叛王安石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然而，这是因为他的学识有所不足，仍然是可以原谅的。但吕惠卿说自己觉得自己很浅薄，不知道是否还有别的意思，或者王安石大度包容不再与他计较？我认为，吕惠卿当时一定对阻挠新法、改革的人特别愤恨，想要整治他们，但常被王安石制止。我们看王安石罢相之后不出数月，就发生了流放郑侠的事，就可以想到这一点。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那些阻挠新法的人恨吕惠卿应该超过恨王安石。又因为他与王安石有了分歧，更加给别人留下了把柄。于是史家说到他的为人，认为他猪狗不如。我认为，吕惠卿当然不是优秀的人，但我怀疑“商纣王的错误也没有他严重”这种说法。

（考异十六）

《宋史·吕惠卿传》引用司马光的话说，吕惠卿才是变法的主谋，王安石不过是极力地推行新法罢了。好像一切新法都是吕惠卿提出来的，王安石不过就是一个傀儡罢了。我认为这一定不是司马光说过的话，如果真是司马光说过的话，也是他头脑发昏时说的话。王安石的新法平日就在他的心中酝酿，已经很久了，看他平时写的诗和文章，以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就很清楚了。《答吕吉甫书》说：“整个朝廷的官员都对新法议论纷纷，只有您独自支持我、帮助我。”这里说的是吕惠卿帮助王安石，怎么能说是王安石帮助吕惠卿呢？

（考异十七）

《宋史》记载王安石和吕惠卿相互攻击的事情很多，他们说的话都很粗俗不堪。如果真像记载的那样，那么不仅吕惠卿是奸邪之人，王安石则是更厉害的奸邪之人。在这方面，蔡上翔辨析得很详尽，这里就不再引述了。但是我们看他的《答吕吉甫书》，他是多么宽宏大量啊，以王安石这样的为人，他怎么肯做这种卑劣无耻的事呢？读者如果相信王安石是个言行一致的人，那么读这封信就够了，如果仍然不信，我在这里唠唠叨叨说得再多也毫无用处，也就不再辩驳了。

曾布（1036—1107）　曾布是曾巩的弟弟，他辅佐王安石施行新法，功劳和吕惠卿是一样的。《宋史》也把他列入奸臣传，我根据本传的文字进行考辨，实在不知道它所谓的奸表现在哪里。当时，各种新法虽然都是由王安石提出大纲，但斟酌条目、编为法典多半是由曾布完成的。朝廷上的大臣对新法提出质疑，也由曾布一一进行解答。《文献通考》还记载了他的一些事，其中说到他文思缜密，逻辑性强，以及知识渊博，善于雄辩，他一定有超过别人的地方。本传记载他初次被神宗召见时就上疏，请神宗推诚置腹，振奋精神，让所有人都明明白白地知道皇上的意志是不可违抗的，新法是不可侮辱的。这些话都说到了根本上，可以弥补王安石的不足。他对于新法，每件事都是赞许支持的，只有在吕嘉问施行市易法造成恶劣后果的时候严厉地弹劾了他，认为官府不应该参与实行兼并，最终因此得罪了吕惠卿，被出知饶州。我们经常说和而不同，难道不对吗？司马光执政的时候，命令曾布对募役法进行修订，他拒绝了，说：“免除劳役这件事，法令制定得非常详细具体，都是从我的手上出去的，现在让我来改变，我没有理由这么做。”他可真是不会变通，太倔强了。后来他在崇宁（1102—1106）年间又得罪了蔡京，蔡京诬陷他收了贿赂，让吕嘉问逮捕他的几个儿子，严刑拷打，刑讯逼供，诱使他诬陷自己，也是因为他不肯依附于蔡京罢了。《宋史》对曾布丑化得很厉害，以至于把他列入奸臣传中。但是，记述他的所作所为却是这样，其中很多他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都被删除了，没有记载下来，真是数不胜数。他们指责他为奸臣的原因不过是绍圣（1094—1098）和建中靖国（1101年，宋徽宗年号，只用了一年）年间他两次倡导继承熙宁（1068—1077）变法的成果而已。如果这就说是“奸”，那么为什么不把王安石也并入奸臣传呢？在我看来，曾布是千古以来正直的人，以他的才学完全可以辅佐王安石。曾巩可以说有个很好的弟弟，王安石也得到一位忠实的助手，就像得到夔一样，是很知足的。王安石的冤屈，数百年来为他平反昭雪的还有十余人，而曾布的冤屈千古以来却像是在漫漫长夜之中，我怎么能不为他澄清呢？

章惇（1035—1105）　章惇也是奸臣传中的一个人物。王安石最初任用章惇，让他做的是编修三司条例官，后来派他去平定南北江的蛮族，开辟湖南四个州府的土地，有功还是有罪，前面已经讲得很详细了。元丰三年（1080年），他拜为参知政事，当时王安石已经罢相，过了不久，因为他的父亲冒占民田而被罢免，出知蔡州。元祐初年，他驳斥司马光更改后的役法，滔滔不绝说了数千言。司马光的役法依然施行，他在朝廷之上激愤地与司马光争辩，史书上说，他的言辞非常不客气，甚至很荒谬，大臣们都上奏攻击他。他随之被罢了官。而元祐的七八年间，他还有几次因言论被人弹劾。哲宗亲政之后，起用他为宰相，专门把恢复继承熙宁（1068—1077）年间的法令作为国家大事，凡是元祐时被废除的都要恢复起来，大兴党狱，并且想追废宣仁太后。哲宗去世以后，皇太后与大臣们商议立谁为国君，章惇说：“根据礼法律条来说，他的同母弟弟简王应当册立。”太后说：“我没有儿子，每个王都是神宗庶出的儿子。”章惇又说：“如此应以长幼为序，申王应该册立。”太后说：“申王有病，不能册立。”最后立了端王，就是宋徽宗。章惇因此被贬到越州，不久又被贬到潭州，再被贬流放到雷州，最后迁徙到睦州，死在那里。章惇不肯用官爵照顾自己的亲友，四个儿子参加科举考试都被录取，只有三儿子章援曾被授予校书郎，其余的都按部就班地走程序，在州县里工作，至今没有特别显赫的。《宋史》本传的记载大致就是这样。根据这些来判断，就足以称他为奸臣吗？就以他不肯用官爵来照顾亲属这一件事来说，他的正直孤傲、洁身自好已经可以使世俗之人感到是一种鞭策了。

哲宗去世以后，他和太后争论册封谁做皇帝，就因为这件事遭到贬谪和流放，最终死在那里。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主张立的简王、申王究竟如何，不过宋徽宗荒淫无道，最后使得宋朝灭亡，是从古到今大家都能看到的。怎么知道章惇不是平时观察宋徽宗这个人不适合做皇帝，故意出来阻拦呢？即使不是这样，也没有理由指责章惇有罪，如果只是因为他延续了熙宁、元丰的改革，就说他是奸人，那么他也只是奸其所奸而已。

他最为世人诟病的主要是两件事，一是放逐元祐时的那些大臣，二是请求废除宣仁太后的名号。请求废除皇太后的名号确实是有罪的，至于放逐元祐时的那些大臣，也还是以元祐时人对待熙宁、元丰时人的办法对待他们而已。元祐时的各位大臣做得对，章惇也做得对；章惇做得不对，元祐时的各位大臣也做得不对。有人一定会说，元祐时的那些人都是君子，君子是可以放逐小人的；章惇是小人，小人是不能放逐君子的。我不知道这些人所说的君子、小人是以什么为标准的。如果说私德，和章惇的耿直孤傲相比，恐怕元祐时的各位贤人仍然会感到愧疚的；如果是说政见，我没听说过还有根据政见来判断君子、小人的。攻击新法的人既然可以指责信奉新法的人为小人，那么信奉新法的人也可以指责攻击新法的人为小人，他们之间能相差多远呢？章惇报复元祐时的人，那种残酷的程度确实比元祐时厉害，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元祐时的人报复熙宁、元丰时的人的残酷程度也比熙宁、元丰时厉害多了。用正直来报答怨恨，这是一种美德。然而这只有崇尚道德的三皇五帝才能做得到，怎么可以拿来要求章惇呢？而且，元祐的各位都自称是君子，他们的道德还达不到这样的要求，何况章惇这样的人呢？我认为，章惇就是一个有才干但喜欢负气的人，至于说他是奸臣，我不能理解。

蔡确（1037—1093）　根据《宋史》本传记载的事实考察他，他其实就是个小人。然而，王安石在他执政的八年中，始终没有委派他太重要的工作，官职也只是到知制诰而已。王安石施行新法，也没有借助他的力量。他不能说是被王安石任用过的人。

王韶（1030—1081）　王韶的功劳已在前面具体介绍过了，《宋史》本传仍然严重地诋毁他，这里不再辩驳。

熊本（1026—1091）　熊本的功劳也在前面介绍过，但《宋史》本传对他也有微词，这里也不再辩驳。

郭逵（1022—1088）赵卨　郭逵、赵卨都是王安石任用过的边将，在对西夏、安南的作战中都立过功，《宋史》对他们也有微词。

前四个人都是功劳和过错不能相抵的。古代的名将往往都是这样。使用他们是因为他们有某种才能，为了取得成功而已，这些根本不是王安石的缺点。

范子渊　王安石任用的兴修水利的人。《宋史》中没有他的传，但《河渠志》记述他建设过的水利工程非常详细，大概他极力主张疏通河道，并能发明一些新的器具用于水利工程，也是一个有才干的人。《宋史》对于王安石的政绩没有不进行诋毁的，所以也说范子渊迎合王安石来邀宠，又说他发明的器具没有用，但如今历史陈迹已经湮灭很久了，他们的是非我也无法查明了。

薛向　唐坰弹劾王安石，说他对薛向、陈绎颐指气使，就像对待自己的家奴一样。王安石在嘉祐五年（1060年）曾经举荐薛向管理马政，熙宁初年又举荐他为江淮发运使，不久又举荐他为权三司使，对他的信任是很深厚的。薛向在这些单位工作成绩都很突出，马政、漕运经过他的治理，都革除了过去的弊病。在熙河战役中，物资转运没有出任何差错，他在理财方面的功绩大概和刘晏相当，即使是《宋史》也很称赞他。王安石善于使用有才干的人，这也是一个例子。只是我很奇怪，《宋史》在薛向的传中，对王安石屡次举荐他只字不提，是不是不想用这样的事“玷污”薛向呢？唉！

陈绎（1021—1088）　唐坰把他和薛向并举，他们都应该是王安石非常信任的人。熙宁年间他曾经知开封府，《宋史》本传只有寥寥数行，只有“论事不避权贵，当政的时候坚决摧毁豪强结成的朋党，审理案件常常为人平反”这三句。此外就是诋毁他的私德，揭发他的隐私，说他的儿子和媳妇一天晚上都死在士兵手里。又说他善于伪装成忠厚老实的样子，多事的人看他像“山寨版”的颜回。在他的传的后面，史家说：“陈绎喜欢迎合别人做事，这本来没有什么可说的，但对闺门管理不严，发生了那样的事，廉耻都没有了，虽然他很有管理才能，又有什么可取之处呢？”根据这些材料来推论，陈绎一定是个操守严正、做事很敏捷也很聪明的人。古代那些老实守法的官吏，他们的政绩有很多是非常可观的，只是历史很少记载，却说他“伪装成忠厚老实的样子”，我不知道写史的人是怎么知道他一定是伪装的；他的儿子和儿媳死于非命和他有什么关系，凭什么指责他“廉耻都没有了”？“虽然很有管理才能，并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古往今来有这种评论人的方法吗？从古至今有这样的“史笔”吗？关键的是，只要是王安石关怀过的人，即使是好人也会被说成是强盗，这是《宋史》的一贯宗旨。

本传称赞他的三句话是神宗对他的评价。

邓绾（1028—1086）　邓绾的确是个反复小人，在王安石提拔的人当中，这个人是最为不肖的。王安石虽然曾经推荐了他，但后来讨厌他谄媚自己，于是自己弹劾自己举荐失误，王安石绝不文过饰非，从这里可以看出来。然而，世上却说他喜欢谄媚的人，为什么他做的正好相反呢？

许将（1037—1111）　他究竟是不是王安石举荐的，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然而，他在熙宁初年被破格提拔，不能说没有王安石的作用。欧阳修曾经称赞他的文章风格像王沂公，他考中进士授予外任做满一届之后，不愿参加馆职考试，这点与王安石一样，对荣誉和利益都看得很淡泊。王安石很欣赏他，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吧。他在担任流内铨判官时，因为考核汇总官员的名声、政绩而闻名。辽国用二十万大军威胁代州边境，要求割去代州土地，朝廷派出的使节都不敢去，许将慷慨请求派他去，当面使得辽国的使节萧禧折服，完成了他的使命安全返回。他在酒席宴前、杯酒之间，用外交谈判的手段使敌人折服的功劳不在富弼之下啊。他做尚书兵部判官，整理保甲法，成绩卓著。他知郓州，老百姓没有犯法的，父老乡亲感叹地说：“自从王沂公后五十六年，才见到监狱空了。”他做兵部侍郎，逐条讲述军事策略非常全面，等到用兵西夏的时候，神宗让宦官问他兵马的数量，他马上写好呈递上去。第二天神宗再问那些大臣，没有人说得上来。到了绍圣初年，有人提议要挖司马光的墓，他又进谏制止了这件事。由此看来，许将这个人的才干、谋略、品德、度量都是非常优秀的，王安石在执政的时候特意提拔他，不是没有原因的。而《宋史》在他的传后面评论他的时候只说他努力制止挖司马光墓这件事是可取的，其他的事一概不提，这样做是随意地表现自己的好恶公正吗？

邓润甫（1027—1094）　由于王安石的推荐被任命为编修中书户房事，不久又被提升为谏院知制诰，多次升迁后做了御史中丞。他在成为进士后，曾被举荐为贤良方正的人，召他参加考试，他没有参加。王安石喜欢他的淡泊名利。元丰末年，神宗派遣李宪征西夏，邓润甫极力谏阻，不久就被蔡确陷害了，丢了职位，被贬知抚州。这个人也是个很耿直的人。《宋史》谈论他的时候说：“邓润甫最早称赞提出继承熙宁、元丰变法遗产的主张，虽然还有其他长处，也就没有什么可观之处了。”啊，这又是和韩绛、元绛、陈绎各传的笔法相同啊，一旦和奉行新法沾边，有了再多的优点也装作看不见，王安石任用的人怎么能不都是小人呢？

王子韶　王子韶也是一个善于钻营奔走、追逐名利的人，王安石最初用他为制置条例司属官，后来提拔他做了监察御史里行，但他很快就被罢官，知上元县，也许王安石自己意识到用错人了？

吴居厚（1039—1114）　吴居厚虽然不是王安石举荐任用的，但王安石记录了他的功劳并提拔了他。开始时他做武安节度推官，推行新法特别用力，统计闲置的土地，均给梅山的瑶民进行耕种，取得了一定成绩，升为大理寺丞，后又补司农属，后来出任河北常平仓提举。他以新法为典范，增订补充调整《役法》五十一条，史书上说他工于心计，精心筹划，查考审核，征得赋银盈余数百万。又说他鼓励莱芜、利国两个地方的官员自铸大钱，每年可获得十万缗（一缗为一千文钱）的收入。元祐时，治了他的罪。绍圣年间，他为江淮发运使，疏通支家河，以利漕运，楚、海之间的人都靠它来获得好处。崇宁（1102—1106）年间，他被任命为宰相。史书上说他在位的时间长，没有非常明显的毛病，但善于聚敛财富，这被看作最大的污点。如今以《宋史》本传指责他的罪状来看，他核实闲置的土地均给瑶民，非常符合招抚的政策。冶炼铸钱，使得一个国家的金融货币更充实，国家与百姓都得到它的实惠。如果说到他疏通河道，以利漕运，这是史家也肯定的，这些都不能说他搜刮民财。只有每年征得赋银盈余数百万，果然是用损害百姓的办法来使得国家获利吗？也许是他办理得法，自然取得的效果？今天已经很难臆断了，为功为罪大概也没有定论。然而，即使史家特别讨厌他，也仍然说他没有明显的毛病，可见这个人是很能知道自尊自爱的，既然能够知道自爱，而理财的能力又如此厉害，那么王安石把他从一个小官吏提拔上来，也不能说是做错了。

张商英（1043—1121）　唐坰说，张商英是王安石的鹰犬，而近代的大儒颜习斋也说张商英善于理财，可以和薛向相比，不知颜习斋依据的是什么书。《宋史》本传记载，张商英曾当面说服了章惇，章惇对他非常敬重，回来就把他推荐给了王安石。因此，他得以被召见，被提拔为监察御史，但很快又被贬出朝廷，直到熙宁末年也没有被委以重任。他是否被王安石特别倚重，已经很难考察。哲宗亲政以后，张商英上疏严厉弹劾元祐时的那些大臣，所以当时的所谓士人君子特别讨厌他。宋徽宗崇宁（1102—1106）初年，蔡京做了宰相，张商英又上疏弹劾蔡京，说他身为辅佐皇帝的宰相，却一门心思地巴结逢迎皇帝。蔡京因此怀恨在心，把他编入元祐党人籍。大观四年（1110年），他代替蔡京做了宰相，他说，蔡京虽然主张“绍述”，即恢复熙宁、元丰时的新政，但他的目的却是要挟持皇帝，禁锢士大夫。于是，他大力改革弊端。蔡京曾铸造一种大钱，一枚可以当十枚用，可大钱的实际重量还不到三枚小钱的重量，张商英对此进行了改革，规定一枚大钱只能当三枚小钱，稳定了货币；他还恢复了转般法，禁止运送漕粮的漕船直接抵达京城，以推行货币交换的办法促进商品的流通，以免除对老百姓的横征暴敛来解放民间的生产力。他还劝宋徽宗不要太奢侈，要崇尚节俭，不要大兴土木，不要心存侥幸，要有一点儿危机意识，宋徽宗颇有些惧怕他，而且张商英也不辱没王安石对他的知遇之恩。

这也是一个较早具有金融意识的人，所以为士人君子所讨厌。

孙觉（1028—1090）　孙觉与王安石关系很好，王安石执政以后，举荐他为直集贤院，后来他因为对新法有意见，被罢了官，史书对他很赞赏。不过，他与王安石的友谊始终不变。王安石去世以后，孙觉写了一篇诔文来纪念他，极力称颂他的美德。

李常（1027—1090）　王安石举荐他为三司条例检详官，后来因为新法发生争执，被罢官，史书对他大加赞赏。

陆佃（1042—1102）　王安石的学生，王安石执政以后让他做了学官，他始终能尊敬他的老师，只是不参与政事，所以《宋史》也很少诋毁他，只有一点儿不满意而已。

李定　《宋史》本传说，李定年轻的时候在王安石那里求学。熙宁二年（1069年），孙觉举荐他，他被召到京城，拜见谏官李常，李常问他：“你从南方来，老百姓对青苗法反映如何？”李定说：“老百姓觉得很方便，没有不愿意的。”李常说：“整个朝廷正在为这件事争得不可开交，你不要说这番话。”李定说：“我只知道要实话实说，不知道京城这里不是这样。”王安石举荐他，让他做知谏院，御史陈荐弹劾李定，说他的庶母仇氏去世他没有报丧，也不穿丧服。皇帝下诏让江东淮浙转运使调查此事，上奏说：“李定因为父亲年老，请求回家伺候养老，没听说他为生母服丧。”李定说：“自己确实不知道是仇氏所生，因有疑问，所以不敢服丧。”于是，皇上以伺候父亲养老为理由解除了他的官职，不久又改他为崇政殿说书。御史林旦、薛昌朝说，不应该让不孝之人占据劝讲的讲台，并且弹劾王安石，奏章上了六七道。元丰（1078—1085）初年，提拔李定为御史中丞，弹劾苏轼，并把苏轼抓进了牢狱。哲宗即位，他遭到贬谪，住在滁州。李定对家族有恩，分财物给族人，救济他们，自己家里却没有多余的财物。得到让子孙当官的机会，他先让给哥哥的孩子，他死的时候，儿子们都还是布衣百姓，没有一个做官的。只是因为依附王安石，突然做了大官，又陷害苏轼，罗织他的罪名，因此舆论对他的评价都很差，不孝的名声尤其显著。唐坰曾说李定是王安石的爪牙，而当时弹劾王安石的人都喜欢拿李定说事，乱哄哄的，真是当时的一大公案。所以，今天我要详细列出本传的文字进行辩驳。根据本传所说，李定是孙觉推荐的，孙觉，字莘老，以学问、品行闻名于当时，他与王安石虽然是老朋友，但由于对新法意见不同被罢官。这是这个人在当时被许多贤人称许的原因，他怎么会举荐不孝的人呢？又根据本传的记载，说李定对家族有恩，得到让子孙当官的机会，他先让给哥哥的孩子，没有照顾自己的孩子。孝顺父母和兄弟友爱的道理是一样的，李定友爱兄长能做到这种程度，他怎么可能对父母不孝顺呢？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记载：“仇氏最初在民间生了个孩子，后来做了和尚，就是佛印。以后做了李问的妾，生下李定。后来又嫁给了郜氏，生了蔡奴，蔡奴的工艺做得很传神。这时的仇氏已经嫁过三次人，她死的时候与李家已经恩断义绝很久了。孔子不为生母服丧，这在《礼记》中是有记载的，何况他的母亲是妾呢？用这样的道理来衡量，即使不服丧，也不能说是错。何况仇氏是在郜氏家里死的，李定说确实不知道自己是仇氏所生，因有疑问，所以不敢服丧，也是在情理之中的。李定还是不忍心不为母亲服丧，所以才假托侍养父亲，要求解除官职，这是在实行心丧啊，也可以说是情至义尽了。而且，又怎么知道不是李定的父亲不许儿子为这个过去的妾服丧呢？”由此来说，李定不是不孝。就算是李定不孝，又与王安石有什么关系呢？而整个御史台都以此来攻击李定，再由攻击李定进而攻击王安石，气势汹汹连续上疏六七道，这是什么道理？这就很明显了，那些攻击李定的人不是因为李定不孝，而是因为他说青苗法给百姓带来了方便。他们也不是攻击李定，而是攻击王安石。因为他不肯随大家一起破坏新法，大家就不惜编造故事来侮辱他的名节，这是剥夺别人的言论自由啊。对于这样的谏官，不用张居正的办法，一一拉来在朝堂之上打屁股，不能让这些凶蛮的人得到教训，然而后世那些史家都赞美他们耿直，真让人叹息啊。我并不是非要为李定辩白，只是看到当时攻击新法的那些人，他们的无赖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苏轼书法

此即有名的乌台诗案。

吕嘉问　字望之，帮助王安石施行市易法的人。《宋史》本传极力丑化、诋毁他，但王安石曾经写过祭奠他母亲的文章，其中写道：“你生了一个有才干的人，我对他只有叹服和称赞，他秉公守法，遇到再大的困难也不改变初衷。”王安石辞官回到江宁后，吕嘉问知江宁府，王安石的文集中有《与吕望之上东岭》一诗，诗的最后一段是：“何以况清明，朝阳丽秋水。微云会消散，岂久污尘滓。所怀在分衿，藉草泪如洗。”吕嘉问的为人一定有值得我们欣赏的，而《宋史》的记载真是不敢都相信啊。

常秩（1019—1077）　常秩字夷甫，有道的人，也是王安石的好朋友。《宋史》因为他是王安石的朋友而诋毁他、丑化他。本传说：“神宗即位，三次让人去聘请他，他都辞谢不应。熙宁三年（1070年），下诏让郡里以礼恭送他上路，不要听他辞谢的话。第二年他才来到朝廷，奏对之后就要辞谢回家。皇帝说，‘你既然来了，为什么不能多住些日子，将来不能用你，再回去也不迟啊’。就拜他为右正言。”本传还写道：“最初，常秩隐居不出来做官，大家都以为他一定是个隐者。后来王安石做了宰相，施行新法，引起天下沸腾，认为他不便出来。常秩在民间，见到他所颁布的新法，认为很好，再一下诏，他就来了。在朝廷中担任谏官和侍从，低头看人脸色行事，没有什么建树，声望也就一天天衰退了，当时很多人讥笑他。常秩对《春秋》很有研究，著有讲解《春秋》的文章数十篇，等到王安石废止《春秋》时，才完全避讳不再讲他的学问了。”

今天看来，在同一传记之中，前后相去不过数行，就记载了这么多的矛盾，这是在以前的史书中从未见过的。神宗是在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在这一年即位）十月下诏请他来京城的，常秩多次辞谢，没有去，直到熙宁四年（1071年）他才开始入朝，本传前面的记载是对的。王安石被任命为宰相是在熙宁二年（1069年），常秩被召，是在以王安石为宰相的前两年，而常秩来到京城朝见神宗是在王安石做了宰相的两年之后，而且仍然有三次派遣使者聘请，又让郡里以礼恭送他上路，他才勉强来到京城，这怎么能说是“一召即起”呢？为什么他们喜欢诬蔑别人竟到了这种程度？但又为何这么笨呢？刘敞的《杂录》说：“隐士们得道的有孙侔、常秩、王令。常秩是颍州人，开始时不为人所知，欧阳修在颍州做太守，要求官吏整理郡中的户籍，核实订正他们的等级，常秩的资质排在第七等，众人马上请求说，常秀才清廉贫苦，希望能放宽他的等级。欧阳修感到很奇怪，向他们询问，都说常秀才很讲孝悌，是个有道德的人，不是个一般的庸人。欧阳修为了修改他的户籍请他来相见，很喜欢他的为人，常秩这才出名了。”如今来看欧阳修的文集，从治平三年（1066年）到熙宁三年（1070年），他与常秩的诗和书信有十几条。欧阳修比常秩年长六岁，还称他为“常夫子”，又说，愿意包着头巾，拄着竹杖，穿着葛屦，和先生一起四处走走。到他去世的时候，王安石为他写了墓表，称他是“违俗而适己，独行而特起”。凭着刘敞、欧阳修、王安石三个人的贤德，他们都这么向往常秩这个人，这个人的贤德也是可以想见的了。而《宋史》却这样诋毁他，而且还说他：“做学问不能坚持自己的观点，反而追随着时尚，不断变化，就像装在水井上的桔槔，想要它不动几乎是不可能的。”啊！只是因为他与王安石往来，就把他抨击得体无完肤，想不称它为“秽史”都不行啊。它还说常秩因为避讳不再讲他的《春秋》了，根据我的考证，王安石并没有废除《春秋》，常秩就是有取悦王安石的想法，也用不着讳谈《春秋》啊，对于这种诬蔑，辩都不用辩了。

这个问题将在“王安石的学术成就”一章详细讨论。

崔公度（？—1097）字伯易，学问渊博，文章写得也好，当时人们称他为“曲辕先生”。曾经作七千字的《感山赋》。欧阳修和韩琦都很器重他，刘沆举荐他“茂才异等”，他以生病为理由谢绝了他的好意，没有应召。英宗时（1064—1067），授予他国子监直讲，他以母亲年老为理由再次辞谢。幼时他与王安石就是好朋友，王安石在嘉祐三年（1058年）有《与崔伯易书》，为王逢原的去世感到悲痛，说：“世间能够了解王逢原的只有我们两个人。”王逢原安贫乐道，超越凡俗，和王安石正是同样的节操。而崔公度能够得到他们二人这样的称赞，那么他的高风亮节也是可以想象的。但《宋史》本传说他：“只知道取悦王安石，拍他的马屁，不管白天还是晚上，他去拜访王安石，王安石蹲在厕所里见他，他也不在意。还从后边握住王安石衣带的一端，王安石回过头去看他，他笑着说‘你的带子上有污垢，让我用袍子把它擦去吧’。看到的人都笑了，也够恬不知耻了。”嘿，不知王安石蹲厕所时为什么还有人在旁边，说见到的人都笑了，为何厕所里会有这么多人呢？这真是不尽情理而且极其肮脏、卑劣的话，居然写到正史中去了，这是什么样的用心啊！关键是，只要这个人稍微得到王安石的礼遇，务必丑化、诋毁他，使他不能和人类站在一起才罢休。

王令（1032—1059）　字逢原，王安石生平第一敬畏的朋友，刘敞所说的隐士得道的三个人，有一个就是他。王安石的文集中关于与他往来的诗文不下数十篇。他去世的时候，王安石为他写了墓志铭，把他称为“天民”。《宋史》没有他的传，《王直方诗话》说：“王逢原被王安石赏识，王安石执政以后，一些要来依附他的人每天都把门口挤得满满的，一个个都是满嘴奉承话，王逢原非常反感，就在王安石的大门上写了一首诗，‘纷纷闾巷士，看我复何为？来即令我烦，去即我不思’。意思是说，应该有知道羞耻的人，但是来请求拜见的还是这么多。”考王安石所作墓志铭，王逢原去世是在嘉祐四年（1059年），实际上是在王安石执政前十年，这样的诗从何而来？可知宋朝人对待王安石只要能够诬蔑他的，都要发挥到极致，所有的亲友没有一个可以幸免的。幸好《宋史》没有为王逢原立传，如果立传，那么就像常秩把《春秋》束之高阁，崔公度在厕所中擦拭衣带的事情一样，又要弄得满纸都是了。

这三位君子，常秩、崔公度虽然曾经一度在朝廷做官，但都没有担任繁重的职务，他们和新法可以说没有半点儿关系。王逢原则在新法施行前已经去世多年了。但后来那些舞文弄墨的人还是竭尽全力地诬蔑他们，由于这样的缘故，使得我对史书中所记载的吕惠卿和章惇等人的可恨之处也不敢完全相信。不是我爱屋及乌，实在是过去这些挥笔写作的人讨厌一个人甚至连带到他的仆人，不能让我完全相信他们。

王安石任用的人不止这些，他所结交的朋友也不止这些，但就是以这四十个人来说，他们中的贤才占了一半多，不肖的人只有十分之二三。这里所说的不肖，他们的罪状也还没有定论呢。凭着王安石的宽宏大量，他是不肯用“不肖”来看待一个人的，有时也会被人出卖，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如果说他喜欢谄媚逢迎的人，难道王安石肯这样做吗？所有的人，如果你曾经被王安石任用过，或者你是王安石的亲友故交，或者你不肯随声附和来诋毁新法，虽然你是个君子，也一定要诬蔑你是小人。这样一来，他们说王安石专门任用小人也就有根据了。只有一个罪大恶极的祸首蔡京，他与王安石是远亲，熊本又曾以奉行新法机敏多才举荐过他，但他取悦于人、投机钻营、谋求仕进的本领在王安石这里完全用不上，反而用在司马光的身上了。所以，王安石虽然说不能知人，但比司马光还是高出一筹了。

王安石的家庭

王安石以孝顺、友爱闻名于当时，他的家庭实在可以说是个模范家庭。王安石十七岁的时候，父亲王益去世了，他继续侍奉祖母十余年。他的祖母是永安县人，姓谢，曾巩为她作墓志铭，收在《南丰集》中。他的父亲名益，字损之，官职是都官员外郎。王安石写过一篇《先大夫述》，收在他的文集中。他的母亲是仁寿县人氏，姓吴，曾巩也曾为她作过墓志铭，收在《南丰集》中。他们兄弟七人，其中王安礼、王安国在《宋史》中都有传。他的文集中收有《亡兄王常甫墓志铭》《王平甫墓志》，王常甫就是他的长兄王安仁，王平甫就是王安国。王安石早年因为贫穷才出去做官，他的俸禄要用来奉养祖母、母亲以及寡嫂，他家的境况在他的文集中记载得都很详细，他与王安礼、王安国唱和的诗作极多，他写的《亡兄王常甫墓志铭》《王平甫墓志》都称赞他们最讲究孝顺友爱，那么王安石的孝顺和友爱也就可以知道了。

王安石有两个儿子，一个叫王雱，一个叫王旁。王旁的事迹没有流传下来，只有王安石的文集中有一首《题旁诗》，也可以证明他早年是很聪明的。王雱，字元泽，十分机敏，没有成年的时候已经著书数万字了。十三岁的时候，听到来自陕西的士兵谈起西北洮河一带的情况，感叹起来，他说：“这是可以安抚并拥有他们的，如果让西夏人得到了，就会使敌人的力量增强，而边境的忧患就多了。”治平四年（1067年），他二十四岁，考中了进士，调旌德县尉（在今安徽），作策论二十余篇，大胆谈论天下大事。又著有《老子训传》和《佛书义解》，也有数万字。熙宁四年（1071年），由于邓绾、曾布的推荐，他受到皇帝的召见，被授予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受诏撰写《书义》《诗义》，不久又提升他为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书写好以后，他升任龙图阁直学士，因为有病没有接受。熙宁九年（1076年）去世，只活了三十三岁。

元鲜於枢书王安石诗

《宋史》在王雱传中采用了这种说法。

（考异十八）

《邵氏闻见录》说：“王安石的儿子王雱性情险恶，凡是王安石所作所为中不近人情的地方，都是王雱教的，吕惠卿像奴才一样侍奉他。王安石设置条例司，开始用程颢作为下属。程颢是个贤士，一天，天气很热，王安石正与程颢说话，王雱蓬头散发，光着脚，手里拿着女人的帽子走出来，他问王安石，‘你们在谈什么’？王安石说，‘新法一再遭到人们的抵制，我在与程颢商议办法’。王雱伸腿坐在地上，大声说道，‘在大街上把韩琦、富弼的头砍下来，新法就能施行了’。王安石说，‘他胡说呢’。程颢说，‘我正在和参政大人谈论国家大事，孩子怎么能够干预，请你退下’。王雱不愿意离去，程颢从此与王安石有了隔阂。王雱死后，王安石罢相，有一天他坐在钟山上，恍惚之间看见王雱戴着枷锁，像一个囚犯的样子，王安石于是将他所居的牛山园宅捐献出来，建了寺庙，为王雱祈福。后来，王安石生了疮，非常痛苦，曾对他的侄子说，‘快把我的那些《日录》烧了吧’。侄子哄他，烧了一些其他的书来代替，于是王安石就死了。还有人说，后来又有人见到了他。”李绂的《穆堂初稿》有《书（邵氏闻见录）后》一文，其中说：“《虞书》戒无稽之谈，《周礼·大司徒》用实行于乡中的八种刑罚纠察百姓，第七种是针对制造谣言的刑罚。制造谣言一定要施加刑罚，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的这些虚妄不实的话完全可以搞乱是非，使相关的人受到伤害，即使在他的身后，也会在很长时间之内受到人们的侮辱和耻笑。如果幸好这样的话出自轻薄浮浪的小人之口，听到这些话的人还可能半信半疑；如果不幸这些造谣的人被错误地当成了有名望的士大夫，那么，虽然是贤人君子，也可能相信他说的话。而受到诬陷的人万世都要蒙受不白之冤，这不是很残酷吗？从唐朝开始，人们喜欢编写小说，宋朝、元朝更加兴盛，像钱世昭的《钱氏私志》、魏泰的《东轩笔录》，在这些书里，‘孟主贤臣’，动辄就会遭到诬蔑。至于《碧云》《焚椒录》，胡言乱语已经到极点了。这些书中看上去可以相信的东西不会超过《邵氏闻见录》。现在看来，他们随意谈论的这些东西毫无根据，完全是诬告妄言，失去了真实性，与钱世昭、魏泰之流没什么区别。《邵氏闻见录》所记载的最骇人听闻的事，没有能超过王雱谈论新政这件事的。在父亲面前，还有贤人在座，就蓬头散发，拿着女人的帽子，随口妄谈，要砍韩琦、富弼的头。容貌和言语竟狂妄、丑恶到这种程度，使得天下后世的读者因为讨厌王雱而讨厌王安石。我曾经想过这件事，王雱以贤人的资质早年就致力于经学，著书立说，在尚未成年的时候已经写了数万言，怎么可能是个无知无识的人呢？今年消暑有余暇，偶然翻阅了一些书，简单地核查考证了一下这件事发生的时间，才知道《邵氏闻见录》是在无端地造谣和诽谤，绝对没有这样的事。王安石担任参知政事是在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四月开始施行新法，八月举荐程颢做了条例司的官员。第二年的五月，程颢就因为与人意见不合转任签书镇宁节度使判官，而王雱是治平四年（1067年）丁未科许安世榜的进士。第二年是戊申年，也就是熙宁元年（1068年）。到了熙宁二年（1069年），王雱已经由进士授予旌德县尉的职务，远到江南去做官了，这样看来，王安石与程颢谈论新政的时候，王雱并不在京城。直到熙宁四年（1071年），皇上召见王雱并让他担任了太子中允和崇政殿说书，这时他才回到京城，而程颢到外地任职已经一年多了。怎么能像邵氏记载的那样，他听到程颢他们的议论呢？邵氏想要形容王雱的丑陋，就诬蔑他蓬头散发，光着脚，想要坐实他的蓬头散发，光着脚，就说那天正好是夏天暑热，却没有想到程颢任条例司官员是在八月，第二年五月就转到外地任职了。他是从深秋开始，到初夏，其间并没有暑热的日子。程颢比王雱大九岁，大约就是他的兄长，而韩琦、富弼甚至是王安石的前辈，他们的威望不是程颢可比的。邵氏说，程颢很严肃地指责王雱，‘我与你父亲正在谈论国家大事，孩子不应参与，请你退下’。王雱听了这话，当即就退下了。这个王雱既然敢说斩韩琦、富弼的头，却很在意比自己大不了几岁又是父亲属下的人，一受到训斥就离开了，这是不合乎情理的。邵氏又说，王安石在钟山恍惚之间看到王雱戴着枷锁等，这种鬼魅的传说是不值得辩驳的。司马光说，三代以前，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误入地狱见到所谓的十王呢？那是因为没有人记载这样的事，如今邵氏的这种传言却被采纳到正史之中，又不能不辩，目的是不想让王雱在后世还蒙受这个恶名声，遏制稗官小说编造历史之风的滋长，不让人心风俗受到更多的危害。有人说，《邵氏闻见录》大约是邵伯温死后绍兴二年（1132年）他的儿子邵博编辑的，邵伯温不应该编造到这种程度。也许是邵博做的吧，大约当时社会舆论正在对王安石进行攻击，邵博希望借助于他所编造的这些离奇故事来讨好社会舆论，是不是这样呢？我不知道。”

捕风捉影，甚至无中生有，编造段子，现在这也是一些人败坏别人声誉的重要手段。这种所谓戏说之法，近年来更为影视剧视为法宝。

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说：“程颢与王安石讨论新法，王雱很狂妄地说要砍韩琦和富弼的头，李绂考证了发生这件事的时间，当时王雱并不在京城，邵氏无端地造谣诽谤是毫无疑义的。然而，李绂只说它被正史采用，是由于《邵氏闻见录》，却不知道朱熹在《程氏外书》和《宋名臣言行录》中也都采用了，于是写作《宋史》的人既然以为程朱这样的大贤人是可信的，也就使得王雱这个千年的奇冤不可能再被昭雪了。王安石平生是要实践道义、拯救时世的，他推行青苗法开始于他在鄞县做县令的时候，那时王雱只有四岁，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嘉祐五年又写了《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讲的都是慎重地选拔人才，进行变法改革这是熙宁新法的最初起源。治平四年（1067年），王雱成为进士，做了旌德县尉，熙宁五年（1072年），他才来到京城。这时，新法已经一个接一个地施行了，和王雱有什么关系呢？当时像韩琦、欧阳修、司马光、刘攽等人上疏，也只是说新法不便于施行，没有人说王安石做事不近人情。第一个编造王安石十大罪状，丑化、诋毁他的人是吕诲，即使是吕诲，也不曾有一句话涉及他的儿子王雱。即使从熙宁、元丰、元祐、绍圣以来，数十年间一直有人攻击那些帮助施行新法的人，甚至到了势如水火、狠如仇敌的程度，也只是针对吕惠卿、章惇等人，没有人提到王雱。王雱很久以来一直在生病，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还写了《谢赐男雱药物表》，熙宁九年（1076年），王雱就去世了，一定不是由于背上的疮发作而死的，却又纷纷编出闹鬼的故事，这是那些有学问的君子应该做的事吗？”

现在来看李绂、蔡上翔二人的辩驳，真像热水泼在雪上，或像快刀斩乱麻，令人有大呼痛快的感觉，我不必再用什么言辞称赞他们了。此外，史传和杂书中诋毁、丑化王雱之处还有很多，有了这样一个例证，其他的也都是不实之词，大概不用多说了，所以不再广引详辩来浪费纸墨。又如蔡上翔考证，北宋的那些人中从未有人攻击王雱，到底是什么原因，南渡以后，王雱忽然成了众矢之的呢？根据我的思考，这大概是由学术之争引起的。熙宁、元丰、元祐时对王安石的攻击，目标只是他的新法，没有涉及学术问题。此后分成了洛党、蜀党，他们的争论波及王安石，杨时著《三经辩》十卷，专门攻击《三经新义》，又写了《书义辩疑》一卷，专门攻击王雱。大概章惇、吕惠卿等人是帮助王安石施行新法的人，所以攻击王安石政策的人一定要攻击章惇、吕惠卿。王雱是帮助王安石著书立说的人，所以攻击王安石学术的人一定要攻击王雱，这也是很自然的事，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悍然触犯了《周礼》规定的“造言之刑”，即针对造谣者的刑法，这是那些肆无忌惮的小人才做的事，想不到讲学的大儒们也这样做。

王安石的夫人姓吴，被封为吴国夫人，曾有小词《约诸亲游西池》，其中有一句：“待得明年重把酒，携手，那知无雨又无风。”在当时曾被人传诵。

王安石的妹妹嫁给张奎做妻子，被封为长安县君，诗写得尤其好，佳句很多，其中比较突出的是：“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王安石很爱他这个妹妹，到老仍然经常亲自接她回家省亲。

王安石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嫁给了吴充的儿子吴安持，被封为蓬莱县君，小女儿嫁给了蔡卞（字元度）。大女儿也工于文学，有一首诗写道：“西风不入小窗纱，秋气应怜我忆家。极目江南千里恨，依然和泪看黄花。”王安石次韵一首诗寄给女儿：“孙陵西曲岸乌纱，知汝凄凉正忆家。人世岂能无聚散，亦逢佳节且吹花。”过了几天，王安石又寄了一首绝句给女儿：“梦想平生在一丘，暮年方此得优游。江湖相忘真鱼乐，怪汝长谣特地愁。”他又有《寄吴氏女子》（古风一首）：

伯姬不见我，乃今始七龄。

家书无虚月，岂异常归宁。

汝夫缀卿官，汝儿亦搢。

儿已受师学，出蓝而更青。

女复知女功，婉嫕有典刑。

自吾舍汝东，中父继在廷。

小父数往来，吉音汝每聆。

既嫁所愿怀，孰如汝所丁。

而吾与汝母，汤熨幸小停。

丘园禄一品，吏卒给使令。

膏粱以晚食，安步而车。

山泉皋壤间，适志多所经。

汝何思而忧，书每说涕零。

吾庐所封殖，岁久愈华菁。

岂特茂松竹，梧楸亦冥冥。

芰荷美花实，弥漫争沟泾。

诸孙肯来游，谁谓川无舲。

姑示汝我诗，知嘉此林。

末有拟寒山，觉汝耳目荧。

因之授汝季，季也亦淑灵。

这大概是王安石的女儿在京城中思念亲人，而他在为她化解忧愁，不仅诗写得很美，而且慈爱和孝顺的本性都跃然纸上。其中说到的“授汝季”，指的就是他的二女儿，蔡氏女子。王安石还有《寄蔡氏女子》二首：

建业东郭，望城西堠。千嶂承宇，百泉绕溜。青遥遥兮纚属，绿宛宛分横逗。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昼。兰馥兮众植，竹娟兮常茂。柳蔫绵兮含姿，松偃蹇兮献秀。鸟跂兮上下，鱼跃兮左右。顾我兮适我，有斑兮伏兽。感时物兮念汝，迟汝归兮携幼。

我营兮北渚，有怀兮归女。石梁兮以苫盖，绿阴阴兮承宇。仰有桂兮俯有兰，嗟汝归兮路岂难。望超然之白云，临清流而长叹。

王安石的女婿蔡卞是蔡京的弟弟，《宋史》把他入了奸臣传。如今我们看传中的记载，他们所说的“奸”的证据大部分暧昧不明，例如说蔡卞性情深沉不爱说话，章惇尚且在他的算计之中。章惇的行为很容易看清楚，蔡卞的心思就很难猜测。又说他中伤好人，都是秘密上疏给皇上，凡是这些都是所谓莫须有的罪名。又说他毫不怀疑岳父王安石的所作所为，认为那都是完全正确的，专门支持“绍述”的主张，对上欺骗皇上，对下胁迫同僚。但这只是《宋史》所说的“奸”，难道要强迫天下后世的人都认为这是“奸”吗？后来，蔡卞因为蔡京勾结童贯，当面指责他，蔡京在皇帝面前极力诋毁蔡卞，蔡卞最终因此被罢免官职。蔡京和蔡卞就像是盗跖和柳下惠，虽然是兄弟，但性情、人品完全不同。还有王雱，他也是不会玷污王安石的。

王安石居家很俭朴，自己主张生活要淡泊，从小到老不曾有太大的改变。这些散见在他文集中的诗文，历历在目，可以证明。《续建康志》说：“王安石再次辞官之后，以名义上的宰相判江宁府，在白下门外建造府第，这里离城七里，离蒋山也是七里。平日骑着一头驴和几个随从游览各个寺庙，想进城了就从湖上划着小船过去，大概从未骑马或坐轿。他住的地方四外没有人家，他的宅子也只能遮挡风雨，又不建院墙，看起来很像个旅馆。有人劝他把院墙建起来，他也不听。元丰末年，他得了病，上奏将这个宅子舍给了寺院，赐名‘报宁’。后来病好了，在城里租了一所房子居住，不再造房子了。当地的百姓说，‘如今江宁县治后面废弃的惠民药局就是王安石在城中租住的房子’。”刘安世（字器之，号元城）也说，王安石质朴俭素，终生好学，不把官爵放在心上。吴草庐也说，王安石的行为不同一般，他的意志非常坚决，不把富贵看在眼里，没有任何利益能把他淹没，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到老都是这样。啊！世上怎么能有这样的人啊！

王安石的学术成就

王安石的学术对于他自身来说是认识天命，激励节操，把握个人命运；对于外部来说，在于治理国家，用于社会实践。凡是他用来进行个人修养和施行于国家政治的，都是他的学术，为什么还要在此之外再来探讨他的学术呢？尽管如此，在这里也还是有可以探讨的地方。

两千年来，谈起学术，没有不把经学作为根本的。但所谓的经学究竟说的是什么？各种解释完全不一样。汉代刚开始的时候，传授经学的人都讲解经里面所包含的大道理，即经的主旨，不在章句上下功夫。而且，他们所讲的这些道理都靠口口相传，很少写到竹帛上面。因为是口口相传，一定是有所体会才讲得出来，不会凭想当然来进行解释，应当能得到经的本意。但是，由于他们很少写在竹帛上，听他们讲解的人很少，也就没有办法长久地流传下来，自从各位大师去世之后，经学就很难解说了。长安和洛阳的那些儒生多半都用谶纬、灾异、阴阳、五行等学说来解释儒家典籍，他们果真是从孔氏一门得到的传授吗？已经不能确定了。即使有人说是得到了孔氏一门的传授，也不过是诸多解释中的一种罢了，它并不能囊括对儒学典籍的所有解释，这是很明显的。其间有董仲舒以《繁露》来解说《春秋》，还有刘向以《新序》来解释《诗经》，都不是完全按照老师的意思，常常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来推测经典的内涵，把经典中的意义加以引申和发挥，实际上是为经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到了东汉末年，离古代更远了，口口相传的方式也更少了，贾逵、马融、服虔、郑玄这几位大儒出现了，开始专门把章句训诂当作学问来传授，在分析文句方面用力最勤，而经的主旨大概就弄不清楚了。从魏晋六朝到了唐朝，文人不喜欢学习儒学典籍，他们互相推崇的只有文辞，有三五个学问渊博的，还是出于佛学门下，儒学很不成气候，没有像样的领军人物，其间出现的像徐遵明、刘焯、刘炫、陆德明、孔颖达、贾公颜等人，也不过是贾逵、马融、服虔、郑玄的追随者，虽然用力更勤，但理论上的新发现也更少。到了宋朝，周敦颐的濂学，程颐、程颢兄弟的洛学，张载的关学，朱熹的闽学兴起，削去枝叶，深入开掘，经学的局面又为之一新。而他们更关注的却在于个人的身心性命，而用于治理国家、社会实践的学问却很少有人去讲。说什么只要在个人的身心性命方面，也就是个人的道德修养方面有了心得，治理国家、社会实践的学问不过是举手之劳、自然而然的事。发展到极点的时候，甚至于专门标榜《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本书，把它们摆在其他儒学经典之上，而汉朝以来所讲的六艺几乎被束之高阁。固然，身心性命，即所谓个人修养是不能不讲的，然而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众人以上的人才可以和他讲的话，性命与天道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和他讲的，把这个当作普通的学问，怎么行呢？如果说治理国家、社会实践的学问都包含在身心性命的学问中，只要掌握了关于身心性命的学问，其他的学问可以不学就能掌握，那么六经就可以删除其中的十之八九了，孔子还要留这些让后人玩物丧志的东西干什么呢？这就是说，对于宋儒的学问，虽然不得不说他们是儒学的一部分，但他们绝不是儒学的全部，这也是很明确的。明代王守仁的姚江学派兴起，也在宋学的范围之内，但确实能独树一帜。说到经义学术，他的功罪与濂学、洛学、关学、闽学差不多是一样的。清朝承接着宋明以来学术的末流，而向着相反的方向用力，复古倾向十分严重。胡渭、阎若璩、江声、惠栋开了清代学术的先河，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则建立起坚固的学术壁垒。自从乾隆、嘉庆以来直到今天，每一种经典都有了新的注疏，每个词、每一义都要寻求它的出处，空洞的言辞和没有根据的推测都被严格禁止，考证古代的名物制度，反复研究探索，刮去污垢，打磨出光亮，使事物露出了本来面目，于是使得古代的各种经典没有不可读的字，没有不可以解释的句子，功劳真是很大啊。但实际上，他们的这种功劳和徐遵明、刘焯、刘炫、陆德明、孔颖达之流没什么不同，只能像贾逵、马融、服虔、郑玄等臣子一样，就是再进一步，也只能成为贾逵、马融、服虔、郑玄的诤友，这已经是登峰造极了。一言以蔽之，他们都是致力于解读章句的学问，只是把这种技艺发挥到神乎其神的地步罢了。

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颐

程颐（1033—1107），早年与兄程颢师事周敦颐。他与兄程颢，被世人合称为“二程”。认为“理”或“道”为万物的本原。二程著述被后人合编成《二程集》。

北宋思想家程颢

程颢（1032—1085），理学奠基者。提出“天者理也”和“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的命题，把理作为宇宙的本原。程颢是主观唯心主义心学的发轫者，他的“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对后来的理学，尤其对陆王心学影响很大。

综上所述，两千年来的所谓经学都在这里了。由宋到明，是儒学发展出来的另一支脉，虽然在理论上有一些新的开拓，但没有成为主流。而两汉隋唐的余绪在清朝发扬光大达到了极致，其中最伟大的成绩没有超出章句这个范围。当然，连章句都不能理解，更不用说主旨和道理了，但如果说只要把章句弄懂了，对典籍的研究就已经到头了，除此之外再没有可以研究探讨的问题了，天下难道有这种学术吗？即使是贾逵、马融、服虔、郑玄、徐遵明、刘焯、刘炫、陆德明、孔颖达、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诸位经学大师又怎么敢说他们的学问就是经学呢？不过话说回来，我做这件事，目的是让世上研究经学的人省去他在解读章句上所付出的劳动，让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从事对经学主旨的研究。寻求经学的主旨，实际上是研究儒学典籍的唯一目的，解释章句，不过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必需的手段。把手段误以为是目的，那么终其一生对于典籍都不会有什么发现，人人如此，代代如此，经学也就成了一个无用的东西。必须能够阐明儒学的主旨，然后才可以说是经学，这一点已经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

但是，应当用什么方法来探求各个典籍的大义呢？这其实是最难解答的一个问题。两千多年来，许多大儒互相谦让不敢做这件事，就是因为它太难了。当然，我想要明白大义，也是想要明白这个大义的确是这一典籍的大义。然而，怎么做才能确定这个大义就是这部典籍应有的大义呢？这就要求必须得到删定这些典籍的孔子的亲自传授，即使做不到这一点，也应该从他的学生那里得到传授，更求其次则是应该从他的学生的学生那里得到传授，或从他的学生的学生的学生那里得到传授。从根本上说，没有口口相传，就没有人可以了解怎么来取正、调节，使之适中。如果同意这种说法，那么只有先秦的那些大儒才可以讲经学，其次则是西汉的那些大儒还勉强可以讲经学，从此以后，口口相传既然已经消亡，经学势必已经成为绝学，后来的那些儒学大师为什么不敢去探求儒学的大义，就是这个原因。然而，就这样长此下去一直到历史的尽头吗？那么，孔子删定六经，能够流传下来，是为了让后人玩物丧志吗？整个天下的人在章句训诂和名物制度的考据方面耗尽一生的精力，对于国家则没有一点儿好处，何必要用这种东西来扰乱人们的精神呢？

所以，后来的儒家学者既然不能从孔子或孔子的学生那里得到口口相传的亲授，没有其他办法，于是有人独自抱着一本流传下来的典籍，根据自己的理解来推测典籍的含义，自己去探求它的主旨和意义。他们探求来的大义果然就是孔子的大义吗？我不敢断定。然而，如果在十个意义中有一个意义是和孔子一致的，那就没有白费力气。就算都和孔子的意思不一样，但人人都这样去探求，那么一定会有一个是和孔子一样的。即使没有一个是和孔子一样的，但整个天下都能有思想的自由，人的性灵会因思想的沟通越来越深刻，也许有人能够发现古人未曾发现的奥妙，不专门做六经的注脚，而是要做六经的翅膀，他们的功劳不是更伟大吗？我认为，如果生在汉朝之后仍然想研究经学，除了这条道没有别的道。如果连这条道都不可取，那就等于说应当废除经学，不允许人们从事这项事业了。用这种办法研究经学的开创者是西汉的董仲舒和刘向，而发扬光大的就是王安石。

王安石在执政的时候写了《三经新义》颁发给各位学官。所谓“三经”，就是《周礼》《诗经》和《书经》。《周官新义》是王安石亲自写的，《诗义》和《书义》出自他的儿子王雱和门人之手，下面把它们的序摘录在这里。

《〈周官新义〉序》说：

士人被世俗流行的学问蒙蔽已经很久了，皇上很同情你们，要用儒家的学说来改变这种状况，就集中了儒臣来解释这些经典的宗旨，并将其传播到学校去，我就负责《周官新义》这部书。

道体现在政事上，就表现为人的贵贱是有一定区别的，做事是有先后次序的，得到的多和少是和命运有关的，变化的快与慢则要看时机是否合适。制定一项政策要能够施行，一定要有法律的保证，这项政策能否顺利地推行下去，要把希望寄托在合适的人身上。这个人可以胜任他的职务，这个官员可以很认真地遵守法律，这种情况没有哪个时期比周成王的时候做得更好。这种法律可以在后世实行，它的文字能在典籍之中见到，没有比《周礼》这本书记载得更完备的了。大概是因为习惯造成了对它的推崇，而历代的延续则使它更加完备，到了后来，已经不能再增加什么了。这难道只是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的作用吗？这就像四时更替的运动，阴阳之气的积聚变化形成了寒暑，但不是一天形成的。

自从周朝衰落之后，一直发展到今天，已经过去一千多年了。太平盛世的遗迹已经被扫荡得所剩无几了，学者能够看到的也已经不是经典的全部了。在这个时候，想要用它来教育学生，并阐发它的宗旨，我感到诚惶诚恐，希望能做到这一点，但我知道这是很难的。从阐释和发扬经典的难处，我又想到了实行新法，推行新的政策，并追随在经典的后面，把它所描述的理想变成现实的难处。不过，我也看到了皇上推行新法，成就功业的勇气和决心，如果能使《周礼》的新义得到阐释和发扬，当今的学子能从这里得到教诲和启发，成为再造盛世的支持和帮助，就像给新政插上了翅膀，中原大地走向太平盛世的目标也就不远了。根据我今天看到的，结合我学过的古代经典，我就能将新义阐发得很好吗？我真感到诚惶诚恐，但我想还是可以的吧，所以才敢冒昧地接受这项任务，以为可以竭尽全力去完成它，而忘了我的才能也许达不到啊。

《周官新义》一书共有二十二卷，十余万字。本书先呈交给朝廷，副本送给有关部门，等到皇帝有了诏命再加以颁布。谨以此为序。

《〈书义〉序》：

熙宁二年，皇上要听关于《书经》的讲解，我因此来到皇帝身边，于是参与了朝廷的政事，我的儿子王雱接替我实际负责讲解的工作。皇上下旨，要求把讲解的内容写出来，献给皇上。熙宁八年，皇上又下旨把这些讲义颁发给太学，分赐给那里的学生。

《书经》中的《虞书》《夏书》《商书》《周书》等篇章经历了秦朝之后几乎消亡了。到了汉代，才保存下来一部分，有赖于学者的背诵和讲说，才没有失传，但君主也许并不知道它对于如何治理国家是有帮助的。

上天给了皇上莫大的智慧，他开始运用《书经》的思想进行实际操作，并检验它的效果，把它作为处理事物的依据；又任命我们阐释、发挥它的新义，使天下后世能因此了解这本书的价值，我们父子俩只好凭着有限的知识接受这项光荣的使命。

然而，《书经》是渊博、美好的，我们的解释却很浅薄，挂一漏万。使命是重大的，我们却是微不足道的。这种荣耀只能使我们感到深深的愧疚！谨以此为序。

《〈诗义〉序》：

《诗经》有三百一十一篇，它们的内容都还保存着，其中失传的只有六篇。皇上先派遣我的儿子王雱解释它的文辞，又派遣我阐发它的新义。这本书完成之后，皇上把它赐给太学，又颁布于天下，还让我为它作序。我只能恭敬地接受皇上的派遣。

一说三百零六篇，实际上是三百零五篇。

《诗经》向上可以达到“道”和“德”的最高境界，向下又能不超越礼义的约束和规范。充分发挥它运用语言的才华，君子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寄托自己的情感；遵循着它的“道”的秩序，圣人可以成就他的事业。然而，我们看孔子的门徒端木赐和卜商，仅从《诗经》中得到一点儿体会，孔子就称赞和鼓励他们，可见要对它进行解说是多么难。但是，从周朝衰落直到今天，对《诗经》的解释一片混乱，众说纷纭，难道不应该重新进行解说吗？

皇上的道德纯良丰厚，连神灵都对他充满了好感，政令畅通无阻，通行于四方，没有人敢欺侮我们，我们每天都在进步，学问的积累日益深广，正在走向盛大光明的境界，即使用《颂》里的言辞来赞美，大概也不能将所有的美好都说出来。《诗经》中含义精微的言辞和思维深奥的道理，他既然已经得到了，又派遣我们来阐发遗漏的部分，希望能和天下的人共享。我们所了解的那点儿知识就像一支小小的火把，怎么能在太阳或月亮出来的时候显示自己的那一点儿光亮呢？姑且领受皇上的旨意，作为一点儿补充罢了。

《诗经》中说：“美好的成就来自长久的努力。”所以，《棫朴》一诗讲到培养人才时却要从周王的长寿说起，大概是希望有人能继承他的事业，使他的事业可以完成吧。我已经衰老了，大概还能见到这件事完成，也算是幸运了。谨以此为序。

这三篇序言的文字高尚简洁、深沉凝重，书中的内容由此也可以略见一斑了。而想要了解王安石研究经学的方法，更多的是在他写的《书洪范传后》这篇文章中。文中写道：

古代的学者，学生们虽然用嘴来提问，但他的传授却是通过心进行的；学生们虽然用耳朵来聆听，但他要让学生能够接受，一定要通过意会的办法。所以说，作为老师要不厌烦，学生们才能有所收获。孔子说：“教导学生，不到他想弄明白而不得的时候，不去开导他；不到他想要说出来却不知怎么说的时候，不去启发他。教给他的知识，却不知道通过这一点来推想其他的方面，这样的学生也就可以不必再教他了。”孔子难道敢于专爱他的道理，就在天下的学生面前摆架子，不愿他们早一点儿觉悟吗？我认为，孔子的意思是说，因为他们问得不恳切，听得就不专注，他们思考得不深入，得到的知识也就不牢固，不专注又不牢固，那么知识只是进入了他们的口、耳而已。而我所要教的并不只是要求他们会说、会听啊。孔子去世之后，大道日渐衰落。随着时光的流逝，到了汉代，专门为经典作传和注释的学者出现了，做老师的只知道讲述却不管学生的回应，做弟子的只知道读书却不向老师提问，并不是不想问，只是以为经传的意思都写在这里了，可以不用再提问就得到了。难道只是不再提问吗？也将不再思考。并非不想思考，只是觉得经传的意思都写得很明白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使他们的传注都做得很好了，却也只能使学生们说和听的能力得到提高，不能提升他们的心智啊，何况他们的学问本身也不是没有问题啊。这应该就是历经上千年，而圣人的经典终于暗淡，学者也不能根据他的言论来治理这个社会的原因吧。

读到这里，王安石自己如何做学问以及如何教导学生做学问，我们都看得很清楚了。用心来传授，用意会的办法使人接受，恳切地提问，深入地思考，把自己学到的东西施行于国家和社会，这就是王安石所追求的治学的理想境界。我想，难道只是研究经学吗？对于任何一种学问，都应该有这样的求学态度。如果不是这样，只是在课堂上听老师传授讲义，虽然能记诵很多知识，最终却不能有新的发现和发明，一个国家的学术也就不能有所进步。《宋稗类钞》说王安石闲居静坐，研究经义的主旨，精神非常专注，他在几案上放了百十颗石莲子，一边咀嚼，一边思考，石莲子吃光了，问题还没有想透彻，往往咬得手指流血自己还没有感觉。这种说法虽然不知道是否可信，但是他在求学时的坚韧刻苦、思考时的深邃细密，却可以略见一斑了。黄庭坚说：“荆公六艺学，妙处端不朽。诸生用其短，颇复凿户牖。譬如学捧心，初不悟己丑。玉石恐俱焚，公为区别不。”这可以说是持平的看法。自从元祐初年国子司业黄隐毁了《三经新义》的书版，世间就很少流传了，元朝、明朝以来甚至就消亡了。清朝乾隆年间（1736—1795）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存《周官新义》一种，王安石遗留下来的言论才因此没有失传。我曾经找来读过，其中很多他的新发现、新阐述不是后来的那些儒学大师能达到的。全祖望说：“王安石解读经典，最有孔、郑家法，言简意赅，只有牵扯到《字说》的那一部分仍有穿凿之处。”这仍然是在赞赏王安石在章句方面的学问，但章句之学恰恰是王安石学术中的糟粕。

后人动辄就说王安石曾诋毁《春秋》是“断烂朝报”，现在我们看看林希逸（字肃翁，号竹溪）在《鬳斋学记》中是怎么说的：

尹和靖说：“王安石并没有废除《春秋》一书。废除《春秋》并把它当作‘断烂朝报’的都是后来那些肆无忌惮的人假托王安石说的话。韩玉汝的儿子韩宗文（字求仁）曾经给王安石写过一封信，请教六经的主旨，王安石都一一做了回答，只有说到《春秋》的时候，他说，‘此经和其他的经比起来尤其难解，大概是三传都不能相信吧’。王安石也有解释，只是他说得非常简略，有疑问的地方一律空缺。后来有人印成书，名叫《易义》，但不是王安石写的。”尹和靖与王安石隔的年代并不算远，他这么说还是很公道的。今人都以为“断烂朝报”是王安石的罪名之一，太冤枉他了。

王安石的《答韩求仁书》被保存在他的文集中，确实如尹和靖所说，王安石不仅没有回答韩求仁对《春秋》的询问，对于他问到的《易》也没有回答。大概这两部经典的微言大义和其他的经典相比更加博大精深，如果不是口传心授，是很难理解的，如果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推测经典的含义，用这种方法研究这两部经典，没有不错到千里之外的，所以王安石不敢乱说。这正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对于他所不知道的东西往往采取有所保留的态度。我辈正应当因此而赞美王安石的，怎么能因此诋毁他呢？何况古代的学校春秋之时教授《礼》《乐》，冬夏之时教授《诗》《书》，而孔子讲各地通行的话也仅仅是在读诗、读书和行礼的时候。难道不用它讲授《春秋》的大义吗？是的，因为这不是对谁都可以随便讲的。所以说，王安石只在官学中设立“三经”的课程，也是仿效古人罢了。

（考异十九）

周麟之在《孙氏春秋传后序》中说：“王安石想要阐释《春秋》并颁行天下，而孙觉的这部《春秋传》已经出来了，一见便有了忌恨之心，自知不能写得比人家好，于是诋毁《春秋》经典并废除它，说它是‘断烂朝报’，不把它列为学校的必读书，也不用于科举考试。李绂（穆堂）驳斥这种说法：王安石想要阐释《春秋》，尚未著书，他人怎么知道一定不如孙著？见到孙著而心生嫉妒，诋毁他的传也就够了，为什么因为传而诋毁经典呢？诋毁他的传很容易，诋毁经典却很难，舍弃容易做的，去找困难的做，愚蠢的人都不干，难道王安石会去做吗？而且根据邵氏所辑的序文，说孙觉晚年因为儒生们的穿凿附会而心生忧虑，于是为《春秋》作传。那么，孙觉的这个传是在他的晚年写成的，应该没有问题。王安石死于元祐元年（1086年），死时六十八岁。孙觉在这一年才开始做谏议大夫，而死在绍圣年间（宋哲宗年号，1094—1097），死的时候六十三岁，这说明孙觉比王安石小十几岁。他晚年所著的书，王安石大概没有见过，嫉妒的说法又从何而来呢？周麟之妄造这种卑鄙的谎言，后来的一些人还相信他的说法，这些人的丑陋和周麟之没有什么不同。”又有人说：“‘断烂朝报’这种说法曾经从知名的前辈那里听说过，说是从《临汝闲书》（作者南宋人李璧）中看来的，大约是在讽刺解读经典的人，而不是诋毁经典本身。王安石的学生陆佃和龚原都研究《春秋》，陆佃著有《春秋后传》，龚原著有《春秋解》，遇到疑难问题就看作是‘阙文’。王安石笑着说，阙文如此之多，《春秋》成了‘断烂朝报’了。大概是讽刺他们，即使对经典不能完全理解，也不能作为‘阙文’来处理，意思其实是尊重经典而并非诋毁经典。”今天来看孙觉的《春秋传》，不但周麟之有跋，杨时（字中立，世称龟山先生）也有序。杨时说：“熙宁之初，尊崇儒生和儒家经典，启发开导了许多学生，以为《春秋》三传的异同没有办法考证，在六经中尤其难学，所以不把《春秋》列入学官的教学之中，并非废弃不用它，而学生们因为要急于应付科举考试，于是老师就放弃不讲了。”这种说法与尹和靖的说法恰好相同。杨时平时最喜欢诋毁王安石的学问，他这样说，为什么后来的人不注意，偏偏相信周麟之的说法呢？

王安石平生的著作，有《临川先生文集》一百卷，后集八十卷，《周官新义》二十二卷，《易义》二十卷，《洪范传》一卷（今存集中），《诗义》三十卷（今佚），《春秋左氏解》十卷（今佚），《礼记要义》二卷（今佚），《孝经义》一卷（今佚），《论语解》十卷（今佚），《孟子解》十卷（今佚），《老子注》二卷（今佚），《字说》二十四卷（今佚）。

王安石平生对于书没有不看的，到了老年更加有感情，他在晚年写有《与曾子固书》，其中写道：

（前略）我自诸子百家的书，一直到《难经》《素问》《本草》以及各种小说，没有不读的，农夫女工，没有不进行询问的，然后对于治理国家的学问才算懂得了一个大概而没有疑问。大概后来的学者，他们所处的时代与先王的时代不一样了，如果不这样学习，就不能全面地理解圣人的道理。扬雄虽然说过，他不喜欢非议圣人著作的书，但像墨子、晏子、邹衍、庄子、申不害、韩非等人的书，有哪些他没有读过呢？他是为了获取知识才去读这些书的，读书时又能有所取舍，所以各种各样的学说都不能使他迷惑。也正因为他没有被别的学说迷惑，所以他能够有所取舍，并用来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你看我读了这么多书，就认为我可能被别的学说迷惑吗？那你太不了解我了。如今迷惑人的不是佛教，而是那些学者、儒生所沉溺的个人的名利欲望，互相吹捧，不懂得自己约束自己，你以为是不是这样呢？

曾子固来信大约是规劝王安石不要研究佛学，所以有这样的回复。

王安石晚年更加潜心于哲理的研究，以求得到道的本质，在佛学和老子的学说方面都有心得，但他最根本的一条还是要对治理国家有所帮助。他有一篇读《老子》的文章说：

道有根本的道，有具体的道。根本的“道”，是万物赖以生成的元气；而具体的“道”，是由元气的运动、变化而生成的万事万物。根本的“道”出于自然，所以它不依赖人力而由万物自然生成。而具体的“道”由于涉及具体的事物，所以它必须依赖人力才能造成万事万物。对于不依赖人力就可以生成万物的根本的“道”，圣人固然可以不说话，没有作为；至于依赖人力才能造成万事万物的具体的“道”，圣人就不能不说话，也不能无所作为了。所以，昔日高高在上而以造就万物为自己的任务的圣人一定要制定四种措施。这四种措施就是礼、乐、刑、政，这就是万物能够生成的原因。所以，圣人只是致力于怎样造成万物生长，而不去议论谁生成了万物，大概就是因为万物赖以生成的元气是自然的主宰，不是人力所能干预的。

可是，老子却不这样看。他认为，凡是涉及具体事物的，都不值得议论，也不值得去做。所以他要去掉礼、乐、刑、政，而只讲一个“道”字，这是因为他不能洞察事理而一味追求高深的过错。根本的“道”既出于自然，又何必去干预它呢？正因为具体的“道”涉及具体的事物，所以才要依靠人来议论它，并且要人们去做啊。《老子》讲：“三十根辐条集中在一个车毂上，中间有个轴孔，车子才能动起来。”车毂和辐条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其原因固然在于车轮中间有个空无的轴孔，但工匠制造车轮的时候从来没有对轴孔的空无给予过特别的关注。因为空无的轴孔是自然形成的，工匠可以不去管它。如今制造车子的人只管制造车子的车毂和辐条，而从未把精力用在“无”上。不过，车子造好之后，由于车毂和辐条都已具备，这样轴孔自然就会发挥它的作用了。如果只想着发挥轴孔“无”的作用，却不去制造车毂和辐条，那么这种造车的办法也太离谱了。

现在，人们只知道轴孔的“无”对车子起作用，人们的“无为”对天下起作用，却不知道它为什么能起作用。其实，“无”能够对车子有用，正是因为有了车毂和辐条；“无为”能够对天下发挥作用，正是因为有了礼、乐、刑、政。如果有人造车子要去掉车毂和辐条，治理天下要废除礼、乐、刑、政，坐在那里等待“无”发挥作用，那就和愚蠢离得不远了。

王安石的文学成就（上）

对于王安石的政治和学术，后世攻击他的人很多，唯独对于他的文学仍然表现出一定的尊重。这是因为文学这种东西不参与人与人之间的争斗，而且学起来很难，但文字的表现却是很容易见到的。所以，仅就文学而言，王安石已经在中国数千年文学史上占据了最高的地位。

吴澄（学者称草庐先生）在《临川王文公集序》中说：“唐代的文章能够改变八代的弊端，追踪西汉踪迹的只有韩愈而已，柳宗元其次。宋代文人看上去比唐朝要兴盛，也只有庐陵欧阳修、眉山的苏洵和苏轼、南丰的曾巩和临川的王安石，这五家与唐朝的韩、柳两家不相上下。从东汉到今天，过去八百多年了，但是把唐朝和宋朝的文章合在一起，可以称道的只有这七个人，文学这件事真的是很难啊。”后人将吴澄列举的这七个人，再加上苏辙，变成八个人，于是有了“唐宋八大家”之称。这八家不一定完全代表了文章的美，但是，从东汉到中唐，没听说有文人能超过这八家的；从南宋到现在，也没听说有文人能和这八家相媲美的。那么，由此看来，这八家得到这样的名声也是应该的。尽管如此，王安石的文章还是在某一方面和其他七家的文章不一样。那七家的文章都是文人的文章，而王安石的文章则是学者的文章。那七家作者不是没有学问，但如果说都像王安石那样对于经学和治理国家的道理十分精通，对于九流百家的学问能够吃得很透，这不是那七个人能够达到的。所以，讲道理博大而精辟，文气深远而朴实、繁茂，这是王安石的特色，也不是其他七个人可以达到的。

这八家的地位固然有高下之分，柳宗元只有记行的文章写得最好，其他方面就显得不足。曾巩各种文体都有，但其范围还是稍微狭窄了一点儿。苏洵和苏辙都是因为依附着苏东坡才显出来的。这四家不过就像宋、郑、鲁、卫这样的小国一样；能像齐、晋、秦、楚这些大国那样，势均力敌而足以互相抗衡的，只有韩愈、欧阳修、苏东坡和王安石四个人而已。我试着将他们做一番比较。

苏东坡的文章很美，尽管如此，他的文章却像是纵横家的言论，文采往往胜过了道理。他的文章说理虽然也很透彻通达，但总是把希望寄托在比喻上，这完全可以证明他的笔力尚有不足。他的文章文气虽然很充沛，但是一泻而无余，少了一些含蓄和迂回曲折的姿态。王安石的文章不是这样，所以拿苏东坡的文章和王安石的文章相比，好比是野狐禅比正法门。比较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和苏东坡的《上神宗皇帝书》，合在一起阅读，就可以对它们的风格得出结论。王安石的文章出自韩愈，欧阳修也学韩愈，但王安石对待欧阳修是在老师和朋友之间。欧阳修赠王安石的诗说：“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王安石酬欧阳修的诗说：“欲传道义心犹在（一作“虽壮”），强学（一作“学作”）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这是欧阳修深深赞许王安石能够追上韩愈的足迹，而王安石却不敢以此自居，表现出一种不自满的样子。根据我在前面的说法，有学者文章与文人文章的区别，在这个前提下，可以说王安石超过了韩愈，但如果只是从文学的角度看，那么韩愈就像是萧何建造未央宫，没有人能够再超过他了，王安石也只是继承了他的衣钵而已。王安石与欧阳修都学习韩愈，但都能充分吸收韩愈的技法又自成一家。不过，他们二人又各有自己的特点。欧阳修用韩愈的法度，但改变他的面目而自成一家；王安石则用韩愈的面目，却对他的法度有所增减，而自成一家。李光弼来到郭子仪的军中，号令不改，但旌旗壁垒焕然一新，王安石学习韩愈，正像是这个样子。曾国藩说到如何学习王安石的文章时，认为应当学习他的倔强之气，他是最能理解王安石文章的人。王安石论事说理的文章，文辞峭拔，严肃锋利，有棱有角，像韩非子；态度诚恳，感情真挚，又像墨子。就这点来说，即使是韩愈和欧阳修也不如他。苏东坡学庄子、列子，但没有一篇文章能赶上庄子、列子，王安石学韩非子、墨子，很快他就是韩非子、墨子了。

人们只知道尊崇王安石的议论文，却不知道他的记叙文是他文集中的上乘之作。文集中的碑志一类文章大约有两百篇，结构没有一篇是相同的，有的像长江大河，有的像层峦叠嶂，有的仿佛将小小的芥子放大成须弥山，有的仿佛将滔滔东海笼在衣袖之内没有他不擅长的文体，没有他不尝试的风格，除了韩愈，只有他一个人能达到这一点。

曾国藩说：“写文章全靠气盛，想要气盛，全在段落清楚，每个段落的连接之处要似断不断，似咽非咽，似吞非吞，似吐非吐，古人做文章的无限妙境是很难领会的。每个段落开始的时候，要能够像是承接又不是承接，像是提领又不是提领，像是突起又不是突起，像是舒展又不是舒展，古人写文章的许多手法也是很难领会的。”这是对于写文章有着深刻体会的人说的话。让我说，想要领会写文章的奥妙，只要熟读王安石的文章就差不多了。

王安石的文章，我在前面的各个章节中已经介绍了二十多篇，都是用来说明他的政治、学术的，用意没有放在文学上。但是像《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材论》《答司马谏议书》《周礼义序》《诗义序》《书洪范传后》《老子》等文章，都是可以永久保存的文章，永远可以作为世人写作的典范。在这里，我再介绍几篇，使得他的各种文体都能有所体现。就像行走在山阴道上，沿途的风光让我目不暇接，我一谈起王安石的文章，也有这种感觉，恨不能将他的全集都放在这里。

《读〈孟尝君传〉》：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书读〈刺客传〉后》：

曹沫将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时可也。予独怪智伯国士豫让，岂顾不用其策耶？让诚国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晋，救智伯之亡，一死区区，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聂政售于严仲子，荆轲豢于燕太子丹。此两人者，污隐困约之时，自贵其身，不妄愿知，亦曰有待焉。彼挟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答韶州张殿丞书》：

某启：伏蒙再赐书，示及先君韶州之政，为吏民称颂，至今不绝。伤今之士大夫不尽知，又恐史官不能记载，以次前世良吏之后。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于天下，不能推扬先人之绪功余烈，使人人得闻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尚少，不得备闻为政之迹。然尝侍左右，尚能记诵教诲之余。盖先君所存，尝欲大润泽于天下。一物枯槁，以为身羞。大者既不得试，已试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将泯没而无传，则不肖之孤，罪大衅厚矣，尚何以自立于天地之间耶？阁下勤勤恻恻，以不传为念，非夫仁人君子，乐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时，国各有史，而当时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职，不负其意。盖其所传，皆可考据。后既无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虽雄奇俊烈，道德满衍，不幸不为朝廷所称，辄不得见于史。而执笔者又杂出一时之贵人，观其在廷论议之时，人人得讲其然不，尚或以忠为邪，以异为同，诛当前而不栗，讪在后而不羞，苟以餍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况阴挟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恶，疑可以贷褒，似可以附毁，往者不能讼当否，生者不得论曲直。赏罚谤誉，又不施其间，以彼其私，独安能无欺于冥昧之间耶？善既不尽传，而传者又不可尽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实足以信后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载之，则遂以不朽于无穷耳。

伏惟阁下于先人非有一日之雅，余论所及，无党私之嫌。苟以发潜德为己事，务推所闻，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论次以传焉，则先君之不得列于史官，岂有恨哉？

《宝文阁待制常公墓表》：

右正言、宝文阁待制、特赠右谏议大夫、汝阴常公，以熙宁十年二月己酉卒，以五月壬申葬。临川王某志其墓曰：公学不期言也，正其行而已；行不期闻也，信其义而已。所不取也，可使贪者矜焉，而非雕斫以为廉；所不为也，可使弱者立焉，而非矫抗以为勇。官之而不事，召之而不赴，或曰：“必退者也，终此而已矣。”及为今天子所礼，则出而应焉。于是天子悦其至，虚己而问焉，使莅谏职以观其迪己也，使董学政以观其造士也。公所言乎上者无传，然皆知其忠而不阿；所施乎下者无助，然皆见其正而不苟。《诗》曰：“胡不万年？”惜乎既病而归死也。自周道隐，观学者所取舍，大抵时所好也。违俗而适己，独行而特起，呜呼，公贤远矣！传载公久，莫如以石。石可磨也，亦可泐也，谓公且朽，不可得也。

《给事中、赠尚书工部侍朗孔公墓志铭》：

宋故朝请大夫、给事中、知郓州军州事兼管内河堤，劝农同群牧使、上护军、鲁郡开国侯，食邑一千六百户，食实封二百户，赐紫金鱼袋孔公者，尚书工部侍郎、赠尚书吏部侍郎讳勖之子，兖州曲阜县令、袭封文宣公赠兵部尚书讳仁玉之孙，兖州泗水县主簿讳光嗣之曾孙，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孙也。其仕当今天子天圣、宝元之间，以刚毅谅直名闻天下。尝知谏院矣，上疏请明肃太后归政天子，而廷奏枢密使曹利用、尚御药罗崇勋罪状。当是时，崇勋操权力，与士大夫为市，而利用悍强不逊，内外惮之。尝为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废，引谏官御史伏阁以争，又求见上，皆不许，而固争之，得罪然后已。盖公事君之大节如此，此其所以名闻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终于大位为天下惜者也。公讳道辅，字原鲁，初以进士释褐，补宁州军事推官，年少耳，然断狱议事，已能使老吏惮惊。遂迁大理寺丞，知兖州仙源县事，又有能名。其后尝直史馆，待制龙图阁，判三司理欠凭由，司登闻检院，吏部流内铨，纠察在京刑狱，知许、徐、兖、郓、泰五州，留守南京，而兖、郓、御史中丞皆再至。所至官治，数以争职不阿，或绌或迁，而公持一节以终身，盖未尝自诎也。其在兖州也，近臣有献诗百篇者，执政请除龙图阁直学士。上曰：“是诗虽多，不如孔道辅一言。”乃以公为龙图阁直学士。于是人度公为上所思，且不久于外矣，未几果复召以为中丞。而宰相使人说公稍折节以待迁，公乃告以不能。于是人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开封府吏冯士元坐狱，语连大臣数人，故移其狱御史，御史劾士元罪止于杖，又多更赦。公见上，上固怪士元以小吏与大臣交私，污朝廷，而所坐如此，而执政又以谓公为大臣道地，故出知郓州。公以宝元二年如郓，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于滑州之韦城驿，享年五十四。其后诏追复郭皇后位号，而近臣有为上言公明肃太后时事者，上亦记公平生所为，故特赠公尚书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尚氏、尚书都官员外郎讳宾之女。生二男子，曰“淘”，今为尚书屯田员外郎；曰宗翰，今为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赠公金紫光禄大夫、尚书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月壬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公廉于财，乐振施，遇故人子，恩厚尤笃。而尤不好鬼神祥事。在宁州，道士法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数出近人，人传以为神。州将欲视验以闻，故率其属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即举笏击蛇杀之，自州将以下皆大惊，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观公数处朝廷大议，视祸福无所择，其智勇有过人者，胜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称公，故余亦不得而略也。铭曰：展也孔公，维志之求。行有险夷，不改其。权强所忌，谗謟所仇。考终厥位，宠禄优优。维皇好直，是锡公休。序行纳铭，为识诸幽。

《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

君讳平，字秉之，姓许氏，余尝谱其世家，所谓今泰州海陵县主簿者也。君既与兄元相友爱称天下，而自少卓荦不羁，善辩说，与其兄俱以智略为当世大人所器。宝元时，朝廷开方略之选，以招天下异能之士，而陕西大帅范文正公、郑文肃公争以君所为书以荐。于是得召试，为太庙斋郎，已而选泰州海陵县主簿。贵人多荐君有大才，可试以事，不宜弃之州县。君亦常慨然自许，欲有所为，然终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

士固有离世异俗，独行其意，骂讥、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无众人之求而有所待于后世者也，其龃龉固宜。若夫智谋功名之士，窥时俯仰，以赴势物之会，而辄不遇者，乃亦不可胜数。辩足以移万物，而穷于用说之时；谋足以夺三军，而辱于右武之国。此又何说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

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之扬子县甘露乡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环，不仕；璋，真州司户参军；琦，太庙斋郎；琳，进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进士周奉先、泰州泰兴县令陶舜元。

铭曰：有拔而起之，莫挤而止之。呜呼许君！而已于斯，谁或使之！

《金溪吴君墓志铭》：

君和易罕言，外如其中，言未尝及人过失，至论前世善恶，其国家存亡治乱成败所由，甚可听也。尝所读书甚众，尤好古而学其辞，其辞又能尽其议论。年四十三四，以进士试于有司，而卒困于无所就。其葬也，以皇祐六年某月日，抚州之金溪县归德乡石廪之原，在其舍南五里。当是时，君母夫人既老，而子世隆、世范皆尚幼。三女子，其一卒，其二未嫁云。呜呼！以君之有，与夫世之贵富而名闻天下者计焉，其独歉彼耶？然而不得禄以行其意、以祭、以养、以遗其子孙以卒，此其士友之所以悲也！夫学者将以尽其性，尽性而命可知也。知命矣，于君之不得意其又何悲耶？

铭曰：蕃君名，字彦弼，氏吴其先自姬出。以儒起家世冕黻，独成之难幽以折。厥铭维甥订君实。

《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

三司副使，不书前人名姓。嘉祐五年，尚书户部员外郎吕君冲之，始稽之众史，而自李纮已上至查道得其名，自杨偕已上得其官，自郭劝已下又得其在事之岁时，于是书石而镵之东壁。

夫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有财而莫理，则阡陌闾巷之贱人，皆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非必贵强桀大而后能如是，而天子犹为不失其民者，盖特号而已耳。虽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给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犹不得也。然则善吾法而择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财，虽上古尧、舜，犹不能毋以此为先急，而况于后世之纷纷乎？

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宠之甚备。盖今理财之法有不善者，其势皆得以议于上而改为之，非特当守成法吝出入以从有司之事而已。其职事如此，则其人之贤不肖，利害施于天下如何也？观其人，以其在事之岁时，以求其政事之见于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财之方，则其人之贤不肖，与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盖吕君之志也。

《祭范颍州文》：

呜呼我公，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

明肃之盛，身危志殖。瑶华失位，又随以斥。

治功亟闻，尹帝之都。闭奸兴良，稚子歌呼。

赫赫之家，万首俯趋。独绳其私，以走江湖。

士争留公，蹈祸不栗。有危其辞，谒与俱出。

风俗之衰，骇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

力行不回，慕者兴起。儒先酋酋，以节相侈。

公之在贬，愈勇为忠。稽前引古，谊不营躬。

外更三州，施有余泽。如酾河江，以灌寻尺。

宿赃自解，不以刑加。猾盗涵仁，终老无邪。

讲艺弦歌，慕来千里。沟川障泽，田桑有喜。

戎孽猘狂，敢我疆。铸印刻符，公屏一方。

取将于伍，后常名显。收士至佐，维邦宁彦。

声之所加，虏不敢濒。以其余威，走敌完邻。

昔也始至，疮痍满道。药之养之，内外完好。

既其无为，饮酒笑歌。百城宴眠，吏士委蛇。

上嘉曰材，以副枢密。稽首辞让，至于六七。

遂参宰相，厘我典常。扶贤赞杰，乱冗除荒。

官更于朝，士变于乡。百治具修，偷惰勉强。

彼阏不遂，归侍帝侧。卒屏于外，身屯道塞。

谓宜耇老，尚有以为。神乎孰忍，使至于斯。

盖公之才，犹不尽试。肆其经纶，功孰与计？

自公之贵，厩库逾空。和其色辞，傲讦以容。

化于妇妾，不靡珠玉。翼翼公子，弊绨恶粟。

闵死怜穷，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家。

孰堙于深，孰锲乎厚。其传其详，以法永久。

硕人今亡，邦国之忧。矧鄙不肖，辱公知尤。

承凶万里，不往而留。涕哭驰辞，以赞醪羞。

《祭欧阳文忠公文》：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犹不可期，况乎天理之溟漠，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闻于当时，死有传于后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

如公器质之深厚，智识之高远，而辅学术之精微，故充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琦。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烂如日星之光辉。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其雄辞闳辩，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世之学者，无问乎识与不识，而读其文则其人可知。

呜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复，感世路之崎岖，虽屯邅困踬，窜斥流离，而终不可掩者，以其公议之是非。既压复起，遂显于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临朝之末年，顾念后事，谓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发谋决策，从容指顾，立定大计，谓千载而一时。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处进退，又庶乎英魄灵气，不随异物腐散，而长在乎箕山之侧与颍水之湄。

然天下之无贤不肖，且犹为涕泣而歔欷，而况朝士大夫，平昔游从，又予心之所向慕而赡依！

呜呼！盛衰兴废之理，自古如此，而临风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复见，而其谁与归？

王安石的文学成就（下）

世人对王安石的诗的评价不如他的文章。尽管如此，王安石的诗事实上开了西江诗派的先河，而且在宋代也是开风气之先的。在中国文学史上，他的成绩尤其伟大，这也是不能不令人崇拜的。

千年以来，谈到诗，没有不认为应该尊崇杜甫的。然而，在杜甫活着的时候以及他死后不久，尊崇他的人并不是很多。韩愈在诗中写道：“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中晚唐的明白人是怎么看杜甫的，从这里也可以想象得到。特别提倡学习杜甫并且尊崇他，其实是从王安石开始的。他有《杜甫画像》一诗：

吾观少陵诗，谓与元气侔。

力能排天斡九地，壮颜毅色不可求。

浩荡八极中，生物岂不稠？

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

惜哉命之穷，颠倒不见收。

青衫老更斥，饿走半九州。

瘦妻僵前子仆后，攘攘盗贼森戈矛。

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廷忧。

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

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寒飕飕。

伤屯悼屈止一身，嗟时之人死所羞。

所以见公像，再拜涕泗流。

惟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

王安石又得到杜甫的诗两百余首，编了一本《老杜诗后集》，并为它写了序：“杜甫的诗全部呈现在今天的读者面前，从我得到这些诗开始。”又说：“世上学习作诗的人到了杜甫这里然后才能作诗，如果到不了这里，你根本就不知道诗在哪里。”他诚心诚意地向往杜甫到了这种程度，这是他能够成为名家的原因。

宋朝继承了晚唐的陋习，西昆体盛行，起来矫正这种风气的有欧阳修和梅尧臣。从这里开始能够自立门户卓然成为一家的有王安石、苏东坡和黄庭坚。王安石早年在《张刑部诗序》中说：

您和杨亿、刘筠同处于一个时代。杨亿、刘筠凭借他们的辞藻影响那个时代，学习作诗的人都迷失了自己的根本和来路，很崇拜他们，穷尽了每天的精力来模仿他们。作品中堆砌了色彩华丽的辞藻，颠倒庞杂，没有文章应有的章法和次序，他们的诗在寄托情感和借用典故方面也都缺少依据。这个时候能够坚持自己的主张不同流合污的人是很少的。

西昆体风靡一时，大概天下的人都追随着温庭筠和李商隐，没有人能够发挥自己的性灵，诗道的凋敝达到了极点。对于这种情况，不得不加以破坏并进行新的建设，社会的发展要求这样做。首先打破这种风气的就是欧阳修和梅尧臣。王安石与欧阳修、梅尧臣是朋友，然而没听说他的创作是在欧阳修、梅尧臣的影响下才开始的，他从少年时代就已经确立了自己的风格。欧阳修和梅尧臣用冲和淡远、平易近人的风格一扫艳丽纤巧、浓艳雕琢的风气，到了王安石，更发扬一种瘦硬雄直的风格，这是欧阳修和梅尧臣所没有的。所以说，欧阳修和梅尧臣只能够破坏，王安石不仅能够破坏，而且还能够进行建设。

说到宋诗的壮丽景象，一定要提苏东坡、黄庭坚。拿王安石和苏东坡相比，苏东坡的千门万户、风骨天然的气象的确是王安石所不及的。但王安石的曲折多姿和严谨的风格给学习作诗的人树立了典范，指明了途径，似乎比起苏东坡又有他的长处。黄庭坚是西江派的鼻祖，他的特色在于拗硬深幽，生气远出，然而这种风格其实是从王安石开始的，黄庭坚只是尽力表现它的长处，使它发扬光大而已。效法黄庭坚的人一定认为黄庭坚的诗风是从王安石那里继承下来的。这样看来，即使说王安石开了宋诗的一代风气，也不为过。

王安石的古体诗与其说是学习杜甫，不如说是学习韩愈，这里举出几首作为例证。

《游土山示蔡天启秘校》：

定林瞰土山，近乃在眉睫。

谁谓秦淮广，正可藏一艓。

朝予欲独往，扶惫强登涉。

蔡侯闻之喜，喜色见两颊。

呼鞍追我马，亦以两黥挟。

敛书付衣囊，裹饭随药笈。

翛翛阿兰若，土木老山胁。

鼓钟卧空旷，簨虡雕捷业。

外堂廓无主，考击谁敢辄。

坡陀谢公冢，藏椁久穿劫。

百金买酒地，野老今行馌。

缅怀起东山，胜践比稠叠。

于时国累卵，楚夏血常喋。

外实备艰梗，中仍费调燮。

公能觉如梦，自喻一蝴蝶。

桓温适自毙，苻坚方天厌。

且可缓九锡，宁当快一捷。

彼哉斗筲人，得丧易矜怯。

妄言屐齿折，吾欲刊史牒。

伤心新城埭，归意终难惬。

漂摇五城舟，尚想浮河檝。

千秋陇东月，长照西州堞。

岂无华屋处，亦捉蒲葵箑。

碎金谅可惜，零落随秋叶。

好事所传玩，空残法书帖。

清谈眇不嗣，陈迹恍如接。

东阳故侯孙，少小同鼓箧。

一官初岭海，仰视飞鸢跕。

穷归放款段，高卧停远蹀。

牵襟肘即见，着帽耳才压。

数椽危败屋，为我炊陈浥。

虽无膏污鼎，尚有羹濡。

纵言及平生，相视开笑靥。

邯郸枕上事，且饮且田猎。

或昏眠委翳，或妄走超躐。

或叫号而寤，或哭泣而魇。

幸哉同圣时，田里老安帖。

易牛以宝剑，击壤胜弹铗。

追怜衰晋末，此土方岌。

强偷须臾乐，抚事终愁惵。

予虽天戮民，有械无接摺。

翁今贫而静，内热非复叶。

予衰极今岁，倘与鸡梦协。

委蜕亦何恨，吾儿已长鬣。

翁虽齿长我，未见白可镊。

祝翁尚难老，生理归善摄。

久留畏年少，讥我两呫嗫。

束火扶路还，宵明狐兔慑。

蔡侯雄俊士，心憭形亦谍。

异时能飞鞚，快若五陵侠。

胡为阡陌间，踠足仅相蹑。

谅欲交辔语，呿予不能嗋。

这是王安石晚年的作品，结构、气象、格调、章法、句法都与韩愈的诗非常相似，把它放在韩愈的作品中，几乎是可以乱真的，可惜未能达到化境。

《思王逢原》：

自吾失逢原，触事辄愁思。

岂独为故人，抚心良自悲。

我善孰相我，孰知我瑕疵？

我思谁能谋，我语听者谁？

朝出一马驱，瞑归一马驰。

驰驱不自得，谈笑强追随。

仰屋卧太息，起行涕淋漓。

念子冢上土，草茅已纷披。

婉婉妇且少，茕茕一女嫠。

高义动闾里，尚闻致财赀。

嗟我衣冠朝，略能具糜。

葬祭无所助，哀颜亦何施。

闻妇欲北返，跂予常望之。

寒汴已闭口，此行又参差。

又说当产子，产子知何时。

贤者宜有后，固当梦熊罴。

天方不可恃，我愿适在兹。

我疲学更误，与世不相宜。

宿昔心已许，同冈结茅茨。

此事今已矣，已矣尚谁知。

渺渺江与潭，茫茫山与陂。

安能久窃食，终负故人期。

《董伯懿示裴晋公平淮右题名碑诗用其韵和酬》：

元和伐蔡何危哉，朝廷百口无一谐。

盗伤中丞偶不死，利剑白日投天街。

裹疮入朝议军旅，国火一再更檀槐。

上前慷慨语发涕，誓出按抚除暌乖。

指光颜战洄曲，阚如怒虎搏虺豺。

愬能捕虏取肝鬲，护送密乞完形骸。

笞兵夜半投死地，雪湿不敢燃薪。

空城竖守已可缚，中使尚作啼儿哇。

退之道此尤俊伟，当镂玉牒东燔柴。

欲编诗书播后嗣，笔墨虽巧终类俳。

唐从天宝运中圮，廊庙往往非忠佳。

诸侯纵横代割据，疆土岂得无离。

德宗末年惩战祸，一矢不试尘蒙靫。

宪皇初起众未信，意欲立扫除昏霾。

追还清明救薄蚀，屡敕主府拘穷蛙。

王师伤夷征赋窘，千里亦忌毫厘差。

小夫偷安自非计，长者远虑或可怀。

桓桓晋公忠且壮，时命适与功名偕。

是非末世主成败，烜赫今古谁讥排。

贤哉韦纯议北赦，仓卒两伐尤难皆。

重华声明弥万国，服苗干羽舞两阶。

宣王侧身内修政，常德立武能平淮。

昔人经纶初若缓，欲弃此道非吾侪。

千秋事往踪迹在，岳石款记如湘崖。

文严字丽皆可喜，黄埃蔽没苍藓埋。

当时将佐尽豪杰，想此兵祷陪祠斋。

君曾西迁为拓本，濡麝割蜜亲劘揩。

新篇波澜特浩荡，把卷熟读迷津涯。

褒贤乐善自为美，当挂庙壁为诗牌。

上面这几篇都是经过精雕细琢的，锤炼出新鲜、奇特的语言，有意使用范围很狭窄的韵脚，追求险峻幽奇的艺术境界，完全体现了韩愈的风格和技巧。

《葛蕴作巫山高爱其飘逸因亦作两篇》：

巫山高，十二峰。

上有往来飘忽之猿猱，下有出没瀺灂之蛟龙，中有倚薄缥缈之神宫。

神人处子冰雪容，吸风饮露虚无中。

千岁寂寞无人逢，邂逅乃与襄王通。

丹崖碧嶂深重重，白月如日明房栊。

象床玉几来自从，锦屏翠幔金芙蓉。

阳台美人多楚语，只有纤腰能楚舞，争吹凤管鸣鼍鼓。

那知襄王梦时事，但见朝朝暮暮长云雨。

巫山高，偃薄江水之滔滔。

水于天下实至险，山亦起伏为波涛。

其巅冥冥不可见，崖岸斗绝悲猿猱。

赤枫青栎生满谷，山鬼白日樵人遭。

窈窕阳台彼神女，朝朝暮暮能云雨。

以云为衣月为褚，乘光服暗无留阻。

昆仑曾城道可取，方丈蓬莱多伴侣。

块独守此嗟何求，况乃低回梦中语。

这类诗是他学习杜甫同时又能独辟蹊径的作品，在他的诗作中也是上乘作品。黄庭坚的七言古诗很多都是从这里脱胎出来的。又如：

《对棋与道源至草堂寺》：

北风吹人不可出，清坐且可与君棋。

明朝投局日未晚，从此亦复不吟诗。

在这样一种晦涩、稚拙的作品中，他影响和启发黄庭坚的痕迹是非常明显的，很容易发现。王安石又有《拟寒山拾得》（二十首），在他的文集中为“别体”，即另一种风格。《寄吴氏女子》诗中有“末有拟寒山，觉汝耳目荧”，说的就是这组诗。这里录两首，看看它是什么样的：

我曾为牛马，见草豆欢喜。

又曾为女人，欢喜见男子。

我若真是我，只合长如此。

若好恶不定，应知为物使。

堂堂大丈夫，莫认物为己。

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

瓦亦自破碎，岂但我血流。

我终不嗔渠，此瓦不自由。

众生造众恶，亦有一机抽。

渠不知此机，故自认愆尤。

此但可哀怜，劝令真正修。

岂可自迷闷，与渠作冤仇。

这种诗虽然不是诗的正宗，但是自从苏东坡之后，把佛经中的典故和语言融入诗歌创作的人很多，这种体裁也是王安石倡导的。就像是他悟道悟出来的妙趣，使得学他的人读起来有一种超脱飘逸、意境高远的感觉，这其实来自王安石的学问和修养，不能单纯地把它当作诗来看。

王安石的诗真正别开生面的不是古体诗，而是近体诗。曲折多姿、瘦硬雄直的风格用在古体诗中比较容易，用在近体诗中就比较难，但王安石的近体诗却纯粹是因为这一点才出名的。

曾国藩谈论近体诗，说是要用对偶的句式将气息贯注在一句之中。王安石的七律最能启发人从这里入门。

王安石的七律诗比较多地学习杜甫晚年的作品，后来，黄庭坚更遵循这种方法，把它的妙处发挥到了极致，于是成为西江诗派的宗师。

王安石有一首《题张司业诗》，其中有：“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读王安石的诗都应当按照这句诗来探求和体会，读他的近体诗尤其应该如此。他的文集中名作很多，这里不能录太多，只选择几首，看看他的诗的面貌。

《次韵酬朱昌叔五首》（录一）：

去年音问隔淮州，百谪难知亦我忧。

前日杯盘共江渚，一欢相属岂人谋。

山蟠直渎输淮口，水抱长干转石头。

乘兴舟舆无不可，春风从此与公游。

《次韵送程给事知越州》：

千骑东方占上头，如何误到北山游。

清明若睹兰亭月，暖热因忘蕙帐秋。

投老始知欢可惜，通宵豫以别为忧。

西归定有诗千首，想肯重来贲一丘。

《登宝公塔》：

倦童疲马放松门，自把长笻倚石根。

江月转空为白昼，岭云分暝与黄昏。

鼠摇岑寂声随起，鸦矫荒寒影对翻。

当此不知谁客主，道人忘我我忘言。

《雨花台》：

盘互长干有绝陉，并包佳丽入江亭。

新霜浦溆绵绵白，薄晚林峦往往青。

南上欲穷牛渚怪，北寻难忘草堂灵。

便舆却走垂杨陌，已戴寒云一两星。

《寄题程公辟物华楼》：

吴楚东南最上游，江山多在物华楼。

遥瞻旌节临尊俎，独卧柴荆阻献酬。

想有新诗传素壁，怪无余墨到沧洲。

湡浯南望重重绿，章水还能向此流。

《酬俞秀老》：

洒扫东庵置一床，于君独觉故情长。

有言未必输摩诘，无法何曾泥饮光。

天壤此身知共弊，江湖他日要相忘。

犹贪半偈归思索，却恐提桓妄揣量。

《送李质夫之陕府》：

平世求才漫至公，悠悠羁旅士多穷。

十年见子尚短褐，千里随人今北风。

户外屦贫虚自满，樽中酒贱亦常空。

共嫌欲老无机械，心事还能与我同？

《贵州虞部使君访及道旧窃有感恻因成小诗》：

韶山秀拔江清写，气象还能出搢绅。

当我垂髫初识字，看君挥翰独惊人。

邮签忽报旌麾入，斋阁遥瞻组绶新。

握手更谁知往事，同时诸彦略成尘。

《思王逢原三首》（录一）：

蓬蒿今日想纷披，冢上秋风又一吹。

妙质不为平世得，微言唯有故人知。

庐山南堕当书案，湓水东来入酒卮。

陈迹可怜随手尽，欲欢无复似当时。

《送裴如晦宰吴江》：

青发朱颜各少年，幅巾谈笑两欢然。

柴桑别后余三径，天禄归来尽一廛。

邂逅都门谁载酒，萧然江县去鸣弦。

犹疑甫里英灵在，到日凭君为舣船。

《送僧无惑归鄱阳》：

晚扶衰惫寄人间，应接纷纷只强颜。

挂席每谙东汇水，采芝多梦旧游山。

故人独往今为乐，何日相随我亦闲？

归见江东诸父老，为言飞鸟会知还。

《落星寺在南康军江中》：

崒云台殿起崔嵬，万里长江一酒杯。

坐见山川吞日月，杳无车马送尘埃。

雁飞云路声低过，客近天门梦易回。

胜概唯诗可收拾，不才羞作等闲来。

《送李太保知仪州》：

北平上谷当时守，气略人推李广优。

还见子孙持汉节，欲临关塞抚羌酋。

云边鼓吹应先喜，日下旌旗更少留。

五字亦君家世事，一吟何以称来求？

《将次相州》：

青山如浪入漳州，铜雀台西八九丘。

蝼蚁往还空垄亩，骐埋没几春秋。

功名盖世知谁是，气力回天到此休。

何必地中余故物，魏公诸子分衣裘。

《和王微之秋浦望齐山感李太白杜牧之》：

齐山置酒菊花开，秋浦闻猿江上哀。

此地流传空笔墨，昔人埋没已蒿莱。

平生志业无高论，末世篇章有逸才。

尚得使君驱五马，与寻陈迹久徘徊。

《次韵平甫金山会宿寄亲友》：

天末海门横北固，烟中沙岸似西兴。

已无船舫犹闻笛，远有楼台只见灯。

山月入松金破碎，江风吹水雪崩腾。

飘然欲作乘桴计，一到扶桑恨未能。

《送赵学士陕西提刑》：

遥知彼俗经兵后，应望名公走马来。

陛下柬求今日始，胸中包畜此时开。

山西豪杰归囊牍，渭北风光入酒杯。

堪笑陋儒昏鄙甚，略无谋术赞行台。

《金陵怀古四首》（录一）：

霸祖孤身取二江，子孙多以百城降，

豪华尽出成功后，逸乐安知与祸双。

东府旧基留佛刹，《后庭》余唱落船窗。

《黍离》《麦秀》从来事，且置兴亡近酒缸。

《除夜寄舍弟》：

一尊聊有天涯忆，百感翻然醉里眠。

酒醒灯前犹是客，梦回江北已经年。

佳时流落真堪惜，胜事蹉跎只可怜。

唯有到家寒食在，春风因泛滪溪船。

《送西京签判王著作》：

儿曹曾上洛城头，尚记清波绕驿流。

却想山川常在梦，可怜颜发已惊秋。

辟书今日看君去，著籍长年叹我留。

三十六峰应好在，寄声多谢欲来游。

《南浦》：

南浦东冈二月时，物华撩我有新诗。

含风鸭绿粼粼起，弄日鹅黄袅袅垂。

《木末》：

木末北山烟冉冉，草根南涧水泠泠。

缲成白雪桑重绿，割尽黄云稻正青。

《初夏即事》：

石梁茅屋有弯碕，流水溅溅度两陂。

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时。

《中年》：

中年许国邯郸梦，晚岁还家圹埌游。

南望青山知不远，五湖春草入扁舟。

《入瓜步望扬州》：

落日平林一水边，芜城掩映只苍然。

白头追想当时事，幕府青衫最少年。

《州桥》：

州桥蹋月想山椒，回首哀湍未觉遥。

今夜重闻旧呜咽，却看山月话州桥。

《壬子偶题》：

黄尘投老倦匆匆，故绕盆池种水红。

落日欹眠何所忆，江湖秋梦橹声中。

《送僧游天台》：

天台一万八千丈，岁晏老僧携锡归。

前程好景解吟否？密雪乱云缄翠微。

用集句的方式作诗，是王安石自己创造的一种形式。宋代作者写的笔记很多谈到王安石曾创作集句诗，信口说出。这本是一种闲暇时的语言游戏，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也恰好证明了王安石记诵广博。这里抄录几首。

《金陵怀古》：

六代豪华空处所，金陵王气漠然收。

烟浓草远望不尽，物换星移几度秋。

至竟江山谁是主，却因歌舞破除休。

我来不见当时事，上尽重城更上楼。

《沈坦之将归溧阳值雨留吾庐久之三首》（其一）：

天雨萧萧滞茅屋，冷猿秋雁不胜悲。

床床屋漏无干处，独立苍茫自咏诗。

《胡笳十八拍十八首》（录二）：

自断此生休问天，生得胡儿拟弃捐。

一始扶床一初生，抱携抚视皆可怜。

宁知远使问名姓，引袖拭泪悲且庆。

悲莫悲兮生别离，悲在君家留两（一作“二”）儿。（其十三）

春风似旧花仍笑，人生岂得长年少。

我与儿兮各一方，憔悴看成两鬓霜。

如今岂无腰袅与骅骝，安得送我置汝傍？

胡尘暗天道路长，遂令再往之计堕眇茫。

胡笳本出自胡中，此曲哀怨何时终？

笳一会兮琴一拍，此心炯炯君应识。（其十八）

信手拈来，天衣无缝，后来学他的人很少有人能达到他的水平。前人对王安石的诗评论很多，根据所见到的随手抄录几段。

《漫叟诗话》（宋·佚名）：

王安石隐居林泉之后作的诗，精深华妙，不是年轻时的作品能比的。他曾作《岁晚》一诗：“月映林塘澹，风含笑语凉。俯窥怜绿净，小立伫幽香。携幼寻新的，扶衰上野航。延缘久未已，岁晚惜流光。”自以为可以和谢灵运相比，赏识他的人也认为是这样。

《后山诗话》（宋·陈师道）：

黄庭坚说，王安石的诗到了晚年才妙，例如“遥闻青秧底，复作龟兆坼”，就是前人没有说过的。又如“扶與度焰水，窈窕一川花”，包含好几个意思，然而，他学“三谢”的诗，还是有些刻意了。

《石林诗眠》（宋·佚名）（应为《石林诗话》——编注）：

蔡天启说，王安石经常称赞杜甫的“钩簾宿鹭起，丸药流莺啭”这句诗，认为它的寓意高邈峭拔，是五言诗的典范。有一天王安石作诗，得到一句“青山扪虱坐，黄鸟挟书眠”，自称不比杜甫的诗差多少。

《冷斋夜话》（宋·惠洪）：

讲究提炼运用语言，到了王安石、苏东坡、黄庭坚，已经穷尽了古今的变化。王安石的诗：“江月转空为白昼，岭云分暝与黄昏。”还有：“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中略）这就是黄庭坚所说的“句中眼”，学习作诗的人不了解这种妙处，写出来的诗总是差一点。

《石林诗话》（宋·叶梦得）：

王安石年轻的时候觉得自己意气风发，所以，他的诗句都带有这种倾向，不是那么含蓄。如“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又如“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还有“平治险秽非无德，润泽焦枯是有才”之类，都是直接抒发他心里的那一点事。后来他做了群牧判官，从宋次师（应为宋次道——编注）那里借了所有唐人诗集来读，博览群书，体会其中的要领，到了晚年才懂得深沉委婉、从容不迫的意趣，才知道文字的好坏虽然是有限定的，但也要看是哪个年纪写的，即使像王安石，当他年轻的时候，也不能强迫他达到某种境界。

《苕溪渔隐丛话》（宋·胡仔）：

黄庭坚称赞王安石晚年作的小诗，典雅清丽，精美绝伦，脱去流俗，每次吟诵他的诗，都有一种将晨露含在口中的感觉。今天来看王安石的小诗，如“南浦随花去，回舟路已迷。暗香无觅处，日落画桥西”，“染云为柳叶，剪水作梨花。不是春风巧，何缘有岁华”，“檐日阴阴转，床风细细吹。翛然残午梦，何许一黄鹂”，“蒲叶清浅水，杏花和暖风。地偏缘底绿，人老为谁红”，“爱此江边好，留连至日斜。眠分黄犊草，坐占白鸥沙”，“日净山如染，风暄草欲薰。梅残数点雪，麦涨一川云”。看这几首诗，真是刻意一唱三叹啊！

《西清诗话》（宋·蔡绦）：

王安石在蒋山的时候，把新作的诗拿给苏东坡看，苏东坡说：“像繁茂的结满果实的李树，光彩显现于夜晚；像艳丽的灿烂如云的桃花，光彩照耀于白天。自从屈原、宋玉之后已经过去千年，一直没有见过《离骚》的句法，但今天见到了。”王安石说：“不是你奉承我，我自己也这样看，但不必和俗人们说。”

《三山老人语录》（宋·胡舜陟）：

王安石的诗：“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欧阳修的诗：“静爱竹时来野寺，独寻春偶过溪桥。”两个人都描写闲适的心情，王安石的诗写得更真切。

《石林诗话》（宋·叶梦得）：

王安石晚年作诗尤其讲究律法，选词用字都严格按照诗律的要求，精心锤炼，细密到中间容不下一根头发。但语言与意义融会贯通，意到言到，言随意遣，浑然天成，一点也没有牵强附会的感觉，如“含风鸭绿粼粼起，弄日鹅黄袅袅垂”。开始不觉得有对偶，到了“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就看到悠闲自得的神态了。但一个字一个字地仔细考究，都是经过仔细选择和权衡的，它们的用意也是很深刻的。

《唐子西语录》（宋·唐庚）：

王安石的五言诗，得到了杜甫的句法，例如“地大蟠三楚，天低入五湖。”

《冷斋夜话》（宋·惠洪）：

用典故来修饰诗句，妙在能发挥它的用途却不点明它的来历，这种方法只有王安石、苏东坡、黄庭坚三个人了解。王安石有诗：“含风鸭绿粼粼起，弄日鹅黄袅袅垂”，鸭绿就是水，鹅黄就是柳，但不明说。《苕溪渔隐丛话》说王安石的诗还有“缲成白雪桑重绿，割尽黄云稻正青”。白雪就是丝，黄云就是麦子。《溪诗话》中说：“萧萧出屋千竿玉，霭霭当窗一炷云。”都不直接说明事物的名字。

《蔡宽夫诗话》（宋·蔡启）：

王安石曾经说：“诗家的毛病是用典故太多，大概都是因为它们和诗的题目有关系，或有相近的地方，这样做就不是作诗了，而是编排故事，虽然工整，但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能有自己的想法，借这些典故来表现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思，使得情感仪态都能表现出来，那么即使用典很多，也没有什么妨碍。”所以，王安石的诗如“董生只被公羊感，肯信捐书一语真”，“桔槔俯仰何妨事，抱瓮区区老此身”，所用典故和诗的主题看上去没有关系，这才是真会使用典故的人啊。

《后斋漫录》（作者不详）：

王安石善于用字，如“荒埭暗鸡催月晓，空场老雉挟春骄”中，“挟”字就用得非常好。

《遁斋闲览》（宋·陈正敏，一说范正敏）：

王安石的集句诗，虽然长达数十韵，但顷刻之间就能完成，文字所表达的意义，就像是自己写出来的一样。很多人极力想要仿效他，但都达不到他的水平。

《沧浪诗话》（宋·严羽）：

集句诗只有王安石最擅长，《胡笳十八拍》简直浑然天成，一点痕迹都没有，就像从蔡文姬的肺腑中流出来的一样。

王安石在词方面不能算是名家，但是也有非常好的。李清照说，王安石、曾巩的文章好像西汉时的文章一样，如果作词，那么读者一定会笑翻的，没有办法评论。这自然是过于苛刻的评论，李清照对于晏殊、晏几道、欧阳修、苏东坡、柳永、张先、方回、秦观的词没有一个认可的，何况王安石呢？这里只录三首。

《桂枝香·金陵怀古》：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归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浣溪沙》：

百亩中庭半是苔，门前白道水萦回，爱闲能有几人来。小院回廊春寂菽，山桃溪杏两三栽，为谁零落为谁开？

《南乡子·自古帝王州》：

自古帝王州，郁郁葱葱佳气浮。四百年来成一梦，堪愁，晋代衣冠成古丘。绕水恣行游，上尽层城更上楼。往事悠悠君莫问，回头，槛外长江空自流。

其中《浣溪沙》和《南乡子》二首就是集句，开创了《蕃锦集》的先声。王安石的词也是黄庭坚一派，不是词家的正宗。

王安石还喜欢搞一点儿文字游戏，他有一首诗：“老景春可惜，无花可留得……每嫌柳浑青，追怅李太白……”他把四个古人的姓名藏在诗句中了，《石林诗话》对此很赞赏。王安石还作过一个诗谜：“佳人佯醉索人扶，露出胸前白雪肤。走入绣帷寻不见，任他风雨满江湖。”诗中所藏四个诗人的名字就是贾岛、李白、罗隐、潘阆。这件事记载于《遁斋闲览》。《苕溪渔隐丛话》又说，有人说，霞头隐语是王安石作的。

王安石曾经编辑了《唐百家诗选》，他在自序中说：

我与宋次道同为三司判官的时候，宋次道拿出他家收藏的唐诗百余种，委托我选择其中的精品，他将选出的内容命名为《百家诗选》。我在这件事上花费了很多精力，很有些后悔。但是，想要对唐诗有所了解，读这本书也就足够了。

这本书本朝有宋牧仲（荦）的重刻本，现在已经很少见了。

（全书完）

版权信息

李鸿章传

作者：梁启超

责任编辑：于向勇　秦　青

选题策划：张　卉

装幀设计：李　洁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体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发行

重读《李鸿章》

章立凡

无论生前身后，李鸿章都是个极富争议的人物。中学年代，历史老师口中的“大汉奸、卖国贼李鸿章”至今言犹在耳。二十多年前读到梁启超撰写的《李鸿章》，正值国家改革开放之初，顿觉耳目一新，感到此传对洋务运动及李鸿章其人有着不同以往的全新视角。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重读此传，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一、维新派眼中之洋务派

一九〇一年（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两月，心力交瘁的李鸿章溘然辞世；近两个月后，流亡海外三年的梁启超完成了这部传记。是年二十八岁的梁氏以通缉在案的维新派流亡领袖身份，为七十八岁的在朝洋务派领袖作传，其间大有深意焉。维新运动是洋务运动的继续，两者有着血脉上的传承关系，如果将洋务运动视为经济改革，则维新运动当然是政治改革。两者的失败皆有其历史之必然性。作者自称“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惺惺相惜之情与流亡臣子的孤愤溢于言表，既悲逝者，亦是自悲。

这一年，梁启超先后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除撰写李鸿章的传记外，他还为老师康有为写了《南海康先生传》，并开始自号“饮冰子”。以“饮冰”自励，为洋务派和维新派的两位先进作传，可视为对一八六〇年“自强运动”至庚子之变四十年间历史的冷静反思。梁启超视李鸿章为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的关键人物，因此也称自己的这部著作为同治、光绪以来的大事记。

洋务派冀望利用西方先进的技术维护专制统治，改革以不触动封建专制制度为限，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技治主义”思维。对此，梁启超问道：“李鸿章真的知道洋务吗？为什么他国通过洋务富强了，而我国大办洋务之后却衰落了呢？”在历数李鸿章所办洋务各案后，他道出了自己的答案：“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李鸿章以为中国的政治、教化、文明、物产、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不如人的无非枪炮、轮船、铁路、机器罢了，只需学会这些，就万事大吉了。其实这是东施效颦、邯郸学步而已，他没有真正懂得西方富强的原因。

但梁启超也指出，通过李氏奏折中对现状的深切忧虑，可知其见识也确有过人之处：李鸿章深知中国处于“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因循现状是无法苟且偷生的，希望找到安内制外的长久良方；如不变法维新，那么战和守都靠不住；抱定门户之见则积习难除，终将一事无成；偌大一个中国，越来越缺乏人才，将永无自强自立之日。李氏的历史局限性在于“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也不知西方国家能够化除门户之见，通过新的宪政走向富强，其改革动力来自下面而不是上面。他批评李鸿章“不学无术”，未能利用其地位及影响力推动历史潮流，叹息李氏“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倡导“造育新民”，以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为己任，这一任务历时百年仍未完成。历史常有轮回，当此“大国崛起”雄心万丈之际，民族主义甚嚣尘上，那种“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的封建沉渣也重新泛起。“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时髦的说法已变成了‘公仆’）当尽之责任”者，仍大有人在。不学必然无术，身处晚清变局百年后的“学习型社会”，社会转型仍未完成，学习的方向和方法依然不明。

二、弱国外交之辨

李鸿章谤满天下，始因甲午之役北洋水师覆灭，继之以外交连连失败，以“卖国贼”之罪名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为时已逾百年。而梁启超记述之逸闻中谈及李氏与洋人交涉，态度尤为轻侮，视其为市侩之徒。认为洋人既然逐利而来，我也要把握算盘，与之计较争利。这倒很像阿Q的“精神胜利法”，可为中国人的“国民性”做一注脚。

对于李氏之外交风格，西人反倒有“大手段之外交家”的赞誉，但梁启超持相反评价，称之为“小狡狯之外交家”。他认为外交手段狡狯，并不代表外交家品德恶劣；在国家间的生存竞争中，外交家只能唯利是图。李鸿章的外交手段在中国虽然算得上一流，但在世界级的外交家中并不出色，李鸿章的惯用手法是“专以联某国制某国为主”，而所谓联合，又不靠平时交往维系，不过临时挑唆而已。这种外交思想不外乎《战国策》伎俩的翻版。

梁启超的判断可谓切中要害，李鸿章式的中国外交无非承袭两千年前的纵横家故智，既昧于世界大势，又无长远坚定之立场，唯偏重于技巧末事，一味借力使力，徒以纵横捭阖为能事。作者分析李氏外交失败的教训，认为天下不存在徒靠别人就能生存的道理，西方的外交家同是殷勤地与别国联盟，但都有自己的自立之道，做到制衡他人而不受制于人。而中国外交动称联合某某国家，且不论人家是否认同，即便联合了，无异于为人奴隶任人鱼肉。李并非不知此情，但又拿不出别的办法。梁氏感叹：“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以中国今日之国势，虽才十倍于李鸿章者，其对外之策固不得不隐忍迁就于一时也。”

在汉语词汇中，“卖国贼”与“汉奸”似乎略有不同：前者的行为有一定的被动性，主要对其后果负责；而后者则有较强的主动性，意味着彻底地卖身投靠。中国士大夫饱读圣贤之书，无不知晓春秋大义。纵观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晚清名臣，个个算得上一时人杰。但形势更比人强，列强环伺，兵临城下，不签字画押、割地赔款，仅仅靠玩弄战国策式外交伎俩是过不了关的。李鸿章逝世前一小时，俄国使节还来催逼他在密约上签押。

弱国确无外交，强时未必有之。梁氏“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之论，确为灼见。清代出卖的国家权益，特别是被强邻陆续侵占的国土，已是彻底交割，永无回归之日了。

三、专制体制之弊

李鸿章以一介词臣入幕，平发捻、办洋务、创海军、主外交，位极人臣，其见识才具远在同僚之上。但观其一生功业，论武功，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论洋务，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论外交，则丧权辱国莫此为甚。一言以蔽之，他输在其背后的专制政治体制。作者认为，凡一个国家当今的社会现象一定与其此前的历史有联系，故历史是当代社会现象出现的原因，而当代社会现象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要评论李鸿章，就须观察“中国数千年来政权变迁之大势、民族消长之暗潮，与夫现时中外交涉之隐情，而求得李鸿章一身在中国之位置”，并由此入手，分析其致败的根本原因。

梁启超指出：李鸿章所居“乃数千年君权专制之国，而又当专制政体进化完满，达于极点之时代也”，“乃满洲人入主中夏之国，而又当混一已久，汉人权利渐初恢复之时代也”。上述视角切中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之弊，也提示了晚清满汉民族矛盾最终演变为排满革命之根由。

关于“中国数千年来政权变迁之大势”，梁启超从春秋战国说起，下至两汉魏晋唐宋元明，历数中国封建社会由贵族政体演变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之流程，指出中国的专制政体也是按照进化的公理逐渐发展成熟的，到当世已完备到极致，权臣手中的权力迄今已被剥夺殆尽。他将历代权臣分为贵族、豪杰、布衣、佞臣四类，时代越古，权臣越多；时代越近，权臣越少。权臣的数量和实权的消长与专制政体的进化程度成比例，而中国专制政治的发达有两个重要原因：“一由于教义之浸淫，二由于雄主之布划。”

所谓“教义之浸淫”，作者指出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专弘此术以化天下”，“尔后二千年来，以此义为国民教育之中心点”，这种教化既已深入人心，“自能消其枭雄跋扈之气，束缚于名教以就围范”。至于“雄主之布划”，作者认为贵族执掌政权的旧例到汉末已经绝迹，并举汉光武、宋太祖以厚秩解功臣兵柄，以及汉高祖、明太祖屠戮功臣为例，指出对付功臣的手段或宽厚或残忍，但在削臣权、固君权上是相同的。沿袭到近世，天下采取郡县制度，土地世袭制度已经消失，朝臣和地方官相互牵制，皇帝可以任意驱策他们，群臣“虽有国家大事，明知其利当以身任者，亦不敢排群议逆上旨以当其冲。谚所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者，满廷人士皆守此主义焉，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来渐矣” 。

有关中国封建社会之定义及分期，学界历来众说不一。中国自秦代以后形成的封建主义与马克思看到的西欧封建主义是不同的，西欧的封建制度是建立在分散的贵族领主制基础上的，而中国的封建制度则是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的帝制，形成了超稳定的社会结构。西欧有地方自治的历史传统，像英国《大宪章》就是贵族联合起来限制王权、改革法律和司法的范例，由此也在一定范围内确立了平民享有的政治权利与自由，保障了教会不受国王的控制。而中国则没有这样的历史传统，中央集权的帝王专制形成之后，皇帝口含天宪，权力不受制约，专制垄断的意识形态根深蒂固。时至今日，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依然任重道远。

四、部族政权之私心

李鸿章是当时内外公认的中国权臣，他的权力到底有多大？作者曾举李氏与俾斯麦的对话为例，诠释晚清中国的权力结构及李鸿章在其中的位置。李鸿章环游欧洲，曾问德国前首相俾斯麦：“一个做大臣的人想要给国家尽力办事，但满朝官员与之意见不合，群起牵制掣肘，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实现自己的主张，有什么办法呢？”俾斯麦回答说：“最重要的是得到皇帝的支持，得到支持就能独揽大权，还有什么事办不了呢？”李鸿章说：“比如现在有一个大臣，他的君主无论谁的话都听，君主身边那些大臣、侍从经常狐假虎威，借君主的名义干涉大事。处于这种境况该怎么办呢？”俾斯麦想了很久才说：“既然做了大臣，以至诚忧国，想来没有不深获君心的，唯独与妇人小孩共事，就很无奈了。”

梁启超详析了清王朝任用满汉大臣的亲疏之别，认为清朝以几十万外来人民统治上亿本地居民，难免存在门户之见，“故二百年来，惟满员有权臣，而汉员无权臣”，“自咸丰以前，将相要职，汉人从无居之者（将帅间有一二，则汉军旗人也）”。清廷后来擢用曾国藩、胡林翼等汉员，实因洪杨难起，政权有倾覆之危，时势使然，不得已而为之，但并不信任他们。曾国藩“自金陵克捷以后，战战兢兢，若芒在背。以曾之学养深到，犹且如是，况李鸿章之自信力犹不及曾者乎”？

满族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来虽然接受了汉族的文化并沿袭其政治制度，但政治权力的内圈仍为亲贵觉罗，世代靠钱米俸禄吃饭的八旗子弟则是其外围，形成了一个靠族群血缘维系的特殊利益集团。二百余年岁月的消磨，令这个“弓马得天下”的民族活力尽失，同治、光绪以来汉臣的崛起及由其主导的改革不断触发他们对统治特权及既得利益的疑虑和危机感。

钱穆先生认为清代“可说全没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据着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里，再加上他们许多的私心。这种私心，可说是一种‘部族政权’的私心。一切由满族部族的私心出发，所以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蒙古人满洲人跑进中国，也不是元清两代每一个皇帝个人能掌握整个政权的。在此两代，其政权之后面，有蒙古满洲全体部族在拥护此政权。于是蒙古人满洲人便是此一政权中之特殊阶级或特殊分子了。此种政权，我们则称之为部族政权。不论蒙古也好，满洲也好，他们都想拿一个部族来控制政府，掌握政权。这种政权，当然是私心的，所以这一种政权下之一切措施，便不好算是政治制度，而只好算是一种法术，一种控制此政权之手段”。 ⁽¹⁾

余英时先生指出：清王朝为“少数民族的一族专政”（或曰“族天下”），并有着八旗制度这种严密的组织系统。他认为戊戌变法失败最根本的原因是“国家利益和王朝利益之间的冲突”，“围绕着戊戌变法的激烈政争决不可单纯地理解为改革与守旧之争。最重要的是当时满族统治集团本能地感觉到，决不能为了变法让政权流散于被统治的汉人之手。开国会、立宪法则必然导致满人不再能控制政权，他们享受了两百多年的特权和既得利益便将从此一去不复返了”；他征引梁启超的记述，指出“当时最有力的反对口号便是御史文悌所上长折中‘保国会之宗旨在保中国不保大清’这句话”。 ⁽²⁾

由是观察，清王朝不仅承袭了汉族历代王朝制度之积淀，更兼有狭隘自私的部族政权特性，前期虽经历过康乾盛世的辉煌，但一旦与挟坚船利炮而来的西方文明碰撞，其格局器量顿时捉襟见肘。对外既无力保中国，对内岂能保大清？这种部族政权的私心越到危殆时刻越患得患失，越发认定只有自己的子弟靠得住。辛亥革命前夕组成以清朝贵胄为主的“皇族内阁”即是私心与法术的回光返照，令立宪派乃至北洋将士率与朝廷离心离德。武汉首义枪声一响，满朝亲贵束手无策，拱手让汉族权臣袁世凯坐收渔人之利。

多年来，影视传媒一直致力于制造大清专制王朝的盛世神话，已属咄咄怪事；近年更有学者罔顾历史，将清王朝吹捧成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政权，更是不知所云。

五、余论

梁启超在此书“序例”中开宗明义，自承“全仿西人传记之体”，他批评中国旧传记体裁“类皆记事，不下论赞，其有之则附于篇末耳”，而司马迁开创的夹叙夹议式列传体裁，“后人短于史识，不敢学之耳”，他愿意继承这一传统。纵观全传体例，分为“李鸿章之位置”“李鸿章未达以前及其时中国之形势”“兵家之李鸿章”“洋务时代之李鸿章”“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外交家之李鸿章”“投闲时代之李鸿章”“李鸿章之末路”八大主题，议论风发，既提纲挈领，又顺应了历史时序。末章结论中列举古今中外十五位政治人物：霍光、诸葛亮、郭子仪、王安石、秦桧、曾国藩、左宗棠、李秀成、张之洞、袁世凯、梅特涅、格莱斯顿、爹亚士（梯也尔）、井伊直弼、伊藤博文，逐一与传主比较点评，妙语连珠，极具特色。而将传主放到世界历史的大视野中研判，上下五千年，环视八万里，更是自司马迁以降史家所未企及的时空。这种传记体裁开一代之风气，直到民国时代仍不断被人袭用。

全传以文言文撰写，仅六万余字，要言不烦，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反观今日习见之白话传记，冗长拖沓，动辄数十万字，难免有码字赚钱之嫌。时人称道梁氏文风“笔端常带感情”，其感染力与煽动性超过“十万毛瑟”，而讥评者则贬之为“新闻记者手笔”。当时白话文的时代尚未到来，但新闻纸的出现，渐趋白热化的保皇与革命之争，使争取受众、扩大传播成为报刊的生命线，也势将影响到文风的演变。抛开政治观点不论，对照一下革命派章炳麟佶屈聱牙的古奥文字，不能不承认梁氏文笔是近代文坛上最生动的文言文。

这篇传记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或可归入新闻性评传一类。作者自谓，与李鸿章“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必然不会有心为他做辩护。为一位刚刚逝世的大人物作传，能做到不存私见、评价公允、褒贬分明，殊非易事。百年后读此传记，仍能栩栩如生地感受传主其人、其时代，非有高屋建瓴的史识、客观公正的史德及纵横驰骋的史笔不能为之，足令后世沉溺于“遵命史学”泥坑中之人无地自容。

梁启超的文字一向带有鲜明的个人文字风格，极具张力。在一些总结性论断中，经常用“吾敢言”“一言蔽之”一类词句，透露出一种咄咄逼人的自信，殆非有真知灼见者所不敢为也。他总结李鸿章洋务、军事及外交失败，关键在于“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在十九世纪这个竞争进化的时代，仅靠小修小补图一时偏安；不扩充养育国民实力，致国家于威德完盛，仅捡拾一点儿西方的皮毛，如同汲水而未找到源头，便安于现状，更凭着小智小术欲与世界著名的大政治家抗衡，出让了大利益，却去争夺一些蝇头小利。

在批评了李鸿章的失误之后，梁氏笔锋一转，又扩展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彼李鸿章固非能造时势者也。凡人生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义理所困而不能自拔。”他指出，李鸿章没有生于欧洲而生于中国，没有生于当今而生于几十年之前，无论前人或同时代的人，没有一个造时势的英雄可以引导他、襄助他，这是同一时代环境下人物的局限性使然，“固不能为李鸿章一人咎也”。

关于个人品格才具，梁氏断言李鸿章乃“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彼非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心，然彼弥缝偷安以待死者也。彼于未死之前，当责任而不辞，然未尝有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志”。他直指“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为中国官僚政治的通病，“中国朝野上下之人心莫不皆然，而李亦其代表人也” 。尽管如此，“举朝二品以上之大员，五十岁以上之达官”，无人能比得上李鸿章。他预见到“后此内忧外患之风潮，将有甚于李鸿章时代数倍者，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鸿章其人者，亦渺不可复睹焉。念中国之前途，不禁毛发栗起，而未知其所终极也”。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正面临着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社会动荡。纵观三十年来新一轮的历史大潮，不见了随亡国灭种危机而来的改革紧迫感，经济建设已有长足进步，政治体制改革却步履蹒跚。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国仍未建成一个理想的公民社会，梁任公“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的警告，在大同世界出现之前永远不会过时。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于北京风雨读书楼

(1)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二〇〇一年版，第一四一、一四三页。

(2) 余英时：《戊戌政变今读》，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双月刊，一九九八年二月号。

目 录

重读《李鸿章》

李鸿章传（白话文）

序例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李鸿章所处的历史位置

第三章　李鸿章未发达以前及当时中国的形势

第四章　军事家李鸿章（上）

第五章　军事家李鸿章（下）

第六章　洋务运动时期的李鸿章

第七章　中日甲午战争时期的李鸿章

第八章　外交家李鸿章（上）

第九章　外交家李鸿章（下）

第十章　赋闲时期的李鸿章

第十一章　李鸿章的末路

第十二章　结论

李鸿章（一名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

序例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李鸿章之位置

第三章　李鸿章未达以前及其时中国之形势

第四章　兵家之李鸿章（上）

第五章　兵家之李鸿章（下）

第六章　洋务时代之李鸿章

第七章　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

第八章　外交家之李鸿章（上）

第九章　外交家之李鸿章（下）

第十章　投闲时代之李鸿章

第十一章　李鸿章之末路

第十二章　结论

李鸿章传（白话文）

雾满拦江◎译写

序例

章立凡

一、本书完全仿照西方人的传记文体，记载并叙述李鸿章一生的事迹，且加以评论，以使读者了解这个人。

二、中国的旧式文体，凡是记载一个人生平事迹的，要么用传，要么用年谱，要么用行状，这些都是记载生平经历的，不加以评论褒贬，如果有，也只是附在文章末尾。这种夹叙夹议的方式是由司马迁首创的，在司马迁的《史记》里，《伯夷列传》《屈原列传》（应为《屈原贾生列传》——编注）《货殖列传》等篇章都是很好的范例。后世人缺乏历史见解，不敢跟他学。我智识愚钝，只能偷偷地把司马迁的写法拿来一用。

三、四十年来，中国的重大事件几乎没有一件不与李鸿章有关系。因此，为李鸿章写传记不能不用写近代史的笔法和态度。我对时局稍微有些见解，不敢隐讳，目的不是给前人看，而是给后人看。只可惜时间仓促，身边没有一本书可以做参考，因此在这本书里出现错误，自知是不可避免的，希望来日有机会再进行修正。

四、江南之战，记述湘军的事迹相当多，看上去像是跑题，但淮军和湘军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不这么写就不能使人充分了解当时的形势，还希望读者原谅。

五、《中东铁路和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全文都被转载出来。由于李鸿章许多生平事迹的原因和结果与这些公文的关系很深，因此宁可令文章拖沓，也尽量把它们选录进来。

六、在中国对李鸿章的负面评价相当多，我和他在政治上是公敌，私人交情也很一般，肯定不会有心为他辩护。书中之所以出现大量为他脱责辩护的言语，甚至许多都和公认看法不一致，那是因为写史的人一定要凭一颗公平心来写，不然就是对他人不负责，会引起谤议！英国著名的首相格林威尔曾经对为他画像的画家发火道：“画出我的真面目，不要让我的本相失真！”我写的这本书相信一定不会被格林威尔呵斥。李鸿章如果知道有这本书，一定会含笑于地下道：“你这小子了解我。”

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十一月既望

著者自记

第一章　绪论

天下只有平庸之人既不会挨骂，也不会得到赞誉。如果全天下的人都在骂一个人，那么他就可以称得上是超乎寻常的奸雄；如果全天下的人都在赞美一个人，那么他则可以称得上是超乎寻常的豪杰。但是说这些话的人差不多都是些平常人，有见识、有才干的几乎一个也找不到，那么让平常人评论超乎寻常的人，难道是一件可信的事？所以，誉满天下的人未必不是媚俗趋时的伪君子；谤满天下的人未必不是伟人。俗话说“盖棺论定”，我却发现有些人死了几十年、几百年，还没有一个确定的评价。说好的还在说好，说坏的还在说坏，让后世论者无所适从。比如说，有的人被千万人赞扬，但诋毁他的人也不下千万个；夸他的人把他捧到极致，骂他的人却把他贬到极致；他今日所受到的诋毁恰好可以抵消从前得到的赞誉，他所得到的赞誉也恰好补偿了从前所受到的诋毁。像这样的一个人，该怎么评价呢？答案是他是个非凡的人。这个人是非常的奸雄还是非常的豪杰先不说，单是他所处的位置与层次，就不是普通庸人的眼光所能达到的，也不是普通庸人所能随口胡说的。只有理解我这话的意思的人，才可以看我的这本《李鸿章》。

我敬重李鸿章的才干，我惋惜李鸿章的见识之不足，我同情李鸿章的遭遇。李鸿章环游欧洲之时，在德国见到了其前首相俾斯麦，问他说：“如果一个做大臣的人想要给国家尽力办事，但朝廷上所有人的意见都与他不合，合起来拉他的后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想按自己的想法办事，该怎么办呢？”俾斯麦回答说：“最重要的是得到皇帝的支持，有他的支持就能独揽大权，那还有什么事办不了？”李鸿章说：“比如现在有一个大臣，他的君主无论谁的话都听，君主身边那些大臣、侍从经常狐假虎威，借君主的名义干涉大事。要是这样，这个大臣该怎么办呢？”俾斯麦想了很久才说：“一个当大臣的，假如用真心操劳国事，估计没有不被君主体谅的，唯独在妇人女子手底下办事，就不好说了。”（这些话是从西方报纸翻译过来的，普通华文报刊如《星轺日记》，所登载的内容，因为有所忌讳而不敢全译。）李鸿章听了这话沉默不语。唉！每次我看到这段对话，就知道李鸿章心里的气愤和忧愁、牢骚与烦闷不是寻常旁观者所能理解的。我之所以批评他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之所以理解他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　李鸿章像

自从李鸿章扬名于世界，五大洲各国各界几乎只知道有李鸿章，而不知道有中国。简单地说，这是因为李鸿章已经成为中国独一无二的名人代表。这些人以外国人的身份评论中国的事，是没法儿了解真相的，原因固不待言，但李鸿章却称得上是中国近四十年历史上第一流的关键人物。凡是读过中国近代史的人都不可避免地看到李鸿章的名字，而读《李鸿章传》的人也必须要拿着本《中国近代史》做参考，这已经成为共识了。这样说来，我写的这本书换个名字叫作“同光以来大事记”也是可以的。

不但如此，凡是一个国家的当今社会现象一定与这个国家此前的历史有联系，所以此前历史是当代社会现象出现的原因，而当代社会现象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李鸿章和今日中国的关系既然如此之深，那么想要评论李鸿章，一定要用准确的眼光观察中国几千年来政权变化更迭的大趋势、民族灭亡与兴盛的规律，以及现在中国外交的内幕秘闻。只有这样，才能了解李鸿章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地位。孟子曾说过“知人论世”，社会大事固然不容易说明白，难道人就是那么好了解的吗？

今天，中国从事时事评论的人往往把平定太平天国、平定捻军叛乱作为李鸿章的功劳，把数次议和谈判作为李鸿章的罪过，但在我看来，这样的功罪评价都是很不恰当的。从前，俾斯麦曾经对李鸿章说过：“我们欧洲人把抵御外侮当作功劳，而为了一家的利益残杀同胞，我们不认为这是荣耀。”而李鸿章平定太平天国叛乱、平定捻军叛乱的业绩是兄弟相残，如果哥哥打弟弟也能被当成功劳，那么天下的兄弟都会因此而不安。如果我们的国人常因为国耻而愤怒，痛恨和议，而因此将怨恨全部转移到李鸿章身上，事出虽然有因，但不妨换位思考一下，在一八九五年二三月份、一九〇〇年八九月份，假如把批评的人放在李鸿章的位置上，那么他的行为、决定、处理方法当真能比李鸿章强吗？这些人之所以对李鸿章横加指责，是因为他们都是一群只会指手画脚、笑人骂人的只图口舌痛快的旁观者而已。因此，我对李鸿章的功过评论是和这些说法大不一样的。

现在李鸿章已经死了。外国人在评价他的时候，都认为他是中国第一人。有一种说法是：“李鸿章之死，势必会令中国今后的局势发生大的变化。”李鸿章到底能不能称得上是中国第一人，我说不好，但是现在那些超过五十岁的人，三四品以上的官没有一个可以望其项背，这个我敢保证是一定的。李鸿章的死会不会影响中国全局，我也说不好，但现在这个政府失去了李鸿章，就如同老虎失去了伥，瞎子失去了说唱的本领，前景堪忧，麻烦越来越多，这也是我敢断言的。我倒真心希望外国人的说法不是真的，要是真是那样的话，我们这样大的一个中国居然要靠李鸿章一个人来支撑，中国还有救吗？

西方有句哲言叫“时势造英雄，英雄也造时势”。像李鸿章这样一个人，我不能说他不是英雄。即便如此，他也只是时势所造就的英雄，而不是造就时势的英雄。时势所造就的英雄都是寻常英雄。天下这么大，历史这么久，什么社会没有时势？所以翻一下二十四史，像李鸿章这样的英雄，简直可以说是车载斗量。但是，能造就时势的英雄千年也找不出一个，这就是中国历史陈陈相因缺乏新意而不能产生光耀世界、震撼人心的大事件的原因。我在写这本书时，这种感觉始终存在心中。

第二章　李鸿章所处的历史位置

★中国历史与李鸿章的关系

★清朝历史与李鸿章的关系

想要对李鸿章这个人做出评价，就要对李鸿章所处的国家和他所生活的时代这两方面进行深刻的理解。

一是李鸿章所处的国家是一个数千年的皇权专制国家，他又恰好赶上这种政体已经成熟，其专制程度达到极点的时代。

二是李鸿章所处的国家是满洲人统治的汉族国家，而且他又赶上满汉杂居多年，汉人的权利开始逐渐恢复的时代。

评论家动不动便说：“李鸿章是近代中国的权臣。”我不知道他们所说的“权臣”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如果拿李鸿章和两汉的霍光、曹操以及明代的张居正相比，和近代欧美、日本那些所谓的君主立宪国家的大臣相比，那么他的权力与他们迥然不同。假设李鸿章果真是个权臣，那么回过头来看中国古代那些权臣，他们都是独揽大权、控制皇帝、天下惧怕而能动摇江山社稷的人，而李鸿章一直兢兢业业，没有野心，可以说是个纯粹的大臣。假设李鸿章果真是个权臣，那么近代各国的权臣都是雷厉风行、改革政治、遂心应手、不理会责难和猜忌的人物，而李鸿章却是个萎靡不振、因循守旧、畏首畏尾、无所成就的人，也可以说他是个平庸的大臣。即使这样，李鸿章所处的时代、环境本来和那些人有不同的地方，在这里试着和读者一起研究，上下古今，一一分析。

中国是个实行专制政体的国家，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但是，它的专制政体也是按照进化的公理逐渐发展成熟的，到今天形成完备、极致的局面，所以权臣手中的权力到今天已经被剥夺得差不多了。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鲁国的三桓（孟孙、叔孙、季孙），晋国的六卿（智氏、赵氏、韩氏、魏氏、中行氏、范氏），齐国的陈、田，都是权臣中的魁首。那个时候是纯粹的贵族政体，对于国家来说，大臣是层层选拔上来的人才，那么就像大树一样，树枝太粗了必定会伤到树干，这是难以避免的事情。到了两汉，天下实现了统一，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虽然已经出现，但根基未固，还不是很成熟，因此外戚掌权的祸乱很严重。霍光、邓骘、窦宪、梁冀这些人接踵而起，权势炙手可热，王莽借着这个机会夺取了汉朝江山。这时候的政治还带有贵族政治的特点，如果没有显贵的家世或资历，绝不敢妄想独掌大权。像范晔在《后汉书》中所说的张奂、皇甫规等人，虽然他们为国家立下了大功，声望相当之高，在众望所归的情况下可以当皇帝，却仍然毕恭毕敬地拜倒在汉朝皇帝的脚下，丝毫没有后悔之心，这就是儒家思想的效果。但在这时候贵族独掌大权的风气还是没有衰绝，不是贵族出身的人不敢有非分的想法。这是权臣的第一种类型。等到董卓出现之后，天下的实力派纷纷起来造反，曹操趁机登上高位，为有功的武人成为权臣开了头。此后的司马懿、桓温、刘裕、萧衍、陈霸先、高欢、宇文泰等人都是按照曹操的方法行事的。这是权臣的第二种类型。又比如秦朝的商鞅、西汉的霍光、东汉的诸葛亮、宋朝的王安石、明朝的张居正等人，都出身于普通老百姓，没有任何依靠，只靠着自己的才能学问赢得皇帝的信任，担任重要职务，实行自己的抱负和主张，全国上下都听从他们的命令，权倾一时，几乎有些近代立宪国家首相的意思。这是权臣的第三种类型。权臣里的败类则是些只会巧言令色、讨好皇帝、窃取大权、祸害百姓的人，比如秦代的赵高，东汉的十常侍，唐代的卢杞、李林甫，宋代的蔡京、秦桧、韩侘胄，明代的刘瑾、魏忠贤，强盗与斗筲之徒，不值得充数。这是权臣的第四种类型。以上四种类型把中国几千年来称得上权臣的人都包括进去了。

●　清中叶农民战争示意图

简而言之，时代越远，权臣越多；时代越近，权臣就越少。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权臣的数量和实权的消长是和专制政体的进化程度成比例的，而中国专制政治的发达有两大重要原因：一是由于传统思想的影响，二是因为杰出君主的努力。孔子考虑到周朝末年周天子势力的衰弱，希望出现一位能力强的帝王来使天下安定，因此对权臣现象感到深恶痛绝，并建立理论体系和准则，多次强调这一思想。西汉建立后，叔孙通、公孙弘等人借儒家思想的名义强化君权。汉武帝尊崇六艺、罢黜百家，专门靠这种思想来统治天下，皇帝和臣子地位的尊卑越来越明显，天下人这时才开始认为权臣是应被指责的对象。尔后的两千年里，他们都用这种观点作为思想核心来教育民众，宋朝时经过学者的弘扬，这种观点越来越稳固。凡是缙绅等上流人物都刻意检点自己的行为（避免与权臣沾边儿）。这种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可以消除人心中骄横跋扈的枭雄气概，不做超越儒家忠君思想的事情。像蜀汉的诸葛亮、唐朝的郭子仪，以及近代的曾国藩、左宗棠，直到李鸿章，都受这种观点影响很深。另外，历朝历代的皇帝在对国家兴亡的原因、补救危亡的方法等方面的研究一代比一代周密，因此贵族独掌大权的例子到汉末已经消失。刘秀、赵匡胤这些人对待功臣都是给予优厚待遇，解除其兵权；刘邦、朱元璋这些人则是抓功臣的罪状，稍有怀疑，就杀光他们全家。虽然他们对待功臣宽厚和残忍的手段不同，但在消除臣子权力、保证君权强大上是一样的。到了近代，天下采取郡县制度，土地世袭制度已经消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相互牵制，皇帝可以任意对付他们。不论是当了十年宰相，还是在地方上封疆千里，只要皇帝的一纸诏书就可以解除他们的官职，被司法部门的小官押着，跟普通的老百姓没什么区别。因此，在重要高位上善终的没有几个，只能用持盈保泰的办法来保全自己的性命和名声。难道是这些人的修养和性格比古人好吗？都是被形势逼的。正是因为以上两个原因，怀有野心的人才会有所顾忌，不敢随心所欲，天下也因为这个而太平多了。而那些洁身自好的人常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警惕，只希望避嫌，虽然有些大事是应该据理力争、亲自去做的，但也因为这些原因而不敢力排众议，违抗圣旨。俗话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满朝官员都是这个主义的拥护者，这种情况不是一朝一夕所形成的，而是渐渐形成的。

●　李鸿章书法

到了清朝，又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清王朝起源于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部落，后来逐渐强大起来，入主中原。靠着几十万外来人民来驾驭、驱使上亿本地居民，一定会让人产生你我有别的想法，这是不可避免的。在云南、福建、广东三藩那时候，任命投降武将为封疆大吏，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形势，后来终于竭尽全力平定了他们的势力，形成了中央集权。因此两百年来，只有满人官员成为权臣，没有汉人官员成为权臣的。像鳌拜、和珅、肃顺、端华这些人，凡是能和从前的权臣相比的，都是满人。除去开国那一次，每次重大战役，如平三藩、平准噶尔、平青海、平回部、平哈萨克布鲁特敖罕巴达克爱乌罕、平西藏廓尔喀、平大小金川、平苗、平白莲教、平天理教、平喀什噶尔，出兵几十次，靠的都是八旗兵，任命亲王贝勒或满人大臣做统帅。在平常里，无论是内阁还是封疆大吏，汉人都处在从属的地位上，即使像顺治康熙年间的洪承畴、雍正乾隆年间的张廷玉，在国家重要政策上也插不上嘴。虽然他们的地位很尊崇，声望很高，实际上只不过是弄臣而已，剩下的百官更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因此，在咸丰朝之前汉人从来没有担任过重要的文武官职（做将帅的偶尔有一两人，则是汉军旗人）。后来洪秀全、杨秀清起来造反，赛尚阿和琦善以大学士的身份担任钦差大臣，率领最精锐的八旗兵前往征剿，不断贻误战机，致使洪杨实力壮大。到了这个时候，朝廷才知道八旗兵靠不住，才开始委任汉人掌握实权。因此，金田起义实际上是满汉官员权力消长的开端。等到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在湖南、湖北起兵，已经成为平定江南的中坚力量时，（朝廷）仍然命令官文（满人）以大学士身份担任钦差大臣。当时的朝廷虽然不得不靠着汉人，但又怎么可能一下子真心信任汉人呢？曾国藩、胡林翼用尽全力和官文搞好关系，每当向朝廷汇报请示，总是请官文领衔，每次上报军功，也总是要将头功记在官文头上，捷报须官文认可方才上奏。这种谦让的风度固然可敬，但这份苦心也着实可悲。从《曾文正公全集》里可以看到，自从打下南京之后，曾国藩每天战战兢兢，如芒在背。就是曾国藩这样精于人情世故的人还要在这方面担心，何况李鸿章的自信还比不上曾国藩呢？因此，我可以下这样的结论：李鸿章的地位比起西汉的霍光、东汉的曹操、明代的张居正，以及近代欧洲、日本那些君主立宪国的大臣之所以不一样，是因为时势的原因。

要说明李鸿章的地位，就不能不明白中国的官制。李鸿章历任的官职是大学士、北洋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商务大臣、江苏巡抚、湖广总督、两江总督、两广总督、直隶总督，从表面上看，可以称得上位极人臣。但是，清朝从雍正时代以来，政府的实际权力都掌握在军机大臣手里（从同治时代之后，地方总督、巡抚的权力越来越大，但也是要看具体的人，不能一概而论），因此对于国家政治上的正确举措与失误，军机大臣要负大部分的责任。虽然李鸿章做总督、巡抚的时候和一般的总督、巡抚不一样，但是要把近四十年来政策上的失误都归结到李鸿章一个人身上，那么有些事也不是他应该承担的。试举同治中兴以来比较有实力的军机大臣如下。

按语：从这张表中可以看到满汉权力此消彼长的现象。在太平天国、捻军造反以前，汉人是没有真正执政掌权的，文祥和沈桂芬两人实际上是汉人执政的开端。在他们之后，李鸿藻、翁同龢两人将位置传给孙毓汶、徐用仪两名尚书。抛开这些人的才能品行不谈，在同治时代以后，不光是封疆大吏汉人要占据大半，就算是内阁中枢，汉人的实力也迅速猛增。但到了一八九八年八月之后，形势又发生了变化，这里面的内容说来话长，跟本书也没有关系，在这里就不细说了。

由此可见，这几十年来和李鸿章共事的都是些什么人。抛开他们的才干、人品不谈，这些人都不是和李鸿章同心同力、同见识、同信仰一个主义的人。李鸿章对俾斯麦所说的话还是很有根据的，而且还有一些唯唯诺诺，只会奉旨办事的军机大臣夹杂其中，这就是我为李鸿章感到悲哀的原因。我的这种说法并非有意偏袒李鸿章而为他开脱。即使李鸿章真的有实权，能够将他的理想都付诸实践，我敢断言他所取得的成就也绝不会大大超过现在。为什么呢？李鸿章本来是个没有学识的人，假如他真的是个豪杰，那么凭着他所取得的地位，怎么会无法取得更高的成就，在天下培植自己的势力，来推广自己的政策呢？像格莱斯顿、俾斯麦这些人，他们难道不会遇到阻力吗？所以，想为他当辩护人也很困难。虽然如此，但是要把中国政策失误的责任都归结到李鸿章身上，对李鸿章固然没什么可同情的，但那些执政误国的内阁大臣反倒有理由逃脱罪责，而我中国四亿国民中那些放弃国民责任的人也将无从认清他们的罪责。正因为我看到李鸿章有这样的处境，所以不得不为他反复辩护。他的功劳、罪责以及他的人品才干将要在后面详谈。

第三章　李鸿章未发达以前及当时中国的形势

★李鸿章的家世

★欧洲势力的东扩

★中国内乱的发生

★李鸿章与曾国藩的关系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庐州府合肥县人。他的父亲叫李进文，母亲沈氏一共生了四个儿子，老大李瀚章做到两广总督，李鹤章和李昭庆都投身军旅立有战功。李鸿章在家排行第二，生于道光三年（一八二三年）正月初五，小时候在普通私塾里读书，准备科举，二十五岁那年考中进士，在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年）进入翰林院，那年是丁未年。

李鸿章出生的那一年正是法国大革命风潮刚刚平息的时候，绝世英雄拿破仑被流放到异国孤岛上后死去。欧洲大陆的局势已经平稳，欧洲各国不再相互侵略，而是专门养精蓄锐，把战略投放到东方。于是，维持大一统局面数千年的中国，麻烦就越来越多：伊犁划界条约被俄罗斯人单方面撕毁，在南方和英国人爆发了鸦片战争。这种多事之秋正是国家需要人才的时候。加上瓦特刚发明了蒸汽机，大型的轮船军舰可以冲涛破浪，世界的距离被大大缩短，天涯的距离像邻居一样近；苏伊士运河也开凿成功，东西方的距离一下子被拉近了，西方势力逐渐侵入东方，汹涌澎湃的力度像狂飙、像怒潮，冲击着海岸和悬崖，让日月无光，既不能遏制，也不能对抗。因此自从李鸿章出生以来，实在是中国和世界刚刚产生联系的时代，也是中国对外交涉最艰难的时代。

回过头看国内的情况，自乾隆一朝之后，盛极而衰，百姓穷苦不堪，官吏骄纵横行，国内的麻烦越来越多。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年）的时候，湖南、贵州一带爆发了红苗叛乱。嘉庆元年（一七九六年）的时候，白莲教开始造反，在五个省的范围内造成影响，（为平定这次叛乱）九年内共消耗军费两亿两白银，然而也仅仅是控制住形势而已。与此同时，海盗蔡牵以越南为老巢，不断侵扰广西、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大肆烧杀抢掠，到嘉庆十五年（一八一〇年）才被平定。紧接着，天理教的李文成、林清又起来作乱，危害山东、直隶一带，陕西又传来了万行五变乱的警报。道光年间又爆发了回疆张格尔叛乱，边境不得安宁，官军大举征讨，打了整整七年才勉强平定。这样看来，嘉庆道光年间，国力的消耗、民心的躁动都到达了新顶点，而满朝上下都是些醉生梦死的人，还在唯唯诺诺，维持着一团和气、太平歌舞的局面，对下层的水旱灾变、民众暴动都讳莫如深，有识之士不禁担忧起来。

中国数千年来的历史是一部流血的历史。所谓人才，都是杀人的人才。纵观古往今来的大事，只有乱世才会出现英雄，太平盛世没有英雄。时代到了道光、咸丰末年，那些所谓的英雄都是些磨刀霍霍、等待时机、盼着改朝换代的人。从开天辟地以来，中国人民从来没有过参与政治的范例，民众被官吏欺压，遭受残酷的对待，没有申诉的途径，想要反抗就只能通过两种途径：轻一点儿罢市，重一点儿造反，这也是事实面前的无奈之举。因此，人们习惯地将改朝换代、更姓受天命这套东西看作平常事，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汉高祖、明太祖都出身于无赖，今天还是盗贼，明天就成了神圣的帝王，谁最厉害谁就最受尊崇，其他的都不重要。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习俗，因为有了这样的心理，历朝历代从基层造反的事情在史书里比比皆是。其间出现了百数十年太平世界，不过是经历了前面的杀戮祸乱，人心感到厌烦，加上人口减少，生存压力降低，谋生较容易而已；或者是君主、宰相懂得驭人之术，用小恩小惠赢取人民的拥护，缝缝补补，取得一时安定而已。实际上，国家内部的深层隐患从来没有消除过，只要稍有时机就会卷土重来。所以，中国几千年的史书都是用脓血写成，用肝脑点缀的，这一点没什么可以隐讳的。清朝在关外兴起，入主中华，我们中国人在自尊自大、蔑视外族心理的作用下，自然心里不能舒服，因此明朝灭亡之后立即出现由明朝的遗老遗少组织成的以恢复汉人王朝为目的的秘密党会，两百多年来一直蔓延于全国十八个省，到处都存在。以前虽然经常出来煽动造反，但因为英明的皇帝相继出现，所以不能得逞，积蓄等待了这么久，最终一定会爆发出来。自从道光、咸丰两朝之后，官员都是些庸劣的小人，没什么让人害怕的地方，这已经是所有人都清楚的事情，加上错误的政策众多，外国给予的耻辱纷纷到来，怀有爱国热情的人希望扫荡旧世界，建立新社会，怀有野心、狡诈的人想要趁这个机会实现野心，这就是俗话说的“形势使然”。于是，一代英雄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趁着机会涌现，于是一代英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也趁着机会崛起。

●　《南京条约》签署画。1842年8月29日钦差大臣耆英与英国签署《南京条约》，中国政府赔款2100万两白银，割让香港，开放五口通商

最初作为优贡制度选拔上来的人才，李鸿章来到北京居住，在文章方面得到曾国藩的赏识，并成为他的学生，与他朝夕相伴，学习儒家义理、经世济民的学问，他一生都受益于这段时间的学习。等到他进入翰林院的时候，还不满三年就爆发了太平天国金田起义。洪秀全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在广西造反，仅仅用了两年多时间就蹂躏了半个中国，中国东南的重要城市相继陷落，清朝统治土崩瓦解，前景岌岌可危，清王朝统治者惶惶不可终日。当时李鸿章恰好在安徽老家，做安徽巡抚福济和工部侍郎吕贤基的幕僚。当时庐州已经陷落，敌军分别占据附近城市，形成互为援助的掎角之势，福济想要夺回庐州，无奈不能实现。李鸿章建议先夺取含山、巢县，以便断绝敌军援兵，福济便命令他指挥部队，攻占了这两个县。李鸿章能打仗的名声就此开始流传，当时是咸丰四年（一八五四年）十二月。

等到洪秀全攻占武昌，时任礼部侍郎的曾国藩在家守孝，奉皇帝旨意负责办团练，慨然将练精兵救国家作为自己的责任，于是湘军从此兴起。湘军是淮军的母体。当时，无论是八旗兵还是绿营兵都懒惰颓废，胆小懦弱，完全没法儿打仗。他们的指挥官都是平庸低劣无能的人，不能尽自己的职责。曾国藩经过详细调查，知道除非另换一套人马，否则怎样做都不会有效果，因此决定招聘人才，统筹全局，坚忍刻苦，百折不挠，反攻太平天国。恢复国家安定的转机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了。

洪秀全占领南京之后，逐渐生出了骄傲自大的心理，太平天国内部自相残杀，腐败已经到了极点。假如当时官军有得力的人才，尽全力进攻他们，平定太平天国只是瞬间的事情。无奈官军的骄傲腐败比敌人还要厉害。咸丰六年（一八五六年），向荣指挥的江南大营第一次溃败；咸丰十年（一八六〇年），钦差大臣和春、江南提督张国梁指挥的江南大营第二次溃败，导致江苏、浙江相继沦陷，敌人的气焰比咸丰初年还嚣张。加上咸丰七年（一八五七年）清朝和英国开始发生战争，张国梁、和春阵亡的时候恰好是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的日子。天灾人祸交相进逼，到了这个时候，传了十代的大清宗庙已经命悬一线了。

●　太平天国天王玉玺

曾国藩虽然统军带兵十年，但他所平定的区域只有长江上游一带，这固然和曾国藩深谋远虑、老成持重的性格，不求急效、脚踏实地、节节进取的策略有关系，但也和朝廷方面不委任专人、事权不能统一、不能遂心应手有关。因此，湘军转战湖南、湖北、江苏、安徽等省途中因为地方官员拉后腿而导致贻误战机的情况不一而足，以至于长时间不能建立功业。等到金陵大营再次溃败，朝廷终于知道除了湘军再没有可以倚靠的力量了。咸丰十年（一八六〇年）四月，政府先是任命曾国藩为名誉上的两江总督，很快又授予他实际事权，并授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到此时，曾国藩才终于将兵权、财权集于一身，得以与左宗棠、李鸿章等诸位人才合力解决苏州、安徽、浙江一带的问题，大局这才开始有了转机。

李鸿章在安徽巡抚福济手下做幕僚时，福济曾经上书保举他为道员，由于被郑魁士阻止，没有获得这一职务。当时谣言四起，诽谤他的言语屡次出现，李鸿章几乎不能在老家立足。后来虽然被授予福建延邵建遗的道员缺，然而却只有虚衔，没有实职。直到咸丰八年（一八五八年），曾国藩率军转移到建昌，李鸿章前来拜见，随后便留在曾国藩手下做幕僚。咸丰九年（一八五九年）五月，曾国藩调遣了在抚州的湘军老兵四营，又新招募了五营，让他的弟弟曾国荃做统帅，前往江西景德镇协同作战，命令李鸿章作为参谋一同前往。在肃清了江西的太平军后，李鸿章又跟着曾国藩在指挥部待了两年多时间。咸丰十年（一八六〇年），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准备建立淮扬水师，向上级申请任命李鸿章为江北司道，未获批准；又推荐其担任两淮盐运使，奏折刚刚送到北京，恰好赶上咸丰皇帝北逃承德，事情就被搁置了下来。当时李鸿章已经三十八岁了，由于怀才不遇，学刘备拍着大腿叹息光阴流逝，已经过了半辈子，自认命运不济，实在是不好意思再谈功名。唉！这些年是老天对李鸿章的磨难呢，还是老天对李鸿章的恩赐呢？他志向不得舒展，颠沛流离十多年，正好锻炼了他的气量，增长了他的才干，对他日后担当大任起了作用。而那几年为曾国藩军队做参谋的生活正是他锻炼能力的最好的实验学校，那段经历令他终身受用。

第四章　军事家李鸿章（上）

★李鸿章的崛起与淮军的建立

★官军的衰败与粮饷的馈乏

★江浙两省得失的关系

★常胜军的兴起

★李鸿章与李秀成

★淮军平吴之功

★江苏军与金陵军、浙江军的关系

★金陵的收复

秦朝末年大乱，天下纷纷扰扰，起事的豪杰如云，等到项羽奠定霸业后，韩信才出现；东汉末年大乱，天下纷纷扰扰，起事的豪杰如云，等到曹操奠定霸业后，诸葛亮才出现。自古以来的大伟人在进退升降这些问题上，老天都像有意控制一样，一定要等到机会成熟，像弓箭拉满弦才发射一样。没有力量主宰他们这么做，似乎又有力量支配着他们这么行动。谢灵运曾经说过：“你们这些人升天虽然在我之前，但成佛一定在我后面。”在我看来，同光中兴的诸大臣里，李鸿章是成名最晚的，但他的名气最大，掌权也最久。行事的时机布满天下，时势造就英雄，李鸿章实在称得上时代骄子。

在咸丰六、七年（一八五六年、一八五七年）之交的时候，太平天国的声势达到了极点，而官军越发衰败。国家军事决策动摇不定，各地方的实力派都互相猜忌，加上军需缺乏，户部束手无策，各项开支的维持都要靠各省自行筹集钱款，拼拼凑凑，拆东墙补西墙，以解燃眉之急。在那样的情况下，尽管有忠臣和杰出的人才，但他们也没法儿迅速取得成效，这个道理是明摆着的。于是有人出了万不得已的建议，即用欧美雇佣军帮助剿灭太平天国。

起先洪秀全、杨秀清占领南京，派兵四处进攻，十八个省份找不到一块安宁的地方，政府经过十年的努力，也没能平定叛乱。北京政府的无能与乏力，已经有目共睹了。因此，英国领事和在上海的英国大商人不但不把洪秀全看成乱贼，还把他当成是欧洲各国倡导民权的革命党一样，用文明人交往的礼仪对待他们，偶尔还供给他们枪械、弹药和粮食。后来洪秀全骄奢到了极致，太平天国内部自相残杀，内政一天比一天松弛荒废。欧美国家中的有识之士琢磨这些事情，才明白他们所说的太平天国、所说的四海皆兄弟、所说的和睦博爱、所说的平等自由都不过是用来伪装的假面具，实际上跟中国自古以来的那些流寇毫无差别，并据此断定这些人不可能成就大业。于是，英法美各国都改变了他们的既定方针，全都愿意借给北京政府军队，以帮助其平叛。正式把这个意向向政府请示，已是咸丰十年（一八六〇年）的事情。而俄罗斯也想派遣一支小型舰队，运载若干部队，逆长江而上帮助清政府作战，俄罗斯公使伊格纳季耶夫还曾经与恭亲王奕面谈此事。

按语：欧美各国那个时候刚刚和中国通商，都不希望中国处于战乱之中，因此在双方交战、数年对峙不分胜负的时候，他们必定想要帮助一方，以从速安定局面。而北京政府的腐败长久以来都令西方国家感到讨厌和害怕，因此他们必定对太平天国多一分希望，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当时的欧美各国帮助哪一方，哪一方就会获得胜利，胜败的机会转瞬即逝。假如洪秀全有雄才大略，具备长远眼光，能对内整顿政务，对外熟练地运用外交手段，尽早与各国通商并订立条约，借助他们的力量来平定中原，形势的发展就不可估计了。这个小子不明白这个道理，太平天国内部先腐败了，在外交上也出现失误，树立了新的敌人，最终被消灭不也是很正常吗？而李鸿章等人的功业名望也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

当时英法联军刚刚攻破北京，咸丰皇帝远在热河。虽然已经谈判定下和约，但对洋人的顾虑和猜忌依然存在。因此恭亲王对于借兵助剿这件事情不敢一个人做决定，一面向咸丰皇帝请示，一面向江南、江北钦差大臣曾国藩、袁甲三以及江苏巡抚薛焕、浙江巡抚王有龄等人咨询，让他们各抒己见。当时极力反对这个主意、说这件事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人只有江北钦差大臣袁甲三（袁世凯的父亲） ⁽¹⁾ 一个人。江苏巡抚薛焕虽然不认为借欧美军队可行，但他还是建议雇用印度兵，用来防御上海及其周边地区，并请求任命美国军官华尔、白齐文做队长。曾国藩的意见和薛焕差不多，他说眼下的中国陷入极度的困境，不宜拒绝外国友人的好意，因此应当一方面用好话回复他们助剿的热切心态，在出兵日期上尽量拖延；另一方面要利用外国军官，在剿灭反贼上起作用。于是朝廷同意了这一建议，谢绝各国派兵助剿，并任命曾国藩负责聘请西洋教官训练新兵，这实际上是常胜军的起点，而李鸿章开始建立功名，跟这件事情有很大关系。

●　太平天国时期彩画《猴拉马图》

华尔是美国纽约人，毕业于美国陆军学校，在担任军官的时候因为犯了轻微罪行而逃出美国，跑到上海躲了起来。咸丰十年（一八六〇年）的时候，洪秀全的太平军横行江苏，苏州、常州都被太平军占领。上海候补道杨坊知道华尔是个沉着而富有才干的人，便向布政使吴煦推荐了他。吴煦便向美国领事申请赦免华尔的罪行，让他招募了几十个愿意当兵的欧美人，又加上几百名中国志愿者，令华尔训练这些人以保卫苏州、上海。后来这支武装多次与太平军作战，常常能以少胜多，所向披靡，因此无论是官军还是敌军，都把这支部队称为“常胜军”。常胜军的建立发生在李鸿章到达上海之前。

在开始叙述李鸿章的战绩之前，请先让我介绍一下李鸿章立功之地的概况、形势。

江苏、浙江两省向来是中国税赋收入最重要的省份，可以说没有江浙两省的钱，国家就要崩溃。因此要说兵家必争之地，哪里也不如武汉；要说军饷财物，则哪里也不如苏杭，只要稍微懂一些兵法，就懂得这个道理。洪秀全看到最近各地的政府军士气旺盛，不像从前那样可以不放在眼里，而且安庆刚刚被官军收复（咸丰十一年即一八六一年八月被曾国荃收复），南京周边的形势越来越不好，便派遣手下将官李秀成、李世贤等人分兵进犯江苏、浙江，以便牵制政府军的兵力。李秀成的部队进展顺利，一连攻占萧山、绍兴、宁波、诸暨、杭州等地，浙江巡抚王有龄战死，江苏的城市也几乎被李秀成的军队全部攻陷，避难的人都集中在上海。

在收复了安庆后，湘军的名声越来越响。以前那些与曾国藩不和的中央或地方高官不是死了就是被撤职，因此征剿太平天国的重任完全落在了曾国藩的身上。皇帝多次下诏敦促曾国藩，要他率军东进，收复苏州、常州、杭州等敌占区，五天之内接连下了四道口气严厉的谕旨。曾国藩既已推荐左宗棠前往浙江负责军事指挥，江苏的绅士钱鼎铭等人就在十月份乘坐轮船沿长江逆流抵达安庆，在见到曾国藩后苦苦哀求，要求派兵前往江苏支援，声称淞沪一带有三大不能持久的好机会：一是当地团练，二是洋枪和火轮船，三是埋伏下来的内应。此外还有仍然归属于朝廷但不能久守的三座城市：一是镇江，一是湖州，一是上海。曾国藩目睹情状，心生怜悯。当时湘军缺乏军饷、士兵，左宗棠的楚军无法分兵支援，于是曾国藩便和李鸿章商议，准备第二年二月份出兵援苏。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朝廷下旨，向曾国藩咨询援苏部队的统帅人选，曾国藩推荐了李鸿章，并向朝廷申请调派数千部队，迅速赶赴长江下游，以帮助剿敌。于是李鸿章回到了庐州老家，在那里招募淮勇，等到把他们带到安庆，曾国藩帮助他制定了营规军制，武器军械的配备、军饷口粮的分发都按照湘军章程订立，但也参考楚军的营规进行训练。

先前安徽中部屡次被太平军、捻军进攻、骚扰，当地百姓深受困扰，只有合肥县志士张树声、张树珊兄弟和周盛波、周盛传兄弟及潘鼎新、刘铭传等人从咸丰初年开始就训练民团以保卫家乡，构筑堡垒以防止流寇侵扰，因此安徽全省都遭受兵灾，而合肥却能够保持安宁。等到李鸿章开始招募淮军，他将这些旧团练武装组织起来加以严格训练，二张、二周、潘、刘等人全部成为李鸿章手下。有个安徽人程学启一直在曾国荃部下，这个人本来是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麾下的猛将，在咸丰十年率部于安庆投降了湘军，投降后做到参将的官职，谋略和勇气都出类拔萃，但曾国荃对他并不信任。这次曾国藩特意把他调拨给李鸿章，后来这个人以勇敢善战而闻名一时。在淮军刚刚组建的时候，曾国藩还调拨若干营湘军作为补充，特意在湘军将领中选择一名优秀者作为统帅，听候李鸿章的指挥，这个人就是郭松林。因此，淮军名将要数程、郭、刘、潘、二张、二周。

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二月，淮军正式成军，共有八千人，打算沿长江顺流而下，从太平军的要塞边冲过，去增援镇江，但还没定下来。二十八日，上海官员、绅士共同筹集十八万两白银，雇用七艘轮船，抵达安庆迎接淮军，于是决定分三批前往上海。三月三十日，李鸿章全军抵达上海。李鸿章得到署理江苏巡抚的任命，又任命薛焕为通商大臣，专门负责办理外交。

这个时候常胜军的编制还不完善。作为一名外籍军官，华尔指挥一支五百人的军队，负责守备松江。同治元年正月，一万多太平军前来进攻松江，把华尔围了几十层之多，华尔拼死作战，击败敌军。等到李鸿章到达上海，华尔被划归为李鸿章指挥，又招募了强壮勇敢的中国人扩充军力，命令华尔加以训练，他的士兵薪水要比湘军、淮军高得多，从此常胜军终于成了一支得力的武装队伍。

松江府位于江苏、浙江两省交界处，驻扎有提督级别的武官，是江苏交通要道，因此太平军将其包围起来猛烈进攻。李鸿章便命令常胜军和英国、法国守军合兵一处（当时英法两国有若干守备部队，专门驻扎在上海保护租界），进攻松江南部的金山卫和奉贤县；淮军的程学启、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等将领进攻松江东南的南汇县。太平军拼死作战，英法联军抵挡不住撤退，导致嘉定县反被占领。太平军乘胜进攻上海，程学启在太平军行进中途加以攻击，大败太平军，南汇的太平军守将吴建瀛、刘玉林等人开城投降。川沙厅（在吴淞口南岸）的太平军一万多人又前来进攻，刘铭传率部坚守南汇，大败太平军，顺便收复了川沙厅。但太平军的主力仍然很顽强，以一部分部队包围松江青浦，以一部分部队驻扎广福塘桥，在泗滨集中主力准备夺取新桥。五月份，程学启率领所有人马单独驻扎新桥，抵挡太平军大军的进攻，被太平军包围进攻数日，情况相当危急。李鸿章得知情况后，亲自带领部队赶往救援，在徐家汇遭遇太平军，经过激烈的战斗，击败太平军。程学启在指挥部里望见李鸿章的帅旗，立即率军两面夹击，终于获得大胜，歼灭太平军三千多人，俘虏四百多人，有一千多人投降。驻扎在松江府郊区的太平军听说这个消息后感到相当震惊，慌忙集合部队向北撤退，新桥之围终于解开，上海的防御形势也得到好转。

淮军刚刚到上海的时候，西方人见他们的军服简陋破烂，于是都在背地里耻笑他们。李鸿章不慌不忙地对左右说：“能不能打仗，难道还看衣服吗？等他们见识了咱们的水平，自然会有定论。”等到欧美人见到淮军军官的勇敢、部队纪律的严明，没有一个不改变态度、肃然起敬的，就连统辖之下的常胜军也很顺从地听从李鸿章的指挥。

那个时候，曾国藩已经接受了独自剿灭太平天国的重要任务，肩上的责任很重，既无法让人分担，也没人能扯他的后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派遣李鸿章负责肃清江苏南部，左宗棠负责肃清浙江，曾国荃负责肃清南京。南京是太平天国的根据地，而南京与江浙两省相互庇护，才形成巨大的势力，因此如不肃清江苏的太平军，包围南京就不可能实现，而如果不包围南京，肃清江苏的敌人也不可能。于是就在淮军前往上海的同时，曾国荃与杨载福（后改名杨岳斌）、彭玉麟等人商量，计划水陆并进，消灭长江南北两岸的太平军堡垒。四月份，曾国荃从太平府出发，顺长江而下，一连攻克金柱关、东梁山营寨、秣陵关、三汊河、江心洲、蒲包洲等军事要塞。五月份，他率军驻扎在南京城外的雨花台，实得力于李鸿章解除松江之围。因此，说起这些战绩，大家应当明白湘军能够攻克南京，消灭巨敌，并不是曾国荃一个人的功劳，实际上是靠李鸿章等人消灭外围势力，使太平天国的军饷来源、军事形势都形成孤立的局面，这样太平天国的主力就不能不坐以待毙。淮军能够肃清苏南地区的敌人也不是李鸿章一个人的功劳，实际上是靠曾国荃率军直捣老巢，让他们的精锐部队有后顾之忧，导致战斗力下降。苏东坡曾经写过这样的句子：“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同治元年、二年（一八六三年）时期，中国的景象正是这样的。

李秀成是李鸿章的劲敌，也是敌军队伍中后期成长起来的最优秀的将领。在洪秀全刚刚开始造反的时候，他们团伙里最杰出的将领是东王杨秀清、南王冯云山、西王萧朝贵、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当时并称为“五王”。过了不久，冯云山、萧朝贵在湖南战死；杨秀清和韦昌辉在南京争夺权力，互相残杀；石达开独有远大志向，不满足于现状，便独树一帜，转战湖南、江西、广西、贵州、四川各省，从前的“五王”已经不复存在。咸丰四年（一八五四年）、五年（一八五五年）之间是政府军最萎靡不振的时候，但也是太平天国气焰最低落的时候。李秀成出身于普通士兵，地位很低下，太平天国定都南京的时候他只不过是杨秀清手下的一个侍卫。但是他聪明机敏，富于谋略，胆量过人。因此在太平天国晚期仍能够以余力造成大声势，使得政府军疲于奔命，太平天国能支撑最后六七年，全靠李秀成和陈玉成两个人的力量。陈玉成在长江中上游活动，在河南、安徽、湖南、湖北掀起飓风；李秀成出没于长江下游及入海口，在苏州、常州、杭州、扬州等地激起巨浪。在陈玉成死后，洪秀全可以依靠的就只剩下李秀成一个人了。李秀成不但智勇过人，而且胸怀宽广，对待下属和蔼可亲，能得到士兵的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收复了安庆，但下游的形势更加不乐观。在曾家兄弟合围雨花台之后，江苏各地的战争仍然持续着，让李鸿章、曾国荃费尽心力，花了巨大的代价仅仅得到了表面胜利和荣誉的人正是李秀成。谈论李鸿章这个人，就不能不了解李秀成。

在南汇战役后，李鸿章站住了脚，希望和南京的政府军相配合，牵制太平军兵力，找到恰当的进攻方向。当年七月，李鸿章命令程学启、郭松林等人突然攻击青浦县城，在打下青浦之后，又派遣另外一支部队乘坐汽船渡海攻打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也打了下来。八月份，李秀成命令谭绍光带领十多万部队进攻北新泾（江苏地界，离上海只有几里地）。刘铭传在太平军行进中途加以攻击，大败太平军，太平军便退守苏州。

同月，淮军和常胜军一同进入浙江，攻打慈溪县成功。在那场战斗中，常胜军指挥官华尔奋勇向前，胸部中弹牺牲，死前要求穿着中国衣服下葬。美国人白齐文代替他继续指挥常胜军。

同年夏秋交替的时候，江南流行瘟疫，政府军中有许多士兵被传染致死。李秀成抓住这个机会，想要解南京之围，便在闰八月的时候在苏州、常州挑选了十多万精锐部队奔赴南京，包围了曾国荃的部队，调集了数十门西洋开花大炮，昼夜不停地猛烈轰击了十五天，政府军拼死作战，士气没有受到一点儿挫折。九月份，李秀成命令李世贤率领十多万部队，从浙江赶来一同合围南京，同时加大了进攻力度。曾国藩知道了这个消息，感到极度忧虑，连忙向外地求援。然而，当时浙江以及长江以北的各部分政府军都有各自的任务无法增援。这场战役几乎是两军开战以来最激烈的战役。当时太平军共有二十多万人，而陷于包围圈中的政府军只有三万多人，而且有大半将帅和士兵先后患病、战死、负伤。但是曾国荃能和将士同甘苦，共患难，像家人父子一样团结，因此士兵都愿意为他去死，因此能抵抗十倍的太平军，最终获得成功。李秀成看到无法破敌，又看到江苏省内的政府军的形势正在好转，害怕失去江苏这块地盘，到时候南京也不能保全，终于在十月份率军撤退，解了雨花台之围。

按语：在这场战役之后，洪秀全大势已去。在敌人坚固的城池下驻军，是兵家的大忌。向荣、和春都两次因此遭到失败，因此曾国藩对此相当警觉，也相当小心。看到曾国荃开始在雨花台驻扎，曾国藩曾经多次提醒他。等到这场战役开始时，外面被十倍于己的太平军包围，里面有一群穷凶极恶的末路之人，再没有什么比政府军的处境更危险的了。但是太平军明知道政府军人少，部队状况差，但就是不敢发动猛攻决一死战，以图在短时间内达到成效，终于功亏一篑，匆忙撤退，导致进退两难，最终灭亡，这是为什么？这都是因为当时太平军的将帅富贵到了极点，骄奢淫逸，爱惜生命，才会有这样的结果。

太平天国的迅速衰败其实也是政府军始料未及的事情。曾国藩曾经说过：“部队最怕士气低落。”在道光、咸丰两朝之交的时候，太平军士气高涨，而政府军士气低落，等到同治初年的时候，太平军士气低落，政府军士气高涨，胜利与失败的关键都在这里。这种规律连李秀成这样的人才尚且不能违背，而洪秀全那样的人就像坟墓中的枯骨一样，根本微不足道。灭六国的实际上是六国自己，并不是秦国，灭秦国的实际上是秦国统治者自身，而不是天下人。殷鉴不远，有志于夺取天下的人应该拿来警告自己。洪秀全是一个市井无赖，在短时间内崛起，几年之内就占据了清朝的半壁江山，不趁着大好形势席卷全国，通过战争来完成大业，反倒很快在南京苟且偏安，把那里当作安乐窝，盖那些深宅大院，简直连陈胜那种人都不如！死守在一座城里，等着别人来包围。这样看来，向荣、和春等人的失败根本不是因为洪秀全有什么克敌制胜的招数，只是因为洪秀全所遇到的对手也跟他差不多，没有什么分别，所以才能苟延残喘，勉强支持。唉！曾国藩和洪秀全之间的胜败到底是由天决定的还是由人决定的呢？君子都会说：“是人的原因。”

又按：这场战役是湘军、淮军诸位将领最终立下功劳的最大关键。如果不包围南京，就不能牵制江浙交界一带的太平军，这样李鸿章的生力军就不能迅速取得胜利；如果不进攻江浙交界，就不能解开南京的重重包围，这样曾国荃的疲惫部队也就要全军覆没，读者一定要对这点有清醒的认识。

李秀成在包围南京的时候，命令他的副手谭绍光、陈炳文留守苏州。九月份，谭绍光等人率领部队十多万人，分几路从金山、太仓向东进发，淮军诸位将领都进行防御，在三江口、四江口发生战斗，互有胜败。太平军又沿着运河驻扎下来，军营连绵数十里，在运河及支流上架设浮桥，以便于交通。太平军进攻黄渡，将政府军包围在四江口，加紧猛攻。九月二十二日，李鸿章命令诸将进攻太平军大本营。太平军骁勇善战，淮军在进攻过程中几乎顶不住。刘铭传、郭松林、程学启等人身先士卒，挥剑亲自冲锋，士气为之大振，将太平军打得大败，歼灭、活捉一万多人，解了四江口之围。

常胜军指挥官华尔死后，白齐文凭借副手的资格继任。白齐文这个人的为人和华尔迥然不同，是一个擅长搞阴谋的狡诈之徒。当时他看到政府军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便在私下里和李秀成勾结。十月份，白齐文计划在松江城内做内应，去上海威胁道台杨坊，向他索要数额巨大的军费。杨坊没有给他，白齐文就打了杨道台一顿，抢了四万两银子逃走了。事情传出之后，李鸿章勃然大怒，当即和英国领事交涉，罢免了白齐文的职务，让他偿还这笔攫取的钱财，并让英国军官戈登接替他的职务，常胜军这才开始再次听从李鸿章的指挥。当时是同治二年二月。这实际上是李鸿章第一次办理外交事宜，这种坚决强硬的外交风格令人敬佩。

白齐文被罢免后，李鸿章想要杀了他，但被美国领事阻止，便将他释放。白齐文反过来投降了李秀成，做了李秀成的参谋，为他出了很多主意，但都不是什么好主意。他曾经劝李秀成放弃江苏、浙江，把那里的桑茶毁弃，房屋烧毁，然后集结兵力北上，夺取中原地区作为根据地，以便控制东南方，因为政府军的水师控制不了那里，可以成就大业。李秀成没有听他的话。白齐文又为太平军购买武器，抢夺汽船，并得到了几门最新式的大炮，献给李秀成。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攻打苏州的时候，政府军在宝带桥阵亡了数百人。后来白齐文在李秀成那里不得志，又跑到漳州投靠别的太平军部队，最后终于被郭松林抓住并杀掉。

先前曾国藩曾抓住太平军的一个信使，从他那里得到了洪秀全给李秀成的手谕，称湖南、湖北两省以及江北地区现在兵力空虚，命令李秀成调二十万部队，先攻占常熟，然后一面进攻扬州，一面窥视安徽、湖北。曾国藩连忙命令李鸿章出兵先发制人，告诉他立即攻下太仓，以干扰常熟的战役，牵制李秀成的兵力，让他不能前往江北。李鸿章也同意这一看法。同治二年二月，李鸿章下命令给常熟守将，让他死守常熟等待援军，而后派遣刘铭传、潘鼎新、张树珊率领各自部队乘坐轮船赶赴福山，和太平军发生了几十场战斗，都获得了胜利；另外派遣程学启、李鹤章进攻太仓、昆山县来吸引太平军的兵力，命令戈登率领常胜军与淮军一起进攻福山，最终攻克了它，解了常熟之围。三月份，收复了太仓、昆山，活捉太平军七千多人，程学启的功劳最大，从此戈登更加佩服程学启。

五月份，李秀成从无锡出发，带领水陆部队数十万人企图增援江阴，占领常熟，李鸿章派遣他的弟弟李鹤章以及刘铭传、郭松林分别阻击敌军。刘铭传、郭松林和太平军的先锋部队遭遇，经过战斗取得了胜利。然而太平军的势头相当猛烈，双方伤亡人数几乎相等。当时太平军在运河河岸上搭建连营，北起北，南至张泾桥，东起陈市，西至长寿，纵横六七十里，其间还有上百座堡垒，都处于运河的险要位置。太平军把桥梁全部拆毁，在运河上布置了炮艇，水军和陆军相互配合，形势相当紧张。

李鹤章和刘铭传商量之后，偷偷收集木料建造了浮桥，在半夜突然渡河袭击太平军，将北的太平军营地击毁三十二座，郭松林也发动猛烈进攻，将南的太平军营地击毁三十五座，周盛波的部队将麦市桥的太平军营地击毁二十三座。太平军大溃败，死伤者高达数万人，死尸将河水堵塞，又抓获了太平军军官一百多人、马五百匹、船二十艘，兵器、弹药、粮食不可计算。从此顾山以西再也没有太平军活动，淮军士气大振。六月份，吴江的太平军守将望风投降。

程学启率领水军、陆军一万多人，和刘铭传计划收复苏州。攻占花泾港之后，收降太平军守将，驻扎在潍亭。七月份，李鸿章亲自统率部队收复了太湖厅，率军向苏州进发，先命令刘铭传进攻江阴。太平军的猛将陈坤书调集了湖南、湖北、山东四股庞大的部队共十多万人，一起前来救援。李鸿章、刘铭传亲自前往侦察敌情，见太平军大大小小的营垒排列得如同棋子一样，西起江滨，东至山口，便制订下计划，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太平军拼死抵抗，双方激战不可开交。随后江阴城内有人发动内变，开门向政府军投降，江阴就此收复。

●　《李鸿章克复苏州战图》。清人绘，绢本，设色，长116.6厘米，宽63.3厘米

当时程学启另外驻扎在苏州郊外，每天都爆发激烈的战斗，前前后后打了几十次胜仗，太平军在宝带桥、五龙桥、蠡口、黄埭、浒关、王瓜泾、十里亭、虎丘、观音庙等地的十多处堡垒都被攻破。与此同时，郭松林的部队也在新塘桥地区取得胜利，击毙太平天国的王两人，歼灭太平军一万多人，缴获船只数百艘，太平天国的水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李秀成为此痛哭流涕，悲伤得不能自已，从此淮军的威名响彻天下！

太平军遭受严重失败后，李秀成准备进行大规模反攻，命令他的部下集中了无锡、溧阳、宜兴等地的部队八万多人，战船一千多只，从运河口出发，又亲自带领精锐部队数千人据金匮支援苏州，相互策应，和政府军接连交战几次，互有胜败。同治二年十月十九日，李鸿章亲自率军，命令程学启、戈登为先锋进攻苏州城，经过激烈的战斗，攻破苏州外围的防备。李秀成和谭绍光等人撤退进入内城，决定死守不投降。政府军随后水陆并进，在三面对苏州进行了包围；城中的粮食很快就吃光了，人心变得慌乱起来。李秀成的部下郜云官等人怀有二心，便私下里和程学启联系，准备向政府军投降。在这样的情况下，程学启和戈登坐上一艘小船，来到苏州城北的阳澄湖，和郜云官等人当面订下了投降的约定，如果郜云官能杀掉李秀成、谭绍光，就赏赐他二品官的职位。由于戈登是担保人，因此郜云官等人毫不怀疑，但最终还是不忍心杀害李秀成，只答应杀掉谭绍光就告辞了。

李秀成对这一阴谋有所察觉，但事已至此，也没有办法，便在十月二十三日晚出胥门，经光福灵岩，趁着夜色黯然逃离了苏州城。二十四日，谭绍光因为有事叫郜云官去他的帐篷，郜云官和猛将汪有为感到害怕，因此一见到谭绍光便刺杀了他，并消灭了谭绍光的亲军一千多人，随后开城门向官军投降。十月二十五日，郜云官等人献上谭绍光的首级，请程学启入城验收。这些投降的头目职衔如下：

一、纳王郜云官

二、比王伍贵文

三、康王汪安均

四、宁王周文佳

五、天将军范起发

六、天将军张大洲

七、天将军汪环武

八、天将军汪有为

当时这八名将领在城内的部队还有十多万人，声势浩大，并要求程学启履行答应他们的总兵、副将等职。程学启仔细观察了这八个人的人品，认为他们都是狼子野心的小人，恐怕日后控制不了，再生祸端，于是就和李鸿章密谋，在指挥舰上大摆筵席招待他们。等号炮一响，埋伏好的士兵冲出来把他们都杀了，还一并杀了他们手下负隅顽抗的余党一千多人，剩下的部下都投降了。收复苏州之后，李鸿章凭借功劳被加封为太子少保。

先前这八个将领投降的时候是戈登做的担保人，现在听说李鸿章食言，戈登大怒，想要把李鸿章杀掉来惩罚他的罪行，于是亲自带了短枪到处找李鸿章。李鸿章躲了起来，不敢回大营。几天之后，戈登的怒气渐渐散去才算罢休。

按语：李鸿章在这件事上是有愧的。杀降本来就不是君子该做的事，何况和投降的人已经有约定，而且还有担保人呢？因此他的这一举动有三点罪过：一是杀降违背了公理；二是撕毁条约自食其言；三是欺骗戈登，有悖于朋友相处之道。戈登对这件事情恨得咬牙切齿，以至于想要拿刀捅了李鸿章来泄愤，不也合理吗？虽然他考虑到苗沛霖、李世忠等人投降后复叛的情况，有不得已的原因，但他生平喜欢玩弄小权术的特点在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个大概了。

苏州的收复实际上是平定江南最关键的事情。先前曾国荃、左宗棠、李鸿章分别带领一支孤军东下深入敌后，彼此不能联络策应，因此孤立无援，显得十分危险。在苏州大捷之后，李鸿章建议对整个战局进行规划，希望乘胜进入浙江，和曾国荃、左宗棠两军相互接应，合起来进行大规模行动，这是政府军后来制胜的第一要素。十一月，刘铭传、郭松林、李鸿章攻下了无锡，将守将黄子隆父子活捉后斩首。随后，李鸿章把淮军分成三大支队：甲队由自己指挥。乙队由程学启指挥，进入浙江之后，接连攻克平湖、乍浦、澉浦、海盐、嘉善，兵临嘉兴府城下。左宗棠的部队也协同作战，进入杭州地区后，进攻余杭县，屡屡打败敌军。丙队由刘铭传、郭松林率领，和常胜军共同进攻常州，取得大胜，收复宜兴、荆溪，活捉敌将黄靖忠，李鸿章又命令郭松林进攻溧阳，招降了敌军。

当时的太平军将领陈坤书拥有十多万的部队，盘踞在常州府，摆开阵势从背后对政府军进行攻击。李鸿章和刘铭传率军防御，太平军气势汹汹，政府军打了败仗。陈坤书又偷偷派兵迂回进入江苏腹地，在江阴、常熟、福山等县出没，江阴、无锡因此而戒严，江苏以西的地区都受到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鸿章命令刘铭传独自防守常州方面的来敌，又急忙命令郭松林放弃金坛，不分昼夜急速支援苏州，又命令李鹤章快速回无锡防守，杨鼎勋、张树声等人率另外一支部队扼守江阴的青阳、焦阴，切断敌人的归路。当时太平军对常熟的包围越来越紧，苦战好几天，仅仅勉强支撑。太平军又开始包围无锡，李鸿章几乎守不住了。数日之后，郭松林的援军到来，经过激烈的战斗后打败太平军，解开了包围，郭松林凭借战功升任福山镇总兵。

先前程学启包围嘉兴更紧（从同治三年即一八六四年正月开始），城中的守备部队和进攻一方针锋相对，两边的死伤都很惨重。二月十九日，程学启动员将士，想要一举攻克嘉兴，亲自冲锋陷阵，越过浮桥，爬上攻城云梯。城上的太平军死守，子弹像雨点一样密集，突然一颗流弹击中程学启的头部，他摔倒在地。他的部将刘士奇见了，立刻代替程学启指挥部队，率先冲入城内。士兵们都悲愤交加，勇气百倍，同时潘鼎新、刘秉璋等将领也率领部队水陆并进，一举攻克嘉兴。

程学启受伤之后，躺在床上治疗了二十多天，还是没有好转，在三月十日去世，朝廷赏给“忠烈”的谥号，李鸿章为此痛哭流涕。

收复嘉兴府之后，杭州太平军的气焰大为衰弱。二月二十三日，太平军主力部队乘夜色从北门脱逃。左宗棠的部队在三月二日进入杭州城，从此李鸿章的部队和左宗棠的部队合兵一处，胜利会师。

程学启死后，李鸿章命令他的部将王永胜、刘士奇分别率领部队和郭松林在福山镇会师，一同进攻沙山，连续战斗后攻克沙山。到了三河口，消灭了两万名太平军。李鸿章便命令各部队合围常州，命令刘铭传进攻常州西北并攻克了它，郭松林攻破陈桥渡大营，张树声、周盛波、郑国櫆等人袭击河边敌营二十多座，并都取得胜利。败退的太平军想要进入常州城，却被陈坤书拒之门外，因此被政府军杀死在城下的不可计数。三月二十二日，李鸿章的部队正式攻打常州，用大炮和炸药轰塌城墙，城墙被炸开一个数十丈的大口子，然后挑选了数百名勇士组成敢死队用云梯强行登城。陈坤书骁勇善战，亲自率领精锐部队防守，修补城墙缺口，政府军阵亡数百人。李鸿章为此愤怒，命令多准备攻城器材，连日猛攻常州，两边伤亡同样惨重。经过十多天的激战，李鸿章亲自督阵，刘铭传、郭松林、刘士奇、王永胜等人都身先士卒，奋战登城，太平军终于出现混乱。陈坤书仍然奋战不屈，和部将费天将率领精锐部队展开激烈的巷战。经过激烈的战斗，郭松林活捉了陈坤书，费天将也被周盛波抓住。刘铭传大声呼喊：“只要放下武器投降，一律赦免。”太平军当场投降了一万多人。在这场战役中，政府军也阵亡了数千人。常州就此收复，当时是四月六日。从此李鸿章的部队和曾国荃的部队打通了通道，江苏全省除了南京城内，再也没有太平军活动的踪迹。

从同治元年二月李鸿章率领八千人抵达上海，正式开始统领淮军、常胜军，转战各地，经历了大大小小几十场战役，从松江保卫战开始到嘉兴常州攻坚战结束，到同治三年四月打了两年，终于完成了肃清苏南太平军的功业。

按语：李鸿章肃清苏南地区太平军，原因在于淮军部将骁勇善战，性格坚忍不拔，但华尔、戈登的帮助也很大，不只是常胜军打下几座城，打赢几次仗。当时李秀成的智力和勇气都无与伦比，军中大量装备西式枪炮，程学启、刘铭传、郭松林、周盛波、张树声、潘鼎新等将领虽然善于作战，但只不过凭着天生的勇敢和谋略，还不懂得新式作战方法的作用。因此，淮军建立初期在和太平军的作战中吃了不少苦头。李鸿章考虑到这种情况，命令诸位将领向常胜军学习，也用了不少常胜军的武器装备。而左宗棠肃清浙江太平军也得力于法国军官托格比、吉格尔等人的帮助。清朝即将灭亡又起死回生，英国人和法国人有不小的功劳。他们的意思是希望永远保证东亚的和平稳定局面，将这里建设成为商务活动的乐园。但想不到直到今天，中国还不想着自我振兴，将来恐怕难免要爆发一场大革命。

先前曾国荃的军队水陆相互配合，整整包围了南京两年，到同治三年正月，攻克了钟山的石头堡垒，太平军失去了险要的要塞，包围南京的外围终于牢牢地结合起来，太平军内外不通，向城内输送粮食的道路被封死，城中的粮食也被吃光了，洪秀全知道事情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便于四月二十七日服药自杀，诸将拥立他的儿子洪福继位，当时政府军还不知道这件事情。朝廷多次下旨给李鸿章，命令他率领在江苏的得胜之师帮助进攻南京。曾国荃认为城内的太平军已经疲惫不堪，粮食和弹药都用光了，胜利在望，不愿意让李鸿章插手，而李鸿章也不愿意分曾国荃的功劳，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对朝廷声称夏天不利于使用火器，以此为理由不肯进军。

而朝廷方面却不理解李鸿章的意思，再三催促他进军。曾国荃听说这个消息，既担忧又愤怒，便从五月十八日开始日夜监督士兵猛攻地保城（龙脖子，山阴的坚垒，第一险要之地），该地很快便被攻了下来。又深挖地道，从五月三十日到六月十五日，成功地挖掘了十多处地道。曾国荃命令城外各营部队做好战斗准备，另外悬重赏招募敢死队，准备城墙一出缺口就猛冲进去。

当时李秀成在南京城内，洪秀全死后所有的命令都是他发布的。李秀成知人善任，恩威并行，所有人都真心佩服他，就像儿子对待父亲一样。五月十五日，李秀成率领数百名敢死队，从太平门的缺口冲出城外，又另外派遣了数百名敢死队员穿着政府军的衣服从朝阳门冲出城外，冲入曾国荃的军营，放火后大声呼喊。当时的官军多日劳累，已经很疲惫，战斗力丧失殆尽，猛然间遭遇到这样的情况，差点儿土崩瓦解作鸟兽散，幸亏彭毓橘等将领率领新兵赶来救援，才平息了这场危机。

六月十六日中午，地道里埋的火药爆炸，声音像无数雷声同时炸响，可以感到大地在颤抖，城墙被炸飞了二十多丈。曾国荃部队的将士大声呼喊着展开了冲锋，太平军士兵拼死抵抗，子弹像雨点一样密集，当场击毙城外士兵四百多人。部队士气更加高涨，踩着死者的尸体冲锋，随后攻入城内。李秀成早早就立下了必死的志向，他把自己的好马献给幼主洪福，让他出城逃命，自己亲自率兵展开巷战，一连打了三天三夜，终于力尽被活捉。太平军上下官兵战死、烧死的有三千多人，城内的宫殿燃起连天大火，烧了三天都没有熄灭，城中长期跟随洪秀全的男女老少十多万人没有一个投降的。从咸丰三年（一八五三年）洪秀全占领金陵开始，政府军用了十二年时间才消灭他们。

按语：李秀成是真正的豪杰。在这样生死存亡的关头，满城上下危在旦夕，他还能指挥成百上千的士兵，进行有组织的突围和决战，几乎歼灭政府军部队。五月十五日那天的战斗，曾国荃率领的部队之所以没有灭亡，完全是受老天保佑。等到南京城被攻破后，又能用自己的好马救幼主的性命，自己慷慨赴死，有和国家同生死、共存亡的志向。就算是古代的名臣儒将也不过如此。项羽、文天祥的努力最终落空，是天意，还是人为？我听说李秀成在离开苏州的时候，苏州的老百姓无论男女老幼，没有不痛哭流涕的。他礼葬战死的浙江巡抚王有龄，优待投降士兵，俨然有文明国家战时公法的意思。南京城里的十多万人，没有一个投降的，就像齐国的田横五百士一样，他们的志向相同，他们的目标一致，而魄力之大已经超过前人百倍了，这是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战争结局。如果让李秀成坐在洪秀全的位置上，那么今天的中国还不知道是谁的天下呢！李秀成被擒获之后，从六月十七日至十九日的三天时间里，在站笼中壮怀激烈地写下供状，记录了数万字史实。虽然经过政府删节，不能全部流传下来，但今天读起来还是威风凛凛，笔挟风雷。唉！刘邦成了天子，天下人就诋毁项羽，用成王败寇的标准评论人，今天还有谁肯为李秀成的功业说好话呢？过了百年之后，一定会有中肯的评论，后人所撰写的良史怎么会有偏私的观点夹杂其中呢？不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也是人中豪杰。

收复南京之后，朝廷论功行赏。两江总督曾国藩加太子太保衔，封世袭一等侯爵；浙江巡抚曾国荃、江苏巡抚李鸿章都封世袭一等伯爵；其余的将帅都受到了程度不同的奖赏。曾国荃打下南京之后，各方面派系的将领都嫉妒他的功劳，诽谤诋毁他的话一时间纷纷杂杂，即使像左宗棠这样的人才也跟着一起诋毁曾国荃，只有李鸿章从未说过这种话，而且还竭尽所能多方为曾国荃辩护。

按语：这也是李鸿章得到“文忠”这个谥号的原因。在朝廷不断催促共同进攻南京的情况下，李鸿章不想分他人快到手的功劳；等到事成之后，也不对推荐他的人心怀嫉妒，这种德操和胸怀的确有过人之处。名不虚传，不是随便说说的。

(1) 作者误，袁甲三为袁世凯的从祖父。——编者注

第五章　军事家李鸿章（下）

★捻军的猖獗

★李鸿章以前平捻诸将的失当

★曾国藩、李鸿章的平捻策略

★东捻之役

★西捻之役

收复南京之后，中国的战争减少了一半，尽管捻军还在作乱，中国还没有获得安宁。捻军造反开始于山东的无业游民。在咸丰三年时，洪秀全攻占了安庆、南京，安徽全省都被震动了，捻党趁着这个机会在宿州、亳州、寿州、蒙县等地造反，横行于安徽、山东、河南等省份，到处抢劫，政府军无法控制。其中奉朝廷命令前往督师剿捻的人总是被捻军打败，因此他们的气焰越来越嚣张。到咸丰七年冬天的时候，捻军的骑兵甚至侵扰到直隶省大名府一带，北京也因此而戒严。

现在将从捻军造反开始到李鸿章督师之前朝廷每次所派遣的剿捻统帅列表如下：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咸丰皇帝离开北京，前往热河避难，捻党趁着这个机会侵入山东境内，在济宁展开抢劫。德额率部队和他们展开战斗，惨遭失败。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受朝廷指派率领部队追击各路捻军，有骁勇善战的名声。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太平军的几位将领陈得才、蓝成昌、赖文光等人率部和捻军合成一股。捻军头目张宗禹、任柱、牛落江、陈大喜等人各自率领几万捻军，出没于河南、山东、安徽、湖北等州县，行动迅速，就像暴风骤雨一样不可捉摸，政府军疲于奔命。同治三年九月，一部分捻军进入湖北，在襄阳、随州、京山、德安、应山、黄州、靳州等地大肆抢劫。舒保战死，僧格林沁的部队也多次被击溃。僧格林沁这个人勇敢强悍有余，但不学无术，部队的纪律很差，每到一个地方，奸淫烧杀，和太平军、捻军没有什么区别，令湖北人民大失所望。

●　曾国藩像

当时南京刚刚收复，太平军的余党有数万人并入捻军，转入河南、山东等省，对城市展开抢劫。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年）春天，僧格林沁意志坚决地率领轻骑兵追击捻军头目，一整天行军三百里。到曹州的时候，他的部下大多情绪怨愤。四月二十五日，僧格林沁中了捻军头目的计策，部队大败，僧格林沁拼死作战后从马上落下来阵亡。朝廷在震惊之余加以追悼，并火速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督办直隶、山东、河南等省的军务，又命令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为曾国藩负责后勤保障工作。

从前官军对捻军的战略只有追击一条，常常劳而无功，有时也堵截一下，但也仅仅是权宜之计。无论是攻还是守，不是看着捻军实力增长，就是盲目采取行动，使自己的实力受损，从来没有过全局规划，也没设定固定战略，因此剿了十多年，一点儿成就也没有。自从曾国藩接受任务以来，才开始制订大包围限制其活动的战略，计划将敌人堵在一小块儿地盘上，然后可以聚集优势兵力歼灭他们。李鸿章秉承了这一战略方针，才取得了平定中原的功业。

曾国藩是位君子，常常以兢兢业业、持盈保泰、急流勇退的信条自我鞭策。在收复南京之后，他平生的志愿已经得到实现，便希望能够功成身退。在僧格林沁阵亡之后，捻军的势力已经逼近京城，形势变得危急，曾国藩在败军之际接受任命，义不容辞，便勉强赴任。但他认为湘军暮气渐重，不能再打仗了，因此逐步将湘军遣散，只用淮军奔赴前线。从曾国藩接受这一任务的那天起，他就希望把这个位置让给李鸿章，让他成就功业，这个愿望存在很久了。到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十二月，曾国藩称病辞去职务，朝廷命令李鸿章为代理钦差大臣。曾国藩回到两江总督的职务上，负责后勤保障工作。

李鸿章剿捻的战略是这样的：他认为捻军已经成为流寇，设法阻止他们继续流窜，然后集中兵力共同进剿，是最好的方法。明朝的孙传庭曾经说，剿灭流寇之前就要把他们逼入绝境，在他们就要覆亡的前夕加以进攻，如果不是这样，而是靠激烈的战斗去争夺胜负，就算是打赢了也不可能彻底消灭流寇。李鸿章使用了孙传庭的办法，在同治四年十一月向朝廷上奏，称必须将捻军逼迫到地形复杂的地方，然后故意放弃地盘诱敌深入，最后集中各省兵力从各个方向将其包围。后来他能够成功都是因为这种战略。

那年五月份，任柱、赖文光等人率领大队人马深入山东。李鸿章命令潘鼎新、刘铭传等人尽全力追击，想把他们围困在胶东海边，然后想办法在胶州、莱州的交通要道围困住他们，让他们向北不能靠近首都，向南不能突入淮南。六月份，李鸿章亲自率军抵达济宁，在分析了当前形势后，认为任柱、赖文光的部队都是经过数百次战斗保存下来的精锐，再加上一些散兵游勇的老兵痞，既狡猾又凶悍，不能小看他们，如果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包围他们，而且包围得过紧，包围圈太小，就会使他们看穿计谋，一定会着急突围，迅速跳出包围圈，导致全局形势再次不利，于是制订了先在运河上设防，以截断东捻军的退路，再在胶州、莱州等地设防，截断交通要道的战略方针。当时的山东巡抚丁宝桢一心希望把捻军赶出山东省，对李鸿章的战略措施表示强烈反对。七月份，捻军突然袭击潍河，山东省防军的将领王心安驻扎在戴庙，放纵捻军渡河，导致胶州、莱州的防线崩溃。于是谣言四起，朝廷对李鸿章严加责备，甚至出现了改变战略的建议。李鸿章再次上奏，认为捻军围绕着运河来回侵扰，政府军到处围追堵截，对于当地虽然有些骚扰，但受害地区仅仅局限于几个县市而已，如果将他们放到运河以西，那么将会有几个省份受到骚扰。都是国家的土地，都是一样的人民，不能区别对待。朝廷这才坚持原来的战略，没有更改。十月十三日，刘铭传在安丘、潍县交界处和捻军激烈战斗后获胜。二十四日，刘铭传率部追击到赣榆，和骑兵统带善庆奋勇作战，在战斗中击毙了任柱，从此东捻军的势力大为削弱。

二十八日，潘鼎新在海州上庄的战斗中消灭大批彪悍的捻军。十一月十一日、十二日，刘铭传、唐仁廉等人在潍县、寿光等地从侧面进攻敌军，战斗打了一天，捻军军心动摇，投降的人很多。此后，郭松林、杨鼎勋、潘鼎新等人连连获胜。到二十九日，刘铭传、郭松林、杨鼎勋等人率部追击了七十里，到了寿光地区的弥河，才开始战斗。打了一阵之后，又追击捻军四十多里，消灭了将近三万人，捻军的精锐武器、马匹、辎重都丢了个干净。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称：“我军士兵回到军营后，我亲自去慰问，将士们都又累又饿，面无人色。”在弥河战败后，赖文光落水未死，于是又纠集了一千多骑兵，冲出了六塘河的防线。黄翼升、刘秉璋、李昭庆等将领率领水军、骑兵、步兵跟在后面穷追猛打，赖文光的队伍只剩下几百人，被迫逃进高室水乡。李鸿章先前派遣的淮军华字营统带吴毓兰正好在扬州运河防守。各部队一同进攻，前面的堵截，后面的追击，十二月十一日，吴毓兰在战斗中活捉赖文光。东捻军终于被全部消灭，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湖北五省终于获得了安宁。

李鸿章上奏章汇报胜利后，在后面陈述说，他的部队受命剿捻以来在几个省的范围内奔波，转战了好几年，每天要行军近百里，忍受饥饿，忍耐寒冷，还要忍受指责和谗言，忍受人生中从未经历的困苦，刘铭传、刘秉璋、周盛波、潘鼎新、郭松林、杨鼎勋等人都多次申请离职。李鸿章请求朝廷准许他们稍稍休养一下，不要再派遣远调的任务，并以积劳成疾的借口为刘铭传代请假三个月。

从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年）正月开始，张宗禹率领的西捻军大部队突然从山西渡黄河向北，逼近北京城下，北京为之大震。初七、初八，朝廷多次下命令给刘铭传和善庆等步兵、骑兵各营，催促他们迅速奔赴河北剿灭西捻军。李鸿章因为刘铭传病困正在休假，不忍心调他作战，于是率周盛波的盛传马步十一营、潘鼎新的鼎字全军，以及善庆、温德克勒西的骑兵部队，陆续向目的地进发，由东阿渡过黄河，又命令郭松林、杨鼎新整顿大队人马，随后跟进。

剿灭西捻军的战役要比剿灭东捻军更加难打，黄河以北地区都是平原，没有高山、大河来阻碍敌军，张宗禹这个人狡猾且善于作战，他在北方平原作乱，抢了很多的马，行动迅速，瞬间便能出现在百里之外，想要搭建一些土围子来困住他们，地形却不允许这样做。而且他们鉴于任柱、赖文光覆没的教训，一见到政府军要包围他们，就立即拼死突围，不给政府军任何机会构筑工事，这是第一大难题。淮军的士兵都是南方人，而南方和北方地区的风气、习俗大不相同，南方人的脾气、口音和北方人难以调和，而且吃米吃面，饮食习惯也不一样，马队既少，草料也难以解决，这是第二大难题。鉴于这样的情况，李鸿章便申请实行坚壁清野的策略，他认为：“从前任柱、赖文光的捻军部队，在中原数省流窜，比起官军，他们更害怕城寨。河南东部、安徽北部民风强悍，被捻军荼毒久了，便开始逐渐构建堡垒、城寨。因此捻军只能一过就走，不能久停。这几年里，湖北、陕西被侵扰得最厉害，因为那里没有坚固的城寨，现造又来不及，捻军在那里抢够了，使得势力大为扩张。直隶、山西向来没有匪患，百姓性格懦弱，不知道结寨自保。张宗禹是个穷凶极恶的狡猾匪徒，南面又有黄河阻碍，他便在黄河以北到处横行，百姓因受到蹂躏而惊恐万分，这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实在是可悲可叹的事情……自古以来，用兵必然要进行双方的实力对比。现在看来，捻军未必比我军强，但他们马多，我们马少，在这方面相比是差了不少。他们可以随时随地抢粮食，我们只能就地买粮食，反贼经常能吃饱，我们的战士却经常要挨饿，这方面我们又比他们差。今天想要断绝反贼的粮食来源、马的来源，只有劝河北的绅士和百姓抓紧盖碉堡、构筑城寨，一旦听说反贼要来的消息，立即把马匹和粮食藏进去，既可以保护自家安全，还能把反贼置于绝境……”西捻军的平定确实有赖于这条政策的实施。

四月份，李鸿章申请由刘铭传负责前线各部队的指挥，朝廷同意之后敦促其立即赴任。李鸿章命令淮军和直隶、山东的民兵沿着黄河和运河构筑长墙、深沟来围困捻军。李鸿章经常派出部队轮番进攻，轮流休息。那些长时间追击捻军已经疲惫到必须休息的部队就在运河东岸选择险要地形驻扎，等捻军逼近的时候立即起来迎战，改剿为防。李鸿章又派张曜、宋庆分别驻扎在夏津、高唐一带，程文炳驻扎陵县、吴桥一带，负责替防守运河的部队做掩护。左宗棠也派出刘松山、郭宝昌等部队，在从连镇北部到沧州一带的河东岸分别驻扎，和杨鼎勋等人的部队就近策应，安排好了这一切后才开始进兵剿捻。

五月份，一部分捻军向西北方向流窜，各部队分头拦截，多次获得胜利。李鸿章便趁着黄河进入汛期水位上涨的机会缩小了包围圈，以运河作为外面的包围圈，利用恩县、夏津、高唐的马颊河截长补短，作为内部的包围圈。将捻军向西南方向进逼，层层设围。五六月期间，各部队连续获得胜利，捻军的势力逐渐削弱，投降、散落的人逐渐多了起来。六月十九日到六月二十二日，政府军乘胜追击捻军，连续获得胜利。二十三日，张宗禹渡河向西南方向逃窜，二十四日由平原县逃到高唐县。二十五日，潘鼎新追击了一百二十里，冒着大雨抵达高唐县，捻军已经转移到博平、清平一带，想要进攻运河。而政府军早已经在马颊河西北岸构筑了数百里长的长墙，足以困住捻军，等捻军发觉的时候，他们已经进入了包围圈，活动空间越来越小，马上就要陷入绝境。当时各路追兵都已经疲惫不堪，李鸿章便派刘铭传率领生力骑兵参战，士气顿时大振。二十八日，捻军被围困在黄河和运河之间的狭小地区内，刘铭传调集骑兵、步兵进行攻击，追出去几里地，捻军恰好遇到东边来的郭松林的部队，被拦住去路，加上河道沟汊纵横，到处都是泥泞的沼泽，刘铭传和郭松林的骑兵部队共五六千人，来回攻击，杀死、活捉捻军无数。张宗禹仅仅带了数十名骑兵向北窜逃，很快便投水自杀，西捻军就此被消灭，中原地区获得了安宁。八月份，李鸿章进京述职。

第六章　洋务运动时期的李鸿章

★洋务运动的业绩

★北洋海陆兵力

★李鸿章办理洋务失败的原因

“洋务”这两个字不是李鸿章的专用词，然而本着名从主人的原则，为李鸿章写传记，就不得不以“洋务”这两个字总结、概括他人生之中二十多年的事业。

李鸿章因为洋务被全天下穷酸的读书人唾骂，他也因为洋务被全天下的功利之徒吹捧。我之所以一方面推崇他，一方面责备他，一方面替他惋惜，也是因为洋务。说李鸿章不懂得什么叫洋务，在我看来，中国这些搞洋务的恐怕没有比得上他的；说李鸿章真懂得洋务，那为什么别的国家靠搞洋务兴盛了，而我们国家搞洋务却衰弱了呢？我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李鸿章只懂得洋务，却不懂得国家事务，以为洋人办的事务就是洋务。

在这里将他在平定太平军、捻军之后，和日本进行战争之前所办的各类洋务列表如下。

李鸿章办理的洋务大概就是这些。对这些洋务进行统计，基本不出两样：一是军事方面的，如购船、购械、造船、造械、筑炮台、修缮船坞等；二是商业，如开铁路、招商局、织布局、电报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等。其中虽然有一些开办学堂、派学生去外国留学的事情，但都是为了服务军事方面，要么就是培养翻译以便于与外国人交涉。李鸿章所认识到的西洋人的长处大概就是这些而已。

在海军、陆军事务上，李鸿章倾尽了全力。他以善战建立自己的功名，而他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长时间和西方军队在一起作战，亲眼见识了他们的武器的威力，并把这些武器拿来装备官军。

因此，在平定叛乱之后他坚定地认为，官军的实力平内乱有余，抵御侵略不足，因此兢兢业业地把强军作为头等大事。这样的眼光不能不说比普通人高得多，而他把一辈子的心血也都花在了这上面。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前，李鸿章手下的兵力大概如下：

●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北洋海军兵力表

附水雷船

直隶、淮军新练陆军表

在中日战争爆发前夕，直隶、淮军新练陆军有两万多人，大概情况如下：

以上合计共四十九营，两万五千人左右。

李鸿章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海陆两支军队的经营上，自称一定有把握。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年），法国在广西寻衅滋事，朝廷商议准备在京城周围布防，李鸿章上书说：“臣花了十多年的时间练兵，买新式武器，虽然经费短缺使得我不能实现所有的设想，但临阵对敌，还不至于让皇帝担惊受怕。”他的自信从这些话里也能看出来。想不到中日战争刚刚爆发，巨大的战舰不是被击沉就是受损，要么就是被敌军缴获，淮军和新练陆军也都屡战屡败，从前的好名声被一扫而光。剩下的残破舰船再经过和八国联军在天津塘沽一战，和罗荣光、聂士成一起化为灰烬。他在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任上三十年所积蓄、所培养、所筹划的资本都烟消云散，变成了昨天的一场梦。等到李鸿章死的时候，他倾心经营的大本营天津还在外国人手里没有收复。唉！李鸿章啊李鸿章，我知道你在九泉之下也闭不上眼！

李鸿章失败的原因一半是因为有人在扯后腿，他自己也要负一半的责任。他的责任里，有一半是用人不当，另一半是自己在见识上出了问题。当时他已经建立了大功业，正在名声最响亮的时候，对自己的估计很高，觉得无论办什么事都很容易。他对他曾经的老部下念旧情，同富贵，让他们相互推荐，占据许多重要的职位，委以重任，却不看他们适不适合这个岗位，以致在遇到事情的时候把机会搞坏，贻误大局，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另外他只知道练兵，却不知道兵是怎么来的，只知道筹集军饷，却不知道军饷是怎么来的，因此做了许多琐碎的事情，最终一无所成，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下节会更详细地论述。

李鸿章所办的商务也没有一个取得较大成功的。没有别的原因，都是被官督商办这种方法拖累的。中国人最擅长做买卖，就像是天生的一样。如果国家能够为人民制定商法，开辟市场，保护他们的权利，自然不会造成资本浪费、人力浪费，国家收入增加指日可待。现在每当要开发一个新商业项目，动不动就要请示批准，要派大臣监督办理，即使派的人合适，也会因为越俎代庖而坏事。何况派去的人常常是奸诈、腐败的官吏，他们把自己的职位当成发财的门路，凭借着手里的权力把持事务的管理权，那些已经入股的人怎么能不寒心？那些准备入股的人又怎么能不驻足观望呢？因此中国的商业之所以不能兴盛，很大原因都是李鸿章所倡导的官督商办的政策害的。

我可以用一句话下一个确定的结论：李鸿章实在是不懂得国家事务的人。他不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不知道国家和政府之间有什么关系，不知道政府与人民所拥有的权力的范围，不知道大臣应当尽的责任。他对于西方国家富强的真正原因完全没有认识，认为我们中国的风俗、传统、政治制度没有一样不比外国优秀，比不上的只有枪、炮、船、铁路、机器，我只要把这些都学来，洋务的事情就可以结束了。这也是近日全国上下研究时务的人所倡导的论调，而李鸿章实际上是这一派人物中已有三十年资历的老前辈了。就像无盐学西施的笑容，寿陵人邯郸学步，只能越学越丑，最终一无所得，这是必然的。

尽管如此，李鸿章的见识还是大大超过普通人。比如，他在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五月关于不可以裁撤轮船制造的二次讨论的奏折中所说：

臣发现欧洲这些国家在近一百年时间里，从印度到了南洋，又从南洋到了中国，闯入中国边界、腹地，实在是从未有过的事情。从古代开始，凡是未能和中国通商的没有一家不客气地拜访边关，来请求通商互市。我们的皇帝就像天朝上国一样，用通商立约的方法笼络这些国家。现在隔着几万里远，居然都能聚集到中国来，这是三千多年来的一大变局。西方人靠着他们制造精良、威力巨大的枪炮轮船横行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国以前用的那些武器比不上他们先进，因此受制于西方人。在今天还吵着说排斥西方，说把他们驱逐出境，都是不负责任的胡说，就算是用和平的方式来保全领土完整，也不是没有武器就能保全得了的……那些士大夫被局限在圣贤道德的学问里，看不到数千年来的大变局，满足于现在的苟且偷安，就不去想二三十年前遭受巨创时的疼痛，也不去想千百年后用什么来安定国内、抵御侵略，这就是为什么有人建议停止建造轮船的原因。在臣看来，国家什么钱都可以省，唯独养兵、边防、造枪炮、造兵舰的钱万万不能省。如果要省就是什么都不要了，国家永远没有强盛繁荣的那一天。

光绪元年（一八七五年），他因为台湾事变而筹备建立海防的奏折中这样说：

现总理衙门的六条主张已经把目前的当务之急和日后的长久打算都包括进去了，实在是挽救时局的最要紧的策略。这里面不容易一下子办好的是人才难于寻找，经费难于筹集，派系难于消除，旧习俗难于根除。这些方面不做改进，就算是从早到晚忙着加强海防，也是画饼充饥。因此，今天最要紧的事情就是抓紧消除成见，做一些实际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历朝历代的边防重心都在西北边疆，那里的实力对比、各国关系，已经差不多固定下来了，而且也有固定的疆界。现在东南海疆长达万里，各国在那里通商、传教，来来往往非常自由，在北京以及各省大量聚居，表面上打着和平的旗号，实际上盘算的却是吞并中国的阴谋诡计。一个国家闹事，一群国家跟着煽风点火，实在是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新形势。洋人的轮船和电报的速度瞬息之间可以达到千里之外，新式武器的威力比以前强大百倍，实在是数千年来从未遇到的强敌。外患的变化如此之快，我们却还用那些老办法来应付，就像大夫给人治病不问是什么症状，一概用古老的药方，肯定不会见效。在一八六〇年之后，西方人入侵的势头越来越猛，爱国志士没有不慷慨激愤，纷纷要求驱逐外国人的。这些局外人根本不知道这里面办事的艰难，等问到他们用什么办法自强，怎么抵御外国人的时候，就一个个露出茫然的神色，哑口无言。臣已经办理了很长时间的洋务了，知道的东西比较多，对于敌我的长处和短处知道得比较深刻。看一下现在的情况，财力、人力都还很不足，又为传统所限制，为众人的议论所牵制，想要振奋起来做一些事业也很困难。《易经》上说：“穷则变，变则通。”因此如果不变通，无论是战还是守都靠不住，想靠讲和来维持不可能长久。

李鸿章又说：

现在的那些古板读书人大多认为办理洋务、对外交涉的工作对人是一种侮辱；那些想要投机取巧的人又把避开洋务当成成就自己清高名声的办法。如果朝廷不能下大力气弘扬新风气，破除那些妨碍办事的旧习俗，找到让国家富强的实用方法，那么天下危险的局面早晚有一天会不可支撑，日后缺乏人才的情况会比今天更加严重。以这么大的一个中国，却永远没有自强自立的那一天，不只是值得忧虑的事情，简直就是可耻。

这样看来，李鸿章原来知道今日是三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大变局，原来知道满足于现状就不能得到安定；原来曾经打算找到安定国内、抵御侵略的办法，原来知道老办法不能解决新问题；原来知道如果不进行变法维新，那么战和守都靠不住；原来知道派系的界限不消除，传统积习不废除，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甚至知道日后缺乏人才的情况要比今天更加严重，以这么大的一个中国，却永远没有自强自立的那一天。他沉痛的语气，我今天读起来还忍不住热泪盈眶。李鸿章这么忠诚，有这么敏锐的洞察力，又长时间担任重要职务，掌握大权，但成就却仅仅到了今天这个水平，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只知道有军事，却不知道还有民政；知道有外交，却不知道还有内政；知道有朝廷，却不知道有国民。他每天责备他人看不清时局，而他自己对时局却没有弄明白；每天责备他人搞派系，旧习气难以消除，而他自己的派系、旧习气跟那些人比起来也不过是五十步和百步的区别。他不知道今天的国际竞争不靠国家而靠国民；他不知道西方各国能够消除派系、消除旧习气，通过新政而富强的那种改革的动力都是来自下面而不是上面。而这种动力能够出现的原因都是因为有一两个能够提供大动力的先行者，做一些引导、指路的工作，养成改革风气后，再利用下层的力量，这样没有不成功的。李鸿章如果不知道这一点，不忧虑怎样做到这一点，也就算了。既然他知道这一点，并为此忧虑，凭他的声望、地位，在上可以打动皇帝，从而指挥所有的官员，在下可以制造舆论来号召全国人民，可惜他没能这样做。因此我说，李鸿章的问题就是他不学无术。所以说，他是时势造就的英雄，而不是造就时势的英雄。

●　厦门胡里山炮台

不过，事情换了地方就起了变化，人换了时代也不一样了。我们这些生在这个时代的人用这种大道理来要求李鸿章，我知道李鸿章一定不肯接受。他所说的局外人的议论，不知道局内人的艰难，言语里还令人感到隐隐作痛。按照《春秋》里“责备贤者”的说法，李鸿章固然不能推卸责任，但试问今日的四亿中国人里，具备先行者资格的又有几个？我虽然批评李鸿章，但不能因为有那种死板的读书人和想要占便宜的人被传统道德所束缚，或为眼前形势所迫，而对李鸿章的错误进行宽恕，不过也绝不允许他们跟着我乱说。总结起来，李鸿章不失为一位有名的英雄，他最不幸的是，这么大一个中国，竟然没有无名英雄跟随着他，因此他虽然有行动，却不能换来成功。我对他的遭遇感到相当悲痛。

从这章以后，李鸿章春风得意的历史结束了，而他失意的岁月刚刚开始。

第七章　中日甲午战争时期的李鸿章

★甲午海战的起因

★甲午海战前李鸿章的失策

★大东沟之战

★平壤之战

★甲午九十月以后大概情形

★失败的原因

★李鸿章的地位及责任

中国维新运动的开始，产生于中日甲午战争，李鸿章享誉整个时代的名声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被埋没。可惜！李鸿章在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年）七十岁生日的时候生病，却没有死，突然遭遇到这场变故，祸事重重叠叠，一个接一个，又经历了八年危险、耻辱、艰难的生活后才死去。老天啊，为什么在这个人的人生前半段如此优待他，却在他人生的后半段这么残酷地对待他啊？我写到这里，不禁要停下笔长叹一声。

中日战争的源头起于朝鲜，找一下这场祸事的源头，不能不说是李鸿章在外交方面的遗恨。朝鲜本来是中国的藩属国，最初在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的时候，日本和朝鲜在外交上发生纠纷，日本派遣使节到中国交涉，按理说朝鲜是我们的藩属，外交方面应当由我国做主，这也是国际公法规定的。但我们居然因为怕事，答复日本说：“朝鲜的国家事务我们从来不干涉，任凭贵国和他们自行交涉好了。”日本便派遣使节到朝鲜，在光绪元年（一八七五年）正月和朝鲜国王订立和约，其中第一条说：“日本认定朝鲜是个自主国家，和日本拥有平等的主权关系。”这是日本和朝鲜交涉的开端。光绪五年（一八七九年），英、美、德、法等国家相继向朝鲜提出通商互市的请求，朝鲜政府感到很惊恐，一时间犹豫不决。李鸿章便写密信给他们的太师李裕元，让他和各国签订条约，又上奏折说可以凭借这个来防御俄国人，牵制日本人等。光绪六年（一八八〇年），驻日本使节何如璋给总理衙门写信，要求主持朝鲜外交，称中国应当在朝鲜设立专门的办事大臣。李鸿章说如果在暗地里（对朝鲜）进行秘密保护，还是在能力范围之内的。如果明目张胆地替朝鲜操持外交，不但朝鲜方面未必会听我们的话，世界各国也许会把矛头都指向我们，到时候骑虎难下，麻烦会甩不掉。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年）十月，侍读学士张佩纶又上奏折，建议派遣高官到朝鲜担任通商大臣，负责办理朝鲜的外交事宜。李鸿章的看法和先前一样，这都是因为李鸿章对“藩属国无外交”的国际公法不熟悉，光图一时省事，用大道理来蒙蔽人，实在是外交上的一大遗恨。从此之后，世界各国都不把朝鲜当成中国的属国看待了。

●　中日朝鲜相争漫画

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年），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在天津签订条约，约定将来如果朝鲜发生事变，中日两国想要派兵前往，必须互相通知照会。于是朝鲜又像是中日两国共同保护的国家，实在是奇怪而不可思议的事情。后来两国各执一词，纠缠不清，终于酿成了战争，而祸事的开端不得不说是由外交引起的，这是李鸿章的第一大失误。

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年）三月，朝鲜爆发了东学党叛乱，声势很大。当时袁世凯驻扎在朝鲜，担任办理商务委员。袁世凯这个人，是李鸿章的亲信，多次致电李鸿章，请求他派兵帮助剿灭东学党，又怂恿朝鲜国王向大清借兵。李鸿章便在五月初一日派海军的“济远”“扬威”两艘军舰赴仁川、汉城保护商业，并调遣直隶提督叶志超带领一千五百名淮军开赴牙山，同时依照《天津条约》，通知了日本派兵的消息，日本随即也派兵前往朝鲜。到了五月十五日，日本军队已经有五千人到达朝鲜。朝鲜政府大为惊恐，请求中国先撤兵为日本做个榜样。中国政府没有允许，又和日本政府反复协商一起撤兵的事情。当时东学党已经被镇压下去，但日本已经派来了重兵，不打算撤回去，于是和中国商量共同干预朝鲜内政，帮助朝鲜变法，双方在往来的信函文件中言辞都很激烈，战争的气息迫在眉睫。

对于这场战役，当时中国的意思是，藩属国爆发叛乱，用谦卑的言辞请求帮助，宗主国应当有帮助平定叛乱的责任，因此中国派兵前往朝鲜是应该的；按照日本方面的意思，他们认定朝鲜既然是一个自主国家，就应当和所有国家一样，今天中国突然派兵来帮助一个自主国家平定内乱，不知道中国有什么打算，因此日本也派兵来进行防备是应该的。两国各执一说，都认为自己正确对方错误，也都能找到根据，说出令人信服的理由。但在这里面，也还是有可疑之处。在没发兵之前，袁世凯在电报里多次声称东学党活动猖獗，朝鲜政府没有能力平定，后来朝鲜国王向中国求援的咨文也是袁世凯指使的，但怎么会五月一日才发兵，五月十日已经有乱党被平定的报告呢？那时候我们的部队还在半途之中，跟乱党扯不上一点儿联系，那么很明显：朝鲜的叛乱根本不用清国派兵代剿。既然无须清国代剿，而我们无缘无故派兵入朝，怎么能不令日本人产生怀疑呢？因此我们说日本理亏，日本当然不接受了。曾经有人说袁世凯为了借这个机会来邀战功，故意夸大其词，无端生事，却不料被日本人抓住发兵的机会。如果真是这样，就是因为袁世凯的私心，使十多万人民遭受兵灾，破坏了延传几千年的国体，袁世凯自然不能脱责，但用袁世凯又听信袁世凯的人难道不也要负用人不当的责任吗？这是李鸿章的第二大失误。

日本多次建议协助干预朝鲜事务，中国却不答应；中国多次建议同时撤兵，日本也不答应。李鸿章和总理衙门便开始天天盼望俄国、英国能够出面调停斡旋。电报在北京、伦敦、圣彼得堡来回传递，俄国和英国都假称一定尽力调停，却在暗地里希望渔翁得利。拖延了一段时间，战争准备都没有做好，等到五月下旬，日本的军队已经有一万多人开赴朝鲜。平时的兵力已不如日本多，又在战争准备上落后，让敌人占据了险要的战略位置，主场和客场的次序颠倒过来，因此还没有开战，胜负就已经定了下来。这是李鸿章的第三大失误。

三大失误之后，战争打响了。六月十二日，李鸿章奉命准备作战，便派遣总兵卫汝贵率领盛军的六个营进驻平壤，提督马玉昆率领毅军两千人进入义州，都走海路到朝鲜，到大东沟登陆，又命令叶志超率军转移到平壤驻扎，这些部队都是淮军。雇用三艘英国商船运送，派“济远”“广丙”两艘军舰护航。二十五日凌晨被日本军舰袭击，“济远”号管带方伯谦见敌舰逼近，恐惧地藏到了铁甲最厚的舱室，继而被日舰炮火击中船舵，立即高挂白旗，下面悬挂日本旗，逃回旅顺。“高升”号商船被击沉，我军官兵阵亡七百多人。二十七日，向全国通告，命令驻日公使汪凤藻下国旗回国。二十九日，牙山失守，叶志超率部退回平壤，向上假报获胜，称自己在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日几天内，多次作战歼灭日军五千多人，朝廷下旨赏给士兵两万两白银，军官们因此受到提升的有数十人。从此以后，北洋水师、淮军陆军的威望开始逐步下降了。

在五六月份的时候，日本兵船聚集在朝鲜，来往的船多得如同织布的梭子。而中国的军舰都躲在威海卫军港里，在浅海游荡。只有在有人参劾的情况下才假意派遣辅助舰只，开出军港，不是开到三十里处，就是开到五十里处，总之从起航出港，过上五六个小时，就迅速把船开回军港，然后立即给李鸿章发电报，称某某军舰航行到某处，并没有发现日军踪迹等。种种情形，让人可笑又可叹。八月上旬，北洋大臣处多次接到朝鲜前线的电报，请求派部队增援来增加声势。北洋政府便租用五艘轮船招商局的船，运上士兵、银两、粮食，用海军军舰护送。铁甲舰、巡洋舰各六艘，水雷船四艘，编成舰队同行。八月十五日，安全抵达鸭绿江口，五艘运兵船开入鸭绿江，浅水兵舰与水雷船继续护航，剩下的军舰在离江十里或十六里处驻扎。连锅炉里的煤还没有熄灭，十六日凌晨，瞭望到南方股股黑烟，知道日本军舰就要到来。海军提督丁汝昌便传令列“人”字形阵，“镇远”“定远”两艘铁甲舰置于“人”字顶部，“靖远”“来远”“怀远”“经远”“致远”“济远”“超勇”“扬威”“广甲”“广丙”及水雷船，作为“人”字的两翼，另外还以号旗招在鸭绿江中停泊的全部战舰出来助战。过了不久，敌舰渐渐迫近，列成“一”字阵型，共计十二艘军舰，向我军猛扑。他们的巡洋舰的速度要比中国方面的快，转瞬之间，又改换阵形为太极阵，将我军的“人”字包裹在其中。我军先用重炮轰击敌舰，但距离日军军舰九里远，不中是正常的事情。炮声未落，敌舰就蜂拥而至，和“定远”“镇远”之间的距离六里多，他们惧怕“定远”“镇远”的厚装甲和重炮，在这个距离上，中国舰炮的射程不足，但日军舰炮已经可以击中我军。日军距“人”字阵形末尾的两舰比较近，欺负这两艘船小且装甲较薄。过了一会儿，日舰切入“人”字阵脚，“致远”“经远”“济远”这三艘船都被隔绝在圈外。“致远”号脱离舰队后，船身多次受重损，眼看就要沉没，它的管带邓世昌开足了马力，向日舰飞速驶去，准备将其撞沉，与它同归于尽，但还没到地方就沉没了，船上二百五十名水兵同时阵亡。在整个中日战争中，牺牲者以邓世昌最为壮烈。同时被圈出舰队的“经远”号刚刚离开主队就燃起了大火，管带林永升一面开炮轰击敌舰，一面泼水救火，指挥得井井有条。突然发现一艘日舰，好像已经受损，立即开足马力追击，不料却被敌舰的鱼雷攻击，闪避不及被炸成两段，阵亡者达到二百七十人，实在是太惨烈了。“济远”号的管带方伯谦，就是七月份护送“高升”到牙山中途遇到日舰而逃回旅顺的那个人，当日两军刚一交锋，方伯谦就挂上了本船已受重伤的旗帜来禀告舰队司令，很快便因为想要逃跑被日舰隔在圈外。方伯谦不顾和日军苦战的“致远”“经远”两舰，像条丧家犬一样逃窜，不料误入浅水区，撞上了先前搁浅在这里、不能转动的“扬威”，把“扬威”撞开一个大洞，“扬威”就此沉没。“扬威”遭受这样的飞来横祸，阵亡一百五十多人。方伯谦惊讶恐惧到了极点，飞速逃回旅顺口。第二天，李鸿章电令将方伯谦绑到军前正法。在战斗期间，同方伯谦一样贪生怕死的“广甲”也逃出阵外，不知道它受没受伤，然而它只顾观察后面有没有追兵，根本不看前面的路，遂误撞在礁石上，被日舰施放的鱼雷击沉。战阵中“经远”“致远”“扬威”“超勇”沉没，“济远”“广甲”逃跑之后，和日舰激战的只剩下七艘军舰。在这场战斗中，日舰虽然有受重伤或小伤的，却一艘也没有沉没，而我军损失了五艘军舰。

●　黄海海战图。左上角为北洋水师舰队，右下角为日本舰队

海军在大东沟被歼灭的同时，陆军也在平壤战败。平壤是朝鲜重镇，西、南、东三面都有大江围绕，北面是崇山峻岭，城墙靠着山崖，城东的江水绕着城南向西流去，西北角则无山无水，是直达义州的交通要道。我军叶志超、聂桂林、丰升阿、左宝贵、卫汝贵、马玉昆六名将领总共统率三十四个营的兵力，于七月中旬在此会合，他们都是李鸿章的部下。在刚刚从牙山出发的时候，副将聂士成就建议，应该在日军进入朝鲜之前先派大军渡过鸭绿江，迅速占领平壤，然后用海军舰队扼守仁川港口，令日本军舰无计可施，牙山驻军与海军在牵制日军之后，用平壤的大军向南进攻，李鸿章没有采用这个策略。等到七月二十九日，牙山战败，这条计策也就告吹了。

日军进入朝鲜的时候正是炎炎夏日，道路十分崎岖，行军非常艰难，又赶上沿途的村落贫穷，无法募粮。朝鲜人一直害怕我们中国，我军所到之处的供给往往很充足，对待日军则完全相反。因此，敌军在进攻平壤的时候，除了干粮，什么也吃不到，一勺盐都要吃好几天。在那个时候，如果我军能够抓住战机，趁敌军疲惫，派出部队迎面袭击，一定能够获胜。但是我军偏偏不这样做，只采取以主待客、以逸待劳的策略，靠着平壤的坚固堡垒，自认为可以抵御敌人，这是最大的失误。李鸿章在八月十四日下达的命令，中心思想都是防守而不是进攻，整个中日战争都是被这种思想误导的。

当时，按照李鸿章的部署，马玉昆率领四个营的毅军绕过江东，形成掎角之势。卫汝贵、丰升阿的十八个营驻扎在城南江岸，左宝贵的六个营防守北山城，叶志超、聂桂林两人在平壤城中。十二、十三、十四日，日军已经陆续在平壤附近集合。经过几次小规模战斗，彼此都没有大的损伤。到十五日晚，敌军的作战计划已经敲定，以右翼部队攻陷大同江左岸桥里的炮台，然后渡江进攻平壤城的正面，师团长率领的中央部队作为后援；以左翼部队从羊角岛下面渡过大同江，进攻我军右翼。十六日，敌军在大同江岸边和马玉昆部队遭遇并发生激战，敌军伤亡惨重，炮台最终失陷。当时左宝贵退守牡丹台，拥有七连发的毛瑟枪和快炮，战斗相当激烈，敌军连连发射开花大炮，左宝贵受伤死亡，部队便陷入大乱。午后四点半，叶志超急忙挂起了白旗，向敌军请求停战。当晚全部军队纷纷撤退，在义州、甑山两处被敌军堵截进攻，阵亡两千多人，平壤被敌军占领。

在这场战斗中，李鸿章练了二十多年的兵，自夸为劲旅的部队，基本上完了。中国军事力量的废弛，外国人已经知道很久了，唯独淮军、奉军、正定练军等向来使用洋法操练，又是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因此日本为其赫赫威名所震慑，相当害怕这些部队。即使在打赢了之后，日军将领还说这不是真正的淮军。淮军战败的原因一是因为指挥官愚蠢渎职，严重者如卫汝贵，克扣军饷，临阵脱逃，又比如叶志超掩盖败绩，假报胜利，欺骗皇帝换取奖赏，把这种指挥官放在前线，怎么能不失败。一是因为统帅有六个，彼此官职、权限都同样大，没有一个总指挥，因此导致部队涣散，彼此没有策应。这场战斗是李鸿章打仗失败的开始，而淮军的声誉声望也从此一扫而光了。

经过长期训练的老兵尚且这个样子，其他仓促之间新招募的士兵，军纪不熟悉，装备不整齐，更不足道了。从平壤战败之后，战争的谋划越来越飘摇不定，军事上应该负的责任也不全在李鸿章一个人，在这里不详细叙述，只把重要的部队统帅列在这里。

其余先后参战的部队有：承恩公桂祥（慈禧太后的弟弟）、副都统秀吉的神机营马步兵，按察使陈湜、布政使魏光焘、道员李光久、总兵刘树元、编修曾广钧、总兵余虎恩、提督熊铁生等率领的湘军，按察使周馥、提督宗德胜等人率领的淮军，副将吴元恺的鄂军，提督冯子材率领的粤勇，提督苏元春率领的桂勇，郡王哈咪率领的回兵，提督闪殿魁新招募的京兵，提督丁槐率领的苗兵，侍郎王文锦、提督曹克忠奉旨办的团练津胜军，还有某蒙古官员所率领的蒙古兵。在战争期间，这些部队有时候归李鸿章指挥，有时候归依克唐阿指挥，有时候归宋庆指挥，有时候归吴大澂指挥，有时候归刘坤一指挥，没有一定的归属，也做不到统一，内行人早就知道他们打不赢战争了。

九连城被占领，凤凰城被占领，金州被占领，大连湾被占领，岫岩被占领，海城被占领，旅顺口被占领，盖平被占领，营口被占领，登州被占领，荣城被占领，威海卫被占领，刘公岛被占领，海军提督丁汝昌率领着北洋舰队残余下来的兵舰向日军投降，于是中国海防力量全部被摧毁。在这里将李鸿章生平最注意经营的海军重列一个表格，以便大家感受那种穷途末路的情形：

其余还有“康济”“湄云”等木质的小兵舰，“镇北”“镇边”“镇西”“镇中”等四艘蚊子船，还有五艘水雷船、三艘炮船，刘公岛海湾内无论受伤还是完好的军舰，大大小小共有二十三艘，都落入日本人手中。其中还有广东水师的“广甲”“广丙”“广乙”三艘军舰，或是沉没，或是投降，从此以后，中国北部数千里海洋上几乎再也没有中国海军的军舰游弋了。

在中日战争时，李鸿章成为人们指责的中心，几乎把他批评得体无完肤，人人都想杀死他。平心而论，李鸿章的确有他不能推卸的责任。他最开始不明白国际公法，误劝朝鲜和各国立约，这是责任一。既然已经立约，默认朝鲜自主独立，又派兵干涉其内乱，授人口实，这是责任二。日本已经摆出有进无退的战争姿态，却不能抓住先机，只想着依靠其他国家调停，耽误备战，这是责任三。聂士成请求趁日军还未集结，派兵直捣韩城来击败敌人，他却没有采用这个建议，这是责任四。在“高升”号事件没发生之前，丁汝昌请求带北洋水师先消灭敌舰，却没有采用，以至于敌海军反客为主，敌人越来越强大而我军越来越危险。究其原因，都是因为李鸿章不想由我方挑起战争，还用外交礼节应付，却不知道在甲午年（一八九四年）五六月间，中日早已成为敌对国，已经不再是友邦，误用友好外交的策略来应对战争，这是责任五。李鸿章会辩解说：“我们的兵力不足以和日本对抗，因此害怕挑起争端，故保持忍让的态度。”如果是这样，那么李鸿章任北洋大臣，练兵整军二十年，为什么连一仗也打不了呢？这是责任六。李鸿章可能又会自我解释说：“政府扯后腿，军费不足。”如果是这样，也只不过是不能扩充兵力而已，怎么连现在的部队，比如叶志超、卫汝贵等率领的久经训练的部队也脆弱成这个样子？而且克扣军粮、强抢民女这种事情时有发生，连纪律也没有，这是责任七。枪是破枪，子弹是假货，子弹和枪不匹配，火药不随枪械同时下发，说从前管军械局的人都是廉明的官员，谁能信这种话？这是责任八。平壤战斗中，部队没有总指挥官，这是兵家大忌，李鸿章居然也犯了，这是责任九。始终等待敌军进攻，总是受制于人而不去克制敌人，怕敌军像怕老虎一样，这是责任十。海军居然不知道用快船、快炮，这是责任十一。旅顺要塞，西方人说用几百名士兵防守，只要粮食充足，就是三年也无法被攻破，却把这里交给自己亲信的窝囊废、胆小鬼防守，听到风声就逃跑，这是责任十二。这些都是李鸿章的罪责。但在甲午年九十月之后，到处都是指手画脚的外行，命令也不能出自一个人，那么责任也就自然不能都归结到一块儿，要是把这些都认为是李鸿章的罪责，李鸿章是不能接受的。

不光不能接受，我看那些谴责李鸿章的人，他们身上可谴责的地方要比李鸿章多出几倍。在这场战争中，没有一个指挥官不辱国，这个已经不用说了。然而，如果在五十步和百步之间比较，那么海军的表现要比陆军强，李鸿章部下的陆军又要比其他的陆军强。在大东沟海战中，两军彼此激烈战斗五个多小时，观战的西方人也都交口称赞。虽然其中有方伯谦这种败类（有的说法是方伯谦实际上为了救火保船，海军战术就是这样的），然而其他激战的军舰也可以相抵了，即使是日本海军也肃然起敬。在这场战争中，日军只在海军方面遇到敌手，在陆军方面没有敌手。等到刘公岛战役的时候，弹尽粮绝，援军不来，投降敌人来保全生命，以身殉国来保全气节，前后阵亡的有邓世昌、林泰曾、丁汝昌、刘步蟾、张文宣等人，虽然死的地方不同，却都有男儿气概，令君子感到悲壮。这些人都是北洋海军中最重要的人物，反过来看陆军那些全无心肝的人，实在是不值得一提了。但在平壤战役的时候，还是有左宝贵、马玉昆等人激战两天，这些都是李鸿章的部下，敌军的伤亡人数和我们相当。后来想夺回金州、海城、凤凰城等地，防御盖平和几次激战，虽然没有取得胜利，但已经尽力了，指挥这些战斗的宋庆也是李鸿章的旧部，虽然不足以抵偿叶志超、卫汝贵、黄仕林、赵怀业、龚照玙等人的罪过，但比起吴大澂写出劝敌人投降的告示，但没等作战就全军崩溃怎么样？比起刘坤一奉命出征，逗留几个月不前往前线又怎么样？因此，说中国军队全军腐败可以，但把责任都归到李鸿章的淮军身上不可以。当时整个朝廷都充盈着一股虚假骄横的气焰，认为只要把李鸿章杀了，就可以平息一切事态，大家就能过上好日子。那些道貌岸然、指手画脚的正人君子有着气吞东海、舌震三山的气势，尤其是湖南人的气焰最嚣张，提出了重新启用湘军的议论，结局是还不如淮军。唉，那些说话的人应该羞愧。我说这些话，并不是想要为淮军和李鸿章辩护。我在中日战争的看法上也一点儿不能宽恕李鸿章和淮军，但特别讨厌那些虚假骄横、嚣张跋扈的人，一点儿责任感也没有，只会站在别人背后找别人的毛病作为谈资，从来没有想过能够改进的方法，实际上这些人才是亡国之人。李鸿章固然应该受到批评，但这些人绝没有批评李鸿章的资格。

在这场战争中，李鸿章犯了许多错误，但即使他不犯错误也绝对没有可以侥幸取胜的道理。从十九世纪下半个世纪以来，各国之间的战争胜负都可以在开战之前决出。为什么呢？因为世界越趋近于文明社会，则优胜劣败的道理越确定。谁拥有实力，谁就拥有胜利，一点儿改变的办法也没有。无论是政治、学术，还是商务，都是这个样子，军事战争只是一个方面而已。日本近三十年以来，苦心经营自己的军队，君臣上下一心，凭借着这样的信念，练成了服从指挥、不怕牺牲的精锐部队，跟我们孤注一掷地拼命，要是没有自信，哪敢这样做呢？等到失败才知道失败的原因是愚蠢的人，等到失败还不知道为什么失败的是死人。然而却只怪罪李鸿章一个人，怎么能这样呢？

西方报纸有评论家称：日本并不是和中国作战，实际上是和李鸿章一个人作战。这话虽然稍微过分了一些，但也和实际情况接近。没看见各省的封疆大吏只知道自守省疆，好像这些事只是直隶、满洲的私事而已，其中有出一分钱、出一个兵进行援助的吗？即使有，也只是空话而已。最可笑的是，舰队在刘公岛投降的时候，当事人还给日军写信，请求返还“广丙”号，信中说这艘船隶属于广东水师，这场战争和广东没有关系等。各国人士听说后没有不笑话的，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这话实际上代表了各省封疆大吏的真实想法。如果情况真是这样，日本就是在和李鸿章一个人作战。以一个人的力量对抗一个国家，李鸿章啊李鸿章，虽然败了也是豪杰！

从此开始，李鸿章在军事上的声誉终结了，在外交方面遇到了新的困难。

第八章　外交家李鸿章（上）

★天津教案

★法越之役

★中日天津条约

★议和日本

★停战条约及遇刺

★中日和约及其功罪

李鸿章在国外享有声誉是因为外交，李鸿章在中国被重责也是因为外交。李鸿章的生涯有一半都是外交生涯，想要断定他的功业和错误，不能不把外交作为最重要的事情，因此我在这些事情上特别留意了一下。

李鸿章办理的第一件外交事务就是天津教案。当时太平天国和捻军刚刚平定，内忧刚刚消除，突然发生了天津百姓杀传教士、焚烧法国领事馆的事情（同治九年即一八七〇年）。法国人借此事要挟，联合英国、美国共同逼迫我国政府，他们的要求相当过分。曾国藩刚刚就任直隶总督，经过详细调查，知道这件事情是中国理亏，而各国准备借机谋利的手段又绝对不是可以糊弄过去的，便曲意与其周旋，镇压天津百姓，处决八人，治罪二十多人。但法国人仍然不满意，一定要巨额赔款，而且还要将天津知府、知县从重治罪。曾国藩对付西方人已经疲惫到了极点，在朝廷中又被京城的顽固党抨击，称他为卖国贼（北京湖广会馆把曾国藩写的匾烧毁就是在这个时候），弹劾他的奏章一封接一封，全国上下都想要杀掉他。通商大臣崇厚害怕把事情闹大，就请求罢免曾国藩而用李鸿章替代他，朝廷下诏敦促李鸿章赴任。这是李鸿章担负重要外交使命的开端，这时候是同治九年八月。

那时的李鸿章几乎是天之骄子，就像顺风打开船帆，一日航行千里，老天似乎就像专门为他设立这个位置来作为他成就功名的地方。在他刚刚当上直隶总督的时候，普法战争爆发了，法国人仓皇之中连保全自己都顾不过来，其他欧美国家也都奔走相顾，忙乱得不可开交地来研究西方大问题，这种东方的小问题几乎没有人理会。于是，这一起天津教案便逐渐被人淡漠了。当时的中国人没有一个了解时局的，像普法战争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居然都熟视无睹，还以为是李鸿章的声望和韬略在起作用，都认为他比曾国藩强出万倍，于是李鸿章的身价顿时猛增。

●　慈禧太后出巡图

在天津教案发生之后、中日战争爆发之前，李鸿章办理了几十起对外交涉事件，在这些事件中最为重大的就是法国安南之战、日本朝鲜之战。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年），法国在越南地区挑起争端，虎视眈眈，想要得到巨大的利益。他们借事端毁掉了和中国订立的条约，于是中法战争爆发。法国海军提督格鲁比事先制订好了战略，由他们的海军先占领海南，再占领台湾，直捣福州，歼灭我军舰队；他们的陆军则从越南北圻出发，进攻我国云南、贵州。按照这样的计划，水陆两军都将大有收获，到时候法国在东亚的权利就可以赶上英国了。于是格鲁比一面给法国去电报，请求供给军需并增派军队，一面趁福州没有防备，炮轰我军船厂，击毁我军兵舰，一面又派陆军在河内集结。当时的中国南方一派惨淡萧条、人心惶惶的景象，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鸿章实行了一手打、一手拉的外交政策，想要挑唆英国、德国来制约法国。当时曾纪泽刚刚担任驻英大使，就受命办理此事，虽然没有办成，但法国政府也因此而有所顾忌，向中国增派兵力、军费的事情，议会讨论时遭到了否决。而格鲁比无法攻占台湾淡水，在越南的陆军又被黑旗军阻挡，不能实现他的军事计划，又忽然接到了申请被否定的回复，格鲁比几乎忧愤致死，于是法国人便先向我们提出讲和。在这件事情之后，李鸿章的外交手段开始为欧洲人所注意。

法国这件事情正棘手时，朝鲜京城又爆发了袭击日本使馆事件，中国军队和朝鲜军队都准备行动。朝鲜作为中国的藩属国，为了实现自主，长时间以来一直在和中日两国抗争。纠纷没有平息，日本趁我国国事繁杂，派伊藤博文来天津进行交涉。伊藤博文刚刚到天津，法国人就已经向我国求和。李鸿章身上本来就有一种自大的气质，现在看到虎狼一样的法国都尚且俯首求和，小小的日本还能做出什么大事来呢？因此在见到伊藤博文的时候，李鸿章用极傲慢、威严的态度接待了他。伊藤博文后来在与张荫桓、邵友濂议和时，私下里对伍廷芳说，从前在天津见到李鸿章的威严神情，现在想起来都害怕，这是他在春风得意的时候仍不免流露出旧日的遗憾。伊藤博文的这一次天津之行也没有成功，仅仅定下约定，称日后朝鲜有事情，一国派兵前往，必须通知另一国而已，这就是所谓的《天津条约》。尽管如此，该条约还是成了后来中日战争的导火索。

李鸿章在朝鲜方面的外交活动中所犯的种种错误在前一章已经说过了。正因为如此，《天津条约》才逐渐演变成《马关条约》。唉！庄子曾经说过：“开端往往微小，结果却相当巨大。”擅长下棋的人于看似无关紧要的几步，也不肯轻易放过。以后再有人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多加小心。战争打到甲午年冬天，中国除了求和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一月份，中方派遣张荫桓、邵友濂到日本进行议和。日本方面认为这两人官职低，说话没有权威，拒绝与他们议和，于是朝廷改派李鸿章前往日本议和。

于是，李鸿章二月份便动身前往，跟随他的副手是李经方，他们在二十四日抵达马关，和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开始谈判。第二天首先讨论的是停战条件，日本首先提出要用大沽、天津、山海关三处地方作为抵押。辩论了很长时间，双方都不肯让步，于是准备暂时停止讨论停战条件，直接讨论和约。伊藤博文称：“既然如此，你们就要把停战摘要拿回去，以后不准再提。”相互讨论了很久也没有结果。

二十八日，进行第三次会议，在回下榻处的路上李鸿章遭遇了枪击，子弹穿过他的左边颧骨之下，深入左眼下面，几乎快晕死过去了。听说消息后前来探望的日本高官络绎不绝，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也亲自前来慰问，极其恭敬地道歉，脸上露出忧虑的神色。日本天皇和全日本人民同时表示哀惋，于是同意将中国先前提出的停战摘要画押。口舌争论得不到的东西就这样靠一处枪伤得到了，于是停战一事稍有眉目。在李鸿章刚刚遇刺的时候，日本天皇派遣御医、军医前来帮助治疗，所有的医生都说只要取出子弹，枪伤就很容易痊愈了，但必须静养一段时间，不能费心劳神。李鸿章慷慨地说：“国家危在旦夕，促成和平刻不容缓，我怎么能拖延时间以致误国呢？”他宁死也不取出子弹。第二天，有人见到李鸿章鲜血沾满衣服，说道：“这是为报国而流的血。”李鸿章潸然泪下，说：“如果我死了对国家有好处，那么我就去死。”他慷慨、忠愤的气概令人心生敬意。

在李鸿章遇刺后，朝廷降旨慰劳，并派李经方代理全权大臣。但李鸿章实际上还是在掌控一切，虽然伤势重到要卧床休息，还是对李经方口授机要，医生们都为他感到忧虑。三月七日，伊藤博文等人把拟定的和约底稿送来。十一日，李鸿章准备答复，将条约按大纲分为四款：一是朝鲜自主，二是割让土地，三是赔偿军费，四是通商权利。除了第一条“朝鲜自主”外，剩下的都极力驳回。十五日，又另拟了一份条约送去，请求赔偿军费一亿两白银，割让奉天南部四厅县等，日本也逐条驳斥回来。十六日，伊藤博文等人又送了一份修改稿过来，比以前的要求稍微降低了一些，和现在的《马关条约》差不多。当时李鸿章的枪伤已经痊愈，便又到春帆楼和日本全权大臣当面讨论，反复琢磨，毫不让步，只是声明如果能在三年内还清欠款，就免去所有利息，以及威海卫的驻军费用减少一半。现在把《马关条约》的全部内容列出：

●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等人会面图

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以及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为了订立和约，使两国及两国臣民重修和平，共享幸福，杜绝将来再次产生争端，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特派大日本帝国全权办理大臣内阁总理大臣从二位勋一等伯爵伊藤博文、大日本帝国全权办理大臣外务大臣从二位勋一等子爵陆奥宗光，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特派大清帝国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爵李鸿章、大清帝国钦差全权大臣二品顶戴前出使大臣李经方为全权大臣，彼此检查了各自所接受的任务，都认定准确无误，在一起商量议定和约各项条款，列出如下：

第一款　中国承认朝鲜独立自主的地位，尊重其领土主权完整，因此所有损害其独立自主体制的行为，比如该国向中国进贡，以后全部废除。

●　奕《棕色马图》。此为咸丰帝做皇子时所作的画

第二款　中国将下列这些地方的管理权和这些地方的所有堡垒、兵工厂、一切公共设施都永远转让给日本：一、下列划界以内的奉天省南部地区，从鸭绿江口开始，溯此江直到安平河口，再从该河口划到凤凰城、海城，直到营口为止。折线以南的地区，所有城市、乡镇都包括在划界线内，这条线到达营口的辽河后，即顺流到入海口为止。以这条河的中心线为分界，辽东湾东岸及黄海北岸，奉天省所属的各岛屿也都在割让范围内。二、台湾全岛，以及所有的附属岛屿。三、澎湖列岛，即英国格林尼治东经百十九度起，至百二十度止，北纬二十三度至二十四度之间的各岛屿。

第三款　根据上一款所叙，以及本条约附带的地图所划定的疆界，等本条约批准互换之后，两国应当各自选派两名以上官员，作为共同划定疆界委员，进行实地勘测，确定疆界。如果本条约所订的疆界遇到地形或管理问题，有不便实行的情况，两国所派遣的委员应当妥善地研究更正。两国所派遣的委员应当从速办理疆界划定事务，在赴任之后，限期一年完成。如果委员们拟对已定疆界进行修改，那么两国政府在未经认准之前应当根据本条约所划定的疆界为准。

第四款　中国将国库白银两亿两交给日本，作为军费赔偿。这笔赔款分八次交完，第一次五千万两，应在本约批准互换后六个月内交清；第二次五千万两，应在本约批准互换后十二个月内交清；余款平分六次，递年交纳。缴纳方法如下：第一次平分逐年之款，于两年内交清，第二次于三年内交清，第三次于四年内交清，第四次于五年内交清，第五次于六年内交清，第六次于七年内交清。这里面的年度划分，都于本条约批准互换之后开始计算。在第一次赔款交清之后，还没有交的赔款，应该按照每年百分之五缴纳利息。但赔款分期缴纳，还是一次全部交清，都由中国自主决定。如果从条约批准互换之日起，在三年之内能够全部还清赔款，除了将已付的利息，或两年半，或不到两年半，在应付本金中扣除外，剩下的全额免除利息。

第五款　本条约批准互换之后，两年之内日本准许中国割让地内希望迁出的中国人民，任意变卖所有产业，搬出割让地外。但两年之后尚未迁出的，将被视为日本国民。在本条约批准互换之后，两国应当立即分别派出官员到台湾，在本条约批准互换后两个月内交接完毕。

第六款　中日两国以前所有的条约，因为这次战争，全部自动废除。中国应当在本条约批准互换之后，迅速派遣全权大臣，和日本所派全权大臣一起，会同商量签订通商行船条约，以及陆地通商章程。两国新签订的条约，应当以中国与西方各国现行的条约为蓝本。从本条约批准互换之日起，新订立条约未经实行之前，所有日本政府的官吏、臣民以及商业、工业、交通等方面，取得最惠国待遇，所有的礼遇和照顾，不得怠慢。中国应将下列各款，从两国全权大臣画押盖印六个月后照办。

第一，中国除了已经开放的通商口岸之外，还应当增添以下各处作为通商口岸，以便日本臣民从事商业、工业制造。所有新增添的口岸均按照以往旧通商口岸的规定，所有的待遇和照顾，都应当同样享受。通商口岸有：湖北荆州沙市、四川重庆、江苏苏州、浙江杭州。日本政府可以向各开放口岸派遣领事。

第二，日本轮船可以开入这些口岸，搭载行客和货物。一、从湖北省宜昌溯长江以至四川省重庆府；二、从上海驶进吴淞江及运河，以至苏州府、杭州府。中日两国在未经商定行船章程之前，上述各开放口岸行船，应当按照外国轮船驶入中国内地水路现行规定办理。

第三，日本臣民在中国内地购买货物，或自己生产的货物或将进口货物运往内地，想存放货栈，除了不用缴税和摊派一切费用外，可以暂时租借客栈存放货物，不需要缴纳税费。

●　《马关条约》局部

第四，日本臣民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随便进行各种工业制造活动，进口所需要的任何机器，只需要缴纳进口税。日本臣民在中国制造的一切货物，其于内地的运输税及营业税、各种摊派，以及在中国寄存，即照日本臣民运入中国的货物一体办理。至于应享受优待免除的，也应享有。如以后有因此事增加规章条约的，即载入本款所称的“行船通商条约”内。

第七款　现驻扎在中国境内的日本军队，应该在本条约批准互换三个月内撤走，但必须按照条约下一款规定所办理。

第八款　中国为保证能认真履行条约内所列条款，需允许日本军队暂时驻扎在山东省威海卫。在中国将本条约所规定第一、第二两次赔款交清后，通商行船的约法也批准互换后，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将确定周全、妥善的办法，将通商口岸关税，作为剩余赔款和利息的抵押，这时日本可以撤回军队。如果中国不能很快确定抵押办法，则未交清最后一次赔款之前，日本仍然不会撤回军队。通商、行船约法没有经过批准互换之前，即使交清赔款，日本也不撤回军队。

第九款　本条约批准互换之后，两国应当将各自手中的所有俘虏，尽数交还给对方。中国对于日本交还给中国的俘虏，不准加以虐待，或是认定他们有罪。中国将被认为是军事间谍而遭到逮捕的日本人立即释放。这次战争期间，和日本军队有联系的中国人，一概给予赦免，并命令有关部门不得擅自逮捕。

第十款　本条约批准互换日开始，双方应罢兵停战。

第十一款　本条约经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以及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批准之后，定于明治二十八年（一八九五年）五月初八日，即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四月十四日，在烟台互换。

看李鸿章这次议和的情况，就像春秋时代齐国的国佐（宾媚人）出使晋国，一八七〇年法国的梯也尔出使普鲁士。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忍气吞声地说话，旁观者看了也觉得心酸，何况是李鸿章这个身临其境的人呢？回想十年前在天津定条约时的意气风发，简直就像昨夜的梦。唉！应龙落入井中，蚂蚁都能困住它；衰老的好马趴在马厩里，劣马对着它耻笑，天下的事情还有比这更令人感到气愤的吗？在这样的时候，就算有苏秦、张仪的口才，也没办法使用；就算有战国勇士孟贲和夏育的勇力，也没办法施展。除了低声下气地乞求怜悯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有人把和谈的迅速成功作为李鸿章的功劳，这也是不对的。就算没有李鸿章，日本也不会不讲和的；还有的人因为李鸿章犯了很多错误，就把他当成是秦桧、张邦昌，如果把说这话的人放在李鸿章的位置上，他们的结局又将如何？李鸿章在谈判中既没有功劳，也没有罪过。他的外交手段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平心而论，李鸿章的误国行径是前面一章所列的十二件事，这次和议只不过是这十二件事的结果，不用再详细论述了。

第九章　外交家李鸿章（下）

★俄、德、法代索辽东

★中俄密约

★李鸿章历次出访欧洲

★任外交官时期

★胶州之役

★旅顺大连威海广州湾九龙之役

★李鸿章离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十九世纪末，出现了中东革命，犹如十八世纪末出现了法国革命一样。法国革命创建了十九世纪的欧洲，中东革命开创了二十世纪的亚洲，就像红日即将升起，雄鸡先叫，风雨就要来临，月亮先起月晕，有见识的人可以预知。在中国和日本没有发生战争前，欧洲人和华人的关系不过传教、通商两种而已。在战后的几年里，关系一下子比战前紧密了数倍。到了今天，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像是和欧洲人连接一体，想分也分不开了。这里面有一半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内政管理不善，另一半是因为外交缺乏谋略。看一下十年以来中国的外交史，不禁令人潸然泪下。

在战争之前，中国先向英国、俄国两国请求调停，这实际上是引导他国干涉我国内务的开端。当时日本人多次声称，东方的事情，希望由两个东方国家自行解决，不要让其他国家参与。当时我国政府已经愤怒到了极点，不愿接受这一建议，只想着教唆欧洲人用武力威胁日本。俄国公使回复说：“俄国一定出力，但现在还不是时候。”从这里就看出他们处心积虑，找机会使自己的阴谋得逞，是早就有打算的。一八九五年三月，李鸿章在出使日本之前先和各国公使进行有目的的会谈。俄国公使喀希尼说：“我们俄国拥有强大力量，可以对抗日本，保全中国领土，只是中国必须以在军事防御和铁路交通方面的利益作为报酬。”李鸿章便和喀希尼私下里进行约定，在俄国使馆里一连密谈了几天。欧洲力量深入东亚，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当时想要借助欧洲人的力量来对抗日本的中国人不只是李鸿章一个人，其他人比他还要过分。张之洞当时担任两江总督，他反对议和，称：“如果把赔偿给日本人的钱转给俄国，连一半都用不着就可以转败为胜。恳请给总理衙门、出使大臣下令，和俄国人订立秘密条约，如果肯帮助我军进攻日本，要挟日本废除条约，就可以酌情将新疆地区割让给俄国一部分作为酬谢，并可以加大通商力度。如果英国肯帮助我们，报酬也一样。”这就是当时所谓的外交家，这些人的眼光大概都是这样，实在是可叹的事情。

《马关条约》签订后还不到一个月，便有了俄国和德国、法国合议，逼迫日本归还我辽东半岛的事情。俄国人帮助我们夺回辽东，不是为我们考虑，而是为他们自己考虑。他们把那里看成是自己的势力范围，想拥有那里已经很久了，绝不希望那里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因此让我国用三千万两白银从日本手里收回辽东，先卖一份大人情给我们，然后慢慢地收取回报。俄国人外交手段的巧妙简直令人不可思议，而李鸿章一生误国的过失再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李鸿章的外交生涯实际上是一个失败的生涯。

还辽事件结束后，喀希尼立即希望将前面和李鸿章的私约以公文形式向总理衙门提请实现。此事顿时引起轩然大波，皇帝知道后大怒，免去了李鸿章的所有职务，只保留他大学士的虚衔。于是喀希尼暂时延缓了他的申请，等待新的时机。一八九六年春，俄国皇帝尼古拉二世加冕，各国都派头等公使前往祝贺，中国也按照制度办理，派遣王之春担任朝贺使节。喀希尼却抗议道：“皇帝加冕是俄国最隆重的礼仪活动，因此充当庆贺专使的必须是一个国家里最著名的大臣，在各国之间都享有声誉才可以。王之春地位低下，说话没有权威，不足以担当重任。可以胜任这个职责的只有李鸿章一个人。”于是朝廷改派李鸿章为头等公使。喀希尼又贿赂慈禧太后，威逼利诱，称干预“还辽”这样的义举必须给予报酬，请赐给李鸿章全权来处理这件事情。李鸿章在觐见慈禧太后的时候，谈了整整半天，所有的联俄密谋都得以确定。

李鸿章到达俄国首都圣彼得堡后，便开始和俄国政府讨论喀希尼所拟定的条约草稿，等到俄国皇帝加冕的日期快到了，李鸿章前往俄国旧首都莫斯科，将议定书签字画押。在开始讨论条约草稿时，俄国人为了避开外国人的注意，不用外交大臣去和李鸿章讨论，而是派财政大臣去负责办理。在庆典热烈地进行、各国来宾云集的时候，搞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计策。像这样关系到世界全局的事情居然不几天就在宴会之间敲定，俄国人外交手段的果断、迅速真令人既羡慕又害怕。这时是一八九六年四月。

●　1896年6月24日，李鸿章到达俾斯麦的家乡福里德里斯鲁

签订密约的事情，办理过程极为机密，除了中俄两国的几个当事人外，几乎没有其他人知道。然而，上海《字林西报》竟然在李鸿章出访未归的时候，得到了这份密约的原文，并翻译过来登在报纸上，听说是用重金向俄国宫廷内侍买来的。这份密约全文如下：

大清国大皇帝先前在中日战争之后因受俄罗斯皇帝仗义帮助，并愿意将两国边疆、通商等于两国有益的事情妥协商定，来加深两国友谊，因此派大清钦命督办军务处王大臣为全权大臣，会同大俄罗斯国钦差出使中国全权大臣一等伯爵喀希尼在北京商定条约，将中国东三省的铁路与俄国西伯利亚省的铁路接通，以便让两国的通商、交通更加迅速，沿海边防更加巩固，并议定专项条款来酬答俄国索还辽东的功劳。

第一条　近来因为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马上要竣工，中国允许俄国将该铁路由俄国海参崴继续延长到中国吉林省珲春城，再向西北延长到吉林省城为止。另外，允许俄国将铁路从俄国某城火车站延长到中国黑龙江省的爱辉城，再向西北延长到齐齐哈尔省城，再到吉林伯都讷，再向东南延长到吉林省城。

第二条　凡延长到中国境内黑龙江及吉林的各条铁路，都由俄罗斯自行筹集建造费用，铁路的一切规章制度也都按照俄国铁路制度，中国不得参与制定。至于该铁路的管理权，也暂时归俄国管理，期限为三十年。过期之后，允许中国筹集资金，进行估价，将这条铁路和一切附属设施赎回，赎回方法以后再行商定。

第三条　中国现有铁路准备由山海关续造至奉天盛京城，再续造至吉林。如果中国日后不方便造这条铁路，可以由俄国筹集资金，由吉林省城负责建造，十年后可以赎回。至于铁路应该由哪里开始起造，都按照中国已经勘定的线路，两端延伸到盛京和牛庄等地为止。

第四条　中国准备建造的铁路，即从奉天到山海关到牛庄以及东西方向到金州、旅顺口、大连湾等地的铁路，都应当按照俄国铁路轨道宽度建设，以促进中俄两国彼此往来通商方便。

第五条　上面所述俄国自行建造的铁路经由地区，应当由中国当地文武官员照常保护，并应当优待铁路各站的俄国文武官员，以及一切技工等人。只是该条铁路所经过的地方，大半都是荒凉偏僻的地方，害怕中国官员不能随时随地提供周详的保护，应当准许俄国专门派遣一部分步兵、骑兵驻扎各重要火车站，以达到保护商务的目的。

第六条　自从铁路建设完毕之后，两国彼此进出口的货物，其纳税章程，都按照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二月初四中俄两国签订的陆路通商条约缴纳。

第七条　黑龙江和吉林长白山等地所产的五金矿产，从前禁止开挖，在这个条约签订后，允许俄国以及本国居民随时开采，只是必须先向中国地方官禀报，并领取许可证，并遵循中国内地矿务章程，才可以开挖。

第八条　东三省虽然有新练陆军，但大半都还在执行古老的制度和训练方法。如果日后中国希望将东三省各省练军的操练方法改成西式，准许向俄国聘请熟悉军事的军官来中国整顿一切，具体管理办法和两江总督所聘请的德国军官管理办法一样。

第九条　俄国在亚洲一直没有不冻港，一旦亚洲有军事情况，俄国东海以及太平洋舰队行动有诸多不便，不能随时航行。鉴于这种情况，中国情愿将山东省的胶州地区暂时租借给俄国，以十五年为期。在此期间俄国所建造的营房、栈房、机器厂、船坞等，允许中国在租期已满之后估价赎回。但如果没有紧急军事情况，俄国不得在那里驻扎兵力，以避免其他国家猜疑。其租赁的款项应该如何办理，日后另有附属条款商议。

第十条　辽东的旅顺口以及大连湾等地原本是军事要塞，中国应当迅速整顿防务，以及修理各要塞炮台，以防不测。在此条约签订之后，俄国承诺将这两个地方加以保护，不准其他国家侵犯，中国也应当承诺将来永远不能让其他国家占据。如果日后俄国有紧急军务，中国应准许俄国将旅顺口、大连湾等地暂时让给俄国海军、陆军驻扎，以方便俄军进攻防守。

第十一条　旅顺口、大连湾等地区，如果俄国没有紧急军务，则由中国自行管理，和俄国无关。但东三省铁路以及五金矿产的开采等问题，允许在换约之后便宜行事。俄国文武官员、商人和普通居民所到之处，中国官员应当给予格外优待保护，不得阻挠其到其他地区旅游。

●　 1896年，李鸿章出访美国时，《纽约日报》用李鸿章在美国受欢迎的程度来打响广告——李鸿章从来没有错过星期天的报纸

第十二条　本条约经两国皇帝批准后，各自按照条约实行。除了有关旅顺口、大连湾以及胶州湾的各条款外，全部通知各地地方官遵照执行。将来应当在何处换约，再行商议。从签字画押之日起，以六个月为期。

《中俄密约》签订之前的中国形势是一个样子，《中俄密约》签订后，中国的形势变成了另外一个局面。因此近年来，列强从中国取得的权利都是新型的：一是租借领土，二是不许将某地让给其他国家，三是替中国修造铁路。这些都是由这份密约开端的。密约中关于租借胶州湾的第九条为日后租借胶州、威海、广州、旅顺、大连开了头。关于不准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他人的第十条也是各国开始划分势力范围的开端。而铁路一修建，断送了祖宗发祥的地方，加速了西伯利亚铁路的建成，又挑起了各国觊觎东三省的争端，这已经不用多说了。唉！牵一发而动全身，就算是把九州的铁聚在一起，也不能铸成如此大错，在这件事情上，我实在不能宽恕李鸿章。

有人说，签订这份条约是慈禧太后的意思，督办军务处王大臣从旁协助，不是李鸿章的本意。如果是这样，那莫斯科的草约又是谁签订的呢？这是无论如何也无法隐讳的！自从此条约原文被登载在报纸上之后，各国舆论哗然，往来的电报书信中，相信和怀疑的都大有人在，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感到十分震惊。李鸿章在出访欧洲各国时，各国纷纷以此事向他提问，李鸿章则一味支吾、搪塞。当年七月份，莫斯科方面将已经画押的草约送到北京，俄国驻京公使喀希尼直接拿着它向总理衙门交涉。皇帝和总理衙门都不知道还有这件事情，异常愤怒，坚决不肯同意。喀希尼又贿赂买通慈禧太后，用好听的话百般引诱，并加以威胁。慈禧太后便严词责备皇上，命令将这份条约交给督办军务处从速办理，不经由总理衙门。一八九六年九月三十日，皇帝挥泪批准密约。

李鸿章这一次赴俄国庆祝皇帝加冕，以及他后来出访欧洲各国，都只是平常的外交访问，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对外交涉活动，那就是订立密约和讨论增税这两件事情了。按照中国旧税法，凡是进口的货物都按百分之五的税率收取，这次因为赔款的缘故，希望增加到百分之七点五。首先和俄国商量，俄国答应了这个请求；然后又和德国、法国商量，德法两国都说等待英国的意见。李鸿章到了英国之后，向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提出请求。当时中英关系处于低谷，并且因为《中俄密约》的缘故，英国对李鸿章极不信任，索尔兹伯里便假称和上海等处的商人商量后再行决定，实际上是拒绝了这一建议，这件事最终没有成功。

●　李鸿章与俾斯麦

李鸿章这一次欧洲之行，各国都对他礼遇有加，德国的礼节尤其隆重，他们都认为李鸿章这一次一定会购买大量军舰、大炮、枪支弹药等，还会给予他们大量通商的优惠待遇。等李鸿章到达欧洲后，却什么也没有买，欧洲人因此大失所望。李鸿章到德国后拜访了俾斯麦，到英国后拜访了格莱斯顿，都相当愉快，这三位都是十九世纪的伟人。八月份，李鸿章从美洲回到中国。九月十八日，他奉旨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办差。从这时直到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七月，实际上是李鸿章专门负责外交事务的时期。而在这一时期里，德国占据了胶州，俄国占据了旅顺口、大连湾，英国占据了威海卫、九龙半岛，法国占据了广州湾，这实际上是中国外交史上麻烦最多、最危险的时期。

归还辽东这件事情是俄国人首先提出的，德国、法国一起协助。俄国人通过缔结密约在中国北方得到了几乎无限大的权力，正踌躇满志，法国人也于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春夏之交的时候得到了云南、缅甸、越南交界处的瓯脱地区，又得到了广西镇南关到龙州的铁路修筑权，只有德国一无所得。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春天，德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提出申请，要求得到福建的金门岛，被严词拒绝，等到十月份，胶州事件发生了。

在这件事情中，德国的蛮横无理是人人都亲眼看到的。尽管如此，中国外交官也负有责任。如果一开始的时候不倚靠别人，就罢了，既然倚靠了别人，就不能不酬谢别人。如果都不酬谢也就罢了，既然已经酬谢了甲乙两人，则也应该酬谢丙。三国一起干涉日本归还辽东，单单不给德国酬谢，怎么能不激起它的愤怒，导致其制造事变呢？不光如此，在《中俄密约》中，还声明将胶州湾租借给俄国人，是俄国所应享受的权利，不只在东三省，还深入山东。那个时代正是各国优胜劣汰的竞争时代，其他国家怎么能不嫉恨呢？因此德国做出这种蛮横无理的举动和中国的逼迫也有很大关系。一八九七年十月，山东巨野县乡民杀害德国传教士两人。德国人得到消息后，立即率领舰队闯进胶州湾，拔掉中国旗帜，插上德国国旗，囚禁总兵章高元。消息传到总理衙门，和德国公使进行商议，德国公使海靖只是一味地恫吓，所有低声下气的请求、商量，一律拒绝。想要向其他各国请求援助，没有一个国家仗义执言帮助我们讨回公道的。直到两个多月后，我们将德国要求的六件事情一一答应，即将胶州附近方圆百里的地区租借给德国九十九年，山东全省铁路矿务归德国承办等事。

胶州方面的事情刚刚完结，又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早些时候李鸿章签订的《马关条约》中规定，如果三年之内能够还清赔款，就免去所有利息，并将前面所缴纳的利息也还给我们，又可以节省威海卫四年的驻军费用，一共可以节省白银二千三百二十五万两。现在三年的期限快要满了，政府希望在期限内还款，便打算向外国借款。十一月，俄国人准备单独应承借款事项，以便求得在北方各省修筑铁路以及免去总税务司赫德职务两件事情。英国人知道以后立即表示反对，他们也想把钱借给中国，利息也比俄国低，他们所要求的附加条件有：一、监督中国财政；二、从缅甸通铁路到长江边；三、长江流域不得让给其他国家；四、开大连湾为通商口岸；五、推广内地商务；六、各通商口岸都免除厘金。当时总理衙门想要答应英国，但俄国、法国两国忽然强烈反对，称如果向英国借款，是打破列强均势局面，他们每天都用强暴、蛮横的语言威胁总理衙门，总理衙门的官员不胜其苦。一月，总理衙门回绝各国，表示一概不借，然后和日本商量，想要延期二十年分次偿还，希望靠这种方案解决眼前的困难，想不到日本竟然不同意。在这个时候，简直是山穷水尽，进退两难，因为赫德从中努力，向汇丰银行、德华银行借款一千六百万英镑，吃了很大的亏，才将事情平息。

胶州湾本来是《中俄密约》中规定的俄国势力范围，现在德国突然从俄国人怀里抢夺过来，俄国人本已相当愤怒，又遇上了英德两国阻挠俄国借款这件事情，俄国人更加愤怒，于是在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一月、二月之间发生了俄国索取旅顺、大连湾的事情。李鸿章作为亲手订立密约的人，想要履行条约却无法履行，想要推诿赖账也无法推诿，最终和俄国公使巴布罗福又签订了一个条约，将旅顺口、大连湾两处以及两者邻近相连的海面都租借给俄国，租期二十五年，并允许俄国人从营口、鸭绿江之间修筑到海边方便之处的铁路。

俄国人占领旅顺、大连之后，英国借口保持均势局面，便向中国索取威海卫。当时清政府刚刚向日本还清了赔款，日军刚刚从那里撤退，英国人便按照俄国的前例租借这个港口，租期也为二十五年，所有的细则都按照租借旅顺、大连处理。当时李鸿章和英国公使反复辩论，英国公使怒斥道：“你只需要和俄国公使说，不要和我说。俄国公使同意放弃，我立即同意放弃。”李鸿章无言以对，他狼狈而去的情景既可怜又可叹。英国人所给予的一丝怜悯仅仅是约定他日中国如果重建海军，可以借威海卫停泊船只。

从此开始，中国割地的举动就变得司空见惯起来。当俄国、法国与英国为了借款事件发生冲突时，法国人借助俄国人的力量要求得到广州湾，并将其作为南方的海军根据地。当时英国逼迫我国政府开放西江一带作为通商口岸，准备垄断这一带的商业权利，法国人见事情紧急，便效仿德国人的做法，直接闯入广州湾，而后再向中国政府要求租借，租期九十九年。中国政府无力表示反对，便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英国政府又根据维持均势的说法请求租借九龙湾来抵制法国，租期也是九十九年。在签订条约的前一天，李鸿章和英国公使窦纳乐激烈地辩论，李鸿章称：“你们虽然租借了九龙，但不能在山上构筑炮台。”英国公使气愤地拍桌子道：“不要再说了！我国要这块地方都是因为贵国把广州湾让给法国，使我们的香港有危险！如果你能废除广州湾的条约，我们也立即撤回条约。”李鸿章听了这话，只能忍气吞声。这天是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四月十七日。

到了五月份，又爆发了英国和俄国的争端，即芦汉铁路和牛庄铁路事件。起初盛宣怀承办芦汉铁路，在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三月和比利时某公司订立了借款合同，约定次年阳历一月交付第一笔借款。在德国占领胶州后，该公司忽然违反条约，称如果不更改条约，就不能提供借款。盛宣怀和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商量后，又另外签订了一份新条约，在这份新签订的条约中，比利时公司只不过是傀儡，幕后的实权都掌握在华俄银行手里（华俄银行实际上就是俄国政府的银行）。因为这个条约的缘故，黄河以北的土地将全部受俄国政府控制，而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将以圣彼得堡为起点，以汉口为终点。英国人对这一结果非常嫉妒，便提议由英国人承办山海关到牛庄的铁路，准备以此来横断俄国的铁路线。俄国公使到了总理衙门为这个问题大吵大闹。英俄两国几乎要开战，形势紧迫到间不容发，而且他们都把中国政府作为发泄对象。各种各样的难题都落在几个外交官身上。当时光绪皇帝刚刚亲政，百废待兴，很痛恨李鸿章联俄误国的行为，于是在七月二十四日下诏解除了李鸿章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的职务，平息了外交风波，李鸿章的外交官生涯也就此终结。

按语：李鸿章在义和团时代的外交将在第十一章中论述。

西方人评论说“李鸿章是有大手段的外交家”。也有人评论说“李鸿章只是个惯用狡狯小伎俩的外交家”。外交手段狡狯，并不代表外交家的品德恶劣。各国并立，每天都在进行着竞争，在面临国家存亡的问题上外交家只能唯利是图。因此西方哲人常说个人有道德，而国家无道德。

看一下各国那些所谓的大外交家，哪个不是靠着狡狯的手段而得名的？不过，李鸿章的外交手段在中国虽然算得上一流，但在世界上就要排在后面了。李鸿章的外交手段主要就是联合某国家来制衡另一国，而他所谓的联合又不是平时的联盟，只不过是临时唆使而已，把一种战国时策士的思想作为他的指导。比如他在法国越南事件中想要教唆英国、德国来压制法国；在中日战争中，想要教唆俄国、英国来压制日本；在胶州事件中，又想要教唆俄国、英国、法国来压制德国。最后没有一个达到目的的，而往往却因为这样做，失去得更多。胶州、旅顺、大连、威海卫、广州湾、九龙的事情都不能不说是这个政策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天下没有光靠别人就可以生存的。西方国家的外交家也都热衷于和别的国家联盟，但他们都有可以自立的办法，然后可以压制他人而不受制于人。而今天的中国动不动就说联合某国联合某国，先不说人家和不和我们联合，即使和我们联合，也只不过是做人家的奴隶，受他国鱼肉而已，李鸿章难道不知道这点吗？我想他也是知道的，只不过没有其他办法来替代而已。总之，内政不加强，外交就没办法维持。以今日中国的国力，就算是才干比李鸿章多出十倍的人，他的对外策略也只能是隐忍、迁就，这是我替李鸿章感到悲哀的原因。不过，我没见李鸿章在其他事件中运用他的手段，唯独《中俄密约》是他对日本运用手段所造成的结果。用这样的手段，制造出后来各种各样的困境，自作自受，我又何必替他悲哀呢？

按语：胶州事件之后的诸多事件责任不只在李鸿章一个人，恭亲王、张荫桓也都是总理衙门的重要人物，他们需要和李鸿章共同承担责任，读者不可不知。

第十章　赋闲时期的李鸿章

★日本议和后入阁办事

★巡察河工

★两广总督

从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开始，到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在这四十年里，李鸿章没有一天不在重要岗位上。可以称为他的闲散时期的，只有一八九五年三月到一八九六年三月，一八九八年八月到一九〇〇年八月两年时间。在一八九八年到一九〇〇年期间，李鸿章奉命治理黄河，很快又被任命为商务大臣、两广总督，如果换作别人，可以说这是一份优厚的差事，但看一下李鸿章的一生，就不能不说是闲职了。最闲的时候，是一八九五、一八九六年间进内阁办事，以及一八九八年八月到十一月退出总理衙门，实在没有什么可以记述的。等到他治理黄河，做两广总督的时候，还是有和常人不同的地方，在这里一并记述下来，也是写史者的责任。

中国的黄河向来有难于治理的名声。数千年以来，政论家都把治理黄河当成一大问题。倘不以西方人治理密西西比河的办法治理，是不可能根治而获得成效的。在一八九八年八月以后，李鸿章一时没有合适的职位，于是政府便将这个任务交给了他。这也可以为黄河河防史添上一笔。现将李鸿章所用的比利时工程师卢法尔勘察黄河后的汇报原稿列出。

一、洛口至盐窝沿河的情形

河身　黄河在河南龙门口改道之后，水流急转直下，由北而东，奔流进入山东，流入大清河，最后取道入海。它的线路东奔西突，人力很难施展，等两年之后，河流的位置已经固定，才能筑堤岸。河流曲折，黄河堤岸也因之而曲折。在河流变迁时，堤岸却不能都随之变迁，临水远近不等，可是堤岸完全没有保护，任水漂刷。现在小水河面，约宽九十丈至一百五十丈，河底则深浅不一，有的河面宽处，水深只有四五尺，不方便行船，有的河面忽然变窄，水深达到三丈。河流朝夕改道，忽左忽右，面对河流的堤岸便被冲刷，泥沙被带到水流缓慢的地方淤积成河滩。当地政府与人民只能任由洪水肆虐，一直没有好办法来解决，只能在危险的地方救急、决口的地方堵缺。那些暴露在外的沿岸土地，在四五尺的高地上都塌陷进水，在隆冬，水小流缓的时候尚且是这个样子，如果化冻之后，泛滥之时，水流急速凶猛，更不知道会怎么样。下游的堤岸都已经如此，上游的土山一带不用说也知道是什么样子了。难怪黄河的泥沙之多堪称五大洲河流之最。泛滥时堤内的沙滩全部被河水漫淹，因为河底浅深不一，导致河身也高低不平，因此水流的速度处处不同。而且下游之地十分平坦，每里高低的差别，还不超过五寸，河流速度相当缓慢。能够蓄水的地方，一天比一天狭窄，淤泥越垫越高，年复一年，险上加险。在这样的情况下，堤外的土地跟堤内的河滩相比有低达一尺的，有低达七八尺的。我负责监工路过杨史道口的时候，曾经测量过河面，得到的数据是水面宽一百三十八丈，河底最深处为二丈二尺，流水速度达到大约一秒钟四尺。按照这样的数据推算，每秒钟的水流量，应该在五万七千四百五十六立方尺左右，而容水面积大约为一万三千六百八十平方尺。另外，我又在盐窝上游进行过测量，这里的水面宽度只有一百零二丈，河底最深的地方只有一丈二尺，容水面积大约为九千一百八十平方尺。当时杨史道口还没有合龙，大部分通过决口，不走盐窝，还可以取得一致的说法。等到河水猛涨的时候，水流量的数据指标，每个人的说法都不一样。按照杨史道口、盐窝两处地方文武官员所统计的河流报告显示，杨史道口容水面积应该是三万六千一百八十平方尺，盐窝容水面积应该是二万四千四百八十平方尺。由于水势凶猛，没法儿准确计算数据，导致无法进行统计得到准确的水流量。但是如果不知道水流量，就难以估算河面宽窄、堤岸远近等统计数字。从洛口到盐窝约三百七十里。

●　《圆明园铜版画·远瀛观正面》，清宫廷画师绘

民埝　河边的堤坝称为民埝，是由民间修筑的，由政府负责保养、看守，是现在黄河最重要的堤坝。民埝与河水之间的距离远近不等，有的就在水边，有的离水达到三四里远，当时都是随便修造起来的，并没有一定的准则，甚至有些堤坝的弯曲程度令人感到不可理解。这些堤坝的高低厚薄各个地方也都不一样，有的高过现在的水面九尺，有的高过水面一丈五尺，有的高过沙滩五尺到八尺不等，也有高过堤外的陆地九尺到一丈五尺不等的。这些堤坝的堤顶有二丈四尺宽的，有三丈六尺宽的，新筑的堤坝则比较厚。忽高忽低，忽厚忽薄，它们的收坡角度也斜直不同，各有各的特色。对民筑堤坝的维护也不是十分周密，许多地方都被水冲刷侵蚀，根本没有人随时修理维护，积年累月，几乎没有不濒于决口塌陷的。民筑堤坝都是用极其松软的泥土筑造成的，根本没有焦泥，地基也打得不深。就算是有焦泥，也很容易就被冲刷出来。堤坝顶部可以行走大车、坐车、手推车，车子碾出的车辙相当深，过路的人或是从堤坝上翻越，或是在堤坝的低处穿越。堤坝上筑盖了许多民房，却并没有对堤坝进行加宽培厚，这些都极其容易对堤坝造成损害。在欧美各国，都在堤坝上大量种植青草，完全不惜人工，不计成本，这是因为草根对于护堤有极大的帮助。而这里的堤坝都不种草，一两处偶尔有草生长，都被老百姓铲除一光，甚至连根拔起，据他们说是为了用这些草来做燃料，或是做牲口的饲料。殊不知如果没有草，那么堤坝也很难保全，堤坝难保则水患就会很快到来。愚昧的老百姓意识不到这一点，他们的行为实在应该鄙视。他们用来铲草的工具对堤坝可造成最严重的损害，应当立即下令严禁使用，这也是保护堤坝的一个办法。因为草都已经被拔去，堤坝也被耙松，当大风刮起来的时候，堤土四处飞扬，堤坝顶部便越来越低，堤坝本身也越来越薄，这种工具所造成的危害，难道还能说不大吗？有些沿河的堤坝种植柳树，已形成规模，有些地方才刚开始栽，树木才刚一尺多高。柳树根对于巩固堤坝有着相当大的作用，应该在沿河堤岸大面积种植，并设法给予保护，不准随意攀折。如果能在柳树间种植藤，就可以让堤坝变得更为坚实。无论是柳条还是藤条，都可以用来编埽（埽：治理黄河时用树枝、秫秸等捆紧做成的圆柱形东西，用来保护提岸，防水冲刷），比起用秸料筑堤坚固得多，而且可随处就近取材，不需要再出资购买，这是一举两得的办法，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为什么偏偏不去做呢？

大堤　大堤是政府修筑的，距离民筑堤坝很远，而远近距离各不相同，弯曲的地方也很多，令人感到十分不解。现在的情况是，大堤有和没有一样，根本靠不住。堤上鳞次栉比地住了许多居民，都已经形成村落，他们都从堤坝上取土来盖他们的房子，致堤坝残缺不全。而且一些经常走人的地方，都已经被磨得和地面一样平，甚至形成巨大的缺口。无论是堤上还是坡上，都大量种植小麦，这会对堤坝造成很大损害。河水猛涨的时候民埝尚且决口，大堤就更没有不溃的了。大堤宽的地方，它的坝顶还有三丈六尺宽，一丈二尺到一丈六尺高，但是完整的却很少。听说杨史道口黄河冲垮民筑堤坝，竟然能够涌入小清河流域，淹没村庄，对居民的生命造成损害，实在是由于大堤的旧时决口没有得到修复，才使得河水有隙可乘。向河官询问，为什么放着大堤的决口不堵，官员的回答是百姓不愿意，如果要修筑大堤，那么数以千计的村落居民，都会环起而攻之，等等。由此可见修大堤不但没有益处，而且不合民意。在大堤之外，住着许多居民，既有数百户的村子，也有四五家自立门户的，有的筑围堤自我保护，有的自建高地居住在上面，大概都是为了预防洪水的危害。村外周围的土地，都是相当肥沃的好地，居民对这些土地进行耕耘，来维持自己的生计。此外还有一些斜堤拦坝，都是为了保护这些村田的，然而这些堤坝的损毁程度也都与大堤差不多。假如民埝出现险情，这些都是靠不住的。

危险的工程　在沿河一带地区，这种工程最多。凡是水流冲击最紧急的地方，以及已经决口的地方，都有工程在进行。这些工程以营造圆柱形防水建筑物为主，大多用秸料做骨架，上面盖上土，一层层地垒起来，看上去像磨盘一样。有的紧贴在岸边，有的和堤坝连接在一起，形势各有差别，即使是高低厚薄，每个埽也都不同，各埽之间错落参差，根本不相连，在埽中仍然有水流通过，使得埽三面受敌，不知是什么意思。按照我的看法，数埽应该一气呵成，中间不存缝隙，这样既可以节省工料，也可以让堤坝变得坚固。而且埽进水之后，紧峭得如同悬崖峭壁，没有一丝斜坡，正好面对水流的冲击，但令水不能滑过，似乎并不是好办法。至于秸料，也不是能够长久保持坚固的东西，由于秸料中间有内芯，它的质地如同灯草一样，能够大量吸收水分，使得秸料容易腐烂，这种情况一旦发生，秸料就变得和沙土一样，一点儿抗冲击能力都没有了。我在监工的时候，曾经见到几处旧埽，虽然在外观上保持相连，但根基已经坏掉了，一旦遇到河水猛涨的情况，一定会随波逐流，民筑堤坝必定遭受损害。有人说，秸料是本地土产材料，用途广泛价格低廉，除了这种，再没有其他材料可以使用。那么假如能像我在前文中所说的那样，多种一些藤柳，数年之后，便足以保证使用，更不需要用巨额资金来造这些耐久性差的工程。又有人说，料埽本来就是应急治水的工程，一两年后，河水就会回到原来的河道中，料埽即使腐烂了，也没什么可值得担心的了。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如果不能及时改弦更张，那么恐怕抢险不过是养疽遗患罢了。以目前的情况来看，虽然暂时没有其他材料可以用，但埽的工程模式应当先行更改。让挨着堤岸的埽连成一片，营造入水的斜坡，来引导河水的流向，并且要多使用木桩，将埽牵连在堤岸上，用坚固的麻绳系好，那些为护埽所抛的石头，也最好加大加多，只有放置得法，才能抵御河水冲刷的力量。我曾见到有用石块排在埽上的，为的是镇压秸料，使其不被风吹跑，这是何等的可笑。除此之外还有石堤，像北镇一带的石堤，还算得上稳固，而像盐窝的石堤，根基则已经完全空虚，之所以现在还没有坍塌，只是因为有石灰将它们粘连在一起，然而也肯定不能支撑很久。

二、盐窝至海口尾闾的情形

黄河尾闾已经由盐窝改道三次，第一次向东北由铁门关入海，第二次向东由韩家垣入海，第三次向东南由丝网口入海。现在仅将三处情形按次序介绍一下，还有新挑引河一条，也一并讨论一下。

铁门关海口　这是大清河的末端，黄河改道山东之后，最终由此入海，这样的情形持续了三十多年，直到韩家垣决口，河流才由东北转向正东。现在这条铁门关水道，前一半已经被淤泥垫得很高，河身成为平地，根本看不出来，河道左右两边的堤岸，都已经全部形成了村落。铁门关以下的河堤已经完全毁坏，那里为一片黄沙覆盖，土壤很贫瘠。距离铁门关大约八里的下游，河道的形状再次出现，河道中的水直通向大海，河边的土地虽然是沙滩，但沙子下面不深的地方便是混合的泥土。河水的深度平时大约两尺，大潮的时候可以涨到三四尺，距离可以达到萧神庙，当东北风大作的时候甚至可以增加到五六尺。从三沟子那个地方开始，就有船只可以出海到烟台。这次因为河水结冰，不能出海勘察，仅仅走到三沟子以东十里的地方，满地长满了苇草，看样子是大潮曾经经过的地方，便返回不再朝前走。听当地人说，再往前走八里，就已经能够看见海洋的潮汐，再继续往前走十二里，就已经是海滨了。海口有拦门沙，当潮退去的时候，只有二尺的深度。这片拦门沙的面积没有再去勘察，估计一定不是很小。从盐窝至铁门关，入海口大约有一百一十里。

韩家垣海口　自韩家垣决口，黄河的末流从这里取道经过，持续了八九年的时间，最近又改道东南方。在韩家垣一带，已没有黄河的踪迹，只有到新萧神庙以南，距海约六十里的地方，才又能看清河道的形状。河道中也有水存留，但不过是最低洼的地方积水不消而已。听说在距海约十一里的地方，这条河分为两溜，形状像燕尾一样，但是也不深。入海口也有拦门沙，当潮水退去的时候，直接堵塞在入海口处，阻碍了河水泄出。这片拦门沙露出水面，大约二里宽。根据调查，韩家垣一带并未筑堤。从盐窝到韩家垣海口，大约有一百里长。

新挑引河　这条河是在韩家垣决口之后，特意在口门之下，挑挖一条水道，以便引水到萧神庙旧河道进入大海。然而这条新河当时的深度只有四五尺，宽度只有三丈，现在连这个数字也达不到。河道的弯曲处很多，这条河的长度共计四十里，如果取直线长度共有二十五里，大约是循着原来的水道挖掘以节省工费的原因。在萧神庙、韩家垣两处地方的河底，挖深三尺，就可以发现泥土，甚至有暴露在地面上的泥土。周围各村都有水井，深度达到一丈一尺就可以见到水，泥在水中，不是很深。铁门关附近，有烧瓦器的瓦窑，这个地方的土质就可想而知了。

丝网口海口　现在黄河由这个入海口入海，黄河水漫散在地上，并没有河道。小量存水的时候比较多，水都不是很深，水中央有沙滩，正溜的深度只有三四尺，有一两处的水最深，也超不过一丈。将近海口的地方，就只有一尺四五寸深，这个地方的水面很宽，大约有三百丈之多。据说海口并没有拦门沙，想来是因为那里流速缓慢，河床较浅，沙子已在地上停止移动淤积下来，再也没有可送入海里的了。在对北岭子决口进行勘察的时候，还有上游三处地方同时开口，因此丝网口的水流不是很迅猛，北岭子门被水淹的树，至今还竖立在水中，古庙一座，也巍然独立，是证明其水流缓慢的确凿证据。如果说辛庄等地方房屋被冲毁漂流走了，则是因为土屋不坚固的原因，并不是水力汹涌才导致这样的结果。在北岭子以下的北岸，并没有设立堤坝，只是用铁门关南堤作为北岸，来保护村落而已。在南岸则由盐窝开始建造新堤，一堤距离河水约二里。从盐窝至丝网口海口大约九十里。

三、根据实际情况治理黄河

治河就像治病，必须先找到病原。想要找到病原，必须先按脉理，才能知道其病原的所在，然后再施药，不但可以治疗疾病，而且永远没有后患。如果只是按疮敷药，不问病因，不是好医生的做法。黄河在山东为患，而病原不在山东，如果只就山东治黄河，跟按疮敷药有什么区别？虽然可以一时止痛，但不久就会旧疾复作，因为它的毒没有消，它的病根未拔。水性就像人，最初性本善，如果不教导它，性情就会发生变化。老天生水，原本是用来养人的，何曾用来害人了？这都是因为人不知水性，不防备它的变化啊，从而使它肆意暴虐，骚扰百姓，耗费国家财力，却始终不得终止。如果寻找最根本的原因，都是因为治水只局限在一个小范围内，从不统筹全局。现在如果一再耽误，恐怕还是徒劳无功。想要一劳永逸，就要先找到黄河灾患的根本。从山东的小范围内看黄河，黄河只在山东一省；就中国的大范围来看黄河，那么黄河还有不在山东省内的，那么怎么就知道山东黄河的灾患不是从其他省份的黄河而来的呢？因此在中国范围内治黄河，黄河可治，如果就在山东范围内治黄河，黄河恐最终也治不好。请让我详细陈述吧。

追溯黄河之源头，出于星宿海，取道甘肃，流入蒙古沙漠，经过多次改道，才到达山西，这时已经夹带了大量泥沙。等到流出陕西的时候，又与渭水交汇，使得水质变得更加浑浊。再穿过土山向东流出，一路拖泥带水，直入河南，所到之处披靡而过，水变得越来越浑，这就是黄河之病原，下游之灾患也正是由此引起的，治理黄河应该在病原上多下力气。这是因为下游停淤的泥沙，都是从上游拖带下来的。上游地势比较高，就像高屋建瓴，而且两面都有山对河水进行约束，水流速度很快，泥沙不能停流，等过了荣泽，一派平原，水势变缓，水流缓则导致泥沙运动停止，沙停则导致河流淤积，河流淤积过高，河水就会改道，这是自然的道理。过去的那些往事，都是最好的证明。一旦河改道，老百姓就要遭殃，流落他乡，被饥寒所戕害，从古到今，简直不知道有多少次。而黄河则南迁北徙，畅所欲为，以开封为中心，自行开辟了一条迁徙半径，在长江北部中间宽达一千五百里的扇形地区内，任意穿越，虽然齐鲁各地有高山大川，也很难对其有效阻止。河水所经的地方，泥沙停留下来形成滩涂，百姓为这件事情所困，简直防不胜防，到今天为止都没有好办法，只能修修补补，挽救危急，劳民伤财，它所造成的祸害比瘟疫、战争还要猛烈。不过天下没有不能治理的水患，治理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不过还不是人力达不到的。那么它的方法是什么呢？答案是向数学求助。

治理水患的办法　找到治理的方法，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黄河延绵中国境内，长度共计一万多里。地势的高低，河流的屈曲，水性的缓急，含沙的多少，向来没有详细的资料，也没有图表可以说明。向黄河边的人询问，也少有能答上的人。现在想要治理这条河，有三件事应该先办：一、测量黄河全河的形势，包括河身宽窄深浅，堤岸高低厚薄，以及发大水和不发水时的浅深，都需要详细地记载。二、测绘河图，必须要详细而无遗漏。三、派人分段查看水性，比较各段水力，记载水志，勘测沙数，并随时查验水力是多少，停沙多少。凡是水性沙性稍微发生变迁，都必须详细加以记载，以提供参考。

以上三件事，都是极其细致的工作，而且是最要紧的事情，不这样就不能了解河水的性质，不能决定应进行的工程，不能疏导黄河的水流，不能预防河水上涨，不能防止隐患生成。这三事不办，所有的工程，都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即便能够稍微纾解目前的危险，不多时也会前功尽弃。如果得到详细的测绘数据，加以认真研究，掌握全局的形势，便可以开始研究该进行何种工程，来谋划未来的局面。另外，各省黄河治理之事都统归一位官员节制，才能够一律给予统筹保护，使黄河永无后患。但如果照这样的方法办理，一定会耗费巨大的资金。然而如果想要一劳永逸，最好先统计出每年养河需要多少费用，堵筑需要多少费用，蠲免粮钱需要多少，赈济抚恤需要多少，财产淹没多少，民命死亡多少，还有除弊后能兴利多少，累积若干年共计多少，和所消耗的资金相比较，哪个轻哪个重，哪个损失多，哪个获益多，才不至于决策犹豫。

按照图表和水志中标示，可以知道某地的水性地势，来确定这一段黄河的河身。再由河身，就可以限定水流的速度，不让它发生变更；还可以限定水面的高低，不让它发生涨落。凡是河底的浅深，河岸的坚脆，工料的松固，都可一并确定下来，不会再有发生意外的担忧。这些都是数学的细节问题，不能主观臆料。确定河身是最难的一件事，必须知道盛涨水高是多少，河水的水性怎么样，停在河底的沙子有多少，停在滩面的沙子有多少。河水上涨的高低、水流的速度也都不相同，定河身必须了解速率变化的区间，才能使河水无论上涨到多高，它的速率都足以将泥沙冲刷入海。

河形弯曲，致生危险的工程，这也需要酌情更改，同样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情，一定要详慎推算才能奏效。裁弯取直可以让水走捷径，这样地势高低差距大增。落差大则导致水流速度一同增加，流速增则水流量也跟着增加，特别是在河水猛涨的时候，在对上下游统一进行筹算后，才能够裁去一处河身弯曲。这是因为裁弯可能导致产生其他危险，不能够不加以考虑，这也不是只凭眼力就能看出来的。

河堤是用来约束水流的，必须连同河身一起进行推算。就连入水斜坡，也都要保持坚固，以抵御异常情况下河水猛涨，才不至于出现问题。至于堤坝的高低、厚薄，则要看土性的松实，料质的坚脆。至于应该如何建造，也要看水线的高低、水流的缓急。所需的材料，只要能够抵御水流冲击就好，不必都用石堤，也不必都用料埽，这是因为只要土堤筑造坚实，并用柳树草木加以防护，也足以抵御寻常水力。看一下世界各国护河的河堤，大多数都是用土建造的，并没有全用石头的。但必须要推算合法，位置得当，看守不懈，不要任人践踏。石头筑成的大堤，只在险要处使用就可以了。总而言之，能省的地方就省，不能省的一定不能省，这必须要精确测量计算不可。我在监工的时候曾经画了两种堤坝样式，大概适用于黄河，究竟什么地方该用哪种样式，则需要临时进行查勘，因地制宜，并不是说全河都应该改用。但无论用哪种材料，都必须要采购质量上佳的才能坚久耐用。

涨水的时候河水流到堤根位置，水位较低的时候河流在两岸中间。而堤与岸都是松土，经常为急流冲刷卷走，随即化成泥沙，等到流缓处停下，淤积成较高的泥滩，逐渐出现危险。这固然值得忧虑，然而最值得忧虑的是，上游各土山随时都有坍塌入水的情况发生，化成泥沙流到下游，造成的祸患更严重。应当想办法进行保护，在水流经过的两岸，都筑造斜坡，先涂上一层泥，再种上草，并大量栽种树木来让它变得坚实。有险情隐患的地方，则最好在堤岸根部打桩，用树枝编成筐，用泥土填成块，再用石垒成墙，或者干脆砌石为坡，并向水底抛掷大石块，才能够抵御水力。土山两旁，也必须向水底抛石，再在土山周围筑造石墙，以阻挡土山的塌陷，如此才能保证岸土不至于为流水拖带，河流才可以逐渐变清，河患也自然可以逐渐减轻。这是治河应该先办的最紧要工程。

应该让大流主要从河道中间流过，应该用什么样的解决方案，现在还不能预定，大约需要在河道拐弯处的水底多筑造挑水坝，来引导水的流向。挑水坝应该用树枝还是石块，这些需要斟酌当时的情形办理，唯有秸料不能经久，而且没有抗冲击能力，因此不可使用。减水坝也应当认真建造，以防止异常情况下的河水猛涨，最好就设在堤边。应该先测量好地势，勘察情形，由河流的方向，来确定坝口的方向。此坝必须用大石头和混凝土建造。坝后新开凿的引河，以及已经存在的河流，都应当筑造坚固堤坝进行约束，使这些河流所流的水，不至于对周边地带造成危害。引河也必须保持宽深而不很弯曲的形态，并且要低于黄河水面，它的河身实际上有容水的地方时，才能够使用。

黄河末流入海口处地势陡增，且有拦门沙，导致河水入海不畅通。应该用机器挖土船进行挖掘，如果先建筑海塘，再用机器挖掘，也许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座海塘接长河堤入海，则水力越来越强大，可以将泥沙冲到大海中深处，是入海口必不可少的工程。再用机器拦沙挖深，可以使水力更迅猛，冲刷掉剩下的泥沙。此项工程，需要花费很大一笔资金，然而这是世界各国入海口都有的东西，黄河为什么偏偏没有呢？美国的密西西比海口、奥国的大牛白海口，从前也曾经堵塞过，现在大轮船可以往来，都可以作为确凿的证据。法国的仙纳海口，从前也曾有拦沙阻碍的情况，行船交通十分险恶，后来用大石填海，筑造海塘，高出大潮水面，两塘之间的距离达到九十丈，海塘建成之日，入海口的深度竟达到二丈，到了今天过往船只的交通都很方便。比利时的麦司海口，也曾经兴建这样的大工程。此外还有很多例子，不胜枚举。

黄河延绵好几个省，与国计民生有着很大的关系。现时上游的水流到下游，不能立即预防，下游出现险情，上游事后才知道，通信不畅通，防范不周密。应该按照永定河的办法，沿河岸设立电报线路，按地段用电报联系，无论什么时候或什么事情，都可以让全黄河官员差役了解到，这样水患就不难预防了。这是刻不容缓的事情。治黄河的工程，既然已经上马动工，守护黄河的章程法律也应该尽早制定，只有一律遵守，永远照办不违反，才不至于前功尽弃。据调查，现在的河防官员，虽然能够克己奉公，但百姓践踏堤埽、挑土砍柳锄草的各种恶习，还没有得到全面禁止。应当尽快制定完善的律例，严格执法，周密巡查，对违犯者给予惩治。堤上不准随便搭盖房屋，如果要行车，一定专门建筑马路，并格外加固，才不至于对堤坝造成损毁。官员必须随时稽查，稍有残缺不整的现象出现，就要立即进行修补，只有这样工程才能够永远保持完固，不至于发生意外。

黄河上游是否可以建设闸坝，用来拦截流沙，或是挑选某大湖存水作为缓冲，也应该在考虑范围之内。因为治河有这样的办法，所以必须在这里进行说明。黄河上游的山，都应当下令栽种草木，来减缓水势。欧美各国，都曾经因为山洪暴发，多次酝酿成灾，便下令在源头以及临水各主要山上栽种草木，水势遂得到减缓。偶尔有一二处地方的树木被人私砍，水势立即又变得猖狂，政府对这一行为严厉禁止，并设立官员专门负责管理树木。西方人重视这方面的事情，是种草木能有效地抑制洪水的有力证据。根据调查，山洪暴发的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山上的土壤松弛，不能够大量吸水；二是因为山势陡峭，没有障碍物阻挡水流。如果在山上遍种树木，那么树根既能坚固土壤，又能够吸收水分，而且可以减缓水势，让山洪以较低速度流下，不至于猛烈地倾泻下来。假如山上不适宜种树，也应该种草，草的功效虽然不如树木大，但有总是要比没有好。法国自从颁行亚尔伯诸山种树律例以来，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

四、现时应办救急事宜

前文所述的治河应办事项，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办好的，一定要等到对全黄河进行全面的详细测量，估计工程用料，妥筹方案，才能够称得上完美。只是担心河流汹涌，迫不及待，应先办救急事宜或许可以现在灾患不生，将来治理起来也比较容易。救急的都是些什么工程？无非培修堤岸，固筑防危工程，并疏通黄河末流而已。至于更改河道来让水流通畅，展缩河身来顺应黄河之性，保护堤岸来防备黄河对两岸的冲刷，各项工程都等到日后从容办理，现在无暇顾及这些。

培修河堤的方法，在前文中已经详细论述过了，不用再多说了。只是应以民筑堤坝作为大堤。如果依靠大堤，一来相距太远，容易使河面过宽产生危险，二来大堤残缺不整，修都没有办法修，即使修好也没有益处。各处险工，最好全面进行加固，应该派官员进行勘察，对工程进行预算。凡是正在面对冲击的堤坝、已经朽坏的埽，都应当立即给予保护，那些过低过薄的堤坝，也应该立即加高培厚。堤内与水接触的一面，应当加上一层泥，用来种植青草，并于大堤底部大量栽种树木，设法禁止人践踏，这是最要紧的事情，最好从速办理。有危险的大堤底部，要么抛石，要么修坝来进行加固，这些都要因地制宜。凡是堤坝有开设道路的地方，应当立即进行修补，并在堤顶筑造石子马路，以方便车马往来，不至于对堤坝造成损碍。

黄河末流的入海通道，最好立即商定准确位置，铁门关、韩家垣现都已经淤塞，丝网口地区的水势散漫，根本没有河道。对这些末流地区进行选择时，大家的意见也不能统一：有人称应该在铁门关淤塞处挑通，使水按照旧道入海；有人称应该仍由韩家垣旧道入海；有人称应该由十六户挑引河直至铁门关以避开盐窝险工；有人说应该仍从盐窝挑一直河，仍由丝网口入海；有人说应该在蒲台县三岔河引水入海；有人说黄河应该在大马家挑河至孔家庄并入徒骇河，使其入海。大马家在利津上游八里的地方，根据调查，徒骇河的河床形状相当弯曲，孔家庄地区的河面大约宽九十丈，狭窄处的水面约六十丈，两岸地势都很高，并没有修筑堤坝，水多时大约比河岸还低八尺，其上游位于禹城以下，现在已经淤塞，海口大约距离孔家庄七十里，没有拦海沙。在我看来，对黄河末流进行治理，黄河水不应该走徒骇河，这是因为怕浊流流入清水，使清水也变为浊流，未免有些可惜。如果想要商定一个入海口，必须在各处进行详细测量，比较各地地势的高低，考察流水的方向。根据了解，现在武备学堂测量专业的学生具有相当的技术水平，再加上勤奋能干，四处进行测量，不遗余力，只可惜时日太过仓促，因此不能取得详备的数据，所绘的图纸，也只能看看大概情况。而且，各段河流中的水流量数据，以及各地落差，都无从查考。至于引河的河形，按入海口地势平坦的原则，引河应当越短越直越妙。因为河短流直，会令落差增大，使流水有较大冲击力。河身以能容纳盛涨为标准，两堤以能防水冲击为标准，又需要格外加固，以防止河水冲刷出决口。入海口原有的旧河槽，尽量不用为好，因为旧槽的形态多曲折，堤防也不完备，还不如另外挑选新地按照当地形势进行治理。现在无论挑选哪里作为引河，它的入海口必须用机器挖沙，不能靠水自动冲刷，因为河床的隐患还没有消除，河沙还没有得到控制，到处都存在停淤的问题仍然不能避免，恐怕新挑的引河，不久也像旧河口一样，被河沙堵塞不通。按照我的意见，引河河形以能够使河水畅通流动为标准，这样不至于引发意外的水患。

减水坝为必不可少的工程，至于应该设在什么地方，还没有详细考查。有人称在济南城下游十八里的位置原来有一处滚坝，似乎正可以使用。我在监工归来的时候顺便步行勘测了一下，见这座滚坝距离黄河还有五里的距离，原来建造这座滚坝的意图，是引济南周围各山的清水进入黄河，来帮助冲刷河沙，但却从来没有启用。这座坝的坝门很窄，只有一丈四尺宽，又和各河流不通，如果想要用它，就需要另外开凿引河来疏通小清河。对小清河的河身进行考察，发现其仅能够自容，到河水猛涨的时候水已经漫上堤岸，又没有河堤约束，如果再将黄河灌入，势必造成漫浸的局面，就连济南省城也可能会遭到淹溺。我的意见是：如果想要减水，最好引入徒骇河，但仍需要经过测量筹算才可下结论。而且，徒骇河的河道也须要加宽，两岸也好添筑河堤，才能够使用。

以上四大问题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是否得当，都等候上级研究决定。我这次担任监工职务被委派勘察河道，经常与司道等高级官员以及地方官一起勘察。虽然每个人的看法稍有区别，但和睦共济，为国家操劳，为中堂效命，把国计民生作为心中信念，希望能够一劳永逸，则不约而同。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希望成就这桩利国利民的大功，因此胸中都丝毫不存成见。

卢法尔谨上。

李鸿章在做两广总督的时候，接的是李翰章、谭钟麟留下的摊子，所有的政务都荒废到了极点，盗贼在省内横行，草寇遍地都是。李鸿章到任之后雷厉风行，恢复了就地正法的制度，用严酷、刚烈的风格来处理治安，杀的人数不胜数，有德行的人认为这样做不对。但那些盗贼被李鸿章的威名震慑，不是被抓住杀掉就是逃往他乡，地方上也因此获得安宁。但是他也给广东人留下了祸患，比如让赌博的人承担军饷一事。广东偷盗、抢劫风气兴盛的源头实际上是从赌博开始的。强盗没有不赌博的，赌博到最后没有不去抢劫的。李鸿章劝人赌博，给它起个好听的名字，叫作“缉捕经费”，意思是抽取赌博的彩金作为抓捕强盗的费用。这何异于害怕老百姓不做强盗，而去教他们做强盗呢？既然教了，又杀掉他们，有德行的人都会说这不是人做的事情。孟子曾说：“不教育老百姓而使他们犯罪，然后又处罚他们，是欺骗老百姓。”不教育就处罚，都已经是欺骗百姓，何况李鸿章劝人犯罪再处罚呢？扬汤止沸，抱薪救火，难道是他老糊涂了？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他到了晚年还要干出这种有损名誉道德、被后人耻笑辱骂的事情呢？有人说：“李鸿章知道赌博的风气永远不可能根除，不如利用它来帮助筹集政务经费。”那淫乱的风气也不容易根除，也没听说政府有开妓院的；抢劫的风气也不容易根除，也没听说政府有开山寨的。这种道理，李鸿章未必知道。如果知道又故意这样做，就可以说他全无心肝了。

李鸿章在广东的时候准备在省城广州实行警察制度，这是听从了黄遵宪的建议，可惜还没等完成，他就离职而去了。

●　李鸿章晚年像

广东省中国人和洋人杂居，好人坏人都有。有一些狡猾的小人常常把加入天主教作为护身符，来横行乡里，而天主教和其他教会的牧师常常袒护、包庇甚至纵容他们。近十年来，广东的官员都庸碌无能，老得快要死了，怕洋人像怕老虎一样，弄得这些人的气焰越来越嚣张。李鸿章刚一到任，这些教民还想用老办法来和李鸿章斗上一斗，李鸿章把他们的牧师招来，摆出事实，说明道理，划清权限，不允许他们有一点点越权的行为。经过一两次事情后，再也没有人敢靠着教会干坏事了。唉！以李鸿章这种磨炼了几十年的老外交家，对付大敌可能不足，像这种小字辈，都够不上李鸿章吹口气的。今天的地方官把处理教案当成最可怕的事，他们实在是太可怜了。

李鸿章在两广总督任上时，正好赶上朝廷下旨，称康有为一党在海外的气势越来越猖獗，命令他着手镇压，李鸿章便捕杀了海外志士的三名家庭成员。没有犯罪而受到处罚，骚扰无辜百姓，再也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能称为野蛮政体的了。有人说：“这并不是李鸿章的意思。”即使如此，我也不敢替他隐讳、辩护。

第十一章　李鸿章的末路

★义和团的兴起

★李鸿章的位置

★联军和约

★中俄满洲条约

★李鸿章之死

★李鸿章死后朝廷的恩典

李鸿章在最初被任命为江苏巡抚的时候，仅仅有虚名，却不能到任；后来被任命为直隶总督，也仅有虚名，也不能到任。难道真是造化在捉弄他？即使这样，今昔的变化也给人一种气短的感觉。

李鸿章担任两广总督还不到一年，便有了义和团事件。义和团因何而起呢？是戊戌维新变法的反作用力引起的。最初的时候，光绪皇帝因为维新惹怒了太后，八月政变之后，六君子惨遭杀害。小人们都活动起来，康有为逃到了英国，梁启超逃到了日本。满朝都是顽固党，本来他们都将外国人看成是仇人，又不懂得国际公法，认为外国将要和康梁党徒合起来算计自己，于是对外国人的怨恨越来越深。而中国北方的人民从天津教案到胶州被德国占领以来，对外国人的愤恨不满之气也积蓄了很久，于是借用迷信手法趁着机会兴起。顽固党认为可以借这些人达到自己的目的，便加以利用，因此义和团实际上是政府和民间势力的联合体，但他们的目标是不一样的：民间势力的目的都出于公心，愚蠢而没有谋略，令人感到可怜；政府则完全出于私心，做了这样狂悖而倒行逆施的事情，全天下人都恨他们。

假如当时让李鸿章管理直隶省，那么这一场大祸也许可以避免，也许祸乱爆发的时候李鸿章比许景澄、袁昶等人更早受难，这都是未知的事情。但上天偏偏不让这场祸乱早日平定，偏偏不让李鸿章早死，就像要为李鸿章专门设立一个位置，让他一生的历史成就一个更大的结果。等到六月之后，八国联军兵临城下，于是李鸿章再次被任命为全权议和大臣。

那个时候，有人为李鸿章出主意，要他拥两广地盘自立，在亚洲开创一个新政体，这是上策；率军北上，勤王剿灭义和团，作为对各国的答复，这是中策；奉皇帝的命令进京，投身入虎口，像顽固党所希望的那样，这是下策。不过，实行第一条意见必须要有超乎寻常的学识、超乎寻常的气魄，李鸿章实在不是这样的人。他在四十年前的壮年时代尚且不敢做出破格的举动，何况现在是一个八十岁的老翁了？因此说这话的人实在不知道李鸿章是什么样的人。第二条意见比较符合实际，但当时的广东实际上一支能打仗的部队也没有，而且这个举动也有嫌疑，万一有和李鸿章不和的大臣弹劾李鸿章率军作乱，将会使他陷于骑虎难下的境地，李鸿章将会极为困难！而且他每天都想着苟且、迁就，来保全自己的身份、名声，他自己也不会选择这样做。不过，他也仔细地考虑了第三条意见，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知道自己一个人进京或许会发生意外，因此故意拖延，他也知道京城不被攻破，和议绝不会成功，因此在上海逗留了几个月，迟迟不动身。

皇帝和太后逃到西安之后，才正式开始和议。这次和议虽然不如去日本那次艰险，但中间的麻烦和波折却更多。李鸿章在和谈期间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慢慢地商量讨论。多亏各国都厌倦动乱局面急于安定，朝廷也有悔过的意思，便在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七月签订了以下十二项条约：

第一款

一、大德国钦差大臣克林德男爵被杀害一事先前已经在西历本年六月初九日，即中历四月二十三日，奉谕旨（附件二）任命醇亲王载沣为头等专使大臣，前往大德国大皇帝前，代表大清国大皇帝及国家表示惋惜之意。醇亲王已经遵旨，在西历本年七月十二日，即中历五月二十七日从北京启程。

二、大清国业已声明，在克林德遇害处竖立铭志之碑，与克林德大臣的身份、地位相匹配，上面记述大清国大皇帝哀悼纪念的圣旨，用拉丁文、德文、汉语记述。先前于西历本年七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六月初七日，经大清国钦差全权大臣发文到大德国钦差全权大臣处（附件三）。现在克林德男爵遇害处建立一座牌坊，占满那条街，已于西历本年六月二十五日，即中历五月初十日开始动工。

●　《点石斋画报·世产派捐》。上海英美租界当局向中国民众征收高额赋税，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

第二款

一、惩办伤害各国国家及人民的首要元凶。将西历本年二月十三、二十一等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本年正月初三日等日，先后所之降旨，所定之罪名，都列在后面（附件四、五、六）。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都判定斩监候罪名，并约定如果皇上认为可以免处他们一死，必须立即发往新疆永远监禁，永不赦免。庄亲王载勋、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翘，都判定为赐令自尽。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都判定为即行正法。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大学士徐桐、前四川总督李秉衡都已经死去，追夺原来的官职，即行革职。另外，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联元、太常寺卿袁昶，因去年力驳那些有悖于诸国公法的极恶之罪被害，都在西历本年二月十三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上谕官复原职，以示昭雪（附件七）。庄亲王载勋已于西历本年二月二十一日，即中历正月初三日。英年、赵舒翘已于二十四日，即初六日，自尽。毓贤已于二十二日，即初四日，启秀、徐承煜已于二十六日即初八日，正法。另外，西历本年二月十三日，即中历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谕将甘肃提督董福祥革职，他应得的罪名一定从严查办。西历本年四月二十九日、六月初三、□月□□等日，即中历三月十一、四月十七、□月□□等日，先后降旨，将上年夏天时发生的惨案内所有经确认有责任的各外省官员，分别惩办。

二、大清国皇帝下旨将各国人民遇害被虐的城镇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附件八）。

第三款

因大日本国使馆书记生杉山彬被害，大清国大皇帝从优荣之典，已在西历本年六月十八日，即中历五月初三日，降旨简派户部侍郎那桐为专使大臣，赴大日本国大皇帝前，代表大清国大皇帝及国家致以惋惜、哀悼之意（附件九）。

第四款

在动乱时期被损坏或污渎的外国坟墓由各国使馆重新修复，并立碑雪耻。已经和各国全权大臣合同商定，其碑由各该国使馆督建，并由大清国政府付给估算所需经费，京师一带每处一万两，外省每处五千两。此项银两，业已付清。现在将建碑的坟墓，开列清单附后（附件十）。

第五款

大清国政府不准将军火以及专为制造军火的各种器料运入中国境内，已于西历一九〇一年八月十七日，即中历本年七月初四日，降旨禁止进口两年。嗣后如诸国以为有仍应续禁之处，也可降旨将两年的期限往后延续（附件十一）。

第六款

大清国大皇帝下旨答应赔付各国赔偿款海关银四百五十兆两，此笔款子是西历一九〇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条款内第二款内所记载的各国、各教会、各人以及中国人民的赔偿总数（附件十二）。

甲　这四百五十兆是海关银两，按照市价折合成金款。此市价按照各国的货币比价进行如下折换：海关银一两，合德国马克三点五五，合奥国克朗三点五九五，合美元零点七四二，合法国法郎三点五，合英镑三先令，合日元一点四零七，合荷兰佛罗林一点零七九六，合俄国卢布一点四一二。俄国卢布按照汇率进行合算，即十七点四二四多理亚。这四百五十兆，按照四厘计算年息，本金由中国分三十九年按后附的表格各章程清还（附件十三）。本息用黄金付给，也可以按照应还日期的市价折算成黄金付给。还本于一九〇二年正月初一日起至一九四〇年终止。还本各款，应按每年一次的频率进行付还，初次还款定在一九〇一年正月初一日。付还利息，由一九〇一年七月初一日起算。不过中国也可将所欠首六个月至一九〇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利息，延期从一九〇二年正月初一日起，在三年内偿还。但所延期息款之利，也应当按年息四厘付清。这些利息每隔六个月偿还一次，第一次定在一九〇二年七月初一日付给。

乙　一切的欠款事项都在上海进行办理。以后各国分别派银行董事一名，将所有负责还款的中国官员付给的本利全部收存，分给有关系的国家、教会或个人，由该银行出付回执。

丙　中国将全数保票一纸交给各国驻京钦差领衔大臣手中。此保票以后分作零票，每票上各由中国特派官员画押签字。此节以及发票等一切事宜，都应由以上所述的银行董事各遵本国命令来办理。

丁　付还保票财源各项进款，应该每月交给银行董事收存。

戊　所定承担保票的财源，都已经开列在条约后面：

一、新开关税所进款项，除先前已经作为担保的借款，付清本利之后余剩的款项。进口货税增至百分之五，所增之数也用来还此次赔款。所有按照旧规定进口的免税货物，除了外国运来的米以及各杂色粮面并金银以及金银钱外，都应该抽百分之五的税。

二、所有常规海关各收入。在各通商口岸的常规项目，都划归新关管理。

●　清吏押送赔款赴天津图

三、所有的盐政各类进项，除归还欧美借款一宗之外，剩下的一并归入，至进口货税增至实际价值的百分之五。诸国现在都同意实行，只是需要声明两件事：一是将现在照价抽收的进口各项税费，凡能改者皆当尽快改为按件抽税。改办一层如后，以作为估算货价的基础，参考一八九七、一八九八、一八九九三年卸货时各货计算价值，是除去进口税及杂费之后的总价。这些税费未改以前，各项税收仍按照估价原则征收。二是北河、黄浦两条水路，都应该加以改善，中国政府也应拨款相助。上面所述增税一条，等此条款画押两个月后，立即开始办理，除了在此画押日期后最迟十日已在途间的货物之外，一概不得免税。

第七款

大清国政府允许各使馆界内作为外国人专门居住地，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的普通百姓，一概不准在界内居住，各国可以派兵保护。使馆界线在附件的图上已经标明（附件十四）：东面的界线，是崇文门大街，图上标注的十、十一、十二等字样；北面图上是五、六、七、八、九、十等字的线；西面图上是一、二、三、四、五等字的线；南面图上系十二、一等字的线，这些线沿着城墙南址随城垛的形态而画。按照西历一九〇一年正月十六日，即中历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文内后附之条，中国应当允许各国自行管辖，并常驻军队对使馆分别进行保护。

第八款

大清国政府应当下令将大沽炮台以及有碍京师至海通道安全的各炮台一律拆毁，现在已经正在照办。

第九款

按照西历一九〇一年正月十六日，即中历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文内后附的条款，中国国家应当允许由诸国各自自行决定，并在一起讨论商定各地方留兵驻守，用来保障京师到大海通道没有空白无防御的地方。现在诸国驻防的地方，是黄村、廊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王岛、山海关各地。

第十款

大清国政府应同意以两年为期限，在各府厅州县将后面所述的皇帝圣旨颁行布告：

一、西历本年二月初一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十三日，皇帝圣旨所称永远禁止设立、加入与各国为敌的集会、社团，违者皆斩（附件十五）。

二、西历本年□月□□日，即中历□月□□日应颁发圣旨一道，犯罪之人如何惩办的细节，都应当一一注明。

三、西历本年□月□□日，即中历□月□□日上谕，在各国人民遭到杀害、侵害的各城镇停止文武各等考试。

四、西历本年二月初一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十三日的皇帝圣旨，各省抚督文武高官以及各部门官员，在其所管辖境内都有保护地方平安的责任，如再次发生寻衅滋事、伤害各国人民的事情，或再有违约的行为，都必须立即给予镇压惩办，否则管辖该地的官员，都要立即革职，永不叙用，也不得为这些官员开脱并给予奖励（附件十六）。

以上谕旨应当立即在中国全境逐步张贴。

第十一款

大清国政府应同意将通商行船各条约内，诸国认为应该商酌改进的地方，以及其他有关通商的事宜，都加以商酌修订，以达到简易完善的效果。按照条约第六款赔偿事宜规定，中国政府应同意协助改善北河、黄浦两水路，其协助各事项如下。

一是北河改善河道，在一八九八年会同中国所兴建的各项工程，都由各国派遣人员参与修建。

二是等治理天津事务交还之后，便可以由中国政府派人员与各国所派的人员会同办理，中国政府每年应从海关收入中拨出六万两白银来作为对工程的资助。

三是现设立黄浦河道局负责经管整理改善水道的各工程所，派驻该局的各国人员，都代表中国以及诸国保护在上海的所有通商利益。对以后二十年内的耗资进行估算，该局各员工及经管各费每年应该支用海关收入四十六万两白银，这笔款项由中国与各国平分，一半由中国政府付给，一半由有关各国出资。该局各员工的责任、权利以及工薪收入等详细各节，都在后附文件内列明（附件十七）。

●　李鸿章书信

第十二款

西历今年七月二十四日，即中国六月初九日降旨，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按照诸国意见改成外务部，位列六部之首，上谕内已委派外务部各王大臣（附件十八）。改变各国钦差大臣的觐见礼节，都已商定由中国全权大臣历次照会备案。此照会在后面附录的节略内说明（附件十九）。

现特声明，以上内容以及后面附属的各国全权大臣所签订之文件，都以法文为凭据。大清国国家如果按照以上所述，即西历一九〇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历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文内各款按照诸国的处理意见妥善办理，就意味着中国愿将一九〇〇年夏间变乱所生之局势完结，诸国也将按照条约规定办理。在这里，各国全权大臣奉各本国政府的命令代为声明，除去第七款所述的防守使馆部队外，诸国军队都将于西历一九〇一年□月□□日，即中历□月□□日，全由京城撤退。并除第九款所述各处外，也将于西历一九〇一年□月□□日，即中历□□年□月□日，由直隶省撤退。现在将以上条款缮写十二份，都由各国全权大臣画押签字，各国全权大臣各自保存一份，中国全权大臣收存一份。

《辛丑条约》敲定之后，还有一桩事情是李鸿章没有了结的旧债，这就是俄国的满洲事件。最初的《中俄密约》中规定，俄国人有派军队保护中东铁路的权力，等到义和团兴起的时候，两国交战，俄国人便以此为借口挑衅，从吉林、黑龙江等地开始进攻，抵达营口。当时北京有八国联军的进攻，无法顾及俄国。等到开始议和的时候，俄国人坚持说这件事应当由中俄两国另外协商，和北京的事情不是一回事，中国政府不得已答应了这个要求。等到和各国签订和约之后，满洲方面终于出现了问题。李鸿章是怕俄国呢，还是亲俄国呢，还是有什么不得已的地方？这些虽然不可知，但他在刚开始和议的时候，实在如同将东三省全部置于俄国的势力范围下，这是相当明显的事情，现在将《中俄满洲条约》全文列在下面。

第一条　俄国将满洲交还给中国，行政事务，照旧办理。

第二条　俄国留军队保护满洲铁路，等地方局面安定，而且本条约最主要的四条都履行后，才可以撤军。

第三条　如果爆发事变，俄国将用这支军队帮助中国镇压。

第四条　如果中国的铁路（疑指满洲铁路）没有开通，中国不能在满洲驻军。如果他日可以驻军，驻军的数目也要和俄国协商，而且不准向满洲输入武器。

第五条　如果地方官员在处理问题上不正确，则必须按照俄国政府的请求，将这名官员革职。满洲的巡察军队必须和俄国商定人数，不能用外国人。

第六条　满洲、蒙古的陆军和海军，不得聘请外国人训练。

第七条　中国应当将旅顺口的北金州的自主权放弃。

第八条　满洲、蒙古、新疆伊犁等处的铁路矿山以及其他的利益，没有得到俄国许可，则不得让与其他国家，即使中国自行利用，也一定要经过俄国允许。牛庄周围的地区不得租借给他国。

第九条　俄国所有的军事费用都由中国支出。

第十条　如果满洲铁路公司有何利益方面的损害，中国政府一定要与该公司议定。

第十一条　现在所损害的东西，中国应当给予赔偿，或者赔偿全部损失，或以一部分实际利益作为担保。

第十二条　准许中国由满洲铁路的支路修建一条到北京的铁路。

这份条约的草稿一公布，南方各省的官员、百姓情绪都极为激动愤怒，纷纷发电报阻止，有些人公开演讲、联名上书来抵制这份条约。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也都在各自的舆论中表示将要干涉。俄国公使迫于形势答应做出让步，几个月后将条约修改如下：

第一条　同上。

第二条　同上。

第三条　同上。

第四条　中国虽然可以在满洲驻军，但军队人数的多少，必须和俄国商量，俄国决定的数目，中国不得表示反对。但仍然不能向满洲输入武器。

第五条　同。

第六条　删。

第七条　删。

第八条　如果想在满洲开矿山、修铁路以及其他各项利益，中国必须和俄国商议，否则不准将这些利益让给其他国家的居民经营。

第九条　同。

第十条　同，并追加“这是驻扎在北京的各国公使的协议，而为各国所采用的方法”字样。

第十一条　同。

第十二条　中国需要从满洲铁路的支线修筑一条到直隶省边界长城的铁路。

到这个时候，李鸿章的病已经极为严重。李鸿章以八十岁的高龄长期经历患难，现在在垂暮之年又遭受了这样一场变故，心情忧郁，积劳成疾，已经超过了普通人所能承受的极限。这一年以来，他的肝病越来越严重，经常大发脾气，就像发了狂病一样，再加上俄国公使帮着老天行凶，每天恫吓、催促，令他难以忍受。等到听说徐寿朋的死讯时，他用手按着胸口吐血，便走到了人生的终点，在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九月二十七日病逝于北京贤良寺。在他死前一个小时，俄国公使还前来催促他画押签字。最终这份条约没有签订，现在把它托付给了庆亲王和王文韶。临终的时候他没有说家事，只是咬牙切齿地说：“可恨毓贤把国家害到这个地步。”继而又长叹道：“皇帝和太后不肯回来。”随后便闭上眼睛去世，享年七十八岁。在西安的流亡政府听说这件事情后大为震惊，第二天上谕便到来：

我（皇帝）奉太后的懿旨，大学士一等肃毅伯直隶总督李鸿章，深谋远虑，才干过人，以翰林的身份建立并率领淮军，剿灭太平天国、捻军等反贼，立下相当大的功劳，朝廷特意给予恩赐，晋封伯爵。又任命他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能够匡济艰难，让中外和睦相处；老成谋国，为国家长远考虑，忠心耿耿。去年京师发生动乱，特派该大学士为全权大臣，和各国使臣一起商定和约，对于时局大有帮助。本来想在大局安定之后给予奖励，却突然听说他去世的消息，感到相当震惊。对于李鸿章特别加恩，按照大学士的规格赐给抚恤，赏给陀罗经被下葬。派恭亲王溥伟带领十名侍卫前往祭奠。谥号文忠，追赠太傅，晋封一等侯爵，入祀贤良祠，来表示思念忠臣的意思。其他葬礼上的礼节再降旨细说，钦此。

●　《同治帝僧装像》。清宫廷画家绘。绢本，设色，长183.5厘米，宽98厘米

其后，又赏给白银五千两治丧，赏给他儿子李经述四品京官的职位，承袭李鸿章一等侯爵的爵位；李经迈赏给候补京官，其余的子孙也都给予不同的优待，赐给在天坛、地坛祭祀的待遇。又下令在其老家和立功省份以及京师建立专门的祠堂，地方官每年过年的时候去祭祀，列入国家的祠典，朝廷给予的荣誉待遇也到了极点。一代风云人物，竟然随着北洋舰队、津防练勇与这个世界和国民永远地告别了。我在听说他的死讯的时候写了一副挽联：

太息斯人去，萧条徐泗空，莽莽长淮，起陆龙蛇安在也。

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阳好，哀哀浩劫，归辽神鹤竟何之。

第十二章　结论

★李鸿章与古今东西人物比较

★李鸿章之轶事

★李鸿章之人物

李鸿章一定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这一点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李鸿章一定是十九世纪世界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这也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既然这样，那么他在历史上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呢？把他和中外历史人物进行比较又有什么样的价值呢？在这里我将试着一一讨论。

第一，李鸿章和霍光。历史学家评论霍光都说他不学无术，我评论李鸿章也说他不学无术，那么李鸿章和霍光是一类人吗？我说，李鸿章没有霍光的权力和地位，也没有霍光的魄力。李鸿章是谨慎、守规矩的人，不是一个能根据形势将内心的想法转化成非常举动的人。他一生都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怎么能比得上霍光呢？不过，他在普通的学问上可能比霍光略强。

第二，李鸿章和诸葛亮。李鸿章是忠臣、儒臣、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中国历史上同时具备这五大身份又为后世所钦佩的人莫过于诸葛亮。李鸿章手中的资本远远超过诸葛亮，但取得君主的信任与诸葛亮不能相比。他最初在上海起兵时，仅仅靠着三座城市的支持，就能在江南建立大功业，他们创业的艰难也是很相似的。后来他在军事上的成就又远远超过了诸葛亮。然而，诸葛亮治理崎岖的四川能够令官员不心怀奸险，百姓都自强自立，而李鸿章身居要职几十年，却不能率领全国人民，令他们跟随自己。诸葛亮死后，家产仅有成都的八百棵桑树，而李鸿章却以豪富闻名天下，这差距有多么大？至于他们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犬马恋主的忠诚，倒是很像。

第三，李鸿章和郭子仪。李鸿章中兴国家、平定祸乱的功劳和郭子仪很相像，他们的福气和好运也不相上下。但郭子仪除了平定祸乱之外，就没有别的大成就了，李鸿章的军事生涯只不过是他终身事业的一部分而已。假如将他们的位置调换，郭子仪未必比李鸿章做得好。

第四，李鸿章和王安石。王安石因为他的新法而遭到世人诟病，李鸿章因为洋务而遭到世人诟病。王安石的新法和李鸿章的洋务虽然都不是尽善尽美的政策，但他们的见识都不是那些责备他们的人所能比的。那些号称贤良士大夫的人都不肯帮助他们，还一起诘难他们，拖他们的后腿，说他们的坏话，弄得他们不得不用一些小人来帮助自己。王安石和李鸿章的处境相同，然而王安石得到了皇帝的支持，他对于民政的认真规划，局面宏大，考虑长远，比李鸿章要优秀。

第五，李鸿章和秦桧。中国的无聊文人骂“李鸿章是秦桧”的最多。在对法、对日这两次战争时，这一论调最为流行。倘若出自市井小民、无赖流氓的嘴里也就算了，读书人和有身份的人也这样说，我实在没什么说的了，硬要说，只能说他们像狗一样狂吠。

第六，李鸿章与曾国藩。李鸿章和曾国藩的关系就像管仲和鲍叔牙的关系、韩信和萧何的关系。不但如此，他一生的学问、见识、事业没有一样不是曾国藩提携、帮助他成功的，因此李鸿章实际上是曾国藩的门下人物。李鸿章不如曾国藩，这是已经有定论的事情。不过，曾国藩是位儒者，如果让他担当外交的重任，他的权术、智力、机警有可能都比不上李鸿章，这实在是一件未知的事情。另外，曾国藩深守着知足、知止的信条，常常记挂着急流勇退的道理，而李鸿章的血性相当强，无论面临什么大难都毅然挺身自己承担，从来没有畏惧退避的神色，这也是他的特长。

第七，李鸿章与左宗棠。左宗棠和李鸿章在当时齐名，然而左宗棠凭借的是张扬，李鸿章凭借的是忍耐。说他们的气量，则左宗棠远赶不上李鸿章。那些自命清高的湘军老班底曾经想要把左宗棠捧成守旧党领袖来和李鸿章对抗，其实这两个人在洋务方面的见识不相上下，左宗棠不是个能守旧的人，李鸿章也不是个能维新的人。左宗棠幸亏早去世了十多年，因此得以保全好名声，后来的那些困难和责骂都由李鸿章一个人承担了，左宗棠的福气和好运也都可以算得上是高的了。

●　左宗棠书法

第八，李鸿章与李秀成。这二李都是近代人中的豪杰。李秀成忠于太平天国，李鸿章忠于清王朝，一个封了忠王，一个谥号为文忠，都称得上当之无愧。李秀成的军事才能、政治才能、外交才能都不下于李鸿章，他们一个失败，一个成功，都是天注定的事情。因此我翻遍近代史，想要找两个人合传而没有因不匹配而遗憾的，只有二李。然而李秀成不杀赵景贤，礼葬王有龄，李鸿章却杀掉投降的八王（实为四王、四将军——编者注），在这件事上李鸿章还是应该惭愧一下的。

第九，李鸿章和张之洞。近十年以来，和李鸿章齐名的就是张之洞了。但是，张之洞岂能望李鸿章之项背？李鸿章是个做实事的人，张之洞是个浮华的人。李鸿章最不在乎名声，张之洞最在乎名声，不在乎名声就肯任劳任怨，在乎名声就会常常投机取巧。张之洞在外交问题上常常给李鸿章找麻烦，他帮李鸿章出的主意没有一个不是能说不能做的。李鸿章曾经对人说：“想不到张之洞做官几十年，还是书生之见。”这一句话可以概括张之洞的一生了。他的自命清高、心胸狭隘、残忍苛刻与李鸿章的有见识、有大量就有天壤之别了。

第十，李鸿章和袁世凯。今后能够继承李鸿章政治遗产的人只有袁世凯了。袁世凯是李鸿章一手栽培的人。他刚刚步入壮年，初次担当重任，现在还看不出他有什么表现。但他这个人功名心重，而且有气魄，敢于做出破格的举动，比李鸿章强一些。至于他的心术好坏，他的毅力如何，都不是现在可以断言的。在今天的官员中，声望、才能能够继承李鸿章的，除了袁世凯找不到别人了。

●　袁世凯像

第十一，李鸿章和梅特涅。奥地利宰相梅特涅是十九世纪的第一大奸雄，在他执政的四十年里，专门耍弄狡狯的外交手段，对外指挥整个欧洲，对内压制民主党派活动。十九世纪前半期里欧洲大陆的腐败形势，这个人要担当很大一部分责任，有人说李鸿章很像这个人。不过，李鸿章的用心没有梅特涅险恶，他的才能也不如梅特涅大。梅特涅懂得民众的力量并压制它，李鸿章不懂得民众的力量也不去利用它；梅特涅的外交政策能够操纵群雄，李鸿章的外交政策连一个朝鲜也不能安顿，这就是李鸿章比不上梅特涅的原因。

第十二，李鸿章和俾斯麦。有人说李鸿章是“东方俾斯麦”，这不是阿谀奉承的话，就是胡说八道。李鸿章怎么比得上俾斯麦呢？从军事角度来说，俾斯麦战胜的都是敌国，李鸿章所战胜的都是同胞；从内政角度来说，俾斯麦能将一些散漫的小邦国合成一个大联邦，李鸿章却使庞大的中国变成了二等国家；从外交角度来说，俾斯麦联合奥地利、意大利，并成功地驱使它们，李鸿章联合俄国，却反而落入俄国的圈套。将这三方面相比较，两者的差距何异于天壤之别？这并不是用成败的标准来评论人，李鸿章的学问、智力、胆识没有一项能与俾斯麦相提并论的。他的成就不如俾斯麦，这也是由优胜劣汰的公理所决定的。李鸿章的好运虽然不如俾斯麦，但他的资本却比俾斯麦多。人各有所难，如果不能战胜困难，就不足以成为英雄。李鸿章向俾斯麦自述他的难处，却不知道俾斯麦也有他自己的难处，这不是李鸿章所能明白的。就算将两人的位置调换，李鸿章也还是会失败，因此说李鸿章是“东方俾斯麦”的人实在是不了解这两个人。

第十三，李鸿章和格莱斯顿。有人把李鸿章、俾斯麦、格莱斯顿并称为“三雄”，这大概是以他们当国的长久、地位的尊贵而言的，李鸿章和格莱斯顿没有一点儿相像的地方。格莱斯顿的特长，在于内政，在于管理人民，而军事和外交并不是他得意的功业。格莱斯顿是一位有见识的人，是民主国家的优秀政治家；李鸿章是个喜欢博取个人功名的人，是传统的东方人，是十八世纪以前的英雄类型，两者差得实在是太远了。

第十四，李鸿章和梯也尔。法国总统梯也尔，在巴黎被围攻时的全权议和大臣。他当时所处的环境恰恰和李鸿章在一八九五年、一九〇〇年时类似，在国家存亡关头、危急时刻忍气吞声的情形，实在是世界上最难以忍受的事情。但梯也尔只不过偶尔做一次这种事情，李鸿章却再三遭遇这样的情况；梯也尔的敌对国只有一个，李鸿章却要面对几个国家，相比之下，李鸿章的遭遇更加悲惨。然而，梯也尔在议和之后能够立即发表一场演说，立刻募集了五十多亿法郎，不出十年，法国就又重新成为欧洲的第一等强国；而李鸿章为偿还赔款所困扰，没有补救的办法，导致中国的沦丧一天比一天严重。这是因为两国人民的爱国心有差别呢，还是李鸿章不懂得怎么利用民心呢？

第十五，李鸿章和井伊直弼。日本幕府大将军掌握大权时，井伊直弼作为幕府重臣，首当内政外交的大任，通过对形势的仔细观察，他知道不能再闭关锁国，因此和欧美各国结盟，而且想要学习各国的长处来自强自立。而当时的日本社会“尊王攘夷”的论调正大为兴盛，井伊直弼用强硬手段镇压来效忠幕府将军，于是全国上下的矛头都对准了他一个人，终于被刺客刺杀在樱田门外，日本才兴起了维新运动。井伊直弼这个人，是明治政府的大敌，也是明治政府的功臣。他的才干值得敬佩，他的遭遇值得可怜，日本人至今都为他感到冤屈。李鸿章的境遇和他十分相像，而且困难还要比井伊直弼多得多。井伊直弼横死，李鸿章却屈辱地活着，他的福气、命运都比井伊直弼要好。然而日本兴起了，中国却还是衰弱的老样子。

第十六，李鸿章和伊藤博文。李鸿章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是中日战争中的两大巨头。以成败论英雄，自然是伊藤博文强于李鸿章，不过伊藤博文却绝对比不上李鸿章。日本人常说，“伊藤博文是命运最好的人”，这话说得很正确。在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伊藤博文没有什么大功劳，比起李鸿章栉风沐雨的阅历就已经输了一筹，因此伊藤博文对于日本的重要性不如李鸿章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假如把他放在李鸿章的位置上，我估计他赶不上李鸿章。虽然如此，但伊藤博文有一样东西比李鸿章强，那就是他曾经在欧洲留学，知道政治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他能够为日本制定一部长治久安的宪法的原因，李鸿章只知道对残破不堪的局势“缝缝补补”，跟着别人的样子学，最终无所成就。但在日本，有伊藤博文这种才干的人不下百人，在中国像李鸿章这种水平的人一个也找不到，因此也不能把责任都推在李鸿章身上。

李鸿章办理公事，案头上从来没有堆积的公文，客厅里从来没有未会见的客人，这是因为他的办事形式是仿照曾国藩的。李鸿章的饮食起居都有准确、固定的时刻，很有西方人的风格。在重视纪律、严于律己方面，中国人很少有能赶得上他的。不论冬夏寒暑，他五点钟就起床，他有一幅宋朝拓印的《兰亭序》，每天都要临摹一百字，临本从来不给人看，这是一种养心自律的方法。曾国藩每天在军中都要下一局围棋，也是这个道理。每天吃过午饭后，他一定要午睡一个小时，从来不耽误。他在总理衙门任职时，每天午睡起床后都要呼喊一声，然后伸出一只脚穿靴子，伸出一只手穿袍子，伺候他的人一刻也不准耽误。

李鸿章一贯用西方的养生方法保健，每顿饭都要吃用两只鸡熬成的鸡汤，天天要医生检查身体，常常用电气设备检验。

戈登曾经在天津拜访过李鸿章，并逗留数月。当时俄国因为伊犁方面的事件对清廷百般恫吓，看上去就要决裂，李鸿章向戈登咨询办法，戈登说：“中国现在这个样子是没办法再在以后的世界立足了。除非您做皇帝，掌握全部权力，大加整顿。您如果有这方面的意思，我将为您效犬马之劳。”李鸿章在一瞬间就变了脸色，舌头打结不能说话。

李鸿章在待人接物的时候常常带有傲慢、轻侮的神色，高高在上地俯视一切，常常用揶揄的态度戏弄他人，只有在和曾国藩相处的时候，像尊敬严父一样，用恭敬的礼节去侍奉他，有点儿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而去做的意思。

●　新军演习旧照

李鸿章在和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态度特别轻侮，简直就像对待一个市场上的小贩一样，他说：“那些外国人都是为了利益而来的，我也拿着算盘应对，只唯利是图。”崇拜西方人的那种劣根性，李鸿章是没有的。

李鸿章最敬重的外国人只有两个，一个是戈登，一个是美国将军格兰特——他在美国南北战争中立下了大功。格兰特在天津访问时，李鸿章用隆重的礼节接待他，后来接见美国公使的时候也经常询问格兰特的生活起居。等到他自己到西方各国访问时，一听说美国人为格兰特建立功勋纪念碑，便当场捐赠白银千两以表敬慕之情。

李鸿章的办事态度很认真，每遇到一个问题，一定要再三询问，毫无疏忽，从来不轻易许诺，一旦许诺就一定会履行诺言，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

李鸿章在欧洲进行访问的时候经常问人家年龄多大，有多少家产。随员告诉他，这是西方人最忌讳的问题，最好不要问。李鸿章不予理会，这是因为他根本没把欧洲人放在眼里，想把欧洲人玩弄于股掌之上而已。最可笑的故事是，李鸿章曾经参观英国一家大工厂，参观完毕后，突然对工厂的工头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你负责管理这么大一个工厂，一年能赚多少钱？”工头回答说：“除了薪水之外再没别的收入。”李鸿章缓缓地指着工头的钻石指环说：“要是这样，你这个钻石是从哪里来的？”欧洲人把这件事情当成奇闻来传播。

社会上的人都竞相传说李鸿章富甲天下，这个说法不足采信，李鸿章有几百万两的产业，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他在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里面都有不少股份，传说南京、上海等地的当铺、银号大多数都是他的产业。

李鸿章在北京时经常住在贤良寺。原来曾国藩平定江南后，第一次进京被召见就住在这里，后来便形成惯例。将来这座庙将要为《春明梦余录》添一段故事了。

李鸿章生平只有一大遗憾，就是未曾担任过科考主考官。戊戌会试那一年，李鸿章在北京，料想一定能获得主考的差使，最终还是没有被选上。就是负责评卷的工作，他也一次都没有轮上，李鸿章相当耿耿于怀。以他盖世的功业名声，还在留恋不忘这种东西，可见科举考试对人毒害之深。

以上几条都是我偶尔听来、看来的，不分类别地记载在这里，用来帮助读者了解李鸿章生活的一个侧面。我和李鸿章的交情不深，不能更多地知道他的遗闻轶事，而且这些事情跟大体无关，记也记不过来，因此就不记了。然而，李鸿章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我想用以下几句话来总结：不学无术，不敢破格，这是他的短处；不避劳苦，不畏谤言，这是他的长处。唉！李鸿章死了，国家却依旧多难，形势还会比李鸿章那个时代更坏，后世的人怎么去处理呢？

我读日本报纸，有个叫德富苏峰的人写了一篇评论，他对李鸿章的评论有独到的见解，现翻译摘录如下：

中国的名人李鸿章死了，东亚地区的政局从此不免变得寂寞起来，不光是替清朝朝廷感到栋梁折断。

总的说来，说李鸿章人有多伟大，功业有多庞大，都不如说他福气、命运过人。他早年科举中进士、点翰林，占了高雅、清贵的名声；等到太平天国造反，成为曾国藩的幕僚，担任淮军的统帅，靠着戈登的力量平定江苏；等到他平灭捻军，实际上也是靠着曾国藩遗留下来的策略，成就了大功业；等到他担任直隶总督，遇到天津教案，正在被法国要挟、狼狈不堪的时候，却忽然爆发了普法战争，法、英、俄、美等国都忙于西欧的战争大事，这桩教案便在不声不响之间消沉了。近二十五年里，他担任北洋大臣，在天津建立衙门，掌管中国的大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斡旋，这实际上是他的全盛时代。

不过，李鸿章的地位、李鸿章的势力都不是靠着侥幸得来的。他在中国的文武百官中的确有超凡的眼力、敏捷果断的政治手腕，的确不是普通官吏比得了的。他知道西方势力东侵的局势，了解外国的先进文明，想要利用这种文明来自强，这种眼光，即使是他的前辈曾国藩恐怕也要比他差上一截，更不用说左宗棠、曾国荃这些人了。

他在天津训练淮军，用西式方法操练；创立北洋水师，在旅顺、威海、大沽设立要塞；开设轮船招商局，来方便沿海地区的水上交通；又开办机器局，制造武器；开办开平煤矿，倡议修筑铁路。在军事、商业、工业等方面，没有一个地方不留心。这种想法是否出于他本人先不说，大权是否都在他手中先不说，他办理洋务是否有成效也先不说，然而究竟是谁引导清朝进步到今天的程度的？因此不能不说：是李鸿章。

世界上的人只知道有李鸿章，不知道还有北京的朝廷。尽管北京的朝廷对于李鸿章并不深深地信赖。不但如此，而且还常用猜疑、嫉妒的眼光看待他，只是由于存在着外国压迫，排难解忧的事情除了李鸿章谁也办不了，因此不得不用他而已。而且各省的总督、巡抚，朝廷里的百官，与李鸿章不和的人，到处都是。因此，即使在李鸿章事业最兴盛的时代，他在朝廷内部的势力都是相当薄弱的，并不像他对外的时候有无限权力、无限光荣。

中日之战是李鸿章一生的命运转折点。他是不是从一开始就蓄意发动战争呢？这一点我不能确切地了解。但早在事情即将决裂的时候，李鸿章忽然和俄国公使喀希尼协商，请俄国出兵干涉来平息战争，他在一开始的时候派兵到朝鲜去，很可能是想要使用威胁手段令日本不战而屈，这也是很难说的事情。大概是他自视过高，对中国的实力估计过大，对对手的情形了解不够透彻，也不清楚东亚局势，计划出现失误，实在是不能替他隐瞒错误。简单地说，中日之战实在是他平生最大的一次赌博。在这场赌博中他输了，把他一辈子的功劳、名声都输了个精光。

普通人遭受这样的挫折、失败就算不忧愤致死也差不多了。李鸿章以七十三岁高龄在内遭受朝廷严酷的批评，对外还要勉力支撑残局，挺身而出去负责议和谈判，在不幸被刺客击伤的情况下还能从容办事，最终不辱使命。后来他亲自前往俄国，庆贺俄国皇帝加冕，出访欧美各国，就像前面的事情没有发生过一样，这正是他身上的长处。

李鸿章的晚年萧条到了极点。他在前半生对英国相当亲近，他在后半生中最亲近的是俄国，因此英国认为李鸿章已经卖身给俄国政府了。他亲近俄国，是因为俄国可怕，还是因为俄国可以信赖？我不知道。总之，他认为俄国是东方最有势力的国家，因此宁可用关外的土地贿赂俄国，在俄国势力的保护之下以求得短暂的安宁，这是他亲近俄国的最大原因。因为他操办了《中俄密约》《满洲条约》等事情，有人把他看成是秦桧一样的人物，是一个卖国贼，这个说法实在是太苛刻了。他的这些行为是利害得失的问题，而不是正邪善恶的人性问题。

李鸿章自从退出总理衙门之后，在山东治理过黄河，在两广地区担任过商务大臣、两广总督，直到义和团乱起才重新担任直隶总督，和庆亲王一起担任全权议和大臣。事情刚刚平息他就溘然长逝，这实在是悲惨的晚年，但不能说是耻辱的晚年。为什么呢？他的雄心壮志到死也没有被消磨光。

如果让李鸿章在中日战争之前就去世，那么他作为十九世纪的一位伟人，写世界史的人一定会大书特书李鸿章无疑。他仪表堂堂，善于辞令，敏锐机警，伸缩自如，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伟人。尽管如此，他的血管中有没有一滴英雄的血液呢？这一点我不敢断言。他没有格莱斯顿那种具有道义的高尚情怀，他也不像俾斯麦那样有一种倔强的男子汉气概，他也不像康必达那样拥有火一样的爱国热情，他不像西乡隆盛那样有推心置腹的至诚。他的见识、经历也都没有能令我不由自主地感到佩服的。因此，他实在不是那种可以变成他人心中偶像的英雄人物。

不过，李鸿章的大手笔还是令人惊叹。他是个中国人，一个伟大的中国人！！！他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能够做到处变不惊、不气不恼，他能忍受普通人所不能忍受的，无论遇到什么失望的事情都能够像浮云掠过天空一样对待，他的内心能没有烦恼、没有悔恨吗？但从他的表面却看不出一丝痕迹。没见到铁血宰相俾斯麦吗？一旦在政治上失意下台，他胸中的愤怒火焰简直就要剧烈地喷发出来。而李鸿章对于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就像不值得他去思考一样。他的容忍力之强，是值得我们尊敬崇拜却无法赶上的。

如果让他像诸葛亮那样做人，那么他绝对无法长期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为什么呢？李鸿章一生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中华帝国的衰亡史，就像剥笋皮，一天危似一天。和他同一时代的人物已经基本全部去世，他的一生也以前半生光辉、后半生黯淡而终结。而他在看待这些的时候从来都没有感到困扰。有人说，他是个没有脑子、没心肝的人！就算是这样，那么天下人能做到他这样没脑子、没心肝的又有几个？没脑子的人都可以做到这样的成绩，实在是可敬可赞的事情。

●　光绪皇帝读书图，清宫廷画师绘

陆奥宗光评价李鸿章说：“与其说李鸿章有过人胆量，有卓越才干，有决断能力，还不如说他格外聪明伶俐，善于谋划，能提前预知事情的利害得失。”这话可以说是相当准确的。不过，李鸿章从来不逃避责任，这一点是别人比不上的。而他之所以担任清政府要职几十年，到死一直身负重任、身负中外厚望也和这有绝大的关系。有人说，他认为自己什么责任也没有，因此无论多么重大的责任，他都承担过来不推卸，然而这件事也正体现了他的长处。

李鸿章可以说是中国人的代表。他就像一只纯粹的冷血动物，这是中国人的特性；他那种唯强者是从，也是中国人的特性；他强大的容忍力，也是中国人的特性；他的厚脸皮和坚强个性，也是中国人的特性；他善于辞令，是中国人的特性；他狡狯却又有城府，是中国人的特性；他自信、自大的性格，还是中国人的特性。他没有管仲那样经世济民的见识，也没有诸葛亮那样治国的胸襟，不过他也不像王安石那样古板、学究气。他能够以逸待劳，凭借机智纵横天下，能够心平气和、从容地解决各种艰难、纠纷，找遍全世界，都少见能与他相比的。

以上评论的确能够描述出李鸿章的真实面目，没有什么遗漏，既没有过分夸奖，也没有过分贬低，我没有什么可以再多说的了。然而，他认为李鸿章是我们中国人的代表，我们中国人不可以不深深地反省。从前我写过《饮冰室自由书》，有一篇文章叫《二十世纪之新鬼》，现在将里面评述李鸿章的部分摘录如下：

唉！像星亨 ⁽¹⁾ 马志尼 ⁽²⁾ 难道不是旷世的豪杰吗？这五个人（指维多利亚 ⁽³⁾ 、星亨、马志尼，麦金莱 ⁽⁴⁾ 、李鸿章），都是对国家十分重要的人。除了维多利亚是立宪国家的君主，君主不负担责任，不必论断之外，像马志尼、麦金利都使他们各自的国家面貌一新，星亨则是想要改变国家面貌，但却不能实现他的志向。从这个方面看来，李鸿章比起这三个人是应当感到惭愧的。李鸿章常常自解说：“我被全国人民扯后腿，有志向却不能实现，因此才成了这个样子。”就算事实是这个样子，比起星亨、马志尼这些排除万难、忍辱冒险，最终达到目的的人来又如何？真正的英雄永远不靠别人的力量，能够自己积蓄力量。星亨、马志尼的力量，都是自己营造的。李鸿章只会在一个政府的统治下安于富裕、尊贵的生活。假如他把强国利民作为自己的志向，那么怎么有这种掌权四十年的老资格功臣，却不能赢得民心、战胜守旧党的？太可惜了！李鸿章的学识比不上星亨，他的热忱比不上马志尼，他的资本多出他们十倍，而他的成就却远比这些人低。从根本上来说，李鸿章实际上是一个没有学识、缺乏热忱的人。不过尽管如此，以中国之大，能找到几个比李鸿章有学识、有热忱的人呢？在十九世纪中，世界各国都有英雄，唯独我国一个英雄也没有，我们又怎么能不指鹿为马，聊作解嘲，把李鸿章推向全世界说：“这是我们国家的英雄。”唉！他适合成为我们国家的英雄，可是却是十九世纪以前我们国家的英雄。

总而言之，李鸿章是有才干却没有学识的人，有阅历却没有血性的人。他并非没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心，但他后来仅仅是缝缝补补，偷安等死。他在没死之前对待责任从来都不推卸，却从来没有为后人考虑过立百年大计的志向，就像谚语说的“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中国从上到下所有人的心理都是这个样子，李鸿章只不过是他们的代表。不过，今天政府里二品以上的高官、五十岁以上的大员没有一个人能赶上李鸿章，这是我敢于断言的。唉！李鸿章的失败现在已经屡见不鲜了。今后内忧外患的风潮将要比李鸿章时代还要严重数倍，今天想要再找一个像李鸿章这样的人也几乎不可能了。想到中国未来的前途，我不禁毛骨悚然，不知道最终是什么局面。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1) 星亨（一八五〇—一九〇一）：日本明治时期的政治家，自由党领袖。一九〇一年被刺身亡。

(2) 马志尼（一八〇五—一八七二）：意大利革命家，民族解放运动领袖，与加富尔、加里波第并称“意大利建国三杰”。

(3) 维多利亚（一八一九—一九〇一）：英国女王，一八三七—一九〇一年在位。

(4) 麦金莱（一八四三—一九〇一）：一八九七—一九〇一年任美国总统，鼓吹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派兵参加八国联军掠夺中国，一九〇一年被刺身亡。

李鸿章（一名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

梁启超◎著

序例

梁启超

—此书全仿西人传记之体，载述李鸿章一生行事，而加以论断，使后之读者，知其为人。

—中国旧文体，凡记载一人事迹者，或以传，或以年谱，或以行状，类皆记事，不下论赞，其有之则附于篇末耳。然夹叙夹论，其例实创自太史公，《史记》“伯夷列传”、“屈原列传”（应为“屈原贾生列传”——编注）、“货殖列传”等篇皆是也。后人短于史识，不敢学之耳。著者不敏，窃附斯义。

—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故为李鸿章作传，不可不以作近世史之笔力行之。著者于时局稍有所见，不敢隐讳，意不在古人，在来者也。恨时日太促，行箧中无一书可供考证，其中记述谬误之处，知所不免。补而正之，愿以异日。

—平吴之役，载湘军事迹颇多，似涉支蔓；但淮军与湘军，其关系极繁杂，不如此不足以见当时之形势，读者谅之。

— 《中东和约》《中俄密约》《义和团和约》，皆载其全文。因李鸿章事迹之原因结果，与此等公文关系者甚多，故不辞拖沓，尽录入之。

—合肥之负谤于中国甚矣。著者与彼，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必非有心为之作冤词也。顾书中多为解免之言，颇有与俗论异同者，盖作史必当以公平之心行之。不然，何取乎祸梨枣也？英名相格林威尔尝呵某画工曰Paint me as I am，言勿失吾真相也。吾著此书，自信不至为格林威尔所呵。合肥有知，必当微笑于地下曰，孺子知我。

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既望　著者自记

第一章　绪论

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语曰：“盖棺论定。”吾见有盖棺后数十年、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论人者将乌从而鉴之？曰：有人于此，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毁之者亦达其极点。今之所毁，适足与前之所誉相消，他之所誉，亦足与此之所毁相偿，若此者何如人乎？曰是可谓非常人矣。其为非常之奸雄与为非常之豪杰，姑勿论，而要之其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寻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烛照而雌黄之者也，知此义者，可以读我之《李鸿章》。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李之历聘欧洲也，至德见前宰相比斯麦（今译作俾斯麦——编注），叩之曰：“为大臣者，欲为国家有所尽力，而满廷意见，与己不合，群掣其肘，于此而欲行厥志，其道何由？”比斯麦应之曰：“首在得君。得君既专，何事不可为？”李鸿章曰：“譬有人于此，其君无论何人之言皆听之，居枢要侍近习者，常假威福，挟持大局。若处此者当如之何？”比斯麦良久曰：“苟为大臣，以至诚忧国，度未有不能格君心者，惟与妇人女子共事，则无如何矣。” ⁽¹⁾ 李默然云。呜呼！吾观于此，而知李鸿章胸中块垒、牢骚郁抑，有非旁观人所能喻者。吾之所以责李者在此，吾之所以恕李者亦在此。

自李鸿章之名出现于世界以来，五洲万国人士，几于见有李鸿章，不见有中国。一言蔽之，则以李鸿章为中国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夫以甲国人而论乙国事，其必不能得其真相，固无待言。然要之李鸿章为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紧要人物，读中国近世史者势不得不口李鸿章，而读李鸿章传者，亦势不得不手中国近世史，此有识者所同认也。故吾今此书，虽名之为《同光以来大事记》可也。

不宁惟是。凡一国今日之现象，必与其国前此之历史相应，故前史者现象之原因，而现象者前史之结果也。夫以李鸿章与今日之中国，其关系既如此其深厚，则欲论李鸿章之人物，势不可不以如炬之目，观察夫中国数千年来政权变迁之大势，民族消长之暗潮，与夫现时中外交涉之隐情，而求得李鸿章一身在中国之位置。孟子曰：“知人论世。”世固不易论，人亦岂易知耶？

今中国俗论家往往以平发平捻为李鸿章功，以数次和议为李鸿章罪，吾以为此功罪两失其当者也。昔比斯麦又尝语李曰：“我欧人以能敌异种者为功，自残同种以保一姓，欧人所不贵也。”夫平发平捻者，是兄与弟阋墙而盬弟之脑也，此而可功，则为兄弟者其惧矣。若夫吾人积愤于国耻，痛恨于和议，而以怨毒集于李之一身，其事固非无因，然苟易地以思，当夫乙未二三月、庚子八九月之交，使以论者处李鸿章之地位，则其所措置果能有以优胜于李乎？以此为罪，毋亦旁观笑骂派之徒快其舌而已，故吾所论李鸿章为功罪于中国者，正别有在。

李鸿章今死矣。外国论者，皆以李为中国第一人。又曰，李之死也，于中国今后之全局，必有所大变动。夫李鸿章果足称为中国第一人与否吾不敢知，而要之现今五十岁以上之人，三四品以上之官，无一可以望李之肩背者，则吾所能断言也。李之死，于中国全局有关系与否吾不敢知，而要之现在政府失一李鸿章，如虎之丧其伥，瞽之失其相，前途岌岌，愈益多事，此又吾之所敢断言也。抑吾冀夫外国人之所论非其真也，使其真也，则以吾中国之大，而惟一李鸿章是赖，中国其尚有瘳耶？

●　圆明园万方安和图

西哲有恒言曰：“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若李鸿章者，吾不能谓其非英雄也。虽然，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时势所造之英雄，寻常英雄也。天下之大，古今之久，何在而无时势？故读一部二十四史，如李鸿章其人之英雄者，车载斗量焉。若夫造时势之英雄，则阅千载而未一遇也。此吾中国历史，所以陈陈相因，而终不能放一异彩以震耀世界也。吾著此书，而感不绝于余心矣。

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孟子曰：“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此（应为“是”——编注）之谓不知务。”殆谓是矣。李鸿章晚年之著著失败，皆由于是。虽然，此亦何足深责？彼李鸿章固非能造时势者也。凡人生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义理所困，而不能自拔。李鸿章不生于欧洲而生于中国，不生于今日而生于数十年以前，先彼而生并彼而生者，曾无一能造时势之英雄以导之翼之，然则其时其地所孕育之人物，止于如是，固不能为李鸿章一人咎也，而况乎其所遭遇，又并其所志而不能尽行哉？吾故曰：“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但此后有袭李而起者乎？其时势既已一变，则其所以为英雄者亦自一变，其勿复以吾之所以恕李者而自恕也。

(1) 此语据西报译出，寻常华文所登于《星轺日记》者，因有所忌讳，不敢译录也。

第二章　李鸿章之位置

中国历史与李鸿章之关系

本朝历史与李鸿章之关系

欲评骘李鸿章之人物，则于李鸿章所居之国，与其所生之时代，有不可不熟察者两事。

一曰：李鸿章所居者，乃数千年君权专制之国，而又当专制政体进化完满达于极点之时代也。

二曰：李鸿章所居者，乃满洲人入主中夏之国，而又当混一已久，汉人权利渐初恢复之时代也。

论者动曰：“李鸿章，近世中国之权臣也。”吾未知论者所谓权臣，其界说若何。虽然，若以李鸿章比诸汉之霍光、曹操，明之张居正，与夫近世欧美日本所谓立宪君主国之大臣，则其权固有迥不相侔者。使鸿章而果为权臣也，以视古代中国权臣，专擅威福，挟持人主，天下侧目，危及社稷，而鸿章乃匪躬蹇蹇、无所觊觎，斯亦可谓纯臣也矣。使鸿章而果为权臣也，以视近代各国权臣，风行雷厉，改革庶政，操纵如意，不避怨嫌，而鸿章乃委靡因循，畏首畏尾，无所成就，斯亦可谓庸臣也矣。虽然，李鸿章之所处，固有与彼等绝异者，试与读者然犀列炬，上下古今，而一论之。

中国为专制政体之国，天下所闻知也。虽然，其专制政体，亦循进化之公理，以渐发达，至今代而始完满，故权臣之权迄今而剥蚀几尽。溯夫春秋战国之间，鲁之三桓，晋之六卿，齐之陈田，为千古权臣之巨魁。其时纯然贵族政体，大臣之于国也，万取千焉，千取百焉，枝强伤干，势所必然矣。洎夫两汉，天下为一，中央集权之政体，既渐发生，而其基未固，故外戚之祸特甚。霍、邓、窦、梁之属，接踵而起，炙手可热，王氏因之以移汉祚，是犹带贵族政治之余波焉。苟非有阀阅者，则不敢觊觎大权。范晔《后汉书》论张奂、皇甫规之徒，功定天下之半，声驰四海之表，俯仰顾盼，则天命可移，而犹鞠躬狼狈，无有悔心，以是归功儒术之效，斯固然矣，然亦贵族柄权之风未衰，故非贵族者不敢有异志也。斯为权臣之第一种类。及董卓以后，豪杰蜂起，曹操乘之以窃大位，以武功而为权臣者自操始。此后司马懿、桓温、刘裕、萧衍、陈霸先、高欢、宇文泰之徒，皆循斯轨。斯为权臣之第二种类。又如秦之商鞅，汉之霍光、诸葛亮，宋之王安石，明之张居正等，皆起于布衣，无所凭借，而以才学结主知，委政受成，得行其志，举国听命，权倾一时，庶几有近世立宪国大臣之位置焉。此为权臣之第三种类。其下者则巧言令色，献媚人主，窃弄国柄，荼毒生民，如秦之赵高，汉之十常侍，唐之卢杞、李林甫，宋之蔡京、秦桧、韩侂胄，明之刘瑾、魏忠贤，穿窬斗筲，无足比数。此为权臣之第四种类。以上四者，中国数千年所称权臣，略尽于是矣。

●　清代著名商行十三行

要而论之，愈古代则权臣愈多，愈近代则权臣愈少，此其故何也？盖权臣之消长，与专制政体之进化成比例。而中国专制政治之发达，其大原力有二端：一由于教义之浸淫，二由于雄主之布画。孔子鉴周末贵族之极敝，思定一尊以安天下，故于权门疾之滋甚，立言垂教，三致意焉。汉兴，叔孙通、公孙弘之徒，缘饰儒术，以立主威。汉武帝表六艺黜百家，专弘此术以化天下，天泽之辨益严，而世始知以权臣为诟病。尔后二千年来，以此义为国民教育之中心点，宋贤大扬其波，基础益定，凡缙绅上流，束身自好者，莫不兢兢焉。义理既入于人心，自能消其枭雄跋扈之气，束缚于名教以就围范。若汉之诸葛，唐之汾阳，及近世之曾、左以至李鸿章，皆受其赐者也。又历代君主，鉴兴亡之由，讲补救之术，其法日密一日，故贵族柄权之迹，至汉末而殆绝。汉光武、宋艺祖之待功臣，优之厚秩，解其兵柄；汉高祖、明太祖之待功臣，摭其疑似，夷其家族，虽用法宽忍不同，而削权自固之道则一也。洎乎近世，天下一于郡县，采地断于世袭，内外彼此，互相牵制，而天子执长鞭以笞畜之。虽复侍中十年，开府千里，而一诏朝下，印绶夕解，束手受吏，无异匹夫，故居要津者无所几幸，惟以持盈保泰守身全名相劝勉，岂必其性善于古人哉？亦势使然也。以此两因，故桀黠者有所顾忌，不敢肆其志，天下借以少安焉。而束身自爱之徒，常有深渊薄冰之戒，不欲居嫌疑之地，虽有国家大事，明知其利当以身任者，亦不敢排群议逆上旨以当其冲。谚所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者，满廷人士，皆守此主义焉。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来渐矣。

逮于本朝，又有特别之大原因一焉。本朝以东北一部落，崛起龙飞，入主中夏，以数十万之客族，而驭数万万之主民，其不能无彼我之见，势使然也。自滇、闽、粤三藩，以降将开府，成尾大不掉之形，竭全力以克之，而后威权始统于一，故二百年来，惟满员有权臣，而汉员无权臣。若鳌拜，若和珅，若肃顺、端华之徒，差足与前代权门比迹者，皆满人也。计历次军兴，除定鼎之始不俟论外，若平三藩，平准噶尔，平青海，平回部，平哈萨克布鲁特敖罕巴达克爱乌罕，平西藏廓尔喀，平大小金川，平苗，平白莲教、天理教，平喀什噶尔，出师十数，皆用旗营，以亲王贝勒或满大臣督军。若夫平时，内而枢府，外而封疆，汉人备员而已，于政事无有所问。如顺治、康熙间之洪承畴，雍正、乾隆间之张廷玉，虽位尊望重，然实一弄臣耳。自余百僚，更不足道。故自咸丰以前，将相要职，汉人从无居之者 ⁽¹⁾ 。及洪杨之发难也，赛尚阿、琦善皆以大学士为钦差大臣，率八旗精兵以远征，迁延失机，令敌坐大，至是始知旗兵之不可用，而委任汉人之机，乃发于是矣。故金田一役，实满汉权力消长之最初关头也。及曾、胡诸公起于湘鄂，为平江南之中坚，然犹命官文以大学士领钦差大臣。当时朝廷虽不得不倚重汉人，然岂能遽推心于汉人哉？曾、胡以全力交欢官文，每有军议奏事，必推为首署，遇事归功，报捷之疏，待官乃发，其谦固可敬，其苦心亦可怜矣。试一读《曾文正集》，自金陵克捷以后，战战兢兢，若芒在背。以曾之学养深到，犹且如是，况李鸿章之自信力犹不及曾者乎？吾故曰：“李鸿章之地位，比诸汉之霍光、曹操，明之张居正，与夫近世欧洲日本所谓立宪君主国之大臣，有迥不相侔者，势使然也。”

且论李鸿章之地位，更不可不明中国之官制。李鸿章历任之官，则大学士也，北洋大臣也，总理衙门大臣也，商务大臣也，江苏巡抚、湖广两江两广直隶总督也，自表面上观之，亦可谓位极人臣矣。虽然，本朝自雍正以来，政府之实权，在军机大臣 ⁽²⁾ ，故一国政治上之功罪，军机大臣当负其责任之大半。虽李鸿章之为督抚，与寻常之督抚不同，至若举近四十年来之失政皆归于李之一人，则李固有不任受者矣。试举同治中兴以来军机大臣之有实力者如下。

案　观此表，亦可观满汉权力消长之一斑。自发、捻以前，汉人无真执政者，文文忠汲引沈文定，实为汉人掌政权之嚆矢，其后，李文正、翁师傅、孙徐两尚书继之。虽其人之贤否不必论，要之，同治以后，不特封疆大吏汉人居其强半，即枢府之地，实力亦骤增焉。自戊戌八月以后，形势又一变矣。此中消息，言之甚长，以不关此书本旨，不具论。

由此观之，则李鸿章数十年来共事之人可知矣。虽其人贤否才不才，未便细论，然要之皆非与李鸿章同心同力同见识同主义者也。李鸿章所诉于比斯麦之言，其谓是耶，其谓是耶。而况乎军机大臣之所仰承风旨者，又别有在也，此吾之所以为李鸿章悲也。抑吾之此论，非有意袒李鸿章而为之解脱也。即使李鸿章果有实权，尽行其志，吾知其所成就亦决无以远过于今日。何也？以鸿章固无学识之人也。且使李鸿章而真为豪杰，则凭借彼所固有之地位，亦安在不能继长增高，广植势力，以期实行其政策于天下？彼格兰斯顿（今译“格莱斯顿”——编注）、比斯麦，亦岂无阻力之当其前者哉？是固不得为李鸿章作辩护人也。虽然，若以中国之失政而尽归于李鸿章一人，李鸿章一人不足惜，而彼执政误国之枢臣，反得有所诿以辞斧钺，而我四万万人放弃国民之责任者，亦且不复自知其罪也。此吾于李鸿章之地位，所以不得龂龂置辩也。若其功罪及其人物如何，请于末简纵论之。

●　《剑侠像传·李龟寿》，任熊画，蔡照初刻。晚清版画已处于衰落之势，此为其中精品，绘画精绝，妙夺天工

(1) 将帅间有一二，则汉军旗人也。

(2) 自同治以后，督抚之权虽日盛，然亦存乎其人，不可一例。

第三章　李鸿章未达以前及其时中国之形势

李鸿章之家世

欧力东渐之势

中国内乱之发生

李鸿章与曾国藩之关系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庐州府合肥县人。父名进文，母沈氏，有子四人，瀚章官至两广总督，鹤章、昭庆，皆从军有功。鸿章其仲也，生于道光三年癸未（西历一千八百二十三年）正月五日。幼受学于寻常塾师，治帖括业。年二十五，成进士，入翰林，实道光二十七年丁未也。

李鸿章之初生也，值法国大革命之风潮已息，绝世英雄拿破仑，窜死于绝域之孤岛。西欧大陆之波澜，既已平复，列国不复自相侵掠，而惟务养精蓄锐，以肆志于东方。于是数千年一统垂裳之中国，遂日以多事：伊犁界约，与俄人违言于北；鸦片战役，与英人肇衅于南。当世界多事之秋，正举国需才之日。加以瓦特氏新发明汽机之理，艨艟轮舰，冲涛跋浪，万里缩地，天涯比邻。苏彝士（今译“苏伊士”——编注）河，开凿功成，东西相距骤近。西力东渐，奔腾澎湃，如狂飓，如怒潮，啮岸砰崖，黯日蚀月，遏之无可遏，抗之无可抗。盖自李鸿章有生以来，实为中国与世界始有关系之时代，亦为中国与世界交涉最艰之时代。

●　赵之谦《钟馗像》轴。纸本，设色。长100.3厘米，宽23厘米

翻观国内之情实，则自乾隆以后，盛极而衰，民力凋敝，官吏骄横，海内日以多事。乾隆六十年，遂有湖南、贵州红苗之变。嘉庆元年，白莲教起，蔓延及于五省。前后九年（嘉庆九年），耗军费二万万两，乃仅平之。同时海寇蔡牵等，窟穴安南，侵扰两广、闽、浙诸地，大遭蹂躏，至嘉庆十五年，仅获戡定。而天理教李文成、林清等旋起，震扰山东、直隶，陕西亦有箱贼之警。道光间又有回部张格尔之乱，边境骚动，官军大举征伐，亘七年仅乃底定。盖当嘉、道之间，国力之疲敝，民心之蠢动已甚，而举朝醉生梦死之徒，犹复文恬武熙，太平歌舞，水深火热，无所告诉，有识者固稍忧之矣。

抑中国数千年历史，流血之历史也；其人才，杀人之人才也。历观古今已往之迹，惟乱世乃有英雄，而平世则无英雄。事势如是，至道、咸末叶，而所谓英雄者，乃始磨刀霍霍，以待日月之至矣。盖中国自开辟以来，无人民参与国政之例，民之为官吏所凌逼，憔悴虐政，无可告诉者。其所以抵抗之术，只有两途，小则罢市，大则作乱，此亦情实之无可如何者也。而又易姓受命，视为故常，败则为寇，成则为王。汉高明太，皆起无赖，今日盗贼，明日神圣，惟强是崇，他靡所云。以此习俗，以此人心，故历代揭竿草泽之事，不绝于史简。其间有承平百数十年者，不过经前次祸乱屠戮以后，人心厌乱，又户口顿少，谋生较易，或君相御下有术，以小恩小惠徼结民望，弥缝补苴，聊安一时而已。实则全国扰乱之种子，无时间绝，稍有罅隙，即复承起。故数千年之史传，实以脓血充塞，以肝脑涂附，此无可为讳者也。本朝既龙兴关外，入主中华，以我国民自尊自大蔑视他族之心，自不能无所芥蒂。故自明亡之后，其遗民即有结为秘密党会，以图恢复者，二百余年不绝，蔓延于十八行省，所在皆是。前此虽屡有所煽动，而英主继踵，无所得逞，郁积既久，必有所发。及道、咸以后，官吏之庸劣不足惮，既已显著，而秕政稠叠，国耻纷来，热诚者欲扫雰雾以立新猷，桀黠者欲乘利便以觊非分，此殆所谓势有必至，理有固然者耶。于是一世之雄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等，因之而起。于是一世之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因之而起。

鸿章初以优贡客京师，以文学受知于曾国藩，因师事焉。日夕过从，讲求义理、经世之学，毕生所养，实基于是。及入翰林，未三年，而金田之乱起。洪秀全以一匹夫揭竿西粤，仅二年余，遂乃蹂躏全国之半，东南名城，相继陷落，土崩瓦解，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时鸿章适在安徽原籍赞巡抚福济及吕贤基军事。时庐州已陷，敌兵分据近地，为犄角之势。福济欲复庐州，不能得志。鸿章乃建议先取含山、巢县以绝敌援，福济即授以兵，遂克二县。于是鸿章知兵之名始著，时咸丰四年十二月也。

当洪秀全之陷武昌也，曾国藩以礼部侍郎丁忧在籍，奉旨帮办团练，慨然以练劲旅靖大难为己任，于是湘军起。湘军者淮军之母也。是时八旗绿营旧兵，皆窳惰废弛，怯懦阘冗，无所可用；其将校皆庸劣无能，暗弱失职。国藩深察大局，知非扫除而更张之，必不奏效。故延揽人才，统筹全局，坚忍刻苦，百折不挠，恢复之机，实始于是。

秀全既据金陵，骄汰渐生，内相残杀，腐败已甚。使当时官军得人，以实力捣之，大难之平，指顾间事耳。无如官军之骄汰腐败，更甚于敌。咸丰六年，向荣之金陵大营一溃；十年，和春、张国梁之金陵大营再溃，驯至江浙相继沦陷，敌氛更甚于初年。加以七年丁未以来，与英国开衅，当张国梁、和春阵亡之时，即英法联军入北京烧圆明园之日。天时人事，交侵洊逼，盖至是而祖宗十传之祚，不绝者如线矣。

曾国藩虽治兵十年，然所任者仅上游之事，固由国藩深算慎重，不求急效，取踏实地步节节进取之策，亦由朝廷委任不专，事权不一，未能尽行其志也。故以客军转战两湖、江、皖等省，其间为地方大吏掣肘失机者，不一而足，是以功久无成。及金陵大营之再溃，朝廷知舍湘军外，无可倚重。十年四月，乃以国藩署两江总督，旋实授，并授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于是兵饷之权，始归于一，乃得与左、李诸贤，合力以图苏皖江浙，大局始有转机。

●　天王纶音碑额、座，上面刻有天王洪秀全的圣旨、垂示

第四章　兵家之李鸿章（上）

李鸿章之崛起与淮军之成立

当时官军之弱及饷源之竭

江浙两省得失之关系

常胜军之起

李鸿章与李秀成之劲敌

淮军平吴之功

江苏军与金陵军、浙江军之关系

金陵之克复

秦末之乱，天下纷扰，豪杰云起，及项羽定霸后，而韩信始出现。汉末之乱，天下纷扰，豪杰云起，及曹操定霸后，而诸葛亮始出现。自古大伟人，其进退出处之间，天亦若有以靳之，必待机会已熟，持满而发，莫或使之，若或使之。谢康乐有言：“诸公生天虽在灵运先，成佛必居灵运后。”吾观中兴诸大臣，其声望之特达，以李鸿章为最迟；而其成名之高，当国之久，亦以李鸿章为最盛。事机满天下，时势造英雄，李鸿章固时代之骄儿哉！

当咸丰六、七年之交，敌氛之盛，达于极点，而官军凌夷益甚。庙算动摇无定，各方面大帅，互相猜忌，加以军需缺乏，司农仰屋，惟恃各省自筹饷项，支支节节，弥东补西，以救一日之急。当此之时，虽有大忠雄才，其不能急奏肤功，事理之易明也。于是乎出万不得已之策，而采用欧美军人助剿之议起。

先是洪、杨既据南京，蹂躏四方，十八行省无一寸干净土，经历十年，不克戡定。北京政府之无能力，既已暴著于天下。故英国领事及富商之在上海者，不特不目洪秀全为乱贼而已，且视之与欧洲列国之民权革命党同一例，以文明友交待之，间或供给其军器、弹药、粮食。其后洪秀全骄侈满盈，互相残杀，内治废弛，日甚一日。欧美识者，审其举动，乃知其所谓太平天国，所谓四海兄弟，所谓平和博爱，所谓平等自由，皆不过外面之假名，至其真相，实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毫无所异，因确断其不可以定大业。于是英、法、美各国，皆一变其方针，咸欲为北京朝廷假借兵力，以助戡乱。具述此意以请于政府，实咸丰十年事也。而俄罗斯亦欲遣海军小舰队，运载兵丁若干，溯长江以助剿，俄公使伊格那面谒恭亲王以述其意。

●　奕

按　欧美诸邦，是时新通商于中国，其必不欲中国之扰乱固也。故当两军相持，历年不决之际，彼等必欲有所助以冀速定。而北京政府之腐败，久已为西人所厌惮，其属望于革命军者必加厚，亦情势之常矣。彼时欧美诸国，右投则官军胜，左投则敌军胜，胜败之机，间不容发。使洪秀全而果有大略，具卓识，内修厥政，外谙交涉，速与列国通商定约，因假其力以定中原，天下事未可知也。竖子不悟，内先腐败，失交树敌，终为夷僇，不亦宜乎。而李文忠等之功名亦于此成矣。

时英法联军新破北京，文宗远在热河，虽和议已定，而猜忌之心犹盛。故恭亲王关于借兵助剿之议，不敢专断，一面请之于行在所，一面询诸江南江北钦差大臣曾国藩、袁甲三及江苏巡抚薛焕、浙江巡抚王有龄等，使具陈其意见。当时极力反对之，谓有百害而无一利者，惟江北钦差大臣袁甲三 ⁽¹⁾ 。薛焕虽不以为可，而建议雇印度兵，使防卫上海及其附近，并请以美国将官华尔、白齐文为队长。曾国藩覆奏，其意亦略相同，谓当中国疲弊之极，外人以美意周旋，不宜拂之，故当以温言答其助剿之盛心，而缓其出师来会之期日，一面利用外国将官，以收剿贼之实效。于是朝廷依议，谢绝助剿，而命国藩任聘请洋弁训练新兵之事，此实常胜军之起点，而李鸿章勋名发轫之始，大有关系者也。

华尔者，美国纽约人也，在本国陆军学校卒业，为将官，以小罪去国，潜匿上海。当咸丰十年，洪军蹂躏江苏，苏、常俱陷。上海候补道杨坊，知华尔沉毅有才，荐之于布政使吴煦。煦乃请于美领事，赦其旧罪，使募欧美人愿为兵者数十人，益以中国应募者数百，使训练之以防卫苏沪。其后屡与敌战，常能以少击众，所向披靡，故官军敌军，皆号之曰“常胜军”。常胜军之立，实在李鸿章未到上海以前也。

今欲叙李鸿章之战绩，请先言李鸿章立功之地、之形势。

江浙两省，中国财赋之中坚也，无江浙则是无天下。故争兵要则莫如武汉，争饷源则莫如苏杭，稍明兵略者所能知也。洪秀全因近来各地官军，声势颇振，非复如前日之所可蔑视，且安庆新克复（咸丰十一年辛酉八月曾国荃克复），金陵之势益孤，乃遣其将李秀成、李世贤等分路扰江浙，以牵制官军之兵力。秀成军锋极锐，萧山、绍兴、宁波、诸暨、杭州皆连陷，浙抚王有龄死之，江苏城邑，扰陷殆遍，避乱者群集于上海。

安庆克复之后，湘军声望愈高。曩者廷臣及封疆大吏，有不慊于曾国藩者，皆或死或罢，以故征剿之重任，全集于国藩之一身。屡诏敦促国藩，移师东指，规复苏、常、杭失陷郡县，五日之中，严谕四下。国藩既奏荐左宗棠专办浙江军务，而江苏绅士钱鼎铭等，复于十月以轮船溯江赴安庆，面谒国藩，哀乞遣援，谓吴中有可乘之机而不能持久者三端：曰乡团，曰枪船，曰内应，是也；有仅完之土而不能持久者三城：曰镇江，曰湖州，曰上海，是也。国藩见而悲之。时饷乏兵单，楚军无可分拨，乃与李鸿章议，期以来年二月济师。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有旨询苏帅于国藩，国藩以李鸿章对，且请酌拨数千军，使驰赴下游，以资援剿。于是鸿章归庐州募淮勇，既到安庆，国藩为定营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粮之数，悉仿湘勇章程，亦用楚军营规以训练之。

先是淮南迭为发、捻所蹂躏，居民大困，惟合肥县志士张树声、树珊兄弟，周盛波、盛传兄弟，及潘鼎新、刘铭传等，自咸丰初年，即练民团以卫乡里，筑堡垒以防寇警，故安徽全省糜烂，而合肥独完。李鸿章之始募淮军也，因旧团而加以精练，二张、二周、潘、刘咸从焉。淮人程学启者，向在曾国荃部下，官至参将，智勇绝伦，国藩特选之使从鸿章，其后以勇敢善战，名冠一时。又淮军之初成也，国藩以湘军若干营为之附援，而特于湘将中选一健者统之，受指挥于鸿章麾下，即郭松林是也。以故淮军名将，数程、郭、刘、潘、二张、二周。

同治元年二月，淮军成，凡八千人，拟濒江而下，傍贼垒冲过以援镇江，计未决。二十八日，上海官绅筹银十八万两，雇轮船七艘，驶赴安庆奉迎，乃定以三次载赴上海。三月三十日，鸿章全军抵沪，得旨署理江苏巡抚，以薛焕为通商大臣，专办交涉事件。 ⁽²⁾

●　华尔

此时常胜军之制，尚未整备。华尔以一客将，督五百人，守松江。是年正月，敌众万余人来犯松江，围华尔数十匝，华尔力战破之。及鸿章之抵上海也，华尔所部属焉，更募华人壮勇附益之，使加训练，其各兵勇俸给，比诸湘淮各军加厚。自是常胜军之用，始得力矣。

松江府者，在苏浙境上，提督驻扎之地，而江苏之要冲也。敌军围攻之甚急，李鸿章乃使常胜军与英法防兵合 ⁽³⁾ ，攻松江南之金山卫及奉贤县；淮军程学启、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诸将，攻松江东南之南汇县。敌兵力斗，英法军不支退却，嘉定县又陷。敌乘胜欲进迫上海，程学启邀击大破之，南汇之敌将吴建瀛、刘玉林等，开城降。川沙厅 ⁽⁴⁾ 敌军万余又来犯，刘铭传固守南汇，大破之，遂复川沙厅。然敌势犹雄劲不屈，以一队围松江青浦，以一队屯广福塘桥，集于泗滨以窥新桥。五月，程学启以孤军屯新桥，当巨敌之冲，连日被围甚急。鸿章闻之，自提兵赴援，与敌军遇于徐家汇，奋斗破之。学启自营中望见鸿章帅旗，遽出营夹击，大捷，斩首三千级，俘馘四百人，降者千余。敌军之屯松江府外者，闻报震骇，急引北走，围遂解，沪防解严。

淮军之初至上海也，西人见其衣帽之粗陋，窃笑嗤之。鸿章徐语左右曰：“军之良窳，岂在服制耶？须彼见吾大将旗鼓，自有定论耳。”至是欧美人见淮军将校之勇毅、纪律之整严，莫不改容起敬，而常胜军之在部下者亦始帖然服李之节制矣。

●　左宗棠

当时曾国藩既以独力拜讨贼之大命，任重责专，无所旁贷，无所掣肘。于是以李鸿章图苏，左宗棠图浙，曾国荃图金陵。金陵敌之根据地也，而金陵与江浙两省，实相须以成其雄，故非扫荡江苏之敌军，则金陵不能坐困，而非攻围金陵之敌巢，则江苏亦不能得志。当淮军之下沪也，曾国荃与杨载福 ⁽⁵⁾ 、彭玉麟等，谋以水陆协进，破长江南北两岸之敌垒。四月，国荃自太平府沿流下长江，拔金柱关，夺东梁山营寨，更进克秣陵关、三汊河、江心洲、蒲包洲。五月，遂进屯金陵城外雨花台，实李鸿章解松江围之力也。故论此役之战绩，当知湘军之能克金陵、歼巨敌，非曾国荃一人之功，实由李鸿章等断其枝叶，使其饷源兵力，成孤立之势，而根干不得不坐凋。淮军之能平全吴奏肤功，亦非李鸿章一人之功，实由曾国荃等捣其巢穴，使其雄帅骁卒，有狼顾之忧，而军锋不得不坐顿。东坡句云：“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同治元、二年间，亦中国有史以来之一大观矣。

李秀成者，李鸿章之劲敌，而敌将中后起弟一人也。洪秀全之初起也，其党中杰出之首领曰东王杨秀清、南王冯云山、西王萧朝贵、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当时号为五王。既而冯、萧战死于湖南；杨、韦金陵争权，互相屠杀；石达开独有大志，不安其位，别树一帜，横行湖南、江西、广西、贵州、四川诸省，于是五王俱尽。咸丰四、五年之间，官军最不振，而江南之敌势亦浸衰矣。李秀成起于小卒，位次微末，当金陵割据以后，尚不过杨秀清帐下一服役童子，然最聪慧明敏，富于谋略，胆气绝伦。故洪氏末叶，得以扬余烬簸浩劫，使官军疲于奔命，越六七载而后定者，皆秀成与陈玉成二人之力也。玉成纵横长江上游，起台飓于豫、皖、湘、鄂；秀成出没长江下口，激涛浪于苏、杭、常、扬。及玉成既死，而洪秀全所倚为柱石者，秀成一人而已。秀成既智勇绝人，且有大度，仁爱驭下，能得士心，故安庆虽克复，而下游糜烂滋甚。自曾军合围雨花台之后，而于江苏地方及金陵方面之各战，使李鸿章、曾国荃费尽心力，以非常之巨价，仅购得战胜之荣誉者，惟李秀成之故，故语李鸿章者，不可不知李秀成。

李鸿章自南汇一役以后，根基渐定，欲与金陵官军策应，牵制敌势，遂定进攻之策。是岁七月，使程学启、郭松林等急攻青浦县城，拔之；并发别军驾汽船渡海攻浙江绍兴府之余姚县，拔之。八月，李秀成使谭绍光拥众十余万犯北新泾 ⁽⁶⁾ 。刘铭传邀击大破之，敌遂退保苏州。

其月，淮军与常胜军共入浙江，攻慈溪县，克之。是役也，常胜军统领华尔奋战先登，中弹贯胸卒，遗命以中国衣冠殓。美国人白齐文代领常胜军。

是岁夏秋之变，江南疠疫流行，官军死者枕藉。李秀成乘之，欲解金陵之围，乃以闰八月选苏州、常州精兵十余万赴金陵，围曾国荃大营，以西洋开花大炮数十门，并力轰击，十五昼夜，官军殊死战，气不稍挫。九月，秀成复使李世贤自浙江率众十余万合围金陵，攻击益剧。曾国藩闻报，大忧之，急征援于他地。然当时江浙及江北各方面之官军，皆各有直接之责任，莫能赴援。此役也，实军兴以来，两军未曾有之剧战也。当时敌之大军二十余万，而官军陷于重围之中者不过三万余，且将卒病死、战死及负伤者殆过半焉。而国荃与将士同甘苦，共患难，相爱如家人父子，故三军乐为效死，所以能抗十倍之大敌以成其功也。秀成既不能拔，又以江苏地面官军之势渐振，恐江苏失而金陵亦不能独全，十月，遂引兵退，雨花台之围乃解。

案　自此役以后，洪秀全之大事去矣。夫屯兵于坚城之下，兵家所大忌也。向荣、和春，既两度以此致败，故曾文正甚鉴之，甚慎之。曾忠襄之始屯雨花台，文正屡戒焉。及至此役，外有十倍强悍之众，内有穷困决死之寇，官军之危，莫此为甚。乃敌军明知官军之寡单如此，其疮痍又如彼，而卒不敢肉薄突入，决一死命，以徼非常之功于俄顷，而顾亏此一篑，忽焉引去，遂致进退失据，随以灭亡，何也？盖当时敌军将帅，富贵已极，骄侈淫佚，爱惜生命，是以及此。此亦官军所始念不及也。曾文正曰：凡军最忌暮气。当道、咸之交，官军皆暮气，而贼军皆朝气；及同治初元，贼军皆暮气，而官军皆朝气。得失之林，皆在于是，谅哉言乎。以李秀成之贤，犹且不免，若洪秀全者，冢中枯骨，更何足道。所谓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殷鉴不远，有志于天下者，其可以戒矣。洪秀全以市井无赖，一朝崛起，不数岁而蹂躏天下之半，不能以彼时风驰云卷，争大业于汗马之上，遂乃苟安金陵，视为安乐窝，潭潭府第，真陈涉之流亚哉！株守一城，坐待围击。故向荣、和春之溃，非洪秀全自有可以不亡之道，特其所遇之敌，亦如唯与阿，相去无几，故得以延其残喘云尔。呜呼！洪秀兴废之间，天耶人耶？君子曰：“人也。”

又案　此役为湘淮诸将立功之最大关键。非围金陵，则不能牵江浙之敌军，而李文忠新造之军，难遽制胜；非攻江浙，则不能解金陵之重围，而曾忠襄久顿之军，无从保全，读史者不可不于此著眼焉。

李秀成之围金陵也，使其别将谭绍光、陈炳文留守苏州。九月，绍光等率众十余万，分道自金山、太仓而东，淮军诸将防之，战于三江口、四江口，互有胜败。敌复沿运河设屯营，亘数十里，驾浮桥于运河，及其支流，以互相往来。进攻黄渡，围四江口之官军甚急。九月廿二日，鸿章部署诸将，攻其本营。敌强悍善战，淮军几不支。刘铭传、郭松林、程学启等身先士卒，挥剑奋斗，士气一振，大破之，擒斩万余人，四江口之围解。

常胜军统领华尔之死也，白齐文以资格继其任。白氏之为人，与华氏异，盖权谋黠猾之流也。时见官军之窘蹙，乃窃通款于李秀成。十月，谋据松江城为内应。至上海胁迫道台杨坊，要索军资巨万，不能得，遂殴打杨道，掠银四万两而去。事闻，李鸿章大怒，立与英领事交涉。黜白齐文，使偿所攫金，而以英国将官戈登代之，常胜军始复为用，时同治二年二月也。此实为李鸿章与外国办交涉第一事，其决断强硬之概，论者韪之。

白齐文黜后，欲杀之，而为美领事所沮，遂放之。复降于李秀成，为其参谋，多所策画，然规模狭隘。盖劝秀成弃江浙，斩其桑茶，毁其庐舍，而后集兵力北向，据秦晋齐豫中原之形势，以控制东南，其地为官军水师之力所不及，可成大业云云。秀成不听。白齐文又为敌军购买军械，窃掠汽船，得新式炮数门，献之秀成。以故苏州之役，官军死于宝带桥者数百人。其后不得志于秀成，复往漳州投贼中，卒为郭松林所擒死。

先是曾国藩获敌军谍者，得洪秀全与李秀成手谕，谓湖南北及江北，今正空虚，使李秀成提兵二十万，先陷常熟，一面攻扬州，一面窥皖楚。国藩乃驰使李鸿章使先发制之，谓当急取太仓州以扰常熟，牵制秀成，使不得赴江北。鸿章所见适同。同治二年二月，乃下令常熟守将，使死守待援，而遣刘铭传、潘鼎新、张树珊率所部驾轮船赴福山，与敌数十战，皆捷。别遣程学启、李鹤章攻太仓昆山县以分敌势，而使戈登率常胜军与淮军共攻福山，拔之，常熟围解。三月，克复太仓昆山，擒敌七千余，程学启之功最伟，戈登自此愈敬服学启焉。

五月，李秀成出无锡，与五部将拥水陆兵数十万图援江阴，据常熟。李鸿章遣其弟鹤章及刘铭传、郭松林等分道御之。铭传、松林与敌之先锋相遇，击之，获利。然敌势太盛，每战死伤相当。时敌筑连营于运河之涯，北自北，南至张泾桥，东自陈市，西至长寿，纵横六七十里，垒堡百数，皆扼运河之险。尽毁桥梁，备炮船于河上，水陆策应，形势大炽。

鹤章与铭传谋，潜集材木造浮桥，夜半急渡河袭敌，破敌营之在北者三十二。郭松林亦进击力战，破敌营之在南者三十五。周盛波之部队，破敌营之在麦市桥者二十三。敌遂大溃，死伤数万，河为不流，擒其酋将百余人、马五百匹、船二十艘，兵器、弹药、粮食称是。自是顾山以西无敌踪，淮军大振。六月，吴江敌将望风降。

程学启率水陆万余人，与铭传谋复苏州。进破花泾港，降其守将，屯潍亭。七月，李鸿章自将，克复太湖厅，向苏州进发，先使铭传攻江阴。敌之骁将陈坤书，与湖南、湖北、山东四大股十余万众，并力来援。鸿章、铭传亲觇敌势，见其营垒大小棋列，西自江滨，东至山口，乃定部署猛进攻之。敌抵抗甚力，相持未下。既而城中有内变者，开门纳降，江阴复。

时程学启别屯苏州附近，连日力战，前后凡数十捷，敌垒之在宝带桥、五龙桥、蠡口、黄埭、浒关、王瓜泾、十里亭、虎丘、观音庙者十余处，皆陷。而郭松林之军亦大捷于新塘桥，斩伪王二名，杀伤万余人，夺船数百艘，敌水军为之大衰。李秀成痛愤流涕，不能自胜，自是淮军威名震天下。

敌军大挫后，李秀成大举图恢复，使其部将纠合无锡、溧阳、宜兴等处众八万余，船千余只，出运河口，而自率精锐数千据金匮援苏州，互相策应，与官军连战，互有胜败。十月十九日（二年），李鸿章亲督军，程学启、戈登为先锋，进迫苏州城，苦战剧烈，遂破其外郭。秀成及谭绍光等引入内城，死守不屈。既而官军水陆并进，合围三面，城中粮尽，众心疑惧。其裨将郜云官等，猜疑携贰，遂通款于程学启，乞降。于是学启与戈登亲乘轻舸造城北之洋澄湖，与云官等面订降约，使杀秀成、绍光以献，许以二品之赏。戈登为之保人，故云官等不疑。然卒不忍害秀成，乃许斩绍光而别。

李秀成微觉其谋，然事已至此，无可奈何，乃乘夜出城去（十月廿三夜）。廿四日，谭绍光以事召云官于帐中，云官乃与骁将汪有为俱，见绍光，即刺杀之，并掩击其亲军千余人，遂开门降。廿五日，云官等献绍光首，请程学启入城验视。其降酋之列衔如左：

一、纳王郜云官

二、比王伍贵文

三、康王汪安均

四、宁王周文佳

五、天将军范起发

六、天将军张大洲

七、天将军汪环武

八、天将军汪有为

当时此八将所部兵在城中者尚十余万人，气势汹汹。程学启既许以总兵、副将等职，至是求如约。学启细察此八人，谓狼子野心，恐后不可制。乃与李鸿章密谋，设宴大飨彼等于坐舰，号炮一响，伏兵起而骈戮之，并杀余党之强御者千余，余众俱降。苏州定，鸿章以功加太子少保。

先是八酋之降也，戈登实为保人。至是闻鸿章之食言也，大怒，欲杀鸿章以偿其罪，自携短铳以觅之。鸿章避之，不敢归营。数日后，怒渐解，乃止。

案　李文忠于是有惭德矣。夫杀降已为君子所不取，况降而先有约，且有保人耶？故此举有三罪焉：杀降背公理一也，负约食言二也，欺戈登负友人三也。戈登之切齿痛恨，至欲剚刃其腹以泄大愤，不亦宜乎？虽彼鉴于苗沛霖、李世忠故事，其中或有所大不得已者存，而文忠生平好用小智小术，亦可以见其概矣。

苏州之克复，实江南戡定第一关键也。先是曾国荃、左宗棠、李鸿章，各以孤军东下，深入重地，彼此不能联络策应，故力甚单而势甚危。苏州之捷，李鸿章建议统筹全局，欲乘胜进入浙地，与曾左两军互相接应，合力大举，是为官军最后结果第一得力之著。十一月，刘铭传、郭松林、李鸿章进攻无锡，拔之，擒斩其将黄子漋父子。于是鸿章分其军为三大部队：其（甲）队，自率之。（乙）队，程学启率之，入浙，拔平湖、乍浦、澉浦、海盐、嘉善，迫嘉兴府。左宗棠之军（浙军）亦进而与之策应，入杭州界，攻余杭县，屡破敌军。（丙）队，刘铭传、郭松林等率之，与常胜军共略常州，大捷，克复宜兴、荆溪，擒敌将黄靖忠。鸿章更使郭松林进攻溧阳，降之。

时敌将陈坤书，有众十余万，据常州府，张其翼以捣官军之后背。李鸿章与刘铭传当之，敌军大盛，官军颇失利。坤书又潜兵迂入江苏腹地，出没江阴、常熟、福山等县，江阴、无锡戒严，江苏以西大震。李鸿章乃使刘铭传独当常州方面，而急召郭松林弃金坛，昼夜疾赴，归援苏州。又使李鹤章急归守无锡，杨鼎勋、张树声率别军扼江阴之青阳、焦阴，断敌归路。时敌军围常熟益急，苦战连日，仅支。又并围无锡，李鸿章婴壁固守几殆。数日，郭松林援军至，大战破敌，围始解，松林以功授福山镇总兵。

先是程学启围嘉兴（此年正月起）极急，城中守兵，锋锐相当，两军死伤枕藉。二月十九日，学启激励将士，欲速拔之，躬先陷阵，越浮桥，肉薄梯城。城上敌兵死守，弹丸如雨，忽流弹中学启左脑仆。部将刘士奇见之，立代主将督军，先登入城。士卒怒愤，勇气百倍，而潘鼎新、刘秉璋等亦水陆交进，遂拔嘉兴。

程学启被伤后，卧疗数旬，遂不起，以三月十日卒，予谥忠烈，李鸿章痛悼流涕。

嘉兴府之克复也，杭州敌焰大衰，遂以二月二十三日 ⁽⁷⁾ ，敌大队乘夜自北门脱出。左军以三月二日入杭州城，至是苏军（李军）与浙军（左军）之联络全通，势始集矣。

程学启之卒也，鸿章使其部将王永胜、刘士奇分领其众，与郭松林会，自福山镇进击沙山，连战破之。至三河口，斩获二万人。鸿章乃督诸军合围常州使刘铭传击其西北，破之；郭松林攻陈桥渡大营，破之；张树声、周盛波、郑国櫆等袭河边敌营廿余，皆破之。败军溃走，欲还入城，陈坤书拒之，故死城下者不可胜数。三月廿二日，李军进迫常州城，以大炮及炸药轰城，城崩数十丈，选死士数百人，梯以登。陈坤书骁悍善战，躬率悍卒出战拒之，修补缺口，官军死者数百人。鸿章愤怒，督众益治攻具，筑长围，连日猛攻，两军创钜相当。经十余日，李鸿章自督阵，刘铭传、郭松林、刘士奇、王永胜等，身先士卒，奋战登城，敌始乱。陈坤书犹不屈，与其将费天将共率悍党，叱咜巷战，松林遂力战擒坤书，天将亦为盛波所擒。铭传大呼传令，投兵器降者赦之，立降万余，官军死者亦千数。常州遂复，时四月六日也。至是江苏军（李军）与金陵军（曾军）之联络全通，江苏全省中，除金陵府城内，无一敌踪矣。

自同治元年壬戌春二月，李鸿章率八千人下上海，统领淮军、常胜军，转斗各地，大小数十战，始于松江，终于嘉兴、常州，凡两周岁，至同治三年甲子夏四月，平吴功成。

案　李鸿章平吴大业，固由淮军部将骁勇坚忍，而其得力于华尔、戈登者实多，不徒常胜军之战胜攻取而已。当时李秀成智勇绝伦，军中多用西式枪炮，程、刘、郭、周、张、潘诸将，虽善战，不过徒恃天禀之勇谋，而未晓新法之作用。故淮军初期，与敌相遇，屡为所苦。李鸿章有鉴于是，故诸将之取法常胜军利用其器械者亦不少焉。而左宗棠平浙之功，亦得力于法国将官托格比、吉格尔之徒甚多。本朝之绝而复续，盖英法人大有功焉。彼等之意，欲借以永保东亚和平之局，而为商务之一乐园也。而岂料其至于今日，犹不先自振，而将来尚恐不免有Great revolution（伟大的革命——编注）在其后乎。

●　曾国荃

先是曾国荃军水陆策应，围金陵既已二稔，至甲子正月，拔钟山之石垒，敌失其险，外围始合，内外不通，粮道已绝，城中食尽。洪秀全知事不可为，于四月二十七日饮药死，诸将拥立其子洪福，当时官军尚未之觉。朝旨屡命李鸿章移江苏得胜之师助剿金陵，曾国荃以为城贼既疲，粮弹俱尽，歼灭在即，耻借鸿章之力，而李鸿章亦不愿分曾之功，深自抑退，乃托言盛暑不利用火器，固辞不肯进军。朝廷不喻鸿章之旨，再三敦促，国荃闻之，忧愤不自胜，乃自五月十八日起，日夜督将士猛攻地保城 ⁽⁸⁾ ，遂拔之。更深穿地道，自五月三十至六月十五，隧道十余处皆成。乃严戒城外各营，各整战备，别悬重赏募死士，约乘缺以先登。

时李秀成在金陵，秀全死后，号令一出其手。秀成知人善任，恩威并行，人心服之，若子于父。五月十五日秀成自率死士数百人，自太平门缺口突出，又别遣死士数百冒官兵服式，自朝阳门突出，冲入曾营，纵火哗噪。时官军积劳疲惫，战力殆尽，骤遇此警，几于瓦解兽散，幸彭毓橘诸将率新兵驰来救之，仅乃获免。

六月十六日，正午，隧道内所装火药爆裂，万雷轰击，天地为动，城壁崩坏廿余丈。曾军将叱咜奋登，敌兵死抗，弹丸如雨，外兵立死者四百余人。众益奋发，践尸而过，遂入城。李秀成至是早决死志，以所爱骏马赠幼主洪福，使出城遁，而秀成自督兵巷战，连战三日夜，力尽被擒，敌大小将弁战死焚死者三千余人。城郭宫室连烧三日不绝，城中兵民久随洪氏者男女十余万人，无一降者。自咸丰三年癸丑，秀全初据金陵，至是凡十二年始平。

案　李秀成真豪杰哉！当存亡危急之顷，满城上下，命在旦夕，犹能驱役健儿千数百，突围决战，几歼敌师。五月十五日之役，曾军之不亡，天也。及城已破，复能以爱马救幼主，而慷慨决死，有国亡与亡之志。虽古之大臣儒将，何以过之。项羽之乌骓不逝，文山之漆室无灵，天耶人耶？吾闻李秀成之去苏州也，苏州之民，男女老幼，莫不流涕。至其礼葬王有龄，优恤败将降卒，俨然有文明国战时公法之意焉。金陵城中十余万人，无一降者，以视田横之客五百人，其志同，其事同，而魄力之大，又百倍之矣，此有史以来战争之结局所未曾有也。使以秀成而处洪秀全之地位，则今日之域中，安知为谁家之天下耶！秀成之被擒也，自六月十七日至十九日凡三日间，在站笼中慷慨吮笔，记述数万言。虽经官军删节，不能备传，而至今读之，犹凛凛有生气焉。呜呼！刘兴骂项，成败论人，今日复谁肯为李秀成扬伟业发幽光者？百年而后，自有定评，后之良史，岂有所私。虽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曾、左、李亦人豪矣。

金陵克复，论功行赏。两江总督曾国藩，加太子太保衔，封世袭一等侯，浙江巡抚曾国荃、江苏巡抚李鸿章，皆封世袭一等伯，其余将帅恩赏有差。国荃之克金陵也，各方面诸将，咸嫉其功，诽谤谗言，蜂起交发，虽以左宗棠之贤，亦且不免，惟李鸿章无间言，且调护之功甚多云。

案　此亦李文忠之所以为文也，诏会剿而不欲分人功于垂成，及事定而不怀嫉妒于荐主，其德量有过人者焉。名下无虚，非苟焉已耳。

(1) 袁世凯之父也（作者误，袁甲三为袁世凯从祖父——编注）。

(2) 薛焕，原江苏巡抚也。

(3) 当时英法有防兵若干，专屯上海自保租界。

(4) 在吴淞口南岸。

(5) 后改名岳斌。

(6) 江苏地，去上海仅数里。

(7) 十九日嘉兴克复。

(8) 即龙膊子，山阴之坚垒，险要第一之地也。

第五章　兵家之李鸿章（下）

捻乱之猖獗

李鸿章以前平捻诸将之失机

曾李平捻方略

东捻之役

西捻之役

金陵克复，兵气半消。虽然，捻乱犹在，忧未歇也。捻之起也，始于山东游民。及咸丰三年，洪秀全陷安庆、金陵，安徽全省大震，捻党乘势，起于宿州、亳州、寿州、蒙县诸地，横行皖、齐、豫一带，所到掠夺，官军不能制。其有奉命督师者，辄被逆击，屡败衄，以故其势益猖。及咸丰七年冬，其游骑遂扰及直隶之大名府等地，北京戒严。

今将捻乱初起以迄李鸿章督师以前，迭次所派平捻统帅列表如下。

①周天爵卒，代之。②副袁甲三。

庚申之役，文宗北狩热河，捻党乘之，侵入山东，大掠济宁。德楞额与战，大败。始以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督师追蹑诸捻，号称骁勇。同治二年，发党诸酋陈得才、蓝成昌、赖文光等合于捻。捻酋张总愚、任柱、牛落江、陈大喜等各拥众数万，出没于山东、河南、安徽、湖北各州县，来往倏忽，如暴风疾雨，不可捉摸，官军疲于奔命。同治三年九月，捻党一股入湖北，大掠襄阳、随州、京山、德安、应山、黄州、蕲州等处。舒保战死，僧王之师屡溃。僧王之为人，勇悍有余而不学无术，军令太不整肃，所至淫掠残暴，与发、捻无异，以故湖北人民大失望。

其时金陵新克复，余党合于捻者数万人，又转入河南、山东，掠城市。四年春，僧王锐意率轻骑，追逐其酋，一日夜驰三百里，至曹州，部下多怨叛。四月廿五日，遂中捻首之计，大败，力战堕马死，朝廷震悼。忽以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督办直隶、山东、河南军务，而命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为国藩粮运后援。

先是官军之剿捻也，惟事追蹑，劳而无功，间讲防堵，则弥缝一时耳。要之，无论为攻为守，非苟且姑息以养敌锋，则躁进无谋以钝兵力，未尝全盘打算，立一定之方略，以故劳师十五年，而无所成。自曾国藩受事以后，始画长围圈制之策，谓必蹙敌一隅，然后可以聚歼。李鸿章秉承之，遂定中原。

曾国藩，君子人也，常兢兢以持盈保泰急流勇退自策厉。金陵已复，素志已偿，便汲汲欲自引退。及僧王之亡，捻氛追近京畿，情形危急，国藩受命于败军之际，义不容辞，遂强起就任。然以为湘军暮气渐深，恐不可用，故渐次遣撤，而惟用淮军以赴前敌。盖国藩初拜大命之始，其意欲虚此席以待李鸿章之成功，盖已久矣。及同治五年十二月，遂以疾辞，而李鸿章代为钦差大臣。国藩回江督本任，筹后路粮饷。

鸿章剿捻方略，以为捻贼已成流寇，逼之不流，然后会师合剿，乃为上策。明孙传庭谓剿流寇当驱之于必困之途，取之于垂死之日，如但一彼一此，争胜负于矢石之间，即胜亦无关于荡平。鸿章即师此意。故四年十一月，曾奏称须蹙之于山深水复之处，弃地以诱其入，然后合各省之兵力，三四面围困之。后此大功之成，实由于是。

其年五月，任柱、赖文光等大股深入山东。鸿章命潘鼎新、刘铭传尽力追蹑，欲蹙之于登莱海隅，然后在胶莱咽喉，设法扼逼，使北不得窜入畿疆，南不得蔓延淮南。六月，亲督师至济宁，相度形势，以为任、赖各股，皆百战之余，兼游兵散勇裹胁之众，狡猾剽悍，未可易视，若兵力未足兜围，而迫之过紧，画地过狭，使其窥破机关，势必急图出窜，稍纵即逝，全局又非。于是定策先防运河以杜出路，次扼胶莱以断咽喉。乃东抚丁宝桢，一意欲驱贼出境，于鸿章方面，颇多龃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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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敌军突扑潍河，东省守将王心安方驻防戴庙，任敌偷渡，而胶莱之防遂溃。是时蜚谤屡起，朝廷责备綦严，有罢运防之议。鸿章覆奏，以为运河东南北三面，贼氛来往窜扰，官军分路兜逐，地方虽受蹂躏，然受害者不过数府县之地，驱过运西，则数省流毒无穷。同是疆土，同是赤子，而未便歧视也。乃坚持前议，不少变。十月十三日，刘铭传在安丘、潍县之交，大战获胜。二十四日，追至赣榆，铭传与马步统将善庆力战，阵毙任柱，于是东捻之势大衰。

二十八日，潘鼎新海州上庄一战，毙悍贼甚伙。十一月十一二日，刘铭传、唐仁廉等在潍县寿光抄击一昼夜，敌众心携，投降遂多。郭松林、杨鼎勋、潘鼎新继之，无战不捷。至二十九日，铭传、松林、鼎勋等，蹑追七十里，至寿光弥河间，始得接仗。战至十数回合，又追杀四十余里，斩获几三万人，敌之精锐器械、骡马辎重抛尽。鸿章奏报中，谓军士回老营者，臣亲加拊慰，皆饥惫劳苦，面无人色。赖文光在弥河败后，落水未死，复纠合千余骑，冲出六塘河防。黄翼升、刘秉璋、李昭庆等，水陆马步，衔尾而下，节节追剿，只剩数百骑，逼入高室水乡。鸿章先派有统带华字营淮勇之吴毓兰，在扬州运河扼守。诸军戮力，前截后追，十二月十一日，毓兰生擒文光。东捻悉平，东、苏、皖、豫、鄂五省，一律肃清。

鸿章奏捷后，附陈所属诸军剿捻以来，驰逐数省，转战终年，日行百里，忍饥耐寒，忧谗畏讥，多人生未历之苦境。刘铭传、刘秉璋、周盛波、潘鼎新、郭松林、杨鼎勋，皆迭乞开缺，请稍为休养，勿调远役，并以刘铭传积劳致病，代为请假三月。乃七年正月，西捻张总愚大股，忽由山右渡河北窜，直逼畿辅，京师大震。初七、初八日，叠奉寄谕饬催刘铭传、善庆等马步各营，迅赴河北进剿。鸿章以铭传疲病，正在假期，不忍遽调，乃率周盛波、盛传马步十一营，潘鼎新鼎字全军，及善庆、温德克勒西马队，陆续进发，由东阿渡河。饬郭松林、杨鼎勋整饬大队，随后继进。

西捻之役，有较东捻更难图功者，一则黄河以北，平坦千里，无高山大河以限之。张总愚狡猾知兵，窜扰北地平原，掳马最多，飙忽往来，瞬息百里，欲设长围以困之，然地势不合，罗网难施。且彼鉴于任、赖覆辙，一闻围扎，立即死力冲出，不容官军闲暇，次第施工，此一难也。二则淮军全部，皆属南人，渡河以北，风气悬殊，南勇性情、口音，与北人均不相习，且谷食、面食，习惯不同，而马队既单，麸料又缺，此二难也。鸿章乃首请饬行坚壁清野之法，以为“前者任、赖捻股，流窜中原数省，畏墟寨甚于畏兵。豫东淮北，民气强悍，被害已久，逐渐添筑墟寨，到处与城池相等，故捻逆一过即走，不能久停。近年惟湖北、陕西，被扰最甚，以素无墟寨，筹办不及，贼得盘旋饱掠，其势愈张。直、晋向无捻患，民气朴懦，未能筑寨自守。张总愚本极狡猾，又系穷寇，南有黄河之阻，必致纵横驰突，无处不流，百姓惊徙蹂躏，讵有已时，可为浩叹。（中略）自古用兵，必以彼此强弱饥饱为定衡。贼未必强于官军，但彼马多而我马少，自有不相及之势；彼可随地掳粮，我须随地购粮，贼常饱而兵常饥，又有不能及之理。今欲绝贼粮，断贼马，惟有苦劝严谕河北绅民，赶紧坚筑墟寨，一有警信，收粮草牲畜于内，既自固其身家，兼以制贼死命”云云。西捻之平，实赖于是。

四月，奏请以刘铭传总统前敌各军，温旨敦促起行。使淮军与直、东民团，沿黄河运河，筑长墙浚壕以蹙敌。拣派各军，轮替出击，更番休息，其久追疲乏须暂休息之军，即在运河东岸择要屯驻，俟敌窜近，立起迎击，以剿为防。又派张曜、宋庆分扎夏津、高唐一带，程文炳扎陵县、吴桥一带，为运防遮护。左宗棠亦派刘松山、郭宝昌等军，自连镇北至沧州一带减河东岸分扎，与杨鼎勋等军就近策应。布置略定，然后进剿。

五月，捻股窜向西北，各军分投拦击，迭次获胜。鸿章乃趁黄河伏泛盛涨时，缩地围扎，以运河为外圈，而就恩县、夏津、高唐之马颊河，截长补短，划为里圈，逼贼西南，层层布置。五六月间，各军迭次大捷，敌势蹙衰，降散渐多。六月十九至二十二等日，乘胜尾追，每战皆捷。二十三日，张总愚涉水，向西南逃窜。二十四日，由平原向高唐。二十五日，潘鼎新追百二十里，冒雨至高唐，敌已向博平、清平一带，图扑运河。而官军早于马颊河西北岸筑长墙数百里，足限戎马。敌方诇知已入彀中，窜地愈狭，死期近矣。是时各军已久追疲乏，鸿章乃派刘铭传生力马军助战，军势大振。二十八日，将敌圈在徒骇黄运之间，铭传调集马步迎击，追剿数里，值郭松林东来马步全军，拦住去路，又兼河道分歧，水溜泥陷，刘、郭两军马队，五六千人，纵横合击，擒斩无算。张总愚仅带数十骑北逃，旋自沉于河以死。西捻肃清，中原平。八月，李鸿章入觐京师。

鸿章之用兵也，谋定后动，料敌如神，故在军中十五年，未尝有所挫衄。虽曰幸运，亦岂不以人事耶？其剿发也，以区区三城之立足地，仅一岁而荡平全吴。其剿捻也，以十五年剽悍之劲敌，群帅所束手无策者，亦一岁而歼之，盖若有天授焉。其待属将也，皆以道义相交，亲爱如骨肉，故咸乐为用命，真将将之才哉。虽然，李鸿章兵事之生涯，实与曾国藩相终始，不徒荐主之感而已。其平吴也，由国藩统筹大局，肃清上流，曾军合围金陵，牵制敌势，故能使李秀成疲于奔命，有隙可乘。其平捻也，一承国藩所定方略，而所以千里馈粮士有宿饱者，又由有良江督在其后，无狼顾之忧也。不宁惟是，鸿章随曾军数年，砥砺道义，练习兵机，盖其一生立身行己耐劳任怨坚忍不拔之精神，与其治军驭将推诚布公团结士气之方略，无一不自国藩得之，故有曾国藩然后有李鸿章。其事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不亦宜乎！

第六章　洋务时代之李鸿章

洋务之治绩

北洋海陆兵力

李鸿章办理洋务失败之由

“洋务”二字，不成其为名词也。虽然，名从主人，为李鸿章传，则不得不以“洋务”二字总括其中世二十余年之事业。

李鸿章所以为一世俗儒所唾骂者以洋务，其所以为一世鄙夫所趋重者亦以洋务，吾之所以重李责李而为李惜者亦以洋务。谓李鸿章不知洋务乎？中国洋务人士，吾未见有其比也。谓李鸿章真知洋务乎？何以他国以洋务兴，而吾国以洋务衰也？吾一言以断之，则李鸿章坐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洋人之所务者，仅于如彼云云也。今试取其平定发、捻以后，日本战事以前，所办洋务各事，列表如下：

以上所列李鸿章所办洋务，略具于是矣。综其大纲，不出二端：一曰军事，如购船、购械、造船、造械、筑炮台、缮船坞等是也；二曰商务，如铁路、招商局、织布局、电报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等是也。其间有兴学堂、派学生游学外国之事，大率皆为兵事起见，否则以供交涉翻译之用者也。李鸿章所见西人之长技，如是而已。

海陆军事，是其生平全力所注也。盖彼以善战立功名，而其所以成功，实由与西军杂处，亲睹其器械之利，取而用之。故事定之后，深有见。夫中国兵力，平内乱有余，御外侮不足，故兢兢焉以此为重，其眼光不可谓不加寻常人一等，而其心力之瘁于此者亦至矣。计中日战事以前，李鸿章手下之兵力，大略如下：

北洋海军兵力表　表一

附水雷船　表二

直隶淮军练勇表

当中日战事时代，直隶淮军练勇二万余人，其略如下：

表三

合计四十九营两万五千人之间

李鸿章注全副精神以经营此海陆二军，自谓确有把握。光绪八年，法越肇衅之时，朝议饬筹畿防，鸿章覆奏，有“臣练军简器，十余年于兹，徒以经费太绌，不能尽行其志，然临敌因应，尚不至以孤注贻君父忧”等语，其所以自信者，亦可概见矣。何图一旦，中日战开，艨艟楼舰，或创或夷，或以资敌，淮军练勇，屡战屡败，声名一旦扫地以尽。所余败鳞残甲，再经联军津沽一役，随罗荣光、聂士成同成灰烬。于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三十年所蓄所养所布画，烟消云散殆如昨梦。及于李之死，而其所摩抚卵翼之天津，尚未收复。呜呼！合肥合肥，吾知公之不瞑于九原也。

至其所以失败之故，由于群议之掣肘者半，由于鸿章之自取者亦半。其自取也，由于用人失当者半，由于见识不明者亦半。彼其当大功既立、功名鼎盛之时，自视甚高，觉天下事易易耳。又其裨将故吏，昔共患难，今共功名，徇其私情，转相汲引，布满要津，委以重任，不暇问其才之可用与否。以故临机偾事，贻误大局，此其一因也。又惟知练兵，而不知有兵之本原；惟知筹饷，而不知有饷之本原，故支支节节，终无所成，此又其一因也。下节更详论之。

李鸿章所办商务亦无一成效可睹者，无他，官督商办一语，累之而已。中国人最长于商，若天授焉。但使国家为之制定商法，广通道路，保护利权，自能使地无弃财，人无弃力，国之富可立而待也。今每举一商务，辄为之奏请焉，为之派大臣督办焉，即使所用得人，而代大匠斫者，固未有不伤其手矣。况乃奸吏舞文，视为利薮，凭挟狐威，把持局务，其已入股者安得不寒心，其未来者安得不裹足耶？故中国商务之不兴，虽谓李鸿章官督商办主义为之厉阶可也。

吾敢以一言武断之曰，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其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铁路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此近日举国谈时务者所异口同声，而李鸿章实此一派中三十年前之先辈也。是所谓无盐效西子之颦，邯郸学寿陵之步，其适形其丑，终无所得也，固宜。

●　轮船招商局

虽然，李鸿章之识，固有远过于寻常人者矣。尝观其同治十一年五月覆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云：

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西人专恃其枪炮、轮船之精利，故能横行于中土，中国向用之器械，不敌彼等，是以受制于西人。居今日而曰攘夷，曰驱逐出境，固虚妄之论，即欲保和局守疆土，亦非无具而能保守之也。（中略）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狃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创巨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制外，此停止轮船之议所由起也。臣愚以为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之费万不可省。求省费则必屏除一切，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

光绪元年，因台湾事变筹画海防折云：

兹总理衙门陈请六条，目前当务之急，与日后久远之图，业经综括无遗，洵为救时要策。所未易猝办者，人才之难得，经费之难筹，畛域之难化，故习之难除。循是不改，虽日事设防，犹画饼也。然则今日所急，惟在力破成见，以求实际而已。何以言之？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惟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庚申以后，夷势骎骎内向，薄海冠带之伦，莫不发愤慷慨，争言驱逐。局外之訾议，既不悉局中之艰难，及询以自强何术，御侮何能，则茫然靡所依据。臣于洋务，涉历颇久，闻见较广，于彼己长短相形之处，知之较深。而环顾当世饷、力、人才实有未逮，又多拘于成法，牵于众议，虽欲振奋而末由。《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

又云：

近时拘谨之儒，多以交涉洋务为浼人之具；取巧之士，又以引避洋务为自便之图。若非朝廷力开风气，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际，天下危局，终不可支，日后乏才，且有甚于今日者。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

由此观之，则李鸿章固知今日为三千年来一大变局，固知狃于目前之不可以苟安；固尝有意于求后千百年安内制外之方，固知古方不可医新症；固知非变法维新，则战守皆不足恃；固知畛域不化，故习不除，则事无一可成；甚乃知日后乏才，且有甚于今日，以中国之大，而永无自强自立之时。其言沉痛，吾至今读之，则泪涔涔其承睫焉。夫以李鸿章之忠纯也若彼，其明察也若此，而又久居要津，柄持大权，而其成就乃有今日者何也？则以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日责人昧于大局，而己于大局。先自不明；日责人畛域难化、故习难除，而己之畛域故习，以视彼等，犹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也。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殊不知泰西诸国所以能化畛域除故习布新宪致富强者，其机恒发自下而非发自上。而求其此机之何以能发，则必有一二先觉有大力者，从而导其辕而鼓其锋，风气既成，然后因而用之，未有不能济者也。李鸿章而不知此不忧此则亦已耳，亦既知之，亦既忧之，以彼之地位，彼之声望，上之可以格君心以臂使百僚，下之可以造舆论以呼起全国，而惜乎李之不能也。吾故曰：“李之受病，在不学无术。”故曰：“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

虽然，事易地而殊，人易时而异。吾辈生于今日，而以此大业责李，吾知李必不任受。彼其所谓局外之訾议不知局中之艰难，言下盖有余病。援《春秋》责倘贤者之义，李固咎无可辞，然试问今日四万万人中，有可以Cast the first stone（责怪——编注）之资格者，几何人哉？吾虽责李，而必不能为所谓拘谨之儒取巧之士囿于章句狃于目前者，稍宽其罪，而又决不许彼辈之随我而容喙也。要而论之，李鸿章不失为一有名之英雄，所最不幸者，以举国之大，而无所谓无名之英雄，以立乎其后，故一跃而不能起也。吾于李侯之遇，有余悲焉耳。

自此章以后，李鸿章得意之历史终，而失意之历史方始矣。

第七章　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

中日战事祸胎

李鸿章先事之失机

大东沟之战

平壤之战

甲午九十月以后大概情形

致败之由

李鸿章之地位及责任

中国维新之萌蘖，自中日之战生；李鸿章盖代之勋名，自中日之战没。惜哉！李鸿章以光绪十九年，七十赐寿，既寿而病，病而不死，卒遇此变，祸机重叠，展转相缠，更阅八年之至艰极险殊窘奇辱，以死于今日。彼苍者天，前之所以宠此人者何以如是其优，后之所以厄此人者何以如是其酷耶？吾泚笔至此，不禁废书而叹也。

中日之战，起于朝鲜，推原祸始，不得不谓李鸿章外交遗恨也。朝鲜本中国藩属也。初同治十一年，日本与朝鲜有违言，日人遣使问于中国，盖半主之邦，其外交当由上国主之，公法然也。中国当局以畏事之故，遽答之曰：“朝鲜国政，我朝素不与闻，听贵国自与理论可也。”日本遂又遣使至朝鲜，光绪元年正月，与朝鲜订立和约，其第一条云，日本以朝鲜为自主之国，与日本之本系自主者相平等云云，是为日本与朝鲜交涉之嚆矢。光绪五年，英、美、德、法诸国，相继求互市于朝，朝人惊皇，踌躇不决。李鸿章乃以函密劝其太师李裕元，令与各国立约，其奏折谓借此以备御俄人牵制日本云云。光绪六年，驻日使臣何如璋，致书总理衙门，倡主持朝鲜外交之议，谓中国当于朝鲜设驻扎办事大臣。李鸿章谓若密为维持保护，尚觉进退绰如，倘显然代谋，在朝鲜未必尽听吾言，而各国或将惟我是问，他日势成骑虎，深恐弹丸未易脱手云云。光绪八年十月，侍读张佩纶复奏请派大员为朝鲜通商大臣，理其外交之政。鸿章覆奏，亦如前议。是则鸿章于属邦无外交之公法，知之未悉，徒贪一时之省事，假名器以畀人，是实千古之遗恨也。自兹以往，各国皆不以中国藩属待朝鲜也久矣。光绪十一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天津订约，载明异日朝鲜有事，中日两国欲派兵往，必先互行知照。于是朝鲜又似为中日两邦公同保护之国，名实离奇，不可思议。后此两国各执一理，清，酿成大衅，实基于是，而其祸本不得不谓外交遗策胎之，此为李鸿章失机第一事。

光绪二十年三月，朝鲜有东学党之乱，势颇猖獗。时袁世凯驻朝鲜，为办理商务委员。世凯者，李鸿章之私人也，屡致电李，请派兵助剿，复怂恿朝王来乞师。鸿章遂于五月初一日派海军“济远”“扬威”二舰赴仁川、汉城护商，并调直隶提督叶志超带淮勇千五百人向牙山，一面遵依《天津条约》，先照会日本，日本随即派兵前往。至五月十五日，日兵到仁川者已五千。韩廷大震，请中国先行撤兵以谢日本。中国不允，乃与日本往复会商一齐撤兵之事，盖是时乱党已解散矣。日本既发重兵，有进无退，乃议与中国同干预朝鲜内政，助其变法，文牍往来，词意激昂，战机伏于眉睫间矣。

是役也，在中国之意，以为藩属有乱，卑词乞援，上国有应代靖乱之责任，故中国之派兵是也；在日本之意，则以既认朝鲜为自主，与万国平等，今中国急派兵而代平等之国靖乱，其意不可测，故日本之派兵以相抵制，亦是也。此二国者，各执一说，咸曲彼而直我，皆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焉。但其中有可疑者，当未发兵之先也，袁世凯屡电称乱党猖獗，韩廷绝不能自平，其后韩王乞救之咨文，亦袁所指使，乃何以五月初一日始发兵，而初十日已有乱党悉平之报？其时我军尚在途中，与乱党风马牛不相及，然则朝乱之无待于代剿明矣。无待代剿，而我无端发兵，安得不动日本之疑耶？故我谓曲在日本，日本不任受也。论者谓袁世凯欲借端以邀战功，故张大其词，生此波澜，而不料日本之蹑其后也。果尔，则是以一念之私，遂至毒十余万之生灵，隳数千年之国体。袁固不能辞其责，而用袁听袁者，不谓失知人之明哉？此为李鸿章失机第二事。

日本屡议协助干预而华不从，中国屡请同时撤兵而日不允。李鸿章与总理衙门，方日冀俄、英出为调处。北京、伦敦、圣彼得堡，函电纷驰，俄、英亦托必为出力，冀获渔人之利。迁延经日，战备未具。及五月下旬，而日本之兵调到韩境者已万余人矣。平时兵力，既已不能如人，而临时战备，又复著著落后，使敌尽扼要冲，主客易位，盖未交绥而胜负之数已见矣。此为李鸿章失机第三事。

●　渤海阅师图册·兵船悬彩

三机既失，战事遂开。六月十二日，李鸿章奉廷寄筹战备。乃派总兵卫汝贵统盛军马步六营进平壤，提督马玉昆统毅军二千进义州，分起由海道至大东沟登岸，而饬叶志超军移扎平壤，皆淮军也。所派往各兵，雇英商三轮船分运，而以“济远”“广丙”二兵轮卫之。廿五晨为日兵轮袭击，“济远”管带方伯谦，见敌近，惶恐匿铁甲最厚处，继遭日炮毁其柁，即高悬白旗，下悬日旗，逃回旅顺。“高升”击沉，我军死者七百余。二十七日，布告各国，饬驻日公使汪凤藻撤旗归国。二十九日，牙山失守，叶志超退回平壤，捏报胜仗，称于二十五六七等日，迭次歼毙倭兵五千余人，得旨赏给军士银二万两，将弁保奖者数十人焉。自兹以往，海军、淮军之威望，始渐失坠矣。

方五六月间，日本兵船麇集朝鲜，殆如梭织。而各华舰避匿于威海卫，逍遥河上，迨京外交章参劾，始佯遣偏师，开出口外，或三十里而止，或五十里而止，大抵启碇出口，约历五六点钟，便遽回轮，即飞电北洋大臣，称某船巡逻至某处，并无倭兵踪迹云云。种种情形，可笑可叹。八月初旬，北洋叠接军电，请济师以壮声威。遂以招商局船五艘，载运兵丁、银、米，以海军兵舰护送，凡铁甲船、巡洋船各六艘，水雷船四艘，合队同行。中秋日，安抵鸭绿江口。五运船鼓轮直入，浅水兵船及水雷船与之偕，余舰小住于离江十里或十六里之地，炉中之煤未熄也。十六日晨，瞭见南方黑烟缕缕，知日舰将至。海军提督丁汝昌，传令列阵作“人”字形，“镇远”“定远”两铁舰为“人”字之首，“靖远”“来远”“怀远”“经远”“致远”“济远”“超勇”“扬威”“广甲”“广丙”及水雷船，张“人”字之两翼，兼以号旗招鸭绿江中诸战船悉出助战。俄而敌舰渐近，列阵作“一”字营，向华军猛扑，共十一艘，其巡洋船之速率，过于华军。转瞬间又易而为太极阵，裹“人”字于其中。华舰先开巨炮以示威，然距日船者九里，不中宜也。炮声未绝，敌船麇至，与“定远”“镇远”相去恒六里许，盖畏重甲而避重炮，且华炮之力不能及，日兵之弹已可至也；与“人”字阵末二舰相逼较近，欺炮略小而甲略薄也。有顷，日舰圈入“人”字阵脚，“致远”“经远”“济远”三艘，皆被挖出圈外。“致远”失群后，船身叠受重伤，势将及溺，其管带邓世昌，开足汽机，向日舰飞驰，欲撞与同沉，未至而已覆溺，舟中二百五十人，同时殉难。盖中日全役，死事者以邓君为最烈云。其同时被圈出之“经远”，船群甫离，火势陡发，管带林永升，发炮以攻敌，激水以救火，依然井井有条。遥见一日舰，似已受伤，即鼓轮追之，乃被放水雷相拒，闪避不及，遂被轰裂，死难者亦二百七十人，呜呼惨矣！至管带“济远”之方伯谦，即七月间护送“高升”至牙山，途遇日舰逃回旅顺者也。是日两阵甫交，方伯谦先挂本船已受重伤之旗，以告主将，旋因图遁之故，亦被日船划出圈外。致经两船，与日苦战，方伯谦置而不顾，如丧家狗，遂误至水浅处，时“扬威”铁甲先已搁浅，不能转动，“济远”撞之，裂一大穴，遂之沉没。“扬威”遭此横逆，死者百五十余人。方伯谦惊骇欲绝，飞遁入旅顺口。越日李鸿章电令缚伯谦军前正法云。同时效方伯谦者有“广甲”一舰，逃出阵外，未知其受伤与否，然以只防后追，不顾前路，遂误撞于岛石，为日军发水雷轰碎之。阵中自“经远”“致远”“扬威”“超勇”沉，“济远”“广甲”逃，与日舰支持者仅七艘耳。是役也，日舰虽或受重伤，或遭小损，然未丧一艘，而华军之所丧盖五船矣。

海军既在大东沟被夷，陆军亦在平壤同时失事。平壤为朝鲜要镇，西、南、东三面，均有大江围绕，北面则枕崇山，城倚山崖，城东江水，绕山南迤西而去，西北隅则无山无水，为直达义州之孔道。我军叶志超、聂桂林、丰升阿、左宝贵、卫汝贵、马玉昆六将，共统勇丁三十四营，自七月中会齐此地，皆李鸿章部下也。当中国之初发兵于牙山也，副将聂士成曾建议以为当趁日兵未入韩地之先，先以大兵渡鸭绿江，速据平壤，而以海军舰队扼仁川港口，使日本军舰不得逞，牙山成欢之兵，与北洋海军，既牵制日军，然后以平壤大军南袭韩城云云，李鸿章不能用。及七月廿九日，牙山败绩，此策遂废。

虽然，日兵之入韩也，正当溽暑铄金之时，道路险恶狭隘，行军非常艰险，又沿途村里贫瘠，无从因粮。韩人素慑我威，所至供给，呼应云动，其待日兵则反是。故敌军进攻平壤之际，除干粮之外，无所得食，以一匙之盐供数日云。当此之时，我军若晓兵机，乘其劳惫，出奇兵以迎袭之，必可获胜。乃计不出此，惟取以主待客、以逸待劳之策，恃平壤堡垒之坚，谓可捍敌，此失机之大者也。李鸿章于八月十四日所下令，精神全在守局而不在战局，盖中日全役，皆为此精神所误也。

●　颐和园石舫。主管海军衙门的醇亲王借筹办海军之名，挪用海军军费为慈禧太后修筑颐和园

时依李鸿章之部署，马玉昆率所部毅军四营绕出江东，为犄角势。卫、丰二军十八营驻城南江岸，左军六营守北山城上，叶聂两帅居城中。十二三四等日，日兵已陆续齐集平壤附近。互相挑战，彼此损伤不多。至十五日晚，敌部署已定，以右翼队陷大同江左岸桥里之炮台，更渡江以冲平壤之正面，而师团长本队为其后援；以左翼队自羊角岛下渡大同江，冲我军之右。十六日，在大同江岸与马军相遇剧战，敌军死伤颇多，炮台卒被陷。时左宝贵退守牡丹台，有七响之毛瑟枪及快炮等，鏖战颇力，敌军连发开花炮，宝贵负伤卒，兵遂大乱。午后四点半钟，叶志超急悬白旗，乞止战。是夜全师纷纷宵遁，从义州、甑山两路，为敌兵截杀，死者二千余人，平壤遂陷。

是役也，李鸿章二十余年所练之兵，以劲旅自夸者，略尽矣。中国军备之弛，固久为外国所熟知，独淮军、奉军、正定练军等，素用洋操，鸿章所苦心经营者，故日本慑其威名，颇惮之。既战胜后，其将领犹言非始愿所及也。其所以致败之由，一由将帅阘冗非人，其甚者如卫汝贵克扣军饷，临阵先逃，如叶志超饰败为胜，欺君邀赏，以此等将才临前敌，安得不败！一由统帅六人，官职权限皆相等，无所统摄，故军势散涣，呼应不灵。盖此役为李鸿章用兵败绩之始，而淮军声名，亦从此扫地以尽矣。

久练之军，尚复尔尔，其他仓卒新募，纪律不谙，器械不备者，更何足道。自平壤败绩以后，庙算益飘摇无定，军事责任，不专在李鸿章一人，兹故不详叙之，仅列其将帅之重要者如下：

其余先后从军者，则有承恩公桂祥（慈禧太后之胞弟）、副都统秀吉之神机营马步兵；按察使陈湜、布政使魏光焘、道员李光久、总兵刘树元、编修曾广钧、总兵余虎恩、提督熊铁生等之湘军；按察使周馥、提督宗德胜等之淮军；副将吴元恺之鄂军；提督冯子材之粤勇；提督苏元春之桂勇；郡王哈咪之回兵；提督闪殿魁新募之京兵；提督丁槐之苗兵；侍郎王文锦，提督曹克忠，奉旨团练之津胜军；某蒙员所带之蒙古兵。其间或归李鸿章节制，或归依克唐阿节制，或归宋庆节制，或归吴大澂节制，或归刘坤一节制，毫无定算，毫无统一，识者早知其无能为役矣。

九连城失，凤凰城失，金州失，大连湾失，岫岩失，海城失，旅顺口失，盖平失，营口失，登州失，荣城失，威海卫失，刘公岛失。海军提督丁汝昌以北洋败残兵舰，降于日本，于是中国海陆兵力遂尽。兹请更将李鸿章生平最注意经营之海军，重列一表，以志末路之感。

其余尚有“康济”“湄云”之木质小兵船，“镇北”“镇边”“镇西”“镇中”之四蚊子船，又水雷船五，炮船三，凡刘公岛湾内或伤或完之船，大小二十三艘，悉为日有。其中复有广东水师之“广甲”“广丙”“广乙”三船，或沉或降，自兹以往，而北洋海面数千里，几不复有中国之帆影轮声矣。

当中日战事之际，李鸿章以一身为万矢之的，几于身无完肤，人皆欲杀。平心论之，李鸿章诚有不能辞其咎者。其始误劝朝鲜与外国立约，昧于公法，咎一。既许立约，默认其自主，而复以兵干涉其内乱，授人口实，咎二。日本既调兵，势固有进无退，而不察先机，辄欲倚赖他国调停，致误时日，咎三。聂士成请乘日军未集之时，以兵直捣韩城以制敌，而不能用，咎四。“高升”事未起之前，丁汝昌请以北洋海军先鏖敌舰，而不能用，遂令反客为主，敌坐大而我愈危。综其原因，皆由不欲衅自我开，以为外交之道应尔，而不知当甲午五六月间，中日早成敌国，而非友邦矣，误以交邻之道施诸兵机，咎五。鸿章将自解曰：“量我兵力不足以敌日本，故惮于发难也。”虽然，身任北洋，整军经武二十年，何以不能一战？咎六。彼又将自解曰：“政府掣肘，经费不足也。”虽然，此不过不能扩充已耳，何以其所现有者，如叶志超、卫汝贵诸军，素以久练著名，亦脆弱乃尔，且克减口粮盗掠民妇之事，时有所闻，乃并纪律而无之也？咎七。枪或苦窳，弹或赝物，弹不对枪，药不随械，谓从前管军械局之人皆廉明，谁能信之？咎八。平壤之役，军无统帅，此兵家所忌，李乃蹈之，咎九。始终坐待敌攻，致于人而不能致人，畏敌如虎，咎十。海军不知用快船快炮，咎十一。旅顺天险，西人谓以数百兵守之，粮食苟足，三年不能破，乃委之于所亲昵阘冗恇怯之人，闻风先遁，咎十二。此皆可以为李鸿章罪者。若夫甲午九十月以后，则群盲狂吠，筑室道谋，号令不出自一人，则责备自不得归于一点，若尽以为李鸿章咎，李固不任受也。

又岂惟不任受而已，吾见彼责李罪李者，其可责可罪，更倍蓰于李而未有已也。是役将帅无一人不辱国，不待言矣。然比较于百步、五十步之间，则海军优于陆军，李鸿章部下之陆军，又较优于他军也。海军大东沟一役，彼此鏖战五点余钟，西人观战者咸啧啧称赞焉。虽其中有如方伯谦之败类 ⁽¹⁾ ，然余船之力斗者，固可以相偿，即敌军亦起敬也。故日本是役，惟海军有敌手，而陆军无敌手。及刘公岛一役，食尽援绝，降敌以全生灵，殉身以全大节，盖前后死难者，邓世昌、林泰增、丁汝昌、刘步蟾、张文宣，虽其死所不同，而咸有男儿之概，君子愍之。诸人者皆北洋海军最要之人物也，以视陆军之全无心肝者何如也？陆军不忍道矣。然平壤之役，犹有左宝贵、马玉昆等一二日之剧战，是李鸿章部下之人也，敌军死伤相当云。其后欲恢复金州、海城、凤凰城等处，及防御盖平，前后几度，皆曾有与日本苦战之事，虽不能就，然固已尽力矣，主之者实宋庆，亦李鸿章旧部也。是固不足以偿叶志超、卫汝贵、黄仕林、赵怀业、龚照玙等之罪乎，虽然，以比诸吴大澂之出劝降告示，未交锋而全军崩溃者何如？以视刘坤一之奉命专征，逗留数月不发者何如？是故，谓中国全国军旅皆腐败可也，徒归罪于李鸿章之淮军不可也。而当时盈廷虚憍之气，若以为一杀李鸿章，则万事皆了，而彼峨冠博带、指天画地者，遂可以气吞东海，舌撼三山，盖湘人之气焰尤咻咻焉。此用湘军之议所由起也。乃观其结局，岂惟无以过淮军而已，又更甚焉。嘻，可以愧矣。吾之为此言，非欲为淮军与李鸿章作冤词也。吾于中日之役，固一毫不能为李淮恕也，然特患夫虚憍嚣张之徒，毫无责任，而立于他人之背后，摭其短长以为快谈，而迄未尝思所以易彼之道，盖此辈实亡国之利器也。李固可责，而彼辈又岂能责李之人哉？

●　中日甲午海战图

是役也，李鸿章之失机者固多，即不失机，而亦必无可以幸胜之理。盖十九世纪下半世纪以来，各国之战争，其胜负皆可于未战前决之。何也？世运愈进于文明，则优胜劣败之公例愈确定。实力之所在，即胜利之所在，有丝毫不能假借者焉。无论政治、学术、商务，莫不皆然，而兵事其一端也。日本三十年来，刻意经营，上下一心，以成此节制敢死之劲旅，孤注一掷以向于我，岂无所自信而敢乃尔耶？故及其败然后知其所以败之由，是愚人也，乃或及其败而犹不知其致败之由，是死人也。然则徒罪李鸿章一人，乌乎可哉？

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已。乃至最可笑者，刘公岛降舰之役，当事者致书日军，求放还广丙一舰，书中谓此舰系属广东，此次战役，与广东无涉云云。各国闻者，莫不笑之，而不知此语实代表各省疆臣之思想者也。若是乎，日本果真与李鸿章一人战也。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

自是而李鸿章兵事上之声誉终，而外交上之困难起。

(1) 或谓伯谦实为救火保船，海军兵机当尔云。

第八章　外交家之李鸿章（上）

天津教案

法越之役

中日天津条约

议和日本

停战条约及遇刺

中日和约及其功罪

李鸿章之负重望于外国也以外交，李鸿章之负重谤于中国也亦以外交。要之李鸿章之生涯，半属外交之生涯也，欲断定其功罪，不可不以外交为最大之公案，故于此事特留意焉。

李鸿章办外交，以天津教案为首。时值发、捻初平，内忧甫弭，无端而有津民戕教焚法国领事馆之事起（同治九年）。法人借端要挟，联英、美以迫政府，其欲甚奢。曾国藩方任直隶总督，深察此事之曲在我，而列国蹊田夺牛手段，又非可以颟顸对付也。乃曲意弥缝，镇压津民，正法八人，议罪二十余人。而法人之心犹未餍，必欲重索赔款，且将天津知府、知县置诸重典。国藩外之应付西人，已极竭蹶，而内之又为京师顽固党所掊击，呼为卖国贼 ⁽¹⁾ ，白简纷纭，举国欲杀。于是通商大臣崇厚，恐事决裂，请免国藩而以鸿章代之。明诏敦促赴任，是为李鸿章当外交衡要之滥觞，实同治九年八月也。

彼时之李鸿章，殆天之骄子乎，顺风张帆，一日千里，天若别设一位置以为其功名之地。当其甫受任督直隶也，普法之战顿起，法人仓皇自救，不复他及，而欧美各国亦复奔走相顾，且汗且喘，以研究西方之大问题，而此东方小问题，几莫或措意。于是天津教案，遂消沉于若有若无之间。中国当时之人，无一知有世界大局者，以普法一役如此惊天动地之大事，固咸熟视无睹，以为是李鸿章之声望韬略，过于曾国藩万万也，于是鸿章之声价顿增。

天津教案以后，日本战事以前，李鸿章所办交涉事件以十数，而其关系最重者，为法国安南之役，日本朝鲜之役。光绪八年，法国有事于安南，眈眈逐逐，思大有所逞。与中国既定约，而复借端毁弃之，于是中法战事开。法水师提督格鲁比，预定战略，其海军先夺海南，次踞台湾，直捣福州，歼我舰队；其陆军则自越之东京，出略云南、贵州。如是，则水陆两者必大有所获，将来东方权力，可以与英国争衡。于是格鲁比一面电达本国，请给军需并增派军队，一面乘福州之无备，轰我船厂，坏我兵船，一面以陆军迫东京。当时南方之天地，大有风云惨淡之观。李鸿章乃行伐谋伐交之策，思嗾英、德以牵制法人。时曾纪泽方充英使，受命办此事，虽未能成，而法政府因之有所顾忌，增兵筹饷之案，在议院否决。格鲁比时方攻台湾之淡水不能下，安南之陆兵，又为黑旗军所持，不得行其志，忽接此案否决之报，大愤几死，法人乃先请和于我。李鸿章此役以后，其外交手段，始为欧人所注视矣。

当法事之方殷也，朝鲜京城又有袭击日本使馆之事，盖华兵、韩兵皆预有谋焉。朝鲜之为藩属为自主，久已抗议于中日两国间。未定，日本乘我多事之际，派伊藤博文来津交涉。及方到而法人和局已就，李鸿章本有一种自大之气，今见虎狼之法，尚且帖耳就范，蕞尔日本，其何能为？故于伊藤之来也，傲然以临之。彼伊藤于张、邵议和之时，私语伍廷芳，谓前在天津见李中堂之尊严，至今思之犹悸，盖得意时泄宿憾之言也。伊藤此行，亦不能得志，仅约他日朝鲜有事，甲国派兵往，须先照会乙国而已，所谓《天津条约》者是也。虽然，此约竟为后此中日开衅之引线矣。

●　法国明信片，揭示了中国被各国屠宰的现状

李鸿章对朝鲜之外交，种种失策，前章已言之矣。然因此之故，《天津条约》遂至变为《马关条约》。呜呼！庄生有言：“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善弈者每于至闲之著，断断不肯放过。后有当此局者，可无慎欤。战事至甲午之冬，中国舍求和外，更无长策。正月，乃派张荫桓、邵友濂讲于日本。日本以其人微言轻也，拒不纳，乃更派李鸿章。二月遂行，随带参赞李经方等，以二十四日抵马关，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开议。翌日首议停战条件，日本首提议以大沽、天津、山海关三处为质，辩论移时，不肯少让，乃更议暂搁停战之议，即便议和。伊藤言：“既若尔则须将停战之节略撤回，以后不许再提及。”彼此磋磨未决。及二十八日，第三次会议，归途中，突遇刺客，以枪击鸿章，中左颧，枪子深入左目下，一晕几绝。日官闻警来问状者络绎不绝，伊藤、陆奥亦躬诣慰问，谢罪甚恭，忧形于色。日皇及举国臣民，同深震悼，遂允将中国前提出之停战节略画押。口舌所不能争者，借一枪子之伤而得之。于是议和前一节，略有端绪。当遇刺之初，日皇遣御医、军医来视疾，众医皆谓取出枪子，创乃可瘳，但须静养多日，不劳心力云。鸿章慨然曰：“国步艰难，和局之成，刻不容缓，予焉能延宕以误国乎？”宁死无割。刺之明日，或见血满袍服，言曰：“此血所以报国也。”鸿章潸然曰：“舍予命而有益于国，亦所不辞。”其慷慨忠愤之气，君子敬之。

遇刺后得旨慰劳，并派李经方为全权大臣，而李鸿章实一切自行裁断，虽创剧偃卧，犹口授事机，群医苦之。三月初七日，伊藤等将所拟和约底稿交来。十一日，李备覆文，将原约综其大纲，分四款：一朝鲜自主，二让地，三兵费，四通商权利。除第一朝鲜自主外，余皆极力驳议。十五日，复另拟一约底送去，即拟请赔兵费一万万两，割奉天南四厅县地方等，日本亦条条驳斥。十六日，伊藤等又备一改定约稿寄来，较前稍轻减，即《马关条约》之大概也。是日鸿章创已愈，复至春帆楼与日本全权大臣面议。刻意磋磨，毫无让步。惟有声明若能于三年内还清偿款，则一律免息，及威海卫驻兵费，减一半耳。今将其条约全文列下：

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及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为订定和约，俾两国及其臣民，重修平和，共享幸福，且杜绝将来纷纭之端，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特简大日本帝国全权办理大臣内阁总理大臣从二位勋一等伯爵伊藤博文、大日本帝国全权办理大臣外务大臣从二位勋一等子爵陆奥宗光，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特简大清帝国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爵李鸿章，大清帝国钦差全权大臣二品顶戴前出使大臣李经方，为全权大臣，彼此较阅所奉谕旨，认明均属妥实无阙，会同议定各条款，开列于左：

第一款　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故凡有亏损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

第二款　中国将管理下开地方之权，并将该地方所有堡垒、军器工厂及一切属公物件，永远让与日本。

一、下开划界以内之奉天省南边地方，从鸭绿江口，溯该江以抵安平河口，又从该河口，划至凤凰城、海城及营口而止。画成折线以南地方，所有前开各城市邑，皆包括在划界线内。该线抵营口之辽河后，即顺流至海口止。彼此以河中心为分界。辽东湾东岸，及黄海北岸，在奉天所属诸岛屿，亦一并在所让界内。

二、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

三、澎湖列岛，即英国格林尼次东经百十九度起，至百二十度止，及北纬二十三度起，至二十四度之间诸岛屿。

第三款　前款所载，及黏附本约之地图。所划疆界，俟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两国应各选派官员二名以上，为公同划定疆界委员，就地踏勘，确定划界。若遇本约所订疆界，于地形或治理所关，有碍难不便等情，各该委员等当妥为参酌更定。各该委员等，当从速办理界务，以期奉委之后，限一年竣事。但遇各该委员等，有所更定画界，两国政府，未经认准以前，应据本约所定画界为正。

第四款　中国约将库平银二万万两，交与日本，作为赔偿军费。该款分作八次交完，第一次五千万两，应在本约批准互换后六个月内交清；第二次五千万两，应在本约批准互换后十二个月内交清；余款平分六次，递年交纳，其法列下：第一次平分递年之款，于两年内交清，第二次于三年内交清，第三次于四年内交清，第四次于五年内交清，第五次于六年内交清，第六次于七年内交清，其年分均以本约批准互换之后起算。又第一次赔款交清后，未经交完之款，应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但无论何时，将应赔之款，或全数，或几分，先期交清，均听中国之便。如从条约批准互换之日起，三年之内，能全数清还，除将已付利息，或两年半，或不及两年半，于应付本银扣还外，余仍全数免息。

第五款　本约批准互换之后，限二年之内，日本准中国让与地方人民，愿迁居让与地方之外者，任便变卖所有产业，退去界外。但限满之后，尚未迁徙者，均宜视为日本臣民。又台湾一省，应于本约批准互换后，两国立即各派大员至台湾，限于本约批准互换后两个月内交接清楚。

第六款　日中两国，所有约章，因此次失和，自属废绝。中国约俟本约批准互换之后，速派全权大臣，与日本所派全权大臣，会同订立通商行船条约，及陆路通商章程。其两国新订约章，应以中国与泰西各国现行约章为本。又本约批准互换之日起，新订约章未经实行之前，所有日本政府官吏臣民，及商业工艺行船船只陆路通商等，与中国最为优待之国，礼遇护视，一律无异。中国约将下开让与各款，从两国全权大臣画押盖印日起，六个月后，方可照办。

第一，现今中国已开通商口岸之外，应准添设下开各处，立为通商口岸，以便日本臣民，往来侨寓，从事商业、工艺制作。所有添设口岸，均照向开通商海口，或向开内地镇市章程，一体办理。应得优例及利益等，亦当一律享受。一、湖北省荆州府沙市；二、四川省重庆府；三、江苏省苏州府；四、浙江省杭州府。日本政府，得派遣领事官于前开各口驻扎。

第二，日本轮船，得驶入下开各口，附搭行客，装运货物。一、从湖北省宜昌溯长江以至四川省重庆府；二、从上海驶进吴淞江及运河，以至苏州府、杭州府。日中两国，未经商定行船章程以前，上开各口行船，务依外国船只，驶入中国内地水路，现行章程照行。

第三，日本臣民，在中国内地，购买经工货件，若自生之物，或将进口商货，运往内地之时，欲暂行存栈，除勿庸输纳税钞、派征一切诸费外，得暂租栈房存货。

第四，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订进口税。日本臣民，在中国制造一切货物，其于内地运送税、内地税、钞课杂派，以及在中国内地，沾及寄存栈房之益，即照日本臣民，运入中国之货物，一体办理。至应享优例豁除，亦莫不相同。嗣后如有因以上加让之事，应增章程规条，即载入本款所称之行船通商条约内。

●　1896年李鸿章出访法国

第七款　日本军队，现驻中国境内者，应于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三个月内撤回，但须照次款所定办理。

第八款　中国为保明认真实行约内所订条款，听允日本军队，暂行占守山东省威海卫。又于中国将本约所订第一、第二两次赔款交清，通商行船约章，亦经批准互换之后，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确定周全妥善办法，将通商口岸关税，作为剩款并息之抵押，日本可允撤回军队。倘中国政府，不即确定抵押办法，则未经交清末次赔款之前，日本应不允撤回军队；但通商行船约章，未经批准互换以前，虽交清赔款，日本仍不撤回军队。

第九款　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两国应将是时所有俘虏，尽数交还。中国约将由日本所还俘虏，并不加以虐待，若或置于罪戾。中国约将认为军事间谍，或被嫌逮系之日本臣民，即行释放。并约此次交仗之间，所有关涉日本军队之中国臣民，概予宽贷，并饬有司不得擅为逮系。

第十款　本约批准互换日起，应按兵息战。

第十一款　本约奉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及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批准之后，定于明治二十八年五月初八日，即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四日，在烟台互换。

观李鸿章此次议和情状，殆如春秋齐国佐之使于晋，一八七〇年法爹亚士之使于普。当戎马压境之际，为忍气吞声之言，旁观尤为酸心，况鸿章身历其境者。回视十年前天津定约时之意气，殆如昨梦。嗟乎！应龙入井，蝼蚁困人，老骥在枥，驽骀目笑，天下气短之事，孰有过此者耶？当此之际，虽有苏张之辩，无所用其谋，虽有贲育之力，无所用其勇，舍卑词乞怜之外，更有何术？或者以和议之速成为李鸿章功，固非也，虽无鸿章，日本亦未有不和者也。而或者因是而丛诟于李之一身，以为是秦桧也，张邦昌也，则盍思使彼辈处李之地位，其结局又将何如矣？要之，李之此役，无功焉，亦无罪焉。其外交手段，亦复英雄无用武之地。平心论之，则李之误国，在前章所列失机之十二事，而此和议，不过其十二事之结果，无庸置论者也。

●　慈禧所书“龙”“虎”“福”“寿”

(1) 京师湖广会馆将国藩匾落拔除摧烧，即此时也。

第九章　外交家之李鸿章（下）

三国代索辽东

中俄密约

李鸿章历聘欧洲

任外交官时代

胶州之役

旅顺大连威海广州湾九龙之役

李鸿章出总署

十九世纪之末，有中东一役，犹十八世纪之末，有法国革命也。法国革命，开出十九世纪之欧罗巴，中东一役，开出二十世纪之亚细亚。譬犹红日将出，鸡乃先鸣，风雨欲来，月乃先晕，有识者所能预知也。当中日未战以前，欧人与华人之关系，不过传教通商二事。及战后数年间，而其关系之紧密，视前者骤增数倍。至今日，则中国之一举一动，皆如与欧人同体相属，欲分而不能分矣。此其故由于内治之失政者半，由于外交之无谋者亦半。君子读十年来中外交涉史，不禁反面掩袖涕涔涔下也。

战事之前，中国先求调停于英俄，此实导人以干涉之渐也。其时日人屡言东方之事，愿我东方两国自了之，无为使他国参与其间。顾我政府蓄愤已甚，不能受也，惟欲嗾欧人以力胁日本。俄使回言：“俄必出力，然今尚非其时。”盖其处心积虑，相机以逞，固早有成算矣。乙未三月，李鸿章将使日本，先有所商于各国公使。俄使喀希尼曰：吾俄能以大力拒日本，保全中国疆土，惟中国必须以军防上及铁路交通上之利便以为报酬。李乃与喀希尼私相约束，盖在俄使馆密议者数日夜云。欧力东渐之机，盖伏于是。

当时中国人欲借欧力以拒日者，不独李鸿章而已，他人殆有甚焉。张之洞时署江督，电奏争和议曰：若以赂倭者转而赂俄，所失不及其半，即可转败为胜。恳请饬总署及出使大臣，与俄国商订密约，如肯助我攻倭，胁倭尽废全约，即酌量画分新疆之地以酬之，许以推广商务。如英肯助我，报酬亦同约，云云。当时所谓外交家者，其眼光手段，大率类是，可叹。

马关定约，未及一月，而俄国遂有与德、法合议逼日本还我辽东之事。俄人代我取辽，非为我计，自为计也。彼其视此地为己之势力范围，匪伊朝夕，故决不欲令日本得鼾睡于其卧榻之侧也。故使我以三十兆两代彼购还辽东于日本之手，先市大恩于我，然后徐收其成。俄人外交手段之巧，真不可思议。而李鸿章一生误国之咎，盖未有大于是者。李鸿章外交之历史，实失败之历史也。

还辽事毕，喀希尼即欲将前此与李私约者，提出作为公文，以要求于总署。值物议沸腾，皇上大怒，鸿章罢职，入阁闲居，于是暂缓其请，以待时机。丙申春间，有俄皇加冕之事，各国皆派头等公使往贺。中国亦循例派遣，以王之春尝充唁使，故贺使即便派之。喀希尼乃抗言曰：皇帝加冕，俄国最重之礼也，故从事斯役者，必国中最著名之人，有声誉于列国者方可。王之春人微言轻，不足当此责。可胜任者，独李中堂耳。于是乃改派李为头等公使。喀希尼复一面贿通太后，甘诱威迫，谓还辽之义举，必须报酬，请假李鸿章以全权议论此事。而李鸿章请训时，太后召见至半日之久，一切联俄密谋，遂以大定。

李鸿章抵俄京圣彼得堡，遂与俄政府开议喀希尼所拟草约底稿。及加冕之期已近，往俄旧都墨斯科，遂将议定书画押。当其开议也，俄人避外国之注目，不与外务大臣开议，而使户部大臣当其冲。遂于煌煌巨典万宾齐集之时，行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而此关系地球全局之事，遂不数日而取决于樽俎之间矣。俄人外交手段之剽悍迅疾，真可羡可畏哉。时丙申四月也。

●　法国《太阳报》绘李鸿章像

密约之事，其办订极为秘密，自中俄两国当事之数人外，几于无一知者。乃上海《字林西报》，竟于李鸿章历聘未归之时，得其密约原文，译录以登报上，盖闻以重金购之于内监云。其全文如下：

大清国大皇帝前于中日肇衅之后，因奉大俄罗斯国大皇帝仗义各节，并愿将两国边疆及通商等事，于两国互有益者，商定妥协，以固格外和好，是以特派大清国钦命督办军务处王大臣为全权大臣，会同大俄罗斯国钦差出使中国全权大臣一等伯爵喀，在北京商定将中国之东三省火车道接连俄国西卑里亚省之火车道，以冀两国通商往来迅速，沿海边防坚固，并议专条以答代索辽东等处之义。

第一条　近因俄国之西卑里亚火车道竣工在即，中国允准俄国将该火车道一由俄国海参崴埠续造至中国吉林珲春城，又向西北续至吉林省城止；一由俄国境某城之火车站续造至中国黑龙江之爱珲城，又向西北续至齐齐哈尔省城，又至吉林伯都讷地方，又向东南续造至吉林省城止。

第二条　凡续造进中国境内黑龙江及吉林各火车道，均由俄国自行筹备资本，其车道一切章程，亦均依俄国火车章程，中国不得与闻。至其管理之权，亦暂行均归俄国，以三十年为期。过期后，准由中国筹备资本估价将该火车道并一切火车机器厂房屋等赎回，惟如何赎法，容后再行妥酌。

第三条　中国现有火车路拟自山海关续造至奉天盛京城，由盛京接续至吉林。倘中国日后不便即时造此铁路者，准由俄国备资由吉林城代造，以十年为期赎回。至铁路应由何路起造，均照中国已勘定之道接续至盛京并牛庄等处地方止。

第四条　中国所拟续造之火车道，自奉天至山海关、至牛庄、至盖平、至金州、至旅顺口以及至大连湾等处地方，均应仿照俄国火车道，以期中俄彼此来往通商之便。

第五条　以上俄国自造之火车道所经各地方，应得中国文武官员照常保护，并应优待火车道各站之俄国文武各官，以及一切工匠人等。惟由该火车道所经之地，大半荒僻，犹恐中国官员不能随时保护周详，应准俄国专派马步各兵数队驻扎各要站，以期妥护商务。

第六条　自造成各火车道后，两国彼此运进之货，其纳税章程，均准同治元年二月初四日中俄陆路通商条约完纳。

第七条　黑龙江及吉林长白山等处地方所产五金之矿，向有禁例，不准开挖。自此约定后，准俄国以及本国商民随时开采，惟须应先行禀报中国地方官具领护照，并按中国内地矿务条程，方准开挖。

第八条　东三省虽有练军，惟大半军营仍系照古制办理。倘日后中国欲将各省全行改仿西法，准向俄国借请熟悉营务之武员来中国整顿一切，其章程则与两江所请德国武员条程办理无异。

第九条　俄国向来在亚细亚洲无周年不冻之海口，一时该洲若有军务，俄国东海以及太平洋水师，诸多不便，不得随时驶行。今中国因鉴于此，是以情愿将山东省之胶州地方暂行租与俄国，以十五年为限。其俄国所造之营房、栈房、机器厂、船坞等类，准中国于期满后估价备资买入。但如无军务之急，俄国不得即时屯兵据要，以免他国嫌疑。其赁租之款，应得如何办理，日后另有附条酌议。

第十条　辽东之旅顺口以及大连湾等处地方，原系险要之处，中国极应速为整顿各事，以及修理各炮台等诸要务，以备不虞。既立此约，则俄国允准将此二处相为保护，不准他国侵犯，中国则允准将来永不能让与他国占踞。惟日后如俄国忽有军务，中国准将旅顺口及大连湾等处地方，暂行让与俄国水陆军营泊屯于此，以期俄军攻守之便。

第十一条　旅顺口、大连湾等处地方，若俄国无军务之危，则中国自行管理，与俄国无涉。惟东三省火车道，以及开挖五金矿诸务，准于换约后即时便宜施行。俄国文武官员以及商民人等所到之处，中国官员理应格外优待保护，不得阻滞其游历各处地方。

第十二条　此约奉两国御笔批准后，各将条约照行。除旅顺口、大连湾及胶州诸款外，全行晓谕各地方官遵照。将来换约，应在何处，再行酌议。自画押之日起以六个月为期。

《中俄密约》以前为一局面，《中俄密约》以后为一局面。盖近年以来，列国之所以取中国者，全属新法：一曰借租地方也，二曰某地不许让与他国也，三曰代造铁路也，而其端皆自此密约启之。其第九条借租胶州湾，即后此胶威广旅大之嚆矢也。其第十条旅顺大连不许让与他人，即各国势力范围之滥觞也。而铁路一端，断送祖宗发祥之地，速西伯利亚大路之成，开各国觊觎纷争之渐者，固无论矣。呜呼！牵一发，动全身，合九州，铸大错，吾于此举，不能为李鸿章恕焉矣。

或曰，此约由太后主之，督办军务处王大臣赞之，非鸿章本意云。虽然，墨斯科草约，定于谁氏之手乎？此固万无能为讳者也！自此约原文既登报章后，各国报馆，电书纷驰，疑信参半，无论政府、民间，莫不惊心动色。鸿章游历欧洲时，各国交相诘问，惟一味支吾搪塞而已。其年七月，墨斯科画押之草约，达北京，喀希尼直持之以与总署交涉。皇上与总署，皆不知有此事，愕怒异常，坚不肯允。喀希尼复贿通太后，甘言法语，诱胁万端。太后乃严责皇上，直命交督办军务处速办，不经由总理衙门。西历九月三十日，皇上挥泪批准密约。

李鸿章之贺俄加冕也，兼历聘欧洲，皆不过交际之常仪，若其有关于交涉者，则定密约与议增税两事而已。中国旧税则，凡进口货物，值百抽五。此次以赔款之故，欲增至值百抽七五。首商诸俄国，俄允之。次商诸德、法，德、法云待英国取进止。既至英，与宰相沙士勃雷提议。其时英与中国之感情甚冷落，且以《中俄密约》之故，深有疑于李鸿章，沙氏乃托言待商诸上海各处商人，辞焉，此事遂无所成。

李之历聘也，各国待之有加礼，德人尤甚，盖以为此行必将大购船炮枪弹，与夫种种通商之大利，皆于是乎在。及李之去，一无所购，欧人盖大失望云。李之至德也，访俾斯麦，其至英也，访格兰斯顿，咸相见甚欢，皆十九世纪世界之巨人也。八月鸿章自美洲归国。九月十八日，奉旨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自兹以讫光绪廿四年戊戌七月，实为李鸿章专任外交时代。而此时代中，则德据胶州，俄据旅顺口、大连湾，英据威海卫、九龙，法据广州湾，实中国外交最多事、最危险之时代也。

还辽之役，倡之者俄，而赞之者德法也。俄人既结密约，得绝大无限之权利于北方，踌躇满志。法人亦于光绪廿二年春夏间，得滇缅越间之瓯脱地，又得广西镇南关至龙州之铁路，惟德国则寂寂未有所闻。廿三年春，德使向总理衙门索福建之金门岛，峻拒不许，至十月而胶州之事起。

是役也，德国之横逆无道，人人共见。虽然，中国外交官，固有不得辞其咎者。夫始而无所倚赖于人，则亦已耳，既有倚赖，则固不得不酬之。能一切不酬则亦已矣，既酬甲酬乙，则丙亦宜有以酬之。三国还辽，而惟德向隅，安有不激其愤而速其变者？不特此也，《中俄密约》中声明将胶州湾借与俄人，是俄人所得权利，不徒在东三省而直侵入山东也。方今列国竞争优胜劣败之时，他国能无妒之？是德国所以出此横逆无道之举者，亦中国有以逼之使然也。岁十月，曹州教案起，德教士被害者二人。德人闻报，即日以兵船闯进胶州湾，拔华帜，树德帜，总兵章高元掳焉。警报达总署，与德使开议。德使海靖惟威吓恐喝，所有哀乞婉商者，一切拒绝。欲乞援于他国，无一仗义责言，为我讼直者。迁延至两月有余，乃将所要挟六事，忍气吞声，一一允许，即将胶澳附近方百里之地，租与德国九十九年、山东全省铁路矿务，归德国承办等事，是也。

●　《南京条约》签订时的情景

胶事方了，旋有一重大之波澜起焉。初李鸿章之定《马关条约》也，约以三年内若能清还，则一概免息，而前者所纳之息，亦以还我，又可省威海卫戍兵四年之费，共节省得银二千三百二十五万两。至是三年之期限将满，政府欲了此公案，议续借款于外国。廿三年十一月，俄人议承借此项，而求在北方诸省设铁路，及罢斥总税务司赫德二事。英人闻之，立与对抗，亦欲承借此项，利息较轻，而所要求者，一、监督中国财政；二、自缅甸通铁路于扬子江畔；三、扬子江一带不许让与他国；四、开大连湾为通商口岸；五、推广内地商务；六、各通商口岸皆免厘金。时总理衙门欲诺之，俄法两国忽大反对，谓若借英国款，是破列国均势之局也，日以强暴之言胁总署，总署之人，不胜其苦。正月，乃回绝各国，一概不借，而与日本商议，欲延期二十年摊还，冀稍纾此急难，不意日本竟不允许。当此之时，山穷水尽，进退无路，乃以赫德之周旋，借汇丰银行、德华银行款一千六百万镑，吃亏甚重，仅了此局。

胶州湾本为《中俄密约》圈内之地，今德国忽攫诸其怀而夺之，俄人之愤愤，既已甚矣，又遇有英德阻俄借款一事，俄人暴怒愈烈。于是光绪二十四年正二月间，俄国索旅顺、大连湾之事起。李鸿章为亲订密约之人，欲办无可办，欲诿无可诿，卒乃与俄使巴布罗福新结一约：将旅顺口、大连湾两处及邻近相连之海面，租与俄国，以二十五年为期；并准俄人筑铁路从营口、鸭绿江中间，接至滨海方便之处。

俄人既据旅顺、大连，英国借口于均势之局，遂索威海卫。时日本之赔款方清，戍兵方退，英人援俄例借租此港，二十五年为期，其条约一依旅顺、大连故事。时李鸿章与英使反复辩难，英使斥之曰：“君但诉诸俄使，勿诉诸我。俄使干休，我立干休。”李无词以对焉，狼狈之情可悯可叹。所承其半点哀怜者，惟约他日中国若重兴海军，可借威海卫泊船之一事而已。

至是而中国割地之举，殆如司空见惯浑闲事矣。当俄法与英为借款事冲突也，法人借俄之力，要求广州湾，将以在南方为海军根据地。其时英国方迫我政府开西江一带通商口岸，将以垄断利权，法人见事急，乃效德国故智，竟闯入广州湾，而后议借租之，以九十九年为期。中国无拒之之力，遂允所请。

●　 1896年8月29日，美国总统克利夫兰在惠特尼寓所接见李鸿章，图中李鸿章转交中国皇帝给美国总统的信件

英国又援均势之说，请租借九龙以相抵制，其期亦九十九年。定议画押之前一日，李鸿章与英使窦纳乐抗论激烈，李曰：“虽租九龙，不得筑炮台于其山上。”英使愤然拍案曰：“无多言！我国之请此地，为贵国让广州湾于法以危我香港也！若公能废广州湾之约，则我之议亦立刻撤回。”鸿章吞声饮泪而已，时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七日也。

至五月间，尚有英俄激争之一事起，即芦汉铁路与牛庄铁路事件是也。初盛宣怀承办芦汉铁路，于廿三年三月，与比利时某公司订定借款，约以本年西正月交第一次。及德占胶州后，该公司忽渝前盟，谓非改约，则款无所出。盛宣怀与李鸿章、张之洞等商，另与结约。而新结之约不过以比利时公司为傀儡，而实权全在华俄银行之手——华俄银行者，实不啻俄国政府银行也。以此约之故，而黄河以北之地，将尽入俄国主权之内，而俄人西伯利亚之铁路，将以彼得堡为起点，以汉口为终点矣。英人大妒之，乃提议山海关至牛庄之铁路归英国承办，将以横断俄国之线路。俄公使到总署，大争拒之，英俄两国，几于开战，间不容发，而皆以中国政府为心。万种难题，集于外交官数人之身。其时皇上方亲裁大政，百废俱举，深恨李鸿章以联俄误国，乃以七月廿四日，诏鸿章毋庸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于时外交之风浪暂息，而李鸿章任外交官之生涯亦终矣。

案　义和团时代李鸿章之外交，于第十一章论之。

西人之论曰：“李鸿章大手段之外交家也。”或曰：“李鸿章小狡狯之外交家也。”夫手段狡狯，非外交家之恶德。各国并立，生存竞争，惟利是视。故西哲常言个人有道德，而国际无道德。试观列国之所称大外交家者，孰不以手段狡狯得名哉。虽然，李鸿章之外交术，在中国诚为第一流矣，而置之世界，则瞠乎其后也。李鸿章之手段，专以联某国制某国为主，而所谓联者，又非平时而结之，不过临时而嗾之，盖有一种战国策之思想，横于胸中焉。观其于法越之役，则欲嗾英德以制法，于中日之役，则欲嗾俄英以制日，于胶州之役，则又欲嗾俄英法以制德，卒之未尝一收其效，而往往因此之故，所失滋多。胶州、旅顺、大连、威海、广州湾、九龙之事，不得不谓此政策为之厉阶也。夫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泰西外交家亦尝汲汲焉与他国联盟，然必我有可以自立之道，然后可以致人而不致于人。若今日之中国，而言联某国联某国，无论人未必联我，即使联我，亦不啻为其国之奴隶而已矣，鱼肉而已矣。李鸿章岂其未知此耶？吾意其亦知之而无他道以易之也。要之，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以中国今日之国势，虽才十倍于李鸿章者，其对外之策，固不得不隐忍迁就于一时也，此吾所以深为李鸿章怜也。虽然，李鸿章于他役，吾未见其能用手段焉，独《中俄密约》，则其对日本用手段之结果也。以此手段，而造出后此种种之困难，自作之而自受之，吾又何怜哉？

案　胶州以后诸役，其责任不专在李鸿章，盖恭亲王、张荫桓，皆总理衙门重要之人，与李分任其咎者也，读者不可不知。

第十章　投闲时代之李鸿章

日本议和后入阁办事

巡察河工

两广总督

自同治元年以迄光绪二十七年，凡四十年间，李鸿章无一日不在要津。其可称为闲散时代者，则乙未三月至丙申三月间凡一年，戊戌八月至庚子八月间凡两年而已。戊己庚之间，鸿章奉命治河，旋授商务大臣总督两广，在他人则为最优之差，而按之李鸿章一生历史，不得不谓为投闲也。其闲之又闲者，为乙丙之间入阁办事，及戊戌八月至十一月退出总理衙门，无可论述。至其治河治粤，固亦有异于常人者焉。附论及之，亦作史者之责任也。

中国黄河，号称难治。数千年政论家，皆以之为一大问题，使非以西人治密士失必河之法治之，则决不可以断其害而收其利。当戊戌八月以后，李鸿章方无可位置，于是政府以此役任之，此亦可为河防史上添一段小小公案也。今录其奏议所用比国工程师卢法尔勘河情形原稿如下：

一、洛口至盐窝沿河情形

河身　黄河自河南龙门口改道以来，水性趋下，由北而东，奔流山东，入大清河，遂取道入海。其始东奔西突，人力难施，至两年以后，河流已定，方筑堤岸。河流曲折，其堤岸亦因之而曲折。迨河流变迁，堤岸不能俱随之变迁，临水远近不等，然堤岸全无保护，任水漂刷。现在小水河面，约宽九十丈至一百五十丈，河底则深浅不一，有河面宽处，水深仅四五尺，不便行船者，有河面忽窄，水深至三丈者。河流朝夕改道，旋左旋右，临流之岸，即为冲刷，带至流缓之处，又淤为滩。官民则任水所为，向无善策，惟于险处救急，决处补苴。而沿河常见岸土于四五尺高处，塌陷入水，际此隆冬，水小流缓，尚且如此，化冻之后，大泛之时，水大流急，更当如何？下游低岸如此，上游土山一带，不问可知。无怪黄河泥沙之多，为五大洲群流之最也。大泛时堤内沙滩全为漫淹，因河底浅深不一，河身亦俯仰不一，故流水速率，处处不同。且下游之地极平，每里高低，不逾五寸，河流甚缓。容水之地，日益以隘，淤垫日高，年复一年，险上加险。职此之故，堤外之地，较堤内之滩，有低一尺者，有低至七八尺者。监工路过杨史道口时，曾将河面测量，计水面宽百三十八丈，河底最深二丈三尺，流水速率一秒钟约四尺。按此推算，每秒钟过水之数，约五万七千四百五十六立方尺，容水面积约一万三千六百八十方尺。又在盐窝上游测量，计此处水面仅宽一百零二丈，河底最深一丈二尺，容水面积约九千一百八十方尺。斯时杨史道口尚未合龙，大溜半归决口，不走盐窝，理合声明。至盛涨时，过水数目，言人人殊。按照两处地方文武官员所指示水志，计杨史道口容水面积应系三万六千一百八十方尺，盐窝容水面积应在二万四千四百八十方尺。因大水速率，无从探询，致过水之数，不能核计。然不知过水之数，断难定河面宽窄堤岸远近之数也。计自洛口至盐窝约三百七十里。

民埝　滨河之堤，谓之民埝，系民所修，官所守，为现时束水最要之堤也。民埝距水，远近不等，有即在水滨者，有离水至三四里者，当时修造，任意为之，并无定理，甚至其弯曲有令人不可解者。其高低厚薄，亦各处互异，有高于现时水面九尺者，有高至一丈五尺者，高逾沙滩五尺至八尺不等，高逾堤外之地亦九尺至一丈五尺不等。其堤顶有宽二丈四尺者，有宽三丈六尺者，新筑之埝则较厚。忽高忽低，忽厚忽薄，其收坡亦斜直不同，良可异也。看守民埝，未甚周密，为水挖刷之处颇多，并无随时修理，积年累月，不至于决陷者几希。民埝皆以极松淤土为之，并无焦泥，入地不深。即有焦泥，不难挑取。埝顶可行大车、坐车、手车，轨道甚深，过路处或堤坡而上下，或截堤而低之。堤上筑盖民居，并不加宽培厚，凡此皆最易损堤者。查泰西各国堤工坡上种青草，不惮讲求，不惜巨费，盖草根最能护堤也。此处之堤，都不种草，一二处偶尔有草，为民芟除净尽，甚至连根拔起，据云系取以烧锅，或喂牲口，殊不知无草则堤难保，堤难保则水患不旋踵矣。愚民不思，甚属可嗤。耙草之器，最能损堤，应悬厉禁，不准行用，此亦保堤之一道。盖草既拔去，堤复耙松，大风一起，堤土飞扬，堤顶遂逐渐而低，堤身亦逐渐而薄，此器为害，不亦大哉？沿河之堤，有种柳已成荫者，有初栽仅盈尺者。柳根最能固堤，应于沿河堤岸一律遍栽，设法保护，不准攀折。并行种藤，更为坚实，柳条藤条，俱可编埽，筑堤较秸料坚固远甚，且可随处就近取材，毋须更出资采买，一举两得，莫妙于此，何惮而不为之耶？

大堤　大堤系公家所修，距民埝甚远，而远近处处不同，且多弯曲，殊不可解。现在此堤虽有如无，大不可恃。堤上居民鳞次栉比，全成村落，即取堤土以筑其居，致堤残缺不全。且过路之处，切与地平，竟成大口。堤上坡上，亦多种麦，颇能损堤。盛涨时民埝尚决，大堤未有不溃者也。该堤宽处，其顶尚有三丈六尺，高一丈二尺至一丈六尺不等，然完整者绝少。闻杨史道口水决民埝竟能走溜入小清河，淹溺村落，贻害居民者，良以大堤旧口未修，使水有隙可乘耳。询诸河官，何以大堤之口不堵？据答百姓不愿，今若修大堤，则千余村之居民，必环起而攻等语。可见修大堤非特无益，且不洽舆情也。大堤之外，居民甚多，有数百十户成村者，有四五家自立门户者，或筑围堤自护，或建高阜而居，大抵皆预作防水之计。村外周围之地，颇属膏腴，居民即以之耕耘，以供饮啄。此外尚有斜堤拦坝，皆以保此村田者也，然残废亦与大堤同。若民埝出险，不足恃也。

险工　沿河一带，险工最多。凡顶冲之处，或已决之处，皆有工程。其工程磨盘埽居，多以秸料覆土，层垒为之，形如磨盘，或紧贴于岸，或接连于堤，其形势分歧不一，即高低厚薄，亦每埽不同。每埽错落参差，绝不相连，中仍走水，以使三面受敌，不知何意。鄙见数埽应一气呵成，不存罅隙，既省料工，更形坚固。且料埽入水，削如壁立，不作斜坡，适足以当冲，不能使水滑过，似非得法。至秸料亦非经久之物，因其中有心，质如灯草，最能吸水，使料易于腐烂，料烂则与沙土同，毫无劲力矣。监工曾见旧埽数处，虽形势相连，而根基已坏，一经盛涨，必即漂流，民埝定为所累。或云秸料为本地土产，用广价廉，舍此别无他料。诚能如监工前篇所言，多种藤柳，数年之后，便可足用，更毋须以巨万金钱造此不经久之事。或又云料埽原以挑水，一两年后，水已收道，料埽虽烂，亦复何虑。监工殊不谓然。若不改弦更张，恐抢险不过养疽耳。为今之计，虽无他料可用，其埽工应先行改式。傍岸者使之连成一片，做斜坡入水，以导其流，并须多用木桩，牵连于岸，以坚固麻绳系之，其护埽所抛之石，亦宜加粗加多，位置得法，方可御冲刷之力。监工曾见有以石块排于埽上者，镇压秸料，不使为风吹去，抑何可笑。此外尚有石堤，如北镇一带，尚称稳固，而盐窝石堤，则已根底全虚，所未即坍圮者，赖尚有石灰粘凑，然亦不能久矣。

二、盐窝至海口尾闾情形

黄河尾闾，已由盐窝改道三次，首次向东北由铁门关入海，二次向东由韩家垣入海，三次向东南由丝网口入海。今谨将三处情形次第言之，尚有新挑引河一条，亦并论及。

铁门关海口　此系大清河尾闾，黄河改道山东以来，由此入海，历三十余年，至韩家垣决口，舍东北而向正东。今铁门关一道，前半已淤垫甚高，河身成为平地，莫可辨识，左右两堤，尽成村落。铁门关以下，堤已尽矣，一派黄沙，地极瘠苦。约距铁门关下游八里，河形复见，有水直通于海。河边之地，虽系沙滩，而沙下不深便有混土。河中之水，平时深约二尺，大潮可涨至三四尺，可至萧神庙，若东北风大作，可增至五六尺不等。由三沟子起有船只可以出海，往来烟台。

●　英嫔、春贵人乘马图。清宫廷画师绘，纸本，设色，长76厘米，宽56厘米

此次因河冻地潮，不能出海察勘，仅至三沟子以下十里，满地苇草，大潮所经，遂返辔不复前进。据土人言，往下八里，已见寻常潮汐，再往下十二里，便为海滨，海口有拦门沙，潮退时，仅深二尺。此沙共长宽若干，未曾复勘，揣度必不甚小。计自盐窝至铁门关，海口约一百一十里。

韩家垣海口　自韩家垣决口，黄河尾闾取道于此垂八九年，近复改道东南。韩家垣一带，已无黄河踪迹，惟自新萧神庙以下，距海约六十里之遥，复见河形，中亦有水，系最低之地积水不消。闻距海约十一里，此河分为两溜，状如燕尾，然亦不深。海口亦有拦门沙，潮退时，直塞口门，不容河水泻出。此拦门沙露出水面，宽约二里。查韩家垣一道，并未筑堤。计自盐窝至韩家垣海口，约一百里。

新挑引河　此河系于韩家垣决口之后，特于口门之下，挑挖一道，以便引水至萧神庙旧槽入海。然当时深仅四五尺，宽仅三丈，现在尚无此数。弯曲甚多，此河计长四十里，若取直共有二十五里，大约系循原有水道挑挖节省工费之故。河底以萧神庙、韩家垣两处，挖深三尺，便有泥土，亦有泥土竟见于地面者。周围各村，均有井，深一丈一尺，即可见水，泥在水中，不甚深也。铁门关附近，有烧瓦器之窑，该处土质，概可想见。

丝网口海口　现在黄河之由此口入海，漫散地上，并无河道。小水时分为多，溜底均不深，中有沙滩，正溜水底深仅三四尺，有一两处最深，亦不过一丈。将近海口，则只有一尺四五寸，此处水面甚宽，约有三百丈之多。闻海口并无拦门沙，想系流缓溜浅，其沙已于地上停淤，无可再送入海也。查北岭子决口之时，尚有上游三处，同时开口，故丝网口水流不猛，北岭子门之树至今犹竖水中，古庙一座，亦巍然独立，是其明验。若谓辛庄等处，房舍漂流，则系土屋不坚之故，非水力汹涌有以致之也。北岸于北岭子以下，并未设堤，惟以铁门关南堤为北岸，以护村落而已。南岸则由盐窝起新行接筑，一堤距水约远二里。计自盐窝至丝网口海口约九十里。

三、酌量应办治河事宜

治河如治病，必须先察其原。欲察其原，必须先按脉理，方知其病原之所在，然后施药，不特厥疾可瘳，而且永无后患。若但按疮敷药，不问其毒发于何处，非良医之所为也。黄河在山东为患，而病原不在于山东，若只就山东治黄河，何异于按疮敷药？虽可一时止痛，而不久旧疾复作矣。盖其毒未消，其病根未拔也。夫水性犹人，初本善也，若不导之教之，性乃迁矣。天之生水，原以养人，何尝以害人？乃人不知其性，不防其迁，遂使肆为暴虐，生民昏垫，国帑虚糜，终无底止。推原其故，良因治水仅就一隅，不筹全局。今若一误再误，恐徒劳无功耳。欲求一劳永逸，宜先竟委究原。由山东视黄河，黄河只在山东。由中国视黄河，则黄河尚有不在山东者。安知山东黄河之患，非从他处黄河而来？故就中国治黄河，黄河可治，若就山东治黄河，黄河恐终难治。请详言之。

溯黄河之源，出于星宿海，取道甘肃，流入蒙古沙漠，改道多次，始至山西，已挟沙而来矣；道出陕西，又与渭水汇流，其质更浊；再穿土山向东而出，拖泥带水，直入河南，所至波（疑为“披”——编注）靡，水益浑矣，此即黄河之病原也，下游之病良由此，主治之宜在病原加意。盖下游停淤之沙，系从上游拖带而来。上游地高，势如建瓴，且两面有山约束之，水流极速，沙不能停，迨一过荣泽，一派平原，水力遂杀，流缓则沙停，沙停则河淤，河淤过高，水遂改道，此自然之理。征诸往事，已有明征。惟一河改道，万姓遭殃，转于沟壑，死于饥寒，从古迄今，不知凡几。而黄河则南迁北徙，畅所欲为，以开封为中心，自辟半径之路，于扬子江北中间千五百里扇形之地，任意穿越，虽齐鲁诸大峰，亦难阻止。河水所经之处，沙停滩结，民叹其鱼，防不胜防，迄无良策，补偏救弊，劳民伤财，其祸较疾病刀兵尤为猛烈。然天下无不治之水，虽非易事，尚非人力难施。其法维何？曰求诸算学而已。

治法　夫治法岂易言哉！黄河延袤中国境内，计一万余里之长。地势之高低，河流之屈曲，水性之缓急，含沙之多少，向未详细考究，并无图表。问诸水滨，亦鲜有能答之者。今欲求治此河，有应行先办之事三：一、测量全河形势，凡河身宽窄深浅，堤岸高低厚薄，以及大水小水之浅深，均须详志。二、测绘河图，须纤悉不遗。三、分段派人查看水性，较量水力，记载水志，考求沙数，并随时查验水力若干，停沙若干。凡水性沙性，偶有变迁，必须详为记出，以资参考。

以上三事，皆极精细，而最关紧要者，非此无以知河水之性，无以定应办之工，无以导河之流，无以容水之涨，无以防患之生也。此三事未办，所有工程，终难得当，即可稍纾目前，不旋踵而前功尽隳矣。若测绘既详，考究复审，全局在握，便可参酌应办工程，以垂久远。犹须各省黄河统归一官节制，方能一律保护，永无后患。但照此办理，经费必巨。然欲使一劳永逸，宜先筹计每年养河之费若干，堵筑之费若干，蠲免粮钱若干，赈济抚恤若干，财产淹没若干，民命死亡若干，并除弊后能兴利若干，积若干年共计若干，较所费之资，孰轻孰重，孰损孰益，不至于犹豫矣。

按照图志，可以知某处水性地势，定其河身。由河身，即可定水流之速率，不使变更，水面之高低，不使游移。凡河底之浅深，河岸之坚脆，工料之松固，均可相因，无意外之虑。此皆算学精微之理，不能以意为之。定河身最为难事，须知盛涨水高若干，其性若何，停沙于河底者几多，停沙于滩面者几多。涨之高低，速率不同，定河身须知各等速率，方能使无论高低之涨，其速率均足刷沙入海。

河形弯曲，致生险工，亦须酌改，然大非易事，非详慎推算不为功。盖裁弯取直则路近，路近则低率（即地势高低之数）增，低率增则速率亦增，速率增则过水之数亦增，于盛涨时尤宜并上下游通行筹算后，方可裁去一弯。盖裁弯能生他险，不可不虑，此亦非但凭眼力可为之事。

河堤所资以束水者也，须并河身一同推算。即入水斜坡，统须坚固，以御异常盛涨，方不至误事。至堤之高低厚薄，则视土性之松实，料质之坚脆耳。至应如何造法，亦须视水线高低，水力缓急。所需材料总以能御水挖为妙，不必尽用石堤，亦毋庸尽用料埽，盖土堤筑造坚实，护以柳树草片，亦足以御寻常水力。查各国护河之堤，多以土为之，并无全用石工者，但须推算合法，位置得宜，看守不懈，勿任践踏耳。其石堤料埽，只于险处用之。总而言之，可省者宜省，不可省者必不宜省，然非测算精详不可。监工兹绘堤式两种，似与黄河合宜，何处应用何式，则俟临时查勘，因地制宜，非谓全河均应改用也。惟无论需用何种材料，均须采择上品者方能坚久。

大水时河流至堤根，小水时河流在两岸之中。而堤与岸均系松土，常为急流挟之以去，即化为沙，至流缓处，淤成高滩，积渐遂生危险。此固可虑，而尤可虑者，上游各土山随时坍塌入水，流至下游，为患甚烈。应行设法保护，于过水两岸，尽筑斜坡，先护以泥，再种草片，并多栽树木，以坚实之。有险之处，则宜于岸根打桩，以树枝编成筐，以泥土填成块，再叠石为墙，或砌石为坡，并抛大石块于水底，方足以御水力。其土山两旁，亦须抛石水底，再筑石墙于其上，以阻塌陷，如此则岸土不致为水拖带，河流可以渐清，河患自然日减，此系治河应办紧要之工程。

大溜应教常走河之中间，宜在何处设法，此时不能预定。大约须于弯处水底多筑挑水坝，以导其流。挑水坝应用树枝，或用石块，则俟随时斟酌情形办理，惟秸料不能经久，且无劲力，则不可用。减水坝亦应讲求，以防异常盛涨，宜即设在堤边。应先测量地势，察勘情形，以河流之方向，定坝口之方向。此坝须以大石并塞门德土为之。坝后所挑之河，或已有之河，应筑坚堤约束，庶所过之水，不致以邻国为壑。此河亦须宽深不甚弯曲，且低于黄河，其河身实有容水之地，始能合用。

黄河尾闾海口高仰，复有拦门沙，致河水入海未畅。应用机器挖土船以挑挖之，然先筑海塘，再用机器，或可事半功倍。此海塘接长河堤入海，则水力益专，能将沙攻至海中深处，为海口必不可少之工程。再用机器于拦沙挖深一道，俾水力更激，可以自刷其余。此项工程需费颇巨，然各国海口均有之，黄河何独不然？美国米西西比海口，奥国大牛白海口，前亦堵塞，今大轮船可以往来，是其明验。法国仙纳海口，前此亦有拦沙阻碍，行船最为险恶，旋经以大石填海，筑造海塘，高出大潮水面，两塘相距九十丈，塘成之日，海口竟深至二丈，至今船只称便。比国麦司海口，亦曾兴此大工。此外尚有多处，不胜枚举。

●　大龙邮票。光绪四年（1878年）发行，它是中国发行的第一种邮票，图案称为“江山云龙”

黄河延袤数省，关系国计民生极大。现时上游水至下游，不能即知。下游出险，上游事后方觉，声气不通，防范未能周密。应照永定河办法，沿河设立电线，按段通电，随时随事，报知全河官弁，俾患可预弭。此为刻不容缓之事。治河之工程，既已举行，守河之章程，亦宜厘定，俾一律恪遵，永远办理，方不致前功尽。查现在河防员弁，虽能克己奉公，而百姓踏堤埽挑土砍柳锄草诸恶习，并未广为禁止。应妥定律例，严行厉禁，周密巡查，犯者惩治。堤上不准搭盖房屋，如须行车，必专筑马路之处，格外培厚，方不至于损堤。官弁随时稽查，稍有残缺不整，即为修补。如此则工程可永远完固，不致生意外之虞。

黄河上游，应否建设闸坝，用以拦沙；或择大湖用以减水，亦应考。求治河有此办法，理合声明。上游之山，应令栽种草木，以杀水势。泰西各国，因山水暴发，屡次为灾，饬令于源头及濒水诸山栽种草木，水势遂杀。偶有一二处树木，被人私砍，水势即复猖狂，政府严行禁止，并设官专管树木。西人重视此事，是有效验之明证。查山水暴发，其故有二，一因山上土松，不能吸水；二因山势陡峭，无以阻水。若遍种树木，则树根既能坚土，又复吸水，且可杀其势，从容而下，不至倒泻。倘山上不宜种树，亦应种草，其功虽不及树木之大，亦终胜于无。法国颁行亚尔伯诸山种树律例以来，成效已大著矣。

四、现时应办救急事宜

前篇治河应办各事，既非旦夕之工，必俟全河详细测量，估计工料，妥筹办法，方臻美备。诚恐河流汹涌，迫不及待，亟应先办救急事宜，庶几现时灾患不生，将来治理较易。救急之事维何？曰培修堤岸，固筑险工，并疏通尾闾而已。至于更改河形以畅其流，展缩河身以顺其性，保护堤岸以阻其倾，各工程应俟日后从容办理，此时无暇及此。

培修河堤之法，前篇已详言之，毋庸再赘。惟应以埝为堤。若大堤则相距太远，有河面过宽之患，又复残缺不整，修无可修，即修亦无益。各处险工，宜全行固筑，应派员全工察勘，估计工程。凡当冲之堤，已朽之埽，务即一律保护，其过低过薄之堤，亦应加高培厚。堤内临水之坡，应加泥一层，以种青草，并于堤根遍栽树木，设法禁人踏，此为最急之务，速办为妙。有险处之堤根，或抛石或编坝以固之，亦须因地制宜。凡堤有所开过路之道，应即行修补，并于堤顶筑造石子马路，以便车马往来，不至损碍。

尾闾海道，最宜妥定，以铁门关、韩家垣现均淤塞，丝网口则水势散漫，并无河槽。查此项尾闾，择地者主见不一，有谓铁门关淤垫处应挑通使水仍复旧道者，有谓宜仍由韩家垣旧道者，有谓应由十六户挑引河直至铁门关以避盐窝险工者，有谓应由盐窝挑一直河仍由丝网口者，有谓应于蒲台县三岔河引水入海者，有谓黄河应于大马家挑河至孔家庄并入徒骇河使之入海者。大马家在利津上游八里之地，查徒骇河形颇弯曲。孔家庄河面约宽九十丈，小水水面约六十丈，两岸颇高，并未筑堤，大水约离岸尚低八尺，其上游于禹城以下，全已淤塞，海口约距孔家庄七十里，并无拦沙。鄙意黄河未治之先，其水不应走徒骇河，盖恐浊流入清，即使清者亦变为浊，未免可惜。如欲酌定一处，必须于各处详细测量，品地势之高低，察流水之方向。查现在武备学堂测量生颇具聪明，又复勤奋，四散测量，不遗余力，惜时日太促，未能详备，所绘之图，只能阅其大概。况各段河中过水之数，以及地之低率，无从查考。至引河河形，惟按海口之地甚平，引河以愈短愈直愈妙。盖河短势直即低率可增，流水较有力也。河身则以能容盛涨为度，两堤则以能束水为度，又须格外坚固，以防冲决。大约海口所有旧河槽，以不用为妙，以旧槽形皆曲折，堤亦不周备，不如另择新地酌量形势办理之为愈。今无论引河挑在何处，其海口必须有机器挖沙，不能恃水自刷，因河病未除，河沙未减，到处停淤之病，仍不能免，恐新挑之河，不久亦如旧口为沙堵塞不通也。鄙意引河河形，以能容水畅流为度，庶无意外之虑。

减水坝为必不可少之件，应设何处，尚未详考。有人指示济南府城下游十八里，原有滚坝之处，似可合用。监工于归途便道履勘，见此坝距黄河尚有五里，原造之意，系引济南诸山清水入黄，以助攻沙，然向未启用。坝门甚小，只有一丈四尺，又与诸河不通，若欲用之，尚需另挑引河以通小清河。查小清河河身，仅足自容，盛涨时水已漫岸，又无河堤约束，若再将黄河灌入，势必漫浸，即济南省城亦恐遭淹溺。鄙意如欲减水，以入徒骇河为宜，然仍须测量筹算方可定议，惟徒骇河亦须加宽添筑河堤，方可合用。

以上四大端皆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是否有当，均候裁夺示遵。监工此番奉委勘河，常与司道大员及地方官会同查勘，虽各人看法稍异，而和衷共济，为国家宣劳，为中堂效命，以国计民生为怀，作一劳永逸之想，则不约而同。盖无分中外，咸欲赞成利国利民之大功，其胸中则毫无成见也。

卢法尔谨上。

李鸿章之督粤也，承前督李瀚章、谭钟麟之后，百事废弛已极，盗贼纵横，萑苻遍地。鸿章至，风行雷厉，复就地正法之例，以峻烈忍酷行之，杀戮无算，君子病焉。然群盗慑其威名，或死或逃，地方亦赖以小安。而其最流毒于粤人者，则赌博承饷一事是也。粤中盗风之炽，其源实由赌风而来，盗未有不赌，赌未有不盗。鸿章之劝赌也，美其名曰“缉捕经费”，其意谓以抽赌之金为治盗之用也，是何异恐民之不为盗而以是诲之？既诲之，而复诛之，君子谓其无人心矣。孟子曰：“及陷于（应为“乎”——编注）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夫不教而刑，犹谓罔民，况劝之使入于刑哉？扬汤止沸，拖薪救火，其老而悖耶？不然，何晚节末路，乃为此坏道德损名誉之业以遗后人也？或曰：“鸿章知赌风之终不可绝，不如因而用之以救政费之急。”夫淫风固未易绝，而未闻官可以设女闾；盗风未易绝，而未闻官可以设山泊。此等义理，李鸿章未必不知之。知之而复为之，则谓之全无心肝而已。鸿章莅粤，拟行警察法于省城，盖从黄遵宪之议也，业未竟而去。

●　清代火车票

粤中华洋杂处，良莠不齐。狡黠之徒常借入教为护符，以鱼肉乡里，而天主教及其他教会之牧师，常或袒庇而纵恣之。十年以来，大吏皆阘冗无能，老朽濒死，畏洋如虎，以故其焰益张。李鸿章到粤，教民尚欲逞故技以相尝试。鸿章待其牧师等，一据正理，严明权限，不稍假借。经一二次后，无复敢以此行其奸者。噫嘻！以数十年老练之外交家，虽当大敌或不足，然此幺麽者，则诚不足以当其一嘘矣。今之地方官，以办教案为畏途者，其亦太可怜耳。

鸿章之来粤也，盖朝旨以康党在海外气势日盛，使之从事于镇压云，鸿章乃捕系海外义民之家族三人焉。无罪而孥，骚扰百姓，野蛮政体，莫此为甚。或曰：“非李鸿章之意也。”虽然，吾不敢为讳。

第十一章　李鸿章之末路

义和团之起

李鸿章之位置

联军和约

中俄满洲条约

李鸿章薨逝

身后恤典

李鸿章最初之授江苏巡抚也，仅有虚名，不能到任；其最后之授直隶总督也，亦仅有虚名，不能到任。造化小儿，若故为作弄于其间者然。虽然，今昔之感，使人短气矣。鸿章莅粤未一年，而有义和团之事。义和团何自起？戊戌维新之反动力也。初今上皇帝既以新政忤太后，八月之变，六贤被害，群小竞兴，而康有为亡英伦，梁启超走日本。盈廷顽固党，本已疾外人如仇雠矣，又不知公法，以为外国将挟康梁以谋己也，于是怨毒益甚。而北方人民，自天津教案以至胶州割据以来，愤懑不平之气，蓄之已久，于是假狐鸣篝火之术，乘间而起。顽固党以为可借以达我目的也，利而用之。故义和团实政府与民间之合体也，而其所向之鹄各异：民间全出于公，愚而无谋，君子怜之；政府全出于私，悖而不道，普天嫉之。

使其时李鸿章而在直隶也，则此祸或可以不作，或祸作而鸿章先与袁许辈受其难，皆未可知。而天偏不使难之早平，偏不令李之早死，一若特为李设一位置，使其一生历史，更成一大结果者。至六月以后，联军迫京师，于是李鸿章复拜议和全权大臣之命。

●　列强瓜分中国时局图

当是时，为李鸿章计者曰，拥两广自立，为亚细亚洲开一新政体，上也；督兵北上，勤王剿拳，以谢万国，中也；受命入京，投身虎口，行将为顽固党所甘心，下也。虽然，第一义者，惟有非常之学识，非常之气魄，乃能行之，李鸿章非其人也。彼当四十年前方壮之时，尚且不敢有破格之举，况八十老翁，安能语此？故为此言者，非能知李鸿章之为人也。第二义近似矣，然其时广东实无一兵可用，且此举亦涉嫌疑，万一廷臣与李不相能者，加以称兵犯阙之名，是骑虎而不能下也。李之衰甚矣，方日思苟且迁就，以保全身名，斯亦非其所能及也。虽然，彼固曾熟审于第三义，而有以自择，彼知单骑入都之或有意外，故迟迟其行，彼知非破京城后则和议必不能成，故逗留上海，数月不发。

两宫既狩，和议乃始。此次和议虽不如日本之艰险，而亦过之。鸿章此际，持以镇静，徐为磋磨，幸各国有厌乱之心，朝廷有悔祸之意，遂于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定为和约十二款如下：

第一款

一、大德国钦差男爵克大臣被戕害一事，前于西历本年六月初九日即中历四月二十三日奉谕旨（附件二）亲派醇亲王载沣为头等专使大臣，赴大德国大皇帝前代表大清国大皇帝暨国家惋惜之意。醇亲王已遵旨于西历本年七月十二日即中历五月二十七日自北京起程。

二、大清国国家业已声明在遇害该处所竖立铭志之碑与克大臣品位相配，列叙大清国大皇帝惋惜凶事之旨，书以辣丁、德、汉各文。前于西历本年七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六月初七日经大清国钦差全权大臣文致大德国钦差全权大臣（附件三）。现于遇害处所建立碑坊一座，足满街衢，已于西历本年六月二十五日即中历五月初十日兴工。

第二款

一、惩办伤害诸国国家及人民之首祸诸臣。将西历本年二月十三、二十一等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本年正月初三等日，先后降旨所定罪名开列于后（附件四、五、六）。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均定斩监候罪名，又约定如皇上以为应加恩贷其一死，即发往新疆永远监禁，永不减免。庄亲王载勋、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翘，均定为赐令自尽。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均定为即行正法。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大学士徐桐、前四川总督李秉衡，均已身死，追夺原官，即行革职。又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联元、太常寺卿袁昶，因上年力驳殊悖诸国义法极恶之罪被害，于西历本年二月十三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上谕开复原官，以示昭雪（附件七）。庄亲王载勋已于西历本年二月二十一日即中历正月初三日，英年、赵舒翘已于二十四日即初六日均自尽。毓贤已于廿二日即初四日，启秀、徐承煜已于廿六日即初八日，均正法。又西历本年二月十三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廿五日上谕将甘肃提督董福祥革职，俟应得罪名定谳惩办。西历本年四月廿九日、六月初三、□月□□等日即中历三月十一、四月十七、□月□□等日先后降旨将上年夏间凶惨案内所有承认获咎之各外省官员分别惩办。

二、上谕将诸国人民遇害被虐之城镇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附件八）。

第三款

因大日本国使馆书记生杉山彬被害，大清国大皇帝从优荣之典，已于西历本年六月十八日即中历五月初三日降旨简派户部侍郎那桐为专使大臣，赴大日本国大皇帝前代表大清国大皇帝及国家惋惜之意（附件九）。

第四款

大清国国家允定在于诸国被污渎及挖掘各坟墓建立涤垢雪侮之碑，已与诸国全权大臣会同商定，其碑由各该国使馆督建，并由中国国家付给估算各费银两，京师一带，每处一万两，外省每处五千两。此项银两，业已付清。兹将建碑之坟墓，开列清单附后（附件十）。

第五款

大清国国家允定不准将军火暨专为制造军火各种器料运入中国境内，已于西历一千九百一年八月十七日即中历本年七月初四日降旨禁止进口二年。嗣后如诸国以为有仍应续禁之处，亦可降旨将二年之限续展（附件十一）。

第六款

上谕大清国大皇帝允定付诸国偿款海关银四百五十兆两，此款系西历一千九百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条款内第二款所载之各国各会各人及中国人民之赔偿总数（附件十二）。

甲　此四百五十兆系海关银两，照市价易为金款。此市价按诸国各金钱之价易金如左：海关银一两，即德国三马克零五五，即奥国三克勒尼五九五，即美国圆零七四二，即法国三佛郎克五，即英国三先令，即日本一圆四零七，即荷兰国一弗乐零七九六，即俄国一鲁布四一二。俄国鲁布，按金平算即十七多理亚四二四。此四百五十兆，按年息四厘，正本由中国分三十九年按后附之表各章清还（附件十三）。本息用金付给，或按应还日期之市价易金付给。还本于一千九百零二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千九百四十年终止。还本各款，应按每届一年付还，初次定于一千九百零一年正月初一日付还。利息由一千九百零一年七月初一日起算。惟中国国家亦可将所欠首六个月至一千九百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息展在自一千九百零二年正月初一日起，于三年内付还。但所展息款之利，亦应按年四厘付清。又利息每届六个月付给，初次定于一千九百零二年七月初一日付给。

乙　此欠款一切事宜，均在上海办理。如后诸国各派银行董事一名会同将所有由该管之中国官员付给之本利总数收存，分给有干涉者，该银行出付回执。

丙　中国国家将全数保票一纸交驻京诸国钦差领衔手内。此保票以后分作零票，每票上各由中国特派之官员画押。此节以及发票一切事宜，应由以上所述之银行董事各遵本国饬令而行。

丁　付还保票财源各进款，应每月给银行董事收存。

戊　所定承担保票之财源，开列于后：一、新关各进款俟前已作为担保之借款各本利付给之后余剩者。又进口货税增至切实值百抽五，将所增之数加之。所有向例进口免税各货，除外国运来之米及各杂色粮面并金银以及金银各钱外，均应列入切实值百抽五货内。二、所有常关各进款，在各通商口岸之常关，均归新关管理。三、所有盐政各进项，除归还泰西借款一宗外，余剩一并归入，至进口货税增至切实值百抽五。诸国现允可行，惟须二端：一将现在照估价抽收进口各税，凡能改者皆当急速改为按件抽税几何。改办一层如后，以为估算货价之基，应以一千八百九十七、八、九三年卸货时各货牵算价值，乃开除进口及杂货总数之市价。其未改以前，各该税仍照估价征收。二北河、黄浦两水路，均应改善，中国国家亦应拨款相助。至增税一层，俟此条款画押两个月后，即行开办，除在此画押日期后至迟十日已在途间之货外，概不得免抽。

●　李鸿章与各国代表

第七款

大清国国家允定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处，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民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亦可自行防守。使馆界线于附件之图上标明如后（附件十四）：东面之线，系崇文门大街，图上十、十一、十二等字；北面图上系五、六、七、八、九、十等字之线；西面图上系一、二、三、四、五等字之线，南面图上系十二、一等字之线，此线循城墙南址随城垛而画。按照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正月十六日即中历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文内后附之条，中国国家应允诸国分应自主，常留兵队分保使馆。

第八款

大清国国家应允将大沽炮台及有碍京师至海通道之各炮台一律削平，现已设法照办。

第九款

按照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正月十六日即中历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文内后附之条款，中国国家应允由诸国分应主办会同酌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通道无断绝之处。今诸国驻防之处，系黄村、郎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王岛、山海关。

第十款

大清国国家允定两年之久，在各府、厅、州、县将以后所述之上谕颁行布告：

一、西历本年二月初一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十三日上谕以永禁或设或入与诸国仇敌之会，违者皆斩（附件十五）。

二、西历本年□月□□日即中历□月□□日上谕一道犯罪之人如何惩办之处，均一一载明。

三、西历本年□月□□日即中历□月□□日上谕，以诸国人民遇害被虐各城镇停止文武各等考试。

四、西历本年二月初一日即中历上年十二月十三日上谕各省抚督文武大吏暨有司各官，于所属境内均有保平安之责，如复滋伤害诸国人民之事，或再有违约之行，必须立时弹压惩办，否则该管之员，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亦不得开脱别给奖叙（附件十六）。

以上谕旨现于中国全境渐次张贴。

第十一款

大清国国家允定将通商行船各条约内，诸国视为应行商改之处，及有关通商各地事宜，均行议商，以期妥善简易。按照第六款赔偿事宜，约定中国国家应允襄办改善北河、黄浦两水路，其襄办各节如左：

一、北河改善河道，在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会同中国国家所兴各工，尽由诸国派员与修。

二、俟治理天津事务交还之后，即可由中国国家派员与诸国所派之员会办，中国国家应付海关银每年六万以养其工。

三、现设立黄浦河道局，经管整理改善水道各工，所派该局各员，均代中国及诸国保守在沪所有通商之利益。预估后二十年，该局各工及经管各费应每年支用海关银四十六万两，此数平分，半由中国国家付给，半由外国各干涉者出资。该局员差并权责进款之详细各节，皆于后附文件内列明（附件十七）。

第十二款

西历本年七月二十四日即中国六月初九日降旨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按照诸国酌定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此上谕内已简派外务部各王大臣矣（附件十八）。且变通诸国钦差大臣觐见礼节，均已商定由中国全权大臣屡次照会在案。此照会在后附之节略内述明（附件十九）。

兹特为议明以上所述各语，及后附诸国全权大臣所发之文牍，均系以法文为凭。大清国国家既如此按以上所述西历一千九百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文内各款，足适诸国之意妥办，则中国愿将一千九百年夏间变乱所生之局势完结，诸国亦照允随行。是以诸国全权大臣奉各本国政府之命代为声明，除第七款所述之防守使馆兵队外，诸国兵队即于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月□□日，即中历□月□□日全由京城撤退。并除第九款所述各处外，亦于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月□□日即中历□□年□月□□日由直隶省撤退。今将以上条款缮定同文十二分，均由诸国全权大臣画押，诸国全权大臣各存一分，中国全权大臣收存一分。

联军和约既定，尚有一事为李鸿章未了之债者，则俄人满洲事件是也。初《中俄密约》所订，俄人有自派兵队保护东方铁路之权，至是义和团起，两国疆场之间有违言焉，俄人即借端起衅，掠吉林、黑龙江之地，达于营口。北京方有联军之难，莫能问也。及和议开，俄人坚持此事归中俄两国另议，与都中事别为一谈。不得已许之。及列国和约定，然后满洲之问题起。李鸿章其为畏俄乎，为亲俄乎，抑别有不得已者乎？虽不可知，然其初议之约，实不啻以东三省全置俄国势力范围之下，昭昭然也。今录其文如下：

第一条　俄国交还满洲于中国，行政之事，照旧办理。

第二条　俄国留兵保护满洲铁路，俟地方平静后，并本条约之枢要四条一概履行后，始可撤兵。

第三条　若有事变，俄国将此兵助中国镇压。

第四条　若中国铁路 ⁽¹⁾ 未开通之间，中国不能驻兵于满洲。即他日或可驻兵，其数目亦须与俄国协定，且禁止输入兵器于满洲。

第五条　若地方大官处置各事，不得其宜，则须由俄国所请，将此官革职。满洲之巡察兵，须与俄国相商，定其人数，不得用外国人。

第六条　满洲、蒙古之陆军海军，不得聘请外国人训练。

第七条　中国宜将在旅顺口之北金州之自主权抛弃之。

第八条　满洲、蒙古、新疆伊犁等处之铁路、矿山，及其他之利益，非得俄国许可，则不得让与他国，或中国自为之，必亦须经俄国允许。牛庄以外之地，不得租借与他国。

第九条　俄国所有之军事费用，一切皆由中国支出。

第十条　若满洲铁路公司有何损害，须中国政府与该公司议定。

第十一条　现在所损害之物，中国宜为赔偿，或以全部利益，或以一部利益，以为担保。

第十二条　许中国由满洲铁路之支路修一铁路以达北京。

此草约一布，南省疆吏士民，激昂殊甚，咸飞电阻止，或开演说会，联名抗争。而英、美、日各国，亦复腾其口舌，势将干涉。俄使不得已，自允让步。经数月，然后改前约数事如左：

第一条　同。

第二条　同。

第三条　同。

第四条　中国虽得置兵于满洲，其兵丁多寡，与俄国协议，俄国协定多少，中国不得反对，然仍不得输入兵器于满洲。

第五条　同。

第六条　删。

第七条　删。

第八条　在满洲企图开矿山、修铁路及其他何等之利益者，中国非与俄国协议，则不许将此等利益许他国臣民为之。

第九条　同。

第十条　同。并追加“此乃驻扎北京之各国公使协议，而为各国所采用之方法”字样。

第十一条　同。

第十二条　中国得由满洲铁路之支路修一铁路至直隶疆界之长城而止。

至是而李鸿章病且殆矣。鸿章以八十高年，久经患难，今当垂暮，复遭此变，忧郁积劳，已乖常度。本年以来，肝疾增剧，时有盛怒，或如病狂，及加以俄使，助天为虐，恫喝催促，于邑难堪。及闻徐寿朋之死，拊心呕血，遂以大渐，以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廿七日薨于京师之贤良寺。闻薨之前一点钟，俄使尚来促画押云。卒之此约未定，今以付诸庆亲王、王文韶。临终未尝口及家事，惟切齿曰：“可恨毓贤误国至此！”既而又长吁曰：“两宫不肯回銮。”遂瞑焉长逝，享年七十八岁。行在政府得电报，深宫震悼。翌日奉上谕：

朕钦奉懿旨。大学士一等肃毅伯直隶总督李鸿章，器识渊深，才猷宏远，由翰林倡率淮军，戡平发、捻诸匪，厥功甚伟，朝廷特沛殊恩，晋封伯爵。翊赞纶扉，复命总督直隶兼充北洋大臣。匡济艰难，辑和中外，老成谋国，具有深衷。去年京师之变，特派该大学士为全权大臣，与各国使臣妥定和约，悉合机宜。方冀大局全定，荣膺懋赏，遽闻溘逝，震悼良深。李鸿章著先行加恩，照大学士例赐恤，赏给陀罗经被。派恭亲王溥伟带领侍卫十员，前往奠醊。予谥文忠，追赠太傅，晋封一等侯爵，入祀贤良祠，以示笃念荩臣至意。其余饰终之典，再行降旨。钦此。

其后复赏银五千两治丧，赏其子李经述以四品京堂，承袭一等侯爵，李经迈以京堂候补，其余子孙，优赏有差，赐祭两坛。又命于原籍及立功省分及京师建立专祠，地方官岁时致祭，列入祠典，朝廷所以报其勋者亦至矣。而此一代风云人物，竟随北洋舰队、津防练勇，同长辞此世界、此国民。吾闻报之日，成一挽联云：

太息斯人去，萧条徐泗空，莽莽长淮，起陆龙蛇安在也。

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阳好，哀哀浩劫，归辽神鹤竟何之。

(1) 疑指满洲铁路。

第十二章　结论

李鸿章与古今东西人物比较

李鸿章之轶事

李鸿章之人物

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虽然，其人物之位置果何等乎？其与中外人物比较，果有若何之价值乎？试一一论列之。

第一，李鸿章与霍光。史家评霍光曰不学无术，吾评李鸿章亦曰不学无术，然则李鸿章与霍光果同流乎？曰：“李鸿章无霍光之权位，无霍光之魄力。”李鸿章谨守范围之人也，非能因于时势，行吾心之所安，而有非常之举动者也。其一生不能大行其志者以此，安足语霍光？虽然，其于普通学问，或稍过之。

第二，李鸿章与诸葛亮。李鸿章忠臣也，儒臣也，兵家也，政治家也，外交家也。中国三代以后，具此五资格，而永为百世所钦者，莫如诸葛武侯。李鸿章所凭借，过于诸葛，而得君不及之。其初起于上海也，仅以区区三城，而能奏大功于江南，创业之艰，亦略相类。后此用兵之成就，又远过之矣。然诸葛治崎岖之蜀，能使士不怀奸，民咸自厉，而李鸿章数十年重臣，不能辑和国民，使为己用。诸葛之卒，仅有成都桑八百株，而鸿章以豪富闻于天下，相去何如耶？至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犬马恋主之诚，亦或仿佛之。

第三，李鸿章与郭子仪。李鸿章中兴靖乱之功，颇类郭汾阳，其福命亦不相上下。然汾阳于定难以外，更无他事，鸿章则兵事生涯不过其终身事业之一部分耳。使易地以处，汾阳未必有以过合肥也。

第四，李鸿章与王安石。王荆公以新法为世所诟病，李鸿章以洋务为世所诟病，荆公之新法与鸿章之洋务，虽皆非完善政策，然其识见规模，决非诟之者之所能及也。号称贤士大夫者，莫肯相助，且群焉哄之，掣其肘而议其后，彼乃不得不用佥壬之人以自佐。安石、鸿章之所处同也，然安石得君既专，其布画之兢兢于民事，局面宏远，有过于鸿章者。

第五，李鸿章与秦桧。中国俗儒，骂李鸿章为秦桧者最多焉。法越、中日两役间，此论极盛矣。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犹可言也，士君子而为此言，吾无以名之，名之曰狂吠而已。

●　《辛丑条约》部分内容

第六，李鸿章与曾国藩。李鸿章之于曾国藩，犹管仲之鲍叔，韩信之萧何也。不宁惟是，其一生之学行见识事业，无一不由国藩提撕之而玉成之，故鸿章实曾文正肘下之一人物也。曾非李所及，世人既有定评。虽然，曾文正儒者也，使以当外交之冲，其术智机警，或视李不如，未可知也。又文正深守知止知足之戒，常以急流勇退为心，而李则血气甚强，无论若何大难，皆挺然以一身当之，未曾有畏难退避之色，是亦其特长也。

第七，李鸿章与左宗棠。左李齐名于时，然左以发扬胜，李以忍耐胜。语其器量，则李殆非左所能及也。湘人之虚憍者，尝欲奉左为守旧党魁以与李抗，其实两人洋务之见识不相上下，左固非能守旧，李亦非能维新也。左文襄幸早逝十余年，故得保其时俗之名，而以此后之艰巨谤诟，尽附于李之一身，文襄福命亦云高矣。

第八，李鸿章与李秀成。二李皆近世之人豪也。秀成忠于本族，鸿章忠于本朝，一封忠王，一谥文忠，皆可以当之而无愧焉。秀成之用兵、之政治、之外交，皆不让李鸿章，其一败一成，则天也。故吾求诸近世，欲以两人合传而毫无遗憾者，其惟二李乎？然秀成不杀赵景贤，礼葬王有龄，鸿章乃绐八王而骈戮之，此事盖犹有惭德矣。

第九，李鸿章与张之洞。十年以来，与李齐名者，则张之洞也。虽然，张何足以望李之肩背？李鸿章实践之人也，张之洞浮华之人也。李鸿章最不好名，张之洞最好名，不好名故肯任劳怨，好名故常趋巧利。之洞于交涉事件，著著与鸿章为难，要其所画之策，无一非能言不能行。鸿章尝语人云：不图香涛作官数十年，仍是书生之见。此一语可以尽其平生矣。至其虚憍狭隘，残忍苛察，较之李鸿章之有常识有大量，尤相去霄壤也。

第十，李鸿章与袁世凯。今后承李鸿章之遗产者，厥惟袁世凯。世凯鸿章所豢养之人也。方在壮年，初膺大任，其所表见盖未著，今难悬断焉。但其人功名心重，其有气魄敢为破格之举，视李鸿章或有过之。至其心术如何，其毅力如何，则非今之所能言也。而今日群僚中，其资望才具，可以继鸿章之后者，舍袁殆难其人也。

第十一，李鸿章与梅特涅。奥宰相梅特涅（Metternich），十九世纪第一大奸雄也。凡当国四十年，专出其狡狯之外交手段，外之以指挥全欧，内之以压制民党。十九世纪前半纪，欧洲大陆之腐败，实此人之罪居多，或谓李鸿章殆几似之。虽然，鸿章之心术，不如梅特涅之险，其才调亦不如梅特涅之雄。梅特涅知民权之利而压之，李鸿章不知民权之利而置之；梅特涅外交政策，能操纵群雄，李鸿章外交政策，不能安顿一朝鲜，此其所以不伦也。

第十二，李鸿章与俾斯麦。或有称李鸿章为东方俾斯麦者，虽然，非谀词，则妄言耳，李鸿章何足以望俾斯麦？以兵事论，俾斯麦所胜者敌国也，李鸿章所夷者同胞也；以内政论，俾斯麦能合向来散漫之列国而为一大联邦，李鸿章乃使庞然硕大之支那降为二等国；以外交论，俾斯麦联奥、意而使为我用，李鸿章联俄而反堕彼谋。三者相较，其霄壤何如也？此非以成败论人也，李鸿章之学问、智术、胆力，无一能如俾斯麦者，其成就之不能如彼，实优胜劣败之公例然也。虽李之际遇或不及俾，至其凭借则有过之。人各有所难，非胜其难，则不足为英雄。李自诉其所处之难，而不知俾亦有俾之难，非李所能喻也。使二人易地以居，吾知其成败之数亦若是已耳。故持东李西俾之论者，是重诬二人也。

第十三，李鸿章与格兰斯顿。或又以李、俾、格并称三雄，此殆以其当国之久位望之尊言之耳，李与格固无一相类者。格之所长，专在内治，专在民政，而军事与外交，非其得意之业也。格兰斯顿，有道之士也，民政国人物之圭臬也；李鸿章者，功名之士也，东方之人物也，十八世纪以前之英雄也，二者相去盖远甚矣。

第十四，李鸿章与爹亚士。法总统爹亚士（Thiers），巴黎城下盟时之议和全权也。其当时所处之地位，恰与李鸿章乙未、庚子间相仿佛，存亡危急，忍气吞声，诚人情所最难堪哉。但爹亚士不过偶一为之，李鸿章则至再至三焉；爹亚士所当者只一国，李鸿章则数国，其遇更可悲矣。然爹亚士于议和后，能以一场之演说，使五千兆佛郎，立集而有余，而法兰西不十年，依然成为欧洲第一等强国；若李鸿章则为偿款所困，补救无术，而中国之沦危，且日甚一日。其两国人民爱国心之有差率耶，抑用之者不得其道也？

第十五，李鸿章与井伊直弼。日本大将军柄政时，有幕府重臣井伊直弼者，当内治外交之冲，深察时势，知闭关绝市之不可，因与欧美各国结盟，且汲汲然欲师所长以自立。而当时民间，尊王攘夷之论方盛，井伊以强力镇压之，以效忠于幕府，于是举国怨毒，集彼一身，卒被壮士刺杀于樱田门外，而日本维新之运乃兴。井伊者，明治政府之大敌，亦明治政府之功臣也。其才可敬，其遇可怜，日人至今，皆为讼冤。李鸿章之境遇，殆略似之，然困难又较井伊万万也。井伊横死，而鸿章哀荣，其福命则此优于彼焉。然而日本兴矣，然而中国如故也。

第十六，李鸿章与伊藤博文。李鸿章与日相伊藤，中日战役之两雄也。以成败论，自当右伊而左李，虽然，伊非李之匹也。日人常评伊藤为际遇最好之人，其言盖当。彼当日本维新之初，本未尝有大功，其栉风沐雨之阅历，既输一筹，故伊藤之轻重于日本，不如鸿章之轻重于中国，使易地以处，吾恐其不相及也。虽然，伊有优于李者一事焉，则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此伊所以能制定宪法，为日本长治久安之计。李鸿章则惟弥缝补苴、画虎效颦，而终无成就也。但日本之学如伊藤者，其同辈中不下百数，中国之才如鸿章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则又不能专为李咎者也。

李鸿章之治事也，案无留牍，门无留宾，盖其规模一仿曾文正云。其起居饮食，皆立一定时刻，甚有西人之风。其重纪律，严自治，中国人罕有能及之者。不论冬夏，五点钟即起，有家藏一宋拓兰亭，每晨必临摹一百字，其临本从不示人，此盖养心自律之一法。曾文正每日在军中，必围棋一局，亦是此意。每日午饭后，必昼寝一点钟，从不失时。其在总理衙门时，每昼寝将起，欠伸一声，即伸一足穿靴，伸一手穿袍，服役人一刻不许迟误云。

养生一用西医法，每膳供双鸡之精汁，朝朝经侍医诊验，常上电气。

戈登尝访李鸿章于天津，勾留数月。其时俄国以伊犁之役，颇事威吓，将有决裂之势。鸿章以询戈登，戈登曰：“中国今日如此情形，终不可以立于往后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全权以大加整顿耳。君如有意，仆当执鞭效犬马之劳。”鸿章瞿然改容，舌挢而不能言。

李鸿章接人常带傲慢轻侮之色，俯视一切，揶揄弄之。惟事曾文正，如严父，执礼之恭，有不知其然而然者。

李鸿章与外国人交涉，尤轻侮之，其意殆视之如一市侩，谓彼辈皆以利来，我亦持筹握算，惟利是视耳。崇拜西人之劣根性，鸿章所无也。

李鸿章于外国人中，所最敬爱者惟两人：一曰戈登，一曰美国将军格兰德，盖南北美之战立大功者也。格兰德游历至津，李鸿章待以殊礼。此后接见美国公使，辄问询其起居。及历聘泰西时，过美国，闻美人为格兰德立纪功碑，即赠千金以表敬慕之情。

李鸿章之治事最精核，每遇一问题，必再三盘诘，毫无假借，不轻然诺，既诺则必践之，实言行一致之人也。

李鸿章之在欧洲也，屡问人之年及其家产几何。随员或请曰：此西人所最忌也，宜勿尔。鸿章不恤，盖其眼中直无欧人，一切玩之于股掌之上而已。最可笑者，尝游英国某大工厂，观毕后，忽发一奇问，问于其工头曰：君统领如许大之工场，一年所入几何？工头曰：薪水之外无他入。李徐指其钻石指环曰：然则此钻石从何来？欧人传为奇谈。

世人竞传李鸿章富甲天下，此其事殆不足信，大约数百万金之产业，意中事也。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其股份皆不少，或言南京、上海各地之当铺银号，多属其管业云。

李鸿章之在京师也，常居贤良寺。盖曾文正平江南后，初次入都陛见，即僦居于此，后遂以为常云。将来此寺当为《春明梦余录》添一故实矣。

李鸿章生平最遗恨者一事，曰未尝掌文衡。戊戌会试时在京师，谓必得之，卒不获。虽朝殿阅卷大臣，亦未尝一次派及，李颇怏怏云。以盖代勋名，而恋恋于此物，可见科举之毒入人深矣。

以上数条不过偶所触及，拉杂记之，以观其人物之一斑而已。著者与李鸿章相交既不深，不能多识其遗闻轶事，又以无关大体，载不胜载，故从缺如。然则李鸿章果何等之人物乎？吾欲以两言论断之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呜呼！李鸿章往矣，而天下多难，将更有甚于李鸿章时代者，后之君子，何以待之?

吾读日本报，有德富苏峰著论一篇，其品评李鸿章有独到之点，兹译录如下：

支那之名人物李鸿章逝，东洋之政局，自此不免有寂寞，不独为清廷起乔凋柱折之感而已。

概而言之，谓李鸿章人物之伟大，事功之崇隆，不如谓其福命之过人也。彼早岁得科第，入词馆，占清贵名誉之地位；际长发之乱，为曾国藩幕僚，任淮军统帅，赖戈登之力以平定江苏；及其平捻也，亦禀承曾国藩之遗策，成大功；及为直隶总督，办天津教案，正当要挟狼狈之际，忽遇普法战起，法、英、俄、美皆奔走喘息于西欧大事，而此教案遂销沉于无声无影之间。迩来二十有五年，彼统制北洋，开府天津，综支那之大政，立世界之舞台，此实彼之全盛时代也。

虽然，彼之地位，彼之势力，非悉以侥幸而得之者。彼在支那文武百僚中，确有超卓之眼孔，敏捷之手腕，而非他人之所能及也。彼知西来之大势，识外国之文明，思利用之以自强，此种眼光，虽先辈曾国藩，恐亦让彼一步，而左宗棠、曾国荃更无论也。

彼屯练淮军于天津，教以洋操；兴北洋水师，设防于旅顺、威海、大沽；开招商局，以便沿海河川之交通；置机器局，制造兵器；办开平煤矿；倡议设铁路。自军事、商务、工业，无一不留意。虽其议之发自彼与否暂勿论，其权全在彼与否暂勿论，其办理之有成效与否暂勿论，然要之导清国使前进以至今日之地位者谁乎？固不得不首屈一指曰：李鸿章也。

世界之人，殆知有李鸿章，不复知有北京朝廷。虽然，北京朝廷之于彼，必非深亲信者。不宁惟是，且常以猜疑憎嫉之眼待之，不过因外部之压迫，排难解纷，非彼莫能，故不得已而用之耳。况各省督抚，满廷群僚，其不释然于彼者，所在皆是。盖虽其全盛时代，而其在内之势力，固已甚微薄，而非如对外之有无限权力无限光荣也。

中日之役，是彼一生命运之转潮也。彼果自初蓄意以主战乎？不能深知之。但观其当事机将决裂之际，忽与俄使喀希尼商，请其干涉弭兵，则其始之派兵于朝鲜，或欲用威胁手段，不战而屈日本，亦未可知。大抵彼自视过高，视中国过大，而料敌情颇有不审者。彼盖未知东亚局面之大势，算有遗策，不能为讳也。一言蔽之，则中日之役，实彼平生之孤注一掷也。而此一掷不中，遂至积年之劳绩声名，扫地几尽。

寻常人遭此失意，其不以忧愤死者几希。虽然，彼以七十三岁之高龄，内则受重谴于朝廷，外则任支持于残局，挺出以任议和之事，不幸为凶客所狙，犹能从容，不辱其命，更舆榇赴俄国，贺俄皇加冕，游历欧美，于前事若无一毫介意者，彼之不可及者，在于是。

彼之末路，萧条甚矣。彼之前半生，甚亲英国，其后半生，最亲俄国，故英人目彼为鬻身于俄廷。以吾论之，彼之亲俄也，以其可畏乎，以其可信乎？吾不得而知之。要之，彼认俄国为东方最有势力之国，宁赂关外之地，托庇于其势力之下，以苟安于一时，此其大原因也。彼之《中俄密约》《满洲条约》等事，或视之与秦桧之事金，同为卖国贼臣，此其论未免过酷。盖彼之此举，乃利害得失之问题，非正邪善恶之问题也。

彼自退出总理衙门后，或任治河而远出于山东，或任商务而僻驻于两广，直至义和团事起，乃复任直隶总督，与庆王同任议和全权，事方定而溘然长逝，此实可称悲惨之末路，而不可谓耻辱之末路也。何也？彼其雄心，至死未消磨尽也。

使彼而卒于中日战事以前，则彼为十九世纪之一伟人，作世界史者必大书特书而无容疑也。彼其容貌堂堂，其辞令巧善，机锋锐敏，纵擒自由，使人一见而知为伟人。虽然，彼之血管中，曾有一点英雄之血液否乎？此吾所不敢断言也。彼非如格兰斯顿有道义的高情，彼非如比斯麦有倔强的男性，彼非如康必达有爱国的热火，彼非如西乡隆盛有推心置腹的至诚。至其经世之识量，亦未有能令我感服而不能已者。要而论之，彼非能为鼓吹他人崇拜英雄心之偶像也。

虽然，彼之大横著，有使人惊叹者。彼支那人也！彼大支那人也！彼无论如何之事，不惊其魂，不恼其心，彼能忍人所不能忍，无论若何失望之事，视之如浮云过空。虽其内心或不能无懊恼乎，无悔恨乎，然其痕迹，从何处求之见之？不观乎铁血宰相比斯麦乎？一旦失意退隐，其胸中瞋恚之火，直喷出如焰。而李鸿章则于其身上之事，若曾无足以挂其虑者然，其容忍力之伟大，吾人所尊敬膜拜而不能措者也。

若使彼如诸葛孔明之为人，则决无可以久生于此世界之理。何也？彼一生之历史，实支那帝国衰亡史也，如剥笋皮，一日紧一日。与彼同时代之人物，凋落殆尽，彼之一生，以前光后暗而终焉。而彼之处此，曾不以扰动其心。或曰：彼殆无脑筋之人也！虽然，天下人能如彼之无脑筋者有几乎？无脑筋之绝技一至此，宁非可叹赏者耶？

●　光绪年间的西学刊物

陆奥宗光尝评彼曰，谓彼有豪胆，有逸才，有决断力，宁谓彼为伶俐有奇智，妙察事机之利害得失也。此言殆可谓铁案不移。虽然，彼从不畏避责任，是彼之不可及也，此其所以数十年为清廷最要之人，濒死而犹有绝大关系，负中外之望也。或曰：彼自视如无责任，故虽如何重大之责任，皆当之而不辞。然此之一事，则亦彼之所以为大也。

彼可谓支那人之代表人也。彼纯然如凉血类动物，支那人之性也；彼其事大主义，支那人之性也；其容忍力之强，支那人之性也；其硬脑硬面皮，支那人之性也；其词令巧妙，支那人之性也；其狡狯有城府，支那人之性也；其自信自大，支那人之性也。彼无管仲之经世的识量，彼无孔明之治国的诚实，虽然，彼非如王安石之学究。彼其以逸待劳，机智纵横，虚心平气，百般之艰危纠纷，能从容以排解之，舍胜海舟外，殆未见有其比也。

以上之论，确能摹写李鸿章人物之真相，而无所遗，褒之不过其当，贬之不溢其短，吾可无复赞一辞矣。至其以李鸿章为我国人物之代表，则吾四万万人不可不深自反也。吾昔为《饮冰室自由书》，有《二十世纪之新鬼》一篇，今择其论李鸿章者，附录于下：

呜呼！若星氏、格氏可不谓旷世之豪杰也哉？此五人者 ⁽¹⁾ ，于其国皆有绝大之关系。除域多利亚为立宪政府国之君主，君主无责任，不必论断外，若格里士比，若麦坚尼，皆使其国一新焉，若星亨，则欲新之而未能竟其志者也。以此论之，则李鸿章之视彼三人，有惭德矣。李鸿章每自解曰：吾被举国所掣肘，有志焉而未逮也。斯固然也。虽然，以视星亨、格里士比之冒万险忍万辱排万难以卒达其目的者何如？夫真英雄恒不假他之势力，而常能自造势力。彼星氏、格氏之势力，皆自造者也。若李鸿章则安富尊荣于一政府之下而已。苟其以强国利民为志也，岂有以四十年之勋臣耆宿，而不能结民望以战胜旧党者？惜哉李鸿章之学识不能为星亨，其热诚不能为格里士比，所凭借者十倍于彼等，而所成就乃远出彼等下也。质而言之，则李鸿章实一无学识无热诚之人也。虽然，以中国之大，其人之有学识有热诚能逾于李鸿章者几何？十九世纪列国皆有英雄，而我国独无一英雄，则吾辈亦安得不指鹿为马，聊自解嘲，翘李鸿章以示于世界曰：此我国之英雄也。呜呼！亦适成为我国之英雄而已矣，亦适成为我国十九世纪以前之英雄而已矣。

要而论之，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彼非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心，然彼弥缝偷安以待死者也。彼于未死之前当责任而不辞，然未尝有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志。谚所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中国朝野上下之人心，莫不皆然，而李亦其代表人也。虽然，今日举朝二品以上之大员，五十岁以上之达官，无一人能及彼者，此则吾所敢断言也。嗟乎！李鸿章之败绩，既已屡见不一见矣。后此内忧外患之风潮，将有甚于李鸿章时代数倍者，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鸿章其人者，亦渺不可复睹焉。念中国之前途，不禁毛发栗起，而未知其所终极也。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1) 指域多利亚（今译“维多利亚”——编注）、星亨、格里士比、麦坚尼、李鸿章。

版权信息

张居正大传

作者：朱东润

责任编辑：彭富强

选题策划：张　卉

装帧设计：李　洁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发行

序言

朱东润

二十余年以前，读到鲍斯威尔的《约翰逊博士传》，我开始对于传记文学感觉很大的兴趣，但是对于文学的这个部门做切实的研讨，只是一九三九年以来的事。在那一年，我看到一般人对于传记文学的观念还是非常模糊，更谈不到对于这类文学有什么发展，于是决定替中国文学界做一番斩伐荆棘的工作。

宗旨既经决定，开始研读。除了中国作品以外，对于西方文学，在传记作品方面，我从勃路泰格的《名人传》读到现代作家的著作；在传记理论方面，我从提阿梵特斯的《人格论》读到莫洛亚的《传记综论》。当然，我的能力有限，所在地的书籍也有限，但是我只有尽我的力量在可能范围以内前进。

在这几年以内，陆续写成的《中国传记文学之进展》《传记文学之前途》《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述论》《传记文学与人格》和其他几篇文字发表了，没有发表的也有几篇。除了散篇以外，本拟叙述中国传记文学之趋势，但是因为参考书籍缺乏，只能写定一些纲领，未能完成；完成的只有《八代传记文学述论》一本十余万字的著作。

对于中国传记文学的进展，总算勉强有些认识，但是认识过去，当然不是开导将来。佛家所谓“阅尽他宝，终非己分”，是一句颠扑不破的名言。要想为中国文学努力，专靠称扬古人、叙述故籍，其结果只落得“阅尽他宝”，谈不上继往开来的工作。一般文学如此，传记文学也是如此，所以决定实地写一本传记。这是一个尝试，成功固然很好，失败也可以给自己和别人一些警戒，实际也是一种成功。自己对于失败，本来不感觉很大的威胁，何况现在无论如何都有相当的成就呢！

写作的目标决定，其次便是形式的问题。自己认定世界是整个的，文学是整个的，在近代的中国，传记文学的意识，也许不免落后，但是在不久的将来，必然有把我们的意识激荡向前、不容落伍的一日。史汉列传的时代过去了，汉魏别传的时代过去了，六代唐宋墓铭的时代过去了，宋代以后年谱的时代过去了，乃至比较好的作品，如朱熹的《张魏公行状》、黄幹的《朱子行状》的时代也过去了，横在我们面前的是西方三百年以来传记文学的进展。我们对于古人的著作，要认识，要了解，要欣赏，但是我们绝不承认由古人支配我们的前途。古人支配今人，纵使有人主张，其实是一个不能忍受、不能想象的谬论。

西方三百年来传记文学经过不断的进展，在形式和内容方面起了不小的变化，假如我们采取这一条路线，我们究竟采取哪一种方式呢？

最有名的著作当然是鲍斯威尔的作品，一部《约翰逊博士传》成为家传户诵的文章。这里我们看到一位不修边幅的博士和他的许多朋友，我们听到他们讨论文学，讨论政治，乃至于讨论栽树鬻果一切零碎的小事。有时约翰逊来一次恶谑，捧腹大笑，剩得被嘲的鲍斯威尔抱怨自己的不幸。约翰逊笑也有，骂也有，但是他的学生葛立克趁先生不在的时候，描写先生夫妇间的爱恋，蹑手蹑脚，更引起哄堂的狂欢。这是生活，因此这部著作成为不朽的作品。但是要写成这样一部作品，至少要作者和传主在生活上有密切的关系，而后才有叙述的机会。至于作者文学上的修养和鲍斯威尔那种特有的精神，都是这类著作的必要条件。

另外一种是斯特拉哲的《维多利亚女王传》。这是一部近代的著作，打开“现代传记文学”的局面。在薄薄的二百几十页里面，作者描写女王的生平。我们看到她的父母和伯父，看到她的保姆，看到她的丈夫和子女。我们看到英国的几位首相，从梅尔朋到格莱斯顿和迪斯累利。这里有英国的政局，也有世界的大势。但是，一切只在这一部薄薄的小书里面。作者没有冗长的引证，没有烦琐的考订。假如我们甘冒比拟不伦的危险，我们不妨说《女王传》很有《史记》那几篇名著的丰神。这一部书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其实不是偶然的事。但是，一九四三年的中国似乎还不是提倡这一类著作的时期。英国人有那种所谓实事求是的精神，他们近世以来那种繁重的作品，一部《格莱斯顿传》便是数十万字，一部《迪斯累利传》便是一百几十万字，他们的基础坚固，任何的记载都要有来历，任何推论都要有根据。在这个情形之下，斯特拉哲排除一切繁重的论证，探赜钩玄，当然立刻使人耳目一新，夺取特有的地位。但是，斯特拉哲的著作正筑在那个坚固的基础上面。尽管有许多人称道这个写法，但是依我的愚见，倘使斯特拉哲在中国，决定不能写成那样的名著。中国人模仿他的写法，只会写成那种含讥带讽，似小说不是小说，似史实不是史实的作品。二三十年以来的中国文坛，转变的次数不在少处，但是还没有养成谨严的风气。称道斯特拉哲的人虽多，谁能记得这薄薄的一册曾经参考过七十几种的史料？仲弓说过：“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太简乎？”朱熹《集注》：“言自处以敬，则中有主而自治严，如是而行简以临民，则事不烦而民不扰，所以为可；若先自处以简，则中无主而自治疏矣，而所行又简，岂不失之太简而无法度之可守乎？”这说的是政治，但是同样也适用于文学，没有经过谨严的阶段，不能谈到简易；本来已经简易了，再提倡简易，岂不失之太简而无法度之可守乎？所以，斯特拉哲尽管写成一部名著，但是一九四三年的中国，不是提倡这个作法的时代和地点。

那么唯有谈到第三个作法了。十九世纪中期以来的作品，常常是那样的烦琐和冗长，但是一切都有来历、有证据。笨重确是有些笨重，然而这是磐石，我们要求磐石坚固可靠，便不能不承认磐石的笨重。十九世纪以来的作品使人厌弃的，不是它的笨重，而是取材的不知抉择和持论的不能中肯。这两点，从斯特拉哲的著作里我们可以得到启示，可以学会许多的方法。莫洛亚攻击这派的著作，认为他们抱定颂扬传主的宗旨，因此他们所写的作品只是一种谀墓的文字，徒然博得遗族的欢心，而丧失文学的价值。这个议论，确然获得我们的同情，传记成为颂扬的文字，便丧失本身的价值，原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

中国所需要的传记文学，看来只是一种有来历、有证据、不忌烦琐、不事颂扬的作品。至于取材有抉择，持论能中肯，这是有关作者修养的事。在作者着手的时候，没有一个不抱如此的期望，但是能否达到这个目标，一切只能付之读者的评判。孟子说过：“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力的方面，我们应当努力；巧的方面，不一定是单凭努力可以办到的事。

作法既经采取这一种，便得确定一个传主。我曾经说过：“任何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自己的一生。这一生的记载，在优良的传记文学家的手里，都可以成为优良的著作。所以在下州小邑、穷乡僻壤中，田夫野老、痴儿怨女的生活都是传记文学的题目。”这是一个理想的说法，事实上还有许多必要的限制。一个平常的人物不能引起读者的注意，所以作者对于这样的传主唯有运用细腻的文学技巧，从人格分析方面着手，使读者对传主的性格感到深切的同情，然后始能了解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有独特的价值。不过我们所能细密认识的，只有最有限的几个人，假如眼前不是替他们作传的时候，在这方面，实际便无从着手。在西方文学里面，平常人物的传记还是非常地寥落，这是一个理由。

因此，只能从伟大人物着手。一九四一年的秋天，正是我彷徨不定的时候。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不在少数，但是在着手的时候，许多困难来了。有的人伟大，但是他的伟大的领域不一定为我所了解。有的人的伟大是我所了解的，但是资料方面，不是少到无从探取，便是多到无从收拾。抗战期间的图书馆，内部的损失和空虚，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抗战期间的书生，生活的艰苦和困乏，也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所以在择取传主的时候，更有许多顾虑。其次，在下笔的时候，还得考虑写作中的困难。传主的时代太远了，我们对于他的生活，永远感觉到一层隔膜；太近了，我们又常常因为生长在他的影响下面，对于他的一生，不能得到全面的认识。那一个秋天，我因为传主的选择，经过不少的痛苦。

最后才决定了张居正。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虽多，但是像居正那样划时代的人物，实在数不上几个。从隆庆六年到万历十年之中，这整整的十年，居正占有政局的全面，再没有第二个和他比拟的人物。这个时期以前数十年，整个的政局是混乱，以后数十年，还是混乱，只有在这十年之中，比较清明的时代，中国在安定的状态中，获得一定程度的进展，一切都是居正的大功。他所以成为划时代的人物者，其故在此。但是居正的一生，始终没有得到世人的了解。“誉之者或过其实，毁之者或失其真”，是一句切实的批评。最善意的评论，比居正为伊、周，最恶意的评论，比居正为温、莽。有的推为圣人，有的甚至斥为禽兽。其实居正既非伊、周，亦非温、莽。他固然不是禽兽，但是他也并不志在圣人。他只是张居正，一个受时代陶熔而同时又想陶熔时代的人物。

但是，许多困难的问题来了。

第一，居正是几乎没有私生活的人物。现代传记文学，常常注意传主的私生活。在私生活方面的描写，可以使文字生动，同时更可以使读者对于传主发生一种亲切的感想，因此更能了解传主的人格。但是关于居正的私生活，我们所知道的太少了；明代人笔记里面，也许有一些记载，我们为慎重起见，不敢轻易采用，这一个缺憾，几于无法弥补。

第二，居正入阁以后的生活中心，只有政治。因为他占有政局的全面，所以对于当时的政局，不能不加以叙述。繁重、琐屑，都是必然的结果，但是不如此便不能了解居正。也许有人以为史传中的人物，寥寥数百字，可以挈举当时政局的大概，为什么要这样地浪费笔墨？不过，任何一篇史传，只是全部正史的一篇，在史家运用互见之例，尽可言在于此而意喻于彼，这是传记文学作品享受不到的便利。

最困难的是一般人对于明代大局的认识。大家知道居正综核名实，但是要他们举出名实是怎样地综核，他们便有些茫然。一个研究中国文学的大学生不知道明朝内阁的制度，一个研究政治的专家不知道明朝实际政治的运用，并不是一件罕见的事。尤其不幸的是人们那番“好古”的精神，因为好古，所以不知现代，乃至不知和现代接近的时代。一般人知道秦始皇筑长城，而不知现在的长城是杨一清、余子俊、翁万达、杨博等所筑的边墙；他们知道隋炀帝开运河，而不知现在的运河是宋礼、万恭、李化龙、曹时聘等所凿的水道。知识界这种知古而不知今的习气，使得他们对于近代的事态，发生一种隔阂。说少了，他们不会明白；说多了，他们会嫌烦渎：这是一个两难的境地。

这许多困难的后面，还有一个难题，便是材料的缺乏。《明史》《明史纪事本末》《明纪》《明史稿》《明会典》这一类常见的书籍，固然可以到手，但是重要的材料如《明实录》，就正是一部不能轻易看到的书，除了间见征引以外，竟无从利用，不能不算是一件遗憾的事。

主要的史料仍是《张文忠公全集》四十六卷。以本人的著作，为本人的史料，正是西方传记文学的通例。一个人的作品，除了有意作伪一望即知者以外，对于自己的记载，其可信的程度常在其他诸人的作品以上。关于这一点，当然还有一些限制：年龄高大，对于早年的回忆、印象不免模糊；事业完成，对于最初的动机，解释不免迁就。对于事的认识，不免看到局部而不见全体；对于人的评判，不免全凭主观而不能分析。人类只是平凡的，我们不能有过大的期待，但是只要我们细心推考，常常能从作者的一切踳驳矛盾之中，发现事态的真相。西方传记文学以传主的作品为主要的材料，其故在此。

《张文忠公全集》四十六卷的母本，是明刻《太岳集》，卷数同。在这四十六卷之中，共奏疏十三卷，书牍十五卷，文集十一卷，诗六卷，《女诫直解》一卷。除《女诫直解》以外，一切都和居正生活有关，当然是最好的史料。但是事实上这并不是居正全集的原貌。居正进白莲、白燕颂，见《明史》，今集中有《白燕曲》而无《白莲颂》。居正为高拱墓铭，见书牍卷十四《答司马曹傅川书》，今不见文集。居正有《请令天下度田疏》，略见《明史纪事本末》，今不见奏疏。张嗣修《编次先公文集凡例》言“先公文集，在旧记室所者，自嗣修等逢难，十余年后，始得完归，存者十八，逸者十二；如少年所作诸赋，全逸；应制诗，敕撰文，逸十之二。仅据存者编次之，凡为诗六卷，为文十四卷［1］，为书牍十五卷，为奏对十一卷，合之则为全集，离之亦可四种”。所谓“存者十八，逸者十二”，大致是一句遁词。余懋学曾为居正进《白莲颂》，提出弹劾［2］，神宗曾斥居正“假以丈量遮饰，骚动海内” ［3］，《白莲颂》和《请令天下度田疏》未经收入，大致是有意的删除，不是无意的逸失。至于高拱墓铭的被删，当然只是嗣修、懋修的偏见。韩愈论张巡、许远的后裔，斥为“两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大致嗣修、懋修恰是“不能通知二父志”的一类。

这四种著作的编次，也不一律。假如全体都用编年的次序，对于后人当然是一种便利，偏偏嗣修等要分类，尤其是诗集、文集，非经过一番研读参证的功夫，不能推定某篇是某年的作品，而推定的结果，只是一种假定，不是确定，所以史料的价值，不免受到影响。

幸亏奏疏、书犊的篇次，大体是编年的，所以勉强可以寻得一些端绪，但是编年之中，还不免有些分类的意味。奏疏十三卷之中，前十一卷为居正入阁以后的作品，而后二卷为入阁以前的作品。书牍十五卷，前十三卷为居正入阁以后的作品；第十四卷为居正与徐阶书三十一篇、与高拱书四篇以及其他与徐、高二人有关的书牍；第十五卷为报知己书，与王世贞、世懋兄弟书，以及入阁以前的作品，而以示季子懋修书附后。一切都看出那种编次无法的形态。

最诧异的是书牍诸篇的标题。嗣修自言：“先公书牍，自旧记室所携来，盖嗣修等遭家难十余年所，而手泽完归，考其年月，似裁答俱无恙也。或有举其官，缺其号，或有举其号，缺其官，或官号俱备，或直举其讳，凡例不定。嗣修等不敢以己意追补，仍其旧日授书记语耳。” ［4］嗣修认为书牍标题，出于居正口授。其实这是一句遁词。书牍十三有《答宣大巡抚郑范溪书》，其时郑洛为宣大总督而非巡抚；有《答蓟辽总督张崌崃书》，其时张佳胤为宣府巡抚而非蓟辽总督，及居正殁后，佳胤始有蓟辽总督之命。诸如此类，可举者尚多。一切看出书牍前十三卷纵使大体保存编年的形态，但是标题方面，还是非常凌乱；有一部分出于居正口授，还有一部分则出于事后的追题，至其或出于书记之手，或出于嗣修、懋修之手，则不可考。

即就编年的奏疏及书牍而论，所谓“编年”，其实只给一个先后的顺序，并没有注明某疏、某书作于某年某月，也没有指实某卷是某年某月之作，编年的作用，实际还不能充分，一切待从史实方面推比证验，始能得到一个大概的情形。不过比诗集、文集要每卷、每篇单独推求的，已经便利了许多。

要为居正作传，眼前所有的材料，只有这一点点。倘使看到《明实录》，对于居正入阁十六年中的政绩，一定可以得到更多的认识；倘使看到同时诸人的文集，对于居正一生的史实，一定可以得到更多的参证。但是没有办法，一切的空论，掩饰不了材料的空虚。我感到彷惶了，几番想把这个主题搁下，但是还有一些眷恋，终于竟把这本传记写成。这是为的什么？我认定传记文学的写成，不完全是材料的问题，同时还有写法的问题。蒙尼辨耐的《狄士莱里传》写成六大厚册，一百五十万言，在材料方面，可称毫发无憾，但是莫洛亚的《狄士莱里传》继此出版，不妨为一本有名的著作。华盛顿早年的日记，直到最近方始发现，关于他早年的恋人，还无从确定名姓，但是华盛顿的传记，已经出到五百种以上，并没有因为材料的不完备而停止。“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家知道有一个“至善”，也知道这个“至善”是无法完成的，但是人类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对于“至善”的努力。也许我们对于居正的估计，未免朦胧一点，其实从他对于国家的关系讲，人物不能不算伟大，只要传记文学的风气一开，以后再有十种乃至百种张居正传，并不是不能想象的事。那么这一本材料不甚完密的著作，替大家做一个前驱，未尝不是尽了一份必要的责任。

其次关于文字方面。我写《读诗四论》和其他几本书的时候，用的文言，因为这许多书中，充满文言的引证，为求本文和引证的配合起见，当然以用文言为妥适。但是在写的时候，常时感觉到一种新的意境，必须运用新的笔调，才没有辞不达意的遗憾。后来写《八代传记文学述论》，用的语体，便是这个理由。用语体写的时候，也有两种困难。第一，本文和引证显然用两种文体，读者最易感觉文字的不谐和，这是不可避免的困难。其次，语体的语汇比较贫乏，因此在叙述的时候，常时有借用文言语汇或另行创造的必要。这个困难也是同样无可避免，不过最近数年以来，这样的写法已经成为风气，文字语言都在不断地蜕变，大家在这个风气之中也就觉得无可非议。“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也许二十年以后又有一种变化，一切留给将来的人批评吧！

这样便引到对话的问题。对话是传记文学的精神，有了对话，读者便会感觉书中的人物一一如在眼前。一篇《项羽本纪》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项羽和项梁往观，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项梁掩其口曰：“无妄言，族矣！”这是两个人的对话。项羽要杀宋义，他说：“将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岁饥民贫，士卒食芋菽，军无见粮，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赵食，与赵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而秦强，何敝之承！且国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扫境内而专属于将军，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这是项羽誓众的宣言。其后鸿门之宴，项羽、范增、项庄、沛公、张良、樊哙都有说话，文字非常生动，尤其是樊哙入见的那一段。项羽按剑说：“客何为者？”这是问樊哙的，偏偏樊哙不答，张良说道：“沛公之骖乘樊哙者也。”项王才说“壮士，赐之卮酒”，这又是吩咐侍从了。一切都写得错综变化，使人感觉异常的活跃。

这个写法，在小说家手里，成为最好的工具，现代传记文学家也常时采用这个写法。但是传记文学是文学，同时也是史。因为传记文学是史，所以在记载方面应当追求真相，和小说家那一番凭空结构的作风，绝不相同。这一点没有看清，便会把传记文学引入一个令人不能置信的境地；文字也许生动一些，但是付出的代价太大，究竟是不甚合算的事。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只要是有根据的对话，我是充分利用的，但是我担保没有一句凭空想象的话。这里另外也有一些困难。从前人记对话，往往不用活的言语，而用死的文字。例如谷应泰记严世蕃下狱以后，徐阶和刑部尚书黄光升等计议的一节：

阶固已豫知，姑问稿安在，吏出怀中以进，阅毕曰：“法家断案良佳。”延入内庭，屏左右语曰：“诸君子谓严公子当死乎，生乎？”曰：“死不足赎。”“然则，此案将杀之乎，生之乎？”曰：“用杨、沈正欲抵死。”徐阶曰：“别自有说。杨、沈事诚犯天下公恶，然杨以计中上所讳，取特旨，沈暗入招中，取泛旨。上英明，岂肯自引为过？一入览，疑法司借严氏归过于上，必震怒，在事者皆不免，严公子骑款段出都门矣。” ［5］

这不会使人相信徐阶和黄光升等是这样说话的。明白一点儿说，从前人把白话翻译成文言，现在我们必须把文言仍旧翻回白话，这一类翻译的方法在经史方面有相当的根据。《尚书·尧典》：“帝曰：‘畴咨若时登庸？’放齐曰：‘胤子朱启明。’帝曰：‘吁，嚣讼，可乎？’帝曰：‘畴咨若予采？’欢兜曰：‘都，共工方鸠僝功。’帝曰：‘吁，静言，庸违，象恭滔天。’”这是一段诘屈聱牙的文章。太史公《五帝本纪》便完全改过了，我们看到：“尧曰：‘谁可顺此事？’放齐曰：‘嗣子丹朱开明。’尧曰：‘吁！顽凶，不用。’尧又曰：‘谁可者？’欢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尧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太史公做过一番翻译功夫，文字便非常地通畅。假如太史公生在今日，那么看到我们把谷应泰的文言翻回白话，一定不会感到诧异。

在把文言翻回白话的时候，我们应当注意这是翻回明代人常用的语言，而不是翻译成现代人常用的语言。我们对于明代人的说话未必有很清楚的概念，但是不妨认为明代人不会用现代特有的语汇，不会用现代变质的文法，不会用现代稗贩的幽默。在这几方面加以注意，也许可以得到明代人说话的大概。稍微困难的是明代帝、后的说话。封建帝后早已随着时代而消失了，我们没有机会和他们接触。他们是和普通人一样地说话吗？还是同剧本所写的一样，平时也是称“孤”道“寡”吗？从我所见到的大致他们还是和普通人一样。神宗生母孝定太后说过：“说与皇帝知道，尔婚礼将成，我当还本宫，凡尔动静食息，俱不得如前时闻见训教，为此忧思。” ［6］神宗自己也说过：“我一时昏迷，以致有错，尔等就该力谏乃可。尔等图我一时欢喜不言，我今奉圣母圣谕教诲我，我今改过，奸邪已去。” ［7］这都是极普通的说话，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帝、后说话的大概，在叙述对话的时候，也有一个根据。

最可喜的是居正奏疏中间留下许多对话的记载，如《谢召见疏》［8］《召辞纪事》［9］《召见纪事》［10］《召见平台纪事》［11］《送起居馆讲〈大宝箴〉记事》《送起居馆论边情记事》［12］。在记载中，居正偶然也有把对话写成文言的时候，但是最大多数都能保存当时的语气，即如《谢召见疏》记隆庆六年六月间居正奉召入朝以后，神宗说：“先生为父皇陵寝，辛苦受热。”又说：“凡事要先生尽心辅佐。”其后居正奏请遵守祖宗旧制，讲学亲贤，爱民节用，神宗答称：“先生说的是。”居正再请神宗慎起居、节饮食，神宗说：“知道了。与先生酒饭吃。”在这许多地方，我们看到当时的语调，正是最有价值的记载。

同时我们还得知道，即是居正所记的说话有时虽写成文言，其实文言和语体本来没有绝对的界限，而在说话之中，为求语言的简练，常时有由语体转成文言的倾向。授课的时候，教师有时采取近乎文言的语句，以便学生笔记，正是平常习见的事，何况奏对之时，更觉“天颜”咫尺，不许冗长烦琐呢？

这本书的大体计划是在一九四一年决定的。次年春间，写成《八代传记文学述论》。今年春间，重新写定《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是为师友琅邪馆撰述第四种、第五种。在这几年之中，一切剩余的时间，都消耗在这本书上，实际着笔是从今年一月三日开始，八月六日终了，是为师友琅邪馆撰述第六种。

也许有人看到大传的名称，感觉一点儿诧异。传记文学里用这两个字，委实是一个创举。“大传”本来是经学中的一个名称，尚书有《尚书大传》，《礼记》也有大传，但是在史传里从来没有这样用过。不过我们应当知道中国的史学发源于经学，一百三十篇的《史记》只是模仿《春秋》的作品：十二本纪模仿十二公，七十列传模仿公羊、穀梁。“传”的原义，有注的意思，所以《释名·释典艺》云：“传，传也，以传示后人也。”七十列传只是七十篇注解，把本纪或其他诸篇的人物加以应有的注释。既然列传之传是一个援经入史的名称，那么在传记文学里再来一个援经入史的“大传”，似乎也不算是破例。

几年以来的心力，所成就的只是这本很平常的著作，自己的学力仅仅达到这个阶段原是无可如何的事。我的希望，本来只是供给一般人一个参考，知道西方的传记文学是怎样写法，怎样可以介绍到中国。我只打开园门，使大众认识里面是怎样的园地，以后游览的人多了，栽培花木的也有，修拾园亭的也有，只要园地逐日繁荣，即是打开园门的人被忘却了，他也应当庆幸这一番工作不是没有意义。《法显行传》记法显经过沙河的一节：“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惟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在一个茫无边际的境界，我们唯有踏着前人的足迹，作为自己前进的路线，前人对于我们所尽的责任正是我们对于后人所有的义务。无论成功或失败，现在的努力对后人都是一个重要的参考。

我应当趁这个机会，对远方的两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十余年的生活养成我不事家人生产的习惯。我独自漂流异地，难得在寒暑假中回去一次。对日作战以后，我从越南入国，绕到抗战的大后方，从此没有看到故里。家事的处分，儿女的教养，以及环境的应付，一向我不过问，现在更落在一个人的肩上。我没有听到抱怨，也没有听到居功。尤其在故乡沦陷以后，地方的情形更坏，斗大的一个县城充满最复杂的事态，天涯游子的家属剩得举目无亲的境地，但是我始终没有听到怨恨和愁诉。正因为有人把整个心力对付家庭，我才能把整个心力对付工作。我自己的成就只有这一点点，但是在我历数这几种撰述的时候，不能忘怀数千里以外的深闺。我认为在我的一切成就之中，这是和我共同工作的伴侣。

还有一个更远在万里之外，现正在做一次国外的旅行。我们认识远在三十余年以前。我们曾经共同受过小学教师的训导，共同听过泰晤士河的波声；之后，在同事十余年之中，又共同欣赏过东湖的初月、乐山的暮钟。在我们同事的中间，他的著作我曾经都看过，我的作品也没有一本不曾经过他的商订。这本书写成的时候，他不及看到，但是最初的计划，曾经和他讨论。从他那里，我得到不少的鼓励，不少的协助；但是以前因为时常见面的关系，没有感觉致谢的必要。现在我得告诉他，万里波涛的重洋，遮断不了平生许与的友谊。

努力啊，我愿有更好的成就，报答一切友好的关切。

自序于重庆柏溪寓斋

一九四三年八月六日

注释

［1］合《女诫直解》计之，故言此。

［2］《明史》卷二三五《余懋学传》。

［3］《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

［4］《书牍凡例敬题》。

［5］《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四。

［6］《张文忠公全集》奏疏六《乞遵守慈谕疏》。

［7］奏疏九《请处治邪佞内臣疏》。

［8］《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二。

［9］奏疏七。

［10］奏疏八。

［11］奏疏九。

［12］奏疏十一。

隆庆、万历的十六年间内阁七卿年表

据明史宰辅年表、七卿年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张氏世系表

居正以上据居正《元考观澜公行略》，居正以下据敬修《文忠公行实》及他书。

明朝皇帝年表

目 录

序言

隆庆、万历的十六年间内阁七卿年表

张氏世系表

第一章　『荆州张秀才』

第二章　政治生活的开始

第三章　休假三年

第四章　再投入政治旋涡

第五章　内阁中的混斗（上）

第六章　内阁中的混斗（下）

第七章　大政变

第八章　初步的建设（上）

第九章　初步的建设（下）

第十章　第一次打击以后

第十一章　从夺情到归葬

第十二章　元老的成功

第十三章　鞠躬尽瘁

第十四章　尾声

第一章　『荆州张秀才』

据说荆州府知府李士翱前一晚做一个梦，梦见上帝给他一个玉印，吩咐转给一个孩子。第二天荆州府点名的时候，第一个恰恰是张白圭，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李士翱把他喊近，仔细一看，正是梦中所见，因此，替他改名居正，还嘱咐许多自爱的话。

宋恭帝德祐二年，临安陷落，皇帝成为俘虏。宋代遗臣，立益王昰为帝，改元景炎，继续斗争；景炎三年帝昰死了，他们再立卫王昺为帝，改元祥兴。整个的斗争，开始向南转移，南宋王朝的根据地剩得海南岛的一角。是年，文天祥的孤军失败，天祥也成为俘虏。祥兴二年，崖山的斗争又失败了，陆秀夫抱帝昺投海。张世杰还想再立皇帝，重新燃起斗争的火焰，但是惊天动地的风浪沉灭了这一个民族英雄。南宋王朝的抗元斗争就这样惨痛地结束了，这一年是元世祖至元十六年。

宋王朝倒下去了，元王朝兴起来了。但被压在底层的广大贫苦人民，地位并没有改善，他们过的仍然是被奴役的生活。在中国境内，仍然是只见到荒淫、暴虐、屠杀和灭亡。部分统治阶级没落了；曾经统治中国三百二十年的宋室，再不能产生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的死亡，在士大夫的中间，也喊不出一个百折不回的志士，剩余的只是月泉吟社这一流的诗人，借着“春日田园杂兴”的诗题，流露一点儿改朝换代的叹息。

整个中国便随着上层阶级的没落而没落，四千年的历史，从此便成为统治者脚下的灰尘吗？不会的。和西方传说中的长命鸟一样，中国人民正从毁灭里得到再生。人民的力量是不能摧毁的。统治者的昏庸腐朽，替他们自己挖掘坟墓，但是人民大众不会随着垂死的统治者走向灭亡，他们要用自己的力量挣断身上的枷锁，争取生存的权利。他们正准备力量给骑在头上的统治者以狠狠的打击，而他们中间，也正在产生领导人物，领导全人民作斗争，这便是元顺帝以后中国的情态。顺帝至正十一年贩布的徐寿辉起兵，十二年卜士的儿子郭子兴起兵，十三年贩盐的张士诚起兵，十五年白莲会的韩林儿称帝。在这一大群人中，最特出的，一个是皇觉寺的和尚朱元璋，一个是沔阳的渔夫陈友谅。朱元璋把握着最后的胜利，成为明朝的太祖高皇帝。

“宋亡三杰”

张世杰、陆秀夫和文天祥（左起）先后在反抗蒙古入侵的斗争中牺牲，他们并称为“宋亡三杰”。

明太祖起兵，定远人李善长到了军门，只是说，“从此有天有日了”。濠人陆仲亨才十七岁，父母兄弟都死了，他怀着最后的一升麦，躲在草中，唯恐被乱兵搜到，把他送上死亡的境地，恰恰被太祖看见了，太祖喊一声“来呀”，仲亨从此投军。这里看到当时的惨状，和一般人对于这一番动乱的期待。以后善长直做到左丞相，仲亨也成为开国功臣，封吉安侯。在有名的功臣里，徐达、汤和是濠人，李文忠是盱眙人，李善长、冯国用、冯胜是定远人，邓愈、胡大海是虹县人，常遇春是怀远人，廖永安是巢县人，他们以外还有许多出身濠州附近的功臣。在明太祖的领导下，淮水流域出了许多英雄。到了明室中衰的时期，也幸亏淮水流域一个无名英雄的后裔，再从人民中间出来，重新领导国家的事业，为明王朝的统治延长了七十二年［1］的存在。这是明代的大学士张居正。

于谦

于谦（1398—1457），字廷益，浙江钱塘人。明代著名军事家、政治家，曾率军民保卫北京城，挽救了明朝江山。

居正出生的时候，明室已经中衰了：太祖、成祖的武功没有了，仁宗、宣宗的文治也没有了，之后便是正统十四年英宗出征，不幸恰被鞑靼人包围，大军数十万遇到歼灭的命运，连皇帝也成了俘虏。在这个困难的阶段，幸亏于谦出来，拥立景帝，支持了当日的天下。以后是英宗复辟，于谦被杀，再下便是宪宗即位，全国的政治，更看不到清明的时代。宪宗的儿子孝宗总算是一个贤君，但是孝宗下面，便是荒唐的武宗：北京古老了，宣府是他的“家里”；皇宫住腻了，他住在“豹房”；皇帝做厌了，他自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太子没有，东宫也不要了，他有无数的义子，把积庆坊、鸣玉坊毁去，改建他的义子府。正德五年安化王寘造反，十四年宁王宸濠造反，总算没有成为大乱，但是明室的元气已经衰耗了。武宗殁后，他的从弟世宗即位。世宗是一个有名的干才，但是聪明当中带着痴呆的气息，尽管一面制礼作乐，处处表现太平盛世的现象，可是建斋兴醮，也处处流露荒诞无稽的思想。整个政治的提示是偏执和专制，大臣常有的际遇是廷杖和杀戮，因此到处都是谄谀逢迎的风气。政治的措施只能加速全社会的腐化和动摇。这是张居正出生的时代。

居正的先代一直推到元末的张关保，凤阳定远人［2］。关保是太祖初起时的一个兵士，以后渡江，破采石矶，从大将军徐达平定江南，立功浙江、福建、广东，最后授归州长宁所世袭千户，入了湖广的军籍。军籍是明代的一种制度，天下初定，各府设所，诸府要害之地设卫，大致五千六百人为卫，一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一百一十二人为百户所，兵士和官长都有世籍，所谓军籍。居正的祖先，是太祖的功臣，以后又世隶军籍，这便造成了他一生以身许国的夙愿。

关保在史册上没有留下怎样的功绩，死后葬在宜都。居正答宜都知县许印峰说“远祖孤茔，辱垂青扫拂” ［3］，大致即指此。关保的子孙，在居正《先考观澜公行略》里，仅仅传下两个名字，但是到了关保的曾孙，便有事迹可考。他名诚，字怀葛，是居正的曾祖。

张诚只是次子，世袭千户的尊荣，当然与他无关，因此从归州迁到江陵，入江陵籍。张诚到了江陵以后，不得不靠自己谋生，有余的时候，他便施舍穷人，斋供和尚，因此自己永远处在困顿的中间。张诚有点口吃，江陵人给他起一个外号“张謇子” ［4］。謇子尽管謇子，但是他的话特别多，江陵人常常引“张謇子”的话教训子弟。居正自己也引过这样几句：

昔念先曾祖，平生急难振乏，尝愿以其身为蓐荐，而使人寝处其上。使其有知，绝不忍困吾乡中父老，以自炫其闾里［5］。

二十年前曾有一宏愿，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之，垢秽之，吾无间焉。此亦吴子所知。有欲割取吾耳鼻，我亦欢喜施与，况诋毁而已乎［6］？

答吴尧山书作于万历元年，上溯二十年为嘉靖三十二年，是年居正二十九岁，正是居正为翰林院编修，大学士徐阶深相期许之后，也正在他以相业自期的时代。宰相的抱负直溯到一个“謇子”的教训，似是不易理解而其实是最易理解的事。居正把曾祖的宏愿作为自己的宏愿，这不是蹈袭而是心理的契合。

“謇子”有三个儿子：钺、镇、。镇字东湖，是居正的祖父。钺长于治产，家道日渐殷实；读书，补县学生；偏偏张镇既不读书又不治产，只是一味地放浪，最后在江陵辽王府充当护卫［7］。从张关保从军到张镇当护卫，总算是一线相传，克绍箕裘。但是中间已隔四代，一切观念都改变了，这里没有慷慨从军的气概，没有英雄事业的声誉，所剩的只是豪爽的气魄和放浪的生活。偏偏“謇子”喜欢他，这不是因为张镇的可喜，而是因为父母对于不成才的子女常有特别爱护的意趣。居正称“謇祖顾独爱之，逾于伯季远甚” ［8］，其因在此。张镇的豪爽放浪在居正的生活里留下了一些痕迹。专权、自恣，正是豪爽放浪的人走上政治生活以后的形态。

尽管“謇子”对张镇特别爱护，但是始终感到一点儿失望。第二个儿子既然不如他的哥哥和弟弟，只有希望他生一个好孩子。所以张镇生子文明的时候，“謇子”说：“我这一生，帮别人的忙多了，应当出一个好子孙，也许就是这个孩子吧！”文明字治卿，别号观澜，二十岁上，补上府学生，在科举的时代总算是一种发展，但是考过七次乡试，始终没有被录取。一直到居正点了翰林，三年秩满以后，文明才掷下考篮，叹道：“我从小读书，到今四十年，自己看看，没有什么不如人，但是一直困顿到现在，这是命呀！”其实这不是命，只是文明的“学问”不够。居正说：

“先君幼警敏，为文下笔立就，不复改窜，口占为诗，往往有奇句，然不能俯首就绳墨，循矩矱，以是见诎于有司［9］。”

读书四十年，毕竟不能使文明认识自己的不就绳墨，这正是他的倔强。居正又说他“性任真坦率，与人处，无贵贱贤不肖，咸平心无竞，不宿仇怨，人亦无怨恨之者。……喜饮酒，善谈谑，里中燕会，得先君即终席欢饮。自荐绅大夫以至齐民，莫不爱敬，有佳酒，必延致之，或载至就饮”。这里写的当然是文明父以子贵以后的形态，但是也看出他那种放浪不羁的意境。他毕竟是张镇的儿子，也正是张居正的父亲。

“謇子”对于文明的期望显然还是一个泡影，但是最后他看见居正的出生。居正的成就是“謇子”存心济世的“报应”吗？未见得，但是他有那种发心济世的宏愿，当然他的子孙会有一天实现他的志愿。居正出生在嘉靖四年五月初三，他的曾祖父张诚、祖父张镇、父张文明都在。文明是年二十二岁，母赵氏，比文明小两岁。

张居正故居

张居正1525年生于荆州江陵，故里在今太岳路北之张家台。

大人物的怀孕和出生照例有许多传说。据说居正的母亲夜中看到房间里突然发亮，一阵火光，一直连到天上，接后一个青衣童子，五六岁的样子，从天上慢慢地下来，在房间里绕床尽转，于是赵氏怀妊了。这个大约是居正大贵以后他的母亲编出来的，以后透过自我催眠的作用，本人竟信以为真了，这正是知识不健全的乡间妇女常有的事。敬修《文忠公行实》还指出赵氏怀孕十有二月才生居正，好像也被认为是贵征，这大致不会假的。在妊十月虽然是人道之常，但是一个强壮的少妇第一次怀妊期常会加长，这是每个医生知道的事实。

敬修还指出两个梦。就在居正出生的前夕，张镇梦到遍地大水，一直流满屋子。张镇惊惶得了不得，问奴辈道：“哪儿来这许多水？”奴辈说：“水是从张少保的地里流出的呀。”同夜张诚也梦到月亮落在水瓮里，照得满瓮发亮，随后一只白龟跟着水光浮上来。

居正字叔大，别号太岳，但是小的时候名为白圭，这是“謇子”因为他的幻梦给他起名的结果，“白圭”是“白龟”的谐音。嘉靖十五年，居正考生员的时候，荆州府知府李士翱看见居正，认为“白圭”两字不妥，替他改名居正。

居正的家庭只是一个寒伧的家庭。嘉靖三十三年居正请假自京回籍，上徐阶书说起“窃念正起自寒士，非阀阅衣冠之族，乏金张左右之容” ［10］；万历中与王世贞书也说：“仆先世单寒，非阀阅衣冠之旧” ［11］；都显出他对于这个家庭环境的认识。但是他存心要挣脱这个环境的约束，本来明太祖是从下层阶级出身的人物，这便给他一种启示。居正在《西陵何氏族谱序》中说：“至我国家立贤无方，唯才是用，采灵菌于粪壤，拔姬姜于憔悴；王谢子弟，或杂在庸流，而韦布闾巷之士，化为望族。” ［12］这篇文章大约做于嘉靖三十七年，其时居正是翰林院编修，正在准备国家的重用。

不过即在居正小时，张家经济状况方面已经改进了，有奴，有乳媪，总是绰有余裕的形态。居正两岁的时候，大家都看出他是一个聪明的孩子。某天他的同堂叔父龙湫［13］正在读《孟子》，居正在旁，龙湫和他开玩笑道：“孩子，不要夸聪明了，要认识‘王曰’二字才算本领。”又过了几天，龙湫读书的时候，乳母和居正又来了。龙湫把居正抱在膝上，要他认“王曰”二字，居正居然认识，因此得到“神童”的称号。居正五岁入学读书，十岁通六经大义，在荆州府很有一些声名。

嘉靖十五年，居正十二岁，在荆州府投考。据说荆州府知府李士翱前一晚做一个梦，梦见上帝给他一个玉印，吩咐转给一个孩子。第二天荆州府点名的时候，第一个恰恰是张白圭，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李士翱把他喊近，仔细一看，正是梦中所见，因此，替他改名居正，还嘱咐许多自爱的话。荆州府考过以后，湖广学政田顼来了。李士翱见到田顼，告诉他荆州府有这样一个聪明的孩子。田学政把张居正招来面试，试题是“南郡奇童赋”，居正很快地交了卷，学政和荆州府都惊异得了不得。这年居正补府学生［14］。

大致就在次年发生居正和辽嗣王宪之间的一段故事。太祖洪武十一年封第十五子植为卫王，二十六年改封辽王。起初辽王府在广宁，即今辽宁省北镇县。建文年间，辽王渡海南归，改封荆州，这是辽王府在荆州的由来。张镇为辽府护卫，张家和辽府从此发生关系。居正出生的前一年，即嘉靖三年，第六代辽王袭封，这是庄王致格。次年庄王妾生子宪，正和居正同年。致格是一个多病的人，府中大小一切都由王妃毛氏管理。毛妃有主张，有办法，在当时很有声望。嘉靖十六年，庄王死了，宪因为还在丧服中间，当然不能袭封，而且年龄很小，所以大权还在嫡母毛妃手里。毛妃看到宪只是一个放荡不羁的少年，但是居正已经是名震荆州的小秀才了。一天毛妃招居正入府赐食，吩咐宪坐在下面。毛妃对宪说：“你这样不上进，终有一天给居正牵着鼻子走呀！”宪充满了惭愤，但是没有发作。他和居正从此相识，但是在友谊的后面深深地滋长了仇恨。

居正十三岁这一年从荆州到武昌应乡试，这次要是试中，便是举人了。诗集留下两首最早的作品，录一首于此：

题　竹［15］

绿遍潇湘外，疏林玉露寒，凤毛丛劲节，只上尽头竿。

这首诗很幼稚，也不像应试的格式。大概这时居正的声名在湖广已经很大，所以主考官给他临时的口试和平常的形式不同。单凭居正的年龄和声名，原有中举的希望。但是因为湖广巡抚顾璘的主张，这次却没有成功。

顾璘，应天府上元县人，是当时有名的才子，和同县陈沂、王韦并称为“金陵三俊”，其后又加入宝应朱应登，称为四大家［16］。他认为十三岁的孩子就中举人，以后会自满，反而把上进的志愿打消，这是对居正的不利，因此主张趁此给他一些挫折，使他更能奋发。他和监试的冯御史说：“张居正是一个大才，早些发达，原没有什么不可，不过最好还让他迟几年，等到才具老练了，将来的发展更没有限量。这是御史的事，一切请你斟酌吧。”这次居正的考卷很得湖广按察佥事陈束的欣赏。陈束极力主张录取他，但是监试御史想起顾璘的吩咐，竭力拒绝，居正竟没有被录取。这件事对居正产生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居正对顾璘始终感激，委实这是一件值得感激的事。要是居正就在这年中举，不过早了三年，以后也许在湖广添一个唐寅那样的人物，而其一生的事业便会在诗酒风流中消逝。他自己也曾说：

仆昔年十三，大司寇东桥顾公，时为敝省巡抚，一见即许以国士，呼为小友。每与藩、臬诸君言：“此子将相才也。昔张燕公识李邺侯于童稚，吾庶几云云。”又解束带以相赠曰：“子他日不束此，聊以表吕虔意耳。”一日留仆共饭，出其少子，今名峻者，指示之曰：“此荆州张秀才也。他年当枢要，汝可往见之，必念其为故人子也。”仆自以童幼，岂敢妄意今日，然心感公之知，思以死报，中心藏之，未尝敢忘［17］。

科举考试的进阶

科举考试是平民进入仕途的主要途径，但需要经过层层淘汰，但实际上只有极少一部分能够成为幸运儿。

嘉靖十九年，居正十六岁，再应乡试，这次居然中试。十六岁的举人毕竟很年轻了。恰巧这时顾璘正在安陆督工，居正到安陆进见，顾璘很高兴，把自己的犀带赠给他，说道：“古人都说大器晚成，这是为中才说法罢了。当然你不是一个中才，上次我对于冯御史的嘱咐，竟耽误了你三年，这是我的错误了。但是我希望你要有远大的抱负，要做伊尹，做颜渊，不要只做一个年少成名的秀才。”其实顾璘认为居正十六岁中举的事毕竟还太早。

就在这年，辽嗣王宪三年丧服已满，照例袭封，成为第七代辽王。居正的发达当然会加重母妃的督责，也增添宪的惭愤。他将一切怨恨都发泄到辽府护卫张镇的身上。据说宪把张镇召进辽府，赐他喝酒。张镇看到孙儿中举，辽王又赐酒，正得开怀畅饮。可是一杯又一杯，也委实喝不下了，宪还要他喝。最后，张镇竟是醉死的，因此在居正、宪中间又添了一个大仇，然而表面上一切还是非常地亲近。居正的曾祖“謇子”大概已经死了，没有看到居正的发达。

居正乡试中试的第二年，即嘉靖二十年辛丑，是会试的一年，这次居正曾否入京会试，不可考。依照明代的制度，乡试的次年便是会试，新科的举人都要入京，也许居正因为年龄太小，没有去。到嘉靖二十三年甲辰，居正入京会试，这次却失败了。他曾说到失败的原因：

夫欲求古匠之芳躅，又合当世之轨辙，唯有绝世之才者能之，明兴以来，亦不多见。吾昔童稚登科，冒窃盛名，妄谓屈宋班马，了不异人，区区一第，唾手可得，乃弃其本业，而驰骛古典。比及三年，新功未完，旧业已芜，令追忆当时所为，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甲辰下第，然后揣己量力，复寻前辙，昼作夜思，殚精毕力，幸而艺成，然亦仅得一第止耳，犹未能掉鞅文场，夺标艺苑也［18］。

嘉靖二十六年丁未，居正再行入京会试，会试以后，再与殿试。这次成功了，中二甲进士，选庶吉士。《明史·选举志》言：“成祖初年，内阁七人非翰林者居其半，翰林纂修亦诸色参用。自天顺二年，李贤奏定纂修专选进士，由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通计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者十九，盖科举视前代为盛，翰林之盛则前代所绝无也。”居正这时已经身居储相之列了。

居正会试时，座主是孙承恩、张治，因为他考《礼记》，所以他的房师是阅《礼记》试卷的陈以勤、吴维岳。进士一甲第一人是李春芳，其后与居正同时为大学士，同科还有殷士儋、王世贞、汪道昆、王宗茂、吴百朋、刘应节、王遴、殷正茂、凌云翼、陆光祖、杨巍、宋仪望、徐栻、杨继盛。这一科有第一流的首相、第一流的文人、立功边疆的大帅、弹劾权倖的忠臣，可算得人甚盛。

注释

［1］自穆宗隆庆六年张居正为首辅起，至思宗崇祯十七年为止。

［2］文集十《失考观澜公行略》，其子敬修作《文忠公行实》，则称始祖福，庐州合肥人。

［3］书牍十。

［4］方言，吃也，謇子二字出此。

［5］书牍三《答楚按院陈燕野辞表闾》。

［6］书牍三《答吴尧山言宏愿济世》

［7］王世贞《首辅传》。周圣楷的《楚宝·张居正传》《观澜公行略》《文忠公行实》皆讳其事。

［8］《观澜公行略》。

［9］文集十《先考观澜公行略》。

［10］书牍十五《谢病别徐存斋相公》。

［11］书牍十五《答廉宪王凤洲八》。

［12］文集八。

［13］张镇一子文明，即观澜公。《行实》称龙湫公，似非文明兄弟。

［14］《明史·张居正传》称十五为诸生，与《首辅传》同，当系嘉靖十五年之误。

［15］《十三岁应试作于楚王孙园亭》。

［16］《明史》卷二八六《文苑传二》。

［17］书牍十五《与南掌院赵麟阳》。

［18］书牍十五《示季子懋修》。

第二章　政治生活的开始

在居正入翰林院的时候，多数进士正在讨论怎样做西汉的文章和盛唐的诗句，但是居正的注意力却集中到实用上面，他的目光似已远远地看到二十年以后的将来。

嘉靖二十六年，居正为庶吉士，从此踏上了政治生活的大道。

这时政治的大权一切都在世宗手里。世宗是一个“英明”的君主，十六岁的时候，他只是兴王，武宗死了，遗诏召他嗣位。他自安陆兴王府入京，到了城外，礼部尚书请用皇太子即位礼，世宗立即拒绝，坚持着遗诏只是嗣皇帝，不是嗣皇子。十六岁的青年这样的坚决，确实是一个英主的举动。即位以后，为了追尊父亲兴献王的事情，他和大臣发生许多的争执，但是在大体上，我们毕竟不能不承认世宗称兴献王为皇考、伯父孝宗为皇伯考是一种合理的主张。此外还有许多兴礼作乐的事，也许现代的我们不会感到很大的兴趣，但是如废除孔子文宣王的尊号，只称先师，撤除塑像，只设木主，究竟不失为开明的举动。

然而嘉靖二十六年，世宗已经老了。他只有四十一岁，但是皇帝的年龄和一般人不同。崇高的位置使他失去了上进的诱惑，于是他开始感觉到厌倦，再由厌倦感觉到衰迈了。从嘉靖十八年起，世宗已经不视朝；二十年以后，便一直待在西苑万寿宫，连宫内也不去。一切政务都在因循和颓废中间消磨了。从嘉靖二年起，世宗在宫中开始修醮，至此更是无日不在修醮当中。当时还有前朝、后朝的分别，前朝百官的章奏是给世宗皇帝看的；后朝便是道士的章奏，也是给世宗看的，但是后朝的世宗只是道士的领袖。可是世宗对于整个政治仍然把持着，一步也不放松。他是洞内的虎豹，发怒的时候会从洞内跳出来，打死些獐猫鹿兔，打得厌倦了，便仍回洞内，度那优裕懒散的生活。嘉靖二十六年以后，世宗杀夏言，杀曾铣，杀丁汝夔、杨选、杨守谦、王忬，乃至杀杨继盛，杀严世蕃，都是统一的心理作用。然而世宗毕竟厌倦而衰迈了，整个政权慢慢地从他手里落下，严嵩、严世蕃父子就乘此盗弄君权，显赫一时。可是大柄仍然在世宗手里，当他从斋醮中清醒过来的时候，严嵩不免奉命回籍，严世蕃竟至身首异处。假如这是当时政治的轨道，那么居正入仕的那一年，明代的政治正在这样的轨道上面。

北京主要机构图

明朝的五部（除刑部外）和五军都督府都集中于正阳门与承天门之间的区域。

明代自成祖以来，政治的枢纽全在内阁。这是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阁近似、然而完全不同的组织。现代西方的内阁是议会政治的产物；它的权力相当地庞大，有时甚至成为国家的统治者，除了偶然受到议会制裁以外，不受任何限制，整个内阁，人员常在六七人以上，有时多至二三十人；全体阁员不是出于一个政党，便出于几个政见不甚悬殊的政党；内阁总理，纵使不一定能够操纵全部的政治，但是他在内阁的领导权，任何阁员都不能加以否认。明代的内阁便完全两样了。整个内阁只是皇帝的秘书厅，内阁大学士只是皇帝的秘书：内阁的权力有时竟是非常渺小，即使在相当庞大的时候，仍旧受到君权的限制；任何权重的大学士，在皇帝下诏斥逐以后，当日即须出京，不得逗留片刻；内阁的人员有时多至八人，但是通常只有四五人，有时仅有一人；因为阁员的来源，出于皇帝的任命，而不出于任何的政党，所以阁中的意见时常有分歧，偶有志同道合的同僚意见一致，这只是和衷共济，而不是政见的协调；在四五人的内阁中间，正在逐渐演成一种领袖制度，这便是所谓首辅，现代的术语，称为秘书主任，皇帝的一切诏谕，都由首辅一人拟稿，称为票拟；在首辅执笔的时候，其余的人只能束手旁观，没有斟酌的余地，即使有代为执笔的时候，也难免再经过首辅的删定；首辅的产生常常是论资格，所以往往身任首辅数年，忽然来了一个资格较深的大学士，便只能退任次辅；首辅、次辅职权的分限没有明文规定，只有习惯，因此首辅和其余的阁员时常会有不断的斗争；政治的波涛，永远发生在内阁以内，次辅因为觊觎首辅的大权，便要攻击首辅，首辅因为感受到次辅的威胁，也要驱逐次辅；同时因为维持内阁的尊严，所以他们的斗争常是暗斗而不是明争；又因为内阁阁员或多或少地都得到皇帝的信任，所以斗争的第一步便是破坏皇帝对他的信任，以致加以贬斥或降调，而此种斗争的后面常常潜伏着诬蔑、谗毁，甚至杀机。这样的政争，永远是充满血腥的，而居正参加政治的时代，血腥正在内阁中荡漾。

夏言

夏言（1482—1548），字公谨，贵溪（今江西贵溪）人。嘉靖年间曾任内阁首辅，后受严嵩迫害，客死他乡。

嘉靖二十六年，内阁大学士只有夏言、严嵩二人。在嘉靖二十三年以后，严嵩曾经当过一年有余的首辅，但是因为嘉靖二十四年九月起用夏言这是曾经当过三年首辅的资格较深的人物，所以退为次辅。夏言贵溪人，严嵩分宜人，他们虽然同是来自江西，却是属于两个范畴的人物。夏言是一味的高亢，严嵩便一味的柔佞。夏言有时甚至和世宗反抗。世宗在醮天的时候，自己戴着香叶冠，一时高兴，制了几顶香叶冠，分赐大臣。第二天严嵩把轻纱笼着香叶冠，颤巍巍地戴进西苑来。夏言竟没有戴，世宗问起来，他只说大臣朝天子用不着道士的衣冠。在他们同在内阁的时候，有一次严嵩跪在皇帝面前，泪水像雨一样的落下，说夏言欺负他，世宗想起夙恨，把夏言斥逐了，这是夏言第一次落职。以后便是严嵩的专权，贪污放恣成为政治的风气，所以世宗才想起重用夏言。夏言再入内阁以后，他们两人仍把以前的作风再行表演。世宗派小内监到他们家里去的时候，夏言只是坐着，把他们当奴才看待；严嵩却拉小内监并坐，数长数短地问着，等到小内监告辞的时候，更是满把的金钱塞到他们袖管里。世宗醮天，要有一道上给玉皇大帝的表章——因为写在青纸上，当时称为青词——便吩咐夏言、严嵩拟上来，夏言只是潦草塞责，严嵩便聚精会神，把他的文学天才完全灌注到青词上面。这是第二次夏言、严嵩在阁内的斗争，但是这次夏言的失败却失败在内阁之外。

自从明代开国起，直到神宗中世，国家的边患只有北方的一面。元代的后裔都在北边，在他们分散的时候，对于国家本来不成为多大的问题；但是一旦团结起来，常会给予国家一种严重的威胁。最初鞑靼骑士未入河套，所以国家西边还比较安静。英宗天顺六年，鞑靼开始侵入河套，以后逐渐视其为他们的给养地，不时再从河套出击，国家西边遂日渐不安。孝宗弘治十年，设总制陕西三边军务，所谓三边，便是指陕西省甘肃、延绥、宁夏三边，一切的布置都是对付河套的鞑靼，以后称为“套寇”。第一任三边总制王越曾经主张以十五万大军穷搜河套，事未得行。武宗正德三年三边总制杨一清主张夺回河套，上言：“兹欲复守东胜，因河为固，东接大同，西接宁夏，使河套千里之地归我耕牧，开屯田数百里，用省内运，则陕西犹可息肩也。”但是杨一清的计划也没有贯彻。到嘉靖年间，盘踞河套的吉囊更加猖撅了。河套不清，三边永无宁日。夏言当政以后，嘉靖二十五年夏间用曾铣总督［1］陕西三边军务。

曾铣，江都人，虽然出生在风华绮靡的地方，但是却充满报国的热情。到任不久，十余万套寇冲入边墙，大掠延安、庆阳，曾铣一面以几千兵抵住套寇，一面却另派大军直捣套寇的根据地，才算解了目前之急。但是曾铣认定最切实的办法只有把鞑靼逐出河套。他上疏言：

贼据河套侵扰边鄙将百年，孝宗欲复而不能，武宗欲征而不果，使吉囊据为巢穴，出套则寇宣大三关，以震畿辅，入套则寇延、宁、甘、固，以扰关中，深山大川，势顾在敌而不在我。封疆之臣曾无有以收复为陛下言者。盖军兴重务也，小有挫失，媒孽踵至，鼎镬刀锯，面背森然。臣非不知兵凶战危，而枕戈汗马，切齿痛心有日矣。窃尝计之：秋高马肥，弓矢劲利，彼聚而攻，我散而守，则彼胜；冬深水枯，马无宿藁，春寒阴雨，壤无燥土，彼势渐弱，我乘其弊，则中国胜。臣请以锐卒六万，益以山东枪手二千，每当春夏交，携五十日饷，水陆交进，直捣其巢，材官驺发，雷火炮击，则寇不能支。此一劳永逸之策，万世社稷所赖也。

嘉靖皇帝

朱厚熜（1507—1566），即明世宗，1521至1566年在位，年号嘉靖，宪宗之孙，兴献王朱祐杬次子。

这是嘉靖二十五年秋间曾铣的计划。他主张一面修筑边墙，一面收复河套，他又说：“夫臣方议筑边，又议复套者，以筑边不过数十年计耳，复套则驱斥凶残，临河作阵，乃国家万年久远之计，唯陛下裁之。”世宗把曾铣的奏疏交兵部议覆。经过相当时期以后，兵部尚书陈经议覆，认为筑边、复套都不容易，比较起来，复套更是困难。他说：“夫欲率数万之众，赍五十日之粮，深入险远艰阻之域，以驱数十年盘踞之兵，谈何容易。”这是审慎，但是审慎之中只看到因循。世宗下诏斥责兵部，同时策励曾铣道：“寇据河套，为中国患久矣，连岁关隘横被荼毒，朕宵旰念之，而边臣无分主忧者。今铣能倡复套之谋，甚见壮猷，本兵乃久之始复。迄无定见，何也？其令铣更与诸边臣悉心图议，务求长算。若边境千里沙漠，与宣大地异，但可就要害修筑，兵部其发银三十万两与铣，听其修边饷兵造器，便宜调度支用，备明年防御计。”这一道诏书正是夏言的手拟。

夏言的岳父苏纲也是江都人，因此常在夏言那里称道曾铣，首辅与边臣同心，要立千载一时之功。嘉靖二十六年五月，正在张居正中进士两个月以后，曾铣再在陕西发动战事，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接触，一切正在做大举的准备。十一月曾铣连同陕西巡抚、延绥巡抚、宁夏巡抚，以及三边总兵上疏，决定收复河套。世宗还是说“卿等既已详酌，即会同多官，协忠抒谋，以图廓清”。夏言、曾铣都准备立功。

但是暴风雨来了。严嵩痛恨夏言，正在伺待机会，忽然一天世宗手诏辅臣：“今逐套贼，师果有名否？兵食果有余，成功可必否？一铣何足言，如生民荼毒何？”这是犹豫，犹豫的后面便是动摇。机会毕竟来了。严嵩是不会放过机会的，他立刻说河套绝不可复。夏言质问严嵩为什么不早说，要是有异议，就不应当迟到现在。在夏言盛气凌人的习惯里，这是常事。但是世宗的个性比夏言还要强，于是夏言和严嵩的对立突变为世宗和夏言的对立。严嵩再上疏认为曾铣开边启衅，误国大计；夏言表里雷同，淆乱国事。皇帝的暴怒是没有限制的，嘉靖二十七年正月夏言罢职，一面逮捕曾铣入京，政府官吏主张复套者一概罚俸。最后曾铣竟因交结近侍的罪名弃市，夏言则因为苏纲和曾铣同乡的关系被诬为由苏纲居间，受曾铣赃贿，也在十月间弃市。从此河套永远受着鞑靼骑士的蹂躏，却葬送了一个内阁大学土，一个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严嵩复为首辅，再在那半清客、半权臣的局面下维持十五年的政权。

明代的翰林院是政治演进的结果，对于整个政治发生重大的影响。翰林院的新科进士，对于实际的政治不负任何职任，只是在优闲的岁月里给自己以充分的修养。这里大多数人士是在研讨诗文，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士在那里研讨朝章国故。文学的人才、政治的人才，都在翰林院培养。假使我们对于明代的文学给予一种正确的估价，我们不能不承认翰林院的成绩；同样地，假使我们对于明代的政治仔细考察，为什么在许多昏君庸主下面还能维持二百七十余年的存在，我们对于明代的翰林院也不能不寄予同情。在居正入翰林院的时候，多数进士正在讨论怎样做西汉的文章和盛唐的诗句，但是居正的注意力却集中到实用上面。居正的目光似已远远地看到二十年以后的将来。

在夏言和严嵩的斗争里，一个新科进士是没有地位的，等到居正对于当时的时局有了些微的认识，夏言已经失败了。居正和严嵩的关系怎样，我们没有切实的把握；但是内阁大学士，是翰林院的长官，在翰林院设内阁公座，而且一切公务行移，皆用翰林院印；所以内阁、翰林称为同官，事实上居正和严嵩是不会不发生关系的。文集中的《圣寿无疆颂》《得道长生颂》，以及奏疏中《代谢赐御制答辅臣贺雪吟疏》，这一类的文章固然是代严嵩做的，毫无疑问；就是在严嵩失败以后，分宜县知县替他经营葬事，居正对他说：“闻故相严公已葬，公阴德及于枯骨矣；使死而知也，当何如其为报哉？” ［2］可见居正和严嵩是有相当的感情。在不断的政治斗争中，居正在那里揣摩着：他知道在怎样的环境里，应当怎样维护自己。他也知道，在学习的期间，应当怎样地从容缓进。他和蜗牛一样，正在或左或右地伸出触角，寻觅政治上的支援。

在吉囊盘踞河套，随时领导鞑靼骑士向陕西出击的时候，他的兄弟俺答也正在北部和东北部不断地进攻。嘉靖二十七年八月，俺答进犯大同，九月进犯宣府，深入永宁、怀来。这时夏言、曾铣久已罢职，严嵩在世宗面前指出俺答的进攻，完全是夏言、曾铣计划收复河套的结果，再给世宗以一种新的刺激。其后，二人的被杀便在九月间决定了。嘉靖二十八年二月，俺答大举入侵，进略大同，直抵怀来。总兵周尚文率兵万人，和俺答大战；宣大总督翁万达也向敌人进攻，居然杀了五十五个鞑靼骑士，算是数十年未有之大捷！

嘉靖二十六年，居正授庶吉士。名义上，庶吉士只是一种学习的官员，在翰林院中称为馆选，三年期满，称为散馆，凡是二甲进士及第的，例赐编修，所以二十八年居正是翰林院编修了，还是一个清衔，没有实际的政务。这一年，他著有《论时政疏》［3］，首指臃肿痿痹之病五，继陈血气壅阏之病一。他说：

其大者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瘝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亏，其他为圣明之累者，不可以悉举，而五者乃其尤大较著者也。臣闻今之宗室，古之侯王，其所好尚，皆百姓之观瞻，风俗之移易所系。臣伏睹祖训，观国朝之所以待宗室者，亲礼甚隆，而防范亦密。乃今一二宗藩，不思师法祖训，制节谨度，以承天休，而舍侯王之尊，竞求真人之号，招集方术逋逃之人，惑民耳目。斯皆外求亲媚于主上，以张其势，而内实奸贪淫虐，陵轹有司，朘刻小民，以纵其欲。今河南抚臣又见告矣。不早少创之，使屡得志，臣恐四方守臣无复能行其志，而尾大之势成，臣愚以为非细故也，所谓宗室骄恣者此也。臣闻才者材也，养之贵素，使之贵器。养之素则不乏，使之器则得宜。古者一官必有数人堪此任者，是以代匮承乏，不旷天工。今国家于人材，素未尝留意以蓄养之，而使之又不当其器，一言议及，辄见逐去，及至缺乏，又不得已，轮资逐格而叙进之，所进或颇不逮所去。今朝廷济济，虽不可谓无人，然亦岂无抱异才而隐伏者乎，亦岂无罹微玷而永废者乎？臣愚以为诸非贪婪至无行者，尽可随才任使，效一节之用。况又有卓卓可录者，而皆使之槁项黄馘，以终其身，甚可惜也，吏安得不乏！所谓庶官瘝旷者此也。守令者亲民之吏也，守令之贤否，监司廉之，监司之取舍，铨衡参之，国朝之制，不可谓不周悉矣。迩来考课不严，名实不核，守令之于监司，奔走承顺而已，簿书期会为急务，承望风旨为精敏，监司以是课其贤否，上之铨衡，铨衡又不深察，唯监司之为据，至或举劾参差，毁誉不定，贿多者阶崇，巧宦者秩进。语曰：“何以礼义为？才多而光荣；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以此成风，正直之道塞，势利之俗成，民之利病，俗之污隆，孰有留意于此者乎？所谓吏治因循者此也。夷狄之患，虽自古有之，然守备素具，外侮不能侵也。今“虏”骄日久，迩来尤甚，或当宣大，或入内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边圉之臣皆务一切，幸而不为大害，则欣然而喜，无复有为万世之利，建难胜之策者。顷者陛下赫然发奋，激厉将士，云中之战，遂大克捷，此振作之效也。然语曰：“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乘战胜之气，为豫防之图，在此时矣，而迄于无闻，所谓边备未修者此也。天地生财，自有定数，取之有制，用之有节，则裕；取之无制，用之不节，则乏。今国赋所出，仰给东南，然民力有限，应办无穷，而王朝之费，又数十倍于国初之时，大官之供，岁累巨万，中贵征索，溪壑难盈，司农屡屡告乏。夫以天下奉一人之身，虽至过费，何遂空乏乎？则所以耗之者，非一端故也。语曰：“三寸之管而无当，不可满也。”今天下非特三寸而已。所谓财用大匮者此也。五者之弊非一日矣，然臣以为此特臃肿痿痹之病耳，非大患也，如使一身之中，血气升降而流通，则此数者可以一治而愈。夫唯有所壅闭而不通，则虽有针石药物无所用。伏愿陛下览否泰之原，通上下之志，广开献纳之门，亲近辅弼之臣，使群臣百寮皆得一望清光而通其思虑，君臣之际晓然无所关格，然后以此五者分职而责成之，则人人思效其所长，而积弊除矣，何五者之足患乎？

在居正的奏疏中，这是初次，也许在世宗一朝，除了例行章疏以外，居正上疏也只有这一次。这里充分地表现居正的政治才能。他看定当时政治的症结，应当说的已经说了，然而没有得罪世宗，也没有得罪严嵩，这便和杨继盛、海瑞不同。杨继盛攻击仇鸾，攻击严嵩；海瑞攻击世宗。从直言极谏的立场看来，当然没有丝毫的遗憾，但在事实方面，继盛所得的是弃市，海瑞所得的是下狱，这是居正所不愿为的事。蜗牛的触角伸出了，但是觉得空气不利，终于还是收回，居正只是再埋头于朝章国故的探索，对于时政在便不更置一辞。

嘉靖二十八年居正上疏的时候，才二十五岁，我们因此遥想到汉文帝时一个二十余岁的洛阳少年，然而他究竟不如贾谊。贾谊在《治安策》中论众建诸侯以遏乱萌，这是汉代政局的对策，但是在明世宗的时候，要说宗室骄恣，真是太可怜了。武宗的时候，亲藩造反确有两次，但是即以宁王宸濠那样的声势，也是不久即灭，亲藩的威力已经逝去了，其实没有什么尾大不掉之势。在这个时期里，世宗正在崇奉道教，于是徽王厚爝也奉道，世宗封他太清辅元宣化真人；辽王宪也奉道，世宗封他清微忠教真人。这只是讨皇帝欢喜的一种可怜相，还有什么远大的志趣呢？也许居正念念不忘宪，在这个机会里给他放一支冷箭，但是他却忘记关于宗藩的一个大问题。明代宗藩的问题是宗禄。太祖二十六子，除懿文太子外，其余皆封王，王的长子当然也是王，其余便封郡王，如是一代一代地递降，除长子袭封以外，便有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王和郡王的女儿是公主、郡主，递降还有县主、郡君、县君、乡君。公主的丈夫是驸马，郡主以至乡君的丈夫是仪宾。这一切人都有岁禄，从王的一万石到乡君及仪宾的二百石，单单一个王府的岁禄已经是非常骇人。而自成祖以后，每经过一个皇帝，当然又要添若干王府。在宗室媵妾没有限制的时候，他们的子女也没有限制。太祖二十六子、十六女，已经是很大的数目，但是晋府庆成王奇浈便有子七十人，虽然没有打破田常七十余男的多子记录，比太祖已经多出三倍。一切王、郡王、将军、中尉，真把整个国家吃穷了。直到嘉靖四十一年，御史林润才指出“天下之事极弊而大可虑者，莫甚于宗藩禄廪。天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诸府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以山西言，存留百五十二万石，而宗禄二百十二万。以河南言，存留八十四万三千石，而宗禄百九十二万。是二省之粮，借令全输。不足供禄米之半，况吏禄、军饷皆出其中乎？故自郡王以上，犹得厚享，将军以上［4］，多不能自存。饥寒困辱，势所必至，常号呼道路，聚诟有司，守土之臣，每惧生变。夫赋不可增，而宗室日益藩衍，可不为寒心？宜令大臣科道集议于朝，且谕诸王以势穷弊极，不得不通变之意，令户部会计赋额，以十年为率，通计兵荒蠲免存留及王府增封之数，共陈善后良策，断自宸衷，以垂万世不易之规”。林润的见地便比居正中肯了。以后神宗万历六年，居正奏定宗藩事例，在这方面才建立了一些规模。

嘉靖二十八年三月庄敬太子死了，居正集中有《庄敬太子挽歌》［5］，但是这一件事留给居正的不是一首五律而是毕生的事业。世宗八子，五子早夭，成立的只有次子载壑、三子载垕、四子载圳。嘉靖十八年立载壑为太子［6］，载垕为裕王，载圳为景王。十年以后，太子死了，谥为庄敬。这时当然是裕王晋封太子了，偏偏世宗认为册立太子是一件不吉利的事，所以无形之中耽搁下来。当时得宠的道士陶仲文又提出二龙不能见面之说，皇帝是龙，太子当然是小龙，所以世宗索性不立太子，裕王、景王也看不到他们的父亲，从此裕王们便真真莫睹龙颜了。在太子的地位没有确定以前，裕王、景王成为急切的竞争者，幸亏他们都只是平庸到无可奈何的人物，所以宫廷以内不曾演出流血的惨剧。这一件事直到嘉靖四十年景王归藩，四十四年景王死去，才算告一段落。但是从嘉靖二十八年到四十年的这段时间中，裕王实在是非常得不安。景王夺嫡的计划在宫闱中已经是公开的事实。首辅严嵩对裕王也是相当得冷淡。裕王应得的岁赐，一直拖欠了三年，自己当然不敢和父亲世宗提起，只得由左右先送银一千两给严嵩的儿子严世蕃，才能补发。可是严嵩对裕王还不是很放心。一天世蕃对裕王讲官高拱和陈以勤两人说：“听说裕王殿下对家大人有些不愿意，是怎样一回事呀？”

这是一个霹雳。在世宗、裕王父子不得见面，严嵩在世宗面前说一听一的时候，要是严嵩感到裕王的威胁，一切的演变都不是意外。高拱正在设法移转世蕃的注意力，以勤只是沉静地说：“国本久已决定了。裕王殿下的讳字从后从土，明明是土地之主，这是皇上命名的意思。亲王讲官，旧例只有检讨［7］，但是裕王讲官，兼用编修，和其余诸府不同，这是宰相的意思。殿下常说唯有首辅才算得社稷之臣，请问不愿意的话从何而来呀？”

这一席话保全了裕王的地位。其后高拱、以勤入阁，都是因为裕邸讲官的关系。嘉靖四十三年居正为裕邸日讲官，其后隆庆元年，居正入阁，也是因为这个关系。

嘉靖二十九年正月大学士严嵩七十岁了，这正是他炙手可热的时候，居正著有《寿严少师三十韵》［8］。从“握斗调元化，持衡佐上玄，声名悬日月，剑履逼星缠，补衮功无匹，垂衣任独专，风云神自合，鱼水契无前”几句，可以看出世宗对于严嵩信任之专。同篇“履盛心逾小，承恩貌益虔，神功归寂若，晚节更怡然”，也指明严嵩那一番谨慎小心的态度。直到这时，居正对严嵩还保持着相当的好感。

这一年春间，居正曾经请假回江陵一次。《宜都县重修儒学记》［9］ “庚戌之春，余用侍从，请告归故郡。”可证。明弘治期间规定两京给假官员除往回水陆程外，许在家两个月。那时北京到江陵交通困难，所以往回水陆程期再加在家两个月，居正回京的时候已在秋间，因此有名的庚戌之变他大致恰巧看到。

嘉靖二十九年六月间，俺答寇大同，八月入蓟州，攻古北口，同时从黄榆沟溃墙入境。巡按顺天御史王忬出驻通州，调兵死守，一面向北京告急。本来从成祖初年，弃福余、泰宁、朵颜三卫以后，北京已经站在国防第一线了。蓟州失陷以后，敌人再从古北口取道通州进攻，对于北京完成围攻的形势。北京原是明代第一个要塞，一切都是取的战时体制。成祖设京卫七十二万，计军四十万，加以畿内八府军二十八万，中部大宁、山东、河南班军十六万，一共八十余万军队，当然不会感受任何的威胁。但是成祖的规模已经不在了，京军由三大营改为十二团营，再改为东西官厅，额军由三十八万再减为十四万，世宗初年京营额军只剩得十万七千万余人，武备是一天一天地废弛了。等到俺答逼到近郊的时候，兵部尚书丁汝夔清查营伍，只有五六万人。丁汝夔下令出城驻扎，但是这一群残兵一个个只是愁眉苦脸，长吁短叹。战争没有把握了，世宗才下诏勤王。第一个奉诏的是大将军咸宁侯仇鸾，从大同带了两万大军入援，以后各地勤王军一共来了五六万，总算有了一点儿声势。但是给养方面没有什么办法，饿死兵士正是日常习见的事。俺答到了北京城下，仇鸾不敢开战，派人和他接洽，只要不攻城，什么条件都可以承认。俺答当然有他的要求，但是和清朝中世英国侵略者东来的故事一样，称为要求“入贡”。世宗召大学士严嵩、李本和礼部尚书徐阶到西苑便殿，手持俺答求贡书，问他们有什么办法。

“这是一群饿贼，皇上用不着操心。”严嵩说。

徐阶郑重地说：“军队一直驻到北京城外，杀人和切草一样，不仅是饿贼了。”

徐阶

徐阶（1503—1583），字子升，号少湖，又号存斋，松江府华亭县人（今上海市松江区），张居正的恩师。

世宗皇帝只是点首，一面问严嵩看到“求贡书”没有。严嵩也有一份，从衣袖里拿出说：“求贡是礼部的事。”

“事是礼部的事，但是一切还请皇上做主。”徐阶说。

“本来是和你们商议的。”世宗说。

“敌人已经到了近郊，要开战，要守城，什么都没有准备，目前只有议和，但是唯恐将来要求无厌，这是困难。”徐阶的话逐渐地具体了。

“只要于国家有利，皮币珠玉都给得。”世宗慨然地说。

“只是皮币珠玉，事情便好办了，”徐阶说，“万一还不满意，怎样处分？”

世宗竦然地说：“卿可谓远虑。”

计划是决定了。徐阶主张，指出俺答的“求贡书”是用汉文写的，日后不能做讨论的根据，而且也没有临城求贡之理，只要他退出长城，改用鞑靼文写，再由大同守将转达，一切可以商量。当然，这是一个缓兵之计。日子拖长了，四方勤王的军队开到北京，朝廷便有决战的实力。日子拖长了，鞑靼的骑士掳掠已多，俺答也失去了决战的热情。终于有一天，俺答整顿辎重，作退却的准备，这时世宗正在接二连三地催促兵部作战。丁汝夔问严嵩，严嵩说北京和边疆不同，在边疆打了败仗，不妨报功，在北京近郊打败了，皇上没有不知道的，那时怎样办？严嵩决定等待俺答掳掠饱了，自己退出，可是世宗也决定趁此大变杀戮大臣，“振作纲纪”！俺答一退，丁汝夔立即下狱。汝夔向严嵩求救，严嵩肯定地说：“我在，你绝对不会死。”然而世宗的决心没有挽回的余地，严嵩也没有援救汝夔的意志。直到弃市的时候，汝夔才知道被严嵩出卖了。兵部尚书受讯，兵部的参谋长官——职方司郎中王尚学例当连坐，汝夔只说“罪在尚书一人，与郎中无预”，因此尚学免死远戍。汝夔还不知道，临刑的时候很关切地问左右道：“王郎中已经免死了吗？”王尚学的儿子王化在旁跪下道：“承尚书大恩，家大人免死了。”汝夔叹了一声道：“你的父亲屡次劝我速战，但是我为内阁所误，以至于此。现在你的父亲免死，我可以安心了。”丁汝夔被冤枉是当时大众俱知的事，后来到了隆庆初年，才得追复原官。

经过这一次大变，居正认清了兵备是怎样的废弛，边备是怎样的重要，以及应付俺答的对策是怎样的急迫。他认清了严嵩误国卖友，对严嵩确是断念了。蜗牛的一个触角及时收回，但是另一个触角就趁此时伸出。他已经发现一个友人，这是他任庶吉士时的翰林院掌院学士，现任礼部尚书徐阶。在翰林院的名分上，徐阶是居正的老师，但是在政治立场上，他是居正的政友。他们之间的友谊一直维持到万历十年居正身殁为止。

徐阶，松江华亭人，短小白皙，一个典型的江南人。在政治上，他正是严嵩的敌手。严嵩柔佞，夏言刚愎，柔能克刚，所以夏言失败了。但是一味的柔佞，柔到和水一样，便唤不起信任。大难临头的时候，柔佞的人只是推卸责任，这样最容易引起轻视。徐阶不是这样，他不是钢铁，也不是水，他是一方橡皮。橡皮是柔的，遇到坚强的压力，能屈服，能退让，但是在压力减轻的时候，立即恢复原状。对于外来的力量，他抵抗，但是永远不采取决裂的态度，即在退让的时候，他也永远不曾忘去撑持。这是政治上的一种风度，以后张居正、张四维都曾经采取过。申时行维持九年的政权，也是保持这个风度。

这个时代，恰是阳明之学盛行的时代，徐阶不是王守仁的学生，但是他的朋友很多都是阳明一派的人。他曾和聂豹、欧阳德、程文德等在北京灵济官讲学，听讲的人有时多至五千，是北京讲学的盛会，但是他的良知之学和他的侍从世宗，修治斋醮，好像不曾发生冲突。他讲求经世之学，但是他也精心结撰青词，好像也没有矛盾。他正在准备在政治上和严嵩争斗，然而表面上只有和平。时机还没有来，他正跧伏着。

嘉靖三十年是明代对外关系中可以纪念的一年。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入侵，终于在饱掠以后退出长城了，但是对于北京正是一个随时可发的威胁。大将军仇鸾不敢开战，只有设法避免战争，主张采取马市的办法。马市是由俺答岁进若干马，朝廷岁给若干币帛粟豆。在表面上，是通商，在事实上，俺答所得的是生活必需的资源，明朝所得的是不能作战的马匹。嘉靖三十年三月，开马市。第一个反对的是兵部员外郎杨继盛，他奏言十不可、五谬。世宗召集大臣会议，仇鸾大声地说：“杨继盛没有看过战争，把事情看得这样容易！”最后的决定还是认为既经和俺答约定了，无从反悔。继盛也就在这次贬为甘肃狄道典史。继盛是徐阶掌国子监时的门生，但是徐阶看到仇鸾结纳严嵩，正在得宠的时候，一句话没有说。就是居正也在这个时期为严嵩赋三瑞诗：一篇称颂严家瑞竹、瑞芝、瑞莲三物的诗。最后的几句如下：

扶植原因造化功，爱护似有神明持。君不见，秋风江畔众芳萎，唯有此种方葳蕤！

这时是夏言已倒，徐阶未起的时候，世宗的力量正在维持着这一本江西分宜的瑞莲。

马市的事实对于朝廷毕竟是一种侮辱。世宗衰迈了，也许有一些苟且，然而禁不起这个刺激，高傲的血液里激荡着复仇的气息。仇鸾不知道，还在庆贺自己的成功；俺答也不知道，还在和平的气氛中，不断地进攻大同、怀仁。战争的呼声又起了，沉没了世宗苟安的杂念。嘉靖三十一年三月，他一面派仇鸾赴大同巡视边防，一面命礼部尚书徐阶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徐阶看清世宗对仇鸾的信任已经起了变化，首先便把仇鸾贻误大局的策略揭破。五月召仇鸾入京，八月收仇鸾大将军印，九月罢马市，朝廷和鞑靼间恢复作战的体制。世宗对仇鸾的反感，一切都被严嵩看在眼里。严嵩本来也感到徐阶的威胁，正在打算借徐阶、仇鸾平时接近的关系，给他们一个一石二鸟之计，却想不到第一个推翻仇鸾的却是徐阶，被他占了先着。于是他把一腔仇怨深深地埋藏下去，再伺候适宜的机会。徐阶也趁此时机结纳居正。周圣楷在《张居正传》中称“时少师徐阶在政府，见公沉毅渊重，深相期许”，便是这个时候。《明史·张居正传》称“严嵩为首辅，忌阶，善阶者皆避匿，居正自如，嵩亦器居正”。徐阶和居正方在计划推倒严嵩的政权，但是表面上还是平和的。严嵩看到居正在那里做《贺灵雨表》《贺瑞雪表》《贺冬至表》《贺元旦表》那些不痛不痒的文章，有时便吩咐他代拟一道，居正那些“臣等秩首班行，恩深眷遇，涵濡德泽，同万物以生辉，拜物衣冠，仰九天而称贺” ［10］，“卧等叨尘密勿，夙荷生成，念岁月之既多，感宠恩之愈厚” ［11］，都是在嘉靖三十一、二年代辅臣拟作的。在严嵩的眼中，居正只是一个应酬诗文的作家，这又证实严嵩不如徐阶敏感。

嘉靖三十二年，居正是一个二十九岁的青年，但是他的抱负已经把他压迫得喘不过气来。诗集中有《拟西北有织妇》一首，大致是这年作的：

西北有织妇，容华艳朝光。朝织锦绣段，暮成龙凤章。投杼忽长吁，惄焉中自伤。绵绵忆远道，悠悠恨河梁。远道不可见，泪下何浪浪！春风卷罗幙，明月照流黄。山川一何阻，云树一何长。安得随长风，翩翻来君傍。愿将云锦丝，为君补华裳。

究竟是少年人，在一首通篇比兴的诗后，透出志在宰辅的抱负。幸而严嵩不会看到此诗，可以不必顾忌，他只在那里等待江南来的长风，把他送进内阁。

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包围北京的时候，仇鸾不敢开战，是严嵩的同志；马市开了，世宗一意听信仇鸾的话，仇鸾便成为严嵩的威胁，所以杨继盛攻击仇鸾，间接也给予严嵩一种安慰。嘉靖三十一年仇鸾失败，继盛便由狄道典史，一升山东诸城知县，再升南京户部主事，三升刑部员外郎，四升兵部武选司；从嘉靖三十一年到三十二年，一岁四迁，严嵩看清这次继盛一定是感激涕零了，偏偏继盛也看清严嵩只是一个辜恩误国的权奸。到任一个月，他弹劾严嵩十大罪，又说：

嵩有是十罪而又济之以五奸。知左右侍从之能察意旨也，厚贿结纳，凡陛下言动举措，莫不报嵩，是陛下之左右，皆贼嵩之间谍也。以通政司之主出纳也，用赵文华为使，凡有疏至，先送嵩阅，然后入御。王宗茂劾嵩之章，停五日乃上，故嵩得展转遮饰。是陛下之喉舌，乃贼嵩之鹰犬也。畏厂卫之缉访也，令子世蕃，结为婚姻。陛下试诘嵩诸孙之妇，皆谁氏乎？是陛下之爪牙，皆贼嵩之瓜葛也。畏科道之多言也，进士非其私属，不得预中书、行人选；知县非通贿，不得预给事、御史选。既选之后，入则杯酒结欢，出则馈赆相属，所有爱憎，授之论刺，历俸五六年，无所建白，即擢京卿。诸臣忍负国家，不敢忤权臣。是陛下之耳目，皆贼嵩之奴隶也。科道虽入牢笼，而部、寺中或有如徐学诗之辈，亦可惧也，令子世蕃，择其有才望进罗置门下，凡有事欲行者，先令报嵩，预为布置，连络蟠结，深根固蒂。各部堂司，大半皆其羽翼，是陛下之臣工，皆贼嵩之心膂也。陛下奈何爱一贼臣，而忍百万苍生陷于涂炭哉！至如大学士徐阶，蒙陛下特擢，乃亦每事依违，不敢持正，不可不谓之负国也。

继盛上疏之前，斋戒三日，满以为一诚上达，为国除害。但是，他却忘去了世宗的存在。世宗任用严嵩，这是世宗的认识；继盛指摘严嵩的奸贼，便是指摘世宗的认识错误。这一点徐阶看得清，但是徐阶对于继盛的上疏也是无可奈何，只有坐看严嵩的挑剔和刑部尚书何鳌的罗织。继盛经过廷杖一百以后，系刑部狱三年，最后在嘉靖三十四年，附着毫无关系的都御史张经案中弃市，这是后话。

居正是一个深沉的人，从继盛下狱以后，处处感到危机。对于时局，他的愤懑已经达到极点，可是偏偏不许流露。他的抱负是伟大的，可是在这个政局里，只要他做无关痛痒的文章，用不到他的抱负。平生的知己只剩得徐阶，然而徐阶只是那样的小心翼翼，纵使居正有什么主张，他一概不问，永远是静静地待着；而严嵩的政权正在日新月异地，因为受着世宗的栽培而滋长。

这是作诗的时机吧！居正充分地把一腔哀怨交给他的诗囊：

述怀

岂是东方隐，沉冥金马门？方同长卿倦，卧病思梁园。蹇予柄微尚，适俗多忧烦。侧身谬通籍，抚心愁触藩。臃肿非世器，缅怀南山原。幽涧有遗藻，白云漏芳荪。山中人不归，众卉森以繁。永愿谢尘累，闲居养营魂。百年贵有适，贵贱宁足论。［12］

适　志

有欲苦不足，无欲亦无忧，羲和振六辔，驹隙无停留。我志在虚寂，苟得非所求，虽居一世间，脱若云烟浮。芙蕖濯清水，沧江漂白鸥。鲁连志存齐，绮皓亦安刘，伟哉古人达，千载想徽猷。［13］

蒲生野塘中

蒲生野塘中，其叶何离离，秋风不相惜，靡为泉下泥。四序代炎凉，光景日夜驰，荣瘁不自保，倏忽谁能知。愚暗观目前，达人契真机，履霜知冰凝，见盛恒虑衰。种松勿负垣，植兰勿当逵，临市叹黄犬，但为后世嗤。［14］

在那个时代里，政治界的人物大都是热衷的。无疑地，居正的整个政治生活充满了热衷的气息。然而这时他居然恬淡了。他没有忘去鲁连存齐、绮皓安刘的伟业，但是眼前正留着种松负垣、植兰当逵的炯戒。归去罢，归去罢，江陵的山水正在向他招手。

据敬修的《文忠公行实》，居正元配顾氏，继配王氏。他第一次结婚在哪一年，不可考。从诗集编次看，大致嘉靖三十二年，顾氏已经死去一年了，诗题：“余有内人之丧一年矣，偶读韦苏州伤内诗，怆然有感。”这首诗流露了居正夫妇间的爱恋，“蹇薄遘运屯，中路弃所欢，嬿婉一何促，饮此长恨端”四句，指明他们相处的时期并不太长，然而已经永别了。“离魂寄空馆，遗婴未能言”，正写出寄榇北京的情形，遗婴是否就是敬修，也不可知［15］。

顾氏死后，不久居正又结婚了，这是王氏。正和一切再娶的情形一样，人生的缺憾是无法弥补的。居正诗集中《朱鸟吟》的最后两句“仙游诚足娱，故雌安可忘”，是一个证明。

归去罢，归去罢！平生的抱负无法实现，当朝的权奸无法扫除；同年杨继盛已经下狱，自己的前途毫无保障；少年的伴侣已被死亡夺去；感情的创痕又无从弥补。嘉靖三十三年的居正只是一个三十岁的青年，然而他已经认识了人生的痛苦，纵使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疾病，他已经感觉到衰病缠绵［16］。终于在这一年，他告了病假，仍回江陵。临行的时候，他对徐阶留下一封一千几百字的长信。他说：

相公雅量古心，自在词林即负重望，三十余年；及登揆席，益允物情，内无琐琐姻娅之私，门无交关请谒之衅，此天下士倾心而延伫也。然自爰立以来，今且二稔，中间渊谋默运，固非谫识可窥，然纲纪风俗，宏谟巨典，犹未使天下改观而易听者，相公岂欲委顺以俟时乎？语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窃见向者张文隐公刚直之气，毅然以天下为己任，然不逾年遽以病殁。近欧阳公人伦冠冕，向用方殷，亦奄然长逝。二公者皆自以神智妙用，和光遵养，然二三年间，相继雕谢。何则？方圆之施异用，愠结之怀难堪也。相公于两贤，意气久要，何图一旦奄丧，谁当与相公共功名者？况今荣进之路，险于榛棘，恶直丑正，实繁有徒。相公内抱不群，外欲浑迹，将以俟时，不亦难乎？盍若披腹心，见情素，伸独断之明计，捐流俗之顾虑，慨然一决其平生。若天启其衷，忠能悟主，即竹帛之名可期也。吾道竟阻，休泰无期，即抗浮云之志，遗世独往，亦一快也。孰与郁郁颔而窃叹也？夫宰相者，天子所重也，身不重则言不行。近年以来，主臣之情日隔，朝廷大政，有古匹夫可高论于天子之前者，而今之宰相，不敢出一言。何则？顾忌之情胜也。然其失在豢縻人主之爵禄，不求以道自重，而求言之动人主，必不可几矣。愿相公高视玄览，抗志尘埃之外，其于爵禄也，量而后受，宠至不惊，皎然不利之心，上信乎主，下孚于众，则身重于泰山，言信于蓍龟，进则为龙为光，退则为鸿为冥，岂不绰有余裕哉！［17］

究竟经验是跟着年龄来的。三十岁的翰林编修已经迫不及待，拂衣而去了；五十二岁的内阁大学士却认清楚还得忍耐，还得忍耐。“披腹心，见情素”，固然是一个办法，但是在固执己见、呵护前非的世宗面前指摘严嵩，便是激怒皇上。杨继盛的例子在那里，这个使不得。“抗志浮云，遗世独往”，也很好，可是在和严嵩决裂以后，要想退居林下，安然自得，这是不可能的事——这是事实，不是徐阶的过虑。徐阶去位以后，遇到高拱当国；高拱去位以后，遇到张居正当国，都经过很大的危难。何况严嵩是一个比高拱更有办法，比张居正更无顾忌的人呢？不错，为了国家的安全，为了自己的安全，徐阶一步造次不得，他终于还是踡伏着，一切还是和平。他想到居正信中最后的几句，简直有些讽刺自己固位希宠了，他只是深切地沉吟：青年人不知道自己的苦衷，临去的时候连辞行的礼貌都没有，那么就让他去吧。徐阶依旧是“内抱不群，外欲浑迹”。

注释

［1］嘉靖十九年，改总制为总督。

［2］书牍一《与分宜尹》。

［3］奏疏十二。

［4］上字应作下，《明史·食货志》引作上。

［5］诗三。

［6］《明史·庄敬太子传》误作嘉靖八年。

［7］《明会典》。

［8］诗六。

［9］文集九。

［10］奏疏十三《贺元旦表》二。

［11］奏疏十三《贺元旦表》五。

［12］［13］［14］诗一。

［15］王世贞《首辅传》卷七言居正以妻丧请急归，与居正言不合。

［16］诗集《送黎忠池》二首之二“余有归与兴，抱病淹朝秩”可证。

［17］书牍十五《谢病别徐存斋相公》。

第三章　休假三年

居正只是一个在野的人，但是对于政治，他的主张已经很清楚地留下一个轮廓：要解除民众的痛苦，便得减轻负担。嘉靖三十年来最大的负担：首先是对外的国防经费，其次是皇宫的建筑。居正看清楚了，慢慢地在等候他的机会。

嘉靖三十三年，居正请告归江陵，暂时脱离了政治生活。在这一年，俺答还是不断地向大同进攻。东南方面，倭寇的侵扰更加积极。由太仓溃围的残贼夺海船再入江北，大掠通州、海门、如皋这一带，前锋直到山东境上。江南一带，海盐、嘉兴、嘉善、松江、嘉定，到处都是倭寇，总督浙福南畿军务张经和巡抚浙江副都御史李天宠正在积极地堵御。到了冬天，严嵩的义子赵文华上奏，倭寇猖獗，请祷祀东海，镇压暴寇。异想天开的对策，在专事斋醮的世宗看来正是合理的策略。赵文华奉命南行，沿路骚扰，一面上疏弹劾张经不肯办贼。张经正在调兵杀敌，等到嘉靖三十四年五月在王江泾大破倭寇，斩贼一千九百的时候，赵文华上疏的结果也被揭开了。张经被逮入京，不久李天宠也被逮，十月间，二人弃市，附带着杨继盛也趁此被杀。弹劾严嵩的和不善伺候文华的，得到同样的结果——这就是当时的政治。东南方面和西北方面的敌人同时进攻，这是当时的情势。这一个有抱负、有主张、有办法的三十岁的青年已经退出政治生活，在诗酒往还中消磨他的岁月。

居正在《先考观澜公行略》中自称“甲寅，不肖以病谢归，前后山居者六年，有终焉之志”。六年指从嘉靖三十三年到三十八年为止，只是一个大概的计数。其实三十六年时，居正已经销假，《种莲子戊午稿序》［1］称“往甲寅，不佞以病谢归”，又称“丁巳，不佞再忝朝列”，可证。实际上嘉靖三十三年至三十六年，居正整整度了三年的悠闲生活。嘉靖三十七年便道归家，大致嘉靖三十八年仍回北京，连同以前的时期，称为前后山居者六年。

杨继盛

杨继盛（1516—1555），著名谏臣。河北容城人，被严嵩迫害惨死。

敬修在《文忠公行实》中对于前期三年的生活有以下的记载：

三十三年甲寅，递上疏请告。既得归，则卜筑小湖山中，课家僮，锸土编茅，筑一室，仅三五椽，种竹半亩，养一癯鹤，终日闭关不启，人无所得望见，唯令童子数人，事洒扫，煮茶洗药。有时读书，或栖神胎息，内视返观。久之，既神气日益壮，遂博极载籍，贯穿百氏，究心当世之务。盖徒以为儒者当如是，其心固谓与泉石益宜，翛然无当世意矣。

周圣楷在《张居正传》中亦称“终日闭关不起，人无所得望见，久之，益博极载籍，通当世之务”，当然是根据敬修之言。《明史》本传对于此节完全略去。其实居正的生活并不这样恬淡。诗集、文集里面留下了许多断片，我们可以看出他怎样消遣岁月。

在这个阶段里，他有过许多游宴，最后在嘉靖三十五年游衡山，生活中有过不少波澜，但是最使他关心的还是整个的政局。《登怀庾楼》［2］有这样几句：

但恐濛汜夕，余光不可留。风尘暗沧海，浮云满中州。目极心如惄，顾望但怀愁。且共恣啸歌，身世徒悠悠。

这是热衷，居正对于整个的政局搁不下。自己没有机会把握政权，但是眼看政权落在人家手里，国家踏上不幸的道路，真是万分的不甘。《修竹篇》［3］又说：

永愿老烟霞，宁知劳岁移，但畏伶伦子，截此凌霄枝，裁凿岂不贵，所患乖天姿。亭皋霜露下，凄其卉草衰，愿以岁寒操，共君摇落时。

这好像是恬淡了，然而还是热衷。历史上的政治家常常在热衷的情绪上蒙上一层难进易退的色彩，其实真正有抱负的人用不着这样地做作。长沮、桀溺耕田的时候看到子路，桀溺只顾讽刺孔子，孔子怅然地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他说既然是人，便得为人类谋幸福，孔子决然不肯和长沮、桀溺那样做个辟［4］世之士。这是孔子的热衷。热衷不是一件不可告人的事，用不着讳饰。居正也是不容讳饰的热衷，他曾说起：“当嘉靖中年，商贾在位，货财上流，百姓嗷嗷，莫必其命，比时景象，曾有异于汉、唐之末世乎？幸赖祖宗德泽深厚，民心爱戴已久，仅免危亡耳！” ［5］这是怎样的景象！在这个时期，自负清流的君子们也许只是优游林下了，偏有不辞赴汤蹈火的人，纵在林下，还是不断地怅念，他的热衷还不值得后人同情吗？

居正又有《闻警》［6］一首：

初闻铁骑近神州，杀气遥传蓟北秋。间道绝须严斥堠，清时那忍见毡裘。临戎虚负三关险，推毂谁当万户侯？抱火寝薪非一日，病夫空切杞人忧。

嘉靖三十四年九月，俺答犯大同、宣府，十二日后，进犯怀来，北京戒严，这首诗大致指此。国家已经乱到这个地步了：皇帝在那里斋戒祷告，祈求长生；商贾式的严嵩在那里继续“货财上流”；清醒的徐阶只是束手无策，把整个的心力精治青词，逢迎帝心。居正在朝也没有办法，何况在野！他的心绪只向诗集里倾泻，最沉痛的一篇是《七贤咏叙》［7］：

竹林七贤图

明朝著名画家仇英的经典作品，反映的是东晋竹林七贤的雅致生活。

余读《晋史·七贤传》，慨然想见其为人，常叹以为微妙之士，贵乎自我，履素之轨，无取同涂，故有谤读言盈于一世，而独行者不以为悔；沉机晦于千载，而孤尚者不以为闷。斯皆心有所惬，游方之外者也。夫幽兰之生空谷，非历遐绝景者，莫得而采之，而幽兰不以无采而减其臭；和璞之蕴玄岩，非独鉴冥搜者，谁得而宝之，而和璞不以无识而掩其光。盖贤者之所为，众人固不测也。况识有修短，迹有明晦，何可尽喻哉？今之论七贤者，徒观其沉酣恣放，哺啜糟醨，便谓有累名教，贻祸晋室，此所谓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独持绳墨之末议，不知良工之独苦者也。尝试论之。《易·翼》有言：“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故语默不同，其撰一也；弛张异用，其旨归也。巢、由抗行，稷、契宣谟，并容于尧代；箕子佯狂，比干死诤，俱奖于宣尼，岂有异议哉！余观七子皆履冲素之怀，体醇和之质，假令才际清明，遇适其位，上可以亮工宏化，赞兴王之业，下可以流藻垂芬，树不朽之声，岂欲沉沦滓秽，无所短长者哉！

等待罢，到了“遇适其位”的时候，居正决定要做出一番大事业，为国家致太平，为个人求不朽，一切都待着适当的时机。

但是嘉靖三十三年，居正已经请告回籍了，国家大事只有交付给“货财上流”的政府，他自己正准备做一个“沉沦滓秽”的人物。在朝廷大政没有清明的时候，要在外省找—片净土，事实上不可能。地方行政永远是中央行政的反映，居正没有不知道的。在他回到荆州府以后，他只觉得在明代最初一百年间，荆州的情况还好，但是“其继也，醇俗渐漓，网亦少密矣，变而为宗藩繁盛，骫权挠正，法贷于隐蔽。再变而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又变而侨户杂居，狡伪权诈，俗坏于偷靡。故其时治之为难。非夫沉毅明断，一切以摘奸剔弊，故无由胜其任而愉快矣 ”。［8］

事情是显然的。宗藩乱政，当然给宗藩以限制；大地主兼并土地，贫民失业，当然给大地主以制裁；机巧变诈的人多，当然只有痛快地施行法治。一切都在居正的眼里，但他只是一个在野的人，尽管有加以制裁的决心，但是没有加以制裁的权势。他只有种田了，一篇《学农园记》描写了他的生活：

余少苦笃贫，家靡儋石，弱冠登仕，裁有田数十亩。嘉靖甲寅，以病谢，自念身被沉疴，不能簪笔执简，奉承明之阙，若复驰逐城府，与宾客过从，是重增其戾。乃一切谢屏亲故，即田中辟地数亩，植竹种树，诛茆结庐，以偃息其中。时复周行阡陌间，前田夫、佣叟，测土地燥湿，较穜稑先后，占云望祲，以知岁时之丰凶。每观其被风露，炙熇日，终岁仆仆，仅免于饥；岁小不登，即妇子不相眄；而官吏催科，急于救燎，寡嫠夜泣，通寇宵行；未尝不恻然以悲，惕然以恐也。或幸年谷顺成，黄云被垄，岁时伏腊，野老欢呼，相与为一日之泽，则又欣然以喜，嚣然以娱。虽无冀缺躬馌之勤，沮、溺耦耕之苦，而咏歌欣戚，罔不在是。既复自惟，用拙才劣，乏宏济之量，惟力田疾耕，时得甘膬以养父母，庶获无咎。［9］

田赋以外，还有商税。洪武十八年令：“各处税课司局商税，俱三十分税一，不得多收。” ［10］这是一个原则，但原则是原则，执行是执行，商税的额外苛求无形转嫁，更加重了一般人民的负担。这也被居正看在眼中。他说：

异日者，富民豪侈，莫肯事农，农夫藜藿不饱，而大贾持其盈余，役使贫民。执政者患之，于是计其贮积，稍取奇羡，以佐公家之急，然多者不过数万，少者仅万余，亦不必取盈焉，要在摧抑浮淫，驱之南亩。自顷以来，外筑亭障，缮边塞，以捍骄虏，内有宫室营建之费，国家岁用，率数百万，天子旰食，公卿心计，常虑不能殚给焉。于是征发繁科，急于救燎，而榷使亦颇骛益赋，以希意旨，赋或溢于数矣。故余以为欲物力不屈，则莫若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欲民用不困，则莫若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

周子曰，即如是，国用不足，奈何？

张子曰，余尝读《盐铁论》，观汉元封、始元之间，海内困弊甚矣，当时在位者，皆扼腕言榷利，而文学诸生，乃风以力本节俭。其言似迂，然昭帝行之，卒获其效。故古之理财者，汰浮溢而不骛厚入，节漏费而不开利源；不幸而至于匮乏，犹当计度久远，以植国本、厚元元也。贾生有言：“生之者甚少，靡之者甚多，天下财力，安得不困？”今不务除其本，而竞效贾竖以益之，不亦难乎？［11］

居正只是一个在野的人，但是对于政治，他的主张已经很清楚地留下一个轮廓：要解除民众的痛苦，便得减轻负担。嘉靖三十年来最大的负担：首先是对外的国防经费，其次是皇宫的建筑。居正看清楚了，慢慢地在等候他的机会。

在他休假的三年当中，辽王宪是一个往还甚密的同伴。真不幸，这两个同年同岁的人，眼看他们的命运永远纠结在一处。毛妃死了，宪自由了，在辽王的崇衔以外，他是清微忠教真人。这是一重保障，崇奉道教的世宗，他是一个彻底的同道。修道只是一个名义，宪最喜欢的还是女人，是游戏。亲王是不许擅自外出的，但是宪有时会到数百里以外追求他的爱好，谁也管不着。你管得着皇帝的同道辽王殿下吗？居正回家，宪又添了一种欢愉，他虽然不是什么游朋浪友，但是既是翰林院编修，诗是一定会作的了。宪也喜欢作诗，嬲着居正作诗。唱和、催句，凡是酸秀才爱做的事，他都做到了。在喝酒、追女人这一类的生活以外，又添一种新的娱乐，这可够宪高兴的了。居正想到当日祖父被宪灌酒的创痕，料不到自己又身受这催诗的虐政。一切且忍耐着，他只得抽取空闲的时间，追陪这一个自命曹子建、李太白的辽王殿下。辽王自然有辽王的诗才。居正曾说：

盖天禀超轶，有兼人之资，得司契之匠。其所著述，虽不效文士踵蹑陈迹，自不外于矩矱。每酒酣赋诗，辄令坐客拈韵限句，依次比律，纵发忽吐，靡不奇出。或险韵奇声，人皆燥吻敛袂，莫能出一语；王援毫落纸，累数百言，而稳贴新丽，越在意表，倾囊泻珠，累累不匮。［12］

这是一种讽刺。所谓“越在意表”“靡不奇出”，当然是一种不上家数的态度。但是居正还得和他唱和。一杯苦酒，只得慢慢地咽下。诗集有《同贞庵殿下李罗村饮述斋园亭》［13］《味秘草堂卷为贞庵王孙赋》［14］《和贞一王孙八岭山韵》［15］《赠贞庵王孙二首》［16］，贞庵即贞一，又诗中屡言“瑶章惊锡蓬莱阙，羽节高悬太乙宫” ［17］，“江上初闻小有洞，年来不住大罗天” ［18］，显然是指宪。李罗村名宪卿，湖广巡抚，嘉靖三十六年，擢左副都御史，总督湖广川贵，采办大木，开府江陵。

居正文集里有两篇关于辽府的文章：一篇是《辽府承奉正王公墓志铭》，［19］一篇是《王承奉传》。［20］《墓志铭》是他在休假中做的，对于宪称为“英敏聪达，才智绝人”。作《王承奉传》时，居正已经还朝了，直言“王聪敏辩给，而嗜利刻害，及长，多不法，常出数百里外游戏，有司莫敢止”。斗争已经开始了，当然用不到讳饰，这是后事。在休假中，居正对宪还是妥协。对于辽王的不法，一句没有提到，甚至对于宪的私生子冒充嫡子的事，也没有说。《王承奉传》便尽情地揭露，并且指出在呈报的时候，照例应由承奉正署名，但是在王大用［21］拒绝以后，宪偷偷地把承奉印盖上，其后大用竟因此气死。一切的事，居正在应酬唱和中，都看在眼里。直到隆庆二年，才得到一度的结束。

休假之中，居正曾经一度到过武昌，《贺少宰镇山朱公重膺殊恩序》［22］称“今年愚承乏，与浔阳董公偕，得辨材省中”，即指其事。镇山朱公即朱衡，浔阳董公即董份。

最使居正感到兴趣的还是衡山之游，文集有《游衡岳记》《后记》两篇［23］，诗集便有十篇左右。居正自言：

余用不肖之躯，弱冠登仕，不为不通显。然自惟涉世酷非所宜，每值山水会心处，辄忘返焉，盖其性然也。夫物唯自适其性，乃可永年，要欲及今齿壮力健，即不能与汗漫期于九垓，亦当遍游寰中诸名胜，游目骋怀，以极平生之愿。今当发轫衡岳，遂以告于山灵。［24］

衡山南台寺

嘉靖三十五年，辞官的张居正浏览了衡山南台寺，并写下了《宿南台寺》一诗。

这一次的旅行在嘉靖三十五年十月，同游者有应城李义河、湘潭王会沙、汉阳张甑山，山中盘桓八日，下山后遇长沙李石棠。他们看到岳庙、半山亭、祝融峰、观音岩、上封观、兜率寺、南台寺、黄庭观、方广寺、二贤祠。录两诗于此：

宿南台寺

一枕孤峰宿暝烟，不知身在翠微巅。寒生钟磬宵初彻，起结跏趺月正圆。尘梦幻随诸相灭，觉心光照一灯然。明朝更觅朱陵路，踏遍紫云犹未旋。［25］

出方广寺

偶来何见去何闻，耳畔清泉眼畔云。山色有情能恋客，竹间将别却怜君。瘦筇又逐孤鸿运，浪迹还如落叶分。尘土无心留姓字，碧纱休护壁间文。［26］

在游山期间，居正的心绪仍旧是在矛盾中的。这两首诗显见得他是无意功名了，但是《谒晦翁南轩祠示诸同志》［27］说：

愿我同心侣，景行希令猷，涓流汇沧海，一篑成山丘，欲骋万里途，中道安可留？各勉日新志，毋贻白首羞！

什么是“万里途”“日新志”？当然不会是“遍游寰中诸名胜”之志。居正的心永远是热的。在他到上封观的途中，他的目光永远是向北方的。

最奇怪的是他一边请告回籍，一边还认定‘欲骋万里途，中道安可留”！请病假的是他，自称“齿壮力健”的也是他。号称“闭关不启”的是他，约李义河游山的也是他［28］。病假当然应当取消了，他的心绪正在不断地计划早日还朝。敬修《文忠公行实》解释嘉靖三十六年秋间居正出山的动机。

大父见太师居山中且三年，而坚卧不起，常邑邑不乐。前问“大人所为焦劳状云何”？大父辄起行若不顾，而又时时以其意语所亲者。以此恐伤大父心，遂出。

假如不是有意的曲解，这一定是敬修的无知。

居正的请告完全是因为对于政局的不满，也许还有一点儿惧祸的心理。《谢病别徐存斋相公书》已经给了我们一些启示，他的请告中的诗句更显然地指出：

民生各有性，迭用异柔刚，羡君惆傥概，千里何昂昂。而我荏弱姿，忍垢惧发铓，偏智守一隅，语默互相妨。［29］

昔我图南奋溟渤，身逢明主游丹阙，作赋耻学相如工，干时实有扬云拙。一朝肮脏不得意，翩翻归卧沧江月。故人知我烟霞心，遥传毫素寄云林，看图仿佛犹龙面，使我跌宕开尘襟。尘襟已消豁，世网谁能侵？休言大隐沉金马，且弄偏舟泛碧浔。他日紫阁如相忆，烟水桃花深更深。［30］

江陵的山水看厌了，他开始发现自己怀恋的只是北京的城阙。也许有一些危险，但是他顾不得。不相知的也许要责备他的热衷，但是也顾不得，居正终于毅然决然地回北京了。《独漉篇》［31］《宝剑篇》［32］大致都是嘉靖三十六年他在北上途中的著作。

明紫禁城图

明朝时期的紫禁城。嘉靖三十六年，张居正回到了阔别三年的京城。

国士死让，饭漂思韩，欲报君恩，岂恤人言！［33］

君不见，平陵男子朱阿游，直节不肯干王侯，却请上方斩马剑，攀槛下与龙逢游，大夫礧砢贵有此，何能龌龊混泥滓！［34］

最透出居正个性的，是他的《割股行》。

割股行

割股割股，儿心何急！捐躯代亲尚可为，一寸之肤安足惜？肤裂尚可全，父命难再延，拔刀仰天肝胆碎，白日惨惨风悲酸。吁嗟残形，似非中道，苦心烈行亦足怜。我愿移此心，事君如事亲，临危忧困不爱死，忠孝万古多芳声。［35］

居正毅然地扔下一切。从此以后，他没有家庭，没有恋爱，只有国家。他热恋政权，一直到临死的时候，没有一天放下，然而他的热恋政权主要还是为的国家。他牺牲朋友，遗弃老师，乃至阿附内监；只要能够维持政权的存在，他都做得，因为维持自己的政权，便是报国的机会。父亲死了，不奔丧，不丁忧，不守制，不顾一切人的唾骂；政权是他唯一的恋人，政权是他报国的机会。“欲报君恩，岂恤人言！”居正大声地吼着。

注释

［1］文集八。

［2］诗一，约作于嘉靖三十三年。

［3］诗一。

［4］同避。

［5］书牍十二《答福建巡抚耿楚侗》。

［6］诗五，约作于嘉靖三十四年。

［7］诗一。

［8］文集九《荆州府题名记》。

［9］文集九。

［10］《明会典》卷三十五。

［11］文集八《赠水部周汉浦榷竣还朝序》。

［12］文集八《种莲子戊午稿序》。

［13］诗一。

［14］［15］［16］诗五。

［17］诗五《味秘草堂卷》。

［18］诗五《赠贞庵王孙》。

［19］文集五。

［20］文集九。

［21］承奉正为王府内监官名，大用为人名。

［22］文集八。

［23］文集九。

［24］文集九《游衡岳记》。

［25］［26］诗五。

［27］诗一。

［28］诗三《与李义河给谏约游衡岳不至奉嘲二首》。

［29］诗一《再寄胡剑西二首》之一。

［30］诗二《曹纪山督学题老子出关图谢之》。

［31］诗一。

［32］诗二。

［33］诗一《独漉篇》。

［34］诗二《宝剑篇》。

［35］诗二。

第四章　再投入政治旋涡

徐阶认识到居正是国家栋梁之才，他舍不得让他做杨继盛、吴时来，甚至也舍不得让他做邹应龙，冒着最后一次危险，他只让居正在幕后活动。严嵩失败以后，居正感觉到无限的高兴，对于自己的政治前途，抱着无限的希望。

嘉靖三十六年的秋天，居正从江陵入京，再投入政治的旋涡。这一次他的出山，多分是因为不甘寂寞。整个政治局面丝毫没有改进，世宗还是一意修玄，严嵩还是大权在握，徐阶还是精心结撰青词，不动声色。新起的政治势力还有严世蕃——严嵩的儿子。严嵩老了，逐日要到西内伺候世宗，一切官员，要和他接洽政务的，他都吩咐和他的“小儿东楼”商量。东楼是世蕃的别号，父亲对人称呼儿子的别号，在当时是一件诧异的事。世蕃从太常卿升工部左侍郎，这是一个名义，事实上，他是严嵩的代表。在当时的政治社会里，严嵩是“大丞相”，世蕃是“小丞相”。

在这个时期里，对外的方面，还是没有办法。俺答不断地向北京外围——古北口、通州、蓟州、大同、宣化进攻，国家的政治中心成为他最后的目标。东南的倭寇也是不断地进犯，他们没有远大的计划，但是全国富庶之区，长时期受到他们的蹂躏。内政方面，当然也谈不上什么地方治安。居正回到翰林院以后，曾经说起：

长安棋局屡变，江南羽檄旁午，京师十里之外，大盗十百为群，贪风不止，民怨日深！倘有奸人乘一旦之衅，则不可胜讳矣。非得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格，扫除廓清，不足以弭天下之患。顾世虽有此人，未必知，即知之，未必用。

此可为慨叹也。［1］

这个磊落奇伟之士正在那里等待时机。徐阶是他的知己，但是徐阶没有用他的机会。严嵩把他当作一个文士，没有注意。世蕃认为自己和陆炳、杨博是天下三大奇才，也没有注意。居正对严嵩父子只是一味地恭维，后来严嵩的夫人死了，居正在祭文中称颂他们父子：

唯我元翁，小心翼翼，谟议帷幄，基命宥密，忠贞作干，终始唯一，夙夜在公，不遑退食。……笃生哲嗣，异才天挺，济美象贤，笃其忠荩，出勤公家，入奉晨省，义方之训，日夕惟谨。［2］

这是后事，但是可看出居正对严嵩父子是怎样地应付。

正和居正所说的一样，翰林院是一个“敦本务实，以眇眇之身任天下之重，预养其所有为” ［3］的地方。在这里他做过培养的功夫，也曾想到实际的事业。尽管别人把他当一个文士看，但是他的个性在书牍里已有不少的流露：

中世以后，大雄之法，分为宗、教二门。凡今吾辈之所讲研穷究，言语印证，皆教也。若夫宗门之旨，非略象忘诠，真超玄诣，讵可易言。然宗由顿契，教可依通，譬之法雨普沾，随根领受。而今之学者，皆舍教言宗，妄意揣量，执之为是；才欲略象，而不知已涉于象；意在忘诠，而不知已堕于诠。此坚拳喝棒、狗子矢橛之徒，所以纷纷于世也。［4］

近日静中，悟得心体原是妙明圆净，一毫无染，其有尘劳诸相，皆由是自触。识得此体，则一切可转识为智，无非本觉妙用。故不起净心，不起垢心，不起著心，不起厌心，包罗世界，非物所能碍。［5］

《易》所谓“困亨”者，非以困能亨人，盖处困而不失其宜，乃可亨耳。弟甚喜杨诚斋《易传》，座中置一帙，常玩之。窃以为六经所载，无非格言，至圣人涉世妙用，全在此书，自起居言动之微，至经纶天下之大，无一事不有微权妙用，无一事不可至命穷神。乃其妙，即白首不能殚也，即圣人不能尽也。诚得一二，亦可以超世拔俗矣。兄固深于《易》者，暇时更取一观之，脱去训诂之习，独取昭旷之原，当复有得力处也。［6］

学问既知头脑，须窥实际。欲见实际，非至琐细，至猥俗，至纠纷处，不得稳贴，如火力猛迫，金体乃现。仆颇自恨优游散局，不曾得做外官。今于人情物理，虽妄谓本觉可以照了，然终是纱窗里看花，不如公等只从花中看也。圣人能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非意之也，必洞于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分，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学问不透。孔子云：“道不远人。”今之以虚见为默证者，仆不信也。［7］

王阳明

王阳明是明代最著名的哲学家，『心学』创始人，张居正的思想和行为受其思想影响很大。

居正的时代，恰是阳明之学盛行的时代。这一派的学问融合儒家、释家的言论，而最后的目标是在事功方面的表现。居正所谓“本觉可以照了”，正是阳明学派的启示。但是，他对于这一派的讲论始终采取不妥协的态度。嘉靖三十二年至三十四年间，聂豹在北京讲学的时候，居正直谓“近时论学者，或言行颇不相覆，仆便谓其言尽不足信，是以孤孑迄于无闻。窃谓学欲信心冥解，若但从人歌哭，直释氏所谓‘阅尽他宝，终非己分’耳”。［8］其后居正当权，禁止讲学，只是这个态度的演变。但是他说“信心冥解”，其实还是心学的学风。用这种学风治经，当然只有“脱去训诂之习，独取昭旷之原”。万历八年，居正答朱睦论《春秋》云，“《春秋》本鲁史旧文，仲尼稍加笔削，盖据事直书，而美恶自见，非有意于褒贬也。自三传启穿凿之门，世儒袭见闻之陋，圣人记事之意，寖以弗存。所谓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 ［9］主张还是如此。

嘉靖三十七年，戊午，崇端王翊镢袭封，居正奉命到汝宁册封崇王。汝宁去江陵不远，居正便道回家，这是他最后一次看到他的父亲。万历六年三月居正上《再乞归葬疏》：“痛念先臣生臣兄弟三人，爱臣尤笃。自违晨夕十有九年，一旦讣闻，遂成永诀。”其言指此。在他回家的时间，依然免不了辽王宪的纠缠。《种莲子戊午稿序》，是一篇奉命的文章。序言“今年秋，以使归谒王，王手诗三册曰：‘此近稿也。’不佞受而读之”，可证。“种莲子”是辽王宪的别号。

就在这一年，严嵩和徐阶的斗争逐渐具体了。嘉靖三十七年三月，刑科给事中吴时来、刑部主事张翀和董传策同日上疏，弹劾严嵩。

顷陛下赫然震怒，逮治偾事边臣，人心莫不欣快。边臣朘军实，馈执政，罪也。执政受其馈，朋奸罔上，独得无罪哉！嵩辅政二十年，文武迁除，悉出其手，潜令子世蕃出入禁所，批答章奏，世蕃因招权示威，颐指公卿，奴视将帅，筐篚苞苴，辐辏山积。犹无餍足，用所亲万寀为文选郎，方祥为职方郎，每行一事，推一官，必先秉命世蕃而后奏请。陛下但知议出部巨，岂知皆嵩父子私意哉！他不具论，如赵文华、王汝孝、张经、蔡克廉，以及杨顺、吴嘉会辈，或祈免死，或祈迁官，皆剥民膏以营私利，虚官帑以塞权门。陛下已洞见其一二。言官如给事中袁洪、张墱，御史万民英，亦尝屡及之。顾多旁指微讽，无直攻嵩父子者。臣窃谓除恶务本，今边事不振，由于军困，军困由官邪，官邪由执政之好货，若不去嵩父子，陛下虽宵旰忧劳，边事终不可为也。［10］

张翀疏称：

臣每过长安街，见嵩门下，无非边镇使人，未见其父，先馈其子，未见其子，先馈家人。家人严年，富已逾数十万，嵩家可知。私藏充溢，半属军储，边卒冻馁，不谋朝夕，而祖宗二百年豢养之军，尽耗弱矣。边防既隳，边储既虚，使人才足供陛下用，犹不足忧也。自嵩辅政，藐蔑名器，私营囊橐，世蕃以驵侩资，倚父虎狼之势，招权罔利，兽攫鸟抄，无耻之徒，络绎奔走，靡然从风，有如狂易，而祖宗二百年培养之人才尽败坏矣。

传策疏中更列举严嵩坏边防、鬻官爵、蠹国用、党罪人、骚驿传、坏人才六罪。三人同日上疏，同样着重边防，很容易引起严嵩的猜疑。

严嵩知道吴时来、张翀都是徐阶的门生，董传策是徐阶的同乡，认定有人主使，便一力在世宗面前挑拨。世宗不听，后来时来遣戍横州，张翀遣戍都匀，传策遣戍南宁，与杨继盛的惨祸显然不同。徐阶的地位已经逐渐提高了，对他们隐隐地成为保障。后来穆宗即位，徐阶当权的时候，三人都起复原官。

嘉靖三十八年五月，徐阶晋吏部尚书。这是一个崇衔，因为实缺的吏部尚书还有吴鹏。嘉靖三十九年徐阶再从少傅晋太子太师，就在这一年，居正从翰林院编修，升右春坊右中允，管国子监司业事。

翰林院编修正七品，右中允正六品，在官阶上进了一品。明代有左春坊、右春坊，管太子奏请、启笺及讲读之事，长官为春坊大学士，其次则有庶子、谕德、中允、诩善、司直郎等官。但是后来都成为翰林官升转的虚衔，没有一定的职务，所以居正实际的职务只是国子监司业。明代南北两京都有国子监，是当时的国立大学，但是因为只有两个国子监，所以比现在的国立大学地位更高。国子监的长官是祭酒，其次是司业，就是国立大学校长和副校长。在居正当司业的时候，国子监祭酒是高拱。徐阶、高拱、张居正是嘉靖末年直到隆庆六年政治界的三个主要人物。

高拱，新郑人，字肃卿，又号中玄。嘉靖二十年中进士，曾为裕王侍讲九年，和裕王的关系很深。世宗自庄敬太子死后，不立太子，裕王便是实际的太子。东宫宫僚照例是大学士的候补人，所以严嵩、徐阶当政的时候，对高拱都非常得器重，以后高拱升国子监祭酒，便是他们的主张。高拱和居正在国子监共事的时候，他们相互了解，都看到日后两人在政治界的地位。

嘉靖四十年春，俺答自河西踏冰入寇，七月犯宣府，九月犯居庸关。十一月俺答的侄儿吉能犯宁夏，进逼固原，十二月他的弟弟把都儿犯辽东盖州。这一年鞑靼的攻势虽不特别紧张，但是范围很广泛，除正面的北方以外，东北和西北都受到他们的蹂躏，敬修在《文忠公行实》中特别提到“四十年犯蓟”的记载。这一年鞑靼的进攻给予居正一个新的刺激，他和敬修父子间大致时常谈到，后来便留下这个记载。

嘉靖四十年十一月，西苑大火，世宗因为所住的永寿宫被毁，只得暂住玉熙殿。他看到这个地方又窄又小，和严嵩、徐阶计较。严嵩劝世宗仍还大内，不料触动了世宗无限的伤感。十九年以前，即嘉靖二十一年十月底夜间，世宗宿在曹端妃宫里的时候，官婢杨金英定谋，差点儿把世宗勒死，幸亏方皇后来了，才把世宗救活。那时他在惊惶之间，话都说不出来。方皇后传圣旨，把杨金英、曹端妃都杀了。杨金英的死不说了，世宗眼看端妃被杀，连申辩的机会也没有。端妃被冤枉，世宗是明白的，但却怨不得救命的皇后。一个温馨的好梦，剩得血腥的回忆。从此以后，他不再回宫了，西苑是他的世界。“啊，严嵩，”世宗想，“大内是回不得的了！”在世宗的沉吟中，徐阶早看到他神态的不安。

严嵩

严嵩（1480—1567），字惟中，号介溪，分宜（今江西省分宜县）人，嘉靖年间专权长达二十年之久。

“那倒不必，”徐阶说，“最近重盖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所余的材料很多，交给工部尚书雷礼，用不到很久，尽可重盖一座。”

“就这样吧。”世宗高兴地说，一边加派徐阶的儿子徐璠为工部主事，负责督工。

嘉靖四十一年的春天，万寿宫盖好了，世宗住进以后很得意，升徐阶为少师，兼食尚书俸，徐璠也升太常少卿。从此严嵩的势力逐渐低落，徐阶的势力便逐渐地高涨。

就在这年，御史邹应龙给严嵩一个严重的打击。初夏是多雨的时节，一个阴雨朦朦的日子，应龙在内监家里躲雨。淅淅的雨在窗外打个不住，应龙和内监说：“近来内里有些什么事咧？”

内监当然知道的，但却说：“啊，说不得，说不得！”

这一来便引起邹应龙的追问，内监只得说道：

事情是这样的。内里来了一个蓝道士，叫蓝道行，扶得一手好乩，皇上相信得了不得。一天皇上问乩仙：“天下为什么不治呢？”那时乩盘沙沙地动，你看上面留着几个什么字？啊，说不得，说不得！九个大字，“贤不竟用，不肖不退耳”！皇上吃了一惊，便问贤不肖是哪几个。乩仙判着，“贤如徐阶、杨博，不肖如嵩”。皇上又问：“那么乩仙为什么不除他呢？”沙，沙，沙！又是一阵，乩盘上还是六个字，“留待皇帝自殛。”相公，你看怎样？当时皇上着实沉吟了一下，不知道是个什么意思。

一场雨透漏了内里的消息，看看雨也小了，邹应龙谢过主人，在风雨料峭中回去。这一晚他对着烛光发愁。严嵩是奸臣，凡是御史、给事中，都得替皇上除害。但是想起沈炼、杨继盛、吴时来的前途，何尝不值得担心？一封奏章要是扳倒不了奸臣，至少便得充军三千里。可是也许皇上已经动心，只要再动一下，还愁扳倒不了一个严嵩！应龙真有些踌躇。矇眬之间，他竟昏昏地睡去了。他做了一个梦，好像是在东风中，他带着随从出去打猎。远远地看见一座高山，他对准放了一箭，那箭飕飕地不知哪里去了。加上一鞭，他骑着马迎着东风走去，当前又是一座山，可是小得多了。山旁有一座楼，下面全是田。田里只看到一堆米，米上盖了草。他晓得北方没有稻田，就算有一点儿吧，也不会在春天把米苫在田里。奇怪得很。不管他，且发一箭。不发还好，一发以后，只听到哗啦一声，像天塌下一样，米堆倒了！楼倒了，小山倒了，连带大山也倒了。这一场大乱吓得应龙浑身大汗，从梦中惊醒。

烛光在东风中摇晃，因为烛花长了，显见得黯淡了许多，满桌都是烛泪。应龙把烛花剪过，重新对着烛光沉思。据说当时他在桌上乱画着“高山，高山”几个字。模糊中他看到“山”字连到“高”字，正是严嵩的“嵩”！“好啊！”应龙拍着案，得到了新的启示。事情是容易了，东面的楼是“东楼”。他在桌上写一个“田”字，上面是“米”，“米”上加草，明明是一个“蕃”字。他明白了，这一支箭，不让它飕飕地落空，一定对准了射去。在摇晃的烛光中，他起草，他誊清，一气呵成。这是御史邹应龙的奏章：

工部侍郎严世蕃凭借父权，专利无厌，私擅爵赏，广致赂遗，使选法败坏，市道公行，群小竞趋，要价转巨。刑部主事项治元，以万三千金转吏部；举人潘鸿业，以二千二百金得知州。夫司属郡吏赂以千万，则大而公卿方岳，又安知纪极！平时交通赃贿，为之居间者，不下百十余人，而其子锦衣严鹄、中书严鸿、家人严年、幕客罗龙文为甚。年尤桀黠，士大夫无耻者至呼为鹤山先生，遇嵩生日，年辄献万金为寿，臧获富侈若是，主人当何如！嵩父子故籍袁州，乃广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扬州，无虑数十所，以豪仆严冬主之，抑勒侵夺，民怨入骨。外地牟利若是，乡里又何如！尤可导者，世蕃丧母，陛下以嵩年高，特留侍养，令鹄扶榇南还；世蕃乃聚狎客，拥艳姬，恒舞酣歌，人纪灭绝；至鹄之无知，则以祖母丧为奇货，所至驿骚百故，诸司承奉，郡邑为空。今天下水旱频仍，南北多警，而世蕃父子，方日事掊克，内外百司，莫不竭民脂膏，塞彼溪壑；民安得不贫，国安得不病，天人灾变安得不迭至也？臣请斩世蕃首，悬之于市，以为人臣凶横不忠之戒。苟臣一言失实，甘伏显戮。嵩溺爱恶子，召赂市权，亦宜亟放归田，用清政本！

嘉靖四十一年五月，严嵩的政权倒了。世宗一面降旨安慰严嵩，一面却叫他回籍休养；严世蕃交法司讯问，最后判决世蕃、严鹄、罗龙文充军边远。世宗对严嵩还是不时地眷恋，在西苑奉道修醮的时候，永远舍不下这一个撰进青词的老臣。但是徐阶和新进的大学士，那个慈溪才子袁炜，不还是一样吗？

《寻愚溪谒柳子庙》碑

严嵩在国内的真迹遗墨只有三处，最具价值的是湖南永州柳子庙的《寻愚溪谒柳子庙》碑。

严嵩的政权终于倒了。从嘉靖四十一年到四十四年三月，内阁中只剩徐阶、袁炜两人。袁炜是徐阶的门生，但这是老远的过去了，袁炜当然不再退让，一切章奏他都要过问。徐阶的经验多了，在微笑中，一切事务都和袁炜商量。徐阶在大学士直庐贴着标语，“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他不做严嵩，他只要做贤相。他赢得一般的好感，但是他也正在计划怎样杀严世蕃，怎样饿死严嵩。对袁炜，他只是一味地微笑，“小孩子啊，”他想，“待我慢慢地计划。”无疑地，在风和日暖的状态中，整个政权是徐阶的了。

在严、徐政权的递嬗中，我们不要忘却张居正，他曾经劝过徐阶和严嵩明白地干一下。他的计划失败，然而徐阶的计划成功了，他正在重新跟老师学经验。徐阶认识到居正是国家栋梁之才，他舍不得让他做杨继盛、吴时来，甚至也舍不得让他做邹应龙，冒着最后一次危险，他只让居正在幕后活动。严嵩失败以后，居正感觉到无限的高兴，对于自己的政治前途，抱着无限的希望。嘉靖四十一年的秋天，他写了这样几句诗：

狂歌袅袅天风发，未论当年赤壁舟。［11］佳辰已是中秋近，万里清光自远天。［12］

这年他才38岁，究竟还是年轻。他激动了，但是“天风”只是一层虚响，“清光”也不免有些迟疑。“是老师忘去了吗！”他立刻又感到失望，他把希望和失望都交给诗卷。

赋得秋色老梧桐

凉露燕山秋自偏，高梧十寻殊可怜。萧萧落叶当寒井，瑟瑟悲风起暮烟。疑有凤凰鸣碧干，不堪哀怨付清弦。皎月夜窗闲对汝，外人谁识子云玄！［13］

这一首诗里“凤凰碧干”是期望，“哀怨清弦”是失望：从期望到失望，正是最大的痛苦，“外人谁识子云玄”，一语道破。居正只是怨切地说：“你们不认识，不认识啊！”究竟年轻，他还不免有些躁急。顾磷对于居正十六岁中举的事认为太早，倘使再迟五六年，也许他可以更沉着一点儿。

其实徐阶把居正留在幕后，一切的政治秘密，居正都有与闻的机会。嘉靖四十二年三月，吴维岳调任贵州巡抚，在明代贵州还是蛮荒，维岳一肚子的不高兴，居正对他说：

师翁绝才冠世，卓行范俗，当路且欲虚揆席以待，贵阳开府，只暂借耳。比奉手教，乃有东山之怀，岂群材所望乎？［14］

这里可看出居正说话的分量，关系更大的是景王夺嫡之事。徐阶掌握政权是嘉靖四十一年以后的事，景王虽然已经归藩［15］，但是因为裕王的名分始终没有确定，所以还是不断地计划。居正说过：

原任少师大学士徐阶，当世宗时，承严氏乱政之后，能矫枉以正，澄浊为清，惩贪墨以安民生，安经制以核边费，扶植公论，奖引才贤，一时朝政修明，官常振肃，海宇称为治平，皆其力也。是时先帝潜居藩邸，世庙一日忽有疑于先帝，命检成祖之于仁宗故事，阶为之从容譬解，其疑乃释。此一事则唯臣居正一人知之，诸臣皆不得闻也。［16］

成祖曾经一度决心废太子，立汉王高煦，所谓“故事”者指此。宫廷的秘密，徐阶都和居正商论，他们之间的关系可知。景王死于嘉靖四十四年，这是嘉靖四十一至四十四年中间的事。

嘉靖四十二年，是一个多难的年代，福建、浙江的倭寇还是不断地进攻，幸亏刘显、俞大猷、戚继光几个名将打了几次胜仗，把他们堵住了。正月里，北方的鞑靼在俺答领导下，进攻宣府，南掠隆庆。十月把都儿和俺答的儿子辛爱，破墙子岭入寇，北京戒严，直到十一月解严，中间他们曾经大掠顺义、三河。嘉靖年间，北京经过几度戒严，这是最后的一度。

世宗还是没有忘情文物制度的事。正德十六年，他从安陆州入都即位。嘉靖十年，升安陆州为承天府，命文学侍从之臣，为《承天大志》。徐阶当国的时候再修《承天大志》，大学士徐阶、袁炜都是《承天大志》总裁。嘉靖四十二年，徐阶荐居正为副总裁。居正集中留下一篇《承天大志纪赞》，［17］还是不痛不痒的文章［18］。

嘉靖四十三年，《承天大志》完成，居正进官右春坊右谕德［19］，为裕邸日讲官。谕德是一个虚衔，居正的职务是裕王府讲官，为日后进官大学士订下一个基础，一切都表明徐阶为居正做一个从容不迫的布置。其后居正给徐阶两子书中，一再说“仆受太翁老师厚恩，未有以报”，［20］流露了他衷心的感激。

裕邸进讲的事，居正自己曾经留下了下列记载：

臣追思皇上昔在藩邸，臣因进讲汉光武杀直臣韩歆事，反复开导，言人臣进言之难，叹息光武以明圣之主，不能容一韩歆，书之史册，甚为盛德之累。荷蒙皇上改容倾听。［21］

这是隆庆二年的奏疏，所称皇上，即是嘉靖年间的裕王。《文忠公行实》称“太师每进讲，必引经执义，广譬曲谕，词极剀切，以故皇考［22］往往目瞩太师，加礼焉”，指此。

嘉靖四十三年，御史林润再劾严世蕃，逮世蕃下狱。四十四年，林润上疏数世蕃父子罪，世宗发三法司审讯。世蕃只是得意地说：“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他的计划，认定自己的罪状，只要承认受贿的事，其余还不难洗刷，最好是要三法司上疏的时候提到严嵩坑陷沈炼、杨继盛的事实。两人的被杀，固然是严嵩的策动，但是都取过圣旨。一经提到，世宗想到前事，必然发怒，这样一来，一切的判决都被推翻了，世蕃不但会免罪，而且还有蒙恩的可能。计划好了，世蕃的党徒只是一味地数说：“啊，不好！要是三法司提起沈炼、杨继盛的前事，严世蕃就没有活命了。”空气在北京城里激动，刑部尚书黄光升、左都御史张永明、大理寺卿张守直果然中计，他们正要上疏，把严世蕃父子陷害沈炼等的罪状痛快地数责一番。草稿起好了，三个人去拜访徐阶。

徐阶早知道了。“三位的疏稿，可以看得吗？”他说。

三位法司把疏稿递给徐阶。

徐阶一边说：“法家的断案，再好没有了，钦仰得很。”一边领着三人到内室里去。大家静静地坐下，左右支使出去了，门也被掩上。

“诸位的意思是要严公子死呢，还是要他活？”徐阶问。

“这是死罪，”三位都说，“当然要他死。”

“那么，办这件案子，”他又问，“是杀他，还是救他？”

“在奏疏里提到沈炼、杨继盛，正是给他死罪的根据。”他们都说。

“话是不错的，”徐阶慢吞吞地说着，“可是另外有一层道理。杀沈炼，杀杨继盛，诚然是犯了天下的众怒，但是沈炼攻击严嵩以后，严嵩把沈炼的名字放在白莲教徒的供词中，只算杀了一个白莲教徒，这是圣旨。因为疏中‘召问裕、景二王’一句，严嵩认为杨继盛‘诈传亲王令旨’，圣上大怒，传旨定罪，成为日后被杀的张本，这是皇上的特旨。皇上是最英明的，不会认错。诸位的奏疏一上，皇上疑心三法司借此归罪皇上，必定勃然震怒，恐怕大家不免问罪，严公子也自在地回家了。诸位以为怎么样？”徐阶又问。

听了这一问，大家愕然了。最后决定还是由徐阶主稿，不提沈炼和杨继盛，只说世蕃“交通倭寇，潜谋叛逆”。一切都是非常机密，非常敏捷。终于由世宗降旨，把世蕃杀了。不久严嵩也被抄了家，得银二百万两以“上”，在当时几乎和国家一年的总收入相等。

有人称赞徐阶铲除了大奸，徐阶蹙了眉头，慨然地说：“严惟中（嵩）杀夏公谨（言），惟中的儿子又由我杀了，必然有人不会见谅，我的心境，只有上天知道罢。”严嵩的政权完全没落了，整个政局都在徐阶手里。

嘉靖四十五年，居正由右春坊右谕德进翰林院侍读学士，［23］掌翰林院事。在官阶上没有进展，但在翰林院的地位提升了，《翰林院读书说》［24］大致是这一年的作品。

在嘉靖四十四年和四十五年之间，内阁又起了变化。本来是徐阶、袁炜二人的内阁。四十四年三月，袁炜病重罢归，四月，补严讷、李春芳二人；就在这年十一月，严讷又病了，内阁只剩徐阶和李春芳。春芳是一个好好先生，一切都很安定。但是到了嘉靖四十五年的三月，徐阶又引进郭朴和高拱。郭朴从嘉靖四十年起已经是吏部尚书，在资历上，久已应当入阁；高拱在当时是数一数二的人才，而且曾经做过裕王府讲官，大学士本来是他的本分，徐阶及早引进，认为这是一种政治手腕。他看定高拱对他必定感激，至少也是政治上的友人，但是徐阶却看错了。

海瑞

海瑞（1514—1587），字汝贤，自号刚峰，海南琼山人，明代著名政治家。

这一年，世宗更加衰老了，因为多病，斋醮得更积极，一切目标只是长生。“啊，长生，长生！只有生命是值得追求的，朝章国政自然有人担负着。”世宗这样想。二月里户部主事海瑞委实看不过，决定上书直谏。直谏！一切直谏的榜样都在那里，世宗的朝廷里正充满了血腥。海瑞买好棺材，准备后事，一边吩咐妻子，“这条性命，就献给皇上吧！”他慨然地说。他回头一看，书僮和长随都跑掉了，大祸临头，他们平时伺候主子，现在用不着逗留，什么人愿意陪主子坐监呢！海瑞点点头，他很明白。终于他上疏了，他还记得最激昂的几句：

陛下诚知斋醮无益，一旦幡然悔悟，日御正朝，与宰相侍从言官讲求天下利害，洗数十年之积误，置身于尧舜禹汤文武之间，使诸臣亦得洗数十年阿君之耻，置其身于皋夔伊傅之列，天下何忧不治，万事何忧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间而已。释此不为，而切切于轻举度世，敝精劳神以求之于系风捕影、茫然不可知之域，臣见劳苦终身而终于无所成也。

这不仅是一个刺激，简直是一个霹雳！世宗把海瑞的奏疏扔在地上，大声地说：“把他捉住，不要让他走了。”内监黄锦接着道：“奏明皇上，这人不会走的。”他把海瑞上疏以前的一切行为奏明。世宗待他把奏疏检起，读了一遍又是一遍，长叹了一声：“我虽不是纣王，此人可方比干了。”

世宗的衰迈显然地增加了。有时他想传位裕王，让自己安心养病。他和徐阶商量，他说：“海瑞说得也不错，但是我病久了，事情怎样办得？”徐阶是明白的，他不敢劝皇帝退位，只是请皇上顾念祖宗基业，天下苍生。当然，世宗不再谈传位了，他只是一意修玄。事情不是很明白吗？前年五月的夜里，正当世宗坐在天井里的时候，御座上“降”下一个仙桃。内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从空中降下的。你不相信？五天以后，又“降”下一个，这不是上天的赏赐是什么？五月的天气，北京会有仙桃吗？以后的以后，白兔生子了，白鹿又生子了，这是瑞兔瑞鹿。翰林院进过奏章，还不相信吗？上帝的恩赉多着呢！只要耐心等着。

皇上正在修玄，道士们的工作越发积极，王金、陶仿、陶世恩、刘文彬、高守中纷纷地进仙丹和丸药。他们有的是道士，也有的是医士。不管他，自古不是说巫医吗？一概升官。太医院使、太医院御医、太常寺卿、太常寺博士：一切斋戒祷祀、望闻问切的官儿都给他们。然而，皇上的病还是一天一天地沉重。除了从这些道士和太医的嘴里，看不出一点儿痊愈的现象。

皇上在西苑病重的时候，大学士们都在各人的办公室里徘徊。在徐阶的直庐里，常看到居正的踪迹。他们是在那里计划。一天，长随报告：“高阁老从直庐搬出去了。”徐阶只是微笑。他晓得高拱自到西苑直庐以后，把家眷接到西安门外，得空的时候便偷偷地回去。“大致这几天宫内的消息不好，不晓得他想什么心事，也许以为有些长短，要准备搬家吧。”徐阶一边想着，一边摇头，“也难怪，肃卿（拱）是五十以外的人了，儿子没有一个，谁能怨他偷空回去呢？”

这一年的冬间，世宗的病势越发沉重了。十二月，世宗禁不住徐阶的忠谏，终于搬回大内乾清宫。徐阶想起武宗死于豹房的故事，知道皇帝死在宫外究竟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所以一力奉劝世宗回宫。当然，在昏沉之间，世宗不会知道这事的究竟。就在这一天，在位四十五年的世宗皇帝经过无数的斋醮，服过无数的仙丹，同样地也蒙过无数的上帝“恩赉”，终于在寒风凌厉中舍弃了六十年的岁月而逝世了。

皇帝逝世以后，第一件事是发表遗诏。在明朝，遗诏常是大臣们的手笔。遗诏草成的时候，皇帝早已一瞑不视，所以实际上皇帝没有什么交代。但在一个浑乱的局面过后，久负重望的大臣常常能趁皇帝逝世的当中，把前朝的一切弊政用遗诏的名义来一个总清算，因此在政治上，遗诏往往产生重大的影响。武宗逝世以后，杨廷和草遗诏：罢威武团练诸军，散遣入卫边军，守京城九门及南北要害，罢遣番僧，释南京逮系罪国，放遣四方进献女子。这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世宗永陵

明世宗永陵由三进院落组成，规模位居十三陵之首。

现在是徐阶的机会了，他和居正计划了一切。在遗诏之中，他们决心要扫清嘉靖一朝的弊政。斋醮是一件，土木是一件，求珠宝、营织作也是一件，一切都用遗诏的名义停止了。嘉靖初年，追尊兴献王，朝中发生争执，这是所谓“大礼”。嘉靖五年，李福达因倡弥勒佛教，“诱惑愚民”，被逮入京。刑部尚书颜颐寿主张杀李福达，但是武定侯郭勋为福达代辩，引起政治中的大波，这是所谓“大狱”。大礼、大狱两案连累了许多大臣，死的已死，遣戍的遣戍，仅仅罢官遣归的还算是大幸。徐阶用遗诏的名义把大礼、大狱两案言事得罪诸臣一概复官——这都是世宗遗诏的德政。

一切好感集中到徐阶身上，然而徐阶忘记了同僚的高拱和郭朴。他们痛切地感到徐阶的疏忽，他们的愤怒慢慢地凝结成怨恨和仇视，终于在穆宗一朝种下内阁纷争的种子。

注释

［1］书牍十五《答耿楚侗》。

［2］文集十《祭封一品严太夫人文》。

［3］文集六《翰林院读书记》。

［4］书牍十五《答周鹤川乡丈论禅》。

［5］书牍十五《寄高孝廉元谷》。

［6］书牍十五《答胡剑西太史》。

［7］书牍十五《答罗近溪宛陵尹》。

［8］书牍十五《启聂司马双江》。

［9］书牍十二《答周宗侯西亭言春秋辩疑》。

［10］用《明史》卷二一〇《吴时来传》节录本。

［11］诗四《壬戌七月望夕初幼嘉陈子嘉二年兄过访次韵》。

［12］诗四《中秋前二夜与诸君共集双河寺》。

［13］诗四。

［14］书牍十五《答贵阳开府霁岩吴老师》。

［15］嘉靖四十年。

［16］奏疏十一《请乞优礼耆硕以光圣治疏》。

［17］文集一。

［18］敬修《文忠公行实》言嘉靖四十一年居正领副总裁，甫八阅月，手自脱稿，为十二纪以献。今案《承天大志》成于嘉靖四十三年，居正以书成进官谕德，前八阅月为嘉靖四十二年，不应言嘉靖四十一年，“十二纪”之说亦与本集不合。

［19］从五品。

［20］书牍十四《答奉常徐仰斋》，又同卷《答符卿徐继斋》。

［21］奏疏一《请宥言官以彰圣德疏》。

［22］指裕王。

［23］从五品。

［24］文集六。

第五章　内阁中的混斗（上）

这一年居正四十三岁了，也许他还记得荆州张秀才的那两句诗，『凤毛丛劲节，只上尽头竿』。努力，努力！在三十年以后的那天，他已经直上尽头竿了，但是他还得努力，他要一直赶上尽头竿的顶点。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裕王载垕即位，这是后来的穆宗。他即位的时候，年三十岁。

世宗是一位干练的君主。他崇信道教，从事斋醮，然而他永远没有忘却他是君主。杨延和、杨一清、张孚敬、夏言、严嵩、徐阶——这一群有名的首辅固然曾经掌握政权，但是威柄依然在世宗手里。穆宗和他的父亲不同，他完全是另外一个范畴的人物。世宗在位的时候，他只是一味的谨慎小心，甚至连父亲都不敢看一面。世宗逝世了，他自己做君主，但君主的威权在他眼中简直是一种痛苦的经验。朝会的时候，他照例是不发一言。如此一年一年地过去，起初还不妨说是什么“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但是一直到第四年，他还没有感觉到说话的必要，这确有些骇人了。隆庆三年，尚宝丞郑履淳上疏：

陛下御极三祀矣，曾召问一大臣，面质一讲官，赏纳一谏士，以共画思患豫防之策乎？高亢睽孤，乾坤否隔，忠言重折槛之罚，儒臣虚纳牖之功，宫闱违脱珥之规，朝陛拂同舟之义。回奏蒙谴，补牍奚从？内批径出，封还何自？

隆庆四年刑部主事陆树德上言：“上下交为泰，今睽隔若此，何以劘君德，训万几？”但是一切的规诤对穆宗没有发生什么影响。

隆庆皇帝

朱载（1537—1572），即明穆宗，世宗第三子，封裕王，世宗病死后继位。在位六年，死后葬于昭陵。

当然，穆宗不是白痴，他只是对于实际的政治厌倦。在宫廷里面，他有他的爱和憎。他爱女人，爱喝酒，爱和内监们一起游玩，爱鳌山，爱宫苑，爱秋千，爱龙凤舰，爱金匮玉盆：一切消闲的娱乐他都爱，一切实际的政治他都憎。事实上，实际的政治用不着他自己操心。他有徐阶、高拱、张居正这些干练的政治家，他也有李春芳、陈以勤、郭朴这些忠谠的大臣。政权交给他们好了，穆宗自己想。不幸他连驾驭大臣的威柄，也一齐放手，因此穆宗一朝，内阁里面只见到不断的混斗。

穆宗是一个宽厚的君主，这是他和世宗绝对不同的地方。在他即位的初年，诏令户部购买珠宝，户部尚书马森执奏，不听；给事中、御史们进谏，不听。最后激怒了御史詹仰庇，他上疏说：“陛下玩好之端渐启，弼违之谏恶闻，群小乘隙，百方诱惑，害有不可胜言者。”这是直接攻击皇帝了，穆宗只给他一个不答复。穆宗对陈皇后日渐疏远，皇后迁居别宫，慢慢地郁出病来，仰庇又上疏道：

先帝慎择贤淑，作配陛下，为宗庙社稷内主，陛下宜遵先帝命，笃宫闱之好。近闻皇后移居别宫，已近一载，抑郁成疾，陛下略不省视。万一不讳，如圣德何！臣下莫不忧惶，徒以事涉宫禁，不敢颂言。臣谓人臣之义，知而不言，当死，言而触讳，亦当死。臣今日固不惜死，愿陛下采听臣言，立复皇后中宫，时加慰问，臣虽死，贤于生。

这样的切直，在世宗的时候久已应当受到廷杖的处分了，穆宗只批着：“后无子多病，移居别宫，聊自适以冀却疾。尔何知内庭事，顾妄言！”在明代，这真是难得了，一切都显示穆宗是一个平庸的然而宽厚的君主。

穆宗即位的时候，内阁大学士是徐阶、李春芳、郭朴、高拱四人。徐阶是首辅，内阁中最不平静的分子是高拱。

短短的十二月过去了，第二年便是穆宗隆庆元年。开了新年，居正由翰林院侍读学士进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侍郎是正三品，这已是进官了，但只是一个阶梯。二月居正晋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同时入阁的还有他的房师陈以勤。二人入阁，当然都是因为曾为裕邸讲官的缘故。

这一年居正四十三岁了，也许他还记得荆州张秀才的那两句诗，“凤毛丛劲节，只上尽头竿”。努力，努力！在三十年以后的那天，他已经直上尽头竿了，但是他还得努力，他要一直赶上尽头竿的顶点。

奉诏入阁以后，他著有《辞免恩命疏》，这是一篇可以纪念的文章，全录于此：

奏为辞免恩命事，隆庆元年二月初九日，准吏部咨，节奉敕谕：“原讲官、今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张居正，升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著入内阁，同徐阶等办事，如敕奉行。钦此。”非常之命，特出宸衷，不次之恩，滥及庸品，臣不胜感激，不胜惶悚。窃以内阁之职，几务是司，以代王言，以熙帝载，必有宏深奥衍之学，蕴经纶康济之才，然后足以协赞皇猷，弼成圣化。臣学不足以造古人之微，识不足以通当世之务，既无才望，又鲜旧劳，徒以东朝劝讲之微勤，幸逢圣主龙飞之景运，因缘机遇，骤被恩慈，擢贰铨衡，晋参密勿，力微于蚊蝝，任重于丘山，退自省循，若为堪受。昔唐李泌、陆贽，遇代、德二主于藩邸，先臣杨博、刘健，事仁、孝两庙于青宫：咸以旧劳，遂跻台席。然当时不以为幸得，后世咸仰其休声者，盖以四臣闻望素隆，勋庸茂著故也。臣之谫劣，何足以远企前贤，近希先哲，而一旦以后进之士，厕迹于老成耆旧之间，以庸众之流，滥竽于俊乂英贤之列，将何以致物情之允协，昭天鉴之无私？即微人言，能不自愧？况圣明临御之始，正海内观听之时，倘举措不惬于公评，则激劝有亏于国典，颠之咎，宁独在臣！伏愿皇上察臣悃诚，非由矫饰，特停成命。改授时贤，俾臣仍以旧官，勉图自效。庶程才量力，在微臣免覆之忧；为官择人，在国家有栋隆之吉。臣无任战栗陨越俟命之至。［1］

《明会典》插图

《明会典》是明代官修典章制度大全，记载了明代开国至万历十三年，二百余年间职官的建置沿革及所掌职事。

当然，这是一篇例行的文章。明代关于大臣的任命，到了中叶以后演成会推的制度。《明会典》载：“阁臣，吏、兵二部尚书，会大九卿、五品以上官及科、道，廷推上二人，或再上三四人，皆请自上裁。” ［2］就是指的此事，廷推便有些议会选举制的意味了。不过名为会推，其实主持者自有其人，其余的只有承认，未必公开地取决于多数的赞同，所以后来颜继祖论为“会推但六科掌篆者为主，卿贰台臣罕至，且九卿台谏，止选郎传语，有唯诺，无翻异，何名会推”！［3］这是指主持之权落在六科都给事中［4］以后的情形。但是自万历以来，大权只在吏部尚书和文选司郎中之手，廷推只是一个形式［5］。其实即在西方议会制盛行的国家，选举也只是公开的形式，一切的决定还是由一二人主持。所以，大体方面本来有不少的类似。

但是，会推的制度以外还有特简。任用大臣的时候，会推和特简是两种迭用的方式。有时大臣认为特简是一种偏私的恩典，甚至拒绝皇上的荣命。孝宗用中旨改徐恪为南京工部右侍郎，恪疏称“大臣进用，宜出廷推，未闻有传奉得者。臣生平不敢由他途进，请赐罢黜” ［6］，这是一个好例子。可是特简的制度永远和会推的制度并存，干练的君主用人行政的时候甚至大都出于特简。在宽厚、平庸的君主手里，特简的大权依然存在，但是简用的大臣不是出于首辅的推荐，便是出于近幸的引进。居正这次入阁，全是徐阶的力量。居正自言“圣主念甘盘之旧，不弃簪履；元翁垂接引之慈，无遗管蒯” ［7］，所谓“元翁”，即指徐阶。

入阁以后，便有入阁以后的措施。无疑地，居正是热恋政权的。自隆庆元年入阁以后，直到万历十年身死为止，在这长长的十六年之中，他没有一天不在积极地巩固他的政权，也没有一天曾经放弃他的政权。政权在手中了，他要有一番作为。隆庆元年，他还只是一个新进，阁中有很多他的老师和前辈，只有李春芳是他的同年，但在他入阁以前，春芳已经是二年大学士了。可是居正既经入阁，便有一番抱负。也许在做翰林学士的时候，他还预备做一个文人，现在事情不同了，一切都在他的眼里。入阁之初，他写了这样的几封信：

仆以浅薄，骤冒非分，日夕惶惶，罔知攸措。思所以酬主恩而慰知己者，唯虚平此心，不敢向人间作好恶耳。至于转旋之机，未免有迹非心是之判，士大夫责望素深，或不能尽如其意，然亦不暇顾矣。［8］

深惟谫薄，任过其才，夙夜念之，若为称塞。唯当坚平生硁硁之节，竭一念缕缕之忠，期不愧于名教，不负于知己耳。［9］

仆以谫薄，获依日月之末光，猥从末阶，骤跻三事，束栌作柱，用荷为梁，庸愚之人犹将嗤之，况高明耆硕如翁者乎？乃辱不鄙，远赐问贺，奖借过情，重增其愧。至勉仆以作者之事，尤不敢当。古人以行谊文章兼显于时者，世不多见。明兴二百余年，名世之辅，专门之彦，凡几作矣，而一代文章，犹未能追踪古昔，乃欲责之于椎鲁人，讵能耶？若使以其硁硁小人之守，惓惓纳诲之心，朝夕俟衮职有缺，时用一缕补之，以仰答隆遇而免于罪戾，或庶几耳。［10］

关于居正入阁之初，还有一段记载应当辨正的。王世贞在《张居正传》中称“当居正之进阁，阁臣凡六人……居正最后拜，独谓辅相体当尊重，于朝堂倨见九卿，他亦无所延纳；而间出一语，辄中的，人以是愈畏惮之，重于他相矣”。其后《明史》居正本传亦称“时徐阶以宿老居首辅，与李春芳皆折节礼士，居正最后入，独引相体，倨见九卿，无所延纳，间出一语，辄中肯，人以是严惮之，重于他相”。《明史》本传的记载完全根据王传，连字句方面都可以指出雷同的地方，其实两传都是错误的。

王世贞

王世贞（1526—1590），明代文学家、史学家，做《张居正传》。他倡导文学复古运动，认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这段记载的错误是时间的错误。居正倨见九卿，为众严惮的时候是有的，但这是万历以后的事了。万历元年九月，吏部尚书杨博致仕，十二月礼部尚书陆树声致仕，三年六月左都御史葛守礼致仕，老成人退休了，九卿之中，不是居正所汲引，便是他的亲戚，居正身为首辅，连带阁中的吕调阳、张四维都几乎成为他的僚属，何况九卿！“倨”是诚然有的，“惮”也理有固然。但是隆庆元年，居正入阁之初，杨博为吏部尚书，葛守礼为户部尚书，都是居正平时严惮的人物，在官阶方面，他们都在居正之上，本来谈不到“倨”。隆庆六年六月，神宗即位，居正当国，七月命陆树声为礼部尚书。树声是嘉靖二十年进士，比居正前两科，居正见树声，用后辈见先辈礼。有一次树声到内阁拜访居正，因为客座稍偏，简直不肯入座，直待居正亲自改正席次以后，方肯接谈。这里固然看到树声的严正，但是同样也看出居正的礼遇。居正当然有居正的气魄，但是要说入阁之初“倨见九卿”，这是时间的错误。

隆庆元年四月，居正进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据《文忠公行实》，这次进官因为“永乐大典成”的缘故，当然这是指重修《永乐大典》的故事。

就在这短短的时期里，内阁里发生一次阁潮。隆庆初年的内阁实际是三个名臣的内阁——徐阶、高拱、张居正。居正和徐阶、高拱都有相当的关系，现在还没有到他崭露头角的时机，但是徐阶、高拱的对立正在逐日地尖锐。

第一个攻击高拱的是吏科给事中胡应嘉。世宗病重的时候，高拱从直庐里偷偷地回去，准备搬家。应嘉知道了，提出弹劾，世宗在昏眩中一切不问，但是高拱认为胡应嘉和徐阶同乡，一定受了徐阶的指使，事态便扩大了。高拱有仇必报，本来谈不上容忍，一切正在等待机会。隆庆元年，吏部尚书杨博主持京察。京察是明代的制度，宪宗成化四年奏准，京官五品以下，吏部会同都察院及各堂上掌印官共同考察。孝宗弘治十七年奏准，每六年举行一次。六年京察的制度确定了，但是万历以前，有时还来一个特别考察，这便是所谓“闰察”。本来明朝的文官制度是终身制，像那些“改组”“裁员”，以及“手谕”开除这一类的制度，都还没有制定。在大臣手里的威柄，只是“京察”。这个威柄照例握在吏部尚书手中，除了都御史可以随时过问以外，不受任何的干涉。现在权柄在杨博手中了，这一次的京察连御史、给事中都降黜了，算得上雷厉风行。偏偏杨博的同乡——山西人没有一个降黜的，这一来动了御史和给事中的公愤。第一个攻击杨博的又是胡应嘉。

应嘉弹劾杨博挟私愤，庇乡里，错是没有说错，可是恰恰错在应嘉的吏科给事中上面。在吏部办理京察的时候，吏科给事中应当参加。

事前没有提出异议，事后偏要提出弹劾，连宽厚的穆宗也认为抵牾，下令内阁商量处罚，这一来高拱报复的机会到了。

内阁当中，郭朴和高拱同乡，这一次首先发言的是郭朴。他毅然地说：“胡应嘉出尔反尔，全不是人臣事君的道理，应当革职。”

“应当革职为民。”高拱也说。

徐阶看了郭朴，再看高拱，两位阁老都紧张得了不得，无可奈何，只得点点头，胡应嘉的革职算是革定了。

明朝的言官真是了不得。他们是一窝胡蜂，你动了一个，他们会来一群。都察院有的是御史，六科里有的是给事中，你瞧吧！京察的时候，吏部尚书对于言官，照例谈不到降黜。偏偏杨博给他们一次降黜，偏偏郭朴、高拱又主张胡应嘉革职为民，胡蜂窝被惊动了，兵科给事中欧阳一敬先劾高拱‘奸险横恶，无异蔡京”。给事中辛自修、御史陈联芳上疏再劾高拱，御史郝杰直攻高拱“无宰辅器”。事态更加严重了，一切的责任都在徐阶身上。徐阶拟旨调胡应嘉为建宁推官，处分减轻了，但是一般的言官们还不满意。欧阳一敬再劾高拱“威制朝绅，专柄擅国，亟宜罢”。高拱当然不能承认，便来一次答辩，事情又到徐阶手里了。徐阶拟旨一边慰留高拱，一边斥责言官：他满心以为从此结束了一件公案。

可是高拱不满意。高拱希望徐阶拟旨，给言官们一次廷杖。杖，杖，杖！高拱记得世宗的时候，言官们弹劾大学士以后，通常是一次廷杖，说不定还有更坏的在后面，杖一下算什么？徐阶也记得这是严嵩掌握政权的故事；他知道穆宗不是世宗，自己也不是严嵩，至于为了高拱，再和言官们结怨，那更犯不着；他再三考虑，只是摇摇头。徐阶决定不和言官们结怨，但是高拱却决定和徐阶结怨了。“你手下有言官，”高拱想，“我手下也有一两个。”

高拱手下的御史是齐康。在应嘉事后不久，齐康便对徐阶提出一次弹劾。可是这一次却犯了言官们的众怒，大众聚齐了，痛痛快快地先给他一次唾骂。一敬劾齐康，齐康也劾一敬。“你说我是高党，我便说你是徐党。”北京城里有的是纸张，弹劾，弹劾！但是齐康这一边人数太少了，究竟抵不上欧阳一敬的气势，从此高拱成为众矢之的。但是，最后的一支箭，却从南京放过来。

午门

明朝开创了廷杖大臣的恶劣传统，执行地点在午门，受刑者非死既重伤。

京察的大权操在吏部和都察院手里，在京察的时候，得到贬黜处分的连皇帝也留不得，神宗万历以后，偶然还留几个，这真是偶然了。隆庆以前，京察是无上的威权，五品以下的官吏一经“察典”，便是终身的耻辱，这是“上剋下”。但是明朝的制度一切都有个平衡，有了“上剋下”，当然便有‘下剋上”。四品以上的官是京察管不了的，他们在京察这一年，每人照例“遵诏自陈”。自陈便是陈述个人的阙失，听候皇帝的处分。当然，这是一种形式，自己不妨来一个“学疏才浅”，用不着直抉隐微，自行攻击。但是给事中、御史们可以提出“京察拾遗”，经过“京察拾遗”的，没有幸免的机会。这一次高拱和北京的言官闹翻了，因为要顾全身份，北京的言官到底不好提出拾遗，拾遗的责任落在南京的给事中和御史肩上。就在隆庆元年五月，高拱致仕。高拱去了以后，言官对郭朴还是不断地攻击，到九月间，郭朴也致仕。这一次阁潮里，徐阶又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当然，这是一个严重的阁潮，然而居正毕竟渡过了，在左右为难的当中，总算没有得罪老师，也没有得罪朋友，但是他对于言官们的嚣张，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他认为“士习人情，渐落晚宋窠臼” ［11］，正在计较怎样给他们一个处分。言官们得到徐阶的保障，议论逐日地激昂起来，穆宗感觉厌倦，吩咐徐阶惩诫，徐阶只是传谕言官，自行省改，事情又平息下去了，这样度过了隆庆元年。

二年正月，居正加少保兼太子太保。

这一年的上半年，政局又发生了一些波澜。内阁里面，除了徐阶、居正，只有李春芳、陈以勤，都是忠厚长者，本来不会有什么波澜的，波澜却发生在皇帝的宫中。穆宗是一个宽厚的人，但是他爱玩好，爱游幸。这算得什么呢？但是古代的大臣对于皇上私人的行为负有政治上的责任。徐阶一再谏阻，免不了皇帝左右的厌恶。六月间，穆宗又要幸南海子，而徐阶再来一次切谏。也许穆宗委实有些厌倦了，也许他还不十分清楚，他毕竟往南海子去了。七月间，给事中张齐又给徐阶提出一次弹劾。终于，徐阶也致仕了，十七年的大学士，七年的首辅，就在隆庆二年七月间舍弃了北京的政治生活，回到江南的故乡。临行的时候，徐阶把朝廷大事和个人家事都托付给居正。对于朝廷大事，居正当然应当担当的。徐家的事，也许还有一些曲折。徐阶有三个儿子，当徐阶在朝的时候，在家乡委实有些作威作福。尽管父亲在那里高讲心性之学，但是儿子们所爱的只是钱财。亲戚陆家的家长死了，孩子还小，巨万的家财都到了徐家，家乡的怨读言正在那里滋长，连在北京城里也成了公开的消息。齐康不曾为此提出弹劾吗？高拱致仕了，但是会不会长在林下？谁都不能说。徐阶知道自己是林下的人了，处处都得提防。他只有吩咐居正，他知道唯有居正是自己一手提拔的人，也唯有居正可以替自己担当这些大事［12］。

和徐阶分别以后，居正给他写了一封信：

不肖受知于老师也，天下莫不闻；老师以家国之事，托之于不肖也，天下亦莫不闻。丙寅之事，老师手扶日月，照临寰宇，沉几密谋，相与图议于帷幄者，不肖一人而已。既而获被末光，滥蒙援拔，不肖亦自以为不世之遇，日夜思所以报主恩、酬知己者。后悟人事不齐，世局屡变，使老师经纶匡济之业，未获尽纾；不肖感激图报之心，竟成隔阂。故昨都门一别，泪簌簌而不能止，非为别也，叹始图之弗就，慨鄙意之来伸也。天实为之，谓之何哉！大丈夫既以身许国家，许知己，唯鞠躬尽瘁而已，他复何言。［13］

“丙寅之事”，指立穆宗、发遗诏的事。这一书看出徐阶和居正中间的密切关系。其后隆庆四年，居正又著一书，述及在两度政潮中自己的立场：

捧读台翰，涕泗交零。以不肖之浅薄，猥辱老师甄陶引拔，致有今日，恩重于丘山，报微于毫末。元年之事，选愞自立，不能昌言，以树正帜，一罪也。及谗言外哄，中人内构，不能剖心以明老师之诚节，二罪也。公旦远避流言，于今三年，不能以一语寤主，使金縢久闻，郊礼不行，三罪也。今日之事，惟以逭积慝而释大惭耳，其视古人所以报知己，何如哉！翰教远贻，弥以为愧。计自今以往，世局又当一新矣。冥鸿迹远，缯缴安施？惟强饭自持，以慰耿耿。［14］

此书大致作于隆庆四年，最迟不出五年。隆庆三年十二月高拱召还，兼掌吏部。所谓“世局又当一新”者，自指高拱复政事。“冥鸿迹远”两句给徐阶一些安慰。大致在高拱复政以后，徐阶寒心，所谓“台翰”，当然又是一番吩咐，所以居正再与安慰。从此书中又可看出隆庆二年徐阶的失败完全是因为内监们的攻击，所谓“中人内构”者指此。明白了徐阶失败的原因，便可以明白高拱复政的原因。一个宽厚的皇帝，自己不能亲政，和士大夫间失去了应有的联系，一切的耳目寄在内监身上，政治上的波澜都从宫廷中发出，这是穆宗的失策。《明史》责备穆宗“柄臣相轧，门户渐开，而帝未能振肃乾纲，矫除积习” ［15］，只是一个平庸的论断。

徐阶去位，李春芳代为首辅，政权应当是春芳的了，但他只是一个好好先生，谈不上什么作为。到八月间，居正上陈六事疏。六事是：（一）省议论；（二）振纪纲；（三）重诏令；（四）核名实；（五）固邦本；（六）饬武备。这是居正的大政方针。有什么远大的政见？没有的，这里只有平凡的见地，没有高超的理论。居正不是政论家，他只是一个现实的大臣，一切的主张都针对当时的需要。省议论、核名实、饬武备三事，对于现代的国家都有相当的价值，移录如次：

一、省议论　臣闻天下之事，虑之贵详，行之贵力，谋在于众，断在于独。汉臣申公云，“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臣窃见顷年以来，朝廷之间，议论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后不觉背驰，或毁誉自为矛盾，是非淆于唇吻，用舍决于爱憎，政多纷更，事无统纪。又每见督抚等官，初到地方，即例有条陈一疏，或漫言数事，或更置数官。文藻竞工，览者每为所眩，不曰“此人有才”，即曰“此人任事”。其实莅任之始，地方利病，岂尽周知？属官贤否，岂能洞察？不过采听于众口耳。读其辞藻，虽若烂然，究其指归，茫未有效，比其久也，或并其自言者而忘之矣。即如昨年，皇上以虏贼内犯，特敕廷臣，集议防虏之策，当其时，众言盈庭，群策毕举，今又将一年矣，其所言者，果尽举行否乎？其所行者，果有实效否乎？又如蓟镇之事，初建议者曰“吾欲云云”，当事者亦曰“吾欲云云”，曾无几何，而将不相能，士哗于伍，异论繁兴，讹言踵至，于是议罢练兵者，又纷纷矣。臣窃以为事无全利，亦无全害，人有所长，亦有所短，要在权利害之多寡，酌长短之所宜，委任责成，庶克有济。今始则计虑未详，既以人言而遽行，终则执守靡定，又以人言而遽止，加之爱恶交攻，意见横出，谗言微中，飞语流传，寻之莫究其端，听之不胜其眩，是以人怀疑贰，动见诪张，虚旷岁时，成功难睹。语曰：“多指乱视，多言乱听！”此最当今大患也。伏望皇上自今以后，励精治理，主宰化机，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欲为一事，须审之于初，务求停当，及计虑已审，即断而行之，如唐宪宗之讨淮蔡，虽百方阻之，而终不为之摇。欲用一人，须慎之于始，务求相应，既得其人，则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乐羊，虽谤书盈箧，而终不为之动。再乞天语，丁宁部院等衙门，今后各宜仰体朝廷省事尚实之意，一切章奏，务从简切，是非可否，明白直陈，毋得彼此推诿，徒托空言。其大小区工，亦各宜秉公持正，以诚行直道相与，以勉修职业为务，反薄归厚，尚质省文，庶治理可兴，而风俗可变也，伏乞圣裁。

一、核名实　臣闻人主之所以驭其巨者，赏罚用舍而已。欲用舍赏罚之当，在于综核名实而已。臣每见朝廷欲用一人，当事者辄有乏才之叹。窃以为古今人材，不甚相远，人主操用舍予夺之权，以奔走天下之士，何求而不得，而曰“世无才焉”！臣不信也。惟名实之不核，拣择之不精，所用非其所急，所取非其所求，则士之爵禄不重，而人怀侥幸之心，牛骥以并驾而俱疲，工拙以混吹而莫辨，才恶得而不乏，事恶得而有济哉！臣请略言其概。夫器必试而后知其利钝，马必驾而后知其驽良，今用人则不然。称人之才，不必试之以事，任之以事，不必更考其成，及至偾事之时，又未必明正其罪。椎鲁少文者，以无用见讥；而大言无当者，以虚声窃誉；倜傥伉直者，以忤时难舍；而脂韦逢迎者，以巧宦易容。其才虽可用也，或以卑微而轻忽之；其才本无取也，或以名高而尊礼之；或因一事之善，而终身借之以为资；或以一动之差，而众口警之以为病。加以官不久任，事不责成，更调太繁，还转太骤，资格太拘，毁誉失实。且近来又有一种风尚，士大夫务为声称，舍其职业，而出位是思，建白条陈，连篇累牍，至核其本等职业，反属茫昧。主钱谷者，不对出纳之数，司刑名者，未谙律例之文。官守既失，事何由举？凡此皆所谓名与实爽者也。如此则真才实能之士，何由得进？而百官有司之职，何由得举哉？故臣安以为世不患无才，患无用之之道。如得其道，则举天下之士，唯上之所欲为，无不应者。臣愿皇上慎重名器，爱惜爵赏，用人必考其终，授人必求其当，有功于国家，即千金之赏，通侯之印，亦不宜吝；无功国家，虽嚬笑之微，敝袴之贱，亦勿轻予。仍乞敕下吏部，严考课之法，审名实之归，遵照祖宗旧制，凡京官及外官，三、六年考满，毋得概引复职，滥给恩典，须明白开具“称职”“平常”“不称职”，以为殿最。若其功过未大显著，未可遽行黜陟者，乞将诰册、勋阶等项，酌量裁与，稍加差等，以示激劝。至于用舍进退，一以功实为准，毋徒眩于声名，毋尽拘于资格，毋摇之以毁誉，毋杂之以爱憎，毋以一事概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节。在京各衙门佐贰官，须量其才器之所宜者授之，平居则使之讲究职业，赞佐长官。如长官有缺，即以佐贰代之，不必另索。其属官有谙练故事、尽心官守，九年任满者，亦照史部升授官职，高者即转本衙门堂上官。小九卿堂官品级相同者，不必更相调用。各处巡抚官，果于地方相宜，久者或就彼加秩，不必又迁他省。布、按二司官，如参议久者，即可升参政，佥事久者，即可升副使，不必互转数易，以滋劳扰。如此则人有专职，事可责成，而人材亦不患其缺乏矣。此外如臣言有未尽者，亦乞敕下该部，悉心讲求，条列具奏。伏乞圣裁。

一、饬武备　臣惟当今之事，其可虑者，莫重于边防；庙堂之上，所当日夜图画者，亦莫急于边防。迩年以来，虏患日深，边事久废。比者屡蒙圣谕，严饬边臣，人心思奋，一时督抚将领等官，颇称得人，目前守御，似亦略备矣。然臣以为虏如禽兽然，不一创之，其患不止，但战乃危事，未可易言，须从容审图，以计胜之耳。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而其机要所在，莫如皇上赫然奋发，先定圣志。圣志定，而怀忠蕴谋之士，得效于前矣。令谭者皆曰“吾兵不多，食不足，将帅不得其人”。臣以为此三者皆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军伍虽缺，而粮籍具存，若能按籍征求，清查隐占，随宜募补，着实训练，何患无兵？捐无用不急之费，并其财力，以抚养战斗之士，何患无财？悬重赏以劝有功，宽文法以伸将权，则忠勇之夫，孰不思奋，又何患于无将？臣之所患，独患中国无奋励激发之志，因循怠玩，姑务偷安，则虽有兵食良将，亦恐不能有为耳。故臣愿皇上急先自治之图，坚定必为之志，属任谋臣，修举实政，不求近功，不忘有事，熟计而审行之，不出五年，虏可图矣。至于目前自守之策，莫要于选择边吏，团练乡兵，并守墩堡，令民收保，时简精锐，出其空虚以制之，虏即入犯，亦可不至大失。此数者昨虽已经阁、部议行，臣愚犹恐人心玩愒日久，尚以虚文塞责。伏乞敕下兵部，申饬各边督抚，务将边事，著实举行。俟秋防毕日，严查有无实效，大行赏罚，庶沿边诸郡，在在有备，而虏不敢窥也。再照祖宗时，京营之兵数十万，今虽不足，尚可得八九万人，若使训练有方，亦岂尽皆无用，但士习骄惰，法令难行，虽春秋操练，徒具文耳。臣考之古礼，及我祖宗故事，俱有大阅之礼，以习武事，而戒不虞。今京城内外，守备单弱，臣常以为忧。伏乞敕下戎政大臣，申严军政，设法训练。每岁或间岁，季冬农隙之时，恭请圣驾，亲临校阅，一以试将官之能否，一以观军士之勇怯，有技艺精熟者，分别赏赉，老弱不堪者，即行汰易。如此，不惟使辇毂之下，常有数万精兵，得居重驭轻之道，且此一举动，传之远近，皆知皇上加意武备，整饬戎事，亦足以伐狂虏之谋，销未萌之患，诚转弱为强之一机也。伏乞圣裁。

三条以外，振纪纲条则言：“伏望皇上奋乾刚之断，普离照之明，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刑赏予夺，一归之公道而不必曲徇乎私情，政教号令，必断于宸衷而毋致纷更于浮议。法所当加，虽贵近不宥，事有所枉，虽疏贱必申。”重诏令条则言“伏望敕下部、院等衙门，凡大小事务，既奉明旨，须数日之内，即行题覆，若事理了然，明白易见者，即宜据理剖断，毋但诿之抚、按议处，以致耽延。其有合行议勘问奏者，亦要酌量事情缓急，道里远近，严立限期，责令上紧奏报，该部置立号簿，发记注销。如有违限不行奏报者，从实查参，坐以违制之罪，吏部即以此考其勤惰，以为贤否。然后人思尽职而事无壅滞也”。固邦本一条，从国家经费的立场立论。本来居正对于嘉靖以来民穷财尽的情形，目睹心伤，所以一面言“伏望皇上轸念民穷，加惠邦本，于凡不急工程，无益征办，一切停免，敦尚俭素，以为天下先”；一面又说“今风俗侈靡，官民服舍，俱无限制。外之豪强兼并，赋役不均，花分诡寄，恃顽不纳田粮，偏累小民。内之官府造作，侵欺冒破，奸徒罔利，有名无实。各衙门在官钱粮，漫无稽查，假公济私，官吏滋弊，凡此皆耗财病民之大者，若求其害财者而去之，则亦何必索之于穷困之民，以自耗天下之元气乎”？

居正二十五岁时著《论时政疏》，上《陈六事疏》的时候，已经四十四岁了。二十年当中，固然有许多前后一贯的地方，但是二十年的经验在他的主张中发生了不可磨灭的变化。他的议论已经摆脱少年文士的习气，一切扼着要点，他所陈的六事，我们不妨分为两大项：第一是论政本，第二是论急务。

第一条到第四条是论政本。他希望穆宗有主张，有决断，一切的诏令要实现，一切的政策要贯彻，一切的议论要控制。用现代的术语来说，他希望穆宗实行独裁政治。不明白君主政治的内容的人也许以为君主政治都是独裁的，其实这是观念的错误。君主政治只能加强独裁的地位，不一定是独裁政治。在一个优柔寡断的君主手里，整个政局常有多头政治的倾向，这不是独裁。居正的主张是希望穆宗独裁。振纪纲，崇诏令两条，提高君主的地位；省议论一条，取缔一般的言论；校名实一条，完成独裁的机构。独裁，独裁，唯有独裁，才是居正的理想。他歌颂成汤，歌颂秦始皇，歌颂明太祖。他曾说过：

三代至秦，混沌之再辟者也，其创制立法，至今守之以为利，史称其得圣人之威。使始皇有贤子，守其法而益振之，积至数十年，继宗世族，芟夷已尽，老师宿儒，闻见悉去，民之复起者，皆改心易虑，以听上之令，即有刘项百辈，何能为哉！惜乎扶苏仁懦，胡亥稚蒙，奸宄内发，六国余孽尚存，因天下之怨而以秦为招，再传而蹙，此始皇之不幸也。假令扶苏不死继立，必取始皇之法纷更之，以求复三代之旧，至于国势微弱，强宗复起，亦必乱亡。后世儒者，苟见扶苏之谏焚书坑儒，遂以为贤，而不知乱秦者扶苏也。高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其治主于威强，前代繁文苛礼，乱政弊习，刬削殆尽，其所芟除夷灭，秦法不严于此矣。又浑沌之再辟也。懿文仁柔，建文误用齐、黄诸人，踵衰宋之陋习，日取高皇帝约束纷更之，亦秦之扶苏也。建文不早自败，亦必亡国。幸赖成祖神武，起而振之。历仁、宣、英、宪、孝，皆以刚明英断，总揽乾纲，独运威福，兢兢守高皇帝之法，不敢失坠，故人心大定，而势有常尊。至于世庙，承正德群奸乱政之后，又用威以振之，恢皇纲，饬法纪，而国家神气，为之再扬。盖人心大则难变，法之行，不可虑始，即有不便于人者，彼久而习之，长而安焉，亦自无不宜矣。三代惟商之规模法度，最为整肃，成汤、伊尹，以圣哲勇智，创造基业，其后贤圣之君六七作，故国势常强，纣虽无道，而周取之甚难。以文、武、周公之圣，世历三纪，始得帖然顺服，盖天下之归殷大矣。余尝谓本朝立国规模，大略似商，周以下远不及也。列圣相承，纲维丕振，虽历年二百有余，累经大故，而海内人心，晏然不摇，斯用威之效也。腐儒不达时变，动称三代云云，及言“革除”事，以非议我二祖法令者，皆宋时奸臣卖国之余习，老儒臭腐之迂谈，必不可用也。［16］

张居正手迹

《杂著》不知是哪一年的著作，从太祖洪武元年到穆宗隆庆元年，恰恰二百年，所以这一段是隆庆二年以后写的了，也许是和《陈六事疏》同时或略后。在这一段时间里，居正期望穆宗做成汤，他自己也准备做伊尹。但是居正的《陈六事疏》和《论政事疏》一样，没有达到应有的目的。事情再简单不过了，穆宗不是成汤，不是秦始皇，不是明太祖、成祖，也不是世宗，他只是一个宽厚的君主，谈不上“总揽乾纲，独运威福”。当然，居正显然憧憬到景帝任用于谦的故事。那时只要有一个负责的大臣，国家一样可以转危为安，但是隆庆二年，整个国家在粉饰太平当中，皇帝对居正未必像景帝那样地信任，而且内阁还有李春芳、陈以勤这几位大臣，一切的大权也轮不到居正掌控。等待，等待，居正还得等待。他所得的只有朱批“览卿奏，俱深切时务，具见谋国忠恳，该部、院看议行”二十个字。

成效不能说是没有的。都御史王廷覆振纪纲，重诏令二事，分为八条。户部尚书马森议固邦本事，言财用之当经理者十条。兵部尚书霍冀议饬武备事，一议兵，二议将，三议团练乡兵，四议守城堡，五议整饬京营；又奏请亲临大阅，一切都是空文。

但是毕竟还有一些成绩，这便是省议论。隆庆二年八月以后，议论少得多了。居正自己屡次说过：

近来士习人情，似觉稍异于昔，浮议渐省，实意渐孚。鄙人疏发其端，而太宰公力助之。太平之休，庶几可望，但不知后来何如耳。［17］

近来士习人情，似觉稍异于昔。李石翁宽和沉静，斡握机衡，仆亦竭其驽钝，以共相疏附，诗所谓“伯氏吹埙，仲氏吹篪”者，或庶几焉。［18］

近来士习人情，纪纲法度，似觉稍异于昔，实自小疏发之，然忌我者，亦自此始矣。念既已深荷重任，义当直道正言，期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遑恤其他。［19］

太宰指吏部尚书杨博，李石翁即李春芳，字石麓。本来从嘉靖末年起，内阁里面就种下了斗争的种子，许多议论发生了，“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这是事实。现在高拱去了，徐阶去了，吏部尚书有老成练达的杨博，内阁首辅有宽和、沉静的李春芳，一切的风波平定下来。不过这只是暂时的停止，到隆庆三年的秋天，风波又起，以后波涛汹涌，直到隆庆六年的秋天。隆庆四年，居正曾说：“声容盛而武备衰，议论多而成功少，宋之所以不竞也，不图今日，复见此事。仆不度德量力，欲一起而振之，而力不从心，动见龃龋，茹荲怀冰，有难以言控者，唯当鞠躬尽瘁，以答主知而已。其济与否，诚不可逆睹也。” ［20］我们由此可以想象居正当时的处境。

李春芳、陈以勤等这几位大学士只是太平的宰相，在动乱当中，他们谈不到干济。相传徐阶致仕以后，春芳长叹一声，“徐公致仕了，我说不到久留，只有早晚也去。”他说。“只有这样，才可保全今名。”居正接着说。据说因此春芳连上三疏，请求致仕。［21］事情也许不一定如此，但是居正对于当时的朝政委实十分得忧虑。后来他也说“窃见嘉、隆以来，纪纲颓坠，法度陵夷，骎骎宋、元之弊”。［22］他真没料到在这个困难中，“一起而振”的抱负只存在自己的腔子里。当他看到这几位雍容进退的大臣时，他会想起孔子的议论：“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孔子不是过激，他只觉得处在有责任的地位，应当把责任切实担起来。孔子又曾经提起质问：“虎兄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居正当然记得朱熹在《集注》中说的“典守者不得辞其过”。猛兽从笼子里出来，宝贝在柜子里被毁掉，这都是负责任者的罪过。居正慨然地感觉到一切都是自己的责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居正自己看得很明白。

当时第一重任便是国防。明朝的制度完全是战时体制，国家的政治中心放在第一道战线上，永远脱离不了战争的威胁，忧国的大臣当然也抱定国防第一的方略。万历三年，北边的大局已经渐渐稳定，居正还说“仆内奉宸扆，外忧边境，一日之内，神游九塞，盖不啻一再至而已”。［23］那么在隆庆初元，他对于边境的忧虑当然更可知。他的方针是先行整理边防的布置，随时再做出击的计划。

从明朝初年直到张居正所处的时代，最大的敌人只是北方的鞑靼。明朝对外的策略，第一是修筑北方的边墙，这就是有名的万里长城，当时的国防工事。在长城以内设有九镇：辽东、蓟州、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太原、固原。用现在的术语来说，便是九个军区，居正所谓“神游九塞”者指此。河套一带，敌人的势力比较薄弱，因此西部四镇不十分吃重，包括太原在内长城以内也还安定，吃紧的是辽东、蓟州、宣化、大同四镇。嘉靖二十九年，设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一员，总督宣大、山西等处军务一员，简称蓟辽总督、宣大总督，这是北京的左、右两翼，拱卫国家的中心。兵部左、右侍郎出为蓟辽总督、宣大总督；总督入京，便是兵部尚书；有时特任兵部尚书，出为总督。从一切的体制里都可看出明朝对于蓟辽、宣大的重视，四镇之中最吃紧的还是蓟州。

最初，在辽东还没有受到外来的威胁以前，这里距离鞑靼的中心还远，所以不十分吃紧，宣化、大同外面也有山险可守，所以最危险的还是蓟州。自从放弃三卫以后，北京东北直至山海关，明王朝和鞑靼的交界只剩一座边墙，敌人可以随时从喜峰口、黄崖口、古北口入境。等到敌人入境以后，他们可以随时包围北京，蓟辽总督只能在外线挣扎，情势真是危险极了。所以，隆庆五年蓟辽总督刘应节上言“以今上计，发精兵二十余万，恢复大宁，控制外边，俾畿辅肩臂益厚，宣、辽声援相通，国有重关，庭无近寇，此万年之利也。如其不然，集兵三十万，分屯列戍，使首尾相应，此百年之利也。又不然，则选主客兵十七万，训练有成，不必仰借邻镇，亦目前苟安之计”。应节三计，上策是战略的大成功，恢复大宁以后，东北的国防线缩短，东西声息相通，北京的外围增加几重保障。但是自从成祖放弃大宁，整个明朝就没有恢复三卫的决心，于是，一切重心都落到了蓟州。

嘉靖年间，杨博早就看到了蓟州的重要，嘉靖三十八年杨博上疏：“今九边蓟镇为重，请饬边臣逐大同寇，使不得近蓟，宣大诸将从独石侦情形，预备黄花、古北诸要害，使一骑不得入关，即首功也。”他看定当时没有大举进攻的可能，所以他主张坚守。隆庆五年，杨博再起，任兵部尚书的时候，他说：“议者以守墙为怯，言可听，实无实效。墙外邀击，害七利三，墙内格斗，利一害九。夫因墙守，所谓‘先处战地而待敌’，名守实战也。臣为总督，尝拒打来孙十万众，以为当守墙无疑。”他和刘应节的议论都是隆庆五年的议论。那时蓟州已经有一番布置，明王朝和鞑靼也暂时维持和平的局势。

隆庆元年九月，俺答寇大同，陷石州，掠交城、文水，烽火照遍山西的中部。同时上蛮进犯蓟镇，掠昌黎、卢龙，直至滦河，整个北京又陷入战争的恐慌中，直到十月才解严。穆宗下诏群臣议战守事宜。居正在《陈六事疏》中所称“众言盈庭，群策毕举”者指此。这时吴时来已自横州回朝，进工科给事中了；时来上疏荐谭纶、俞大猷、戚继光：他主张用这三位讨破倭寇的大将，练兵蓟州，抵抗北方的敌人。一则时来是徐阶的门生，二则谭纶等也是当时第一等的人才，这个主张终于实现了。谭纶本来总督两广军务，立即召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大猷老了，仍旧驻扎广西，为广西总兵官，没有动。继光召为神机营副将，隆庆二年五月，奉令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总兵官以下，悉受节制。从此谭纶、戚继光都到北边练兵，居正也和他们发展了深切的关系。隆庆六年，居正当国，谭纶入为兵部尚书，直到万历五年四月病殁为止；继光镇守蓟州十六年，也直待居正病殁以后，方才被调往广东。

谭纶就任蓟辽总督以后，第一招儿便是练兵，疏称：

蓟昌卒不满十万而老弱居半，分属诸将，散二千里间，敌聚攻，我分守，众寡强弱不侔，故言者亟请练兵，然四难不去，兵终不可练。夫敌之长技在骑，非召募三万人勤习车战，不足以制敌，计三万人月饷五十四万，此一难也。燕赵之士锐气尽于防边，非募吴越习战卒万二千人杂教之，事必无成。臣与继光召之可立至，议者以为不可信，任之不专，此二难也。军事尚严，而燕赵士素骄，骤见军法，必大震骇，且去京师近，流言易生，徒令忠智之士掣肘废功，更酿他患，此三难也。我兵素未当敌，战而胜之，彼不心服，能再破乃终身创，而忌嫉易生，欲再举祸已先至，此四难也。以今之计，请调蓟镇、真定、大名、井陉，及督、抚标兵三万，分为三营，令总兵、参、游分将之，而授继光以总理练兵之职。春秋两防，三营兵各移近边，至则遏之边外，入则决死边内，二者不效，臣无所逃罪。又练兵非旦夕可期，今秋防已近，请速调浙兵三千，以济缓急，三年后边军既练，遣还。

戚继光

戚继光（1528—1588），明代著名抗倭将领、民族英雄、军事家和武术家。

一切的计划都照准，一切困难都解决，在内阁中主持的全是居正。继光到镇以后上疏备言练兵之害七，士卒不练之失六，虽练无益之弊四。继光又言“臣官为创设，诸将视臣为缀疣，臣安从展布”？“缀疣”委实是“缀疣”，有了蓟州、昌平、保定三个总兵，又有戚继光的总理。总理只能练兵三万，名为总兵官受其节制，其实三镇额兵十余万，总理无从节制。所以继光的地位，正是非常困难。在困难当中，兵部尚书霍冀想到了解决的方法。

假如我们认识明代的政治，不妨认为当时的政治中心组织完全是二元制。中叶以后，内阁的地位渐渐地成为政治中心，但在名义上只是皇帝的秘书处，大学士的责任在名义上至多只能“票拟”，在名义上，他们对于六部，也谈不到统制。用人的大权在吏部尚书手里，国防的大权在兵部尚书手里，因此吏、兵二部在六部中的地位特高。吏、兵两部尚书的实权有时在大学士之上：景帝的时候，国家大政，完全在兵部尚书于谦手里，这是一个实例。吏、兵尚书的实权有时完全在大学士之下，居正大权独揽的时候也是一个实例。但是，事实上内阁和吏、兵二部永远在牵制和摩擦当中，有时还能妥协，有时竟会冲突。在困难当中，只有赋有政治才能的人方能安稳地度过。

戚继光的问题来了，恰巧蓟辽总督谭纶对蓟州镇总兵郭琥有不满意的消息，这是兵部的职权。兵部尚书霍冀看到了，事情再简单不过，他奏明了，郭琥解职，调戚继光补蓟州镇总兵。但是事情偏不这样简单，郭琥是一位得力的将官，谭纶对他没有什么不满意，戚继光由节制三镇的总理改为一镇的总兵，实权尽管增加，名义上只是降黜，三个人都受到委屈。兵部尚书不管，内阁中的李春芳、陈以勤也不管，调处的责任只得由居正负起。我们看到他给谭纶的几封信，怎能不钦服他的苦心孤诣呢？

前闻道体小违和，无任悬念，今想勿药矣。近日处分戚帅，诚出下策，然非得已也。顷会霍司马云，“公本欲论郭琥”，则属者之举，似亦与高见悬符。且事权归一，法令易行，兵不远索，浮议自省，假之以便宜，需之以岁月，蓟镇之事，亦未必不可振也。但以总理体面，比之镇守为优，今既易衔，则上、下承接，自有常分，用之虽重，而礼则少损矣。昨本兵题复，虑不及此，不知公议疏中，亦可为一处否？如不可处，则于常礼之外，少加优借以鼓舞之。［24］

戚帅以总理改总兵，诚为贬损！缘渠当仆以书相问之时，不急以此意告我，而本兵又仓卒题覆，故处之未尽其宜，然及今尚可为也，望公于议疏中，委曲为言。不但体面降抑，为下所轻，且督、抚标兵皆欲付之训练，若不兼总理，何以行便？也特致一书于阁中二公及虞坡、思斋，仆得从中赞之，更易为力也。倘得如意，当于敕书中增之，其关防当改铸矣。［25］

戚帅覆总理，不载疏中，谅公有难言者，已据部疏，拟特旨行之，即有言者，无足虑矣。［26］

向有人告仆云，“戚帅求望太过，志意太奢，虽公亦甚苦之。”故仆以为问。今奉来教，知昔之所怏怏者，徒以削其总理旧衔耳。今既力为光复，更将何求？近屡得渠禀帖，极为感奋，颇务收拾人心，渐图实事，仍望公时时教督之！虽然，仆何私于戚哉？独以此辈国之爪牙，不少优假，无以得其死力。今西北诸将如赵、马辈，仆亦曲意厚抚之，凡皆以为国家耳。缕缕之忠，惟天可鉴，若此辈不为国家尽力，是负夭矣！郭琥之贤，诚如来教，即召至，面谕以公相知之意。嗟乎，人诚难知，知人亦未易也。［27］

“阁中二老”指李春芳、陈以勤，虞坡是吏部尚书杨博，思斋是兵部尚书霍冀。蓟镇的事情和吏部无涉，但是因为杨博是中枢的军事专家，当然要听取他的意见，从一切的布置中可看出居正对继光是怎样地维护。谭纶不便申请，终于由居正用特旨改蓟州镇总兵官为总理练兵事务，兼镇守［28］，这是隆庆二年的事。居正与谭纶书称“但乞谕意戚帅，努力功名以答群望，仆亦与有光焉” ［29］，又说“戚帅不知近日举动何如？折节以下士夫，省文以期实效，坦怀以合暌贰，正己以振威棱，乃渠今日最切务也。相见幸一勉之” ［30］。对于继光，其后一般的议论还是认为人地不宜，居正尽力调护，《与凌参政书》又称“戚之声名，虽著于南土，然观其才智，似亦非泥于一局，而不知变者。且既已被镇守之命，有封疆之责，岂宜别有注画乎？今人方以此窥戚之衅，恐不知者又将以为口实也。公如爱戚，唯调适众情，消弭浮议，使之得少展布，即有裨于国家矣” ［31］。凌参政是凌云翼，居正的同年进土。在继光镇守蓟州十六年当中，虽然没有赫赫的战绩，但是整个北边从此安静，这是继光的大功，当然也是居正的大功。

居正对于北边的关心真是无微不至。谭纶提议增筑敌台，居正立即答复：

昨议增筑敌台，实设险守要之长策，本兵即拟复行。但据大疏谓一台须五十人守之，则千台当五万人矣。不知此五万人者，即以摆守者聚而守之乎？抑别有增益乎？聚则乘垣者无人，增刚见兵止有此数，不知又当何处也？又四面周广，才一丈二尺，虽是收顶之式，度其根脚，当亦不过倍此数耳。以五十人周旋于内，一切守御之具，与士卒衣粮薪水之类，充牣其中，无乃太狭乎？便中仍望见教。［32］

关于蓟镇军粮之事，他又说过：

仆近访得蓟镇军粮，有关支于一二百里之外者，士卒甚以为苦。夫以数口之家，仰给于一石之粟，支放不时，斗斛不足，而又使之候支于数百里之外，往返道路，雇倩负戴，费将谁出？是名虽一石，其实不过八九斗止矣！况近日又有“抚赏”“采柴”等项名色，颇出其中，如是欲士皆饱食，折冲御侮，能乎？闻旧制，各区随在皆有仓口，该官守支。今各仓廒或颇圮坏，而其制犹有，其官犹在，独不可并廒修理，就近坐派乎？此事不必疏请，但与管粮郎中一计处可也。［33］

大致因为居正和谭纶的关系较深，所以对于蓟辽方面的书牍特多，但是对于宣大方面，他并没有忽略，所以又说：

近来边臣，人思奋励，而宣、大二镇，督抚将领，尤为得人。仆以浅薄，谬膺重寄，其于该镇之事，苦心积虑，虽寝食未尝忘也。奈何人心不同，议论不一，如马、赵二帅去岁出塞之功，实数年仅见，即破格优赉，岂足为过？而人犹有议其功微赏厚者！本兵遂慉缩疑畏，而不敢为之主，其掩春防之功，抑王公之请，咸以是耳！一二年来，言者率云“责实，责实”矣，而又不明赏罚以励之，则人孰肯冒死犯难，为国家用哉？辱教，容与本兵议之。督、抚宽洪持重，王公明达敏练，马之沉勇，赵之才气，皆仆素所敬信者。文武辑睦，事乃克济，不知云中事体，得如宣镇否也？［34］

督、抚指宣大总督陈其学，宣府巡抚王遴，马、赵指宣府总兵马芳，大同总兵赵岢。本兵即兵部尚书霍冀，“慉缩疑畏”，当然是他一贯的作风。隆庆二年以来，国防的重任，都落在居正的肩头。也许他想到几个分担责任的大臣，但是时机还早，一切还得等待。

隆庆二年十二月，废辽王宪。本来隆庆元年，御史陈省弹劾宪，诏令削去清微忠教真人名号，事情还很简单。二年巡按御史郜光先再劾宪十三罪，穆宗派刑部侍郎洪朝选彻查。宪倘是崇信道教的，不妨等待皇天上帝的保佑，但是他来不及等待，也不敢相信洪侍郎的彻查，有什么有利的报告。现在他是四十四岁的人了，但是他还年轻，他爱游戏，爱女人，一切生活久已戏剧化了，也许他想起《窦娥冤血洒旙竿》这一类的杂剧。“管他呢，”他想，“不妨试一试。”他树起一面白旗，写着“讼冤之纛”四个大字，这样一来事情便不简单了。按察副使施笃臣正在江陵，认定辽王造反，立刻调军遣将，五百个兵士把辽王府围住，直待刑部侍郎的光临。“讼冤”不成，惹上造反的大冤，据说笃臣平时和辽王不和，所以趁此陷害。

造反要有造反的气魄，也要有造反的布置。宪只是一个贵族的无赖，他的布置也只有一面白旗，这是什么造反呢？洪朝选一看便明白了，在他的复奏里，他指实宪淫酗暴虐，甚至也指实宪僭拟不法，但是他没有说到宪造反。朝选只把事实奏明，伏候皇上的圣裁。诏书降下了，宪被废为庶人，禁锢高墙，同时废辽王，所有辽府诸宗一概改属楚王管辖，由广元王管理辽府事。这件大案解决以后，大家都指目居正，居正还记得他的祖父张镇的死吧，处分也太严厉了一点儿。三十一年以前的预言没有错，宪终于被居正牵着鼻子走！但是事情还不止这样。万历十年，居正死了，宪的次妃王氏还在，她看到御史羊可立正在追论居正，于是出面讼冤，指实居正公报私仇，成为居正身后抄家的张本。经过这个挫折以后，议论更多了。有的说居正因为羡慕辽府壮丽，所以陷害辽王。有的又说居正因为洪朝选不肯诬报辽王造反，所以在万历八年吩咐福建巡抚劳堪，陷害朝选，朝选下狱，绝了三天食，死在狱中。一切只是传说，不可尽信。康熙十二年，居正曾孙同奎进京，请求删正，《明史·张居正传》的记载因此被修正了，但是《辽王传》［35］《孙玮传》［36］还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叙述。从嘉靖十六年起到乾隆四年《明史》完成为止，首尾二百零三年，这一件公案还没有确定。倘使毛妃看到这老远的将来，也许她在两个十三岁的孩子中间不会种下这样的祸根。

隆庆三年的几件大事：第一，赵贞吉入阁；第二，大阅；第三，高拱再入阁。

贞吉，内江人，和南充人陈以勤同乡，但是科名却早了两科，他是嘉靖十四年中的进士，所以不但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士李春芳和张居正是他的后辈，连嘉靖二十年的进士陈以勤也是他的后辈，他有才具有气魄。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围困京城，要求“入贡”的时候，大家正在束手无策，第一个反对的是他。这一次贞吉出了名，也因为这一次，受到严嵩的嫉忌，贬为荔波典史。以后他又慢慢地升起来，隆庆初年，他做到礼部左侍郎，廷推南京礼部尚书。明代，南京和北京一样，也有六部，有尚书、侍郎，可是南京官没有实权，只是一种养老的位置。穆宗看到贞吉议论侃侃，把他留下。隆庆三年八月，命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贞吉入阁以后便有一番规模。他谢恩的时候指出朝纲边务一概废弛，准备拼此一身，整顿国事。他和兵部尚书霍冀发生冲突，隆庆四年二月，霍冀解职，这是后话。贞吉的才具是有的，热心报国也是真的，但他是六十以外的人了，眼看内阁里的同僚都是自己的后辈，一切的举措难免带来些傲慢的心理，因此引起一般的怨恨。居正觉得贞吉可厌，同时也难免觉得他可笑。后来万历二年，他对宣府巡抚吴兑说：“因忆前隆庆庚午，宣大忽报西虏犯蓟，蓟人侦探者，因遂称见虏已西行，犯在旦夕。各路之兵，婴墙摆守，京师亦为之戒严。庙堂皇皇，即议守城之策。是时内江方幸虏之来，以信其言，兴化不能主持，举错纷纷，皆极可笑，而虏终无影响，防守一月见罢，费以数十万计。” ［37］庚午为隆庆四年，内江、兴化指赵贞吉、李春芳。从这封信里我们可以看出春芳的无能、贞吉的专横，以及居正的冷眼。隆庆四年的内阁正在酝酿另外一个变局。

居正在《陈六事疏》中提起大阅之事，以后兵部覆奏，认为大阅之礼宣宗、英宗都行过，仍请亲临校阅。当时穆宗批道：“大间既有祖宗成宪，允宜修举，其先期整饬，俟明年八月举行。”事情是决定了，隆庆三年，南京刑科给事中骆问礼言“大阅古礼，非今时所急，不必仰烦圣驾”。居正只得奏称：

原臣本意，止以京营戎务，废弛日久，缓急无备。先年虽屡经言官建白，该部题奉钦依，厘革整饬，迄今数十余年，竟无成效。巨窃以为国之大事在戎，今人心懈惰如此，若非假借天威，亲临阅视，不足以振积弱之气，而励将士之心。又自皇上御极以来，如耕耤以示重农之意，视学以彰崇儒之美，一二大典礼，皆已次第举行，则大阅之礼，亦古者圣王诘兵治戎，安不忘危之意。且稽之列朝实录，在祖宗朝，亦间有行者，遂尔具奏冒昧上请，其意但欲借此以整饬戎务，振扬威武而已。然自臣原疏观之，此不过饬武备中之一事，其惓惓纳忠之意，委不在此，揆之当今时务，委非所急。［38］

居正乞下兵部，再加详议，当然只是一种形式。大阅仍在隆庆三年九月举行，《明史》卷五十七留下一篇隆庆大阅的仪注。万历九年，神宗再举行一次，当然也是居正的主张。

注释

［1］奏疏十二。

［2］万历重修本卷五。

［3］《明史》卷二四八《颜继祖传》。

［4］明代六部皆有都给事中，掌科印，故曰掌篆，又称科长。

［5］《明史》卷二二四《陈有年传》。

［6］《明史》卷一八五《徐恪传》。

［7］书牍一《答中丞洪芳洲》。

［8］书牍一《答南中提学御史耿楚侗》。

［9］书牍一《答中丞洪芳洲》。

［10］书牍一《答宗伯董浔阳》。

［11］书牍一《答少司马杨二山》。

［12］书牍三《答上师相徐存斋十八》。

［13］书牍十四《答上师相徐存斋一》。

［14］书牍十四《答上师相徐存斋七》。

［15］《明史》卷十九《穆宗本纪赞》。

［16］文集十一《杂著》。

［17］书牍一《答中丞梁鸣泉》。

［18］书牍一《答御史顾公曰唯》。

［19］书牍一《答奉常罗月岩》。

［20］书牍二《答藩伯施恒斋》。

［21］《明史》卷一九三《李春芳传》。

［22］书牍十《答司马雷古和叙知己》。

［23］书牍七《答吴环洲论边臣任事》。

［24］书牍一《与蓟辽总督谭二华》。

［25］书牍一《又与蓟辽总督谭二华》。

［26］书牍一《与蓟辽总督》。

［27］书牍一《与蓟辽督抚》。

［28］万历《明会典》卷一二六，《明史·戚继光传》不载。

［29］书牍一《与蓟辽总督》。

［30］书牍一《与蓟辽督抚》。

［31］书牍一《答凌参政》。

［32］书牍一《又与蓟辽总督谭二华》。

［33］书牍一《与蓟辽督抚》。

［34］书牍一《与蓟镇巡抚》。

［35］《明史》卷一一七。

［36］《明史》卷二四一。

［37］书牍六《答蓟镇吴环洲料虏虚报诳赏》。按吴兑为蓟辽总督，事在万历九年，“蓟镇”二字误题。

［38］奏疏一《再乞酌议大阅典礼以明治体疏》。

第六章　内阁中的混斗（下）

高拱入阁以后，居正所处的是一个最困难的地位，一步一步都需要最大的审慎。热衷的人不肯轻易放弃政权，但是要想维持政权，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高拱对居正固然感到威胁，但是居正对高拱也时时感到危险。『尔虞我诈』成为高、张联立内阁的标语。

隆庆三年十二月，内阁中的大波来了。吏部尚书杨博致仕，穆宗召高拱复入内阁，兼掌吏部事。从此内阁和吏部的大权集中到高拱手里，他成为事实上的首相。

据王世贞《首辅传》及《明史·张居正传》，高拱的复起完全出于居正的策动，居正和司礼监李芳勾结，由李芳提出高拱入阁，兼掌吏部。据说居正的计划不但要引进高拱，抵制赵贞吉，而且要借此剥夺首辅李春芳的大权。其实，春芳在位始终不曾独揽政权，居正对于蓟辽的布置也始终不曾受到春芳的牵制。贞吉入阁以后，因为个性倔强，居正当然感到不快，但是引进高拱，抵制贞吉，简直是引虎拒狼，居正不会做这样的蠢事。而且穆宗二年十一月间，李芳因忤旨已交刑部监禁待决，穆宗四年四月，发充南京净军［1］。要说刑部监禁的内监能够推荐内阁大臣，这实在是一件骇人听闻的故事。

李春芳

李春芳（1511—1585），字子实，号石麓，江苏兴化人，隆庆年间曾任内阁首辅。

高拱这一次入阁出于内监的力量，是无可疑的。穆宗是一个宽厚的人，但是因为他和大臣失去了应有的联系，左右的内监处处影响他的主张。隆庆初年最得意的内监是滕祥、孟冲、陈洪，引导穆宗游幸、玩鳌山灯、作长夜饮的都是他们。隆庆二年，徐阶致仕，便是因为和内监不和，也许便是滕祥、孟冲、陈洪这一群人作祟。高拱入阁以后，司礼掌印太监出缺，冯保认为应由自己顶补，偏偏高拱推荐陈洪。以后陈洪又出缺了，高拱推荐孟冲，再令冯保失望，因此冯保和高拱结下不共戴天的大仇，成为隆庆六年居正勾结冯保、推翻高拱的张本。假如我们认识到徐阶失败的原因，同时再推求高拱甘心结怨冯保，一再推荐孟冲、陈洪的原因，显然便会知道高拱第二次入阁完全得力于滕祥、孟冲、陈洪这一群人；而且因为以后的故事，也知道高拱入阁与冯保无涉，与居正也无涉。那么，为什么隆庆元年高拱会罢相呢？事情也很显然，一则徐阶的首辅大权尚在，二则高拱和内监们还没有发生相当的关系。隆庆三年，徐阶和高拱失职家居，丹阳“大侠”邵方先和徐阶接洽复职的事，徐阶不用；邵方再和高拱接洽，妥当以后，邵方立刻入京，不久高拱也入阁了［2］，这就是当时“名倾中外” ［3］的故事。所以这一次高拱入阁，推荐的人有了，居间的人也有了，一切都见于《明史》，但是《明史·张居正传》却认为居正策动，不能不算是荒谬。“大侠”只是一个交通中外的恶棍，隆庆六年六月居正当国以后，吩咐应天巡抚张佳胤把邵方杀掉，确是一件痛快的事。

居正对于高拱的入阁虽然没有什么策动，但是也没有任何反感，毋宁说他对高拱还有相当的期待。自己和徐阶的关系是公开的事实，但自己和高拱不是也有相当的关系吗？在国子监共事的时候，他们有过相互的了解，他们也知道日后在政治界应有的地位。高拱死后，居正说：“追惟平昔期许，萧、曹、丙、魏，今一旦遂成永诀，每一念之，涕泗盈襟。” ［4］又说“不榖与玄老为生死交，所以疏附后先，虽子弟父兄，未能过也” ［5］。这时居正已经当国多年了，用不着讳饰，所言自有可信。即使在高拱炙手可热的时候，居正也曾说过：“今天子基命宥密，孰与成王贤？其委任公，不在周公下，薄海内外，皆跷足抗手，歌颂盛德。即余驽下，幸从公后，参预国政，五年于兹，公每降心相从，宫府之事，悉以谘之，期于周、召夹辅之谊，以奖王室，此神明所知也。” ［6］高拱六十岁生日，是隆庆五年十二月十三日，这时内阁只有高拱、居正二人。“周、召夹辅”恰恰适合，也可看出高拱对居正还给予相当的地位，所以居正提到周、召的故事。但是高拱错了，“周公为师，召公为保，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说” ［7］，何尝不是经传的成文？“专权”虽然成为史册的贬词，但是大权独揽，便不愿意共揽，留着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在左右，而自己又没有卓越的地位，可以笼罩一切，必然会引起政治上的不安。居正亲眼看到了，所以后来当国的时候，只肯引进吕调阳、张四维、马自强这一群三等的人才；他引进的申时行也许高明一些，但是时行是嘉靖四十一年的进士，和居正的辈行差得太远，不能构成威胁。高拱的失败，正是居正的借鉴。

高拱入阁，同时兼掌吏部，用人行政的大权一手包办，在政府里，成为最大的势力。内阁中最能感受到威胁的是赵贞吉。恰巧左都御史王廷在隆庆四年正月致仕，贞吉和首辅李春芳说明了，在二月中兼掌都察院。一边是行政权，一边是监察权，真是旗鼓相当。从隆庆三年十二月高拱入阁以后，到隆庆四年十一月赵贞吉致仕为止，他们是内阁中两个对峙的势力。首辅李春芳和陈以勤只是旁观，居正和高拱比较接近，这是这一年中内阁的大势。

高拱真是第一流的吏部尚书。以前吏部当局照例不和外间来往，算是避嫌疑。到徐阶为吏部侍郎的时候，才打破这种惯习。高拱到部，吩咐吏部司官把一切官员的姓名、籍贯编造成册，同时在下边注明贤否，所以对当时的人材竟是按图索骥，一求便得。他认定国防的重要，以后兵部侍郎出为总督、总督入为兵部尚书的计划，便从此确定。他认为军事行政需要专门人才，所以对兵部司官不轻加更动，以后兵备道和边防督抚也常用兵部的人员。这是他的主张。

在国家大政方面，他的第一招儿便是和徐阶为难。他还记得徐阶不经商量，发表世宗遗诏的故事！等待三年了，现在他要报复。世宗因为大礼曾经贬窜许多人，徐阶用遗诏起用了，高拱对他们再来一次罢黜。他疏称“明伦大典，颁示已久，今议事大臣，假托诏旨，凡议礼得罪者，悉从褒显，将使献皇在庙之灵，何以为享？先帝在天之灵，何以为心？而陛下岁时入庙，亦何以对越二圣？臣以为未可”。世宗垂死的时候相信王金、陶仿、陶世恩、刘文彬、高守中这一群人的医药，他们一个个升官。世宗死了，徐阶发表遗诏，归罪他们，于是他们一齐入狱，等待死刑的执行。从隆庆元年到隆庆四年，事态迁延下来了，也许是皇天上帝的“保佑”吧，高拱入阁以后奏称：“人君殒于非命，不得正终，其名至不美。先帝临御四十五载，得岁六十有余，末年抱病，经岁上宾，寿考令终，曾无暴遽。今谓先帝为王金所害，诬以不得正终，天下后世视先帝为何如主？乞下法司改议！”穆宗批准了，王金等因此免死，改编口外为民。遗诏当然只是大臣们的主张，但是主持世宗遗诏的除了徐阶，还有居正。现在遗诏被推翻了，我们看到居正的文章，“肃皇帝［8］凭玉几而授顾命，天下莫不闻，而论者乃罪及方士，污蔑先皇，规脱己责，公为抗疏分辩之，君臣父子之义，若揭日月而行也”。［9］这是隆庆五年的事，一杯苦酒，居正慢慢地咽下。隆庆六年政变的种子正在他胸中逐日发芽。

隆庆三年，高拱起用的时候，居正曾经说过：“喜高老起用，素在同心，世事尚可为也。” ［10］四年之初，他也曾说：“中玄再相，未及下车，区区即以忘怨布公之说告之。幸此公雅相敬信，近来举动，甚惬舆情。区区在位一日，当为善类保全一日，但其中人心不同，而区区去留，亦不能自必也。” ［11］这一封信便是非常的闪烁。什么是“其中人心”？何以去留“不能自必”？高拱的势力正在逐日发展，居正已经感觉到威胁，然而他要挣扎，他不肯放弃政权。

第一个放弃政权的是陈以勤。在混斗的内阁中，他永远处于中立的位置。酣斗的战士们高拱是裕邸的旧同事，赵贞吉是同乡，张居正是自己的门生，你叫我怎样办？担当国家大事的人多着呢，自己也不眷恋这一个地位。隆庆四年七月，以勤致仕了。

这年十月，高拱提议考查科道，科是六科给事中，道是十三道监察御史。高拱上次去职，失败在言官手里，现在便要考察言官。考察当然是一种临时京察，照例由吏部和都察院会同举行的，于是兼管吏部的高拱便和兼管都察院的赵贞吉来一次正面冲突。贞吉疏称：“顷因御史叶梦熊言事忤旨，陛下严谕考核言官，并及升任在籍者，应考近二百人。其中岂无怀忠报主、謇谔敢言之士，今一以放肆奸邪罪之，窃恐所司奉行过当，忠邪不分，致塞言路、沮士气，非国家福也。”穆宗接受高拱的提议，事情还得办。考察的时候，高拱主张斥逐贞吉的左右，贞吉当然有他的办法，凡是高拱的左右，主张一概斥逐。僵局形成了，需要调解，调解的结果是双方人员一概保留，但是高拱的政敌只要与贞吉无关，还是贬斥。这一次考察，贬斥二十七人：御史王圻贬斥了，曾为给事中已迁大理少卿的魏时亮去了，曾为御史已迁大理寺右丞的耿定向去了，曾为给事中已迁广东巡抚右佥都御史的吴时来也去了。其他还有因为曾劾高拱，此时不待考察，自行去职的御史郝杰，一切都很痛快。高拱手下有的是言官：韩楫、宋之韩、程文、涂孟桂。谁不同意，便给谁一次弹劾。到了现在，居正慢慢地有些“去留不能自必”了！吴时来是徐阶的门生，耿定向是自己的朋友，他们都去了，居正当然有些不安。但是，高拱还得先行对付赵贞吉，这一次是韩楫出马。调解尽管调解，攻击还得攻击。韩楫弹劾贞吉庸横，考察有私。贞吉上疏答辩，自称：“臣自掌院务，仅以考察一事，与拱相左；其他坏乱选法，纵肆作奸，昭然耳目者，臣噤口不能一言，有负任使，臣真庸臣也。若拱者，斯可谓横也已。臣放归之后，幸仍还拱内阁，毋令久专大权，广树众党。”贞吉决定致仕回籍了，他只是请求解除高拱兼掌吏部的大权，以免私党的建立。但是在他解职之前，国家大计，因为意外的转变，一切还待贞吉的赞襄。

从明代开国之初直到隆庆年间，鞑靼永远和中原处在战争的地位。鞑靼的领袖是小王子，但从世宗以后，领导权落到俺答手中。进攻北京的是他；京师屡次戒严，为的是他；世宗杀兵部尚书，杀蓟辽总督，也为的是他，他手下有的是鞑靼武士，但是同样也有汉人。在已往的时代，四邻的文化比中原低，各个战士的战斗力也许比中原强，但是组织的能力不如中原，所以战事还是处于劣势。汉人去了以后，组织力加强了，更加影响到战斗力，中原的地位便从优势转到劣势，这便是内奸的“成绩”。明世宗的时候，丘富、赵全这一群人投了鞑靼，慢慢地诱合沿边的汉人，一直到几万人，成为内奸集团。他们在丰州筑城堡、开水田。这个地方称为“板升”，“板升”是鞑靼语的“房屋”。他们替俺答计划战争，有时也领导敌人进攻长城。

丘富死在进攻祖国的战役中，但是还有赵全。赵全引导俺答进攻大同。赵全计划尊俺答为帝，自己也准备称王，一切顺利得和流水一样，但是祸难来了，赵全终于败在一个女人身上。

俺答的第三个儿子铁背台吉死了，遗下一个小孩把汉那吉。俺答把他交付妻子一克哈屯，长大以后替他娶妻比吉。偏偏把汉那吉还不满足，他又爱上姑母的女儿三娘子，把她娶了。他应当满足了，不幸俺答也爱上了他的外孙女，三娘子便转移到外祖的怀抱中，嫉妒、羞愤、惭恨、怨毒，都集中到这一个青年的身上。鞑靼的帐幕容不下失恋的痛苦，他诅咒鞑靼，终于携同比吉和乳母的丈夫阿力哥一共十几个人脱离了北边。

三娘子

清代画家康涛所绘三娘子图。三娘子（1550—1612），蒙古右翼土默特部女首领，主政期间力促鞑靼与明朝和解。

十月的霜风里，十几匹鞑靼马匆匆地赶到长城的边界。他们要到大同，和大同巡抚方逢时见面。最近的过去，宣大边外，勉强偷安了几时，现在降人到了，大家晓得后边必有追兵，所以方逢时通知宣大总督王崇古的时候，便有人主张不受，他们认为孤竖无足重轻，但是逢时认为机不可失，崇古也认为奇货可居。在督抚同心的情态下面，终于由方逢时派了骑士五百人迎接把汉那吉，这一个失恋的青年暂时成为巡抚衙门的上宾。

崇古、逢时都是这一年调到宣大的。崇古还记得在从三边总督调任的时候，居正和他说过：

但此中事情，与关西稍异。虏强，一也。云中北直虏廷，板升叛逆，倚虏为患，二也。士无斗志，惟务贿免，三也。卒惰而玩，将令不行，四也。密迩畿甸，畏避情深；小入则大虏势以为解脱之地，小胜则张虚声以邀式遏之功；积习故套，牢不可破，王也。夫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公所谓非常之人也，五者之患，庶其有瘳乎！愿熟计而审图焉。［12］

崇古看定这一次是非常之事。把汉那吉来了，其实是为了一个俘虏，崇古的计划是交换俘虏。一个鞑靼少年的失恋不值得考虑，他和方逢时决定要趁此索回赵全。逢时准备派百户鲍崇德出云石堡，和俺答接谈。事情正在进行，居正已经得到消息，他立刻和崇古说：

昨有人自云中来，言虏酋有孙，率十余骑来降，不知的否。俺答之子见存者，独黄台吉一人耳，其孙岂即黄台吉之子耶？彼何故率尔来降？公何不以闻？若果有此，于边事大有关系，公宜审处之。望即密示，以信所闻。［13］

居正的情报很快，但是还不甚精确。等到崇古的报告到了，居正才决定对策：

虏种来降，虽朝廷有道，能使远人向化，亦公威德所及也。庆幸庆幸！顾此事关系至重，制虏之机，实在于此。往年桃松寨事，庙堂处置失宜，人笑之，至今齿冷［14］。今日之事，又非昔比，不宜草草。顷据报，俺酋临边索要。仆正恐彼弃而不取，则我抱空质而结怨于虏，今其来索，我之利也。公第戒励将士坚壁清野，扼险守要以待之，使人以好语款之曰：“吾非诱汝孙来降，彼自慕吾之化，丑彼之俗故耳。中国之法：‘得虏酋若子孙首者，赏万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断汝孙之首以请赏，但以彼慕义而来，又汝亲孙也，不忍杀之，且给赐衣服饮食甚厚。汝欲得之，自当单词效款，或斩吾叛逆赵全等之首，盟誓于天，约以数年，骑不入吾塞，乃可奏闻天朝，以礼遣归。令乃肆其凶逆，称兵挟取，吾岂畏汝者？今宣大人马，非复往年之比，汝来则来，吾有以待之！……”虏之入犯，乃其常事，即其孙不降，彼亦必入，我亦必防。公宜坚持初意，审定计谋，毋为众言所淆。……但那吉数人，置之镇城，宜加防范，毋令与外人相通，厚其给赐，毋使复萌归念。续降之人，真虏分配将士，华人各与宁家，亦不宜聚于一处，恐生他虞。［15］

一切都应了居正的策划。崇古、逢时联名上疏：“俺答横行塞外，几五十年，威制诸部，侵扰边圉。今神厌凶德，骨肉离叛，千里来降，宜给宅舍，授官职，丰饩廪、服用以悦其心，严禁出入以虞其诈。”这个奏疏上去以后，朝廷立刻起了一次激烈的辩论。御史叶梦熊、饶仁侃、武尚贤主张不受降，他们认为宋代受郭药师、张瑴之降，以致引起最大的战祸，现在应当送把汉那吉回去，以免引起北方的战祸。但是王崇古、方逢时主张受降，张居正主张受降，高拱也主张受降。事情决定了，把汉那吉授指挥使，阿力哥授正千户，各赏大红纻丝衣一袭。

叶梦熊等的见地并没有错，果然鞑靼骑士来了！俺答统领大军进攻平虏城，同时分令儿子辛爱统兵两万人弘赐堡，侄儿永邵卜统兵趋威远堡，整个北边的形势紧张起来，死亡和虏掠的空气又在荡漾。但是当初为什么用王崇古、方逢时呢？蓟辽有谭纶、戚继光，陕西三边有王之浩，也是一个不怕战争的总督。那么，来吧！这里已经有了最好的准备。居正知道，自从隆庆以来，对于北边的国防正在逐日加强，于是准备和他们决战。

俺答何尝不知道？他要把汉那吉，他禁不住一克哈屯的催促。事情也怪不得，这个孙儿是妻抚育大的，怎能怪她的迫切要求呢？但是他对于战争没有把握，也没有决心。这个时候，方巡抚派的鲍崇德来了。

“我的大兵一到，你们的将领便会立刻死亡。”俺答愤然地说。

“不错，”崇德说，“但是我们的将领究竟不比你自己的孙儿。朝廷待你的孙儿真是宽厚，战事一动，你的孙儿便没有了。”

俺答还不知道把汉那吉的消息。他派人打听，把汉那吉果然活着。鲍崇德进一步和他提议，只要俺答交还赵全这一群内奸，把汉那吉随时可以回去。俺答虽然不肯承认，但是对崇德表示非常的好感，临别的时候，吩咐他选择一匹鞑靼的好马。这些消息由崇古传到居正，居正又有一番布置。他回信说：

承教，谓宜乘老酋欲孙之急，因与为市。诚然！但朝廷纳降和戎，须自有体。今既与之以官，即为吾人，若谩然而纳之，率然而与之，事属挟取，迹同儿戏，损威伤重，取轻外夷，非计之得者也。据巡抚差人鲍崇德，亲见老酋云云，回时又令自拣好马，其言虽未必皆实，然老酋纸犊之情，似亦近真。其不以诸逆易其孙者，盖耻以轻博重，非不忍于诸逆也。乳犬驽驹，蓄之何用？但欲挟之为重，以规利于虏耳。今宜遣人先布朝廷厚待其孙之意，以安老首之心。却令那吉衣其赐服，绯袍金带，以夸示虏。彼见吾之宠异之也，则欲得之心愈急，而左券在我，然后重与为市，而求吾所欲，必可得也。……或虑虏久住不退，兵连财费者，此不揣于利害者也！今日之事，幸而成，即可以纤数年边患，其所省岂直数十百万而已哉？而又何惜于目前之少费哉？恐公为众议所格，措画少失，遂弃前功，故敢陈其愚。［16］

明王朝和鞑靼都有作战的准备，但是都没有绝对的把握。在朝廷方面，内阁和督抚都不愿意开启边衅。对于鞑靼方面，俺答进攻是不难的，但是战事一动，朝廷便会立即杀掉把汉那吉：自己不是为索取孙儿动兵吗？绝没有自行置之死地的道理。战争与和平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赵全的主张没有错，他劝俺答屯兵边外，以资要挟。但是赵全估错了王崇古，崇古不但不怕要挟，而且把汉那吉在手，随时可向俺答索取一个不太小的代价。赵全知道只有两个力法：第一个办法是放弃把汉那吉，但是他不敢和俺答提起；第二个办法赵全想到了，他打一个寒战，不敢往下再想。这一个办法王崇古、方逢时想到，鲍崇德说到，最后俺答也居然承认了。但是居正还不放心，他和王崇古说：

降虏事，前已悉。若彼果能执送诸逆，则当以礼遣归那吉，厚其赏赉，以结其心，却责令奉表称臣，谢朝廷不杀之恩，赐赉之厚，因求讲和，纳款效贡。俟其诚心向化，誓永不犯，乃可议其封爵贡额耳。但仆犹有意外之防，不敢不告。赵全诸人，背华即夷，为日久矣，彼岂不预结于俺酋之左右，边墩之人，亦岂无为之耳目者？今我明以此要求，彼亦慨然允许，此辈岂得全不知觉？若知之，彼亦安肯坐而待缚如鸡狗乎？万一语泄，彼得而谋，或聊以胁从数人塞责，而朝廷明旨，一出不可复返，轻弃重质，但获其毛贼数人，则于国家威重，岂不大损？此其可虑者一也。据鲍崇德所传，俺酋之言，虽若哀恳，然犹身驻近边，拥兵自强，平虏城外，游骑不绝，转饷哨探，俱属艰难，名虽哀求，事同强挟，未见其为诚款也。今必责令将有名逆犯，尽数先送入境，返其巢穴，掣回游骑，然后我差官以礼遣归其孙，则彼之诚款既伸，我之怀柔有体。若拥兵变质，两相交易，则夷狄无亲，事或中变，唐时吐蕃劫盟之事，取笑强胡，此其可虞者二也。今之议者皆以小酋为祸媒，急欲遣之，图眼前无事耳，至于封爵、贡市二事，皆在可、否之间。若鄙意则以为今边防利害，不在于那吉之与不与，而在彼求和之诚与不诚。若彼果出于至诚，假以封爵，许其贡市，我得以间修战守之具，兴屯田之利，边鄙不耸，穑人成功。彼若寻盟，则我示羁縻之义；披若背盟，则兴问罪之师：胜算在我，数世之利也。但恐其孙一归，彼愿已遂，求和之意，必乖本图：或请乞多端，难于听许，明年当复来侵，虽获赵全等数人，恐于彼无大损益。此可虑者三也。大疏早晚即复，其中委曲，难以一一指授，望公与金湖［17］兢兢图之。［18］

一切处置都很机密，但是消息已经透漏了一半。巡按御史姚继可上疏，弹劾方逢时通敌，事情又意外地紧张起来。幸亏高拱、张居正都是局中人，总算安然无事。居正再吩咐王崇古安慰逢时：“姚子之言甚妄，恐金湖闻之，意或灰阻，愿公曲加慰勉。” ［19］俺答营中也正在机密进行。赵全奉召来了，他有许多计划要和俺答商量。但是俺答无须赵全的计划了，他吩咐手下出其不意地把赵全、李自馨等十几个汉人［20］，在十二月的朔风里送到云石堡。这一次他们回国了，由云石堡送到大同，由大同转送北京。穆宗在午门楼受俘以后，祭天、告太庙，之后才把他们磔死。受俘、祭天、告太庙，都是当时最隆重的典礼。赵全、李自馨经过几度隆重的仪式，最后传首九边，也许不懊悔吧！

因为这一次的成功，王崇古升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宣大总督如故，方逢时升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兵部尚书郭乾，侍郎谷中虚、王遴一概升赏，连带加恩辅臣李春芳、高拱、张居正、殷士儋。赵贞吉已经在十一月致仕了，但是因为赞襄这次的大计，所以一同加恩。士儋，历城人，和居正同年进士，隆庆二年礼部尚书。高拱入阁以后，士儋想起陈以勤、高拱、张居正都因为裕邸讲官的关系，先后入阁了。自己不曾也在裕邸，和他们同僚吗？他希望高拱提携，但是高拱正预备提携翰林学士蒲州张四维，谈不到提携殷士儋。他知道四维恭顺，士儋倔强，当然要用一个恭顺的同僚。这条路显然不通，但是另外还有一条大路。士儋终于取得内监陈洪的援助，十一月间由穆宗特旨入阁了。高拱厌恶士儋，士儋也怨恨高拱，隆庆五年的内阁仍旧充满不平静的气氛。

隆庆四年的成功完全出于意外。把汉那吉的投降是意外，俺答承认以赵全这一群人交换把汉那吉，也是意外，然而意外的事情终于实现了。把汉那吉经过方巡抚的款待以后，穿着特制的纻丝大红袍，再回到鞑靼的帐幕，祖父、祖母都感动得了不得。三娘子久已是祖父的人了，现在不管她。俺答的眼角挂着感激的眼泪，他派人谢谢王崇古，他说从此以后不再侵犯大同了。居正、崇古本来不曾希望讲和，居正还和崇古说过：“彼亦人也，能不怀感，他日有事，卒相遇于疆场，知军中有‘王太师’ ［21］，亦必避公三舍矣。” ［22］俺答立誓不侵大同，当然又是一个大意外。一切都走上了崇古的计划，他只是踏稳一步，再踏上第二步。他派人和俺答说，要他请求入贡，重行开市。打仗，有什么好处呢？虏掠的好处，是部下的，不是俺答的；失败的危险，是俺答的，不是部下的。那么，为什么要冒极大的危险，替部下争取一些与己无关的好处呢？一切的主张都是替俺答打算。俺答也明白崇古是好人，不然他会让孙儿穿着簇鲜的红袍回来吗？他决定入贡了。崇古要他和土蛮、昆都力哈、吉能一齐入贡，土蛮是自己的主人，原谈不得；昆都力哈是弟弟，吉能是侄儿，俺答都代他们承认了。

意外当然是意外，然而也何尝不是意内？朝廷和鞑靼永远是对立的：鞑靼强了，可以进攻中原；朝廷强了，也可以挟制鞑靼，这是实力的问题。我们不要以为俺答屡次进攻北边，有什么极大的野心。他和英宗时代的也先一样，他有武力，他可以屡次进攻北边，但他只是鞑靼中的一个首领。也先上边有脱脱不花，俺答上边也有土蛮小王子。假如他们的野心太大了，野心便应当先从鞑靼部落以内发展。但是他们所争并不在此。他们只要保全自己的利益，不妨承认主人的存在。那么，赵全不曾尊俺答为帝吗？其实这只是赵全的一种做法，俺答并没有因此要取消小王子。俺答既然承认主人的存在，王崇古、张居正的主张便容易实现了，他们要俺答请求入贡，只是要他承认明朝是他的主人。也许有一些不舒服吗？但是，不妨事，主人换了姓名，关系原属不大，而且还有重行开市的好处在后面。只要值得，俺答当然愿意。

长城卫兵腰牌

镇守长城的士兵出入的凭证。

困难不在鞑靼而在朝廷。正在王崇古诱令俺答入贡的时候，朝廷方面的议论一齐发动。他们认为封贡不便，他们记得仇鸾开马市的故事，他们要做杨继盛，他们也提起世宗最后曾经禁开马市，最后的最后，他们要主张封贡的人担保百年之内边境不至生事。然而，他们却忘去现在不是世宗的时代，高拱、张居正不是严嵩，王崇古不是仇鸾。至于担保百年以内不至生事，那么世界上除去不负责任的预言家，谁能保证呢？居正真激动了，他两次和王崇古说：

仆窃禄无补，滥被恩私，夙夜省循，颠跻是惧，乃辱华翰遣贺，益增其愧耳，感谢感谢。封贡事乃制虏安边大机大略，时人以媢嫉之心，持庸众之议，计目前之害，忘久远之利，遂欲摇乱而阻坏之。国家以高爵厚禄，畜养此辈，真犬马之不如也。仆受国厚恩，死无以报，况处降纳叛，既以身任之，今日之事，敢复他诿！待大疏至，仍当极力赞成，但许贡之后，当更有一番措画。金湖既去，代者恐未必相成，须借公威望，屈留数月，庶可免事后之虑耳。［23］

金湖是方逢时，在把汉那吉回去以后，逢时因为丁忧回里了，沿边的责任都落到王崇古身上，在言官们众议纷纭的时候，崇古也感觉棘手，但是居正一力挽留，直到万历元年，居正当国，才把他调回北京为戎政大臣，担负一个更重要的责任。逢时离任以后，继任者是刘应箕，巡抚都带都察院职衔，或是副都御史，或是佥都御史，下文称刘院者指此：

今之议者皆谓讲和示弱，马市起衅，为此言者，不惟不忠，盖亦不智甚矣。夫所谓和者，谓两敌相角，智丑力均，自度未足以胜之，故不得已而求和，如汉之和亲，宋之献纳，是制和者，在夷狄而不在中国，故贾谊以为倒悬，寇公不肯主议。令则彼称臣纳款，效顺乞封，制和者在中国而不在夷狄，比之汉、宋之事，万万不侔，独可谓之通贡，而不可谓之讲和也。至于昔年奏开马市，官给马价，市易胡马，彼拥兵压境，恃强求市，以款段驽罢，索我数倍之利，市易未终，遂行抢掠，故先帝禁不复行。今则因其入贡之便，官为开集市场，使与边民贸易有无，稍为之约束，毋得阑出中国财物及应禁者，其期或三日或二日而止，如辽开原事例耳，又岂马市可同语乎？……至于桑土之防，戒备之虞，此自吾之常事，不容一日少懈者，岂以虏之贡不贡，而有加损乎？今吾中国亲父子兄弟相约也，而犹不能保其不背，况夷狄乎？但在我制御之策，自合如是耳，岂能必虏之不吾背乎？数十年无岁不掠，无地不入，岂皆以背盟之故乎？即将来背盟之祸，又岂有加于此者乎？利害之归较若黑白，而议者犹呶呶以此为言，故仆又以为不智甚矣。刘院既知此事颠末，又与公同心，必能共襄大事，幸采取其议，及镇守、兵备以下所呈，折以高见，并图上贡额、贡期、市易事宜，仆与元老，当备闻于上，请旨行之，浮议虽多，不足恤也。［24］

朝廷和鞑靼的关系到了现阶段共有三个关键之处：一是封，指封俺答为王及其昆弟子佳为官之事；二是贡，指俺答及其部下入贡之事；三是互市，指封贡以后，明代北边和俺答所属诸部在限定的日期、指定的货物以内，实行择地通商之事。这三个关键又有当前种种不同的难题。俺答只是一个首领，固然不能指挥土蛮，就是对自己的子弟也不一定都能绝对指挥。假如一部通市，一部不通市，那么因为鞑靼是整个的，难免以交易所得的资源供给尚处在敌对状态中的部落。而且即是对于俺答直接的部下，谁也不能担保将来不发生意外的变化，所以互市以后的困难还是不少。从好的方面来讲，要顾虑到封贡、互市成立以后，明王朝的边防不至因此颓废，以致引起后来的外侮。从坏的方面来讲，也还有一部分边将指望每年秋天向鞑靼方面抄掠，以饱私人的欲壑。顾虑愈多，障碍愈多，事情就愈困难了。但是为整个国家的利害计算，不能不有一个切实的决定。兵部尚书郭乾指出世宗禁止马市的故事，反对互市；给事中章端甫指摘王崇古“邀近功，忽远虑”。但是居正在内策动，再由崇古上疏。崇古曾说：“朝廷若允俺答封贡，诸边有数年之安，可乘时修备。设敌背盟，吾以数年蓄养之财力，从事战守，愈于终岁奔命，自救不暇者矣。”又说：“夫先帝禁开马市，未禁北敌之纳款。今敌求贡市，不过如辽东开原、广宁之规，商人自以有无贸易，非请复开马市也。俺答父子兄弟，横行四五十年，震惊宸严，流毒畿辅，莫收遏刘功者，缘议论太多，文网牵制，使边臣无所措手足耳。昨俺答东行，京师戒严，至倡运砖聚灰，塞门乘城之计。今纳款求贡，又必责以久要，欲保百年无事，否则治首事之罪。岂惟臣等不能逆料他时，虽俺答亦恐能保其身，不能制诸部于身后也。……夫揆之时势，既当俯从，考之典故，非今创始，堂堂天朝，容荒服之来工，昭圣图之广大，以示东酉诸部，传天下万世，诸臣何疑惮而不为耶？”崇古这一次上疏，和居正平时的主张相同的太多了。他同样地要省议论［25］，同样地指摘隆庆四年的守城之策［26］。是居正的手笔吗？我们不敢说，但是这不免给我们一种他们曾经商讨的印象。

崇古的奏疏里又议封贡八事：（一）议封号；（二）定贡额；（三）议贡期；（四）立互市；（五）议抚赏；（六）议归降；（七）审经权；（八）戒狡饰。内阁方面，李春芳、高拱、张居正赞同了，殷土儋不反对。兵部尚书郭乾认识到有关国防的事都是兵部的事，但是没有方法解决，最后还是由皇帝下诏，召集廷议。廷议是当时的大臣会议，每人都有发言权，但是决定权却属于皇帝。这一次的大臣会议当中，定国公徐文壁、吏部右侍郎张四维等二十二人以为封贡、互市可许；英国公张溶、户部尚书张守直等十七人以为不可许；工部尚书朱衡等五人以为封贡可许，互市不可许。用现在的术语来说，封贡是多数通过了，但互市还是不能通过，一切又成了僵局。郭乾把会议的结果奏明皇上，只候皇帝的决定。

长城防卫示意图

长城的防卫体系相当严密，在冷兵器时代堪称经典。

这是穆宗裁决的时候了。他和大学士商量：居正是策动人，当然认为可许，高拱也在后边策动；通过封贡，全是高拱指挥、张四维四处活动的结果。在这几个人的怂恿之下，穆宗决定“外示羁縻，内修守备”——便是一面诏许封贡、互市，一面整顿国防的政策。政府的大政方针确定了：诏封俺答为顺义王，赐红蟒衣一袭；昆都力哈、黄台吉授都督同知，各赐红狮子衣一袭；其余授官的一共六十一人，把汉那吉封昭勇将军，指挥使如故。都督同知是现代的中将，指挥使是现在的上校。从此以后，鞑靼骑土都成为明王朝的贵族和军官，有王，有中将，有上校。他们的铁蹄不再践踏中原的田野，他们的刀枪不再濡染中原的膏血。当然，朝廷谈不到使用鞑靼作战，但是朝廷也用不着对鞑靼作战。高拱、王崇古、方逢时是嘉靖二十年的进士，谭纶是嘉靖二十三年的进士，李春芳、张居正是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士。他们回想到在自己出身的时代，正是俺答屡次南下，北京屡次戒严的时代：京师九门被围，侥幸没有失守；如今的国家在他们手里苏醒过来了，整个的北边解除了敌人的威胁，而且在人力和物力不再感受压迫的时候，可以从容布置，他们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愉快。朝廷所费的只是几十件红袍，让红蟒、红狮子安慰鞑靼吧，当时所得的是北方的安全。

隆庆五年辛未会试，居正为主考，吏部左侍郎翰林学士吕调阳为副主考。居正嘉靖三十二年曾为同考官，那一次的进士，如庞尚鹏、梁梦龙、陈瑞、曾省吾都是居正的门生，以后成为有名的人物。辛未科第一名进士张元汴和第三名进士邓以同入《明史·儒林传》，但在事功方面，他们同样没有什么表现。同科唯有徐贞明留下一部有名的著作和一项伟大而始终没有完成的事业，他认定北方只知水害，不知水利。他也认定水害未除，正是由于水利未兴。在他谪居潞河的时候著《潞水客谈》，列举修北方水利十四利。万历十三年，贞明迁尚宝司丞，兼监察御史，奉诏垦田永平，于是招南人，大兴水利，次年垦田三万九千余亩。一切计划正在逐步完成，但是北方人唯恐水田成功以后，江南的漕粮必定被派到北方，于是御史王之栋奏称水田必不可行，又称开滹沱河不便者十二事。经过这一个打击，贞明的计划终于功败垂成，但他不能不算是辛未科杰出的人才。最有表现的是刘台、傅应祯、吴中行、赵用贤，他们都是隆庆五年的进士，都是居正的门生，其后对居正都曾经提出弹劾，因此在历史上都留下了不朽的盛名。居正的不树立党羽和刘台等的不阿附座主，都是可以称道的事件。不过从大体上讲起，辛未一科的人才还是贫乏，这一科里，任何方面都没有第一流的人物。

俺答封贡的决策中，兵部尚书郭乾的表现太差了，没有办法，没有决断。五年三月，郭乾免职。高拱想起第一流的军事专家杨博，但是杨博曾经做过吏部尚书，他已经是六部的领袖，也许不愿意回兵部。不妨事，官衔仍是吏部尚书，由他管理兵部的事。整个政局因为高拱以大学土管理吏部事，杨博以吏部尚书管理兵部事，显见得畸形，但高拱和杨博都算是用当其才。

政权是高拱的了，首辅李春芳放任一切，自己既不眷恋政权，为什么要争权呢？而且春芳也明白，大学士只是皇帝的私人秘书，首辅的地位在政治制度上没有明确的规定，一切都是演变的结果，既然是演变，根本就说不上固定，那么由他去吧。但高拱决绝不能容许春芳的存在。高拱想起自己和徐阶的夙仇，正要报复，都被春芳挡住了，因此决定攻击春芳。春芳也看见了，认得高拱不能相容，索性上疏请求致仕，一次不行，再来一次。穆宗还在留他，禁不起南京给事中王祯又提出一次弹劾，五月间，春芳终于致仕而去。他从隆庆二年七月至五年五月，一共做了两年十一个月的首辅。据说王祯这次的弹劾完全是仰承高拱的意旨，从此，高拱是首辅兼管吏部尚书事。凭着穆宗的信任和他自己的才具，以及那有仇必报的气度，他已经成为事实上的独裁者。

在封贡、互市的争论中，居正占据主要地位。这次决策的大功当然应由高拱、王崇古和居正平分，但是居正却尽了最大的努力。在郭乾徬徨歧路的时间，向皇帝请旨召集廷议的是他。封俺答一事尚未决定的时间，检出成祖敕封和宁、太平、贤义三王的故事以为前例的是他。决定以后，拟旨敕行的也是他。他正在和王崇古计议四件事：（一）开市之初，民间不愿和鞑靼交易，所以最初必须由官中布置，使人知有利，自易乐从。（二）鞑靼要求买锅，锅是铁铸的，日后便是武器的来源，轻易卖不得。广锅不能铸造兵器，不妨出卖广锅，但是卖的时候要拿破旧的铁锅调换。（三）鞑靼使者一概不许入朝，也不许入城，只许在边堡逗留。（四）朝廷和鞑靼休战，沿边将士失去掳掠的机会，不免生怨，应当加意防备。种种方面，他都顾虑到了。讲和也罢，封贡也罢，这是一个名称，居正只认为是停战。停战是继续战争的准备，他要修城堡、开边荒，他要消灭赵全这一群汉奸的余党，他要训练将士以防鞑靼的进攻［27］。

居正对于国事的筹措，没有使他忘去对老师的维护。徐阶是一位有能力、有办法的首辅，但是对自己的三个儿子竟是毫无办法。隆庆三年应天巡抚海瑞到了，这是有名的铁面御史，他对于属内的大绅巨室一概不买账。最先感到威胁的便是徐阶的三位少君。他们写信给居正，居正一边告诫，一边安慰他们说：

辱翰贶，深荷运情。近来人情风俗，诚为可骇，俟海公人至，当作一书善譬之。太翁老师年高，恐不能堪此，望公朝夕保护。事有可了者，宜即自了之，勿致贻戚可也。恃在通家，敢尔妄及。［28］

这一阵风波过去以后，高拱再相，徐阶更感觉不安，居正和应天巡抚朱大器说：

存斋老先生，以故相家居，近闻中翁再相，意颇不安，愿公一慰藉之。至于海刚峰（瑞）之在吴，其施虽若过当，而心则出于为民。霜雪之后，少加和煦，人即怀春，亦不必尽变其法以徇人也。唯公虚心剂量之，地方幸甚。［29］

隆庆五年，事态更加严重。这年，徐阶生日，居正去信，自称“不敢走介，畏行多露”。又说：“鄙怀种种，亦噤不敢言，临楮惆怅而已。” ［30］内阁的大权完全在高拱手里，言官们又听他指挥，一步走错不得，一句说错不得，这是隆庆五年居正所处的地位。徐阶的处境更糟了，三个儿子同时被逮，田产充公了，两个儿子也问了充军的大罪，只留得徐阶慢慢地回味会不会得到和严嵩一样的结果。在严重的局势之下，居正还是苦心调护。他不愿得罪高拱，但是他要保障徐阶，集中留着下列几封信：

忆公昔在姑苏，有惠政，士民所仰，故再借宪节以临之。乃近闻之道路云：“存翁相公家居，三子皆被重逮”：且云：“吴中上司揣知中玄相公［31］，有憾于徐，故为之甘心焉。”此非义所宜出也。夫古人敌惠、敌怨，不及其子。中玄公光明正大，宅心平恕，仆素所深谅，即有怨于人，可一言立解。且中吉公曾有手书奉公，乃其由中之语，必不藏怒，而过为已甚者也。且存翁以故相终老，未有显过闻于天下，而使其子皆骈首就逮，脱不幸有伤雾露之疾，至于颠陨，其无乃亏朝廷所以优礼旧臣之意乎！亦非中玄公所乐闻也。仆上惜国家体面，下欲为朋友消怨业，知公有道君子也，故敢以闻，惟执事其审图之。［32］

松江事，高老先生业已寝之，似不必深究。仲尼不为已甚，报怨亦自有当。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蹊者固有罪矣，而夺之牛，无乃过乎？今全吴亦所以爱郑也，公有道者，故敢以此言告，幸惟裁之。［33］

往者奉书云云，盖推玄翁之意以告公也。辱回示，业已施行，自难停寝，但望明示宽假，使问官不敢深求，早与归结，则讼端从此可绝，而存老之体面，玄翁之美意，两得之矣。仆于此亦有微嫌，然而不敢避者，所谓“老婆心切”也，望公亮之。辱教，有欲告我者，此仆之所欲闻也，倾耳以承，幸勿终靳！［34］

这三封信都很闪烁，尤其是后面的两封。高拱和徐阶结怨，急图报复，久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所指高拱给蔡国熙的信，大致是解释仇怨的话，这是表面文章，居正认为“宅心平恕”，“必不藏怒蓄恨”，只是顺水推舟，一种无可奈何的办法。《答梁鸣泉函》不知是否误题，梁梦龙（鸣泉）为居正门下士，函中语气，似不类。徐阶松江人，高拱新郑人，所谓“全吴”“爱郑”者指此。答应天巡抚函所谓“辱回示业已施行”，正指来函“无可挽回”的表示，至于“有欲告我者”一句，是不是对居正的一种谣言，正取一种欲说不说的姿势？现在不管他，但对居正还是一种威胁，“是仆之所乐闻也”是一句挣扎的话。

隆庆五年居正还遇到一个问题，然而也居然被他度过了，这是胶莱河的问题。

隆庆四年九月，黄河在邳州决口，从睢宁到宿迁一百八十里河水骤浅，江南来的粮船一概不能北上。在明代这是一个异常重大的问题，明代的政治中心在北京，但是明代的经济中心却在南京。一切的资源出在南方，尤其是四百万石粮食全有赖南方的接济。从南方到北方，唯一的生命线是运河，运河发生了问题，南方和北方失去联络，整个的国家立刻受到影响。偏偏运河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一条安全的水道，从瓜洲渡江，要经过邵伯湖、高邮湖、氾光湖、宝应湖、白马湖，这些地方还好；再上去便是洪泽湖，淮水从安徽来，在清口和黄河交汇，这是最大的难关。再上去，从清口到徐州茶城，黄河就是运河，运河要靠黄河的接济。水量太大了，南方来的粮船随时有漂没的危险；可是水量太小了，粮船便要胶搁半途。国家的前途完全寄托在这一条不可捉摸的水道上面，真是太危险了。因此明代一面重视河道总督和漕运总督的职责，一面仍是不时提出海运的问题。海运是从太仓、嘉定沿东海绕成山角，入天津的一条航线。在现代当然是一条很简单、很安全的航线，但在十六世纪的中国，航海和造船的技术不比现代，所以一路的危险还是很多。有了危险，便不免要牺牲人命。牺牲人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在明代，连皇帝杀一个罪犯还要经过法司五次的执奏，何况是平常的官吏！隆庆年间，漕运总督王宗沐运米十二万石，自淮入海，直抵天津，不能不算很大的成功，但是因为八舟漂没，失米三千两百石，引起南京给事中张焕的弹劾。三百二十石只是不足百分之三的损失，本来不算太大，但是张焕质问：“米可补，人命可补乎？”便无从答复了。运河既然时常发生困难，海运的危险又太大，因此便有缩短海程、避免成山角的提议，这便是胶莱河。

胶莱河出自山东高密县，分南北二流：南流至胶州麻湾口入海，北流至掖县海仓入海，这是天然的水道。单凭这一条水道，当然谈不上漕运，因此便有人提议在中间另凿新水道，沟通南端的胶河、北端的莱河，这便是所谓胶莱新河。胶莱新河始终不曾完成，但却不断地涌现在明人的脑际。隆庆五年，给事中李贵和旧事重提，上疏请开胶莱新河。恰恰在隆庆四年黄河再决，高家堰大溃，运河水量不足，潜运中断以后，这一个问题重新引起很大的注意。高拱极力主张重开胶莱河，这不是他的好大喜功，而是他的公忠体国。有了胶莱河，漕运便可以由淮入海，由胶州湾入胶莱河，再由海仓口出海直入天津，漕运便利了，北边的粮饷有了把握，国防问题、经济问题跟着胶莱河一同解决，为什么不要开？居正的公忠体国和高拱一样，但是他不能不顾虑到水源的问题。胶河和莱河的分水岭要凿，已经够困难了，还不算是困难的中心；有了水道，便要有水，水从哪里来？山中不是没有水，但是不够行船，更谈不到刷沙；在河水不能刷沙的时候，海沙侵入河身，那又怎样办？这些问题，居正都顾虑到，但是他更不能不顾虑自己的问题。他的境遇已经很困难，他不愿意和高拱冲突，最后他想起胡槚。胡槚也是给事中，是高拱的一系，不过他是一个有定见、不随声附和的人。居正提议派胡槚查勘，高拱当然同意。胡槚到了山东以后，把事情看清楚，他也主张不开胶莱河。居正又安稳地渡过一次难关。他和胡槚说起：

新河之议，原为国计耳。今既灼见其不可，则亦何必罄有用之财，为无益之费，持固必之见，期难图之功哉！幸早以疏闻，亟从寝阁。始者建议之人，意差甚美，其说虽不售，固亦无罪也。［35］

始虑新河水泉难济，臆度之见，不意偶中。辱别揭所云，剀切洞达，深切事理。自胜国以来，二百余年，纷纷之议，今日始决，非执事之卓见高识，不能剖此大疑，了此公案。后之好事者，可以息喙矣。书至，即过玄翁，言其不可成之状，玄翁亦慨然请罢。盖其初意，但忧运道艰阻，为国家久远计耳，今既有不可，自难胶执成心。盖天下事，非一人一家之事，以为可行而行之，固所以利国家；以为不可行而止之，亦所以利国家也。此翁之高爽虚豁，可与同心共济，正在于此，诚社稷之福也。［36］

李贵和提议的时候，梁梦龙尚在山东巡抚任内。地方官当然有地方官的立场，照例是不愿多事，他曾经上疏反对。现在事情被打消了，居正给他一函，因为这是自己的门生，所以把政治上的秘密一齐告诉他。

胶莱新河，始即测知其难成，然以其意出于玄翁，未敢遽行阻阁，故借胡掌科［37］一勘，盖以胡固玄翁所亲信，又其人有识见，不随众以为是非，且躬履其地，又非臆料遥度者，取信尤易也。昨观胡掌科揭呈，明白洞切，玄翁见之，亦慨然请停，不必阻止而自罢。以是知执事向者之言，虽极痛切，未免预发其机也。区区今处天下事，大率类此，虽竭尽心力，不过小补而已，终无能有所建明，此《易》所谓“屯其膏，施未光”者也。王敬所在齐中，政事何如？两司及诸郡长史，孰为可用？统希见教，不悉。［38］

王敬所即王宗沐，时为山东左布政使，也是反对开胶莱新河的一个人。

隆庆五年的冬天，内阁中又掀起一次风浪，这一次却发生在殷士儋身上，士儋入阁完全倚仗内监的力量，因此和高拱形成对立。高拱正要提携张四维，偏偏御史部永春给四维一次弹劾。是谁主使的？高拱计算到士儋。于是他动员部下，御史赵应龙弹劾士儋由陈洪进用，不可以参国政。士儋正在答辩，高拱部下第一员大将都给事中韩揖出动。韩揖还没有提出弹劾，他先行扬言威胁。士儋忍耐不住了，终于在一个适当的机会，任情爆发了一次。

明朝的故事，每月初一、十五，给事中都到内阁和大学士们见面，大家作一个揖，称为“会揖”，原是一个沟通声气的办法。这一次都给事中韩揖到了，会揖以后，士儋对韩揖说：

“听说科长对我不满意，不满意是不妨的，可是犯不着给别人利用！”

真想不到大学士会在内阁里发出这样的议论，韩揖倒有些愣住了。高拱看看不像话，只是忿忿地说：“这算什么体统！”

高拱一发言，事态立刻单纯化，不成体统的体统多着呢！少保、武英殿大学士殷士儋捊起袖子，一手指着少师、建极殿大学士兼署吏部尚书高拱痛痛快快地大骂：

“驱逐陈阁老的是你，驱逐赵阁老的是你，驱逐李阁老的也是你，如今因为要提拔张四维，又来驱逐我，内阁永远是你一个人的！”

就在内阁里面，少保握起双拳，准备给少师一顿毒打，少傅、建极殿大学士张居正看不下去了，正要替他们劝解，冷不防少保也给少傅迎头一顿痛骂。真热闹，堂堂的内阁变成全武行的战场。幸亏穆宗是一个懈怠而且宽大的君主，假使他在文华殿看到少师、少傅、少保们的活剧，不知道会给怎样一个处分。

经过这一次的武斗，御史侯居良对士儋又提出一次弹劾。士儋也厌倦了，一再上疏请求致仕，终于在十一月间，这位山东来的大学士悄然离开内阁。

士儋一去，内阁便成为高拱、张居正二人的联立内阁，一直维持到嘉靖六年四月高仪入阁为止。“周、召夹辅”，真正只剩周公、召公了！高拱一连驱逐了四位大学土，气概正是逐日增长。居正单凭那套谨慎小心的作风，还是时时感觉到不安于位。殷士儋这一场痛骂真冤枉，高拱手下这一群人的目光正在转移到居正的身上。

居正和高拱的私交本来不错，但是现在他们的地位太逼近了。逼近便是一种威胁，高拱当然不会愉快，而且高拱有他的一群人，他们要立功，便要先替高拱制造敌人，然后再把敌人打倒。政治的主张是由黑暗走向光明，但是政客的阴谋是由光明走向黑暗。高拱死后，居正和高拱的亲戚说：“不榖与玄老为生死交，所以疏附后先，虽子弟父兄，未能过也。叵耐中遭人，交构其间，使之致疑于我，又波及于丈，悠悠之谈，诚难户晓。” ［39］黑暗中的动物，永远在黑暗中蠢动。

居正已经是一路提心吊胆，“畏行多露”了，但是，“不行，为什么他要帮助徐阶说话呢？”黑暗中的声音要问。黑暗中的动物没有道义，没有感情，他们也不相信人类还有道义和感情，“势利呀！”他们要说，“一切都是势利，在朝的首辅便捧他一把，在野的首辅便踢他一脚：这是人情。再不然，便有另外的动机！”黑暗中的动物又被动员了，他们要报效高阁老，便得搜求居正帮助徐阶的动机。他们把发明当作发现，终于认定已经发现了居正的动机。

这个消息很顺利地传达到高拱那里。事情是这样的：徐阶的儿子送三万两银子给居正，于是居正承认替他们维持。在大学士的朝房里，高拱看见居正，便半真半假地讽刺了一顿。这一个刺激太大了，居正变了色，指天誓日地否认这件事。经过这样的剖白以后，高拱承认这是误会，事情勉强结束。

内阁的政潮正在准备着新的发展。隆庆六年三月尚宝卿刘奋庸上疏条陈五事：（一）保圣躬，（二）总大权，（三）慎俭德，（四）览章奏，（五）用忠直。第二条和第四条都很活跃。奋庸说：“今政府所拟议，百司所承行，非不奉诏旨，而其间从违之故，陛下曾独断否乎？国事之更张，人才之用舍，未必尽出忠谋，协公论。臣愿陛下躬揽大权，凡庶府建白，阁臣拟旨，特留清览，时出独断，则臣下莫能测其机，而政柄不致旁落矣。”他又说：“人臣进言，岂能皆当，陛下一切置不览，非惟虚忠良献纳之诚，抑恐权奸蔽壅，势自此成。望陛下留神章奏，曲垂容纳；言及君德则反己自修，言及朝政则更化善治。听言者既见之行事，而进言者益乐于效忠矣。”奋庸请穆宗总大权，大权旁落，必有所在；又说权奸蔽壅，“权奸”二字必有所指。同时给事中曹大埜上疏劾高拱不忠十事，据说这是居正主使。政治的斗争从言官发动了。高拱的部下立刻应战，给事中涂梦桂劾刘奋庸动摇国是；给事中程文再劾奋庸、大埜“渐构奸谋，倾陷元辅，罪不可胜诛”。结果奋庸谪兴国知州，大埜滴乾州判官，高拱又得到小小的胜利。

十三陵石牌坊

位于十三陵陵区的入口，是中国现存最大的石牌坊。

在不断的政治战争中，端拱无为的穆宗皇帝终于感觉厌倦，在隆庆六年五月逝世了，是年三十六岁。

注释

［1］《明史》卷三○五《宦官传》。

［2］《明史》卷三○二《列女传·邵氏》。

［3］《明史》原文。

［4］书牍十四《答司寇曹傅川》。

［5］书牍十四《答司马曹傅川》。

［6］文集七《门生为师相中玄高公六十寿序》。

［7］《书·君奭序》。

［8］世宗庙号。

［9］文集七《门生为师相中玄高公六十寿序》。

［10］书牍一《答山西按院饶成山》。

［11］书牍十四《答冏卿徐敬吾》。

［12］书牍二《答蓟镇抚院王鉴川论蓟边五患》，按官衔及标题皆误。

［13］书牍二《与抚院王鉴川访俺答为后来入贡之始》，按题衔误。

［14］嘉靖三十六年，俺答子辛爱之妾桃松寨降，兵部尚书许论绐其西走，阴告辛爱执而杀之，见《明史》卷二二七《鞑靼传》。

［15］书牍二《答鉴川策俺答之始》。

［16］书牍二《与王鉴川言制俺酋款贡事》。

［17］方逢时。

［18］书牍二《与王鉴川谋取板升制虏》。

［19］书牍二《与王鉴川计送归那吉事》。

［20］《明史》卷二二二《王崇古传》作十余人，卷三二七《鞑靼传》作数人，《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作九人。

［21］鞑靼人称明代临边大臣为太师，不必其人官为太师也。

［22］书牍二《与五鉴川计送归那吉事》。

［23］书牍二《与王鉴川议坚封贡之事》。

［24］书牍二《答王鉴川计贡市利害》。

［25］奏疏一《陈六事疏》。

［26］书牍六《答蓟镇吴环洲书》。

［27］书牍三《与王鉴川计四事四要》。

［28］书牍十四《与符卿徐仰斋》。

［29］书牍十四《答应天巡抚朱东园》。

［30］书牍十四《答上师相徐存斋九》。

［31］高拱。

［32］书牍十四《答松江兵宪蔡春台讳国熙》。按国熙承高拱旨，穷治徐阶事，见王世贞《首辅传》卷六。

［33］书牍十四《答河南巡抚梁鸣泉》。

［34］书牍十四《答应天巡抚》。

［35］书牍三《答河道按院胡玉吾》。

［36］书牍三《又答河道按院胡玉吾》。

［37］槚为给事中，故称掌科。

［38］书牍三《答河南巡抚梁鸣泉》，“河南巡抚”四字误题。

［39］书牍十四《答司马曹傅川》。

第七章　大政变

十九日居正上朝的时候，高拱已离开北京，内阁中的资望更没有比居正深的，因此他便循序坐升，成为首辅，而且因为高仪随即于二十三日逝世的缘故，居正成为唯一的顾命大臣，他在政治上的地位更加巩固。这一次政变的结果，居正是最大的收获者。

世宗在位的时候，穆宗在裕王府，娶妃昌平李氏，后来谥为孝懿皇后。嘉靖三十七年四月，李妃死了，八月裕王娶继妃通州陈氏，穆宗即位以后，封皇后，后来谥为孝安皇后。昌平李妃生子翊釴，五岁时死了。翊釴之下，便是翊铃，母氏无考，不满一岁也死了，所以嘉靖四十二年裕王第三子翊钧出生的时候，因为他是独子，特别得到裕王的宠爱。

裕王爱女人，最得意的是漷县李氏，后来谥为孝定皇后。李氏入宫的时候只是一个宫娥，当时称为都人。这是翊钧的母亲，隆庆元年，穆宗即位以后封贵妃。李贵妃是一位有能力、有办法的人。她的父亲李伟，漷县人，因为乡间不安静，避到北京，后来索性把女儿送进裕王府，做一名宫娥，却想不到以后的富贵都从这里来了。穆宗即位，礼部尚书高仪请立皇太子，大臣们都认定翊钧是一位聪明的皇子。事实是显然的，这个五岁的孩子已经读书了，在明代皇帝不甚注意皇子教育的情形之下，这是一个特例。隆庆二年，内阁大学士合疏公请立翊钧为太子，三月间，实行册立。穆宗也委实喜欢，他记得一天自己正骑着马在宫中游玩，皇太子跟他说：“爸爸，你一个人骑着马，摔下来，怎么办？”

穆宗看见儿子的关心，真愉快，连忙下马，着实抚慰一下。这时期陈皇后因为多病，住在别宫里，每天早晨，李贵妃挈带太子到皇后宫中请安，皇后听到小靴子在阶道上橐、橐、橐！便连忙起来。自己没有儿子，但是看见这样聪明的孩子也实在高兴。皇后把经书取出来，一句一句地问他，太子对答如流，因此更加讨得皇后的欢心。皇后和贵妃之间尽管有一些利害冲突，但是当陈皇后看到李贵妃的知礼和皇太子的聪明，心里也平静下来，皇太子的稚弱的心里正在逐渐意识到政治的作用。

隆庆六年四月，高拱推荐前礼部尚书高仪入阁。是月穆宗命仪为文华殿大学士，入阁办事，一切都很正常。

最大的祸变来了，五月的一天，穆宗在坐朝的时候突然站起来，走了几步，不知说了什么，只是嘴上不断地歪动，［1］显然这是中风。内监冯保在旁，赶上扶住，居正也抢前去扶。在大众诚惶诚恐当中，穆宗入宫。随即召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至乾清宫，穆宗斜倚在御榻上，皇后、皇贵妃都在，皇太子立在御榻的左边。三位大学士跪在御榻前面。穆宗困乏了，由内监冯保宣诏：

“朕嗣统方六年，如今病重，行将不起，有负先帝付托。太子还小，一切付托卿等。要辅助嗣皇，遵守祖制，才是对于国家的大功。”

真是一幅惨淡的景象。看见朋友托孤，尚且目不忍睹，何况他们是裕王府中的讲官，六年以来的内阁大臣！但乾清宫不是他们痛哭的地方。高拱、张居正含了满眶的热泪，和正在呜咽的高仪叩了头，回到内阁，这是五月己酉。次日庚戌，穆宗皇帝逝世。大臣们在内阁里痛哭。高拱号啕地嚷着：“十岁的太子，怎样治天下啊！”他越发感觉到责任的重大。

穆宗逝世以后，政治上跃起一个新兴的势力，这就是冯保。冯保在世宗朝已经是司礼秉笔太监，穆宗登极，冯保屡次想升掌印太监，但是因为高拱反对，始终没有达到目的，所以他和高拱结下了不解之仇。明朝的政治本来充满了弹性，因此司礼监的职权没有确定的范围。名义上司礼掌印太监是“掌理内外章妻及御前勘合”，秉笔太监“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事实上，他们的职权可以无限地扩大。掌理章奏是一个“上下其手”的机会。照阁票批朱，是对于内阁票拟的谕旨，用朱笔加以最后的判定。这本是皇帝自己的事［2］，后来皇帝不负责任，“批朱”的事落到司礼秉笔太监手里，于是大学士虽是皇帝的私人秘书，而秉笔太监则成为皇帝的机要秘书。《明史·职官志》［3］称“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在明代政制里，这正是变态中之常态。武宗时候，司礼监刘瑾甚至把章奏带回私宅，和妹婿孙聪、食客张文冕共同批答。皇帝的机要秘书可以随时邀集亲友，同参国政，更是变态中的大变。武宗正德二年到五年间，刘瑾成为事实上的皇帝，五年八月，刘瑾失败以后，武宗下诏自正德二年后，所更政令一概如旧，其实只是对于这三年中刘瑾的地位加以实际的认识。

从五月庚戌穆宗逝世到六月初十甲子神宗即位，这十五天，是冯保活跃的时期。冯保的策划是驱逐司礼掌印太监孟冲，夺取他的位置：因为皇后、皇贵妃的支持，这一个策划实现了［4］，但是实现的时间却不能确定。《冯保传》称为刚刚在穆宗逝世以后［5］，《胡涍传》［6］称为在神宗即位的第六天，中间有二十天的距离。其实神宗即位以前，执行诏旨的机构尚未完成；至于神宗即位的第六天，这是大政变的一日，没有冯保事前的活跃，根本不会发生政变。所以我们不妨假定冯保升掌印太监在神宗即位之日，或其后，至迟必早于第六日。这个策划的完成大致在神宗即位以前，只待神宗即位而履行发表的手续。

神宗皮弁

皮弁是皇帝视朝、降诏和接见朝贡使者时用的礼冠。

《明史·冯保传》称“保又矫遗诏，令与阁臣同受顾命”，《明史纪事本末》则称冯保矫传大行遗诏云“阁臣与司礼监同受顾命”，这也是一个骇人的记载。内监和大臣同受顾命，在明代本来不是一件没有的事。熹宗天启中，御史王允成劾魏进忠疏，“内延顾命之珰，犬食其余，不蒙帷盖之泽；外延顾命之老，中旨趣出，立见田里之收” ［7］，确实指出大臣、内监同受顾命的事。但是高拱、居正、高仪同受顾命，并无他人在内，这是事实。穆宗逝世的时候，孟冲尚为掌印太监，亦无越过孟冲、托孤冯保的理由。所以冯保矫遗诏是有的，但是只是矫遗诏用为司礼掌印太监，并不是矫遗诏同受顾命。最切实的证据见《居正文集》：

公昔以勤诚敏练，早受知于肃祖，［8］常呼为“大写字”而不名。无何，即超拜司礼，管内政。嘉靖丙寅，迎立穆宗皇帝，以功荫其弟、侄数辈。穆宗不豫，召辅臣至御榻前，受顾命。公宣遗诏，音旨悲怆。令上践祚，奉先帝遗命，以公掌司礼监事。［9］

这一篇文章作于万历二年，正在居正掌握政权，结好冯保的时候，假如冯保曾经矫遗诏同受顾命，记中何以不把他的地位提清；而且后段又称冯保掌司礼监，“宫中府中，事无大小，悉谘于余而后行，未尝内出一旨，外干一事”，更和同受顾命的身份完全不合。所以根据居正的记载，可以证实冯保没有矫遗诏同受顾命，同时也可以证实冯保为掌印太监，在神宗即位以后。《冯保传》又称：“穆宗得疾，保密嘱居正豫草遗诏，为拱所见，面责居正曰，‘我当国，奈何独与中人具遗诏？’居正面赤谢过”。［10］显然也是一件莫须有的事。穆宗突然中风以后，随即召大臣入宫，面授顾命［11］。第二天逝世，其间更无犹豫的时期，可以给冯保密嘱居正豫草遗诏的机会。而且以居正那样的精细，绝无密草遗诏，更容高拱看见的道理；同样地，以高拱那样的强干，也不会在揭破居正勾结冯保的秘密以后，随即把自己推翻冯保的计划更和居正商榷［12］，处处都露出矛盾。本来这一次政变是一件突如其来的大事，以后居正当权，不免引起一部分人的反感，冯保更是众矢之的，于是以讹传讹，发明成为发现，传说成为事实。到了清初修史，没有整理史实的决心，所以在记载里不但充满了许多矛盾，而且描写高拱、居正，有时竟至忘去本来的面目。

从隆庆六年六月初十日甲子起到十六日庚午止，这七天之中，整个朝廷沉没在滔天的波浪之中。在政治机构方面，是司礼监和内阁的对立，在人的方面，是冯保和高拱的对立。冯保的后盾是皇后、皇贵妃，尤其是皇贵妃，神宗只有十岁，当然和母亲站在一边。高拱的后盾是六科给事中和十三道监察御史。高拱是政治界的老斗士了，他战胜了几位元老，当然看不上一个新讲的堂印太监，他后面有的是舆论和群众。内阁的内部，他知道除了自己，只有高仪和张居正。高仪是自己引进的，入相仅仅两月，当然唯自己“马首是瞻”，至于居正，高拱认定这是十几年以来的同僚，而且和自己志同道合。“‘周、召夹辅’，居正不是曾经说过吗？”高拱想着。后方的布置没有任何的缺隙，高拱正准备和冯保做一次生死的决战。

最使高拱痛恨的便是中旨。中旨是皇上的手谕，在现代的立宪君主国，一切的诏令要经过内阁的副署，中国古代也是如此。有中书省等的时代，诏令要经过中书省等，明代改为内阁，诏令便要经过内阁。唐朝武后在位，政治算是混乱了，但是当时人还能提出“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诏”的口号。［13］明代在内阁以外，有通政司和六科，对于皇帝的诏令都有随时覆奏封驳之权，因此皇帝随时颁布手谕的自由更受到重重的约束。不过法制是法制，事实是事实，在不上轨道的政治状况中，手谕仍旧不免出来，成为史册所记的“斜封墨敕”和“中旨”，这正是负责任的大臣所最痛恨的事。

神宗一经即位，中旨随即被颁到内阁，其中的一件便是引用穆宗遗诏，授冯保为司礼掌印太监。高拱痛恨极了，对传旨的太监说：“中旨是谁的旨意？皇上的年龄小得很呢！一切都是你们做的，早晚要把你们赶走。”

一番声色俱厉的言论，小内监都传达给冯保，这可使冯保怔住了。他到皇后、皇贵妃那里去撺掇，他指出穆宗逝世那一天，高拱在内阁里嚷着：“十岁的孩子，怎样做皇帝啊！”

“这是什么意思？”冯保把高拱的语句改造以后又提出质问。皇后、皇贵妃都吟味着“这是什么意思”？她们感到悚惕，连十岁的皇帝也突然变色。在这方面，冯保正在布置他的阵线。

高拱采取的攻势当然一刻也不懈怠。他认定自己和居正、高仪是顾命大臣，他要报答穆宗皇帝，也要辅佐神宗皇帝；自己是首辅，更加责无旁贷。冯保的气焰一天大似一天，他是司礼掌印太监，现在又用中旨提督东厂。司礼掌印管的宫内，提督东厂便管到宫外来了，特务工作又落到他手里，冯保不是成为独裁了吗？高拱容不得，他决定进攻了。第一道火线由六科给事中程文、十三道御史刘良弼等一齐向前，他们的奏疏和排炮一样地发出了，共同的目标只是一个冯保。第二道火线是礼科都给事中陆树德，吏部都给事中雒遵。树德攻击冯保掌司礼监一事，他在奏疏中说：

陈太后

陈太后做裕王妃八年，隆庆元年被册封为皇后，神宗当政初期支持张居正改革。

先帝甫崩，忽传冯保掌司礼监。果先帝意，何不传示数日前，乃在弥留后？果陛下意，则哀痛方深，万几未御，何暇念中官？

这是用的最合逻辑的论法，唯一的答案当然是既非穆宗，又非神宗，而只是冯保矫诏。矫诏便有矫诏的处分，高拱正准备着。雒遵是高拱的门生，更是一员大将，他看到神宗坐朝的时候，冯保站在御座旁边，于是提出攻击：

保一侍从之仆，乃敢立天子宝座。文武群工拜天子邪？抑拜中官邪？欺陛下幼冲，无礼至此。

两道奏疏又一齐发出了，共同的目标也只是冯保，这时已经是六月十五日己巳，是神宗即位的第六日。奏疏接二连三地发出了，冯保是司礼掌印太监，掌理内外章奏，没有不知道的事。不关事，战争是战争，用不着保密。一切的计划是高拱发动的，给事中和御史们也受高拱主使，这也用不着保密。自隆庆四年以来，高拱和言官们打成一片，久已是公开的事实，何况冯保提督东厂、侦缉的特权和机构，都在他手里，那还有什么秘密？高拱只准备用“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打倒一个横行跋扈的内监。他晓得奏疏上去了，皇上便会发交内阁拟旨，权柄在自己手里，不愁冯保有什么办法。他自己也曾上疏，请把司礼监掌理章奏的大权交还内阁。他准备负全责，当然他可以要求揽全权。他认定在缜密的布置之下，这样一来可把冯保打倒了。

他所顾虑的还是内阁的同僚。四月中高仪入阁的时候，他就称病，再三推阻。居正也曾给他去信：“辱教，知东山情切，高驾夷犹，殊失朝野之望。兹温再颁，敦劝愈笃，恐上命不可屡抗，物望不可终孤。” ［14］后来高仪果然来了，然而他也果然病了。在同受顾命的时候，高仪曾经豫闻，但是现在他确是病倒了，在这一方面，高拱看不到什么援助，还有张居正呢！在皇上即位以后，他奉诏到大峪岭视察葬地，这是准备穆宗皇帝的葬事，当然应由一位得力大臣去办的。天又热，路上又辛苦，据说他回来以后又病倒了，这几天正在请病假，没有到内阁。高拱看到两位同僚都病倒了，一切的责任都在自己肩上。不要紧，他准备一个人担负着。

居正这几年以来逐渐地感到岌岌不安的情况。内阁中的同僚都去了，这是为的什么？六年三月间，礼部尚书潘晟又去了，又是为什么？潘晟去位以后，曾经来一封信，居正答复道：

辱别谕，一一领悉。白首相知，犹按剑也，况他人乎？然义命之学，窃尝闻之矣。自检平生，不敢有一事负国家，不敢有一念负于天下贤士大夫，至于去就，有命存焉，惟静以俟之而已。猥辱至爱，中心藏之。［15］

那时他认为高拱的目标只是自己，斗争没有把握，刘奋庸、曹大埜又去了，所以只得静以俟命，他的心绪正从烦闷转为恬淡。万想不到穆宗逝世以后，政治方面又跃起新兴的势力，演变成内阁和司礼监的决斗。“什么内阁？”居正想到，“只是高拱一人！”他明白冯保和自己没有什么渊源，高拱的策略，冯保不是没有耳目，自己也犯不着去告密［16］，他采取的方式只是坐观成败。高拱胜了，居正自然还有他的“义命之学”；冯保胜了，居正明白，收拾政局便非自己不可，而且对于冯保，居正也自信还有对付的本领。穆宗逝世只有二十天，神宗即位只有五六天，空气已经紧张得了不得，暴风雨就要发作了，等着吧。在这个情况之下，居正只说是受了暑，在内阁请假几天。

六月十六日庚午，天还未明，神宗召集大臣到会极门。高拱去了，满心以为这一次就是驱逐冯保的机会。居正还在假中，没有去［17］。高拱向上一看，少年的皇帝旁边正立着自己的敌人冯保。这一刹那的注视，高拱知道已经失败了。冯保传皇后、皇贵妃和皇帝的谕旨道：

告尔内阁、五府、六部诸臣：大行皇帝宾天先一日，召内阁三臣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亲受遗嘱曰，“东宫年少，赖尔辅导。”大学士拱揽权擅政，夺威福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我母子日夕惊惧。便令回籍闲住，不许停留。尔等大臣受国厚恩，如何阿附权臣，蔑视幼主！自令宜洗涤忠报，有蹈往辙，典刑处之。［18］

高拱果然失败了。高拱的后盾是外庭，冯保的后盾是深宫；高拱只能主使言官，直攻冯保的罪恶；冯保便能撺掇后妃，怀疑高拱的忠诚。高拱的这一次失败深深地给居正一个教训，以后居正当国，在主持国政以外，对于奉承后宫和联络内监两件事，都花费不少功夫。

明朝大臣解职回里的时候有给驿的故事。所谓“给驿”，便是在驿站里支使车马人夫，由国家供给。这本来是特许，但是后来慢慢成为常例了。偏偏这次高拱卸任，限定立刻回籍，不许逗留，驿站的马车谈不到了，他只得自己雇车，有的说是乘牛车出北京［19］，有的说是骡车［20］，押行的兵役还在后面一路追逐，成为当时的新闻。六月十九日，居正入见以后，再为高拱请恩，幸而成功，高拱才免去道途间无谓的困顿。七月间居正在信中对王崇古说：

主少国疑，艰难之会，正宜内积悃诚，调和宫壶，外事延接，收揽物情，乃可以扶危定倾。而玄老一切皆易其道，又昵比谗佞，弃绝石交，语之忠告，不惟不纳，反致疑怒，竟至于此，岂非天哉！当其时，人情汹汹，祸且不测，仆犹冒死为之营诉，为之请驿，仅得解脱，然国体士气，所损多矣。嗟乎，自古谗人乱国，可胜痛哉！幸新皇聪颖异常，虽幼冲已具大有为之度，区区愚忠，幸蒙俯鉴。方今官府一体，上下一心，内外事情，幸已大定，但边事虏情，日夕在念，腹心虽安，四肢安可忽哉？万望留神，以慰宵旰。辱教云云，诚高见渊识，石画鸿谟，非公爱我之深，曷得闻此？三复三叹，敬佩良箴。［21］

李太后

明神宗生母，漷县（今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人，对小皇帝要求非常严格，支持张居正改革。

所谓“冒死为之营诉”，必有所指。据王世贞的《首辅传》，冯保在皇后面前，曾经提起高拱谋废太子，迎立周王的谣言；又说冯保还买通其他的内监，造成同样的空气，所以皇后震怒，事情不可收拾。这一件事《明史纪事本末》和《明史》都不载，但是证以六月十六日传谕“通不许皇帝主管”，和居正“人情汹汹，祸且不测”两句，后面的情形绝不简单。万历六年高拱死后，妻张氏请求恤典，神宗将奏疏发下内阁，派文书官田义口传圣旨：“高拱不忠，欺侮朕躬，今已死了，他妻还来乞恩典，不准他。钦此！”居正再行上奏，神宗始准开复原职，给予祭葬，但是还说：“高拱负先帝委托，藐朕冲年，罪在不有。”这时神宗已经十六岁，他对高拱的痛恨真是深切。假使不是冯保造出废立的谣言，不会给神宗这样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

居正对于六月十六日的政变，事前定有所闻。高拱的作风，他是知道的。冯保虽然只是一个生疏的内监，但是内监们那一贯的阴贼险狠的手段，居正也不会不知道。他看定暴风雨要来了，所以他只是托病请假。等到风暴过去，十九日居正上朝的时候，高拱已离开北京，内阁中的资望更没有比居正深的，因此他便循序坐升，成为首辅，而且因为高仪随即于二十三日逝世的缘故，居正成为唯一的顾命大臣，他在政治上的地位更加巩固。这一次政变的结果，居正是最大的收获者。对于双方的策划，他不是不知道；对于冯保的诬蔑，他不会不明白；高拱固然没有拥立周王的阴谋，而且从宗支亲疏的关系方面来讲，周王也没有入承大统的可能。从政体的立场来讲，司礼监一部分的职权应当交给内阁，“宫府一体”原是居正的口号。从友谊的立场讲，居正更应当援助高拱，他们不是十几年的同僚吗？然而他们的友谊已经生疏了！这不能不责备高拱，但是也何尝能放过居正？他只是坐观成败，希望高拱失败，以完成自己掌握政权的目标。他对王崇古说“冒死为之营诉”，是一句遁辞，为什么要请假规避呢？不在会极门营诉而只凭事后的空言，要想博得外人的同情，希望不免太奢了！话又说回来，徐阶失败以后，居正曾经自咎以为“中人内构，不能剖心以明老师之诚节”。对于曾受大恩的老师，还谈不到剖心营诉；那么对于中经生疏的同僚，更从哪里说起！“政治家”不是圣贤，而只是“政治家”，谁愿意为着别人，牺牲自己的政权呢？

经过这一次政变，高拱的政权被推翻了，居正的政权树立起来，一切只是人事的变动，不是政策的变动。高拱是一个强干的“政治家”，自兼吏部尚书，上午到内阁，下午到吏部，没有一件积案，这是他办事的能力。居正不兼部，但是对于内阁和六部的事情，没有一件不曾洞察，他的精明正抵上高拱的强干。高拱对同僚不免高亢，居正稍为谦抑；高拱对政敌照例是不能容忍，有仇必报，居正稍知容忍，甚至量才录用。不过，这个分别只是一个大概。最初掌握政权的时候，居正还有一些笼络人才的意味，以后便日渐高亢，到了万历六年以后，简直和高拱一样。在这方面，他们之间的区别，只是年龄的区别；等到居正过了五十岁以后，他的行为便和高拱没有分别。在应付宫廷和内监方面，居正比高拱高明多了，他知道敷衍和迁就，他知道走曲线，然而他永远认清政治目标，宫廷和内监对于实际的政治没有过问的余地。高拱提高内阁政权的目标，在居正手里完成，但是居正没有遇到高拱所谓的挫折。不过这是高拱失败以后居正所得的教训：假使高拱有第三次入阁的机会，以他那样的能力，不是办不到的。简单一句，高拱和居正只是同一范畴的人物，因为环境的不同，不免有少许的差异。不明白实际政治的人也许因为他们不能合作产生诧异，其实整个的政权不能容许两个“政治家”共同掌握，正和整个家庭不能容许两个主妇共同主持一样。

六月十六日过去了，十九日神宗召见居正。这时是反刻，比平常的早朝稍微迟一点儿。神宗吩咐居正跪到宝座面前，他说：“先生为父皇陵寝，辛苦受热，国家事重，只在内阁调理，不必给假。”

居正叩头，承认在阁调理，神宗又说：“凡事要先生尽心辅佐。”

在神宗提起穆宗对于居正的言论，称为忠臣之后，居正感激涕零，不能仰视，俯伏奏称：“臣叨受先帝厚恩，亲承顾命，敢不竭才尽忠，以图报称。方今国家要务，唯在遵守祖宗旧制，不必纷纷更改。至于讲学亲贤，爱民节用，又君道所当先者，伏望圣明留意。”

“先生说的是。”神宗说。

“今天气盛暑，望皇上在宫中，慎起居，节饮食，以保养圣躬，茂膺万福。”居正说。

“知道了。”神宗又说，“与先生酒饭吃。” ［22］

居正在召见以后著《谢召见疏》，历称：“臣之区区，但当矢坚素履，罄竭猷为，为祖宗谨守成宪，不敢以臆见纷更；为国家爱养人才，不敢以私意用舍：此臣忠皇上之职分也。仍望皇上，思祖宗缔造之艰，念皇考顾遗之重，继今益讲学勤政，亲贤远奸，使宫府一体，上下一心，以成雍熙悠久之治，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这一次的召见是居正为首辅以后的第一次召见。他发表大政方针，只说“遵守成宪”。这是居正和王安石不同的地方。宋神宗的时候，安石充满了一头脑的理想，他要改革，要创制；但是明神宗的时候，居正只是充满了一头脑的“成宪”，他只要循名，要核实。安石是理想的政治家，而居正是现实的政治家。居正所称的祖宗旧制，便是太祖的旧制，一年以前，他为会试主考的时候曾经说过：

夫高皇帝之始为法也，律令三易而后成，官制晚年而始定，一时名臣英佐，相与持筹而算之。其利害审矣！后虽有智巧，莫能逾之矣！且以高皇帝之圣哲，犹俯循庸众之所为，乃以今之庸众，而欲易圣哲之所建，岂不悖乎？车之不前也，马不力也，不策马而策车，何益？法之不行也，人不力也，不议人而议法，何益？下流壅则上溢，上源窒则下枯：决其壅，疏其窒，而法行矣。令之为法壅者，其病有四：恳请颂言而毋讳，可乎？夫天下之治，始乎严，常卒乎弛；而人之情，始乎奋，常卒乎怠。今固已愈美，干蛊之道，如塞漏舟，而今且泄泄然，以为毋扰耳。一令下，曰：“何烦苛也？”一事兴，曰：“何操切也？”相与务为无所事事之老成，而崇尚夫坐啸画诺之惇大，以此求理，不亦难乎？此病在积习者一也。天下之势，上常重而下常轻，则运之为易。今法之所行，常在于卑寡，势之所阻，常在于众强。下挟其众而威乎上，上恐见议而畏乎下，陵替之风渐成，指臂之势难使。此病在纪纲者二也。夫“多指乱视，多言乱听”，言贵定也。今或一事未建，而论者盈庭，一利未兴，而议者踵至：是以任事者多却顾之虞，而善宦者工遁藏之术。此病在议论者三也。夫屡省考成也，所以兴事也，故采其名，必稽其实，作于始，必考其终，则人无隐衷而事可底绩。令一制之立，若曰“著为令矣”，曾不崇朝，而遽闸停罢；一令之施，若曰“布海内矣”，而畿辅之内，且格不行。利害不究其归，而赏罚莫必其后。此病在名实者四也。四者之弊，熟于人之耳目，而入于人之心志，非一日矣。今不祛四者之弊以决其壅，疏其窒，而欲法之行，虽日更制而月易令，何益乎？［23］

以上所说的是制度方面。在人才方面，居正曾说过：“为国家爱养人才，不敢以私意用舍。”这一点显示出居正的精明。高拱掌握政权的时候，异己的人一概排斥，这是高拱的偏私，以后高拱得到揽权擅政的恶名，未始不由于此。居正从这方面得到教训，绝不重蹈覆辙，这是一。其次高拱是一个干练的吏部尚书，他所提拔的人都是当时的人才。隆庆三年的冬天，内阁决定进攻广西古田“叛”僮的时候，高拱用殷正茂为广西巡抚。正茂有才，但贪污是免不了的。高拱说：“给他一百万，正茂也许吞没一半，但是只有正茂会把事情办好。”后来正茂果然“平定”古田。隆庆五年辽东巡抚李秋去职，高拱主张任用张学颜。旁人不以为然，高拱说：“张学颜的才具，大家不知道，遇到盘根，自然会认识利器。”正在说着，吏部侍郎魏学曾来了，高拱向他要辽东巡抚。学曾思索很久以后，答复道：“张学颜去得。”高拱得到这个印证，随即提出学颜，后来在辽东也有极好的成绩。不用高拱赏识的人才，那才糊涂，这不是居正做的。居正曾经说过：

孤虽不肖，其于人之贤否，略窥一斑，内不敢任爱憎之私，外不轻信毁誉之说。自当事以来，鉴前人之失，首陈皇权之论，以开悟上心，消弥偏党。［24］

最有趣的是张佳胤。佳胤是当时有名的才子，也是有名的能臣。但是他和高拱的关系太深，又因为在应天巡抚任内，办事棘手，他有些消极，居正接连去过两次信：

自公在郎署时，仆已知公，频年引荐，实出鄙意。不知者，乃谓仆因前宰之推用为介，误矣。天下之贤，与天下用之，何必出于己？且仆于前宰［25］素厚，顷者不恤百口，为之昭雪，区区用舍之间，又何足为嫌哉？“蔡人即吾人”，况前宰非蔡人，而公又吾人也？何嫌何疑之有？愿努力勋名，以副素望。［26］

惟公俊才厚蓄，又富于春秋，不以此时取旗常，勒钟鼎，乃顾恋庭闱，忘“在公”之义，非所望也。兹属休明之会，方将招遗佚于轴，宁肯纵鸾鹤于云林？大疏已属部复，而雅志必不得遂。愿勉奉简书，以徇国事。［27］

但是居正对于高拱的爪牙，绝然不能容忍，他和汪道昆说：“二三子以言乱政，实朝廷纪纲所系，所谓‘芝兰当路，不得不锄’者，知我罪我，其在斯乎！” ［28］

高拱去了，政治中枢当然重有一番布置。要求干练如高拱的吏部尚书是不可能的，但是当时有一个最负重望的大臣，这是管兵部尚书事的杨博。杨博自嘉靖三十四年以来，三任兵部尚书，嘉靖四十五年，调任吏部尚书，隆庆五年复以吏部尚书起用，在资望方面没有比杨博再高的了，因此提出杨博仍还吏部尚书。居正曾说过：

今上登极，首命公还秉铨衡，余受先帝遗托，方欲与公同心戮力，共佐休明。［29］

居正又说到杨博历佐三朝，以及自己和杨博始终相与的关系：

桓桓世庙，经武纬文，公媚天子，耆定策勋。穆穆庄皇［30］，垂衣拱手，公佐太平，声色不有。迨于今皇，两作继明，询兹黄发，还公宰衡。我求一德，惟公是与，不吊昊天，夺我心侣。有谋孰谘，有难孰夷，山颓木坏，怆矣其悲。［31］

杨博被调回吏部，遗下兵部尚书，照高拱定下的原则，应由总督继任。当时的口号是“国防第一，北边第一”。北边三位总督：前任蓟辽总督谭纶，现任宣大总督王崇古，以及前任三边总督王之诰，都有重望。杨博和居正商定，起谭纶为兵部尚书。居正给崇古去信说：

昨本兵虚席，公论成归公与西石，［32］乃太宰［33］谓渠复铨之始，嫌子首用其亲，且贡市方殷，犹借重望以镇之，计非久当别有简命也。［34］

正在布置当中，高仪死了，内阁只剩居正一人。问题又到了他面前，应当补怎样一个人呢？不知明朝政体的人也许以为既是杨博的资望最好，当然应补杨博。但是，事实不是如此的。明朝的中枢是二元制：吏部尚书的地位本来在内阁大学士以上，即使到了内阁权重以后，吏部尚书终于不曾落到内阁以下。当时的故事，吏部尚书在路上遇到大学士，照例不避道，便是有力的证据。［35］孝宗弘治年间，吏部尚书王恕的声望始终不受内阁的压制，更是实例。还有，由吏部尚书入阁的不是没有，但这是特旨。在推举的时候，通常是礼部尚书、吏部侍郎，或是翰林学士。因此，神宗吩咐居正推举阁员的时候，居正不能推举吏部尚书杨博，［36］只能推举礼部尚书吕调阳。其实居正的经验多了，他知道内阁里除了自己，只需要一位忠厚老实、和衷共济的长者，并不需要一位雄才大略、气度恢弘的重臣。这是居正的私心，但是这是隆庆年间内阁混斗的经验。为国求贤，固然是对的，但是为内阁谋安定，也何尝不是为国家？居正对于调阳在辛丑会试主考的时候已经认识了，现在正准备和他长期合作。万历七年调阳死后，居正曾说过：

余与公同政府，知公深。公为人，外温而心辨，中毅而貌和，于事呐呐不轻为可否，于人恂恂不苟为异同；尝曰：“大臣协心体国，苟利社稷，嫌怨共之，安事羯羠其间？无论彼己懻忮，即贤者各是所见，政本之地，龂龂而争，如国体何？世儒嘐嘐，猥小曹参而卑丙吉，然则，虞廷云‘寅恭’者非邪？”自余柄政，与公共事者六年，内奉冲圣，勤缉熙，外赞密勿，定计划，莫逆于心，莫违于口，六年如一日也。［37］

吕调阳入阁，递遗礼部尚书，居正便起用陆树声。树声嘉靖二十年会试第一，嘉靖中，屡掌南京翰林院，南京国子祭酒，后来召为吏部右侍郎，称病不拜。隆庆中，再起故宫，仍不就。这是一位声望隆重的大臣，现在居然来了，居正用后辈进见先辈之礼待遇他。

七月间户部尚书张守直、刑部尚书马自强致仕。守直在封贡的一件事，意见和居正不一致，自强也有些不满意，他们去了，居正便补进王国光、王之浩。王国光原来以户部尚书，总督仓场，现在调回管部，后来在任内完成《万历会计录》，是一部有关国计的著作。王之诰是居正的亲家［38］，但是之浩在隆庆三年总督陕西三边军务，进南京兵部尚书，资望久已够了，而且卓然自守，并不附和居正，因此更得一般的推重。

诸人以外，工部尚书朱衡、左都御史葛守礼留任，朱衡在河工方面的成绩和守礼的操守都在当时物望所归。明朝的内阁当然不是现代的内阁，对于阁中同僚和六部首长以及都察院的人选，首辅没有进退的大权，但是居正对于人选的布置确曾费了一番苦心，而且也确曾达到自己的主张。后来他曾经自负地说：

《书》曰：“无侮老成人，皤皤良士，膂力既愆，我尚多有之。”宓子贱治单父，孔子使人觇之，见与老者二十余人议政，孔子喜曰：“吾知不齐能办单父矣。”今以幼主当阳，而朝多长者，岂非盛事乎？［39］

大政方针既经发表，中枢人选也分别确定，居正准备负起国家的重任。从隆庆六年六月起，到神宗万历十年六月为止，这整整十年当中，他逐渐完成他的政治理想。在他掌握政权的期间，除了当前的政治问题以外，他还得应付三个重要的人物：第一，皇贵妃——后来的慈圣皇太后；第二，冯保；第三，神宗。这三个都是他的主人，三个人各有自己的立场，因此在应付方面不时地发生困难，幸亏居正有他的政治天才，总算安稳度过了，但是毕竟因为没有应付完全得当，在他身后发生意外的波折。

皇贵妃是一个有办法的人。居正还记得穆宗病重，冯保宣读遗嘱的时候，皇妃在帷中的口谕：“江山社稷要紧，先生每要尽忠为国。” ［40］这是一个有决断的呼声。神宗即位以后，不久召居正至平台面谕：“皇后是朕嫡母，皇贵妃是朕生母，尊号上先生可多加几字。”

问题立刻被提出了，皇后当然被尊为皇太后，但是皇贵妃也要称皇太后！这个还不要紧，以往还可以对一位皇太后加上尊号，以示分别，但是现在办不到了。居正疏称：

仰稽我祖宗旧典，惟天顺八年宪宗皇帝尊嫡母为慈懿皇太后，生母是贵妃为皇太后，则与今日事体，正为相同，但于嫡母特加二字，而于生母止称皇太后，则尊尊亲亲之别也。然今恩德之隆，既为无间，则尊崇之礼，岂宜有殊？且臣居正恭奉面谕，欲兼隆重其礼，各官仰体考思，亦皆乐为将顺。今拟两宫尊号，于皇太后之上，各加二字，并示尊崇，庶于祖制无愆，而于圣心亦慰。［41］

就这样决定了，皇后陈氏尊称仁圣皇太后，皇贵妃李氏尊称慈圣皇太后，一切都透露了居正迁就事实的心理。居正是一个干练的政治人才，但他在政治方面所受的训练还是世宗嘉靖年间的训练，对于皇室永远是那样诚惶诚恐，有时竟不免有些阿谀附和。万历元年翰林院产生白燕，居正把它和内阁所开并蒂莲花一并进献，神宗随即下一道手谕：

白燕、莲花俱进献圣母，甚是喜悦，却独产翰林院中，先开于密勿之地，上天正假此以见先生为社稷祥瑞，花中君子。朕赖先生启沃，固不敢颠纵，何德之有！［42］

《明史·余懋学传》［43］称居正进《白燕颂》《白莲颂》。《白莲颂》不可考，《白燕颂》大致即是《白燕曲》：

白燕飞，两两玉交辉，生商传帝命，送喜傍慈闱。有时红药阶前过，带得清香拂绣帏。［44］

这是一篇贡慈圣太后的诗句，诗集中如《恭颂母德诗》：

猗欤我圣母，世德宜重光，扶天致升平，毓圣纂灵昌，履盛弥勤恪，秉礼日矜庄。内庭政无哗，外家恩有常，明达信如此，马邓岂足望？［45］

如《皇上祝圣母诗》：

女中颂德称尧舜，膝下承欢有帝王。［46］

文集中如《神母授图万年永赖颂》［47］《圣母图赞》［48］都是同样的作品。居正受的训练太久了，他自己无法摆脱这个形态，然而也正凭着这种训练博得了慈圣太后的好感。

冯保是司礼掌印太监，在内廷他只是一个奴才，但是正因为掌握章奏的大权，他也成为居正的主人。冯保的大权全靠慈圣太后，所以居正更不能不结好太后，借此减轻冯保的压迫。李太后要做功德，建涿州二桥，冯保主持，居正便写一篇《敕建涿州二桥碑文》；李太后建承恩寺、海会寺、东岳庙、慈寿寺、万寿寺，又是冯保主持，居正又是每一处来一篇碑文［49］。他甚至说：“臣以是益信佛氏之教，有以阴诩皇度，而我圣母慈光所烛，无远弗被，其功德广大，虽尽恒河沙数，不足以喻其万分也。” ［50］

居正不是不晓得这是胡诳，但是他只有胡诳。隆庆初年，江西龙虎山张真人的道号被革去了；万历五年张国祥入京，通过冯保走通李太后的路线，复封张真人，居正无可奈何，只说：“张真人事，委为过举，初时发自慈闱，不榖未敢骤谏。” ［51］

居正对李太后是将顺，对冯保是敷衍。正因为在太后方面，居正也得到信任，所以在居正当国的十年之中，内阁和司礼监没有任何冲突。冯保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他在北郊郊祭的时候，甚至传呼直人，北面拈香［52］。在当时委实有些骇人听闻，但是居正不管，只要冯保不干政，他就满足了，他曾说：

主上虽在冲年，天挺睿哲，宫府之事，无大无小，咸虚己而属之于仆，中贵人无敢以一毫干预，此公在北时所亲见也。仆虽不肖，而入养君德，出理庶务，咸独秉虚公以运之，中贵人无敢有一毫阻挠，此亦公在北时所亲见也。［53］

在大体上把握住了，居正在其他方面都可以迁就。冯保引用锦衣指挥们知徐爵入宫，代阅章奏，拟诏旨；居正吩咐仆人游七和徐爵结为兄弟，以资联络，徐爵、游七后来都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冯保要在故乡深州建坊，居正甚至吩咐保定巡抚孙丕扬代建。冯保自建生扩，居正便有一篇《冯公寿藏记》，称为仁智忠远。在记中他又说：

语曰：“人貌荣名，岂有既乎？”今以公建立，视古巷伯之伦何让焉？诚由此永肩一心，始终弗替，虽与霄壤俱存可也，又奚俟于寿藏而后永乎？［54］

这里在推许以外，便有一层期望。他期望冯保继续努力，永保令名。居正身后，他的儿子懋修收集居正遗著的时候说起：

懋修谨案先父之与冯司礼处也，亦官府相关，不得不然，谢世之后，言者用为罪端。今观其于豫藏文，惓惓勉以令名，固非阿私贿结者。……可见先父当主少之时，于左右侍近，其调处之术，可谓深矣。不然，以先父之严毅，使左右不服其调处，亦将来之何哉！苦心国事者，自当有推谅其衷者矣。

居正当国的时候，他要应付三个重要的人物——李太后、冯保、神宗。从表面上来看，当然是十岁的神宗最容易应付了，但事实上这是最大的困难。居正身后发生种种波折，完全因为这一方面的失败。

神宗这时只有十岁，无论高拱当时在内阁里是怎样说的，“十岁太子”毕竟只是“十岁孩子”。但是神宗年龄虽小，已经开始明了政治。他知道他是主人，然而他也知道在他没有支配实际政治的时候，他还得受人支配，甚至对于他的支配者，还得博取应有的好感。在当国的十年之中，居正是首辅，是独裁者，是皇帝的师傅，实际上他是神宗的支配者；神宗当然时时感到博取居正好感的必要，但同时他也知道他是居正的主人。他对于自己的地位正感到一种不平，他甚至要企图报复，所以他对居正的好感，因为自卑心理的缺陷，日后突变为对居正的恶感。居正是一个精明不过的人，但是正因为神宗年纪太小，一切都被瞒过了。假如历史的重演可信，我们不妨说居正和明神宗的关系很有一些与霍光和汉宣帝的关系类似，但是正因为重演不会是完全的重演，所以还有许许多多的不同。

穆宗和他的父亲世宗全不一样，但是神宗和他的祖父便有许多类似的地方，这是所谓“隔代遗传”。世宗十六岁即位，享国四十五年，神宗十岁即位，享国四十八年；世宗是一个全权的统治者，神宗亲政以后也是如此；世宗自嘉靖二十年以后不亲朝政，神宗中年以后也是怠于国政。在这些方面，神宗正和他的祖父一样，然而他也是李太后的儿子。他从母亲那里所得的是谨慎小心，是胆怯，是恭顺，但是在政权到手的时候，他便知道怎样运用。他一步不肯退让，甚至因为满足自己的欲望，他可以打破惯例，给对方以不必要的难堪。母亲不是曾领着自己，在清晨的甬道上，走到嫡母皇后那里去请安吗？但是现在母亲和嫡母还不是同样的皇太后？这小小的心灵正在遗传的本能以外，又加上一些习得的经验。

李太后对神宗而言正是一个最能干、最负责任的母亲。穆宗逝世以后，皇上所住的乾清宫照理只能由皇帝住了。仁圣太后本来是住在别宫的，现在退居慈庆宫；但是慈圣太后因为神宗年幼的关系，仍旧陪着儿子住在乾清宫，直到神宗大婚为止。平时她督责儿子读书，在书没有读熟的时候，便罚在地上长跪。皇帝跪在地上，还像什么皇帝，但这是太后的懿旨，所以他还是跪下了。在讲官们讲书以后，神宗回到宫中，李太后又得下令复讲，当然还得复讲。三、六、九这几天是早朝的日期，天亮还远得很呢，一听到五更“柝、柝”的声音，李太后自己来了，把十岁的孩子从睡梦蒙眬中喊起，宫娥给洗过脸以后，便得赶紧坐上肩舆上朝。做皇帝真不是一份好差使，但是神宗也明白，“谁敢违背母亲的意旨呢”？

居正在神宗即位以后随即请御日讲，他和吕调阳疏称：

臣等谬以菲陋，职叨辅弼，伏思培养君德，开导圣学，乃当今第一要务。臣居正又亲受先帝顾托，追惟凭几之言，亦惓惓以讲学亲贤为嘱，用敢冒昧上请。今一应大典礼，俱已次第修举，时值秋凉，简编可亲。［55］

明代皇帝的教育一种是经筵，一种是日讲。经筵是最隆重的，在每月逢二的日期举行。照例盛暑和严寒的时候都停止经筵来说，用现代术语来说，就是放寒假、暑假。举行经筵的时候，勋臣、大学士、六部尚书、都御史、翰林学士等都要到齐，由翰林院春坊等官及国子监祭酒进讲经史。一切典礼都很隆重，不过皇帝不御经筵，自动放假的事，不是没有，但是神宗的最初十年谈不到自动放假。由万历元年规定以后，每年春讲以二月十二日起，至五月初二日止；秋讲以八月十二日起，至十月初二日止，不必题请。简单说，就是上学期九讲，下学期九讲，都有固定的日期。

神宗的经筵虽自万历元年二月起，但是隆庆六年八月间，日讲就开始了。日讲在文华殿举行，不用侍卫、侍仪、执事等官，只用讲读官、内阁学士侍班。开始日讲的功课，居正给神宗规定如次：

一、伏睹皇上在东宫讲读，《大学》至传之五章，《尚书》至《尧典》之终篇。今各于每日接续讲读，先读《大学》十遍，次读《尚书》十遍，讲官各随即进讲毕，各退。

二、讲读毕，皇上进暖阁少憩，司和监将各衙门章奏，进上御览，臣等退在西厢房伺候。皇上若有所咨问，乞即召臣等至御前，将本中事情一一明白敷奏，庶皇上睿明日开，国家政务，久之自然练熟。

三、览本后，臣等率领正字官恭侍皇上，进字毕。若皇上不欲再进，暖阁少憩，臣等仍退至西厢房伺候。若皇上不进暖阁，臣等即率讲官再进午讲。［56］

四、近午初时，进讲《通鉴节要》，讲官务将前代兴亡事实，直解明白，讲毕各退，皇上还宫。

五、每日各官讲读毕，或圣心于书义有疑，乞即下问，臣等再用俗说讲解，务求明白。

六、每月三、六、九视朝之日，暂免讲读。仍望皇上于宫中有暇，将讲读过经书从容温习。或看字体法帖，随意写字一幅，不拘多少，工夫不致间断。

七、每日定以日出时，请皇上早膳毕，出御讲读；午膳毕，还宫。

八、查得先朝事例，非遇大寒大暑，不辍讲读。本日若遇风雨，传旨暂免。［57］

这是神宗的课程表，后来《通鉴节要》讲完，续讲《贞观政要》。

神宗这时还不足十岁，但是居然担负这样繁重的课程。他对张居正真是十分亲近和尊崇。在这一年，居正曾经屡次说到神宗和自己的关系：

所幸主上年虽幼冲，聪睿异常，又纯心见任，既专且笃，即成王之于周公，恐亦未能如是也。但自愧菲劣，不足以堪之。目前景象，似觉穆清，自今而往，惟当益积悃诚，恒存兢业，恪循轨辙，按辔徐行耳。［58］幸主上虽在冲年，已具大有为之度。近又日御便殿讲读，困而商榷政事，从容造膝，动息必咨，仆亦得以罄竭忠悃，知无不言，言无不信。［59］

近来朝政愈觉清泰，宫闱之内，蔼然如春，肃然如冬。主上锐意学问，隆寒不辍，造膝谘访，史不弹书。［60］

隆庆六年十二月，居正进《历代帝鉴图说》，自称：

帝鉴图说

张居正亲自编撰，供小皇帝万历阅读的教科书，由小故事加插图的形式构成，分上册“圣哲芳规”和下册“狂愚覆辙”。

谨自尧舜以来，有天下之君，撮其善可为法者八十一事，恶可为戒者三十六事。……每一事前，各绘为一图，后录传记本文，而为之直解，附于其后，分为二册，以辨淑慝。［61］

这是一种绘图立说的故事书，对不满十岁的皇帝来说，不能不认为是富有教育意义的著作。神宗在文华殿看到居正捧着这两册故事书，快活得站起来，忙教左右把《图说》翻开，居正从旁指点讲解。一次讲到汉文帝劳军细柳的故事，居正说：“皇上应当留意武备。祖宗以武功定天下，如今承平日久，武备日弛，不可不及早讲求。”神宗听到，只是一连地称“是”。居正把自己整饬武备、抵御外侮的主张完全提出。

还有一次关于居正进讲的事情，在万历四年二月二十九日，这一年神宗十四岁。神宗早些时在习字的时候，进讲官写好太祖的《大宝箴》作为影格，居正看见便说：“这一篇文章和君德治道都很关切。皇上不仅是摹写，还要能背诵；不仅是背诵，还要能讲解。”

随后居正进《大宝箴注解》一篇。二十九日神宗在文华殿召居正到御座面前，自己站起来，高高地举起《大宝箴》交给居正。居正站着，神宗把全文高声背诵一遍。背诵以后，居正再行讲解，关于《大宝箴》引用的故事，神宗全明白。最后讲到“纵心乎湛然之域”一句，“这不过说人应当虚心处事。”神宗说。

居正拱起两手称贺说：“正是‘虚心’两字可以解释这一条的意义。人心所以不虚的缘故，全是因为私意的混杂。水是最清的，混了泥沙以后，水便不清；镜是最明的，蒙上灰尘以后，镜便不明。皇上只要涵养此心，除去私欲，和明镜、止水一样，自然好恶刑赏，无不公平，万事都办好了。” ［62］

居正对神宗正和一位尊严的小学教师一样，利用一切的机会，要把自己的学生领上理想的境界。他看到小学生正在一步步地跟着自己迈进，心里感觉到无限的喜悦。然而，他忘去学生只是一个人，是人便有人的无限的光景，同样也有人的必然的缺陷。何况神宗是世宗的孙子，是穆宗和李太后的儿子，在他的血管里，正动荡着倨傲、颓废和那委屈迁就、伺机图逞的血液！

神宗在讲官们的教导中逐日成长了，但是小学教师只看到一个驯伏听话的学生。一次神宗朗诵《论语》的时候，失于检点地竟把“色勃如也’读作“色背如也”。在旁站着的居正厉声说：“应当读作‘勃’字。”这一下神宗真有些“勃如”，但是居正没有看到。

性质倔强的人遇到压迫的时候常会感到非常的烦闷，成人如此，小孩子也如此。有时小孩子受到父母和师长的压迫以后，便对弟妹发作一番；再不然，看到小狗、小猫，也得踢一脚，这是方向的移转，发作还是发作。神宗对居正真是恭敬万分，慈圣太后要他这样，他能不恭敬吗？还有司礼监冯保呢！这是管理宫内一切事务的人，慈圣太后都听他的话，自己更得听话了，神宗称他“大伴”，连名字都不便提，正和只称居正为“先生”一样。小小的心灵对于“大伴”已是非常得悚敬，何况在文华殿的时候，连“大伴”也肃然地站在那里，自己能不用心听话吗？居正讲到国家大事，“大伴”又那样耳提面命地道：“‘先生’是先帝托孤的忠臣，‘先生’说的话，皇上要得仔细听啊！”于是居正面上又蒙上一重特有的庄严，神宗被驯服得和小羊一样。

但是，神宗常时感到异常得烦闷。十岁的时候，慈庆宫后房被毁了，御史胡涍疏请放归后宫宫人，内称“唐高不君，则天为虐”。神宗大怒，要他明白回奏，经过居正再三解释，胡涍还得到斥逐为民，永不叙用的处分。十二岁的时候，内监张进醉酒放肆，言官交章弹劾，神宗勃然大怒，认为言臣干涉宫内琐事，完全是欺蔑皇上［63］。十四岁的时候，看到奏疏中提到江洋大盗“缚王劫印”一句，神宗震怒非常，认为抚按处罚太轻。居正说：“盖主上恒以冲年，恶人之欺己，故以失事为可，而以隐匿为深罪也。” ［64］居正看到神宗因为自己年幼常时痛恨诸人之相欺，但是居正没有预料到这和万历十年以后，神宗痛恨居正是有同样的心理根据。

经过隆庆六年的政变，居正所得的是国家的重任，同时他还得应付慈圣太后、冯保和神宗这三位不能轻易应付的主人。

注释

［1］敬修《文忠公行实》。《明史》不载穆宗病状。

［2］奏疏五《进世宗御笔疏》。

［3］《明史》卷七十二。

［4］《明史》卷三○五《冯保传》。

［5］传称穆宗“甫崩”。

［6］《明史》卷二一五《陈吾德传》附。

［7］《明史》卷二四六《王允成传》。

［8］世宗。

［9］文集九《司礼监太监冯公豫作寿藏记》。

［10］《明史》卷二一三《高拱传》及《张居正传》皆不载。

［11］《文忠公行实》记扶持还宫以后，即言“坐稍定，先帝召太师榻前，执太师手，嘱托甚至”。

［12］《明史·高拱传》。

［13］武后光宅元年，改中书省为凤阁，门下省为鸾台。

［14］书牍三《答宗伯高南宇》。

［15］书牍四《答宗伯潘水帘》，居正有《义命说》，见文集六。

［16］《明史·高拱传》称，拱使人报居正，居正阳诺之而私以语保。《冯保传》称保与居正定谋逐拱。

［17］《明史纪事本末》言“促居正至”，《明史·高拱传》言“拱伏地不能起，居正掖之出”，似居正是日曾至会极门。以周圣楷《张居正传》考之，则言居正卜视陵寝，“比归而拱已去位矣”，又似居正是日尚在大峪岭未回。周《传》做于崇祯间，应可信。再考居正奏疏二《谢召见疏》则言“祇役山陵回还，中署致病，具奏请假调理。本月十九日辰刻，忽闻中使传奉圣旨，宣召臣人”，是十六日居正实已还京，尚在假中。

［18］《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原文。

［19］《明史纪事本末》。

［20］《明史·高拱传》。

［21］书牍四《答王鉴川》。

［22］奏疏二《谢召见疏》，对话用原文。

［23］文集三《辛未会试程策》二。

［24］书牍十一《答南列卿陈我度》。

［25］前宰指高拱。

［26］书牍五《答总宪张崌崃言公用舍》。

［27］书牍五《答总宪张崌崃》。

［28］书牍五《答汪司马南溟》。

［29］文集五《襄毅杨公墓志铭》。

［30］穆宗。

［31］文集五《襄毅杨公墓志铭》。

［32］王之诰。

［33］杨博。

［34］书牍四《答王鉴川》。

［35］《明史》卷二二四《孙传》。

［36］推举吏部尚书入阁非故事，见《明史》卷二二四《陈有年传》。

［37］文集五《豫所吕公墓志铭》。

［38］居正第四子简修娶之诰女。

［39］书牍六《与南台长言中贵不干外政》。

［40］奏疏六《谢皇太后慈谕疏》。

［41］奏疏二《看详礼部议两宫尊号疏》。

［42］奏疏三《谢宸翰疏》。

［43］《明史》卷二三五。

［44］诗四《白燕曲》四首之一。

［45］诗一。

［46］诗四。

［47］［48］文集二。

［49］皆见文集四。

［50］文集四《敕建五台山大宝塔寺记》。

［51］书牍十二《答南科吴公琯》。

［52］见《明史》卷二一○《邹应龙传》。

［53］书牍六《与南台长言中贵不干外政》。

［54］文集九《司礼监太监冯公寿藏记》。

［55］奏疏二《乞崇圣学以隆圣治疏》。

［56］按正字官“掌缮写、装潢、诠其讹谬而调其音切”，见万历本《明会典》卷五十二。

［57］奏疏二《拟日讲仪注疏》。

［58］书牍四《答两广殷石汀》。

［59］书牍四《与王鉴川言虏王贡市》。

［60］韦牍四《与河道万巡抚论河漕兼及时政》。

［61］奏疏三《进帝鉴图说疏》。

［62］奏疏十一《送起居馆讲〈大宝箴〉记事》。

［63］书牍六《与南台长》。

［64］书牍八《答操江王少方》。

第八章　初步的建设（上）

居正是一个现实的政治家，他知道政务的办不通不是机构的缺乏，所以他不主张增加政治机构。他也知道公文政治不能打倒公文政治，所以他不主张提出新的法令、章程，增加纸笔的浪费，他只要清清白白的一个交代。办法在纸上说过了，究竟办到没有？

隆庆六年六月以后，政权落到居正手中了。他的志愿是把整个生命贡献给国家。他还记得在隆庆五年的冬天，内阁中的斗争愈演愈烈，自己的政治生活岌岌不保的时候，他曾经有过两句偈语：“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于自身求利益。”他对于政治的认识是只有把握，没有放弃；只有前进，没有后退；只有牺牲，没有畏缩。现在是他的时代了。万历元年，他曾讲到这时的心理状态：

去年，当主少国疑之时，以藐然之躯，横当天下之变，比时唯知办此深心，不复计身为己有。［1］

他认定嘉靖年间的废弛和隆庆年间的混乱，一切的症结只是纪纲不振，所以他入手的方略便是整饬纪纲。明代掌握政权者的武器是京察，京察的大权在手，便可以澄清吏治，整肃官常。就在隆庆六年七月间，居正奏请举行京察，五品以下的由吏部、都察院会同考察，四品以上的责令自陈。京察终了，十六日神宗下诏戒渝群臣，这是居正的手笔：

朕以幼冲，获嗣丕基，夙夜兢兢，若临渊谷，所赖文武群臣，同心毕力，弼予寡昧，共底升平。乃自近岁以来，士习浇漓，官方刓缺，钻窥隙窦，巧为躐取之媒，鼓煽朋俦，公肆挤排之术，诋老成廉退为无用，谓谗佞便捷为有才。爱恶横生，恩仇交错，遂使朝廷威福之柄，徒为人臣酬报之资，四维几至于不振，九德何由而咸事。朕初承大统，深烛弊源，亟欲大事芟除，用以廓清氛浊，但念临御兹始，解泽方覃，铦锄或及于芝兰，密网恐惊乎鸾凤，是用去其太甚，薄示戒惩，余皆曲赐矜原，与之更始。《书》不云乎？“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朕方嘉与臣民，会归皇权之路，尔诸臣亦宜痛湔宿垢，共襄王道之成。自今以后，其尚精白乃心，恪恭乃职，母怀私以罔上，毋持禄以养交，毋依阿淟涊以随时，母噂沓翕訾以乱政。任辅弼者当协恭和衷，毋昵比于淫朋，以塞公正之路。典铨衡者当虚心鉴物，毋任情于好恶，以开邪枉之门。有官守者，或内或外，各宜分猷念以济艰难。有言责者，公是公非，各宜奋谠直以资听纳。大臣当崇养德望，有正色立朝之风；小臣当砥砺廉隅，有退食自公之节。庶几朝清政肃，道泰时康，用臻师师济济之休，归于荡荡平平之域；尔等亦皆垂功名于竹帛，绵禄荫于子孙，顾不美欤？若或沉溺故常，坚守旧辙，以朝廷为必可背，以法纪为必可干，则我祖宗宪典甚严，朕不敢赦。百尔有位，宜悉朕怀，钦哉故谕！［2］

在举行察典时，居正对于“以言干政”的人确实去了几个，他自己也说“芝兰当路，不得不锄”。但是在执行的时候，居正自有相当的分寸，所以在慰留张佳胤的书中，引用韩愈“蔡人即吾人”一句；后来《与南台长书》［3］又言“或曰，‘某为新郑［4］之党，不宜留之。’或曰，‘某为新郑所进，不宜用之。’纷纷藉藉，日引月长，甚无谓也”！在当时，他曾把自己的主张和杨博说起，后来又和李渐庵说：

天生一世之才，自足一世之用，顾持衡者，每杂之以私意，持之以偏见，遂致品流混杂，措置违宜，乃委咎云“乏才”，误矣！仆之浅薄，虽不足以与知人，然一念为国之公，实无所怍。故自当事以来，谆谆以此意告于铨曹，无问是谁亲故乡党，无计从来所作眚过，但能办国家事、有礼于君者，即举而录之。用三驱以显比，悬一镜以虚照，故一时群才，咸有帝臣之愿。今部署已定，以后仍当综核名实，一一而吹之。第恐人乐混同，必有以为刻核者，然非是无以考成绩而亮天工也。［5］

居正进用人才，要求“能办国家事、有礼于君者”，这是为的国家，但是何尝不是为的士大夫。但是从那一群不能办事、履进履退、坐食养望的人看来，便是刚很刻核。直到万历四年，居正已经当国五年，大众还不能体谅，居正曾说：

仆一念为国家，为士大夫之心，自省肫诚专一，其作用处，或有不合于流俗者，要之欲成吾为国家为士大夫之心耳。仆尝有言，“使吾为刽子手，吾亦不离法场而证菩提。”又一偈云，“高冈虎方怒，深林蟒正嗔，世无迷路客，终是不伤人。”丈深于佛学者，岂不知此机乎？［6］

尽管隆庆六年的士大夫不能体谅，万历四年的士大夫不能体谅，甚至永远不能体谅，但是居正抱定决心，为国家担负这一个重大的责任。他的待人是“旁求贤哲，共熙帝载” ［7］；他自称是“别无他长，但性耐烦耳” ［8］。忍耐，忍耐！这是他从徐阶那里学到的秘密：徐阶忍耐着应付貌合神离的同僚，居正忍耐着应付千头万绪的政局。七月间举行京察，上仁圣皇太后、慈圣皇太后尊号。九月葬穆宗，居正又赶到大峪岭，“周视山川形势” ［9］，真是烦极了，居正还忍耐着。

居正准备实行大政，一般大臣也期待他实行大政。他们读过圣贤之书，希望居正做孔子、孟子，他们要行王政。他们还记得建文帝在位的时候，烽火已经照遍南、北二京，皇帝还和方孝孺这一群人讨论周礼应门、皋门的制度：固然那一次还是失败了，但现在是太平时代，为什么不可以再试一下？然而居正的行为又使得他们失望了，他们甚至公然说道：“我们以为张公在朝，当行帝王之道。现在看他的议论，不过是富国强兵，仅仅这样，真真使人失望。”

居正听了以后，只是一笑道：“这是太客气了，我怎样能使国富兵强呢？”

到了万历七年，在这方面有了一些把握，居正才昌言道：

孔子论政，开口便说“足食”“足兵”。舜令十二牧曰，“食哉维时”。周公立政：“其克诘尔戎兵！”何尝不欲国之富且强哉？后世学术不明，高谈无实，剽窃仁义，谓之“王道”，才涉富强，便云“霸术”。不知王霸之辨，义理之间，在心不在迹，奚必仁义之为王，富强之为霸也？仆自秉政以来，除密勿敷陈、培养冲德外，其播之命令者，实不外此二事。今已七八年矣，而闾里愁叹之声，尚犹未息，仓卒意外之变，尚或难支，焉在其为富且强哉！［10］

居正对于国事的认识是富国强兵，但是这一群人要行王政，要谈尧舜，谈周孔。居正便提出尧、舜、周、孔的议论和他们辨难。他们有时谈到宋朝周、程、张、朱的主张，居正便不客气地认为“皆宋时奸臣卖国之余习，老儒臭腐之余谈”。但是居正是政治家，他没有公开喊出，只是说：“这是太客气了，我怎样能使国富兵强呢？”

事实上，居正还是感觉到很大的困难。难在哪里？难在自嘉靖、隆庆以来，积弱之势已成。世宗时代的萎靡不振，不要管了；穆宗时代，又因为内阁中的斗争，几个名臣的力量都浪费在正负相消的局面中。居正曾说过：

天下之势最患于成，成则未可以骤反。治之势成，欲变而之乱难；乱之势成，欲变而之治难。［11］

国势强则动罔不吉，国势弱则动罔不害。譬人元气充实，年力少壮，间有疾病，旋治旋愈，汤剂针砭，咸得收功；元气衰弱，年力衰惫，一有病患，朴东则耗西，实上则虚下，虽有扁卢，无可奈何！［12］

幸亏隆庆末年的积弱还没有到不可救药的境界，这是一个关键，居正绝不能放过。他正预备实现自己的主张：“是以君子为国，务强其根本，振其纪纲，厚集而拊循之，勿使有衅，脱有不虞，乘其微细，急扑灭之，虽厚费不惜，勿使滋蔓，蔓难图矣。” ［13］

富国强兵，其实只是一件事：富国是中间的过程，强兵是终极的目标。要有良好的经济基础，才谈得上国防建设。居正当国之初，在军事方面，广东、广西的僮人，福建的人民，不断起义，情势固然相当严重，但是这些无关国防。重点只在北边，这是对于鞑靼的防御。隆庆五年，俺答封贡的事情已经确定了，之后吉能、切尽台吉这一群西部首领的贡市又告成功。北边是安静了，但是居正始终只认为这是停战，不是和平，他永远主张“外示羁縻，内修战守”。他认为对于鞑靼的方略是“犬摇尾乞怜，固可投之以骨，如其狂噬，则大杖加焉” ［14］。大杖始终要握在手里。他的计划是足食足兵。他和王崇古也说过：

天生五材，民并用之，谁能去兵？孔子称必不得已而去。今之时，非有甚不得已也，乃不务为强兵而务为去兵，则唐季世是矣。然足食乃足兵之本，如欲足食，则舍屯种莫繇焉。诚使边政之地，万亩皆兴，三时不害，但令野无旷土，毋与小民争利，则远方失业之人，皆襁负而至，家自为战，人自为守，不求兵而兵自足矣。此言似迂，然在往时诚不暇，今则其时矣，故愿公留意焉。［15］

这还是隆庆五年的事。居正对于北边的国防永远没有松手，但是他对于一般人谈守边设险的计划，总还不能放心。隆庆初年，有人提议沿边种树，居正就说“种树设险，固是守边要务，但如议者所言，决无成效”。当时大家不以为然，但是尽管种了多年的树，一株也没有长成。居正只有切实地说：“天下事岂有不从实干而能有济者哉！” ［16］

这也是隆庆五年的事，就在这一年，居正曾说过：

来岁拟遣大臣阅视，大行赏罚。如犹玩愒难振，则仆自请如先朝故事，杖钺巡边。人臣受国厚恩，坐享利禄，不思一报，非义也。［17］

隆庆六年十月，一切烦杂的事都有了头绪，居正实行派遣大臣巡边的计划：第一，兵部左侍郎汪道昆巡视蓟、辽；第二，兵部右侍郎吴百朋巡视宣、大、山西三镇；第三，兵部侍郎协理京营戎政王遴巡视陕西四镇。这三位都是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士，恰恰是居正的同年。这一次阅视的成绩，并不十分完满，在居正和百朋、王遴的私交上，发生了不小的裂痕。

汪道昆到蓟、辽去，事情很简单，临去的时候，居正给戚继光写了一封信：

汪司马知足下素深，相待之礼，必从优厚，顷已面嘱之，然渠亦自不俟嘱也。但足下自处，又且务崇谦抑，毋自启侮。昔李愬属橐鞬谒裴度于道，唐史美之。盖重命使，所以尊朝廷也。司马此行，于蓟甚有关系，幸留意焉。［18］

道昆去后，一切很顺利；事毕上疏，议额饷，议增设墩台，都是些例行公事。居正给他去信说：“敷奏明切，文辞粹美，读之再过，叹挹弥襟。” ［19］道昆本来只是一个文人，文人的才能只有在文辞方面表现，所幸蓟辽是谭纶、戚继光经营的局面，居正没有什么不放心。

王遴和居正本不十分融洽，到陕西去后，把巡阅的事情办妥，不久便告病还乡，这个当然是有些不满了，居正去信说：

明朝军官图

军官的甲衣是特制的，在战场上能起到良好的保护作用。

唐虞之世，九官十二牧，师师济济，各效其能，岂必人为禹稷，位皆百揆，而后惬于心哉？诚欣于时世之遇也。方今尧舜在上，属任忠贤，仆躬履贯鱼之行，寤寐孜孜，用天下贤者，效之于上。士生于今，义无所逃，以其时则可矣。公乃独傲然远引，慨慕巢由，嘲哂禹契，欲自越乎不可逃之分，而背乎不易得之时，此愚蒙之所未譬也。虽然，人各有志，何可相强？聊为道其区区如此，惟高明裁之。［20］

吴百朋到宣大、山西去的时候，便发生困难。宣大总督王崇古唯恐百朋要来掣肘，百朋的朋友又认为这是一种贬谪，居正无法，只有向双方解释：

比者奉翰教，薄冗未能随答，然诸所请者，一一具如尊指，属所司复行矣。尧山少司马［21］行时，已屡嘱之云：“宣大事体，与他镇不同，北门有寇公，诸无足虑者，归来但可告成事耳。无烦刻核，徒乱人意。”然此公爽朗阔大，必能成也。［22］

辱教，满纸皆药石之言，但谓仆骄抗，轻弃天下士，则实未敢，然因此而益加警惕，无不可也。吴尧山奉命阅视宣大，仆数年以来，经营此地，颇费心力，今以托之，属望匪浅，不知肯为国家措一臂否也？［23］

百朋去后，着实做出一番成绩。他以粮饷、险隘、兵马、器械、屯田、盐法、番马、逆党，一共八项考核边臣。他对宣大总督王崇古、宣府巡抚吴兑，以及山西总兵郭琥这一群人，都分别指出功过，奏请升黜。同时，他对大同总兵马芳严重地提出弹劾。他认定马芳行贿，当然非严加惩处不可。百朋是阅视大臣，这一点完全没有做错；但是居正是首辅，便不免有无限的迟疑。明代的军队久已是一个腐化的机构，从下层到上层，是层层的剥削。总兵官是最上层的了，他再把剥削所得分润京官。科道受贿，兵部受贿，有时大学士也受贿，舞弊贪赃成为一般的风气。遇到清明的高级长官，谈不到贿赂，总兵官便和长官的家丁联络，高级长官也难免受到一些嫌疑。明朝中叶以后，武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正在逐日地低落。当他们到兵部领取公文的时候，三军司命的总兵官都要长跪，这是奴才，不是长官。他已经取得奴才的身份，那么和大官的家丁联络，也正是恰巧适合，整个国家的命运付托给这一群人物，不能不算是前途的大虑。居正看到这一点，所以到万历元年便有西北边用书生为将的意念［24］。书生受的文化陶冶多了，自然会比较地注重名节和操守，这是后话。但是隆庆六年，居正还是迟疑。吴百朋弹劾马芳的奏折到了，言官们又在弹劾宣府总兵赵岢，居正只是说：

仆与马、赵，素不识面。异时当国者之家奴，率与边将结拜，鲜不受其啖者。自仆任事以来，内外隔绝，幸门尽墐，朝房接受公谒，门巷间可张罗，亦无敢有以间语谮言，入于仆之耳者，又何所私庇于人。即此两人之狡猾无状，仆岂不知？第以其俱嚄唶宿将，部下又多犷少，代者未必能驭，即有疵，犹可驱策而用之。贡市羁虏，本难久恃，猝有缓急，无可使者，故为保全，徒以为国家耳。士大夫乃独不谅鄙心，谓之何哉！［25］

但是居正保全不得了。吴道南正在攻击居正，认定他是包庇马芳，忽略吴百朋。怎样办呢？马芳被免职了，同时居正再给百朋去信：

马帅褫职，国法已彰。仆以浅薄，谬肩重任，虽不足以当天下事，然一念公虚平直，则可以告于天地祖宗之灵，不敢措一毫私意于其间也。乃昨吴少参［26］有书，甚为公不平，其辞怨愤，使人难堪。今九边之事，宣大为重，不以付之他人而托公者，以公为心知故也。又面请于上，特赐命服以宠其行，公视仆此心为何如哉！渠乃以仆为厚猾帅而薄故旧，岂不厚诬我哉？区区之心，惟公垂鉴焉。［27］

居正的一番苦心没有得到同僚的谅解，但他对于北边的布置始终是着着不懈。对于九边重镇，他派人巡阅；对于九边督抚，他注重人选：这是对内的事。他对外的策略也是不断筹措：北方的鞑靼，除了土蛮一支以外，俺答这一个系统已经通过封贡手续，和明朝处在停战状态中了。俺答对于几个重要的领袖，如他的胞弟昆都力哈，胞侄永邵卜、吉能，以及他的儿子黄台吉，本来是可以指挥的，但因为那时的鞑靼是一个组织不健全的部族，实际上不能合作。居正的计划是要尽量地使他们分离为无数的单位，单位的增加，便是力量的减小。鞑靼没有联合向北边进攻的能力，国家的安全便增加了一层保障。

隆庆五年，谣传昆都力哈（把都）和吉能死了，居正准备扶植把都的儿子青台吉，使他和黄台吉对抗。他说：

把酋之子，不知何如。仆料黄酋必思东并，今当扶植青把都，使之力抗黄酋。黄酋若有东并之志，只可责之以大义，亦不必力禁之。待其两敝而归命于我。［28］

把都、吉能一时俱殒，黄酋亦且病发，天之亡彼，于兹见矣。但在我处之，须以恩信。其子但能管束其部落，即令告于顺义，奏请袭职，不必择贤。要令其势分而衅构，则我可因其机而制之，数十年之利也。［29］

俺答的问题解决了，但是一个桀骛不驯的黄台吉，连俺答也无可奈何。昆都力哈之妻又联络永邵卜，不肯进贡，事情有些棘手。隆庆六年，居正当政以后又说起：

昆妇愚悍，似无来期，永邵卜虽为所牵，终贪嗜关市财物，可招而致，然皆无足为轻重，第常以大义责之，时出小利诱之，毋令东合土蛮，为蓟镇害，足矣。［30］

就在这一年，昆都力哈提出要求来了，他要和俺答一样封王。封王只是一个名义，在明王朝没有什么损失，但是明王朝不能受他的威胁。居正明白现在不是世宗时代了，明王朝有的是准备。所以他再和王崇古说：

辱示昆都力、黄台吉二酋事情，先已有人言之。黄酋骄悍，诚为难驯，然刚躁寡谋，部下多怨，且其子父不和，势难独逞，将来疆场小衅，或不能无，然使处置有方，亦终当归吾羁绁也。昆都老而谲，数年以来，东纠土蛮，西合俺酋，皆此人为之，比之黄酋，反为难制。然俺答既已帖服，黄酋素不附之。昨已令蓟人散布流言于边外云：“昆都与吾有约，将合兵以击土蛮。”虏性多疑，必相猜忌，则此酋亦孤立，无能为也。如再言封王事，可以好语款之云：“俺答汝兄，伦序为长，且首发归顺之端，又执吾叛人，奉吾约束，朝廷嘉其悃诚，故厚赉而王之。汝频年为患，于中国未有尺寸功，何得遂与汝兄等？我皇上并包兼容，何惜一王号而不汝畀，但于事体，有未顺耳。汝若能依汝兄之言，遵奉约束，坚守盟誓，二三年后，当与汝奏闻朝廷，一体封正加赉。若欲借此事以启衅，则我唯有一战耳。”渠闻此言，必不敢动。量此孤虏，以上谷一镇之兵当之，东连云朔，彼虽入，亦不足畏也。［31］

居正对付鞑靼的计划是充实边防，准备随时出击，同时利用一切机会使鞑靼分裂。这样一来，北边的敌人只是散漫的部落而不是整个的集体，无形中减轻北方的威胁，北方的军队便随时有决胜的可能。这一点很有些类似帝国主义“分而灭之”的政策，但是中间有一个绝大的区别。帝国主义的目标，是对敌人加以奴役或剿灭；居正的目标，是容许敌人的存在，而消弭敌人的威胁。帝国主义是攻势的，居正是守势的；帝国主义只希望片面胜利，居正却希望双方共存。中国强盛的时候，对外采取的方略经常和居正的主张一致，这是中国文化和近代帝国主义之间的区别。

金山岭长城

隆庆四年，由时任蓟镇总兵的戚继光督建。

隆庆六年过去了，次年改元万历，是年正月庚子，发生王大臣之狱。

事情本来很简单。这一天神宗在乾清宫看到一个人神色仓惶地走过，吩咐左右把他拿下。经过讯问之后，才知道这是王大臣，从蓟州来的一个逃兵。逃兵的处分也还简单，但是消息到了冯保那里，便不简单了。冯保认定这是一个机会，他想起高拱，真是恨之切骨。高拱已经卸任回籍了，但是冯保的怨恨没有消灭。唯有血、血、血，才能洗尽冯保的怨愤。王大臣被送到东厂了，经过东厂的搜检，在王大臣身上果然搜出刀来。证物有了，这一定是行刺，而且在乾清宫外走过，不是谋刺皇上是刺谁呢？谁主使的？东厂所录的供词里明明写着，是高拱主使的。凶手有了，凶刀有了，主使的人也有了，冯保决定要彻查这一件案子。

彻查又怎样呢？东厂的威权在冯保手里，要杀王大臣，杀高拱，不是很容易吗？但是冯保手中的东厂和宪宗时代汪直手中的西厂，以及熹宗时代魏忠贤手中的东厂相比，差得远了。冯保的人品不知道比汪直、魏忠贤究竟怎样，但是神宗初年的朝廷确实比宪宗、熹宗时代高明了。居正曾经说过，“朝多长者”。在这个环境之下，即使冯保有作恶的意志，也没有作恶的机会。“朝多长者”，一切出于居正的布置，这里更显出居正的作用。

不幸的是，居正和冯保的关系太密切了，而且高拱解职后，居正又是最大的收获者。“冯保的阴谋，有居正参预吗？甚至还是他主谋吧！驱逐高拱已经过分了，现在又要杀高拱！”一般人的怀疑又集中到居正身上。从嘉靖二十七年杀夏言以来，掌握政权的人最后都发生身家性命的危害。严嵩当权，杀夏言；徐阶当权，杀严世蕃，八十几岁的严嵩也被平白逼死；高拱当权，徐阶的儿子充军，徐阶也旦夕莫保。二十五年的传统了，唯有血，才是政权的代价，现在大致又是高拱付出代价的时候了。这个传统真是既惨酷，又凶暴。大众指着居正，认定他正要压迫高拱，支付最后的血债。

大臣中最有声望、最有气魄的是杨博和葛守礼，守礼约杨博一同去拜访居正。

“已经和他说过了。”杨博说。

“一般的舆望都在杨公，”守礼说，“认定只有杨少能不杀人媚人。目前事情更吃重了，谈不得已经说过，不便再说啊。”

他们一同拜访居正。他们替高拱辩护，他们指明东厂没有良心，他们唯恐株连大众，甚至以全家百口担保高拱的无辜。

也许他们说得太热切了一点儿，居正有些气愤了。他不期望一般人的谅解，然而他不能想象平生所钦佩的人也会对自己怀疑。

“两位以为我也愿意这样吗？’他愤愤地说。

“不是的，”杨博说，“但是只有相公才有回天之力。”

居正决定了办法，东厂的讯问只是初审，居正奏明神宗，交掌锦衣卫左都督朱希孝和左都御史葛守礼以及冯保复审。葛守礼和冯保当然责无旁贷。希孝是第二名靖难功臣成国公朱能之后，第六代成国公朱希忠之弟。明朝自成祖以后特别看重靖难功臣，第一名靖难功臣淇国公丘福的后代被削除了，所以成国公是当时的第一世家。加以希忠、希孝，自世宗以来都是特蒙思宠的勋臣，居正提出希孝，正是看重他的资望。但是事情却把希孝难住了，他和希忠商量。遵照冯保的计划吧，他们不愿意得罪士大夫；遵照良心吧，他们又不愿意得罪冯保。希孝认定了事情的困难，他向居正请教，居正教他再和杨博、葛守礼商量。审讯的经过相当复杂，但是这件事情的结果非常简单。万历二年，希孝逝世，居正在他的神道碑记着：

今上践祚之元年，有贼挟刃至宫门，惊跸。捕得，下东厂治，贼冀缓死，妄言有主者。于是内外错愕，索贼甚急。然余心知其诬，乃见上，言斯事重，请令锦衣卫与东厂杂治之。上曰：“可。”公既受命，即独宿外舍，燕居深念，多设方略，密侦之，如是十余日，乃得其情，趣具狱上，戮止一人，余无所问。当是时，微公，搢绅祸且不测，其所存活，不啻数百千人矣。［32］

王大臣灌下一杯生漆酒，哑了。他不能诬赖高拱指使，也不能陈述冯保唆供，就这样糊涂地交给刑部拟罪，得到斩首的处分。王大臣无辜的血液洗清高拱的被诬，但是没有洗去居正的嫌疑。居正在给总理河道万恭的信中说起：

昨会舍亲西石公言：顷者内狱之起，众情汹汹，独公以为朝有人焉，无足虑者。此足以见公知我之深也。今士大夫亲见仆行事，无一人知及于此者，而公乃在外得之，人之相去，岂不远哉。［33］

居正对当时士大夫之不相知真有些愤懑了。他对高拱不是不恨，但是他没有置之于死地的意念。他在这一年曾和吴百朋说起：“仆平生所厚士大夫甚多，见背者亦不少，然终不以是而易其好贤之心，即今日内狱之事，可以观矣。” ［34］这几句话透露出他对高拱的怨恨，但是他没有要杀高拱的意思。居正在《杂著》［35］中痛责王猛计陷慕容垂的错误，他说：“猛盖自揣才略，不能驾驭垂，故百计欲去之，以为足以弭将来之患，而乃出于阴贼险狠之谋，类小人女子妒宠忌能者之所为，此诸葛孔明辈所不道也。”他知道高拱已经倒了，自己有控制的力量，何必得罪清议，更揭示自己的不能容物。居正的自信力正在逐日加强。

万历元年六月，内阁上疏请随时考成。在居正的一生，这是一件重要的政治事业。居正平时常说遵循祖宗成宪，假如我们要探求居正创制的行为，那便只有他的考成法。全文如次：

臣等窃闻尧之命舜曰，“询事考言，乃言底可绩。”皋陶之论治曰：“率作兴事，屡省乃成。”盖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若询事而不考其终，兴事而不加屡省，上无综核之明，人怀苟且之念，虽使尧舜为君，禹皋为佐，亦恐难以底绩而有成也。臣等窃见近年以来，章奏繁多，各衙门题复，殆无虚日。然敷奏虽勤，而实效盖鲜。言官议建一法，朝廷曰“可”，置邮而传之四方，则言官之责已矣，不必其法之果便否也。部臣议厘一弊，朝廷曰“可”，置邮而传之四方，则部臣之责已矣，不必其弊之果厘否也。某罪当提问矣，或碍于请托之私，概从延缓；某事当议处矣，或牵于可否之说，难于报闻。征发期会，动经岁月，催督稽验，取具空文。虽屡奉明旨，不曰“著实举行”，必曰“该科记着”，顾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所之者恒藐藐。鄙谚曰“姑口顽而妇耳顽”，今之从政者殆类于此。欲望底绩而有成，岂不难哉？臣居正当先帝时，曾上《便宜六事》，内《重诏令》一款，亦尝亹亹言之，随该支部题复，欲各衙门皆立勘合文簿，事下各抚按官，皆明立程限，责令完报，然亦未闻有如期令而以实应者，甚者寝格如初。兹遇皇上躬不世出之资，励精图治，百执事亦皆兢兢务修其职业，无敢以玩愒弛废者；独所谓考言屡省者，尚未加之意焉，窃恐致理之道，有未尽也。查得《大明会典》内一款，“凡六科每日收到各衙门题奏本状，奉圣旨者，各具奏目，送司礼监交收；又置文簿，陆续编号，开具本状，俱送监交收。”又一款，“凡各衙门题奏过本状，俱附写文簿，后五日，各衙门具发落日期，赴科注销，过期稽缓者，参奏。”又一款，“凡在外司、府衙门，每年将完销过两京六科行移勘合，填写底簿，送各科收贮，以备查考，钦此。”及查见行事例，在六科，则上下半年，仍具奏目缴本；在部院，则上下半月，仍具手本，赴科注销。以是知稽查章奏，自是祖宗成宪，第岁久因循，视为故事耳。请自今伊始，申明旧章，凡六部都察院，遇各章奏，或题奉明旨，或复奏钦依，转行各该衙门，俱先酌量道里远近，事情缓急，立定程期，置立文簿存照，每月终注销。除通行章奏不必查考者，照常开具手本外，其有转行复勘，提问议处，催督查核等项，另造文册二本，各注紧关略节，及原主程限，一本送科注销，一本送内阁查考。该科照册内前件，逐一附簿候查，下月陆续完销，通行注簿，每于上下半年缴本，类查簿内事件，有无违限未销。如有停阁稽迟，即开列具题候旨，下各衙门诘问，责令对状。次年春、夏季终缴本，仍通查上年未完，如有规避重情，指实参奏。秋、冬二季亦照此行，又明年仍复挨查。必俟完销乃已，若各该抚、按官，奏行事理，有稽迟延阁者，该部举之。各部、院注销文册，有客隐欺蔽者，科臣举之。六科缴本具奏，有容隐欺蔽者，臣等举之。如此，月有考，岁有稽，不惟使声必中实，事可责成，而参验综核之法严，即建言立法者，亦将虑其终之罔效，而不敢不慎其始矣。致理之要，无逾于此。伏惟圣明裁断施行。［36］

奏疏上去以后，奉圣旨：

卿等说的是，事不考成，何由底绩？这所奏，都依议行。其节年未完事件，系紧要的，著该部、院另立期限，责令完报。若不系钱粮紧要，及年远难完的，明白奏请开除，毋费文移烦扰。［37］

居正曾经说过：“法之不行也，人不力也，不议人而议法何益？”现在他创制了，这是他有名的考成法。事情真是异常简单，他只要各衙门分置三本账簿。一本记载一切发文、收文、章程、计划，这是底册。在这许多项目之中，把例行公事无须查考的概行剔除以外，再同样造成两本账簿：一本送各科备注，实行一件、注销一件，如有积久尚未实行，即由该科具奏候旨；一本送内阁查考。居正的综核名实，完成万历初年之治，最得力的还是这三本账簿。

政治只是民族精神的表现。十六世纪的中国民族血液里已经渗入因循的成分，“置邮而传之四方”，成为一切政令的归宿。法令、章程，一切的一切，只是纸笔的浪费。几个脑满肠肥的人督率着一群面黄肌瘦的人，成日办公，其实只是办纸！纸从北京南纸店里出来，送进衙门，办过以后，再出衙门，经过长短不等的公文旅行以后，另进一个衙门归档，便从此销声匿迹，不见天日。三百七十年了，想到已往的政治情况，真是不胜警惕。

居正是一个现实的政治家，他知道政务的办不通不是机构的缺乏，所以他不主张增加政治机构。他也知道公文政治不能打倒公文政治，所以他不主张提出新的法令、章程，增加纸笔的浪费，他只要清清白白的一个交代。办法在纸上说过了，究竟办到没有？他要在各科的账簿上切实注明。在内阁里，他自己也有账簿，可以随时稽考。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这是居正的政治系统。

六科是明朝特有的政治机构，一切行政事务分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部行政长官有尚书、左右侍郎，同时又有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各科有都给事中、左右给事中、给事中。尚书是二品，都给事中只有七品，但是对于六部的封驳、纠劾之权完全在六科手里。明朝的大官可以统率小官，但是小官同样可以牵掣大官，这是明朝的立法精神。六科实际上是六部的监察机关，各科给事中分管各科的事，但是对于国家大事同样可以建言；对于奉旨会推内阁大学士，吏、兵二部尚书，以及在外总督、总兵的场合，各科都给事中同样地可以参加；至于光宗逝世的时候，杨涟以从七品的兵科右给事中和内阁同受顾命，更是特有的创例。

居正以六科控制六部，是明朝的祖制，但是以内阁控制六科便是一种创制。内阁本来是皇帝的秘书处，事实上不负行政责任，更谈不上监察责任，实施考成法以后，内阁实权显然扩大，所以万历四年刘台劾居正疏，称“居正定今，抚、按考成，章奏每具二册，一送内阁，一送六科。抚、按延迟则部臣纠之，六部隐蔽则科臣纠之，六科隐蔽则内阁纠之。夫部院分理国事，科臣封驳奏章，举劾其职也。内阁衔列翰林，止备顾问，从容论思而已。居正创为是说，欲胁制科臣，拱手听令。祖宗之法若是乎”？刘台的言论其实没有错。

考成法的实施在整理赋税的方面发生的影响最大。中国人受圣经贤传的影响太大了，孟子见梁惠王，第一句便是“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又劝梁惠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政治家谈到理财，好像做了一件亏心的事。汉武帝时代，桑弘羊领大农，在整个国家因为对外战争已经走上经济崩溃的路线以后，居然靠着平准政策的运用，“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38］。这是多么大的贡献，但是卜式对他的批评只是“烹弘羊，天乃雨”。其实一个有组织的国家，不能没有国家的经济政策。没有经济，便没有政治。孟子的主张是十分取一，白圭问道：“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说：“子之道，貉道也。”孟于是说无组织的民族，才能二十取一，有组织的国家，不能不十分取一，这是孟子的经济政策。他那“薄税敛”的主张用现代的术语来说，其实只是“养税源”。国家对于人民的赋税不能太重，人民才可以谋经济发展，人民的经济发展了，国家便增加十分取一的机会，孟子的主张其实不过是“崇礼义，退财利，复往古之道，匡当世之失” ［39］那一套。

居正当国以后，他的主张是富国强兵。要强兵便先要富国，富国不外是开源、节流。在这两方面，他都尽了最大的努力。考成法是开源，在考成法以外，当然还有节流。

隆庆二三年间的预算，每年国家收入二百五十余万两［40］，支出四百余万两。这是一个岌岌可危的预算。当时没有屋上架屋的构机，也谈不到亲戚故旧的汲引，所以要节流便不仅是裁减“骈枝机关”“闲散人员”。隆庆年间的节流是从皇帝和国防入手，这是大处着墨的方法。所以隆庆三年穆宗向户部索银三十万两，内阁便把岁入、岁出的状况奏明，请求停取银两，其结果穆宗只是说：

朕览卿等所奏，户部银两缺乏。内库亦缺银两，朕方取。既这等说，且取十万来。卿等传示，不必再来奏扰。［41］

这时的内阁大臣真是负责任的大臣，穆宗的态度有一些惫赖，但是皇帝索款，立刻打了三折，不能不算是好的。

隆庆六年居正当国以后，在节流方面，真是“锱铢必较”。神宗开馆纂修《穆宗实录》，居正上疏，请求免循旧例赐宴。他说：

臣等夙夜皇皇，方切兢惕，岂敢为此饮食宴乐之事，非唯于礼有不可，于心亦实有不安也。且一宴之费，动至数百金，省比一事，亦未必非节财之道。［42］

这一年的冬天，居正在日讲的时候请求次年正月早开日讲，不必设宴，并免元夕灯火。神宗真是一个听话的孩子，他说：

早吩咐停止了。伺候圣母用膳的时候，都很简单，逢到节期，只有果宴。

筵宴停止了，光禄寺春节的供应又省去七百余金。万历元年十月，居正进讲，言及宋仁宗不爱珠饰，“贤臣才是宝贝，珠宝有什么用处！”神宗说。

“是呀，”居正又说，“明君贵五谷而贱珠玉；五谷养人，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

“正是，”神宗说，“宫人们喜欢珠玉，但是朕在岁赐上没有一次不减省。”

“皇上说到这一点，真是社稷苍生的福泽。”居正切实感到少年皇帝的“圣明”，同时也替户部宽心，他知道岁出方面又省去一些不必要的开支。这年内承运库太监崔敏上疏请买金珠，奏疏发交内阁，居正看到以后，立即封还，切实给他一个否认。

居正对付鞑靼也随时考量到国家的财政问题。宣大边外，俺答的问题解决了。隆庆五六两年的抚赏，所费不过万余，而所省已达百余万，居正在给宣大总督王崇古的信中曾经说起：“今所与虏者，国家不啻若九牛一毛，而所获兹如此，若公与仆所为国谋者，忠乎否耶！” ［43］他真有些自负。但是他对于蓟辽又是一种感想，蓟辽边外的“嘱夷”请求加赏，他认为不值得。他说：

今户、兵二部，已议为曲处。但此数一增，后来遂为岁例，帑藏之入有限，大羊之欲无穷，岁复增加，曷有纪极？此其弊源，必有所在，不塞其源而徒徇其欲，将不知其所终矣！蓟门事体，与他镇不同，仆日夜念之，未尝少释。凡有所求，所司未尝不频而语，屈意而从也。仆亦生是，往往见恶于人，若仆有所私庇于蓟者。然司农所藏，委为匮乏，固亦无怪其频也。幸仆今谬司国柄，俟边警少暇，望公与镇、巡诸君，虚心商量，思一长策，著实整顿一番，庶为经久之计。若但拆东补西，支持目前，费日增而无已，兵复弱而莫支，将来必有以为口实者，恐仆与诸公，皆不能逭其咎也。［44］

应当节省的钱都节省了：光禄寺采办的钱，世宗末年，每年用十七万，现在只用十三四万，节约的力量一直支配到皇上的御厨。但是节流只是一个方面，主要的方面还是开源。考成法实行了，开源便得到合法的立场。考成法是一根鞭子，它的目标是督促一切政务的进行。但在财政方面，考成法的成绩最显著。居正曾说过：“考成一事，行之数年，自可不加赋而上用足。” ［45］这一句揭开了居正的胸怀。

“不加赋而上用足”和桑弘羊的“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似乎神秘，实际上一点儿也不神秘。弘羊的武器是平准法，他打倒当时的富商大贾，把一切囤积居奇的利益收归国有，这样应付了汉武帝时代的财政困难。居正的武器是考成法，他要实收粮赋，停止减免这样便可以摧残当时的一部分大地主，维持国家的岁收。

明朝对于江南和浙西的税额特重，尤其是苏州府。明初苏州府岁征秋粮二百七十四万六千万余石，和浙江全省相等，实在是一个骇人的数字，因此反而造成土地集中的情势。贫农的生活困难了，田地卖给富家；富家的势力扩大了，不但坐食田租的收入，而且因为地位优越，可以获得减免的特惠，大地主的地位从此形成。大地主在减免的时候可以优先享受，在科役的时候可以设法避免，甚至在征税的时候可以任意拖延。一切的利益都归大地主，一切的负担都归贫农。到了贫农担负不了的时候，于是便把田地卖给地主，从小农的地位降为佃农。有的贫农索性连同土地和自由一齐卖给地主，于是成为农奴；农奴对于主人，固然丧失了平等的身份，但是对于国家，反而获得了意外的自由，催租科役的差人从此不会上门，就是这一点，便可以引起小农的羡慕。在小农的经济状况还不十分困难的时候，自己也会到大地主家里，请求收为农奴，这就是所谓“投靠家人”。所以从经济的立场来讲，国家和大地主显然成为对立的形势。大地主的势力愈扩大，国家的岁入便愈减少。因为大地主的拖欠赋税，以及投靠家人的逃避徭役，于是国家不得不把赋税徭役分摊到无力拖欠或逃避的小农，其结果更把小农驱入佃农或农奴的地位，越发增加大地主的势力，国家的力量只增加事态的严重。

这时是十六世纪，社会革命的呼声没有发动，平均地权的主张没有提出。有心的当局只有从“摧豪强，抑兼并”的途径入手。隆庆三年海瑞为应天巡抚，他的目的便是摧残大户。贫农的田产并入大户的，海瑞设法替他们夺还，实行他所看到的社会政策。后来万历十五年海瑞在南京死了，小民罢市，当他的棺柩出城的时候，沿江号哭相送的人百里不绝，但是隆庆四年，海瑞就因为“鱼肉搢绅，沽名乱政”的名义被劾，解除应天巡抚。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的地主利益和小民利益的冲突，而为了国家对付地主的大臣，又常常因为地主阶级的势力而终归失败。居正和海瑞的立场本来不是绝对一致的，但是他对于海瑞的去职却绝对同情，所以他说：“至于海刚峰之在吴，其施虽若过当，而心则出于为民；霜雪之后，少加和煦，人即怀春，亦不必尽变其法以徇人也。” ［46］

现在是居正的时代了。他用不到夺田还民那些不易实行的政策，他有的是考成法，他发动政治的力量，增加岁入，打击地主，同时也减轻贫民的负担。他给应天巡抚宋仪望的信是当时一篇有价值的文献：

来翰谓苏松田赋不均，侵欺拖欠云云，读之使人扼腕。公以大智大勇，诚心任事，当英主综核之始，不于此时剔刷宿弊，为国家建经久之策，更待何人？诸凡谤议，皆所不恤。即仆近日举措，亦有议其操切者，然仆筹之审矣。孔子为政，先言“足食”，管子霸佐，亦言“礼义生于富足”。自嘉靖以来，当国者政以贿成，吏朘民膏以媚权门，而继秉国者又务一切姑息之政，为逋负渊薮，以成兼并之私。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病实在此。仆窃以为贿政之弊易治也，姑息之弊难治也。何也？政之贿，惟惩贪而已，至于姑息之政，依法为私，割上为己，即如公言，豪家田至七万顷，粮至二万，又不以时纳。夫古者大国公田三万亩，而今且百倍于古大国之数。能几万顷而国不贫！故仆今约己敦素，杜绝贿门，痛惩贪墨，所以救贿政之弊也；查刷宿弊，清理逋欠，严治侵渔揽纳之奸，所以砭姑息之政也。上损则下益，私门闭则公室强。故惩贪吏者所以足民也，理逋负者所以足国也。官民两足，上下俱益，所以壮根本之图，设安攘之策，倡节俭之风，兴礼义之教，明天子垂拱而御之。假令仲尼为相，由、求佐之，恐亦无以逾此矣。今议者率曰：“吹求太急，民且逃亡为乱。”凡此皆奸人鼓说以摇上，可以惑愚暗之人，不可以欺明达之士也。夫民之亡且乱者，咸以贪吏剥下，而上不加恤，豪强兼并，而民贫失所故也。今为侵欺隐占者，权豪也，非细民也，而吾法之所施者奸人也，非良民也。清隐占，则小民免包赔之累，而得守其本业；惩贪墨，则闾阎无剥削之扰，而得以安其田里。如是，民且将尸而祝之，何以逃亡为？公博综载籍，究观古令治乱兴亡之故，曾有官清民安，田赋均平而致乱者乎？故凡为此言者，皆奸人鼓说以摆上者也。愿公坚持初意，毋惑流言。异时宰相不为国家忠虑，徇情容私，甚者辇千万金入其室，即为人穿鼻矣。今主上幼冲，仆以一身当天下之重，不难破家以利国，陨首以求济，岂区区浮议可得而摇夺者乎？公第任法行之。有敢挠公法，伤任事之臣者，国典具存，必不容贷。［47］

居正对江南的大地主印象太坏了，他还记得徐阶和他谈起的话，“异时每闻存翁言，其乡人最无天理。及近时前后，官于此土者，每呼为鬼国，云他日天下有事，必此中倡之。盖谓朝廷之政令，不能行于此地，而人情狡诈，能忍人之所不能忍，为人之所不敢为故也”。［48］但是他对于自己的办法，具有信心；他不怕时人的攻击，而且也相信终会得到大众的谅解。他说：

吴中事势已极，理必有变。今得丈稍稍振刷，使知朝廷法纪之不可干，上下分义之不可逾，汰其太甚，而无至于盭横决，而不可收拾，则吴尚宜尸祝公以报德，而可以为怨乎！婴儿不剃头则肠痛，不痤则浸疾，然剃头、痤，固不能止婴儿之不啼也。近来彼中人，不独侧目于丈，且推本子仆，造为横议，欲以摇撼国是，如昨南余云云，意皆有所由来，故不得不一创之。今上意已定，正论不摇，文宜自审画，无为山鬼所惑。［49］

居正的时代，国库的主要收入是田赋，唯有对田赋有把握，才能谈到整理财政，才能谈到富国。隆庆五年已经有过征赋不及八分，有司停俸的诏令［50］。神宗登极以后下诏：隆庆元年以前的积欠，一概豁免；隆庆四年以前的积欠，免三征七［51］。换句话讲，便是隆庆五年以后的积欠，一概追缴，同时还得追缴以前三年的七成积欠。考成法实行以后，规定征赋不足额的，巡抚和巡按御史听纠，府、州、县官听调，事态确实有些严重了。从书生的立场来看，一切只觉得操切，但是除了整理田赋以外，在当时的环境之下，有什么方法可以增加国库收入，弥补岁入、岁出的巨大的差额呢？

元年，户部尚书王国光奏称：

国初天下州县存留夏税、秋粮，可一千二百万石，其时议主宽大，岁用外计赢银百万有余。使有司岁征无缺，则州县积贮自丰，水旱盗贼，不能为灾患。今一遘兵荒，辄留京储，发内帑。由有司视存留甚缓，苟事催科，则谓扰民，弊遂至此。请行天下抚、按官，督所司具报出入存留逋负之数，臣部得通融会计，以其余济边。有司催征不力者，悉以新令从事。［52］

这是一个整理地方财政的计划。王国光主张由地方当局整理田赋收入，除去规定截留作为地方经费者以外，一概呈报中央，再由户部统筹，作为国防的经费。这一个计划的提出、批准和实行，当然都有居正在内。经过嘉靖、隆庆两朝虚耗以后，从神宗登位起，直至万历十年，国家称为富庶［53］，不能不认为是居正的大功。

明皇城示意图

万历元年，六部的人事发生了两次变动。九月间吏部尚书杨博因病致仕，不久逝世。杨博的去位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居正曾说过：

自余登朝，则见故少师太宰杨公，心窃向慕之，公亦与余为忘年之契。公在本兵大，又遍历诸镇，躬履戎行，练习兵事。余每从公问今中国所以制御夷狄之策，及九塞险易，将士能否，公悉为余道所以，如指诸掌。故自余在政府，所措画兵事，盖得之公为多。［54］

杨博逝世以后，延推吏部尚书，候补人第一名，左都御史葛守礼，第二名，工部尚书朱衡，第三名，南京工部尚书张瀚。守礼资望最好，朱衡在河工方面成绩最佳，但是居正认定张瀚清贞简靖，独用张瀚。本来第三名称为陪推，照例是用不到的，因此张瀚对居正真是感激，在人才进退的方面，不免受内阁的影响。

礼部尚书陆树声因为对于内阁感到不愉快，请求致仕，居正托树声的弟弟树德去挽留，但是树声去志坚决，只得由他去了。居正自己到树声家中，要他推荐代替人，树声推荐南京礼部侍郎万士和。十二月间，礼部尚书也换了人。

在边疆方面，最重要的变动是宣大总督的更换。宣大是当时最重要的地方，对付俺答封贡，王崇古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崇古需要休息了，居正提出方逢时。一次在文华殿上，神宗问道：“宣大重镇，为什么要取回工总督？”

“朝廷用人，不宜把他的力量用尽。王崇古在宣大久了，应当休息一下，他日不妨再用。”居正说。

“谁可以代王崇古？”神宗又问。

“方逢时可代。”居正答［55］。

这样决定了王崇古入理京营戎政，方逢时补宣大总督的诏令。逢时本来是和崇古共事的，一切都很顺利。

北边的问题暂时稳定了，但是广东、广西和四川还需要处分。处分的方法，第一便要使得地方负责官吏，感觉地位的稳定。居正和神宗也说起：

“现在南北督抚皆臣亲自选用，能为国家尽忠任事之人。皇上宜加信任，不要听浮言，加以苛求，使他们无从展布。”

“先生的话说得是，”神宗说，“先生公忠为国，所用的人哪有不当的。” ［56］

广东离北京太远，地方又太富庶了。中央鞭长莫及，吏治不能澄清，贪官愈多，民愤愈大。政治的不良，成为地方治安的大祸。嘉靖中年以后，和平、龙南一带，李文彪、谢允樟、赖清规都称王，占据江西、广东交界的地方，但是政府因为受到倭寇的牵掣，始终无力应付，直到四十四年，才算稍为安定。隆庆年间，惠州蓝一清、赖元爵，潮州林道乾、林凤、诸良宝，琼州李茂都起事了，整个的社会不能安定。居正曾经说过：“嘉、隆之间，广州处处皆盗，议者谓岭表非我版图矣。” ［57］形势真是非常得严重。隆庆五年八月，高拱和居正商定，调殷正茂总督两广军务，决定进兵。居正和正茂说起：“治乱国，用重典。广固乱国也，其势非用兵威以震荡之，奸宄不畏，良民无依。” ［58］以后募浙兵，发马价，一切都由正茂放手去做。居正当国以后，更和正茂说：

广事之坏，已非一日，令欲振之，必宽文法，假便宜乃可。近来议者纷纷，然朝廷既以阃外托公，任公自择便宜行之，期于地方安宁而已，虽弹章盈公车，终不为摇也。［59］

万历元年，潘季驯又和居正谈起悬念广东的兵事。居正肯定地说：“广事近以属之殷司马，此君才略，足以办此，又假以便宜，兵食期一二年，当得荡定。” ［60］果然就在这一年，将广东方面逐步安定，只剩诸良宝、林风未平，不幸广东军队，在进攻中受到一些意外的挫折，居正和正茂再说：

诸良宝必死之寇，而各官乃易视之，其败固宜。一撮许残贼不能克，则诸山海逃伏之盗，必将乘势再起，将来广事，不可便谓无虞。大抵南贼，譬之蔓草，铲尽还生。从古以来经略南方者，皆未能以一举而收荡平之功，其势然也。今当申严将令，调益生兵，大事芟除，见贼即杀，勿复问其向背。诸文武将吏有不用命者，宜照敕书，悉以军法从事，斩首以徇。了此，则请不逞之人，皆破胆而不敢旁睨矣。不惜一朝之费，而贻永世之安，惟公留意焉。［61］

统治者下了镇压的决心，正茂当然出力，万历元年四月，潮州一带的军事成功了，只有林凤和部下出海，在福建、广东的海岸线活动，最后完成他在海外发展的使命。

广西方面，当殷正茂由广西巡抚调任两广总督的时候，继任的是郭应聘，这时府江瑶也起了一次大动乱。府江是从桂林到苍梧的桂江，在阳朔到昭平三四百里这一段，两岸都是瑶山。瑶人进攻永安州、荔浦县，掳去知州杨惟、都指挥胡潮，桂江交通中断，各县城门，白天都不敢开，形势严峻极了。居正一面吩咐应聘调集大军，一面说：

两江［62］寇盗，为患久矣，异时居官者，皆畏首事，莫敢发，故其患滋甚。今乘古田［63］之余威，用足下之妙算，歼此狐鼠，谅不为难。但炎荒瘴症之地，屯数万之众，役不宜淹久，贵在临机速断，沉谋遄发，先并力以破其一巢，则余贼自然破胆，次第可平。若以三万之饷，与之相持于钦、岑之间，使贼跧伏溪涧，以逸待劳，非计之得者也。兵机不敢遥制，特献其瞽见如此，惟高明采择焉。［64］

应聘正在调集大军六万，进讨府江瑶的当中，怀远［65］的瑶人又起义了，杀知县马希武，情势也很吃紧。这时已经是隆庆六年的秋后，居正当国，更有决定的全权。他和应聘商定，先定府江瑶，一面招抚怀远，等到府江平定以后，随即进兵。冬天以后，府江已经安定，但是万历元年正月进兵怀远，又因为雨雪的关系停顿。居正说：

怀远之兵，既未得天时地利之便，暂宜解归，以俟大举。若有他巧可取之，尤妙矣。此事若非县令苛急，亦未遽叛。事之未形，一夫制之有余，祸端已构，数万人取之不克，至兵连祸结，师老财费，使朝廷廑南顾之忧，疆场有不讨之贼，彼激乱启衅者，死何足恤哉！以是知天下之事，惟知几识微者，可与图成，而轻躁锋锐者，适足以愤事阶乱而已。［66］

但是战事已经决定，没有徘徊的余地。应聘调兵十万，积极进行，居正只是说：“不谓其怙恶不俊，敢行称乱如此，则天讨所必加，虽费财动众，亦难中止矣。一切剿处事宜，公所画俱当，惟公自裁便宜行之，不敢中制。” ［67］就在这一年，怀远兵事结束，广西平定。居正主张彻底荡平，他说：“兵已深入，须尽歼之，毋使易种于斯土，又烦再举也。” ［68］

万历元年，四川方面发生平定都掌的军事。都掌“蛮”盘踞叙州府高、珙、筠连、长宁、江安、纳溪六县地方。“蛮”首踞九丝山、鸡冠岭、都都寨、凌霄峰，四处掳掠，成为四川的心腹之患。四川巡抚曾省吾决心进兵，居正也认为“都掌为害多年，不容不除” ［69］。省吾调兵十四万，奏留总兵刘显统兵出发。刘显在福建平倭和俞大猷、戚继光齐名，但武官的积习太深了，贪赃行贿，不守法纪，一切的事都有，这时正被劾罢。居正和省吾说：“若其人果可用，不妨特疏留之，立功赎罪；如不可用，则当别授能者。公宜以此意明示刘显，俾鼓舞奋励；如玩寇无功，必将前罪并论诛之，不敢庇也。地方大事，唯公熟计之。” ［70］三月中，刘显准备完毕，一举击破凌霄峰，居正再寄书给省吾，督促追击：

凌霄既破，我师据险，此天亡小丑之时也。宜乘玻竹之势，早收荡定之功。计蛮众不过数千，我师当数倍之，无不克者。攻险之道，必以奇胜，今可征兵积饷，为坐困之形，而募死士，从间道以捣其虚。……若不奋死出奇，欲以岁月取胜，此自困之计。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惟公熟计之。刘帅功名，著于西蜀，取功赎过，保全威名，在此一举。其一切攻围之计，宜听其自为便利，勿中制之，唯与之措处军前赏功募士之费。计军中一月当费几何，与其旷日迟久，不若暂费速罢之为愈也。［71］

九月中，刘显平定都掌。捷音到京，居正说：“十月十四日，闻九丝捷音，不觉屐齿之折。殄此巨寇，不惟蜀民安枕，且国家神气，借此一振，四方有逆志干纪之人，亦将破胆而不敢恣睢矣。” ［72］这里看出他心中的喜悦。

居正对于国事的计划是在稳定中求进展，他整顿赋税，节省支出，为国家打下经济的基础。对于北边的国防，他是一面分化鞑靼，一面整理军实。对于南方的动乱，他用最大的努力加以镇压，劳师费财，一点儿都不顾惜。但是，他的终极的目标还是北边。

注释

［1］书牍五《答李中溪有道尊师》。

［2］奏疏二《请戒谕群臣疏》。

［3］书牍六。

［4］高拱。

［5］书牍五《答冏卿李渐庵论用人才》。

［6］书牍八《答奉常陆五台论治体用刚》。

［7］书牍四《答杜晴江》。

［8］书牍四《答郧阳巡抚凌洋山》。

［9］奏疏二《山陵礼成奉慰疏》。

［10］书牍十一《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谈王霸之辩》。

［11］［12］［13］文集十一《杂著》。

［14］书牍三《答吴环洲策黄酋》。

［15］书牍三《答王鉴川言边屯》。

［16］［17］书牍三《答凌洋山言边地种树设险》。

［18］书牍四《与戚继光》。

［19］书牍五《答汪司马南溟》。

［20］书牍五《与王继津论君臣之义》。

［21］吴百朋。

［22］书牍四《答王鉴川》。

［23］书牍四《答参议吴道南》。

［24］书牍五《与王敬所论大政》。

［25］书牍五《答蓟镇巡抚言优假将官》。

［26］指吴道南。

［27］书牍五《答阅视司马吴尧山》。

［28］书牍四《答总督王鉴川计处黄酋》。

［29］书牍四《答王鉴川论东运之衰》。

［30］书牍四《与王鉴川言虏王贡市》。

［31］书牍四《答总督王鉴川计处黄昆二虏》。

［32］文集四《后军都督府在都督朱公神道碑》。

［33］书牍五《答司马万两溪》。

［34］书牍五《答吴尧山言宏愿济世》。

［35］文集十一。

［36］［37］奏疏三《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

［38］《史记·平准书》。

［39］桓宽《盐铁论·利议第二十七》。

［40］奏疏一《请停取银两疏》。

［41］附前疏。

［42］奏疏二《辞免筵宴疏》。

［43］书牍四《与王鉴川言虏王贡市》。

［44］书牍四《答刘总督》。

［45］书牍七《答山东抚院李渐庵言吏治河漕》。

［46］书牍十四《答应天巡抚朱东园》

［47］书牍六《答应天巡抚宋阳山论均粮足民》。

［48］书牍八《答应天巡抚论大政大典》。

［49］书牍七《答应天巡抚宋阳山》。

［50］《明史》卷二二七《萧彦传》。

［51］《明史》卷二二九《傅应祯传》。

［52］《明史》卷二二五《王国光传》。

［53］《明史）卷二二二《张学颜传》。

［54］文集五《吏部尚书襄毅杨公墓志铭》。

［55］书牍五《与王鉴川言兢业边事》。

［56］书牍六《答殷石汀言终功名答知遇》。

［57］书牍十一《答两广刘凝斋言贼情军情民情》。

［58］书牍四《答两广殷石汀计剿广寇》。

［59］书牍四《答两广殷总督》。

［60］书牍五《答潘总宪笠翁》。

［61］书牍五《与殷石汀经略广贼》。。

［62］广西有左江道右江道，故云两江。

［63］今广西古化县，隆庆四年殷正茂、郭应聘平古田。

［64］书牍四《答两广郭华溪计剿广寇》。

［65］今三江县。

［66］书牍五《答巡抚郭华溪》。

［67］书牍五《答郭华溪》。

［68］书牍五《答广西抚院郭华溪》。

［69］［70］书牍五《与蜀抚曾确庵计剿都蛮之始》。

［71］书牍五《与蜀抚曾确庵计剿都蛮》。

［72］书牍五《答蜀抚曾确庵》。

第九章　初步的建设（下）

居正曾经自称别无他长，但能耐烦。这是一句谦虚的话，但是耐烦确是能使他成功的品德。耐烦的人对于一切事务有布置，有步骤。他不会一暴十寒，然而也不求一劳永逸，只是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去干。

万历元年，居正进《帝鉴图说》，第二年就发生效力。神宗这时才十二岁，他和吏部尚书张瀚、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说，要召见廉能官员，面加奖谕。居正随即请定面奖廉能仪注，他在疏中说：“臣等窃惟致理之道，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于核吏治。前代令主，欲兴道致治，未有不加意于此者。” ［1］万历二年正月，神宗在会极门召见廉能官员浙江布政使谢鹏举等二十五人，特加奖励，各赐金币，便是这一次的结果。

九月间，刑部秋审，判定重囚应处死刑的，一概上奏。这是一件例行的公事，但是困难从宫内出现了。

“慈圣太后的懿旨，吩咐概行停刑，”神宗在文华殿和居正说，“先生以为怎样？”

“春生秋杀，天道之常，”居正说，“皇上即位以后，停刑已经不止一次：稂莠不去，反害嘉禾；凶恶不去，反害善良。愚臣看来，还是不必停。”

神宗听了以后，奏明太后，应处死刑的，一概准予执行。

这一点牵涉到古代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问题。不负实际责任的人常常主张宽大，但是负担实际责任的人便认为这是一个难题。郑子产临死的时候和子太叔说：“我死后，国家大政是你的事了。有德的人也许能够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火的威焰，人人看到都害怕，所以被烧死的人不多；水性懦弱，人人都觉得可爱可近，偏偏死在水中的人多了，所以宽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子产死后，政权落到子太叔手上，这是一位官僚主义的统治者。被压迫的人民大众得到这个机会，发动起来，争取他们的自由。子太叔懊恨极了，他认为早听子产的话，一定不至于此，这才调动军队，把起义的人民镇压下去。

居正是主张猛的，他曾说过：“使吾为刽子手，吾亦不离法场而证菩提。”他看到元末的大动乱完全因为当局的宽纵，以致演变成不可收拾的惨剧，所以，他认定“君子为国，务强其根本，振其纪纲，厚集而拊循之，勿使有衅，脱有不虞，乘其微细，急扑灭之，虽厚费不惜，勿使滋蔓，蔓难图矣”。［2］他又说过：“盗者必获，获而必诛，则人自不敢为矣。” ［3］关于捕“盗”的事，在考成法也有明文规定。万历七年，针对“盗犯”中途脱逃的事，他说：

张国用查系三月初间，已属顺天府着长解押发，乃至今尚未到，此必中途贿逃矣。顷已令该府捕长解家属监候，又行逐程挨查，于何处脱逃，务见下落，事系考成，期限已迫。若此时尚未到，执事亦宜上疏自白，请旨缉拿，务令得获正罪，庶足示惩。若已到，则照在京例，尽法处之，不可纵也。［4］

居正的主张是“盗”者必获，获则必“诛”，这是考成法的规定。但是如《明史》所载，居正当国之时，“大辟之刑，岁有定额” ［5］，又称“居正法严，决囚不如额者罪” ［6］，都难免有些以讹传讹。每年死刑要有一定的名额，就在当时，也不能不算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但是《艾穆传》称艾穆为刑部员外郎，到陕西复审的时候，艾穆决定只有两个人处死刑，同审的人唯恐太轻了，要受到政府的处分，艾穆慷慨地说：“我可不会拿别人的生命保障自己的地位。”

在居正大权在握的时候，地方官吏奉行过甚，也是不免的事。

万历二年十月辽东大捷，除了辽东总兵官李成梁进左都督以外，蓟辽督抚以及内阁诸臣一体加恩，居正具疏力辞，神宗亲笔下谕：

敕谕元辅张少师：朕以幼冲嗣位，赖先生匡弼启沃，四方治安，九边宁靖。我祖宗列圣，亦鉴知先生之功，就加显爵不为过。乃屡辞恩命，唯一诚辅国。自古忠臣，如先生者罕。朕令知先生实心，不复强，特赐坐蟒衣一袭、银钱五十两，以示优眷，申成先生美德，其钦承之。［7］

自从俺答封贡事定以后，战事的中心逐渐东移。东部的鞑靼在土蛮的领导下，继续和朝廷作战，最困难的问题是“属夷”。喜峰口、宣化境外有朵颜卫，锦州、义州、广宁境外有泰宁卫，沈阳、铁岭、开原境外有福余卫，这是所谓“大宁三卫”，迤东还有建州卫。在名义上他们都服属明王朝，所以称为“属夷”，但是事实上泰宁部长速把亥、炒花，朵颜部长董狐狸、长昂，以及建州卫都指挥王杲都和土蛮相通，成为蓟辽一带的边患。要对付土蛮，第一便得对付“属夷”，所以万历元年，居正就认定处置“属夷”之策为国家大事，急宜经理［8］。这一次辽东大捷，李成梁斩建州部落一千一百余人，后来连王杲也杀了，当然是对付“属夷”的一次“成功”。

战事中心到了蓟辽，但蓟辽最大的遗憾便是地形的缺陷。整个三卫盘据在热河和辽宁的西边，蓟州和辽东两镇失去应有的联系。居正的计划是遵守杨博固守边墙的遗策，一面整理蓟州一带的边墙［9］，以备鞑靼的进攻；同时也计划反攻。他联络辽东、宣府、蓟州三镇，主张由蓟州坚守，由辽东、宣府双方夹击。他对方逢时说起：

比者辽左之功，固为奇绝，朝廷赏功之典，亦极其隆厚，然仆于此，蓄意甚深，谨密以告公。令九边之地，蓟门为重，以其为国之堂奥也。自嘉靖庚戌以来，虏祸日中于蓟，至罢九边之力以奉之，而内地亦且困敝。然所以酿此祸者，皆属夷为之也。国初弃大宁之地与之，冀其为吾藩屏，而今乃如此！故属夷不处，则边患无已时。然欲处之非加之以威，彼固未肯俯首而服从也。今西虏为贡市所羁，必不敢动，独土蛮一枝，力弱寡援，制之为易。今拟于上谷练得战士二万，辽东二万，多备火器，却令蓟人平时将内地各城堡，修令坚固。视三镇士气已振，度其可用，则属夷求抚赏者，一切以正理处之；凡额外求讨，及捉军要赏者，悉正以军法。彼不遂所欲，必结虏来犯，我则据台以守，遏之边外，使之一骑不入，在我虽无所获，而在彼已为失利，亦策之上也。如其贼众溃墙而入，则亦勿遽为仓皇，但令蓟将敛各路之兵四五万人，屯据要害，令诸县邑村落，皆清野入保，勿与之战。而上谷、辽左，不必俟命，即各出万人，遣骁将，从边外将诸属夷老小尽歼之，令大将领一万人入关，不必卫京师，径趋蓟地，伏于贼所出路。彼虽已入内地，见我不动，必不敢散抢，不过四五日，虏气衰矣。衰则必遁，然后令蓟人整阵以逐之，而宣、辽两军合而蹙击。彼既饥疲，又各护其获，败不相救，而吾以三镇全力击其惰归，破之必矣。一战而胜，则蓟镇士气既倍，土苏诸酋，不敢复窥，而属夷亦皆可胁而抚之以为我用。蓟事举则西虏之贡市愈坚，而入援之兵，可以渐减，九边安枕无事矣。愚计如此，今先试之于辽左，盖辽人素称敢战，而李将军亦忠勇可用，故厚赏以劝之，悬利以待之，亦致士从隗始之意也。［10］

戚继光手迹

戚继光不是普通的武将，他有很好的文学功底。这是山西博物馆收藏的一幅戚继光的《送李小山归蓬莱诗》。

万历元年，居正和蓟辽总督刘应节说过，要“虚心商量，思一长策，着实整顿一番，庶为经久之计” ［11］。这便是居正的长策了，但是这一条计策在居正手里始终没有用过。战事的中心逐渐东移，辽东成为明朝的重镇，这是后事。万历最初十年，戚继光坐镇蓟门，是当时的一重保障，土蛮不敢南侵，未必不由于此。居正对于三卫，始终设法羁縻。他自己说过，“要在当事者随宜处置。譬之于犬，摇尾则投之以骨，狂吠则击之以捶，既捶而复服，则复投之，投而复吠则击之：而可与之较曲直，论法守乎？前有书与方公，方答书云：‘耐烦二字，边臣宜书诸绅。’诚然。” ［12］居正手上有的是大棒和骨头，这是他“羁縻‘属夷’”的方法。对于“抚赏‘属夷’”的缎布，正和对于赏赐俺答的缎布一样，居正逐件看过，都要美好、禁用，这是骨头。朵颜部长董狐狸、长昂和青把都是亲戚，居正吩咐宣府巡抚吴兑：“幸公示意青酋，令其传意长昂，勿复作歹，自取灭亡。” ［13］这是大棒。这一年他又说过：

辱示蓟镇虏情，渊哉其言之也。已即密语彼中当事诸公，俾知所从事。属夷处置适宜，则土虏之真情可得，而两镇之贡市愈坚，当今边务，莫要于此矣。公在上谷，内修战守，外探虏情，东制西怀，自有妙用，仆复何忧。［14］

居正曾经自称别无他长，但能耐烦，这是一句谦虚的话，但是耐烦确是能使居正成功的品德。耐烦的人，对于一切事务，有布置，有步骤。他不会一曝十寒，然而他也不求一劳永逸，只是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去干。我们所不能满意的是居正对起义的人民没有正确的认识，因此只知道如何去镇压；同样地，他对于沿边的少数民族除了利诱威服以外，没有采取进一步靠拢和争取的方法。

在用人行政方面，他也是一步一步干着。万历二年四月，实行久任之法，这是他在隆庆二年《陈六事疏》中已经说过的。十二月内阁进职官书屏。居正上疏：

仰惟皇上天挺睿明，励精图治，今春朝觐考察，亲奖廉能；顷者吏部奏除，躬临铨选，其加意于吏治人才如此。顾今天下疆里，尚未悉知，诸司职务，尚未尽熟，虽欲审别，其道无由。臣等思所以推广德意，发达圣聪者，谨属吏部尚书张瀚，兵部尚书谭纶，备查两京及在外文武职官，府、部而下，知府以上，各姓名籍贯，及出身资格。造为御屏一座，中三扇绘天下疆域之图；左六扇，列文官职名；右六扇，列武官职名；各为浮帖，以便更换。每十日，该部将升迁调改各官，开送内阁，臣等令中书官写换一遍。其屏即张设于文华殿后，皇上讲读进字之所，以便朝夕省览。如某衙门缺某官，该部推举某人，即知其人原系某官，今果堪此任否？某地方有事，即知某人见任此地，今能办此事否？臣等日侍左右，皇上即可亲赐询问，细加商榷，臣等若有所知，亦得面尽其愚，以俟圣断。一指顾间，而四方道里险易，百司职务繁简，一时官员贤否，举莫逃于圣鉴之下。不惟提纲挈要，便于观览，且使居官守职者，皆知其名常在朝廷左右，所行之事皆得达于宸聪：其贤者将兢兢焉争自淬励以求见知于上，不才者亦将凛凛焉畏上之知而不敢为非。皇上独运神智，坐以照之，垂拱而天下治矣。［15］

在职官方面，明代定都北京以后，南京六部诸寺实际成为赘疣。嘉靖、隆庆间已经开始裁革了。万历三年二月裁南京官，以后再经过九年的裁革，除了养望的大官和必需的属官以外，差不多已经调整，这都是居正任内的成绩。

万历三年四五月间，居正上《请饬学政疏》，这是一个极大的改革。明朝的学制，两京国子监是直辖中央的国立大学，与地方无干。各府、州、县有府学、州学、县学，都有一定的学额，归各省提学官管辖。乡村之中又有社学，民间子弟自由入学，不受学额的限制，但是没有强迫入学的规定。当时的问题集中在地方学制的府学、州学、县学。

太祖洪武年间规定，府学四十人，州学三十人，县学二十人，日给廪膳，称为廪膳生员。洪武十五年定令，廪膳生每人每月领米一石，鱼肉盐醯，由官供给。宣宗宣德三年规定，府学、州学、县学各设增广生员，学额与廪膳生员相同，他们没有领米的权利，但是和廪膳生员一样，一家之内，除本身外，优免二丁差役。换句话说，就是家中只要一人入学，可以三人免役。以后增广生员以外，又添附学生员，用现代术语来说为特别生，他们当然更谈不到廪米，但是免役的权利还是一样。廪膳生员，增广生员，附学生员，简称廪生、增生、附生，有时只称廪、增、附。通常，人用汉朝科目秀才异等的名称，称为秀才。这些秀才有米可领，遇役可免。文理通顺、学问优长的，当然还可以考取举人、进士的出身，为国家做事；但是大多数永远只是秀才，做一世的府、州、县学生员，领米免役，成为地方的特权阶级。这一群特权阶级人物多了，发生连带关系，在地方上隐隐成为一种势力，可以欺侮一般民众，同样地也可压迫地方官吏。他们尽管满口孔子、孟子，圣经、贤传，讲道德，说仁义，但事实上只是地方的祸害，这便是所谓“学霸”。嘉靖十年题准：“生员内有刁泼无耻之徒，号称学霸，恣意非为，及被提学考校，或访察黜退，妄行讪毁，赴京奏扰者，奏词立案不行，仍行巡按御史拿问。” ［16］便指的这些人。

万历二年，特敕吏部“慎选提学官，有不称者，令其奏请改黜”。执行已经一年了，但是还没有看到成绩。居正认定唯有控制各省提学官，才可以控制生员，疏称：

臣等幼时，犹及见提学官，多海内名流，类能以道自重，不苟徇人，人亦无敢干以私者，士习儒风，犹为近古。近年以来，视此官稍稍轻矣，而人亦罕能有以自重。既无卓行实学，以压服多士之心，则务为虚谭贾誉，卖法养交；甚者公开幸门，明招请托；又惮于巡历，苦于校阅，高座会城，计日待转。以故士习日敝，民伪日滋，以驰骛奔趋为良图，以剽窃渔猎为捷径，居常则德业无称，从仕则功能鲜效，祖宗专官造士之意，骎以沦失，几具员耳。去年仰荷圣明，特敕吏部，慎选提学官，有不称者，令其奏请改黜。其所以敦崇教化，加意人才，意义甚盛。今且一年矣，臣等体访各官，卒未能改于其故，吏部亦未见改黜一人。良以积习日久，振蛊为艰，冷面难施，浮言可畏。奉公守法者，上未必即知，而已被伤于众口；因循颓靡者，上不必即黜，而且博誉于一时。故宁抗朝廷之明诏，而不敢挂流俗之谤议，宁坏公家之法纪，而不敢违私们之请托。盖今之从政者大抵皆然，又不独学校一事而已。［17］

疏后附列十八款，目标都在整饬当时的学风，列四款于此：

一、圣贤以经术垂训，国家以经术作人，若能体认经书，便是讲明学问，又何必别标门户，聚党空谭！今后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以需他日之用；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谭废业，因而启奔竞之门，开请托之路。违者：提学御史，听吏部、都察院考察奏黜；提学、按察司官，听巡按御史劾奏；游士人等，许各抚、按衙门，访拿解发。

二、我圣祖设立卧碑，天下利病，诸人皆许直言，惟生员不许。今后生员务遵明禁，除本身切己事情，许家人抱告，有司从公审问，倘有冤抑，即为昭雪，其事不干己，辄便出入衙门，陈说民情，议论官员贤否者，许该管有司申呈提学官，以行止有亏革退。若纠众扛帮，聚至十人以上，骂詈官长，肆行无礼，为首者照例问遣，其余不分人数多少，尽行黜退为民。

三、廪膳、增广，旧有定额，迨后增置附学名色，冒滥居多。今后岁考，务须严加校阅。如有荒疏庸耄，不堪作养者，即行黜退，不许姑息；有捏造流言，思逞报复者，访实拿问，照例发遣。童生必择三场俱通者，始行入学，大府不得过二十人，大州县不得过十五人，如地方乏才，即四五名亦不为少。若乡宦势豪，干托不遂，暗行中伤者，许径自奏闻处治。

四、生员考试，不谙文理者：廪膳十年以上，发附近去处充吏，六年以上，发本处充吏；增广十年以上，发本处充吏，六年以上，罢黜为民。

这就是居正整饬学风的计划：他要打倒游谈之士，所以不许创建书院；他要肃清学霸之源，所以裁减学额；至于禁止纠众，考验文理，固然是明初以来的遗规，但是居正有考成法在手，一切都得实行，因此尽管只是旧话重提，但是重提的旧话到了万历初年便增加了新的意义，不能再当具文看待。关于书院一方面，到万历七年诏毁天下书院，局势的推演更加积极；在学额方面，因为考成的关系，有司奉行，也是非常严格的。《明史·选举志》［18］言：“嘉靖十年，尝下沙汰生员之命，御史杨宜争之而止。万历时张居正当国，遂核减天下生员，督学官奉行太过，童生入学，有一州县仅录一人者。”这大概不是一句诬蔑的话。

假如居正为自己的政治前途打算，关于整顿学风的事，也许还要重新考虑。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领导阶层，得罪这个阶层，往往会发生极大的风波。周武帝灭高齐，统一北方，对于南方的陈国随时可加扑灭，只因为沙汰沙门，得罪当时的领导阶层，这一群僧侣消极反抗，武帝死后，不过数年，整个国家移转到一个猥琐、平庸的杨坚手里，知识阶层不曾提出一个反抗的呼声。明朝以来，秀才成为当时的领导阶层政府的官吏，出身于这个阶层，地方的舆论也操纵在这个阶层的手里。他们固然压迫一般民众，然而一般民众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喊出反抗的呼声，民众中的优秀分子又往往因为知识发展的关系，随时为当时的领导阶层所吸收，因此秀才们不但没有受到民众的反对，反而出乎意外地受到民众的拥护。在人民大众的认识没有提高以前，有时会把骑在头上的恶霸看作领导人物，何况在居正的时代！居正以前，世宗主张沙汰生员，但是毕竟没有沙汰。居正以后，思宗时，大学士温体仁又提出同样的主张，刑科都给事中傅朝祐立即提出弹劾，疏言体仁“又议裁减茂才（即秀才），国家三百年取土之经，一旦坏于体仁之手，此谓得罪于圣贤” ［19］。温体仁固然是一个庸人，但是主张裁减生员，何尝得罪于圣贤？孔子尝为乘田、委吏，孟子也说“往役，义也”。孔子、孟子没有造成特权阶层，也没有提出领米免役的要求，那为什么主张裁减生员，为民众减轻负担，为公家平均劳役，就算是得罪圣贤呢？傅朝祐的议论只是拥护特权阶层的既得权利，不肯放弃。

居正提出整顿学风的计划，正是抱了最大的决心。万历八年，他曾经说起：

秉公执法，乃不穀所望于执事者，欲称厥职，但力行此四字足矣。至于浮言私议，人情必不能免。虽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不穀弃家忘躯，以徇国家之事，而议者犹或非之，然不穀持之愈力，略不少回，故得少有建立。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愿吾贤勉之而已。［20］

这封信中，大致也是关于整顿学政的事。居正坚持宗旨，打破得失毁誉关头，所以能有当时的成功；也正因为他不顾人情物议，所以不免招致身后的诋毁。

万历三年五月，还有一次辽东报警的事。“属夷”传来的消息说，鞑靼武士又出动了。这一次的主谋是土蛮，他纠集青把都，率同二十余万骑士，准备向辽东开发，消息紧张得了不得。辽东巡抚立刻申报兵部，敌人已经开到大宁，所以请兵请粮一刻也缓不得，兵部尚书谭纶随即上奏。神宗虽然只有十三岁，但是对于国家大事，不容他不关心。他惊惶极了，他问居正怎样办。

“请皇上宽心，”居正说，“暑天不是敌人猖狂的时候，大致不会有什么大事。”

居正尽管这样宽慰神宗，但是言官们已经惊动了。一位给事中上疏，主张防守京城，浚濠堑，掘战坑：他恨不得立刻宣布戒严。居正悠悠地回想到隆庆四年李春芳、赵贞吉那一番仓皇失措的情形，他叹了一口气，但是同时也吩咐蓟镇戚继光和宣府巡抚吴兑打听虚实。不久，继光的报告来了，据说鞑靼诸部“酋长”久已解散，没有集合的行动。吴兑更说青把都始终没有出动，更谈不到进兵辽东。居正的估计没有错，一切只是虚报。但是，北京城里的空气从五月以来已经紧张了好久。秋天到了，又是准备秋防的时候。居正上《论边事疏》：

夫兵家之要，必知彼己、审虚实，而后可以待改，可以取胜。今无端听一讹传之言，遽尔仓皇失措，至上动九重之忧，下骇四方之听，则是彼己虚实，茫然不知，徒借听于传闻耳，其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者何异？似此举措，岂能应敌？且近日虏情狡诈，万一彼尝以虚声恐我，使我惊惶，疲于奔命，久之懈弛不备，然后卒然而至，措手不及，是在彼反得“先声后实，多方以误之”之策，而在我顾犯不知彼己、百战百败之道，他日边臣失事，必由于此。故臣等不以虏之不来为喜，而深以边臣之不知虏情为虑也。兵部以居中调度为职，尤贵审察机宜，沉谋果断，乃能折冲樽俎，坐而制胜。今一闻奏报，遂尔张皇，事已之后，又寂无一语，徒使君父日焦劳于上，以忧四方，而该部以题复公牍，谓足以了本部之事耳。臣等谓宜特谕该部，诘以虏情虚实之由，使之知警。且秋防在迩，蓟、辽之间，近日既为虚声所动，征调疲困，恐因而懈怠，或至疏虞，尤不可不一儆戒之也［21］。

万历三年六月命各省巡抚及巡按御史，对于有司贤否，一体荐、劾，不得偏重甲科，这也是整顿吏治的一个表现。明初用人的制度分为三途：第一是进士，第二是举人、贡生，第三是吏员，这是所谓“三途并用”。后来因为长官都是进士出身，进士出身的官员特别受到关切，举人、贡生出身的已受歧视，更谈不到吏员出身了。于是吏员上进无门，自甘暴弃，就是举贡也绝不轻易就职，他们唯一的目标是考进士，考中了便是甲科出身，日后自有合理的发展，考不中，他们准备三年以后重考。如此一科又一科，精神才力完全消在故纸堆中，浪费精力，埋没人材，科举制遂成为大害。隆庆年间，高拱提议，明初举人为名臣者甚众，以后偏重进士，轻视举人，积弊日甚，请求自今以后，唯论政绩，不论出身。这是一个有见地的提议，但是没有实行。隆庆四年，吏科给事中贾三近上言：“抚、按诸臣遇州、县长吏，率重甲科而轻乡举：同一宽也，在进士则为“抚字”，在举人则为‘姑息’；同一严也，在进士则为‘精明’，在举人则为‘苛戾’。是以为举人者，非华颠豁齿，不就选入；或裹足毁裳，息心仕进。夫乡举岂乏才良，宜令勉就是途，因行激劝。” ［22］穆宗也曾批准贾三近的奏疏，但是实际上这个计划没有实现。这两件事居正都在大学士任内看到，现在自己当国，更积极地要想实现，但是即在居正任内并没有显著的效果，居正身后，当然更谈不到，科举的制度永远成为整顿吏治的障碍。

隆庆六年六月以后，内阁只有居正和吕调阳两人，到那时三年了。万历三年八月，居正疏请增加阁员。御批，“卿等推堪是任的来看”。居正推荐吏部左侍郎张四维及马自强、申时行二人入阁，御批“张四维升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着随元辅等在内阁办事”，因此四维在内阁中名为居正的同僚，其实只是居正的属员。首辅的权力无形中又提高一层。

张四维，字子维，蒲州人，嘉靖三十二年的进士。他是杨博的同乡，王崇古的外甥，和居正也有相当的关系。这是一个有办法、能忍耐，而且舍得花钱的人，因此在宦途上得到许多意外的方便。隆庆年间是一个盛谈边务的时期，四维当然很清楚，以后俺答封贡事起，朝议未定，奔走关说，主张封贡的便是四维，因此深得高拱的器重。高拱准备引进四维入阁，以致引起高拱、殷士儋间的冲突。其后四维也因为言官弹劾，乞假家居，但他和当道要人还是不断地联络。隆庆六年，高拱失败，这是四维潜伏的时期了，但是因为王崇古的关系，不久他和居正又发生联系。四维知道政治中枢，还有冯保和慈圣太后，于是他再联络冯保和李太后的父亲、武清伯李伟。万历二年，四维入京，以翰林学士掌詹事府，不久改吏部左侍郎，万历三年八月，改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做官的欲望，当然满足了。至于争权，四维很清楚，在居正当国的时候，谈不到争权。吕调阳入阁三年了，除在内阁公本照例署名，以及每逢庆典照例进官、蒙赏以外，还有什么呢？四维知道自己只是“随元辅办事”。这是圣旨，也不妨说是一个条件。大学士固然名为大学士，其实只是居正的一条尾巴。在这一点上，居正和四维达成一种默契。但是居正没有看清忠厚的人和有才华的人究竟有些不同。忠厚的人如吕调阳，也许可以遵守这个默契，并不感觉痛苦；有才华的人如张四维，便完全是两样了。他遵守这个默契，但在心里却充满怨愤。他不甘做尾巴，然而他只能做尾巴。他的恭谨只能增加他的仇视，这便成为居正身后四维极力报复的张本。万历十年，居正逝世；十一年抄家，他的长子敬修自杀，在他的血书后面写着：“有便，告知山西蒲州相公张凤盘［23］，今张家事［24］已完结矣，愿他辅佐圣明天子于亿万年也。”到了这时，敬修才知道四维是自己一家的大仇人，但在居正生前，居正只觉得四维是一个恭谨的同僚。

万历三年，在江浙海外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国际战事。嘉靖中年是倭寇猖撅的时代，经过谭纶、俞大猷、戚继光、刘显这一群人勘定以后，大局稍为安静，但是小股的倭寇还是不断地扰乱，隆庆年间，广东方面的动乱也有倭寇参加的踪迹。中国和日本是接近的邻国，本来应当好好相处，为国际争取和平，为人民争取幸福，但是那时双方的统治阶级都没有认识到这个道理。远在北京的皇帝高高在上，没有贯彻保卫祖国的职责；而日本方面，无数的封建主一边率领虏掠成性的武士，一边勾结中国沿海的汉奸，不断向大陆进攻，这是当时中国和日本相处的情势。居正也曾说到中国和日本的关系：

倭奴自元以来，为中国患。元尝以十万人，从海征之，舟泊其境，值海风大作，十万人没于海。本朝有天下，四夷君长，靡不向风，独倭王良怀不奉朝贡，寇掠直、浙，至遣某某等募兵船以御之，沿海诸郡俱罹其苦。洪武十四年，高皇帝命礼部移书，责其国王，亦只言天道祸福之理以导之耳，终不能一加兵于其国。是以其人骄悍狡诈，谓中国无如之何。侵侮之渐，有自来也。［25］

居正看到日本的祸害，但是他认为当时国家的敌人还是北方的鞑靼，所以在“北边第一”的口号之下，对于倭寇，谈不到根本解决，只能对于沿海督抚，尤其对苏、浙、闽、广诸省加以不断的戒饬。他的计划是用兵船巡弋近海，随时和倭寇在海面决战。万历三年，倭寇又到江浙海外黑水洋一带了。应天巡抚宋仪望调兵船和他开战，打了一个胜仗，居正一边奏请加官，一边致书奖励，同时警戒浙江巡抚谢鹏举。他说：

近年海寇息警，人心颇懈，仆窃以为忧，故昨年拟旨申饬。赖公伟略，起而振之。今果能一战而胜之，不俟登岸而遏之于外洋，功尤奇矣。天下事岂不贵豫哉！慰甚。彼前锋既折，必不敢窥吴，祸当中于浙矣。［26］

浙无倭患久矣，一旦联舟突犯，必有勾引之奸。且地方安恬日久，骤寻干戈，恐无以待寇，幸折以忠义，鼓以赏罚，悉力一创之，庶将来不敢再窥。亟剿此寇，然后徐究其祸本而除之，可也。浙人咸云：“谢公非用武之才，恐不能了此事。”仆曰：“不然，谢公沈毅有远虑，贼不足患也。”愿公勉就勋庸，以副鄙望。［27］

万历三年，居正决心整顿驿递，这也是他招怨的一件大事。

明代从北京到各省的交通干线都有驿站，驿站是当时的唯一交通制度。驿站有主管官吏，有马，有驴，有夫役；水驿有红船，有水夫，都很完备。马、驴从哪里来？马、驴来自民间。船只从哪里来？船只也来自民间。马、驴的草料，船只的装备，莫不来自民间。民间还要按粮出夫，马夫、水夫当然也来自民间，自备工食，三年一轮，周而复始。除马夫、水夫以外，各驿还有馆户，专为过往人等制造饭食，不许片刻稽留。当然，馆户也来自民间，自备工食。最初的时候，夫役还享到免粮的特权，从嘉靖二十七年议准以后，连这一点特权也被取消，于是夫役不仅没有权利，只有义务，而且还要供给马、驴、红船以及其他必要的配备，交通干线附近的人民实际上成为国家的奴役。

对于交通干线附近的人民，这不能不算一种虐政，但是国家如此庞大，为维持中央和各省的交通起见，在交通工具尚未发达以前，驿站制度纵是需要合理的调整，不是没有存在的理由。一切全看这个制度的运用。太祖时代，关于使用驿站的规定非常严密，非有军国大事，没有使用的权利，即是公、侯、驸马、都督奉命出差的时候，也只许随带从人一名。所以驿站制度虽然存在，人民的痛苦还得到一些缓和。有一次，吉安侯陆仲亨从陕西回京，擅行使用驿站车马，被太祖知道了，太祖痛责道：“中原兵燹以后，百姓开始复业，买马出丁，非常艰苦。倘使大家和你一样，民间卖儿鬻女，也供给不起啊！”

太祖时代究竟是老远的过去了，以后的条例便逐日地宽大！太祖时代，给驿条例只有六条；到嘉靖三十七年，便扩充到五十一条。五十一条的使用者都有勘合，现代称为护照。勘合分为五等：温、良、恭、俭、让。北京的勘合由兵部发出，各省的勘合由巡抚和巡按发出。填发的机关总算还有相当的限制，但在填发的时候便来一种宽大的作风！兵部可以填发勘合送人，各省也可填发勘合送人。领用勘合的人没有缴还的限期，一张勘合成为终身的护照，而且自己不用，还可转赠旁人，姓名不合，更不妨洗去重填。宽大之外，还有宽大！交通干线附近的人民真是民不聊生。领用勘合的官员大都既不温良，也不恭俭，更谈不到让，勘合的五个号码只成为刻骨的讽刺。官员到了驿站以后，百般需索。他们要粮食，要柴炭，要酒席，要蔬菜，要夫，要马。有时在拉到夫马以后，人民也可按照道路远近，讲明价值，经过一番磋商，索性缴纳银两，放走了事。于是官员们除了在沿站滋扰以外，连带也成为掳人勒赎的强盗。对于这一点，官员们久已视为他们应有的特权。在宽大的政体之下，没有人敢于侵犯他们的特权，以至引起自身的不利。

直到万历三年，居正提出整顿驿递的计划：

凡官员人等非奉公差，不许借行勘合；非系军务，不许擅用金鼓旗号。虽系公差人员，若轿扛夫马过溢本数者，不问是何衙门，俱不许应付。抚、按有透明旨，不行清查，兵部该科指实参治。若部、科相率欺隐，一体治罪。

抚、按、司、府各衙门所属官员，不许托故远行参谒，经扰驿递；违者抚、按参究。

有驿州、县，过往使客，该驿供适应得廪粮蔬菜，州、县止送油烛柴炭，不许重送下程纸札，如有借此科敛者，听抚、按官参究。

凡经过官员有勘合者，夫马中火，止令驿递应付，有司不许擅派里甲。其州、县、司、府官朝觐，给由入京，除本官额编门皂，量行带用外，不许分外又在里甲派取长行夫、马，及因而计路远近，折干入己。

凡官员经由地方，系京职方面以上者，虽无勘合，亦令巡路兵快防护出境，仍许住宿公馆，量给新水烛炭，不许办送下程心红纸札，及折席折币礼物。

凡内外各官丁忧、起复、给由、升转、改调、到任等项，俱不给勘合，不许驰驿。［28］

这年又规定自京往外省者由兵部给内勘合：其中仍须回京者，回京之日缴还勘合；无须回京者，即将该项勘合，缴所到省份抚、按衙门，年终一并缴回兵部。自外省入京者，由抚、按衙门给外勘合，至京以后，一并缴部，其中有须回省者，另由兵部于回省之日换给内勘合。

居正的规定较之太祖时代的给驿条例已经太宽，但是从太祖到神宗这二百年间，整个时代变了，一切只能做到“去泰去甚”。就是这样的规定，也还有成为具文的危险，嘉靖、隆庆年间都曾有过类似的规定，其后只成为一张废纸！但是居正手中有的是考成法，他用六科控制抚、按，用内阁控制六科，章程、条例都要切实执行，不容成为具文，这是考成法的作用。

对于万历三年整顿驿递的心惰，居正自己说过：

近来驿递困敝至极，主上赫然思以厘振之，明旨屡饬，不啻三令五申矣，而犹不信！承教，谓外而方面，内而部属以上，凡得遣牌行者，有司不敢不一一应付。若如近旨，但无勘合者，皆不应付，则可尽复祖宗之旧，苏罢困之民。夫有司官卑，岂敢与大官相抗，所赖以行法振弊者，全在抚、按耳。抚、按官狃于故常，牵于私意，而责有司以奉法令，抗大官，势不能也。朝廷欲法之行，惟责之抚、按，不责之有司。异日倘有犯者，或别有所闻，则抗命之罪，必当有归。［29］

丈田、赈饥、驿传诸议，读之再三，心快然如有所获。盖治理之道，莫要于安民。究观前代，孰不以百姓安乐而阜康，闾阎愁苦而危乱者？当嘉靖中年，商贾在位，货财上流，百姓嗷嗷，莫必其命，比时景象，曾有异于汉、唐之末世乎？幸赖祖宗德泽深厚，民心爱戴已久，仅免危亡耳。隆庆间，仕路稍清，民始帖席，而纪纲不振，弊习尚存，虚文日繁，实惠日寡。天启圣明，虽在幼冲，留心治理。仆每思本朝立国规模，章程法度，尽善尽美，远过汉、唐，至于宋之懦弱牵制，尤难并语。今不必复有纷更，惟仰法我高皇帝怀保小民一念，用以对越上帝，奠安国本耳。故自受事以来，凡朝夕之所入告，教令之所敷布，惓惓惓惓以是为务，锄强戮凶，剔奸厘弊，有不得已而用威者，惟欲以安民而已。奸人不便于己，猥言时政苛猛，以摇惑众听；而迂阔虚谈之士，动引晚宋衰乱之政，以抑损上德，矫扞文罔；不知我祖宗神威圣德，元与宋不同，哺糟拾余，无裨实用，徒以惠奸宄贼良民耳。［30］

驿递条例既经整顿，以后便是执行的事了。居正认定这是一个致理安民的大业，所以始终没有放松。执行的时候，当然从自己做起。儿子回江陵应试，吩咐儿子自己雇车；父亲过生日，吩咐仆人背着寿礼，骑驴回里祝寿。万历八年，居正次弟居谦病重，回里调理，保定巡抚张卤发出勘合，居正随即缴还，并附去一封信：

亡弟南归，辱给勘合，谨缴纳。禁例申严，顷有顽仆擅行飞票，骑坐官马，即擒送锦衣，榜之至百，其同行者，俱发原籍官司重究矣。仰惟皇上子惠穷民，加意驿传，前遣皇亲于武当祈嗣，亦不敢乘传，往来皆宿食逆旅，盖上之约已厚民如此。仆忝在执政，欲为朝廷行法，不敢不以身先之。小儿去岁归试，一毫不敢惊扰有司，此台下所亲见，即亡弟归，亦皆厚给募资，不意又烦垂怜也。此后望俯谅鄙愚，家人往来，有妄意干泽者，即烦擒治，仍乞示知，以便查处，勿曲徇其请，以重仆违法之罪也。前奉旨查朝觐官遣牌驰驿者，久不闻奏报，辱在知厚，敢以直告。［31］

唯有始终不懈，从自己做起，才算得“综核名实”，这是居正给我们的教训。在整顿驿递的过程中，一切都从大官做起。外勘合由抚、按衙门发出，所以便先行整顿抚、按。甘肃巡抚侯东莱的儿子擅行驰驿，言官提出弹劾了。甘肃虽然不是最吃紧的地方，但是究在北边，而且东莱是一个应付鞑靼号称得力的边臣。居正确实感到一点儿困难，但是不能因为一个巡抚的缘故破坏国家的定法。无可奈何，把东莱的儿子应得的官荫革去了，以后再慢慢地设法补救。保定巡抚张卤奉到居正的催促，恰好保定正在交通干线的要点，只得实行稽查。他发现违反规定的，一共十几人，一齐都奏报上去。这一次太严重了，居正只得稍行容忍，先把太仆寺和太原府的官员处分一下。他和张卤说：

两承翰示，一一领悉。前奉明旨所查，惟朝觐遣牌驰驿者，即所参苑寺、太原二人，亦足以应诏矣。若概及其他，恐干连人众，所伤者多。今姑为隐涵，后若再犯，即达官显贵，亦不能少贷矣。旧染颓俗，久难骤变，彼顽梗玩肆之人，以为法虽如是，未必行也，今量处数人，以示大信于天下，庶几有所惮而不敢犯乎！然惟在各抚、按以实奉行，不敢度格诏令可耳。今台谏诸君屡奉严旨诘责，常虑无以塞明诏，苟搜得一事，如获奇宝，一经指摘，声价颇损，故愿诸公之毋舍己以徇人也。至于三司官在本省地方，夫马廪饩，用之自不为过，惟出境则不可。若宣大之于蓟辽，则地隔两境，各有军门统属，自难以相通。若奉敕者，则不在此例矣。［32］

这一次的处分有一点儿出人意外的是太原府知府上书兵部和都察院，声明并非本人有意违例，因为山西巡抚派人护送，所以竟在省外使用驿站车马。责任落到山西巡抚身上。居正当然犯不着因为这个问题动摇边疆大臣，所以只得去信加以严重的告诫：

太原守投揭部、院，自辩驰驿非其本意，悉由相知者差人护送。都台即欲据揭并参，不榖喻之乃止。原揭奉览。盖闻智者不先人而后己也，仁者不危身以邀恩也。夫各抚、按、司、道之公背明旨，而以传驿徇人也，冀以避怨而施德也，今既不施德于人，而又有累于己，岂不两失之乎？仁智者不为也。公尝告我曰：“今内之纪纲政事，已觉振肃，而外之吏治民风，尚未丕变，则诸大吏不以实奉行之故也。”不榖深韪其言。今若此，未可谓之奉法也！以公之高明强毅，而犹若此，况其他乎？已矣乎，吾无望于人已！恃在知厚，直献其愚。诗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幸惟原谅。［33］

整顿驿递，当然不是一年的事。最棘手的是内监和衍圣公。内临是宫内的亲信，轻易干涉不得，居正只得吩咐他们的领袖去设法［34］。衍圣公是孔子六十四代孙尚贤，大圣的后人因此更应为世表率，偏偏尚贤忘去这一点。每年衍圣公自曲阜入京朝贡，沿途骚扰不堪，山东布政据实直合居正。居正曾说：

承示大监、圣公横索驿递。令内官、勋臣小有违犯，动被绳治，而圣公所过，百姓如被虏贼，有司亦莫之谁何，以其为先圣之后也。夫圣人秉礼为教，志在从周，假令生令之时，亦必斤斤守朝廷之法，不可逾越，况其后裔乎？后若再行骚扰，亦宜一体参究，庶为持法之公也。［35］

这是万历八年的事。次年，衍圣公家庭发生风波，尚贤的庶母郭氏攻讦尚贤，朝廷派员查勘，一面由居正和山东巡抚何起鸣把衍圣公每年入朝的事重行商定。居正曾说：

中间处分孔氏朝贡一节，极为得中。然仆窃以为今亲王俱下朝贡，孔氏何必亲行？朝廷亦不必借此为重。渠每岁一行，族人佃户，科派骚扰，不胜劳苦，沿途生事百端，军民避之，无异夷虏，及至京师，淹留数月，待私货卖尽，然后启行，此岂为现光修贡者耶？窃以为宜如王府例，每岁只差人进马人贺，不必亲行；或当朝觐之年，预期奏请，得旨而后行，亦为简便。公如以为可，疏请之。若今岁，则彼听勘未结，自不宜来矣。［36］

商定的结果是，衍圣公入朝定为三年一次。这样一来，对于衍圣公的走私夹带，当然不免发生稍许的不便，但是交通干线附近的居民却减去了不少的惊惶。

万历三年，发生了水利问题。这一年旧事被重提，再行发动疏凿泇河和胶莱河。对于这两件事，居正都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都没有成功。本来明朝的水利问题集中在黄河，这不是因为明朝人对于水利有特别的兴趣，而是因为政治和军事的关系，不能不着重漕运；着重漕运，便不能不着重黄河。明朝的京城在北京，整个国防形胜也着重在北边，因此每年由南而北的漕运四百万石，成为国家的生命线。隆庆六年，居正曾和漕运总督王宗沐说过：

今方内乂安，所可虑者，河漕为最。兹赖公之力，经理什七，江、淮之粟，方舟而至，来岁新运，又已戒期，计三年之后，京师之粟，将不可胜食矣，欣慰欣慰。［37］

万历元年，四百万石又安稳地北上，居正又说：

四百万军储江、海并运，洪涛飞越，若涉平津，自仆有知以来，实未见有如是之盛者。一日侍上，语及今岁漕事，天颜喜悦，殿上侍臣，咸呼万岁。仆因推言，此皆督臣之功也，宜加懋赏，重任之。上深以为然。［38］

次年，漕运还是如期北上，居正说起：

辱示知：运艘已于三月十一日，尽数过淮，无任忻慰。闻度江遇风，谅无大损，若前途通利，则额赋可以毕达，国储可以日裕矣。今计太仓之粟，一千三百余万石，可支五六年。鄙意欲俟十年之上，当别有处分，今固未敢言也。［39］

居正方做国储充实以后的计划，就在这一年，黄河在邳州决口，淮河也决口。万历三年，黄河又在砀山决口，黄水不断南流，一部分由淮安入运，直灌长江，淮、扬一带因此发生极大的恐慌。但当局的注意还是集中运道。这时从宿迁到韩庄的运河还没有，从淮安到宿迁，再从宿迁到徐州茶城，黄河就是运河，明朝人称为“借黄为运”，在借黄为运的情形下面，黄河的通塞和漕运有关，也就和国防有关。明朝人治河有几条牢不可破的原则：第一，黄河到开封以后，不许向北，因为向北便不能向南，淮、徐一线的漕运便发生问题；第二，黄河到徐州以后，不许向南，因为向南便影响明朝凤、泗一带的祖墓；第三，即使在这个范围以内，也不许轻易改道，因为改道便会产生浅滩，必然妨碍粮艘向北、空船回南的路线。在这几个原则之下，明人对于洪水横流、挟沙俱下的黄河，只有夹岸筑堤以防黄水的溃决。他们筑堤的技术非常发达，单就堤岸的名称便有遥堤、缕堤、月堤、格堤的不同，但是最后总有横溃的一日。黄河屡次决口，河水流入运河，复在高邮决口。事态严重极了，种种的主张都被提出，一切等待居正解决。

居正只有给河道总督傅希挚去信。万历二年，他说：

近闻淮、扬士大夫言海口益淤，以故河流横决四溢，今不治，则河且决而入于江，维扬巨浸矣。又有言前议筑遥堤为不便者。其说皆信否？从未行此道，不知利害所归，望公熟计其便，裁教。幸甚。［40］

黄河运河图

这是明朝所绘的黄河与大运河交汇处地势图。运河在明朝承担着繁重的运粮任务。

希挚的复信来了，居正觉得游移，又去一信：

辱示《治河议》，一一领悉，但据公所言，皆为未定之论。海口既不可开；遥堤又不必筑；开泇口，则恐工巨之难；疏草湾，又虑安安之贻患。然则，必如何而后为便乎？愿闻至当归一之论，入告于上而行之。［41］

最后希挚决定请求重开泇河。泇河二源，一出峄县，一出费县，称为东、西二泇河。隆庆四年，翁大立总理河道的时候，就提议开泇河，他主张上通微山、赤山等湖，中贯东、西泇河，下合沂水，过宿迁骆马湖，再入黄河。在隆庆万历年间，称为新水道，其实就是现在韩庄、宿迁间的运河水道。这一个计划，《明史》称为“引泗合沂”，当然不是专指泇河本身。大立的计划没有实现，希挚重行提出。万历三年二月，希挚疏称：“治河当视其大势，虑患务求其永图。顷见徐、邳一带河身垫淤，壅决变徙之患，不在今秋则在来岁……臣日夜忧惧，悉心讲求。禹之治水，顺水之性耳；今以资河为漕，故强水之性以从吾，虽神禹亦难底绩。惟开创泇河，置黄河于度外，庶为永图耳。”他提出工程计划，最后说：“若拼十年治河之费，以成泇河，泇河既成，黄河无虑溃决矣，茶城无虑填淤矣，二洪无虑艰险矣，运艘无虑漂损矣，洋山之支河可无开，境山之闸座可无建，徐口之洪夫可尽省，马家桥之堤工可中辍。今日不赀之费，他日所有省，尚有余抵也。故臣以为开泇河便。”奏疏上去以后，发户、工二部看议，工科都给事中侯于赵请求召集廷臣会议。居正认定会议只是虚文，一面奏派于赵和希挚会勘，一面再给希挚去信：

开河之策，议在必行，但以事体重大，且此中有言其费度七八百万乃足者，岂其然手！故请差科臣会勘，徒以息呶呶之口耳。此事先年诸臣，亦知其便利，独以艰大之任，惮于承肩。今公赤忠，身任其责，更复何疑，愿坚持初意，勿夺群言。其中事体，亦须详慎，期在万全无害可也。［42］

于赵勘后，认定要开泇河，势必经过良城，良城伏石实勘五百五十丈，开凿之力，难以逆料。户部又谓“正河有目前之患，而泇河非数年不成，故治河为急，开泇为缓”。居正准备承肩“艰大之任”，但是户、工二部都不赞同，希挚的态度又不坚决，事情只得搁下。万历三年六月，奉旨：

候于赵等所奏，与傅希挚原议，大不相同。傅希挚久历河道，他当初若无的见，岂敢谩兴此役，此必该道等官，畏工久羁官，故难其说，阴肆阻挠。勘官据其所言，谩尔回奏，其言先开良城伏石，徐议兴工，都是搪塞了事之语，深负委托。今人平日都会说利道害，沽名任事，及至着落他实干，便百计推倭，只图优游无事，捱日待时，讵肯视国如家，忠谋远虑者？似这等人，如何靠得他成功济事？且泇口之议，止欲通漕，非欲弃河而不理，今他每既说治河即可以兼漕，便着他一意治河，别工不必再议。

万历三年开泇河的计划失败了，直到万历三十二年，到总河侍郎李化龙、曹时聘的手里，才予以完成。每年三月，粮船由泇河北上，秋天以后，空船仍由黄河南下，泇河、黄河成为徐州、宿迁间往还分途的水道。但是居正没有看到！居正所看到的只是一个大计划的失败。万历三年六月的上谕，充满焦急和愤恨，我们不难想象是谁的手笔。

开泇河的计划失败了，四百万石的漕粮重行寄托给全无把据的黄河。国家的命运真是非常的渺茫，居正方在踌躇着。这年九月，南京工部尚书刘应节、右侍郎徐栻上疏请开胶莱河。这两位都是居正的同年，尤其是刘应节，在他任蓟辽总督的时候，居正曾经和他有过不少的磋商。应节，山东潍县人，对于胶莱一带的情形更应当熟悉。居正记得隆庆五年自己曾经反对胶莱新河的计划，曾经考虑到水泉难济，但是现在的情形不同。黄河屡次决口，泇河计划不成，除勘探胶莱新河以外，他没有其他办法，而且经过几年以来的开源节流，在经费方面，他有相当的把握。所以他毅然地不待复勘，派徐栻前往山东开浚，会同山东巡抚李世达办理，一面再嘱世达极力协助。他对应节、徐栻、世达等说起：

胶河之可开，凡有心于国家者皆知之，独贵乡人以为不便，皆私己之言也。读大疏具见忘私徇国之忠，已奉旨允行。又承教，凤竹公［43］肯身任之，尤为难得，今即以属之。渐庵［44］亦曾有疏云，开泇口不若疏胶河。故宜与之会同，且委用属史，量派夫役，亦必借其力以共济也。至于一应疏凿事宜，及工费多寡，俱俟凤竹公亲履其地，次第条奏。其河道官属钱粮，俱不必与之干涉，以破其弃河不治之说，庶浮言不能兴，大事可就也。［45］

胶河之可开，凡有心于国家者皆知之，乃竟为浮议所阻者，其端有二。一则山东之人，畏兴大役，有科派之扰，又恐漕渠一开，官民船只，乘便别行，则临清一带，商贩自稀，此昔年之说。一则恐漕渠既开，粮运无阻，将轻视河患，而不为之理，此近年之说也。凡此皆私己之言，非公天下之虑也。今当决计行之，无事再勘。仆尝念此，惟以不得任事之人为虑。昨奉百川公书，公雅不辞劳，审尔，大事济矣。已即面奏于上，特以属公。前得山东抚台李公书，谓开泇口不如疏胶河，意与公合，故宜会同，且委用属支，量派夫役，亦必借其力以共济也。诸疏凿、造船事宜，及工费多寡，俱俟公亲履其地，一一条奏。其河道官属、钱粮等项，俱绝不与之干涉，以破其弃河不治之说，庶浮言不兴，大工可就也。夫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功，然又必遇非常之时，而后其功可成。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惑焉。”今主上英明天启，志欲有为，而公以非常之才，适遘此时，可不努力以建非常之业乎？大功克成，当虚揆席以待。［46］

向承教胶河事，时方议凿泇口，未遑论也。今泇口既罢，刘、徐二司空复议及此，适与公议合，故特属之。望公协恭熟计，共济此事。仆以浅薄，谬膺重寄，主上虚己而任之，自受事以来，昼作夜思，寝不寐，食不甘，以忧国家之事，三年于此矣。今朝廷大政幸已略举，惟漕运、宗室，未得其理。宗室事巨，不敢轻动，漕运则宜及令图之。了此一二大事，仆即纳管钥，稽首归政，乞骸而去矣。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所望海内英哲，共助不逮。［47］

万历三年，胶莱新河的开凿是一件最迫切的事。神宗上谕：“这胶莱河议，即经行勘，俱为浮议所阻，刘应节等既的有所见，不必复勘。就着徐栻改工部石侍郎兼都察院右金都御史，会同山东抚按官，将开浚事宜一一计处停当，具奏来行。朝廷屡议开河，上为通漕，与治河事务不相干涉，再有造言阻挠的，拿来重处。”在这道上谕后面，我们看到居正具有了最大的决心。居正对于运河工程不一定明白，但是他假定刘应节、徐栻应当明白，再加以李世达的赞同，他认为成功的希望可以看到，所以排除一切障碍，集合一切力量，为国家开辟新水道，替四百万石漕粮找一条安全的交通线。

但是，这一次又是一度严重的失败。山东方面，一则唯恐运河改道，对于西部的繁荣产生影响；二则眼见开凿新河，东部的劳役非常繁重：山东的舆论动摇了，山东巡抚李世达也动摇了，连带徐栻也起了动摇。居正立刻去信：

仆闻疑事无功，疑行无名，明主方励精图治，询事考成，岂宜以未定之议，尝试朝廷哉？神禹大智，犹必亲乘四载，遍历九土，至于手足胼胝，而后能成功。方其凿龙门之时，民皆拾瓦砾以击之。盖众庶之情，莫不欲苟安于无事，而保身自便者，孰肯淹留辛苦于泥涂横潦之中，此众议之所以纷纷也。愿公主之以刚断，持之以必行，心乎为国，毕智竭忠，以成不朽之功。凡粘滞顾忌，调停人情之说，一切勿怀之于中，又亲历工所，揆虑相度，分任责成。若惮旁不亲细事，徒寄耳目于人，则纷纷之议，将日闻于耳，虽勉强图之，亦具文而已，决不能济也，幸公熟图之。若果未能坚持初意，恐拂众心，则亦宜明告于上，以谢昔建议之为非，而后重负可释耳。此国之大事，不敢不尽其愚，幸惟鉴宥。［48］

这是万历三年冬间的事。万历四年正月，徐栻奏称估计凿山引水，筑堤建闸，工费该银九十余万。在国家岁出岁入，都在三百万上下的时候，这不能不算一个不小的数字。居正认定这是徐栻“故设难词，欲以阻坏成事”，这时刘应节已改戎政尚书，二月间，再着应节暂解营务，赴山东会同徐栻开河。事情似乎有了办法，但是应节到了山东以后，和徐栻发生了重大的异议。同样一条胶莱新河，应节主张通海，徐栻主张引泉，关于水源方面，有了绝对不同的主张。但在分水岭方面，势必动工开凿，这是应节和徐栻都不能不应付的问题。山东巡按御史商为正奉命挑验。据他的结论，“虽二百余万金，不足以了此”，经费方面，困难极大。应节主张通海，但是海水一来，海沙连带着也来，因此应节主张建闸障沙。山东巡抚李世达认为海沙和海水同来，他说：“窃以谓闸闭则潮安从入，闸启则又安从障也。”全河长二百七十里，据应节所计，海潮自南口入，凡五十里；自北口入，凡一百八十里：这是说在二百七十里之中可以通潮的二百三十里。但是据世达所计，除大风迅烈、海潮狂涌的时候以外，南潮所及，距海口二十里，北潮所及，距海口六十里，和应节的估计便有很大的距离。当然，在海潮不及的地方，可以引泉，但是世达论及泉水，以为“十月以后，日渐消耗，至春月泉脉微细，适值粮运涌到之时，虽置柜设闸，以时启闭，终不能使之源源而来，滔滔不竭也”。海潮不能来，泉水不敷用，水源发生问题，那么二百余万金还不是等于白费？

但是还有一个根本的问题。胶莱新河原是为着海运提出的动议，本来的计划是漕船由淮入海，再取道胶莱新河入渤海湾，所以必须保证淮安以下的运河没有问题，才谈到这个计划的实现。但在万历三四年间，运河沿岸高邮、宝应一带正是问题的中心。商为正说：“况海运必出自淮安海口，高、宝其所必经，高、宝不治，此河虽通，亦不能越而飞渡。”李世达说：“今当缉高、宝之堤，无徒殚财力于不可必成之胶河也。”他们也许有一些成见，但是他们的逻辑不容人不重加考虑。居正没有办法，只有交工部集议。工部尚书郭朝宾复称“事体委多窒碍，相应停罢以省劳费”。万历四年六月，罢胶莱新河，这是居正在漕运方面的第二次失败。以后他的注意力便集中到运河和黄河。

居正的两次失败本来不是意外。他自己没有治河的经验，而且平生没有经过这一带，凭什么可以构成正确的判断呢？他有坚强的意志，他能充分地运用政治的力量，但是在他没有找到得力的干才以前，意志和力量只能加强他的失败，所以在无法进行的时候，他便毅然地承认失败，这正是他的干练。最可惜的是，万历二年工部尚书朱衡致仕，失去一个有经验、有魄力的大臣，假如居正能够和他和衷共济，也许可以减少一部分失败。万历三年，工科给事中徐贞明上水利议，认定河北、山东一带都可兴水利，供军实。但是在交给工部尚书郭朝宾查复以后，朝宾只说“水田劳民，请俟异日”，打消了一个最有价值的提议。假如居正能够给贞明一些应得的注意，再推动政治力量，作为他的后盾，也许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北方的粮食问题。

注释

［1］奏疏三《请定面奖廉能仪注疏》。

［2］文集十一《杂著》。

［3］书牍八《答总宪吴公》。

［4］书牍十一《答河漕姜按院》。

［5］《明史》卷二二○《赵世卿传》。

［6］《明史》卷二二九《艾穆传》。

［7］奏疏四《谢御札奖励疏》。

［8］书牍五《与王敬所论大政》。

［9］书牍六《答蓟辽督抚吴环洲言虏情》。

［10］书牍六《答方金湖计服三卫属夷》。

［11］书牍四《答刘总督》。

［12］书牍八《答吴环洲》。

［13］书牍六《答蓟镇吴环洲》。蓟镇误题，吴环洲即吴兑。

［14］书牍六《答吴环洲》。

［15］奏疏三《进职官书屏疏》。

［16］万历本《明会典》卷七十八。

［17］奏疏四《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

［18］《明史》卷六十九。

［19］《明史》卷二五八《傅朝祐传》。

［20］书牍十二《答南学院李公言得失毁誉》。

［21］奏疏四《论边事疏》。

［22］《明史》卷二二七《贾三近传》。

［23］四维别号。

［24］敬修自指。

［25］文集十一《杂著》。

［26］书牍七《答应天抚院宋阳山言防倭》。

［27］书牍七《答浙抚谢松屏言防倭》。

［28］万历本《明会典》卷一四八。

［29］书牍九《答总宪李渐庵言驿递条编任怨》。

［30］书牍十二《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言致理安民》。

［31］书牍十二《答保定巡抚张浒东》。

［32］书牍十二《答顾天张巡抚》。

［33］书牍十二《答山西徐巡抚》。

［34］书牍十二《答南京守备枢使乔诚斋》。

［35］书牍十二《答藩伯徐中台》。

［36］书牍十三《答山东巡抚何来山》。

［37］书牍四《答河漕总督王敬所》。

［38］书牍五《答河漕王敬所言漕运》。

［39］书牍六《答河漕王敬所》。

［40］书牍六《与河道傅后川》。

［41］书牍六《答傅后川议河道》。

［42］书牍七《答河道总督王敬所》。按王敬所三字误题。

［43］徐栻。

［44］李世达。

［45］书牍七《答河漕刘百川言开胶河》。按题衔误。

［46］书牍七《答河道徐凤竹》。按题衔误。

［47］书牍七《答山东抚院李渐庵言吏治河漕》。

［48］书牍七《答河道徐凤竹》。按题衔误。

第十章　第一次打击以后

明朝的政治充满了无数腐化的因素。现代认为不应存在的事实，在当时只是一种习惯。人毕竟不是免受环境支配的。假如居正不生在腐化的空气中，或即生在这种空气之中，而没有那样的父亲，也许他在『正己格物』的方面会有更大的成绩。

万历三年辽东大捷，辽东巡抚张学颜还没有奏报的时候，巡按御史刘台的捷奏先到北京。从程序上说，这是一种手续的错误。然而不仅是错误，这是越权。巡按既可越权，巡抚便可卸责，对于封疆大事，当然会产生不良的影响。从“综核名实”的立场来看，这是一个不能容许的错误，因此居正拟旨严加申斥。他还记得就在这一年，三边总督石茂华曾因御史督战太急，鲁莽进兵，以致受到不小的挫败。自己还曾去信告诫过：“今之时政，与先年异。公受分陕之寄，凡事当守便宜，谋定而后发，亦不必汲汲求解于群议也。” ［1］居正认定边疆督、抚不应受御史的牵掣。

刘台也有刘台的看法。辽东巡按御史固然是御史，但是张学颜是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地方，也是御史。明代官制的演变形成监察权高于一切的状态，地方长官文的有布政使司左布政、右布政；武的有都指挥使司都指挥使，以及镇守冲要的总兵官：这是最初的官制，但是后来添了巡按以及巡抚和总督。巡按、督、抚虽然各有疆域，但他们只是都察院的官，不是地方官。他们的官阶不一定高，但地方官不能不受他们的节制，这是监察的权威。刘台看到同是代表监察权的中央官，为什么一个可以调度军队，一个连报捷都不可呢？所以他的捷奏还是发出去了。

但在法制上，巡按和巡抚究竟不同。英宗正统四年巡按御史出巡事宜有这样的规定：“总兵、镇守官受朝廷委任以防奸御侮，凡调度军马，区划边务，风宪官皆无得干预。”所以巡按不得过问军事曾有明文的规定。辽东巡抚的全衔是“巡抚辽东地方，赞理军务”，因此调度军队正是巡抚的职权。一切都有法制的依据。明代巡抚和巡按的职权最容易混淆，居正对于这一点时时感觉到有纠正的必要。万历九年，他曾说过：

《九边城》的辽东

辽东居长城九边之首，管辖区域西到山海关，东到鸭绿江，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窃谓抚、按职掌不同，政体亦异。振举纲维，察举奸弊，摘发幽隐，绳纠贪残，如疾风迅雷，一过而不留者，巡按之职也。措处钱粮，调停赋役，整饬武备，抚安军民，如高山大河，奠润一方而无壅者，巡抚之职也。近来抚、按诸君，不思各举其职，每致混杂，下司观望，不知所守，以故实惠不流。至于直指使者，往往舍其本职，而侵越巡抚之事，违道以干誉，徇情以养交，此大谬也。［2］

居正认为封疆大吏不应受到牵掣，在法制有成规，在事理有根据，不能不认为正确。假如我们想到万历四十七年，杨镐经略辽东，因为受到兵科给事中赵兴邦红旗督战的迫蹩，以致仓皇进兵，造成辽东空前大败的事实，我们更不能不承认居正的主张。

刘台经过这一次严旨申斥，充满怨愤，就在万历四年正月上疏弹劾居正。这是居正当国以来所受的第一次打击，也是他平生所受的最大的打击。原疏如次：

臣闻进言者皆望陛下以尧、舜，而不闻责辅臣以皋、夔。何者？陛下有纳谏之明，而辅臣无容言之量也。高皇帝鉴前代之失，不设丞相，事归部、院，势不相摄而职易称。文皇帝始置内阁，参预机务，其时官阶未峻，无专肆之萌。二百年来，即有擅作威福音，尚惴惴然避宰相之名而不敢居，以祖宗之法在也。乃大学士张居正偃然以相自处，自高拱被逐，擅威福者三四年矣。谏官因事论及，必曰：“吾守祖宗法！”臣请即以祖宗法正之。

祖宗朝，非开国元勋，生不公，死不王。成国公朱希忠，生非有奇功也，居正违祖训，赠以王爵。给事中陈吾德一言而外迁，郎中陈有年一争而斥去。臣恐公侯之家，布惠厚施，缘例陈乞，将无底极。祖宗之法若是乎？

祖宗朝，用内阁、冢宰，必由廷推。今居正私荐用张四维、张瀚。四维在翰林，被论者数矣，其始去也，不任教习庶吉士也。四维之为人也，居正知之熟矣，知之而顾用之，夫亦以四维善机权，多凭借，自念亲老，旦暮不测，二三年间谋起复，任四维其身后托乎！瀚生平无善状，巡抚陕西，赃贿狼藉，及骤列铨衡，唯诺若簿吏，官缺必请命。所援引者非楚人亲戚知识，则亲戚所援引也，非宦楚受恩私，则恩故之党助也。瀚惟日取四方小吏，权其贿赂，而其他则徒拥虚名。闻居正贻南京都御史赵锦书，“台谏无议及冢宰”：则居正之胁制在朝言官，又可知矣。祖宗之法如是乎？

祖宗朝，诏令不便，部臣犹訾阁拟之不审。今得一严旨，居正辄曰，“我力调剂，故止是”；得一温旨，居正又回，“我力请而后得之”。由是畏居正者甚于畏陛下，感居正者甚于感陛下。威福自己，目无朝廷，祖宗之法若是乎？

祖宗朝，一切政事，台、省奏陈，部、院题复，抚、按奉行，未闻阁里有举劾也。居正令抚、按考成章奏，每具二册，一送内阁，一送六科：抚按延迟则部臣纠之，六部隐蔽则科臣纠之，六科隐蔽则内阁纠之。夫部院分理国事，科臣封驳奏章，举劾其职也。阁臣衔列翰林，止备顾问，从容论思而已。居正创为是说，欲胁制科臣，拱手听令。祖宗之法若是乎？

至于按臣回道考察，苟非有大败类者，常不举行，盖不欲重挫抑之。近日御史俞一贯以不听指授，调之南京，由是巡方短气，莫敢展布。所惮独科臣耳。居正于科臣，既啖之以迁转之速，又恐之以考成之迟，谁肯舍其便利，甘彼龁，而尽死言事哉？往年赵参鲁以谏迁，犹曰外任也；余懋学以谏罢，犹曰禁锢也；令傅应祯则谪戍矣，又以应祯故，而及徐贞明、乔岩、李祯矣。摧折言官，仇视正士，祖宗之法如是乎？

至若为固宠计，则献白莲、白燕，致诏旨责让，传笑四方矣；规利田宅，则诬辽王以重罪而夺其府地，今武冈王又得罪矣；为子弟谋举乡试，则许御史舒鳌以京堂，布政施尧臣以巡抚矣；起大第于江陵，费至十万，制拟宫禁，这锦衣官校监治，乡郡之脂膏尽矣；恶黄州生儒议其子弟幸售，则假县令他事，究治无遗矣；编修李维桢偶谈及其豪富，不旋踵即外斥矣。盖居正之贪，不在文吏而在武臣，不在内地而在边鄙。不然，辅政未几，即富甲全楚，何由致之？宫室、舆马、姬妾、奉御，同于王者，又何由致之？在朝臣工，莫不愤叹，而无敢为陛下明言者，积威之劫也。

臣举进士，居正为总裁；臣任部曹，居正荐改御史：臣受居正恩亦厚矣，而今敢讼言攻之者，君臣谊重，则私恩有不得而顾也。愿陛下察臣愚悃，抑损相权，毋俾偾事误国，臣死且不朽。

刘台的奏疏上去了，居正想起明朝开国二百余年，从来没有门生弹劾座主的事，偏偏自己在隆庆五年所取的进士，竟对自己提出弹劾，这是一个异常的刺激。三四年来，当国的辛苦刘台不一定明白，但是刘台既请皇上抑损相权，自己以后怎样办事？最使居正痛心的是刘台所提出的几点不一定是对的，然而也不一定全无根据。这是刘台的诬蔑呢，还是他的不能体谅？自己的门生是自己一手提拔的人，还不能体谅，以后又怎样办事？自己是大臣，当然谈不到和刘台辩驳，他和神宗说：“依法，巡按御史不得报军功；去年辽东大捷，刘台违制妄奏，法应降谪，彼时臣仅请旨戒饬，刘台已经愤愤不已。后来御史傅应祯妄言下狱，请旨穷诘党与，当时并不知道刘台和傅应祯同乡亲近，从中主持，因此刘台妄自惊疑，全不顾忌，对臣泄恨。二百年来，没有门生弹劾座主的事，如今臣唯有一去以谢刘台。”

神宗看到居正跪在御座前面，眼泪簌簌地直下，只有自己扶他起来，和他说：“先生起，朕当责台以谢先生。”

居正仍是具奏请求致仕，神宗下旨慰留道：“卿赤忠为国，不独简在朕心，实天地祖宗所共降监，彼谗邪小人，已有旨重处，卿宜以朕为念，速出辅理，勿介浮言。”

皇上的恩意很显然了，但是居正还是感觉到办事的困难，他再疏乞休道：

臣捧读恩纶，涕泗交集，念臣受先帝重托，既矢以死报矣。令皇上圣学，尚未大成；诸凡嘉礼，尚未克举；朝廷庶事，尚未尽康；海内黎元，尚未咸若；是臣之所以图报先帝者，未尽其万一也，臣岂敢以去？古之圣贤豪杰，负才德而不遇时者多矣，今幸遇神圣天纵不世出之主，所谓千载一时也，臣又岂可言去？皇上宠臣以宾师不名之礼，待臣以手足腹心之托，相亲相倚，依然蔼然，无论分义当尽，即其恩款之深洽，亦自有不能解其心者，臣又何忍言去？然而臣之必以去为请者，非得已也！盖臣之所处者危地也，所理者皇上之事也，所代者皇上之言也。今言者方以臣为擅作威福，而臣之所以代王行政者，非威也则福也。自今以往，将使臣易其涂辙，勉为巽顺以悦下耶，则无以逭于负国之罪；将使臣守其故辙，益竭公忠以事上耶，则无以逃于专擅之讥。况今谗邪之党，实繁有徒，背公行私，习弊已久，臣一日不去，则此辈一日不便，一年不去，则此辈一年不便。若使臣之所行者，即其近似而议之，则事事皆可以为作威，事事皆可以为作福，睊睊之谗日哗于耳，虽皇上圣明，万万不为之投杼，而使臣常负疑谤于其身，亦岂臣节之所宜有乎？此臣之所以辗转反侧，而不能不惕于衷也。伏望皇上怜臣之志，矜臣之愚，特赐罢归，以解群议。博求廊庙山林之间，必有才全德备之士，既有益于国而又无恶于众者，在皇上任之而已。臣屡渎宸严，无任战栗陨越之至。［3］

神宗随即再下圣旨：

卿精诚可贵天日，虽负重处危，鬼神犹当护佑，谗邪阴计，岂能上干天道。朕亦知卿贞心不贰，决非众口所能动摇，已遣司礼监随堂官往谕朕意，卿宜即出视事，勉终先帝顾托，勿复再辞。

这是正月二十六日的事。神宗还不放心，再差司礼监太监孙隆前往慰留，并降手谕：

谕元辅：先帝以朕幼小，付托先生。先生尽赤忠以辅佐朕，不辞劳，不避怨，不居功，皇天后土祖宗必共鉴知。独此畜物，为党丧心，狂发悖言，动摇社稷，自有祖宗法度。先生不必介意，只思先帝顾命，朕所倚任，保安社稷为重，即出辅理。朕实惓惓伫望。特赐烧割一份、手盒二副、长春酒十瓶，用示眷怀，先生其钦承之，慎勿再辞。

在这种情形之下，居正没有再辞的理由，他只有重行出来辅理国事。居正对于政治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政权是贯彻这个理想和抱负的工具，他决不轻易放弃政权。在他认定神宗对于自己的信任不但没有动摇，而且更加坚定的时候，他慨然地说：

夫事惟求诸理之至当，心岂必于人之尽知。况臣区区之愚，既特孚于昭鉴，则诸呶呶之口，诚无足为重轻。谨当仰体圣怀，益殚赤悃，冰霜自保，虽嫌怨以奚辞，社稷是图，何发肤之敢惜。［4］

政权在自己手中，居正准备继续贯彻自己的主张，“你们谅解也好，不谅解也好，我的行为，自然有我的标准。”他想。

神宗说起对于刘台自有祖宗法度，果然派文书官丘得用，口传圣旨：“刘台这厮，谗言乱政，着打一百充军，拟票来行。”拟旨是内阁的职务，但是交付廷杖，究竟有些困难。居正具疏论救，其结果刘台免去廷杖，只得“除名为民”的处分。这一点，当时颇有人认为是居正的宽宏。但是居正却坚决地否认，他说：

古之圣贤所遇之时不同，而处之之道亦异。《易·大过》：“栋挠。”《彖》曰：“刚过乎中。”当大过之时，为大过之事，未免有刚过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倾而安国。栋桡而本末弱矣。伊、周当大过之时，为大过之事，而商、周之业赖之以存，虽刚而不失为中也。仆以一坚儒，拥十余龄幼主，而立于天下臣民之上，威德未建，人有玩心。况自嘉、隆以来，议论滋多，国事靡定，纪纲倒植，名实混淆。自仆当事，始布大公，彰大信，修明祖宗法度，开众正之路，杜群枉之门，一切以尊主庇民、振举颓废为务，天下始知有君也。而疾之者乃倡为异说，欲以抑损主威，摇乱朝政，故不得不重处一二人，以定国是，以一人心，盖所谓刚过手中，处大过之时者也。而丈乃以为失士心，误矣。吾但欲安国家，定社稷耳，怨化何足恤乎！……仆今所处何时也？主上举艰巨之任，付之于眇然之身，今权珰贵戚，奉法遵令，俯首贴耳而不敢肆，狡夷强虏，献琛修贡，厥角稽首而惟恐后者，独以仆摄持之耳，其出处去就，所系岂浅浅哉？彼谗人者不畏不愧，职为乱阶，且其蓄意甚深，为谋甚狡，上不及主上，旁不及中贵，而独剚刃于仆之身，又无所污蔑，而独曰“专擅、专擅”云云，欲以竦动幼主，阴间左右，而疑我于上耳。赖天地宗庙之灵，默启宸衷，益坚信任。不然，天下之事，岂不为之寒心哉！自有此事，主上食不甘味，寝不安席，以痛恨于忌者，盖大舜疾谗说之殄行，孔子恶利口之覆邦，故去此人以安仆也，以安社稷也。离明允断，诚理法之正，而仆所以恳恳救之者，盖以仰答圣恩，下明臣节耳，非欲为沽名之事也。［5］

同期中，居正又有上徐阶书［6］，答胡邦奇书［7］。他说：“颛蒙之见，果于自信，但知竭忠捐躯，可以报国，更不思身。” ［8］他又说：“盖仆素以至诚待人，绝不虞人之伤己。至于近日之事，则反噬出于门墙，怨敌发于知厚，又适出常理之外。” ［9］经过三四年的政局，居正对自己充满了自信，他认定唯有自己，才能担当国家的大任，因此从居正看来，攻击居正便是攻击国家；摧毁居正，便是摧毁国家，这是必然的逻辑。居正说：“其出处去就，所系岂浅浅哉？”自信力的扩大已经到达惊人的地位。但是倘使把居正当国十年的政局和万历十年以后直到明末的政局比较，我们不能不承认居正的见地的正确。

居正对刘台的怨愤真是深刻万分。救止廷杖的事，只是政治手腕的运用，他不愿意给一般人以强烈的刺激，所以刘台幸免廷杖的处分。万历八年，张学颜为户部尚书，揭发刘台在辽东受贿的事实，再经过辽东巡按于应昌、江西巡抚王宗载的彻查，刘台终于得到流戍浔州的处分，嫌疑的阴影又投射到居正身上。居正说：“古云，‘宁人负我，无我负人’，况冤亲平等，悉归幻妾，今转盼之间，已成陈迹矣，何足挂之怀抱乎？” ［10］话虽说得淡泊，但是事实上居正不是一个淡泊的人。孔子曾说过：“以直报怨。”什么是“以直报怨”呢？《礼记·表记》又记孔子之说：“以德报德，则民有所劝；以怨报怨，则民有所惩。”“直”只是应得的价值，因此“以怨报怨”和“以直报怨”适成为同义的语句。也许居正认为刘台只得到他应得的价值吧！从近代的政治风度来看，不能不算是可以惋惜的事。

刘台攻击居正的贪污，不是没有根据的诬蔑。居正当国以后曾说：“仆自当事以来，闭门却扫，士大夫公言之外，不交一谈。” ［11］又说：“仆近来用人处事，一秉公心，谬持愚见，旁人无所关其说，士大夫公见之外，不延一客，公谈之外，不交一语，即有一二亲故，间一过从，不过相与道旧故、遣客怀而已，无一语及于时政。” ［12］居正对于自己的生活不算没有把握。在操守方面，正因为居正对于政权的热衷，我们更可想象他对于货利的淡泊。在言论自由的时期，一旦贪污有据，经人指摘，往往不但成为终身的玷辱，而且会引起政权的动摇，这是一个热衷政权的人所不愿意看到的。然而，明代腐化的空气已经弥漫了，腐化的势力侵蚀了一切，笼罩了一切，何况一个全权在握的首辅更容易成为腐化势力的对象。北京只是居正的寓所，他的家在江陵；居正可以洁身自好，但是居正有仆役，有同族，有儿子，有弟弟，还有父亲。腐化的势力在北京找不到对象，便会找到江陵。居正也许还能管束子弟，他能管束父亲吗？尤其张文明那一副放荡不羁的形态，更不会给一个十几年不曾见面的儿子以说话的机会。

明朝的政治充满了无数腐化的因素。现代认为不应存在的事实，在当时只是一种习惯。最痛苦的是在未经指摘的时候，尽管认为是习惯，但是一经指摘以后，立刻又成为贪污。因此，从事政治生活的人随时随地都受着物质的诱惑，也就随时随地会蒙到仇敌的指摘，这是政治生活给予他们的创伤。隆庆六年，湖广巡抚、巡按提议为居正建坊。大学士建坊在明代只是一个寻常的事，但是建坊的工料一切又落到湖广民众身上。居正极力辞免，他说：“敝郡连年水旱，民不聊生，乃又重之以工役，使万姓睊睊，口诅祝而心咨怨，将使仆为荣乎？辱乎？”不建坊也可以，他们便准备照工料折价，送给张家，这可算是异想天开，不过居正并不觉得离奇，他只说：

若欲给与折价，尤不敢当。家有薄田数亩，足为俯仰之资，仆又时时以其禄入，奉上老亲，击鲜为宾客费，家不患贫。而诸公所馈，铢两皆民膏也，仆何功以堪之，何德以享之？顷已有书恳控二公，恐未见谅。愿公再以鄙意固请，必望停寝，乃见真爱。若不可止，如向者面渎云云，准作废府纳价，贮库作数，仆亦受惠多矣。仆虽无德于乡人，而亦惧丛怨以重吾过。诸公诚爱我者，宜视其所无者而与之，奈何益其所有以滋毒于仆？恃公道谊骨肉之爱，故敢沥竭肝胆，直露其愚。若谓仆心或欲之，而姑饰辞以沽名，则所谓穿窬之徒，不可以列于君子之林矣。［13］

我们不能认居正为“穿窬之徒”，但是我们也没有看到坚决的拒绝。他只是不要建坊，不要折价，而希望以建坊之费准作废府纳价。在运用的方面，纵使不同，但接受就是接受，还不是同样的民脂民膏？废府即辽王府，隆庆二年辽王宪被废以后，张家据为己有，直到隆庆六年才想起纳价的事。《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和《明史》原本称“居正攘以为第”，指此。居正曾孙张同奎对于此事的否认［14］，只是没有根据的说话，其后《明史》根据同奎的言论重行删订，便上了一次大当。

建坊不仅是建坊，坊价送到张家，立刻修建第宅，建筑工人由锦衣卫军士包办。这个原是明代的敝风，但是对于这一点似乎居正也不觉得离奇。他说：

新构蜗居，三院会计欲有所助。诸公厚意，岂不知感，但仆本心，原不敢以一椽一瓦劳费有司，故虽督造锦衣，亦止便差用措，诚恐惊扰地方也。今堤工方兴，疲民无措，公私嗷嗷，困敝至此，岂复有余羡为仆营私第乎？仆虽无德于乡人，实不敢贻累以贾怨。且去岁诸公所赐坊价，已即给付工匠，即有不足，以后逐年赐赉，及俸入田租，陆续凑办。需以二三年，可得苟完矣。若诸公创行此意，则官于楚者，必慕为之，是仆营私第以开贿门，其罪愈重。万望俯谅鄙衷，亟停前命，俾仆无恶于乡人，无累于清议，则百朋不为重，广厦不为安也。［15］

这是万历元年的事。这一座第宅的规模着实不小。居正自言：“小宅，原拟赐金构一书舍耳。不意锦衣庞君遂摹京师第宅，大事兴作，费至不赀。屡屡垂念，给与频蕃，既乖本图，复益罪过，赧怍之衷，口不能悉。” ［16］第宅之中，有堂有楼，神宗赐名为纯忠堂、捧日楼，又颁御笔大字二幅，对句一联，御前银一千两［17］。这次建坊、建第的计划发动的是湖广巡抚汪道昆［18］，完成的是继任巡抚赵贤［19］，恰恰做到“官于楚者，必慕为之”的地步。“给与频蕃”，适成为“营私第以开贿门”的注脚。万历六年，有人提议替张家创山胜［20］；万历八年，提议建三诏亭［21］；万历九年，提议重行建坊表宅［22］，而且一切动工进行都不待居正的同意。所以无论居正是否默认，这一个贿门在他当国的时期就一直没有关上。

贿门当然不仅在此。荆州江滨的沙滩出水，荆州府落得做人情，便撺掇张家出来报领。居正自己说起：“又昨王太常言，府中有一淤洲，公欲寒家人领，极知公厚意。但利之所在，人争欲之，擅众所利，则怨必丛积。家有薄田数亩，可免饥寒，老亲高年，子弟驽劣，诚不愿广地积财以益其过也。” ［23］居正的话没有说错，但是广地积财的事仍是不断地进行。居正身后，福王常洵奏乞居正所没产［24］，恰恰证实居正积产的成绩。

最直接的办法是把贿赂一直送到江陵张家。居正在书牍中曾屡次提到［25］。最阔绰的是两广的长官。万历七年，居正曾说：“自不榖待罪政府以至于今，所却两广诸公之馈，宁止万金，若只照常领纳，亦可作富家翁矣。” ［26］大致古来两广一带，腐化的空气，特别浓厚，所以岑参看到朋友往广东做官，仔细吩咐他：“此乡多宝玉，慎勿厌清贫。” ［27］明朝的腐化空气本来很盛，最盛的还是广东［28］，吏治的腐化当然影响到人民的生活和地方的治安。两广动乱最多，这是一个最大的原因。

在贿赂的进行过程中，也有几件特别的趣事。一位知县的贿赂送来，居正拒绝了，知县认为嫌少，便设法加添。经不起再来一次拒绝，他索性借上一条玉带，一并献上。居正复信说：

往者别时曾以守己爱民四字相规，故屡辱厚惠，俱不敢受，盖恐自背平日相规之言，有亏执事守己之节。而执事乃屡却不已，愈至愈厚，岂以区区为嫌少而加盖耶？至于腰间之白，尤为殊异，顾此宝物，何处得来，恐非县令所宜有也。谨仍璧诸使者。若假之他人，可令返赵。执事从此，亦宜思所以自励焉。［29］

这仅是小小的告诫，还不严重。最离奇的是一位郧阳巡抚，在解任以后，到处活动，声名已经不佳，偏偏又活动到居正门上来了。这是一件笨手笨脚的事，居正怎样提出呢？他只有开一次玩笑，说道已经给吏部提起，但是史部因为空气不利，只有极力避嫌，不敢起用。说过以后，居正更重重地教训一顿：

仆之求士，甚于士之求已，虽越在万里，沉于下僚，或身蒙訾垢，众所指嫉，其人果贤，亦皆剔涤而简拔之，其为贤者谋也，又工于自为谋。公闻之往来之人，岂不诚然乎哉？胡乃不以贤者自处，以待仆之求，而用市道相与，馈之以厚仪，要之以必从，而又委之于私家，陷之以难却，则不知仆亦甚矣。古人言，非其义而与之，如置之壑中，诚不意公之以仆为壑也！以公夙所抱负，又当盛年，固时所当用者，此后阖门养重，静以俟之，弓旌之召，将不求而自至。若必欲如流俗所为，舍大道而由曲径，弃道谊而用厚贿，仆不得已，必将言扬于廷，以明己之无私，则仆既陷于薄德，而公亦永绝向用之路矣，是彼此俱损也。恃在夙昔至契，敢直露其愚，惟公亮而宥之，幸甚。［30］

这次居正的地位真是尴尬，所以只有痛快地数责。所谓“委之于私家，陷之以难却”，也许是指送到江陵张文明的手里，但是这只是悬想，没有证明。

文明是一个放浪不羁的人，居正当国以后，当然增加了他的威风。万历初年御史李颐前往广西，路过江陵，看见文明的气焰太大了，和他顶撞一下，居正便取消了李颐的御史。居正不是不晓得文明的放肆。他曾说过：“老父高年，素怀坦率，家人仆辈，颇闻有凭势凌铄乡里、混扰有司者，皆不能制。” ［31］在“子为父隐”的社会中，居正只能这样说，但是文明的放恣，已经显然。参与这一切的有居正的弟弟，有他的儿子敬修，也有他的族人子弟。万历二年，居正曾说过：“敝族家人，虽颇知奉法，然小小扰混，未必尽无，衔勒钤制，不敢一日释也。” ［32］这里透露了族中的情态。至于仆役的横肆，在书牍中看到的更不止一处。

从这许多方面看来，刘台所称“居正之贪，不在文吏而在武臣，不在内地而在边鄙”，又称居正“辅政未几，即富甲全楚”，不是没有根据的。但这是明代的风气。在腐化的空气中，居正曾经和两广总督刘尧诲谈起：

尊示谓稽察吏治，贵清其本源，诚为要论，顾积习之弊，亦有难变者。一方之本在抚按，天下之本在政府。不榖当事以来，私宅不见一客，非公事不通私书，门巷阒然，殆同僧舍，虽亲戚故旧，交际常礼，一切屏绝，此四方之人所共见闻，非矫伪也。屡拟严旨，奖廉饬贪，欲庶几以身帅众，共成羔羊素丝之风，而终不可易。乃苞苴之使，未尝绝也；钻刺之门，未尝墐也，虽飧荼茹堇，徒自苦耳，何裨于治理耶？虽然，不榖固不敢以人之难化，而遂懈其率之之心也，早夜检点，惟以正己格物之道，有所未尽是惧，亦望公俯同此心，坚持雅操，积诚以动之，有冥顽弗率，重惩勿贷，至于中伤毁排，则朝廷自有公论，可勿恤矣。［33］

居正当国以来，整顿财政，到那时已经有了相当的成就。在他整顿的时候，追比田赋积欠，每年带征三成。纳税的百姓看到增加三成，当然认为负担太重。万历三年，居正的门生御史傅应祯疏称“小民一岁之入，仅足给一岁，无遗力以偿负也。近乃定输不及额者，按、抚听纠，郡、县听调，诸臣畏谴，督促倍严，致流离接踵，怨咨愁叹，上彻于天”。这是一种谠论。在应祯上疏的时候，居正当然有许多不快，但到了万历四年，他知道财政方面已经稳定，同时他也看清赋税方面有改革的必要。七月居正疏称：

臣等又查得隆庆六年六月诏书一款，自嘉靖四十三年、四十四年、四十五年，并隆庆元年钱粮，除金花银不计外，其余悉从蠲免，其二年、三年、四年，各量免十分之三。至于淮安、徐州以水旱，广东惠、潮二府以兵伤，则并隆庆二年、三年，亦从蠲免，恩至渥矣。乃该地方税不能追纳，至万历二年，户部乃议于拖欠七分之中，每年止带征三分而民犹以为苦。何也？盖缘各有司官不能约己省事，无名之征求过多，以致民力殚竭，反不能完公家之赋。其势豪大户，侵欺积滑，皆畏纵而不敢问，反将下户贫民，责令包赔。近来因行考成之法，有司官惧于降罚，遂不分缓急，一概严刑追并，其甚者又以资贪吏之囊橐，以致百姓嗷嗷，愁叹盈闾，咸谓朝廷催科太急，不得安生。夫出赋税以供上者，下之义也；怜其穷困，量行蠲免者，上之恩也；于必不可免之中，又为之委曲调处，是又恩之恩也。今乃不知感戴而反归过于上，则有司官不能奉行之过也。然愚民难以户晓，损上乃可益下，顷赖皇上力行节俭，用度渐纾，又以北虏纳款，边费稍省，似宜曲垂宽恤，以厚下安民。合无敕下户部，查各项钱粮，除见年应征者，分毫不免外，其先年拖欠带征者，除金花银遵诏书仍旧带征外，其余七分之中，通查年月久、近，地方饶、瘠，再行减免分数，如果贫瘠不能完者，悉与蠲除，以苏民困。至于漕运粮米，先年亦有改折之例，令查京、通仓米，足支七八年，而太仓银库，所积尚少，合无比照先年事例，将万历五年漕粮，量行改折十分之三，分派粮多及灾伤地方征纳。夫粮重折轻，既足以宽民力，而银库所入，又借以少充，是足国裕民，一举而两得矣。臣等待罪辅弼，日夜思所以佐皇上，布德元元，辑宁邦本，计无便于此者。伏乞圣明采纳施行，生民幸甚。［34］

疏中所称，除豁免积欠以外，还有漕粮改折的事。粮是实物的征收，因为北京、通州一带存粮已足，所以居正提议在漕粮定额太重和灾荒的地方折价收银，减轻人民的痛苦，同时也增加银两的存储。这一年积粮足支七八年，积银四百余万，［35］国家财政遂造成不可动摇的基础。

万历四年，在水利方面也有相当的成绩。当时管理水道的大臣一位是河道总督，一位是漕运总督。漕督本来是管漕粮的，但是水道发生问题，漕船便无从北上，所以对于黄河和运河水利都不容不过问。二月间漕运总督吴桂芳疏称：

淮、扬二郡，洪潦奔冲，灾民号泣，所在凄然，盖滨海汊港，岁久道湮，入海止恃云梯一径，致海拥横沙，河流泛溢，而盐、安、高、宝，不复可收拾矣。国家转运，惟知急漕而不暇急民，故朝廷设官，亦主治河而不知治海。臣请另设水利佥事一员，专疏海道，而以淮安管河通判，改为水利同知，令其审度地宜，讲求捷径，如草湾及老黄河皆可趋海，何必专事云梯？

云梯关是当时黄河入海的海口，老黄河、草湾都在附近，是黄河屡次决口的所在。桂芳主张多开黄河入海之道，黄水去了，淮水随同出海，高邮、宝应的水患便可减轻。多开海口，不是整理黄河的根本大计，但在当时淮、扬一带民生痛苦的时候，不能不算救时的方法。居正没有治河的经验，但是他有治河的决心。在他看到吴桂芳的奏疏的时候，他决定发动整个力量，做桂芳的后盾。他说：

淮、扬之民，岁苦昏垫，朝廷未尝一日忘，顾莫有任其事者。兹读大疏，明白洞彻，底绩可期。夫治水之道，未有不先下流者。年来但讲治水，不求治海，虽费何益？但海口之淤，当必有因，似宜视水必趋之路，决其淤，疏其空，虽弃地勿惜，碍众勿顾，庶几有成也。设官及留饷诸事，一一如教，属所司复允，惟公坚定而力图之。［36］

得到居正的支持以后，桂芳便开始做疏浚草湾的工作。这时议论来了，大家唯恐草湾一开会使漕运产生问题。居正再给桂芳一度支持，他说：

淮、扬之民，方苦昏垫，被发缨冠而放之，犹恐不及，岂能豫忧运道之难处耶？今且拯此一方之民，从容讲求平江遗迹，为国家经久之图。令内外储积，幸已渐裕，法纪渐张，根本渐固，此等事他日自有贤者任之，公毋虑也。［37］

在疏浚黄河入海水道的过程中，桂芳曾经有一个大胆的提议，他认为要救上游的水灾，唯有牺牲安东县城［38］，他请求交工部议覆，在疏中说道：

语云，“救一路哭，不当复计一家哭”。今淮、扬、凤、泗、邳、徐，不啻一路矣。安东自众流汇围以来，独文庙县衙，仅存椽瓦，已不成邑，即使全河趋之，亦不过一家哭耳。况势又不得不然耶？创始为作事所难，独任乃人情共忌，乞下所司议。

工部尚书郭朝宾覆奏：“委一垂陷之安东，以拯全淮之胥溺，漕臣言可听。”上谕立即俞允［39］。居正对于国家大事，只有果断，没有推诿；只有全力地推进，没有两可的游移。在这个情形之下，桂芳当然可以放手办事。万历四年七月，草湾功成；八月工部复奏。上谕赏吴桂芳银币，居正去信说：

海口疏通，淮、扬之间，欢声雷动，从此人得平土而居，翳谁之力与？以此知天下无不可为之事。“人存政举”，非虚语也。比者暂行薄赉，俟元圭既告之日，仍当有殊锡焉。［40］

草湾功成以后，桂芳便进行修筑高邮湖堤的工作。但在工作进行当中，淮水冲下来了，兴化、泰州一带又是一片汪洋。居正说：

高邮堤工闻已告成，乃久未完报者，想以大工甫就，新水暴涨，虑有变态，欲俟其坚定，乃完报耳。但微闻兴、泰之间，河塘溃决，复成巨浸，未审何以拯之？河流既自复故道，当无俟开浚。承教挽淮入河之策，甚善。考其泛地，多属河道衙门，然公欲为国家万年之计，救淮、扬目前之急，想当视为一家，同心共济也。议定，幸即疏闻，此既关系来岁漕计，自不容不预图也。年来方内乂安，庶几小康，独河漕一事，时往来于怀，而当事诸公亦既殚厥心力矣，乃竟不获底于平成，岂所谓可能者人，不可能者天耶？奈何！［41］

桂芳提议挽淮入河，牵涉到河道总督傅希挚身上来。居正再给希挚去信：“河、漕意见不同，此中亦闻之。窃谓河、漕如左右手，当同心协力，以期共济。如所见必不能合，亦宜各陈，以俟宸断，不宜默默而已。国之大事，不妨公议。事君无隐，岂为失忠厚之道耶？” ［42］这是万历五年的事。但是希挚和桂芳的主张绝对不一致，到万历六年初，居正不得不出以断然的处置，这是后话。关于淮水的问题，自从至元二十年黄河改道以来，黄河夺了淮水出海的水道，在黄河水落的时候，黄、淮并流，一切没有妨碍；但是到了黄河水盛的时候，淮水被逼，倒灌运河，再加以高邮、宝应诸湖的激荡，遂成淮、扬一带的大祸。因此在万历五年两派便有不同的主张：一派主张挽淮入河，吴桂芳便是其中的一个，万历六年潘季驯总理河漕，彻底贯彻这个主张；一派如给事中汤聘尹等，主张纵淮入江，他们要黄、淮分背而行，黄河不再妨碍淮河，淮、扬地方便有相当的安全。在地方言地方，这个不失为一种有力的主张，但是黄、淮两条水道，中间不能没有运河。假如没有运河，四百万漕粮怎样北上？假如保留运河，即使筑堤设闸，如何能使黄河在洪水期不致倒灌入运，重新破坏淮河的水道？居正真有些茫然了。他听了淮、扬京官的主张，也认为纵淮入江是一个方法，他立刻告给桂芳，但他还是说：“但仆自来未经此地，不悉其曲折，独以意度如此，谩呈以备采择。”桂芳当然是明白情形的，他看到黄河洪水已退，淮水归流，便据实见告，根本打消纵淮入江之议。居正取消自己的动议［43］，只提出治水的苦心，他说：

辱翰示，知淮已归流，水势渐退，慰甚。河患自古记之，有非人力所能胜者，但仆今谬当大任，一闻愁叹哀号之声，痛心疾首，虽智力短浅，济时无策，然不忍坐视民之失所，而不思以拯救之也。淮水既已会河，则导江之说，无烦再议。［44］

居正的负责和虚心在这一次完全表现出来。他不是水利专家，但他能任用专家，并且发动政治的力量，做专家的后盾。因为不是专家，所以他的主张不一定正确，但是在他发现错误以后，就立刻修正，这正是他的优点。关于黄、淮水利的事，万历六年，潘季驯提出他的定律。他说：“淮清、河浊，淮弱、河强。河水一斗，沙居其六，伏秋则居其八，非极湍急，必至停滞。当借淮之清，以刷河之浊，筑高堰束淮入清口，以敌河之强。使二水并流，则海口自浚，即桂芳所开草湾，亦可不复修治。”到季驯手里，理论方面有了根据，事业方面也有了成绩，这才不愧为水利专家，而任用季驯的也是居正。

万历四年十月，居正因九年考满，奉旨加特进左柱国，升太傅，支伯爵俸。一切当然只是循例的升转，但是居正四赐恩命，中间还曾一度奉到神宗手诏：

谕元辅，先生亲受先帝遗嘱，辅朕冲年。令四海升平，四夷宾服，实赖先生匡弼之功。先生精忠大勋，朕言不能述，官不能酬，惟我祖宗列圣，必垂鉴知，阴祐先生子孙，世世与国咸休也。兹历九年考绩，特于常典外，赐银二百两，坐蟒、蟒衣各一袭，岁加禄米一百石，薄示褒眷，先生其钦承之，勿辞。［45］

最后居正还是坚决地辞却，他说：

缘臣前岁以辽东大捷，荷蒙圣恩，欲加升荫，臣具疏辞免，中间引古侠士酬报知己之义，以及人臣敬事后食之心，每欲事过所受，功浮于食，犬马之诚，于是乃安。自今凡非分之恩，逾格之赏，无复滥及，庶大义克尽，微志获伸等因，已荷圣明俯垂矜允，又特加纶奖，风励臣工，是臣之微忱，既已仰孚于圣鉴，臣之愚忠，又已盟心而自许矣。乃今未有尺寸之效，以自副其功浮于食之心，而非分之恩，通格之赏，又复滥及，则臣向之所以陈辞者，不过矫饰之虚言，而皇上之所以许臣者，亦未为相信之深矣。臣不敢自背其言，上以欺主，外以欺人，故不避烦渎，沥血陈诚，必望圣慈，特垂俞允。倘微志终伸，即通侯之爵未为荣，万钟之乐不为富矣。臣屡冒天威，无任战栗陨越之至。［46］

经过这样的恳切陈辞，神宗准予辞免太傅及伯爵俸，其余特嘱接受。这一次居正的奏疏令人联想到诸葛亮的《与李严书》。诸葛亮的大志是辅佐后主，讨平曹魏，在大功没有完成的时候，李严论为诸葛亮宜受九锡，封王。诸葛亮和他说道：“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足下方诲以光国，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耶？” ［47］居正的屡辞恩命也许不是模仿诸葛亮，但也许竟是模仿。他们同样地辅佐幼主，同样地有绝大的抱负。在抱负没有实现以前，他们同样地拒绝过分的恩赐。假如居正竟是模仿诸葛亮，毕竟他找到了一个绝好的榜样。正因为自己力辞厚赏，始可以督促一般政府官吏的上进。在这一点上，更发挥了政治的作用。居正曾因为宣府巡抚吴兑请求恩赐部属，和他说起：

辱翰示，一一领悉，即嘱本兵为之区处。但有功必叙，有劳必酬者，朝廷厚下之仁；敬事后食，先劳后禄者，人臣自靖之义。若铢铢两两，计功程劳，以责望于上，似非所谓怀仁义以事君者也。仆以菲薄，待罪政府，每日戴星而入，朝不遑食，夕不遑息，形神俱瘁，心力并竭，于国家岂无尺寸效？然自受事以来，力辞四荫，独守旧官，每一蒙恩，辄夔夔栗栗，不能自宁，非矫也，诚以国恩难报，而臣子虽鞠躬尽瘁，不过自尽其所当为，本无功之可言也。公所欲为诸君处者，自见鼓舞用人之道；而区区所云，似亦为人臣之所当知也。冒昧吐沥，惟高明采之。［48］

平番得胜图（局部）

平番得胜图分为十四个部分，本图反映的是九边之一的固原镇总兵官统领河洲兵马出发的情景。

在万历四年、五年，国家大事须提及者尚有边防和条编。

实际上，到了这个时候，边防的局势已经大定。鞑靼首领俺答已经归顺了，因此北方减少了一个最大的威胁。固然，俺答部下不是没有少的侵扰，但是对于小小的出入，居正只是抱定耐烦的宗旨。他认为即在本国，不时还有“盗贼”突发，对于鞑靼武士的小骚扰，他有时竟是置之不问，不过大棒还在手中，他准备随时出击，因此宣大北边得到安宁，一切的胜利都在把握之中。他和宣大总督方逢时说：

往时庙堂无定见，一闻浪语，即为之动摇，譬之低棋，随敌向往，应手即下。今则不然，吾审势已定，窥敌现变，或无事而自补，或弃子而求先，此今日之局面也。诸公当事者，宜审计焉。［49］

但是尽管胜算在握，他对俺答还是主张待之以诚。为什么待之以诚呢？因为俺答已经不是明朝的敌人，所以居正主张开诚布公。山西的穷民逃到鞑靼去了。山西巡抚崔镛和居正说，要向俺答讨回，他还预备万一俺答拒绝送回的时候的种种对策。居正只和他说：“盖今之虏情，与昔不同。昔未臣服，故可用计处，今既为一家，又当待之以信，谕之以理。”居正提出怎样派人向俺答讨回，他要通事对俺答说：“王如晓事，宜将此人及其党与，执送军门。朝廷必鉴王之诚款，和好益坚，赐赉愈厚。何为纳此无用之人，听其妖妄之说，而坏已成之功，失永久之利哉？”居正又说：

彼闻此言，势必听从。即彼不从，我常持此以责让之，使曲在彼，则我之威信，亦无所失。量此幺么干得甚事！今板升之人如此辈者，何啻千万，即索之而不得，亦恶足为轻重乎？彼虽犬羊，亦不可欺。用术以求之，或未必得，而彼反持此以诳我矣。［50］

居正对俺答完全是一边开诚，一边布置，因此在威德兼济的形态之下，俺答和明朝处在和平相安的地位。至于他对整个鞑靼的形势，还是抱定分化的政策。他和方逢时说：“大约虏情，只要涣之，无令得合而已。” ［51］万历四年，俺答和察罕闹反了，居正便说：“近闻虏酋与察罕，构隙日深，此正吾用奇之日，使之祸结而不可解，则蓟辽之间，可以安枕，而西镇之贡市愈坚矣。宜多方以间之，他日奇功伟绩，必为公所收矣。” ［52］总之，鞑靼部落愈加分散，每一部分的力量便愈加薄弱，而对于朝廷的依赖便愈加严重。这是这一个时期中居正对外的政策。在执行这个政策的时候，他甚至吩咐沿边督抚，遇到俺答和其他部落发生战祸的时候，给他假道的便宜。［53］

居正感到棘手的，还是辽东。这方面的土蛮和明王朝处在敌对的地位，他们随时可以联络俺答的部下，但是在鞑靼可以并成大帮，进击辽东的时候，蓟镇和辽东因为三卫所隔，始终不能呵成一气，这是地形上的劣势。因此万历四五年间，居正的目光完全集中到辽东。他在隆庆初年注重蓟镇，隆庆中年注重宣大，现在注重辽东，一切都是时局的结果。在注意到辽东的时候，辽东巡抚张学颜、辽东总兵李成梁都成为心目中的人物。他和学颜说：

辱示虏情，俱悉。公所以应之者，诚为得策矣。今全虏之祸，咸中于辽，连岁彼虽被创，我之士马，物故亦不少矣。彼既愤耻，必欲一逞，今秋之事，殊为可虞。昨已属意本兵，于贵镇兵食，比他镇尤当留意。临期若的知虏贼所向，当令蓟人助守宁前，使公等得专备东方。如犯宁前，则东西夹击。再一创之，则彼破胆而不敢东窥矣。公幸时时喻意李帅，大将贵能勇能怯，见可知难，乃可以建大功，勉之慎之。为国任事之臣，仆视之如子弟，既奖率之，又宝爱之，唯恐伤也。惟公垂亮焉。［54］

居正对鞑靼的政策，有利诱，也有威胁。在斗争的状态中，朝廷有的是大将和边墙，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这是威胁。朝廷有的是鞑靼日常生活必需的物资，在和平的状态下，可以互市；鞑靼以剩余的马匹，换取必需的物资，博得绝大的利益——这是利诱。俺答和河套鞑靼在这个状态中屈服了，但是辽东边外的土蛮采取一种和俺答相反的政策。他们也要开市，但是不肯屈服。他们有弓矢和其他的武器，要凭他们的武力，压迫朝廷开市，这不是居正受得了的。为什么要开源节流、练兵筹饷呢？居正不但准备抵抗，而且准备随时出击。这是他对付土蛮的政策，也就是他重用李成梁的由来。不过他对于武人，尽管重视，但只是亲如子弟，和思宗以后那种尊如父兄的态度，从根本上便不同。在尊如父兄的时代，便谈不上指挥；当一国的武人不听指挥的时候，这个国家已经走上亡国的路线。

居正对付土蛮的主张，在万历五年上半年他给张学颜的信里可以看到：

西虏俺答之求贡，自嘉靖十六七年始矣，我畏之而不敢许。然当其时，庙堂失策，制御乖方，虽许之，固未如今日之款顺也。比以那吉来降，归之以礼，彼遂感恩慕义，执我叛人，复申前款，我乃因而许之，盖机缘凑合，名义正大。故当时纷纷之议，皆以为不可许，仆独以为可，皆以盟约为不久，仆独保其无他，盖度彼既感吾放麂之恩，而又适惬其平生之愿，芳饵入口，不能自脱。夫事美成在久，恶成不及改。今东虏于我，非有平生恳款之素也，非有那吉纳降之事也，非有执叛谢过之诚也，侵盗我内地，虔刘我人民，其追胁无礼如此，堂堂天朝，何畏于彼而曲徇之乎！且西虏以求之恳而后得之，故每自挟以为重；今若轻许于东，则彼亦将忽而狎视之，他日且别有请乞以厚要于我，启衅渝盟，必自此始，是威亵于东而惠竭于西也。故在今日，宜且故难之，以深钩其欲，而益坚西虏之心。异日者，东虏之敢大举深入，以西虏为之助也。今东虏有求而不获，则西虏以我之重之也，亦挟厚赏以自重，必不从东虏矣。虏不得西虏之助，则嫌隙愈构而其势愈孤，而吾以全力制之，纵彼侵盗，必不能为大患；是吾一举而树德于西，耀威于东，计无便于此者矣。昔人云：“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今主上冲年，国家幸而无事，宴安鸩毒，将发于不虞，盍姑释此以为外惧乎？仆怀此意，未敢语人，兹因询及，敢略陈其概。虽然，辽人病矣。语曰：“头痛治头，足痛治足。”今虏祸方中于辽，辽以一镇当全虏之势，病在足之时矣。不急治之，且将为一身忧！辽人素称忠勇，但苦兵寡耳，然欲足兵，必先足食，兵食既足，乃可言战。一战而胜，则东虏之气挫，而西虏之好益坚，此数世之利也，愿公熟虑之。［55］

万历三年，部院曾有一些变更。六月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致仕，以陈瓒为左都御史；九月礼部尚书万士和致仕，以马自强为礼部尚书；刑部尚书王之诰致仕，以王崇古为刑部尚书。老成凋谢，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但是居正的地位已经稳定，这些变更对于政局不发生重大的影响。但是万历五年，却发生一件与兵部有关的变更。四月，兵部尚书谭纶死了，改刑部尚书王崇古为兵部尚书，以戎政尚书刘应节为刑部尚书。谭纶曾是一位威名卓著的督抚，调任兵部尚书以后，因为居正负的责任太多了，似乎没有多大的成就。但是他这一死，引起一点小小的波澜。自从明代注意边防，着重蓟辽和宣大方面以后，蓟辽和宣大隐隐成为两个系统的对立。这个决然不会有近代直系、皖系，或是日本长阀、萨阀那样严重，而且相差的程度还是非常之远，但是隐隐约约地有一些淡微的影子。这个当然不是国家之福，眼光锐利的政治家，便应当立即把这个影子冲淡。蓟辽出身的谭纶死了，居正便用宣大出身的王崇古入兵部，同时更调蓟辽顺天巡抚王一鹗为宣府巡抚，起用致仕的陈道基为顺天巡抚。居正跟一鹗说：

宣、蓟唇齿之势，异时两镇视如秦、越，虏祸中于蓟，则宣人安枕，虽得虏情，不以实告。今移公于宣者，所以为蓟也。抚镇协和，文武辑睦，边境之利也，而好事者反以此为忌，往者南中之谤，未必不自此中启之。去岁微闻阅视君［56］亦有此言。今去公于蓟者，所以全公也。近日蓟台有缺，每从司道中进，以其习于蓟事也，而好事者亦用此为忌，每言蓟中之任，皆取总兵所欲者而用之。昨见公移镇，辄私语回，代者必某人也，是总兵所喜者也。斯言也，不惟不利于总兵，且不利于司道也，故出其不意，而远求于林下之人。乃陈公又仆素所援用者，其人达于事理，不吐不茹，萧规曹随，必获同心之济。故用陈公，则公虽去，犹未去也。仆十余年来，经营蓟事，心力俱竭，今一更置间，而其用意之深如此，他人安得知之。恃公至厚，故敢略陈其概。新本兵虽颇不悦于蓟人，然亦非故作异同者，况今大事，皆仆面奉宸断而行，渠安能逞其私意，辄有所更张乎？顷闻外间云云，仆即以晓之，渠亦深省。恐彼中将吏，未达此意，或怀疑惧，愿公譬谕之也。［57］

自从隆庆二年，谭纶、戚继光二人改调蓟辽以后，他们成为北方的重镇。居正始终对于蓟镇极力维护，所以假如蓟辽成为一个系统，那么这个系统的后面，便有居正的影子。居正生前，对于一切攻击继光的人，都提出严正的论驳，因此居正身后，对于居正、继光不满的人甚至质问两人：“意欲何为，莫非要造反？” ［58］当然这是妄说。居正的心理，只是为的国家。然而他对于继光的爱护，委实有些使人嫉妒。万历四年郜光先巡边，继光又托谭纶提出总理和阅视大臣见面的礼节问题，居正一边吩咐光先，一边和继光说：

窃意今日，当以钦命为重，不在兵衔之有无。谦以自处，见者自然悦而敬之。其差去郜公，当预为足下先容，必加优礼，决不以庸众相待也。［59］

这一个短简后面，流露无限的好意：“亲之如子弟”，居正自己也说过。郜光先去了以后，对于数年以来，蓟镇没有边功这一点提出了，他也说到，南兵调北没有存在的理由。也许他不能明白居正当日的用心，所以有这一番议论。居正只有和他说：

大抵蓟镇之势，与他镇不同，其论功伐，亦当有异。盖此地原非边镇，切近陵寝，故在他镇，以战为守，此地以守为守；在他镇以能杀贼为功，而此地以贼不入为功，其势居然也。至于调用南兵一节，实出于万不得已。盖因往时议者，咸极言延、宁边兵入卫之苦，为之罢减四枝。蓟镇分区而夺，罢一枝则一区失守，又不可弃地与贼，于是谭总督、成总兵乃建言昔在浙中部曲，尚多素所练习者，可顶所罢之数，因以教练火器，整理车营，故不得已而用之。今若以为虚费而无用，即当罢之，则宜思戍守不可缺人，或仍复入卫边兵，或与本镇地方抽换。不然，陵、京重地，宁敢忽视之乎？此中事体，其说甚长，统俟面悉。［60］

当时主持议论的人，已经忘去南兵的作用了。他们只觉得在太平的时期，北方的军队同样能摆边，那么要南兵做什么？议论多了，连居正也无法遏止，他甚至说：“人尝笑南兵无用，徒靡厚饷。今若乘其入犯，一战而胜，则群喙自息，而虏亦寝谋。” ［61］但是当时的人却忘记在继光初到蓟镇的时候，北方的兵士不守军令，后来看到在大雨如注中，从早晨到下午，浙兵三千立在雨地下面，一动也没有动，这才知道军令的严肃。蓟镇的安定，一切都从训练着手，这三千南兵便是当时的模范军。时代推演得真快，这已是将近十年前的事了。大家看到南兵无用，认为蓟镇不能打仗，得空的时候，大家还得到蓟门走一趟，再不然，便介绍几个山人去拜访戚总兵。凡是京城来的人，戚总兵只得竭诚招待，有吃有喝，甚至还要陪着作一两首诗，提倡风雅；临到告别的时候，当然再是一大笔程仪。有什么办法呢？继光只有敷衍他们。

苦心维持继光的只有居正。在蓟辽和宣大这两个系统对立的时候，居正甚至特别维护宣大，借此减轻一般人对于蓟辽的嫉视。宣大的督、抚大多是宣大出身的人，但是万历五年，林下的陈道基起用为顺天巡抚了，同年兵部左侍郎梁梦龙调任蓟辽总督。万历九年，宣大总督吴兑调任蓟辽总督。这是为的什么？居正曾经指出好事者“每言蓟中之任，皆取总兵所欲者而用之”。只有这样，才能免去无味的议论，才算是真正爱护戚继光，一切都是为的国家。在大众指摘继光的时候，居正说：“若举全镇防守之功，委无所损；数年以来，一矢不惊，内外安堵，此其功宁可诬乎？猫以辟鼠为上品，山有虎豹，藜藿不采，又不以搏噬为能也。”这是居正的见地。

万历四年，居正开始推行一条编法。为用语便利起见，有时也称为条编法。研究赋税的人常时谈到条编，认为这是明代赋税方法的改进。在大体上，这句话是不错的，其实还有稍许的不同。赋税是赋税，条编法只是对徭役方法的改进。明代认定人民有替国家服役的义务，这项义务分为两种，一种是力差，这是当真为国家做事。府、州、县有银库，看守银库的称为库丁；各驿有廪给库，看守的也称为库丁。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好差使，但是银有银耗，粮食也有粮耗，一切的亏折都责成库丁包赔，便成为最大的苦差。库丁总算在社会上保持相当的身份，还有人充当。其余看门的有门皂，防河的有防夫，管囚犯的有禁子，维持治安的有弓兵，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更加低，大家只得另行雇人代充。雇人的是乡间的老农，被雇的是城市的地痞，于是被雇的人不时下乡，向老农们讨索工食，“雇员”压迫“雇主”，成为老农的祸害。以上是力差。

另外还有银差。州、县官要用柴薪，柴薪派在民众身上；要养马，马草、马豆也派在民众身上。儒学是教官和廪、增、附生讲学的场所，他们吃的是国家的廪米，但是斋夫、膳夫这些差使也派在民众身上。当然，这不是直接要民众做事，只是要民众出钱，所以称为银差。州、县官是替国家办事的，儒学的教谕、训导和这一批廪、增、附生是研究圣经贤传的，但是他们第一还得先替自己办事，建筑私人经济的基础。谁能不替自己打算呢？在官员们审查和编制银差的时候，各人都得尽先挑选殷实而没有势力的富户，替本衙门办差。被官员瞧得起的民众，实际上成为官员手下的肥羊、大猪，听候宰割，而不肖的官员们其实只是穿靴戴帽的强盗，审查编制，只是盗匪们请财神的手续。这是所谓银差。［62］

力差、银差成为民众极大的痛苦，于是国家推行均徭法。各县把民众分为十甲，每年由一甲承当本县的一切徭役。在理论上这是最公平的了，从第一甲到第十甲，周而复始，轮流当差，还有什么不平的？但在审编的时候，这十甲民众的经济能力未必能够编配平允，每年的徭役也是时常变动。经济能力和经济负担不能支配得当，便成为甚大的不平。而且，一甲以内，各户的经济能力不同，社会地位又不同，因此在支配担负的方面更容易发生种种歧视。还有一点，在不当差的九年中，民众因为不受政治的压迫，乐得生活稍为优裕一点儿，当然谈不上积蓄；但是到了当差这一年，一切的苦难都来了，官员的压迫，廪、增、附的压迫，地痞的压迫，都落到民众头上，这一年便是他们典妻鬻子、倾家荡产的一年。政治的不良、制度的不良，一齐造成最大的人祸。

隆庆初年，江西巡抚刘光济上《差役疏》，历指均徭之弊六点：

每岁徭银，原有定额，而各甲丁粮，多则派银数少而徭轻，少则派银数多而役重，其弊一也。所编之差，有正银一两而止纳一两者，此必势豪夤缘者得之；有加至一倍以至数十倍者，此必平民下户无势力者当之。此患在不均，其弊二也。北方则门丁事产肆者兼论，南方则偏论田粮，粮多差重则弃本逐末，以致田日贱而民日贫，其弊三也。粮多殷实之家，平日则花分诡寄以图轻差，及至市编，则营求贿嘱以脱重差，其弊四也。岁岁审编，公门如市，官吏开贿赂之门，里胥恣索骗之计，其弊五也。丁粮剩利归于官，小民不蒙轻减之惠，其弊六也。有此六弊，小民困累已极。且应直之年，役重费繁，力不能胜，大抵人情皆安于目前，既不能积十年之费以待一年之输，是以一年当差，即九年未得苏息，而倾家荡产者相比也。

万历二钱

万历四年铸造的铜钱。

在这种情形之下，才提到改革，第一个提倡的是浙江巡按御史庞尚鹏。他主张把往年编某为某役的办法完全停止，重行核定有丁无粮者，编为下户；有丁有粮者，编为中户；粮多丁少，和丁粮俱多者，编为上户。在这个计划之中，一县差役完全由州、县官募人充当。力差按照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按照交纳之费，略加银耗；一县的总数决定以后，按照丁、粮比例，完全派到丁、粮里面，随同完纳——这就是一条编法。嘉靖四十五年，尚鹏在浙江曾经推行过这个办法。周如斗在江西巡抚任内，也奏请推行条编，但是不久如斗死了，到隆庆初年，由继任江西巡抚刘光济再行奏请，隆庆四年，在江西全省推行［63］。是年十月，庞尚鹏为福建巡抚，奏请推行一条编法［64］，所以条编法的推行是从南方的浙江、江西、福建开始的。

条编当然有条编的利弊。隆庆元年户部尚书葛守礼便曾经揭出“吏书夤缘为奸，增减洒派，弊端百出”。守礼是当时有名的大臣，他的议论当然有相当的价值，但是他只看到条编的阴影。从大体上讲，条编是一个极大的进步。徐希明曾经说起：“丁粮差重者派银亦重，差轻者派银亦轻，轻重均派于众，未尝独利独累于一人，虽善于规避者无所用其计，巧于营为者无所施其术。” ［65］因此条编的推行固然由于官吏的提倡，同时也出于当时人民的要求。徐希明看到湖广茶陵推行条编以后，攸县人民便要求推行条编，正是一个实例。不过我们应当记得，条编于小民有利，便不免损害许多人既得的权利。希明不曾说过吗？“大抵此法至公至平，但便于小民而不便于贪墨之官府，便于贫乏而不便于作奸之富家，便于里递而不便于造弊之吏胥”。希明亲眼看到隆庆、万历间的情形，这是他的结论。

居正不是条编的发明者，对于条编的推行，他不会感到发明家的那种母爱的热忱。而且实行条编，对居正个人也许未必有什么利益。他是当时的首辅，即使不实行，谁能把力差、银差派到首辅家中吗？徭役派入丁粮，只增加居正私人的负担。但是居正代表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他必须从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出发。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必须设法缓和阶级矛盾，因此条编法的推行正与统治阶级有利，所以万历四年居正推行条编，当然有他的理论根据。

庞尚鹏、刘光济在浙江、福建、江西推行条编了，居正的计划是要把它推行到全国。这便有些和王安石推行青苗相似，但是居正只是慢慢地推行，从容地解释，他一步一步地前进，不像安石那样地急迫。让我重说一遍吧，居正不是王安石，他只是一个现实的大臣。

万历四年，居正先把条编推行到湖广。他和湖广巡按说起：

辱示江陵尹朱正色均差之议，其中综理，精当详密。此君初任，人皆以为刻核，仆独爱其明作，今观其所建立，必为良吏无疑矣。慰甚慰甚。一条编之法，近亦有称其不便者，然仆以为行法在人，又贵因地，此法在南方颇便，既与民宜，因之可也。但须得良有司行之耳。［66］

果然有人提到条编的不便，他们甚至说条编便于士大夫而不便于小民怎么辩论呢？居正只有由他。他说：

条编之法，有极言其不便者，有极言其便者，有言利害半者。仆思政以人举，法贵宜民，执此例彼，俱非通论，故近拟旨云：“果宜于此，任从其便，如有不便，不必强行。”朝廷之意，但欲爱养元元，使之省便耳，未尝为一切之政以困民也。若如公言，“徒利于士大夫而害于小民”，是岂上所以恤下厚民者乎？公既灼知其不便，自宜告于抚、按当事者，遵奉近旨罢之。若仆之于天下事，则不敢有一毫成心，可否兴革，顺天下之公而已。［67］

这是万历五年的事。经过一年的推行，居正对于条编更加感兴趣。万历五年，他不再说“法贵因地”，只是说：“条编之法，近旨已尽事理，其中言不便，十之一二耳。法当宜民，政以人举，民苟宜之，何分南北。” ［68］以后经过几年的推行，到万历九年正月，再用诏旨通行全国，一条编法遂成为通行的法制。

居正有六个儿子，敬修、嗣修、懋修、简修、允修、静修，尤其是敬修、嗣修、懋修这三个，居正对于他们盼望更切。懋修的天资最好，居正曾和他说：“汝少而颖异，初学作文，便知门路，吾尝以汝为千里驹。” ［69］居正看到当时有才学的人，便罗致给儿子们做朋友，他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敦促他们上进。第一个罗致的是沈懋学，后来成为万历五年丁丑科进士第一人；其次便是《牡丹亭》的作者汤显祖，不料显祖却拒绝了，居正死后，万历十一年癸未，显祖才成进士。敬修是万历元年癸酉科举人，次年甲戌科会试下第，据说居正因此大为生气，甲戌科不选庶吉士，便是敬修下第的结果。万历四年丙子科乡试，懋修失败［70］，所以五年丁丑科会试，只有敬修、嗣修同到北京就试。这次敬修依旧落第，嗣修原定二甲第一人，神宗拔为一甲第二人及第。

嗣修登第的事对居正来说当然是一种快慰。他在这一年和王之诰说起：“豚儿寡学，谬窃科名，其躐登上第，则出主上亲拔，非仆庶几所敢望也。” ［71］大致他对于敬修、懋修的希望还很热切，对于第四子简修便冷淡了，以后简修由武职出身，所以居正在给之诰信上又说：“简儿叨授一职，遣归完娶。”信上又提及他的父母和继配王夫人，这时都在江陵。居正曾说“门巷阒然，殆同僧舍”，他在北京的寓居真有些僧舍的意味。

嗣修登第毕竟是一件不厌众望的事。明代辅臣在位的时候，儿子会试及第的不止一次，但是除杨廷和当国，其子杨慎以会试第一人及第，群情翕服以外，其余没有一次不发生许多非议，尤其在居正当国十年之中，万历五年会试，嗣修第二人及第，万历八年会试，懋修第一人及第，敬修同时及第：兄弟三人先后及第，更引起不少的责难。万历十六年顺天乡试，辅臣王锡爵之子王衡第一名中试，当时的风波又来了，大家指摘锡爵，锡爵恨极，次年会试，不许王衡就试，直到锡爵去位多年以后，万历二十九年会试，王衡始以第二人及第，这才证实王衡的才学，同时也表明锡爵的坦白。自此以后，辅臣当国的时候，其子不应会试，成为科举制度的故事。

这里的是非本来一言难尽。根据明代的制度，对于大臣的儿子，有文荫或武荫。在大臣建功或是几年任满以后，照例可以荫子。文荫从荫一子入国子监读书起，以后补尚宝司丞、尚宝司卿，这算是一条路。武荫从锦衣卫百户、千户起，以后补指挥同知、指挥佥事，这也是一条路。这是两条怎样的路呢？大学士的儿子不能补大学士，尚书的儿子不能补尚书。由荫生升到大学士、尚书的，没有看见一个。明朝一代，父、子大学士唯有陈以勤、于陛父子二人，但是于陛的大学士，是从乡试、会试中挣扎出来的，并不靠以勤的庇荫。唯有乡试、会试才是出身的大路，荫生不但不是大路，甚至反是一个障碍，这是居正始终迫促敬修、嗣修、懋修由乡试、会试出身的原因。居正自己曾经说过：

或言大臣子弟应举，不当与寒士争进取者，此论非也。自晋、唐以来，士人咸重门第，王、谢子孙，与六朝相终始，至隋、唐设科取士，寒素乃得登用，而建官要职，仍多用世家，大臣恩荫，皆得至将相，如唐萧、卢、崔、郑，累世宰相，有至八九人者。中唐以后，进士一科，最为荣重，而李德裕以其父荫，为备身千牛；或功之应举，德裕言好驴马不入行，后亦为宰相。盖世家子弟，自有登用之路，不借科目而后显，是科举大臣子弟一人，则退寒士一人矣。若本朝则立贤无方，惟才是用。高皇帝时，用人之途最广，僧、道、皂隶，咸得至九卿、牧、守，大臣荫子，至八座、九卿者，不可缕数。宣德以后，独重进士一科，虽乡举岁贡，莫敢与之抗衡，而大臣恩荫，高者不过授五府幕僚，出典远方郡守而止，即有卓荦奇伟之才，若不从科目出身，终不得登朊仕，为国家展采宣猷矣。岂古人所谓乔木世臣之义乎？故大臣子弟，不宜与寒士争进之说，在前代则可，非所以论当今之务也。［72］

《杂著》是居正随时的杂录，其中所载的事实有年、月可稽者，最后为万历七年赐广寒殿镇殿金钱四枚之事。因此不妨假定论世家子弟应举一节，正为嗣修等诸人登第而作。居正在《西陵何氏族谱序》［73］中曾言“采灵菌于粪壤，拔姬、姜于憔悴”，大致是仕宦未遂之作，现在他说“乔木世臣”，显然是仕宦已遂之后的言论。居正对于国家是大臣，对于嗣修等是父亲。是大臣便应当为国家求人才，是父亲便只能为儿子谋出路。也许在嗣修等几次会试的时候，他把父子的关系看得太重了一点儿吧。但是我们眼前看到有些国家，当国的人物正在不断地替儿子争取地位，那么即是居正不免有一些舐犊之情，我们不妨认为这只是人类社会共有的弱点。

万历五年五月，总督两广军务右佥都御史凌云翼进攻罗旁瑶，对少数民族又来一次压迫。罗旁在德庆的南面，东西数百里，都是瑶山。宪宗成化年间，韩雍经略两广的时候，曾经讨平一部分，但是后来瑶人不断起兵，成为两广的祸患。殷正茂提督两广军务，又提议讨伐罗旁。万历三年，正茂去职，云翼继任，于是这个责任落到云翼身上。万历四年，居正去信说：

罗盘、渌水之事，石汀公在任不能处，乃诿难于后人，诚为不恕。然此地不沾王化数十百年，义所当讨，在公诚不宜使之跳梁于卧榻之前也。但须审图而后动，动而必胜，胜而无损，乃为万全。不过，又不如姑置之之为便也。［74］

云翼到任以后，从容布置，广西总兵李锡、广东总兵张元勋的军队都调齐了，万历五年进攻，不久就打了一个胜仗，居正再去一封信说道：

罗旁之役，闻已获功万余，计所卤获，又当称是，即有伏逸，谅亦无多。宜乘此势，多方招徕，开其生路，随宜处置，务绝后患，则一劳永逸之策也。［75］

这年五月，“大功告成”，云翼在这次“战功”里俘斩招降四万两千八百余人，确实是一个大役。云翼上疏，主张开辟州、县，招徕农垦，经过一度迟疑以后，居正接受这个建议。他说：

罗旁之役，初意但恐宿寇初除，根株未尽，姑少迟建设，以俟人心之定，会新司马［76］亦以此为言，遂从再议。近来彼中人来，皆言此地在四府之中，素称沃壤，与广右边徼不同，且远近之民，愿受廛者众，不设官建治，何以统之？是以知再议之为迂谬也。伫俟大疏至，即属铨部选除矣。但闻愿附籍者，多系远县之民，其中或有来历不明，流浪无根，或贼党诡名伪姓，若但务招徕，不加审别，兰、棘并植，狼、羊同饲，将复为昔日之罗旁矣。窃以四方邻近之人，亦自有就招者，彼风土既习，板籍有据，环数百里之内，封壤相接，迁徙无难，且彼素被贼患，茹苦日久，今畀之以沃土，与之以安乐，亦所以偿之也。其中徭赋务从轻省，法令不宜烦苛，使人怀定居，远迩争附，数年之后，可尽化为乐国矣。夫戡乱非难，已乱为难，当此重开再辟之时，即宜为长治久安之计，惟高明择焉。［77］

这是广东罗定州［78］的来历。罗定州新开二县，东为东安县［79］，西为西宁县［80］。从此广州、高州、肇庆、梧州四府交界的原野又添了国家的新壤。

万历五年五月，宫内文书官丘得用口传圣旨：“慈庆、慈宁两宫，着该衙门修理见新，只做迎面。”这只是一件不重要的工程，而且是仁圣皇太后的。慈圣皇太后的住所谈不到驳回，但是居正认为这是不急之务，立刻拒绝。在神宗尚在冲龄的时候，实际的政权在皇太后手里，然而居正顾不得，他认定大臣有大臣的身份。居正疏称：

臣等再三商榷，未敢即便传行。窃惟治国之道，节用为先，耗财之原，工作为大。然亦有不容已者：或居处未宁，规制当备，或历岁已久，敝壤当新，此事之不容已者也。于不容已者而已之，谓之陋；于其可已而不已，谓之侈，二者皆非也。恭惟慈庆、慈宁，乃两宫圣母常御之所，若果规制有未备，敝壤所当新，则臣等仰体皇上竭情尽物之孝，不待圣谕之及，已即请旨修建矣。今查慈庆、慈宁，俱以万历二年兴工，本年告完。当其落成之日，臣等尝恭偕阅视，伏睹其巍崇隆固之规，彩绚辉煌之状，窃谓天宫月宇，不是过矣！今未逾三年，壮丽如故，乃欲坏其已成，更加藻饰，是岂规制有未备乎？抑亦败坏所当新乎？此事之可已者也。况昨该部、该科，屡以工役繁兴、用度不给为言，已奉明旨，“以后不急工程，一切停止。”今无端又兴此役，是明旨不信于人，而该部、科，必且纷纷执奏，徒彰朝廷之过举，滋臣下之烦言耳。方今天下民穷财尽，国用屡空，加意撙节，犹恐不足，若浪费无已，后将何以继之？臣等灼知两宫圣母，欲皇上祈天永命，积福爱民，亦必不以此为孝也。臣等备员辅导，凡可将顺，岂敢抗违，但今事在可已，因此省一分，则百姓受一分之赐，使天下黎民，万口同声，祝圣母之万寿，亦所以成皇上之大考也。伏望圣慈，俯鉴愚忠，将前项工程，暂行停止，俟数年之后，稍有敝坏，然后重修未晚。臣等干冒宸严，无任悚栗之至。［81］

这一个奏疏上去，文书官随即口传圣旨：“先生忠言，已奏上圣母，停止了。”皇太后和神宗对居正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居正认定自己的责任，所以不得不说。万历五年，整个国家的财政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居正认为国防民生都需要很大的经费，在有余的时候，还要计划怎样轻徭薄赋，使百姓们得到实在的利益，他舍不得把铢积寸累的资财浪费在琼楼玉宇上面。他知道这次修理两宫是皇太后的意思，但是为了国家着想，他决定在皇太后面前顶一下。

万历二年，《穆宗实录》修完，神宗加恩居正，荫一子做中书舍人，居正两疏辞免。万历五年，《世宗实录》修完，神宗因为居正是实录馆总裁，再行加恩，吩咐内阁拟敕，居正把加恩同官的敕书拟定奏上，但是没有提到自己，神宗随即命文书官丘得用口传圣旨：

皇祖四十五年《实录》，字字句句都是先生费心看改几次，我尽知道，先生恩该首加，却怎的不拟这敕？着令改拟了才行。

这一次，居正在复疏里痛切地把自己的心境说清。他说：

臣以羁单寒士，致位台鼎，先帝不知臣不肖，临终亲握臣手，属以大事。及遭遇圣明，眷倚弥笃，宠以宾师之礼，委以心膂之托，渥恩殊锡，岂独本朝所无，求之前史，亦所希觏。每自思惟，古之节士感遇知己，然诺相许，至于抉面碎首而不辞，既已存亡死生矣，而犹不矜其能，不食其报，况君臣分义，有不可逃于天地之间者乎？用是盟心自矢，虽才薄力僝，无能树植鸿巨，以答殊眷，惟于国家之事，不论大小，不择闲剧，凡力所能为，分所当为者，咸愿毕智竭力以图之！嫌怨有所弗避，劳瘁有所弗辞，惟务程功集事，而不敢有一毫觊恩谋利之心，斯于臣子分义，庶乎少尽云尔。故自皇上临御以来，所加于臣，文武禄荫，不啻四五矣，而臣皆未敢领。昨以九年任满，皇上欲授臣以三公之官，给卧以五等之禄，臣亦恳疏陈辞，必得请而后已。岂敢异众为高，以沽流俗之誉哉？盖素所盟誓者至重，不敢自背其初心故也。近年以来，君臣之义不明，敬事之道不讲，未有尺寸，即生希冀，希冀不得，辄怀望，若执左券而责报于上者，臣窃非之，每欲以身为率而未能也。今乃以楮笔供奉之役，即叨横恩渥泽之私，则平日所以劝勉者，皆属矫伪，人孰信之？此臣所以展转思惟，有不能一日自安者也。臣闻人臣事君，无隐情，无二辞。今臣所言，皆已真吐肺肠，辞理俱竭，藉惟皇上复申前命，臣亦不过再执此辞，而章奏屡腾，言语烦读，非皇上以手足腹心待臣之义也。万仰圣慈俯览愚衷，特赐停寝，俾臣微志获伸，虽疏食没齿，有余荣矣。所有改敕一节，万不敢拟，谨将原稿封进，伏乞圣裁施行。［82］

经过这样地剀切陈辞，神宗只有俞允。

这一年神宗十五岁。皇帝和平常人不同，皇太后在这一年已经替他定下王伟的女儿，准备举行婚礼。中国的旧俗，婚礼便得选择吉日，皇帝的事自有钦天监负责。据钦天监推测，十二月大利，又说一年之中，唯利十二月，其余皆有碍。宫内文书官传达皇太后圣旨，一切交给居正决定。居正又遇到一个小小的困难：要在万历五年十二月举行婚礼，新郎只有十五岁，新娘只有十四岁，未免太早；要到六年十二月，中间停顿一年，未免太迟，唯恐皇太后和皇上都等不及；要在这两个时期的中间，钦天监又认为月份不利。这便怎样呢？但是居正却轻易地解决了。他奏明皇太后，因为英宗、武宗、世宗都是十六岁成婚，所以应当是十六岁；他说他也知道要等待万历六年十二月，未免太迟，因此他认为最好是明年三四月，不迟不早，最为妥帖。钦天监不是说月份不利吗？居正说：“臣等窃惟帝王之礼，与士庶人不同。凡时日禁忌，皆世人俗尚，然亦有不尽然者。臣居正素性愚昧，不信阴阳选择之说，凡有举动，只据事理之当为，时势之可为者，即为之，未尝拘泥时日，牵合趋避，然亦往往误蒙天幸，动获吉利。况皇上为天地百神之主，一举一动，皆将奉职而受事焉，又岂阴阳小术可得而拘禁耶？” ［83］他奏明皇太后，一切只要太后做主。随后文书官口传太后圣旨：“先生说的是，今定以明年三月。”这一次居正又得到一个小小的成功。

但是九月间，慈圣太后的难题来了。太后派司礼监太监孙得胜口传圣旨，今岁大喜，命内阁拟旨暂免行刑。根据明朝的制度，秋天有秋审，现在正是判罪执行的时期，眼看又要因为太后这一点儿妇人之仁，停顿下来。一切都和居正的主张根本背谬了。居正认为国家之乱，完全因为有心宽纵，以致不可收拾，所以他说：“天下之事以为无足虑，则必有大可虑者。” ［84］他认为“盗者必获，获而必诛，则人自不敢为矣”。［85］万历五年，有人和他说起孔子的话：“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在季康子愁到盗贼太多的时候，孔子不曾这样说过吗？居正反驳道：

盖闻圣王杀以止杀，刑期无刑，不闻纵释有罪以为仁也。“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此孔子箴病之言，是时鲁失其政，宠赂滋彰，故言此以警之，非谓徒不欲可以弭之，无是理也。夫人之可以纵情恣意，有所欲而无不得者，莫逾于为盗；而秉耒持锄，力田疾作，束缚以礼法，世之所至苦也。安于其所至苦，无所惧而自不为非者，惟夷、由、曾、史为然。今不曰“吾严刑明法之可以制欲禁邪也”，而徒以不欲率之，使民皆释其所乐，而从其所至苦，是天下皆由、夷、曾、史而后可也。舜，不欲之君也；皋陶，不欲之相也。蛮夷猾夏，寇贼奸宄，犹不能无明刑作士以威之，况其余乎？异日者有司之不敢捕盗也，以盗获而未必诛也，不诛则彼且剚刃于上，以毒其仇而合其党，故盗贼愈多，犯者愈众。今则不然，明天子振提纲维于上，而执政者持直墨而弹之，法在必行，奸无所赦。论者乃不惟舜、皋之所以致理者，而独用懦者姑息之说、衰季苟且之政以挠之，其无乃违明诏而诡国法乎？［86］

现在难题来了，慈圣太后固然要“暂免行刑”，明天子也不再“振提纲维”，怎么办呢？居正立即上疏。他说：

夫春生、秋杀，天道所以运行，雨露雪霜，万物因之发育。若一岁之间，有春生而无秋杀，有雨露而无雪霜，则岁功不成而化理或滞矣。明王奉若天道，其刑赏予夺，皆奉天意以行事。《书》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若弃有德而不用，释有罪而不诛，则刑、赏失中，惨、舒异用，非上天所以立君治民之意矣。臣等连日详阅法司所开重犯招情，有杀祖父母、父母者，有欧死亲兄及同居尊属者，有杀一家非死罪三人者，有强盗劫财杀人者，有斗殴逞凶，登时打死人命者。据其所犯，皆绝灭天理，伤败彝伦，仁人之所痛恶，覆载之所不容者，天欲诛之，而皇上顾欲释之，其无乃违上天之意乎？……今圣母独见犯罪者身被诛戮之可悯，而不知被彼所戕害者，皆含冤蓄愤于幽冥之中，明王圣主不为之一泄，彼以其怨恨冤苦之气，郁而不散，上或蒸为妖沴氛祲之变，下或招致凶荒疫疠之灾，则其为害，又不止一人一家受其茶毒而已。独奈何不忍于有罪之凶恶，而反忍于无辜之良善乎？其用仁亦舛矣！况此等之人，节经法司评审，九卿大臣评鞫，皆已众证明白，输服无辞，纵使今年不决，将来亦无生理，不过迟延月日，监毙牢狱耳。然与其暗毙牢狱，人不及知，何如明正典刑，犹足以惩奸而伸法乎？法令不行，则犯者愈众，年复一年，充满囹圄，既费关防，又亏国典，其于政体，又大谬也。伏愿皇上念上天之意不可违，祖宗之法不可废，毋惑于浮屠之说，毋流于姑息之爱，奏上圣母，仍将各犯照常行刑，以顺天道。若圣心不忍尽杀，或仍照去年例，容臣等拣其情罪尤重者，量决数十人，余姑牢固监候，俟明年大婚吉典告成，然后概免一年，则春生秋杀，仁昭义肃，并行而不悖矣。［87］

这个奏疏上去以后，文书官口传圣旨：“先生说的是，今年照旧行刑。”居正认定“杀以止杀”，唯有严厉执行法律，民生才可以安定，国家才可以得到保障。

注释

［1］书牍七《答陕西督抚石毅庵》。

［2］书牍十三《答苏松巡按曾公士楚言抚按职掌不同》。

［3］奏疏四《被言乞休疏》。

［4］奏疏四《谢恩疏》。

［5］书牍八《答奉常陆五台论治体用刚》。

［6］书牍十五《上师相徐存斋十九》。

［7］书牍八《答廉宪胡公邦奇》。

［8］《上存斋》。

［9］《答胡邦奇》。

［10］《答胡邦奇》。

［11］书牍五《答司马王继津》。

［12］书牍五《答工部郎中刘公伯燮言用人毁誉》。

［13］书牍四《答荆州道府辞两院建坊》。

［14］《张文忠公全集》附录二《上六部禀帖》。

［15］书牍五《与楚中抚台辞建第助工》。

［16］书牍五《与楚抚赵汝泉言严家范禁请托》。

［17］奏疏三《谢堂楼额名并踢金疏》。大字二幅：一曰社稷之臣，一曰股肱之佐；联曰正气万世，休光百年。见王世贞《首辅传》卷七。

［18］书牍四《答楚抚院汪南明辞建坊》。

［19］即汝泉。

［20］书牍十《答棘卿刘小鲁言止创山胜事》。

［21］书牍十二《答湖广巡按朱谨吾辞建亭》。

［22］书牍十三《答郧阳巡抚杨本庵》。

［23］书牍六《与荆南道府二公》。

［24］《明史》卷一二〇《福王常洵传》。

［25］书牍六《答总宪刘紫山》、书牍七《答刘虹川总宪》、书牍九《答向台长》《答四川总兵刘草塘》《答吴总宪》。

［26］书牍十一《答两广刘凝斋论严取与》。

［27］《送张子尉南海》。

［28］《答刘凝斋书》。

［29］书牍七《答傅谏议》。

［30］书牍七《答刘虹川总宪》。

［31］书牍五《与楚抚赵汝泉言严家范禁请托》。

［32］书牍六《答总宪廖春泉》。

［33］书牍十一《答两广刘凝斋论严取与》。

［34］奏疏五《请择有司蠲逋赋以安民生疏》。

［35］《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

［36］书牍八《答河道吴自湖》。按题衔误。

［37］书牍八《答河道吴公桂芳》。按题衔误。

［38］今涟水县。

［39］《明神宗实录》云“报曰可”。《明史·河渠志》言帝不欲弃安东而命开草湾如所请者，误。

［40］书牍八《答河道吴自湖言蠲积逋疏海口》。按题衔误。

［41］书牍九《答河道吴自湖》。按题衔误。

［42］书牍九《答河漕傅后川》。按题衔误。

［43］书牍九《答河道吴自湖计分淮导河策》。按题衔误。

［44］书牍九《答河道吴自湖》。按题衔误。

［45］奏疏五《考满谢手敕加恩疏》。

［46］奏疏五《三辞恩命疏》。

［47］《三国志·李严传注》。

［48］书牍七《答督抚吴环洲言敬事后食之义》。

［49］书牍八《与总督方金湖以弈谕处置边事》。

［50］书牍八《答山西崔巡抚计纳叛招降之策》。

［51］书牍八《答蓟辽总督方金湖》。

［52］书牍八《答方金湖》。

［53］书牍九《答甘肃巡抚侯掖川计套虏》。

［54］书牍八《答总督张心斋计战守边将》。按题衔误。

［55］书牍九《与张心斋计不许东虏款贡》。

［56］指阅视大臣郜光先，见书牍八。

［57］书牍九《答宣大王巡抚言蓟边要务》。

［58］书牍十二《答总兵戚南塘授击上蛮之策》，懋修注。

［59］书牍八《答总兵戚南塘》。

［60］书牍八《答阅边郜文川言战守功伐》。

［61］书牍九《答宣大王巡抚言蓟边要务》。

［62］《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一五一《刘光济差役疏》。

［63］万历本《明会典》卷二十。

［64］《明纪》卷三十九。

［65］《平赋役序》，见《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一五一。

［66］书牍八《答楚按院向明台》。

［67］书牍九《答少宰杨二山言条编》。

［68］书牍九《答总宪李渐庵言驿递条编任怨》。

［69］书牍十五《示季子懋修》。

［70］《示季子懋修》。

［71］书牍九《答司寇王西石》。

［72］文集十一《杂著》。

［73］文集八。

［74］书牍八《答两广凌洋山计剿罗盘寇》。

［75］书牍九《答两广凌洋山》。

［76］兵部尚书王崇古。

［77］书牍九《答两广凌洋山计罗旁善后》。

［78］本为泷水县，万历五年升为罗定州，今罗定县。

［79］今云浮县。

［80］今郁南县。

［81］奏疏五《请停止内工疏》。

［82］奏疏五《纂修书成辞恩命疏》。

［83］奏疏五《奏请圣母裁定大婚日期疏》。

［84］书牍六《与操江宋阳山》。

［85］书牍八《答总宪吴公》。

［86］书牍九《答宪长周松山言弭盗非全在不欲》。

［87］奏疏五《论决重囚疏》。

第十一章　从夺情到归葬

居正有综核名实、整顿纲纪的决心，同样也有修明庶政、安定内外的能力。然而，居正采取的政治路线在当时不是平常的政治路线。他曾经希望穆宗实行独裁政治，现在付诸实行，独裁者便是他自己。

嘉靖三十七年，居正曾经见父亲一面。十九年的日月了，居正从一个平凡的翰林院编修成为当国的首辅，文明也从一个平凡的府学生成为首辅的父亲。在北京的掌握政权，在江陵的掌握利权，谁能说文明的不是呢？辽王府到手了，重行翻造，纯忠堂、捧日楼都盖好了，沙洲来了，刘总兵送来的银子也从瞿塘三峡下来了。快得很，李太白不曾说过吗？“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一位七十岁的府学生想起。其余的，还有许多许多数不清的事件。七十岁的人应当休息一下，但是这一家的事交给谁呢？不错，还有居易、居谦，但是文明究竟放心不下。居正也谈起要迎养到北京，可是老年人搁不下江陵的山水，搁不下自己的姬妾，搁不下一切的家事。

万历三年神宗忽然问起左右的人来：“张先生的父母还在吗？”

“先生的父母已经七十几岁了，”大家说，“还是好好的。”

神宗高兴得很，吩咐准备赏赐，一面亲笔写信给居正：

闻先生父母俱存，年各古稀，康健荣享，朕心喜悦。特赐大红蟒衣一袭，银钱二十两；又玉花坠七件，彩衣纱六匹，乃奉圣母恩赐，咸宜钦承，著家僮往赍之。

万历皇帝坐像

张居正生前，万历（1563-1620）十分尊重他，在他死后才敢反攻清算、抄家产夺谥号。

大致是万历五年夏间，文明病了，有时连走路都困难，居正准备请假省亲，偏偏神宗大婚的问题来了，后来婚期定在万历六年三月，居正看到暂时走不得，索性定在大婚以后再行回去。他在给王之诰的信中提起：“老父顷患甚剧，今虽暂愈，然闻动履尚属艰难，桑榆暮景，风烛可虞。颛拟主上大婚后，乃敢乞身［1］。今定婚期于来岁三月，则陈情之举，当在夏初矣。遥望此期，以日为岁，奈何？” ［2］

文明这一年七十四岁，疾病缠身［3］，终于在九月十三日逝世了。那时从江陵到北京交通困难，九月二十五日，居正才得到讣闻。内阁同僚吕调阳、张四维奏明神宗，神宗颁赐御笔给居正说：

朕今览二辅所奏，得知先生之父，弃世十余日了，痛悼良久。先生哀痛之心，当不知何如里！然天降先生，非寻常者比，亲承先帝付托，辅朕冲幼，社稷奠安，天下太平，莫大之忠，自古罕有。先生父灵，必是欢妥，今宜以朕为念，勉抑哀情，以成大孝。朕幸甚，天下幸甚。［4］

神宗赐银五百两、纻丝十表里、新钞一万贯、白米二十石、香油二百斤、各样碎香二十斤、蜡烛一百对、麻布五十匹，两宫皇太后也是照样赐唁。二十八日礼部奉圣旨，文明“着照例与祭葬，仍加祭五坛”，身后恤典，一切从厚。

但是重大的问题来了。明代内外官吏人等有丁忧的制度，在遇到承重祖父母、亲父母的丧事时，自闻丧日起，不计闰，守制二十七月，期满起复。英宗正统七年令，“凡官吏匿丧者，俱发原籍为民”；十二年令，“内外大小官员丁忧者，不许保奏夺情起复”。“丁忧”指亲丧二十七个月中，必须解职的事；期满而后，照旧做官，称为“起复”。在二十七个月中，由皇上特别指定，不许解职，称为“夺情”。夺情之事，平常很少见，但是在军队中，尤其是在作战的时候，原谈不到“丁忧”，这一类的事，古人称为“墨绖从戎”，又称“金革之事不避”。在宗法社会中，政治就是教化，官吏就是师长；主持教化的师长在教忠、教孝的社会里，自己先行履行对亡父、亡母的义务，不能不算是一种合理的行为。

居正照例咨行吏部，题请放回原籍守制。吏部随即奉到圣旨：

朕元辅受皇考付托，辅朕冲幼，安定社稷，朕深切依赖，岂可一日离朕？父制当守，君父尤重，准过七七，不随朝，你部里即往谕著，不必具辞。［5］

九月二十五日居正得讣，这道不许守制的上谕也在九月发下，一切都是四五日间之事，没有回旋的余地。本来居正夺情的事情太严重了，居正身后，经过神宗十年到四十八年这个很长的阶段，一般人因为后来神宗对居正的反感，无从追求正确的结论；等到神宗死后，讨论可以自由的时候，夺情的经过已经成为长远的过去，时日不清楚了，事实不清楚了，伪造的根据、曲解的现实到处作祟，于是夺情的是非遂成为一个谜。

据说第一个主张夺情的是户部侍郎李幼孜，冯保主张夺情，居正也有意夺情，因此造成夺情的局势。其实幼孜第一个发出这个呼声，只提出时代的要求，而造成这个时代要求的却是居正本人。

自从隆庆六年六月居正当国以来，这五年零三个月的时间，整个国家安定了。政治上了轨道，经济有了把握，太仓粟支十年，太仆寺积金四百余万；北边的俺答屈服了，土蛮虽然没有屈服，但是不断地溃败，解除了东北方的威胁；内阁里面，安静到没有一点儿波浪，更是嘉靖、隆庆以来没有的现象。这一切是谁的大功？居正去了，这个局面交付哪一个？徐阶七十五岁了，高拱更和冯保结下生死大仇，都谈不到回朝，在野的还有哪一个干练的大臣？吕调阳是一个忠厚老实的人，他自己没有大的抱负；张四维也许还有些才气，但是资历太差，而且也没有人望，在朝的又交给谁？居正固然有三个主人，但是慈圣太后和冯保都说不到自己掌握政权，明代根本没有太后临朝和宦官执政［6］的前例；至于神宗，这时才十五岁，慈圣太后还把他当小孩看待呢，更说不到自己负责。一切的形势竟造成居正非留不可的局面。这一个局面是居正自己造成的，居正自己也看到了。

大学士丁忧起复，不是没有故事的。成祖永乐六年六月杨荣丁忧，十月起复。宣宗宣德元年正月金幼孜丁忧，随即起复。四年八月杨博丁忧，随即起复。景帝景泰四年五月王文丁忧，九月起复。宪宗成化二年三月李贤丁忧，五月起复。这都是故事。五人之中，唯有李贤是首辅，而李贤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太平的时代，成化二年，宪宗已经二十一岁，即使李贤丁忧，也还和现在非留不可的局面有些不同。这一切，慈圣太后、神宗、冯保，连同居正也都看到了。

不许守制的上谕下来了，居正再行上疏请求，自称“是臣以二十七月报臣父，以终身事皇上”，但是语气并不十分坚定，他甚至说：

臣闻受非常之恩者，宜有非常之报。夫非常者固非常理之所能拘也。臣一个草茅，忝司政本，十有余年，受先皇顾托之重，荷圣主倚毗之专，无论平日所承，隆恩异数，超轶古今，即顷者闻忧之日，两宫圣母为臣悯恻，圣心感动，为臣凄惋，慰吊之使，络绎道途，赙赗之赉，充溢筐篚，又蒙皇上亲洒宸翰，特降玺书，中间慰藉之勤笃，勉喻之谆切，尚有溢于圣言之外者。臣伏而读之，一字一泪，虽旁观逖听之人，亦无不伤心酸鼻者。夫自古人臣，以忠结主，商则成汤之于伊尹，高宗之于傅说，周则成王之于公旦，汉则昭烈之于诸葛亮，其隆礼渥眷，辞命诰谕之文，载在史册，至今可考，固未有谦抑下巽，亲信敬礼，如皇上之于臣，若是之恳笃者，此所谓非常之恩也。臣于此时，举其草芥微躯，摩顶放踵，粉为微生，犹不足以仰答于万一，又何暇顾旁人之非议，徇匹夫之小节，而拘拘于常理之内乎？且人之大伦，各有所重，使幸而不相值，则固可各伸其重，而尽其所当为；不幸而相值，难以并尽，则宜权其尤重者而行之。今臣处君臣、父子两伦相值，而不容并尽之时，正宜称量而审处之者也。况奉圣谕，谓“父制当守，君父尤重”，臣又岂敢不思以仰体，而酌其轻重乎？［7］

无疑地，居正是在考虑应否守制的问题了。十月初二日奉圣旨：

卿笃孝至情，朕非不感动，但念朕昔当十龄，皇考见背，丁宁以朕属卿，卿尽心辅导，迄今海内乂安，蛮貊率服，朕冲年垂拱仰成，顷刻离卿不得，安能远待三年？且卿身系社稷安危，又岂金革之事可比？其强抑哀情，勉遵前旨，以副我皇考委托之重，勿得固辞。［8］

奉旨以后，居正上《再乞守制疏》，十月初五日复奉圣旨：

览奏，词益哀恳，朕恻然不宁。但卿言终是常理，今朕冲年，国家事重，岂常时可同？连日不得面卿，朕心如有所失。七七之期，犹以为远，矧曰三年！卿平日所言，朕无一不从，今日此事，却望卿从朕，毋得再有所陈。［9］

神宗甚至和吕调阳、张四维说起，即使居正再上百本，亦不能准。守制的请求已经成为僵局，居正只得再从侧面提出，他说：

仰窥皇上之心，不过以数年以来，举天下之重，尽属于臣，见臣鞠躬尽瘁，颇称意指，将谓国家之事，有非臣不办者。此殆不然也！夫人之才识，不甚相远，顾上用之何如。臣之不肖，岂真有卓荦超世之才，奔轶绝尘之力，唯皇上幸而用之，故臣得尽其愚耳！今在廷之臣，自辅臣以至于百执事，孰非臣所引荐者？观其器能，咸极一时之选。若皇上以用臣之道而用诸臣，诸臣以臣心之志而事皇上，将臣平日所称圣贤道理，祖宗法度，此两言者，兢兢守之，持而勿失，则固可以端委庙堂而天下咸理。是臣虽去，犹未去也，何必专任一人，而使天下贤者，不得以各效其能乎？且臣尚有老母，年亦七十二岁，素婴多病，昨有家人到，致臣母意，嘱臣早归。田野之人，不知朝廷法度，将谓臣父既没，理必奔丧，屈指终朝，倚闾而望，今若知臣求归来得，相见无期，郁郁怀思，因而致病，则臣之心，益有不能自安者矣。皇上方以孝养两宫，何不推此心以及臣之母乎？［10］

神宗又下圣旨了，他说：

朕为天下留卿，岂不轸卿迫切至情，忍相违拒？但今日卿实不可离朕左右。著司礼监差随堂官一员，同卿子编修嗣修，驰驿前去，营葬卿父；完日，即迎卿母，来京侍养，用全孝思。卿宜仰体朕委曲眷留至意，其勿再辞。［11］

这道圣旨，由内阁传下，神宗再命司礼监太监何进带去亲笔谕旨：

谕元辅：朕以幼冲，赖先生为师，朝夕纳诲，以匡不逮。今再三陈乞守制，于常理固尽，于先帝付托大义，岂不鲜终？况朕学尚未成，志尚未定，一日、二日万几，尚未谙理，若先生一旦远去，则数年启沃之功，尽弃之矣。先生何忍！已有旨，特差司礼监官同先生子前去造葬，事完便就迎接先生老母，来京传养，以慰先生考思，务要勉遵前旨，入阁办事，岂独为朕，实所以为社稷，为苍生也。万望先生仰体圣母与朕惓惓恳留至意，毋劳又有所陈。［12］

这时御史曾士楚、给事中陈三谟都上疏，请留居正了。吏部尚书张瀚奉上谕慰留居正，连忙和左侍郎何维柏商议。

“丁忧守制，”维柏说，“是天经地义的事，迁就不得的。”张瀚的宗旨决定了，索性给他一个不理。吏部司官们和尚书说，请他复奏，张瀚只是一味地装糊涂。他说：“大学士奔丧，应当加恩，这是礼部的事，和吏部有什么相干！”皇帝夺情的诏书屡次下来了，官员们正在纷纷请留居正，张瀚只是捶着胸膛叹息，他认为从此以后，纲常扫地，对于奉命慰留居正的上谕始终置之不理。给事中王道成、御史谢思启上疏弹劾张瀚、何维柏，其结果是张瀚勒令致仕，维柏罚俸三月，一切都是十月初的事。

夺情的局势既成，居正没有回旋的余地，他只有承认了。他说：

凡朝士大夫，见者闻者，无不恫切叹颂，皆以大义贵臣，谓殊恩不可以横干，君命不可以屡抗，既以身任国家之重，不宜复顾其私。臣连日枕块自思，且感且惧，欲再行陈乞，恐重获罪戾。且大婚期近，先帝之所付托，与国家之大典礼，莫此为重，乃一旦委而去之，不思效一手一足之力，虽居田里，于心宁安？用是茹忍哀悰，不敢再申前请，谨当恪遵前旨，候七七满目，不随朝，赴阁办事，随侍讲读。［13］

他提出五个条件，（一）所有应支俸薪，概行辞免；（二）所有祭祀吉礼，概不敢与；（三）入侍讲读，在阁办事，俱容青衣角带［14］；（四）章奏具衔，准加“守制”二字；（五）仍容明年乞假葬父，便迎老母，一同来京。条件提出以后，奉圣旨：“卿为朕勉出，朕心始慰，这所奏，俱准。归葬一节，还候旨行。” ［15］

居正夺情之事虽然是局势造成的，但造成这个局势的何尝不是居正？张瀚勒令致仕的时候，居正还没有承认在阁办事，但是他已经推荐王国光继任吏部尚书了。他和国光说：“铨衡重任，非公不足以当之。比时孤方乞归，然不敢以去国之故，而忘谋国之心，故敢以公进。然公之忠亮，实素简于帝心，故疏上即荷俞光，非俟孤言以为用舍也。” ［16］在苫块昏迷当中，居正何尝有一日忘去政权？居正称道伊尹［17］，也许他看上伊尹以天下自任的那一点，但是以天下自任正是热衷政权的一个解释。

从居正十九年没有见文明一面的事实看来，父子之间的感情委实已经生疏了。居正和文明中间，无论在志趣上，还是在事业上，都看不出一些共同的地方。十九年的日月，三千里的距离，在父子之间造成最大的隔阂。居正当然知道了忧只是二十七个月的请假，在这个时间以后，随时可以起复。但是，起复只是一个理论。徐阶致仕了，陈以勤、李春芳致仕了，高拱、殷土儋也致仕了，除了高拱偶然一度重来以外，其余没有一个再看到北京的城阙。政权正和年光一样，是不轻易回转的。居正自从二十三岁举进士以后，经过三十一年的政治奋斗才取得现在的政治地位，他怎能不留恋呢？

明朝的故事，首辅去位三日以后，次辅便把座位从内阁的右边迁到左边，翰林院后辈和内阁僚属都穿红袍到内阁道贺。这一次他们穿红袍到内阁来了，大家向次辅吕调阳道贺。调阳是一个老实人，他虽然没有把座位移到左边，但是居然接受大众的道贺。这一切都增加了居正的恚忿。他认识到自己还没有去位，人情已经变了，将来当真去位，那还了得！夏言、严嵩对于当日的政权都曾经支付血腥的代价，以后徐阶、高拱也都经过最大的危险，现在会不会需要自己偿还这一笔血债！

留恋、畏惧，这两种强烈的情绪占据居正的胸中。但最大的原因还是他舍不得当时的国家。在自己当国的五年零三个月之中，整个明朝已经从困顿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成为富强的国家，自己去位以后，会不会重行回到困顿中去？这一切，只为了一个十九年不曾见面的父亲，代价未免太大了。居正觉得李幼孜的话语还在自己的耳朵里响着：皇帝冲龄，天下不可一日无相公，相公怎样忍得回去守制呀！这样他才决定辞俸守制的办法。万历八年他在奏疏中曾说过：

臣又查得前代典礼与本朝律令，凡夺情起复者，皆居官食禄，与见任不殊。故先年大学士杨博、李贤等，皆从服中升官考满，以事同见任故也。今臣乃辞俸守制，皇上原未夺臣之情，臣亦未尝于制中起复，比之诸臣，事体原自不同。［18］

居正辞俸守制，但是神宗没有让他枵腹从公的道理，所以在万历五年十月传旨：

元辅张先生，俸薪都辞了。他平素清廉，恐用度不足，着光禄寺每日送酒饭一桌，各该衙门每月送米十石、香油三百斤、茶叶三十斤、盐一百斤、黄白蜡烛一百支、柴二十扛、炭三十包，服满日止。［19］

居正曾和顺天巡抚陈道基谈起当时的心境：

唁贶再临，又辱别谕云云，敢不敬承雅意。但孤暂留在此，实守制以备顾问耳，与夺情起复者不同；故上不食公家之禄，下不通四方交遗，惟赤条条一身，光净净一心，以理国家之务，终顾命之托，而不敢有一毫自利之心；所谓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此孤之微志也。［20］

“辞俸守制”是居正发明的名词，但在一般人的目光中，只看到他不奔丧，不守制，怙权贪位。居正曾经谈到“圣贤道理，祖宗法度”，这句话更引起他们的反感。《论语》是一部家喻户晓的书，哪一个不曾读过？在宰我提出要把三年之丧更行缩短的时候，孔子生了大气，《论语》里还记着：

宰我出，子曰：“子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孔子认定小孩在出生以后的三年中，全靠父母的爱护，因此在父母身死以后应当守制三年，报答父母的恩爱。现在居正照旧入阁办事，还说什么守制？照旧赐酒赐饭，还说什么辞俸？一切只是名辞的簸弄，还谈什么圣贤道理？最可恨的是负着言论责任的御史、给事中，现在不但不曾弹劾，反而陈请慰留，甘心成为权门的鹰犬！一般人正痛恨着。

万历五年十月初五日，天上出现彗星，从西南方直射东北，苍白的色彩像一道几丈长的白虹，从尾星、箕星，越过牵牛星，一直扫射到织女星，这真是一个很大的变异。不错，荀子曾经说过：“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则是虽并世起，无伤也；上暗而政险，则是虽无一至者，无益也。” ［21］但是荀子的话一般人不一定读过，他们看到的只是这个非常的大变。彗星出现以后，神宗下诏修省。修省是一种反省的工作，皇帝要百官修省，百官当然也可以请皇上修省。第一个上疏的是翰林院编修吴中行，他说：

居正父子异地分暌，音容不接者十有九年，一旦长弃数千里外，陛下不使匍匐星奔，凭棺一恸，必欲其违心抑情，衔哀茹痛于庙堂之上，而责以谟远猷，调元熙载，岂情也哉？居正每自言圣贤义理，祖宗法度。宰我欲短丧，子曰：“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王子请数月之丧，孟子曰：“虽加一日愈于已。”圣贤之训何如也？在律，虽编氓小吏，匿丧有禁，惟武人得墨衰从事，非所以处辅弼也。即云起复有故事，亦未有一日不出国门而遽起视事者。祖宗之制何如也？事系万古纲常，四方视听，惟今日无过举，然后后世无遗议，销变之道无逾此者。

中行是隆庆五年的进士，是居正的门生，上疏以后，进谒老师，连同底稿也递上了。

“这一道奏疏，”居正愕然地问道，“已经奏上了吗？”

“没有奏上以前，不敢和老师提起的。”中行说。

中行上疏的第二天，居正的另外一个门生——隆庆五年进士，现任翰林院检讨赵用贤上疏：

臣窃怪居正能以君臣之义效忠于数年，不能以父子之情少尽于一日；臣又窃怪居正之勋望积以数年，而陛下忽败之一旦！莫若如先朝杨博、李贤故事，听其暂还守制，刻期赴阙，庶父子音容乖暌阻绝于十有九年者，得区区稍伸其病于临穴凭棺之一痛也。国家设台谏以司法纪，任纠绳，乃今哓哓为辅臣请留，背公议而徇私情，蔑至性而创异论，臣愚窃惧士气之日靡，国事之日淆也。

用贤上疏的第二天，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又联名上疏了。中行、用贤上疏请令居正奔丧归葬，事毕回朝；艾穆、思孝则请令居正国籍守制。他们说：

陛下之留居正也，动曰为社稷故。夫社稷所重，莫如纲常，而元辅大臣者，纲常之表也。纲常不顾，何社稷之能安？且事偶一为之者，例也，而万世不易者，先王之制也。今弃先王之制而从近代之例，如之何其可也？居正今以例留，腆颜就例矣，异时国家有大庆贺、大祭祀，为元辅者欲避则害君臣之义，欲出则伤父子之亲，臣不知陛下何以处居正，居正又何以自处也。徐庶以母故辞于昭烈曰：“臣方寸乱矣。”居正独非人子而方寸不乱耶？位极人臣，反不修匹夫常节，何以对天下后世？臣闻古圣帝明王劝人以孝矣，未闻从而夺之也；为人臣者移孝以事君矣，未闻为所夺也。以礼义廉耻风天下犹恐不足，顾乃夺之，使天下为人子者皆忘三年之爱于其父，常纪坠矣。异时即欲以法度整齐之，何可得耶？陛下诚眷居正，当爱之以德，使奔丧终制以全大节，则纲常植而朝廷正，朝廷正而百官万民莫不一于正，灾变无不可弭矣。

北京御史、给事中请留居正的奏疏来了，南京御史、给事中请留的奏疏来了，南京尚书潘晟也上疏请留了，偏偏居正的门生和刑部的两个属官上疏请令奔丧，甚至请令守制。这是为的什么？是反动的势力，还是另有什么阴谋？居正正在痛恨和愤慨。外边的风愈来愈紧了。从严嵩时代起，凡是攻击辅臣的，常得廷杖的处分，高拱时代不是也准备廷杖言官吗？一切都在人们的记忆中。居正在七七以内，本来没有入阁办事，他在出处方面原有周旋的余地，神宗要留居正，便不能不让居正满意。杖、杖、杖，唯有廷杖才是满足居正的办法。然而廷杖是怎样一种处分呢？受刑未毕，随即死在廷中的事，大家也还记得。血腥又要出现了！

礼部尚书马自强晋谒居正，居正匍匐在孝帏里面。自强极力为中行等解释，他说这一群少年人固然是年少气盛，冒昧无知，但是他们只是为的国家，并不是有意攻击首辅；他说皇上盛怒之下，唯有居正上疏，为他们营救，才可免去一场大祸。自强真有些黯然了。

“居丧之中，管不了外面的事，请马尚书原谅吧。”居正匍匐着回答。

翰林院的官员们一齐上疏救援了。侍讲赵志皋、张位、于慎行、张一桂、田一俊、李长春，修撰习孔教、沈懋学都具名，但是这一次上疏只是石沉大海，一点儿影响也没有。眼看吴中行等四个都要受刑了，他们焦急得了不得。新科状元沈懋学想起居正的儿子嗣修，他写信给嗣修，请他和居正说情，一连去了三封信，但是嗣修不敢向居正说。懋学惶急了，他知道李幼孜和居正接近，幼孜不是提倡讲学的吗？和他谈一些纲常之道，一定可以生效，因此懋学又去信了。幼孜的答复只是这几句：“若所言，宋人腐语，赵氏所以不竞也。张公不奔丧，与揖让、征诛，并得圣贤中道，竖儒安足知之！”居正最初请求守制，现在简直是有意不奔丧，从被动成为主动，甚至认为圣贤中道。幼孜这一番言论更引起一般人的不满。

廷杖的执行更加迫切了。翰林院掌院学士王锡爵约齐十几位翰林院同僚，拜访居正。居正托辞不见，眼看又成僵局。锡爵急了，一直奔到孝帏前面，他又向居正疏解了。他为吴中行等辩护，他请居正申救。

“圣怒太严重了，说不得。”居正说。

“即是圣怒严重，”锡爵侃侃地说，“也是完全为的相公。”

居正伏着叩头道：“大众要我去，偏是皇上不许我走，我有什么办法？只要有一柄刀子，让我把自己杀了吧！” ［22］

锡爵骇然地退出了，就这样决定了吴中行等受杖的命运。十月二十二日行刑，中行、用贤各杖六十，杖毕，拖出长安门，再用门板抬出北京。中行已经气绝，幸亏中书舍人秦柱率领医士把他救活，大腿上的腐肉割下几十块。用贤是一个胖子，总算受得起，但是大腿上割下来的腐肉有手掌大，后来他的妻索性把这块肉风干，留给子孙，作为传家的教训。在他们两人被逐出北京的时候，日讲官右庶子许文穆送给中行一只王杯，上面镌着几行字：

斑斑者何卞生泪，英英者何蔺生气，追追琢琢永成器。

用贤所得的是一只犀角杯，上面也有几行字：

文羊一角，其理沈黝，不惜刻心，宁辞碎首？黄流在中，为君子寿。

艾穆、沈思孝所受的待遇更惨了。廷杖八十以后，手足加了镣梏，收监三日，再得到充军的处分，艾穆被遣戍凉州，思孝被遣戍神电卫。艾穆，平江人，在湖南、湖北没有分省以前，和居正算是同乡。居正痛切地说：“从前严分宜［23］当国的时候，没有同乡对他攻击，如今我比不上严分宜了。”他回想到门生和同乡都向自己攻击，真有些感慨系之。

气量宽宏的大臣遇到这个局面用不着愤激，更谈不上廷杖，争是非本来是很平常的，为什么要流血呢？但明朝的政局本来不是一个心平气和的局面，居正也不是一位气量宽宏的大臣。他总以为这样便可以压抑当时的舆论，偏偏中行等四人血流满地、气息仅属的形态只激起了一个志士的愤慨。这是万历五年的新科进士，观政刑部的邹元标，后来成为熹宗天启年间一位有名的大臣。元标看到廷杖以后，随即上疏：

陛下以居正有利社稷耶？居正才虽可为，学术则偏，志虽欲为，自用太甚。其设施乖张者：如州县入学，限以十五六人，有司希指，更损其数，是进贤朱广也；诸道决囚，亦有定额，所司惧罚，数必取盈，是断刑太滥也；大臣持禄苟容，小臣畏罪缄默，有今日陈言而明日获谴者，是言路未通也；黄河泛滥为灾，民有驾蒿为巢、啜水为餐者，而有司不以闻，是民隐未周也；其他用刻深之吏，沮豪杰之材，又不可枚数矣。伏读敕谕：“朕学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尽隳。”陛下言及此，宗社无疆之福也。虽然，弼成圣学，辅翼圣志者，未可谓在廷无人也。且幸而居正丁艰，犹可挽留，脱不幸遂捐馆舍，陛下之学将终不成，志将终不定耶？臣现居正疏言：“世有非常之人，然后办非常之事”，若以奔丧为常事而不屑为者。不知人惟尽此五常之道，然后谓之人。今有人于此，亲生而不顾，亲死而不奔，犹自号于世曰，“我非常人也”，世不以为丧心，则以为禽彘，可谓之“非常人”哉？

奏疏上去两天以后，元标廷杖八十，谪戍都匀卫。天启年间，元标为左都御史，一次在进侍经筵的时候，跌倒下去。熹宗连忙派内官去慰问，大学士朱国祚说道：“元标在先朝，因为直言受杖，至今步履犹艰。”四十余年的事了，这一次的廷杖留下了不灭的遗迹。元标后来也曾说过，“大臣和言官不同：言官只要风裁卓绝，大臣非大利害，即当护持国体，哪能和少年一样地轻动”？大概他对于万历五年的建言感到一些懊悔。万历十年，居正身死，次年，革除官荫谥号，直至天启年间才能追复官职，那一次却完全得力于元标的建议。

在这两次廷杖中间，福建巡抚庞尚鹏有书到居正，为诸人营救；南京操江御史张岳上疏请令居正奔丧。西南方的彗星还是直射到东北，苍白色的光芒造成万历五年十月间的恐怖。群臣都感觉不安，谣言好比没有根蒂的柳絮一样，正向四围飘散。有的甚至说居正预备造反，情形离奇到不成样子。神宗又下谕了：

朕承天明命，为天下君，进退予夺，朕实主之，岂臣下所敢自擅。元辅张居正，受皇考顾命，辅朕幼冲，摅忠宣猷，弼成化理，以其身任天下之重，岂容一日去朕左右！兹朕体其至情，厚加恩恤，凡人子所以荣亲送终之典，备极隆异，元辅孝思，已无不尽，亦不在此一行。且纲常人纪，君臣为大，元辅既受皇考付托，义不得复顾其私，为朕倚任，义不得恝然自遂。朕为社稷至计，恳切勉留，群臣都当助朕留贤，才是同心为国。叵耐群奸小人，藐朕冲年，忌惮元辅忠正，不便己私，乃借纲常之说，肆为挤排之计，欲使朕孤立于上，得以任意自恣，殊为悖逆不道，倾危社稷，大伤朕心。兹已薄示处分，用惩奸罔，凡尔大小臣工，宜各明于大义，恪共职业，共成和衷之治。如或党奸怀邪，欺君无上，必罪不宥。钦哉，故谕。［24］

这一道镇压的上谕果然奏效，不但谣诼宁静下来，连群臣进言也因此稍息。谁愿意“乃借纲常之说，肆为挤排之计”呢？居正随后疏称：

今言者已诋臣为不孝矣，斥臣为贪位矣，詈臣为禽兽矣，此天下之大辱也，然臣不以为耻也。夫圣贤之学，有遁世不见是而无闷者，人臣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况区区訾议非毁之间乎？苟有以成臣之志，而行臣之忠，虽被恶名，不难受也。臣之所惧，独恐因是而益伤皇上之心，大亏国体之重，凿混沌未萌之窍，为将来无穷之害耳。今诸臣已被谴斥，臣不敢又救解于事后，为欺世盗名之事；前已奏称遵谕暂出，今亦不敢因人有言，又行请乞，以自背其初心。但连日触事惊心，忧深虑切，故敢陈其缕缕之愚。伏愿皇上恢弘天地之量，洞开日月之明，察兆心仰戴之诚，悯迂儒拘挛之见，卓然自信，尽挥群疑，今后凡有言者，谅其无知，勿与较计，宁使愚臣受辱，毋致有伤圣心。仍乞鉴臣初请，俟大礼既成，放臣归葬，则纷纷之议不俟禁谕而群喙自息矣。［25］

居正在疏中虽请神宗恢弘圣度，但是居正的度量委实亟待恢弘。假如他认识吴中行等只是“迂儒拘挛之见”，那么为什么不能救解于事后？为什么认为上疏救解，只是欺世盗名之事？居正只是心地窄隘，谈不上容人之量。

在七七之中，居正虽然不入阁办事，但是对于国事始终不曾放手，内阁的公文一直被送到孝帏批阅。十月过去，到十一月初，七七已满，圣谕于初六日吉期，入阁办事。这一天，文书官孙斌宣召居正到平台入见皇上。

“臣父不幸，仰荷圣恩，赐吊赐赙，”居正叩头以后，面奏道，“又遣官治葬，恤典殊常。臣于国家，未有尺寸之功，叨此隆恩，感洞心膂。”

“先生孝情已尽了，”神宗说，“朕为社稷，屈留先生。先生只想父皇付托的意思，成全始终，才是大忠大孝。”

居正的眼泪落下了，他说：“伏奉皇上前后谕旨，委曲恳切，臣愚敢不仰体？又昔承先帝执手顾托，誓当以死图报，今日岂敢背违？但臣赋性愚直，凡事止知一心为国，不能曲徇人情，以致丛集怨仇，久妨贤路。今日若得早赐放归，不惟得尽父子微情，亦可保全晚节。”

“先生精忠为国的心，”神宗说，“天地祖宗知道，圣母与朕心知道。那群奸小人乘机排挤的，自有祖宗的法度治他们，先生不必介怀。”

殿上沉默了半晌，神宗又继续地说：“今日好日子，先生可就阁办事。” ［26］

居正叩头谢恩。神宗加赏银五十两、彩锻四表里、酒饭一桌，同时再着文书官孙斌送居正到阁。张文明这一死，经过几度的波折，终于在十一月初六日，居正青衣角带，仍回内阁办事。

在夺情起复的中间还有一件意外的事。宁国府生员吴仕期听说首辅不奔丧，认为这是人心世道的大变。也许是一种好名的冲动，也许只是衷心的刺激，他决定上疏谏止。事情还没有做，太乎府同知龙宗武知道了，立刻告给操江御史胡槚，胡槚再转告居正。恰在此时，南方流传海瑞的《劾张居正疏》。海瑞自从隆庆四年罢官，久已回到琼山，只因在应天巡抚任内声名太大，所以这篇惝恍离奇的奏疏居然流传一时。居正、胡槚当然知道没有海瑞上疏的事，但在揣摩伪疏作者的时候，大家都想到了吴仕期。居正一面把胡槚的奏疏搁起，一面再和他说：

承示狂犯之狱，不胜骇异，诈传诏旨，律有明条，彼自罹于辟，谁得而贳之！但详其伪疏之意，不过以海君为世望人，故托之以阴鼓异类，窥窃虚名，而不知先陷于大辞之罪，所谓喷血以自污，求名而不得，可恶也，亦可哀也。近年以来，人心不正，邪说横行，包藏祸心，欲伤善害正者何限，特斯人不幸而败露耳。大疏一上，主上必且震怒，根求党与，其所芟除，将恐不止斯人。虽群小自作之孽，无所归咎，然于宇宙太和之气，得无少损乎？吾闻国君不仇匹夫，虮虱之流，杀之不武。公若不以告我，死生惟命，不敢与闻，今既已知之，则愿以解网之仁，乞之于左右。大疏特令差人停进，惟高明裁之。［27］

仕期这时已入太平府狱中，胡槚正在等待上疏的结果。居正覆书来了以后，胡槚看清居正不愿株连的意思，当然他再给信宗武。七天以后，仕期果然在太平狱中被笞身死，一件刑事重案就算用政治处分结束了。对于这一件事，胡槚、龙宗武都应当负责，就是居正也不免要负道义的责任，但是他最初只是不愿株连，却想不到会发生严重的后果。

万历五年十一月到了，彗星的苍白色的光芒还是向东北直射。就在这一月，再由神宗下诏考察京官。本来京官是照例六年考察一度的；不在京察之年，举行京察的，称为“闰察”。武宗时代，宦官刘瑾当权的时候，阉党吏部尚书张彩请不时考察京官留下一个恶例，现在是居正运用这个恶例的时候了。居正本来不相信自然界的现象与人事会有什么关系的，他自己不曾说过吗？“夫天道玄远，灾祥之应，皆未可知。孤尝学此于天官氏矣，考其占验，咸属茫昧”。［28］所以他假借星变的名义举行闰察，排除异己，不能不算是一种褊狭的行为。在这一次京察中，主张维持纲常名教的调任南京礼部尚书何维柏罢职了，请令居正驰驿奔丧的南京操江御史张岳罢职了，疏救吴中行等的侍读赵志皋、调任南京国子司业张位也罢职了。居正死后，吏部尚书杨巍疏称“六年京察，祖制也，若执政有所驱除，非时一举，谓之闰察，群情不服，请永停闰察”。万历十三年，永停闰察，便是这一次的后果。

万历五年九月以后，居正在百感俱集当中决定了两件大事：第一是河漕机构的合并，第二是各省田亩的清丈。

明代对于河、漕的事务最初分属于两个机构，河道总督专管黄河，漕运总督专管漕运。其后漕运总督兼管淮安以下入海的河道，而淮安以上仍属河道总督。但从淮安到茶城，借河为漕，河道总督的职权只能管到这一段的黄河，对于河南以上的黄河，其实没有管到，当时也没有整理黄河上游的主张，因此河、漕两个机构永在摩擦当中。这是由来已久的事实。万历四五年间，河道总督傅希挚更和漕运总督吴桂芳不断地争执。五年九月，调山东巡抚李世达为河道总督，调河道总督傅希挚为陕西巡抚。居正以为有了办法，但是随即发现这是制度的问题，不是人的问题。十月中，再把世达调开，命桂芳兼理河、漕。六年正月，升桂芳为工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理河、漕，提督军务［29］，河、漕两个机构到此正式合并。六年之初，居正写信对桂芳说：

治河之役，朝廷以付托于公者甚重。……承示，恐流言之摇惑，虑任事之致怨。古人临事而惧，公今肩巨任事，安得不为兢兢？若夫流议怨谤，则愿公勿虑焉。孤浅劣无他肠，唯一念任贤保善之心，则有植诸性而不可渝者。若诚贤者也，诚志于国家者也，必多方引荐，始终保全，虽因此冒险蒙谤，亦无闷焉。顾近一二当事者，其始未尝不锐，至中路反为人所摇，自乖其说，或草率以塞责，或自隳于垂成。此岂庙堂不为主持而流谤之果足为害耶？子产曰：“政如农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图其终，行无越思，如农人之有畔。”愿公审固熟虑，集思广益，计定而后发，发必期成。至于力排众议，居中握算，则孤之责也。使孤得请而归，后来之事，诚不可知；若犹未也，则公可无虑矣。［30］

不幸的是，就在六年正月桂芳病死，随后再命潘季驯为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总理河漕，至此河、漕方面得到一个正当的解决。

明代以前，国家岁入，以赋役为大宗，赋是田赋，役是丁役。要整顿国家的收入，便要从调查田地和户口入手。滕文公要行仁政，使毕战问孟子，请他指示井地的办法。孟子说：“子之君将行仁政，选择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孟子的这几句话固然透露出他对井田的理想，但是“行仁政必自经界始”是一句颠扑不破的话。当时唯有把田地、丁口调查清楚以后，人民的担负才能平均，不至于有一部分逃避责任，另一部分加重担负的流弊。

太祖洪武二十六年的调查显示：户一千六百五万二千八百六十，口六千五十四万五千八百十二，田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到孝宗弘治四年重行调查的时候，中间经过九十八年的休养生息，贵州又经开辟，无论在丁口还是田地方面，都应当有巨额的增加，但是实得的只有户九百十一万三千四百四十六，口五千三百二十八万一千一百五十八，田六百二十二万八千五十八顷［31］，这里的结论不是丁口、田地的减少而只是担负赋税的丁口、田地减少了。豪门的家奴、两京的匠役都免除了役的义务，于是便有卖身投靠和冒充匠役的人民；再不然，便行贾四方，举家舟居，调查户口的也就无从着手。至于田地，也有拨归王府的，也有隐托豪宗的；再不然，在治安有问题的地方当然更谈不上征收。担负赋税的丁口、田地减少，一切的责任又加到其余的人民身上，更加造成政治上的不平。万历五年十一月，居正疏请调查户口、田地，凡庄田、民田、职田、荡地、牧地，一概从实丈量，限三载竣事［32］。这一件事业的完成，在居正归葬以后姑且不谈。万历九年，萧廪为陕西巡抚，尽管诏书严催调查隐田，萧廪吩咐部下只要和旧额相等，无须多报［33］，史册流传，以为美谈。其实对少数人的宽容，恰恰增加了多数人的担负，这一点最简单的政治常识，当时人没有看到，反而认为居正的主张过于苛刻，不能不算是历史上的怪事。

万历六年到了，大婚改在二月，筹备的程序着着进行。正月间司礼监文书官丘得用口传圣旨，奉圣母慈谕：“这大礼，还着元辅一行，以重其事。”又说：“忠孝难以两尽，先生一向青衣角带办事，固是尽孝；但如今吉期已近，先生还宜暂易吉服，在阁办事，以应吉典，出到私宅，任从其便。”大婚便得钦定问名纳采使两人，按当时的资望，正使当然是英国公张溶，副使便是居正。慈圣皇太后赐居正坐蟒、胸背蟒衣各一袭，吩咐自正月十九日起，吉服办事。不料户科给事中李涞上疏，认为居正有服，不宜参加吉礼，请求改命。神宗随即谕示居正：

昨李涞说，大婚礼不宜命先生供事。这厮却不知出自圣母面谕朕说，先生尽忠尽不的孝。重其事，才命上公元辅执事行礼。先生岂敢以臣下私情，违误朝廷大事。先朝夺情起复的，未闻不朝参居官食禄，今先生都辞了，乃这大礼亦不与，可乎？看来今小人包藏祸心的还有，每遇一事，即借言离间。朕令已鉴明了，本要重处他，因时下喜事将近，姑且记着，从容处他。先生只遵圣母慈谕要紧，明日起暂从吉服，勿得因此辄事陈辞。［34］

这是正月十八日的事，经过一度疏辞以后，居正暂从吉服，照常办事。

穆宗逝世以后，慈圣皇太后一向住在乾清宫，对神宗尽监护的责任。现在大婚期近，皇太后退居慈宁宫，一面谕示神宗：

说与皇帝知道，尔婚礼将成，我当还本宫，凡尔动静食息，俱不得如前时闻见训教，为此忧思。尔一身为天地神人之主，所系非轻。尔务要万分涵养，节饮食，慎起居，依从老成人谏劝，不可溺爱衽席，任用匪人，以贻我忧。这个便可以祈天永命，虽虞舜大孝，不过如此。尔敬承之，勿违。［35］

同时，慈圣太后赐居正坐蟒、蟒衣各一袭，彩锻八表里，银二百两，又颁慈谕。

皇帝大婚礼在迩，我当还本宫，不得如前时常常守着照管，恐皇帝不似前向学勤政，有累盛德，为此深虑。先生亲受先帝付托，有师保之责，比别不同。今特申谕交与先生，务要朝夕纳诲，以辅其德，用终先帝付托重义，庶社稷苍生，永有赖焉。先生其敬承之，故谕。［36］

慈圣太后把监护的责任完全移交居正。居正对神宗是担当国事的大臣，同时也是朝夕照管的监护人。直到神宗大婚以后，居正的双重职责依然存在。奉到慈谕以后，居正疏称：

兹奉诰谕，以慈驾还宫，虑看管之少疏，恐圣德之有累，委臣以师保之责，勉臣以匡弼之忠，宠锡骈蕃，开谕恳切。臣捧读未竟，涕泗横流。念臣昔承先帝顾托之重，既矢以为国忘家、捐躯徇主矣，其在今日，敢不益摅忠荩，图报国恩！但内禁外廷，地势自隔；臣谟母训，听纳悬殊。尚冀我圣母念祖宗基业之重，天位保守之难，凡所以拥护圣躬，开导圣学者，尤望时加训迪，勿替夙恩。臣知皇上纯孝性成，必能仰承慈意，服膺罔懈也。至于进尽忠言，弼成圣政，则臣分义所宜自尽者，虽微慈谕，犹当思勉，况奉教督谆谆，敢不罄竭愚衷，对扬休命。臣诚不胜感激祈望之至。［37］

大婚典礼正在进行的时候，辽东巡抚张学颜的捷报到了。土蛮约同泰宁卫速把亥进犯辽东开原，大营扎在劈山，辽东总兵李成梁得到消息，随即出寨二百里，进捣劈山，斩敌四百三十，这便是所谓“劈山大捷”。捷报到了，神宗奏知慈圣皇太后，太后对神宗说：“赖天地祖宗默祐，此时正尔行嘉礼之际，有此大捷，乃国家之庆，我心甚喜。元辅运筹庙谟，二辅同心协赞，才得建此奇功。我勉留张先生，这是明效。”“圣母慈谕的是。”神宗恭敬地答复。［38］

在大捷声中，神宗的婚礼举行了，所娶的王皇后后来被谥为孝端皇后。大捷和大婚对辅臣都有照例的赏赐，经过谦辞以后，居正两次各受银一百两，彩缎六表里，对于升荫，仍坚辞未受。

现在是居正力援前疏，请求给假归家葬父的时候了，但是神宗还是不允，上谕说：

卿受遗先帝，辅朕冲年，殚忠宣劳，勋猷茂著。兹朕嘉礼初成，复奉圣母慈谕惓惓，以朕属卿，养德保躬，倚毗方切，岂可朝夕离朕左右？况前已遣司礼官营葬，今又何必亲行？宜遵先后谕旨，勉留匡弼，用安朕与圣母之心，乃为大忠玉孝，所请不允。［39］

居正再行上疏，辞旨非常迫切，他说：

夫尽忠所以尽孝，而死者不可复生，臣岂不知今日之归，无益臣父之死；且重荷殊恩，特遣重臣，为之送葬，送终之礼，已为极至，臣今虽去，亦复何加，但区区乌鸟私情，唯欲一见父棺，送之归土，以了此一念耳。若此含不遂，虽强留于此，而心怀蕴结，形神愈病，必不能专志一虑，以图国家之事；公义私情，岂不两失之乎？比得家信，言臣父葬期，择于四月十六日，如蒙圣慈垂怜，早赐俞允，给臣数月之假，俟尊上两宫圣母徽号礼成，即星驰回籍，一视窀穸，因而省问臣母，以慰衰颜。傥荷圣母与皇上洪庇，臣母幸而康健无病，臣即扶侍同来。臣私念既遂，志意获纾，自此以后，当一心一虑，服勤终身，死无所憾。是今虽暂旷于数月，而后乃华力于终身，皇上亦何借此数月之假，而不以作臣终身之忠乎？此臣之所以叩心泣血，呼天乞怜，而不能自已者也。若谓臣畏流俗之非议，忘顾托之重任，孤负国恩，欲求解脱，则九庙神灵，鉴臣之罪，必加诛殛，人亦将不食其余矣。［40］

这次神宗准奏了，但是因为不能远离居正，所以限期回京，上谕说：

朕勉留卿，原为社稷大计，倚毗深至。览卿此奏，情词益迫，朕不忍固违，暂准回籍襄事。还写敕差文、武官各一员护送，葬毕，就着前差太监魏朝，敦趣上道，奉卿母同来，限五月中旬到京。往回都着驰驿。该省抚、按官仍将在籍起身日期，作速差人奏报。［41］

三月初，仁圣皇太后加尊号仁圣贞懿皇太后［42］，慈圣皇太后加尊号慈圣宣文皇太后，事情都停当了。居正想起回去以后阁中只剩吕调阳、张四维两人，诚恐闻见有限，办事不易，随即疏请简用阁臣。奉御批：“卿等推堪是任的来看。”据说居正自念高拱和自己不和，殷士儋在宫内有奥援，都不敢推，最后决定推荐徐阶。居正已经发信给徐阶了，后来想起徐阶还朝以后，官阶和科第都在自己之上，自己葬毕回京，只有把首辅奉让，所以把这个计划打消了［43］。揣测之词，不甚可信。居正想起在万历三年八月请求增补阁员的时候，除张四维以外，曾经陪推马自强、申时行二人，因此再行上疏，内称“今臣等公同评品，堪任是职，似亦无逾于二臣者，敢仍以二臣推上，伏乞圣明，再加审酌”。神宗随即批准，马自强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申时行升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俱着随元辅等在内阁办事”。万历六年的内阁，人才充实了，但是其实还只是居正一人。

自强，同州人，嘉靖三十二年的进士，万历三年为吏部左侍郎，九月升礼部尚书，是一个老成干练的人物。他平时的主张和居正不一致，所以这次入阁，自强觉得有些出于意外，因此对居正十分感激。时行，长洲人，嘉靖四十一年进士第一，万历三年为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后来升吏部右侍郎。这一位苏州状元在万历十一年至十九年间曾任八年有余的首辅，此时只是后生新进，经过居正两次推荐，所以对居正更是非常亲近。万历六年的内阁，一切只是居正的局面。六年七月，调阳病重回籍，十月自强病卒，于是内阁只剩居正、四维、时行三人，一直维持到万历十年。

居正回籍的日期定在三月十三日。神宗赐路费银五百两、纻丝六表里，仁圣太后赐银三百两、纻丝六表里，慈圣太后赐银五百两，纻丝六表里。除此之外，神宗又给“帝赉忠良”银印一颗，另赐手谕：

朕大礼甫成，倚毗先生方切，岂可一日相离？但先生情词迫切，不得已，准暂给假襄事，以尽先生孝情。长途保重，到家少要过恸，以朕为念，方是大孝。五月中旬，就要先生同母到京，万勿迟延，致朕悬望。又先生此行，虽非久别，然国事尚宜留心，今赐先生“帝赉忠良”银记一颗，若闻朝政有阙，可即实封奏闻。［44］

司礼监太监王臻到居正宅中，口传圣旨，着居正于三月十一日到文华殿面辞。这一天居正到文华殿，神宗在西室里坐着。居正面奏道：“臣仰荷天恩，准假归葬，又特降手谕，赐路费银两、表里及银记一颗。臣仰戴恩眷非常，捐躯难报。”

“先生近前来些。”神宗吩咐道。

居正向前挪近几步。

“圣母与朕原不肯放先生回，”神宗说，“只因先生情辞恳切，恐致伤怀，特此允行。先生到家事毕，即望速来。国家事重，先生去了，朕何所倚托？”

居正叩头称谢，又说：“臣之此行，万非得已。然臣身虽暂违，犬马之心实无时刻不在皇上左右，伏望皇上保爱圣躬。今大婚之后，起居食息，尤宜谨慎。这一件，是第一紧要事，臣为此日夜放心不下，伏望圣明，万分撙节保爱。又数年以来，事无大小，皇上悉以委之于臣，不复劳心；今后皇上却须自家留心，莫说臣数月之别，未必便有差误。古语说‘一日、二日万几’，一事不谨，或贻四海之忧。自今各衙门章奏，望皇上一一省览，亲自裁决。有关系者，召内阁诸臣，与之商榷停当而行。”

“先生忠爱，朕知道了。”神宗说。

“臣屡荷圣母恩慈，以服色不便，不敢到宫门前叩谢，伏望皇上为臣转奏。”居正说。

“知道了，”神宗说，一边又叮咛道，“长途保重，到家勿过哀。”

居正感动得了不得，伏地呜咽，话也说不得了。

“先生少要悲痛。”神宗安慰他，但是神宗也呜咽了。

居正叩头，退出西室，在他退出的时候，听得神宗和左右说：“我有好些话要与先生说，见他悲伤，我亦哽咽说不得了。” ［45］

一直到十六岁，神宗还是一个天真的孩子。他看到这个当国多年的老臣长长的一绺胡须，现在精神困惫，形容摧朽［46］，眼看又要回去，固然二三月以内，居正还要回朝，但是神宗心里毕竟有一点儿恋恋不舍。居正辞出以后，神宗再着文书官孙斌等赐居正食品八盒。慈圣太后也派慈宁宫牌子太监李旺赐居正银八宝豆叶六十两，途中赏人。李旺口传皇太后圣谕道：“先生行了以后，皇上无所依托。先生既舍不得皇帝，到家事毕，早早就来，不要待人催取。” ［47］

三月十三日居正出京，神宗特着司礼监太监张鲸到郊外饯送，又赐甜食两盒、干点心两盒，文武百官一概出郊远送。

张居正故居前的牌坊

据王世贞的记载，居正这一次回去真有些威风。轿子是特制的，前面是起居室，后面是寝室，两廊一边一个书僮焚香挥扇。三十二名轿夫抬着一架大轿，赫赫煊煊地从北京南下，一路还有蓟镇总兵戚继光派来的铳手、箭手随同保护，沿路巡抚和巡按御史出疆迎送，府、州、县官跪着迎接，开路办差，更加忙得不亦乐乎。三月十九日过邯郸，随后入河南界，开封城内的周王已经派人迎到界上，礼物奠品一齐送上，居正收了奠品，其余一概璧谢。渡过黄河，路经新郑，高拱住在这里，这是二十年来的旧交，六年以来的政敌。高拱有病，带病出来迎接。他病得太厉害了，说话都不十分清楚，这两个敌对的政治家只有面对面痛哭。居正记得上年嗣修匆匆南归的时候，曾派他到高拱那里问候，彼时已经听说有病，真想不到竟是这样地狼狈。

就在四月初四日，三十二名轿夫的膂力把这一位首辅送到江陵了。到家以后，他写了一封信给高拱：

相违六载，只于梦中相见，比得良晤，已复又若梦中也。别后归奔，于初四日抵舍。重辱遣奠，深荷至情，存殁衔感，言不能喻。使旋，草草附谢，苦悰痛切，不悉欲言，还朝再图一披对也。［48］

四月十六日，张文明下葬，地址在太辉山。会葬的官员有司礼监太监魏朝、工部主事徐应聘，这两位是钦遣经营葬事的；有礼部主事曹诰，这是谕祭的；还有护送居正回籍的尚宝司少卿郑钦、锦衣卫指挥佥事史继书；地方官有先任湖广巡抚、升刑部右侍郎陈瑞，抚治郧襄都御史徐学谟及司、道等官。一切都很煊赫，也许这一位不第秀才、荆州府学生可以瞑目了吧。

四月眼看过去了，神宗限定五月回朝，居正想起七十三岁的老母禁不起暑天的跋涉，只得请求宽限，准备八九月间，天气凉爽，扶侍老母，一同赴京。这一来可把神宗急坏了，神宗一面吩咐内阁拟旨，着太监魏朝留待秋凉，伴送张母入京，仍着居正务须于五月下旬回阁办事，一面另下手谕：

谕元辅张先生：自先生辞行之后，朕心日夜悬念，朝廷大政，俱暂停以待。今葬事既定，即宜遵旨早来，如何又欲宽限？兹特遣锦衣卫堂上官，赍敕催取。敕到，即促装就道，以慰惓惓。先生老母畏热难行，还着太监魏朝将先生父坟未尽事宜，再行经理，便候秋凉，护送先生老母同来。先生宜思皇考付托之重，圣母与朕眷倚之切，早来辅佐，以成太平之治，万勿耽延，有孤悬望。先生其钦承之。［49］

居正还南，整个政府机构停止下来，神宗吩咐拣重要的公事，送到江陵，其余都待居正入京处理。次辅吕调阳感觉到有些难堪，从前有过伴食中书，自己不成为伴食大学士吗？因此他索性请了病假，难得到内阁办事。例行公事由张四维处办，把稍关紧要的公事都送到江陵，听候居正决定。得、得、得！从北京到江陵的大路上，正有无数的公文在马背上送来送去。

三月间，辽东又报大捷了，这是所谓“长定堡之捷”，捷报一到北京，神宗高兴极了，立即告谢郊庙，感谢天地和祖宗的保祐，同时吩咐内阁大行赏赉。神宗和内阁提起慈圣太后的话：“赖天地祖宗默祐，乃国家之庆，元辅平日加意运筹，卿等同心协赞之所致也。” ［50］四月十一日，神宗派兵部差官把上谕送到江陵，他还说起：“着兵部马上差人，星夜前去与张先生看，将一应叙录比前再加优厚。” ［51］同时吕调阳等四位大学士的信也来了，内阁的题稿、辽东的捷报、都送给居正看。这一次真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大捷，怪不得神宗高兴。事情是这样的，鞑靼的武士们大致是七八百人吧，带了牛羊向辽东边界像风暴一样地冲过来。他们口口声声说是投降。谁相信！鞑靼的诡计多得很，这一定是诈降。辽东副总兵陶成喾看定以后，一马当先，率领部下的将士也像狂风一样地杀过去。这一次的鞑靼真无用，像割草，像切菜，杀、杀、杀！一共杀去四百七十几个鞑靼，陶副总兵的刀柄溅满了血腥，手腕也有些酸痛，看看只剩少数的敌人，哭丧着脸，狼狈地抱头鼠窜，这才点验人头，三百，四百，斜斜的眼，半睁半闭地在血泊里瞧着长定堡的青天。最奇怪的是自己的部下一些损伤也没有！自古以来，有过这样的胜仗吗？这才把陶副总兵乐得忘去了杀人的疲倦。经过几次申报以后，现在这些公文完全在江陵张府的案上。

居正沉吟了，皇上已经告谢天地祖宗，还有什么说的！他上疏说：“窃照辽东一镇，岁苦虏患，迩赖圣明加意鼓舞，屡奏肤功。乃今以裨将偏师，出边遏剿，斩馘至四百七十余级，而我军并无损失，功为尤奇。况当嘉礼美成之会，两月之间，捷报踵至，而今次所获，比前更多，此诚昊穹纯祐，宗社垂庥，我皇上圣武之所致也。” ［52］皇上要他从优叙录，他只有从优拟议。陶成喾升官，辽东总兵李成梁升荫世袭指挥佥事。蓟辽总督梁梦龙、辽东巡抚周咏升级，兵部尚书方逢时，和左、右侍郎也加俸加级，连带内阁大学士吕调阳、张四维特加武荫，马自强、申时行特加文荫，其余照例升赏的大小官员尚不在内。四百七十几位鞑靼武士啊，你们不是枉死的了，你们那半开半闭的眼睛，会从血泊里看到别人得了这么多的赏赐！

但是这一次的胜仗未免胜得太容易、太离奇了，居正总有些不放心。他一面函嘱蓟辽督、抚查究，一面函询兵部尚书方逢时。他对逢时说起：

辽左之功，信为奇特，伏奉圣谕俯询，谨具奏如别揭。但细观塘报，前项虏人有得罪土蛮，欲过河东住牧等语，虽其言未可尽信：然据报彼既拥七八百骑，诈谋人犯，必有准备；我偏师一出，即望风奔溃，骈首就戮，曾未见有抗螳臂以当车辙者，其所获牛、羊等项，殆类住牧家当，与入犯形势不同。此中情势，大有可疑。或实投奔之虏，边将疑其有诈，不加详审，速从而歼之耳。今奉圣谕特奖，势固难已，但功罪赏罚，劝惩所系，万一所获非入犯之人，而冒得功赏，将开边将要功之隙，阻外夷向化之心，其所关系，非细故也。［53］

居正在奏疏里留着一句：“虽其中有投降一节，臣未见该镇核勘详悉。”明朝是监察权高于一切的时代，辽东有巡按御史，未经核勘以前，其实算不得定局。辽东巡按安御史一经查实，随即函告居正，这才明白真相。鞑靼七八百名武士是真的，他们因为得罪土蛮，所以携带牛羊拼命东奔，准备向朝廷投降，却想不到遇着一位杀人不眨眼的陶副总兵，给他们一个死不瞑目。但是怎么办呢？天地祖宗都谢过了，恩赏一直荫到大学士的子孙，难道都要推翻？居正还准备息事宁人，但是口口声声抱怨吕调阳等的糊涂。他和蓟辽督抚说起：

向者南归，奉圣谕辽东大捷，命孤拟议恩赏，比时心窃疑之，曾以请教，随具一密疏入告，及孤入朝，则业已处分矣。近得安道长［54］一书，据其所访，则与小疏一一符合，何当事诸公之不审处，一至于此也！令大赉已行，困难追论，但赏罚劝惩所系，乖谬如此，殊为可恨。谨录疏稿及安君书奉览，幸惟秘存。［55］

这是万历六年居正还朝以后的事。不久，给事中光懋上奏，指实陶成喾杀降要功，请求治罪，并请将大学士、兵部尚书、侍郎及蓟辽总督、辽东巡抚、总兵恩赏一并剥夺。这真是一个有力的奏疏，事情已经被揭开，当然只有彻查。居正立即函致巡按御史，切实说起：

去岁，承示长定事，鄙意以其事已成，可置勿论矣，不意该科又有此疏，已奉旨并勘。今惟当据实分别真伪，以俟宸断，量其虚实大小，以为子夺厚薄。明主悬衡鉴以裁照，决不致有枉抑也。辱示事情，一一领悉。去岁之事，不榖到京，闻人言啧啧，不独执事言之，今虽欲曲隐，而人之耳目，可尽涂乎？近日彼中督、抚书来，又言执事云，见不榖奏对稿中，有投降等语，不敢具核册，须使人密探而后行者。此必执事畏诸人之怨恨而托之不榖以自解也。然执事有纠察之责，为朝廷明功罪，慎赏罚，何嫌何畏，惟当核实，作速勘明，则公谕自昭，人心自定矣。［56］

经过居正的支持以后，安御史的奏疏来了，一切和光懋的话一样。兵部尚书和蓟辽督、抚还在设法隐饰，但是事情已经隐饰不来了。最后的结果是，内阁、兵部、督、抚、总兵的恩赏一齐被革除。居正在万历七年曾经说起：“赏罚明当，乃足劝惩，未有无功幸赏，而可以鼓舞人心者！”又说：“近日辽左虚冒功级，虽督、抚、大将，已降之恩皆追夺。” ［57］经过这一番振饬，鞑靼武士们可以瞑目了。

居正这一次的作风真有些操切，莫说已降之恩一概革夺，似乎不近人情，最初报捷的梁梦龙、题请的方逢时、拟旨的吕调阳等，不感觉难堪吗？这里有的是内阁多年的同僚、心腹相共的朋友，以及一手提拔的门生，然而居正顾不得，在为朝廷整饬纲纪的前提之下，居正不顾私人的关系。国家赏罚倒置，还称什么国家？居正在这方面当然有他的决心。

话又说回来了，在文明葬事既毕以后，居正又匆促地准备入京。从前人说“身在江湖，心在魏阙”，正是居正这时的心境。御史周友山在给他的信中，说他“恋”。居正坦然地答复道：

孤之此行，本属初意，今荷圣慈特允，获遂夙行，所谓求仁而得仁也。他何知焉？兹奉翰示，“恋之一字，纯臣所不辞。今世人臣，名位一极，便各自好自保，以固享用。”至哉斯言，学者于此，能确然自信，服行勿失，便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非谫见闻所可窥也。［58］

“恋”是不肯放弃。在古代的政治术语中，不肯放弃成为一种罪恶，所以骂人久于禄位，说他“恋位”“恋栈”。在“恋”字的意义经过这样地转变以后，政治界最高超的人生观便是那优游不迫、漠不关心的态度。做小官的说是“一官如寄”，做大官的便想“明哲保身”。至于国家的事，倘使有人在那里切实负责，那么骂他一声“恋位”，背后也可以指手画脚，诅咒“俗吏”；倘使没有人负责，那么也好，天下事自有天下人负责，风雅的官长们不妨分韵赋诗，何必管这么多的俗务？居正对于“恋”字直认不讳，正在那里提倡当时政治界的一种新人生观。

在辞别老母和吩咐司礼太监魏朝护送太夫人秋季入京以后，居正又从江陵出发了。从此以后，他再没有看到江陵。三十二人的大轿，在五月二十一日仍向北京开拔。但是夏天的道路经过淫雨以后，更不易走，眼看五月底入京的限期无法遵守，居正只得再请宽限道：“臣已于本月二十一日，更服墨缞，星驰就道。伏念臣违远阙庭，已逾两月，今恨不能一蹴即至，仰觐天颜。但臣原籍去京师，几三千里，加以道途霖潦，每至迍邅，哀毁余生，难胜劳顿，今计五月中旬之限，已属稽违，私心惶惶，不遑宁处。除候到京之日，伏藁待谴外，谨先奏知，以仰慰圣母、皇上悬念。尤冀圣慈曲垂矜悯，特宽斧钺，稍假便宜，俾屠弱之躯，获免困仆，裂肝碎首，杀不敢辞。臣无任惶惊陨越之至。”

这一奏疏上去，神宗下谕：览奏，知卿已在途，朕心慰悦。炎天远道，宜慎加调摄，用副眷怀，便从容些行不妨［59］。

居正还京的行程因此从容下来。路过襄阳，襄王出城迎接；以后再过南阳，唐王也同样迎接。明朝的事，臣民遇见藩王，都行君臣之礼，但是现在不同了，只行宾主之礼。从南阳向北，不久便到新郑。居正再去访问高拱，这一次高拱更颓唐了。居正到京以后，还去过一次信：

比过仙里，两奉晤言，殊慰夙昔，但积怀未能尽吐耳。承教二事，谨俱祗领。翁第专精神，厚自持，身外之事，不足萦怀抱也。初抵京，酬应匆匆，未悉鄙悰，统容专致。［60］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了。所说二事，大致是指高拱立嗣和身后请求恤典的事。高拱的暮年真凄凉，六十几岁的人了，连嗣子还没有确定；身后的恤典，一切还得仰仗自己的政敌。立嗣是高家自己的事，恤典毕竟要由居正维持，在这方面，居正没有忘去多年的交谊。

从新郑北上，渡过黄河，六月十五日未时以后，居正到达北京郊外真空寺，神宗已经派司礼监太监何进在那里赐宴。本来在居正上疏请求宽限以后，皇上固然盼切，内阁、六部、都察院、各寺、六科，连同南京部、院、寺、科，联名请求催促居正还朝。现在果然到了，皇上派员设宴，两宫皇太后也派管事太监赐银八宝，赐金钱、川扇，赐点心、果饼、鲜果、清酒。何进口传圣旨：“若午时分进城，便着张先生在朝房伺候，朕即召见于平台。若未时分进城，着先生径到宅安歇，次日早，免朝召见。” ［61］

十五日来不及入朝，居正回宅安歇。第二天十六日是早朝的日期，上谕免朝，神宗到文华殿，仍在西室召见居正。

“臣以前者蒙恩准假葬父，”居正叩头道，“事竣，臣母老，未能同行，又蒙圣恩，特留司礼监太监魏朝，候秋凉伴行。臣一门存殁，仰戴天恩，不胜感切。”

“先生此行，忠孝两全了。”神宗说。

“臣一念乌鸟私情，若非圣慈曲体，何由得遂？感恩图报之忱，言不能宣，唯有刻之肺腑而已。”居正说。

神宗安慰居正说：“暑天长路，先生远来辛苦。”

居正叩头谢恩，一面又请求违限之罪。

神宗把请罪的事搁下，只说“朕见先生来，甚喜。两宫圣母亦喜”。

“臣违远阙庭，倏忽三月，”居正慨然地说，“然犬马之心，未尝一日不在皇上左右。不图今日重睹天颜，又闻圣母慈躬万福，臣不胜庆忭。”

“先生忠爱，朕知道了，”神宗说，经过一度停顿以后，神宗又问，“先生沿途，见稼墙何如？”

居正奏明往来道路所经畿辅、河南地方，二麦全收，秋禾茂盛，实丰登之庆。

神宗又问道：“黎民安否？”

“各处抚、按有司官来见，臣必仰诵皇上奉天保民至意，谆谆告诫，令其加意爱养百姓。凡事务实，勿事虚文。臣见各官兢兢奉法，委与先年不同。以是黎民感德，皆安生乐业，实有太平之象。”居正说。

“今边事何如？”皇上又关心地问道。

“昨在途中见山西及陕西三边督、抚、总兵官，俱有密报，说虏酋俺答西行，为挨落达子所败，损伤甚多，俺答仅以身免。此事虽未知虚实，然以臣策之，虏酋真有取败之道。夫夷、狄相攻，中国之利，此皆皇上威德远播，故边境乂安，四夷宾服。”居正又在下面叩头称贺了。

神宗说：“此先生辅佐之功。”

居正看定这是一个重大的事件，所以愈说愈高兴，连古代那些圣王之道都说上了，语句之间，也越发文绉绉的。他说：“虏首若果丧败，其运从此当日衰矣，但在我不可幸其败而轻之。盖圣王之制夷狄，惟论顺逆，不论强弱；若其顺也，彼势虽弱，亦必抚之以恩；若其逆也，彼势虽强，亦必震之以武。今后仍望皇上扩并包之量，广复育之仁，戒谕边臣，益加恩义。彼既败于西，将依中国以自固，又恐乘其敝而图之。若我抚之，不改初意，则彼之感德益深，永为藩篱，不敢背叛，此数十年之利也。”

神宗听到这一篇议论，很高兴地点头道：“先生说的是。”停了一下以后，又说：“先生沿途辛苦。今日见后，且在家休息十日了进阁。”

居正叩头称谢，神宗赐银一百两、纻丝六表里、新钞三千贯，还有两只羊、两瓶酒，连带茶饭一桌，烧割一份。神宗又差司礼太监张宏引导居正到慈庆宫、慈宁宫叩谢两宫皇太后。

居正回内阁办事之先，第一还得办自己的事。在居正葬父的时候，湖广的大官都来会葬，偏偏湖广巡按御史赵应元没有到。应元自称出差已满，正在襄阳和新任巡按郭思极办理交代，所以不能来。理由尽管举得出，但是居正总有一点儿不舒服。应元巡按事毕，照例当回都察院听候考察。明朝是一个重视监察权的时代，巡按御史当然有巡按御史的本分；但自中期以来，把这个听候考察的故事视为具文的不止一人，在逐渐松懈的局面下，这并不是意外。应元告了病假，回籍养病，没有回院。都察院左都御史陈炌是主管官，负有整顿纪纲的责任，立即提出弹劾，认为托病规避，应予罢斥。应元随即受到除名的处分，这是居正还朝以前的事，但是问题来了。据说这一次陈炌提出弹劾，受了佥都御史王篆的指使，王篆是居正的门客，平时和应元不睦，现在更要讨好居正，以至挑出这一个局面。于是，事情又集中到居正身上。户部员外郎王用汲上疏攻击陈炌，但是主要的对象还是居正。他说：

陛下但见炌论劾应元，以为恣情趋避，罪当罢斥，至其意所从来，陛下何由知之？如昨岁星变考察，将以弭灾也，而所挫抑者，半不附宰臣之人：如翰林习孔教则以邹元标之故；礼部张程则以刘台之故；刑部“浮躁”，独多于他部，则以艾穆、沈思孝而推戈；考后劣转赵志皋，又以吴中行、赵用贤而迁怒。盖能得辅臣之心，则虽屡经论列之潘晟，且得以不次蒙恩；苟失辅臣之心，则虽素负才名之张岳，难免以“不及”论调。臣不意陛下省灾塞咎之举，仅为宰臣酬恩报怨之私；且几附宰臣者，亦各借以酬其私，可不为太息矣哉！孟子曰：“逢君之恶其罪大。”臣则谓逢相之恶，其罪更大也。陛下天纵圣明，从谏勿咈，诸臣熟知其然，争欲碎首批鳞以自见。陛下欲织锦绮，则抚臣、按臣言之；欲采珍异，则部臣、科臣言之；欲取太仓光禄，则台臣、科臣又言之；陛下悉见嘉纳，或遂停止，或不为例。至若辅臣意之所向，不论是否，无敢一言以正其非，且有先意结其欢，望风张其焰者，是臣所谓逢也。今大臣来有不逢相之恶者，炌特其较著者尔。以臣现之，天下无事不私，无人不私，独陛下一人公耳。陛下又不躬自听断，而委政于众所阿奉之大臣，大臣益得成其私而无所顾忌，小臣益苦行私而无所诉告，是驱天下而使之奔走乎私门矣！陛下何不日取庶政而勤习之，内外章奏，躬自省览，先以意可否焉，然后宣付辅臣，俾之商榷，阅习既久，智虑益弘，几微隐伏之间，自无逃于天鉴。夫威福者陛下所当自出，乾纲者陛下所当独揽，寄之于人，不谓之旁落，则谓之倒持；政柄一移，积重难返，此又臣所日夜深虑，不独为应元一事已也。

用汲这次奏疏完全是针对居正的。在他上疏的时候，居正还没有回朝，内阁诸人，吕调阳在病假中，张四维拟旨，用汲革职为民。居正六月十五日入京，十六日召见，事后会见张四维、马自强、申时行，知道事情原委，这才调出用汲原疏细看。不看犹可，看了增加不少的愤慨。居正随即上疏请求鉴别忠邪。他指明用汲微意所在，只在居正一人；他说用汲的本心，只在离间君臣；他甚至说用汲请皇上独揽乾纲，只是要皇上为刚愎自用之秦始皇，谗害忠良之隋文帝。然后，他慨然地说起：

夫国之安危，在于所任，今但当论辅臣之贤不贤耳。使以臣为不肖耶，则当亟赐罢黜，别求贤者而任之。如以臣为贤也，皇上以一身居于九重之上，视听翼为，不能独运，不委之于臣而谁委耶？先帝临终，亲执臣手，以皇上见托，今日之事，臣不以天下自任而谁任耶？羁旅微贱之臣，一旦处百僚之上，据鼎铉之任，若不得明主亲信委用，又何以能肩巨负重，而得有所展布耶？况今各衙门章奏，无一不经圣览而后发票，及臣等票拟上进，亦无一不请圣裁而后发行，间有特出宸断，出于臣等智虑所不及者：今谓皇上漫不经意，一切委之于臣，何其敢于厚诬皇上耶？臣自受事以来，弹赤心以尽忠帝室者，神明知之矣。赖我皇上神圣，臣得以少佐下风，数年之间，纪纲振举，百司奉职，海内之治，庶几小康，此市人田夫，所共歌颂而欣庆者也。今乃曰，“人人尽私，事事尽私，”又何颠倒是非一至此耶？然用汲之言如此也，而意不在此也；其言出于用汲也，而谋不止于用汲也。缘臣赋性愚戆，不能委曲徇人，凡所措画，惟施一概之平；法所当加，亲故不宥，才有可用，疏远不遗；又务综核名实，搜剔隐奸，推毂善良，摧抑浮竞；以是大不便于小人，而倾危躁进之士，游谈失志之徒，又从而鼓煽其间，相与怂恿撺嗾，冒险钓奇，以觊幸于后日，为攫取富贵之计，蓄意积虑，有间辄发：故向者刘台为专擅之论，今者用汲造阿附之言。夫专擅阿附者，人主之所深疑也，日浸月润，铄金销骨，小则使臣冒大嫌而不自安，大则使臣中奇祸而不自保。明主左右，既无亲信重臣，孤立于上，然后呼朋引类，借势乘权，恣其所欲为，纷更变乱，不至于倾覆国家不已。此孔子所以恶利口，大舜所以疾谗说也。臣日夜念之，忧心悄悄，故敢不避烦渎，一控于圣明之前，遂以明告于天下之人：臣是顾命大臣，义当以死报国，虽赴蹈汤火，皆所不避，况于毁誉得丧之间！皇上不用臣则已，必欲用臣，臣必不能枉己以徇人；必不能违道以干誉；台省纪纲，必欲振肃；朝廷法令，必欲奉行；奸宄之人，必不敢姑息，以挠三尺之公；险躁之士，必不敢引进，以坏国家之事；如有捏造浮言，欲以荧惑上听、紊乱朝政者，必举祖宗之法，请于皇上，而明正其罪。此臣之所以报先帝而忠皇上之职分也。尤望皇上大奋乾断，益普高明，大臣之中，有执法奉公如陈炌者，悉与主持裁断，俾得以各守其职业而无所畏忌，则国是不移而治安水保矣。臣诚不胜怀忠奋义，情发激切之至。［62］

奏疏上去以后，奏上谕：

朕践祚之初，方在冲幼，赖卿受遗先帝，尽忠辅佐，以至于今，纪纲振肃，中外乂宁，此实宗社之灵，所共昭鉴。惟是奸邪小人，不得遂其徇私自便之计，假公伺隙，肆为谗谮者，累累有之，览奏，忠义奋激，朕心深切感动。今后如再有讹言侜张，挠乱国是的，朕必遵祖宗法度，置之重典不宥。卿其勿替初心，始终辅朕，俾臻于盛治，用副虚己倚毗至怀。［63］

竹院品古图

明代绘画大师仇英作，画中展现了明朝文人从容雅致的生活方式。

居正这次上疏是一篇独裁者表明政治立场的宣言。居正有综核名实、整顿纲纪的决心，同样也有修明庶政、安定内外的能力。然而，居正采取的政治路线在当时不是平常的政治路线。他曾经希望穆宗实行独裁政治，现在付诸实行，独裁者便是他自己。居正的路线实际上是从一般的君主政治走向独裁政治，但是对于这一点，居正自己没有意识到，他只觉得这是“报先帝而忠皇上之职分”。其实他那种“皇上以一身居于九重之上，视听翼为，不能独运，不委之于臣而谁委耶”的口吻，从神宗听来，未必怎样悦耳。当然，十六岁的皇帝谈不到和居正争权，但是事态正在逐日演变，神宗也正在逐日长大，独裁者和君主的对立成为必不可免的结果。假使万历十年居正不死，我们很难推测他的前途，而居正一死，神宗立即成为他最大的敌人，从政治关系看，正是最易理解的现象。这一切，在万历初年，神宗、居正都没有看到；而刘台、王用汲这一流人只觉得居正太专擅了，希望神宗给他一些应有的制裁。

九月间，居正母赵夫人入京。司礼太监魏朝一直伴送到京，神宗又命司礼太监李佑出郊慰劳，随即护送赵夫人直至居正私宅，两宫皇太后都派宫中管事太监一同慰劳。不久以后，皇上和太后的赏赐颁下了。皇上赐金累丝镶嵌青红宝石长春花头面一副、银八宝豆叶一百两、红纻丝蟒衣一匹、青纻丝蟒衣一匹、红罗蟒衣一匹、青罗蟒衣一匹、里绢四匹、甜食二盒，仁圣皇太后赐金累丝首饰一副、织金闪色纻丝六表里、荤素盒八副，慈圣皇太后赐金累丝镶嵌青红宝石珍珠花头面一副、珍珠宝石环一双、红罗蟒衣一匹、青纻丝蟒衣一匹、红绸蟒衣袄儿、绿膝襕裙一套、青纻丝蟒衣袄儿、绿纻丝暗花裙一套、银八宝豆叶三包、每包二十两、荤素盒八副。居正感激涕零，在上疏称谢的时候说起：

惊传闾巷，荣感簪绅，实臣子不敢觊之殊恩，亦载籍所未闻之盛事。欲酬高厚，惟当移孝以作忠，苟利国家，敢惜捐躯而碎首。［64］

赵夫人年龄太大了，而且疾病缠身，没有入宫叩谢，仍由居正至会极门叩头代谢。［65］王世贞说神宗和皇太后慰谕居正母子，几用家人礼，假如赵夫人入宫，这是很可能的待遇。

居正的感激在书牍中常时流露。五年十月，他和致仕的王崇古说起：

别来一岁中，奔命驱驰，忧瘁万状，重蒙圣主垂念乌鸟私情。老母入京，又荷两宫圣母慰问勤惓，赐赉优渥。夫士感知己之分，一饭之恩，犹欲以死酬报，况如不肖者，将何以仰答圣恩于万一手？自是当永肩一心，矢死靡他，虽举世非我，亦有所不暇顾矣。［66］

在居正归葬、入京的中间，曾经两次和高拱会晤。到十月间，高拱死了。隆庆六年和万历之初，政治界的三大人物是徐阶、高拱和张居正。徐阶是前辈，隆庆元年，年六十四岁，他已经开始感觉到政治生活的厌倦，所以不久便致仕了。剩下高拱、居正，他们是多年的朋友，六年的政敌。在能力方面，他们正是敌手，在性情方面，他们也许有一些不相同，但这仅是很几微的一点，在大体上，他们是一致的。这样的两个人物倘使在同一的局面里，必然会因摩擦而冲突；但在不同的局面里，他们也许会因了解而倾慕。隆庆六年六月以后，高拱失败了，他好比一匹负伤的猛兽，回到草莽间呻吟，他那部《病榻遗言》对居正加以攻击，原在意中。但是居正对高拱的情感从隆庆六年到万历六年正在不断地移转，道过新郑的访问，流露出内心的好感，他只看到一位二十年的旧交。现在高拱死了，居正写信给他的弟弟，谈到恤典的事：

三十年生死之交，一旦遂成永隔，刺心裂肝，痛何可言？犹幸比者天假其便，再奉晤言，使孤契阔之悰，得以少布，而令兄翁亦遂长逝而无憾也。令嗣继既定，吾契且忍痛抑哀，料理家事，至于恤典诸事，须稍从容，俟孤子内廷多方调处，俾上意解释，孤乃具疏以请。旦夕有便，当告之贵省抚、按、托其具奏报也。［67］

高拱的嗣子务观确定了，恤典还没有把握。居正是高拱的政敌，但是居正始终没有仇视高拱。仇视高拱的冯保也还有转圜的余地，最困难的是这一位“十岁孩子”，居正所谓“多方调处”者指此。最后决定由高拱妻张夫人上疏请求恤典，果然神宗拒绝了。居正这才委婉上疏：

看得高拱赋性愚戆，举动周章，事每任情，果于自用，虽不敢蹈欺主之大恶，然实未有事君之小心，以此误犯天威，死有杀戮。但伊昔侍先帝于潜邸，九年有余、犬马微劳，似足以少赎罪戾之万一。皇上永言孝思，凡先帝簪履之遗，犹不忍弃，况系旧臣，必垂轸念；且当其生前，既已宽斧钺之诛，今值殁后，岂复念宿昔之恶？其妻冒昧陈乞，实亦知皇仁天覆，圣度海涵，故敢以匹妇不获之微情，仰干鸿造也。……夫保全旧区，恩礼不替者，国家之盛典也；山藏川纳，记功忘过者，明主之深仁也。故臣等不揣冒昧，妄为代请，不独欲俯存阁臣之体，实冀以仰成圣德，覃布鸿施，又以愧死者，劝生者，使天下之为臣子者，皆知竭忠尽力，以共戴尧舜之君也。［68］

神宗批道：“高拱负先帝委托，藐朕冲年，罪在不宥。卿等既说他曾侍先帝潜邸讲读，朕推念旧恩，姑准复原职，给与祭葬。” ［69］这一次所得的葬只是“半葬”，在祭文里面还带着不少的贬词。［70］居正和高梅庵说起：“玄翁恤典，甚费心力，仅乃得之，然赠谥尚未敢渎请，俟再图之。遇此一番应得之例，续请根基，定于此矣。” ［71］半葬是由国库担任葬费的一半，居正特为函嘱河南巡抚周鉴从速发出。［72］等到葬事有了头绪，梅庵又请居正为高拱作传，作墓志铭。居正说：“仆与玄老交深，平生行履，知之甚真，固愿为之创传以垂来世。墓铭一事，虽委微命，亦所不辞，谨操笔以俟。” ［73］这几句话透出居正对高拱的情感。

注释

［1］ “乞身”二字不可信。文集十《先考观澜公行略》作“拟俟大礼告成当请告一省觐”，语较翔实。

［2］书牍九《答司寇王西石》。

［3］敬修《文忠公行实》言“不谓一日晨出登王粲楼，蒙犯霜露，寝疾十有一日，遂卒”，与居正《答王西石书》不合。

［4］奏疏六《闻忧谢降谕宣慰疏》。

［5］奏疏六《乞恩守制疏》。

［6］王振、汪直、刘瑾以及后来之魏忠贤，皆未直接掌握政权。

［7］［8］奏疏六《乞恩守制疏》。

［9］奏疏六《再乞守制疏》。

［10］奏疏六《三乞守制疏》。

［11］奏疏六《三乞守制疏》。

［12］奏疏六《谢降谕慰留疏》。

［13］奏疏六《乞暂遵谕旨辞俸守制预允归葬疏》。

［14］红袍玉带为吉服，故言青衣角带。

［15］奏疏六《乞暂遵谕旨辞俸守制预允归葬疏》。

［16］书牍九《答太宰王疏庵》。

［17］文集十一《杂著》。

［18］奏疏九《辞考满加恩疏》。

［19］奏疏六《谢内府供给疏》。

［20］书牍九《答蓟镇巡抚陈我度言辞俸守制》。

［21］《天论》。

［22］王世贞《首辅传》卷七。又《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云，居正屈膝于地，举手索刃，做刎颈状，曰：“尔杀我，尔杀我。”《明史稿·张居正传》云：居正至引刀作自刭状，以胁之。《明史·王锡爵传》言居正径入不顾。今按世贞与锡爵往还甚密，言较可信，其余则传闻之辞也。

［23］严嵩，分宜人。

［24］奏疏六《乞恢圣度宥愚蒙以全国体疏》。

［25］奏疏六《乞恢圣度宥愚蒙以全国体疏》。

［26］奏疏六《谢召见疏》，对话用原文。

［27］书牍十一《答操江胡玉吾》。

［28］书牍九《答河道吴自湖》。

［29］《明史·河渠志》“五年命桂芳为工部尚书兼理河漕”，语误。兼理河、漕在五年，进工部尚书在六年，明《万历实录》《明史稿》及《明史·吴桂芳传》语皆合。

［30］书牍十《答河道司空吴自湖言任人任事》。

［31］田土调查在弘治十五年，《明史·食货志》载天下土田止四百二十二万八千五十八顷。嘉靖八年霍韬言天下额田已减强半，其言皆误。盖嘉靖间修《会典》误以六百余万顷为四百余万顷，今以万历本《会典》考之，应作六。

［32］《明史纪事本末）作万历五年十一月，《明史·食货志》作万历六年，《明纪》作万历六年十一月。按万历本《明会典》卷十七有万历六年田土实数。盖疏请在五年，而开始调查则在六年。

［33］《明史》卷二二七《萧廪传》。

［34］奏疏六《请别遣大臣以重大礼疏》。

［35］奏疏六《乞遵守慈谕疏》。

［36］奏疏六《谢皇太后慈谕疏》。

［37］奏疏六《谢皇太后慈谕疏》。

［38］《辽东大捷辞免加恩疏》，对话用原文。

［39］奏疏七《乞归葬疏》。

［40］［41］奏疏七《再乞归葬疏》。

［42］《明史·后妃传》作贞懿，《张文忠公全集》作懿安。

［43］《明史·张居正传》、《明妃》卷四十。据王世贞《首辅传》，张居正遣人布腹心于阶，阶诸子且信之，似为徐阶诸子之大言，居正未必有信。

［44］奏疏七《谢赐敕谕并银记疏》。

［45］奏疏七《召辞纪事》，对话用原文。

［46］居正居丧中情状，见书牍十四《答徐存斋二十四》。

［47］奏疏六《召辞纪事》及《谢召见面辞疏》。

［48］书牍十四《答中玄高相公三》。

［49］奏疏七《奉谕还朝疏》。

［50］［51］［52］奏疏七《奉谕拟辽东赏功疏》。

［53］书牍十《答本兵方金湖言边功宜详核》。

［54］即巡按御史。

［55］书牍十《答边镇督抚》。

［56］书牍十《答辽东安巡按》。

［57］书牍十一《答总宪吴近溪》。

［58］书牍十《答宪长周友山》。

［59］奏疏七《奉谕还朝疏》。

［60］书牍十四《答中玄高相国四》。

［61］奏疏七《谢遣官郊迎疏》。

［62］［63］奏疏八《乞鉴别忠邪以定国是疏》。

［64］奏疏八《谢赐母首饰等物疏》。

［65］奏疏八《谢两宫圣母疏》及《文忠公行实》。

［66］书牍十《答王鉴川》。

［67］书牍十四《答参军高梅庵》。

［68］［69］奏疏八《为故大学士高拱乞恩疏》。

［70］《明纪》卷四十。

［71］书牍十四《答参军高梅庵》。

［72］书牍十四《答河南周巡抚》。

［73］书牍十四《答参军高梅庵》。

第十二章　元老的成功

居正当国，便等于神宗失位，首辅大学士和皇帝成为不能并立的形势。在这一个情态之下，居正头脑糊涂一点儿，便可以做王莽；气魄大一点儿，也可以做曹操。但居正不是王莽、曹操，而且在那个提倡忠孝的坏境之下，也不容许王莽、曹操的产生。

万历六年六月居正回京以后，这是大功告成的时期了。内阁方面，七月吕调阳致仕，十月马自强病卒，只剩居正和张四维、申时行三人；四维、时行一切唯唯听命，大权只在居正手中。六部方面，五年十月吏部尚书张瀚免职，王国光继任；六年六月户部尚书殷正茂致仕，张学颜继任；六年六月礼部尚书马自强入阁，潘晟继任；五年十月兵部尚书王崇古致仕，方逢时继任；五年八月刑部尚书刘应节致任，吴百朋继任；六年五月百朋病卒，严清继任；五年十一月工部尚书郭朝宾致仕，李幼孜继任。都察院方面，五年十月左都御史陈瓒病免，陈炌继任。六部和都察院的首长，除了严清以外，都和居正有私人关系，在这个局面之下，政治方面的发展，当然不会有任何的障碍。

第一件要实行的还是清丈的事，这是一件有关当时国计民生的大事，自从万历五年提议以后，到万历六年才实行，又因为原案有限三载竣事的规定，清丈的大事在不慌不忙的状态中继续前进，大家对于实行开始的时间反而有些茫昧了。居正死后，敬修作《文忠公行实》，说起在劳堪为福建巡抚实行度田以后，居正才和张四维、申时行、张学颜等上疏提议清丈。其实这是错的。清丈固然从福建开始，但在耿定向的时期，不在劳堪的时期。六年定向为福建巡抚，八年始去，劳堪继任，中间便差了两年。居正曾和定向说起：

丈田一事，揆之人情，必云不便，但此中未闻有阻议者，或有之，亦不敢闻之于仆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仆比来唯守此二言，虽以此蒙垢致怨，而于国家实为少裨，愿公之自信，而无畏于浮言也。［1］

同卷又与定向言及“丈地亩，清浮粮，为闽人立经久计，须详细精核，不宜草草”。［2］这是万历七年之事。

到万历九年，限期将满，照例给事中可以按限彻查，指名提劾；但是居正还是吩咐各省慎重将事，一面叮嘱科臣从缓提劾。他屡次说起：

清丈之议，在小民实被其惠，而于官豪之家，殊为未便。况齐俗最称顽梗，今仗公威重，业已就绪，但恐代者，或意见不同，摇于众论，则良法终不可行，有初鲜终，殊可惜也。今虽借重冬曹，愿公少需，以毕此举，慰主上子惠元元之心。［3］

清丈事，实百年旷举，宜及仆在位，务为一了百当，若但草草了事，可惜此时徒为虚文耳。已属该部、科有违限者，俱不查参，使诸公得便宜从事。昨杨二山公书，谓此事只宜论当否，不必论迟速，诚格言也。［4］

鱼鳞图册

万历九年，张居正主持清查全国土地，重新编制了《鱼鳞图册》。

临川丈田事，偶有闻，即以告，今事已竣，法无阻滞，则其人亦不必深究矣。此举实均天下大政，然积弊丛蠹之余，非精核详审，未能妥当。诸公宜及仆在位，做个一了百当，不宜草草速完也。前已属该科老成查参，将此件不必入参，正欲其从容求精耳。江右事已就理，独五县未完，谅数月之内，即可了结，俟通完之后，具奏未晚。人旋，贱恙尚未全愈，为此草草，统惟鉴存。［5］

万历九年九月，居正抱病，答王宗载（即王又池）书，大致在九月以后，江西全省清丈通完具奏，大致已在十年之初，不及半年，居正即逝世了。居正对于清丈之事，屡称宜及自己在位，做个一了百当，这里流露他对于此事的热心，同时也流露内阁其他诸人对此的缺乏认识。当他把考成法搁置，吩咐科臣不必提参的时候，我们很可看出他对于此事寄予最大的期望。

孟子说过，“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在田亩没有清丈以前，人民的负担不能公允，便是最大的不平。居正认为“小民实被其惠”，认为“慰主上子惠元元之心”，确是不错，但是这一次的清丈，和弘治十五年的清丈一样，还是一次失败。

居正对于清丈曾经发动过政治力量，但是没有成功，最大的原因，还是当时的官吏，对于政治的认识不够。有的主张只和旧额一样，无须多报；有的看到清丈条例对于田地，有分列上、中、下三等的规定，索性一例填报下田，认为清丈是一种爱民的政策，不当填报上田，以致加重民众的负担［6］。这些官吏在当时都认为是爱民的好官，而居正所得的声名是“掊克”，是“以溢额为功”，再加以嘉靖间计算数字的错误，于是误认弘治十五年清丈只有四百余万顷，万历六年清丈，得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三百万顷的增加，证实居正的掊克。数字的错误更增加了他的罪状。

其实这一年比弘治十五年的数字，只增加八十一万顷，而比之洪武二十六年清丈的数字，即连后开的云南、贵州在内，尚差一百四十九万顷，这又算什么“掊克”呢？民间的田地，逐年集中到勋爵、官吏和大地主的手里，大地主又倚仗他们的社会地位，对于国家逃避赋税的负担，以致造成国穷民困的现象。居正原有的计划，是要大地主同样尽国民的义务，他自认“于官豪之家，殊多未便”，其故在此。

假如我们把万历六年清丈的成绩加以分析，更可看出这里没有什么“掊克”的气息。万历六年的数字比之弘治十五年的数字，在总数上固然增加了，但是十三省中，增加的只有七省，减少的也有六省；南、北两京直隶二十八府、州之中，增加的只有十六府、州，如故的两州，减少的也有十府、州。可见居正没有“以溢额为功”的成见，否则在他大权在握的时候，绝没有这许多敢和居正抵抗的地方长官。其次如福建巡抚耿定向、劳堪，江西巡抚王宗载，算是和居正接近的了，居正对于福建、江西两省的清丈也显见特别关心，但是这一次清丈的结果，福建从十三万五千万余顷减到十三万四千万余顷，江西从四十万两千万余顷减至四十万一千万余顷，差额固然是很小，但是差额究竟是差额，证实居正没有“掊克”的存心。至如苏州日上从十五万五千万余顷减至九万两千万余顷，更是很大的差额。

这次清丈之后，田额增加最大的是北京府、州，河南和山东三处；全国增加八十一万顷，单这三处便增加五十一万余顷。弘治十五年，清丈北京十府、州，共计田土二十六万九千余顷，现在是四十九万三千余顷；河南旧系四十一万六千余顷，现在是七十四万一千余顷；山东旧系五十四万二千余顷，现在是六十一万七千余顷。除这三处以外，广东旧系七万二千余顷，现在增至二十五万六千余顷，也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在百分比上更加显著。

广东方面，主要的还是“治安”问题。中央力量加强，地方秩序良好，担负赋税的民众和田土，当然会逐渐增加，事情本来简单。北京、山东、河南，都是畿辅之地，除去建文年间，曾经发生一度的内战，以及长城一带，偶然遭受敌人的破坏以外，从开国以来，始终保持良好的秩序，现在的增加当然与“治安”无关。那么，这是怎样的呢？

北京、山东、河南都是畿辅，三处的田土不断地被勋戚、权贵吸收了，一经集中以后，他们提出许多似是而非的理由，躲避纳税的义务。居正的政策是要打击他们的特权，使他们对于国家有同样的负担。阳武侯便是一个好例子。成祖时代，薛禄从征有功封侯，传到万历年间，已是第七代了，除了公田以外，还有自置田土，是否应当纳税，这是一个问题。居正决然地说：

承询阳武优免事，查律，功臣家除拨赐公田外，但有田土，尽数报官，纳粮当差。是功臣田土，系钦赐者，粮且不纳，而况于差？锡之土田，恩数已渥，岂文武官论品优免者可比？若自置田土，自当与齐民一体办纳粮差，不在优免之数也。近据南直隶册开诸勋臣地土，除赐田外，其余尽数查出，不准优免，似与律意相合。幸惟尊裁。［7］

万历六年清丈，除云南、贵州因系新辟地方本应增加，及陕西、四川和南京所属八府、州所加无多，不待研讨外，其余河南、山东、广东三省，和北京所属八府，共增七十万顷，占去增加额的百分之八十九。居正从政令不易贯彻的广东，夺获担负国税的田土，这一点也许人还了解；但是他从勋贵盘据的畿辅夺回担负国税的田土，便引起莫大的物议。他们不说他得罪勋贵，而说他掊克小民；正和他在沙汰生员的时候，一般人不说他整顿学政，而怀疑他得罪圣贤一样。孟子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在一般人民觉悟没有提高的时候，他们对于大地主阶级的危害，认识不够，甚至还会受到大地主阶级的利用。张居正主张清丈，和大地主阶级的利益直接发生冲突，他在身后，招致不少的诋毁，也许这也是一个原因。但是居正曾说过，“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 ［8］居正对于一般的毁誉根本不曾放在心上。

居正抱定“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这一次的清丈无意中代表一个政治上的基本要求——全国人民，对于国家的义务，要求公允的负担。但事实上的成绩还是很小，畿辅的田土，比之弘治十五年，固然增加不少；但是比之洪武二十六年的清丈，北京五十八万两千万余顷，山东七十二万四千万余顷，河南一百四十四万九千万余顷，其实只剩百分之六十七。其余的百分之三十三依然在勋戚权贵手里，居正无如之何。二百年来积累的政治势力，在当时不是片时可以铲除的事物。

万历六年十二月，命纂宗藩事例。明朝的宗室滋生太繁，成为国家的大害。嘉靖四十四年，纂定《宗藩条例》，对于宗室大加裁损，减少国家支出，当然是一种补偏救弊的方策。但是减削太甚，立法太严，出乎情理之外的条例，徒然增加执行的困难，于事实无所裨益。居正列举九条未妥的地方，他说：

夫令所以布信，数易则疑，法所以防奸，二三则玩。现今该部处置宗藩事情，悉用此为准，因时救弊，似亦未为大害，但欲勒成简册，昭示将来，则必考求国体，审察人情，上不亏展亲睦族之仁，下不失酌盈剂虚之术，使情法允协，裒益适宜，乃足为经常可久之规。垂万世不刊之典。［9］

万历七年正月诏毁天下书院，自应天府以下，凡六十四处。明朝讲学的风气甚盛，上自达官贵人，下至诸生布衣，到处召集徒众，号称讲学。所讲的最初是圣经贤传，以后转到明心见性，这还是好的；有的成为一哄之市，书院讲学只增加号召徒众的机会；最下的甚至借此敛财，斯文扫地。居正在万历六年就说：“若今之谈学者，则利而已矣，乌足道哉？” ［10］这里已经透露他鄙视讲学的意见。次年他又说起：

吾所恶者，恶紫之夺朱也，莠之乱苗也，郑声之乱雅也，作伪之乱学也。夫学乃吾人本分内事，不可须臾离者。言喜道学者妄也；言不喜者亦妄也；于中横计去取，言不宜有不喜道学者之名，又妄之妄也。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言不宜不喜道学之为学，不若离是非，绝取舍，而直认本真之为学也。孔子自言，人不如己之好学。三千之徒，日闻其论说，而独以好学归之颜子。令不榖亦妄自称曰，凡今之人，不如正之实好学者矣。承教，敢直吐其愚，幸惟鉴亮。［11］

同卷居正又有《与友山论学书》自称“不榖生平，于学未有闻，惟是信心任真，求本元一念，则诚自信而不疑者”。居正论学，直认本真，这是在阳明学派的空气中所得的认识，但是居正不爱空谈，欲求实际。他说：“今人妄谓孤不喜讲学者，实为大诬。孤今所以上佐明主者，何有一语一事，背于尧、舜、周、孔之道？但孤所为，皆欲身体力行，以是虚谈者无容耳。” ［12］在这种情形之下，居正对于讲学当然只觉得空言无补，徒资叫嚣。万历七年罢天下书院，是从这一点出发的。

鎏金文殊菩萨像

明朝政府赏赐给藏传佛教地区的鎏金菩萨像，反映出朝廷对这些区域的重视。

万历六七年间，藏僧锁南坚错致书居正，居正答谢，在对藏交通上，是一件有兴趣的文件，此事的关键却在俺答。万历六年，俺答纠合青把都一部，大队西行，当时盛传土蛮部下，同时出发，声势浩大，北边顿时感觉紧张。居正一面吩咐宣大总督吴兑劝导俺答早日回巢，一面吩咐三边总督郜光先、甘肃巡抚侯东莱妥为布置。俺答到了甘肃境外，遇到瓦剌部下，吃了一个败仗，但是依然直到青海，见过活佛。在这次遇面以后，俺答上书，请求明王朝代为建寺供佛，御赐名额，同时又代西藏僧人请求补贡。“补贡”二字，当然只是译文的好看，其实是请求增加对藏贸易额，俾西藏得到需要的资源。时间已经是万历七年了。居正的策略是在可能的情形之下，酌量许可，但是绝不给他要挟的机会。建寺供佛，是可以的，但是朝廷只能资助物料，谈不到代为兴建，居正对于鞑靼的控制始终不曾疏忽。

万历六年十二月，甘肃巡抚侯东莱，差人把锁南坚错的书信寄来了，原书是西藏文，译文如此：

释迦摩尼比丘锁南坚错贤吉祥，合掌顶礼朝廷钦封干大国事阁下张：知道你的名显如日月。天下皆知有你，身体甚好。我保祐皇上，昼夜念经。有甘州二堂地方上，我到城中，为地方事，先与朝廷进本。马匹物件到了，我和阐化工执事赏赐，乞照以前好例与我。与皇上和大臣昼夜念经，祝赞天下大平，是我的好心。压书礼物：四臂观世音一尊、氆氇二段、金刚结子一方。有阁下分付顺义王早早回家，我就分付他回去。虎年十二月初头写。［13］

这封书到达以后，居正具奏，已经是万历七年了。他说：

臣看得乌思藏僧人锁南坚错，即虏酋俺答所称活佛者也。去年虏酋西行，以迎见活佛为名，实欲西抢瓦剌。比时臣窃料虏酋此行必致败衄，待其既败而后抚之，则彼之感德愈深，而款贡乃可坚久，乃授策边臣，使之随宜操纵，因机劝诱，阴修内治，以待其变。今闻套虏连遭丧败，俺答部下番夷悉皆离叛，势甚穷蹙，遂托言活佛教以作善戒杀，阻其西掠，劝之回巢；又因而连合西僧向风慕义，交臂请贡，献琛来王。自此虏款必当益坚，边患可以永息，比皆天地祖宗洪庇，皇上威德所及，而臣以浅薄，谬当枢轴，躬逢太平有道之盛，诚不胜欣庆，不胜仰戴。［14］

疏中又称锁南坚错所致礼貌，不敢私受，“仰乞圣明俯赐裁夺，敕下臣愚遵行，庶不孤远夷归向之诚，亦以见人臣不敢自专之义”。随奉圣旨：

卿轴理勋猷，宣播遐迩，戎狄咸宾，朕得以垂拱受成，深用嘉悦。览奏，具见忠慎，宜勉纳所馈，以慰远人向风慕义之诚。［15］

据敬修的《文忠公行实》，锁南坚错即阐化王达赖喇嘛。敬修以阐化王与达赖喇嘛并为一人，这是观念的混淆，居正本人对于其中的分别看得清楚。《明史·西域传》记锁南坚错事，又言“由是中国亦知有活佛，此僧有异术，能服人，诸番莫不从其教。即大宝法王及阐化诸王，亦皆俯首称弟子，自是西方止知奉此僧，诸番王徒拥虚位，不复能施其号令矣”。大概作者认定锁南坚错即达赖喇嘛，亦知其与阐化王为二人。

居正虽知锁南坚错非阐化王，但是对于他在宗教上的地位似乎不很清楚，他所注意的只是锁南坚错的政治作用。他和侯东莱说：

虏王乞番僧追贡事，已属本兵议处。渠既系乌思藏一种，自难却谢，但止可照西番阐化诸王例，若欲如北虏贡马，则不可许也。顺义前在宣大，亦曾馈孤以马匹、弓、矢，彼时止托督、抚诸公，以书谢之，量与回答；盖孤职在密迩，义不得与外夷相通。今承寄渠书，亦如宣大例，烦公为孤作一书答之，中间略说渠西行劳苦，既得见佛，宜遵守其训，学好戒杀，竭忠尽力，为朝廷谨守疆场，享寿考太平之福，不宜听后生妄为，自生烦恼。所言番人追贡事，此种僧人，久失朝贡，本当绝之，兹因渠之请乞，特为允许，但止可照西番例，从陕西入贡，若欲如虏王诸部落贡马等项，则不可也；明春可即回巢住牧，自渠行后，西边部落，俱兢兢奉法，惟青把都一种，稍觉参差，以是渠宜早回，约束诸部，坚守约束，以终前功，亦不辜区区数年怀柔抚绥之意也。渠每年赏赐段匹等物，内库俱一一送与孤看过，然后发行，渠安得知之，书中亦可略及此意。外仍希处蟒衣二匹，纻丝二匹，茶百斤，米面下程一分，以犒劳之，见渠书已到也。［16］

这还是万历六年年底的事，次年，居正又屡次提起此事：

藏僧求贡事，诚制驭虏酋之一机。承示即入告主上，已荷俞允，其回赐诸物，皆命内库送不榖阅过乃发，圣德柔远之仁，可谓并包无外矣。阐化求封一节，礼部谓彼中见有阐化王，嘉、隆间皆曾入贡，与复封之说相左，恐有诈冒，不得不一行查，可遣使同顺义一人至藏中一查之，当得其要领也。其所遗不榖者，虽不可峻拒，宜奏知圣土而后受之，托掖川公量为酬答，以慰其意。仍希以鄙意传喻顺义，促之早归。建寺一节，似亦可从，俟宣大军门有疏，即为请行。此酋归，则贡市愈坚，而西镇可安枕矣。若将宾兔一枝，携之来归，尤妙，不知彼肯从否？［17］

答藏僧锁南坚错遍金纻丝二端、银纻丝二端，此外仍加茶百斤，及细布等物，或再欲从厚，则加一数念珠子。去人不便多赉，烦即于抚赏银内处给，可入查盘也。仍乞代为传示，谢其远意。通贡一节，已奏知主上俞允，今且先授禅师之号，后若化虏有功，次第加进，绝不吝惜。此后中华番虏，合为一家，永享太平，垂名万世矣。其顺义先已传谕，今不审当再谕否？望公以便宜行之。如欲遗以食物，亦即抚赏内处给亦可。［18］

《明史·鞑靼传》称宾兔为俺答之子，“俺答常远处青山，二子：曰宾兔，居松山，直兰州之北；曰丙兔，居西海，直河州之西；并求互市，多桀骜，俺答谕之，亦渐驯”。俺答诸子，自黄台吉以下，凡有数人，在西边的只有宾兔、丙兔。居正的计划是要俺答把宾兔带到宣大塞外，甘肃便可得到暂时的安宁。总之，对付锁南坚错，无论何如，居正的目光始终落在鞑靼身上。万历七年他又说起：

藏僧通贡授官给赏事，前启已悉，僧表图书等项，俱付差人赍上矣。俺酋折北于西伐，从此能卷锐以俟再举，策之上也。乃逞忿报复，以致部众离心，势穷为蹙，必致一败涂地而后已，此天将亡虏之征也。请和西番，断不可许。回巢建寺一节，亦只可量助物料，工完，赐以名额。岂有堂堂天朝特为建寺而劝之回巢者乎？凡此皆挟中国以为重，而示威于瓦剌，不可从也。自今劝令回巢之言，亦不必太急。彼既丧败，势不得归，然方必归。今在西海，不免为贵镇扰，公且耐烦处之。抚赏费用，已属本兵议处，谅彼亦自不能久也。［19］

万历七年二月，神宗发疹。慈圣太后看着病势严重，下令僧侣开坛，设法度众。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妇女认为做些功德可以“保佑”皇上早日痊愈，本来是一件可笑的事。居正随即疏称：“戒坛奉皇祖之命禁止至今，以当时僧众数万，恐生变败俗也。今岂宜又开此端？圣躬违豫，惟告谢郊庙、社稷，斯名正言顺，神人胥悦，何必开戒坛而后为福哉？” ［20］经过这一度驳回以后，戒坛只有停止。三月初，神宗病体大愈，礼部奉旨择于初九日请皇上视朝。初八日，文书官到内阁，对居正口传圣旨：“朕明日早朝，切欲与先生一见，奈先生前有旨，不在朝参之列。明日未朝之时，先于平台召见，说与先生知之。”

初九日黎明，居正至文华殿伺候。神宗召见，居正叩头称贺道：“恭惟圣躬康豫，福寿无疆，臣犬马微衷，不胜欣庆。”

神宗说：“朕久未视朝，国家事多，劳先生费心。”

“臣久不睹圣颜，朝夕仰念，今蒙特赐召见，下情无任欢忻，但圣体虽安，还宜保重。至于国家事务，臣当尽忠干理，皇上免劳挂怀。”

“先生忠爱，朕知道了。”神宗说，一面吩咐赐银五十两、彩币六表里、烧割一份、酒饭一桌。

居正俯伏在下面叩头。

神宗又说：“先生近前，看朕容色。”

居正奉命，在晨光熹微的中间向前挪了几步，又跪下了。神宗握着居正的手，居正这才抬头仰看，见得神宗气色甚好，声调也很清亮，心里不由得感觉快乐。

“朕日进膳四次，每次俱两碗，但不用荤。”神宗告诉他。

“病后加餐，诚为可喜，但元气初复，亦宜节调，过多恐伤脾胃。”居正说，这位老臣的态度越发严肃了，他郑重地说，“然不但饮食宜节，臣前奏‘疹后最患风寒与房事’，尤望圣明加慎。”

“今圣母朝夕视朕起居，未尝暂离，”神宗说，“三宫俱未宣召。先生忠爱，朕悉知。”

殿上又是一度沉寂。

神宗吩咐道：“十二日经筵，其日讲且待五月初旬行。”

居正叩头以后，退出［21］。

神宗和居正的关系真是密切。居正是皇上的臣仆，同时也是皇上的监护人。平时对于年轻的朋友和晚辈所不便说的话，居正都说了。“先生忠爱，朕悉知”这七个字出口的时候，神宗也是十分的感动。君臣间这样深切的情感，谁会想到还有变动的一日！

万历七年，宫中的用度又开始增加。本来宫中金花银，按年由户部送进一百万两，自万历六年起，已经增为一百二十万了，七年以后，神宗又开始需索。居正看到户部尚书张学颜感觉困难，便毅然地把责任负起，疏称：

臣等看得国家财赋正供之数，总计一岁输之太仓银库者，不过四百三十余万两，而细至吏承纳班，僧道度牒等项，毫厘丝忽，皆在其中矣。嘉、隆之间，海内虚耗，公私贮蓄，可为寒心。自皇上临御以来，躬行俭德，核实考成，有司催征以待，逋负者少；奸贪犯赃之人，严治不贷；加以北虏款贡，边费省减，又适有天幸，岁比丰登，故得仓库积贮，稍有赢余，然闾阎之间，已不胜其诛求之扰矣。臣等方欲俟国用少裕，请皇上特下蠲租之诏，以慰安元元之心。今查万历五年，岁入四百三十五万九千四百余两，而六年所入，仅三百五十五万九千八百余两，是比旧少进八十余万两矣。五年岁出，三百四十九万四千二百余两，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万八千四百余两，是比旧多用四十万余矣。问之该部云，“因各处奏留蠲免数多，及节年追赃人犯，财产已尽，无可完纳，故入数顿少，又两次奉旨取用，及凑补金花拖欠银两，计三十余万，皆额外之需，故出数反多也。”夫古者王制，以岁终计国用，量入以为出。计三年所入，必积有一年之余，而后可以待非常之事，无匮乏之虞。乃今一岁所出，反多于所入，如此年复一年，旧积者日渐销磨，新收者日渐短少，目前支持已觉费力，脱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灾，疆场意外之变，何以给之？此皆事之不可知，而势之所必至者也。比时欲取之于官，则仓廪所在皆虚，无可措处；欲取之于民，则百姓膏血已竭，难以复支。而民穷势蹙，计乃无聊，天下之患，有不可胜讳者，此臣等所深忧也！夫天地生财，止有此数，设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撙节，则其用自足。伏望皇上将该部所进揭帖，置之座隅，时赐省览。总计内外用度，一切无益之费，可省者省之，无功之赏，可罢者罢之，务使岁入之数，常多于所出，以渐复祖宗之旧，庶国用可裕，而民力亦赖以少宽也。鄙谚云：“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想有时。”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伏惟圣明留意。［22］

万历六年还朝以后，居正在对内对外方面都有相当的把握。北边的敌人分散了，俺答只是一个降王，替明朝约束鞑靼的部落。东北边也许还有一点问题，但是仗着李成梁的朝气和辽东十几万大军，一切都有办法。整个的内政已上轨道，只待清丈完毕，把人民的负担重新调整。内外的困难已经没有，但是居正的困难正在不知不觉地被加强，问题只在神宗身上。

做父母的常说：“小的子女好养，大的子女难教。”为什么？小的时候，子女的个性还没有发展，远谈不上独立生存的能力，因此他们听从父母的指挥，驯服得和羔羊一样，惹得父母的怜爱。等到大了以后，他们的个性发展了，他们开始发现自己，在生活上也许需要父母的维持，但是他们拥有独力生存的能力，为了这一点维持的力量，当然不愿接受太大的委屈。于是家庭之内，父母的意志和子女的意志并存，有时从并存进到对立，甚至从对立进到斗争。假如一家之中，父母的意志不一致，子女又不止一人，小小的家庭无形中会成为多角形的战场。

不过亲子之间究竟有亲子之间的天性，而且经过几千百年以来的礼教，子女或多或少地总觉得在父母面前有屈服的必要。尽管家庭之中有不断的斗争，但是亲子之间不一定会决裂，这是一个理由。

但是居正和神宗的关系究竟不是亲子的关系。在十岁的时候，小小的神宗，对居正，只看到一位长须玉立的大臣，这是自己的监护人和老师。神宗觉得他可敬，有时不免有点儿畏惧；但在大半的时候，居然觉得他可爱。天热了，看见老师在讲书的时候，汗流满面，神宗吩咐太监们替他掌扇；天冷了，看见老师立在文华殿的方砖上，寒气森肃，神宗便吩咐太监们拿毡片把方砖遮上，免得老师受寒。有一次，居正在上直的时候忽然发寒热，神宗赶忙自己调好椒汤，送给老师。神宗是一个好孩子，待老师真是非常殷勤。

然而现在他已经十七岁了，在早熟的环境里，他已经娶了亲，而且不久以后，他便要做父亲。他久已是皇帝，现在更开始发现自己。他有他的意志，这个意志必然地有和居正的意志斗争的一日。关于这一点，姑且不论，而且因为居正垂死的时候，神宗的意志还没有达到十分坚强的程度，他们两人没有经过实际斗争的阶段，所以也可置之不论。但在神宗发现自己以后，他的意志已经存在，不久以后，逐渐形成和居正对立的局面。这个神宗没有觉到，居正没有觉到，但是两个意志形成对立是无法否认的现实。

从明太祖到神宗，这一个血脉里充满了偏执和高傲，这是无可讳言的。孝宗有一些柔和，武宗有一些妄诞，但是这一支中断，皇位落在世宗手里。世宗还是偏执、高傲，中年以后，有些颓废，不过颓废之中，常时露出高傲的本色。穆宗看到父亲的模范，更加颓废，不过他还有些高傲。到了神宗，又在这高傲的血液里增加了新的成分。他的母亲是山西一个小农的女儿，小农有那一股贪利务得的气息，在一升麦种下土以后，他长日巴巴地在那里计算要长成一斛、一石又硬又好的小麦，成日的精神集中在这一点上面。经过几世几年的熏陶，小农的气息养成了。慈圣皇太后把这一股气息带进北京皇宫里面，再把这成斛成石的观念灌输到神宗的血液里。明朝的皇帝中，只有神宗嗜利，出于天性，也许只可这样地解释。以后传到熹宗、思宗，嗜利的血液，经过几度的冲淡，已经不十分显著，但是国事已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加上熹宗的昏聩，思宗的操切，明朝的覆亡成为必然的形势，而一切的祸根都在神宗好利的时期已经种下。神宗中年以后，大理寺评事雒于仁疏献酒、色、财、气四箴，曾说：

竞彼镠镣，锱铢必尽，公帑称盈，私家悬罄。武散鹿台，八百归心，隋炀剥利，天命难谌。进药陛下，货贿勿侵。［23］

御史马经纶也曾上疏神宗，直言“陛下好货成癖”。万历三十年的时候，神宗病重，看看死日已近，这才下诏把自己发明的那些剥削人民、无补国用的商税、矿税一概取消，召首辅沈一贯入宫，亲自把手诏交付他。一贯出宫以后，大臣们一面悲痛皇上的病危，一面也不免庆幸民生的复苏。第二天神宗突然好了，还是舍不得这一大注民财，再派太监们到内阁追还圣旨。大学士方在设法挣扎，太监们来了一个又一个，最后连来二十位，拼命坐索。神宗派司礼太监田义去，田义不肯，神宗从床上爬起来，拿刀子戳上去。内阁里这二十位太监，磕头恳求，额角都磕破了，血流满面，沈一贯无法，只有把圣旨缴进，一切矿税、商税照旧征收，银两不断地向宫中流进，才能满足这位小农的外孙。

在万历七年的时候，这粒嗜利的种子虽然没有成长，但已经在那里萌芽。金花银增加了，这是一笔收入。其余的需索经过张居正、张学颜的谏阻，受到一些挫折。不要紧，神宗想到办法了。他吩咐文书官姚秀到内阁传谕拟旨，着户部铸钱，供给内库使用。谁能禁止皇帝使钱呢？明朝的货币制度，本是一言难尽的事。大体讲来，银两是当时的本位硬币，铜钱是辅币，钞是纸币。从洪武以来，新钞不断地增发，纸币和硬币久已脱离联系，成为不换纸币，只有在颁赏的时候，数量激增成为意外的壮观。铜钱和银两虽然多少有些本位币和辅币的关系，但是中间并没有固定的兑换率，钱少了，钱和银两的比率便提高；钱多了，钱和银两的比率便降低。所以，实际上钱和银两的关系不是辅币和本位币的关系。洪武年间，每钱千文换银一两；到了嘉靖年间，钱太多了，且私铸盛行，形式薄劣，落到六七千文换银一两。在钱法既坏以后，于是通令对于钱的行使，分出等级来：嘉靖钱七百文换银一两，洪武以来诸朝的钱千文换银一两，古钱三千文换银一两，一切滥恶小钱禁止行使。法律虽然有了明文的规定，市场上还是无从整顿。钱法混乱，事态已经非常严重。偏偏神宗传旨铸钱行使，他看到花费工部的工本，而增加内库的储藏，真是一件便宜的事。但是他却没有晓得通货的滥发，只能增加市场的混乱。四月十九日居正上疏道：

臣等查得万历四年二月，奉圣旨：“万历通宝制钱，着铸二万锭，与嘉靖、隆庆等钱相兼行使，户、工二部知道。钦此。”本月又该工部题铸造事宜，节奉圣旨：“钱式照嘉靖通宝，铸金背一万四千锭，火漆六千锭，着以一千万文进库使用。钦此。”万历五年二月内，该户部进新铸制钱，又奉圣旨：“这钱锭还查原定二万之数，以一半进内库应用，一半收贮太仓。钦此。”及查工部题议，制钱二万锭，该钱一万万文，用工本银十四万九千两，大半取之太仓银库，此奉旨铸钱之大略也。臣等看得先朝铸造制钱，原以通货便民，用存一代之制，铸成之后，量进少许呈样，非以进供上用者也。今若以赏用缺钱，径行铸造进用，则是以外府之储，取充内库，大失旧制矣。且京师民间，嘉靖钱最多，自铸行万历制钱之后，愚民讹言，便谓止行万历新线，不行嘉靖旧钱，小民甚以为苦。近该五城榜示晓谕，民情少定。令若又广铸新钱，则嘉靖等项旧钱，必致阴滞不行，于小民甚为不便。又与原奉圣旨，与嘉靖、隆庆等钱相兼行使之意相背。臣等揆度事体，似为未便。伏望圣明裁审，暂停铸造进用之旨，待二三年后，如果民间钱少，再行铸造，亦未为晚。仍乞皇上曲纳臣等节次所陈狂愚之言，敦尚俭德，撙节财用，诸凡无益之费、无名之赏，一切裁省，庶国用可充，民生有赖。不然，以有限之财，供无穷之用，将来必有大可忧者。臣等备员，敢不尽其愚，伏惟圣明亮察。［24］

神宗得疏以后，传旨停铸。是月，居正上《雝肃殿箴》：

北极紫宫，惟皇宅中，身为民表，心与天通。斯须不和则乖戾起，斯须不敬则傲慢丛，念常生于所忽，祸乃发于无穷。是以圣人事心，天命是敕；钦厥止，日谨万几；处深宫，心周八极；不以嗜欲滑和，不以逸豫灭德。无作好，无作恶，蔼蔼熙熙，如春斯煦；无荒色，无荒禽，兢兢惕惕，如渊斯临。勿谓燕闲，人莫与观？一喜一怒，作人燠寒。弦急者绝，器平者安，优优和衷，为君实难。勿谓宥密，人莫与弼？一动一言，恒为度律。危惧则存，骄泰则失，昭昭神明，相在尔室。在昔成周，宇内太和，由雝雝其在宫，友琴瑟而不颇。亦曰懿恭，小民怀保，由肃肃其在庙，克对扬于祖考。我皇睿哲，是谓智临，匪高明之不足，贵育德于静深。我皇抚远，是谓开泰，匪丰宁之丕臻，惧此心之或佚。乐以平其情，虽钟虡不设，而若闻希声，然后心和气和而天下平。礼以饬其志，虽升降未施，而若持重器，斯谓无逸乃逸而天下治。故曰，冲和者养威，淡泊者养禄，惕励者养安，忧勤者养乐。以古为师，于何不仪？平平周道，惟皇建之。以心为鉴，于何不见？穆穆文王，惟皇所宪。朽索在手，勿谓无伤！覆车在睫，奈何弗防？和不可流，敬不可忘，慎终如始，万寿无疆。［25］

万历七年四五月间，发生了两次封爵的问题：一次是皇亲王伟封永年伯［26］，一次是辽东总兵李成梁封宁远伯。王伟是王皇后的父亲，神宗的岳父。神宗大婚，授王伟都督同知，现在命文书官丘得用，口传圣旨，王伟着进封伯爵，吩咐内阁拟旨。神宗连正德二年，武宗岳父夏儒封爵，嘉靖二年，世宗岳父陈万言封爵的事都送来了。居正无从拒绝，他说：“但既有正德以后事例，王伟系中宫至亲，臣等不敢抗违。”但是他也指出：

臣等恭照圣祖定制，公、候、伯爵非有军功，不得滥封。国初如魏、定两公，自以佐命元勋，连姻帝室，彭城、惠安，虽托籍戚里，然亦半有军功，胙土剖符，皆无客议。宣德中季，始有思泽之封，弘治以来，遂为故事，然实非高皇帝之旧制也。［27］

他又提到嘉靖八年，世宗曾诏各府、部衙门会议封拜事体的结果，彼时诸臣公疏：

神宗之制，非军功不封。夫爵赏者天下之爵赏，人主所恃以励世之具也。今使椒房之属，与有大勋劳之人，并享茅土，非所以昭有功、劝有德也。今除已封见任者，姑准终身外，此后凡皇亲、驸马，俱要查照祖宗旧制，不许夤缘请封。其有出自特恩，一时赏赉者，亦止照祖宗朝故事，量授指挥、千百户等官，以荣终身。敢有违例奏请，希图恩泽，妄引洪熙以后事例比乞者，听本部及科、道官，即时举劾，以为贪冒不知止足者之戒。［28］

嘉靖八年奉旨批准。以后嘉靖、隆庆两朝外戚封爵，只能及身为止，不准世袭，便是嘉靖八年会议的结果。现在居正重新提出，对于王伟的封爵给予应有的限制。直到居正身后，这个限制才行撤销。

但是居正对于边功，便是另外一个看法。万历六年三月长定堡之捷，固然是一幕闹剧，但是十二月东昌堡之捷，却是一个大胜。这一次泰宁部长速把亥、炒花，连同土蛮、黄台吉、暖兔拱兔、大小委正、卜儿亥、慌忽台等，带领三万余鞑靼武士向辽东东昌堡进攻，前锋一直打到耀州。辽东总兵李成梁一面吩咐诸将各守要害，一面带领兵马，出寨二百余里，直捣圜山，在这一个战役里，一共杀去九名官长，八百四十名武士，虏获一千二百匹战马；其余的鞑靼武土，一齐退却。东边的捷报到了，神宗告谢郊庙，在皇极门大会百官，宣布大捷。

居正得到捷报以后，和辽东巡抚周咏说起：

李帅用奇出捣，使贼狼狈而返，乃孙膑走大梁之计，比前长定之捷，杀降以要功者不侔矣。功懋懋赏，国家自有彝典，诸公运筹决胜，功岂容泯？少选，当请旨加恩，不敢蔽也。但李帅去年曾馈我以厚礼，虽当即谢却，然恐鳞翼或有差池，且不肖于渠，奖提爱护，意固不为不厚，然以为国家，非敢有所一毫市德望报之心也。渠诚以国士自待，唯当殚忠竭力，以报国家，即所以酬知己，不在礼文交际之间也。渠不知鄙意，以为有所疏外，会间幸一譬晓之，以安其心，坚其志。便中草草。［29］

万历七年，居正提议成梁封爵。他说：“成梁屡立战功，忠勇为一时冠，惟有封爵，才可以鼓励将士。”五月，成梁封宁远伯。成梁派家人到居正宅中送礼，居正坚决地拒绝，他说：“你的主人身经百战，封爵是他的本分；我受他的礼物，便是得罪太祖高皇帝在天之灵。”

万历七年七月，礼科左给事中顾九思、工科都给事中王道成请罢苏松及应天织造。本来织造是由皇帝派遣内监到江南一带主持的，他们下发北京带来的样子，要民间如式织作，经费有一部分出于内库，也有一部分出于盐税；但是事实上经过几次周折以后，民间所得有限，皇宫派人定货，只成为意内的需索。恰恰这一年江南水灾，所以苏松督造的太监孙隆，更比应天督造的许坤，容易引起民众的怨苦。在两位给事中上疏，交给工部查复以后，神宗派文书官到内阁传谕道：御用袍服紧急，若如部议取回内臣，改属抚、按有司，则织造不精，谁任其责？且现有钱粮，不必加派。先生每拟票来。

《耕织图》之织机

明朝中后期，江南民间织布业有了很大发展。

显然神宗拒绝召回内臣。第二天居正和张四维、申时行入宫，行礼以后，居正奏道：“近日苏、松等处，水灾重大，据抚、按官奏报，及臣等所闻，百姓困苦流离，朝不谋夕，有群聚劫夺者。地方钱粮，委难措处。且自前年星变时，亲奉明旨停止织造，着孙隆回京。至今尚未完报，是诏令不信，而德泽不宣也。臣等谓宜从该部所请，以彰皇上敬天恤民至意。民惟邦本，愿少加圣心。”

“朕未尝不爱惜百姓，但彼处织造，不久当完，远不过来春尔。”神宗疲赖地说。

居正追紧一步说：“皇上德意，臣民无不欣仰，即孙隆在彼，亦能仰体圣心，安静行事。但地方多一事则有一事之扰，宽一分则受一分之赐。今彼中织完，十未四五，物料、钱、粮，尚有未尽征完者，灾地疲民，不堪催督，愿皇上且取回孙隆。其应天被灾稍轻，许坤仍旧可也。”

居正说话，追紧一步以后，随即放松一步。神宗有了回旋的余地，同时他也提出内库发出银五千两，不完全仰给江南钱粮。他说：“近降去花样，皆御前发出银两，并不加派扰民。此一件还着织完回京，其余则皆停罢可也。”

三位大学士叩头谢恩，神宗这才把工部覆疏交给居正，他说：“先生将去票来。”说过以后，神宗看着三位大学士说：“君臣一体，今有司通不奉行，百姓安得受惠？”

居正代表内阁说：“诚如圣谕，臣等今日，亦无非推广皇上德意而已。愿皇上重惜民生，保固邦本，则百万生灵，仰戴至仁，实社稷灵长之庆。” ［30］

叩头以后，三位大学士退至内阁拟票，取回孙隆。

事情算是有了一点头绪，但是没有结束。承运库太监孔成上奏、赏赐交人，缺乏段匹，请行南京、苏松、浙江等处增织，又将上用袍服等项，并请织造，共该七万三千万匹。奉圣旨：“工部知道。”工科都给事中王道成一看，知道情形严重，上疏请求酌减增造段匹。工科的奏疏发下拟票，居正才晓得从中又起了变化，“皇上为什么又要织造呢？”居正想。他看到现在只有再求酌减。在奏疏中，他提出祖宗朝一岁所造，原有定率；嘉靖年间，才有添织，但是只可偶一为之，说不得是常例。以后他更说道：

今查万历三年，该库已称缺乏，请于岁造之外，添织九万有余，其时以大婚礼重，赏赐浩繁，该部不得已，钦遵明旨，设法措处，然闻之各地方库藏，搜括已尽，经令四年，方得织完，而添造之旨又下。计该库所开数目，度其所费，非得银四五十万，不能办此。索之库藏，则库藏已竭，加派小民，则民力已疲。况今岁南直隶、浙江一带，皆有水灾，顷蒙特恩，破格蠲振，又取回织造太监，疲困之民，方得更生，乃又重复加派，子惠之恩未洽，诛求之令即施，非圣慈所以爱养元元，培植邦本之意也。民穷财尽，赋重役繁，将来隐忧，诚有不可胜讳者。科臣所奏，宜留圣心。臣等看得该库偶因三卫夷人，缺少虎豹一样服色，及近年北虏俺答款贡，岁增赏赉，溢于旧数，故题请添织，以上二项，委不可已。至于上供御用等项，则近年南京太监许坤、苏杭太监孙隆，织进御前者，已自足用，不必又取办于岁造矣。臣等愚见，伏乞圣明再谕该库查北虏俺答一宗赏赐，一岁约该几何，及三卫夷人虎豹服色缺少几何，照数行该地方添织，即作岁造之数，其余皆可停止。惟冀俯从科臣之言，一概减半织造，其支费银两，敕下户工二部酌处，免复加派小民，庶近日蠲恤之旨，不为虚文，罢极之民，少得苏息也。［31］

疏上以后，神宗准如所请，但事实上还是增造，神宗依然得到心理上的满足。

万历七年十月，蓟辽总督梁梦龙得到消息，土蛮带领四万余骑向辽东进攻，立即告急，东北方的边防突然紧张起来。本来居正对付鞑靼的政策，是使他们从内部分裂走向对立的局势。俺答通贡，封顺义王，成为明朝的藩属；但是土蛮仍然倔强，屡次要求“贡市”——其实只是通商，但是居正认为在土蛮没有屈服以前谈不到“贡市”。事情成了僵局，土蛮屡次引兵进攻，想用武力强迫明朝通商。蓟辽方面的防务永远不能松懈，其故在此。神宗在居正把辽东警报奏进以后，立刻吩咐内阁拟旨，谕兵部议进剿之策。居正面奏道：

“九月初间，有北虏俺答部下头目恰台吉，差人于土蛮营中，侦知土蛮欲纠众向辽，讲求贡市，臣即驰语总督梁梦龙，令其再侦的实，多方设备；传示辽东总兵李成梁，巡抚周咏，虏若纠大众至，勿轻与战，但坚壁清野，使之野无所掠，虏气自挫。又使梁梦龙亲率师东行，发劲兵二支，为辽东声援。令蓟镇总兵戚继光，选精锐，乘间出塞，或捣其巢，或邀其归以挠之。今据报各官具如臣指：梁梦龙已东驻山海，遣参将许汝栗、杨继，出关截杀；戚继光移驻一片石，伺间邀击，辽东收保已毕。虏以十月初二日，至宁前向中所地方，此中地狭人稀，虏众无所掠，势不能久，旦夕必已退遁。今敕本兵姑议驱剿，以后相机别议。且彼中戒备颇严，谅无疏失，伏惟皇上少宽圣怀。”

在这一大堆叙述中，居正把辽东的布置完全说明。

神宗点头道：“先生费心处置，朕知道了。” ［32］

经过这番布置以后，土蛮的军队退去了；后来土蛮和速把亥同驻红土城，分兵进攻锦州、义州，成梁出塞二百余里，直抵红土城，杀去四百七十余名鞑靼武士，这是所谓“红土城之捷”。

万历七年十月，总理河漕都御史潘季驯、漕运侍郎江一麟奏报河工告成。自从万历六年正月以来，居正把河、漕事务完全交付吴桂芳，不幸的是，就在正月，桂芳病殁。二月，居正起用潘季驯总理河、漕。四月，季驯疏辞总理河、漕事务，上谕不许。季驯这才放手做事，六月上疏条陈六事：“一曰塞决口以挽正河，二曰筑堤防以杜溃决，三曰复问坝以防外河，四曰创滚水坝以固堤岸，五曰止浚海工程以免糜费，六曰寝老黄河之议以仍利涉。”

季驯看清河工全无掣肘之虞，居正也看清唯有季驯才是治河之人，所以拟旨：“治河事宜，既经河、漕诸臣会议停当，著他实行。各该经委分任官员，如有玩愒推诿、虚费财力者，不时拿问参治。”季驯得到这一重要保障，八月间弹劾淮安水利道河南佥事杨化隆、淮安府通判王宏化治河无状，上谕杨化隆、王宏化“都着革职，送吏部拟处，毋得概拟复职以致轻纵” ［33］。在这些处分的后面，可看出居正对季驯的大力支持，但异议还是不断地发生。季驯主张塞崔镇决口，御史林碧潭提议崔镇不当塞；季驯主张筑遥堤，林御史提议遥堤不当筑。异议在居正面前提出了。倘使居正是一个河工专家，也许他可以给一个解决方法，但他不是专家，而且工部尚书李幼孜也不是。居正无法，只能把两条提议间接和季驯提出，希望得到的一个解决方法。他说：

夫避下而趋应者，水之性也。闻河身已高，势若建瓴，今欲以数丈之堤束之，万一有蚁穴之漏，数寸之瑕，一处溃决，则数百里之堤，皆属无用，所谓攻瑕则坚者瑕矣，此其可虑者一也。异时河强淮弱，故淮避而溢于高、宝，决于黄浦。自崔镇决后，河势少杀，淮乃得以安流，高家堰乃可修筑。今老河之议既寝，崔镇又欲议塞，将恐河势复强，直冲淮口，天妃闸以南，复有横决之患，而高堰亦终不可保，此其可虑者二也。……不肖有此二端，不得于心，谨此奉闻，幸虚心详议见教，果皆无足虑，言者云云，皆无足采，则坚执前议可也。若将来之患，未可逆睹，捐此八十万之费，而无益于利害之数，则及今亦宜慎图之。如嫌于自变其说，但密以见教，俟台谏建言可也。遄望留神，以便措画。［34］

居正的这一封书，完全是商榷的语气，但是季驯看得很清楚，他认为崔镇决口必须塞，遥堤必当筑。他在条陈六事中曾经说过：“窃惟河水旁决则正流自微，水势既微则沙淤自积，民生昏垫，运道梗阻，皆由此也。”他又说：“照得堤以防决，堤弗筑则决不已，故堤欲坚，坚则可守而水不能攻，堤欲远，远则有容而水不能溢。累年事筑堤者，既无真土，类多卑薄，已非制矣，且夹河束水，窄狭尤甚，是速之使决耳。”季驯对于河工的经验多了。嘉靖四十四年、隆庆四年，他曾经两次总理河道，现在是第三次了。他感激居正再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把自己的经验和学识报答国家，但是他也认定自己的主张没有修正的余地。接到居正的信以后，他重新再说一番。这一来果然把居正折服了。居正说：

前奉书，以河事请问，辱翰示，条析事理，明白洞悉，鄙心乃无所惑。然筹画固贵预定，兴作当有次第，今俟潦落之时，且急筑高堰以拯淮、扬之溺，徐观淮流入海之势，乃议塞崔镇。至于萧县以北，上流之工，又当俟河、淮安流，乃可举事。盖此大事，不独措理经费之难，且兴动大众，频年不解，其中亦有隐忧，元季之事，可为大鉴。今之进言者，喜生事而无远图，又每持此以归咎庙堂坐视民患，不为拯救，不知当轴者之苦心深虑也。百凡幸惟慎重审处，以副鄙愿。［35］

林碧潭的提议被推翻了，居正一切听从季驯的主张。后人称居正为偏执，倘使认识居正对于河工的处理，也许不至认为偏执吧！经过这一度论定以后，季驯对于工事显著进展，万历七年秋后，大功告成，季驯致函居正，推功当轴。居正覆书道：

比闻黄浦已塞，堤工渐竣，自南来者，皆极称工坚费省，数年沮洳，一旦膏壤，公之功不在禹下矣。仰睇南云，曷胜欣跃。追忆庀事之初，言者蜂起，妒功幸败者，旁摇阴煽，盖不啻筑室道谋而已。仰赖圣明英断，俯纳瞽言，一举而裁河道，使事权不分，再举而逮王、杨，使冥顽褫魄，三举而诎林道之妄言，仆异议之赤帜，使无稽之徒，无所关其说，然后公得以展其宏猷，底于成绩，皆主上明断，属任忠贤之所致也。公乃举而归之不榖之功，惶愧。［36］

季驯于河工告成以后上疏神宗，这是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文，最后他说起：

臣等乃思欲疏下流，先固上源，欲遏旁支，先防正道，遂决意塞决以挽其趋，筑遥堤以防其决，筑减水坝以杀其势而保其堤。一岁之间，两河归正，沙刷水深，海口大辟，田庐尽复，流移归业，禾黍颇登，国计无阻，而民生亦有赖矣。盖筑塞似为阻水，而不知力不专则沙不刷，阻之者乃所以疏之也；合流者似为益水，而不知力不弘则沙不涤，益之者乃所以杀之也。旁溢则水散而浅，返正则水束而深：水行沙面，则见其高；水行河底，则见其卑；此既治之后，与未治之先，光景大相悬绝也。每岁修防不失，即此便为永图，借水攻沙，以水治水，臣等愚昧之见，如此而已。至于复闸坝，严启闭，疏浚扬河之浅，亦皆寻绎先臣陈瑄故业，原无奇谋秘策，骇人观听者。偶幸成功，殊非人力，实皆仰赖我皇上仁孝格天，中和建极，诚敬潜孚而祇灵助顺，恩威并运而黎献倾心。念转输乃足国之资，轸昏垫切儆予之虑，宵旰靡皇，丝纶屡饬：其始也，并河、漕以一事权，假便宜以任展布，故臣等得效刍荛之言；其既也，逮偷情以警冥顽，折淆言以定国是，故臣等得尽胼胝之力。俯从改折之议，国计与民困咸纾；特颁赏赉之仁，臣工与夫役竞劝；致兹无兢之功，遂成一岁之内。今两河蒸黎，歌帝德而祝圣寿者，且洋溢乎寰宇矣，臣等何敢贪天功以为己力哉！

季驯上疏以后，工科给事中尹瑾奉命踏勘。万历八年二月，勘毕奏报，降旨加季驯太子太保，升工部尚书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季驯对居正的感激真是彻底，直到居正身后，全家被祸的时候，他还在神宗盛怒之下上疏请求降恩有释，终于季驯也得到革职为民的处分。这是季驯党庇居正吗？不是。他知道，倘使在万历六七年间，没有居正的支持，他便没有完成河工、报效国家的机会。

万历五年九月十三日，居正的父亲逝世，到万历七年十二月，已经二十七个月了。神宗询问吏部，居正何时服满，吏部复称扣至万历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期满。明代，亲丧守制二十七个月，自闻讣日起算，不计闰月。居正九月二十五日闻讣，所以扣至是日期满。十二月二十三日，神宗派文书官孙斌捧手谕到居正私宅，内称：

谕元辅张少师先生：在京守制，忠、孝两全，今当服满，朕心忻慰，特赐玉带一条、大红坐蟒、蟒衣各一袭、金执壶一把、金台盏一副，用示眷知。念五日早朝毕，候朕于平台召见，以后朝参经筵，俱照旧行，先生钦承之。［37］

居正覆疏中言：“臣敢不益掳丹悃，仰答隆施！倘筋力之未疲，远道宁忘于驱策；如发肤之可效，微生何爱于捐糜？”一切指明这是他那“以其身为荐蓐，使人寝处其上”的志愿。

二十五日早朝以后，居正到文华殿听候召见。他叩头谢恩以后，跪奏道：“臣前奉钦依，在京守制，服满朝见。”

“先生全忠尽孝，万古留名。”神宗说。

居正重新叩头道：“臣蒙皇上天恩，委曲体悉，故得以少尽巨子之情，不胜感戴。”谢恩已毕，居正又叩头道：“昨蒙圣恩，特降手敕，恩赉殊常，尤不胜感戴。”两度叩谢以后，居正奏称：“昨奉敕谕，着臣以后照旧朝参，臣即当钦遵。但年前数日，尚在三年之内，余哀未忘，仍望皇上俯容，再宽数日，免令朝参陪论，候元旦庆贺后，照旧朝参供职。”

神宗计算年前只剩几天，因此吩咐道：“先生元旦出来也罢。”

居正叩头遵旨。

神宗吩咐内监道：“与先生酒饭吃。”

居正叩头道谢。

居正又奏道：“臣在制中，屡荷两宫圣母慈恩，赐赉稠叠。今服满，欲诣各宫门外，叩头称谢，未敢擅便，请旨。”

神宗说：“是，着张宏引进。”

居正跟随太监张宏先到慈庆宫外叩头。仁圣皇太后遣内监传旨道：“先生忠、孝两全了，宜益尽心辅佐。”仁圣太后赐银五十两、纻丝四表里。

张宏再领居正到慈宁宫。张宏进去，居正在外面叩头。慈圣皇太后是神宗生母，因此说话更觉亲切。她着张宏传旨：“皇帝冲年，凡事多赖先生辅佐，天下太平。今服制已满，忠、孝都全了，宜益尽心处置国事。”慈圣太后吩咐张宏管待居正三杯酒，另外特赐膳九品、金执壶一把、金台盏一副、金镶牙箸一双、银五十两、彩段四表里、荤素食八盒、甜食四盒、酒十瓶［38］。

万历六年大婚，群臣一概加恩，居正因守制未预，至是吏部题请加恩。神宗降谕，加太傅，岁加禄米一百石，原荫武职伊男，升一级世袭。居正再疏辞免恩命，最后神宗准如所请，完成居正功成不居的志愿。在《再辞恩命疏》［39］中，居正提起神宗在日讲时候的谈话：“先生功大，朕无可为酬，只是看顾先生子孙便了。”

他接受武荫进级的恩赉，但仍辞太傅加禄。他说：

夫施及于己身者，其恩犹浅，施及于子孙者，其恩为深；戴德于一时者，其报有尽，戴德于后世者，其报无穷。今蒙圣恩，怜念臣男，擢之卫司，延以世赏，藐焉弱息，荷此殊荣，斯盖前谕所谓看顾巨子孙惓惓之意也。臣不胜感激，不胜顶戴，谨拜手祇领，仍嘱臣后嗣，世效犬马，仰报生成。［40］

万历八年正月，吏部因居正任一品官已满九年，例应考满加恩，居正具疏力辞，更提出万历五年在京守制的心境，他说：

臣出则综理国事，尽在公之义；入则守其苴绖，执居丧之礼。是臣之不去者，报君恩也；守制者，报亲恩也。士大夫有识者，咸谓皇上之所以处臣，与臣之所以自处，于君臣、父子之情，庶几两全而无害矣。然身虽属于公家，事实殊于见任，今乃又计算前后月、日，通作实历，积日累劳，循例考满，则事同见任，礼旷居丧，君臣之义虽全，父子之情则缺矣。皇上昔日之所以处臣，与臣之所以自处者，岂不两失之乎？……盖事必揆诸天理之当，即乎人心之安，乃无歉恨，所谓“求仁而得仁”者。今臣自审，于理欠当，于心未安，故不得不仰控圣明，冀申情款，惟求协夫事理之中而已，非畏人之议已，而故为是喋喋也。伏望圣慈俯鉴愚诚，特停恩命，敕下吏部免臣给由，庶臣得以安心供职，而皇上曲全之仁，与微臣自处之义，终为完善，无所亏缺矣。［41］

经过居正尽情地剖白以后，神宗传旨道：

卿昔为朕勉留，夙夜在公，忠勤称笃，殊勋茂绩，中外所知。该部题请考满加恩，委系彝典。兹览卿奏，辞俸守制，与夺情起复不同，朕心更觉洞然。卿之所处，实为恩义两尽，足以垂范万世，特允所辞，以全忠孝大节。至于卿之勋劳，简在朕心，当别有酬眷。［42］

万历八年二月，神宗亲耕耤田；三月奉两宫皇太后至天寿山谒陵。居正认定现在是归政的时期了，在扈从谒陵回京以后，随即上疏乞休。他说：

臣一介草茅，行能浅薄，不自意遭际先皇，拔之侍从之班，畀以论思之任，壬申之事，又亲扬末命，以皇上为托。臣受事以来，夙夜兢惧，恒恐付托不效，有累先帝之明。又不自意，特荷圣慈，眷礼隆崇，信任专笃，臣亦遂忘其愚陋，毕智竭力，图报国恩，嫌怨有所弗避，劳瘁有所弗辞，盖九年于兹矣。每自思惟，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然不敢遽尔乞身者，以时未可尔。今赖天地祖宗洪佑，中外安宁，大礼大婚，耕耤陵祀，鸿仪巨典，一一修举，圣志已定，圣德日新，朝廷之上，忠贤济济。以皇上之明圣，令诸臣得佐下风，以致升平，保鸿业，无难也，臣于是乃敢拜手稽首而归政焉。且臣禀赋素弱，比年又以任重力微，积劳过虑，形神顿惫，血气早衰，逾五之龄，须发变白，自兹已往，聪明智虑，当日就昏蒙，若不早自陈力，以致折足覆，将使王事不终，前功尽弃，此又臣之所大恐也。伏望皇上特出睿断，亲综万几，博简忠贤，俾参化理，赐臣骸骨，生还故乡，庶臣节得以终全，驽力兔子中蹶。臣未竭丹衷，当令后之子孙，世世为犬马以图报效也。［43］

居正归政乞休，本来是一种谋定而动的办法，但是完全出于神宗和其他诸臣的意料，大众都有些茫然。神宗立即下旨慰留：

卿受遗先帝，为朕元辅，忠勤医懈，勋绩日隆，朕垂拱受成，倚毗正切，岂得一日离朕？如何遽以归政乞休为请，使朕恻然不宁。卿宜仰思先帝丁宁顾托之意，以社稷为重，永图襄赞，用慰朕怀，慎无再辞。［44］

居正奉旨以后，再上第二疏。这一次他决定不再往内阁办事了，疏中备言：

念臣发迹寒单，赋才谫劣，仰承先帝顾托之重，祗荷皇上眷遇之隆，分当捐身，庶以仰酬高厚之万一，岂敢辄求引退，图遂私怀。但臣葵藿之志虽殷，而犬马之力已竭，一自壬申受事，以至于今，惴惴之心，无一日不临于渊谷，中遭家难，南北奔驰，神敝于思虑之烦，力疲于担负之重，以致心血耗损，筋力虺，外若勉强支持，中实衰惫已甚，餐茶茹堇，苦自知之，恒恐一日颠仆，有负重托，欲乞身于圣明之前，非一日矣。独念国事未定，大礼未完，口嚅嚅而不忍言，心依依而未能舍。今赖皇上神圣，臣得以少效愚衷，中外乂安，国家无事，诸大典礼，皆已完就，乃敢一言其私，盖亦度其时可以去而去耳。昔颜回有言，东野毕之马将败矣，步骤驰骋，朝礼毕矣，历险致远，马力尽矣，而犹求马不已。无何而东野毕之马果败。故舜不穷其民力，造父不穷其马力，是以舜无失巨，造父无失马。今臣之乞去，亦非敢为决计长往也，但乞数年之间，暂停鞭策，少休足力；倘未即填沟壑，国家或有大事，皇上幸而召臣，朝发命而夕就道，虽执殳荷戈，效死疆场，亦所弗避。是巨之爱身，亦所以爱国也。［45］

但是神宗坚持不许，圣旨上说：

连日不见卿出，朕心若有所失，如何又有此奏！今诸大典礼，虽已奉行，不过礼文之事。机务繁重，赖卿辅理甚切，未便是卿闲逸之时。古之元老大臣，耄耋之年，在朝辅理者不少，卿方逾五十，岂得便自称衰老，忍于言去。宜遵前旨即出，永肩一德，用成始终大忠。著鸿胪寺官，往谕朕意。［46］

除由内阁拟旨，着鸿胪寺官传谕以外，神宗另颁龙笺手敕，着司礼监太监孙秀、文书房官丘得用，捧到居正私宅。神宗说：

谕元辅少师张先生：朕面奉圣母慈谕云，“与张先生说，各大典礼，虽是修举，内外一应政务，尔尚未能裁决，边事尤为紧要。张先生亲受先帝付托，岂忍言去！待辅尔到三十岁，那时再作商量。先生今后，再不必光此念。”朕恭录以示先生，务仰体圣母与朕惓惓倚毗至意，以终先帝凭几顾命，方全臣节大义，先生其钦承之。故谕。［47］

慈圣太后和神宗的谕旨来了，鸿胪寺官、司礼太监、文书房官都在那里奉旨催促供职。在君臣大义的标准之下，居正没有徘徊的余地。他只有提出扈驾山陵，触冒风寒，和近闻三弟居易讣音，感伤致病的理由，请求给假数日，容其调理，少可以后，即行供职。这一次神宗允了，数日以后，居正仍回内阁办事。

居正在书牍中屡次提到归政乞休的事。他说：

仆久握大柄，天道忌盈，理须退休，以明臣节。况娄典札告成之日，正息肩税驾之时，抗疏乞休，甚非得已。乃至恩留谕再三，未忍固求私便，辄夏就列，徐俟再图。［48］

正少无世韵，宿有道缘，不意为时羁绁，遭遇明主，备位台司，十余年间，负重剖繁，备极辛楚，然遵道之志，未敢少衰也。顷者赖天之灵，中外乂安，国家无事，乃稽首归政，恳疏乞骸，亦欲逖慕留侯，庶几得弃人间事矣。乃蒙圣谕谆切，朝议恳留，不得已，辄复视事，以俟徐图，但恐世缠日锢，归宿无期，觖怅觖怅。［49］

弟德薄享厚，日夕栗栗，惧颠跻之遄及耳。顷者乞归，实揣分虞危，万非得已，且欲因而启主上以新政，期君臣于有终，乃不克如愿，而委任愈笃，负戴愈重，僝弱之躯，终不知所税驾矣。奈何，奈何！［50］

去秋及今，四奉台教，以公私多故，久稽裁候。中间以典成乞休，关出外大节，且妄心诐陋，师心独任，不请先生长者之明训，率尔行之，罪死罪死。正膺重任，九年于兹，恒恐不保首领，以辱国家。兹幸主德日清，内外宁谧，诸大典札，皆已竣事，乃以其间，乞不肖之身，归伏垅亩，以明进退之节，不得已也。重蒙主上暨圣母诲谕谆谆，恩礼申笃，正诚迫于大义，不敢自爱其死，复黾勉就列，然自是羁绁愈坚，忧危愈重矣。吾师何以教之？［51］

弟以谫劣，谬膺重任，恒恐中道颠蹶，有负夙昔期许之心。兹幸主德日新，国家无事，弟乃以其间乞身而归，未蒙俞允，付嘱愈重，早夜兢兢，诚不知死所矣。翁素怜我，何以策之，俾荻全于末路乎？［52］

贾春宇，名应元，时为大同巡抚，大致和居正关系不深，因此居正对他的话有些闪烁。王之诰、徐阶、李春芳和居正的关系较深，这几封信值得仔细寻味，尤其王之诰是居正的亲家，所以说话更切实。

从居正以上，高拱、徐阶、严嵩、夏言，凡是掌握过国家大权的，最后都支付了最大的代价。有的被杀，有的儿子被杀；即使幸而不死，也常有被杀的危险。这一个传统太危险了，时时给居正以威肋。万历五年，居正没有去位，实际也不免有些惧祸的意思。他说：“恒恐不保首领以辱国家。”知道这个时期实际政治情形的人，一定明白居正不是乱说。从万历五年到八年，居正的政治地位更加巩固，然而居正的危险也更加扩大。一切危险都发生在神宗身上。

明朝的政治情形，有一点儿和前后不同的地方，便是没有摄政的制度。英宗九岁即位，世宗十六岁即位，神宗十岁即位，熹宗十六岁即位，都没有摄政或是太后垂帘听政的传统。在这一群皇帝中间，世宗最能干，即位不久，大权随即到手。熹宗是一个白痴，大权始终旁落。英宗、神宗即位的年龄更小，当然谈不到亲政。英宗初期的杨士奇、杨荣、杨博和神宗初期的高拱、张居正，名为内阁大学士，其实是摄政大臣，这是无可否认的史实，“三杨”始终维持一个合作的局面。高拱、张居正当穆宗在位的时候，在最后的阶段里，已经不能并存，神宗即位以后，居正利用政治机会撇开高拱，成为实际的独裁者，这也是无可否认的史实。以后居正逐渐巩固既得的政枚，内而内阁、六部、都察院，外而各省督、抚，没有一个不是居正推荐的人，言官之中，御史、给事中也几乎没有一个不听居正的指挥。在神宗尚幼的时候，这个正和《古文尚书·伊训篇》所说的“百官总已以听冢宰”，《伪孔传》所说“伊尹刮百官，以三公摄冢宰”相合。但是现在神宗年已十八岁，久已超过应当亲政的时期。居正当国，便等于神宗失位，首辅大学士和皇帝成为不能并立的形势。在这一个情态之下，居正头脑糊涂一点儿，便可以做王莽；气魄大一点儿，也可以做曹操。但是居正不是王莽、曹操，而且在那个提倡忠孝的坏境之下，也不容许王莽、曹操的产生。居正以忠孝自负，而忠孝自负的主张又和专权当国的现实不能融洽，心理遂陷于极端的矛盾状态。

矛盾的心理、惧祸的心理，最后驱使居正走上归政乞休的路线。以威福奉还主上，也许神宗不至于不容自己优游林下吧！他甚至说不敢决计从此一去不返，只要稍许休息，日后在必要的时机仍然“朝闻命而夕就道，效死疆场，亦所弗避” ［53］，这是委婉的说法，只想神宗给他一个脱身的机会。居正不是没有机权的人，但这一次的乞休确是出于至诚。摄政的皇帝做过八九年，自明代开国以来，四个在位的皇帝，时期都没有这样长，居正还不应当满足吗？对内对外，整个国家上了轨道，自己去位以后，内阁里面张四维、申时行都是自己引进的人，谅意不至于反噬。江陵的家产虽然不大，但是总算富厚了，那里有五十几岁的老妻，有儿子，还有最近新添的三四个孙子，门庭以内，充满快乐的空气，为什么不回去？居正又曾说过：“不榖比者抗疏乞归，群情惊惑，不知鄙意固有在也。夫不得决去于宅忧之时，而乃乞骸于即言之后，此岂寻常大臣所为进退者耶？顾此意不敢以告人，而世亦无知我者。兹承华翰，深获我心，但奖借过情，深用为愧耳。” ［54］徐中台怎祥“深获我心”，我们无从知道，但是从居正和他的关系而论，中台还算不上深谈，居正之言只是一种机枚。假如我们记得居正宅忧之时，神宗年十五岁，乞骸之时，神宗年十八岁，那么我们不难深谙居正的用心。

一切都看在那个小农之女的目光里。是因为她从民间出身，接近大地，所以赋有特殊的智慧、惊人的常识吗？我们不敢说。但是她能了解居正，她对神宗说：“待辅尔到三十岁，那时再做商量。”“这是一位随时督责、随时罚跪的母亲，连外祖父武清侯李伟都畏惧她，有一次外祖父做错事，圣母把他召进宫内，切实训诫［55］，何况自己？”神宗又在沉思了。龙笺手敕提到圣母慈谕，实际是把居正摄政的时期再延长十二年，也就是把神宗的失位再延长十二年。神宗曾说过：“朕垂拱受成，倚毗正切。”这九个字值得仔钿玩味。在虚君政治制度没有确实成立以前，这一种办法必然会造成皇帝和首辅的决斗。残忍的女人啊！一位毛妃，造成居正和辽王宪的决斗；一位李太后，造成居正和神宗的决斗，这才是人生的不幸。居正自言“自是羁绁愈坚，忧危愈重矣”，又言“付嘱愈重，早夜兢兢，诚不知死所矣”。这些话都是事突，但是他现在竟没有自全之策。“凤毛丛劲节，只上尽头竿”，尽头竿究竟不是一个安全的地位。

就在万历八年三月，居正得到一件大喜的事，他的第三子懋修中了殿试第一人。这一次主考是内阁申时行、侍郎余有丁。在当时的情状下，首辅的儿子当然会高中的，何况懋修在兄弟中才具较高呢？主考阅卷，拟定懋修第三，进呈御览。神宗看过以后，改为第一。这一科，居正长子敬修也成了进士。在居正六子中，敬修、嗣修、懋修至此都成进士，第四子简修，加恩授南镇抚司佥书管事。

万历八年闰四月两广总督刘尧诲奏报讨平八寨。两广的吏治向来是一个问题：吏治不清，地方不安，人民起义，以及少数民族的暴动，成为相应而来的事实。八寨在广西桂林、平乐两府，本来是僮人群居的场所。隆庆年间，殷正茂进兵古田的时候，八寨先降，于是并龙哈、咘咳为十寨，立长官司。万历六年，曾经有一次动乱，两广总督凌云翼随即进兵。云翼去职以后，尧诲继任，八寨又来一次动乱。居正和尧诲讨论过几次：

广右议征八寨，此或不容已者，已属本兵从其请矣。［56］

八寨之征，在两镇似不容已，本兵已复从其请。［57］

这都是万历七年的事。第二年八寨敉平，居正谈到两广的情况：

八寨兵已奏捷，谅此时竣事矣。武弁游民，私买贼级，乃广中沈锢之病，今得力祛此弊，则功赏皆实。但先年有旨，凡大举征剿，皆宪里亲临纪功，今不知纪功是何司、道官。纪功得人，积弊乃可革也。黄总戎颇有志向，不安下流，但微负气。将官负气，正可驾驭而用之，固愈于颓靡、懦熟，剥削以事结纳者也。俟到任信至，如尊谕戒谕之。［58］

万历八年二月，河工勘报完成，潘季驯升工部尚书兼副都御史，这是一个崇衔，其实用不着管事。明朝有添注官，在实缺官以外临时添设，本来是一种酬劳的意义。但是季驯在河工已久，委实需要休息了，居正想起前任两广总督凌云翼，现任南京兵部尚书，只是一个闲曹，决定派云翼总督漕运，以为代潘的地步，同时再调潘代凌，成为潘、凌对调。他分别和两人说起：

两承翰教，领悉。比者平成奏绩，公之肤功，固不待言，然亦借督、漕同心之助，况河、漕归并，已有成命，则今之代江［59］者，亦即以代公，不可不慎也。反复思之，莫如洋山［60］公为宜。此公虚豁洞达，昔在广中，仆妄有指授，渠一一取其意而行之，动有成功，则今日必能因袭旧画，以终公之功，一善也。官尊权重，足以镇压，二善也。留京参赞［61］，重任也，朝廷加意河、漕，特遣重臣以行，则在事诸臣，谁不奋厉？三善也。南中道近，闻命即行，不烦候代，则漕事不致妨废，且得数月与公周旋，同心计处，何事不办，四善也。公即旦夕回京，亦不过添注管事，骈枝闰位，何所用之？不如即代洋山，是身不离南中，可以镇异议，属人心，此中八座虚席，一转移间，又无妨于他日之柄用，于公亦有利，五善也。有此五善，虑之已熟，故违部议而请上行之。恐公不达鄙意，敢布腹心。［62］

向承教，粤中经理，不辞再劳，具见公忘身徇国，不胜敬仰。后思彼中事体，近已略定，好议喜事者知鄙意有在，亦自敛戢，而不敢复兴事端，今若无故易置，反觉多事；且瘴疠之乡，亦不忍再烦也。河、漕虚席，因忆公鸿猷伟略，优游留省，无以骋才，而河、漕重任，比之东粤，尤为紧要，先朝尝特遣重臣经理；且二三年间，仆力主印川公治河之策，幸有成功，今仍须素有威望者继之，庶可以行仆之意而终潘之功。博求中外，无如公者，故暂借经理。他日此中八座或虚，一转移间，其事又甚易也。恐公不达所以借重之意，而有外于左右，故略布区区，万望鉴谅。［63］

居正在政治方面的成绩逐日提高，但是对居正不满的呼声仍然不断。万历八年三月，南京兵部主事赵世卿奏匡时五要，请广取士之额，宽驿传之禁，省大辟，缓催科，最后提出言路当开。他说：

近者台谏习为脂韦以希世取宠，事关军国，卷舌无声，徒摭不急之务，姑塞言责，延及数年，居然高踞卿、贰，夸耀士林矣。然此诸人岂尽奊诟无节，忍负陛下哉？亦有所惩而不敢尔！如往岁傅应祯、艾穆、沈思孝、邹元标，皆以建言远窜，至今与戍卒伍，此中才之士所以内自顾恤，宁自同于寒蝉也。宜特发德音，放还诸人，使天下晓然知圣天子无恶直言之意，则士皆慕意输诚，效忠于陛下矣。

世卿此疏直指居正，当然引起居正的激怒，因此吏部尚书王国光改世卿为楚府右长史。明代王府官不易升调，一入王府，实际成为禁锢，世卿这一次调任其实是一个严重的处分。

万历八年八月间，刑部侍郎刘一儒致书居正，讨论时政。一儒，夷陵人，是居正的亲家，居正的女儿嫁给一儒之子勘之。在新妇进门的时候，一儒看到妆奁中的珠玉锦锻，盈箱满箧，连忙吩咐另行封锁，一概不许动。一儒当然有他的计算，儿媳谈不到反对。居正在政治上的地位正在不断亢进，一儒和他说：

窃闻论治功者贵精明，论治体者尚浑厚。自明公辅政，立省成之典，复久任之规，申考宪之条，严迟限之罚，大小臣工，鳃鳃奉职，治功既精明矣。愚所过虑者，政严则苛，法密则扰，今综核既详，弊端剔尽，而督责复急，人情不堪，非所以培元气而养敦浑之体也。昔皋陶以宽简赞帝舜，姬公以惇大告成王，沦洽当代，矩矱后世，愿明公法之。［64］

假如居正接受一儒的忠告，定然可以收回大部分人心，但是居正接受这个忠告，便不是居正了。万历初年的政局终于留下精明有余、浑厚不足的印象。

朝廷大政一切由居正负责，十八岁的神宗闲得没有事做，四书五经无须再读了，他便慢慢地寻求消遣的方法。皇上所住的是乾清宫，宫里的内监大小不等，管事的称为牌子太监。乾清宫牌子太监孙海、客用，既然负责伺候皇上，他们便逐渐引导神宗寻求娱乐。有时皇上带上太监们，短衣窄袖，一同出宫，嬉游竟日。怕什么？手上带的是刀杖，根本不怕什么意外。一次神宗到西城，正在喝过酒以后，醉眼朦胧地吩咐小内监唱曲子。也许是小内监撒娇吧，偏不肯唱。这是欺君之罪，还了得！皇上有的是刀子，哗喇一声，刀子出鞘，吓得小内监直抖，旁边的人求情，经过使劲鞭挞以后，这才平息了神宗之怒，但是到底还把小内监的头发割下，实行割发代首的事。真有趣，整个人生都戏剧化了。神宗仍在兵杖簇拥的中间，带醉回到乾清宫。

神宗酒醒以后，冯保久已奏明慈圣太后了，慈宁宫的太监正在催促神宗前去。无可奈何，去吧！慈圣太后看见神宗，喝声令其跪下。神宗长跪在那里，听圣母的训导。慈圣太后把神宗的过失一五一十地数说一番，神宗无从辩护，眼泪籁籁地落下，最后他只有请求慈圣太后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慈圣这才吩咐神宗捡出一本书来，重行长跪以后，皇帝打开书本一看，正是《汉书》卷六十八《霍光传》，他读到“光即与群臣俱见，白太后，具陈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庙状”，眼泪从眼眶里直流，想不到一晚的狂欢得到这样严重的后果［65］。

现在的霍光是张居正。但是居正恳请慈圣太后准予神宗改过，他提出这只是一时的糊涂，究竟和昌邑王不同。慈圣太后意转以后，才吩咐居正代神宗下罪己手诏，一份给太监们，一份给内阁。罪己的语句着实委屈神宗，但是不是这样，挽回不了圣母的盛怒，居正竟写下了［66］。

孙海、客用凡事引诱，无所不为，着降作小火者，发去孝陵种菜。尔等司礼监，并管事牌子，既受朝廷爵禄，我一时昏迷，以致有错，尔等就该力谏乃可。尔等图我一时欢喜不言，我今奉圣母教诲我，我今改过，奸邪已去。今后但有奸邪的小人，尔等司礼监并管事牌子，一同举名来奏，该衙门知道。［67］

昨朕有御笔帖子，先生看来未曾？孙海、客用，朕越思越恼，朕今又降作小火者，发去南京孝陵种菜。先生等既为辅臣，辅弼朕躬，宗庙社稷，所系非轻，焉忍坐视不言？先生等既知此事，就该谏朕，教朕为尧舜之君，先生等也为尧舜之臣。朕今奉圣母圣谕教诲，朕悔过，迸去奸邪，先生等各要尽心辅朕。［68］

居正和冯保商议以后，觉得孙海、客用处分嫌轻，立即上疏再求加重，充作净军，神宗当然照准。冯保提出司礼监太监孙德秀、温泰，兵仗局掌印周海，都有应得之罪，其他内监一概责令自陈，切实整顿。这次居正上疏，在神宗和居正的关系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臣等恭诵纶音，不胜钦仰，不胜惶愧。仰惟皇上天挺圣资，幼而聪颖，自临御以来，讲学勤政，圣德日新，臣等每自庆幸，以为亲逢尧舜之主，庶几复见唐虞之治矣。乃数月之间，仰窥圣意所向，稍不如前，微闻宫中起居，颇失常度，臣等心切忧惶，但身隔外廷，不知内事，即有所闻，未敢轻信，而朝廷庶政，未见有阙，故不敢妄有所言。然前者恭侍日讲，亦曾举孔子益者三乐，损者三乐，并益者三友，损者三友两章书，请皇上加意省览，盖亦阴寓讽谏之意。又数日前，曾问文书官云：“臣闻皇上夜间游行，左右近习皆持短棍兵器，此何为者？”乃文书官回说：“并无此事。”臣等亦遂以所闻为妄，不敢复言。连日因睹御笔帖子，处治孙海、客用两人，因而询访，始知此两人者，每日引诱皇上燕闲，游宴别宫，释去法服，身着窄袖小衣，长街走马，挟持刀仗，又数进奇巧戏玩之物，蛊惑上心，希图宠幸。臣等连日寝食不宁，神爽飞越，可惜天生圣主，被这几个奸佞小人，引诱蛊惑，一至于此，拟俟日讲时，面奏谏劝，以尽愚忠；乃蒙圣母谆谆教戒，皇上幡然改悔，迸去奸邪，引咎自责，又宣谕臣等，尽心辅导，此盖九庙列圣之灵，默启我圣母之心，形之谴责，阴佑我皇上之心，自悔前非也。夫人孰无过，惟过而能改，则复于无过。自兹以往，皇上依然为尧舜之主，臣等亦庶几可勉为尧舜之臣矣。宗社生灵，曷胜庆幸！但古语云：“树德务滋，除恶务尽。”臣等窃闻近日引诱之人，在孙海、客用，固为尤甚，而其中谄佞希宠，放肆无忌者，尚不止此二人。如司礼监太监孙德秀、温泰，兵仗局掌印周海者，皆不良之人，其罪亦不在孙海、客用之下。今皇上既将此二人，置之于法，以示悔过自新之意，则孙德秀等，亦不宜姑容在内，以为圣德之累。伏望皇上大奋乾断，将孙德秀等一体降黜，以彰日月之明。其司礼监管事等官，平日为忠为佞，谅莫逃于圣鉴，合无俱令自陈，请自圣断：老成廉谨者，照旧管事；谄佞放肆者，悉加汰黜。且近日皇穹垂象，彗芒扫宦者之星，亦宜大行扫除，以应天变，以光圣德，此皇上修德改过之实政也。臣等又闻汉臣诸葛亮云：“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臣等待罪辅弼，宫中之事，皆宜预闻。臣居正又亲承先帝遗命，辅保圣躬，比之二巨，责任尤重，今乃徒避内外之嫌，不行直言匡救，以致皇上有此过举，孤负先帝付托之言，万死不足以自赎，除痛自省励以图报称外，既蒙皇上明发德音，昭示圣意，臣等此后亦不敢复以外臣自限，凡皇上起居及宫壸内事，但有所闻，即竭忠敷奏，及左右近习有邪佞不忠，如孙海、客用者，亦不避嫌怨，必举祖宗之法，奏请处治，仍望俯允施行。皇上亦宜仰尊圣母慈训，痛自改悔，戒游宴以重起居，专精神以广胤嗣，节赏赉以省浮费，却珍玩以端好尚，亲万几以明庶政，勤讲学以资治理，庶今日之悔过不为虚言，将来之圣德愈为光显矣。臣等无任沥血哀恳之至，伏惟圣慈鉴宥。［69］

神宗得疏以后，御批“览卿所奏，具见忠爱，依拟行”。同时，孙德秀、温泰、周海奉旨降三级，私家闲住，永不叙用，其司礼监及管事牌子等都着自陈。

这一次是一次小小的斗争。在这次斗争中，神宗在一边，李太后、冯保、张居正在另一边。斗争的结果，神宗失败了，罪己手诏，只能增加失败者的惭愤，成为日后报复的张本。冯保利用自陈的机会，在宫廷内可以逐渐排斥异己。居正直言干涉皇上宫壸起居等事，权限扩大，久已超越大学士票拟谕旨的本分。一切的政局正在转变当中，直到万历十年居正死后，再来一次清算。

居正《请清汰近习疏》的精神完全是诸葛亮《出师表》的再现。居正的标准人物是伊尹、周公、诸葛亮，他当国十年的成绩也处处模拟此三人，但是居正忘去了神宗不是太甲、成王、后主。关于太甲、成王的故事，因为古史方面的问题纠缠太多，姑不置论。后主的个性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是一个平庸到无可奈何的人物，但是他知道自己平庸，一切都听诸葛亮指挥。诸葛亮死了，他秉承诸葛亮的遗言，用蒋琬、费祎、姜维。他没有主张，因此他也不做主张。蜀汉以全未开发的一隅之地和中原抗衡四十年，委实不能说不是后主知人善任的成绩。神宗是另外一个形态的人物，他聪明，有主张，有决断，但是同时也颓废、好利，不知上进。居正当国的时候，国势蒸蒸日上，但是居正殁后，神宗不能再用第一流的人物，申时行的才具不是没有，但在那种环境之下，只能优柔便辟，采取明哲保身的途径。后来，明朝亡国之祸其实都在神宗时代撒下了种子。居正把神宗当后主看，这是居正认识上的错误。我们把诸葛瞻的任用和张敬修的自杀相比而论，便会知道认识错误真是一个可怕的事件。

神宗罪己手诏既下以后，居正意识到他的放荡完全是闲极无聊的结果，所以利用反省的时机，请求敷陈谟烈。他说：

先该臣等面奏，皇上春秋鼎盛，宜省览章奏，讲究治理，于字书、小学，不必求工，以后日讲，请暂免进字，容臣等将诸司题奏，紧要事情，至御前讲解，面请裁决。伏奉谕旨，臣等钦遵举行外，但数月以来，应奏事件，与日讲之期，多不相值，或系常行细务，又不敢烦渎圣聪，即恭侍讲读，须臾而毕，拱默而退，不得供奉燕闲，从容陈说，虽欲竭悃款之愚，效献替之益，其道无繇，非臣等面请奏事之初意也。顷奉圣谕，责臣等以尽心辅导，臣等夙夜思惟，图所以仰承德意，启沃圣心者，窃以为远稽古训，不若近事之可征，上嘉先王，不如家法之易守。昔伊尹、周公，矢谟作诰，撮其大指，不过两言：曰“明言烈祖之成德”，曰“觐扬文武之光烈”而已。唐宪宗读《贞观政要》，竦慕不能终卷；宋仁宗命侍臣读《三朝宝训》及《祖宗圣政录》：前史书之，皆为盛事，良以羹墙如见，自不忘继志之事，耳目既真，又足为持循之地，守成业而致圣治，莫要于此。仰惟我二祖开创洪业，列圣纂绍丕图，奎章睿谟，则载之宝训，神功骏烈，则纪之实录，其意义精深，规模宏远，枢机周慎，品式详明，足以迈三五之登闳，垂万亿之统绪，此正近事之可征，家法之易守者也。夫皇上所践者祖宗之宝位，所临者祖宗之臣民，所抚驭者祖宗之舆图，所凭借者祖宗之威德，则今日之保泰持盈，兴化致理，岂必他有所慕，称上古久远之事哉？惟在皇上监于成宪，能自得师而已矣。［70］

居正吩咐翰林院诸臣，就列朝宝训、实录，撰为《谟训类编》。共分四十款，排日进讲，他的心理还是隆庆六年十二月进《帝鉴图说》的心理。疏中又言“但使工夫接续，时日从容，自可以开发聪明，亦因以练习政事。伏望皇上留神听览，黾勉力行，视训录之在前，如祖宗之在上，念念警惕，事事率由，且诵法有常，缉熙无间，即燕息深宫之日，犹出御讲幄之时，则圣德愈进于高明，圣治益跻于光大，而臣等区区芹曝之忠，亦庶几少效万分之一矣”。

万历九年正月初五，神宗在文华殿斋宿，这一天大风来了，黄尘蔽天，神宗吩咐文书官和居正说：“今日风气不祥，恐有边事，与先生说，可申饬边臣，加意警备。”居正听到以后立刻传谕边镇，准备应付。

李成梁石坊

万历八年，神宗为表彰李成梁镇守辽东的军功而建，立于北宁城内鼓楼前。

一直到现在，北方的边事还时时索绕君臣的心间。比较松一点儿的是河套。在那里的鞑靼已经衰弱，正如居正在万历八年和三边总督郜光先所说的“精兵健马，消耗过半，东借助于顺义不获，西修怨于瓦剌不能，其衰弱无能为之状亦见矣”。［71］

最成为威胁的是土蛮。土蛮向东可以进攻辽东，向南可以进攻蓟州，所以双方都时时在警戒当中。辽东的李成梁和土蛮交战几次，在战事方面有相当的把握。蓟州的戚继光正以威名太大，土蛮远去，因此没有立功的机会。万历八年秋间，传闻土蛮南下，居正连忙去信说起：

前顺义部下酋长，密报土蛮入犯消息，即驰语蓟辽军门戒备，数日以来，警息沓至，西虏所报不虚矣。不榖料此贼必窥滦东。今日之事，但当以拒守为主，贼不得入，即为上功，蓟门无事，则足下之事已毕，援辽非其所急也。贼若得入，则合诸路之兵坚壁以待之，毋轻与战。我兵不动，贼亦不敢开营散抢，待之数日，贼气衰堕，然后微示利以诱之，乘其乱而击之，庶万全而有功。足下经营蓟事十年，今乃得一当单于，勉之勉之。辱示以破虏为己任，具见许国之忠，但古之论战者，亦不全恃甲兵精锐，尤贵将士辑和，和则一可当百，不和虽有众弗能用也。窃闻北人积愤于南兵久矣，今见改则必推之使先，胜则欲分其功，败则必不相救，则足下之士，能战者无几耳。军情乖离，人自为心，鼓之而弗进，禁之而弗止，虽有严刑峻法，将安所施？羊羹之事，可为明戒，足下宜深思之！时时查军情向背，布大公，昭大信，毋信谗言，毋徇私情，母以喜行赏，毋以怒用罚，部署诸将，宜以食多而养厚者当先，毋令失职想望者当剧处。虚心受善，慎毋偏听，察军中如有隐郁，亟与宣达。平日号令，如有未妥，不妨改图。士卒毋分南北，一体煦育而拊循之，与最下者同甘苦，务使指臂相使，万众一心，知爱护主将如卫头目，则不待两军相遇，而决胜之机在我矣。如是，乃可以一战望成功也。惟足下豫图之。不榖平生料事，往往幸中，凡所与足下言者，须句句体认，不可忽也。［72］

鞑靼诸部之中，势力最大的当然是俺答。自从俺答被封为顺义王以后，实际上成为朝廷的附庸，接受朝廷的命令，约束部下。但是俺答对部下时时感觉不易驾驭，俺答的长子黄台吉便是一个不易驾驭的人。大致是万历八年吧，黄台吉看见土蛮出兵虏掠，羡慕得了不得。他坦白地和父亲说，自己准备向朝廷开战。

“宣大是我买卖地方，汝不可胡做，别处我亦不管。”俺答说。除黄台吉外，其次是青台吉。他是老把都的儿子，俺答的侄儿。青台吉和土蛮取得联络，因此在北边成为威胁，居正对他永远不能放心。

在俺答精力充沛的时候，当然他可以统制一切，但是现在俺答病了，黄台吉、青台吉这两位同堂兄弟益发不受约束。居正还忧虑到俺答身后，部下分裂，固然不易统制；倘使完全为土蛮吸收，更成为朝廷的大害。万历八年、九年之间，来往于居正胸中的便是这许多问题。在书牍中一一可指。

辱示虏情，一一领悉。顺义病既狼狈，岂能复起？土蛮素无远略，且与西部不睦，岂肯为之勤兵报怨？切尽［73］之请，亦必不能成，虏势穷蹙可见矣。顺义一故，变态百出，顾吾所以应之何如？此事当劳公经画，然拓土开疆，安边服远，亦在于此。今宜事事设备，预为之图，以待其变可也。［74］

近得西部消息，言顺义病已沉锢，部下酋长，各自为心。此酋死，虏中当大乱，恐土酋将乘其敝，诸制御方略，愿公预图之，预练兵积食，密于自治，以待其变耳。［75］

黄酋桀骜，殊为可恶，然闻此酋素狂躁无礼，倏忽喜怒。彼见其父病中，与之修好，遂炰烋妄言，然非有谋画素定也，但安静以驭之，严备以待之，毋轻徇其请，毋激致其怒，彼计沮气衰，将自敛矣。近闻已就羁绁，入市有日，未知究竟何如。［76］

两奉华翰，一言顺义求讨，一言黄酋桀骜，详观来文与公回谕，悉与鄙见悬合，敬服。黄酋狂躁，反复不常，乃其故态，其言作反，未必实有此谋，但虚吓耳。惟安静以处之，严备以待之，久之计沮气衰，伎俩已尽，自当人苙矣。彼不来市，我亦省费，不必责其来补，但移书顺义责以负的，使屈在彼。彼敢来犯，即简锐击之，若不来犯，亦不必往讨也。［77］

黄酋孤穷之虏，无马可市，但肆言恐吓，欲白骗耳。令既稍有所获，来市恐未有期。其市不市，亦无足为轻重，不必固要之，中彼要挟之计。然此虏轻躁寡谋，骄盈已极，若以计图之，亦可获也。［78］

黄酋近闻已赴西市，惟镇静以处之。彼之伎俩有尽，终当人笠也。差人回，渠有何说？若只寻常诳赏之言，惟付之不问耳。土酋已入辽左，蓟门亦甚戒严，西酋诸部，皆有随行者。闻顺义夙疾又发，冬春之间，恐难起也。［79］

以上都是万历九年正月以前发生的事。经过正月初五神宗传诏警戒以后，各边巡视更加吃紧，郑洛在边界上获到黄台吉部众，居正立即和郑洛说：

黄酋部众做贼，我所擒者，系彼至亲，谅所欲得者，且勿轻与之，待顺义罚处如约，另立誓词，将往年横索等项，一一改图，然后遣之。前奉圣谕，方以边事为念，会华翰至，即封上御览，以见公筹边之功。此后如有重大虏情，密示于仆者，宜具衔禀报，当即以原帖奉奏也。［80］

青台吉对明王朝表示服从，但是其弟满五大仍和土蛮勾结，土蛮入犯辽东的队伍中，时时有青台吉的部属。因此居正对青台吉不能放心，但是他主张交付俺答，增加俺答的责任，便是增加朝廷的威信。居正和张佳胤屡次说过：

来谕谓战可恃而后和可坚，最为得策。惟公著实行之，不徒为目前支吾之计，边圉幸甚。青酋东行祭神，亦往年常事，但载甲以行，委属可疑，已行该镇防备。［81］

青酋既认二弟东犯，亦见畏顺，俟其回巢，罚处为当。然此酋与东虏合从，不独今岁为然，今虽罚惩，恐亦不能终禁，此后但责令探得东虏作贼的耗，即飞报我知，使我得准备，亦足以明彼心迹。即去秋土蛮入辽左，其中亦岂无贡市之夷，幸大同、山西于市场上侦得消息，密以告仆，即夙戒蓟辽，整旅以待，故无大失，然亦未曾深究西虏也。［82］

辱示，青酋既有罚处二弟之意，宜就机告于顺义处之。黄酋之不直东虏，岂是忠心？彼盖亦欲效东虏所为，顺义所制不得肆，见东虏东掠西市，两利并获，故不平于心耳。……公所谕其来使，词严义正，足以尊朝廷之体，消逆乱之萌，须著落顺义处之。彼虽老，素为诸部所畏也。鄙意初谓不必奏闻，后思其事关系颇重，似非诸公所能自了者，待计划已定，期于必遂，乃以上闻可也。然犬羊无信，惟利是趋，即经此处分，他日亦不能缚其手足。此后宜责令侦得东部约从消息，即飞报我知，在彼得阳明其心迹，在我得阴为之备。即今秋土蛮纠众犯辽，其中亦有西虏，幸贾大同［83］、高山西［84］于贡市时，得些消息，走报于我，即夙儆该镇，预为之备，故虏虽众，而在我无失。比者宁前虏原不多，而在我反有损折，此其豫与不豫相远矣。近得郑公书，只云青酋部众东犯之事，未审虚的。此言过矣！夫虏犬羊也，能保其不变乎？蓟镇属夷，岁岁入贡，亦岁岁作贼，辽人不能归咎于蓟镇，岂能责望于宣大乎？夷情多变，惟在随宜审处之耳。［85］

万历九年正月，推行一条编法，同时下令裁减诸司冗官，及各省司、府、州、县官凡一百六十余员，居正在大政方面还是著著不懈地进行着。同一时期，神宗的心绪也似乎安定下来了。居正奏请用翰林官更番侍直，他说：

臣等伏睹皇上近日以来，留神翰墨，一切嬉游无益之事，悉屏去不御，仰惟圣学该洽，睿志清明，臣等不胜庆忭。夫人主一心，乃万化从出之原，亦众欲交攻之会，必使常有所系，弗纳于邪，然后纵逸之念不萌，而引诱之奸不入。故虽笔札小技，非君德治道所关，而燕闲游息之时，借以调适性情，收敛心志，亦不悖于孔氏游艺博文之指，比之珍奇玩好，驰骋放佚之娱，则相去远甚，未必非皇上进德养心之一助也。但臣等窃见前代好文之主，皆有文学之臣，载笔操觚，奉待清燕，如唐有天策、瀛洲之选，供奉、待诏之员，宋有秘阁待制、二馆著作，或承诏登答，或应制赓酬，皆于语言文字之中，微寓风劝箴规之益，即今之翰林官是也。国朝建置翰林，于一榜进士中，拔其英俊特异者，除授此官，固欲储养德望，以备启沃，任枢机，然文史词翰，撰述讨论，亦其本等职务，皇上即有任使，不必他求。如日讲诸臣，皆文学优赡，臣等慎选以充，见今记注起居，日逐在馆供事外，其余见任翰林各官，亦皆需次待用者。臣等拟令分番入直，每日轮该四员，与同日讲官，在馆祇候。皇上下几之暇，如披阅古文，欲有所采录，签赏名笔，欲有所题咏，即以属之诸臣，令其撰具草稿，送臣等看定，然后缮写，呈进圣览。或不时召至御前，面赐质问，令其发摅蕴抱，各现所长，因以观其才品之高下，他日量能擢才，自可断于圣衷；且诸臣因此，亦将自庆遭逢，益图称塞，争相淬励，以求见知于上，其于圣明辨材审官之道，亦默寓于中矣。臣等不胜惓惓愿忠之诚。［86］

这是一篇很平常的奏疏，但在这篇奏疏里，透出居正那番希望神宗亲贤臣、远小人的忠恳。

万历九年春间，重新提出外戚恩荫的问题。万历七年，神宗后父王伟封永年伯，居正提出嘉靖八年会议的结果，指明只能“以荣终身”，当时神宗没有注意。现在神宗派文书房官丘得用传谕内阁，将王伟弟王俊、男王栋加恩授职，居正随即拟定奏复。丘得用又来了，口传圣谕道：“正德年间，皇亲夏助等，俱授锦衣卫指挥等官世袭，今何止授千户，又无世袭字样？”这是诘问，也有一些不满。居正很灵敏地把王俊的官阶提高，但是拒绝给予世袭字样。他说：“仰惟皇上笃眷中宫，加恩外戚，此乃情理之至，臣等敢不仰承。”但是他随即指出理由，使神宗不能不接受。居正说：

臣等恭惟祖宗定制，武职非有军功，不得世袭。正德年间，政体紊乱，至世宗皇帝，以聪明至圣，入承大统，将以前敝政，一切改正，以夏我祖宗之旧，正今日所当遵守者。当先帝龙飞之日，与皇上嗣统之初，加恩陈、李二家，例止于如此。今皇上虽欲优厚外戚，讵可逾于两宫皇太后之家乎？是臣等所拟，乃三朝见行事例，非敢檀为裁抑也。今奉圣谕令臣等改拟，臣等谨钦遵，斟酌近例，拟将王伟男王栋授锦衣卫指挥佥事，弟王俊授锦衣卫正千户，比之两宫皇太后之家，实为相等，至于世袭一节，则祖宗旧制，决不敢速越也。臣等又惟皇上与中宫圣寿万年，将来皇储兆庆，绳绳振振，推恩戚里，固未可量，似亦不在此一时也。伏望圣明俯鉴臣等愚诚，特赐俞允，不胜幸甚。［87］

这又是一个小小的胜利，四月十八日，他更直接地揭出神宗的浪费，语气甚至波及慈圣太后。

十八日文华殿日讲官讲毕以后，神宗退到后殿。居正进来，先讲《谟训类编》，把列朝圣训实录讲过以后，随即进呈南京给事中傅作舟的奏疏。

“今江北淮、凤，及江南苏、松等府，连被灾伤，民多乏食，徐、宿之间，至以树皮充饥，或相聚为盗，大有可忧。”居正说。

神宗问道：“淮、凤频年告灾，何也？”

淮是淮安府，凤是凤阳府，是现在江苏、安徽两省淮河流域的地方。居正说：“此地从来多荒少熟，即如训录中所载，元末之乱，亦起于此。今当大破常格，急发赈济以安之。臣等拟令户部议处，动支各该州、县库银仓谷。不足，则南京见贮银米，尽有赢余，可以协济。民惟邦本，愿特加圣心。”

神宗慨然道：“依先生每议处。”

“皇上天性至仁，爱民如子，”居正说，“臣等每奏灾伤，皇上即恻然闵念，凡请蠲请赈，未尝不慨然赐允，而臣等愚陋，亦仰体圣衷，无日不以忧民为心，安民为事，四方奏乞蠲贷，拟旨允行者无月无之。”居正对于外省的不能奉公尽责、忧国忧民，非常愤激，他不断地指摘道，“而在外诸司，往往营私背公，剥民罔上，非惟不体皇上子惠困穷之德意，且不知臣等所以仰赞皇上之愚忠，殊可恨也！且人臣居官食禄者，皆有代君养民之责，故虞舜咨十有二牧，‘牧’者养也。今有司坐视民瘼，痛痒不相关，如作舟疏云‘报灾’则曰‘不敢报’，此何不敢报之有！又云‘请赈’则日‘不敢请’，此何不敢请之有！不过推调支吾，归怨君上，何尝有忧民之心？即如积谷一事，屡奉旨申饬，竟成虚文。彼皆有自理赃赎，未尝佐公家之急，则将焉往？臣等不胜愤懑，窃以为此辈若遇圣祖，不知当以何法！”

神宗说：“有司为民害者，当着实重处。”

居正看到神宗怒形于色，当即说道：“今后有犯者，当如圣谕。”于是他又从容地说：“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今大江南北，荒歉如此，河南又有风灾，畿辅之地，雨泽愆期，二麦将槁，将来议蠲议赈，势不容已，赋税所入，必不能如往年，惟皇上量入为出，加意撙节，如宫中一切用度，及服御之类，可减者减之，赏赉可裁者裁之。至如施舍一节，尤当禁止，与其惠缁黄之流，以求福利，孰若宽恤百姓，全活亿兆之命，其功德为尤大乎？”

“然，”神宗说，“今宫中用度，皆从节省，赏赐亦照常例，无所增加。”

“皇上所谓常例者，”居正说，“亦近年相沿，如今年暂行，明年即据为例，非祖宗旧例也。臣不暇远引，如嘉靖中，世宗皇帝用度最为浩繁，然内库银两，尚有余积，隆庆初年冬，余库尚余百余万。今每岁金花银百二十万，每按季预进，随取随用，常称缺乏。有限之财，安能当无穷之费乎？臣等职在辅导，为国家长久之虑，不敢不尽言，惟皇上留神省察。” ［88］

居正这一次议论从救灾到节用，论点不断地转移。但是不能节用，便谈不到盈余，没有盈余，当然说不上救灾，前后自有一贯的道理。在节用方面，居正指出两点，他希望节省服御赏赉，同时他也希望禁止施舍。神宗撇开禁止施舍一面，只谈服御赏赉，居正便从这一方面和神宗起了一点儿小小的争执。神宗说这是旧例；居正说这只是神宗自己的旧例，不是祖宗的旧例。他证实神宗的挥霍，最后告以“有限之财安能当无穷之费”？但是关于施舍方面，神宗避免讨论，居正也不追问。为什么？因为这是慈圣太后之事，其实与神宗无涉。

慈圣太后究竟是一个婆婆。穆宗在位的时候，她就想起要做一些功德，福国裕民。万历元年，慈圣太后和神宗说，要建涿州胡良河、巨马河两条大桥。神宗对居正讲了，居正说道：

“时绌举赢，古人所戒：皇上即位之初，一切更当与民休息，建桥太劳民，且费巨，诚恐有司亦不能办。奈何？”

“圣母自己出钱募工，一钱不取于官，一夫不取于民。”神宗说。

“好极。”居正叩头说。

慈圣太后发内帑五万两，由工部派员监工，万历二年正月两桥修建成功，共费七万余两。桥工完成，慈圣太后又要在涿州建碧霞元君庙。碧霞元君据说是东岳大帝之女，更有些荒诞。太后的主张提出以后，工部尚书朱衡和工科给事中请求停工，无效。户科给事中赵参鲁疏言：“南北被寇，流害生民，兴役濬河，鬻及妻子，陛下发帑治桥建庙，已五万有奇，苟移赈贫民，植福当更大。”参鲁的话还是无效。

自此以后，万历二年建承恩寺、海会寺，三年修东岳庙，四年建慈寿寺，五年建万寿寺。在这些功德方面，慈圣太后一步没有放松，但是居正也处处提出民生的困苦。他说：

夫林茂而鸟悦，渊深而鱼乐，鱼鸟之情，何期于林、渊哉，所寄在焉。故凡亿兆之命，悬于一人。天子明圣，则生人褆福，故亿兆之情，莫不愿人主之寿者，斯亦鱼鸟之愿归于茂林深渊也。然则，兹宇之建设，虽役民生之力，用天下之财，而可以祝圣母万寿者，臣民犹将乐趋焉，况役不民劳，费不公取，用以保国乂民，功德无量，为巨子者，其踊跃而赞颂之，讵能已耶？［89］

万历八九年间，慈圣太后又在五台山建大宝塔寺，施舍还是不断进行，居正所说“与其惠缁黄之流，以求福利，孰若宽恤百姓，全活亿兆之命，其功德为尤大乎”，正是赵参鲁的主张。

万历九年五月，居正奏请尽卖民间种马，他的目的当然还是解决当时民间的痛苦。本来明朝的马政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制度，除了御马监、太仆寺、行太仆寺、苑马寺养马以外，还有民间孳牧，也属太仆寺管辖。从洪武年间到弘治六年，经过几度的立法，民间养马的额数确定了，种马由国家分发，草料由民间供给，孳生驹数也有法定的限额。在明初刍牧地广的时候，养马没有什么困难，以后耕地扩大，牧地缩小，养马便成为一种苛政，慢慢地走上买马纳马的路线。买马是向鞑靼买马以供军用，遇到朝廷和鞑靼发生战事的时候，这是一个全不可恃的来源；纳马是捐马授职的制度，正德、嘉靖年间，军事紧急的时候，都曾行过，当然也不是好办法。隆庆二年，太常少卿武金主张尽卖种马，当时兵部议定养、卖各半，种马只剩六万余匹。到了万历九年，居正因为贡市已成，边马可用，这才决定采用尽卖种马的办法，解除民间养马的困苦。但是在苑马没有切实整顿以前，从国防的立场看，废止民间养马，不能不算是可虑的事件。

注释

［1］书牍十一《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谈王霸之辩》。

［2］书牍十一《答福建巡抚耿楚侗》。

［3］书牍十三《答山东巡抚何来山》。

［4］书牍十三《答山东巡抚何来山》。

［5］书牍十三《答江西巡抚王又池》。

［6］息县知县鹿久徵事，见《明纪》卷四十。

［7］书牍十三《答山东巡抚杨本庵》。

［8］书牍十二《答南学院李公言得失毁誉》。

［9］奏疏八《请裁定宗藩事例疏》。

［10］书牍十《答郑藩伯》。

［11］书牍十一《答宪长周友山讲学》。

［12］书牍十《答宪长周友山明讲学》。

［13］奏疏八《番夷求贡疏》。

［14］奏疏八《番夷求贡疏》。

［15］奏疏八《番夷求贡疏》。

［16］书牍十《答甘肃巡抚侯掖川》。

［17］书牍十一《答贵州巡抚何来山》。按来山即起鸣，后调山东巡抚。在贵州时无从预闻俺答事，疑标题有误。

［18］［19］书牍十一《答甘肃巡抚侯掖川》。

［20］原疏不见《张文忠公全集》，略见《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

［21］奏疏八《召见纪事》，对话用原文。

［22］奏疏八《看详户部进呈揭帖疏》。

［23］财箴。

［24］奏疏八《请停止输钱内库供赏疏》。

［25］文集二。

［26］《明史·外戚恩泽侯表》作万历五年封，误。

［27］［28］奏疏八《论外戚封爵疏》。

［29］书牍十《答辽东周巡抚》。

［30］奏疏九《请罢织造内臣》，对话用原文。

［31］奏疏九《请酌减增造段匹疏》。

［32］奏疏十一《送起居馆论边情记事》，对话用原文。

［33］《明神宗实录》。

［34］书牍十《答河道巡抚潘印川计淮黄开塞策》。

［35］书牍十《答潘印川》。

［36］书牍十一《答河道潘印川论河道就功》。

［37］奏疏九《服阕谢降敕召见赐衣带金器疏》。

［38］奏疏九《召见平台记事》，对话用原文。

［39］奏疏九。

［40］奏疏九《再辞恩命疏》。

［41］［42］奏疏九《辞考满加恩疏》。

［43］［44］奏疏九《归政乞休疏》。

［45］［46］奏疏九《再乞休致疏》。

［47］奏疏九《谢圣谕疏》。

［48］书牍十二《答贾春宇》。

［49］书牍十二《寄有道李中溪言求归未遂》。

［50］书牍十二《答司寇王西石》。

［51］书牍十四《答上师相徐存斋二十八》。

［52］书牍十二《答石麓李相公》。

［53］《再乞休致疏》。

［54］书牍十二《答宪长徐中台》。

［55］《明史》卷三○○《外戚传》。

［56］书牍十一《答两广刘凝斋》。

［57］书牍十一《答两广刘凝斋论严取与》。

［58］书牍十二《答刘凝斋》。

［59］漕运侍郎江一麟。

［60］凌云翼。

［61］南京兵部尚书兼参赞南京军务。

［62］书牍十二《答河道潘印川》。

［63］书牍十二《答南兵兼河道凌洋山》。

［64］《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

［65］令取《霍光传》入览事，见《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

［66］令居正草帝罪己手诏事，见《明纪》卷四十。《明史·冯保传》作保嘱居正草帝罪己手诏。

［67］奏疏九《请处治邪佞内臣疏》。

［68］［69］奏疏九《请清汰近习疏》。

［70］奏疏九《请敷陈谟烈以裨圣学疏》。

［71］书牍四《答三边总督》。

［72］书牍十二《答总兵戚南塘授击土蛮之策》。

［73］即切尽台吉，俺答侄孙。

［74］书牍十二《答宣府总督郑范溪》，按即郑洛。

［75］书牍十二《答宣府张巡抚》。按即张佳胤。

［76］书牍十二《答大同巡抚贾春宇》。

［77］书牍十二《答宣大巡抚郑范溪》，按题衔误。

［78］书牍十二《答大同巡抚贾春宇》。

［79］书牍十二《答蓟辽总督张崌崃》，按崌崃即佳胤，题衔误。

［80］书牍十二《答宣大巡抚郑范溪传备边》，按题衔误。

［81］［82］书牍十二《答蓟辽总督张崌崃》，按题衔误。

［83］大同巡抚贾应元，即春宇。

［84］山西巡抚高文荐。

［85］书牍十二《答蓟辽总督张崌崃》，按题街误。

［86］奏疏十《请用翰林官更番侍直疏》。

［87］奏疏十《议外戚子弟恩荫疏》。

［88］奏疏十《文华殿论奏》，对话用原文。

［89］文集四《敕建万寿寺碑文》。

第十三章　鞠躬尽瘁

居正已经把他的生命贡献给国家，在临死的时候，他用不着顾虑自己的子孙。江陵的山水无恙吧！三十六年以前，看到一位少年入京会试，成为新科的进士；三十六年以后，又看到这位进士回来，成为功业彪炳的张文忠公。

万历九年，居正五十七岁。酷热的天气，将近六十的年龄，重大的责任，在这一年夏天居正病倒了。居正有时也想退休，但是环境不容许，他只能拖着沉重的步伐，向前面挣扎。万历九年夏间，他有信给王之诰说起：

贱日猥辱垂念，贶以厚仪，不敢例辞，辄用登领，谢谢。年来贱体，日就衰惫，望六之龄，理固宜尔。兼之力微任重，譬马力已竭，强策鞭于修途，诚不知其所终矣。缅怀高蹈逸踪，岂胜叹羡。老母仗庇粗安，虽时有小疾，疗摄旋愈，但日夜念归，每谈及太老夫人，福履遐龄，庭闱乐聚，啧啧欣慕，恨仆不如公之孝养深笃也。贱眷小儿，四月抵都，小孙重润，近觉稍壮，但力弱，尚未能行立耳。远辱垂念，深荷雅情，使旋，附谢。［1］

重润是居正四子简修之子，王之诰的外孙，所以居正特别提出。

居正记得当初的大政方针吧！他昌言不讳地承认他的目标只是富国强兵。为什么要富国？富国就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给强兵建立一个良好的经济基础。为什么要强兵？强兵才可以抵抗外侮。居正成长在嘉靖年间，他亲眼看见北京几度戒严，四围的鞑靼武士像汹涌的怒涛一样，正在并力吞噬这一座孤岛。居正掌握政权以后，他期望为国家解除威胁，这是居正一生的大事因缘。经过十年以来的努力，整个局势转变了。领导鞑靼向北边进攻的俺答，现在领导他们向朝廷投诚。青台吉的弟弟满五大向北边进犯，青台吉自认处罚，但是居正利用俺答的领导地位，要和他商量，这是万历九年上半年的事。居正屡次在信中说起：

1582年明疆域图

本图是根据《明史·地理志》和《万历明会典》绘出的万历十年（1582）明朝疆域图。

辱示夷情，具悉。青酋既自认罚处，因而收之，甚善。但顺义亦宜与之会议，盖彼为诸部之长，虽老，而众心归之。若彼以我为外之，从而阴阳其间，或至差池。但密许青酋以收其心，而仍令归结，则两得之矣。［2］

马王大［3］二酋横索事，前偶有闻，即以奉询，兹承示，始知其详。中言自甘处罚云云，此不服顺义、青酋钤束也。然青酋乃一枝之长，顺义又诸部之长；青酋则兄弟，顺义亲则叔也，尊则王也，可不受命乎？朝廷驭下，以大制小，以尊临卑，若与其卑小者交关行事，则尊大者无权，不能领众，天下日益多事，而朝廷体统，亦甚亵矣。华、夷一体，宁可乱乎？愿公熟计之。［4］

承询各酋贡马，既陆续俱至，即宜照节年事例进贡。□□ ［5］一枝，须候顺义罚处明白，请旨赦宥，然后许其补贡，庶不失中国之体。番僧原无贡马事例，贡市既完，量行赏赉，以示羁縻，出自特恩，未可遂为年例也。摆酋另敕，事理亦可从者。上谷夷情，与云中稍异。盖虏款之初，西部求贡甚恳，惟老把都阴持两端，其妻哈屯主事，其子青把都为长，当事者不免委曲迁就，以成贡事，偏手之说，信有之也。时□□ ［6］尚幼，不与其事，今见其兄独专厚利，故比例横索耳。然今昔异时，我所以应之，亦当随机观变。昔贡市未定，虏情叵测，用间投饵，有不得不然者。今势已大定，又当谨守韬钤，为长久计，不宜苟幸目前而已。承示谓训练镇兵，振扬声势，最为自治长策。昔环洲［7］在镇时，仆即以此告之，不意至今尚未成军也。愿公乘暇留神，疆场幸甚。［8］

居正对俺答只是一味的羁縻，但是绝不曲从。万历九年，俺答筑城，请求朝廷给予人夫、车辆、物料。本来鞑靼的威力全在迁徙无常，追踪不易，所以随时采取攻势，没有被围的可能，因此常处有利的局势。现在俺答筑城，便是一个失着。居正曾说起：“古称虏之难制者，以其迁徙鸟举，居处饮食，不与人同也。今乃服吾服，食吾食，城郭以居，是自敝之道也。” ［9］这里透露出居正的高兴，对于俺答的请求，他断然地说道：“夫、车绝不可从，或量助以物料，以稍慰其意可也。”事实上，他对俺答有时不免有些幸灾乐祸的意境。在居正的眼里，俺答只是他对付鞑靼的一项工具。

居正对于辽东还是不断地筹划边防。万历九年三月，辽阳副总兵曹簠在长安堡打了一个败仗，部下死亡三百一十七人。败报奏闻以后，曹簠下狱。四月吴兑由兵部左侍郎改蓟辽总督，居正和他说：

辱示虏情，一一领悉。辽左黠夷横索，法不可纵，须熟计而审图之。昔年王杲事，动出万全，故至今虏众帖服。昨得周巡抚书，［10］其言迂缓而无当，幸密授李帅计处。前辽阳事，损吾士马甚众，今亟宜措画以备秋防，若曾簠之轻躁寡谋，免死为幸，亦宜重惩，勿事姑息也。［11］

王杲被杀是万历二年的事。万历元年建州都指挥王杲寇边，一个鞑靼的羁縻官反复无常本来不是意外。辽东总兵李成梁随即出兵讨伐，经过一年有余的战争，王杲失败，逃匿阿哈纳寨，恰巧曹簠时为参将，勒兵追击，最后王杲被执斩首。居正提起这件事，触动了吴兑的心事，他正在布置局面相同的一幕。

中枢方面，万历八年以后没有什么更动。内阁除了居正以外，还是张四维、申时行。六部一概照旧，只有礼部尚书潘晟在万历八年十二月致仕，由刑部侍郎徐学谟继任，礼部尚书久已成为翰林官进身之阶，学谟偏偏不是翰林，当时不免引起一些惊讶，不久也平息下去。万历九年四月兵部尚书方逢时致仕，由蓟辽总督梁梦龙继任，遵守本兵、边镇互调的原则。

不幸的是，在各方协调的中间居正病了。这是万历九年九月的事。神宗听到，特遣御医诊视。居正上疏谢恩，并请给假调理。他说：

臣自入夏以来，因体弱过劳，内伤气血，外冒盛暑，以至积热伏于肠胃，流为下部热症，又多服凉药，反令脾胃受伤，饮食减少，四肢无力，立秋以后，转更增剧。自以身当重任，一向勉强支持，又恐惊动圣心，未敢具奏调理，乃蒙宸衷曲轸，特遣御医诊视，传奉温纶，饮以良剂。念臣狗马微躯，不自爱慎，以上贻君父之忧，沐此鸿恩，捐糜难报。但臣自察病原，似非药饵能疗，惟澄心息虑，谢事静摄，庶或可痊，仍乞圣慈垂悯，特赐旬月假限，暂解阁务，俾得专意调理。倘获就痊，臣即勉赴供职，不敢久旷，臣不胜感激恳祈之至。［12］

神宗得疏以后，一面派文书官太监孙斌到居正的私宅视疾，并赐鲜猪一口，鲜羊一腔，甜酱瓜、茄、白米二石、酒十瓶；一面又下圣旨，“宜慎加调摄，不妨兼理阁务，痊可即出，副朕眷怀。”所谓“不妨兼理阁务”，指在宅办公，居正这一次小病固是如此，后来大病的时候还是如此。直到居正昏沉时，他始终没有放弃政权。

居正病势稍退，皇上的手谕到了：

谕张少师：朕数日不见先生，闻调理将痊可，兹赐银八十两、蟒衣一袭，用示眷念，先生其钦承之。月初新凉，可进阁矣。［13］

居正复疏自言，“仰惟天光荐被，宸眷郅隆，非臣捐躯陨首，所能报答，亦非敝楮殚毫，所能宣谢，惟有镂之肺腑，传之子孙，期世为犬马，图效驱驰而已”。经过几天的调摄以后，居正还没有销假，神宗再派文书官丘得用视疾，促其进见，又赐银八宝四十两，甜食、干点心各一盒。居正续假五六日，又说：“臣养疴旅邸，倏已再旬，虽违远天颜，旷离官守，而犬马依恋之心，无时无刻，不在皇上左右。” ［14］

居正固然在奏疏中对神宗充满依恋的感情，但他委实愿意退休。五十七岁的人了，体力逐日衰耗，国事已经到了可以放手的阶段，为什么要恋位？居正也曾论到赵广汉、盖宽饶、韩延寿、杨恽这一群人的命运：

赵、盖、韩、杨之死，史以为汉宣寡思，然四子实有取祸之道。盖坤道贵顺，文王有庇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故曰“为人臣，止于敬也”。四臣者，论其行能，可为绝异，而皆刚傲无礼，好气凌上，使人主积不能堪，杀身之祸，实其自取。以伯鲧之才，惟傲狠方命，虽舜之至德，亦不能容，况汉宣乎？《易》曰：“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毕志竭力，以济公家之事，而不敢有一毫矜己德上之心，顺也。险夷闲剧，惟上之命，而不敢有一毫拣择趋避之意，顺也。内有转移之巧，而外无匡救之名，顺也。怨读言任之于己，美名归之于上，顺也。功盖宇宙，而下节愈恭，顺也。身都宠极，而执卑自牧，顺也。然是道也，事明主易，事中主难；事长君易，事幼君难。［15］

居正的《杂著》中隐指时事的不止一篇，这是指的什么？是指他自己吗？居正事君当然不是赵、盖、韩、杨的刚狠，但是居正威权镇主，也不是赵、盖、韩、杨可以同日而语的。赵、盖、韩、杨不过是态度的不逊，居正便是权势的冲突。坤道其顺，居正列举六端，相信自己已经做到，但是“事中主难”“事幼君难”，居正对于自己的困难又何尝不清楚？从万历八年起，他决定致仕，但是当时的环境不容致仕，最痛心的是造成这个环境的只是居正自己。“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 ［16］这才是人生的悲剧。

在书牍中，居正也留下几封信，透露他的心境：

贱体入夏即病，荏苒数月，殊觉委顿。今虽眠食稍复，然病根未除，缘弱质谫才，久负重任，筋力既竭，而鞭策不已，遂致颠蹶耳。顷欲借此乞骸，而主上先觉此意，频遣中使，荐赐宠问，又促令早出视事，使仆无所启齿。不得已，黾勉趋朝，拟俟来年皇储诞庆，当果此愿耳。［17］

贱体以劳致病，入夏至今，尚未全愈，乞归不得，益觉委顿，拟来岁皇储诞后，当决计乞骸，或得与公相从于衡湘烟水间也。［18］

贱体近日，始觉稍愈。十年之间，昼作夜思，从少至今，所为翕聚贮积者，日张施于外，遂成贫子。要欲及今齿发尚健，早弃人间事，从吾初服，非自爱幻躯，盖盈虚消息，天道固宜尔也。［19］

万历九年十月，居正历官一品，除去在京守制的日期，已经十二年，考满，照例自陈，请求解职。神宗诏令复职，随遣司礼监太监张诚恭颁手敕，赐银两百两、坐蟒、蟒衣各一袭、岁加禄米两百石。除此以外，神宗又着吏部、礼部，议拟恩例，在两部复疏以后，神宗传旨：

卿等说的是。元辅受先帝遗命，辅朕十年，精忠大功，冠于先后，兹实历一品，已及十五年，恩数委当优异，著支伯爵禄，加上柱国、太傅，兼官照旧，给与应得诰命，还写敕奖励，赐宴礼部，荫一子，与做尚宝司司丞，用见朕崇奖元勋至意。［20］

居正奉命以后，上疏再辞，第二疏词更痛切，他说：

臣闾巷韦布之士耳，非有硕德鸿才，可以庶几古人之万一。幸逢英主在上，臣得以谫劣，佐下风，效启沃，十年之间，志同道合，言听计从，主德昭宣，圣化旁洽，伊尹之所愿见者，臣亲见之，其所愧耻者，臣幸无之，即千万世而下，颂我皇上圣德神功为尧舜之主，臣亦得以窃附于尧舜之佐矣。此之荣遇，虽万钟之享，百朋之锡，岂足以拟之哉！故臣向者每被恩命，辄控辞而不已者，良以所庆幸者大，而爵禄非其所计也。乃若诏禄、诏爵，虽朝廷所以驭臣之典，亦宜稍加节制，而不至横溢，乃足为劝。三公穹阶，五等厚禄，上柱崇勋，在先朝名德，咸不敢当，乃一朝悉举而畀之于臣，所谓溢恩滥赏也。至于符节世赏，部宴大烹，臣前九年考满，皆已冒叨，兹又岂可重领？反复思惟，如坠渊谷，故不避烦渎，再控于君父之前。伏望圣慈，谅臣之衷，素无矫饰，矜其愚而俞允焉。碎首陨躯，不敢忘报。［21］

神宗得疏，特准辞免伯禄、上柱国、部宴，居正晋太傅。明朝太师、太傅、太保皆为死后赠官，文臣生加三公的，自居正始，以前是没有的。

万历十年的春天，寒风尚在塞外逗留的时候，这一位从嘉靖初年即向大同进攻，其后屡困北京而终于投降朝廷，接受封爵的顺义王俺答死了。俺答一死，对于居正是一个忧虑。西部鞑靼的领导权属于哪一个？会不会因为俺答之死，全部重新接受土蛮的领导，和朝廷作战？会不会再起一次分裂？分裂也许对于朝廷有利，但是一经分裂，更易促成土蛮扩展的成功，便对于朝廷有害。居正想起俺答的后妻三娘子。十二年以前的事了，因为俺答对三娘子的迷恋，才有把汉那吉的投降，以后引起封贡的成功和北边的安定；饮水思源，当居正想起国家的坚强和自己的事业，他能忘去三娘子吗？三娘子是一根绳索，有了三娘子便可以约束俺答，约束鞑靼。在吴兑总督宣大的时候，三娘子入关进贡，吴兑赠她八宝冠、百凤云衣、红骨朵儿云裙。真好看！这一套绣花的衣裙把三娘子迷恋了：究竟还是吴太师好！以后，在朝廷和鞑靼交涉中，朝廷的第一个友人便是三娘子。

居正在俺答身死的前后曾几次和边镇督、抚谈起：

承示，虏王病笃，今番恐不能起矣。顷报套虏西抢者，知虏王病，亦皆汹汹；况板升之人，素依老酋为主，老酋死，把吉弱，不能抚其众，加以荒旱，诸夷思乱，虏中自此多事矣。那吉忿老酋之分其众，即欲西牧，其智略可知矣。此虏初降，吾抚之甚厚，今当急收之，使与哈酋同心协力，一应贡市事宜，悉如老酋在时行。黄酋病不死，必且诪张为患，公宜乘时厉兵秣马，厚抚战士，为自固之计。老酋若死，虏中有变，随机应策，在我自有余力矣。［22］

奉翰示，料度虏情，一一中的，敬服。今日之事，惟当镇静处之，随机应之，勿过为张皇，轻意举动，致令惶惑，兴起事端也。昨督抚欲条议，仆即力止之。俺酋未死数年之前，仆已逆虑及此。诸公但审侦虏情，亟以见教，圣明在上，自有主断也。虏中无主，方畏我之闭关拒绝，而敢有他变！但争王争印，必有一番扰乱，在我惟当沉机处静，以俟其自定。有来控者，悉抚以好语，使人人皆以孟尝君为亲己，然后视其胜者，因而与之，不宜强自主持，致滋仇怨也。［23］

哈酋与诸部，议论不合，虏中亦须有此情状，乃可施吾操纵之术，今且不可合解之。至于虏妇守孝三年之说，此必不能行者，俟诸酋既集，议论已定，彼一妇人，终当为强者所得耳，何能为乎？顺义恤典，下部议复，仍当从旨中加厚，以示天恩。［24］

袭王之事，大都属之黄酋，但须将今年贡市事，早早料理，以见表诚悃，而后可为之请封。谚云，“若将容易得，便作等闲看。”务令大柄在我，使之觊望恳切，而后得之，乃可经久。然虏情多变，亦难预设。闻近日哈酋与虏妇及诸酋议论不合，颇为失欢，若果有此，且任其参差变态，乃可施吾操纵之术也。［25］

安兔吉无知，戕我旗牌，掠我头畜，此等事往亦常有，但此虏王新殁，在我当申严旧约之时，而彼酋乃敢咆哮如此，不一惩之，衅端起矣。既黄酋之子，宜即责黄酋处之。彼方觊承封爵，若其子不能制，他日安能统大众乎？此亦制驭之一端也，幸惟审图之。［26］

居正对于鞑靼方面全是因应。俺答初死，他似有支持把汉那吉的意念。看见把汉那吉的威望不够，他便吩咐沿边督抚静以待动，对各个候补者分别给予应得的好感。最后黄台吉继立的形势已成，他不妨支持黄台吉，但是他要黄台吉对朝廷表示恭顺。册封的权力在朝廷，要服从朝廷，才能得到顺义王的尊号。三娘子要守孝三年，也许是穿着百凤云衣的日子多了，汉化的程度加强，所以有这个主张。但是居正所期望于三娘子的不是她的汉化，而是她再嫁鞑靼领袖，继续替朝廷做一个控制鞑靼的工具。黄台吉袭封以后，三娘子带着部众走了。黄台吉认定这是父亲的遗产，自己当然有继承的权利，带着部队向西跟逐。宣大总督认定三娘子是一个得力的工具，假如她和黄台吉脱离关系，失去应有的作用，对于朝廷便是一种损害，连忙派人和三娘子说：“夫人能和顺义王同居，朝廷的恩赐当然继续不绝，否则只是塞上一个鞑靼妇人，说不上恩赏了。”三娘子这才停下来，重新回到顺义王的怀抱。在明朝人看来，究竟有一些诧异，但是三娘子生活在另外一个环境里，原谈不上这些。

北边的问题解决了，东北的问题又来了。万历九年，土蛮和朝廷打过几次仗，但是现在又求和了。居正只要鞑靼继续在分裂的状态里，绝不轻易言和，所以和辽东巡抚周咏说起：

承示，土酋求贡，谅无诈伪。彼盖艳于西虏贡市之利，乘俺酋死，故申前请耳。但辽左地形事势，钱粮、虏情，俱与宣大不同。且俺酋自嘉靖中季，连年求贡，彼时庙谟靡定，迄未之许，至隆庆间，会有那吉来降之事，而彼又执我叛人，遵我约束，因而许之。彼既惬其素志，又啖我厚利，故奉命惟谨。今以土酋之事揆之，其情异矣，遽尔许之，和必不久，徒弛我边备。俟一二年后，观其事机何如，乃可处之。［27］

万历十年二月，居正疏请蠲除宿表逋，完成一个宿愿。自万历之初，考成法实行以来，赋税方面经过切实的整顿，国家财政有了良好的基础，现在已是休养生息的时候了。事先，应天巡抚孙光祜上疏请求蠲除，居正复信说：“蠲除宿逋，责完新赋，仆久有此意，拟俟皇储大庆，覃恩海内，今皇女生，则事不果矣。大疏即属所司议处，亦可推之各省也。” ［28］这时居正只准备从各省推行，还没有形成整个计划。万历十年之初，陕西巡抚萧廪具函居正，再请豁免带征，居正复信说：“承示，带征逋赋，苦累有司，仆亦久知之，目下方欲面奏，请恩蠲豁，不必具疏矣。” ［29］二月间，居正疏称：

窃闻致理之要，惟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而已。迩年以来，仰荷圣慈，轸念元元，加意周恤，查驿传，减徭编，省冗员，惩贪墨：顷又特下明诏，清丈田亩，查革冒免，海内欣欣，如获更生矣。然尚有一事为民病者，带征钱粮是也。所谓带征者，将累年拖欠，搭配分数，与同现年钱粮，一并催征也。夫百姓财力有限，即一岁丰收，一年之所入，仅足以供当年之数，不幸遇荒歉之岁，父母冻饿，妻子流离，现年钱粮尚不能办，岂复有余力完累岁之积逋哉！有司规避罪责，往往将现年所征，那作带征之数，名为完旧欠，实则减新收也。今岁之所减，即为明年之拖欠，现在之所欠，又是将来之带征。如此连年，诛求无已，杼轴空而民不堪命矣。况头绪繁多，年分混杂，征票四出，呼役沓至，愚民竭脂膏以供输，未知结新旧之课，里胥指交纳以欺瞒，适足增溪壑之欲；甚至不才官吏，因而猎取侵渔者，亦往往有之。夫与其敲扑穷民，朘其膏血，以实奸贪之囊橐，孰若施旷荡之恩，蠲与小民，而使其皆戴上之仁哉？昨查户部，自隆庆元年起，至万历七年止，各直省未完带征钱粮一百余万，兵、工二部，马价、料价等项不与焉。而苏、松两府，拖欠至七十余万，盖以彼处税粮原重，故逋负独多，其间固有豪右奸猾，恃顽不纳者，然穷民小户，不能办者亦有之，而有司之令但能行于小民，不能行于豪右，故催科之苦，小民独当之。昨该应天巡抚孙光祜具奏请蠲，户部以干系国计，未敢擅便议复。臣等窃谓布德施惠，当出自朝廷，若令地方官请而得之，则恩归于下，怨归于上矣。臣等愚见，合无特谕户部，会同兵、工二部，查万历七年以前，节年逋负几何，除金花银两，系供上用，例不议免外，其余悉行蠲免：止将现年正供之数，责令尽数完纳，有仍前拖欠者，将管粮官员，比旧例倍加降罚。夫以当年之所入，完当年之所供，在百姓易于办纳，在有司易于催征，闾阎免诛求之烦，贪吏省侵渔之弊，是官民两利也。况今考成法行，公私积贮，颇有盈余，即蠲此积逋，于国赋初无所损，而令膏泽洽乎黎庶，颂声溢于寰宁，民心固结，邦本辑宁，久安长治之道，计无便于此者，伏乞圣裁施行。［30］

居正的《蠲除积逋疏》使人悠悠地想起万历初年的情势。万历四五年间户科都给事中萧彦疏称“察吏之道，不宜视催科为殿最。昨隆庆五年，诏征赋不及八分者，停有司俸；至万历四年，则又以九分为及格，仍令带征宿负二分，是民岁输十分以上也。有司惮考成，必重以敲扑，民力不胜，则流亡随之”。［31］主张岁输十分以上的是居正，疏请蠲除积逋的也是居正。是自相矛盾，还是心理变化？其实居正只是一贯的居正，在国家财政基础尚未稳定以前，当然严追旧欠；稳定以后，不妨蠲除积逋。量出为入，正是居正在财政方面的作风。这里还得看到支出的情形，在整顿国防、安定民生的项下，国家增加支出，人民增加负担，本来无可逃避。及至鞑靼的威胁已经解除，黄河、运河的工程已经完成，乃至驿递已经整顿，冗官已经废除，人民的负担便应当减轻，所以居正随即疏请减轻，这是万历十年的一件好事。不久以后，居正死了，国库逐渐空虚，商税、矿税，加征、加派，从此财政扰乱，成为明朝覆亡的主因。

万历十年二月间，浙江发生兵变。事情是这样的：浙江巡抚吴善言奉诏裁减东、西二营兵士月饷，兵士闹起来了，马文英、刘廷用为首，捉住巡抚痛打一顿。居正看定只有张佳胤可以平定这次变故，佳胤已经内调兵部右侍郎，随即奏请改调浙江巡抚。匆匆中佳胤到浙江去了，在路上又听到杭州“民变”的消息。佳胤和来人说：“变兵和变民已经联合了吗？”“还没有。”来人说。“赶快走，”佳胤欣然说，“也许还来得及把他们分开。”

匆忙中，新任巡抚不动声色地到了杭州。“乱民”正在城中放火抢掠，入夜以后，火光照满全城。佳胤吩咐游击将军徐景星和东、西二营说：“要赎罪，便先把‘乱民’平下来。”兵士们痛打吴巡抚以后，心绪惶惶的，不晓得张巡抚来怎样处治。得到这个消息，他们高兴极了，营门一开，刀枪齐举，乌合的群众哪里是他们的对手，一共捉了一百五十人，送到巡抚衙门。佳胤下令杀去三分之一，一面召马文英、刘廷用等领赏。他们来了一共九个，都是上次“事变”的首领，这次“平乱”的功臣。文英们高兴地来了，不提防徐景星把他们捉住，一刀一个，顷刻之间，“民变”“兵变”完全解决，张佳胤不动声色地把浙江镇压下来。这是佳胤的辣手，也是统治者居正的要求。

辽东方面的关系更大了。三月间泰宁部长速把亥和兄弟炒花，以及儿子卜言免，率领部下进攻义州。二十年来，速把亥是辽东的祸魁，有时单独进攻，有时纠合土蛮进攻，在朝廷军队进讨的时候，他跑了，但是朝廷军队回营以后，他又不断地犯边。这次辽东总兵李成梁率领军队在镇夷堡伺候他，速把亥领导部下杀上来了，参将李平胡伏兵半途，一支箭射过去，恰巧射中速把亥。扑答一声，速把亥倒在地上，护着胁间的创伤。李平胡的家奴李有名抢步上前，举刀一砍，进犯辽东的首领割下，鞑靼武士退却了。朝廷一共杀去一百余人，连带一个速把亥。炒花恸哭一场，结束这一次的战局。

万历十年二月中，居正病了，最初只觉得委顿，但是断不定是什么病，后来才认定是痔，从割治方面着手。居正在书牍和奏疏中都有记载：

贱恙实痔也，一向不以痔治之，蹉跎至今。近得贵府医官赵裕治之，果拔其根。但衰老之人，痔根虽去，元气大损，脾胃虚弱，不能饮食，几于不起。日来渐次平复，今秋定为乞骸计矣。门墙夙爱，敢告向往。［32］

臣自去秋，患下部热病，仰荷圣慈垂悯，赐假调理，虽标症少减，而病根未除，缠绵至今，医药罔效。近访得一医人，自家乡来，自言能疗此疾，屡经试验，其术颇精，但须静养半月、二十日，乃得除根。臣伏自念，年迫衰迟，久婴疾患，比者恭侍讲读，皇上见臣肌体羸瘦，询问左右，察臣所苦，是犬马贱躯，盖未尝不仰廑圣念也。今幸得此医人，专意疗治，窃冀痊复有日，足以仰慰君父眷念之怀，故敢不避烦渎，仰祈圣慈，俯赐宽假二旬、一月，暂免朝参、侍讲，至于阁中事务、票拟、题奏等项，容臣于私寓办理，免其出入趋走之劳，庶几医药静专，奏效可觊。痊可之日，即趋走阙庭供事，不敢久旷也。臣诚怙恃恩眷，仰渎宸严，不胜惶悚战栗之至。［33］

在家养病时，居正想起徐阶来了。隆庆六年秋间徐阶七十岁，居正曾有一篇《少师存斋徐相公寿序》。［34］作文的时候，高拱已经去位，居正当国，在序中曾经说起：“后来者遵公约束，庶几画一之治，窃比于宋元祐耆硕者，公何啻君实，顾余于吕晦叔何如耳。”元祐时代，司马光以国事交付吕公著；隆庆时代，徐阶以国事交付自己。居正在十年前原有很大的抱负，现在他知道抱负不但已经一一实现，而且在许多方面超过当日的预期。“这总算对得起老师了。”居正想。他知道老师的生日在九月二十日，时间还早，但是准备总得早一点儿。居正上疏请求优礼耆硕，派遣行人存问，量加赏赉，他称述徐阶的功劳道：

臣等看得原任少师大学士徐阶，当世宗时，承严氏乱政之后，能矫枉以正，澄浊为清，惩贪墨以安民生，定经制以核边费，扶植公论，奖引才贤，一时朝政修明，官常振肃，海宇称为治平，皆其力也。［35］

神宗得疏以后，随即派行人存问，仍赐银五十两、大红纻丝蟒衣一袭、彩缎四表里，赉去敕谕一道，略言：

卿才优王佐，学擅儒宗，早驰誉于清华，历试功于盘错。简知皇祖，晋陟台司，履忠顺以事一人，持廉靖而先百辟。当壬之既黜，更治化以维新，惩贪墨而仕路肃清，奖忠直而真才会进。申明典制，多安边裕国之筹，默运枢机，有尊主庇民之略。定邦本于危疑之际，宣上德于弥留之中。翼我先皇，嗣基图而抚方夏，保予冲子，升储贰以奉宗祧。方倚重于黄扉，遂乞闲于绿野。后先多绩，朝廷资其典刑，终始完名，寰宇想其风采。［36］

明军火器之地雷

明代后期，军队的火器运用已经比较普遍。

定邦本两句，上联指徐阶拥立裕王，下联指世宗遗诏，说得非常得体。郭朴、高拱认为徐阶擅传遗诏，现在由神宗给他们一个具体的答复，这道敕谕大致唯有居正才能拟得如此真切。

徐阶的生日近了，居正吩咐懋修请吏部侍郎许国代拟寿序。序成以后，居正不满意，在病中挣扎着自己作一篇。他说：

居正尝谓士君子所为尊主庇民，定经制，安社稷，有自以其身致之者，有不必身亲为之，而其道自行于天下，其泽自被于苍生者。窃以为此两者，惟吾师兼焉。当嘉靖季年，墨臣柄国，吾师所为矫枉以正，激浊而清者，幸及耳目，其概载在国史，志在搢绅，里巷耇长，尚能道焉，此以身致治者也。比成功而归老也，则挈其生平所为经纶蓄积者，尽以属之居正。居正读书中秘时，既熟吾师教指，兹受成画，服行唯谨。万历以来，主圣时清，吏治廉勤，民生康阜，纪纲振肃，风俗朴淳，粒陈于庾，贯朽于府，烟火万里，露积相望，岭海之间，氛廓波恬，漠北骄虏，来享来王，咸愿保塞，永为外臣，一时海内，号称熙洽。人咸谓居正能，而不知盖有所受之也。此不必身亲为之者也。故此两者，惟吾师兼焉。［37］

徐阶做寿的时候，读到这篇寿序，应当庆幸当日认识正确，付托得人吧，但是当他想起这个学生，他知道已经没有见面的可能了。短短的几个月，在人生的道途上，划下不可逾越的界限！

万历十年三月以后，居正请假在宅票拟。痔根割去了，但精神还是委顿。长子敬修不在面前，随侍的只有嗣修、懋修、简修。允修已回江陵，准备乡试，静修还小。居正的病势不算严重，但是用药敷治，不能行动。神宗屡次派太监慰问，一次是司礼太监张鲸，一次是文书官吴忠；赏赐也不断地颁下，白银、银八宝、蟒衣、甜食、干点心、烧割，一切都有。据说有一次神宗因为居正久病，甚至掉下眼泪，饭都不想吃。居正只有申述病况，再请给假。他说：

缘臣宿患虽除，而血气大损，数日以来，脾胃虚弱，不思饮食，四肢无力，寸步难移，须再假二十余日，息静休摄，庶可望痊，盖文书官所亲见，非敢托故也。［38］

从血气亏损转到脾胃衰弱，居正病状，日渐沉重。神宗正在盼望他从速销假，居正何尝不愿入阁办事？可是期望愈急，病势愈重。蒙眬中，居正梦见神宗派遣自己往祀女神。女神是谁啊？他连忙派儿子往泰山祀神，一面和山东巡抚说起：

贱恙一向不以痔治，迁延十有余年，故病日深。近访得一明医，仰蒙圣恩，赐假治疗，乃得拔去病根。今病虽除，而血气亏损已甚，脾胃虚弱，不思饮食，四肢无力，寸步难移，揆之生理，尚属艰难。前梦皇上使仆持双节往祀一女神，盖欲吁神以祈祐云。窃思女神之贵者，莫如泰安之仙妃，今遣小儿赍香帛往祀焉。恐执事不知其由，敢敬以闻。［39］

三四月的天气渐渐回暖，阳光照满北京的郊野，前去泰安的人回来了，但是居正的病势日渐沉重。仙妃的保佑只是一个幻梦，剩给居正的是重大的负担和缠绵的病躯。内阁中还有张四维、申时行，但是稍为重要的公事，四维不敢专拟，一切送到居正的病榻面前，听候处分。

六月初一日食，初四以后，彗星在天空出现，苍白的光芒像一匹练，由西北直指五车星座。居正本来准备秋间退休，现在决定退休了，疏称：

臣自患病以来，静摄调治，日望平复，乃今三月，元气愈觉虚弱，卧起皆赖人扶，肌体羸疲，仅存皮骨，傍人见之，亦皆为臣悲悼，及今若不早求休退，必然不得生还！且古有灾异，则策免三公，今廷臣之中，无居三公之位者，独臣叨窃此官。顷者苍彗出于西方，日食午阳之旦。［40］伏思厥咎，惟在于臣，正宜罢免以应天变。伏望慈圣垂悯，谅臣素无矫饰，知臣情非获已，早赐骸骨，生还乡里，倘不即填沟壑，犹可效用于将来。臣不胜哀鸣恳切，战栗陨越之至。［41］

神宗见疏，下诏慰留：

朕久不见卿，朝夕殊念，方计日待出，如何遽有此奏！朕览之，惕然不宁，仍准给假调理。卿宜安心静摄，痊可即出辅理，用慰朕怀。［42］

在上谕慰留中，居正的病势毫无起色，他只是一意请求退休。十二日，辽东镇夷堡大捷，勘实复奏，上谕分别论功，进居正太师，加岁禄二百石，一子由锦衣卫指挥佥事进为世袭同知。以前遇到恩赐，居正照例三辞、四辞，认定人臣有先功后禄之义，同时也因为位高身危，究竟是一个可以戒惧悚惕的情势。现在他已经昏沉了，他说不敢接受，但是他也没有坚辞，不久以后，神宗的手敕来了，恭捧圣谕的司礼太监带来许多赏赐：银八宝四十两、甜食二盒、干点心二盒、烧割一份。手敕说：

谕太师张太岳，朕自冲龄登极，赖先生启沃佐理，心无所不尽，迄今十载，四海升平，朕垂拱受成，先生真足以光先帝遗命，朕方切倚赖，先生乃屡以疾辞，忍离朕耶！朕知先生竭力国事，致此劳瘁，然不妨在京调理，阁务且总大纲，着次辅等办理。先生专养精神，省思虑，自然康复，庶慰朕朝夕惓惓之意。［43］

居正复疏只称“臣病困之余，不能措辞，感谢之悰，言不能悉”。

十二日以后，居正病势更重，他勉强做一次挣扎，上疏再恳生还，说起：

缕缕之哀，未回天听，忧愁抑郁，病势转增。窃谓人之欲有为于世，全赖精神鼓舞，今日精力已竭，强留于此，不过行尸走肉耳，将焉用之！有如一旦溘先朝露，将令臣有客死之痛，而皇上亦亏保终之仁，此臣之所以局蹐哀鸣而不能已于言也。伏望皇上怜臣十年拮据尽瘁之苦，早赐骸骨，生还乡里，如不即死，将来效用尚有日也。［44］

垂死的哀呜没有打动神宗的心。上谕只说：

卿受皇考顾命，夙夜勤劳，朕方虚己仰承，眷倚甚切。卿何忍遽欲舍朕而去，又有此奏，览之动心。宜遵前旨，专心静摄，以俟痊日辅理，慎勿再有所陈。［45］

从此以后，居正说不到退休，说不到生还，更说不到效用有日。六月十八日，神宗派司礼太监赉手敕慰问居正，敕言“闻先生糜饮不进，朕心忧虑，国家大事，当为朕一一言之”。昏沉当中，居正疏荐前礼部尚书潘晟、吏部左侍郎余有丁，神宗随即令潘晟为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余有丁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以后，居正再荐户部尚书张学颜、兵部尚书梁梦龙、礼部尚书徐学谟、工部尚书曾省吾、及侍郎许国、陈经邦、王篆，才可大用。人才太多了，内阁一时容不下，神宗把人名粘在御屏上，以备召用。居正昏迷了，大家眼见得这是唯一的机会，不肯放手。潘晟是冯保的老师，冯保勉强居正推荐；梁梦龙、曾省吾是居正的门生；王篆是居正长子敬修的亲家；徐学谟在居正归葬的时候，是抚治郧襄都御史，以后居正再三提拔，现在也名列御屏了。有能力的固当推举以备国家栋梁之选，有关系的也在这个庇荫之下，同时列名。居正昏迷之中，只得由他们去了。

六月十九日，居正的病势已经非常严重。神宗再派太监慰问，便中询问身后的措置。在昏聩迷惑当中，居正说了几句不明不白的话。

第二天，六月二十日，居正舍弃十六年始终不放的政权、十年以来竭诚拥戴的皇帝和六十余万人民，［46］死在北京的寓所，遗下七十余岁的母亲、三十余年的伴侣，以及六个儿子、六个孙子。神宗不曾和他说过吗？“先生功大，朕无可为酬，只是看顾先生的子孙便了”。居正已经把他的生命贡献给国家，在临死的时候，他用不到顾虑自己的子孙。

神宗得到居正病殁的消息，下诏罢朝数日。两宫皇太后、皇上和皇弟潞王赐赙银一千余两，司礼太监张诚监护丧事。一切饰终的典礼都完备了：赠上柱国、赐谥文忠，予一子尚宝司丞、赐祭十六坛。居正灵柩将发的时候，内阁张四维、申时行、余有丁疏请派员护送，随即派定太仆少卿于鲸，锦衣卫指挥佥事曹应奎护送回南。赵太夫人也在同时南回江陵，护送的是司礼太监陈政。

注释

［1］书牍十三《答王西石》。

［2］书牍十三《答宣府张巡抚》。

［3］马王大即满五大之讹。

［4］书牍十三《答总督张崌崃计虏酋钤束其支属》，按题衔误。

［5］应作满酋。

［6］应作满酋。清时传刻《张文忠公全集》讳满字，故满五大或作马王大或作□□，其实与满洲无涉，不必讳也。

［7］吴兑。

［8］书牍十三《答宣大巡抚郑范溪》，按题衔误。

［9］书牍十三《答宣大巡抚》。

［10］辽东巡抚周咏。

［11］书牍十三《答蓟辽吴环洲》。

［12］奏疏十《患病谢遣医并乞假调理疏》。

［13］奏疏十《谢圣谕存问并赐银两等物疏》。

［14］奏疏十《谢遣中使趣召并赐银八宝等物》。

［15］文集十一《杂著》。

［16］《庄子·齐物论》。

［17］书牍十三《答司马王鉴川言抱恙勉留》。

［18］书牍十三《答耿楚侗》。

［19］书牍十三《答广西宪副吴道南》。

［20］奏疏十一《考满谢恩命疏》。

［21］奏疏十一《再辞恩命疏》。

［22］书牍十三《答三边总督郑范溪》。按郑洛时为宣大总督，题衔误。

［23］书牍十三《答大同巡抚贾春宇计俺酋死言边事》。

［24］书牍十三《答大同巡抚贾春宇》。

［25］书牍十三《答三边总督郑范溪计顺义袭封事》。

［26］书牍十三《答巡抚萧云峰》。按即陕西巡抚萧廪。

［27］书牍十三《答辽东巡抚周乐轩》。

［28］书牍十三《答应天巡抚孙小溪》。

［29］书牍十三《答谏议萧公廪》。

［30］奏疏十一《请蠲积逋以安民生疏》。

［31］《明史》卷二二七《萧彦传》。

［32］书牍十四《答上师相徐存斋三十四》。

［33］奏疏十一《给假治疾疏》。

［34］文集七。

［35］［36］奏疏十一《乞优礼耆硕以光圣治疏》。

［37］文集七《少师存斋徐相公八十寿序》。

［38］奏疏十一《恭谢赐问疏》。

［39］书牍十三《寄山东巡抚杨本庵》。按杨俊民九年三月为山东巡抚，十月去位，继任者为陆树德，题名误。

［40］按《明史·神宗本纪》言十年六月丁亥朔日食，《天文志》言“四月丙辰彗星现西北”，敬修《文忠公行实》言六月丁亥朔，日又食之。朔三日，彗出五车口柱星以南。敬修之作值居正初殁，不应有误，与居正此疏亦合。《天文志》之言不尽足信。

［41］［42］奏疏十一《乞骸归里疏》。

［43］奏疏十一《恭谢手敕疏》。

［44］［45］奏疏十一《再恳生还疏》。

［46］万历六年，人口总计六千六十九万二千八百五十六口。

第十四章　尾声

整个中国不是一家一姓的事，任何人追溯到自己的祖先的时候，总会发现许多可歌可泣的事实。当我们想到自己的祖先，曾经为自由而奋斗，为发展而努力，乃至为生存而流血，我们对于过去固然看到无穷的光辉，对于将来也必然抱着更大的期待。

居正带着平生的抱负，埋入江陵的墓地，剩下的是无限的恩怨和不尽的是非。

居正殁后，赐谥文忠：“文”是曾任翰林者常有的谥法，“忠”是特赐；据谥法解，“危身奉上曰忠”，在赐谥的时候，对居正原有确切的认识。王世贞称居正“业惟戡乱，勋表救时，在唐赞皇，复为元之”，正是那一时期的公论。

但是居正身死未久，又一道波浪来了。

居正疏荐潘晟入阁，御史、给事中弹劾潘晟的奏疏接二连三地来了。潘晟已由原籍浙江新昌出发，只得中途疏辞，张四维拟旨报允，这是第一步。四维和曾省吾、王篆不久发生冲突，御史江东之上疏攻击冯保的门客徐爵。经过这一个尝试以后，御史李植直疏冯保十二大罪，司礼太监张诚、张鲸更在神宗面前攻击冯保，他们说起冯保家资饶富，胜过皇上。神宗随即逮捕冯保，十二月，发南京安置，同时梁梦龙、曾省吾、王篆一概勒令致仕。在查抄冯保家产的时候，得金银一百余万、珠宝无数，神宗开始领略查抄的滋味。

冯保临去的时候，慈圣太后还不十分清楚，她问神宗为什么。

“没有什么，”神宗说，“只是老奴受了张居正的蛊惑，不久自会召回的。”

慈圣太后还以为神宗是那个听话的孩子呢！他已经二十岁了，知道怎样应付母亲。张居正、冯保、慈圣太后只是一串噩梦，梦境消残了，神宗开始发现自己。不久以后，慈圣太后还看到这个朝夕问安的儿子，索性连慈庆、慈宁两宫轻易不到一步。可怜的老妇人啊，你们被忘去了！

成年的万历皇帝

成年后的万历，对张居正和冯保实行了反攻清算，葬送了张居正十年改革的成果。

生人应付了，神宗再应付死人。

居正整顿驿递，现在官员不得任意乘驿的禁例被取消了；居正用考成法控制六部，现在考成法被取消了；居正裁汰冗官，现在冗官一律恢复了；居正严令不得滥广学额，现在学额一并从宽了；乃至居正严守世宗遗训，外戚封爵不得世袭，现在也一概世袭了。居正所遗的制度，神宗正在不断地取消。

但是这只是法制方面的改订，事情多得很呢。

万历十一年三月，诏夺居正上柱国、太师，再诏夺文忠公谥，斥其子锦衣卫指挥简修为民。居正身殁至此，仅仅九个月。

居正病重的时候，北京各部院替他建斋祈祷，这是一股风，吹遍南京、山西、陕西、河南、湖广，半个中国都在为这功业彪炳的首辅祈祷。现在风势转过了，御史、给事中都在尽力攻击居正，他们要报效国家，报效皇上，当然便要排除居正的爪牙，废止居正的苛政，最得力的是御史丁此吕。此吕检举万历七年己卯科应天乡试主考高启愚所出的试题，“舜亦以命禹”。此吕指出这是高启愚有意劝进：舜是皇上，禹是居正，不是劝进是什么？张四维在万历十一年四月致仕了，现在的首辅是申时行，神宗把此吕的奏疏交给时行。

“此吕把暧昧之言陷人大罪，”时行说，“诚恐此后谗言大至，非清明之朝所宜有。”

经过几度的争持，此吕、启愚同时去职。这一次奏疏中此吕甚至攻击敬修、嗣修、懋修三人应乡试、会试时的考官，认为阿附居正，又说礼部侍郎何雒文代嗣修、懋修撰殿试策，幸亏时行说：“考官只据文艺，不知姓名，不宜以此为罪。”考官免罪，但是雒文还是解职。

不久以后，御史羊可立追论居正构陷辽庶人宪。十七年以前的事了，现在重新提起。宪次妃王氏上疏鸣冤，疏中又说：“庶人金宝万计，尽入居正府矣。”金宝打动神宗的心坎，万历十二年四月诏令查抄居正家产，司礼太监张诚、刑部右侍郎丘橓以及锦衣卫、给事中等奉命前往。左都御史赵锦上疏，言“世宗籍严嵩家，祸延江西诸府，居正私藏未必逮严氏，若加搜索，恐遗害三楚，十倍江西民。且居正诚擅权，非有异志，其翼戴冲圣，夙夜勤劳，四外迭谧，功亦有不容泯者。今其官、荫、赠谥及诸子官职，并从褫革，已足示惩，乞特哀矜，稍宽其罚”。吏部尚书杨巍疏称“居正为顾命辅臣，侍皇上十年，任劳任怨，一念狗马微忠，或亦有之。今……上干阴阳之气，下伤臣庶之心，职等身为大臣，受恩深重，惟愿皇上存天地之心，为尧舜之主，使四海臣民，仰颂圣德，则雷霆之威，雨露之仁，并行而不悖矣。此非独职等之心，乃在朝诸臣之心，天下臣民之心也”。一切的言论，神宗照例不听。

刑部侍郎丘橓这一行人从北京出发了。出发以后，丘橓接到在朝几位大臣的书牍。内阁大学士申时行说：“圣德好生，门下必能曲体，不使覆盆有不照之冤，比屋有不辜之累也。冀始终留神，以仰承圣德，俯慰人心。”许国已入内阁了，也说“愿推罪人不孥之义，以成圣主好生之仁，且无令后世议今日轻人而重货也。上累圣德，中亏国体，下失人心，奉旨行事者亦何所辞其责”。最沉痛的是左谕德于慎行的一书，洋洋千言，是传诵一时的文字。他说：

江陵殚精华智，勤劳于国家；阴祸机深，结怨于上下。当其柄政，举朝争颂其功而不敢言其过；今日既败，举朝争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皆非情实也。且江陵平生，以法绳天下，而间结以恩，此其所入有限矣。彼以盖世之功自豪，固不甘为污鄙，而以传世之业期其子，又不使滥有交游，其所入又有限矣。若欲根究株连，称塞上命，恐全楚公私，重受其困。又江陵太夫人在堂，八十老母，累然诸子皆书生，不涉世事，籍没之后，必至落魄流离，可为酸楚。望于事宁罪定，疏请于上，乞以聚庐之居，恤以立锥之地，使生者不致为栾、郤之族，死者不致为若敖之鬼，亦上帷盖之仁也。

但是丘橓一切的话，都被付之不理。

这一次查抄的动机，当然还是出自神宗。居正当国十年，效忠国家，但是居正所揽的大权是神宗的大权。居正当权便是神宗的失位，效忠国家便是蔑视皇上，这是最显然的逻辑。所以，在居正当国十年之中，居正和神宗站在对立的地位，纵使双方在当时未必意识到，这是一件无可否认的事实。居正死了，神宗开始尝到复仇的滋味。居正的法制被推翻了，官荫、赠谥被削除了，甚至连诸子的官职都褫革了。张先生、张太岳、张文忠公这一类的名称都被搁起，只是一个平常的张居正。复仇的要求应当感到满足，但是感到满足只是神宗的一个方面。

神宗是高傲的，但同时也是贪婪的，一个小农的外孙禁不住金银财宝的诱惑。是宪次妃王氏的聪明呢，还是受到什么暗示？“金宝万计，尽入张府”两句，铸定张宅抄家的命运。根据明朝的法律，抄家只有三条：一谋反，二叛逆，三奸党。［1］居正的罪状属于哪一条呢？不管他，查抄的诏令下来了。许国说：“无令后世议今日轻人而重货。”这才是一针见血之言。

丘橓未到江陵以前，荆州府、江陵县亲自到张宅封门，张宅子女躲到空屋里，不敢出来。没有食物，不要紧，他们只是不敢出来！直到五月初五，丘橓到了，打开宅门，饿死的已经有十余口。搜检、拷问，应有的尽有了。居正兄弟和诸子的私藏都被搜出来，一共得到黄金万余两，白银十余万两。这是很大的数量，但是问官们还不满意，他们重行拷问，要张家招出寄存宅外的两百万银两，于是又牵上曾省吾、王篆、傅作舟三家。在拷问当中，敬修自杀；懋修投井不死，不食又不死，侥幸保存一条性命。敬修临死的血书是这次惨案中一个沉痛的文献，录于次：

呜呼，天道无知，似失好生之德，人心难测，罔恤尽瘁之忠。叹解网之无人，嗟缧绁之非罪，虽陈百喙，究莫释夫讥谗，惟誓一死，以申鸣其冤郁。窃先公以甘盘旧眷，简在密勿，其十年辅理之功，唯期奠天下于磐石，既不求誉，亦不恤毁，致有今日之祸；而敬修以长嗣，罹兹闵凶，何敢爱身命而寂无一言也。忆自四月二十一日闻报，二十二日即移居旧宅，男女惊骇之状，惨不忍言。至五月初五日，丘侍郎到府；初七日提敬修面审，其当事噂沓之形，与吏卒咆哮之景，皆生平所未经受者，而况体关三木，首戴幪巾乎！在敬修固不足惜，独是屈坐先公以二百万银数，不知先公自历官以来，清介之声，传播海内，不惟变产竭资不能完，即粉身碎骨亦难充者！且又要证扳曾确庵［2］寄银十五万，王少方［3］寄银十万，傅大川［4］寄银五万，云“从则已，不从则奉天命行事”！恐吓之言，令人胆落。嗟此三家，素皆怨府，患由张门及之，而又以数十万为寄，何其愚也！吾意三家纵贪，不能有此积，亦不能完结此事，吾后日何面目见之，且以敬修为何如人品也。今又以母、子、叔、侄，恐团聚一处，有串通之弊，于初十日，又出牌，追令隔别，不许相聚接语。可怜身名灰灭，骨肉星散，且虑会审之时，罗织锻炼，皆不可测，人非木石，岂能堪此！今幽囚仓室，风雨萧条，青草鸣蛙，实助余之悲悼耳。故告之天地神明，决一瞑而万世不愧。嗟乎，人孰不贪生畏死，而敬修遭时如此，度后日决无生路！旷而观之，孔之圣也而死，回之贤也而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者，予于此时，审之熟矣。他如先公在朝有履满之嫌，去位有忧国之虑，惟思顾命之重，以身殉国，不能先几远害，以至于斯，而其功罪，与今日辽藩诬奏事，自有天下后世公论，在敬修不必辩。独其虚坐本家之银，与三家之寄，皆非一时可了之案，则何敢欺天罔人，以为脱祸求生之计。不得已而托之片楮，啮指以明剖心！此帖送各位当道一目，勿谓敬修为匹夫小节，而甘为沟读之行也。祖宗祭祀，与祖母、老母粥，有诸弟在，足以承奉，吾死可决矣。而吾母素受辛苦，吾妻素亦贤淑，次室尚是稚子，俱有烈妇风，闻予之死，料不能自保。尤可痛者，吾有六岁孤儿，茕乾在抱，知亦不能存活也。

五月初十日写完此帖，以期必遂，而梦兆稍吉，因缓。十二日会审，逼勒扳诬，慑以非刑，颐指气使，听其死生，皆由含沙以架奇祸，载鬼以起大狱，此古今宇宙稀有之事。上司愚弄人，而又使我叔侄自愚，何忍，何忍！

丘侍郎、任抚按、活阎王！你也有父母妻子之念，奉天命而来，如得其情，则哀矜勿喜可也，何忍陷人如此酷烈！三尺童子亦皆知而怜之，今不得已，以死明心。呜呼，炯矣黄炉之火，黯如黑水之津，朝露溘然，生平已矣，宁不悲哉！

有便，告知山西蒲州相公张凤盘，令张家事已完结矣，愿他辅佐圣明天子于亿万年也！

关于当时拷问的情形，懋修也有一段记载：

有一部堂讯狱曰：“汝先大夫与戚帅相结，凡有书问，虽夜中开门递进，意欲何为？莫非反状乎！”

懋修答曰：“边烽紧急，宰相或不得坚卧不省。”部堂意阻。［5］

经过多次拷问，敬修自缢身亡，懋修自杀未遂，居正十六年的政权，最后由敬修、懋修偿还这一笔血债。

敬修这一死，撼动朝廷，申时行和六部大臣疏请从宽处分；刑部尚书潘季驯复言“居正母逾八旬，旦暮莫必其命，乞降特恩宥释”。在这种空气之中，神宗下诏特留空宅一所，田十顷，赡养居正的母亲。辽府一案也在此时结束了。上谕说：

辽府废革，既奉先帝宸断，又无应继之人，着推举亲枝，以本爵奉祀，仍准王归葬原封。抱养子述玺准依亲居住，给与庶粮二百石，本折中半支。［6］王氏从厚，援徽府例赡养。张居正诬蔑亲藩，箝制言官，蔽塞朕聪，私占废辽田亩，假以丈量遮饰，骚动海内，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斫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伊属张居易、张嗣修、张书、张顺，俱令烟瘴地面充军。

神宗和居正说过，“只是看顾先生子孙便了”。是这样地看顾吧，居正也许没有料到！

张家这一次大祸当时人以为是高拱陷害，其实高拱死于万历六年，与此事无涉；敬修以为是张四维陷害，但是四维于万历十一年四月致仕，纵使平时对居正久积嫌怨，现在也没有报复的机会。一切都由神宗主持。万历十六年冬，吏科给事中李沂上疏，攻击司礼大监张鲸，曾说：“流传鲸广献金宝，多方请乞，陛下犹豫未忍断决。中外臣民初未肯信，以为陛下富有四海，岂爱金宝；威如雷霆，岂徇请乞？及见明旨许鲸策励供事，遂谓为真，亏损圣德。”张鲸是神宗特别赏识的内监，攻击冯保的是他，怂恿查抄的是他！神宗看见李沂的疏本，怒极了，他说“李沂要为冯保、张居正报仇”，立刻下令杖六十，革职为民。为什么说这是替张、冯两家报仇呢？攻击居正最甚的是三位御史李植、羊可立、江东之，李植常和人说：“至尊见我，称我为儿子，看见查抄的宝玩便喜欢。”为什么这样宠爱呢？神宗当然有他的理由。居正曾说过：“念己既忘家殉国，逞恤其他，虽机阱满前，众镞攒体，孤不畏也。” ［7］居正身后的得祸，本来不在居正的意外。

整个神宗一朝更没有称道居正的。熹宗天启二年，这才想起居正的大功，复原官，予祭葬，张家房产没有变卖的一并发还。思宗崇祯三年，礼部侍郎罗喻义等，为居正讼冤，交给部议以后，这才给还二荫和诰命。崇祯十三年，敬修孙同敞再请追复敬修礼部主事并复武荫。思宗复敬修官，并授同敞中书舍人。国家到了艰难的时候，才想起往日的功臣。复官复荫，一切都是激励当时的臣工，但是事情已经太迟了。

然而，对于居正的子孙来说，事情毕竟不算太迟。

居正诸子，自杀的自杀了，充军的充军了。懋修中状元的时候，年二十六岁［8］；崇侦七年懋修死时，已经八十岁。在事业方面，他没有什么表现，但是居正全集四十六卷的搜集，大半是懋修的功绩。书牍凡例题后云：“留此一段精诚在天壤间，古人所谓知我罪我，先公意在是乎。史家所称为功为过，小子辈何敢避焉。”这是几句有意义的语句。

矍、张就义处

南明永历五年（1650年），瞿式耜与张同敞在桂林被俘，英勇就义。

万历十年，允修回南应乡试，居正死了，允修丁忧，不能入闱，留为终身的遗憾，发还文荫以后，荫尚宝司司丞。崇祯十七年，张献忠的部下到了江陵，要允修出来做官，允修自杀［9］，留下一首绝命诗：“八十空嗟发已皤，岂知衰骨碎干戈。纯忠事业承先远，捧日肝肠启后多。今夕敢言能报国，他年漫惜未抡科。愿将心化铮铮铁，万死丛中气不磨！”

最激烈的是同敞。崇祯十五年，诏命同敞慰问湖广诸王，顺道调兵云南。同敞事毕以后，北京失陷了，不久南京陷落。同敞走依隆武，隆武复同敞武荫，遣往湖南。他在途中听说汀州又陷落了，整个国家除西南一角以外，都沦陷在敌人手里。同敞这才到广西，投奔永历帝。经过瞿式耜的推荐，永历帝授同敞兵部右侍郎、总督诸路军务。领导中原人民抗清的责任又落到姓张的肩上。同敞记得曾祖在日，曾经主张用文人为边将；他也记得曾祖曾经说过：“国家或有大事，皇上幸而召臣，朝闻命而夕就道，虽执殳荷戈，效死疆场，亦所弗避。”关保的血液在同敞的脉管里跳动了。跟从明太祖的大纛，推翻元朝统治的是他的始祖；整顿国防，分化鞑靼，最后造成明朝强盛地位的是他的曾祖。同敞抚摩自己的筋骨，真有些自负。但是当时的大局整个变了，明朝只余得这一点儿残山剩水，败兵孱将，谈什么斗争！内讧、自扰、抵触、牵制，一切都在这个小朝廷里复演，这才是英雄短气的时候。但同敞有的是热血，单凭这一点，他要参加民族的决斗。总督诸路军务只是一个名义，当时的兵权全在将领手里。但是不管他，在一切斗争中，同敞常在前面。前进的时候，一马当先的是同敞；动摇的时候，端坐不动的也是同敞。他渐渐取得一般将士的信任。不幸的是，永历五年，敌人攻进广西，严关失陷，前敌的将士败溃下来，永历帝往梧州去了，桂林的军队也溃了，剩得大学士瞿式耜一人留守，当时的重镇成为一座空城。恰巧同敞从灵川来，见面以后，式耜和同敞说：“我为留守，当然死在桂林。总督没有守土的责任，你还是去吧！”

“古人耻独为君子，”同敞毅然地说，“相公为什么不让同敞共死呢？”

式耜高兴极了，吩咐剩下的一个老兵进酒，秉烛待旦，和同敞消磨这空城的一夜。第二天敌人进城，式耜、同敞同时被执。式耜说：“我们久已准备了。”敌人要他们投降，他们拒绝；要他们削发为僧，他们也拒绝；他们只要把自己的热血，为民族横流，敌人这才把他们分别幽禁起来。他们的中间是一堵墙，在幽禁的四十几天之内，他们叩着墙壁，赋诗唱和。永历五年闰十一月十七日，敌人把他们杀了。据说在行刑的时候，同敞衣冠整齐，昂然地站着。头颅落地以后，他向前跃起三步，方始躺下。直到现在，桂林东关还留着这一位民族英雄的坟墓。

同敞留下两首有名的诗句：

自诀诗

弥月悲歌待此时，成仁取义有天知。衣冠不改生前制，姓字空留死后思。破碎山河休葬骨，颠连君父未舒眉。魂兮莫指归乡路，直往诸陵拜旧碑。

自誓诗

翰林骨莫葬青山，见有沙场咫尺间。老大徒伤千里骥，艰难胜度万重关。朝朝良史思三杰，夜夜悲歌困八蛮。久已无家家即在，丈夫原不望生还！

同敞死了，他滚烫的血液灌溉了民族复兴的萌芽。

整个中国不是一家一姓的事，任何人追溯到自己的祖先的时候，总会发现许多可歌可泣的事实；有的显焕一些，也许有的黯淡一些，但是当我们想到自己的祖先曾经为自由而奋斗，为发展而努力，乃至为生存而流血时，我们对于过去固然看到无穷的光辉，对于将来也必然抱着更大的期待。前进吧，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儿女！

注释

［1］《明史》卷一九三《翟銮传》。

［2］曾省吾。

［3］王篆。

［4］傅作舟。

［5］书牍十二《答总兵戚南塘授击土蛮之策书》附注。

［6］本指本色，折指折价，言实物及代价各半支给也。

［7］书牍十《答河漕按院林云源言为事任怨》。

［8］《明贡举考略》卷一。

［9］《康熙荆州府志》言不食死，允修孙同奎言自焚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