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安东尼·比弗
Date: 2018-02-28T16:00:00+00:00

1944阿登战役：希特勒的最后反攻

[英]安东尼·比弗 著
董旻杰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插图
插图
引言
地图战术符号图例
中译本序言
第1章 胜利的狂热
第2章 安特卫普和德国边境
第3章 亚琛之战
第4章 冬季战争来临
第5章 许特根森林
第6章 德军的战役准备
第7章 情报工作的失误
第8章 12月16日星期六
第9章 12月17日星期日
第10章 12月18日星期一
第11章 斯科尔策尼和海特
第12章 12月19日星期二
第13章 12月20日星期三
第14章 12月21日星期四
第15章 12月22日星期五
第16章 12月23日星期六
第17章 12月24日星期日
第18章 圣诞节
第19章 12月26日星期二
第20章 盟军的反攻准备
第21章 双重意外
第22章 反攻
第23章 推平突出部
第24章 总结
致谢
附录A 军衔列表
附录B 阿登战役双方战斗序列
附录C 缩略语
版权页

1 1944年10月，美军步兵炸开西格弗里德防线（又称西墙）上的障碍物，向前挺进

2 许特根森林之战中的德军伞兵迫击炮组，迫击炮在此战中给交战双方造成了极大的伤亡

3 许特根森林之战中的美军第1步兵师一部

4 美军医护兵正在处理伤员

5 在孚日山区行军的法军后勤部队，法军第1集团军中的北非士兵在进攻斯特拉斯堡西南科尔马山口的战斗中，吃尽了严寒带来的苦头

6 1944年12月7日，在马斯特里赫特参加会议的盟军高级将领，左起：布莱德雷中将、特德空军上将、艾森豪威尔上将、蒙哥马利元帅、辛普森中将

7 1944年12月初，在迪伦附近的许特根森林中被俘的德军

8 瓦尔特·莫德尔元帅，时任德军B集团军群指挥官

9 蒙哥马利元帅似乎对艾森豪威尔的讲话感到越来越愤怒

10 德军第5装甲集团军指挥官曼陀菲尔装甲兵上将

11 德军第6装甲集团军指挥官塞普·迪特里希党卫队全国总指挥兼武装党卫军大将，图为他获颁银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后的留影

12 包围巴斯托涅的德军第26国民掷弹兵师师长海因茨·科科特少将，他是个较为开明的指挥官，拍摄这张照片时他还是上校

13 拥有男爵头衔的弗里德里希·冯·德·海特中校，在成为伞兵指挥官之前是一名法学教授

14 1944年12月16日，阿登反击战打响之前，德军的坦克指挥官们正在风雪中听取任务简报

15 警卫旗队师的两名党卫军装甲掷弹兵正在享用缴获的美国香烟

16 12月17日，反击战打响的第二天，第6装甲集团军警卫旗队师派普战斗群所属的党卫军第501重装甲营的虎王坦克，搭载着第3伞兵师的伞兵正在向前推进

17 德军国民掷弹兵师行军队列中的步兵身上挂着成串的机枪子弹，肩上扛着铁拳反坦克火箭筒

18 派普战斗群的党卫军掷弹兵在洪斯费尔德屠杀的首批美军战俘，德军士兵将他们身上的东西搜刮一空，左边的受害人脚上的靴子都被扒掉了、

19 警卫旗队师汉森战斗群的党卫军掷弹兵从波图附近一队燃烧的美军车辆旁经过

20 在斯图蒙向警卫旗队师派普战斗群投降的美军第30步兵师119团3营的官兵

21 12月17日，美军第1步兵师26团刚好及时抵达埃尔森博恩岭基地，立刻在比特根巴赫展开防线

22 美军第1步兵师26团的炮兵在泥泞的道路上移动1门57毫米反坦克炮，准备封锁道路，阻止德军突破

23 当德军第5装甲集团军的部队打过来时，比利时难民纷纷逃离位于朗格利尔（Langlir，维尔萨姆西南）镇的家园，大部分人一直跑到了马斯河西岸，以躲避战火和德国人的报复，此前当地抵抗组织的袭击令德军痛恨不已

24 当德军包围了美军第106步兵师逼近圣维特时，为避战火，申贝格当地的居民都躲到了山上的洞穴之中

25 美军医护兵用雪橇将伤员担架拖到转运点，将担架抬上吉普车后再将其固定在引擎盖上送走

26 美军士兵正在森林边缘匆忙挖掘散兵坑，尽可能避免炮火杀伤，牺牲的战友就倒在他们身边

27 当德军打到巴斯托涅城下时，第101空降师的先头部队刚刚入城，当地居民则坐着农用大车从镇内逃离

28 韦尔博蒙附近的浓雾中，支援第82空降师的M36坦克歼击车排在前面开道，后面跟着长长的车队

29 在罗赫拉特―克林克尔特的双子镇之战中，被美军俘虏的德国国民掷弹兵

30 美军第1集团军指挥官考特尼·霍奇斯中将，正在为圣维特防御战中表现出色的第7装甲师师长罗伯特·威尔逊·哈斯布鲁克准将颁发银星勋章

31 伪装成美军的德军奥托·斯科尔策尼突击队在美军战线后方出没的消息引起了很大恐慌，图为美军宪兵正在马尔什昂法梅讷附近检查比利时难民的证件

32 为了躲避战火和德军的报复，比利时难民正络绎不绝地通过迪南的马斯河大桥逃到西岸去

33 科塔少将的第28步兵师所属的1个巴祖卡火箭筒小组在维尔茨战斗了3天之后，开始向后方撤退。正是他们的英勇奋战迟滞了德军的推进速度，为第101空降师在巴斯托涅建立环形防线争取了足够的时间

34 在马尔梅迪附近被俘的年轻的党卫军士兵，幸运的是他并没有死于美军的报复行为，博涅路口发生大屠杀之后，美军枪杀德军战俘的报复行为一发不可收拾

35 在斯塔沃洛被派普战斗群屠杀的比利时平民

36 巴斯托涅上空飞机留下的尾流。12月23日，天气突然变得晴朗，对盟军来说这显然是利好消息，而德军则为此焦虑不安，因为盟军的空中优势终于可以发挥作用了

37 天气转晴后，美国陆军航空队立即出动大批C―47运输机为被包围的巴斯托涅空投补给

38 巴斯托涅的美军伤员无法撤离，美军指挥官将大批伤员安置在镇内建筑物的地下室里，伤员们躺在稻草堆上，等候滑翔机将外科医疗队送进包围圈来

39 1944年的平安夜，第101空降师的伞兵们在德军对包围圈展开全面进攻前几个小时，挤在一起唱圣诞颂歌

40 德军向马斯河突破的企图最终破产了，图为德军第2装甲师伯姆战斗群遗弃在富瓦圣母院庭院中的装甲车辆和反坦克炮

41 巴顿将军（右）于12月30日抵达巴斯托涅，为安东尼·麦考利夫准将（左）和第502伞兵团团长史蒂夫·查普斯中校（中）颁发服役优异十字勋章（Distinguished Service Cross）

42 美军增援部队正在阿登陡峭的山地林间急行军

43 英军第30军的一支巡逻队正在阿登地区警戒，他们身穿的白色雪地伪装服是用床单改制出来的

44 盟军于1945年1月发动反攻，美军第1步兵师26团的士兵们正从比特根巴赫出击，他们自12月17日起就坚守在这里

45 拉罗什昂阿登在战火肆虐之下遭到了严重破坏，连第二年春天燕子重新筑巢时都迷失了方向

46 调查人员开始对马尔梅迪附近博涅大屠杀现场的美军官兵遗体做身份鉴定

47 马尔梅迪附近发生屠杀美军战俘的事件后，美军士兵在战友甚至高级军官的鼓动下，枪毙了大多数投降的党卫军士兵。但许多人是被迫加入党卫军部队的，身穿这套制服并非出于他们自己的意愿，就像照片中这个可怜的男孩

48 约阿希姆·派普因犯战争罪遭受审判，罪行中包括马尔梅迪附近的大屠杀。虽然他逃过了死刑，日后却死于法国的左派组织之手

致

亚当·比弗

地图战术符号图例

盟军

第12集团军群

第1集团军

美第7军

英第30军

第101空降师

第10装甲师B战斗群

第84步兵师335团

禁卫装甲师

英军第23轻骑兵团

德军

B集团军群

第5装甲集团军

第26国民掷弹兵师

装甲教导师

第3伞兵师

第15装甲掷弹兵师115装甲掷弹兵团

第26国民掷弹兵师侦察营

第116装甲师

党卫军第12装甲师

元首卫队旅

中译本序言

大约2000年首次读到英国作家安东尼·比弗的《斯大林格勒》，我一下子就被牢牢吸引住了。他的文风活泼生动，善于挖掘和运用各种史料，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阐述人们早就耳熟能详的题材。比弗的写法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战史类书籍，他在叙述战役或战斗进程时，会插入许多基层官兵和平民的回忆性文字，给读者以最直观的阅读体验。更可贵的是，这些引用均拿捏适度，在画龙点睛的同时不会给人以喧宾夺主之感，影响到叙述事件过程的连续性，这一点很值得国内作者学习。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其带给读者的翻译阅读感受，那就是“轻松”。

《1944阿登战役：希特勒的最后反攻》（Ardennes 1944:Hitler's Last Gamble）是比弗在2015年推出的最新作品，由于我本人亦关注这场战役多年，因此从编辑那里接到这本书后，立即怀着极大的兴趣开始了这项工作。在这部作品中，比弗延续了一贯的写作风格，查阅了大量的档案、个人文献和战史资料，再将它们巧妙地结合起来。其中英国情报部门窃听战俘营中德军官兵的日常对话，并将其整理成文的档案内容尚属首见，这些原生态的内容生动有趣，只是查询一些德语俚语字面背后的真正含义颇费了些精神。

1944年末的西线战场，盟军节节进逼却暂成强弩之末，德军步步后退却精锐尚存，西线战场呈现出非常微妙的局面。希特勒看到了背后的诱人前景，对信奉力量在于进攻的他而言，如果能抓住机会奋力一搏，拿下安特卫普或者消灭盟军大批有生力量，也许会让西线战场出现对德国极为有利的局面。从战略角度而言，放手一搏对德国人来说实属无奈之举，用通俗的话说，无非是“找死”和“等死”的区别。阿登战役是“二战”时期西线战场德军最大的一次冒险活动，被逼到绝路上的德军战略决策者们觉得必须赌一把，但他们的目标同军队的实际能力差距太大；部队指挥官们觉得缩小目标范畴，用手头有限的兵力打一场力所能及的战役也许赢面更大些，但这样的战斗即使获胜，对改变整体的战略态势其实并无太大帮助。本着一种宁要熊掌不要鱼的精神，一场规模宏大的战役在阿登高原的冰天雪地中拉开了序幕。

西方国家研究这场战役的专著汗牛充栋，十多年前在网上能查到的图书就数以百计了，为了撰写《沸腾的雪：阿登反击战》（2006版），我曾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阅读了与这场战役相关的大量资料。比弗的写法与这些专著大相径庭，他在书中首先叙述的是1944年8月盟军在法国、比利时、荷兰等国向德国本土进军的过程，其中有胜利，有挫折，有政治斗争，有各种罪行，描写的对象上至高级将领，下至普通士兵和平民百姓，可谓千姿百态。盟军是解放者，但他们并不是纯洁的天使；德军在败退，却也还没有陷入绝望。比弗对战役进程的描述以时间为主轴，即每一天独立成章，基本上按照从北到南的顺序来描写当天战场上的种种变化，一直到德军在突出部顶端被彻底击败以及巴斯托涅被解围，最后几章写的是盟军反攻和德军的垂死挣扎。

比弗引用的资料相当丰富，而且并不局限于战斗本身，我在翻译过程中多方查阅，基本上为书中提及的所有人物补全了姓名、职务和军衔（查不到的人物除外），并补充了书中提及的作战部队的具体番号（原文中团以下的部队很少写明），在需要做出说明或作者引用资料可能有误的地方加了注释，以此作为对原著的拾遗补阙，希望这能有利于读者阅读并理解本书的相关内容。

译者并非英语专业出身，在任何时候都不敢说对这门外语掌握到何等熟练的程度，皆因志趣在此，才有幸被编辑选为本书的译者。受限于本人的英语水平，书中也许存在错漏之处，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感谢好友阎京生的大力推荐，才使得我有机会翻译此书。在翻译过程中，我还得到了王轩、叶竹和谭星等友人的大力协助，在此对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和感激。他们让我看到了国内年轻的军事历史爱好者飞速成长的过程，我相信要不了太久，就会有更多的战史佳作与读者见面了。

董旻杰

第1章　胜利的狂热

1944年8月27日一大早，盟军最高统帅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上将离开了沙特尔（Chartres），去视察刚刚被解放的巴黎。

“今天是星期日，”盟军最高统帅告诉随行的奥马尔·纳尔逊·布莱德雷（Omar Nelson Bradley）中将，“所有人都会睡到很晚才起床，这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1]

然而，两位将军对法国首都的“非正式访问”[2]很难不引人注意。最高统帅的草绿色凯迪拉克汽车由2辆装甲车护送，开道的吉普车里坐着一位准将。

当他们到达奥尔良门（Porte d'Orléans）的时候，看到第38骑兵侦察中队组成了一支更加庞大的护送车队，他们在第5军军长伦纳德·汤森·杰罗（Leonard Townsend Gerow）少将的率领下已恭候多时。杰罗是艾森豪威尔的老朋友，在向巴黎进军的过程中，法军第2装甲师师长菲利普·勒克莱尔（Philippe Leclerc）少将坚决不服从他的命令，这令杰罗一直满腹怨恨。此前一天，自认为是巴黎军政长官的杰罗少将禁止勒克莱尔和他的装甲师参加夏尔·戴高乐将军组织的从凯旋门到巴黎圣母院的游行，他让勒克莱尔“继续完成肃清巴黎及周边地区敌军的任务”[3]。勒克莱尔在解放祖国首都的整个过程中一直无视杰罗的命令，但那天早上他还是派出师里的部分部队攻击了德军在巴黎北部圣但尼（Saint-Denis）的阵地。

巴黎的街道很空旷，因为德军撤退时几乎开走了所有能动的车辆，甚至地铁都因为电力供应不足而无法运行。事实上所谓的“光明之城”已经退化成了黑市中买来的几根蜡烛，即便从战火中幸存了下来，它那美丽的建筑物看上去仍显褪色而陈旧。希特勒那道“将巴黎夷为平地”[4]的命令并没有得以执行。街道上的人们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之情，每次看到美国军人或车辆都会尽情欢呼，然而用不了多久，巴黎人就会小声抱怨“（美国人）比德国人还糟糕”[5]。

尽管艾森豪威尔评论这次巴黎之行“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但他们的这次访问有着明确目的，就是为了去和戴高乐将军会面。戴高乐是法国临时政府的领导人，但是当时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拒绝承认他。艾森豪威尔是一名实用主义者，打算无视罗斯福总统强烈要求的关于驻法美军不要让戴高乐上台的指示，这位盟军最高统帅希望战线后方能维持稳定，而戴高乐是唯一一个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所以他决定支持戴高乐。

戴高乐和艾森豪威尔都不希望法国解放后出现危险的社会动荡局面，尤其是在当时四处蔓延着疯狂传播的谣言、突发性恐慌、阴谋论和针对法奸（与德军合作者）的丑陋私刑。曾是一名作家的第4步兵师反间谍军情处的杰罗姆·戴维·塞林杰上士（Jerome David Salinger，Staff Sergeant）和同事在城市酒店附近逮捕了一名嫌疑人，然而这个家伙却被愤怒的人群拖出去当着塞林杰的面活活打死了。

戴高乐前日从凯旋门到巴黎圣母院的胜利游行，以在大教堂外对空鸣放的乱枪而结束。这样的场面让戴高乐确信，他必须得解散抵抗组织并动员其成员加入法国正规军。一份申领15000套军服的文件在当天下午就被送往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SHAEF）[A1]，不幸的是没有足够的小号军服，因为法国男性的平均身高比同时代的美国人要矮。

戴高乐在圣多米尼克街的战争部会见了两位美国将军，这也是1940年那个悲剧的夏天里，他那短暂的部长生涯开始的地方，现在他回到那里继续任职。戴高乐以庄严而又简洁的方式洗刷了维希政权的耻辱——“共和国从来没有消失过”。戴高乐希望艾森豪威尔让勒克莱尔的师在巴黎维持秩序，但此时勒克莱尔的部队已经踏上了新的征途，于是他建议美国人或许应该通过“展示武力”[6]来使巴黎人民确信德国人不会卷土重来。为何不搞一次一个师甚至两个师横贯巴黎、奔赴前线的进军秀呢？艾森豪威尔觉得戴高乐通过美国军队来“巩固自身地位”的做法有点讽刺，他转头问布莱德雷有什么看法，后者回答说完全可以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做好一切准备。于是艾森豪威尔邀请戴高乐在布莱德雷的陪同下检阅部队，而他自己则不参加此次活动。

在返回沙特尔的路上，艾森豪威尔邀请伯纳德·劳·蒙哥马利出席戴高乐和布莱德雷主持的阅兵式，但这位英军上将拒绝前往巴黎。这一微小的细节让一些英国报纸指责美国人将所有的荣誉都攫为己有。鉴于伦敦新闻界视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一切决定都是在轻视蒙哥马利乃至所有英国人，盟军内部的各国关系因而受到严重破坏。这反映了英国人心中普遍怀有的对于自身被忽视的不满，（在他们看来，）美国人现在独立搞阅兵式就是要宣布这是他们自己的胜利。艾森豪威尔的英国副手——阿瑟·威廉·特德空军上将（Arthur William Tedder，Air Chief Marshal）对一份英国报纸上的偏见内容产生了警惕：“听说了关于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报道后，我不由自主地开始担心这一过程将成为同盟国之间严重分裂的种子。”[7]

第二天晚上，美军第28步兵师在师长诺曼·丹尼尔·科塔（Norman Daniel Cota）少将的指挥下，冒着大雨从凡尔赛开进巴黎。绰号“荷兰人”的科塔在奥马哈海滩上表现出非同常人的勇敢和领导能力，当时他的前任被德军狙击手狙杀，而他在2小时前才刚刚接手整个师的指挥权。6月至7月间，交战双方在诺曼底的篱墙地形中进行着缓慢而又致命的战斗，但当小乔治·史密斯·巴顿中将的第3集团军在8月初取得突破时，盟军上下又产生了一股能够冲向塞纳河和巴黎的乐观情绪。

设在布洛涅森林里的野战浴室可以让士兵们在阅兵前洗个热水澡。第二天，也就是8月29日清晨，第28步兵师从福煦大街出发前往凯旋门，然后径直穿过香榭丽舍大街狭长的街道。美军步兵头戴钢盔，背上了装有刺刀的步枪，携带弹药全副武装地以战斗队形行军。一队队身着草绿色军装的官兵24人一行，行进在宽广的街道右侧，每个士兵的臂膀上都戴着该师师徽——宾夕法尼亚州的标志——红色的“拱顶石”，德国人依照外形给它起了个“血腥水桶”的绰号。[8]

法国人对美军军服的简便和似乎无穷无尽的战争机器感到惊奇。“军队的力学”[9]，让·加尔捷-布瓦西埃（Jean Galtier-Boissière）[A2]在日记中这样写道。那天上午站在香榭丽舍大街两侧的法国民众都觉得难以置信，仅仅一个美军步兵师就能拥有这么多车辆：数不清的吉普，有些后座上架着12.7毫米重机枪；侦察车；炮车，由M4 HST履带式牵引车拖拽的M1型“长脚汤姆”（Long Tom）155毫米重型榴弹炮；工兵车；后勤部队使用的小型卡车和10轮大卡车；M4谢尔曼坦克和坦克歼击车。相比之下，德国军队在1940年摧枯拉朽般征服法国之后举行的阅兵式显得出奇的老旧，他们的运输车辆大部分都靠马匹拖曳。

检阅台就搭建在协和广场上，工兵们用一条翻过来的冲锋舟将它搭了起来，并在上面覆盖了一面长长的三色旗（法国国旗），与此同时，无数星条旗在微风中飘舞。走在行军队列最前方的是由56人组成的军乐队，他们演奏着第28步兵师的进行曲《卡其色比尔》（Khaki Bill）。围观的法国民众可能还不知道第28步兵师在阅兵结束后就将去进攻巴黎北部的德军阵地，但该师的全体官兵都知道。

“这是发布的最引人注目的进攻命令之一，”布莱德雷后来对他的副官说道，“我想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些人在阅兵式结束后就要直接上前线打仗了。”[10]

在海峡沿岸，加拿大第1集团军占领了勒阿弗尔的大部分地区，同时英军第2集团军朝着东北方向推进，沿着加莱海峡，剑指德军V型飞弹发射基地。尽管坦克驾驶员精疲力竭，部队在8月30日深夜还遭遇了可怕的风暴，英军禁卫装甲师还是在法国抵抗组织的帮助下占领了亚眠，并且夺取了索姆河上的桥梁。德军第5装甲集团军指挥官海因里希·埃贝巴赫（Heinrich Eberbach）装甲兵上将，在第二天早上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英军的进攻在第5装甲集团军和把守加莱海峡的第15集团军之间撕开了一个口子。加拿大军队以皇家汉密尔顿轻步兵团（Royal Hamilton Light Infantry）和埃塞克斯苏格兰步兵团（The Essex Scottish）[A3]为先锋，向迪耶普（Dieppe）发起突击，2年前的登陆战中加拿大军队曾在此付出过惨重代价。

盟军因胜利感到欢欣鼓舞。7月发生的刺杀希特勒事件让盟军确信了德军内部开始瓦解，就像1918年一样，但实际上失败的刺杀行动反而无限强化了纳粹党的统治。盟军最高统帅部情报主任（G-2）[A4]肯尼思·威廉·多布森·斯特朗（Kenneth William Dobson Strong）少将轻率地宣称“8月份的战斗结束了，西线的敌人已经被消灭了”[11]。在伦敦，战时内阁相信战争会在圣诞节结束，并将12月31日作为战争结束的那一天来计划，只有首相温斯顿·伦纳德·斯宾塞·丘吉尔仍然担忧德国人会决心继续战斗下去。在华盛顿，美国人做出了相似的预测，他们希望将注意力转移到仍然在和日军苦战的太平洋战场。美国战时生产委员会开始取消军事合同，包括生产炮弹的合同。

连许多德国人也认为一切都快结束了，在荷兰乌得勒支休整、时任第1赫尔曼·戈林伞兵装甲师伞兵装甲团团长的弗里茨·富尔里德（Fritz Fullriede）上校在日记中写道：“西线完蛋了，敌军已经杀到了比利时境内和德国边境；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芬兰正在向苏联恳求和平，这和1918年时一模一样。”[12]

在柏林火车站，抗议者们居然敢打出这样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我们愿不惜一切代价换来和平”[13]。在东线，苏联红军在“巴格拉季昂”行动（Operation Bagration，指白俄罗斯战役）中摧毁了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将战线往西推进了300公里，一直到了华沙城下和维斯瓦河畔。在3个月内，德军在东线损失了589425人，在西线损失了156726人[14]。

苏联红军冲到维斯瓦河畔，鼓舞了波兰国家军（Armija Krajowa）在华沙举行英勇但注定失败的起义，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不希望出现一个独立的波兰，无情地坐视起义者被德国人镇压。希特勒位于东普鲁士拉斯滕堡（Rastenburg，今波兰肯琴）附近的“狼穴”（Wolfsschanze）受到了苏军的威胁，而德军在巴尔干地区也开始崩溃。就在巴黎解放的前两天，罗马尼亚在苏联军队冲进边境时背叛了轴心国。8月30日，苏联红军进入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并且占领了重要的普洛耶什蒂油田。冲向匈牙利平原和多瑙河的道路已经打开，从这里可以直逼奥地利和德国本土。

在8月中旬，巴顿将军的第3集团军从诺曼底冲向塞纳河，与此同时，在戛纳和土伦之间进行的“龙骑兵”行动（Operation Dragoon，指盟军在法国南部登陆）在地中海沿岸也获得了成功。大量德军部队由于害怕被切断后路开始撤退，那些深知落到抵抗组织手中会有何等命运的维希法国成员也出发穿过这片充满敌意的土地，在某些情况下要走上千公里路到达德国，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一支由德国陆军、空军、海军人员以及在大西洋沿岸驻防部队的非战斗人员临时组成的“行军集群”奉命向东逃亡，一路上还要试图躲避法国抵抗组织的袭击。[15]德军开始加强第戎突出部周边的实力，增援兵力达到25万人。此外还有51000名官兵被困在大西洋和地中海沿岸的港口里，那些主要港口被希特勒定义为“要塞”，尽管它们根本没有获得解救的希望。这种无视现实的做法，被德国空军大将库尔特·阿图尔·本诺·斯图登特（Kurt Arthur Benno Student）形容为一名天主教神父在耶稣受难日对着一盘猪肉一边洒圣水一边说“你是鱼肉”[16]。

希特勒的偏执狂在“7·20”刺杀事件后达到了新的高度，在东普鲁士的狼穴大本营，他说总参谋部只是个“知识分子的俱乐部”[17]，其刻薄的嘲弄远超昔日。“现在我才知道为什么这几年来我设计的针对苏联的伟大计划都失败了！”希特勒说，“这都是因为背叛！如果不是那些叛徒作祟，我们早就赢了。”[18]希特勒痛恨“7·20”事件的密谋者，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背叛行为，还由于他们使人们印象中的德国人的团结性大打折扣，以及对盟军和中立国所造成的影响。

在8月31日的形势汇报会上，希特勒宣称：“这将是盟军内部的关系愈发紧张以至于最终破裂的时刻，世界历史上的联盟总是在某些时候会破裂。”[19]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f Goebbels）迅速跟上了元首的思维，随后在柏林召开的重要会议中讲道：“我敢肯定政治冲突会在盟军走向胜利的过程中逐步增加，有一天终将出现无法修复的裂痕。”[20]

德国空军总参谋长维尔纳·克赖珀（Werner Kreipe）航空兵上将在8月份最后几天的日记中写道：“晚间形势汇报时，我们获知西线崩溃了。”[21]

夜里的大部分时间中，诸如“命令、指示和打电话”这样的事情仍然在频繁进行。第二天早晨，国防军最高统帅部（Oberkommando der Wehrmacht，缩写OKW）长官威廉·凯特尔（Wilhelm Keitel）元帅要求空军再抽出5万人组建地面部队。9月2日，克赖珀写道：“很显然，西线德军有瓦解的迹象，阿尔弗雷德·约德尔（Alfred Jodl）[A5]大将却出奇地镇静。芬兰人也脱离轴心国了。”

在当天的会议中，希特勒开始用言语攻击芬兰领导人卡尔·古斯塔夫·埃米尔·曼纳海姆（Carl Gustaf Emil Mannerheim）元帅。他还对帝国元帅赫尔曼·威廉·戈林（Hermann Wilhelm Göring）非常不满，因为后者在如此重要的时候居然不出席会议，甚至还建议解散德国空军，将机组人员转移到高炮部队。

当时苏联红军已经抵达东普鲁士边境，希特勒害怕苏军会以空降行动来生擒他，于是“狼穴”被改造成了一座要塞。希特勒的秘书特劳德·容格（Traudl Junge）写道：“现在这里被修成了一个巨大的防御设施，到处都是障碍物、新设的哨位、地雷、多股铁丝网和瞭望塔。”[22]

希特勒希望让一个他信赖的卫队指挥官来负责他的安全，奥托·恩斯特·雷默（Otto Ernst Remer）上校在7月20日指挥大德意志卫戍营粉碎了密谋者们在柏林的叛乱，他理所应当成了最佳人选。当听闻雷默要求回到前线指挥部队时，希特勒让他组建1个旅来保卫“狼穴”，雷默的这个旅最初是以柏林的大德意志卫戍营和赫尔曼·戈林高炮团的8个炮兵连为骨干组建的，然后逐渐壮大。元首卫队旅（The Führer Begleit）在1944年9月份正式成立，并做好了保卫“狼穴”的准备——能对付“2～3个空降师的空降行动”[23]。据雷默本人回忆，这支由不同兵种混合而成的“非常规部队”有着挑选武器装备和“有经验的前线士兵”（绝大多数来自大德意志师）的绝对优先权。

“狼穴”的气氛非常压抑，希特勒无精打采地在床上躺了好几天，其间他的秘书们“打印出大量东线和西线的损失报告”[24]。与此同时，戈林则待在他所霸占的建于霍亨索伦时代的罗明滕狩猎庄园（Hunting estate of Rominten，位于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克拉斯诺列西耶地区）里生闷气，这个庄园位于东普鲁士。当他的空军在诺曼底遭受失败后，他知道他的对手们在元首心目中的分量超过了自己，尤其是那个最终成为他的敌人、善于操控一切的马丁·鲍曼（Martin Bormann）。他的另一个对手，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卢伊特波尔德·希姆莱（Heinrich Luitpold Himmler）掌握了德国的预备军（Ersatzheer），密谋分子当初就是在预备军总部策划了刺杀行动。戈培尔似乎完全控制了国内，他被任命为第三帝国总体战事务（全民战争募捐活动）的全权代表，但鲍曼和纳粹党的大区领袖（Gauleiters，省党部党魁）仍然大权在握，任何企图对他们的地盘施加影响的行为几乎都会受到阻挠。

大部分德国人都被刺杀希特勒的行动震惊了，苏军挺进东普鲁士边境更加剧了士气的低落。女人们最想结束这场战争，党卫队帝国保安总局（SS-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A6]汇报说许多人对元首失去了信心。[25]然而，头脑更清醒的人意识到，只要希特勒没死，这场战争就会持续下去。

尽管，或者说也许是因为夏季取得的辉煌战绩，盟军高层指挥官之间出现了激烈竞争。艾森豪威尔——有人评价他是“一名军事政治家而不是军事领袖”[26]——试图与各方达成共识，但他似乎有些偏向蒙哥马利的做法引起了布莱德雷和巴顿的不满。这些争吵从1944年8月19日开始，一直持续到新的一年。

蒙哥马利要求几乎所有的盟军部队都该在他的指挥下挺进比利时和荷兰，一直到德国的鲁尔工业区。在他的提议被拒绝后，他希望自己的第21集团军群在考特尼·希克斯·霍奇斯（Courtney Hicks Hodges）中将的美军第1集团军帮助下，按照这条路线进攻。这样盟军就能占领轰炸伦敦的V型飞弹发射基地，并占领安特卫普的深水港，这意味着向持续推进的部队提供补给非常重要。布莱德雷和手下的两名集团军指挥官——巴顿以及霍奇斯都认同必须攻占安特卫普，但他们认为向东直奔萨尔河才是通往德国最近的道路。美军将领们认为他们在“眼镜蛇”行动（Operation Cobra，指美军突破诺曼底南部德军封锁线的战役）中取得的成功，以及巴顿的第3集团军突破到塞纳河这样的成就，应该让他们获得优先权。然而艾森豪威尔清醒地意识到仅仅一个主攻方向，不管是北面的英国人还是法国中部的美国人，都会引起政治上的危机，这甚至比军事上的失利还要严重。他将面临美国和英国媒体以及政客们的强烈不满——当己方军队由于补给原因停下时，友军还在继续推进。

9月1日，布莱德雷出任美军第12集团军群指挥官的公告发布了，鉴于理论上他曾经是蒙哥马利的下级，这一酝酿已久的任命再次激起了英国媒体的不满。舰队街（Fleet Street，泛指伦敦新闻界）将这次重组看成是对蒙哥马利的降级，因为将指挥部搬到法国的艾森豪威尔现在已经不是盟军地面部队总指挥了。伦敦当局早就预见了这个问题，所以为了平息事态，当天蒙哥马利被提升为陆军元帅（理论上这让他的军衔高过艾森豪威尔，后者只是四星上将）。那天早上听到收音机里播报的新闻，巴顿显得非常不高兴，他说，“艾克曾说蒙蒂[A7]是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士兵，现在他成了元帅”，却从来不提及其他人的功绩。第二天，在布莱德雷的指挥部开完会后，指挥部队横穿法国的巴顿写道：“艾克从来没有为我们取得的战绩感激或祝贺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27]2天后，他的第3集团军冲到了马斯河畔。

无论如何，美军第1集团军和英军第2集团军一路冲向比利时，是整个战争中推进速度最快的行动之一。要不是在每个比利时村镇和城市中被当地居民沿路欢迎耽搁的话，他们的速度还会更快。英军第30军军长布赖恩·格温·霍罗克斯（Brian Gwyne Horrocks）中将评论说：“手执香槟、鲜花的人群和姑娘们站在无线电通信车顶上，战争中很难见到这样的场景。”[28]美国人还发现比利时人的欢迎仪式要比法国人温暖和热烈许多。9月3日，禁卫装甲师在最狂野的欢庆仪式中进入布鲁塞尔。

第二天，在一次值得关注的奇袭中，昵称“皮普”的乔治·菲利普·罗伯茨（George Philip Roberts）少将的第11装甲师进入了安特卫普，在比利时抵抗组织的帮助下，他们在德军摧毁港口设施之前夺取了该城。第159步兵旅进攻德军设在公园里的指挥部，当晚8点，德国守军指挥官率部投降，6000名德军投降后被关进了动物园的笼子里，而动物们早被当地饥饿的人群吃掉了。“俘虏们坐在稻草上，”大作家欧内斯特·米勒·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的第三任夫人玛莎·埃莉斯·盖尔霍恩（Martha Ellis Gellhorn）观察着他们，“目光透过栏杆注视着外面。”[29]

安特卫普的陷落震惊了元首大本营。“你们刚过索姆河，”国防军指挥部副参谋长瓦尔特·瓦尔利蒙特（Walter Warlimont）炮兵上将在1945年对审讯他的盟军军官说，“1个或者2个装甲师突然出现在安特卫普城下，我们没有料到（你们的）突破这么迅速，部队毫无戒备。这是一个苦涩的惊喜。”[30]

美军第1集团军也在快速追击撤退中的德军，第2装甲师的侦察营冲在最前面，探明敌军撤退路线，随后在夜间用他们的轻型坦克在村庄或城镇中设伏。“我们会让德军进入武器的最佳射程内再开火，1辆轻型坦克会将被击毁的车辆拖进建筑物中间藏好，以防被后续的车队发现。这样的过程整夜都在进行。”[31]根据一位美军坦克指挥官统计，从8月18日到9月5日，他的坦克“在几乎没有进行维护”[32]的情况下行进了906公里（563公里）。

在法国和比利时边境，布莱德雷的部队通过蒙斯附近成功的钳形攻势，取得了比英军更大的进展。3个德军装甲师的摩托化部队在美军第1步兵师合拢包围圈之前成功突围，而德军第3伞兵师和第6伞兵师的伞兵们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武装党卫军再次由于不顾他人率先突围而逃过一劫。美军包围了从诺曼底跑出来的德军6个师的残余部队，一共超过25000人，直到投降之前他们都是活靶子。美军第9步兵师的炮兵报告说：“我们用155毫米榴弹炮对敌军纵队进行平射，造成了惨重伤亡，最终抓获了包括3名将军在内的6100名俘虏。”[33]

在蒙斯口袋中的德军遭到比利时抵抗组织的袭击，德国人对此进行了报复，有60名平民被杀害，许多房屋被烧毁。比利时国家运动（Mouvement National Belge）的秘密军组织（Armée Secrète）、独立阵线（Front de l'Independence）和白军（Armée Blanche）[A8]与清剿包围圈内被围德军的美军密切合作，令德军指挥官又恨又怕，他们担心部队从比利时境内撤回西墙防线（盟军称为“西格弗里德”防线）时比利时人会大规模起义。年轻的比利时人大量袭击德军，这在当时和后来12月中旬的阿登反击战期间，都遭到了德军的报复。

9月1日，在阿登北部罗什福尔（Rochefort）附近的热梅勒（Jemelle），莫里斯·德尔韦讷（Maurice Delvenne）很高兴地看着德军从比利时撤退。“德军撤退的速度越来越快，似乎很是慌乱，”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工兵、步兵、海军、空军和炮兵都坐在同一辆卡车里，显然所有人此前都在前线苦战过，他们看上去又脏又憔悴。他们最关心的是他们离自己的祖国还有多远，而我们自然不怀好意地盼望这距离越远越好。”[34]

2天之后一支党卫军部队从热梅勒路过，其中一些人头上还缠着绷带。“他们看上去很冷酷，而且用仇视的目光盯着别人”[35]，一路上到处破坏，焚烧房屋、拉断电话线、驱赶偷来的牲畜。阿登东部地区说德语的农民被命令和家人一起，带着牲畜迁到西墙防线后面的德国领土去。盟军空袭德国本土的新闻足以阻止人们迁徙，但很多人只是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农场，他们带着牲畜躲在森林里，直到德国人离开才出来。

9月5日，遭到抵抗组织年轻成员的袭击后，撤退中的德军烧掉了从马尔什昂法梅讷（Marche-en-Famenne）至巴斯托涅（Bastogne）的N4高速公路旁的35栋房子，大多位于邦德（Bande）附近。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平安夜那天德军在阿登攻势中再度归来，抵抗组织对德军的袭击遭到了残酷报复，这可把普通平民吓坏了。9月6日，德军为了对2天前遭到的袭击进行报复，烧掉了比松维尔（Buissonville）村和邻近村落的22栋房子。

德军撤退路线上的城镇和乡村中的老百姓都迫不及待地拿出比利时、英国和美国国旗欢迎他们的解放者，有时他们发现出现在街道上的是另一队撤退德军，于是马上就将旗帜再藏起来。从荷兰乌得勒支撤退的弗里茨·富尔里德上校在9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一批荷兰国社党员与家属悲伤地离开故土前往德国，以免遭到同胞的报复，队伍中有很多人是妇女和孩子。”[36]

这些荷兰籍的党卫军成员曾经在靠近比利时与荷兰边境的海赫特尔（Hechtel）作战，他们游过运河逃出了包围圈，但“大部分情况下，受伤的军官和放弃抵抗的士兵都被比利时人射杀了，而英国人在一旁袖手旁观”。荷兰人和比利时人在国土被占领了4年之后，都有足够的理由复仇。

比利时和荷兰境内的德军战线看起来完全垮掉了，后方出现了惊慌失措的场面，连第89军的作战日志中都将其描述为“这是一幅让德国军队蒙羞的耻辱画面”[37]。德军的督战队（Feldjägerkorps）[A9]抓到溃兵后，将他们押解到收容中心或中转站（Sammellager），随后重新编组，在1名军官的率领下重返前线，通常每队有60人。在列日（Liège）附近，约有1000人在挥舞着手枪的军官驱赶下开赴前线。那些被怀疑有逃兵嫌疑的军人会被送上军事法庭，如果被判定有罪，他们要么被判处死刑，要么被送入缓刑营（Bewährungsbataillon，实际上更像是惩戒营或劳改营）；承认自己是逃兵或身穿便装的军人会被当场处决。

每个督战队员都戴着标有“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督战队员”（OKW Feldjäger）[38]的红色袖章，胸前挂有一块写着“Feldjägerkorps”字样的挂牌，式样和制作材料与战地宪兵（Felgendarmerie）相同，每人的特别证件上写着一行绿色的斜体字——“如果不服从（他的）命令，他有权使用武器。”督战队员都被深度洗脑，每周都有官员来给他们讲述“世界局势、德国的不可战胜、元首的绝对正确和可以帮助战胜敌军的地下工厂”。

奥托·莫里茨·瓦尔特·莫德尔（Otto Moritz Walter Model）元帅发出的要求西线德军坚守阵地，为元首争取时间的呼吁被无视了，于是只能采用最无情的手段。威廉·凯特尔元帅在9月2日下令“凡是装病和怯懦的逃兵，哪怕是军官”[39]都应该被立即处决。莫德尔警告说，要想阻止盟军在德国北部突破，他需要至少10个步兵师和5个装甲师，然而根本没有那么多兵力能供他调遣。

沿着海岸向德国北部撤退的行动更加有序，这主要归功于加拿大军队追击的速度非常迟缓。古斯塔夫-阿道夫·冯·灿根（Gustav-Adolf von Zangen）步兵上将组织第15集团军从加莱海峡撤到比利时北部的行动令人印象深刻，盟军的情报机构犯了严重错误，他们表示“驻守荷兰的德军得到的唯一援军，就是第15集团军那些士气低落、毫无组织的残兵败将，现在他们正经由荷兰的岛屿逃离比利时”[40]。

安特卫普港的突然陷落对于德军最高指挥机构而言或许是一个沉重打击，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当英军第2集团军没能占领斯凯尔特河（Scheldt，也叫斯海尔德河）河口北侧时，冯·灿根上将成功地建立起一道防线。这条防线包括南起斯凯尔特河口，北至南贝弗兰岛和瓦尔赫伦岛的20公里宽的筑垒区域。他的部队很快就拥有了82000人的兵力，并部署了530门各类火炮，阻止英国皇家海军靠近密集布雷的河口。

盟军海军总指挥海军上将伯特伦·拉姆齐爵士（Sir Bertram Ramsay）告诉盟军最高统帅部和蒙哥马利，德军可以轻易封锁斯凯尔特河河口。英国第一海务大臣，海军元帅安德鲁·布朗·坎宁安爵士（Sir Andrew Browne Cunningham）警告说，安特卫普“对我们的用处差不多就像廷巴克图一样（中看不中用）”[41]，除非斯凯尔特河口能被彻底清理出来。英军第30军军长霍罗克斯中将后来坦承这次失败是自己的责任，“拿破仑毫无疑问会意识到这点，”他写道，“但我霍罗克斯恐怕做不到。”[42]

但这并不是霍罗克斯的错误，也不是第11装甲师师长罗伯茨少将的错误，这得归罪于蒙哥马利对河口的漠不关心，他以为加拿大人随后会处理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并在此后造成了严重后果，但在那段欢欣鼓舞的日子里，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将军们确信1944年9月和1918年的9月一样。“报纸上报道了盟军在6天内推进了337公里（210公里）的消息，这表明盟军已经进入荷兰、卢森堡、萨尔布吕肯、布鲁塞尔和安特卫普，”战史学家福里斯特·波格（Forrest Pogue）这样写道，“情报部门做出的所有判断都洋溢着一种近乎疯狂的乐观情绪。”[43]

几乎所有盟军高级将领的目光都盯着莱茵河，幻想着可以一步就跨过去，艾森豪威尔肯定被这种观点蒙蔽了，而蒙哥马利出于自身的原因也沉醉其中。

[1]Omar N.Bradley,A Soldier's Story,New York,1964,389-90;also Dwight D.Eisenhower,Crusade in Europe,New York,1948,325.

[2]NARA 407/427/24235.

[3]SHD-DAT 11 P 218;also NARA 407/427/24235.

[4]BA-MA RH19 IX/7 40,引自Joachim Ludewig,Rückzug:The German Retreat from France,1944,Lexington,KY,2012,133.

[5]原句为‘Pire que les boches’,Forrest C.Pogue,Pogue's War:Diaries of a WWII Combat Historian,Lexington,KY,2001,214.

[6]Eisenhower,Crusade in Europe,326;and Bradley,A Soldier's Story,391.

[7]Arthur Tedder,With Prejudice,London,1966,586.

[8]参阅Uzal W.Ent（ed.）,The First Century:A History of the 28th Infantry Division,Harrisburg,PA,1979,165.

[9]原句为‘Une armée de mécanos’,Jean Galtier-Boissière,Mon journal pendant l'Occupation,Paris,1944,288.

[10]1.2.45,CBHD.

[11]CMH SC,245.

[12]Hermann Göring Division,2 September 1944,引自Robert Kershaw,It Never Snows in September,London,2008,63.

[13]CSDIC,TNA WO 208/3616.

[14]德军伤亡人数,Rüdiger Overmans,Deutsche Militärische Verluste im Zweiten Weltkrieg,Munich,2000,238 and 278.

[15]有关德军从法国撤退的情形可以参阅Ludewig,108/ff.;and David Wingeate Pike,‘Oberbefehl West:Armeegruppe G:Les Armées allemandes dans le Midi de la France’,Guerres Mondiales et Conflits Contemporains,Nos.152,164,174,181.

[16]原句为‘You are fish’,Generaloberst Student,CSDIC,TNA WO 208/4177.

[17]原句为‘a club of intellectuals’,Generaloberst Halder,CSDIC,TNA WO 208/4366 GRGG 332.

[18]Albert Speer,Inside the Third Reich,London,1971,525.

[19]HLB,466 and 468.

[20]CMH SC,249.

[21]FMS P-069.

[22]Traudl Junge,Until the Final Hour:Hitler's Last Secretary,London,2002,146.

[23]Generalmajor Otto Ernst Remer,Führer Begleit Brigade,FMS B-592.

[24]Junge,144.

[25]关于德国民心的论述,参阅Richard J.Evans,The Third Reich at War,London,2008,650-3.

[26]Chester Wilmot,The Struggle for Europe,London,1952,496.

[27]PP,533,537.

[28]Brian Horrocks,Corps Commander,London,1977,79.

[29]Caroline Moorehead,Martha Gellhorn,London,2003,269.

[30]CSDIC,TNA WO 208/3151.

[31]VII Corps,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59.

[32]同上。

[33]同上。

[34]Maurice Delvenne,1.9.44,引自Jean-Michel Delvaux,La Bataille des Ardennes autour de Rochefort,2 vols.,Hubaille,2004-5,ii,159-60.

[35]同上。

[36]引自Kershaw,It Never Snows in September,38.

[37]BA-MA RH24-89/10,引自Ludewig,191.

[38]Obergefreiter Gogl,Abt.V,Feldj.ger Regiment（mot.）3.,OKW Streifendienst,TNA WO 208/3610.

[39]BA-MA RW4/vol.494.

[40]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66.

[41]Stephen Roskill,Churchill and the Admirals,London,1977,245,quoted Rick Atkinson,The Guns at Last Light,New York,2013,233.

[42]Horrocks,81.

[43]Pogue,Pogue's War,208.

[A1]Supreme Headquarters Allied Expeditionary Force，缩写SHAEF，简称盟军最高统帅部，最高统帅是美军的艾森豪威尔上将，指挥包括美国、英联邦国家、法国在内的多国军队组成的数个集团军群在西线与德军作战。——译者注

[A2]让·加尔捷-布瓦西埃，法国作家、辩论家和记者，生于1891年12月26日，卒于1966年1月22日。——译者注

[A3]英军和加拿大陆军的“团”只是称谓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建制单位，由于历史原因，他们通常只有师—旅—营的实际编制，这与当时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不同。一般来说英军和加拿大军的“团”只有营级单位的编制和实力，因此文中的2个“步兵团”实际上只是2个步兵营。——译者注

[A4]在西方国家的军队体系中，参谋系统主要分为人事、情报、作训、后勤四大部门，师以上机构分别用G-1至G-4作为代号，师以下部队用S-1至S-4作为代号。——译者注

[A5]约德尔是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旧译最高统帅部作战部，这个机构是希特勒搞出来的独立于陆军总参谋部之外的一套参谋指挥班子，隶属于最高统帅部，只听命于希特勒本人，负责指挥西线作战。——译者注

[A6]此处原文中用的是党卫队保安处（Sicherheitsdienst des Reichsführers-SS，缩写SD）的英译名称——Security Service of the SS，不过早在1939年9月27日希姆莱已经下令将党卫队保安处与德国内政部下属的治安警察合并成了党卫队帝国保安总局，即便党卫队帝国保安总局的成员左手臂上一直佩戴着SD的袖标，但作为独立单位党卫队保安处名义上已经不存在了，书中的相关之处不再一一单独指出。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负责情报工作外，该部下属的特别行动队专门负责在占领区对所谓的“劣等民族”和反抗者进行屠杀，甚至滥杀无辜，可谓臭名昭著，书中亦有相关内容的描述。——译者注

[A7]艾克和蒙蒂分别是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的昵称。——译者注

[A8]这里的白军和俄国十月革命后与布尔什维克作战的忠于沙皇的俄国白军毫无关系，初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占领比利时后，比利时人建立的名为“白夫人（La Dame Blanche）”的秘密情报网络，因为比利时传说中当一个白色的女幽灵出现后，霍亨索伦王朝的皇帝就会被杀死。——作者注

[A9]1944年1月9日，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决定在野战部队中成立专门的督战队，也叫战地猎兵，继承了源于18世纪普鲁士军队中督战骑兵队（Reitendes Feldjägerkorps）的部分名号。这支部队不同于普通的战地宪兵，由最高统帅部直辖，不受任何战区指挥官指挥，共有3个团的编制，成员均是拥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国防军官兵，据说每个人至少都获得过二级铁十字勋章。其任务是制止任何敌前逃跑或混乱情况发生，例如抓逃兵和逃跑的战俘，逮捕抗令军人、抢劫和装病者，甚至包括所有不能给出合理解释就脱岗的德军官兵。之外，他们还可以将逃兵组成特别队伍或是将后方所有可以作战的军人送往前线，拥有在平民中抓壮丁和随时调用指挥任何车辆的权力。督战队的指挥官们还有权组织战地军事法庭，就地处决任何“有罪”的人。——译者注

第2章　安特卫普和德国边境

8月末，正当德军防线似乎面临崩溃之时，盟军的攻势却由于补给不畅停顿下来。法国的铁路系统此前在盟军的狂轰滥炸之下大面积损毁，因此每天大约有1万吨燃料、补给品和弹药得通过“红球特快”（Red Ball Express）的卡车从诺曼底送往前线。9月初，从瑟堡到前线的距离大约是500公里，这意味着往返路程需要3天。巴黎解放后，仅仅为了养活市民，每天就起码需要1500吨补给物资。

只有美国的物力和财力才能完成这一任务，7000辆卡车沿着这条公路日夜奔波，每天消耗的汽油几乎有30万加仑，整个运输过程中总共有9000辆卡车报废。在横贯法国过程中的危急时刻，为了维持部队高速推进的态势，第9运输机司令部（IX Troop Carrier Command）用运输机甚至轰炸机为前线部队空投汽油桶，然而空运代价高昂，每运送2加仑汽油自身会消耗3加仑。如此严重的补给危机足以说明启用安特卫普港的重要性，但蒙哥马利把注意力都放在了跨过莱茵河上。

9月3日，蒙哥马利听说美军第1集团军的大部分部队会向北调动增援他，但这批美军并不会听从他的指挥。此前他认为艾森豪威尔已经同意由他单独负责在北方的突击，听闻巴顿的第3集团军并没有像他预想的那样停下休息，这消息就更令他感到恼火了。蒙哥马利在英国参战五周年纪念日当天，给伦敦的帝国总参谋长（Chief of the Imperial General Staff）陆军元帅艾伦·布鲁克爵士（Sir Alan Brooke）写了封信，信中提到他想尽最大努力早日跨过莱茵河。毫无疑问，他认为这是逼迫艾森豪威尔将大部分补给品和霍奇斯的第1集团军的指挥权交给他的集团军群的最好办法。[1]

巴顿并没有让他的部队停下来等待补给状况改善，而是继续朝萨尔河偷偷前进。“为了进攻，”巴顿在日记中解释道，“我们首先假装进行侦察，随后加强侦察部队，最后投入进攻。非常悲哀，我们得以这样的方式打仗。”[2]

巴顿以自己的方式我行我素，轰炸机飞行员转行去运输燃料时并没有表示不满，因为有时他们给第3集团军所属各师运送补给时，会得到1箱香槟酒——这是“以巴顿将军的名义表示问候”[3]。巴顿有足够的资本显示他的慷慨，此前他以某种方式“解放”了50000箱香槟。[4]

蒙哥马利从北面攻入德国本土的决心很大，甚至不惜危害能对改善补给状况产生很大影响的安特卫普港的使用。9月3日，元帅的新行动表明他放弃了调动大量部队清理斯凯尔特河河口的计划。[5]这就是罗伯茨少将的第11装甲师进入安特卫普时，为何没有接到渡过阿尔贝特运河并转向西北方贝弗兰岛的命令的原因，当时那里的德军刚刚开始构筑阵地。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在斯凯尔特河两岸的德军第15集团军再次成为令人生畏的战斗力量。德国军队善于从灾难中恢复生机的能力曾在东线一次又一次地展现过，现在轮到西线了，他们的士气虽不够高，但战斗意志并没有完全崩溃。“就算所有的盟友都抛弃了我们，我们还是不应该失去勇气，”一个名叫阿尔弗雷德·莱曼（Alfred Lehmann）的德军下士（Unteroffizier）在9月11日的家书中写道，“一旦元首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我们就将取得最终的胜利。”[6]

当艾森豪威尔意识到确保安特卫普港出海口的安全很重要时，他也很想在莱茵河上建立桥头堡，他打算用新组建的第1空降集团军进行一次大规模行动。华盛顿的美国陆军参谋长小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Jr）上将，以及美国陆军航空兵总司令亨利·哈利·“哈普”·阿诺德（Henry Harley“Hap”Arnold）上将对此都有着相同的兴趣。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组建的空降集团军不能白白浪费，这更加刺激了他们一旦有机会就会再次使用这支部队的愿望。

自从冲出诺曼底之后，盟军曾考虑过至少9个（使用空降兵的）方案，但盟军推进的速度太快，导致每项空降方案在实施之前就被取消了。[7]可以想象空降兵们多次在机场上枯等是何等恼怒和不甘，他们一次次坐上飞机和滑翔机，等了半天后再下来。巴顿将军还在第3集团军的新闻发布会上这样说道：“那些该死的空降兵跑得不够快，跟不上我们的速度。”他随后还加上一句：“这也是破天荒的第一次。”[8]

9月的第一周，蒙哥马利元帅开始仔细研究在阿纳姆实施空降、再跨过莱茵河作战的可能性，代号“市场—花园”（Market-Garden）的大规模空降行动将于9月17日发动。这次行动不仅仅是过于雄心勃勃，而且计划得非常糟糕，成功的概率极小，根本就不应该实施。空降场，尤其是阿纳姆的空降场，距离目标桥梁太远，行动根本无法达成突然性。第1空降集团军和地面部队的行动难以协同，英军第30军计划沿着仅有的一条公路奔袭104公里以外的阿纳姆，接应假设已经夺取了下莱茵河桥梁的空降师。最糟糕的是，如果计划中某一环节出问题的话，却没有任何应急方案，包括天气变坏，这将导致援兵无法迅速到达。

美军第101空降师占领了艾恩德霍芬，第82空降师之所以最终能占领奈梅亨夺取瓦尔河大桥，只是由于莫德尔元帅不想炸桥，他也许需要留着它在反攻的时候用。但德军的顽强抵抗和对开阔公路的侧袭很快就给这条公路冠上了“地狱公路”的名号，禁卫装甲师的前进严重受阻。

盟军情报部门知道党卫军第9“霍恩施陶芬”装甲师和党卫军第10“弗伦茨贝格”装甲师在阿纳姆地区，但情报分析出现了严重错误，盟军预测这2个师从法国撤退之后只剩下残兵败将，已经被严重削弱到无法构成威胁的地步。德军对于英军第1空降师的行动反应迅速而且冷酷无情，英军仅有第1伞兵旅第2伞兵营到达阿纳姆大桥，随后他们就被困在了大桥北端。9月25日，幸存的英军空降兵都撤到河对岸去，行动中包括英军、美军和波兰军队在内，盟军损失超过了14000人。整个行动让美军对英国人的领导能力感到很失望。

盟军将一步就跨过莱茵河的热情转移到了更日常但现实的任务上——确保一条适当的补给线。伯特伦·拉姆齐海军上将对盟军最高统帅部，尤其是蒙哥马利无视他对于确保斯凯尔特河口和安特卫普港入海口安全的警告感到非常生气。尽管艾森豪威尔急切地想集中力量拿下主要港口并确保设施完好，但蒙哥马利坚持用加拿大第1集团军继续清除布洛涅、加来和敦刻尔克的德国守军。然而上述港口都遭到了守军的破坏，在花上一段时间修复之前没法投入使用。

艾森豪威尔受伤的膝盖基本上已经恢复过来，终于开始试图理顺盟军的战略决策。他于9月20日在兰斯建立了一个小型的前进指挥部，盟军最高统帅部则接管了凡尔赛的特里亚农宫酒店，那是一座宏伟的建于“美好时代”[A1]的建筑物。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它是联合军事委员会（Inter-Allied Military Council）的总部。1919年5月7日，乔治·克列孟梭在这里的主客厅里定下了《凡尔赛和约》的主要条款，几天后文件就在凡尔赛宫的镜厅里正式签署了。

在接下来的2周里，更多的部门搬进了附近的建筑中，包括宫殿中的巨大马厩。不久后凡尔赛附近的1800栋住宅被征用，用于安置24000名官兵。在巴黎，约翰·克利福德·霍奇斯·李（John Clifford Hodges Lee）中将是被称为“Com Z”[A2]兵站的美军最高后勤主管，为了能让他手下的高级军官住得体面，他占据了315家酒店、数千栋其他建筑，他还几乎独占了乔治五世酒店。[9]李这个自大狂甚至期望每当他在一个马屁精似的工作人员陪同下，穿着马刺叮当的马靴、手执马鞭来视察时，伤兵们都会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做立正状。

前线各师对后勤部门不专注于本职工作，首先考虑自己过得舒服的情况感到非常愤怒，法国当局抱怨美国人提的要求远远多于德国人。一本杂志写道，盟军最高统帅部是“美国人在法国的社交酒店”。艾森豪威尔对于李公然违背他的指示，将巴黎变成自己的领地非常生气，但他从未鼓起勇气下决心解除他的职务。就算是非常厌恶和鄙视李的巴顿，也不敢过度激怒他，巴顿害怕他切断第3集团军的补给作为报复。

盟军最高统帅发现，即使经历了阿纳姆的挫败之后，盟军的战略问题还是没有得到阐明。一旦蒙哥马利有了什么主意，他都不会放弃。蒙哥马利不顾部队还没能确保安特卫普港顺利开放，以及他极为看重的市场—花园行动遭受惨败的事实，仍然坚持应该将大部分补给品分配给自己的集团军群，以支援其对德国北部的突击。在9月21日——也就是阿纳姆的英军第2伞兵营被迫向德军投降当日——的那份信中，蒙哥马利甚至为盟军最高统帅没有同时让巴顿停止前进而生气。[10]值得注意的是，甚至连德国人都觉得蒙哥马利错了，在亚眠被英军俘虏的埃贝巴赫装甲兵上将对其他被盟军俘虏的德军将领说：“他们的主攻方向整个都错了，传统打法是通过萨尔地区这道门户（打进德国）。”[11]

巴顿争辩说蒙哥马利计划在一个“狭窄正面”上“单刀直入地冲向柏林”[12]是完全错误的，蒙哥马利由于太过谨慎而不适合这种战略，而且他的北路得在最宽广的流域渡过欧洲的主要河流。布莱德雷评论说，蒙哥马利所谓的“第21集团军群这把刺向德国心脏的匕首”[13]，多半会成为“黄油刀”。正在梅斯要塞城下苦战的巴顿被告知要转入防御，这对改善他的情绪没有一点儿益处，但当9月21日艾森豪威尔将蒙哥马利称为“一个聪明的婊子养的”时候，巴顿受到了鼓舞，他相信盟军最高统帅终于看透了那位英军元帅的行事路数。当蒙哥马利竞争盟军地面部队总指挥时，他就预料到一旦艾森豪威尔接掌指挥权后，自己将无法像以前那样牢牢地把战役指挥权握在手里了。“问题是，”就像历史学家约翰·巴克利（John Buckley）说的那样，“蒙蒂自己和其他人一样，在挖他长官的墙角。”[14]

艾森豪威尔试图消除蒙哥马利的提议和自己策略之间的差异，他想同时冲向鲁尔区和萨尔区，实际上他似乎更支持蒙蒂的单向突击，但在中央方向允许一定程度的灵活性，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应该有更明确的态度。艾森豪威尔知道他可以向手下的两位集团军群指挥官布莱德雷和雅各布·劳克斯·德弗斯（Jacob Loucks Devers）中将直接下达命令，但他给了蒙哥马利过多的回旋余地，因为后者是盟友，并不属于美军指挥序列中的一部分。艾森豪威尔应该知道华盛顿的马歇尔将军会支持他成为盟军最高统帅，丘吉尔对罗斯福总统的影响力可以忽略不计，尤其是在军事决策上。艾尔豪威尔不愿意强调讨论已经结束了，而他的命令必须执行，这让蒙哥马利可以质疑不合他心意的战略决策，并多次修改使其更符合自己的想法。蒙哥马利不清楚他的做法会使英美之间的关系变得多么紧张，这一切都会在12月里体现出来。

情况并未因蒙哥马利缺席9月22日艾森豪威尔在凡尔赛总部召开的重要会议而得到改善，他派深得所有人喜欢和信任的参谋长——人称“弗雷迪”的弗朗西斯·威尔弗雷德·德甘冈（Francis Wilfred de Guingand）少将——代替他出席了会议。美军将领们怀疑蒙哥马利故意不参加会议是为了避开之后的争论，会议的焦点就在于确保安特卫普港的安全以及之后将采取的策略。艾森豪威尔同意由蒙哥马利的第21集团军群担任主攻，从北面包抄鲁尔区，但同时他还希望布莱德雷的第12集团军群在科隆和波恩一带跨过莱茵河，从南面包抄鲁尔区。2天后艾森豪威尔在寄给蒙哥马利的一封信中将这些计划全部告知了蒙哥马利，以免这位英国陆军元帅胡乱猜疑。

蒙哥马利在给加拿大第1集团军下达了清理通往安特卫普的道路的命令之后，似乎对此不再关心，他更热衷于扩大在市场—花园行动中拿下的奈梅亨突出部，以便进攻帝国森林（Reichswald）——跨越德国与荷兰边境的一大片森林。但加拿大人最终完成了在法国北部的任务，并于10月初开始肃清斯凯尔特河口的行动时，他们才发现德国人的抵抗远超想象。在他们进行苦战的同时，德军第15集团军的残余部队正抓紧时间有条不紊地后撤，并增援瓦尔赫伦岛和南贝弗兰岛[A3]的守军。

艾森豪威尔在获悉了英国皇家海军的报告后，对肃清斯凯尔特河口行动的缓慢进程更加关注。蒙哥马利对任何关于他在安特卫普港开放问题上做得还不够的暗示都感到很愤怒，并再次争辩说美军第1集团军应该由他指挥，以加快对鲁尔区的进攻。10月8日，马歇尔上将亲临艾恩德霍芬视察，蒙哥马利当着他的面再次批评艾森豪威尔的策略。这是一个严重错误，这次连高度自律的马歇尔都几乎失控发火了，他称蒙哥马利“极端过度地自负”。[15]这位英国元帅实在情商低下，随后他用一份题为“西欧指挥要则”（“Notes on Command in Western Europe”）的文件继续抨击艾森豪威尔的指挥能力。几乎可以肯定，蒙哥马利的尖锐批评是因为他听到了种种抱怨，尤其是说他没有尽全力确保安特卫普港尽早开放，他甚至暗示市场—花园行动也是由于他未能从盟军最高统帅部获得足够的支援而失败的。

艾森豪威尔在几天后以强有力的反驳作为答复，他事先已经将（反驳的）电文内容呈交马歇尔以获得批准，无论是他的参谋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中将还是马歇尔上将都没有让他缓和文中的语气。就算再冥顽不化，蒙哥马利也能意识到其中一段话的重要含义：“如果你作为这个伟大联盟中的高级指挥官，感到我的理念和决定会危及行动成功的话，我们有责任将此事提报给上级，由他们来决定采取何种行动，不管（这种行动）有多么激烈。”[16]蒙哥马利马上顺着台阶下来放了软话：“你不会再听到我对盟军地面部队总指挥的问题做任何评论了。我向你报告我的看法，你也对此做了答复，这事就此了结……你非常忠诚的部下，蒙蒂。”但对蒙哥马利来说，他的余生中还经常为此事介怀。

清理斯凯尔特河口的战斗最终于10月2日打响，盟军在大雨滂沱中从安特卫普向北部和西北进攻。加拿大人在右翼的英国第1军支援下，花了2周时间到达南贝弗兰岛，并在这个月剩下的时间里肃清了该岛上的德军。与此同时，另一支部队——加拿大第2军几乎整个10月份都在清理斯凯尔特河口南部利奥波德运河的大型口袋。为了协助地面部队夺取瓦尔赫伦岛，英国皇家空军最终同意炸掉堤坝，使海水淹没大部分岛屿，迫使超过6000名德国守军离开防御阵地。从奥斯坦德出发的英军突击队乘坐登陆艇在瓦尔赫伦岛的西端登陆，在付出惨重伤亡代价后，与占领该岛南部后正在突破德军防御的加拿大部队会合。11月3日，最后一名德军被俘虏，至此德军总共有40000人被俘，但英军和加军在清理斯凯尔特河口的行动中也伤亡了13000人。[A4]尽管如此，河口还有德军布下的水雷需要清理，第一批补给船队在11月28日之前都无法抵达。这已经是第11装甲师通过奇袭拿下这座城市的85天之后了。

第一支美军侦察部队于9月11日下午从卢森堡东北部进入德国领土，在高地上他们发现了西格弗里德防线的一些混凝土碉堡，从此很多部队通过集体撒尿象征性地宣布自己来到了纳粹德国的本土。同一天，巴顿麾下第15军所属的法军第2装甲师，在第戎西北与从法国南部杀来的第7集团军所属的法军第1师会合，现在盟军从北海一直到瑞士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战线。

巴顿在9月14日占领了法国东北部城市南锡，但他的第3集团军被梅斯的古老要塞挡住了去路，同时还面临着强渡摩泽尔河的苦战。“我们俘虏了大量德国士兵，”美军第20军的一名军官汇报说，“我们让战俘在河边帮忙，对岸的德军朝我军医护兵射击，他们正在尽力把伤兵抬回冲锋舟去。德军的子弹打死了那些本来能够得救的士兵，于是我们让战俘们去干这活，结果德军甚至向战俘们开枪。最终我们喊着‘都见鬼去吧’，然后向着这群该死的（家伙）开火。”[17]

德军各部面临着各种不同的不利因素，党卫军第17格茨·冯·贝利欣根（Götz von Berlichingen）装甲掷弹兵师的军官迪特尔·伦霍尔特（Diether Lönholdt）一级突击队大队长（SS-Obersturmbannführer，党卫军中校）抱怨说，部队的车辆都“因为汽油质量很差而频繁抛锚。汽油里混有水，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去打仗！我们完全没有炮火支援。你知道的，当我们的士兵不得不长时间扛着自己的枪四处转悠时，他们很快就会说‘他妈的，我宁愿被俘’”。[18]这些情绪显然没有被元首大本营所知。“前线官兵之间的关系保持良好，不需要担心。”[19]德军第1集团军在1944年9月底上报给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报告中如此写道，通过官兵们的家书判断，总的来说这还算是真实的情况。

“战争已经进入高潮，”德军一等兵（Obergefreiter）安肯拜尔在9月22日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的出生地就在阵地对面，因此我能够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守卫我的家乡和你……我们绝不会考虑失败的可能性，连想都不敢想。”[20]其他人则表达了对敌军的不屑一顾。“美军没有飞机和坦克掩护就不敢进攻，他们是一群懦夫，美军能用上所有可以想象得到的武器。”[21]一等兵马尔特·克里贝尔在9月18日的信中写道。“美军步兵一毛钱都不值，他们只敢使用重武器，而且只要我们的机枪在开火，他们就不敢前进一步。”[22]一等兵汉斯·比舍尔在9月20日的信中是这么写的。但一等兵里格勒尔意识到“真相是谁掌握了制空权谁就将赢得战争”[23]，而一等兵汉斯·赫斯则对V型武器的效果表示失望，他在9月15日的信中写道：“为什么要牺牲越来越多的人？为何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家园被摧毁？为什么V型武器没有给我们带来宣传中所说的胜利？”[24]

9月16日，也就是市场—花园行动开始前一天，在日间形势汇报会结束后召开的另一场会议中，希特勒的讲话将狼穴大本营中的幕僚惊得目瞪口呆。当时约德尔正在讲述西线缺乏重武器、弹药和坦克的情况，德国空军总参谋长克赖珀航空兵上将在日记中写道：“元首打断了约德尔的讲话，他说他做出了重大决定，要从阿登地区发起反击，目标是安特卫普……我军的攻击集群除了从东线调回来的装甲师外，还包括30个新组建的国民掷弹兵师和装甲师，准备沿着英军和美军的分界线实施突破，制造一次新的“敦刻尔克”。海因茨·威廉·古德里安（Heinz Wilhelm Guderian，负责东线战场的陆军总参谋长）大将出于对东线局势的考虑提出强烈反对，约德尔则指出盟军的空中优势和在荷兰、丹麦及德国北部进行空降的可能性。希特勒要求11月1日就要拥有1500架战斗机，攻势应该在天气恶劣的时期开始，此时敌军飞机就没法起飞了。卡尔·鲁道夫·冯·伦德施泰特（Karl Rudolf von Rundstedt）元帅将负责指挥此次攻势，攻势准备期到11月1日截止。元首再次以一段冗长的演说总结了他的决定，要求我们严格保密，只有少数可靠的人才能知情……夜间我向回到卡琳庄园的戈林做了汇报。我感到非常疲惫，头痛。”[25]

古德里安对这个计划感到非常惊愕，因为他知道东线的大地一旦冻得足够结实，能让苏联红军的T-34中型坦克自由驰骋时，斯大林就会对东普鲁士发起强大攻势，同时从维斯瓦河上的桥头堡向西进攻。克赖珀在9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陆军总司令部（OKH）对于阿登的进攻计划提出强烈质疑。”[26]

诺曼底战役期间，希特勒曾在7月份解除了伦德施泰特元帅西线德军总司令的职务，现在又让他官复原职。这位“老普鲁士人”被视作值得信赖的典范，希特勒将其树立为正直人物的榜样，却用金钱和荣誉来腐蚀他。尽管伦德施泰特仍然展现出完好的军事判断力，却由于沉迷于酒精，很少参与军事行动的决策。1941年12月，当希特勒首次以健康原因将他解职时，每个人都认为这是个借口，实际上伦德施泰特由于饮用白兰地过量导致的神经衰弱痛苦万分。他曾在睡梦中发出尖叫，有时他的副官不得不一直看护着他，并给他注射镇静剂。[27]作为补偿，被解职之后他获得了40万帝国马克的“生日礼物”。最近，伦德施泰特由于奉希特勒之命主持所谓的“军事荣誉法庭”，开除任何被认为和7月阴谋事件有关的军官军籍，受到诸多传统派军官的厌恶。

自“7·20”事件之后，纳粹党和德国陆军之间的关系愈发恶化。妻子居住在斯特拉斯堡以东的罗伊特林根的第7伞兵师19伞兵团2营的德利卡上尉回忆道：“罗伊特林根的纳粹党分区领袖（Kreisleiter，比大区领袖低一级）在当地妇女大会上说，德国陆军只是一群身份低下的猪，要不是有武装党卫军和希特勒青年团师，战争早就输掉了。德军军官只顾和法国姑娘睡觉，英国人来的时候就一把将这些只穿着内裤的人拖下床去，他鄙视每个国防军军官。女人们想当然地喊道‘真耻辱’，而我的妻子则离开了那个闹哄哄的地方，但是她感觉——也许完全是合情合理的——在听到了这种谴责之后，那个地方已经不再安全了。”上尉从妻子那里获悉此事后向他的将军抱怨说：“这些事情不应该告诉后方的人们，即便它们有部分属实，否则他们会对军队失去信念。”[28]但他的抗议收效甚微，而且肯定会被通报给后方。当地的纳粹党负责人对他的家庭进行了报复，将很多人安置进他家的房子，令其变得拥挤不堪，几乎没有了私人空间。

在亚琛附近，党卫军第1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Leibstandarte SS Adolf Hitler）装甲师（以下简称警卫旗队师）的二级突击队中队长（SS-Obersturmführer，党卫军中尉）韦尔基被吓了一跳，因为德国妇女们开始反对可能爆发的战斗，并希望美国人能拿下这个地方。“我们已经被谎言和美好未来的许诺欺骗了5年，但现在我们得到了什么？现在再来为我们而战？”她们中最直言不讳的人抱怨道，“我只是不明白，怎么还会有德国士兵想要继续战斗。”[29]她很幸运地选择了韦尔基作为倾诉对象，因为他是这个师里为数不多的私下认为德国坚持不了多久的人。一旦战争结束，他自嘲地想道：“他们将开始重新教育我们这些党卫军官兵，（让我们）成为民主人士。”

[1]蒙哥马利致信布鲁克，参阅IWM LMD 62/12,Montgomery diary,3.9.44;参阅John Buckley,Monty's Men:The British Army and the Liberation of Europe,London,2013,206.

[2]PP,538.

[3]Forrest C.Pogue,Pogue's War:Diaries of a WWII Combat Historian,Lexington,KY,2001,215-16.

[4]Patton letter,PP,549.

[5]LHCMA,Alanbrooke 6/2/31.

[6]Uffz.Alfred Lehmann,11.9.44,BA-MA RH13/49,5.

[7]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66.

[8]PP,540.

[9]参阅Rick Atkinson,The Guns at Last Light,New York,2013,236.

[10]9月21日的信件,参阅CMH SC,293.

[11]CSDIC,TNA WO 208/4177.

[12]CMH SC,292.

[13]Patton diary,PP,550.

[14]Buckley,203.

[15]Forrest C.Pogue,George C.Marshall:Organizer of Victory,New York,1973,475,quoted Atkinson,304.

[16]PDDE,iii,2224.

[17]XX Corps,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65.

[18]Obersturmbannführer Loenholdt,17 SS PzGr-Div,CSDIC,TNA WO 208/4140 SRM 1254.

[19]First Army report to the OKW,1.10.44,BA-MA RH13/49,9.

[20]O.Gefr.Ankenbeil,22.9.44,BA-MA RH13/49,10.

[21]O.Gefr.M.Kriebel,18.9.44,BA-MA RH13/49,11.

[22]O.Gefr.Hans Büscher,20.9.44,BA-MA RH13/49,11.

[23]O.Gefr.G.Riegler,21.9.44,BA-MA RH13/49,11.

[24]O.Gefr.Hans Hoes,15.9.44,BA-MA RH13/49,12.

[25]Diary of General der Flieger Kreipe,FMS P-069.

[26]18.9.44,同上。

[27]CSDIC,TNA WO 208/4364 GRGG 208.

[28]CSDIC,TNA WO 208/4140 SRM 1227.

[29]CSDIC,TNA WO 208/4139 SRM 968.

[A1]法语Belle Epoque泛指1871年～1914年欧洲所处的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被人们称为美好时代或黄金时代。随着资本主义及工业革命的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欧洲的文化、艺术及生活方式等都在这个时期发展日臻成熟，促成了欧洲各国空前繁荣。——译者注

[A2]Com Z的全称是The Communication Zone，直译是通信区域，实际上是个庞大的兵站，内含通信、交通、后勤等大量部门，负责欧洲大陆上盟军的所有后勤补给和兵员补充。——译者注

[A3]作者在文中一直将南贝弗兰岛称为南贝弗兰半岛（South Beveland peninsula），但是在国内出版的中文地图册上，一直将此地写作岛屿而非半岛。从地形图上看，南贝弗兰岛与大陆之间相隔一条窄窄的水道，并未连接在一起，从地理学上来说，不符合半岛的概念，因此译者将其译成岛屿。——译者注

[A4]根据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的记载，斯凯尔特河口之战中仅加军第2师和英军第52师就伤亡27633人，这2个师几乎全军覆没，比攻占西西里岛的总伤亡数字还高；此外，盟军直到11月9日才彻底肃清德军在瓦尔赫伦岛上的抵抗，俘虏约10000人，包括1名师长。根据蒙哥马利回忆录的记载，从渡过利奥波德运河起到11月3日，总共俘敌14000人。——译者注

第3章　亚琛之战

在美军第1集团军的北翼，第19军占领了马斯特里赫特，但在缺少油料和弹药的情况下无法继续向前推进。与此同时，位于第1集团军右翼的第5军进至比利时和卢森堡境内的阿登地区，它下辖大作家海明威混迹其中的第4步兵师，以及曾经从巴黎穿城而过的第28步兵师。胜利阅兵式带来的荣耀已经远去，突破西格弗里德防线的过程缓慢而单调，似乎没有什么荣耀可言，而且常常遇到危险。

“当我们路过一座碉堡时，”美军第30步兵师117团的理查德·洛·巴卢（Richard Lowe Ballou）一等兵（Privates First Class）写道，“我看见一名大兵（GI）痛苦地倒在地上，他的脸栽进土里，头盔就掉在脑袋边上，屁股口袋里鼓鼓囊囊地塞着还没来得及吃的K口粮。”[1]

为了从被称为“龙齿”的混凝土棱锥障碍物中通过，谢尔曼坦克需要消耗50发炮弹才能轰开一条路。美国人发现，他们首先要在夜间派人渗透进德军迫击炮阵地和碉堡之间的区域，突击队至少由12人组成，在坦克、坦克歼击车或反坦克炮的支援下才能干掉每个碉堡。混凝土碉堡非常坚固，只有用M12型155毫米自行火炮才能打穿，但坦克歼击车对射击口发射的穿甲弹能利用冲击波杀伤内部人员。“伤兵出来时鼻子和嘴巴都在流血。”[2]第5军的报告中这么写道。美军还使用穿甲弹对付钢制的大门，有时也会使用至少装有30磅TNT炸药的爆破筒或者炸药包。“如果他们还不投降，就从通风口把破片手榴弹扔进去震聋他们。”同一份报告中建议道。将白磷手榴弹“从同样的通风口扔下去被发现是个影响深远的小改进措施”，他们接着就会用德语喊“同志”和“我们不开枪”了，如果这样都不行，只能叫来一辆坦克轰开碉堡的后部，或者找辆加装了推土铲的坦克把洞堵上，将里面的人都活埋了。

美军士兵得到警告，绝对不要进入碉堡内部，而是应该让里面的守军出来。“当入口或门被炸开时，”第2装甲师41装甲步兵团报告说，“敌军的自动武器不再开火，我军步兵躲到碉堡外侧的死角叫里面的人出来，德国人很快就照做了。在1个碉堡里只出来13个战俘，将1颗手榴弹扔进射击口之后，又出来了7个。”[3]

如果德军士兵回答说受伤了无法移动，他们会建议美军再做一次爆破。“在用TNT炸药又炸了一回后，他们还是自己设法走了出来。”[4]不过，美军仍然会朝碉堡里扔手榴弹，或者用火焰喷射器喷一下，以防还有人躲在里面。士兵们不得不小心提防“油膏盒子地雷”（ointment box mines），这种地雷体积很小，只有5厘米宽、2.5厘米厚，长方形木制外壳。最后，他们还要用喷灯或铝热剂手雷封死碉堡的大门，以防德军再次占领它，有支部队战区内的6座碉堡就被反复争夺了3回。一次，一个精疲力竭的美军步兵排为了避雨，躲进了已被攻克的堡垒里，由于太困全都睡着了。结果一支德军侦察部队杀了个回马枪，未开一枪就缴了他们的械，美军全排都当了俘虏。

在美军第1集团军的中央方向，第7军向着亚琛挺进，那里曾是查理大帝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古都。该军年轻的军长约瑟夫·劳顿·柯林斯（Joseph Lawton Collins）少将由于活力充沛，被部下誉为“闪电乔”（Lightning Joe）。亚琛位于德国版图上略微突出的区域，西格弗里德防线向西和南延伸，后方要塞化的城市则构成了另一道防线。柯林斯希望避免出现兵力消耗严重的逐户争夺战，所以他决定包围该城，并希望德军会主动撤离。但这个设想显然是一厢情愿了，未能考虑到希特勒将城市要塞化的决心和寸土必争的命令，尤其是像亚琛这样具有显著历史意义的城市。1945年，戈林在接受审讯时说道：“元首希望亚琛战斗到最后一块石头，他想将其作为其他德国城市防御战的榜样，如有必要将会抵抗到城市被夷为平地为止。”[5]

9月11日，美军的突然逼近导致了亚琛城内一片恐慌。纳粹党官员、空军的高炮分队、当地的政府官员、警察和部队一起逃往东边的科隆。曾担任德军第7集团军参谋长的鲁道夫·克里斯托夫·冯·格斯多夫（Rudolf Christoph Freiherr von Gersdorff）男爵少将后来说道：“我看见空军和党卫军部队在撤退，他们的长官带头先跑，这对士气的影响非常坏。他们钻进自己的汽车不管不顾地跑了，（失控的）亚琛城内还发生了骚乱。”[6]

希特勒下令撤离平民，如有必要的话可以使用武力，他怀疑平民更希望美军占领城市，这样他们就可以免遭轰炸，所有不离开城市的平民都会被视作叛徒，然而事情并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发展。9月12日，第12国民掷弹兵师紧急赶往该地区，但从诺曼底撤下来的第116装甲师先一步到达了该城，该师师长格哈德·赫尔穆特·冯·什未林（Gerhard Helmuth Graf von Schwerin）伯爵中将取消了纳粹党大区领袖发布的撤退命令。什未林被同僚们认为过于聪明，并且对纳粹党持蔑视态度，甚至已经到了对自身有害的地步。他在诺曼底时曾由于告诉军长自己对他的真实看法而被解职，但后来由于他非常出色的领导能力而复职，也许这促使他认为自己可以渡过任何难关。

什未林首先着手恢复城内秩序，师里的装甲掷弹兵被告知可以处决任何抢劫者。他随后给美军指挥官发报呼吁，示意他正在制止这场“荒唐”的撤离，并请求美军宽厚地让平民撤离城市。然而柯林斯仍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包围城市的计划，第1步兵师从东南包抄，第3装甲师掩护它的右翼。不过，从诺曼底一路开来的长途行军之中，坦克引擎的状态不佳且各种口径的弹药都严重不足，这大大降低了美军的攻击力。第1步兵师甚至连口粮都不足，“我们只能吃紧急情况下食用的D口粮——硬得像岩石一样的巧克力棒，里面充满了人工营养素，”加德纳·博茨福德（Gardner Botsford）中尉写道，“每天吃3次巧克力棒，会让你对它非常腻烦。”[7]

当纳粹当局发现亚琛并没有受到直接威胁时，官员们火速赶回并重新安排平民撤离，同时在该城东北部策划反击以免被围。什未林发给美军的电报被泄露了出去，这位行事轻率的年轻将领面临着失败主义甚至叛国罪的指控，后来希特勒出人意料地赦免了他。[A1]执行强制撤离的政策对大部分平民来说是残酷的，很多人都想留下来。到处流传着盟军用含有斑疹伤寒的细菌炸弹轰炸科隆的谣言，很多人还相信盟军拥有含有麻风病和鼠疫病菌的炸弹。[8]

“你应该看看他们在疏散区域是怎样对待我们的德国民众的，”德军下士胡塔瑞说道，“他们牵走老百姓的黄牛却不给任何收据，反而把原先的牛主人都轰走，冲锋队（SA）的人将牲畜成群结队地赶走了。”[9]一个名叫拜尔的工兵补充道：“当人去楼空之后，他们就进去洗劫一番。他们贴出写着在某处下午2点到4点发放面包的告示，随后女人们就在商店前排队，卡车开过来把她们都装上车拉走，他们还在街道上抱起孩子直接扔到车上。然后，这些人只是被运出有直接危险的区域，接着就被赶下车，让他们听天由命。”[10]由于害怕外国劳工可能会举行起义，党卫队考虑过将他们全部处死，但在一片混乱中未能实施。[11]

9月的下半月期间，在华盛顿和盟军最高统帅部里都展开了激烈争论，内容是关于最高统帅对德国民众进行呼吁时该用何种措辞。如果太过于缓和，那么德国人将视其为软弱并因此受到鼓舞；如果太苛刻，则会促使他们战斗到最后一刻。9月28日，盟军最高统帅部最终发布了艾森豪威尔的宣言：“盟军部队在我的指挥下已经进入德国。我们作为征服者而来，但我们不是压迫者。”[12]他接下来强调，他们将要“消灭纳粹主义和德国军国主义”。

纳粹当局很快以自己奇特的宣传方式进行反击，甚至用轰炸机在自己的战线上撒传单来巩固德军部队的信心。其中一张传单上写着“美军军官正用马鞭抽打德国妇女”[13]并承诺“每个德国人都会隐秘或公开地战斗到最后一人”。“隐秘”的战斗是纳粹计划中的地下抵抗运动——“狼人”（Werwolf）的首次暗示，他们将继续战斗，并把与盟军合作的德国人也作为目标。只是传单并没能成功提升士气，据一名德军士官说：“部队很窝火，生怕盟军会捡到其中一张传单，那他们在被俘之后的日子就会变得很不好过了。”[14]

10月初，美军第9集团军接管了布莱德雷的第12集团军群左翼阵地，与更左边的英军第2集团军保持着联系。这样一来，霍奇斯的第1集团军有了更大的兵力密度，尤其是在亚琛周边，第1步兵师从东南，第30步兵师从北向南，2个师相向而进，准备合围这座城市。此时美军的车辆状况得到改善，弹药的补给也恢复了。

最近才从东线调来的第12国民掷弹兵师，在施托尔贝格（Stolberg）附近对阵美军第1步兵师。该师的克纳普上尉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提及他们“曾经引以为傲的步兵团在莫吉廖夫被彻底打垮了”[15]，全团只有6名军官幸存下来，其中3个还躺在医院里。该团在接收了新的人员和装备后彻底重建，现在重新投入战斗。该团在火车终点站下车后立即投入反击，结果损失惨重。“美军的炮火强度如此骇人，许多东线老兵都被炸得茫然无措、晕头转向，”写这封信的军官也在战斗中负伤，他的脚上被弹片打出“一个拳头大的洞”，被送进了医院。

10月11日，美军负责战术支援任务的第9战术航空兵司令部（IX Tactical Air Command，主力即第9航空队）派出飞机对亚琛进行了连续2天的轰炸和扫射，投下了数百吨炸弹。10月14日，对市区的进攻开始了。尽管纳粹当局试图撤离城里的16万居民，但仍有4万人留了下来，妇女和老人惊恐地看到德军士兵将他们的房子用混凝土加固改造成了堡垒。由不同单位组成的近18000人的城防部队由第246国民掷弹兵师师长格哈德·维尔克（Gerhard Wilck）上校指挥，包括正规军、武装党卫军、海军步兵和战斗力低下的要塞营。10月16日，在亚琛被完全包围之前，1个营的党卫军部队、第246国民掷弹兵师的炮兵、第219突击炮旅和一些战斗工兵冲进了城内。要塞营的士兵首先投降的可能性最高，第246国民掷弹兵师的海曼少校视察部队后写道：“我拥有了最优秀的部队，其中的半数人原本是准备去潜艇部队服役的海军士兵。”[16]他还有150名来自警卫旗队师的士兵，但这些人不想留在这里，海曼不得不严厉警告他们，元首颁布的“亚琛要坚守到最后一个人”的命令同样也适用于他们。

美军的进攻由第1步兵师的2个营从北方和东北开始。“这个任务本该用2个团来完成的，”[17]其中一名军官后来抱怨道，关键在于和友邻的连队要保持密切联系，防止被敌军渗透进来攻击美军的侧翼或背后，“为了确保不放过一个敌人，我们搜查了每栋建筑的每个房间和衣柜，每条下水道也都被炸开。这不仅保证了我军作战部队免受德军从后方偷袭，还保证了指挥系统和后勤部队能在战线后方更有效地工作。”

第1步兵师用坦克和坦克歼击车打头阵，每辆车都安排有1个班的步兵保护，防止被德军的铁拳反坦克榴弹发射器（Panzerfaust）袭击。M4谢尔曼坦克在炮塔右侧装有车长操纵的12.7毫米重机枪，这在亚琛的巷战中非常有效地压制了位于高层窗口中的德军火力。美军知道德军步兵经常从一个地下室窜到另一个地下室，如果可能的话，坦克车组会先用主炮对着地下室发射高爆弹，然后对着1楼开炮，再逐步向上延伸射击。其他人则用破片手榴弹和白磷手榴弹对付任何藏在地下室的德军，火焰喷射器的可怕威力则经常“让敌军很快投降”[18]。

美军经常用巴祖卡火箭筒（Bazooka）或者炸药爆破建筑物的墙壁，这种行为很快就被称为“老鼠打洞”，炸开墙壁比从正门进入更加安全，爆炸的冲击波会震晕屋子里的人。一旦隔壁房子的墙被炸开口子，1个小队会将手榴弹扔进相邻的屋子里，等手榴弹爆炸后再冲进去。用穿甲弹的士兵先射击墙后或者楼板上层的敌人，然后冲向房子的顶层并且逐层清理德军，或将德国人赶进地下室。当整个街区的敌军被清理干净后，美军会留下警戒部队防止德军悄悄潜回来。德军也用他们的铁拳反坦克榴弹发射器以同样的方式对付美军，“当（德军）用这种方式进攻时，”美军的一份报告承认，“大多数情况下，据点内的美军官兵一旦被爆炸产生的烟尘遮蔽视线，他们就会立即投降。”[19]

美军很快发现迫击炮和远程炮火在城内的巷战中很容易误伤自己人，所以如果可能的话，他们都采取直瞄射击的方式。在任何情况下，美军的迫击炮弹引信都非常敏感，一碰到屋顶就会爆炸，对建筑物内部人员的杀伤力反而很小。美军的炮火非常猛烈，亚琛的德军城防部队指挥官维尔克上校不得不将自己的指挥部转移到一处坚实的防空掩体内。“刚接收到的几辆突击炮很快就在战斗中被击毁了，”维尔克事后回忆道，“我们不能单靠几条卡宾枪就守住这座城市！”[20]事实上德军可不单单有几条卡宾枪，他们非常有效地使用了自己的120毫米重型迫击炮。[A2]

虽然美军空地联络员在拼命为飞机指示目标，但飞行员仍然无法在一片废墟中辨识出特定目标，于是“近距离对地攻击的任务无法完成”。无论如何，从空中掠过的己方战机明显鼓舞了地面部队的士气，并让德军低头躲避。美军有明确的命令不准破坏大教堂，所以这类建筑没有受到地面火力的攻击。即便如此，建筑物的损坏也非常严重，第7军报告说“建筑物都快被炸平了”，实际上只能勉强让其“与附近建筑维持物理接触”。[21]

“作战不能急于求成，”第7军的报告里这样写道，“我们意识到巷战是一个缓慢琐碎的过程，如果对建筑彻底搜查的话需要消耗大量人力和时间。”[22]

美国大兵们被告知在清理房屋时要对着窗户持续射击，直到他们冲进去为止，然后1人准备好手榴弹，另外2人用步枪掩护他，如果有汤姆森冲锋枪就更理想了，再逐屋清理房间。但他们很快就发现首先得给己方占领的房屋做好标记，“有好几次，我们在占领了大楼之后，友军扔进来的手榴弹或者打进来的子弹给我们造成了伤亡”[23]。

和苏联红军一样，美军发现用重型火炮进行近距离平射是最有效且最具毁灭性的，这意味着炮击之后部队可以继续前进。美军在亚琛使用M12型155毫米自行火炮，在不到150米的距离上进行直瞄射击，亚琛的德军城防部队指挥官维尔克上校在投降后承认：“155毫米自行火炮平射极具毁灭性，对（部队的）士气打击尤为严重。有一次炮弹完全打穿了3栋房屋，并在第四栋房屋里爆炸，将其摧毁。”[24]

“平民应该及时有效地从我军占领的任何区域中撤走，”在亚琛作战的美军中校谢弗·F.贾雷尔（Shaffer F.Jarrell）强调说，“不这么做的话，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25]

美军划定了临时监禁区（Holding pens），并派宪兵把守，但柯林斯的军队中没有足够的、受过训练的翻译和反间谍情报人员来甄别纳粹支持者，或者与数以百计的外国劳工谈话。在一次战斗中，3个小男孩儿发现了1支步枪，他们就朝1个班的美军士兵开枪。1名美军中士（sergeant）发现了他们，冲过去夺走了步枪，并抽了拿枪的男孩儿一耳光。这个故事却被德国宣传部门作为英雄主义的例子大肆宣传，并恬不知耻地夸大到“他们挡住了那里的所有敌军”[26]。

日记作者维克多·克伦佩雷尔（Victor Klemperer）指出，这个例子必然会弄巧成拙。纳粹现在声称要利用游击队（来抵抗），过去他们一直指责游击队是“恐怖分子”，他还强调了德国军队的弱点，根据纳粹报纸的宣传，“‘艾森豪威尔正在遭到7个集团军的进攻，足有200万人’（是男人，不是男孩儿！）”，维克多·克伦佩雷尔着重强调说。[27]

10月16日，在付出了惨重伤亡之后，第30步兵师和第1步兵师终于在亚琛东北会师。2天后，希姆莱宣称“每一处德国人的家园都要捍卫到底”，[28]但在10月21日，维尔克上校和他残存的又饿又累的部下向美军投降了。他不是希特勒的信徒，亦知道杀戮还得继续，因为希特勒生活在自己幻想中的世界里。“连元首的副官都告诉我元首被谎言包围着，”他在战俘营中说道，为了取悦希特勒，希姆莱会面露笑容地说“万岁！我的元首，我想向您报告，我们又成立了1个新的师”。[29]

维尔克的部下，第404掷弹兵团的孔茨中士（Unterfeldwebel）抱怨说，被俘后最糟糕的事情发生在从亚琛穿城而过的时候，他说：“德国平民对待我们的态度比法国人还糟糕，他们向我们大声咒骂，美国人不得不进行干预。我们对他们的房子被炸成碎片无能为力。”[30]

德国妇女很快就从地下室里爬了出来，在瓦砾堆下寻找食物，她们看到街上有匹被炮火炸死的马，就涌上去割马肉，还用木制婴儿车将萝卜运回去。

戈培尔试图减少打败仗带来的负面影响，德国的宣传机构向德国人民保证：“在亚琛、阿纳姆和安特卫普争取到的时间，将使德国如同要塞般坚不可摧。德国空军正在恢复活力，德国现在会将更多的大炮和坦克投入战斗。”[31]

对于盟军来说，最为沮丧的是他们不能使用安特卫普的港口，这给了德国人喘息的空间，可以用来重建和重新部署实施希特勒的新计划所需要的军队。但其他因素也产生了影响，被胜利冲昏头脑的美国人认为欧洲战场的战事在圣诞节之前就能结束，太平洋战场的美军指挥官则抓住机会增强自己的实力。盟军最高统帅部突然清醒过来，事实上他们早已偏离了1941年就已经商定的“德国优先”政策，情况在不知不觉中失控了，欧洲战场弹药和兵员的短缺情况令人震惊。

在纳粹德国受到来自东方、东南和西方的威胁时，轴心国阵营内部的局势也开始变得紧张起来。10月15日，匈牙利摄政海军上将米克洛什·霍尔蒂（Miklós Horthy）在和苏联秘密谈判之后，准备在电台广播中宣称匈牙利改换阵营。德国人获悉他的背叛之后，派出了一支由奥托·斯科尔策尼（Otto Skorzeny）一级突击队大队长率领的突击队，正是这个身材高大的奥地利人从大萨索山（Gran Sasso）抢出了被软禁的意大利法西斯领袖贝尼托·墨索里尼。突击队的任务是在广播开始之前，以突袭的方式绑架霍尔蒂的儿子，并将其作为人质，[32]霍尔蒂本人则被押送回德国，匈牙利政府被移交给了强烈反犹的法西斯箭十字党（Arrow Cross）。

在东普鲁士，苏联红军第一次踏上了德国的领土，（德国高层）幕后的权力斗争愈加激烈。德国空军总参谋长克赖珀航空兵上将在狼穴中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凯特尔，甚至连希特勒的空军副官尼古劳斯·冯·贝洛（Nikolaus von Below）上校都把他看作“失败主义者”而疏远他。戈林决定继续留在罗明滕猎鹿，克赖珀在日记中记录道，由于“他不得不更密切地关注希姆莱和鲍曼，希姆莱现在要求为他的党卫军部队搞几个空军中队”[33]，这似乎是希姆莱首次尝试在武装党卫军地面部队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其军事帝国的实力。

元首身边的权力游戏部分取决于两位守门人：控制除国防军和党卫队之外任何拜访（希特勒）者的马丁·鲍曼以及凯特尔。“将军或任何人在向阿道夫做汇报之前，”一个被俘的德军将领对他的战友们说道，“他们要向凯特尔详细说明他们打算说什么、怎么说，也唯有如此他们才会被放进去见阿道夫。”[34]

在视察距离前线比较近的一处高炮阵地时，克赖珀在10月18日的日记中提到了苏联红军到来前民众的混乱状况：“东普鲁士笼罩在恐惧之中，首次看到难民长途跋涉逃离家园的景象，真是可怕。”[35]

戈林被迫匆忙离开罗明滕，凯特尔试图劝说希特勒离开狼穴大本营，但被拒绝了。几天后克赖珀到贡宾嫩（Gumbinnen，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古谢夫）视察了赫尔曼·戈林装甲军。他记录道：“贡宾嫩城内着火了，一批批的难民正在离开。在内梅尔斯多夫（Nemmersdorf，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马雅可夫斯科耶），被苏军虐杀的妇女和儿童都被钉在谷仓门上。”[36]内梅尔斯多夫是苏联红军犯下战争暴行的地方，但肯定被纳粹的宣传部门夸大了，克赖珀本人可能没有亲自去查看过。[A3]

同样在10月18日，当亚琛之战临近尾声时，艾森豪威尔、布莱德雷和蒙哥马利在布鲁塞尔举行了会晤。由于英国和加拿大军队正忙于清理斯凯尔特河口的战斗，艾森豪威尔决定让美军第1集团军着眼于在科隆南部的莱茵河上建立桥头堡，由新近抵达前线的第9集团军掩护其侧翼。可以想象，蒙哥马利对于美军第1集团军获得优先权会感到不满，但这次他在做出让步之后保持了沉默。从另一方面来说，对于美国人而言，此项战略导致他们必须穿过许特根森林，无论是指挥官们还是部队，都没有预料到有何等可怕的命运在那里等待着他们。

[1]MFF-7,C1-97（3）.

[2]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55.

[3]MFF-7,C1-97（2）.

[4]同上。

[5]ETHINT 30.

[6]ETHINT 53.

[7]Gardner Botsford,A Life of Privilege,Mostly,New York,2003,47.

[8]CSDIC,TNA WO 208/4140 SRM 1245.

[9]CSDIC,TNA WO 208/4139 SRM 983.

[10]同上。

[11]CSDIC,TNA WO 208/4139 SRM 1103.

[12]CMH SC,357.

[13]TNA WO 208/3654 PWIS H/LDC/631.

[14]同上。

[15]NARA RG 498 290/56/5/3,Box 1463.

[16]CSDIC,TNA WO 208/4139 SRM 982.

[17]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59.

[18]NARA RG 407 270/65/7/2 ML 248.

[19]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55.

[20]CSDIC,TNA WO 208/4139 SRM 982.

[21]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59.

[22]同上。

[23]NARA RG 498 290/56/2,Box 1456.

[24]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59.

[25]同上。

[26]CSDIC,TNA WO 208/4156.

[27]Victor Klemperer,To the Bitter End:The Diaries of Victor Klemperer,1942-45,London,2000,462.

[28]CSDIC,TNA WO 208/4140 SRM 1211.

[29]CSDIC,TNA WO 208/4364 GRGG 216.

[30]CSDIC,TNA WO 208/4164 SRX 2050.

[31]NARA RG 407 270/65/7/2,Box 19105 ML 258.

[32]CSDIC,TNA WO 208/5542 SIR 1548.

[33]FMS P-069.

[34]CSDIC,TNA WO 208/4134 SRA 5610.

[35]FMS P-069.

[36]同上。

[A1]为了保护平民和亚琛古城，据说什未林当时想率部向美军献城投降，他那封拍发给美军第1集团军指挥官霍奇斯中将的电报底稿落到了党卫队的手里。他被扣上了叛国罪的帽子后，伦德施泰特元帅和莫德尔元帅都为他开脱求情，结果什未林奇迹般得逃脱了惩罚，转而去指挥第90装甲掷弹兵师，更是在1945年1月4日晋升装甲兵上将，升任第76装甲军军长。——译者注

[A2]德国的军工产业在战争初期并不生产120毫米重型迫击炮，1942年之后开始仿制缴获的苏制120毫米PM38型迫击炮，德国人将其称之为Granatwerfer 42型，共生产了8461门。——译者注

[A3]1944年10月21日，苏军近卫第11集团军的坦克部队在内梅尔斯多夫抢占安格拉普河桥的过程中，屠杀了沿路和桥头两侧的大批德国平民，强暴了来不及逃走的所有女性，再把她们全部虐杀。德军夺回该城后在屠杀现场发现了653具平民尸体，死状惨不忍睹，这让德国民众对苏军的报复行为感到惊恐万状，但换句话说，德国人还债的时候到来了。贡宾嫰距离内梅尔斯多夫不到15公里，苏军撤退后克赖珀去那里看看并非没有可能，当然关于现场情况他也有可能是听别人转述的。——译者注

第4章　冬季战争来临

1944年10月，苏军在东普鲁士大地上施加的短暂暴行，促使戈培尔大肆宣扬有关苏联红军强奸、劫掠和破坏的故事，他试图在致命的危险面前唤醒德意志民族的凝聚力。然而在西线，国防军的将领们却被德军士兵洗劫德国家庭的报告震惊了。

“当时士兵们的行为，在今天是无法想象的，”第3伞兵师8团的军医克伦施佩格（Köllensperger）说道，“我当时驻扎在迪伦（Düren），士兵们在那里抢劫他们自己的人民，他们将所有的东西都拖出柜橱……看上去像野兽一样。”[1]显然，该师还在意大利时，这样的恶行就已经存在了，而其他部队在从法国和比利时撤退的过程中也一路劫掠，到了德国本土仍不收敛。士兵们的破烂制服无法换洗，估计60%的人身上都有虱子，而且长期处于饥饿状态。就在前线后方，有些报告说士兵们把马弄瞎，这样就有理由将它们宰杀了吃掉。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愿意继续战斗，在得知苏联红军抵达帝国边境后，他们的信念更是保持了一致。具有深刻意义的是，一个名叫达曼的德国军医在被俘后反思道：“德国的宣传鼓舞了士兵们，使他们认为自己是在拯救祖国，并多次帮助他们克服战斗疲劳症。”[2]

德军士兵的抢劫行为并不是德国西部平民和部队关系急剧恶化的唯一原因，妇女们希望战斗越早结束越好，对于她们而言，东普鲁士太遥远了。“你不知道家乡的士气状况是什么样的，”德国空军第51轰炸机联队（KG 51）的一等兵赫拉瓦克被俘后对其他战俘说，“村妇冲着他们咒骂：‘滚出去，我们不想和你们一起被打成碎片！’”[3]第16伞兵团的马克一等兵也赞同他的话：“他们称我们是‘延长战争的人’，而且这种情况不止在一处发生，而是在西线的50座城镇和村庄中都出现了。”[4]一个名叫米克勒的下士说海德堡的“情况糟糕透顶，人们并不仇恨敌人，而是仇恨纳粹政府”，人们都说“但愿盟军早日前来结束这场战争”。[5]

然而，大多数军人仍然狂热地相信希特勒承诺的秘密武器，犬儒主义在平民中更为盛行，当然，纳粹党的忠实信徒和已经绝望的人不在此列。在一些地方，可靠性不佳的V-1飞弹已经被称为“失灵-1号”（Versager-1）或“1号哑弹”（No.1.Dud）[6]。

戈培尔抓住了每个机会，让西线的德国平民对盟军的胜利感到害怕。9月，罗斯福的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宣布，计划将德国变成“以农业和与之相称的田园风光为主的国家”，[7]其发言的后果是灾难性的。戈培尔立即宣称“每个美军士兵都在他的行军背囊里装着摩根索的计划”[8]，德国将被肢解。这条消息对西线的国防军部队产生了显著影响，一名被俘的德军军官在接受美军讯问时，被问到他是否对毁灭莱茵兰（Rhineland，泛指莱茵河西部的德国领土）感到后悔，他做了如下答复：“嗯，反正战后那里多半就不属于我们了，为何不干脆毁掉它呢？”[9]

纳粹党的党报《人民观察家报》（Völkischer Beobachter）撰文警告说：“德国人民必须意识到，我们正处于生死攸关的斗争中，每个德国人都有义务竭尽全力争取战争的最后胜利，挫败食人者们肢解德国的计划。”[10]

摩根索是犹太人的事实也被利用，纳粹将其宣传成为犹太人针对德国的阴谋，宣传部长试图用英国报纸中一些含糊不清的内容加强这种效果，包括海明威在《每日邮报》（Daily Mail）上刊登的话：“德国的力量将被彻底摧毁，这样德国就绝不会再挑起另一场战争了，这个目的只能通过阉割来实现。”[11]

美国总统选举结束后，戈培尔说罗斯福之所以能“众望所归”[12]当选总统，得益于美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他们是应斯大林的强烈要求才这么做的。不过，德国宣传部门也在耍两面派，鼓动人们相信敌人的联盟很快就会破裂。盟军反间谍情报部门得知德国人散发传单说“汤米（Tommy）和他的扬基伙伴（Yankee Pal）对俄国人占领并统治布鲁塞尔、柏林等地的场面感到恶心”，从中得出“日耳曼人（Teuton）显然无法把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绝望恐惧抛到脑后，德国佬（Krauts）认为我们和他们同样恐惧”的结论。[A1]其他的传单则在强调“当美军被成千上万地屠杀时，蒙蒂的部队正在享受‘荷兰的假日睡眠’”这样的观点。[13]

“德国民众不知道该期待什么，”美军反间谍情报部门在11月24日的报告中说，“他们在两种观点之间摇摆不定，一边是德国当局编造的‘恐怖’故事，一边是从前线的另一侧通过传言或盟军的广播电台宣传的我们会公正对待占领区内德国平民的消息。”[14]

德国境内流传的关于纳粹党在国内的腐败和军队高级将领在法国无耻掠夺的消息，[15]显然对盟军很有利。纳粹党的大区领袖敛取了巨额财富，当企业的高层领导们每周只有40升汽油的配给量时，地方党部领袖们的孩子却能拥有汽车和供其使用的汽油。

盟军反间谍情报部门承认，在进入德国境内之后，面临“要接受上级的诸多指示，行动缺乏任何先例可循，潜在的不确定因素太多，而且非常担心受到游击队的袭击”的状况。他们的首要任务本来是尽快夺取纳粹党的档案，但“可疑平民”和战俘的甄别工作很快就令他们不堪重负，美军士兵抓的可疑人物太多了，德军士兵和平民发现从美军的地盘上逃跑非常容易。反间谍情报部门要面对的其他问题还有，比利时和法国抵抗组织的成员进入德国境内洗劫财物，或者是“执行他们自己的情报任务”。[16]

据亚琛的美军反间谍情报部门估计，城内多达30%的人口没有按照纳粹政府的命令撤离城市。“别把他们一脚踢开，”反间谍人员建议这样对待美军占领区内的德国民众，“但也不要让他们愚弄你。德国人习惯于执行命令，而不是遵从要求。”[17]

许多人确实愿意检举纳粹分子并提供信息，但对于盟军情报部门来说往往难以确定到底该相信什么。有传言说，在被炸成废墟的科隆城内，骚乱正在扩散，警察和所谓的“雪绒花海盗”（Edelweiss Pirates）——一群持不同政见的青少年，加上大约2000名德国逃兵以及潜逃的住在废墟里的外籍劳工，正在互相追打。[18]英国的情报机构特别行动局（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考虑过执行代号为“布拉多克2号”（Braddock II）的行动，试图在德国境内煽动外国劳工起义作为“特洛伊木马”（Trojan Horse），但在轰炸机部队长官的压力下取消了。

盟军的轰炸不仅将城市夷为平地，连火车运输也变得非常困难，只能说勉强还在运行。德军官兵好不容易获得回家休假的许可，却发现几乎所有的宝贵时间都耗在了坐火车以及在车站等火车上面。“我们的一个少尉从荷兰边境附近的赖讷去慕尼黑休假，”空军下士博克回忆道，“他总共离开了10天，但在家里只待了1天。”[19]

很少有士兵会选择去柏林休假，除非他们的家或者爱人在那里。德国首都的每个人都被夜间轰炸整得无法入睡、耗得精疲力竭，英国皇家空军在“柏林之战”中连续多个夜晚轰炸柏林。柏林人用典型的黑色幽默调侃道：“什么是胆怯？就像某人自愿离开柏林去东线战场打仗。”[20]

外来者们常常惊讶地发现柏林所有阶层的居民都适应了这种环境。“我现在已经在废墟里住惯了，”玛丽·瓦西契可夫（Marie Vassiltchikov）小姐在日记中写道，“空气中能闻到煤气的味道，混杂着瓦砾的气味及金属生锈的味道，有时甚至还和腐肉味混在一起。”[21]由于缺乏燃料，公寓里面很冷。没有多余的玻璃来修理窗户，每当防空警报响起的时候，人们打开窗户，尽可能保护剩下的几块玻璃不被炸弹爆炸的冲击波震坏。

空袭期间，拥挤的地下室和混凝土防空掩体猛烈震动。低瓦数的灯泡闪烁着，变得更加暗淡，灯光忽明忽灭，孩子们尖叫起来，许多成年人将头深深地埋进膝盖中间。空袭警报解除之后，很多人在意识到自己仍然活着时，有一种奇怪的兴奋感，还有些人在其他人离开之后依然待在地下室里，他们觉得那里更暖和，而且更安全。

一名医生报告说：“由于肥皂质量很差，防空掩体和仍能居住的房屋中人口过于密集，衣物短缺以及卫生条件糟糕，皮肤病在军队和平民中变得极为普遍。”[22]

工业区的工人中染上白喉病的人越来越多，性病也开始蔓延，部分原因是那些从法国、比利时、巴尔干及波兰回来的德军部队造成的。[23]

根据军事法庭的判决，在柏林大约有18000名国防军逃兵。许多人躲在私人拥有的小屋之中，这无疑对应了一条德国军队的笑话：“战争就像电影院：众人想到前面去，但最好的座位无疑是在后面。”[24]普通的德国人最终开始藏匿逃兵，通常是他们的儿子或者侄子，有时甚至会收留陌生人，这样一来他们自身也需要冒很大的风险。截至1944年底，国防军处决了大约10000人[25]，这个数字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还会显著增长。

逃兵的家庭也容易受到牵连而被严惩。“在10月29日晚，”第361国民掷弹兵师代理师长阿尔弗雷德·菲利皮（Alfred Philippi）上校当天发布了一条命令，“第952掷弹兵团2营4连的士兵弗拉迪斯劳斯·施拉赫特尔（Wladislaus Schlachter）投敌，当天军事法庭缺席判处施拉赫特尔死刑，他从此被永久驱逐出我们的国家，可能永远无法回家。他的家庭成员可能遭到更为残酷的报复，在这场事关德国人民生死存亡的战斗中采取极端措施是很有必要的。”[26]当被俘的德军士兵向美国人透露太多的情报时，他们的家庭也会受到威胁。

富人们愈发害怕城内外数以万计的外籍劳工，其中有些人是志愿前来的，但更多的人是被强行掳到德国当苦力的。当局正在失去对他们的控制，工棚经常被烧毁，导致这些外国人无家可归。德国的商店老板们声称外国劳工成群结伙地冲进商店偷走商品，实际上是他们自己在黑市上卖掉了那些不见了的物品。除了食品外，香烟是最为抢手的商品，据一名被俘的军官说，1包英国香烟在柏林要卖5帝国马克，骆驼牌香烟则要贵上2倍之多。[27]真正的咖啡每千克高达600帝国马克，几乎没人能买得起。根据一名军官的说法，大部分咖啡黑市是由驻荷兰的党卫队在经营。[28]

由于咖啡十分稀少，成了纳粹统治阶级摆阔气的首选消费品。1945年，2名被俘的德国海军将领在英国战俘营中一段既骇人听闻又离奇的对话被秘密录音。海军少将恩格尔告诉海军中将库尔特·乌克特（Kurt Utke），他和几名海军将领被臭名昭著的瓦尔特兰[A2]纳粹党大区领袖——后来被波兰人绞死的阿图尔·格赖泽尔（Arthur Greiser）——款待的事情。

“大区领袖吹嘘道：‘你们知道你们现在喝的咖啡花掉了我32000个犹太女人吗’？”

“她们去哪了？”海军中将乌克特问道。

“‘多半已经进焚尸炉了，’格赖泽尔当时对我们说，‘希望我们也能像她们那样痛快地死去吧。’这是他说的第一件事，所有的海军将领都坐在那里面色苍白地笑起来，想到了他们所喝的咖啡背后那些人的苦难。”[29]

继罗马人传统的面包和马戏团之后，纳粹当局在被轰炸破坏的体育馆里组织了一场冰上表演，以此来分散人们对于粮食供给不足的注意力。德国妇女协会（Deutches Frauenwerk）这样的福利组织印发了关于怎样节省食物的烘焙手册，其中有条标题是“主餐不要吃肉”[30]，这无疑引发了另一个有关柏林的笑话：下一条就应该是怎样不用食物准备主餐了。一首具有讽刺意味的歌曲，以纳粹党党歌《霍斯特·韦塞尔之歌》（Horst Wessel Lied）的曲调在四处传唱：

物价上涨，

店铺关紧了大门，

饥荒蔓延，

德国人民在挨饿。

不幸的是，

挨饿的都是小人物，

与饿殍相伴的，

只有他们的灵魂。[31]

西线盟军官兵的休假要轻松得多，英国人和加拿大人去布鲁塞尔，美国人去巴黎。高级军官总是能找到很好的借口去拜访凡尔赛的盟军最高统帅部，或者到市里面的兵站去。从9月中旬开始，每天大约有10000名美军官兵花上72小时赶到巴黎。伞兵中的诗人路易斯·阿斯顿·马兰士·辛普森（Louis Aston Marantz Simpson）所说的“刚从战壕里爬出来的情绪狂热（性欲高涨）的小兵”[32]的优先选择是可以预见的，巴黎以“银色的散兵坑”著称，“摆动”（zig-zag）这个词包含了喝酒和性两层含义。巴黎的红灯区皮加勒区被称为“母猪巷”（Pig Alley），那里的职业和业余妓女收费高达300法郎或5美元。[33]

“Com Z”兵站的独裁者李中将被在巴黎休假的美国大兵不拘小节有时甚至是侮辱性的行为震惊。他从指挥部中派出军官去记录下任何不敬礼的士兵的名字，试图让他们放聪明点，在那些反感向军官和宪兵敬礼的士兵之中，克莱伯大道很快就以“敬礼大道”的绰号而闻名。[34]

美国大兵通过陆军中的军人消费合作社（Post Exchange，简称PX），以50美分的单价买来成箱的吉时牌（Chesterfield）、好彩牌（Lucky Strike）和骆驼牌香烟，再以15~20美元的价格卖给任何愿意买的人，以此补贴他们用于嫖妓和酗酒的开销。法国当局徒劳地抱怨美军既利用免征进口关税，又实施外汇管制来为自己牟利。美军士兵把他们的薪水通过极低的官方汇率将法郎兑换成美元，然后再将美元在黑市上通过较高的汇率卖出以获取极高的利润，从法国政府身上大赚了一笔。美国大兵还用香烟、火腿罐头、尼龙丝袜以及其他从美国寄来的东西引诱法国女人。

对欧洲文化有所感悟、对法国有好感的大学毕业生和其他任何人，都会渴望见到巴黎这座世界知识之都，而不仅仅是出于肉体上的欲望。但是那些对外国一无所知的美国人，总是瞧不起法国人，认为他们都是些讲古怪语言（法语）的失败者。他们还期盼着法国的女孩和女人主动拥上来满足这些解放者的私欲，其中不少人所学的为数不多的法语之一就是“你想和我上床吗？”

美国大使描述他们在巴黎的部队对于追逐女人是“非常热情和富有进取心的”，[35]实际上这种简单粗暴的泡妞方法很快变得适得其反。有一天，美国大兵在咖啡馆里吹着口哨召唤一名年轻姑娘过来，随手递给她1包好彩牌香烟，然而姑娘却将香烟扔到地上，抬脚将香烟碾得粉碎，姑娘的举动赢得了周围法国人的一片喝彩声。[36]年轻的法国男性由于在财力上无法和慷慨的美国人进行竞争，对他们眼中的解放者的放肆行为变得越来越反感，双方互相猜疑，怨恨逐渐增长。

“法国人在被德军打败前愤世嫉俗，获得解放后又闷闷不乐，”路易斯·辛普森写道，“这帮混蛋究竟想要什么？”[37]

如果说德国柏林的黑市称得上繁荣的话，巴黎的黑市在美军逃兵和本地黑帮勾结之后就可谓猖獗了。偷盗美军汽油贩卖后的利润之高，甚至连毒品贩子都被吸引到这个新兴的市场中来，欧洲大陆上多达一半的军用塑料汽油桶都被偷了。盟军对犯罪行为的处罚力度有所提高，还通过在燃料中添加彩色染料的做法使其来源更能被追踪，但是美军有关部门采用了许多方法后却未能削弱黑市交易，前线的补给情况则变得更加糟糕，巴黎很快就以“塞纳河畔的芝加哥”而闻名了。

那个秋天最声名狼藉的犯罪事件是铁道营犯下的，这个营将火车停在弯道上，避开车尾负责防盗工作的宪兵视线，将肉制品、咖啡、香烟和成箱的其他物资卸下车交给同伙。一罐20磅重的咖啡可以卖到300美元，一份十合一的口粮可以卖到100美元，他们还从医疗车厢里偷走毛毯和制服。180多名军官和士兵最终被指控有罪，并判处3~5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总共有6600多万盒香烟在1个月内失去了踪影。[38]

法国人对于“新占领军”的不满随着美军军事特权的显现而日益增长。戴着白色钢盔的美军宪兵在协和广场指挥交通时，总是给予前往美国大使馆的美军车辆优先通行权。罗斯福总统迟迟不肯承认法国临时政府，因为他怀疑戴高乐会成为军事独裁者，但是在国务院和艾森豪威尔的重重压力下，总统屈服了。10月23日星期一，美国大使杰弗逊·卡弗里（Jefferson Caffery）、英国大使达夫·库珀（Duff Cooper）以及苏联驻法国全权代表亚历山大·博戈莫洛夫（Aleksandr Bogomolov）最终递交了各自的国书。戴高乐邀请库珀夫妇共进晚餐，但他的情绪仍然很坏，英国大使在日记中描述当晚是“一个非常冷漠沉闷的聚会，比他平时的娱乐活动还要糟糕”。[39]

卡弗里比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大多数高级军官更同情法国人，这导致很多人对其不齿。卡弗里是一个有些笨拙的人，常会显得拘谨而局促不安，显然不适应外交官的生活。讨厌法国的高级军官决定将他视作他们自己的下属，不给予他任何外交独立性。卡弗里和缺乏经验的法国外交部长乔治·比多（Georges Bidault）面对困难只能自己同情自己，比多因为戴高乐无意义的挑衅而不停地向卡弗里和库珀道歉，他后来甚至对卡弗里说：“这会儿没有外人在场，我必须承认戴高乐爱法国，尽管他不喜欢法国人。”[40]

库珀的主要问题是他的老朋友温斯顿·丘吉尔，首相大人想访问盟军最高统帅部却事先根本不知会戴高乐：这是个可以被视作侮辱性的举动。最终丘吉尔被说服了，他将正式访问法国，并和戴高乐将军一起穿过香榭丽舍大街，接受大批民众的欢呼。诺曼底登陆前夕发生的那起令人愤怒的意外事故被巧妙地遗忘了。

戴高乐的脾气不好，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的政府面临着糟糕的经济和政治困难。食物和油料的供给时有时无，导致了民众频繁抗议；盟军最高统帅部估计有155万座建筑在战争期间被摧毁，工厂和矿场仍然无法正常生产，全法国的港口和交通系统在盟军轰炸和德军拆迁之后，还处于半瘫痪状态。戴高乐还需要应付愤愤不平的抵抗运动成员，他们对自己失去影响力的事实和戴高乐主义者（Gau-llists）从伦敦返回后重新建立的国家政权都充满怨恨。法国共产党及其支持者的抗议尤其激烈，他们将解放转化为革命的愿望破灭了，但他们不知道斯大林完全反对这个主意，他害怕如果位于盟军后方的法国产生动乱的话，美国会停掉《租借法案》的援助物资。

戴高乐在10月底打出了自己的王牌，他将同意法国共产党领导人莫里斯·多列士（Maurice Thorez）从莫斯科返回巴黎，作为交换，政府中的2位共产党部长要支持他取消《爱国民兵》的法令，并强迫他们上缴手里的武器。在盟军最高统帅部提供军服和武器的情况下，戴高乐开始着手将爱国民兵吸收进法国正规军，其中的大部分人被派到了盟军前线最南部、向着斯特拉斯堡挺进的、由让·约瑟夫·马里耶·德拉特·德塔西尼（Jean Joseph Marie de Lattre de Ta-ssigny）上将指挥的法军第1集团军。

有一个人不愿意交出武器，他就是恩斯特·海明威，巴黎解放前夕他在朗布依埃附近当游击队员。10月初，海明威根据流动法庭的判决被迫离开了施内艾费尔（Schnee Eifel）[A3]，美军第4步兵师22团已经在那里突破了西格弗里德防线。在庭审中当被问到他在朗布依埃的非法军事活动时，海明威撒了谎，他被无罪释放，并被允许继续留在法国当战地记者。

虽然海明威在巴黎花时间和精力鼓励第4步兵师的杰罗姆·塞林杰上士——后者已经开始创作《麦田里的守望者》（Catcher in the Rye）了，他依然是个铁杆战争观光客：他毕竟是那个在西班牙内战中创造了“战斗的娼妓”（Whore de Combat）这个词组的人。他时不时地回到巴黎的里茨大饭店，和下一任海明威夫人——玛丽·沃尔什（Mary Walsh）女士喝酒睡觉。一段时间之后，当他和绰号“雄鹿”的第4步兵师22团团长查尔斯·特鲁曼·拉纳姆（Charles Trueman Lanham）上校一起喝酒时，海明威抓起一张玛丽丈夫的照片，将照片丢进厕所后，再用德制冲锋枪对着照片开火，给里兹大饭店的排水系统造成了灾难性后果。

海明威还如父亲一样和来法国劳军的德裔美国女星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德语译名是玛莲·迪特里希）调情，玛琳的“热心崇拜者”[41]中就有巴顿将军，他送给女明星一套珍珠手柄的手枪。她的另一个崇拜者则是第82空降师师长詹姆斯·莫里斯·加文（James Maurice Gavin），这位年轻帅气的空降兵少将成了她的情侣。后来加文还和海明威的第三任夫人玛莎·盖尔霍恩坠入爱河，她当时已经不愿意再见到“爸爸”了。巴黎在战争的最后一年里确实如一场混乱的盛宴。

布鲁塞尔是加拿大第1集团军和英国第2集团军的休假中心。英国军官常常满怀渴望地说，让那些热爱巴黎的人去布鲁塞尔，就像和你所爱的女孩的姐妹喝茶。比利时首都或许不像巴黎的皮加勒区那样放荡喧嚣，但对于来自英联邦国家的军人来说，那里同样有啤酒和他们渴望追求的女人，这座城市很快也成了逃兵和黑市商人的避风港。

布鲁塞尔的政治局势甚至比巴黎更加复杂，盟军最高统帅部驻比利时的最高长官乔治·沃特金·埃本·詹姆斯·厄斯金（George Watkin Eben James Erskine）少将，试图帮助于贝尔·皮埃洛（Hubert Pierlot）领导的比利时流亡政府从伦敦回来后重建国内秩序。比利时的大量左翼抵抗组织和他们的法国战友一样，极不愿意服从那些战争时期躲在伦敦的保守政治家们的号令，要知道昔日冒着生命危险和德军战斗的人可是自己啊。抵抗组织的人数从9月初的3万人增长到了7万人，他们曾和英美军队并肩作战，现在并不愿意被编入比利时军队和宪兵队，从而扮演次要角色。[42]

艾森豪威尔将军在9月29日颁布了一道命令，颂扬了抵抗组织的功绩，但也支持比利时政府收缴他们的武器装备，并将志愿服役者编入正规军的特殊营执行辅助任务。在其他地方煤和食物奇缺的时候，比利时却缺乏人力，政府的这一做法招致人们的鄙视和愤怒。10月21日，厄斯金少将向最高统帅汇报说，坚决拒绝交出武器的抵抗组织成员数量庞大，与警察和宪兵的人数相比远远超过10∶1，政府很可能失去控制力。艾森豪威尔立即提议比利时政府宣布，未经许可不得在战区内持有武器。

11月9日，艾森豪威尔对比利时首都进行正式访问，并在议会发表讲话。几天后，比利时国防部长宣布所有的抵抗组织将在11月18日被遣散，2名共产党员部长和1名抵抗组织的代表从皮埃洛内阁辞职表示抗议。但厄斯金少将在之后的一次会议上成功说服了他们：盟军最高统帅部会全力支持政府的这一措施，而且没有人愿意看到抵抗组织和盟军部队发生冲突。抵抗组织让步了，同意将所有武器交给“盟军内部的有关部门”。

然而在11月25日，英军部队和装甲车辆开赴布鲁塞尔的政府所在地，支援与大规模游行队伍对峙的比利时警察和宪兵。这里和希腊发生的场面没什么两样，看起来就像英国人决定支持一个不受欢迎的政府上台。厄斯金少将被迫公开为他的行为进行辩护，理由是必须维持战线后方的秩序，但直到选举可以开始时，盟军有关部门必然会支持在被德军占领期间对它的人民毫无帮助的各国流亡政府。

当那些在诺曼底战斗过的美军老兵在巴黎享受他们的72小时休假时，用来补充（替换）阵亡或受伤人员的新兵被陆续从瑟堡送往临时营地。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是刚从美国来的青年，还有很多年龄更大些的人被重新分配到那些损失达到80%以上的步兵排，这样的伤亡比例远超预期。

到了冬天，对这个令人沮丧的缺乏想象力的人员补充系统的唯一改进，只是将“补充”从名义上改成了“增援”，试图以此避免人们产生这样一种想法——新来的人只是补上死者的空缺。然而这并没有什么用处，第28步兵师的1名团长说：“虽然比不上我们从（诺曼底）滩头突破的时候，但我们依然拥有第一流的装备。现在我们有大量更迫切的事情要做，补充兵员，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都是菜鸟，他们不知道如何照顾自己。有时候他们很快就会被打死打伤，他们无法充分了解自己的长官和战友，而且很难让他们融入团队之中。”[43]

有一个连报告有20个人患病，大多数是感冒和战壕足病[A4]（或者被称为足浸病）[44]。所有的病患都是新兵，他们连最基本的卫生常识都没有被教授过，例如勤换袜子这样最重要的事情。他们的连长承认，10天之内就有26人因为战壕足病被送往医院。塞林杰上士非常幸运，他每周都能收到1双由妈妈亲手织的新羊毛袜子。

“Com Z”兵站的人事主管对事关新兵命运的指控无动于衷。对他们来说，这只是处理所需人员数量的简单问题。补充兵员集中调拨站在美国俚语中被称为“repple depples”，类似于帮派老大设立的临时人力资源收集点。“每天早上，”新来的阿瑟·S.库奇（Arthur S.Couch）写道，“大约有1000人会站在指挥部外面，直到有人拿出一份名单点到100个或者更多士兵的名字，这些人将坐上卡车去他们的师或者团报到。剩下的人则回到自己的帐篷里，直到下一次点名。”[45]年轻的补充兵经常被从医院伤愈归队的老兵搞得更加忧虑，后者以给他们讲战场上的怪异和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为乐。

被送来的补充兵经常达不到规范要求的训练质量。很多人不会游泳，在强渡摩泽尔河损失了大量兵员后，巴顿的第3集团军中的一位连长描述了在对德里昂要塞的进攻中补充兵蒙受伤亡的过程：“我们无法让这些新来的未经训练、毫无经验的士兵行动起来，得把他们一个个拽到要塞跟前，老兵们都很疲惫，而屁都不懂的新兵则怕得要死。我们在要塞防线的突破口里停留了3天，只是为了守住这条战线，而那些为完成这一任务，在错误的时间暴露自己的军官都损失掉了。所有的新兵似乎都失去了理智，他们丢掉了手里的步枪、火焰喷射器、炸药包和任何不该丢下的东西。我对此非常愤慨，这真是太疯狂了，气得我血压飙升、头晕眼花。如果不是预先计划好的防御性炮击，德国人能用我们自己扔下的武器把要塞中的我方士兵统统干掉。为什么？——这些家伙不战斗。为什么他们不愿意战斗？——他们没有被好好训练过，更别提打仗该遵守的纪律了。”[46]

大多数情况下，补充兵会在夜间去他们的排报到，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位置甚至不了解他们的所属单位。他们常常遭到排里那些失去亲密伙伴的幸存者们的排斥，由于补充兵看起来笨手笨脚而且厄运注定，老兵都会与他们保持距离。这几乎成为一个能够自我实现的预言——私心作祟的排长们由于不愿意承担失去经验丰富的士兵的风险，会让新兵去执行最危险的任务，很多人都没能熬过（下部队后）最初的48小时就丧命了。

补充兵的待遇有时比消耗性的奴隶好不到哪儿去，整个系统孕育出一种会带来大麻烦的犬儒主义。玛莎·盖尔霍恩在她的小说《有进无退》（Point of No Return）中写了一段很常见的黑色幽默段子：“波斯特洛齐中士说，他们应该将补充兵员集中调拨站里的补充兵统统打死，这样能省很多事。他说这样一来就不必浪费时间再将他们的尸体弄回来了。”[47][A5]

只有当补充兵在前线熬过了最初的48小时后还能活着，他此后的生存概率才会更大一些。布莱德雷的一位参谋军官曾经仔细考虑过新来的美军步兵的命运：“在上前线之后，他的（生存）机会似乎是他们中间最大的——哦，或许是1周吧。那么你知道的，坐在高级指挥部里的人就像坐在保险公司办公桌后面的精算师，新兵生存的概率缓慢但稳定地下降，从数学角度上讲，肯定是在一直下降，下降，下降。他待在前线的每一天这个概率都会下降，假如他在那里待得足够长，他就是轮盘中整晚都转不到的唯一号码。他自己也明白这一点。”[48]

“我很幸运，能和愿意帮助补充兵活下去的老兵分在一起。”阿瑟·库奇叙述了他被分到第1步兵师后的好运。老兵教他如何用勃朗宁自动步枪打上一梭子后,立刻闪身翻滚到新的位置，因为德国人会用他们的所有火力来对付任何自动武器。库奇学得很快，但像他这样的人肯定是少数。“补充兵的质量在最近几周里明显下滑，”他所在的师于10月26日报告说，“我们接收了很多身体条件不适合作为步兵投入战斗的人，还有一些40来岁的中年人，他们经受不住严寒、泥泞和雨水的环境。补充兵根本没有做好进行战斗的思想准备，他们对真正的战争一无所知——证据之一便是有名补充兵甚至在打听前线是不是用实弹射击。”[49]

前线各师对于新兵缺乏训练就被送上战场感到非常气愤。“补充兵要经历13周的基础训练，”得过银星勋章的第1步兵师26团3营H连的爱德华·L.布鲁尔（Edward L.Brule）技术军士长（Technical Sergeant，级别相当于二级军士长）批评道，“他们不知道对于机枪来说，首要大事就是如何减少卡壳等故障，或者让机枪快速投入战斗。他们都是些很棒的人，但是缺乏训练，在战斗中可没地方去训练他们。”[50]

第90步兵师358团的一名中士谈到在美国本土训练时，新兵被教导“敌军的武器可以被我方的武器压制并打哑”[51]。新兵以为战场上唯一的危险就是轻武器射击，他们想象不到还有地雷、迫击炮、大炮和坦克。在进攻中，聚成一团的新兵成了绝好的目标，当敌方步枪或机枪开火时，趴在地上的他们又将自己暴露在迫击炮的火力之下，实际上最安全的做法是向前猛冲。

“行进中射击”是指在前进时朝着可疑目标持续射击，只是很少有补充兵能够理解其中的原理。“我发现最大的错误，”第5军的一名连长报告说，“是士兵们不开枪。我看到他们在敌火下丝毫不做还击，只是四处寻找掩护。当被质疑为何不开火时，他们说开火的话会将敌人的火力吸引到自己身上。”[52]

荒谬的是，当德军士兵试图投降时，补充兵几乎总是第一个想射杀他们的人，这就迫使德军趴下来继续战斗。新兵还得了解德军经常用来对付他们的诡计，“德国佬将迫击炮弹打在我们自己的炮火（弹着点）后面，让我们的部队相信己方的炮火打得太近了”[53]，经验丰富的部队对此已经习以为常，而补充兵却经常陷入恐慌。

各师还对补充来的军官和士官缺乏作战准备感到绝望，他们争辩说，军官需要去前线锻炼之后，才能担任事关士兵生命的要职。缺乏战斗经验的士官在抵达前应该自动降级，在他们证明自己称职后才能被再次提升。

“我们接收过1名一级军士长（Master Sergeant），”某师报告说，“自打入伍后他就在美国战争部五角大楼里画壁画。他是个好人，但我们实在找不到适合他这个级别的职位。”[54]

“首次接敌时，我头晕目眩，脑子里一片茫然，我完全无法搞清楚这一切的重要性……花了差不多4天时间才想明白不是每发炮弹都是冲着我飞过来的。”[55]美军第20军第90步兵师358团一名年轻的补充军官承认说，毫无疑问他会成为一名好排长。虽然不是自己的错误，但很多人完全不适合他们的勤务。一些被派到坦克营的中尉从未见过坦克里面是什么样，一个步兵师惊恐地发现自己接收了“一群连排长都没有担任过的补充军官，他们一直从事特殊勤务军官助理、食堂管理员等诸如此类的职务”。[56]

指挥官通过煽动对敌人的仇恨来激励补充兵的斗志。“在投入战斗前，我让各连排长向官兵讲述德军的野蛮暴行，”参加了梅斯要塞攻坚战的美军第95步兵师378团3营营长约翰·爱德华·凯利（John Edward Kelly）中校说道，“现在我们已经在战场上打了一段时间，有大量的实战经验可以借鉴，要稍微督促一下士兵做好把德国佬碎尸万段的准备。我们要避免过分夸张，只要尽量说明德国人是一群恶毒的野兽，他们对我们绝不会手软，所以必须被消灭。”[57]

[1]TNA WO 311/54.

[2]TNA WO 208/3165 CSDIC SIR 1573.

[3]TNA WO 208/4164 SRX 2117.

[4]同上。

[5]CSDIC,TNA WO 208/4164 SRX 2084.

[6]Nicholas Stargardt,Witnesses of War:Children's Lives under the Nazis,London,2005,262.

[7]引自Martin Gilbert,The Second World War,London,1989,592.

[8]NARA RG 407 270/65/7/2,Box 19105 ML 258.

[9]CBHD.

[10]CMH SC,342.

[11]NARA RG 407 270/65/7/2,Box 19105 ML 258.

[12]同上。

[13]TNA WO 171/4184.

[14]NARA RG 407 270/65/7/2,Box 19105 ML 285.

[15]CSDIC,TNA WO 208/4139 SRM 902.

[16]NARA RG 407 270/65/7/2,Box 19105 ML 285.

[17]同上。

[18]CSDIC,TNA WO 208/4164 SRX 2074.

[19]CSDIC,TNA WO 208/4164 SRX 2126.

[20]Victor Klemperer,To the Bitter End:The Diaries of Victor Klemperer,1942-45,London,2000,383.

[21]Marie‘Missie’Vassiltchikov,The Berlin Diaries,1940-1945,London,1987,240.

[22]CSDIC,TNA WO 208/3165 SIR 1573.

[23]CSDIC,TNA WO 208/4135 SRA 5727 13/1/45.

[24]TNA WO 171/4184.

[25]DRZW,9/1（Echternkamp）,48-50.

[26]VI Corps,NARA RG 498 290/56/5/3,Box 1463.

[27]CSDIC,TNA WO 208/4164 SRX 2074.

[28]CSDIC,TNA WO 208/4140 SRM 1189.

[29]TNA WO 311/54,32.

[30]Branden-burgische Landeshauptarchiv,Pr.Br.Rep.61A/11.

[31]NARA RG 407 270/65/7/2 ML 2279.

[32]Louis Simpson,Selected Prose,New York,1989,98.

[33]军需连的一个二等兵，根据他的性病接触表，曾勾搭了“同一区域附近的9个姑娘，把她们带到了6家不同的旅馆，实际发生了7次性行为”，这一切都是在8小时内发生的。欧洲战场的性病发生率在年内翻了一番，法国超过三分之二的性病感染源自巴黎。CMH Medical,541.

[34]Forrest C.Pogue,Pogue's War:Diaries of a WWII Combat Historian,Lexington,KY,2001,230.

[35]NARA 711.51/3-945.

[36]Antony Beevor and Artemis Cooper,Paris after the Liberation,1944-1949,London,1994,129.

[37]Simpson,143.

[38]Allan B.Ecker,‘GI Racketeers in the Paris Black Market’,Yank,4.5.45.

[39]24.10.44,DCD.

[40]NARA 851.00/9-745.

[41]Carlos Baker,Ernest Hemingway:A Life Story,New York,1969,564.

[42]see CMH SC,329-31.

[43]V Corps,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55.

[44]Arthur S.Couch,‘An American Infantry Soldier in World War II Europe’.

[45]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65.

[46]Martha Gellhorn,Point of No Return,New York,1989,30.

[47]Ralph Ingersoll,Top Secret,London,1946,185-6.

[48]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59.

[49]Tech.Sgt.Edward L.Brule,NARA RG 498 290/56/5/2,Box 3.

[50]358th Infantry,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65.

[51]V Corps,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55.

[52]V Corps,同上。

[53]NARA RG 498 290/56/5/2,Box 3.

[54]358th Infantry,90th Division,XX Corps,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65.

[55]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59.

[56]Lt Col.J.E.Kelly,3rd Battalion,378th Infantry,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65.

[57]Generalleutnant Hans Schmidt,275th Infanterie-Division,FMS B-810.

[A1]汤米（Tommy）指英国人，扬基伙伴（Yankee pal）指美国人，Teuton指条顿人或古日耳曼人，Krauts本意是酸泡菜，俚语中泛指德国人，含有一些贬义。——译者注

[A2]瓦尔特兰（Wartheland）又称瓦尔特高（Warthegau），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属于普鲁士王国的南普鲁士地区，后又归属波森自治大公国，地名源于当地的主要河流瓦尔塔河（Wathe）。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波兰重新立国，此地归属波兰，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后，这片领土被德国人称为瓦尔特兰省。二战之后，此地基本上属于波兰的大波兰省所辖。——译者注

[A3]Schnee Eifel，德语直译是艾费尔雪原，意指被积雪覆盖的艾费尔高原，艾费尔高原和阿登高原几乎融于一体，位于比利时、德国和卢森堡的交界处。——译者注

[A4]战壕足病并不能简单地理解成脚气病，它是战时长时间站立于潮湿寒冷的战壕内引起的一种足部损伤。初期患肢苍白、发凉、感觉异常并有冷感，进入充血期后患肢发红、发热并产生水肿，有疼痛感，感觉异常，遇热或使患肢处于低垂部位，可使肿胀加剧，病患会出现轻度发热和心悸的症状。此后患肢会出现水疱或血疱，皮内或皮下组织出血。延续数日后严重病例可发生坏疽，还可伴有淋巴管炎、蜂窝织炎和血栓性静脉炎。——译者注

[A5]海明威在他的作品《过河入林》（Across the River and into the Trees）一书的第255页重复了一个非常类似的笑话，但在他们的婚姻痛苦地破裂之后，他们当然不会承认是从对方那里听说的这个笑话。——作者注

第5章　许特根森林

大作家海明威的朋友和心目中的英雄——第4步兵师22团团长查尔斯·拉纳姆上校发现自己在里茨大饭店的温柔乡里待不住了。10月底，艾森豪威尔发布了秋季作战命令。随着加拿大第1集团军最终夺取了斯凯尔特河河口，安特卫普港随即被投入使用，艾森豪威尔麾下的其他6个盟军集团军即将突向莱茵河，德国的鲁尔工业区和萨尔工业区将是下一个目标。

第1集团军已经在亚琛突破了西格弗里德防线，他们现在距离莱茵河只有不到30公里了，这个距离在地图上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但问题是东边15公里外还有条鲁尔河（Roer，德语Ruhr，旧译罗尔河），要首先渡过这条河。第1集团军的左翼部队已经做好了准备，一旦柯林斯少将的第7军和杰罗少将的第5军攻占许特根森林和周边区域，便会在第9集团军的支援下向北推进。

考特尼·霍奇斯中将把自己的指挥部设在了比利时的斯帕（Spa），这个镇子自古以来一直以疗养度假胜地闻名于世。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这里曾是德国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A1]和德皇威廉二世的大本营，1918年11月，德意志第二帝国的首脑们正是在这里突然接到了德国爆发兵变的消息，眼睁睁地看着原本强大的帝国武装力量陷入瘫痪。26年之后，希特勒当下正小心翼翼地提防着“背后插刀”的一幕再次上演。

霍奇斯的指挥部位于镇上的布列塔尼大酒店，他的作战参谋们在赌场的水晶吊灯下架起了折叠桌和态势图。镇子里的空地全都塞满了吉普车和各种各样的军用车辆，原本的茵茵绿草现在被这些车辆碾成了一大片烂泥地。战史学家福里斯特·波格注意到，虽然这里距离前线不足30公里，却没人随身带枪，也没几个人穿战斗服，大多身着常服。

第1集团军指挥部里没什么欢庆气氛，倒是充斥了因秋季战局僵持而带来的愤懑和失落。霍奇斯是个穿着笔挺的军装、梳着漂亮的小胡子、不苟言笑、说话带有慢吞吞拉长调子的美国南方口音、性格有些温吞的人，他在战场上喜欢按部就班而不是灵活机动，对部队的机动作战也显得缺乏想象力。霍奇斯只是一味地要求部下向敌人正面进攻，他的莱茵河作战计划里关于穿越许特根森林（Hürtgenwald）[A2]直线推进的决定，最终酿成了美军在西北欧战役中最大的灾难。

亚琛东南部的许特根森林属于半山区的地形，覆盖着广袤的松树林，其间散落着几片橡树林和山毛榉林，山脊上还有一些牧场草甸。战火烧到这里之前，此地是一个宁静到近乎诡异的地方，除了林间的风语和空中秃鹰的啸叫，几乎没有任何其他声响。森林被交错纵横的沟壑生生撕裂，到处都是令人晕眩的陡坡，坦克和负荷沉重的步兵很难爬上这些满是烂泥、乱石和树根的山坡。这片浓密的松林几乎暗无天日，似乎受到了诅咒，与童话故事里的邪恶女巫和食人魔居住的森林简直别无二致，人们在这里会觉得自己是闯入者，情不自禁地低声细语，生怕被森林听见，惹来妖魔的报复。

在这片面积不足150平方公里的森林里，只有几条小径和防火道[A3]，人们很难靠它们在林中找到方向感。森林里基本上人迹罕至，只有几个伐木工人居住的小村落，工人的屋子和农场就建在当地有着灰褐色石头的空地上，住所外的防水棚下整整齐齐地码放着成堆的柴火。

美军对许特根森林的地形地貌本不该一无所知，早在1944年9月的第二个星期，美军第3装甲师和第1步兵师就对这里发动了初次进攻，霍奇斯和他的参谋此时就该知道自己要求部下攻打的是个什么样的鬼地方。第9步兵师在9月中下旬和10月份的进攻中获得的经验，算得上是第二次警告。当时美军向森林东南方的关键节点施密特镇发动进攻，进展一开始还不错，因为美军达成了战术突然性。对此，负责当地防御作战的德军第275步兵师师长汉斯·施密特（Hans Schmidt）中将说道：“总的来说，我们认为美军不可能通过这样一个既难以观察，又道路寥寥的浓密林地向鲁尔河发动进攻。”[1]然而，一旦德军的军属重炮调转炮口开始支援许特根森林的德军步兵，这场丛林战立即就演变成了可怕的绞肉机。

德军往这里投入了狙击手，由于地面上视野狭窄，这些狙击手通常都隐蔽在树顶上。这些人都是蒙斯特拉格（Munsterlager）的狙击手教导连（Scharfschützen Ausbildungskompanie）训练出来的，狙击手在受训时每天都要花半个小时接受所谓的仇恨宣传，其实就是跟着教官们喊一些狂热的口号，通常采取如下形式：

教官：“每一枪都要干掉一个犹太布尔什维克！”

学员：“每一枪！”

教官：“杀死英国猪！”

学员：“每枪必杀！”[2]

挡在美军第9步兵师面前的是汉斯·施密特中将指挥的德军第275步兵师，他让各团将团部都设在森林中的小木屋里。他的师只有6500人和6辆突击炮，虽然有部分官兵知道如何打丛林战，但大部分人，例如第20空军要塞营（Luftwaffe Festbataillon），则毫无步兵战斗经验，其中有个连甚至全部是由来自德国空军判读员学校的学员组成，按照施密特中将的看法，这些人“绝对不该上前线”[3]。在随后的1个月里，这个连“几乎全部投降了敌人”[4]。这是一支真正的杂牌军，连配备的步枪都是战争初期从外国军队手里缴获来的。

施密特中将承认，许特根森林的战斗“把士兵身体和精神上的忍耐力逼到了极限”[5]。他们之所以还能活着，无非是因为美军在这片战场上无从发挥占据压倒性的坦克和空中优势，炮兵观测也很困难。但德军的后勤部队和后方梯队却遭到盟军战斗轰炸机的重创，前线部队很难得到热食供应，德军士兵经常得饿着肚子，只是“偶尔得到一些冰冷的口粮”[6]。要知道这些军人必须在接近0℃的严寒中，穿着潮湿的军服整天待在散兵坑里。

10月8日，第275步兵师接收了第1412劳工营（Arbeitsbataillon），士兵全是一帮老头，施密特中将的评论是“杯水车薪”[7]。实际上这个营在前线只打了一天就完蛋了，与他们一同被歼灭的还有一个由德国空军的军校学员组成的营。到10月9日，这个师的战斗伤亡人数已经达到550人，“这还不算数量巨大的病号”[8]。当天一个来自迪伦的警察营加入该师，被扔到了维特沙伊特（Wittscheide）东面的战线上，“警察营”听起来还不错，但实际上都是些45~60岁的中老年人，身上还穿着绿色的警察制服，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们就再也没摸过枪。

施密特中将不得不承认“把这些老人家送上战场真是件痛苦的事”[9]，德军的伤亡如此巨大，以至于参谋军官、训练营里的士官生、预备队和教导部队都被填进了战线，甚至连急缺的通信兵也被作为步兵投入战斗。

一直到10月10日的那场大暴雨，才让德军第275步兵师得以重整战线。美军第9步兵师的卓越表现让施密特中将印象深刻，他甚至怀疑这些美军都接受了专门的丛林战训练。当天下午，德军第74军军长和第7集团军指挥官视察了第275步兵师的防区，他们都被该师糟糕的状况大大震惊了，将军们随后允诺会派出增援部队。

增援部队真的来了，不过他们不是来填补战线的，而是要发动一场反击。援军中包括赫尔穆特·韦格莱因（HelmuthWegelein）上校指挥的教导团，这个装备精良的团拥有2000名精锐的士兵，其中一半是军官候补生，他们被寄予了深厚的期望。10月12日早上7点，反击在猛烈的炮火支援下打响了，但是让德国人郁闷的是，进攻很快便在美军炽烈的火网中停滞不前，看起来这个精锐教导团的营长们现在已是手足无措，反击战在一片混乱中消弭于无形。当天下午，第二次进攻也以失败告终，教导团在12小时的战斗中损失了500人，连韦格莱因团长本人也在第二天阵亡。10月14日，德军反击部队被迫收兵重整。但正如施密特中将猜测的那样，经历了这一连串残酷的丛林战后，美军第9步兵师的实力也已消耗殆尽。

第9步兵师痛苦且代价高昂的推进提前停了下来，到10月16日，该师的战斗和非战斗伤亡已经达到了4500人——每推进1码就要伤亡1人！他们的攻势被迫在当日停了下来。美军军医救治了不少重伤的双方官兵，他们惊讶地发现“德军士兵在创口的恢复方面要比美军士兵快得多”[10]！这种差异显然是由于“一个简单的外科手术上的事实，美军士兵比德军士兵吃得好得多，一般来说他们身上都有一层厚厚的脂肪，这使得外科手术不仅更加困难，创口也更大，康复自然就慢。反观德军，他们的伙食差所以人就瘦，因而受伤后更容易动手术”。

让美军第9步兵师师长路易斯·亚力克·克雷格（Louis Aleck Craig）少将感到沮丧的是，即便如此，第1集团军指挥部却对第9步兵师的惨重伤亡无动于衷，且不重视战场的可怕地形。霍奇斯再次顽固地要求部队直接打穿这片最难攻打的茂密森林，却使得美军在坦克、航空兵和炮兵支援方面的优势完全无从发挥。他甚至从来没有考虑过从南边的蒙绍走廊（Monschau corrider）出发，进攻至关重要的施密特镇，这显然是一条既近又好打的路线。更要命的是，霍奇斯手下的军长和参谋军官都不敢跟他争论，霍奇斯向来以动辄就解除高级军官的职务而闻名。

第1集团军针对许特根森林的作战计划中，根本没有提到鲁尔河上位于施密特镇南部的施瓦姆瑙莱水坝（Schwammenauel dams）和乌夫特水坝（Urft dams），只是简单地说要掩护右翼，并向莱茵河推进。霍奇斯拒绝听取任何关于部队所面临困难的解释，在他看来这些解释只是胆小鬼的借口。许特根战场的通讯状况十分困难，无线电通讯在众多深谷和湿气浓重的密林中的效果很差，对后备通讯兵的需求也大增，因为德军总是优先攻击任何背着无线电台的美军士兵，而且德军还利用美军无线电通讯中的任何安全疏漏来予以打击——第7军的一份报告中提到1名营长在通话时无意中用明语说“我半小时内回来”[11]，紧接着他就在回团部的常用道路上遭到了德军迫击炮弹的突袭，2名随员当场阵亡。

森林中的小路和防火道也令美军吃尽苦头，它们和地图对不上号是常事，没啥经验的军官甚至根本无法在这里使用地图。一份报告这样写道：“在密林里，整支部队在开往某一方向或者前线时全体迷路的事情并不少见。”[12]他们甚至需要依靠己方的炮声才能找到返回的道路，有时候部队不得不通过无线电要求己方炮兵往某处打1发炮弹，好重新确定自己身处何方。夜间，人们只要离开自己的散兵坑100米就会完全迷路，此时他就只好坐等天亮才能知道自己在哪里。

最让美国人心惊胆战的是那些被反步兵地雷炸掉一只脚的战友的惨叫声。一个连长后来写道：“有人在路上踢到了一只血淋淋的鞋子，然后惊恐地看到鞋子里还有只脚。”[13]

美国大兵很快发现，德国人对自己在布雷方面的造诣颇为自得。路障都被布设了诡雷，所以那些被放倒在路上的树干都必须用很长的绳子拴起来从很远的距离上拖走。新来的士兵都要学习如何识别“舒型地雷（Schu，俗称油膏盒子雷）、里格尔地雷（Riegel，长方体反坦克雷）、特勒（Teller）重型反坦克地雷”[14]，里格尔地雷很难被排除，因为它们都被设计成一遇到拆挖就会起爆。德国人还在弹坑里布雷，他们知道新兵在遇到敌方火力时都会本能地钻进弹坑。德军还知道美军战术条令要求部队在进攻山头时尽量取道“洞穴”或者冲沟前进，因此所有的冲沟都被布设了地雷，并用机枪火力封锁。

布雷和排雷，这种死亡游戏自然不是德军的专属，美军第5军在11月5日的一份报告中写道：“我们每发现一处敌军地雷，就会在旁边再埋设1颗自己的地雷，以便打击来巡查的敌人。反过来，德国人也在搞我们，如此往复。”[15]第297战斗工兵营的一名工兵发现一枚德国地雷有一半露在地面上，幸亏他留了个心眼，没有直接上去排雷。他用探雷器探测到那枚地雷周围居然被埋设了一圈地雷，如果他真的踩了上去，那起码会被炸飞一条腿。[16]查尔斯·拉纳姆上校的第22步兵团在抵达许特根森林后不久报告说：“在该地区松软泥泞的道路上，德国人有时甚至能埋设三层饵雷。”[17]工兵往往能够发现第一枚饵雷，却没有意识到真正的杀手在后面。吃了亏的美国人学乖了，他们开始用炸药排雷，再用推土机填埋路上的弹坑。

另一个危险的敌人是藏身松树之间的绊雷索，军官们抱怨说，士兵不得不一直盯着眼前的地面，四处寻找无处不在的绊雷索和地雷，甚至在巡逻时都顾不上抬头观察四周。美国人也不甘示弱，发明了可以布设在前沿阵地前方的绊发照明弹：它由一块200克重的TNT炸药和一枚60毫米迫击炮照明弹绑在一起组成，用绊索引爆，这些绊索被布置在阵地前的松树之间，一旦有人来偷袭，就会被引爆，并为守军照亮目标。美国人很快发现这些绊发照明弹必须布置在机枪巢前方至少50米以外，否则剧烈的闪光会立即闪瞎机枪射手。不过在战况复杂的许特根森林里，任何事情都不会那么简单，另一个军官就留意到，“步兵火力在林木间的有效射程极少能超过50米”。[18]

冰冷的秋雨使交战双方深受其害。即便雨水没有落到地面上，针叶上的水珠也会淅淅沥沥地滴落在士兵身上。受潮的弹药经常打不响，军服和军靴也被泡烂了，蔓延开来的战壕足病令部队战斗力锐减，病重者甚至需要截肢。美军军官起初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随着大批非战斗减员情况的出现，各团尽最大努力给每份口粮里配上一双干袜子，同时告知士兵把他们的备用袜子顶在钢盔里保持干燥。美军还让士兵们两人一组，互相按摩脚部，并在睡觉时抬起双腿以加速血液循环。

那些天里，当兵的白天被小雨淋得透潮，晚上又不得不待在积水的散兵坑里，刺骨的寒冷可想而知。各营的军官们都意识到要让士兵每天至少暖和一回，于是在战线后方架起了放置取暖器的帐篷，供应热咖啡和热饭菜，还有专门用来烘干军服的暖棚。但问题是德国人时不时会发动一次进攻，或者进行武装侦察，让那些身处前沿散兵坑的美军士兵根本无法回到后方。大多数士兵只能淋着小雨啃着冰冷的干粮瑟瑟发抖，战壕足的发病率自然是一路飙升。不过大兵们自有办法，他们在C口粮的罐头盒里倒上土，泡上汽油，点着了当成火炉。这种自制火炉通常被放在一个0.3米（1英尺）深的坑里，他们还会把更大的10号罐头盒四周打上孔，吊在小火炉上，既能热饭，也能烧水。

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作战，战士们需要强健的体魄和坚强的意志，尤其是当11月高海拔的地区开始飘起雪花的时候。美军第7军的军官发现：“年过30的士兵岁数较大，身体条件已经不能适应这种作战环境，而20岁以下的年轻人的意志力和体力都还不够成熟。”[19]

不幸的是，绝大部分补充兵员都是这两类人。

在双人散兵坑上搭个简单的雨棚甚至都是件极其危险的事情，德军的炮弹往往在树梢上爆炸，致命的金属弹片如同雨点般横扫下方的所有人。所以美军的散兵坑都要用圆木遮住一半，圆木上再覆上一层厚厚的泥土，用树枝和苔藓进行伪装。但砍伐这些圆木又是件很危险的活：不能用大斧，斧头砍树的声响足以传到德军那边，继而引来德军的迫击炮轰击，因此美国人只能选择不那么好用的手锯来替代斧子。

在诺曼底和东线战场积累了丰富作战经验的德军，只在最前沿的警戒阵地投入少量兵力，配置自动武器进行防御，更为精锐的部队则在坦克支援下发动反击。一旦美军攻上来，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炮轰己方阵地。这种阵势看起来吓人，但美军很快就发现了其中的奥妙，并有样学样。由于炮弹是从后方射来的，致命的弹片大部分都是向前飞散迎向来袭的敌军，而不是守在战壕里的自己人。美军第5军的埃德温·M.伯内特（Edwin M.Burnett）上校评论道：“这需要勇气，但确实管用。”[20]

11月1日，霍奇斯在第5军军长杰罗少将的陪同下来到了位于罗特（Rott）的第28步兵师师部视察。霍奇斯告诉曾经骄傲地看着手下在巴黎阅兵的师长“荷兰人”科塔，他的师将在次日早晨赶在左翼的第7军之前，作为首批部队投入进攻，霍奇斯向他保证此次作战的计划堪称“卓越”[21]。然而，实际上这项计划却蠢到了家：第28步兵师不光要穿越最陡峭的山岭和山谷，霍奇斯还命令科塔将他的师分散投入到多个不同的方向，“有效确保”了他的进攻部队远远弱于任意一个方向上的守军，攻打施密特镇的兵力甚至不满一个团。科塔小心翼翼地指出了计划中的破绽，但却无人理会他的意见。

此时，第三帝国高层领导人固执己见的现象愈发严重，难以听取不同意见。就在第二天上午，维尔纳·克赖珀上将被迫辞去了德国空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并到停在狼穴的帝国元帅戈林的专列里向他告别。两人谈到了战争的结局。“这必定会是一场尼伯龙根式的战斗（意指双方同归于尽），”帝国元帅说道，“但我们还是会在维斯瓦河、奥得河或者威悉河畔战斗。”[22]

克赖珀怀疑平民百姓是否愿意被卷入这场自杀式的战争，他在日记中写道，自己恳求戈林“说服元首看到这项政策在执行上的可能性，戈林沉默了一会，告诉他自己做不到，因为这会打击元首的自信心。”

11月2日上午9点，就在克赖珀面见戈林的时候，美军第28步兵师从一个小突出部出发，向东攻入浓雾弥漫的森林。右翼的第110步兵团遭到了西墙防线上残留碉堡的机枪火力射击，损失惨重；左翼的第109步兵团也同样遭遇了不幸，他们径直闯进了一片得到重火力掩护且未被标注出来的雷场。

防守该区域的德军第275步兵师现在已经是丛林战的老手了，但消耗也极其严重，师长施密特中将大声疾呼该让部队撤出去休整了。有些德军士兵在投降美军时说道，德军不仅在自己前方布雷，还在部队后方布雷以阻止他们逃跑，有几个战友因为试图逃跑而被处决了。

在战线中央，美军第112步兵团沿着200米深的卡尔河谷旁的鞍形山脊攻向福森纳克村。美军炮兵集火射击，白磷燃烧弹将村里的大部分房屋都点着了，谢尔曼坦克则对着教堂的尖顶开火，因为那里极有可能隐藏着德军的炮兵观察员或者狙击手。攻占了这个浓烟四起的村子后，美军预料德军可能会发动反击，连长要求士兵们赶紧挖掘战壕，准备武器。但令人意外的是德军什么都没做，“有件大事，一个乡下来的小伙子说：‘我因为喝多了苹果白兰地酒乱开枪，结果被罚了18美元’”[23]。

11月3日破晓，第112步兵团开始爬下卡尔河旁的陡坡，继而爬上东南方同样陡峭的山坡，直扑科默沙伊特村。表现得极其坚韧的3营，在主力前方一路交替掩护向前推进，直接攻向了至关重要的施密特镇，打了镇上的德军一个措手不及，很快拿下了该镇。约翰·M.科兹洛斯基（John M.Kozlosky）技术军士长拦截了一辆运送弹药的马拉大车，“当马夫发现科兹洛斯基会说波兰话后，高兴地跳下车亲吻着他的双颊”[24]——他是众多被德军强征入伍的波兰人中的一员。施密特镇下方就是庞大曲折的施瓦姆瑙莱水库和大坝，距离第112步兵团的阵地只有2.5公里。对于这一突破性进展，上级发来了贺电，师长科塔忍不住沉醉其间，虽然战况顺利得有些宛如梦幻。

就在几天前，第1集团军指挥部的军官们忽然意识到，如果德军在美军横渡鲁尔河时打开上游的水坝，一堵奔涌而来的水墙就会摧毁所有的浮桥和舟艇，东岸桥头堡里的所有美军部队都会被切断后路。当攻占施密特镇的消息传来时，霍奇斯才刚刚开始考虑解决这个难题，现在做什么都来不及了。更要命的是，霍奇斯还暗示第7军军长柯林斯少将推迟进攻，等待增援他的第4步兵师到达，于是冒进的第28步兵师被彻底暴露在了德军面前。

对于这项几乎注定失败的任务来说，科塔的第28步兵师根本不是什么好的选择。前期战斗中的惨重损失使得这个师的大部分士兵都是新来的补充兵，师里自伤和开小差的情况也很严重，作为警告，该师的埃迪·斯洛维克（Eddie Slovik）二等兵甚至因多次开小差而成了美军在欧洲战场上唯一一个被自己人枪毙的家伙。情况实在是够糟糕的。

施密特镇失守的消息吓了德国人一跳，他们实在搞不清美国人为什么会把主要进攻方向放在许特根森林地区，尤其是在上个月美军第9步兵师的进攻遭到了“德军有效的抵抗之后”[25]。巧合的是，当美军攻占施密特镇的那一刻，德军B集团军群指挥官莫德尔元帅正在科隆以西的夸德拉特（Quadrath）地区的施伦德汉城堡里，与部下进行地图推演，推断美军在第5装甲集团军和第7集团军之间的德国边境线上的主攻方向。于是，当施密特镇失守的消息传来时，莫德尔当即毫不犹豫地命令负责该地区防务的第74军军长埃里希·施特劳贝（Erich Straube）步兵上将[A4]返回军部。随后，他就和第7集团军指挥官埃里希·布兰登贝格尔（Erich Brandenberger）装甲兵上将、第5装甲集团军指挥官装甲兵上将哈索-埃卡德·冯·曼陀菲尔男爵（Hasso-Eccard Freiherr von Manteuffel）以及其他军官一起，制订出最佳的应对方案。

第116装甲师奉命全力开赴美军进攻部队的北翼，与第89步兵师联手发动进攻。第116装甲师的现任师长是西格弗里德·冯·瓦尔登堡（Siegfried von Waldenburg）上校[A5]，其前任就是因为取消了亚琛撤退而引发风波的冯·什未林中将。瓦尔登堡得令后立即带着拥有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亲王头衔的首席参谋（Ia）[A6]弗里德里希-费迪南德（Friedrich-Ferdinand Prinz zu Schleswig-Holstein）少校离开地图推演现场，返回装甲师师部。德军最高统帅部此前要求莫德尔不要动用第116装甲师，但现在莫德尔决定抗命了，以“阻止美军从森林地带突破到开阔区域”[26]。

当天晚上，美军第28步兵师112团3营的士兵在攻下施密特镇后已是筋疲力尽，官兵们偷了个懒，没有挖掘散兵坑，而是直接睡在了屋子里。军官们根本想不到德军的反击那么快就会降临，所以既没有组织巡逻队，也没有设置警戒哨。因此当第二天破晓，德军的炮击和步坦联合进攻突然间接踵而至时，全营完全措手不及。此时营里的巴祖卡火箭弹已经所剩无几[27]，再加上德军出人意料地从3个方向猛扑过来，这个美军步兵营里的大部分人都显得惊慌失措。慌乱中，200多人向东南方跑去，一头撞上了德军大部队，最终只有67人生还，部队完全失去了指挥。该营残部抛弃了营里的伤员，逃回科默沙伊特与第1营会合。

在施密特镇以西约13公里的罗特镇的师部里，科塔师长首先就对落在自己头上的灾难束手无策。11月8日，他更是被埋没在一堆高官之下了。霍奇斯来到他的师部时，“发现艾森豪威尔上将、布莱德雷中将和杰罗少将正在与科塔讨论当前的战况，直到上将一行人离开时他才上去寒暄了几句”。霍奇斯的副官记录道：“此后霍奇斯将军把科塔拉到一边，为第28步兵师进展缓慢的现状狠尅了他一顿……不用说，霍奇斯将军肯定对第28步兵师的表现极其失望。”[28]

霍奇斯还责备了第5军军长杰罗，尽管把一个单独的步兵师分拆开来投入许特根森林的“卓越”作战计划是他的集团军指挥部制订的。霍奇斯强硬地要求科塔命令第112步兵团夺回施密特镇，这显示了他是多么不接地气，完全不了解前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被派去对付德军豹式坦克和Ⅳ号坦克的美军谢尔曼坦克在陡峭蜿蜒的小道、雷场和泥泞间举步维艰，低沉的乌云和降雨使得美军的战斗轰炸机无法起飞，与此同时被围困在科默沙伊特镇的两个美军步兵营则一直笼罩在德军坦克和2个军[A7]所属全部炮兵营的火力之下——莫德尔命令这两个相邻的军把炮兵全部转向这里。11月7日，第112步兵团2营从福森纳克突围而出，为此科塔把第146战斗工兵营作为步兵投入战斗，他们最终设法在福森纳克镇的西部顶住了德军坦克和装甲掷弹兵的攻击。情况已经十分严重，第4步兵师的一部分兵力甚至被调来支援第28步兵师。

11月8日夜，美军炮兵猛烈轰击了科默沙伊特镇周边地区，以掩护上述两个步兵营的残部趁夜溜过卡尔河谷逃回来。第28步兵师几乎被德军打回了出发地，他们在遭受了高达5684人的战斗和非战斗伤亡后空手而回。对于曾经率部从巴黎穿城而过的科塔来说，这无疑是他军旅生涯中最痛苦的一天，仅第112步兵团的损失就超过2000人，该团残余的可用兵力已经不足300人，也就是说第112步兵团算是被打残了。布莱德雷的参谋军官留意到：“当前线的某支部队实力下降到一定程度后，情况就会变得极其糟糕，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将会锐减，那意味着部队里已经没有足够多的有经验的老兵来教导那些补充来的新兵——所谓‘增援兵力’——（打仗的）窍门了。”[29]

德国的宣传机器自然不会放过这次反击战的胜利，如同德军在东普鲁士夺回戈乌达普（Goldap），以及苏联红军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城下的挫败，德国人大肆宣扬：“被包围的美军特遣队被歼灭。福森纳克镇和科默沙伊特镇里的小股残敌已被剿灭，他们一度负隅顽抗，但最终还是放弃了无意义的抵抗。”[30]

连败两阵的霍奇斯和许特根森林杠上了，他拒绝考虑其他的作战计划。现在，即使他已经知道了鲁尔河水坝带来的危险，他还是拒绝向南迂回，反而将第1、第8、第104步兵师，第5装甲师和第4步兵师一部一股脑儿投进了这片嗜血的森林。这次进攻将成为美军第9集团军和第1集团军联合进攻的右翼，而在更北面，英军第2集团军已于11月12日从奈梅亨突出部向东发动了进攻。虽然英军在接下来的10天里饱受降雨、泥泞和雷场的困扰，但他们还是肃清了马斯河西岸的区域，一路打到德国与荷兰边境线上的芬洛（Venlo）和鲁尔蒙德（Roermond）。同样是在11月12日，美军第1步兵师从亚琛西面的休整地域出发，搭乘卡车开赴森林的北部区域。

耽搁了几天后，向许特根森林的第三次进攻于11月16日打响。此时，持续的小雨夹雪在海拔稍高的区域已经变成了降雪。北翼第1步兵师的任务是通过施托尔贝格走廊攻占迪伦以及埃施韦勒（Eschweiler）和于利希（Jülich）。这三个城镇几乎已被盟军飞机投下的9700吨炸弹炸成了白地，迪伦每天晚上还会受到美军远程炮兵的猛轰。

尽管如此，当第1步兵师的先头部队在坦克的支援下开进松树林时，他们还是遭到了德军第12国民掷弹兵师的猛烈炮击和轻武器射击。新来的机枪手阿瑟·库奇写道：“一长串伤员被从森林里抬了出来，我看到一个人用手使劲捂着肚子上的大伤口，不让肠子从里面流出来。很快来了一个医护兵，医护兵扶着伤员躺倒在地，在他肚子上缠了一大卷绷带，又给他注射了一针吗啡。一个老士官曾告诉我，打仗时要趴在大石头的后面，然后向德军炮弹最新的弹着点移动。他说这是最安全的做法，因为德军炮手每打一炮都会摇动方向机调整几个刻度，以便轰击更多的地方。我照他说的窜进了最新的一个弹坑里，接着下一发炮弹就落在30米外，他的这个主意救了我的命。”[31]

第1步兵师的军官们发现德军又在故伎重演，他们先用轻武器把进攻的美军钉在原地，“接着劈头盖脸地把炮弹和迫击炮弹砸向我们”[32]。新兵们被告知躲在大树后面，这样可以抵挡部分飞溅的碎木块的打击，千万不要卧倒在地，因为这样人体更容易遭到空爆弹片和碎木块的攻击。美军试图用4.2英寸重型迫击炮进行火力支援，但炮手们很快发现迫击炮弹的发射药受到湿冷气候的影响，弹着点的散布变得格外大；架设在湿润泥土上的迫击炮底座也会被炮弹后座力一发发地砸进泥里。[33]

阿瑟·库奇写道：“德国炮兵已经预先瞄准了林间的道路，并将炮弹设置好，在树梢高度爆炸，这样弹片就会直接向我们飞过来，令我军死伤惨重。我看到了很多垂危的重伤员还有尸体……一开始我还尝试跪下来和他们说说话，但很快就发现我根本承受不了那么多，我觉得满目血肉这样的场景已经超过了我的心理承受力。”他最钦佩的是那些跑来跑去救助伤员的医护兵，“即使身处重炮和机枪火力之下（也不停止），而这时我们都会待在更安全的地方”。[34]

在森林里，大部分德军士兵不再惧怕美军坦克。他们可以用铁拳反坦克榴弹发射器来对付坦克，如果距离稍远，还可以用坦克杀手反坦克火箭筒（Panzerschreck），德国人称它们为“烟囱管子”，这实际上就是一支大号的巴祖卡火箭筒。铁拳榴弹发射器在森林里还经常被德军士兵用作近距离支援火炮，毫不奇怪，正如德军第7集团军参谋长鲁道夫·冯·格斯多夫上校[A8]所言，德军发现“防守森林比防御开阔地带容易得多”，因为美军的大量坦克在这里玩不转。

美军第1步兵师现在面临着德军的顽强抵抗和猛烈的炮兵火力，库奇继续写道：“就在破晓前，一场大规模炮击开始了，炮弹大多打在我们头顶的树梢上。此时天还没亮，我们又身处险境，这让一些新兵吓得要命，开始到处乱跑。我想办法逮住了一两个，怒吼着让他们滚回散兵坑里躲着去，不然就死定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战场恐惧症，而且开始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会患上重度精神病和炮弹震荡症……后来有些人被送回后方照料了。对于我们这些留下的人来说，在准备向前推进的当口遇到这样的事情，真是太危险了。”[35]

第4步兵师的战线中央是拉纳姆上校的第22步兵团，他们向东进发，翻过巨大的山岭攻向施密特镇。该师的计划是先攻下海拔最高的大豪镇（Grosshau），保障右翼的第8步兵师先后攻占许特根森林里的村落和小豪镇（Kleinhau）。但是美军每前进一米都要付出可怕的伤亡代价，美军指挥官们哪里知道，他们现在的突破方向正紧挨着德军计划中的阿登反击战发起线的北侧，德军当然会拼命死守。

这里的每个村子都有用灰红色石头建造的教堂，哪怕只有巴掌大的小村也不例外。施密特中将的第275步兵师有部分士兵接受过系统的狙击手训练，[36]他们的存在使得美军军官甚至不敢把望远镜从衬衫里拿出来。然而，正如美军第4步兵师12团团长小詹姆斯·斯蒂芬·勒基特（James Stephen Luckett,Jr.）上校指出的那样，[37]森林里的视野很少能超过75码，这让狙击手很难在地面上发挥作用，于是村里的教堂便派上了用场。德军还在玛利亚维勒西南方布置了1个88毫米炮兵连，这些高炮原本的用途是射击飞往德国本土的盟军轰炸机，但现在他们向美军攻来的方向派出了观察哨，以便及早发现来袭的美军坦克，好让88炮发挥反坦克时的巨大威力。

施密特中将手下的军官们仅仅依靠当地山民就能获得大部分所需的战场情报，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他们发现美军只是在准备进攻某一区域时才会向那里派出侦察部队，这恰恰暴露了美军第二天的进攻方向。德国军官和士官们已经学会利用美军犯的错误，美军低级军官往往在占领一片区域后在夜里返回后方休息，德军此时就会趁虚而入，第二天美军就会发现前一天晚上撤出的地方再也攻不进去了。进攻并不是美军士兵们聚集的唯一理由，只要有德军被俘虏，“立刻就会有一二十个美军围上去凑热闹，这也给他们带来了巨大伤亡”。[38]

德军坦克通常都被藏进掩体，再加以妥善伪装，这些大家伙更多的时候是被用来打“心理战”。一名美军军官记录道：“白天，它们相当平静，但一旦到了黎明、黄昏还有夜间的某些时段，它们就变得活跃起来，到处不停地开动、射击，这让我方官兵的神经几乎要崩溃了。”[39]

对此，美军的应对之道是把坦克歼击车部署在前线，好给士兵一些心理依靠。由于很多美军步兵一见到坦克撤回去补充油弹就会恐慌和逃跑，所以他们总要千方百计保留1个预备坦克排用来填补这些空缺。但这并非易事，因为装甲车辆在这样阴暗的森林里往往也是自身难保，每个轻型坦克排都要搭配1个步兵班进行掩护，还要有1个工兵班来扫雷。在这样的林区里，坦克兵其实比步兵还要恐惧，1名坦克手写道：“有一次我们连续4天都没有离开坦克，重炮、88炮、迫击炮的炮弹像发了疯一样落在我们四周，你要是敢从车里出去撒泡尿，你就死定了。我们甚至把那些该死的钢盔都堆到了炮塔外面（好增加一些防御力）。”[40]

拉纳姆上校的第22步兵团的任务是翻过树木最浓密的小山头推进到小豪镇，步履维艰之中，他们发现德军把低处的树枝都砍了下来，好让MG42机枪得到更好的射界。美军先头连发动了一次突袭，打跑了德军最外围的警戒哨，紧接着就在一条“25码纵深的三角拒马、铁丝网和地雷组成的防线”[41]前止步不前。当全排开始观察这些障碍物时，德军的迫击炮弹突然成群地落了下来……这只是他们通向“骷髅地”（Calvary）[A9]的开端，拉纳姆手下的3个步兵营长在随后的战斗中全部阵亡。

美军第4步兵师逐渐学会了在森林中作战，每个步兵连被重组为2个突击组和2个支援组。突击组只携带轻武器和手榴弹，支援组则带着迫击炮和机枪跟在突击组身后视线可及之处，前方的侦察兵和突击组需要学会“完全靠指南针认路”，因为人在密林里会很容易彻底失去方向感。部队推进时，支援组就会跟着布设电话线进行联络，就像格林童话《糖果屋》（Hänsel und Gretel）中的情节那样，负责引导通信兵、弹药运输兵和辎重兵。

美军的几个师很快就发现，林间小路、防火道和伐木工小道并不适合被用作各部队的分界线，而是应该作为他们推进的中心线。部队要在这些小道两侧推进，但绝对不能走到路上，因为那里布满了德国人的诡雷，德军炮兵也早已瞄准了每条道路。德军的迫击炮提前校准了射程和方向，这让美军第1步兵师付出了不少伤亡代价。为了少死人，这个师选择了从林间发起进攻，他们的各级指挥所也必定远离道路，[42]即使条件更加艰苦更花时间也只能忍受——遭点罪总比送命强。

11月中旬，天气骤然转冷。问题是很多士兵先前在冷雨和泥沼中艰难跋涉筋疲力尽时，都把沉重的羊毛大衣给扔掉了。第1步兵师的阿瑟·库奇写道：“整片森林里的积雪厚达半米以上。有一天我们通过一处先前由其他连队攻击过的地区，我看见一列大概6个士兵站在雪里，身体向前倾，步枪指向前方厚厚的积雪——就像正在进攻一样。但是我随后就发现他们纹丝不动，我对一个战友说，他们一定都死了，是中弹后立即被冻僵的。我在左胸前的口袋里装满了德国的硬币，好挡住射向我心脏的子弹或者弹片——我知道这么做其实挺傻的。”[43]

在更远的南翼，巴顿将军继续给手下的指挥官施压，让他们继续向前进攻。11月11日，星期六，第12集团军群指挥官布莱德雷中将的副官切斯特·贝亚德·汉森（Chester Bayard Hansen）少校在日记中揶揄道：“水火不容的两个日子撞在了一起：停战纪念日[A10]和乔治·巴顿的生日。”[44]

整整1周后，巴顿的第3集团军终于包围了梅斯，又过了4天，这座要塞城市里的德军放下了武器。巴顿对攻占梅斯的痴迷导致其手下的部队损失惨重，他的刚愎和急躁虽然在1944年夏季赢得了闪电般的胜利，此时却成为部队遭受惨重损失的重要原因，持续的降雨使得摩泽尔河泛滥成灾，美军在梅斯南边的渡河行动也随之成了一场噩梦。巴顿就给布莱德雷说过这么一件事，他手下的工兵连累死累活干了整整2天，历经挫折才勉强在激流中搭起1座浮桥，可就在第一辆坦克歼击车过桥时，上游漂下来的一堆杂物钩断了一根绳索，浮桥随即土崩瓦解，被湍急的水流冲走。“这个倒霉连队的全体官兵一屁股坐在了泥地上，”巴顿说道，“像小孩子那样号啕大哭。”[45]

在南方，美军第7集团军在11月中旬攻击了萨维尔讷隘口，保障了法军第2装甲师取得突破并冲进了斯特拉斯堡，闪电般冲到了莱茵河上的凯尔大桥旁。在第6集团军群的右翼，让·德拉特·德塔西尼上将的法军第1集团军解放了贝尔福、阿尔特基什和米卢斯，向科尔马南部发动进攻。他们的进攻在那里遇到了德军的激烈抵抗而被迫停滞，后来就形成了著名的“科尔马口袋”。

斯特拉斯堡的守军丢尽了德国军人的脸，党卫军逃跑前把这座城市洗劫一空，那些奉命“打到最后一颗子弹”[46]的士兵早早地就开始丢弃弹药，那样他们就可以声称弹药耗尽，方便自己逃跑或者干脆投降。德军城防司令官弗朗茨·瓦特罗特（FranzVaterrodt）少将对那些高级军官和纳粹党官员的行径嗤之以鼻，他在被俘后对他的同僚们说：“希姆莱居然没有吊死那些掌管斯特拉斯堡的家伙，这真是咄咄怪事。所有人都逃跑了，纳粹党的分区领袖、社区领袖（Ortsgruppenleiter，城市一级的纳粹党负责人），市政当局的正副市长全都脚底抹油，连政府官员都跑光了……等这帮人在清晨时分渡过莱茵河时，事情就会变得有趣了。”[47]

人们看到斯特拉斯堡地方法院的首席大法官也背着帆布背包逃向莱茵河，对于他，瓦特罗特倒是表示了更多的理解和同情，“他亲手判决了那么多人死刑，那真是太可怕了”。法官是土生土长的斯特拉斯堡人，要是落到法国人手里，他会第一个被审判或者处死，就算不死也得被扒层皮，不跑又能怎么办呢？

许多德国军官被找到时都带着他们的法国女人躲在各种犄角旮旯里，而且都自称是“与队伍走散了”[48]，瓦特罗特少将简直要气炸了：“他们都是逃兵！”

最惊人的是施赖伯中将，他来到瓦特罗特少将的指挥部时声称“我的参谋部就设在这里了”。瓦特罗特看向窗外，“那有大约10辆崭新的漂亮小汽车，里面塞满了漂亮女人、随从、肥头大耳的官员，多得吓死人的行李中肯定塞满了美食和奢侈品”。施赖伯称自己打算渡过莱茵河，“那样至少可以安稳一段时间”。

勒克莱尔少将的法军第2装甲师解放了斯特拉斯堡，法兰西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勒克莱尔曾在其巅峰之战——北非的库夫拉之战中承诺过，要让三色旗重新飘扬在大教堂的尖顶上。而现在，曾在1871年和1940年两度被德国人抢走的斯特拉斯堡和阿尔萨斯重归法国的怀抱，这显然意味着法兰西已然光复。美军高级将领们都很敬重和喜欢勒克莱尔，可他的同僚——法军第1集团军指挥官德拉特·德塔西尼上将相比之下就差得远了。这个能言善辩、行事夸张的将领似乎认为他的职责就是不停地抱怨，埋怨盟军没能给他位于战线最南方的部队提供足够的军服和武器。不过老天爷倒也公平，他领受了一项把137000名缺乏训练且不服管教的法国抵抗组织成员融入军队的艰难任务，结果遇到了一大堆麻烦。戴高乐则惦记着把殖民地部队从法军第1集团军中调出来，好让这支番号“第1”的部队里的法国血统更纯正——那些来自北非和塞内加尔的士兵也确实受不了孚日山脉的严寒。最终，德拉特·德塔西尼还是带着他的集团军在大雪中突破了贝尔福的缺口，来到瑞士边境的莱茵河畔。

11月24日，艾森豪威尔和布莱德雷视察了雅各布·德弗斯中将的第6集团军群指挥部，这个集团军群辖有亚历山大·麦卡雷尔·帕奇（Alexander McCarrell Patch）中将的美军第7集团军和德拉特·德塔西尼的法军第1集团军。德弗斯是个雄心勃勃的年轻将领，却不善于和人打交道，包括同艾森豪威尔，他甚至得不到和盟军统帅部探讨自己作战计划的机会，主要原因是艾森豪威尔对他的南翼战线兴趣不大。

德弗斯确信自己可以很容易地在卡尔斯鲁厄西南方的拉施塔特（Rastatt）渡过莱茵河，即使德军在其左翼打出一些反击也不会有什么影响。他显然认为在莱茵河对岸建立桥头堡的前景能打动艾森豪威尔，但他对计划的描述并不太清晰，当最高统帅拒绝了他的计划时，德弗斯又显得怒不可遏。这个责任主要在艾森豪威尔，他的眼光只是死盯着鲁尔区和柏林，却从没有认真考虑过南翼战线的战略。他只是希望德弗斯顺着自己的大战略扫清莱茵河西岸的敌人，好肃清从北海到瑞士的莱茵河以西区域。很不幸，艾森豪威尔的决定暴露了他缺乏想象力的特点，如果真能在拉施塔特（Rastatt）渡过莱茵河建立桥头堡，美军将获得一个巨大的机会，如果动作够快，希特勒计划中的阿登反击战甚至会在开始前就被瓦解于无形。

且不论整体战局的变化如何，许特根森林的战斗还在继续，交战双方开始越来越倚重炮兵。施密特中将的第275步兵师拥有131门火炮用于支援作战，虽然他的炮兵团装备的火炮来自德国、苏联、意大利和法国，可谓五花八门，弹药补给也十分困难，但威力还是不容小觑。美军的炮兵实力就更加强大了。

炮火凶猛的结果就是将许特根森林变成了人间地狱，到处是被重炮炮弹和迫击炮弹掀倒或撕扯成碎片的大树，被地雷炸成碎块的尸体，满地都是丢弃的钢盔和生锈的武器，以及弹药箱、口粮袋、浸满泥污的军服。德军第74军军长施特劳贝步兵上将说道：“最要命的是士兵的军服（没得换）。”[49]

在潮湿寒冷的气候中，他的部下饱受低温症、战壕足、冻伤和其他疾病的蹂躏，而迫击炮则成了杀伤双方士兵数量最多的武器。

许多德军军官都相信，许特根森林的战斗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甚至东线战场更可怕。有人说它就是个“开放性伤口”，格斯多夫上校称它为“死亡磨坊”[50]。而再次加入拉纳姆上校的第22步兵团的海明威，则在这里见证了大雪、泥泞和被炸碎的松树，他说许特根就是“炮弹在树顶爆炸的帕斯尚尔（Passchendaele）”[51]，在1917年的帕斯尚尔战役中英军伤亡极其惨重。

作为战地记者的海明威，虽然有人对他过度英勇的行为提出异议，但他还是拿起了汤姆森冲锋枪，背起分别装着杜松子酒和科纳克白兰地的水壶回到了部队。海明威在火线上多次显示出自己的勇敢无畏，甚至还有一次直接参战。海明威似乎并不怎么看重自己写战地新闻的本职，他常常自嘲为“得痔疮的老厄尼”、“可怜的穷人派尔”[52]，这是对当时最有名的战地记者厄尼·派尔（Ernie Pyle）的善意嘲笑。但是海明威更专注于自己周围的人，以及他们在战火中的表现，因为他打算写一部关于战争的巨著。正如海明威的传记作家卡洛斯·贝克（Carlos Baker）所言——“欧内斯特因身为军官和士兵们的良师益友而闻名”，他的勇敢和对战场恐惧症的别样理解令他充满了吸引力。

塞林杰所在的第12步兵团驻地距离海明威还不到2公里，这会儿他正疯狂地写着一些和这场地狱般的战斗有关的短篇故事。他告诉他的读者，只要一找到“没有人的散兵坑”[53]他就会动笔，看起来这项活动至少让他一直到战争结束都没有精神崩溃。

所谓的“战斗疲劳症”（Combat fatigue或Combat exhaustion）——军人在战场上精神崩溃的委婉说法——在美军中迅速蔓延开来。士兵中流传着这样的笑话：“在那里待上5天你就可以和树搭腔，第6天树就会来找你聊天了。”[54]

布莱德雷的指挥部中一名到访过此地的参谋军官不无夸张地写道：“那些在许特根森林待过的年轻营长一个个都成了嘴里咕哝不停的傻子，和那些天生的傻子差不多。”

有个这样的“傻子”对他说过以下这番话：“本来还不是太糟糕，后来‘生面团’（doughs，美国俚语中泛指美军步兵）们从前线撤下来时太累了，他们看到路上有一个死掉的生面团仰卧在地，问题是他们太他妈地累了，都懒得抬脚，居然直接从死人僵硬的脸上踩了过去……”[55]

巨大的战争压力让人们渴求尼古丁和酒精，虽然大多数军官都会大方地让士兵分享自己特别配给的威士忌和杜松子酒，但一则关于军需官偷窃口粮里的香烟拿到黑市去卖的传言还是差一点激起了兵变。第4步兵师的一名军官记录道：“士兵们对口粮缺斤短两的现象不会说什么，实际上他们宁愿少拿口粮以换取更多的香烟。”[56]

不光是精神崩溃，人员的伤亡也实在可怕。“你早上开车从野战医院的帐篷旁经过，看到地上有2具或者3具尸体，下午回来时就变成了30具或者40具……阵亡人员登记班甚至出现了人手短缺。”[57]在进攻的最初3天里，第4步兵师22团的战斗伤亡就达到391人，其中包括28名军官和110名士官。[58]有时候新来的连长或者排长根本活不了多久，甚至还等不到手下人记住他们的名字就战死了。

德军的损失也很严重，莫德尔决心“保持对有利地形的控制”[59]，于是那些临时拼凑的营或团被一个接一个地投入了战场，那些岁数不小的警察和缺乏训练的空军地勤人员被一批批拉上去送死，许多人甚至还没有抵达前线就死在了美军的炮火之下。天气一旦放晴，盟军的战斗轰炸机群就会带着白磷燃烧弹扑向德军的炮兵阵地。这些德国补充兵虽然穿着单薄的军服瑟瑟发抖，而且由于补给困难而严重营养不良，但他们还是在坚持战斗，因为看起来他们也别无选择。

德军向美军第1、第4和第8步兵师发起的持续反击，大大延迟了美军穿越这片被炮火炸碎的林区的步伐，但无论如何艰苦和缓慢，美军仍在奋力向前推进：高昂的代价，冰冷的雨水，还有那些令坦克无法为部队提供支援的泥泞和地雷。美国大兵们现在对敌人充满了仇恨，第22步兵团的戴维·罗斯巴特（David Rothbart）中士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的人从心理上来说已经完全进入了战斗状态，他们现在成了杀手，他们痛恨德国人，会毫不犹豫地宰了他们。”[60]

11月23日，感恩节，艾森豪威尔下达命令，所有的盟军士兵都必须吃到火鸡大餐。于是，许特根森林里各个营的厨师也开始奉命制作火鸡肉三明治，但当士兵们爬出散兵坑排队领大餐时，德军的炮弹却成群飞来。一名目睹了当天血肉横飞惨状的美军少校据说后来再也没有吃过感恩节大餐，而是“起身躲到后院里像孩子一样大哭一场”[61]。

没人会觉得夺取这片森林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美军还需要再经历6天死伤惨重的战斗才能拿下小豪镇和大豪镇。最终，在一场西欧战场罕见的决死冲锋之后，美军第8步兵师的部队用手榴弹、步枪和汤姆森冲锋枪，同德军在村舍间展开了逐屋争夺的肉搏战，最终夺取了许特根森林里的村落。

第83步兵师将伤亡惨重的第4步兵师替换下去，他们同样在德军的“弹片从树顶上呼啸着飞向四处的树顶炮击”[62]中战战兢兢。为了进攻盖（Gey）村，美军组织了一次让不同单位的所有火炮同时射击、炮弹同时落地的TOT炮击（Time On Target），但是当他们的步兵进入村子时，还是爆发了可怕的“逐屋巷战”。美军直到12月的第一周结束时才走出这片可怕的森林，俯瞰鲁尔河谷的广阔乡间，但他们还是没能攻占施密特镇和水坝。应美军的一再要求，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RAF Bomber Command）组织了3次意在炸毁水坝的空袭（其间因为天气原因取消了5次行动），却没能取得显著效果，这下英国皇家空军不干了，轰炸机司令部拒绝再次出击。最后，霍奇斯只好决定让位于水坝西南方的第2步兵师去攻打水坝，但德军的阿登大反击彻底粉碎了霍奇斯的计划。当美军最终控制水坝渡过鲁尔河时，已是1945年2月了。

战斗伤亡、精神崩溃、冻伤、战壕足和急性肺炎给交战双方都造成了惨重的损失。10月，罹患呼吸系统疾病（主要是肺炎和重感冒）的美军官兵达到了参战兵力的37%，这是战争中的最高纪录。许特根森林的战斗给美军带来了8000多名战斗疲劳症患者[63]，德军则由于生怕士兵借此合法地逃避战斗而拒绝承认这一疾病，因此没有相应记录。然而不承认并不代表没有，德军第7集团军的总军医官后来说道：“战斗疲劳症的案例寥寥无几，但是由于这些人没有被送下来，我也不能确定他们占总伤亡人数的百分比有多少。”[64]

第7集团军参谋长格斯多夫上校所说的话则清楚地解释了军医的说法：“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发现士兵纯粹是由于筋疲力尽而累死在散兵坑里。”[65]

许特根森林之战，美军参战部队的12万官兵中伤亡达到33000人，仅第4步兵师就遭受了“超过5000人的战斗伤亡和2500多人的非战斗伤亡”[66]，为了休整，霍奇斯命令第4步兵师调防到纵贯阿登山区的“平静”的第8军防区内。在接下来的12天里，第4步兵师的3个被打残的步兵团与第83步兵师换防，接受第8军军长特洛伊·休斯敦·米德尔顿（Troy Houston Middleton）少将的指挥，该军军部就设在巴斯托涅。阿登山区和巴斯托涅，这两个地名清楚地预示了第4步兵师随后的命运：几天后，在阿登地区集结的德国大军扑向了这个只剩下一半实力，却要防御长达56公里战线的美军步兵师……

[1]Major Gen.Kenneth Strong,02/14/2 3/25-Intelligence Notes No.33,IWM Documents 11656.

[2]Generalleutnant Hans Schmidt,275th Infanterie-Division,FMS B-810.

[3]同上。

[4]同上。

[5]同上。

[6]同上。

[7]同上。

[8]同上。

[9]14.10.44,GBP.

[10]VII Corps,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59.

[11]同上。

[12]Charles B.MacDonald,The Mighty Endeavour:The American War in Europe,New York,1992,385.

[13]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59.

[14]5.11.44,V Corps,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55.

[15]VII Corps,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59.

[16]同上。

[17]同上。

[18]同上。

[19]V Corps,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55.

[20]Rick Atkinson,The Guns at Last Light,New York,2013,317.

[21]FMS P-069,43.

[22]V Corps,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55.

[23]Edward G.Miller,A Dark and Bloody Ground:The Hürtgen Forest and the Roer River Dams,1944-1945,College Station,TX,2008,64.

[24]Generalmajor Rudolf Freiherr von Gersdorff,FMS A-892.

[25]Gersdorff,FMS A-891.

[26]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63.

[27]PWS.

[28]Ralph Ingersoll,Top Secret,London,1946,185.

[29]NARA RG 407 270/65/7/2,Box 19105 ML 258.

[30]Arthur S.Couch,‘An American Infantry Soldier in World War II Europe’.

[31]VII Corps,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59.

[32]NARA RG 407 270/65/7/2 ML 248.

[33]Couch,‘An American Infantry Soldier in World War II Europe’.

[34]ETHINT 53.Couch,‘An American Infantry Soldier in World War II Europe’.

[35]FMS B-373.

[36]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55.

[37]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65.

[38]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64.

[39]引自John Ellis,The Sharp End:The Fighting Man in World War II,London,1990,152.

[40]Robert Sterling Rush,Hell in Hürtgen Forest:The Ordeal and Triumph of an American Infantry Regiment,Lawrence,KS,2001,139.

[41]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59.

[42]Couch,‘An American Infantry Soldier in World War II Europe’.

[43]CBHD.

[44]Omar N.Bradley,A Soldier's Story,New York,1964,430-1.

[45]Generalmajor Ullersperger,CSDIC,TNA WO 208/4364 GRGG 237.

[46]Generalmajor Vaterrodt,CSDIC,TNA WO 208/4177.

[47]同上。

[48]Generalleutnant Straube,FMS A-891.FMS A-891.

[49]Gersdorff,FMS A-892.

[50]Ernest Hemingway,Across the River and into the Trees,New York,1950,249.

[51]Carlos Baker,Ernest Hemingway:A Life Story,New York,1969,552.

[52]J.D.Salinger,‘Contributors’,Story,No.25（November-December 1944）,1.

[53]Charles Whiting,The Battle of Hürtgen Forest,Stroud,2007,71.

[54]Ingersoll,184-5.

[55]V Corps,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55.

[56]Ingersoll,185.

[57]Sterling Rush,163.

[58]FMS A-891.

[59]Sgt David Rothbart,22nd Inf.Rgt,引自Sterling Rush,178.

[60]引自Paul Fussell,The Boys'Crusade,New York,2003,91.

[61]IWM Documents 3415 95/33/1.

[62]Peter Schrijvers,The Crash of Ruin:American Combat Soldiers in Europe during World War II,New York,1998,8.

[63]General arzt Schepukat,ETHINT 60.

[64]Gersdorff,FMS A-892.

[65]CSI Battlebook 10-A,May 1984.

[66]Traudl Junge,Until the Final Hour:Hitler's Last Secretary,London,2002,147.

[A1]兴登堡元帅的全名是保罗·路德维希·汉斯·安东·冯·贝内肯多夫和冯·兴登堡（Paul Ludwig Hans Anton von Beneckendorff und von Hindenburg）。——译者注

[A2]Hürtgenwald在德语中的意思就是许特根森林，但同时也是当地一座城镇的名字，在中文地图上叫许特根瓦尔德。——译者注

[A3]指为简易消防车开辟的林间小路。——译者注

[A4]此处原文有误，原文中写的是中将，而埃里希·施特劳贝在1942年6月1日就已经晋升步兵上将。——译者注

[A5]此处原文有误，原文中写的是少将，西格弗里德·冯·瓦尔登堡晋升少将要到1944年12月1日，文中所说的时间段里他的军衔还是上校。——译者注

[A6]首席参谋（Ia）在德军师级部队中相当于师参谋长，因为德军没有设立专职的师参谋长一职，只有在军级以上指挥部中才设有正式的参谋长职务，同级指挥部中的首席参谋则相当于作训参谋部门的长官。——译者注

[A7]德军的这2个军，有可能是第116装甲师的上级单位党卫军第1装甲军，第275步兵师和第89步兵师的上级单位第74军。——译者注

[A8]鲁道夫·冯·格斯多夫担任第7集团军参谋长时，其军衔还是上校，直到1945年3月8日才晋升少将，作者在本书中统称其为少将是错误的。他担任第7集团军参谋长的任期从1944年7月28日开始，一直到战争结束，有的资料显示其在8月20日后曾专门负责策划法莱斯包围圈的突围。——译者注

[A9]Calvary又名加略山或者各各他，是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地方，这里意指死亡之地。——译者注

[A10]当天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译者注

第6章　德军的战役准备

11月20日，希特勒在狼穴登上了专列，这列火车平时停放在经过伪装的铁路专线上。元首的专列在车头和车尾各有1节搭载四联装高射炮的平板车，还有2节装甲车厢，6节乘客车厢位于中间，整车涂装漆成深灰色。

希特勒的内心深处非常清楚，他此生永远不可能再回到东普鲁士了，但是为了在具体行为上不表露出这个想法，他命令防御工事的构筑工程继续进行。他的参谋部以及秘书特劳德·容格女士也“怀着略微忧郁的心情依依不舍地”[1]登上了火车。希特勒只用较大声的耳语说话，他很紧张，因为第二天在柏林有位专家要切除他声带上的息肉。希特勒向容格坦承他有可能失声，容格在她的书里写道：“他非常清楚地知道，他的声音是他获得权力的重要手段；他的语言使人们陶醉其中并紧紧地追随着他的脚步。如果他不能再发表演说，那此后他怎样才能掌控人心呢？”[2]希特勒的随从已经乞求了几个星期，希望他能对全国人民发表演说：“我的元首，您必须再次对德国人民演讲。他们已经失去了信心，他们对您产生了怀疑，甚至有谣言宣称您已经死了。”

希特勒希望在天黑之后抵达柏林，他自己的说法是不想让人知道他在柏林，但他的随从知道希特勒其实是不愿意看到盟军轰炸后的惨状。当他们在格鲁讷瓦尔德车站下车，换乘汽车前往帝国总理府（Reichschancellery）时，容格写道：“车队行驶在还算保持完好的街道上。希特勒再次失去了目睹柏林城被重创后的真实面貌的机会，汽车的近光灯只能照见道路左右两侧的一堆堆瓦砾。”[3]

希特勒回到柏林的最重要原因就是为了监督阿登进攻计划的筹备，9月的第二周里他还在狼穴卧床不起时就已经产生了这个想法，当时他得了黄疸病，所以无法参加形势汇报会。“希特勒整天都在思考，”约德尔大将回忆说，“我看见他独自躺在床上——通常他不喜欢除了副官之外的任何人看到他躺在床上——说出了他的设想。我在地图上粗略勾勒了一下，画出进攻的方向和规模，估算需要的兵力。”[4]

希特勒下定决心后从来不会妥协，戈林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拒绝了克赖珀上将要他劝说元首寻求政治解决方案的恳求。希特勒继续让自己相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之间的“非自然联盟”正处在崩溃的边缘，而且他考虑到与其在东西两线的防御战中逐步消耗，一场最后的大规模进攻的成功概率要高得多。“一直维持防御态势的话，我们就没有希望摆脱笼罩着我们的邪恶命运，”约德尔后来解释道，“这是绝望之举，但我们不得不冒任何风险。”[5]

在东线，一次集结了32个师的反击会被苏联红军庞大的兵力化解并遏制；在意大利战场，一场突如其来的胜利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局势；但在西线，希特勒相信2个装甲集团军冲向安特卫普会使西方盟军产生分裂，通过“另一次敦刻尔克”[6]迫使加拿大人甚至英国人退出战争。这也将消除他们对鲁尔工业区军工生产的威胁。

希特勒选择阿登地区作为突破口，是由于把守那里的美国军队实力薄弱，他显然想复制1940年德军在当地取得的成功。德军最大的优势在于艾费尔地区的德国一侧拥有广袤的森林，能为德军部队和坦克提供掩护，削弱盟军的空中优势。一切都取决于出其不意，并寄希望于盟军领导人不会做出迅速反应，希特勒假设艾森豪威尔会和政府首脑以及其他盟军指挥官商议推敲，这可能需要几天时间。

直到希特勒于9月16日在狼穴出人意料地宣布之前，只有约德尔知道元首的计划。从那时开始每个知道这项计划的人都签署了一份文件，他们被告知任何未经明确授权就透露该计划的人将会被处决。约德尔用他的小型参谋部[A1]根据希特勒的意愿来确定计划的细节，尽管凯特尔理论上掌管最高统帅部，但他并没有参与作战计划的制订，仅仅是为这次行动估算了燃料和弹药的分配量。还有伦德施泰特元帅，即便他身为西线德军总司令，却没有提前收到任何消息，这也是令他日后十分恼怒的原因，美军却坚持将这次行动称为“伦德施泰特攻势”，就好像这是他的计划一样。

10月22日，伦德施泰特的参谋长西格弗里德·韦斯特法尔（Siegfried Westphal）中将[A2]和莫德尔的参谋长汉斯·克雷布斯（Hans Krebs）步兵上将被召唤到狼穴大本营。他们既害怕亚琛的陷落会引来希特勒滔滔不绝的责难，又担忧让最高统帅部调拨更多的师增援西线会被愤怒地拒绝，当忐忑不安的两人在进入会议室前被要求签署以生命为代价的保证书时，他们感到非常诧异。约德尔的副手向他俩展示了一份代号“守望莱茵”的秘密计划，这个称呼给人一种防御性作战的印象。在那个阶段还没有任何会在阿登发动攻势的暗示，仅仅是将部队调动到西线的亚琛附近，名义上是为了反击美军迫在眉睫的进攻。

吃完午饭之后，两位参谋长都参加了希特勒的日间形势汇报会，在总体形势简报结束后，一些军官被要求离开会议室，剩下大约15个人继续开会。希特勒开始讲话，他说西线提出需要援兵，考虑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里有130个德军师，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之所以没有派出增援部队，是因为他不愿意将更多的部队投入防御战，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他准备了一份奇袭安特卫普的计划。这次攻势将在列日以南发起，届时德国空军会投入2000架飞机进行支援，这个夸张的数字令在场的军官们觉得难以置信。

他希望攻势能在11月里发动，这个时间段里雾天很多，哪怕攻势需要该月的大部分时间来进行准备。主要的突破由许特根森林以南的第6装甲集团军进行，曼陀菲尔的第5装甲集团军将掩护它的左翼，同时第7集团军将负责防御南方的巴顿第3集团军可能进行的反攻。韦斯特法尔在会后还有很多问题想问约德尔，但他发现后者“匆匆离去”[7]。他很想说配属的这些部队兵力明显不够，甚至不足以到达马斯河，但他也知道如果他提起这些，“国防军指挥参谋部（Wehrmachtführungsstab）将会指控他为失败主义者”[8]。

韦斯特法尔回到位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附近的齐根贝格古堡中的西线德军总部，向伦德施泰特做了简要汇报。这里邻近经过仔细伪装的“雕窝”（Adlerhorst），那是现任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长的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在1940年西线战役开始之前为希特勒建造的西线野战指挥部。韦斯特法尔在汇报中还说，他感觉连约德尔自己多半也不相信他们能抵达安特卫普。

伦德施泰特对没有提前和他磋商感到很不高兴，而且他决定在这个过于野心勃勃的计划进行修改之前不会允许其投入实施。B集团军群指挥官莫德尔在听取参谋长汇报时也有相同的感受，人们只能推测当他听说严禁使用那些给大反攻预留的各师时的反应，这些部队必须撤出前线，到后方去重新整补和训练。美军攻向许特根森林的行动迫使他在不到2周之后就违反了这一规定，不得不派出第116装甲师夺回施密特镇，若干原准备用于大反攻的师也被抽出来，防止许特根森林防线崩溃。更南方的党卫军第17格茨·冯·贝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被用于阻击巴顿的第3集团军，因而不可能按计划参加阿登攻势，第7集团军参谋长格斯多夫上校承认这些“德军师的力量正被逐渐削弱，不可能在阿登攻势之前重新整补完毕”[9]。

被称为“老普鲁士人”的伦德施泰特和个子不高富有进取心的莫德尔在外表、品位及政治立场上有着非常多的不同点，但他们至少都认为希特勒的“大满贯”（grand slam），或者被称为“大解决”（large solution）的作战计划只是停留在地图上的幻想。伦德施泰特坚持唯一现实的方案是在阿登—亚琛前线打一场双重包抄战，用2个装甲集团军冲向马斯河的大河曲处，切断霍奇斯的第1集团军和威廉·胡德·辛普森（William Hood Simpson）中将的第9集团军部分单位的后路，同时远在北面鲁尔蒙德附近的第15集团军将向南旋转和他们在列日会合，这个替换方案被称为“小解决”（small solution）或者“小满贯”（little slam）。莫德尔对第15集团军的作用表示怀疑，他希望使用任何节省下来的部队投入后续的主攻，扩大先头部队打开的突破口，制造“扫雪机效应”[10]将侧翼的敌军卷到后面去。

10月27日，在克雷费尔德附近的B集团军群指挥部，预定参战的第6装甲集团军指挥官约瑟夫·“塞普”·迪特里希（Josef“Sepp”Dietrich）党卫队全国总指挥兼武装党卫军装甲兵大将（SS-Oberst-gruppenführer und Panzer-Generaloberst der Waffen-SS）、第5装甲集团军指挥官曼陀菲尔上将和第7集团军指挥官布兰登贝格尔上将，聚在这里开会讨论这项计划。莫德尔意识到如果他的参谋部不将伦德施泰特的方案吸收进他的“小解决”方案的话，是不可能被最高统帅部批准的。然而，甚至连约德尔渐进式地试图让元首接受“小解决”方案的做法都没能取得任何效果，[11]将军们提醒希特勒需要更多的部队不仅仅是为了到达安特卫普，还需要守住进攻走廊以防盟军的反攻，希特勒顽固地忽视了这些警告。

约德尔警告伦德施泰特，元首是不可能被劝服的，所以西线德军总司令将他的看法写了下来。他显然不愿面对另一场狂乱会议中的希特勒，只要将军们的想法有任何地方与他的想法相悖，希特勒都会大发雷霆，甚至连莫德尔后来提议先实施“小解决”方案，如果成功的话再冲向安特卫普的做法也被他顽固地否决了。希特勒认为亚琛当面的美军部队过于强大，[12]所以削弱他们的唯一做法是侧翼包抄，冲过马斯河并切断他们的补给线。

海因茨·古德里安大将再次抗议将所有可用的德军部队都集中到西线去，他知道一旦东线的地面封冻到足以支撑坦克行动，苏联红军的坦克集团军将从维斯瓦河河畔发动大规模攻势。约德尔在11月1日解释道：“以我们现在的形势，不可能将所有希望都集中到一张牌上。”[13]古德里安的长子海因茨·京特·古德里安（Heinz Günther Guderian）中校作为第116装甲师的首席参谋，[14]参加了阿登攻势。

尽管前线部队的指挥官们得到了上级保证，他们所需要的燃料会得到充分保障，但大家知道届时燃料仍然会成为首要问题。11月23日，在柏林的一次重要会议上他们提出了这个问题。迪特里希抱怨说他得到许诺的补给现在连影子都看不到。国防军指挥参谋部陆军参谋长瓦尔特·布勒（Walter Buhle）步兵上将拿出一摞文件向他们证明补给品都已经发出了，但是大部分燃料由于盟军的轰炸仍然被堵在莱茵河东岸。曼陀菲尔知道复杂地形和泥泞的道路会严重加剧燃料的消耗，他要求500公里的燃料供给，但他的集团军仅仅收到够跑150公里路的燃料。[15]凯特尔积攒了1740万升燃料，但约德尔后来承认说凯特尔想“根据原则留下一些，否则指挥官们会奢侈地将它们给浪费掉”[16]。

希特勒原定在11月发起进攻的计划不可能实施了，甚至连12月初能否发动都变得越来越不确定。燃料、弹药和各师部队的运输都延迟了，这主要是由于盟军对运输网络的狂轰滥炸，也有部分原因是早先将部队从前线撤出整补时困难重重。几乎没有一个装甲师有燃料和时间来训练众多的新驾驶员，西线的德军部队拥有补充新的坦克、突击炮和火炮的优先权。武装党卫军各师接收了大部分新装备，并拥有挑选补充兵员的权力，即便如此它们接收的大部分兵员也是德国空军和海军转移来的年轻人。[17]由于对党卫军部队无原则的偏爱，希特勒支持由第6装甲集团军来承担主要的突击任务，但约德尔后来承认，曼陀菲尔的第5装甲集团军下属的装甲师表现得更加有效，他认为“战争肯定会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18]。

12月2日，莫德尔同曼陀菲尔以及迪特里希一起来到柏林，后者曾经在纳粹党还处于街头斗殴的时代充当希特勒忠诚的卫队指挥官。他们都支持“小解决”方案，而希特勒则坚持要实施他既定的突向安特卫普的计划，一切准备工作都必须基于这个目标展开。伦德施泰特没有参加此次会议，他让参谋长韦斯特法尔代表他出席，后者实际上并没有怎么发言。希特勒会后对约德尔“表达了他对这件事的惊讶之情”[19]，但伦德施泰特清楚地传递出他对于整个计划毫无掌控力的信号。最终下达的命令被元首诠释为“不可更改”[20]，伦德施泰特和莫德尔被明确告知，他们的任务仅仅是将最高统帅部的命令传达给“下属部队的指挥官”。

莫德尔显然已经听天由命了，他认为这是一次“最后的赌博”[21]，而他别无选择，只能执行。曼陀菲尔后来说，在12月2日的会议上他就私下决定，他的装甲集团军的“最终目标是马斯河”[22]而非希特勒坚持的布鲁塞尔，他知道“盟军的反应能力将会是（行动成功与否的）首要因素”。

曼陀菲尔是名身材矮小却意志坚定的骑兵，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就在第3冯·齐滕轻骑兵（von Zieten Hussar）团[A3]中服役。在战后的革命性剧变中，他成了镇压柏林斯巴达克同盟起义（Spartakusaufstand）和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Münchner Räterepublik）的柏林“欧文自由军团”（Freikorps von Oven）的一员，担任团长格奥尔格·冯·欧文（George von Oven）上校的副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在东线战场迅速证明了自己是一名出色的军官，起初是指挥第7装甲师，随后是大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师。他认为：“出其不意是装甲部队成功的决定性因素，部队全体官兵都必须根除懈怠、软弱等负面情绪。”[23]

希特勒对于保密工作的坚持一直没有松懈过，所有参战部队直到进攻前夜才得到通知，甚至连团级指挥官在进攻开始的前一天都毫不知情，结果在进攻开始后无法组织起炮火支援。尽管集团军指挥官一再请求，最高统帅部根据希特勒的指示拒绝通知除军长、集团军炮兵指挥官和一名参谋军官外的任何人，各军炮兵指挥官不得不亲自勘察所有的炮兵阵地。毫不奇怪，许多军官能从手头的工作中意识到一场大型攻势正在酝酿之中，仅仅从炮兵部署的情况就能显示出来，因为这种布置并不是以防御为目的的。

部队通过夜间行军进入艾费尔地区的集结地，白天则在村庄中驻扎，所有车辆都隐藏在谷仓中。当美军侦察机经过时，部队既不开火也不移动，炊事班使用木炭做饭，这样产生的烟雾就很小。元首卫队旅的军官对于盟军的空中侦察未能发现村庄和森林“完全被撑爆”[24]而感到惊讶，他们随时都准备应付一次大规模空袭。

为了保密，作战地图直到最后一刻才发放下来，德军保持着完全的无线电静默，但这也意味着直到开始炮火准备时通讯网络才能建立。为了让部队转移至进攻出发阵地，所有道路都被限制为单向通行，为了防止被敌方特工发现，道路都没有做任何标记。修理车做好了处理各类机械故障的准备，天黑后“鹳”式（Storch）联络机[25]在部队头上飞来飞去观察是否出现灯光，同时也掩盖了地面车辆引擎的声音。当地居民被严格控制，艾费尔地区的所有电话线路都被切断了，盖世太保派人到前线检查所有的安全措施。[26]各个国民掷弹兵师都接到命令，收走了下属士兵的军饷簿和证件，这样他们一旦开小差的话会被当作间谍当场射杀。[27]

亚琛以北有一个假的指挥部在发出各种指令，造成第6装甲集团军还在那里准备反击预期中的美军强渡鲁尔河攻势的假象。诺曼底登陆前盟军曾虚构出美军第1集团军群在英格兰东部的假象，德国人也如法炮制出假的第25集团军来迷惑对手。曼陀菲尔说：“我于12月初开始在饭店中散布谣言，说德军准备在1945年1月从萨尔地区发动进攻，一天晚上我和手下的一些指挥官共进晚餐的时候大声说到了这件事。”[28]

与此同时，戈培尔一直在重复纳粹领导层的口头禅：“敌方阵营内部的政治危机与日俱增。”[29]然而，就连许多纳粹最忠实的信徒都对此不再抱有希望了，他们只是觉得除了战斗到底之外已经别无选择。党卫军第17装甲掷弹兵师师长汉斯·林纳区队长（Hans Lingner，SS-Oberführer，党卫军准将）被俘后的秘密录音透露出了当时他们的顽固思想。“我们都是从这样的摇篮中成长起来的——将列奥尼达在温泉关的战斗[A4]视作为自己的人民牺牲是最高境界。”他告诉他的战友，“如果整个德国变成全民皆兵，那么接下来一切都将走向毁灭，因为从个人角度可以这样思考这样说——‘现在我们的人民全完了，一切都毫无意义了，全是废话’——你真的相信你能从血祭之中拯救出大量生命吗？你相信你能换来和平吗？我猜不会。另一方面，众所周知的是，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在一场决定命运的战争中战斗到最后，那么它也无法作为一个国家重新崛起。1918年时每个人还在推测未来，我们今天却在这里说‘现在都是在胡扯，德意志民族已经全毁了’……我深信，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将会承担起贫穷、饥饿和过早夭亡的恶果……”[30]

德国将如同凤凰涅槃一般在浴火中重生的说法在信徒中广为流传。“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继续战斗，坚持到最后，”曾担任布洛涅要塞守备司令的费迪南德·海姆（Ferdinand Heim）中将说道，“就算所有的一切都被摧毁了，战至最后一刻会赋予人们重新站起来的精神力量。认输投降的人就彻底完了，历史证明了这一点。”[31]

武装党卫军和国防军之间的关系变得愈发紧张，因为希特勒坚持党卫军部队成建制地撤退，相反国防军的师被留下作为后卫继续战斗。而且党卫军部队从来不会遗忘每个被发现的伤兵，党卫军第17装甲掷弹兵师的一名军官宣称，在诺曼底战役末期从法莱斯包围圈突围的战斗中，国防军第2装甲师师长海因里希·迪波尔德·格奥尔格·冯·吕特维茨（Heinrich Diepold Georg von Lüttwitz）男爵中将拒绝为大腿受伤的警卫旗队师师长特奥多尔·维施（Theodor Wisch）旅队长兼武装党卫军少将（SS-Brigadeführer und Generalmajor der Waffen-SS）提供车辆。[A5]“真是个卑鄙的把戏！”[32]他说，他还声称吕特维茨本人也是被1个党卫军装甲掷弹兵营营长所救的。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总参谋长瓦尔特·瓦尔利蒙特炮兵上将承认：“党卫军不再认为自己是国防军的一部分，而是一个独立的组织，对此有很多议论。”[33]塞普·迪特里希希望他的第6装甲集团军被命名为党卫军装甲集团军，但他的提议被否决了，因为他的下属部队里还有非党卫军部队。迪特里希甚至拒绝库尔特·克鲁泽（Kurt Kruse）中将[A6]担任他的集团军炮兵指挥官，因为后者不是武装党卫军成员。[34]曼陀菲尔和许多人一样，对迪特里希的指挥能力很不看好，他认为第6装甲集团军“没有作为一个整体被指挥，而它的部分部队并没有像陆军的师一样有责任感地战斗”[35]。迪特里希被陆军高级将领看作一个拙劣的笑话，当被问及他的第6装甲集团军在进攻首日和次日的目标时，他是这么答复的：“目标，目标！如果我必须给每个人目标，那么应该在哪里？你们这些总参谋部军官！”[36]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德·海特（Friedrich August von der Heydte）中校拥有男爵头衔和双博士学位，在与迪特里希讨论过有关第6装甲集团军前方的空降行动之后，言辞变得更为尖刻。他说迪特里希想表现出“一个地道的将军”的样子，但他就是“一个自负而鲁莽的军事主官，其知识和能力仅相当于一名优秀的中士，没有任何道德上的顾虑”。[37]尽管海特是个德国民族主义者，但他憎恶纳粹。作为克劳斯·申克·冯·施陶芬贝格（Claus Schenk Graf von Stauffenberg）伯爵上校的远亲，他被“7·20”事件后的调查激怒了，[38]当时他被问及是否与非德国血统的贵族和此前在德国国会占多数席位的党派有关，或者他是否在国外或在耶稣会学院接受过教育。当海特向迪特里希询问总体方案时，迪特里希只是说要冲到安特卫普，“然后对着英国人该死的屁股狠狠一击”[39]。

海特是伞兵集团军战斗学校的负责人，12月8日晚上，他的老上级库尔特·斯图登特空军大将在荷兰的指挥部里对海特的任务发出了首次警告。“元首准备在一次强大攻势的构想中使用伞降突击，”斯图登特告诉他，“你，我亲爱的海特，奉命执行这次任务。”[40]他将抽调约1200人组建一支突击队，空降到敌人的防线背后占领关键的交通枢纽。斯图登特拒绝了海特提出的使用他自己的第6伞兵团的建议，使用成建制的部队可能被敌人发现，而保密至关重要。

海特战斗群将在攻势发起的头天晚上伞降到奥伊彭南部，他们的任务是阻击从亚琛地区南下增援的美军部队。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海特将接收到执行任务的人员送到赛纳营（Sennelager）接受短期高强度的训练。自从1941年德军伞兵在克里特岛之役中遭受惨重损失之后，希特勒就拒绝尝试空降作战了，这意味着很多人根本没有受过合格的伞降训练，有些老兵甚至在那次行动之后连飞机都没上过。

海特随后去林堡面见迪特里希·佩尔茨（Dietrich Peltz）空军少将，商讨行动所需飞机的问题。抵达目的地之后他的印象不太好，他记录道：“佩尔茨指挥的驻林堡的第12航空军（ⅫFliegerKorps）[A7]显得乱糟糟的，那里除了法国女孩[A8]外什么都没有。”[41]佩尔茨对部队灾难性的状况抱怨道：“德军最后的储备燃料都被投入阿登的冒险行动了。”[42]

海特获悉有112架Ju52运输机被分配给他使用，但有一半的飞行员从来没有空投过伞兵，也没有在敌占区上空飞行过，更没有接受过编队飞行的训练。“只有2名飞行员是经历过斯大林格勒包围圈的老手。”[43]他记录道，这意味着他俩曾经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上空多次进出，在1942年12月执行着注定失败的任务：为弗里德里希·威廉·恩斯特·冯·保卢斯（Friedrich Wilhelm Ernst von Paulus）大将的第6集团军提供空中补给。

12月11日，海特带着最有经验的飞行员一起去见约瑟夫·“贝波”·施密德（Joseph“Beppo”Schmid）中将[A9]，后者是造成德国国防军有史以来最大灾难的情报军官。施密德在整个不列颠空战期间不断地预测英国皇家空军战斗机司令部（RAF Fighter Command）只剩最后一口气了，最后倒霉的却是德国空军，然而戈林却一直保护并提拔这个马屁精，现在他混到了德国空军西线总司令的位置上（此前他是第1战斗机军军长）。施密德在“酒精的严重影响”下，宣称“德军进攻安特卫普的成败将决定战争的结局”[44]。

施密德告诉海特，他将把后者的部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空投到马尔梅迪（Malmédy）以西，其他的空投到奥伊彭附近。海特说这样安排简直是荒谬至极，两支部队的规模都会由于太小而无法发挥作用，因为很多人肯定无法降落到指定区域。当海特警告说飞行员和伞兵都严重缺乏训练，行动可能因此而失败时，施密德咒骂着两名来访者，并以质疑德国空军人员的能力为由将他们赶了出去。

海特开了很长时间夜车，去巴特明斯特艾弗尔（Bad Münstereifel）南部的狩猎小屋拜访莫德尔元帅。莫德尔坦承这次行动不是他的主意，并询问空降行动的成功概率能不能有十分之一，海特勉强同意这是有可能的，于是莫德尔明确地说道：“整个攻势的成功概率都不到十分之一，但这也是让战争体面结束的最后机会。”[45]莫德尔随后让他去见塞普·迪特里希，后者的指挥部在南边半小时车程的地方。

海特一大早就在那里等候迪特里希召见，后者却迟迟没有出现，等候期间一名值班的客房勤务兵向他透露了奥托·斯科尔策尼指挥的战斗群将执行破坏行动的秘密计划，这可是非常严重的泄密行为，为此他可能会被枪毙。

海特终于被领进了迪特里希的办公室，他认为后者看起来像“一名‘酒精考验’的老士官”[46]，迪特里希开门见山地问道：“唔，说说你们伞兵能干些什么吧？”

海特回答说，只有先告诉他要执行什么任务，他才能判断其是否可行。没能得到明确的回复后，海特随后问及敌方在这个区域的兵力情况，“我被告知的所有内容，只是防线由美军部队把守，起码到12月12日还没有任何清晰的航拍照片；在美军防线纵深只有‘几个银行经理和犹太男孩’……”他记录道。用迪特里希的话来说，“什么战术和战役预备队，可以说啥都没有，没人能告诉我任何东西”[47]。

海特后来在战俘营中从他的视角将此次对话内容讲给他的同僚听，为了娱乐众人他还模仿了迪特里希浓重的斯瓦比亚口音。当他试图解释行动面临的一些困难时，迪特里希显然认为这是失败主义论调，这次进攻将碾碎美国人。

“我们将消灭他们。”他喊道。

“但敌人的情况如何，党卫队全国总指挥先生？”

“上帝啊，我不知道。你很快就会弄清楚的。”

“你将派哪支部队打头阵？”

“我还不能告诉你——谁首先出击。”

“当我补充道只能在特定的风向下才能跳伞时，他说：‘嗯，我不为德国空军的缺陷负责！看看，这只是他们无能的又一处体现。’”[48]

这次怪异会面唯一有利的方面，就是迪特里希同意不把海特的部队分成两部分。海特发现迪特里希的参谋长弗里茨·克雷默（Fritz Krämer）旅队长是“一位神经高度紧张和工作量过大的人”[49]，因为他得为迪特里希做任何事情，所以这也就不足为奇了。克雷默告诉他，党卫军第12希特勒青年团（Hitler Jugend）装甲师的装甲前锋将在“24小时内”与他们取得联系。海特要求派一名军官担任炮兵前线观察员，与伞兵一起空降，于是他得到了党卫军第12装甲炮兵团3营7连连长哈拉尔德·埃特里希（Harald Etterich）二级突击队中队长[A10]。海特还获悉到，空降将在12月16日凌晨4点30分到5点之间进行，也就是炮火准备开始之前，届时汽车会将他的部队送到帕德博恩（Paderborn）和利普斯普林格（Lippspringe）的机场。

最高统帅部筹划的特别行动不只在敌后进行空降，还要派出突击队冒险深入敌后，这些挑选出来的人员身着美军制服驾驶缴获的美军车辆，将穿过美军防线在敌人后方制造混乱。早在伦德施泰特或莫德尔获悉攻势存在之前，希特勒就于10月21日在东普鲁士召见了奥托·斯科尔策尼一级突击队大队长，并与其进行了个别谈话。身高2米，右脸颊上有一道长长刀疤的斯科尔策尼挺立在弓着腰、满脸病容的元首面前，希特勒说：“斯科尔策尼，接下来的任务将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50]海特形容这位奥地利巨汉是“一名典型的纳粹恶魔”，他使用“典型的党卫队手法，将和他同类型的人召集起来组建了一支特殊部队”[51]。威廉·冯·托马（Wilhelm von Thoma）装甲兵上将认为斯科尔策尼就是个奥地利罪犯，称其为“一条真正肮脏的狗……枪毙他都显得太过于仁慈了”[52]。

斯科尔策尼获得了不受限制的权力来为他的任务做准备，他手下的军官们可以得到一切想要的东西，只要说“这是帝国元首的命令”[53]就行了。来自陆军、武装党卫军、德国海军和空军的会说英语的军官和士官，都受命到奥拉宁堡（Oranienburg）郊外的弗里登塔尔城堡（Schloss Friedenthal）报到，参加“口译工作”，其中约半数人来自海军。他们由党卫队军官用英语询问，然后被告知将加入名为第150装甲旅的特殊单位并宣誓保密，每个人都必须签署一份文件：“我承诺对第150装甲旅的一切事务都保密，即使在战争结束后仍将保守秘密，如有违反可处以死刑。”[54]他们的指挥官是穆斯库罗斯（Musculus）中校——这是个令人惊叹的名字（德语的意思是小家鼠）——他拥有一头金发，脸上还有学生时代参与斗殴留下的伤疤，他承诺第150装甲旅的行动将“对战争产生决定性影响”[55]。

一名年轻的海军军官，明茨（Müntz）海军少尉[56]和其他所有人一起被送往戒备森严的格拉芬韦尔（Grafenwöhr）训练基地。他受命在11月21日之前从战俘营收集2400套美军制服，其中包括10套将军制服和70套军官制服。明茨首先来到柏林的战俘管理处，战俘管理处处长弗里德里希·莫伊雷尔（Friedrich Meurer）上校看到希特勒本人签署的命令后大吃一惊，他提出这样的行为是违反国际法的。不过，相关的书面指令还是发送给了所有的战俘营指挥官。明茨和他的助手一起坐着卡车去收集制服、证件和军饷簿等物资，但他们从战俘营征集这些东西时遇到了极大困难，在奥得河畔菲尔斯滕贝格（Fürstenberg-an-der-Oder）[A11]，战俘营指挥官拒绝剥去80名美军士兵的野战短外套。明茨被召回格拉芬韦尔，以防红十字会探听到消息将此事泄密给盟军。他的任务在一定程度上失败了，因为美军自己也奇缺冬装，为此美国大兵已经在许特根森林、洛林和阿尔萨斯付出了代价。

在格拉芬韦尔，所有官兵不分军衔都必须敬美式军礼，他们吃K口粮，穿着明茨和他的小组搜集来的美军军服，每道命令都用英语下达。他们奉命观看美国电影和新闻纪录片来学习其语言风格，改变他们的口音，像美军那样排成长队打饭。他们每天要花2个小时学习语言和美式行为习惯，包括吃饭时怎样“先放下刀再举起叉子”[57]，甚至还被展示如何像美国人那样将香烟从烟盒里轻叩出来。此外，他们还要学习所有普通突击队员需要掌握的技能，例如进行近距离作战、爆破和使用敌军武器的训练。

在了解了即将进行的“狮鹫”（Greif）行动的更多细节时，那些对身着美军制服投入战斗的做法有疑问的人都受到了哈迪克一级突击队大队长的威胁，他“强调元首的命令一定要无条件执行，任何有异议的人将被处死”[58]。当接收到“隐藏在廉价打火机里的”瓶装氰化物时，突击队员们的士气开始有所动摇。

斯科尔策尼完成了意大利和布达佩斯的壮举之后，党卫军部队的成员几乎都把他当作超级英雄来崇拜，而他以“炽烈的友情”[59]来回报同僚，其中一人后来写道：“他是我们的海盗船长。”[60]营地里流传着许多和任务有关的谣言，有些人认为他们将参加重新夺回法国的空降行动。斯科尔策尼后来讲过这样的故事——他曾鼓励一些小组，要他们负责去巴黎绑架艾森豪威尔将军。

斯科尔策尼战斗群被分成一个特种部队单位（Einheit Steilau）和第150装甲旅，特种部队由斯科尔策尼从600个会说英语的人中选出150人组成，大多数人都身着美军制服，开着吉普车。这些人中包括炸毁弹药燃料储存点和桥梁的爆破小组、探查通往马斯河的道路和敌军实力的侦察小组；其他的各队人马将通过剪断电话线及下达错误命令等手段给美军的通信制造混乱。每辆吉普上面坐4个人，这显然是个错误，因为美军很少会在一辆吉普上挤那么多人，每个小组都有一名“发言人”，由美式英语最为熟练的那个人充当。

穿着美军制服坐在吉普里待命出发的德军士兵显得非常紧张，为了安抚他们，旅部的一名军官告诉他们：“根据德方电台的说法，穿着德军制服的美军在德军防线后方被俘虏……他们都受到了优待，这些美军都被视作战俘。”[61]

第150装甲旅则要强大得多，包括后勤单位在内拥有约2000人，辖有1个伞兵营、2个装备M4谢尔曼坦克和经过拙劣伪装的豹式坦克的混编装甲连、2个装甲掷弹兵连，还有2个用于守卫比利时昂代讷（Andenne）、于伊（Huy）或阿迈（Amay）这三地中的一座马斯河大桥的重型迫击炮连和反坦克炮连。计划中抵达上芬恩高原（Hohe Vennplateau，比利时人称其为上法涅高原，Hautes Fagnes）至斯帕一线时，该旅通过公路和小道超越装甲矛头，在白天隐蔽起来，利用黑夜的掩护去夺取那3座桥梁。[62]

斯科尔策尼还计划炸毁巴塞尔（Basle）的5座上莱茵河大桥，[63]以防盟军进入瑞士包抄德军的南部防线。事实上在12月5日，盟军最高统帅部确实研究过进入瑞士从南面包抄德军的可能性，[64]但艾森豪威尔拒绝了这个方案（斯大林显然很厌恶瑞士人，曾在德黑兰会议上敦促盟军进入瑞士从南边进攻德国）。

随着阿登攻势发起日的临近，防御性的“守望莱茵”代号变成了“秋雾”（Herbstnebel）。燃料和弹药运输的延误变得更加严重，进攻被推迟到12月16日黎明，总共需要1050列火车将各师送往他们的集结地域，单是每个装甲师就需要70列火车。[65]

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军长以下的指挥官得到了通知，但12月11日警卫旗队师装甲团团长约阿希姆·“约亨”·派普（Joachim Jochen Peiper）一级突击队大队长猜测有什么事情正在酝酿之中，当时第6装甲集团军参谋长克雷默想和他讨论一场在艾费尔地区发动的假想攻势。他询问派普，1个装甲团夜间机动80公里需要花多长时间，为了确保答案准确，派普亲自坐着1辆豹式坦克在夜间跑了相同的路程进行测试。他意识到整个师的机动要复杂得多，但他和他的上级都低估了阿登地区的道路及地面被水浸透的程度。

当天，希特勒坐着他的大型黑色梅赛德斯（Mercedes）汽车在长长的车队陪同下，抵达了位于雕窝的西线指挥部。他最关心的还是保密工作，当盟军轰炸机群将迪伦夷为平地时他变得有些紧张，因为那里是战役开始后的通信中心。他的情绪很是反复，在极度沮丧和毫无根据的乐观之间来回波动，根据他的空军副官尼古劳斯·冯·贝洛上校的说法，他“对这场攻击寄予了很高期望，已经在脑海中看见了德军先头部队突入安特卫普的场景”[66]。第二天早上，塞普·迪特里希被召进了隐蔽在假的农场建筑之间的元首地堡。

“你的集团军准备好了吗？”希特勒直截了当地问道。

“对于一场进攻来说还没有。”迪特里希声称他当时是这样回答的。

“你从来都不会满意。”元首说道。[67]

下午，各师师长乘坐大巴车来到雕窝指挥部觐见元首，每个军官都要被党卫军警卫搜身，并被迫上缴他们的手枪和公文包。18点，希特勒一瘸一拐地走到台上，有段日子没见到他的将军们都被元首恶化的身体状况所震惊——苍白的脸色、耷拉着的肩膀、一条手臂还在不停地颤抖，在凯特尔和约德尔的簇拥下，他坐到一张桌子后面。

他开始长时间地自我辩解为何德国在战争的当下阶段陷入了此种地步，已经有必要以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使德国人民联合起来，因为“没有了生存空间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他从来没有考虑过其他国家对此会如何反应，任何反对意见都是针对德国阴谋的一部分。

“战争（的结果）最终由一方或另一方承认他们不能赢得这场战争而决定，所以，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让敌人意识到这一点，实现这一目的的最快方法就是占领土地摧毁敌人的力量。如果我们被迫转入防御，我们的任务就是通过无情地打击，教育敌人他们还没有获胜，战争将无休止地持续下去。”

希特勒提醒在座的将军们，其中有些人在1940年曾害怕进攻法国。他宣称美军已经“在短短3周之内损失了24万人”，而且“敌军或许坦克数量更多，但我们最新型的坦克性能更优异”。德国正面临着一场无法避免的战斗，它迟早都会到来，进攻将以最残酷的方式进行，不用遵守什么“人类的禁忌”，“将给敌军带来一波又一波的惊慌和恐惧”，目的是让敌人确信德国永远不会投降，“绝不！绝不”！[68]

会后，将军们前往伦德施泰特设在不远处的齐根贝格古堡的指挥部——一座阴郁的新哥特式建筑——参加他的69岁生日宴会。没有人感觉这是在庆祝，按迪特里希的说法，他们不敢讨论这场攻势，因为任何提到它的人都会面临被处死的威胁。

12月13日，迪特里希去拜访了B集团军群指挥部，莫德尔告诉他这是“德军在战争中准备得最差的一次攻势”[69]。伦德施泰特记录道，说好的32个用于进攻的师中，有4个就在进攻开始之前“变得不可用”，包括第11装甲师和党卫军第17装甲掷弹兵师，仅有22个师能投入进攻的开始阶段，剩下的将作为最高统帅部预备队。大部分将领都对进攻成功的可能性深感怀疑，然而年轻的军官和士官们，尤其是武装党卫军部队都深深地渴望胜利。

派普的装甲团在迪伦以东得到了向前线后方集结地行军的命令，他们在天黑之后出发，沿着路上标记的黄色箭头前进，车辆上的师徽或番号都被抹掉了。当晚和第二天早上都有雾，这帮助他们在进入集结地域的过程中不会被空中侦察发现。其他师在出发之前，也抹掉了车辆上各师的师徽。[70]

时年29岁的约阿希姆·“约亨”·派普有一头向后梳理的黑发，是个很帅气的军官。在武装党卫军中他被视为完美典范般的装甲部队指挥官，一名极端冷酷无情的纳粹信徒，派普在苏联以焚毁村庄、屠杀所有居民而闻名。在12月14日午后不久，他去警卫旗队师师部报到，师长威廉·蒙克（Wilhelm Mohnke）区队长[A12]下达了于16日发起进攻的命令。[71]该师得到了1个装备88毫米炮的高炮团、1个重型榴弹炮营和1个额外用于修复桥梁的工兵营的加强。每个战斗群都会有一个斯科尔策尼的小组伴随，装备着缴获的谢尔曼坦克、美式卡车和吉普车，但师部对他们没有指挥权。派普回去后，在一座护林员的小屋里向手下的营长们做了任务简报。

直到12月15日晚上，军官们才被允许向他们的部队做任务简报。第26国民掷弹兵师的连长贝尔上尉告诉他的士兵：“在12天或14天之内，我们将抵达安特卫普——或者输掉这场战争。无论你们缺少什么装备，我们都将从美军战俘那里得到。”[72]

而在武装党卫军部队里，渴望复仇的情绪极其高涨。士官们似乎是最为愤恨的一群人，他们互相告知巴黎将被重新夺回的消息，许多人都为柏林被炸成废墟的时候法国首都却逃过了被摧毁的命运而感到遗憾。在党卫军第10弗伦茨贝格装甲师中，任务简报一开场就给部队带来了“一种不同寻常的乐观情绪”，因为元首“下令在西线发起重击”[73]，他们相信一次奇袭带来的震惊会严重打击盟军士气。据第2装甲师一名身经百战的军官说：“（部队的）求战情绪甚至比战争初期还高。”[74]

单是迪特里希的第6装甲集团军的兵力就超过12万人，装备近500辆坦克和突击炮以及1000门火炮；曼陀菲尔的第5装甲集团军拥有400辆坦克和突击炮，盟军最高统帅部还不知道一股何等强大的力量即将狠揍在他们最薄弱的部位上。

[1]同上。

[2]同上。

[3]Generaloberst Alfred Jodl,ETHINT 50.

[4]同上。

[5]CMH Ardennes,18.

[6]General der Kavallerie Siegfried Westphal,ETHINT 79.

[7]同上。

[8]Generalmajor Rudolf Freiherr von Gersdorff,FMS A-892.

[9]CMH Ardennes,26.

[10]CSDIC,TNA WO 208/4178 GRGG 330（c）.

[11]Generaloberst Alfred Jodl,ETHINT 50.

[12]DRZW,6,125.

[13]CSDIC,TNA WO 208/3653.

[14]Manteuffel,Fifth Panzer Army,ETHINT 45.

[15]Generaloberst Alfred Jodl,ETHINT 50.

[16]CSDIC,TNA WO 208/3151.

[17]Generaloberst Alfred Jodl,ETHINT 51.

[18]Jodl,TNA WO 231/30.

[19]CSDIC,TNA WO 208/4178 GRGG 330（c）.

[20]TNA WO 231/30,4.

[21]CSDIC,TNA WO 208/4178 GRGG 330（c）.

[22]CSDIC,TNA WO 208/4178 GRGG 322.

[23]Hauptmann Gaum,3rd Bn,Führer Begleit Brigade,CSDIC,TNA WO 208/3611.

[24]TNA WO 231/30.

[25]CSDIC,TNA WO 208/4178 GRGG 330（c）.

[26]CSDIC,TNA WO 208/4140 SRM 1140

[27]Manteuffel,Fifth Panzer Army,ETHINT 46.

[28]Goebbels diaries,1.12.44,TBJG II/14,305

[29]CSDIC,TNA WO 208/4140 SRM 1211.

[30]CSDIC,TNA WO 208/4364 GRGG 220.

[31]CSDIC,TNA WO 208/4140 SRM 1210.

[32]CSDIC,TNA WO 208/3151.

[33]CSDIC,TNA WO 208/4178 GRGG 330（c）.

[34]CSDIC,TNA WO 208/4178 GRGG 330（c）.

[35]TNA WO 231/30.

[36]同上。

[37]CSDIC,TNA WO 208/4140 SRM 1199.

[38]CSDIC,TNA WO 208/5541 SIR 1425.

[39]FMS B-823.

[40]CSDIC,TNA WO 208/4140 SRM 1187.

[41]同上。

[42]同上。

[43]CSDIC,TNA WO 208/3662.

[44]Heydte,FMS B-823.

[45]同上。

[46]同上。

[47]CSDIC,TNA WO 208/4140 SRM 1167.

[48]CSDIC,TNA WO 208/5541 SIR 1425.

[49]NARA RG 407 ML 2279.

[50]CSDIC,TNA WO 208/4140 SRM 1182.

[51]CSDIC,TNA WO 208/4178 GRGG 301.

[52]CSDIC,TNA WO 208/4140 SRM 1259.

[53]Mobile Field Interrogation Unit No.1,NARA RG 407 ML 2279.

[54]同上。

[55]CSDIC,TNA WO 208/3619.

[56]Mobile Field Interrogation Unit No.1,NARA RG 407 ML 2279.

[57]同上。

[58]Schreiber,CSDIC,TNA WO 208/4140 SRM 1259.

[59]Hans Post,One Man in his Time,Sydney,2002,167.

[60]Mobile Field Interrogation Unit No.1,NARA RG 407 ML 2279.

[61]Obersturmbannführer Otto Skorzeny,ETHINT 12.

[62]CSDIC,TNA WO 208/5543 SIR 1673.

[63]NARA RG 407 270/65/7/2,Box 19124 ML 754.

[64]TNA WO 231/30.

[65]Nicolaus von Below,Als Hitlers Adjutant,1937-1945,Mainz,1980,396.

[66]ETHINT 16.

[67]HLB,535-40.

[68]ETHINT 16.

[69]116th Panzer-Division,CSDIC,TNA WO 208/3628.

[70]14.12.44,Ober-sturmbannführer Joachim Peiper,ETHINT 10.

[71]Gefreiter Unruh,CSDIC,TNA WO 208/3611 SIR 1408.

[72]SS-Brigadeführer Heinz Harmel,10th SS Panzer-Division Frundsberg,FMS P-109f.

[73]2nd Panzer-Division,FMS P-109e.

[74]Crosswell,Beetle,The Life of General Walter Bedell Smith,p.779.

[A1]这里指隶属于最高统帅部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与德国陆军总参谋部是两套完全不同的参谋班子。——译者注

[A2]原文中将韦斯特法尔的军衔写成骑兵上将，但实际上他要到1945年2月1日才晋升骑兵上将。——译者注

[A3]汉斯·恩斯特·卡尔·冯·齐滕（Hans Ernst Karl von Zieten）伯爵元帅是腓特烈大帝麾下的第一战将，是普鲁士历史上最有胆识的勇将之一，更是骑兵中的偶像人物。1730年，时任上校的齐滕成为第3轻骑兵团的首任团长，这个骑兵团就此成为普鲁士军队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部队。曼陀菲尔在骑兵团服役仅2个多月就从后补军官晋升少尉，而通常见习过程需要差不多2年时间。——译者注

[A4]指古希腊斯巴达300壮士血战温泉关的故事。——译者注

[A5]这个事件其实和吕特维茨无关，部队分散突围的时候，警卫旗队师师长特奥多尔·维施旅队长腿部重伤，他的部下找第2装甲师的军官借装甲车，被其以无车可借为由直接拒绝了。吕特维茨根本就不在场，只是党卫军把这笔账算到了他的头上而已。——译者注

[A6]作者在原文中将克鲁泽写作炮兵上将是错误的，他的最终军衔就是中将，未能晋升兵种上将。——译者注

[A7]根据佩尔茨的履历和德国空军的资料，他当时指挥的是第2战斗机军，海特的回忆写的是第12航空军，而这个军在1943年已经改建为第1战斗机军，显然是海特搞错了。——译者注

[A8]令人吃惊的是，此时有许多年轻的法国姑娘陪同她们的恋人一起撤退到了德国，因为她们知道抵抗组织会由于她们与德军合作而进行报复。然而，她们后来的命运难以想象，德国女人相信法国姑娘自1940年以来便挖空心思勾引她们的男人，故此根本不愿意接纳她们。在战争的最后6个月中，这些法国姑娘的“保护者”中有相当一部分在鏖战中命丧疆场。——作者注

[A9]原文中作者拼错了施密德的名字，将其拼成了施密特（Schmidt），还写错了他的军衔，将其写成了航空兵上将（General der Flieger），后文中相同的错误不再一一指出。贝波（Beppo）在德语中是幻境的意思，应该是施密德的外号。——译者注

[A10]同行的不止一名党卫军军官，党卫军第12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还派出1个携带便携式无线电设备的通信班和伞兵一起行动，只是这些人都没有跳伞经验。——译者注

[A11]1961年更名为艾森许滕施塔特（Eisenhüttenstadt）。——译者注

[A12]原文中此处将蒙克的军衔写成旅队长是错误的，他要到1945年1月30日才晋升该军衔。——译者注

第7章　情报工作的失误

希特勒曾预言过盟军内部一定会出现矛盾和摩擦，这种摩擦的确出现了，但其程度远低于元首的预期。盟军缓慢的推进速度引起了大英帝国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陆军元帅和蒙哥马利的不满，他们认为这应归罪于无法胜任军事领导人职务的艾森豪威尔。他们俩都曾希望设立一个单独的盟军地面部队总指挥，由伯纳德·劳·蒙哥马利来担任该职自然再理想不过。不过相对来说，布鲁克还是认为蒙哥马利在此事上面过于执着了，他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当下世界政治现实的改变，一切都已不同于以往。如今在西北欧的战争舞台上唱主角的是美国人，而英国人正在勉力维持其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存在，因此即便真的单独设立盟军地面部队总指挥一职，其人选也只会是布莱德雷而非蒙哥马利。不过这位身材不高的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显然没有这样的认识，而且没有吸取教训，并忘记了不久前他对艾森豪威尔做出的承诺——不再对后者提出任何涉及指挥权的话题。

11月28日，艾森豪威尔来到位于比利时宗霍芬（Zonhoven）的第21集团军群指挥部，此前蒙哥马利总是装作太忙而不去拜访他的最高统帅，即使当时他的战线上并没有发生什么战斗。艾森豪威尔不愿意再继续忍受蒙哥马利的态度了，他坐在蒙蒂的地图前，后者则在边上来回踱步，花了整整3个小时向前者历数了盟军所犯的战略错误，以及为何需要设立独立的盟军地面部队总指挥的原因。蒙哥马利觉得阿登山区就是一条自然分界线，他应该统率该地区以北的所有盟军部队，那将意味着美军第1集团军的大部分部队和辛普森中将的美军第9集团军的所有部队都归他指挥。不幸的是，艾森豪威尔没有讲话——他由于过于疲劳和厌烦而说不出话来——这就让蒙哥马利觉得艾克默许了他的观点，即未能抵达莱茵河与许特根森林徒劳无益的血战意味着盟军已经遭遇了“战略逆转”[1]。此后，让蒙哥马利的副官惊讶的是，元帅给伦敦的总参谋长布鲁克发报说，艾森豪威尔已经同意了他所说的一切，而在11月30日发给艾森豪威尔的电文中，蒙哥马利概述了他自认为已经得到前者同意的内容。

第二天，艾森豪威尔来到设在卢森堡城阿尔法酒店（HÔtel Alfa）的指挥部探望布莱德雷，布莱德雷由于患了重感冒和荨麻疹（Hives）[A1]，正可怜兮兮地躺在床上。尽管艾森豪威尔为蒙哥马利所说的“战略逆转”的断言感到怒火万丈，但他口述的措辞严厉的回信仍不足以击穿蒙哥马利自鸣得意的“装甲”。12月7日，众人要在马斯特里赫特召开会议。

12月6日，星期三，艾森豪威尔带着他的副手特德空军上将一起回到布莱德雷的指挥部，在和蒙哥马利会面之前讨论（会议）策略。[A2]布莱德雷的副官切斯特·汉森少校担心他的将军会“孤立无援”。“这是他首次确凿无疑地显露出在面临紧要关头时，会出现极其紧张的情绪。他并不急躁，但是比平时更加唐突直率，他看起来有些疲惫，身体也有些不适，两者加在一起从身体和精神上对他进行着双重折磨。”艾森豪威尔倾听着他的讲话，“当他皱眉时脸上都是褶子，他的脖子也深深地缩进了飞行夹克的皮领子里。”[2]

布莱德雷对盟军的进展缓慢同样很恼火，他说：“假如正在同我们战斗的是一个理性的民族，那他们很久之前就应该投降了，但这些人毫无理性可言。”[3]汉森接着在日记中写道：“德国人已然展示了其出人意料的抵抗决心，而且这个民族绝非轻易赴死之徒……他们已经被戈培尔灌输了要战斗到底的精神，弱者都会在西伯利亚的劳改营中被灭绝。所以毫不奇怪，我们发现他们在战斗时猛冲不停，结果被我们打死了许多人。”戈培尔试图阻止德国军人在西线向盟军投降，他真的整出来一个故事，说美国人同意将他们手里所有的德军战俘全部移交给苏联人，让他们从事苏联的重建工作。他提出的口号是——“胜利或者西伯利亚！”[4]

第二天，布莱德雷同蒙哥马利、霍奇斯、辛普森，与艾森豪威尔在马斯特里赫特一起讨论下一阶段的作战。他谈到“毫不留情地痛击，让他们渡过鲁尔河进抵莱茵河边”[5]，于是艾森豪威尔对渡过莱茵河的行动表达了他的担忧之情，他担心水雷或浮冰会摧毁舟桥，从而切断对岸桥头堡守军的退路。当艾森豪威尔在11月中旬告诉布鲁克元帅，直到1945年5月前盟军也许都不可能渡过莱茵河时，后者曾感到惊骇不已。这一番出现在布鲁克巡视前线活动尾声时的陈述，对他的观点产生了重大影响，他认为艾森豪威尔并不能胜任最高统帅的职务。

蒙哥马利老调重弹，提出集中兵力渡过莱茵河，重点突击鲁尔工业区的北部，其他方向的美军集团军基本上都要停止前进。毫无疑问，艾森豪威尔咬紧牙关不做丝毫让步，他再次重申他的立场，指出对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推进同样重要，他不想让巴顿停止前进。会议记录显示：“蒙哥马利元帅认为向法兰克福的进军不会有什么成功的前景，在他看来，如果仗这样打的话，无论是朝法兰克福推进还是向鲁尔北部进攻，攻势都要足够强大才行……蒙哥马利元帅说观点的根本分歧还是在于向法兰克福—卡塞尔（Cassel）一线的推进。”[6]为了避免矛盾，艾森豪威尔试图说服他这其中的分歧并不大，蒙哥马利的第21集团军群将扮演主攻的角色，辛普森的第9集团军将接受他的指挥。

当蒙哥马利继续争辩说“阿登以北的所有作战行动应该由一个指挥官来指挥，阿登以南则由另一个指挥官来负责”[7]时，布莱德雷不得不抑制住自己的愤怒，这意味着他的手里只剩下第3集团军了。艾森豪威尔反驳说，未来的作战决定了他们前方的鲁尔区应该成为分界线。不久之后，布莱德雷把他的想法一五一十地告诉艾森豪威尔，如果他的第12集团军群被置于蒙哥马利的指挥之下，他就会把自己视作一名完不成任务的指挥官而辞职。

当时的大部分作战行动都发生在第3集团军的战线上，巴顿的部队在一些地段渡过了萨尔河，数日后梅斯地区最后一座仍在顽抗的堡垒终于被攻克。巴顿在日记里满意地写道：“我认为只有匈奴王阿提拉和第3集团军才攻得下梅斯。”[8]他还准备在12月19日开始发动一场大规模进攻。然而，这并非如一些人认为的那样，蒙哥马利是出于对巴顿的嫉妒才如此行事，他由于太过自我而不会嫉妒别人，完全无法判断别人对他所说的话会有什么反应。实际上，如果处于当下这个时代，人们可能会怀疑蒙哥马利是否患上了被称为阿斯伯格综合征的一种高功能自闭症。

巴顿由于他无法控制的一项元素——无情的冬雨——而变得气冲牛斗，12月8日，他给第3集团军的随军牧师詹姆斯·奥尼尔（James O'Neill）打了个电话：“我是巴顿将军，你能为乞求好天气做祈祷吗？”牧师问他能否过会儿把电话打回来，现在他找不到任何祈祷文，这样一来他只能自己写：“全能的最仁慈的主啊，我们谦卑地向您祈求，请用您那最大的仁慈来结束这场我们不得不与之搏斗的淫雨吧！请赐予我们晴朗的天气，好让我们投入圣战。请您大慈大悲地倾听我们士兵的倾诉：我们希望荣享您的神力，奋勇前进，节节胜利，粉碎敌人的压迫和邪恶，让上帝的公正遍布人间和尘世。阿门！”巴顿读过之后当即批准了这份祈祷词：“印刷25万份，第3集团军全体官兵要人手一份。”他告诉奥尼尔全军上下每个人都必须祈祷，“我们必须乞求上帝停止下雨，这些雨使得胜利或者失败就在一线之间”。当奥尼尔再次遇到巴顿时，巴顿高兴极了，他用手里的马鞭敲了敲牧师的钢盔，着重表示赞赏。巴顿说道：“干得好，牧师。我们的祈祷生效了，我就知道会有用的。”[9]

在南方，被人忽视的美军第7集团军在阿尔萨斯重新部署到突出部的北翼向比奇（Bitche）地区推进，以支援巴顿在洛林的进攻。这就意味着友邻的德拉特·德塔西尼上将的法军第1集团军会感觉自己的部队有些暴露，这位法国将军深感手下兵力不足，部分原因是许多法军部队仍在围困大西洋沿岸的德国驻军。他坚称，这就是他的集团军即便在增加了1个美军步兵师之后，仍然无法荡平科尔马口袋的原因，而他的失败则招来了美军军官们的大肆吐槽。让情况变得更糟糕的是天气，孚日山脉的严寒已经严重影响了法军部队的士气。

关于阿登攻势的大辩论之一就集中在盟军没能预判到此次进攻，的确有许多零碎的情报在整合之后应该能显示出德军的意图，但是和几乎所有情报工作失败的案例一样，高级将领直接就将不符合自己设想的情报丢到一边去了。

从一开始，希特勒要求完全保密的命令就没有被遵守，即将开始进攻的消息甚至在英国战俘营中的德军高级军官之间流传。在11月的第二周，埃贝巴赫装甲兵上将和11月2日被俘的第64步兵师师长克努特·埃贝丁（Knut Eberding）少将的谈话被秘密录音[A3]，他们曾谈到西线即将到来的攻势要动用46个师的兵力[10]，埃贝巴赫相信这是真的，这是最后一搏了，甚至连斯凯尔特河口之战中在南贝弗兰岛被俘的冯·德·戈尔茨少尉，他这样的低级军官也听说了“有46个师正在准备于11月发动的大反攻”[11]。这些谈话被秘密录音后由英国军事情报局第19处（MI19a）于11月28日上报伦敦的英国陆军部，再被送往盟军最高统帅部，但这些相当重要的信息似乎并没有被认真对待。毫无疑问，它只是被当作一个在被俘军官中流传的极度乐观的谣言了，尤其是46个师的数量似乎高得不可思议。

在11月的第一周，德军逃兵[12]报告说重新部署到威斯特伐利亚[A4]的装甲师属于第6装甲集团军，这也彰显了一个事实——盟军最高统帅部几周来获得的情报中并没有涉及第5装甲集团军。盟军最高统帅部和布莱德雷的第12集团军群指挥部都想当然地认为，德国人在准备对渡过鲁尔河的美军展开一次强大的反突击，在圣诞节之前德军进行一次骚扰性攻击的可能性也非常大，但是几乎没有人预料到进攻会来自艾费尔并通过阿登地区展开，尽管德国人在1870年、1914年和1940年都走过同一条路。

盟军无法相信德国在国力被大大削弱之后还敢展开一场野心勃勃的战略进攻，因为德国需要在苏联红军发动冬季攻势之前减少兵力损失，这样的赌博肯定不是西线德军总司令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元帅的风格。事实上这也不能算错，但盟军指挥官已经严重低估了希特勒操控军事力量的疯狂手段，高级军官一直被鼓励要把自己放到对方的角度上来看问题，但是这往往会导致自己对敌人产生错误的判断。在任何情况下，盟军最高统帅部都相信德国人缺乏燃料、弹药和兵力来实施一次危险的突击，而且盟军的空中优势如此之大，以致德军的进攻一旦进入开阔地带肯定会正中其下怀。在伦敦，联合情报委员会（Joint Intelligence Committee，缩写JIC）也断定：“德军燃料的严重短缺仍然是其抵抗能力方面最大的短板。”[13]

侦察发现德国国防军部队正调动到艾费尔地区的比特堡（Bitburg）周围，但其他师似乎只是打此路过，因此该地区被认为只是个中转站，或该地区准备重新部署部队。不幸的是，阿登地区被视为空中侦察的次要目标，因此优先级靠后，再加上气候恶劣，该区域上空的飞行任务很是稀少。在德军的阿登反击战打响前的第六天，在巴斯托涅的特洛伊·米德尔顿的第8军军部得出结论：“敌人最近将新组建的师调来该地区获得前线作战的经验，然后再将他们调到别的地方去使用，这一举措表明，敌人希望该地区继续保持平静和不活跃的状态。”[14]实际上德国人正在玩一种“找到那位女士”的聪明游戏，打乱部队的部署来迷惑盟军情报人员。

巴顿的第3集团军指挥部注意到德军装甲部队正在撤出前线，集团军情报部长奥斯卡·威廉·科克（Oscar William Koch）上校担心阿登的第8军很容易遭到攻击，包括布莱德雷中将在内的许多人都推测说，德军很可能用骚扰性进攻来破坏巴顿将于12月19日开始的大攻势。一些情报军官当起了事后诸葛亮，试图声称他们曾预测到这场大反攻却无人理会。盟军最高统帅部和布莱德雷的第12集团军群中的确有些人预测到了这次攻势，有几个人还非常接近正确的进攻日期，但他们中没有人能明确肯定阿登地区正受到威胁。

艾森豪威尔的情报主任（G-2）肯尼思·斯特朗少将把德军可能在阿登地区发动进攻列为几个选项之一，这在12月的第一周里给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中将留下了深刻印象。比德尔·史密斯让斯特朗去卢森堡面见布莱德雷，向他发出警告，斯特朗立即跑了一趟。在他们的谈话中，布莱德雷说他“察觉到了危险”[15]，一旦敌人发动进攻的话，他已经指定了几个师向阿登地区运动。

最具争议的“悲观论者”（Cassandra）是第1集团军情报部长（G-2）本杰明·阿博特·迪克森（Benjamin Abbott Dickson）上校，性格外向的迪克森并不总是被他的同事信任，因为他在识别西线德军师级部队方面的本事不怎么样，那些部队当时都被确认还在东线。他在12月10日的报告中指出，最近抓到的德军战俘士气高涨，表明他们正重拾信心。然而，尽管他提到了艾费尔地区的装甲部队数量，却预测说进攻将于12月17日远在亚琛以北的地区进行。有些战俘供述说，这次进攻将收复亚琛作为献给元首的圣诞节礼物。[16]

12月14日，迪克森收到了一位讲德语的妇女的报告，她说德军正在战线后方的艾费尔地区集结部队和舟桥设备，迪克森现在确信进攻将在阿登的蒙绍和埃希特纳赫（Echternach）之间展开。布莱德雷的第12集团军群情报主任埃德温·卢瑟·赛伯特（Edwin Luther Sibert）准将以迪克森的报告不过是预感为由予以驳回，这令后者大为光火。迪克森接到通知，12月15日可以去巴黎度假了。

希特勒要求在进攻部队中保持无线电静默的命令一直得到了遵守，因而剥夺了布莱切里庄园的分析师通过“超极机密”（Ultra）弄清楚真相的机会，遗憾的是，盟军最高统帅部过于依赖超级机密提供的情报，并趋向于将其视作所有信息的源头。然而在10月26日，他们已经截获了一份情报：“希特勒命令组建一支特种部队用来在西线执行特殊任务，志愿者必须通晓英语和美式习语。”[17]12月10日，他们还判断出所有的党卫军部队都被强令保持无线电静默，这应该在盟军最高统帅部内敲响警钟了。

和德军陆军不同的是，德国空军的状态再次令人难以置信地松懈，但盟军最高统帅部似乎并没有对布莱切里庄园的翻译记录做出什么反应。9月4日，日本驻柏林的大使在和德国外长乌尔里希·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Ulrich Joachim von Ribbentrop）以及希特勒会谈结束后，已经向国内报告说德国人计划“一旦空军完成补充”[18]，就于11月份在西线发动反击的结论。后来关于情报失误的调查表明，“有证据显示德国空军自10月的最后一周起，就准备通过铁路将大部分空军部队运送到西线的机场”[19]。

10月31日，第26战斗机联队（JG 26）援引戈林的命令，“所有战斗机必须尽可能在24小时内改装成战斗轰炸机”。这条信息很重要，因为其肯定地表明空军要为地面部队的进攻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而在11月14日，布莱切里庄园的记录显示：“西线的战斗机部队都不再使用飞行联队的队徽或者部队标志。”

在12月1日，他们还破译出国家社会主义督导军官[A5]（National Socialist Leadership Officers）的课程由于“即将到来的特殊行动”已被取消的消息，纳粹过度使用“特殊”这个词可能是这一信息为何没有被重视的原因。而在12月3日，一份报告要求帝国空军“对那些为作战行动抵达西线的单位提供技术支持的措施”。第二天，战斗机部队的指挥官都接到命令来第2战斗军指挥部开会，不久后整个第4对地攻击机联队（SG 4）从东线转场到了西线，那应该是能引发一些质疑的。

英国秘密情报局（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缩写SIS，俗称军情六处，也就是MI6）负责人斯图尔特·格雷厄姆·孟席斯少将认为，“有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德国人从通信情报中获取的美军战斗序列，比我们从超级机密那里获得的德军战斗序列更准确”[20]。

他话里的意思是原因非常清楚：“自诺曼底登陆以来，我们的通信疏忽给敌人带来了很大帮助，必须强调的是，分散在西线的30个美军师，除了两三个师之外，德国人能不断地弄清其余各师的位置和通常的作战意图。他们知道美军第1集团军南翼80公里长的战线上，大部分地区由新调来的师和疲惫不堪的师把守。”[21]

可以理解的是，疲惫的第4步兵师和第28步兵师在经历了许特根森林的惨状之后，正舔舐着他们的伤口。他们被安排到阿登南部休整，那里山势陡峭，被称为“卢森堡的瑞士”，还被描述成“疲惫之师的安静天堂”[22]。这里看起来似乎是最不可能遭到攻击的地区，官兵们都住在营舍之中，这就和许特根森林里那些极不舒适的散兵坑有着天壤之别了。

在后方区域，士兵和机械师都住在当地居民的家中，商店里囤积着美国陆军的产品。“定时往来的车辆和半融的雪泥很快就把附近的每个村庄搞得一样邋遢，到处都是泥浆。大部分喝酒和吃饭的地方都有某些西部片中偏远小镇的气氛，人们每夜相聚于此，用美酒调剂生活。这些士兵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与军队有了默契，他们不关心生活，但提议为过好日子而干杯。”[23]

尽管德军接到了禁止侦察的命令，但还是将前线某些特定地区的情况摸得清清楚楚，特别是那些守军不多的地方，南边的第4步兵师正面就是这样。德国平民能够（在国境线上）来回走动，就在绍尔河沿线的美军警戒阵地之间来来去去，德国人因而能确认观察所和机枪巢的位置。在进攻开始后关键的第一个小时里，计划中最重要的事是压制对方炮兵，以保护横跨绍尔河上的舟桥。一些更有经验的特工甚至混入战线后方的村庄中，与不当班的美军士兵拉上了关系，几杯啤酒下肚，许多美军士兵很乐意同卢森堡和比利时当地能讲些英语的人谈天说地。

打算和美军聊天的当地人要少于以前，随着通敌者被公开抨击，瓦隆语区和德语区之间的猜忌升温，9月份的解放和美国人最初的慷慨带来的喜悦在入秋之后变味了。抵抗组织不合理地增加了从农民手里征收的食品和日用品数量，但是对于最接近战火未熄的西格弗里德防线的东部各省[24]来说，最大的恐慌是由美国民政事务管理机构造成的，美国人决定在10月5日到9日之间撤离大部分当地平民，每个村庄只允许留下少数人照看牲畜。实事求是地说，在某种程度上这将被证明是一项善举，否则将有更多的农民会在随后的战斗中被杀害。

在过去的150年里，奥伊彭和圣维特（Saint-Vith）所在的边境地区的归属在法国、普鲁士、比利时和德国之间来回转换，花落谁家取决于战争的命运。1939年4月的比利时选举中，在讲德语的东部各省里有超过45%的人投票支持“忠诚阵线”（Heimattreue Front），希望该地区能重新融入第三帝国。但到了1944年，归属于第三帝国后个人的权益变得辛酸苦涩，东部各省的德裔发现自己被视为二等公民，他们揶揄自己就是1940年德军通过阿登地区入侵法国时顺便打包带走的“德意志背包”[25]。当地的很多年轻人已经在东线战场战死或者成为残疾，现在大部分德裔反倒巴不得帝国的敌人来解放他们。然而，仍然有数量可观的激进分子忠于第三帝国，他们是潜在的告密者和德国情报机构的间谍，这些人被称为“带路人”。

第8军驻守阿登地区的各师被允许分批到阿尔隆（Arlon）或巴斯托涅的营地中休整，玛琳·黛德丽来这里为美国大兵们做劳军演出，她身着用闪光饰片装饰的紧身长礼服，没有穿内衣，略带沙哑的嗓音满怀柔情地吟唱着。极受欢迎的《莉莉·玛莲》（Lili Marleen）是她的保留曲目，这首旋律轻快的歌曲起源于德国，却紧紧握住了盟军官兵的心灵。一个美国士兵写道：“‘该死的德国佬’，当他们杀不了你的时候，却让你泪流满面。”[26]

玛琳热爱士兵们的回应，却对需要打交道的参谋军官们不那么在意。汉森在日记里写道：“黛德丽女士在发牢骚，她在第1集团军各军之间的旅程安排得非常紧密。她不喜欢第1集团军，不喜欢各军、各集团军和各师间的竞争，最重要的是她不喜欢凡尔登的第12集团军群后方总部的上校和将军们。她以鲑鱼为食，因为她不按照规定按时吃饭，也没人对她感兴趣。”[27]她还声称亲自捉到了虱子，但这并没有阻止她接受布莱德雷将军的邀请，共享卢森堡城阿尔法酒店里的鸡尾酒、晚餐和“一部糟糕的电影”。她自称同巴顿将军一起滚过床单，很显然巴顿更符合其理想中的将军形象。“巴顿可是狂热地相信祭祀勇士的瓦尔哈拉神殿存在的人呢。”汉森那天也注意到了。

12月10日，星期日晚上，大雪纷飞。第二天一早，病体渐愈的布莱德雷去斯帕同霍奇斯和辛普森碰面，这将成为他们在一段时间里的最后一次碰头会。11日下午，他花了很长时间坐车路过巴斯托涅返回自己的指挥部。昨夜的暴风雪让大地银装素裹，道路被厚厚的雪泥覆盖，布莱德雷让人现在就去给他搞一支双筒猎枪。霍奇斯将军似乎和布莱德雷的想法一样，3天后他在列日著名的枪械制造商弗朗科特先生那儿待了“大半个下午”[28]，订制了一把符合其要求的猎枪。

布莱德雷指挥部里的众人依然在私下里对不久的将来持乐观态度，那一周里参谋军官们得出结论：“现在很明显，西线德军的实力正在被不断地削弱，其构成的防线比我军情报部门地图上来得更为分散和脆弱，更容易遭到我军一线部队的打击。”[29]布莱德雷主要担心的是兵员补充的情况，第12集团军群缺编人数达到17581人[30]，他计划去凡尔赛面见艾森豪威尔商讨这个问题。

12月1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第9战术航空兵司令部受到了表彰，布莱德雷估计整条战线上剩下的德军坦克不会超过600或700辆。“自始至终我们都认为德军的兵力在战线上已经被分摊得很薄弱了。”布莱德雷说道。[31]汉森指出那和空中支援有关系：“今天几乎就这么废掉了……天气因素导致航空兵能出动的时间可怜到只有平日的四分之一。”能见度不良导致飞机无法升空，希特勒曾日复一日极度渴望这样的天气。然而，这似乎还不能阻碍炮兵校射机在阿登上空的非官方业务飞行，布莱德雷听到抱怨说：“美国大兵们对烧烤猪肉极富热情，他们就坐在低空飞行的炮兵校射机里用汤姆森冲锋枪猎杀野猪。”[32]

同样在12月15日，盟军最高统帅部作训主任（G-3）哈罗德·罗·布尔（Harold Roe Bull）少将在作战日志中记录道，当天没有收到来自阿登地区的任何报告。蒙哥马利元帅询问艾森豪威尔将军，是否介意他下周回英国过圣诞节，他的参谋长弗雷迪·德甘冈少将那天早上刚刚离开比利时。在德军进攻前夜这个日后令人感到遗憾的时刻，蒙哥马利公开宣称：“德国在人力、装备和资源方面的短缺，令其无法发动任何进攻。”[33]另一方面，阿登的第8军汇报了前线部队换防以及新单位抵达的情况。

第8军的北部地区，新近抵达的第106步兵师刚刚接手第2步兵师在施内艾费尔陡峭山岭上的阵地。第2步兵师23团3营I连连长查尔斯·B.麦克唐纳（Charles B.MacDonald）写道：“我的兵对新来的部队中的那些家伙感到惊奇不已，除了从美国国内调来的新建部队外，他们的整套行头不会在任何有实战经验的部队身上出现，尤其可怕的是他们还打着领带！巴顿将军阴魂不散啊！”[34]换防过程中，第2步兵师的一个团长对第423步兵团团长查尔斯·C.卡文德（Charles C.Cavender）上校说：“这里一直就非常安静，你的部下很容易上手。”[35]有实战经验的部队在撤出时连火炉都带走了，缺乏经验的新来者没有干燥的袜子，在大多数情况下潮湿的积雪很快就会导致士兵患上战壕足病。

此后数日内，第106步兵师听到从战线对面传来了坦克和车辆行进时的声音，但缺乏经验的新兵们并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哪怕是更有作战经验的第4步兵师，也以为从南边传来的车辆引擎声是德军的国民掷弹兵师在换防。实际上，德军的第一攻击波会投入7个装甲师和13个步兵师，此刻部队正潜伏在黑暗的松林里等待进攻的号角吹响。

武装党卫军部队尤其兴奋和急躁，一名党卫军第12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的士兵在战役开始前夜给他的姐姐写信：“亲爱的露特，今天的家信会写得很短——短暂而甜蜜。这封信写在进攻前的伟大时刻——充满了不安，充满了对未来几天的期待。人人都在这里度过了两天两夜（尤其是两夜），在一个又一个小时里目睹了我军各精锐师的集结过程，耳闻装甲车辆不断发出的嘎嘎声，都知道有些事情即将发生。我们都期盼着一个明确的命令，以舒缓这里的紧张气氛。对于‘在哪里’和‘会怎样’我们都一无所知，没人来告诉我们！但只要知道我们在进攻，并将敌人赶出家园，这样就足够了。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36]在封好的信封背面，他又在匆忙中补充道：“露特！露特！露特！我们前进！”信肯定是部队出发前匆忙写就的，字迹潦草，战斗过程中这封信落入了美军手中。

[1]CBHD,Box 5.

[2]同上。

[3]John S.D.Eisenhower,The Bitter Woods,New York,1970,200.

[4]CBHD.

[5]Sidney H.Negrotto Papers,Box 4,USAMHI.

[6]同上。

[7]PP,576.

[8]同上。

[9]CSDIC,TNA WO 208/4364 GRGG 220.

[10]Leutnant von der Goltz（St./Gren-Rgt 1039）,CSDIC,TNA WO 208/4139 SRM 1083.

[11]CMH SC,363.

[12]TNA CAB 106/1107.

[13]CMH SC,365.

[14]同上。

[15]CMH SC,370.

[16]TNA HW 13/45.

[17]BAY/XL 152,TNA HW 13/45.

[18]TNA HW 13/45.

[19]同上。

[20]同上。

[21]CSI Battlebook 10-A,May 1984.

[22]Forrest C.Pogue,Pogue's War:Diaries of a WWII Combat Historian,Lexington,KY,2001,250.

[23]Peter Schrijvers,The Unknown Dead:Civilians in the Battle of the Bulge,Lexington,KY,2005,12.

[24]同上,7-8。

[25]Louis Simpson,Selected Prose,New York,1989,117.

[26]CBHD.

[27]PWS.

[28]TNA CAB 106/1107.

[29]NARA RG 498 UD603,Box 3.

[30]15.12.44,CBHD.

[31]Omar N.Bradley,A Soldier's Story,New York,1964,428.

[32]John Buckley,Monty's Men:The British Army and the Liberation of Europe,London,2013,259.

[33]巴顿将军让宪兵以着装不整的名义处罚任何不打领带的士兵，此事闻名全军。Charles B.MacDonald,Company Commander,New York,2002,78.

[34]Colonel R.Ernest Dupuy,St.Vith:Lion in the Way:The 106th Infantry Division in World War II,Washington,DC,1949,15-16.

[35]CBMP,Box 2。

[36]V Corps,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55.

[A1]Hives在英语中除了荨麻疹，还指假膜性喉头炎，也是一种冬季常见的病症。——译者注

[A2]根据布莱德雷回忆录中的说法，艾森豪威尔和特德赶到他位于卢森堡的指挥部是为了检查交给霍奇斯和辛普森的各种任务要求的落实情况。——译者注

[A3]对特定的德军战俘之间的谈话实施秘密录音的任务由三军联合审讯中心（Combined Services Detailed Interrogation Centre，缩写CSDIC）负责，由隐蔽的麦克风收集此类对话，并转录至唱片上，再由大部分德裔犹太难民构成的口译员翻译。相关抄本此后递送给陆军部、海军部、秘密情报局以及其他政府部门，1944年后还包括盟军最高统帅部。——作者注

[A4]威斯特伐利亚是德国西北地区一个古老且宽泛的名称，包括现在的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全部以及下萨克森与黑森两州部分地区。——译者注

[A5]负责军中纳粹党务和思想工作的政治军官。——译者注

第8章　12月16日星期六

12月16日5点20分，距离进攻开始的“零时”还有10分钟，塞普·迪特里希的第6装甲集团军所属炮兵开始了炮火准备。为了逃避长达16个小时的黑夜和雪天里渗入骨髓的湿冷，绝大部分美军士兵都躲在农舍、林间小屋、谷仓和牛棚里睡觉，天光大亮要到早上8点30分。前线大部分地区的地形自蒙绍森林以南开始，总是会让人联想到许特根森林，茂密的树林、岩石嶙峋的峡谷、潺潺的溪流、几条泥泞不堪的道路和林间防火道，都令车辆难以通行。

德军的炮兵指挥官知道美国兵会在农舍中过夜，这些建筑物自然就成了炮击目标，美军哨兵们被告知不得躲在农舍的门后放哨，必须在附近的散兵坑里警戒德军可能发动的偷袭。

黑夜中的地平线上，炮火连绵一片，照亮了天空，映入哨兵眼帘的是云层上的反光，犹如夏季夜空中的闪电。惊恐的哨兵冲进屋内，试图唤醒那些仍在熟睡中的战友，当炮弹在建筑物周围接二连三地落下爆炸时，惊慌失措的大兵们才拼命钻出睡袋，争抢各自的装备、钢盔和武器。[1]

以前发生过零星炮击，但这次显然更为激烈。一些留在前线地区照看牲畜的当地居民都被吓坏了，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炮弹引燃堆放干草的谷仓，然后四处蔓延殃及农舍，火势根本无法控制，他们只能和家人向后方逃去。一些人在炮击中不幸身亡，在曼德费尔德（Manderfeld）这样的小村落中，就有5人被炮弹炸死，其中还包括3个孩子。[2]

在南部的第5装甲集团军正面，炮兵连都保持着沉默。曼陀菲尔无视希特勒坚持要求进行长时间炮火准备的命令，他认为这样的弹幕射击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式的观念，在阿登地区完全无效，鉴于敌军在战线上的分布较为稀薄……这样的计划只能成为唤醒美军的闹钟，警告他们攻击将在天亮后开始”。[3]几天前，曼陀菲尔曾潜入乌尔河谷及南边的绍尔河畔进行抵近侦察，绍尔河“陡峭的河岸和稀少的渡口是显而易见的障碍”。[4]

于是他询问官兵对岸美军的生活习惯，获悉美国大兵在天黑后要回到房子和农舍里休息，直到黎明前1小时才回到前沿阵地后，他决定派部队神不知鬼不觉地渡河潜入美军防线而不必惊动守军。只有在进攻真正开始后，才用探照灯照射云层制造人工月光，帮助步兵先头部队在黑暗的森林里找到前进的道路。工兵营同时在乌尔河上开始架桥，这样他手里的3个装甲师——第116装甲师、第2装甲师和装甲教导师就能梯次前进了。

按照希特勒的设定，应该以步兵师进行突破，宝贵的装甲师将全部用来抢占马斯河上的桥梁。雕窝大本营收到的首份报告是最令人鼓舞的，约德尔向希特勒报告说“完全达成了突袭”[5]，突袭确实已经实现，但德国人真正需要的是将突袭转化为瘫痪性打击的力量。部分美军部队失去了指挥官，他们开始自发组织起来。在很多情况下，惊恐的平民乞求（军人）不要抛弃他们，一些说德语的人则仍然忠于帝国，眼看着混乱的场面却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满意的神色。“如果在一些地方存在着惊慌失措的人，”第99步兵师的一名军官记录道，“那在其他地方肯定有英勇无畏的人。”

这样的非凡勇气将成为迟滞德军突破的关键所在。

曼德费尔德以北4公里处，正对着洛采姆隘口（Losheim Gap）的是小村兰策拉特（Lanzerath），正好位于警卫旗队师派普战斗群的突破路线上。差不多就在山脊顶部，面朝德国的一方观察视野极好，在一处能俯瞰村舍和道路的山丘上，美军第99步兵师394团团属情报侦察排的前哨阵地就设在这里，18名美军官兵正栖身于山坡草地间的散兵坑里。他们右后方的那片茂密松林是一条撤退通道，但同时也能成为进攻部队包围该部的路线。此处的重要性在于，其左翼数百米外就是通往西北方的洪斯费尔德（Honsfeld）的主干道道口，由此可进入昂布莱沃河（Ambleve）河谷。

尽管第5军第99步兵师缺乏作战经验，但在情报侦察排排长小莱尔·约瑟夫·鲍克（Lyle Joseph Bouck,Jr.）中尉的率领下，全排还是越过第5军和第8军的分界线进入了第8军防区。此地属于第14机械化骑兵群[A1]薄弱防区的北端，几辆隶属于第14骑兵群的坦克歼击车[A2]就驻扎在阵地下方的村落农舍之中。当东方的地平线被数以百计的火炮炮口焰映红之时，情报侦察排的所有人全都躲进了散兵坑中。兰策拉特显然属于德军的炮击目标，士兵们要感谢那些精心构筑的工事，战壕和散兵坑顶上都有加固的防护层，那是先前驻扎在此的第2步兵师官兵的杰作。炮击结束后，众人看到坦克歼击车从山下的村子里驶出，从他们的阵地下方经过，然后左转开上了通往洪斯费尔德的公路。“他们起码该说声再见吧。”一个大兵吼道。[6]

鲍克通过无线电向团部报告了炮击的情况，他被告知要派出巡逻小组进入兰策拉特查看一下情况。现在天色渐亮，薄雾笼罩，鲍克带着3个人下山进入村庄。他们摸进一所房子，听到有人在说德语，兰策拉特位于德国和比利时边境线的比利时一侧，属于比利时东部各省中的德语区。鲍克的部下觉得这人正在和敌人通电话，鲍克不得不阻止部下当场毙了他。天放亮了一些，晨雾也更重了，他们看见大批德军排着队正在接近己方阵地下的公路，肯定会从此经过。鲍克跑回去用无线电呼叫炮火遮断（阵地）下方的兰策拉特公路，却遭到了团部的质疑。

通过望远镜，鲍克看到头戴独特的伞兵盔、身着伞兵服的德军伞兵以两路纵队沿着道路两侧齐头并进，他们的枪都背在肩上，并没有握在手里随时准备战斗，队列前方和侧翼也没有布置尖兵，就这样大摇大摆地行进着。这股德军属于第3伞兵师9团1营，其任务是为派普战斗群打开前进通道。全排官兵紧张地等待着德军到来，机枪和其他自动武器都打开了保险，真是堪称完美的伏击。鲍克希望等德军主力进入全排的火力范围内再开火，他看到了几个明显是军官的人，立刻示意手下准备射击。就在他要扣动扳机的时候，一个13岁左右的金发女孩从一所房子里冲了出来，手指着情报侦察排山头阵地的位置向德国人示意。鲍克犹豫了一下，他不忍心开枪打死那个女孩，德国军官高喊着发出命令，伞兵们立刻躲到了路两侧的沟里。

伏击是打不成了，但是屠杀那些缺乏训练的年轻士兵的机会还有的是，因为他们的指挥官战术僵化，只会驱使着部下一波又一波地投入正面强攻。德军伞兵穿过被积雪覆盖的田野，笨拙地翻过栅栏，仰头冲向山上的美军阵地，却被侦察排的机枪手们轻松地收割掉生命，他们离得那么近，甚至能非常清晰地看到他们的脸庞。鲍克再次用无线电急切地呼叫炮火支援，却被告知炮兵在向别的地方开火，暂时顾不上他们。他问团部自己应该怎么办，得到的答复是“不惜一切代价坚守阵地”！[7]鲍克的几个部下负伤了，好在他们仍旧能继续战斗。

阵地前的成堆尸体和伤员令人恶心不已，鲍克简直不敢相信德军指挥官还在继续驱使部下进行这种徒增伤亡的进攻，而不是设法迂回包抄自己的阵地。德国人的白旗终于出现了，鲍克下令停止射击，德军医护兵在阵地前的尸堆里寻找伤员，找到一个就抬走一个。短暂的停战结束后战火重燃，一直持续到天黑，鲍克和部下的弹药几乎消耗殆尽。夜幕降临后，德军指挥官率领部队从侧翼冲上了美军阵地，鲍克和绝大多数部下都被德军俘虏。[A3]他的排挡住了德军1个团[A4]的前进步伐，打死打伤超过400名伞兵，而他的部下只有1人阵亡多人受伤，并严重迟滞了德军的推进速度。[8]

派普意识到让步兵在前面开路是个大错误，为此怒不可遏。他的战斗群被堵在了路上，3个多月前德军撤退的时候，炸毁了横贯洛采姆西北方铁路线的桥梁，至今也没有被修复。到晚上7点30分路还没有通，第12国民掷弹兵师的马拉火炮把公路堵得严严实实，进一步加剧了派普战斗群的延误。对交通堵塞忍无可忍的派普下令车队强行通过，“把所有堵在公路上的东西立刻全部毫不留情地推到边上去”[9]。他不耐烦地通知在前面开道的坦克车长，开着坦克直接从美军雷区里碾出一条道来，结果有5辆坦克被炸得动弹不得。

师部命令他转向兰策拉特与第3伞兵师的部分部队会合，当地守军已经被击退了，派普很快就接管了第9伞兵团[A5]的指挥权。据兰策拉特的一个居民说，派普的部队进村后非常激动，“高喊着他们要把美国佬全部打回（英吉利）海峡去”[10]，还不停地说德军已经打到了马斯河畔的列日。

伞兵团的军官们坚持说附近的美军阵地非常强大，尽管他们并没有亲眼见到，结果被派普狠狠鄙视了一把。[11]他还对配属给他的斯科尔策尼战斗群的小分队表达了强烈不满，这支小分队只有4辆谢尔曼坦克、卡车和吉普车。“他们还不如在家待着！”他后来说道，“因为他们从未像计划中那样伴随装甲纵队的矛头一起推进。”[12]派普随后下令战斗群的坦克搭载1个伞兵营向布赫霍尔茨（Buchholz）和洪斯费尔德前进。

第99步兵师的一支小部队被德军包围在布赫霍尔茨火车站，打退了第3伞兵师的试探性进攻，第99步兵师371野战炮兵营C连一个年轻的炮兵观察员一直在用无线电请求炮火支援。“我们把吉普车驶离公路躲进了谷仓里，”他随后报告说，“四周很安静，真是个寒冷的夜晚……我们能清楚地听到党卫军装甲兵此起彼伏的叫喊声，坦克发动机的轰鸣声，以及坦克负重轮发出的刺耳铿锵声。”[13]

他们还能听见德军通信兵通过SCR-536型电台用英语发出的嘲弄呼叫：“注意，注意，注意！危险，危险，危险！我们正在发动一次强大的攻势！注意，注意，有人听见吗？”

随着派普战斗群所属的自行高炮的到来，布赫霍尔茨车站保卫者[A6]的命运就此注定，在四联装20毫米高射炮的平射火力面前，混凝土墙或薄薄的装甲板根本起不到保护作用，人体连同防御工事会被轻易撕成碎片。

在派普战斗群的右翼，党卫军第12装甲师慢慢推进到被称为“双子镇”的罗赫拉特（Rocherath）和克林克尔特（Krinkelt）地区。这个师在诺曼底战役中被英军和加拿大军重创，实力还没完全恢复过来。

“他们中的部分家伙军纪很差，”党卫军第17装甲掷弹兵师师长汉斯·林纳区队长评论说，“这些童子军式的家伙像畜生一样，认为割断人的喉咙是件无所谓的事情。”[14]党卫军第12装甲师似乎还缺乏技术保障力量，该师的豹式坦克机械故障率很高。

在第99步兵师防线的最北端，第395步兵团3营坚守在蒙绍正南方的赫芬（Höfen），小小的赫芬村位于蒙绍森林的突出部，是非常明显的攻击目标。莫德尔元帅试图从蒙绍两翼取得突破，切断奥伊彭和亚琛之间的公路，堵住美军从北向南（最近）的增援通道，在莫德尔的授意下，蒙绍城在炮击中幸存下来。赫芬的美国守军发现，德军制造的人工月光却有利于他们防御，当第326国民掷弹兵师的部队透过薄雾向前推进时，美军能清晰地看到光影下逐渐接近的德军步兵。“清晨6点，德国佬来了！”一名军官在报告里写道，“他们走出阴霾，出现在我们营的阵地前方，就像是一群以特殊的缓步节奏前行的人，身影被人工月光在雪地里映衬得清清楚楚。营里的每件武器都在开火……德军伤亡惨重，6点55分，德国人开始撤退。”[15]3营的10门81毫米迫击炮一直在开火，当通信恢复后，第196野战炮兵营的榴弹炮也加入了炮击的行列。

还不到2个小时，德国人在坦克和装甲车的支援下又发动了一次强袭。“在K连阵地前，像野人般吼叫的德军步兵在坦克的伴随下向前冲击，扑向K连阵地”，[16]德军的进攻在迫击炮和155毫米“长脚汤姆”重型榴弹炮的集火射击下一败涂地。9点30分，德军又组织了一次攻击，一大股德军步兵试图占领阵地边缘的4座房子，3营营长麦克伦南德·巴特勒（McClernand Butler）中中校命令2门57毫米反坦克炮炮组用穿甲弹对房子进行直射，炮弹轻易击穿了墙壁，美军步兵用轻武器死死封锁住房子的窗户，以防德军对反坦克炮炮组进行射击。“从房子里传来的惨叫声让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确定反坦克炮弹的杀伤力”，美军将担任预备队的1个排投入战斗，他们蹑手蹑脚地靠近房子，向窗户里投掷白磷手榴弹。幸存的德军很快就投降了，美军在房子里找到了75具德军的尸体。

美军第5军在北面对施密特镇附近的鲁尔河水坝的新攻势才刚刚开始，因此第99步兵师393团2营暂时隶属第2步兵师指挥。当他们听见南边传来的重炮轰击声后，还以为师里的其他部队也投入了这次新攻势，压根没意识到德国人的大反攻开始了。

两个担架兵将负伤的乔丹送到附近的地下隐蔽所包扎伤口，“我们给一个右臂被弹片削得只剩下几根筋肉相连的年轻士兵输血，”第393步兵团2营E连的哈里·S.阿诺德（Harry S.Arnold）回忆道，“我试着安慰他，还给他点了根烟，他疼得已经晕过去了，身子却抖个不停，几百码外的炮弹爆炸声让他成了惊弓之鸟。‘带我离开这吧！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带我离开这吧！’有个可恶的家伙走了过来，几乎紧贴我不停地乞求说‘带我离开这吧’。”乔丹的头部挨了发子弹，“我们后来听说今天有人打死了一名德军医护兵作为报复，不过在医护兵身上找到一把鲁格手枪[A7]后，这事就显得不那么糟糕了”。[17]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对水坝的攻势后来被命令终止，部队心有不甘地放弃刚刚夺来的阵地立刻转向。新命令是向西南方的克林克尔特撤退，去迎击发动进攻的党卫军第12装甲师。

第99步兵师的大部分官兵都在浴血奋战，有名军官承认道：“一些人会承受不住重压，出现大量盗汗、呕吐等严重的身体不适的症状。涉嫌故意走火打伤手脚的意外事例急剧上升，通常是在清理武器，如擦枪的时候。”[18]还有些人深陷绝望之中，他们做出了更为严重的自伤、自残行为，第99步兵师就有一个极端例子，据说一个士兵“趴在一棵大树下，环抱着大树拉响了手里的手榴弹”。

在第99步兵师防区南部的第106步兵师刚刚抵达欧洲战场不久，是没有任何作战经验的“新兵”部队，在未来的3天里，该师将在施内艾费尔被德军打得落花流水。第99步兵师和第106步兵师的结合部位于洛采姆隘口，负责掩护结合部的第14骑兵群撤退时没有发出任何警告，后来导致第106步兵师被德军包围。同时，第99步兵师脆弱的右翼也被暴露出来，当第395步兵团紧急后撤收缩防线时，愤愤不平的士兵们想起了一句口号——“美国陆军从不撤退！”[19]

由于没能及时得到口粮，饥饿的士兵撬开了一些桶装的干燕麦，这些饿疯了的家伙不管三七二十一，抄起干燕麦就往嘴里塞，身上所有能装东西的口袋都被填满了。一位军官记录道，有个士兵为了买原价13美分一听的金宝浓汤罐头，甚至向他的战友出价75美元。

第14骑兵群面临着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近9公里宽的防线由一些分散的孤立据点构成，显得很是单薄，各排只能依托构筑于村庄和居民点的固定阵地进行防御。骑兵群缺乏足够的兵力、训练和装备构成一条连绵的固定防线，他们只有从装甲侦察车上卸下来的机枪、一些反坦克炮和1个营的105毫米榴弹炮。第106步兵师刚刚抵达前线[A8]，还未制订任何完善的防御计划。

在德军发动攻势之前，他们的侦察兵已经发现了第14骑兵群防区内的漏洞——位于罗特和韦克拉特（Weckerath）这两个村子之间的一个近乎2公里宽的缺口。黎明前，第18国民掷弹兵师在1个突击炮旅[A9]的支援下，直接从这个缺口杀入美军防线。这里也是第5装甲集团军战区的北部分界线，曼陀菲尔的首要目标是位于美军防线后面的圣维特，距离罗特有15公里。

透过灰暗的晨曦，第14骑兵群位于罗特和韦克拉特的守军发现德军已经插到了他们身后，黑压压的云层和绵绵的雨雪掩护了德国人的渗透行动。野外的电话线路在德军进行弹幕射击时都被弹片打断了，德军的侦听部队还用留声机播放音乐对美军的无线电通信频道进行了全面干扰。被包围在罗特的美军骑兵抵抗了一段时间，当天下午向德军投降。

第106步兵师并没有马上崩溃，它的主要问题在于其30多公里宽的防线有相当长的一截刚好正对德国的西格弗里德防线，特别是该师左翼的第14骑兵群在罗特地区的防御已经被德军突破。给德军装甲师开道的国民掷弹兵师遭到美军8个炮兵营的猛烈炮击，伤亡惨重，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炮灰，但是第106步兵师对在其左翼进行突破的德军几乎没有组织任何反击，这就直接导致了第二天的灾难。

对莫德尔的炮兵主任而言，战区内被森林覆盖的复杂地形在减缓步兵推进速度的同时，也严重阻碍了他的炮兵辨识目标。此外，国民掷弹兵师的部队还不懂得如何正确地利用炮火掩护进攻，严格执行无线电静默的命令对他们没有任何帮助，这导致其直到炮击开始都未能建立起通信网络。[20]

美军的通信联络状况其实更糟，设在巴斯托涅的米德尔顿少将的第8军军部甚至搞不清楚德军进攻的规模有多大。霍奇斯中将的第1集团军指挥部位于斯帕，他认为德军的攻势“只是局部佯攻”，[21]是为了对攻击鲁尔河水坝的第5军进行牵制，缓解守军的压力。然而，即便被美军称为“嗡嗡弹”（buzz-bombs）的V-1飞弹每隔几分钟就从头上飞过去轰炸列日，霍奇斯仍旧没有明白这些迹象意味着什么。[A10]尽管第5军军长杰罗一再要求，霍奇斯仍旧拒绝叫停第2步兵师在北部的进攻。美军第12集团军群前进指挥部位于卢森堡城，上午9点15分的情况通报会上，集团军群作训主任（G-3）艾布拉姆·富兰克林·基布勒（Abram Franklin Kibler）准将说阿登地区没什么变化，此时集团军群指挥官布莱德雷中将正在赶往凡尔赛的途中，他要去和艾森豪威尔将军讨论兵员补充的问题。

即便身处距离前线不远的地方，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弄清楚德军的进攻规模和范围，第2步兵师师部昵称“马特”的马修·弗朗西斯·卡尔·科诺普（Matthew Francis Carl Konop）中校撰写的日记向人们展示了当时美军的真实状况。科诺普在12月16日的日记开头写道：“5点15分，睡在小红楼的其他6名军官——听到了猛烈的爆炸声——那肯定是在做梦——仍然认为这是在梦里——那肯定是我们的炮兵在射击——不对啊，爆炸声似乎更近更响了。”[22]

黑暗中只穿着长衬衣衬裤的他起身快步走到门旁，打开门一瞧，就在门外炸响的炮弹惊得他立刻跑回去把其他人都叫了起来。他们穿着内衣打着手电冲到地窖里，一直到炮击稀疏下来才回到楼上。科诺普打电话询问师作训科有什么异常情况，对方回答说：“没有，一切正常，只是我们这里遭到了猛烈炮击，前线没有任何异常情况的报告。”科诺普爬回自己的床上，但他再也睡不着了。

7点15分，科诺普回到了位于维尔茨费尔德（Wirtzfeld）的师部，此刻天还是黑乎乎的。第2步兵师令人满意的进攻成果都被标注在地图上，第9步兵团刚刚占领了瓦勒尔沙伊德（Wahlerscheid）。1个小时后，他绕着维尔茨费尔德逛了一圈，炮击没有伤到人，但直接命中的炮弹把粪坑掀了个底朝天——“整个厨房、食堂大厅和工兵营的军官食堂里到处都是飞溅的排泄物”。那天早上，他和师里的天主教神父一致认为，经历了早晨的炮击后，第二天在教堂里做弥撒的时候要非常小心，因为那是一处非常明显的目标。

17点30分，科诺普看到了德军坦克已经突破第106步兵师防线的报告，这被称为“敌军的局部行动”。无事可做的他回到房间里看书，然后整个晚上就和跑来找地方睡觉的两个战地记者聊天。上床睡觉前，他告诉两个记者地窖的门在哪里，以防第二天早上还有炮击。[23]

科塔少将的第28步兵师防区在第106步兵师的西南方，由于能见度不良，在德军进攻伊始曾大为吃惊，但德军制造的人工月光被证明是个“错误”。“德军把探照灯指向树林和我军阵地上方的云层，却将其突击部队的身影映照出来，结果成了我军机枪手的靶子。”[24]

幸运的是，在德军的反攻开始之前，该师就用经过训练的军官和士官担任炮兵前线观察员。第109步兵团的1个连在遭到德军大规模攻击时，依托坚固的防御工事，敢于引导155毫米榴弹炮的火力轰击阵地前50米的区域。他们声称炮火炸死了150名德军，而己方无一伤亡。[25]

大家开始越来越夸大敌人进攻的规模和战果。“10个德国佬就敢说成1个连，”师里的一名营长抱怨道，“2辆Ⅳ号坦克就敢说成是虎式坦克的主攻。指挥官根本无法立刻做出准确及时的判断，除非那些报告都是亲眼所见而非出于想象，而这是不可能的。”[26]

科塔的第28步兵师112团发现，“清晨的首轮进攻中，德军步兵看上去明显喝多了……他们发现我军阵地后就傻笑着高喊不要开枪，我们等到他们走到距离阵地只有大约25米处才一齐开火，德军立刻倒下一大片。后来我们检查了几具尸体上的水壶，发现里面刚刚还装着白兰地”。[27][A11]

瓦尔登堡少将的第116装甲师沿着第106步兵师和第28步兵师的结合部杀入美军防线，德军并没有成功找到突破口，反而遇到了第106步兵师最右翼的第424步兵团2营和第820坦克歼击营B连3排的顽强抵抗。瓦尔登堡少将向上级汇报说，在贝格（Berg）以西的森林里，第60装甲掷弹兵团突击连的进攻不但被扼制，而且该连在“美军异常勇敢和凶猛的战斗中几乎全军覆没”[28]。德军在炮火掩护下过了河，但绵延的森林和起伏的丘陵导致炮兵观察炮击效果非常困难，陡峭的地形上炮兵几乎找不到地方建立阵地。

在另一个方向上，第116装甲师156装甲掷弹兵团向南进攻，迅速推进到奥伯豪森（Oberhausen）。接下来，德军发现残留在边境地区西墙防线上的龙齿令装甲团无法按照原定路线继续前进，瓦尔登堡少将不得不请求军部允许部队从第156装甲掷弹兵团抢占的乌尔河渡口渡河，再沿着该团开辟的路线前进。雨雪导致阿登地区的路面非常松软泥泞，给装甲部队的行进带来很大麻烦，先头坦克的履带在小路上至少3英尺深的泥浆中奋力搅动，导致后续的轮式车辆甚至其他坦克都无法通过。希特勒原指望坏天气能阻止盟军空中力量对其地面部队的打击，同时茂密的森林和复杂的地形还能隐瞒他的真正目的，殊不知这一切都是双刃剑。

再往南，第26国民掷弹兵师不得不为曼陀菲尔的精锐部队——第2装甲师和装甲教导师——的前进奋力打开通道，2个装甲师希望能在当晚或次日凌晨，沿着公路笔直地杀到西边30公里处的交通枢纽巴斯托涅。但第26国民掷弹兵师师长海因茨·科科特（Heinz Kokott）上校[A12]遭遇了令他非常不快的意外，即便美军称为“地平线大道”（Skyline Drive）的沿着山地和公路构筑的防线被突破之后，第28步兵师仍旧没有放弃抵抗，而是继续战斗。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后来写道：“实际上那些残存的美军没有放弃抵抗，他们原地坚守继续封锁着道路。”[29]

这就迫使德军指挥官接受“步兵还要继续向前进攻的事实”，而不仅仅是为向马斯河突击的几个装甲师开辟突破口。“当进攻第一天结束时，第5装甲集团军没能达成任何既定目标”，“顽强抵抗的霍辛根（Hosingen）村”就一直战斗到第二天上午。[A13][30]

尽管第26国民掷弹兵师强渡了乌尔河，但位于格明德（Gemünd）附近的乌尔河桥直到临近黄昏的16点仍没能修复。由于美军在通往霍辛根的公路上炸出了巨大的陷坑，并用砍倒的大树制造“鹿砦”，第26国民掷弹兵师的轮式车辆和装甲教导师的车队都被堵在路上。德军工兵营夜以继日地工作，一直到深夜才恢复通车。在第一天的战斗中，第26国民掷弹兵师损失了230名士兵和8名军官，其中包括2个营长。

在美军第28步兵师的右翼，德军第7集团军投入第5伞兵师，掩护曼陀菲尔的第5装甲集团军所部的侧翼，这些部队正向西面的马斯河突击。然而，第5伞兵师直到最后关头才勉强补入德军的作战序列，这支新组建的部队战斗力很成问题。表面来看该师的兵力超过16000人，但是军官和士兵几乎都没有受过步兵战术训练，以第13伞兵团3营为例，营长弗兰克少校此前是名飞行教官，该营的12名军官毫无地面作战的经验。被俘之后，他和另一名军官的对话被盟军偷录下来，谈话中他对手下士官的评价是“空有热情，却不称职”；营里的700名士兵大多是些十六七岁的年轻人，但“这些小伙子都很棒”。

“进攻首日，我们向富伦（Führen）[A14]发起冲锋，那是个修得跟要塞似的村庄。我军被25米外的碉堡挡住了去路，我手下最优秀的连长也阵亡了，部队被钉在那里长达两个半小时，其间有5个传令兵被打死。在那里什么都做不了，跑回来的传令兵都被打倒了。于是，在两个半小时里我只能一寸一寸地择路爬回去，在没有任何重武器支援的情况下穿越开阔地带，对于那些年轻的男孩来说这是一副什么样的场面啊！我决定等炮兵的前线观察员过来，结果等来了团长戈斯温·瓦尔（Goswin Wahl）少校的命令：‘前进，拿下那个村子——那里只有几个敌人还在坚守。’

‘那太疯狂！’我对团长说道。

‘不，不，这是命令。前进，天黑前我们必须拿下村子。’

我说：‘我们会前进的，等待炮兵观察员期间消耗的时间，我会在此后的进攻中弥补回来……至少给我一些突击炮，让它们从北面过来敲掉那些该死的碉堡吧。’

‘不，不行。’

我们攻占该村的过程中没有得到任何支援，几乎就在我军进村的时候，我军的重炮却开始对着村子进行炮击。我们总共俘虏了181名美军，我在收拢最后60人时，我军迫击炮群齐射的炮弹却落在了战俘和卫兵之中。22个小时之后我军炮兵仍在对着这个村子炮击，我们的通信联络真是彻头彻尾的失败。”[31]

第5伞兵师师长塞巴斯蒂安·路德维希·海尔曼（Sebastian Ludwig Heilmann）上校[A15]对他的部队一点都不熟悉，海特形容他是个“野心勃勃，没有道德底线，无所顾忌的军人”[32]，还说他根本不应该指挥1个师。他的部下叫他“卡西诺的屠夫”（der Schlächter von Cassino）[33]，这是由于在卡西诺战役中他的部队伤亡惨重。而在阿登战役的第一天，他的师在强渡水流湍急且水底有着厚厚淤泥的乌尔河时，在河流中挣扎的士兵遭到美军迫击炮火力的猛烈轰击。[34]

南面的美军第9装甲师防区仅3公里宽，不过德军第212国民掷弹兵师的攻击还是取得了一些战果，迫使美军向后撤退。第9装甲师的右翼是第4步兵师，其位于埃希特纳赫以西和以南的前哨阵地未能在拂晓前发现渡过绍尔河的德军。

美军的警戒部队都驻扎在河谷旁高高的悬崖或山脊上，也许在晴朗的天气下视野辽阔，但在黑夜或迷雾天里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当德军突击队穿插到美军前沿阵地背后，大部分措手不及的美军官兵在被包围后都当了俘虏。当1个美军连长给第12步兵团3营营长打电话汇报德军进攻的详细情况时，却吃惊地听到了另一个人的声音，对方带着浓重的德国口音向他宣布：“我们在这里！”[35]

劳特博恩（Lauterborn）村内1个班[A16]的美军被突然出现在眼前的德军惊呆了，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就全部当了俘虏。自信满满的德军押着他们路过一座大磨坊时，惊动了磨坊里的另一股美军，双方当即交火。战俘们乘乱逃到旁边的水沟里躲了起来，几个小时后重新回到了部队。[36]

此外，前沿观察所通往后方的电话线路常被炮火切断，无线电台也由于山地限制和潮湿的空气环境无法正常工作，交通指挥在麻痹大意或惊慌失措之下，更是陷入混乱之中。雷蒙德·奥斯卡·巴顿（Raymond Oscar Barton）少将是美军第4步兵师师长，他直到11点才听说麾下的第12步兵团在埃希特纳赫两翼遭到德军猛烈攻击。巴顿少将没有浪费一点时间，当即命令担任预备队的第12步兵团1营投入战斗，同时还将第70坦克营的1个连[A17]拨给该团使用。战斗从下午一直持续到夜幕降临，第12步兵团依旧在地平线大道的山脊公路上控制着5个关键村镇，它们恰好都位于德军前进路线上的重要路口，可以这么说：“决定这场战役胜负的关键性因素，就是这些城镇和路口。”[37]

第4步兵师的部队将砍倒的大树拖到公路上作为路障，同时在路障上布设了诡雷和陷阱，考虑到该师在经历了许特根森林的苦战后人员和装备都损失严重，能取得目前的战绩就已经很不简单了。自诺曼底登陆以来，第4步兵师在战斗中缴获了不少铁拳反坦克榴弹发射器，现在正好可以全打回德国人身上去。虽然其有效射程只有大约40米，但美军士兵发现其破甲能力超过美国生产的巴祖卡火箭筒，起码能打穿豹式坦克的装甲。第70坦克营54辆坦克中的43辆还在后方维修，[A18]好在这并不是灾难性的。曼陀菲尔原本试图给埃里希·布兰登贝格尔装甲兵上将的第7集团军提供1个装甲师，用来突破美军在南肩角的防御，却实在挤不出能用的部队了。

由于路面上冻，布莱德雷中将当天从卢森堡赶到凡尔赛花了比预期更长的时间，他抵达目的地时艾森豪威尔的情绪看上去很不错，他刚刚听说自己要晋升五星上将[A19]了。布莱德雷向他表示祝贺。“上帝啊！”艾森豪威尔回答说，“我只是想看看我第一次以五星上将的名义签字的样子。”[38]

布莱德雷中将的副官汉森少校回到里茨大饭店，看到大作家海明威正在和一大帮宾客狂饮。“房间里有两张铜质大床，”汉森写道，“床上到处都是书，有些还散落到地板上，酒瓶子上覆盖着和巴黎有关的版画，更多的画则用钉子或图钉胡乱钉在墙上。”和众人随意聊了几句，汉森溜出房间，慢慢踱到饭店的露天游泳池边，只见几个袒胸露背的女孩正在那里跳肚皮舞，直到天渐渐黑下来。

黄昏时分，正当艾森豪威尔和布莱德雷在讨论盟军最高统帅部需要替换的高级军官名单时，一名参谋军官打断了他们的谈话。他递给斯特朗少将一份电报，后者看了一眼，离开会议室去查阅第8军的防区地图。然后他回到会议室，表情严峻地宣布，德军已经在该军前沿突破了5个地方，其中最具威胁性的突破地点在洛采姆隘口。尽管没有更多的细节，艾森豪威尔却立刻感到形势非常严峻，哪怕德军在阿登地区没有明确的战略目的。另一方面，布莱德雷则认为这不过是德军简单的牵制性攻击，多半是为了干扰巴顿的第3集团军即将在洛林地区展开的攻势。艾森豪威尔没有把时间浪费在对着作战地图进行讨论上，他当即命令从第9集团军抽调第7装甲师南下，从巴顿的第3集团军抽调第10装甲师北上，共同支援阿登地区的特洛伊·米德尔顿少将。布莱德雷表示，巴顿也许并不乐意放弃即将在3天后开始的进攻，于是艾森豪威尔怒气冲冲地说道：“告诉他，是艾克在指挥这场该死的战争！”[39]

布莱德雷不得不亲自给巴顿打电话，正如他预料的那样，巴顿不满地抱怨说德军的攻势就是企图干扰自己的进攻，艾森豪威尔的眼睛一直紧盯着布莱德雷，他只得无奈地向巴顿下达了命令。第10装甲师的官兵闻知自己将从巴顿的第3集团军调往第1集团军担任预备队后震惊不已：“这让我们的心都碎了，你懂的，第1集团军——妈的我们可是第3集团军的人啊。”[40]

然而，巴顿在挂了电话之后有一种“看似非常真实”[41]的直觉，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这让我想起了很多和1918年3月25日‘鲁登道夫攻势’[A20]相关的事情，我认为它们的结果都是一样的。”[42]

布莱德雷接着又给自己设在卢森堡城的集团军群前进指挥部打电话，让他们联络第9集团军。他没有遇到任何麻烦，第9集团军指挥官威廉·辛普森中将是一个“高个子，说话温和的得克萨斯人”，人称“士兵将军”（the doughboy general），赢得了所有人的喜爱。他长着一张长脸，配上光头招风耳宽下巴，让人印象深刻。16点20分，辛普森正在审核为强渡鲁尔河提供空中支援的计划，根据集团军指挥部日志，他收到了第12集团军群参谋长利文·库珀·艾伦（Leven Cooper Allen）少将的电话。“霍奇斯的南翼现在有点小麻烦，”艾伦说道，“你的南边现在不消停了。”[43]辛普森欣然同意将第7装甲师调归第1集团军，两个小时之后，他亲自打电话确认第7装甲师的先头部队是否已经上路。

艾森豪威尔和布莱德雷安排好2个师的增援后，又喝了瓶香槟来庆祝艾克获得的第五颗将星。最高统帅的餐桌上摆放着他所钟爱的牡蛎大餐，但布莱德雷由于对牡蛎过敏无福消受，只得把菜肴换成了炒鸡蛋。饭后他们开始打桥牌，布莱德雷打算第二天早上再返回卢森堡。

当2位美军将领正在凡尔赛休闲娱乐时，在帕德博恩的冯·德·海特中校被电话从沉睡中吵醒，由于头天晚上出了一大堆问题令他彻夜未眠，现在他感到非常疲倦。他的伞兵部队原计划于16日凌晨起飞，但大多数用来运输伞兵的卡车都没有及时收到燃料，这样一来他的行动只能被推迟，看起来似乎有可能被取消。迪特里希·佩尔茨少将在电话里说，空降行动仍将继续，因为反击战首日地面部队的进展并没有预期中那么迅速。

当海特中校抵达机场后，他听说西线航空队的气象站预报空降场上空的风速可能会达到每小时20公里。这样的风速是在森林地区进行夜间空降的最高限速了，其实海特是被人刻意误导了，这样他就不会要求取消行动。就在所有伞兵全部登上老式的Ju52运输机时，一个“良心未泯的气象学家”如同拦截出租车般突然冲到海特的座机舱门口，对海特中校说道：“我觉得我必须尽到我的责任；说实话我们得到的报告是风速高达每小时58公里。”[44]

整个空降行动以惨败收场，由于绝大多数飞行员都是“紧张的新手”，而且又缺乏夜间导航手段，有200名伞兵被直接投到了波恩地区。参加行动的伞兵军官中以前执行过伞降任务的屈指可数，最终只有10架飞机在2发照明弹的引导下将伞兵和武器箱准确投放到奥伊彭以南的空降场。狂风还推着一些伞兵一头撞上了下方飞机的螺旋桨，着陆的幸存者们在黑暗中靠吹口哨来寻找同伴，黎明前海特中校就意识到空降行动“彻底失败了”[45]，他只聚拢了150人，他后来说“集结起来的人少得可怜”[46]。找到的武器箱也很少，500枚铁拳榴弹发射器只找到8枚，81毫米迫击炮也仅有1门。

“德国人民，要有信心！”阿道夫·希特勒通过无线电广播向国民发表演说，“无论我们要面对的是什么，我们都会战胜它，胜利就在道路的尽头。在任何情况下，一个狂热的民族在战斗中将战无不胜！”[47]莫德尔元帅在当天对B集团军群发布的命令中宣称：“我们将赢得胜利，因为我们对阿道夫·希特勒和伟大的德意志帝国深信不疑！”然而，就在阿登反击战打响的前夜，就有4000名德国平民死于盟军对马格德堡（Magdeburg）的夜间空袭。

比利时平民至少还有逃离交火区域的选择，但有些人和他们的牲畜一起待在农场里，对德军的到来表示了顺从。他们不知道的是，党卫队帝国保安总局特别行动队就紧跟在武装党卫军部队的身后。至于说他们所关心的，是比利时东部各省居民中的德国公民，他们想要知道有谁在9月份违抗命令，没有携家带口赶着牲畜转移到西墙防线以东地区。逃避服兵役的当地人和那些在秋季与美军合作过的人都将被逮捕，一些人甚至会被处以死刑，但他们的主要目标是那些参加抵抗组织的比利时青年，他们曾在9月份频繁袭击撤退中的德军部队。

霍奇斯中将终于意识到了战局的危险性，当即命令在战线后方休整的第1步兵师准备投入战斗。“我们听到了汽笛警报声，”阿瑟·库奇写道，“有人宣布所有的美国军人全部归建准备出发——德军在阿登地区发动了一场大攻势。我们带着装备爬上卡车被送到了新的战线上，我们被告知德军坦克直接突破了美军1个新组建的缺乏战斗经验的步兵师的防线，他们正在溃退。”[48]22点，来自第1集团军指挥部的另一道命令指示第2步兵师停止其在北面的进攻，准备返回埃尔森博恩岭（Elsenborn ridge）东部，阻击向西推进的党卫军第12装甲师。[49]

经历了白天的延误之后，派普在深夜命令部队向洪斯费尔德推进，他的战斗群被赋予了“反击战中的决定性任务”，而他也不想失败：“我无视侧翼缺乏掩护的状况，一心向马斯河快速突击，充分利用出其不意的先机。”[50]派普战斗群由坦克、半履带装甲车和其他车辆组成的车队前后绵延长达25公里，由于道路非常狭窄，他无法在行军途中轻易改变命令。因此他决定将战斗力最强的部队摆在车队前方，搭载装甲掷弹兵的半履带装甲车、1个豹式坦克连和1个Ⅳ号坦克连，装备虎王坦克的党卫军第501重装甲营则跟在后面。

进攻开始前，派普真心以为德军步兵能够按计划在12月16日黎明形成突破，那么他就能够在24小时之后冲到马斯河畔。现在他才意识到，进攻开始前他驾驶1辆豹式坦克跑了80公里路反而成了误判，分配给他的乡间小道泥泞不堪，元首亲自为派普挑选进军路线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几乎起不到安慰作用。曼陀菲尔曾预测说，在这种复杂地形条件下，燃料的消耗量会是凯特尔和最高统帅部估算的2倍之多。派普研究着手里的地图，师部在任务简报中已经警告过，2列运送燃料的火车没能抵达，作为进攻矛头的部队都要靠缴获来补充燃料。警卫旗队师师部的情报参谋（Ⅰc）在地图上标出了美军在比林根（Büllingen，这是德语发音，而法语发音是“比朗日”）和斯塔沃洛（Stavelot）的燃料供应站的位置，然而位于马尔梅迪和斯帕之间的弗朗科尔尚（Francorchamps）的美军主燃料仓库却没有标注出来，那里存放的汽油超过200万加仑。

[1]Peter Schrijvers,The Unknown Dead:Civilians in the Battle of the Bulge,Lexington,KY,2005,14.

[2]Manteuffel,Fifth Panzer Army,ETHINT 46.

[3]CSI Battlebook 10-A,May 1984.

[4]Generaloberst Alfred Jodl,ETHINT 51.

[5]Charles P.Roland,99th Infantry Division,CBMP,Box 4.John S.D.Eisenhower,The Bitter Woods,New York,1970,229.

[6]Lanzerath engagement,letter from Lieutenant Colonel Robert L.Kriz,394th Infantry;and letter from Lyle J.Bouck,19 January 1983,CBMP,Box 4

[7]Eisenhower,Bitter Woods,188.

[8]ETHINT 10.

[9]CBMP,Box 6.

[10]ETHINT 10.

[11]FO,C Battery,371st FA Bn,99th Infantry Division,Richard H.Byers Papers,Box 1,USAMHI.

[12]Standartenführer Lingner,17th SS Pzg-Div,CSDIC,TNA WO 208/4140 SRM 1205.

[13]Infantry School Quarterly,July 1948,CBMP,Box 4.

[14]CBMP,Box 4.

[15]Harry S.Arnold,E Company,393rd Infantry,99th Infantry Division,CBMP,Box 4.

[16]Charles P.Roland,99th Infantry Division,CBMP,Box 4.

[17]Sidney Salins,CBMP,Box 4.

[18]Volksgrenadier divisions and artillery,General der Artillerie Kruse,CSDIC,TNA WO 208/4178 GRGG 330（c）.

[19]NARA RG 407 270/65/7/2 ML 2280.

[20]Matt F.C.Konop,diary,2nd Infantry Division,CBMP,Box 2.

[21]同上。

[22]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55.

[23]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63.

[24]同上。

[25]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63，NARA RG 498 290/56/5/2,Box 3.

[26]Generalmajor Siegfried von Waldenburg,116th Panzer-Division,FMS A-873.

[27]FMS B-040.

[28]CSDIC,TNA WO 208/4140 SRM 1148,and WO 208/5540 SIR 1375.

[29]Heydte,CSDIC,TNA WO 208/5541 SIR 1425.

[30]CSDIC,TNA WO 208/3611.

[31]FMS A-876.

[32]CSI Battlebook 10-A,May 1984.

[33]Lauterborn,‘The Ardennes’,Battlebook 10-a,May 1984,CSI,p.49.

[34]同上。

[35]CBHD.

[36]Eisenhower,Bitter Woods,266.

[37]William R.Desobry Papers,USAMHI.

[38]同上，PP,595.

[39]PP,596.

[40]William H.Simpson Papers,Box 11,USAMHI.

[41]CSDIC,TNA WO 208/5541 SIR 1444.

[42]同上。

[43]CSDIC,TNA WO 208/3628.

[44]CSDIC,TNA WO 208/5541 SIR 1444.

[45]TNA WO 171/4184.

[46]同上。

[47]Arthur S.Couch,‘An American Infantry Soldier in World War II Europe’.

[48]Order to 2nd Division,Major William F.Hancock,1st Battalion,9th Infantry,2nd Infantry Division,CBMP,Box 2.

[49]Peiper,ETHINT 10.

[50]Matt F.C.Konop,diary,2nd Infantry Division,CBMP,Box 2.

[A1]二战前美国陆军已经取消了骑兵部队，但骑兵的番号和传统都保留了下来，当时的骑兵群一般都是轻型装甲部队，团级编制，下辖装甲骑兵中队（轻型坦克营）—骑兵连（轻型坦克连），装备轻型坦克和装甲车，并得到坦克歼击营和自行火炮营的加强，整体来说火力和机动能力较普通的步兵团要强。——译者注

[A2]这些坦克歼击车属于第820坦克歼击营A连。——译者注

[A3]天完全黑下来之前，鲍克安排2个人去团部汇报战况并请求增援，他的无线电步话机在战斗中被打坏了。——译者注

[A4]严格说来不能算1个团，只是德军第9伞兵团1营，而且德军的损失也没文中写的那么夸张，但100人左右还是有的。——译者注

[A5]第9伞兵团团长赫尔穆特·冯·霍夫曼上校的军衔虽然要比派普的军衔高一级，但长年在柏林的空军总司令部里负责行政工作的他对指挥部队作战近乎一窍不通，结果被部下轻易欺瞒，同时在身经百战的派普面前说话毫无底气。——译者注

[A6]被包围的美军是担任后卫的第99步兵师394团3营K连的2个排。——译者注

[A7]9毫米P08鲁格半自动手枪是德国军官的专用配枪，很多美国兵都想搞到手作为收藏。枪杀医护兵很不人道，但医护兵如果携带武器的话，这件事情在美军看来性质就不同了。——译者注

[A8]12月11日该师刚刚进入阵地与第2步兵师换防，距离德军反攻只有5天时间。——译者注

[A9]支援该师作战的第244突击炮旅是第66军直属的机械化部队，编有20辆Ⅲ号突击炮，战争末期德军的突击炮部队大都被冠以旅的番号，充其量只有营级的战斗力，因此也有人将突击炮旅翻译成突击炮大队。——译者注

[A10]V-1飞弹造成的最严重的灾难就发生在安特卫普，那天晚上一座电影院被击中，近300名英军和加拿大官兵被炸死，此外还有200多名平民伤亡。——作者注

[A11]德军有给突击部队配发白兰地的习惯，初衷是怕医护兵随身携带的医用酒精不够，准备用来给伤员清洗伤口，结果被某些酒鬼直接喝掉了。——译者注

[A12]此处原文有误，海因茨·科科特要到1945年1月1日才晋升少将，此时他的军衔是上校，原文将其称为少将是错误的。——译者注

[A13]此处原文有误，坚守霍辛根的第110步兵团3营K连和第103战斗工兵营B连一直战斗到18日清晨才投降。——译者注

[A14]守军是美军第28步兵师109团2营E连。——译者注

[A15]此处原文有误，塞巴斯蒂安·路德维希·海尔曼要到1944年12月22日才晋升少将，在阿登反击战打响的12月16日这天，他的军衔还是上校。——译者注

[A16]另有资料说这股被俘美军差不多有1个排，最后共有25人逃脱。——译者注

[A17]有资料显示这个坦克连有8辆中型坦克和10辆轻型坦克，第70坦克营的大部分坦克处于修理状态，调走这些坦克后，全营只剩下3辆中型坦克和1个轻型坦克排可用。——译者注

[A18]到阿登反击战打响时，第70坦克营还有至少半数坦克未能修好。——译者注

[A19]General of the Army，五星上将只是俗称，美国的五星上将相当于其他国家的元帅军衔。——译者注

[A20]鲁登道夫攻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德军在西线发动的一系列反攻，虽然取得了一定战果但都没能达成战略目标，反而消耗了德军的实力，当协约国军队开始反击后，德军根本无力抵挡，因此德国不得不宣布战败投降。巴顿当时凭直觉认为德军在阿登地区发动反击的下场和鲁登道夫攻势不会有什么区别。——译者注

第9章　12月17日星期日

对于第2步兵师师部的马特·科诺普中校来说，首个称得上“不寻常”的迹象来自第二天早上的电话，7点还不到，摆在床垫前的电话就响起了短促的铃声。师作训科的军官告诉他，在奥伊彭以南发现了空投下来的德军伞兵，有大约30辆德军坦克突破了东边的防线。他打开灯，走到地图边试图推断会发生什么大事，过了一会儿，电话铃又响了。

“喂，科诺普，我想让你警告所有人，”科诺普一下子没听出来这是谁的声音，“让大家都拿起武器，在师部外的最后一道战壕里做好战斗准备！敌人的坦克已经突进来了，这会儿就在通往比林根的公路上。”

“是，长官！”科诺普回答道，“顺便问一下，请问您是哪位？”

“我是罗伯逊将军。”回答他的是第2步兵师师长沃尔特·梅尔维尔·罗伯逊（Walter Melville Robertson）少将充满冷静和理智的声音。[1]科诺普觉得有必要提醒师长，唯一可用的士兵都是一些“在此前的战斗中精疲力竭的卡车司机”。罗伯逊让他将所有能找到的人都组织起来，于是科诺普把厨子、文书、司机和任何穿军装能开枪的人混编成1个排，把他们赶下了通往维尔茨费尔德的公路。科诺普把巴祖卡火箭筒小组和2门57毫米反坦克炮布置在能用火力封锁道路的位置上，那是坦克指挥官必定会选择的路线，此时远处传来了机枪的射击声。他让一个厨子中士和自己的吉普车驾驶员进入12.7毫米重机枪阵地，并带上步话机充当观察哨。1名宪兵军官领着20个宪兵赶来，即便他的“雪花莲”们（snowdrops）[A1]只配备了手枪，他们仍旧进入了阵地。

霍奇斯中将最后被迫面对现实，12月17日7点30分，德军进攻开始24小时后，他终于批准第5军军长杰罗少将终止第2步兵师从瓦勒尔沙伊德向北攻击的请求。杰罗想把部队调回被称为双子镇的罗赫拉特—克林克尔特，那里现在正受到威胁，第99步兵师在第277国民掷弹兵师和党卫军第12装甲师的攻击下被迫撤退。他和罗伯逊少将都认为，必须确保从罗赫拉特—克林克尔特到瓦勒尔沙伊德的公路安全，这样他的2个团才能撤下来。

杰罗并不看重“美国陆军从不撤退”这种毫无意义的口号，此刻他觉得能守住北肩角不被德军突破才是最重要的，此战的关键就在于从罗赫拉特—克林克尔特向西逶迤的埃尔森博恩岭。美军必须长时间坚守双子镇，沿着山岭构筑坚固阵地，为此他已经在埃尔森博恩岭调集了大量炮兵部队。

罗伯逊少将命令手头唯一的预备队——第23步兵团3营——从埃尔森博恩乘卡车东进，一直到罗赫拉特东部下车，望着茂密的松树林，众人都有种不祥的预感。他们都知道第99步兵师有支部队被当面的党卫军第12装甲师“打得落花流水”[2]，正在向后溃退。在他们身后，可以听见半履带防空车上的高射机枪对着从头上掠过的V-1嗡嗡飞弹开火的急促射击声。I连连长查尔斯·麦克唐纳上尉写道：“在重炮轰击下，交叉路口周围的积雪都和泥土搅和在一起，呈淡黄色。”[3]

他率领部下走到森林边缘，即使眼前是一片开阔地，在潮湿的雾气中能见度也不超过100米。他们能听见前方轻武器射击的声音，主要是德军自动武器连发时撕裂布帛般的声音，[A2]而不是来自射速更缓慢、更有节奏的美军机枪。接下来是德军多管火箭炮的齐射，由于炮弹发射时发出的刺耳尖啸，因此被盟军戏称为“尖叫的米妮”[A3]。麦克唐纳的部下一听到炮弹的呼啸声，就立刻藏到了巨大的松树背后，希望能躲开横飞的弹片。炮击结束后，全连都回去挖散兵坑，除了自我保护的本能外，众人都缺乏挖工事的热情，因为在积雪覆盖的大树旁用小小的工兵铲挖坑实在是件辛苦的活计。

当天早上，科诺普中校准备保卫的第2步兵师师部位于维尔茨费尔德，威胁并非来自东边的党卫军第12装甲师，他们准备迎击的德军是来自南方的派普战斗群。派普被分配给自己的进攻路线的糟糕情况吓坏了，决定无视希特勒的命令和规定路线另外找路走，后来党卫军第1装甲军军长赫尔曼·普里斯（Hermann Priess）地区总队长兼武装党卫军中将（SS-Gruppenführer und Generalleutnant der Waffen-SS）也同意了他的做法。“由于道路状况惨不忍睹，”他写道，“轮式车辆在相当长的一段路程上需要被牵引着才能前进。”[4]

12月17日黎明前，派普战斗群对洪斯费尔德发动了攻击，其先头坦克就跟在撤退的美军车队后面混了进去。镇内的美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德军以损失2辆豹式坦克的代价，缴获了大量卡车、吉普车和半履带装甲车。派普的党卫军掷弹兵在一处田野中枪杀了19名美军战俘，还有2个当地居民脸冲着墙被从脑后射入的子弹处决。对于这些党卫军装甲掷弹兵来说，现在就如同回到了东线，在那里屠杀战俘和平民已经属于见怪不怪了，随后他们又将镇上的民居和教堂劫掠了一番。派普在镇里留下一小队官兵守卫部队的通信线路，2天后，留守部队中的5个士兵强暴并杀害了年仅16岁的美丽女孩厄娜·科利亚斯（Erna Collas），当时她正为士兵们指出一条通向农场的道路。此后她就失踪了，直到5个月后人们在一处散兵坑里发现了她的尸体，她的身上弹痕累累，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她遭到了性侵。[5]

由于道路泥泞，派普决定将大部分卡车都留在洪斯费尔德，并命令第9伞兵团团长率部肃清残敌守卫该地区。然后，派普并没有按照指令向西边的昂布莱沃河谷推进，而是折向北面的比林根，地图上标示的美军第2步兵师的燃油供应站就在那里。周日清晨8点30分刚过，派普战斗群如入无人之境，轻松夺取了该村[A4]，并摧毁了停在飞机跑道上的12架美军轻型观测飞机。1个带有卐字臂章的当地居民欣喜地迎接德军的到来，他向每辆驶过的车辆行纳粹礼，然后向党卫军士兵指出美军燃油供应站的所在地。[6]装甲掷弹兵让美军战俘为车辆加满油，并将剩下的油桶都搬上半履带装甲车。1个美军伤兵被德军用手枪在近距离内直接爆头，但是根据当地平民的亲眼所见，其他美军战俘要比在洪斯费尔德被俘的战友幸运得多。另一方面，美军官方战史记载在比林根有50名战俘被枪杀。[7]

在比林根西面的美军第254战斗工兵营B连被德军装甲纵队狠狠蹂躏了一番，德军坦克并没有像“熨斗”一样从散兵坑上面平推过去，而是停下来反复转向压垮堑壕，履带卷起层层泥雪将里面的人活活埋葬。[8]幸运的是，美军的增援部队已经上路了。第1步兵师26团凌晨时分坐卡车向前线进发，于上午9点过后陆续抵达了埃尔森博恩岭的营地，该团2营当即出发去往南边的比特根巴赫（Bütgenbach）。[9]

南下途中，该营同德军第3伞兵师侦察连[A5]派出的侦察队打了场遭遇战。到达比特根巴赫后，美军要求当地居民都躲到房子的地窖里去，他们继续向前推进到比林根以西2公里的另一个小村多姆比特根巴赫（Dom Bütgenbach，今比利时多米纳，Domäne），在这里听到了比林根已经落入党卫军部队之手的消息。在公路边的山头上，他们发现了一支由50来个文书和后勤人员组成的杂牌军，这些人来自第99步兵师，领头的是坦克歼击营的1名上尉。第26步兵团2营错以为攻占比林根的敌军是党卫军第12装甲师，他们不明白为何这股敌军没有继续向北攻击，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派普战斗群的先头部队已经向西南方向挺进，重新回到了通往昂布莱沃河谷的道路上。

尽管突破美军防线的时间有所延误，德军的士气仍然高涨。“我认为西线战事正在发生转折，”第3装甲掷弹兵师的一名二等兵（Gefreiter）在待命出击的时候写道，“最主要的是，战争的胜利很快就会让我回家和亲爱的妻子重聚，我们会重建家园，收音机里正在播放来自祖国的钟声。”[10]

布莱德雷中将当天早晨乘坐自己的草绿色凯迪拉克动身从巴黎返回卢森堡，发现1辆装有机枪的吉普车要为他担任警卫车，因为有消息称在凡尔登有德军伞兵出没。汉森少校询问（他的指挥官）是否要回到第12集团军群前进指挥部，因为现在北面的几个德军师距离那里不到30公里。“我绝不会让指挥部后撤的，”布莱德雷回答说，“在这紧要关头影响太大。”[11]这场挑战让他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大病一场。

两人都感觉到德军重新占领卢森堡大公国，对两个多月前热烈欢迎美军的当地人民来说是件很残酷的事情。当他们进入卢森堡城时，布莱德雷看到了挂在房子上的星条旗，他喃喃自语道：“我希望它不会被人摘下来。”卢森堡城迄今为止还能完全幸免于战争的恐怖，它被称为“欧洲最后的防空洞”[12]，因为无论是英国皇家空军还是美国陆军航空队（USAAF）都没有对其进行过轰炸。

凯迪拉克停在了被称为“鹰”（Eagle Tac，也可理解成代号为“鹰”的战术和通信中心）的第12集团军群前进指挥部门前，布莱德雷下榻的阿尔法酒店就在四个街区之外。他匆匆上楼，走到形势图前停下来久久地盯着地图，浑身逐渐战栗起来。“很抱歉老子要骂娘了，”布莱德雷怒道，“我想情况已经明朗了——但这个狗娘养的（希特勒）是从哪个鬼地方搞来那么多部队的？”

德军情报部门以这样的方式摸清了整条战线上最薄弱的部位，令布莱德雷和他的参谋部大为震惊，而且由于美军采取的是一种攻势策略，他们的战线后方缺乏预备队来建立纵深防御，布莱德雷仍然相信大规模调整部署是可以避免的。位于斯帕的第1集团军当天怀疑“第12集团军群指挥部内的诸位先生是否充分认识到了形势的严重性”[13]，第3集团军指挥部里的众人显然也对上级这种迟缓的反应感到吃惊。“集团军群指挥官打电话给巴顿将军，”第3集团军参谋长霍巴特·雷蒙德·盖伊（Hobart Raymond Gay）准将记录道，“告知他可能会再调走2个师，48小时之内还无法做出决定。”[14]

在第9集团军指挥部，似乎还没有人能弄清楚德军进攻的规模，参谋军官还在肆意做着胡乱推测。集团军所属部队遭到德国空军的攻击，他们据此提出的建议却是，“这是为在第1集团军防区进行更大规模反击而搞的声东击西的行动。”[15]第9集团军的参谋军官告诉那些焦急等待消息的战地记者说：“一切都取决于冯·伦德施泰特如何指挥作战，我们才能应变。”

此时的盟军最高统帅部里，得益于一些缴获的德军文件，危急的局势变得非常明朗了。艾森豪威尔下令将所有预备队都投入战场，他让比德尔·史密斯、斯特朗以及作训部的英国主任约翰·马丁·怀特利（John Martin Whiteley）少将一起完善细节。在参谋长办公室，3人站在摊在地上的巨幅地图前，斯特朗拿着一把德军礼仪剑指着巴斯托涅——该镇是阿登中部地区的交通枢纽，通向马斯河的大部分主要道路都要经过这里，显然这里是阻击德军推进的好地方，在场的其他人都同意他的看法。

盟军最高统帅部能够马上调用的预备队只有第82空降师和第101空降师，荷兰的战事结束后这两个师都在法国兰斯休整。问题是他们是否能赶在曼陀菲尔的装甲矛头从东面杀过来之前抵达巴斯托涅，斯特朗认为这没问题，让2个师迅速出动的命令已经发出了。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布莱德雷设在卢森堡城的指挥部还曾担心受到海特的伞兵袭击，殊不知此时他们早已经降落在距此地直线距离超过100公里的北方。海特明白现在靠手里这点微弱的兵力啥都干不了，于是让大部分人都隐藏在森林里，派出侦察兵一直盯着从奥伊彭和韦尔维耶（Verviers）通往马尔梅迪的主要道路，伏击落单的美军吉普车或者通信兵。一旦德军地面部队临近，也许他的人就可以在迪特里希的坦克抵达前抓住机会占领要点协助他们。他的侦察小队很快就抓到了一些美军官兵，并得到了一些和美军作战部署相关的情报，但他的无线电台在空投时不知道扔到哪里去了，所以海特无法将这些情报都发回去。战前他曾经去找塞普·迪特里希要信鸽，结果那位党卫队全国总指挥却对他的想法嗤之以鼻。[A6]

12月17日晚，随着更多的散兵游勇和一大群在北面更远处降落的伞兵归队，海特的兵力增加了一倍，约有300人。那天晚上他释放了所有的战俘，并让他们将受伤的德军伞兵一起带走，然后他命令部队转移宿营地。除了能听见南边10多公里外的埃尔森博恩岭上传来的隆隆炮声，海特和他的部下对战况变化一无所知。[16]

当第99步兵师为罗赫拉特—克林克尔特以东的战斗焦头烂额之际，第106步兵师南翼的局势在第18国民掷弹兵和第62国民掷弹兵师的猛攻下变得更为糟糕了。第106步兵师师部就设在圣维特的一所学校内，倒霉的师长艾伦·沃尔特·琼斯（Alan Walter Jones）少将对战局已经感到无能为力了。他手下的第422步兵团和第423步兵团在施内艾费尔几乎已经被德军包围了，而他的第三个团，也就是第424步兵团正在南部和第9装甲师B战斗群一起坚守着阵地。琼斯少将的儿子就在其中一个被包围的步兵团团部里，这也令他更为焦虑。

前一天，琼斯还不明白德军重兵集团对其左翼的第14骑兵群阵地进行穿插意味着什么，当他收到骑兵群指挥官马克·迪瓦恩（Mark Devine）上校的警告后并没有及时调整部署，将部队撤回来。迪瓦恩还补充说，他试图用第32骑兵中队对德军进行反击，但当天下午他们的反击失败了，他的大部分兵力后撤到西北方，无法封闭扩大中的突破口；只有一个骑兵连（cavalry troop）还留在乌尔河谷之中，试图切断通往圣维特的公路。琼斯将手里的最后一个预备队营[A7]投入到乌尔河谷中的申贝格（Schönberg），但该营在黑夜中迷了路，转到了错误的方向上。[17]在第106步兵师右翼，德军第62国民掷弹兵师已经迫使第424步兵团退守温特尔斯佩尔特（Winterspelt）[A8]与乌尔河一线。

战局变换得太快，突变的恶劣形势迫使琼斯少将只能更多地依赖友军承诺的帮助，而不是靠自己的行动。他期待着第7装甲师B战斗群能在12月17日早晨7点抵达圣维特，[A9]这样就能指望他们发动反攻救出自己的两个团了。当布鲁斯·库珀·克拉克（Bruce Cooper Clarke）准将，这个被誉为“熊一样壮实的人”[18]于10点30分抵达第106步兵师师部时，琼斯让他马上发动进攻。克拉克不得不告诉琼斯，只有他自己来到这里，他的坦克还被堵在公路上，惊慌失措的部队后撤时将交通搞得一片混乱。琼斯现在后悔万分，因为昨天晚上他将第9装甲师B战斗群派到右翼去了，现在两人只能坐下来干等。

令克拉克感到惊愕的是，他听见琼斯和在巴斯托涅的第8军军长通电话时竟然说，现在情况已经被控制住了。琼斯的情绪在非理性的乐观和绝望之间摇摆不定，克拉克更担心的是被隔断在施内艾费尔的2个步兵团，除了收到要求空投补给的消息外，[A10]几乎难以用无线电联络上他们。[A11]第14骑兵群指挥官迪瓦恩上校突然来到了第106步兵师师部，并声称德军坦克就跟在他的身后。琼斯和克拉克都认为迪瓦恩快要精神崩溃了，已经失去了指挥部队的勇气，于是琼斯让他去巴斯托涅找军长米德尔顿汇报。迪瓦恩想象中的德军坦克并没有出现，另一支党卫军战斗群在北面约10公里处突破了美军防线。[A12]

14点30分，他们听见了轻武器的射击声。琼斯和克拉克登上学校三楼，看见远处树林里出现了德军的身影。琼斯告诉克拉克，他现在应该接管圣维特的防务，克拉克同意了，但他想知道除了镇东通往申贝格必经之路上的2个工兵连和师部人员外，手头还有什么可用之兵。半个小时后，1个坦克歼击车排奇迹般加入进来开始反击，它们成功地唬住了德军坦克，迫使对方回到了公路另一头的树林里。[A13]但德军在12月17日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路况不好和交通堵塞，炮兵和装甲部队的前进道路被堵得严严实实的。

德军的国民炮兵单位在路上动弹不得，因为牵引重型火炮的挽马在厚厚的泥浆之中寸步难行，只有用半履带牵引车牵引才能通过，甚至连警卫旗队师的一些自行火炮都由于缺乏燃料不得不落到了后面。莫德尔和曼陀菲尔都显得很焦急，莫德尔发现几个炮兵营还停留在最初的阵地上，便命令霍斯特·施通普夫（Horst Stumpff）装甲兵上将把这些部队的指挥官都送上军事法庭。施通普夫说：“当我告诉元帅正是由于燃料短缺和路况条件不允许，这些炮兵部队才动弹不得后，他撤销了那道命令。”[19]

在一段时间里，无可奈何的曼陀菲尔亲自跑到十字路口指挥交通。“我曾预计在右路行动的部队能够在进攻首日就拿下圣维特。”他后来承认道。[20]以巴斯托涅、圣维特为节点的硬面公路网络，对于向马斯河快速推进至关重要。

当德军被挡在圣维特以东，只进行了一些试探性攻击时，克拉克让B战斗群作训股长欧文·E.伍德拉夫（Owen E.Woodruff）少校去西边通往维尔萨姆（Vielsalm）的公路，等待他的战斗群到来。一路上的场景让第7装甲师的军官们惊掉了下巴，第38装甲步兵营作训军官唐纳德·P.博耶（Donald P.Boyer）少校写道：“这是一个人人争先恐后只顾自己逃命的凄惨景象，这是撤退，是溃逃。毫无秩序可言，部队建制混乱，场面难堪至极——我们目睹美国军人正在逃命。”[21]部队行进缓慢，B战斗群花了两个半小时才走完一段5公里长的路，于是他们不得不强行把路上的车辆都挤到一边去。

在马尔梅迪，第7装甲师的师属炮兵部队遇上了搭乘各种车辆逃难的平民，“惊慌失措的士兵穿过广场向西奔逃……马尔梅迪北部的一所野战医院正在疏散，救护车进进出出搬上搬下。一辆满载着护士的卡车以极高的速度从广场上飞驰而过，护士们的头发迎风飘扬”[22]。在距圣维特1公里处，克拉克的部分部队在一处弯道上发现了3辆德军坦克和1个连的步兵正向他们走来。他们立刻打了一场伏击战，“在公路的弯道上从近距离给予敌人迎头痛击”，3辆坦克都被击毁，步兵被打散，敌军损失了大概有50人。

克拉克亲自来到维尔萨姆公路，惊骇地看到1个野战炮兵营丢弃了大炮之后正在撤退。他询问伍德拉夫为何让这些炮车堵住公路，少校回答道炮兵营营长是个中校，威胁说如果他敢干涉的话就要毙了他。克拉克找到那名中校，警告他如果他的炮车不把公路让出来，自己就枪毙他。慑于克拉克的准将军衔和魁梧身材，中校最终屈服了，乖乖地执行了命令。

另一名炮兵军官则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与众不同——第275自行火炮营营长马克西米利安·克莱（Maximilian Clay）[A14]中校，他带着全营的M7型“牧师”（Priest）105毫米自行榴弹炮请求参战。克莱中校的炮兵营原先是为第14骑兵群提供火力支援的，而骑兵群在圣维特北边就已经被打散了，克拉克对自行火炮营的加入表示了热烈欢迎，并告诉对方应该部署到什么地方。16点，他迎来了第7装甲师的首批部队——第87骑兵侦察中队，战斗群的其他部队正陆续赶来，克拉克让该中队穿城而过，去加强镇东的薄弱防线[A15]。没过多久，第7装甲师师长罗伯特·威尔逊·哈斯布鲁克（Robert Wilson Hasbrouck）准将抵达了圣维特，同琼斯和克拉克讨论了目前的战局，一路上他同样被“连绵不绝的向后方‘安全’区域疯狂逃命的官兵”[23]所阻。

令琼斯深感绝望的是，哈斯布鲁克取消了马上替陷入困境的2个步兵团解围的反击，守住圣维特比什么都重要。琼斯少将万分沮丧，美国陆军中从来没有一个将军那么快就丢掉了自己的师。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德军第18国民掷弹兵师所属的第293掷弹兵团和第294掷弹兵团完全封闭了申贝格地区，2个美军步兵团被彻底包围了。[A16]

一道巨大的马蹄形防御圈在圣维特外围逐渐形成，圣维特镇坐落在一座小山上，数公里外环绕着一圈海拔更高的覆盖着森林的山丘，步兵、侦察中队和拼凑出来的单位在坦克支援下坚守在山丘之上。哈斯布鲁克写道：“建立圣维特防御圈的过程，就是把先后抵达该镇的部队逐次填补到防线上，逐渐完善。”[24]

当时圣维特的美军还不知道以警卫旗队师党卫军第1装甲掷弹兵团为基干的汉森战斗群，已经悄无声息地突进到了该镇北部，在雷希特（Recht）附近攻击了美军第7装甲师R战斗群的部队，[A17]正是这支德军装甲部队令第14骑兵群指挥官迪瓦恩上校方寸大乱。[A18]美军和党卫军部队间的战斗持续了一整夜，幸运的当地村民设法逃到了附近的板岩采石场，他们的房子在双方交火之时都被炸成了废墟。这些命运多舛的“比利时边民”在美军眼里都是可疑分子，因为他们说德语，家中还有子侄们身穿德国国防军制服的照片；德国人也不信任他们，因为他们9月份时没有按照命令全部撤到西墙防线的另一边去。战争期间，在德军中服役的来自圣维特的官兵阵亡了大约100人，有些人开小差逃回了家，现在他们决心不能落入紧随先头部队行动的德军战地宪兵或党卫队帝国保安总局人员的手里。

派普战斗群长长的车队折向西方加速前行，中午时分接近了马尔梅迪东南方5公里处的博涅（Baugnez）十字路口。派普让一支由少量坦克和装甲掷弹兵组成的尖兵小队到博涅方向进行侦察，他的部队刚刚错过了第7装甲师R战斗群的车队，后者正在南下增援圣维特的途中。

下一支通过路口的部队是美军第285野战炮兵观测营B连，这支临时配属给第7装甲师指挥的部队通过马尔梅迪后一路南下，压根没有察觉到前方的威胁。当士兵们驾驶着敞篷卡车穿城而过时，曾看到德军向前突进的当地难民试图警告美国人，他们指着前方大喊：“德国兵！德国兵！（Boches）”但美国大兵并没听懂他们的话，只是冲着他们挥手致意。美军车队驶向博涅十字路口，直奔党卫军坦克和半履带车而去。

德军坦克对着美军车辆开火射击，卡车被子弹点燃，美军官兵慌忙跳车四处隐蔽或者干脆向附近的森林跑去。装甲掷弹兵围捕了约130名战俘，将他们赶到了路边的野地里。党卫军士兵取走了战俘的戒指、香烟、手表和手套，当一名军官开火后，其他人跟着一起用自动武器和坦克的车载机枪向战俘扫射。一些活下来的美军士兵及时躲到了树后，其他人则躺在地上装死，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在德国人补枪时被手枪击穿头部而亡。虽然大屠杀发生在博涅，却变成了恶名昭著的马尔梅迪大屠杀（Malmédy massacre），总共有84名美军官兵被杀，还有几个试图庇护逃跑战俘的当地平民一同遇害。

大屠杀发生的时候，派普并不在现场，而在赶往利尼厄维尔（Ligneuville）的路上。但是考虑到在洪斯费尔德杀害美军战俘的行为，更不用说他在东线极端残忍的记录，无法想象如果当时他在场会提出反对意见。后来他宣称部队开火是由于部分战俘向树林里逃跑，几个从大屠杀中逃脱的士兵在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回到了美军战线。

当日下午，马尔梅迪的第291战斗工兵营派出一支巡逻队抵达博涅，发现遍地都是同袍的尸体，此时党卫军部队已经离去了。一名在十字路口指挥交通的美军宪兵[A19]目睹了整个事件过程，他被送到了斯帕的第1集团军指挥部。他对霍奇斯和聚拢过来的军官描述说，战俘“被成群地赶到路边的田野中，党卫军军官先用手枪开了2枪，机枪立刻怒吼起来，人群在蓄意屠杀的弹雨中轰然倒下”。参谋军官个个震怒不已，霍奇斯的参谋长威廉·本杰明·基恩（William Benjamin Kean）少将强调说，“这段故事马上就被宣扬出去了”。[25]大屠杀的消息不胫而走，在所有的盟军指挥部中如野火般蔓延开来，很快盟军最高统帅部和卢森堡的第12集团军群前进指挥部就都知道了。汉森记录道，大屠杀的新闻“一瞬间就抽空了房间里的空气——房间如同变成了真空——人人呆若木鸡”。[26]第9战术航空兵司令部指挥官埃尔伍德·理查德·克萨达（Elwood Richard Quesada）少将命令第二天一早要将此事详细通报给他的飞行员，显然复仇将成为当日命令（order of the day）。[A20]

派普的先头部队直扑利尼厄维尔，他们在路上首次遇到了美军坦克的顽强阻击。短暂而又激烈的战斗结束后，德军有1辆豹式坦克和2辆半履带车在熊熊燃烧，美军则损失了2辆谢尔曼坦克和1辆M10坦克歼击车，派普的部下在这里又枪杀了8名美军战俘。道路前方是位于昂布莱沃河畔的斯塔沃洛镇，当地居民吃惊地看到他们的美国解放者正在乘车逃离。许多人开始收拾行李，将贵重物品和食品一起打包，他们害怕德军会对抵抗组织的抗击和9月的反德行为进行报复，当时附近的韦尔博蒙（Werbomont）有22名村民被德军和苏联伪军杀害。[27]鉴于急着逃往马斯河对岸的难民可能会引发交通混乱，这促使美军禁止任何平民上路，派普的车队基本上于黄昏时分在斯塔沃洛镇外停了下来，对美军和正在逃难的比利时人而言真是莫大的幸运。

由于公路紧靠陡峭的山体，派普的坦克没有机动的余地，公路在进入小镇前有个急转弯，这意味着守军可以用所有的反坦克武器进行集火射击。派普让战斗群稍稍后撤，然后用迫击炮和步兵炮轰击小镇，与此同时他还派出几辆坦克去寻找斯塔沃洛以南的支路，从三桥镇（Trois Ponts，音译特鲁瓦蓬）渡过萨尔姆河。但当后续车辆跟上来时，他们遭到了斯塔沃洛守军从侧翼迂回上来的攻击，击退美军的反击之后，派普投入了更多的装甲掷弹兵对斯塔沃洛进行徒步进攻。在损失了将近30人后，派普决定停止进攻，等待装甲掷弹兵营的余部赶上来。随着夜幕降临，战斗群里的德军能够看见远处美军向西撤离时车灯发出的光亮，于是德军用坦克在最大射程范围内对着公路上的美军车辆开火轰击。[28]

当派普战斗群在昂布莱沃河谷向西缓慢推进时，美军第1步兵师有更多的营抵达并加强了埃尔森博恩岭以南的防御。当日下午第26步兵团2营开始构筑面向比林根的阵地，他们得到了4辆M10坦克歼击车的支援，身后山岭上的美军炮兵火力已经扼制住德军的推进。

保卫埃尔森博恩岭最为重要的战斗，围绕着东边的罗赫拉特—克林克尔特这座双子镇展开了。当第99步兵师被击退后，罗伯逊少将的第2步兵师投入了第23步兵团去填补双子镇东部的战线，从瓦勒尔沙伊德调回来的第38步兵团还在路上。正午时分美军从前沿阵地撤出时，掩护撤退的美军炮兵射出密集的弹幕将德军压制得死死的。在一片混乱的情况下，被称为“友军误击”的误伤就属于真正的危险了。当天早晨，1架P-47“雷电”（Thunderbolt）战斗机的飞行员在和德军的梅塞施密特（Messerschmitt）战斗机空战时抛弃了携带的炸弹，炸弹不凑巧地落在瓦勒尔沙伊德第38团3营的阵地上，造成了12人伤亡。[29]在瓦勒尔沙伊德—罗赫拉特公路东边有几个美军加强排正从侧面挡住德军的进攻，罗伯逊少将亲自将路上遇到的坐卡车来的第9步兵团1营送到罗赫拉特附近的新阵地上。

美军在埃尔森博恩岭以北14公里处的战区最左侧的防线似乎很稳固，第326国民掷弹兵师曾尝试在蒙绍两翼发动连续攻击，但都为美军炮兵火力所阻。战斗中美军炮兵未经高级军官授权，就在炮弹上首次安装了尚处于绝密状态的无线电近炸引信（Pozit fuse），炮弹在进攻者头上准确爆炸，秘密武器取得了巨大成功。

天黑后不久，美军第5装甲师的1个装甲步兵营抵达米策尼希（Mützenich），加强防线上的兵力，他们后方的第1步兵师18团开始扫荡奥伊彭南部的森林，对付海特那群孤零零的伞兵。杰罗少将对德军第6装甲集团军没有将更多的兵力投入到北翼进攻，而是把兵力集中到埃尔森博恩岭以南感到非常困惑。当然这都是希特勒坚持的结果，但曼陀菲尔还是觉得迪特里希犯了大错，他把自己限制在如此狭小的区域，部队连机动的空间都没有。

在罗赫拉特—克林克尔特东边，阳光变得越来越暗，枪声却越来越近。为了躲避党卫军第12装甲师的坦克火力，罗伯逊的第2步兵师官兵在雪地里挖的散兵坑越来越深，只要他们一停下来，身上的汗水就令人感到冰冷刺骨。第9步兵团1营在敌火下从树林茂密的高地向东进入新阵地的过程中场面混乱，第99步兵师的众多溃兵一门心思要逃离战场，他们不愿意服从命令留下来进入防线。第9步兵团1营营长威廉·道斯·麦金利（William Dawes McKinley）中校报告说：“面对这令人沮丧的场面，我的营还是要服从命令坚守阵地。人车混杂成一道洪流，沿着森林公路穿过交叉路口在野地里乱哄哄地倾泻而下。第99步兵师的部队已经完全失控了，掉队的人此起彼伏地乱喊，他们的部队已经被包围和歼灭了。我们师第23步兵团的1个营也被裹挟，混杂在溃兵中飞一样地逃到了后方。”[30]

麦金利的部下将6枚反坦克地雷按照“雏菊花环”状或“项链”状，埋设在每条车辙或者德军坦克看上去能够通行的地方。首次进攻在夜幕降临后就开始了，炮火沿着前进路线进行火力覆盖的方式被证明是有效的，评判标准是“敌群中的惨叫声”[31]。德军进攻间隙，美军士兵悄悄把从坦克歼击营[A21]弄来的地雷埋设下去，双人巴祖卡小组更换了可以覆盖公路的发射阵地，他们刚搞清楚自己正处于己方炮兵的火力封锁区内。

美军步兵的57毫米反坦克炮很难有机会击毁德军的豹式坦克，除非是在近距离内对着侧面或者背后打才行。当他们准备撤退时，拖着火炮的反坦克炮组在泥泞和积雪中也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分析表明：“在激烈的近距离战斗中，火炮牵引车常常会被击毁，而工事里的火炮却完好无损。”[32]

第38步兵团3营营长奥林托·马克·巴桑蒂（Olinto Mark Barsanti）中校警告他手下的排长们，由于第99步兵师的大队人马通过他们的阵地后撤，各排要到最终确认是敌军的情况下才能开火。黑暗中除非人走到眼前，否则不可能分清对方是敌是友，结果有2辆开着聚光灯的德军坦克径直通过了K连阵地，散兵坑里的人被灯光晃得什么都看不见。好在2辆德军坦克最后还是被击毁了，一辆是炮兵干的，另一辆是巴祖卡小组的杰作。紧随其后的装甲掷弹兵和美军战作一团，“一个敌军士兵跑到我们阵地边上，一把抓住了轻机枪枪管，机枪手被迫掏出0.45英寸口径的手枪[A22]把他干掉了”。[33]

第23步兵团3营I连被迫从树林里的前沿阵地向后撤退。“一头扎进树枝密密匝匝的小冷杉树丛，子弹就在身后紧追不舍。冷杉的枝丫从四面八方抽打过来，我想自己也许中弹了，但感觉不到疼痛，我认为任何人都不可能在冰雹般射来的子弹中毫发无损。”连长麦克唐纳上尉记录了全连后撤的过程。他后来又写到了逃回罗赫拉特后的感受：“几个‘人形怪兽’（man monster）把我们藏身处的原木给搬开了，我觉得现在我们就像一群无助的盲目乱窜的小虫子。”[34]

党卫军装甲掷弹兵攻击时用自动武器扫射，还到处扔木柄手榴弹。1个党卫军士兵俘虏了1名美军，强迫他走在前面回答哨兵的口令，后来他和那个倒霉的人盾都被打死了。[A23]正当这场夜战厮杀得难分难解之际，一些第99步兵师的散兵游勇闯了进来，好在他们的身份被及时判明，没被自己人给干掉。1名第99步兵师的医护兵也回到了第9步兵团1营的阵地，但他是被俘后又被德军放回来的。原来在该地区的约150名美军被200名德军包围，他们正遭到来自埃尔森博恩岭上的美军炮火轰击，“德国人让他回到美军阵地是为了劝降，以被俘的美国大兵会被炮火毁灭相威胁”[35]。

战斗间隙，第99步兵师一支满载部队的卡车车队突然出现，这令阵地上的美国守军惊讶万分。带队的军官询问通往埃尔森博恩营地的路该怎么走，这真是个奇迹，车队从德军部队之中通过时对方居然没有认出他们都是美国人。

在坚守罗赫拉特—克林克尔特的前哨战斗中，巴祖卡小组被派出去对付德国人的坦克。每当他们成功击中目标，德军坦克兵都会从坦克里逃出来，麦金利中校不止一次看到这样的场面：“逃出来的坦克车组成员纷纷被美军步兵打倒。”[36]

晚上10点，一辆无法动弹的德军坦克仍在射击，车载机枪和主炮给美军造成不小的伤亡。第9步兵团1营的两名中士带着一桶汽油在黑暗中悄悄爬上坦克，在车身上四处泼洒汽油然后点燃了它。15分钟后，一名美军中尉偷偷接近一辆Ⅵ号虎式坦克，[A24]用巴祖卡火箭筒将其击毁。但德军的骚扰性攻击整个晚上一直在持续，[A25]直到次日黎明到来前主攻才打响。

在战线南部，曼陀菲尔的第5装甲集团军给予巴斯托涅正东方的科塔少将的第28步兵师沉重打击，该师在许特根森林之战中曾被德军重创，兵员和武器装备仍未补充完整。不过，即使受到德军第116装甲师、第2装甲师和装甲教导师的轮番重击，科塔的部下仍给德军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并尽可能长时间地坚守十字路口和村庄，迟滞德军的推进速度。在德军第85军军长巴普蒂斯特·克尼斯（Baptist Kniess）步兵上将眼里，美军第28步兵师只是“一支普通的没有辉煌战绩荣誉的部队”[37]。然而，尽管该师在许特根森林中损失了大部分有战斗经验的官兵，其下属的一些连队仍然进行了英勇战斗，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战斗在维尔茨（Wiltz）以东的一座小镇爆发时，美军第28步兵师110步兵团的士兵们看见了坦克，他们认为那是Ⅵ号虎式坦克，但其实那都是看上去有点像虎式，但实际上要比虎式坦克小一圈的Ⅳ号坦克。美军没有反坦克炮，一名军官后来记录道：“一群人手里只有几支巴祖卡和火箭弹，但他们不知道如何使用这种武器。我取过一支来到一处拐角，正好撞上了一辆虎式坦克，坦克迎面冲来，我还是冲着它打了一发火箭弹并正中坦克车体正面。坦克停了下来却毫发无损，我藏到了房子后面，坦克的88毫米炮对着房子就是一炮。我跳起来躲进了毗邻的房子，窗户正对坦克的侧面和车顶。我又对着它打了两发火箭弹，第一发斜着命中车体尾部盖板，火箭弹爆炸后似乎没有引起车组的注意。第二发命中了炮塔，那个位置只是略高于炮塔座圈，火箭弹没能击穿炮塔但打得火花飞溅，车组成员被震荡刺激了一下，立即倒车并一直退到了约800码外的位置上，从那里对着我们开炮。”[38]

肩扛式巴祖卡火箭筒的杀伤力，不如德国人仿制的坦克杀手反坦克火箭筒，[A26]这种武器从正面攻击只能打断坦克履带，如果坦克猎杀小组设法绕到虎式坦克或者豹式坦克的背后，火箭筒才能有机会干掉对方。用反坦克枪榴弹打坦克既危险又浪费时间，对此美军官兵已经达成了共识。

在第28步兵师的北翼，位于克勒夫河（Clerf，也叫克莱韦河）上游的古城克莱沃（Clervaux）正处于德军的威胁之下。向北面发动攻击的第116装甲师将第28步兵师112团推到了第106步兵师防区里，成为圣维特防御圈的深远右翼。赫尔利·E.富勒（Hurley E.Fuller）上校的第110步兵团团部就设在克莱沃镇内的一家旅馆里，坚守马尔纳赫（Marnach）的1营B连将是团部的部分屏障，但德军第2装甲师强行打开了这道障碍。17日凌晨5点，克莱沃东北5公里处的第109野战炮兵营A连被绕过来的德军装甲掷弹兵歼灭。

黎明前德军侦察部队抵达了克莱沃，携带无线电台的炮兵观察组已经先一步渗入了镇内。德军步兵没有引起任何人注意，隐藏在一座始建于15世纪的古堡下方的药房里，[39]古堡的圆形塔尖就像女巫头上的帽子。这座古堡坐落在伸入镇中心的岩石山坡上，全镇的房舍呈马蹄形环绕着古堡。上午9点30分，德军豹式坦克和突击炮运动到了可以俯瞰克莱沃的高地上。科塔少将派来1个谢尔曼坦克排和一些步兵增援富勒上校，[A27]后者手里此时只剩下团部人员和来自师疗养所的60名重新归队的官兵。当夜幕降临时，富勒向维尔茨的师部报告说，克莱沃已经被包围，德军坦克“正堵在团部门外冲着里面开火”。[40]团救护所里有人喊道：“如果你是犹太裔的美国兵，把你的狗牌（军人身份牌）丢掉，因为这有党卫军部队。”[41]至少有一个士兵把他的狗牌丢进了大火炉里，因为上面标有代表“希伯来”（Hebrew）的字母“H”。

团部连和从疗养所回来的官兵撤到了城堡里，他们在那里抵抗到了第二天。在城堡里躲避战火的平民中有个年仅16岁的少年让·塞尔夫（Jean Servé），他向人们描述这样一个故事：在一间屋子里，一个美国大兵正在弹钢琴，与此同时一个嘴上叼着香烟的美军狙击手很是冷静地向着德军射击，一枪接着一枪，塞尔夫目睹了一个被命中的德国兵从公园酒店（HÔtel du Parc）背后的山坡上滚了下去。[42]战斗中伤员和平民一起被安置在地窖里，但不久后守军弹药耗尽，城堡也燃起了大火，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投降。

紧邻第28步兵师南翼的是巴顿少将的第4步兵师，这个师在许特根森林同样遭到了重创，但至少他们的对手实力不如曼陀菲尔的那些装甲师。第12步兵团要守住迪克维勒（Dickweiler）、埃希特纳赫、奥斯韦勒（Osweiler）、劳特博恩（Lauterborn）和贝尔多夫（Berdorf），顶住第212国民掷弹兵师的进攻，巴顿少将的计划是在每个已经占据的乡镇和小村的关键十字路口摆上1个连，不让德军使用绍尔河西岸的公路网。德军的主攻方向在第12步兵团2营防区，[A28]该营守住了阵地，但这些据点几乎都被包围了。不过，随着美军第10装甲师特遣队于17日傍晚抵达前线，局势稳定下来，第4步兵师的官兵立刻松了口气。

12月17日，绰号“猛虎”的第10装甲师在卢森堡境内北上增援。该师将主导对进攻德军展开反击的消息传开后，人人都欢欣鼓舞，因为他们就担心自己注定会当后卫。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埃德温·威廉·派伯恩（Edwin William Piburn）准将指挥的A战斗群在施瓦茨恩茨（Schwarz Erntz）山谷附近“一头扎进了惊讶万分的德军之中”[43]。战斗持续了3天，德军的攻势被遏制住了，阿登战场的南肩角安全了。

17日傍晚，随着派普战斗群稳步向西推进，第28步兵师又招架不住曼陀菲尔的装甲师攻击，位于斯帕的第1集团军指挥部里气氛阴郁。作战日志记录道：“今晚情报部长（G-2）判断，敌人有能力尝试利用其最初的优势突穿我军后方区域，夺取马斯河上的桥头堡。”[44]

最大的威胁还是在巴斯托涅，德军装甲教导师在该镇南侧笔直向西，与此同时第2装甲师正从该城北侧绕过去；第26国民掷弹兵师将占领该镇。这3个师都隶属于第47装甲军指挥，军长是海因里希·冯·吕特维茨装甲兵上将。第5伞兵师向南穿插到维尔茨拦截科塔的第28步兵师的退路，第7集团军收到的命令中没有涉及巴斯托涅，他们只是被告知“要尽可能快地向前推进，确保曼陀菲尔的第5装甲集团军有足够大的机动空间”[45]。

那天下午，吕特维茨忽然意识到了巴斯托涅对美军的重要性，他的指挥部侦听到一条广播信息——一个美军空降师正乘坐卡车驰援该镇。这大概是来自美军宪兵的无线电网络，广播非常清晰，为德军提供了绝佳的情报。吕特维茨信心十足，他麾下的装甲师将在巴斯托涅捷足先登。

在荷兰积水的散兵坑里进行了长时间战斗之后，美军第82空降师和第101空降师正在法国兰斯附近的大穆尔默隆（Mourmelon-le-Grand）营地休整。其间大兵们打橄榄球、疯狂赌博、狂饮廉价香槟，两个空降师之间还时常爆发酒吧斗殴。那天清晨在凡尔赛做出的决定——把第18空降军从盟军最高统帅部预备队转归第1集团军指挥——首先导致了不小的混乱，当时一些高级军官并不在部队里：军长马修·邦克·李奇微（Matthew Bunker Ridgway）少将碰巧在英国；第101空降师师长马克斯韦尔·达文波特·泰勒（Maxwell Da-venport Taylor）少将回美国去了；泰勒的副手，副师长杰拉尔德·约瑟夫·希金斯（Gerald Joseph Higgins）准将也在英国，参与市场—花园行动的总结。这样一来，不得不由第101空降师炮兵指挥官安东尼·克莱门特·麦考利夫（Anthony Clement McAuliffe）准将指挥部队投入战斗。麦考利夫在晚上8点30分收到了准备出动的命令，他立即召集各单位指挥官和参谋长集中开会。他告诉众人：“据我所知，（德军）已经形成了突破，我们要马上出发去那里。”[46]

师里有许多人离队去巴黎休假，决心以空降兵无拘无束式的方式尽情享受，尤其是那些遵循战时传统的人，他们将那些并不忠贞的情人写给“亲爱的约翰”的信件钉到了部队的布告栏上。宪兵奉命去巴黎收拢所有的空降兵，同时一名军官强征了一列火车将他们都带了回来。那些休假中被抓回来的士兵里，有许多人都在纵欲狂欢中搞得疲惫不堪，而且路易斯·辛普森回忆说“大部分人都自称是在床上行云布雨之时被揪走的”。[47]至于那些早已在豪赌中输光了军饷掏不起路费的家伙，自然对那些去巴黎狂欢的战友嫉妒得要命。

第101空降师的兵力还不足额，武器装备仍没有补充完整。荷兰战役期间全师损失了约3500人，在大穆尔默隆休整期间相对来说只得到了少量补充兵员。在部队即将开拔的命令下达后，因违反军纪而被关禁闭的士兵——大多是因为斗殴或者殴打士官——都被从军事监狱里释放出来，立即回各自的连队报到；军官去军队医院，要求基本上已经伤愈的人出院归队。另一方面，一些指挥官建议军官们留下那些神经脆弱之人：在过去的10天里，几个患了战斗疲劳症的人都自杀了，其中包括师参谋长雷蒙德·D.米伦纳（Raymond D.Millener）上校，他把0.45英寸口径自动手枪塞进自己的嘴里扣动了扳机。

同第101空降师相比，第82空降师有更多的时间来整合补充兵，整补在荷兰损失的武器装备，特别是士兵的冬装。那天晚上，每个人都想尽办法或求、或借、或偷，使出浑身解数来搞定自己已经丢掉的衣物装备，军需官也打开了仓库。与此同时，“Com Z”兵站接受了一项挑战——为运输这两个空降师调集数量足够的10吨卡车，在“红球特快”运输中筋疲力尽的司机们对把空降部队运到阿登的任务并没有什么热切期盼，更多的是出于履行他们的职责。

尽管盟军最高统帅部力图禁止披露德军反攻的新闻，然而消息还是迅速不胫而走。有谣言说德军正在向巴黎进军，被关在监狱里的法奸们开始庆祝，还嘲笑他们的看守。这真是愚蠢的行为，许多狱卒出身于抵抗组织，他们发誓在德军到达之前会把那些法奸全部枪毙。

巴黎陷入了严重的焦躁不安之中，部分原因是缺乏明确的消息。法国国防部总参谋长（法军总参谋长）阿方斯·皮埃尔·朱安（Alphonse Pierre Juin）上将，在其他法军高级军官的伴随下来到凡尔赛的盟军最高统帅部讨论德军的突破问题。他们见到了比德尔·史密斯中将，史密斯后来在他的书里写道：“当我们路过大厅时，我看见（法国）军官们困惑地瞥了一眼那些日常办公的房间，我身后的一位法军将领对着我们的情报主任斯特朗少将说道：‘什么情况啊！你们还没有收拾东西（准备跑路）吗？’”[48]

欧内斯特·海明威在旺多姆广场（Place VendÔme）旁的里茨大饭店里听说了德军进攻的消息，当时他和自己的情人玛丽·沃尔什住在一起。沃尔什女士此前和驻欧美军战略航空兵部队（主要是第8航空队）指挥官卡尔·安德鲁·“图伊”·斯帕茨（Carl Andrew“Tooey”Spaatz）中将共进晚餐时，他的副官冲进来气急败坏地宣布了这条万分紧迫的消息，里茨大饭店的大堂被跑前跑后的军官弄得一片混乱。虽然海明威在许特根森林里患上的支气管炎还未痊愈，但他仍然决定重返第4步兵师，他开始收拾行囊，并组装其非法持有的枪械。当时他唯一的弟弟莱斯特·克拉伦斯·海明威（Leicester Clarence Hemingway）路过巴黎，他对弟弟说：“这是一次彻底的突破，这事值得我们去忙活。德国人的装甲部队正蜂拥而入，他们格杀勿论不留战俘……想象一下这样的画面吧，把每发子弹都擦亮。”[49]

[1]Charles B.MacDonald,Company Commander,New York,2002,82-3.

[2]同上。

[3]General der Waffen-SS H.Priess,I SS Panzer Corps,FMS A-877.

[4]The Unknown Dead:Civilians in the Battle of the Bulge,Lexington,KY,2005,35-6.

[5]同上,35。

[6]CMH Ardennes,261.

[7]V Corps,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55.

[8]CBMP,Box 2.

[9]Gefreiter W.P.,17.12.44,BfZ-SS.

[10]17.12.44,CBHD.

[11]Ralph Ingersoll,Top Secret,London,1946,194.

[12]First Army diary,quoted D.K.R.Crosswell,Beetle:The Life of General Walter Bedell Smith,Lexington,KY,2010,810.

[13]Gaffey Papers,USAMHI.

[14]17.12.44,GBP.

[15]Kampfgruppe Heydte,Oberstleutnant von der Heydte,ETHINT 75.

[16]106th on 16-17 December,CMH Ardennes,156-7.

[17]John S.D.Eisenhower,The Bitter Woods,New York,1970,280.

[18]General der Panzertruppe Horst Stumpff,ETHINT 61.

[19]NARA RG 407 270/65/7/2 ML 2280.

[20]Major Donald P.Boyer,38th Armored Infantry Battalion,RWHP,Box 1.

[21]AAR,7th AD Artillery,RWHP,Box 1.

[22]RWHP,Box 1.

[23]同上。

[24]17.12.44,PWS.

[25]18.12.44,CBHD.

[26]Schrijvers,Unknown Dead,40.

[27]1st SS Panzer-Regiment,ETHINT 10.

[28]3rd Battalion,38th Infantry,CBMP,Box 2.

[29]1st Battalion,9th Infantry,2nd Infantry Division,CBMP,Box 2.

[30]同上。

[31]CSI Battlebook 10-A,May 1984.

[32]3rd Battal-ion,38th Infantry,CBMP,Box 2.

[33]MacDonald,Company Commander,97,100.

[34]1st Battalion,9th Infantry,2nd Infantry Division,CBMP,Box 2.

[35]同上。

[36]General der Infanterie Baptist Kniess,LXXXV Corps,ETHINT 40.

[37]28th Infantry Division,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63.

[38]German infiltration of Clervaux,interview Joseph Maertz,Clervaux,22.8.81,CBMP,Box 6.

[39]‘The Breakthrough to Bastogne’,vol.ii,Clervaux,typescript,n.d.,CMH,8-3.1 AR.

[40]Roger Cohen,‘The Lost Soldiers of Stalag IX-B’,New York Times Magazine,27.2.2005.

[41]CBMP,Box 6.

[42]‘The Ardennes’,CSI Battlebook 10-A.

[43]17.12.44,PWS.

[44]XLVII Panzer Corps,Lüttwitz,XLVII Panzer Corps,ETHINT 41.

[45]Kniess,ETHINT 40.

[46]NARA RG 407 270/65/8/2 ML 130.

[47]Louis Simpson,Selected Prose,New York,1989,134.

[48]Walter Bedell Smith,Eisenhower's Six Great Decisions,London,1956,103.

[49]Stanley Weintraub,Eleven Days in December,New York,2006,54-5.

[A1]snowdrops的本意是指雪花莲这种植物，美国俚语中用来特指宪兵，可能和美军宪兵都戴白色头盔有关。——译者注

[A2]德军的MG 42机枪是二战时射速最高的通用机枪，其高速射击时的声音就如同在撕布条，令正面冲锋的敌方步兵胆寒不已。——译者注

[A3]这个外号最初是英国人在北非战场上起的，叫“Screaming Mimi”或“Moaning Minnie”，因为是口口相传，所以没有固定的拼写。——译者注

[A4]美军第254工兵营的部队在比林根南部构筑了防御阵地，被德军突破后，村内的美军乱成一团，增援的第644坦克歼击营的先头部队刚刚进入村内，就和德军坦克迎头相撞，1个排几乎被全歼。德军坦克在转向村外的机场时，先头坦克排开向北面的维尔茨费尔德，对空虚的美军第2步兵师师部造成严重威胁。比林根村内的美军躲在建筑物内继续抵抗，打死了几名党卫军官兵，德军可能是为了报复就在村内枪杀俘虏。——译者注

[A5]此处原文写的是侦察营，经核对第3伞兵师并无伞兵侦察营的编制，只有1个自行车侦察连。——译者注

[A6]迪特里希的回答是：“你以为我是谁？开动物园的？既然我能在没有信鸽的情况下指挥我的集团军，那你也能在没有信鸽的情况下指挥你的部队。”这番话严重挫伤了海特的自尊心，据说战后两人相遇时还怒目相向。——译者注

[A7]这支部队是第423步兵团2营，营长是约瑟夫·F.皮尤特（Joseph F.Puett）中校。——译者注

[A8]该镇在17日拂晓已经被德军占领，17日夜间第424步兵团放弃了乌尔河以东的阵地撤到了河西。——译者注

[A9]这个时间表是第1集团军指挥部的参谋们根据地图纸上谈兵的结果，丝毫没有考虑到交通堵塞等意外情况的发生和部队临时开拔所需要的准备时间。——译者注

[A10]第二天所做的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由于运输部门糟糕的协调流程，空投没能进行。Royce L.Thompson,“Air Resupply to Isolated Units,Ardennes Campaign”,OCMH,Feb.1951,typescript,CMH 2-3.7 AE P——作者注

[A11]由于第106步兵师各团部和师部间几乎没有训练过使用无线电台进行联络，因此在电话线路被切断后基本上就失去了联络，师部只能派出联络军官和团部联系，和包围圈内2个步兵团的无线电联络只能通过炮兵通信网转发，电文通常要滞后6个小时左右才能收到。空投未能进行有多种原因，部门间的协调联络难以及时到位，已经满载补给品飞上了天的第435运输机大队的机群只是在比利时和法国之间的机场转来转去，最终没能飞抵战区上空进行空投。——译者注

[A12]参谋人员形容迪瓦恩当时“兴奋，神经质，过度健谈，激动，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受点小伤就小题大做，当前根本无法作为一个合格的指挥官”。他在医院注射了镇静剂，并于12月19日出院，但他很快就被人发现在拉罗什昂阿登（La Roche-en-Ardenne）指挥交通，试图命令1个坦克营掉头回去。于是他再次接受镇静剂注射后被送走了。“Report of Investigation,Action of 14th Cavalry Group on Occasion of German Attack Commencing on 16 Dec.1944.”29 Jan 1945,First Army IG NARA RG 338,290/62/05/1-2——作者注

[A13]其实所谓的“德军坦克”只是2、3辆突击炮和几辆装甲车，当时这个方向上德军并没有投入坦克，步兵数量也稀少，还不到1个连，根本没有组织起有效进攻。——译者注

[A14]在第275自行火炮营的相关网站上，营长的名字是罗伊·U.克莱（Roy U.Clay）中校。——译者注

[A15]该中队的主力被部署在圣维特东北方向的公路一侧，B连去支援那些工兵。——译者注

[A16]17日上午9点左右，美军就丢掉了申贝格，包围圈已经形成，到了当天傍晚包围圈已经被牢牢地锁住了。——译者注

[A17]作者原文写的是A战斗群，其实这是错误的，当时在雷希特的部队是R战斗群指挥部和第17坦克营的1个连。18日凌晨3点左右，雷希特被汉森战斗群占领。——译者注

[A18]有意思的是，汉森战斗群并没有配属坦克部队，战斗群里只有坦克歼击车。——译者注

[A19]有资料说这个宪兵名叫霍默·福特（Homer Ford）。——译者注

[A20]当大屠杀的消息传到英国时，被俘的德军将领都感到非常震惊。有人说：“打死手无寸铁的人简直是在发疯！那意味着美军会对我军战俘进行报复。”另一个人补充道：“当然党卫军和伞兵只是在发疯，他们根本不想听到任何理由。”TNA WO 208/5516——作者注

[A21]二战期间，部分美军坦克歼击营装备的并非坦克歼击车，而是反坦克炮和反坦克地雷，其在番号名称上没有改变，同样叫坦克歼击营。——译者注

[A22]二战时期美军使用的制式手枪是0.45英寸口径的M1911A1自动手枪。——译者注

[A23]有资料说，当时德国兵试图冲着弹药车扔手榴弹，美军战俘和他扭打在一起，随后两人都被发现异常的哨兵打死了。——译者注

[A24]原文有误，可以肯定的是，德军的虎式坦克并没有出现在双子镇之战中。实际上大部分德国坦克或者坦克歼击车都被美军官兵称为“虎式坦克”，这也给后世的历史研究者带来了一定的困扰。——译者注

[A25]根据党卫军第12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的战史记录，12月17日晚间对双子镇的主要攻势在午夜过后基本上失败了，黎明前德军并没有再进行攻击。占据了罗赫拉特镇中心建筑群的小股德军在凌晨6点左右逐渐退到了镇东300米处的新阵地，随行的还有约80名美军战俘。——译者注

[A26]此处原文写的是铁拳（Panzerfaust），其实作者搞错了，德军仿制巴祖卡的武器是RPzb 43/54型坦克杀手（Panzerschreck）反坦克火箭筒，也叫战车噩梦，其配备的RP.Gr.4322型88毫米破甲弹的破甲厚度能达到200毫米，威力要比60毫米口径的巴祖卡大许多。——译者注

[A27]科塔派出的师预备队是第110步兵团2营（欠G连）和第707坦克营的轻型坦克连，这些部队发动的反击都被德军击退。——译者注

[A28]原文写的是第22步兵团2营防区，但该营担任师预备队，16日没有投入战斗。17日中午该营进入战场后F连首先投入战斗，营里的其他连队在下午的行军途中与德军发生遭遇战，天黑后就地掘壕过夜，与该营接触的德军则撤离了战场。——译者注

第10章　12月18日星期一

6点45分，距离破晓还有1个多小时，德军对第2步兵师在罗赫拉特—克林克尔特外围最后一个营的主攻开始了。作为夜战中的常用手法，德国人最大限度地制造着噪音——“大喊，发出嘘声以及包括敲打饭盒在内的各种杂音”[1]。战斗持续了4个小时，美军炮兵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炮击来支援在散兵坑里苦战的步兵。在德军冲进美军阵地后，第9步兵团1营A连呼叫炮火对着自己的阵地进行覆盖，1营在营长麦金利中校指挥下掩护其他部队撤往双子镇。

第一缕晨光再次降临大地，12辆德军坦克——每辆由1个排的装甲掷弹兵掩护——出现在晨雾中，直到被炮兵火力所阻止。第2步兵师发现，12个巴祖卡小组比反坦克排里的3门“麻烦的”57毫米反坦克炮有用多了。“57毫米反坦克炮的威力令人失望，仅有1发炮弹击穿了1辆敌军坦克的炮塔。”[2]一份战斗报告里这样写道，另一名军官将其描述为“实际上是种没用的武器”。

麦金利中校认为57毫米反坦克炮“在步兵营中没有位置”，因为它们在泥泞中难以机动，而且无法在已经与敌军接触的时候进入阵地。他要求将坦克歼击车编入营属作战单位，这样他们就不会想跑就跑了，但当天在罗赫拉特—克林克尔特，坦克歼击车同谢尔曼坦克、巴祖卡小组以及炮兵一起击毁了不少豹式坦克和Ⅳ号坦克。

美军总是试图阻止德军回收并修复失去行动能力的坦克，或者不让德军将这些坦克变成美军阵地前方的临时火力点。于是每当党卫军装甲掷弹兵被逼退时，美军就将“被打坏但没有被彻底摧毁的坦克浇上汽油混合燃料烧掉，并往炮管里塞入铝热剂手榴弹将炮管烧穿”。[3]

德军的又一次冲锋终于占领了美军的前沿阵地，坦克对着散兵坑开火，并在上面来回碾轧把里面的人活埋掉。美军1个原有30多人的排仅有12人幸存；某连左翼阵地上的步兵排打光了反坦克火箭弹，有六七个人绝望地向后方跑去，麦金利拦下了他们并让他们回到自己的排里去。医护兵在一副滑雪板中间钉上横杠，做成简易雪橇，勇敢地从雪地中撤走伤员。

没过多久，第9步兵团1营接到了撤退的命令，然而战斗成胶着状态，麦金利觉得根本无法从火线上撤下任何部队。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第741坦克营A连的4辆谢尔曼坦克出现了，他们不但掩护步兵营撤退，甚至还打中了3辆德军坦克。麦金利中校记录道：“当全营在罗赫拉特集合时，投入战斗时的600人仅剩下197人，其中还包括配属单位的人员在内。”[4]

整个第2步兵师仅有9人放弃战斗跑向后方，他们被宪兵作为“脱队人员”收容了起来。许多人在激烈的战斗中并没有感到“害怕战栗”，反而在枪炮声渐渐平息下来后浑身抖个不停。

第9步兵团1营自我牺牲般的顽强战斗拯救了第2步兵师的其他部队，并挡住了党卫军第12装甲师的突破，但就连麦金利后来都承认“这是炮兵的功劳”，[5]把他的营从彻底毁灭中解救了出来。在此期间，经历了最初打击的第99步兵师残余部队继续穿过美军防线，他们被直接送回埃尔森博恩营地休整及补充，然后被部署到罗赫拉特—克林克尔特后方的一道新防线上。第99步兵师394团2营的营长因被下属控告“懦弱和无能”，随即被解除了职务。[6]

10点左右，7辆美军卡车组成的车队靠近了美军防线。一辆坦克歼击车在500米的距离上对着领头的卡车开了一炮，迫使其停了下来。一队步兵上前确认这些卡车里的都是自己人，而不是被敌人缴获的车辆，但当他们靠近时车里的人开火了。这是一个用于突破美军防线的“特洛伊木马计”，[7]大约140名德军士兵跳下卡车试图穿过树林。该营的迫击炮和重机枪开火了，据营长估计约75%的德军士兵都被打死了，但有不少人可能当时趴在地上装死，随后偷偷爬走了。几个被俘的伤兵表明他们是党卫军第12装甲师的人，其中一个身负重伤的士兵在医疗站还拒绝输血，因为那是美国人的血液。

双子镇的战斗还在继续，平民被困在地窖里，周围的爆炸声震耳欲聋。8点30分左右，晨雾逐渐消散，能见度稍微好了一点，雪地前方的树林变得清晰可见。德军投入了更多的豹式坦克和Ⅳ号坦克，在装甲掷弹兵群的伴随下发起冲锋，有支部队顺利突入了罗赫拉特—克林克尔特。美军第38步兵团迫击炮部队的军官组织了4个巴祖卡小队去偷袭村子内外的坦克，由于开火时被火箭弹尾焰灼伤了面部，有些人还戴上了护目镜。最倒霉的事情是当一发臭弹卡在巴祖卡里的时候，却发现敌军坦克正将炮管转向你，耍点小诡计是必不可少的，第5军的报告里提到这样一件事：“发现一辆坦克正沿着公路逼近后，一名中士让巴祖卡小队在道路两侧埋伏，随后他赶着一群牛从坦克前方走过。坦克慢慢停了下来，接着就被巴祖卡击毁了，车组乘员跳车时都被轻武器击杀。”[8]

德军坦克开始对着房屋直接轰击，甚至将炮管戳进了窗户。“刺刀的用处不大，”据一名美军军官观察，“即便在罗赫拉特的近距离搏斗中，通常用的都是步枪枪托和拳头。”[9]

两辆谢尔曼坦克停在罗赫拉特的营部门口，由一群“炮手、司机、副驾驶员、厨子和机修工”[10]组成的杂牌车组操纵着投入战斗。第741坦克营营长罗伯茨·N.斯卡格斯（Robert N.Skaggs）中校突然看见一辆Ⅵ号虎式坦克[A1]接近了几个看守着德军战俘的美军士兵，他向那两辆坦克发出警告后，两辆坦克同时开火，结果都打偏了。虎式坦克停下来转动炮塔向其还击，但两发炮弹同样打偏了。这就给了美军坦克第二次机会，两辆谢尔曼坦克里的杂牌乘员确认不会再打偏后开火射击，虎式坦克被打成了一团火球。只要德军坦克被打中，美军步兵就举起步枪准备射杀任何从炮塔和车体里拼命逃出来的德军坦克兵，如果他们身上着火并发出惨叫声，那他们就帮这些可怜虫解脱了痛苦。第2步兵师23团3营I连连长麦克唐纳上尉“隐约看见一名士兵把一罐汽油扔到了坦克上，坦克随即烧成了火球”。[11]

在双子镇的另一次遭遇战中，第741坦克营的谢尔曼坦克乘员“发现一辆Ⅵ号（虎式）坦克迎面驶来，坦克车长知道很难从正面打穿它的装甲，决定利用谢尔曼坦克炮塔转速更快的特点。他指挥坦克迅速掉头围着一组建筑物绕圈，这样谢尔曼坦克就可以对着Ⅵ号坦克的侧面和尾部开火。德国人此时发现了机动中的美军坦克，于是两辆坦克围着建筑物绕圈互相追逐，试图进入位置开火。同排的另一辆谢尔曼坦克观察到了这个情况，对着Ⅵ号坦克绕圈时暴露出来的尾部开火射击，炮弹击中目标并摧毁了德军坦克”。两名美军坦克车长跳出坦克兴高采烈地握手，然后各自爬回炮塔继续战斗[12]。

枪榴弹再次被证明威力低下，在战斗中只有一辆德军坦克是被其打瘫的。一名中士看见“另一个排的人”[13]向德军坦克发射了六七发反坦克枪榴弹，尽管击中了目标却毫无效果。而在其他情况下，枪榴弹“仅仅是被弹开了”。

一辆停在克林克尔特教堂前的Ⅵ号虎式坦克对着第38步兵团3营营部开火，营长巴桑蒂中校派出五个巴祖卡小组去偷袭它。他们命中了两发火箭弹，但坦克几乎没有损伤。尽管如此，坦克车长认为在村子里太过暴露，随即指挥坦克向维尔茨费尔德方向开去，当坦克高速前进时在拐角处压扁了一辆吉普车，吉普车上的两名成员及时弃车跳入一道壕沟内。在坦克压上吉普车时它的速度降了下来，这就给了57毫米炮组足够的时间开炮，炮弹命中了炮塔和车身结合部，炮塔转不动了。当其继续前进时，一辆谢尔曼坦克向其开火却打偏了，但道路前方的一辆坦克歼击车用两发炮弹将德军坦克打瘫在地。美军步兵随后解决了试图逃跑的身穿黑色装甲兵制服的车组乘员，“一个都没跑掉”[14]。

第2步兵师后来宣称，在罗赫拉特—克林克尔特之战中共有73辆德军坦克被美军的谢尔曼坦克、巴祖卡火箭筒、坦克歼击车和炮兵摧毁，其中有两辆Ⅵ号虎式坦克是巴祖卡火箭筒的战果。毫无疑问，在德军的猛攻下这是罕见的胜利，而美军在兵员和坦克方面的损失同样十分惨重。另一方面，美军的顽强抵抗让敌军每前进一步都付出了高昂代价，这也许是对阿登战役最终结果的最大贡献。第6装甲集团军低估了美军炮兵的力量和埃尔森博恩岭居高临下的地理位置，党卫军装甲师过于自大地假设美军步兵的战斗力不堪一击。

18日白天的战斗一直未停，入夜之后仍在继续，被战火点燃的房屋越来越多。在第一天晚上被派到布赫霍尔茨的第99步兵师371野战炮兵营C连的炮兵观察员凝视着罗赫拉特—克林克尔特的大火，回想起艾伦·西格（Alan Seeger）的诗句：“在午夜燃烧的小镇，我却与死亡相会。”[15]

当罗赫拉特—克林克尔特的战斗达到高潮时，西南5公里外的第1步兵师所部仍在巩固阵地，并派出侦察兵弄清德军的兵力和进攻方向。塞普·迪特里希被美军在双子镇的猛烈抵抗弄得灰心丧气，他命令第277国民掷弹兵师继续攻击双子镇，同时党卫军第12装甲师转向西南，从比林根向西边的韦姆（Waimes）推进。韦姆村内驻扎着第47转运医院（Evacuation Hospital）和第99师医疗营一部，杰罗少将命令第1步兵师派出一支由坦克歼击车、轻型坦克和工兵组成的混合部队，去村内将医护人员和伤员及时撤出。

党卫军第12装甲师很快就会发现埃尔森博恩岭南翼的防御和东翼一样坚固，仅第1步兵师就得到了6个炮兵营和1个203毫米重炮连的支援。对于美国人而言还很幸运的是，由于许多地方地面松软，导致德军坦克无法自由行动，只能沿着公路前进，当美军的反坦克炮和坦克歼击车击毁了先导坦克时，其他的坦克就会被堵在路上。防空半履带车上被称作“绞肉机”的四联装12.7毫米重机枪威力惊人，非常有效地逼退了党卫军装甲掷弹兵。

无论是杰罗少将还是霍奇斯中将，都不知道希特勒禁止第6装甲集团军北上突向列日，元首希望避开在亚琛周边集结的美军，所以命令党卫军装甲师朝着正西方冲向马斯河，而且不准改变路线。不过，派普的前进方向已经让美军指挥官确信德军要向西伸展其北翼，李奇微少将的第18空降军将在斯塔沃洛一带建立防线，作战经验丰富的第30步兵师和第82空降师将被部署在那里，而且这两个师已经在赶赴韦尔博蒙的路上了。

随着当天早些时候马尔梅迪大屠杀的消息传来，美军指挥部向所有部队发布了一道紧急警告：“任何时候向德军坦克乘员，尤其是没有步兵伴随的坦克投降；或向任何快速推进中的德军单位投降都是很危险的。这些部队没有什么办法来安置战俘，解决方式通常是杀掉俘虏。”[16]由此得出的教训是：“坚持战斗损失会更小。投降的话生存机会渺茫。”

派普手下精疲力竭的官兵在休息了一个晚上之后，于黎明时分向斯塔沃洛发起了进攻。美军第526装甲步兵营营长保罗·J.索利斯（Paul J.Solis）少校此前刚率领A连、一个反坦克炮排（3门57毫米反坦克炮）和第825坦克歼击营A连1排（4门76.2毫米牵引式反坦克炮）抵达小镇，他正在部署各排和火炮时，突然有两辆豹式坦克和一个连的装甲掷弹兵从山坡边的道路上冲了过来，径直冲向昂布莱沃河上的桥梁。第一辆豹式坦克虽然被击中起火，但它还是开足马力撞开了横在道路上的反坦克障碍物，第二辆豹式坦克继续逼近并占领了斯塔沃洛镇中的桥梁，装甲掷弹兵随后迅速跟进。[17]

美军还来不及炸掉桥梁，索利斯少校的部队就被赶进了镇中心。派普的部下无缘无故地声称比利时平民朝他们开枪，以此为由枪杀了包括妇女在内的23人。经历了清晨的激烈战斗之后，索利斯的小部队被迫沿着通往弗朗科尔尚和斯帕的公路逐步后撤，而派普的地图上并没有标明在弗朗科尔尚的美军主燃料供应站，他决定继续沿着昂布莱沃河谷西进。无论如何，李中将的兵站后勤部队终于成功地将可能落入派普手中的大部分燃料都转移走了，从12月17日到19日，美军后勤部队在斯帕—斯塔沃洛地区运走了超过300万加仑的燃料。[18]盟军最大的损失出现在12月17日，40万加仑燃料被一枚命中列日的V-1飞弹摧毁。

当天下午一份错误的报告被送到了霍奇斯的指挥部，声称斯帕本身会受到威胁，坐在第1集团军指挥官身旁的柯林斯少将听到集团军情报部长迪克森上校对霍奇斯耳语道：“将军，如果不尽快离开的话，你可能会被俘虏的。”“情况持续恶化，”第1集团军作战日志中记录道，“当天下午3点左右，有报告称坦克正从斯塔沃洛驶向斯帕。在德军和我们的指挥部之间只有一道小路障和一些半履带车。”[19]

霍奇斯在16点05分打电话给第9集团军指挥官辛普森。“他说情况非常糟糕，”辛普森回忆道，“他做好了让指挥部撤退的准备，他说那里受到了威胁。”[20]

斯帕的美军开始疏散，第1集团军的所有参谋都将后撤到列日附近绍德方丹（Chaudfontaine）的集团军后方指挥部，并于午夜时分抵达了目的地。他们后来获悉，美军前脚离开斯帕，“美国国旗、总统画像及盟军的其他标志就都被取了下来，市长释放了监狱里关押的20名有通敌嫌疑的囚犯”[21]。

傍晚前，第7装甲师两名刚刚休假归来的军官回到了马斯特里赫特，他们发现部队已经开拔了。于是，他们出发寻找自己的部队，第一站就是斯帕，霍奇斯的集团军指挥部刚撤离，他们在空荡荡的指挥部里惊奇地发现墙上的几幅作战地图居然在匆忙中没有被带走。他们取下地图，带着它们来到了圣维特，在那里把地图交给了布鲁斯·克拉克准将。克拉克仔细研究了地图，越看越沮丧，从地图上来看第1集团军压根没能搞清楚这一仗是怎么回事。克拉克说道：“该死的，这场战斗结束后，一定会有不少倒霉的将军被送上军事法庭。我不想再惹什么麻烦了。”[22]说完他迅速烧掉了地图。

派普试图找到另一条可行的路线，他派出两个连去昂布莱沃河南岸到三桥镇一带侦察，三桥镇就位于萨尔姆河和昂布莱沃河的交汇处，而这些部队似乎在夜间无助地迷了路。从三桥镇开始有道路径直通向韦尔博蒙，派普把美军赶出斯塔沃洛后，估摸着第3伞兵师的部队随后就能抵达，所以他只在镇里留下了一支小部队，然后亲自赶往三桥镇。

在马尔什昂法梅讷锯木厂里干活的第51战斗工兵营于17日傍晚接到命令，迅速赶到三桥镇炸毁那里的3座桥。该营C连在派普战斗群攻击斯塔沃洛时抵达了目的地，开始在昂布莱沃河的一座桥和萨尔姆河的两座桥上安装炸药。他们还在派普战斗群的必经之路上建立了路障，一门57毫米反坦克炮和炮手，以及前往圣维特加入第7装甲师余部的第526装甲步兵营B连的部分士兵一起被征用了。[A2]

11点15分，三桥镇的防御者听到了坦克的轰鸣声越来越近，派普的前锋包括19辆豹式坦克。57毫米反坦克炮的炮手们做好了战斗准备，第一发炮弹打中了领头的豹式坦克履带，将其打瘫，其他坦克立即还击摧毁了反坦克炮，杀死了大部分炮手。[A3]听到了交火声后工兵就炸毁了桥梁，派普战斗群前往韦尔博蒙的道路被切断了。萨尔姆河西岸的防御者在房子里向试图过河的装甲掷弹兵开火，想尽一切办法，包括用卡车拖着铁链模拟坦克的声音和用巴祖卡射击模拟大炮发射，让派普相信对面美军的实力比德军强大得多。

被此次挫折激怒的派普决定回到斯塔沃洛，转而使用昂布莱沃河北岸的道路，他的车队轰鸣着沿着公路开往拉格莱茨（La Gleize）。河谷北岸都是长满林木的陡峭山坡，缺乏机动空间，但他仍然觉得只要燃料足够的话，“当天尽早冲到马斯河并非难事”。[23]

在拉格莱茨派普战斗群没有遭到抵抗，他派出的侦察队在舍纳（Cheneux）发现横跨昂布莱沃河的桥梁完好无损，与此同时在云层下飞行的美军联络飞机也发现了他们。尽管天气恶劣，第9战术航空兵司令部的战斗轰炸机群还是对德军装甲纵队进行了空中打击，结果战斗群损失了3辆坦克和5辆半履带车。16点30分，派普的车队由于夜幕提前降临而免受进一步打击，但是美国人完全清楚他们在哪里。之前和派普失去无线电联络的党卫军第1装甲军军部，也通过截获美军未加密的无线电通信发现了派普的位置。

派普战斗群在夜幕的掩护下继续前进，但当先导坦克接近昂布莱沃河的小支流列内（Lienne）溪上的桥梁时，桥又在他们面前被第291战斗工兵营A连2排的一支小分队炸毁了，心脏不太好的派普被这次挫折搞得差点中风。他派出1个装甲连去北边寻找另一座桥，但正当德军觉得自己发现了一座没有守军的桥梁时，经过精心伪装的美军第30步兵师119团2营的伏兵却杀了出来。在当前情况下，这次分兵没什么意义，因为桥梁不够坚固，无法承受战斗全重达到72吨的虎王坦克。接连受挫再加上找不到可以过河的桥梁，车队极其艰难地在狭窄道路上掉头回到拉格莱茨，重新进入昂布莱沃河谷向3公里外的斯图蒙（Stoumont）推进。派普让部队停下来休息，直到拂晓再进攻斯图蒙，这至少给了斯图蒙村村民撤离的机会。

这会儿派普还不知道美军已经围了上来，第30步兵师119团（欠2营）已经张开了大网，封锁了前方2.5公里处的峡谷道路，第82空降师正赶往韦尔博蒙就位。与此同时他身后的绞索正在收紧，第30步兵师117团1营得到了第743坦克营3辆谢尔曼和第823坦克歼击营3辆M10坦克歼击车的加强，换下了在斯塔沃洛以北的索利斯少校的部队，于18日晚间攻占了斯塔沃洛镇的北部。[A4]

当第82空降师冲向韦尔博蒙时，第101空降师正在后方的大穆尔默隆集结。380辆10吨敞篷卡车排成长长的纵队等候大兵们上车，运送人员的卡车每车要装上50人，各连开始点名，穿着冬装的士兵们“看起来像一群熊在集合”。[24]然而，仍有许多人没有大衣，甚至连跳伞靴都没有，一名刚从伦敦参加完婚礼归来的中校，穿着出席仪式用的A类制服（军官常服）一路到了巴斯托涅。师军乐队被命令待在后方不得上战场，这让他们牢骚满腹，众人问随军牧师能否和第501伞兵团团长打个招呼，批准他们上前线。牧师回答说上校太忙了，但他默许乐手们和其他人一起爬上了卡车，他知道每个人都会派上用场的。

第一批卡车于18日中午12点15分出发，满载着工兵、侦察排和师部的部分人员。该师接到的命令是前往韦尔博蒙，麦考利夫准将几乎立刻就动身了，2个小时后主车队的第一部分出发了，总共805名军官和11035名士兵将要投入战斗。没人知道他们究竟要去哪里，令许多人感到奇怪的是他们没有被空投进战场，而是和普通的“穿直筒裤”的步兵一样坐着卡车去前线。挤在敞篷卡车里的空降兵冻得直发抖，车队一直没有停下来，这样前面的人就无法挤到车尾挡板边上来解手，士兵们只能相互传递一个空油桶来应急。当夜幕降临时，司机们打开了车头灯，为了抢时间他们不惜冒着遇上德军夜间战斗机的风险。

当麦考利夫到达巴斯托涅西南30公里处的讷沙托（Neufch·teau）时，一名宪兵挥动着旗帜拦下了他的座车，他带来了第8军军部的消息，军长米德尔顿说现在第101空降师由他指挥，全师要直接赶赴巴斯托涅。先头部队并不知道命令已经改变，仍向着北面至少40公里开外的韦尔博蒙开去。麦考利夫和参谋军官们在天黑前开着车赶往巴斯托涅，并在该镇西北边缘的一处前德军兵营里找到了特洛伊·米德尔顿少将的军部，眼前那些惊慌失措的司机和徒步向西逃命的士兵可不是什么令人鼓舞的场面。

麦考利夫找到米德尔顿时，军长正在给第10装甲师B战斗群指挥官威廉·林恩·罗伯茨（William Lynn Roberts）上校介绍情况，后者是16日晚间接到艾森豪威尔的命令调往阿登的。罗伯茨比麦考利夫更清楚局势有多绝望，当天早上诺曼·科塔少将向他发出紧急求助，维尔茨附近的第28步兵师正遭到德军第5伞兵师的猛攻，眼看要顶不住了，但罗伯茨接到严令要直接前往巴斯托涅，所以被迫拒绝了。德军装甲教导师和第26国民掷弹兵师已经在北部达成了突破，正冲向巴斯托涅。

“你的战斗群能编成几支部队？”米德尔顿问罗伯茨。

“3支。”罗伯茨回答道。[25]

米德尔顿命令他派一队人马去瓦尔丹（Wardin）东南建立防御，另一队去东面的隆维利（Longvilly）阻击装甲教导师，第三队去北边的诺维尔（Noville）挡住第2装甲师。尽管罗伯茨不喜欢这个将他的部队拆分成小股单位的主意，他还是服从了米德尔顿的命令。“以最快的速度行动，”米德尔顿告诉他，“不惜一切代价守住上述地点。”

在冲向巴斯托涅的竞赛中，崎岖不平的道路让德军第47装甲军感到很不舒服，但主要的阻碍还是美军第28步兵师那些孤立的连队，他们的英勇抵抗打乱了德国人的时间表。美军沿着南北走向、被称为“地平线大道”的山脊公路展开防线，坚守几个主要路口，尤其是在海讷沙伊德（Heinerscheid）、马尔纳赫和霍辛根这几个至关重要的村镇都组织了严密防御。海因茨·科科特上校承认：“美军在霍辛根的长时间抵抗迟滞了整个第26国民掷弹兵师的推进，从而让装甲教导师耽误了一天半的时间。”[26]

第110步兵团3营K连[A5]在霍辛根一直抵抗到12月18日清晨，装甲教导师师长弗里茨·赫尔曼·米夏埃尔·拜尔莱因（Fritz Hermann Michael Bayerlein）中将意识到他的师推进速度太慢，导致部队“到达巴斯托涅地区已经很晚了”。[27]每个小时都非常重要，事实证明这是巴斯托涅之战中的决定性因素。

身处维尔茨的科塔少将知道，他的师已经在劫难逃了。他命令将没有发出的圣诞邮件统统销毁，以防落入德国人手中，于是各种信件、贺卡和包裹都被堆在院子里浇上汽油烧掉了。当天下午，第110步兵团3营残部撤往维尔茨，又饿又累的官兵被组织起来保卫维尔茨东南的第687野战炮兵营，[28]同时科塔准备将他的师部后撤到巴斯托涅西南的锡布雷（Sibret）。

当天清晨，在晨雾和细雨中装甲教导师的先头部队终于在德罗费尔特（Drauffelt）附近的桥上跨过了克勒夫河，同时第2装甲师也在克莱沃镇过了河，该师已经被镇上和城堡内的美军拖延了一段时间。随后，坦克抛锚引发了交通堵塞——豹式坦克仍然频繁出现机械故障——同时1个步兵师的马拉火炮也在同一条泥泞道路上挣扎前行，形成了与装甲纵队激烈争道的局面。

装甲教导师师长拜尔莱因中将身材不高，他是个在东线、北非和诺曼底都战斗过的敢作敢为的老兵，他将眼下的混乱归咎于第47装甲军军长吕特维茨。交通堵塞极其严重，第26国民掷弹兵师徒步行军的步兵几乎是和装甲部队的坦克及半履带装甲车同时到达了下万帕赫（Nieder Wampach），当车辆陷在泥泞中动弹不得时，步兵从车上卸下他们的重机枪和迫击炮，将它们扛在肩上继续前进。[29]

当12月18日的夜幕降临时，装甲教导师还在通往巴斯托涅的路上，拜尔莱因目睹了发生在隆维利附近的坦克战，却不知道他麾下的一支部队也参加了这场战斗。他写道：“装甲教导师行军纵队将炮管转向北边，密集的曳光弹从空中划过的尾迹是一幕令人震撼的景象，犹如梦幻一般。”[30]

米德尔顿命令第9装甲师R战斗群在巴斯托涅东边的主要道路上设置防线，从中午到黄昏，在美军路障和前哨阵地前爆发了数次战斗，罗斯特遣队和哈珀特遣队（Task Force Rose and Task Force Harper）的谢尔曼坦克及半履带车遭到德军第2装甲师前锋、第26国民掷弹兵师师属炮兵团和装甲教导师1个装甲连的夹击。天黑后，首批遭到攻击的美军坦克烧成了一团火球，德军坦克炮手朝着火光映照下的其他车辆开炮射击，拜尔莱因将战斗的胜利归功于Ⅴ号豹式坦克的75毫米坦克炮更精准、射程更远。美军丢弃了他们的车辆——无论其是否被击中——向着隆维利狂奔而去。

德军后来宣称他们缴获了23辆谢尔曼坦克、14辆装甲车、15门自行火炮、30辆吉普车和25辆卡车，所有车辆都毫发无损[31]，尽管德军宣称的战果有所夸大，但隆维利附近一边倒的战斗对美军来说是一次严重打击。[A6]

当晚在巴斯托涅唯一值得高兴的变化是第705坦克歼击营先头部队的到来，这个营从北方一路杀来，赶了差不多100公里路。第10装甲师的罗伯茨上校已经向3支特遣队的指挥官简要介绍了情况，并把他们派了出去，每支特遣队都由谢尔曼坦克、装甲车和搭载步兵的半履带车混编而成。

由第54装甲步兵营营长詹姆斯·奥哈拉（James O'Hara）中校率领的特遣队前往瓦尔丹，他们在村庄南部的高地上占领了阵地。那里没有德军的身影，只有第28步兵师溃散下来的三五成群的疲兵，在经历了3天的苦战后，这些胡子拉碴浑身污泥的大兵从他们眼前走过前往巴斯托涅。

第20装甲步兵营营长威廉·罗伯逊·德索布里（William Robertson Desobry）少校率领的特遣队被派往北边的诺维尔，由于他们没有地图，1名宪兵坐在吉普车上为他指路。当车队到达巴斯托涅镇郊时，宪兵说道：“沿着公路笔直向前，第二个村子就是诺维尔。”[32]德索布里让侦察排走在最前面，通过富瓦（Foy）后到达了诺维尔，两个村里的人都跑光了，显得空荡荡的。

德索布里在诺维尔村北和村东的公路上设置了路障，以步兵班搭配2辆谢尔曼坦克作为警戒哨，在午夜之后安排其他官兵去睡觉。他知道大战将要来临了，“我们能听到从东边和北边传来的枪炮声，能看到闪光，我们还能看到探照灯光和其他光亮。夜里一直有一些小部队撤回己方防线，还有很多散兵游勇，他们基本上都在说自己的部队如何被数不清的德军和大量坦克蹂躏的恐怖故事，还有穿着美军制服的德国人、穿着平民服装的德国人等等各种各样的荒诞传言”[33]。

罗伯茨给了德索布里将溃散部队就地补入自己麾下的权力，但他发现这些人的“身体和精神状况都非常差”，还不如把他们直接送到后方去。唯一值得考虑的群体似乎只有一个工兵排和第9装甲师的一个步兵排，但就连工兵们也在第二天早上被送走了。增援的空降兵即将到来，然而德索布里感觉德国人会在援兵到达之前发起进攻。

第3坦克营营长小亨利·托马斯·彻里（Henry Thomas Cherry,Jr.）中校率领的特遣队，由第3坦克营A连（谢尔曼坦克）、第3坦克营D连的2个排（轻型坦克）、第20装甲步兵营C连、第55装甲工兵营C连3排、第609坦克歼击营C连1个排和第90骑兵侦察中队D连2排组成，从巴斯托涅去支援正处于战斗中的隆维利。他们在村中短暂停留了一会，村里狭窄的道路上挤满了R战斗群的后勤车辆，彻里中校徒步来到R战斗群的临时指挥部了解情况，但里面的军官似乎都不怎么清楚局势到底如何。而在瓦尔丹，第28步兵师的溃兵正途经此处撤入巴斯托涅。

彻里让他的坦克和步兵在隆维利以西1公里处构筑工事，自己则赶回巴斯托涅向罗伯茨上校汇报。他在午夜前不久动身返回部队，并通过无线电获悉第9装甲师R战斗群的剩余部队完全撤出了战斗。途经内弗（Neffe）时，一名伤兵对彻里发出警告：前方的道路在马热海（Magéret）村被德军装甲教导师的侦察部队切断了。彻里通过无线电呼叫第20装甲步兵营C连连长威利斯·F.赖尔森（Willis F.Ryerson）上尉，指示他派出一支小部队夺回马热海，消灭那里的德军侦察部队。然而，当2个班的美军步兵搭乘半履带车抵达马热海村时，他们发现村里的德军居然有3辆坦克和1个连的装甲掷弹兵。

当彻里中校接到敌情报告时，他就知道隆维利不可能守住了，哪怕罗伯茨上校曾告诫他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守此地。他命令特遣队撤回内弗，如果必要的话就杀出一条路来。彻里在内弗发现了一座有着厚墙的城堡，他决定将自己的指挥部设在那里，和德索布里一样，他感觉真正的战斗将在清晨开始。

尽管曼陀菲尔装甲兵上将的几个装甲师最终在南边达成了突破，但他仍对迟迟未能攻占圣维特感到非常生气。部分麻烦来自一个事实，即仅有的几条通往西方的公路从圣维特穿城而过，距北面的第6装甲集团军分界线只有6公里。而且在曼陀菲尔看来，迪特里希的集团军进攻正面已经非常狭窄了，他的一些部队跑到了第5装甲集团军的行军道路上，加剧了交通状况的混乱。

18日拂晓之后，德军对哈斯布鲁克准将组织的圣维特外围防线展开了进攻。德军坦克对着树顶开火，打断的松树将躲避不及的美军猛地压在了散兵坑里，国民掷弹兵一边向前推进一边用自动武器射击，第18国民掷弹兵师的作战经验要比在圣维特南部攻击的第62国民掷弹兵师多得多。第二轮进攻在上午的晚些时候开始，德军得到了1辆强大的费迪南德自行火炮（Ferdinand self-propelled gun）的支援，[A7]但1辆谢尔曼坦克从25米外的美军阵地上打出1发穿甲弹，炮弹击中地面后形成跳弹，打穿了自行火炮的底部将其击毁。

1辆躲在树林里的M8灰狗（Greyhound）装甲车绕到了申贝格公路上的1辆虎式坦克[A8]后面，打算用它的37毫米小炮在近距离内开火射击。虎式坦克车长发现了它，试图转动炮塔开炮，但灰狗的乘员开着装甲车成功地逼近到了25米以内，对着虎式坦克防御薄弱的尾部打出了3发炮弹，“沉闷的爆炸声响起，随后坦克炮塔和引擎盖上冒出了熊熊火焰”。[34]

下午，1个营的掷弹兵在4辆坦克和8辆突击炮的支援下发起第三轮进攻，结果被谢尔曼坦克的纵向射击打退了。当天温度急剧下降，空中还飘起了雪花。

眼看着部队进展缓慢，曼陀菲尔决定投入预备队——由奥托·雷默上校指挥的元首卫队旅。当天下午，雷默收到了向圣维特推进的命令，但该旅的车队很快就由于糟糕得令人发指的道路状况停了下来。高姆（Gaum）上尉记录道：“元首卫队旅被卷入了一场大堵塞之中，和另两支步兵部队挤在一起动弹不得，每支部队都宣称拥有这条路的通行权。”[35]

雷默命令他的部队“继续前进，不要有任何顾忌”。当被告知转向北方前进时，雷默起初“拒绝向那个方向行军”[36]，但最终他的部队还是在博恩（Born）南部的树林里占领了阵地。作为元首的爱将，他可以做出足以让其他任何军官上军事法庭受审的举动，在这场攻势中雷默的霸道姿态成了其同僚之中的一个黑色笑话。

美军所有的高级指挥部都对真实战况缺乏足够的情报和了解，转移到绍德方丹的霍奇斯的第1集团军似乎在灾难面前陷入了瘫痪，与此同时在马斯特里赫特的辛普森的第9集团军指挥部里的军官们却很乐观。澳大利亚战地记者戈弗雷·布伦登（Godfrey Blunden）写道：“美军驻地没有对此次进攻哪怕一点点的紧张感，相反他们对敌军选择主动出战而不是躲在泥浆背后的壁垒里死守感到满意。”[37]让他们津津乐道的是在云层上方的2万英尺高空，美军P-47雷电战斗机和德国空军的Fw190及Bf 109战斗机之间的空战报告。

布莱德雷将军还不知道霍奇斯已经放弃了他在斯帕的指挥部。22点30分，布莱德雷打电话给巴顿让他尽快到卢森堡城来参加会议，巴顿和参谋部的三名关键军官——集团军情报部长奥斯卡·科克上校、作训部长哈利·格雷·马多克斯（Halley Grey Maddox）准将及后勤部长沃尔特·约瑟夫·马勒（Walter Joseph Muller）准将在10分钟内就动身了。巴顿刚到，布莱德雷就对他说：“我觉得你不会喜欢我们将要干的事，但是没有办法，恐怕那是必须干的。”巴顿对于推迟其在萨尔地区的攻势显得满不在乎，他的态度令布莱德雷感到很惊讶。他说：“管他呢！我们还不是照样去杀德国佬！”

布莱德雷在地图上向众人介绍了德军突破的深度，比巴顿想象得还要深。布莱德雷问他能做些什么，巴顿回答说他将停止第4装甲师的行动，命其在朗维（Longwy）集结，今晚就北上，明天早晨第80步兵师将向卢森堡进发，第26步兵师将在24小时内动身。巴顿给他的参谋长盖伊准将打了个电话，下达了必要的命令，要求为运输第80步兵师集结车辆。他后来坦承由于不知道德国人前进了多远，在黑暗中坐车返回指挥部时有些慌乱。他在日记中写道：“一次非常危险的行动，我讨厌这样打仗。”

当巴顿回到指挥部后，布莱德雷又从卢森堡城打来电话。“情况比我此前跟你说的时候还糟糕。”他要巴顿让第4装甲师立即出发，“明天上午艾克要来凡尔登召开一次特别会议，你和参谋军官要在11点之前赶到。”[38]

[1]NARA RG 498,290/56/5/2,Box 3.

[2]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55.

[3]V Corps,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55.

[4]CBMP,Box 2.

[5]1st Battalion,9th Infantry,2nd Infantry Division,CBMP,Box 2.

[6]CO,2nd Bn,394th Inf.,NARA RG 407,E 427-A（270/65/4/7）.

[7]CBMP,Box 2.

[8]V Corps,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55.

[9]同上。

[10]同上。

[11]Charles B.MacDonald,Company Commander,New York,2002,103.

[12]V Corps,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55.

[13]同上。

[14]3rd Battalion,38th Infantry,2nd Division,CBMP,Box 2.

[15]FO,C Battery,371st FA Bn,99th Infantry Division,Richard Henry Byers,‘Battle of the Bulge’,typescript,1983.

[16]V Corps,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55.

[17]Peiper,1st SS Panzer-Regiment,ETHINT 10.

[18]CMH Ardennes,667.

[19]J.Lawton Collins,SOOHP,USAMHI,18.12.44,PWS.

[20]William H.Simpson Papers,Box 11,USAMHI.

[21]21.12.44,PWS.

[22]John S.D.Eisenhower,The Bitter Woods,New York,1970,303.

[23]Peiper,ETHINT 10.

[24]Louis Simpson,Selected Prose,New York,1989,134.

[25]NARA RG 407 270/65/8/2 ML 130 Tensions in XLVII Panzer Corps,Kokott,FMS B-040.

[26]Generalmajor Heinz Kokott,26th Volksgrenadier-Division,FMS B-040.

[27]Generalleutnant Fritz Bayerlein,Panzer Lehr Division,FMS A-942.

[28]CMH 8-3.1 AR.

[29]CMH Ardennes,295-7.

[30]Bayerlein,FMS A-942.

[31]Bayerlein,FMS A-941.

[32]NARA RG 407 270/65/8/2 ML 130.

[33]William R.Desobry Papers,USAMHI.

[34]RWHP,Box 1.

[35]Hauptmann Gaum,3rd Bn,CSDIC,TNA WO 208/3610.

[36]Generalmajor Otto Remer,ETHINT 80 and FMS B-592.

[37]18.12.44,GBP.

[38]Omar N.Bradley,A Soldier's Story,New York,1964,469,597.

[A1]双子镇之战中并没有虎式坦克参战的记录，党卫军第12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也未装备这种重型坦克，美军很可能把Ⅳ号坦克或者重型坦克歼击车都错认成了虎式坦克，文中在罗赫拉特―克林克尔特之战出现的虎式坦克其实都是错误的记录。——译者注

[A2]这门反坦克炮属于第526装甲步兵营，该营B连的半履带车拖着这门炮在路上掉了队，炮手和几个步兵就被工兵们拦了下来。原文中写的是全连被征用，从此后的战斗发展来看，这显然不太可能。——译者注

[A3]从派普战斗群的相关记录来看，德军的先导坦克车长回忆说命中坦克的反坦克炮弹被弹飞，他命令开炮击毁了这门反坦克炮，4名美军炮手当场阵亡。——译者注

[A4]美军的进攻在当天下午就开始了，其间得到了第118野战炮兵营的火力支援，到天黑时美军控制了镇北，关键是封锁了镇内唯一的桥梁，切断了派普战斗群的退路。——译者注

[A5]和K连一起坚守霍辛根的还有第103战斗工兵营B连，第707坦克营的1个谢尔曼坦克排，由于得不到炮兵支援，这些部队被德军包围后全军覆没。——译者注

[A6]这个数据并非是18日战斗的战果，其实是19日下午德军装甲教导师追击从隆维利撤退的美军第9装甲师R战斗群残部时在公路上的缴获车辆，当时堵在公路上的美军看到德国人追上来后，丢弃了车辆徒步从田野中逃走了。——译者注

[A7]原文有误，首先费迪南德自行火炮是坦克歼击车，而且在1944年已经更名为象式坦克歼击车，集中装备了2个重坦克歼击营，并没有参加阿登战役的记录。这其实和美军通常把德军坦克都叫虎式坦克一样，德军突击炮和坦克歼击车也常被统称为费迪南德自行火炮，这辆被跳弹击毁的车辆不清楚其具体型号是什么。——译者注

[A8]这段文字引自第7装甲师师长哈斯布鲁克准将的报告，原文没有写日期，鉴于第18国民掷弹兵师没有坦克，该地区更不可能存在虎式坦克或者虎王坦克，所以突击炮或者坦克歼击车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后来参战的元首卫队旅有少数豹式坦克支援了此方向上的进攻，也不能完全排除是豹式坦克的可能。至于第506重装甲营的坦克是否在此参战并在单车情况下被击毁，无明确证据，可能性很小。——译者注

第11章　斯科尔策尼和海特

党卫队一级突击队大队长奥托·斯科尔策尼手下的9支吉普小分队中，有8支在12月16日夜间溜进了美军防线。这些小队都是由英语最好的人组成的，只是他们的英语还不够好，因此有些人甚至还带了小瓶硫酸，准备万一被美军哨兵盘问时给对方“毁容”。这些小组在美军后方切断电话线，更改路标，制造各种各样的小麻烦，甚至还设法让一个美军步兵团走错了路。但这些人连同海特在奥伊彭附近的灾难性空降，最大的成功在于让美国人变得神经过敏，偏执到简直快要发疯了。

在列日外围的一座桥头，美军宪兵拦下了一辆坐着四个人的吉普车。这些人都穿着美军军服，说美国口音的英语，看起来很正常，但当宪兵要他们出示证件时却露了马脚。于是宪兵命令他们下车，从他们身上搜出了德式武器和炸药，甚至还有藏在美军制服下面的卐字臂章！后来美军查明，这辆吉普车是德军在阿纳姆从英军手里缴获的。[1]

这个吉普小队的队长是德军少尉京特·舒尔茨（Günther Schultz），被俘后被移交给美军的1号流动战地审判庭。[2]舒尔茨看起来很配合，他承认自己是斯科尔策尼特种部队的成员，他还告诉美军反间谍情报部门的军官，根据他的上级施勒特（Schrötter）少校的指示，自己所在的“远程侦察队的秘密任务是渗透到巴黎，生俘艾森豪威尔将军和其他高级军官”。显然这个给美军制造了不少麻烦的供词，其实是斯科尔策尼在格拉芬韦尔营地有意散布出来的谣言，问题是舒尔茨本人是否真的这么认为？抑或是为了制造混乱而有意这么说？甚至干脆只是为了保命而在受审时试图打动他的审讯官才信口胡扯？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舒尔茨的描述绘声绘色，他供称德军组织了由“施密德胡贝（Schmidhuber）中尉”率领的别动队，执行“艾森豪威尔行动”（Eisenhower Aktion），斯科尔策尼亲自指挥。这一行动投入了大约80人，任务是绑架或者刺杀艾森豪威尔上将，他们将在巴黎的莱佩咖啡馆（Caféde l'Epée）或者拉佩咖啡馆（Caféde la Paix）集中，具体哪个咖啡馆他无法确定。他还供称曾在1941年6月潜入苏联国境后方的勃兰登堡特种部队（Brandenburger commandos）也参加了此次行动。

除了舒尔茨，另一个被俘德军的供词更加惊心动魄：他们可能“以一个被俘的德国军官为幌子，打着将俘虏押送到高级指挥部审讯的旗号”。[3]虽然美军认为80名德军在巴黎的咖啡馆集合的说法不太靠谱，但反间谍情报部门还是采信了这些德国人的供述。第二天一早，艾森豪威尔的警卫力量立马提高了几个级别，他觉得自己差不多就像一个囚犯了。

布莱德雷中将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每次出门他的座驾都得被一辆装着机枪的吉普开道车和一辆M18地狱猫（Hellcat）坦克歼击车紧紧夹住。反间谍情报部门告诉他，由于德军可能暗杀美军高级将领，他不能乘坐轿车，尤其不能从卢森堡城阿尔法酒店大门外的街道上进出。从此以后，布莱德雷出入酒店都得从厨房的后门走，他的住所也被换到更靠酒店内部的房间。他乘坐的车辆上的将星标志被拆了下来，就连头盔上的将星都被抹掉了。[4]

就算德军别动队本身没有造成太大的破坏，其伪装潜入战线后方活动的消息已经让美军成为自己幻想中的噩梦的受害者。每一条路上都设立了检查站，车辆通行变得如同蜗牛一般，因为哨兵要盘问每辆车，以防他们是德国人伪装的。这些哨兵很快就总结出了“经验”：“要专门盘问司机，如果真是德国人的话，他一定是英语最差的那个……有些德国兵会化装成美军高级军官，有个家伙甚至冒充准将……最重要的是不要让他们脱掉美军军服，直接把他们送到最近的战俘管理处，在那儿他们会接受审讯然后被行刑队枪决。”[5]

那些守卫路障的美军哨兵和宪兵渐渐摸索出了自己的方法来区分坐在车里的人是不是冒牌货，包括棒球知识测试、询问对方美国总统的爱犬叫什么、女影星贝蒂·嘉宝（Betty Grable）现任丈夫的名字、歌星辛纳特拉（Sinatra）的名字是什么，[6]诸如此类。第7装甲师B战斗群指挥官布鲁斯·克拉克准将在盘问中答错了芝加哥小熊队的名字，宪兵便说“只有德国佬才会答错这样的问题”，[7]由于此前被告知要小心“德国佬伪装成美军准将”，宪兵就把他给扣住了，直到半小时后将军找到自己的部下为其“验明正身”才脱身。就连布莱德雷中将都被拦下来盘问了一番，他答对了伊利诺伊州首府是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但宪兵却坚持说他答错了。

在一片恐慌之中，在美军第9集团军后方区域活动的英国兵也被当作怀疑对象，算是吃足了苦头。曾是电影演员的戴维·尼文（David Niven）当时是英军来复枪旅幽灵侦察部队的军官，美军哨兵问他：“1940年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的冠军是谁？”

英国人怎么可能知道答案？他用他特有的满不在乎的语气答道：“我当然不知道这个，但我知道1938年我和奥斯卡女影星金格·罗杰斯（Ginger Rogers）合过影。”“好了，走吧，戴维！”美军哨兵答道，“不过看在上帝的分上路上小心点！”[8]

英军的高级军官也不能幸免，英军禁卫装甲师师长阿伦·亨利·阿代尔（Allan Henry Adair）少将与副官一起被美军检查站的黑人士兵拦了下来，阿代尔那个广受欢迎却没什么能力的副官艾尔默·特赖恩（Aylmer Tryon）上尉却找不到他们的身份证件了！被徒劳地搜查了半天后，大块头士官说了一番让阿代尔大为宽慰的话：“将军，如果我是你，我就会换个新副官。”[9]

另一种检查方法是让被查的官兵脱裤子，看看内衣裤是不是美国人的式样。一个名叫博恩·格哈特·翁格尔（Born Gerhardt Unger）的德裔犹太人，在希特勒掌权后逃往英国并参加了英国陆军，他向上级申请前往布鲁塞尔执行任务。和其他大部分德裔犹太军人一样，他也给自己起了个英国式的名字以防被俘后被枪决，他现在叫杰拉尔德·昂温（Gerald Unwin），昵称“吉”。12月16日傍晚，他在酒吧里和几个美军第1集团军的大兵一起喝酒，听说他们部队里的中尉情报军官也是个德裔犹太人，叫贡特尔·韦特海姆（Gunther Wertheim），这个中尉恰好就是吉的表兄，也在纳粹掌权后逃到了美国。于是一时冲动之下，他决定和这几个新哥们儿一起回他们的部队，第二天一早就出发了。

当他们接近阿登前线时，已经能听见远方的隆隆炮声，感受到四周弥漫的恐慌气息。在奥伊彭附近的一处路障前，吉被神经过敏的美国兵逮住了。他虽然穿着英军制服，说话却是满口如假包换的德国腔，又没有进入该地区的通行证或介绍信，不逮你逮谁？他被押送到附近的学校，关在一个小房间里。还算幸运的是，在这种谣言满天飞、海特的德国伞兵四处制造恐慌的情况下，昂温总算没有被就地枪决。他贴身穿的正宗英军制式内衣救了他一命，但昂温还是被关押，直到第二天被拎出去受审。后面的剧情就不难想象了：当他被押进审讯室后，审讯官吸了口气惊讶地叫道：“格尔德？（Gerd，格哈特的昵称）”昂温惊喜地大叫着松了口气，审他的正是他的表兄！结果自然是皆大欢喜。[10]

12月18日，斯科尔策尼的一个小组在距离马斯河不到20公里的艾瓦耶（Aywaille）被捕，从三个人身上搜出了德语文件、大量美元和英镑，他们在受审后的第5天被枪决。总共有16名伪装成美军的德军特种小组成员被捕获，并“被行刑队处决”。有一个德军小组受审时提出希望得到缓刑，理由是自己只是奉命行事，而且如果拒绝执行命令就必死无疑。他们申诉道：“我们被判处死刑，现在即将为了这些罪行而死，这些罪行不光折磨着我们，也折磨着我们家人的良心——这更糟糕。因此我们乞求得到总司令官的宽恕，我们并非遭到不公正的审判，但我们确实是无辜的。”[11]他们的申诉后来被驳回，布莱德雷中将亲自签发了判决书。

另一组在艾瓦耶被捕的德军再次供述了关于突袭巴黎、绑架或暗杀艾森豪威尔的计划，从而证实了美军反间谍情报部门最担心的事情。[12]这些德军还供述，有一批曾经在维希法国志愿军团（Vichy Milice）和党卫军第33查理曼（Charlemagne）武装掷弹兵师服役的法国人，被安排穿着美军军大衣，假冒从德国工厂里逃出来的法国苦力，渗入美军防线，炸毁燃料堆栈和铁路车皮。[13]

还有3个被俘的德军特种小组成员，12月23日在奥伊彭被处决，行刑前他们提出了最后的请求：想听附近医院里的德国女护士唱圣诞颂歌。此时美军行刑队已经就位，但指挥官还是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当“这些德国女性清晰有力的歌声消散后”，美军士兵给3人“套绞索的时候都充满了诡异的怜悯气息”。幸亏是绞刑，如果是枪决的话，行刑队指挥官甚至担心部下开枪时“会不会把子弹打进旁边的墙里，而不是这些犯人身上”。[14]

12月23日早晨，在英军第11装甲师29装甲旅把守的位于迪南（Dinant）的马斯河桥头，浓雾弥漫，“能见度几乎为零”。[15]第3皇家坦克团（营级单位）团长艾伦·沃德·布朗（Alan Ward Brown）中校写道：“一辆显然由美军驾驶的吉普车穿过一处路障，驶向河东岸的桥头。这个路障和其他路障一样，都被来复枪旅第8营布设了诡雷，做成了可移动的式样，他们还在路面上布设了可用绳子拉动的地雷，只要有车强行闯关，这些地雷就会被拉出来。现在我们位于和美军的结合部，即便这辆吉普上没有人开枪，但它拒绝停车，所以地雷还是被拉上了路面，这辆车被炸翻了。”后来英军发现这辆车里坐了3个德国人，2人被当场炸死，另一个自然被俘虏了。

这并非德军特种小组唯一一次强行冲卡，布莱德雷中将的副官切斯特·汉森记录了同样的事件。4个驾驶吉普车的德国人在桥头检查站失去了蒙混过关的勇气，企图强行冲过路障，哨兵立刻把一串地雷拉上路面，炸翻了这辆吉普。3人当场毙命，第4个人还剩一口气，但随即被哨兵击毙，几个人的尸体和车辆残片都被丢进了河里。盟军“清理了桥面”[16]，一切都恢复正常。

斯科尔策尼亲率的第150装甲旅被证明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这支原本打算把自己打扮成美军渗透至美军战线后方的部队实际上并没有搞到多少美军坦克，他们使用的大多还是德军的Ⅳ号坦克和豹式坦克，只是把这些坦克用薄钢板改造了外形，刷上了橄榄色涂料和盟军的白色星徽，这种无法令人信服的改装最多看起来有点像谢尔曼坦克，在某些情况下也许能借助周边环境不引人注意。还有一些Ⅲ号突击炮甚至只是改了涂装和星徽，其余一切照旧。斯科尔策尼心里有数，这样的部队几乎不可能瞒住美军，最多在夜间还有那么点儿可能性，[17]于是他很快放弃了带领这支“伪装”部队渗透至马斯河的想法。

在警卫旗队师后方的泥泞和交通大堵塞里被狠狠折腾了一番之后，12月17日傍晚，斯科尔策尼请求迪特里希取消特种作战计划，让他把自己的部队当作一个普通的装甲旅就行了。迪特里希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他的请求，并把他的旅派往利尼厄维尔。迪特里希这么快就答应他自然还有别的原因，党卫军第1装甲军军长普里斯早就要求迪特里希撤出斯科尔策尼的部队，因为他们“在车流间到处乱窜，为所欲为，妨碍了我军部队的行动”。[18]

12月21日，第150装甲旅在冻雾中向北面的马尔梅迪发动进攻。他们一度成功击退了美军第30步兵师120团，但当他们进入美军炮兵的射程后，情况便逆转了：美军使用了刚刚装备的属于绝密级的无线电近炸引信，它让炮弹可以在接近目标的适当高度上爆炸，最大限度发挥破片的威力。

第150装甲旅在一天的战斗中阵亡了100多人，350人受伤，包括斯科尔策尼本人，他被一枚破片打伤了脸，差点失去一只眼睛。此后第150装甲旅彻底退出战斗，“狮鹫计划”无疾而终，不过它参加的唯一一场战斗，却在无意间像敌后特种小组那样误导了美军：美军第1集团军认为德军对马尔梅迪的攻击，是德军第6装甲集团军即将向北进攻的前奏。

最初给盟军制造麻烦的冯·德·海特中校，这会儿正带着他的战斗群躲在奥伊彭南面的森林里郁闷不已。海特对于“德军高级军官在组织这样的行动时表现出来的外行、近乎胡闹的做法”[19]深感痛苦，迪特里希曾向他保证，（先头部队）只要一天时间就能同伞兵会师，但现在他们完全看不到德军在蒙绍达成突破的迹象，反倒是南面埃尔森博恩岭上的美军炮兵群日夜炮声不断。没有电台，海特对战役进展一无所知，毫无希望可言。

他手下的300名伞兵几乎断粮了，由于迪特里希过于自信的承诺，他们跳伞时只带了一些应急口粮。包括2卷压缩培根、2份香肠、2袋大豆夹肉面包、葡萄糖片、一些被称为干面包的可长时间保存的德国军用面包干、杏仁蛋白软糖和甲基苯丙胺兴奋剂（Pervitin，冰毒），后者是已经被禁用的苯丙胺（Benzedrine，俗称安非他命）的替代品。12月17日夜间，在夜幕掩护下海特手下几个胆大包天的伞兵潜入一处美军炮兵阵地，偷回来几箱口粮，但对于在敌后活动的300个饿鬼来说，这点吃的显然杯水车薪，维持不了多久。[20]

海特在临近公路的地方布置了几个警戒哨，他们从没有尝试过攻击一支车队，只挑落单的车辆下手。美军发现，横跨道路两侧的树干上拴着一根细细的电线，位置刚好能够割断坐在吉普车上人的脖子！[21]毫无疑问这是海特的人干的，受此启发，美军在吉普车前方焊上一根竖起的角钢，以便切断横跨路面的电线或绊索。这种情况其实十分少见，但随着美军逐渐深入德国境内，关于纳粹青年狂热分子组成“狼人”抵抗组织的传言甚嚣尘上，这种举措倒也不失为一种让驾驶员安心的必要保护。

12月17日，美军第387防空营的英贝尔（Inber）中士在奥伊彭南面驾车轻松超过了一支蜗牛般爬行的车队，但就在车队前方400米处，“几个埋伏在路边的德军突然蹿出，赶在车队的先导车开过来之前把他抓到了旁边的森林里”。[22]海特的临时营地在森林深处大约1公里的地方，英贝尔被领到了海特面前，伞兵们对他的态度还算友善，海特告诉英贝尔，只要他能把两名德军伤员送到美军医院去救治就放了他。另一名被海特俘虏的美军伤员则被放到了公路上，好让美军救护车把他带走。[23]

落单的德国伞兵和跳伞的德军飞行员很快被美军俘虏，一架在美军第9集团军后方被击落的Ju52运输机的幸存者供述说，他们“起飞时还以为只是一般训练，但到了空中才被告知是要执行特殊作战任务”。[24]

12月19日，刚刚转移了隐蔽处的海特的部队首次和美军交火，对方是来扫荡森林的美军第1步兵师18团的部队，战斗中双方各自倒下了十多个人，德军伞兵无人阵亡。有些被派来搜索德国伞兵的美军士兵在发现降落伞时甚至没有向上报告，[25]而是随手割开这些白绸子，给自己做了条丝巾。

海特生病了，还被战壕足病折磨得痛苦万分，他放弃了所有攻打奥伊彭的想法，决定向东边的蒙绍移动，争取返回德军战线。他手下那些饿得奄奄一息的兄弟自然不会反对，他们在森林和沼泽间艰难跋涉，趟过冰冷刺骨的黑勒河（Helle）时浑身湿透。12月20日，他们又和美军狠狠干了一仗，此后海特命令部下向德军防线分散突围，一路上又有36人被美军俘虏，不过其他人倒是平安抵达了目的地。

此战，海特伞兵战斗群中阵亡的37名官兵，都是在夜间伞降时死于美军地面防空火力。[26]12月22日，筋疲力尽且身患重病的海特独自来到蒙绍镇内，闯进了一间屋子。屋里的居民没有为难他，当屋主告诉他会将他出现在这里的消息报告给附近的美军时，海特放弃了抵抗。[A1]他在美军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后，被转送到了英格兰的战俘营，战俘营里条件还不错，只是他和被关在那里的其他德国军官从来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谈话都被盟军录了音。

[1]NARA RG 407,E 427（270/65/8-9/6-1）ML 7,Box 24201.

[2]Mobile Field Interrogation Unit No.1,NARA RG 407 ML 2279.

[3]21.12.44,CBHD.

[4]22.12.44,CBHD.

[5]344/1/A TNA WO 171/4184.

[6]21.12.44,PWS.

[7]Danny S.Parker（ed.）,Hitler's Ardennes Offensive:The German View of the Battle of the Bulge,London,1997,172.

[8]David Niven,The Moon's a Balloon,London,1994,258.

[9]6.2.2013.

[10]13.12.2012.

[11]TNA WO 171/4184.

[12]NARA RG 407 E 427（270/65/8-9/6-1）ML 7,Box 24201.

[13]TNA WO 171/4184.

[14]CBHD.

[15]Brigadier A.W.Brown,IWM Documents 13781 73/18/1.

[16]CBHD.

[17]ETHINT 12.

[18]ETHINT 15.

[19]Heydte,FMS B-823.

[20]Kampfgruppe Heydte,CSDIC,TNA WO 208/5541 SIR 1444;also TNA WO 208/3628,TNA WO 208/3612.

[21]NARA RG 498 290/56/2,Box 1456.

[22]V Corps,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55.

[23]NARA RG 498 290/56/2/1-3 Box 1455.

[24]18.12.44,GBP;and V Corps,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55.

[25]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59.

[26]同上。

[A1]另有资料说海特是主动告诉居民让他们去找附近的美军，他要投降，而且他还专门写了封信希望美军善待被俘的伞兵伤员。——译者注

第12章　12月19日星期二

12月19日拂晓，派普战斗群动用了一个装甲掷弹兵营和一个伞兵连，在公路上的数辆坦克支援下对斯图蒙发动了进攻。首轮攻势失败了，斯图蒙似乎固若金汤，美军第30步兵师119团3营还在其防线右翼进行了一次反击。然而没过多久，豹式坦克全速冲锋的把戏在清晨的薄雾中再次奏效。反坦克炮手在糟糕的能见度下毫无机会，只有神出鬼没的巴祖卡小队在雾中猎杀坦克，并设法从后方击毁了2辆。据说，在绝境中被送往斯图蒙的一门90毫米高射炮，击毁了一辆党卫军第501重装甲营的虎王坦克。[A1]

尽管如此，派普战斗群还是肃清了斯图蒙村内外的抵抗，歼灭了防守该村的美军步兵连，美军第743坦克营的2个谢尔曼坦克排来得太晚，只好又撤了回去。派普的部队向西推进4公里后到达斯图蒙火车站，就在此时，美军临时拼凑的部队顶了上来，其中包括担任预备队的第119团1营、新近赶到的第740坦克营A连和他们从附近军械仓库弄来的15辆装备并不齐全的谢尔曼坦克、第197野战炮兵营的一个榴弹炮连和第143防空营C连的90毫米高射炮。

山坡上林木茂密，道路北侧是低矮的山崖，逐渐攀升至峭壁，路南侧高度陡降，直至沿河铁路，这样的阵地是无法进行迂回的。即便如此，第1集团军指挥部仍然担心派普战斗群会转向北方的列日，事实上，斯图蒙火车站将会成为派普推进的最远点。与此同时，第30步兵师的其他部队和吉姆·加文少将的第82空降师正在该区域集结：第30步兵师反击德军前锋，第82空降师从韦尔博蒙出发，去支援圣维特的守军。

大约260个比利时平民试图逃离斯图蒙镇的战斗时，进入了圣爱德华（Saint-Edouard）疗养院的地下室，疗养院位于陡峭的山腰上，俯瞰着昂布莱沃河谷。然而，德军已经将这栋建筑占为据点，当美军在翌日发动反击并攻进这里时，牧师正在做弥撒以安抚惊恐的妇女和儿童。

平民以为自己被解放了，兴高采烈地迎接美国大兵，但德军在夜间又打了回来。“资深修女带领大家为在战斗中阵亡的官兵吟诵《十二玫瑰经》。”美军再次发动进攻，疗养院陷入谢尔曼坦克的直射火力下，屋顶坍塌了，墙壁被打垮，地下室部分区域布满了灰尘和浓烟。牧师做了普通祷告，但奇迹发生了，妇女儿童皆毫发无伤。[1]

12月19日清晨，派普听说美军已经重新占领了后方的斯塔沃洛[A2]，在燃油几乎告罄的时候让他的战斗群再无任何希望获得补给。[2]他让古斯塔夫·克尼特尔（Gustav Knittel）二级突击队大队长（SS-Sturmbannführer，党卫军少校）率党卫军第1装甲侦察营去后方收复小镇，同时也预感到了失败不可避免。至此，他仍然为进攻首日被迫等待步兵开路而悔恨不已，他相信那本应该是一次没有炮火准备，只投入装甲战斗群和步兵的奇袭。在随后向西推进的过程中，车队犹如一字长蛇阵被证明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他们应该编组为许多更小的战斗群，分头去寻找完好的桥梁和可通行的道路。

派普的武装党卫军部队继续利用每个机会杀害战俘。在后方交通线上的拉格莱茨，美军第743坦克营[A3]的一名掉队士兵仍然躲藏在教堂中，他在德军此前的攻击中没能及时随部队撤出。一份报告写道：“从他藏身的位置，能观察到（德军）坦克和步兵截停了一辆美军装甲车。乘员投降后下了车，当他们高举双手站在路旁时，德国人的机枪立即开火，把俘虏都打死后德军上车扬长而去。”[3]

来自党卫军第1装甲侦察营的分队长（SS-Rottenführer，党卫军一等兵）施特劳布（Straub），后来在战俘营里对来自第26国民掷弹兵师的同伴诉说了另一起屠杀事件：“我们营推进至斯塔沃洛，然后向拉格莱茨推进。后来我们又从那里返回了斯塔沃洛，我们的三级突击队中队长（SS-Untersturmführer，党卫军少尉）直接将（战俘）都打死了……第一批有12个人，就因为他们站在路上，他就把他们全杀了。”[4]

党卫军装甲掷弹兵用最离奇的故事为他们的恶行进行辩护。一名来自警卫旗队师的年仅18岁的士兵告诉同为战俘的第18国民掷弹兵师的蓬普（Pompe）一等兵，他所在部队的一名高级士官因为杀了一些手无寸铁的人而名声大噪，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干脆杀掉那些假装投降，背地里却决心复仇的美军。他说：“他们中的一些人挥舞着白旗走了过来，我们非常清楚他们是为了我们的二级小队长（SS-Oberscharführer，党卫军上士）而来，因为他已经杀了他们那么多人，所以我们拿起机枪在他们动手之前就把他们全干掉了。这就是我们的行事风格。”[5]

12月19日日落之后，美军30步兵师第105战斗工兵营的工兵设法摸进了斯塔沃洛镇北，冒着敌军坦克和机枪火力炸断了横跨昂布莱沃河的桥梁。[6]派普对此怒不可遏：现在他的战斗群有一部被切断在河北岸，而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的师会送来架桥设备。

派普战斗群原指望能紧随其后的第3伞兵师，只不过是塞普·迪特里希徒劳地猛攻埃尔森博恩岭南缘的部队之一。党卫军第1装甲军军部已经将该师派去夺取费蒙维尔（Faymonville）和韦姆，而那里的美军野战医院已经被疏散了，不过第3伞兵师主力最终未能越过费蒙维尔一步。[7]

第6装甲集团军的止步不前开始引来希特勒和最高统帅部的一连串批评，通过伦德施泰特和莫德尔传达给了既沮丧又愤怒的迪特里希。在最近的一次尝试中，迪特里希命令党卫军第12装甲师从罗赫拉特—克林克尔特转移，前去进攻美军第1步兵师在比林根的阵地，德军急需打开通往马尔梅迪的西进道路。在早些时候，党卫军第12装甲师的掷弹兵、第12国民掷弹兵师的几个营和坦克已经在比林根集结，准备攻击美军第26步兵团。多姆比特根巴赫之战，将同其东北方向上的罗赫拉特—克林克尔特之战一样激烈。

德军在罗赫拉特—克林克尔特和维尔茨费尔德附近的进攻仍在进行，迪特里希将他的预备队第3装甲掷弹兵师送了上去，以支援第12国民掷弹兵师和第277国民掷弹兵师。随着埃尔森博恩岭的多个美军炮兵群摧毁了射程内每一座被德军占领的村庄，猛烈的炮击更甚以往。12月19日清晨，它们的首要目标是摧毁针对罗赫拉特—克林克尔特的新一轮攻势，155毫米的“长脚汤姆”榴弹炮能够出色地完成这一任务，只是作为炮兵前进观察员的年轻炮兵军官的伤亡率却居高不下。

在双子镇村的残垣断壁之中，第2步兵师38团的后卫部队、第741坦克营B连的谢尔曼坦克和第644坦克歼击营C连的坦克歼击车仍在与国民掷弹兵和装甲掷弹兵缠斗。他们正准备撤往埃尔森博恩岭边缘的新阵地，整个下午都在破坏无法带走的车辆、火炮和装备。汽车水箱和油箱都被排空，引擎空转直到机器因为过热而卡死，炮兵则将铝热剂手榴弹塞入炮管。17点30分，就在日落后一小时，第38步兵团2营首先开始撤退，沿着车辙累累的道路两侧，工兵们在树上捆扎TNT炸药块，准备将其爆破放倒以封锁道路。

在罗赫拉特—克林克尔特鏖战3天带来的疲惫，已经令第6装甲集团军变得士气低落，官兵们在泥浆中滑来滚去、大声诅咒、大汗淋漓。他们如此疲惫，在泥泞的路段继续向前跋涉时，居然不自觉地就睡着了。当天夜里晚些时候，一支小规模的美军侦察队潜入双子镇边缘，他们返回后报告说，那里约有1000名德军和100名美军俘虏。

在南面12公里处，困在圣维特以东施内艾费尔的第106步兵师那两个倒霉的步兵团，正试图打开通道返回美军战线。作战经验匮乏的官兵斗志全无，他们缺乏弹药，在德军干扰下无法使用无线电联络，这场灾难似乎已经不可避免，许多人试图通过肯定一支救兵已经上路来振作彼此的士气。

第423步兵团的小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Jr.）描述说，他的战友中混杂着大学生和为避免牢狱之灾而应征入伍的罪犯，许多人简直是“体质欠佳的标本”，“永远不应该出现在军队中”。接受过步兵训练的人寥寥无几，冯内古特是营里的侦察兵，他对武器有所了解仅仅因为他的“父亲是一名枪械迷，所以（他）知道如何使用所有的‘垃圾’”[8]。

一些人试图乘车逃跑，但当德军的反坦克炮开火后，他们放弃并破坏了剩余的车辆。他们“盲目行动”的指挥官派出侦察队去摸清情况，可是连本应该为他们提供支援的炮兵营都没能找到。德国人用扬声器播放本尼·古德曼（Benny Goodman）、阿蒂·肖（Artie Shaw）和其他美国乐队的歌曲，中间还夹杂着“如果你投降就能得到淋浴、温暖的床和薄煎饼早餐”[9]之类的许诺。美军用一阵猥亵的齐声叫骂作为回应，战壕中的一个美军士兵一边流泪一边高声骂道：“去擦干净你的屁股，你们这些婊子养的德国佬！”

当自己的部队遭到德军火炮来自各个方向的炮击时，两个美军步兵团的团长决定投降，16点，一名军官挥舞着雪地披风走在前方，官兵们双手抱头被押送着向前行进，步履蹒跚，不时有人跌倒在地。随后，德军卫兵让他们将口袋中的东西放进钢盔衬垫里，这样他们就可以挑走任何想要的东西。很多人发现自己被赶到一个石墙围起来的农家院落中，黄昏中有个声音喊道：“不要逃跑，如果逃跑，你们会被机枪打死。”[10]在漫长的寒夜中，他们只能抱团取暖。

冯内古特将其称作“美国军事史上美军最大规模的一次投降”，事实上1942年美军在菲律宾巴丹（Bataan）半岛的投降规模更大，但就欧洲战场而言，约8000名美军官兵的集体投降肯定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冯内古特和另外十多人打算穿过冰封的森林逃回美军战线，但正在打扫战场的第18国民掷弹兵师的德国兵在一条小溪的河床上围住了他们，喇叭里传来让他们投降的命令，德军向他们头顶的树梢射击以示警告。毫无疑问，他们已经无处可藏，陷入绝境的美军抛弃了武器和其他装备，他们高举着双手走了过来，开始了自己的囚禁生活，以冯内古特为例，他被送往德累斯顿（Dresden）并经历了1945年2月的大轰炸，在可怕的火焰风暴中活了下来，这些经历在《五号屠场》（Slaughterhouse Five）一书中均有描述。

当集体投降的消息传来时，位于巴斯托涅的第8军军部里的军官们大为震惊。副参谋长沃尔特·克莱门特·斯坦顿（Walter Clement Stanton）上校“推测那两个投降的团可能经历了激烈战斗，他认为一支如此规模的部队应该像‘灌木丛中的两只野猫’，能把敌军抓个满脸花，而不是像他们最终所做的那样投降”[11]。

德军简直无法相信他们俘虏了多少人，贝哈姆（Behman）中尉在日记中写道：“长长的战俘队伍从眼前走过，一眼望不到头；起先，大约有100人，然后，又是1000人。我们的车辆陷在路上抛锚了，我只得下车步行。莫德尔元帅亲自指挥交通（戴着单片眼镜的他有点看不清人），道路上到处都是被打坏的美军卡车、轿车和坦克。又一支战俘队伍从身边经过，我数出了1000多人。在安德勒（Andler），有一支1500人的队伍在大约50名军官和一名中校的率领下向我军投降。”[12]

令莫德尔失望的是，德军在圣维特以东的交通状况毫无改善，而第7装甲师的炮兵还在持续炮击该镇周边的道路。在前日未能拿下圣维特之后，德军先进行了试探，随后开始包抄当面的美军主力——第31坦克营。第38装甲步兵营在蒙受打击后“正在舔舐伤口”，由于损失惨重，各排需要合并整编，但即便如此，德军的情况似乎更糟糕。

装甲步兵报告说，在阵地前方的树林中，“我们只发现了死掉的德国兵（Jerries）——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显然是试图在一些树木或倾倒的树干后面挖掘战壕时被炸死的。这些没有工兵铲的人试图用钢盔、刺刀甚至是双手挖出一个浅坑”[13]。在第38装甲步兵营右翼一个重机枪小组掩护下的防火带内，找到了“19名几乎是以阅兵场的间隔排列，彼此相距5码的伞兵，每人的胸口或喉咙都至少有5～8处中弹”。按照该营作训军官唐纳德·博耶少校所述，这些“伞兵”后来被发现“在他们的空降兵夹克下面”穿戴着大德意志师的制服和袖标。在那天下午的另一次进攻中，第814坦克歼击营的一个坦克歼击车排用90毫米火炮设法击毁了一辆Ⅴ号豹式坦克，以及两辆支援步兵的突击炮中的一辆。

对哈斯布鲁克准将组织的圣维特防御圈的主要威胁来自北方，第18国民掷弹兵师和元首卫队旅都挤在这个方向上。尽管元首卫队旅将自己视为精锐部队，其官兵仍然会遭受精神创伤，旅部参谋冯·默伦多夫（von Möllendorf）骑兵上尉“既歇斯底里又神经过敏，无论何时提及希特勒的名字都会大哭起来”[14]。

哈斯布鲁克的后方出现了一个更严重的威胁，党卫军第9霍恩施陶芬装甲师在北部稍远一些的地方找到了一条相同方向的道路，途经早些时候汉森战斗群拿下的雷希特和波图（Poteau）。在波图附近的战斗中，一名党卫军通信兵的腹部被美军炮弹炸伤，当他的战友将他和流出的肠子放上担架时，有人打算取下他的钢盔，但是伤员恳求他不要这样做。在连部，一个三级小队长（SS-Untersch-arführer，党卫军下士）试图拿掉他的钢盔，但伤员尖叫着表示抗议。抵达急救站时，他还勉强保持着神志清醒，军医“抬起伤兵的脑袋，松开钢盔系带取下钢盔，结果头盖骨和大脑连着钢盔一起掉了下来。这个伤兵肯定感觉到钢盔右下方插入了一块弹片，而且已经切开了他的头盖骨，直到钢盔被取下他才一命呜呼”[15]。

哈斯布鲁克知道，如果德军转向南面并且拿下维尔萨姆和圣维特以西约10公里处的萨尔姆城堡（Salmchâteau），自己的部队就会被切断退路。圣维特此时就像一道防波堤，然而圣维特西南20公里处的第116装甲师和北面的党卫军第9装甲师，正从圣维特南北两翼朝马斯河推进。哈斯布鲁克知道他必须守住该镇，阻击正在施内艾费尔围剿两个美军步兵团的第18国民掷弹兵师和第62国民掷弹兵师，后者很快就能集中所有力量攻击圣维特了。

在布莱德雷的参谋军官口中，凡尔登是“一个令人厌恶的军事重镇”[16]，当地居民对美军充满敌意。第12集团军群的后方总部位于“一圈巨大的铁丝网中，到处都有卫兵在巡逻”。

艾森豪威尔与特德空军上将乘坐最高统帅的装甲型凯迪拉克一同抵达，巴顿则出现在他那辆“传说中装着有机玻璃车门，架着7.62毫米口径机枪的吉普车”[17]上，他们与两个美军集团军群指挥官布莱德雷和德弗斯一起，在一群参谋的伴随下成群结队地踏入灰色石头砌成的兵营。狭长的会议室里仅有的热源是一口圆肚火炉，它提供的热量还不足以让人们脱掉外套。

调整好语调后，艾森豪威尔做了开场白：“我们应该把目前的局势视作一个机会而非灾难，在这张会议桌前应该只有笑脸。”[18]“该死，让我们沉着冷静，让这些婊子养的一直冲到巴黎才好，”巴顿在桌边喊道，“然后我们回过头来，把他们一段段切开，再把他们一口口吃掉。”巴顿的话引发了一阵略显拘谨的笑声，他想要攻击突出部根部的冲动没有得到多少人的支持。艾森豪威尔严肃地说道：“那倒不错，乔治，但敌军必须止步于马斯河。”[19]

多亏了超级机密截获的最新情报，到目前为止，盟军最高统帅部已经对德军“秋雾”行动的目标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艾森豪威尔决定以战地指挥官的身份迎接挑战，而不是作为有名无实的领导远在后方掌控全局。这种情绪可能还包含了反击外界怀疑其能力的因素，有人说在过去的几个月中，他没能施加足够强的影响力。

会议室的墙上挂着大幅阿登地图，参谋军官站在地图前向成排的将军们通报了战况，然后艾森豪威尔列出了被调入法国的各师名单，在必要情况下指挥官们可以后撤，但是不得退过马斯河。德弗斯位于阿尔萨斯的第6集团军群将向北延伸，接管巴顿第3集团军的部分防区，这样巴顿就能腾出几个师来从南边进行反攻。

“你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行动？”艾森豪威尔转向巴顿问道。

“你对我交代完后便可以。”巴顿答道。

艾森豪威尔希望他说得更明确一些，巴顿无法放过这个彰显勇气的机会，他回答道：“在12月21日清晨，[A4]用三个师——第4装甲师、第26步兵师和第80步兵师。”[20]巴顿没有说第4装甲师的一个战斗群和第3军军部已经开拔了，其余部队也将于当天上午出发。让一个集团军的主力部队在三天内从战线上撤下来，调转90度向不同的方向发动进攻，这样的做法让与会者难以置信。

“别胡闹了，乔治。”艾森豪威尔说，“如果你想那么早就发动进攻，是无法让这三个师都做好准备的，只能分批启程变成零敲碎打。我希望22日再开始进攻，你的首轮打击要足够猛烈！如果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准备的话，我甚至可以拍板把攻击时间定为23日。”

艾森豪威尔的担心不无道理，一次太过匆忙的进攻将难以达到预期效果，但他也毫不怀疑第3集团军以其充沛的精力和高超的参谋作业能力，可以完成战争史上有记载以来最为迅速的重新部署。

巴顿的顶头上司布莱德雷中将在会议过程中惜字如金，[A5]他已经饱受战事压力和荨麻疹的双重折磨，又成了鼻窦炎的牺牲品。布莱德雷对部队目前所处的守势感到非常难为情，因为正是在他的决策下，阿登地区才会出现防御空虚。他对于艾森豪威尔越过自己给予巴顿的所有决定和命令完全持观望态度，布莱德雷还拒绝将指挥部从平原上的卢森堡城转移，担心那样做会给当地居民带来恐慌，但在这个决定中他的自尊心肯定占了很大比重，这就进一步孤立了自己。不管怎么说，后果就是由于德军推进，他仍然无法与霍奇斯在列日附近的第1集团军指挥部取得联系。阿登战役开始以来，无论是他本人还是麾下的参谋军官，都没有视察过任何一个美军指挥部。让布莱德雷的心情雪上加霜的是，当他邀请艾森豪威尔共进午餐时，分明感觉到自己备受冷落，最高统帅拒绝了邀请，说他会在返回凡尔赛的途中在车里吃三明治。

当艾森豪威即将进入指挥车时，他再次转向巴顿开玩笑说：“真有意思，乔治，我肩膀上每添一颗将星都要遭到一次进攻。”[21]他还提到上一次晋升四星上将就是在埃尔温·隆美尔突然进攻突尼斯的凯塞林（Kasserine）之前。

“而你每次遭到进攻时，都是我来为你保驾护航。”巴顿回敬道，显然他又恢复了满不在乎的样子，[A6]随后他拿起电话打给位于南锡的集团军指挥部，用事先准备好的暗号批准了各师的调令。巴顿叼着一根雪茄回过头来跟布莱德雷说话，按照后者的副官切斯特·汉森少校的说法，布莱德雷已经“抓狂”了。

“不到万不得已时，我不会把任何部队交给你，”布莱德雷对巴顿说，“我想留着他们准备做最后一击，当我们打回去时，就要狠狠痛击那个该死的混蛋，痛打到底。”[22]

这表明布莱德雷仍然不满意艾森豪威尔的决定，他觉得巴顿不应该立即发动反击。然而当布莱德雷和随行人员驱车返回卢森堡时经过了一长列车队，那是已经向前线运动的巴顿第3军军部，显然第3集团军的参谋们一分钟也没有浪费。

艾森豪威尔明智地驳回了巴顿从根部切断德军攻势的冲动，尽管阿登地区的美军近期翻了一番，兵力达到了19万人，却仍然太少，不足以进行这样一次野心勃勃的行动。第3集团军要确保南肩角和卢森堡城区的安全，但首要任务是向北推进至巴斯托涅，在那里的第101空降师和第10装甲师的一部很快就要被包围了。

整个作战地域的形势一片混乱，第7坦克歼击群的哈里森·赫尔曼（Harrison Herman）上校接管了巴斯托涅西南利布拉蒙（Libramont）镇的防御。没人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所以他收容了所有穿过该镇的掉队士兵和炮兵纵队。

“你们要去哪里？”他问道。

“我们正在撤退，长官。”有人答道。

“去他的吧！”赫尔曼说道，“这里就是你们停下来战斗的地方。”[23]到12月19日午夜，赫尔曼已经拉起一支约2000人的队伍，第二天早上又加上了另一个群龙无首的炮兵营。

虽然从维尔茨向西通往巴斯托涅的道路已经被德军截断，但镇内的守军仍未放下武器，德军封锁了该镇，让第28步兵师残部获得补给和弹药的努力化为了泡影。14点30分，第5伞兵师吹响了进攻号角，在40辆坦克和突击炮的支援下，从多个方向对该镇发起进攻。到夜幕降临时，守军已经被压缩到镇中心那些正在燃烧的建筑物中间。科塔少将致电守军指挥官：“好好教训他们！”当晚幸存者奉命分成小股向巴斯托涅突围，一支30辆汽车组成的运输队试图撤离，但遭遇猛烈的炮火后被迫放弃了。第44战斗工兵营的最后一批工兵在炸掉桥梁后，于次日上午11点撤出了维尔茨。[24]

挤满了伞兵的卡车和拖车正在向巴斯托涅驶去，他们要去该镇以西6公里处的芒代圣艾蒂安（Mande-Saint-Étienne），这样就不必都挤在巴斯托涅镇了。但是通往巴斯托涅的主要道路被慌不择路逃离战火的司机们堵得严严实实，军官不得不拿着手枪威胁他们将车辆移到路边，给第101空降师的车队让道。冻僵了的空降兵经历了漫长的旅程后，浑身僵硬地跳下车，每个人都意识到必须争分夺秒，德军有两个德军装甲师和一个步兵师正在杀奔巴斯托涅。[25]用第327滑翔机机降步兵团的路易斯·辛普森的话来说，那些肩膀上扛着迫击炮筒和底座的人就像“背着砂浆桶的埃及奴隶”一样蹒跚前行。[26]

第101空降师的空降兵们对正在穿过该镇向西逃窜的胡子拉碴、肮脏不堪的散兵游勇厌恶至极，却并没有意识到支离破碎的第28步兵师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他们从溃兵身上或丢弃的车辆中搜集弹药、手榴弹、挖掘工具甚至是武器，以弥补自身的不足。另一方面，比利时平民走出家门，端着热汤和咖啡供官兵饮用，在后者一饮而尽时伴随他们同行。

朱利安·约翰逊·尤厄尔（Julian Johnson Ewell）中校的第501伞兵团是首个赶到巴斯托涅的空降兵部队，该团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赶往东边的隆维利，去支援第10装甲师的彻里特遣队。前方的交火声透过湿气和冷雾传了过来，他们很快就遇见了昨晚覆灭的第9装甲师R战斗群残部，惊魂未定的幸存者告诉他们：“我们已经完蛋了。”[27]

12月18日深夜，彻里中校已经抵达內弗南部的城堡，但是到拂晓时分，将城堡作为指挥部的希望化为了泡影。第3坦克营侦察排和第158战斗工兵营一部据守的內弗十字路口遭到装甲教导师前锋部队的进攻。一支巴祖卡小队打瘫了一辆Ⅳ号坦克，但是侦察排受到机枪火力和炮火的猛烈攻击，他们只得沿着穿过河谷通往巴斯托涅的道路后撤。

两人设法给城堡内的彻里通风报信，另一股德军由四辆坦克（包括一辆豹式坦克）和装甲车，以及100名装甲掷弹兵组成，正从东面逼近。彻里和为数不多的指挥部人员准备保卫城堡，那是一座坚固的带有塔楼的方形建筑，他们从车辆上卸下机枪，将机枪架设在窗台上。对于彻里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时刻，他的特遣队主力分散在马热海村和隆维利之间，已经被切断了后路，正与第9装甲师R战斗群残部一起被堵在路上，彻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德军准备他们的陷阱。

13点左右，交火声开始清晰可闻，第26国民掷弹兵师77掷弹兵团直扑堵在公路上的车队，火炮、突击炮和装甲教导师的一个装甲连也加入了攻势。颇有学者风范的第26国民掷弹兵师师长科科特上校记录道：“进攻完全达成了突然性。”[28]

美军被包围了，车辆徒劳地彼此冲撞试图逃出去，很快就乱作一团。战斗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只有少数车辆设法逃往北方，一些军官和100名士兵被俘。

当他们接近內弗时，尤厄尔中校的第501伞兵团1营可以透过雾气和细雨清楚地听到枪声。尤厄尔将自己的部下分别部署到公路两侧，命令他们掘壕据守，就在他们挖掘散兵坑时，传来了坦克行进的声音，官兵们不顾一切地呼喊着让巴祖卡小组上前。

与此同时，该团2营正在移防内弗以北2公里处的比佐里（BizÔry），该地将在激战之后落入德军手中，并很快就被德国人命名为“米泽里”（Misery，德语苦难的意思）。德军的士气因为两次大胜美军装甲纵队而为之一振，但他们即将受到一次严重挫折。当天下午晚些时候，第26国民掷弹兵师26侦察营和第78掷弹兵团在马热海与比佐里附近卷入了激烈的战斗，对比佐里的进攻蒙受了“沉重损失”[29]，装甲教导师一部也在内弗与美军激烈交火。美军的援兵已经赢得了向巴斯托涅的赛跑。

尤厄尔中校沿着距巴斯托涅市集广场以东不到3公里的高地建立了一条防线。“敌军已经充分利用了这段时间！”第26国民掷弹兵师师长悲伤地承认。装甲教导师的燃料极度匮乏，他们不得不从缴获的坦克或损毁的车辆中抽取燃油。[30]

“惊奇日”的战斗让拜尔莱因意识到，上级在行进中夺取巴斯托涅的设想如今已经破灭了，第47装甲军军长吕特维茨上将因此责备他未能夺取巴斯托涅。拜尔莱因反过来指责第26国民掷弹兵师，并将部队行进缓慢归罪于吕特维茨违反原定计划，让装甲教导师投入克勒夫河以东的战斗。拜尔莱因还说吕特维茨的指挥“既不够一致也不够有力”，他没能将3个师集中到一次全面攻势中，而是允许它们“分散”开来。[31]

当天夜里，精疲力竭的德军在雨水将至时开始挖掘战壕。“弹药和补给送了上来，”第26国民掷弹兵师师长科科特上校记录道，“偶尔会有因为紧张引发的机枪射击或迫击炮开火，枪声持续几分钟，炮火齐射几轮之后就偃旗息鼓了。”[32]

在巴斯托涅以北8公里处，26岁的威廉·德索布里少校指挥的第20装甲步兵营B连等部队已经在诺维尔度过了一个紧张的夜晚。身材高大健壮的德索布里和手下的400名官兵静候德军的进攻，他们后来才知道向诺维尔直扑过来的是德军第2装甲师主力。清晨4点左右，德索布里的部下注意到再也没有掉队士兵从此地通过，很快他们就听到了第一声枪响，那是东边的布尔西（Bourcy）公路旁的警戒哨开火了。他们随后奉命撤入小镇，其中有名士官嘴部中弹，艰难地报告说搭乘半履带装甲车的德军已经出现了。[33]

德索布里可以听见德军装甲车辆向西行进时那与众不同的噪音，虽然他知道“夜间传来的声音要更响一些，听起来距离要近得多”，但是从履带发出的铿锵声来看，这支部队显然有坦克伴随。“哇哦，伙计！”德索布里自言自语道，“那里真有些什么东西呢。”

东北的阿迪尼（Hardigny）村方向上，传来了自动武器和坦克炮的猛烈开火声，倒霉的第9装甲师R战斗群布斯特遣队遇到了灭顶之灾，他们很不幸地撤到第2装甲师的前进路线上。前一天晚上在隆维利，当第一辆卡车腾起火焰时，德军豹式坦克群毫不费力地找到了目标。美军指挥官罗伯特·米德尔顿·布斯（Robert Middleton Booth）中校在试图重整陷入困境的部队时，一条腿被半履带车压得粉碎，幸存者丢弃了他们的装甲车辆，穿过田野逃向巴斯托涅，美军损失了约200人，以及所有的坦克和半履带车辆。

德索布里在向北通往乌法利兹（Houffalize）的道路两侧布置了警戒哨，然而哨位上的中士觉得自己之前见过美军坦克通过他们的阵地撤回，所以开火前应该先分清敌友。黑暗中他惹上了麻烦，尽管得到了英语答复，他意识到自己还是搞砸了。一辆德军坦克开火击毁了一辆谢尔曼坦克，其余美军车辆迅速撤入诺维尔。德索布里立即呼叫第3坦克营的混编战斗群前往西北方，由于雾气浓重，日出后形势仍然不是很明朗，不过很快就能听到德军坦克发出的声响从北面通往乌法利兹的道路上传来。美军在诺维尔村边的墓地布置了57毫米反坦克炮和巴祖卡小组，一旦敌军车辆从晨雾中浮现，他们就将动用手头的一切家伙对付坦克和装甲掷弹兵。

两辆被打坏的豹式坦克提供了一处良好的路障，为了确保德国人无法回收受损的坦克，德索布里派出了一支小队，带着炸药炸毁了坦克履带和主炮。地面浸水后极其松软，德军发现很难派出装甲车辆回收堵住道路的坏坦克。德索布里的小部队随后得到了五辆从巴斯托涅赶来的M18地狱猫坦克歼击车的加强，他将它们留在后方充当预备队。

晨雾开始逐渐散去，让守军大为惊恐的是，北方和东北方绵延的山岭上布满了德军坦克和半履带车。真正的战斗开始了，许多坦克冲到了村落周边100米范围内，其中一辆甚至突入村内才被击毁。在进行了两个小时的激烈炮战后，德军撤回了山岭，随后又从不同的方向发动试探性进攻。打退他们并不算太难，但是德军的迫击炮和炮兵火力开始给守军造成损失。

德索布里无视了一道从巴斯托涅发来的要求他向乌法利兹派出侦察部队的命令，因为那得“穿过漫山遍野的德军”。鉴于诺维尔一侧被山丘环绕，他向位于后方巴斯托涅的战斗群指挥部提议，退守诺维尔和富瓦之间的山丘会更有利一些。罗伯茨上校告诉他此事没得商量，不过第101空降师506伞兵团1营已经出发，从巴斯托涅赶来增援他们。在正午之前，德索布里乘吉普车和第506团1营营长詹姆斯·L.拉普拉德（James L.LaPrade）中校会面。拉普拉德完全同意德索布里的建议，即他们要坚守诺维尔的话，就必须拿下前面的山岭。

同第101空降师的其他营一样，拉普拉德的部队缺少武器和弹药，因此第10装甲师的后勤连将他们的卡车装满后开上公路，给伞兵送去他们需要的东西：步枪子弹袋、机枪弹链、手榴弹、迫击炮弹和巴祖卡火箭弹，甚至还有多余的武器。当伞兵营抵达诺维尔时，德索布里让提供火力支援的炮兵营向山脊线开火，在德索布里的谢尔曼坦克火力支援下，伞兵呈扇形展开直插山脊。“他们展开队形穿过野地，”他写道，“小伙子们飞奔着发动进攻，他们不会蒙着头瞎跑，而是跑50米，趴下去，爬起来继续跑。”[34]然而，与此同时德军也策划了一次攻势，所以两边同时“迎头赶上”。一个伞兵连设法抵达山脊线后发现，迎接他们的只有德军坦克和装甲掷弹兵从另一侧发起的反击。1营各连均损失惨重，拉普拉德和德索布里只得让所有人撤回村内，大量重伤员塞满了设于村中的战地救护站。

当晚，拉普拉德和德索布里在诺维尔村学校内的指挥部会面，商讨该村的防务问题。米德尔顿少将已经接到命令，率领他的第8军军部撤到了讷沙托，巴斯托涅的麦考利夫准将向他请示是否可以撤回诺维尔的部队，遭到了米德尔顿的拒绝。正当拉普拉德和德索布里在楼上研究地图时，第10装甲师负责修理损坏车辆的后勤军官驱车前来，并将座驾停在了外面。这样做是严重违反规定的，因为这会暴露指挥部的位置。德军集中了所有炮火对这栋建筑进行轰击，拉普拉德和12名官兵当场阵亡，一身尘土的德索布里头部重伤，一只眼球已经有一半掉出了眼窝。

德索布里被抬上吉普车撤离了诺维尔，在返回巴斯托涅的路上，他们在富瓦村被第26国民掷弹兵师的侦察小队截停。国民掷弹兵见到他伤情严重，慷慨地允许吉普继续前行，德索布里虽然疼痛难忍，还是震惊地发现德军已经切断了诺维尔守军的后路。在富瓦以南，第506伞兵团2营E连在挖掘工事时听见了雾中传来的发动机声响。1排的一个士兵对排长杰克·爱德华·福利（JackEdward Foley）中尉说：“你听，那好像是汽车发动机的声音。”“汽车？”另一名士兵喊道，“见鬼，那是坦克！”恐惧感陡然提升，因为他们看不见“那边是什么”，“你所能做的只有听”。[35]

尽管德索布里幸运地被德军放行了，却再一次遭遇了战争的不幸。巴斯托涅保卫者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之一，就是让第326空降医务连在斯普里蒙（Sprimont）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扎营，此地位于巴斯托涅西北12公里处。当难民仍旧从这里络绎不绝地通过时，他们已经扎下帐篷开始救治首批运抵的伤员了，由于该连的位置过于暴露，一名军医亲自前往巴斯托涅请求麦考利夫准将允许他们转移到镇内。“回去吧，上尉，”麦考利夫说道，“你们不会有事的。”[36]

当晚，当他们正在为严重烧伤的官兵和其他伤员动手术时，德军第2装甲师的一个战斗群突袭了该连驻地。机枪火力从帐篷上横扫而过，打死了许多躺在担架上的伤员。没有任何战斗部队保护他们，美军指挥官除了立即投降外别无选择，德军给了他们45分钟，将所有伤员、装备器械和补给品装上卡车。[37]

德国人押着他们前往乌法利兹，途中德索布里恢复了意识，当他听见有不少人在讲德语时，还以为部队肯定抓了不少德军俘虏。驾车的美军司机残忍地向他解释了真相，德索布里试图说服司机驾车冲出去，但后者不愿意冒这个险。残酷的事实已经板上钉钉，他被俘了。[38]

对第2装甲师的德军来说，缴获了这么多装备和医疗用品，尤其是吗啡，简直是个巨大收获。对于第101空降师而言，这是个不折不扣的灾难，现在他们的伤员注定只能在巴斯托涅恶臭的地下室和军营的车库里遭罪了。那里缺乏医护人员、吗啡和其他药品，条件非常简陋，连公共厕所都没有，在主车库病房内只有一个电灯泡。伤员们“盖着毯子成排地躺在锯木屑上”，那些被认为难以活下来的人躺在离墙最近的地方，“当他们死后，将被抬到作为停尸房的另一栋建筑物里”。[39]

蒙哥马利身处比利时宗霍芬城外自己的战术指挥部内，他的南翼已经打成一片，他却因为无法了解相关情况而深感不安。12月19日清晨，他派出两名年轻的联络官，用“传令官”这种老办法打探战局，再回来汇报。两人由蒙哥马利和布莱德雷的联络官汤姆·比格兰（Tom Bigland）中校伴随，乘吉普车穿过冻雾，驶向霍奇斯中将在斯帕的第1集团军指挥部。

“我们来到了位于酒店内的第1集团军指挥部，”卡罗尔·马瑟（Carol Mather）上尉记录道，“发现那里已经被放弃了。显然这是一次非常仓促的撤退，餐厅的桌子被布置成圣诞宴会的样子，办公室里却空无一人。”[40]此地犹如“玛丽·西莱斯特”号（Marie Celeste，幽灵船），“真相开始浮出水面，德军的进攻比我们想象中要严重得多，各种迹象都表明指挥部撤离时可谓惊慌失措”。他们收集了一些散落在地上的机密文件，以便日后有人质疑此事时能够证明他们确实来过此地。

蒙哥马利没有等待来自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指示，他的参谋军官开始向英国特种空勤团（SAS）和幽灵侦察队发布具体命令，布赖恩·霍罗克斯中将的第30军也接到命令准备移防马斯河。绰号“左轮手枪”（Roscoe）的第29装甲旅旅长查尔斯·巴尼特·卡梅伦·哈维（Charles Barnet Cameron Harvey）准将正在猎丘鹬，接到命令后被立刻召回，并被告知他的旅已经没有“任何能开动的坦克——它们已经尽数交付他人了”[41]。这是真的，当时该旅正在等待接收新型的彗星式坦克，这也是开战5年来，英国生产的第一种堪与虎式坦克和豹式坦克媲美的坦克。哈维被告知把他那些仍然“还能跑”的老旧谢尔曼坦克带回去，全速开往迪南去封锁1940年埃尔温·隆美尔少将曾经夺取过的马斯河渡口。

与此同时，蒙哥马利的传令官穿过“奇怪的空无一人的乡间”，到达了霍奇斯位于列日南部绍德方丹的后方指挥部，并在那里找到了他。“他相当震惊，”马瑟记录道，“对于当前战况给不出任何有用的介绍，他也没有与布莱德雷的第12集团军群指挥部取得联系，联络似乎已经完全中断了。”[42]在比格兰中校取道一条迂回路线前往布莱德雷位于卢森堡的指挥部时，两名英军上尉在路面结冰的公路上尽可能快地开车返回了宗霍芬。

当两名年轻军官叙述他们的见闻时，蒙哥马利“显然吓坏了”。他让马瑟直接开车再去第1集团军指挥部：“告诉霍奇斯，他必须封锁马斯河上的桥梁！”马瑟有个疑问——在霍奇斯不受第21集团军群节制的情况下如何传达命令。

蒙哥马利说道：“你就告诉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坚守列日渡口，无论如何都必须封锁桥梁。打电话给兵站部队，用上能找到的任何障碍物，包括农用马车！他明天全天必须确保桥梁安全，各个行动环节必须有军官进行监督，你可以告诉他这是我说的！”[43]

马瑟还告知霍奇斯，搭乘吉普车的英国特种空勤团和幽灵侦察队将被直接派往各座大桥，英军第30军将全速移防马斯河北岸，封锁通往安特卫普的道路。蒙哥马利坚持要在次日清晨见到霍奇斯。

“如果有可能今天晚上就把他带回来！”艾森豪威尔对于马斯河渡口的态度同样坚定，他已经给李中将的“Com Z”兵站下令，调动所有可用的工兵单位给桥梁安装炸药，并将后方部队拼凑成营级单位送上去。法军也提供了7个营，但是装备和训练都很差劲。

蒙哥马利已经有足够的理由断定，正如他很快就会知道的那样，位于卢森堡的布莱德雷已经无法指挥被切断在德军突出部或者说“凸出部”（Bulge）北侧的美军第1集团军。蒙哥马利让盟军最高统帅部中的英军作训主任约翰·怀特利少将告诉艾森豪威尔，他应该指挥突出部以北的所有盟军部队，而怀特利虽然对这位陆军元帅及其日益增长的权欲不怎么买账，却也感到他这次的要求不无道理。怀特利与艾森豪威尔的情报主任——同为英国人的斯特朗少将讨论了战局，当晚两人一起去拜访了盟军最高统帅部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中将。

刚刚醒来的比德尔·史密斯认为这是英国佬的阴谋，为此大发脾气，他冲着两个“杂种英国佬”（Limey bastards）破口大骂，[44]并直截了当地说他们应该考虑辞职。然而，在沉思了片刻之后，比德尔·史密斯改变了主意，他真正关心的不是霍奇斯的第1集团军指挥部和布莱德雷的第12集团军群的隶属关系，而是担心布莱德雷与其失去联络。史密斯给艾森豪威尔打了电话，讨论赋予蒙哥马利北翼指挥权的问题，并认为这将促使第21集团军群的英军部队投入战斗。

艾森豪威尔对这个建议表示了赞同，部分原因是布莱德雷没有听从他的命令采取一切措施来加强马斯河一线。他开始查阅地图来决定分界线应该划在哪里，最终决定从马斯河上的日韦（Givet）开始，通过巴斯托涅北部，直至德军战线后方的普吕姆（Prüm）。蒙哥马利将指挥该线以北的所有盟军，这样留给布莱德雷的就只有巴顿的第3集团军和即将配属给巴顿的米德尔顿的第8军了。

比德尔·史密斯打电话给卢森堡城的布莱德雷，警告他说艾森豪威尔正考虑把第9集团军和第1集团军交给蒙哥马利指挥。按照史密斯的说法，布莱德雷承认他已经与霍奇斯及其第1集团军失去联系有两三天了。[A7]布莱德雷坦诚地说道：“如果蒙哥马利是一名美军指挥官，我肯定完全同意你的观点，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的。”[45]

第二天早上，艾森豪威尔给布莱德雷打电话确认了他的决定。布莱德雷现在已经是怒火万丈，他说：“看在上帝的分儿上，艾克，如果你这样做，我就无法对美国人民负责了，我辞职。”[46]

“布莱德，是我——不是你——在对美国人民负责，”艾森豪威尔回答说，“因此你的辞职毫无意义。”随后他听到了对方更多的抱怨，最后用一句“好了布莱德，那是我的命令”结束了谈话。

一名身处第12集团军群指挥部的英国皇家空军高级军官描述了电话挂断之后，“铁青着脸”的布莱德雷是如何“一边诅咒着蒙蒂，一边来回踱步的”。[47]讽刺的是，比德尔·史密斯后来发现“蒙哥马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以为布莱德雷对他好感十足，他不知道后者对他忍无可忍”。[48]

这种厌恶实际上发展得更深，布莱德雷将蒙哥马利视作“他所有麻烦的来源”，一名美军参谋军官写道：“他对这个戴着贝雷帽穿着皮衣的小个子男人的厌恶由来已久。”[49]

在他日益加重的偏执情绪中，受到羞辱的布莱德雷将艾森豪威尔的决定视作“对我的一击”[50]。

[1]Peter Schrijvers,The Unknown Dead:Civilians in the Battle of the Bulge,Lexington,KY,2005,54-6.

[2]Peiper,FMS C-004.

[3]V Corps,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55.

[4]TNA WO 311/54.

[5]CSDIC,TNA WO 311/54.

[6]NARA RG 407 290/56/5/1-3,Box 7.

[7]FMS A-924.

[8]Kurt Vonnegut,C-Span,New Orleans,30.5.95.

[9]NARA RG 407 E 427-A（270/65/4/7）.

[10]CBMP,Box 4,USAMHI.

[11]Colonel Walter Stanton,deputy chief of staff VIII Corps,NARA RG 407 270/65/8/2 ML 299.

[12]Diary of Oberleutnant Behman,Maurice Delaval Collection,Box 7,USAMHI.

[13]RWHP,Box 1.

[14]Hauptmann Gaum,3rd Battalion Führer Begleit Brigade,CSDIC,TNA WO 208/3611.

[15]Hans Post,One Man in his Time,Sydney,2002,170.

[16]Ralph Ingersoll,Top Secret,London,1946,162.

[17]CBHD.

[18]Charles B.MacDonald,A Time for Trumpets:The Untold Story of the Battle of the Bulge,New York,1984,420.

[19]Dwight D.Eisenhower,Crusade in Europe,London,1948,371.

[20]D.K.R.Crosswell,Beetle:The Life of General Walter Bedell Smith,Lexington,KY,2010,812.

[21]PP,600.

[22]CBHD.

[23]NARA RG 407 270/65/8/2 ML 299.

[24]CMH 8-3.1 AR.

[25]关于巴斯托涅的情景描述，参阅Tim G.W.Holbert,‘Brothers at Bastogne-Easy Company's Toughest Task’,World War II Chronicles,Winter 2004/5,22-5.

[26]Louis Simpson,Selected Prose,New York,1989,121.

[27]NARA RG 407 270/65/8/2 ML 130.

[28]FMS B-040.

[29]同上。

[30]FMS A-941.

[31]同上。

[32]FMS B-040.

[33]William R.Desobry Papers,USAMHI,and NARA RG 407 270/65/8/2 ML 130.

[34]William R.Desobry Papers,USAMHI.

[35]Holbert,‘Brothers at Bastogne-Easy Company's Toughest Task’,22-5.

[36]George E.Koskimaki,The Battered Bastards of Bastogne:The 101st Airborne in the Battle of the Bulge,New York,2007,113.

[37]CMH Medical,409-14.

[38]William R.Desobry Papers,USAMHI.

[39]CMH Medical,414.

[40]Carol Mather,When the Grass Stops Growing,Barnsley,1997,284-7.

[41]同上,286。

[42]同上,287。

[43]同上。

[44]Crosswell,814.

[45]CMH SC,378.

[46]Kenneth Strong,Intelligence at the Top,London,1970,226.

[47]Coningham,FCP SC.

[48]Bedell Smith,FCP SC.

[49]Ingersoll,205.

[50]Chester B.Hansen Collection,Box 42,S-25,USAMHI.

[A1]原文有误，这是个以讹传讹的故事。在攻击斯图蒙的战斗中，根本没有出现虎王坦克，距离这里最近的党卫军第501重装甲营1连的1辆虎王坦克（编号104）由于缺油停在拉格莱茨镇外作为固定火力点使用。当天德军唯一损失的1辆虎王坦克（编号222）是在斯塔沃洛镇内的战斗中被打坏的。——译者注

[A2]严格说来是美军重新控制了斯塔沃洛镇在昂布莱沃河北岸的部分，并炸断了唯一的桥梁。——译者注

[A3]原文有误，错写成了第741坦克营，而该营当时属于美军第2步兵师，在北肩角的双子镇战斗。在斯图蒙和拉格莱茨同派普战斗群血战的应该是配属第30步兵师的第743坦克营。——译者注

[A4]在大部分关于此次会议的记录中，巴顿显然说的是12月21日上午，但巴顿在自己的日记里把时间写成了12月22日。很难判断是应该相信巴顿的原话，还是他后来意识到艾森豪威尔所说的（准备充分之后在22日发起攻击）是正确的，才在日记中更改了日期。参阅PP,p.599。——作者注

[A5]布莱德雷的回忆录里关于此次会议的内容可不是这么说的，他说自己向艾森豪威尔详细介绍了巴顿的反击计划，艾克同意在他的密切监督下发动进攻，为了确保攻击犀利，攻击时间可以推迟到23日甚至24日。——译者注

[A6]根据艾森豪威尔的儿子约翰在《苦林》（The Bitter Woods）一书中的说法，上述对话发生在巴顿离开会议室给他的指挥部打电话时，当时艾森豪威尔亲自将他送到会议室门口，会议还没有完全结束。——译者注

[A7]按照布莱德雷的说法，通信联络根本不成问题，他一直和霍奇斯、辛普森保持着紧密的电话联系，以防万一，他还预设了备用线路。他只承认自己没有直接告诉史密斯他还控制着部队，也没有为霍奇斯的表现进行辩护。——译者注

第13章　12月20日星期三

午夜时分，卡罗尔·马瑟上尉再次离开蒙哥马利的指挥部前往霍奇斯中将的第1集团军，这项“极其微妙”[1]的任务让他感到惴惴不安。由于路面结冰和为甄别斯科尔策尼别动队的哨卡所累，路上用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头顶不时有V-1飞弹划过夜空向列日飞去。抵达绍德方丹的第1集团军指挥部后，一名宪兵直接将他带往霍奇斯独断专行的参谋长威廉·基恩少将的起居室，许多人认为基恩才是真正的集团军指挥官，身着睡衣的他肩膀上裹着毯子，正在打电话。

马瑟呈交了蒙哥马利的亲笔信，基恩顿了一下，拿起电话听筒接通了蒙哥马利的参谋长弗雷德·德甘冈少将，核实了情况后，他们一起走到隔壁去叫醒霍奇斯。马瑟描述了肩上同样裹着毛毯的第1集团军指挥官坐在床上阅读蒙哥马利信件的情景，他感觉霍奇斯对事情“完全一无所知”[2]，什么问题都要问基恩。“在马斯河渡口这么重要的问题上，”马瑟写道，“霍奇斯将军只字未提。他暗示没有什么非常重要的事需要或即将需要关注。”[3]

困乏不已的马瑟天亮前回到了蒙哥马利的指挥部，陆军元帅正坐在床上喝茶，随后听取了马瑟的报告，他打算在当天晚些时候会见霍奇斯，但在此之前先要弄清德军的突破情况到底如何。包括2名派驻其指挥部的美军军官在内的5名联络官立即乘吉普车出发了，为了御寒，他们穿上了新的浅褐色帆布做的坦克兵夹克，但这又让哨卡上本就紧张兮兮的美军士兵更加疑神疑鬼了。

12月20日清晨，蒙哥马利接到了艾森豪威尔的电话。按照通话时正在蒙哥马利身旁的英军第2集团军指挥官迈尔斯·克里斯托弗·邓普西（Miles Christopher Dempsey）中将的回忆，简短的谈话内容如下：

“蒙蒂，我们遇到了点儿麻烦。”

“我知道了。”陆军元帅回答道。

“你接管北面怎么样？”

“没问题。”[4]

蒙哥马利的车队驶向绍德方丹，打算去整顿秩序，马瑟的报告让他确信霍奇斯已经濒临崩溃。他的参谋军官描述说当时的场面令人难忘，元帅“如同基督来洁净圣殿”[5]一般来到第1集团军指挥部，尽管我主耶稣并不会出现在摩托车开道、挂着三角信号旗的墨绿色劳斯莱斯轿车之中。

虽然马瑟上尉是蒙哥马利最为忠心的副官，但也感到元帅抵达目的地后无视那些美军将领，将他们撇在一边毫无必要。他自顾自将携带战报赶来的联络官召集到一起，众人就挤在铺着地图的吉普车引擎盖旁边，蒙哥马利询问道：“情况如何？”霍奇斯中将和第9集团军指挥官辛普森中将只能在一旁尴尬地看着，马瑟写道：“那天他这样做有点不太合适。”[6]

现在蒙哥马利已经接管了从马斯河上的日韦到普吕姆一线以北的所有盟军部队，同时他也在密切关注着霍奇斯。[7]返回驻地后，蒙哥马利打电话给比德尔·史密斯，说作为一名英国军官，他不愿意解除一名美国将军的职务，但是艾森豪威尔应该考虑一下此事[A1]，比德尔·史密斯要求这事过24小时再说。次日蒙哥马利又发来电文称，虽然霍奇斯不是他会提拔的那种人，但此事还是维持现状为好。比德尔·史密斯也持这样的观点，他认为霍奇斯是“我们这边意志力最薄弱的指挥官”[8]。

布莱德雷后来宣称，蒙哥马利和盟军最高统帅部夸大了危险，以达到剥夺他指挥第1集团军的目的。但当时形势似乎万分危急，霍奇斯几近崩溃，基恩少将已经接管了指挥权。即便是基恩也在第二天说，不知道到了星期五，“我们是坚守在阵地上，还是被迫退守诸如马斯河这样的防线”[9]。

布莱德雷显然后悔选择卢森堡这座城市作为他的前进指挥部，现在感觉自己进退两难，正如他对汉森所说，这不仅仅是面子问题。如果他撤出，卢森堡人就会相信他们被抛弃了，被美国人扔给德国人随意报复。而且虽然布莱德雷试图淡化敌军攻势的威胁，他自己的参谋军官却非常认真地对待此事，其中一人写道：“我们已经将铝热剂手榴弹塞入最机密的文件中，只要一看见穿田野灰制服的人越过山丘就毁掉它们。”[10]但他们都不知道的是，约德尔大将已经说服希特勒将卢森堡城排除在秋雾行动的目标之外了。

不管怎么说，卢森堡的首都已经被坚守突出部南肩角的美军第4步兵师牢牢地守住了。战斗期间，该师师长巴顿少将即便不是最早，也是非常坚定地宣布：“对付这些德国佬的最好方式，就是狠狠地打击他们。”[11]巴顿拒绝让他的炮兵营后撤，后者的任务是持续炮击绍尔河上的桥梁，他确信这些炮兵营已经得到步兵的良好保护。炮击阻止了德军将他们的重武器，尤其是反坦克炮送达前方，因此他们未能有力地反击赶来支援第4步兵师的第10装甲师所部。

和科塔少将的第28步兵师一样，巴顿用加强连防守关键村落，以此封锁十字路口。詹姆斯·索耶·勒基特（James Sawyer Luckett）上校的特遣队与左翼的第9装甲师所部一起被逼退至施瓦茨恩茨山谷，但是牢牢地守住了米勒塔尔（Müllerthal）村，挫败了德军突入该师后方地域的努力。

在施瓦茨恩茨山谷东侧半山腰上的贝尔多夫村，一支小小的混成部队已经在村内外战斗了3天，其中包括来自第10装甲师的250人、第4步兵师12团1营B连和2营F连。在德军猛烈的攻势下，他们的弹药几乎消耗殆尽，许多伤员需要后送。德军在火箭炮和火炮支援下发动的三次进攻均被击退，但正如这支小部队所担心的，他们可能撑不过下一轮攻势了。2辆谢尔曼坦克和3辆半履带车组成的车队带着弹药和补给品突入该村，接走了一些重伤员，随后贝尔多夫村的坦克指挥官，第11坦克营C连连长史蒂夫·兰（Steve Lang）上尉接到了撤退命令，每辆坦克搭载15名步兵——“4人在里面，11人攀附在外面”[12]。为掩盖坦克开动时的噪音，美军炮兵进行了猛烈射击，最终这支小部队设法在德军察觉之前逃出生天。

12月20日，德军在美军防线前沿地区发动的攻势开始减弱，巴顿麾下的第3军陆续赶来，这意味着第212国民掷弹兵师和第276国民掷弹兵师无法再向南推进了。只是由于雾气浓重，美军才没有发动反击，南肩角稳固的防御使得德军缺乏机动空间，因此第3集团军可以集中力量打击巴斯托涅包围圈。

虽然备受流感折磨，海明威仍然渴望赶上这场大战。他设法来到查尔斯·拉纳姆上校位于罗当堡（Rodenbourg）附近的第22步兵团团部，这座房子属于一名疑似德国同情者的牧师。痛饮了酒窖里的圣餐酒之后，海明威非常兴奋，他用自己的尿液重新灌满了那些酒瓶子。他宣称自己给它们贴上了“海明施泰因城堡1944”[13]（Schloss Hemingstein 1944）的标签，结果后来还误饮了其中的一瓶。

德国人发现他们的突出部太狭窄了，而且道路网还被巴斯托涅钳制。装甲教导师师长拜尔莱因中将和第26国民掷弹兵师师长科科特上校都争辩说，即使没能迅速夺取巴斯托涅，接下来那里的守军肯定会被整个军的压力粉碎，但是第47装甲军军长冯·吕特维茨上将接到严令，让他的2个装甲师绕过巴斯托涅直扑马斯河。

当第116装甲师接到命令转向西北时，它对德军冲向马斯河的行动并没有什么帮助。这“导致大量时间被浪费”[14]，师长西格弗里德·冯·瓦尔登堡少将写道，还为过度拥挤的道路平添了混乱，他坚称这个决定“成为对该师的致命一击”。

位于巴斯托涅以北诺维尔的伞兵和第10装甲师的混合部队，遭到从雾中冲出的德军坦克和装甲掷弹兵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他们知道身后的道路已经被另一支德军部队切断，但是并不知道第506伞兵团2营已经被击退至富瓦以南，这将大大增加他们逃生的难度。雾气在上午晚些时候逐渐消散，德军第2装甲师的坦克从高地向守军开火。当终于与被围困在诺维尔的守军恢复无线电联络后，麦考利夫准将告诉他们准备突围，他必须在拯救或者失去这些部下之间做出抉择，因此他决定违背米德尔顿少将不准把他们撤回来的命令。麦考利夫告诉第506伞兵团团长罗伯特·弗雷德里克·辛克（Robert Frederick Sink）上校，让他派部队重新向富瓦发起突击以打开道路，战斗中德军坦克向富瓦以南的树林持续射击，伞兵们被压得抬不起头来。第506伞兵团2营E连缺乏反坦克武器，但幸运的是德军坦克一直没有对他们发起真正的进攻。[15]

诺维尔的守军即将撤退时，恰逢雾气再次袭来，步兵徒步撤离，伤员和拉普拉德中校的遗体被装在半履带车上，谢尔曼坦克则尽可能搭载更多人，地狱猫坦克歼击车负责殿后。工兵按计划来到教堂，炸毁塔楼以阻塞道路。但当车队抵达富瓦时，打头的半履带车装甲挡板突然落下，干扰了司机的视线。他急忙踩下刹车，结果紧随其后的所有半履带车都发生了追尾：这就给了他们侧翼上的3辆德军坦克打固定靶的机会。头车燃起大火，一名位于纵队后方较远处的士兵后来描述道：“前方的雾气都变成了橙黄色。”当德军向车队倾泻火力时，乘员纷纷跳车，这名士兵从壕沟里向外望去：“公路和沟渠中到处都是尸体，其中一些尸体就挂在车辆外侧，他们还没来得及找到掩护就被射杀了，我们的卡车和半履带车要么起火燃烧，要么被撕成了碎片。”[16]

伞兵操纵着一辆谢尔曼坦克开火射击，击毁一辆德军坦克后其余两辆迅速撤退了，直到此时混乱才得以平息。[17]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德索布里和拉普拉德的部队已经在坚守诺维尔的过程中损失了212人，以及15辆坦克中的11辆。[A2]

事实证明，特洛伊·米德尔顿少将坚守巴斯托涅外围地域的决定代价不菲，但美军突然从诺维尔撤退似乎鼓舞了吕特维茨，让他相信巴斯托涅将唾手可得。科科特上校宣称吕特维茨上将于当天早上视察了第26国民掷弹兵师位于瓦尔丹的师部，他说：“第2装甲师已经夺取了诺维尔，敌军正向南逃窜，第2装甲师正稳步追击。富瓦的陷落——如果还没发生的话——也不会远了，在夺取富瓦之后，第2装甲师将奉命转向西方并冲入开阔地带。”

身材高大、胡须刮净、脸盘宽阔、戴着单片眼镜的装甲兵上将吕特维茨非常自信，装甲教导师已经夺取了巴斯托涅东南边缘的马尔维（Marvie）。[A3]他后来不遗余力地宣称，自己敦促过第5装甲集团军先夺取巴斯托涅，拜尔莱因也相信了他的说法。[A4]

科科特则辩称，让第2装甲师调转方向的决定是无法夺取巴斯托涅的重要原因，他责备第5装甲集团军和第47装甲军作战思路不清：“巴斯托涅占领了吗？还是仅仅包围巴斯托涅，然后抵达马斯河？”[18]只有第2装甲师从北侧和西侧进攻，装甲教导师和第26国民掷弹兵师主力从西南进攻，才能清除这个“脓肿”或者说“腹部的溃疡”。但事实上，即便曼陀菲尔自己也很少言及此事，元首大本营不能容忍对计划做任何变更。[19]

第二天的命令已经下达，第2装甲师和装甲教导师主力将向西推进，留下第26国民掷弹兵师和装甲教导师第901装甲掷弹兵教导团独自包围并占领巴斯托涅。“我师毫不隐瞒地表达了自己的怀疑。”科科特写道，但是吕特维茨驳回了他的意见，显然就“一个空降师之一部”和“那些在乌尔河遭受重创后，跑到巴斯托涅避难的敌军师残部”来看，巴斯托涅的美军实力不可能很强。军部显然也相信“据战俘交代，巴斯托涅镇内守军的战斗力有限”这样的说法。[20]

第26国民掷弹兵师表示，此时第5伞兵师的主力还被拖在维尔茨河谷中无法参战，我师在奉命进攻巴斯托涅时需要炮火支援，起码要给点时间重新部署此前掩护南翼的第39燧发枪兵团。科科特对吕特维茨的乐观感到困惑，他的2个团没有在富瓦—比佐里一带找到美军的任何薄弱环节，该师的其他部队被派到巴斯托涅以南的吕特布瓦（Lutrebois）和阿瑟努瓦（Assenois），以便从南方对该镇发动进攻，但是透过薄雾的空隙，他发现美军车辆正从内弗向南驶往马尔维。在北面，“瓦尔丹以西的林区中，沉闷的交火声清晰可闻，除了迫击炮弹的爆炸声外，德军机枪的急促射击声和美军机枪较慢的射击声也清晰可辨”[21]。公路和林间小路上遍布弹坑车辆难以通行，因此士兵只能将他们的重武器从车上卸下来，以人力推动车辆前行。

13点前后，美军炮兵观察员发现位于瓦尔丹的第26国民掷弹兵师师部周围有车辆集结，根据科科特的报告，美军炮兵营对村子的齐射“给人员装备的集结造成了毁灭性影响”[22]。当天下午，他得知师侦察营在穿过南边的通往阿尔隆的公路时与敌军发生接触。巴斯托涅以南公路和小道上的混乱已经无法避免了，装甲教导师的车辆与第26国民掷弹兵师都在试图向西推进，现在第5伞兵师的一支先头部队也加入进来，但他们都陷入令人绝望的混乱之中。当几辆车接连抛锚后，第5伞兵师的年轻士兵只好拖着它们前进。

科科特的一个掷弹兵营设法沿铁路线在巴斯托涅东北方向完成突破，由于地处第506伞兵团和第501伞兵团的交界处，守卫此处的美军只不过是一支加强巡逻队。这支巡逻队的抵抗迟滞了国民掷弹兵的推进，富瓦以南的两个美军伞兵团长——辛克上校和尤厄尔中校的反应都很迅速，各派出一个连去封锁突破口。很快他俩就发现德军比自己估计的要多，必须投入更多部队，令那些刚从诺维尔逃出来的部队觉得难以置信的是，他们也不得不投入封堵突破口的战斗，这场战斗一直持续到次日。

天黑后不久，装甲教导师对內弗地区的另一次攻势很快就遭到了美军密集炮火的痛击。麦考利夫手头有11个炮兵营可用，除了四个第101空降师的师属炮兵营外，其他都是撤到巴斯托涅地区的友军炮兵营，其中包括两个完全由黑人组成的炮兵营。[A5]有三个炮兵营装备的是155毫米榴弹炮，这样他就有了总计约130门火炮，不过弹药短缺的问题很快就会出现。第705坦克歼击营的地狱猫坦克歼击车用车载机枪向德军喷吐成串的曳光弹，第501伞兵团3营所有的自动武器也火力全开，困住了在开阔地上行进的第902装甲掷弹兵教导团1营和2营，照明弹发出的致命光芒使他们在黑暗中暴露出来。在这次夜间进攻中，带刺铁丝网放慢了德军突击的脚步，这场大屠杀令人毛骨悚然，第二天天亮后展现出一幅可怕的景象，趴在铁丝网上的尸体好似被超级风暴凌虐过的稻草人。

在巴斯托涅西南约30公里处的讷沙托，米德尔顿少将正在第8军军部内焦急地等待着巴顿从南面发动的反击。第4装甲师B战斗群已经抵达了位于巴斯托涅和讷沙托正中间的沃莱罗西耶尔（Vaux-lez-Rosières）村，让第3军军长约翰·米利金（John Millikin）少将左右为难的是，米德尔顿的军部等不及巴顿约定的总攻，命令第4装甲师B战斗群派出一支特遣队立即北上。巴顿闻讯后很是恼火，下令召回这支部队，无论如何，这样一支小部队能否确保公路不失还值得商榷，但一些历史学家相信，如果这样做，可以大大减少后来美军向北推进过程中官兵和坦克的损失。不管怎么说，当天晚上，就在麦考利夫结束与米德尔顿的会面返回巴斯托涅后不久，从该镇南下的道路就被切断了。当时该镇还没有被完全包围，但大部分人都觉得此事在劫难逃了。

对第101空降师的空降兵来说，被敌军包围已经被当作任务的一部分。既是诗人也是通信兵的路易斯·辛普森被派往后方的营部执行任务，途中他路过一辆谢尔曼坦克，看到第10装甲师的装甲兵中士正“漫不经心地坐在炮塔上，就好像坐在一匹马的马鞍上一样”，路旁50码外，一辆德军坦克正在熊熊燃烧。他问这名中士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想从这过去。”中士不耐烦地回答道，然后就把脸转向了别处。辛普森想到了这样一个事实，此地是他们连阵地的后方，如果这位“没个正形”的中士没有率先开火，他们连的后路就要被切断了。“我在博罗季诺（Borodino）见到托尔斯泰（Tolstoy）中士，当时他正叼着烟斗指挥炮兵连的射击。战争正是通过这些士官才得以正常运转，他们并不把自己视为战争的主角，但他们总在执行那些平凡却伟大的任务，而一旦未能顺利完成任务就会遭到斥责，对此他们已经习以为常。”

辛普森在营部听说他们现在已经被包围在巴斯托涅一带，当他返回自己位于积雪中的散兵坑时，邻近战友的声音传来：

“欢迎回来！有什么消息吗？”

“我们被包围了。”

“这有什么新鲜的？”[23]

第1集团军和蒙哥马利的指挥部对圣维特一带的形势缺乏清楚的认识，蒙哥马利本能地意识到，要在哈斯布鲁克的部队被消灭前将其撤回，但是骄傲的美军不愿意放弃地盘，第1集团军想要将第82空降师前调来增援守军。12月20日中午，就在他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基恩少将接到了来自圣维特的信件，哈斯布鲁克在信中描述了他们艰难的形势。他的马蹄形战线从波图延伸至圣维特西北，然后折向西南延伸至古维（Gouvy）火车站，随着第116装甲师向乌法利兹推进，他的南翼和后方现在已经完全暴露出来。

蒙哥马利确信圣维特的防御已经很好地实现了其意图，现在威胁出现在更西面的地方，3个德军装甲师正朝着马斯河推进。他同意让第82空降师继续朝萨尔姆河推进，但那也只能帮助哈斯布鲁克的部队通过维尔萨姆和萨尔姆城堡之间的缺口脱离战斗。

当天下午，该师的第504伞兵团向舍纳推进，把守此地的是派普战斗群所属的第84空军高炮营的十多辆自行高炮车，党卫军第2装甲掷弹兵团3营11连，还有另一支战斗群所属的党卫军第2装甲掷弹兵团2营6连一部。第504伞兵团团长鲁宾·亨利·塔克（Reuben Henry Tucker）上校派出1营B连和C连穿过浓雾发起进攻，遭到德军机枪和20毫米高射炮的猛烈打击，进攻部队被压制在开阔地上蒙受了惨重损失，直到夜幕降临后才撤回到身后的树林里。闻讯后塔克命令他们恢复攻势，进攻部队在夜色中设法抵近了村子，却为横跨田野的带刺铁丝网所阻，结果他们暴露在更为密集的火力下，剪铁丝网的士兵被各个方向上的火力射杀。就在进攻即将陷入困境时，乔治·沃尔什（George Walsh）上士大喊道：“让我们干掉这些狗娘养的！”

仅有少数人冲到了村子边缘的路障边，一个士兵设法将手榴弹投进一辆半履带高炮车，另一个士兵割断了炮手的喉咙。两个连共伤亡232人，其中23人当场阵亡，他们的行动堪称英勇，但是塔克野心勃勃的决策造成了令人震惊的无谓伤亡。第二天，他做了本应该先做的事——将3营派到了村子侧翼。战至下午，3营以相对较小的伤亡拿下了舍纳村，伞兵们缴获了14辆自行高炮车、6辆半履带车和几门自行火炮。[24]

12月20日，圣维特一带的战斗达到了高潮，莫德尔和曼陀菲尔迫切希望以一次全面攻势夺取该镇。德军投入了被盟军称为“尖叫的米妮”的多管火箭炮进行轰击，火箭弹的呼啸声听起来就像是疯狂尖叫的毛驴，它们的目标是美军的迫击炮掩体，这些凶残的迫击炮给国民掷弹兵营造成了重大伤亡。在猛烈的炮火下，许多美军士兵蜷缩在散兵坑坑底，反复诵念着圣经《旧约全书》中《诗篇》第23篇，作为“在死亡之谷的阴影里”让自己冷静下来的咒语。

能见度“仍然非常差”，哈斯布鲁克报告说，“敌军从北面、东面和南面发动了21次进攻，坦克在步兵的伴随下从各个方向逼近”。仅20日一天，美军5个野战炮兵营就发射了近7000发炮弹，“唯一能够补充弹药的方式就是在前线搜寻被放弃的弹药库……第434自行火炮营甚至报告说发射了一些旧的宣传弹（用来发放传单），这样做仅仅是为了让德国人不断听到炮弹的呼啸声”[25]。

警卫旗队师的党卫军装甲掷弹兵在一次进攻[A6]中把一辆缴获的美军半履带车部署在纵队前列，希望以此迷惑守军，但是谢尔曼坦克和巴祖卡小组把他们都干掉了。“我们向每个人强调”，第38装甲步兵营作训参谋博耶少校写道，在圣维特周边林区的战斗中“‘没有弹药可以浪费——每一颗子弹必须消灭一个敌人’，必须要等德军接近到25码以内才能开火”[26]，这道命令还被用以阻止官兵过早开火暴露自己的阵地。

奥托·雷默上校的元首卫队旅最终执行了命令，开始沿着比林根通往圣维特的道路进行试探性进攻，考虑到美军抵抗“过于激烈”，雷默将他的旅移往北侧，进入博恩以南的密林中。他决定夺取向西通往维尔萨姆的主干道，但当他随后被告知返回向南进攻时，感觉自己被极大地冒犯了。雷默宣称自己的坦克燃料不足，但是他接到的任务目标——攻占下艾美尔斯（NiederEmmels）和上艾美尔斯（OberEmmels）这两座双子村——距该旅当时的位置不过5公里远。[27]

当晚炮火平息之后，哈斯布鲁克的部下听到了坦克的声响，他们几乎可以肯定德军正在准备于次日黎明时分发动一场更大规模的猛攻。

派普战斗群面临着各个方向上的攻击，他从斯图蒙以西撤回了外围部队，随后放弃了该镇，掉头去反击美军第30步兵师117团。派普为得不到师里的支援而愤懑不已，他后来宣称，当时他被告知除非上报自己的燃油状况，否则就别想再得到一滴燃料。无线电联络业已中断，直到昨夜一名警卫旗队师的军官设法穿过战线，带来一部功率更大的新电台后才得以恢复。派普得知师里已经派党卫军第2装甲掷弹兵团1营前去打通道路，该部有架桥设备。

黎明前，他们在机枪和坦克火力掩护下走入“齐脖深”的水流湍急、正在冻结的昂布莱沃河。随着发射到空中的照明弹发出闪亮光芒，蜷伏在俯瞰河流的村舍窗户下的美军第117步兵团1营A连官兵，瞄准正在涉水渡河的党卫军工兵和装甲掷弹兵猛烈开火，一名德军后来说“这些杂种兴奋得很”。美军被从河边的房子里赶出去3次，得到B连增援后又杀了回来，“他们被坦克和直射火力赶出来，步兵又先后杀回去3次，终于赶走了党卫军”。[28]

派普的装甲掷弹兵继续肆意屠戮平民，他们“在街道附近无端地”杀害了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随后又让9个人站在房子的外墙下予以射杀。一名搭乘装甲车的党卫军士兵“将机枪子弹尽数倾泻到一栋房子里”，只是为了杀死一个14岁的男孩。杀戮盛宴继续进行，但是一些尸体直到几天后才被发现。比利时平民在通往三桥镇的路边农舍中被杀害：5人头部中弹，一名妇女死在了自己床上。12月19日傍晚，20名小镇居民被枪口指着强行带出地下室，在一道篱笆旁边被射杀，多数为妇女和儿童。总计有130多个平民在斯塔沃洛镇以及周边地区被杀害，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年轻男性为了躲避对9月份抵抗组织袭击撤退德军的报复，或是害怕被抓到德国当劳工，都已经逃到马斯河西岸去了。武装党卫军宣称此番杀戮是在报复游击队对他们的暗枪冷炮，[A7]然而这是没有事实依据的。[29]

11点15分，警卫旗队师的部队再次尝试在河对岸建立桥头堡，装甲掷弹兵游泳或涉水过河。许多人在水中就丧命于猛烈的步枪和机枪火力，尸体顺流而下，只有少数人抵达河北岸，很快也被消灭了。党卫军第1装甲侦察营2连在工兵和2辆虎王坦克的支援下，从西面向斯塔沃洛发起进攻，将第117步兵团1营逼退了约100米，此后美军在猛烈的炮火支援下顽强坚守，C连还在坦克支援下进行了反击，双方反复争夺镇西边的建筑，直到傍晚4点左右交火才逐渐结束。[30]

派普此刻还面临着另一个方向上的威胁。当天早上，第3装甲师B战斗群从斯帕出发，经由林间小道抵达了昂布莱沃河谷。威廉·B.洛夫拉迪（William B.Lovelady）中校指挥的特遣队由第33装甲团2营、第36装甲步兵团2营E连、第23装甲工兵营D连1排和第33装甲团侦察连1排组成，穿过树林来到拉格莱茨和三桥镇之间的路段，在那里出其不意地摧毁了一队有突击炮和步兵护送的德军运油车队。

派普战斗群的绝望处境并不只是由于美军第30步兵师、几个坦克营和工兵营的抵抗造成的，美军在埃尔森博恩岭以东的有力抵抗也阻止了警卫旗队师和党卫军第12装甲师对派普的支援。党卫军第2装甲军麾下的党卫军第9装甲师已经开始与党卫军第1装甲军平行推进，按计划党卫军第2帝国（Das Reich）装甲师应该紧随其后，然而几条仅有单车道的道路实在拥堵，他们只好寻找更靠南的路线。

第6装甲集团军将这些失败归咎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仅有的道路“大部分路段皆因泥泞无法通行”[31]，在许多地方泥浆与车轴一样深。然而，事实上是美军第1步兵师坚守比特根巴赫才阻止了党卫军第1装甲军使用北面状况更为良好的道路，从而导致党卫军第12装甲师和第12国民掷弹兵师在埃尔森博恩岭南翼陷入苦战。与此同时，第3装甲掷弹兵师和第277国民掷弹兵师从东面发起的进攻，在罗赫拉特—克林克尔特这座双子村和维尔茨费尔德被终结。美军第2步兵师发现“在近乎连续不断、极为猛烈的敌军炮火下，电话线几乎刚一铺设好或修好就会被立即炸断，通信联络主要依靠无线电”[32]。

埃尔森博恩营地是那种典型的军营，军官住处位于正门附近，四周环绕着平房营舍、车库和军火库。营地坐落于贫瘠丘陵之间，暴露在炮火的射程内，营房内住满了筋疲力尽、肮脏不堪、胡子拉碴的溃兵，他们在这里吃些东西，短暂休息后会被送回前线。伤员在进一步后送之前会先在这里得到医药和救治，位于韦姆的第47转运医院已经被及时转移。士兵们发现了那些他们原以为已经命丧沙场的伙伴，然后相互询问还有谁生死未卜。党卫军部队杀害伤员、处决俘虏的故事四处流传，恰逢博涅路口大屠杀的消息传来，美军抵抗到底的决心有增无减。埃尔森博恩村里到处都是难民，美军变得疑心重重，将其视作潜在的德国支持者，但直到圣诞节撤离此地之前，他们在德军炮火下的命运并不比待在自家农场或屋子里面好上多少。

在埃尔森博恩岭东侧，第2步兵师和第99步兵师残部发现几乎无法在山丘的岩石地基上挖掘工事，因此他们将木制弹药箱装满泥土，用从兵营锯下来的门板遮盖自己的散兵坑。担架不足，他们就从埃尔森博恩营地弄来几具，尽管这些担架上仍然沾着鲜血，焐热后味道不怎么好闻。在无遮挡的丘陵上，泥泞和雨雪让身着潮湿制服的官兵们瑟瑟发抖，所以他们采用土方法加热自己的散兵坑，有的用罐子装上浸透汽油的泥土点着，还有的在油罐中燃烧树枝，将罐底挖个洞当作炉门。小发明能够遮挡火光，但是这些散兵坑住户的胡子拉碴的脸很快就被熏得黑乎乎、油腻腻的。许多人用顶盖把散兵坑封得严严实实，确保温暖的热空气不外溢，有的人还给自己的炉子加装了防水盖，没想到在此过程中竟有数人窒息而亡。身后的野战炮群就在他们头顶齐射，震耳欲聋的炮声几乎让所有人都觉得头痛，不过己方大炮开火时的噪音并没有令官兵们觉得有啥大不了的，此前数日中敌军炮火的轰鸣都未能让他们畏缩不前。[33]

他们要再次面对第3装甲掷弹兵师，该师的总兵力仅相当于一个大型战斗群，还有已经在先前的战斗中精疲力竭的第277国民掷弹兵师。这两支部队对罗赫拉特—克林克尔特北部发动进攻，穿过被德国人称为“谢尔曼之角”的十字路口，此地因几辆炮管低垂的谢尔曼坦克残骸而得名。但他们爬上不大的施瓦姆山谷时就被美军的猛烈炮火打垮了。“来自埃尔森博恩地区的敌军炮火极其猛烈，”装甲掷弹兵指挥官写道，“所有通往前线的道路和集结地都被炮火覆盖，我们的所有进攻都止步不前。”[34]

埃尔森博恩岭为美军提供了完美的射击阵地，这里有16个装备了155毫米和105毫米榴弹炮的野战炮兵营，以及7个装备了4.5英寸M1加农炮和203毫米重炮的军属炮兵营，远程炮兵连能够炮击16公里外德军战线后方的村庄和十字路口。当自家的房子在炮击中颤抖时，不幸卷入战火的比利时平民只能在地下室里啜泣和祈祷，“农民们学会了在清晨最短暂的宁静时段里照料他们的牲畜，这段时间很快就被称为美国人的茶歇”[35]。在战火肆虐的时候根本不可能掩埋死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被毯子裹着停放在本地的教堂里，圣诞节前两天突然降温，地面冻得硬邦邦的，根本无法挖掘坟墓。

12月21日黎明前，德军对多姆比特根巴赫一带的美军第1步兵师26团防线发动了南翼规模最大的一次攻势。在30多辆坦克和突击炮的支援下，党卫军第12装甲师25装甲掷弹兵团3营和党卫军第26装甲掷弹兵团3营投入了战斗。一名比利时农夫目睹了20多名疲惫的年轻德国士兵，哭哭啼啼地被强迫他们投入战斗的士官从比林根的地下室里拖出来，这些士兵的年龄仅在15至17岁之间。

总计有12个美军炮兵营和一个4.2英寸迫击炮营对第1步兵师的防御阵地进行火力支援，炮弹如同“钢铁暴雨”[36]般落下。即便如此，仍有一队党卫军第12装甲师的坦克突入第26步兵团的右翼，开始“熨平”前沿阵地上的散兵坑，一辆辆坦克从上面驶过并向工事内射击。

亚瑟·库奇当时正在营部附近操纵一门60毫米迫击炮，他后来写道：“很快我就注意到坦克炮弹沿着机枪射出的曳光弹弹道从我头顶上飞过，那天晚上有雾，所以我最初看不到德军坦克，但当天开始放亮时，可以看见一些德军坦克在我阵地前方约200米处开动。迫击炮弹很快就打光了，于是我通过无线电请求营部再送一些炮弹来，而营部在我左侧约400米外的庄园建筑里。让我惊喜万分的是，很快就有2个人带着一车炮弹从营部赶来。德军坦克似乎知道我们有迫击炮阵地，但视线为浓雾所阻，有人打电话来说我们的一门迫击炮命中了一辆德军坦克，而且将它打坏了。又过了几分钟，我看见一辆德军坦克在我方战线行驶并对散兵坑进行扫射。我不停地开火，生怕如果不能阻止他们的话，德军步兵将很快推进至距我阵地200米处。我从电话里得知，德军坦克已经冲入营部了。”[37]

这些坦克中有几辆被反坦克炮和谢尔曼坦克击毁，但直到一个装备了90毫米高初速主炮的M36坦克歼击车排抵达后，这次攻势才被最终粉碎。党卫军第12装甲师蒙受了极其惨重的损失，据墓地登记单位统计，有782名德军阵亡，第26步兵团伤亡了250人。[38]

德军又对山岭发动了更多攻势，但伦德斯泰特和莫德尔都清楚，不论是在北面的蒙绍一带——现在那里的守军已经得到了美军第9步兵师增援，还是在至关重要的埃尔森博恩岭当面，希特勒偏爱的第6装甲集团军都没能完成自己的任务。集团军指挥官塞普·迪特里希既愤怒又满腹牢骚，觉得自己不应该为元首的失望而受到责备。

阿登攻势开始之初，第21集团军群的数名英国军官就受到了比利时友人的取笑，后者调侃说比利时抵抗组织正准备把他们都藏起来。当英国人回答说没必要这样做，一切尽在掌控之中后，比利时人嘲讽道：“1940年的时候你们就是这么说的，第二天就丢下我们跑了。”[39]蒙哥马利绝不允许此类事情再次发生。

12月19日17点30分，就在蒙哥马利从艾森豪威尔手中接过北线指挥权的前一天，他命令布赖恩·霍罗克斯中将的第30军去保卫马斯河渡口。[40]位于比利时布吕赫（Bruges）的第61侦察团“加满弹药、装满油箱、满载物资后驶入黑夜之中”[41]，在得到一支反坦克部队的加强后，一个中队也向迪南的大桥进发。他们不但要谨防“德国人假冒的扬基佬”，还要戒备敌军的蛙人，河中的任何漂浮物都会被布伦式轻机枪的子弹撕得粉碎。驻扎在迪南的英军第3皇家坦克团也与美国宪兵一道，在随时准备爆破桥梁的同时，还要检查车辆和“为数不多但是源源不断涌来的美军散兵游勇”[42]。

英军特种空勤团和幽灵侦察队已经就位，在戴高乐的命令下，法国第21军区指挥官安德烈·马里耶·弗朗索瓦·多迪（André-MarieFrançois Dody）少将率领7个装备低劣的法国营紧随其后，还有一些临时拼凑的单位，兵员来自李中将的“Com Z”兵站后勤部队。第30军的承诺让比德尔·史密斯中将长出了一口气，他后来说：“我感觉只要（德军）向北我们就没事了，因为如果他们转向列日—那慕尔一线，我们就有霍罗克斯的第30军所属的4个久经沙场的师。我们了解霍罗克斯，也知道他有出色的部下。”[43]

由于损失了大量坦克，美军请求英军第21集团军群给予补充。这一行动总计将送去约350辆谢尔曼坦克，禁卫装甲师带着首批80辆赶到，坦克的无线电都被拆除了，因为美军使用的制式电台和英军不同。

在确保马斯河一线安全的同时，盟军最高统帅部坚持管控阿登战役新闻的做法引来了激烈批评，盟军被一次突如其来的进攻打得措手不及，隐瞒这一事实的尝试也不怎么成功。《时代周刊》很快公布说，盟军最高统帅部和第12集团军群“强制实行了比浓雾还密不透风的审查制度，借以掩盖德军大规模反攻一事”[44]，消息最终发布时，“公告要滞后事件达48小时”之久，而且还有意闪烁其词。一些盟军最高统帅部的高级军官甚至把记者视作毫无必要存在的祸害，比德尔·史密斯在和第3集团军参谋长霍巴特·盖伊准将通电话时就曾说：“就我个人而言，真想把他们中的许多人毙掉。”[45]

不仅是记者在抱怨，盟军最高统帅部中的英国高级军官也感觉该政策“即便没有让所有西方盟国人心惶惶，也对比利时和法国的民心造成了灾难性影响……这正在逐渐削弱我们己方新闻的公信力，鼓励人们去收听德国人的广播以弄清真相，还激起了一大波谣言……盟军最高统帅部当前的政策只能让公众相信它们掩盖了巨大的灾难”[46]。

在巴黎，许多人确信德军的攻势直指法国首都。五花八门的谣言流传开来，法国共产党人甚至断言，美国人对戴高乐将军于当月早些时候在莫斯科签署的法苏互助条约大为恼火，他们把德军放过来正是为了恐吓法国。

即使推进速度远落后于时间表，雕窝西线指挥部里的希特勒仍然兴奋不已，大规模反攻的消息在德国国内传播开来。“阿登的冬季攻势完全出乎人们的预料，”上莱茵集团军群的参谋军官弗里茨·霍肯约斯（Fritz Hockenjos）在日记里写道，“对我们的民众来说这是最完美的圣诞礼物。所以我们仍然可以做到！……我们原以为战争爆发之后的第6个圣诞节很难过得喜庆欢乐。”[47]对纳粹政权来说颇为不幸的是，盲目乐观和偏听偏信只会吊足人们的胃口，产生太多不该有的期望。许多人说服自己法国将会被再次征服，战争会因此结束。

妇女们被前线寄来的信件所迷惑，为此感到欢欣鼓舞。“你想象不到我们正在经历多么辉煌的时刻，”一名少尉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看来美军无法抵御我们的重压，今天我们追上了一支正在逃跑的纵队并结果了他们……那真是一场战果辉煌的大屠杀，为我们化为废墟的家园报仇雪恨。我的士兵们仍然精力充沛，永远一往无前所向披靡，白雪肯定被美军的鲜血染红了，胜利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近在咫尺，目标将很快达成。我们要把这些来自新大陆的口无遮拦的大猩猩赶下海，他们进不了德国，我们将保护自己的妻儿不受敌人摆布。要想留住生活中一切温柔而美丽的事物，那么在这场战斗的决定性时刻再野蛮也丝毫不为过。”[48]

根据戈培尔的记载，阿登攻势的公告发布之后，柏林消耗掉了整个圣诞节的烈酒配给。但另一方面，持怀疑态度的柏林人并不为之所动。他们以独具特色的冷幽默调侃着这个毫无气氛的圣诞节：“现实一点，给发口棺材。”[49]这些人更关注来自东边的威胁，许多人暗自祈祷美军能达成突破，先于苏联红军抵达首都。

在英国的战俘营中，阿登攻势的消息在被俘的德国将领中产生的反应却大相径庭。一段被秘密录下的谈话显示，在法国布洛涅被俘的费迪南德·海姆中将、布雷斯特要塞指挥官赫尔曼—伯恩哈德·拉姆克（Hermann-Bernhard Ramcke）伞兵上将[A8]和党卫军第12装甲师前任师长库尔特·迈尔（Kurt Meyer）旅队长兼武装党卫军少将激动不已。费迪南德·海姆将其称之为“长夜之战”。“就这样在夜色中隆隆向前，”他大喊道，“就这样一直隆隆向前！”[50]“装甲迈尔”[A9]（Panzer Meyer）附和道：“坦克战的不变原则：‘向前，向前，向前！’……这就是德国领导层的优越性所在，尤其是德军青年指挥官将登上舞台。”[51]不过，作为一名装甲兵指挥官，迈尔担心补充上来的坦克炮手经验不足，他也吃不准这次攻势是否会过于野心勃勃而适得其反，但是拉姆克对此并不担心。他坚称“这次攻势是极好的！……德国人民无法被打倒。你看着吧，我们将追着盟军向西穿越法国，并将他们丢进比斯开湾！”[52]。

另一方面，其他人言辞尖刻。装甲兵上将海因里希·埃贝巴赫谈及希特勒时说道：“那个人永远无法停止幻想，就算是站在绞刑架下，他仍然会幻想着自己能逃过一劫。”[53]在法莱斯包围圈被俘的第84军代理军长奥托·埃尔费尔特（Otto Elfeldt）中将提醒他的听众：“今天已经是周三了，如果他们在5天内只推进了40公里，那我只能说这算不上什么攻势。一次推进缓慢的攻势毫无优势可言，因为敌军可以更快地向前线调动预备队。”[54]

[1]Carol Mather,When the Grass Stops Growing,Barnsley,1997,287.

[2]Sir Carol Mather docs.,IWM,11/28/1 5.

[3]同上。

[4]Dempsey,FCP SC.

[5]Nigel Hamilton,Monty:Master of the Battlefield 1942-1944,London,1984,213.

[6]Mather,288.

[7]PWS.

[8]Bedell Smith,FCP SC.

[9]PWS.

[10]Ralph Ingersoll,Top Secret,London,1946,200.

[11]CSI Battlebook 10-A,May 1984.

[12]同上。

[13]Carlos Baker,Ernest Hemingway:A Life Story,New York,1969,558.

[14]Generalmajor Siegfried von Waldenburg,116th Panzer-Division,FMS A-873.

[15]Tim G.W.Holbert,‘Brothers at Bastogne-Easy Company's Toughest Task’,World War II Chronicles,Winter 2004/5,22-5.

[16]Peter Schrijvers,Those Who Hold Bastogne,New Haven,CN,2014,63.

[17]诺维尔守军撤退情况可参阅Charles B.MacDonald,A Time for Trumpets:The Untold Story of the Battle of the Bulge,New York,1984,499-500.

[18]FMS B-040.

[19]有关第2装甲师作战计划参阅FMS B-040。

[20]同上。

[21]同上。

[22]同上。

[23]Louis Simpson,Selected Prose,New York,1989,137-8.

[24]舍纳村战斗情况参阅Charles B.MacDonald,The Battle of the Bulge,London,1984,448-9.

[25]RWHP,Box 1.

[26]Maj.Donald P.Boyer Jr,S-3,‘Narrative Account of Action of 38th Armored Infantry Battalion’,n.d.,RWHP,Box 1.

[27]Generalmajor Otto Remer,ETHINT 80.

[28]Mack Morriss,‘The Defense of Stavelot’,Yank,9.2.45.

[29]NARA RG 407 290/56/5/1-3,Box 7.

[30]同上。

[31]Operations of the Sixth Panzer Army,FMS A-924.

[32]V Corps,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55.

[33]Richard H.Byers,‘The Battle of the Bulge’,Richard H.Byers Papers,Box 1,USAMHI.

[34]3rd Panzergrenadier-Division,FMS A-978.

[35]Peter Schrijvers,The Unknown Dead:Civilians in the Battle of the Bulge,Lexington,KY,2005,30.

[36]MacDonald,A Time for Trumpets,406.

[37]Arthur S.Couch,‘An American Infantry Soldier in World War II Europe’.

[38]德军伤亡情况参阅MacDonald,A Time for Trumpets,407.

[39]Martin Lindsay,So Few Got Through,Barnsley,2000,161.

[40]TNA WO 231/30.

[41]J.W.Cunningham,IWM Documents 15439 06/126/1.

[42]Brigadier A.W.Brown,IWM Documents 13781 73/18/1.

[43]Bedell Smith,FCP SC.

[44]Time,1.1.45.

[45]Hobart Gay Papers,USAMHI.

[46]Memo,R.H.C.Drummond-Wolff,chief,Liberated Territories Desk,PWD,21.12.44,C.D.Jackson Papers,Box 3,DDE Lib.

[47]Fritz Hockenjos,Kriegstagebuch,BA-MA,MsG2 4038.

[48]LHC-DP,No.217,II,5,quoted Ian Kershaw,The End:Hitler's Germany 1944-45,London,2011,156.

[49]Antony Beevor,Berlin:The Downfall 1945,London,2002,1.

[50]CSDIC,TNA WO 208/4364 GRGG 235/6.

[51]同上。

[52]同上。

[53]同上。

[54]同上。

[A1]对于霍奇斯此时的萎靡不振有诸多记述，其中之一是他的副官3天后所写的日记：“将军现在安身于一处私人住宅中。借此机会休息，再次得到了不错的食物，他显然感觉良好，能够更好地应对工作和焦虑带来的持续压力。”——作者注

[A2]212人其实只是第506伞兵团1营的伤亡数字，其中13人为军官；德索布里特遣队伤亡亦有200多人，除坦克损失外，还损失了4辆M18坦克歼击车、10多辆半履带装甲车和大量其他车辆。——译者注

[A3]其实此时德军并没有攻占马尔维，装甲教导师拿下该村是几天后的事情了。——译者注

[A4]拜尔莱因声称在12月19日的首次进攻失败后，他已经说服吕特维茨，应该集全军之力拿下巴斯托涅，因为他们不能把这样一个未夺取的交通枢纽留在后方不管。吕特维茨说该意见已经上报，但是被严词拒绝了，拜尔莱因从他那里听说上头“认为巴斯托涅并不重要”。参阅FMS A-941.——作者注

[A5]黑人组成的炮兵营是第333野战炮兵营和第969野战炮兵营，撤入巴斯托涅的其他5个营分别是第109、755、771野战炮兵营，以及第73、420自行火炮营。——译者注

[A6]警卫旗队师并没有参加对圣维特的攻击，最初在圣维特北部出现的汉森战斗群在20日已经北上救援派普战斗群去了，与圣维特守军有过接触的党卫军部队有可能属于党卫军第9装甲师或党卫军第2装甲师。——译者注

[A7]谁都知道这只是借口，由于补给不足和战斗激烈，更大的可能在于德军枪杀了比利时平民之后，可以从他们手中夺取有限的粮食和能够用来隐蔽的地下室。——译者注

[A8]原文写的是大将（Generaloberst），其实这是错误的，他在1944年9月14日刚刚晋升伞兵上将，9月19日向盟军投降。——译者注

[A9]库尔特·迈尔的绰号。——译者注

第14章　12月21日星期四

12月21日上午，作为警卫旗队师矛头的派普战斗群陷入了“缺乏足够补给”的绝望境地。他收到来自师部的电文，师里的其他部队打算从三桥镇突破，以缓解他的压力，但派普实力有限的部队甚至连斯图蒙和舍纳村都守不住了，而援兵又迟迟上不来。暴怒的德军洗劫了昂布莱沃河南岸的蒂耶城堡（Château de Detilleux），将所有无法带走的东西全部摧毁；在瓦讷村，德军借口村民为美军炮兵指示目标，杀害了5个男人和1个妇女；在雷费（Refat）村，另一个战斗群的9名党卫军士兵在搜集食物时，在一户农家大吃了一顿后还强暴了3个村妇。[1]

当天上午，在斯塔沃洛有100多名德军试图游过昂布莱沃河在北岸获得立足点，但美军第117步兵团1营的部队夸口说如同“打鸭子”[2]般将德军射杀在水中，80名德军死在了河里，只有少数人逃回了南岸。当美军战斗工兵设法在斯图蒙和拉格莱茨之间的公路上炸倒大树埋设地雷之后，道路已经无法通行，派普战斗群的阵地变得更加危险。派普除了将大部分兵力收缩到拉格莱茨村内，已经别无选择，而美军第30步兵师已经开始炮轰该村了。

围剿派普战斗群的战斗变得越来越残酷。“当我们看到斯塔沃洛镇内那些被屠杀的平民后，整个人的情绪都变了。”一名美军士兵写道，“德国人要是过了河会把这里的一切都撕成碎片的，那不是个人的愤怒，而是仇恨。”[3]

能活着被俘的党卫军士兵寥寥无几，在武装党卫军军官眼里，马尔梅迪大屠杀的消息传开显然变得对己方有利，这样就能将士兵逼上绝路，迫使他们战斗到底。党卫军军官告诉部下，如果他们被俘，就会遭到拷打，然后再被枪决。

“我们抓到了迄今为止年龄最小的战俘，”第1集团军指挥部的一名军官在21日写道，“我军部队知道敌人的暴行，还知道无论是对我们还是对敌人来说，都正处于生死攸关的时刻。”[4]

几个高级军官很清楚，是他们默许了报复性杀戮的行为。当布莱德雷中将不久后听人议论党卫军第12装甲师的战俘说部队伤亡惨重时，他疑惑地扬了扬眉毛，问道：“是党卫军第12装甲师的战俘？”

“噢，是的，长官。”军官答道，“我们需要一些战俘做做样子，那是我军抓到的所有俘虏了，长官。”

“唔，那还不错。”布莱德雷笑道。[5]

巴顿的部队朝着北方滚滚而去，向曼陀菲尔的南肩角发动攻势，目睹了部队开进的布莱德雷深受鼓舞。12月21日，他和参谋们站在卢森堡城阿尔法酒店外面，注视着第5步兵师“沾满泥巴”[6]的车队穿城而过，各种车辆一整天里都川流不息。“大兵们看上去都很冷，”汉森在日记里写道，“人人裹紧制服，抵御着敞篷卡车上席卷而过的冬季寒风，面无表情地坐在卡车车厢中成堆的行李上。当车队穿城而过时，大兵们一脸茫然地回望着热切注视着他们的当地居民。”[7]

蒙哥马利对德军用装甲师突破马斯河一线的决心有着清醒的认识，认为第1集团军必须向西伸展防线，远远超出第30步兵师阻击派普战斗群的战场。高个子的马修·李奇微少将是个难以对付的伞兵，每次出现在人前时，胸口的背带上总挂着两枚手榴弹，他指挥的第18空降军正在进入萨尔姆河以西的阵地。此外，蒙哥马利还坚持要求美军第7军军长——年轻的约瑟夫·劳顿·柯林斯少将把防线一直延伸到马斯河。蒙哥马利认为柯林斯是美军最好的军长之一，霍奇斯对他的评价也很高，第1集团军军史指出“柯林斯少将身上一贯充满了‘战斗的爱尔兰人’（Fighting Irish，美国印第安纳州圣母大学橄榄球队的队名）般的活力”[8]。柯林斯的军辖有第3装甲师和第84步兵师，他又申请调来了巴顿的旧部——被誉为“地狱之轮”（Hell on Wheels）的第2装甲师。

李奇微得到了第1集团军参谋长基恩的支持，现在还包括柯林斯，众人都认为应该驰援圣维特的守军，坚守该镇。“蒙蒂大约每隔一天就会下到我的指挥部，”柯林斯记录道，“同时他会把李奇微一起叫来开会，和我们一起讨论战况……我对蒙蒂了解得不少，从各方面来说我们相处得很不错。我和他讨论时，即使不同意他的看法，他也不会生气。”[9]

蒙哥马利反对第18空降军或者第7军直接杀奔圣维特，部分理由是仅有的一条道路不足以支持整个军的调动和补给。“乔，你的军无法只靠一条公路来支持作战和补给。”蒙哥马利说道，毫无疑问，此时他想起了通往阿纳姆的那条公路。“嗯，蒙蒂，也许你不行，但我们可以做到。”柯林斯反唇相讥。[10]

第7装甲师师长哈斯布鲁克准将和B战斗群指挥官布鲁斯·克拉克准将都强烈反对为圣维特解围，他们事后觉得蒙哥马利想要撤出圣维特的防御部队是正确的决定，并认为李奇微不会和他们同心协力，作为一名伞兵出身的将领是不可能懂得如何使用装甲部队的。[11]

12月20日晚至21日凌晨，圣维特的守军听到了坦克的声音，他们以为德军的攻击会在黎明时分开始，没想到一直到上午战斗才打响。德军的国民掷弹兵用手榴弹和坦克杀手反坦克火箭筒攻击美军的机枪巢，他们离得非常近，美军机枪手呈扇形左右扫射全力开火。尽管哈斯布鲁克的炮兵营弹药不足，仍在接到火力支援任务后的2～4分钟内开炮射击，“将炮弹倾泻到距离我军阵地50码的范围内”[12]。

15点15分战斗平息下来，但博耶少校怀疑“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平静”，德军仅仅是暂时撤退。半个小时后，德军的多管火箭炮连突然再次开火，树木不断被炸倒和撕碎。“散兵坑上用来遮盖的原木被撕开巨大的口子，钢铁如同冰雹般凶猛无情地席卷过树林，我们能听到周围传来的树木倾倒在地和树梢被炮弹劈断的声音。伤员痛苦的尖叫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而我们所能做的只是背靠着墙蜷缩在散兵坑底部，祈求炮弹不要直接落到自己头上，当炮弹呼啸着在我们身边落下爆炸时，大家似乎已经魂不附体了。”

德军在弹幕射击的掩护下穿过树林发起了攻击，炮击一停博耶少校就高喊着“准备战斗”，当德军步兵试图冲过林间的伐木道时美军开火了。一名火箭筒手用巴祖卡打坏了一辆突击炮，另一名士兵爬出散兵坑向前跑去，将火箭筒对准豹式坦克的履带裙板开火射击，坦克猛地停了下来，瘫在了原地。就在他开火的刹那间，火箭筒手也被子弹击中倒地身亡。

两辆豹式坦克开始有条不紊地对着美军的散兵坑用枪炮挨个点名，博耶手下的一名军官在用无线电呼叫坦克歼击车过来对付豹式坦克时“声音哽咽”：“真他妈该死，两辆重型坦克就在我们头顶，每次开火都能把散兵坑里的人炸飞。”

然而，这片战场并没有谢尔曼坦克或者坦克歼击车。夜幕很快降临，博耶报告说他认为部队能够熬过今晚，但刚过19点德国人的进攻又开始了，多管火箭炮和坦克再次将散兵坑一个接一个地抹掉。

德军的攻击部队从圣维特北部、东部和东南部的三条主要公路的两侧杀入镇内，守军很快就被压垮了。博耶少校所在的第38装甲步兵营的每挺机枪都有几组机枪手操纵，“只要一组人被打死，另一组人立刻接替上去”。22点，“德军坦克群已经轰开了防线的中央部分进入了圣维特”。该镇东南部的第38装甲步兵营被切断退路，在食不果腹、不眠不休地血战了5天之后，许多人都被冻伤了。博耶所在这个营原有670人，现在仍能行军的只剩下185人，其他人或阵亡或重伤。雪开始下得越来越大了。

B战斗群指挥官克拉克准将发出命令：“部队重新整编，尽可能保住你们的车辆；朝圣维特西部攻击前进，我们正在镇子的西边组织一条新的防线。”[13]

确认命令无法执行之后，博耶让他的部下携带个人武器分成4个或5个组突围出去，他派出传令兵到迫击炮排，告诉他们毁掉车辆，但留下迫击炮和支架。有一名医护兵志愿留下来照顾伤员。尖兵带着指南针在前面引导着队伍，精疲力竭的官兵在被积雪覆盖的森林中跋涉前行，每个士兵都被告知要抓住自己前面的那个人的装备，以免在黑夜中掉队。

圣维特镇内的街道上到处都是瓦砾和碎玻璃，屠宰场付之一炬后，惊恐万状的牛在街道上横冲直撞。在前一天的炮击中，许多当地居民都带着行李躲进圣约瑟夫（St.Josef）修道院坚固的拱形地下室里避难，随着炮击愈发猛烈，戈法特（Goffart）神父决定下到地窖里的难民中间，“他带着圣餐杯和圣饼，在地下储藏室的一个房间里设了座小型祭坛”。当德军开始总攻时，地下室里已经人满为患，根本挤不进去了，这里面有许多美军伤员，为了给他们腾地方，只能强迫平民让出位置。[14]

撤入镇子里的美军有的来自命运多舛的第106步兵师，第423步兵团团属情报侦察排就在其中。“黑夜中啥都看不见，”他们中的一员写道，“但在雪地里能看到轮廓，唯有耀眼的照明弹和炮弹爆炸的火焰，才使一切看起来似乎比白天还要明亮。”最后3辆谢尔曼坦克在情报侦察排的伴随下撤离圣维特，“众人小心翼翼地来到通往西北方的罗德特大街（Rodterstrasse），在小镇边缘一些人爬上了坦克，抓住任何能够握住的东西尽可能趴下来，其他人在坦克两侧徒步前进。坦克从公路两侧的交叉火力网中杀了出去——机枪射出的红色曳光弹道如同催命的火鞭，吓得我们屁滚尿流如同堕入人间地狱，幸运的是德国人的子弹打得高了点，纵横交错的弹道从我们头上几英尺的地方划过。在圣维特以西约1公里的一座小山顶上，我们在路边下了车，坦克在一片小树林的边缘占据了阵地，情报侦察排向坡下移动了几码，展开后我们开始竭尽全力挖掘工事”[15]。暴风雪中气温大幅度下降。

第18国民掷弹兵师和第62国民掷弹兵师的士兵饥寒交迫，冲进镇子后不顾一切地寻找住处和战利品，尤其是从建筑物和美军放弃的商店里寻找食物。哈斯布鲁克的部队已经撤到圣维特西部的新防线上，现在轮到美军野战炮兵营炮轰这座在劫难逃的小镇了。

在圣维特南部，西格弗里德·冯·瓦尔登堡少将的第116装甲师奉命向乌尔特（Ourthe）河东岸的奥通（Hotton）推进，就在前一天瓦尔登堡的装甲师攻击了桑雷（Samrée）和多尚（Dochamps），在该师右翼同步推进的第560国民掷弹兵师遇到的抵抗更为激烈。第116装甲师的豹式坦克在战斗中摧毁了大约12辆美军坦克，第156装甲掷弹兵团、第146装甲炮兵团和第116装甲侦察营由于缺乏燃油都不得不停止前进。占领桑雷之后德军发现了美军储备的25000加仑燃油，这是真正的救济物资，瓦尔登堡称其为“上帝送来的礼物”。美军战俘告诉德军，燃油里被添加了砂糖进行破坏，但瓦尔登堡声称“德国发动机很适应这批燃油”。[16]

瓦尔登堡抱怨说“期待已久的党卫军第2装甲军迟迟不见踪影”，其实该军所属的党卫军第2帝国装甲师就在后方不远的地方，被仍旧混乱不堪的交通堵在圣维特附近的路上。该师先是转向南边，接着再向北攻击第82空降师的防线，随后由于缺乏燃料不得不停下来等候燃油补给，由于这一耽搁全师上下心急如焚。

“众所周知，国防军第2装甲师在没有遇到敌军猛烈抵抗的情况下向西突进，正在逼近马斯河畔的迪南。在没有遇到空袭的情况下——通往马斯河的道路是开放的——但我们全师却由于缺乏燃料停下来等待补给，整整24小时无法动弹。”帝国师第4元首（Der Führer）装甲掷弹兵团这样记录道。[17]蒙哥马利几乎可以断定将面临威胁的突出部北肩角向西延伸是正确的，当李奇微和第1集团军想要调动部队向圣维特推进时他拒绝了这一建议。

当天晚些时候，第116装甲师用坦克支援第156装甲掷弹兵团对奥通发动了攻击，但他们被第82空降师325滑翔机机降步兵团的一个营、第638坦克歼击营的一个M18坦克歼击车排和莫里斯·罗斯（Maurice Rose）少将的第3装甲师所属的几辆坦克挡住了去路，其中美军坦克在战斗开始前几个小时前刚刚抵达奥通。[A1]第116装甲师师长瓦尔登堡承认美军打得不错，他的部队损失了数辆坦克，官兵都非常疲惫，他后来写道：“部队的推进速度开始慢了下来，官兵意识到这项决定性计划已经失败了，或者说已经没有获胜的可能，部队士气和作战效率都受到了打击。”[18]

与此同时，德军第2装甲师仅仅推进到奥通以南18公里处的尚普隆（Champlon），该师曾在泰讷维尔（Tenneville）东南部的十字路口受到美军第101空降师第327滑翔机机降步兵团一个连的阻击，[19]军长吕特维茨上将后来想要控告该师代理师长迈因哈德·冯·劳赫特（Meinhard von Lauchert）上校怯懦畏战。和诺维尔之战时一样，第2装甲师也由于燃料供应迟迟上不来而耽误了行程，师里有些部队此时才刚刚经过巴斯托涅北部。

战斗结束后，布尔西和诺维尔村的平民都走出了藏身的地窖，现身在受到严重破坏的村子里。到处都是潮乎乎的烟味，炭化的砖石，燃烧过的钢铁和农场里的牲畜死于炮击后散发出的烤肉味，然而即便是炮击停止之后这段相对轻松的时刻，也很快烟消云散了。村民发现自己被一个党卫队帝国保安总局下属的特别行动队赶到了一起，野蛮的审讯开始了，德国人带着印有报道9月份美军进驻时欢庆场面照片的报纸，试图甄别比利时抵抗组织成员和那些曾经欢迎过美军的人。在布尔西，有个男人遭到残暴的殴打，接着被拖到外面用锤子活活砸死，因为德军在他家的地窖里发现了一面自制的美国国旗。这支特别行动队移驻诺维尔，在村里杀害了7个人，包括村里的牧师、德尔沃（Delvaux）神父和学校校长。

巴顿通过快速重组他的第3集团军创造了奇迹，但他对集中兵力救援巴斯托涅并不怎么热衷，他更喜欢直接杀奔圣维特切断德军的后路，也不愿意像艾森豪威尔命令的那样，等到更多的部队集结完毕再开始行动。他在12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艾克和盟军最高统帅部作训主任哈罗德·布尔少将对我部攻击太快、兵力太少感到紧张不安，我已经投入了现在能调集的全部兵力，如果我继续等待（部队集结），那就失去突然性了。”[20]从来没有人能感受到巴顿的谦虚，当天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们应该有勇气杀入敌军后方，切断其供应线，在这十万火急的时刻命运匆忙将我召唤而来，也许上帝拯救我是为了这一刻。”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巴顿的傲慢反而令他很难堪，因为向着巴斯托涅突破的困难被证明远比他预想中要多得多。

第26国民掷弹兵师师长科科特上校派出罗尔夫·孔克尔（Rolf Kunkel）少校的侦察营和第39燧发枪兵团，去占领巴斯托涅南部公路周边的几个村落，装甲教导师的战斗群紧随其后。科塔少将把美军第28步兵师师部设在锡布雷村，该村位于巴斯托涅西南角约7公里处，他试图将散兵游勇组织起来，建立防线迎击德军，但美军的防御在德军的攻击下土崩瓦解，科塔被迫迅速率部撤离。科科特上校视察了这片战场，他以为自己目睹的第28步兵师的残兵败将是来自巴斯托涅的守军。一个比利时人在锡布雷向他保证说，巴斯托涅的守军正在瓦解之中，科科特变得更加充满希望，认为吕特维茨上将的乐观也许是合情合理的。[21]

向北推进的孔克尔战斗群在麦考利夫的指挥部引起了相当大的恐慌，因为在赛农尚（Senonchamps）周边的第8军炮兵基地非常脆弱。惊慌失措的第771野战炮兵营的炮兵们纷纷逃离，好在一支拥有防空半履带车（搭载四联装12.7毫米高射机枪）的小部队及时抵达，这些可怕的“绞肉机”发挥了巨大作用，瓦解了孔克尔战斗群的进攻。

几乎饿晕的德军士兵占领了农舍和村庄，在温度急剧下降的时候高高兴兴地躲进了栖身之处，开始杀猪宰牛，每当他们从农家找到食物，以及从美军放弃的存储点中发现装备和口粮时都欢腾不已。德军对待村民的态度，和包围圈内的诸多美军士兵对待比利时人一样，满是怀疑。

更南边的德军第5伞兵师已经抵达了巴斯托涅通往阿尔隆的公路，准备阻击巴顿的部队，其他的德军各师鉴于自身的能力不足，对挡住美军的强力反击没什么信心。

在迟迟不散的浓雾中，德军在比佐里和富瓦之间沿着通往巴斯托涅的铁路的进攻都被美军粉碎了。美军空降兵以排为单位，小心翼翼地穿过松树浓密却没有低矮灌木丛的森林，20日率部撤离诺维尔的第506伞兵团1营新任营长罗伯特·F.哈威克（Robert F.Harwic）少校写道：“森林就像一个由众多棕色柱子支撑着绿色屋顶的恢弘大厅。”[22]他们在每条防火道和伐木路前都会停下来仔细观察，确定安全后再穿过去，官兵们用耳语或者手势来传递命令，德军发射的炮弹不时在树梢上爆炸。

德军阵地伪装得很好，因此伞兵不知道这些冲他们射击的枪弹是从哪里打来的。一旦发现敌人的散兵坑，伞兵就会散开，呈散兵线在短时间内开始向前冲锋，同时其他人以典型的“火力和机动”方式为他们进行火力掩护。受到来自两个方向的攻击后，一些国民掷弹兵陷入了恐慌，个别人迎头跑向哈威克的部下，高举双手投降。

哈威克写道：“有人带回来两个俘虏，他们显得非常害怕，当子弹啾啾飞过时一直缩着脑袋躲避，最后当一串子弹在近处划过时，他们一头扎进了一个散兵坑。卫兵不想冒险，对着散兵坑扔了颗手榴弹，又走到坑边用卡宾枪对着里面开了4枪，然后返回前线加入战斗……战斗的持续时间不长，但非常激烈——这是场苦战，就像附近的所有战斗一样。一个伤员就躺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我爬了过去，他非常需要帮助。要给他包扎的人就倒在边上，手里还拿着一卷绷带，但脑袋却被子弹打穿了。”[23]

战斗全部结束后，哈威克的部下带回了更多的俘虏。“有个家伙吓坏了，腿都站不直，用德语反复嘟囔着，眼神看东看西飘忽不定。他用英语反复念叨着‘别杀我！’，最后瘫在地上又哭又叫，直到我们把他弄走。其他战俘的态度介于这个家伙和那个冷漠的中尉之间，后者冷着脸也不知道给谁看，结果在某处不知为何被人冲着鼻子狠狠打了一拳。”[24]在美军的强令下，德军战俘抬着美军伤员向最近的前线救护所走去。

巴斯托涅镇内的情况相对来说还算可以，能够提供食品和大量面粉，但前线的口粮明显短缺。空降兵带来的K口粮（应急口粮）在头三天就吃完了，所以士兵们只能靠烤饼和煎饼来充饥。

麦考利夫最关心的还是炮弹短缺问题，特别是第101空降师伞降野战炮兵营配备的105毫米M3短身管榴弹炮炮弹。燃料库存问题也是一大隐忧，坦克歼击车和谢尔曼坦克消耗了大量燃料，而它们对防御战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自从野战医院被毁之后，越来越多的伤员和医生短缺就困扰着每个人，黑压压的低矮云层意味着空投不可能进行，就像卢森堡城的巴顿和布莱德雷那样，其实阿登地区的每个美军官兵和医务人员都在为能够飞行的好天气而祈祷。

当天德军炮兵开始对巴斯托涅镇内进行集火射击，其准确程度让美军宪兵咋舌不已，无端猜疑镇内的难民和居民中混杂着德国人的第五纵队，他们在为炮兵指示目标。城镇是个很容易命中的目标，躲在圣母学院（Institut de NÔtre Dame）地下室里的人们能感觉到大地在颤抖，一发炮弹击中了一处小型弹药库，引发了一场大爆炸。麦考利夫不得不把他的指挥部转移到地下室去，原先独立指挥第10装甲师B战斗群作战的罗伯茨上校也加入了他的指挥部，现在罗伯茨的部队也转归麦考利夫指挥了。两人配合得很默契，作为师炮兵指挥官，麦考利夫的专业知识在这场仰仗炮兵的防御战中作用巨大，简直如虎添翼。

由于用来攻占巴斯托涅的部队只有第26国民掷弹兵师和装甲教导师的一个战斗群，军长吕特维茨上将命令拜尔莱因中将派出谈判代表，要求巴斯托涅的守军投降，以免玉石俱焚。[25]吕特维茨收到了来自元首大本营的严令，不得为占领巴斯托涅再调集更多的部队，于是第二天送过去的那封劝降信只是在虚张声势罢了。

当铁路沿线被德军渗透之后，可见巴斯托涅的环形防线至少可以说是有漏洞的，漫漫长夜和白天糟糕的能见度，让德军轻而易举地溜过了美军防线并切断其前沿阵地后方的道路，试图诱使美军后撤。每当这种情况出现，担任预备队的几个伞兵排就会被派上去干掉他们，还有许多“老鼠猎杀者”在湿漉漉的树林里巡逻，搜寻漏网之鱼。低沉的雾气与地面齐平，导致巡逻队归来时会引发自己人的误击，还会令交战双方的士兵错跑到敌方阵地里去。

在富瓦附近，第506伞兵团2营副营长理查德·迪克·温特斯（Richard Dick Winters）上尉甚至看见一个德军士兵就在他的指挥所后面脱下裤子大便，他说：“等他拉完了，我喊了一嗓子自己讲得最好的德语——‘过来！’然后他就走了过来。这个可怜的家伙口袋里有几张照片，一些不值钱的小玩意和一块枪托大小的坚硬的黑面包。”[26]

巴斯托涅镇内在紧急情况下唯一能用的预备队是拼凑出来的一个由600多人组成的步兵营，被戏称为“杂烩特遣队”。成员多是来自第28步兵师的溃兵和第9装甲师R战斗群在巴斯托涅东部被重创后的幸存者，连患有战斗疲劳症的士兵都被征召了起来。对包围圈内的守军来说，内线作战的有利之处在于可以快速调集兵力沿着巴斯托涅通往镇外的公路机动，增援受到威胁的地区。同时，杂烩特遣队被用来在靠近巴斯托涅镇的地方设置路障，还可以为前线遭受伤亡的部队单独补充兵力。

那天晚上又开始下雪了，即将出现严重的霜冻，对在圣维特以西坚守的哈斯布鲁克的部队和巴斯托涅的第101空降师来说，这是一件喜忧参半的事情。

[1]Peter Schrijvers,The Unknown Dead:Civilians in the Battle of the Bulge,Lexington,KY,2005,57-8.

[2]NARA RG 407 290/56/5/1-3,Box 7.

[3]Mack Morriss,‘The Defense of Stavelot’,Yank,9.2.45.

[4]21.12.44,PWS.

[5]24.12.44,CBHD.

[6]21.12.44,CBHD.

[7]Schrijvers,Unknown Dead,169.

[8]21.12.44,PWS.

[9]J.Lawton Collins,SOOHP,Box 1,USAMHI.

[10]同上。

[11]Jonathan M.Soffer,General Matthew B.Ridgway,Westport,CN,1998,71.

[12]Major Donald P.Boyer Jr,RWHP,Box 1.

[13]RWHP,Box 1.

[14]Schrijvers,Unknown Dead,169.

[15]I&R Platoon,423rd Infantry,106th Division,Richard D.Sparks,‘A Walk through the Woods’,2003,http://www.ryansdom.com/theryans/sparks/adobe/walk2.pdf.

[16]Generalmajor Siegfried von Waldenburg,116th Panzer-Division,FMS A-873.

[17]4th SS Panzergrenadier Regiment Der Führer,FMS P-109b.

[18]Waldenburg,FMS A-873.

[19]NARA RG 407 270/65/8/2 ML 130.

[20]PP,603.

[21]NARA RG 407 270/65/8/2 ML 130.

[22]Robert Harwick,‘Christmas for Real!’,The Magazine of the Gulf Companies,November-December 1945,70-1.

[23]同上。

[24]同上。

[25]General der Panzertruppe Heinrich von Lüttwitz,XLVII Panzer Corps,FMS A-939.

[26]George E.Koskimaki,The Battered Bastards of Bastogne:The 101st Airborne in the Battle of the Bulge,New York,2007,148.

[A1]原文中关于奥通之战的攻守双方的作战单位描述有误，德军参战的主要部队是拜尔战斗群所属的第16装甲团2营和第60装甲掷弹兵团1营，第156装甲掷弹兵团是第116装甲师的预备队，根本没有到过奥通；美军防御该村的兵力并不多，主要是第51战斗工兵营一部、第3装甲师第23装甲步兵营和数辆坦克，一个排的坦克歼击车是战斗结束后才赶到的。在21日上午奥通爆发战斗的同时，美军第3装甲师有3支特遣队在附近地区与第116装甲师和第560国民掷弹兵师各部展开混战。——译者注

第15章　12月22日星期五

在圣维特以西，降雪使得哈斯布鲁克消耗殆尽的部队能够脱离战斗，但撤退的许可迟迟没有到来，李奇微少将仍然希望让他们在圣维特和萨尔姆河之间固守。

拂晓时分，雷默的元首卫队旅对罗特（Rodt）发动了一次进攻，该镇位于圣维特以西约4公里处，由美军第48装甲步兵营的后勤部队——司机、炊事兵和通信兵把守。到上午晚些时候，雷默装备精良的部队已经肃清了这一地区。

在圣维特东北，哈斯布鲁克那些仍然与后方失联的部下并没有察觉到大规模撤退。凌晨4点，一个装甲步兵接连收到第275野战炮兵营转发的无线电报：“你们的命令如下：向西，向西，向西。”[1]

连长命令各排成一列纵队依次从前沿阵地撤出，“人人紧抓前方同伴的腰带或背包束带”。浓密的大雪中能见度几乎为零，他们借助指南针向西行进，连队在雪地中跋涉时走散，大多数官兵阵亡或被俘。那些穿越森林、小峡谷和陡坡撤离的人，最终赶上了由轻型坦克和装甲车组成的第7装甲师后卫部队。

与3辆谢尔曼坦克一道撤出圣维特后，第106步兵师423团团属情报侦察排人人筋疲力尽，天还没亮他们就被启动坦克发动机的声音吵醒了。坦克兵们接到了撤退命令，却忘了通知为他们放哨的侦察排，“我们疲惫不堪地爬出简陋的散兵坑到树林边集合，一些小伙子必须借助外力才能站起来，大家走起路来都痛苦不堪。双腿已经在夜间冻僵了，当我们蜷缩在阵地上时，几乎冻硬的双脚更加肿胀”。

那些坦克抵达通往维尔萨姆的道路时引来了德军炮火，这表明敌军已经推进至他们后方，“因此我们又在寒风和大雪中小心翼翼地启程，向西南方穿过成片的树林”。元首卫队旅进攻罗特的枪炮声清晰可闻，于是“借着灌木丛和永不消散的浓雾，我们取道更靠西南的乡村小路，直至小村诺伊恩多夫（Neundorf），跨过小桥接近村子后，我们来到村边的一排农舍”[2]。

“当我们穿过这座桥时，”情报侦察排的萨姆·博德伦（Sam Bordelon）回忆道，“遇见了很多比利时人——男人、妇女和儿童，我表明了己方身份，向他们介绍了圣维特的情况。我至死都不会忘记那些人的举动，他们就在德军前进的道路上，在逃亡的美军中间。他们做了些什么呢？迅速将我们分成小队带回自己家中。我所在的那队被带到一名风姿绰约的比利时女士家里，我不知道她是怎样做到的，但她就是做到了，几分钟内，她家长长的桌子上就摆满了食物。有一大锅炖肉，两大罐牛奶，煮土豆和切成片的热面包。你可以想象随后发生了什么，我们就这样填饱了肚子。壁炉里生着火，没过多久爱尔兰人约翰·P.希恩（John P.Sheehan）一等兵就在炉火前的旧安乐椅上睡着了。吃完饭不久，身后不远处就响起了德军的机枪声，当我们匆忙离去时，大家将带出来的所有钱都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在桌子中间，必须为这些好人做点什么。”[3]

元首卫队旅的推进已经将哈斯布鲁克的部队一分为二，所以他必须继续后撤以避免被包围，哈斯布鲁克对李奇微和他的第18空降军军部大为光火，后者想要他在萨尔姆河东岸建立一条“鹅卵形”的防线。哈斯布鲁克非常担心自己的南翼，因为他在21日夜间听说由第814坦克歼击营营长罗伯特·布鲁斯·琼斯（Robert Bruce Jones）中校指挥的特遣队，在防御圈南部俘虏了一名来自党卫军第2帝国装甲师的军官，如果帝国师正如俘虏交代的那样向古维推进的话，这支异常脆弱的特遣队是毫无胜算的。12月22日上午晚些时候，一支新锐德军部队出现在波图以北的雷希特附近，经辨识为党卫军第9霍恩施陶芬装甲师的先头部队。如果该师就像看上去的那样朝萨尔姆河推进，第7装甲师A战斗群就面临着被切断退路的威胁，战斗群指挥官德怀特·阿克·罗斯鲍姆（Dwight Acker Rosebaum）上校迅速做出反应，让自己的坦克脱离与元首卫队旅的战斗，将部队集结在波图一带来抵挡党卫军第9装甲师。

当天早上，蒙哥马利派来的一名英军联络官出现在哈斯布鲁克位于圣维特西南12公里处科芒斯特（Commanster）的指挥部。他询问哈斯布鲁克应该有何行动，后者回答说如果上级认为有必要维持环形防线，那么自己将尽可能长时间地坚守，但他认为最好还是撤退，因为林区缺乏道路，所以该地区几乎不可能守住。以上意见被呈送蒙哥马利。

随后哈斯布鲁克给李奇微送去了己方形势的详细备忘录：德军炮火很快就能够从各个方向轰击他们；途经维尔萨姆的补给线也受到了推进中的党卫军第2装甲师的威胁；他还表示自己残存的部队用来帮助第82空降师抵御党卫军第2装甲师的进攻将更加有效；步兵的损失如此惨重，哈斯布鲁克怀疑他们可能无法抵挡下一轮总攻了。他在备忘录后附上了一段话：“我正投入最后一点部队去阻击（德军）……依我之见，如果我部夜幕降临前不离开这里，北上与第82空降师会合，第7装甲师将难逃一劫。”[4]

李奇微拒绝接受撤退的建议，但蒙哥马利在当天下午视察第1集团军指挥部时驳回了他的看法。他给哈斯布鲁克下达了命令：“你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干得非常出色，是时候撤退了。”[5]

哈斯布鲁克确实做得不错，他那些五花八门的部队已经设法将第5装甲集团军的攻势拖延了将近一个星期。

对美军来说极为幸运的是，蜂拥而入的德军在圣维特造成了大规模交通堵塞，许多车辆是在施内艾费尔缴获的美军吉普和卡车，它们的新主人拒绝将其开走。战地宪兵对局面失去了控制，暴跳如雷的莫德尔元帅被迫下车，走入这片他们花了如此长时间才拿下的城镇废墟。关键路口附近的混乱意味着德军指挥官要花点时间重新部署部队，克拉克准将趁机将他的B战斗群撤往新的防线，随后更伟大的奇迹出现了。当天早晨，就在哈斯布鲁克的炮兵弹药告罄时，一队由90辆卡车组成的车队驶过曲折迂回的道路，带着5000发105毫米榴弹炮炮弹不期而至。

前文提到的情报侦察排加入了第106步兵师唯一逃出生天的团——第424步兵团，该团已经成为哈斯布鲁克的右翼，他们刚刚听说了马尔梅迪附近的大屠杀。“前线部队誓言在自己的防区内不接受敌军投降，”情报侦察排的一员写道，“排里的两个人在联络该团某连时，拜访了一个步兵排的前沿散兵坑。透过林间50码宽的缝隙，出现了一面白旗，一名中士站起来示意德军继续前进。约有20人从林中浮现，在他们靠近前沿后，中士下令开火，没有留一个战俘。”[6]

只有那些绕行圣维特的德军部队得以继续推进，当晚装甲部队和步兵沿通往克龙巴赫（Crombach）的铁路线进攻，克龙巴赫争夺战异常激烈。一个连的81毫米迫击炮在20分钟内发射了600发炮弹，“焊接在半履带车地板上的底座都打坏了”[7]。德军装甲兵则用发射照明弹的花招亮瞎了美军炮手的双眼，从而抢先射出了致命的炮弹。

正如哈斯布鲁克预料的那样，全师几乎都被笼罩在猛烈的炮火之下，撤退命令下达后，炮兵于午夜时分开始撤出。气温降至冰点以下，让克拉克准将喜出望外的是地面最终变得足够坚硬，不仅可以越野行军，还可以沿着原先满是泥泞的林间小道行进。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让各部向维尔萨姆与萨尔姆城堡之间3公里宽的缺口以及河上的2座桥梁撤退。但是德军的夜间攻势阻止了两个战斗群趁夜色撤出，为撤退制订的缜密计划只得告吹，好在尽管发生了许多后卫性质的小规模战斗，美军主力还是设法于12月23日过了萨尔姆河。[8]

某步兵连的一个幸存者跟着第17坦克营逃了出来，向人们讲述了他们在突围过程中如何边撤边打才最终抵达第82空降师的防线。一个正在挖掘散兵坑的伞兵放下铁铲说道：“你们这帮家伙怎么才来？我们已经在这待了两天，一个德国人也没看到。”筋疲力尽的步兵反唇相讥：“好好待在这儿别动，哥们，很快你就不用去找‘他们’了。”[9]

在埃尔森博恩岭南坡，党卫军第12装甲师再次试图用坦克在比特根巴赫达成突破，美国守军让居民进入女修道院的地下室并为他们提供食物。在屋外和小村边缘，妇女和儿童蜷缩在地下室里，她们头顶上的房屋正被交战双方反复争夺。巴祖卡小组对突入村内的德军坦克展开围猎，随后美军战斗轰炸机空袭了该村，爆炸的气浪将一头牛抛到了农舍屋顶。战斗结束后，21具平民的尸体被包裹在毯子里，准备找合适的时机下葬，死者大部分是行动不便只能居家的老年人和残疾人。[10]

这是突破埃尔森博恩岭美军防线的最后一次重要尝试，随后党卫军第12装甲师奉命撤出，并在转隶更南面的第5装甲集团军之前进行重组，杰罗少将的美军第5军已经挫败了第6装甲集团军突破的尝试。

12月22日凌晨，德军的Ju52运输机向派普战斗群空投了燃料、食物和弹药，但是在面积有限的空投区域里只找到了大约十分之一的空投物资。德国空军拒绝了第6装甲集团军再次执行空投任务的请求，警卫旗队师为支援派普并为其提供补给而进行的突破尝试，也在三桥镇被第82空降师505伞兵团挫败，该团正守卫着昂布莱沃河与萨尔姆河交汇处以南的萨尔姆河一线。李奇微少将知道自己需要尽快将派普战斗群消灭在拉格莱茨与斯图蒙之间的口袋里，这样才能重新部署第30步兵师和第3装甲师。随着德军第116装甲师推进至奥通，第2装甲师在其左翼齐头并进，威胁正在向更西面蔓延。

李奇微希望前夜的浓雾散去之后能够迎来晴朗的一日，但他很快就得知自己得不到空中支援了。无论如何，第30步兵师在谢尔曼坦克的支援下最终肃清了斯图蒙村，德军撤退时将党卫军第2装甲掷弹兵团3营[A1]的所有伤员都留了下来。[11]但在斯塔沃洛以西，一个装甲掷弹兵连溜进来封锁了道路，还占领了一个美军战地救护站，美军战斗工兵和坦克于次日收复了该地。

派普承认他的形势“非常严峻”，拉格莱茨发生了逐屋争夺战，村里的部分房屋被美军火炮发射的白磷燃烧弹点燃，派普宣称拉格莱茨村内那座“有着显眼的红十字标记”的教堂已经成为美军坦克和火炮的目标。[12]他的部下大多数还是孩子，此时筋疲力尽、饥肠辘辘，多数人穿着从尸体和战俘身上扒下来的美军制服，因为他们自己的制服已经烂成了破布。由于师里解围部队突破包围圈的所有尝试均以失败告终，派普当晚做出决定，他的战斗群必须自行突围。

与意志消沉的派普相比，巴斯托涅南侧的科科特上校要乐观得多。他的第26国民掷弹兵师师部只接到装甲师正向马斯河快速推进的报告，他自己也开始认为吕特维茨的军部肯定对巴斯托涅的美国守军状态了如指掌，否则不会下令只让“单独一个步兵师”[13]去包围并夺取该镇。第7集团军指挥官布兰登贝格尔上将于前夜拜访吕特维茨时做了保证，当巴顿的部队从阿尔隆向北突击时，第5伞兵师能够坚守南翼。

在酷寒的天气下，随着降雪减少和地面冻结，科科特发起了向心突击。该师第39燧发枪兵团推进至西面的芒代圣艾蒂安，由侦察营担纲组建的孔克尔战斗群在巴斯托涅西南的赛农尚和维尔鲁（Villeroux）一带战斗。“就在当天，”科科特记录道，“从军（部）里发来的消息大意是说巴斯托涅守军的指挥官以非凡的勇气拒绝投降。”[14]

当第327滑翔机机降步兵团2营F连的士兵见到4名德军挥舞着白旗走来时，还以为他们想要投降。一个操着英语的德国军官宣布，根据日内瓦和海牙公约，他们有权力发出最后通牒。使者掏出自己携带的眼罩并被带往连部，劝降信则呈交到师部。整夜未眠的麦考利夫准将此时正在地下室里补觉，师代理参谋长内德·D.穆尔（Ned D.Moore）中校将他摇醒，告诉他德军派来了信使，让巴斯托涅的守军放下武器，否则将面临被炮火全歼的命运。仍处于半梦半醒之间的麦考利夫之后喃喃自语“球！”（Nuts），一时间不知作何回复，第101空降师作训科长小哈里·威廉·奥斯本·金纳德（Harry William Osborne Kinnard，Jr）中校提议说，麦考利夫应该用他给参谋长的话作为回复。这个仅有一个字的答复就这样被汇报给那位身份不明的“德军指挥官”，事实上此人正是吕特维茨。曼陀菲尔听说最后通牒一事后，对吕特维茨大为光火，他将其视作愚蠢的虚张声势，因为德军根本就没有炮弹来兑现这一威胁。不过另一方面，麦考利夫也无法确定德军是在虚张声势。

天气变化意味着制服会在白雪的衬托下惹人注目，美国军官在巴斯托涅及其周边村落，四处询问当地村长可否获得一些床单用作伪装。在埃莫奥勒（Hemroulle），村长径直走进教堂敲起钟来，村民聚集后村长就让大家回去拿床单，因为美军士兵需要它们。村民提供了约200张床单，空降兵动手将其剪开制作钢盔罩布，或是撕成布条以包裹步枪和机枪枪管。那些南美风格的披风很快就出现在巡逻队中，不过披风本身也开始变得潮湿和僵硬，人走动时会发出爆裂声和沙沙声。在巴斯托涅及其周边村庄巡逻的其他士兵，则用一罐罐白石灰为自己的车辆和坦克涂上伪装。

在巴斯托涅环形防线的散兵坑中，缺乏装备的第101空降师空降兵被降至冰点的温度折磨得苦不堪言，尤其是他们的双脚只能捂在湿透的靴子里。一些士兵在巴斯托涅镇内发现了一座存有2000只粗麻袋的仓库，所有的麻袋很快就被分发给士兵用来包裹双脚，然而战壕足病和冻伤造成的非战斗减员数量仍然在令人担忧地快速增长。

尽管条件艰苦，空降兵们在当天的反击中展现出来的气势还是让德军吃了一惊。拂晓时分，德军开始对芒代圣艾蒂安一带展开攻势。战斗期间，一家难民与其他人躲到了村中的最后一所房子里，于是掌管农场的两兄弟给奶牛挤奶，将奶装入桶中后递给寄居在棚舍中的客人们饮用。突然间门被踢开，两名端着施迈瑟（Schmeisser）MP40冲锋枪的德国兵闯了进来，难民们蜷缩在墙边，看上去这两个德国佬显然是喝醉了。其中一人将枪口对准平民，另一人跨过成桶的牛奶，松开裤子挨个朝里面小便，两人都觉得这样做很有意思。[15]

第26国民掷弹兵师在当天的战斗中损失了约400人，不得不从师后勤营和炮兵团里抽调人手来凑数。由于美军的这次反击，科科特上校甚至认为守军即将尝试从包围圈内突围而出，他的部下从离开巴斯托涅的难民那里听说镇内气氛紧张异常，车辆正在进行装载。德军的炮弹在夜间命中了第101空降师师部，几名军官被炸死在自己的睡袋里。

当天的空投计划由于糟糕的能见度而被迫取消，第101空降师严重缺乏各型炮弹，得不到治疗的伤员数目迅速攀升，然而官兵们依然士气高涨，拒绝投降的消息迅速传开后更是如此。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一些高级军官担心第101空降师无法守住巴斯托涅，尤其是来自英军的情报主任斯特朗少将。“我从未担心过这场战斗，”比德尔·史密斯中将后来说，“不过，斯特朗曾于1天之内3次问我巴斯托涅是否能够守住，我认为我们可以。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因为那里的指挥官认为他们能够守住。’我们最好的师就在巴斯托涅，当指挥官说他们没问题时，我就相信他们可以坚守。”[16]

“闪电乔”柯林斯少将在组织第7军阻击德军装甲师向马斯河推进时几乎没有浪费时间，目前他手里只有第84步兵师，但第2装甲师和第75步兵师已经在路上了。柯林斯乘坐一辆装甲车抵达了马尔什昂法梅讷，他后来写道：“大雾就弥漫在树尖的高度。”[17]

柯林斯在那里找到了第84步兵师师长亚历山大·拉塞尔·博林（Alexander Russell Bolling）准将，后者已经派出侦察部队去查明敌军抵达的位置。让他稍稍安心的是，博林“非常镇定”，但此番会晤使柯林斯确信，布莱德雷认为他的整个军应该留着用来反击的想法是错误的。第7军即将“为自己的生存而战”[18]，柯林斯决定在梅昂（Méan）的一座小城堡里设立军部，该镇位于马尔什昂法梅讷以北15公里处。

德军第2装甲师先头战斗群已经于12月22日一早开始向马尔什昂法梅讷推进，起先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直到该城以南2公里处，才在起伏连绵的田野与森林中的一个十字路口，遭遇博林麾下的第335步兵团某部。[19]当一支装甲掷弹兵部队投入战斗之后，第2装甲师先头部队转向了西面的迪南。把守日韦城内马斯河渡口的是英军第23轻骑兵团，来自该团的一份未经证实的报告说，德军装甲师已经在该城东南12公里处的沃内什（Vonêche）出没，[20]结果引发了好一阵恐慌。

德军第2装甲师先头部队距离迪南的马斯河大桥只有25公里远，但是博林的师持续进攻，迫使第2装甲师分出部队来掩护侧翼。美军步兵于清晨时分从马尔什昂法梅讷发动的进攻失败了，但在坦克的支援下，美军于当天下午发动了另一次更为猛烈的攻势，夺回了该镇西南方的高地。第2装甲师273防空营击毁了开阔地上的数辆谢尔曼坦克，付出惨重代价后遏止了美军的反扑，装甲掷弹兵于夜间重新夺回了部分高地并打开了向西的道路。[21]

这一地域的美军后勤部队和其他单位很快就觉察到了危险，其中一支部队驻扎在马尔什昂法梅讷与罗什福尔之间的昂日蒙（Hargimont）古堡，为了防备德军前锋在夜间偷袭，他们穿着制服和靴子入眠，手榴弹就放在手边。听见枪炮声后，他们迅速撤出古堡掉头向迪南而去。大部分比利时年轻人或骑车或步行，也跟着美军一起撤走了，他们完全有理由担心9月份抵抗组织的袭击会招致报复，更清楚留在这里就面临着被送回德国强制劳役的危险。

除了在炮火来临时寻找地下室，比利时人对战事毫无概念，不过他们可以分辨出美军军靴的橡胶靴底和德军长筒靴的平头钉踩在街道上发出的不同声响。德军进入村镇时平民们纷纷逃走，他们不仅害怕暴行，还知道德军士兵身上长满了虱子。德军在推进过程中不断搜寻躲藏起来的美军官兵或抵抗组织成员，任何蠢到三五成群四处游荡的比利时年轻人，只要被抓到很容易被视作“恐怖分子”而枪决。当德军决定待在室内的时候，他们就把步枪和铁拳堆在角落里，平民们则忍不住投去紧张的目光。本地人之间用瓦隆语交谈，除非碰巧有来自东部省份的应征士兵，否则德国人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在防风灯或蜡烛映照的地下室里，阿登本地的居民有时会在较长的战斗间隙唱民谣，然而当炮弹在东面落下时，人们的嘴唇就快速张合开始背诵《玫瑰经》（即《圣母圣咏》）。在漫长的炮击期间，环境急速恶化，助长了痢疾的流行。在炮火间歇，人们才能提起马桶去外面的粪坑倾倒，农夫和他的儿子们也借机冲出去为牛棚中的奶牛挤奶和喂猪。他们为楼下的那些避难者带回了成桶的牛奶，用来改善以土豆为主的饮食，如果时间允许，他们还会迅速肢解被炮火炸死的家畜，运气好的话能做出一些阿登火腿与难民分享。由于去水泵取水太过危险，人们用许多水桶和罐子装满白雪，待其融化后作为饮用水供人饮用。那些逃到树林中的平民在房屋被炸毁后，除了抱团取暖外别无他法，他们只能吮冰止渴。

在阿登地区，随处可见年老体衰者借社区精神得到他人照料，事实上自私自利的情况并不多见。屋子下面有石质地窖的屋主会为那些头顶上只有木地板的邻居提供庇护，建有较深地下室的本地城堡的主人会邀请村民来避难，但这种显眼的建筑一直是交战双方炮兵观察员的兴趣所在。

当天早上，第116装甲师师长冯·瓦尔登堡少将的心情糟透了。凌晨4点，他接到军长的命令，停止对乌尔特河东岸小镇奥通的进攻，此地由美军第51战斗工兵营和一些后勤部队英勇地保卫着。曼陀菲尔误以为该镇的防御相当严密，足以挡住瓦尔登堡的师，他命令第560国民掷弹兵师去夺取奥通，第116装甲师经由桑雷和拉罗什昂阿登（La Roche-en-Ardenne）撤回，然后沿乌尔特河另一侧再次向西北方向推进，在奥通和马尔什昂法梅讷之间达成突破。[22]瓦尔登堡确信，如果他们早一点走那条路线的话，现在已经越过马尔什昂法梅讷了，这次改道毫无疑问给了柯林斯更多的时间得以在更西面的地区组织防御。

在卢森堡城，布莱德雷中将的参谋注意到他现在很少离开自己的卧室或办公室。然而当天早上汉森走进布莱德雷的办公室时，发现后者正跪在平铺于地板的地图上，透过双光眼镜凝视着德军使用的道路网，并用棕色蜡笔标记了数条道路。就在这一天，巴顿将军麾下的第3军，包括第4装甲师及其右翼的第26步兵师和第80步兵师，开始从南面向巴斯托涅发动进攻。第12军紧随南肩角的第4步兵师一起行动，该军旗下的第5步兵师和第10装甲师亦向北推进。

经历了前夜的大雪之后，汉森描述说从酒店里望去，外面就像“一张栩栩如生的覆盖着积雪的房屋风景画明信片”[23]。大雾已经散去，温度骤降，但是笼罩低空的云层仍然妨碍着盟军空中力量全力出击。鉴于卢森堡城内的居民仍然惴惴不安，第12集团军群民政官决定将卢森堡女大公夏洛特的儿子让大公储[A2]带出来，乘车在城里转转，表明他仍然与市民同在，消除众人的疑虑。令布莱德雷的参谋部气愤的是，拥有欧洲最大功率发射机的卢森堡电台已经被仓皇撤走，大多数技术装备也被带走了。

对斯科尔策尼突击队的担忧仍然没有平息，反间谍情报部门的人员“十分担心我方将领的安全”。汉森在当天的日记中记录道：“身着美军制服的德军间谍可以通过他们粉色或蓝色的围巾、钢盔上的两个通风孔、大衣或夹克上敞开的第一粒纽扣予以辨别。《时代周刊》的查利·沃滕贝克（Charlie Wertenbaker）当晚过来时，我们指着他戴的栗色围巾，警告说上面有少许粉色，沃滕贝克立刻就把它摘掉了。”[24]

在凡尔赛处于严密保护下的艾森豪威尔也闷得难受，当天他向全军发布了一道命令：“你们在夏秋两季取得的辉煌胜利让敌人陷入了绝望的困境，他们正在竭力挣扎妄图摆脱。德军正在疯狂地战斗，妄图夺回你们所赢得的一切，并利用各种阴险狡诈的伎俩欺骗并杀害你们。他们赌上了一切，但你们在这场战役中表现出来的无可匹敌的英勇，已经大大挫败了他们的计划。在你们业已证明的勇敢与坚毅面前，敌人将一败涂地……”[25]

这天之前，艾森豪威尔试图不让布莱德雷受到这样一种言论的伤害，即他在阿登战役中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为此他推荐布莱德雷晋升为四星上将。他在写给马歇尔将军的信中说，第12集团军群的指挥官“斗志昂扬并且……正在有条不紊而又精力充沛地应对局势，那里的局面并没有什么可以归咎于布莱德雷的”[26]。

比德尔·史密斯称，布莱德雷受其参谋部的影响，确信蒙哥马利已经陷入了恐慌。如果没有其他因素在里面，这种完全扭曲的观点就表明他位于卢森堡的战术指挥部已经与战场完全脱节。“我们发觉整个英军集团军都在后撤，”布莱德雷的一名参谋写道，“留在前线的只是一些架子部队，蒙哥马利将英国第2集团军和加拿大第1集团军主力从荷兰撤出，去拱卫安特卫普附近的半圆形防线，他认定那里将进行最后一战，要为此做好准备。这对于一位通常谨小慎微的人来说，还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机敏。”[27]

布莱德雷的参谋部显然对霍罗克斯的第30军就在马斯河畔，该军的第29装甲旅已经进入河东岸，准备与柯林斯的第7军右翼顶端的部队取得联系这一事实一无所知。

[1]Maurice Delaval Collection,Box 7,USAMHI.

[2]I&R Platoon,423rd Infantry,106th Division,Richard D.Sparks,‘A Walk through the Woods’,2003,http://www.ryansdom.com/theryans/sparks/adobe/walk2.pdf.

[3]同上。

[4]RWHP,Box 1.

[5]Misc’l AG Records,NARA RG 407 E 427 2280,Box 2425.

[6]Sparks,‘A Walk through the Woods’,2003.

[7]Misc’l AG Records,NARA RG 407 E 427 2280,Box 2425.

[8]同上。

[9]Maurice Delaval Collection,Box 7,USAMHI.

[10]比特根巴赫平民伤亡情况参阅Schrijvers,Unknown Dead,p.26-27。

[11]NARA RG 407 290/56/5/1-3,Box 7.

[12]Peiper,ETHINT 10.

[13]Generalmajor Heinz Kokott,26th Volksgrenadier-Division,FMS B-040.

[14]同上。

[15]引自George E.Koskimaki,The Battered Bastards of Bastogne:The 101st Airborne in the Battle of the Bulge,New York,2007,221-2.

[16]Bedell Smith interview,FCP SC.

[17]J.Lawton Collins,SOOHP,Box 1,USAMHI.

[18]John S.D.Eisenhower,The Bitter Woods,New York,1970,453.

[19]General der Panzertruppe Heinrich von Lüttwitz,XLVII Panzer Corps,FMS A-939.

[20]William H.Simpson Papers,Box 11,USAMHI.

[21]Oberstleutnant Rüdiger Weiz,2nd Panzer Division,FMS B-456.

[22]Generalmajor Siegfried von Waldenburg,FMS A-873.

[23]22.12.44,CBHD.

[24]同上。

[25]Eisenhower,Bitter Woods,422.

[26]CMH SC,381.

[27]Ralph Ingersoll,Top Secret,London,1946,201-4.

[A1]此处原文写的是党卫军第2装甲掷弹兵团的3个营（all three battalions of the 2nd SS Panzergrenadier Regiment），然而派普战斗群编成内只有党卫军第2装甲掷弹兵团3营，该团1营和2营都归属桑迪希战斗群指挥，并未抵达斯图蒙。——译者注

[A2]女大公的全名是夏洛特·阿德尔冈德·埃莉斯/伊丽莎白·玛丽·威廉明妮（Charlotte Adelgonde Élise/Elisabeth Marie Wilhelmine），大公储的全名是让·伯努瓦·纪尧姆·罗贝尔·安东尼·路易斯·马里·阿道夫·马克·达维亚诺（Jean Benoît Guillaume Robert Antoine Louis Marie Adolphe Marc d'Aviano），他于1964年继位，成为卢森堡大公国大公。——译者注

第16章　12月23日星期六

12月23日清晨，整个阿登地区的美军指挥官都对万里无云的蓝天和冬日的炫目阳光瞠目结舌。气温进一步降低，源自东方的“俄罗斯高气压”（Russian High）使天空变得阳光明媚、万里无云。空中管制员兴奋地报告说“能见度极好”，P-47雷电战斗轰炸机群紧急升空去猎杀坦克。[1]巴顿将军眉开眼笑地对他的副参谋长保罗·多纳尔·哈金斯（Paul Donal Harkins）上校说：“真他娘的痛快！奥尼尔的祈祷真管用，把他叫来，我要给他发勋章。”[2]奥尼尔牧师从南锡赶到了卢森堡城，第二天巴顿给他颁发了一枚铜星勋章。

和众多卢森堡城的居民一样，布莱德雷的参谋们都跑到外面的大街上，在阳光下眯着眼睛观看空中飞过的盟军重型轰炸机编队拉出的凝结尾流，这些轰炸机是去轰炸特里尔（Trier）城和那里的铁路货运编组站的。轰炸机和战斗轰炸机群就像闪闪发光的银鱼群，再次看到己方飞机从头顶上呼啸而过，蹲在散兵坑里的美军士兵士气高涨。

盟军的空中支援还带来了另一大好处，在空中有战斗轰炸机群活动的时候，德军炮兵连为了不暴露阵地都不再开火。莫德尔的炮兵指挥官卡尔·菲利普·托霍尔特（Karl Philipp Thoholte）中将报告说：“只要敌人的空军一出现，就会对我军炮兵产生影响，削弱50%或者60%的火力。”[3]

然而上午晚些时候，第12集团军群指挥部被德军第2装甲师一部正在向罗什福尔以东的热梅勒挺进的消息震撼了，那里是集团军群通信中继站所在地，守军只有不超过一个排的步兵和几辆坦克歼击车。布莱德雷立即给第1集团军指挥部打电话，询问是否可以向那里派出增援部队，但“就在他讲话的时候电话线路断掉了”[4]。守卫通信中继站的部队刚巧在转移线路，当德军接近时他们撤退了，但他们并没有破坏通信设备，而是希望在不久之后能重新夺回此地。[5]

通过空中侦察，现在至少还能弄清楚几个德军装甲师向西北方的马斯河运动的轨迹，然而第1集团军指挥部仍然笃信德国人打算朝着列日突破，他们不知道希特勒坚持部队必须向西推进。

罗斯少将的第3装甲师师部就设在四面楚歌的奥通镇内，为了对付各个方向上的来敌，他的部队已经被拆得四分五裂。B战斗群仍被牵制在拉格莱茨附近与派普战斗群激战，A战斗群此时还在从奥伊彭赶来归建的路上，师里的其余部队（主要是R战斗群）被分成了三支特遣队。其中两支正准备阻击北上芒艾（Manhay）的党卫军第2帝国装甲师，德军正沿着经乌法利兹直通列日的公路前进，但是由美第33装甲团3营营长塞缪尔·梅森·霍根（Samuel Mason Hogan）中校指挥的特遣队，被德军包围在奥通东南10公里处的马库尔（Marcouray），而且已经耗尽了燃料。当天美军尝试了空投补给，但系着空投包的降落伞飘落到了6公里以外，第二天的降落点距离他们还有将近10公里。[6]

在乌法利兹—列日的干线公路上，有个叫巴拉克德弗雷蒂尔（BaraquedeFraiture）的十字路口，此地仅有三座农舍，附近有个名叫弗雷蒂尔（Fraiture）的小村子，它就位于第82空降师和第3装甲师防区的分界线上，却被人忽视了。阿瑟·C.帕克三世（Arthur C.ParkerⅢ）少校是在施内艾费尔崩溃的第106步兵师的幸存者，他认为这里的阵地非常重要，并开始着手组织防御。他手里的部队除了第589野战炮兵营残部之外，主要是在败退路上收拢的各单位散兵混编而成的队伍，并得到了第7装甲师第203防空营D连的四辆M16半履带多管高射机枪车的加强，其搭载的四联装12.7毫米M2勃朗宁重机枪有个臭名昭著的外号——“绞肉机”。

巴拉克德弗雷蒂尔很快就会被称为“帕克十字路口”（Parker's crossroads），21日黎明前，驻守此地的这支小部队就遭到了第560国民掷弹兵师一支规模不小的侦察队的攻击。“绞肉机”随即把他们撕成了碎片，伤员中有一名中尉军官被确认来自党卫军第2装甲师。在北面的芒艾驻防的是美军第3装甲师32装甲团1营营长马修·W.凯恩（Matthew W.Kane）中校率领的特遣队，凯恩特遣队派来了一个侦察排，[A1]意识到危险的第82空降师师长加文少将派出第509伞兵团1营去保护帕克的左翼，第325滑翔机机降步兵团2营F连也赶了过来。

12月22日基本上风平浪静，已经抵达路口附近的帝国师一部在等待燃料补给，并静候雷默的元首卫队旅赶上来。23日拂晓前，党卫军第4装甲掷弹兵团同时攻击了十字路口和弗雷蒂尔村的伞兵，惊讶的美军当时正在吃早饭。对帕克十字路口的真正攻击发生在黄昏，党卫军第4装甲掷弹兵团2营和3营，[A2]在党卫军第2装甲团2营7连（装备Ⅳ号坦克）与8连（装备突击炮）的支援下发起了进攻。一场大雪暴露了没有伪装的守军阵地，谢尔曼坦克也无法机动，德军坦克手摧毁了装甲车辆，打掉了一个又一个散兵坑。加文少将命令帕克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守住路口，但美军在夜幕降临之后已经溃不成军，三辆谢尔曼坦克冲了出去，一些官兵逃进了林子里，如同一群疯狂的奶牛四处乱窜。

加文和罗斯都害怕党卫军第2装甲师会粉碎美军在芒艾的抵抗杀入自己后方，他们将所有能找到的部队都拼凑在一起。李奇微少将在这意想不到的威胁之下大发脾气，他命令第7装甲师那些刚刚逃过萨尔姆河、业已精疲力竭的幸存者去守住芒艾。此前哈斯布鲁克和克拉克曾反对他在圣维特以西战斗的计划，而且他们还得到了蒙哥马利的支持，这让李奇微（对他们）产生了一种不可原谅的情绪。

12月23日凌晨，党卫军第1装甲军军部收到了派普战斗群发来的电报，电文说道：“阵地上的情况严重恶化，轻武器弹药所剩无几，我部在夜间已经放弃了斯图蒙和舍纳，这是突围的最后机会了。”[7]美军炮兵和坦克继续轰击拉格莱茨，这支曾令人生畏的战斗群由于缺乏燃料和弹药，现在已经无力回应了。

派普手里控制着的美军战俘超过150人，其中就包括第30步兵师119团2营营长哈尔·戴尔·麦科恩（Hal Dale McCown）少校，派普曾试图审问麦科恩，并向他宣告自己相信纳粹主义以及德国发动战争的原因。那天早晨，麦科恩被送到一个小地下室里和四名美军军官关在一起，下午时分美军的105毫米炮弹击中了墙壁，冲击波撕开一个大洞后又把德军卫兵掀到了房间的另一边。另一枚炮弹就在外面爆炸，碎片和石头在地下室里肆意横飞，一名美军中尉当场就不行了，三个德国卫兵也受了伤。

后来麦科恩再次被带去见派普，后者告诉他德军打算步行突围，但不知道如何处理那些美军战俘。派普刚刚获得可以率部撤回己方战线的批准，他提出可以做一笔交易：他将留下所有美军战俘和德军伤员，只带走麦科恩作为人质，如果美军指挥官释放了所有的德军伤员，那么麦科恩此后就将获得自由。麦科恩回答说他显然无法就战俘问题达成任何协议，他所能做的只是签署一份声明，证明他听到过派普提出的此项建议。当晚派普的部下开始破坏尚能开动的车辆，他们将要在夜幕的掩护下涉渡昂布莱沃河，[A3]悄悄潜入南岸的树林之中。

第9集团军指挥官威廉·辛普森中将为第30步兵师对派普战斗群的坚决反击感到非常骄傲，他的副官写道：“美军现在拒绝更多的党卫军部队投降，这很可能扩大到所有德军身上。当时我们不可能直接下达这样的命令，指挥官自己倒是希望每个美国兵都听说过这个故事，并将其视作交战规则，如同第30步兵师所做的那样。”[8]

听说德军将这个师称作“罗斯福的屠夫”，辛普森感到很高兴，他收到的关于马尔梅迪地区德军战俘的报告中说，德军指挥官“对部下承诺，他们将要与之交战的美军并非第30步兵师，他们想多了”。

在埃尔森博恩岭，美军炮兵继续用白磷弹和高爆弹炮击岭下的村庄和城镇，哪怕德军不再进行大规模攻击。德军第3伞兵师一部占领了山岭南边的小镇费蒙维尔，结果日复一日成了美军的炮击目标。镇上的牧师央求德国军官安排了（和美军的）停火协议，以便非战斗人员从镇里撤出。12月23日早晨，德国人只是简单地命令被困在费蒙维尔的600名居民动身去东南边不远的小村绍彭（Scho-ppen），那里属于德军战线的后方。一名军官告诉他们，任何想要去美军那边的人都会被射杀，牧师力劝德国军官再考虑一下，但德国人回答说如果这些教区民众还不走的话，他们就会开枪，每次杀五个人。

11点，被吓坏了的平民们走到外面的开阔地，不幸的是美军侦察机飞行员看到一长溜人在厚厚的积雪中艰难地跋涉，以为那是集结中的敌军。埃尔森博恩岭上的美军炮兵开火了，当炮弹在队伍周围爆炸时，老人、妇女和儿童都惊慌失措地四处乱跑。牧师跑回费蒙维尔镇，央求德军通过无线电让美军停火，但德军拒绝了，他们什么都没有做。在费蒙维尔的居民抵达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绍彭村之前，大约有10人被当场炸死，或者随后因伤而死，还有许多人被炸伤。[9]

围攻巴斯托涅的德军出于某种原因仍然相信城内的美军企图冲出包围圈，12月23日，德军加强了其在镇西部的兵力，继续攻击赛农尚周边和芒代圣艾蒂安，以收紧包围圈并破坏（守军）任何进一步的“突围尝试”。希特勒拒绝相信“曼陀菲尔无法用现有兵力占领巴斯托涅的报告”[10]，并在23日派一名军官下部队核实情况，然而那名军官却支持曼陀菲尔对战况的评估。

被围困的巴斯托涅守军肯定会食物短缺，但他们的伙食似乎仍比科科特手下的国民掷弹兵要好，德国人的后勤供应情况非常糟糕，“不得不10个人分享半条面包”[11]。虽然在这个极端寒冷的冬天里，美军空降兵缺少冬季制服，但好歹环形防线上有村庄农舍可以取暖，而他们的对手国民掷弹兵的情况就糟多了，这也是他们为何会剥掉美军尸体上的衣服和靴子的原因。斯科尔策尼突击队造成的紧张情绪仍在持续发酵之中，这就导致一些穿戴美式装备的德军士兵在投降时会被当场射杀。除了武器，美军士兵唯一渴望得到的德军装备是一套简洁出色的集合了刀、叉和勺子的制式餐具。德军装备了雪地伪装服，真是有先见之明，而美军则随机应变就地取材。

科科特上校记录道：“敌人的第一批战斗轰炸机出现在上午9点，它们对着公路和村庄俯冲下来，停放的车辆和农家庭院都在弹雨下起火燃烧。”[12]环形防线西南方向上的美军空降兵不太走运，几乎没有得到空中支援。夜间气温急剧下降，许多为他们提供支援的坦克和坦克歼击车的炮塔旋转齿轮都被冻住了，甚至连反坦克炮都被冻在地上无法移动。步兵越野机动变得非常困难，因为半米厚的积雪表层冻得硬邦邦的。

那天中午，第26国民掷弹兵师对巴斯托涅防御圈的主要攻击落在了该镇西北方的弗拉米耶日（Flamierge）地区，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突破；另一次攻击在傍晚时分发生在巴斯托涅东南的马尔维，主攻的是装甲教导师第901装甲掷弹兵教导团所属的部队。然而到临近中午的时候，令人意想不到的威胁出现在了南边，第5装甲集团军没料到巴顿的部队能够那么快就调动过来向北发起攻击。

“到中午时分，第5伞兵师的人先是一个两个，然后成群结队地出现在我师设在翁普雷（Hompré）的师部附近。他们是从前线撤下来的，正在向东转移，队伍里几乎看不到军官。当他们回答质问时，有人喊道：‘敌人已经突破了！他们的坦克向北突击，而且已经占领了肖蒙（Chaumont）！’”科科特上校写道。[13]肖蒙就在科科特的师部所在地南边不到3公里的地方。

溃兵身后很快就出现了第5伞兵师的车辆和马车，美军的战斗轰炸机立刻就发现了翁普雷村里拥挤的人群和车辆，轮番展开了对地攻击。所有的德军都用武器对着俯冲下来的飞机“疯狂开火”，“房子烧起来了，车辆也被打着了火，伤员就躺在街道上，挨了子弹的马匹被丢在一旁无人问津”[14]。

这样的混乱场面恰逢美军为巴斯托涅守军进行大规模空投补给，德军士兵眼睁睁地看着北边的空中飘荡着大量白色或彩色降落伞，想当然地拉响了敌军开始大规模空降行动的警报。他们大喊大叫：“敌军伞兵正在我军后方空降！”甚至连科科特都被这个他从未考虑到的突发事件给震惊了，但随着第5伞兵师逃跑的年轻士兵纷纷被国民掷弹兵们拦了下来，秩序逐渐恢复了。翁普雷附近一个防空连接到了“向后转”的命令，该连高射炮的作战目标也要从空中转向地面了。

于是科科特用恰巧从附近路过的四辆坦克、一个炮兵分队、一些工兵和溃散下来的部分伞兵组建了一个临时战斗群，伞兵们已经从“最初的震惊”中恢复过来了。他命令战斗群占领南边公路上的阻击阵地，局势很快就恢复过来，出现在肖蒙的美军装甲部队只是巴顿的第3集团军前出的侦察部队，由于缺乏足够的兵力，他们撤了回去。

美军为第101空降师空投补给是德国人收到的第一次警告，午后不久后续的机群就飞来了，第26国民掷弹兵师收到的空袭警报称：“注意！强大的敌机编队正从西边飞来！”[15]他们看见大型飞机在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群的陪伴下从低空飞来，德军预计会遭到大规模的地毯式轰炸，地面上的37毫米高射炮猛烈开火。

德军似乎没有注意到上午9点55分，从领头的两架C-47运输机上跳下来两个空降先导小组，落地后他们向巴斯托涅的麦考利夫指挥部报告说要在最合适的地点建立空投场，他们的任务被第9运输机司令部认为至关重要，因为他们担心巴斯托涅也许已经沦陷了。空降先导员（pathfinder）在镇外设置了导航信标，[16]一直等到飞机发动机的嗡嗡声逐渐成为轰鸣声。

第一波C-47运输机上的无线电操作员记录道：“你首先看到的是迎面而来的巴斯托涅，全镇就坐落在完全被积雪覆盖的大平原上，远处白茫茫的大地上点缀着森林、道路和城镇本身，接下来映入眼帘的是坦克等履带车辆通过雪地时留下的车辙痕迹。我们飞得越来越低，最后在大约150米的高度开始空投。”[17]当降落伞在空中纷纷打开时，士兵们从散兵坑和装甲车辆中涌了出来，正如有人所说的，“人们就好像在超级碗或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上那样疯狂欢呼”[18]。机组人员看着刚刚还空无一人白雪皑皑的地面，当士兵们突然冲出来将“空投包裹”拖到安全地带时，广袤冰封的大地都沸腾了。“看着那些装有补给品和弹药的空投包落地，场面颇为壮观，当我们取回空投包后，首先将拆开的袋子都用来裹脚，然后将补给品放到该放的地方。”另一个士兵说道，[19]绸布制作的降落伞都被士兵改成了睡袋。

第9运输机司令部总共出动了241架运输机，分几个拨次空投下334吨物资，包括弹药、燃料、口粮、医疗用品和血浆，“但落地时瓶子摔破了不少，德军炮击时炮弹又摧毁了存放物资的房间”[20]。有9架飞机没找到空投场或因故返航，7架被防空炮火击落，部分机组人员被俘，还有些人逃进了森林并在几天后获救，少数人跳伞后直接降落在美军防线内。“空中看不到任何德国飞机！”科科特抱怨道。[21]其实德国空军战斗机曾试图攻击运输机编队，但被数量远远超过它们的盟军护航战机赶走了，还被击落了数架。

运输机返航后，82架护航的雷电战斗机将注意力转向了地面目标，它们沿着坦克履带的车辙追踪德军试图躲起来的坦克群，并攻击了德军炮兵阵地。尽管陆空联络员尽了最大努力，雷电战斗机群还是数次误击了美军阵地，其中一个例子是P-47对美军的一个炮兵连进行了扫射和轰炸。美军机枪手开火回击，结果反而吸引了更多的飞机对地攻击，直到一个军官跑出来挥舞着对空识别联络板，飞行员们才弄明白自己摆了乌龙，立即飞走了。

第901装甲掷弹兵教导团对马尔维的攻击一直拖到黄昏后才开始，那会儿美军的战斗轰炸机都返航了，德军加强了炮兵火力，火箭炮连的多管火箭炮开火时发出了可怕的尖叫声。德军步兵跟在四五辆坦克后面向前推进，第327滑翔机机降步兵团和第326空降工兵营向空中发射照明弹，惨白的光芒映照出涂着白色雪地迷彩的豹式坦克和身着雪地伪装服的装甲掷弹兵。守军的步枪和机枪立即开火，巴祖卡小组通过打断坦克履带或打坏负重轮瘫痪了几辆坦克，只是坦克虽然停了下来，上面的火炮和机枪照样在射击。

麦考利夫投入最后的预备队之后，德军沿着公路向巴斯托涅的突破总算被挡住了，他命令炮兵持续开火，哪怕炮弹的库存量降低到危险的程度也在所不惜。实际上守军的反突击很有效果，给德军造成了严重损失，科科特最终下令停止进攻。随后他从曼陀菲尔的集团军指挥部接到的命令上说，圣诞节发动对巴斯托涅的总攻，届时第15装甲掷弹兵师将抵达前线并接受他的指挥。[22]科科特也许已经对能否取得成功产生了怀疑，但巴斯托涅的守军同样已经竭尽全力了，特别是西边的部队。

美军无法用炮火掩护环形防线正面的所有部队，如果德军形成突破，他们几乎没有预备队来封闭突破口。前线的散兵坑非常分散，空降兵只能通过布设饵雷来防御，他们把破片手榴弹或60毫米迫击炮弹系在树上，向四周拉出绊发引线；或是将炸药绑在树干上，由单兵掩体内的士兵通过引线人工引爆。

在富瓦以南，第506伞兵团的部分伞兵仍坚守在森林边缘，他们的观察哨就设在一座房子里，外面的地上躺着个冻僵的德国兵，尸体的一条手臂就这么直直地向上抬着。“从那时起，”一名中士回忆说，“每次我们来哨位或者离开哨位，都会和他握手，这都成了一项仪式。我们认为如果自己能和他握手，就会比他的境遇好得多。”[23]即使用麻袋和空投包里的袋子裹脚，冻伤和战壕足病的影响仍然无处不在，几乎所有的美军士兵都深受其害，第327滑翔机机降步兵团的路易斯·辛普森注意到“在寒冷之中，伤员的生命就像火柴一样熄灭了”[24]。

面对弗拉米耶日周边的战事，辛普森写道：“我盯着斜坡的下方，尽可能看清楚的同时还要低着脑袋，子弹就在身边嗖嗖地飞过。在我的右侧，步枪手正在开火，他们应该看得比我更清楚。积雪似乎有了生命，开始动了起来，自己从树下离开跑到了斜坡脚下。它动得越来越快，原来那是一队人马，已经形成了散兵线，绝大部分人都是白色的——穿着白色的外衣和帽兜。偶尔有几个身穿灰绿色德军制式大衣的德国兵显得格外扎眼，他们在雪地中或走、或跑、或扑倒在地，然后起身再次向我们扑来。”[25]

巴斯托涅顺理成章地成为美军空中支援的重点地区，这样一来第82空降师和第30步兵师所在的北肩角就有些捉襟见肘了，然而当天半数盟军战斗轰炸机单位要执行的首要任务，还是阻止德军装甲师突向马斯河。[26]

随着天气状况的好转和盟军空中力量的活跃，友军误击事件——无论是来自空中还是地面的“友军射击”的数量都急剧上升，高射炮手和几乎所有的机枪手似乎都无法阻止自己向一切会飞的东西开火。“射击规则”和“空地识别”指令都被忘得一干二净，必须提醒士兵不得向误击了他们的盟军飞机回击，他们能做的只是不断抛出黄色或橙色的烟雾弹，或者发射伞降信号弹让飞行员停止射击。[27]第30步兵师的隐忍使该师在经历了误击之后付出了最为惨重的代价，这个师在诺曼底就遭到了己方飞机的误击，当下在阿登同样如此，在未来的战事中他们还将承受更多的误击。

博林准将的美军第84步兵师和第3装甲师部分部队的处境依然非常艰难，他们要守住奥通—马尔什昂法梅讷公路以南的战线，阻击第116装甲师和党卫军第2装甲师。第3装甲师A战斗群为掩护柯林斯的第7军集结，进一步转向西边，被巴顿这位前任指挥官称为“地狱之轮”的第2装甲师于极其保密的情况下正在抵达集结地域，准备在12月24日展开反击，该师的进展已经比预期的要快。然而柯林斯在听到蒙哥马利说“真爽，十拿九稳”[28]后大大松了口气，那慕尔、迪南和日韦的马斯河大桥安全现在正由英军第29装甲旅负责。当晚，该旅的来复枪旅第8营击毙了乘坐吉普车的斯科尔策尼的4人特种小组。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潮水般的难民正通过马斯河大桥向西逃跑，民政部门的官员写道：“德军的推进让所有人都心绪不安，他们似乎都担心出现最坏的状况，难民正沿着公路逃难，为交通带来了很多麻烦，我们要去制止他们。”[29]各处桥梁都被封锁，比利时人安排难民乘船渡过马斯河。

蒙哥马利还对柯林斯保证，第29装甲旅将在次日与他的第7军右翼衔接起来，其实在12月23日，英军第3皇家坦克团A中队在沃茨（Watts）少校率领下，已经抵达了迪南以东6公里的索里讷（Sorinnes）。沃茨并不清楚美国人或者德国人在哪里，因此他将18辆坦克分散布置在每条通往迪南的道路上，其部队的作用更像装甲侦察团。对该旅的三个坦克团[A4]来说，最令人失望的是他们将驾驶“饱经战火沧桑的谢尔曼”而不是新式的“彗星”坦克投入即将爆发的战斗。[30]

英国人已经开始从当地人那里得到有价值的帮助，雅克·德维朗法涅男爵（Baron Jacques de Villenfagne）居住的城堡就在索里讷，位于富瓦诺特达梅（Foy-NÔtre-Dame，法语直译是富瓦圣母院，该村就是以这座在当地很有名的圣母院命名的，与巴斯托涅的富瓦村毫无关系）以北4公里处，他曾是比利时阿登轻步兵（Chasseurs Ardennais）团的上尉，也是当地抵抗组织的领导人。他骑着摩托车充当沃茨中队的侦察兵，将德军第2装甲师的推进方向告诉了英国人。

当地农民很清楚即将到来的战斗意味着什么，他们需要准备好食物藏身于地窖之中，熬过一场可能为期不短的围困。在塞勒（Celles）南边的桑津（Sanzinnes），卡米耶·杜布瓦（Camille Daubois）听说德军要来，决定是时候宰了自家珍视的那头重达300公斤像野兽一样的猪了。由于这头猪体形庞大，他觉得自己一个人搞不定它，就去找打算到马斯河对岸避难的屠夫帮忙。屠夫勉强同意来帮忙宰杀，但当他来到猪圈看到这头庞然大物时，不由得大声说道：“那不是头猪，简直是头野兽般的奶牛啊！”[31]

屠夫不准备用刀，而是坚持用斧子先砍掉猪头，再把猪吊起来放血，忙完之后屠夫就匆匆离去了。然而当德军第2装甲师的一个战斗群晚些时候抵达之后，猪的尸体就不见了，毫无疑问被送进了他们的野战厨房。

德军第2装甲师师长迈因哈德·劳赫特上校在比松维尔以北将部队拆分，各自寻找通往马斯河的捷径。第2装甲侦察营和伴随行动的豹式坦克连首先补充了燃料，随后在冯·伯姆（von Böhm）少校指挥下朝着艾达（Haid）和莱尼翁（Leignon）前进，两辆开道的坦克看到美军装甲车后当即开炮射击。装甲车被命中，车组乘员弃车而逃，其指挥官埃弗里特·C.琼斯（Everett C.Jones）中尉将德军出现的消息报告给了美军第2装甲师师长欧内斯特·内森·哈蒙（Ernest Nason Harmon）少将。好斗的哈蒙渴望马上投入战斗，命令A战斗群指挥官约翰·豪厄尔·科利尔（John Howell Collier）准将立刻率部出击。

当天晚上，刚刚接任第304装甲掷弹兵团团长一职的恩斯特·冯·科亨豪森（Ernst von Cochenhausen）少校，率领他的战斗群主力抵达了罗什福尔西北12公里处的舍沃托涅（Chevetogne）村。该村村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遇到比从头上划过飞向安特卫普的V-1飞弹更可怕的事情，其中一枚飞弹还落到附近的树林里爆炸了。除此之外，战争似乎已经同他们擦肩而过了，自9月份解放以来该地区的人们还没有见到美军的影子，而且做梦都没想到德国人会回来。

午夜过后不久，坦克在村内主干道上隆隆行驶时的震动惊醒了当地村民，他们趴到自家的窗户边上想分辨出外面的军队到底是美国人还是德国人，但车辆都在闭灯行驶，黑暗中根本就认不出来是属于哪方的。车队停到了一座小山的半山腰上，然后开始警戒，村民们听到军人传达命令时说的都是非常清晰的德语。派普战斗群在阿登东部地区屠杀平民的消息已经飞速地传递到了本地，德军装甲兵穿的黑色制服和领章上的髑髅标记使得许多人相信这支部队是党卫军。但德国国防军第2装甲师和党卫军部队并不相同，在对待平民的行为举止方面总体上来说并无不妥，该师的一名军官走进沙普瓦（Chapois）的一处农场厨房里，警告惊讶万分的农妇最好把火腿都藏起来，他那些饿急了的士兵会毫不犹豫地把火腿都拖走的。[32]

12月24日凌晨，科亨豪森战斗群抵达了塞勒，这座历史悠久的小镇就在富瓦诺特达梅南边仅有几公里的地方。科亨豪森少校试图率部通过小镇继续向前直扑迪南，但开道的豹式坦克碾上了美军工兵在前一天埋下的地雷。

根据当地人的传说，两名德军军官冲进了街道拐角处的阿登饭店里，饭店的女老板玛尔特·蒙里克（Marthe Monrique）夫人刚刚被爆炸声惊醒，身穿睡衣的她在楼下遇到了德国军官。他们问她从这里到迪南还有多少公里，玛尔特非常镇定地回答说只有10多公里，“但是这条路上布雷了，你们懂的！美国人在那里埋下了数百颗地雷”。[33]德国人骂骂咧咧地走了，他们决定撤到附近的树林里去，生怕万一天亮后在空旷地带遭到盟军空袭。

科亨豪森将指挥部设在当地的一处天然洞穴之内，就在树林边上，他的部队包括第304装甲掷弹兵团2营、第3装甲团1营的三个豹式坦克连（欠1连）、第74装甲炮兵团1营、第273防空营的一个连、第38装甲工兵营3连。那些指向第2装甲师野战医院的标记带有该师的三叉戟师徽，为防止情报被传递给盟军，装甲掷弹兵被派去锯倒电线杆子割断电话线路。第2装甲师的另一支部队就在塞勒东边的孔茹（Conjoux），有村民想起9月时当地的德军指挥官在撤退前曾经发誓说，他们会回来的。

抵达莱尼翁之后，伯姆战斗群在黑夜中转向西边的迪南，英军第3皇家坦克团的一辆“萤火虫”（Firefly）坦克就埋伏在富瓦诺特达梅前方的马埃纳（Mahenne）农场附近。“萤火虫”坦克配备了长身管、高初速、大威力的76.2毫米坦克炮（英军称17磅炮），坦克车长普罗伯特（Probert）中士清楚地听到了履带式车辆行驶时发出的噪音正在接近，立刻叫醒了车组乘员。第一发炮弹没有命中开道车，却击中了弹药车，引发的大爆炸震撼了整个德军车队。快速装填后，普罗伯特的车组用另一发炮弹击毁了一辆Ⅳ号坦克，随即遵循英军皇家装甲部队“打了就跑”的口号，在车队中的几辆豹式坦克将炮口对准他们的位置之前快速倒车，回到索里讷向沃茨少校做了汇报。

冯·伯姆少校不确定是否还有实力强大的盟军会在该地区打埋伏，而且他的车辆几乎耗尽了燃油，于是决定让部队停留在富瓦诺特达梅这个小村内。他的部下将车辆隐蔽在农家院落，随后都挤到屋子里取暖，寻找食物果腹。

在12月23日夜间到24日凌晨，气温下降至-17℃，月光酒在冰封的大地上，整个世界白茫茫一片。穿着白色衣裤的德维朗法涅男爵和他的朋友菲利普·勒阿迪·德博利厄（Philippe le Hardy de Beaulieu）中尉，设法识别出几个主要的德军阵地，他们在桑津偶然发现了一队藏在林子里的水陆两用车，后来这些车辆就遭到了美军炮击。

他俩在凌晨4点回到了索里讷城堡，叫醒了沃茨少校。第3皇家坦克团团长艾伦·布朗中校抵达后不久，他们向两位英军指挥官介绍了德军的部署情况和科亨豪森战斗群指挥部的位置。至关重要的目标是马埃纳农场，如果拿下此处，伯姆战斗群和科亨豪森的部队就会被分隔开来。德维朗法涅男爵随后去见了第29装甲旅的炮兵指挥官，请求他在炮击被伯姆战斗群占领的村庄时，千万要避免伤及富瓦圣母院的大教堂。

当希特勒听说第2装甲师的先头部队现在距离迪南仅有7公里时，不由得欣喜若狂，他向军长吕特维茨和师长劳赫特发去了最热烈的贺电。而这两人在获悉部队位置过于突前随时会面临危险，而且后勤补给的道路非常不畅时都眉头紧皱，吕特维茨在1944年8月担任第2装甲师师长期间，曾向法国阿夫朗什（Avranches）发动过注定失败的反击。他向曼陀菲尔建议该师部队应该从整个德军突出部的顶端撤下来，但他也知道希特勒绝不会考虑让部队后撤的。

拜尔莱因的装甲教导师位于第2装甲师左翼，已经从圣于贝尔（Saint-Hubert）推进到罗什福尔，曼陀菲尔就和该师的部队在一起。当天下午德军炮兵对小镇进行了炮击，一支侦察队还进入了罗什福尔镇郊，回来报告说该镇是座空城。其实他们并没有进入镇内仔细搜索过，美军第84步兵师335团3营（欠L连）、第638坦克歼击营一个排的坦克歼击车正埋伏在镇内恭候德军的到来。[A5]通往罗什福尔的公路在岩石峡谷之中与洛姆河分离，令德军的进攻面临着很大风险。当夜幕降临之后，拜尔莱因发布了一道独特的命令：“好吧，我们出发！闭上眼睛冲进去！”[34]

第902装甲掷弹兵教导团团长是有着骑士头衔的约阿希姆·冯·波申格尔（Joachim Ritter von Poschinger）中校，该团的突击在罗什福尔镇内的主要街垒前突然遭到了美军凶猛的火力齐射，顿时停了下来。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整夜，德军在镇中心广场损失了不少装甲掷弹兵和一辆重型坦克歼击车。守军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最终弃城而走，幸存者在第二天向北突围，[A6]进入了美军第2装甲师的防区。

大部分当地居民都在罗什福尔周边山崖底部的洞穴之中躲避战火，自从罗什福尔成为美军的炮击目标之后，他们就在那里藏了一段时间。在炮火最猛烈的时候，让娜·奥里（Jeanne Ory）和她的妹妹一起问母亲：“妈妈，我们会死吗？”“祈祷吧，我的孩子们。”妈妈回答说，她们身边的每个人都会一起背诵《玫瑰经》。一个男人发现他的朋友脸朝下死在冰封的街道上，有只猫四平八稳地坐在他的背上，从尸体身上汲取最后的余温，来自圣雷姆修道院（Abbaye de Saint Remy）的特拉普派（Trappist）修道士后来把尸体搬走了。[35]

那天晚上，华盛顿的罗斯福总统给约瑟夫·斯大林写了封信，信中说道：“我希望艾森豪威尔将军能从他的参谋部里挑选一名完全称职的军官前往莫斯科，与您讨论艾森豪威尔在西线面临的形势以及与东线的联系，以确保在我们的合作过程中各方都能获得必要的信息……比利时的形势还不算很糟，但现在是该谈谈下一步计划的时候了。由于情况紧急，请对这项建议尽早答复。”[36]两天后斯大林回信说同意，罗斯福信中最后一句提到的“紧急”必定是向他暗示，盟军已经被逼到了背水一战的地步。艾森豪威尔的副手特德空军上将和盟军最高统帅部作训主任布尔少将被指定同斯大林进行协商，他们准备从法国飞到埃及开罗，再转飞莫斯科，但由于长时间的延误，他们直到1月15日才见到斯大林，好在那时危机已经结束了。

[1]CMH Ardennes,468.

[2]John S.D.Eisenhower,The Bitter Woods,New York,1970,424.

[3]Generalleutnant Karl Thoholte,‘Army Group B Artillery in the Ardennes’,FMS B-311.

[4]CBHP,Box 5,USAMHI.

[5]ETO Historical Division,NARA RG 498 290/57/17/6.

[6]Royce L.Thompson,‘Air Resupply to Isolated Units,Ardennes Campaign’,OCMH,Feb.1951,typescript,CMH 2-3.7 AE P.

[7]General der Waffen-SS H.Priess,I SS Panzer Corps,FMS A-877.

[8]William H.Simpson Papers,Box 11,USAMHI.

[9]Peter Schrijvers,The Unknown Dead:Civilians in the Battle of the Bulge,Lexington,KY,2005,27-8.

[10]Major Herbert Büchs,ETHINT 34.

[11]Generalmajor Heinz Kokott,26th Volksgrenadier-Division,FMS B-040.

[12]同上。

[13]同上。

[14]同上。

[15]同上。

[16]Thompson,‘Air Resupply to Isolated Units,Ardennes Campaign’.

[17]Martin Wolfe,Green Light!Philadelphia,PA,1989,348.

[18]George E.Koskimaki,The Battered Bastards of Bastogne:The 101st Airborne in the Battle of the Bulge,New York,2007,257.

[19]同上。

[20]CMH Medical,420.

[21]Kokott,FMS B-040.

[22]FMS B-040.

[23]Koskimaki,147.

[24]Louis Simpson,Selected Prose,New York,1989,138.

[25]同上，139。

[26]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55.

[27]V Corps,同上。

[28]22.12.44,PWS.

[29]A.J.Cowdery,Civil Affairs,IWM Documents 17395 10/18/1.

[30]Derrick Jones,IWM Documents 4309.

[31]Henry Dubois,cited Jean-Michel Delvaux,La Bataille des Ardennes autour de Rochefort,2 vols.,Hubaille,2004-5,i,333.

[32]Chapois,Jean-Michel Delvaux,La Bataille des Ardennes autour de Celles,Hubaille,2003,38-9.

[33]同上,81-2.

[34]CMH Ardennes,437.

[35]Delvaux,Rochefort,i,238-9 and ii,236.

[36]FDRL MR.

[A1]这个排应该来自第7装甲师第87骑兵侦察中队D连，并非凯恩特遣队所属，后来第3装甲师的少量坦克也来到了路口。——译者注

[A2]此处原文写的是整个党卫军第4装甲掷弹兵团，其实该团1营当时还在行军途中，未能参加此次战斗。——译者注

[A3]派普战斗群撤退时是从一座小桥上走过昂布莱沃河的，最后涉水渡过的是萨尔姆河。——译者注

[A4]英军第11装甲师29装甲旅下辖第23轻骑兵团、法夫—福法尔第2义勇骑兵队、第3皇家坦克团和来复枪旅第8营，其中前3支部队虽然名义上是坦克团，实际上都是营级规模。——译者注

[A5]根据美方战史，罗什福尔镇内的守军还有师属第309战斗工兵营的一个排，团属反坦克连的两个排以及其他单位（可能是第7军直属的第29步兵团）的一个步兵排，总兵力约有700人。——译者注

[A6]罗什福尔的守军最后兵分两路突围，向西撤退的车队顺利抵达日韦，向北徒步突围的队伍被德军打散，3营1连有两名军官和33名士兵遇到了美军第2装甲师的巡逻队，被该师收容。——译者注

第17章　12月24日星期日

12月24日，星期日，灿烂的阳光和蔚蓝的天空再现人间。卢森堡城的第12集团军群气象专家马杰特（Mudgett）上尉“为了连续几个好天气兴奋得难以自制，他极为愉快地注视着蓝天超越石头城墙和大教堂的三个塔尖，向德国境内延伸”。[1]

布莱德雷的代号为“鹰”的战术指挥中心现在并不怎么担心巴斯托涅的防御，第101空降师“顽强固守着自己的地盘，就像西部拓荒时代的大篷车队”[2]。不过参谋军官深知镇里伤员所处的困境，麦考利夫要求把四个能做外科手术的医疗小组伞降进包围圈，集团军群指挥部计划用滑翔机替代伞降。

当米利金的第3军用第4装甲师努力向前突破，并在巴斯托涅南部遭遇了超出预期的顽强抵抗时，汉森却被一份奇怪的报告逗乐了：“今天，一个军需部门的士兵在途经阿尔隆时寻找通往卢森堡城的道路，他走错了路，开上了通往巴斯托涅的公路。当有人向他开火时，吓得半死的他拼命踩油门加速，一路开进了第101空降师的防区——他是首个和该师取得联系的人，用一种纯属意外的方式。”[3]

通过截获的无线电通信，可以确认在巴斯托涅环形防线的南部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战斗，德军第5伞兵师向上级紧急申请更多的铁拳反坦克榴弹发射器和反坦克炮，以抵御美军第4装甲师的进攻。第3集团军指挥官似乎对结果没有怀疑，汉森写道：“今天巴顿将军有好几次显得兴高采烈、吵吵嚷嚷的，他对解围战的感觉还不错。”[4]

但事实上巴顿在掩饰他的尴尬，因为第4装甲师的推进速度并没有他预测的那么快，而且遭遇了德军的顽强抵抗。该师还发现第8军的工兵在撤向巴斯托涅的时候“把看见的东西都炸掉了”[5]，他们的进展“之所以受阻是由于友军工兵破坏并爆破了桥梁，而这一切并不是敌人干的”。

卢森堡城的居民信心十足，穿城而过的第3集团军的部队看不到尽头，这让他们非常安心，都相信德国人再也不会回来了。奇怪的是，第12集团军群的情报部门突然提高了对德军坦克和突击炮的估计数量，认为在345～905辆之间，这个数字已经比早些时候他们预估的整个西线的德军装甲车辆总数都要高了。

尽管酷寒令散兵坑里的士兵控制不住地颤抖，巴斯托涅环形防线上的士气却很高昂，虽然空降兵和第10装甲师期待着巴顿的救援部队到来，但他们却绝不认同任何自己需要被人拯救的说法。在又一个阳光灿烂适合飞行的日子里，他们看到空中铺满了形形色色的盟军飞机，当战斗机群对着德军队列低空扫射时，传来了炸弹爆炸声和机枪哒哒哒的射击声。（盟军战斗机）同为数不多的德军福克—沃尔夫（Focke-Wulf）及梅塞施米特（Messerschmitt）战斗机的缠斗引发了众人的热烈欢呼和吼叫，似乎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拳击赛，如果空投物资的盟军运输机被地面火力击中，人们就会爆发出痛苦的哀号。

这段时间的战斗表明，盟军战斗轰炸机群可以在德军集结时有效地破坏他们的进攻队形，机群在巴斯托涅的陆空联络员引导下可对目标直接发起攻击。在团部或者炮兵观测机发出的坐标引导下，对威胁的警报意味着“通常只需要几分钟，飞机就能对敌军发起攻击”[6]。

空投物资中炮弹有优先权，部队的粮食状况几乎没有得到改善，许多人想弄口吃的还得靠比利时家庭的慷慨分享。在巴斯托涅和北肩角，“口粮经常能得到牛肉、鹿肉和兔子肉的补充，这些动物在活动时常常会触动绊线引起地雷爆炸”。[7]狙击手会射杀兔子甚至野猪，但在目睹野猪吃掉战死者的肠子后，人们对野猪肉的念想就大大减少了。

酷寒和厚厚的积雪造成了越来越多的不适，严重影响了作战效率，那些没有在钢盔内衬里塞上一双干燥的备用袜子和勤换袜子的家伙，都是最先患上战壕足病或冻伤的人。新近抵达马斯河畔的英军第11装甲师，也许是在不知不觉中采用了苏联军队的老办法来避免冻伤——将毯子裁成一条条的用来裹脚。坦克乘员要在金属板上站几个小时，双脚得不到充分运动很容易得病，但至少装甲兵和卡车司机能够用发动机排气管来烘干他们的鞋袜。

反坦克炮的瞄准镜以及无线电和电话的通话器都被套上了避孕套，因为呼吸时凝结的水汽很快就会把它们冻住。坦克和坦克歼击车上的行走装置需要化冻，雪会将武器内部和弹匣冻上，机枪是最容易被堵住的。12.7毫米重机枪是对付躲在树上和其他地方的敌方神枪手的必备武器，美军士兵很快就发现德军狙击手会等到火炮或高射炮开火时再扣动扳机，这样一来就听不到枪声了。[8]

一支部队获得的经验教训，很快就能通过“战斗观察员”的报告传递到其他部队中去。德军侦察兵会在夜间切断电话线，或切断其中一条线路后埋伏起来，等通信兵出来查线时将其俘获。有的德军士兵会提前用一颗子弹打穿自己的钢盔，这样一来如果他们被击溃的话就会躺下来装死，接着从背后向进攻的美军射击。他们经常在撤退前将地雷或者饵雷布设在自己的战壕里。

美军侦察兵总结说，发现德军时要“开枪乱打，自己得找地方躲好，像疯子一样大喊大叫，仿佛你们正在进攻，这样他们就会开火”，暴露对方的阵地位置。在防御时，他们会把假人放在散兵坑前方，促使德军提前开火。他们还会在阵地前方为敌军设置掩体，但在掩体下面埋设地雷；在据点之间构筑假的防御工事，在投入攻击之前制造挖掘的噪音能误导敌军。进入房屋后不要靠在窗边开火，而是应该走到房间里通过打开的窗子向外射击。[9]

连队里最受人尊敬和最重要的成员是医护兵，他们在水壶里掺杂粮食酒防止水冻结的方法没有受到任何人质疑，这些水是为伤员准备的，报告中补充说“酒精的刺激作用不会造成任何伤害”。随军牧师也会被派到救护所，用含有酒精的饮料为送来的伤员调配香甜烈酒（也叫热棕榈酒）。无数人后来普遍认为，正是由于医护兵的奉献、勇气和不时闪现的创造性，他们才得以保住性命。第101空降师的一等兵弗洛伊德·马夸特（Floyd Maquart）在救护脸部和颈部受重伤的士兵时，就用伞兵刀切开了伤员的喉咙，将圆珠笔的空心部分插入了他的气管。[10]

收治了700多名病人的马术学校和巴斯托涅圣母院的条件持续恶化，自从德军俘虏了师野战医院后，师里仅剩下一名外科医生。来自第10装甲师第20装甲步兵营的外科医生杰克·T.普赖尔（Jack T.Prior）上尉得到两名受过训练的比利时护士的协助：奥古斯塔·玛丽·希韦（Augusta Marie Chiwy），[A1]这名无畏的女孩来自比利时在非洲的殖民地刚果；勒妮·勒迈尔（Renée Lemaire），她是1944年初在布鲁塞尔被盖世太保逮捕的一个犹太人的未婚妻。头部和腹部受重伤的伤员存活率很低，僵硬的尸体堆得越来越多，像木头一样堆叠起来，外面盖着油布。许多得了气性坏疽的伤员散发出可怕的恶臭，库存的用来清洗伤口的过氧化氢消耗殆尽；供应量越来越少的血浆冻成了固体，血浆袋必须放在人体腋窝下解冻；在做某些手术时，麻醉剂不得不换成一杯干邑白兰地。患上战斗疲劳症的士兵越来越多，给他们使用的镇静剂也非常短缺，这些人会突然坐起来发出尖叫。那些在诺曼底和荷兰曾表现出极大勇气的人最终在压力和疲惫下垮掉了，严寒和食物短缺加速了这一过程。

经过精心策划之后，科科特上校被迫投入更多的部队在夜间发动进攻，通常是用四辆坦克伴随100名步兵。身着白色伪装服的德军士兵能在雪地中得到不错的伪装，但当他们身处树林或建筑物的黑色背景下时就会暴露出来。意识到这一点的德军脱掉了上衣，但白色的双腿还是将他们的位置泄露了。

“打坦克涉及团队合作、相互信任和勇气，步兵待在散兵坑里对付敌方步兵，坦克歼击车对付敌方坦克。”第8军的报告里这样写道。[11]然而，一些空降兵显然觉得扛着巴祖卡火箭筒去围猎德军坦克很是刺激。第101空降师宣称从12月19日至30日，共击毁151辆坦克和突击炮、25辆半履带装甲车。这些数字几乎可以肯定有夸大的成分，就如同战斗机飞行员声称的击落敌机的数量，第10装甲师的谢尔曼坦克和克利福德·D.坦普尔顿（Clifford D.Templeton）中校的第705坦克歼击营要分享其中的大量战果。

黎明时分，美军在马尔维周边与第901装甲掷弹兵教导团的战斗变得越来越混乱，一名美军机枪手甚至误杀了两名出现在山脊上的滑翔机机降步兵，美军被迫从村中后撤，但成功地守住了西边的山丘。麦考利夫的指挥部派人再次检查了部队的防御情况，德军从马尔维向巴斯托涅的推进勉强被挡住，但环形防线的西部才是易受攻击之处。美军决定放弃弗拉米耶日和芒代圣艾蒂安突出部，向后收缩兵力，并撤出赛农尚。减少总体的正面宽度能加强防线上的兵力，但他们还通过将坦克和坦克歼击车配属给每个团来重组部队。

与此同时，被军长吕特维茨和集团军指挥官曼陀菲尔寄予重望的科科特上校，要在美军第4装甲师从南部突破之前，于第二天粉碎巴斯托涅的防御。科科特在等待第15装甲掷弹兵师完成其在巴斯托涅西北区域部署的同时，还越来越关注第5伞兵师在该镇南部的防线。他认为谨慎的做法是从自己的后勤部队中抽调人员和反坦克炮组建“应急排”，在南部建立一道安全屏障，翁普雷附近的防空营也接到命令，准备执行对地作战任务，阻击美军坦克部队。令人欣慰的是，科科特获悉至少装甲教导师第901装甲掷弹兵教导团会负责南下阿尔隆的主要公路。为第5装甲集团军掩护南翼的第5伞兵师缺乏完成任务所需的武器装备，该师非常讨人嫌的师长路德维希·海尔曼少将看不起手下来自空军的参谋部成员，声称当他接手该师时发现了“贪污和投机倒把”。“到目前为止，这些人仅在法国与荷兰服过役，无聊到只会去掠夺战利品，所有人都是一伙的。”他控诉道，并声称该师的老士官曾公开宣扬他们“不再向往要冒生命危险的生活，现在是战争末期了”[12]。

另一方面，年轻的士兵们几乎都不到20岁，有些人只有16岁，即便他们接受的训练很少，给人的“印象还比较好”。关于师里三个伞兵团的准确位置，海尔曼正不断受到上级的质疑，但他收到的报告太少而且含糊不清，因此决定亲自上一线去，即便只是为了逃避军部“不胜其烦的询问”。

尽管第5伞兵师装备明显短缺、训练严重不足，这些大部分年龄才十多岁的士兵却蛮勇坚韧，美军第4装甲师在与其交战的过程中发现要付出很大代价。黎明时分，第4装甲师R战斗群所属的第53装甲步兵营和第37坦克营，向比贡维尔（Bigonville）村发动了进攻，这个村位于科科特的师部南方超过20公里的地方。率领这支部队的是后来成为侵越美军总司令的第37坦克营营长小克赖顿·威廉斯·艾布拉姆斯（Creighton Williams Abrams,Jr）中校，美军用了不到三个小时就占领了村庄和村后的高地，[A2]但“敌军设法渗透回来，将他们清理干净需要经历更多的战斗”。[13]

更糟糕的是，随后美军遭到了P-47雷电战斗机的轰炸和扫射，直到扔出了彩色烟雾弹并抹去了对空识别联络板上的积雪后，飞机才飞走。美军第二次占领比贡维尔又花了三个小时，为了夺取该村他们付出了很大代价，许多从炮塔内探出身来的坦克车长被德军狙击手爆头，“第37坦克营包括C连连长在内共有9名车长阵亡”。

第4装甲师还饱受极端天气的影响，“我们连长得了肺炎被后送，我们还失去了副排长，因为他的脚被冻僵了”。第51装甲步兵营C连的小罗伯特·卡尔弗（Robert Calvert，Jr）在24日的日记中写道，第二天全连就只剩下一名军官，巴顿在圣诞节为巴斯托涅解围的希望正在迅速破灭。

科科特的部队和大部分在阿登的德军部队一样缺乏弹药，特别是迫击炮弹，盟军对铁路编组站和后方补给线路的轰炸已经见效了。当天下午，美军注意到德军的火力沉寂下来，守军估计他们要节约弹药以备圣诞节早晨的总攻。

在大约50公里的北方，拉格莱茨的派普战斗群余部在徒步突围穿过昂布莱沃河之前，动手将车辆都破坏掉了。24日凌晨3点，约800人的突围部队从小桥穿过昂布莱沃河，在南岸的密林中向山脊线跋涉前进，派普带着麦科恩少校和后面的分队一起行动。两个小时后他们听见身后传来了爆炸声，在山下的河谷里，成为废墟的村落已经是一片火海，被点燃的车辆烈焰冲天。

派普并不确定德军防线在哪里，他只能先率领部队沿着萨尔姆河向南行军，麦科恩后来说他们除了干巴巴的四块饼干和两大口干邑白兰地外就没什么吃的了。天黑后一个小时左右，突围德军遇上了美军哨所，哨兵开了枪。装甲掷弹兵都非常疲惫，特别是队伍里还有20多名能自己行走的伤员，他们在黑暗中跌跌撞撞地从溪流中涉水而过，避开了公路和村庄。圣诞节的黎明时分，突围部队撞上了贝吉瓦尔（Bergeval）以北的另一处美军阵地，[A3]引发了不小的动静，美军迫击炮和机枪纷纷开火，曳光弹在夜空中四处横飞。麦科恩少校乘乱逃离了队伍，回到了美军防线，他向第82空降师的伞兵表明了自己身份，并被送到加文少将的师部。

派普和部下撤进了萨尔姆河谷，从冰冷的河水中游了过去，党卫军第1装甲军在圣诞节上午报告说，身带伤势的派普归建了。大约在同一时间，美军第30步兵师荡平了被困在斯塔沃洛附近另一个包围圈中的德军，据说他们也是派普的部下，这些德军进行了疯狂抵抗，可能是出于他们的对手不会收容战俘的信念。美军的作战报告中写道：“在绝望的突击中，德军攻击波几乎是从地面上及膝深的战友尸堆中蹒跚而过。”[14]第30步兵师炮兵指挥官估计在一处地点就堆着超过1000具德军尸体，斯塔沃洛和拉格莱茨周边的树林里尸横遍野。美军估计派普战斗群有2500人阵亡，[A4]损失了92辆坦克和突击炮。

现在第6装甲集团军唯一的突破已经被彻底粉碎了，希特勒和德军最高统帅部的眼光都牢牢地落在曼陀菲尔向西推进的装甲师身上。德军开始集结兵力对抗美军在北肩角一线呈现出的压倒性优势。党卫军第2装甲师粉碎了对手在巴拉克德弗雷蒂尔的抵抗之后，得到了第9装甲师先头部队的加强。元首卫队旅正在前往攻击奥通的路上，第18国民掷弹兵师和第62国民掷弹兵师得到了党卫军第9装甲师的支援，向维尔萨姆地区的第82空降师发动了进攻，李奇微少将坚决要求守住这块呈直角楔（right angled wedge）形状的地盘。

布莱德雷听闻蒙哥马利将柯林斯的第7军沿着肩线展开，而非握在手里准备大反攻，为此感到愤愤不平（其实各师都是柯林斯自己调动的，因为他别无选择）。这再一次证明布莱德雷完全不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当4个德军装甲师在向北和西北方攻击前进时，美军进行反攻之前必须先守住防线。第1集团军指挥部正在考虑让第7军从前线大踏步后撤，甚至在当晚的日志中记录道：“尽管今天陆军航空兵的表现非常活跃，但今晚的情况看起来甚至还不如说比以前更糟了。”[15]对德军装甲师向西突破的忧虑，甚至促使第1集团军考虑先撤回第5军的所有重型装备，以防出现需要突然撤退的情况。

当蒙哥马利再次越级指挥李奇微的部队时他不为所动，这一次前者命令加文的第82空降师从维尔萨姆撤退到三桥镇至芒艾这条三角形的底边上，第82空降师正面临来自党卫军第9装甲师、警卫旗队师余部以及第18国民掷弹兵师和第62国民掷弹兵师的重压。然而，李奇微感到美国军队居然要以这种方式受命让步是一种侮辱，他认为此举是由于蒙哥马利痴迷于“整理战场”而做出的决定，为此向集团军指挥官霍奇斯中将提出强烈抗议，但就像后来汉森承认的那样，“从霍奇斯那里显然得不到什么同情”[16]。布莱德雷则纠结于蒙哥马利的决定，并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反复强调。

然而，加文少将看到了重新部署的关键所在，基本上可以肯定蒙哥马利是正确的。第82空降师在下一拨德军部队抵达之前，兵力已经过于分散了，能将战线从27公里缩短到16公里，意味着能增强防线上的兵力厚度。撤退行动于当晚就开始了，而且“对第82空降师的士气并无实质性影响”[17]，加文的空降兵很快就把大量冻僵的德军尸体当作沙袋，用来在新阵地上构筑工事，他们拒绝阵亡人员登记班的人把这些尸体都运走。[18]

凯恩特遣队和新近抵达的第17空降师的一个团[A5]被确定用来防御芒艾十字路口，第1集团军指挥部对此表示反对，他们仍然相信德军企图占领美军在列日的后勤供应基地。缺乏实战经验的第75步兵师正在赶去支援罗斯少将的第3装甲师，后者正试图为被包围在马库尔的霍根特遣队解围。

芒艾的守军预计会受到党卫军第2装甲师令人生畏的猛攻，而后者小心翼翼地穿过公路两侧的森林占领了奥代涅（Odeigne），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燃料的持续供应问题，但主要是为了避免部队在开阔地带行军，尤其是在阳光灿烂的大白天。一支装甲纵队很容易成为在空中翱翔的战斗轰炸机的猎物，它们正在白雪皑皑的大地上四处寻找目标。

党卫军第2装甲师师长海因茨·贝尔纳德·拉默丁（Heinz Bernard Lammerding）党卫队旅队长兼武装党卫军少将长着一张麻子脸，身材高大为人傲慢，他应该对1944年6月该师北上诺曼底时在法国蒂勒（Tulle）和格拉讷河畔奥拉杜尔（Oradour-sur-Glane）发生的大屠杀负责。拉默丁以冷酷无情著称，就像他手下的大多数军官一样，他们甚至认为“帝国”师错杀了格拉讷河畔奥拉杜尔的居民是一件好笑的事情。“一个党卫军军官笑着告诉我他们搞错了村庄，他说‘这对村民们来说太糟糕了’，可后来发现村子里并没有任何游击队员。”海特随后秘密记录了他的讲话内容。[19]

天黑之后，P-47雷电和P-38闪电战斗机都飞走了，党卫军第2装甲师的坦克和半履带装甲车驶出了林子，向着北面的芒艾开去。用缴获的谢尔曼坦克在车队前面开道是德军的惯用伎俩，美军没有开火，以为那是美军第3装甲师的一支特遣队。随后党卫军发射照明弹让美军坦克炮手瞬间致盲，两个装甲掷弹兵团在21点肩并肩地发起了进攻，午夜时分德军占领了芒艾。美军第7装甲师A战斗群在夜战中损失了19辆坦克，毫无斗志的坦克手不得不徒步逃离战场，帝国师装甲团没有损失。

瓦尔登堡少将的第116装甲师已经被派到乌尔特河西岸，该师接到的命令是在马尔什昂法梅讷和奥通之间形成突破，随后转向西边的锡奈（Ciney）掩护第2装甲师的右翼。然而博林准将的美军第84步兵师坚守着马尔什昂法梅讷—奥通主要公路以南的战线，第116装甲师设法在韦尔代纳（Verdenne）村周边取得了突破，但后继乏力。此后这里就成了被瓦尔登堡称为“艰苦且变幻莫测”[20]的战斗的开始，建筑物和阵地在交战双方中反复易手。

马尔什昂法梅讷城本身也受到了威胁，在第84步兵师情报部门服役的年仅21岁的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A6]志愿留在敌后秘密潜伏，身为犹太人的他为此要冒额外的风险。但博林的部下死战不退，该师的炮兵火力最终给瓦尔登堡的部下造成了惨重损失。师属各野战炮兵营使用新式的无线电近炸引信进行大仰角射击，如有必要的话就把炮架的驻锄部分挖深（提高仰角），这样就能使炮弹在德军阵地上空爆炸。美军步兵抱着一种嗜血的欢乐心情去观察炮击效果，回来报告说“尸横遍野”。[21]

盟军的战斗轰炸机群也穿梭往来地轰炸和扫射，瓦尔登堡怒斥“德国空军不见踪影悄无声息”，[22]他的装甲掷弹兵推进到离马尔什昂法梅讷最近的位置是在尚普隆—法梅讷（Champlon-Famenne）西北的林木线，从这里可以俯瞰该城，部队却遭到了美军炮兵的持续炮击。直到今天，当地的地主还无法售卖森林里的木材，因为巨大的松柏体内还深埋着大量金属碎片。

在德军突出部的最顶端，第2装甲师在和英军第3皇家坦克团的交火中损失了三辆坦克。布朗中校现在最关心的是德国人距离迪南大桥如此之近，要设法加强临近道路的防御，以防备德军装甲掷弹兵可能发动的偷袭，他获悉德军的燃料状况已经到了令人绝望的地步。英军炮兵开始炮击德军第2装甲师在塞勒周边的阵地，并计划在次日从索里讷发动进攻，肃清盘踞在富瓦诺特达梅村的伯姆战斗群。[23]布朗还不知道英军第53步兵师正在渡过马斯河，强大的援兵将要抵达了。

厚实宽阔的胸膛、军人式的小胡子和沙哑的嗓音是哈蒙少将的标志，一眼就能从人群中认出他来，几乎无法控制的急躁情绪是他自身的敌人。哈蒙从柯林斯少将那里得到的命令是在反攻打响的那一刻之前必须引而不发，但当他专注于应付东翼的险情时，柯林斯的命令就无法完成了。蒙哥马利甚至发出指示，由于德军第2装甲师和装甲教导师在西部地区产生的威胁，柯林斯的第7军在“迫不得已”[24]时可以撤至马尔什昂法梅讷以北直线距离有30多公里的奥通到昂代讷一线。和加文的第82空降师的撤退不同，这样的大撤退会是一个巨大错误，但幸运的是蒙哥马利给了柯林斯自己做决断的授权。

哈蒙怀疑在塞勒周边聚集着强大的德军装甲部队，但在两架P-51野马战斗机报告当地附近存在地面防空火力之前，一直没有得到确认（他仍然未能和索里讷的英军建立联系）。在柯林斯离开（指挥部）期间，第1集团军指挥部和第8军之间出现了相当大的混乱，哈蒙拒绝再等下去，他命令B战斗群协同A战斗群攻向塞勒，并派出两个自行火炮营。柯林斯在傍晚时分和哈蒙通了电话，最终允许他在次日清晨发动进攻，哈蒙大声吼道：“狗杂种们已经落入口袋里了！”[25]蒙哥马利支持柯林斯对第2装甲师的部署，尽管现在这样做意味着他阻止第7军投入反击的意图已经瓦解了。

科亨豪森战斗群在塞勒和科诺（Conneux）间的两个包围圈内建立了环形防线，同时等待着上级许诺过的来自第9装甲师的援兵，然而第9装甲师在等待燃料的过程中耽搁了行程。第2装甲师的伯姆战斗群同样在呼叫需要补充弹药和燃料，但过度延伸的补给线一点都不安全，美军从马尔什昂法梅讷西南高地发动的进攻，以及盟军战斗轰炸机愈加频繁的空袭导致情况愈加恶化。

第2装甲师师部位于马尔什昂法梅讷以南，参谋们被挫折感折磨得要发疯了，这一切就发生在他们距离目标如此之近的时刻。莫德尔元帅命令从富瓦诺特达梅出击，“如果必要的话，侦察营徒步行军去占领迪南的桥梁，给敌致命一击”，[26]这和布朗中校猜测的一模一样，然而伯姆战斗群被英军的远程炮兵火力压制得动弹不得。

第2装甲师师部中的挫折感很快就变成了警报。“因为两个包围圈报告说，他们的弹药和燃料供应情况已经不允许部队继续长时间战斗下去了，”第2装甲师首席参谋吕迪格·魏茨（Rüdiger Weiz）中校记录道，“而且由于燃料不足导致一线部队无法撤出战斗，如何帮助在前线奋战的部队成了近乎无法解决的问题。”[27]

劳赫特决定抽出第38坦克歼击营营长弗里德里希·霍尔特迈尔（Friedrich Holtmeyer）上尉[A7]指挥的战斗群，去掩护马尔什昂法梅讷，他命令该部向西边的罗什福尔机动，再向科诺穿插以减轻被围部队的压力。由于美军掌握着制空权，行动只能在夜间进行，吕特维茨批准了这项计划，不过首先必须获得第5装甲集团军指挥部的许可。劳赫特在下午获得了授权，但此时和侦察营的无线电联络已经中断了，霍尔特迈尔战斗群在傍晚时分出发了，然而黑暗中部队机动很不容易，当他们后撤时美军的攻击进一步加剧了困难。

马尔什昂法梅讷以南10公里的邦德村，位于途经马尔什昂法梅讷至巴斯托涅的N4干线公路一侧的山丘上。如前文所述，9月份党卫军部队沿着N4干线公路撤退通过该地区时遭到比利时抵抗组织的袭击，德国人焚毁了公路附近村落中的35栋房子作为报复。12月22日，第2装甲师先头部队打此路过，第二天其中的部分部队就驻扎在村内，军纪执行非常良好。平安夜，一支身穿灰色党卫队制服，总计有30多人的与众不同的队伍出现了。他们的左袖上都戴着菱形的绣着“SD”字母的党卫队帝国保安总局袖标，这支隶属于盖世太保的第8特别部队指挥部（Sondereinheitkommando）中的大部分成员都不是德国人，而是一个瑞士人率领下的一群法国、比利时与荷兰的法西斯分子。[28]

他们没有和装甲掷弹兵住在一起，而是占据了邻近主路的一些木屋。平安夜恰好是周日，所以基本上整个村子的居民都在做弥撒，当教堂大门打开后信徒们向外走去，每个符合役龄的男人都被截住，据称要核对身份证件。总共70多人被聚拢在一起，不到一半的人——年龄在17岁至31岁之间——被押送到主路附近的锯木厂里关了起来，他们中有许多人是来自其他地方的难民，但同样因三个半月前德军撤退时在该地区的受袭事件而遭到了粗暴的审问，后来他们被一个接一个地带出去处决了。

年仅21岁，身强体壮、充满力量的莱昂·佩拉（Léon Praile）是唯一的幸存者，他曾试图说服其他人和他一起干掉卫兵冲出去，但无人响应。当轮到他被带出去时——天很快就黑了下来——他突然对着卫兵脸上重击一拳撒腿就跑，接着他跨过低矮的石墙朝着小溪猛冲，背后响起了枪声，但他还是逃了出去。

当该村最终在1945年1月被英军第6空降师的伞兵解放时，米斯蒂（Musty）神父和莱昂·佩拉将英国人领到了藏着34具遇难者尸体的地方，尸体都冻得硬邦邦的。“杀了人之后，”英军的报告提道，“德国人在尸体上撒了些土，盖了几块木板，也没遮严实。最后他们还在屋内的墙上留下了‘为我们英勇的德国英雄们复仇，他们死于比利时人之手’的语句……受害者的脑后都有被子弹射入的痕迹。”[29]

对村民来说这场屠杀令人费解，惊惧的人们编出了毫不靠谱的传言——佩拉之所以逃过一劫是因为他出卖了自己的同志。三人成虎，多年来谣言变成了“真相”，从此佩拉再也没有回来过。

负责指挥东线作战的德军陆军总参谋长古德里安大将，从柏林南部的措森（Zossen）驱车赶到雕窝面见希特勒。对他来说在阿登攻势明显未能达成预定目标的情况下，继续打下去毫无价值，最大的危机仍然在东线，苏联红军正在筹备冬季大攻势。他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装着陆军情报部门——东线外军处（Fremde Heere Ost）——负责人莱因哈德·格伦（Reinhard Gehlen）少将对东线形势更为精确的评估报告，格伦的观点在过去出现过许多错误，这对他确实没什么益处，但是这次他确信自己的警告是正确的。据格伦的情报处估计，在步兵方面苏联红军有着11比1的优势，坦克是7比1，火炮更是达到了20比1，苏军还享有近乎绝对的制空权，阻止德国空军进行照相侦察。

在会议室里，古德里安发现与会者还有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凯特尔元帅和约德尔大将，当他呈上这份情报评估时，希特勒打断了他的话。元首宣称估算苏军拥有如此强大的兵力简直荒谬绝伦，红军的坦克军几乎没有坦克，每个步兵师的兵力也削弱到最多不过7000人。“这是自成吉思汗以来最大的恫吓，”他怒吼道，“是谁炮制的这些乱七八糟的消息？”[30]

古德里安据理力争，试图使格伦的评估数字不被蔑视，而约德尔为了自己的面子，认为西线的攻势应该继续下去。当他和希姆莱一起共进晚餐时，刚成为上莱茵集团军群指挥官却对军事一窍不通的希姆莱自信地告诉古德里安，苏军的所谓集结只是他们虚张声势的诡计。古德里安没有选择，只能在绝望中返回措森。

在巴顿的两个军的最右翼，第5步兵师越过第4步兵师的防区开始向西北方向运动。刚从流感和误饮自己尿液的意外中恢复过来的海明威，在山顶上与接纳他的第4步兵师友人纵览战场，谈笑风生。山下那些披着床单伪装起来的士兵展开队形向前运动，边走边漫无目的地向前方胡乱射击，他们似乎没有遭到德军回击。平安夜，当海明威来到罗当堡的第22步兵团团部时，还不知道该团副团长[A8]约翰·弗兰克·拉格尔斯（John Frank Ruggles）中校邀请了他已经分居的妻子。拉格尔斯派了辆吉普车到卢森堡城请来了玛莎·盖尔霍恩，希望能给两人带来一场惊喜，这对夫妻关系名存实亡的男女发现他们不得不共处一室。[31]

圣诞节前的这个夜晚对交战双方的官兵来说具有特殊意义，在巴斯托涅，少数重伤员收到了含有白兰地的口粮，从民房废墟中抢救出来的收音机里反复播放着《白色圣诞》这首歌曲。[32]在该镇东北方的富瓦村，德军官兵都躲进屋子和农庄里取暖，一个年轻的德军士兵悄悄告诉比利时房东，他想活着回家，他的三个兄弟都已经在战争中丧生了。环形防线上的部分美军士兵听到他们的敌人正在唱《平安夜》（Stille Nacht，Heilige Nacht），而他们只能谈论在家里怎么过圣诞节，想象着他们的家人围坐在暖和的壁炉前的样子。他们中有些幸运的伙伴到后方参加了午夜弥撒，比如在罗莱城堡（Château de Rolley）的小礼拜堂里举行的弥撒，教堂里挤满了难民和城堡业主的家庭成员。在大部分时间里，美军士兵也在吟唱《平安夜》，思念自己的家人。在巴斯托涅镇内，约有100名士兵在举行弥撒仪式的简易祭台前点燃了装在空口粮罐头盒里的蜡烛，牧师在布道时给了众人一个简单的建议：“勿存虚妄之念，唯上主旨意达成。”[33]

在塞勒和富瓦诺特达梅之间的布瓦塞耶（Boisseilles），德军士兵也来到了在城堡里避难的当地平民之中。第2装甲师的一个装甲掷弹兵也许喝多了，宣称“明天我们就将跨过马斯河”，另一个士兵的心态更加现实，叹息道：“糟糕的圣诞节！”[34]

第2装甲师最前方的先头部队即便没有饿死人，也已经断了炊。在塞勒村内，一个阿尔萨斯籍的德国兵敲了敲农户的门，当屋主小心翼翼地开门后，士兵跪下来乞求他给口吃的。许多德国兵的状况如此可怜，以至于当地居民感到有必要本着基督教的博爱精神给他们的占领者弄点吃的。第2装甲师的士兵持枪抢夺食物的案例少得惊人，尽管有些人可能会命令农妇给他们烧汤，或者以圣诞节的名义索取一块农户们用保存在瓶中的腌渍水果为原料自制的馅饼。其他的嘛，有人强迫当地妇女替他们洗袜子和内衣。

平安夜，德国士兵尽管饥肠辘辘，却更急于找到喝的来借酒浇愁。在罗什福尔，14岁的女孩利利亚娜·德洛姆（Liliane Delhomme）看到一个德国兵用拳头把格雷瓜尔咖啡馆（CaféGregoire）的玻璃门砸得粉碎，他的手被割得鲜血淋漓，却只是为了拿到自己的酒瓶。[35]每逢佳节倍思亲，圣诞思乡愁更浓，许多士兵注视着家人的照片，默默地哭泣。

交战双方的士兵在各自的散兵坑里熬过了一夜，美国人只有冻硬的C口粮用来过节，不管怎么说也比大部分德国人强多了。一个伞兵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他把冻硬的口粮切成碎块，再一块接一块地含在嘴里化冻，直到能吃下去。[36]在最北面的赫芬，第99步兵师395团3营I连的一等兵沃伦·威尔逊（Warren Wilson）在日记里写道：“小伙子们在战线上到处打招呼，祝愿彼此圣诞快乐。大地银装素裹，这是一个美丽的夜晚。”幸运儿得到了军官的慰问，可以转着圈分享一瓶酒。

战地指挥所和更高级的指挥部都有圣诞树，基本上都用干扰雷达的条状铝箔装点着，指挥部的级别越高，就越有机会组织相应的庆祝活动。未被战火波及的卢森堡城现在充满了安全感，当平安夜的雪花轻柔地落下，美军牧师弗雷德里克·亚历山大·麦克唐纳（Frederick Alexander McDonald）正在一所烛光教堂里准备主持仪式，他已经接到警告说，巴顿将军将参加当晚的圣餐仪式。教堂里人满为患，但是麦克唐纳一眼就发现了“这位不苟言笑的将军”独自矗立在后方，他走上前去迎接巴顿，并提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皇威廉二世曾在该教堂参加过宗教仪式。

毫无疑问，麦克唐纳意识到将军渴望让自己同这段历史联系起来，他询问道：“长官，请问您想坐在德皇坐过的座位上吗？”

巴顿微笑着说：“头前带路。”[37]

[1]24.12.44,CBHD.

[2]同上。

[3]同上。

[4]同上。

[5]‘The Intervention of the Third Army:III Corps in the Attack’,typescript,n.d.,CMH 8-3.1 AR.

[6]VIII Corps,Third Army,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63.

[7]VII Corps,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59.

[8]NARA RG 498,290/56/5/2,Box 3.

[9]VIII Corps,Third Army,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63.

[10]同上。

[11]同上。

[12]Generalmajor Ludwig Heilmann,5th Fallschirmj.ger-Division,FMS B-023.

[13]Robert R.Summers et al.,‘Armor at Bastogne’,Armored School,Advanced Course,May 1949,CARL N-2146.71-2.

[14]NARA RG 407 290/56/5/1-3,Box 7.

[15]24.12.44,PWS.

[16]8.1.45,CBHD.

[17]John S.D.Eisenhower,The Bitter Woods,New York,1970,449.

[18]William A.Carter,typescript,1983,CEOH,Box V,14,XII,22.

[19]CSDIC,TNA WO 208/4140 SRM 1150.

[20]Generalmajor Siegfried von Waldenburg,116th Panzer-Division,FMS A-873.

[21]VII Corps,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59.

[22]Waldenburg,FMS A-873.

[23]Brigadier A.W.Brown,IWM Documents 13781 73/18/1.

[24]David W.Hogan Jr,A Command Post at War:First Army Headquarters in Europe,1943-1945,Washington,DC,2000,223.

[25]Eisenhower,Bitter Woods,466.

[26]Oberstleutnant Rüdiger Weiz,2nd Panzer-Division,FMS B-456.

[27]同上。

[28]A.J.Cowdery,Civil Affairs,IWM Docu-ments 17395 10/18/1.

[29]TNA WO 171/4184.

[30]Heinz Guderian,Panzer Leader,New York,1996,310-11.

[31]Carlos Baker,Ernest Hemingway:A Life Story,New York,1969,558-9.

[32]CMH Medical,418.

[33]Stanley Weintraub,Eleven Days in December,New York,2006,137.

[34]Simone Hesbois,quoted Delvaux,Rochefort,i,328-9.

[35]Delvaux,Rochefort,ii,240.

[36]Gerald Astor,Battling Buzzards:The Odyssey of the 517th Parachute Regimental Combat Team 1943-1945,New York,1993,300.

[37]Frederick A.McDonald,Remembered Light:Glass Fragments from World War II,San Francisco,2007,29.

[A1]希韦女士于2015年8月23日去世。——译者注

[A2]其实指挥这些部队的是第4装甲师R战斗群指挥官温德尔·布兰查德（Wendell Blanchard）上校，艾布拉姆斯当时只是坦克营长。从23日正午一直到深夜，美军都被小股德军挡在比贡维尔村外不到2公里的地方动弹不得。24日清晨，在炮火掩护下美军用两个坦克连配合两个步兵连兵分两路杀入村内，激战持续了几个小时，反复争夺之后缺乏重武器的德军伞兵抵抗至11点左右最终败下阵来，共有328人被俘。——译者注

[A3]这场战斗中，派普战斗群突围部队的尖兵遇上的应该是美军第82空降师505伞兵团3营I连，当时该连正奉命撤到三桥镇，双方爆发了一场遭遇战。由于交战双方都无心恋战，很快就脱离了接触，结果是各走各的路。——译者注

[A4]派普战斗群的人员总损失数并不是很大，估计有600到700人，围绕着救援派普战斗群的战斗过程虽然激烈，但就算是整个警卫旗队师的阵亡人数都没有那么高。阿登战役期间，第6装甲集团军的阵亡人数有资料显示才3818人。——译者注

[A5]此处原文有误，这个团应该是第517伞兵团，但该团早在1944年3月10日就已经和第17空降师脱离了隶属关系。阿登战役期间该团先是被配属给了第30步兵师，自1945年1月2日起到战役结束又配属第82空降师指挥。——译者注

[A6]他就是那位在中美建交时起到关键作用的美国国务卿，1973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译者注

[A7]此处原文写的军衔是少校，但德军第2装甲师的相关资料都表明他是上尉军衔。——译者注

[A8]此处原文写的是“new commander，Colonel Ruggles”，但该师的相关资料表明，拉格尔斯中校接任第22步兵团团长职务是1945年3月3日，晋升上校是1945年4月22日。此前他先后担任第22步兵团1营营长和副团长（Regimental Executive Officer）的职务。——译者注

第18章　圣诞节

在巴斯托涅，圣诞夜的短暂平静被德国空军的轰炸机打破，飞机划过城镇上空投下照明弹，随之而来的是数波Ju88轰炸机群。美军已经将德国空军视作强弩之末，但轰炸的破坏性远甚于最猛烈的炮击，当头顶上的建筑垮塌时，挤入地下室的难民和守军就更加震惊了。

麦考利夫的指挥部也被炸弹命中，墙壁如同地震般颤抖起来，每个人都害怕会被坠落的砌石压死。当烟尘涌入圣母院拥挤的地下室时，人们或是祈祷，或是惊恐地尖叫，有几个人完全陷入了歇斯底里的状态。

第10装甲师急救站的军医普赖尔上尉刚与几位战友分享了一瓶圣诞节香槟，其中也包括来自比属刚果的护士奥古斯塔·希韦。大家都被爆炸的冲击波抛向地面，普赖尔突然担心救护站本身已被命中，他们带着一身灰尘跑到了街道上。伤员头顶上的三层建筑已经垮塌，废墟里还燃起了大火，希韦的同事勒妮·勒迈尔与大约25名重伤员丧生，伤员们都是躺在病床上被烧死的。士兵们冲上去扒开残骸以打开救援通道，但用水桶送水扑灭大火的尝试徒劳无功，很快就被放弃了，一些被烈火困住的伤员恳求别人打死他们，好从痛苦中解脱。低空飞行的轰炸机用机枪扫射着街道，引得伞兵们用步枪还击，巴斯托涅已经没有防空能力了，因为所有装备12.7毫米四联装高射机枪的半履带车都被部署到了周边防线上。[1]

显然，这次被推迟数小时之久的进攻是德军圣诞节攻势的序幕，按照曼陀菲尔的指示，第5装甲集团军炮兵指挥官对炮击进行了监控。科科特已经将他的指挥所移至环形防线西北方的吉夫里（Givry），该地区树木和村落稀少，后者常被美军作为据点充分利用，开阔地上的障碍不过是一些被白雪覆盖的小冲沟。即便如此，科科特手下的大部分国民掷弹兵仍然惧怕战斗的降临，他们并不相信军官们的训诫和允诺，即当前己方具备了压倒性优势。

按照计划，从西北和东南方向发动的双重攻势要在5个小时内突入巴斯托涅镇，但是科科特沮丧地发现，第15装甲掷弹兵师的实力远比他预想中的虚弱。第115装甲掷弹兵团团长沃尔夫冈·毛克（Wolfgang Maucke）上校[A1]指挥的部队有3个装甲掷弹兵营、20辆坦克和突击炮，还有两个自行火炮营，比一个战斗群强不了多少。该师的另一支小部队仍然在赶路，而且要在一天之后才能抵达。

首轮攻势指向了美军在尚斯（Champs）村当面的防区，凌晨5点，科科特的第77掷弹兵团在没有进行炮火准备的情况下对美军散兵坑展开偷袭，直到此时德军炮兵才开始向美军机枪阵地开火。据科科特观察，尚斯村在激烈的战斗中“反复易手”，[2]美军第502伞兵团1营A连和第705坦克歼击营的两辆坦克歼击车给他的部下造成了严重损失。伞兵们接受的“在炮火和昏暗环境下拆解与维修武器”[3]的针对性训练初见成效，机枪卡壳的故障很快就能排除并恢复射击。威利斯·福勒（Willis Fowler）下士在尚斯村西侧操纵一挺机枪，趁四辆德军坦克在步兵身后的山脊上犹豫不前之机，消灭了整连的掷弹兵。美军炮兵在抵御进攻方面也卓有成效，而在上午9点，当美军战斗轰炸机俯冲而下时，地面上传来了德军队列中发出的“战斗轰炸机！”的警报声。

与此同时，毛克战斗群已经压垮了第401滑翔机机降步兵团1营A连[A2]位于尚斯西南的阵地，推进至该村侧后不到3公里的小村庄埃莫奥勒。德军兵分两路，一路向北进攻尚斯，在第502伞兵团团部和救护所驻扎的罗莱城堡附近发生了一场残酷的战斗。罗莱城堡是一座气势恢宏的18世纪建筑，紧挨着一座遗留自中世纪的有着巨大圆塔的城堡，通向罗莱村的桥梁已经装上了炸药，但严重的霜冻致使起爆装置在德军装甲部队通过时失效了。当天早晨气温骤降，大风将雪粒从封冻的地面上吹起好似海雾一般，为了给枪栓化冻，空降兵不得不对着机枪撒尿。

城堡里的通信兵、司机、厨子都抓起了步枪和巴祖卡，组成了一个排转入防御，甚至连正蹲在担架边照顾伤员的军医，也不得不将步枪交给患病的士兵，要在手无寸铁的状态下被德军俘虏的念头让这名病患变得焦躁不安。有人对医生喊道，烧掉记录阵亡官兵身份铭牌编号的小册子，这样敌人就不会知道他们打死了多少空降兵。

这支临时防御部队的一员——斯凯勒·“斯凯”·杰克逊（Sc-huyler W.“Sky”Jackson）中士设法击毁了一辆坦克。另一名巴祖卡火箭筒装填手太过激动忘了给弹头加装引信，因此火箭弹命中坦克后只发出了响亮的咣当声。M18地狱猫坦克歼击车又击毁了一辆豹式坦克，“德军纷纷从坦克上跳下来，又被击倒在地，雪地上只有殷红的鲜血”。一等兵伦纳德·施瓦茨（Leonard Schwartz）回忆道，其中的一辆坦克里传出了装甲兵的惨嚎。

第502伞兵团1营C连观察到了大约150名德军步兵和4辆Ⅳ号坦克，德国人正在开火，C连连长让部下撤回树林边缘，命令机枪手压制敌步兵，坦克也被持续的火力“钉住了”，[4]与此同时，他与另一支巴祖卡小队悄悄从侧面包抄过去，用巴祖卡火箭筒击毁了3辆坦克，邻近的A连搞定了第4辆。当天空降兵们几乎没吃什么东西，大部分人只有半杯白豆汤，或用扁豆、黄豆来充饥。

在这次竭尽全力的攻势中，昆克尔战斗群再次从赛农尚西南方朝埃莫奥勒发动进攻。在环形防线的另一端，第901装甲掷弹兵教导团从东南方打开了道路，到上午10点“胜利似乎已经近在咫尺”，一队突击炮抵达了通往巴斯托涅的十字路口，德军的突破似乎势在必得。在麦考利夫的临时指挥部，参谋军官准备好了自己的武器，后勤人员将所有多余的巴祖卡火箭筒收集起来，准备死战到底。

“德军动用坦克进攻我方阵地，”第502伞兵团的杰克逊下士记录道，“我回到连部，得到消息说需要将更多的火箭筒和火箭弹送上前线。我扛起一具火箭筒，并将能拿得动的火箭弹都带上了。当我赶到前线时，看见一辆坦克正在撤退，野地中还有1辆Ⅳ号坦克，上面攀附着9个人。当时这辆坦克横卧在大约40码外，我跳出去开火射击，火箭弹击中了它的侧面，就在履带下方的位置。爆炸杀死或震晕了坦克上的4名士兵，这辆坦克立即停了下来并开始燃烧。”[5]车组乘员和其余步兵在试图逃跑时被打倒在地。

空降师直属的野战炮兵营装备的是75毫米M1山炮和短身管的105毫米M3榴弹炮，在必要时也可通过缺口表尺对坦克进行射击。在所有武器中，最具毁灭性的还是P-47雷电战斗轰炸机，它们投下被称为“烧夷弹”的凝固汽油弹或用自带的8挺12.7毫米机枪进行对地攻击，当地农场及其居民也未能幸免于难，美军指挥官将此事视作野兽行径。

在尚斯、罗莱和埃莫奥勒一带的战斗中，谢尔曼坦克、地狱猫坦克歼击车和巴祖卡的火力给德军造成了惨重损失。到了下午，第15装甲掷弹兵师报告说能够作战的坦克已经所剩无几，日落后师侦察营在残存的猎豹坦克歼击车支援下又发动了一次绝望的突击。来自第502伞兵团的巴祖卡小队跟进后在近距离上击毁了其中半数车辆，连指挥官的座车也未能幸免。

在东南方，来自装甲教导师第901装甲掷弹兵教导团的突击队也被“切断后路并被消灭”[6]，该团已经没有预备队来增援或解救他们了，几乎所有可用的人手都已经投入战斗。科科特取消了后续攻势，第15装甲掷弹兵师的战斗部队几乎伤亡殆尽，他自己的师也损失了800多人，大部分步兵连现在只能集合起不到20人，第78掷弹兵团的一整个营已经缩减到只剩40人。作战经验丰富的军官和士官损失最为惨重。“我们距离巴斯托涅镇郊只有900米，”第26国民掷弹兵师的一名军官苦涩地发着牢骚，“但就是进不了城。”[7]

科科特向军部报告说他的部队减员非常严重，以至于对巴斯托涅的任何后续攻势都“不靠谱也难以实施”，吕特维茨同意说包围圈上的部队坚守当前阵地就好，等雷默的元首卫队旅在48小时后赶到时再议。但是科科特还听说，在巴顿所部从南面发动的日益猛烈的攻势下，第5伞兵师已经难以为继，而他的第26国民掷弹兵能做的，就是在接近道路上布置雷场并准备更多的反坦克阵地。阿登攻势已经失败了，科科特做出这样的总结，正如他所言这场大规模攻势已经演变为一场“血腥、毫无把握且代价高昂的战斗，所争夺的归根结底只是一个不重要的小城镇”。[8]很显然，元首大本营不准备接受现实。

在此期间，巴斯托涅北方和东南方也展开了激烈战斗，一架轻型观测机的飞行员勇敢地穿过高射炮的火网，带来了外科手术所需的盘尼西林。一架P-38闪电战斗机还投下了极其短缺的地图，以及一套翻印的该地区完整的侦察照片，以上就是守军当天收到的所有东西，英格兰糟糕的能见度阻止了大规模空投行动。[9]更糟糕的是，巴顿突入巴斯托涅作为圣诞节礼物的承诺并未兑现，麦考利夫通过电话向第8军军长米德尔顿少将阐明了自己的感受，他说：“我们感到很失望。”[10]

巴顿的第3军正在接近，在距离巴斯托涅镇中心以南6公里的吕特布瓦一带，第35步兵师134步兵团得到了火炮和坦克歼击车的紧密支援。前方的树林某处发现了德军坦克，于是野战炮开火了，一些谢尔曼坦克被炮火所吸引，也跑过来加入战斗。巴祖卡火箭筒的射手们“就像围捕老鼠一样埋伏着或悄悄地靠近”[11]，他们已经被告知要瞄准豹式坦克的履带打，因为火箭弹会被坦克装甲弹开。最后，27辆德军坦克中只有3辆得以逃脱。

在巴斯托涅以南，第4装甲师正在通往阿尔隆和讷沙托的道路之间重创第5伞兵师的部队。当阿瑟努瓦村在持续不断的炮弹爆炸中颤抖时，村民们除了期望和祈祷之外无能为力。“我们感觉自己就像是在上帝手中，”一名妇女写道，“我们完全臣服于他。”[12]

大部分瓦隆人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当他们无力掌控自己命运时，把自己交付到全能的神明手中无疑是一种安慰。聚在一起背诵《玫瑰经》可以冲淡个人恐惧的痛苦，平复紧张的神经。

在争夺埃莫奥勒的战斗过程中，莫德尔和曼陀菲尔视察了吕特维茨的军部，第47装甲军军部就位于通往马尔什昂法梅讷的高速公路旁的鲁蒙城堡（de Roumont）。相对来说吕特维茨更关心他在塞勒附近止步不前的老部队，并再次请求长官批准第2装甲师迅速撤退以便保全自己。莫德尔和曼陀菲尔对此“表示理解”，但他们“显然无权做出撤回第2装甲师的决定”，[13]那道命令只能由希特勒下达，而他肯定不准备承认失败。

吕特维茨等人对伯姆战斗群和科亨豪森战斗群的担心最终成为了现实，太阳尚未落山，盟军的反击就已经开始了。英军第29装甲旅的炮兵轰击位于富瓦诺特达梅村内的伯姆侦察营，并兑现了避免殃及始建于17世纪的圣母院的允诺。美军的几个炮兵连在艾达村和舍沃托涅村一带构筑了射击阵地，他们于头天晚上抵达艾达村后，与村民一同欢度圣诞节，村民做了酥饼和热巧克力，后者是用自家奶牛产的牛奶和融化的好时巧克力棒制成的。后来，美军士兵和他们的新朋友一起在教堂做了午夜弥撒。那名被强行征入德国国防军的阿尔萨斯籍士兵2天前刚刚年满16岁，此刻已经泪流满面，将自己的可怕经历告诉了一名农夫的妻子。[14]

在舍沃托涅，一名军官游走于房舍间，告诫人们敞开窗户，否则将会被炮火伤及。村民们注视着一架被他们叫作“小朱尔”（Petit Jules）的炮兵观测机在德军阵地上空盘旋，有着双尾椼的P-38闪电战斗机很快就会成群结队地出现。

哈蒙的第2装甲师派出A战斗群向南推进至比松维尔，该地位于科亨豪森战斗群所在地以东12公里，随后遭遇了从罗什福尔赶来的装甲教导师一部，他们追踪一支德军纵队直到拉阿佩（La Happe）的农场，战斗在那里打响。大部分当地居民立即躲入地下室，但也有少数人爬上阁楼观看坦克战爆发出的死亡焰火。战斗中约有29名德军阵亡，还有更多的人身负重伤，伤员被带到一间谷仓，躺在了稻草堆上。

与此同时，从锡奈出发的B战斗群一分为二，一个特遣队向孔茹推进，其余部队前往塞勒，对散布在两个村子之间的科亨豪森战斗群主力进行合围。塞勒周边的德军已经成了活靶子：他们甚至没有足够的燃料给野战医院的救护车使用。在塞勒村内，大部分居民与修女及神父躲在教堂的地下室里，在9月份的战斗中铺设的稻草仍然在那里放着。交火间隙，几个农场工人为孩子们带下来一桶牛奶，一只被炸死的鸡也被煮熟了，其余的人在炮弹从头顶飞过时蜷缩在地下室里，美军使用了白磷弹，当地人自然为他们的农场感到担心。

第3皇家坦克团的谢尔曼坦克在美军第82装甲侦察营和头顶上的P-38闪电战斗机的支援下，开始从富瓦诺特达梅向索里讷推进。该村于当天下午被夺回，冯·伯姆少校和他的148名部下被俘，只有少部分人设法穿过厚厚的积雪逃出生天。有些家庭在村子被美军解放后仍然躲在藏身之处，因为他们听见枪声仍在不断传来，其实这不过是由于农场上一辆燃烧的半履带车里的弹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持续殉爆。[15]对大部分人来说，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将硬纸板剪成方形来紧急维修一下家里被打碎的窗户。这场“汤米”和“山姆”对阵“灰色”（les gris）——或者说德军[A3]——的战斗终于结束了，令人们如释重负。

在撤往索里讷的人群中，有一个小姑娘的鞋子掉了，第82装甲侦察营的美军士兵就举起枪，强迫一名德军战俘脱下自己的靴子交给她。靴子太大了，但女孩勉强能够行走，而这名德军士兵就得面临冻伤双脚的处境了。

美军和英军炮兵对富瓦诺特达梅和塞勒之间的马埃纳农场一带的德军阵地进行了轰击，炮击结束之后关于党卫军军官在当地纵火的新闻不胫而走。然而该地区并没有党卫军，破坏和火灾完全是炮击造成的，显然德军装甲兵的黑色制服和骷髅头领章又被人误认为是武装党卫军了。

当天下午，美军第2装甲师B战斗群也进入了塞勒，饥肠辘辘而又筋疲力尽的德军装甲部队缺油少弹，无力继续抵抗。扫荡战又持续了两天，大约有2500名德军阵亡或负伤，另有1200人被俘。此外，德军有82辆装甲战斗车辆和82门火炮被缴获或击毁，包围圈内还遗留了数不尽的车辆，其中有不少是德军先前从美军手中缴获的战利品，大部分既无燃油也无弹药。[16]

科亨豪森少校和大约600名部下步行穿过野地分散突围，许多人心甘情愿地向盟军投降。在塞勒周边，躲起来的德军乞求当地人去寻找美军，托他们带话说自己已经做好了投降的准备。他们担心自己如果突然出现的话，即便高举双手也可能会被射杀，还有一些人感到害怕是因为他们穿着多件美军制服，可能会被误认作是斯科尔策尼战斗群的成员。有几次他们将手枪交给比利时平民，作为一种善意的信号，后者又将其转交给美军士兵，当地人意识到手枪可以卖很多钱时已经太晚了。“美军发疯似的想要得到一把德军的制式手枪。”一名农夫如是说，[17]许多平民对持有德军装备感到害怕，担心敌人还会再次返回并在自己家里找到它们。

除了在芒艾和格朗默尼勒（Grandménil）一带作战、仍然被第1集团军密切关注的党卫军第2装甲师，在突出部西北翼的其他德军装甲师的表现要稍微好一些。第116装甲师仍然受命在马尔什昂法梅讷以东达成突破，但正如冯·瓦尔登堡少将记录的那样，“在这场战斗中，该师下辖的各单位几乎被消耗殆尽”，[18]由第60装甲掷弹兵团1营和第16装甲团2营[A4]担纲组建的拜尔战斗群被切断了后路，只有部分人员和车辆成功突围。

当天晚上，冯·伦德施泰特元帅告知希特勒，攻势已经失败了，他提议在B集团军群主力被困住之前撤出突出部。希特勒愤怒地拒绝了该建议，坚持向巴斯托涅继续进攻，他并没有意识到更多的盟军增援部队已经上路了。美军第17空降师正在进入阵地，尽管第8军的参谋军官认为该师“还有太多需要学习的地方”[19]；新近抵达的第11装甲师也缺乏作战经验，尤其是该师的谢尔曼坦克驾驶员，一份报告批评道：“他们的坦克后面留下了一条尾迹，地上满是连根拔起的树木和扯断的电线。”[20]

“一个清爽寒冷的圣诞节，”巴顿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真是宰德国佬的好天气，他们有点奇怪，看起来今天好像是谁的生日。”[21]巴顿已经将自己的指挥部移至卢森堡城的工业技术学校，他骄傲地展示了自己的电灯，灯泡就挂在缴获后被当成灯罩的德军钢盔里。

但是节日并没有给阿登地区的比利时平民带来多少欢乐。在埃尔森博恩附近的一个村子里，战斗已经平息，格罗斯费尔德一家决定离开地下室去庆祝圣诞节。当父亲、母亲和他们的小女儿埃尔弗里德在餐桌旁坐下时，积雪正反射出刺眼的光芒，突然间一发德军炮弹在附近爆炸，一枚弹片飞进了窗户。“它深深地插入了埃尔弗里德的脖子，美军医务人员赶来对她进行救助，但他们什么也做不了。这个年仅5岁的小女孩于12月29日下葬，‘能对她的母亲说些什么呢？她哭喊着无法接受这一切’。”一位村民在日记中写道。[22]

埃尔森博恩岭上的一名美军士兵在当天给妻子的信中写道：“轰炸机群在晴空中拉出细长的如羽毛般的白色尾流，当战斗机进入缠斗试图击落对方时，就会在空中画出凌乱起伏的图案。”他们注视着J-3幼畜（Cub）炮兵校射机，常常有6架或更多的飞机同时在空中盘旋。当飞机突然将尾巴竖起向地面俯冲时，“我们就知道是隐蔽起来的时候了”，他在另一封信中写道，“我们在一天中总会遭到一次或两次己方飞机的扫射”[23]。

晴朗的天空再次给美军带来利好，他们的战斗轰炸机群“像一群黄蜂”一样在圣维特上空盘旋，第18国民掷弹兵师295掷弹兵团的马丁·奥皮茨（Martin Opitz）中尉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更愿意步行而不是坐车走公路，美军战斗轰炸机持续攻击在道路上移动的所有东西……我们步行穿过野地，从一道灌木篱墙到下一道灌木篱墙。”[24]

然而，很快空中就传来了飞机引擎发出的更低沉的嗡嗡声，76架B-26轰炸机组成的编队已经抵达圣维特，并着手将其夷为平地。这种战术被讽刺地称作“将城市推上大街”，意为用残砖碎瓦填满道路，导致德军补给车队无法通过此地关键的路口。

由于麾下的第12集团军群主力转调给蒙哥马利指挥，深感耻辱的布莱德雷将军回到自己的防区后，几乎不再涉足巴顿的2个军的推进事宜。然而到圣诞节那天，他接受了蒙哥马利的邀请，在战斗机的护航下飞往宗霍芬的第21集团军群指挥部，那里距离圣特赖登（Saint-Trond）不远，他决心说服蒙哥马利立即发动反攻。“蒙蒂总是期待所有人都接近他，”布莱德雷后来不无道理地抱怨说，“艾克坚持让我去见他。见鬼，我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25]虽然蒙哥马利的指挥部看起来“非常有节日氛围”，墙上粘贴着圣诞卡片，但是布莱德雷宣称他中午只吃了一个苹果。

布莱德雷记述此行遭遇的文字充满了愤恨，以至于很难逐字逐句予以采信。有一点可以想见，那就是蒙哥马利表现出了自己一贯的不谙世事，还用傲慢自大的态度来羞辱布莱德雷。他甚至再次强调，应该把盟军地面部队的统一指挥权交给自己，并重复了他那让人恼火的口头禅：只要遵循他的战略，所有灾难都是可以避免的。不过，布莱德雷指责说“蒙蒂浪费了第7军”，将其投入到了战线上，而不是留着它进行反击，这显示了他对西北方向的战事变化并不了解。布莱德雷甚至在返回卢森堡后向巴顿宣称，蒙哥马利说“第1集团军在3个月内无法展开攻势”，[26]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另一方面，蒙哥马利毫无疑问受到了敌情报告的影响，报告指出德军打算再向马斯河发动一次猛烈进攻，因此他希望按兵不动，直至对方实力消耗殆尽。但他前日给霍奇斯指挥部的命令是让柯林斯的第7军准备向西后撤，最北可至马斯河上的昂代讷，对于这样一道错误的命令，柯林斯完全有权拒绝执行。所以在布莱德雷低估了迪南和马尔什昂法梅讷之间的德军威胁的同时，蒙哥马利又将其夸大了，与美军指挥官不同，他并不觉得圣诞节标志着德军攻势的顶点。

布莱德雷确信这位英国陆军元帅正利用当下形势达到自己的目的，并刻意让盟军最高统帅部重视他的报告，他后来对副官汉森少校说：“我确信蒙哥马利的警报已经被反映到了巴黎，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巴黎只会歇斯底里。”[A5]然后他补充说：“我还确信美国新闻界从凡尔赛那里得到了所有情报和恐慌。”[27]他觉得应该在第12集团军群搞一个新闻处，专门消除这种错误的印象。英国报纸似乎纵情于这些灾难性的故事，用的都是诸如“战争要延长数月？”[28]的此类标题。在他返回指挥部后的第二天清晨，布莱德雷联系盟军最高统帅部，要求将第1集团军和第9集团军归还给他，并提议将自己的指挥部前移至接近北翼战斗的那慕尔。盟军阵营内部的斗争正在接近顶峰，蒙哥马利丝毫没有察觉到他打了一手臭牌。

[1]Peter Schrijvers,Those Who Hold Bastogne,New Haven,CN,2014,119-20.

[2]Generalmajor Heinz Kokott,26th Volksgrenadier-Division,FMS B-040.

[3]502nd Parachute Infantry Regiment,VIII Corps,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63.

[4]PFC Leonard Schwartz,George E.Koskimaki,The Battered Bastards of Bastogne:The 101st Airborne in the Battle of the Bulge,New York,2007,325.

[5]Cpl Jackson of the 502nd Parachute Infantry Regiment,VIII Corps,NARA RG 498 290/56/5/2,Box 3.

[6]Kokott,FMS B-040.

[7]TNA WO 311/54.

[8]Kokott,FMS B-040.

[9]Royce L.Thompson,‘Air Resupply to Isolated Units,Ardennes Campaign’,OCMH,Feb.1951,typescript,CMH 2-3.7 AE P.

[10]NARA RG 407 270/65/8/2 ML 130.

[11]NARA RG 498 290/56/5/2,Box 3.

[12]Denyse de Coune,‘Souvenirs de guerre:Assenois 1944-5’,p.125,quoted Peter Schrijvers,The Unknown Dead:Civilians in the Battle of the Bulge,Lexington,KY,2005,p.xiii.

[13]General der Panzertruppe Heinrich von Lüttwitz,XLVII Panzer Corps,FMS A-939.

[14]Jean-Michel Delvaux,La Bataille des Ardennes autour de Rochefort,2 vols.,Hubaille,2004-5,i,341.

[15]Brigadier A.W.Brown,IWM Documents 13781 73/18/1.

[16]Armoured vehicles at Celles,TNA WO 231/30.

[17]Jean-Michel Delvaux,La Bataille des Ardennes autour de Celles,Hubaille,2003,103.

[18]Generalmajor Siegfried von Waldenburg,116th Panzer-Division,FMS A-873.

[19]VIII Corps,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63.

[20]VIII Corps,NARA RG 407 270/65/8/2 ML 299.

[21]PP,606.

[22]Schrijvers,Unknown Dead,31.

[23]Richard Henry Byers,‘Battle of the Bulge’,typescript,1983.

[24]Leutnant Martin Opitz,295th Volksgrenadier-Division,NARA RG 407 290/56/5/1-3,Box 7.

[25]Chester B.Hansen Collection,Box 42,S-7,USAMHI.

[26]PP,606.

[27]Chester B.Hansen Collection,Box 42,S-7,USAMHI.

[28]Daily Express,Stanley Weintraub,Eleven Days in December,New York,2006,79.

[A1]原文写的是中校，但该师的相关资料都说他是上校。——译者注

[A2]第401滑翔机机降团在1944年3月被拆分，1营成为了第327滑翔机机降团3营，2营成为第325滑翔机机降团3营，但团部撤销后原部队番号暂时保留。直到1945年3、4月间才最终撤销原番号，正式更名，只是有些文献资料中已经提前使用第327团3营的番号来称呼该营了。比弗此处的原文只写了第401滑翔机机降团，没写营连单位，明显不妥。——译者注

[A3]汤米和山姆是英国人及美国人的代称，德国国防军的制服是田野灰色的，所以作者用灰色来代指德军。——译者注

[A4]此处在原文中只写了第60装甲掷弹兵团的番号，显然并不全面，而且易产生误导。——译者注

[A5]盟军最高统帅部不太可能上蒙哥马利的当，比德尔·史密斯将军后来承认，让这种危言耸听的论调通过电报传回华盛顿是一种深思熟虑的策略。“你知道，我们夸大阿登的灾难是值得的”，这样才能得到本应调往太平洋的资源和轮换人员，“我们缺乏兵力，所以我们奔走疾呼，我们要求得到能够得到的每一样东西”。参阅Bedell Smith,FCP CS——作者注

第19章　12月26日星期二

12月26日，星期二，巴顿沾沾自喜地向布莱德雷夸口说：“德国佬的脑袋卷入了绞肉机，而我已经握住了把手。”[1]但这种虚张声势下面隐藏的是他挥之不去的尴尬，向巴斯托涅的推进并没有像巴顿宣称的那么顺利，他分明感觉到了艾森豪威尔的失望和沮丧。

巴顿知道，在12月19到22日这几天绝妙地重新部署了自己的部队之后，他对后续行动的掌控并没有发挥出最佳水平。他低估了天气、地形和德国第7集团军保卫突出部南翼时的顽强抵抗，美军情报机构未能辨识出大德意志师的另一分支——元首掷弹兵旅（Führer Grenadier Brigade）的存在，还有部署于第5伞兵师身后的第352国民掷弹兵师，这支部队重建前曾在诺曼底的奥马哈海滩给美军造成了惨重损失。与此同时，巴顿又高估了部下的能力，他们中有许多人是补充兵员，尤其是位于中路的实力孱弱的第26步兵师。作为他最喜爱的部队，第4装甲师也被磨损严重的坦克所累，道路封冻极其严重，配备金属履带的谢尔曼坦克屡屡侧滑或撞车，林地和陡峭的小山谷地形也不适合坦克通行。

巴顿急躁地要求部队正面强攻，却造成了许多伤亡，令战事雪上加霜。他在12月24日的日记中承认：“这是个非常糟糕的平安夜，我们全线都遭到了德军的猛烈反击，第4装甲师一部被击退了数公里，损失10辆坦克。这可能是我的错，因为我坚持昼夜不停地进攻。”[2]巴顿的部下已经筋疲力尽了，12月26日上午，形势似乎仍没有多少改观。“尽管我们竭尽全力，今天仍然不尽如人意，”他写道，“我们未能与巴斯托涅的守军取得联系。”[3]

守军可以听到战斗正在南方几公里外进行，但经历过此前的失望后，他们不再期待巴顿的部队达成突破。不管怎么说，其他方向上的战事已经让他们忙得不可开交了，德军在巴斯托涅西北方向上的另一次进攻推进到了埃莫奥勒，疲惫不堪的空降兵在野战炮兵营的支援下将敌军挡在了村外，但美军炮兵的弹药也已经所剩无几了。至少晴朗、严寒的天气还在持续，这样战斗轰炸机就可以作为“飞行炮兵”使用。在城镇内，轰炸造成的火灾仍然在肆虐，圣母院还闪耀着火光，美军工兵试图通过爆破建立防火带，难民、士兵和修女组成人链传递着水桶，阻止火灾蔓延。[4]

晴朗的天空也使得急需的医疗援助得以到达，在4架P-47雷电战斗机的护送下，1架C-47运输机牵引着2架瓦科（Waco）滑翔机出现在空中，机上载着5名外科医生、4名手术助手及600磅设备、器械和服装。为了进行一次完美的着陆，滑翔机“在100米的高度断开牵引绳”，[5]但这架飞机飞过了头，越过冻结的雪地向德军战线飞去，“医务人员从滑翔机里跳出来向美军战线跑去，而空降兵则冲出去抢夺携带医疗用品的滑翔机”。[6]随后赶来的另外10架滑翔机满载着急需的燃料，接着更多波次的C-47运输机群出现，投下了320吨满载弹药、口粮乃至香烟的降落伞包。

外科医生没有浪费时间，径直赶往兵营内的临时医院，开始为700名伤员中伤势最重的150人动手术。手术持续了一个通宵，直到12月27日中午才忙完，在那些伤员中有的人已经拖了8天未能进行外科手术。结果医生们只好进行了“大量截肢”，[7]这种状况对他们的医术是一个严峻考验，仅有3人在手术后死亡。

在南面的炮战期间，科科特上校对美军第4装甲师的炮火支援力度变得越来越担心。关于正在进行的战事他听到了令人担忧的传言，却无法从第5伞兵师那里获得任何细节，他知道勒米尚帕涅（Remichampagne）一带正在激战，下午又听说一支美军特遣队已经攻占了翁普雷，阿瑟努瓦现在岌岌可危，所以科科特不得不着手将部队南调。

14点，巴顿接到第3军军长米利金少将的电话，后者提议冒个险，不进攻锡布雷以扩展突出部，而是经由阿瑟努瓦向北直插巴斯托涅，巴顿立即批准了该计划。在一辆被命名为“雷电”的谢尔曼坦克里指挥第37坦克营的艾布拉姆斯中校被告知放手去干，[8]艾布拉姆斯随即让营作训参谋威廉·A.德怀特（William A.Dwight）上尉带领一支由5辆谢尔曼坦克、一辆搭乘步兵的半履带装甲车组成的车队沿公路长驱直入。[A1]就在排列紧密的谢尔曼编队枪炮齐发冲入村子的前一刻，军属炮兵还在对阿瑟努瓦进行炮击，[A2]战斗轰炸机也投下了凝固汽油弹，德军分散在道路两侧，如果他们开火很可能会误伤对面的友军。[9]在阿瑟努瓦北边，一些国民掷弹兵匆忙将几个特勒重型反坦克地雷布设到公路上，炸毁了那辆半履带车，德怀特上尉从自己的坦克上跳下来，将其他地雷扔到一边，清出了眼前的道路。

从第39燧发枪兵团团长瓦尔特·考夫曼（Walter Kaufmann）中校那里听说美军坦克已经杀入阿瑟努瓦时，科科特立刻就明白“一切都结束了”。[10]他下令封锁道路，但正如他所担心的那样，一切都为时太晚。打头的谢尔曼坦克向正前方开火，跟进的坦克朝其他方向射击，德怀特的小纵队就这样压制住了道路两侧森林中的抵抗。日落后不久的16点45分，艾布拉姆斯坦克营的先头坦克就与驻守在当地的第326空降工兵营A连取得了联系，随后第4装甲师的其他部队和坦克护送着一支趁夜色全速行进的补给车队，冲进了这道狭窄的走廊。之前在美国本土的第101空降师师长马克斯韦尔·泰勒少将立即赶来，从麦考利夫准将手中接过了指挥权。对巴斯托涅的围攻结束了，然而许多人担心的大战才刚刚开始。

第5伞兵师被重创，第13伞兵团3营营长汉斯·弗兰克（Hans Frank）少校当天在瓦尔纳赫（Warnach）村被俘后供称，他的营已经有600人阵亡或重伤，他为手下年轻士兵的战斗感到自豪和骄傲，其中一些人年仅15岁。“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他后来在战俘营里惊叹道，“我们被俘后，当我孤身一人遭到殴打并被带出来时，其中的2个年轻人正站在那里，他们向墙边望过来，脚上只穿着袜子。‘希特勒万岁，少校先生！’（他们说道），这让你感到心潮澎湃。”[11]

吕特维茨听说元首卫队旅正赶来帮忙切断走廊，但是他和参谋们都不相信该旅能够按时抵达并在次日清晨按计划发起进攻。在听说他们已经耗尽燃油后，吕特维茨阴沉着脸刻薄地评论道：“在雷默上校的指挥下，元首卫队旅总是燃料不足。”[12]

第4装甲师达成突破的消息迅速传开，让美军指挥部里呈现出一派欢乐的气象。当晚，采访巴斯托涅解围战斗的记者玛莎·盖尔霍恩和利兰·斯托（Leland Stowe）顺道拜访了布莱德雷的指挥部，想获得更多的信息。[13]在欧洲大陆上，几乎每一名记者都在做同样的事，这个故事差不多占据了西半球所有报纸的头版头条。第101空降师发现自己出名了，然而第10装甲师B战斗群、第705坦克歼击营和各炮兵营扮演的关键角色却被忽视了。

在塞勒和科诺村周边，伴随着一番激烈交火，扫荡残敌的工作持续了一整天。然而当豹式坦克和Ⅳ号坦克耗尽了燃油、打光了穿甲弹后，战斗理所当然地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在塞勒—富瓦诺特达梅地区，第3皇家坦克团的陆空联络员召来了“出租车队”似的台风战斗轰炸机编队，用火箭弹狠狠“清洗”了一番地面。英军对德军目标用红色烟雾弹进行了标识，但德国人也迅速朝着塞勒以东的美军阵地发射了颜色类似的烟雾弹。“幸运的是，英国皇家空军没有被这一花招所迷惑，对正确的目标进行了攻击。”第3皇家坦克团团长布朗中校记录道，[14]仍然在该地区的英军第29装甲旅听说自己将得到第6空降师的加强。

霍尔特迈尔战斗群从罗什福尔出发后，试图为被困在塞勒和科诺地区的战友解围的行动徒劳无功，该部被挡在了距目标仅2公里之遥的大特吕松涅（Grande Trussogne），收容了昨天晚上逃出生天的残兵败将，他们来自在富瓦诺特达梅被打垮的第2装甲侦察营和豹式坦克连。在大特吕松涅，霍尔特迈尔战斗群遭到美军第2装甲师的进攻，一个装甲步兵营在谢尔曼坦克支援下向他们扑来。随后美军的幼畜炮兵校射机将英军台风战斗轰炸机群召唤了过来，纷飞的火箭弹无情地粉碎了德军纵队，霍尔特迈尔上尉阵亡。

曼陀菲尔命令该战斗群撤往装甲教导师据守的罗什福尔桥头堡，吕特维茨的指挥部立即通过无线电转发了这一命令。[15]霍尔特迈尔的继任者——原第38坦克歼击营1连连长于尔根·黑尔姆（Jürgen Helm）中尉下令炸毁剩余车辆，他在次日与大多数部下借着降雪的掩护，向罗什福尔步行撤退。“很幸运，敌军只是缓慢跟进，没有对撤退路线进行任何值得一提的袭击。”第2装甲师首席参谋吕迪格·魏茨中校写道。[16]然而美军炮兵赶了上来，并炮击了罗什福尔的洛姆河大桥，造成了几例伤亡。当夜及第二天，大约600名三五成群突围而出的德军官兵逐渐归建。

在塞勒与科诺之间，有几名身着美军制服的德军被俘了，他们并不属于斯科尔策尼战斗群，但还是被当场枪决了。这些饥寒交迫的倒霉蛋穿着从阵亡美军的尸体上扒下来的衣服，他们不顾一切地对胜利者做着辩解，展示着自己的结婚戒指和家里寄来的照片，拼命谈论他们的妻儿。德军第2装甲师中的大部分阿尔萨斯人和卢森堡人一有机会就投降了，甚至一些奥地利人也失去了斗志，某人对罗什福尔的居民嘟囔着“我不是德国人，我是奥地利人”，[17]说着他将双手举到空中，表示自己想要投降。

塞勒村内的美军士兵相信，德军正躲藏在与教堂毗邻的“宫廷”农场（Ferme de la Cour）里，于是大动干戈使用了火焰喷射器，其实那里并没有德国人，结果只烧死了一些牲畜。这是该农场在战争期间第二次被火焚了，上一次是在1940年德军突向马斯河期间。

在塞勒与马尔什昂法梅讷之间的比松维尔，美军医务人员在教堂设立了急救站，当地牧师和美军的天主教随军神父并肩工作时就用拉丁文交流。而就在这个村子里，发生了一件不符合基督教精神的事情，搭乘半履带车的美军士兵将2名德军战俘带入森林里处决了。美国人向比利时平民解释说，后者所目睹的杀俘场景是在为死于马尔梅迪附近的美军战俘复仇。[18]

大败德军第2装甲师让一些美军军官变得忘乎所以，第7军的谢弗·F.贾雷尔中校宣称：“据估计，该师4天前还有大约8000人和100辆坦克，现在有1050人被俘，估计有2000人至2500人阵亡。大量装备被缴获或摧毁，包括55辆坦克、18门火炮、8门反坦克炮、5辆突击炮和190部车辆（包括30辆装甲车）……美军第2装甲师与德军第2装甲师的对撞可以作为盟军与德军力量对比的恰当写照。”[19]不过，这种必胜主义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德军第2装甲师缺油少弹，官兵饥肠辘辘的实际状况。

战斗结束之后，根据雅克·德维朗法涅男爵的说法，塞勒一带的乡野成了“一片广阔的坟场，满是被毁坏或遗弃的汽车和半埋在雪中的装备”[20]。痴迷于战争的少年们探索烧毁的坦克，检查里面炭化的尸体，一些孩子则沉迷于危险的战争游戏，有人收集手榴弹，然后将其扔出去炸那些被遗弃的半履带装甲车。在富瓦诺特达梅，一个男孩在玩铁拳时发生爆炸，当场一命呜呼。

迪南城下遭遇的挫折看来只能加重德军的怨恨。在热梅勒，当一名妇女鼓起勇气询问德国军官，为什么他们几乎将整座村庄化为废墟时，后者回答道：“我们在比利时这样做是为了亚琛。”[21]

在奥通以西，第116装甲师解救被围战斗群的大部分尝试都被美军炮火挫败了。但最终，德军利用一次佯攻转移了美军的注意力，使得幸存者得以跟随装甲车辆突围，一边扔手榴弹一边冲破了美军防线。[22]

正在交战中的元首卫队旅接到命令，脱离战斗向巴斯托涅进发，协助科科特封闭走廊。鉴于此举将会造成的损失，雷默上校两次提出抗议，但均被驳回。他还抱怨说“摩托化部队的燃料严重匮乏，近半数车辆只得依靠牵引”，[23]所以很难说吕特维茨的怀疑理由是否合乎情理。

在奥通以东，罗斯少将的美军第3装甲师面临着第560国民掷弹兵师的进攻，据该第3装甲师A战斗群报告，参与这些攻势的大多为“4辆或5辆坦克及一个步兵连，或大约20辆坦克与一个步兵营”。[24]德军的进攻得到了突击炮和火炮的支援，但是第75步兵师的抵达意味着罗斯的特遣队得到了加强，虽然初经战阵的部队在确保索伊—奥通道路通畅时遭遇过严峻考验，但该地段的防御已经愈发稳固。事实证明，地面冰冻给谢尔曼坦克车组造成的麻烦尤其大，因为坦克的金属履带太狭窄，几乎没有抓地力，为了应对该问题美军采取了一些紧急措施，例如增加履带宽度和加装履带延展片。

党卫军第2帝国装甲师师长拉默丁旅队长仍然在试图让自己的师掉头向西，从芒艾和格朗默尼勒出发，打开通向奥通的道路，从背后包抄美军第3装甲师，可是党卫军第9霍恩施陶芬装甲师仍然没有赶上来保护他的右翼。鉴于正北方10公里外有13个美军野战炮兵营，这样的机动将面临双重危险，而且帝国师的弹药和燃油将很快告罄。当地农夫被迫在枪口下将马匹和马车赶往后方，从德军的弹药囤积点运来坦克和火炮的炮弹。

12月26日清晨，帝国师第3德意志（Deutschland）装甲掷弹兵团再次从格朗默尼勒向西展开进攻。然而美军炮兵发射的带有无线电近炸引信的炮弹摧毁了进攻队列，随后第33装甲团1营营长肯尼思·T.麦克乔治（Kenneth T.McGeorge）少校率领一支实力强大的特遣队[A3]对村子展开反攻，这支美军部队属于第3装甲师B战斗群。战斗中一名德军营长阵亡，另一名重伤，帝国师第3装甲掷弹兵团2营被困在了格朗默尼勒，该团余部被迫撤往芒艾，美军坦克和火炮追亡逐北，迫使德军一路后撤。[25]

霍奇斯中将和李奇微少将仍然在错误地担心德军将北上进攻列日，两人对于芒艾的丢失大发雷霆，不由分说地让哈斯布鲁克准将率领鏖战多日、早已疲惫不堪的第7装甲师不惜一切代价夺回该镇。该师随后在圣诞节当日的攻势中蒙受了很大损失，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先前后撤时，炸断了太多的树木以堵塞公路的缘故。不过，在新锐的第517伞兵团3营和庞大的炮兵火力（8个炮兵营在短时间内打出了5000发炮弹）支援下，哈斯布鲁克的部队还是于当晚攻入了芒艾。

党卫军第3装甲掷弹兵团2营的50名伤员被困在了格朗默尼勒无法撤出，德军宣称当他们派出涂着明显的红十字标记的救护车时，美军坦克车组开火将他们拦下。随后该团派出两人——打着白色停战旗的军官和打着红十字旗戴着红十字臂章的医生[A4]——试图去看看他们能否将自己的伤员从格朗默尼勒撤走，但根据德军的记录，“敌军对谈判代表开了火，所以这次尝试不得不放弃”。[26]德国人似乎还不明白，在马尔梅迪大屠杀发生之后，党卫军已经不可能跟任何战败者的礼遇沾上边了。在留下一名医生照料伤员后，2营余部最终溜回了党卫军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设在奥代涅附近的防线，而这里从早到晚都要受到美军的炮击。

德军在埃尔森博恩岭一带的活动几乎停止了，所以第99步兵师的巡逻队跑到战场上摧毁了10辆坦克，这些属于第3装甲掷弹兵师的坦克是在陷入泥潭后被遗弃在此的。这种先发制人的措施，意在防范不知疲倦的德军回收分队，他们经常机智地尝试回收和维修各种装甲车辆。

被派去收集此前战斗中抛弃的武器弹药的美军回收队，成员通常是那些患有战斗疲劳症的官兵，干这些活可以给他们换来一些休息的时间。美军指挥官吃惊地发现，他们的部下有一种扔掉自己的装备，希望用各种丰富的军用物资随意取代这些装备的趋势。“如果士兵真的不需要它，就会将其扔掉，”一份报告这样说道，“火箭筒射手肯定不会拿着一支步枪，相反他必须得到一把手枪作为自卫武器。否则他就会抛弃火箭筒和弹药，因为它们笨拙而沉重。”[27]另一方面，冬装都被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在大部分营里，救护站的人员都被告知要将填充了“北极”保暖防水层的大衣从伤员身上脱下来，这样做对原单位而言就不会丢失那些重要的衣物了。

圣维特已经度过了一个糟糕的圣诞节，那些藏身于自家地下室里的平民现在都以为最糟糕的时刻一定过去了。然而12月26日下午，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的“大家伙们”飞到了头顶上，近300架“兰开斯特”（Lancaster）式和“哈利法克斯”（Halifaxe）式重型轰炸机投下了1140吨高爆弹和燃烧弹。

炸弹爆炸产生的震颤在镇外数公里处依然可以感受到，当头顶的建筑物垮塌时，躲在地下室里的小镇居民惊恐万状。“大家正在令人窒息的浓烟和灰尘中间挣扎，就在此时，另一枚炸弹把地下室的墙壁炸出一个大洞，他们才得以透过气来。然而不久之后，燃烧的白磷就流入了地下室，有害物质释放出有毒气体，在更大的空间里铺下一张着火的垫子。在德军士兵的帮助下，惊慌失措的居民从洞中爬出，踏上了一片狼藉的街道。”[28]

圣约瑟夫（Sankt-Josef）修道院的小礼拜堂垮塌了，条石与横梁洞穿了地板，将下面的东西砸得粉碎。燃烧弹将所有可燃物点着，也将修道院化作熊熊烈焰，困在上层的老人和丧失行动能力的人无一幸存。“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被活活烧死的，滋滋作响的白磷犹如四处流淌的岩浆，涌入未被炸弹破坏的地下室，藏身其中的人们只好经由少数仍然畅通的通风井仓皇逃出，他们或是带着可怕的烧伤，或是忍受着骨折的痛苦，或是已经精神失常。修道院嬷嬷们的身影出现在最后一批逃出熔炉的人群中，她们的头上和肩上都紧紧地裹着毯子。”[29]

“圣维特仍然在燃烧，”第295掷弹兵团的马丁·奥皮茨中尉身处镇外，他记录道，“地毯式轰炸逼近了我们所在的村庄，我这辈子从没见到类似的情形，整片原野都被浓烟烈火造就的大片乌云所笼罩。”[30]当晚他返回圣维特，“所有的街道都在燃烧……牲畜在哀嚎，弹药在殉爆，轮胎爆裂了，有一股浓烈的橡胶燃烧的气味”，安装了延迟爆炸引信的炸弹时不时地炸响。

从纯军事角度来讲，这次空袭是卓有成效的，圣维特仅剩下“一片巨大的碎石堆”[31]。所有道路至少要封堵3天，部分道路超过了一周，在此期间德国工兵不得不修建绕行该镇的道路。但是平民遭受的伤亡和痛苦未曾可知，没人知道具体有多少人在圣维特避难，但据估计约有250人死亡。幸存者逃往临近的村庄，在那里他们得到了食物和照料。

当晚及次日，美军第9航空队的中型轰炸机群空袭了拉罗什昂阿登，由于该镇处于一座峡谷中的河边，相对而言是个容易摧毁的目标，只需150吨炸弹即可封锁道路。[32]

“纵观今日之形势，战况在持续好转。虽然现在乐观还为时尚早，今晚的局势肯定好于反攻开始以来的任何一天。”蒙哥马利与霍奇斯会面结束后，第1集团军的作战日志做了上述记载。[33]据战俘供称，德军面临严重的补给不足问题。不过，布莱德雷仍然纠结于柯林斯第7军的使用问题，在他看来该军投入战斗的时机太早了。布莱德雷在给霍奇斯的信中抱怨说“在这种冥顽不化的保守战术下，蒙蒂已经浪费掉了自己的预备队”，[34]而巴顿对英国陆军元帅的观点深受布莱德雷的影响，他在日记中写道：“令人讨厌的蒙蒂屁都不是，战争就是要冒险，可他却绝不敢这样做。”[35]

在和曼陀菲尔通完电话后，约德尔大将鼓起勇气告诉希特勒：“我的元首，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我们无法推进至马斯河了。”[36]帝国元帅戈林于当晚抵达了齐根贝格，并公然宣称“这场战争我们战败了”，他建议德国必须寻求停战。希特勒气得直哆嗦，警告他不要试图背着自己与盟军媾和：“如果你违抗我的命令，我就枪毙你！”希特勒不再提安特卫普，而是竭尽全力夺取巴斯托涅，就像他在1942年9月聚焦斯大林格勒一样，当时在高加索取得的胜利被他有意忽略，现在重夺巴斯托涅成为他心目中胜利的虚假象征。

但是希特勒在公众场合拒绝面对现实，他很少承认形势已经变得绝望。当晚，在齐根贝格的地堡内，他对自己的空军副官尼克劳斯·冯·贝洛上校谈及了自身的命运，他依然在责备德国空军的失败和德国陆军中的“叛徒”。“我知道这场战争已经输了，”他告诉贝洛，“敌军的优势太大，我已经被出卖了，7月20日之后一切都水落石出，我曾以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恰恰是从国家社会主义中获利最多的这帮人在反对我，我纵容过他们，还为他们颁发勋章，而这就是我得到的所有回报。我最好的归宿就是现在将一颗子弹射入自己的头颅，我缺乏顽强的战士……我们不会屈服，永远不会。我们会下地狱，但我们将拖着全世界一起下地狱。”[37]

[1]26.12.44,CBHD.

[2]PP,605.

[3]PP,607.

[4]Peter Schrijvers,Those Who Hold Bastogne,New Haven,CN,2014,130.

[5]Royce L.Thompson,‘Air Resupply to Isolated Units,Ardennes Campaign’,OCMH,Feb.1951,typescript,CMH 2-3.7 AE P.

[6]26.12.44,CBHD.

[7]CMH Medical,422.

[8]37th Tank Battalion,American Valor Quarterly,Summer 2008,19.

[9]NARA RG 407 270/65/8/2 ML 130.

[10]Generalmajor Rudolf Freiherr von Gersdorff and Generalmajor Heinz Kokott,ETHINT 44.

[11]Major Frank,commander III/13th Fallschirmj.ger,CSDIC,TNA WO 208/4140 SRM 1148.

[12]General der Panzertruppe Heinrich von Lüttwitz,XLVII Panzer Corps,ETHINT 42.

[13]26.12.44,CBHD.

[14]Brigadier A.W.Brown,IWM Documents 13781 73/18/1.

[15]Order to Kampfgruppe Holtmeyer to withdraw,General der Panzertruppe Heinrich von Lüttwitz,XLVII Panzer Corps,FMS A-939.

[16]Oberstleutnant Rüdiger Weiz,2nd Panzer Division,FMS B-456.

[17]Jean-Michel Delvaux,La Bataille des Ardennes autour de Rochefort,2 vols.,Hubaille,2004-5,i,218.

[18]同上，p304,p308。

[19]Colonel Shaffer F.Jarrell,VII Corps,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59.

[20]Jean-Michel Delvaux,La Bataille des Ardennes autour de Celles,Hubaille,2003,94.

[21]diary of Sister Alexia Bruyère,26.12.44,quoted Delvaux,Rochefort,i,143.

[22]Surrounded Kampfgruppe of 116th Panzer-Division,Generalmajor Siegfried von Waldenburg,FMS A-873.

[23]Generalmajor Otto Remer,ETHINT 80.

[24]CC A from 3rd Armored Division,TNA WO 231/30.

[25]3rd SS Panzergrenadier-Regiment and Grandménil,FMS P-109.

[26]Alfred Zerbel,3rd SS Panzergrena dier-Regiment Deutschland,FMS P-109.

[27]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63.

[28]Peter Schrijvers,The Unknown Dead:Civilians in the Battle of the Bulge,Lexington,KY,2005,183.

[29]同上。

[30]Leutnant Martin Opitz,295th Volksgrenadier-Division,NARA RG 407 290/56/5/1-3,Box 7.

[31]同上。

[32]La Roche,TNA WO 231/30.

[33]26.12.44,PWS.

[34]26.12.44,CBHD.

[35]27.12.44,PP,608.

[36]Samuel W.Mitcham Jr,Panzers in Winter,Mechanicsburg,PA,2008,153-4.

[37]Nicolaus von Below,Als Hitlers Adjutant,1937-1945,Mainz,1980,398.

[A1]此处原文的表述有问题：发动突击行动的是第37坦克营C连的20辆谢尔曼坦克和第53装甲步兵营C连，进攻开始后美军在阿瑟努瓦村内遭到德军阻击，主力部队被拦下来和德军缠斗，只有打头的5辆坦克和混进坦克纵队的一辆半履带装甲车冲了过去，半路上半履带车还被地雷给炸坏了。率领5辆坦克冲锋的是第37坦克营C连连长小查尔斯·P.博格斯（Charles P.Boggess,Jr.）中尉，威廉·A.德怀特上尉在第四辆坦克里。——译者注

[A2]有资料显示，美军炮兵在短时间内向阿瑟努瓦村倾泻了2340发炮弹。——译者注

[A3]除了麦克乔治特遣队自身的兵力，他们还得到了第75步兵师289团3营的加强，进攻受挫后第32装甲步兵团3营H连以及8辆坦克也赶来助战。——译者注

[A4]另有一种说法是3人，除了军官和医生，还有翻译。——译者注

第20章　盟军的反攻准备

虽然第4装甲师已经突进了巴斯托涅，但12月27日的空投仍然如约进行。不过，此时德军准备得更加充分了，麦考利夫准将警告说飞机应该从不同的航线接近空投场，却未被采纳。德军高射炮和机枪火力编织的弹幕令人生畏，但牵引滑翔机的C-47运输机不为所动，50架滑翔机中有18架被击落，还有很多被打得千疮百孔。一架滑翔机运载的弹药被高射炮弹直接命中，机身炸成了火球；还有架飞机运载的汽油桶中弹后开始泄漏，却奇迹般没有着火。

总共约有900架飞机——包括运输机和护航战斗机——参加了这次行动，23架被击落。[1]地面上的伞兵从散兵坑里冲出来营救跳伞人员，并为他们提供白兰地，以减轻烧伤和扭伤带来的疼痛。一架重伤的C-47在雪地上用机腹成功迫降，只是擦到了公路上的卡车并使其转了个圈，让并未察觉飞机靠近的驾驶员被吓出一身冷汗。[2]

在夜间运来补给的40辆卡车再次掉头南返，车上载着非危重伤员、部分德军战俘和滑翔机驾驶员，70辆救护车携带着150名危重伤员，与卡车一起在轻型坦克的护送下穿过狭窄的走廊滚滚向南。围绕着巴斯托涅南翼，双方展开了激烈战斗，美军试图拓宽缺口，而德军竭尽所能要将其封闭。

12月28号，布莱德雷给艾森豪威尔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敦促他向蒙哥马利施加压力。“随着敌军在阿登的攻势失去势头，”他写道，“重要的是在他们囤积的补给消耗殆尽、部队疲惫且还没来得及充分扩大并巩固战果时发动猛烈反击。反攻的目标是将尽可能多的敌军部队困在突出部，并将我们的部队配置到便于后续攻势行动的理想位置……必须立即发动反攻，已经收到报告称敌军正沿突出部肩部掘壕据守。”[A1]布莱德雷错误地认为“进一步延误会使得敌军将更多的部队调入突出部”，[3]当天第1集团军的作战日志提到“高级情报渠道（超级机密的委婉说法）报告说德国人对苏军在匈牙利的推进忧心忡忡，可能立即将部队从阿登调往巴尔干前线”。[4]事实上，随着苏联红军为冬季攻势磨刀霍霍，与布莱德雷所担心的截然相反的事很快就会发生。

这天晚上，当未能前往巴斯托涅的利兰·斯托和玛莎·盖尔霍恩来到卢森堡城的阿尔法酒店吃晚饭时，布莱德雷至少能够转移一下自己的注意力了，他似乎被“‘玛蒂’·盖尔霍恩迷得神魂颠倒”。汉森觉得此女“有着一头金红色头发，是个封面女郎一般的女人，性格活跃，善于探究，每条评论似乎都经过了深思熟虑，切中正题的同时不失自然”，他还觉得一同出席晚宴的巴顿将军“以其独特的方式与玛蒂调情时显得愈发轻浮”。[5]

就在布莱德雷心急如焚之时，艾森豪威尔正与蒙哥马利热烈地探讨战局。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与蒙哥马利都担心盟军还没有集结起足够强的兵力去摧毁德军的突出部，正如蒙哥马利在5天前预测的那样，巴顿从南面展开的攻势进展缓慢，这不是个好兆头。然而，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也很清楚，蒙哥马利在具备压倒性优势之前是打心底里不愿动手的，德军第2装甲师的溃败已经给了他极大的鼓舞。

蒙哥马利深受这样一种印象的影响，即“美国人已经被打得‘头破血流’”[6]，并相应地低估了进攻者所遭受的损失。他不相信第1集团军已经恢复得足够充分，可以进行这样一次野心勃勃的行动，肯定还认为南面的巴顿不可能实现他那斗志高昂的豪言壮语。蒙哥马利同样担心德军一旦被包围，将会更加坚定地战斗到底，给盟军造成更大损失。他确信盟军采取防御态势时，利用海量的空军和炮兵给敌军造成的损失，要比打一场消耗战高得多。

12月26日，布莱德雷给霍奇斯中将写了封信，争辩说德军已经遭受沉重打击，在他看来形势并不“像蒙哥马利元帅想的那样严峻”，他敦促霍奇斯考虑“一旦形势看起来有把握”就将敌军赶回去。[7]霍奇斯似乎并不认为这一时刻的到来会像布莱德雷认为的那么快，事实上，他和参谋长基恩少将直到圣诞节那天下午还在为守住战线而请求增援。[8]而且正如“霍奇斯将军”指挥部在12月27日的作战日志中记录的那样，“侧翼暴露了至少2个星期，已经受够了”。[9]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巴顿希望从卢森堡向北进发，他先前的想法是从根部切断德军突出部，结果被第1集团军排除了这种打法的可能性，因为埃尔森博恩岭东南的道路网无法支撑大规模装甲部队的推进。于是“闪电乔”柯林斯准备了3个进攻方案，并于12月27日呈交给第1集团军指挥部，他最中意的方案是让自己的第7军从马尔梅迪向东南推进至圣维特，与巴顿的第3集团军会合，并从那里将德军切断，不过霍奇斯显然更喜欢“3个计划中最保守的那个”。[10]

蒙哥马利仍然坚持进行一次更为短促的突击，目标仅限于乌法利兹，柯林斯直截了当地告诉蒙哥马利：“你这样做会把德军从口袋里推出去，就如同你在法莱斯所做的那样。”[11]但正如蒙哥马利所担心的，这里已经不是夏季的诺曼底了，在这样的地形和气候条件下，实施大规模包围过于野心勃勃了。在他看来，只有熟悉冬季作战拥有全套冬季装备的苏联红军才能打好这种仗，T-34的宽履带可以在冰天雪地中来去自如，而谢尔曼坦克已经证明了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下是何等脆弱。

艾森豪威尔在布鲁塞尔会见蒙哥马利的计划被迫推迟到12月28日，因为德国空军在一次空袭中摧毁了他的专列。临行之前，他听说蒙哥马利在考虑最后的总攻计划了，这让他高呼“赞美上帝，保佑众生”。[12]让艾森豪威尔恼火的是，反间谍部门依然在为他的个人安全煞费苦心，由于降雾与霜冻，此次会晤改到了临近蒙哥马利指挥部的哈瑟尔特（Hasselt）。第9集团军指挥官辛普森中将当天记录道：“在昨晚的大雪和冰风暴肆虐之后，道路覆上了一层薄冰。”[13]

12月28日上午9点45分，在与盟军最高统帅会面前不久，蒙哥马利在宗霍芬召开了一次会议，与会者为战线北方的各集团军指挥官——霍奇斯、辛普森、邓普西和加拿大第1集团军指挥官亨利·邓肯·格雷厄姆·克里勒（Henry Duncan GrahamCrerar）上将。蒙哥马利重申了他的计划，他的情报主任、第1集团军情报部长和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斯特朗少将都指出德军将恢复攻势，因此蒙哥马利建议先让德军在进攻北线时耗尽人力与物力，与此同时派出战斗轰炸机打击他们的后方。他还打算“在英军或第9集团军的战线当面发动有限的战斗作为佯攻”，但实际上希特勒已经取消了动用德军第15集团军向北进攻的计划。[A2]

蒙哥马利打算将英军第30军调去接管从奥通到迪南之间的防线，这样柯林斯的第7军就可以重组，以便向乌法利兹发动反击。在摧毁德军突出部的最后阶段，他打算发起“真实”行动（Operation Veritable），按计划加拿大第1集团军将攻至下莱茵河西岸。[14]

当天下午14点30分，艾森豪威尔与蒙哥马利在哈瑟尔特车站会面。这是战役开始以来两人首次见面，蒙哥马利因为盟军最高统帅没有对他的每日形势简报做回复而愤懑不已。自凡尔登会议之后，艾森豪威尔就在凡尔赛处于严密的保卫之中，再未冒险外出过，而且在圣诞节那次不愉快的会面期间，布莱德雷已经被迫承认自己对艾森豪威尔的计划一无所知。在蒙哥马利看来，艾森豪威尔无所作为，他对此感到不屑。

艾森豪威尔同意蒙哥马利向乌法利兹推进的计划，而不是像布莱德雷希望的那样进攻圣维特，然而蒙哥马利再次失去了自制力，他说“布莱德雷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如果他蒙哥马利不能全权指挥摩泽尔河以北的所有集团军，向莱茵河的进军就会失败。出于形势考量，他提出愿意在布莱德雷麾下行事，但在此番言论之后，很难说蒙哥马利有几分真心实意。

蒙哥马利认为自己的装腔作势已经起作用了，艾森豪威尔同意了他的所有提议。然而，返回伦敦后陆军元帅艾伦·布鲁克爵士听到蒙哥马利对于这次会晤的描述时非常不安。“在我看来，似乎是蒙蒂以他惯有的不善与人交往的生硬作风冒犯了艾克，结果他的建议已经无人愿意听了！！他说了太多的‘我早就告诉过你’。”[15]

包括英国人在内，艾森豪威尔在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参谋部成员都对这次会晤中的所见所闻义愤填膺，但是蒙哥马利很快就要让事情变得更糟了。他担心艾森豪威尔可能对自己答应的事情反悔，于是在12月29日写信给艾克，再次坚持独揽地面部队指挥权，并重申盟军不遵循他的建议就会吃败仗。他的参谋长德甘冈少将次日将信呈交给了艾森豪威尔，对后者而言，蒙哥马利的信就是最后一根稻草。这位英国陆军元帅甚至冒失地对艾森豪威尔指手画脚，要求他发布如下命令——在布莱德雷的第12集团军群向鲁尔河发动进攻时，应该由蒙哥马利来实施“全方位的指挥、控制和协调”。[16]

蒙哥马利的信碰巧与马歇尔将军发自华盛顿的电报一同抵达，他已经看到了英国报纸上刊登的文章，文中声称蒙哥马利在阿登攻势中挽救了美军，应该被任命为盟军地面部队总指挥。马歇尔清楚地向艾森豪威尔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做出任何形式的让步，我们对你绝对信任，如果这样做，就会在国内引起可怕的愤懑。我不能假定你已经考虑到了这种情况，我只是希望你坚持我们的立场。你正在执行一项艰巨的任务，坚持下去，别理会那些鬼扯。”[17]

艾森豪威尔用说服的语气回答了蒙哥马利，但又明显带着最后通牒的意味：“你在最近的那封信中表示，除非完全接受让你指挥布莱德雷的意见，否则就预示着‘失败’，这让我深感不安。我向你保证，我不可能这么做……就我而言，我为我们之间出现了这样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而深感痛心，我只能将分歧呈送给联合参谋长委员会（Combined Chiefs of Staff）。”[18]毫无疑问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决定将是最后的摊牌。[A3]

德甘冈听说艾森豪威尔正在给马歇尔将军写信，便恳请后者再等一等；尽管身体欠佳，他还是立即动身飞奔回宗霍芬，向蒙哥马利解释说他大难将至。最初蒙哥马利拒绝相信事情会如此糟糕，不管怎么说，谁能替代他呢？答案是英国陆军元帅哈罗德·亚历山大（Sir Harold Alexander）爵士。当真相最终浮出水面时，蒙哥马利才真的被击中了要害，先前他曾信心十足地告诉艾森豪威尔“英国公众不会支持换帅”。[19]从德甘冈告诉他的情况来看，这话不再作数了，美国人现在无疑大权在握。“我该怎么办呢，弗雷迪？”蒙哥马利垂头丧气地问道。[20]

德甘冈从军服的口袋里掏出一封信的草稿，上面写着：“亲爱的艾克，我已经见过了弗雷迪，也理解了你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对许多问题极为忧虑的心情。我曾向你直率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因为我觉得你喜欢这样……无论你作何决定，都可以百分之百地信赖我，我会坚决执行，我相信布莱德雷也会这样做的。我的信可能让你感到不安，非常抱歉，希望你阅后即焚。你非常忠实的属下，蒙蒂。”[21]

他署上了姓名，信件被加密后立即通过电报发了出去，值得尊敬的弗雷迪·德甘冈再一次将自己的主官从他那令人忍无可忍的傲慢自大中拉了出来。他随后前往第21集团军群位于布鲁塞尔的后方指挥部接待新闻记者，德甘冈对记者强调说，蒙哥马利对两个美军集团军的指挥是暂时性的，是出于盟军团结的利益考量，让他成为地面部队总指挥的呼声以及对艾森豪威尔含沙射影的批评必须到此为止，记者们承诺跟他们的编辑商量此事。德甘冈随后打电话给凡尔赛的比德尔·史密斯，向他保证陆军元帅已经完全服输。

只有北线攻势的发起日期需要敲定，艾森豪威尔确信会是新年那天，蒙哥马利最初倾向于1月4日，现在提前了24小时到1月3日。不管怎么说，充满敌意的舆论风潮已经平息，许多美军高级军官后来为艾森豪威尔没有抓住机会赶走蒙哥马利而深感遗憾。他们想要在阿登取得一次战略性胜利，在“突出部”彻底摧毁所有的德军部队，蒙哥马利相信这种想法完全脱离实际，并认为他们只是想化解之前被敌军抓住可乘之机的尴尬。他迫不及待地推进“真实”行动，在穿过鲁尔以北的莱茵河前肃清奈梅亨和克莱沃（Kleve）的帝国森林。另一方面，布莱德雷和巴顿不打算等到1月3日才行动，他们计划在12月31日从巴斯托涅发动反攻。

在巴斯托涅南侧，先前在洛林战役中元气大伤的第35步兵师赶来填补第4装甲师和第26步兵师之间的缺口。第35步兵师朝东北方向的马尔维和隆维利—巴斯托涅公路进攻，与此同时，第4装甲师的其余部队正在帮忙清理阿尔隆公路以东的村庄。步兵脚上穿的靴子在涉水过河时都湿透了，造成了许多冻伤和战壕足病例。“天气非常寒冷……水壶中的水下肚后简直透心凉，我们吃雪，或将其化掉后再饮用，或煮成咖啡。”第51装甲步兵营C连的小罗伯特·卡尔弗特（Robert Calvert,Jr）在日记中写道。[22]他所在的营原有兵力600人，在3周内蒙受了461例战斗和非战斗减员，其中阵亡54人，战伤151人，其余是伤病和被俘。

在西面，第9装甲师A战斗群从讷沙托出发后，沿着公路向锡布雷推进，此处是美军的重要目标。当争夺巴斯托涅的战斗愈演愈烈时，德军增援部队也开始陆续抵达，12月28日星期四，元首卫队旅接管了巴斯托涅西南侧的锡布雷地区。雷默上校声称在从北部前线南下的途中，该旅的医务连毁于“一场持续35分钟的空袭，尽管所有车辆都漆成了白色，上面还涂着红十字”[23]。曼陀菲尔相信雷默的部队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该旅的豹式坦克和Ⅳ号坦克直接投入到抵御第9装甲师所部的战斗中，将几辆美军坦克打着了火。

雷默又气又恼地发现，自己正处于兵力大幅缩水的第3装甲掷弹兵师的指挥下。尽管元首卫队旅的编制不及标准师建制的一半，但是装备精良，而近期负责阻击解围美军的第5伞兵师几乎没有炮火支援，第26国民掷弹兵师则缺少穿甲弹。雷默有一个105毫米高射炮连，被调到舍诺涅准备对付巴顿的坦克，他的88毫米高射炮连则部署在北面至少5公里外的弗拉米耶日周边，该连宣称已经在当地击落了“10架货运滑翔机”[24]。但元首卫队旅未能及时守住关键的锡布雷村，在一轮猛烈炮击后，美军于夜间将德军从村内逐出。一架滑翔机被击落后，飞行员在附近被德军俘虏，他在德军撤退时藏身于马铃薯箱内，现在发现自己又恢复自由了。

锡布雷的失守令曼陀菲尔和吕特维茨心灰意冷，现在他们重建巴斯托涅包围圈的机会大幅缩水了。吕特维茨向雷默下令，翌日清晨在第3装甲掷弹兵师一个战斗群的协助下重夺锡布雷。“如果这次攻势失败，”吕特维茨写道，“我的军部认为有必要立即动身撤出突出部了。”[25]

不过，希特勒是不会接受现实的，他宣布组建一个所谓的“吕特维茨集团军级集群”以占领巴斯托涅。该集群名义上下辖第2装甲师、装甲教导师、第9装甲师、第3装甲掷弹兵、第15装甲掷弹兵师、警卫旗队师、第5伞兵师和元首卫队旅。虽然它有着典型的希特勒式称谓，但上述部队大多已损兵折将。

12月29日是星期五，在凌晨时分的几个小时里，元首卫队旅在舍诺涅附近的森林南侧集结，准备对锡布雷发动反击。但雷默的部队刚一出森林，立即遭到了美军数个野战炮兵营的密集炮击，美国人布置的炮兵就是为了对付德军意料之中的反扑。从维尔鲁以东打过来的侧翼炮火也给德军造成了很大损失，该村经过激战于28日落入美军手中。舍诺涅东南的树林数次易手，雷默所部的一门105毫米高射炮在战斗中击毁了数辆美军坦克，尽管炮手们在近战中像步兵那样守卫着自己的火炮，最终还是被打垮了，一辆谢尔曼坦克连撞带碾毁掉了他们的火炮。当晚，雷默报告说元首卫队旅现在太过虚弱，已经无力再向锡布雷发动另一次进攻。

12月29日夜，德国空军的轰炸机群空袭了巴斯托涅，就在当晚天气突变，雪雾正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下。不过，目前至少走廊还在美军手里，数百辆卡车为巴斯托涅的守军运去了大量补给和400名第101空降师的补充兵。泰勒将军视察了环形防线上的部队并向他们表示祝贺，有些官兵发现他的态度令人恼火，第506伞兵团的理查德·温特斯上尉[A4]写道：“他走之前下达给我们的命令是：‘盯住你们面前的林子！’该死的他以为自己在华盛顿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扯淡吗？”[26]

空降兵们沮丧地发现，虽然得到了新闻界史诗般的赞誉，他们还是无法被换下战线返回大穆尔默隆休整。好在官兵们至少收到了家里寄来的信件和圣诞包裹，他们与其他排的战友或比利时平民共同分享着这一切。最后，深受官兵喜爱的“十合一”口粮把每个人都喂得饱饱的，一些空降兵甚至还设法“解放”了第8军军部遗留下来的烈酒仓库：德国空军炸塌了一栋建筑物的围墙后将其暴露了出来。不过，酷寒、致命的小规模战斗和危险的侦察行动每天晚上仍一如既往地进行着，指挥官们依然需要了解当面敌军单位的情况，所以侦察小队不得不继续出去抓“舌头”以获得情报（德国军官已经收走了部下的军饷簿，因为它暴露了太多己方部队的信息）。但是悄无声息地走夜路是做不到的，每走一步都会踩穿积雪坚硬的表面，必定会发出噪音，而且他们的白色披风冻得梆梆硬，行走时就会发出爆裂声。为了加以伪装而漂白旧军装的尝试也不怎么成功，空降兵们很羡慕德军配发的带有白色内衬、可以双面穿着的外套，其隐蔽性要好很多。

在防线前放置假人，诱使敌军巡逻队过早开火是司空见惯的做法，美国人设法将冻僵的德军尸体立在了雪地里。一具被叫作“奥斯卡”的尸体得名于之前与该部一同参加空降行动的吉祥物人偶，在遭遇突然袭击时，它也被当作射击的参照物。空降兵们惊讶地发现，这个死于酷寒中的人物面部并没有呈现出常见的死灰色，而是深深的紫红色，这是皮下的毛细血管迅速冻结所致。[27]

许多肮脏不堪且胡子拉碴的空降兵不仅患有战壕足和冻伤，还忍受着痢疾的折磨，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无法适当地清洗餐具造成的。低至-20℃的气温会令重机枪的水冷套管爆裂，这些武器的枪口焰在很远以外就可以看到，而德军的类似武器在100米外就无法识别了。缴获的德军MG42机枪深受美军官兵喜爱，空降兵也不例外，新来的补充兵需要学会避免长时间射击暴露自己的位置。

许多士兵喜欢争论投掷手榴弹的最佳方式：是像扔棒球、掷铅球那样，还是自由式投掷，许多人拒绝棒球式投法，因为这样做容易扭伤胳膊和肩膀。为了防止德军捡起手榴弹扔回来，有经验的士兵会在拉开保险环后等上两三秒钟后再出手。把手榴弹保险握片插入钮扣眼里携带的现象司空见惯，军官们不喜欢这样，他们知道士兵在躺下时会把手榴弹弄丢。傻乎乎的补充兵也发现，将手榴弹的保险销挂到装具上是迅速炸飞自己的好方法，事实证明，备用的水壶袋才是最合适的携行具。

12月30日，巴顿将军挎着他那把著名的象牙柄左轮手枪进入了巴斯托涅。他用古怪的激昂嗓音向官兵们表示祝贺，颁发勋章，在许多地方拍照留念，检查烧毁的德军坦克，并到几处主要战场视察，其中就包括罗莱城堡，继续行程之前他在那里睡了几个小时。正在山丘上忍受着德军坦克炮火的第327滑翔机机降步兵团的炮兵观察员，万分恼火地发现一行人居然大摇大摆地从后面走了上来，他当即破口大骂叫他们下去，却发现泰然自若的巴顿将军已经靠上来观察敌情了。用一门火炮的瞄准镜套住目标后，上尉命令自己的野战炮兵营对坦克进行“效力射”，一发幸运的炮弹直接命中炮塔，引爆内部弹药后将坦克炸成碎片。“天哪，打得漂亮！”得意扬扬的巴顿高呼道，[28]显然他会兴高采烈一整天。

当天，就在元首卫队旅和第3装甲掷弹兵师从巴斯托涅西面发动进攻的同时，警卫旗队师汉森战斗群、第14伞兵团和刚从匈牙利赶来的第167国民掷弹兵师一起，从东面的吕特布瓦一带发起了进攻。在维莱尔拉博诺（Villers-la-Bonne-Eau），美军第35步兵师137团3营在晨雾中遭到突然袭击，警卫旗队师汉森战斗群所属的党卫军第1坦克歼击营和党卫军第1装甲掷弹兵团3营动作迅猛，美军据守在村内的3营K连和L连很快就被全歼。[29]不过，美军强大的炮兵火力再次力挽狂澜，师属和军属炮兵发射了带有新型无线电近炸引信的炮弹，阻止了德军进一步扩大战果，用第167国民掷弹兵师师长汉斯—库尔特·赫克尔（Hans-kurt Höcker）中将的话说，该师被“切成了碎片”。[30]

当美军第4装甲师的谢尔曼坦克和坦克歼击车循着战斗声赶来加入这场混战时，美军步兵将视线转移到了林中的德军坦克身上。第35步兵师134团声称有27辆德军坦克被击毁，估计再算上其他单位的数字后总数超过50辆[31]，这个数量实在太夸张了。话虽然这样说，警卫旗队师的损失还是不小的，该师还将失败的原因归咎于第5伞兵师。按照该师师长海尔曼少将的说法，“党卫军散播谣言说，（我的）伞兵与美军在维莱尔拉博诺村中房屋的地下室里和平相处，还把酒言欢称兄道弟”。[32]

警卫旗队师师长威廉·蒙克区队长想要以怯战的罪名，将包括第14伞兵团团长阿尔诺·席梅尔（Arno Schimmel）上校在内的军官们送上军事法庭，他似乎还说过“应该在伞兵师的关键位置设一名国家社会主义督导军官”。[A5]

武装党卫军与国防军部队之间的彼此怨恨达到了新的高度，党卫军装甲部队要求在各条道路上优先通行，制造了不少混乱。“当党卫军部队抵达巴斯托涅战区时，这些道路的交通状况糟糕到了极点，”元旦当日晋升少将的科科特写道，“这些部队——极度自负而又傲慢无礼——总之是典型的缺乏纪律，出了名的冷酷无情，再加上蛮不讲理，已经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各种情况均表明，党卫军对于任何作战体系都是一种障碍。”[33]

对于党卫军的憎恨并不仅限于高级军官，科科特师里的勒斯纳（Rösner）上士（Feldwebel）描述了党卫军是如何“闯入卢森堡境内的房屋，并肆无忌惮地摧毁了一切”，[34]他们还摧毁了位于德国艾费尔的圣像，只因其浓厚的天主教色彩。

对于巴顿麾下的第3军而言，最鼓舞人心的消息是第6装甲师前锋赶到，将筋疲力尽的第4装甲师换了下去。这支部队齐装满员且经验丰富，就当时而言并不多见，该师的部分谢尔曼坦克装备有新型的76毫米主炮——在英军17磅炮的基础上研制而成——该炮有把握击毁Ⅵ号虎式坦克。虽然第6装甲师B战斗群由于与第11装甲师使用同一条道路而有所耽搁，但A战斗群已经开入内弗东南的阵地，准备于次日进攻瓦尔丹。

对美军部队的误击并非全部出自雷电和闪电战斗机之手。12月31日，第3集团军报告说“第8航空队的轰炸机不幸误炸了第4装甲师师部所在的韦克镇（Wecker），以及第4步兵师在埃希特纳赫的部分部队”，[35]第8航空队指挥官詹姆斯·哈罗德·杜立特（James Harold Dolittle）中将和战略航空兵指挥官斯帕茨中将被召去参加一次紧急会议，讨论“己方部队”的误炸和“己方高射炮对己方飞机的误射”，为了“不动摇部队之间的信任”，“误炸”事件被掩盖起来。虽然双方都有责任，但是在经历了几次类似的意外后，许多美军部队又喊出了自诺曼底登陆以来喊响的口号——“会飞的都得死”，他们时常不分敌友地对任何接近的飞机开火。地面部队还公开质疑航空兵部队宣称的击毁德军坦克的数量被高估了。“显而易见，陆航宣称的战果一定被夸大了，”第12集团军群注意到了这一点，“否则德军就不会有坦克了，然而恰恰相反，我们的侦察表明他们还有很多。”[36]

德国空军仍然在对巴斯托涅进行夜间空袭。1月1日，德军战俘在卫兵的看守下清理巴斯托涅中心广场附近的废墟，其中一人踩上了昨夜空袭时扔下来的“蝴蝶”小型炸弹，弹片炸进了他的腹股沟，这个倒霉蛋尖叫着倒地。这一幕恰好被第9装甲师52装甲步兵营的官兵们看到，该营作训参谋（S-3）尤金·奥古斯塔斯·沃茨（Eugene Augustus Watts）少校后来写道：“你可以听见的从卡车上士兵嗓子里爆发出来的哄笑声。”[37]

在北部的第1集团军战线上，蒙哥马利已经调入了英军第53威尔士步兵师和美军第83步兵师，将西边的第2装甲师替换下来，同时第84步兵师被部署到了马尔什昂法梅讷周边，由第51高地步兵师担任第1集团军预备队。随着霍罗克斯中将的第30军陆续赶到，[A6]柯林斯的第7军余部可以撤下来重新部署，以便为1月3日的反击做准备。英军第6空降师赶到塞勒以东后试图构筑防御阵地，但是地面冻得坚硬如铁，他们的铁锹完全成了摆设，官兵们转而在地面上炸出浅坑，然后填满高爆炸药炸出洞来。英国人很快就发现，处理埋在雪下面的特勒反坦克地雷是个危险的任务。[38]

在突出部顶部，饥寒交迫的德军散兵游勇正在受到围捕。一个农夫的儿子去照料伊希普（Ychippe）附近的马匹，当他返回时，看到一个德军士兵一瘸一拐地走到他家门口开始敲门。他指着自己的脚说“打坏啦”，此前他一直睡在谷仓里，进屋后就一屁股坐到炉边不挪窝了，手枪被放到一边，连靴子也脱掉了。当美军巡逻队赶到时，他还没来得及抓起手枪就当了俘虏。其他德军士兵躲在隔壁的房子里，被包围后其中一人拒绝出来投降，他穿着美军制服害怕被枪毙。当美军威胁说要将谷仓烧掉后，他才被迫走了出来，巡逻队的官兵强迫他脱掉美军制服，押上吉普开走了，村民也不知道此人的境遇会如何。

在一些地方，比如孔茹，当村民们目睹美军坦克碾过自己的小果园和篱笆墙时都感到很难过，等到他们看到美军步兵沿道路两侧排成一路纵队走进村后才不那么紧张。本地节俭的民风意味着没有东西可以浪费，他们拿走了从德军遗弃车辆中找到的所有东西，因为这可能是对他们损坏的田地、谷仓、房屋和被德军抢走的饲料、马匹及马车的唯一补偿。一辆半履带摩托车可以卖个好价钱，他们从废弃的车辆中抽出燃油，把工具箱、罐头食品、车胎、方向盘都拿走，几乎把所有可以拆下来的东西都拆掉了。还有一些人拿走了手榴弹，希望来年夏天可以用来炸鱼。

几名农夫试图把火炮轮子卸下来装到自家的马车上去，但他们发现这些轮子太重了，单匹马难以拉动。在一次更加成功的即兴创作中，一个精通机械的农民完全靠从一队德军装甲车辆上拆卸的材料，造出了自己的拖拉机，其发动机来自一辆半履带装甲车。还有一户人家甚至拆下了大众桶车（Kübelwagen，德制水陆两用吉普车）的前排座椅，放在自家客厅里用了近30年。[39]在伊希普，一个德军军官的尸体被遗留在另一辆桶车前座很多天，他的胡子在死后依然生长，这让17岁的泰奥菲勒·索洛（Theóphile Solot）深深着迷。[40]

担忧自家儿子和丈夫命运的妇女个个心急如焚，那些逃到马斯河对岸的人确实幸运，因为德军将大量留守的男人和男孩都赶到了一起，让他们清理道路上的积雪，输送补给。许多人缺乏御寒的衣物，食物仅够果腹，根本不足以进行艰苦的劳动，也没有像样的装备，几乎没有人有手套，连铁锹都缺。他们的待遇如同战俘，晚上就被锁在谷仓里，有几次卫兵竟将手榴弹系于门窗上，以防有人逃跑。许多人被驱赶回德国，在那里劳作至战争末期才获解放，有些人死于盟军空袭，因为盟军飞行员无法区分德国军人与比利时平民的队伍，在白雪映衬下他们看起来都像是黑色的小人。

在12月的最后一天，英国第30军在马斯河与奥通之间展开了新的防线。一名英国民政事务官以更加浪漫的视角审视着周边事物。他写道：“阿登明显有着鲁里坦尼亚王国（Ruritanian）[A7]的浪漫氛围，作为一个想象中的《曾达的囚徒》（The Prisoner of Zenda）的故事，城堡与大片白雪累累的冷杉树又平添了几分意境。”[41]

天气一旦晴转多云，空中侦察就无法进行了。当第53威尔士步兵师和马尔什昂法梅讷的美军部队换防时，盟军需要知道德军装甲教导师和第2装甲师残部撤出罗什福尔之后如何重新部署。英军第61侦察团，以及大约由350名比利时和法国人组成的特种空勤团被调拨给了第6空降师，他们将被派到罗什福尔和马尔什昂法梅讷以南的广阔森林和沼泽中去搜寻德军。

12月31日，法国中队向圣于贝尔挺进，第5特种空勤团的一个比利时中队在罗什福尔以南10公里处的比尔（Bure）锁定了装甲教导师一部。他们乘坐的吉普车仅装备有2挺维克斯机枪，只能对装甲掷弹兵进行袭扰，最优秀的3名官兵立即被德军的88毫米反坦克炮轰杀。德国人正死守这一地域，因为第2装甲师、第9装甲师和装甲教导师的所有残部几乎都沿着这条路线从罗什福尔后撤。在多数当地居民躲入神学院的地下室后，德军将所有的床单都搜集起来做伪装。与此同时，躲在地下室里的村民们只有土豆可以果腹，他们养的鸡已经成了装甲掷弹兵的盘中餐。

德军火炮现在正对罗什福尔进行炮击，居民们仍然躲在周边的洞穴里，只有少数人冒险在炮击间隙出来取食物。大家都非常感谢戴着“贝雷帽和大号黑色橡胶手套”[42]的雅克兄弟，他们将尸体收拢起来，并按照基督教的礼仪下葬。

在新年前夜，德军继续用V-1飞弹轰击列日。转战过北非、西西里岛和诺曼底的米德尔塞克斯（Middlesex）团的沃克（Walker）一等兵（Lance-Sergeant），正赶往位于列日以南的叙勒蒙（Sur-le-Mont）的教堂参加弥撒，一枚V-1飞弹从头顶飞过，当沃克抬头仰望时，看见它翻过身来开始俯冲。“一个比利时男童站在离他几米远的地方，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他的勋章申请材料上这样写道，“沃克一等兵跳到孩子身边，将他扑倒在地，并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他。飞弹就在几米外爆炸，沃克一等兵身负重伤，孩子安然无恙。”

由于伤势过重，英国皇家陆军医疗队（Royal Army Medical Corps）放弃了抢救，但是他幸存了下来，因为美军将他救起，并开创性地进行了肌肉移植手术，这一过程被摄制成纪录片，并送往其他野战医院以供观摩。[43]

跨年夜，美军指挥部都组织了自己的新年晚会。在辛普森的第9集团军，他们用掺苏打水的威士忌和火鸡庆祝节日。[44]在霍奇斯的第1集团军，晚餐永远一本正经，他的参谋军官写道：“每晚与他用餐时，我们都要打扮整齐：夹克、领带、军靴。”[45]

霍奇斯通常喝用波旁威士忌、杜博尼酒（Dubonnet，法国开胃甜酒）掺少许苦味酒再加冰调制出来的鸡尾酒，但是那天晚上他下令打开柯林斯占领瑟堡后送给他的香槟来庆祝新年。午夜时分，当士兵们开始“拿起步枪乱射一通”时引发了一阵恐慌，“草草了事的调查表明，当时并没有遭受德军进攻，只是人们兴奋过度罢了”。[46]

布莱德雷的第12集团军群指挥部也有一场聚会，按照汉森的说法，玛莎·盖尔霍恩“热情洋溢地讲了半个晚上的西班牙内战……她是最早前往那里的女记者，在目睹了全球各处战场上人类如此多的阴暗面之后，仍然相信真善美的存在”。晚会的气氛似乎由于紧张而略微扫兴，官方可能会对预测德军攻势的情报失误进行质询，战略情报局的创始人威廉·约瑟夫·多诺万（WilliamJoseph Donovan）少将刚从华盛顿赶来，提及有人在“讨论举行一次国会调查，以确定为何我军会那么松懈”。[47]布莱德雷也对自己在德军进攻前所做的“风险预期”，以及只留下4个师来防御阿登地区一事，感到紧张不安而又心怀戒备。

在柏林，与“7·20”事件密谋者关系密切的乌尔苏拉·冯·卡多夫（Ursula von Kardorff）在新年前夜款待了几个朋友，他在日记中写道：“午夜时分，万籁俱寂，我们手举酒杯站在那里，很难拿出勇气举杯同庆。远方传来一声钟响，为过去的一年画上了休止符，我们听到了枪声，还有靴子猛踩在（大街上被打坏窗户的）碎玻璃上的声音。太可怕了，仿佛一个幽灵从我们身旁飘过，并用它阴暗的翅膀触碰着我们。”[48]

在阿登，德国人，还有比利时人，已经为盟军反攻和随之而来的战斗做好了准备。“新年伊始，我祈祷，”在圣维特附近，第18国民掷弹兵师295掷弹兵团的马丁·奥皮茨中尉写道，“凭借元首和我们的力量胜利地结束战争。”[49]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德军将再次从空中和阿尔萨斯两个方向发动攻击。

[1]Royce L.Thompson,‘Air Resupply to Isolated Units,Ardennes Campaign’,OCMH,Feb.1951,typescript,CMH 2-3.7 AE P.

[2]George E.Koskimaki,The Battered Bastards of Bastogne:The 101st Airborne in the Battle of the Bulge,New York,2007,365-6.

[3]12th Army Group,NARA RG 407 270/65/7/2 ML 209.

[4]28.12.44,PWS.

[5]28.12.44,CBHD.

[6]Montgomery letter to Mountbatten,25.12.44,Nigel Hamilton,Monty:The Field Marshal 1944-1976,London,1986,238.

[7]CMH Ardennes,610.

[8]Hodges and chief of staff,25.12.45 PWS.

[9]27.12.44,PWS.

[10]同上。

[11]J.Lawton Collins,SOOHP,USAMHI.

[12]CMH Ardennes,612.

[13]William H.Simpson Papers,Box 11,USAMHI.

[14]Crerar diary,TNA CAB 106/1064。

[15]Alan-brooke Diary,30.12.44,LHCMA.

[16]Russell F.Weigley,Eisenhower's Lieutenants,Bloomington,IN,1990,542-3.

[17]Hamilton,Monty:The Field Marshal,275.

[18]DDE Lib,Box 83.

[19]Eisenhower at SHAEF meeting on 30.12.44,Air Chief Marshal Sir James Robb's notes,NARA RG 319 270/19/5-6/7-1,Boxes 215-16 2-3.7 CB 8.

[20]Hamilton,Monty:The Field Marshal,279.

[21]DDE Lib,Box 83.

[22]diary of Robert Calvert Jr,Company C,51st Armored Infantry Battalion,4th Armored Division,American Valor Quarterly,Summer 2008,22.

[23]Generalmajor Otto Remer,ETHINT 80.

[24]同上。

[25]General der Panzertruppe Heinrich von Lüttwitz,XLVII Panzer Corps,FMS A-939.

[26]Stephen E.Ambrose,Band of Brothers,New York,2001,194.

[27]Koskimaki,393.

[28]同上，391。

[29]35th Division,MFF-7,C1-107.

[30]CMH Ardennes,626.

[31]III Corps,NARA RG 498 290/56/5/2,Box 3.

[32]Generalmajor Ludwig Heilmann,5th Fallschirmj.ger-Division,FMS B-023.

[33]Generalmajor Heinz Kokott,26th Volksgrenadier-Division,FMS B-040.

[34]TNA WO 311/54.

[35]Third Army daily log,31.12.44,Gaffey Papers,USAMHI.

[36]30.12.44,CBHD.

[37]Letter,Eugene A.Watts,S-3,52nd Armored Infantry Bn,9th AD,28.2.85,CBMP,Box 1.

[38]Edward Horrell,IWM Documents 17408 10/4/1.

[39]Jean-Michel Delvaux,La Bataille des Ardennes autour de Celles,Hubaille,2003,40.

[40]同上，P36。

[41]A.J.Cowdery,Civil Affairs,IWM Documents 17395 10/18/1.

[42]Liliane Delhomme,Jean-Michel Delvaux,La Bataille des Ardennes autour de Rochefort,2 vols.,Hubaille,2004-5,ii,241.

[43]Letter to author from his son,Air Marshal Sir David Walker,27.4.14.

[44]William H.Simpson Papers,Box 11,USAMHI.

[45]G.Patrick Murray,1973,SOOHP.

[46]31.12.44,PWS.

[47]31.12.44,CBHD.

[48]Ursula von Kardorff,Diary of a Nightmare:Berlin 1942-1945,London,1965,161.

[49]Leutnant Martin Opitz,295th Volksgrenadier-Division,NARA RG 407 290/56/5/1-3,Box 7.

[A1]值得注意的是，第116装甲师的冯·瓦尔登堡少将后来表示盟军的“反攻开始得太早了”，正是这一点令德军“免于全军覆没”。参阅Generalmajor Siegfried von Waldenburg,116th Panzer Division FMS B-038。——作者注

[A2]按照汉森的说法，甚至连布莱德雷的第12集团军群指挥部似乎也相信德军会以“4—5个装甲师”恢复向北对列日的攻势。3天后，汉森写了句令人意外的话：“美军情报异常匮乏；我们被迫事事依靠英国人。”参阅31.12.44 CBHD以及2.1.45 CBHD。——作者注

[A3]根据艾森豪威尔的儿子约翰在《苦林》一书中的描述，艾森豪威尔的这封亲笔信写于蒙哥马利发出道歉电文之后，附在最新的作战计划中一起递交给了这位终于清醒过来的英国陆军元帅。那时艾森豪威尔的怒火已经渐渐平息，写信的主要目的是了结指挥关系的问题，作者在引用信中的部分内容时错以为艾森豪威尔是在发出最后通牒，其实那会儿问题已经解决了。——译者注

[A4]此处原文有误，作者将温特斯的军衔写成了少校，但他晋升少校要到1945年3月8日，此时仍然是上尉。——译者注

[A5]国家社会主义督导军官的角色，是根据希特勒的命令按照苏联军队中的政委或政治军官而设立的，用来监视陆军军官的忠诚与决心。——作者注

[A6]事实上，蒙哥马利已经以休病假的名义将他最喜爱的军长送回了家。他担心霍罗克斯的判断力因为疲劳过度而受损，后者突然主张让德军穿过马斯河，然后在布鲁塞尔以南的滑铁卢古战场上击败他们。参见Hamilton,Monty-The Field Marshal,255-6.——作者注

[A7]作家安东尼·霍普（Anthony Hope）在其著名小说《曾达的囚徒》（成书于1894年）中描述的神秘的鲁里坦尼亚王国，是一个有着古老的民间建筑和绮丽的郊野风景，遍布起伏的群山与黑森林的地方，被人称为理想王国。——译者注

第21章　双重意外

新年的子夜时分，阿登周边的美军炮兵用数轮齐射告诉德军，他们最终走向覆灭的一年已经开始了。不过德军也有自己的新年贺词，在旧年的最后几分钟，由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指挥的上莱茵集团军群，在德弗斯中将的第6集团军群左翼发动了代号为“北风”的攻势。

在圣诞节后的第一天，第7集团军情报部门已经发出警告说，德军有可能于1月初在阿尔萨斯北部发动进攻。德弗斯将军飞往凡尔赛面见艾森豪威尔，自从他跨过莱茵河建立桥头堡的计划被后者断然拒绝后，两人的关系就没有多大改观。再者，鉴于阿登的战斗已接近白热化，盟军最高统帅部只想让战线南方的美军和法军各师继续保持防守态势。在巴顿的第3集团军主力部署到突出部南侧后，德弗斯的骨干部队也被抽调去支援阿登，第6集团军群的战线已经被迫延伸至300公里以上。

艾森豪威尔希望将部队撤至孚日山脉，借以缩短阿尔萨斯地区的战线，在此过程中可能会弃守斯特拉斯堡。他的副手特德空军上将极力告诫他不要这样做（讽刺的是，现在是英国人反对放弃地盘了），这将导致英美与法国严重对立，对后者来说斯特拉斯堡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

另一场进攻更加出人意料，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决定出动饱受批评的德国空军实施雷霆一击。11月6日，他对盟国空军进行大规模突袭的计划首次浮出水面，[A1]时任德国空军作战部长兼空军总参谋长驻元首大本营代表的埃克哈德·克里斯蒂安（Eckhard Christian）少将告诉希特勒：“帝国元帅已经下令，所有这些正在待命的新大队应该在一天之内部署到位——在一个天气良好的日子——全力出击，毕其功于一役。”[1]

希特勒对此半信半疑：“我就担心当这一天到来时，各大队无法有效协同，连敌人在哪里都找不到……成批消灭密集部署的敌军并不现实。”他还非常怀疑德国空军宣称和统计的杀伤率，并对德军飞机战果数量之少大发雷霆，他大喊道：“大批（德国空军）的飞机还在生产，它们只会消耗劳动力和原材料。”

德国空军不仅面临着许多问题，自身还存在不少麻烦，经验丰富的飞行员所剩无几，因为其颇为浪费人力的体系既没有让他们离开前线获得充分休息，也没有利用他们向后辈传授经验。“现在都是些没有经验的年轻飞行员，”Bf 109战斗机飞行员施密德军官候补生说道，“有经验人的都阵亡了。”[2]“当今的新人接受过什么类型的训练呢？令人既同情又震惊。”第26战斗机联队4中队（4./JG 26）[A2]中队长汉斯·哈尔蒂希斯（Hans Hartigs）中尉说道。[3]由于燃油短缺，新飞行员接受了几个小时的单飞训练后就被分配到了作战单位，难怪美军战斗机飞行员会说，他们宁愿对付4个新手，也不愿意对付一个老手。

德国空军的士气非常低落，一名被俘的军官详尽说明了飞行员们用过多少逃避飞行或交战的借口，其中包括“发动机故障”和“起落架无法收起”。[4]一名飞行员升空后兜了一圈，没有对任何东西进行射击，着陆后即被逮捕。更多的高级军官“经常飞行”，资深飞行员哈尔蒂希斯中尉说：“但也仅此而已，他们什么都不做，这些人不再幻想着英雄般地死去，那种日子已经过去了。”[5]强烈的犬儒主义蔓延至各个阶层。“在我们中队，如果你还没染上性病，就会招来异样的目光，”哈尔布里特（Halbritter）上士说，“至少70%的人已经染上了淋病。”[6]

最纯粹的犬儒主义者还是他们的最高指挥官，那位独一无二的帝国元帅。“他操控德国空军的方式似乎与《爱丽丝梦游仙境》（Ali-ce in Wonderland）里的红心皇后别无二致，”德国空军总司令部的一名高级军官评论道，“而且效果如出一辙……对他来说德国空军只是另一件玩具。”[7]只有少数几名高级军官参加了宏大的元旦攻势，其中一人回忆道，当他问上级“好吧，将军阁下，我们的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现在做什么”时，后者回答说：“帝国元帅正在处理钻石，没有时间搭理我们。”[8]另一方面，德国空军总参谋长卡尔·科勒（Karl Koller）航空兵上将对希特勒的责备更甚于他人：“他不理解德国空军的需要，纵观他的一生，自始至终都是个步兵。”[9]

不管怎么说，戈林觉得自己除了孤注一掷以外别无选择。按照一名中校的说法，德国空军的状态让他“泫然欲泣”，并说“除非我们迅速夺回制空权，否则战争已经输了”。[10]戈林的最后一搏被称作“底板”行动（Unternehmen Bodenplatte），透着希特勒阿登攻势的影子，几乎所有能出动的战斗机都将起飞去袭击盟军机场，将他们的飞机摧毁在地面上。

尽管德国空军的军官们得知该计划已有数星期之久，但在元旦前一天下午被叫去参加任务简报时，还是对作战命令感到既震惊又恐惧。当晚，飞行员们被禁止饮用任何酒精饮料，也不允许用守岁的方式庆祝新年。翌日清晨的前景让许多人惴惴不安，这看起来就像是一次日本人的自杀式“万岁”冲锋。飞行员至少分到了“飞行”口粮[11]，有额外的黄油、鸡蛋和白面包。他们得到承诺说，行动结束返回后，还可以得到一块巧克力、纯咖啡和一整套“作战”食品。

日出后不久，分布在38座机场上的约1000架德军飞机发动了引擎。第6战斗机联队（JG6）联队长约翰·科格勒（Johann Kogler）中校坐进了自己的Fw190战斗机驾驶舱里，他将率部空袭荷兰的佛克尔（Volkel）机场，同时心中基本上不存幻想，阿道夫·加兰德（Adolf Galland）中将[A3]“向我诉说了他的麻烦，真是太糟了”。科格勒中校的上级[A4]是懦弱无能的约瑟夫·施密德中将，他于1940年担任德国空军情报部长的时候严重地误导了戈林，甚至连时任陆军总参谋长的弗朗茨·哈尔德（Franz Halder）大将都评论说戈林是“整个德国空军中消息最为闭塞的军官”[12]。

施密德惊骇于战斗机部队指挥官的高昂损失，试图让科格勒留在地面，后者从原则上反对这样的做法：“将军阁下，如果我们必须飞过去给敌人找点乐子，那就让他们有东西可打；如果我们只是为了做点事而升空，那么我请求让自己时刻陪伴在（我的飞行员）身旁。”[13]

在第26战斗机联队，装备绰号“长鼻子”的Fw190D-9战斗机的4中队中队长哈尔蒂希斯中尉发现目标选得相当具有讽刺性，“我们在这些机场驻扎过，我被迫带领自己的中队突袭我们曾经使用过的机场”，[14]远比这更令人沮丧的是戈林的命令——“任何（未能）正确地袭击机场或未能找到机场（就返航）的人，必须立即再次起飞并发起攻击”。[15]这被证明是一个灾难性的想法，每个大队将有一架Me-262喷气式战斗机伴飞，其飞行员的任务是辨别在空袭中表现优柔寡断的人。

有些飞行员似乎还很喜欢自己的任务，追忆着他们在战争初期的辉煌战绩。“战争初期我们给了他们多么沉重的打击啊！”对根特（Gent）附近机场的攻击让第1战斗机联队（JG1）的一名飞行员回忆起昔日的荣光，在“底板”行动的深刻影响下，即便战争到了现今阶段，他仍然感到欢欣鼓舞，“每个大队出动60架飞机，这就是我们在元旦的出击架次——我的天哪！空中都是些什么呀，我很惊讶，我都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个联队了，它们飞得到处都是。平民注视着我们，后来我们飞越前线，士兵们也驻足凝视，因为我们都在低空飞行。”[16]

这种乐观的印象忽略了混乱的一面，戈林遵循希特勒在阿登攻势前采取的保密措施，拒绝将“底板”行动预先通知德军防空部队。结果各高射炮连想当然地以为这些突然出现在头顶上的庞大飞行编队肯定属于敌军并开火射击，在前往目标的路上，约有16架德军战斗机被友军炮火击落。

9点20分，德军战机同时对比利时与荷兰南部的12座英军机场，以及法国的4座美军机场发动攻击，由于导航错误，它们袭击了13个英军和3个美军航空兵基地。德军达成了出其不意的效果，但并不是每个地方都能顺利得手。在根特，空袭圣德奈斯韦斯特兰姆机场（Sint-Denijs-Westrem）的第1战斗机联队2大队（Ⅱ./JG 1）来得正是时候，攻击了燃油即将告罄、正在降落中的对手——装备了喷火战斗机的波兰第131战斗机联队302中队，德机击落了该中队的9架飞机，第317中队有6架喷火战斗机被击毁在地面上。然而，随后德国人就被第131联队的另外2个中队——第308中队和第317中队咬住，波兰人共击落了18架入侵者，击伤了5架，自身在空战中只损失了一架喷火战斗机。[A5]前文那位被空中的德军飞机数量所鼓舞的Fw190D-9飞行员也坠机被俘。

美军的运气好于英军，一队来袭者完全迷航，未能找到自己的目标，一大群巡逻中的P-47雷电战斗机一头扎进了飞往梅斯的第53战斗机联队3大队（Ⅲ./JG 53）的编队中；然而第53战斗机联队2大队和4大队（Ⅱ./Ⅳ./JG 53）的德机仍然成功摧毁了停放在机场上的美军第365战斗机大队的40架战斗机中的半数。在荷兰艾恩德霍芬，英军蒙受了最惨重的损失，德军第3战斗机联队（JG 3）出动了3个大队，幸运地赶在首架台风战斗机中队（第438中队）起飞时发动攻击。被击毁的飞机封锁了跑道，困住了后面其他中队的飞机。“一名沮丧的台风战斗机飞行员踩住刹车，提升推力以抬起机尾，这样他就能够从地面上射击低空飞行的敌机了。”[17]

在埃弗尔（Evere）机场，英国皇家空军第127联队及其他部队的大批飞机整齐地排列在停机坪上，第416中队的喷火战斗机正在跑道上滑行，结果惨遭德军第26战斗机联队2大队和3大队（Ⅱ./Ⅲ./JG 26）屠戮，只有一名英军飞行员得以升空，他在消灭了一名“盗贼”后自己也中弹坠机。[A6]美军开始确信“以紧密编队停放”[18]的英国皇家空军第2战术航空队（2nd Tactical Air Force）的机群已经全军覆没了，好在只有照相侦察基地艾恩德霍芬才真正遭遇了不幸，由于无处停放，喷火战斗机都排列在一条原先德国空军使用过的跑道上。基地设施实在不堪重负，因为很多中队必须集中在该机场的水泥跑道上，只有这样才可以比较方便地清扫积雪。蒙哥马利元帅的私人座机在地面上被摧毁，这条新闻在美军的圈子里营造出一种幸灾乐祸的气氛。“他们狠狠地扒下了英国佬的裤子，蒙哥马利元帅的情报主任（G-2）给第2战术航空队的情报主任送了件礼物——一副吊裤带。”第1集团军的作战日志在第二天这样写道。[19]慷慨的艾森豪威尔立即把自己的座机让给了蒙哥马利。

第9集团军指挥部的参谋们跑出来观看空战，“上午在马斯特里赫特上空发生了多次空战，低悬的云层挡住了飞机，只能听见哒哒哒的射击声”[20]。盟军总计损失了150架飞机，另有111架受损，还失去了17架非作战飞机，飞行员的损失非常轻微，但是地面人员阵亡过百。

许多德军飞行员被防空火力击落，包括被俘的科格勒中校。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布鲁塞尔附近有架低空飞行的Fw190被一只鹧鸪撞了下来，“这只鸟在它的散热器上撞出了一个大洞，发动机在冷却液漏光后停车了”。[21]不过，正如第9集团军指挥部认为的那样。“杰瑞（指德国空军）在这次突袭中犯下大错，并为此付出了高昂代价。他（在机场上空）待得时间太久了，享受着在此来回扫射的乐趣，耽误了太长时间，以至于我军战斗机有足够的时间从后方基地赶来，并在其返航时咬住了他，结果给其造成了惨重损失。”[22]

在戈林的命令下，德军飞行员重新加注燃油，补充弹药后再次出击，飞回去寻找具有压倒性优势的盟军战斗机中队，决心让后者彻底从天空消失。最糟糕的是，德军防空部队甚至在攻击行动结束后仍然对此一无所知。“德国空军在1月1日展开的大规模行动遭遇了一场大劫难，”希特勒的空军副官尼古劳斯·冯·贝洛上校写道，“我方飞机返航时飞进了己方高射炮群猛烈而精准的火网中，出于保密考虑，防空部队从未得到有关此次行动的通知。我们的部队蒙受了惨重损失，再也无法恢复元气，这是德国空军（为争夺西线制空权而进行）的最后一次重要尝试。”[23]

这甚至算不上是一次局部胜利，德国空军付出了271架战斗机被击落，65架受损的代价，而空勤人员的损失是灾难性的，总计有143名飞行员阵亡或失踪，另有70人被俘，还有21人负伤。损失的人员中包括3名联队长、5名大队长和14名中队长，这些人是非常难以替代的。

德国人对自己的命运无能为力，所以在盟军的空袭炸毁了电车和铁轨后，他们只能迈着沉重的步伐，磕磕绊绊地穿过废墟，去通常没有窗户或电力供应的工厂和办公室上班。希特勒没有在那天的新年致辞中提及阿登攻势，当元首没完没了地东拉西扯时，大部分听众都意识到他没有什么新东西可以提供了。

希特勒也没有提到“北风”行动，是他于12月21日提出了这次进攻的构想，并在圣诞节给行动命了名。其表面意图是通过与坚守科尔马口袋的德军第19集团军取得联系，共同歼灭阿尔萨斯北部的美军第6军，但真实目的是干扰巴顿在阿登的推进，并制造出自己仍然握有主动权的印象。12月28日，希特勒将各师师长召集到雕窝，如同他在阿登攻势开始前那样，亲自向他们发表演说。

12月26日，德弗斯中将在凡尔赛与艾森豪威尔见了面，返回自己的指挥部后他随即下令在北阿尔萨斯地区研究各部队的后撤位置。1945年1月1日，德军在比奇两翼的攻势开始后，艾森豪威尔命令德弗斯留下掩护部队，将主力撤回孚日山脉，弃守斯特拉斯堡，此举严重动摇了第6集团军群的军心。“今日士气又达新低。”[24]时任第6军作训处长（G-3）的小皮特·T.赫夫纳（Pete T.Heffner,Jr.）上校在给同僚的信中写道。德军在莱茵河对岸架设了一只大喇叭，警告斯特拉斯堡的居民说他们将会回来，不过美军炮兵通过听声定位手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其摧毁。

美军可能撤退的消息传出后，恐慌顺理成章地蔓延开来。斯特拉斯堡的居民约有20万人，许多人都害怕遭到德军报复，据当地的一名美国记者估计，约有10000人选择了逃亡。“他们大多是搭乘火车离开的……妇女推着婴儿车，货车上高高地堆放着家具。”按照美国人的说法，接下来的两天里约有2000人以各种方式沿公路逃离城市，而根据法国文献记载，这一数字为15000人。[25]

在巴黎，法国临时政府对此事表示竭力反对，戴高乐立即向该城南部的法军第1集团军指挥官德拉特·德塔西尼上将下达了命令：“不言而喻，法国军队永远不会同意放弃斯特拉斯堡。万一法军第1集团军阵地北面的盟军从他们当前的位置撤退，我命令你接管并确保斯特拉斯堡的防务。”[26]他随后向艾森豪威尔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并呼吁丘吉尔和罗斯福阻止盟军撤退。盟军最高统帅部得到警告说，10万民众将被迫撤离那座城市，还有30多万阿尔萨斯人将面临着德军报复。

第二天，阿方斯·朱安上将在戴高乐的指示下去见比德尔·史密斯中将，表示临时政府首脑将于次日前往凡尔赛会见艾森豪威尔，朱安和比德尔·史密斯之前已经吵过架了，这次是他们所有会面中场面最激烈的一次。在德塔西尼上将抱怨他的法军第1集团军收到的装备和补给不足后，局势的紧张程度再创新高，与此同时，美军怀疑该集团军对科尔马口袋的攻势是否奏效。法军的低级军官损失非常惨重，他们的继任者已经难以驱使部下继续向前了。

朱安说如果美军撤到孚日山脉，戴高乐将军将让法军脱离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指挥，按照比德尔·史密斯的说法，法国人对艾森豪威尔处理战争问题的方式出言不逊。“朱安对我说的话，”后来开会的时候他告诉艾森豪威尔，“如果换作美国人来说，我会照着他的下巴狠揍一拳。”[27]

1月3日清晨，艾森豪威尔在戴高乐来访之前，与他的参谋部探讨了从斯特拉斯堡撤退一事。当天下午，戴高乐与朱安一同现身，正在法国访问的温斯顿·丘吉尔也在戴高乐的知会下出现了。艾森豪威尔向两位政府首脑简短介绍了他们面临的危险处境，随后，作为法国收回盟军最高统帅部对其军队指挥权这一最后通牒的回应，艾森豪威尔提醒戴高乐和朱安：“如果不服从我的命令，将断绝对法军的弹药、给养和食物的供应，（我）还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如果法军已经消灭了科尔马口袋里的敌人，目前这种形势就根本不会出现了。”[28]

艾森豪威尔的一番话说得戴高乐面红耳赤，他最终克制住自己的情绪开口说道：“如果我们在进行军事演习，我可以赞同您的观点，但是现在我必须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从阿尔萨斯撤退将会把法国的领土拱手交给敌人，从战略层面上来讲，放弃那里只不过是一种策略，可是对法国而言将是一场民族灾难。因为阿尔萨斯是法国的神圣领土，不管怎么说，德国人还自称这个省份属于他们，如果他们再把阿尔萨斯夺走，肯定会借机对当地居民所表露出来的爱国精神进行报复……”[29]

在丘吉尔心照不宣地支持下，戴高乐在和艾森豪威尔的交锋中赢了一个回合，最高统帅原则上同意打电话给德弗斯，令其停止后撤。“这一让步让戴高乐欣喜万分，”艾森豪威尔写道，“他走的时候心满意足。”[30]戴高乐不再闷闷不乐，丘吉尔形容他此前的样子就像是一头在洗澡时受到了惊吓的雌性美洲驼，他离开之后，丘吉尔低声对艾森豪威尔说：“我认为我们做了一件明智而恰当的事情。”

戴高乐欣喜若狂，他回去口述了一份声明给他的办公室主任加斯东·帕莱夫斯基（Gaston Palewski），在发布之前，帕莱夫斯基将其转给了英国大使达夫·库伯。声明内容过于虚荣自负，以至于库伯警告帕莱夫斯基说这于事无益，他在日记里写道：“里面提及戴高乐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首相和艾森豪威尔被允许出席。”[31]无论如何，对于自己态度的改变，艾森豪威尔还是向对法国领导人尚无好感的罗斯福总统做了如下解释——如果法国临时政府轰然倒塌，盟军部队很可能就要面对后方地区的混乱局面了。

当“撤退到孚日山脉以东的命令取消时”，美国第6军“士气大振”，军作训处长赫夫纳上校在给同僚的信中写道：“（撤退）将对美军声望造成可怕的打击，我们无法弃之不顾。被赶回去是一码事，未发一枪一弹就放弃就是另一码事了。”[32]

作为艾森豪威尔让步的结果，法军仍然接受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指挥，但是与法国当局打交道仍然令人头疼。艾森豪威尔后来抱怨说，法国人“仅次于天气……比战争中的其他任何单方面因素造成的麻烦都多”。[33]盟军最高统帅部决定停止“向法军第1集团军传递通信情报”，因为他们“不够保密”。[34]1月7日，德弗斯中将警告在阿尔萨斯的第7集团军指挥官帕奇中将，说他们的电话线可能被窃听了。“如果拿电报或加密资料与形式特殊的超级机密情报对照，就会给超级机密造成严重威胁，只要敌军汇集少量这样的资料就有可能产生泄密的危险。”[35]

德军第1集团军向南方的进攻基本被挡在了比奇以西，在那里一马当先的是第101空降师在诺曼底卡郎唐（Carentan）镇的老对手，党卫军第17格茨·冯·贝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第15军状态良好，还得到了勒克莱尔的法军第2装甲师支援，该师再次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按照第6集团军群参谋部的说法，勒克莱尔“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在德拉特·德塔西尼麾下战斗”，因为德塔西尼曾参与拟定贝当的停战协议）[36]。但是在比奇到莱茵河之间，德军出动2个军的兵力在没有进行炮火准备的情况下趁浓雾弥漫的时候发动进攻，设法渗透了林中的美军防线，向萨维尔讷隘口（Saverne Gap）推进，德军各师逼退了防线过度延伸的美国第6军，后者的防线横贯下孚日山脉与莱茵平原。

帕奇中将的第7集团军寡不敌众，其麾下各部大多打得非常出色，只有一些部队由于后方恐慌或前线的懈怠而表现不佳。师长们很是恼火地听说部队“在驻防某座城镇或村子时遭到突袭，结果被俘或投降了”，[37]这几乎都是因为缺乏周密的警戒措施所致。在孚日山脉中的巴恩斯坦（Bannstein），“某部被打得措手不及，官兵们酣睡时德军未受抵抗便步行进入镇内，俘获了我们的部队、武器和大批车辆”。在另外3个地方也发生了类似的一幕，不过当美军赶来救援时大部分人还是被解救了出来。

下孚日山脉的大雪以及冰封曲折的道路令战况变得更加糟糕，截至1月5日，从斯堪的纳维亚赶来的党卫军第6北方山地师已经抵达了距萨维尔讷不足20公里的莫代河畔万让（Wingen-sur-Moder），当他们推进至该镇西侧时，遭到了美军第45步兵师的顽强抵抗。目前，美军另外3个步兵师守卫着罗赫拉特河一线，但是希姆莱已经获得了包括党卫军第10弗伦茨贝格装甲师在内的更多部队，准备展开新一轮攻势。

艾森豪威尔可能已经将法国列为头号难题，不过，他也向戴高乐提到蒙哥马利元帅并不好对付。无论如何，艾森豪威尔还没有意识到，英美关系中最严重的危机即将爆发。1月5日，即便事实上盟军最高统帅部已经在很不明智地试图掩盖消息，艾森豪威尔还是听到国内新闻说蒙哥马利正在接管刚刚遭受重创的美国第9集团军和第1集团军。特德空军上将对于英国新闻界的担忧已经不幸成真，德甘冈少将向记者们发出的请求未能奏效：现在，英国报纸再次呼吁将蒙哥马利任命为西线盟军地面部队总指挥。无须赘言，美国的新闻媒体并不喜欢让英国人，尤其是蒙哥马利掌管整整两个美国集团军。然而盟军最高统帅部被迫发表声明证实了这一安排，位于凡尔赛的军方有关部门对待媒体的态度笨拙而又自负，英美双方的记者都对此怒不可遏。

布莱德雷已经被国会调查搞得焦头烂额，后者旨在查明为何美军对阿登攻势毫无准备，他也担心蒙哥马利接管原属自己的两个集团军的新闻会以怎样的方式传回国内。还有一件事让布莱德雷愤愤不已，在《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评选中，巴顿的票数仅次于艾森豪威尔，而他甚至未被列入候选人。布莱德雷深感不安，他立即怀疑蒙哥马利泄露了有关指挥权变更的消息，并将其视为一次蓄谋已久的“败坏美军声誉的尝试”。[38]他打电话向艾森豪威尔投诉此事，但后者向他保证这消息来自国内，不会是从第21集团军群指挥部泄露出来的。

按照汉森的说法，布莱德雷相信“公众舆论对于这一任命的诉求显然是受到了官方的启发”，[39]他依然确信温斯顿·丘吉尔正费尽心机让蒙哥马利成为地面部队总指挥。显然，布莱德雷仍然相信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因为他向艾森豪威尔宣布自己“不会再在蒙哥马利的指挥下服役一天……巴顿将军同样表示自己不会再在蒙哥马利的麾下干上一天，我打算将此事直言相告”。[40]艾森豪威尔回答说自己会向丘吉尔转达他的忧虑，但不论是丘吉尔还是布鲁克，都不会为这种晋升推波助澜，他们非常清楚美方的观点，私下里都对这样一场暴风雨的酝酿表示震惊。丘吉尔写信给罗斯福总统，强调说英国信任艾森豪威尔的领导能力，并称颂了战斗中美军各师表现出来的英勇顽强。

布莱德雷担心此消息将“否定他对集团军群指挥的有效性，动摇下级指挥官的信心，并最终影响部队的士气与信心。其次，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这一消息可能会动摇国内公众对布莱德雷指挥能力的信任，并向我们的民众表明，有必要在紧急情况下让英国指挥官来为我们‘火中取栗’”。[41]

英国掀起了让蒙哥马利成为整个西线盟军地面部队总指挥的运动，汉森写道，（报纸）含蓄地指明“如果让蒙哥马利来指挥，德军就无法达成突破。现在所有新闻报道的主流推断是德军的攻势之所以成功，是因为美军指挥官——也就是布莱德雷的疏忽大意……声明的发表在英国新闻界产生了灾难性的轰动效果，他们对此幸灾乐祸，将其视为扩大蒙哥马利指挥权的大好时机”。“部分英国媒体对英雄表现出盲目崇拜，在废话连篇的胡言乱语中，军队被称作‘蒙蒂的部队’……他是胜利的象征，对英军在我军前线的功劳评价过高，而且通常扭曲失真。”[42]

在随从人员的建议下，布莱德雷感觉他正在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和声誉而战。他写信给马歇尔将军，向他提出自己对形势的看法，并为他的“风险评估”做辩解，正是后者使得阿登前线在12月16日之前防务空虚。“与此同时，”他还补充说，“我无意为已经发生的事道歉。”[43]

蒙哥马利打电话给丘吉尔，告诉他自己计划召开一场新闻发布会，号召盟军团结一致，并对艾森豪威尔表示支持，丘吉尔回复说他认为这“极有必要”。[44]另一方面，布鲁克陆军元帅并不那么放心，他知道蒙哥马利无力控制自吹自擂的毛病，他的几名高级参谋军官对此心有戚戚。

蒙蒂头戴别着双帽徽的崭新的栗色空降兵贝雷帽出现在了新闻发布会上，他刚刚被任命为伞兵团的荣誉上校团长。他的情报主任，功勋卓著的布里格迪尔·埃德加·“比尔”·威廉斯（Brigadier Edgar“Bill”Williams）准将已经拿着演讲稿过目了一遍，尽管文本的立场相对来说并无大碍，他担心的是它会被人们如何解读。唯一具有刺激性的部分是“这场战役很有意思，可能是我打过的最有意思、最棘手的一次战斗，而且战斗的成败事关重大”。[45]文稿的其余内容是向美军士兵致敬，声明自己忠于艾森豪威尔，并恳求盟国从新闻界做起，团结一致。

然而，就在他事先准备好的演说步入尾声时，蒙哥马利来了个即兴发言，他对自己的“军事哲学”做了个简短的演讲：“如果他（敌军）进行猛烈打击，我就必须做好准备。这在战斗中非常重要，我在非洲学会了这点，所有这一切都是从艰难的经历中总结学习的。当伦德施泰特打出这沉重的一拳并分割美国陆军的时候，作战区域自然也随之打乱，因此我到场接过指挥权后，首先做的事就是清理战区——从中理出个头绪。”蒙哥马利还大大拔高了英军对于战役的贡献，几乎让整件事听起来就像是一次英美联合作战。

丘吉尔的内阁办公室随后评论称“虽然这份声明读起来完全像是在向英勇的美军致敬，但它的总体基调以及表露出来的得意自满，无疑加深了对盟军最高统帅部和第12集团军群中的众多美国军官的冒犯”。[46]

许多记者表达了自己的愤怒或谄媚，这要视他们的国籍而定，英美媒体仍然关注到了蒙哥马利演讲中积极的方面。然而次日早上，德国无线电台利用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波段播报了一条虚假报道，在评论中暗示蒙哥马利已经摆平了美军第1集团军的灾难，蓄意激起美方的愤怒。文中总结道：“多亏了陆军元帅蒙哥马利，阿登之战现在才得以平息。”[47]这条虚假报道被美军部队和通信社收到后信以为真，之后一段时间内，甚至在纳粹宣传的伎俩被揭露之后，许多愤愤不平的美国人仍然相信英国人只是在试图给自己脸上贴金，因为他们的国际地位江河日下。

甚至在纳粹广播之前，布莱德雷就已经愤怒地打电话给艾森豪威尔，控诉蒙哥马利的声明，并表达了自己对于第9集团军可能会被留给英国人指挥的担心。他恳求艾森豪威尔“为了美军指挥官的声誉，把它还给我，哪怕一天也好”，他向汉森解释说“我想把它要回来是出于名誉考虑，因为英国人已经赚足了面子”。[48]当天，布莱德雷仍然在执行蒙哥马利让第82空降师后撤的命令。

在没有告知艾森豪威尔的情况下，布莱德雷于1月9日召开了自己的新闻发布会。他想为美军12月16日在阿登前线的孱弱辩解，也为针对自己缺乏准备的指责做出辩护；同时还如实地分析了蒙哥马利身为“临时指挥官”的贡献。这又引得《每日邮报》以最具挑衅性的方式为蒙哥马利摇旗呐喊，再次要求让他担任地面部队总指挥，大西洋两岸的新闻界又开始兴风作浪。

丘吉尔大惊失色。“我担心美军将领已经被严重冒犯，”他在1月10日给自己的首席军事顾问黑斯廷斯·莱昂内尔·伊斯梅（Hastings Lionel Ismay）上将的信中写道，“这与其说是因为蒙哥马利的演讲，不如说是我们的一些报纸似乎将挽救战役的所有功劳都归功于他的态度。我个人认为他的演讲实在不幸，有一种纡尊降贵的基调，完全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军可能已经损失了80000人，而我们只损失了2000或3000人……艾森豪威尔告诉我说他的将领们已经如此愤怒，以至于他将很难拿出勇气来命令他们继续在蒙哥马利麾下作战。”[49]艾森豪威尔后来称，这一事件比战争中发生的其他任何类似事件都更令他烦恼和忧虑。

当艾森豪威尔的密使特德空军上将和布尔少将还在奋力赶往莫斯科时，丘吉尔已经就红军的大规模冬季攻势计划与斯大林通了信。他于1月6日写信给苏联领导人，澄清说德军在阿登的攻势已经被阻止，盟军掌握着主动权，但这没有阻止斯大林（以及后来的俄国历史学家）竭力宣称丘吉尔在寻求帮助。罗斯福在12月23日的通信中提到了一次“紧急状况”，也许从语境来看那更像是一种说辞，但是斯大林善于利用一切机会让西方盟国心怀内疚或欠他人情。2月份的雅尔塔会议上，他将再次亮出同样的牌。

斯大林谎称这次自东向西的重要攻势将于1月12日沿维斯瓦河展开，而翌日向北深入东普鲁士的进攻原计划于1月20日开始，但是他特意将其提前，以便帮助阿登的盟军。真正的原因是气象报告警告说，当月晚些时候会发生解冻，而苏联红军需要坚硬的地面供坦克行驶。德军在波兰和西里西亚的“纸牌屋”即将坍塌，这将证明古德里安所担心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希特勒在阿登的冒险已经让东线完全不堪一击。

[1]HLB,514,517.

[2]F.hnrich Schmid,CSDIC,TNA WO 208/4134 SRA 5615.

[3]Oberleutnant Hartigs,4/JG 26,CSDIC,TNA WO 208/4135 SRA 5767.

[4]CSDIC,TNA WO 208/4134 SRA 5515.

[5]Hartigs,CSDIC,TNA WO 208/4135 SRA 5764 20/1/45.

[6]Feldwebel Halbritter,CSDIC,TNA WO 208/4134 SRA 5569.

[7]CSDIC,TNA WO 208/4135 SRA 5760 23/1/45.

[8]CSDIC,TNA WO 208/4177.

[9]CSDIC,TNA WO 208/4292 USAFE/M.72.

[10]CSDIC,TNA WO 208/4164 SRX 21091.

[11]同上。

[12]CSDIC,TNA WO 208/4178.

[13]CSDIC,TNA WO 208/4177.

[14]Oberleutnant Hartigs,FW 190 4/JG 26,CSDIC,TNA WO 208/4164 SRX 2086.

[15]同上。

[16]CSDIC,TNA WO 208/4164 SRX 2086.

[17]这是英国国防部空军战史部门的主管塞巴斯蒂安·考克斯在2014年8月18日发给作者的电子邮件中的内容，感谢他的指正和提供给我的双方战机损失的精确数字。

[18]1.1.45,PWS.

[19]2.1.45,PWS.

[20]William H.Simpson Papers,Box 11,USAMHI.

[21]Sebastian Cox,e-mail to author,18.8.14.

[22]William H.Simpson Papers,Box 11,USAMHI.

[23]Nicolaus von Below,Als Hitlers Adjutant,1937-1945,Mainz,1980,399.

[24]letter to Colonel Waine Archer from Colonel Pete T.Heffner Jr,3.1.45,NARA RG 498 290/56/5/3,Box 1463.

[25]NARA RG 331,SHAEF records（290/715/2）E-240P,Box 38.

[26]Charles de Gaulle,Mémoires de Guerre:Le Salut,1944-1946,Paris,1959,145.

[27]James Robb diary,DDE Lib,Papers,PrePres.,Box 98.

[28]Dwight D.Eisenhower,Crusade in Europe,London,1948,396.

[29]De Gaulle,Mémoires de Guerre:Le Salut,1944-1946,148.

[30]Eisenhower,Crusade in Europe,396.

[31]4.1.45,DCD.

[32]letter to Colonel Waine Archer from Colonel Pete T.Heffner Jr,5.1.45,NARA RG 498 290/56/5/3,Box 1463.

[33]PDDE,iv,2491.

[34]3.1.45,TNA HW 14/119.

[35]同上。

[36]Thomas E.Griess,14.10.70,York County Heritage Trust,York,PA,Box 94.

[37]VI Corps,NARA RG 498 290/56/5/3,Box 1463.

[38]Chester B.Hansen Collection,Box 42,S-28,USAMHI.

[39]6.1.45,CBHD.

[40]8.1.45,CBHD.

[41]同上。

[42]6.1.45,CBHD.

[43]5.1.45,CBHD.

[44]TNA CAB 106/1107.

[45]TNA CAB 106/1107.

[46]同上。

[47]同上。

[48]8.1.45,CBHD.

[49]TNA CAB 106/1107.

[A1]其实这项旨在动用战斗机部队大规模出击，攻击美军轰炸机群的计划是战斗机部队总监阿道夫·加兰德中将提出的，为的是争夺德国本土上空的制空权，戈林那会儿基本上已经无所作为了。——译者注

[A2]JG在德文中是战斗机联队的缩写，4中队当时装备的还是Bf 109系列战斗机。——译者注

[A3]此处原文有误，作者将加兰德的军衔写成了航空兵上将。——译者注

[A4]JG 6隶属于第3战斗机师，上级是第2战斗机军，再往上才是德国空军西线总司令部。所以严格说起来，施密德和科格勒之间差了几级，前者是后者上级的上级的上级。——译者注

[A5]根据相关资料记录，波军损失了18架战斗机，有2名波兰飞行员阵亡，还有数量不详的飞机在机场上受损。德军在根特地区至少有19架飞机在空战中被击落或被地面防空火力击落，再加上被己方高射炮击落的数字，共有6名德军飞行员被俘，4人失踪，14人阵亡。——译者注

[A6]相关资料显示，在德军开始攻击的那一刻，英军第403战斗机中队的2架喷火战斗机已经升空，还有2架刚刚起飞，4名飞行员在随后的空战中都宣称击落了敌机。——译者注

第22章　反攻

巴顿急不可耐地从巴斯托涅周边开始推进，很快便遭遇挫折。雷默宣布在元首卫队旅的努力下，“于12月31日取得了一次防御作战的胜利，估计部队摧毁了30辆美军坦克”。当晚德军没有受到干扰，这让他们得以建立起一条“令我们东线老兵啧啧称奇”的新防线。德军也承认经验匮乏的美军第87步兵师打得不错，“他们是出色的战士，一些操着德语的突击队员潜入我们战线后方，手刃多名我军哨兵”。不过，这种非常规战术并未得到美方文献的证实，由于雷默的坦克和突击炮剩余燃油只够行驶不到20公里，他“电告军部说，我们正战至最后一刻，你们应该给予帮助”。[1]

在东面，美军第6装甲师于1月1日上午经由巴斯托涅进攻比佐里、内弗和马热海，在巴斯托涅被围之初的几天里，这些村落发生了许多战斗。经验同样匮乏的美军第11装甲师与第87步兵师作为米德尔顿第8军的一部分，在巴斯托涅西南侧并肩作战，前者朝芒代圣艾蒂安推进，但在第3装甲掷弹兵师和元首卫队旅那里碰了一鼻子灰。巴顿认为“美军第11装甲师非常稚嫩，蒙受了不必要的伤亡却一无所获”，该师在苦战之下产生了动摇，连师长查尔斯·所罗门·基尔伯恩（Charles Solomon Kilburn）准将也不堪重负几近崩溃，军官们似乎无力控制自己的部下。1月1日，在经历了一番激战拿下已成废墟的舍诺涅村之后，大约60名德军战俘被枪杀。“发生了一些射杀战俘的不幸事件，但愿我们能瞒天过海。”巴顿在1月4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2]这确实会令人尴尬不已，毕竟美国一直在严厉谴责马尔梅迪—博涅大屠杀。

1月2日星期二，“早上极冷”[3]，万里无云，但是气象学家警告说坏天气即将到来。曼陀菲尔请求莫德尔接受巴斯托涅再也无法到手的现实，他们必须撤退了，但是莫德尔知道希特勒永远不会同意这样做。吕特维茨也希望撤往乌尔特河以东，因为他发现第2装甲师余部和装甲教导师已经危险地暴露在了圣于贝尔和罗什福尔以东。元首卫队旅各营兵力降低至150人以下，他们的指挥官已经损失殆尽，雷默宣称甚至没有足够的燃料拖走损坏的坦克。来自雕窝大本营的答复不难想见，希特勒坚持于1月4日再进行一次尝试，并承诺加派党卫军第12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和一个新锐的国民掷弹兵师。他现在为自己固执己见辩护的依据是，虽然德军未能抵达马斯河，还是阻止了艾森豪威尔对鲁尔河展开的进攻。

美军第1集团军和英国第30军于1月3日如期展开攻势，柯林斯的第7军以第2装甲师和第3装甲师为先锋，对奥通与芒艾之间的德军展开进攻，李奇微的第18空降军在其东侧行动。美军的进展异常缓慢，随着降雪、冰冻和浓雾来袭，天气状况再次恶化，谢尔曼坦克不断滑出路面。在能见度非常糟糕的情况下，战斗轰炸机无法支援进攻，德军各师尽管实力缩水严重，仍旧在负隅顽抗。

第116装甲师被迫从奥通撤出，德军炮兵甚至在撤退中仍在给城镇“造成持续性破坏”。[4]剧院、学校、教堂、锯木厂、皇家号角（Fanfare Royale）咖啡馆、主干道上的小商店、房屋，最终连和平饭店（HÔtel de la Paix）也被夷为平地。奥通镇内唯一幸免于难的建筑物是乌尔特河小岛上的音乐台，它的屋顶被弹片打得千疮百孔。

1月4日，曼陀菲尔奉命重新向巴斯托涅发起进攻，但这次他的部队分别由党卫军第9装甲师和党卫军第12装甲师打头，在第340国民掷弹兵师和第167国民掷弹兵师的支援下从北方和东北方展开。在北面的隆尚（Longchamps）附近，久战疲敝的第502伞兵团时来运转，党卫军第9装甲师的一名装甲掷弹兵在冰天雪地中迷了路，恰好看到有名士兵正背对着他站在散兵坑里，误以为是友军的德国人走上前去拍了拍对方的肩膀，想询问自己的位置。那名美军伞兵虽然被吓了一跳，还是成功地将对方打倒在地并制服了他。审讯结果表明，这名德军战俘是连部的通信员，随身携带着次日清晨的详细进攻计划，他甚至供出了凌晨4点部队集结地域的准确位置。由于情报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团里的审讯官怀疑他是在散布虚假信息，但随后逐渐意识到这极有可能是真的。第101空降师师部收到汇报后，所有可用的野战炮兵营和迫击炮排都已准备就绪。

党卫军第9装甲师从北面对第502伞兵团发动的进攻遭到严重干扰，不过针对巴斯托涅口袋（现在就是这么称呼的）的猛攻落在了尚斯附近的第327滑翔机机降步兵团头上，这里正是圣诞节那天的战场，西南方向上的战斗尤其惨烈。而在党卫军第12装甲师的猛攻下，美军第6装甲师几近崩溃，在一个营被德军击溃后，该师全线撤退，接连丢掉了马热海和瓦尔丹，好在密集的炮火总算阻止了部队总崩溃。

甚至连经验丰富的美军第6装甲师也在这里上了一课，大量战争迷雾不过是由于美军各级指挥官未能精确报告自己的位置造成的。“各单位上报己方部队位置时误差经常达到数千码”，第6装甲师作训科长迈克尔·J.高尔文（Michael J.Galvin）中校注意到了这种现象，他以更加宏观的视角写道，美军各师“对自己的侧翼太过敏感……他们经常原地不动，除非有人掩护他们的侧翼，能够为其提供必要的掩护”。[5]

“如果你进入一座村子却未见村民的身影，”第6装甲师的另一名军官建议说，“要千万小心，这意味着他们已经转入地下室里严阵以待，因为他们知道德军就在附近。”[6]

许多士兵更关心如何杀敌，而非比利时平民遭受的苦难，那些对此予以关注的人记述了眼前的可怕生活。作为炮兵的主要目标，村庄被彻底摧毁，农场和谷仓熊熊燃烧。妇女和儿童被德军赶入大雪中，许多人因交战双方的地雷或炮火致残丧命，或仅仅是因为在雪地上非常醒目就被战斗轰炸机误当作敌军予以轰杀。美军步兵发现受伤的牲畜痛苦地哀嚎着，饥肠辘辘的狗甚至等不及负伤的牛或马咽气就撕扯下它们身上的肉，水源也被白磷污染了。美军尽可能地将平民疏散至安全地带，但在战斗中这常常难以做到。

在巴斯托涅以西，美军第17空降师于1月3日将第11装甲师换了下来，后者在4天内仅推进了10公里，并付出了661人伤亡和54辆坦克被击毁的代价。[7]新近赶到的空降兵在他们的首次战斗中似乎也没有占到便宜，巴顿在1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早上发动进攻的第17空降师碰了硬钉子，被打了个满脸花，报告说有些营的兵力损失达到40%，这当然是非常惨重的。”[8]

向巴斯托涅西侧的弗拉米耶日和弗拉米祖勒（Flamizoulle）推进时，第17空降师遭遇了久经战阵的元首卫队旅和第3装甲掷弹兵师，该师的军官抱怨说：“敌军一开枪，我们的那些补充兵就趴到地上，甚至不会用射击来掩护战友前进。”[9]

美军（其他部队）的建议如雪花般迅速飞来——“德军打仗按照一种固定模式来，他们的坦克跟随弹幕前进，后面跟着步兵。千万不要跑，如果你这样做肯定会被干掉，待在你的散兵坑里让弹幕过去，待在你的散兵坑里让坦克过去，然后开火扫射德军步兵”；“不要竖白旗，让德军靠近你，不要让德国佬发现你”。军官们还发现部下必须接受训练，弄清楚身体不同部位中弹时应该怎样处理，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医护兵赶到前照料自己。“在医护兵赶到前每个人要照顾好自己，任何人不得停止战斗帮助战友”，[10]不过，如果得不到帮助的话重伤员在雪地中很难撑过半个小时。

第17空降师配属了一个基本上由非裔美籍黑人士兵组成的坦克营，[A1]第194滑翔机机降步兵团团长詹姆斯·R.皮尔斯（James R.Pierce）上校在报告里写道：“我们的官兵对他们非常有信心，我们用坦克掩护步兵向前。坦克与搭乘在上面的步兵一马当先，后面紧跟着以班为单位的步兵纵列，经过挑选的官兵在全连末尾断后，负责消灭身着雪地伪装服的德军。后者会放坦克和步兵主力过去，然后钻出来射杀我方坦克后面的步兵，但是我们的‘殿后者’会干掉他们。”[11]

占领阵地后，空降兵常常发现地面冻得极其坚硬，根本无法挖掘工事。于是该师决定用他们的155毫米火炮在某处目标或被占领的区域炸出弹坑，这样才能快速准备好散兵坑。[12]第17空降师经受这样一番战火的洗礼并不奇怪，面对顽强的对手，他们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第17空降师铩羽而归，”第12集团军群在1月8日的作战日志中记录道，“该师的首次行动缺乏其他空降部队那样的锐气。”[13]当然，部队整体表现不佳并不意味着不会出现一些杰出的英雄人物，第513伞兵团1营B连的伊萨多尔·西格弗里德·雅赫曼（Isadore Siegfreid Jachman）上士就是位典型人物。雅赫曼上士来自移民美国的柏林犹太人家庭，1月4日在弗拉米耶日村的战斗中，美军部队被德军火力死死压制，伤亡很大。关键时刻他从隐蔽处冲出，跑过开阔地从阵亡士兵的手中抓起一具火箭筒，击毁了一辆德军坦克，吓退了另一辆坦克，从而挽救了自己的连队。雅赫曼上士在战斗中阵亡，后被美国国会追授荣誉勋章。[14]

在遭遇装甲教导师第902装甲掷弹兵教导团的战斗群后，西面的美军第87步兵师就无法取得更多的进展了。抱怨士兵胡乱射击浪费弹药的声音此起彼伏，该师的一名中士向别人诉说了他的所见所闻：“我看到一名步兵向一个德国兵射击，打光了弹匣里的子弹后又朝着他打光了另一个弹匣，尽管开第一枪的时候他就已经干掉了目标。一门57毫米反坦克炮向一座疑似有德军藏身的房子发射了约40发炮弹，几乎全是穿甲弹，而且炮弹都打到了上层建筑内。可是直到我们进攻之前，德军都一直待在地下室和底层的房间里。”[15]

尽管雷默称赞了第87步兵师英勇顽强的作战，后者还是出现了新部队常见的各种问题。官兵们在迫击炮的轰击下呆若木鸡，而非向前冲锋规避炮火；有人受伤时，会有几个人冲过去帮忙，而不是把伤员留给紧随其后的医护兵。由于缺乏冬季作战的经验，第87步兵师和第17空降师都出现了大量冻伤减员，官兵们曾被告知要收集大2号的鞋子、至少穿两双袜子，可一旦投入战斗他们再这样做就有些晚了。

米德尔顿被初出茅庐的各师的表现搞得沮丧到没了脾气，而巴顿则大发雷霆：他的声誉危如累卵。巴顿更加确信，反攻应该指向德国边境长达80公里的突出部根部。他责怪蒙哥马利，也对“急于将新锐师投入到巴斯托涅之战中”的布莱德雷颇有微词。巴顿是如此灰心丧气，甚至于在1月4日的日记中写下“我们仍然有可能输掉战争……德军远比我们饥寒交迫，但是他们打得更好，我永远无法宽恕那些新手的愚蠢”[16]这样的文字。巴顿拒绝承认突出部根部缺乏良好的道路网，加之地形因素和抵消盟军制空权的严冬天气，意味着他更青睐的方案取得速胜的机会可能会更加渺茫。

在北面，虽然德军各师的主力已经转移到了巴斯托涅地区，攻势的进展也只是略好一些。当地有将近一米深的积雪，气温已经下降至-20℃，“道路结冰，虽然铺上了碎石，坦克还是滑向两侧，撞坏了通信设施并干扰了交通”，为增强抓地力而焊接到履带上的金属螺栓没多久就脱落了。在冻雾条件下，“幼畜”炮兵校射机无法全天飞行，战斗轰炸机只能待在地面上。美军第2装甲师发现自己正处于同德军第2装甲师残部“异常激烈的战斗中”，[17]“一棵幸运的树引爆了一发88毫米炮弹，炸翻了我军五六十名装甲步兵，这是已知的单发炮弹造成的最大损失”。[18]不过“三桥镇和雷阿蒙（Reharmont）已经被肃清，夜幕降临时部队进抵了耶尔洛（Hierlot）—安科蒙（Amcomont）—戴鲁蒙（Dairomont）—贝吉瓦尔一线”，[19]第1集团军在1月3日的作战日志中这样记录道。第82空降师俘获敌军500人。

蒙哥马利元帅于3日下午14点拜访了霍奇斯，“对进展非常满意并赞不绝口地说‘干得漂亮、干得漂亮’”。他通知霍奇斯说，英军第53步兵师的2个旅将于次日破晓率先在最西面发动进攻，以便维持与美军第2装甲师侧翼的联系。然而事实表明，反攻并不像布莱德雷想的那么容易，甚至连“‘斗牛犬’欧尼[A2]·哈蒙少将的美军第2装甲师在推进中也遭遇了同样的顽强抵抗”，汉森提道“战场地形复杂，敌军负隅顽抗，部队不愿意拼死突击”[20]。

在罗什福尔以南，英军第6空降师之一部推进至比尔，特种空勤团的比利时中队已经于4天前侦察过该地。中午13点，第5伞兵旅兰开夏郡第13伞兵营发起了进攻，坚守阵地的德军装甲教导师用猛烈的迫击炮火给英军造成了一些伤亡，但是英军伞兵A连还是冒着6辆突击炮和自动武器的火力冲入了村子。德军装甲掷弹兵在一辆Ⅵ号虎式坦克的支援下发动反击，第29装甲旅法夫—福法尔第2义勇骑兵队（2nd Fife and Forfar Yeomanry）的谢尔曼坦克赶来帮忙，然而它们的坦克也在结冰的路面上失去了控制。日落后德军被击退，但在夜幕掩护下一再发动反攻，战斗期间曳光弹点燃了谷仓与农舍。[21]

次日，伞兵们冒着猛烈炮火顶住了德军的5次进攻，固守着半个村落。那辆孤零零的虎式坦克仍然在村中心，英军装备的制式步兵反坦克发射器（PIAT）发射的破甲弹对它无可奈何，这种武器的威力远不如美军的巴祖卡火箭筒。在德军炮兵的配合下，这辆虎式坦克总共击毁了法夫—福法尔第2义勇骑兵队的16辆谢尔曼坦克，其88毫米主炮每次射击都会令房屋震颤，窗户破碎。由于虎式坦克可以用机枪控制村中的主要街道，英军伤员无法撤离，在猛烈的机枪火力下，为了将更多的急救包交给街道另一侧的伞兵，急救站的医护兵只得把东西绑在弹匣上，透过打坏的窗户从一栋房子扔到路对面的另一栋房子里。蒙受了如此多的损失之后，第6机降旅牛津郡和白金汉郡轻步兵（Oxfordshire and Buckinghamshire Light Infantry）团2营C连赶来增援伞兵。战至天黑，德军在2辆虎式坦克支援下再度发起进攻，将该连从村中的阵地里打了出去。

1月5日，在手榴弹与刺刀并用的逐屋争夺战之后，英军伞兵开始有条不紊地肃清村子。躲在地下室里的比利时人担心手榴弹会顺着楼梯扔下来，哭叫着说自己是平民。许多村民躲在阿吕姆纳神学院（Alumnatreligious college）里，痢疾的传播使得那里的情况变得愈加糟糕，炮击也快要把人们逼疯了。当天装甲教导师在4辆虎式坦克的支援下发动了更多的反击，但是在入夜后，最后一处德军阵地仍被英军攻克了。在损失了7名军官和182名士兵[A3]之后，第13伞兵营奉命转入预备队，第5伞兵旅的其他部队接管了该营阵地，第23轻骑兵团则将法夫—福法尔第2义勇骑兵队换了下去。

头顶上的激烈战斗迫使居民们蜷缩在自家阴暗的地下室里，当时年仅14岁的小姑娘伊冯娜·卢维奥（Yvonne Louviaux）记得自己的母亲告诉孩子们紧靠彼此，这样就算被杀也会死在一起。3天之后，由于仅剩苹果可以果腹，他们最终爬上一楼，发现自家的沙发上沾满了伤兵的鲜血。[22]村中的屋舍有七成被毁或严重受损，大部分家畜都被打死了，电线杆折断损坏，电话线和电缆危险地悬吊在肮脏的积雪上，地面上到处都是在战斗中被炸飞的残肢断臂。有些不详的巧合是，就在2名村民死亡的同时，又有2个婴儿在战斗期间出生，后来还有人踩中战斗中遗留下来的地雷身亡。

一户人家返回了自己的房子，乍一看似乎有具赤裸的人类尸体被捆吊在客厅的天花板上，走近后仔细一看才发现这是他们家养的猪，德国人已经开始屠宰牲畜，显然是被赶到的盟军打断了进程。大多数人家的所有牲畜，火腿和果酱都被饥饿的德军扫荡一空，马匹和饲料也被国防军征用，相比之下这户人家还幸运一些。一头幸存下来的大公牛几乎没有饲料可以喂养，只好杀掉分给村民吃，包括小孩子在内的所有居民都赶来看热闹。

浮躁的乐观情绪似乎在第12集团军群指挥部占了上风，这或许是因为布莱德雷将军对于第1集团军和第3集团军的会师已经迫不及待了，这意味着届时第1集团军将重新归他指挥。但是霍奇斯的集团军作战日志在1月6日记载说“指挥部认为第12集团军群情报主任（G-2）埃德温·赛伯特准将的建议荒唐可笑，他说我们应该警惕‘德军迫在眉睫的崩溃’”[23]，甚至连“闪电乔”柯林斯也认为此项建议“非常可笑”。第二天，布莱德雷给巴顿打电话称，德军已经将所有装甲车辆和部队撤出了巴斯托涅口袋。[A4]但是按照巴顿的参谋部、各师和各军情报军官的说法：“没有证据能够证实这一传言，事实上就在今天的战斗中，我军第6装甲师还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猛烈反击。”[24]

英军的推进使得德军有理由撤出热梅勒一带的战斗，第3伞兵旅第9伞兵营的乔治·奥利弗·桑福德（George Oliver Sanford）中士在热梅勒附近的村庄被俘，2名装甲掷弹兵将他带入森林中处决。在福里耶尔（Forrières），当投降的德军双手放在头顶从树林中鱼贯而出后，在场的2辆英军装甲车开火将他们成片放倒。正如一名目睹杀俘过程的当地人所说的，“毫无疑问，是比尔村的苦战让这些英国人这般行事”。[25]那些盼望英军士兵的举止会比其他国家的军人更加规矩得体的比利时人震惊地发现，自己大错特错了，一名妇女在看见英军伞兵从阵亡德军的手腕上摘下手表时评论道：“他们肯定不具备英伦式的沉着稳重。”[26]

1月8日，星期一，热梅勒镇，亚历克西娅·布吕耶尔（Alexia Bruyère）修女在日记中写道：“9点30分，我们看见德军离开，他们紧贴在墙边，身后背着背包，向位于火车站的大桥走去。最后一个人穿着白裤子（外面正在下雪），像披斗篷一样披着床单，戴着一块类似头巾的布，谁都会以为他们是货真价实的阿拉伯人。”[27]

拖着手推车上堆放的剩余家当，难民开始陆续返回家园。一户人家进入他们在罗什福尔的房子后，听到沉重的家具后面有些动静，以为有老鼠或小耗子趁他们不在家的时候搭了窝。然而在移开家具后，这家人发现了一个缩成一团吓得瑟瑟发抖的德军士兵。他说自己是一个奥地利逃兵，乞求他们不要把自己交出去，这户人家向他保证德军已经离开，现在他可以向盟军投降了。[28]

1月5日至6日夜间，90架英国皇家空军的“兰开斯特”轰炸机将乌法利兹镇夷为平地，借以封锁德军补给纵队通行的关键路口和德军的逃生路线，[29]致使当地3天内无法通行。[30]

包括乌法利兹遭到轰炸的因素在内，缓慢撤退中的第116装甲师发现道路越来越拥挤，最初日均撤退距离不到2公里。大部分行军必须在昼间进行，不过1月10日之前阴天居多，几乎没有战斗轰炸机前来空袭。[31]

“绝不能停止抵抗，”在芒艾以东，第83步兵师908野战炮兵营的军官斯威特（H.O.Sweet）上尉写道，“我们切身感受到了党卫军部队的残暴，他们是何等的声名狼藉。第331步兵团2营某步兵排被压制在一片积雪有齐腰深的开阔地上，密集的火力射向他们，而美军只能把自己埋入更深的雪里。一些人阵亡，其他人则负伤了，射击终于停止后，排里的中士抬起头，见到两名德军正在向他们走来。他们挨个用脚踢倒地的步兵，如果有人呻吟，就会照着脑袋来上一枪，德军在洗劫了受害者的衣袋之后离开了。夜幕降临后，这名中士安全返回，寒冷与恐惧令其丧失了理智。排里的27人中只有他自己活着回来，当德军踢他时，中士靠装死躲过了一劫。”[32]

尽管许多德军士兵渴望被俘，但他们依然在继续战斗。“每个人都在想‘只要时机一到’，”一名叫弗里德尔（Friedl）的士兵说，“然而军官一过来，你只能奉命行事，这就是时局之不幸。”[33]正如美军审讯人员在战俘身上发现的那样，半饥半饱的士兵们在严寒冰冻的环境下奋力推动车辆与火炮时士气遭受重挫，认识到这场大规模攻势已经失败了。纳粹政权试图以这样一条命令驱使它的官兵继续奋战，即“没有受伤就被俘虏的人将名誉扫地，家属也得不到任何优待”，[34]自诺曼底战役以来，这已经成为武装党卫军各师的标准。

武装党卫军战俘因数量稀少而引人瞩目，这既和他们战斗到底的决心有关，还由于他们被俘后往往被立即枪决。然而一名党卫军军官以牵强的逻辑为自己的被俘做辩解，他在第1集团军的战俘营告诉审讯官：“不要因为我当了俘虏就认为我是懦夫，我很乐意像英雄般死去，但我认为留下来与部下共赴苦难才算公平。”[35]

第3集团军所属各师认为战俘应该视战况区别对待，第6装甲师注意到“当德军全线大捷时，战俘往往傲慢自大，认为他们被俘只是运气不好而已。对待这样的俘虏，在提审他们之前要不给饭吃，不给烟抽，不给任何好脸色看。另一方面，在德军全线溃退时抓获的俘虏，通常对自己战线上的战况和上级感到心灰意冷且反感厌恶。这些人之中有很多是自愿投降，只要给予善待就愿意也渴望讲话。如果让他们定下心来，受审时可以坐着抽烟，那么这些人就会自己开口，常常心甘情愿地吐露出没有被问到的情报”[36]。上到军官，下至普通士兵，莫不如此。

至于被俘虏的武装党卫军，一切都取决于他们是否视自己为高人一等的雅利安人，或是否违背了自身意愿被迫加入党卫军的，对波兰人和阿尔萨斯人来说这是常有的事。这样的人可以视作一般战俘，而“真正的‘高等人’要予以严厉对待；这正是他们施加给别人以及他们自己所期待的，党卫军已经养成了以肢体暴力恐吓，再进行威胁的习惯，由此他们似乎特别容易受到暴力威胁（的影响）。但如果他认为自己最好老实交代的话，不一定要拳脚相加，如果不这么认为——会让他开口的！坦白说，我们发现最好的方法是：对于那些低声下气、斗志全无的俘虏，‘让他吃饱但是不给水喝’；对于那些傲慢矜持的俘虏，‘给水喝但不给东西吃’”。另一方面，第35步兵师报告说，他们俘虏的警卫旗队师的战俘“比（国民掷弹兵）更加驯服，也许是预计会遭到报复”，他们诉苦说自己的“军官已经在危急时刻撤退了，留下他们来坚守阵地”[37]。

第28步兵师不相信这种双管齐下的方法，该师的士兵不愿意看到后方部队给德军战俘发糖果与香烟，他们的俘虏向后方转移时都是步行而非乘坐卡车，而且审讯结束之前只能喝水。“对战俘太好会对我方官兵产生不利影响，对待他们的方式必须让我们的人产生这样的想法，即当俘虏绝不是什么好事。”[38]另一个师的观点甚至更加强硬：“善待战俘绝不会带来好处……我们来这里是为了杀德国佬的，而不是来细心照料他们的。”[39]第30步兵师的几个士兵俘虏了数名穿着美式军靴的德军，这些靴子是从尸体上扒下来的。美国人当即进行报复，他们举枪迫使俘虏脱下靴子，让德国佬光脚沿着冰封的公路步行。[40]

美军第1集团军有记录说“战俘们抱怨食物短缺，许多人讲述了由于缺少运输工具，不得不背负着沉重的装备长途行军的故事”。[41]在突出部的南北两侧对战俘进行审讯证实，德军惧怕美军炮弹安装的新型无线电近炸引信造成的空中爆炸。[42]“新式炮弹对德军身心的影响非常显著。”第1集团军第8军的一份战俘审讯报告记载道。[43]

巴斯托涅口袋经历了1月3日和4日的激战后平静了一些，第5伞兵师现在转隶瓦尔特·克吕格尔（Walter Krüger）装甲兵上将的第58装甲军指挥。然而，当伞兵师师长海尔曼少将争辩说在无谓的进攻中浪费更多的生命毫无意义时，克吕格尔回答道：“如果我们想赢得战争，第5伞兵师就必须投入进来！”[44]

1月6日，海尔曼收到了来自希姆莱的密令，上面写道：“如果一个士兵有蓄意逃跑的嫌疑，从而损害了部队的战斗力，那么他的一个家人（妻子）就会被枪决。”[45]这可能是由警卫旗队师师长蒙克给党卫队全国领袖的报告引起的，海尔曼后来消沉了好几天。甚至在更可靠的第26国民掷弹兵师，官兵们也开始开小差了，被俘的第26国民掷弹兵师26炮兵团3营7连的勒斯纳上士承认：“我们连的残部中有10或12个人穿上平民的衣服躲了起来。”[46]

和所有军人一样，就精神折磨而言，截肢造成的恐惧远比死亡强烈。德军的野战医院差不多就是一条截肢流水线，美国军医对德军不加考虑就进行截肢的偏好感到毛骨悚然，第401滑翔机机降步兵团1营一名被俘的伤兵被抬进德军野战医院的手术室时吓坏了。“我快要吐了，”他后来写道，“那里有6张围满医生的桌子，他们身上的白色橡胶围裙溅满了鲜血。每张桌子上都摆放着德军伤员或四肢冻僵的官兵，地上的水桶里满是脚趾、手指和其他肢体。桌子上的人已经进行了局部麻醉，然而当医生工作时仍然会发出尖叫或呻吟声。”[47]

正如比利时人写的那样，当水桶被放在户外或拿到外面倒空时，当地的狗很快就会不请自来。在手术中死去的人就堆放在外面，尸体冻得梆硬，有些人的脸庞被冰雪覆盖，仿佛置身于水晶棺内。即便是那些幸运地撤回德国的伤员，也对自己的前途或命运一无所知。“伤员们被送往何处完全取决于伤员列车碰巧驶向哪里，”一名德国医生说道，“在前线没人知道终点是哪。”[48]

美军野战医院同样是一幅可怕的景象，第3集团军的一名资深护士将病房描绘成“恐怖屋”，充斥着“鲜血、汗水和人类排泄物的味道”。她详细描述了一次夜间转移的过程，她照顾的2名士兵“昨天一天都在死亡线上挣扎，现在又要煎熬整夜……其中一个步兵二等兵失去了双腿和一只手，胸部的创口很深，肠子也被弹片打穿了……另一个伤员是身着坦克兵制服的下士，他的脊髓断裂，腰部以下瘫痪，腹部和胸部都有开放性损伤”。两人都处于昏迷之中，呼吸声很刺耳，她说：“他们的母亲看不见儿子逝去时的样子，这是件好事。”[49]

非战斗减员的数量也在节节攀升，在11月和12月，严寒造成的冻伤减员总计有23000人。这些人几乎全是战斗部队中的步兵，鉴于每个师通常只有4000名战斗步兵，这相当于至少5个半师的战斗力。神经精神病学的病例数量攀升至全部入院患者的近四分之一，这种病又称作战斗疲劳症，拒绝承认这种疾病存在的德军，其账面上的人员损失显然要小得多。[50]

战斗疲劳症的症状很明显——“恶心、哭喊、极度紧张和胃部痉挛”。[51]部分指挥官觉得患过这种病的军官过早地返回了前线，因为他们经常再次崩溃，而且这种现象也会传染，“当一个人崩溃时，其他人很快也会随之崩溃”。[52]孤立感依然是主要问题，在没有炮击的时候，有必要让官兵们离开自己的散兵坑与其他人共处。“坦克疲劳症”（Tank fatigue）的出现更多是由于“长时间连续作战”，虽然其症状也类似于“胃部不适、恶心、痢疾、疲倦，以及官兵们在某些情况下近乎歇斯底里的哭喊”，[53]但与步兵不尽相同。美军第2装甲师将这归咎于不健康的饮食，“过久暴露”在严寒下以及体力消耗过度。“冰冷的C口粮和K口粮无法实质性地提升人们的体力和抵抗力，在某些情况下反而会导致肠胃不适”，[54]使用缴获的德军喷灯加热罐装食物的尝试并没有解决问题。美军医务人员当然不知道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发现了什么——在压力、疲惫、寒冷和营养不良的共同作用下，人体的新陈代谢会被打乱，严重损害其吸收热量和维生素的机能。

“甚至在作风顽强、作战经验丰富的部队，一名士兵（的良好状态）也只能维持这么久。”位于巴顿右翼的第20军第5步兵师中，有名军官观察到一些情况，“我看到有些部下做出了不可思议的事，我目睹了这些人中有部分最后崩溃了……疲惫的部队不能出色地履行职责。他们会向前走，但是他们缺乏冲劲，当你缺乏冲劲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输掉战斗了。”[55]

1月8日，德军第2装甲师残部和第9装甲师接到命令于次日撤退。[56]“那是我经历过的最寒冷的天气，”一名英国民政事务官在日记中写道，“寒风似刀直刺脸庞……公路上满是抛锚的车辆，快要冻僵的司机们在一旁等待帮助。”[57]不过，让某些人觉得有些讽刺的是，恶劣的驾车条件倒是大大减少了交通事故和死亡人数，因为司机们被迫小心翼翼地驾车行进。

1月10日，莫德尔元帅传达了希特勒发自雕窝的指示：“元首已经命令党卫军第1装甲军和党卫军第2装甲军，即党卫军第1装甲师、党卫军第2装甲师、党卫军第9装甲师和党卫军第12装甲师在B集团军群后方集结，迅速补充装备，接受西线德军总部指挥以避免卷入战斗，即刻执行。”[58]这道命令让国防军部队再次火冒三丈，上级指望他们守住战线，与此同时武装党卫军各师却能撤下来休整补充。

部分监禁在英格兰的德军将领对阿登攻势的失败做出了反应，战争初期他们曾经为德军具备的物质优势而欢欣鼓舞，现在似乎又将这种优势视作不公。原第553国民掷弹兵师师长约翰内斯·布鲁恩（JohannesBruhn）少将——1944年11月22日在阿尔萨斯被法军俘虏——对同伴说的话被秘密记录下来：“我们的精英被飞机和大量坦克消灭，而装备它们的部队既没有真正的士兵也不想去打仗，这是世界史上最大的嘲讽，同时也是最可悲的一页。”[59]

1月11日，星期三，德军正在后撤的迹象已经显露无疑。在乌法利兹—巴斯托涅地域，他们的走廊只有13公里宽，而且处于美军的猛烈炮火之下。第30步兵师向第9集团军指挥部汇报说，糟糕的能见度使得德军得以逃脱，“在井然有序的撤退行动中，德军从突出部撤出了全部装甲部队和重装备”[60]。也就是在这天，英国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称，对蒙哥马利的评论是由德国宣传部门一手炮制的，可这并没有减轻布莱德雷的反感。

次日清晨，第12集团军群得到授权可以储备毒气弹，以防德军在陷入绝望或接到希特勒命令的情况下使用化学武器。这源于5天前盟军最高统帅部发给马歇尔将军在华盛顿的情报部门的一份报告，超级机密的破译电文令斯特朗少将和他的参谋们深感不安，这份电文中“毒气”一词出现了5次。[A5]

1月12日，星期五，当天发生了几方面的变故。戈林得到了元首的召见，到雕窝接受希特勒对他52岁生日的祝贺，底板行动的灾难似乎已经得到了宽恕。这样的场合其实没有多少喜庆可言，其他因素让这个日子显得更为重要。莫斯科时间凌晨5点，苏联红军进行了猛烈的炮火准备，用一名装甲掷弹兵军官的话来说“仿佛天塌地陷”[61]，随后伊凡·科涅夫元帅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从维斯瓦河西岸的桑多梅日（Sandomierz）桥头堡发起了进攻。苏军坦克集团军高歌猛进，坦克炮塔上涂着“冲进法西斯的巢穴！”、“给德国占领者带去复仇与死亡！”等标语。[62]次日，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从华沙以南发起进攻，与此同时，另外2个方面军向东普鲁士发起突击。

古德里安大将并没有夸大其词，并且如同无人听信的预言家一样，他的警告被人忽视了，苏联红军沿整个东线部署了670万军队。当他听说迪特里希的第6装甲集团军已经从阿登撤退，但并不是调入维斯瓦河前线或东普鲁士，而是去匈牙利保护油田时，几乎无言以对。

苏军发动大规模攻势的消息传到第12集团军群后，布莱德雷急切地想要散播阿登战役的胜利指日可待的消息，“以确保苏联能比原计划投入更多部队发动进攻，并取得更为辉煌的胜利”[63]。他是正确的，毫无疑问，这种承诺以及德军（尤其是各个装甲师）在阿登的损耗严重削弱了国防军在东线战场的防御能力，这样的削弱已经达到了致命的地步。但正如在英国战俘营里的原第6伞兵师师长吕迪格·冯·海金（Rüdiger von Heyking）中将评论的那样：“对俄国人的恐惧将驱使德军奋战到底。”[64]

[1]Generalmajor Otto Remer,ETHINT 80.

[2]4.1.45,PP,615.

[3]CBHD,Box 5.

[4]Ed Cunningham,‘The Cooks and Clerks’,Yank,16.3.45.

[5]Lt Col.Glavin,G-3 6th Armored Division,VII Corps,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59.

[6]6th Armored Division,NARA RG 498 290/56/5/2,Box 3.

[7]CMH Ardennes,647.

[8]4.1.45,PP,615.

[9]17th Airborne,NARA RG 498 290/56/5/2,Box 3.

[10]同上。

[11]Colonel J.R.Pierce,NARA RG 498 290/56/5/2,Box 3.

[12]VII Corps,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59.

[13]8.1.45,CBHD.

[14]Congressional Medal of Honor Library,vol.i,172-3,Peter Schrijvers,Those Who Hold Bastogne,New Haven,CN,2014,225.

[15]VIII Corps,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63.

[16]PP,615.

[17]3.1.45,PWS.

[18]William H.Simpson Papers,Box 11,USAMHI.

[19]3.1.45,PWS p.339.

[20]4.1.45,CBHD.

[21]War Diary,13th Bn Parachute Regiment,TNA WO 171/1246.

[22]Jean-Michel Delvaux,La Bataille des Ardennes autour de Rochefort,2 vols.,Hubaille,2004-5,ii,123-4.

[23]6.1.45,PWS.

[24]Hobart Gay Papers,USAMHI.

[25]JoséCugnon,quoted Delvaux,Rochefort,ii,28.

[26]同上，p232。

[27]diary of Sister Alexia Bruyère,同上，p143。

[28]Delvaux,Rochefort,ii,pp.240-1.

[29]TNA WO 231/30.

[30]巴顿将这座小镇的不幸场面写成了诗句，内容如下：

O little town of Houffalize，

How still we see thee lie；

Above thy steep and battered streets

The aeroplanes still fly.

Yet in thy dark streets shineth

Not any Goddamned light；

The hopes and fears of all thy years

Were blown to hell last night.

乌法利兹小镇啊，

在我们面前静静平躺；

你那残破的街巷上空

战机仍旧在空中翱翔。

黑暗苍穹笼罩着街道

透不进丝毫上天之光；

岁月中的希望与恐惧

昨夜被吹向无尽远方。

PP,632——作者注

[31]Generalmajor Siegfried von Waldenburg,FMS B-038.

[32]Captain H.O.Sweet,IWM,95/33/1.

[33]NARA RG 165,Entry 178,Box 146353.

[34]CSDIC,TNA WO 208/4157 SRN 4772 25/3/45.

[35]Major Gen.Kenneth Strong 02/14/2 3/25-Intelligence Notes No.33,IWM Documents 11656.

[36]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59.

[37]MFF-7,C1-107.

[38]VIII Corps,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63.

[39]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66.

[40]Gerald Astor,A Blood-Dimmed Tide,New York,1992,375.

[41]TNA WO 231/30.

[42]V Corps,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55.

[43]VII Corps,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59.

[44]Generalmajor Ludwig Heilmann,5th Fallschirmj.ger-Division,FMS B-023.

[45]CSDIC,TNA WO 208/3616 SIR 1548.

[46]Feldwebel R.sner,7th Battery,26th Volksgrenadier-Division,TNA WO 311/54.

[47]Robert M.Bowen,Fighting with the Screaming Eagles:With the 101st Airborne from Normandy to Bastogne,London 2001,204-5.

[48]Assistant Arzt Dammann,CSDIC,TNA WO 208/3616 SIR 1573.

[49]Ernest O.Hauser,Saturday Evening Post,10.3.45.

[50]CMH Medical,385-6.

[51]VII Corps,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59.

[52]同上。

[53]同上。

[54]同上。

[55]5th Infantry Division,XX Corps,NARA RG 498 290/56/2/3,Box 1465.

[56]General der Panzertruppe Heinrich von Lüttwitz,XLVII Panzer Corps,FMS A-939.

[57]8.1.45,A.J.Cowdery,Civil Affairs,IWM Documents 17395 10/18/1.

[58]HLB,597.

[59]Generalmajor Hans Bruhn,533rd Volksgrenadier-Division,CSDIC,TNA WO 208/4364 GRGG 240.

[60]11.1.45,William H.Simpson Papers,Box 11,USAMHI.

[61]Colonel Liebisch,Art of War Symposium,US Army War College,Carlisle,PA,1986,617.

[62]Veli-kaya Otechestvennaya Voina,Moscow,1999,iii,26.

[63]15.1.45,CBHD.

[64]Generalleutnant von Heyking,6th Fallschirmj.ger-Division,TNA WO 171/4184.

[A1]根据相关记录，由黑人士兵组成的被称为“黑豹”营的第761坦克营正式配属第17空降师作战的时间并非是1月初，而是从1945年1月15日—27日。——译者注

[A2]欧尼（Ernie）是欧内斯特（Ernest）的昵称。——译者注

[A3]其中阵亡68人，负伤121人。——译者注

[A4]第12集团军群的这种观点肯定是基于推测，因为直到1月8日晚些时候，盟军才通过超级机密截获到首条德军撤退的情报，当时德军第9装甲师透露说自己已经撤往罗什福尔以东和马尔什昂法梅讷地区，而第一道从巴斯托涅口袋撤退的指示到1月9日才下达。——作者注

[A5]“我们已经知道了你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但仍想再次强调，敌军在这次攻势中全力以赴，希特勒很可能会使用所有武器。你一向重视德军发动毒气战以谋求决定性战果的可能性，战局已经恶化，希特勒有可能认为时机已到。德军可能对西北欧民众使用带有毒气战斗部的V-1和V-2（导弹）以制造混乱，对此我们不应忽视……请你在更多情报的基础上重新评估此事，并将有关意见尽快反馈给我们。”这是发给克莱顿·劳伦斯·比斯尔（Clayton Lawrence Bissell）少将的报告，TNA WO 171/4184。——作者注

第23章　推平突出部

就在阿登的最后一战打响之时，德军将更多的作战师投入到了“北风”行动中。1月5日，在初期攻势未能达成既定目标后，希姆莱的上莱茵集团军群终于对美国第6军南翼展开了次要攻势。党卫军第14军在斯特拉斯堡北面渡过莱茵河发动进攻，2天后第19集团军从罗讷—莱茵运河两侧的科尔马口袋向北推进，帕奇中将麾下的由爱德华·黑尔·布鲁克斯（Edward Hale Brooks）少将指挥的第6军面临着生死存亡。

得不到艾森豪威尔丝毫重视的德弗斯中将把斯特拉斯堡的防务移交给了德拉特·德塔西尼上将的法军第1集团军，现在后者已经被迫将战线从该城延伸至贝尔福隘口（Belfort Gap），全长120公里。但形势最危急的是甘布斯海姆（Gambsheim）和埃尔利斯海姆（Herr-lisheim）一带，党卫军第14军已经在阿格诺（Haguenau）东南建立了一个纵深16公里的桥头堡。

1月7日，第25装甲掷弹兵师和第21装甲师投入进攻，2个师推进至斯特拉斯堡以北30公里处的阿格诺森林，却被德弗斯手里最后的预备队——第14装甲师挡住去路。在北面的下孚日山脉，第45步兵师设法击退了党卫军第6山地师的进攻，该师第157团3营被德军包围后坚持战斗了6天时间，最后只有2人逃了出来。[A1]

希特勒依然沉迷于腓特烈大帝“投入最后一个营去赢得战争”格言，1月16日，他派出了最后的预备队——第7伞兵师和党卫军第10弗伦茨贝格装甲师。为了推进至甘布斯海姆桥头堡，2个师沿莱茵河进攻，在埃尔利斯海姆重创了缺乏经验的美军第12装甲师。在1月20日艾森豪威尔召集的晨间简报会上，该地区事态的发展成为了会议的讨论主题。“看在上帝的分儿上，让我纳闷的是，”最高统帅惊呼道，“当德军出动了2个师的时候，我们还惊慌失措地傻坐着。”时任最高统帅部副参谋长的英国空军中将（Air Marshal）詹姆斯·米尔恩·罗布（Sir James Milne Robb）爵士在日记中写道：“在随后进行的讨论中，与会者愈发惊叹于德军规模较小的攻势能迅速取得胜利，相比之下我们的部队，无论是师一级还是军一级，均未能获得任何实质性战果。”[1]

由于前景并不明朗，德弗斯中将被迫将部队撤往贯穿罗特巴克（Rothbach）、莫德河和佐恩河的新战线，这次撤退从容有序，新防线守住了。在北翼的美军第21军协助下，德·塔西尼上将的法军第1集团军开始粉碎科尔马口袋，即德军口中的阿尔萨斯桥头堡，此后德军的攻势于1月25日左右逐渐消弭。美军第3步兵师得到了科塔少将的第28步兵师支援，后者经历了许特根森林战役，又在巴斯托涅以东遭受重创，显然已经饱受摧残。第3步兵师在里耶德维（Riedwihr）白雪皑皑的森林中激战时，发现自己正遭受猛烈反击，该师第15步兵团1营B连连长奥迪·利昂·墨菲（Audie Leon Murphy）少尉凭借惊人的勇气为自己赢得了1枚荣誉勋章，以及好莱坞影星的职业生涯。德军在撤退过程中又一次打得异常顽强，尽管盟军在航空兵和炮兵方面具有优势，还是从阿登向南部抽调了更多的部队。直到2月9日，科尔马口袋才被最终粉碎。

第101空降师是被派去结束阿尔萨斯之战的部队之一，所以该师官兵发现这次他们未能赶上战斗之后如释重负。10天前，在听说第101空降师将调往阿尔萨斯时，迪克·温特斯上尉心想“上帝啊，全军上下就找不出其他人去填补这些缺口吗”？[2]该师当然需要休整，在巴斯托涅口袋北部的最后几天里，第506伞兵团2营E连首先被派去占领富瓦。“补入我排的所有补充兵都死在了村里，”E连的一名老兵说道，“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3]这次进攻从一开始就成了灾难，直至连长被迅速撤换。然后在1月14日，当气温骤降至-23℃，积雪变得更深厚时，第506伞兵团穿过开阔的雪原向诺维尔推进，该团的许多战友就和德索布里特遣队的人一起，在开战之初就阵亡于此。

拿下诺维尔后，他们立即领受新任务，拿下坐落于通往乌法利兹道路以东的拉尚（Rachamp）村。厄尔·黑尔（Earl Hale）中士，以及约瑟夫·李高特（Joseph Liebgott）三级技术兵（Technician 5th Grade）将6名党卫军军官逼入一座谷仓，他们让战俘排好队，并警告说胆敢轻举妄动便会开枪。就在此时1发炮弹在外面爆炸，黑尔被门碰伤，1名党卫军军官立即从靴子里拔出刀子砍向他的喉咙，李高特当即将其射杀，然后击毙了余下所有人。医护兵为黑尔的喉咙做了包扎，他非常幸运——只是伤到了食道而非气管，随后黑尔搭乘吉普车撤往巴斯托涅。[A2]

罗伯特·雷德（Robert Rader）中士注意到在拉尚被俘的一名普通德军士兵看起来好像在咧着嘴笑，愤怒的雷德举枪欲射，但是另一名伞兵攥住了枪管，冲着他喊道：“中士，他没有嘴唇和眼睑！”经历了东线的冻伤后，这名德军失去了这些部位。[4]夺取拉尚是E连在巴斯托涅之战中的最后一次行动，1月17日第101空降师被第17空降师换下，再次坐上敞篷卡车而不是飞机，他们将前往阿尔萨斯。

突出部的抵抗并没有减弱，当第5装甲集团军于1月14日开始向乌法利兹后撤时，该镇仍然处于盟国空军的轰炸之下。第2装甲师和装甲教导师以德军惯有的方式用突击炮和坦克掩护撤退行动，步兵则掩护他们的炮兵团后撤，无论美军榴弹炮何时发射白磷弹，都会引来一阵“敌军炮火的猛烈还击”。[5]

在南部前线，炮火摧毁村庄，点燃了房子和农场。炮击通常都很猛烈，德军士兵只能隐蔽在地下室里，把平民挤到一旁。被困在燃烧的谷仓和牛棚里的猪、马、牛在劫难逃，在某座村庄，炮弹击中了一座有12人避难的马厩，11人当场毙命。有时候难以忍受持续炮击的老人、妇女和儿童会试图逃入雪地中，结果数人被误认为是作战人员而倒在枪口下，如果那些伤者运气够好，美军的救护车或卡车会将他们送至后方医院。然而，那些患有痢疾、肺炎、白喉和许多被其他重病折磨的人短时间内得不到什么帮助，这些病例要归咎于最近几周肮脏而又寒冷的环境。

被比利时人悲惨命运所打动的美军分发了口粮、香烟、糖果和巧克力，只有少数美国人被战争变得残酷无情，他们同样会四处劫掠并欺凌妇女。事实上通过外表博取同情而免受暴行伤害是不可能的，到了这个阶段，3个国家的军队看起来都像是土匪强盗，肮脏、蓬头垢面且胡子拉碴。早先从慷慨大方的美军那里受益颇多的村民们对于英军的相对贫困感到惊讶，不过他们仍然分享了英国人手中可怜的物资，比利时人不怎么喜欢牛肉罐头或英军香烟的味道，但是又碍于礼貌难以启齿。

“造访了最近才击退德军攻势的村庄，看到民众的欢乐和他们宽慰的表情我感到很高兴。”英国民政事务官记录道。[6]但在一些地方，英美军队为获得木柴而砸毁家具的行为震惊了东道主，第53威尔士步兵师160旅的军官记录道，为了抵御严寒“部队在旧壁炉中生起熊熊烈焰，火势太大致使烟囱过热，结果点燃了屋顶一隅”。[7]几乎每栋被盟军士兵占据的房子都是满地狼藉，损毁严重，英军第6空降师激起的民愤似乎尤为强烈。

在柯林斯的第7军南翼，英军第30军从拉罗什昂阿登方向追击德军。“位于尼斯拉蒙（Nisramont）地区的第2装甲师右翼被迫面向西边，”劳赫特上校[A3]写道，“在重新调整部署时防线上出现了缺口，英军的1个营趁机推进至昂格厄（Engreux）。一次佯攻过后英军在防线背后的攻势才被遏止，师部被迫后撤至蒙（Mont）村。”[8]

与美军步兵一样，英军也在深深的积雪中苦苦挣扎，他们脚上的军靴湿透后冻得硬邦邦的，简直无所助益，众所周知德军的长筒靴反而更能抵御寒冷的天气。第51高地步兵师153旅戈登高地人团1营（1st Battalion,Gordon Highlanders）营长马丁·亚历山大·林赛（Martin Alexander Lindsay）中校在林中碰见了营里的一名士官，后者正将一具德军士兵的尸体吊在树杈烤火。“他试图给尸体解冻，”林赛写道，“就为了脱下尸体腿上的军靴。”[9]

德军第2装甲师抽调工兵、步兵、突击炮和坦克组成的战斗群在乌法利兹当面建立了一道防线，美军坦克在白雪的映衬下无所遁形，当它们从树林中浮现时，隐藏在暗夜中的德军豹式坦克得以在400～500米的距离上将其击毁。“很快1辆美军坦克就冒出火光，熊熊烈焰将其他坦克照得一清二楚，非常易于射击。这场交火最多持续了一刻钟，24辆美军坦克燃起大火，另有10辆坦克被完好无损地缴获。德军仅以损失2辆坦克的代价击毁了24辆美军坦克。”[10]和大多数此类遭遇战一样，上述文字很可能存在乐观和夸大的成分，但毫无疑问的是德军在这场战役的最后阶段，依然在局部战斗中将美军打得鼻青脸肿。

1月15日，美军第30步兵师对蒂里蒙（Thirimont）发起进攻时，发现“砖瓦房已经被改造成了名副其实的碉堡，里面部署了重机枪和其他自动武器”。[11]为了夺取该地，动用了第120步兵团的2个营、1个坦克营和1个坦克歼击营，还打出去“11000多发105毫米和155毫米炮弹”。该团在第3伞兵师手中折损的兵力超过450人，由于深厚的积雪和冰冻，“救护车无法靠近伤员”，所以医疗营从当地农民那里借来马匹和雪橇将伤员带回。多数被俘德军的双脚都被冻伤，几乎无法行走。

巴顿乘坐吉普赶来观看部队对乌法利兹的进攻，他后来写道：“在某个地方，我们碰到了一名阵亡的德军机枪手，半坐在阵地上的他看起来死后立即就被冻僵了，张开的双手还握着一条弹链。我还见到许多黑色物体从雪地里冒出来，仔细查看后才发现那是死人僵硬的脚趾。”[12]被迅速冻僵的死人脸上呈现出来的“酒红色”给巴顿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后悔没能带来相机把这些场面都拍下来。

1月15日，当朱可夫和科涅夫的坦克集团军向奥得河和尼斯河一线狂奔时，希特勒乘坐专列返回了柏林。西里西亚的工业区沦陷在即，此后除了3月3日他去视察过奥得河前线的第9集团军指挥部外，他再未离开过首都柏林。

截至1月15日傍晚，美军第2装甲师的2个战斗群已经推进至距乌法利兹1公里的范围内，并于夜间巩固了阵地。美军派出侦察队进入城镇的废墟去探清敌军部署，他们于1月16日凌晨1点进入镇内，但是并没有发现敌军活动的迹象，侦察队还前往乌尔特河东岸，发现那里的敌军阵地也被放弃了。“当天9点30分，我军与第3集团军的侦察队取得了联系，标志着第1集团军和第3集团军在阿登战役中胜利会师。”[13]

至此阿登攻势已经接近尾声，英军某部发现德国国防军已经发光了嘉奖英勇作战所用的勋章，转而供应冯·伦德施泰特元帅的签名照作为替代品。然而，截获的一条德军某师发给军部的电文这样写道：“我师不认为此类奖励会对鼓舞步兵战斗产生任何影响。”[14]

第1集团军和第3集团军的部队会师后，根据艾森豪威尔事先做出的决定，美军第1集团军重归布莱德雷的第12集团军群指挥。这件事于1月17日午夜尘埃落定，“局势现在恢复了”[15]，汉森得意地记录道。但是蒙哥马利还没有善罢甘休，他决心保持对第9集团军的指挥权，并起草了一份计划，使其比自豪的第1集团军具备更多的优先权。

“10点30分，”辛普森中将在1月15日的日志中写道，“蒙哥马利来到我们办公室，就第9集团军接管更多战区一事与指挥官会晤。陆军元帅抛出了一枚重磅炸弹，他要求集团军指挥官准备计划，让第9集团军的4个军16个师尽早向科隆和莱茵河推进……这意味着第9集团军将担当西线的前锋‘持球前突’[A4]——担任主攻，届时第1集团军将负责在我们南侧坚守阵地，并在第9集团军达成突破之后掩护我们的南翼……第21集团军群显然在很认真地考虑这样一次行动，并将把我们的计划呈交给盟军最高统帅部批准。”[16]

这显然是蒙哥马利在布莱德雷背后耍的花招，但是让第9集团军自己先制订计划是个妙计，特别是获得优先权这个想法令辛普森和他的军官们激动不已，如此一来第1集团军将被迫扮演次要角色。“‘掩护第9集团军的侧翼’有可能会成为这支宏大的军队中最深刻也是最令人满意的分歧！”辛普森的日记中写道，“多么乐见此事成真啊！”[17]

蒙哥马利相信盟军最高统帅部会同意自己的计划，他只向最高统帅部作训部门的英国副主任约翰·怀特利少将展示过这份计划，蒙哥马利还不知道艾森豪威尔认为布莱德雷有更好的机会向南突破，因为德军会将其最好的部队调到北面去保护鲁尔工业区。最重要的是，美军指挥官普遍对此表示反对，1月16日星期二，布莱德雷在飞往巴黎时就发出了最为强烈的反对声。他的专机在维拉库布莱（Villacoublay）机场降落，然后乘车前往凡尔赛，过去的2周时间里所经历的紧张和失眠已经让布莱德雷筋疲力尽，但是满腔的怒火驱使他一往直前。艾森豪威尔明白，经过近期的纷争之后，如果蒙哥马利再得到许可去指挥美军展开主要攻势，势必将引起一场抗议的浪潮。现在政治因素和斗争左右着盟军的战略，这是蒙哥马利自己的过错。

1月18日，决心修复藩篱的丘吉尔在下议院发表演讲，强调说“美国军队几乎承担了所有的作战行动，并承受了绝大部分损失……在讲述我们引以为傲的事迹时，必须注意不要让英国军队过多分享胜利的果实，毫无疑问，此役是美军在战争中最伟大的一战，我相信，亦将被视为美军有史以来最为辉煌的胜利。”[18]

当天下午，辛普森给蒙哥马利打了个电话，他说：“我刚刚同布莱德[A5]通过电话，他问如果你方便的话，可否在明天上午10点30分在我这里（马斯特里赫特）见面。”

“我很乐意，”蒙哥马利说，“布莱德现在在哪？”

“他和考特尼（霍奇斯）在一起。”[19]

辛普森随即打电话给布莱德雷，后者说自己打算早点去马斯特里赫特，这样可以在蒙哥马利赶到前和辛普森说上几句话。他到访的目的是讨论“今后集团军群之间的协同计划”，想必这意味着他会反驳蒙哥马利的观点，其依据是“美军第1集团军和第3集团军以其目前的状态”[20]不适合在阿登继续反攻，而反攻的目的是从普吕姆和波恩方向突破西格弗里德防线。布莱德雷严厉地告诫辛普森，要他彻底改变之前对蒙哥马利及其计划的积极态度。

辛普森写道：“按照英国当前的宣传口径，第9集团军的任何动向都将被陆军元帅赋予自身更高的荣耀，因为在他看来揽下所有的荣誉并没有什么不妥，而且他还几乎不允许提及任何一个美军指挥官的名字。英军的战功由美军的鲜血铸就，而陆军元帅和英国新闻界描绘此事的态度通过英国广播电台传遍欧洲，令愤懑与怨恨悄然滋长。”[21]

布莱德雷最终以这种方式向圣诞节那天及之后的日子里羞辱过他的蒙哥马利复仇，一旦盟军跨过莱茵河，蒙哥马利就将靠边站。布莱德雷在12月初就说过“他的部队如今在这场战役中已经沦为无足轻重的龙套，他们只是被用来保护我们巨型压路机的侧翼”[22]。尽管随后此言并未成谶，不过现在已经为时不远了。

蒙哥马利并非仅是第12集团军群的眼中钉，他与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关系也在持续恶化，部分原因是布莱德雷无法原谅艾森豪威尔将第1集团军交给蒙哥马利指挥，还有部分原因是比德尔·史密斯不打算改变他对布莱德雷的指挥部和霍奇斯的成见。1月24日午餐过后，布莱德雷在自己的办公室同霍奇斯、巴顿和另外7名将军开会，会议期间怀特利少将从盟军最高统帅部打电话过来，说要从布莱德雷即将开始的攻势中撤出几个师组建战略预备队，并增援阿尔萨斯的德弗斯中将。[23][A6]

“美国军人、美军集团军及其指挥官的声誉和善意已经危如累卵，如果你能体会我的感受的话，我认为你完全可以从第12集团军群拿走任何该死的师或军，爱怎么用就怎么用，而我们这些被你甩在背后的人就一屁股坐在这里，直到这该死的寒冬结束。我相信你不会觉得我在生气，但我想让你明白我真他妈的生气了。”布莱德雷大发脾气，房间里的每个人都能听见他的话，言及此处，一屋子军官全体起立鼓掌喝彩。巴顿用电话另一端可以听到的声音吼道：“叫他们见鬼去吧，我们3个（布莱德雷、巴顿和霍奇斯）都不干了，我来带头。”[24]

1月20日，当美军接近圣维特时，一名德军炮兵军官在日记中写道：“这座城镇已经化为废墟，但我们将在废墟中死守到底。”在齐腰深的积雪中进攻并不轻松。他于次日写道：“激战声离城镇越来越近……我正在将自己的所有私人物品后送，前途未卜。”[25]1月23日，星期日，第7装甲师B战斗群得到了收复圣维特的荣誉，这座城镇曾被该部英勇地坚守过。

第19战术航空兵司令部的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以及第2战术航空队的台风战斗机继续追杀撤退中的德军车辆。1月22日，第19战术航空兵司令部宣称击毁敌方各类机动车辆超过1100辆，另有536辆被击伤，只是这样的估算数字并没有被随后的调查所证实。[26]“3支战术航空兵部队宣称总计摧毁了413辆敌军装甲车辆，从后续进行的地面清点情况来看，这一数字至少被估高了10倍。”[27]英国官方报告这样写道。报告提到，盟军飞机真正的贡献在于“对敌军补给线的扫射和轰炸，这使得德军连最基本的补给也无法运抵前线”。德国的文献支持了这一说法，盟军航空兵在前线的战斗中“并未扮演决定性的战术角色”，用第116装甲师师长冯·瓦尔登堡少将后来的话说，“对后方地区造成的影响更大一些”。[28]

1月23日，美军第7装甲师拿下了圣维特，幸存者已经望风而逃，这座城镇如坟墓般死寂，始建于1350年的比谢尔塔（Büchel Tower）成为硕果仅存的著名建筑。截至1月29日，前线已经大致恢复到12月15日的态势：用了1个半月的时间。汉森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第3集团军将今天视作突出部战役正式结束之日，并向德军目标发起了新的进攻。”[29]

在1月份的最后一周，布莱德雷将自己的战术指挥部从卢森堡城转移到了比利时那慕尔省首府那慕尔，巴顿专程前来送别。“他是一名好长官，”巴顿在日记中写道，“但是完全没有‘某种特质’，这太糟糕了。”[30]那慕尔省省长搬出了富丽堂皇的那慕尔宫（Palais de Namur），落户在此的布莱德雷颇有总督风范。据1月30日去拜访他的辛普森描述，那里就像“一座巨大的宫殿，覆盖着缎壁、天鹅绒窗帘、数不尽的全尺寸皇家油画、厚厚的地毯和锃亮的大理石地板。用作办公室的起居室宽阔异常——大得如同一座中小型私人豪宅的底层”。[31]

为了给自己弄一处私人居所，布莱德雷接管了那慕尔城堡，此处被遗弃已久，所以德军战俘被派去将其打扫得干干净净。布莱德雷的参谋部觉得为了搞到家具“不得不洗劫了通敌者的房子”，即便是汉森也承认，原本代号为“鹰”的战术指挥部现在被称作了“鹰接收处”（Eagle Took）。[32]按照辛普森的说法，除了大理石壁炉和地板，那里还有巨大的花园以及将马斯河河谷尽收眼底的壮丽景观，此外布莱德雷还坚持要安装一台冰淇淋机。

2月4日，星期日，蒙哥马利受邀出席会议和午餐。他乘坐自己那辆飘扬着英国国旗的劳斯莱斯轿车在摩托警卫的护送下抵达这里，按照汉森的说法，他“同往常一样慢条斯理、夸张做作、不慌不忙地像老鹰一样走了进来”。显然受到了所有美国军官十足的冷待，“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到他的自负，自顾自谈笑风生连说带比画。他主导着话题，用餐全程一直在大声讲话”。[33]

似乎是有意怠慢，布莱德雷和艾森豪威尔就这么把蒙哥马利扔在了餐桌前，两人一同驱车冒雨到巴斯托涅见巴顿。刚过马斯河，就见到“路边不时出现弹痕累累、被熏得漆黑的敌军坦克和谢尔曼坦克的残骸，还有坠毁的C-47残骸和许多被遗弃的辎重装备。巴顿在第8军位于巴斯托涅的后方指挥部同我们相遇，他在一个配有小煤炉的房间里与艾克和布莱德雷商谈战事，在对这座城市史诗般的围攻中，这里曾是第101空降师隐蔽部队的地方”。3位将军在满目疮痍的镇中心合影，然后登上汽车北返乌法利兹，他们路过的“（多辆）谢尔曼坦克，装甲上明显带有敌军炮火的痕迹”。[34]一行人从那里出发，驾车去见霍奇斯中将，后者已经将自己的指挥部搬回了斯帕。这是一次象征性的绕场庆祝，只不过没让蒙哥马利参加。

比利时正面临着一场危机，而盟军最高统帅部对此反应迟缓。食物短缺导致矿场罢工，这又反过来导致严寒的冬季中燃煤供应不足，政府抑制物价飞涨的努力被轻易化解了，黑市交易兴盛一时。在农村，人们甚至恢复了以物易物的交易，这些交易大多是用新鲜鸡蛋与英美军人交换食品罐头。

在比利时，据估计有2500名平民在阿登战役死亡，而卢森堡大公国也有500名非战斗人员死亡，三分之一的死者被普遍认为死于盟军空袭。德军从10月到次年3月的整个冬季至少发射了5000枚飞弹和导弹，如果加上死于V型飞弹轰炸的人数，平民伤亡的数字就会攀升至8000多人死亡或失踪，23584人受伤。[35]

战争破坏性巨大，建筑物、教堂、农场、公路和铁路受损严重，下水道、水管、电话线和电线亦未能幸免，约有88000人无家可归。当那些家庭带着手推车中寥寥无几的财产返回家园时，发现就连那些没有被炮弹或炸弹命中的房子也丢失了房门。交战双方都把它们拆下来遮蔽散兵坑和战壕，床上用品也被掠走用来保温或伪装，御寒衣物供不应求。一位英国民政事务官记录道：“许多比利时妇女穿着军用毛毯和军用滑雪服改制的大衣，只是把它们染成黑色或棕色，并拆掉了口袋。”[36]

在比利时的卢森堡省和那慕尔省，有18座教堂化为废墟，还有69座严重受损。在很多情况下，炮击犁开了多所教堂的坟墓，先人的遗骨被炸得到处都是。在交战双方都炮击过的拉罗什昂阿登，当地共有114名居民遇难，639栋房屋中只有4栋还能住人。该镇已经化为一片瓦砾，不得不把美军推土机找来清理主要街道，居民们在1945年的春天注意到，燕子回来找窝时完全迷失了方向。[37]

几乎完全依赖农林业的阿登地区遭受重创，鸡群几乎荡然无存，大约5万头家畜在交战中死亡或被德军掠走。炮击还让树木上插满了弹片，影响了木材的使用价值，并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困扰着锯木厂。死于战火的牲畜只有少数可以屠宰食用，大部分只能被掩埋，许多幸存的牲畜饮用了弹坑里的水、或是被腐烂的尸体抑或白磷弹污染的水源后死亡。在卢森堡大公国，由于战争的损失和德军对其北部国土的掠夺，也出现了粮食危机。

如何处理交战双方埋设的超过10万枚的地雷，以及遍布各处的诡雷、哑弹和被遗弃的爆炸物，成了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战斗结束后，约有40名比利时人丧命于从前的巴斯托涅环形防线及其周边地区。在一起事件中，10名英军士兵在战友踩上地雷后被炸成残废或重伤，雷场肯定被密集布设的地雷搞成了名副其实的“魔鬼花园”，因为军人们在试图救助战友时相继沦为了牺牲品。

当积雪融化，不会再踩上地雷时，孩子们被送往安全地区，但仍有一些儿童在玩弄军火、特别是倾倒哑弹中的火药做烟花时受到伤害。盟军部队在调走前的短暂时间里做了能做的一切工作，但排雷的主要责任还是落到了比利时军队、志愿者以及后来作为拆弹部队征召的军人身上。这些小组在处理哑弹和地雷时只能进行原地爆破，在村庄和城镇，他们会在爆炸冲击波冲破窗户前向当地居民发出警告，但是一些房子太旧了，以至于连窗户都打不开。

1月下旬，降雨造成的快速冻融意味着埋藏在积雪下的人与动物的尸体开始迅速腐烂。虽然臭气熏天，但是由于疫情可能会威胁到部队，促使美国军方派来了工兵和推土机。移动德军的尸体一向非常危险，因为他们的身下可能会有诡雷，所以必须用绳子绑住腿或手，然后拖出一段距离以确保其身下没有手榴弹。盟军的阵亡官兵都有独立墓穴，许多人的墓前还有当地居民送来的鲜花，而德军的尸体则是像瘟疫中的死难者一样被简单地成批推入坑里。部分尸体被白磷弹严重炭化，难以辨清国籍，无论是德军还是盟军，人们只希望他们在瞬间就死去了。

[1]quoted Air Marshal Sir James Robb,‘Higher Direction of War’,typescript,11.46,provided by his daughter.

[2]Stephen E.Ambrose,Band of Brothers,New York,2001,229.

[3]Tim G.W.Holbert,‘Brothers at Bastogne-Easy Company's Toughest Task’,World War II Chronicles,Winter 2004/5,22-5.

[4]Ambrose,Band of Brothers,223-4.

[5]NARA RG 498 290/56/5/3,Box 1463.

[6]14.1.45,A.J.Cowdery,Civil Affairs,IWM Documents 17395 10/18/1.

[7]A.Fieber,1st Bn,Manchester Rgt,in 53rd（Welsh）Div.,IWM Documents 4050 84/50/1.

[8]2nd Panzer-Division,FMS P-109e.

[9]Martin Lindsay,So Few Got Through,Barnsley,2000,160.

[10]2nd Panzer-Division,FMS P-109e.

[11]MFF-7,C1-100/101.

[12]Patton,quoted Gerald Astor,A Blood-Dimmed Tide,New York,1992,366.

[13]Armored School,Fort Knox,General Instruction Dept,16.4.48,CARL N-18000.127.

[14]quoted H.Essame,The Battle for Germany,London,1970,117.

[15]17.1.45,CBHD.

[16]William H.Simpson Papers,Box 11,USAMHI.

[17]同上。

[18]TNA CAB 106/1107.

[19]William H.Simpson Papers,Box 11,USAMHI.

[20]Montgomery to Brooke,14.1.45,Nigel Hamilton,Monty:The Field Marshal 1944-1976,London,1986,325.

[21]William H.Simpson Papers,Box 11,USAMHI.

[22]2.12.44,CBHD.

[23]D.K.R.Crosswell,Beetle:The Life of General Walter Bedell Smith,Lexington,KY,2010,853.

[24]24.1.45,Hobart Gay Papers,USAMHI.

[25]NARA RG 407 E 427 2280,Box 2425.

[26]CMH SC,395 n.111.

[27]Joint Report No.1 by Operational Research Section 2nd Tactical Air Force and No.2 Operational Research Section,21st Army Group,TNA WO 231/30.

[28]Generalmajor Siegfried von Waldenburg,116th Panzer-Division,FMS B-038.

[29]29.1.45,CBHD.

[30]PP,630.

[31]William H.Simpson Papers,Box 11,USAMHI.

[32]16.1.45,CBHD.

[33]4.2.45,CBHD.

[34]同上。

[35]CMH SC,332.

[36]25.1.45,A.J.Cowdery,Civil Affairs,IWM Documents 17395 10/18/1.

[37]Peter Schrijvers,The Unknown Dead:Civilians in the Battle of the Bulge,Lexington,KY,2005,325.

[A1]除了最初被党卫军第6北方山地师11团包围的美军第45步兵师157团3营外，前去解围的1营C连和2营G连同样被围，最后全军覆没，除去伤亡之外，有400多人被俘。美军第157步兵团在1周时间内仅战斗伤亡就至少达到了800人，被迫取消战斗任务撤到后方休整。——译者注

[A2]黑尔康复了，但是食道管从此弯曲，医生开具了医疗证明，允许他不系领带。黑尔后来遇到巴顿将军，被质问为何穿着不当，中士亮出自己的许可证，当即令巴顿哑口无言。——作者注

[A3]此处原文所写的少将军衔有误，第2装甲师代理师长劳赫特要到1945年3月1日才晋升少将并正式担任该师师长一职，此时他的军衔还是上校。——译者注

[A4]持球前突（carry the ball）是橄榄球术语，在英语中有担当大任，起主要作用的意思。——译者注

[A5]“布莱德”（Brad）是布莱德雷的昵称。——译者注

[A6]此处提到从盟军最高统帅部打电话来的据说是比德尔·史密斯，但是他的传记作者确信来电者是怀特利少将。——作者注

第24章　总结

1月13日，连接马尔梅迪和博涅的交通要道再度被夺回。第二天上午，工兵小队开始使用探雷器探查党卫军装甲掷弹兵是否在惨遭屠杀的人们尸体下布设了诡雷，然后阵亡人员登记小队和医生开始忙活。工作异常艰难，因为所有的尸体上至少覆盖着半米深的积雪，而且都已经冻硬实了。

大多数尸体都有多处伤口，在前额、太阳穴和后脑处均有枪眼，估计是在军官和装甲掷弹兵给他们致命一击时留下的。有的人眼珠已经没有了，可能是被乌鸦给叼走了，空空的眼窝内填满积雪，许多遇害者的双手还保持着高举过头顶的姿势。尸体都被运回了马尔梅迪，送到一栋属于铁路部门的建筑物里去解冻，他们用剃刀和小刀割开口袋，寻找私人物品。

战后盟军根据搜集到的证据进行了关于战争罪行的审判，最终美国军事法庭在达豪（Dachau）宣判73名前派普战斗群成员罪名成立：其中43人死刑；22人终身监禁；8人10到20年有期徒刑。1948年7月，又有11人在比利时列日的法庭接受审判，其中10人被判处10到15年的苦役。在冷战初期的后纽伦堡时期，在达豪做出的死刑判决全部被改判，被关押的人又在20世纪50年代被全部释放。[1]在被关押了11年半之后，派普成了最后一名获释的囚徒，出狱后他在法国上索恩省（Haute SaÔne）特拉韦斯（Traves）的一幢房子里过起了隐居生活。1976年7月13日，几名前法国抵抗组织成员将其杀死，而派普知道他们是为其而来的，在被杀前不久，他说过他的战友们将在瓦尔哈拉神殿等待他的到来。

阿登地区的战斗，其凶残程度在西线可谓前所未有。枪杀战俘的行为，比军事历史学家过去愿意承认的更加普遍，特别是写到他们自己同胞的时候。派普战斗群在博涅—马尔梅迪的冷血屠杀已然令人毛骨悚然，而其滥杀无辜平民的行为则更加令人难以忍受。这样一来美军采取报复行为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让人震惊的是自布莱德雷以下，许多将领都公开支持射杀俘虏的报复行为。关于美军在舍诺涅屠杀俘虏的罪行几乎找不到详细资料，当时缺乏训练又损失惨重的第11装甲师将其怒火都发泄在了约60名战俘身上，他们的报复行为有别于武装党卫军在博涅—马尔梅迪犯下的冷血罪行，但是依然对他们的长官产生了不利影响。

美军杀害比利时或卢森堡平民的事件发生了数起，要么是由于误杀，要么是因为怀疑他们是部分德语区中同情纳粹政权的第五纵队成员。不过就总体而言，美军对身陷战火中的平民深表同情，美军医疗部队竭尽所能医治受伤的平民。另一方面，武装党卫军和一些国防军部队则把战争失败的怒火发泄在无辜平民身上，其中最为恶劣的是他们痴迷于对比利时抵抗组织的报复行为，缘由是该组织在9月份德军向西墙防线撤退过程中所采取的袭击行动。而且我们也不能忘记其他屠杀平民的行为，比如在诺维尔和邦德，由党卫队第8特别部队指挥部做出的暴行。

然而，历史学家经常会忽略20世纪的战争中极具讽刺意味的可怕现象，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血雨腥风以后，西方民主国家的军队指挥官们承受着来自国内的极大压力——要求他们减少本国军人的伤亡。因此他们主要靠大规模使用炮弹和炸弹来打仗，结果这导致了更多的平民伤亡，而白磷燃烧弹更是一种可怕的无差别攻击武器。

1945年7月20日，正是施陶芬贝格的炸弹在狼穴大本营爆炸一周年纪念日，德国陆军元帅凯特尔及约德尔大将就阿登战役接受质询。无论是昔日夸夸其谈的凯特尔，还是工于心计的冷面约德尔，此刻都是一副听天由命的态度，他们知道自己很快将面临军事法庭的审判。

他们在联合声明中说道：“关于那些批评，说如果当时我们把现有的预备队都部署在东线而不是西线会不会更好一些，我们交由历史来评判。对于这次进攻是不是导致战争时间延长的‘罪行’，我们交由盟军军事法庭来判断，我们自己的判断不会改变，而且也不受以上观点影响。”[2]不过，他们承认“由于第5装甲集团军和第6装甲集团军在阿登的作战行动，为1月12日俄国人由维斯瓦河桥头堡发动攻势打开了通路”。尽管苏联历史学家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但毫无疑问，红军成功地从维斯瓦河推进到奥得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希特勒在阿登的攻势。

已经无法考证布莱德雷所冒的“有备之险”令阿登防线如此薄弱，从而在多大程度上为德军的突破提供了便利，不管怎样说，他的部署都反映出当时盟军认为德军已经无法再发动战略攻势的想法。德国方面的误判则更加严重，不仅希特勒和最高统帅部，就连大多数将领也相信美军会溃不成军地退守马斯河畔。[3]他们没有预见到攻势会在南北两个肩角遭到坚决抵抗，导致部队的机动空间狭窄，且补给线在道路不足及恶劣天气的影响下几近瘫痪。如前所述，希特勒还相信艾森豪威尔因为联合作战的复杂性，不会很快就做出决定。

“盟军反应之迅速确实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约德尔后来承认道，“但最主要的还是我们自己行动缓慢，远远落后于我们的期望。”[4]布莱德雷在平安夜那天自信满满地说道：“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部队能像我军这样高效迅速地行动。”[5]在德军发起进攻的第二天，第1集团军在24小时内就将60000人的部队调到了阿登地区。李中将先前备受诟病的后勤部队也创造了奇迹，他们成功地将85%的军械库存转移到了德军的进攻范围之外。从12月17日到26日，来自军需单位的50000辆卡车和248000名官兵将280万加仑汽油转移到了别处，使得德军的装甲矛头无法从占领的仓库里获得燃料补给。

等到希特勒能够面对现实，却已为时太晚，德军将领在第一周结束的时候就意识到大攻势注定会失败了。[6]他们可能确实做到了出其不意，但却无法做到令美军士气崩溃，而这才是他们所需要的，相反德军的士气开始逐渐低迷。“官兵们对最高统帅部的信心越来越少，这在他们身上表现得相当明显，”鲁道夫·冯·格斯多夫少将在战后的总结中写道，“只有想到祖国和边疆已经大难当头，才能让部队鼓起勇气对抗无情的敌人。”[7]

在德军已经明显无法抵达马斯河畔之后，装甲教导师师长拜尔莱因中将对希特勒和最高统帅部的固执感到绝望，“部队终日等待，继续坚守突出部只意味着更大的兵力和物资损失，对于德军指挥部来说，在这个突出部上的付出和其在战斗中的意义是不成比例的”。他说这个计划最大的错误，是把主要兵力给了第6装甲集团军，而他们肯定会遭到最强有力的抵抗。唯一有希望到达马斯河的是曼陀菲尔的第5装甲集团军，但即使他们成功了，考虑到德军在西线的兵力差距，要抵达安特卫普还是不可能的。他把阿登攻势描述成“德国国防军和最高统帅在最终崩溃前的苟延残喘”[8]。

对美国人来说，阿登战役毫无疑问是一次胜利，但是对英国人而言却是一次政治上的失利。蒙哥马利灾难性的新闻发布会和伦敦媒体不明智的责难，都在为美国民众，特别是在欧洲的美军高级军官之中的仇英情绪煽风点火，这场争吵断绝了丘吉尔让亚历山大元帅取代特德空军上将担任艾森豪威尔副手的希望，马歇尔将军强烈反对这个提案，因为它可能表明英国人赢得了“地面作战控制权的关键点”[9]。而且就如丘吉尔所料，[10]这还产生了更严重的后果，蒙哥马利会发现一旦渡过莱茵河进入德国，他马上会被排挤到一边，英国提出的所有建议都会被忽略，这个国家在盟军内部的影响力走到了尽头。事实上，很难完全排除在11年后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中艾森豪威尔总统对英国人背信弃义的愤怒，是否部分源于1945年1月期间的经历。[A1]

1944年12月16日至1945年1月29日期间，德军和盟军在阿登战役中的伤亡基本持平。德军死亡、受伤或失踪人数总共约80000人；美军伤亡75482人，其中8407人阵亡；英军伤亡1408人，其中200人阵亡。倒霉的美军第106步兵师损失最大，共计8568人，但其中很多人成了战俘。第101空降师阵亡率最高，在战斗中共有535人阵亡。[11]

在阿登战役中，完全由黑人官兵组成的美军战斗部队首次大规模出现在战场上，尽管许多美国高级军官对他们心存忧虑和偏见，但他们在战斗中的表现还不错，就如第17空降师所证明的那样。在第8军中由黑人组成的野战炮兵营不少于9个，支援第106步兵师的7个军属炮兵营中有4个就是由黑人组成的，其中2个炮兵营[A2]转移到了巴斯托涅，并在环形防线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第969野战炮兵营是二战中首支受到杰出部队嘉奖的黑人战斗部队，在阿登地区战斗的黑人部队还有3个坦克歼击营和第761坦克营。约翰·朗（John Long）上尉是第761坦克营B连连长，他声称“不是在为上帝或国家战斗，而是在为我和我的人民战斗”。[12]

阿登战役中未被提及的美军受害者是那些被敌军俘虏的官兵，他们被关进阴森的战俘营，在其中度过了战争的最后几个月。他们到德国的旅程伴随着寒冷的冗长行军，在列车车厢里的行程似乎无穷无尽，其间遭到盟军战斗机的轰炸和扫射，还要忍受着痢疾带来的肮脏和体虚的折磨。

第106步兵师423团3营M连1排2班班长约翰·克兰（John P.Kline）中士在日记中记录了他所遭受的磨难。12月20日，他们被要求整日行军，而且没有食物，也没有饮用水，大兵们不得不一把一把地吃雪。在一个小村庄“德国人要我们脱下套鞋，给当地的平民穿”，他们看到德军士兵坐在缴获的吉普车里，吃着原本属于他们的圣诞节晚餐。12月25日，经历了德国平民向战俘队伍丢石块的事件后，他写下了“圣诞节只在我们心中”的字句。2天以后，他们在下午时分抵达了科布伦茨（Koblenz），从一处机动厨房里领到了汤和面包。就在他们以500人为一队行进的时候，一名穿西装的男人冲到路边，用公文包打他的头，德国卫兵告诉他，这个人肯定是由于最近的轰炸才怒火中烧。[13]

1945年5月，战争接近尾声，澳大利亚战地记者戈弗雷·布伦登（Godfrey Blunden）遇到了一群年轻的饥肠辘辘的美军战俘，大概也是来自第106步兵师的。他说他们看上去“瘦骨嶙峋”，脸颊深陷，脖子细长，“手臂纤细”，对于遇见讲英语的盎格鲁—撒克逊老乡兴奋得“有点歇斯底里”。“今天早上遇到的一些美军战俘，似乎是我见过的最可怜的一群人，”布伦登写道，“他们直到去年12月才来到欧洲，立刻就被派往前线，当月在阿登的德军反攻中遭到迎头痛击。自从被俘之后，他们不停地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他们说有些战友死于德国卫兵的乱棍之下，只是因为走出队伍去田地里挖甜菜。他们格外可怜，因为他们只是群孩子，在美好国度的温馨家园中养尊处优，却被拉到了一无所知的欧洲。他们不像澳大利亚人那么坚强，也不如法国人那么精明，更比不上英国人的顽固不化，他们只是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14]

至少他们还活着，他们的许多战友在囚禁中丧失了求生的意志，空洞的目光仿佛在眺望万里之外的家乡，恰似小库尔特·冯内古特的小说《五号屠场》中具有了“千里眼——5000公里凝视”[15]般的主人公比利·皮尔格林（Billy Pilgrim）。他们沦入茫然的冷漠之中，既不动，也不吃，静静地在饥饿中死去。

希特勒的阿登攻势出其不意又冷酷无情，把恐怖的暴行从东线带到了西线。但是就像日本在1937年入侵中国，纳粹德国在1941年入侵苏联一样，全面战争的冲击并没有达成期待中的普遍恐慌和崩溃，反而激起了大规模的誓死抵抗，人们就算被包围也决心血战到底。当德军进攻时，被孤立的连队一边呼喊一边吹口哨，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坚守关键村镇。官兵们的牺牲为增援部队赢得了所需的时间，这是他们在粉碎希特勒的梦想中做出的重要贡献，德军或许有理由鄙视美国军队，然而他们却因此误判了这支军队中的军人，这也成为了他们在阿登战役中最大的失误。

[1]FMS C-004.

[2]Interrogation of Generalfeldmarschall Keitel and Generaloberst Jodl,20.7.45,TNA WO 231/30.

[3]Seventh Army,FMS A-876.

[4]Generaloberst Alfred Jodl,FMS A-928.

[5]24.12.44,CBHD.

[6]Jodl to Bedell Smith after the war,CMH SC,375 n.47.

[7]Generalmajor Rudolf Freiherr von Gersdorff,FMS A-933.

[8]Generalleutnant Fritz Bayerlein,Panzer Lehr Division,FMS A-941.

[9]quoted D.K.R.Crosswell,Beetle:The Life of General Walter Bedell Smith,Lexington,KY,2010,837.

[10]Churchill to Ismay,10.1.45,TNA PREM 3 431/2.

[11]CMH SC,396;and Royce L.Thompson,OCMH,typescript,28.4.52,CMH 2-3.7 AE P-15.

[12]Gerald K.Johnson,‘The Black Soldiers in the Ardennes’,Soldiers,February 1981,16ff.

[13]The Service Diary of German War Prisoner#315136’,Sgt John P.Kline,Coy M,3rd Battalion,423rd Infantry Regiment,CBMP,Box 2.

[14]19.4.45,GBP.

[15]Vonnegut on C-Span,New Orleans,30.5.95.

[A1]积怨在他的余生中一直存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多年、连苏伊士运河危机都成为了历史之后，当科尼利厄斯·瑞恩（Cornelius Ryan）询问他关于蒙哥马利的事情时，艾森豪威尔还是爆发了：“他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他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的一生中从不会犯错。”蒙哥马利试图“证实美国人，尤其是我毫无信誉，与这场战争毫无关系。我只是跟他断绝了来往”。Cornelius J Ryan Collection,Ohio University,Box 43,file 7,t.s.,n.d.——作者注

[A2]第969野战炮兵营和第333野战炮兵营，前者装备155毫米榴弹炮。——译者注

致谢

如果没有大批朋友与陌生人的帮助，这样一本书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完成的。我尤其要感谢里克·阿特金森（Rick Atkinson），在我写作的过程中，他慷慨地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倾囊相授。事实证明，这些成果是一份出色的指南，在最容易搞得手忙脚乱的初期材料收集阶段，为我节省了大量时间。

我还要向诸多朋友致以由衷的感谢，德军第2装甲师被重创的塞勒地区，如今为阿德兰·德利德凯尔克·博福尔伯爵（Le comte Hadelin de Liedekerke Beaufort）所有，他不仅邀我前去小住，还把我引荐给谙熟战争期间塞勒和罗什福尔地区民众遭遇的历史学家让—米歇尔·德尔沃（M.Jean-Michel Delvaux），他的工作令人印象深刻，对我大有帮助。第116装甲师的作战地域如今为阿伦贝格公爵（le duc d'Arenberg）所有，他热心地安排自己的管家保罗·戈比（M.Paul Gobiet）驾车带我游览附近的历史名胜。

英国国防部空军战史部门的主管塞巴斯蒂安·考克斯（Sebastian Cox）在空军相关材料的使用上提供了广泛的建议，尤其是在底板行动的细节方面助益颇多。奥兰多·菲格斯（Orlando Figes）将我引荐给他的舅父埃内斯特·翁格尔（Ernest Unger），后者热心地讲述了博恩·格哈特·翁格尔（Born Gerhardt Unger）的故事。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的罗恩·施罗尔（Ron Schroer）联系了汉斯·波斯特（Hans Post），后者热心地提供了自己的回忆以及对他战时在武装党卫军部队服役经历的采访录音。美国陆军战争学院的塔米·戴维斯·比德尔（Tami Davis Biddle）教授，马克斯·黑斯廷斯（Max Hastings）爵士，斯蒂芬·戈贝尔（Stefan Goebel）博士和詹姆斯·霍兰德（James Holland）博士都为我提供了建议、资料与书籍。

我还要感谢我在法国的出版人罗纳德·布伦登（Ronald Blunden），他为我提供了他的父亲戈弗雷·布伦登（Godfrey Blunden）的资料；盟军最高统帅部空军副参谋长、战后晋升空军上将的詹姆斯·米尔恩·罗布（James Milne Robb）爵士的女儿安妮·英杜妮（Anne Induni）女士，为我提供了他父亲的文件，即1946年11月在本特利修道院（Bentley Priory）的英国皇家空军战斗机司令部写就的《战争高级指南》；以及亚瑟·库奇（Arthur S.Couch）博士未公开出版的1944年冬季的私人回忆。

当然，我也非常感激英国国家档案馆档案保管员威廉·斯潘塞（William Spencer）及其同事的帮助和出色建议；以及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卡莱尔（Carlisle）的美国陆军军事历史研究所（USAMHI）的康拉德·克兰（Conrad Crane）博士、理查德·萨默斯（Richard Sommers）博士和所有工作人员，马里兰大学美国国家档案馆（NARA）新馆的蒂姆·嫩宁格（Tim Nenninger）博士和理查德·波伊泽（Richard Peuser）博士；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军事档案馆利德尔·哈特中心和帝国战争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还有帮助我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帝国战争博物馆和利德尔·哈特中心收集资料的哈兰·埃文斯（Harland Evans）。

最后，我永远感激我的经纪人暨挚友安德鲁·纽伦堡（Andrew Nurnberg）和美国的罗宾·斯特劳斯（Robin Straus），还有我在伦敦企鹅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埃莉奥·戈登（Eleo Gordon）和纽约的凯瑟琳·考特（Kathryn Court）。彼得·詹姆斯（Peter James）再次证明自己是一名出色的文字编辑，不过我最感谢的永远是我的妻子兼初审编辑阿蒂米斯（Artemis）。这本书献给我的儿子亚当（Adam），在我撰写最为复杂的几章时，他在现代史科目中一举夺魁，从而鞭策我奋笔疾书。

附录A　军衔列表

美军

Private

二等兵

Private First Class

一等兵

Corporal/Technician Fifth Grade

下士/三级技术兵

Sergeant/Technician Fourth Grade

中士/二级技术兵

Staff Sergeant/Technician Third Grade

上士/一级技术兵

First Sergeants/Technical Sergeant

二级军士长/技术军士长

Master Sergeant

一级军士长

英军

Private/Trooper

二等兵

Lance Corporal

一等兵

Corporal

下士

Sergeant

中士

Coy/Sqn Sergeant Major

连军士长

Regimental Sergeant Major

团军士长

Warrant Officer（ClassII）

二级准尉

Warrant Officer（Class I）

一级准尉

德国国防军

Schütze

列兵

Oberschütze

上等列兵

Gefreiter

二等兵

Obergefreiter

一等兵

Stabsgefreiter

上等兵

Unteroffizier

下士

Unterfeldwebel

中士

Feldwebel

上士

Oberfeldwebel

军士长

Hauptfeldwebel

连军士长

Stabsfeldwebel

总军士长

武装党卫军

SS-Schütze

队员

SS-Oberschütze

高级队员

SS-Sturmmann/SS-Staffel-Sturmmann

突击队员

SS-Rottenführer

分队长

SS-Unterscharführer

三级小队副

SS-Scharführer

三级小队长

SS-Oberscharführer

二级小队长

SS-Hauptscharführer

一级小队长

SS-Sturmscharführer

突击队小队长

美军

2nd Lieutenant

少尉

Lieutenant

中尉

Captain

上尉

Major

少校

Lieutenant Colonel

中校

Colonel

上校

Brigadier General

准将

Major General

少将

Lieutenant General

中将

General

上将

General of the Army

五星上将

英军

2nd Lieutenant

少尉

Lieutenant

中尉

Captain

上尉

Major

少校

Lieutenant Colonel

中校

Colonel

上校

Brigadier General

准将

Major General

少将

Lieutenant General

中将

General

上将

Field Marshal

元帅

德国国防军

Lentnante

少尉

Oberleutnante

中尉

Hauptmann

上尉

Major

少校

Oberstleutnant

中校

Oberst

上校

Generalmajor

少将

Generalleutnant

中将

General der

兵种上将

Generaloberst

大将

Generalfeldmarschall

陆军元帅

武装党卫军

SS-Untersturmführer

三级突击队中队长

SS-Obersturmführer

二级突击队中队长

SS-Hauptsturmführer

一级突击队中队长

SS-Sturmbannführer

二级突击队大队长

SS-Obersturmbannführer

一级突击队大队长

SS-Standartenführer

旗队长

SS-Oberführer

区队长

SS-Brigadeführer und Generalmajor der Waffen-SS

旅队长兼武装党卫军少将

SS-Gruppenführer und Generalleutnant der Waffen-SS

地区总队长兼武装党卫军中将

SS-Obergruppenführer und General der Waffen-SS

全国副总指挥兼武装党卫军上将

SS-Oberstgruppenführer und Generaloberst der Waffen-SS

全国总指挥兼武装党卫军大将

译者说明：由于原作者的军衔对照表比较笼统和简单，为了让读者更清晰地了解二战时期各国陆军的军衔情况，译者重新制作了这份军衔对照表，并对此表做一些简单说明。各个国家的军衔体系都有各自的传承，在不同的层级上面都有符合各自国情的特色军衔，各国之间并不能完全相互对应起来，即便到了当代同样如此。这份军衔对照表是二战时期各国军人军衔的对照参考，因为各国的解读并不相同，所以彼此的军人军衔并不能完全对等。比如德国陆军中没有准将却有兵种将军和大将，于是英美国家就把德国的将军降了一等，以其少将军衔来对应自己的准将军衔（少将以上以此类推）。但德国的少将享受的是将军待遇，英美国家的准将却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将军，因此译者还是按照德国的习惯将其恢复。德国国防军士兵的层级分为五级，这是其他国家所罕见的，因此长期以来德军士兵军衔的翻译相当混乱。由于德语中德国陆军各兵种都有自己独立的名称，正式称谓中都带有兵种名，如步兵列兵（Schütze）、炮兵列兵（Kanonier）、装甲兵列兵（Panzerschütze）、骑兵列兵（Reiter）等，译者无法一一列出，为了行文方便，译者只采用了数量最多最常见的步兵作为代表。武装党卫军是二战时期纳粹德国的特殊部队，其军衔体系和党卫队内部其他系统（主要是普通党卫队、党卫队机动部队、党卫队集中营骷髅部队、党卫队保安局）的军衔并不一样，又和国防军完全不同，而且随着时间的变换还调整过一次，因此译者采用的是使用到战争结束的那套最终军衔。这套军衔的特色是将军的军衔称谓冗长，因为从1940年开始，所有相当于陆军将军级别的武装党卫军军官同时获得了相应的陆军军衔，于是这批武装党卫军军衔就加上了“und（陆军将军军衔）der Waffen-SS”。为了保证行文的准确和对历史的尊重，正文中某人具有的此类军衔首次出现时我都写了全称，只在后文中使用了简称。

附录B　阿登战役双方战斗序列

盟军

第12集团军群

指挥官奥马尔·纳尔逊·布莱德雷（Omar Nelson Bradley）中将

美军第1集团军

指挥官考特尼·希克斯·霍奇斯（Courtney Hicks Hodges）中将

集团军直属部队

第5比利时燧发枪兵营；第526装甲步兵营；第99步兵营

第143、413防空营

第5军

军长伦纳德·汤森·杰罗（Leonard Townsend Gerow）少将

军直属部队

第102机械化骑兵群；第38骑兵侦察中队和第102骑兵侦察中队（临时配属）

第613坦克歼击营

第186、196、200、955野战炮兵营

第187野战炮兵群（第751、第997野战炮兵营

第190野战炮兵群（第62、第190、第272、第268野战炮兵营）

第406野战炮兵群（第76、第941、第953、第987野战炮兵营）

第1111战斗工兵群（第51、第202、第291、第296战斗工兵营）

第1121战斗工兵群（第146、第254战斗工兵营）

第1195战斗工兵群

第134、第387、第445、第460、第461、第531、第602、第639、第863防空营

第1步兵师“大红一师”（Big Red One）

师长克利夫特·安德勒斯（Clift Andrus）准将

第16、第18、第26步兵团

第5、第7、第32、第33野战炮兵营

第745坦克营；第634、第703坦克歼击营

第1战斗工兵营；第103防空营

第2步兵师“印第安人头”（Indianhead）

师长沃尔特·梅尔维尔·罗伯逊（Walter Melville Robertson）少将

第9、第23、第38步兵团

第12、第15、第37、第38野战炮兵营

第741坦克营；第612、第644坦克歼击营

第2战斗工兵营；第462防空营

第9步兵师“老可靠”（Old Reliables）

师长路易斯·亚力克·克雷格（Louis AleckCraig）少将

第39、第47、第60步兵团

第26、第34、第60、第84野战炮兵营

第15战斗工兵营；第38骑兵侦察中队

第746坦克营；第376、第413防空营

第78步兵师“闪电”（Lightning）

师长小埃德温·皮尔逊·帕克（Edwin Pearson Parker,Jr.）少将

第309、第310、第311步兵团

第307、第308、第309、第903野战炮兵营

第709坦克营；第628、第893坦克歼击营

第303战斗工兵营；第552防空营

第5装甲师R战斗群（临时配属）；第2游骑兵营（临时配属）

第99步兵师“棋盘格”（Checkerboard）

师长沃尔特·欧内斯特·劳尔（Walter ErnestLauer）少将

第393、第394、第395步兵团

第370、第371、第372、第924野战炮兵营

第324战斗工兵营；第801坦克歼击营

第535防空营

第7军

军长约瑟夫·劳顿·柯林斯（Joseph Lawton Collins）少将

军直属部队

第4骑兵群；第29步兵团；第740坦克营

第509伞兵营；第298战斗工兵营

第18野战炮兵群（第188、第666、第981野战炮兵营）

第142野战炮兵群（第195、第266野战炮兵营）

第188野战炮兵群（第172、第951、第980野战炮兵营）

第18、第83、第87、第183、第193、第957、第991野战炮兵营

第342、第366、第392、第1308、第1313工程兵团

2个法国轻型步兵营

第2装甲师“地狱之轮”（Hell on Wheels）

师长欧内斯特·内森·哈蒙（Ernest Nason Harmon）少将

A战斗群、B战斗群、R战斗群；第41装甲步兵团；第66、第67装甲团

第14、第78、第92自行火炮营

第17装甲工兵营；第82侦察营

第702坦克歼击营；第195防空营

第738坦克营一部（特别—扫雷）临时配属

第3装甲师“矛尖”（Spearhead）

师长莫里斯·罗斯（Maurice Rose）少将

A战斗群、B战斗群、R战斗群；第36装甲步兵团；第32、第33装甲团

第54、第67、第391自行火炮营

第23装甲工兵营；第83装甲侦察营

第643、703坦克歼击营；第486防空营

第83步兵师“俄亥俄”（Ohio）

师长罗伯特·昌西·梅肯（Robert Chauncey Macon）少将

第329、第330、第331步兵团

第322、第323、第324、第908野战炮兵营

第308战斗工兵营；第453防空营

第774坦克营；第772坦克歼击营

第84步兵师“劈木人”（Railsplitters）

师长亚历山大·拉塞尔·博林（Alexander Russell Bolling）准将

第333、第334、第335步兵团

第325、第326、第327、第909野战炮兵营

第309战斗工兵营

第701坦克营（12月20日被771坦克营替换）

第638坦克歼击营；第557防空营

第18空降军

军长马修·邦克·李奇微（Matthew Bunker Ridgway）少将

军直属部队

第14机械化骑兵群

第254、第275、第400、第460野战炮兵营

第79野战炮兵群（第153、第551、第552野战炮兵营）

第179野战炮兵群（第259、第965野战炮兵营

第211野战炮兵群（第240、第264野战炮兵营）

第401野战炮兵群（第187、第809野战炮兵营）

第7装甲师“幸运七”（Lucky Seventh）

师长罗布特·威尔逊·哈斯布鲁克（Robert Wilson Hasbrouck）准将

A战斗群、B战斗群、R战斗群；第23、第38、第48装甲步兵营

第17、第31、第40坦克营；第87骑兵侦察中队

第434、第440、第489自行火炮营

第33装甲工兵营；第814坦克歼击营

第203防空营；第820坦克歼击营（12月25日—30日配属）

第30步兵师“老山核桃”（Old Hickory）

师长利兰·斯坦福·霍布斯（Leland StanfordHobbs）少将

第117、第119、第120步兵团

第113、第118、第197、第230野战炮兵营

第517伞兵团（临时配属）；第105战斗工兵营

第743坦克营；第823坦克歼击营

第110、第431、第448防空营

第75步兵师“时刻准备”（Make Ready）

师长费伊·布林克·普里克特（Fay BrinkPrickett）少将

第289、第290、第291步兵团

第730、第897、第898、第899野战炮兵营

第275战斗工兵营；第440防空营

第750坦克营；第629、第772坦克歼击营

第82空降师“全美”（All American）

师长詹姆斯·莫里斯·加文（James Maurice Gavin）

第504、第505、第507、第508伞兵团

第325滑翔机机降步兵团；第307空降工兵营

第319、第320滑翔机机降野战炮兵营

第376、第456伞降野战炮兵营；第80防空营

第551伞兵营；第628坦克歼击营（1月2日—11日临时配属）

第740坦克营（12月30日—1月11日临时配属）

第643坦克歼击营（1月4日—5日临时配属）

第106步兵师“金狮”（Golden Lions）

师长艾伦·沃尔特·琼斯（Alan Walter Jones）少将

第422、第423、第424步兵团

第589、第590、第591、第592野战炮兵营

第81战斗工兵营；第820坦克歼击营

第634防空营（12月8日—18日）

第440防空营（12月8日—1月4日）

第563防空营（12月9日—18日）

第101空降师“呼啸山鹰”（Screaming Eagles）

代理师长安东尼·克莱门特·麦考利夫（Anthony Clement McAuliffe）准将；师长马克斯韦尔·达文波特·泰勒（Maxwell Davenport Taylor）少将

第501、第502、第506伞兵团

第327滑翔机机降步兵团；第401滑翔机机降步兵团1营

第321、第907滑翔机机降野战炮兵营

第377、第463伞降野战炮兵营

第326空降工兵营；第705坦克歼击营

第81空降防空营

美军第3集团军

指挥官小乔治·史密斯·巴顿（George Smith Patton，Jr.）中将

集团军直属部队

第109、第115、第217、第777高射机枪营

第456、第465、第550、第565防空营

第280战斗工兵营（后调给第9集团军）

第3军

军长约翰·米利金（John Millikin）少将

军直属部队

第6机械化骑兵群；第179、第274、第776、第777野战炮兵营

第193野战炮兵群（第177、第253、第696、第776、第949野战炮兵营）

第203野战炮兵群（第278、第742、第762野战炮兵营）

第1137战斗工兵群（第145、第188、第249战斗工兵营）

第183、第243战斗工兵营；第467、第468防空营

第4装甲师“单独行动”（Deeds alone）

师长休·约瑟夫·加菲（Hugh Joseph Gaffey）少将

A战斗群、B战斗群、R战斗群；第8、第35、第37坦克营

第10、第51、第53装甲步兵营；第22、第66、第94自行火炮营

第24装甲工兵营；第25骑兵侦察中队

第489防空营；第704坦克歼击营

第6装甲师“超级六”（Super Sixth）

师长罗伯特·沃克·格罗（Robert Walker Grow）少将

A战斗群、B战斗群、R战斗群；第15、第68、第69坦克营

第9、第44、第50装甲步兵营

第128、第212、第231自行火炮营

第25装甲工兵营；第86骑兵侦察中队

第691坦克歼击营；第777防空营

第26步兵师“美国佬”（Yankee）

师长威拉德·斯图尔特·保罗（Willard Stewart Paul）少将

第101、第104、第328步兵团

第101、第102、第180、第263野战炮兵营

第101战斗工兵营；第735坦克营

第818坦克歼击营；第390防空营

第35步兵师“圣达菲”（Santa Fe）

师长保罗·威廉·巴德（Paul William Baade）少将

第134、第137、第320步兵团

第127、第161、第216、第219野战炮兵营

第60战斗工兵营；第654坦克歼击营

第448防空营

第90步兵师“凶悍牌手”（Tough'Ombres）

师长詹姆斯·奥尔沃德·范佛里特（James Alward Van Fleet）少将

第357、第358、第359步兵团

第343、第344、第345、第915野战炮兵营

第315战斗工兵营；第773坦克歼击营

第774坦克歼击营（12月21日—1月6日）

第537防空营

第8军

军长特洛伊·休斯敦·米德尔顿（Troy Houston Middleton）少将

军直属部队

第174野战炮兵群（第965、第969、第700野战炮兵营）

第333野战炮兵群（第333、第771野战炮兵营）

第402野战炮兵群（第559、第561、第740野战炮兵营）

第422野战炮兵群（第81、第174野战炮兵营）

第687野战炮兵营；第178、第249战斗工兵营

第1102工兵群（第341工程兵团）

第1107战斗工兵群（第159、第168战斗工兵营）

第1128战斗工兵群（第35、第44、第202战斗工兵营）

法军轻步兵（6个梅斯地区轻步兵营）

第467、第635、第778防空营

第9装甲师“幽灵”（Phantom）

师长约翰·威廉·伦纳德（John William Leonard）少将

A战斗群、B战斗群、R战斗群；第27、第52、第60装甲步兵营

第2、第14、第19坦克营；第3、第16、第73自行火炮营

第9装甲工兵营；第89骑兵侦察中队

第811坦克歼击营；第482防空营

第11装甲师“雷电”（Thunderbolt）

师长查尔斯·所罗门·基尔伯恩（CharlesSolomonKilburn）准将

A战斗群、B战斗群、R战斗群；第21、第55、第63装甲步兵营

第22、第41、第42坦克营；第490、第491、第492自行火炮营

第56装甲工兵营；第602坦克歼击营

第41骑兵侦察中队；第575防空营

第17空降师“金色利爪”（Golden Talons）

师长威廉·梅尼迪尔·米利（William Maynadier Miley）少将

第507、513伞兵团；第193、第194滑翔机机降步兵团

第680、第681滑翔机机降野战炮兵营；第466伞降野战炮兵营

第139空降工兵营；第155空降防空营

第28步兵师“拱顶石”（Keystone）

师长诺曼·丹尼尔·科塔（Norman Daniel Cota）少将

第109、第110、第112步兵团

第107、第108、第109、第229野战炮兵营

第103战斗工兵营；第447防空营

第707坦克营；第602、第630坦克歼击营

第87步兵师“金橡果”（Golden Acorn）

师长小弗兰克·刘易斯·丘林（Frank Lewis Culin,Jr.）准将

第345、第346、第347步兵团

第334、第335、第336、第912野战炮兵营；第312战斗工兵营

第761坦克营；第549防空营

第610坦克歼击营（12月14日—22日）

第691坦克歼击营（12月22日—24日和1月8日—26日）

第704坦克歼击营（12月17日—19日）

第12军

军长曼顿·斯普拉格·埃迪（Manton Sprague Eddy）少将

军直属部队

第2机械化骑兵群

第161、第244、第277、第334、第336、第736野战炮兵营

第177野战炮兵群（第215、第255、第775野战炮兵营）

第182野战炮兵群（第802、第945、第974野战炮兵营）

第183野战炮兵群（第695、第776野战炮兵营）

第404野战炮兵群（第273、第512、第752野战炮兵营）

第1303工程兵团

第4步兵师“常春藤”（Ivy）

师长雷蒙德·奥斯卡·巴顿（Raymond Oscar Barton）少将

第8、第12、第22步兵团；第20、第29、第42、第44野战炮兵营

第4战斗工兵营；第70坦克营

第802、803坦克歼击营；第377防空营

第5步兵师“红钻”（Red Diamond）

师长斯塔福德·勒鲁瓦·欧文（Stafford LeRoy Irwin）少将

第2、第10、第11步兵团；第19、第21、第46、第50野战炮兵营

第7战斗工兵营；第737坦克营；第449防空营

第654坦克歼击营（12月22日—25日）；第803坦克歼击营（自12月25日起）

第807坦克歼击营（12月17日—21日）；第818坦克歼击营（7月13日—12月20日）

第10装甲师“猛虎”（Tiger）

师长小威廉·亨利·哈里森·莫里斯（William Henry Harrison Morris,Jr.）少将

A战斗群、B战斗群、R战斗群；第20、第54、第61装甲步兵营

第3、第11、第21坦克营；第609坦克歼击营

第419、第420、第423自行火炮营

第55装甲工兵营；第90骑兵侦察中队

第796防空营

第80步兵师“蓝岭”（Blue Ridge）

师长霍勒斯·洛根·麦克布莱德（Horace Logan McBride）少将

第317、第318、第319步兵团

第313、第314、第315、第905野战炮兵营；第702坦克营

第305战斗工兵营；第633防空营

第610坦克歼击营（11月23日—12月6日及12月21日—1月28日）

第808坦克歼击营（9月25日—12月21日）

第21集团军群

指挥官伯纳德·劳·蒙哥马利元帅

第30军

军长布赖恩·格温·霍罗克斯（Brian Gwyne Horrocks）中将

军直属部队

第2皇家骑兵团；第11轻骑兵团

第4、第5皇家马拉炮兵团；第27皇家轻型防空团

第7、第64、第84皇家中型炮兵团

第6空降师

师长埃里克·路易斯·博尔斯（Eric Louis Bols）少将

第6皇家装甲兵空降装甲侦察团

第249皇家空降野战工兵连；第3、第591皇家伞降工兵中队；第3、第9皇家空降工兵中队；第53皇家轻型炮兵团；第3、第4皇家机降反坦克连

第22独立伞兵连

第3伞兵旅（第8、第9伞兵营；第1加拿大伞兵营）

第5伞兵旅（第7、第12、第13伞兵营）

第6机降旅（德文郡团第12营；牛津郡和白金汉郡轻兵步团2营；皇家阿尔斯特来复枪团1营）

第51（高地）步兵师

师长托马斯·戈登·伦尼（Thomas Gordon Rennie）少将

德比郡第2义勇骑兵队

第126、第127、第128皇家野战炮兵团；第61皇家反坦克团；第40皇家轻型防空团

第274、第275、第276皇家野战工兵连

米德尔塞克斯郡团第1/7机枪营

第152步兵旅（瑟福斯高地人团2营；瑟福斯高地人团5营；王后属卡梅伦高地人团5营）

第153步兵旅（黑卫第5营；戈登高地人团1营；戈登高地人团第5/7营）

第154步兵旅（黑卫第1营；黑卫第7营；阿盖尔—萨瑟兰高地人团7营）

第53（威尔士）步兵师

师长罗伯特·诺克斯·罗斯（Robert KnoxRoss）少将

第81、第83、第133皇家野战炮兵团

第53皇家装甲兵侦察团

第71皇家反坦克团；第25皇家轻型防空团

第244、第282、第555皇家野战工兵连

第71步兵旅（牛津及白金汉郡轻兵步团1营；高地轻步兵团1营；皇家韦尔奇燧发枪兵团4营）

第158步兵旅（皇家韦尔奇燧发枪兵团7营；韦尔奇团第1/5营；东兰开夏郡团1营）

第160步兵旅（蒙茅斯郡团2营；韦尔奇团第1/5营；皇家韦尔奇燧发枪兵团6营）

第29装甲旅

旅长查尔斯·巴尼特·卡梅伦·哈维（Charles Barnet Cameron Harvey）准将

第23轻骑兵团；第3皇家坦克团；法夫—福法尔第2义勇骑兵队

来复枪旅第8营

第33装甲旅

旅长亨利·鲍尔弗·斯科特（Henry BalfourScott）准将

第144皇家装甲兵团

北安普顿郡第1义勇骑兵队

东赖丁第1义勇骑兵队

第34坦克旅

旅长威廉·斯坦诺普·克拉克（William StanhopeClarke）准将

第9皇家坦克团；第107皇家装甲兵团；第147皇家装甲兵团

军预备队

禁卫装甲师

第50（诺森伯兰郡）步兵师

德军

B集团军群

指挥官奥托·莫里茨·瓦尔特·莫德尔（Otto Moritz Walter Model）元帅

第5装甲集团军

指挥官哈索—埃卡德·冯·曼陀菲尔（Hasso-Eccard von Manteuffel）装甲兵上将

集团军直属部队

第19防空旅；第207、第600工兵营

第653重坦克歼击营；第669东方营

第638、第1094、第1095重炮兵营

第25/975要塞炮兵连；第1099、第1119、第1121重迫击炮连

第47装甲军

军长海因里希·迪波尔德·格奥尔格·冯·吕特维茨（Heinrich Diepold Georg von Lüttwitz）装甲兵上将

军直属部队

第766国民炮兵军；第15国民火箭炮旅；第182防空团

第2装甲师

师长迈因哈德·冯·劳赫特（Meinhard von Lauchert）上校

第3装甲团；第2、304装甲掷弹兵团

第74装甲炮兵团；第2装甲侦察营

第38坦克歼击营；第38装甲工兵营；第273陆军防空营

第9装甲师

师长哈拉尔德·冯·埃尔弗费尔特（Harald von Elverfeldt）少将

第33装甲团；第10、第11装甲掷弹兵团

第102装甲炮兵团；第9装甲侦察营

第50坦克歼击营；第86装甲工兵营；第287陆军防空营

第301重装甲营（临时配属）

装甲教导师

师长弗里茨·赫尔曼·米夏埃尔·拜尔莱因（Fritz Hermann Michael Bayerlein）中将

第130装甲教导团；第901、第902装甲掷弹兵教导团

第130装甲炮兵团；第130装甲侦察教导营

第130坦克歼击营；第130装甲工兵教导营；第311陆军防空营

第559坦克歼击营（临时配属）；第243突击炮旅（临时配属）

第26国民掷弹兵师

师长海因茨·科科特（Heinz Kokott）上校（1945年1月1日晋升少将）

第39燧发枪兵团；第77、第78掷弹兵团；第26炮兵团

第26侦察营；第26坦克歼击营；第26工兵营

元首卫队旅

旅长奥托·恩斯特·雷默（Otto Ernst Remer）上校

元首卫队装甲营（5个连）；第200突击炮旅（2个连）；元首卫队装甲掷弹兵团（2个营）；第828步兵营（特遣）；第928掷弹兵营（自行车）；元首卫队炮兵营；第828掷弹兵营；元首防空团

第66军

军长瓦尔特·卢赫特（Walter Lucht）炮兵上将

军直属部队

第16国民火箭炮旅（第86、第87火箭炮团）

第244突击炮旅；第460重炮兵营

第18国民掷弹兵师

师长京特·霍夫曼—舍恩博恩（Günther Hoffmann-Schoenborn）少将

第293、第294、第295掷弹兵团；第1818炮兵团

第1818坦克歼击营；第1818工兵营

第62国民掷弹兵师

师长弗里德里希·基特尔（Friedrich Kittel）少将

第164、第183、第190掷弹兵团；第162炮兵团

第162坦克歼击营；第162工兵营

第58装甲军

军长瓦尔特·克吕格尔（Walter Krüger）装甲兵上将

军直属部队

第401国民炮兵军；第7国民火箭炮旅（第84、第85火箭炮团）

第1防空团

第116装甲师

师长西格弗里德·冯·瓦尔登堡（Siegfried von Waldenburg）少将

第16装甲团；第60、第156装甲掷弹兵团

第146装甲炮兵团；第116装甲侦察营

第228坦克歼击营；第675装甲工兵营；第281陆军防空营

第560国民掷弹兵师

师长鲁道夫·巴德尔（Rudolf Bader）少将

第1128、第1129、第1130掷弹兵团；第1560炮兵团

第1560坦克歼击营；第1560工兵营

第39装甲军

军长卡尔·古斯塔夫·阿道夫·德克尔（Karl Gustav Adolf Decker）装甲兵上将

第167国民掷弹兵师

师长汉斯库尔特·赫克尔（Hanskurt Höcker）中将

第331、第339、第387掷弹兵团；第167炮兵团

第167坦克歼击营；第167工兵营

第6装甲集团军

指挥官约瑟夫·“塞普”·迪特里希（Josef“Sepp”Dietrich）党卫队全国总指挥兼武装党卫军装甲兵大将

集团军直属部队

第506重装甲营；第683重坦克歼击营

第217突击装甲营；第394、第667、第902突击炮营

第741坦克歼击营；第1098、第1110、第1120重榴弹炮连

第428重迫击炮连；第2空军高炮师（第41、第43团）

海特战斗群

党卫军第1装甲军

军长赫尔曼·普里斯（Hermann Priess）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兼武装党卫军中将

军直属部队

第14、第51、第53、第54火箭炮团；党卫军第501炮兵营

第388国民炮兵军；第402国民炮兵军

党卫军第1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装甲师

师长威廉·蒙克（Wilhelm Mohnke）党卫队区队长

党卫军第1装甲团；党卫军第1、第2装甲掷弹兵团

党卫军第1装甲炮兵团；党卫军第1装甲侦察营；党卫军第1坦克歼击营

党卫军第1装甲工兵营；党卫军第1防空营；党卫军第501重装甲营（临时配属）；第84空军高炮营（临时配属）

第3伞兵师

师长瓦尔特·瓦登（Walter Wadehn）空军少将

第5、第8、第9伞兵团；第3空降炮兵团

第3伞兵坦克歼击营；第3空降工兵营；第3伞兵防空营

党卫军第12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

师长胡戈·克拉斯（Hugo Kraas）党卫队旗队长

党卫军第12装甲团；党卫军第25、第26装甲掷弹兵团

党卫军第12装甲炮兵团；党卫军第12装甲侦察营

党卫军第12坦克歼击营；党卫军第12装甲工兵营；党卫军第12防空营

第560重坦克歼击营（临时配属）

第12国民掷弹兵师

师长格哈德·米夏埃尔·恩格尔（Gerhard Michael Engel）少将

第27燧发枪兵团；第48、第89掷弹兵团；第12燧发枪兵营

第12炮兵团；第12坦克歼击营；第12工兵营

第277国民掷弹兵师

师长威廉·菲比希（Wilhelm Viebig）上校（1945年1月1日晋升少将）

第989、第990、第991掷弹兵团；第277炮兵团

第277坦克歼击营；第277工兵营

第150装甲旅

旅长奥托·斯科尔策尼（Otto Skorzeny）党卫队一级突击队大队长

2个装甲连；2个装甲掷弹兵连；2个坦克歼击连

1个重迫击炮营（2个连）；1个工兵连；党卫军第600伞兵营

党卫军第2装甲军

军长威廉·比特里希（Wilhelm Bittrich）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兼武装党卫军上将

军直属部队

第410国民炮兵军；党卫军第502火箭炮营

党卫军第2帝国装甲师

师长海因茨·贝尔纳德·拉默丁（Heinz Bernard Lammerding）党卫队旅队长兼武装党卫军少将

党卫军第2装甲团；党卫军第3、第4装甲掷弹兵团

党卫军第2装甲炮兵团；党卫军第2装甲侦察营；党卫军第1坦克歼击营

党卫军第2装甲工兵营；党卫军第2防空营

党卫军第9霍恩施陶芬装甲师

师长西尔维斯特·施塔德勒（Sylvester Stadler）党卫队旅队长兼武装党卫军少将

党卫军第9装甲团；党卫军第19、20装甲掷弹兵团

党卫军第9装甲炮兵团；党卫军第9装甲侦察营；党卫军第9坦克歼击营

党卫军第9装甲工兵营；党卫军第9防空营；第519重坦克歼击营（临时配属）

第67军

军长奥托·马克西米利安·希茨费尔德（Otto Maximilian Hitzfeld）中将

军直属部队

第17国民火箭炮旅（第88、第89火箭炮团）

第405国民炮兵军；第1001重突击炮连

第3装甲掷弹兵师

师长瓦尔特·登克特（Walter Denkert）少将

第8、第29装甲掷弹兵团；第103装甲营；第3摩托化炮兵团

第103装甲侦察营；第3坦克歼击营；第3摩托化工兵营；第3防空营

第246国民掷弹兵师

师长彼得·克特（Peter Körte）上校

第352、第404、第689掷弹兵团；第246炮兵团

第246坦克歼击营；第246工兵营

第272国民掷弹兵师

师长欧根·柯尼希（Eugen König）少将

第980、第981、第982掷弹兵团；第272炮兵团

第272坦克歼击营；第272工兵营

第326国民掷弹兵师

师长埃尔温·卡施内尔（Erwin Kaschner）上校（1944年12月23日晋升少将）

第751、第752、第753掷弹兵团；第326炮兵团

第326坦克歼击营；第326工兵营

第7集团军

指挥官埃里希·布兰登贝格尔（Erich Brandenberger）装甲兵上将

集团军直属部队

第657、第668重坦克歼击营

第501要塞反坦克营

第47摩托化工兵旅；第1092、第1093、第1124、第1125重榴弹炮连

第660重炮兵连；第1029、第1039、第1122重臼炮连

第999惩戒营；第44要塞机枪营；第15防空团

第53军

军长埃德温·冯·罗特基希（Edwin von Rothkirch）骑兵上将

第9国民掷弹兵师

师长维尔纳·科尔布（Werner Kolb）上校

第36、第57、第116掷弹兵团；第9炮兵团

第9坦克歼击营；第9工兵营

第15装甲掷弹兵师

师长汉斯·约阿希姆·德克特（Hans Joachim Deckert）上校

第104、第115装甲掷弹兵团；第115装甲营；第33炮兵团

第115装甲侦察营；第33坦克歼击营；第33工兵营；第315陆军防空营

元首掷弹兵旅

旅长汉斯—约阿希姆·卡勒（Hans-Joachim Kahler）上校

第99装甲掷弹兵团；第101装甲团（5个连）；第911突击炮旅（3个连）

第1124坦克歼击连；第1124工兵连；第124防空营

元首掷弹兵炮兵团（1个营）；第1124装甲侦察连

第80军

军长弗朗茨·拜尔（Franz Beyer）步兵上将

军直属部队

第408国民炮兵军；第8国民火箭炮旅；第2火箭炮教导团

第212国民掷弹兵师

师长弗朗茨·海因里希·奥托·森斯福斯（Franz Heinrich OttoSensfuss）中将

第316、第320、第423掷弹兵团；第212燧发枪兵营；第212炮兵团

第212坦克歼击营；第212工兵营

第276国民掷弹兵师

师长库尔特·默林（Kurt Möhring）中将（死后追晋），12月18日后由胡戈·登普沃尔夫（Hugo Dempwolff）上校代理

第986、第987、第988掷弹兵团；第276炮兵团

第276坦克歼击营；第276工兵营

第340国民掷弹兵师

师长特奥多尔·托尔斯多夫（Theodor Tolsdorff）上校

第694、第695、第696掷弹兵团；第340炮兵团

第340坦克歼击营；第340工兵营

第85军

军长巴普蒂斯特·克尼斯（Baptist Kniess）步兵上将

军直属部队

第406国民炮兵军；第18国民火箭炮旅（第21、第22火箭炮团）

第5伞兵师

师长塞巴斯蒂安·路德维希·海尔曼（Sebastian Ludwig Heilmann）上校（1944年12月22日晋升空军少将）

第13、第14、第15伞兵团；第5空降炮兵团；第5空降侦察营

第5空降坦克歼击营；第5空降工兵营；第5空降防空营；第11空降突击炮旅

第352国民掷弹兵师

师长埃里希—奥托·施密特（Erich-Otto Schmidt）上校，12月20日后由里夏德·巴青（Richard Bazing）少将代理

第914、第915、第916掷弹兵团；第352炮兵团

第352坦克歼击营；第352工兵营

第79国民掷弹兵师

师长阿洛伊斯·韦伯（Alois Weber）上校

第208、第212、第226掷弹兵团；第179炮兵团

第179坦克歼击营；第179工兵营

附录C　缩略语

BA-MA　德国弗莱堡（Freiburg）联邦军事档案馆

BfZ-SS　德国斯图加特当代史图书馆施特尔茨（Sterz）中心

CARL　美国堪萨斯州利文沃斯堡（Fort Leavenworth）联合作战研究图书馆

CBHD　切斯特·贝亚德·汉森日记，美国陆军军事历史研究所，切斯特·汉森捐赠物第5号箱

CBMP　查尔斯·B.麦克唐纳文件，美国陆军军事历史研究所

CEOH　美国陆军工程兵历史办公室，弗吉尼亚州贝尔沃堡（Fort Belvoir）

CMH　美国陆军军事历史中心，华盛顿特区麦克奈尔堡（Fort McNair）

CMH Ardennes　美国陆军军事历史中心，休·M.科尔（Hugh M.Cole），The Ardennes:Battle of the Bulge，华盛顿特区，1988

CMH Medical　美国陆军军事历史中心，格雷厄姆·A.科斯马斯（Graham A.Cosmas）和艾伯特·E.考德瑞（Albert E.Cowdrey），Medical Service in the European Theater of Operations，华盛顿特区，1992

CMH SC　美国陆军军事历史中心，福里斯特·C.波格（Forrest C.Pogue），The Supreme Command，华盛顿特区，1954

CSDIC　英国三军联合细节审讯中心

CSI　美国堪萨斯州利文沃斯堡战斗研究所

DCD　达夫·库珀日记（私人藏书）

DDE Lib　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日记，堪萨斯州阿比林（Abilene）

DRZW　《德意志帝国和二战》（Das Deutsche Reich und der Zweiten Weltkrieg），6-10卷，慕尼黑，2004.8

ETHINT　European Theater Historical Interrogations，1945，美国陆军军事历史研究所，军事历史科主任办公室

FCP SC　福里斯特·C.波格，《最高统帅》（The SupremeCommand）背景采访，美国陆军军事历史研究所

FDRL MR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图书馆，海德公园，纽约，地图室文档

FMS　美国陆军军事历史研究所外军研究室

GBP　戈弗雷·布伦登（Godfrey Blunden）文件（私人藏书）

HLB　《希特勒的简报：军事会议的日志片段1942-1945》（Hitlers Lagebesprechungen-Die Protokollfragmente seiner militärischen Konferenzen1942-1945），慕尼黑，1984

IWM　英国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收集文档

LHCMA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军事档案馆利德尔·哈特中心

LHC-DP　利德尔·哈特中心——邓普西文件

MFF　武装部队口述历史，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军事档案馆利德尔·哈特中心

NARA　马里兰大学美国国家档案馆（NARA）新馆

OCMH　美国陆军军事历史研究所军事历史科主任办公室

PDDE　《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文件》（Papers of Dwight David Eisenhower），21卷，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Alfred D.Chandler），马里兰州巴尔的摩，1970-2001

PP　《巴顿文件》，马丁·布卢门森（Martin Blumenson），纽约，1974

PWS　威廉·西尔万（William Sylvan）文件，美国陆军军事历史研究所，军事历史科主任办公室

RWHP　罗伯特·W.哈斯布鲁克文件，美国陆军军事历史研究所

SHD-DAT　法国国防部历史局，巴黎万塞讷（Vincennes）

SOOHP　高级军官口述历史项目，美国陆军战争学院，美国陆军军事历史研究所

TBJG　《约瑟夫·戈培尔日记》（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ed），埃尔克·弗勒利希（Elke Fröhlich），29卷，慕尼黑，1992-2005

TNA　英国国家档案馆，伦敦邱（Kew）

USAMHI　美国陆军军事历史研究所，美国陆军传统和教育中心，宾夕法尼亚州卡莱尔（Carlisle）

1944阿登战役：希特勒的最后反攻
[英]安东尼·比弗　著
董旻杰　译

电子书编辑：张畅

版权经理：王文嘉

-------------------------------------------------------------------

出 品：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公司 www.yuntrust.cn
版 本：电子书
版 次：2018年3月第1版
字 数：367千字

-------------------------------------------------------------------

纸书书号：978-7-5086-6353-1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ITIC Publishing Group

-------------------------------------------------------------------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投稿邮箱：tougao@citicpub.com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citicpub.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更多好书，尽在中信书院

中信书院：App下载地址https://book.yunpub.cn/（中信官方数字阅读平台）

微信号：中信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