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目录

中国抗日战争史·第一卷 日本侵华与中国的局部抗战

中国抗日战争史·第二卷 全民族奋战: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沦陷

中国抗日战争史·第三卷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中国抗日战争史·第四卷 国际反法西斯的大好局势与日本投降

中国抗日战争史·第一卷

张宪文、庞绍堂 等著 著

化学工业出版社

版权信息

书名：中国抗日战争史·第一卷

作者：张宪文、庞绍堂 等著

书号：978-7-122-26942-3

出版：化学工业出版社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录

前言

（一）

（二）

（三）

总论

一、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

二、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

三、相互依存的两个战场

四、抗日军事战略的演变

五、日军侵华后各国对华关系的变化

六、抗日战争的经济战略

七、全面认识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

八、十四年的抗日战争是一个整体过程

第一部分　九一八事变与东北沦陷

第1章　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及其对华政策

一、日本军国主义的产生及其早期侵华活动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日本独占中国野心的显露

三、东方会议与日本大陆政策的发展

四、世界经济危机对日本的冲击

第2章　九一八事变

一、日本加紧侵华准备

二、九一八事变前中国东北的政治经济形势

三、万宝山惨案与中村事件

四、柳条湖事件

第3章　东北的沦陷

一、国民政府的不交涉、不抵抗政策

二、东北的沦陷

三、全国抗日运动的兴起

第二部分　日本持续侵华与中国的局部抗战

第4章　淞沪抗战

一、一二八事变

二、第19路军奋起抵抗

三、《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

第5章　日本侵华与国际社会

一、日本侵华与世界大国的应对

二、国联调查团的活动

第6章　日本对东北的殖民统治

一、伪满洲国的成立

二、日寇对东北的殖民统治

第7章　东北义勇军的自发抵抗

一、东北人民的早期抗日斗争

二、东北义勇军的兴起和鼎盛

三、东北义勇军的困境

第8章　长城抗战

一、日军侵占热河

二、长城沿线的防守

三、《塘沽协定》的签订

第9章　察哈尔抗战

一、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建立

二、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活动及其解体

第10章　东北抗日联军的坚韧战斗

一、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

二、东北抗日联军的正式建立

三、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迅速发展

四、北方少数民族的早期抗日斗争

第三部分　华北危机与全面抗战的准备

第11章　华北事变

一、日本在华北的军事与经济扩张

二、日本策动“华北自治”

三、华北走私与经济掠夺

第12章　国民政府抗战的准备

一、对日政策的转变

二、对日军事方略的策订

三、加紧国防建设

四、整编军队

五、交通事业的拓展

六、筹建西南西北后方基地

第13章　绥远之战

一、日伪势力侵入察绥

二、绥远军队成功反击

三、蒙古族抗日斗争的开展

第14章　西安事变与国内和解

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酝酿

二、西北地区抗日力量的联合

三、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和平解决

四、国共谈判与内战的停止

五、七七事变前夜的中日关系

前言

张宪文

（一）

1986年，国家实施第七个五年计划，在人文社会科学历史学重点研究项目中，第一次提出“抗日战争研究”课题，可是没有人申请。规划组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李宗一研究员在南京开会时，动员我认领这个题目，我答应了。他说，可以资助您5万元经费。我说，太多了，写一本书哪里需要这么多钱，三四万元就够了，否则朋友会笑话的。因为那个年代，还是“万元户”时代，5万元就等于5个万元户。最后，国家规划办批准了3.5万元经费。这笔钱对我们的科研工作帮助很大。由于这是一个大型项目，一个人在短期内无力完成，因而我组织了由年轻学者参与的学术团队，开始改变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庶几已经定型的观念，运用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思想，在课题中多方面反映国共两党、两军、两个战场共同抗战的历程，于1991年完成了一百多万字的著作《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延到2001年才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03年，该书荣获江苏省人民政府颁发的2001～2002年度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虽然该书完稿至今已经20余年，但是我们认为它的指导思想、史料运用、学术观点，都是比较科学的，真实地反映了全面抗战的历程。以今天的认识来观察，仍然不失为一部严谨的、尊重历史的学术著作。

（二）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回顾抗战研究历程，总结学术研究的经验和教训，有利于抗战研究的进步和发展。抗日战争研究的历史，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意识形态严重影响下的抗战研究，时间大约自1949年至198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之前。

众所周知，抗日战争胜利是全国各族人民、各政党团体团结抗敌的结果。战争胜利后的主题是医治战争创伤，重建家园，建设新中国。可是，国共两党在建什么国、如何建国、能否建成由各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等重大原则问题上，未能达成共识，以致很快由政治分歧、矛盾激化，再次转入内战。

由于意识形态的对抗，在对待国共两党曾经团结抗日的认识上，产生了极为对立的观点。国民党认为，共产党在敌后游而不击，趁抗战抢占地盘，发展自己的力量；共产党认为，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实施不抵抗主义和片面抗战路线，丢失大片国土；国民党发表何应钦撰写的小册子《谁领导了抗战？》和《八年抗战之经过》以及蒋纬国编著的《抗日御侮》，绝口不提共产党的抗日。虽然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与日军进行了上千次的大型战斗，而国民党只谈正面战场；共产党则强调抗日战争是共产党领导的，强调“人民战争”，强调全面抗战路线和敌后战场的主体作用。

国共两党关于抗日战争认识的严重分歧，对两岸学术界和人们的观念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这一时期，台湾方面，学者们编辑出版了一批专题研究著作，如李云汉著《宋哲元与七七抗战》（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梁敬錞著《史迪威事件》（台北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和《开罗会议》（台北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等，影响最大的有吴相湘著《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下册，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但是也主要论述正面战场。大陆方面，自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改革开放初期），关于国共两党的军事档案，均未开放。这一时期，有一些口述史料出版，如专讲中共军事斗争的《星火燎原》系列，以及涉及国民政府军事活动的“政协文史资料”，还有一些讲述抗日根据地的小册子等。历史教材中，基本上没有正面战场，顶多有七七卢沟桥事变、八一三淞沪抗战和台儿庄大捷。武汉会战以后的许多重大战役，虽然多数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国民党官兵浴血抗敌、英勇牺牲的爱国精神，还是值得纪念的。这方面的内容在教材中销声匿迹。学生们对正面战场的历史认识，大多只知道有个豫湘桂大溃退，一溃千里。实际上豫、湘、桂是三个省，哪有三个省的大战役，它仅仅是连续作战而已。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的地位突出起来。青年一代，只知道地道战、地雷战、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影视片对他们的影响甚大，如《平原游击队》《鸡毛信》等。

从1950年代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大陆研究抗日战争的论著极少。1961年出版的李新等著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是1956年高等教育部提出的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材，由一批著名学者合著，其内容较何干之、胡华编的两部中国革命史有较大进步，但实际上其学术体系，包括第三卷抗日战争内容，仍然是中国革命史思路和框架，却被批评为“国民党家谱”。“文革”之后，出版了第一部《中国抗日战争史稿》，由北京师范大学和上海大学两位教授合著，其内容仍然无法摆脱传统史学体系和观点。当时，中国学术界专门研究抗日战争的学者寥若晨星。虽然曾经生活在抗日战争年代或参加过抗日斗争的人很多，但他们对抗日战争历史的认识却是片面的或模糊不清的。

第二阶段，是初步开放阶段，时间自1985年至2005年。198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这一阶段是对抗日战争认识的转折点，不仅研究者逐渐多起来，而且在思想观念上也有了很大进步。

转折点的重要推动者是胡乔木。当时，中国抗日战争的主要历史陈列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的抗日战争馆。1984年，胡乔木指示军事博物馆抗战馆的历史陈列，不能只反映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战活动，而应将国民党抗战和正面战场内容加进去，以全面反映国共两党共同进行了抗日战争。同时，还建议在卢沟桥畔宛平城建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共中央批准了胡乔木的建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制定了抗日战争馆的陈列改革方案。作者也有幸参与了这一方案的讨论。该方案的制定与实施，直接影响和推动了中国大陆的抗日战争研究，特别是国民党和正面战场的研究。

1985年，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向全国宣传系统发布了一个文件，其中说：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政党、各团体、工农商学兵、海外华人华侨，共同进行的一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战争。文件同时指出，为抗日战争殉国而献出生命的国民党官兵，都值得我们纪念。

胡乔木的建议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的这一文件精神，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认识的发展，体现了由“人民战争观”向“民族战争观”的转变，对国共两党、两军、两个战场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1985年，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在北京和全国若干主要省市召开了学术研讨会。各地研讨会争论最激烈的问题，是谁领导了抗日战争。对此，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一说共产党领导，一说国民党或国民政府领导，一说国共两党共同领导，不一而足。作者在江苏省纪念抗日战争的学术研讨会上，就正面战场的地位和作用作了学术报告。事后得知在讨论时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与会者不赞成我的观点。他们认为，怎么能说国民党还抗战呢？这反映出1984年至1986年是处在抗日战争认识的转折时期，其中包括对两党、两军、两个战场地位作用的认识问题。

对抗日战争认识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民国时期政治、经济、外交特别是国民党军政人物的评述和判断。如国民党领袖蒋介石，长期以来被陈伯达等戴上了几顶大帽子：“人民公敌”“国贼”“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主义集团”“投机革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总代表”等。也是在198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前后，对蒋介石才慢慢地给予了客观的真实评价，若干不恰当的帽子才慢慢地摘掉。

大约在1985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重庆的一次会议上指出，国民政府为什么能够在西南大后方坚持抗战八年，它的经济战略如何？希望学者们研究。后来，这个任务交给了成都西南财经大学。该校的教授们曾到南京搜集史料，编著出版了《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战略研究》。

在这一转折时期，1984年作者与陈谦平利用原始军事档案，写出了《简论台儿庄战役》的论文，是中国大陆这一时期第一篇反映正面战场的文章。同时，我们也开始编写大陆第一部全面反映正面战场各次重大战役的专著《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自1985年至1995年的十年间，在中国内地，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出版了何理著《抗日战争史》、军事科学院三卷本的《抗日战争史》以及刘大年主编的《民族复兴的枢纽》等。作者主编的国家“七五”重点项目《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也于20世纪80年代末写出了初稿。这一时期，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汪伪和伪满史、抗日战争的大后方、敌后财政经济史和抗日根据地史的研究，均成就斐然，成果发表和出版很多，并在学术观点上有了很大改进，认识更加实事求是。档案史料的开放使用和编纂，都有很大发展。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文献材料，也陆续编辑出版。1995年9月，在台北举行了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的学术研讨会，大陆有31位学者出席。研讨会体现了海峡两岸学者对抗战历史的认识，已基本上达成一致，是两岸抗战史研究的重要转折点。

第三阶段，是思想全面开放，抗日战争研究走向繁荣的阶段。时间自2005年至今。

这一时间，各地开展了日军暴行史的调查研究。199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中日历史研究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日军侵华罪行史的研究，先后设立了近百个课题组织调查研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特别是推动了日军细菌战研究、强掳劳工研究、南京大屠杀研究、“慰安妇”研究等。2000年初，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牵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抗战损失的调查，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2005年9月，中国共产党再次举行盛大集会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大会上的报告全面肯定了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肯定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重要作用。这对于进一步解放思想、全面开展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起了重要的作用。2014年，在研究日本侵华和纪念抗日战争的相关活动中，有两件事具有特殊的意义。其一是12月13日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了首次国家公祭仪式，这对于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罪行、追思遇难同胞、捍卫人类正义、维护世界和平，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其二是北京国家档案馆公布了在抗战中殉国的烈士名单，不仅有共产党人，也包括国民党官兵将领。这一做法体现了抗日战争是保卫祖国的民族战争，为国家民族付出生命的国共两党的烈士，都值得我们纪念。

2015年，适逢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中国和俄罗斯联合举办了大规模的纪念活动。中国许多省市也举行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或学术研讨会。同时，学术界也推出了一大批有关抗战史的著作。台湾学者出版了6卷本、约200多万字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团结出版社出版了步平等主编的《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大型丛书21卷。为揭露日本侵华历史罪行，我们联合各地高校、档案馆、抗战纪念馆的学者，编纂了《日本侵华图志》25卷。该书收入日本侵华罪行照片达25000张，全面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自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来至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的历史罪行。这种图文并茂历史图书的编纂出版，显示我国史学工作者对历史载体认识的转变。此外，前述由作者等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也将在修订后于2016年再版。

（三）

抗日战争的研究，从战后至今已有七十年的历史。随着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化和海峡两岸政治形势的起伏，走过了一个漫长、曲折和复杂的历程，终于基本摆脱了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念的制约，逐步走向繁荣。研究成果反映出学者们的观念更加趋向于实事求是，在众多历史问题的认识上，两岸历史学者基本达成一致。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观察，军事史、战争史、抗战经济史、国共两党关系史、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已较深入、广泛。但是有几个方面的问题，尚待拓展研究和深入探讨。

第一，关于如何看待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和所谓“不抵抗主义”问题。

关于“攘外必先安内”，蒋介石把它公开视为国策，对此应该如何判断和认识。我们认为，从单纯的军事角度而言，蒋介石政府认为在战争中只有后方安定了，才能集中力量对付敌人。问题是蒋介石“安内”指的对象是谁和如何“安内”。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后，蒋介石是采取消灭异己力量的办法，达到安内的目的。这个异己力量主要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和与蒋介石持不同政见、立场的国民党内外的军政势力。在日本强敌面前，蒋介石不是调整自己的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军政力量共同对敌，而是企图消灭异己力量，单枪匹马地去应对日本的侵略，这从政治战略上说显然是错误的，也是违背国家民族利益的。

在进入全面抗战阶段，蒋介石在军事战略、政治战略和经济战略三方面，均作了相应的调整。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现了坚决抗战的决心，也受到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的赞扬。不久，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显示了蒋介石在与中共团结抗战方面，向前跨出一大步。对国民政府控制下不同的军事政治力量，在抗战的旗帜下，也表现了合作的态度，如川军、桂军等军事力量，都走上了抗战的第一线。这些都表现了蒋介石政治战略的变化和进步。

在军事战略方面，1937年8月，南京的国防会议提出了“全面抗战”和“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方针。所谓“持久消耗战”即“以空间换时间”和“积小胜为大胜”。这一方针与中共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向国民党军委会提出的持久作战原则以及1938年5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国民党的方针虽然提出的时间较早，但是共产党的方针较完整、全面、科学。

蒋介石的这一军事战略思想，其本质仍是消极防御的方针，是与敌人打阵地战、拼消耗，远远达不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和保卫国土的目的。

蒋介石的军事战略思想虽然是保守的、消极防御性的，但是总体上说，随着中日战争的发展，他逐步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走上团结抗战的道路。

对蒋介石所谓“不抵抗主义”问题，应如何认识？蒋介石在十四年的抗日战争中，在不同阶段表现了不同的对日政策和不同的战略、策略。

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局部抗战阶段，蒋介石的对日政策，基本上是采取妥协、退让，谋求通过谈判以求解决冲突的方针，从而未进行真正的抵抗准备。过去，我们一直批判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甚至上升为“不抵抗主义”，而且从战争行动上也给人以不抵抗的判断。但是，直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蒋介石命令东北军和其他部队实施不抵抗的文件。在九一八事变后短短的四个多月时间丢失了东北大片国土，蒋介石因此受到国人的普遍批评、谴责、抗议，他是无法辩解的。

研究蒋介石的不抵抗问题，首先应该观察中日战争爆发后中国面临的形势。当时，中国是弱国，日本是强国；中国是大国，日本是小国。这种对比形势的改变，需要经过漫长的过程。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府在军事上面临三种选择：一是不讲求军事策略，调动力量与敌人进行拼死斗争；一是不作任何准备，在敌人面前不作任何抵抗；一是实行有利于本国利益的妥协政策，实施以达到消灭敌人为目标的战略性撤退，在运动转移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所应采取的正确战略方针，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实行这种战略性的撤退。

1931～1933年间，国民政府军事机关虽然也制定了一些作战方案（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但仅仅是书面上的构想，并未实施和部署。在整个东三省作战期间，蒋介石缺乏明确的、坚定的抗战态度和周密细致的以消灭日军有生力量为目标的战略部署。因此，在战争进程中表现出来的是军队不抵抗或软弱的抵抗或不战而退。观察抗日战争初期特别是东北战场的战争，中方采取的战略、策略和战术，必须从当时的国情出发，即“敌强我弱”是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虽然我们不应该轻易地给蒋介石戴上“不抵抗主义”的帽子，可是缺乏战争准备和未组织有计划有成效的战略撤退或转移，应当受到批评和谴责。战争初期，反蒋的群众运动、谴责蒋介石的呼声不断涌现，反映了广大民众对蒋介石软弱的抗日政策的反弹。

总之，对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甚至加上“主义”的帽子，应当从中国面临的国情和中日军事经济力量对比而给予实事求是的分析，不应一棍子打死。战争中期之后，蒋介石逐步转向积极的抗战态度，从多个方面积极备战、迎战。

第二，关于日本侵华罪行的研究。

我们认为，侵略和反侵略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长期以来，中日战争历史的研究，从中国人民积极组织抵抗的角度研究多，出版的著述也多，研究队伍也较庞大。然而，对日本的侵华政策、侵华罪行，揭露与研究甚少。事实上，日军随着战争的进展，不仅给中国造成严重的破坏和损失，而且犯下了种种残暴罪行，诸如实施大规模的细菌战和化学战，虐杀战俘和强掳劳工，对中国许多大中城市实施无差别轰炸，在南京实施极端残暴的大屠杀，在华北等地实行“三光作战”制造“无人区”，对中国的经济资源和文化财富进行掠夺和破坏，在广大的日军占领区实行严密的社会控制，等等。

当前，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十分猖獗，不断否认侵略战争的性质，否认侵华罪行，否认南京大屠杀事实。在这种形势下，加强日本侵华罪行历史的研究，揭露其真实面貌，显得日益紧迫。然而，我们的研究工作远远跟不上形势的需要。其中有些罪行史的研究，史料匮乏，研究力量十分薄弱，有关部门应该引起关注。日本罪行历史的研究，以南京大屠杀为例，二十年前国内只出版了约200万字的史料，远不能适应研究工作的需要。南京地区组织了约100余人的研究团队、翻译人员，花了十年时间，远赴8个国家和地区，广泛搜集史料，掌握了英、日、法、德、俄、意、西班牙及中文约5000万字的原始文献，翻译、整理出版了4000万字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尽管日本右翼不断抵赖，这4000万字的铁一般的证据是无法否认的。

第三，关于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社会影响的研究。

多年来，我们十分重视抗日军事史的研究，但是，对日本侵华给中国造成的严重危害及后果，关注不够。事实上，日本侵华战争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大变动，导致了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严重挫折，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譬如：

日本侵华造成了中国社会人口的巨大变化。其一是大规模战争、遍及各地的自然灾害和不断爆发的各种严重瘟疫，造成中国人口大量的非正常死亡，这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严重危害；其二在一般情况下，国家人口的自然流动是正常现象，然而日本侵华战争却造成中国人口大规模非正常的被动迁徙。当时有短距离的从城市向乡村或山区流动，这种情况多属暂时的逃亡或投亲靠友。可是，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广大沿海地区各省人口向内地尤其是西南地区大规模流动，却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带来种种严重的社会问题。

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大量掠夺中国的经济财富和文化财产，使中国经济蒙受严重损失和破坏。许多沿海地区的工厂企业，被迫迁往西南、西北地区，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勉强维持生产。战争也打乱了教育事业正常的教学秩序。华北、华东地区众多的大学、中等学校和文化事业机关，被迫迁往西南、西北地区的城市甚至边远农村，在简陋的校舍环境中，开展教学和科学研究，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中国的大好河山，在日军的铁蹄下，被踏得支离破碎，形成了大后方、沦陷区、敌后抗日根据地、上海孤岛以及日据台湾等。在日占地区，日本侵略者实施着不同的政治、经济统治政策。人民的生活无法安居乐业，各种灾难不断降临，广大的中国民众生活在极度的不安和恐慌之中。

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日本侵华导致中国人民思想分化，形成了不同的思想观念。其中，大多数人，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为保卫祖国，奋不顾身，直至献出生命，为国捐躯，表现了高尚的爱国精神。也有的人，面临强敌，为保存自己，不惜卖国求荣，充当了汉奸；也有的人，大敌当前，不惜采取软弱逃避的态度，置国家与民族危难于不顾；有的人生活在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之下，感到无能为力，采取委曲求全、逆来顺受的态度。在西南西北大后方，许多人在努力支援抗日战争，为保卫国家民族作贡献。但是也有人生活依旧，早上进茶馆，晚上入澡堂。有人形容说，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形形色色的不良思想，侵蚀着中国人民，影响着优秀的中华文明。

日本侵华带来的中国社会大变动，虽然也促进了中国的民族大团结，增强了全国人民的凝聚力，但是中国也面临着一个危险的境地。我们必须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使中国人民更加认清日本侵华给中国造成的危害。

总论

张宪文

一、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

20世纪初，日本作为世界东方新崛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列强争夺瓜分中国的斗争中企图独占中国利益，排斥英美等国在华势力。20世纪20年代，田中义一内阁提出了新的“大陆政策”。这一政策的主旨，不仅要独占在华利益，把满蒙从中国本土分离出去，而且要并吞整个中国，消灭中华民族。1931年在中国东北发动的九一八事变，以及其后的华北事变、七七事变和对中国内地的大规模入侵，无不是日本企图实现这一阴谋的具体步骤。

日本的军事侵略，严重地威胁着中国的生存，陷中华民族于亡国灭种之绝境。挽救民族的危亡，成为每一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国各民族、各阶级、各政党、各团体以及海外侨胞，都必须以民族大义为重，把维护中华民族的生存放在第一位，团结起来，组成浩浩荡荡的反侵略大军，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这是中华民族的大局，也是检验社会各界以及每一个中国人是否忠诚于祖国的唯一标准。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和大片国土的沦丧，除极少数汉奸卖国贼外，全国各阶层人民纷纷行动起来，加入了抗日斗争的行列。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全国性的抗日高潮持续不断，一浪高过一浪。

青年学生是抗日救亡运动的先锋。他们不断集会，示威游行，发表通电、宣言，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奋起抗日。一二九运动，是中国学生运动史上光辉的一页。平津和上海的学生分别组成宣传团，沿平汉、京沪线深入农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七七事变后，武汉的青年救国团7个月时间发展到2万人，其中有七八千团员到豫东和第五战区参加游击战。广西的学生军也像铁流一样活跃在苏、皖、豫、鄂战场。

在全国人民抗日斗争中，工人阶级站在最前列。九一八事变一爆发，上海35000名码头工人，首先掀起反日大罢工，拒绝为日本船只装卸货物。随之，上海80万工人成立抗日救国联合会。北平、南京、广州、香港及全国各地的工人，不断地关车、罢工，或组织同盟罢工、总罢工等，以实际行动参加抗日斗争。卢沟桥事变发生后，长辛店的铁路工人，将大批铁轨、枕木运往前线，供士兵构筑工事。

各地爱国工商业者也纷纷参加到抗日救亡的热潮之中。北平、天津、南京、上海、汉口等许多大、中城市的工商界，相继提出对日经济绝交、抵制日货等主张，拒绝与日商往来。

在广大农村，抗日热情亦十分高涨。北平附近的农民，自动献粮，出民工，抬伤员，运输物资。华北沦陷后，民众的自发抗日斗争此起彼伏。他们到处破坏铁路和电线，不断袭击小股日军，配合正规军作战。当日军侵入黄淮地区以后，民众自动起来参加游击队，不断伏击日军。在苏、鲁、皖等作战地区，农民红枪会的发展，使日军坐立不安。

抗日战争的烽火，燃起了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爱国热情。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各种文化救亡团体不断涌现。许多作家、记者深入前线，写出大量歌颂抗日英雄，揭露日军暴行的报告文学和战地通讯。群众性的救亡戏曲、歌咏活动，抗战电影、美术等，振奋了民族精神，鼓舞着广大人民的斗志。

各少数民族，尤其是北方的蒙、朝、满各族人民的抗日斗争，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一直不断。散居在东北、察哈尔、绥远等地的蒙古族人民不甘受日本侵略者的奴役，与汉族同胞一道组成东北抗日军蒙边骑兵、反帝大同盟、蒙汉抗日同盟会、抗日同盟军等。著名的百灵庙起义给日军很大的震动。东北朝鲜族人民组建的游击队是东满和南满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主力。在满族聚居的辽东、辽南地区，许多优秀的满族儿女成为活跃在这一带的抗日游击队的指战员。哈尔滨的许多满族大中学生走出课堂，奔赴抗日战场。在抗日斗争的洪流中，我国各族人民加强了团结，建立了生死与共、血肉相连的深厚感情。

抗日战争时期，侨居在世界各地的一千多万华侨密切地注视着祖国的安危，他们纷纷建立救亡团体，开展救亡工作。在陈嘉庚等人的推动下，东南亚各地45个华侨社团联合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在欧洲各国，有40多个华侨救亡团体共同组建全欧华侨抗日联合会。美国纽约也成立华侨救济总委员会。至1940年底，世界各地华侨组织的大型救国团体就有649个。他们广泛开展筹赈工作，为祖国捐款献物，有的回国直接参加抗日斗争，仅南洋、美洲、澳洲等地的粤籍华侨，回国参军参战的就有4万多人，有的组成各种服务队、救护队驰骋在疆场，活跃在后方，不少华侨为保卫祖国英勇地献出了生命。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场关系着中华民族独立和生存的反侵略战争中，中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都积极地贡献了力量。当然，作为反侵略战争的主力中国军队，其重大贡献更是不可磨灭的。抗日战争是一次动员最广泛、影响最深远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它是全国各族各界人民用自己的悲壮行动谱写的一曲可歌可泣的全民族反侵略颂歌。在这场战争中，各族同胞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牺牲。它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新觉醒，增强了全国人民的凝聚力，提高了广大民众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抗日战争在近代中国反侵略斗争史上，在中国革命运动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重大的作用。历史学者必须清除狭隘的观念，扩大研究视野，把抗日战争作为一次全民族反侵略战争进行深入考察，才能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正确认识。

二、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

对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长期以来没有给予科学的阐述。台湾出版的某些抗战史书，把共产党进行的抗战，说成“破坏抗战，危害国家”。这种说法歪曲事实，不能令人信服；而大陆出版的一些书籍和文章，也曾把抗战中的国民党说成是“中国抗日阵营中的暗藏的投降派”，“中国人民的凶恶敌人”。这些论断，显然也是不恰当的、不科学的。事实上，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特别是国民党，对日本的侵华战争，经历了一个由不抵抗到积极抵抗，进而消极抵抗的变化。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也是逐步得到发挥的。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采取了妥协方针，而对内则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一方面，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所控制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五次军事围剿，企图武装消灭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排斥、并吞国民党内部的异己势力。这一政策实施后，立即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各地纷纷掀起抗日反蒋怒潮。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支持全国人民的抗日反蒋民主运动，并连续发表通电，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的对日妥协政策。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目的，是要按照“大陆政策”的既定方针，继续南下灭亡全中国，而不是以中国东北为踏板进攻苏联。所以，日本在攻陷长城以后，1935年下半年扩大了在华北的侵略行动。日本策动华北五省的“自治”运动，使五省的政治、外交、财政脱离南京政府，企图不战而得整个华北。经济上，日本加紧向华北渗透。在“中日经济提携”口号下，将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侵略触角伸入华北，成立形形色色的公司、协会，插手或控制华北的工业、矿山、交通运输业。在商业贸易方面，则在武装保护下，进行大规模的走私活动。华北本是英美的势力范围，日本在华北的扩张，加剧了他们争夺中国的矛盾。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关税、盐税、统税，而华北的三税收入更占有重要地位。日本在华北的经济掠夺和走私贸易，不仅严重损害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利益，也使南京政府的财政收入日益减少，威胁着国民党的统治。

在这种形势下，南京国民政府的内外政策开始发生变化。对日政策方面，在一系列的双边谈判中，采取了拖延方针，要求日本“必须尊重中国之主权，与不妨害中国之统一”， “对于华北之战时状态，更须首先解除”。注1同时表示，要一面谈判，一面抵抗；在谈判无结果时，将采取武装抵抗，开始改变对日消极抵抗和外交上的妥协方针。1935年1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的报告和次年7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的宣言，都显露了内外政策变化的征兆。

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政治形势的特点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1935年12月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制定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新策略，即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提出了一些有利于团结抗日的新政策。此后，中国共产党改“抗日反蒋”政策为“逼蒋抗日”。国民党亦开始调整与共产党的关系，通过各种渠道与共产党秘密接触。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最终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国民党开始走上积极抗战的道路。

南京国民政府对抗日战争作了一定的准备。它整理财政，整顿税务，实行关税自主和币制改革，限制白银外流，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20世纪30年代初，虽然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资本主义国家加紧向中国进行商品倾销，国内又连年不断地发生内战和自然灾荒，官僚资本亦乘机加强掠夺，这无疑给中国社会经济以严重的打击。但是，国民经济仍在艰难曲折中缓慢发展，到1936年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水平。经济的稳定，对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坚持抗战起了积极的作用。

1935年以后，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加强国防建设，并从军事战略的高度全盘考虑对日作战计划。其拟定的1935年度《防卫计划纲要》、《民国25年度国防计划大纲草案》、 《民国26年度作战计划》注2等，对可能发生的作战区域和具体的作战方案，作了较为实际的构想。

南京国民政府加紧修筑国防工事。为防止日军从长江口登陆作战，由张治中主持在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带，修筑了吴江到福山、无锡到江阴、乍浦到嘉兴三道坚固的国防工事，至卢沟桥事变前夕已经完成。对各战略要地、江海防要塞，全面进行整顿，配置水雷和各种障碍物。至1937年上半年，先后整顿了南京、镇江、江阴、宁波、虎门、马尾、厦门、南通、连云港等9个要塞区。南京政府计划在察哈尔、绥远、河北、山东、山西、河南、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十个省区的重要战略要地，加紧构筑国防工事。相当一部分工程，在七七事变以前已经初具规模。与此同时，南京政府还召开整军会议，整编军队，加强军事训练，实行征兵制度，使军队的战斗力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交通运输在战争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1936年，苏嘉铁路、粤汉铁路通车；1937年浙赣铁路、沪杭甬铁路、同蒲铁路全线通车，陇海铁路延伸到宝鸡，湘桂铁路开始动工。此外，黔桂、湘黔、川滇、滇缅等铁路，在抗战开始后也先后破土兴建。公路已发展到10万公里。

开发内地，建设西南、西北后方基地，是在日本发动大规模进攻面前坚持抗战、夺取最后胜利的战略性措施。南京国民政府经过长时间争论，确定了以国防为中心的西南、西北腹地经济建设方针，并付诸实施。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一面指示华北当局宋哲元等与日本谈判，以求作为地方事件加以解决；另一方面则加紧军事部署，密令孙连仲、庞炳勋、高桂滋率所部向石家庄、保定集中，并电令宋哲元“星夜赶筑”工事，“如限完成”。 还计划组织保定会战，设立石家庄行营，以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为主任，就近指挥。注3同时，电令何应钦迅速由四川返回南京，主持战事。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动员抗战的谈话，表示了反对日本扩大侵略的强硬态度，指出：“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

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便发表通电，号召全民族抗战，提出：“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同一天，红军将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咸愿 “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注4对蒋介石的庐山谈话，毛泽东当即指出：“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并指出： “他在国防上的许多措施，是值得赞许的。”注5中共在《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中，提出了立即实行全面抗战的七项办法。

由于这一时期蒋介石和国民党表现了积极抗战的态度，并采取了许多准备抗战的措施，中国共产党从有利于国共合作和团结抗战的大局出发，在坚持本党独立自主政策的同时，承认了国民党作为执政党的地位。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说：“抗日战争的进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统一战线以国共两党为基础，而两党中又以国民党为主干，我们承认这个事实。”接着， “号召全国一致拥护”国民政府。注6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接连不断地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为实现团结抗日、捍卫民族生存和独立，作出了重大贡献。

但是，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一个明确的组织形式和组织机构，也没有一个为两党共同信守的共同纲领，在政治上、组织上对双方均没有任何约束力，双方仍执行着不同的抗战路线。国民党虽然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性，但是没有给共产党以两党间的平等地位。就这些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分歧，共产党和国民党继续进行了多次商谈，但始终未能得到圆满解决。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开始，国民党就不断秘密下达指示，限制共产党的活动和政治宣传工作，密示对共产党的对策。

从总体上说，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国共两党的关系基本上是好的。但是，随着战争的发展，国民党由进步的抗日政策，逐步倒退下来。倒退的主要标志是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召开。这次会议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错误方针，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文件。会后，加强了反共宣传，加强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封锁，在敌后不断与八路军、新四军制造摩擦，终于导致晋西事变、皖南事变等悲剧的发生。

毫无疑义，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一直坚持与国民党团结抗战的立场，可是国民党始终不肯放弃反共政策。这一时期国民党的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与十年内战中企图彻底消灭共产党的强硬政策，不完全相同。因此，中国共产党也采取了不同的斗争方针。由抗日反蒋，推翻国民党的统治，转而采取逼蒋抗日、联蒋抗日的政策。对国民党坚持反共的种种做法，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以及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针。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共团结、共同抗日。这里表现了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成熟，以及在民族危亡面前使阶级矛盾服从于民族利益的伟大政略思想。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诱降活动，尤其是敌后中共抗日根据地和军事力量的迅速发展，导致国民党主要当权者对抗战的态度由积极逐渐消极下来。国民党一直没有放弃与日本谈判的机会，企图以有限的退让、妥协，求得日本停止武装侵略。但是，国民党的妥协政策，满足不了日本强烈的侵略欲望。日本要把势力范围扩展到整个长江流域，进而控制全中国。谈判始终不能达成协议。

蒋介石对抗战的态度，虽然时有动摇，并坚持反共政策，但是，由于中共执行了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由于全国人民抗日爱国运动的持续高涨，国共两党的合作没有破裂，团结抗日的局面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以蒋介石为首的一派力量，始终留在抗日阵营，坚持抗战。

三、相互依存的两个战场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华民族的反侵略战争，逐步形成了两个巨大的战场，即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战场的存在及其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贡献，是抹煞不了的客观事实。海内外学者对两个战场的研究，都曾出现过一些不够全面的看法。有的笼统地把正面战场叫做国民党战场，敌后战场叫做解放区战场。从军事上说，这种说法不仅不科学，也不完全符合事实。因为在全面战争爆发初期，譬如在山西战场，八路军尚未挺进敌后，仍在正面或侧翼协同友军作战。而敌后战场，也不只有八路军、新四军抗击日军，国民党也开展了敌后游击战争。有的只承认某一战场的作用，否定另一战场的地位，或继续散播共产党在敌后“游而不击”，专打友军不抗日的论调，对两个战场不能给予恰当的评价。

两个并存战场的出现，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特点。

当抗日战争由局部作战发展为全面战争后，战争区域日益扩大，战线亦不断延长。日军虽然占领了中国的大片领土，但是因为兵力不足而只能控制主要交通线和城镇，这样，敌后广大农村就成为日军统治的薄弱地带。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敌人，陷日军于两面作战的不利地位，开辟敌后战场，发展敌后战争，成为夺取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战略行动。

同时，由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政治形势的特殊性，出现两个既有联系又相对独立的战场，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大敌当前，国共两党虽然形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双方在政治上还存在重大分歧。政治上的不一致，导致军事上的不统一，双方在反抗外国侵略者的大前提下，形成两个战场，各自独立作战，是抗日战争这个特定的政治、军事环境造成的。毛泽东曾经指出： “就目前和一般的条件说来，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注7

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是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关系。敌后战场的出现，不仅是为了发展人民革命力量，建立和扩大革命根据地，而且也是军事上抗敌御侮的需要。没有正面战场吸引着日本的大量兵力，并给日军以大量杀伤，敌后战场的开辟和根据地粉碎日军的扫荡、进攻，都将是困难的。同样，没有敌后八路军、新四军坚持不懈地、广泛地钳制和打击日军，正面战场所承受的军事压力将更大，失败得也将更惨。毛泽东、朱德对两个战场有过这样的评价： “八路军的这些成绩从何而来？……其中友军的协助是明显的，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地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之配合，也不能得到这样大的成绩。八路军的将士应该感谢直接间接配合作战的友军，尤其应该感谢给予自己各种善意援助与忠忱鼓励的友军将士。”注8但是， “如果没有解放区战场，又如果没有解放区战场这种与敌人相持的战争，如果解放区战场的战争不能在最困难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下来，那么敌人就会继续长驱向西南、西北进攻，而国民党的反人民的政治机构及其军队，则又必然招架不住，那就不会有什么相持阶段，抗日战争的局面早已是不堪设想的了”。注9

两个战场相互支持、相互依存的关系，在整个抗日战争中都是存在的，不过在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是两个战场配合得较好的时期。它有战争指导上的配合，如毛泽东关于持久战的思想，在国民政府上层军事领导者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周恩来、朱德等多次向国民党方面就军队建设、军事战略方针和部署问题，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在战役战斗上的配合，也不乏其例。如八路军在进入山西以后，即分别到晋东北、晋西北、晋北以及晋东正太铁路沿线，直接协同友军与日本侵略军作战，先后参加了平型关、忻口和太原的保卫战。新四军在鄂豫边区配合友军与日军进行了25次规模不等的战斗。

两个战场在战略上的配合，直接影响着整个战局的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实行战略外线作战，对国民党方面的战略内线作战无疑是最大的支持。仅在徐州、武汉两次会战期间，八路军就在华北地区敌后战场作战1400次，歼灭日军4万人以上，牵制了大量敌人，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就是在战争后期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正面战场大规模的战役南移华南地区以后，两个战场在战略上的配合仍然发挥着重大作用。

通常在一般性战争中，敌后游击战争只起着配合正面作战的作用，它给敌人以扰乱、破坏，使之不得安宁。可是，中国抗日战争形成如此巨大的敌后战场，在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抗日战争的敌后战场起着改变整个战局发展的战略作用，影响着战争的胜负。据不完全统计，仅八路军、新四军在战略防御阶段，共作战1600余次，歼灭敌人54000余人；以后在1938年至1943年的5年中，作战62000余次，歼灭日伪军59万余人，粉碎日军“扫荡”“清乡”280余次；在1944年一年中，作战2万余次，歼灭日伪军30余万人。毫无疑义，敌后战场作战为整个中国反侵略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如前所述，抗日战争的敌后战场亦包含着国民党方面的敌后游击战争。早在1937年冬天在武汉举行的军事会议上，国民政府军委会即作出了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决策。其后在南京军事会议、南岳军事会议上，均进一步讨论了开辟敌后游击战场的问题。除于1939年建立冀察、苏鲁两个敌后战区外，先后形成了第一战区豫东游击区、第二战区山西游击区、第三战区浙西游击区、第四战区海南游击区、第五战区豫鄂皖边区游击区等，并规定敌后兵力约占抗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国民党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虽然也牵制了颇多的敌军，困扰了敌军后方，配合了正面战场作战，但是由于不少部队叛变投敌，并不断与八路军、新四军发生摩擦，因而也限制了国民党敌后游击战争在抗战中发挥有效的作用。

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是整个中国战场的重要部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发挥着主战场的作用。只是后来国民党主要当权者采取了消极抗战的政策，因而使正面战场的作用受到严重影响。但是，从整个抗日战争看，广大官兵是爱国的，作战也是英勇的，并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这不仅表现在战略防御阶段的平津、淞沪、晋北、晋东、鲁南和保卫武汉诸战役中，就是在战略相持阶段进行的南昌、随枣、枣宜、长沙、上高、常德等战役，战斗亦十分激烈，牺牲也是惨重的。1944年反抗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中、长衡、桂柳作战，表现了国民党主要当权者的消极避战思想，以第五、八、九、四共4个战区的兵力，未能阻挡住日军十几个师团的进攻，这不能不说是战略指导上的严重失误。但是，大批爱国军队艰苦作战，表现了强烈的抗敌御侮精神。如衡阳会战，虽然最后失败了，但是中国守军第10军先后与4个半师团的日军激战47天，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使日军造成了严重的伤亡。正面战场上的中国军队仍然存在着国民党嫡系与杂牌军的宗派矛盾，但在外敌入侵面前，多数能以民族大义为重，积极投入作战。许多过去曾经割据一方的地方军事力量，也奔赴抗日疆场。

总之，两个战场都为捍卫中华民族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作出了贡献。它们是整个中国战场和民族反侵略战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否认任何一个战场的地位和作用，都是不恰当的。

四、抗日军事战略的演变

战争中，正确的战略战术，是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所谓战略，是军事上长期起作用的因素，对战争的胜负具有决定意义。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这是由于战争的基本点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也是由战争双方的国情和力量对比所决定的。

对比中日双方，日本是一个小而强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是一个大而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战争初期，日本处战略进攻态势，中国处战略防御态势。日本的军事实力远优于中国军队。中国抗日战争要取得最后胜利，必须通过长期的奋斗过程，通过持久作战，才能逐步改变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改变敌强我弱的形势，变被动为主动。因此，我国实行持久战和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方针是恰当的。战争过程中，弃守一些城市和地区，也是坚持持久战略的需要。但是，由于中国政府没有实施战略持久战中的战役速决战，战略内线作战中的战役外线作战，以及运动战和阵地战相结合的灵活多变的军事战略，而是实行了单纯的、消极的防御战略方针，加上军事上存在的许多弱点，诸如部分将领贪生怕死消极作战、战略部署上缺乏全盘考虑、部队之间不能协同作战等，因而在战略防御阶段发生的多次大规模防御性战役，连连失利，未能达到战略防御作战的基本目的，许多战略要地和铁路干线白白沦入敌手。

国民党政略上的错误，也影响着军事战略的执行。所谓抗日战争的政略，就是要调动、团结全国人民，团结各阶级、各政党、各派系共同抗日。但是，国民党的政略错误，集中一点是执行了一条片面抗战路线，即不要人民抗战，坚持反共政策。在华北战场表现为战和不定，在华东战场表现为死守上海以待国际联盟和列强各国的干涉和调停。政略错误必然导致军事战略的失误。

1938年秋，战略相持阶段到来之后，日本在军事战略上的弱点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随着战争区域的扩大，战线延长，多点进攻，分兵把守，兵力不足的困难日益突出。日军不得不逐步增加侵华兵力，到1938年底日本在华总兵力达到100万人，其国内可以机动的部队已经很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一年零四个月时间内，日本军费开支大大增加，1937年的直接军费占国家总支出的69％，1938年的直接军费占国家总支出的76％。军费的不断攀升，给日本财政经济造成很大困难，国内的各种矛盾日益发展并进一步尖锐化。这一切导致日军在军事战略上逐渐陷于被动，很难再发动新的、有效的战略攻势。敌我双方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在转化中，中国方面的有利因素在上升。如果国民政府采取正确的政略和军事战略方针，可以进一步发展有利因素，扩大有利形势，缩短相持阶段的进程，从而造成战略大反攻的形势，以结束抗日战争。可是，在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的政略错误在继续发展，反共活动不断增加。如前所述，1939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的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进一步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这标志着国民党政略有了明显变化。1938年11月25日，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上，虽然宣称要“转守为攻，转败为胜”，在五届五中全会上制定的《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中，提出要“继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这不过是一句空话，实际上国民党当权者进一步动摇、妥协。他们消极避战，保存实力，不主动发展有利因素，不积极改变中日双方力量的对比。

由此可以看出，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之所以这样长，从中共方面说，八路军、新四军力量弱小，要发展壮大以改变敌我相持的状态，需要一个较长过程。而国民党方面坚持错误的政略、战略方针，是中国抗日战争不能迅速改变战略相持局面的重要原因。中华民族的反侵略战争一定会取得胜利，但是如果没有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变化，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可能还要延长。

太平洋战争爆发，直接影响着中国战局的发展，日本的失败已指日可待。国民党为了达到战后继续控制全中国的目的，在抗日战争的后期，军事战略上的保守主义进一步发展，从而导致中南战场继续丧失大片国土。虽然曾在桂柳地区实施反击作战，但总体上说，其军事战略更加消极、被动。相反，在敌后战场，自1944年至1945年夏，八路军、新四军的攻势越来越大，显示着敌后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呈现出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的战略趋势。它直接促成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五、日军侵华后各国对华关系的变化

中日战争的爆发，恶化了中日关系，也对整个中国对外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改变着各国对华关系的格局。

日本独占中国的政策，破坏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所形成的各大国在中国的均势，导致各国在远东地区的关系复杂化。中国政府力图获得各大国的支持以对抗日本的侵略政策。纵观整个中日战争时期，各大国对华关系，大体上分为三种类型。

苏联，一向积极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

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出于维护远东地区和平的战略考虑，积极主张改善自中东路战争以来的中苏关系，提议立即恢复中苏邦交。其后双边关系虽然在贸易、中东铁路、外蒙古等问题上，出现过一些障碍，但由于日本的不断扩大侵略，不仅对中国而且对苏联也构成了严重威胁，由此中苏两国政府都有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的愿望。1938年8月21日，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从军事上、财政上、物资上积极援助中国抗战，不仅给中国以巨额贷款，还向中国提供军事装备，派遣军事干部和志愿航空队来华参加对日作战。苏联希望中国拖住日本，以保障其东部地区的安全。这种愿望随着欧战的爆发，表现得更加明显。苏联在援助中国的同时，也谋求与日本改善关系。中苏关系再次趋于冷淡的转折点是1941年4月13日《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苏联不惜以牺牲中国、损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为代价，促使日本坚持南进政策。第二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夕，即1945年2月，苏联出于战后远东战略格局的考虑，与美、英首脑签订了《雅尔塔协定》。这个协定是苏联再次以牺牲中国主权而与美、英大国所作的幕后交易，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国人民的谴责。

美、英等国，在日本武装入侵中国后，虽然不愿意放弃其在华利益，但亦不愿意加剧双方的矛盾和冲突。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1年珍珠港事变前，美国对日本的侵华行为总的来说是采取“不承认主义”和“不干涉政策”。1932年1月7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给日本外务省的照会，1937年7月1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所发表的关于国际政策的声明，以及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发表的其他一些声明，均明显地表示了美国的两面政策。它既不赞成日本的侵略行径，希望其在华利益不因日本的侵略而受损害，又不愿开罪日本，甚至鼓励日本反苏、反共。自1937年至1940年，美国继续坚持并且不断扩大对日本的贸易。日本从美国获取了大量战略物资。

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签订，激化了日美矛盾，美国对中国的援助亦渐趋积极，并宣布禁止向日本输出钢铁。但是，日本的战略目标不仅要把美国从中国赶出去，而且要把美国驱逐出太平洋。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给美军以沉重打击，也深刻教训了美国政府。美国被迫宣布对日作战，并向中国提供大量贷款和军用物资，宣布建立中国战区，以蒋介石为统帅，以史迪威为参谋长。1943年，美、英等国先后与中国签订关于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及处理有关问题的条约与换文。美英等国宣布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虽无多少实际意义，但毕竟是一项友好行动。1942年以后，美国成为中国的主要盟国。

这时，美国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政策，主要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把反苏、反共暂时搁置一边。美国大量援助中国政府，目的是维护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地位，以分散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兵力，并逐步加强对国民党政权的控制，扩展美国在华势力。抗日战争后期，美国不希望蒋介石把力量放在反共方面，以免自行削弱力量。但是，抗战后期国共力量的消长，无疑对美国战后在华地位形成威胁。美国政府派遣观察组访问延安，以及相继发生的史迪威事件，导致中美关系的危机。美国担心失去蒋介石就意味着失去中国，并直接影响着战后美苏在远东地区的战略格局。美国迅速调整对华关系，派遣魏德迈、赫尔利使华。

1944年下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在中国战场上，以中共为代表的人民力量迅速壮大，而蒋介石的统治日趋腐败。美国为了战后能取代日本独霸中国，其对华政策由支持国共合作抗日，走向公开的扶蒋反共。除在军事上、经济上继续给国民党以大量支持外，新任驻华大使赫尔利以调解国共关系为幌子，努力帮助国民党“统一境内的一切军事力量”，支持蒋介石的“领袖地位”，“防止国民政府的崩溃”。毛泽东批评美国政府这种扶蒋反共政策的危害性， “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注10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和德国、意大利等国的关系，又是一种类型。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摧毁了德国帝国主义妄图称雄世界的迷梦。凡尔赛和约不仅使德国在非洲和太平洋上的殖民地被战胜国瓜分殆尽，而且将德国在中国山东掠夺的权利全部让与日本。此后，大国在中国的争夺主要是美、日、英三国，德国因战败被排除在争夺之外。

德国对华关系的复苏，大约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1933年，蒋介石虽有求于德国方面的支持，但是尚未达到十分迫切的地步。中国在德国政府的战略格局上，也不具有重要地位。其后虽有大批军事人员来华或组织军事顾问团，但并不具有官方性质。双方的经济贸易，亦局限于民间。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德国政府对中日冲突表面上严守中立，实则不敢开罪于日本。在国联大会上，德国代表对中日冲突的争辩，常沉默不语，或人云亦云。当日本在1932年南侵锦州并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时，德国报纸纷纷抨击日本暴行，表现了对中国的同情态度。可是，德国政府却三次警告各报馆，禁止过分敌视日本。

1934年至1937年，中德关系进入比较和谐活跃的时期。双方进一步密切了政府间的往来，许多双边事务纳入政府间的渠道，并相互寄予较多的期望。这时，从中国政府方面说，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倾全力对付共产党和削弱异己力量。面临日本的大规模侵华行动，美国、英国都表现了骑墙政策，中苏关系尚在改善中，因此，南京政府把全面军事援助的希望寄予德国方面，并且表现了极大的热情。而德国方面，自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加紧扩军备战，极力摆脱凡尔赛条约的束缚，冲破对德国军备的限制，迫不及待地希望加强与中国的贸易，借以倾销军火，进口军备原料，特别是钨砂等矿产。希特勒对中日战争继续采取两面政策。一方面，德国保持着对中国的友好关系，因为德国在中国有大量权益，这是他们不能忽视并不愿放弃的；另一方面，日本是德国的主要同盟国。1936年德日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德国希望日本能在远东给苏联以牵制，并在太平洋上向美、英施加影响，使德国能在欧洲放手大干。这一政策的结果，导致了1937年冬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

1938年以后，中德关系开始逆转。这是由于日本侵华战争不断扩大，日本政府对德国执行两面政策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要求德国停止向中国供应武器、军火，撤退军事顾问团。德国政府在中日之间面临抉择。德国政府从其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考虑，逐步明显地倾向日本一方。1938年6月，德国外交部严令顾问团成员“尽速离华”，国防部亦禁止向中国输出军火。这时，双方关系虽渐趋冷淡，但是德国政府尚未发展到公开支持和帮助日本侵华的地步，两国还保持着一般外交关系。经济贸易额虽下降，双方仍继续维持着往来。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签订，进一步恶化了中德关系。德国在条约中，“承认并尊重日本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中的领导地位”。这无疑是对中国及远东地区各国人民利益的粗暴干涉。1941年7月，德国更进一步宣布承认汪精卫伪政权。中国政府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正式宣告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并宣告与德国“立于战争地位”，与德国间的“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 “一律废止”。注11中德关系完全破裂。

六、抗日战争的经济战略

战争不仅是敌对双方军事力量的拼杀，同时也是经济实力的较量。正确的经济战略和雄厚的物质基础，是取得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如前所述，20世纪30年代初期，国民政府采取的财政经济政策，对发展经济和准备抗战，起了良好的作用。但是，随着战争的日益扩大，作为中国经济重心的沿海地区迅速沦陷，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并很快陷入混乱和困苦境地。国民政府为了保证前方军需供应和后方生活需要，必须迅速调整经济战略，建立战时经济体制，把整个经济纳入战时轨道。

首先，调整了经济政策和经济机构。1938年3月，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抗战建国纲领》。这个纲领虽然有不少缺陷，但它是国民党战时的施政纲领。其中对经济问题，规定“经济建设应以军事为中心，同时注意改善人民生活，本此目的，以实行计划经济，奖励海内外人民投资，扩大战时生产”，“以全力发展农村经济”等。在通过的《非常时期经济方案》中，强调“目前之生产事业，应以供给前方作战之物资为其第一任务”。这样就确定了使国民经济军事化的战时经济政策。与此同时，为了适应战时领导经济的需要，便于实行经济统制，1938年1月，国民政府颁布了《调整中央行政机构令》，对行政院、军事委员会的机构进行了调整，合并、裁撤或新建了一些部、委。如将一些部、委归并，新建经济部、交通部，改变了过去经济部门纷乱，政出多门的现象。在金融方面，建立了中、中、交、农四大银行联合总办事处，由蒋介石任主席，以协调国家财力，决策战时金融财政政策。

其次，建设西南西北后方基地，组织沿海各省工矿企业内迁。在日本不断扩大侵略面前，建设一个可靠的后方基地，成为坚持抗战以夺取最后胜利的重大战略措施。早在1934年1月，中国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就作出决议，确定了以国防为中心的西南、西北腹地经济建设的方针。此后，国民政府不断制订计划，促进后方基地的建设，特别是在交通运输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在沿海各省沦陷前夕，由于各方面的强烈呼吁，国民政府实行了大规模的工业西迁活动。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江西、河北、山西、河南、广东等省市，都有一批工厂西迁湖南、广西、四川、陕西等西南、西北地区。其中有民营工业，也有国营厂矿。这些工业的内迁，保存了中国的一部分经济财富，也促进了西南、西北地区经济的开发和发展，有利于实行持久抗战。

再次，实行了战时统制经济政策。在金融方面，由于沿海地区城乡相继陷落，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关税、盐税、统税三大税收和其他税收，大幅度下降。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出现了抢购外汇、提取存款的风潮，金融财政陷于混乱。国民政府乃改革税收制度，修改关税税率，并公布《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统制外汇管理，扩大法币发行，建立地方金融网，使金融管理进入战时体制。在对外贸易方面，也实行统制政策。在财政部下面设立贸易委员会，直接控制桐油、猪鬃、茶叶、生丝、羊毛和其他土特产品的出口贸易。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则直接掌握钨、锑、锡、铋、钼、汞等与国防有密切关系的特种矿品的生产与出口。对于影响人民生活甚大的物资如盐、糖、茶、酒、火柴、卷烟等，则实行专卖制度。对交通运输也实行统制政策，建立了西南交通网。

农业生产是坚持战争、维持人民生活的重要保证。1939年以后，西南地区由于人口增多及战争的影响，粮食价格迅速上涨，再加上投机商人囤积居奇，市场粮食供应紧张。1941年3月，国民政府颁布《田赋改征实物办法暂行规则》，将各省田赋收归中央，并将田赋征收货币改为折征实物。田赋征实，从形式上看是落后的、倒退的，但在战争环境下，是一项重大的应变措施。为了杜绝高利贷者对农产品的操纵，国民政府在大后方广泛建立合作金库等农业金融机构，向农民发放农业贷款。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国民政府采取措施，改良农业生产技术，筹设难民垦殖，扩大耕地面积，推进农田水利建设。这些措施，虽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的紧张状况，但政府却收集到大量粮食，然后统筹调剂使用，从而保证了军粮供应和民食的调配，有利于充实财力，稳定粮食市场，也使国库收入免遭货币贬值的损失。

总之，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战略的调整，和实行一系列战时经济体制与政策，对于保证抗日战争的持续进行和最后胜利，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这一政策执行后所带来的消极结果。大官僚、大资产阶级，利用他们控制的经济权力，进行投机、贪污、掠夺。他们利用统制外汇、黄金自由买卖、统一货币发行和银行管制等政策，进行外汇投机，制造通货膨胀，掠夺中小资产阶级。他们利用农业田赋征实、征购、征借等政策，营私舞弊，加重农民的负担，这样就动摇了国民政府脆弱的经济基础。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统治的腐败，成为日后这一政权迅速崩溃的重要因素。

对比之下，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的具有民主主义性质的经济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军民的抗日积极性，为坚持敌后抗战和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奠定了牢固的物质基础。

1940年以后，由于日伪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了残酷的烧杀政策，不断地进行“扫荡”、“清乡”、“蚕食”；国民党的军事摩擦也日益加剧；加之华北地区连续几年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这就使敌后抗日根据地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局面，物质生活十分艰苦。为此，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经济、政治措施。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发展，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间的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为了争取和团结社会各阶层共同抗日，早在1935年，中国共产党便开始调整农村土地政策；1937年8月洛川会议以后，更明确地提出了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减租减息的主张。这一政策的实质，是在日本大举进攻面前，调整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部分地满足双方的合理要求和利益，即规定地主必须减租减息，农民也必须缴租缴息。这一政策执行的结果，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鼓舞了农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同时也适当地照顾了地主阶级的利益，有利于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了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方针指导下，广泛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广大军民纷纷投入垦荒和工业、商业以及交通运输活动，扩大了耕地面积，增加了粮食产量。工商业迅速繁荣起来，根据地的财政收入很快改观，保证了军需供给。加上实施精兵简政方针，军政机关作风大大改进，军民团结加强，根据地内部出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七、全面认识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经历了14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这是中国近百年史上第一次获得的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长期以来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如有的强调美国使用了原子弹，逼使日本投降；也有的说因为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消灭了日本关东军，使日本不得不放下武器。对此，众说不一。

如何看待战争胜负的原因，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曾有论述。他说：“两军相争，一胜一败，所以胜败，皆决于内因。胜者或因其强，或因其指挥无误，败者或因其弱，或因其指挥失宜，外因通过内因而引起作用。”中国的抗日战争经历了一个十分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历史证明，中国人民一定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中国取得战争胜利的根本原因和决定性因素，是中国人民坚持不懈的斗争意志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抗战。但是也应该看到，战争初期双方力量对比所造成的敌强我弱的形势，决定了中国人民要改变弱势并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必须经历一个长期奋斗的过程。

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中国长时间抗击着日本侵略军的大部分主力部队。当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陆军70％的兵力，大约35个师团被牵制在中国战场。中国的抗日战争，给日本军事力量以极大的杀伤和消耗，不仅使日本无力进攻苏联，也有力地遏制了日本的南进政策，减轻了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对英、美等国的军事压力，在战略上和战役上都支援和配合了盟军的作战行动。毫无疑义，中国人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国际战争形势的变化，尤其是远东地区局势的发展和各国人民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和援助，对加速中国反侵略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给中国抗日战争带来有利的国际形势。美国被迫抛弃了长期以来对日本侵华战争所采取的两面政策，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主要支持者。

经过中国人民长期坚持抗战给日本造成的严重消耗，加上美国在远东地区对日本的军事打击，到1944年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每况愈下：粮食严重不足，生产急剧下降，劳动力和兵源十分缺乏，总体战体制濒临破产，国内充满着混乱、饥饿和恐慌，日本上层出现反对东条内阁运动。太平洋上，美军相继攻占马绍尔群岛、塞班岛等处，并开始进攻菲律宾，切断日本和南亚地区的联系。1944年5月，日军为了救援入侵南亚地区的军队，在中国战场开始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其间虽然一度得逞，但由于作战区域广阔，占领地区兵力单薄，1945年5月，中国军队向桂柳地区发起追击作战，相继克复南宁、柳州和桂林。八路军亦开始转入全面反攻。6月23日，冲绳日本守卫部队，在美军的攻击下，全军覆没。日本的失败已成定局。这时，日本军国主义者表示继续坚持战争。6月8日，天皇御前会议决定， “举国一致，俾能适应皇土决战”，注12谋求在海外领地被盟军攻占后继续在日本本土顽抗。另一方面，一批日本重臣希望在有利条件下媾和，结束战争。7月10日，天皇企图指派前首相近卫文麿为特使访问苏联，期望苏联出面调停，以体面地结束战争，理所当然地遭到苏联拒绝。

显然，到1945年7月，日本各方面的处境已十分艰难，对战争的前途已经绝望。

7月26日，中美英三国联合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军国主义投降。日本内部虽然意见不一，但是日本政府仍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6日，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宣布对日作战，并表示次日出兵中国东北。这时，日本军方虽然感到事态严重，但是仍无意接受无条件投降。8月9日，美军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当日上午日本连续召开各种会议，经过不断的争吵，至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美军投掷原子弹和苏联宣布出兵中国东北，对日本的迅速决定投降，起了促进作用。过分的夸大和贬低两者的作用，都是不妥当的。长期的侵略战争，已将日本的国力消耗殆尽，已无更多的人力和物力继续坚持战争。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日本的无条件投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八、十四年的抗日战争是一个整体过程

近代以来，中国和日本之间曾经发生两次大规模的战争。一次是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结果以中国的惨败而告终。1931年9月，日本军国主义再次挑起对中国的第二次侵略战争，这次战争以中国人民的辉煌胜利而告结束。

对第二次中日战争的研究，多年来出版了大量学术成果，可以说已经十分繁荣。但是，这次战争的起点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还是1937年的七七事变？学术界在认识上并不完全一致。我们认为有必要把这个问题研究清楚。

毫无疑义，1937年的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扩大进攻中国内地的开始，也是中国各民族、各阶级、各政党团结起来共同抗日的起点。但是作为一场大规模的中日战争，它的起点应该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并且经历了14年的战争过程。我们应该将1931年至1945年的中日战争历史作为一个完整过程加以研究。

甲午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地策划侵略中国的新阴谋。1927年6、7月间，日本田中内阁在东京召开了“东方会议”，讨论并确定了新的对华政策，即所谓“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如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九一八事变就是这一政策演进发展的必然结果。九一八事变后的14年，不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政策、步骤、范围、手法如何变换，它始终遵循和坚持田中内阁所制定的企图灭亡中国并征服世界的“大陆政策”，并且从此开始了长达14年的侵略战争。其间，自1931年至1937年，虽然战争时而停止时而继续，但是日本灭亡中国的政策并未放弃，日本侵略军并未撤离中国领土，而是一步步向华北地区扩张。这时日本与中国政府所进行的各种谈判和在华北地区策动的政治分离运动，都是以其武装力量为后盾的。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即开始了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武装斗争。由于中国国情的复杂性，导致中国抗日战争的曲折性。由自发的、局部的、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发展到全民族的、各阶级各政党共同进行的反侵略战争，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变化过程。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带来严重影响。中日民族矛盾已经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开始下降到次要地位。全国各阶级、各政党尤其是国共两党，面对这一残酷的战争现实，不能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态度和政策。政策的调整和相互关系的整合是曲折的、缓慢的，经历了正确和错误的选择。共产党由抗日反蒋、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国民党则由对日不抵抗到抵抗、由消灭共产党到接受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实现共同抗战，是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逐步实现的。

综上所述，无论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还是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方面说，14年的中日战争是一个整体发展过程，我们不应将七七事变前后割裂为两个不同质的历史发展阶段。但是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是中国人民局部抗战阶段，自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则进入了全面抗战阶段。七七事变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它不仅标志着日本开始大规模地入侵中国，也标志着全国人民团结抗战的形成。我们可以将14年的中日战争历史，作为一个战争两个大的发展阶段加以深入研究。

第一部分　九一八事变与东北沦陷

第1章　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及其对华政策

一、日本军国主义的产生及其早期侵华活动

1867年，日本西南地区一批具有改革倾向的封建领主兼军阀以“还政于天皇”的名义兴兵讨伐当时控制中央政权的德川幕府。注13天皇颁发密诏确认其行为的合法性。10月14日，德川幕府的最后一代将军德川庆喜辞职，还政于天皇，德川幕府的统治至此结束。1868年1月3日，明治天皇颁布王政复古诏书，正式宣布废幕府，成立新的中央政府。倡导倒幕、主张改革的人士掌握了中央政权，是谓明治政府。明治政府从19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改革政策与措施，开始了日本近代化的进程，构成了日本历史发展的转折点，史称“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即日本近代化的主体力量具有浓郁封建色彩，其虽有近代化指向，但封建因素与日本传统宗教神道教，在日本近代化中产生了强大影响并发挥着整合社会的作用，使得明治维新开始的同时，日本便走上了军国主义的发展道路。明治政府建立伊始，就提出了“富国强兵”的口号。1868年3月14日以天皇名义发表的《宸翰》（即天皇御笔信）中，即宣称要“继承列祖列宗之伟业”， “安抚尔等亿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注141872年，明治政府颁布征兵令，旨在建立现役与常备役（即预备役）相结合的近代军队。至1890年，日本已拥有7个现役近代陆军师团，人数达53000余人；近30个常备役陆军师团，人数达256000余人。此外，海军亦拥有近代舰只25艘，总吨位达51000吨。并建立了遍布全国的军事0000警察网， 至1889年，已拥有首都警视厅和692个警察署，774个分署，1400余个派出所。注151890年，日本的近代工矿交通企业已达1653家，占主导地位的为军工企业。1881年，明治政府颁布教育敕令，明确规定军国主义思想为各级各类学校教学的基本内容之一，并在学校普遍开展军事训练。军国主义不仅成了日本的国策方针，而且内化并构成了日本的国家体制。1874年颁布的陆军省官制中规定：“陆军卿（即大臣）由将官中任命。”这种体制后推广至海军部，明确了大臣的武官制。陆、海军省作为政府的部门，必须由陆、海军将官出任，此种体制实际上使军方有效参预并制约了政府，并在实际上拥有了对政府的干预权和否决权。只要军方的意图得不到实现，就不派人参加政府，政府便无法组成，更谈不到开展工作了。1878年，设立了参谋本部。参谋本部以将官为首脑，直属天皇，与政府平行，参预国策方针的制定。参谋本部处理军事事务，政府无权过问。参谋本部决定的军令事项，可以直接下令军部执行之。作为政府部门的军部（陆、海军省），在本质上也因此隶属于参谋本部了，这就为参谋本部通过军部干涉政府开辟了通道。 加之军部大臣的武官制，军方实际上完全控制了政府。注16

图1.1　中国洋务运动的推动者李鸿章（左）与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臣伊藤博文（右）

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首要原因在于明治维新是一场极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注17明治维新的发动者、组织领导者大多为具有一定开明倾向及意识的地方封建领主兼军阀。他们虽具有某些明确的资本主义价值取向，但更多的则是站在封建制度的立场上利用资本主义的某些因素。明治维新后，封建制度因素在各方面仍广泛存在。政权体制基本保持了旧的模式。在新政府中当权的维新派，既发展着城市的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又维系着旧有的封建领地。1872年明治政府颁发土地执照，仅承认德川幕府时期的地主和自耕农享有土地所有权，绝大部分农民仍然没有土地，靠租佃地主的土地为生，封建生产关系在农村中仍占据着主导地位。城市中新兴的工商业资产阶级绝大多数渊源于与封建领主、军阀、官僚存在广泛联系的高利贷商人，他们运用各种封建手段、方法及制度经营近代工商业，使封建关系盛行于近代工商业之中。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并未实行，封建思想意识普遍存在。大量封建因素融合进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封建地主阶级的掠夺本性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残酷性相结合，构成了日本军国主义（后发展至列宁称之为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的社会基础。

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另一原因在于日本的政治、文化传统。日本封建社会产生的天皇制与封建军阀及其军事力量一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德川幕府时期即颂扬天皇乃创造日本国家的神的子孙，是日本唯一的最高君主世家，是日本社会的最高权威。尽管天皇的权力实际上被架空，但德川幕府借助于天皇的名义对全国实行精神统治，并挟天皇以令天下。明治维新又发端于西南封建领主兼军阀以“还政于天皇”的名义讨伐幕府，并以“王政复古”的形式结束了德川幕府时代。明治政府直接与天皇制结合，中央政权一直操纵于具有实力的军方或与军方有广泛联系的人士之手。明治天皇利用军方恢复与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军方则利用天皇建立了其对于全国的实际上的控制，并利用传统宗教神道教，强化天皇的至尊主宰地位以统驭社会，形成天皇—军方并利用神道教的一体化社会体制。 “天皇制从诞生的时候起就具有浓厚的军国主义倾向，参谋本部的设立则正式宣告天皇制采取军国主义了”。注18日本古代社会长期为封建军阀所主宰。镰仓幕府（源氏幕府）统治达150年，设于京都的室町幕府（足利氏幕府）统治达236年，设于东京的江户幕府（德川幕府）统治达264年。长期的封建军事力量的统治培育了日本的武士阶层，并使封建军阀混战不断。连续的战争使“尚武”沿袭为日本社会的风气，美国文化人类学者本尼迪克特称之为“刀的传统”。这种传统附着于封建地主阶级的凶残性，塑造了日本封建文化的武士道精神。天长日久，它渗透进日本社会的各个领域，成为日本社会文化系统中极具影响的因素之一。明治维新后，构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文化基础。

后起的以军国主义作为国策方针和国家体制的日本资本主义，更具有贪婪性和掠夺性，19世纪70年代之后，日本疾速走上了疯狂的侵略扩张之路，其侵略扩张的矛头首先指向中国。

图1.2　日本萨摩藩的武士们

1874年，明治政府以报复台湾土著居民杀害琉球漂流民为借口，入侵中国领土台湾，中国清政府表示强烈抗议。日本派出参议兼内务大臣大久保利通担任全权使节赴北京与清政府代表李鸿章进行谈判，在英国驻华公使的斡旋下缔结了《中日北京专约》。日本撤兵，中国则付出50万两白银作为赔款以偿还日军的侵台费用。日本轻而易举地勒索成功，进一步刺激了它的侵略扩张活动。1875年，日本海军向朝鲜江华岛炮台挑衅，威胁朝鲜。1876年2月与朝鲜缔结了所谓友好通商条约。第一条写道：“朝鲜是自主国……”当时的中国清政府与朝鲜之间为宗主国与附属国的关系，开宗名义写上此条，目的是否认这种既定关系，为日后与中国争夺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进而将侵略矛头直指中国埋下伏笔。琉球自古以来为一独立国家，但向中国纳贡。明治政府一成立，便提出琉球为日本领土。1872年强迫琉球王室承认自己是属于日本的琉球藩王。琉球人民反对日本的吞并，清政府也认为这是针对中国的挑衅。明治政府却在用武力镇压了琉球人民的反抗之后，于1879年废琉球藩，改设冲绳县。侵略琉球引发了中日的尖锐对立，使两国迈向战争的边缘。最终，日本依靠政治上与地理上的便利条件和西方列强的支持，不顾中国的抗议，吞并了琉球全岛。明治政府的上述几次侵略行径，除入侵台湾外，名义上均是针对与中国存在着传统宗属关系的国家，但其实质是为直接侵略中国奠定基础，扫清外围。明治政府制定的“耀皇威于海外”的军国主义方针，一直将中国视作其主要潜在敌手和扩张对象。1880年，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在派遣人员潜入中国北京、天津窃取军事情报的基础上，编写了《邻邦兵备略》一文，汇集了中国的军情，论述了中国的军备，并呈奏明治天皇，其中强调必须准备中日战争。为了准备对中国作战，扩充军备乃当务之急。力言 “财政困难不能成为反对扩充军备之理由，因为强兵为富国之本，而不是富国为强兵之本”。注191890年3月，山县有朋在呈给明治天皇的奏折中又强调： “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捍卫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防护利益线，不失自己的有利地势。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是也。何谓“利益线’？即同我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之邻近区域是也。”注20山县有朋所言的日本的“利益线”，即指朝鲜与中国。山县有朋的“卫国”之道即为：一防卫疆域，二吞并朝鲜，三入侵中国。此“卫国”之道深得明治天皇及明治政府的赏识，被定为日本的“根本国策”。甲午中日战争初步印证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这一战略方针。

1894年5月，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日本政府一面准备乘机出兵吞并朝鲜，一面又假惺惺诱使中国清政府答应朝鲜政府的请求，出兵朝鲜以镇压起义。日本诱使中国出兵完全是为自己出兵制造借口并进而挑起中日战争。从6月初到7月初，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日本即以护送驻朝公使返任和保护侨民以及与中国享有对朝同等权益等为借口，出兵朝鲜达一万余人，占据了战略要地，包围了驻朝鲜牙山的清军。7月25日，不宣而战，突然袭击中国派往朝鲜的陆海军。清政府猝不及防，于8月1日仓促宣战。甲午战争前后历时8个月，由于清政府腐败的政治、军事制度和消极防御、失败主义的指导方针，终于导致中国战败。清政府于1895年4月17日被迫与日本签订了自《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丧权辱国条约——《马关条约》。《马关条约》规定：中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白银；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通商口岸；日船可直驶以上各口，日本可在以上各口设立领事馆、建造工厂、输入商品和各种机器设备；为保证中国履行条款，日军暂时占领威海卫。日本夺取辽东半岛，与沙俄在亚洲的侵略扩张发生了直接冲突，俄国联合在远东与英国竞争的法、德两国，要求日本退还辽东半岛。日本虽被迫退还，但讹取了3000万两白银的赔款作为代价，使中国被迫承担的赔款总额达2.3亿两白银。甲午战争的最严重后果正在于此——日本用勒索的赔款高速进行了资本积累，发展了近代工商业，使其迅速跻身于帝国主义国家之列。中国则利用自己的钱铸造了自己的宿敌。

图1.3　中日签订《马关条约》的所在地日本下关春帆楼内景

1904年至1905年发生了日俄战争。这场发生于中国旅顺口及东北境内辽东半岛的战争，是日俄为争夺对中国东北控制权的帝国主义战争。战争以日本获胜结束，沙俄将在中国辽东半岛和东北南部的特权转让给了日本。之后，日俄又三次签订《日俄密约》，将中国东北北部和内蒙古东部划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从此，日本将以上地区统称之为“满蒙”，视作其独占地盘和进一步全面入侵中国的前沿基地。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日本独占中国野心的显露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资本主义列强叩开了中国的大门。经济、政治、文化入侵纷至沓来，攫取了大量在华特权。《马关条约》签订前后，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步伐加速，各自划分着在华势力范围。沙俄侵入了中国的东北、内蒙古、新疆地区；日本侵入了所谓“满蒙”地区，割占了台湾（包括澎湖列岛及金门、马祖岛屿），并于1898年强迫清政府答应不把福建租让给其他国家，使福建也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1898年，德国强迫清政府订立《胶澳租界条约》，以“租借”的名义强占了胶州湾，把山东省变成了其势力范围；法国强占了云南边境地区并取得了在广东、广西和云南开矿的优先权，1898年，又强租广州湾及其附近水域，将以上地区划入其势力范围；英国则强占了中缅边境的中方地区，强迫清政府进一步开放了两广的一些城市作为商埠，1898年强租九龙半岛和威海卫，并于同年迫使清政府宣布不把长江沿岸各省让与或租给他国，从此，长江流域沦为英国的势力范围；美国则于1899年照会各帝国主义列强：在“机会均等”“利益均沾”的基础上，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各列强基本赞同。中国更深地陷入了帝国主义列强共同控制的半殖民地深渊。

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入侵贯穿着互相争夺的剧烈矛盾。英国对于法国强占中国云南与两广地区以及广州湾深表不满，也插足这些地区并将其势力范围扩展至长江流域以遏制法国；同时，英国为了阻挡沙俄势力由东北地区南下，一方面积极扶植、支持日本在东北地区与沙俄对抗，另一方面迅速将其势力范围向胶东半岛渗入、扩展；德国强占胶州湾及胶东半岛，与一直觊觎此地的英国和日本发生了直接冲突；日本将福建划入其势力范围，与一直凯觎此地的法国发生尖锐矛盾；沙俄为对抗英国，支持法德两国；美国则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以保持中国市场的完整性，企图最终通过自身的经济实力独占中国市场。

日本军国主义利用帝国主义的矛盾，扩大对中国的侵略。甲午战前，它既积极备战，试图入侵朝鲜与中国，又深恐入侵东北触犯沙俄在华利益，所以积极谋求英国的支持。英国也想分化日俄两国，并进一步利用日本遏制沙俄在中国的扩张，因此于1894年7月16日在伦敦签订了日英新条约，以表示支持日本，鼓励日本开战，英日同盟就此确立。当时的英国外相在条约签字仪式上致祝辞说： “这个条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比打败中国的大军还有利。”注21日英新条约签署后的第9天，日本对中国就不宣而战。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也是英日同盟与沙俄在远东对抗的产物。英俄在远东的对立，居于帝国主义列强在华争夺的主导矛盾的地位。在日俄战争前，日本一心想独占东北并报三国干涉还辽之仇，英国拉拢美国支持日本，法德两国则支持沙俄。 日俄战争，日本支出了总额达17.16亿元的战争费用，其中有8亿元是从英美金融资本界筹借的外债。注22正是利用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怂恿，日本军国主义逐步积蓄了力量，丰满了羽翼，膨胀了野心，迈出了更大的侵略扩张步伐。

图1.4　日本威逼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的主要战场在欧洲，欧美帝国主义各国先后卷入这场旨在重新瓜分殖民地的战争。日本利用欧美帝国主义列强暂时无暇东顾之机，以“对德宣战”为幌子，出兵侵占胶州湾及胶东半岛，攻占济南和青岛，夺取了胶济铁路，取代了德国在山东的地位。日本的迅速参战（8月23日）使英美感到惊讶。英国认为，日本的参战热情是缺乏诚意的，是利用欧战扩大其在中国的地盘，并无意分担协约国对德战争的负担。1915年1月18日，日本照会袁世凯政府，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主要内容是：第一，将山东由德国的势力范围变为日本的势力范围；第二，日本在满蒙享有独占权；第三，汉冶萍公司由中日合办；第四，中国沿海任何港湾和岛屿均不让与第三国；第五，日本对中国政治、财政、军事、警察等方面享有特权，中国政府应聘任日本人充任这些方面的顾问。“二十一条”提出后，日本向东北、山东增兵，派舰队到厦门、吴淞、大沽威胁袁世凯政府。同时，又明确向袁世凯表示，若答应“二十一条”则支持其称帝。在日本的威逼利诱下，袁世凯政府除对上述第五方面内容表示“容日后协商外”，于5月9日表示完全接受其余条款。袁世凯政府接受“二十一条”，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和强烈反对。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试图独占中国，也一下子激化了它与欧美列强的矛盾。但因为处于战争之中，为防止日本倒向德国，英美除提出抗议并要求不得损害英美在华利益和门户开放政策之外，未采取任何其他行动。法俄两国则采取了观望态度。袁世凯死后，日本寺内正毅内阁鉴于前任内阁侵华步伐过快、手段过于露骨和狂妄而使日本在国际社会声名狼藉的教训，采取了较为隐蔽但实质仍为独占中国的侵略方式。它给予黎元洪—段祺瑞政权大量贷款，促使其成为日本的傀儡；加紧扶植张作霖，促使其成为日本在东北的代理人，并极力直接控制东北的军政财经大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华投资剧增，日资不仅深入了中国的棉纺织业和面粉加工业，而且形成了对中国大型煤铁矿业的垄断。1919年，日资直接开采和与中国合资开采的煤炭产量占了中国煤炭总产量的60.4％。 1918年和1925年，日资控制下的中国铁矿产量占了中国总产量的100％，注23日本疯狂掠夺中国资源，由此可见一斑。当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美帝国主义列强卷土东来时，日本对华资本输出总量已居列强前列。

日本在华侵略势力的急剧扩张，引发了帝国主义列强争夺在华权益的新一轮矛盾，形成了新的矛盾格局。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美国认为这是对它向太平洋地区扩张的威胁。1917年夏天，日本派出以石井菊次郎为首的代表团访美，经与美国国务卿兰辛谈判，签订了《兰辛—石井协定》。该协定重申了帝国主义列强对华机会均等、利益均沾原则以及门户开放政策，同时承认“国家间因领土接近而产生的特殊利益”，暂时缓和了日美矛盾。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召开。在和会上，中国代表提出收回被日本侵占的原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租借地和胶济铁路。美国代表出于维系门户开放政策的立场支持中国的要求。日本则为侵占中国山东的权益作辩解，并威胁若满足中国要求，将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在英法两国的默契下美国再次让步，和会满足了日本的要求。当时美国已经迅速崛起，在经济上自19世纪90年代初起，已成为世界头号强国。英法与日本联合是为了阻止美国向太平洋区域的扩张，以维护其既得的殖民利益；但同时也十分担忧日本独占中国的企图彻底毁灭它们的在华利益。美国利用其两重性，于1921年7月1日，向英、法、日等国提出倡议，召开一次国际会议，讨论限制军备和太平洋远东问题。1921年11月12日，华盛顿会议开幕。1922年2月6日，美、英、法、日等国代表在华盛顿签署了《华盛顿条约》（又称为《九国远东条约》），条约共九条，其基本内容和实际作用是将美国倡导的“机会均等”、“利益均沾”原则和门户开放政策首次通过有约束力的国际条约的形式变成了列强公认的对华“国际准则”，并强迫日本在实际上退出了山东。美国争取到英法的支持和合作（英国在此次会上，正式宣布废除英日同盟），使中国又恢复到了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局面。

帝国主义争夺侵华权益之矛盾的演化，使日本感到其在华既得利益和独占中国之方针受到现实的威胁，于是准备铤而走险，加紧实施其独占中国之战略方针。

三、东方会议与日本大陆政策的发展

1920年，在剧烈的劳资矛盾中日本爆发了战后首次经济危机。危机持续至1923年。 危机期间，日本造船业、钢铁业、纺织业的生产分别下降了35％、20％、30％，生铁生产厂家有近50％关闭。注24加之美英卷土东来的竞争，使日本的重工业一直陷于慢性萧条之中。日本经济实力的削弱是导致它在华盛顿会议上被迫让步的主要原因之一。1923年9月1日，包括东京在内的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大地震，伤亡人数达16万人，财产损失达100亿日元。这对于尚未完全从经济危机中复苏的日本来说，犹如雪上加霜。根据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近代化进程的黩武“经验”，日本准备诉诸对外掠夺以摆脱困境。因此，“在国内如此的混乱中”日本仍更换了内阁。1927年4月20日，以狂热的军国主义者、曾担任过参谋次长和陆相的田中义一大将为首相的新内阁成立。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内阁召集外务、陆海军省官员、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以及与中国事务有关的外交官于东京，举行了“东方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讨论、制定日本吞并“满蒙”的政策和实施计划。7月7日，田中义一在会议上提出了《对华政策纲领》，随后公开发表。这个纲领为掩饰其实质，采用了种种外交辞令。但即使如此，仍露骨地表明了干涉和侵略中国的意图。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第一，区别中国本土和满蒙特别是东北地区。东北地区对日本在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利害关系，因此要坚决把满蒙地区从中国分割出来，置于日本势力之下；第二，认为当前中国不可能统一，日本应和“各地的稳健政权”取得适当联系，从中选择、扶植日本的代理人；第三，日本在华权益以及日侨生命财产如有受“不良分子”非法侵害之虞时，日本当根据需要采取坚决自卫的措施；第四，万一动乱（即中国革命）波及满蒙，扰乱治安，使该地区日本的特殊地位与利益有受侵害之虞时，日本将不问它是来自于哪一方面，应立即坚决采取适当措施以保护之； 第五，日本对中国各地之（对立）政权，首先是对立的南北政权，应采取一视同仁之态度（实质是极力维持中国分裂状况，以便于日本趁火打劫）。注25除此公开发表的文件外，田中义一还根据“东方会议”的精神和上述纲领之实质撰写了《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秘密文件，于7月25日密奏日本天皇，这就是恶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奏折详尽论证了日本以满蒙为侵略扩张基地的战略方针。奏折声称：“惟欲征服支那（即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亚细亚、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奏折还称：“满蒙非支那（即中国）之领土。”奏折同时强调了日本应奉行的全球战略：“将来欲征服中国，必以先打倒美国势力为先决问题，与日俄战争大同小异。” “最近之将来，在北满地方必与赤俄冲突。”奏折详述了实施上述侵略战略的步骤、方法。注26奏折内容于1929年底由中国出版的《时事月报》第1卷第2期揭露，其反映的日本狂妄野心令世界舆论哗然。日本至今矢口否认有此奏折，但日本后来发动侵华战争和挑起太平洋战争的行动步骤完全与奏折的原则及规划相一致。日本军国主义的所作所为印证了奏折内容的真实性。

实际上，田中奏折不仅标志着日本军国主义大陆政策的发展，而且标志着它的定型与完成。日本军国主义一直将入侵并占领中国大陆作为其基本战略目标。首先是占领朝鲜半岛、中国东北地区，以此作为进占中国大陆的跳板。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大陆政策”。在山县有朋所编的《邻邦兵备略》及1890年3月上呈天皇的奏折中，已形成了日本军国主义大陆政策的雏形。在1894年发生的甲午战争中，日本军国主义刚发端的大陆政策进行了初步实践。当俄、法、德三国干涉退还辽东半岛的时候，明治天皇对当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说： “用不着急于夺取辽东半岛。在这次战争中，我们已经了解了该地的地理和人情。不久将会在朝鲜或其他地方再发生战争，那时再夺取也不晚。”注27明治天皇的这一番话表明山县有朋的建议与理论已完全被明治天皇及其政府所接受，并使之逐步具体化了。初步形成的日本军国主义的大陆政策已确定成为日本的国策，日本不惜进一步发动战争以实现之。大陆政策的早期支持者主要为天皇、军人和官僚。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本资产阶级也成为大陆政策坚定的支持者。明治维新后，因农村中封建生产关系仍在相当程度上占据主导地位，使日本农业的发展速度极为缓慢，这就拖住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后腿。仅粮食一项，就远远不能满足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需要。日本自从1893年起，粮食就开始进口。 1903年以后，每年要输入粮食500～600万石，超过国产粮食的10％。注28此外，日本作为一个资源贫乏的小国，亦急需开拓原料产地和市场。为确保朝鲜和中国成为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稳定的原料供应地和投资市场，日本新兴工商业资产阶级热衷于大陆政策，加强了其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依赖性，亦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大陆政策注入了新的社会支持力量。日俄战争，是日本大陆政策进一步实施的明证。在日俄战后签订的《朴次茅斯和约》中，日本使俄国承认了其对朝鲜的统治权，并将东北南部铁路、旅顺和大连的租借权以及其他沙俄在中国东北享有的侵华权益转让给了日本。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独占中国的野心急剧膨胀，其大陆政策趋向系统化。1921年5月13日，日本原敬内阁通过的《对满蒙的政策》中称： “要确保并有效地利用我国在满蒙的既得特殊地位与权利。而且今后必须进一步努力获取我国国防与国民经济生存上所必需的地位和权利。”注29田中义一对大陆政策的全面阐发是前述大陆政策形成过程的自然延续，同时完成了这个过程。日本军国主义的大陆政策视朝鲜半岛和所谓“满蒙”地区为日本的生命线、生存线，其根本战略目标和实质是最终侵吞中国，争霸全球。大陆政策经过田中义一的全面阐发，其目标和实质昭然若揭。

四、世界经济危机对日本的冲击

1927年春，日本陷入了空前的资本主义金融危机。1925年，日本为挽救由外贸入超所造成的外汇汇价下跌低落状况，向海外输出、支付黄金，同时在国内采取紧缩政策，控制通货发行。随着物价的低落，利润率也开始下降，一年之内工业利润率由17％直线下降至11.6％。实力薄弱的公司、银行开始动摇。1927年3月15日，东京的渡边银行、赤地储蓄银行被迫歇业，继而东京的中井银行于19日亦被迫歇业。东京、横滨的中小银行都濒于危机，整个金融界日趋不稳，一片恐慌。政府立即松动银根，在短期内发放大量贷款企图拯救银行，稳定金融形势，但危机继续扩大。4月初，大阪的近江等三家大银行歇业。4月21日，连有天皇存款的东京第十五银行也歇业了。4月22日、23日，全国银行及信托公司全部歇业。股票指数也急剧下跌，4月22日，所有交易所歇业。

当日本尚未从金融危机的打击中完全恢复时，1929年10月发端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又很快波及日本。1930年春，日本开始卷入这场大危机。1931年，日本工业总产值仅为1929年的67.5％。对外贸易额，1931年6月与1929年6月相比，输出总额减少37.3％，输入总额下降40.3％。1930～1932年，日本资本剧减和倒闭的公司及银行数量，均远远超过资本增加和新设的公司及银行数量。仅在1930年，工商业公司就倒闭了823家，资本剧减的达311家。危机在农业中也蔓延深化，先是1930年农产品价格暴跌，农民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为继；继而1931年发生了全国性的大歉收，农业陷入了灾难的深渊。

经济危机使日本国内阶级矛盾空前激化。1930年6月在被调查的700万人口中，完全失业者已达39.5万人。1932年7月调查了720万人口，完全失业者达55.5万人。包括失业回到农村去的人，估计1930～1932年完全失业者高达300万人。侥幸在业的工人，名义工资与实际工资均大幅度下降。降幅平均年递增10％以上。 “一般农民的惨状真非言语所能形容。逃亡、饿毙、全家自杀、偷盗抢劫、出卖儿女等事不绝于耳。”注301929年发生劳资纠纷1420起，1930年增为2294起，参加人数总共近20万。1931年更增至2415起，参加人数近16万，罢工人数突破了历史最高纪录。危机时期的工人斗争不仅次数和参加人员猛增，而且斗争往往超出一个公司的范围，扩大至整个产业部门。1929年，租佃纠纷发生2434起，1930年达2478起。1931年和1932年，均达3400余起。租佃纠纷遭到了官方宪兵的暴力镇压，农民也被迫实行了暴力自卫。阶级矛盾激化引发了深刻的社会矛盾，社会政治形势动荡不安。1927年至1931年，日本更换了四届内阁。

图1.5　1931年5月，日本商工省的职员向政府陈情，反对因为大萧条而减少官员薪俸

自金融危机起，垄断资本主义集团在日本疾速发展。首先是与国家资本相结合的大垄断银行及其势力显著发展。仅在1928年，全国就有265家银行被政府“整理”了，以至于全国商业银行的存放款总额中竟有三分之一以上属于三井、三菱、安田、住友四大财阀银行和第一银行。1931年和1932年，这个比重上升至40％。20年代末期至30年代初期的大危机促使垄断更显著地发展起来。危机期间及此后，日本的纺织业垄断于五大公司之手；制麻业则统一由安田公司垄断；水泥业垄断于两个大公司；造纸业垄断于三大公司，后又合并于三井公司；制糖业由三大公司垄断；面粉业则垄断于两大公司；煤炭业方面，三井、三菱、贝岛、古河、安川、浅野六大资本垄断了全国煤炭产量的62％，三菱、三井两财阀又占了其中的70％。除上述外，硫胺、人造丝、电力、私营铁路等方面也基本上由三井、三菱、安田、住友四大财阀集团所垄断。1929年，日本的卡特尔为21个，1930年达31个，1931年猛增至54个。在钢铁、缫丝、啤酒、汽车等工业部门和北洋渔业中，托拉斯组织也迅猛发展起来。

日本国土狭小、资源贫乏，明治以来一直将对中国及朝鲜的扩张、掠夺作为其“富国强兵”的基础。日本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也依赖于中国及朝鲜作为其原料基地与市场，经济危机更强化了这种依赖性。由此，日本垄断资本通过政府与日本军国主义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促使日本经济向军事化方向发展。20年代末期，日本政府在产业合理化的名义下强制推行组建卡特尔，并制定了重要产业统制法和针对中小企业的工业协会法，以及对出口业的出口协会法。重要产业统制法以国家权力强化大财阀对主要产业的统制力，使其发展符合军国主义的内在要求。根据此法，1931年8月成立了重要产业统制委员会，由官僚、两院议员、垄断财阀组成。他们得到了军方的有力支持，并和军方保持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这个委员会主导了日本经济军事化的过程。1928年，日本进口军需物资的费用在其外贸输入总额中占39％，1929、1930年已增至41％。日本重工业则侧重于坦克、舰船、飞机、汽车的生产及其基础的建设。1931年夏末，三菱飞机制作所完成了国产重型轰炸机的生产。以国产坦克装备的机械化兵团也于1931年夏天建立。立刻能转化为炸药、毒瓦斯制造的化学工业、化肥工业、染料工业等，尽管处在危机中，仍有了很大发展。随着日本经济的军事化，日本的陆、海军装备及其作战能力有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

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最终促进了日本法西斯势力与军国主义的融合，导致日本法西斯势力影响、左右国家决策。源于欧洲的法西斯主义是极端的民族主义和极权政治。早在1916年，日本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北一辉和大川周明就鼓吹日本应当成为亚洲的霸主。为实现此目标，他们倡导建立以天皇为绝对权威的强权政治体制，培育国民忠君的“国体意识”，通过这样的所谓“国家改造”使日本迅速强大起来。20世纪20年代初，他们的思想与东渐的欧洲法西斯主义结合，形成为日本的法西斯思潮。北一辉与大川周明等一面在社会上广为传播法西斯主义，一面在军队中积极进行组织活动。由于法西斯主义与日本军国主义及其大陆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在日本一经形成，就被统治阶层与军人集团广泛接受。20世纪20年代，在日本内阁、议会、司法机关、军队内部相继出现了一批奉行法西斯主义的组织，标志着所谓民间法西斯派别的形成。1923年，永田铁山与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东条英机等人成立了军队法西斯组织二叶会，标志着法西斯主义的所谓“幕僚革新派”形成。他们提出，日本要争霸世界，必须进行“总体战”。为此，必须实行全国总动员，调动一切人力、物力、财力，建立国家总体战体制。几乎同期，在北一辉的鼓动、组织下，相当一部分军队基层军官奉行法西斯主义，形成了法西斯主义的所谓“基层将校革新派”。他们提出，军队是实行“国家改造”并使日本成为“亚洲霸主”的主要工具和主导力量。日本法西斯主义形成后，极力鼓吹战争政策，极大地影响了国家决策。田中义一内阁设立了国家总动员机关“准备委员会”，并在陆军省设立了事务局，负责制订总动员计划，由法西斯骨干分子永田铁山、冈村宁次分任课长。他还设置了内阁直辖的资源局，其职能是为进行战争对资源进行统制运用，后来发展为企划院——战争经济参谋本部。这些机构的宗旨均是为未来的总体战服务。1929年夏取代田中内阁的滨口内阁一上台，就大力推进日本经济的军事化，使上述机构充分运行，着手建立总体战体制。滨口内阁还继承了田中内阁的计划，在京都、大阪、神户地带举行了国家总动员演习，进行了战争产业动员和战时军需生产以及军需品筹措、运输的训练。日本陷入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后，法西斯势力恶性膨胀。1930年，军队内部最大的法西斯组织樱会成立，日本军部和参谋本部的首脑人物纷纷表示支持。日本高级将领阶层转向奉行法西斯主义，表明日本法西斯势力已完全控制了军队。随着经济危机的深化，日本法西斯鼓吹用“决断的手段”（即战争）使日本“断然”摆脱危机。

第2章　九一八事变

一、日本加紧侵华准备

在上述诸多因素的影响及作用下，日本军国主义及法西斯势力充满了侵华的内在冲动。一旦他们认为时机成熟，就付诸行动。

1926年7月，中国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兵出两广，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次大革命进入高潮。1926年底，国民革命军进至长江流域。1927年春，日本金融危机爆发，在华有投资的日本工商业资产阶级对于政府没有对侨民实行“现地保护”非常愤慨，群起而攻之。军部也认为政府外交软弱，没有果敢行动，对此表示了强烈不满，以此为背景更迭了内阁。田中内阁一组成，就迈出了新的侵华步伐。1927年5月28日，田中内阁抓住国共分裂的机会，以“保护侨民”的名义派出2000军队往山东省，占领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并威逼济南。尽管日本政府一再声称这是 “自卫上不得已之紧急措置……对中国及中国人民决无何等非友谊之意，且对南北两军，决不干涉作战，或妨害军事行动”。注31但田中内阁的目的，显然是阻止国民革命军进攻徐州，以保护当时占据华北的张作霖军阀政权。田中义一的设想是，作为日本同意蒋介石统一中国的代价，必须使蒋介石承认张作霖是东三省的主权者，在这个条件下进行有关满蒙特殊权益的交易。田中内阁只同意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统一除满蒙之外的中国领土。在蒋介石统一中国领土之前，日本必须用武力使之明白这一意图。同时，让张作霖明白他离不开日本的“保护”，以促其进一步傀儡化。在此压力下，张作霖将被迫同意悬而未决的商租和敷设满蒙地区五条铁路的问题，用正式条约的形式确保日本在满蒙的权益。如此，即使中国革命涉及到满蒙，也能通过控制满蒙的张作霖来维护日本权益。 蒋介石也会承认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利益。注32后由于“宁汉合流”，国民党全力围攻共产党，推迟了对华北的进攻；加之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国际舆论对日本的谴责，使田中内阁于1927年8月暂时撤回了派往山东的军队。

1928年春，国民政府第二次北伐开始。田中内阁再次以实施所谓对侨民“就地保护”的政策为名，向山东派遣军队。5月1日，福田率第6师团5000余人抵达济南附近。在此之前，华北日军已派了3个中队先期进驻济南城。二次北伐的中国军队于5月1日进入济南；5月3日，日军即寻衅进攻，制造了令人发指的济南惨案。 根据济南惨案调查团所报告，中国民众被杀害3625名，受伤为1455名，加上军队士兵，总数达5000余人，财产损失达2600余万元。注33日军制造济南惨案的同时，日本驻华武官酒井隆向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报称 “师团正在进行紧急部署……各方面战况渐次激烈，依靠蒋介石的力量已不能制止中国军队，需要日本采取断然措施”，敦促政府增派兵力。注34田中内阁5月4日召开了内阁会议，迅速批准了陆军省白川陆相的增兵提案。5月8日从日本本土调派精锐的第3师团赴山东，5月9日又从中国东北加派一个旅团去山东，迫使中国军队撤离了济南，日本以此加重了与南京政府谈判的筹码。

田中内阁三次出兵中国山东的战略意图，旨在干涉中国内政，维系奉系军阀傀儡政权以确保满蒙，是其大陆政策的具体实施。田中内阁一面出兵山东，一面要求张作霖停止在华北与二次北伐部队的对抗，保存实力，撤回关外。日本希图以此完全将张作霖掌握在手中，巩固其在东北的既得地位与权益。为此，田中内阁于1928年5月18日发表强硬声明称：如 “战争进展至京津地方，其祸乱或及满洲之时，我国政府为维持满洲治安起见，或将不得已采取适当而且有效之措置”。注35同时，将驻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移驻沈阳，完成了占领中国东北并完全控制张作霖的军事布置与态势。

张作霖虽是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军阀，但并不甘于在一切方面都对日本政府及其军队俯首帖耳，充当完全的傀儡。慑于全国反帝浪潮的高涨，他对日本提出的在东北的某些权益要求，未能作出令日本满意的答复。在筑路等问题上还接受英美贷款，使英美势力伸入东北，对抗日本。除此之外，张作霖反对撤回关外，并指责日本政府迫使其撤退是干涉中国内政。张作霖和日本政府产生的一系列矛盾，妨碍了日本完全控制东北企图的实现，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因此准备暗杀张作霖，直接吞并东北。1928年6月3日，张作霖终因战败和日本方面的强迫，撤出北京，退往东北。当其乘坐的专列于6月4日凌晨经过京奉铁路（今京沈铁路）与南满铁路交会处的皇姑屯车站时，被预先埋置的炸药炸毁，张作霖伤重身亡，此即皇姑屯事件。皇姑屯事件是日本驻东北的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在军方首脑的支持下，一手策划并组织实施的。在张作霖撤退之前，河本特派了关东军石野芳男大尉和神田泰之助、武田丈夫两名中尉前往山海关和锦州以东的京奉铁路各要地，要他们及时报告张作霖专列通过的时间，并派遣驻朝鲜日军某旅团所属工兵队在皇姑屯车站的旱桥下埋置了炸药，由关东军独立守备队中队长东宫铁男大尉担任现场爆炸指挥。关东军首脑和河本大作的原定计划是：先杀掉张作霖，使东三省权力地方军阀化，在东三省制造混乱局面，然后关东军以保护日本侨民和维持社会治安的名义出动，占领东北全境， 侵吞东三省。注36由于当时的东北当局妥善处理了这一事件，张学良将军迅速稳定了东北全境，东北并未产生日本军国主义希望出现的大混乱局面，关东军无机可乘，致使皇姑屯事件最终未能达到日本军国主义的战略目的。但它确实是三年后九一八事变的前奏和演习。

皇姑屯事件之后，日本直接侵吞东三省的企图暂时受挫，但其既定的大陆政策仍在加紧准备实行。1929年4月，日本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中佐在《扭转国运的根本国策——满蒙问题解决案》中鼓吹：“为了消除国内的不安，需要对外进击”，“满蒙问题的解决，是日本的唯一出路”，“随着满蒙的合理开发，日本的繁荣会自然恢复，失业的有识之士亦可有救”。只有行使武力才能“占有满蒙”，如果 “不得已而引起战争，则干脆连中国本部的要害地区也归我所有”。注37石原的侵略思想得到日本政府和军方高级人士的赏识。1929年至1931年三年期间，日本参谋本部和关东军四次秘密侦察东北三省，绘制东北军兵力分布情况图，据以制定军事进攻之方案。1931年1月23日，前满铁副总裁松冈洋佑在日本第59次议会上宣称： “满蒙问题是关系到我国生死存亡的问题，是我国的生命线。无论在国防上还是经济上都是如此。”注38同年3月，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在日本步兵学校的演讲中进一步强调“满蒙对帝国的国防和国民经济生活有很深的特殊关系”，“是帝国国防的第一线”， “如果单纯地使用外交和平手段，终究是不能解决满蒙问题的”。注393月31日，日本联合舰队64艘舰只侵入胶州湾，炫耀武力威胁中国。同期，日本进行了由滨松到大连之间的轰炸机直航演习。4月，将经过特殊训练适应寒冷气候条件下作战的第2师团调往东北地区。5月，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大将在对部队的训示中赤裸裸地提出：“唯满蒙之地，对帝国国防及其生存，具有极深的特殊关系”，日本要 “打开现状，谋求国运的发展，第一步是从根本上解决满蒙问题”。注40尽管遭受了最严重经济危机的打击，日本政府的军费开支在1928～1929年比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一年）增长了159.1％； 1932年，剧增为1913年的343.9％。注41

图2.1　策划占领东北的关东军作战主任石原莞尔

图2.2　九一八事变直接策划者、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

1930年前后，在关于把东北完全变成日本殖民地的问题上，日本帝国主义内部存在两种不同道路及方式的争论：一种强调1931年直接以武力占领； 另一种坚持暂不以武力直接占领，维持并扩大原来的半殖民地局面。注42穷兵黩武的田中内阁因金融—经济危机和皇姑屯事件真相败露而倒台，取而代之的滨口内阁仍坚持帝国主义政策，积极建立总体战体制，但主张先采取第二种方式，军部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1930年11月，法西斯分子暗杀了滨口，樱会将校准备直接组建军部内阁。后此举未得逞，被若槻内阁取代。但樱会将校大量调往关东军就任要职，与参谋本部和陆、海军省的同伙上下通谋，计划挑起战争。若槻内阁的要员以及若槻本人也日趋与军队及其法西斯势力一致，转向第一种方式，称其为“建立举国一致的内阁”。

二、九一八事变前中国东北的政治经济形势

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张学良经化装秘密回到沈阳，在奉系元老张作相等人的辅佐下，继任东北保安总司令，稳定了东北局势，挫败了日本关东军的阴谋。通过河本大作雇用的中国人和其他一些情报渠道，张学良已完全清楚了皇姑屯事件的真相。在中国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推动下，张学良集国耻家仇于一身，决心恢复东北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取消其特殊性，承认中央政府对东北的主权，实现国家主权的完整统一，也借此保持自己在东北的地位。1928年6月20日，张学良不顾日本的军事、经济、政治压力，通电宣布与南京方面 “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注437月1日又致电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等，宣称： “决无妨害统一之意”，注44并派出王树翰等四人为代表与南京政府联络。此后，南京与沈阳之间的信使络绎不绝，将东北易帜之事提上了议事日程。日本政府对东北易帜十分敏感，深恐东北的特殊性被取消，影响其在东北攫取的特殊地位与既得利益。1927年11月23日，南京方面曾宣布： “凡国民政府未参与之中外条约或协定，均不能认为对中国有约束力。”注45日本据此认为东北易帜即意味着日本与北洋政府以及奉系军阀所达成的协议和所签订的条约将失去法律地位而无效。加之日本与张作霖之间的“密约”尚未最后换文签订，成了所谓“悬案”，日本政府极力想使这个“悬案”最后签订落实。东北易帜，则取消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前提，对日本既定的分裂“满蒙”、吞并中国的大陆政策是一个严重的威胁。由此，日本田中义一内阁力图阻止张学良易帜。在皇姑屯事件之后，田中内阁所确定的“对华方策”和“一般方针”中，特别提到： “要促进满洲执政者脱离中国内地的倾向，并划分、确立华人与外侨（在东北）的居住、营业自由和土地使用权，以便解决朝鲜人问题（即从朝鲜移民中国东北，强占中国土地）。”注46张学良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在7月17日会见日本驻东北总领事林久治郎时表示，难以实现与日本有关的张作霖私人签署的铁路借款，明确显露了其易帜的决心。田中义一于7月18日对林久治郎总领事发出训令，命令其对张学良就东北易帜、南北统一问题发出警告。19日，林久治郎向张学良指出 “（一）日本利害关系上，不愿见东北三省政治有急剧变化，致影响及于安宁秩序。（二）依日本观察，国民政府基础尚未底于确定，此时与之合为一体，似有考量余地”，劝其勿改制易帜。注47田中义一将劝阻张学良易帜和在东北排除所谓“南方势力”当作其外交上的最紧要问题。7月28日，派原驻华公使林权助赴沈阳面晤张学良。行前，田中要其向张学良说明： “满洲是日本的外围，是对日本和朝鲜影响甚大的地方，决不能因促进中国统一而牺牲日本在满蒙的权益。”注48林权助会见张学良后，向张学良表示：“东三省若与国民政府妥协，势必侵害日本之既得权利之利益与特殊地位，所以日本政府此刻劝贵总司令暂时观坐形势，较为妥当。不幸倘若东三省蔑视日本之警告，擅挂青天白日旗，日本必具强固决心，而取自由行动。”并声称： “日本政府具有决心反对东三省对南方妥协，即谓干涉内政亦所不辞。”注49张学良仍不顾其威胁，当场表示“决心以东三省人民为转移”。此后，张为实行南北统一继续派代表与南京商谈，最后达成易帜、分治、合作之默契。10月8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议决任命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接着，张学良又派邢士廉赴宁，与南京方面达成四点协议： （1）东北设边防司令长官公署，以张学良为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长官。（2）设置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人选须经中央同意。（3）东三省及热河省委员人选，由张学良推荐，中央明令任命。（4）易帜不能待至民国十八年元旦，应提前数日办理。注50

经过半年的曲折斗争，1928年12月29日晨7时，张学良与张作相、万福麟等联名通电全国： “仰承先大元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注51同时，东三省及热河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和居民一律改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30日，南京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总司令长官，张学良接受了委任状。

图2.3　张学良（前排右二）就任东北边防总司令长官，张群（前排右一）、吴铁城（前排右三）出席

围绕东北易帜问题展开的斗争，以中国的胜利宣告结束。东三省的特殊性即割据局面消除了，日本要求特殊对待东三省的前提亦随之不复存在，日本通过傀儡政权控制东北和直接侵吞东北的方针政策均遭到沉重的打击。但日本既定的侵略国策并未随之改变。12月30日，田中义一拍电报给林久治郎，要其转告张学良：“帝国政府对张学良易帜颇感意外。”并声明： “在政治组织改变后，日本仍有权采取有关维护权益和维持治安的必要措施。”注52

20至30年代，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力量的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深化发展。日本三次出兵山东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田曾向政府报告说，中国对日本的憎恨有一触即发的危险。1929年8月1日，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了《八一国际反战日告满洲人民》的声明，号召东北人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波及中国东北，特别是农业，因受国际市场导向安排、决定生产，因而受害愈烈，农民斗争不断发生。工人、农民、学生及知识分子都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在东北各地开展了反封建、反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对此，日本政府在其“满蒙”政策中一再强调“务必根除满洲的赤化”， “必须防止共产主义侵入该地区”。注53

1928年，苏联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和军事实力有了长足发展。1930年，因张学良收回中东铁路即沈哈线而一度冷淡的中苏关系得到改善，中苏经济、外交往来增加。东三省成为发展中苏关系的前沿，加重了日本的畏惧感。1930年5月，东北交通委员会拟向美国贷款修建铁路，日本深忌美英势力伸入东北，对此耿耿于怀。在大陆政策中，日本亦将苏美视做假想敌国，东北既是侵吞中国大陆的跳板，又是反对苏美的桥头堡，是日本大陆政策的最重要战略环节。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公开宣传： “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线。因而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华的作战上都有极大关系。”注54

在中国人民抵制日货斗争的推动下，1925年以后，东北的民族工业有了较显著的发展。1928年张学良将军易帜之后，服从南京政府的统一领导，着手制订了大规模发展东北地方工业的计划，到1930年，中国在东北的铁路从原有的29公里激增为1103公里，而同一时期，日本在东北的铁路从1802公里，仅增至2360公里，增幅远远低于中国。1930年5月，东北交通委员会制订了以连山湾、葫芦岛为起点的三大铁路干线和支线计划。如果该计划得以实现，将有取代南满铁路即沈大线的可能。同时，还制订了修建葫芦岛港与日本占领的大连相对抗的计划。对这些计划，日本感到惊恐不安。外相币原喜重郎指责这一计划“将置满铁于死地”，他提醒人们“不可轻视”，“要用一切手段加以阻止”。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席卷日本之后，很快波及东北，使日本在东北的企业每况愈下。最大的企业满铁（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1927年纯利润为36274000日元，利润率为10.5％，到1930年，纯利润减至21673000日元，利润率直线下降为5.6％，而固定资产投资却增加了近三分之一。东北的易帜和国家主权的部分恢复以及地方民族工业的发展，使日本扩大市场和原料基地的努力困难重重。日本的对外投资，大部分集中于中国东北。 1930年，日本在东北的投资已高达1617000000日元，占外国资本在东北投资总额的70％以上，占日本对外总投资的58％。注55上述种种因素和事态的发展与影响，严重威胁了日本独霸“满蒙”的战略，大有使其野心破灭的可能。日本政府和军部加紧宣传： “日本要发展，必须统治满蒙。”注56日本法西斯势力则鼓吹对华战争会消除日本国内的不安，使日本摆脱困境，走向繁荣。

九一八事变前，根据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日本在中国东北驻有关东军两个多师团的兵力，主要分布于南满铁路沿线及大城市，因而具备了较强的机动性。关东军司令部设于旅顺（皇姑屯事件后由沈阳撤回）。日本海军占据着旅顺口及大连港。凭借此，日本军国主义将诉诸赤裸裸的暴力侵吞中国东北的计划再度提上实施日程。

三、万宝山惨案与中村事件

1931年6月，在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的主持下，召开了由陆军省军事课长、人事课长、参谋一部编制课长、欧美课长和中国课长参加的五课长会议，制定了《解决满蒙问题方策大纲》，初步确定了武装侵吞东北的方针、措施乃至步骤和时间。这个大纲实质上就是一个军事作战计划。计划确定后，建川美次曾说：“军部已下最后决心。” 并极力鼓励有关人士四处游说，以使社会舆论沸腾起来。注57据最新史料，该大纲乃建川秉承闲院宫载仁亲王（裕仁天皇之兄弟）之意图拟定。同期拟定的还有：《对满蒙之方针与策略》、《1931年度形势判断》等文件。这几份文件的主体精神可归纳为一句话：“也许（在1931年度内）不得不采取军事行动。” “采取军事行动时需要哪些兵力，与关东军协商后由参谋本部作战部提出计划。”注58

日本军国主义 “为了制造在满蒙使用武力的机会，从1931年5月到6月，一直推行内蒙古独立运动计划和‘满蒙’部分地区的暴乱计划”，注59以便乘乱动手。

1931年春夏之交，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勾结奸民郝永德，以长农稻田公司名义强行在长春县万宝山屯附近租用土地500余垧。注60后又未经当地政府批准，擅自将这些土地转租给朝鲜浪人李升熏等，并怂恿李纠结百余名流落此地的朝鲜浪人在万宝山附近的伊通河截流筑坝，挖渠引水，占用、毁坏、淹没了沿途中国农民的数万亩耕地，当地中国农民的财产遭受严重损失和威胁。遭受侵害之农民纷纷请求长春县政府制止朝鲜浪人之行为，于是，县公安局长率警察前往，但日本方面竟派领事馆的警察保护朝鲜浪人，并且再次支持、唆使朝鲜浪人强行挖渠引水，故意大规模毁坏中国农民的田地。 7月2日，300余名愤怒的中国农民填塞非法挖掘的水渠，日本军警竟然开枪射击，打伤中国农民多人。注61日方的用意 “以为中国必派军队以致发生冲突，日本即可藉口出兵东北，其欲造成战端至为明显”。注62万宝山惨案之后，日方编造谣言，颠倒黑白，声称万宝山血案的真相是 “中国农民屠杀了许多朝鲜人”，“东北当局下令驱逐韩侨人”，注63在朝鲜煽动排华风潮。7月3日晚，不明真相的朝鲜民众在汉城郊外和仁川袭击了中国人聚居的街道。5日，平壤发生针对中国人的暴乱，造成80余名中国侨民的死亡。京城、镇南浦、新义州、元山等地同时发生排华事件。 “自3日起至8日止，我华侨男妇老幼，被惨杀死者五百余人，伤二千余人，商店捣毁殆尽，房屋十九被焚，驻汉城我领事馆，亦被捣毁。”注64日本方面立即利用它一手制造并推波助澜形成的混乱局势，大造“满蒙危机”舆论，将事端推向战争边缘。

7月7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对华采取强硬方针。7月19日，若槻礼次郎首相宣称： “我国在满蒙地方享有同国民生存关系密切的权益，为了保卫我国的生存权，必须不惜任何牺牲，毅然奋起。”注65币原外相在致日本驻沈阳总领事的训电中声称： “是此实难保不再发生昭和二年之不祥事件（即济南五三惨案），……倘或中国官宪漠视再三之警告，则日本政府由保护满洲日侨见地，不得不取正当之处置，结果或酿成极重大之局面，亦未可料。”注66

1931年5月中旬，日本参谋本部从事军事侦察工作的中村震太郎大尉等4人，奉命化装成中国农民，秘密潜入东北大兴安岭地区.进行“作战用地理调查”和其他军事侦察活动。5月24日，在返回途中经过兴安区佘公府时，被中国驻该地的屯垦军第3团拘捕。当夜，中村等人欲夺取中国士兵枪支并乘隙逃脱，被中国士兵击毙。该团团长关玉衡 “以误杀外人，恐惹起国际交涉，为卸责起见，乃命将尸体就地焚毁，连同马匹及携带的一切物品，除地图、日记、笔录外，一律焚毁，并将骨灰投之河内，以灭形迹”。注67后因个别民族败类被日军收买、诱供，使日军得知了中村等人被处决之经过。按国际惯例，主权国家军队有审讯处死刺探本军情报之间谍的权力。8月17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在隐瞒了中村一行进行间谍活动真相的基础上，就中村等人之死，向中国政府提出所谓“强烈抗议”，侮称中国军队无理“杀害中村”等人。同时，通过日本舆论界，大肆宣扬被歪曲了事实真相的“中村事件”，制造侵华战争舆论。日本军方在东北进行了针对中国军队的关东军部署调整，并调派驻朝鲜日军的精锐至中朝边境的新义州、会宁等地，以作后援。日本陆相南次郎亦公开表示，将加派一师团至朝鲜，一师团至满洲。法西斯分子、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直言不讳地说： “‘中村事件’是向附属地以外的地方出兵的天赐良机，是在柳条沟（应为柳条湖）行使武力的先行事件。”注68

利用上述两事件，日本法西斯势力在国内煽起了空前的战争狂热。8月20日，陆相南次郎召开师团长联席会议，讨论贯彻《解决满蒙问题方策大纲》和所谓1931年度形势。8月31日，法西斯骨干分子森恪扬言：“为了把日中关系恢复到合理的地位，必须依靠国力的发动。”9月1日，日本在乡军人会会长铃木庄大将对会员训示说：“面对重大时局，要引导舆论，普及和提高国防思想。”军方首脑人物和法西斯军官纷纷四处奔走，鼓吹战争。建川美次到处作题为《帝国国防与满蒙》的报告。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四处奔走，争取裕仁和政府各部门支持侵华战争。日军第9师团用飞机散发了10万张传单，其标题赫赫为“醒来吧，国防!”石原莞尔则叫嚣： “中村事件只是在若干悬而未决的问题中又增加了一个，不过这回用不着外务省管，军部决心独自解决。”注69同期，日本的总体战体制投入运行，实施资源统制法和经济动员计划，进行产业动员演习，制定资源调查法等。陆军于1931年7月发表军制改革案，包括增加飞机、坦克等现代化装备和增兵朝鲜等重要内容。8月，改革了关东军的配备，调整了关东军部署，任命担任过张作霖顾问的所谓“中国通”本庄繁出任驻东北的关东军司令官，土肥原贤二出任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长，并将重炮秘密运至驻沈阳的日本守备部队，完成了关东军的战争准备。同时，日本政府命令驻旅顺、大连一带的日本海军警戒长江以北的中国沿海，实际上作为关东军的战略侧翼。另外，还命令驻朝日军做好越境进入中国东北的准备，以作驻东北日军的后援和预备队。本庄繁8月3日致信日本陆相，称自己： “熟察帝国存在及充实一等国地位，势非乘此世界金融凋落、俄国五年计划未成，支那统一未达以前之机；确实占领我30年经营之满蒙，并达大正8年（1920年）出兵西伯利亚各地之目的，使以上各地与我朝鲜及内地打成一片，则我帝国之基，即能巩固于现今之世界。”注70

四、柳条湖事件

皇姑屯事件之际，关东军召集了幕僚会议。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当时就提出了占领东北，必须首先攻占沈阳的军事计划。会议讨论了他的计划，最后形成如下方案：“发生事端时，要闪电般地歼灭奉天（即沈阳）及其附近的中国军队，推翻其政权。”主张 “要先发制人地进攻”。注71会议不仅支持了石原计划，而且使之充实化、具体化了。后因局势的发展使日本未能如愿，实施该军事计划的细节未及商讨拟就。

1931年初夏，在日本军国主义紧锣密鼓的战争叫嚣中，日本军部发展并制订了上述计划及其实施细节。6月中下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经过许多次聚商，确定了在沈阳北郊的柳条湖炸毁铁路，制造事端，以此为借口，占领东北军在沈阳的驻地——北大营，进攻沈阳，控制东北之中枢，进而占领全东北的方案。行动日期定为9月底。6月底，板垣和石原对关东军部分人员明确地说： “九月下旬，要在柳条湖开始战斗行动。”要求他们做好准备协助这一方案。注72同时，还调换了驻于柳条湖附近的他们认为可能会执行不力的日军，改由士兵出身熟悉爆破技术的河本末守中尉来执行爆炸密令，组织了以川岛正大尉为队长的柳条湖分遣队。

行动方案拟就后，花谷正向参谋本部次长二宫治重和作战部长建川美次作了汇报，得到“尽可能贯彻”的肯定性答复。9月1日上午，本庄繁听取了石原关于作战方案的汇报。晚上，还与之详谈了解决满蒙问题的意见。9月1日下午，本庄繁向全体关东军训示说：“本职深深有所期待。关东军的责任确实重大。” 板垣和石原都深信，新上任的关东军司令官能够实施他们精心拟就的作战方案。注739月初，本庄繁指挥关东军频繁进行实弹军事演习，有的演习公然针对沈阳城垣城门甚至紧紧贴绕着北大营围墙进行。

战争迫在眉睫，虽然这完全符合日本军国主义的根本国策——大陆政策的要求，但日本天皇和某些政府要员担心操之过急反致不利，于是要求参谋本部和军部派遣建川美次来华了解详情，并要求关东军缜密准备，勿冒太大风险。 9月15日，建川启程前故意向与板垣有密切联系的法西斯骨干分子桥本欣五郎泄露此行意图，桥本立即使用密码连续三次发电报给板垣，要其策动关东军在建川到达之前采取行动，坚决行动。注74板垣等人接到电报后，决定将原定于9月底的行动日期提前至9月18日。9月17日拂晓，关东军按计划派出柳条湖分遣队，进至柳条湖地区进行警戒，阻断交通。下午，关东军进入预定阵地，在南起浑河铁桥、北至柳条湖铁路沿线，布置了重炮兵，将指挥所设在“南满站”（沈阳火车站）。现场指挥为关东军大尉今田新太郎。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20分，关东军按既定作战方案，在南满铁路的柳条湖路段点燃了埋置的炸药，炸毁了一段路轨。此阴谋的策划与参预者花谷正在战后写的回忆录中对此供述道： “18日夜，弯月挂起，高粱地黑沉沉一片，疏星点点，长空欲坠。岛本大队中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视铁路为名，率领部下数名向柳条湖方向走去。一边从侧面观察北大营的兵营，一边选了主兵营约800米往南去的地点。在这里，河本亲自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安放在铁轨下，并点了火，时间是10点多钟。爆炸时‘轰’的一声，炸断的铁轨和枕木向四处飞散。”注75以爆炸声为信号，日军猛烈炮轰北大营，今田和川岛率领柳条湖分遣队向北大营进攻。板垣立即以关东军司令部的名义，命令关东军第29联队进攻沈阳城，独立守备队第2、第5大队从正面与北面进攻北大营，以与柳条湖分遣队的进攻形成夹击合围之势。当晚11时46分，花谷正以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的名义给陆军本部和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发出电报，谎称中国军队在北大营以西柳条湖路段破坏南满铁路并袭击日本守备队，日中两军在冲突中。 19日零时28分，花谷正又发出第二份电报，仍谎称中国军队炸毁满铁线，沈阳北郊北大营地带日中两军正在激战，中国军队不断增加机枪与野炮，日军兵少，陷于苦战。注76接到花谷正电报后，本庄繁立即与石原莞尔、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等人紧急洽商，一致认为这是动武的绝好机会，遂后确定了对策。本庄繁命令，按预先制订的计划行动。迅速将关东军主力集中，进攻沈阳，先发制人；继而沿南满铁路展开攻势，最后占领全东北。19日凌晨1时30分至2时之间，本庄繁连续向关东军下达作战命令：驻辽阳第2师团，驻公主岭独立守备队第1、第5大队迅速开往沈阳，攻击该地中国军队，进占沈阳；驻长春第3旅团准备进攻长春。为便于指挥，19日凌晨3时40分，本庄繁率关东军司令部迁往沈阳。同时，本庄繁还向驻朝鲜日军求援，要其越境参战。随后，本庄繁将其决定和战况正式报告了陆军本部。18日夜11时30分，日本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在重炮掩护下，突入北大营西北角，日军于19日凌晨5时30分完全攻占北大营。19日凌晨1时，日军分三路开始围攻沈阳，北大营陷落后1小时，日军攻入沈阳。此时，日军第2师团主力和驻鞍山独立守备大队赶到，占领了沈阳郊区，并协助进攻沈阳日军侵占了沈阳城。沈阳遂在一夜之间全部落入日军之手。

{IT图2.4　空中拍摄的中国军队北大营营房

19日凌晨，按本庄繁的命令，关东军攻势沿南满铁路展开，首陷鞍山与抚顺。随后，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3、第4大队于5时30分攻陷安东（今丹东）。然后第3大队转攻营口，第4大队转攻凤凰城。两大队很快偷袭得手，侵占两城。19日零时15分，驻长春关东军第3旅团炮击南岭中国炮兵团，3时55分，开始总攻长春。19日上午，关东军司令部命令独立守备队第1大队驰援第3旅团。下午5时30分，日军攻占南岭。晚10时前后，日军攻陷长春。9月19日，驻朝鲜日军第6飞行联队派出两个飞行中队增援关东军。

9月20日凌晨，本庄繁与建川美次在沈阳研讨进一步作战计划，建川提议应迅速进攻吉林（当时的吉林省会）、洮南等地。同日，板垣等人指使驻吉林日军特务用炸药炸毁了若干日本侨民房屋，制造了吉林事件。然后诬称乃中国军队所为，要求本庄繁出兵吉林。21日凌晨，关东军司令部继续研究出兵吉林问题，本庄繁担心日本国内及驻朝鲜援兵未到，再进攻吉林战线过长，万一中国军队进行反击，关东军将处于南北两线作战之困境，兵力严重不足，因而提出慎思。但在板垣、石原和参谋长三宅等人的强烈坚持下，凌晨3时，本庄繁决定孤注一掷，以吉林事件为借口，出兵吉林。上午9时50分，日军第2师团进犯吉林。由于吉林省代主席熙洽叛变投降日军，驻吉林中国军队退出吉林，当晚日军占领吉林。

9月21日下午1时，驻朝鲜日军第39混成旅团奉驻朝日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之命，并在陆军本部的暗示与“期待”下，渡过鸭绿江，越境参战，分向辽宁、吉林两省进犯。22日，洮南镇守使张海鹏降日，日军占领洮南。仅仅4天时间，日军攻占了辽、吉两省20余座城市和南满铁路沿线地区，掠地千里，辽、吉两省基本沦入敌军之手。

图2.5　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和驻朝日军司令官林铣十郎（左）

柳条湖事件发生后，9月19日上午7时，日本陆军本部召开首脑会议。参谋本部次长二宫治重、总务部长梅津美治郎、代理作战部长今村均（作战部长建川美次时在驻东北关东军司令部）、情报部长桥本虎之助、陆军省次相杉山元、军务局长小矶国昭等参加了会议。永田铁山军事课长也特邀出席。

会议一直进行到下午5时，重点研究了增援关东军的问题。会上，小矶军务局长说：“关东军的这次行动是完全合理的行动。” “对于他的这一说法，谁也没有表示异议。最后，全体一致达成了增援关东军的意见。”注77在这次会上决定增援兵力之后，参谋本部作战课马上根据既定的对华作战方针进行了研究，准备紧急动员一部分驻朝鲜日军和把驻于姬路的第10师团火速派往满洲。与此同时，陆军省军事课开始着手准备向内阁提出增兵建议。

图2.6　日本在展示柳条湖事件的所谓证据，意在混淆视听，将责任推给中国

19日上午10时，日本内阁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事变。会议正式召开前，内阁首相若摫问陆相南次郎： “关东军这次行动是针对中国军队的暴戾而采取的，是我军的自卫行动，可以这样相信吗？”南次郎回答：“当然是这样。”注78若槻和南次郎以“关东军自卫”为基调，确定了会议的方针。会议考虑了如何支持关东军的问题，甚至对战争扩大后的对策也进行了商讨。若摫在会上询问海相安保清种：“在中国其他地方日本居留民感到危险的情况下，必须要海军保护，这方面的准备没问题吧？”安保清种明确回答： “1500人的海军陆战队正在待命”。注79后因外相币原从外交角度出发持有不同意见，考虑到政府暂不出面，由关东军自由行动更主动有利，会议遂决定采取所谓“不扩大”方针。但这个方针只是对欧美帝国主义列强所作的一种外交姿态，实际行动都是积极支持扩大。会后，陆相南次郎和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分别向关东军发了电报，在传达所谓不扩大方针的同时，赞扬关东军的“决心和措施是适宜的”，“提高了帝国军队的威望”。这实际上是支持怂恿关东军扩大作战行动。桥本欣五郎在给板垣的密电中则明示： “参谋本部并不想停止军事行动。”注80得到这样的支持和暗示，19日下午7时，本庄繁等以关东军全体的名义向陆军本部发电请求：“我们确信，现在是解决满蒙问题之绝好机会。今日我军如果退缩，以后将绝对不可能再解决满蒙问题。”“期望能以最大之决心，促成帝国百年大计和整个陆军之猛进。”《现代史资料•满洲事变（续）》，第312页。20日上午10时，陆军三长官——参谋总长（即参谋本部长）、陆相、教育总监会议一致决定：“军部希望一并解决满蒙问题。”海军也对关东军采取了积极支持姿态。20日上午8时，海军省和海军军令部一致决定，当事态进一步扩大时，海军将出动舰只至山海关一带，配合陆军阻止驻河北、平津地区的东北军出兵增援。日本内阁也很快地公开抛弃了所谓不扩大方针。9月21日，日军驻朝鲜的第39混成旅团越境参战，直犯辽、吉两地。9月22日上午召开的内阁会议就此事作出决定：“鉴于驻朝鲜军既已出动的这一事实，结论是承认此事。既已承认事实，内阁决定支付其经费。”［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255页。会后，若槻首相决定携带内阁的上述决定进宫谒见天皇。参谋次长二宫通过陆军省军务局长小矶转告之：“希望不仅将承认出兵事实，而且把同意支付出兵经费的事一并上奏。”［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255、256页。若概欣然接受了这一要求，照此上奏。同日下午，金谷总长和南次郎陆相把关于向满洲增派部队的问题及其编制和具体安排事宜上奏天皇，旋即得到批准。二人即刻将天皇的旨意用电报向关东军司令官和驻朝鲜日军司令官作了传达。至此，日本军国主义终于实现“举国上下的一致”，做好了扩大侵略的准备。

自皇姑屯事件策划开始，日本就逐步构建、形成了一种滋衅肇事之模式：由中低层军国主义及法西斯军官在第一线滋扰生事，日本政府及军部、天皇和支持之的皇族成员暂时隐身幕后，若事成，顺利，就迅速跟进、支持，推进、扩大事态，实现其阴谋及目的；若事不成、不顺或阴谋败露，日本政府及军部、天皇及相关皇族成员就推诿卸责，欺世撒谎。恰如希特勒的名言，撒谎就要撒弥天大谎，因为没有人会想到有人竟会撒这样的谎。

皇姑屯事件前，田中义一就多次授意甚至半公开地扬言：鉴于张作霖的不合作态度，应该将其消灭（干掉）。河本大作秉承其意，在军方高层支持下，策划并制造了该事件。但因张学良的机智、从容、果敢应对，事件不仅未能达到日本的目的，且因真相的败露，日本的阴谋昭然若揭，反而削弱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权益。为此，田中遭天皇面斥，但天皇面斥之内容，多为责备其丢了日本的颜面。恰恰相反，并未斥责其扩大对中国东北的侵占图谋。田中为此愧恨辞职，未几，抑郁而终。此事亦证明，自天皇到河本，对皇姑屯事件的理念、价值观和日本扩大侵华的意图，是高度一致的。

九一八事变，日本依然循此模式，故伎重演。但设计、实施的更加周密、阴险。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易帜，日本直接控制并侵占东北的阴谋失败，河本大作退出现役。临退前，他提议由板垣征四郎接任其关东军高级参谋一职，其意即是希图板垣继承他与田中义一的未遂之志，在中国东北“大干一番”。关东军及军部、参谋本部迅即采纳了河本之建议，任命板垣为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果然不负其望，与石原等策划了九一八事变。策划及实施者与关东军、日本政府及军部、参谋本部、乃至天皇和相关皇族成员均是紧致协调，密切配合，心领神会，心照不宣的。板垣和石原在事变前就曾信心满满地表示：将凭借其（即柳条湖爆炸事件）后出现的有利局面，推动关东军行动，并促使军部、参谋本部及内阁的态度明朗化，得到充分的确认和推进。 同时二人又留有余地地表示：如果事情搞砸了，就准备效法河本大作，以个人接受处罚来为关东军开脱。注81

后在东京审判中，板垣交代：九一八当晚正是自己在柳条湖爆炸事件后，下达了由岛本中佐指挥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增援石虎台中队攻击北大营、并由平田大佐指挥步兵第29联队攻击奉天城的命令。但他强调，他的命令“完全合乎于关东军司令官的意图而被批准”。所以， “自己仅仅是同意了部队指挥官（即关东军司令官）的决心”注82。嚣狂一时的板垣，在正义的大审判面前，终于露出了竭力推卸罪责的孬种本相。但这正好证明了板垣是在关东军最高层的默许、赞许、同意和支持下行动的。关东军最高层敢于如此，当然得到了参谋本部、内阁及军部，乃至天皇和皇族相关人员的默许、赞同。否则，也不可能有后来的那么紧锣密鼓、协调一致的默契、跟进、配合与支持。花谷正在其战后出版的回忆录中直接挑明了地说，

板垣在九一八当晚，是以“代理（关东）军司令官”的名义对岛本、平田下达的命令。而对此，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不仅没有任何异议，而且予以确认。九一八当晚11时许，关东军司令部全体参谋便急匆匆赶到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官邸，在三宅光治的主持下召开了紧急会议。仅仅3小时后，19日凌晨2时，本庄繁就下令出动关东军主力增援奉天方面。19日上午11时许，本庄繁已率关东军司令部和步兵第30联队从旅顺前移至沈阳。足见，关东军最高层为板垣、石原行动的直接支持者、鼓励者。而若无参谋本部、军部乃至更高层的许可甚至指使，关东军无论如何是不能擅自行动的。说穿了，这一事变本来就是通过无耻行径为日本谋图权益的事。既然是为日本谋图权益，日本的领导层怎么可能不知晓，不支持，甚或还不同意？

之所以必须指明乃至强调事变的真正主导者、主使者、指挥者是日本的统治层，板垣、石原等人仅是其马前走卒——如此认定，决无减轻板垣、石原等人罪恶之意，乃是为了明确当时的日本领导者、统治者才是一手挑起并不断扩大侵华战争的真凶、元凶。试想，以板垣的身份，指挥关东军尚无可能，又怎么可能致整个日本挑起并不断扩大侵华战争。打个精确的比方：在九一八事变中，板垣、石原等固然是首犯，但日本当时的统治者才是主犯。因为板垣、石原等相对独立的阴谋策划，迄今仍有人竭力为当时的日本统治者、领导层开脱罪责，甚至为关东军开脱罪责，强调九一八事变的密谋性、独立性，将罪责局限于板垣、石原等人。似乎区区微不足道的板垣、石原二凶，就真正具有了制造九一八事变的能耐。这不仅与事实不符，而且与逻辑亦不合。若果真如此，当时日本的国家体制和军队指挥、领导体制就成了匪夷所思的体制——中下层军官就可以调动并指挥军队乃至整个国家。这岂非天大的笑话！

若当时的日本政府及军部、天皇及其相关皇族成员真不愿意制造九一八事变之恶行，完全可以并有能力、权力断然加以制止。但历史的事实和真相却是：他们愿意！岂止愿意，完全乐意！之所以采用前述所概括的此种模式滋衅肇事，那是因为日本领导层、统治层深知——甚至包括滋衅肇事的军国主义分子、法西斯分子亦知——这完全是侵略，是彻底的恶行！不仅违反一切国际法、国际准则，而且背弃中日间近代以来的所有条约、协议，尽管这些条约、协议本身就已经是不平等的。日本如此恶行，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是在挑战人类社会的准则底线。对此，当时的日本天皇及相关皇族成员、内阁及军部和参谋本部的领导层均心知肚明。由此，亦可见他们才是决策者、指挥者，负有挑起战端并扩大侵略中国的历史罪责，乃至刑事罪责。这一点，国际社会、国际舆论界、反法西斯国家亦完全明了。若不是日本裕仁天皇后来终于被迫接受波茨坦公告，以及出于稳定战后日本社会和扶植日本抗衡苏联的冷战考虑，美国在美军进占日本全境后，本来就已准备彻底废除日本的天皇体制。后虽未废除，但在美国的强制推动下，日本被动地进行了战后改革，基本清除了其武士道——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制度因素，致使日本基本实现现代化。虽然日本许多人迄今羞于承认这一点。

第3章　东北的沦陷

一、国民政府的不交涉、不抵抗政策

图3.1蒋介石

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时，其驻东北的部队只有关东军第2师团（以4个步兵联队为基干）、6个独立守备大队、1个重炮大队，加上警察宪兵部队，不过3万余人，相当于两个多师团的兵力。注83而东北军在关外的部队则有十余万人。但日军仅用4天时间，就掠地千里，几乎尽陷辽、吉两省，全世界为之震惊。日军进展如此迅速的根本原因，在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了不交涉、不抵抗政策。

中村事件之后，面对日本的战争叫嚣，8月12日，蒋介石电告张学良：“此非对日作战之时。”8月16日蒋介石再次电令张学良： “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挑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注84张学良也 “通令各军，遇有日军寻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注85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一个月，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独立第7旅预感日军要动武，旅长王以哲专程到北平请示张学良。张学良指示说：蒋介石要求暂不抵抗，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在外交上采取方针牵制之。 王以哲根据这一指示，决定采取“衅不自我开，作有限的让步，万不得已时，全军撤退”的方针。注86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东北军将领曾 “向官方请示办法，官方即据前项命令，不许冲突。又以日军此举，不过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注87张学良也电报请示蒋介石，蒋电令张： “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注88张遂据此答复了东北军参谋长荣臻等人的电话请示。东北军奉命：“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即使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对此，东北军爱国士兵愤慨不已。据荣臻报告 “士兵各持枪实弹，怒眦欲裂，狂呼若雷，群请一战，甚有抱枪痛哭者，挥拳击壁者。”注89

9月19日，南京政府代表施肇基在国联会议上，虽声泪俱下地控诉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但仅限于乞求国联“裁决”，同时声明：中国完全听命于国联，毫无保留条件。操纵国联的英法等帝国主义列强也仅限于口头谴责日本，并无任何实际行动。9月23日，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上作报告说： “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注90同日，国民政府发表《告全国国民书》，声称： “政府现时既以此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吾人应以文明对野蛮，以合理态度显露无理暴行之罪恶，以期公理之必伸。”注9111月14日，国民党四全大会又发表宣言说：“当事变之初……中国政府尊重国联决议，极力避免冲突，加意保护日侨……并履行中国方面关于该决议之其他一切义务。”祈望国联于此次开会时， “执行盟约第15及第16条之规定，迅速予日本侵略行动以有效之制裁。更希望非战公约与华府九国条约签约之友邦各履行其该公约上之义务”。注92

1931年9月21日，中国政府正式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控告日本在东北的野蛮侵略，请其出面敦促日本停止在东北的侵略行径。但此后数月内，国联并未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在中国政府既不和日本直接交涉，又不进行抵抗，而一味期待国际联盟主持公道的情形下，日军乘机扩大侵略，攻占全东北。

国民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后奉行不交涉、不抵抗政策有多重原因。一是东北和南京的主政者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东北的野心缺乏准确的判断，误以为日本仍是以往寻衅时所期望获得的中方道歉、赔款、经济权益等要求。二是置民族大义于不顾，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及农村革命根据地为心腹之患和主要敌人，而视日本帝国主义为次要敌人。基于此，主张“先安内，后攘外”。九一八事变前夕，蒋介石调集30万军队并亲任总司令，坐镇江西，指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1932年7月，在东北沦丧、日本日益扩大侵华态势的形势下，蒋介石竟仍调集63万部队，亲任“围剿”军总司令兼鄂豫皖三省“围剿”军司令，发动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和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对日妥协，幻想将日本的对华侵略政策局限于东北地区，不惜牺牲东北换取苟安局面，以确保南京政府的统治，是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的第三个原因。早在二次北伐期间，为防止田中义一内阁干涉，蒋已多次表示了愿在东北问题上与日本妥协的姿态。二次北伐前夕，他在上海说过，对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将予以考虑。1928年1月，他指示在日本的张群与田中义一会晤，最后达成默契：如果日本把张作霖从北京带回奉天（沈阳），那么国民革命军也就不再追击张作霖，不出山海关。济南惨案发生后，蒋介石一度怀疑田中破坏默契；但当其了解到日本承认南京政府统一除东北之外的全部国土的内情后，便放了心。 并对田中再次表示，如果奉天军撤至关外，国民革命军将不予追击。注93张学良易帜之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在形式上实现了中国的统一，其对东北的方针政策亦有所改变，但仍将日本在东北的权益作为一种特殊的既定存在来对待。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抱定“力避扩大”宗旨，在实质上不将其当作日本侵华的第一步，而只当作是地区冲突事件。企盼国联采取措施，把遏制日本的力量寄托于西方列强，意图利用华盛顿体系所造成的列强之间的矛盾“以夷制夷”，是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的又一个原因。 但西方列强由于陷入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自顾不暇，加之英法两国当时视苏联为主要敌人，所以当日本关东军于10月转攻北满时，两国认为此举威胁了苏联后方，不仅予以默认，而且鼓励、期待其继续北进。注94美国当时因计划对东北投资，遂对日本独占东北深为反感。事变发生后，美国国务卿史汀生三次打电话给英国外相西蒙，想与英国取得对日的一致意见，但西蒙毫无确切表示。由此美国不愿单独行动，反而转为对日绥靖、妥协。9月25日，美国政府照会中日两国，仅表示希望依照有关国际条约和平解决事变。即使苏联，虽在舆论上强烈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在道义上、精神上、感情上同情、支持中国，但因忙于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担心日本进攻苏联，因而实际上采取了严格的中立主义立场，并未采取有效措施支持中国、制裁日本。10月29日，当日军进攻黑龙江省时，苏联驻哈尔滨代理总领事会见日本大桥总领事，表明了苏联的中立态度，否认苏联正在援助驻黑龙江的中国军队的一切谣传，并表示，只要日军不用武力侵犯北满铁路的权益，苏联就毫无干涉之意。会谈时的苏方态度，始终是解释性的，致使 “关东军对苏联的这种态度颇为得意”，注95并认为进攻哈尔滨也不会引起日苏战争，因而决定进攻哈尔滨。国际社会的消极软弱助长了日军的侵略气焰。

蒋介石政府奉行的暂不抵抗政策，解除了东北军的思想武装，使之面对虎视眈眈的日军无所事事、无所戒备。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东北主要军政负责人多不在岗位。张学良在北平休养，黑龙江省政府主席万福麟亦在北平，吉林省政府主席张作相在锦州为父亲治丧，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正在家中为父亲祝寿，等等。九一八事变当夜，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独立第7旅王以哲旅长因故未归军营，下属3个团长中，仅有1人在营中。日军突袭北大营时，第7旅指挥体系无法有效运行。当荣臻召集了东北军将领的紧急会议并请示了张学良后，面对现实，也只能向第7旅参谋长赵镇藩重申不抵抗政策： “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注96张学良于9月19日在北平协和医院对《大公报》记者说： “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昨晚日军三百人攻入我军营地，开枪相击，我军本无武装，自无抵抗。”注97沈阳居民在事变发生后，还以为日军在进行夜间军事演习。当日军攻势全面展开后，大多数东北军部队不是不战自溃，就是避让撤退。进行抵抗的若干部队也往往是避之再三，一让再让，最后才迫不得已进行还击，但已丧失了有利的军事态势，且得不到政府的任何有组织增援，终致失败，遂致使日军轻易攻陷辽、吉两省，继而掠占东北全境。

从思想上来说，东北军高级将领也有一种错觉。何柱国回忆说： “东北军方面，因为过去既有三国干涉还辽的历史，当时又有华盛顿九国公约之保证，以为西方列强无论如何不会袖手旁观，日本到头来总是吞不下满蒙的。九一八后，又有国联的多次开会和决议，派遣调查团等，加上1928年皇姑屯炸车案之经验，许多人都以为只要能够沉着应付，不放一枪，使日本找不到任何借口，就可以避免事态的扩大……以为不抵抗是上策。”注98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这确实是当时东北军大部分将领的心态。

二、东北的沦陷

在南京政府的暂不抵抗政策和国际社会消极、软弱对待九一八事变的情况下，日军开始侵占东北全境。由于得到驻朝鲜日军第39混成旅团以及日本国内部队的增援，日军在东北的兵力于10月初已达3个多师团。本庄繁令第39旅团驻守南满，将第2师团等关东军主力集中向黑龙江方向。

图3.2　指挥江桥抗战的马占山

1931年10月，日军开始进犯黑龙江省，当时正在北平的黑龙江省省长兼东北边防军副总司令官万福麟鉴于黑龙江省两个旅主力部队正驻扎平津地区，黑龙江省兵力单薄，防务空虚，于10月7日命令在黑龙江省的所有部队集中至省会齐齐哈尔。8日，任命黑河警备司令、第3步兵旅旅长马占山为军事总指挥并代理黑龙江省主席，作了抵御日军的准备。10月13日，日军指使原洮辽镇守使、汉奸张海鹏率领所部两个团由洮昂路北犯齐齐哈尔，想一举攻克后，建立以张为首的黑龙江省汉奸政权，使日军兵不血刃，实际占领黑龙江省。10月16日，张部叛军在嫩江桥被黑龙江省守军击溃。为防止敌军再犯，马占山部烧毁了嫩江桥桥面并毁坏了3个桥孔。关东军认为嫩江桥被破坏给了它一个“极好机会”，“使它可由过去扮演的张海鹏叛军的幕后操纵者角色名正言顺的转变为前台主角”。 因为嫩江铁桥及洮（南）昂（昂昂溪）铁路属于日本满铁公司，关东军于是决定以保护日本权益的名义派兵修复铁桥。注9910月26日，日军第29联队进占四（平）洮（南）全线。10月27日，齐齐哈尔地区的日军特务机关长林义秀向马占山提出通牒，限令其在一周内修复嫩江桥，否则，日本将以武力掩护自行修理。马占山拒绝了日军的无理要求。10月30日，日军决定组成嫩江支队，以武力占领大桥并进行修理，为大部队开进创造条件。并命令嫩江支队，若遇中国军队抵抗，即以此为借口立即发动对齐齐哈尔的进攻。11月1日，嫩江支队开始向大桥方向集结、运动。11月2日，本庄繁向马占山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军队“向桥梁后退十公里”，否则 “日军将采取必需步骤”。注100马占山未予理睬。11月4日，日军嫩江支队在飞机掩护下，向嫩江桥发起进攻。中国守军抱定“与桥偕亡”之决心，奋起自卫反击。5日，继续与日军和张海鹏部伪军血战于嫩江桥及其附近的大兴地区，终将日伪军击退，并围歼嫩江支队一部。6日拂晓，关东军第2师团 “由四洮线增援千余，藉飞机、大炮、铁甲车之掩护，搭架浮桥，再向江桥猛攻，大队日军冲过桥北，马占山军不得已退守大兴车站，同时并以吴松山旅及新编第一旅拼力反攻，敌被包围，几悉被歼”。注1017日，日军再度进攻，东北军退守三间房、红旗营子，并增加张殿九旅协力夹击过江之敌，恢复江桥。此次江桥战斗，东北军计毙敌167人，伤敌600余人。 马占山部亦牺牲300余人。注1028日，日方提出马占山下野，交黑龙江省权力予张海鹏的要求，马严词拒绝。11日，本庄繁又向马占山提出通牒，内容包括：马占山下野；黑龙江省军队撤出齐齐哈尔；为保障洮昂线安全，日军应进驻昂昂溪车站。 以上要求应于12日午夜12时以前作出答复。注10312日半夜，马占山送去复函，全面拒绝日方的要求，并明确表示： “齐齐哈尔与昂昂溪乃完全为中国领土，马占山军队为中国政府军队，其在本国领土以内驻扎，日本政府系根据何种理由，横加干涉？”注104 18日拂晓，日军第2师团主力4000余人向汤池、蘑菇溪守军右翼阵地猛攻，关东军集中其大部分重炮、野炮和飞机对中国军队阵地狂轰滥炸，同时，日军天野旅团猛攻三间房、大兴间阵地，战至当晚7时许，中国军队伤亡达1000余人。注10519日，马率全军退至海伦，日军进占齐齐哈尔，江桥抗战至此结束。在江桥抗战中，日军共损失兵力1000余人，是九一八事变以来的首次受挫。江桥抗战得到了全中国人民及海外华侨的高度赞扬与支持，推动了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日军占领齐齐哈尔后，立即调兵南下，转攻锦州，袭取辽西。九一八事变后，沈阳一陷落，张学良就在锦州设立了东北边防军司令部和辽宁临时省政府。任命张作相为东北边防军代总司令，米春霖代理辽宁省主席，并指示荣臻等人协助之，要他们坐镇锦州，与吉林、黑龙江两省领导人进行联系，并将辽河以东的东北军集结在锦州附近，锦州成了张学良在东北的最后基地。日军视之为心腹之患，必欲除之才能实现占领全东北的战略计划。其次，锦州扼关内外交通之要冲，夺取锦州可直下山海关，不仅利于巩固日本对东北的占领，而且可利用其作为向关内进一步扩张的前进基地，使日军取得完好的战略态势。再次，日本驻天津的驻屯军也要求关东军从速进攻锦州，直迫山海关，压张学良所部南撤，天津驻屯军可以此要求增加兵力，以合围全歼张学良所部。10月8日，关东军空袭锦州，居民多人死伤。 “关东军断然企图消灭锦州军政权，就是从轰炸锦州的10月8日开始的。”注10610月31日，关东军向陆军本部报告： “目前将锦州、齐齐哈尔断然归我，是解决时局问题的捷径。”注10711月中旬，日本参谋本部将第4混成旅团从国内派往沈阳。27日，本庄繁命令第2师团，第4、第39混成旅团，向锦州、辽西发动攻势。日军南攻锦州，紧逼华北，违背了西方列强期待其北上威胁苏联的意愿，又无视了《华盛顿条约》，侵犯了西方列强的在华利益，因此西方列强反应强烈，纷纷采取对日强硬姿态，迫其撤兵。面对国际社会强大压力，11月28日晚一昼夜间，日本参谋本部四次电令关东军暂停军事行动，撤回原驻地。同日，关东军撤出辽西，回到奉天、南满驻地。关东军第一次攻取锦州、辽西的计划失败。12月上旬，日本政府与西方列强多次进行秘密交易，在得到了确保西方列强在华权益保证的前提下，12月10日，在巴黎召开的国联理事会通过了日本保留“讨匪权”的宣言。陆军本部在关东军第一次进攻锦州、辽西的计划失败后，一再训令关东军进攻锦州要以“讨匪”名义进行，并帮助关东军编造“辽河东西一带土匪活动日渐猖獗”的谣言。 由于上述宣言的通过，日本陆军本部和关东军都认为是国联对日本进攻锦州的默认。注10812月11日，若槻内阁因财政危机和被军部指责为外交软弱等原因总辞职。12月13日，犬养毅内阁组成。法西斯将领荒木贞夫出任新陆相，力主大陆政策的法西斯分子森恪就任新内阁书记长官。犬养毅本人一上台就宣称：“关于满蒙问题，内阁应与军部协同一致，积极解决之。” 从此，进一步深化了内阁与军部的配合。注10912日，关东军制定了进攻锦州的新计划。17日，参谋总长金谷范三予以批准，并将第8混成旅团和若干坦克、炮兵部队增派给关东军。同时，命令驻朝鲜日军相应调整部署作好增援准备。关东军的进攻准备，在12月26日完成。此时，关东军的总兵力已达1个师团、4个混成旅团、6个守备大队。为了制造攻占锦州的借口，日本政府于12月27日发表声明，声称日本政府“为讲求自卫手段，不得已乃任保护居留民生命财产之责”，同时指责中国政府支持“土匪”在满铁沿线活动；锦州军事当局于北宁中路构筑工事；张学良违约不将军队自动撤入关内；因此，日本 “鉴于满洲现在之异常的事态，继续讨伐不逞分子乃自卫上不得已之事，是以此种军事行动之责任，不能不谓完全在中国方面”。注110

图3.3　锦州是东北军的大本营。日本在空中侦察并拍下照片后，对锦州进行了震动世界的轰炸，成为“一战”以后对不设防城市的首次轰炸

12月15日，蒋介石通电下野。国民政府于12月25日、30日，两次电令张学良对进攻锦州的日军 “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注111而张学良则一再声称： “我以东北一隅之兵，敌强邻全国之力，强弱之势，相去悬绝，无论如何振奋，亦必无侥幸之理。”注112对坚守锦州缺乏信心。1932年1月1日，日军包围锦州，锦州守军因得不到必要的支援，又缺乏守土抗战的决心和必胜之信心，遂为保存实力不战而撤至关内。1月3日，日军进占锦州，随即占领整个辽西地区。

日军占领锦州、辽西之后，于1932年1月下旬挥兵北满，进攻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东省特别行政区。日军占领吉林后，就决定占领哈尔滨。但顾虑北犯北满，逼近苏联，将激化日苏矛盾，引发日苏战争，遂企图利用东省特别行政区长官张景惠建立由日军实际控制的伪“东省特别行政区治安维持会”，不战而夺取哈尔滨及东省特别行政区。但自吉林陷落、江桥抗战失败后，吉林、黑龙江两省的抗日武装力量退守宾县和海伦，分别在两地建立了吉林省政府和黑龙江省政府，继续坚持抗战。东省特别行政区内的中国军队也要求抗日。这些因素使日军上述计划根本无法实行。加之日军进攻嫩江桥和齐齐哈尔时，苏联采取的中立政策使日军不再担心进攻哈尔滨会引发日苏战争，遂决意进攻哈尔滨。1932年1月27日，本庄繁借口有4名日本人和1名迫降的日军飞行员在哈尔滨被杀，决定以保护侨民的名义出兵哈尔滨。当天，本庄繁命令日军驻长春的第3旅团疾速开往哈尔滨实施进攻。29日凌晨3时，命令第2师团主力迅速集结长春，然后转进哈尔滨。1月31日，日军在双城车站遭丁超护路军的奇袭，死伤数百人。本庄繁立即命令第2师团、第8混成旅团乘汽车由长春赶赴哈尔滨；命令第4混成旅团由齐齐哈尔赶赴哈尔滨，与第3旅团三面夹击哈尔滨。2月3日，日军攻占双城车站，中国军队退守三间堡子。2月4日，日军攻陷三间堡子并突入哈尔滨南部。5日拂晓，日军再次发动进攻，与中国军队激战一个白昼，于下午攻陷哈尔滨。随后，日军占领了东省特别行政区。宾县、海伦两地的吉林省政府和黑龙江省政府亦不复存在。至此，九一八事变后，经过4个月零18天，东北全境基本陷落于日军之手。

图3.4日军占领东北全境。图为日方在张学良以前的布告上贴上了标语，上写“山海关以东，我们的乐园”

日军在侵占东北的过程中，烧杀抢掠，无恶不为。自九一八事变到1932年底，即有23662名中国军民被杀害。中国官方损失达178亿元，加上私人损失，不下200亿元。仅沈阳兵工厂，即损失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重炮、野战炮250尊，各种子弹300万发，炮弹10万发。 东三省航空处积存的300余架飞机，尽为日军掠去；其金库所存现金7000万元，也被洗劫一空。注113

东北的沦陷，是中国近百年来最大的损失。 除上述直接战争损失外，在被日军强占的128万平方公里（为日本本土的3.5倍）的土地上，中国丧失了三分之一的森林、铁矿和煤矿；十分之四的铁路；十分之七的大豆产量；五分之二的出口贸易；以及93％的石油，23％的电力，55％的黄金；此外还有水稻、牲畜、皮革等。注114日本军国主义凭此攫取的实力，更加快了大陆政策的实施，准备迈出更大的侵华步伐。

三、全国抗日运动的兴起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正义要求，与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针锋相对，发出了全民抗日的号召。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强烈谴责日本的侵略暴行，要求日本立即撤退驻华的一切陆海空军。同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发表《为满洲事变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军队这次继续未已侵略的残暴的军事行动，是日本帝国政府早经预定的计划。”号召： “全中国的被压迫群众，你们要联合起来，一致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推翻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统治的斗争，来参加国内战争与扩大民族革命运动的战线。”注115同日，中共中央还与日共中央联合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宣言，指出： “日本帝国主义者是中国工农群众与日本工农群众的共同敌人。”注1169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进行广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的运动”。 “特别在满洲更应该加紧地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紧在北满军队中的工作，组织它的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注1179月25日，赣西南、闽粤赣、湘鄂西、鄂豫皖、湘东南、鄂豫边、湘鄂赣、晋绥等地区苏维埃政府的在沪代表，联合发表了《中国各地苏维埃政府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告全国民众书》，严厉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用武力占领东三省各重要城市与军事地点，用枪炮炸弹屠杀那里无辜的工农兵士民众”的侵略罪行，呼吁全国人民 “坚决的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注1189月30日，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发表第二次宣言，进一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目的是掠夺中国，压迫中国工农革命，最终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也抨击南京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号召全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投降卖国。

图3.5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当选主席（右二）。图为苏区中央局委员在瑞金合影。右五为红军总司令朱德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和大片国土的沦丧，中国民众群情激愤，在中国共产党等社会正义进步力量的号召、影响下，全国性的抗日高潮蓬勃兴起。

全国许多大中城市相继召开了一系列抗日救国大会，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1931年9月23日，南京工、农、商、学、妇女等各界、各团体10余万人，在五台山公共体育场举行了反日救国大会，通过了《告全国同胞书》以及《平息内争，一致抗日》等重要决议。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9月26日，上海各界人民群众万余人举行抗日救国大会，强烈要求对日宣战、武装群众，惩办失职、失地官吏，并进行了反日示威游行。9月28日，北平各界250余个团体约20多万人召开抗日救国大会，要求南京政府对日宣战，呼吁“国内各方停止内争，一致对外”。

图3.6　九一八事变后，上海街头出现“国难”的警示

在逐渐兴起的全国抗日高潮中，工人群众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9月24日，上海35000余名码头工人首先爆发了反日大罢工，拒绝为日本船只装卸搬运货物。10月初，上海23家日资纱厂工人成立了上海日商纱厂工人抗日救国会。随后，上海各行业80余万工人组织了抗日救国联合会。各厂纷纷成立义勇军，要求政府发枪抗日。南京工业各界亦成立了义勇军和抗日救国会，发表了“告世界工人书”和“抗日宣言”。津浦铁路工人还组织了宣传列车，由浦口北上，沿途揭露、控诉日军侵华暴行，宣传抗日，鼓动民众。10月10日，北平邮电工人组织抗日救国会，接着又成立了邮工宣传队和邮工义勇队，开展抗日活动。此后，北平工业界各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通过了多项抗日救国决议，并开展了募集爱国捐款活动。10月初，天津英商自来水厂工人举行反日罢工。广州工人和香港华工，也不断举行游行示威，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两地的日资纱厂华工一律自动辞工，宁肯挨饿，以抗议日军之侵略。

农界、商界、学界、新闻界和海外华侨也均以各种形式开展抗日民众运动。

南京农界在九一八之后率先建立了抗日救国会，组织了28队义勇团，并通电全国农界，倡导以实际行动抗议日军侵略。江苏及全国农界纷纷响应，投入了抗日爱国运动。

全国各地爱国工商业者也投入了抗日救国的高潮。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汉口、南昌等城市的工商业界相继提出对日经济绝交、抵制日货等主张，并付诸实施，拒绝与日商买办往来，拒收日本货币，等等。此举予经济危机中的日本以沉重打击，致使当年日本对华输出减少了63.8％，日本在华商业地位由第一位下降至第五位。

图3.7　蒋介石在南京会见要求抗日的学生们

广大青年学生发挥了抗日救国先锋的作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天，上海、北平、天津、杭州、太原、长沙、西安、开封、广州、福州、武汉、南昌、青岛等地的学生，纷纷组织“请愿团”、“示威团”，向南京政府请愿示威。9月20日，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和北平各大学的学生，纷纷发表通电和宣言，声讨日军侵华罪行，呼吁全国同胞奋起反抗，要求南京政府奋起抗日。27日，沪宁两地学生冒着倾盆大雨先后赴南京政府外交部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因不得结果，愤怒的学生殴打了外交部长王正廷。11月25日左右，先后到达南京请愿的上海、杭州、北平、济南等地学生已达万余人，他们 “鹄立于雨雪之中过夜，一任风雨饥寒之肆虐者一昼夜，甚至有病苦不支而倒地者，全体一心，至死不去”。注11912月5日，北京大学南下示威团300余人在南京街头举行示威游行，遭军警围捕殴打，激起全国学生强烈反响。7日，上海各校学生15000余人举行示威游行，声援北大学生的爱国行动。17日，汇集于南京的各地学生30000余人，冲入连日登载诬蔑、歪曲报道学生抗日救国活动的《中央日报》馆，遭军警镇压，死伤多人，造成珍珠桥惨案。全民义愤，痛责南京政府。

新闻界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所感，也投入到抗日舆论宣传运动中。1932年1月18日《国闻周报》在《我们的希望》一文中对南京政府表示： “一、我们希望以对外的‘镇静’功夫来对内。二、我们希望以对内的强硬态度来对外。三、我们希望以对外的“涵养’功夫来对内。四、我们希望以对内的勇猛精神来对外。五、我们希望以对外‘维持邦交’的精神来对内。六、我们希望以对内之狡猾手段来对外。”注120天津《大公报》也于1932年1月21日发表文章，要求南京政府在“当前中国将整个的被日本军阀摧毁吞并之时”，“为民族生存计，为中山主义计，抱与民更始之决心”。

部分国民党军政人员受民族大义之感召，提出了各项抗日主张。国民党驻东京直属支部执行委员会于1931年9月20日，为日军侵略东北致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对日所提出之任何条件绝对不承认”，“彻底对日厉行经济绝交”， “作对日战争的准备”。注121江桥抗战时，日军要马占山退兵下野，马致电张学良请示，张饬令马 “死守勿退”。注122

九一八后，南京归侨成立了抗日救国团，通电海外侨胞，一致奋起抗日。海外爱国侨胞群起响应，积极开展了各项抗日活动，表现了海外侨胞的一片赤子之心。他们在海外广泛揭露日军侵华暴行，宣传鼓动抗日。许多国家的侨胞都成立了抗日救国后援会，并连续致电国内，要求对日宣战，表示誓为后盾。

全国抗日运动的兴起，显示了反抗侵略的民族意志，表达了中国人民团结御侮的共同要求，是波澜壮阔的全民抗日战争的前奏。

小结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在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原因，在于明治维新是一场极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以及日本社会的政治、文化传统。日本军国主义不仅是日本的国策方针，而且内化为日本的国家体制，二者互为表里。日本军国主义一形成，就迈出了侵华步伐，甲午战争就是其早期侵略扩张的一个高峰。日本军国主义凭借在甲午战争中攫取的权益，加速资本积累，壮大经济、军事实力，通过日俄战争，发展为后起的帝国主义强国。在日本军国主义形成和早期侵华过程中，其野心勃勃的大陆政策亦开始形成，至20世纪20年代，最终体系化。伴随此过程，日本帝国主义蓄意有计划、有步骤地侵吞中国。甲午战争前后，资本主义列强为争夺在华权益，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矛盾格局，主要矛盾是英日同盟与俄法德集团之间的矛盾。美国则强调帝国主义各国共同占领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日本利用此矛盾格局，扩张了在华势力范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又利用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对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企图迅速独占中国。由此，日本与西方列强在中国问题上的矛盾开始激化，这是日本实施大陆政策的一个必然的、合乎逻辑的结果。通过《华盛顿条约》的签订，日本独占中国的企图受挫，遂刺激其准备诉诸大规模侵华战争手段。金融危机和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冲击日本，使其经济状况恶化，国内阶级矛盾激化。同期，中国人民反帝爱国斗争掀起高潮，更令其内外交困，处境艰难。为摆脱困境，日本资本垄断迅速发展，并与军国主义紧密结合，使日本经济转入总体战轨道。日本法西斯势力（特别是军内的）也迅速崛起，影响、左右政府决策。以此为背景，日本三次出兵山东，一手制造皇姑屯事件，用赤裸裸的武力加快实施其既定的大陆政策。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易帜，恢复了中央政府对东北的主权，日本侵华再次受挫。此后，东北地区民族经济迅速发展，欧美资本也企图大量涌入。日本帝国主义为确保“满蒙”，进而侵吞中国，终于孤注一掷，诉诸全面侵华战争。继万宝山惨案和中村事件之后，日军一手阴谋策划并制造了九一八事变，随即挑起侵华战争。由于蒋介石与南京政府推行暂不抵抗政策，致使东三省很快沦陷，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随即高涨。在社会舆论和全国民众的支持下，驻守东三省的部分东北军、东北各界民众和东北义勇军开始自发地起来抵抗侵略，悲壮地揭开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序幕。

第二部分　日本持续侵华与中国的局部抗战

第4章　淞沪抗战

一、一二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人民兴起了抗日救国运动高潮。在日商日货比较集中的上海，人民群众抗日浪潮如火如荼。9月22日，上海市人民群众召开抗日救国大会。会后，成立了上海抗日救国委员会。10月19日，上海市商会组织了对日经济绝交实施委员会。广大市民自觉参与抵制日货活动，沉重打击了日本对华贸易。1930年。由上海进口的商品，29％（月平均数）来自于日本，到1931年12月，直线下降为3％。在中国沿海和长江沿线开展业务的日本航运公司也遭受沉重打击，日清轮船公司的所有船舶被迫全部停航。 在沪的日资企业共有125家，至11月底，已有80％被迫关闭，至12月底，关闭数达90％以上。注123上海市民还建立了上海市抗日救国义勇军委员会，制定了《义勇军团体编制训练暂行计划大纲》。 截止到11月17日，报名参加义勇军的人数已达17000余名。注124

上海人民的抗日斗争，有力地策应了东北人民的早期抗日斗争，鼓舞鼓动了全国人民。

面对上海人民的抗日斗争，日本政府曾无理地向中国政府提出种种“抗议”，遭到中国方面的驳斥。日本政府恼羞成怒，乃决定诉诸武力，威胁国民政府，强迫其承认日军侵占东三省为既成事实，并取消民众抗日救国运动。此时，日本政府为使其侵占东北“合法化”，正在拼凑伪满洲国。为转移国际社会的注意焦点，遂决定在上海挑起事端，扩大侵华战争。

1931年底，板垣征四郎电示日本驻沪公使馆武官助理田中隆吉少佐：“外国人的目光很讨厌，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并汇给田中两万日元经费。田中随即与民族败类、日本特务川岛芳子（本名金璧辉，清王朝肃亲王之女）进行了密谋策划。1932年1月18日下午，日本山妙法寺的上海传教主持者天崎启升及水上秀雄等4名日莲宗信徒赴杨树浦做“寒修行”，来到马玉山路的三友实业社门前，这是一家以抗日活动而闻名的中国工厂。当时，该厂义勇军正在进行操练。天崎一行突遭由田中、川岛芳子指使埋伏于该厂附近的日本浪人及若干汉奸的袭击。袭击者共20余人，他们高喊：“是日本人，杀死他们。”双方遂互殴。

事后，日本诬陷中国义勇军袭击日僧，声称有一名受伤僧人死于日本医院。1月19日子夜，田中又指使其属下“日本青年同志会”的60余名会员，冒雨闯入三友实业社寻衅施暴。1月20日凌晨2点半钟左右，这伙暴徒纵火烧毁了三友实业社仓库和部分厂房。在仓惶逃离三友实业社至华德路时，与赶来的公共租界华籍巡捕发生冲突。华籍巡捕被暴徒用刀砍死两名，砍伤两名；暴徒亦被击毙一名，重伤两名。此即所谓“日僧事件”的全部经过和真相。

战后，日方的所有资料都证实： “这次事件其实是田中隆吉少佐等搞的阴谋，为转移各国对建立满洲国的注意力。”注125

1月20日下午1时，田中等煽动在沪日本侨民及军国主义分子和法西斯分子集会，要求“帝国政府应下最后决心，立即增派陆海军，行使自卫权，坚决消灭抗日运动”。随后，日本在沪海军陆战队指挥官鲛岛具重海军大佐向他们表示： “为在万一的情况下保护侨民的生命财产和行使自卫权，我们将决心采取果断措施。”注126同日，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倒打一耙，竟向上海市政府提出要中方道歉、惩办凶手、赔偿损失、取缔抗日运动等无理要求。1月24日，日本驻沪特务放火焚毁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的公馆，以图玩弄贼喊捉贼故伎，进一步扩大事态。1月27日，村井向上海市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其于1月28日下午6时之前对日方1月20日提出的无理要求作出答复，并增加了封闭上海各界抗日救国组织等无理要求。

日本特务、军国主义分子在上海不断滋闹事端的同时，日本政府按其既定方针迅即增兵上海。 截至1月27日，日军在上海的兵力为战舰30余艘，包括航空母舰“能登吕”号，分属第1外遣舰队，第1水雷战队、第15、第22、第23、第30驱逐舰队6支日本特遣舰队；飞机40余架；海军陆战队（包括暂停泊于黄浦江面的）6000余人。注1271月28日下午3时，国民政府屈从于日本压力，由上海市长吴铁城函复日本村井总领事，表示完全接受日本的无理要求。但由于日本的真实意图是挑起战争，所以虽然国民政府已经屈让，日方仍步步紧逼，并做好了军事进攻的准备。

1月28日晚8时30分，日本海军在沪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少将以声明形式发出新的通牒，要求中国撤走驻守闸北军队，撤除所谓“敌对设施”（即中国军队的设施和防御工事）。11时30分，当通牒尚未正式递交给中国方面之际，盐泽即命令日本海军陆战队按预定计划进攻闸北。驻沪日本海军陆战队立即出动2000余人，对驻守闸北的中国军队发动了突然袭击，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制造的、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就此发生。

图4.1　日本海军陆战队在上海北四川路寻衅滋事

通过寻衅，在上海挑起武装冲突，是日本蓄谋已久的阴谋。 正如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所说，即使闸北中国驻军在盐泽通牒发表之后到日军开始进攻之前撤退，这在时间上也是不可能的。注1281月26日，日本内阁海军省次官左近司政三中将就有恃无恐地表示：“陆军在满洲显了身手，这次在南边轮到海军了。”1月28日下午，盐泽幸一在会见《纽约时报》特派员阿本德时也毫不忌讳地称：即使今天中国接受村井总领事的最后通牒，日本也要为维护闸北的秩序和保护那里的6000名日本侨民而派遣海军陆战队。他还狂妄地对阿本德说： “正如你所知的那样，陆军必须保卫我们在满洲的权益。上海没有陆军，所以海军在上海就必须负起同样的任务。”注129

二、第19路军奋起抵抗

一二八事变发生时，驻守上海的中国军队为第19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救国高潮影响下，第19路军全军上下斗志昂扬，希冀以实际行动汇入中华民族的抗日救国浪潮。第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回忆：“第19路军驻扎江西时，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的正义号召的推动下，全体官兵3万余人，曾在赣州宣誓反对内战和团结抗日；调防淞沪一带后，在上海人民抗日宣传的影响下，更下定了为中华民族图生存、为中国军人争人格的决心。”在日本于上海恣意寻衅之际，1月23日，第19路军召开了营以上干部紧急军事会议。会议讨论了一切必要的应变措施（包括准备军粮物资等内容）。参加会议的军官均表示，一旦日军进攻，决心保卫上海，矢志不渝。 下午7时，军部根据会议决定向所属部队下达了警惕日军进犯，保卫上海及其具体部署的密令。注13024日，蔡廷锴等致电行政院长孙科、军政部长何应钦等： “职等为国家人格计，如该（日）寇来犯，决在上海附近抵抗。即使牺牲全军，亦非所顾。”注131正由于有这样的准备，1月28日晚11时30分，日军直犯闸北第19路军翁照垣部时，翁部即按密令部署，当即予以迎头痛击，著名的淞沪抗战由此开始。

图4.2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的上海北四川路

日军初犯遭痛击后，又以铁甲车为前导，兵分5路进攻闸北各路口，亦被击退。 蒋光鼐、蔡廷锴、戴戟于当日星夜步行经北新泾至真如车站，设立了临时指挥部（指挥部后移至南翔）。注13229日晨，日军出动飞机狂轰滥炸后，继续进攻，被重创后溃逃。同日晨，第19路军通电全国，申明抗战大义与决心，并陆续将其所属第78师、第60师、第61师布防到位，沿龙华、闸北、江湾、吴淞、宝山、浏河一线展开。

开战后一周内，战争始终被控制在闸北，日军未取得丝毫进展。 2月4日，日军在新增兵力计巡洋舰3艘、驱逐舰4艘、航母2艘并海军陆战队五千余人的基础上，注133沿闸北、江湾、吴淞一线发起第一次总攻。第19路军与之激战9小时之久，完全粉碎了此次总攻。曾狂妄扬言：“一旦发生战事，4小时即可结束”的日军司令官盐泽被撤职调回，其职务由新增派的日海军第3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中将接替。 本想在上海大出风头的日本海军，在参谋本部与日本内阁的协调下，与陆军达成了联合出兵的计划。注134陆军决定派遣第9师团增援海军。2月7日，第9师团开始于吴淞口陆续登陆、集结。野村因迂回吴淞计划实施不利亦被撤职。第9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接替野村职务，指挥地面战斗；野村负责海上指挥与增援。2月11日，日军在飞机、重炮的猛袭后，集中兵力于闸北、蕴藻浜、曹家桥一线发动了第二次总攻。中国守军同仇敌忾、猛烈抗击，直至与敌短兵相接，白刃肉搏，血战7小时，胜利粉碎了日军的第二次总攻。

第19路军的英勇抗战，不仅令全国同胞感奋觉醒，也极大地影响、教育了中国军队中的许多爱国军人。 2月初，张治中将军于浦口对蒋介石面陈抗日主张，并表示了愿统兵抗日的决心，蒋同意之，并要军政部长何应钦具体安排。注135淞沪抗战爆发后，1月30日晚。 陆军第87师第261旅的30余名军官，在旅长宋希濂将军的率领下，直闯军政部长何应钦住宅，面陈何应钦请缨抗战。注136 在广大爱国官兵的强烈要求下，2月14日，国民政府军政部发布命令，由陆军第87师、第88师、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和第1炮兵独立团山炮营组成第5军，由张治中任军长。注137次日，军政部命令第5军增援第19路军。为避免日军借机扩大战争，中方没有公开第5军增援的消息，并明确“第5军暂归蒋总指挥光鼐指挥”、“以第19路军名义抗战”。 第5军随即出发（87师已于14日行抵上海）。注138第5军抵达上海后，即接防了江湾以北，经庙行至浏河一线。2月18日。全军接防完毕，进入前沿阵地。

图4.3　第19路军士兵在上海街巷与日军作战

2月18日，植田蛮横通牒蔡廷锴，要其率第19路军后撤20公里。否则日军将采取“自由行动”。蔡廷锴与蒋光鼐立即召集了高级干部会议，大家均气愤至极。指挥部下令前线部队集中炮火猛轰日军阵地，作为对植田的答复。2月20日晨，植田指挥日军沿闸北与吴淞之间的江湾—庙行一线发起第三次总攻，第19路军及第5军奋起抗击，与日军激战三昼夜，并从两翼迂回敌军侧后，对进攻之敌渐成包围态势，迫敌逃窜。25日，中国军队再战再捷，粉碎日军对庙行的又一次重点进攻。同期，中国军队敢死队潜水炸伤敌第3舰队旗舰“出云号”。日军第三次总攻计划彻底破产。此役使日军第9师团及其强悍的久留米混成旅团遭受到重大伤亡，庙行—江湾间敌军陈尸遍地。第9师团部分散兵逃至杨树浦汇山码头一带，急欲觅船返日，极其狼狈。南京统帅部致电嘉奖第19路军： “自经22日庙行镇一役，我国我军声誉在国际上顿增十倍。连日各国舆论莫不称颂我军精勇无敌，而日军声誉则一落千丈。”注139

在日军屡遭败绩的情况下，野村吉三郎于2月22日向日军中央本部发出急电： “目下当务之急是以足够的陆军兵力迅速结束战局。现在，岂止战局僵持不下，纵使一日之迟延亦有贻误大局的危险。上海郊区之敌的抵抗相当顽强，在此情况下，迅速增援大量兵力非常必要。增援部队还应尽量由军舰火速运送，登陆地点可在吴淞铁路栈桥。”注14023日，日本内阁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陆相荒木贞夫增兵上海的提案。根据此提案，日军参谋本部立即成立了上海派遣军司令部，任命曾为田中内阁陆相的白川义则大将为司令官，曾任关东军司令官的菱刈隆副之，决定增派第11、第14两个师团赴淞沪参战。 24日参谋本部将上述计划上奏天皇，即获天皇批准，尔后参谋本部立即下达了作战命令。注14127日，第11师团由日海军第2、第3舰队载运，离日出发，白川等乘坐第2舰队第4战队旗舰“妙高”号同往。

2月29日，植田遵白川令，集中第9师团兵力进攻闸北，企图突破一点，楔入我军阵地，然后向两翼扩大战果。中国军队与敌再度展开激战，仅八字桥阵地，中国军队即三失三得。中国敢死队多次跃出战壕，短兵接敌，日军遗尸累累，狼狈溃退，联队长林崛大佐亦被击毙。同日，日军增援部队开始抵达，集结于长江口一线。

图4.4　日本海军陆战队蹂躏上海，街市化成了废墟

3月1日拂晓，日军在白川直接指挥下，发动第4次总攻。此时日军不仅装备优于中国守军，而且兵力总数也已超过，计有3个师团及第3舰队、第2舰队一部、海军陆战队等共10万余众。第19路军与第5军齐装满员也只有5万余人，况且已经连日苦战，消耗众多。日军以第11师团沿江湾—庙行—浏河一线展开攻势；以海军进攻吴淞；以第9师团进攻闸北，进迫真如、南翔中国军队指挥部所在地，以第14师团作为战略预备队，随时策应。此时，中国守军因1月抗战，牺牲甚众，已痛感兵力不足，即使如此，第19路军和第5军全体将士仍誓死抵抗。同时致电军政部切盼增兵两师，驰援浏河，期望固守我军左翼，不被敌迂回合围，则整个战局仍可支持并可有转机。 但何应钦等迟迟不予理会。注142第19路军及第5军后援无望，陷入孤军血战。3月1日上午，敌第11师团以优势兵力在浏河一线七丫口段登陆，开始楔入浏河防线。 中国守军与敌激战整整一天，某些地段已到“无兵可战地步”，为防止日军两翼迂回我侧背合围中国守军，3月1日晚上9时，蒋光鼐总指挥在南翔总部下达了撤退命令。注143中国守军于当晚开始撤至嘉定、黄渡一线退守待援。3月2日，第19路军向全国发出了因兵力不足，被迫退守待援的通电，淞沪抗战至此结束。

淞沪抗战，得到了人民的大力支援。抗战伊始，上海各界民众立刻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支前运动。凡前线急需之物，上海各界民众均源源不断送至军中，并协助挖掘战壕、构筑工事。1月29日，上海总工会发布抗日总同盟罢工的命令，上海所有日资企业及在日本驻沪机构和日人住宅内工作、服务的中国同胞立即响应，使日本在沪企业、机构陷于瘫痪，连日常生活亦发生困难。1月30日上午，宋庆龄、何香凝等赴真如慰问将士。在她们的主持和组织下，一天之内筹设了几十个战地医院和救护站。何香凝见天气寒冷而官兵仅有单、夹衣各一套，立即返沪发动捐制棉衣运动。 5天内制成全新棉衣裤3万余套运送全体官兵御寒。注144上海工人、学生、妇女、退伍军人等纷纷组成各种义勇军、敢死队、救护队、运输队、通信队、情报队等，或直接参战或开展各类战地服务工作，英勇壮举层出不穷，可歌可泣。汽车司机胡阿毛自沉满载日军军火的汽车于黄浦江中，与敌军火同归于尽，令民众感而奋之。复旦大学、东北冯庸大学及华北若干院校的数百名学生，赴第19路军中请缨参战，积极帮助第19路军做了许多战地后援及服务、宣传工作。南京、苏北、广州、四川、安徽、湖南、无锡、嘉兴等地民众，组织了义勇军赴淞沪参战，承担了大量后勤支援性工作。 据统计，在淞沪抗战期间，海内外同胞捐款支援19路军达700多万元。注145 2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号召人民群众组织义勇军与游击队参加前线作战，并号召人民掌握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警惕国民党军阀的出卖。注146

淞沪抗战，中国军队奋勇抗击日军月余，使其四易主帅，死伤累万，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气焰，弘扬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为以后的全面抗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三、《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

上海是西方帝国主义各国在华权益最集中的地区，日本挑起一二八事变引起了西方列强的不安和反对。1月29日，英、美、法等国即出面调停，要求停战。日本政府一则尚不能与西方列强全面对抗，二则从中国军队的抵抗中感到亦不具全面侵华实力，三则其真实意图本来就在于胁迫国民政府在东北问题上承认既成事实并取缔国内抗日救国运动，所以在2月23日决定增兵上海的内阁会议上，同时要求日军将战线限制在上海附近。

图4.5　在上海租界中行进的美军。租界的外国军队在中日军队交火时保持中立

由于英美的一再斡旋调停，2月28日，中国代表顾维钧（外交部长罗文干的私人代表）、黄强（第19路军参谋长）与日本代表野村、松冈洋佑（日本外相芳泽的私人代表）在英国驻沪舰队旗舰“肯特”号上进行了会晤。2月29日，中国方面在英美的支持下，通过英海军驻中国舰队司令克利，对日方提出了停战原则：（1）中日两军同时撤退；（2）不应涉及将吴淞口和狮子林要塞永远解除武装的问题；（3）为监督两军撤退，应组织有中立国观察员参加的联合委员会；（4）撤退区域应由中国政府统治，使用中国警察；（5）中国军队撤至真如，日军即应撤回租界和越界马路；其后，中国军队撤至南翔。 日军舰只的撤回问题，拟在下次会议上提出。注147当时，日军在上海作战中屡遭败绩，未取得任何进展，不愿以战败者身份谈判签约，希望以战胜者姿态进行停战交涉，加之日军增援部队正抵沪集结，计划好的第4次总攻已经启动，所以交涉未果即中断。3月1日夜，第19路军及第5军开始后撤，西方列强再次要求停战，白川迫于压力，也下达了停战命令。3月4日，国联作出要求中日两国进行停战谈判的决议，并要求在上海租界有着特殊利益的第三国给予协助。 中日两国对此均表同意。注148继而，在英、美、法、意四国的参预下，组成了联合委员会进行协商。3月19日，联委会6方签订了停战基本协定。3月24日，中日停战谈判在沪正式开始。中方代表为国民政府副外长郭泰祺及戴戟、黄强等，日方代表为重光葵、植田谦吉、上海派遣军参谋长田代皖一郎少将、第3舰队参谋长岛田繁太郎少将等。英国驻华公使兰普森、美国驻华公使詹森、意大利驻华代办齐亚诺等出席了谈判会议。中日双方围绕日军撤退区域及时间、中国军队驻防区域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谈判一度曾有破裂之危险。4月11日，中国方面向国联提出申诉，要求召开国联特别委员会裁决；并在西方列强支持下，将谈判地点移至国联总部所在地日内瓦。此后，中国在日本撤军区域和中国驻军区域问题上作了重大让步与妥协。4月30日，国联大会通过《中日停战协定决议草案》。 5月5日，郭泰祺与重光葵分别代表中日两国在上海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其主要内容包括：在上海及周围地区，停止一切敌对行动；中日交战区划为非武装地带，由中国警察接管；中国军队留驻其现在地区，不再前进；日军撤至一二八事变前驻地即公共租界与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区域等。注149依据这一协定及其附件（主要为限制中国军队驻防区域的细则）的决定，中国军队今后不能在上海及其周围地区驻防；日军却可以留驻日本租界和公共租界以及越界筑路即跨（各国）租界马路区域。这既是对中国主权的损害，又为以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提供了前沿阵地。日方资料揭示：“签署协定后，中国方面即使要求只让自己军队在限制驻兵的区域内通过一下，也作为是违反协定，每次都受到日本方面的抗议。”1934年3月27日两国又进行了换文，中国只好同意： “今后我军通过上述区域时，一定事先通知日本方面。”注150中国军队淞沪浴血，最终得到如此屈辱之结局，张治中将军称之为“沉痛的收场”。以中国军队的英勇抗战、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援，西方列强主观上为了维护自己的在华权益，但客观上有利于反对日本扩大侵华的外交政策，国民政府若决心抗战到底，增兵驰援，淞沪抗战极有可能大获全胜，并使日本今后不敢贸然发动侵华战争。导致以上结局的根本原因，仍在于国民政府执行了暂不抵抗政策。

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虽然宣布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注151迁政府于洛阳，以示抗战决心；同意第19路军抗战，命令第5军增援。但本质上缺乏抗战的勇气，没有取胜的信心。1月30日，国民政府迁往洛阳时，舆论讽其有仓惶出逃之感。当晚，宋希濂等向何应钦请战时，何表示，日本现在是世界上头等强国之一，工业发达，拥有现代化的陆海空军。 我国各方面都很落后，怎能同日本人打呢？注152在中国军队节节胜利的情况下，何应钦又迭电上海市长吴铁城，“商酌适可而止”。2月13日，蒋介石亲至浦镇，“指示沪事”，竟提出： “以第19路军保持十余日来之胜利，能趁此收手，避免再与决战为主。”注153这表明，国民政府的抗战行为，乃因日军侵略其中枢地区不得已而为之，勉强而为之。基于种种现实的考虑，国民政府此时抗战并非目的，仅为手段。因此，国民政府从抗战一开始即限制之。2月5日，何应钦密令空军， “对日海军，决不抛掷炸弹”。注154参谋次长黄慕松曾解释说，上峰的决策是 “沪战在外交上应视为局部问题，不能扩大”。注155《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第47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驻扎上海的中国海军，竟与日本海军达成 “此次行动，并非交战，如中国海军不攻击日舰，日本舰队也不攻击中国舰队，以维友谊”的协议，注156坐视日本海军攻击中国地面部队。2月23日，第19路军已感兵力不支，黄强参谋长面见蒋介石，涕泣求援，蒋推托道：“各部队俱未集中，何以增援。”后迫于压力，蒋答应令上官云相第1师和戴岳独立旅驰援第19路军及第5军。但迟至2月27日，上官部仅以两营开到黄渡，其所属各部“仍奉命留驻镇江、无锡、苏州”。 戴旅则一直在杭州不动。注157

国民政府奉行暂不抵抗政策的根本原因，仍为其“先安内，后攘外”之决策。黄慕松接着上述的解释说： “在军事上，‘剿赤’部队不能调用。如果挖肉补疮，将招致沦亡大祸。”注158 当时，驻于苏、浙、皖、赣、闽地区的蒋介石嫡系部队达60个师，但因布置于“剿赤”，竟不分一兵一卒支援上海。注159主要依靠西方列强在利己原则下调停所产生的《淞沪停战协定》，虽然使日本帝国主义未能完全侵占上海，但却以牺牲中国主权为代价，使上海仍处于列强（包括日本）的共同控制之下。

第5章　日本侵华与国际社会

一、日本侵华与世界大国的应对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悍然对一个主权国家进行武装入侵，不仅践踏国际准则，破坏世界和平，而且也打破了西方列强在中国所划分的势力范围和所确立的“利益均沾”的原则，所以事变一发生，各国均作出了反应。因为各国的处境及在华利益不同，各国对华对日政策则参差不一。

9月24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发表声明：“苏联在道义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并愿作一切必要的帮助。”10月19日，李维诺夫进一步声明： “苏联所奉行的主义与国际侵略行为是水火不相容的，苏联决不允许与帝国主义合作以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苏联人民极盼中国从速使用自己巨大的力量，来制裁日本在满蒙的阴谋。”注160但苏联政府对中国的支持基本上停留在声援上。由于苏联正忙于国内的工业化，其外交政策的重点一直放在防范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上，警惕它们将日本这股祸水由满蒙北引，加之联共（布）党内新一轮矛盾正在逐步激化，苏联政府在实际行动上采取了中立主义立场，未对中国予以有力支持，亦未对日本进行有效制约。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与日本在太平洋地区产生了重大利益冲突。其实质是：美国想凭借经济实力，通过实行门户开放政策，逐步过渡到在实质上独占该地区。经济实力远不如美国的日本，则想凭借其有利的地理位置，以及对太平洋区域国家所拥有的相对经济、军事优势，抢先一步，以武力吞并该地区，最终拒美国于门外。华盛顿会议迫使日本让步，暂时协调了这个矛盾。但日本扩张企图仍存，美国对日本在该地区的举动亦极为关切。九一八事变发生，在国际关系格局中，客观上是对美国在太平洋区域的严重挑战。9月23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召见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胜次，委婉指出满洲事态的责任在日本方面。 同时，史汀生三次打电话给英国外相西蒙，想与英国商讨办法，联合对付日本。注161但英国毫无确切表示，美国由此不敢单独行动。10月8日，日军空袭锦州，南犯意图显露，美英法惧怕日本入侵关内，严重损害其在华利益，遂对日本进行了交涉。10月9日，史汀生在美国总统胡佛召集的会议上指出，美国限制日本的所有条约成了一堆废纸，提出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并施加外交压力。但胡佛认为经济制裁可能导致美日战争，美国地理位置不利，又无英法支持，美国尚未作任何战争准备，不同意实行之，仅同意进行外交交涉。 11月23日，史汀生命令美国驻日本大使福布斯通知日本政府，若日本进攻锦州，美国政府的忍耐即达到了限度，并将使目前在巴黎召开的国联理事会为和平所作的努力破裂。注162但由于美国的行动也仅停留在外交压力上，致使日本无所顾忌。1932年1月初日军占领锦州。1月7日，史汀生代表美国照会中日两国政府： “美国政府不能认许任何事实上的情势的合法性，也不拟承认中日政府或其代理人间所缔订的有损于美国或其在华国民的条约权力——包括关于中华民国的全权、独立或领土及行政完整，或关于通称为门户开放政策的对华国际政策在内的任何条约或协定；也不拟承认用违反1928年8月27日中、日、美均为缔约国的巴黎公约（即国际争端不诉诸于武力解决的非战公约）之条款与义务的方法而获致的任何局势、条约或协定。”注163此即所谓“不承认主义”。“不承认主义”在主观上是为了维护门户开放政策，恢复帝国主义各国共同控制整个中国的局面；但在客观上反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不承认日本对东北的占领，承认中国主权、领土、行政之完整及东北为中国的主权范围，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九一八事变后，美日利益客观上严重冲突，美国因此具有制裁日本的客观压力与主观要求。但综观美国此期外交政策，除对日外交措辞渐次严厉外，在具体行动上亦无所作为，甚至软弱无力，当然更谈不到有力地支持中国，致使日本有恃无恐。

华盛顿会议后，英日联盟解体，但英国仍与日本维系着若明若暗的伙伴关系，以此为基础，英国在太平洋地区奉行了一种三重性对日政策：当英国在中国及整个远东的利益受到或有可能受到日本侵害时，则与日本展开争夺，并借助于美国共同制约日本；同时，英国目睹美国的崛起，为确保其在中国及远东地区的权益，英国常暗中或从侧面支持日本，以抗衡美国；英国一直惧怕所谓共产主义的扩张，积极支持日本控制满蒙地区，特别是在北满地区，以威胁苏联后方，并遏止所谓苏联共产主义的南下输出。本此政策，英国对九一八事变采取了极其圆滑狡诈并听之任之的态度。英国副外相艾登则明确表示：“中日关于东北三省之纠纷已达30年，英国政府对此问题屡加研究，愈不愿冒昧行事。”英国某位内阁成员甚至宣称： “英国最好保持一个公平坦白之态度，无论对华对日，均不表示同情。”注164只有当日本南犯锦州、辽西，威逼关内，威胁到英国在华利益时，英国才愿与美国一道采取较强硬姿态，但也仅仅停留在这种姿态上。另一个欧洲大国法国出于维护自己在中国及远东权益的需要和对社会主义苏联的敌视，在远东政策上采取了与英国基本一致的立场。九一八事变后，英国仍出售了大量军火给日本，法国甚至还给了日本8亿法郎的贷款。由英法对日政策所决定，英法控制的国联对日本侵华也一再妥协退让，致使国民政府希望通过国联制止日本侵略的幻想破灭。

综观日本侵华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对日本采取的政策，实质上已形成了美英法集团早期的绥靖政策，中国则成了这个政策的最早牺牲品。早期绥靖政策是帝国主义在远东矛盾交织演化的结果，也是30年代经济大危机使西方列强无暇东顾的产物，还是英法遏止所谓苏联共产主义扩张的手段。日本则利用这些矛盾，实现了其既定计划。日本侵占东北得手后，肆无忌惮地挑起一二八事变，西方列强初尝姑息养奸之恶果，共同采取了调停行动。

二、国联调查团的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在外交上采取了一切依赖国联的方针。国际联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最大的国际组织。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祸，国际社会开始寻求建立一个能够保障和平的国际秩序，希望不依靠战争手段而依赖谈判协商解决国际争端。设立在瑞士日内瓦的国际联盟就是这种尝试的产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根据巴黎和会通过的《国际盟约》，于1920年1月16日成立国联。国联总部设在日内瓦。先后加入的国家有63个。美国作为建立国联的倡议国之一，却因为同英、法争夺领导权失败而未参加。所以初期的国联常任理事国实际只有英、法、意、日四国；1926年德国加入国联后，成为第五个常任理事国。该联盟实际运作时基本上被英、法、日、意几个大国所控制与操纵。9月21日，蒋介石谈话称，东北事变应 “先行提交国际联盟与签约非战公约诸国，以此时惟有诉诸公理”。注165当日本军队已经在中国领土上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中国政府的首脑却幻想在国际联盟的会场上用言辞和条约来替代疆场上的铁与血。

图5.1　国际联盟大厦落成，但巨炮的影子象征着世界已再次临近大战的前夕

9月21日，中国代表施肇基正式向国联理事会提出申诉，控告日本在中国东北的野蛮侵略行为，指出中国对日本的暴行采取了克制和忍耐的态度，希望国际社会给予公正的裁决，并建议组织国际调查团，调查事变真相。日本由于做贼心虚，惧怕真相大白于天下，坚决反对。9月22日，国联理事会讨论东北事变，英法操纵下的国联竞听信日方的诬告，对中日双方提出了“不扩大事态，同时撤兵”的相同警告。

此后，日本的侵略意图暴露无遗，在中国的一再努力下，国联在9月30日终于作出了“限定日本于10月14日撤兵”的决议。10月24日，又作出了要求日本11月16日前撤兵的决议，中国政府还为此成立了接收委员会。但日本置若罔闻，日本军队不仅没有移交一寸占领的土地，关东军反而在11月又进窥黑龙江省，并一步步地吞并了整个东北。黑龙江的沦陷使张学良极为沮丧。11月22日，他发表宣言称：“予实不解世界对于国联盟约、非战公约及华盛顿公约之将来持如何感想，抑此三种维持和平之公约，均将置之于废纸堆中乎”，表达了对国联权威的忧虑和失望。国联在日本侵华过程中，并未表现出中国当局所希望的“公理”、“正义”，它的一次次决议，全都成了一纸空文。

中国代表在国联各种场合一再要求组织国际调查团赴东北调查事变真相、制裁日本侵略。1931年年底，日本已北犯黑龙江，占领了齐齐哈尔，为使国联承认既成事实，并自信可利用其在东北的入侵者地位左右调查，也转而同意此举。12月10日，国联理事会通过决议，派遣国际调查团赴中国东北实地调查，以调查中日冲突的真相。

1932年1月21日，国联调查团正式组成。其成员包括：英国曾任印度代理总督的李顿伯爵、美国前任菲律宾总督麦考益中将、法国前任安南（越南）驻军司令官克劳德中将、德国前任东非总督希尼博士、意大利的马柯迪伯爵，李顿任团长。中国前外交部长顾维钧和日本驻土耳其大使吉田也参加调查团工作。

图5.2　1932年4月21日至5月1日，国联调查团6次约谈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调查东北情况

调查团组成后，并未立即赴中国实地考察，而是先绕道去会晤了英法美日等国政府要员，于3月14日到达上海，4月21日到达沈阳，先后在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等城市进行了调查，7月20日于北平开始起草报告书。调查团到中国后，会见了中国政府首脑，在东北先后会见了伪满洲国的溥仪、郑孝胥、张景惠等。 日军多方干扰调查团的调查活动，限制调查团内的唯一中国代表顾维钧的活动，甚至不让他与日军指定之外的任何中国人接触。注166即使如此，东北各阶层人民，通过各种途径，仍向调查团递交了揭露日本侵略的书信函件1500余件，陈述事变前后所见之事实。9月4日，国联调查团基本完成了报告书，经修改和国联审议后，10月2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即《李顿报告书》）在国联总部所在地日内瓦、中国首都南京和日本首都东京三地同时正式公布。

《李顿报告书》对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及伪满洲国的状况，作了基本符合事实的具体陈述。它首先揭露了九一八事变乃日本的阴谋。《报告书》指出：“依据调查团所得种种确切之说明，则可知日方系抱有一种精密预备之计划。”“1931年9月18日夜，该项计划曾以敏捷准确之方法实行之。”“中国方面依照其所奉训令并无进击日军，亦无在特定时间或地点，危害日侨生命财产之计划。” “9月18日晚是日方之军事行动，不能视为合法自卫之办法。”注167接着，《报告书》强调东北是中国领土，属中国主权范围。《报告书》指出：“在一切战争及独立时期中，满洲仍完全为中国领土。”“日本军队未经宣战，将向来毫无疑义属于中国领土之一大部分地面，强夺占领，使其与中国分离并宣告独立，事实俱在。”进而，《报告书》揭露伪满洲国是日本的傀儡政权，指出日军“在每次占领之后，即将该处行政机关改组。由此可知在1931年9月以前，满洲毫未闻有独立运动，其所以有此运动者，乃日本军队在场所致也。”“本调查团认为‘满洲国’之构成，虽有若干助成分子，但其最有力之两种分子，厥为日本军队之在场及日本之军队官吏之活动，盖以本调查团之判断，若无此二者，则‘新国’决不能成立。”“关于该‘政府’其各部名义上之领袖，虽系居住满洲之中国人，但其重要之政治行政权，则仍操诸日本官员及日人顾问之手。”“所谓‘满洲国政府’者，在当地华人心目中只是日人之工具而已。”

但《李顿报告书》同时又明显表现出偏袒日本、维护帝国主义共同利益的倾向，并诬蔑苏联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在中日争端问题上，《报告书》多次为日本辩解，称“中国人之抵制日货为中日冲突之重要原因”。中国政府支持对日经济绝交运动，“应负责任”，中国政府应“采取一切办法禁止并遏抑有组织之抵制日货运动”。进而并诬称“近年来苏俄在外蒙古势力之扩张，及中国共产党之发展，均使日本忧虑，日益加增”，此为中国及事变之“患源”。《报告书》竭力维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地位，表示“承认满洲在日本经济发展上之重要性”，肯定“日本在满洲之权力及利益乃不容漠视之事实，凡不承认此点或忽略日本与该地历史上关系之解决（方案），不能认为满意”。

图5.3　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

《报告书》荒谬地提出将中国东北地区国际化、由各大国（通过国联）共同管理东北的主张。《报告书》提议，东北的政治行政组织，既不能恢复1931年9月以前的原状，亦不应继续维持伪满洲国，而应走“国际合作”的道路，建立“应获得高度之自治权”的新的东北地方政府。东北应建立顾问会议制度，顾问由国联理事会提名，由中日两方代表和中立国观察员组成。根据顾问会议决议，再建立属于中国中央政府但高度自治的地方政府，外国顾问应存在于东北地方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事各部门，并担任东北中央银行顾问。“以外国教练官之协助，组织特别宪警，为东三省境内之唯一武装实力”，中日两国军队均退出东北。

《李顿报告书》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径，肯定东北属于中国不可变更的领土及主权范围，暴露了伪满洲国的实质，对之采取不承认主义，要求一切退回到九一八事变以前的状况，在客观上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有利于呼吁国际社会支援中国，对日本的进一步侵华军事行动起了一定的牵制作用，因而国联的调查结果在日本国内引起一片怒骂。但《李顿报告书》的主观目的绝非为了中国。它提出的种种所谓解决办法，仅是企图在不太得罪日本的前提下，将中国东北纳入帝国主义共同势力范围。在这方面，《李顿报告书》是西方列强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所作的修补与维护，是西方帝国主义大国要求共管中国与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独占中国的矛盾的产物，它与西方列强对一二八的外交调停的逻辑是一致的。《李顿报告书》仇视共产主义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充分显示了其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立场，因而《李顿报告书》发表后，不仅激起中国人民的反对和谴责，也受到国际上主持正义人士的批评。

图5.4　1933年2月24日，因不满国联表决结果，退出国联会场的日本代表松冈洋佑（中间戴礼帽者）等日本代表

1932年12月12日，国联专门组织了一个有部分中小国家参加的国联十九国特别委员会，赋予其根据《李顿报告书》起草关于中日争议的报告书任务。1933年初，该报告书完成。文件中坚持了不应侵犯国家领土主权、“满洲”领土及主权属于中国、在事实上和法律上均不给予伪满洲国以承认等重要观点。1933年2月24日，国联特别大会以42票对1票（日本）通过该报告书。史汀生随即代表美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赞同。国民政府也表示原则上接受。但日本政府决不愿意作出半点让步，1932年，离开“满铁总裁”职位担任日本外相的内田康哉在日本帝国议会上火药味十足地表示，即使将日本列岛化为焦土，日本也决不放弃“满洲”。日本的代表松冈洋佑在国联表决后悍然退场，使与会的各国代表一片愕然。松冈洋佑回国后受到了狂热的日本国民的夹道欢迎。3月27日，日本政府声称，国联特别大会通过的报告书，“以九一八事件当时及其后日军之行动，独断为非自卫权之发动”， “漠视‘满洲国’成立之真相，而否认帝国承认该国之立场”，注168商务印书馆1937年2月版。悍然宣布退出国联。

第6章　日本对东北的殖民统治

一、伪满洲国的成立

早在日本军部密谋军事侵占东北的同时，就拟定了发动战争后“收拾时局的最初计划”。日本参谋本部在1931年4月制定的《情势判断》文件中，对解决满蒙问题提出了三阶段方案。三阶段方案在内容上各自完整、系统，实质上构成了三种独立方案。第一种方案是，所谓“努力改变我根据条约或契约而正当取得之权益因中国方面的背信弃义而被损害的现状，确保我权益之实际效果并进行扩大这一权益”，“这样预期建立的满洲政权将是取代张学良的亲日政权。仍把它置于中国中央政府的主权之下”。第二种方案“是在满蒙组成一个政权，这一政权所拥有的权益，比过去合法取得的权益更多，并将其从中国中央政府中独立出来，也就是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第三种方案就是 “以武力直接占领满蒙，将其并入日本版图”。注169

九一八事变的次日，关东军板垣和石原两参谋等人便会见了正在奉天（沈阳）的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板垣、石原等力主采用第三种方案收拾时局，建川主张采用第一种方案。双方激烈争论了数小时，建川对关东军作了妥协，表示 “对军队的积极行动不加阻碍”。注170但日本陆军中央部在9月20日、21日致关东军的电报中，否定了板垣、石原的意见。建川美次于是重新提出： “推翻现有东北政权，树立以宣统皇帝为盟主、受日本支持的政权，当为上策。”注1719月22日上午800时，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在本庄繁授意下将板垣、石原、土肥原贤二、片仓等人召集在一起，专门就此事进行协商。会议综合建川与土肥原意见，制定了《解决满蒙问题政策案》。该政策案提出：“建立受我国政府支持，以东北及蒙古为疆土，以宣统皇帝为首脑的中国政权，使其成为在满蒙各民族之乐土。”这个政权的“国防、外交以新政权委托之方式由日本掌握，主要的交通、通信也由日本管理”。 “总之，这是一个建立亲日政权后由日本掌握国防和外交的方案，其设想是想将该政权引导到建设一个独立国家”。注172 在《解决满蒙问题政策案》中，日军还提出了勾结、利用熙洽、张海鹏、于芷山、张景惠以及时任热河省主席的汤玉麟的具体计划。注173日本陆军中央部和日本政府同意了这一方案。10月6日，在三宅、板垣、石原等拟定的一份文件中，将这一方案进一步具体化为“三条根本原则”，即： “一、使满蒙完全脱离中国本土。二、一手统一满蒙。三、表面上由中国人统治，但实质上要掌握在我方手里。上述新政权在实质上最终要置于我国的保护之下。至少要掌握军事、外交和交通的实权。”注17411月17日，关东军国际法顾问松木侠和本庄繁、板垣、石原等进一步交换意见后，起草了《满蒙自由国建设方案大纲》。明确提出： “将满蒙作为我国领土的一部分是为上策，但鉴于以往的情况，目前突然采取这一步骤将徒然引起国际上的议论。作为中策，建设满蒙独立国，使其完全脱离中国的行政统治。”注175

日本建立伪满洲国的第一步，是先成立东北地区的县、省各级伪政权，然后以此为基础，拼凑伪满洲国。在《满蒙自由国建设方案大纲》中，日军提出了 “建立满蒙独立国的手段（途径）——建立国家的作用，在于完成下层政治机关即县市自治的同时，确立上层机关即省一级的独立，并逐步谋求确立中央政权，组织一个完全独立于中国中央政府之政府”。注176按《解决满蒙问题政策案》的既定计划，关东军指派板垣等人分别去做拉拢引诱张景惠、熙洽、张海鹏等的工作，促使其公开投日降敌。 同时，通过日本驻天津部队司令官，将溥仪及其亲信罗振玉、徐良等人“保护”了起来，注177企图复辟清王朝的封建遗孽，纷纷附逆为奸。

在日本的一手炮制下，东北各地的伪政权开始出笼。1931年9月24日，辽宁成立了“地方维持委员会”，以袁金铠为“委员长”，于仲汉、阚朝玺为“副委员长”。9月27日，原“东省特别行政区”长官张景惠，在哈尔滨宣布组织“东省特别行政区治安维持会”，自任“会长”。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当局又指使组成了“辽宁四民（商、工、农、学）临时维持会”，以前清王朝恭亲王溥伟为“会长”。11月19日，日军侵占齐齐哈尔后，指使李维周等于该地成立了“地方维持会”。接着，各省伪政权先后成立。9月26日，前清遗孽、降日民族败类熙洽合并吉林省原军、政两机关为“吉林省长官公署”，自任“吉林省长官”，声明同国民政府及张学良东北政权脱离关系，宣告“独立”，成立了东北第一个省级伪政权。11月7日，关东军将辽宁省改称奉天省，沈阳的原“辽宁地方维持委员会”被改组为“奉天省临时政府”，11月15日，又正式改组为“奉天省政府”，以臧式毅为伪省长。伪省政府随即宣布脱离国民政府而“独立”。1932年1月1日，张景惠秉承日军意图发表脱离中国中央政府的所谓“独立宣言”，组织伪黑龙江省政府；6日，张景惠就任伪省府主席。

同期，关东军特务机构头目土肥原贤二南下天津，诱迫清王朝末代皇帝溥仪北上东北。此前，日本方面准确估计了溥仪的复辟愿望，判断溥仪同蒋介石、张学良等均不能合作，而 “可以同日本合作”，注178因此可以利用其家族与东北的联系，建立一个受日本控制的傀儡政权。溥仪退位后，居于天津日本租界内。土肥原到津后，面见溥仪，迎合溥仪的复辟愿望，声称日本可帮助溥仪到东北重新登基。溥仪起初半信半疑，最终被复辟欲所驱使，同意与土肥原及日本合作，但又虑于民众及社会舆论，一度陷入两难境地。 11月7日，土肥原指使汉奸特务袭击天津公安局保安队，制造暴乱假象。注179溥仪遂以此为烟幕及借口，在驻天津日军护送下，“半强制半自动地逃出天津”，由塘沽乘日船“淡路丸”前往东北，13日上午抵营口。到营口后，溥仪为欺骗社会舆论，对日本官方说，由于天津发生暴乱，感到生命受到威胁，为寻求安身之处而逃出天津，要求取得保护。 于是日本方面按预订计划，宣布出于“人道方面的考虑”，给予溥仪以“保护”。注18011月16日，日本陆相南次郎（12月13日由荒木贞夫接替）电示关东军“关于拥立溥仪之事，操之过急会徒然刺激列国，待和中央联系后处理”。11月18日，关东军将溥仪秘密送往旅顺， “等待建新国时机之成熟”。注181

在东北省级伪政权均已成立的基础上，日本内阁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于1932年1月6日，共同制定了《中国问题的处理方针纲要》，强调：“关于满蒙，确定在帝国的威力下，在政治、经济、国防、交通、通信等方面，使之成为帝国的永远存在并发挥重要作用的地区。” “满蒙目前是独立于中国本部政权之外的另一政权的统治区域，逐步引导其具有作为一个国家的形态。为此目的，要求迅速确立和稳定满蒙各省政权，比以往更积极地加以援助。使建立的各省政权逐步做到联省合并，并相机宣布建立新的统一政权。”注182按此“纲要”精神，1月22日，三宅召开了“建国幕僚会议”，具体研究了成立伪满洲国的步骤和计划。27日，关东军拟定了《满蒙问题善后处理纲要》，决定“迅速以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主要首脑，先组成政务委员会，负责建立新国家的研究准备工作”。

图6.1　溥仪被日本利用，在东北建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

此时，李顿调查团已正式组成，日本为造成既定事实迫其承认，加快了成立伪满洲国的步伐。2月16日，日军召集各省伪政权头目于沈阳，召开了联省会议，成立了伪“东北行政委员会”，以张景惠为“委员长”，臧式毅、熙洽、凌升、齐玉、汤玉麟、 马占山注183为“委员”。该“委员会”宣称 “从此与党国政府脱离关系，东北省区，完全独立”。注18422日，板垣专程到旅顺与溥仪会谈，要其出任伪满洲国的“执政”。2月2日至24日，三宅、板垣、石原等连续与各省伪政权头目举行会议，确定成立伪满洲国的各项具体事宜。25日，经日本政府和军部同意，东北伪政权正式采用“满洲国”名称，年号“大同”，以红蓝黑白满地黄所谓“新五色旗”为“国旗”，以长春为“首都”，改称“新京”。 同时，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布所谓“建国通电”，声称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以及内蒙古之呼伦贝尔、哲里木、昭乌达、卓索图各盟，属其版图范围。注1853月1日，日军指使伪满政权发布所谓“建国宣言”。溥仪一心想复辟“大清皇朝”，要当“皇帝”，在日本安排下，3月9日，溥仪粉墨登场，出任伪满洲国“执政”，在长春举行了所谓 “就职典礼”。注186张景惠任伪参议府议长，汤玉麟副之；郑孝胥任伪国务总理。日本人驹井德三任伪国务院总务厅总务长官，掌握各部一切实权，凡有命令及决定，不经该厅签字盖章，即不能执行。 “各伪机关实权，则皆操诸所谓顾问谘议之手”，而“顾问”、“谘议”及各部门副职及中层各职，均有大批日本人充任。注187

图6.2　1932年，日本在东北建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

对日本一手制造傀儡政权的行径，中国政府一再加以谴责，并声明不予承认。1932年2月21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针对日本策动的“独立运动”郑重声明： “凡东三省或其一部分之分离或独立，与夫东三省内之一切行政组织，未经国民政府授权或同意者，一律否认之。”注188伪满洲国成立后，国民政府要求世界各国不予承认。

9月15日，日本宣布正式承认伪满洲国；同日，签订了《日满议定书》，规定日本在“满洲国”领域内享有的一切权力利益“概应确认尊重之”。 “日本国军队，应驻扎于满洲国内”。注189东北终于沦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后在溥仪的强烈要求下，1934年3月1日，伪满洲国更名为“满洲帝国”，溥仪由“执政”改称为“皇帝”，改年号为“康德”。这个傀儡政权存在了14年，1945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彻底失败而垮台。

图6.3　1932年9月15日《日满议定书》签订。日本方面签字者为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左签字者），伪满洲国方面为“国务总理”郑孝胥（右签字者）

二、日寇对东北的殖民统治

根据日本的“大陆政策”，满蒙地区仅是其进一步入侵中国，进而占领亚洲、争霸世界的前进基地。基于此，掠夺满蒙地区丰富的资源，壮大日本的经济—军事实力，是日本侵吞东北的首要目的。为贯彻此目的，日本运用军事、政治、文化手段，对东北实行野蛮、残酷的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和军部规定：由关东军司令官兼任驻伪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是为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最高长官，事实上成了伪满洲国的太上皇。 “对于满洲国政府的要求事项，一切均由帝国政府通过关东军司令官，通知满洲国使之付诸实现”。注190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伪满洲国的形式，对东北实施直接殖民统治。

为镇压东北人民的抗日活动，日本不断向东北增兵。伪满洲国成立前后，日本陆续派往东北的部队计有步兵第14混成旅团、第20师团、第6师团、第8师团、第10师团、第14师团，骑兵第1旅团、第4旅团，第10、第11、第12飞行大队。凭借重兵，日军在伪军配合下，疯狂“讨伐”东北各地，杀害人民群众。仅1933年9月，日军对抚顺附近平顶山村的一次“讨伐”，就烧毁房屋800多间，残杀居民3000余人。日本占领当局还大力兴建并强化宪兵队、警察局、法院、监狱等机构。伪满洲国警务司长、各省警务厅长、各县警察局长、各区警察所长也都由日本人担任。各县并设有直接由日军指挥的保安队。1933年5月，日本占领当局又决定在各村庄设立警察，办理所谓“乡村警察事务”。日军宪警在东北城乡横行无忌、滥杀无辜，制造殖民恐怖。 从伪满洲国成立到1934年两年间，日伪以“反满抗日”的所谓“罪名”杀害民众多达67000余人。注191日军还全面推行“治安肃正”运动，威逼民众对“反满抗日者”进行“大检举”。为对付抗日武装，日军还强暴实施了保甲制度和“归屯并户”政策，蓄意制造无人区，并大量征发民工修筑直接联结日军基地和靠近抗日游击区的所谓“警备路”，禁止民众通行，以便日军行动。在日军的直接指使控制下，成立了以汉奸为主体的所谓“正义团”，专事收缴民间武器和镇压青年的抗日救国运动。

日军当局惧怕东北人民的民族意识及由此引发的民族解放斗争，遂在东北强制推行奴化教育，摧残中华民族文化。伪满洲国成立后，所有中国教育机构或被关闭，或由日军监视改组。强迫学生一律学习日文，向学生灌输“同文同种”、“共存共荣”、“王道乐土”等奴化思想。原来所用之中文教科书，悉数改换；对历史事实，刻意篡改，以“合日本之意”。日军当局还驻兵学校，防范青年学生的抗日活动，随时销毁具有中华民族意识的书刊。 仅1932年3月至7月，即焚书650万册，并随意对学校进行“整肃”，捕杀爱国师生。注192

图6.4　伪满洲国的宣传画，美化日本的殖民统治

以恐怖统治为基础，日军当局疯狂掠夺东北资源，统制东北经济。在“日满经济一体化”的方针下，将东北经济纳入日本侵略扩张的战争经济轨道。1932年8月5日，日本公布《满洲经济统制根本方策案》，提出了“日满一体的计划经济”纲领，并规定关东军和“满铁”为统制伪满洲国经济的支配机构。1933年3月1日，伪满洲国公布由关东军和“满铁”制定的《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宣布对东北经济实行统制，并使之统一于所谓“东亚经济”之中。《纲要》规定，凡具有国防或公共公益性质的重要事业，均由“满铁”一类的日资公司或名义上为日满合资实质仍是日资为主的一类公司垄断经营，此类公司称之为“特殊公司”或“国策公司”。这类事业达46种。除此之外的其他各业仅有20种，规定可由民间自由经营。 但日本根据一业一公司原则，在其他各业均设立了占支配地位的垄断性公司。注193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东北先后设立了满洲炭矿株式会社、满洲石油株式会社等许多垄断公司，统治了东北的采煤业、石油勘探及开采业、汽车修造业、电力事业、化工工业、炼钢业、有色金属开采及冶炼业、林业、盐业、通信事业、广播事业等等。1932年7月、8月间，日本又连续与伪满签订了交通、航空、采矿三个协定，随即成立了垄断性公司，统制了东北的交通、航空和采矿业。从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前夕，日本在东北设立的公司达369个，遍及一切经济领域。 实际资本额为52200万日元，其中垄断性公司的资本达36900万日元，占71％。注194日本垄断公司操纵了伪满的整个经济命脉，使东北经济完全殖民地化，致使日本掠夺了东北大量资源。 1936年，东北输往日本的农矿产品和各种原材料，占其对日输出总额的79％，比1932年增长了5个百分点；而同期日本输入东北的商品，个人消费品占60％以上，并且都是日方人为规定的高附加值产品。注195这种不等价不合理交换，使东北由中国唯一的外贸出超地区，自1933年起，变成了入超地区，海关管理也完全由日本控制。东北地区外贸状况的变化，集中反映了东北经济的殖民地性质。

在商业方面，日本使用军事及行政手段打击东北地方商业并限制外商活动。日本为垄断东北商业，排斥外国商业资本，迫使其纷纷从东北撤出。对从关内运往东北的中国商品，竟征收高达40％的“关税”，绸缎、茶叶、瓷器等中国土特产品，还加倍征税，以致国货在东北市场逐渐绝迹。 而对日本输入东北的货物，仅征4.5％～11.5％的关税。注196 从而使日货在东北进口货物总值中的比重，由20世纪20年代末期的60％上下，增至30年代的75％以上。东北逐渐成为日本的独占市场。注197

在金融方面，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日军就占领了东三省的主要金融机构——东三省官银号，掠夺其库存黄金8万公斤。此后，又相继占领了边业银行、永衡官银号、黑龙江官银号三大金融机构。1932年2月5日，关东军与“满铁”制定了《货币及金融制度方针要纲》。3月中旬，正式宣布合并各官银号和边业银行，设立伪满洲国“中央银行”。随后，集中了四行号的发行准备金，统一纸币发行权；接着，进行了所谓“币制改革”，发行殖民地货币（满元）。日本占领当局一方面规定伪币对旧奉票的高兑换率，打很大的折扣强制兑换旧奉票，掠夺人民资财；另一方面将伪币与日元挂钩，实行所谓“日满货币一体化”原则。 由此，日本完全控制了东北的货币与金融。注198

图6.5　1934年吉林敦化附近日本武装移民团，图为女性家族成员在进行射击训练

在农业方面，日本首先运用军事行政手段，强制性地向东北大量移民，掠夺东北农民耕地。1932年4月，伪满洲国秉日本之意，颁布《外人租用土地章程》，规定外国人可在东北获得土地的承租权。1933年6月，日伪又颁布了土地的《商租权登记法》，规定日本人可自由商租在东北从事农工商各业所需土地，一次租用土地的期限为30年，期满可续租延长，实质上承认了日本人对商租土地的永久占有。1935年12月，日军与伪满政权设立了“满洲拓殖会社”，作为专事移民的机构。1936年3月，又设立了“地籍整理局”，着手通过所谓地籍整理掠夺土地，安置日籍移民。1932～1937年间，日本先后5次向东北进行武装移民，抢占了中国农民耕地20余万垧。 1936年7月以前移入东北的日本人已达71万余人、朝鲜人85万余人。注199日本掠夺的土地，集中于松花江下游、辽河下游、牡丹江流域等东北的富庶地区。大量中国农民失去土地，沦为流民，或被强迫“归屯并户”。其次，日军当局强迫中国农民种植罂粟，并于1932年11月设立“鸦片专卖局”，公卖专卖鸦片，以支撑因军费庞大而日益困难的财政。 1935年东北境内种植鸦片的县达35个，种植面积达166.5万亩。注200第三，统制粮棉。为将东北变成日本的粮棉供给基地，用暴力强迫农民种植专门输往日本的稻米、小麦、高粱、棉花及一些杂粮，然后由满洲粮业会社、满洲棉花会社等垄断公司低价收购，运往日本。 1932～1936年，每年输往日本的高粱、小米分别占东北总产量的40％和90％以上。注201日伪还在春荒时，将低价强购的粮食高价出售，牟取垄断暴利。第四，统制经济作物，其手法与统制粮棉类似。如1934年6月设立满洲亚麻株式会社，强行低价统购亚麻，并统制亚麻的加工与纺织。还用低价强迫统购大豆等，致使1934年东北大豆每斤（500克）价格，竟比九一八事变前下跌了55％以上。 农民每种一垧地大豆，就得倒贴10～15元。注202第五，统制畜产。伪满洲国成立后，日军在各县设立了“马政局”，调查民间所有的马数，并将马分为军马和耕马，凡被认为可充作军用之马，一律送交“马政局”征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每年要花费相当于1亿日元的外汇，从澳大利亚进口羊毛以满足本国毛纺织业所需。侵占东北后，日本要求伪满洲国在10年内满足日本对羊毛的需求。为此，专设了“满洲绵羊协会”，统购东北羊毛，禁止任何个人买卖。第六，统制林业。1936年，日本设立了林业垄断组织——满洲林业会社，在东北东部和东北部划定森林区域，垄断林业的采伐、运输和销售，排斥私营商行。 日本对东北农业的统制使东北农产品价格出现极度反常的状况，以1931年的主要农产品价格指数为100，至1933年，竟下降为高粱50.92，小米51.26，玉蜀黍49.83，大豆60.51，几乎都下降了一半。注203在民不聊生的情况下，价格如此低落，充分展现了日军当局对东北人民榨取的程度。这种垄断低价的形成，绝非凭借由竞争导致的优势经济地位——垄断的形成而形成，它完全源于日本殖民当局依靠军事暴力手段、运用行政指令方式人为制造的强制性垄断，其本质是超经济性的。因此，这种垄断低价仅表现了东北经济服从于日本利益的殖民地性质。

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军事、政治、文化、经济的全面殖民统治，使东北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的悲惨境地。

第7章　东北义勇军的自发抵抗

一、东北人民的早期抗日斗争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开始，也同时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发端。

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当天，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独立第7旅爱国官兵，在国民政府的不抵抗命令下，处境极为不利。 其第620团在团长王铁汉指挥下，“督属收容，以一部掩护，及至七时三十分，该团破出重围”，孤军坚守北大营达7小时之久。注204在长春的宽城子站护路军营，营长傅冠军拒不缴械，被日军枪杀。该营官兵“异常激昂，坚不缴械”，一部与日军进行了零星的战斗。 在南岭军营，炮团官兵在火炮被上级锁起来的情况下，手持枪械自卫还击，后全军冲出重围。注205

江桥抗战爆发时，黑龙江省各界人民自动组织“援马（占山）抗日团”，为前线输送军需物资，并采取各种形式支援前线。日军攻袭辽西时，中国驻军于1931年12月下旬至1932年1月初，在锦州大窪车站和打虎山等地，进行了顽强狙击。1932年2月初，东北军第22旅旅长赵毅率所部于哈尔滨附近的双城车站，狙击日伪军，在十里铺附近，一举击溃伪军于琛澂部，俘敌700余名。 此后，再于双城车站狙击日军，将士均奋勇出击，与敌进行白刃格斗，痛击日军第3旅团，注206在日军第2师团主力增援前，一度遏制了其对哈尔滨的攻势。部分东北军的自发抗战行动，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图7.1　马占山因江桥抗战成为民族英雄。图为出现在香烟上的马占山形象

东北地区各阶层人民群众，也运用各种形式，开展了英勇的抗日斗争。中共满洲省委在抗日的最前线，积极开展工作。省委领导下的青年团、军委、满总（联合工会）等组织，发动、武装群众，进行武装斗争。沈阳工人自九一八始，就发动停工、罢工，抵抗日军。日军侵占沈阳兵工厂后，工人们拒绝为之生产任何武器军火，先后有3万多工人自动离厂，其中相当一部分参加了辽西义勇军。1931年9月23日，当长春日军企图北犯时，中东路的铁路工人机智地将近300辆机车及车厢转移他处，使日军无法出动。哈尔滨电业工人，抚顺、鹤岗煤矿工人，呼海路、吉沈路等铁路工人，都先后举行了反日大罢工。珠河、磐石、通河等地的农民群众进行了游行示威，抗议日军的侵略暴行。东满一些地区的农民揭竿而起，以镰刀、锄头、木棍、刀矛等原始器械为武器，举行了较大规模的秋收暴动和春荒斗争。其中相当一部分辗转参加了各支义勇军。1931年11月，哈尔滨各界联合会发表宣言，坚定激昂地表示，东三省 “三千余万民众，二百余万健儿，各输其财，各捐其躯，誓与日本帝国主义者作最后之决斗。宁教白山黑水尽化为赤血之区，不愿华胄倭奴同立于黄海之岸。”注207流亡关内的东北人民，到处奔走呼号，为抗日救国、收复失地而斗争。1931年9月28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在北平成立，其宗旨为：“抵抗日本入侵，共谋收复失地，保护主权。”推动了东北人民的早期抗日斗争。

二、东北义勇军的兴起和鼎盛

美国《密勒氏评论报》曾发表评论称： “满洲事实上没有不被袭击的地方，城市和铁路，竟找不出一处来。”注2081932年初，《伦敦每日导报》也撰文说： “满洲国当局日陷不宁，目下满洲境内，日本人没有一条绝对安全的道路。”注209

这支使伪满洲国和日本人“日陷不宁”的武装力量就是东北抗日义勇军。东北沦陷后，原驻守东三省的东北军，除少数叛变沦为伪军外，一部分辗转入关寻找主力，大部分同当地民众结合，组成了许多抗日爱国武装力量，这些由东北军游散官兵、绿林武装、普通平民组成的非正规部队，总称为东北义勇军。

图7.2　东北义勇军战士

1931年12月9日，东北民众救国义勇军军政委员会便在哈尔滨发表成立宣言，宣称： “矢率东北爱国健儿，为党为国为家，誓起奋勇杀敌，光复中国固有河山。”注210

辽宁的抗日义勇军兴起最早、发展迅速。九一八事变后，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从沈阳带出部分警察，沿铁路向锦州且战且退，并在锦州一带组织民团、警察、公安队等抗日。1932年1月成立了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当时分22路，约六、七万人，分布于黑山、新民、辽中、昌图、沈阳、辽源、绥中、锦县、锦西、抚顺等地。当日军进犯辽西后， “人民激于义愤请缨杀敌者日增，迄二十一年三月，已达五十四路约十余万人”。注211 4月21日，唐聚五就任辽宁自卫军总司令，使辽宁的义勇军达56路约20万人，划分为5大军区。注212辽宁省义勇军自编组以来，采取游击战术，到处袭击日军，破坏交通。他们多次袭击日伪盘踞的沈阳市，袭击飞机场、兵工厂、南满车站等地，焚毁日机数架，也多次攻袭锦州、营口、抚顺、鞍山、海城、新民、辽阳、义县、绥中、大虎山、黑山等重要城镇和日伪据点，扰得日军不得安宁。他们出没在北宁、安奉、营沟等铁路线两侧，颠覆日军军车，切断敌人交通，使运输枢纽常常陷于瘫痪，并歼灭了相当数量的日军。

在吉林省，中东路护路军长绥司令丁超和依兰镇守护使李杜于1932年1月下旬组织了吉林自卫军，由李杜任总司令，丁超任吉林治安维持会长。吉林自卫军在日军进攻哈尔滨时，给敌人以重创。哈尔滨失陷后，丁、李两部分别退往双城和依兰、宾县一带。3月20日，两部合攻哈尔滨未果，但3月28日攻克农安县城，并将伪军于瑞征部击溃。 4月1日，日军以3个旅团，协同伪军张海鹏、熙洽等部，对农安发起总攻，吉林自卫军坚守3天才退往扶余。注213

图7.3　兴安岭一带被东北义勇军所放置的装置所撞翻的列车

在黑龙江省，马占山于1932年4月返回海伦，于12日通电再次抗日，表示： “一息尚存，誓与倭奴周旋到底，成败利钝，在所不计。”注214马军以黑河为大本营，以海伦为军事中心，其军力达10余万之众，并同北满的苏炳文旅、东满的李杜吉林自卫军呼应。苏炳文于10月1日在满洲里通电抗日，重悬青天白日旗，使日军大为恐慌。此外，还有朱霁青组织的东北国民救国军，冯占海、邓铁梅、王德林、刘万魁、张殿九、董显声、赵毅等各路义勇军。他们袭击敌伪据点，伏击日军列车，破坏铁路桥梁，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

吉、黑各地的民团、民间秘密结社（如大刀会、红枪会）、绿林武装以及热心救国的工农群众、青年学生纷纷加入抗日的行列，使原来以东北军为主体的吉、黑义勇军增添了新的成分，渐而形成各阶层、各民族联合抗日的壮观局面。到1932年，东北义勇军进入全盛时期。 根据考证统计，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鼎盛时的总人数为55万，即辽宁省（含热河和内蒙东部地区））27万、吉林省15万、黑龙江省13万。注215

三、东北义勇军的困境

为了对付活跃的东北义勇军，日军向东北增调大批兵力，增加重炮、飞机、坦克等重武器的配置。其在东北的兵力已迅速从1个师团与6个独立守备队增加到7个师团，此外还有部分混成旅团，临时派遣队，骑、炮兵队，飞行队等，总兵力已经达10万人以上。1932年10月中下旬，日军为了扫清进关的障碍，出动一个师团、两个旅团的兵力，加上伪军的配合，开始全力围攻辽宁省义勇军。各路义勇军分头抵抗，辽南的第2军团在关门山击退过日伪军的围攻，击毙日军大尉长岗宽等50余人，伪军数百人，生擒辽阳日籍参事官成泽直亮。但由于武器、军事素质等相差悬殊，义勇军各部在作战中遭遇重大损失，其残部大多撤往热河。

图7.4　上海市民组织东北义勇军救护队，图为该救护队从上海北站出发

日军重创辽宁省义勇军后，回师北上，集合2万余人向黑龙江省义勇军马占山、苏炳文等部发起攻击。日军13000余人，伪军10000余人，向马占山部发起进攻；以日军第14师团主力向苏炳文部猛攻。马、苏等部并不示弱，曾发起围攻齐齐哈尔的战斗，一度攻占齐市外围的昂昂溪、安达、泰安、富拉尔基等重镇，但由于后援不济、弹药告竭而未能取得更大的战果。日军迅猛反扑，马、苏等义勇军各部难以对抗，所占据点相继失守。12月2日，因为碾子山和扎兰屯相继失守，官兵已无力再战，12月4日，苏炳文率部退入苏联境内。马占山在满洲里匆匆安排军务后率部分官兵，也同苏炳文一并从满洲里越界进入苏联境内。另有一部分义勇军在邓文、李海青率领下寻路南下进入热河境内，至此，黑省义勇军主力的抗敌活动已告失败。

辽宁和黑龙江两省义勇军受挫后，东三省只剩绥宁及乌苏里江、黑龙江下游一带未陷入日军之手。日军在击败马、苏等部义勇军后，继续向上述地区大举进犯，一直活跃在这一带的吉林自卫军、救国军步步抵御，终于不支，1933年1月初，李杜、王德林等人率余部撤入苏境。至此，东北义勇军主力均告失败。

由于东北义勇军是自发的抵抗运动的产物，各自渊源不同，故从一开始就没有统一的指挥系统，也无明确或者系统的行动纲领。义勇军的众多首领素质差异甚大，队伍成员构成复杂，而且缺乏训练，加上国民政府又不予以援助，只能孤独而分散地与组织严密、装备精良、运输便利、训练有素的日军作战，处境至为不利。到1933年初，由于日军运用大兵力连续攻击，各路义勇军兵败溃散，幸存者命运各异。极少数义勇军首领如丁超等投降了伪满；部分义勇军在苏炳文、马占山、李杜率领下退入苏联，后来大部分远赴新疆；部分义勇军退入热河，其中大部分参加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还有众多义勇军仍然留在东北各地抗日，只是活动的规模远小于鼎盛时代，其中相当一部分义勇军的领导骨干和士兵，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为抗日救国继续浴血奋战。

第8章　长城抗战

一、日军侵占热河

日军计划进攻锦州与辽西时，即有继续西侵之意。 据历史上不平等条约驻扎于北平、天津、山海关的日军（共1000余人，主要担负“守护”日本租界的任务），当时就要求关东军以追击东北军消灭张学良政权的名义直下山海关，入侵平津地区。注216关东军特务头目土肥原支持此计划，并与驻天津日军以及关东军共同阴谋策划了枪击天津日军兵营事件。1931年11月26日晚8时20分，土肥原唆使日本特务和部分伪装了的日本士兵从多角度射击日军天津兵营，造成其被围攻的假象。驻天津日军由此向关东军求援。关东军接到其求援电报后，立即按照既定方针发布命令： “我军为解救天津军的危急，要尽快集结全部兵力向山海关进发。”注217但因日军蓄意扩大侵略的阴谋很快败露，加上当时日军尚未完全侵占锦州、辽西地区，此既定计划遭到日军陆军部的坚决反对，只好暂时中止。

1932年初，日军占领锦州、辽西地区后判断： “包括山海关在内的长城一线，事实上已置于关东军的统治之下。”注218关东军取得了继续西侵的有利态势， “在这一点上，锦州之战多半包含着对关内作战这一转机”。注219日军还认为： “锦州之战除了战略上的意义外，还有其打击张学良的政治目的。不过锦州只是张学良的前进据点，真正的根据地还在北平（当时张学良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一旦锦州被占，张学良必然在北平加强反攻态势。所以，如果攻占锦州后不解决北平问题，那么满洲国的建设也难以期望太平无事。”注220据此逻辑，不占领全中国，日本就不会感到“太平无事”。这是其“大陆政策”的既定方案，它蕴含了扩大侵华的必然性。

山海关是万里长城的东端，背山临海，地形险峻，战略地位重要，自古就有“天下第一关”之称。日军在拼凑了伪满洲国之后，按既定的扩大侵华方针开始进迫山海关一线，很快占据了山海关南门与东门外围地区，其海军游弋于山海关海面，舰炮可直射山海关。1932年12月8日，关东军铁甲车队炮击山海关，并提出了山海关中国驻军取缔民众的抗日救国活动、切断关内对东北义勇军的一切支援、阻止东北义勇军将士撤至关内等无理要求。这自然遭到山海关中国驻军——东北军步兵独立第9旅旅长兼临永警备司令何柱国的拒绝。日军因关内外驻军的协调尚未完成而未扩大事态， “但其蓄意侵占榆关的企图更为积极”。注221

1933年1月1日下午，日本天津驻屯军秦（秦皇岛）榆关（即山海关）守备队队长落合正次郎少佐，指使日军在其守备队兵营内自掷手榴弹和鸣枪射击，并袭击中国哨兵，然后诬称中国军队进攻日军兵营。鉴于形势紧急，何柱国在接到报告后， “星夜由北平回防”。注222

1月2日凌晨，日军提出中国军队撤离山海关南门，由日军进驻等四项要求，限即刻答复， “否则开始夺取”，注223台北“国史馆”1980年版。遭何柱国断然拒绝。日军遂出动步兵3000余名、火炮40余门、铁甲车3列、坦克20余辆，从东、南、东南三方向大举进犯山海关。 东北军步兵独立第9旅驻守山海关的第626团第1营、第3营奋起抗击，注224与日军在山海关南门、东门、东南角楼一线展开血战，阻遏了日军的进攻。受挫的日军又出动飞机8架、军舰2艘增援，从空中、海上对中国守军阵地狂轰滥炸，中国守军坚守不退，顽强抵抗。日军的多次进攻，均被中国军队击退。

图8.1　在榆关作战中阵亡的安德馨营长

1月3日上午，日军在陆海空三军优势火力的掩护下，主攻山海关南关南门一线，中国守军伤亡过半，但仍勉力支持，奋勇杀敌，多次将敌击退。午后，日军增加兵力和进攻强度，主攻山海关东南城角，中国守军安德馨营与之血战，全营600余名官兵皆尽职殉国。午后2时，日军突破东南角，南门随之失陷；东门、北门的侧、背立即暴露，遂无险可守。第626团团长石世安振臂高呼，率留守西门的团预备队与日军步兵、坦克展开殊死巷战。不久， “卒因兵力薄弱，武器悬殊，伤亡过重，捉襟见肘，无险可守”，注225山海关四门皆破。第626团守关部队战至仅剩十余人才在石团长率领下艰难突出重围，山海关及临榆县城（设于山海关内）遂沦入敌手。

图8.2　残破的山海关南门

日军侵入山海关后，大肆杀戮中国伤兵和无辜百姓， “城内商店毁于战火者五百家以上，人民死伤千余”。注226 山海关之役，中国守军以两营兵力（第626团第2营驻防于孟家店、角峙等地，未及参战）1300余众抗击近3倍于我并装备大大优于我之敌，杀敌400余人，注227日方自称死官兵80余人，受伤200余人。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日军在榆关得手后，曾派一部乘胜沿平榆大道进攻五里台，被何柱国部击退。

日军略事休整后，又于1月10日沿长城一线继续西侵，向山海关西侧的九门口、石门寨发起进攻。当地中国守军亦奋起抗击，与敌激战多次，分别于12日晚和21日撤离两地。此后，日军在山海关、九门口、石门寨一线转入战略防御，对长城沿线中国驻军取侧翼牵制态势，而将扩大侵华的主攻方向转向热河省。

1932年3月25日，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出的伪满洲国“建国通电”中，即秉承日本之意，声称热河省属“满洲国”版图。注228伪满洲国成立时，任命东北军将领、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为伪参议府副议长，示以虚位以待，对其诱降。汉奸张景惠、张海鹏在伪满洲国成立后，也多次派人秘密至热河诱降汤玉麟。与汤熟识的日本浪人高原也受日军委派，化装赴热河诱降汤。 在张学良的督促下，加之全国抗战大势所迫，汤玉麟拒绝了诱降，被迫表明了抗战的决心。注229 此后，日本又转而诱降何柱国，表示日本支持何主事热河，独立自治，并可以给何政治、军事上的大力支持，被何断然拒绝。注230日本上述作为，其意均在不战而占热河。

日本多次诱降失败，即准备以武力侵占热河。1932年7月22日，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在给参谋本部的电报中提出，热河省是威胁“满洲国建设的一大祸根”， “应立即采取军事行动，攻占热河省，从根本上解决满洲问题。为此，至少需要给关东军增加一个师团和一个骑兵旅团的兵力”。注231三铃书房，东京1977年版。日军侵占山海关后，实现了从侧冀牵制中国长城一线及热河守军的态势，遂将侵略锋芒直指热河。同时注意到张学良在“恢复失地”的名义下，整军备战，从事抗日，以热河为最后根据地，不断将自己的军队调入热河，对准备倒向伪满洲国的汤玉麟常常进行威胁，使抗日声势日益高涨。日军因此认为： “征服热河，具有使热河省真正成为满洲国领域、消灭扰乱满洲国根源的张学良势力、以及巩固满洲国建国基础的重大目的和意义。”注232

1933年1月27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下达热河作战命令，在锦州设立了总指挥部。2月10日，关东军司令部向参加入侵热河的部队宣布了“攻占热河计划”，明确宣称要 “使热河省真正成为满洲国的领域”。注2332月21日，日本关东军以第6师团、第8师团、第14混成旅团、第33混成旅团近3个主力师团的兵力，并纠合伪满张海鹏部伪军共10余万人，分三路直犯热河。依日军的作战计划：以第6师团为主力的右翼（北路），出通辽直犯开鲁，进逼赤峰、围场；以第8师团为主力的中路，出锦县、义县，直犯北票、朝阳，继攻凌源；以第14混成旅团为主力的左翼（南路），出绥中、兴城，直犯凌源，与第8师团在凌源会合。 同时，日军以第33混成旅团出绥中直犯山海关西北方向的长城界岭口、义院口一线；以属第6师团的骑兵第4旅团出辽西的林西地区，直犯察哈尔省之多伦，作侧翼牵制。注234为集中兵力使用于热河，武藤命令参战各部，“不要在河北省内实施作战”，且要 “在结冰期间结束主要作战行动”。注235面对日军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北平军分会任命张作相为热河前敌总指挥，统一指挥热河境内的中国军队。驻防热河的中国军队为汤玉麟兼任司令的第5军团和万福麟任司令的第4军团，均为东北军旧部。具体布署如下：驻防开鲁的中国守军是汤玉麟部崔兴武旅（第17旅），孙殿英统领的第41军纵深布防于赤峰、围场、多伦，为其后援，部分撤至此地的东北义勇军也协助布防于此：驻防朝阳的中国守军为汤玉麟部董福亭旅，第5军团其余兵力布防于建平周围地区，侧应朝阳；驻防凌源的中国守军是万福麟部于兆麟旅（第30旅），第4军团其余部队以王永盛旅（第29旅）为前导，纵深展开于平泉、承德、滦平地区，为其后援。

2月23日，三路日伪军均兵临开鲁、朝阳、凌南、凌源城下，热河之战全面爆发。开鲁守军第17旅旅长崔兴武于开战当日，即率部投降日伪，沦为汉奸，日军第6师团兵不血刃，即占开鲁，并再将兵锋直犯赤峰，孙殿英军稍作抵抗亦弃城而去，转守围场。日军第6师团遂占赤峰，随即以一部兵力续攻围场，指向多伦，策应其第4骑兵旅团，其余兵力则转而南下，与第8师团、第14混成旅团会攻凌源。

朝阳守军董福亭旅所属邵本良团，在开战不久，亦叛变投敌，董旅防线遂被敌楔入，朝阳外围之南岭、北票相继失守，整个防线随之动摇。2月25日，朝阳沦陷。日军第8师团直趋凌源。南路日军第14混成旅团侵掠凌南后，亦于同期寇犯凌源，三路日军开始会攻凌源。

凌源扼平泉、承德要冲，为日军侵占承德直至热河全境的必经之地。凌源中国守军于兆麟旅在凌源外围叶柏寿地区与进犯之敌展开激战。全旅将士奋勇当先，浴血杀敌，以惨重的伤亡代价顽强阻止优势敌军的进攻，孤旅坚守凌源三昼夜。2月28日，于旅向第4军团总部急电求援，军团司令部即令第29旅火速驰援。该旅之第684团急行军13小时抵达叶柏寿，增援于旅。此时，日伪军在汉奸邵本良的引导下发起强攻，第684团与于旅并肩作战，继续苦守叶柏寿达两昼夜之久。3月初，日军楔入第684团与于旅的结合部，于旅为避免遭敌合围，遂撤往平泉，与第29旅主力汇合，坚守平泉。第684团本拟随于旅后撤平泉，因被敌截断，遂向围场方向突围，与孙殿英第41军一部会合。此时，第5军团由于开鲁、朝阳作战失利，丧失抗战信心，由建平大步西撤至平泉一线。

第4、第5两军团会合于平泉，本可以构成颇具实力的新防线以抗遏日伪。但由于两军分属东北军内两个派系，不愿合作，各图保存实力；加之汤玉麟等对日伪观望动摇，无心抗战，所以，他们并未坚守原地作战，而继续退却。第4军团在平泉以西的后续部队纷纷撤向西南，经长城喜峰口撤至关内，不久，军团司令部也随之撤入喜峰口。平泉守军亦弃守平泉，随全军团撤入喜峰口。汤玉麟部第5军团失去右翼侧应，急调驻守隆化的军团预备队张从云旅（第7旅）南下承德，在承德正东十余里的青石峦一线构置防御。3月3日晚，张旅与前出至承德东郊的日军展开激战，坚守一夜。张作相命汤部在承德周围布防， “汤部官兵不从，要求先补发三个月军饷”。注236汤玉麟见大势已去，竟扣留军车等二百余辆，由承德装载私物运天津。张作相也将司令部从承德撤出， “逃往古北口”。注237

4日拂晓，日军除从东面进攻外，遣兵于南北两翼迂回承德。汤军从前线溃逃至承德的部队未及展开，又纷纷后撤，全线动摇。张从云旅也弃守青石峦一线，其一部继续西撤，经长城古北口入关；大部队则随汤玉麟北撤至丰宁县，经大阁镇、大滩，退往察哈尔省沽源县一带。守卫围场的孙殿英部稍事抵抗亦经多伦撤往张家口，日军第6师团一部进占围场。至此，热河全境沦陷。

日军占领热河，使华北的屏障尽失，门户洞开，是中国方面在军事方面的重大失败。导致失败的原因有二：一是当时南京的国民政府正处在激烈的政争中，上层人物忙于争权夺利，无法集中全力来指挥、组织作战；二是前线的个别指挥官如汤玉麟，缺乏抗战到底的决心与信心，与敌作战，稍触即溃。

热河失守，全国哗然，民众纷纷要求惩办不战而退的将领，有人要求将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撤职严办，汤玉麟 “缉拿枪决”。注238在各方压力下，张学良被迫辞去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职。国民政府发布命令，称汤玉麟“竟于前方军事紧急、忠勇将士矢志抗敌之时，畏葸弃职，贻误军机，深堪痛恨”，先行撤职，并 “彻查严缉究办”。注239

二、长城沿线的防守

3月上旬，热河全境沦陷后，日军进抵长城一线，继续展开进攻态势，以第33混成旅团进攻长城界岭口、义院口一线；以第14混成旅团和第8师团一部由凌源南下，进攻长城冷口一线；第8师团与第6师团主力兵分三路，一路由凌源经平泉南下，直犯喜峰口；一路占承德后，经峦平南下直犯罗文峪；另一路占承德后西犯古北口，指向独石口。 此外，以第6师团一部占领围场；以骑兵第4旅团于3月上旬寇占多伦，作为长城沿线日军的北翼侧应；以海军外遣第2舰队巡弋于山海关、秦皇岛、塘沽一线，作为长城沿线日军的南翼侧应。注240

热河中国守军溃败之际，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张学良令驻守平津地区的宋哲元部第29军沿遵化、蓟县、宝坻一线集结，以随时策应长城各口。注241第29军将士在全国抗日高潮的激励和推动下，士气高昂，枕戈待旦。

3月10日晚，日军尾追万福麟部逼近喜峰口。第29军第37师赵登禹旅星夜出击，跑步急行军40华里，在日军之前抵达喜峰口孩儿岭，士兵们奋勇进击，与敌白刃交锋，将敌先头部队击退，使中国军队在孩儿岭及口门一线稳定了前沿。与此同时，第29军第37师（师长冯治安）、第38师（师长张自忠）、暂编第2师（师长刘汝明，后改编为第143师），均率部星夜驰援。连夜急行军100余里或连日急行军数百里，赶赴喜峰口、罗文峪一线，先敌抢占各岭。

11日拂晓，日军发动进攻，中国军队将士沉着应战，潜伏不动，待敌进至百米之内，突然出击，以手榴弹炸，用大刀砍杀，与敌近战。两军混杂，使敌飞机、大炮、坦克无法发挥作用。连续两天，日军毫无进展。12日下午，第37师决定发挥己之特长，短兵夜战，接敌搏杀。傍晚，留王治邦旅（第111旅）扼守喜峰口正面；以赵登禹旅、佟泽光旅（第110旅）从两翼迂回敌军侧后，进行包抄。中国军队雪夜行军，斗志高昂，很快抵达敌背后。日军第27、第28联队自侵占我东北及热河之后，骄狂万分，轻视中国军队，未料中国军队敢于雪夜出击，皆脱衣大睡，警戒疏忽。赵旅董升堂团全团挥大刀发起冲锋，砍杀日军甚众。赵登禹旅长尽管在10日腿部被炸弹击伤，亦裹伤出击率部众与敌肉搏相拼。不少日军惊魂未定，已是人头落地，未死者抱头鼠窜。中国军队将敌辎重粮秣悉数焚毁，夺取大量敌军装备。敌军增援部队亦被赵旅击退。王旅乘机正面出击，三路夹击敌人，敌军自喜峰口前沿狼狈溃退。统率第27、28联队的敌支队长植田亦被赵旅特务营伏击击毙。此后数日，敌军虽仍发起了数次攻击，但锐气尽挫，毫无得逞。连续七昼夜，喜峰口阵地岿然不动。

日军进攻长城的首战失利，暂时转入防御休整，与中国军队对峙。喜峰口初战告捷，为中华民族及中国爱国军队赢得了荣誉，连日本报纸也被迫承认，喜峰口之役“丧尽皇军名誉”，使日军遭受了 “50年来未有之侮辱”。注242

图8.3　长城抗战时的赵登禹

热河沦陷，张学良引咎辞职。3月12日，国民政府任命何应钦接替张学良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任命黄绍竑为其参谋长，统一指挥长城抗战。何、黄到职后，据蒋介石所定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注243的方针，对长城沿线中国军队部署作了相应调整。鉴于由热河溃退的部分东北军实力大损，且张学良辞职对其士气也有影响，遂将其撤往后方休整改编。令第57军（军长何柱国）、第51军（军长于学忠）、第53军（军长万福麟）守山海关西侧界岭口、义院口、石门寨一线；令第32军（军长商震）守冷口一线；令第29军坚守最关键之中段——喜峰口、罗文峪一线；令东北军精锐王以哲部第67军守古北口一线。同时令新调来的国民政府精锐第17军（军长徐庭瑶，下辖关麟征第25师、黄杰第2师、刘戡第83师、李家升第1骑兵旅）增援古北口一线；令傅作义统率的第59军守独石口、镇岭口、怀柔一线，以掩护长城一线中国军队北翼。 后又令孙殿英之第41军，自沽源起与傅作义部同线展开，以监控多伦方向并策应傅部。注244

日军进抵长城一线后，关东军司令部要求于3月中旬之前，占领长城各口，以 “一面确保长城要隘，对华北方面加强戒备；一面继续扫荡（热河）省内残敌，以恢复治安”。注2453月上旬末、中旬初，日军相继于长城各口，对中国守军发动了第一次全线攻击。在喜峰口中国守军初战大捷的鼓舞下，中国守军均顽强抗御，力战报国。

界岭口、义院口、石门寨一线中国守军顽强阻敌，阵地虽经敌多次猛攻，经过大小战斗20余次仍屹然岿立。有的地段虽被敌楔入，但将士们反复冲击，舍命夺回；有的地段多次失而复得，形成拉锯战，战况惨烈，至3月中旬，中国守军阵线仍然基本稳定。 冷口一线，“4月上旬，敌军突以优势兵力，向我阵地猛攻”，中国守军亦奋勇杀敌，炮兵多次有效射击敌装甲车部队，阻遏了其攻势，坚守5天后，于4月11日放弃冷口，被迫撤至滦河东岸之前进阵地，与敌对峙。注246

古北口东北军第67军在完成了阻击敌先头部队的任务之后，撤至滦河西岸休整，于3月10日交防于第17军第25师。该师在师长关麟征率领下，奋勇出击，迅速占据古北口周围之各高地。在有的高地已被日军先占的情况下，该师将士冒死冲锋，力战夺回。师长关麟征因此受伤。关受伤后，由副师长杜聿明代理师长职务，统率全师与敌鏖战。随后，第17军其余各师、旅陆续抵达，遂以3师1旅兵力交替轮番与敌接战，至4月上旬，日军未能越我防线一步。

喜峰口中国守军挟初战大捷之威势，继续狠击日军。面对日军的飞机、装甲车、大炮的猛烈轰击，第29军将士在“行则堕指裂肤，息则卧雪嚼冰”的冰天雪地里，与敌展开近战、夜战，以手榴弹、大刀沉着应战，短兵接敌，拼死肉搏，使喜峰口阵地多次失而复得。3月17日，日军铃木旅团三四千人在20余架飞机支援下向罗文峪等处进攻，中方守军奋起反击，“反复争夺阵地十余次”，并于夜间从两翼夹击日军， “营长王合春率部抄到敌后，重创日军，王营长阵亡，全营生还者仅七十余人”。注247战至4月上旬，喜峰口一线中国军队阵地仍岿然如初。

日军在长城沿线月余无进展，“担心补给线被切断而使战局逆转”，“对此紧急状况，关东军命令积极作战”。 3月27日，关东军司令官武滕信义下令开始对长城沿线发起第二次全面进攻，将进攻重点放在喜峰口至石门寨的滦（河）东（岸）一线，特别指向冷口方面。注248

石门寨、义院口、界岭口一线何柱国守军自3月下旬以来，虽多次击退敌军攻势，但已伤亡惨重。北平军分会在3月中旬已注意到在整个长城防线上何军孤军突出，且受日海军威胁。万一冷口、喜峰口被敌突破，敌即可长驱直下滦州、唐山一线，截断何军退路并合围之。 为缩短战线，于3月20日令何军撤至滦河西岸，并破坏桥梁，依托滦河构置新的防御。注249何军于3月下旬开始执行命令，将主力渡河西撤。为掩护何军撤退，第53军、第51军组织兵力坚守原防线至4月上旬，随之亦西撤。三个军西撤后，仍与日军隔河对峙，牵制了日军兵力，自侧翼有力掩护了冷口、喜峰口方向。

4月11日，日军第6师团长板木指挥3万余人以优势兵力强攻冷口以南至滦东沿线，冷口中国守军虽努力抵抗，但终被敌全线突破，冷口中国守军遂后撤至滦河西岸。此时滦东长城一线，仅剩喜峰口仍在中国军队之手。自3月中旬，日军见无望直接拿下喜峰口，即重点转攻其西侧的罗文峪，企图从侧背迂回喜峰口。坚守罗文峪的第29军将士，“咸抱只进无退死而后已之决心”， “虽在炮火弥漫血肉横飞之际，仍能表现不屈不挠之精神”。注250连续与日军血战月余，致敌溃不成军。刘汝明师长亲率手枪队参战，近敌挥刀砍杀。以至一度时期内， “罗文峪北十里以内，已无敌踪”。注251冷口全线失陷后，日军兵分两路，一路南占迁安，扼滦河上游；主力折向西北，迂回喜峰口—罗文峪侧后，对第29军形成前后夹击合围态势。鉴于此，第29军已不得不后撤。4月12日，北平军分会令第29军后撤，第29军遂撤至平谷、三河以东地区，沿蓟运河展开布防。喜峰口被日军占领。

4月15日，日军集中由围场方向转进的第6师团部分兵力、第8师团主力、第33混成旅团一部以及由多伦转进的骑兵第4旅团一部转攻古北口方向，并配之以强大的空军、装甲部队，希图一举突破古北口，击溃长城全线中国守军，并由西往南迂回中国军队侧背，配合长城沿线正面日军，合围中国军队于平津以东地区。古北口中国守军仍以3个师1个旅的兵力交替轮番英勇抗击日军，并 “充分利用作战间隙，加强阵地构筑，积极修筑阵地内的交通，以利炮兵的活动”，注252顽强阻遏了日军的攻势，使战线出现了双方对峙之局面。在双方对峙期间，第17军各师及骑兵第1旅多次组织、派遣别动队，迂回敌后袭击敌军，给敌后方部队以沉重打击。敌久攻古北口不下，遂自4月21日起转攻与古北口一线的南天门，迂回古北口。第17军遂将第2师与第83师的主力守南天门，两师中国守军与敌血战8个昼夜，“致敌伤亡，为九一八来所少有”，而南天门阵地仍固守在我军手中， “殊出敌预期之外”。注253

古北口、南天门一线中国守军的顽强固守，使长城沿线敌我军事态势成胶着状态。滦东地区南段，中国军队与日军隔河对峙；滦东地区西南段与北段，中国军队沿平谷—三河—蓟县—玉田—遵化即蓟运河东岸一线与敌对峙。

因担心久攻不下引起国际干预，关东军曾一度接受天皇命令，将进入滦东的日军撤出。注254中国军队相机进行局部反攻。面对这种局面，日本内阁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局势。陆相荒木贞夫认为：“扩大不扩大（战争）要对时间、地理、兵力三方面进行考虑，如时间能缩短，地域和兵力的扩大都可认为是次要的，时间的延长才是大忌。” 要求内阁承认关东军在滦东地区的进击，以利速战速决。注2555月3日，关东军在军部和内阁的支持下，决定在积极补充消耗兵员和装备的基础上，对滦东及整个平津外围地区发动第三次大规模进攻，企图“予中国军队以致命打击”，并要求平津地区的日本驻军和以旅顺口为基地的日本海军第2外遣舰队， “以严肃态度支援关东军”。注2565月6日，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华北方面应急处理方案》，命令关东军“断然对长城沿线所有中国军队反复进行打击”， “造成华北当局实质性的屈服或导致瓦解”。注257长城抗战进入了第三阶段。

5月7日，日军兵分两路发起攻势，由经补充加强的第6师团、第14及第33混成旅团，出冷口、迁安一线进攻滦东地区，威胁天津；以海军第2外遣舰队沿秦皇岛—塘沽海岸线侧应之。由经补充加强的第8师团、骑兵第4旅团一部倾全力进攻古北口，企图攻占后直下密云，进迫北平，从北南两路对我平津地区形成钳形攻势。

长城沿线中国守军因两月苦战，人员、装备均损失极大；国民政府将重兵用于“剿共”，致长城一线无后援部队，中国守军均陷入孤军鏖战；加之国民政府忙于对日媾和，无心再战，遂使第三阶段长城抗战迅速出现不利的局面。

5月7日，日军突破滦河东岸突出部中国守军第51军防线，继而向两翼扩展。5月11日夜，从多处地段同时渡过滦河。北平军分会乃令何柱国、于学忠、万福麟率部撤至宁河、宝坻一线，并令商震、王以哲等部也撤往该线，与北部第29军据守的平谷—三河防线衔接，组成新防线。5月16日，日军占领遵化，17日侵入玉田，18日攻陷玉田，19日占领蓟县。至5月下旬，南路日军主力侵占了秦皇岛、北戴河、抚宁、卢龙、滦县、昌黎、唐山、乐亭等县，推进到芦台，直逼天津。另一部日军在占领遵化、蓟县后，向北迂回，进迫古北口、南天门中国守军背后，企图与正面进攻之日军合围该地守军。 北平军分会急令傅作义部向怀柔一线展开，阻击日军。注258古北口—南天门一线中国守军自5月10日起又连续与敌血战4天，第2师、第83师几乎伤亡殆尽，但仍坚守不退，致敌不能得逞。14日拂晓，日军第8师团发动总攻，第25师与敌激战3小时，将敌军拼死击退。后日军又反复进攻，第17军将士咸抱与国土共存亡之气概，节节抗击，直至阵地全部化为焦土，仍拼死固守。 鉴于第17军伤亡殆尽又无补充，北平军分会于5月14日令其撤往密云。注259古北口—南天门落入敌手。古北口抗战前后两月有余，予敌重创，悲壮激烈，是长城抗战中作战时间最长、战事最剧烈的一战，连日军也称之为 “激战中的激战”。注260

第17军后撤后，北平军分会令第26军（军长萧之楚）进入九松山预备阵地敌前接防。注261北路日军乘势于5月19日占领密云。21日，进抵怀柔之郊。傅作义第59军自抵怀柔之后，从5月15日至20日， “不分昼夜地加紧构筑工事，并得到当地人民的多方热情援助”。注2625月21日，日军先头部队进抵怀柔，与中国守军发生激战，旋即被击退。5月23日拂晓4时，日军第8师团主力在飞机、大炮狂轰滥炸之后，以装甲车掩护步兵向怀柔沿线中国守军发起强攻。59军与敌连续血战15小时有余，击退日军11次进攻，致敌死伤千余人，中国军队防线完整无缺；并拟于当晚遣精锐夜袭敌营，灭日军虎狼之师之凶焰。是晚7时，突接北平军分会何应钦命令：“着全军即刻停战，撤至高丽营集结。” 此后，何又三次致电傅作义，命令全军立即开始后撤高丽营一线。注263午夜，第59军以团为单位逐次向指定地点秘密后撤，集结于高丽营一线，长城抗战的最后一仗就此结束。

5月下旬，日军进至顺义附近，其前锋距北平仅50余里，同时，原从遵化、蓟县向北迂回企图突袭、夹击古北口的日军，见古北口已破，遂西攻三河，第29军守卫部队也奉令后撤通县，日军随之进迫该地。南路日军占滦东后，又兵分两路，一路继续据芦台威逼天津；另一路则转进宝坻进逼香河，与进迫通县和顺义之日军，对北平形成三面包围的态势。至5月下旬，日军已侵占平津以东地区22个县，进至北运河与蓟运河之间，缺乏后援的中国守军，在此两河地区，勉力支撑，与日军对峙。

三、《塘沽协定》的签订

1933年3月30日，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并兼任外交部长。此前，蒋介石已定下对日本“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汪到任后，力主由抵抗交涉并存转变为对日谈判的政策。4月中旬以后，汪一面寻找、委托第三国斡旋，一面派出亲日派、知日派人物多方奔走，频频与日本驻华、驻外官员接触，探听日方真意。4月27日，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陈仪在沪对日本驻华公使馆助理武官根本博中佐转达了军政部长兼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关于中日停战谈判的意见。当时日本当局鉴于长城沿线中国军队之英勇抵抗，担心孤军深入并被中国军队入热河切断其补给线而全军覆没，加之英美等西方大国与日本在中国问题上的矛盾日趋尖锐；同时，这一时期日苏关系亦趋紧张，因而同意与中方谈判。4月29日，关东军电示根本博：若中国军队按日方要求撤军，可以谈判。 “根本博在上海，按照关东军的示意，与中国当局探索双方停战意向，停战问题逐步趋于具体”。注264

5月3日，国民政府按照早已内定之计划，任命亲日派人物、前外交部长黄郛为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具体负责与日方谈判。日本为取得谈判中的有利地位并压服国民政府接受其条件，发动了长城战役的第三阶段攻势。5月15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发表声明：“中国军队如果断然放弃原来的挑战态度，撤退至远离（伪满洲国）国境线（此时已指热河省境）地区，我军将迅速回到长城一线。”5月17日，关东军在《关于长城以南地区第一次作战的停战善后处理方案》中提出： “要利用华北方面战局进展有利的现状，因势利导，使敌人不得已而提议停战，我军即接受提议，进行谈判。”注265在日本硬软两手交替作用下，5月17日， “黄郛认为时机成熟，自上海赶赴北平”。注266《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第231页。5月18日，日本参谋本部决定，由日本驻北平的永津助理武官负责停战谈判。同时，参谋本部向关东军及驻平津地区日军下达了《华北方面停战指导要领》。

5月22日，黄郛与永津等进行了初步谈判。 “经彻夜协商达成协议，于23日晨拟成《停战方案备忘录》。当日午后，何应钦即予以承认。”注267这就是何应钦急令傅作义部和第29军驻守三河部队后撤之内幕。 备忘录系日方提出，内有停战条件四项，并约定择日由双方代表达成正式停战的成文协定。注2685月25日，何应钦派代表、参谋本部第二厅处长徐祖诒以北平军分会上校参谋徐燕谋的名义赴密云，向日军第8师团长两義一中将正式提议停战。 然后在日方拟定的《关东军司令官之意志》备忘录上签字，双方就停战谈判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注269随后，关东军司令官命令各部队停止作战行动。

在前线将士浴血抗战之时，国民政府却积极谋求对日妥协。消息传出，全国民众与舆论哗然，反对之声骤起。但汪精卫、黄郛等意志甚坚，汪精卫在给黄郛的电报中称： “弟以为除签字于承认伪国、割让四省之条约外，其他条件皆可答应。且弟决不听任兄独任其难，弟必挺身负责。”注2705月25日，南京国防会议通过决议，同意接受日方停战条件，但要求 “只限于军事，不涉政治”。注271

图8.4　《塘沽协定》签字仪式上的中日军方代表

5月30日，中日停战谈判在塘沽日陆军运输派出所正式举行。中方首席代表为北平军分会总参议熊斌，日方首席代表为关东军参谋副长冈村宁次。日本海军舰只同时开入塘沽港以示威胁。

谈判开始，中方随即提出了有关恢复战区原状、维持治安等要求的意见书。日方提出已印好的停战协定草案，基本内容与5月23日晨的《停战方案备忘录》大致相同。冈村宁次则蛮横地表示： “鉴于此次停战协定之性质（意为日军在战场上占据了有利态势），只需质问中方是否同意关东军所提示之协议案，故中方上述提案不在回答之列。”注272威逼之意，溢于言表。5月31日，在日方所提原案不得改动一字的条件下，中方首席代表屈辱地签了字，被称之为《塘沽协定》的城下之盟终于产生，并立即生效。

协定规定： “一、中国军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接之线以西及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亦不得有挑衅扰乱之行动。二、日军为证实第一项之实行情况，得随时以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视，中方对此应予保护，并提供各种便利。三、日军在证实中国军业已遵守第一项规定时，不再越过上述中国军之撤退线继续进行追击，并主动回到大致长城一线。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区内之治安，由中方警察机关负责维持。上述警察机关不得利用刺激日军感情之武力团体。”注273协定的丧权辱国性质是显而易见的。据此协定，河北省滦东等地的19个县被划作了“非武装地带”，中国军队无设防权力；协定在实质上承认了日本侵占热河省的“合法性”，使伪满洲国的“国界”扩展至长城一线，而且使平津地区在日军武力威逼之下大门洞开。战后日方亦承认： “日军越过长城线在关内河北地区设置了有力据点一事，意味着作为将来继续进入华北的第一步，也可以看作不久即走上通往中国事变的路程。”注274《塘沽协定》为日本进一步侵华提供了条件。协定签订之后，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天津《大公报》在社论中指出，协定中“充满战胜国对战败国之形式，狰狞面目，活跃纸上”，要求当局 “不必讳言屈辱，勿再饰词自欺”。注275胡适先生则直称协定签订是个 “国耻的消息”。注276

图8.5　《塘沽协定》的双方谈判代表。中方代表熊斌（前排右四），日方代表冈村宁次（前排右五）

《塘沽协定》的签订，标志着长城抗战的最终失败。长城抗战失败的首要原因，在于国民政府继续奉行了对日妥协政策。日军进犯热河后，国民政府虽继续了一二八时期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实质上外面抵抗，心向交涉，以抵抗作为利于交涉的筹码。1933年3月，蒋介石调集了50万兵力发动的对江西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刚刚失败，正坐镇南昌，忙于整顿、调集重兵，以图再战。日军正是利用此，才敢于以相对不多的兵力挑起战争。蒋介石虽两次赴华北进行布置，但他多次表示，要以现有兵力尽力抵抗，不能希望再增加援军，调兵增援是无法办到的。汪精卫兼任外长后，鼓吹对日谈判，与蒋介石不谋而合。国民政府终于转向“一面交涉”，断送了广大抗日将士长城浴血抗战的战果。

长城抗战失败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国民政府不图自立自强，一味寄希望于国联及西方大国的干预。日军侵犯热河之始，国联及西方大国当即采取了强硬立场，中国也一再呼吁国联及各大国实施对日制裁。但面对日本的蛮横独行，西方列强一时束手无策，除以言词继续显示强硬立场外，未能采取有效约束日本的有力行动。国民政府的“希望”亦自然落空。

长城抗战失败的第三个原因，是单纯防御的军事战略。当时，中日双方的军事差距是明显的，日军一个齐装满员的师团即有3万余人，其总兵力虽不占优势，但武器占尽优势，飞机、重炮、装甲车乃至军舰一应俱全。 中国守军虽番号众多，但齐装满员者不多，如第29军3个师合计为22000余人，一部留守阳泉等地，开赴华北前线的仅15000余人；齐装者更少，该军三分之一的枪械为老毛瑟枪，还有三分之一竟是军械所以旧枪械拼装制造的，重武器尤其缺乏。注277与日军进行阵地攻防战，中国守军被敌重兵器杀伤甚众。不过，当时中国军队并非没有优势可言，作战过程中日军最担心的是： “日军补给线通过艰难的热河省，易于断绝。”注278而中国军队只是一味防御，未能实施机动作战，深入敌后，切断敌后勤补给线，困毙日军，逆转战局。特别是在两军对峙，日军战力一度殆尽之际，坐失战机，致使日军从容补给，发动了第三阶段攻势。

长城抗战虽然以失败告终，但中国爱国官兵表现出的英勇作战、不惧牺牲精神，尤其是第29军喜峰口的苦战及第17军在南天门一带的血战，都是 “最悲壮的牺牲”，注279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和信心，挫败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傅作义在奉命后撤时，曾对何应钦说： “只有敌军先撤，我们才能撤。我们决不在敌人火力下撤退。”注280长城抗战发扬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显示了中国人民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第9章　察哈尔抗战

一、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建立

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屡屡丧师失地，并置民族存亡于不顾，一心“剿共”，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国民政府的对日妥协政策导致长城抗战失败，社会舆论哗然，部分国民党爱国将领也产生了强烈反响。他们自发组织抗日武装，奋起抗战，收复失地，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最著名的，是冯玉祥等人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抗战活动。

1930年，冯玉祥联合阎锡山讨蒋失败后，隐居于汾阳。在此期间，他与社会各界仍保持着联系，关注国内形势。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数次致电国民政府，痛斥不抵抗政策，提出抗日救国主张。 淞沪抗战爆发，冯又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发兵10万驰援19路军；沿海各口岸守备炮兵同时炮击日舰，使日军穷于应付；再调北方军队主力反攻，全歼入侵日军。注281不久，冯在其西北军旧部属韩复榘邀请下，移往泰山隐居。1932年秋，冯见韩复榘对蒋介石日益效忠，对自己时时防范，遂想别移他处。适逢国民政府任命第29军军长宋哲元兼任察哈尔省主席，宋亦为冯玉祥西北军旧部，察省又近抗日前线，便于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冯玉祥遂于1932年10月9日移居察哈尔省省会张家口。

热河沦陷后，大批原驻防热河的东北军部队和义勇军部队退入察哈尔省，其他不愿投敌的零星部队也陆续辗转退入察省。当时宋哲元正率部血战喜峰口—罗文峪一线，察省代理主席许庸以去北平请示局势对策为名，一去不返。日伪进犯热河后，便分兵西进，直犯塞外重镇多伦，并继续南侵，察省危在旦夕，省内军民均盼德高望重的冯玉祥将军出山主事。 “上海广州等地有六十个以上的人民团体曾急促冯氏领导抗日”。注282 在国难当头之际，冯玉祥多次对察省军民表示：热河沦陷，察省眼看不保，我既然住在这里，决不能等着当俘虏，更不能当逃兵，我们必须立即拿起枪来，实行抗战。注283

冯玉祥立即着手组织武装。离山西后，他在汾阳所办的汾阳军官学校改编为当时驻山西的第29军教导团。冯玉祥急电该团，令其开至张家口。抵达后，冯将其扩编为师，任命佟麟阁为师长。同时，冯电召其西北军旧部下吉鸿昌（当时已为中共党员）、孙良诚、高树勋、张凌云等人赶赴张家口，改编、整顿退入察省且无人指挥的零散部队和零散东北义勇军。一些将领毁家纾难，变卖家产充作军费，购置枪支装备部队。未几，便整编部队15000余人。退入察省尚有组织的部队及东北义勇军，还有部分内蒙古自卫军共40000余人，均表示服从冯玉祥指挥。冯亦将其整编，并将上述所有部队暂时统称为察哈尔民众自卫军。

同时，曾任第6路军总指挥兼安徽省主席的方振武在晋南介休组织了抗日救国军，自任总指挥。1933年2月1日，举行誓师，通电抗日。2日晨，全军出晋南，过晋东东阳关，4月下旬经涉县抵邯郸，沿平汉路北上抗日。4月底5月初，方军陆续抵张家口，与冯玉祥所率察哈尔民众自卫军会合。

1933年5月24日，盘踞多伦的日伪军南侵，沽源守军后撤，察省告急。张家口各界代表和各支部队，立即召开了察哈尔省民众御侮救亡大会，经大会决议，以第29军教导团扩编的师、吉鸿昌等改编的零散部队和义勇军、方振武军、退入察省尚有组织的部队与义勇军等4支队伍，计8万余人为基础，组建察哈尔省民众抗日同盟军。大会公推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冯玉祥将军任同盟军总司令。

26日，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于张家口联名发出通电，宣告察哈尔省民众抗日同盟军正式组成。冯玉祥正式就任同盟军总司令职，方振武任副总司令，邱山宁任参谋长，佟麟阁暂代察省主席，吉鸿昌任察省警备司令。通电声明： “率领志同道合之战士及民众，结成抗日战线，武装保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求取中国之独立自由。”注284

大批民众及北平、天津、太原等地的大、中学生，受其抗日精神之感召，成群结队赶赴张家口参加同盟军。短时间内，同盟军便发展至10余万人。抗日高潮在察省骤然形成。冯玉祥等首先对同盟军进行了抗日救亡的宣传教育及鼓动工作；同时加强军事训练，积极筹补给养、改善装备。短时间内，便将这支队伍塑造成了士气高昂、训练有素的抗日有生力量。不少中共党员在党组织支持下也参加了同盟军，并成为其骨干，如吉鸿昌、宣侠父（任第5师师长）等。

6月15日至19日，同盟军在张家口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对同盟军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作出了纲领性的决议案，主要内容包括：同盟军为革命军民的联合战线，旨在外抗暴日，内除国贼，武力收复失地，对日绝交，反对任何妥协，否认一切卖国协定，凡有志抗日救国的军民团体，均得加入同盟军。大会选举产生了同盟军军事委员会，为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同盟军最高权力机关，处理军队的军事、政治、财政等事宜。共有委员35人、候补委员29人组成。 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佟麟阁、邱山宁、宣侠父等11人组成常务委员会。注285依冯玉祥所拟的计划，同盟军的抗日目标分三步： “第一步先行收复察东失地；第二步收复热河；第三步收复东三省。”注286

二、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活动及其解体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组建后，按照既定作战计划，其主力兵分两路，南路拱卫平绥线及张家口，北路积极准备收复察省失地。注2876月20日，同盟军任命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方振武为北路前敌总司令，率军北进，收复察东失地。22日，同盟军王德重部首战康保，力攻克复，全军士气大振。23日吉鸿昌、邓文等部疾进宝昌；李忠义等部直趋沽源。7月1日，敌我两军在两城外围展开激战。吉、邓等部力将盘踞宝昌的伪军张海鹏部击退，收复宝昌。 “是役，俘获甚众，内有白俄37人。”注288张部伪军向多伦溃逃，与盘踞多伦的日伪军汇合。同日，沽源伪军刘桂棠部在同盟军的猛攻下，临阵反正，另一部伪军被击退，同盟军光复沽源。同期，同盟军还收复了黄旗大营子等地。

图9.1　1933年7月，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进入察北军事重镇多伦

7月3日，同盟军大部队乘胜进军，向察北军事重镇多伦推进。多伦位于内兴安岭的西口，系联系察哈尔与热河的通道，此时由日军第4骑兵旅团一部2000余人及伪军张海鹏等部盘踞，为防止同盟军来攻，日伪军调集了大量兵力及装备， “在多伦城外构筑8排炮台32座及内外交通沟壕及电网等工事”。注289

7月4日，同盟军张凌云部在多伦外围七里河孤子山与日伪发生前哨战，将敌击退。7月5日、6日，进军多伦的同盟军各部相继进入攻击阵地。7日，吉鸿昌、方振武下达进攻多伦总攻击令。当日夜间，同盟军开始行动，经彻夜激战，至8日拂晓，连克敌两道外围防线。8日到11日，连续与敌血战，吉鸿昌亲自指挥敢死队几度奋力突袭，同盟军直抵多伦城下。11日，同盟军从拂晓起对多伦发起总攻，由于日机不断轰炸，各部队仅以大刀血肉相搏， “伤亡累累，遂暂退守原阵地”。注290在此受挫之际，冯玉祥向前线将士发去电报，激励他们以死报国，电称： “今日之事，进则俱生，退则俱死……为国而死，其死也荣。忍辱偷生，虽生实死。”注291

11日晚，吉鸿昌派数十名士兵化装潜入城内；12日晨1时，同盟军再次发动总攻，潜入城内的同盟军士兵四处出击，以为内应。同盟军很快突入南、北、西三门， “吉将军亲自赤膊抡大刀片上阵，全军将士均奋勇杀敌，浴血苦战”，注292与日伪军巷战3小时，将其大部歼灭，残部由东门夺路溃逃。

经连续5昼夜苦战，沦陷72天的察北重镇多伦，终被同盟军收复。至此，察省失地全部光复。在收复察省四县市的作战中，抗日同盟军伤亡官兵1600余人，其中阵亡者212人。 日伪军毙命者千余人。注293

察省光复后，东北的爱国军人、爱国青年群集察省，集议成立东北民众抗日大同盟。冯玉祥表示： “愿亲率十万饥疲之士，进而为规复四省之谋。”注2947月27日，在冯玉祥领导下，成立了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冯任委员长，内设军事、政治、经济、秘书四局，主任均为同盟军骨干。

蒋介石对同盟军的兴起与发展极为恐惧，同盟军领袖冯、方、吉等人皆为其宿敌，与之积怨甚深；又察知同盟军骨干中有不少中共党员，深惧中共党员发动民众，在华北形成抗日民主运动局面；蒋还担心同盟军刺激日本，招致日军以此为借口再度进攻。同盟军收复多伦后，日本驻北平使馆武官柴山特为此走访何应钦，对何讲： “日本对此事，认为有违《塘沽协定》，请予注意。”注295同盟军兴起，蒋感到妨碍他“政令军令之统一”，深忌之。基于上述诸多出于个人统治权力的考虑，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对以抗击侵略、收复失地为职志的同盟军不仅未予任何支援，反而力图早日扑灭。

蒋为消灭同盟军采用了三管齐下的手段。其一，拉拢诱惑同盟军主要领导人物，努力使之“归顺”。同盟军进攻多伦之前，何应钦代表国民政府“请冯玉祥就全国林垦督办职”。多伦激战之际，汪精卫又代表国民政府邀冯玉祥赴南京， “徐图救国根本之计”。注296 对方振武则许以西北边防督办名义，督办公署驻地可在张家口、大同、归绥三城市，由方自己选择决定之。注297在冯、方等拒绝了南京方面的拉拢诱惑之后，蒋介石便令何应钦等竭力收买冯、方的部下，从内部瓦解同盟军。同盟军领导骨干张人杰、李忠义、冯占海、鲍刚等高级将领先后被何应钦收买，率部脱离了同盟军。

其二，以国民党中央和各地方党部的名义，谴责冯玉祥、方振武等人“擅自行动”，“意图赤化”，对其发动宣传攻势，施加政治压力和党内舆论压力。6月初，国民党中央授意南京市党部发表通电，诬责冯“冒名抗日，割据地盘”，“宣传共产，实行赤化”。并要求中央开除其党籍，下令讨伐。7月28日，蒋介石、汪精卫在庐山开会后，一致通电冯玉祥（俭电），要冯“（1）勿擅立各种军政名义；（2）勿妨害中央边防计划；（3）勿滥收散军土匪；（4）勿引用共匪头目，煽扬赤祸”。并威胁冯，称同盟军之事 “事关察省存亡与全国安危，万不能因循迁就”。注298

其三，调集重兵，对同盟军形成封锁包围态势，断绝同盟军军需的供应，并积极准备直接诉诸武力镇压同盟军。7月3日，蒋介石密电汪精卫，称冯“赤色旗帜已益鲜明，使中外皆易认识不为所蔽，则中央处置更易”，并令何应钦“速筹军事之彻底解决方法”。7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发给汪精卫的电报中表示： “已一面令庞（炳勋）、傅（作义）各部，冯（钦哉）、关（麟征）各部进兵；一面由宋（哲元）、庞（炳勋）、秦（德纯）派人劝冯取消名义，奉还察政，离去张垣，另谋安置。”注299至7月下旬，何应钦已在同盟军周围集结了16个师，15万兵力，并配有铁甲列车、飞机等。

在蒋介石积极筹划镇压抗日同盟军的同时，日伪更在丰宁、多伦东侧一线积极备战。多伦克复后，日军谴使向冯玉祥提出要其让出多伦的“觉书”，冯玉祥断然驳斥，并向日军提出要其让出热河的反要求。日军威胁要对同盟军 “加以膺惩”。注300随后，日军出动第4骑兵旅团主力、第6师团一部及伪军张海鹏部2万余人，进迫多伦、沽源等地，与蒋军形成了对同盟军的夹击态势。

面对上述形势，加之同盟军财政困难，军需短缺，同盟军军事委员会于8月4日召开会议研讨对策。冯玉祥表示，如引起内战，将使日本坐收渔人之利，他决定下野。应使宋哲元早日返察省主事，同盟军名义虽不存在，但这一支抗日力量可借宋的掩护得以保存。8月5日，冯玉祥通电全国； “自即日起完全收缩军事。政权归之政府。復土交诸国人。”注3019日，冯辞去同盟军总司令之职，撤销同盟军总部。14日，在韩复榘的再次邀请下，冯离开张家口赴泰山“休养”。同盟军部队（除方振武、吉鸿昌部）有的被宋哲元第29军收编，有的自行解散。

方振武、吉鸿昌在8月初的同盟军军委会上，对冯玉祥的决定即不表赞同。冯离开张家口后，在吉鸿昌的倡议下，同盟军方、吉两部公推方振武为同盟军代理总司令，吉鸿昌为副总司令兼前敌总指挥，两人随即通电就职，继续抗日救国活动。随后，方、吉二人率其所部同盟军撤出张家口、多伦等原驻地，8月下旬，分别由张北、沽源等地东进，沿途宣传抗日，组织民众。但因军需补给困难，方、吉决定南下进占北平作为根据地，补充整顿，联络各方，再继续北上抗日。9月中旬，方、吉联军抵北平北郊之昌平县。下旬，占领北平以北的大、小汤山地区。何应钦急调军队从东、南、西三面围困之，日伪军也从北面向其迫进，日伪军并多次轰炸、炮击同盟军阵地。10月中旬，北平许多社会及民众团体倡议何应钦与方、吉联军和平谈判，力避内战。 随后，双方开始接触，达成了保证方、吉二人安全自由，师长以上干部不咎既往，旅长以下干部发资遣散，军队由商震部第32军收编的协议，协议立即执行。注302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至此完全失败。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虽然失败了，但其抗日业绩永垂中华民族之史册。其抗日精神，感召了全国民众。同盟军兴起之时，察省人民即在财、物、社会舆论上多方大力支持。多伦光复后，上海、天津、北平、西南及华北各省市民众抗日救国团体均纷纷致电祝贺， “并踊跃捐助进行慰劳”。注303即使蒋、何所调围困同盟军的军队中的爱国将士，也纷纷消极抗命，不忍向同胞开枪。后来，宋哲元第29军、商震第32军收编了大部同盟军将士，保存了抗日有生力量。 商震还违抗何应钦密令，释放了方、吉二人。注304正由于各方的声援，才使蒋、汪始终未敢下令进攻同盟军。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为激发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推动全国民众的抗日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10章　东北抗日联军的坚韧战斗

一、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

九一八事变后，部分东北军和东北义勇军开始了东北人民的早期抗战，历时岁余，相继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逐渐成为东北抗战的主体。

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了对日宣战的通电， “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注305中共中央先后选派了罗登贤、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李兆麟、魏拯民、冯仲云等优秀干部赴东北，组织、领导东北人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3年初，中共中央代表、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对即将赴东北各地去组织、领导抗日游击战争的中共党员强调： “我们党的责任，就是把自发的斗争，变成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同时，建立党领导的工农义勇军。”注306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向东北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发出指示信。指示信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总策略方针是建立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反日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争取和保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指示信强调要发展和扩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同时要深入到一切反日武装中去，在进行下层统一战线工作的同时，也要注意开展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5月，中共满洲省委召开扩大会议，研究贯彻指示信精神，会议作出了《关于执行反帝统一战线与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决定》，制定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指示信的计划和各项具体措施。包括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与一切抗日军队签订作战协定，建立东北人民革命政府等。

1932～1933年间，东北建立了许多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主要包括：磐石游击队，1932年6月由李红光、杨佐青（中共东满特委军委书记）等创建于吉林省磐石县。不久，与磐石赤卫队、海龙游击队汇合，同年11月，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队伍发展至800余人。1933年1月，中共满洲省委派杨靖宇任游击队政治委员。1933年春夏，队伍迅速扩大到2000余人，活动于磐石、海龙、伊通、桦甸、通化、柳河等地。东满游击队，1933年1月由童长荣（中共东满特委书记）、王德泰在原东满红色游击队的基础上创建。队伍很快发展到千余人，活动于吉林以东汪清、安图、和龙、珲春一带。珠河游击队，1933年10月由赵尚志、李启东、李兆麟等创建于黑龙江省珠河县（今尚志市）。游击队联合了当地的山林队、红枪会等群众抗日武装，活动区域遍及延寿、阿城、双城、滨江等地。密山游击队，1932年在中共密山县委领导下，由富振声等将勃利、林口、密山等地的群众抗日武装合并组建而成。1933年初，李延禄将溃散的王德林义勇军残部，改编为抗日救国游击军。同年7月，中共密山县委将这两支队伍合并，仍称密山游击队，以李延禄为主要领导人，活动于密山、勃利、宝清、林口一带。宁安游击队，1933年1月由白殿贞、张建东等创建于宁安县，称“抗日救国义勇军”，后与周保中领导的王德林义勇军残部会合，改编为东北国民救国军绥宁反日同盟军。此后，中国共产党又派陈翰章等整顿了队伍，改称宁安游击队。汤原游击队，1932年秋，中共汤原中心县委以当地的抗日救国会为基础组建。1933年夏，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33军汤原游击队，领导人为冯仲云、夏云阶等。当年冬，队伍即发展到了2000余人，活动于汤原、富锦、通河、依兰等地。饶河游击队，九一八事变后，中共饶河县委即开始组织抗日救国会。1933年4月，以此为基础组建了饶河游击队。领导人为李学福（葆满）、崔石泉等。活动于黑龙江省饶河、虎林、宝清、佳木斯等地。巴彦游击队，1932年5月由张甲洲、赵尚志等建立、领导。活动于黑龙江省巴彦、绥化、东兴一带，后在东兴作战中受挫溃散。此期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的游击队还有：海伦游击队、和龙游击队、台（安）辽（中）游击队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述抗日游击队建立后，在武器装备低劣、环境险恶等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开展了英勇卓绝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磐石游击队于1933年1～4月，与敌苦战，周旋3个多月，连续粉碎了日伪的四次“讨伐”，创立了以玻璃河套和红石砾子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此后，又联合其他抗日武装攻克了磐石大兴川、伊通营城子等敌人重要据点。东满游击队联合其他抗日武装，一度攻克东平县城和敌占八道沟据点，创立了以延吉的湾湾沟、八道沟、珲春的烟筒砾子、大荒沟、汪清的大小汪清以及和龙的渔浪村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1933年，东满游击队与“讨伐”的日伪军进行了数百次战斗，粉碎了敌人的讨伐。1934年春，珠河游击队攻克珠河镇，直下黑龙宫，三次围攻宾州，并一度解放宾州城，全歼敌守军，威慑敌胆，创立了以三股流为中心的珠河游击根据地，建立了具有抗日临时政府性质的农民委员会以及青年、妇女、儿童等抗日救国组织；同期，还在庙岭伏击战中歼灭日伪军300余人，缴获枪械200余支。密山游击队于1933年8月，奇袭杨木林子日军据点，击毙日军百余名。饶河游击队建立后，联合其他抗日武装，一度解放虎林县城，创立了以抱马顶子、大叶子沟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汤原、密山、宁安等游击队，也在对日伪作战中，分别创立了以太平川、哈达河、八道河子等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1933年9月至1935年底，各抗日游击队在对敌作战捷报频传、不断发展壮大的基础上，陆续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1933年9月18日，以磐石游击队为基础建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独立师，杨靖宇任师长兼政委。1934年3月，在中共东满特委领导下，以东满游击队为基础，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独立师，王德泰任师长。1934年春，按中共满洲省委部署，杨靖宇在吉林省潆江县（今靖宇县）召集了该地区抗日武装领导人会议，成立了（东北）江南抗日军联合总指挥部，推选杨靖宇为总指挥。赵尚志在珠河召集了哈东一带抗日武装首领会议，成立了哈东联合军总司令部，赵尚志被推举为总司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基础上，1934年11月，杨靖宇师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下辖两个师，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在以磐石为中心的南满各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5年5月，王德泰师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下辖3个师，王德泰任军长，在东满各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5年1月，赵尚志部队发展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赵尚志任军长，在以珠河为中心的哈东地区进行抗日游击战争。1934年秋，以密山游击队、饶河游击队为基础，联合该地区其他抗日武装（救国游击队等），成立了东北抗日同盟军第4军（属东北人民革命军序列），李延禄任军长，在以密山、饶河为中心的周围各县从事抗日游击战争。1935年2月，以宁安游击队为基础，汇合当地的其他抗日武装（工农义勇队等），成立了东北反日军第5军（属东北人民革命军序列），周保中任军长，在以宁安县为中心的周围各县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5年春末，汤原游击队也扩编为汤原游击总队，后在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的帮助下，发展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6军，夏云阶任军长，在以汤原为中心的周边广阔地区进行抗日游击战争。至1935年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已达6个军近7000人，抗日游击战争区域扩大到40多个县。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政治素质好，顽强善战，能够深入发动人民群众，紧密依靠人民群众，使抗日游击战争的烽火很快燃遍了东北各地。仅辽宁地区的抗日军队，1934年6月份即出击日伪军709次，7月份出击757次，8月份出击1516次，12月份达1706次。 1934年1月至10月，日伪奉天铁路局所辖各路段遭袭击136次，日伪新京（长春）铁路局所辖各路段遭袭击105次，日伪哈尔滨铁路局所辖各路段遭袭击127次，日伪洮南铁路局所辖各路段遭袭击166次，整个日伪铁路平均每月遭袭击约100次。注307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牵制了日军的兵力，部分阻止了日本对东北地区殖民化统治的进程，在陷入了黑暗之中的东北人民的心头点燃了希望的火光，在开始了局部抗战的中国人民的心中树立了胜利的信念。

二、东北抗日联军的正式建立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华北、进而妄图灭亡全中国的严峻形势，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 这一宣言，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任务，号召全国一切愿意抗日的阶级、政党、军队，实现大联合，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注308它对东北抗日联军的正式建立，起了直接指导作用。

随后，中共满洲省委根据“八一宣言”精神，作出了东北一切抗日武装力量联合起来，组织抗日联军及其指挥部，建立统一指挥的决定。

此后，在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5、4、3、6各军先后在黑龙江的宁安、汤原等县开会，讨论东北抗日部队联合作战的问题。

翌年2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拟定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该宣言宣告：东北人民革命军、反日联合军、各反日游击队，为着组织巩固与行动统一，共同对抗日本帝国主义，废除抗日军一切不同的名称， “一律改组军队建制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二、三、四、五、六军，以及抗日联军××游击队”。注309该宣言由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等署名发表。此后，东北各地的抗日武装相继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

1936年2月，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率先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周保中任军长，柴世荣为副军长，胡仁为政治部主任，张建东为参谋长，全军3000人。

3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东北抗日同盟军第4军，分别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2军和第4军。第2军军长王德泰，政委魏拯民，政治部主任李学忠，参谋长刘汉兴，全军2000余人。第4军军长李延禄。1936年3月李延禄奉调入关，李延平代理军长。1937年，李延平正式任军长，吴平任政委，胡伦任参谋长，黄玉清任政治部主任。全军2100余人。

7月、8月、9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3、6军，相继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1、3、6军。第1军军长兼政委杨靖宇，政治部主任宋铁岩，所部3000余人。第3军军长赵尚志，政委冯仲云，张寿篯任政治部主任，全军6000余人。 第6军军长夏云杰，张寿篯为代理政治部主任，冯治纲任参谋长，共有官兵2000余人。注310

东北抗日联军第7军是由饶河反日游击队发展而来的。1935年9月，该游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4军第4团。1936年3月，扩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第2师。同年11月15日，扩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7军。陈荣久任军长，崔石泉任参谋长。全军700余人。

东北抗联第1军至第7军，是中共直接创建和领导的队伍，政治素质好，战斗力强，是东北抗日武装力量的主体和骨干。

中共在组建东北抗联第1军至第7军同期，还先后组建了东北抗联第8、9、10、11军。

1934年3月，土龙山地区农民群众举行反日暴动，并组织了民众救国军，打击前来镇压暴动的日军。10月，民众救国军遭受重挫，余部在抗联第3、4、5军的帮助下得以坚持和发展。1936年9月，该部正式改编为东北抗联第8军。谢文东为军长（后叛变），刘曙华任政治部主任。 该军仅有300多人。注311

东北抗联第9军，是原东北军李杜部李华堂支队发展而来的。该支队在1934年底遭到重大损失，后在抗联第3、5军的帮助下，于1937年1月正式改编为东北抗联第9军。李华堂为军长（后叛变），李熙山任政治部主任，李向阳为参谋长。 全军800人。注312

抗联第10军，是由“双龙”反日山林队发展而来的。该队在中共珠河县委和抗联第3军的帮助下，于1937年10月正式改编为东北抗联第10军。汪亚臣任军长，齐云禄任副军长，王维宇任政治部主任， 全军共1000余人。注313

抗联第11军，是由桦南县驼腰子金矿工人抗日起义队伍发展而来的。这支队伍，在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和中共勃利县委的帮助下，于1935年5月改编为抗日联军独立师。1937年10月，独立师正式改编成抗联第11军，祁致中任军长，金正国任政治部主任。 全军共有官兵1500余人。注314

东北抗联第8、9、10、11军是接受中共领导的友军。这4个军，特别是第8、9军成员复杂，政治工作薄弱，组织纪律较差，因而战斗力较弱。

除了抗联的11个军之外，接受中共和抗联指挥的抗日武装还有：姚振山的抗日义勇军600余人，李洪宾的抗日救国军1000余人，王荫武、王凤阁的抗日救世军各1000余人，注315 左子元的抗日救国联合军400余人，注316

东北抗日联军的组建，是中共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重要成果，它发展和壮大了抗日武装，有利于东北各抗日武装的团结对敌，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迅速发展

东北抗日联军组建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得到迅速的发展。

1936年3月，杨靖宇指挥第1军在辽宁辑安县三道崴子全歼日军讨伐队，缴获迫击炮多门。同年7月15日，抗联第1军第1师在本溪县摩天岭大榆沟伏击尾追之敌，毙日军今田大尉以下30余人，缴获了一些枪支弹药。 8月4日，杨靖宇率第1军军直部队在通化四道江地区伏击伪军邵本良部，打死日本指导官英俊志雄，毙、伤、俘伪军50余人，缴获军用物资一批。注317日军因邵本良屡遭失败而将其毒死。邵本良是大汉奸，曾被日军封为伪陆军少将。痛歼邵本良的胜利，使抗联第1军声威大震。此后，活跃在宽甸、本溪一带的许多义勇军、救国军，纷纷要求改编为抗日联军或接受第1军的领导与指挥。8月下旬，杨靖宇将左子元领导的抗日救国联合军，改编为抗联第11独立师。9月13日，杨靖宇指挥第1军教导团和第11独立师，采用化装袭击战术，攻占了宽甸县大荒沟街，俘日伪军30余人，缴枪30余支。 9月29日，第1军教导团和第11独立师在宽甸县错草沟设伏，击毁敌汽车9辆，毙伤日军曹臼井彦次郎等40余人，使敌人大为震惊。注318在此前后，杨靖宇还把抗日军高维国部、于万利部分别改编为抗联第13独立师和游击大队。 这类接受抗联第1军领导、又保持独立性的抗日武装均达七八百人以上。注319第1军领导的游击战争的迅速发展，使敌人大为恐慌。12月，第1军与10倍于己的日伪军周旋、激战月余，粉碎了敌人的冬季“大讨伐”。杨靖宇的名字使敌闻之丧胆。

抗联第2军改编之后，与第1军协同作战。1936年7月，第2军和第1军合编为东北抗联第1路军。杨靖宇任总司令兼政委，王德泰任副总司令，魏拯民任政治部主任。8月17日，第2军第6师联合抗日义勇军，进攻抚松县城，摧毁敌东山炮台，毙敌数十人。9月初，第6师在长白县大德水、小德水、半截沟、二道岗等地击敌，歼灭了一批敌人。9月12日，第2军和第5军联合反日山林队黑山队在穆棱县磨刀石地区设伏，颠覆日军用列车，毙伤日军工兵13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给养。 日军哀称其为九一二事件。注3201936年秋冬至1937年春，日军进行冬季“大讨伐”，第2军主力和第1军第2师密切配合，转战长白山区。12月，王德泰军长牺牲于抚松县小汤河，魏拯民率全军继续战斗。经大小上百次战斗，歼灭了大批日伪军，粉碎了日军的“讨伐”。

1936年6月和11月，抗联第3军改编前后，第3军主力先后分两批到庆城、铁力、海伦地区，开辟新的游击区，歼灭了大量的敌人。12月，赵尚志指挥第3军西征部队在海伦冰趟子设伏，歼灭日军300余人，其中包括7名日军指挥官，缴获大批武器弹药。 冰趟子战斗，是抗联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典型战例之一。注321翌年3月27日.赵尚志指挥远征队在龙门附近伏击日军汽车，全歼日军“讨伐队”町田少佐以下21人，缴获轻机枪1挺，掷弹筒1个，步枪20余支。

与此同时，留守在松花江两岸的第3军部队不断击敌。从1936年10月到1937年6月，他们作战上百次，毙、伤、俘敌1100余人，缴获了大量的军械弹药。第3军尤其善于联合和改编其他抗日武装。1936年秋冬，它在原有6个师的基础上，通过收编抗日义勇军、山林队等抗日武装，又建立了第7、8、9、10师，使部队扩大到6000余人。 从1936年9月至1937年4月，第3军各部驰骋在松花江两岸广大地区和黑嫩平原的部分地区，纵横数千里，大小百余战，毙伤敌800余人，俘敌300多人，攻占城镇20多座，缴获大量武器弹药。注322

1936年3月下旬，抗联第4军组建之后，夜袭石头河子金矿，歼敌60余人，缴获各种枪械70余支，军马百余匹，子弹万余发。注3235月以后，第4军主力部队东征，开辟了宝清、富锦两县新游击区，还将几支抗日山林队收编为抗联第4军第4师。

抗联第5军改编后，留下部分武装在宁安地区坚持抗战，主力向中东路道北转移，开辟新区。1936年3月～1937年1月，第5军先后取得了宁安三道河子、卧龙屯、马莲河、烟筒沟、刁翎小盘道、大盘道等战斗的胜利，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其中，大盘道战斗，歼灭敌军300余人，使驻刁翔的日伪军一度不敢出扰。莲花泡子战斗，歼敌伪近500名。 1937年3月，第5军和第3、4、8、9军各一部，联合进攻依兰县城，共歼日军300余人，俘伪军一个排，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注324

抗联第6军组建后，以汤原为基地，开辟了依兰、桦川、富锦游击区，广泛出击，打击敌人。1936年12月21日，第6军军长夏云杰在指挥西北沟战斗中牺牲，戴洪滨继任军长，领导第6军继续战斗。1937年5月18日，第6军夜袭汤原城，歼灭日伪军500余人，其中击毙日军参事官、营务处巡官和警士多人，救出狱中的抗日群众，缴获了大批枪械弹药和军用物资。

抗联第7、8、9、10军组建之后，也都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使北满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得到迅速的发展，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1937年1月，第7军与日伪军激战于饶河县小南河，毙敌200余名，军长陈荣久牺牲，李学福继任，并率军突出重围。

东北抗联广泛开展的抗日游击战争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关东军司令部承认： “在对付反日武装方面，如果按兵力和时间计算（同占领时相比），确实要付出10倍的努力，尚不能充分达到目的。”注325东京岩波书店1971年版。伪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日军少将佐佐木亦表赞同： “根据我的观察，对于能不能预计在短期内将满洲国治安恢复到平静时期这一问题，很遗憾，我只能回答一个‘否’字。”注326

据不完全的统计，从九一八事变至七七抗战爆发，由于东北人民的局部抗战，尤其是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作战，东北日伪军共被消灭10余万人，其中1931年至1933年3.1万人，1933年至1937年7月7.3万人。注327

四、北方少数民族的早期抗日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最先遭受日军入侵的中国北方各少数民族，出于民族大义，奋起抗日。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蒙古、朝鲜、满等各族人民，即行抗日，坚持不断。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兴起和东北抗联组建后，中国北方各少数民族人民的抗日斗争与之结合，受其推动，进一步发展和高涨。

1931年10月，辽西、辽北一带蒙汉两族人民即组建了东北抗日军蒙边骑兵，驰骋于辽西平原，奇袭日军。1932年归建于东北义勇军序列，发展至数万人。1932年，在绥远成立了有蒙汉两族各阶层人民参加的反日大同盟，积极组织、推动了蒙汉等各族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同期，在热河、察哈尔省也由蒙汉两族人民共同成立了蒙汉抗日同盟会、救亡抗日会及抗日十人团等组织，从事抗日宣传鼓动工作。1933年2月，中国共产党人在热河、辽宁一带领导成立了蒙汉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号召各民族建立抗日武装。蒙汉及各族人民纷纷响应，组织了蒙汉抗日同盟军等，于热河前线，英勇抗击了日伪军的进攻。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各民族人民踊跃参加。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绥远土默特旗蒙古骑兵老一团和由蒙古族若干上层人物统领的蒙古民众抗日自卫军数万人，亦加入了同盟军行列。1934年7月，察绥地区奈曼旗蒙汉人民群众，为反抗日本侵略者丈量、掠夺土地，组织了有500余人参加的抗日救国军，攻下日伪警察署，杀死7名日本官吏，接着占领八仙筒，砸开监狱，释放政治犯，并四处张贴布告，号召武装抗日，予日军极大震动。1936年2月21日，蒙古族官兵1000余人，举行了百灵庙起义，反对该地区蒙古贵族德王投靠日本。5月，鄂尔多斯草原也建立了第一支蒙古族抗日骑兵游击队，随后掀起了鄂尔多斯抗日风暴。

日军侵占东北后，朝鲜族人民积极行动起来，踊跃地投入了抗日游击战争。1932年春，延吉、和龙、汪清、珲春、安图等县朝鲜族人民，相继组织了以朝鲜族为主体的抗日游击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933年1月，以这些游击队为基础，创建了东满游击队。后又以此为基础，组建了抗联第2军。抗联第2军中，朝鲜族战士占半数以上。他们在朝鲜人民聚居地区，到处开辟抗日游击区，建立朝鲜人民抗日救国会、农民抗日自卫队、妇女和儿童抗日团体等组织，并在抗日游击区内建立了人民抗日政权。1935年，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2军在老黑山、罗子沟一带，多次出击日军守备部队，予敌重创。1936年7月，抗联第1、2军进攻抚松城，切断日军警备公路，歼敌300余人。1937年6月，抗联第2军在其他兄弟部队配合下，粉碎了敌人对间峰山的围攻，歼灭敌人1000余人。1932年4月，朝鲜族中共党员李红光，在磐石县组织了朝鲜族人民占绝大多数的各族人民抗日示威游行，旋即组成磐石抗日游击队。1933年夏天之后，磐石游击队已发展至2000余人，在大量汉族人民加入的基础上，最后扩编为抗联第1军，成为南满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主力，李红光出任东北抗联参谋长。在东北抗联其他各军中，均有大批朝鲜族指战员。他们为开展东北地区抗日游击战争，推动中华民族抗日斗争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东北地区是满族人民聚居地区。九一八事变后，满族人民也成为东北抗日救国斗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满族人民即和各族人民一道，纷纷组织抗日团体，进行抗日救国宣传鼓动工作。 黑龙江省宁安县世环镇70％以上的满族人民参加了反日组织。注328广大满族人民还争相拿起武器，直接参加抗日武装斗争。哈尔滨工大、商船专门学校、医专、一中、二中等院校的许多满族学生走出课堂奔赴抗日战场。在满族集中的辽东、辽南地区，许多优秀的满族儿女，成长为活跃于此的抗日游击队的指挥员。邓铁梅、苗克秀领导的东北抗日民众自卫军骑兵第5旅旅部40人中，满族指挥员达30人。 有的连队，满族战士达70％以上。注3291932年，满族抗日将领富振声等，将黑龙江省东部勃利、林口、密山一带的满汉各族群众的抗日武装，组织成密山游击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发展为东北抗联第4军。在东北抗联各军中，都有大量满族指战员，有些人还担任了师以上领导职务。他们卧冰餐雪，浴血抗日，为抗日救国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居住于关内的满族各阶层人民群众，以及从沈阳内迁北平的东北大学和其他院校中的许多爱国满族学生，以各种形式支援、参加了长城抗战、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一二九爱国运动及其他多种反日示威游行，做了大量的抗日救国工作。

中国北方各少数民族的早期抗日斗争，是中华民族早期抗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彪炳于中华民族的抗日救国事业之史册。

小结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之后，为逼迫国民政府承认既成事实并转移国际舆论对其筹建伪满洲国的注意，蓄意在上海制造了一系列事端，挑起纠纷与冲突，进而以此为借口，步步紧逼中国政府，终于导致一二八事变的爆发。第19路军暨第5军广大爱国将士，出于民族大义和全国民众抗日高潮的推动，奋起反击日军的入侵，兴起淞沪抗战，不仅致敌久攻不克，而且予敌重创，是为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一大进展，弘扬了民族士气。

国民政府虽声称“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但出于“剿共”之需，不肯进一步增派援兵；且仍寄望于国联调停，遂使第19路军暨第5军陷于孤军苦战，终于后撤待援。在西方列强共同调停下，以中国政府作出重大妥协为基础，《淞沪停战协定》得以签订。

1932年3月，日本一手炮制的伪满洲国成立，以溥仪为头目的一批汉奸和清王朝遗孽，构成伪满政权的骨干。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伪满洲国的形式，凭借野蛮的、赤裸裸的军事暴力，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对东北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东北义勇军逐次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成为开展东北抗日武装斗争的主体。在抗日游击战争中，东北抗日游击队不断成长壮大，最后发展为东北抗日联军。东北抗联在东北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四处出击日伪军，将抗日游击战争区域扩大到90多个县市。

东北沦陷后，日本按大陆政策既定方针扩大侵华，锋芒直指华北，热河首当其冲。1933年2月，日本遣重兵入侵热河。热河省主席汤玉麟部或降或逃，东北军万福麟部力战不支，热河于半月内全境沦陷，日军直犯长城沿线，进迫京津。长城一线中国守军激于民族义愤，援淞沪抗战为楷模，奋起抗击，浴血杀敌，顽强阻敌于长城—滦西一线达两月之久。蒋介石专注“剿共”，继续推行对日妥协政策，遂致长城抗战失败，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塘沽协定》纯为城下之盟，中国利益遭致重大牺牲。部分国民党爱国将领对蒋介石对日妥协政策不满，自发组织，抗击日军。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组织、领导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光复察省全境，鼓舞了全国人民。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北方各少数民族，特别是蒙古族、朝鲜族、满族的广大人民群众，投入了如火如荼的抗日斗争，汇入了中华民族抗日斗争的洪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淞沪抗战、长城抗战、东北抗联的斗争以及各少数民族人民的抗日斗争，标志着中国局部抗战形势的形成。

第三部分　华北危机与全面抗战的准备

第11章　华北事变

一、日本在华北的军事与经济扩张

日本军队在我国华北驻扎，可以追溯到1901年9月7日清朝政府与英、俄、日、德、法、美、意、奥、比、西、荷等11国公使签订的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该约第七款规定：“大清国国家允定，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处，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人民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亦可自行防守。” “中国国家应允，由诸国分应自主，常留兵队，分保使馆。”注330第九款规定： “中国国家应允，由诸国分应主办，会同酌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通道无断绝之虞。今诸国驻守之外至：黄村、廊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皇岛、山海关。”注331这些规定使外国军队在上述地区驻扎合法化。日本在《辛丑条约》签字之前的两个月，以“护路”和“护侨”为名，向中国派遣了总兵力约2600名的驻屯军，命名为“清国驻屯军”。9月签约之后，驻屯军司令部移驻天津日本租界地张园，兵营分天津海光寺和北京东交民巷两处。1912年日本陆军省将清国驻屯军更名为“中国驻屯军”，因为司令部在天津，又称“天津驻屯军”。

其后，随着日本侵华政策的步步实施，日本在侵占我国东北之后，随即向华北地区进一步扩张，制定了一系列分离华北、控制华北的战略。军事上，《塘沽停战协定》即《塘沽协定》的签订，日本强划冀东25县（原定19县，后被日本强行扩大为25县）为“非武装地带”，成为向华北扩张的第一步。1935年1月，驻热河日军向察哈尔省东部发动进攻，与驻守的中国方面宋哲元军发生冲突。2月2日，在日本的胁迫下，宋哲元同日本达成《大滩协定》，规定第29军不得进入石头城子、南石柱子、东栅子之线及其以东地域。 日本通过发动察东事件，打开了侵入华北的大门，开始全面干涉华北政治。注332

然而由于日本国内政治斗争制约和军事、经济力量的限制，并顾忌英美等国的反对，日本侵略华北的方针，采取与侵占东北不同的方法，在继续发动军事进攻的同时，主要以政治谋略策动华北脱离国民政府，实行所谓“独立”，以实现其不战而取华北的目的。 到1935年4月，这种所谓政治谋略便具体确定为：“在内蒙和内蒙以外的华北地区制造自治政权……在华北是要使这五省脱离南京政府，建立一个在日本领导下同‘满洲国’有密切关系的特殊区域。”注333

为此，日本竭力寻机把国民党中央的党政军势力驱逐出华北，以便控制华北政治。自1935年5月1日起，华北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导致南京国民政府在华北地区控制力的丧失，酿成第一次华北危机。

5月1日晚，天津《国权报》社长胡思溥在日租界内被暗杀。第二天凌晨，天津《振报》社长白逾桓也在日租界内被暗杀。接着发生了东北义勇军孙永勤军进入长城和易水《闲话皇帝》一文事件，日本立即抓住时机压迫中国，导致华北局势急剧尖锐化。

29日，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日本驻北平使馆武官高桥坦向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口头提出抗议，宣称： “今后如再发生如此行为，或得悉将要发生此种行为，日本军将根据条约的规定，采取自认为必要的自卫行动，由此而产生的其他一切事态。日军概不负责。”注334紧接着，日本向国民政府提出事先预谋的要求：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下野；河北省政府移至保定；宪兵第3团团长蒋孝先及军分会政治处处长曾扩情应予免职；办胡、白案犯人等。

5月31日，国民政府不得不对日方的要求作出回应，授权驻日大使蒋作宾告知广田弘毅外相，平津地区无论如何不能划作停战区域；于学忠更调系中国内政；河北省政府早已确定迁往保定，即付执行。注335日本随即采取使事件恶化的手段，天津日本驻屯军立即连日以坦克车、轻炮和机关枪队在河北省政府门前武装示威，并在天津举行巷战演习。在日本的恐吓下，北平军分会按日本的要求将曾扩情、蒋孝先撤职。6月9日，酒井、高桥又向何应钦提出了下列更为苛刻的要求：（1）取消河北省包括铁路党部在内的一切国民党党部；（2）撤退河北的东北军第51军、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军及宪兵第3团；（3）解散北平军分会政治训练处、蓝衣社、励志社等机关及第25师的学生班；（4）撤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及其他所指各官吏；（5）取缔全国一切反日活动及团体。10日，国民政府终于作出了全面让步的决定，汪精卫电令何应钦全面承诺日本要求。7月6日，何应钦复函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正式承诺日本的各项要求，谓 “六月九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注336从而事实上成立了《何梅协定》。至此，国民党中央系和东北系势力退出华北，日本终于打破了国民政府希图把日本势力控制在长城以北的幻想，开始对华北政治发挥更大的影响，华北从此成为日本势力和华北地方实力派的交易场所。华北政局顿形严峻并日趋恶化。

“河北事件”纠缠未清，日本又在极力寻找压迫宋哲元的机会。1935年6月5日，日本关东军军官山本一行四人没持护照潜入察哈尔省，测绘地图，刺探情报，在张北县被第29军宋哲元部扣留。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为免引起事端，释放了山本等人。日本方面立即抓住这一机会，称其为“张北事件”，展开了把宋哲元逐出察哈尔省的政治、军事行动。11日，日方以日军官被恐吓为借口，向第29军副军长、察省民政厅长秦德纯提出“惩办”第132师军法处长等三项无理要求。17日，日本方面制定出《对宋哲元交涉纲要》，决定“由土肥原直接交涉，密切同天津驻屯军等接触，打开同宋哲元的直接谈判”，并“为了迅速完成谈判，保证中国的顺从，关东军一部将对热河采取行动”， “使宋哲元军对日军在察哈尔省的行动绝对不干扰”。注337国民政府低估了日本控制察哈尔省的阴谋，为求得事件的妥协，19日发布命令，免去宋哲元察省主席的职务，改任秦德纯代理察省主席。日本迅速扩大突破口，6月23日，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等向秦德纯提出了苛刻要求，同时派遣便衣队深入察哈尔省进行骚扰破坏活动。在日本的胁迫下，国民政府再次屈服。27日，秦德纯与土肥原在北平正式签订了《秦土协定》，认可了日本先前提出的诸项要求。 其主要内容为：（1）成立察东非武装区，第29军从该地区全部撤退；（2）宋哲元向日军道歉，惩罚直接责任者；（3）解散察省排日机关；（4）停止山东向察省移民。注338

至此，日本侵略者通过上述两个协定，实际控制了冀察两省，日本在华北扩张的态势进一步巩固。

掠夺华北的战略资源是日本在华北扩张战略的重要目的，也是驱使日本在华北军事和政治扩张的重要动力。 早在1933年11月，“满铁”即制定了《华北经济调查设计》，此后又派人两次到华北考察，制定了向华北经济扩张的实施方案。注3391935年3月30日，关东军制定了《关东军对华政策》，其中对华北的政策为 “对华北要根据实际的经济力量的扩张，逐步尽力加强不可分的关系”。注340 此后，日本加紧了对华北的经济调查活动，以调查为目的的常设机构也不断增多，其重要者就有大藏省的东亚经济课、“满铁”驻天津事务所、天津驻屯军司令部的经济顾问部等。注341 与此同时，日军利用《塘沽协定》中将冀东划为“非武装地区”的规定，开始禁止中国海关的巡逻船舶进入冀东沿海，“于是，由东北循海、陆两路向冀东走私成了完全放任的状态”。注342

至1935年底，日本“华北经济提携”的声浪虽然高涨一时，然而，由于日本侵略者所策动的“华北自治运动”尚未完成，因此，日本对华北的投资并不活跃。这一时期，除1935年12月“满铁”成立兴中公司，并为“开发”华北资源在天津设立了分公司外，“华北经济提携”并无具体结果。

从1936年初开始，日本又加紧采取以经济掠夺为主的侵略方针，企图达到全面控制华北的目的，华北的危机进一步深化。9月，天津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借助华北经济提携”的口号，逼迫宋哲元实行所谓“四原则、八要项”的经济“开发”计划，即由日本贷款，提供技术人员，双方合作在华北地区开发航空、铁路、煤炭、铁矿、港口、电力、通讯、农业、渔业九个行业。《现代史资料8•中日战争1》，第368～371页。日本“开发”华北的经济计划，首先提出了交通运输的开发，这不仅仅是出于对华北掠夺的需要，也是出于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的需要。因此，日本除了重视（天）津石（家庄）铁路和塘沽海港的建设，还重视华北航空业的发展。1936年10月，日本驻天津总领事掘内干城迫使宋哲元在北平签订了《华北通行协定》。10月23日在天津设立了中日合办的惠通公司，经办中日通航事宜。协定规定的航线计有：天津—大连线，天津—北平—承德线，天津—北平—张家口—张北线和北平—天津—锦州线等四线。津连线衔接日本国内航线，以后日本与天津间可朝发夕至；而津承、津锦两线则恰和伪满的空路组成一个航空网；平张线则可以联结内蒙，这 “对于增加日本侵略华北军事上的便利，不言而知”。注343

二、日本策动“华北自治”

随着国民党势力的撤退，一时间华北出现权力真空，失去了维持政治平衡的主导力量。日本乘机加快了分离华北的步伐，加紧策动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同时以“华北经济提携”为名，从经济上加紧扩张和掠夺。

图11.1　策动“华北自治”的土肥原贤二

日本策动华北“自治”，把希望寄托在华北地方实力派和亲日势力上。 “最初的计划是使下野寓居北平的吴佩孚东山再起，组织五省联盟自治政府”，注344但这个计划因各种原因特别是吴的不合作而未能实现。而后，又有反复劝诱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独立”之举，然而于学忠 “均置之不理”。注345 日本又转向拥戴孙传芳任“自治运动”的首领，结果遭到了孙的公开拒绝。注346 宋哲元被逐出察省后，利用汉奸白坚武在北平制造暴乱的机会，将第29军“来平驻防，以资镇慑”。注347宋哲元进入平津，改变了自国民党中央党政军势力退出华北后的政治、军事格局，成了这一地区能与日本抗衡的主要力量。日本于是转而把华北“自治”的希望寄托于宋哲元，迅速进行促使宋哲元实行“自治”的步骤。1935年10月，日本派曾主谋策划伪满洲国的土肥原进入北平主持此事。开始，土肥原想说服宋哲元与国民党河北省蓟密区兼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合作，共同脱离南京，成立“自治政府”，为宋所拒。日本于是加紧在华北制造“自治”的气氛，企图逼宋就范。

10月22日，河北省香河县汉奸武宜亭等在日人指使下，借口反对附加税，占领县城，成立了“临时维持会”，制造了“香河事件”；白坚武也在天津组织了“华北自治救国军”，天津还出现了“华北民众促进会”、“华北人民自救会”等所谓“自治”团体。土肥原根据日本三相会议作出的 “华北自治运动应循序渐进，目前自治的内容为轻度自治”注348的决定，考虑到宋哲元对“自治”的不合作态度，决定先让殷汝耕成立“自治”政权。11月24日，殷汝耕在通县发表宣言，宣告冀东停战区“脱离中央”，“自治独立”，并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还挂起五色旗。当日发表宣言，宣称“自本日起，脱离中央，宣布自治，树立联省之先声，谋东亚之和平”。同时，殷汝耕还向宋哲元等人发出通电，要求他们“当此存亡之秋，宜定大计”，以真正实现“华北自治”。25日，又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了日本人在中国内地扶植的第一个傀儡政权。冀东22县实际沦入敌手。

殷汝耕的公开叛国，使国民政府措手不及。 11月26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撤销北平军分会，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驻平长官；任命宋哲元为冀察绥靖主任，殷汝耕免职拿办。注349日本一面调兵遣将，把部队从锦州移向榆关，作出武力支持冀东伪政权的姿态；另一方面又逼使宋哲元等人或与殷汝耕“合流”，完全“独立”；或 “藉口西南有政务委员会，则华北有何不可创造类似组织，即可截留税款，委派官吏，形成独立之状态”。注350国民政府为了不使华北脱离中央，向日本作出重大让步，决定仿照西南政务委员会的体制，提出了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方案，将华北大权完全交给宋哲元。这样的半自主的机构一成立，南京方面就再也无法直接控制平津一带的局势。在华北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虽显然与日方的想法有较大距离，但日寇自信可以操纵这个机构逐步达到“华北自治”，所以同意了这一方案。而此方案意味着华北主权陷入严重危机之中，为国人无法忍受，4天后就引发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

图11.2　1935年底爆发一二九运动，图为在北平城内游行的东北大学学生

12月11日，南京政府发表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决定，并公布了人选名单。12月1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北平外交大楼举行了成立仪式，宋哲元被委为委员长。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日本侵略的要求，彻底改变了华北行政传统和行政机构，冀察两省实际上已变相或接近“自治”。土肥原自认为大功告成，得意地声称“该政权确属成功的典范”，它将“成为华北五省政治上脱离南京政府而独立的阶梯”。但宋哲元和第29军官兵在长城抗战中有过优秀的表现，该军虽然因历史恩怨与南京方面不睦，但爱国思想却根深蒂固。因此，冀察政务委员会运作中虽难脱日本的影响，但与“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这种傀儡政权却截然有别，最终令日寇大失所望。

图11.3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左二为委员长宋哲元

三、华北走私与经济掠夺

1936年1月2日，第29军士兵在天津大沽搜查走私，与贩毒品的日商冲突。日方一直找到第29军军长宋哲元，迫使宋哲元不得不向日方道歉，并赔偿400元，第29军不准进入塘沽、大沽，地方治安由“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保安队负责。4月30日，据中国海关报告，因华北日货走私，4月份1个月损失关税达800万元。此种情形只是华北走私情形的一个缩影。

中国曾经历了长时间的低关税，也就是对进口货物值百抽五。因此，收回关税权一直是民国政府的目标之一。自1929年取得关税自主权以后，规定通商条约废止值百抽五税率，开始连续提高关税，但不法商人的走私成为海关头疼的问题，由于中国海岸线有4000哩左右，缉私工作分外困难。特别是日本浪人利用日本在华北的特殊地位，肆无忌惮走私，给中国的财政、经济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1933年塘沽协定后，日本浪人与韩人利用冀东停战区域，三五成群，从大连购货偷运内地。1934年春，他们公开组织走私团体，配备武器，雇用民用帆船大规模偷运，如遇海关人员缉查，就围打海关人员。9月7日，日本浪人百余人在秦皇岛围攻海关，打伤海关执行公务人员，致使海关无法正常行使权力。日本人的走私规模越来越大，渐渐成为公开的秘密。秦皇岛变成走私的中心，1935年它的关税收入是142.8万元，比较1934年减少了33.1万元。

日本浪人的走私路线大致分水陆两路：水路大多从大连、营口、葫芦岛用小汽船装运货物到北戴河、秦皇岛、滦河口三处，上岸后再用汽车运往留守营或者昌黎车站，转送华北最大的工商业都市天津，最终分销各地。陆路由大连、营口将走私物品装上火车，经过奉山路，运到榆关，再用汽车运到东罗城角山寺一带，然后运往各处销售。但陆路不及水运方便，走私量较小。到1935年，不仅日韩人走私，许多中国人也通过走私来赢利，由日本人当保镖。1935年9月以后，日本宪兵以非武装区域为借口，要求海关的巡逻船只退出战区海面三英里（含）以外。走私集团在无形中得到日本军队的保护，结果从芦台至秦皇岛一段海面上，走私船只云集。到冀东宣布“自治”后，走私者得到公开的庇护，气焰更加嚣张。

到1936年情势已经十分严重，大批走私物品由秦皇岛登陆，运送到昌黎，向冀东的“防共自治政府”交纳相当于关税一半的轻微捐税后，即由日本浪人押送，经过北宁铁路运送到天津。遇到强横的浪人，连货物的运费及车票也拒绝支付。华北形成了日军、日本私枭和伪“冀东政府”三位一体的走私状态。

图11.4　日本扶植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下的冀东，成为日本走私物品的集散地

在走私品的目的地天津，有200多家经营走私的“洋行”，它们向天津租界纳税。每当黄昏黑夜，运入输出，紧张忙碌。货物主要是人造丝、毛织品、食糖、布匹和卷烟及卷烟纸等；毒品白面等因为便于携带，数量也很大。人造丝运到上海，销售到华南，糖运往山西，毛织品在内地销售，卷烟纸运往河南。面对肆无忌惮的走私，海关向国民政府报告时称：此种走私事态之严重为海关有史以来所未见。

南京方面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外交部出面对日本提出抗议，并由津海关与北宁铁路当局协同执行临时缉私办法，规定：凡是由铁路运输的洋货，商人必须在启运前向海关报税，领取运输凭证，铁路车站验明凭证后，才能够装车，否则拒运。津浦铁路也照此办理。津海关派人在天津各站检查。北宁路从1936年3月21日实施，4天后，津浦铁路实施。《大公报》披露了执行情况： “自实施缉私起之一周内，正式向海关报运者，仅五十余件，且多系小批，大批私货，仍源源至津。”注351

一般走私者请日本浪人包运，经北宁路到塘沽，再绕道至天津，改牌换号后，挂上日本国际运输公司的旗帜，从天津运出，日本浪人手执手枪，怒容逼人，遇到天津海关人员拒绝接受检查，到了津浦铁路强行装车，海关人员和铁路当局无可奈何，走私货物反而有增无减，平均每天在600吨左右。走私货物到处行销，一路沿平绥线销售，直达包头，一路沿陇海线直达西安，一路沿津浦路南下贩卖，就是穷乡僻壤，也是私货充斥。

仅1936年5月5日至12日的一周间，从冀东走私到天津的货物即有：人造丝300万公斤，砂糖603万公斤，卷烟张3万公斤，棉布3000捆，海杂货8000包，煤油、汽油4775箱。注352大量的走私贸易，使国民政府的大宗财政收入——关税收入受到了严重损害。自1935年8月1日至1936年4月30日，因华北走私，海关税收损失共计25506946元，其中1936年4月份一个月损失达800万元， “占税收全部几达三分之一”。注353

中国政府的收入向来依赖关税和盐税，占总收入的70%，而且来源稳定，也是举借外债和发行公债的可靠担保。津海关的收入仅次于上海，占全国关税收入的七分之一。走私严重以前，每年除分担外债本息之外，还有余额七八千万元，补贴冀察平津财政军费之用。

走私不仅破坏中国主权，影响财政收入，还打击中国的工商业，破坏中国的国民经济。据专家估计：1934年的走私数额为进口额的15%，达到1.5亿元，到1935年增加到进口额的35%，高达3.1亿元。其中以食糖和人造丝数量最大，每年在7000万元以上。1933年以前中国进口食糖每年在8000万元左右，但到1935年仅进口2700万元，初步分析，以为是国产食糖业发展，其实国内食糖业在萎缩，市场被走私食糖占领。这些食糖大多来自台湾，经过大连运进关内。 1935、1936年，上海的糖价在每包23元左右，而华北因走私，私糖充斥，每包市价仅16元上下，注354 鸦片及其他毒品约4400万元左右，军火武器等在200万元左右。注355

走私除影响中国工商业，英国、美国等商品的销路也受严重影响，在华的李滋罗斯奔走调查，英国驻日本大使克莱武也为此询问日本政府。在上海的英国和美国商会在6月2日致电本国政府称：“日军当局，有意庇护，其目的乃在颠覆中国政府之经济机构，四月份税收，损失已达800万至1000万元之巨，如不殛加取缔，后患更不堪设想，不特以关税为担保的外债，受重大影响，即各国合法贸易，亦受毒害”。“走私问题的国际性”，《中外月刊》第一卷第7期。大规模的华北走私连日本大公司在华的营业也受到影响，1936年初，在中国海关苦思缉私良策时，日本的三井、三菱等大公司特派代表谒见日本驻津总领事川越，要求他协助中方缉私。川越如同对中国官员一样只是口头答应，却拒绝提供书面保证。因为华北走私的猖獗绝不是中国提高关税造成的，而是日本意图侵占华北的总战略的一部分，是实现日本侵华方略的一种经济工具，在日本军方和政府的庇护下，令中方明知损失惨重却无计可施。

第12章　国民政府抗战的准备

一、对日政策的转变

国民政府处理华北危机的方针经历了由软弱退让到较为强硬的过程。

自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不断向国民政府进逼。蒋介石在国难当头与内战不息的情况下，推行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蒋介石同汪精卫合作，由汪精卫主持对日外交，在华北问题上表现了软弱退让，致使华北危机愈显严重。

随着日蒋矛盾的加深，蒋介石深感中日战争 “已无法避免”。注356同时，从客观上来说，中国工农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失利，使蒋介石的“心腹之患”有所缓解，这也促进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发生了若干转变。

从未来对日作战的战略出发，为了遏制日本在华势力的扩张，从1934年起，蒋介石开始寻求同苏联改善关系。1934年6月，蒋介石派蒋廷黻赴苏 “测探中苏两军合作的可能性”，注357并向苏方说明 “目前阶段中国的外交政策不代表也不反映中华民族的感情，但……这个阶段的时间将不会太长”。注358为了取得苏方的谅解和信任，蒋介石一再表示准备在国内“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 “同中国共产党和解合作抗日”，注359作出了谋求改善对苏关系的外交姿态。华北事变后，蒋介石为牵制日本，采取措施改善与苏联的关系。1935年10月25日，作为对苏联表示友好的一种姿态，在南京成立了中苏文化友好协会，立法院院长孙科任主席。同年秋天，蒋介石召驻苏武官邓文仪回国述职，获悉苏联政府愿意支持中国抵抗日本以后，蒋介石便指派陈立夫出面同苏联驻中国大使鲍格莫洛夫会谈。 年底，蒋介石派陈立夫、张冲秘密去莫斯科同斯大林谈判，因故谈判未成。注360陈立夫于1936年春离开莫斯科回国。国民政府同苏联的关系逐渐趋于改善。

图12.1　1937年中苏文化协会举行周年大会，立法院长孙科出席。面对日本的威胁，中苏两国不断修复关系，共谋对付日本

1935年11月，由于汪精卫被刺，亲日派在国民政府内失势。日本对华工作失去了一个理想的对手，于是他们转而集中力量对付、拉拢主政平津冀察的宋哲元，企图与华北当局直接交涉，达成华北自治以脱离南京政府的目的。

鉴于华北问题的严重，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遭到了严厉的抨击，如果华北再成为第二个东北，国民政府面临着被全中国人民抗日怒潮推翻的危险。 《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把国民党最终推向了“忍无可忍、让无可让”的地步。注3611935年11月20日，蒋介石在会见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时，一改以前的笑脸姿态，驳斥日方观点，宣布华北问题不应只看作地方问题，而应当从整个中日外交出发，解决中日间的一切“悬案”。 蒋介石提出了“整个谈判”中日外交的方针，用以抵抗日本以局部事件解决而分裂华北的阴谋。注362遵照这一方针，国民政府外长张群在与日方大使等要员的会谈中亦一再声明： “在进行商讨解决中日双方问题时，双方在华北一切行动务须停止。否则，不良影响之所及，一切问题将无从解决。”注363同汪精卫在华北问题上软弱退让及其 “中央对日交涉难，有整个计划”注364的言论相比较，国民政府处理华北问题的方针有了明显的进步。

1935年11月12日至23日，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蒋介石在向大会作关于对外关系的讲演时，虽表示 “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注365但也表示了若到和平完全绝望的时刻与牺牲的最后关头，则 “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注366同时调动部队在南京附近演习，并以一部北上。随后国民政府在对日交涉中，采取了软中有硬的方式，由妥协开始转向抵制，在捍卫中央对华北的主权的基础上同日本进行政治和外交交涉，谋求和平解决华北问题。

图12.2　1935年中国军队在南京举行军事演习，图为行政院长汪精卫在听取军方汇报

针对日本在华北加紧策动“自治”运动，对华北地方实力派的威逼利诱，蒋介石于1935年11月20日致电宋哲元，否定了宋与日本磋商“自治”方案的打算，并表示中央必当以实力为后盾，决不令他独为其难，而与之为共同之牺牲也。注367他还电告河北省主席商震： “如平津自由行动降敌求全，则中央决无迁就依违之可能，当下最后之决心。”注368为此，蒋介石将大军调至津浦、陇海一线，并命河南省赶造渡黄河之船只，以备华北发生不测。

尽管国民政府在华北问题上对日本也曾一度抱有幻想，期望通过半独立于国民政府的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使日本对华北扩张的势头有所缓和。但1936年1月日本“广田三原则”的提出，打破了国民政府的幻想。蒋介石和他的幕僚们终于明白：日本的侵略是绝无止境的，在华北问题上国民政府已不能再退让。华北的存亡成了中国政府对日和战的最后关键。

图12.3　号称“举国一致”的广田内阁，广田弘毅（前立者）作为首相兼外相，提出了“广田三原则”

此时蒋介石认为“日本为我国最大的危险”，对日本政府屡次提出的“中日共同防共”要求予以拒绝，称 “反共协定之缔结，其唯一效果只有加深中日间的裂痕，而不是将其缩小”。注369台湾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2年版。在此之后进行的对日政治交涉中，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张群多次表示： “防共纯系内政问题，无待与任何第三者协商。”注370在处理中日之间悬案上，国民政府的态度逐步趋于强硬。

国民党五全大会后，本着 “一方面固为和平尽最大之努力，一方面亦不辞牺牲作积极之准备”注371的精神，为争取时间进行抗战准备，国民党开始同日本进行政治上的主动、直接交涉。

就在五全大会上发表了对外关系的重要演说后不久，蒋介石即令外交部长张群主动向日本提议，举行会谈，商谈调整国交。《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第345页。1935年12月，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抵南京与蒋介石晤谈，试探中方态度。12月20日，张群与有吉明在南京会谈。张群向有吉明表示： “多年来中日问题未能圆满解决，原因是遇事只能敷衍一时，未作根本的打算。日本没有能认识中国的诚意，中国又感觉日本要求无厌。如果不根本调整两国关系，前途殊堪忧虑。本人愿以最大努力，经由外交途径采用正常办法来商谈中日整个关系之调整。至于用何种方式进行商谈，亦愿交换意见。”注372针对有吉明关于华北问题仍归华北地方处理的建议，张群表示： “华北为中华民国一部分，一切问题仍须中央整个商谈。”注373

24日至27日，中国驻日代办丁绍伋三次前往日本外务省，将中国政府的提议面告外务次官重光葵，要求明确答复。 重光葵表示没有异议，只希望双方造成良好空气，使交涉顺利进行。注374自此，中国从不与日本直接交涉到一面交涉、一面抵抗，进而进入了主动与日本直接交涉的阶段。

然而，日本亡我之心未改，没有丝毫诚意准备彻底调整中日关系，而继续加紧向华北增兵，鼓励走私活动，竭力实现华北特殊化。中国方面则采取了相应的应对策略。1936年7月10日，张群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作外交报告，指出： “中日交涉不采取地方交涉的办法，凡两国外交事件，概由两国外交官用外交方式处理。中国政府在处理与日本交涉时始终抱定这个方针，并通知地方当局，把所有外交事件，都推到中央来办。”注375同时在军事上，中国方面着力进行抗战准备。张群在同日本驻华使馆代办有田八郎会谈时，告诫日本 “两国交涉途径，如果能够调整，固然是我们的希望，否则惟有一战以求解决”。注376

1936年4月16日，张群和日本驻华使馆秘书须磨会谈，中国方面希望从东北问题谈起，遭到日方拒绝，并提出互惠关税和自由通航（空）的反要求，注377双方不欢而散。面对日军在华北步步进逼，同时日人又不断在中国其他各地寻衅，中国民众的抗日情绪日益激愤。

1936年7月，在中日矛盾进一步尖锐化的情势下，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二中全会，会议决定成立以蒋介石为议长的国防会议。会上蒋介石对其在五全大会上提出的“最后关头”作了解释，一是：“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二是在国民党五大后，“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为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我们一定做最后之牺牲。”虽然蒋介石屡次对日本人发出了“最后关头”的警告，但他又表示：现在“并未到达和平绝望的时期”， “并未达到最后关头”。注378为避免刺激日本人，他在谈及“最后关头”时把话说得较为含糊。

面对日本在华北的不断走私和增兵，国民政府认为： “这虽然增加两国交涉的困难，但和平一日不绝望，即外交尚不无运用的余地。”注3791936年8月和9月相继发生了成都事件和北海事件。日本方面电令驻华大使川越茂与中国外长张群交涉。中国方面的态度则日趋强硬，对日本的无理要求采取敷衍和拒绝态度。1936年9月16日起，张群同川越茂举行一系列谈判，商谈事件的处理问题。几次交涉之后，双方之分歧就已经显露无遗。19日，日方以最后通牒方式要求中方承认共同防共、协定关税、聘用日本顾问、开通福冈至上海航空线以及引渡不法朝鲜人等。23日，中方则答以五条希望事项：甲、取消上海停战协定；乙、取消塘沽停战协定；丙、取消冀东伪组织；丁、取缔走私；戊、取缔日机之自由飞行。中国在谈判中采取了较为强硬的态度，使日本人的要求不能得逞。

日本在进行外交谈判的同时，还进行军事威胁。北海事件发生后，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借口，派出9艘舰艇驶到北海港，并曾两次企图强行“武装登陆”。对此蒋介石两次电令军政部长何应钦“预防对日交涉恶化，应即准备一切”。 “务令京沪汉各地立即准备一切，严密警戒，俾随时抗战为妥”。注38010月8日，蒋介石接见川越茂，强调指出：“我方所要求者，重在领土之不受侵害，及主权与行政完整之尊重。”并再次向川越着重声明 “华北行政必须及早恢复完整”。注381同月17日，蒋介石致电何应钦，要他转告宋哲元： “中央对日交涉以华北行政主权之完整为最小惟一之基准，望其坚持一致为要。”注382蒋介石这时已清楚地意识到 “倭寇之威迫，岂外人所能知哉？……交涉迟早必至破裂，准备实不可一息缓也”。注383

图12.4　蒋介石会见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前排中）

为此，1936年11月10日，蒋介石命令张群在交涉破裂时，要预行拟定宣言，在宣言中应再次强调“应以完整华北行政主权为今日调整国交最低限度”。因为“今日完整华北之主权，乃为中国生死存亡唯一之关键”。宣言要表现出 “虽至任何牺牲，亦所不恤之意”。注384次日，蒋介石再次致电张群，要他在同日本方面签订上海至福冈通航条约时， “最好载明以附件规定，此附件即待华北非法航行停止后，再订沪福开航日期，必须有换文，否则不可签订”。注385双方交涉陷入僵持之中。

1936年11月14日，日本主使伪蒙军侵犯绥远，绥远战事爆发。这更使刚刚走上轨道的中日交涉无法进行。12月3日，日本海军水兵在青岛登陆，事态更趋紧张，中日交涉始告停顿。

在对日政策的转变过程中，国民政府在内政、经济、教育、军事等方面，开始着手准备抗战。

二、对日军事方略的策订

随着国民政府由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向团结抗日转变，其国防准备也迈出比较实际的步伐，并从军事战略的高度全盘考虑未来对日作战计划。

南京政府的抗日军事战略有一个酝酿和形成的过程。九一八事变后，国内的有识之士和国民党开始了对抗日战略的思考。提出持久战思想较早的是军事教育家蒋百里，他认为制胜日本的唯一方法， “即是事事与之相反：彼利速战，我持之以久，使其疲敝；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线，我侪则置之第二线，使其一时有力无处用”。注386学者傅斯年也撰文提出： “中国在开战之初，不能打胜日本，却可以长久支持，支持愈久，对我们越有利。”注387地理学家丁文江在1934年撰文疾呼： “华北是我们的乌克兰，湖南、四川、江西是我们的乌拉尔，云南、贵州是我们的堪察加……大家准备到堪察加去。”注388主张向内地退兵，退到西南去，利用西南优越的地理条件，坚持长期抗战。这一时期，青年党也呼吁 “万一变乱扩大，政府可迁西部高原，以最大决心作持久殊死战”。注389然而华北事变前，蒋介石忙于进行反共军事“围剿”，对上述主张和呼吁置若罔闻。

华北事变的发生，震动了中国社会各阶层，严重威胁着国民政府的统治。国民党内各派系在对日问题上开始作长远考虑。蒋介石在1935年春夏视察了西南，计划在国防较为安全的内地建立新的工业基地，以作为支持战时经济的战略后方。蒋介石曾回忆说：在1935年， “就预先想定以四川作为国民政府的基础”。注390桂系首领李宗仁于1936年4月在广州对记者谈话中提出了“焦土抗战”思想，主张 “发动整个民族解放战争，本宁愿全国化为焦土，亦不屈服之决心，用大刀阔斧来答复侵略者”，注391并在七七事变前对抗日军事战略提出自己的构想。他认为： “中日战争一经爆发，日本利在速战，而中国则以持久战困之；日本利于主力战，而中国则以游击战扰之，日本利在攻占沿海重要都市，而我则利用内陆及坚壁清野之方法以苦之。”注392这些意见为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决定全面抗战、并对日采取持久消耗战略奠定了基础。

南京政府从1932年开始制定国防计划大纲，具体确定对日作战的战略构想，但真正重视并有所实施却是在1935年后。1935年度《防卫计划纲要（甲案）》指出：“为抵御强暴使敌难达其速战速决之目的起见，集合国军实力坚固占领预定之阵地，以消耗之战略，行逐次之抵抗，将全国形成为若干防卫区及核心，俾达长期抗战之要求。”乙案更进一步提出： “为制止敌之蚕食野心，确保我之领土完整起见，应集全国之精锐，于适当地区与敌决战，一举而击破之，先行消灭在长城以内及沿江海之敌势力为要。”注393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该年度防卫计划将全国划为三道防卫区域。1936年国防计划大纲草案，将全国分为抗战、警备、绥靖、预备四区，其中抗战有察、绥、冀、晋、鲁、豫、苏、浙、闽、粤十省。指导要领规定“抗战区，不得已时，退至预定最后抵抗线”。另在《国防设施计划纲要草案》中确定“以四川为作战总根据地”，“大江以南以南京、南昌、武昌为作战根据地”， “大江以北以太原、郑州、洛阳、西安、汉口为作战根据地”。注394

图12.5　国军重要将领（自左至右）：张治中、程潜、何应钦、朱培德、唐生智

1937年1月，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在本年度的作战计划中，设想了中日战争可能发生的三处战场，拟定了抗击日军侵略的具体战斗计划。作战计划甲案称：“为维持国家之独立，民族之生存，应先使现驻各地区之部队极力拒止敌人于沿海岸及平津以东、张家口以北之地区”，“尤以长江之封锁及陇海东端之布防并晋鲁两大国防支撑点之编成最为紧要”， “于主防御线之全线上采取常山蛇式之决战防御，使敌不能集结兵力，企图突破我主防御线之任一点”。注395作战计划乙案认为中国军队须 “于开战初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于规定同一时间内，将敌在我国非法所强占各根据地之实力扑灭之，并在山东半岛经海州及长江下游亘杭州湾以南沿海岸，应根本扑灭敌军登陆企图。在华北一带地区应击攘敌人于长城以北之线，并乘好机，以主力侵入黑山白水之间，采积极行动，而将敌陆军主力歼灭之”。注396甲乙两案的基本意图是北面拒止日军于长城以北，东面拒止于平津以东，在沿海则防止日军登陆，并摧毁日租界内之日军根据地，利用时机反攻东北。

因此，华北事变后，国民政府在对日作战上是有所考虑和筹划的，其抗日军事战略也随着日本压迫的加紧而日益明朗。

三、加紧国防建设

面对日本的步步进逼，为改变不堪一击的中国国防状况，在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推动下，国民政府不得不加强国防建设。蒋介石首先命令参谋本部次长贺耀祖整顿江海防要塞，要求“宁镇澄淞各要塞急应修备”， “对于各要塞之修正与改良，以及镇海要塞与海州地区皆须积极筹务，分期完成”。注3971932年10月5日，蒋介石又命令军委会务必于40个月内完成要塞整理工作。是年12月，军事委员会城塞组成立，统筹修理各要塞和国防工事，并聘请在华的德国军事顾问参与协助。然而1935年底以前，国民政府国防建设大多停留在计划和口头上，绝大部分未付诸实施，仅主要整理修缮了原有江海防要塞。

华北事变后，日本侵华步伐骤然加快，中国工农红军被国民党军队追击转移到西北一隅，国民党自认为心腹之患被解除，遂加紧国防建设，开始投入一定力量。1935年，南京政府开始按照国防线与防区设想构筑国防工事。是年冬，蒋介石调集4个师秘密构筑苏州、常熟、嘉兴、江阴等地国防工事。

国防工事构筑与防区划分、战场建设密切相关。当时的国防工事，根据不同情况分为三种：永久性工事系用钢筋混凝土构筑而成；半永久性工事系用铁轨、枕木构筑而成；临时工事则由轻易材料临时构筑。还有的只备置建筑材料，暂不动工。国防工事的构筑程度是以 “首都为中心，逐次向国境线推进”。注398

抗战前，国民政府构筑的国防工事，分沿海与内陆两部分，其分布特点是以首都南京为中心，首先部署沿海和黄河沿线，其次为黄河以北各战略要地。沿海与长江方面，南京政府陆续整修和加强在虎门、厦门、马尾、连云港、江阴、镇江、南京等处的江海防工事。 其整理主要内容有：配属高射炮及高射机关枪；整理要塞守备队；构筑要塞之近战永久工事及各种障碍物；配置水雷；设置游动重炮阵地等等。注399 至1937年上半年，全国共有南京、镇江、江阴、宁波、虎门、马尾、厦门、南通、连云港等9个要塞区整建完毕，拥有炮台41座，各种要塞炮273门。注400长江中游之要塞及守备区工程进展不快。此外，为加强长江要塞防御，南京政府从九一八事变以后便开始建造300吨左右的江防炮艇。至1934年分别建成江宁、海宁、抚宁、绥宁、肃宁、威宁、崇宁、义宁、正宁、长宁等10艘，用于长江布雷及防御。

在内陆方面，南京政府计划在察、绥、冀、晋、鲁、豫、苏、浙、闽、粤十省重要地点构筑工事，但大多数工事建在南京周围及邻近各省市。1934年春，宁、镇、乍澉浦要塞区步兵永久性工事开工，同年底完成。1935年，南京香虎阵地以及近郊第一期警卫工事开始构筑，并于年底完工。同年夏天，武汉国防工事在陈诚筹划下也开始构筑，沿北面之武胜关、南部之城陵矶到东部之田家镇，修筑这一东向的武汉外围国防工事，断断续续地构筑了两年之久，至抗战爆发仍未全部竣工。是年冬季以后，蒋介石又命部队在淞沪外围各要点如龙华、徐家汇、虹桥、北新泾、真如、南新村、闸北车站、江湾、庙行、大场等地秘密构筑防御工事。

1936年春季前后，国防工事建设全面展开，此年国防建设费也从每年的1400万元猛增到3000万元。 构筑工事计有河南的焦作、博爱、沁阳、道口、修武、巩县、洛阳、开封、兰考、郑州、归德、亳县各区工事；南京东南正面主阵地、南京长江渡河点暨城厢警卫与各地下室工事；宁镇澄要塞工程的步兵工事；镇江、芜湖、江西北岸各区警卫阵地；吴福线主阵地工事；锡澄线核心步兵工事和后方地带工事；杭州湾、镇海至象山港之海岸工事；淮海区之海州、徐州、清江浦、蚌埠、鲁南各工事。注4011937年6月，又于沧县、保定、德县、石家庄等地构筑国防工事。 到1937年3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前，南京政府在江浙区、山东区鲁南阵地和河南区实际构筑工事3512个，其中江浙区即占2264个，约占65％。注402迄止七七事变前，江浙、山东、河南、晋绥、冀察各区第一期国防工事基本完成，其中南京、淞沪的外围阵地，吴福、锡澄、乍平嘉、乍平甬、鲁南、豫北、豫东、沧保德石、娘子关亘雁门关内长城国防工事均具相当规模。

国民政府加紧国防建设的另一项内容是国防工业建设，它是国防准备的物质基础。抗战前中国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极为落后，几乎谈不上自成体系的国防工业，为应对日本的侵略，国民政府在兵工生产方面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首先，为防止战争爆发时兵工企业沦于敌手，国民党着手停办和迁移多家可能受到战争波及的兵工厂。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即决定迁移上海兵工厂于杭州。而后又决定将上海、华阴、开封、德州、大沽等兵工厂停办，机器分运金陵、巩县、济南和汉阳兵工厂。原拟在江苏无锡设立的化学厂也为防敌袭击而改建于巩县，更名为巩县兵工分厂，1936年完成建厂。1935年后，国民政府又决定将兵工厂向川黔转移。此年6月5日，蒋介石指示兵工署长俞大维： “凡各兵工厂尚未装成之机器，应暂停止，尽量设法改运于川黔两厂，并须秘密陆续运输，不露形迹。”注403这个迁移计划至抗战爆发尚未完成。

其次，在对第一线兵工厂停办和内迁的同时，南京政府加紧对天水、太原、四川、广东、福建等地兵工厂进行清理整顿，西安、南昌、株洲等地兵工厂和火药厂则扩大生产规模，加速生产和仿制兵器。 1935年，巩县兵工厂仿照制造出德国1924式毛瑟枪，定名为中正式，并正式成批生产；金陵兵工厂仿制出马克沁重机枪。至抗战前夕，全国几家主要兵工厂的生产概况如下（只举主要产品）：金陵兵工厂，年产迫击炮180门，手提机枪385挺，月产马克沁重机枪33挺；上海兵工厂，月产七五山炮6门，七九机枪子弹、六五步枪子弹240万发；汉阳兵工厂，月产七五山炮2门，八八式步枪4700支，三十节式重机枪35挺；巩县兵工厂，年产中正式步枪5万支，月产元年式步枪3120支，捷克式轻机枪25挺；汉阳火药厂，月产枪药30吨。注404这些数字，未必精确，但大致反映了抗战前夕中国兵工生产的水平与特点，可见轻型武器生产虽具有一定规模，而重武器尚远远不足。

国民政府的国防建设虽然计划周密，但进展缓慢，成效有限。由于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从九一八、一二八、长城抗战直至华北事变，对日一味妥协，甚至不惜签订丧权辱国协定，极大地影响了对日国防准备。到了西安事变以后，日本全面侵华已迫在眉睫，国民政府始倾力突击准备国防，赶筑国防工事，惜已为时嫌晚。况且已完成的国防设施管理混乱，军事训练极少，未能达到战备的要求。尽管如此，国民政府毕竟在准备抵抗侵略上迈出了一大步，在后来的抗战中，国防工事等国防建设项目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如沧、保、德、石和鲁南阵地，即在后来的平汉路、津浦路北段抵御日军和台儿庄会战中发挥了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抗战前国民政府的国防准备为中国抗战正面战场的前期作战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四、整编军队

国防准备的基础是军队。但30年代的中国军队，正如陈诚所说： “以之内哄则有余，以之御侮则不足。”注405要对日作战，必须对原有庞大、混杂的军队加以整顿。1933年秋天，德国将军冯•塞克特来华访问考察后，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陆军改革建议书》。他认为，中国军队的最大弊病是多而杂，因而 “目前必须达到的目标是大量减少常备正规军，而以一支小型但配备精良、士气高昂、战斗效率锐利的军队取代一群既无良好武器装备又无严格训练的乌合之众”。注406他建议中国军队编为60个师，并成立一个教导总队，训练在职军官，使他们具备相当军事技能和指挥现代化战争的经验，以提高军队整体作战能力。蒋介石接受了塞克特的建议，在德国军事顾问的帮助下，着手整编中国军队。

1934年12月，蒋介石制订整军计划，将全国军队编成60个师， “暂定三年至四年编练完成”，注4071935年编练6至10个师，1936年编练16或20个师，1937年编练20至30个师。根据编制原则，每师改为四团制编制。中央军与东北军先行编练。 为避世人耳目，不特别设置整军机关，只在武汉总部或南昌行营下附设督练处或编练处，以武汉为第一编练处，编练鄂豫皖未参加“进剿”工农红军的部队；以南昌为第二编练处，编练赣浙闽地区部队。注408

图12.6　蒋介石与德国军事总顾问法肯豪森（蒋介石身后戴礼帽者）

1935年1月26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全国军事整理会议，布置整军工作。3月1日，陆军处在武昌成立，陈诚为处长。同月，法肯豪森将军担任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总顾问。蒋介石向德国顾问请求“向我提供德国在军事和军事技术方面的丰富经验”，帮助国民政府建立一支现代化的武装力量，并 “在组织、训练、武器和装备新的中国军队上立足德国的体系”。注409法肯豪森领导下的顾问团满足了蒋的请求，在中国整军备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德国军事顾问对中国军队采用德式训练方法，装备德国武器。 在佛采尔将军将蒋介石嫡系部队第88师训练成为教导师之后，德国顾问又陆续将中央军第87师、第36师、第5军及桂永清的教导总队等“于短期内练成新式劲旅”。注410 至全面抗战前，全国接受德国顾问训练并配以德式装备的部队总计约有19个陆军师，达30万人。注411

1935年夏，蒋介石又令全国炮、骑、工兵均归陈诚督导整理，并于此年下半年开始第一期10个师的整编。这次整编，只在编制上作些调整、充实，武器装备基本仍旧。第一、二期共整编20个师，均在1936年完成，第三期整编10个师也在七七事变前基本完成，但原拟1937年上半年10个师、下半年10个师的整编计划未能实现，即全面抗战发生。60个师的整军计划，仅成其半，即告终止。 迄七七事变前夕，国民政府辖步兵182个师（含整编师），46个独立旅，骑兵9个师又6个独立旅，炮兵4个旅又20个独立团，共约170万人，预定使用第一线作战者，计步兵80个师及9个独立旅，骑兵9个师，炮兵2个旅及10个团。注412

同时，鉴于外祸日亟，南京政府加紧推行征兵制度。1933年6月，南京政府公布《兵役法》，但未立即实行。至1936年，军政部加紧推行征兵制度，颁布《兵役法施行暂行条例》、《兵役及龄男子调查规则》、《陆军征募事宜暂行规则》及其他各项兵役法规，正式推行《兵役法》，从7月至12月共征集入营新兵50000人，受到军事训练的壮丁50余万，正在训练的约百万人，“以为征集现役兵之准备”。

中国空军实力在抗战前也有一定提高。1936年夏天，两广事变发生，广东军阀陈济棠的空军为蒋收买，国民政府空军统一告成。同年为蒋介石五十寿辰而在全国掀起“购机祝寿”活动。 在这外患严重的关头，各地及海外华侨热烈响应，截止10月下旬，各地共捐献470万元，注413 购得飞机68架。注4141937年5月，南京政府将全国划为6个空军区，实际上成立的有南京和南昌空军区司令部。 七七事变前夕，全国空军总计有飞机600余架，作战飞机305架。注415

国民党海军共有3个舰队，大小舰艇百余艘，但总吨位只约有6万余吨，注416难以担负捍卫海防之责，只能谋求巩固江防。

经过整编，中国军队尤其是陆军的战斗力有所发展。 后来美国记者斯诺评价说，在1937年，陆军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最强的军队。注417尽管如此，在170余万常备陆军中，各部队的系统、装备、编制各不统一，所以较难相互配合及协同作战。

五、交通事业的拓展

交通运输在战时具有重要的战略功能。随着日本侵略的加深，国民政府明显认识到交通备战的重要性，认为战争的准备，是整个国力的动员，而 “此种国力之动员与其利用，则非交通莫属”。注4181934年国民政府德国军事总顾问冯•塞克特向蒋介石建议， “独立地与有效地生产自己的武器以及发展具有战略性的交通系统，在日本入侵时，可以迅速地输送部队至危急之地区，实为当前首要之务”。注419在1935年召开的国民党五全大会上，也提出了交通准备问题，认为“值此中日战祸一触即发之秋，沿江沿海，随时有被封锁之虞，交通关系国防至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384页。国民政府因此加紧了赶筑铁路等交通设施的步伐。

铁路位居交通之首，铁路的备战就成为交通备战中的头等大事。 中国的铁路始于晚清，迄九一八事变时，全国通车里程仅为14441公里，注420且布局十分不合理，大都分布在东北及长江以北和沿海地区，而长江以南仅有不成系统的局部铁路，西南西北铁路更为稀有，桂、川、黔等省竟无一里干线铁路。华北事变发生后，中国的铁路建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景象，旨在扭转畸形的铁路布局。这些工程大多集中在长江以南， “以国防运输及沟通经济中心为原则，使之成为全国交通干线”。注421

从1935年开始，国民政府从京沪铁路的苏州站修建一条长约72.4公里的铁路，到沪杭铁路的嘉兴站，翌年7月完工。它的建成可不经过上海就把京沪国防阵地和沪杭甬国防阵地连成一片，对战时淞沪战场的调兵很方便。粤汉铁路是贯通华中与华南的命脉，但多年来，株洲至韶关间456公里的路轨一直未能建成。1930年开始动工兴建了韶关至乐昌段，1935年至1936年5月，株洲至乐昌接轨通车，使粤汉、平汉两铁路连成一线。该铁路在抗战时期武汉、广州失陷之前发挥了重大作用。 中国从国外购买的全部兵器、弹药、器材，主要取道香港通过粤汉铁路运往前线，共计运送士兵达200余万，物资54万吨。注4221937年7月，陇海铁路从西安延伸到宝鸡共170.5公里。同年9月，浙赣铁路从玉山至南昌，南昌至萍乡接轨通车，共533.5公里。这两条铁路对西北和东南地区的军事运输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具有较大的国防价值。另外，还修筑了同蒲铁路风陵渡至太原段452公里，大同至太原段350.4公里，平遥至汾阳支线33公里，原平至阳明堡支线35公里，道清铁路道口至楚旺段65.5公里；京赣铁路宣城至歙县段159.4公里，陈营至贵溪段49.6公里；沪杭甬铁路闸口至百官段77公里，都具有较大的军事价值。 据统计，九一八事变后至七七事变前，南京政府新筑铁路里程达3150公里。注423此外，还修建了南京轮渡和钱塘江大桥，使津浦、京沪杭甬、浙赣诸铁路连成一线。

在修筑新路的同时，国民政府铁道部还对旧有铁路进行了改造。1935年，铁道部通令各铁路管理局， “对于人力、物力、各项设备加紧准备，期于战事爆发后可以应付巨艰”。注424改造的主要内容是更换铁轨、加固桥梁、添购车辆、改善信号系统。铁道部在1935～1936年间，从国外添购机车177台，客车163辆，货车1328辆。至1936年5月，全国共有机车1116台，货车14580辆，客车2090辆。 到抗战爆发前夕的1937年5月，机车、货车和客车分别又增加了156台、1762辆、326辆。注425

公路建设也有一定的成就。其总长度由1927年的1000公里增加到抗战前夕的109500公里，初步形成了全国公路网络，计有京闽桂、京黔滇、京川藏、京陕新、京绥、京鲁、绥川粤、闽湘川、鲁晋宁、浙粤、甘川、陕鄂、川滇等干线21条，支线15条，它对于抗战初期中国能在较短的时间内集结兵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航空方面，1929年1月，南京政府设立了航空筹委会，依靠外资发展航空事业。至七七事变前，已拥有中国、欧亚、西南等3家航空公司，开辟航线12条，通航里程约15300余公里。航运方面，由于外国轮船公司几乎垄断了长江及沿海航运，所以我国航运业很不景气。 截至1937年，中国轮船总吨位约680000吨。注426

六、筹建西南西北后方基地

由于战前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重心集中在沿海沿江地区，在日益紧迫的日本侵略面前，开发建设内地，建设西南、西北后方基地，就成为国民政府实施抗日军事战略和事关民族存亡的战略性措施。

根据中国的地理态势，地形西高东低，西部多为高原山地，尤其是四川省山河奇伟雄壮，地势险要，气候温和畅适，物产富饶丰盛，人口达5000多万，文化根基深厚，是抗战的最好后方。早在1919年孙中山制定的《实业计划》中，即强调要注重西北边地的开发。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对后方国防基地的建设有所警觉，提出 “基本工业之创办，重大工程之建筑均须择国防后方之安全地带而设置之”的方针。注427

1934年1月，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作出决议，决定将国民经济的中心置于内地，“于经济中心区附近不受外国兵力威胁之区域，确定国防军事中心地。全国大工厂、铁路及电线等项之建设，均应以国防军事计划及国民经济计划为纲领，由政府审定其地点及设备方法”。会议要求全国道路与航路的开辟，应以内地为 “织网之中心，尤须著首先完成西向之干路，使吾国于海口外，尚有不受海上敌国封锁之出入口”，注428首次确立了以国防为中心的西南、西北腹地经济建设方针。日本侵略势力伸向华北后，国民党内有人提出以发展西南经济作为 “救亡图存之根本大计”注429的主张，朝野各方对于应在什么地区建立后方基地发生争论，“或主张以西北为中心者，或主张以四川为中心者，或主张以汉口为中心者”，争论并无结果。1934年秋冬，国民党军队“追剿”红军进入四川。次年春夏，蒋介石在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等省实际视察。7月，蒋介石作出决定： “对日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铁路以西地区为主要阵线，以洛阳、襄阳、荆州、常德为最后阵线，而以四川、贵州、陕西三省为核心，甘肃、云南为后方。”注430至此，加紧建设西南、西北后方基地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谋求西南政治的统一，是建设后方基地的先决条件。为此，经过南京政府多方努力，1935年2月10日，四川省政府在重庆成立，结束了川境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3月，蒋介石亲自飞往重庆，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把持了川省军政大权。1937年6月，蒋介石派遣军政部长何应钦入川，召开川军整军会议，达成了控制川军武装的预期目标。同时，中央一体化政策也推行到贵州省和云南省。西南政治归于统一。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加紧制订计划，促进后方基地的建设。 1936年3月，资源委员会制订“重工业五年建设计划”，准备投资27120万元，在内地湖南、湖北、四川、陕西和江西等省兴建冶金、化工、燃料、机械、电气等行业30余个大中型厂矿，并在内地筹建军事工业基地。注431为此，南京政府积极寻求外援。1936年2月，与德国签订了《中德信用借款合同》。 合同规定，德国向中国提供一亿金马克的信用贷款，供国民政府在德国购买军火及兵工设备，余下的约10％，即9819114金马克用于购买重工业设备，注432并由德国帮助资委会建设钨铁厂和钢铁、电工器材等厂。在1935年11月举行的国民党五全大会上，通过了《西北国防之建设案》。1937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又决定了经济建设五年计划。

建设西南、西北后方基地的成效是有限的，国民政府制定的不少建设计划刚刚展开不久，就由于全面抗战爆发而夭折停止，或大受影响。但是后方基地的建设和筹划，使得中国抗战有了战略的后方和依托，为国民政府实施对日战略奠定了基础。

第13章　绥远之战

一、日伪势力侵入察绥

绥远位于内蒙古西部，东临察哈尔，南界晋陕两省北部，西南与宁夏、甘肃相连接，当时是一个只有177万人口的小省。在日本实行大陆政策的过程中，侵夺绥远是其重要一步。控制了绥远，有助于对华北、西北构成外线包围态势，从察绥而南，入侵冀、晋、陕等省，是日军进一步进攻中国的理想通道。绥远的得失对中日双方来说，战略影响十分重大。

绥远抗战是以“剿匪”的名义进行的。“匪”是指得到日本支持的武装，即伪“大汉义军”的王英、伪“蒙古军”的李守信等人指挥的队伍，他们奉内蒙古苏尼特右旗札萨克亲王德穆楚克栋鲁普（简称德王）为首领。

绥远境内的百灵庙本为大喇嘛庙，后来便以庙为地名。它地处归绥（呼和浩特）西北方约250公里处，北通外蒙古的库伦（今乌兰巴托），西达宁夏、新疆，东连察哈尔北部，是陆路交通要地。1933年7月26日，一批蒙古族王公人等在此集会，讨论“内蒙古高度自治”问题，正式向中央政府请求“自治”，百灵庙一时成为内蒙古的政治焦点，而德王便是这个运动的核心人物。

图13.1　投靠日本的德王

20世纪30年代的内蒙古仅是一个历史名词。昔日内蒙古的区域，早已于1914年划为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区。国民党执政后，又将三特别区分别改为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省。自东北四省沦陷后，内蒙古的范围，仅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伊克昭三盟，及察哈尔十二旗群、归化土默特旗左右翼两旗。盟之下为旗，为内蒙古行政的基本单位。盟设盟长、副盟长各一人，旗主称札萨克，是世袭的封建领主。这种盟旗组织是清皇室统治蒙古的重要政策之一。自从改省之后，靠近南边土地肥沃人口众多的盟旗已经改为县治，只剩极北荒漠、人烟稀少的地方，尚未改县。不过，盟旗的王公、贝勒、贝子等称号，依旧保留，地方行政的实权，也仍操在他们手里。不仅盟旗如此，在已设县治的地方，他们对于蒙古族人尚有一部分统治权，这样一来，设县地区的蒙古人受到省县与盟旗双重的统治。

内蒙古的王公们对清室很眷恋，清帝以前对蒙古王公常有各种恩典与赏赐。北京政府也基本延续清代的做法，王公的收入有俸银、俸米、盔甲赏、旅费等，此外还有婚礼、优恤等费用，双方得以相安无事，就是北京政府崩溃时，也未有分离的迹象。但到国民政府时代，这一切优待都失去了，他们因此对国民党政府大为不满。德王就利用这一点，指责国民政府停付清代以来一直给予蒙人之款项，抱怨国民政府对蒙古王公不仅不如清帝，甚至不如北洋政府。

为了安抚蒙古王公们，1934年，国民政府同意成立蒙古地方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给予蒙古各旗一定的自治权。德王虽然只是蒙政会的秘书长，却握有该机构的实权。但他的真正目的并不只是“自治”，而是寻求内蒙古“独立”，实现其建立“蒙古帝国”的迷梦。

图13.2　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前排中）会晤蒙古王公，缓和矛盾

关东军探知他的这一野心，利用部分蒙古王公与国民政府的矛盾，乘机迎合、拉拢德王，以为日本所用。继伪满洲国成立后，关东军试图将邻近的内蒙古地区纳入自己控制之下，使其成为伪满洲国的护翼和缓冲地带，并力求将其建成为进一步西侵的战略基地。为此，日本关东军主动为德王提供经费、枪支、军事顾问，甚至飞机。日本不仅控制察东，还寻机向察哈尔全境渗透，通过伪军李守信等部制造事变，逼迫中国方面撤出了察哈尔省长城以北地区。到1935年，日军势力已扩大到天津—北平—张家口地区，德王日益依附日本，从事分裂国家的分离活动。他去伪满洲国朝见溥仪，日本人为笼络他，让溥仪封他为所谓的“武德亲王”。到1936年初，李守信伪蒙军已经侵占了察东的张北、宝昌、康保、尚义、沽源、商都、化德、崇礼等8县，并控制了察东的正兰、镶白、正白、镶黄、太仆寺等8旗。德王与李守信公开合流，在察东成立了“蒙古军总司令部”，德王自任总司令，李守信任副总司令。

1936年2月，“蒙政会”保卫科长云继先等不满德王勾结日本、背叛国家，在绥远省主席傅作义所部的策应下率领保安队千余人起义。德王恼羞成怒，4月间，在日本的指使下，在锡林郭勒盟乌珠沁右旗索王府召集“内蒙古王公全体大会”，公开提出了建立“蒙古国”的政治目标，与国民政府公开决裂。5月12日，德王与李守信等在化德（嘉卜寺）成立了所谓“蒙古军政府”，德王任总裁（主席），李守信兼参谋部长，聘日本人村谷彦治郎、山内、稻茨、山本信亲、崛井德五郎等分任主席顾问及军事、财政、外交、教育等顾问。

1936年11月初，日本关东军和德王、伪蒙古军副总司令李守信、伪“大汉义军”总司令王英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李守信、王英两部进攻绥远。

在关东军侵略计划中，满洲和蒙古密不可分，简称“满蒙”。1933年，日军占领热河，控制东内蒙古之后，又通过德王、李守信等控制位于察哈尔的中部内蒙古，夺取内含西部内蒙古的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的绥远省，便成为完成“蒙古建国”的关键。

二、绥远军队成功反击

11月14日，王英伪军主力从商都倾巢而出，全力西侵，向红格尔图方向推进。15日，王英部1500余人开始向红格尔图猛攻。绥东到绥北，防线长达500多公里，防守不易。驻守绥远的傅作义指挥所部英勇抵抗，击退了伪军的多次进攻。18日凌晨，绥远驻军在董其武的率领下，向伪军发起全线反攻。至当日8时半，绥远驻军骑1师师部胜利进入红格尔图。 此役击毙敌军500余人，俘敌20余人，连同保卫红格尔图的三天之战，共毙敌1000余人。注433在红格尔图激战的同时，驻守兴和的晋军李服膺部一个团，在17日至18日与敌展开了攻防战，至18日中午终于将敌击退，20日敌全部退出兴和。

红格尔图之战获胜的当晚，傅作义决心先发制人，立即发起百灵庙战役。蒋介石也于11月16日从洛阳致电阎锡山： “应即令傅作义主席向百灵庙积极占领，对商都亦可相机进取，对外交决无顾虑，不必犹豫，以弟之意，非于此时乘机占领百灵庙与商都，则绥远不能安定也。”注434于是，进攻百灵庙之战的直接准备开始了。傅作义在11月18日上午于集宁发出电令，命令预定使用于百灵庙方向的各部队开始行动。11月20日，傅作义在归绥召集骑1师师长孙长胜、步211旅旅长孙兰峰及参谋长袁庆荣，部署作战事宜，要求在24日前 “以最迅疾动作，敏快手段，于增援之敌到庙之前，袭取成功，期能各个灭敌”。注435至22日晚10时，绥远各部队按指定地点集结完毕。24日凌晨1时，环绕百灵庙的山中，敌我两军展开全面激战。绥远军分成左右纵队向前推进，伪军则组织猛烈炮火阻挡绥远军队前进。经过反复拼杀，4时以后，绥军已进至山之内线，向伪军主力主阵地发动进攻，战斗更趋激烈，敌据工事顽抗，战局进入苦战状态。上午7时，天色已亮，战斗更烈。绥军拼力进攻，敌亦死守。

鉴于天色已明，绥军若再无进展，敌机将飞来助战，敌援兵也会接踵而至，使绥军陷入不利的境地。孙长胜、孙兰峰当即在战地发出“在拂晓前全歼百灵庙之敌，一举收复百灵庙”的突击命令。孙兰峰亲赴第一线指挥作战，各路纵队密切协同，向敌发起总攻。经过反复搏杀，绥军终于突破敌阵，冲入庙内，与敌展开巷战。至24日上午9时半，伪蒙军大部被歼，绥军收复了百灵庙。是役， “伪军伤亡7800人，（被）俘虏300余人，（绥军）夺获炮3门、重机枪5挺、步枪400余支、电台3架”，注436还缴获弹药一批，面粉两万余袋和大量汽油。绥军以伤亡官兵300余人的代价，取得了战役的全胜。11月29日上午9点，蒋介石在出席洛阳军分校总理纪念周上训话时，评价绥远的胜利说：“百灵庙之收复，实为吾民族复兴之起点，亦即为我国家安危之关键”。

图13.3　收复百灵庙的35军骑兵第1师的军官们。右三为孙长胜

11月26日，《大公报》发表题为“绥北大捷之意义”的评论：“吾人为东亚大局计，甚望日本认识新中国的精神，制止援助扰绥之举动，由外交交涉，求一新两国关系之道，此其时矣！此其时矣。”但日本关东军打破了人们的幻想。11月27日午后3时，关东军以谈话方式对绥远问题表示意见：“关东军对于内蒙军之行动，有莫大之关心而愿其成功。同时万一满洲国之接壤地受此战乱之影响，治安为之紊乱，累及满洲国或发生中国全土濒于赤化之危殆的事态时，则关东军将不得不讲求认为适当之处置也。”中国朝野对关东军这种威胁性的宣言非常愤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了态度强硬的谈话：“此次蒙伪匪军大举犯绥，政府负有保卫疆土戡乱安民之责；不问其背景与作用如何，自应予以痛剿。此任何主权国家应有之行为，第三者无可得而非议”，“惟领土主权之完整，为国家生存必具之条件，不容任何第三者以任何口实，加以侵犯或干涉。万一不幸发生此种非法之侵犯或干涉，必竭全力防卫，以尽国家之职责也。”绥远战事开始后，中国政府决定停止中日两国的外交谈判。

百灵庙收复后，为了部署歼击反攻之敌和进攻锡拉木楞庙之战，11月28日，傅作义、晋军王靖国和骑兵军司令官赵承绶在归绥进行会商，决定集中绥军主力，予以各个击破，以实现既歼灭敌军，又保卫百灵庙和攻占大庙的目的。12月3日至4日，防守百灵庙的绥军粉碎了敌军的反攻，毙敌“大汉义军”副司令雷中田及伪军500余人。与此同时，中国守军骑兵第2师与王英骑兵展开激战。至3日晨，骑2师将敌击溃。从百灵庙败退之敌残余和王英伪军退居于乌兰花以北草地附近，给绥军围困敌军创造了有利战机。王英所部“大汉义军”第2师金宪章等部在绥远方面策动下，决定投诚。12月9日凌晨，金宪章手下突击队攻入锡拉木楞庙的日本顾问驻地，杀死日本军官27人，并袭击伪蒙古军。先后投诚的还有石玉山、安华亭、王子修等部。12月9日上午，傅作义部李思温团进占锡拉木楞庙。王英所部主力丧失，失去战力。绥远战事急转直下，所余事务为收编投诚伪军，安抚战区民众和救济灾民。

图13.4　绥远军队攻入锡拉木楞庙，俘获大量叛军

绥远抗战，历时数月，绥远的中国军队前后共歼灭和瓦解伪军1个步兵师、2个步兵旅和2个骑步旅，收复了百灵庙、锡拉木楞庙等战略要点多处，肃清了绥远境内的伪军，挫败了日军西侵绥远，妄图建立“蒙古帝国”的阴谋。绥远我军表现得富有攻击意识，这与傅作义平常练兵有方、战时用兵果断有关。顷刻间，他成了继马占山、蔡廷锴以后最知名的民族英雄。绥远抗战得到包括东北军、红军、晋军、中央军等将士的一致声援，民众捐献助饷也十分踊跃。绥远之战的胜利大大激励了国人的爱国热情，在经受了长时间的失败和羞辱后，朝野上下需要这样一个胜利来鼓舞斗志，数月间，民众的抗日情绪持续处在亢奋之中。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今井武夫记录了当时在北平的所见所闻：“绥远傅作义军击败内蒙军的捷报，瞬间传遍整个中国，新闻纪录片也及时在北平及其他各地上映。我也曾身着中国服，混在中国人中间去北平电影院观看。群众随着影片的解说而鼓掌、跺脚，兴高采烈。每当出现蒋介石和傅作义的特写镜头时，观众肃然起立，对救国英雄报以雷鸣般的掌声。看到他们高昂的爱国热情，穿着华服只身一人的我，被他们挤得推来撞去，不禁有些毛骨悚然。”

图13.5　绥远抗战的指挥官傅作义

绥远之战接近尾声时，猝然爆发了西安事变，全国、全世界的目光都被吸引到西安，狼狈的德王借机宣布息兵，绥远的局势暂时缓和下来。

三、蒙古族抗日斗争的开展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给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各少数民族，尤其是北方的蒙、朝、满各族人民的抗日斗争，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一直不断，至华北事变前后，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散居在东北、察哈尔、绥远等地的蒙古族人民，不甘受日本侵略者铁蹄的蹂躏，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早在日军铁蹄刚刚踏进东北之际，辽西、辽北一带蒙汉两族人民，即于1931年10月，组成东北抗日军蒙边骑兵，1932年后划归东北义勇军第5军区，人数发展至数万人。1932年在绥远成立的有蒙汉各阶层人民参加的反帝大同盟，积极组织了蒙汉各族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接着，在热河、察哈尔等地区成立了蒙汉抗日同盟会、救民抗日会和抗日十人团等组织，从事抗日宣传鼓动工作。1933年2月，中国共产党人在热河、辽宁一带领导成立了蒙汉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并发表宣言，号召建立抗日武装。蒙汉人民纷纷响应号召，组织蒙汉同盟军，在热河前线英勇抗击日伪军的进攻。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有许多蒙古族民众参加。

华北事变发生后，日本加紧策动绥远百灵庙地区德王投靠日本，策划内蒙“独立”。1936年2月12日，伪“蒙古军总司令部”宣告成立，德王公开背叛祖国，走上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道路。21日夜，蒙政会驻百灵庙保安队的官兵在中国共产党长期的政治影响下，由保安处科长云继先等率领1000多名官兵，发动了著名的百灵庙起义。起义者兵分五路行动：第一路打开仓库，夺取武器；第二路袭击稽查处，打死主任李凤城，打开看守所，释放被关押的士兵；第三路攻占保安处干部训练班，解除德王乌滂守备队教官和学生的武装；第四路捣毁电台，切断百灵庙与苏尼特右旗德王的通讯联络；第五路包围留在百灵庙的德王的顾问敖云章等重要职员住处，缴获他们的枪支，并往会计科，打开银柜，焚烧账目。行动任务完成后，暴动人员最后在百灵庙南营盘集合， “听候中央及地方当局之援助”。注437由于起义爆发后，乌兰夫等共产党员进入起义部队继续领导斗争，因此绥远国民党当局不愿意蒙汉人民直接武装抗日。当起义部队冲出百灵庙后，他们调集兵力包围和解除了这支部队的武装，后来又用威胁和利诱等种种手段控制了一部分起义人员，制造了内部的分化和瓦解。百灵庙蒙政会保安队实行武装倒戈，冲出百灵庙，给予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蒙古族王公追随者一次严重打击，粉碎了他们的“高度自治”计划，打乱了日本侵入内蒙西部地区的部署。一些蒙古族王公也纷纷提高了觉悟。 当时“每日有日本汽车数辆往来不绝，向索王并其他王公游说，劝其加入伪满洲国，但内蒙王公中已有不少知觉，故日本对蒙古王公之煽动，一时颇难发生效力”。注438

百灵庙起义激发了内蒙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斗志，打击了内蒙上层统治者中的亲日分子。6月，中国共产党在伊克昭盟成立了蒙古工委，展开抗日宣传，武装农牧民群众，争取了大部分蒙古族上层人物同情抗日。伊盟的王公和伪蒙军中一些军官表示支持抗日。不久在鄂尔多斯草原上建立了不少蒙汉抗日游击队，成立了蒙汉游击司令部，对日展开武装斗争。9月，伪蒙古军编成后，德王为向日本宣扬蒙古军的“武功”，举行阅兵典礼，引起蒙古族人民强烈不满和反对。当他下令在锡林郭勒盟各旗强行征兵时，乌珠穆沁右旗保安队官青阿、敖恒等人号召全旗牧民起来进行抵制，并且宣传说：“现在蒙古军政府向我旗征兵要马，是我旗协理托克托胡勾通德王、吴鹤龄等投靠日本扩编军队所致，我们应当反对。”《蒙古“自治运动”始末》，第137页。号召被征的牧民起来杀死托克托胡。托克托胡闻风而逃，德王再一次遭到广大蒙古族人民的痛击。12月，在傅作义部队收复百灵庙的战斗中，伪蒙军2000余名官兵在战场上起义，调转枪口打击敌人。

第14章　西安事变与国内和解

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酝酿

华北事变发生，民族危机深重，面对强敌入侵，中国人，包括内战中的国共两党，均感受到切肤之痛，深陷于内战之中的两党开始实施政策的调整。

当红军还在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莫斯科起草了“八一宣言”，随后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发表，公开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共同抵御日本军国主义，挽救民族的危亡。

日本在华北不停顿的蚕食行径危及中华民族生存的根基，蒋介石、汪精卫合力推行的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政策受到严重质疑，成为国民党内外政策转变的一大关键。国民党对中共的策略开始有所调整。蒋介石继续严令“剿共”，命令胡宗南、阎锡山以及东北军、第17路军围攻红军，但除武力解决外，也开始尝试通过政治途径寻求解决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问题，以集中力量对付日本的压力，同时有助于中苏关系的持续改善。

1935年秋，国民政府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回国述职，蒋介石令他设法与中共联系。邓文仪曾寻求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协助，请苏联政府从中斡旋，但遭到拒绝。邓在苏联驻沪领事馆发现新出版的《共产国际》杂志刊载有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发言和论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文章，便找人将上述文章译成中文，呈送蒋介石。蒋阅后遂决定从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建立联系入手，他令邓文仪速返莫斯科。

1936年1月3日邓文仪抵达莫斯科，随即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写信，请代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希望就国共两党关系进行商谈。未得到回复之后，他转请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驻莫斯科的代表胡秋原，代为介绍与王明见面。1月11日，中共代表团专门开会讨论邓的请求，决定先由中华苏维埃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潘汉年出面商谈。

1月13日晚，潘汉年在胡秋原的寓所与邓文仪进行了第一次秘密接触。17日，王明与邓文仪进行了第一次正式的谈判。谈判中，邓文仪代表蒋介石明确提出在苏维埃改制、红军改编的基础上，实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建议，双方还就中共代表团派员前往南京与国民政府就具体问题继续谈判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但在第二天举行的中共代表团内部会议上，多数成员反对依从国民党所提条件来进行谈判，要求王明务必坚持《八一宣言》中提出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政治目标。双方磋商后确定，中共谈判代表将和邓一起于1月25日从莫斯科出发，前往南京。但邓文仪因公差前往柏林，参加由陈立夫主持的即将进行的中苏军事互助条约的谈判方案准备工作未能成行，而且因他一去不复返，国共两党在莫斯科的秘密接触自此中断。

在国内，蒋介石把打通同共产党关系的事交给陈立夫主持。1935年11月，陈立夫通过曾养甫、谌小岑与吕振羽联系，寻找共产党的关系。吕振羽当时受中共北平市委和北方局周小舟领导，他根据中共的指示于12月底到达南京，会见曾养甫，探明情况。 随后周小舟往返津京之间约10余次，作为正式代表与曾养甫商谈合作抗日的条件。注439同时，谌小岑还通过左恭的关系，在上海与中共组织联系。

红军主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中国共产党面对华北事变以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新形势，于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根据国内政治形势的特点和内外关系的新变化，制定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新策略，即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5年12月，中共方面派张子华到南京与曾养甫等会谈。 南京会谈一度进行得较为顺利，国民党方面答应，国民党欢迎共产党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以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供中央采择；共产党可以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理想。注440

瓦窑堡会议后，为了团结抗日，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打通东进抗日路线，巩固扩大现有苏区，中共中央将红军第一方面军和原在陕北的各支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以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参谋长、杨尚昆为政治部主任，下辖红军第1军团、第15军团和第28军，共20000余人，奔赴抗日前线。1936年2月17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布《东征宣言》，陕北红军渡河东征。2月20日夜，红军主力由距中阳县三高镇20余里的王家坪渡口以羊皮筏子强渡黄河，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防线，进入晋西地区。

时任国民政府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的阎锡山闻讯，立即召开河防会议，商讨阻止红军入晋办法。会上阎锡山决定将晋军集中于汾阳、离石、孝义、中阳山地，对红军实行所谓“口袋阵”战术，任命杨爱源为作战总指挥，下辖4个纵队共7个师。杨将总部设在孝义城，指挥抗击红军。

红军第1军团和第15军团及第28军在刘志丹、徐海东的率领下渡河后，突破了阎锡山的碉堡封锁线，直捣三关镇，包围中阳；一部直逼汾阳、文水。阎锡山急调已入陕北的孙楚部回援，并令晋军第一纵队杨澄源部守汾城、稷山，确保晋南；第二纵队杨效欧部守孝义、汾阳，防红军东占太原；第三纵队李达生部守晋北兴宁、岢岗，阻红军第28军刘志丹部前进；第四纵队孙楚部由陕返离石后，与第一纵队协同，对付中阳、石楼一带的红军，同时调遣独立第2旅周原健部赶赴中阳关上镇阻击红军，3月上旬，其第二纵队突入兑九峪地区，于10日被红军歼灭两团。周原健部在关上镇与红军展开激战，被红军全部歼灭。红军继续东进至孝义县，与杨效欧部发生激烈战斗，双方伤亡很大。3～4月间，红15军团北上向太原挺进，红一军团挥师南下，截断了同蒲线，直趋临汾。

为支持阎锡山阻击红军，蒋介石任命陈诚为“陕甘宁青四省剿匪总指挥”，率领汤恩伯、李仙州、孙令恂、商震等中央军部队约10个师号称 “15万中央大军”，注441从3月上旬起，分两路进入：一路自风陵渡过黄河，沿同蒲路北上；一路沿正庆路西进，开赴晋中。同时，蒋介石又令驻守在黄河以西的部队沿河北上，向陕甘革命根据地进攻，滋扰红军后方，企图包抄东征红军后路。

1936年3月中旬，红军第15军团等部绕过汾阳，挺进文水、交城；刘志丹第28军则从兴县向南推进，击败晋军的堵截，南进抵达白文镇。3月底，红15军团从文水、交城放弃攻袭太原计划，回师白文镇与红28军会师。红军主力会师后继续南下进入离石、中阳地区，在三关镇与晋军陈长捷旅激战，红第28军军长刘志丹于4月14日在激战中不幸牺牲。红28军攻克三关镇后向西撤去。与此同时，红1军团由孝义南下到达灵石县，击溃晋军的阻拦，继续推进。由于晋军杨澄源部大部分调往晋西作战，晋南一带少数守军在红军的猛烈攻击下溃不成军，红军先后攻占襄陵、侯马，包围霍县、赵城、洪洞、浮山等地，直逼山西重镇临汾。负责守卫临汾的杨澄源部参谋长李鉴三手中无兵，连电告急。阎锡山电请中央军援晋关麟征师、汤恩伯军等部沿同蒲路急进救援。中央军进入山西增援使红军的作战遭遇困难。

东征战事激烈进行时，国共之间的谈判信使董健吾到达陕北苏区。 1935年底，宋子文奉蒋介石的指令，在同宋庆龄商议后，决定请董健吾牧师去陕北，直接向中共中央传递国民党愿意谈判的信息。注442董健吾在张子华陪同下于1936年2月底到达陕北瓦窑堡。当时，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等在山西前线。秦邦宪等立即把董健吾前来传递国民党要求谈判信息一事电告他们。3月2日，毛泽东、张闻天回电要博古、周恩来陪同董健吾到山西前线，共同讨论与国民党谈判的问题。但董急于返南京复命，不能前往。3月4日，毛泽东、张闻天等致电秦邦宪并转准备返沪的董健吾，表示“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电文列举了合作抗日的五条意见：“（1）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2）组织抗日政府与抗日联军；（3）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4）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5）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3月5日，董健吾携带中共中央给南京方面的信件离开陕北到西安，不久回到上海，向宋子文、宋庆龄汇报了陕北之行的结果。这样，国共两党高层中断了近十年的关系开始重新建立起来。

为保存抗日力量，促进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中共中央决定东征的红军回师陕北。5月初，红军抗日先锋军分两路分别从永和、兴县境内西渡黄河，返回陕北革命根据地。5月5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敦促南京国民政府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幡然改悔，以“停止‘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并表示： “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注443

红军东进抗日和受阻后主动回师清楚地表明：迅速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迫在眉睫。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态度也从抗日反蒋转变成逼蒋抗日。改变“抗日反蒋”的方针从1936年初就已开始酝酿。在该年2月洛川会谈时，张学良对蒋介石的分析和“不同意讨蒋”的意见，就引起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重视。董健吾的到来更直截了当地把“抗日反蒋”是否继续并提的问题提到了中共领导人的面前，促使中共及时改变对蒋方针，即使蒋介石派10个师兵力到山西阻拦红军，已回后方的张闻天和仍在山西前线的毛泽东、彭德怀，都认为“目前不应发讨蒋令”，“而是讨日令”，“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

但国共双方的谈判并不顺畅，南京方面的条件很苛刻，而且丝毫不放松对红军的围攻。蒋介石在谈判中的强硬态度令中共领导人很无奈，只能继续将联合东北军和成立西北国防政府视为“全局关键”和工作的中心，并在实际中继续执行“抗日反蒋”的方针。

1936年6月至9月，正逢两广事变，急于解决华南问题的国民党中央将谈判条件稍微放宽松了一些，国民党在其五届二中全会之后给共产党的“八月来信”就是如此。该信的中心思想是“先统一后抗日”，即在国民党、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的“集中统一”指挥与领导之下，实际解决军事、政治问题，然后进行抗日。要点为:军队统一编制，统一指挥，取消工农红军名义；政权统一，取消苏维埃政府名义；容纳各派，集中全国人才；共产党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等政策。

8月，中共中央正在起草《中共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时，于8月下旬接到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8月15日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该电报指出:“必须采取停止红军同蒋介石军队之间的军事行动，并同蒋介石军队协同抗日的方针”；“最好由中国共产党发表声明，建立统一的中华民主共和国”； “争取同国民党及其军队达成协议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注444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在这封信里，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全体党员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信中还宣布：在全中国民主共和国建立时，苏区可成为其“一个组成部分”，红军愿意服从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的指挥。信中还明确提出“国共重新合作”的建议。《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事实上是对南京方面“八月来信”中所提统一条件作出的公开答复。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从“人民共和国”到“民主共和国”的重大政略转变，是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建立的关键。

8月25日，潘汉年在西安得到与南京政府谈判的指令，后因中共中央决定派张子华返南京邀请国民党负责人来陕谈判，注445又改变了这一计划。但到了10月21日，中共中央又复令在西安的张子华电告曾养甫、陈立夫，决定先派潘汉年与其谈判。22日，南京方面复电同意，中共中央正式电令潘赴南京同陈立夫举行会谈。但解决了两广事变后，蒋介石又恢复强硬态度。1936年11月10日，潘汉年在上海沧州饭店与陈立夫会谈，并面交了周恩来给陈氏兄弟的信，口头转达了中共中央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并希望以此作为谈判的基础。然而，蒋介石从一开始“打通共产党关系”时起，只是主观认为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军事上已走到了绝境”。因此他对中共的策略是在解除中共武装的基础上，再给以政治上的“出路”，以实现其“溶共”的目的，也就是通过政治谈判的方式来“收编”红军。潘陈谈判中，陈立夫强调蒋介石的中心意旨是必须先解决军事，其他一切都好办，并提出请周恩来出来谈判。潘汉年明确答复：停战问题不解决，周恩来是不可能出来谈判的。之后，潘汉年和陈立夫又进行了两次谈判。陈立夫虽同意将保留红军3000人改为30000人，但是企图收编红军的立场没有改变。至此，会谈已无法继续进行。后来，国民党方面张冲屡次会见潘汉年，表示国共谈判不宜中止。

尽管西安事变前国民党对中共实行剿抚兼施、以剿为主的政策，与共产党的接触和谈判也只是一种试探的性质，并无联共抗日的诚意，国共两党虽经过多渠道的秘密接触建立了联系，但期间的多次谈判并未达成任何实质性的协议。不过，在当时国难深重的情况下，刀兵相向已近十年的两党愿意进行初步接触和会谈，双方开始试探国共两党实现和解共同抗日的可能性，其所具有的深刻内涵已不可低估。

二、西北地区抗日力量的联合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西北后，蒋介石企图一举歼灭之。驻西北地区的东北军和第17路军，在民族危亡面前，抗日救国情绪日益高涨；同时，由于不满蒋介石的排挤以及对红军“围剿”的失败，日益对内战感到厌倦。中共为打破蒋介石的“围剿”，实现立足西北和准备抗日的方针，必须争取红军与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联合，结成“三位一体”的统一战线。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完成了长征。张学良就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后，会同杨虎城的西北军，共同“围剿”红军。但是，事与愿违，从1935年9月至11月间，在劳山、榆林桥、直罗镇战役中，东北军三战三败，损失兵力近3个师，109师师长牛元峰、110师师长何立中和参谋长范驶洲等被击毙，近万名东北军被红军俘虏。对此，蒋介石不仅不予补充，还宣布撤销被歼灭的109师、110师两个师的番号。并对张学良加以申斥，这对张学良的震动很大。

此时，中共中央加强了对张学良的争取工作。1936年1月，毛泽东、彭德怀等人致书东北军全体将士，表示中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并 “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注446这在东北军中产生了很大影响。2～3月间，张学良和东北军第67军军长王以哲先后在洛川会见了共产党代表李克农，就联合抗日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并为下一步更高级的会谈作了安排。4月9日，张学良、王以哲在肤施（延安）与中共代表周恩来、李克农正式举行会谈。会谈达成九点协议：（1）为了准备抗日，红军愿意接受视察、整编与集训；（2）须保证红军不受欺骗或解除武装；（3）在江西、海南岛及大别山的红军也进行整编；（4）取消红军称号，改为统一番号；（5）中共党员不在军队内活动；（6）停止发动各种斗争；（7）释放被俘的中共党员；（8）中共之非军事人员得住在陕北；（9）抗战胜利后，中共将成为合法政党。同时，双方还在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及红军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方面达成了协定。这是东北军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的重要一步，对于西北地区抗日力量的联合以及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都具有重要意义。至此，东北军与红军前线部队的敌对基本结束，关系越来越密切。东北军接受红军代表叶剑英常驻西安，帮助改造部队，准备抗日。东北军的一些前线部队，也直接同对峙的红军签订了停战协定。9月18日，东北军骑兵第6师代表汪容与红军代表朱瑞在固原西北的杨朗镇签订了“停止内战，抗日救国”协定，宣告骑兵第6师与红军结成“亲密的联盟”。骑兵第6师向红军作出了 “不受命进攻红军；事先向红军通报行动及骑兵师位置，以免误会；万一须敷衍，则不打或不作杀伤射击，不前进”等四项保证。注4479月22日，毛泽东代表中国工农红军，张学良代表东北军，分别在《抗日救国协定》上签字。至此，红军与东北军的联合更加巩固了。

以杨虎城为首的第17路军，也不断与中国共产党及红军接触。杨虎城早在北伐战争后期即与共产党人有所交往和合作。1933年在陕南与红军第四方面军达成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的协议。直罗镇战役后，毛泽东派遣曾在第17路军做过地下工作的红军第26军政委汪锋赴西安，向杨虎城转交自己的亲笔信，杨对信中提出的西北大联合、共同抗日的主张表示赞同。1936年春，由杨虎城资助去德国留学的王炳南回国后，被派到杨部作联络工作。 经过多方面的工作，1936年5月，双方商定：红军与第17路军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密切联系；共同为抗日进行准备工作。注448之后，双方的敌对状态逐渐停止，红军的秘密交通站、运输站，在杨虎城部队的掩护下，于西安、鹿县等地建立起来。双方逐步走上了联合抗日的道路。

张学良、杨虎城在分别与中国共产党进行联络的同时，由于共同的命运、处境和共产党人的促进，他们之间也逐渐消除了隔阂，增进了友谊，两军关系逐步改善。最后，张、杨两将军坦诚相见，倾吐真言，成为挚友。1936年10月，毛泽东等40多名红军将领写信给国民党在西北的将领，提出： “红军誓与你们合作到底。”注449第一次公开称国民党军为友军。至此，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支西北地区的主要抗日力量的联合得以确立。它的确立，为国共两党的再度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和平解决

在张学良、杨虎城以抗日大局为重，与红军实行停战、合作，逐步实现西北地区抗日力量大联合的同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却与全国人民的愿望相反，一意孤行，继续调集重兵入陕，并逼迫张、杨“剿共”。

蒋介石平息两广事变后，1936年10月下旬匆忙赶到西安，召见张、杨，向他们宣布“剿共”计划，要他们迅速向陕北红军进攻。 但张、杨不仅不听指挥，反而要求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注45027日，蒋介石为动员下级军官，特意到王曲军官训练团讲话，声称：“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声称对“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者，一定 “要予以制裁”。注451蒋介石在威逼张、杨的同时，加紧了军事部署，把解决两广事变的嫡系精锐部队30个师，全部调到潼关以东地区，把唯一的一支装甲部队放在豫西。下令扩建西安、兰州机场，集中100架飞机待命，调蒋鼎文、卫立煌等20多名高级军政人员到西安。一切部署妥当后，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再赴西安，以临潼华清池为“行辕”，约集秦陇围攻红军的诸将领，按日接见，咨询情况，面授机宜，扬言将于一个月内完全消灭红军。蒋介石威胁张、杨：若违抗“剿共”命令，将给以“相当的处置”；东北军和第17路军如不全部开赴陕甘前线对红军作战，则将分别被调往闽、皖，由中央军进驻西北“剿共”。张、杨既不愿与红军再开战端，亦不愿离开西北而为蒋介石所改编、吞并。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张、杨深切认识到，蒋介石的 “主张和决心，用口头或当面的劝谏，是决不能改变的”，注452遂毅然采取了非常措施实行兵谏，逼蒋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12月12日拂晓，在张、杨的共同指挥下，东北军派兵包围了华清池，迅速解除了蒋介石卫兵的武装，将蒋介石扣留，并移送西安新城大楼。与此同时，第17路军解除了中央宪兵第2团、省公安局、警察大队等军警机构的武装，接管了飞机场，将陈诚、蒋鼎文、卫立煌等10多名军政大员拘捕。 张、杨并于当日发出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等一切政治自由；（7）确实遵行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注453此即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张、杨随即采取了一系列重大军政措施：邀请中共派代表参加谈判；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组织以张、杨为正副主任委员的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释放西安的政治犯等。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应张、杨要求，立即派周恩来率秦邦宪、叶剑英等参加在西安的谈判。19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联名发表通电，坚决支持张、杨的抗日主张，提出了“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基本纲领。 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示周恩来以“扶助左派，争取中间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的策略，“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并在其对和平解决的条件有相当保证时，采取“恢复蒋介石之自由”的行动方针。注454

图14.1　发动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的张学良和杨虎城

西安事变的爆发，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全国各界人士对张、杨的爱国行动给予了广泛的支持和同情。事变发生后三天内，仅山西、湖南、贵州、四川、广西五省的民众团体和救亡组织，发到西安响应张、杨通电的电报就有一千数百件。各国和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由于立场、利益和认识不同，对事变采取不同的态度，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呈现出一种极为错综复杂而又紧张的局势。国际上，日本政府表示，南京若与西安妥协，联共抗日，则将“强硬反对”，“断然抨击”；苏联强调支持和平解决事变，但又认为张、杨的行动客观上易引发内战，被日本利用而对日本方面有利，故不支持西安事变的扩大、发展，由此强化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条件；英美则主张蒋介石与张、杨妥协，和平解决事变。国内各地方实力派对事变反应不一，如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于16日通电全国，对张、杨表示支持，并反对内战；四川刘湘、云南龙云等则对张、杨的行动表示反对。15日龙云发出致南京政府及军委会电，表示要 “讨灭国贼，营救委座”。注455

国民政府在经过短暂的混乱后，以宋子文、宋美龄等为代表的主和派压倒了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代表的讨伐派，南京当局遂采用“正面处置严正，营救则多方运用”的原则。注45623日、24日，在西安的宋子文、宋美龄代表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正式谈判。中共全权代表周恩来参加了谈判，并会见了蒋介石。最后双方达成了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协议，蒋介石承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12月25日，蒋介石由张学良陪同，经洛阳飞返南京。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

四、国共谈判与内战的停止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宣告了十年内战的基本结束，为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共同抵御外侮创造了有利条件。但要实现这一目标，还有着艰难的历程。

1937年2月，中共为了继续推动国民党最高当局走向联共抗日，致书国民党提出了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届时，国民党为商讨西安事变后的国共关系和对日方针，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提出了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四项办法，即“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彻底取消所谓苏维埃政府及其他一切破坏统一之组织”；“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 “根本停止阶级斗争”。注457蒋介石这时坚持 “编共而不容共”，注458实际上在联共问题上处于徘徊之中。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国民党同中共进行了一系列谈判。

从西安事变后到七七事变前，国共间主要进行了三次会谈，即1937年2～3月间的西安谈判，3月下旬至4月初的杭州谈判和6月的第一次庐山谈判。谈判主要围绕军队问题、国共合作形式和政权问题等进行。

首先是军队问题。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非常激烈，争论的焦点是关于红军的编制人数、指挥系统和干部配备等问题，实质是改编还是收编的问题。

图14.2　1937年5月，国民党中央考察团到延安，与红军总司令朱德（前排右二）等合影

西安谈判开始后，蒋介石给其代表顾祝同的谈判原则是：在人数上，只许红军编两师一万五千人；在干部上，要求 “各师之参谋长与师内各级之副职，自副师长至副排长人员，皆应由中央派充”。注459取消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人员，服从国民党一切命令等。很明显这是收编的条件，实质是要红军放弃独立性，成为国民党的附庸，自然为中共所拒绝。

为了使谈判真正获得成果，周恩来于3月下旬赴杭州与蒋介石直接谈判。周明确提出：红军改三师四万余人，并设总指挥部，国民党方面不派副佐及政训人员等。蒋迫于形势表示：中共提出的各项均可考虑。但6月中旬，蒋与周在庐山会谈时又一反前态，只允许中共军队编三师四万五千人，并不同意设某路军总指挥部，而设政训处指挥，并要毛泽东、朱德出洋。这种无理要求被中共所拒绝，直到七七事变爆发时，双方仍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其次是关于两党的合作形式问题。蒋介石为了让共产党失去独立性，绞尽脑汁，恩威并施，最初在杭州谈判时，赞扬中共有民族意识和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 所以他个人很希望共产党与他永久合作，并请中共提出一个与他长期合作的办法。注460蒋的用意是不满足于党外合作，想寻求一条更好的溶共办法。根据蒋的提议，中共中央认真起草了一个统一战线纲领，并向国民党建议组织一个包含国共两党和一切赞成这个纲领的党派团体参加的新的民族联盟，毛泽东还尖锐地提出了在联盟中共产党的领导责任。这和蒋的愿望相差甚远。 于是，到6月庐山会谈时，蒋的态度便发生了变化，他撇开周恩来带来的按他提议定的共同纲领，提出要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但只能由国共双方参加，对其他党派无合作可言，只能收容；并提出蒋任同盟会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同盟会还可视情况的发展扩大为两党合组的党，并可代替共产党与第三国际发生关系。注461蒋这一提议的实质就是要从组织上控制共产党，使其丧失独立性。中共为顾全大局，同意在确定共同纲领和组织独立、政治批评自由的基础上建立国民革命同盟会，承认蒋依据共同纲领有最后决定权。同时中共还认真起草了同盟会的组织原则与共同纲领，但该文件交蒋后，又是石沉大海。可见蒋在联共问题上一直动摇不定，忧虑重重。

还有一个边区政权问题。双方在西安谈判时曾先商定，陕甘苏区政权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直接受国民政府指导，特区行政人员由地方选举，中央任命。但中共建立独立政权是国民党所极力反对的，遂又提出将陕甘苏区分属各省，人员不经民选，其目的是对苏区实行分割，以削弱共产党的独立地位。杭州谈判时，周恩来明确表示：陕甘宁边区不能分割。蒋则表示希望中共在边区问题上，推荐一南京方面的人来主持。6日蒋再次表示：边区政府人选，由国民党方面派正职长官（可由中共推荐国民党方面人员），边区自选副职。中共遂向蒋推荐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择一任边区行政长官。结果遭蒋反对，而提出由坚定的反共分子丁惟汾任边区长官，被中共断然拒绝。这样直到七七事变时，在边区问题上仍无进展。

从西安事变到七七事变半年多的谈判中，国民党在表面上虽未拒绝联共抗日，但设置了种种障碍，从而使谈判未取得实质性结果。蒋介石之所以在联共问题上忧虑徘徊，其根本原因是对日本还有所幻想。他不仅认为中日关系还没有到“最后关头”，而且还 “渐信日本已有较具理性的人物当政，其结果或能使狂热分子稍具戒心”。注462由于蒋介石联共主要是为中日关系的恶化作准备，所以只要日本不放弃侵略，他就感到有联共的必要；但只要中日关系还有一线缓和的希望，他就下不了联共的决心。所以直到七七事变前，蒋介石仍不断地劝告日本当局：“错误的道路，走的还不算远”，如能停止进攻，两国关系 “当会好转”。注463然而日本并不为其所动，正在密谋发动更大规模的侵华行动，这也就必然推动蒋介石加快联共抗日的步伐。

五、七七事变前夜的中日关系

西安事变后，中日关系表面上暂显平寂，但平静的背后隐藏着更大的危机。日本加快了从经济、军事和政治上实际控制华北的步伐。

1937年2月20日，日本外务省制定《第三次处理华北问题纲要》，明确提出为全面控制华北，“必须全力以赴，进行以华北民众为对象的经济工作”。3月，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闭幕，大会迫于形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第二次国共合作趋于实现。为破坏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达到占领华北的实际目的，日本外务、大藏、陆军和海军四大臣会议决定在新形势下采取的对华政策措施，是设法具体促使“南京政权逐渐抛弃容共的依靠欧美的政策，而和帝国接近，特别在华北方面，使其自动地实现对日满华提携互助的各种措施进行合作”。 明确规定在新形势下对华北的方针：加紧控制华北的经济命脉，除了对华北政权进行内部争取和抓住不放外，对南京政权采取措施，使该政权实质承认华北的特殊地位；并进而对日满华提携互助的各种措施进行合作。注464

图14.3　1936年日本增兵华北，图为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

日本加紧掠夺华北经济的具体计划，是要努力完成1936年9月宋哲元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达成的中日经济提携八要项中未曾实现的部分，这就是赶筑津石铁路、垄断华北棉业、恢复龙烟铁矿和收购井陉煤矿。关于津石铁路，还在1936年8月31日，由亲日分子潘毓桂任局长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津石路工程局与日本兴中公司驻津理事平山枚三，就在天津召开了技术会议，决定当年10月动工，来年10月通车， “以便利用此条铁路支配平汉、津浦、正太等路”。注465并直接由天津运兵南下，威胁鲁、豫、晋等省。同时为垄断华北棉业，日人先后组织成立了冀东棉业委员会、秦晋棉业产销合作社等，并通过冀察当局强迫农民种棉。日本华北驻屯军极力要求冀察当局将“宋田协议”付诸实施。

为配合经济上的掠夺，日本加大了华北特殊化的步伐。一方面壮大华北伪组织的力量。首先扩大已有的伪组织，将冀东伪组织的民政、财政、建设、实业、教育五科改为处，将保安队改成保安旅。其次是制造几个类似冀东伪组织的伪政权，分布于晋、绥、鲁、豫各省内。1937年春，郑州破获日本特务机关收买汉奸、组织伪政权的计划，便是其中一例。在冀察两省，日本华北驻屯军采用种种方法企图迫使冀察当局宣布脱离南京中央政府，但均遭到拒绝。日军遂收买北洋军阀余孽程国瑞、赵文俊等组织恐怖团体，冒充共产党名义，破坏平汉、津浦等铁路交通，扰乱平津治安，制造恐怖气氛，然后借口“防共”，对宋哲元施加压力，逼迫他与日本“携手合作”。1937年2月间天津警署破获的假冒共产党案，便是日本这种企图的例证。

另一方面，日本华北驻屯军特务机关加紧对中国第29军进行离间分化，别有用心地将第29军分为抗日的中央派与和平的地方派，或拉拢利用，或攻讦诋毁，并收买汉奸窥探第29军将领言行，搜集第29军部署的情况。然而，冀察当局出于不能沦落为中华民族千古罪人的良心，对日本的阴谋进行了种种抵制，维护了华北的主权，日本企图控制华北的阴谋难以得逞。

日本遂加快了军事控制华北的行动。日本国内在“佐藤外交”的掩饰下加紧进行战争准备。 2月1日，日海军军令部第3部在《综合情报》中要求对既定的对华政策再作研究，准备和战两手，使之万无一失。注4663月上旬，日军参谋本部将驻华武官喜多诚一少将、华北驻屯军参谋和知鹰二中佐和关东军参谋大桥熊三人召回东京汇报华北形势，他们主张“莫如以开战来整顿一切战备和指导适应国际形势的外交”，应“走在对苏行动之前，首先对华一击，挫伤蒋政权的基础”。认为 “采取软弱政策的结果，只会使现地形势逐步恶化”。注4673月24日，70艘日本军舰开到中国青岛，准备以中国为假想敌演习沿海登陆作战。4月1日，日本海军派野村勘察天津塘沽港口形势。第二天，日本海军武官又齐集天津会商，议决兴筑塘沽港口，以备开战后运送军队和给养弹药。5月4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在承德召开军事会议。8月，关东军一个旅团开进了毗连河北、平津的热河。从4月25日起，华北驻屯军开始在平津近郊举行战斗演习。6月，这种演习突然频繁起来，尤其是驻丰台的第一联队，竟以攻夺宛平城为目标，不分昼夜地举行演习。据《中国驻屯步兵第一联队战斗详报》记载，驻屯军幕僚大部聚集在一文字山（即沙岗），对第一联队日军进行检阅和现场指导，并派遣部队辅佐官对丰台进行勘察。6月21日，华北驻屯军紧急成立临时作战课。一时间，平津气氛紧张，风声鹤唳。东京私下盛传着： “七夕晚上，华北将重演第二个柳条沟一样的事件。”注468

自绥远抗战之后，中日外交交涉已进入停顿状态。国民政府抱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继续寻求用外交交涉的方式以化解战争的危机。1937年1月20日，日本大使馆秘书须磨、武官雨宫巽奉调回国，向张群辞行。张群坦诚指出：“华北问题为调整工作之中心问题，‘满洲国’问题虽可不谈，但华北现状急需改善，此为我方最低限度之调整。此项工作具有成效，然后始能考虑互相平等而合法之提携。”同时告知日本 “我国决由外交途径进行调整交涉，而同时在其他方面又不能放弃抗日之准备”。注469显然，日本方面对此是不能接受的。1月25日，日本所谓“稳健派”的主要代表、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石原莞尔，以参谋本部的名义向政府提出： “为完成战争准备……应改变对华政策，即以互惠互荣为目的，将主要力量投入经济和文化工作中。”注470石原的建议，是日本政府政策转变的一个信号，同时也表明日本方面避开了政治交涉的层面，企图迂回曲折，以经济和文化的交涉取而代之，并积极备战，从而达到迷惑中国，使中国不战而屈的目的。2月，日本广田内阁倒台，林铣十郎组阁，以佐藤尚武为外相，标榜“不尚武”的佐藤外交，向中国展开了微笑攻势。3月间，以儿玉廉次为团长、由日本银行家和实业家组成的经济使节团来华访问，称此行“只谈经济，不谈政治”。儿玉等人几次与蒋介石、张群、吴鼎昌等头面人物接洽会晤，一改过去责问、刁难的神气，态度缓和。同时在华北，日本政府采取措施改善与华北当局的关系，邀请宋哲元、张自忠赴日参观陆海空军联合演习，并对访日的张自忠等热情招待。

然而面对 “出于战争前夜日本侵略政策的战术上的必要”注471的佐藤外交，中国方面坚持不能把政治交涉同经济等交涉分而待之。1937年4月19日，张群召见即将返国的川越大使时，要他转告佐藤外相， “对于华北问题与经济提携问题，宜同时加以全盘之研究，不必分前别后”。注472表明了中国政府在交涉中政经不能分离的原则立场。日本则在“中日提携”的宣传和一些外交步骤缓和的幌子下加紧准备施行全面侵华战争，对中国的要求一概未予置理。中日政治交涉至此完全失败。不久，近卫文麿上台组阁，华北形势更显紧张。日本妄图迫使中国屈服的全面战争已是一触即发。

小结

华北事变的发生，使国民党的统治进一步受到威胁，国民政府逐步走向全面抗战的道路，其内外政策有了较大的转变和进步。在对日交涉中，态度渐趋强硬，由妥协开始转向抵制；国防准备也逐步加强；同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初步接触，但仍未彻底放弃内战政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政府开始筹划全国抗战，加紧国防准备，拨出巨额国防建设经费。 1937年度经国民党中政会通过军费普通预算4.12亿元，军费建设专款2.22亿元，注473创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政府军费预算史上的空前纪录。由于停止了内战，免除了这部分最大的消耗，军费更显出其抗日价值。经济建设和交通建设也加紧进行，并拟订了具体的对日作战计划。国民政府在抗日道路上迈出了较大的步伐。

但是，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成效并不显著。一方面是因长期以来它的军事重心放在“剿共”上，“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造成了连年内战，军费浩繁，内外债沉重，入不敷出的财政使国防建设费用受到极大的限制，国防计划难以实施，耽误了宝贵时间，消耗了有限的国力；另一方面则因中国经济不发达、工业落后，尤其是化学、钢铁、机械、光学仪器等工业的薄弱，使中国几乎没有生产如飞机、舰艇、坦克及各种重武器的能力。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面前，国民政府难以在短期内扭转被动局面，这就在客观上加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艰苦性和曲折性，中国必须付出重大牺牲和代价才能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

注1: ［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全译本）第10册，第55页，台北《中央日报》翻译出版。

注2: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档案，均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注3: 《蒋介石致宋哲元、孙连仲、庞炳勋、高桂滋函电》（1937年7月9日），国民政府侍从室电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4: 《九一八以来国内政治形势的演变》，1957年版，第156页。

注5: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16、324页。

注6: 毛泽东：《论新阶段》，《解放》第57期，1938年11月25日。

注7: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18页。

注8: 毛泽东：《（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1939年1月2日）。

注9: 朱德：《论解放区战场》，《朱德选集》第140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

注10: 毛泽东：《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参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15页。

注11: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2），第704页，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印，1981年台北版。

注12: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615页。

注13: 日本仿中国古制，称将军处理军务的衙门为幕府。但自将军掌握全国的统治实权后，幕府即为其政厅。

注14: 易显石等著：《“九一八”事变史》，第44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注15: ［日］井上清等著：《日本近代史》，第177页，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

注16: ［日］井上清等著：《日本近代史》，第100页。

注17: 有的学者认为明治维新仅仅是一场改良运动而非资产阶级革命。因为维新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均很弱小。维新后的政权性质未根本改变，政权基础则是缓慢地从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转变的。

注18: ［日］井上清等著：《日本近代史》，第101页。

注19: ［日］井上清等著：《日本近代史》，第100页。

注20: 易显石等著：《“九一八”事变史》，第52页。

注21: ［日］井上清等著：《日本近代史》，第195页。

注22: ［日］井上清等著：《日本近代史》，第252页。

注23: 严中平等著：《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26页，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

注24: ［日］井上清等著：《日本近代史》，第406页。

注25: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第138～14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注26: 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第3册，第536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注27: ［日］井上清等著：《日本近代史》，第199页。

注28: ［日］井上清等著：《日本近代史》，第241页。

注29: 易显石等著：《“九一八”事变史》，第53页。

注30: ［日］井上清等著：《日本近代史》，第525页。

注31: 《中日外交史料丛编》（一），《国民政府北伐后中日外交关系》，第137页，“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1964年10月印行。

注32: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2～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注33: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19辑，第1266～1267页，第1334页，台湾出版。

注34: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26页。

注35: 国民政府外交部编：《外交部公报》第1卷，第2号，第176页。

注36: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35页。

注37: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123页。

注38: 《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第139、144页，东京三铃书店1977年版。

注39: 《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第139、144页。

注40: 《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第145、247页。

注41: ［日］井上清等著：《日本近代史》，第541页。

注42: ［日］井上清等著：《日本近代史》，第555页。

注43: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21辑，第1644页。

注44: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21辑，第1646页。

注45: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3辑，第253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注46: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39～40页。

注47: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21辑，第1684～1685页。

注48: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42页。

注49: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21辑，第1700～1701页。

注50: 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第34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1版。

注51: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21辑，第1735页。

注52: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47页。

注53: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40、42页。

注54: 《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第144页。

注55: 张继平等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33、34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注56: ［日］井上清等著：《日本近代史》，第552～553页。

注57: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165页。

注58: 《军事史林》2001年第5期，第20页。

注59: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101页。

注60: 东北地区一垧约合15亩。

注61: 《中日外交史料丛编》（一）：《国民政府北伐后中日外交关系》，第260～261页。

注62: 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上册），第32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再版。

注63: 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上册），第32页。

注64: 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上册），第32页。

注65: ［日］今井清一：《太平洋战争史》，第260页。

注66: 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上册），第32页。

注67: 《中日外交史料丛编》（一）：《国民政府北伐后中日外交关系》，第369页。

注68: ［日］小林龙夫：《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第422～423页。

注69: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204页。

注70: 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第27～28页。

注71: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116页。

注72: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207页。

注73: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212页。

注74: 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3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注75: ［日］花谷正：《满洲事变是这样策划的》，《知性》增刊第5号（1956年）：《被掩盖的昭和史》。

注76: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232页。

注77: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255页。

注78: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241页。

注79: 《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第270页。

注80: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40页。

注81: 参见日本“板垣征四郎刊行会”编《板垣征四郎》一书，中国长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1988年翻译、印行。

注82: 参见日本“板垣征四郎刊行会”编《板垣征四郎》一书。

注83: 杨裕泰：《九一八事变若干史实辩正》，《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6期。

注84: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第21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注85: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34辑，第897页。

注86: 《文史资料选辑》第76辑，第66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

注87: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34辑，第897页。

注88: 《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1页。

注89: 荣臻：《九一八事变之经过情形》，《革命文献》第34辑，第879、882页。

注90: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35辑，第1196页。

注91: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35辑，第1199页。

注92: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35辑，第1237～1239页。

注93: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17、18、31页。

注94: ［日］井上清等著：《日本近代史》，第558页。

注95: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291页。

注96: 《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4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

注97: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编》，《大事记》，第17辑，第153页。

注98: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403～404页。

注99: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287页。

注100: 《第二次中日战争各重要战役史料汇编——东北义勇军》，第33页，台北“国史馆”1984年版。

注101: 《第二次中日战事各重要战役史料汇编——东北义勇军》，第9～12页。

注102: 《第二次中日战事各重要战役史料汇编——东北义勇军》，第9～10页。

注103: 《第二次中日战事各重要战役史料汇编——东北义勇军》，第46～47页。

注104: 《第二次中日战事各重要战役史料汇编——东北义勇军》，第11～12页。

注105: 《第二次中日战事各重要战役史料汇编——东北义勇军》，第11～12页。

注106: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334页。

注107: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334页。

注108: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347～348页，第349～350页。

注109: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347～348页，第349～350页。

注110: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34辑，第1123～1124页。

注111: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34辑，第1128页。

注112: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34辑，第1121～1122页。

注113: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35辑，第1328页。

注114: 骆清华：《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第232～233页，台湾文海出版社出版。

注115: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三）》，第82、85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注116: 《红旗周报》第19期，1931年10月18日。

注117: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第484、485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注118: 《红旗周报》第19期。

注119: 《生活周刊》，1931年12月5日出版。

注120: 《国闻周报》，1932年1月18日出版。

注121: 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第398页。

注122: 《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38页。

注123: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365、366页。

注124: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368页。

注125: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368、369页。

注126: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368页。

注127: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369～370页。

注128: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375页。

注129: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375页。

注130: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115页。

注131: 《龙华蔡廷锴戴戟来电》，载《日军侵犯上海与进攻华北》，中日外交史料丛编（三），第21页。

注132: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115、116页。

注133: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115、116页。

注134: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379页。

注135: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183、195页。

注136: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183、195页。

注137: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183页。

注138: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36辑，第1615、1623页。

注139: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186页。

注140: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386页。

注141: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386页。

注142: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120页。

注143: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120、188页。

注144: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121页。

注145: 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第383页。

注146: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第496、497页。

注147: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398页。

注148: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399页。

注149: 吴东之主编：《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第258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版。

注150: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420页。

注151: 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稿》，第391页。

注152: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195页。

注153: 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第383页。

注154: 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第383页。

注155: 《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第47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

注156: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132页。

注157: 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稿》，第391页。

注158: 《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第47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

注159: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123页。

注160: 《国闻周报》第8卷，第39期。

注161: 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稿》，第389页。

注162: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337页。

注163: 《美国与中国关系白皮书》下卷，第375页。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1957年翻印版。

注164: 《国闻周报》第9卷，第37期，第6页。

注165: ［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全译本）第8册，第43页。

注166: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384页。

注167: 以下内容均引自《国联调查团报告书》，载《革命文献》第40辑。

注168: 韦罗贝著，薛寿衡译：《中日纠纷与国联》，第565页。

注169: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257、262页。

注170: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262页。

注171: 《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第187页。

注172: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267、407页。

注173: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267、407页。

注174: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418页。

注175: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433页。

注176: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434、407页。

注177: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434、407页。

注178: 易显石等著：《“九一八”事变史》，第196页。

注179: 爱新觉罗•溥仪著：《我的前半生》，第286页。

注180: ［日］关宽治等著：《满洲事变》，第437、438页。

注181: 《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第437、438页。

注182: 《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第440、441页。

注183: 哈尔滨沦陷后，马占山一度被敌伪诱降，后又起兵反日，战败后至苏联，再辗转赴沪。

注184: 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第389页。

注185: 《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第442页。

注186: 爱新觉罗•溥仪著：《我的前半生》，第313页。

注187: 《外交部致日本驻华公使照会》，载《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傀儡组织（一）》，第49页。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1981年台北出版。

注188: 《外交部对东三省所谓独立运动的宣言》，载《日本制造伪组织与国联的制裁侵略》［中日外交史料丛编（五）］，第19页。

注189: 《日满议定书》，载《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傀儡组织（一）》，第106页。

注190: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史料选编》，第65、6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注191: 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第390页。

注192: 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稿》，第402页。

注193: 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第25页，解放社1939年版。

注194: 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第28页。

注195: 杜恂诚著：《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第382页，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86年版。

注196: 杜恂诚著：《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第376页。

注197: 郑友揆著：《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第247页，上海社科院1948年版。

注198: 史全生主编：《中华民国经济史》，第22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注199: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509页，三联书店版。

注200: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524页。

注201: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538页。

注202: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532页。

注203: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533页。

注204: 荣臻：《九一八事变之经过情形》，《革命文献》第34辑，第881页。

注205: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34辑，第923页。

注206: 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第391页。

注207: 陈觉著：《九一八后国难痛史》（上册），第999页。

注208: ［英］《密勒氏评论报》，摘引自《救国时报》第九期。

注209: ［英］《伦敦每日导报》，摘引自《救国时报》第九期。

注210: 《第二次中日战争各重要战役汇编——东北义勇军》，第73页。

注211: 《第二次中日战争各重要战役汇编——东北义勇军》，第15页。

注212: 《第二次中日战争各重要战役汇编——东北义勇军》，第15页。

注213: 《第二次中日战争各重要战役汇编——东北义勇军》，第16～17页。

注214: 《第二次中日战争各重要战役汇编——东北义勇军》，第95页。

注215: 孔令波：《东北抗日义勇军人数考》，《军事历史研究》2009年第3期。

注216: 《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第336、351、352页。

注217: 《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第339页。

注218: 《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第359页。

注219: 《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第359页。

注220: 《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第359页。

注221: 关邦杰：《榆关抗日战役与何柱国将军》，台湾《传记文学》第29卷，第5期，第75页。

注222: 张蓬舟：《近五十年来中国与日本（1932～1982）》第1卷，第7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注223: 《长城战役》，第44页。

注224: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409页。

注225: 《长城战役》，第48页。

注226: 《近五十年来中国与日本（1932～1982）》第1卷，第78页。

注227: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410页。

注228: 《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第442页。

注229: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422、423页。

注230: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407页。

注231: 《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第490～491页。

注232: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第2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注233: 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第399页。

注234: 据《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附图6：《长城抗战敌我双方态势图》。

注235: 《近五十年来中国与日本（1932～1982）》第1卷，第96页。

注236: 《近五十年来中国与日本（1932～1982）》第1卷，第104页。

注237: 《近五十年来中国与日本（1932～1982）》第1卷，第104页。

注238: 《近五十年来中国与日本（1932～1982）》第1卷，第107页。

注239: 《国民政府通缉汤玉麟令》，载李云汉编：《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

注240: 据《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附图6：《长城抗战敌我态势图》。

注241: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453页。

注242: 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第400页。

注243: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397页。

注244: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389～391页，第442～512页。

注245: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第225页。

注246: 李云汉编：《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第226页。

注247: 《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1932～1982）》第1卷，第112页。

注248: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第225页。

注249: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390页。

注250: 《宋哲元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1933年3月10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251: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451页。

注252: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492、493页。

注253: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492、493页。

注254: 《近五十年来中国与日本（1932～1982）》第1卷，第124页。

注255: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第225、226、227页。

注256: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第229页。

注257: 《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第515页。

注258: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503、395、495页。

注259: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503、395、495页。

注260: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495、491、504页。

注261: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495、491、504页。

注262: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495、491、504页。

注263: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507、508页。

注264: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第228页。

注265: 《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第516页。

注266: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第231页。

注267: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第231页。

注268: 《近五十年来中国与日本（1932～1982）》第1卷，第142页。

注269: 熊斌：《塘沽协定经过》，载《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第269页。

注270: 《汪兆铭致黄郛电》，载《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第250页。

注271: 《汪兆铭致何应钦黄绍竑黄郛电》，载《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第258页。

注272: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第232页。

注273: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第232页。

注274: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第233、227页。

注275: 《中日停战协定痛言》，载天津《大公报》（1933年6月1日）。

注276: 李云汉编：《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第245页。

注277: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447页。

注278: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第225页。

注279: 李云汉编：《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第245页。

注280: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508页。

注281: 《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第179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注282: 李云汉：《冯玉祥察省抗日事件始末》，载《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第294页。

注283: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531页。

注284: 《国闻周报》第10卷，第22期。

注285: 《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第203页。

注286: 李云汉：《冯玉祥察省抗日事件始末》，载《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第300页。

注287: 《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第104页。

注288: 《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第210页。

注289: 《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第104页。

注290: 《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第212页。

注291: 《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第204页。

注292: 《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第113页。

注293: 《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第213页。

注294: 《冯玉祥为克服多伦致南京、北平当局电》，《国闻周报》第10卷，第29期。

注295: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539页。

注296: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536、537、585页。

注297: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585页。

注298: 《国闻周报》第10卷，第31期。

注299: 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300: 《国闻周报》第10卷，第29期。

注301: 《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第224页。

注302: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591页。

注303: 《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第214页。

注304: 吉鸿昌将军于1933年11月在天津法租界被国民政府引渡逮捕，押往北平杀害。方振武将军失败后出国。七七事变后，返国抗战，任抗日救国人民外交委员会委员长，后被特务暗杀于香港。

注305: 《红旗周报》第19期。

注306: 《星火燎原》（4），第379页。

注307: 胡华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303页，人民出版社。

注308: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第165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注309: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第169页。

注310: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第356、359、362页。

注311: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第363页。

注312: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第363页。

注313: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第364页。

注314: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第364页。

注315: 常城著：《东北近现代史纲》，第216页，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2月版。

注316: 孙继英著：《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138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版。等等。

注317: 孙继英：《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135页。

注318: 孙继英：《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139页。

注319: 孙继英：《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139页。

注320: 霍燎原：《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第136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注321: 刘枫：《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第115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

注322: 刘枫：《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第125页。

注323: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第299页。

注324: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第308页。

注325: ［日］岩波讲座：《世界历史28•现代5》，第280页。

注326: ［日］岩波讲座：《世界历史28•现代5》，第280页。

注327: 王明阁等著：《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略》，第146页，《北方论丛》编辑部1980年版。

注328: 《满族简史》第210、211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注329: 《满族简史》第210、211页。

注330: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1006～1007页，三联书店1980年10月版。

注331: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1006～1007页。

注332: 《何应钦致林森、汪精卫、蒋介石电》（1935年2月5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333: 《东京审判法庭证据》，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1分册，第283～28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9月版。

注334: 日本防卫厅研究所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第32页。

注335: 《中国外交年鉴》，第176页。1936年3月初版，正中书局印行。

注336: 国民政府军事机关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337: 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338: 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339: ［日］中村隆英：《日本的华北经济工作》，载《东亚与日本》，第161～162页，山川出版社1980年版。

注340: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第26页。

注341: 周开庆：《一九三六年之中日关系》，第175页，正中书局1937年版。

注342: ［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全译本）第10册，第95页。

注343: 李云汉编：《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第556～557页。

注344: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土肥原秘录》，第87页，中华书局出版。

注345: 刘家鸾：《日寇侵略华北冀察政权的形成》，《文史资料选辑》第63辑，第62页。

注346: 吴相湘著：《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第212页。

注347: 《国闻周报》（1935年7月8日）第12卷，第26期。

注348: ［日］秦郁彦著：《日中战争史》，第64页，河也书房新社1972年版。

注349: 天津《大公报》，1935年11月27日。

注350: 《蒋介石致陈济棠、李宗仁电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736页。

注351: 1936年4月2日《大公报》。

注352: 《华北事变资料选编》，第529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注353: 国民政府关务署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354: 《申报》（1936年4月8日）。

注355: 朱光泽：“华北走私问题”，《中外月刊》第一卷第六期。

注356: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国国民党党史文献选编》，第23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版。

注357: 《蒋廷黻回忆录》，第153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3月版。

注358: ［苏］R.A.米罗乌依兹卡雅：《过去的教训》，载《远东问题》，第224页，1982年版。

注359: ［苏］委托夫：《1935～1936年南京政府同苏联的谈判》，载《党史研究》1985年第4期。

注360: 因蒋介石认为与苏联就建立军事同盟举行谈判时机未到，遂命陈立夫等返国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在南京继续交涉。参见陈立夫：《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载《传记文学》第31卷，第1期。

注361: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载《中国国民党党史文献选编》，第230～231页。

注362: 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363: 《民国档案》1988年第2期，第23页。

注364: 《国闻周报》第10卷，第21期。

注365: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76辑，第251页。

注366: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76辑，第251页。

注367: 《总统府机要档案》，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714页。

注368: 《总统府机要档案》，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714～715页。

注369: 董显光：《蒋总统传》（中），第245页。

注370: 《中国国民党党史文献选编》，第237页。

注371: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663页。

注372: 《张群、有吉会谈纪录》，载《民国档案》1988年第2期，第10～24页。

注373: 《张群、有吉会谈纪录》，载《民国档案》1988年第2期，第10～20页。

注374: 《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四），第37-39页。

注375: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663页。

注376: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663页。

注377: 《中日外交史料丛编》（五），第370页。

注378: 《国闻周报》第13卷，第28期，1936年7月20日出版。

注379: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665页。

注380: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673、675页。

注381: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675页。

注382: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677页。

注383: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679页。

注384: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680页。

注385: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680页。

注386: 王冉之：《蒋百里将军与其军事思想》，第七章，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

注387: 《独立评论》1932年8月号。

注388: 《大公报》1935年7月21日。

注389: 郭衣洞：《中国各党派》，第33页，1947年版。

注390: 《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1937年11月19日），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4卷，第655页，台湾“中央文物社”1984年10月版。

注391: 李宗仁：《焦土抗战的理论与实践》，第1～2页、11页。

注392: 李宗仁：《焦土抗战的理论与实践》，第1～2页、11页。

注393: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394: 《民国二十五年度国防计划大纲草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395: 《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计划》（甲、乙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396: 《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计划》（甲、乙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397: 《蒋介石对国防计划及各地工事设施指示文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

注398: 《何应钦部长对五届三中全会军事报告》（1937年2月），载《何上将抗战期间军事报告》，台湾文星书店1962年版。

注399: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364～365页。

注400: 《全国要塞现况一览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

注401: 《陆军沿革史草稿》第一章第三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

注402: 据何应钦：《何上将抗战期间军事报告》中《对五届三中全会军事报告》一文数字计算所得。

注403: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338页。

注404: 见《抗战中的兵工生产》附表4，载台湾《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论文集》（上），第1053～1056页。

注405: 《陈诚回忆资料》，载《民国档案》1987年第1期。

注406: 《德国外交档案中之中德关系》，载《传记文学》第41卷6期，第116～123页。

注407: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323～324页。

注408: 《战前的陆军整编》，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会论文集》（下册）。

注409: 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410: 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411: 王正华：《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第67页，台北环球书局1987年4月版。

注412: 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第3～4页。

注413: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281页。

注414: ［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全译本）第10册，第126页。

注415: 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第4页。

注416: 蒋纬国：《抗日御侮》，第1卷，第122页。

注417: 斯诺：《为亚洲而战》，载《斯诺文集》第3册，第27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8月版。

注418: 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419: 《近代中国》第45期，第122页，近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注420: 国民政府交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421: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78辑，第256页。

注422: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第295页。

注423: 俞飞鹏：《十五年来之交通概况》（1946年4月），国民政府交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424: 国民政府交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425: 张公权：《抗战前后中国铁路建设的奋斗》，第122～123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

注426: 陈谦平：《试论抗战以前南京国民政府的交通建设》，载《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档案出版社1988年9月版。

注427: 《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决议案汇编》第2分册，第247页，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训练委员会1941年编印。

注428: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228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0年版。

注429: 《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决议案汇编》第2分册，第201页，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训练委员会1941年编印。

注430: 张其昀：《中华民国史纲》第4册，第211页，台北1964年版。

注431: 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432: 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433: 傅作义：《绥战经过详记》，《军事杂志》第100期。

注434: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681页。

注435: 傅作义：《绥战经过详记》，《军事杂志》第101期。

注436: 《傅作义致蒋介石电》（1936年11月24日），《绥远抗战实录》第6页。

注437: 《蒙古“自治运动”始末》，第115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注438: 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439: 《周小舟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36年8月29日），转引自《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248页。

注440: 谌小岑：《西安事变前一年国共两党关于联合抗日问题的一段接触》，见《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第14～15页。

注441: 《晋阳日报》（1936年3月7日）。

注442: 参见《党史通讯》1987年第5期，第19页。

注443: 《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载《红色中华》（1936年5月16日）。

注444: 参见《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注445: 《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信》（1936年9月1日），见《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255页。

注446: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3），第192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注447: 《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72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注448: 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第19页，人民出版社出版。

注449: 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第436页。

注450: 《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第28页。

注451: 《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11页。

注452: 《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123页。

注453: 《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3～4页。

注454: 《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166页。

注455: 《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253、75页。

注456: 《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253、75页。

注457: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435页。

注458: ［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全译本）第10册，第192页。

注459: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213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注460: 杨奎松：《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载《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3期。

注461: 杨奎松：《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注462: 《卢沟桥》，第14页，前导书局发行，1937年9月版。

注463: ［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全译本）第11册，第12页。

注464: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第361～362页，1969年再版本。

注465: 公敢：《华北的新动态》，《申报周刊》第1卷第36期（1936年9月）。

注466: 《现代史资料8•中日战争1》，第420页。

注467: 日本防卫厅研究所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第115～116页。

注468: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6页。战争的乌云笼罩在华北上空。

注469: 《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四），第96～100页。

注470: 《现代史资料8•中日战争1》，第384页；《现代史资料9•中日战争2》，第303页。

注471: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36页。

注472: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695页。

注473: 《何上将抗战期间军事报告》（上），第115页。

中国抗日战争史·第二卷

张宪文、李继锋 等著 著

化学工业出版社

版权信息

书名：中国抗日战争史·第二卷

作者：张宪文、李继锋 等著

书号：978-7-122-26940-9

出版：化学工业出版社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录

第一部分　全面抗战的爆发

第1章　卢沟桥事变

一、卢沟桥见证日军蓄意挑衅

二、中国守军武力回击

三、中日关于卢沟桥事变的谈判

四、冀察当局的软弱

第2章　平津地区的陷落

一、日本决心扩大侵略

二、中国政府战与和的矛盾

三、廊坊事件

四、北平失守

五、天津失陷

第3章　国民政府的抗战决策及部署

一、国防联席会议的抗战决策

二、战时机构的建立与《自卫抗战声明书》的发表

三、国民政府西迁重庆

四、工厂与文化教育机构的内迁

第4章　淞沪会战

一、大山事件与中日双方的军事部署

二、中国军队主动进攻与封江战役

三、日军增援与沿江争夺战

四、战事的扩大与胶着

五、日军登陆杭州湾与上海失陷

第5章　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的提出和八路军出师抗战

一、洛川会议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二、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

三、八路军主力出师山西

第二部分　侵略战争日本全面扩大

第6章　华北战事的发展

一、平绥线重镇的失陷

二、战区的设立

三、中国军队在津浦路的溃败

四、平汉线北段作战与保定、石家庄的陷落

第7章　中日军队在山西的鏖战

一、雁门关内长城一带的战事

二、八路军首战平型关

三、忻口会战

四、八路军夜袭阳明堡

五、晋东门户娘子关失守

六、太原城防之战

第8章　八路军开辟敌后战场

一、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方针的贯彻

二、八路军在华北敌后的战略展开

三、打退日军对晋察冀军区的首次围攻

四、粉碎日军对晋西北、晋东南和陕甘宁边区的进犯

第9章　南京保卫战的失利

一、苏嘉锡国防线的崩溃

二、南京保卫战的部署

三、南京失守

第10章　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一、日军疯狂屠杀平民与战俘

二、日军强暴妇女、劫夺财物

第三部分　全面抗战的深入

第11章　南京陷落前的国内外政局

一、毫无效力的“国际调停”

二、“英美干涉”幻想的破灭

三、陶德曼调停的失败

四、《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

五、南北汉奸政权的建立

六、中日双方变更作战部署

第12章　徐州附近的会战

一、韩复榘轻弃黄河泰山防线

二、华中日军侵入淮河流域

三、中国军队反攻济宁、汶上

四、滕县保卫战

五、板垣师团受挫于临沂

六、血战台儿庄

七、日军合围徐州计划与鲁南拉锯战

八、中国军队自徐州突围

第13章　中州之战

一、中国军队在豫北的溃败

二、兰封会战

三、归、砀弃守，日军西攻开封、郑州

四、花园口决堤

第14章　新四军的组建和华中敌后游击战的初步开展

一、新四军的成立

二、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行动的部署

三、新四军挺进苏南

四、新四军战斗在皖南、皖中

五、新四军东进豫、皖、苏边

第四部分　全面抗战的高潮

第15章　武汉会战前的政局

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和《抗战建国纲领》

二、国民参政会的召开与全国各党派、各阶层抗日热忱的高涨

三、德国停止对华军事援助

四、张鼓峰事件的影响

第16章　武汉会战

一、中国防卫武汉的战略部署

二、长江沿岸的前哨战

三、黄梅、广济方面的作战

四、大别山麓阻击战

五、南浔路大战

六、瑞昌及其以西地区作战

七、武汉弃守

第17章　闽粤作战

一、日军侵夺厦门及闽粤沿海岛屿

二、日军登陆大亚湾，粤军轻失广州城

三、海南岛及潮州、汕头失守

第18章　中国海军的抗战

一、沿海及长江沿线的作战

二、长江中上游及内湖的作战

第19章　中国空军的抗战

一、七七事变前中日空军战力的比较

二、独立作战时期战绩骄人

三、与苏联航空志愿队联合作战

第20章　抗战初期苏联对华军事援助

一、军火物资的援助

二、苏联军事顾问协助中国抗战

三、苏联航空志愿队来华参战

四、诺门罕事件中苏联红军重创关东军

五、《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

第21章　山西、山东、河北等地民众抗日武装的建立和游击战争的开展

一、山西新军的组建与发展

二、河北民众抗日武装的建立

三、山东民众抗日武装起义

四、东北抗联配合全国抗战

第22章　华北抗日游击战由山地向平原的发展

一、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平原游击战的指示和部署

二、八路军在平原地区的初步展开

三、中国共产党关于持久战的理论和主张

第一部分　全面抗战的爆发

第1章　卢沟桥事变

一、卢沟桥见证日军蓄意挑衅

1937年2月20日，日本外务省制订《第三次处理华北问题纲要》，声言要“对南京政权采取措施”。4月中旬又召开外务、大藏、陆军、海军四相会议，阴谋侵占华北。6月，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扬言： “以对苏作战的军事观点来判断中国目前的形势，如我们武力许可，则应首先对南京政府加以一击。”注1驻屯华北的日军骤增，剑拔弩张，寻衅挑战，华北上空笼罩着战争的乌云。日本陈兵华北，驻屯军司令部设于天津，下辖河边正三混成第4旅团6000余人，分驻北平、通县、天津、塘沽、唐山、秦皇岛及山海关等要地，又扶植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所辖的保安队，盘踞在冀东通县、顺义、昌平、怀柔、密云一带，以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李守信为首的伪蒙军驻扎在察东地区，日伪军对北平已形成包围之势。卢沟桥距北平前门15公里，属宛平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其东面7公里是丰台，为平汉、平绥和北宁三条铁路交会之地，是通向平津、保定的要衢；西南6公里是长辛店，为平汉路北段的要镇，华北诸铁路修车厂和材料厂都集中在这里。自1936年9月日军进占丰台，便对该地区形成巨大的威胁，他们可以随时截断平汉、平绥、北宁三条铁路之间的联系。因此，日军如果进而占领卢沟桥地区，则北平将失去任何屏障，形同日军囊中之物。

日军对华北志在必得，在“华北分离”的政治谋略遭到失败后，华北驻屯军迫不及待地宣称： “为了把国民党和蒋政权从华北排除出去而行使武力，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情。”注21936年，日军在华北大量增兵后，频繁制造事端，不断加剧华北紧张局势，到1937年夏，它的气焰更加咄咄逼人。日本政府及军部分别派神秘人物大谷光瑞和陆军省军事课高级课员冈本清福等人到华北调查。6月30日，满铁总裁松冈洋右派驻北平的一个特务曾对人说：“一星期以内，如果不发生什么重大事件，就把我的脑袋给您。”7月1日，同盟社记者在天津向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表示：近期内北平将会发生非同寻常的事态。桥本回答说：“您的担心是对的，但是……我认为第29军方面是不会挑衅的，学生们的骚动也不过如此，闹不起大乱子来。实际上不如说日本方面多少有些问题……浪人们和一些野心勃勃想捞一把的人渴望着闹事，在天津散布种种谣言，甚至有人说： ‘七月七日将发生一个事件’。”注3 7月6日下午，冀北保安司令石友三异常肯定地对今井武夫说，日中两军将在卢沟桥发生冲突，并乞求日军不要攻击他驻北平黄寺的部分。注4日军进驻丰台后，常常以演习为名在卢沟桥附近挑衅，从每半月一次到三五日一次。真枪实弹，昼夜不断，有时竟逼近宛平县城，模拟攻城，其用心和意图昭然若揭。

图1.1　主政平津冀察的29军军长宋哲元

1937年7月7日夜，驻丰台日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由中队长清水节郎带领，以卢沟桥为假想攻击目标，在宛平县城以北地区举行夜间军事演习，第3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在日军现场训话中，反复以“七夕”（7月7日）为题大做文章。7月7日，这个笼罩着神秘、险恶气氛的日子，一个多月来时隐时显，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日本军政人士和亲日分子关于华北特别是北平形势的谈话中。日军蓄意制造的一场阴谋开始了。当晚10点40分左右，在卢沟桥东北的大瓦窑和永定河之间进行军事演习的清水节郎，“仿佛”听到几声步枪射击的声音，集合点名时又发现少了一名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日军在没有任何确切证据的情况下，竟然武断地判定是中国军队开枪，且诬指所谓失踪士兵已被中国军队胁迫进入宛平城，欲闯入县城搜寻。驻城的第29军第37师219团吉星文团长， “以值深夜，日军进城足引起地方不安，且我方官兵正值睡眠，枪声非我方所发，当场拒绝”。注5失踪士兵虽在20分钟后即已平安归队，日军仍然一再无理要求进城搜查，足见卢沟桥事变的发动是日军一次有预谋的行动。7月8日凌晨1点左右，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得知卢沟桥事变爆发。凌晨3点，该驻屯军竟已制订出对事变的《宣传计划》，由驻屯军主任参谋起草。该计划名曰宣传计划，实际上也包括了军事行动、特务活动及外交活动计划，全文分“正文”及“说明”两大部分，汉文译稿4000字。仅全文的要领部分就有四项八款数十条。如果事前没有充分的酝酿和细致的讨论，要在最多不超过两小时的时间内拟出如此详尽缜密的计划是不可想象的。其中有关于“要人的监禁”计划，仅对当时逗留山东乐陵原籍的第29军军长宋哲元就拟定了五种应付方案：（1）使宋迅速乘火车返回天津，否则用（2）监视其行动，使之一二日内乘飞机返津，又否则用（3）如宋不欲返，暂严密监控，再谋良策，（4）使其退避青岛，（5）万不得已时，济南特务机关长可果断采取最后手段，由驻屯军负责实施。仅此一端，即可看出设想之周到，计划之细密。“要人的监禁”之第一项目标，是由北平特务机关长实施、牟田口部队援助，“立即把秦德纯、冯治安绑架到北平警备队内，不许自由发表言论和行动”。对照日军早在事变爆发前就对中国军队将领的住宅和兵营、城门等目标一一勘探，制订了突袭计划等，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这个宣传计划的主要内容绝不是起草者在事变后一两个小时内的“创作”。计划还规定：“占领卢沟桥”，令日军驻津步、炮、工兵部队速赴丰台，在步兵旅团长指挥下，最迟于9日正午占领宛平县城，“要不顾忌彼我伤亡，果断实行攻击”。华北日军最高机关仅仅得悉演习日军一名士兵“失踪”，受到几发不明来源、并未造成实际损害的步枪子弹射击，即在未查明真相以进行交涉的情况下，立即作出监禁中国要人、攻占宛平城及卢沟桥这样重大的决策，显然是有预定目标和计划的。计划反复强调“先发制人”、“先声夺人”、“取缔言论”、“主动引导”，为此采取“收买”、“威胁”抗日报纸，“利用”、管制亲日报纸等各种手段。计划“说明”部分特别指出，要“证明事件发生非我方有计划的行为。但过多的强调，将陷于自我辩解”。这无疑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计划要求在宣传中避免使用有可能 “表示不扩大、就地解决等意图”的措辞。注6这清楚地表明，卢沟桥事件的发动，以至事件向大规模侵华战争发展都是有预谋的。

据今井武夫回忆， “卢沟桥事变一爆发……都暗地里认为这也是日本军阀企图重演柳条沟（柳条湖）事件的阴谋。这不限于外国人，即使我国国民也认为是驻华陆军的越轨行为，虽都不敢作声，但都心照不宣”。注7实际上，不仅是一般日本“国民”，而且包括首相近卫文麿、海相米内光政、外相广田弘毅等在内的日本许多军政要人都认为是日本陆军制造的事端，特别是近卫在事变扩大为全面侵华战争以后，曾直言不讳地对一个前华北驻屯军参谋说： “……支那事变是陆军的年轻人的阴谋。”注8至于“事端”具体是谁制造的，说法不一，有的说是土肥原贤二，有的说是华北驻屯军高级参谋和知鹰二，有的说是天津特别机关长茂川秀和。其中茂川秀和最值得注意，事变第二天即7月8日晚上，茂川与田中隆吉在天津一家日本餐馆喝酒时，曾向田中承认，卢沟桥事变是他组织人干的。在战后对他审讯时，他直言不讳地供认， 卢沟桥边的第一枪是日本人放的，事变责任应由日军承担。注9卢沟桥日军的枪声，标志着日本军队蓄意挑起冲突，伺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二、中国守军武力回击

面对日军随时挑衅，以扩大侵华战争的紧急局面，驻守北平的中国军队采取了紧急的警戒措施，密切监视日军行动。1937年6月初，第29军加强了对北平市区、郊区的巡逻和城门的守卫，在卢沟桥一带既设阵地也增加了兵力，并对沙岗实行夜间警戒。自6月26日起，第29军对北平实行夜间特别警戒，由第37师师长冯治安负责指挥。卢沟桥和宛平城的守备更受重视，为加强驻守兵力，第29军在这里配置了4个步兵连，并配属重机枪一连及轻重迫击炮各一连，计1400余人，其中将一连部署于铁路桥东面一带，一连配置在宛平城西南角河岔一带；第9连驻扎在宛平县城内，第10连作为预备队驻石桥以西的大王庙内，重迫击炮连安排在铁路桥西头，轻迫击炮则部署于城东门内， 重机枪连分守城内东南、东北两城角。注10兵力部署完毕后，中国守军时刻警惕日军的行动。

图1.2　宛平城门前防卫的第29军官兵

7月7日夜，日军挑衅的消息传到北平市长兼第29军副军长秦德纯处，他急忙派出交涉员同日方交涉。此时，日方失踪士兵业已归队，然而日军仍然继续蛮横地坚持要进城搜查，他们一面诡称 “须明了如何失踪情形，以便谈判”，注11甚至狂妄地要求中国军队退出宛平城西门，待日军进入城东门数十米后，再行谈判，一面又赶派援军包围宛平。冀察当局为防止事态扩大，同意中日双方各派代表前往宛平城作实地调查。翌日晨5时，当谈判代表刚步入县城不到5分钟，日军即以猛烈的炮火轰击宛平县城，并攻占了宛平东北方的沙岗。中国守军吉星文团长忍无可忍，下令还击。卢沟桥事变爆发，拉开了中日全面战争的序幕。

7月8日晨，日军一木清直大队长下令向宛平县城的中国守军进行攻击，率领第1联队第3大队主力，排成4路纵队，向驻守龙王庙及铁路桥的中国守军扑来。中日两军首先在龙王庙附近遭遇，中国守军面对具有优势兵力和猛烈炮火的日军，顽强奋战，并冲入敌群，同冲上阵地的日军展开激烈的肉搏战，终因寡不敌众，陷入重围， “死伤官兵180余名”注12，日军也以死亡上百人的代价占领了龙王庙铁路桥东头。与此同时，日军以另一部分兵力向宛平县城东门发起了进攻，并用猛烈的炮火轰击城墙。

卢沟桥战斗打响后，第29军将领秦德纯、冯治安、张自忠等召开紧急会议，并联名致电国民政府，表示抗战的决心： “彼方要求须我军撤出卢沟桥城外，方免事态扩大，但我方以国家领土主权所关，未便轻易放弃。倘彼一再压迫，为正当防卫计，不得不与竭力周旋。”注13同时，第29军军部发出命令：“卢沟桥即为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秦德纯指示宛平守兵： “保卫领土是军人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人的荣誉，务即晓谕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城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注14《第110旅旅长何基沣也下达了三条命令：（1）不同意日军进城；（2）日军武力侵犯则坚决回击； （3）我军守土有责，决不退让，放弃阵地，军法从处。注15面对日军以优势兵力向宛平县城大举进犯，中国守军官兵团结奋战，冒着猛烈的炮火，连续3次打退了敌军的猖狂进攻。双方激战至7月8日15时50分，日本驻屯军混成第4旅团指挥官河边正三匆匆从山海关赶到丰台督战，并增调重兵进关。 29军将士继续顽强抵抗，日军几次进攻宛平未果。接着河边便命第3大队在龙王庙附近渡过永定河，占领西岸，待援军到达后，9日拂晓再攻宛平城。注168日深夜，吉星文团又施夜袭，突击队员秘密接近铁路桥，出敌不意，两头夹击，冲入日军阵地，用大刀全歼了占领铁路桥的日军。9日凌晨，第29军收复失地，完全恢复了永定河东岸的态势，减少了宛平城侧后的威胁。中国守军重新变被动为主动，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狂傲气焰。日军见宛平城久攻不下，为争取时间集结兵力，便玩弄伎俩，于8日深夜要求同中国方面进行交涉。9日凌晨，就在中国守军刚刚收复铁路桥和龙王庙后，冀察当局为防止事态扩大，竟同意与日方谈判交涉，放弃了继续进攻的有利时机。

图1.3　守卫卢沟桥的第29军士兵，他背后的大刀是西北军传统延续的标志

卢沟桥的枪声激怒了第29军官兵，激怒了全中国人民。全国上下群情激昂，声讨日本侵略军。中国共产党于8日通电全国，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呼吁进行全面抗战，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援助第29军。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全国各地的抗日活动风起云涌般开展起来。事变一爆发，中共北平地下组织立即组织发起北平各界抗敌后援会，发动群众团体开展各项救亡工作，援助第29军抗战，并派人与吉星文团取得联系，鼓励他们英勇抗战。8日下午，北平民众救亡团体冒着危险赴前线慰劳抗日勇士。北平各校师生纷纷组织战地服务团准备赴前线效力，北平市民也踊跃援助前线。全国各地派出大批慰劳团体，赴卢沟桥慰问抗日官兵，冀察当局每天都收到大量全国各地发来的支援抗战的电报和信件，许多社会团体和个人，陆续汇出一笔笔款项，支持抗战，慰劳第29军官兵。各国华侨也迅速组织起华侨抗敌后援会、救灾总会、华侨筹饷会等团体，捐输财力，征集药品，或亲自回国，直接参加祖国抗战。卢沟桥中国守军的奋起抗敌，开始演变成一场全民族的抗战。

三、中日关于卢沟桥事变的谈判

七七事变后，中日关于卢沟桥事变的谈判以军事对抗为后盾进行了马拉松式的拉锯战。

根据应战而不求战的方针，蒋介石一方面于事变发生后积极进行了军事上的调动和部署，另一方面在调兵北上的同时，又表示愿意由冀察地方当局与日本谈判，希望尽可能和平解决这次事变。 7月12日，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卢沟桥事件第二次会报会议上，决定派熊斌北上，注17向宋哲元传达蒋介石“不挑战，必抗战”的指示。具体机宜是： “如宋主任因环境关系认为需要忍耐以求和平时，只可在不丧失领土主权原则之下与彼方谈判以求缓兵，但仍须作全盘之准备。”注18根据蒋介石的意旨，宋哲元多次与日军进行所谓“和平谈判”。冀察地方当局亦相继与日本达成了中日双方三条口头协议、11月的《卢沟桥事件现地规定》。宋哲元在与日人的周旋谈判中，为谋求卢沟桥事变和平解决，对日方作了令人遗憾的让步。

同时，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一面加紧备战，一面同日本政府方面进行交涉，企盼通过外交等途径和平解决这次事变。事变的消息传至南京后的第二天，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即向日本大使馆提出口头抗议，军事当局也开始考虑华北局势恶化后的应对措施。两天以后，外交部再向日方提出正式抗议，要求日本军队撤回原防， 并保留向日方要求赔偿的合法权利。注197月11日，再度正式声明：“中国的政策是对内推行经济建设，对外维持国际和平。对日关系，中国的政策是经由外交途径，基于平等与互惠立场，和平解决所有的悬案。”至于卢沟桥事件的解决，中国坚持： “此次所议定或将来待成立之任何谅解或协定，须经中国中央政府核准始为有效。”注20然而日本方面的立场也相当强硬，公然蔑视南京中央政府的地位，日本驻华大使馆参事日高信六郎于7月11日向中国外交部转达东京的立场：日本政府希望与地方当局“现地解决”，南京中央政府不能予以干预。7月12日，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告知日高信六郎：只要日本政府停止派遣军队来华并将已到华北的军队撤回，中国将立即停止军事调动。对此提议，日本政府没有作出正式的反应。

南京政府鉴于进行直接交涉无效，遂于7月16日通过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Hughs K.Hugessen）向东京试探调解的可能性。因日本政府坚持把卢沟桥事变的解决完全限制在华北地方当局的职权范围内而告失败。7月17日，日高信六郎将一份最后通牒式的备忘录送至南京政府外交部，警告南京政府不得干涉冀察当局与日本军方所订协定的实行，并严词限定中国政府“立即给予适当的答复”。19日下午，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向日本大使馆提出《备忘录》，重申中国政府“不扩大事态与和平解决本事件”的原则立场，提议中日 “双方同时停止军事调动，并将已派武装队伍，撤回原地”。注21还表示欢迎国际方面进行“斡旋、调解、公断”。日本对中国政府的《备忘录》极为不满，日高于20日再访王宠惠。日高称：“北方问题由冀察政委会洽，此次何妨授权该地折冲。”王答：“交涉须由中央办理”，“须两方同时撤退”。同时表示： “只须有一线和平希望，中国决不放弃其依据外交途径从事和平解决之努力。”注22

日军以谈判为名，利用宋哲元的软弱和南京国民政府对和平的幻想，使缓兵之计得逞。中国守军9日收复失地后，军事力量对比对中国方面非常有利，第29军除在卢沟桥附近永定河东岸合计约有一团兵力外，在北面有西宛驻军两个旅占据着八宝山，其中一部分已进入到卢沟桥西北约3公里的衙门口；在南面有第38师常驻南苑。此外，平汉线方面已从南方向长辛店增援兵力。日军方面，当时能够逐步调往前线附近的，“只有驻屯在北平附近的步兵约两个大队。天津派来增援的炮兵部队，因为连日下雨，道路泥泞，被阻在通州，无法前进”。 “也就是说，日本军部指挥官可能早发觉，如果开到卢沟桥的部队不寻找什么借口使之后撤，有被处于优势的中国军队包围的危险”。注23这便是日军提议谈判的目的所在。到7月16日，日军完成了包围平津的战略部署。这时，日军入关部队已达5个师团之众，兵力超过10万，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逆转。18日，日军设最高司令部于丰台，由香月清司指挥。当他们一切准备就绪后，便大举进攻宛平，炮轰长辛店，狂炸廊坊。19日，香月发表所谓“声明”，称20日后日军将采取自由行动。宋哲元等第29军将领遂放弃一切和谈幻想，表示誓死抗战。日军大兵压境，中国方面就和平解决事变同日方进行的谈判和交涉，使中国军队尽失歼敌之良机，平津告急，华北处于危急之中!

四、冀察当局的软弱

面对七七事变的严重性，冀察当局缺乏必要的认识，对和平抱有幻想，企图通过让步，达到同日妥协从而保存实力和地盘的目的。

当时，驻守冀察和平津地区的宋哲元部第29军下辖第37、第38、第132、第143步兵师，第9骑兵师和一个特务旅，加上地方保安部队，兵员总计约10万人。由于南京政府对日本侵略一贯采取妥协政策，也由于宋哲元与国民党中央长期以来的矛盾所形成的猜疑和隔阂，使宋哲元弄不清楚南京方面的真实意图：究竟是要抗战，还是要一如既往的妥协求和，或者是要借机派中央军北上以削弱自己的实力？因此，事变发生时，尽管宋哲元接到报告后即刻返回，但对事态的严重性却估计不足，他认为： “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的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注2412日，他发表谈话，认为卢沟桥事变乃系局部冲突，希望能合理合法地解决， 同时表示愿意接受日方10日提出的道歉、惩凶、撤军等苛刻要求。注25同一天，何应钦密电宋哲元指出：“惟卢事日趋严重，津市遍布日军，兄在津万分危险，务祈即刻秘密赴保，坐镇主持。”在此之前，7月9日蒋介石也曾电令宋哲元速到保定指挥。然而宋哲元以第29军 “兵力大部在平津附近，故先到津部署”注26为名，拒不服从南京政府屡次催调命令。对于南京派出的“北上之师”，宋哲元由于惧其“渐次夺其地盘”，而以种种借口， “均令其止于河北南境”。注27南京政府虽然派出参谋次长熊斌等一行前往解说国民党中央的方针，但由于南京方面在对日和战问题上徘徊不决，寄希望于 “在华北有权力之各国”，通过外交途径出面调停。注28因而熊斌的“解说”仍然不得要领。宋哲元始终以为自己的行动是与南京政府的步调相一致的。对于南京的特使询及他与日军的谈判，宋哲元一面强调自己 “向以国家为前提，以民族利益为依归，背中央意旨办理丧权辱国之事，决不去作”。注29另一方面又对南京政府以往对日妥协的做法表示不满，他说： “我有决心，决不屈辱，将来即令与日人成立何种协定，必较以往之何梅协定为佳。”注30

因此，冀察当局在事变之初表现得非常软弱。宋哲元认为11日签订的秦—松协议是可以接受的，和平之门并未“完全”关闭，还要再努力交涉。他给何应钦复电称 “先到天津，俟稍有头绪，即得赴保”。注31但到达天津后，即被亲日分子包围，陈觉生、齐燮元等纷纷要求他留津与日人谈判，企求和谈。为制造和平气氛，宋哲元于13日下令：从14日起，北宁铁路列车运行正常化，解除北平戒严，释放被捕日人，严禁与日军摩擦。为博得日本人好感，他特意将此令通报日军。

但是，日本侵略者对冀察当局的一让再让并不满足。14日夜，日军参谋又向宋哲元提出香月清司在“情况判断”中制定的七项要求。这七项要求苛刻得令人难以忍受，但宋哲元竟表示原则上无异议，惟希望延缓实行。随即又派张自忠、齐燮元、陈觉生与日方继续商谈，议定的结果是：立即实行撤兵和取缔抗日分子，处罚卢沟桥的营长，北平城防由第38师担任，日方提出由宋哲元道歉，中方提出由秦德纯代道歉。

宋哲元的态度，一方面是在紧急关头被亲日分子包围，中了日本奸计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没有认清日军意在挑起全面战争的真实面目，错误判断为日本人只想再次逼冀察当局让步。他想以“局部的让步”使日军中止侵略，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同时，南京政府和战不定的方针，既影响了整体布局，也松懈了宋哲元和第29军高级将领的备战情绪。宋哲元对蒋介石的和战意图不了解，因此下不了应战的决心，忽略了应战的思想准备，而只在和谈上浪费时间，结果贻误了战机。而日军则利用和谈带来的时间大肆调兵入关，进行华北作战的部署。 16日，日军入关部队已达5个师团约10万人以上，北平前线日军近万人，外围全落在其控制之中。注32此时宋部第29军尚分散于平津冀察各地，部队不仅未集结，反而按照日军要求，将北平的冯治安部调离，以赵登禹部换防， “企求对日示诚和平”。注33由于冀察当局在关键时刻犹豫动摇，以和谈麻痹了自己的斗志和备战意识，并下令拆除了防御工事，给北平城防留下了严重的后患。冀察当局的软弱，使中国军队丧失了有利战机。至7月26日，宋哲元发现自己中了日军的圈套，认识到 “大战势不能免”，注34决定武装抵抗侵略，惜已为时太晚。日军作战部署完毕，集中3万兵力，对平津发起总攻。

第2章　平津地区的陷落

一、日本决心扩大侵略

日本政府接到卢沟桥事变详报后，其内部是一片发动侵华战争的喧嚣声，并分成了“扩大派”和“不扩大派”。持“不扩大”观点的有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战争指导课主任参谋掘场一雄以及陆军省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等少数人，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则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这些人预见到对华全面战争将是长期的消耗战，主张对中国采取渐进的侵略方式。石原是北进政策的鼓吹者，在他看来，苏联是日本对外扩张的真正威胁，因此日本必须准备与苏联进行决战。但在日军与苏军相比苏方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有一个敌对的中国在背后，日本不可能同苏联对抗，因此他们认为还不到发动对华全面战争的时候。但这种意见在日本军部的影响是越来越小，日本皇族、政府和垄断资本家很快都认为应在对苏战争之前，首先要给中国一击。结果石原莞尔本人也迅即被调离军部。

“扩大派”人数众多，陆军大臣杉山元、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中国课课长永津佐比重是代表人物。他们认为“不扩大派”的顾虑完全是多余的，对“南京政权首先加以一击”，除去北进背后的威胁是最上策。在他们看来，这样干，不但可以解除侵苏的“后顾之忧”，而且可以利用华北等地煤、铁、盐、棉花等丰富的战争资源，大大加强对苏战备。由于长期狂热的军备扩张，国内经济不堪重负，再加上“满洲经营”计划遭到挫折，使这些垄断资本和法西斯势力的代表人物的侵华欲望更加强烈。同时，他们认为，日本如果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苏联至少在1937年内不可能乘机进攻日本。因为苏联外部受到德国的威胁，内部陷入“肃反”的混乱，数百万人被逮捕，数十万人被处决，甚至连远东苏军的高级军官也被牵涉进去。在这之前，1937年6月发生的干岔子岛事件更坚定了这些人的判断。6月19日，苏军占领了苏联和伪满洲国边界附近的干岔子岛。30日，关东军向苏军发起攻击，7月初，苏军撤离该岛。这就是所谓干岔子岛事件。日军由此确信，苏军近期内不会向日本发动进攻。在7月11日正式作出向中国大规模增兵的决定之前，天皇裕仁曾担心“苏联从背后进攻”，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明确回答：“陆军认为苏联不会进攻。”针对天皇对苏联“万一进攻怎么办”的顾虑，杉山元说，一次派出大量军队，短期内就把中国的抗战压下去， “事变大约用一个月时间可以解决”。注35连原先被称为是“不扩大派”的参谋本部第二课也认为，如果进行以消灭南京中央政权为目的的全面对华战争， 不过三四个月内就可以争取结束。注36主张扩大事态、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迅速成为日本政府的一致认识。

7月10日，日本陆军部决定从关东军抽出两个混成旅团，驻朝鲜军调一个师团， 从本土抽调航空兵团和3个步兵师团赶赴华北战场。注37在这之前，杉山元于8日午夜下令原定于7月10日复员的40000名士兵延期复员，等于增加了3个师团的现役兵员。同时，海军也作了派兵的准备。7月11日，日本召开内阁会议，讨论增兵华北方案。日本政府对于派兵就意味着要进行全面侵华战争这一点是非常清醒的，海相米内光政在会上指出：“必须考虑到派兵等于全面战争”，首相近卫、外相广田都表示同意这个意见。米内又问：如果作了战争动员，而没有必要派兵怎么办？杉山元则回答： “不会有那样的事。”注38内阁会议批准了陆军部的增兵方案，同时发表“声明”：“这次事件完全是中国方面有计划的武装抗日”，中国方面“无接受和平谈判之诚意，终于全面拒绝在北平之谈判”，因而 “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华北”注39，并任命香月清司中将为中国驻屯军司令，表明了日本全面对华作战的决心及准备。当天下午8时，冀察当局全面接受了日军提出的一切无理条件，由张自忠和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郎分别代表中日双方正式签订了协定。然而杉山元在当天夜间再度召开的内阁五相会议上表示，尽管“松井—张自忠协定”已经签字，也不能相信中国军队会履行条件，决定调派关东军、朝鲜军的计划照旧进行。

随后，日军集结重兵分三路进犯华北，包围北平。一路为关东军酒井镐次和铃木重康独立混成第1旅团和第11旅团，分别由公主岭、古北口出发，经热河省向北平北侧地区集结；一路为朝鲜军川岸文旅郎第20师团，由山海关入关，进犯北平南侧地区，窥视天津；第三路以天津驻屯军河边旅团为基干从东侧包围北平。由日本国内所抽调的3个师团先以板垣征四郎第5师团经朝鲜入关，会合海军进攻天津、塘沽。7月12日，日本新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到达天津，一面继续以缓兵之计迷惑宋哲元，一面则暗中加紧部署兵力，制定作战方案，处心积虑要消灭第29军所部。13日，香月清司制定了《7月13日中国驻屯军情况判断》，报告中表示当第一批增援兵力到达后，“必要时一举歼灭第29军”，“先以主力扫荡北平附近，然后根据情况可能进入保定、马厂一线”。报告规定了进入华北的各部队集结位置和完成战略部署的时间。

日本陆军部认为，对华作战的时机已经成熟，应该借口中国军队北上，把对华交涉政策改变为有限期交涉。尽管中国方面一再让步，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狂妄叫嚣要“惩罚中国军队，铲除华北纠纷之根源”， “根据情况预计可能转向全面对华战争”。注40他们估计，日本军队在19日前后可以完成作战部署，于是把有限期定为7月19日。16日，日本陆军部和参谋本部作出决定：“一、规定7月19日为履行期限，最低限度提出以下要求：（1）宋哲元正式道歉；（2）处罚责任者，包括罢免冯治安（第37师师长）；（3）撤退八宝山附近的部队；（4）在7月11日提出解决的条件上，改为宋哲元签字。二、中国方面在上述期限内对我方要求事项不予履行时，我军即停止现地交涉，讨伐第29军。为此，下令动员在规定期限满了时需要的国内部队，并立即派往华北。”同时，日本军部无理要求南京国民政府使 “中央军恢复旧态势，中止对日挑衅行动，并不妨碍就地解决”。注41次日上午，日本内阁会议审议了军部处理事变的对策，通过了关于现地谈判限期的决定，同时决定动员侵华日军40万人。会后，由日本驻华武官和驻华使馆参事官分别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通告。如此蛮横苛刻的要求，无疑是向中国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日军按照原定计划完成了扩大侵略战争的进攻部署。19日，日军第20师团近万人在师团长川岸文三郎的率领下，由朝鲜龙山抵达天津，并以一部集结于唐山、山海关。20日，关东军独立混成第11旅团主力抵达高丽营。至此，日军第一批增援兵力全部进入华北，抵达预定地点，形成了对北平的包围态势，并在平津一带不断挑衅，出动飞机狂轰滥炸。20日，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提出的《备忘录》，日本难以接受，目前事态已经发生变化。同时，日本军部正式决定 “使用武力解决事变”注42，并得到了内阁的批准。日本侵略军彻底露出了真面目，终于在7月28日撕毁了事变以来中日双方签订的一切协议，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二、中国政府战与和的矛盾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陷入和、战两难的窘境，经历了战与和的抉择过程。它开始曾对和谈抱有幻想，后在日军不断扩大侵略的情况下，逐渐丢掉幻想，决心抗战，并在政治上发起强大的宣传攻势，在军事上加紧部署，同时辅以外交手段争取国际上的同情和支援，为全面抗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深知事态的严重性，并相应地作了一些军事部署。7月8日，蒋介石首先电令宋哲元： “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注439日，蒋介石电促军政部长何应钦由四川速返南京，筹划抗敌事宜。同日，又密令第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部两个师开往保定集中，继往琉璃河开进；第40军庞炳勋部一师开赴石家庄（旧称石门），进驻沧县，归宋哲元节制；又调第53军万福麟部3个师附第91师前往保定集中，向固安、永清、雄县布防，第84师高桂滋部调至大同、怀来。蒋介石的部署意在使晋察绥与中原连成首尾相连的防御体系。10日，蒋介石密令宋哲元：“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工事，星夜赶筑，如限完成为要。”宋哲元因热衷政治谈判，迟迟不回保定指挥，蒋便于12日派参谋次长熊斌北上，向宋哲元传达中央的抗战方略。同时要求北平方面， “从速切实加紧备战，万勿受欺”。注447月17日，蒋介石命令商震部驻防黄河北岸的军队集中石家庄待命。但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军将大举进攻，仍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和有效行动，对未来抗战采取持久战还是歼灭战，也无定案。为制定南京政府的和战方案与军事部署，在何应钦主持下，从7月11日至8月12日，在南京的国民政府军政要员每天召开会议，研讨抗日时局与对策，共举行了33次会议。

从7月中旬开始，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当局对华北抗战计划提出了一些构想，主要有：（1）除抽调充足的武器弹药速运宋哲元部队外，为协同指挥，在石家庄设立行营，任命徐永昌为主任、林蔚为参谋长，并与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榘相联系，要求他们相机配合。（2）“以北平城、南苑及宛平为三个据点，将兵力集结、修筑工事，作持久抗战之准备”。如日军包围攻击上述据点， “保定、沧州之部队及在任丘之赵（登禹）师，同时北上应援，庶平、津可保”。注4526日决心大战后，蒋介石又要求“对沧州—保定、沧州—石家庄各线从速部署”，特别是 “先应固守北平、保定、宛平各城的基础，切勿使之疏失。保定防务应有确实部队负责固守。”注46

为贯彻实施上述构想，截至26日，中国军队除在平津的第29军外，另有5个师已集中沧保线，同时还有5个师正奉命向德（州）石线输送。以德石线为主力集中地，以沧保线为集中掩护线，并准备将沧保部队推至永定河岸，以便增援北平。此外，汤恩伯部被调往张家口，增援策应。然而，国民政府此时对发动全国性抗战仍然犹豫彷徨，尤其是在日本放出“不扩大”、“地方解决”的烟幕后，蒋介石更增强了避战求和的念头，对于事变解决仍抱有很大的“和平愿望”。国民党内部对事变的意见也并不完全一致。在对日军侵略企图的判断方面，有人认为日本不愿扩大事态；有人认为日军将大举进攻，形势如何发展，一时难以断定。在对于和战方略方面，有人主张若日方确不欲扩大事态，可以妥协，因为中国方面准备未周，开战难操胜算，不如缓兵以完成抗战任务；也有人主张采取强硬态度，决心抵抗，军事准备不可忽视。在对于战争全面化或局部化方面，有人主张一经开战，必然是全面化，应实行绝交、宣战； 也有人主张依现实状况，仅能局部化，不能谈绝交。注47蒋介石对日军进攻华北仍抱有侥幸心理，十分希望西方国家出面干涉。他亲自邀见英、美、法、德外交使节，恳请他们出面调停，即 “斡旋、调解、公断等，我国政府无不乐于接受也”。注487月12日，中国驻外人员秘密询问英美两国是否愿意出面调解中日危机。英国迅速提出了一个由英、美、法进行联合调解的计划，但美国的反应十分冷淡。16日，国民政府请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向日本转达：希望中日从7月17日停止调动军队，以逐步实现和平。同时，北上的中国军队行至保定一线后亦奉命停止前进。

中国政府战与和矛盾的根源是其“应战而不求战”的指导思想。这种思想的出现乃在于蒋介石的“最后关头”的界限虽然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但毕竟还没有突破，日军尚未攻占平津，和平妥协还存一线希望。“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蒋介石不会放弃寻求“和平”的努力，这是蒋一贯的对日态度。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第一次公开了总是含糊其辞的中日关系“最后关头”的界限，意在引起日方对卢沟桥事件严重后果的注意。蒋说： “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末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注49并郑重表示：“万一到了最后关头，吾人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正是基于蒋介石的这种思想，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坚持“谈判”与“备战”并重的方针，陷入了战与和两难的境地。

国民政府的这种态度，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军队的部署， “我集中部队，颇觉迟缓；战斗序列，犹未颁发；后方补给，亦未观定，前军各师，各自为政……指挥不一，亦危道也”。注50由于最高军事当局的战略指导是应战“折冲”，故增援平津的部队都停留在保定以南的冀中、冀南地区，仿佛在坐待日军选择进攻平津的日期。此外，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派之间的隔阂根深蒂固，非嫡系部队生怕被借机消灭，各军互相猜忌，观望不动，丧失了良机。对于中央军北上，连蒋介石的嫡系将领都存 “未知中央此次对日战，对各该军，是否整个或分割加入战斗序列，抑将乘机分别他调”注51之想。所以，地处华北对日最前线的宋哲元对此深存顾虑，对归他节制的孙连仲、庞炳勋两部，只允许到达保定，致使增援部队与第29军相距甚远，难以呼应和协调作战。况且，由于南京政府战与和的矛盾，宋哲元对中央意图捉摸不清，生怕蒋介石借机削弱或牵制自己。因此宋哲元在接到南京政府积极备战的指示后心里并不踏实。打耶，和耶？宋哲元举棋不定，于是致电冯玉祥， “探询中央内情”。注52对冀察当局在处理事变时所表现出来的软弱起了一定的催化作用。

三、廊坊事件

宋哲元从日本大举增兵、变本加厉的侵略行动中，认清了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并于22日晚与北上的参谋次长熊斌等人的会晤中，了解了蒋介石准备抗日的态度，以及蒋介石令其移驻保定的用意，遂积极筹划抗战。与此同时，蒋介石补充第29军子弹300万发，并令河南一部分高炮部队调至保定，归宋哲元指挥。

7月25日，廊坊事件爆发。廊坊位于平津之间，北宁铁路穿镇而过，扼平津间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时由第29军派第38师第113旅驻守。日本为攻陷北平，非占领这一军事要地不可。7月11日开始，日军不断到廊坊实行挑衅、侦察，为攻占廊坊找借口、作准备。25日下午4时，一列日军兵车开进廊坊站。初到站，日军声称是交通列车，修理沿途电话线。但从车上下来的却是日军第20师团第77联队第11中队的官兵，他们在站台上布置警戒，驱逐车站闲杂人等，并禁止站外的行人进站，实际上欲将车站非法占领。廊坊警察分局中国驻军派代表前去交涉，然日军蓄意挑衅，除仍留主力部队隐蔽在车站内之外，又派兵出站沿廊坊周围修筑工事，遂与当地驻军发生武装冲突。中国军队被迫主动出击日军，占据有利地形，利用早已筑好的工事，给日军以猛烈的打击。日军没带重武器，加之立足未稳，又一贯轻视中国军队，仓促应战，伤亡惨重，但仍占据车站进行顽抗，等待援军。廊坊驻军决定争取主动，在拂晓前将车站内日军全部歼灭，夺回车站。但当夜12时，因接到北平方面的调解冲突的通知，只得放弃拂晓前歼敌计划。与此同时，日本华北驻屯军却增派援兵千余人，还命令驻屯军步兵旅团第2联队第2大队在乘火车去北平途经廊坊时，下车参加该地战斗。26日拂晓，日军27架飞机开始在廊坊上空轮番轰炸。上午8时，日军增援部队基本到达，立即在飞机和装甲车配合下，对中国守军阵地发动猛烈攻击。车站、营房均毁于炮火。中国守军一面作殊死抵抗，一面撤入青纱帐，至下午1时，因不敌优势的日军，忍痛退出廊坊，转至安次县城关。日军占领了廊坊，断绝了中国军队平津之间的交通，第29军陷入了更加危急、被动的局面。

四、北平失守

日本中国驻屯军所辖各部至1937年7月20日为止，全部到达指定位置，完成了进攻部署。驻屯军司令部驻天津，步兵旅团司令部驻北平，下辖部队分散配置在丰台至山海关的北宁铁路线上。其中第1联队主力驻北平丰台与通县，一部驻天津；第2联队主力驻天津，其余分驻在塘沽、滦县、秦皇岛、山海关等地；增援华北的日军独立混成第1旅团集结于密云；独立混成第11旅团驻扎高丽营；第20师团主力到达天津，并以一部在唐山和山海关集结。原有的驻屯旅团全部集结于北平。总兵力约30000人。

中国方面，驻平津与冀察地区的第29军共辖步兵4个师，骑兵1个师和1个特务旅，2个保安旅，总兵力约10万人，其军部驻南苑。第37师驻北平和保定地区，师部驻北苑；第109旅驻保定，一部驻任县；第110旅驻西苑、八宝山、卢沟桥和长辛店一带；第111旅驻北平城内。第3师驻天津附近韩柳墅、小站、廊坊、马厂和大沽一带，该师第1旅驻大名、广平、长垣地区。第143师驻察哈尔省及河北省境内的平绥铁路沿线。骑兵保安部队及独立第39旅驻北平黄寺和北苑，并有一团驻北平城内。冀北保安部队和独立第39旅驻北平黄寺和北苑。在日军向平津地区集结期间，南京政府军事当局也派兵一部向保定和石家庄地区集结。在日军完成进攻部署后，第29军也令第132师在永定河以南集结，并令该师独立第27旅进入北平担任城防。

7月26日，攻占了廊坊的日军继之又占领了平津间的北仓、杨村、落垡等车站，切断了天津与北平之间的交通。宋哲元得报后，立即召见外交特派员，告以 “战争恐不能免”注53，急令第143师师长兼察哈尔省主席刘汝明迅速返察，做好作战准备。

就在同一天，驻丰台日军500余人自丰台乘卡车数十辆，开到广安门外财神庙以北集结。当晚7时许，约200名日军分乘载重汽车十数辆向广安门开来，冒充城内驻华使馆卫队野外演习归来，企图混进北平城。担任广安门城防的独立第25旅第679团刘汝珍部识破诡计，乃打开城门，诱引日军入城之后，一齐开枪射击。敌军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损失惨重，敌首樱井德太郎负伤而逃。当日，香月清司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限29军于27日正午以前将卢沟桥和八宝山附近的第37师撤至长辛店，并把北平城内的第37师所部全部撤出城外，然后陆续退往保定， “如果不实行，则认为贵军未具诚意，而不得不采取独自行动以谋应付”。注54按照日军要求，简直是要中国军队拱手让出北平。

不待中方答复，日军便于7月27日凌晨3时向通县发动总攻。双方激战至午时，中国军队寡不敌众，突围撤退。同日晨5时，日军也向团河围攻，并出动飞机18架配合作战，中国守军伤亡逾千人。至此，蒋介石和宋哲元都感到和平解决中日冲突已毫无希望。蒋电令宋部， “应固守北平、保定、宛平各城为基础，切勿使之疏失，保定防务应有确实部队负责固守”。注55宋哲元一方面电呈南京国民政府，陈述华北局势严重；另一方面正式答复日方，拒绝一切无理要求，退回日本的最后通牒。宋哲元当日召集军政要员会议，会后发表了《决尽力自卫守土通电》，表示在“国家兴亡，千钧一发之际”，要 “决心固守北平，誓与城共存亡”。注56同时又下令设立北平城防司令部，任命冯治安为城防司令，张维藩为戒严司令，秦德纯为总参议，配备了城防部队，加紧构筑临时工事，准备固守北平。宋哲元又通令29军各部奋勇抵抗，连夜派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戈定远驰赴保定，指示北上的第40军向静海、独流镇集结，策应天津，第26路军进驻长辛店、良乡，以支援北平，协同作战。

可是，宋哲元对日态度的摇摆，使抗日作战丧失了最宝贵的时间，日军绝不允许第29军有喘息的机会。7月27日深夜，日军对北平南郊的南苑发起试探性进攻。28日黎明，日军向北平地区第29军发起总攻。集结于团河附近的日军第20师团主力与位于北平东南约15公里处马驹桥的华北驻屯军一部，在40架飞机的掩护下，从东、南两面同时向南苑阵地进攻，另以混成第4旅团所部切断了南苑到北平间的公路联系。其独立混成第1旅团、独立步兵第11旅团，由北平北侧推进，攻击北苑和西苑。日军出动飞机轮番轰炸北平四郊中国守军的工事。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第29军在敌重兵围攻下仓促应战， “因驻地分散，且中其缓兵之计，未能将兵力集中”注57，很快被敌军切成数段，分割包围。加之防御工事简陋，尤其是南区方面，仅以营房周围障碍物为掩体，在日军优势炮火和飞机的狂轰滥炸下，被炸得血肉横飞，惨不忍睹。很快，各部队之间的通讯失去联络，造成指挥失灵、秩序混乱，情况极其险恶。位于丰台的日本驻屯军主力，前出至大红门地区，切断南苑到城内的道路，阻击由南苑向城内撤退的第29军部队。下午，南苑战斗结束，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壮烈殉国，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在撤向北平时，受到日军袭击，中弹身亡。

当南苑战斗展开之际，第29军第37师一部曾向丰台之敌发动攻击，并一度收复丰台，但后又被日军增援部队击退。29军在大瓦窑、大井村、小井村、五里店、卢沟桥车站等处都猛烈地反击了敌人。

28日，昌平、高丽营的日军在飞机的配合支援下，分向沙河、小汤山、北苑一带猛扑。第29军所部在战事失利的情况下仍浴血奋战，节节抵抗，邻近傍晚向北城圈退却。日军独立混成第11旅团攻占清河镇，该地守军冀北保安部队第2旅退至黄寺。日军独立混成第1旅团占领沙河。为扭转被动局面，武清方面的中国军队进行反击，向廊坊展开攻势，切断敌人后路，威胁其侧背，但很快被敌军回援部队击退，于当晚向安次撤退。下午2时，宋哲元召开军政首脑会议，决定委派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兼北平市市长。入夜以后，战况对第29军更加不利，北平南、北郊的日军俱已迫近城垣。宋哲元见大势无法挽回，乃命令北平郊外作战部队向永定河右岸退却。第29军司令部也于当晚撤至北平市内，宋哲元召开了第29军最后一次高级军事会议，决定撤离北平。晚11时，宋哲元偕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及冯治安、张维藩等离平赴保定，留下张自忠收拾残局。第37师也奉令向保定方面撤退。

图2.1　1937年8月8日，占领北平的日军举行入城式

29日上午，日军独立混成第11旅团进攻北苑与黄寺。黄寺守军冀北保安部队与敌战斗至中午后撤退。北苑守军独立第34旅与敌战斗后转移到古城，战斗结束后又返回北苑。该旅于31日被日军解除武装。留在北平城内的独立第27旅被改编为保安队，维持治安，数日后突围到察哈尔省。第29军第37师奉令向保定撤退时，该师第110旅在宛平至八宝山之线掩护军部和北平部队经门关沟南撤。任务完成后，该旅于30日撤向保定。日军独立混成第1旅团和驻屯旅团分别在30日晚和31日进占长辛店西南高地和大灰厂附近地区。至此，文化古城北平完全沦陷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

五、天津失陷

日军攻占北平，扼住了平汉、平绥铁路，然后以北平、山海关和唐山的兵力夹击驻守天津之第38师。天津形势危如累卵，十分险急。

天津是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所在地，平日驻有日军河边旅团步兵第2联队、独立炮兵联队及战车、骑兵、工兵、化学各一个中队，驻屯军空军大部也集中在天津。七七事变爆发以来，日军相继控制了天津的海路和陆路交通，驻塘沽的日军千余人占领了塘沽码头，驻天津日军则占领了天津火车总站和东站。日军大量增兵天津，除步、炮兵外，还有大批飞机，“截至27日，津市共停日机60余架”，28日下午4时，又有日军临时航空兵团飞机“百余架抵津东局子机场”。另外，日军还不分昼夜地进行侵占天津的战术演习，从25日起，已发展到演习巷战，到27日，日租界实行戒严。

此时，驻天津的中国部队不仅同北平失去了联系，且在数量上亦处劣势。天津市内及郊区只有第38师手枪团1000余人，独立第26旅的两个团约3000人，天津保安队3个中队和武装警察约1500人，共计5500余人。天津上空密布的战云使中国守军决定主动出击。他们在副师长李文田的率领下，于28日凌晨1时向日军发起攻击。由于中国军队主动出击，日军仓惶应战，战役之初的几个小时，中国军队打得很顺利，相继收复了天津东站和总站、北宁铁路总局。在东局子机场和海光寺战斗中，中国军队也给予日军以严重打击。中国军队的突然进攻，完全打乱了日军的部署。日军料所不及，仓惶应战，处境极为不佳。日本驻津总领事给日本驻北平大使馆的电报承认， “由于中国方面的攻击，我方处于极为危惧的状态”。注58

29日凌晨2时起，日军分四路出动，大举进攻天津市区。李文田与副指挥刘家湾、天津市府秘书长马彦发出联名通电： “自卢案发生，日本无端分别袭击平郊各处外，并于今日晨复强占我特别四分区，分别袭击各处，我方为国家民族图生存……誓与津市共存亡，喋血抗战，义无反顾。”注5938师及天津保安队奋勇抵抗，并对日租界实施包围，大举反攻。经反复争夺，中国军队终于攻入日租界，并从大和街、旭街、福岛街三个方面包围了日军守备部队。在中国军队的攻击下，日军“已完全陷入危急状态”，租界内实行非常戒严，连日本侨民也被组织成“义勇队”，准备作困兽之斗。与此同时。中日两军在天津总站、飞机场、华北驻屯军司令部等处激战，战斗非常激烈。

29日上午8时左右，大沽口第224团炮轰停驶于海面的日本军舰，日海军与步兵联合发动反扑，大沽口形成激战。同日，中国守军化装成保安队员进攻为日军所占据的公大第七厂，战斗从凌晨持续至下午，给日军以较大杀伤。

下午，香月清司命令第20师团高木支队迅速增援天津，关东军司令官也命令原计划向承德输送的一个支队转往天津。下午2时许，敌援军赶到，在战车、飞机的掩护下向中国军队反扑，并重点轰炸北宁路总站以北的保安队总部、北宁公园、市政府、金汤桥西畔的警察总部、日租界北端外的电话局、东站和万国桥之间的邮务总局以及南开大学，使总车站、南开大学校舍等处大半毁于战火。中国军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付出了惨重代价，战斗力锐减。孤立无援的天津守军在敌四面包围和空中轰炸之下，有全军覆灭之虑，急需有力部队的增援。遗憾的是南京政府却对天津抗战采取了推脱观望的态度。27日，宋哲元曾致电蒋介石要求庞炳勋军迅即集结静海、独流镇一带，以便策应天津，被蒋介石托词拒绝。29日上午，宋哲元又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再次 “拟请中央速派大队增援”注60，结果是石沉大海，杳无回音。中国军队在血战一昼夜后，自力不支， “惟天津方面，日方又增厚兵力，且随有大批飞机飞至”。注61李文田等率驻津各部被迫于29日下午3时撤离天津，到静海县和马厂两地集中。30日，在北平失守后的第二天，华北重镇天津也沦陷了。

第3章　国民政府的抗战决策及部署

一、国防联席会议的抗战决策

1937年7月底，随着华北两个最重要的城市北平和天津被日军占领，中国面临着和与战的最后抉择。蒋介石8月4日在日记中写道： “平津既陷，人民荼毒至此，虽欲不战，亦不可得，否则国内必起分崩之祸。与其国内分崩，不如抗倭作战。”注62蒋介石这篇日记之后的第三天，也就是8月7日晚，他以国防会议议长的身份在南京的励志社主持召开了国防联席会议。

出席国防联席会议的人员有国防会议的委员和中政会委员，内有国民党重要领导人，政府中的院、会及各部首长、三军主要将领，以及重要省份的主政者，特别是包括那些和蒋介石关系较为疏远甚至紧张的省份的主政者，如广西的白崇禧、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龙云、山西的阎锡山，红军中的周恩来、朱德等都收到了与会的邀请。

8月7日上午，在国民政府礼堂内召开了国防会议，晚上8时，国防联席会议正式举行。会议的正式人员有蒋介石、林森、汪精卫、张继、居正、于右任、叶楚伧、戴季陶、孙科、陈立夫、阎锡山、冯玉祥、王宠惠、何应钦、唐生智、陈调元、刘湘、何成浚、陈绍宽、白崇禧、何键、朱绍良、余汉谋、蒋作宾、王世杰、吴鼎昌、张嘉璈、俞飞鹏，列席人员有邵力子、张群、黄绍竑、熊式辉、顾祝同、钱大钧、邹琳，加上负责会务工作的秘书厅长程潜，副厅长刘光、杨杰，秘书记录龚浩、徐祖诒，书记速记熊诚，共到会41人。

00收到参会的邀请后，主政山西的阎锡山于8月2日就应召到了南京。8月4日，白崇禧乘南京提供的专机飞抵南京，此为蒋桂战争之后白崇禧第一次来到南京，蒋桂长期尖锐对立形成的不快和尴尬，在民族危亡之时迅速弥合。白崇禧抵京当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白健生到京，团结可喜，其形态皆已改正矣。”注63白崇禧于抵达的当晚出席在何应钦公馆举行的“会报”，向与会者通报了广西的军力。他表示广西共有7个师，其中有6个团的士兵充当兵工在开矿，因此， 约有5个师的兵力可以使用于对日作战。注648月7日，刘湘抵达南京。此前南京方面曾担心对日战争爆发之后四川将领是否愿意出兵抗日，刘湘现身南京更使所有的疑虑与流言得以烟消云散。国防会议与国防联席会议的顺利召开令蒋介石信心满满，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国防会议开成，全国将领集京赴难，得未曾有之盛况，是为胜利之基也。”注65

蒋介石以国防会议的议长身份主持了会议。他在致词中说： “所有这次会议议决的计划种种，我们如果能够切实做去，而且能予适当之处置，就能够奠定了我们民族、国家复兴的基础，如果处置的不得当，那就必陷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之中。换言之，目前中国之情势，乃是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注66

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与会者作了“卢沟桥事变之经过及处置”的报告，他提到华北战事形势的严峻，并提到会议召开时的前方战况： “自八月一日起，杨柳青、南口以及平津等方面，均为轰炸甚烈。目前南口等地在对峙中。关于战事详报，还没有接到廿九军的报告，我方阵亡将士约五千人，其他物质上损失很重。日方死伤一千人，内中伤六百多人，死三百多人。”注67

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秘书厅）副主任刘光做了“军事准备事项”的报告。他提醒与会者，“关于敌军对我使用的兵力——秘密的增调大概有八个师，预备总数有廿四个师”。 日军主力集中用于华北。注68

至于中方的应对，刘光提及：中国将划分四个战区，兵力之支配大概为：一、冀鲁等地——六十个师；二、晋绥察——一十五个师至廿个师；三、上海、杭州、乍浦——十个师；四、福建、广东等地——一十五个师。预备军区：一、广东；二、四川；三、贵州、云南； 四、平汉南段粤汉段。注69

介绍完军事形势和军事准备之后，会议就转入其最为重要的任务：决定和战大计。在决定之前，蒋介石再度发表演讲，他提醒与会者注意该会议对国家安危、民族存亡的重要性。他说： “现在这回中日战争，实在是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这回战争能胜利，国家民族就可以复兴起来，可以转危为安，否则必陷国家于万劫不复之中。中日战争，假如中国失败，恐怕就不是几十年，甚至于几百年可以复兴的。今晚能与各地长官，各位同志聚集在一齐，来讨论大计的决定，这对于我们国家的存亡，有绝大的关系……胜利是党国的幸福，生死存亡，义无反顾。就是失败，也可以对得起后辈和我们的祖先。因此之故，应绝对将个人的一切撇开，完全站在国家的立场上，来讨论决定大计。”注70

蒋介石在演讲中还坦露了他对日本贪得无厌的厌恶和对两国和平的绝望，他说：“许多人说，冀察问题、华北问题，如果能予解决，中国能安全五十年。否则，今天虽能把他们打退，明天又另有事件发生。有人说将满洲、冀察明白的划个疆界，使不致再肆侵略。划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占之行为，这我敢做。可以以长城划为疆界。要知道日本是没有信义的，他就是要中国的国际地位扫地，以达到他为所欲为的野心。所以我想如果以为局部的解决，就可以永久平安无事，是绝不可能，绝对做不到的。”他呼吁说： “大家今天要有一个决定，如果看到我们国家不打战要灭亡的，当然就非打战不可。是不是不打战将来失地可以不久能恢复的？请各位为民族为国家的存亡作个忠的打算，将敌人的优点缺点，同我们的优点缺点加以缜密的考虑，尽量的发表意见，以决定我们今后的方针。”注71

继蒋介石之后，汪精卫率先对战与和的问题发表了意见，他列举了四点说明和日本开战的必要性，以及精神力量可以让中国取得胜利： “一、目前中国的形势，已到最后关头，只有战以求存，绝无苟安的可能。二、战时的准备速率，并不因战事而有阻碍，且比平时为速。三、最后的胜利，是操纵在有高尚道德的一方面。四、精神是驾驭物质的，物质乃是为精神所利用的。物质的损坏不足惜，只要精神的贯彻永久的存在。”注72

国民党元老张继在演讲中，主张与日本 “宣告断绝国交，予日以严重态度，表示中国的坚毅决心”。注73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认为“只有抗战，予打击者以打击，才能谈生存的要义”，不过，他并不赞同张继的观点，因为从策略上考虑， “宣布‘断绝国交’有影响战事上的运用，给他一个不宣而战，有利于我甚多”。注74当时反对对日宣战者担心一旦进入法律上的战争状态，日本将利用交战国权利，对中国沿海进行封锁，对来往中国的船只进行检查，从而断绝外国对中国武器弹药及军需器材的供应。

四川省主席刘湘在会上表态说： “一、四川人民愿在政府领导下，作不顾一切的为民族求生存战。二、最后的胜利，必属于我，惟有持久抗战，可以奏杀敌致果之效，方知多难兴邦，言之不谬。三、以两年为期，四川可筹出兵员五百万。”注75

最后，会议要求所有与会者对和战大计表态： “如决定抗战，请各自起立，以资决定，并示决心。”注76结果，与会者不约而同全体起立，决心抗战。

会议除了确定对日抗战外，还决定与会者必须决定共同遵守以下两点： “一、在未正式宣战以前，与彼交涉仍不轻弃和平。二、今后军事、外交上各方之态度，均听从中央之指挥与处置。”注77

会议开了3个多小时，到深夜11点半才散会。这次会议在抗战史上意义重大，会上凝聚了当时中国党政军首脑及中央和边缘省份军事将领的共识，形成了全面抗战的正式决定。与会的张嘉璈（字公权）受到会场气氛的感染，他写道： “全场中举国一致精神之表现，恐为数百年来所未曾有。”注78

由于国防联席会议的召开，对日抗战正式上升为国策，战争动员、军事部署、战略制订和机构设置工作等因此次第展开。

二、战时机构的建立与《自卫抗战声明书》的发表

国防联席会议决定全面抗战后，中国开始组建战时政府，制定战时政策及军事战略，统制经济、发布命令和征用兵力，开始向战争状态过渡。

8月11日，国民党中政会开会，决定设陆海空军大本营，由大元帅代表国民政府主席行使统帅海、陆、空军之权。该会还通过《国防最高会议条例》，决定成立国防最高会议，为“全国国防最高决定机关，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负其责任”。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为国防最高会议主席，中政会主席为副主席。成员包括“中枢党政军各方面的首脑人员”。职责为：1.国防方针之决定，2.国防经费之决定，3.国家总动员事项之决定，4.其他与国防有关重要事项之决定。国防最高会议主席拥有极大权限，可以对党政军一切事项“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从而赋予了蒋介石以战时的绝对统帅权。14日，国防最高会议举行第一次会议，决议设立国防参议会为国防咨询建议机关，以容纳党外抗日分子， 同国防最高会议一起共同负责筹划抗战国策。注79

中国战时机构的建立为即将到来的全国性抗战作了组织和战略准备，使中国能够在日本的进攻面前从容组织抗战和实施抗战方略。

1937年8月13日，日本海军陆战队一个小分队向上海江湾八字桥中国守军第87师阵地发动进攻，中国守军奋起还击，拉开了淞沪抗战的序幕。

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正式向国际社会表示：“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 “中国今日郑重声明：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国际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已为日本所破坏无余。此等条约，其最大目的在维持正义与和平。中国以责任所在，自应尽其能力，以维护其领土主权，并维护上述各种条约之尊严。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则当于两国国交谋合理之解决，同时制止其在华一切武力行动。如是则中国乃当其和平意志，以期挽救东亚与世界之危局；要之吾人此次非仅为中国，实为世界而奋斗，非吾为领土与主权，实为公法与正义而奋斗。吾人深信，凡我友邦既与吾人以同情，又必能在其郑重签订之国际条约下各尽其所负之义务也。”注80

自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占领平津、进攻华北，又在紧邻南京的淞沪地区挑衅，中国在日本步步侵略面前，实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开始步入全面抗战的轨道。

8月20日，成立大本营，并以大本营的训令颁发了国军战争指导方案和作战指导计划，确定以持久战为作战指导的基本主旨，并进行了较为正确的敌情判断和军事部署。《国民政府大本营战争指导方案》中说：“一、本大元帅受全体国民与全党同志付托，统帅海陆空军，及指导全民，为求我中华民族之永久生存，及国家主权领土之完整，对于侵犯我主权领土，与企图毁灭我民族生存之敌国倭寇，决以武力解决之。”“三、大本营对于作战指导，以达成持久战为基本主旨，因此将军令、政略、财政、经济、宣传、训练，划为六部，分担任务，各应本主旨，适切运用，紧密连系，俾获最后之胜利，为共同一致最高之原则”。蒋介石任陆海空军大元帅，程潜任参谋总长，白崇禧为副参谋总长。8月27日，国民党中常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使陆海空军最高统帅权，并授权该委员长对于党政统一指挥。军委会下增设秘书厅，张群为秘书长，陈布雷为副秘书长，设立军令、军政、财政、经济、宣传、组训6个部， 分掌有关事宜。注81从而正式以军事委员会取代大本营，成为战时最高统帅机构。

三、国民政府西迁重庆

平津的陷落震撼了南京，淞沪战事的爆发更直接威胁着国民政府的权力。尽管为了安定民心，表达中国政府抗日的决心，国防最高会议曾于8月14日宣布 “外侮虽告急迫，政府仍应在首都不必迁移”注82，但是，迁都的准备工作实际上已在进行。7月27日，蒋介石曾命令军事机关长官会报第17次会议讨论“各院部会实施动员演习及准备迁地办公”问题， “限三日具报”。注837月29日， 何应钦建议先将政府机关人员的眷属秘密疏散至内地。注849月， 德国军事顾问斯达开（Staike）亦建议考虑政府迁移问题。。注85

日军飞机的轰炸，也使南京笼罩在战争气氛中，自八一三抗战以来，日军 “轰炸中国之密集部队及军事设施并掷炸弹120吨，参加轰炸南京的飞机在800架次以上”注86， “无辜民众惨死在敌弹之下者，先后达300余人”。注87尤其是随着淞沪方面战况吃紧，国民政府从10月底起，就开始陆续向武汉、长沙和重庆三地疏散政府机关人员。

上海失守后，国防最高会议于11月17日在铁道部防空洞召开，决定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往重庆。19日，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对迁都重庆的决定作了说明。蒋介石称“国府迁渝并非此时才决定的，而是三年以前奠定四川根据地时所早已预定的”。他说：“如果没有像四川那样地大物博、人力众庶的区域作基础，那我们对抗暴日，只能如一二八时候将中枢退至洛阳为止，而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作安全。”他称迁都重庆的目的是保证“我们国民政府不被消灭”， “只要国府存在，必与之抵抗到底”。注88

当天晚上，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及其随从人员由南京乘船，溯江西上，26日抵达重庆。五院和其他各部、会也分别迁往重庆、武汉、长沙。但军事委员会仍留南京。

20日，国民政府发表了《为贯彻长期抗战移驻重庆文告》，表明了中国决心抗战的意志。

为了安定军心和民心，11月21日，蒋介石分别致电各省市国民党党部和政府、各军事将领，说明迁都之目的“在使中枢不受敌人暴力之威胁，贯彻我全国持久抗战之主旨，以打破日寇速战速决之迷梦”。他声称政府迁渝后，“我前方军事，不但绝无牵动，必更坚决进行”， “且中枢移驻内地，首脑既臻安固，则耳目手足，更能充分发挥其效用；就整个抗战大计而言，实为进一步展开战略之起点”。注89

蒋介石自己留守南京指挥，直到12月7日乘飞机离开南京。

四、工厂与文化教育机构的内迁

随着淞沪战事的爆发，集中于沿海、沿江大中城市及华北、东南一些较为发达地区的工厂有毁于战火或沦入日本人之手的危险。国民政府为保障支撑抗战所需工业物资的供应不致中断，决定有计划、有步骤地把一批重要的官办工矿企业迁移到西南和西北内地。一些爱国的民族资本家不甘沦为亡国奴，更不愿工厂落入敌伪之手，纷纷要求政府资助迁移到内地各省。同时，为保存中国的学术文化，华北和东部沿海地区的文化和教育机构也陆续内迁，形成了抗战初期蔚为壮观的工厂内迁和高校、学术文化机关内迁运动。

工厂内迁在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即有筹划。1937年7月22日，资源委员会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密令，设立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规定总动员具体事项有粮食、资源和交通统制，民众组织与训练，各地卫生机关及人员材料之统制和金融财政之筹划。其中资源统制指定由资源委员会、实业部、军政部、财政部、全国经济委员会、交通部、铁道部会同筹办，由资源委员会召集，负责具体实施。28日，资源委员会机器、化学组召集会议，建议 “迅速迁移机器及化学工厂，以应兵工需要，并派员先行接洽”。注908月6日，资源委员会机器化学组召开会议，议定机器厂内迁具体办法，其他如橡胶和食品等行业的工厂也被同意一并迁往内地。8月9日，资源委员会根据派出人员与上海工业界人士商洽结果，拟定迁移工厂提案，致函行政院，请求政府补助工厂迁移费用和奖励工厂内迁，并由政府出面商请银行低利息借贷给工厂、拨给地亩额等，行政院于次日第324次会议议决： “奖励金暂从缓议，余通过。由资源委员会、财政部、军政部、实业部组织监督委员会，以资源委员会为主办机关，严密监督，克日迁移。关于印刷厂之迁移，由教育部参加监督。”注91当日，由资源委员会及相关机关联合组成的监督委员会成立，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林继庸任主任委员，并当夜赴沪监督迁移。

8月11日，由各厂方代表组织的上海工厂迁移联合委员会成立，在监督委员会指导及监督之下进行工作，颜耀秋为主任，胡厥文、支秉渊为副主任，在监督委员会指导及监督下进行工作。“迁委会”决定各厂在武昌徐家棚附近集中，再分配西上宜昌、重庆，南下岳阳、长沙，同时由资源委员会派委员王宠佑在武汉主持划地及与银行接洽事宜，迁委会在武汉设立办事处，协助进行。迁委会并分别在镇江、苏州设分站，协助转运工作。至此，上海民营工厂的内迁工作正式开始。

八一三事变爆发后，上海一部分工厂的机件，集中闵行、北新泾或南市起运，另一部分靠近租界的工厂，先行抢拆至租界装箱，由苏州河或南市水陆起运。迁运的路线为用木船沿苏州河将机件运至松江，抵苏州后雇小火车装运至镇江，再移装民生公司江轮直驶汉口。至11月5日，日军在杭州湾登陆，松江河道告警，于是内迁物资改由怡和轮船运南通，转民船经运河至扬州、镇江。12日，上海沦陷。上海工厂内迁运动至此结束。这次工厂内迁，除去公营和国营的工厂外，共迁出民营工厂146家，机器材料抵汉口者为14600余吨， 技术工人2500名。注92这对于拥有1186家民营工厂的上海来说，迁出工厂只为极少数，大量工厂沦于敌后，成为中国战时工业的一大损失。

随后，11月14日，全国厂矿迁移监督委员会成立，负责战区厂矿的内迁工作。1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准颁布《工厂迁移协助方法》，将迁移范围扩至普通厂矿，全国规模的厂矿西迁运动由此开始。至1938年2月底，由江苏、浙江、山东、河南、安徽、山西、江西等省内迁至武汉的厂矿达137家，机料25728.2吨，技工2375人。

由于国民政府长期对日本存在幻想，对高校内迁未予重视，除南开大学与北洋大学曾自发到重庆与西安准备筹建分校外，其他所有高校都毫无动作。因此，当战火蔓延后，东南沿海各高校很快都遭到日军的践踏，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南开大学的校园被日军狂轰滥炸，几乎夷为平地；上海光华大学的全部建筑物被毁于八一三战火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教育部始令沿海各高校内迁。据1939年的统计，战前专科以上学校共108所，因战争迁后方者有52所，迁入上海租界或香港暂时续办的有25所，停办的有17所，其余14所或是原设后方， 或是教会大学能在沦陷区勉强维持的。注93

抗战期间各国立图书馆与博物院的书籍文物以及工作人员的内迁则筹划较早。国立中央图书馆在抗战初起时即奉令迁川，初在重庆设办事处，继迁白沙，最后迁重庆正式成立。在战时除保存原有图书外，并派人到上海秘密收购各种孤本秘籍，运馆收藏。或择要影印为丛书以广为流传。国立北平图书馆在战争未起以前，已将所存善本图书移存美国与香港。北平沦陷前该馆迁移，设办事处于长沙，继迁昆明。北平国立故宫博物院重要收藏于战争爆发前后分批迁移后方，妥为保全，未受日军损害。重要文物于1933年已先移至上海，继迁南京，成立南京分院。七七事变后，故宫博物院决定再从存在京沪的文物中选一批送到后方去，其中重要珍品共80箱，于八一三事变次日在南京装船运往长沙，存于湖南大学图书馆。不久，长沙已有空袭警报，再将这批文物运贵阳。至1938年11月，从贵阳城内的一个花园移到贵州省安顺县的华严洞内，至抗战胜利后才运回南京。同时，故宫博物院在南京的人员将其他全部文物连同内政部所藏古物，分从鄂、陕，辗转运输抵达重庆，并在重庆设立该院办事处，将各库宝物分散各安全地区，设立临时办事处典守保管。因此，上述两院一馆所藏中国文物精华，因战时有妥善之迁移与保全计划，幸免于日军的攫取与毁坏而能安然存在，避免了一场文化浩劫。

战时工厂与文化教育的内迁运动，在中国近代经济史和文化教育发展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它昭示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和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为战时后方工业的发展和中国战时教育文化的维持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4章　淞沪会战

一、大山事件与中日双方的军事部署

淞沪地区位于长江下游黄浦、吴淞两江汇合处，扼长江门户，其中上海市是我国最重要的经济、金融中心和最大的国际贸易港口，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日本统帅部认为，占领上海“使其丧失经济中心的机能”，“切断其对外联系”，能使中国 “军队和国民丧失战斗意志”注94，迫使中国政府尽快屈膝投降。因此，日本军部在入侵华北的同时，拟在华东地区进行作战。

淞沪地区从1932年第一次淞沪战役后，事实上已成为不设防地带，上海更是一座不设防城市。按照当时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中国军队无权在安亭经太仓到长江岸边的七丫口一线（当时的停战线）以东驻兵，这样，中国军队不能在上海市区及周围驻防，市内仅有淞沪警备司令杨虎所辖上海市警察总队及江苏保安部队两个团担任守备。然而，日军在沪兵力却有驻上海日本海军第3舰队及其所属陆战队3000余人。卢沟桥事变发生后，驻上海日本海军第3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于8月4日要求军令部秘密陆续向上海派遣特别海军陆战队。军令部的答复是：“要慎重，待继续观察形势再作考虑。”8月7日上午，日本海相米内提出为了保护青岛和上海的侨民，应准备紧急派遣陆军兵力的议案，并将此案交陆相杉山，建议内阁审议。可这一议案未得到内阁讨论而搁置起来。与此同时，自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方面为应付突发事变，已于7月8日正式任命张治中为京沪警备司令，指挥第87师（驻常熟、苏州）、第88师（驻锡、澄）及江苏、上海保安队数团，在淞沪地区对日戒备。不久，又增调第2师补充旅开往苏州归张指挥。张治中即令该旅1个团化装为保安队进驻虹桥和龙华飞机场警戒，另以1个团化装成宪兵开驻松江。7月30日，张治中向南京政府提出了“先发制敌”的建议，可得到的答复是： “应由我先发制敌，但时机应待命令。”注95双方在淞沪地区达到剑拔弩张的程度。中国方面对于作战的准备较日方更为积极充分。8月1日，张治中发表文告，鼓励所属官兵：“期以忠勇坚毅，共迎行将到来之无限艰苦，但必有无限希望的岁月。”同日，张发表《告京沪区民众书》，呼吁 “惟我亲爱同胞，共勉前程，共纾大难，时乎不再，凛凛勿忽”。注96

图4.1　两上淞沪战场的张治中

8月9日下午5时左右，日军驻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西部派遣队队长、海军中尉大山勇夫等两人乘摩托车越入中国保安队警戒线，向虹桥机场方向疾驰，不仅不听中国方面的停车命令，反向守兵开枪，中国保安队员被迫还击，将两人击毙。这就是所谓的“虹桥机场事件”，即大山事件。大山事件的发生使上海的形势顿时紧张。上海市长俞鸿钧闻讯后即向日方领事提出交涉，谋求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防事态扩大。但驻沪日军却以此为借口，向中国方面提出苛刻条件：（1）撤退市内保安队，（2） 所有保安队防御工事应拆除。注97并以武力解决相威胁。中国政府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于是长谷川清下令在佐世保待命的机动部队迅速向上海增援，并动员驻沪海军陆战队和日侨义勇团备战，将日舰30余艘集中吴淞一带，随时准备采取行动，陆军亦开始向上海调动，战争处于一触即发之势。

中国政府已意识到日军制造虹桥机场事件是大规模进攻上海的征兆，上海战事已不可避免，遂进行了一系列军事部署。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在事变刚发生时即令 “第87、88两师，做输送前进的准备”。注988月11日晚，国民政府军事当局决定围攻上海，密令张治中率领所部第5军第87、88两师于当晚向预定之围攻线推进，准备对淞沪发动攻击，并急令该军在西安的第36师火速南返，参加上海战事。同时令在蚌埠的第56师，在嘉兴的炮2旅炮兵1团，在华北的炮团之一营 “星夜开赴苏州归张治中指挥”。注99当日夜，张治中离开苏州，统率全军从苏州、常熟、无锡一带进发，利用事先控制了的火车和汽车向上海挺进，12日晨，进驻上海。张治中令第87师的一部进至吴淞，控制罗店、浏河，主力前进至市中心区，第88师前进至上海火车北站与江湾间，炮兵第10团第1营及炮兵第8团进至真如、大场，独立第20旅在松江的一个团进至南翔；令炮兵第3团第2营及第56师之一部自南京、嘉兴各地兼程向上海输送；派刘和鼎为江防指挥官，率领第56师及江苏保安第2、4两团，负责东自宝山西至刘海沙的江防， 并控制主力于太仓附近。注100至是日黄昏前，中国军队的战役部署基本就绪。原在上海的地方部队主力于真如、闸北和江湾市中心区、吴淞各要点布防，一部警戒沪西沪南，掩护我军前进。中国军队进入了上海及其附近预定阵地。

张治中在所部完成对上海日军进攻的部署后，决定先发制敌，准备于8月13日拂晓以前开始对虹口和杨树浦日军据点发动进攻，以在日军援军和日军对中国军队的作战意图琢磨不定时，乘其措手不及，“一举将敌主力击溃，把上海一次整个拿下”。然因接获南京方面 “不得进攻”注101电令而未能行动。致使军事计划耽搁，给了日军从容部署的机会，中国军队痛失进攻良机。

日军方面，虹桥机场事件发生后，海军第3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一方面向中国方面提出无理要求，另一方面命令在日本佐世保待机的海军一部进入上海。在日本国内，海军中央部研究了这一事件后，要求第3舰队“慎重行事”。10日召开的日本内阁会议上，海相米内表示尚待判明真相，并希望派遣陆军部队。12日，日本参谋本部和军令部达成陆海军共同作战的决定。13日上午9时，日本内阁会议正式作出了向上海派遣陆军部队的决定。

中日双方的战役部署表明，上海战事虽已不可避免，但这时双方的战略重点都置于华北方面，所以双方投入的兵力是有限的。中国方面在平津陷落后，军事当局认定日军向上海进攻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乘日军的注意力还放在华北而尚未动员国内兵力发动对上海进攻之前，采取主动行动，首先消灭驻沪日军，然后抵抗和消灭登陆之敌较为有利。因此，中国方面对于作战的准备较日方更为积极充分，中国军队决定采取“先发制敌”的方针，主动向驻沪日军发动攻击。

二、中国军队主动进攻与封江战役

中国军队挫败了日军的挑衅后，国民政府也向全国人民和世界昭示了其抗战决心，以图趁日方援兵未到之机，一举歼灭在沪日军，然后再与来援之敌决战。

8月13日夜，蒋介石下令警备军改编为第9集团军，张治中为总司令，并于“14日攻击虹口及杨树浦之敌”；苏浙边区军改编为第8集团军，张发奎为总司令，守备杭州湾北岸，并扫荡浦东之敌，炮击浦西汇山码头及公大纱厂；空军于14日出动，协同陆军作战，并任要地防空。14日下午3时，张治中下达总攻击命令，出动炮兵和步兵向日军阵地进攻，实施攻击。中国空军也出动3架飞机对虹口及汇山码头等处日军据点进行轰炸。随后第87、第88两师并列，向虹口、杨树浦之敌发起进攻，战斗至日暮，中国军队夺回八字桥、持志大学、沪江大学等地。傍晚，张治中接到蒋介石命令： “今晚不得进攻，另候后命。”注102此后两日中国军队继续攻击，将五洲公墓、爱国女学、粤东中学及日海军俱乐部各点克复。当时日机限于航程，未对中国军队形成很大空中威胁，中国空军在连日空战中取得击落日机42架的辉煌战绩。

8月16日，蒋介石致电张治中：第36师或钟松旅加入第87师方面，预定明日（17日）拂晓全线总攻击， 一举歼灭敌军，占领虹口为要。注103中国军队再次对杨树浦方面之敌发起进攻，第87师攻占了日海军俱乐部，第88师冲入日军坟山阵地。但日军工事坚固，中国军队的炮火无法将其摧毁，且中国军队攻击的重点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是日军防御的核心阵地，故虽付出重大代价仍未能攻克。19日再攻， “原求遇隙突入，不在攻坚，但因每一通路皆为敌军坚固障碍物阻塞，并以战车为活动堡垒，终至不得不对各点目标施行强攻”。注104至下午5时，王敬久第87师前锋部队突入至杨树浦租界至岳州路附近。张治中令所部扩大战果，调整部署突入贯穿杨树浦租界至汇山码头，截断敌左右翼的联络，向东西压迫，一举而歼灭敌人。至20日拂晓前，中国军队的进展，西至欧嘉路，东至大连湾路，南至昆明路、唐山路。日军组织兵力从昆明路方面多次反攻，都被中国军队击退。8月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颁布中国军队战斗序列及作战指导计划，将全国划分为5个战区，京沪杭地区为第3战区，冯玉祥任司令长官（9月17日以后由蒋介石自兼），顾祝同任副司令长官，陈诚任前敌总指挥。同时制定了作战方针： “国军一部集中华北持久抗战，特别注意确保天然堡垒；国军主力集中华东，攻击上海之敌，力保淞沪要地，巩固首都；另以最少限兵力守备华南各港口。”注105第3战区将全部兵力（共19个师又16个旅）划分为淞沪围攻军，指挥官为第9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长江南岸守备区，指挥官为第54军军长霍揆章；长江北岸守备区，指挥官为第11师师长常恩多；杭州湾北岸守备区，指挥官为第8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浙东守备区指挥官为第10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

图4.2　战火中的上海南京路一片狼藉

同日凌晨，中国方面第36师第106旅由杨树浦区北缘开始前进，天明时进抵沙泾港、梧州路、昆明路之线，左与大连路之第87师右翼连接。淞沪围攻军再次对敌发起总攻，并将攻击重点由虹口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改为汇山码头，拟将日军截为两段，再分别围歼之。经一夜激战，第36师突破日军阵地进抵百老汇路，22日晚上又一度进至汇山码头，但遭到日海军炮火的阻击，又因进展过快，对巷战地区搜索不严，以致日军便衣队与汉奸乘机纵火扰乱。中国攻击部队前后隔绝，同日军形成混战，伤亡惨重，官兵死伤达2000人，被迫撤回唐山路原守阵地。

23日凌晨，为阻止日军沿江西犯，免使中国军队遭受腹背夹攻的威胁，蒋介石下令采取封江措施。早在淞沪大战前夕，蒋介石下令致电国民政府交通部长俞飞鹏，要求 “凡招商局之江船，平时应多留航于汉口与南京、镇江间，勿使其多留上海为要，又废还大小船只，不论几何，应令全入江内候令”。注1068月11日夜，蒋介石在下令张治中向上海预定围攻线开进的同时，命令海军阻塞江阴水道，同时命令第39军刘和鼎辖驻蚌埠之第56师及江苏保安第2、第4两团，任东自宝山、西至江阴刘海沙的江防，并控制主力于太仓附近。该日深夜，中国海军部长陈绍宽率舰队至江阴，指挥“甘露”、“青天”等3艘测量舰和两艘炮舰将长江江阴下游的航行标志如灯标、灯船、灯塔等一律拆毁，并将港道阻塞，阻止日舰冲入。8月12日，江阴江面阻塞工作初步完成，事先抽调海军舰龄较长的“通济”、“自强”号等8艘舰艇及向国营招商局和各轮船公司征集“通济”、“华富”号等20艘轮船一共28艘凿沉堵塞江面；不久又征用3艘商轮和抽调“海容”号等军舰沉塞。这样前后共凿沉大小军舰、商轮35艘， 合计吨数6万8百余吨。注107随后为加强阻塞效果，又将镇江、芜湖、九江、汉口、沙市各地的趸船计8艘拖往江阴江面下沉，并由苏、浙、皖等地征用石子2354英吨、大小民船和盐船共185艘陆续沉塞，“以弥补罅隙”；同时中国军队又在江阴一带江面密布水雷，并派海军第1舰队“平海”、“宁海”、“应瑞”、“逸仙”号主力战舰泊守江阴，严阵以待。中国军队在长江江阴段构筑了坚固的封锁线。

8月14日，沪战正酣，中国海军为严防日军溯黄浦江上犯，抄陆军后路，遂将“普安”号运输舰沉塞浦江董家渡水道。并 “以闭塞吴淞口，击灭在吴淞口以内的敌舰，绝对防止日舰通过江阴以西为主要目标，派出一部协同沿江各要塞及陆地部队的作战”。注1088月16日，中国电雷学校教育长欧阳格从江阴率鱼雷艇到上海，派大队副安奋邦率第105号艇艇长和士兵5人冒险开到南京路的外滩附近，向停泊日本领事馆码头附近的日本“出云”号旗舰连续发射鱼雷，将其击伤。至17日，中国海军完成了浦东区的三道江面阻塞工事， “分别敷布水雷外，又因上海港汊纷歧，另用中、小型水雷于作战陆军各部队防区择要敷设，并担任破坏桥梁、供给陆军地雷等工作”注109，阻止日军从水上登陆，威胁上海市区。

面对中国海军坚固的江面封锁，日军军舰无计可施，于是从8月16日起，出动大批飞机空袭泊守江面的中国军舰，企图冲破江阴封锁线。中国海军英勇作战，以舰队高射炮构成强大的防空网，击退日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与日机周旋了30多天。8月22日，“宁海”舰击落日机一架。9月22日，日军出动大队飞机集中围攻中国军舰，中国海军各舰官兵浴血奋战，历时6小时，日机不支遁去，共有5架受伤，中国海军“平海”、“应瑞”两舰受伤，“平海”舰舰长官宪申，高射炮指挥见习生孟汉霖、高昌衢等壮烈殉国。23日，日军又出动六七十架飞机分批向中国军舰围攻，尤以“平海”、“宁海”为其轰炸目标，中日海、空军再度展开猛烈的海、空战，终因敌机麇集，寡不敌众，平、宁两舰先后被炸沉，中国海军官兵伤亡惨重， 但日军也付出4架飞机被击落、2架飞机受伤的代价。注11025日，日军飞机再次来犯，16架飞机轮番轰炸江阴附近的中国海军第1舰队“逸仙”号舰，第1舰队司令陈季良率领全舰官兵沉着应战， “击落敌机两架沉没江中”。注111“逸仙”号军舰也因被炸进水，被迫搁浅。中国海军赶派“建康”等舰驰往救护，并令第2舰队司令曾以鼎率“楚有”舰赴江阴接防。“建康”号在救援途中遭日机前后夹击轰炸，舰中8弹，舰长齐粹英、副舰长严又彬均被炸成重伤，全舰付出了伤亡34人的代价，舰也因进水过多，沉没江底。10月，中国海军第2舰队移驻江防总部，继续负责江防要塞事宜。日军不断出动强大机群进行空袭，至10月8日，中国海军又有8艘军舰弹竭船损，沉没江中。

与此同时，从8月20日起，日军连续出动飞机轰炸淞沪海军各机关，海军司令部、江南造船所、吴淞海岸巡防处等先后被炸毁，中国海军“永健”号亦 “屡遭空袭，迭次抗战，相持数日，终于25日被炸沉”。注112中国海军一面在浦江布设水雷，一面寻机炸毁日舰及其重要军事建筑。9月8日，中国海军炸毁日海军在浦东新三井的第3、第4两号码头及趸船，并炸沉日海军汽油艇两艘。9月29日晨，中国海军再次谋炸日海军“出云”号旗舰， “亦几命中，该舰左右防御物均被炸毁，舰体受震损伤”。注113中国海军同浦东刘和鼎江防部队一起，组织炮队，扼守要隘，以严防日军溯黄浦江上犯，包抄淞沪陆军后路。

从10月29日起，中国海军奉令退守长江两岸，拆下舰载重炮，组织炮队，分别配置于江阴、浦东及太湖各处，随时准备“候敌来犯，予以痛击”。

中国海军的封江战役，打破了日本海军深入长江，准备南进和包抄淞沪陆军的企图，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军队在淞沪地区的作战。

三、日军增援与沿江争夺战

8月21日，日军调集舰只约30艘在吴淞、川沙、浏河一带炮击江岸，其援军将在各该地登陆的企图已极为明朗。第3战区决定将长江南岸守备区编为第15集团军，陈诚任总司令，辖第18军、第39军、第74军、第6师、炮兵第16团。与第9集团军的作战分界线为南翔—蕴藻浜—吴淞镇南端一线，准备攻击吴淞以西登陆之敌。

日本上海派遣军于8月22日乘船到达舟山群岛以北海面，当天午夜时抵川沙河口。司令官松井石根决定， “与海军协同，以一有力兵团在川沙镇方面，以主力在吴淞附近登陆”注114，企图于登陆成功之后迅速占领罗店镇，尔后直指嘉定、南翔，控制京沪铁路，攻击淞沪地区中国军队侧背。

23日凌晨，日军增援部队第3师团、第11师团以及第1、第8师团各一旅团在吴淞、狮子林、川沙口等处陆续登陆，并即向中国军队左翼军方面宝山、罗店、浏河一线进攻，同时对中国军队右翼军方面的川沙及浦东各地，也采取积极的行动，以一部在殷行至张华浜之间登陆，对淞沪围攻军侧翼造成威胁。当时中国第15军各部除第56师以外，均未到达指定位置。川沙口仅有第56师一个连，抵挡不住强敌，日军当天进占川沙镇，并以主力进攻罗店。吴淞方面日军2000余人在强大火力掩护下登陆，守备该处之保安团势单力薄，亦无法阻敌。张华浜地区，日军第3师团1000余人登陆后，中国守军市警察总队竭力抵抗。天明后，日军出动飞机10余架、海军军舰10余艘对中国军队阵地进行猛烈轰击，中国守军被迫后退。张治中得悉情况后，除命市区各部固守阵地外，急令 “教导总队第2团阻击张华浜之敌，第78师调一个旅支援吴淞，并抽出第98师向宝山、杨行、罗店前进，由该师师长夏楚中指挥该师及第11师阻击登陆之敌”。注115当天下午，第11师不顾敌机轰炸进至罗店西南，立即对占领罗店之日军一部展开攻击，毙敌百余，收复罗店。

图4.3　淞沪战场云集了当时中国最精锐的部队

24日，日军后续部队登陆，一部占据吴淞炮台，主力向狮子林前进。在这之前，22日，陈诚作出部署，令右翼军第18军军长罗卓英辖第11、第67、第98师、炮兵第16团，攻击宝山城、狮子林、川沙口一带登陆之敌，压迫于长江而歼灭之，第39军刘和鼎军所辖第14师、第56师协同右翼军之攻击，并继任浏河至江阴间的江防。24日，这些部队先后到沪，陈诚又令： “第98师攻击杨行、宝山线（含）以左地区之敌；第11师攻击新镇、月浦、狮子林线（含）以左地区之敌；第67师为预备队，并以有力之一部由罗店、聚源行、朝王庙以左地区配合第11师进攻。”注116第98师鉴于日军正加紧进攻吴淞、宝山两地，敌若得手既可南攻上海市，又可西取罗店，对中国军队威胁甚大，遂向这两处日军展开进攻，与吴淞镇守军配合，至傍晚将敌压到江边，歼敌三百余，解了吴淞镇之围。同时另一部由八字桥向宝山城立足未稳之敌300余人急袭，激战一小时收复宝山，日军残部向狮子林退逃。第11师于23日由刘家行向罗店急往驰援，25日拂晓到达罗店外围月浦、周宅之线，在西钱桥、顾宅、新镇一带同日军展开遭遇战。接替该师罗店防务的第67师，亦向罗店以北日军发动猛烈攻击，但由于日军构筑工事速度很快，炮火猛烈并有飞机支援，致使该师陷于困境。午后，日军进逼罗嘉公路，第199旅与敌反复肉搏，双方伤亡惨重，对峙于罗店以北。

张华浜地区，桂永清教导总队虽英勇阻击，但未奏效。27日晨，日军数百人在舰炮支援下登陆，攻入殷行镇。后第36、第87两师抽调4个团兵力，几经攻击，方将敌赶回张华浜，张华浜方面成对峙状态。杨树浦、虹口正面突入日军阵地之部队于24日晚撤回，沿租界各路口固守。25日，夏楚中第98师向宝山、狮子林发起攻击，击退了狮子林的日军。26日，夏楚中以第588团第3营守卫宝山城，第二营一个连守卫狮子林炮台，该师主力在沿江宝山、狮子林至江内腹地月浦中间地带构造工事。入夜，又以一团接替第11师罗店以东新镇、顾家角阵地。

第15集团军于27日晚再由月浦镇、新镇、罗店、蒲家庙之线攻击日军。罗店正面日军为第11师团主力，敌以飞机6架、大炮10余门对中国军队猛烈轰炸，步兵千余人分路向中方阵地猛扑。激战至次日中午，在日军强大的火力攻击下，中国军队虽数次增援并发起反攻，但日军终于突入罗店。守军在熊熊烈火之中与敌展开激烈巷战，由于伤亡惨重，罗店再度陷入敌手。中国军队决意夺回罗店，第18军军长罗卓英下午5时下令向罗店包围。中日两军在罗店附近展开了空前激战。29日拂晓，中国军队第98师、第67师、第11师、第14师分别以主力向罗店四周发起攻击。日军凭借飞机和炮火对中国军队进行狂轰滥炸，并组织反扑。中国军队因各部苦战竟日，减员严重，十分疲惫，攻击未能奏效，伤亡惨重。鉴于日军援军陆续支援，第15集团军为避免更大牺牲，30日，将围攻罗店之敌的部队撤至罗店外围宝山、狮子林、新镇、顾家角、南北塘口、西苏塘、金村、金家宅、袁家宅、杜宅南北和周宅一线防御。

日军攻占罗店后，松井石根遂命第11师团一部协助第3师团迅速攻占吴淞镇。31日，日军第3师团第68联队在海空火力支援下，从吴淞登陆，中国该处守军第61师一个团在敌强大火力袭击下伤亡惨重，吴淞镇失守。同时，日军舰20余艘、飞机10余架，对狮子林炮台进行轰击，使守军蒙受重大损失。次日，敌步兵千余登陆围攻炮台，第98师一部与敌反复白刃格斗达4小时，最终全部捐躯。9月2日、3日，日军在海、陆炮火掩护下继续向杨家桥、月浦之间阵地猛攻，中国军队顽强抵抗，屡挫敌锋。日军见不能得手，遂将主力移至江边，在海军炮火支援下集中攻中国军队右翼，激战多时，中方因伤亡严重，渐呈不支，4日黄昏被迫转移到顾家宅、周家宅、杨家桥一线。

由青岛调来增援上海的日军第11师团天谷支队，9月2日奉命沿吴淞—月浦—罗店公路攻击罗店方面中国军队之侧后。敌以30余辆战车为前导，从军工路突破中国军队阵地，后继续向西进犯，5日与进攻月浦的日军会合。中国军队被迫撤守月浦东侧阵地，致使守卫宝山城之第98师第583团第3营陷入重围。日军舰炮、飞机猛烈轰炸，并以战车攻击，守军在营长姚子青带领下沉着应战，当晚，姚营长致电师部： “誓本与敌偕亡之旨，固守城垣，一息尚存，奋斗到底。”注117敌久攻不下，6日，向城内发射大量硫黄弹，全城房屋尽被大火烧毁，姚营身处危城之中犹尽力奋战。敌用重炮轰毁城墙，姚子青带领余部与敌激烈巷战，直至全营壮烈牺牲，宝山城陷落。

狮子林、福山城血战的同时，为收复罗店，中国军队反复向日军发起攻击。日军虽伤亡甚重，但凭借舰炮、飞机及各种轻重火器顽抗，使中国军队攻击未能成功。6日傍晚，陈诚集团军再攻，至7日凌晨，第14、11师已将罗店包围，但此时天色渐明，日军得以集中火力猛烈轰击，福山之敌又向月浦进犯，第14师侧后受到威胁，只得放弃进攻，撤至月浦以东。

9日起，日陆海空军联合向月浦进犯，中方第98师、第1师奉命固守，与日军血战数昼夜，双方付出惨重代价。至12日，第15集团军各部奉命撤至杨家宅、紫藤树下、永安桥、张家宅、陆福桥一线。

8月27日第9集团军调整部署：右翼军孙元良第88师，位于北站至沙泾港间原阵地，围攻虹口敌军，并以一部任沪西一带及潭子湾、北站间警戒；中央军宋希濂第365师，位于沙泾港东岸、唐山路、华德路、引翔港镇北端至虬江口一线，围攻杨树浦之敌；左翼军王敬久第87师固守吴淞并围攻张华浜方面之敌， 另以一部任虬江口至张华浜间警戒。注118

9月1日至5日，第9集团军辖区战况较为沉寂。6日晨，日军以海军火力支援在虬江码头登陆，第9集团军以左翼军预备队第57师加入战斗，将登陆之敌包围于码头栈房之内。7日，张华浜日军渡河向第87师南泗塘阵地发动猛攻，经守军坚决反击，激战终日，将渡河之敌大部歼灭。同日，虬江码头之敌沿军工路进攻，企图与张华浜之兵会合，遭中国军队阻击，未能得逞。日军不断向中国军队阵地发起猛攻，并猛烈炮轰上海市区，中国守军同日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和阵地战，双方呈胶着状态。至11日，杨家行阵地被突破，市中心区直接与日军形成对峙。12日，因左翼第15集团军被迫后撤，第9集团军侧后受到蕴藻浜北岸日军的威胁，被迫将主力移进至八字桥、江湾、庙行、蕴藻浜南岸一线，同日军呈对峙状态。

至9月中旬，日军以两个师团的兵力同中国军队激战，进展不大，双方在海岸沿线胶着，呈犬牙交错状态。 17日，中国军队全线撤守北站、江湾、庙行、朝王庙、罗店西南至双草墩之间，与敌对峙。注119

四、战事的扩大与胶着

中国军队经过对沿江登陆日军的英勇抗击，终因损失过大，被迫转入防御。9月2日，第3战区发布第二期作战计划， “战区以持久抗战之目的，限制登陆之敌发展，力求收各个击破之效。各个击破不能达成时，则依状况逐次后退于敌舰射程外之既设阵地，施行韧强抵抗，待后方部队到达，再行决战而收最后胜利”。注120决定以陈诚集团军为江岸防守军，张治中集团军为上海围攻军，张发奎集团军为浦东防守军，担任淞沪战场作战。至该月中旬，中国军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扩大淞沪战役的兵力部署，到达淞沪前线的部队达50个师和5个炮兵团。但由于此时战局对中国军队不利，南京国民政府已面临日军占领上海，进窥南京，夺取京沪杭地区的严重危局，于是为挽回战局，乃决心大规模增兵淞沪战场。同时，从9月13日起，国际联盟召开全会，10月6日通过远东问题咨询委员会第二报告书，宣称日本为侵略国；并决定在布鲁塞尔召开“九国公约”国家会议。国际上的动向，使南京国民政府对于“国际干涉”的期望为之上升，从而也促成了蒋介石加强淞沪战场、守住上海的决心，以待国际局势的变化。南京国民政府重建了第3战区司令长官部，9月21日起由蒋介石自兼总司令，以顾祝同为副总司令。10月初开始，陆续调集部队增援淞沪战场，使参加淞沪会战的部队达28个军又8个师、4个独立旅，共约73个师，70余万人。中央军嫡系军队参战的占其总数的五分之三。蒋介石以全国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多的部队投入淞沪战场。9、10月份的会战是规模巨大的，空前激烈的，极其悲壮的，达到了淞沪会战的最高潮。

与此同时，日军参谋本部制订了新的作战计划，决定以10月底为期，在华北、上海两个方面发动新的攻势。从9月中旬至10月上旬，日本除增派了3个师团多的兵力外，又将华北方面的2个师团大部、东北方面的1个师、国内新动员的1个师团，联合组成第10军，转用于淞沪战场；还将华北方面的一个师团调归日本上海派遣军指挥。于是，日军在上海的兵力，增加到9个多师团，10月上旬其总兵力约为20万人，而华北方面的兵力则下降为7个多师团。这样，日军 “将主作战转移到华中”。注121

9月13日，日军重藤支队、第101师团、第9师团先后到达。上海派遣军决定以第3、第11及第101共3个师团进攻中国军队南翔至大场一线阵地，并以重藤支队协同第1师团攻击罗店附近中国守军。14日起，敌军在飞机、战车和火炮掩护下向中国军队发起全线进攻，重点指向宝罗公路东南方。第15集团军各师与敌在潘泾河附近淑里桥一带激战，双方损失惨重， “每日数千”。注12217日，第18军撤至杨家宅、陆福桥、施相公庙一线，终于制止了日军攻势。日方见消灭中国军队之企图不能实现，乃改向西方进攻，企图压迫中国军队后退。

中国军队于21日调整部署，第3战区分为右、中、左3个作战军。右翼战军司令官张发奎，辖第8、第10集团军；中央作战军司令官朱绍良，辖第9集团军及第18、第61师，独立第21旅；左翼作战司令官陈诚，辖第15集团军及新编成的薛岳第19集团军，分别担任浦东地区、闸北地区和罗店西南地区的防守。

从23日拂晓起，日军约两个联队对第66军陆福桥至杨家桥间阵地发起进攻，不断以重炮猛烈袭击，并以战车掩护步兵冲锋。中国军队与敌反复肉搏，阵地失而复得者多次，双方伤亡惨重。次日，中国军队左翼作战军调整阵线，以江家屯、窦家弄、孟湾、顾家镇、北店宅、太平桥、周家牌楼、万桥、罗店南端经施相公庙、朝王庙至浏河为主阵地；以江家屯沿蕴藻浜至陈家行，沿杨泾河、广福、孙家宅至施相公庙为二线阵地。25日，日军以两个师团的兵力继续猛攻，30日拂晓进抵陆宅。该处第67师一个连苦战数昼夜，与敌展开白刃肉搏，前仆后继，最后仅2人生还。同时由于第77师万桥阵地被敌突破，左翼军各部撤往蕴藻浜南岸之原定第二线阵地。

10月1日，日本内阁四相会议决定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制定了《处理中国事变纲要》，进一步明确“军事行动之目的，在于使中国迅速丧失战斗意志。应采取适当手段使用兵力占据要地”。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认为，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罗店西南战事呈胶着状态，从侧冀包围中国军队的企图无法实现，决定改为中央突破。 计划于攻陷大场后进入苏州河一线，消灭上海以北之华军，然后向南翔进攻。注123

5月起，日军第9师团和新到达之第13师团向蕴藻浜地区发动猛攻，中日双方激战四昼夜，都遭受重大伤亡。中国方面第77、59、90、67师及第66军教导旅不得不撤至后方整补，由后续部队接防。8日，敌强渡蕴藻浜，第8、61师及税警总团等部与敌激战数日，损失惨重，未能将渡河之敌歼灭，以致日军于黑大黄宅至东西赵家角一线构成宽约二里之桥头堡阵地，掩护其后续部队南渡，并进犯大场。

由于大场形势关系全局，第3战区急令新到之廖磊第21集团军向该方面增援，并于15日调整部署，将蕴藻浜南岸地区划归中央作战军负责。为恢复蕴藻浜南岸阵地，战区决定对敌实施反击。 “以新到之韦云淞第48军为一路攻击军，由黄港、北侯宅、谈家头附近向蕴藻浜南岸之敌发起进攻，进出唐桥站、田都之线；以叶肇第66军为二路攻击军，由赵宅附近向东进攻，进出杨家宅、徐家宅一线；以第98师为三路攻击军，由广福南侧向孙家头、张宅一线进攻；原守备各师编为一至三个突击队向当面之敌进攻，协助各路攻击军前进”。注12420日，第66军克服敌之顽强阻击，收复三新宅、唐桥头，但第21集团军当面为日军主力，虽付出重大代价仍未获进展，左翼第15集团军也未得手。21日，全线停止进攻转为防御。

22日、23日两日，敌以主力向第21集团军猛攻，北侯宅、沈宅、谈家头一线阵地被突破，第21集团军不得不撤至小顾宅、大场、走马塘、新泾桥、唐家桥一线。第9集团军左翼各师也随后撤至大场附近。24日，日军乘胜进犯大场。在敌强大陆、空火力打击下，朱耀华第18师“苦战竞日，至25日阵地大部被毁，遂被突破”。大场失守。至此，中央作战军四面受敌，退路有被切断之危险，遂于26日放弃北站至江湾间阵地，向苏州河南岸、江桥镇、小南翔一线转进。为掩护主力安全转移，第88师第524团一营官兵在副团长谢晋元指挥下，坚守闸北四行仓库，孤军奋战阻敌前进，给日军以重大杀伤。

由于中央作战军正面缩小，第3战区决定将其撤销。战区正面分左右两路作战军，分别由陈诚、张发奎指挥。

31日起，日军在周家桥、姚家宅、姜家宅等处强渡苏州河。日军第3师团左翼一部刚渡过河，便因遭到守军阻击受挫；该师团右翼部队则于11月5日强渡成功。日军第9师团11月1日渡河后，中国军队从苏州河北岸南翔方面调来部队进行反击，曾使敌军一度陷入困境。 “虽未悉数歼灭，但至11月8日敌未扩大其过河点”。注125但日军第11师团攻占了南翔附近之江桥镇，威胁中国军队侧后，解除了其第9师团的压力。9日，中国军队全线后退。日军第3、第9师团于该日傍晚进抵龙华、高家湾，完成了对上海南市的封锁，中国留在南市及浦东地区之保安队等2000余人，继续坚持与敌作战数日，方停止有组织之抵抗。

至此，淞沪抗战从8月至10月已延续两个月，在中国军队的英勇抗击下，日军虽然投入9个多师团的兵力，且在武器装备上占有绝对优势，但仍不能达到目的。日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重大代价，这对其速战速决战略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五、日军登陆杭州湾与上海失陷

日军参谋本部为迅速解决上海战争，10月20日下令：增派第10军及必要兵力，与海军协同在杭州湾北岸登陆，以利于上海派遣军完成任务； 上海派遣军执行现任务，同时协助第10军登陆。注126

日军选定的登陆地点，是位于上海南方的杭州湾北岸之金山卫和全公亭。这里海岸线平直，近岸有40尺以上的水深，且接近苏州河中国军队的侧背，是淞沪地区最良好的登陆场所。日军登陆后如占领松江，即可切断沪杭铁路，与北面的上海派遣军配合，对淞沪地区的中国军队形成包围。淞沪抗战初期，中国方面为防止日军增援部队在沿江沿海登陆，曾设置杭州湾北岸守备区，以第8集团军4个师又1个旅担任防守。后因上海方面战事紧张，第55、57、62师及独立第45旅先后被调往浦东一带协助正面作战，以致从全公亭到乍浦几十公里长的海岸线，仅有第62师之一部及少数地方武装担任守卫。这是中国军事当局指挥上的严重失误。

11月5日拂晓，日军先以舰炮对金山卫附近中国军队阵地轰击数小时，然后步兵在飞机掩护下，于全公亭、金比娘桥、金山卫、金山嘴、漕泾等处同时登陆。中国以两个连兵力对日军3个师团之众，力量悬殊，无法阻止日军登陆。上午，全公亭方面登陆日军已达3000余人。南京大本营得悉日军登陆， “迅调浦东第62师主力、独立第45旅及新到枫泾之第79师攻击登陆之敌，并令新到青浦经67军向淞江推进，以资策应”。注127各部队虽遵令移动，但由于正值雨后，道路泥泞，又遇日机不断轰炸，中国增援部队行进迟缓，未等赶到，日军已在几乎没有阻挡的情况下源源登陆。日军在金山卫、全公亭的登陆成功，使中国军队处于被夹击包围的危险境地，上海已势所难保。

日军于杭州湾源源登陆后，以第6师团主力沿沪杭铁路前进，另以一部直扑松江，企图攻击苏州河南岸中国守军之背后，使中国军队腹背受敌，6日，敌先头部队到达米市渡附近，傍晚渡过黄浦江，冲破中国军队阻击，以大队人马向松江推进。7日，中国军队第62、第79师分别向亭林镇、金山城之敌发起进攻，但被击退。第8集团军副总司令黄琪翔鉴于日军主力已进至黄浦江右岸，迫近松江，决定将浦江右岸部队左移渡江，而以第67军吴克仁部守城，并阻止日军渡江。吴克仁部刚刚从豫北调来增援作战，集结未毕，被渡江攻城的日军各个击破， “松江、枫泾于11月9日同时失于敌手”。注128

7日，日军参谋本部为统一上海方面作战指挥，决定将上海派遣军与第10军编组为华中方面军，以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意图尽快结束上海战事，包围歼灭集结淞沪的中国军队。至此，日军在淞沪战场投入的兵力已有大约30万人。

日军进占松江、枫泾后，又向西直指嘉兴、平望，沪杭铁路被敌切断，北面日军也已突破苏州河中国军队防线。为打破敌人的包围与巩固南京防卫，蒋介石决定中国军队立即撤退，左右两作战军向吴福国防线转移，以保卫南京，并以一部转移沪杭线方面阻击敌人。

中国军队开始由苏州河方面退却后，日军遂向苏州河以南和以西推进。11日晚，在南市及浦东担任掩护的中国军队撤离，上海沦陷。

淞沪会战历时3个月，给日本侵略军“速战速决”战略以沉重一击，使日本陆军和海空军遭到从七七开战以来从未受到过的打击和损失，迫使其不断增兵，把20多万日军吸引到长江三角洲地带，从而减轻了其他战场的压力，对全国抗战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援。这次战役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也为沿海工业内迁、物资设备和企事业机关的转移、保存经济实力赢得了时间。中国广大官兵浴血奋战，几十万人在与日本侵略者的拼搏中为国捐躯，他们的英勇事迹永远是中华民族解放斗争史上光辉的篇章。

但这次战役中，中国军事当局在战略指导上犯有错误。首先，上海地处我国东南沿海，并不居于中国大陆的战略枢纽地带，因而上海之战在战略上难以起到转换全局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不能同华北作战的意义相提并论的。上海地区接近海岸，向内是一片地势平坦、河网交错的狭小地区。上海市区又驻有日军，占有海空军绝对优势的日军，便于在此实施登陆，又可收陆海空军联合作战之效，对于中国军队作战显然不利。上海左濒临长江口，右紧靠杭州湾，形成一个“凸”形边境，对日军的优势兵力而言，有凸形边境可资利用，就可以从上海的两翼实施登陆，进行战略包围，容易迂回成功。因此，上海抗战应当夺取先机，以果断的行动和优势兵力，一举彻底歼灭市区之敌。中国驻上海地区部队认识到这一点，在敌未大动前主动对市区之敌发起进攻。可惜，南京最高军事当局和战不定，优柔寡断，在战斗发起后3次下令前线部队停止攻击，加之攻击力量不足，以致丧失先机，未能达成初战之目标。

次之，中国军队应有足够的兵力和火器的准备，部署于长江口岸和杭州湾沿线及其附近岛屿，并组织好后继力量，对抗敌军登陆，在敌军登陆过程中就给予歼灭性打击。但是中国方面在事前既无抗敌登陆作战之准备，又未组织好足够的后继力量，以致让日军在长江口沿岸登陆成功，逐次扩展攻势，造成对中国军队的致命威胁。再者，以中国军队的综合条件，完全不应当在上海郊区与敌军进行阵地战，但中国70万大军却同敌军进行了长达几十天的阵地战，这种以己之短对敌之长的做法，使中国军队在日军海陆空强大火力下遭受了极为惨重的损失，“每小时死伤辄以千计”，违背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基本原则。进行旷日持久的大规模会战，尤其是在淞沪这个特定地区，对中国是不适宜的。在达到一定的战略和战役目的后，应当适时转移兵力，使自己立于主动地位。但南京最高军事当局在战局逆转已无可挽回时，仍然大规模地增兵，自陷于被动。而在凸形边线两翼疏于防卫，特别是在最易实现战役展开、对上海形成迂回之势的金山卫地区疏于防守，以致日军登陆成功，导致中国军队淞沪抗战最后失败，更是军事指挥上的重大失误。当中国军队面临被包围的险境时，蒋介石又未及时下令撤退， “待部队溃乱、战线动摇时才被迫而撤退，因此不能为整齐而有计划的退却”。注129仓惶之中，多年经营的多道坚固国防工事基本未能利用，使日军得以迅速扑向南京，对南京的防卫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第5章　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的提出和八路军出师抗战

一、洛川会议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卢沟桥的炮声点燃了全国抗战的烈火。事变爆发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即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 “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起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注130!同日，红军将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联名致电蒋介石、第29军将领宋哲元等，要求 “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规复失地”。注131并且表示要“为国效命”，“随时准备调动”， “与日寇决一死战”。注132

正确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基本保证。在通电全国号召抗战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救国的路线、方针、战略、策略进行了探求。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发表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指出：“抗战存在着两种方针、两套办法和两个前途，要争取抗战胜利，就必须实行坚决抗战的方针，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就必须采取全国军队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实行抗日外交，改良人民生活，加强国防教育，厉行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 建立巩固的民族统一战线等项办法。”注133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初步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

为了促使国民政府军事当局迅速制订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加强对日作战的指导，8月4日，中共中央提出了准备交付国防最高会议的有关国防意见，并相应拟出了全国抗战的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方案。方案具体提出了全国抗战所应采取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1）战略的基本方针是持久的防御战，但应抓住适当时机给敌以反击，最后把日寇从中国赶出去；（2）在战役上应以速决战为原则；（3）作战的基本原则是运动战，应在决定的地点和适当的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兵器，给敌以决然的突击，避免单纯的阵地消耗战；（4）在必要的战略要点和经济中心，设置坚强工事，配备足够兵力，以钳制敌人；（5）一切防御阵地避免单线式，应缩小其正面，伸长其纵深，守备部队应采取积极的动作，切勿单纯的防守；（6）我军处于战略的内线，而在战役的指导上，应争取外线作战，以求得歼灭敌人；（7）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其战线应摆在敌之前后左右，以分散、迷惑、疲倦敌人，破坏敌之后方， 以造成主力在运动中歼敌的有利条件。注134提案强调： “只有上述作战原则之下，才是保持持久战的有效方法和消灭敌人，取得抗战胜利的手段。”注1358月11日，周恩来、叶剑英、朱德在南京军事会议上，又就此方案作了进一步阐述和补充说明。中共中央关于抗战战略和作战原则的重要建议，相当部分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采纳。

为适应全国抗战爆发后，尤其是八一三事变以来急剧变化的形势，确定领导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路线、纲领、战略、策略，中共中央政治局于8月22日至25日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了扩大会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洛甫、博古、任弼时、关向应、彭德怀、刘伯承、张国焘、贺龙、林彪、徐向前等22人出席，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基本任务的重要报告。

图5.1　1937年8月，周恩来（右二）、朱德（右一）、叶剑英（左二）等红军将领前往南京共商抗战大计

毛泽东在报告中分析了抗战开始后出现的新形势。指出：7月7日卢沟桥中国军队的抗战“已经成为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中国的政治形势也“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及其他抗日派别的区别和争论已经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单纯的政府抗战只能取得某些个别的胜利，只有全面的民族抗战才能彻底地战胜日寇”，所以“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为此，中国共产党在此一阶段的中心任务应该是： “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注136根据这一任务，会上制定并通过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主要内容为：（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

（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

（四）改革政治机构；

（五）抗日的外交政策；

（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

（七）改良人民生活；

（八）抗日的教育政策；

（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

（十） 抗日的民族团结。注137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是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主张的具体体现。为实现这一纲领，中共中央要求全体党员和红军将士英勇地 “站在抗日的最前列，坚持抗日战争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注138

关于军事问题，毛泽东根据抗战以来敌我双方实力和战况的变化，提出了红军战略转变的问题。报告指出：全国抗战的战略总方针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要使红军的任务与抗战以来的战情相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及其领导下的抗日红军重心必须放在战区和敌后，为此规定红军在抗战中的基本任务是：第一创造抗日根据地，第二钳制和消灭敌人，第三配合友军作战，第四保存和扩大部队，第五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因此，红军的战略方针应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并不是不要平原，它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的运动战和向平原发展的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游击战）。会上强调了这一方针，明确红军必须实行军事战略的转变，由国内革命战争的正规战转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游击战，从而担负起开辟敌后战场，配合正面战场，创建抗日根据地， 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历史使命。注139

关于同国民党的关系，毛泽东强调了统一战线中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原则。指出：一方面要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又要对国民党保持高度的阶级警惕。要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作斗争，使国民党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主张， 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及其他同盟者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领导。注140

会议还就一些具体问题，如红军出兵的时机、数量、兵力使用以及陕甘宁留兵多少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会上一致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提纲。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会议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张浩、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林彪组成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军委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

洛川会议是在中国民族革命战争伟大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上制定的全面抗战路线、战略方针和各项具体政策，对日后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众实行全面、持久的抗战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

中共领导下的武装力量的改编，是全面抗战爆发前国共谈判的核心问题之一。由于双方在军队改编的许多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故至抗战爆发仍未达成协议。七七事变后，红军将士满怀爱国热情，多次发表通电，向国民政府要求早日开赴抗日前线， 并于7月14日宣布自行改编。注141次日，中共代表向国民政府递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言中表示：愿立即取消苏维埃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 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指导，开赴抗日前线。注142

由于中共方面的一再催促，加上八一三后淞沪战场形势吃紧，各战场均需大量兵力投入，于是，国共两党在以往谈判的基础上达成协议。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同意设总指挥部，下辖3个师，每师15000人。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改编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等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1日，按全国统一的战斗序列，改称第18集团军），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9月11日，改称正、副总司令），叶剑英为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左权任副参谋长，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和总部特务团。红一方面军及陕北红军第74师等编为第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政训处主任罗荣桓（11月，政训处主任改称政治委员，下同），副主任肖华，下辖第343旅（旅长陈光，副旅长周建屏），第344旅（旅长徐海东，副旅长黄克诚），以及独立团和3个直属营，全师共15500人。红二方面军及陕北红军第27、28军等部改编为120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参谋长周士第，政训处主任关向应，副主任甘泗琪，下辖第358旅（旅长张宗逊，副旅长李井泉）、第359旅（旅长陈伯钧，副旅长王震），以及教导团和5个直属营，全师共14000余人。红四方面军及陕北红军第29、30军等部改编为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浩，副主任宋任穷，下辖第385旅（旅长王宏坤，副旅长王维舟）、第386旅（旅长陈赓，副旅长陈再道），以及教导团和5个直属营，全师共13000人。加上总部直属队3000余人，全军共近46000人。与此同时，还由各主力部队抽调部分部队组成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1939年8月正式改称留守兵团）， 肖劲光任主任，下辖警备第1至8团、第385旅旅部和第770团等部，担负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注143

中国工农红军顺利改编，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实现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历史转变，为中国工农红军出师抗战奠定了基础。

三、八路军主力出师山西

洛川会议和红军改编期间，正是日军向华北和淞沪地区展开大规模进攻之时。尤其在华北，日军在平津失陷后大举增兵，于8月中旬又沿平绥、平汉、平津3条铁路线向中国军队发起新的进攻。

为了配合国民政府军队保卫华北，中共中央早在8月上旬就已对红军出师抗日的行动步骤作出初步设想，拟以 “三分之一兵力，以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为中心，向着沿平绥路西进及沿平汉路南进之敌执行侧面游击战，另以一部向热、察地区活动，威胁敌后方”。注144以后，随着战局发展，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上又就八路军出师后的兵力部署作了进一步研究，决定：八路军全部部署于以恒山山脉为中心之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以此为战略依托，向察哈尔南部、热河南部和河北西部发展。此一部署的要旨是使八路军主力在出师后能向平、津之敌之侧翼和后方深入展开，分割敌关东军与平津的战略联系。从侧后袭扰、牵制和打击日军，钳制日军的正面进攻，以此协同，配合友军作战。

由于华北战况日趋严重，红军改编后未等整编补充就绪，中共中央军委即按既定部署，令第115师为东进先遣队，于8月22日由陕西三原地区誓师出征。8月31日，第115师主力经韩城县芝川镇东渡黄河，至侯马乘火车沿同蒲路北上，日夜兼程直趋晋察冀交界地区。9月3日，第120师主力也由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出发，沿先遣队线向华北前线挺进。9月6日，八路军总指挥部由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东进前线指挥作战。与此同时，八路军总部对八路军主力出师后的作战指导思想和具体部署向各师发出电文指示，指出：敌在华北作战计划，以占领平津、南口、张家口之线为第一步，以占领沧州、保定、涞源、大同之线为第二步，以进占德州、石家庄、太原、归绥为第三步。但敌现有兵力疲劳，进入山区后，部队供应困难，重炮、坦克均不能发挥其威力。在此形势下，八路军为坚持华北局面，尽可能保障山西持久战，争取民主政治的实现。为此，八路军在各方面须起积极模范作用：应以机动灵活的袭击战术，求得消灭敌之小部，兴奋友军，转变其死守、呆板之战术，造成持久胜利的发展局面，模范地遵守纪律，积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对一切友军政权，取尊重合作态度；扩大本身，利用时间加紧必要之训练。具体部署是：第120师主力以灵活的游击战向左云方向袭击，并发动晋西北及绥东群众，首先组织宁武、朔县、神池、五寨、平鲁、右玉、林格尔、清水河、偏关、河曲、保德地域的游击队；王震率第718团进至五台东北豆村镇、台怀镇地区，开展五台以北、以东等地区之群众工作。第115师第343旅控制上寨附近，以小部袭扰灵丘、涞源之敌；第344旅位于阜平东北，随时协助第343旅相机袭击由灵丘向平型关西进或由涞源向平汉路南进之敌；在可能条件下，组织有力游击队深入紫荆关、蔚县、涿鹿之间活动。 预计，第129师抵正太路以南，在辽县设后方机关，开展太行山脉工作。注145

遵照上述指示和部署，9月中旬，第115师主力进至五台、繁峙、灵丘等晋东北地区和冀西阜平地区；第120师主力于9月下旬进至宁武、神澉等晋西北地区。总部和第120师第358旅也于是月末进入五台。9月30日，八路军第129师整装完毕，由韩城、芝川渡过黄河，向山西抗日前线进发。

小结

七七事变，日军攻占平、津，使蒋介石及国民党统治阶层对日妥协的幻想彻底破灭，中日关系的“最后关头”终于被突破。

8月7日，国民党中央和地方的政军要员云集南京，就全国性的抗战战略指导方针和作战部署进行了紧张的决策，决定开展“全面抗战”并实行“持久消耗”的作战原则。

国共谈判为世人所瞩目。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正确的政治路线，也由于国民党政府从抗日大局出发，双方就中国工农红军的改编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开赴前线作战，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完成。至此，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全面抗日战争在南北战场迅速展开。

第29军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首先奋起抵抗日军进攻，成为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起点，这是具有历史功绩的。但在日军进攻面前，却迅速失败，尽管因素较多，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第29军领导人幻想苟安的结果。

八一三事变爆发后，上海地区首辟东部战场。淞沪作战在开始之初规模并不大，但不到一个月便扩大为抗日战争的重心。中国几十万大军集中于上海周围这一地势平坦、河网交错的狭小地区，与装备、素质都居于优势的日军进行旷日持久的阵地战。华北战场因此降到次要地位。淞沪会战的结果，使中国精锐部队受到严重损失。这对于国民政府“持久消耗”的战略指导原则来说，不能不说是一次失策。

第二部分　侵略战争日本全面扩大

第6章　华北战事的发展

一、平绥线重镇的失陷

日军占领平津，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抗击，也激起了中国人的抗日热情。日本内部再次对战争前途发生分歧，“温和派”认应限制战争规模，否则日本将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全面战争之不能自拔，而“强硬派”则狂妄地断言，中国不堪一击，可在“三个月灭亡中国”。结果，“强硬派”的主张占了上风，日本遂调集大军对华作战，走上了全面战争的道路。

日军所以断言能在3个月内结束战事，基本判断是在此期能以重兵歼灭中国军队的精锐，攻占政治经济中心地区，因而采取了“速战速决”战略，南北两个战场同时开战，沿铁路线长驱直入，夺取具有战略影响力的中心城市，并乘机消灭中国的主力部队。为加强华北日军的力量，先后从国内紧急动员了第5、第6和第10共3个师团赶赴华北增援，企图以大兵压境之势沿平汉线、津浦线快速南下，与中国部署在平津以南的部队进行决战， “将其击败后进入保定、独流镇一线”注146，再伺机南下与华中日军会合。平绥线方面，日军原只计划派独立混成第11旅团集结在南口和北平之间，监视该方向中国军队的动向，视情况变化占领南口，以保证平汉线作战时的右翼安全。最初，关东军曾数次要求进攻平绥线，以彻底安定华北，“巩固满洲国的基础”，被陆军部以 “并非当前之急务”为由加以否决。注147

然而，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日军在集结过程中发现中国汤恩伯第13军已经抢先在南口附近布防，对其未来作战威胁甚大，且关东军一再坚持向平绥线挺进，日本中国驻屯军便决定先派独立混成第11旅团及板垣征四郎第5师团沿平绥线向西攻击南口，以排除主力南下作战的背后威胁。同时关东军也派出由3个旅团组成的“察哈尔派遣兵团”，沿热河内蒙古一线作战，直攻张家口，与第11旅团等部对平绥线上的中国军队形成东西夹击之势。由于这场突然决定的战事主要是在察哈尔（旧省名，辖今河北西北部及内蒙古一部分）进行的，故日本方面又称其为“预料外的察哈尔作战”。

平绥线是连接华北西北的大动脉，该线上的南口是阻止战火燃到山西的屏障，又可予平津日军以威胁。张家口是西北重镇，中国方面预计日军会沿平绥线西犯，故对此线的防卫颇为重视，蒋介石在7月30日致电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对局势作如下分析： “平汉线与津浦线之正面作战，若不从察绥方面向敌侧背攻击，则战无了局。”注148次日，他连发数次电报，布置察省防务。他令第13军军长汤恩伯、第17军军长高桂滋急速率部入察，协助察哈尔省主席、第68军军长刘汝明准备平绥线的作战，电称 “俾部队一到，即可随时进入阵地作工，不致废时，总须我部队阵地深沟宽壕，使敌骑与唐（坦）克不能侵入阵地”注149；命令刘汝明 “从速将平绥线青龙桥、八达岭等处各要点铁路炸毁，勿使敌利用。”注1508月1日，蒋介石命令组成第7集团军，从绥远和山西增援平绥线，委傅作义为总司令、汤恩伯为前敌总指挥。

8月初，日军独立混成第11旅团向南口附近开进，由于沿途洪水暴发，日军行动稍缓，使中国军队有了少许构筑工事的时间。8月8日，日军千余人在重炮掩护下进攻南口，中国士兵凭险抗击，展开激战。日军采用了多点攻击战术：除第11旅团主攻南口外，第5师团一部绕出南口背后的居庸关、镇边城等处；关东军的察哈尔派遣兵团经张北直攻张家口；大井支队从北方扑向延庆；另有伪蒙军在商都一带频繁活动，牵制中国骑兵第1军，其目的是要截断平绥线，各个击破中国军队，迅速结束该方面战事，保证津浦、平汉线作战的顺利展开。

日军8日的进攻被击退后，重新调整部署，于12日拂晓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攻势，当天，5千日军在飞机、坦克、重炮掩护之下。同时向南口及其附近的得胜口、虎峪村、苏林口一线阵地全面进攻，中国守军顶着猛烈的炮火，顽强战斗，在敌人重点攻击的南口阵地，中国士兵身陷焦土，在残缺不全的工事中作战，誓死不退。日军凭着强大火力，一度冲入南口镇，但当晚中方即组织逆袭，成功地将敌人驱出，守住了南口， 此役中日双方各伤亡500余人。注151

图6.1　日军进攻南口，受到中国守军抵抗。图为日军坦克突进南口

两次猛攻受挫，日军便再次向该方面增加兵力，第5师团主力投入战斗，全线作战由板垣征四郎统一指挥。中国方面也感到南口 “防线太长，兵力太单薄”注152，在敌军优势兵力之下恐难持久，决定增援第13军。蒋介石希望阎锡山的晋军能就近支援，但阎反应冷淡。13日，军事委员会电令在石家庄的李默庵第14军及陈铁第85师编成第14集团军，由卫立煌任总司令，紧急用列车运往易县，从北平以西山地向南口迂回，驰援汤恩伯部，限令10天内到达。并令孙连仲第1军团进占房山西北高地，掩护第14集团军的前进。同时，军事委员会又电令平绥线西段的第143师（师长由刘汝明兼）出击张北、崇礼城，骑兵第1军（军长赵承绶）出击德化、商都和南壕堑等地，一面策应南口，一面消耗此处的敌人，便于未来作战，蒋介石还直接给属晋绥军的傅作义电报，请他出兵 “援助汤军，以全公私，勿使其孤军受危，南口失陷”。注153

13日，日军对南口中方阵地再兴攻势，战斗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日军先以猛烈炮火轰炸，然后以坦克横冲直撞，士兵则随在战车之后冲进南口，火力上处于劣势的中国守城官兵不避牺牲，与敌殊死血战，反复肉搏争夺，致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数度易手。至14日，南口主阵地守军一团官兵几乎全战死，阵地陷敌手。以后数天，日军乘势向南口左右两侧的阵地攻击，想一举解决战事，但中国士兵寸土不让，顽强阻击，第13军虽形势渐趋不利，仍据险固守待援，并不时对敌军实施逆袭，双方在南口周围地区形成僵持。

此时，第143师攻克崇礼并威逼张北城下，骑1军在察北的牵制行动也取得相当战果。第7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率部乘火车急赴怀来支援南口，日军感到硬攻南口一时难奏效，决定改变进攻策略，把重点从南口改为张家口，得手后再夹攻南口。

军事委员会于8月20日将全国划分成5个战区，规定各战区的作战任务及方针。平绥线划归第2战区，其作战任务的中心是 “应以战区现有之兵力，最低限度，必须固守南口、万全之线”。注154可是，在日军的猛攻下，中国军队处处被动，根本无法贯彻实施。

张家口是平绥线上的重镇，察哈尔省府所在地，由刘汝明第68军防卫，该军实力较弱，主要部队是第143师。平绥线东段开战后，第143师策应作战，比较顺利，但对敌人的全力进攻却缺乏准备。8月中旬，该师派兵向张北周围地区追击敌军，不料正遭从西北扑向张家口的日军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军当头迎击，顿时陷入被动，转攻为守。该地中国军队本来就显薄弱，刘汝明处处设防，没有集中收缩兵力，结果各处阵地均被轻易击穿，日军很快占领张家口附近的重要据点，兵临城下。

8月21日，日军集重兵猛攻张家口，当天气候恶劣，倾盆大雨，中国守城部队泡在泥泞的水中抗击敌人，战况至为激烈。占有火力优势的日军选择中方较弱的右翼为主攻方向，终于由此处打开缺口，冲入城内。刘汝明因手边机动兵力不足，一味防守，未能组织有效的反击，傅作义曾率两旅由下花园等处回援张家口，但无法挽回败局。经过长时间的争夺，日军在27日基本控制了张家口，刘汝明奉命率部向宣化、涿鹿一带突围，后撤向洋河南岸。张家口失守。其后傅作义部试图反攻张家口，受挫退至柴沟堡。

日军进攻张家口，企图沿平绥线东进。已陷困境的汤恩伯第13军腹背受敌，在南口一线的处境更为困难，不得不收缩防线，苦守延庆、居庸关、怀来等要点，凭长城天险抵抗，等待援军。8月23日，日军第5师团经镇边城突向第13军司令部所在的怀来，将其占领，而中国增援的卫立煌第14集团军先头部队虽赶到青石口，与镇边城日军接触，对第5师团的侧背发起冲击，令日军震惊不小，但 “因渡永定河渡河迟滞，且通信器材不全，与汤部未取得联络，亦未能阻敌于途中”。注15525日，南口及周围要点全失，次日，蒋介石仍希望能守住平绥线的一段，电令汤恩伯： “必须死守现地，切勿再退；否则，到处皆是死地，与其退而死，不如固守而死，况固守以待卫（立煌）军之联络，即是生路。”注156然而，第13军因连日鏖战，伤亡大半，和卫立煌军也一直联系不上，便不顾蒋介石死守待援的命令，向桑乾河南岸突围。

张家口、南口的失守，使平绥线东段全为日军占据，察南已无险可守，日军很快侵占察哈尔全境，山西门户洞开。但日军由于遇到中国军队较顽强的阻击，只能在这个原先认为属于辅助的战场方面不断投入兵力，影响了其对平汉线、津浦线的作战准备。故日方在战后总结时认为，由于其主力的集中迟缓，一段时间内 “华北战线的主动权在于中方”。注157

此后，日军兵分两路：板垣征四郎第5师团自怀来攻击晋北门户天镇、阳高，矛头直指晋北重镇大同；关东军的察哈尔派遣兵团则以重兵继续从张家口沿平绥线西侵，企图完全占领平绥线。

9月初，第5师团逼近大同前哨天镇，与中国奉命设防的李服膺第61军发生遭遇战。5日，日军3000余人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猛攻天镇。中国士兵面对强敌，殊死抵抗，不避牺牲，多次打退敌人优势火力的进攻，激战5天杀伤大量日军，自己也损失惨重。10日，日军攻克天镇周围的据点，守军的处境很险恶，李服膺下令所部弃防后撤。天镇弃守，大同门户洞开，第5师团乘胜抵大同城下。中国军队不及布防，城内兵力薄弱，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不顾军事委员会的阻止，决定弃守大同，集中兵力在内长城一线设防。12日，日军在未遭遇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大同。

负责在平绥线西段抗击日军的是赵承绶骑兵第1军，蒋介石命令该军要固守晋北及绥远要地， “另一部固守集宁，不得已时对集宁以西地带尽量破坏交通设施、桥梁、水井，逐次西退，最后死守绥远待援”。注158然而，在日军的强大攻势面前，以骑1军一军兵力（2个骑兵师，2个步兵旅）防守如此漫长的铁路线，显得力量单薄，该军也无顽强抗敌的斗志，所以一再溃败，节节后退。10月10日，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1个旅团配合伪蒙军的9个骑兵师攻击平绥线上的要点归绥，并于3天后将其占领。16日，日军进入平绥线最西端的包头，完全控制了平绥线。

图6.2　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中）在大同车站

日军侵占包头，已经深入中国的西北地区，但因战线太长，兵力不敷分配，无力再兴攻势。中国军队退至五原、临河一带与敌对峙。为便于该方面的统一指挥，特于11月9日设立第8战区，以蒋介石兼任司令长官，朱绍良为副司令长官，统辖绥远、宁夏、甘肃的部队，防敌进犯西北。

二、战区的设立

随着战火的不断扩大，尤其是南北两个战场同时开战，中日双方都调整了军事部署和指挥系统。

日本参谋本部对侵华兵力调整如下：在华北战场，1937年8月底将原“中国驻屯军”改编为“华北方面军”，以寺内寿一大将为方面军司令官，下辖香月清司第1军、西尾寿造第2军等部共8个师团及临时航空兵团，约37万人。其作战任务是： “应占领平津地区及其附近要地，并确保该地区之安定。挫伤敌之战争意志，获取结束战争之局势，应迅速歼灭河北省中部之敌。”注159在华中战场，8月中旬组成“上海派遣军”参加淞沪会战，11月又扩编为“华中方面军”，以松井石根为司令官，下辖松井石根第10军及原上海派遣军各部，共约30万人，其作战任务是，迅速占领华中重要城市，歼灭国民党精锐部队，迫使中国尽早投降。

中国方面，军事委员会鉴于全国抗战的局面已经形成，为指挥便利起见，在8月20日发布了部队战斗序列和作战指导方针，首次将国土按抗战需要划分成若干大的作战区域即战区，作为军事委员会领导之下的独立作战机构。当时确定的作战总方针为： “部队之运用，以达成持久战为作战指导之基本主旨，各战区应本此主旨，酌定攻守计划，以完成其任务。”注160并将全国军队划分为5个战区，序列如下：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参谋总长：程潜。

第1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兼），下辖宋哲元第1集团军、刘峙第2集团军、卫立煌第14集团军等部，作战区域为平汉、津浦两铁路线；

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下辖杨爱源第6集团军、傅作义第7集团军、赵承绶骑兵第1军等部，作战区域为山西、察哈尔和绥远三省；

第3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兼），下辖张发奎第8集团军、张治中第9集团军、刘建绪第10集团军、陈诚第15集团军等部，作战区域为江苏、浙江两省；

第4战区：司令长官何应钦，下辖蒋鼎文第4集团军、余汉谋第12集团军等部，作战区域为福建、广东两省；

第5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兼，后由李宗仁调任），下辖韩复榘第3集团军、顾祝同第5集团军，作战区域为江苏北部及山东。

5个战区之外，还有4个预备军。注161

军事委员会下达给各战区的主要任务是：第1战区派出有力部队对近迫当面之敌实施柔性攻击，并抽调部队支援第2战区；第2战区最低限度以现有兵力固守南口、万全一线，会合增援部队向赤城、沽源一线发起攻势，确保山西；第3战区迅速扫荡入侵淞沪之敌，确保京沪政治经济中心；第4战区完成对付敌人海空军袭扰的战备。并指出，5个战区中， “主战场之正面在第一战区，主战场之侧背在第二战区”。注162

战区的设置在军事上有着较大的意义，它避免了作战过程中部队建制过小、不易统一的弊端，使部队能够做到相对集中，调配使用。各战区任务相对固定，便于发挥官兵的主观能动性，制订可行的作战计划。八年抗战中，因局势变化，战区时有增减，作战区域及长官也常有更换，但作为一种基本的作战机构一直保存了下来，对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有一定贡献的。

三、中国军队在津浦路的溃败

津浦、平汉两条铁路线是华北通往华中的大动脉，日军要实现其“速战速决”战略，迅速占领中国腹地，歼灭中国野战军主力，一定要沿两线南下。平津作战结束，日军就着手准备进攻津浦、平汉线，8月开始的平绥线作战，原本是为保障未来平汉线、津浦线作战时侧翼安全的。日本华北方面军针对中国军队在河北的集结，制定了“迅速击灭河北省中部之中国军，以确保平津地区安定”的作战目标， 计划于9月上旬分别击溃在保定、沧州一带集结的中方部队。注163根据日方计划，香月清司指挥第1军进攻平汉线，西尾寿造统率第2军负责津浦线作战。

中国军事当局对华北防务颇为重视，卢沟桥事件一发生，就于7月9日命令尚在庐山受训的孙连仲率第26路军速往保定、石家庄集中， “令庞炳勋部与高桂滋部，皆向石家庄集中”。注164支援平津，阻敌南下。8月初，又设立了以徐永昌为主任、林蔚为参谋长的军委会石家庄行营，统一指挥河北境内的作战，华北的军队编为宋哲元为总司令的第1集团军和刘峙为总司令的第2集团军，分别负责津浦、平汉线作战。8月20日，新的战斗序列公布，两线作战统归第1战区指挥，石家庄行营撤销。作战开始不久，军事委员会鉴于第1战区部队实际上被分割成两块，加之华北地区连降暴雨，战场间联系不便，又将8月划定的第1战区一分为二：平汉线北段为第1战区，蒋介石兼任司令长官（程潜代理）；津浦线北段为第6战区，冯玉祥任司令长官，鹿钟麟为副司令长官。

在津浦线上，宋哲元第29军从平津败退至静海、马厂一线与日军对峙；吴克仁第67军、庞炳勋第40军、刘多荃第49军等部分别向沿线沧县（今沧州）、德县（今德州）等战略要地集结，构筑防御工事，准备正面阻敌。同时，平汉、津浦两线之间地带也布有郑大章骑兵第3军、万福麟第53军。平津开战后，蒋介石知敌人之南侵势不可免，7月间一再催促尽快完成沧（县）保（定）、德（县）石（家庄）两线国防工事的修筑。

9月11日，日军攻占马厂一线阵地，其配置为第10师团沿津浦线，第19、第109师团在该线西侧，分途南犯，直趋中国第6战区预定的重点防守地区沧县和德县。沧县不仅是津浦线上的重镇，还是从侧翼策应保定、石家庄的关键，蒋介石为弥补兵力上的不足，曾指示第40军军长庞炳勋： “沧县以北之运河如可造成泛滥，则可以决堤阻敌。”注165破堤阻敌的计划虽未实现，却是以后花园口决堤的先声。

21日，日军第10师团先头部队沿津浦线攻至沧县以北的姚官屯，遇中国第39师（师长庞炳勋兼）的正面抵抗。双方在姚官屯附近展开激战，日军以飞机、大炮轰炸第39师阵地，将外围堑壕铁丝网全都炸毁，阵地几乎被炸平， 一天战斗下来，守军官兵伤亡两千余人。注16622日、23日两天，战况至为激烈，守军在外围阵地被突破后，退到主阵地继续顽强作战，击落敌机1架，大量杀伤敌人。23日，第10师团一部曾在优势炮火及坦克掩护下冲入姚官屯车站等几处中方的主要防御阵地，守军士兵与敌肉搏苦战近20小时，终于驱赶走敌人，夺回了阵地。24日，日军再度大举进攻，连续血战的中国军队伤亡惨重，兵员装备严重不足，且 “天气已凉，该军官兵多穿单衣，终日在泥水之中，夜间实难支持”注167，后援部队也迟迟未到。庞炳勋面对敌人大军压境，自感孤军难撑，下令弃防西撤。第10师团遂进占沧县，并随即继续南侵。同时，由津浦线西侧南下的日军第16师团也突破中国守军防线，策应津浦路方面的作战。

沧县失守后，第6战区把防御重点南移至德县，沿路逐次抵敌。29日，战区副司令长官鹿钟麟赴南皮指挥第59、第49、第40军的主力乘夜色侧击第10师团，打击敌人，取得一定斩获，但因敌情不明，部队间配合不良， “未收大获，乃沿铁路东侧向南撤退”。注16810月3日，日军第10师团前锋抵达德县，军委会曾命令第3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以两个师的兵力快速进驻德县布防，然而，直到日军攻至德县城下，也只有一个团到达。该团官兵凭城防守，与敌激战，终因寡不敌众，牺牲惨重。5日，津浦线上的重镇德县再告陷落。之后，日军仍沿津浦线南下，韩复榘部利用河道等天然屏障设置防线，一部则在津浦线东侧机动。

随着战局变化，中国方面调整兵力部署，原在津浦线作战的第1集团军移向平汉线，划归第1战区。军委会决定撤销第6战区，津浦线上的作战改隶第5战区。第5战区的主要任务是确保山东。

10月下旬，淞沪和山西两个战场鏖战正急，日军兵力不敷分配，从津浦、平汉两线抽调主力支援他处，蒋介石命韩复榘以第3集团军主力击破正面敌人，反攻沧县、德县，扰敌后方，牵制日军向山西战场增兵。然而，韩复榘意图保存实力，迟疑观望，失去良机。

日军第10师团为争取主动，避开中国军队在铁路线正面的防御工事，于11月5日分兵以三路南下：一部向东南攻击，先后占领陵县、临邑；一部向西南攻占恩县、高唐；一部仍沿津浦线南下，侵占禹城。11月中旬，三路日军威逼黄河北岸，韩复榘见黄河以北阵地难保，便命令所部退至河南岸，并炸毁了黄河大桥，企图借黄河天堑阻止敌人南侵，津浦线北段的战事以中国军队的溃败告终。

图6.3　被炸毁的黄河铁桥

津浦线北段的作战持续两个月时间，中国军队在兵力上远远超过日军，加上作战期间连续阴雨，不利于敌人发挥其机械性能好的优势，但中国军队除在沧县有正规的抵抗外，几乎是一触即溃，一路败退。究其原因：一是指挥系统混乱，津浦线作战先后曾归第1、第6和第5共3个战区指挥，号令不一，参战各部队又是临时组合而成，相互间分属不同派系，心存芥蒂，无法密切配合。设立第6战区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在该线作战的宋哲元、庞炳勋、韩复榘等均系冯玉祥西北军旧部，军委会希望冯出面指挥协调各部，不料， “冯之部下，咸对冯之指挥有所畏惧与表示不信任，或以密电，或经口头，屡向军委会报告，不服冯之指挥”。注169最后，只好将第6战区裁撤。二是大敌当前，某些将领仍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保存实力的思想，不能全力抵敌，韩复榘一再拥兵自重，就是典型的例子。三是在战术上只知在铁路沿线死守硬拼，不能充分利用人多地形熟悉等条件，灵活机动地对敌人的侧背予以打击，进行消耗和牵制。

四、平汉线北段作战与保定、石家庄的陷落

与平津线北段作战同时进行并有密切联系的，是平汉线北段作战。

平津作战结束后，中国军队多集中于保定，平汉线及保定的战略地位更显突出，成为中日双方必争之地。对中方来说，拥有保定，进可以收复平津，退可以沿路拒敌，粉碎其“速战速决”战略。为防敌人南侵，拱卫保定，中方在平汉线保定以北地段上设置了三道防线，其配置如下：孙连仲第1军团（第26路军）及檀自新骑兵第10师在房山、琉璃河、固安一线布防；曾万钟第3军在易县、涞水、高碑店一线构筑阵地；关麟征第52军在满城、保定及新安一线设防。此外，又以裴昌会第47师集结在第一与第二道防线之间的涿县，作为机动。蒋介石一再催促有关将领加速修筑御敌工事，他在给石家庄行营主任徐永昌等的电报中称： “构筑据点、赶修城防，与构筑阵线同样重要；而据点尤宜固守也。此时应严令各县长赶修城防，速为固守之备。遵办如期完成者，加赏晋级；否则严惩勿贷，并作为有意放弃城垣，不尽职守，以汉奸罪论也。此事比任何防务为急要，务希派员督促，并筹划守城之准备为要。”注170

平绥线作战先期发动后，蒋介石曾有利用平汉线支援平绥线，甚至两线合击反攻平津的设想。他先命令卫立煌率第14集团军北上增援南口，后又批准第2集团军反攻北平的计划，该计划称第2集团军 “应以一部在固安附近牵制当面之敌，另一部沿平汉线前进。主力由房山县西北山地向北平进出，协同南口友军会攻北平”。注1718月19日，蒋电令徐永昌、刘峙， “各路各派有力之一部，向平汉路攻击前进，使敌军首尾不能相应，以达成卫（立煌）军之任务。如津浦路不及出动，则平汉路亦应单独前进”。注172然而，随着日军大举增兵华北，中方反攻计划成为泡影。

为掩护第14集团军的北上行动，孙连仲率第1军团向良乡、坨里作局部进攻，牵制日军。8月21日，该部与日军第20师团接触战斗，南口失守，第1军团即后退设防。

9月4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寺内寿一下达作战命令，要求第1军 “消灭面前敌之先遣兵团……准备攻击保定附近之敌”。注17310天后，第1军对平汉线发起总攻击，分三路南下：第20师团沿铁路线向房山、琉璃河正面攻击；第6师团、第14师团则在平汉线东侧分别渡过永定河，攻固安和永清，对保定以北的涿县成合击之势。中国守军均在正面凭借所筑工事抗击来犯之敌，战况甚烈，至18日，日军首先从右路突破防线，中国部队纷纷后撤，放弃涿县。其中第3军退向保定，万福麟第53军移至任丘，其余各军则撤到石家庄一带重新布防。这样，中方设置的第一道防线被敌突破。第二道防线则是不战而溃。

日军决心全力攻击平汉线，迅速占领保定。第1军沿铁路两侧急速南下，21日已经到达保定以北，在铁路西侧，第20师团一部与中国关麟征第52军在满城发生战斗，击穿守军阵地，并挺进方顺桥，抄保定守军的后路。一部直攻曹河，从正面压迫保定。同时，华北方面军命令在津浦线作战的第2军以一个师团朝正定突击，切断平汉线中国军队的退路，命令第5师团派主力配合第1军攻保定。平汉线上的态势不利于保定城的防守，中国军队“本拟于保定附近与敌决战，然仅有关麟征三个师，不愿将其消耗于河北”，《白崇禧回忆录》，第157页。遂决定退出保定。9月24日，日军占领平汉线上战略要地保定。

从保定后撤的中国军队退至石家庄以北的滹沱河南岸，沿河筑防。此时战区划分有所变化，程潜主持的第1战区专门负责平汉线作战，他将主力集中于滹沱河以南的石家庄附近， “预期由左翼转移攻势，与敌决战。”注174其部署为：第14集团军司令卫立煌指挥平汉线（含）以西作战，第20集团军司令商震指挥该线以东作战，其中卫立煌部是所设想与敌决战的主力。然而，部队尚未到达指定位置，日军在晋北攻克雁门关，太原告急，蒋介石为挽晋北危局，速令第14集团军赶往忻口增援。平汉线上中国部队骤减，只能放弃与敌决战的计划，由商震部逐次抵抗，尽力阻敌迅速沿线南下。 日军已有再在石家庄附近对中国军队实施“重大打击”的设想，注175从津浦线南侵的敌第2军派出一部沿子牙河西进，配合第1军的作战，严重威胁第1战区的右翼。敌强我弱，石家庄的失守已势不可免。

10月6日，日军前进至东长寿，遭鲍刚独立第46旅的顽强阻击，双方激战甚烈，中国守军 “苦战一昼夜，牺牲殆尽”。注1768日，日军对正定发起总攻，守军抵抗，战斗中，中国空军战机曾轰炸交通线，企图阻敌增援，但日军火力凶猛，坦克入城横冲直撞，中国守军伤亡较重，渐渐不支，退出城外。10日，日军乘胜强渡滹沱河，攻击中国守军主阵地，石家庄危在旦夕，蒋介石怕主力遭厄运，同时山西战场更加吃紧，便令第1军、第14军团及第3军等部先期转移至晋东娘子关阵地，只留商震第32军在藁城、万福麟第53军在石家庄附近地区阻击和牵制敌人。由于石家庄的防御十分薄弱，日军在入城时只遇到象征性的抵抗，当天即占领了河北重镇石家庄。

此后，日军顺着平汉线长驱南攻，如入无人之境， “各兵团利用列车及汽车连续急追，到处捕捉中国军”注177，数日内连陷元氏、高邑、临城、内邱、邢台、邯郸等地。中国军队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一味退却，至10月17日主力又集结在漳河南岸。19日，日军第14师团强渡漳河，中国第52军顽强抗击，与敌激战两昼夜，终于遏止住了日军的势头。但平汉线河北境内段已经全部落入敌手。

随着全国战场的形势变化，10月下旬中日双方均变更了其在平汉线上的兵力部署。中方第1战区将主力编为第20军团，集结在林县、汤阴等处整理，由汤恩伯升任军团长指挥；撤销了第6战区，宋哲元第1集团军转属第1战区指挥，受命守备大名、内黄一带；日方则因平汉线北段基本打通，便抽调第6师团和第16师团转用于上海战场，第109师团转用于娘子关方面，仅留第14师团在该线，以牵制中国军队。平汉线在双方的战略上都降为次要地位，减少了兵力。

当山西战场吃紧时，军事委员会曾命令第1战区派部队 “星夜向石家庄及娘子关前进，攻击敌之侧背，以解娘子关之危”。注178可是中国军队尚未行动，日军已有觉察，并先发制人。11月4日攻击豫北要邑安阳。中国军队虽有主动出击，但一触即退，安阳、大邑迅告失守。平汉线北段的战事暂告一段落。

中国军队在平汉线上的迅速溃败，固然有其客观原因，如日军机动性强，沿铁路线作战有优势；华北多平原地带，无险可守；主力被转用他处等，但更重要的则是指挥方面的失误及国民党军队腐败所致。在战略上，作战方针朝令夕改，令部队无所适从，作战过程中，多次发生临时变更作战计划、部队位置及配属的事；防御上，死守几道线型工事，缺少必要的纵深保护，结果是日军只要集中力量击破一点，全线即溃，开战前蒋介石一再督促加紧建的几道国防工事，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有些军事将领贪生怕死，想保存实力，与敌交战，一触即退。如在涿县保定作战中，有的将领“因循敷衍，得过且过，其责任心之薄弱，牺牲精神之缺乏，已达极点”。撤退过程形同溃败，军纪极坏， “官不知兵，兵不见官，……一退数百里，将民财骡马拉抢一空”。注179第2集团军总司令刘峙在平汉线上一退再退，直遁河南，时人讥讽为“长腿将军”。此外，据日方资料，第53军军长万福麟从涿县作战起即“私通”日军，在石家庄作战时又由于日军的“谋略”工作而退却， “于是中国军队立即全线崩溃”。注180无论从抗战的精神士气，还是从抵御日军的实绩看，在平汉线、津浦线作战的中国部队都是抗战初期各战场中表现较差的。

平汉线北段作战的失利，保定、石家庄的陷落，使华北战局发生了逆转，日军击穿了整个河北，打开中国腹地，直接威胁华北晋、豫、鲁各省，也牵制了中方在其他战场（如上海）的用兵，而日军占据平汉、津浦两大铁路动脉，便于其充分发挥机械化部队的优势，对日后作战有重要影响。

第7章　中日军队在山西的鏖战

一、雁门关内长城一带的战事

日军攻占南口和张家口后，便在北宁、平绥两路，平、津、张以南、以西300公里正面完成了战略展开，造成全面进击华北之态势。中国军队在河北、晋北和绥西作战的失利，使日军得以突破同蒲路和平汉路，河北、山西两省战略走廊洞开，华北战场的中央战线宣告瓦解，中国军队被迫循山路向华北战略枢纽的山西境内撤退。日军也转锋指向山西北境长城线。战火烧到了山西省境内。

山西省位于黄土高原东部，四面环山，东面有恒山、五台山和太行山为天然屏障，北部山地沿内长城有雁门关、平型关等重要关口，地势雄固，易守难攻，为华北的天然堡垒，是一非常重要的战略要点，自此东进可以控制河北省，南下足以逐鹿中原。中国军队固守山西，从战略态势上能使河北省境内的日军感受到来自侧背的严重威胁，并牵制其进一步南侵。日军为解除侧背之忧，并沿平汉路迅速南下，在占领了大同之后，向退守晋北神池、雁门关内长城一线的中国军队发起了猛攻。中日两军在这兵家必争之地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鏖战。

1937年9月中旬，占领大同的日本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以其混成第15旅团沿同蒲路南下，锋指太原；日本华北方面军第5师团则由宣化、涿鹿南下，相继占领察南要地阳原和蔚县后，师团长板垣征四郎决定突破晋察省界向广灵攻击。中国军队在平绥路西段战斗中止后，奉第2战区司令官阎锡山令，于9月11日退守神池、平型关、雁门关内长城一线，设置第二道防线，凭借天险阻止沿同蒲路南下的日军。阎锡山同时令汤恩伯负责指挥第17军及第73师担任晋察交界处广灵方面的作战，阻击由察哈尔省西侵的日军第5师团。12日，蒋介石命陈栖霞率空军4个中队北上支援晋省作战，另令第18集团军朱德部归第2战区指挥，阎锡山负责灵邱部署。

9月13日，阳原方面日军第5师团步兵第21旅团2000余人向广灵西北的火烧岭以西刘家沟一带第84师阵地猛烈进攻。第5师团日军主力则由蔚县直趋广灵，向广灵正面安头山、洗马庄第73师各阵地猛扑，并以一部由蔚县经石门峪南进，向灵邱东北约80里刁泉一带中国军队阵地攻击， “激战终日，敌未得逞并死伤甚众”。注181

另外，日军步兵第41联队向广灵阵地左翼尹家店一带迂回，企图切断广灵与灵邱中国军队的联络。中国军队李仙洲第21师、高桂滋第84师、刘奉宾第73师同日军剧烈激战后，因伤亡过重，13日夜放弃两阵地， “奉汤恩伯令，撤至鳌峪、上白羊、石人山、陈家沟之线预筑工事”。注18214日，广灵失守。

15日，汤恩伯奉令调第一战区，由第6集团军副总司令孙楚接替指挥广灵方面作战。同日，阎锡山命第6集团军在灵邱东南方山地经恒山、凌云口、北楼口占领阵地，拒止敌人；命第7集团军在狼峪、茹越口、广武镇、阳方口至利民堡之线，占领阵地，拒止敌人。同时令第71师、第72师和第35军为预备军，分别控制于繁峙、代县和阳明堡。

15日拂晓，占领广灵之日军2000余人，南下向第73师松山阵地发起攻击，激战8小时左右，被敌攻陷。不久该师又出动步兵4个连进行反击，克复该山。随即，敌集中炮火轰击，中国守军伤亡过半。日军又向中国守军侧翼包围攻击，该师被迫向义泉岭撤退。同日，日军向中国军队独立第3旅阵地攻击，被中国军队击退。18日晚，日军再次向独立第3旅阵地发起猛攻，该旅伤亡甚重。孙楚副总司令命该旅及第73师退守将军山、龙泉寺、窑沟之线。20日，中国军队出动空军飞机3架在广灵、灵邱一带侦察并轰炸日军，并对由蔚县向广灵推进的日军实施低空攻击。但由于涞源方面日军向西增援，与广灵南下之敌协同攻击，中国守军腹背受敌，难以持久。21日，中国军队逐次退守平型关、凌云口内长城之线。

日军主力矛头直指平型关，阎锡山急令所部在平型关布防，命刚从广灵、灵邱方面撤退的高桂滋第17军和第73师防守平型关正面，第73师占领平型关南之马跑泉经平型关至跑池南侧之线；第17军占领东跑池经团城口至西河口西北高地之线； 第15军占领大坪村经凌云口至北楼口之线阵地。注183

9月22日拂晓，日军逐渐接近内长城线。日军第5师团出动第20旅团主力3个大队附炮兵部队共约5000余人沿灵邱至大营公路向西推进，该日夜，其前锋直逼平型关和团城口，与中国军队展开激战。守军独立第8旅和第84师出击应战，阵地失而复得数次。23日天明，日军主力到达，以约1个师团的兵力，分两路进攻平型关及团城口，“激战至午，卒将敌击退”。同时，日军一部800余人向平型关东北金崎店、小窝单方面中国军队阵地猛攻。也被击退。日军旋以坦克车数十辆等沿公路猛攻平型关附近东西跑池阵地，守军寡不敌众，经一夜苦战而全部壮烈殉国。中国接防部队第17军和第73师各抽劲旅猛烈反攻，血战至24日午后将日军击退，收复东西跑池及附近高地，中国军队 “前仆后继，伤亡惨巨”。注184同日，阎锡山命令傅作义率预备军增援平型关，参加平型关前线指挥。

奉命配合平型关日军正面进攻的驻浑源日军步兵第21联队，于21日进发经王庄堡南下，意在由龙嘴村、大坪村直捣大营，断绝平型关中国守军退路，遭到第15军的阻击，激战两日，日军的企图终未得逞。

傅作义率领预备军两个旅于24日到达平型关后，日军也增兵5000人，分别向东西跑池、海拔1886.4米无名高地、团城口及讲堂村各处中国军队阵地猛攻，激战终日。中国军队虽屡挫敌锋，终因伤亡过重，东西跑池及海拔1886.4米无名高地再度陷于敌手。傅作义决定组织兵力于25日拂晓向日军反击，夺回失地，恰遇日军于团城口方面向我进攻，第17军被敌击退，东西跑池以北团口、鹞子涧、六郎城一带险要都被日军占领。第71师及独立第8旅被迫先对日军进行阻击，激战至午时，将日军右翼击溃，夺回山头数个。旋陈长捷第72师又加入作战，中国军队实施反攻，由公路两侧出击，夺回鹞子涧一带高地，并将日军包围于东西跑池的深沟内。

日军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主力攻陷应县、山阴等地后，续向内长城一线进攻，以策应日军第5师团作战。但雁门关地势险要，中国军队严阵以待，日军转而向守军兵力较单薄和山地纵深较浅的茹越口突击，以截断平型关中国军队的后路。阎锡山急令 “第6集团军应联合第17集团军及总预备队迅速击破进攻平型关之敌，第7集团之杨澄源军应竭力抗拒茹越口一带之敌，其余各军固守原阵地，以待我主力转移反攻该敌”。注18527日，日军向茹越口发动猛烈进攻，炮击一昼夜，中国守军独立第203旅两个营损失殆尽。阎锡山命杨澄源抽兵于晚间出击歼灭当面之敌，但未成功。29日，日军再以极为猛烈的炮火配合步兵强攻，守军竭力抵抗，伤亡殆尽，旅长梁鉴堂阵亡，茹越口防线终被日军突破。中国军队退守繁峙以西铁角岭继续抵抗。日军尾随而至，第34军奋力拼战，阎锡山又命预备军3个团投入战斗，血战两昼夜，但终未能阻止劲敌，敌进陷繁峙，威胁平型关中国军队后方。平型关中国军队分兵驰援不及，为免遭日军包围，中国军队遂放弃平型关，缩短防线，于30日夜向五台山、代县、雁门关至阳方口之线撤退。

日军第5师团迅速由平型关进至大营，随即西进与察哈尔派遣兵团第15混成旅团会合于繁峙。10月1日，日军会合部队全力向代县发起猛攻，中国军队立足未稳，代县当日即被攻陷，中国军队被迫再次南撤。

朔县、平鲁方面，中国军队何柱国骑兵第2军于9月25日进守井坪镇，并以一部驻守朔县。进攻绥远的日军察哈尔派遣兵团独立混成第1旅团也于此日以主力南下，先后击败平鲁、井坪镇中国守军，旋于28日晨以精锐部队将朔县包围，凭借坦克和野炮向朔县城池发起猛攻，守城部队誓死抵抗，激战一天，日军大炮轰毁县城北门，日军由北门和东门冲入， “我守城部队，仅谷田附率领10余人自南门冲出，其余官兵700余人均全部殉国”。注186朔县失守。30日，该敌越过阳方口，直指晋北交通要点宁武。10月6日，宁武失守。至此，中国军队内长城线被日军突破。为了阻敌南下，保卫太原，第2战区司令长官部决定组织忻口会战，调集部队相继开赴忻口。

二、八路军首战平型关

1937年9月上、中旬，当八路军主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之时，正值晋北战事紧急之际。平绥线的日军长驱直入，乘势突破雁门关及晋北长城各口，企图迅速侵占太原。山西省形势危急。

为了保卫太原和山西省腹地，中国方面第2战区除调主力第6集团军和第7集团军于雁门关、茹越口、平型关一线，利用长城沿线有利地形和既设国防工事抗击日军外；同时，要求八路军先头部队迅速开赴晋东北，协同坚守长城防线。为此， 八路军总部令第115师进至平型关以西之大营镇，待机打击进犯平型关之敌。注187 贺龙率第120师师部及张宗逊旅开赴晋西北，驰援雁门关。注188

9月14日，八路军第115师先头部队进抵大营镇，并派出侦察分队查明平型关地区情况。平型关位于山西省的东北部，是晋东北的一个咽喉要道，两侧峰峦叠起，陡峭险峻，左侧有东跑池、老爷庙等制高点，右侧是白崖台等山岭。在关前，从平型关山口至灵丘县东河南镇，是一条由西南向东北延伸的狭窄沟道。其中，关沟至东河南镇长约13公里的地段，沟深数十丈不等，沟底通道宽不过3至5米，仅能通过一辆汽车，而南北沟岸却是比较平坦的山地，地势最为险要，是伏击歼敌的理想战场。

22日，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一部，由灵丘向平型关进犯，并占领东跑池地区。23日，第115师林彪、聂荣臻等决心抓住日军骄横、疏于戒备的弱点，利用平型关东北的有利地形，以伏击手段歼敌，并在上寨召开干部会议，进行深入的战斗动员。 当天夜里，师部率主力进至平型关以东冉庄、东长城村地带。注189

23日、24日，国军与日军在平型关外围激战数次，损失很重。24日，第2战区第5集团军给第115师送来《平型关出击计划》， 拟定以第71师附新编第2师及独立第8旅一部，配合第115师向平型关以东之日军出击。注190同日，第115师组织各级指挥员到关沟至东河南镇地段观察地形，并作出设伏部署。具体部署是：以第343旅第686团占领小寨村至老爷庙以东高地，实施中间突击，分割歼灭沿公路开进之敌，尔后向东跑池方向发起进攻；以第685团占领老爷庙西南至关沟以北高地，截击敌先头部队，协同第686团围歼进入伏击地域之敌，并阻击东跑池之敌回援，尔后协同防守平型关的中国军队，夹击东跑池之敌；以第344旅军687团占领西沟村、蔡家峪、东河南镇以南高地，断敌退路，并阻击由灵丘、浑源方向来援之敌； 以第688团为师预备队。注191为隐蔽行动企图。发挥战斗的突然性，第115师派侦察部队到各要路口，断绝行人，封锁消息，各部队在当日深夜利用夜暗、冒大雨进入伏击阵地，做好各项战斗准备。

25日拂晓，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一部和大批辎重车辆，沿灵丘至平型关公路西进，100余辆汽车载着日军和军用物资在前面开路， 200多辆大车和骡马炮队随后跟进，接着开过来的是骑兵。注1927时许，日军全部进入我伏击地带。由于道路狭窄，雨后泥泞，其车辆、人马拥挤，行动缓慢。第115师抓住此有利战机，全线突然开火，日军顿时被打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山沟里，人马、车辆乱成一团。第115师乘敌混乱之际发起冲击。第685团迎头截击，歼敌一部，封闭了敌南逃道路。第687团将敌后尾部队分割包围，切断了敌之退路。第686团勇猛地冲向公路，与敌展开白刃格斗。在我军的猛烈打击下，日军伤亡惨重。余敌仍顽强地利用车辆、辎重作掩护，进行反击。其中一部企图夺取老爷庙及其附近制高点，掩护突围。我军686团第2营控制老爷庙及其以北高地，将敌压缩于狭谷之中。 战斗始终打得很激烈。注193

敌师团长板垣征四郎急令其在蔚县、涞源之部队向平型关增援，但被第115师独立团、骑兵营阻击于灵丘以北和以东地区，并在灵丘以东之腰站毙伤其300余人。

当日13时许，伏击圈内的日军被我军歼灭。 黄昏，第343旅向东跑池方向发起进攻，由于友军未按预定的计划出击，致使该地日军2000余人由团成口突围。注194

平型关战斗，第115师歼灭了日军1000余人，击毁日军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其他军需品。 第115师亦伤亡600人左右。注195

这次战斗是一次成功的伏击战。其战前进行深入的动员和周密的准备，战斗中拦敌之先头，切断敌之退路，实施中间突击分割歼敌，发扬勇敢战斗、猛打猛冲精神等，是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

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首战告捷，取得了全国抗战以来第一个歼灭战的胜利，震动中外。9月26日、28日，蒋介石连续致电朱德、彭德怀，表彰八路军“一战歼寇如麻，足证官兵用命，指挥得宜”。平型关战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大大地增强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提高了八路军的威望，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

图7.1　平型关大捷缴获的日军地图，该图后成为周恩来的赠品

这次战斗，虽然给日军以有力的打击，但扭转不了国民党军第2战区山西战场作战的被动局面。日军遭打击后，第5师团被迫将其进至浑源和保定的一部分兵力转移至平型关方向，继续进攻平型关，牵制中国守军，吸引茹越口中国守军东援；另一方面，改变作战计划，以察哈尔派遣兵团独立混成第15旅团等部经应县向茹越口、繁峙突击。 30日，阎锡山下令其军队放弃雁门关至平型关的内长城防线，向五台山、代县一带转移。注196

三、忻口会战

国民政府军事当局为确保山西，挽回危局，决定将部署在平汉线的兵力四个半师转用于忻口。第2战区司令长官部遂在忻口附近进行部署，准备与日军作一决战， “以攻势防御之目的，以主力占领崞县、原平、蔡家岗、灵山、界河铺、南怀化、大白水、卫家庄、1482高地迄阳方口既设阵地线，两翼依托五台山及宁武各山脉，缩短防线，集中兵力，对侵入之敌乘其立足未稳迅速击灭之”。注19710月2日，卫立煌奉命率第14集团军所部第14军和第9军，由石家庄经正太路抵达太原，增援忻口，由平型关撤退下来的第15军、第17军、第33军、第34军、第35军、第61军亦相继开赴忻口。为使中国军队能在忻口从容布防，阎锡山命令由雁门关撤退下来的第19军王靖国所部10个团守崞县，以第34军第196旅姜玉贞部3个团守卫原平。

10月1日，日本参谋本部命令华北方面军以 “一部兵力在山西省北部作战占领太原”。注1982日，日军第5师团主力以及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混成第2旅团和混成第15旅团等部由代县南下，与防守崞县的城外中国守军发生遭遇战。崞县和原平保卫战展开，忻口会战揭开序幕。

5日起，进攻崞县的日军关东军混成第2旅团以占绝对优势的飞机、大炮和坦克掩护其步兵对中国守军发起攻击。中国守军顽强抵抗，阵地被毁殆尽。7日，日军突入北城，东西城墙守军奋勇夹击，与敌巷战肉搏。入夜，中国守军各高级军官亦率所部亲自参加堵击，日军仍有增无减，局势无法挽回。8日凌晨，王靖国所部余部在与敌苦战七昼夜后突围，由滹沱河撤至大莫村，崞县陷落。

原平镇连日遭敌猛攻，守军在第196旅姜玉贞旅长的指挥下与敌奋勇厮杀。6日，日军以飞机、坦克掩护数倍于我之步兵猛扑，中国军队拼死抵抗，屡挫敌锋，双方死亡极众。血战至11日下午，第196旅仅剩官兵数百人，仍然据守原平东北角，与敌肉搏巷战达两小时之久，姜玉贞亲自督阵，壮烈牺牲，其余官兵除极少数突围出城外，伤亡殆尽。原平不守。

攻占原平的日军继续南侵，于11日在云中河北岸的下王庄附近与忻口前进阵地上的孔繁瀛第161旅遭遇。忻口位于同蒲铁路要点忻县之北，右靠五台山脉，左依宁武山脉，是太原的北大门。此处一旦失守，日军便可长驱南下，直逼太原城。中国方面由第2战区前敌总司令、第14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为忻口战役总指挥，指挥部设在忻县城内，第7集团军总司令兼第35军军长傅作义为预备军总指挥，指挥部设在金山铺。战线东起崞县的龙王堂、蔡家岗、南郭下，经忻口和南怀化，西达崞县南峪村，具体兵力分布如下：

右翼地区东起龙王堂，西至界河铺，其中在南郭下、东西荣华、东西南贾重点部署。以刘茂恩指挥第15、第17、第33军等部，组成右翼兵团，指挥部设在受禄村。

中央地区东起界河铺，西至新练家庄，其中在云中河北的下王庄、弓家庄、旧河北等村与云中河南的界河铺、关子、南怀化等村重点部署。以郝梦龄指挥第9军、第13军1个团，第19军、第33军5个团、第35军、第38军、第61军等部，组成中央兵团，指挥部设在忻口西北高地后沟战备窑洞内。

左翼地区东起新练家庄，西至南峪，其中在大白水、朦腾、南峪等村重点部署。以李默庵指挥第14军及第66、第71、第85等师，组成左翼兵团，指挥部设在沙窳村。另以高桂滋第17军及晋绥军第34军第203旅残部共约5个团组成总预备队，并配以10个炮兵团。

这样，中国军队在正面先后投入99个团，加上在敌后配合作战的八路军， 中国军队在此投入的兵力约达13万余人。注199

日军方面，为统一晋北作战指挥，将位于内长城以南的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四个半旅划归第5师团长板垣征四郎指挥。这样，在晋北的日军共约3个师团，7万余人，炮250门，战车150辆。

11日，日军在与孔繁瀛部发生遭遇战后，双方展开激烈的争夺，敌虽有飞机、大炮和坦克助战，但未能突破守军阵地。13日，日军发起全线大规模攻击，一部对中国军队忻口防线实行中央突破，向中国守军第54师南怀化阵地猛攻，激战9小时至中午，该师阵地工事被轰毁，守军伤亡惨重，阵地被突破。卫立煌急调第10、第21、第72师各一部增援，协同夹击敌人，与敌血战一昼夜，山头失而复得数次， 将第54师所失阵地及南怀化夺回，并包围歼灭当面之敌。注20014日，日军增兵3000，再攻南怀化，并同时向中方阵线左右两翼攻击。南怀化阵地又被攻陷，第21师师长李仙洲、第218旅旅长董其武等相继受伤。双方在忻口西北南怀化东北高地上展开拉锯战。15日，第218旅进驻下王庄、弓家庄一线，与第161旅协同向南怀化敌侧背攻击。16日，中央地区中国军队发起总攻。激战中，中央兵团指挥官、第9军军长郝梦龄，第54师师长刘家麒，独立第5旅旅长郑廷珍相继阵亡，指挥中断，攻势受挫。战况处于胶着状态。

左翼地区，12日，日军由永兴村南下，占领阎庄。13日，在飞机大炮轰击下，以战车为掩护，日军向中国军队第14军大白水主阵地发起攻击。第10师陈牧农旅首当其冲，英勇抵抗，伤亡过半，敌突入大白水村。中国军队组织反击，将敌逐出村外。日军改以卫村为前进阵地，向朦腾和南峪阵地发起攻击。守军第34军第71师据守两村高地，隔河与敌对峙，日军在河沟两岸遗尸累累。敌为报复，对第71师阵地疯狂炮击。为摧毁敌人的前进阵地，第14军李默庵部派出一突击队，两次夜袭卫村，夜袭部队数百人大部牺牲，但未能完成任务。两军处于相持状态。

右翼地区日军于13日从桃园村东渡滹沱河，向中国军队第15军灵山阵地猛攻，马祺臻第195旅在东、西荣华村与敌拼杀，伤亡重大，阵地被敌攻占。日军旋向东、西南贾进犯，受到邢清忠第191旅的阻击。14日，日军主力转攻南郭下，守军第192旅顽强抵抗，将敌阻滞于南郭下和东、西南贾一线。第84师则固守蔡家岗亘灵山、界河铺之线，与由南郭下村方面来犯数千之敌激战。 18日，卫立煌命左翼兵团第94师接防营房里至龙王堂之线，以威胁日军侧面注201，总预备队第17军第251旅在蔡家岗接防。第15军遂集中主力在南郭下一带与敌决战。双方在南郭下村的神山附近展开激烈的争夺战。第15军多次粉碎日军的进攻。

为了阻敌前进，中国军队不断向中央地区增兵。20日，第38军第529旅在中央地区投入战斗。21日，卫立煌又令陈铁第85师由左翼增援中央地区。日军在中国军队英勇阻击下，未能取得进展，第5师团所属第9旅团第41联队约2000余人又于20日组成国崎支队，调往上海方面作战。板垣征四郎不断向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求援。22日，约有2000余人的萱岛支队到达忻口前线。日军遂于24日再次发起大规模进攻，双方激战数日，守军第85师伤亡殆尽，日军突破几道缺口。27日后战况又出现胶着状态。27日，日军将在平津地方担任警戒的第109师团第136联队的一个大队派到第5师团方面，29日又将该联队的另一个大队及独立混成第1旅团的机械化步兵联队派到5师团方面，此外，日军第11师团第71联队也加入忻口作战。这样，日军在忻口投入配备现代化武器的兵力已达约两万余人。29日，日军再次向中国军队发起全线进攻。日军新增精锐第11师团第71联队2000人向左翼朦腾村猛扑，中国军队奋勇拼搏， “战至未刻，将敌二千人完全歼灭。我83师连日牺牲，全师不足一团”。注20230日、31日，双方继续对峙，日军进攻仍然没有取得进展。11月2日，因晋东方面战局危机，晋北中国军队侧后受到威胁，奉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令，卫立煌命忻口部队 “为确保太原计，今夜向太原以北青龙镇东西线既设阵地转移”。注203忻口撤守。

四、八路军夜袭阳明堡

忻口战役、太原会战中，八路军奉命配合友军 “对增援之敌，负责阻止，对退却之敌，相机歼灭”注204，在敌之翼侧和后方打击与钳制敌人。

为着积极配合友军保卫忻口、太原，1937年10月6日、7日，八路军总部令第115师协同友军袭取平型关、大营镇，相机收复浑源、应县；令第120师以主力位于岱岳（今山阴县）以西山地，完全断绝大同与雁门关之间交通，以第358旅主力配合友军夹击宁武以南之敌； 令第129师以一部进至正太铁路之寿阳、平定地区，积极钳制与打击西进之敌。注205八路军各师根据总部命令，迅速开赴指定地区打击和钳制日军。

第115师独立团由晋东北向察哈尔省南部地区出击。10月10日，该团攻占涞源县城。15日，该团在广灵至灵丘之间的冯家沟伏击敌第5师团的运输大队，毙伤日军100余人，缴获100余辆车和大量弹药给养，16日，乘胜收复广灵县城。

第115师骑兵营等部由晋东北挺进冀西。10月18日，骑兵营奔袭曲阳县城，歼敌大部，收复该县城，缴获大量给养，并于当日打退定县之日军的反扑。至10月29日，骑兵营等部又连克平山、唐县、完县等县城，并袭击清风店车站，严重地威胁日军平汉铁路北段的交通。

10月14日，第115师344旅主力在平型关东北小寨村附近，截击由灵丘驶来之敌汽车130余辆，并打退日军一个大队的连续反扑，激战终日，毙敌100余人，毁敌汽车数十辆，迫敌退回灵丘县城。接着，该旅连续收复平型关、团城口、沙河镇及繁峙、浑源县城。军科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第41页。

第115师的出击，打击了敌运输部队和后方留守部队，切断了张家口至代县的敌后方交通线，有力地支援了友军的忻口、太原会战。

第120师主力挺进晋西北地区袭击敌之侧翼和后方。10月10日夜，以第358旅第716团第2营为基础组成的雁北支队，在怀仁、岱岳之间的南辛庄伏击敌运输队，毙伤日军100余人，击毁敌汽车18辆，同时破坏了公路，炸毁了桥梁，截断了怀仁至朔县的交通。随后， 该支队又分路袭击了北辛庄、安营村、周庄、织女泉、口前、尚希庄、马邑、岱兵之敌。每次战斗，都取得了胜利。注20610月14日，第358旅在第359旅协同下，攻占同路上大牛店等地，歼敌一部。18日，第358旅第716团主力在雁门关以南黑石头沟公路两侧高地设伏，袭击敌运输部队，共毙伤敌300余人，击毁敌汽车20余辆。20日夜，第716团一部袭取了雁门关。21日，该团再次于黑石头沟地区伏击敌运输部队，歼敌一部，击毁敌汽车10余辆。在此前后，第359旅主力在阳明堡西南之王董堡附近数次伏击敌运输汽车队， 先后毙伤敌30余人，毁敌汽车30余辆。注207

图7.2　八路军第120师领导人在前线观察地形。右起：贺龙、周士第、关向应、甘泗淇

第120师各部队的出击，切断了日军由大同经朔县至宁武和由大同经雁门关至忻口的交通运输线，给进攻忻口之日军的援兵和补给等方面造成很大的困难， 大大削弱了日军的进攻力量。注208

日军的地面交通运输线被八路军第115师、第120师等部切断后，进攻忻口之日军的粮、弹、油料等供应濒于断绝，其攻势减弱，加之日军对忻口方面地面攻击受挫，遂更频繁地由阳明堡前线机场出动飞机，对忻口、太原中国守军阵地进行轮番轰炸。

10月16日，奉命到崞县、代县以东地区侧击敌人的第129师先头部队第769团进抵阳明堡以南滹沱河东岸的苏龙口、刘家庄地区，发现敌机不断地由滹沱河西岸起飞，飞向忻口、太原。经反复侦察，并从敌机场逃出的一民工得知：敌机场就在阳明堡西南约3公里处，有敌机24架，日军的1个联队大部驻在阳明堡街里，机场只有警卫部队200余人，场内设有掩体、地堡、掩蔽部，周围有铁丝网，警戒疏忽。第769团遂决定出敌不意， 夜袭阳明堡敌机场。注209其具体部署是：以第3营袭击机场；以第1营钳制和阻击崞县的日军，以第2营（欠第7、8连）为团预备队，以第8连破坏王董堡西南的桥梁，保障第3营侧后的安全；团迫击炮连位于滹沱河南岸，支援第3营战斗。

10月19日夜，第769团各部分别向预定地点开进。第3营主力偷渡滹沱河之后，利用朦胧的月光，迅速接近敌机场，并成战斗队形展开。由于以夜战见长的第3营各部行动肃静神速，加之敌警戒疏忽，第11连进入机场后距敌机30米时，敌还未发觉。但第10连在向敌警卫部队接近时，为敌发觉，当即先敌开火，以迅猛的动作将该敌压制在掩蔽部内。第11连在第10连的掩护下以敏捷的动作，扑向敌机群，先以猛烈的火力打击敌哨兵和在机舱里的敌驾驶员，继则以手榴弹、燃烧弹塞进敌机舱。敌机顿时燃烧起火爆炸。敌警卫部队见飞机起火，十分慌急，不断向中国军队反扑。中方突击队与敌展开白刃格斗，战斗十分激烈。几十分钟后，敌警卫部队大部被歼，多数敌机燃烧在熊熊的烈火之中。当驻阳明堡街里的日军装甲车急忙赶往机场增援时，第769团已经撤出了战斗。 这次战斗，仅1小时，毁伤敌机20余架，毙伤日军100余人。注210 中方伤亡30余人。注211此次战斗，主要由于正确掌握敌情，乘敌之隙，发挥近战、夜战特长，所以取得了胜利。这一战斗的胜利，使日军在晋北战场上一时失去了空中优势，有力地支援了忻口、太原会战。

图7.3　在阳明堡战斗中牺牲的八路军第129师385旅769团3营营长赵崇德（又名宗德）

10月22日至28日， 第129师第386旅主力先后在长生口、东石门、马山村、七亘村等地打击沿正太铁路西犯之日军。注212其中，26日和28日，第386旅第772团两次在七亘村有利地形设伏，袭击敌之辎重部队， 以伤亡30余人的代价，取得了歼敌400余人的胜利。注213

八路军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在此阶段取得的战果，为中外人士所注目。第2战区前线总指挥卫立煌盛赞八路军是“复兴民族的最精锐的部队”，给忻口战役以有力的支持。朱德、任弼时撰文称忻口战役是国共合作中八路军与国民党军 “联合作战的范例”。注214

五、晋东门户娘子关失守

为确保太原和解除晋北中国作战部队的后顾之忧，第2战区司令长官部决定组织娘子关保卫战， “以第1战区由保定南移之部队，进占娘子关一带山地，确实保守之，并相机进袭石家庄，威胁由平汉路南进之敌军”。注215蒋介石命由平汉路撤退下来的第1战区主力孙连仲、冯钦哉的第26、27两路军和曾万钟第3军等部共约7个师的兵力，沿晋冀交通动脉正太路井陉至娘子关一线布防，扼守晋东要隘娘子关，开辟保卫太原的东线战场，由第2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指挥。

平汉路方面日军攻占石家庄后，即新增土肥原师团在漳河一带与商震第20集团军展开激战，并以川岸文三郎第20师团及108、109师团各一部和伪满军一师渡过滹沱河，由正太路进犯，企图进出娘子关以西地区，威胁太原，并策应日军第5师团在晋北方面的作战。

中国军队向娘子关附近转进，仓促进入阵地，立足未稳，日军即跟踪而至，向中国军队阵地发起猛烈攻击。11日，日军分别向井陉、贾庄发起进攻，并以一部约八九百人向第17师正面长生口绕攻，直抵旧关，进逼娘子关侧后，中国守军部署未定，部队散乱，无法组织有效堵阻，井陉、长生口被突破，旧关也于12日失守。同日，黄绍竑命原定增援晋北的孙连仲第26军回援，同时令第3军向旧关、新关附近集结。是日夜，又令第17师以一部向长生口出击，迟滞日军前进，并固守娘子关以东要地雪花山。最初较为得手，克复刘家沟、长生口等处，后遭敌反攻，雪花山守军指挥官因疏忽致使阵地丢失。第17师发动反攻，损失严重仍未克复阵地，不得已退守乏骡岭。

图7.4　山西东门户娘子关西门

14日晨，日军出动一个联队共千余人，分别向旧关镇及苇泽关侵入，遭到第26路军第79旅迎头痛击。孙连仲另派第27师一部绕袭核桃园，分兵向关沟之敌猛烈夹击， “激战两日，肉搏10余次，当将关沟之敌歼灭殆尽”。注21615日晨，第3军第34旅由大小梁家亘王家岭向旧关推进，同第26军一部围攻旧关，中国军队全线发起数次猛攻，激战至晚间，“敌已有动摇模样”。16日拂晓，日军实施反击，中国军队虽将关沟残敌肃清，但旧关被包围的日军利用东南及西北高地顽抗，日军并派飞机大力支援，中国军队无法展开攻势。傍晚起，日军向第27路军工兵营所在的旧关西南高地反攻，将阵地突破。前往增援的第27军教导团伤亡惨重，几至全部牺牲。17日，中国军队继续攻击，拟先切断旧关之敌后路，然后将其歼灭，而日军又大举反攻，双方激战，肉搏10余次，伤亡均重。中国军队以火力封锁了核桃园至旧关的通路。

19、20两日，日军由正面向乏骡岭中国第17师阵地攻击。中国守军在赵寿山师长率领下与敌殊死搏杀，伤亡惨重，全师13000余人，仅剩2700人，被迫撤离，阵地失守。而旧关至核桃园一带之日军则连日遭中国军队的攻击，山沟中陈尸累累，伤亡甚重。残敌千余退守旧关附近高地。19日，日军第20师团长接到攻占阳泉平原的命令，决定兵分两路，右纵队沿井陉、新关至石门口大道及其以北攻击前进；左纵队共步兵4个大队、山炮兵1个大队沿测鱼镇至石门口大道前进， 即迂回攻击娘子关中国守军的右侧背。注217当日奉命增援晋东的第18集团军第129师到达阳泉，奉令进驻马山村、七亘村一带，掩护娘子关守军右侧背。

21日，中国军队继续进攻旧关之敌，日军据高顽抗，至晚11时，核桃园及大小龙窝完全被中国方面占领。娘子关正面日军得到增援，则用飞机、火炮协同步兵猛攻北峪、（1000）标高地及南峪以北附近高地中国军队阵地，北峪等阵地被其突破。22日拂晓，日军猛烈进攻南峪东南（1000）标高地等地，（1000）标高地“守兵全数殉国，敌迫近地都”。黄绍竑决定缩短防线，将剩余部队移至锦山及娘子关以北高地固守， 以节兵力，同时令第27军在臭水、桃林坪、观音陀山一带构筑阵地。注218第26军已在娘子关血战八昼夜，兵力不满6000人，应付娘子关正面长达50余里的防线，实感困难。孙连仲请求增援，阎锡山命令自四川步行北上的川军第122师、第124师沿正太线前往增援。此后直至26日，娘子关正面中日双方军队一直处于对峙状态。

日军左纵队由横口车站渡河西进，23日到达南障城，并以大部南下测鱼镇方面，一部约二三百人抵达刘家珊、固栏村附近。24日，测鱼镇方面步骑联合之敌3000余人在七亘村遭到第129师386旅771团阻击，因众寡悬殊，该团损失较重。日军向马山村进攻，刚到该处之川军一部被击退。为缩短阵线，中国军队当日令第3军由固兰村后撤，日军一股约300人遂乘机由中国军队阵地空隙窜入十家路、乱安村，向固驿镇中国军队右侧背进攻。黄绍竑急令第122师一部与第3军向敌夹击，但至25日，敌左纵队已全部到达固驿镇附近，与中国守军发生激战。

25日，日军以一部骑兵为主体，由马山村方面闯入中国方面第3军右翼后十字道、乱安村及固驿村南端高地，同守军展开激烈争夺。同时在西回村西方高地，川军第122师同日军遭遇，发生激战。此时，马山村至平定道路除第122师外，已无兵可派把守。为防止日军断我后路，26日，黄绍竑与阎锡山会商后， “抱最大决心以26路军留一小部守娘子关，主力移至巨城镇、移穰镇，进出柏井驿、桥头村，以本日第二次新加入之川军124师之一旅推进石门口，准备对敌总攻”注219，并调冯钦哉部3个团，准备于上下盘石至巨城镇间抗拒娘子关方面敌军。娘子关主阵地遂于是日被日军突破。守军旋即按计划全线撤退，晋东门户娘子关失守。

六、太原城防之战

娘子关失守影响中国军队全晋战局，太原危在旦夕。为挽救山西危局，28日，蒋介石致电阎锡山，要求娘子关方面作战各军在寿阳以东地区利用山地坚强抵抗， “如无命令，即将全部牺牲亦不许退至寿阳以西，如有不听命令者，决依军法从事”。注220中国军队匆忙向寿阳以东地区后撤，以占领阵地，确保阳泉、平定、寿阳、榆次及其附近地区。

然而，日军为使中国军队无喘息机会、无法组织起新的防线，继续猛烈追击中国军队，在攻陷娘子关后，将两路纵队分作左追击队和右追击队，分别向阳泉、平定追击。在这之前，25日，日军以两个联队的兵力西侵，在东回镇附近，将川军第122师一旅击溃后，又北攻我第122师另一旅及第3军后方，截断平定至阳泉道路。阎锡山令第26军、川军第124师及第27路军一部占领西郊村、移穰镇、巨城镇之线，阻止敌人西进。27日，左路日军先头到达桥头村。右路日军当夜击退中国守军第17师，攻陷巨城镇。另以一部由娘子关沿正太线进逼移穰镇，当日该镇也被攻陷。28日，移穰镇日军向中国军队左翼乱柳村一带猛攻，桥头村之日军向第30师上庄阵地猛攻，激战数小时后，中国军队全线被优势之敌突破，伤亡奇重。同时敌以一部向石门口进攻，激战之后，中国守军一旅只剩400余人，退至西郊。蒋介石为解晋东危机，令第1战区部队立即向石家庄、娘子关迂回攻击。但缓不济急，日军继续西侵。29日，孙连仲奉蒋介石之命，率部在寿阳以东抵御日军。当时迎战敌军的正面仅有第26军所部5000余人独立支撑，勉力阻击敌人。日军千余人向第42军阵地猛攻，该军损失惨重，仍坚守阵地。终因寡不敌众，日军突破守军阵地。当日，日军攻占平定。30日。日军又在阳泉以南将第26路军各师包围攻击，各师伤亡极重。被迫向西撤退，日军进占阳泉。经过多日厮杀，中国军队减员严重，战斗力大减，第26路军到25日前仅剩5000余人，第3军仅余2000余人，川军及第27军“皆溃不成军，已失掌握”。31日，阎锡山致电蒋介石，告以 “敌至多三日即到寿阳，谨请速作不得已之准备，以免延误”。注22111月1日，蒋介石命汤恩伯迅率所部参加晋东作战，同时电令第22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要求第22集团军协同晋东部队夹击西进之日军。

鉴于晋东战局对中国军队已十分不利，日军正沿正太铁路步步进逼，已威胁晋北中国军队侧后，太原告急，阎锡山于11月2日命卫立煌撤出忻口阵地，回防太原外围，以期会同晋东之孙连仲、曾万钟和冯钦哉各部实行野战防御，协助傅作义集团军固守太原。

3日，晋东方面日军进至寿阳，即将县城包围猛攻，守城中国军队与敌激战一日，双方伤亡均重，终因众寡悬殊，守城部队于夜间突围出城，寿阳失守。日军步兵第31旅团（欠步兵一个联队）亦由九龙关进入昔阳，向榆次急进。4日晨，日军与孙连仲第26路军余部在榆次附近激战，战斗持续一天，日军后续部队到达，孙连仲部被压迫至榆次西南地区，敌遂占领榆次县城，太原危急。

太原城防由傅作义负责。傅作义 “以第35军及第73师一部分任东西城防守，并以一部配备于城外，以新编第3团配备于北城，独立第1旅配备于西城，第213旅配备于南城，新编第8、第9两团为预备队”。注222阎锡山原定中国军队利用太原附近既设阵地实行依城野战，俟敌进攻太原时夹击而歼灭之。但晋东军队被敌击溃，仅孙连仲与司令部少数人员到达太原。晋北军队撤退时，日军即猛烈追击，并以飞机轰炸骚扰，因而仓促之际未能组织新的防线，卫立煌部被迫退到汾河西岸。同时，从正太线撤退下来的部队如惊弓之鸟，争相南移西渡，溃乱不堪。这样，太原城防战的重任主要落在了傅作义集团军身上。

5日，日军第5师团攻占阳曲城。6日凌晨，其先头部队已到达太原北郊，随后，其主力于城东、城北两面展开，开始攻城，与中国配备城外之部队激战，并以飞机、火炮向城内轰炸。7日，东路日军川岸第20师团之先头部队约1500余人，亦到达城南荻城附近，一部进抵双塔寺，与城东的第5师团会合。此时城西汾河上各处桥梁均被日军占领，太原城遂完全陷于被包围状态。

8日晨。日军东、北两路的兵团主力步炮兵齐集城下，由东、北两面剧烈攻击城垣，与此同时，日军出动飞机13架轮流轰炸，北城楼被焚，东、北两城到处起火，火焰弥漫全城，电话逐段被毁，城内与外界通讯联络中断。至9时，东北及西北两城角由于日军的连续集中轰击被毁。随后，东、北两面城墙亦相继被轰开破口十余处，城内各掩蔽部及弹药洞多被轰塌。日军步兵在枪炮掩护下，向城内猛冲，中国军队于城墙埋伏的炮垒队被敌击散。 “我东、北两城步兵誓死不退，一面同入城之敌拼杀，一面封锁城墙各口，敌我皆争取最后胜利，死亡异常惨重。”注223至下午4时，中国守军将城墙各破口全部封锁，仅在东北城角一处尚有入城之敌千余人，守军同日军展开激烈巷战，日军被歼大半。入夜，日军出动飞机空降增兵，并利用夜间隐蔽有利于夹杂混战，向中国守军发起突袭，中国军队伤亡甚多，西、南两城部队及预备队被敌击溃。守城部队经过血战，官兵所剩无几。城防总司令傅作义见局势已无法挽回，下令撤守。守军余部由大南门突破重围，经文水一带向离石附近转移。华北重镇太原城陷落。

第8章　八路军开辟敌后战场

一、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方针的贯彻

在八路军日夜兼程向华北抗日前线挺进时，沿平绥路西犯之敌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已先后突破中国军队防线，占领大同，而后以一部西进夺取绥远，主力则沿同蒲路南下，进攻雁门关、茹越口。与此同时，平绥路上由宣化、新保安、怀来向晋东北进犯之敌也攻占了蔚县、广灵、涞源，企图包抄中国军队第2战区主力于恒山南段而歼灭之。总观华北战局，中国军队平汉路防线已溃，同蒲路亦已陷入敌之右翼迂回圈，整个山西和太原均处在日军战略包围之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使八路军出师后迅速配合其正面防御作战，曾于8月中旬要求八路军先遣部队出发后立即进入平汉路以西、平绥路以南地区，截断敌之后方交通，以掩护第1战区左翼，并策应南口作战。但八路军进至山西时，南口、大同、张家口已失，日军正趁势向中国军队华北防线的恒山支点合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八路军仍按原订计划集结于晋东北地区，势必陷于敌之战略大包围中。为此，中共中央及时对八路军出师后的部署作出变更。

9月17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致电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林彪、聂荣臻、刘伯承等，传达了军委变更八路军战略部署的决定。决定首先对当时敌情作出判断，指出：敌正以大迂回之势企图夺取太原，威胁平汉线中央军而最后击破之，夺取黄河以北。以此姿态，威胁河南、山东之背，而利于最后夺取山东，完成其夺取华北五省之企图。其总的战略方针是采取右翼迂回。夺取华北，首在攻略山西，敌日前正以第一步中央突破之姿势达成其第二步分向两翼迂回之目的。据此判断，恒山山脉必为敌军夺取冀察晋三省之战略中枢。因此，过去决定八路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在上述敌我情况下，已根本不适用了。此时如依原计划执行，我将全部处于敌之大迂回中，将完全陷于被动地位。为争取战略机动地位，即展开于敌之侧翼，钳制敌军进攻太原与继续南下，援助晋绥军，使之不过于损失力量，为真正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广泛发动群众，组织义勇军，创建游击根据地，支持华北游击战争并为壮大红军本身起见，拟变更原定部署，采取如下之战略部署：（1）我二方面军（指八路军第120师）应集结于太原以北忻县待命，准备在取得阎之同意下，转至晋西北管涔山等地活动。

（2）我四方面军（指八路军第129师）于适当时机，进至吕梁山脉活动。

（3）我一方面军（指八路军第115师）则以自觉的被动姿态，即时进入恒山山脉南段活动。如敌南进，而友军又不能将其击退，则准备依情况逐渐南移， 展开于晋东南之太行、太岳两山脉之中。注224

考虑到“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 但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注22519日，毛泽东再电八路军总部，指出：敌于太原，志在必得，此时部署应远看一步。五台、定襄、盂县地区狭小，敌占太原后，即在其包围中，因此，第120师应位于晋西北，处于大同、太原之外翼，向绥远与大同展开游击，方能给进攻太原之敌以相当有效的钳制。所以第120师应速赴晋西北占先着，如再去五台则失去战略意义。第129师可与第115师靠近，位于晋南太岳山脉中。20日，毛泽东又电八路军总部，强调指出： “游击战争主要应处于敌之侧翼及后方，在山西应分为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区，取四面包围袭击之姿势，不宜集中于五台山脉一区，集中一区是难以立足的。”注226中共中央军委依据战局发展，适时变更八路军的战略部署，将原定3个师集中部署于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的计划改变为分别依托恒山、管涔山、太行山、吕梁山，向敌交通线和中心城市取四面包围的态势，这对八路军摆脱敌之迂回包围，扩大回旋余地，以及各师的相互策应，保持战略上的主动地位和迅速实现战略展开，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变更八路军战略部署的决定，是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应采取“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而作出的。关于此一方针，早在红军改编实现前，毛泽东就曾致电当时在南京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明确指出：中共在抗战中的作战方针将 “是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这样，才能发挥红军的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注227以后洛川会议召开，中共中央又具体地规定，八路军的作战方针应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毛泽东根据八路军在华北作战将面临的客观形势，把以上方针概括表述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八路军出师后，为加深八路军指战员对中央这一方针的理解，增强他们贯彻执行中央决策的自觉性，保证战略思想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转变的顺利实现，并让友军和当局也能了解和同意这一方针，9月12日，毛泽东发电给即将偕周恩来去南京的彭德怀，要他不论“在晋在冀在京，均着重解释我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这个基本原则”，并强调说明： “这些原则包含：（1）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2）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3）南京只能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的一切自由；（4）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战的原则。”注228中共中央军委作出变更八路军战略部署的决定后，毛泽东于9月21日再次就“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原则致电彭德怀，强调指出： “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注22924日，中共中央电示八路军总部：“目前应以全力布置恒山、五台、管涔三大山脉之游击战争，而重点于五台山脉。”25日，毛泽东进一步明确： “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须负严重的责任。”注230

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上述一系列指示，八路军总部决定将主力配置作重新调整，由集中变为分散，并于9月21日和25日先后对各师、旅、团发出指示和训令，要求各部队在 “以机动灵活的袭击，求得消灭敌人小部的同时，立即在我军所到之处独立自主地担负起群众工作，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游击队，发展群众游击战争，开创持久的胜利发展局面。”注231训令对各部开展游击战争和做群众工作的地区也作了明确划分：第115师于涞源、灵丘以南，五台、盂县以东，曲阳、行唐、灵寿以西晋察冀边地区；120师主力于左云、清水河、保德、宁武、平鲁等晋西北地区，第359旅于柏兰镇、定襄以南，盂县、井陉以北，平山县以西地区； 第129师预定在正太路以南地区。注232

依上述部署，八路军三大主力师迅速按指定地区就位。第115师迎着日军的疯狂攻势挺进晋东北抗日前线，平型关大捷后，即以五台山为依托，于恒山山脉就地活动，发动群众。第120师转赴晋西北，进入管涔山区，一面以主力向沿同蒲路南犯之敌实施侧后袭击，一面抽出部分兵力配合地方工作团，深入晋西北各县发动、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同时分兵一部挺进雁北，在大同以西、以南展开。第129师也于10月中旬进抵正太路南，在晋东南地区寻机待敌，准备参加正太路作战。这样，八路军3个主力师出师不久，即被配置3个重要的战略支点上，为尔后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实现更大规模的战略展开提供了前进阵地。

“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的确立，使出师后的八路军能根据战局的发展和自身的力量，从坚持持久抗战的目标出发，独立自主地部署力量，这一点在军事上具有首要的意义。八路军挺进华北后，军事路线在当时可有两种选择，一是和国民党军队一起进行内线作战，实行阵地防御；一是挺进敌后，在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中国共产党果断地选择了后者。正是依据这一方针，八路军得以根据战局变化变更部署，变集中为分散，使主力部队处于敌人侧翼和后方的战略机动位置，既有力地配合了友军的正面作战，又使自身获得广大的回旋余地，得以独立自主地展开于敌之后方。尤其是3个战略支点的建立，更是全局在胸，深谋远虑的重大步骤。它为八路军日后独立支撑华北战局，肩负起敌后持久抗战的历史使命奠定了基础。

二、八路军在华北敌后的战略展开

八路军三大主力部队相继进入晋东北、晋西北和晋东南，分别立足于五台山、管涔山和太行山，占据了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阵地。利用这一阵地，八路军一面以主力配合国民党友军进行了平型关战役、忻口战役、保卫太原战役，一面派出工作团，分散各地，协助中共地方党进行抗日宣传、组织和发动工作，为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作充分准备。

11月8日太原陷落。日军继续进攻。沿同蒲路南下之日军推进至太谷、文水一线，沿平汉路南犯之敌也于11月上旬突破第1战区漳河防线，进占大名和豫北重镇安阳。沿津浦路南犯之敌则于11月中旬进至齐河、济阳、黄河北岸，准备渡河攻占济南，侵夺山东全境。沿平绥路西上之敌更早在10月中旬即占领了归绥、包头。至此，第1、第2战区的中国军队已丧失华北的最后战略支撑点，退出了冀、察全境和晋、绥大部以及山东北部地区。八路军主力所在的晋东北和晋西北已成敌后，从而出现了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

中共中央对华北战局的这一发展早有预测。1937年10月8日，毛泽东曾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指出： “太原失守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这一阶段游击战争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其他则附依于八路军，这是华北总的形势”。注23310月13日，毛泽东向国民政府提出关于太原失守后华北战略部署的意见，要求蒋、阎 “改变集中主力分战线固守的消极阵地防御方针，以运动战、歼灭战对付入侵之敌，变被动为主动，以此支持华北持久抗战，保卫中原各省。”注234但这个正确方针未被当局采纳。太原失守后，中共中央军委当即向八路军总部发出指示，指出： “在华北以国民党军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日寇不久即将移其主力向着内地各县要点进攻。晋西北、晋东北、晋西南、晋东南敌军均将向之进。因此，八路军3个师的部署，应控制一部兵力担负袭击敌人的任务，大部分兵力分散到各要地，进一步发挥独立自主的精神，在统一战线基本原则下，废苛捐杂税，减租减息，发动群众，建立群众武装，筹集军饷，收编溃军，扩大八路军，准备充分力量，以对付日军向处于内线的八路军发动的围攻。”注235同日，毛泽东又致电朱德、彭德怀和八路军各师领导人，更为明确地强调：八路军当前的任务是 “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注236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延安为党的活动分子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报告强调：在华北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必须更加坚持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和独立自主原则，反对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变国民党的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这是 “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注237

根据上述八路军总部作出部署，规定各师除留一定数量野战兵团作战略机动外，主力即行转入创建山西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第115师一部以五台为中心，向察南、冀西发展，创建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师部率第343旅向晋东南太岳山脉和晋西南吕梁山脉挺进，创建以吕梁山为依托的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第120师依托管涔山，以晋西北为中心，伸向晋察绥边，在东、西两个方向上，同时挺进桑干河流域和大青山；第129师则以晋东南为支点，开展太行山脉的游击战争，并伺机向冀、鲁、豫平原地区发展，创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此外，总部还要求各师分遣有力部队组成远征游击队，实施战略挺进，有步骤地去建立新的战略支点，创建新战略区域，推进敌后游击战在全华北的扩展。”注238

1.晋察冀边区的开创

晋察冀边区地处恒山、五台山、燕山山脉的连接地带，是威胁日军占据的平绥、同蒲、正太、平汉四条铁路线及平、津等大城市的地区。早在八路军出师之初，毛泽东就电示八路军总部： “五台山脉应使成为重要的游击战争区域之一，现在就宜加紧准备。”注239以后在命令八路军总部以全力布置恒山、五台、管涔三大山脉之游击战争时，又特别强调 “重点在五台山脉”。注240据此，八路军总部在平型关战役后，部署第115师主力南下开辟新战场的同时，即以一部兵力留五台地区协助中共地方组织开展群众工作，创建抗日根据地。该部兵力由第115师独立团、骑兵营、教导队以及总部特务团等各一部组成，共约3000人，由第115师副师长聂荣臻率领。他们接受任务后，趁敌集中力量南进，后方较为空虚之际，以五台为中心大力向四面发展：杨成武、邓华率领师独立团向北部晋察冀边之浑源、广灵、灵丘、阳原、蔚县以及涞源、易县展开；王平率骑兵营向东部冀西地区挺进，收复曲阳、完县、满城等县城及广大乡村；以一部兵力掩护工作团向南发展，开辟平山、盂县地区；总部特务团则在刘道生率领下向西发展，开辟五台以西和定襄地区。各部队一面作战，一面配合中共地方组织，就地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摧毁日伪组织，组织抗日武装。由于工作深入，民众抗日热情高涨，一个月后，北部地区除组建了一批游击队外，独立团扩编为独立师（后改为第1支队）；东部地区组建抗日义勇军和游击队共4000余人；南部地区建立了平山团、井（陉）获（鹿）等游击队；西部游击武装也有很大发展；而主力部队也由近3000人扩大到7000余人，从而为进一步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

11月7日，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成立晋察冀军区，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4个军分区。12月，各军分区主力部队均整编为支队，4个军分区共有4个支队。每个支队3个大队（相当团）。每个大队辖3至4个中队（相当营）不等，约由1500至2000人编成。1938年1月10日至15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阜平召开。会议决定统一边区的军事、行政、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和民运工作，并以民主选举的方法产生了边区政权机关——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以聂荣臻等9人为委员。军区和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标志着以五台为中心的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形成。华北第一个敌后游击根据地胜利诞生了。

图8.1聂荣臻（左二）在前线战场侦察敌情

2.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晋绥地区位于同蒲铁路大同至太原段以西，长城线以南，汾（阳）离（石）公路以北，黄河以东，包括山西西北部和绥远东南部。1937年9月，该地区陷入敌手。与此同时，八路军第120师遵照毛泽东 “开赴管涔山脉，展开于大同、太原翼侧，向绥远大同发展”注241的指示，于9月下旬开进晋西北神池、八角堡地区。该师一面以主力侧击沿同蒲路南进之敌，配合友军作战，一面以教导团和师政治机关教导团干部等共700余人组成工作团，在师政训处主任关向应（8月2日后任师政治委员）率领下，分赴朔县、偏关、临县、岚县等14个县开展工作。同时以该部第716团第2营为骨干，组成雁北支队，由团长宋时轮率领，挺进雁门关以北，收复平鲁、右玉等县，开展游击战争。部队和工作团到达各县后，在当地统一战线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配合下，很快打开了局面。一个多月后，各县先后建立了抗日游击队自卫军，总人数达1万余人。太原失陷后，地方工作团随师主力进至汾阳、离石地区和晋中平原，进而在晋西北全境展开。至1938年初，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都有较大的发展。部队整编时，主力部队已由初到前方时的3个团8200余人扩大为2旅6个团约25000余人，雁北支队也由1个营扩大为5个营，并将神池、五寨地区的游击队编成了独立第1支队。

3.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建立

晋冀豫边区东起平汉铁路，西至同蒲铁路，北起正太路，南至黄河，直接威胁敌之主要交通线，是坚持华北抗战的重要战略地区和向冀鲁豫平原发展的前进基地。根据八路军总部的部署，10月中旬，刘伯承、张浩率第129师师部和第386旅进抵正太路南平定地区，一面以主力侧击沿正太路西犯之敌，一面派出干部深入太谷、榆次、阳泉、昔阳、和顺等县展开群众工作。11月初又派出骑兵营进入冀西临城、赞皇地区活动。同月中旬，第129师在和顺县后拐镇召开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军委关于创建以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的晋冀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指示。会后，即由师政治部主任宋任穷等率领工作团和部分武装分赴武乡、沁源、安泽、晋城、长治、屯留等地，进一步开展抗日宣传、动员活动，建立各种民众抗日武装，镇压汉奸，组建抗日民主政权。随着各项工作的深入，全区掀起了参军热潮。至12月，以该师教导团及部分连队为骨干，先后成立了秦（基伟）赖（际发）支队、先遣支队、谢（家庆）张（国传）大队、汪乃贵支队、赵（基梅）涂（锡道）支队、桂干生支队等多支抗日武装，活跃在太行山区各地，与地方党组织相配合，执行开辟根据地的任务。是年底，活动于石家庄、井陉、获鹿、赞皇、元区、临城地区的中共地方党，在杨秀峰领导下，得主力部队协助，成立了冀西游击总队。与此同时，中共太（行山）南特委、冀豫特委、晋冀特委相继成立，晋东南各地抗日工作蓬勃展开，至1938年初，包括晋中、太南、冀西3个地区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初步创立。

4.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以吕梁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南地区，是陕甘宁边区的东部屏障和联系晋冀豫边抗日根据地的纽带。早在太原失陷前，毛泽东即指示八路军总部： 对以吕梁山为依托的晋西南，八路军应作适当部署。注242于是，八路军总部于1937年9月令第115师由正太路南进，适时转向吕梁山脉。

太原失陷后，吕梁部分地区成为敌后，第115师师部率第343旅进至灵石、孝义以西地区打击南犯之敌，同时派出工作团赴万楼、永和等县，在那里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开创抗日根据地。

1938年2月26日，敌第20师团一部南下占领隰县。27日，敌第109师团西犯军渡、碛口。第115师主力奉中央军委令转至隰县、大宁地区，寻机作战，对西犯黄河河防之敌进行钳制、打击。3月14日，第115师先遣分队在午城镇以东地区伏击由蒲县西犯之日军步、骑兵千余人，毙敌100余人后，又主动转至午城西北侧高地继续钳制敌人，掩护主力进至机动位置。敌进占午城后继续西犯。16日，日军20师团辎重部队200余人，骡马百余匹由午城西进至罗曲村附近，被隐蔽在大宁以东罗曲、午城、井沟公路两侧的第345旅第685团主力全歼。17日，第686团又在井沟以西伏击由蒲县向大宁运送物资的日军汽车60余辆，歼敌200余人，第685团则于罗曲村将由大宁出来接应其辎重车队的敌军击退。17日夜，第343旅一部袭击了午城镇，毙敌50余人，烧毁敌汽车十余辆。敌遭此打击后派兵报复。18日，日军第108师团步、骑兵800余人在飞机掩护下，由蒲县出动西援午城，进至井沟地区时，遭到预伏于井沟至张庄公路两侧高地的第686团和汾西游击队的猛烈袭击。敌顿时陷于混乱，一部窜入井沟、张庄据守，一部占领张庄以南地区顽抗。我军迅速调整部署，趁敌立足未稳，对其展开围歼。敌猛烈冲击，企图突围。 我686团顽强战斗，终将敌连续冲击打退。19日拂晓战斗结束，敌除100余人逃脱外，均被消灭。注243午城、井沟战斗历时5天，歼敌千余，毁汽车70余辆，缴获骡马200余匹和大批军用物资。这一胜利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迫使大宁之敌东撤，从而粉碎了敌西犯黄河河防的企图，并初步打开了晋西南北部地区的抗战局面。

午城、井沟战斗后，中共山西省委、山西抗日决死队相继进入晋西南，在晋西南南部、中部大力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 八路军主力部队则继续活跃于晋西南地区，对同蒲铁路、太军公路（太原至军渡之公路）进行破坏，一方面阻滞敌渡黄河，一方面协助地方发展游击队，取得了汾离公路三战三捷的胜利。注244至是年夏，以孝义、灵石和隰县部分地区为中心的晋西南根据地初具规模。

三、打退日军对晋察冀军区的首次围攻

八路军以山西为主阵地的战略展开和华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对进犯之敌和为敌所控制的铁路、公路干线以及北平、石家庄、太原等中心城市构成严重威胁。1937年11月24日，日本大本营召开第一次御前会议，听取和批准了参谋本部对华作战计划，确定于抽调兵力在华中、华北扩张战果的同时，在华北要“致力于治安的恢复”， “促进占领地区的全面安定”。注245为此，日华北方面军决定以第2军之第10师团和第5师团夺取山东全境，另以第1军主力在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协同下对我华北敌后初创之抗日基地进行围攻、“扫荡”，企图以此扼杀八路军以及存在于这些地区的其他中国军队和抗日力量。

对敌人的这一行动，中共中央早有充分估计。1937年11月9日，毛泽东明确指出： “在华北正规战争业已结束，游击战争转入主要地位的形势下，日军不久将以主力向我军所在的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各要点进攻。我在上述四区活动之部队应控制一部执行袭击敌人的任务，大部分散于各要点，组织群众武装，在统一战线基本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收编溃军，购买枪支，筹办粮饷，实现自给，扩大部队，打击汉奸，发展左翼；进一步发挥独立自主精神，期于一个月内取得显著成效，以便准备充分力量对付敌向我内线的进攻。”注246遵此指示，八路军各部作了反对敌人围攻、“扫荡”的各项准备。

敌人进攻的首要目标是以五台为中心的晋察冀。晋察冀边区是八路军在华北造成的第一块抗日根据地。它的创立极大地振奋了五台地区军民的抗日热情，他们在聂荣臻指挥下，乘日军后方空虚，主动出击，收复城镇，断敌交通，给敌以巨大的袭扰。西线日军为扼杀这块根据地，解除后顾之忧，在1937年11月间，即晋察冀军区成立半个月后，即调集察哈尔派遣兵团、第5师团、第14师团及伪军约两万余人，从平汉、平绥、正太、同蒲等铁路沿线分8路向晋察冀边区进犯，企图一举摧毁这个初创不久的抗日根据地。

面对来势汹汹之敌，晋察冀军区作了反围攻的各种准备，确定了 “以游击队袭扰、疲惫、消耗敌人，主力机动歼敌”的方针。注247

1937年11月24日，各路敌军开始出动。由平绥、同蒲沿线出动之敌4000余人，分别从怀来、应县、阳原、天镇等据点向蔚县、广灵等地进犯。晋察冀军区第1支队以主力于浑源、广灵间之乱岭关道路两侧高地设伏，首先歼灭了应县出动之敌200余人。12月5日，敌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在占领蔚县后继续南犯，在蔚县以南之北口村遭我第1支队截击，死伤百余名。已进占广灵的阳原之敌也因遭到当地军民的游击袭忧，被迫向蔚县方面收缩兵力。与此同时，由平汉路沿线出动的敌人3000余人，也在西犯涞源途中，在北奇村、紫荆关、王安镇连续遭到晋察冀军区骑兵营和第1支队的袭扰和打击，一再被阻，疲惫不堪。其中由易县出动的一路300余人，在进占交通要点大龙华的当夜（12月2日）即遭我第1支队的突袭，被消灭200余人，残部狼狈逃回原据点。而由保定西出之敌则为我阻止于满城附近，由新乐出动之敌在进占行唐后，也停滞不前。 至此，由平汉路西犯之敌已被迫停止向我边区腹地开进。注248

值此敌被迟滞阻遏之际，中共中央军委及时指示八路军总部：“晋察冀边区反围攻作战应避免正面抵抗，袭击敌之后尾部队。在敌之远近后方活动，使敌处于我包围之中。在确实有利条件下，集结适当力量，给敌以部分歼灭和有力打击。” 同时指示第120师、第129师须在同蒲、正太铁路上积极活动，予以有力的配合。注249

12月14日，军区第2支队夜袭平原镇，歼敌百余。15日，敌第109师团一部1500余人由寿阳、平定出动合击盂县，在进至清城镇时，遭到军区第3支队主力的伏击，被消灭200余。同日，第115师344旅以第687团一部设伏于山寨地区，击退了由井陉北犯之敌。21日，第344旅主力与军区第3支队一部在温塘占据有利地形伏击由平山出动的敌第5师团第21联队，敌1000余人被歼400有余，残部逃回平山， 不敢复出。注250至此，围攻晋察冀边区的敌军除以一部兵力占据着蔚县、广灵、浑源、定襄、盂县、平山、行唐等县城外，大部退回铁路沿线，反围攻作战取得胜利。 在这次反敌8路围攻中，晋察冀军民共歼敌14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军需品，注251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的抗日斗志，对巩固和发展根据地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四、粉碎日军对晋西北、晋东南和陕甘宁边区的进犯

日军在发起对晋察冀边区的8路围攻后，为确保其平汉、同蒲、平绥、正太等主要交通线的安全，加强对华北占领区的控制，又相继对我晋西北、晋东南和陕甘宁边区大举进犯。1938年2月下旬，日华北方面军决定以日驻蒙军第26师团的两个联队、第109师团和伪蒙军李守信部约一万余人，从平绥、同蒲和太（原）汾（阳）公路沿线各据点出动，分5路向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进犯，妄图一举歼灭该地区中国军队主力或迫其退过黄河。

21日至28日，敌26师团干田联队由朔县出动，攻占宁武、神池、保德和五寨；竹内联队由井坪镇出动，占领了偏关、河曲；李守信的伪蒙军为第3路，由绥远南下，占领清水河后，进至偏关与日军会合。与此同时，在太汾公路集结之日军第109师团一部2000余人由汾阳进占离石后，续向黄河东岸的军渡、碛石攻击前进；第109师团另一部则由文水、交城出动，进占叉口、古交、河口地区，并向娄烦进犯。当时在晋西北偏关、兴县、临县、静乐和宁武地区虽有晋绥军4个军，但除35军曾稍作抵抗外，其余均先后撤退。

为粉碎敌之进犯，保卫晋西北抗日基地，八路军第120师除原有少数部队留在根据地协同地方游击队进行游击作战外，原在同蒲路北阳曲至忻县段进行交通破袭的师主力星夜回师根据地。3月2日，军渡、碛口之敌突然东返离石，转而北犯方山，临县、五寨之敌则继续南下占领岢岚。在此情况下，中央军委电示120师集中两个旅主力打敌一路，借此 “破坏敌之包围计划，巩固晋西北根据地，策应其他区域之作战”。注252第120师决心集中4个团的优势兵力，首先打击深入五寨、岢岚，孤立突出的一路敌军，尔后向神池、宁武方向发展。

3月7日，第120师以第359旅（欠第719团）围困岢岚之敌，迫其弃城突围；以第368旅向岢岚东北机动，准备截击弃城逃窜之敌，同时阻止五寨之敌增援；令警备第6团、雁北支队、独立第1支队、师骑兵营、第359旅第719团、决死第4纵队及地方游击队分别在保德和神池之间以及朔县以北、宁武外围袭扰，牵制日军，配合主力作战。3月10日，岢岚之敌在我连续三日的打击和围困下，水源、补给断绝，待援无望，弃城突围北逃。第359旅跟踪追击，在三井镇歼其一部，余敌仓惶逃入五寨县城。

五寨原有守敌数百名，连同逃来之敌，共千余人，被我包围后负隅顽抗。第120师乃取“围点打援”之策，以少数兵力围困五寨，主力调至孟寨与神池之间待机歼敌。17日，当第358旅进至义井镇以南的虎北村、口中村地区时，与由神池南下增援五寨的敌军千余人遭遇。该旅迅即占据有利地形，先敌展开，向敌主动发起冲击。激战6小时后，敌不支逃窜，我乘胜追击逃敌至义井镇附近。接着，第359旅击退了由三岔堡向五寨增援之敌，遂使五寨之敌陷于完全孤立。与此同时，120师雁北支队也3次袭击井坪镇，攻占威远堡，破坏敌朔县马邑附近的铁路桥；警备第6团及地方游击队连日袭扰保德；第719团则在神池、宁武之间破敌交通，使侵入晋西北之敌军补给日益困难，处境愈加不利，迫不得已于3月20日开始全线撤退。我军一举收复偏关、河曲、保德、五寨四城，并趁势截击撤退之敌。23日，神池为我收复。至此，侵入晋西北内地之敌，除宁武县城尚有1500余人外，其余均被击退。

31日，朔县之敌步骑兵600余人在飞机支援下，经阳方口南犯，企图接应宁武被困之敌突围。这支敌军行至石湖河与麻峪附近时，遭我第120师第359旅伏击，遂据守石湖河有利地形顽抗，宁武之敌乘机出城反扑，威胁第359旅侧背。这时，围攻宁武之敌的第358旅第715团主动出击，与第359旅形成对敌夹击之势。激战进行到黄昏，敌被歼300余人，干田联队队长被击伤，石湖河之敌窜回阳方口，宁武之敌退回城内。两日后，因待援无望，被围之敌趁夜弃城北逃。我军发起追击，歼敌后尾一部，宁武城收复。这样，晋西北反围攻作战取得最后胜利。是役，敌人被歼1500余，我缴获敌山炮一门，汽车14辆，步、机枪200余支，骡马百余匹，收复了为敌所占的7座县城和大片国土， 稳定了晋西北的战局，巩固了初创的根据地。注253

在120师各部进行晋西北反围攻作战的同时，晋东南之第129师主力也于1938年2月中旬向正太铁路阳泉至井陉段主动出击，在长生口截击敌军， 歼敌130余人，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注254此后，第129师主力迅速南移至襄垣东南地区，执行邯（郸）长（治）公路破袭任务。该部继续采取“攻其所必救”，“吸打敌援”， “伏击歼敌于运动中”注255的正确打法，于3月中下旬又相继在神头岭、响堂铺打了两个更大规模的伏击战， 取得歼敌200余人的战果。注256

第129师在正太路、邯长路上的主动出击，连续战斗，给敌以震惊。为保障其侧后方的安全，日华北方面军乃于1938年4月初决定调集重兵，集中其第1军，第108、第109师团等部3万余人，由第1军司令官香月清司指挥，采取分进合击战术，由同蒲、正太、平汉铁路及邯长公路等沿线分9路进攻晋东南辽县（今左权县）、榆庄、武乡地区。面对敌之企图，八路军总部决定避敌锋芒，先以一部兵力在地方游击队配合下，执行在内线消耗、疲惫、钳制敌人的任务，主力则跳出敌之合围圈，转至外线，寻机击敌。具体部署为：第386旅和第385旅第769团及第115师第344旅第689团秘密转移至敌合击圈外的涉县以北地区隐蔽待机；第129师直属团、决死一纵队以及配属八路军协同作战的第2战区第3军、第17军等部担任疲惫和钳制敌人的任务。同时令晋察冀军区和第120师以部分主力向平汉、正太、同蒲铁路出击， 牵制日军，配合晋东南反敌围攻。注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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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　八路军攻克武乡县段村敌据点

4月4日起，敌军开始出动。至4月10日前后，各路敌人相继侵入我根据地，但均遭阻击。由洪洞出动的日军第20师团一个联队被决死一纵队和友军一部阻击于沁源地区；由榆次出动的第109师团一部被第129师独立支队阻滞于道坪、阔郊、马坊一带；由祁县、太谷出动的第109师团另一部被友军一部和八路军游击队阻滞于东、西团成地区；长治、屯留出动的第108师团两个联队突破友军防御线后，侵入沁县、武乡和襄垣、辽县；由元氏、赞皇出犯之敌被我游击队阻遏于九龙关以西地区；由邢台出动的敌第16师团一个大队在营头、浆水以东受阻；由涉县出动之敌则被友军骑兵第4师阻止于麻田地区；平安、昔阳出犯之敌也因受到八路军和游击队的坚决阻击而多次变更进攻路线，于14日方进至辽县、芹泉。于是，敌人合击我军主力于榆、辽、武地区的计划已告落空。出犯的6路敌军均被迟滞、阻击，进退维谷，只有第108师团3个联队进入了晋东南根据地腹地，但也因连续作战，相当疲惫，并且孤立突出。在此情况下，八路军总部抓住有利战机，依据中央军委“集中主要力量，打破敌人一路”的作战原则，命令转至外线隐蔽待机的第129师主力及第689团于4月10日迅速由涉县以北地区隐蔽急进，返至武乡附近地区伺机歼敌。4月15日，侵占武乡之敌108师团第117联队3000余人北犯榆林扑空后，回撤武乡。第129师一部趁敌困饿，向武乡发起进攻，敌于当日黄昏放弃武乡，连夜沿浊漳河东撤。第129师立即以调回至内线的4个主力团发起追击。第772团、689团为左纵队，第771团为右纵队，沿浊漳河两岸山地实施平行追击，第769团沿武乡至襄垣大道尾追。16日拂晓，平行追击的部队超越敌人，在武乡以东长乐村将逃敌大部截住。第771团与第772团各以一部向型村、李庄突击，以猛烈火力袭击拥挤在道路上的敌军，将敌行军纵队分割为数段。各部队将士勇猛扑向敌阵，与敌展开搏斗。这时已过长乐村的日军100余人为解救被围部队向我第772团左翼戴家垴阵地反扑。防守该阵地的772团10连与敌抢夺要点，殊死肉搏，激战4小时，击退敌多次冲击，其中一个排全部壮烈牺牲，阵地方被敌攻占。12时，第689团赶到，展开猛烈反击，又将阵地夺回。此时，敌第105联队由辽县方面赶来增援，被我军阻击。被围于长乐村以西之敌大部分被歼。由于敌又有援兵赶到，第129师遂以一部迷惑、牵制敌人，主力撤出战斗。是役歼敌千余，缴获步、马枪100余支，军需品若干 }我方也伤亡800余人，第772团团长叶成焕光荣殉国。注258

图8.3　1938年，第129师第386旅参谋长周希汉（站立者）在粉碎日军“九路围攻”前进行战斗动员

长乐村战斗是我军粉碎日军对晋东南“九路围攻”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仗。此后，各路敌军纷纷撤退，我则乘胜追击，又在沁源以南，沁县、沁源之间，辽县、和顺之间给退却之敌以有力打击。至25日，晋东南辽县、黎城、潞城、襄垣、屯留、沁县、沁源、高平、晋城等县城先后为我收复，盘踞长治之敌完全陷于孤立。27日，长治之敌南撤，在高平以北的张店、张度岭和高平以西的町店，又遭到我第344旅和决死一纵队的截击，伤亡惨重。至此，敌“九路围攻”被彻底粉碎。此役历时23天，我军共歼敌4000余人，收复县城18座。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由此得到进一步扩大， 第129师也获得了进一步向冀南、豫北平原发展的有利条件。注259

陕甘宁边区是共产党指导八路军抗日作战的中心。为切断晋西北与陕甘宁边区的联系，日军在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的同时，于1938年初开始调集重兵向陕甘宁黄河河防发动进攻。2月下旬，日军以第101师团为主力，配合以第109师团、第26师团和独立第2、第4混成旅团等部，沿汾（阳）离（石）公路西犯。其时，陕甘宁边区仅有部队15000余人。3月2日，毛泽东致电八路军各师， 发出关于“巩固河防，保卫西北”的指示。注260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在晋西北、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有力配合下，陕甘宁边区军民采用“积极防御”的方针，依托黄河天险和工事，给进犯之敌以迎头痛击。3月13日，日军第26师团2000余人进抵神府河防对岸，炮击我河防阵地，尔后在十余架飞机掩护下开始强渡黄河。陕甘宁留守兵团警备第6团沉着应战，以猛烈火力，击敌于半渡之中；并以机动兵力一部迂回河东，袭击敌之侧背，毙伤其百余人，在第120师积极配合下，渡河之敌被迫撤退。4月，敌第109师团在离石一带集结兵力，企图再犯河防。5月初，敌经大武向军渡进犯，企图占领军渡，突破我宋家川河防阵地。为打破敌之企图，我留守兵团警备第8团主力东渡黄河，进至汾离公路北侧。5月10日夜，该团在离石城西北王老婆山地区袭击西进之敌，击溃其一个大队。日军遭到打击后，只好放弃渡河。保卫陕甘宁边区的战斗得到八路军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各部的有力配合。 其中第115师第343旅第686团在薛公岭的3次伏击战就歼敌近千人注261，给企图西犯黄河之敌以有力打击。从1938年3月至1939年底，日军先后向陕甘宁边区河防发动大小进攻23次，其中较大的进攻达7次之多，每次使用兵力少则2000余人，多则10000余人，均被击退。在一年零九个月中，八路军留守兵团河防部队先后进行大小战斗78次，粉碎了敌之西渡阴谋。这一时期第120师晋绥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也起了屏障陕甘宁边区的作用，使日军对陕甘宁边区的威胁逐步减轻。

第9章　南京保卫战的失利

一、苏嘉锡国防线的崩溃

1937年11月8日，第3战区司令长官部鉴于日本第10军主力渡过黄浦江，占领松江城，淞沪守军腹背受敌，有被日军分割包围的危险，遂决定各集团军 “先期向平嘉吴福线既设阵地转移，以节约并保持战力，拒止敌人，待后续兵团到达，再以广德为中心，于钱塘江左岸方面转移攻势”。注262当晚21时，顾祝同命令右翼军“除以一部占领独山、虎啸桥、太平桥、新埭、枫泾之既设阵地外，主力转进于珠家阁沿青浦东侧冬水桥、章堰镇、仇江至吴淞江之线占领阵地”；左翼军 “速以一部于仇江、黄渡镇沿吴淞江北岸至姚家渡之线占领阵地。”注263

其具体部署是：第3师、第87师在七宝镇、虹桥机场、顾家湾、潘家巷之线，占领收容阵地；第1军、第36、第88、第102师以及第58师1个旅由胡宗南军团长部署转进；教导总队经安亭至昆山附近候车运京；第55师除一旅（欠1个团）固守上海南市外，主力应占领泗泾镇、四安桥、张家浜之线前进阵地；第51、第58、第154、第46师分别于青浦、章堰镇、仇江之线占领阵地；第107、第108师、独立第45旅应固守松江及其黄浦江北岸原阵地； 第26师经安亭至吴福线占领阵地。注264

然而，因 “退却命令之下达太迟，各部队非仅无余裕之准备，竟有未接退却命令而随邻部队之撤退而撤者，且对于退却之道路未予明示，各部均拥挤于公路，秩序至为混乱”注265，加之日军飞机的轰炸、扫射与追击部队的攻击，各路守军难以在青浦、白鹤港、安亭、嘉定、浏河一线形成坚固的防线。顾祝同遂于10日命令左翼军一部在青阳港至周墅、支塘、白茆口一线占领阵地，掩护主力撤至甪直、正仪、巴城、唐市、古里、梅李、福山一线占据吴福线之阵地，并在唯亭、外跨塘至常熟城一线构筑第二线阵地，摆下了死守吴福国防工事的阵势。12日，左翼军各部队到达指定位置。

在日军方面，第10军于11日派第6师团以及国崎支队向昆山方面追击，配合上海派遣军的正面攻势；以第18、第114师团向嘉兴、平望之线突进。同时，上海派遣军加快了长江方面的登陆作战，重藤支队（约3个联队）和由华北调来的第16师团乘舰艇60余艘在白茆口至浒浦镇一带江面巡弋。13日，重藤支队和第16师团先后在白茆口附近登陆，并迅速击溃了刘培绪第40师的阻击。以一部向支塘镇攻击，主力向常熟、福山之线挺进。在京沪铁路方面，日军主力正向昆山逼近。

为此，第3战区于13日下令放弃昆支线阵地，撤至平嘉吴福主阵地固守。其部署如下：（1）昆支掩护线（昆山、周墅、任阳至支塘），由第19集团军副总司令吴奇伟指挥第51、第36、第88、第6师以及税警总团担任。

（2）吴福线第一阵地（南邵渡、甪直、正仪、巴城、东塘墅、古里、梅李至浒浦镇），分由第14、第8、第160、第159、第154、第32、第44、第60师防守。

（3）吴福线主阵地（北坎、唯亭、常熟至福山之线）。北坎、同里至车坊镇由第9集团军代总司令上官云相指挥第107、第58、第87、第3师以及太湖警备队防守；沙湖至唯亭由第19集团军代总司令香翰屏率第53、第57师防守；相城、莫城至常熟由第15集团军总司令陈诚率第133、第67、第13、第11师防守；第2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指挥第171、第173、第174、第176、第56、第76师防守常熟至福山。

（4）平嘉阵地（平湖、嘉善、嘉兴至平望）由张发奎指挥第16、第19、第55、第62、第108师以及独立第45旅固守 （另有第6、第59、第90师未到达阵地）。注266

针对中国军队的进一步后退，日军方面军司令官判断华军 “不会停留在该线上而是再向西面退却”注267，遂于14日颁布命令：

（1）方面军决定占领常熟、苏州、嘉兴一线，准备尔后的作战。

（2）上海派遣军应占领福山、常熟、苏州一线，以约2个师团在昆山、太仓附近集结，使之作为余的直辖，还应准备使在其指挥下的第10军的部队回到原所属。

（3） 第10军须占领平望镇、嘉兴、海盐一线。注268

14日，日军的进攻全面展开。

在上海派遣军方面，日军第16师团在几十辆战车掩护下，向韦云淞第48军猛攻，区寿年第176师在支塘西北顽强抵抗，在掩护主力通过支塘西撤的任务完成后，向常熟退去。15日，日军攻占昆山。第11师团主力由太仓猛攻莫城。

在第10军方面，第6师团由松江向西挺进，突破了苏嘉国防线，14日占领平望镇，并向南浔镇进逼，威胁吴福线侧翼阵地。

中国守军并不能有效地利用吴福线坚固的国防工事顽强抵御日军。这一方面是由于 “吴福线既设工事无图可按，无钥开门，无人指示”注269，使作战部队无法进入国防工事内；但更重要的是 “各部队完全脱离掌握，士气沮丧”注270，完全丧失了战斗力所致。

鉴于日军的新攻势，第3战区决定放弃吴福线。16日晚，顾祝同向廖磊和罗卓英发布命令：

（1）京沪路正面我军于明（17）日开始向锡澄线转移。但以一部在唯亭、外跨塘掩护，待至20日转移。

（2）第15、第21集团军应迟滞敌人，使我军得有确实占领阵地之余裕。

（3）各兵团尔后之行动，预为指示如下：第48军附第171师经无锡到长兴、宜兴；第18军及第13、第98师经无锡到广德；第15、第105师由王东原军长指挥到广德；第20军由杨森军团长指挥到溧阳；第60师至无锡北石幢桥，归胡宗南军团长指挥；刘和鼎军长指挥第56、第40、第76师（欠1旅）、独立第34旅、苏保第4团，转移至南闸镇，支援第一线之战斗。

（4）常熟之战斗，应维持至19日，尔后以有力之一部沿常锡公路逐次抵抗， 掩护主力之转移。注271

第3战区于16日制订的第3期作战计划，将战略重心移向广德。它规定京沪线方面，仅“以最小限之兵力”，利用吴福、锡澄、宜（兴）、武（进）等阵地，“节节抗战”；沪杭线方面，“应扼守崇德、石湾、南浔线及临平、吴兴线”， 待川军6个师运达后，攻击沪杭方面之敌。注272

17日，日军向福山、谢家桥、常熟、莫城猛攻，第176、第44师伤亡较重。18日，虞山阵地失陷。19日，日军攻占常熟、莫城、苏州，第15、第21集团军于同日夜向锡澄线退去。

日军大本营曾将华中方面军的攻势限制在苏州、嘉兴一线以东地区，但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却无意将攻势停顿下来，于19日命令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分别进行攻占无锡、湖州（吴兴）的准备， 并于20日下达了进攻命令。注273

为了迟滞日军进攻速度，蒋介石下令无论如何必须死守锡澄阵地。鉴于吴福国防线失守的教训，他于20日电令顾祝同等指派军队“预为发掘”锡澄线国防工事，并“派人看守，预先配置及工事图发给师以上司令部使用，并令地方政府预置柴水食盐等物”。《蒋介石致顾祝同等电》（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次日，他又致电第7战区司令长官刘湘、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第3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以及陈诚、薛岳、张发奎、罗卓英、廖磊等高级指挥官，令其 “无论如何困难，必须确保现有阵地，及适时予敌以打击”。注274

然而，当日军于23日向锡澄线发起进攻时，各部队仍是兵败如山倒，溃败之势终无法挽回。左翼军除一部沿铁路退往常州外，主力向浙、皖、赣边退却。无锡、常州、江阴先后失陷。

在右翼军方面，蒋介石由徐州调来周祖晃第7军（欠第171师），命其守备宜兴、长兴、吴兴。徐启明第170师到达长、吴后，南浔已为日军占领，遂同程树芳第172师一道推进至昇山、吴兴。同时。刘湘指挥的第23集团军（辖第144、第145、第146、第147、第148师）5个师集结在广德、泗安、安吉一线，以为第7军后援。

20日，日军第6、第18、第114师团以及国崎支队向广德方向推进，24日攻占昇山、吴兴，由于川军增援不力，第7军损失惨重，旅长夏国璋阵亡。日军穷追不舍，25日又占长兴，第7、第48军向临安、孝丰一线退却。同时，川军沿泗安、广德逐次抵抗，第145师师长饶国华牺牲，第144师师长郭勋祺负伤。30日，广德失陷，日军向宜兴、溧阳攻击前进。

至此，第3战区主力向郎溪、宣城及镇江、南京退去，日军除一部向宣城、芜湖西侵外，主力由郎溪转向南京。

纵观苏嘉锡国防线战事，中国守军在10天之内，连失多年经营的两道国防线，使日军得以迅速扑向首都南京，对南京保卫战造成了不利影响。究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高级指挥官部署不力，仓促撤退，丧失了战场转换的有利时机，结果使主动撤退演变成溃退，严重影响了各级官兵的战斗意志。

二、南京保卫战的部署

日军攻占上海以后，积极进行攻击南京的筹备，华中方面军高级将领纷纷要求日本大本营废除禁止攻占南京的限制令。他们认为：“要解决事变，攻占首都南京具有最大的价值”，并判断中国军队自上海溃败以后， “抵抗在各阵地均极其微弱，很难断定有彻底保卫南京的意图。在此之际，军如停留在苏州、嘉兴一线，不仅会失去战机，而且将使敌人恢复斗志，重整战斗力量，其结果要彻底挫伤其战斗意志将很困难”。注275

日大本营最终批准了华中日军的计划，于12月1日正式将上海派遣军、第10军归入华中方面军战斗序列，以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并下达了以“攻占敌国首都南京”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2分册，第109页。为内容的《大陆命第八号令》。

从12月初起，日军分三路直扑南京。其上海派遣军以第11、第13、第16共3个师团沿镇江、丹阳、句容西进，直逼汤山、栖霞山地区；以第3、第9师团由金坛、天王寺直扑淳化；其第10军所属第6、第18、第114师团以及国崎支队则沿宜兴、郎溪、溧阳、溧水、洪蓝、小丹阳一线直逼南京。 日军的企图是从东、南、西三面合围南京。注276

在国民政府方面，对于保卫南京的战略筹划已久。淞沪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即对首都附近各线阵地的加强与构筑，作了明确指示，命令教导总队“派兵指导赶筑工事”， 分三期完成。注2779月初，又调第53、第77、第121师来京，以加强首都防卫。

11月12日上海失陷，日军乘胜追击，直取南京的意图已十分明显。中国军队一退而不可收拾，连失吴福、锡澄两道国防线，使南京的形势变得十分严峻。在南京的弃与守问题上，蒋介石接连召开了3次军事会研究对策。在会上，绝大多数将领认为南京不宜坚守，只有唐生智坚决主张 “死守南京，和敌人拼到底”。注278

唐生智的主张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蒋介石此时寄希望于国际出面干涉，因此，他认为 “南京决守城抗战，图挽战局，一月以后，国际形势必大变，中国当可转危为安”。注279于是，11月24日正式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罗卓英、刘兴副之，周斓为参谋长。

图9.1　京沪线上的中国军官在部署防御阵地

唐生智就职后，即于27日对中外记者发表谈话，表示： “本人奉命保卫南京，至少有两事最有把握：第一，即本人及所属部队誓死与南京共存亡，不惜牺牲于南京保卫战中；第二，此种牺牲定将使敌人付出莫大之代价。”注280为了表示破釜沉舟、决死一战的决心，他将下关到浦口的两艘能运载七八百人的渡轮撤往武汉， 并授命驻浦口的第1军禁止任何部队从南京北渡。注281

保卫南京的部队共有“15个师强”， 约15万人左右。注282但这些部队大多数为新近从淞沪战场败退下来的，虽经整补，但新兵较多，战斗力普遍较弱。

南京的防御体系分为东南正面阵地和复廊阵地两部分。

东南正面阵地设于江宁镇、牛首山、淳化镇、汤山、龙潭镇一线，为南京的外廊防御线，其部署为：以孙元良第72军（辖第88师）派出右侧支队至江宁镇附近，任右翼掩护；以俞济时第74军（辖王耀武第51师、冯圣法第58师）任牛首山至淳化镇附近之守备，并向秣陵关、湖熟镇派出前进部队；以叶肇第66军（辖谭邃第159师、叶肇第160师）任淳化镇附近至凤牛山之守备，并向句容附近派有力之前进部队；以邓龙光第83军（辖巫剑雄第154师、李江第156师）任凤牛山附近经拜经台至龙潭之守备，并向下蜀派出前进部队；以徐源泉第2军团（辖丁治磐第41师、徐继武第48师）在栖霞山、乌龙山一线占领阵地， 并封锁长江。注283

复廊阵地包括雨花台、紫金山、乌龙山、幕府山及南京城垣，为南京城防阵地，守备情况为：以孙元良第88师任右地区雨花台及城南之守备；以桂永清教导总队约两个师任中央地区紫金山及城垣东部之守备；以宋希濂第78军（辖第36师）任左地区江山、幕府山及城北守备；以王敬久第71军（辖沈发藻第87师）任河定桥至工兵学校一线之守备； 以宪兵部队（约两个团）任清凉山附近之守备。注284

南京外围的战事从12月5日傍晚开始。

当晚，日军第16师团约3个联队在坦克、大炮掩护下向句容发起进攻，其主力分两路向土桥镇、牧马场包抄第66军两翼，并攻占新塘，切断句容守军退路。第66军虽派兵进攻新塘，但未能驱敌，使句容守军 “陷入苦战，损失颇大”。注2856日上午，向牧马场攻击前进之日军主力一部侵入孟塘，威胁汤山守军侧背，至午后2时，其前锋已进至高家庄、大胡山一线，金汤大道和第66军后方联络线有被切断之虞。唐生智急令第36师、第41师及第66军各派一部向孟塘、大胡山间凹地发动进攻，但由于各部队进展迟缓，未能协同作战， 丧失了全歼该股日军的有利时机。注286

同日，日军第9师团1个联队猛攻湖熟镇，守军第51师力战不支，被迫后撤，湖熟失陷。

7日、8日两天，日军在南京外围发动了全面进攻。在汤山方面，第一线阵地于7日被日军突破，守军退守第二线阵地。8日，日军主力协同炮兵机械化部队向汤山及汤水镇猛攻，汤水镇于8日午后失守。同时，固守高家庄、大胡山一线之敌在得到增援后，向第41师及第36师1个团猛烈反攻，我军伤亡较重。在淳化方面，日军连续两天的步、炮、空立体攻势，使第51师伤亡惨重，其第5营官兵几乎全部壮烈牺牲，由于后援不继，淳化镇遂于8日午后4时陷落敌手。在秣陵关方面，日军第114师团继攻占秣陵关后，又以40余辆坦克为先导，强攻将军山，迫使守军退往板桥一线，牛首山主阵地也告不守。

鉴于南京外围阵地均被突破，为集中兵力固守南京，8日晚，唐生智下令各部队退守复廓阵地，其部署要旨为： “右侧支队固守板桥镇大山之线。第74军固守牛首山一带据点至河定桥之线。第88师固守雨花台。第71军第87师固守河定桥至孩子里（江南铁路北）之线，右与第88师及第51师，左与教导总队联系。教导总队固守紫金山。第2军团固守杨坊山、乌龙山之线及乌龙山要塞。第36师固守红山、幕府山一带。第66军至大水关附近集结整理待命。第83军之第156师及第36师之1团，在青龙山、龙王山线掩护撤退。在镇江之第103、第112师向南京急进。”注287

然而，守军仓促后撤，给日军造成可乘之机。当晚，日军2000余人，坦克10余辆跟踪第51师后撤部队前进，乘守军立足未稳，连占高桥门、七桥瓮、中和桥，并于9日拂晓突进至光华门外大校场、通光营房。此时光华门仅有少数守兵，见情况危急，即将城门紧闭。日军遂用野山炮将城门轰开两个缺口，并以小股部队突入门洞内固守。幸赖第87师后续部队的增援反攻，方将大校场之日军击退，稳定了阵地， 但一部分日军仍盘踞在通光营房和光华门城洞里顽抗。注288

9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派飞机向城内中国守军撒下了劝降书。这份由松井石根亲自拟、由冈田译成中文的《致南京卫戍总司令唐生智劝降文告》声称，“百万日军业已席卷江南，南京城即陷于包围之中”，“贵军苟欲继续交战，南京则必难免于战祸，是使千载文化尽为灰烬，十年经营终成泡沫”。劝降书规定，中国军队须于次日正午将答复交至中山门外句容道上的步兵哨所， 否则，即对南京城发动进攻。注289

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对日军的劝降书未予理睬，于9日晚发布“卫参作字第36号命令”如下： “（1）本军目下占领复廊阵地为固守南京之最后战斗，各部队应以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尽力固守，决不许轻弃寸地，摇动全军，若有不遵命令擅自后移，定遵委座命令，按连坐法从严办理。（2）各军所得船只，一律缴交运输司令部保管，不准私自扣留，着派第78军军长宋希濂负责指挥。沿江宪、警严禁部队散兵私自乘船渡江，违者即行拘捕严办。倘敢抗拒，以武力制止。”注290

日军劝降不成，松井石根恼羞成怒，于10日13时命令向南京城实施总攻击。日军的进攻从雨花台、通济门、光华门、紫金山同时开始。

光华门附近的战事最为激烈。日军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两次冲入城内，但均被中国守城军队消灭。卫戍司令部急令第156师增援通济门及光华门城垣守备，并以第159师控制于明故宫附近策应，另派第103师守备中山门附近城墙。这一部署，使守军力量大大加强。同日晚，第156师组织敢死队坠下城墙，趁夜幕将潜伏在城门内的日军及其盘踞在通光营房里的敌人消灭殆尽。 光华门、通济门城防得以转危为安。注291

在紫金山方面，教导总队居高临下，据险固守，挡住了第16师团的猛烈进攻。连日军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也称 “中山陵是非常坚固的，很难攻克”。注29210日傍晚，日军攻占了运动场、谭延闿墓一线，我军退守遗族学校、中山陵、吴王坟（今梅花山）附近。12日，吴王坟阵地失守，日军逼近中山门，城门被轰塌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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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　日军战车攻击南京城墙防御工事

雨花台附近阵地自10日以来连续遭受日军第114、第6师团的猛烈攻击。由于敌以一部由大胜关渡江占领江心洲，向第74军侧背攻击，迫使该军撤至水西门。这样，雨花台阵地便突见孤立。11日午后，第88师雨花台右翼安德门、凤台门阵地均为日军攻破，中华门城门亦被轰毁，当夜命第88师收缩阵地。12日，日军攻势更猛，至正午，雨花台主阵地全被日军占领。唐生智急命第154师增援，但第88师在退入城内时，云梯、城门撤闭不及，被日军突入城内300余人，第88、第87师一部向城北溃败。第51师曾奉命反攻中华门城堡，并与日军在城墙上展开激战，但终未能夺回阵地。日军主力从中华门蜂涌入城，南京城防于是被攻破。

三、南京失守

守城各军在得知中华门失守的消息后，均放弃阵地，相继退往城内，而城内守军拒不放行，这样，城外部队沿城墙向下关逃奔， 城内部队也向下关涌去，城内城外一片混乱。注293

11日傍晚，唐生智曾连接蒋介石两份电报，声称 “如情势不能持久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之要旨也”。注294唐生智遂于12日晚5时召集各高级将领开会，下令守军突围。然而就在这时，蒋介石又致电唐生智，要其再坚守南京。电报称：“若敌不敢猛攻，则只要我城中无恙，我军仍以在京持久坚守为要。当不惜任何牺牲，以提高我国家与军队之地位与声誉，亦为我革命转败为胜惟一之枢机。如南京能多守一日，即民族多加一层光荣，如能再守半月以上，则内外形势必一大变； 而我野战军亦可如期策应，不患敌军之合围矣。”注295

这一电报内容显然是脱离实际的。唐生智遂下令第74军由铁心桥、谷里村、陆郎桥以右地区突围；第71、第72军从高桥门、淳化、溧水以右地区突围；教导总队、第66军、第103师、第112师，第83军于紫金山、麒麟门、土桥镇一线向皖南突围。 渡江突围部队为第2军团、第36师、宪兵部队及直属队。注296不幸的是，唐生智最后又口授命令要旨： “87D（师）、88D（师）、74A（军）、教导总队诸部队，如不能全部突围，有轮渡时可过江，向滁州集结。”注297正是这一补充命令，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由于下关与浦口之间，仅有几艘小火轮和200余条民船，一夜之间要运送原定的两个师过江已属不易，现在陡然又增加了5至6个师兵力，是根本无法完成的。更严重的是，此口一开，许多原定向东南突围的部队，均蜂拥至江边，其数量已达10个师约10余万人。 “中山、中正马路上兵民混杂，枪声四起，秩序大乱”注298；挹江门前， “人马愈停愈多，堵塞无隙地，不独车辆不能进退，人与人之间已无法转动”注299；渡江时 “人人争渡，任意鸣枪，船至中流被岸上未渡部队以枪击毁，沉没者有之，装运过重沉没者亦有之”。注300负责掩护机关及直属队渡江的第78军军长宋希濂鹄立江北， “遥闻隔江嚎恸之惨，惟有相向唏嘘，默然泪下”。注301据第3战区所撰的《南京会战经过概要》记载，近10万等待渡江部队， “终以人数过多，除一部渡江及泅水而过者，大部均作壮烈之牺牲”。注302

南京保卫战，中国军队15万疲惫之师在三面被围、背水一战的不利情况下，英勇抗击了日军机械化部队五个半师团10余万人的优势兵力， 以伤亡万余人的代价歼敌逾万人注303，是值得后人称颂的。

然而纵观南京保卫战，无论在战役指挥上、战术实施上，还是战略决策上，均有较大的失误。

就战略上来说，淞沪及苏、锡、常地区失守后，南京的战略价值已经丧失。且 “南京是个绝地，敌人可以三面合围，而北面又阻于长江，无路可退”注304，根本不适合于大兵团作战。蒋介石想以坚守南京来等待国际局势的变化，这是最大的战略失策。

在战役指挥上，消极防御，被动挨打，采取阵地防御战，是这次会战失败的重要原因。战役中，防守军队不能主动出击，而是分兵把守、处处设防，结果处处失守。在紫金山防卫战中，教导总队第1旅旅长周振强等将领曾建议集中全部机动兵力，攻击日军后方， 这一出奇制胜的方案竟被唐生智、桂永清拒绝。注305组织指挥混乱的最大失误，就在于没有组织10万大军进行周密、有效地撤退，致使9万余人困于城内、江边而无法北渡，城破之后悉遭日军惨杀。

在战术实施上，各级指挥官“缺乏互信观念，无独立作战精神，往往道听或悬揣友军情况之不利而自乱其作战步骤”， “畏惧敌人心理过甚，但求局部苟安，全无旺盛企图心”注306， “对上级命令不重视，尤其不按指定之时间履行任务”。注307

另外，部队素质差，补充的新兵缺乏战斗经验，致有 “误烟幕为毒气，见坦克车而溃退之现象”。注308

第10章　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一、日军疯狂屠杀平民与战俘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城陷落。最早入城的是攻陷中华门的谷寿夫第6师团，随后，日军纷纷从中华门、雨花门、通济门、光华门、中山门、太平门涌入城内。与此同时，国崎支队占领了浦口，第16师团一部攻入下关，日本海军封锁了长江，中国守军退路被切断。松井石根在劝降书中曾保证，日本军队 “对于非武装的平民与不怀敌意的中国军队，则采取宽宏和善的态度”注309，然而，等待着南京人民的却是一场惨绝人寰、震惊世界的大屠杀。千年文明、六代豪华的古都，一时鲜血成河，变成了人间地狱。

由于挹江门、和平门被守城部队堵塞，从中华门、中山门至下关码头的中山路、中正路以及通往燕子矶的中央路上拥挤着数十万惶恐的人群，他们中大部为逃难的群众和伤病的士兵。城破之后，他们便成为日军捕捉的首批屠杀目标。13日上午，第6师团入城后，首先将马路上的难民作为攻击目标，以各种兵器疯狂射击。14日，更多的日军侵入南京城，继续这种令人发指的暴行。从雨花台、中华门、健康路、昇州路、白下路到鼓楼、模范马路、下关乃至浦口，到处成为日军的屠杀场所， “南京所有的池塘里都堆满了死尸。有的头在外面，有的拳在上面，血肉模糊，惨不忍睹。竹林里面、马路旁边，遍地死尸”。注310

图10.1　日军在南京进行血腥的大屠杀，数万中国战俘遇害

当天下午，日军又打开挹江门、和平门，把屠杀的范围扩大到城外和江边。在中山码头和下关火车站附近，日军用轻重机关枪向聚集在江边的难民疯狂扫射，并向人群投掷手榴弹，数万同胞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下。大批人被迫跳入江中，但不是被汹涌的江水卷走，就是被岸上和江面上日本人的枪炮打死，鲜血染红了江水。“宽阔的江面上”，“满眼皆是尸体”，长江因而成为 “死尸之江”。注311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写道：“1937年12月13日早晨，当日军进入市区时。完全没有遭遇到抵抗”，“日本士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似地来污辱这个城市”，他们“单独地或二三成群地在全市游荡，任意实行杀人、强奸、抢劫和放火……对一点也未开罪他们的中国男女和小孩毫无理由地和不分皂白地予以屠杀， 终至在大街小巷都遍地横陈被杀害者的尸体”。注312

日本侵略军除了随心所欲射杀无辜难民外，还有目的地捕捉青壮年男性居民，进行集体屠杀，甚至连向日军投降或徒手到“安全区”避难的中国军人也不能幸免。

“安全区”是11月下旬由留在南京的部分外国侨民组成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Nanjing Safety Zone）划定的，以美国、日本驻华大使馆和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教会学校为中心，南至汉中路，东至中山路，北至山西路，西至西康路，占地近4平方公里，内设难民收容所约20个。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后，曾与中日双方进行交涉，要求承认安全区的中立地位，不驻扎军队，不设立军事机关，不加以轰炸。这一要求得到了中国方面的完全承认，并援助其大米30000担，面粉10000担，现款80000元。日本方面也曾保证： “难民区倘无中国军队或军事机关，则日军不致故意加以攻击”。注313

南京城沦陷后，成千上万的当地居民和外地难民避入“安全区”，各难民收容所人满为患，最多的收容所达30000人，以至于安全区内的难民人数最多时达290000人之多。有几千名中国军人在向国际委员会缴枪后，也被允许进入安全区避难。正因为此，日军以安全区内有抗日军人为名，在安全区内进行搜捕，然后对搜得的成年男子进行集体屠杀。

日军进行集体屠杀的手段是： “使其互为束缚，再以机枪扫射，不死者亦掷以手榴弹，或以刺刀迫入地窖，或积叠成山聚而焚之。”注314

下面是档案材料中对日军进行的几次较大规模的集体屠杀事件的记载：

12月15日下午1时，我军警2000余名，为日军俘虏后，解赴汉中门外用机枪密集扫射，饮弹齐殒，其负伤未死者，悉遭活焚。

15日夜，中国军民9000余人被押往鱼雷营屠杀，日军用4挺机枪扫射，仅9人生还。后来又在宝塔桥、鱼雷营一带进行多次集体屠杀，被杀戮的军民总数在30000人以上，尸横遍野，惨不忍睹。

16日下午6时，麇集华侨招待所之难民5000余人被日兵押往中山码头，用机枪射杀后，弃尸江中。

17日，日军将从煤炭港和首都电厂搜捕来的3000余工人、难民和士兵，沿煤炭港及上元门江边以机枪扫射，一部分以木柴烧死。

18日夜间，复将我被囚幕府山之军民57418人，以铅丝扎捆，驱集下关草鞋峡，亦用机枪射杀，其倒卧血泪中尚能挣扎者，均遭乱刀戳毙，并将全部尸骸，浇以煤油焚化。

在水西门、上新河一带，约有28730余人被日军以铅丝缚住手脚，推入水中，再复以机枪扫射，或盖上柴草，浇上煤油点火焚毙。

在燕子矶，无法渡江的中国士兵和难民50000余人，被日军围困在沙滩上，经过十几挺机枪的疯狂扫射后，很少有人生还， 大部分尸体漂流江面。注315

经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谷寿夫战犯案判决书》认定， 被集体屠杀的遇难者人数达190000余人。注316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15万余具”， 因此，军事法庭确认在这次南京大屠杀中死于非命的中国军民人数在300000万以上。注317

中外目击者纷纷记录或报道了南京大屠杀的惨状。

曾参与红十字会掩埋尸体工作的贾某事后控诉说：“尸骸都是老百姓，他们的手被用铁丝反绑着，在无情的机关枪炮火底下死亡了”，城南的 “尸骸都是被刀刺死的，每人至少有十几刀”。注318回民掩尸队的沈锡恩说：“当时南京城里，到处都可以看到横七竖八的尸体。乌龙潭里漂满了尸体，偌大一个塘，几乎看不到水面，水也成了红的。 九华山下也堆满了来不及收埋的尸体。”注319

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Red Cross Committee of Nanjing）主席、美国圣公会牧师马约翰（John Magee）用摄影机拍下了日军残暴屠杀中国军民的镜头。注320德国驻华大使馆的政务秘书罗森博士（Dr.Rosen）1938年3月4日在其向德国政府的报告中说，直到3月4日，“在南京下关附近的扬子江江面上还漂浮着大屠杀后留下的30000具尸体”， “在南京周围四五十里的地方见不到人影，到处是无人掩埋的尸体”。注321《纽约时报》记者窦奠安（F.Tillman Durdin）从南京发出的报道称：“所有街巷内都有市民的尸体，其中有老人、妇女和小孩。”他亲眼目睹一个难民所里400名难民被绑赴刑场的情景，“日本兵把他们五十人一排，绑成一串。由拿着步枪、机关枪的日本兵部队押往屠场”。他描述了日本军人屠杀200名中国男女的场景： “屠杀只花了10分钟。日本兵使男人们在墙壁前排成一列，加以枪杀，然后许多拿着手枪的日本兵，乱七八糟的在中国人尸体周围毫不在乎地用脚踢，如果手脚还有动的，就再给一枪。”注322

日本记者也目睹了日军的屠杀暴行。东京《日日新闻》随军记者铃木二郎于12月13日在中山门附近亲眼见到集体屠杀俘虏的惨状： “俘虏们在25公尺的城墙上排成一列，许多日本兵端著插上刺刀的步枪，齐声大吼，冲向俘虏们的前胸或腰部刺去，一个接着一个被刺落到城外去了。只见飞溅的血雨喷向半空，阴森的气氛，使人寒毛直竖，浑身战栗。我……感到简直是坠入了刀山、油锅、血污池的十八层地狱。”注323

《朝日新闻》随军记者今井正刚说： “我于12月15日夜间，在大方巷朝日新闻办事处前面马路上，看到数千人头攒动，一望无际的中国人群，被赶赴下关屠场。我跟随到那里，在天色微明的扬子江畔，目击了这样一幕大屠杀的悲惨情景：在码头上，一片黑黝黝的尸体堆叠如山，在尸山里蠕动着的人影，总有50人，乃至100人以上，转来转去拖拽着尸体——微弱的呻吟、滴沥着鲜血、抽搐着手脚——丢向江流里去。……过了一会，作业完毕，苦力们被排列在江边，哒!哒!哒!一阵机关枪声，只见仰面朝天、翻身仆地，跃起腾空——都跌落江中，被滚滚波涛卷走。”注324

日本随军摄影记者河野公辉说： “在南京举行入城仪式（12月17日）之前，看到长江里面有50个，乃至100个尸体汇聚成一堆、一堆地顺流而下……南京城外有一个池塘里，一片鲜红的血海，非常好看。”注325

就连当时到过南京的日本政府拓务次官八角三郎中将也在报告中说，曾看到光华门一带积尸遍野， “汽车通过这里时，还需要从尸体上碾过”。注326松井石根也承认：日军 “士兵之暴行，使皇威一举扫地”。注327日军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远东军事法庭上承认自己“确曾命令指挥下的第16师团，对中国‘军队’进行残酷的扫射”，“到15日深夜为止，光是下关码头一地，就杀死中国军民达20000之多”， 并揭露第13师团山田支队在幕府山残杀中国军民达20000余人。注328

日本军队不仅杀人如麻，而且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手段十分残忍。除了机枪扫射外，还有刀劈、砍头、犬咬、活埋、破腹、肢解、挖心、水溺、火烧、割生殖器、刺穿肛门等。

二、日军强暴妇女、劫夺财物

日军除了屠杀之外，还大肆奸污中国妇女。凶残的日本官兵兽性大发，到处搜索妇女，不分黑昼，不择地点，肆意强奸、轮奸妇女。上至80岁的老太婆，下至八九岁的幼女，均不能免。他们甚至开着汽车闯入“安全区”，对中国妇女滥施兽行。最残酷的是轮奸，有的妇女被轮奸达数十次。许多妇女遭奸淫后又被日军残害，裸尸街头。南京的 “城墙角下，大道两旁，池塘边，田沟里，到处是赤裸的女尸”。注329李克痕在《沦京五月记》中写道： “街头上有很多轮奸致死的女同胞的尸身，通身剥得精光，赤条条的，乳房被割下了……有的小腹被刺破了好些洞，肠子涌出来，堆在身旁地上。”注330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在占领后的一个月中，在南京市内发生了二万左右的强奸事件”， “全城中无论是年轻的少女或老年的妇人，多数都被奸污了”。注331

伴随着屠杀和奸淫的是大规模的抢劫和有计划的破坏。南京各大公司、商号首先遭到洗劫。 “日军先把各商店各仓库里的存货，装满了一卡车一卡车搬运出去，然后将房屋付之一炬”。注332随后，日军士兵便三五成群地挨门逐户地搜索居民住宅，金银、财宝、衣服、食物等一概抢走，甚至连安全区内的外国使馆和外侨住宅也不能幸免。抢劫之后就放一把火毁灭罪证，当时城内外到处黑烟缭绕，烈焰冲天。中华路、夫子庙、太平路、中正路（今中山南路）、国府路（今长江路）、珠江路等主要街道上到处是断壁残垣。昔日热闹繁华、人口稠密的首都，如今成了一座尸横遍地、满目创痍的人间地狱。

图10.2　1937年12月，抢劫大量财物的日军出现在南京街头

南京的文化和古迹也遭摧残。夫子庙建筑群（包括大成殿等古建筑）化为灰烬；牛首山幽栖寺被日军纵火付之一炬；陈武帝万安陵前石麒麟被日炮击毁；甚至连朝天宫屋脊上的吻鸱也被日军拆毁。南京博物院的3000箱文物、中央图书馆等公私藏书80万册图书文献以及小九华山三藏塔里的唐僧舍利，均被日军劫运到日本。

日军在南京3个月的烧杀淫掠，严重违反了国际战争公约。 “这不是个人的，而是整个陆军、即日军本身的残暴和犯罪行为”。注333日军对南京人民乃至中国人民欠下的这笔血债，是永远抹杀不掉的。

小结

随着日本在华北华中侵略步伐的加快，侵略范围的扩大，战火在全中国蔓延，全民族抗战的局面已经形成。

侵华日军凭借其武器装备的优势，将在卢沟桥燃起的战火扩大为以灭亡中国为目标的全面侵华战争，并狂妄地提出了“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口号。在战略上，日军采取了沿铁路线南北对进，快速占领中国重要都市，一举歼灭中国军队主力的方针，以求“速战速决”。

面对一场攸关民族存亡的大决战，中华民族空前的团结。各党派各团体，本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摒弃前嫌，走到抗日救亡的大旗之下，广西、云南、四川等省的地方部队纷纷开赴抗日前线，中国人民同日本侵略军展开了殊死的搏斗，涌现出大量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在初期抗战中，中国方面较为被动，对敌人采取处处设防的遏制方针，试图利用战前规划修筑的数道国防线，阻滞日军的侵略速度，打破其“速战速决”的美梦，也使自己能有较充裕的时间完成从正常体制向战时体制的过渡。

于是，在南口、在忻口、在娘子关、在太原、在南京、在平汉线、在津浦线……在日本侵略军到达的几乎所有地方，中日双方都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虽然日军占领了许多重要城市，给中国军队相当沉重的打击，但在中国抗日军民的顽强抗击下，其“速战速决”的战略受到挫败，未能实现在短期内灭亡中国的目标。不但如此，伴随着战争进程的延长，日军的某些优势在丧失，而兵力不足等弱点也显现了出来。

中国国民党军队在抗战初期的失败固然有客观因素，但作战时单纯依靠正规军，没有充分利用全国人民巨大的抗日热情和力量，在战略指导上只依靠较为呆板的线型防御工事，加上少数部队高级将领贪生怕死，保存实力等，致使日军尽管在数量上比中国军队少，却能在较短时间里攻陷许多战略要地。

国共两党在抗日旗帜下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奔赴华北前线，两党领导下的军队在山西战场互相配合，并肩作战，予日军很大打击。但两党有着不同抗日战略路线，最后导致了抗日战争两个战场（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和以共产党军队为主体的敌后战场）的出现。

第三部分　全面抗战的深入

第11章　南京陷落前的国内外政局

一、毫无效力的“国际调停”

七七事变爆发以来，面对日本全面侵华，国民政府被迫采取了武力抵抗的手段。但与此同时，蒋介石和国民党也对借助国际力量来迫使日本撤军寄予较大的期望，这主要体现在依靠国际调停和英、美出面干涉的外交政策上。

依赖国联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就已被证明是无效的。尽管如此，国民政府还是于7月13日向国际联盟递交了请求国联制止日本侵略行动的声明。此后，还不断通过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和驻欧使节向国联控诉日本。8月31日，蒋介石对路透社记者发表谈话时，强调国际间对于现时中日两国不宣而战的战争，应行干涉，并称 “此种国际干涉非完全为中国，实为谋求国际间整个的安全”。注3349月13日，中国首席代表、驻法大使顾维钧向国联提出正式申诉书，请求国联采取适宜及必要的行动。然而结果如何呢？国联行政院授权远东咨询委员会处理。该委员会花了半个月时间，写了两份报告书，呈递国联大会表决。

10月6日，国联大会就远东咨询委员会所提出的关于中日冲突事件调查报告作出了决议： “大会表示对于中国予以精神上之援助；并建议国联会员国应避免采取一切行动，其结果足以减少中国抵抗之能力，致增加中国现在冲突中之困难。又建议国联会员国，应考虑各该国能单独协助中国至何种程度。”注335在这个决议中，甚至不敢使用“侵略”的字眼，这种不伦不类、不痛不痒的决议，实在无助于中国抗战，相反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

于是，国民政府把更大的希望寄托在九国公约会议之上。因为日本和美国虽不是国联会员国，却是《九国公约》的签字国，相信《九国公约》对日本的约束力要比国联大。况且1922年在华盛顿会议上签订的《九国公约》中明确规定：

（1）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暨中国领土与行政之完整。

（2）给予中国完全无碍之机会，以发展并维持一有力巩固之政府。

（3）施用各国之权势，以期切实设立并维持各国在中国境内之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

（4）不得因中国状况，乘机营谋特别权利，而减少友邦人民之权利， 并不得奖许有害友邦安全之举动。注336

因此，国民政府便以此来作为要求各签约国制裁日本侵华的依据。

7月16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向《九国公约》签字国的美、英、法、意、比、荷、葡七国递交了备忘录，提请各国注意日军袭击卢沟桥中国驻军、进兵华北是违背《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的。9月4日，蒋介石在接见美联社记者时声称， “制止日本之侵略行为，乃为九国公约与凯洛格条约（非战公约）签字国及国联各会员国之责任”。注337随后，中国又请求召开九国公约会议，经英美等国同意，决定于11月3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

中国政府请求召开九国公约会议的目的与方针是很清楚的，最终是希望国际制裁日本。然而，国民政府高级官员也认识到 “依照目前形势，会议无成功希望”注338，这从外交部长王宠惠致驻欧大使的电文中已经看得很清楚。但是，中国为什么还如此做呢？主要是想利用这个国际舞台，“使各国认识失败（指九国公约会议）责任应由日本担负”，“使各国于会议失败后对日采取制裁办法”，并 “竭力设法促使英美赞成，并鼓励苏联以武力对日”。注339同时，企图在会议期间 “向参加各大国请求战费借款及军械贷款”。注340这种想法虽很实际，却是十分幼稚的。

事实上，布鲁塞尔会议在会前就已显示出它不可能取得对中国有利的结果。因为英美等大国“希望比京会议能使用当事双方同意之方式结束战事”，而不顾日本拒绝出席会议这一个事实。美国代表戴维斯（Norman Davis）甚至对中国代表顾维钧作了种种苛求。一是要求中国代表团在大会发言后即行退席，俾使调解者可以不受影响而完全自由的进行讨论，并称“此系一种策略，所以应付日人对于国联大会之攻击”；二是要求顾维钧在大会发言中“不妨承认日本对于原料来源之需要，并应为人口过剩辟一出路。同时重申中国在经济方面极愿意与日本通力合作”。另外，戴维斯还直截了当地告诉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钱泰不要存在依靠布鲁塞尔会议制裁日本的幻想，他说：“盟约有制裁办法尚且不能实行，九国公约无制裁办法，中国岂可奢望？” 他劝中国不要空言恢复原状，而要办几件实事来取得日本的欢心，如取消抵制日货，保护日侨生命财产等。注341《钱泰致外交部电》（1937年10月29日），《民国档案》，1989年第2期，第38页。这等于是逼迫中国对日本的侵略采取退让政策。

图11.1　美国总统罗斯福

在会议召开期间，英美等国并不愿意真正以实力阻止日本的侵略行动，而采取调和的方式。罗斯福甚至指示美国代表团不必采取主动。英国则完全看美国的脸色行事， “美国如能前进至何种程度，英国亦准备前进至同样程度”。注342英国曾主张由英美两国调解中日战争，美国加以拒绝。英国希望美国首先对日本侵华表示强硬的态度，英国随后仿效，美国则表示不必且无须在会议中居于领导地位。这样，正是由于美英两国的互相推诿，不负责任，使会议既不谴责日本是侵略者，也没有制定任何反对侵略者的制裁措施，只发表了一个确认日本违反《九国公约》及《非战公约》，建议日本停止军事行动的软弱无力的宣言。

二、“英美干涉”幻想的破灭

国际组织如前所述的软弱态度是同英、美、法等西方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对日本侵华听之任之，采取绥靖政策密切相连的。在抗战前期，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则一直把制止日本进一步扩大侵略的希望寄托在西方大国联合干涉之上。

7月21日和24日，蒋介石接连召见了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要求英国政府从中调停。他说：“现在局势只有英美两国努力从中设法，或可变为和缓”， “惟有请英、美两国从速努力防患于未然，以免战祸”。注343然而，英国的反应，仅仅是由艾登外相对日本发出要终止英日谈判的威胁而已。对侵略者一向采取姑息政策的英国首相张伯伦不愿对日本采取有效的制裁行动。

7月25日，蒋介石又召见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Nelson Johnson），称 “美国向来主张和平与人道主义，所以在道义上亦有协助制止日本的义务”。注344而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在8月12日发表的声明中，仅表示 “希望中日两国不要诉诸战争”。注345更有甚者，在中国抗战急需军火物资的时候，罗斯福总统竟于9月4日宣布禁止美国政府所属商业运输工具（包括商船和飞机）运送军火或军用品前往中国和日本。这个所谓中立法仅对中国不利，因为中国除了枪支弹药可以自给外，所有重型武器和军火，几乎全部从欧美进口。 由于这个禁令的实施，中国向美国购买的19架飞机，中途被迫停运，应聘在中国空军担任教官的美国人无法前往中国。注346与此同时，美国还在源源不断地向日本运去石油、橡胶、钢铁、铜锡、汽车、飞机零件等，这些物资从表面上看似乎不属军品，实际上却是重要的军火原料，美国此举是为侵华日军输血。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因而指出， “日本的侵略得到了我国大力支持，这种侵略行为不仅受到支持，而且我们的援助是如此有效，如此举足轻重，如若断绝援助，这种侵略就可能被制止和停止”。注347

除此之外，国民政府除了命令正在欧美访问的特使孔祥熙继续促请欧美各大国出面调停外，9月5日，又派胡适访美、蒋百里访欧，但收效均甚微。蒋百里在欧洲到处碰壁，胡适在美国也不得要领。当胡适拜会罗斯福时，罗斯福甚至避免承认中日战争状态的存在。10月5日，他在芝加哥发表了防疫隔离演说。他说：

今日情势，关涉全世界，不仅是某一条约遭受破坏，而是战争与和平问题，国际法问题，尤其为人道问题……同时亦关涉世界经济、世界安全与人类祸福。

不遵法律，犹如疫疠，蔓延全世界，有增无已，事极不幸。当此疫疠方

兴之际，社会人士应如赞同隔绝病人，以保护公共卫生，不受其传染。注348

但是，这篇演讲并没有敢公开点名批评日本的侵略行为，亦未能公开声援中国的对日军事抵抗行动。

正是由于英美这种不介入的态度，才使得日本更加有恃无恐，气焰十分嚣张，甚至对英美驻华官员和机构也实施攻击。8月26日，许阁森大使受日本飞机的扫射而负伤。9月19日，日本要求外国外交机构、侨民和军队退出南京，在遭到拒绝后，于21日起对南京狂轰滥炸。12月12日，美舰“奔尼”号（Panay）在南京附近江面被日机炸沉，逃入救生艇的美国水兵还遭到日机的低空扫射，致使3人死亡、17人受伤。同时，两艘英国商船在芜湖附近被日机炸沉，一艘军舰亦遭炮击。

英美同日本之间这一系列事件，确使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高级官员兴奋了好一阵子，他们认为英美一定会对日本的挑衅行动予以报复。蒋介石在获悉许阁森受伤的消息后写道： “此事未知英国取何种态度，或于全部战局之胜负有关也。”注349岂知英美政府在受到如此侮辱的情况下，却一再忍耐，直到南京陷落，也没有采取任何制裁措施。

南京陷落以后，中国抗战进入了艰难时期，尤其是急需军火和军事物资援助。此前孔祥熙在欧洲活动的结果，曾向英国和法国各购得战斗机和轰炸机各36架，还同意大利签订了购买兵器合同。然而，8月底至9月初，日本封锁了中国全部海岸线后，各国以避免同日本发生冲突为借口，取消了对中国的武器供应。美国更是没有援助一枪一弹。

下面是蒋介石于1938年1月30日写给罗斯福的一封求援信节录：

贵国于世界各国之和平与秩序，更于远东国际之公平及和睦，向居领导之地位。就往事言，远东如有不稳之情形时，美国无不及时予以有效之援助，至今思之，仍感于怀……此次远东大难之应付，各国均盼望美国之合作。

中国鉴于中美间之非常友谊，在此并力奋斗国家存亡一发千钧之时，其希望美国援助，尤属势所必然。中正用敢重向阁下要请尽力设法，务使日本之侵略，能得从速终了……吾人急迫之愿望，则美国即于此时在经济上及物质上予中国以援助， 俾得继续抵抗。注350

然而，直到1938年底，仅得到罗斯福 “最慎重及同情之考量”注351的答复，以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搞到2500万美元的桐油贷款。

再看英国。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不断向英政府呈请军事及财政援助，得到的答复仅是“正在研究”， “不久或可设法”注352之类的推托之辞。订购的飞机也以供不应求为借口迟不交付。3月28日，立法院长孙科亲自拜见艾登外相，请求财政援助，但英国反应冷淡。相反，同年5月3日，英国却同日本签订了关于中国海关的协定，承认在日本占领区内所有海关税收，一律存放于日本横滨之正金银行。这是对中国主权的极大损害。

在法国方面，其对华政策一直惟美英马首是瞻。由于顾忌其在东南亚的利益，不敢得罪日本，因而给中国的抗战也设置了不少障碍。日本封锁中国海岸线后，中国从苏联购买的大量军火装备需要假道越南运入中国，但法国政府禁止通过。驻法大使顾维钧在法国交涉了近一年，仍遭到拒绝。

于是，蒋介石依靠英美干涉的幻想彻底破灭了。他这时才 “深知中国不能从各主要国家获得有形的援助；他已了解至少在暂时中国只能独自抵抗其敌人。中国并未由任何西方民主国家获得军事的援助。反之，中国却屡被劝，从速对日本和平解决，以利国际的通商”。注353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国际局势呢？这主要是欧洲国际关系的影响。中日战争爆发之时，欧洲局势日趋紧张，德、意法西斯力量正在迅速增长，欧战的爆发已迫在眉睫。英、法等国根本无力顾及其在东亚及中国的利益。日本已经看到了这一点，特别是与德、意结盟，使之更加有恃无恐。美国在其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之下，当然不会陷入中日纠纷中去，为了中国而同日本撕破脸皮，何况，日本还是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因此，为了保住他们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美、英、法皆不肯轻易得罪日本。这种国际政治气候，决定了任何想依赖英美等大国来迫使日本停止侵华的图谋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三、陶德曼调停的失败

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进展得并不那么顺利，尤其是淞沪战场上的胶着状态，迫使日本大量增兵，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神话破灭，让“皇军”脸面丢尽。于是，日本政府内主和势力抬头，他们希望 “战祸不要延及华中，早日成立和平协定，俾日本实力，不致在中国浪费，以便对苏”。注354日本军部也企图利用中国在军事上的失利，对中国政府展开劝降活动，以达到军事手段所无法达到的目的。

于是，日本决定利用德国做劝诱中国谈判的中介人。10月21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约见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Herbert Dirksen），正式表示希望能由德国出面斡旋和平。他说： “日本随时都准备与中国直接谈判，假如有一个与中国友善的国家，如像德国和意大利，劝说南京政府觅取解决，日本也是欢迎的。”注355德国政府欣然同意。

德国为什么乐意调停中日战争呢？这同德国的远东政策有很大关系。众所周知，德国对中日两国开展等距外交，同中日均有良好关系。中国是德国的重要贸易伙伴，是德国国防战略资源的主要供应国，而日本则是德国强有力的政治盟友，德国对中日间爆发的战争深感左右为难，因为这使德国二元的远东政策受到挑战。德国当然希望中日之间停止战争。这样，调停的责任自然落在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Oskar Trautmann）身上。

1937年11月5日，作为“信使”的陶德曼奉命在南京拜会了蒋介石，转达了日本提出的议和条件：

（1）内蒙自治；

（2）华北沿满洲国边界至平津以南一带设立非武装区，区内治安由中国警察维持之，如和议即刻成立，则华北全部行政仍属于南京政府，但须遴选与日本友善之官吏一人，主持最高行政职务。如和议目前不能成立，而华北有产生新行政机构之必要，则该行政机构于和议成立后，仍将继续存在，截至现在止，日本政府并无在华北设立自治政府之举动；

（3）上海设立非武装区较现有者略大，由国际警察管理之；

（4）停止排日政策；

（5）共同反共；

（6）减低日货之进口关税；

（7） 尊重外国人权利。注356

日方还威胁说， “如战争延长则将来条件必较此苛刻数倍”。注357但蒋介石表示日本提出的条件不能接受，他强调，假如 “日本不愿意恢复战前状态，中国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中国如同意日本的要求，国民政府将会被舆论浪潮所冲倒”。注358蒋介石之所以拒绝，主要是他还寄希望于布鲁塞尔会议会有制裁日本的措施，同时，上海战事胜负没有明朗化。

然而，没过多久，布鲁塞尔会议草草收场，并无任何制裁日本的实际行动；太原、上海相继失陷，南京危在旦夕；加之德国政府更积极的活动，蒋介石一度动摇。于是，12月5日，他第二次会见陶德曼，表示 “中国政府愿以德国所提出的各点作为谈判基础”。注359但是，也提出了几项条件：（1）日方无信，已签字之条约尚往往撕毁，我方相信德方，愿德方始终执调停之劳；（2）华北行政主权应当完整，此为我方坚持之点；（3）日方所提条件可作为讨论之基础，但不能作为如哀的美顿书中所列条件无可变更；（4）日方不能以战胜者自居，因我方并未承认为战败者；（5） 日方不能将此条件片面的随意宣布。注360同时，蒋介石还表示希望希特勒向中日两国建议停止敌对行动，因为 “在敌对行动继续进行的时候，是不可能进行任何谈判的”。注361

可是，由于日本在军事上取得的胜利，南京陷落在即，它的谈判价码果然涨了数倍。当狄克逊向广田表示中国愿意按日方所提条件进行谈判时，广田声称， “能否在最近取得伟大的军事上的胜利以前所起草的基础上进行谈判有疑问”。注362

12月21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为日华和平谈判事项给德国驻日大使的复文”，提出了十分苛刻的条件。包括基本条件四项和条件细目九项。

基本条件：

（1）中国应放弃容共和抗日满政策，对日满两国的防共政策给以协助。

（2）在必要地区设置非武装地带，并在该地区内各个地方，设置特殊机构。

（3）在日、满、华三国间，签订密切的经济协定。

（4）中国应向帝国作必要的赔款。

日华媾和谈判条件细目：

（1）中国正式承认满洲国。

（2）中国放弃排日和反满政策。

（3）在华北和内蒙设置非武装地带。

（4）华北在中国的主权下，为实现日、满、华三国的共存共荣，应设置适当的机构，赋予广泛的权限，特别应实现日、满、华的经济合作。

（5）在内蒙古应设立防共自治政府，其国际地位与现在的外蒙古相似。

（6）中国须确立防共政策，对日、满两国的防共政策予以协助。

（7）在华中占领地区，设置非武装地带，在上海市地区，日华合作负责维持治安和发展经济。

（8）日、满、华三国在资源开发、关税、贸易、航空、通讯等方面，应签订必要的协定。

（9） 中国应向帝国作必要的赔款。注363

这哪里是什么“和谈条件”，无疑是要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投降的最后通牒。因此，当12月26日陶德曼将上述复文转告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时，孔祥熙表示“没有人能够接受这样的条件”。蒋介石这时才认识到 “今日除投降外无和平，舍抗战外无生存”注364，日本提出和谈的目的在于 “征服与灭亡我国；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注365

1月13日，外交部长王宠惠召见陶德曼，请其向日本转达中国政府的答复： “经过适当考虑之后，我们觉得：改变了的条件太广泛了。因此，中国政府希望知道这些新提出的条件的性质和内容，以便仔细研究，再作确切的决定。”注366这实际上是拒绝的答复。日本方面认为这种答复 “只能说明中国方面没有诚意，是在采取拖延政策”。注367于是，1月16日，日本政府竟狂妄地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声称：“攻陷南京后，帝国政府为给予中国国民政府最后反省机会已及于今日。然而，国民政府不解帝国之真意，竟策动抗战，内不体察人民涂炭之苦，外不顾东亚全局之和平”， “因此，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注368

国民政府也于18日发表声明，宣布 “中国政府于任何情形之下，必竭全力以维持中国领土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办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决非中国所能忍受。同时任何在日军占领区域内，如有任何非法组织，僭窃政权者，不论对内对外，当然绝对无效”。注369

这一声明，使得日本依靠德国调停而使中国接受丧权辱国条件的企图归于失败。1月20日，国民政府召回驻日大使许世英，不久，日驻华大使川越茂亦奉召回国。中日之间谈判接触暂告中断。

四、《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

图11.2　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

在抗战初期，唯一能够尽全力援助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国家，便是苏联。

早在1937年5月，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Bogomoloff）就曾向中国建议，由中苏之间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和互助协定，以保障远东地区的和平。苏方并提供5000万美元信用贷款，以供中国购买苏联军火之用。但是，由于中国对日本抱有幻想，加之不愿由于同苏联结盟而失去德、英、美的支援而加以拒绝。

七七事变爆发以后，中国政府不断请求苏联援助中国，苏联政府欣然同意。作为苏联援助中国抗战的基础，8月21日，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和鲍格莫洛夫在南京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该条约共分4条，其主要内容在第一条和第二条：

第一条，两缔约国重行郑重声明，两方斥责以战争为解决国际纠纷之方法，并否认在两国相互关系间以战争为施行国家政策之工具，并依照此项诺言，双方约定不单独或联合其他一国或多数国家，对于彼此为任何侵略。

第二条，倘两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于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援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 致侵略国得用以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注370

该条约有效期5年。此外，还附有一个口头协定，就是在有效期内，“苏联不与日本缔结不侵犯条约”， “中国不与第三国订共同防共协定”。注371然而签约后，中国外交发言人尽力淡化这一条约的作用。称 “此项条约之内容，极为简单，纯系消极性质，即以不侵略及不协助侵略国为维持和平之方法。约文简赅，而宗旨正大，实为非战公约及其他和平条约之一种有力的补充文件”。注372但条约签订的实际意义不止于此，最重要的是，使苏联有形无形地成为遏制日本的重大力量，日本无论如何不敢倾其兵力南下，在东北和内蒙地区总要保持一支占其总兵力70％以上的部队。另外，也使中国在英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愿援助的情况下，从苏联获得了巨大的支援。《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甫一签署，就给日本予以重大打击，日本政府竟然发表声明宣称，此条约 “实予日本以最大威胁。”注373

1937年8月初，蒋介石派航空委会员的沈德燮为代表，赴苏洽谈购买军机事宜。8月20日，蒋介石致电新任驻苏大使蒋廷黻： “沈德燮处长想已到莫，请兄介绍其与俄政府洽商飞机交涉，现最需用者为驱逐机两百架与双发动机之重型轰炸机一百架。”注374同年8月下旬，国民政府派出以军委会参谋次长杨杰为团长的“苏联实业考察团”赴莫斯科，专门负责办理购买军火事宜。两国签署了苏联对中国的《军事技术援助协定》，苏联承诺将提供贷款给中国用以对苏军购。8月底，蒋介石再次会见了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表示中国决不会对日本妥协，请求苏方大力支持。并要求苏联派遣军事顾问，以及“允许苏联飞行员以志愿者身份加入中国军队”作战。苏联很快回应了中国的要求。苏联对华军事援助由此开始。

五、南北汉奸政权的建立

日本在武装侵华后，即推行“以华制华”的政策，在占领区内扶植傀儡政权，实行殖民统治。伪满洲国、“内蒙军政府”和“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均是实例。全面侵华以后，日本军部仍将树立地方傀儡政权作为重要工作来做。关东军在1937年8月14日制定的《对时局处理纲要》中，对建立伪政权作了精心的筹划，规定“新政权”必须“亲日满，防共”，接受日本特务机关的“内部指导”，并要 “配备有能力的日本人作顾问”注375等。于是，在侵华日军的扶植下，各地汉奸政权纷纷建立。

在华北沦陷区内，较早成立的汉奸地方政权是在北平和天津。1937年7月30日，“北平临时治安维持会”成立，主席是北洋时代的步军统领江朝宗。“天津地方治安维持会”于8月1日成立，由北洋时期直系政客高凌霨搜罗了一批失意军人、政客组成。但“治安维持会”毕竟不是正式的地方政权。9月4日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专门成立了特务部，以喜多诚一少将为部长，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建立华北伪政权。在他的策划下，10月28日，特务部提出了一份《华北政权建设研究》的文件，称“新政权不是华北地方政权，而应是取代南京政府的中央政府，其政令得在日军势力范围内所属全部地区普遍施行”。其理由是， “如果以地方政权为牌匾，不足以号召第一流人物前来参加，且带有分割中国的地方政权形式的嫌疑，实非善策。再者，建立地方政权乃是消极退让，易被南京政府的统一政策所压倒”。注376这一建议得到了军方强有力的支持，随着中日谈判可能性的渺茫，日本政府也予以默认，华北汉奸政府便告成立。

12月7日，北洋时期的直系政客王克敏从香港来到北平，他是喜多诚一物色的华北伪政权的核心人物。随后，经过王克敏、江朝宗、高凌霨、汤尔和、王揖唐、朱深、董康、齐燮元等8人的多次会商，决定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2月14日，即南京陷落的第二天，“临时政府”在北平居仁堂成立。“临时政府”实行所谓三权分立制，主席职位暂时空缺，下设以汤尔和任委员长的议政委员会；以王克敏任委员长的行政委员会和以董康任委员长的司法委员会。以五色旗为“国旗”，以北京为首都，并继承中华民国的年号。同时还发表“施政方针”，声称要“肃清国民党一党专制的党治之弊”，“以合乎东亚道义的民族协和精神为基础”， “绝对排斥容共政策”。注377

“临时政府”的主体是行政委员会，下设五部：王克敏兼行政部长，齐燮元任治安部长，汤尔和任教育部长，朱深任司法部长，王揖唐任灾区救济部长。后又增设实业部，以王荫泰任部长。

“临时政府”下设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四省和北京、天津两个特别市。北京市长江朝宗，天津市长兼河北省长高凌蔚，山东省长马良，河南省长肖瑞臣，山西省长苏体仁。

“临时政府”完全被日本人控制。根据王克敏同日本人签订的一系列密约，“临时政府”的军政指挥大权完全由日本人掌握。最高决策人是喜多诚一和根本博大佐。翌年4月，又派了行政顾问汤泽三千男、军事顾问永津、法制顾问大达率辅佐官15人常驻“临时政府”。同时又规定，“临时政府”职员必须经由日本特务机关调查甄别后方能录用。经济大权也落入日人之手。通过设立“日华经济协议会”和“华北开发公司”，将华北的矿产、交通、通信、水电、煤炭、木材、森林、棉业、盐业全部控制，还将北京郊区和冀东22县划为日本移民实验区。

日本的企图，是在陶德曼调停失败后否认国民政府，以华北的“临时政府”取而代之，并使这个政府 “对华中华南方面也取得威信”。注378然而，由于南北日军之间存在着矛盾，华中日本派遣军不久也扶植了一个汉奸政权。

华中建立伪政权的工作由华中派遣军特务机关长臼田宽三一手策划。1937年12月5日，“上海大道市政府”成立，以苏锡文任“市长”。翌年元旦，“南京自治委员会”又成立，陶锡山任“会长”。至1938年元月下旬，华中各地成立的“治安维持会”已达26个。臼田宽三最初打算在上海成立一个伪政府，但由于上海民众反日活动高涨，加上日本物色的汉奸政权核心人物唐绍仪、周凤岐等慑于民众威力不敢出面，日本人只得取消原计划，改在南京继续策划。梁鸿志、温宗尧、陈群等人自2月17日以来，“召开了几次秘密会议进行研究，27日决定：（一）政府名称——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二）国旗——五色旗；（三）政体——民主立宪；（四） 政府所在地——南京”。注379这一意见得到了日本陆军、海军、外务三省的一致同意。3月24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 “华中新政权作为一个地方政权成立，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作为中央政权，尽快使其合并统一。”注380

3月28日，“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这个傀儡政权共设三院：梁鸿志任行政院长，温宗尧任立法院长，司法院长人选暂缺。行政院下设七部：外交部长陈箓，内政部长陈群，绥靖部长任援道，财政部长陈锦涛，教育部长陈则民，实业部长王子惠，交通部长梁鸿志兼（后由江洪杰担任）。维新政府辖三省两特别市：江苏省长陈则民，浙江省长汪瑞闿，安徽省长倪道烺，上海市政督办苏锡文，南京市政督办任援道。

“维新政府”在发表的十条政纲中，声称绝对否认国民政府；实行三权分立；极力扑灭共产主义。同时鼓吹要实行“不丧失国权的平等外交”；同日本实行提携；运用外国资本开发资源，振兴工业，改良农业等《傀儡组织（三）》，第140～141页。，实在是可笑之极。因为“维新政府”无论在政治、军事、外交还是经济上，均同“临时政府”一样，受日人操纵。华中派遣军特务部长原田熊吉少将任最高顾问，率绥靖顾问谷川幸造、内政顾问五十岚翠等27名日本顾问控制了“维新政府”的一切事务。尤其是日本强迫“维新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经济协定，将华中的重要矿产资源（尤其是国防矿产）、铁道、航空、通信、水电等完全控制。

除此而外，日本关东军还先后在察哈尔、山西、绥远建立了3个伪政权。1937年9月4日，张家口成立了以于品卿为最高委员、金井章二任最高顾问的“察南自治政府”，管辖察南10县。10月15日，在大同成立“晋北自治政府”，管辖山西长城以北地区13县，由夏恭任最高委员，前岛升任最高顾问。10月27日，又在归绥扶植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以云端旺楚克（云王）任主席，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任副主席兼政务院长，由金井章二任最高顾问，代行主席职权，下辖察哈尔、锡林郭勒、乌兰察布、巴彦塔拉、伊克昭五盟和厚和（今呼和浩特）、包头两市。

在金井章二的建议下，关东军又于11月22日将上述3个伪政权合并成“蒙疆联合委员会”，由日人金井章二任最高顾问兼总务委员长，村谷彦治郎任参议，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仿照伪满洲国方式建立起来的傀儡政权。

这样，在中国沦陷区内，实际上出现了3个汉奸政权（伪满洲国除外）。如何将其连成一体，成为日本政府工作的难题，因为这3个政权分由关东军、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控制。因此，在1938年7月15日召开的五相会议上，制定了《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的指导方针》，要求“尽快先使临时及维新两政府合作，建立联合委员会。其次，使内蒙联合委员会与之联合。以后上述各个政权，逐渐吸收各种势力，或与他们合作，使之形成真正的中央政府”。并决议 “联合委员会以临时、维新及蒙疆联合委员会的代表组织之，采取简单的委员制，暂设北京”。注381

9月22日，“中华民国联合委员会”在北平成立，由“临时政府”的王克敏、朱深、王揖唐和“维新政府”的梁鸿志、温宗尧、陈群6人组成，王克敏任主席。然而，由于这些人多为北洋旧官僚政客，政治上名声较臭，加上日军内部的派系分歧，这一委员会始终无法过渡成为统一的中央伪政权。

六、中日双方变更作战部署

南京陷落以后，抗战的军事局面发生了变化，为了适应这种新的形势，中日双方均对其作战方针与军队部署作了调整。

在中国方面，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2月13日制订了第三期作战计划，确定了今后的作战方针是： “以确保武汉为核心，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之目的，应以各战区为外廓，发动广大游击战，同时重新构成强韧阵地于湘东、赣西、皖西、豫南各山地，配置新锐兵力，待敌深入，在新阵地与之决战。”注382同时命令 “各战区以现有兵力，就所在地域，节节抵抗，为柔性之作战，务在交通要线上，纵深配置有力部队，使在正面阻止战斗”注383，其目的在于 “以面的抵抗，对敌之点或线的夺取，使不能达速战速决之目的，而消耗疲惫之”。注384

1938年1月17日，军事委员会为了使武汉保卫战赢得时间，再对作战方针加以调整，决定 “国军主力控置武汉外围及豫皖边区积极整补，由华北及江南抽出有力一部，加强鲁中及淮南，积极扰袭，诱致敌主力于津浦路方面，以迟滞敌人之溯江西进，并广泛发动华北游击战，牵制消耗敌人。妨害其南渡黄河，直冲武汉”。注385

同时，对中国军队的战斗序列及作战区域也作了调整：

以何应钦为参谋总长。

以程潜为第1战区司令长官，下辖商震第20集团军、宋哲元第1集团军、刘汝明第68军、李仙洲第92军等部，共25个步兵师、2个步兵旅、2个骑兵师，作战区域为平汉线及陇海线中段。

以阎锡山为第2战区司令长官，下辖卫立煌南路前敌指挥部、傅作义北路前敌指挥部、朱德第18集团军、孙楚第33军、魏澄源第34军等部，共27个步兵师、3个步兵旅、3个骑兵师，作战区域为山西。

以顾祝同为第3战区司令长官，下辖刘建绪第10集团军、罗卓英第15集团军、唐式遵第23集团军、潘文华第28集团军、叶挺新编第4军等部，共24个步兵师、6个步兵旅，作战区域为苏南、浙江地区。

以何应钦兼任第4战区司令长官，下辖余汉谋第12集团军、夏威第8军团等部，共9个步兵师、2个步兵旅，守备两广地区。

以李宗仁为第5战区司令长官，下辖于学忠第3集团军、李品仙第11团军、廖磊第21集团军、邓锡侯第22集团军、顾祝同第24集团军（韩德勤代）、杨森第27集团军、张自忠第59军、庞炳勋第3军团等部，共27个步兵师、3个步兵旅，作战区域为津浦路沿线。

以蒋介石兼任第8战区司令长官，下辖马鸿逵第17集团军、孔令恂第80军、马步芳第82军、马步青骑兵第5军等部，共5个步兵师、4个步兵旅、5个骑兵师、4个骑兵旅，以甘肃、宁夏、青海为作战地域。

以陈诚任武汉卫戍总司令，下辖李延年第2军、刘多荃第49军、霍揆彰第54军、卢汉第60军、周岩第75军等部，共14个步兵师、1个步兵旅，负责武汉地区的守卫。

以蒋鼎文为西安行营主任，下辖毛炳文第11军团、胡宗南第17军团、邓宝珊第21军团、孙蔚如第38军、樊崧甫第46军，共计12个步兵师、4个步兵旅、3个骑兵师。

以陈仪任闽绥靖公署主任，指挥两个步兵师、4个步兵旅及要塞部队守备福建沿海地区。

以汤恩伯第20军团、孙连仲第2集团军、徐源泉第26集团军、张发奎第8集团军等部共17个步兵师为军委会直辖兵团。

此时，全国总兵力计有110个步兵师、35个步兵旅、11个骑兵师、6个骑兵旅、18个炮兵团、8个炮兵营及其他特种部队。注386

根据调整后的作战方针，这一时期的作战重心转向了徐州附近地区。蒋介石于1月11日在开封召集第1、5战区将领开会时指出， “第5战区要保持津浦铁路，第一战区保持道清铁路，来巩固武汉核心基础……并应保持主动地位，对威胁我军之敌采取攻势，陷敌人于被动。如此我军才能固守，才能藉津浦、道清两铁路来屏障武汉”。注387同时，逐次向第5战区增加兵力。1月23日，军委会命令第5战区 “对由津浦路南段前进之敌，须固守徐蚌两要地，非有命令不得撤退”。注388于是，第5战区于2月3日修订了作战方针， “决对津浦南段之敌，拒止于淮河以南地区，由其侧方连续予以打击，渐次驱除肃清之；同时巩固鲁南山地。对津浦北段及陇海东段，取侧击之势，牵制敌之南下或西上，以拱卫徐州”。注389徐州会战由此拉开了战幕。

在日本方面，自攻占南京以后，日本军部内主张不扩大侵华战争的势力抬头，他们认识到这场战争必将是一场持久战，因此，在1938年初制止了华北方面军发动沿津浦路连接南北的作战（徐州作战）、南渡黄河攻占郑州以及攻占广东的作战要求，制订了以不扩大方针指导的作战计划。2月16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了新的作战指导纲要。其作战方针为：“确保在中国现已占据的地区（包括华北方面的津浦线以西直到黄河一线），并期望其安定，同时完成对苏中两国作战”，具体规定了：（1）华北方面，“确保胶济沿线，并向济南上游黄河左岸一线继续作战”，“确保以上两界限以北地区的安定”。（2）蒙疆方面，“确保现已占据地区，对占据地区附近除以现有兵力进行剿匪作战外，不进行向远方推进作战”。（3）津浦铁路沿线，“不扩大现有地区以外的作战面”。（4）华中方面， “在与海军配合确保现已占据地区的安定外，对敌人后方可继续进行航空作战”。注390同时，为了推进不扩大方针，对侵华日军的战斗序列与作战任务作了新的调整：

（1）解散华中方面军、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的战斗序列，成立了华中派遣军，以畑俊六大将任司令官，下辖藤田进第3师团、稻叶四郎第6师团、吉住良辅第9师团、荻洲立兵第13师团、牛岛贞雄第18师团、伊东政喜第101师团等部，作战任务为“协同海军负责确保大致包括杭州、宁国（宣城）、芜湖以北扬子江右岸地区内各要地的安定”，并“得占领扬子江左岸地区要地”。

（2）调整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仍为寺内寿一大将。第1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下辖土肥原贤二第14师团、川岸文三郎第20师团、下元熊弥第108师团、山冈重厚第109师团；第2军司令官西尾寿造中将，下辖板垣征四郎第5师团、矶谷廉介第10师团；以中岛今朝吾第16师团、末松茂治第114师团、山下奉文中国驻屯兵团以及独立混成第3、第4、第5旅团组成华北方面军直辖兵团。其作战任务是“确保从胶济沿线及济南经上游黄河左岸现已占据地区的安定”。

（3）成立驻蒙兵团，以莲沼蕃中将为司令官，下辖后宫淳第26师团、独立混成第2旅团及5个后备步兵大队，“负责内蒙及察南、晋北地方主要地区之安定”，以填补关东军与华北方面军之间隙。

（4） 撤销预定派往华南的第5军战斗序列，其主力山室宗武第11师团返回日本。注391

然而，华北方面军对于不扩大方针始终抱着抵触情绪，一再要求进行攻占徐州、郑州、开封一线的作战，并称 “留有行动余地”注392，加之李宗仁第5战区的部队不断袭击津浦路沿线日军守备部队，终于使华北方面军发动了向津浦路南段的进攻，引发了徐州会战，使日本政府的不扩大方针破产。第12章

第12章　徐州附近的会战

一、韩复榘轻弃黄河泰山防线

平津与河北大部分地区沦陷以后，山东就成为抵御、迟滞日军南下的重要战场，尤其是黄河、泰山、沂山、蒙山形成天然屏障，有利于阻截日军的进攻势头。当时韩复榘任第3集团军总司令兼山东省主席，直属部队便有5个步兵师、1个手枪旅、1个重炮旅、2个山炮团、1个重迫击炮团，共约10万人，加上于学忠第51军和青岛守备队，完全有能力守住山东。然而，韩复榘保存实力，消极避战，给抗战带来了严重后果。

早在沧州战役时，韩复榘便消极怠战。9月14日，蒋介石电令韩复榘迅速抽调两个师前往德县布防，接应宋哲元第1集团军，共守德县。韩复榘却迟迟不肯派兵。他一面声称鲁北地区连日大雨，运河各支流水势暴涨，道路泥泞，增援部队无法行进；一面又称德县已有李必蕃第23师驻守，“津浦正面之敌最近当无大虑”，且鲁军要以全力防守山东沿海和黄河沿岸，兵力不够用， “可否俟必要时再抽调一师增防德州”。注393在蒋介石一再催促下，9月23日才派展书堂第81师增援，但是行动迟缓，30日抵达德县时，即同日军遭遇激战。

此时，冯玉祥正组织军队向沧县反攻，韩复榘以展书堂部孤军作战、得不到宋哲元部队协助为由，于10月2日晚将第81师主力撤回济南，仅以少数部队守城，致使德县于5日凌晨失守。德县的丢失，使宋哲元部腹背受敌，向津浦路西南溃退。对于韩复榘擅自放弃德县的行为，蒋介石曾去电斥责，但韩竟以辞职相要挟。蒋介石不敢相逼太甚，只有加以劝慰： “大敌当前，何能言辞，前方部队退却，漫无纪律，殊为痛心!刻已严令告诫，并请兄就近纠察，如有抢劫不法行动，应就地拿办，处以军法不贷。当此国难，惟有忍痛抗战，奋斗到底，求得最后胜利，请勿再有辞意，务希督励全军，百折不回，共同奋斗，完成使命。”注394

1937年8月20日，第5战区成立，李宗仁于9月19日接替蒋介石任司令长官，10月4日，韩复榘任副司令长官。第5战区对于山东的作战方针作了如下规定：保有鲁省大部分地区，与敌行持久抗战。作战初期，应扼守黄河及沿海要点，直接阻止敌人之侵入。第3集团军应以主力固守黄河两岸，置重点于济南及其以西地区。如受敌压迫，不得已时可向莱芜、泰安、肥城、新泰、大汶口之地区逐次撤退，占领要点，利用鲁中山地，迟滞日军南进，并配合增援部队， 在兖州附近同日军进行会战。注395

此时，韩复榘的重要任务是守住黄河。蒋介石命令韩部应以重兵坚守黄河北岸，因为北岸高于南岸，如北岸不守，南岸不足恃。同时，鉴于日本华北方面军主力忙于山西战事和进攻平汉线，津浦路日军相对薄弱，蒋介石再三催促韩复榘以积极的进攻取代消极的防守，乘虚收复德州，策应平汉线宋哲元部作战。韩复榘仍以种种借口加以拒绝。他提出黄河北岸与济南皆不可守之说，称北岸无活动余地，济南在北岸炮火的有效射程之内， 因此，唯一的办法就是决开北岸大堤，以黄河水阻敌前进。注396他还以兵力不足为托词，不愿反攻德州。称，倘 “令李长官（宗仁）派队接津浦线济南以南防务，并莅济坐镇，职愿率所部三师或四师兵力，经武城、郑家口进出河间与宋部协同前进”。注397结果，其主力部队仍置于黄河南岸：于学忠第51军在高密、即墨、青岛一线；谷良民第22师在羊角沟、掖县、龙口、烟台一线；孙桐萱第20师主力、李汉章第74师1个旅、展书堂第81师3个团、吴化文手枪旅均在济南至临城间铁路线上，仅有曹福林第29师在德县附近游击。

10月26日以来，日军第10师团在平原以东增加步兵2000余人、炮10余门、坦克10余辆，企图扫荡曹师主力，由济阳方面接近黄河。11月8日，日军主力兵分两路向黄河推进。一路是第109师团本川旅团，从盐山出发，至11日，连陷庆云、乐陵、惠民。另一路为第10师团主力，向临邑进攻。韩复榘这才率第81师、第20师主力渡河，在济阳、商河、德平附近集结，但仍然逡巡不前，意存观望。不料日军于13日进攻济阳，韩复榘恰在城内，乃命手枪旅1个团和第20师辎重营拼死抵抗，韩自己率卫队仓惶突围，几乎当了俘虏。惊慌之余，韩复榘下令第3集团军各师撤到黄河南岸，并炸毁了黄河大桥，使黄河北岸尽失，东自惠民、济阳，西至齐河，均为日军占领。

韩复榘退到南岸后，并不打算坚守黄河防线，而是摆出了再次退却的阵势，除以第22师1个旅、第20师、第74师担任青城至平阳之间近200公里的河防外，其余部队约2个师又2个旅、4个炮兵团均撤至泰安、大汶口、兖州、济宁、巨野一线，远离前线。

12月23日晚，日军第10师团和本川旅团分别在曲堤和王判镇附近强渡黄河，并未遭遇强烈抵抗，便在南岸门台子、石家圈等处登岸。第22师向周村退却，致使青城失陷，渡河日军达数千人，并向西南推进。韩复榘闻风丧胆，24日晚率先由济南逃往泰安，其守河部队亦纷纷后退。日军渡河后兵分两路，一路由周村进逼潍县，一路沿胶济路直取济南。蒋介石急电韩复榘不得放弃济南，但为时已晚，第20师于26日晚放弃济南，次日晨，日军进入济南城。

济南失守后，蒋介石和李宗仁皆连连打电报给韩复榘，告知占领济南之敌非日军主力，且鲁中山区日军机械化部队通行困难，命其将主力分布在泰安与临沂之间，并将泰山东西诸山路即行阻塞破坏，各派小部队扼守；以有力部队置于泰安、济南间交通线上，纵深配备，利用泰山、沂山、蒙山，实施正面韧强抵抗。同时以一部由平阴向铁道西侧击日军，配合正面抵抗。12月31日，蒋介石致电李宗仁、韩复榘，电报摘要为： “第三路向方兄所部，务希遵照前令，其主力须分布于泰安至临沂一带。泰山山脉地区之各县，万勿使倭寇垂手而定全鲁，以为收复失土之根据。”注398但韩复榘对上述命令根本无意执行，借口无预备队，无法阻止日军前进。同日，竟下令放弃泰安，所属各师分别退往大汶口、泗水、宁阳一带。为此，李宗仁愤而电告军令部长徐永昌，并称 “至于韩部之行动，拟不再严令，免伤情感”。注399

由于韩军不战而退，日军得以长驱直入，至12月底，分别占领长清、肥城、莱芜、泰安。1938年1月1日，日军百余人轻取大汶口，4日，侵入宁阳、兖州、曲阜、蒙阴。日军前锋直逼汶上、济宁。汶上、济宁为运河前方的重要据点，运河则为山东的最后防线。汶、济不保，运河难守，运河一失，不仅鲁省全陷，且陇海线也有被切断的危险，徐州、郑州将被截为两段。因此，军事委员会命令韩部死守运河，不得再退。而韩复榘则又逃往巨野，其第20、第22两师西撤至成武、曹县。蒋介石电责韩军“见敌即退、轻弃守土”，令其 “死守运河西岸及济宁、汶上据点”。注400另一方面，又派陈调元携信前往督励慰劳，其信曰：

向方吾兄：

麾下军兴半载，寒暑已更，吾兄艰苦支持，暨将士出入生死，时在系念之中，况第二期抗战开始，前途艰巨，悉萃于吾人之身……汶济一带，绾毂中原，为陇海屏蔽，所关綦重。 吾兄久镇齐鲁，熟悉地利，必能激励将士再接再励，以尽守土之责。注401

李宗仁致韩复榘的电报，语气近乎恳求：

务请兄于运河之线竭力支持，固守汶济两点，以为运河屏障，且为攻势根据一方。当促晋康（邓锡侯）兄部队从速集中，推进滕邹，为兄部声援，力图恢复。兄治鲁七载，对鲁省锦绣河山、驯良人民，恋恋之情，谅较弟为深，寇深事急， 愿与兄共同努力，保鲁省最后之一角。注402

但韩复榘既不听军令，更无视忠告，他竟然声称，如邓军两日内不推进至兖州附近，济宁、汶上便要放弃。其实这只是韩复榘保存实力的借口而已。他嘴上表示要在运河之线采取攻势防御，但守运河部队仅有3个旅，其余3个师又两个旅均退至成武、单县、曹县附近，远离运河。同时，第3集团军辎重也早运往河南漯河、舞阳。

1月8日起，日军猛攻济宁，守城部队稍事抵抗后即撤离。11日，日军冲入济宁城时，守城的第74师、第29师早已到达金乡。

韩复榘畏敌抗令，在不到20天的时间里，一退数百里，轻易丢失了黄河天险、济南、泰安、兖州乃至运河防线，致使日军一个半师团不费吹灰之力便侵占了山东大部地区，打乱了第5战区整个作战部署。1月11日，蒋介石以召集第1、第5战区军事会议为名，在河南开封诱捕了韩复榘，旋即押往汉口。1月24日，韩复榘在武汉被枪决。

二、华中日军侵入淮河流域

华中方面军攻陷南京的同时，曾命令 “以一部在扬子江左岸，占领扬州及滁县附近，切断江北大运河及津浦铁路”注403，其目的是为了截断中国军队的退路。12月14日，天谷直次郎第10旅团渡江攻占了扬州；同时，荻州立兵第13师团也渡江西进，连陷六合、来安，20日攻占滁县。日军占领滁县后，立即计划以两个师团的兵力沿津浦路向陇海路推进，以策应华北日军的山东作战，至1938年1月下旬，击退了李品仙第11集团军刘士毅第31军的顽强反击，连陷明光、池河、藕塘一线地区，抵达池河东岸。但此时，由于日本大本营 “力图整顿充实将来的战力，采取极力避免扩大战线的方针，所以决定不批准上述北上作战”。注404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已经察觉到华中日军的战略意图，1月23日命令第5战区 “对由津浦路南段前进之敌，须固守徐蚌两要地，非有命令不得撤退”。注405李宗仁为了加强淮河南岸的防御，除命令刘士毅部在池河西岸设防外，又将于学忠第51军由青岛调往淮河北岸构筑防御阵地。

与此同时，华中方面军并没有理会日本大本营严禁扩大战事的命令，而是借口 “中国军队把主力部署在蚌埠、临淮关、凤阳、定远附近，把池河一线作为第一线阵地，逐渐增加兵力，1月下旬已达14个师、5万人，屡次对日军进行反击。第13师团尽力在占据地区内进行肃正、讨伐，但是不消灭淮阳平原的敌军主力，就不能确保治安”注406，命令第13师团向蚌埠推进，并为第13师团增调了独立机关枪大队、战车大队、轻装甲车中队、榴弹炮联队、加农炮大队、独立工兵2个联队、舟桥部队4个中队、后备步兵1个半大队、高射炮大队、汽车2个中队， 以及飞行大队、铁道大队等。注407

进攻日军共分成3路：右路以沼田重德旅团步兵4个大队、山炮兵2个大队为基干；中路由山田梅二旅团的3个步兵大队、野战重炮兵1个联队、迫击炮1个大队组成；左路为3个步兵大队， 1个山炮兵大队，由两角业作率领。注408从1月25日开始，日军便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冒雪强渡池河。同日黄昏，右路之日军由明光附近渡过池河，并向西攻击，连陷苏祖馨第135师梁山、五里墩燃灯寺阵地。同时，中路日军3000余人，坦克10余辆由池河镇附近突破池河后连占桑家涧、红心铺，莫德宏第138师退向定远。同日，三河集、马家岗各有日军千余人向中国军队阵地发起进攻。从2月1日至4日，3路日军先后攻陷临淮关、蚌埠、凤阳、怀远、定远，并开始强渡淮河。

第5战区为了贯彻“诱致敌主力于津浦路方面，以迟滞敌人之溯江西进”的作战方针，决定将日军阻止在淮河南岸。2月3日作了下列部署：

（1）第31军主力为第一野战兵团，由定远西三十里铺至淮河南岸之间，向临淮关、蚌埠日军之侧背威胁，以牵制其渡河；

（2）第51军和第31军一部为第2野战兵团，在淮河北岸布防，阻敌北侵；

（3）第3野战兵团由杨森第27集团军及安徽省保安部队组成，担任安庆及其附近江面之守备；

（4）廖磊第21集团军为第4野战兵团，由合肥附近向含山、全椒前进，攻击日军侧背；

（5） 急调张自忠第59军到宿县待命。注409

2月8日晚，蚌埠日军500余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乘坐橡皮艇、木筏渡河，向据守小蚌埠的第51军周先烈第113师进攻，但被击溃。次日，600余日军再行强渡，周师未能阻截住，乃退至小蚌埠以北阵地固守。10日，临淮关之敌又由晏公庙渡过淮河，牟中珩第114师在前板子、王庄阵地同日军展开激烈争夺，几经血战，阵地终于失守，中国军队伤亡较重。12日，渡过河的日军由曹老集附近向第51军侧背迂回。于是，第51军分向浍河、解河北岸和沫河口之线退却。13日，张自忠率第59军到达淮河流域，部署在瓦疃集、姚集、固镇、蒙城一线，接应第51军。

与此同时，廖磊第21集团军到达八斗岭、下塘集之线，其前锋韦云淞第48军已推进至炉桥、洛河一线。中国军队以第51、第59军在淮河北岸节节抵抗；周祖晃第7军、第31军和第48军不断从侧背向日军进攻。2月11日，第138师5个营围攻上窑，日军利用市街及炮楼、围墙抵抗，中国军队冲入圩内与敌肉搏，日军300余人向考城逃窜，外窑之日军被歼百余人。12日，第135师一部克复武店、考城，并在考城附近将由上窑逃来之日军大部歼灭。同时，覃连芳第131师4个营联合当地红枪会，在凤阳、怀远一带实施游击，一度攻入怀远古西门。从16日开始，第7军由张桥镇、老人仓一线向池河、定远日军展开侧击，并攻入桑家涧。日军不得不抽调淮河北岸主力6000余人增援考城、上窑、池河、定远。

当日军回援淮河南岸时，第59军乘机向火神庙、新桥日军反攻，敌丢弃阵地退往曹老集。张军分向苏集、湖口子、曹老集、王庄之线推进，将日军驱逐到北淝河南岸，并朝淮河北岸推进。日军因腹背受到攻击，无力再向北进攻，乃全部退回淮河南岸，沿邵伯、天长、盱眙、临淮关、蚌埠、怀远、三十里铺之线与淮河北岸中国军队形成对峙。日军南路的攻势受挫。

关于华中日军退回淮河南岸的原因，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的著作认为，日军 “毫无进行徐州作战以及打通津浦线的意图”注410， “第13师团进入淮河畔，是为了便于池河以南占据地区的肃正，军的意图，是不久即退到原来位置，因为师团这样进行北上作战不符合大本营的意图”注411，这显然是在掩饰日军的失败。我们知道，日军由滁县向北沿津浦线推进的直线距离已达130公里，早已超出了日本大本营大陆指第59号指示“可以占据扬子江左岸要地”的范围，其作战意图显然是向徐州进逼。如果不是第5战区南线部队采取的正面顽强抵抗与侧背袭击相结合的灵活的作战方法，有效地遏制了日军的攻势，日军是决不会主动后退的。

三、中国军队反攻济宁、汶上

矶谷廉介第10师团自1937年12月底以来，连占济南、泰安、兖州、济宁、邹县及其附近地区，这使得华北日军十分轻狂，认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多次要求沿津浦线向南突进，直取徐州。由于受到不扩大方针的限制，华北方面军进行徐州作战的要求得不到日本参谋本部的批准。

华北方面军仍然强烈要求扩大战果，并向参谋本部陈述理由：

在徐州东西两侧的陇海线北面，其中山东省湖沼地带的西南地区，集结着未曾受过我军大的打击的十数万中国军队，并以此为根据地，经常派出便衣队潜入我第一线后方，到处袭击。最近几乎连夜遭受袭击的第一线，渐有疲于奔命之势。对此，从军自卫观点出发，在适当时机对上述敌根据地，给以痛击很有必要。尤其在济南南面地区，我们认为，情况已到不得不超越现在占领线，进行反击作战的时机， 关于此点，请予留有行动余地。注412

然而，2月4日日本参谋本部仍发出禁止攻势作战的电令。电令称：“我方应考虑的是，不要被敌诱发导致战局扩大，兵力被牵制，而妨害国军全面整理整顿，以适应下步”， “因此，在现在占据地区以南，即使说是自卫上的攻势行动，其结果扩大了占领地区和牵制住更多的兵力，这样按中央既定的大方针，是绝对不能批准的”。注413

而此时，中国方面正期望“诱敌主力于津浦路方面，以延迟敌军溯江西上”。为了打破日军不扩大方针，2月4日，蒋介石命令 “第3集团军之第12军、第55军，迅向津浦北段济宁以北采取攻势”。注4142月6日，李宗仁命令：

（1）第3集团军由孙桐萱代行总司令职权，以主力向济宁攻击，以一部由开河镇附近，迂回攻击汶上。

（2）第22集团军主力向邹县，一部迂回曲阜、邹县间攻击，另以一部控置于临城、韩庄间。

（3）第3军团在临沂附近，配合该方面地方部队，各以一部夺取蒙阴、泗水后， 向泰安、大汶口间及南驿、曲阜间之敌威胁。注415

中国军队显然有如下意图：（1）诱使日军分兵南进，寻机予以重创；（2）以攻代守，迟滞日军南下速度，使援军能够有时间完成在徐州附近的部署。

济宁、汶上由第10师团步兵第39联队驻守，其中主力在济宁城，约有3000余人、炮20余门、战车10余辆，日军每日以千余人出城四处逡巡，防备甚严，汶上之日军约500余、炮6门、机枪10余挺，分驻城关戒备。

第3集团军当时驻扎在曹县、成武、定陶、金乡、嘉祥附近，自韩复榘伏法以后，该军士气高昂，决心洗刷抗战不力的名声。

12日夜，展书堂第81师由开河镇渡过运河。次日零时，部队分由汶上城西北、东、南三面攀登城垣，实行偷袭。其中一部由城西北冲入汶上城内，同日军展开激烈巷战。日军即由济宁派兵800余人增援，但在汶上城南之辛店遭到第81师一个团的阻截。14日，日军逐次增援已达千人。汶上城内日军则以机关枪、平射炮架于屋顶，向中国攻击部队猛射，并利用工事阻截各巷口，顽强抵抗，日军飞机数架亦反复向第81师轰炸。经过两昼夜的激战，双方均伤亡较重。

在展书堂师反攻汶上的同时，孙桐萱命令曹福林第55军及谷良民第22师向济宁发动攻击。12日晚，谷师1个旅，附两个山炮连，由济宁西北之大长沟强渡运河，翌日晨攻克北关。13日午，曹军也从南面之河长口向济宁反攻，其中两个步兵团逼近济宁南围子门。14日，谷师两个团先后登城攻入济宁城内，日军利用各街、巷口既设工事顽强抵抗。血战竟日，第22师因伤亡过重，兼以弹药不足，乃撤出济宁城。15日，日军1500人，炮8门，装甲车20余辆，分由泰安、宁阳、兖州来援济宁，直趋大长沟，企图截断中国军队退路。谷良民遂派两个团分别在戴五屯、二十里铺迎击。同日，第22师一部再度冲入济宁城。至傍晚，该师伤亡已达500多人，更因腹背受敌，乃乘夜撤至肖王庄附近，日军700余人出城追击。16日凌晨，日军向大长沟进犯，被第22师两个团夹击，继由第20师1个团附炮兵两个连增援，终于将这股日军击溃，残部200余人据前薛家反抗。17日晨，曹军以两个团附山炮4门，向济宁城南关和西关猛攻。

为配合第3集团军的反攻，邓锡侯第22集团军亦从2月14日起对两下店、邹县、曲阜、泗水方面的日军发动牵制进攻。陈鼎勋第125师围攻两下店、邹县，日军据城死守、顽强抵抗；陈离第127师攻下香城、黄柱，日军退往邹县。王士俊第124师1个旅协助第3集团军攻济宁。但因该集团军装备陈旧、武器低劣，尤其缺少重武器，加之战斗力不强，因而未获战果，乃撤回两下店以南之香城、石马坡、石墙一线阵地固守。

鉴于中国军队的猛烈攻势，日第2军于2月17日下达了反击的命令：

（1）第10师团击退汶上、济宁附近之敌于大运河以西。

（2） 第5师团以一个支队配合向沂州方向前进的第10师团作战。注416

同日，日军步兵四个半大队、野炮兵两个大队，战车20余辆，在第8旅团长长濑武平少将率领下，对第3集团军实行反击。

17日，日军2000余人分由泰安、兖州、宁阳向汶上增援，第81师经过4个昼夜的激战，官兵伤亡已达2000余人，乃奉命向运河西岸之开河镇之线撤退。

同日下午，日军千余人，炮10余门，坦克10余辆突出济宁城，向第22师反攻，该师在八里屯、二十里铺、前薛家一带同日军激战，是日夜，该师主力撤回运河西岸，仅留1个团固守朱庄。18日，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朱庄猛攻。

由于日军主力全面反攻，中国军队伤亡较重，攻势无进展，19日，孙桐萱下令全线撤退。曹军主力撤至运河西岸唐家口、河长口、傅庄一线，另以一部拒守河西之安居镇、西正桥、小流店附近；谷师撤至嘉祥。同日，日军3000余人向曹军反攻，连陷安居镇、唐家口、傅庄。24日，日军一部以全力突破第20师新桃河、杏花村阵地。25日，日军攻陷嘉祥，第3集团军主力乃撤至万福河南岸。是役，第3集团军一雪前耻，歼敌近千，击毁装甲车5辆，缴获大炮4门，战车3辆，该军也伤亡3000至4000人。济宁、汶上反攻虽未成功，却吸引了第10师团1个旅团的兵力，有力支援了津浦路正面的作战，更重要的是诱发了鲁南会战，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四、滕县保卫战

如前所述，第5战区在2月中旬对济宁、邹县发动的攻势作战，由于日军主力的反攻而中断。第3集团军退往鲁西的金乡、成武、单县、巨野一线。第22集团军在两下店以南同濑谷旅团对峙。其第125师据守金山、香城、龙山一线；第127师控制界河、枣庄、亘龙山地区；第124师占据石墙、石马坡之线； 第122师在滕县附近及北沙河、太平邑地区。注417

3月2日，第1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向蒋介石建议： “以汤（恩伯）军团5师之众，会合第3集团军及第59军，立向济宁前进，将津浦路北段之敌击破之。”注418蒋介石原则上同意了这个意见。

不久，日军获悉了这个情报。3月8日，第2军司令官西尾寿造派参谋向矶谷廉介师团长传达了他本人的希望： “应占领滕县附近及确保太平邑”。注419同日，矶谷下达了作战命令：

（1）根据密电，在津浦沿线方面数个师团之敌，企图向我靠近，发动攻势。

（2）对津浦线方面之敌军的攻势，师团将寻机以濑谷支队为主。予以歼灭。

（3）濑谷支队在适当时机击灭津浦沿线之敌前，须先进入界河附近。当以主力攻击， 而前进的时间须经批准。注420

日本大本营不仅批准了第2军的所谓“扫荡作战”，又调重藤千秋旅团作为濑谷支队的后援。

3月13日，第2军命令 “第10师团击灭大运河以北之敌，第5师团以一部占领沂州后进入峄县附近，配合第10师团作战”。注421 “第2军的企图是：在达到以上目的后，大致在滕县、沂州一线，给以后作战作好准备”。注422矶谷廉介甚至 “表示了追至临城的意图”。注423

濑谷启第33旅团的兵力计有：步兵4个半大队，野炮兵约3个大队，野战重炮兵1个大队，机枪1个大队， 装甲车2个中队以及工兵、汽车队等注424，约万余人。3月14日拂晓，日军在飞机、重炮的火力掩护下，兵分四路向界河进攻。一部1000余人，由石墙攻陷王士俊第124师大小山、李寨阵地，从西路包围界河；一部约2000余人自香城附近出发，由龙山、普阳山之间向界河突进。并包围了陈离第127师龙山阵地；界河正面日军3000余人攻占了王铭章第122师黄家山阵地，并向界河猛扑过来；另一股日军约1500余人绕过龙山，由东面扑向滕县。

鉴于日军向南猛攻，津浦路北段第22集团军战力不强，15日，蒋介石命令： “着汤军团长亲率王仲廉军开临城归李长官指挥，关麟征军开商丘，张轸师仍在蒙城待命。”注425

同日，日军连陷界河、龙山，并向滕县以北之北沙河第122师1个旅猛攻。与此同时，日军一部已抵达滕县东面之东沙河附近。第22集团军代总司令孙震急令王铭章率部死守滕县，等待汤恩伯第20军团的增援。第5战区给第22集团军的电令是： “滕县为津浦路北段要点，关系全局，应竭力死守，以待增援。”注426因其时滕县守军仅有第122师和第124师所部7个连，于是，王铭章急令第366旅由太平邑增援滕县，但该旅在城头村附近同数千日军遭遇，被截成数段，仅一个营冲进滕县城。

16日晨，日军步骑兵约5000人迫近滕县东郊，以重炮8门向东关猛轰，敌机亦向滕县投掷炸弹，守军东郊工事被炸毁数处。同时，敌步兵在坦克掩护下乘机向城垣猛攻，守军官兵与敌奋战，击退日军多次进攻，但伤亡奇重。是日夜，王铭章将守卫北沙河的两个营撤回，全力固守县城。孙震鉴于滕县守军兵力单薄，迭电军委会和第5战区长官部，要求饬令汤军团第4师速解滕县之围。但该师一个团在县城东南关受阻。因此，孙震电令王铭章 “集结残部，勉力杀敌，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注427

17日凌晨，日军又增加重炮8门、装甲车数十辆，分由城东、城南同时进攻，炮弹“密如急雨”，东城墙被轰毁数处，南城墙被打破近两丈宽的缺口，城厢民房也被炮火化为灰烬。王铭章及各旅团长分途率部堵击日军。中午时分，王铭章致电孙震：“独坐山方面，本日已无友军枪声，想系被阻止。目前敌用野炮、飞机从晨至午，不断猛击，城墙缺口数处，敌步兵屡登城垣，屡被击退。”并称 “决以死力拒守，以报国家，以报知遇”。注428

同日下午，南城缺口被日军炮火越轰越大，在飞机、大炮掩护下，日军蜂拥冲入城内十多次，均被守军奋勇击退。不久，日军又集中炮火猛轰，城南火光冲天，硝烟弥漫，数百日军乘机占领了西、南两门，并凭高射击。守军同日军展开巷战。第41军代军长兼第122师长王铭章率部在西城抗敌时腰部中弹，但仍毙敌3名，最后壮烈殉国。第122师参谋长赵渭滨，第124师参谋长邹绍孟、团长王麟等均于城破之时率部血战而以身殉国。旅长吕康、王志远等也身负重伤。18日凌晨，滕县陷落，守军仅第124师副师长税梯青率数百人由北门突出，其余2000余人皆牺牲。

滕县保卫战虽然失败了，但劣势装备的川军能够同优势的日军机械化部队抗衡达四昼夜以上，并给予重大杀伤，实属不易。更重要的是，它迟滞了日军的进攻速度，为中国援军在台儿庄及运河南线部署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奠定了台儿庄战役胜利的基础。

五、板垣师团受挫于临沂

鲁东南地区原无中国正规部队守卫，除了由青岛撤出的沈鸿烈海军陆战队两个大队约2000人外，还有刘震东、厉文礼、张里元、杨士元指挥的4支游击队共约5000余人， “名目虽多，战斗力微弱”。注4291938年2月6日，李宗仁命令庞炳勋第3军团由东海进驻临沂地区，配合地方部队，反攻蒙阴、泗水。庞炳勋部名义上是1个军团，实际兵力仅有马法五第39师约5个团。因此，庞军团到达鲁东南后，大部兵力驻守临沂，仅以两个团据守沂水、莒县， 并向蒙阴、泗水侧击。注430

2月17日，日第2军命令板垣征四郎第5师团 “以一个支队配合向沂州方向前进的第10师团作战”。注43121日，步兵第21联队长片野定见大佐指挥步兵一个半大队、山炮兵一个中队向莒县进发，22日向莒县进攻。第2路游击司令刘震东率义勇队400余人据城抗敌，击退日军数次进攻，最后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而全部牺牲，莒县、沂水先后失陷。

23日，板垣征四郎将片野支队“编入步兵第21旅团长坂本少将指挥下，改为坂本支队”，使坂本旅团的兵力达3个步兵联队、1个野炮兵联队、1个山炮兵中队和1个骑兵大队，加上刘桂堂部伪军，共约12000人左右， 并有战车80余辆、炮30多门、飞机10余架。注432坂本支队继续南下，3月5日占领临沂以北20余公里之汤头、白塔、尤家庄一线地区。

鉴于临沂守军兵力单薄，第5战区于3月6日命令张自忠第59军由滕县附近紧急驰援临沂， “击破莒沂方面之敌，恢复莒沂两县而扼守之”。注433同时派第5战区参谋长徐祖诒赴临沂指导作战。庞炳勋也表示 “誓必……与敌周旋，决不放弃任务”。注434

3月10日，日军坂本支队开始向临沂猛攻。张自忠军于12日抵达临沂北郊之沂河西岸。同日，徐祖诒以李宗仁名义下达命令：

（1）第59军以一部确占石家屯一带高地，向葛沟、白塔间分途侧击，牵制敌之增援。主力由船流至大小姜庄间渡河，向南旋回，与第40军呼应，包围歼灭敌之主力于相公庄、东庄屯、亭子头以南地区。在高里附近之陆战队暂归指挥。

（2）第40军以主力由沂河东岸与第59军呼应，包围敌之主力歼灭之，在沂河西岸之一部渡河侧击尤家庄附近之敌。

（3）两军作战地境为十字路（临沂北方约20里）、范家墩、相公庄、张旺庄之线（线上属第40军）。

（4）以上各部着于13日晚准备完毕， 14日拂晓开始攻击。注435

14日拂晓，第59军以主力分由船流、钓鱼台、前安静村、小姜庄附近强渡沂河，向白塔、沙岭、徐太平、亭子头方向攻击前进。刘振三第180师在亭子头遭到一股日军的顽强抵抗。黄维纲第38师一部攻克白塔、汤佛崖，日军600余人在飞机、坦克、大炮的掩护下拼命反击，该师被迫退回沂河西岸。同时，第40军亦从正面向日军反攻，其右翼占领相公庄，并向青墩寺、尤家庄一带进攻。

15日，第40军又攻占了东西沈庄、郑家寨、黄家墩、柳行头以南之线，并派出骑兵从右翼向贾家庄、汤头一带迂回。同日，第180师攻下亭子头，日军向东、西水湖崖撤退；第38师再渡沂河，占领沙岭。下午，日军猖狂反攻，步兵千余人附战车数辆由郭太平向第180师阵地猛冲，守军沉着应战，并派部队实施侧击，敌向左家官庄退去。与此同时，另一股日军800余人，炮10余门，在飞机掩护下，由车庄、塔桥附近强渡沂河，并向茶叶山、李官庄攻击前进，企图截断河东张自忠军后路，第38师遂撤回沂河西岸迎敌。

16日，日军又调集4000余人，炮20门由汤佛崖渡河，向第59军石家屯东南至大安子、崖头、刘家湖、钓鱼台之线阵地猛攻，敌机10余架狂轰滥炸，第38师伤亡虽重，但仍然坚守阵地。是日夜10时至17日凌晨5时，日军“全力攻我崖头、刘家湖、茶叶山三处，密集炮火猛烈攻击，我军阵地被毁，该三处被敌攻入”。张自忠急令第38师预备部队增援， “奋力反攻激烈争夺，肉搏多次。刘家湖失而复得者四次，崖头失而复得三次，茶叶山一度被敌占领旋即夺回，卒得将该敌击退，毙敌甚众”。注436张军乘胜全线出击，日军抵挡不住，纷纷溃逃，横尸遍野，残敌在汤头、白塔一线顽抗。

同日，第40军同日军激战一昼夜， “先后将柳行头、尤家庄、傅家屯、甘屯、冠屯、东西水湖崖、东庄屯、大小张家寨子、沙岭官庄等村占领”注437，日军退守李家五湖、傅家池、草坡一线。

蒋介石在获悉临沂战况后，致电李宗仁和庞炳勋、张自忠：

临沂捷报频传，殊堪嘉慰。仍希督励所部确切协同包围敌人于战场附近而歼灭之。如敌脱逸须跟踪猛追，开作战以来之歼敌新纪录，振国军之气势， 有厚望焉。注438

18日，张、庞两军从东、南、西三面夹击汤头、王疃、傅家池、草坡附近日军，经过两天激战，先后攻克李家五湖、辇沂庄、车庄、前湖崖，日军完全被击溃，残敌大部向莒县逃窜，一部仍固守汤头待援。此阶段战斗，张、庞两军共歼灭日军3000余人，其中包括第11联队长联队长野裕一郎大佐， 第3大队大队长牟田中佐。注439日军“以载重汽车运回莒县尸体约100余车，……屡次焚化尸体，其不及运回，就地掩埋者达七八百具”。《张自忠致何应钦电》（1938年3月20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国军队伤亡亦十分惨重，人数在5000以上， 仅第59军就伤亡3482名。注440

正当张、庞两军要围歼汤头日军之时，第5战区忽令 “第59军（除留第112旅外）即调费县，准备向泗水、滕县转用”。注44120日夜，第59军主力全部西撤，22日凌晨抵达费县附近。而在此同时，日军增援部队3000余人，会同汤头之残敌千余人，复向第40军反攻，猛烈的炮火昼夜不停，庞军孤军奋战不支，亭子头、东庄屯阵地均被突破，乃退至桃园、石埠岭、黄山一线阵地死守。时庞军兵力仅存2000余人，临沂再度告急。

23日，蒋介石命令第59军 “不必向泗水、滕县分转兵力，仍应协力第40军迅速歼灭临沂北方之敌，以竞全功，而利大局为要”。注44224日晨，第59军抵达临沂附近，并在韦家屯、桃园一带与日军激战。25日，为解庞军团之围，第38师以3个团夜袭桃园、三官庙，次日晨攻占桃园，并将三官庙之敌包围。26日，日军一部4000余人由船流对岸渡过沂河西进；另一部约1个联队也到达临沂西北约15公里的义堂集一线，准备进攻临沂城。

张自忠急派主力于城西北之王家岔河、八里屯、小岭、古城一线布防拒敌。庞军团固守沂河东岸的九曲店、石埠岭、黄山之线。其时庞军仅剩千余人，已丧失战斗力； “张军实力虽剩半数，而士气较前甚差，非有生力援军，临沂难守”。注443于是，李宗仁急派缪溦流第57军王肇治旅、汤恩伯部1个骑兵团赴临沂增援。

从27日晨开始至29日晚，日军向临沂大举进攻，尽管日军以飞机往复轰炸，大炮猛烈射击，并占领了临沂周围许多村落，但第59军在伤亡2000余人的情况下，前仆后继，奋勇抗敌，使日军横尸遍野，始终未能越过临沂半步。

日方资料对这次攻击作战是这样叙述的：

坂本支队从3月22日进攻，并击败沂州东北面及东面之敌。25日早，以主力开始攻击沂河东面的沂河东岸敌阵地……步兵第21联队的主力……于25日夜开始转进，26日正午占领义堂集，负责警戒。

接着，坂本支队长将主力转移到沂州西北方，从27日开始攻击沂州，逐次攻占了沂州周围敌占领的村庄，但由于敌之顽强抵抗， 直到29日也未能占领沂州县城。注444

这时，由于日军在台儿庄方面战况吃紧，第2军 “命令第5师团救援濑谷支队。于是，第5师团命令坂本支队，暂时中止攻击沂州，去救援濑谷支队”。注44529日夜，日军退守义堂集、艾山一线，仅留下步兵约2个大队同中国军队对峙，等待援军，坂本率4个步兵大队、2个野炮兵大队驰援台儿庄。31日，板垣率援军抵达汤头，指挥作战。

临沂保卫战的胜利，使日军第5师团主力始终不能与津浦路北段的第10师团按预定计划会合于台儿庄，斩断了华北日军的左臂，从而使冒险突进到台儿庄的濑谷旅团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方面对坂本支队主力增援台儿庄的行动毫无察觉，第5战区于此时从台儿庄抽调出黄光华第139师火速增援临沂，张自忠军也于30日集中兵力向临沂西北反攻，致使坂本支队顺利到达台儿庄地区，并向汤恩伯第20军团侧背攻击，打乱了该军团围歼濑谷支队的作战计划。蒋介石为此电斥张自忠： “临沂之敌得自由转用于向城、兰陵镇方面，实该军之耻，应连派有力部队向向城之敌猛烈追击。免致台、峄之敌已届聚歼之时再行逸脱。事关抗战前途甚巨，务希努力为要。”注446

然而，张自忠 “两次保全临沂，牺牲颇大。敌惫之余，未能扼敌迂回西进，诚为美中不足”。注447况且，对伤亡过半的第59军和几乎全军覆灭的第40军来说，板垣师团的后续部队仍然构成重大威胁，当然不可能阻止坂本旅团主力的西进。而第5战区长官部战术指挥紊乱，对日军动向掌握不清，以致调度失当，盲目用兵，则是造成战术失误的主要原因。

六、血战台儿庄

日军濑谷支队在围攻滕县的同时，派出以步兵第63联队为基干的部队约4000余人、炮20余门、战车20余辆，绕过滕县，向临城推进。此时，汤恩伯第20军团主力尚未全部到达滕、临地区，仅有王仲廉第85军大部在临城东北地区集结布防。17日晨，日军向张雪中第89师官桥阵地猛攻，并派有力部队向临城迂回。同日晚，日军突破第89师防线，占领临城。18日，日军又兵分两路，一路直扑韩庄，一路向枣台支线挺进。日军恃其大炮、飞机和机械化部队协同的威力，很快攻陷了枣庄、韩庄和峄县。守峄县的陈大庆第4师1个团伤亡甚重，团长阵亡。日军攻下韩庄后，曾企图渡过运河，直捣徐州，但因关麟征第52军郑洞国第2师已在运河南岸布防，同日军隔河激战，挡住了日军的攻势。于是，日军便将进攻重点移往运河北岸的台儿庄。

台儿庄在徐州东北60公里，位于临城至赵墩铁路上，北连津浦路，南接陇海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军如攻下台儿庄，既可南下赵墩，切断陇海路，西取徐州，又可北上临沂，堵住王仲廉、张自忠、庞炳勋各军的退路，将其歼灭在运河北岸。于是，3月20日，矶谷廉介命令濑谷支队 “须确保韩庄、台儿庄运河一线，并警备临城、峄县，同时应以尽可能多的兵力向沂州方面突进，协助第5师团战斗”。注44821日，濑谷支队主力开始在峄县附近集结，准备进攻台儿庄。

与此同时，孙连仲第2集团军（辖4个师又1个独立旅）已由郑州、洛阳到达运河南岸，接替了关麟征第52军防务，使该军得以渡河北上。另外，该集团军池峰城第31师附炮兵1个营也先期赶赴台儿庄布防。汤恩伯第20军团（辖4个师又1个旅，1个炮兵团）主力集结于峄县东面之兰陵、向城地区。第5战区的作战计划是：

战区以收复鲁中广大地域之目的，以一部在运河之线取攻势防御态势，以主力由峄县东南方及东北方山地侧击南下之敌， 聚歼于临枣支路与韩庄运河间地区。注449

各部队的部署及任务是：

（1）汤军团新配属第31师应集主力于峄县东侧及枣庄西北方焦山头附近一带山地，于3月20日拂晓全线开始攻击，务先击破峄枣之敌，向临城、沙沟两地附近侧击，压迫敌于微山湖东岸而歼灭之。

（2）孙集团新配属第110师（欠第31师）应以一部在侯新闸以西运河南岸防御，待机渡河北进，主力控置于贾汪附近及荆山茅村镇间。

（3）张军（欠1旅）在费县集结整顿后，乘虚向滕县南北地区与由南阳镇附近渡河之第3集团部队呼应，截击南下或北退之敌，对泗水方面自行警戒。

（4）第3集团军（欠第51军）应超越济宁南北地区，再向兖州邹县间及界河官桥间，与张军及临城以南之攻击部队呼应，袭击敌之侧背， 并阻止敌之增援或截敌归路。注450

次日，蒋介石对这一作战计划及部署作了修改：（1）汤军团进出运河后以约两师对峄县方面佯攻，以三师由峄县以东梯次迂回，求滕县以南亘峄县间敌之侧背攻击之。

（2）张轸师及独44旅归孙仿鲁（连仲）指挥守备运河。

（3）孙仿鲁部两师集结徐州待机。

（4）张自忠军除以主力仍须与庞军团相协力肃清临沂当面残敌外，以约3至4团经泗水进出曲阜方面牵制敌人。

（5）孙曹出击部队除以主力向邹县、两下店间地区挺进外， 另以两团由汶上方面向肥城、大汶口挺进游击。注451

但由于部队集结方面的原因，攻击行动推迟到3月24日。

濑谷启获悉了中国军队的作战意图，决定提前发动进攻。23日晨，峄县日军一个大队约千余人，在重炮4门、坦克4辆的掩护下，向台儿庄攻击前进。次日，又派出由步兵第10联队主力组成的沂州支队（支队长赤柴八重藏大佐）向临沂方向前进， 策应第5师团作战。注452

进攻台儿庄的日军遭到孙连仲集团军第31师与第27师的反击，被歼过半，残敌数百人退往台儿庄以北20余里的北洛固守待援。24日，日军增援部队2000余人在飞机、重炮和战车的掩护下，又发动进攻，其一部曾突入台儿庄东北角，池师以1旅在庄内同日军展开巷战，另以1团由南洛袭敌侧背，终将日军击溃，并克复刘家湖。

25日黎明，汤军团向峄、枣日军发动进攻。关麟征第52军在枣庄东南之郭里集附近，将日军沂州支队包围击破， 粉碎了日军策应坂本旅团的企图。注453同日，王仲廉第85军之陈大庆师向枣庄发动攻击，并攻进城西，焚毁日军战车8辆， 日军约1个联队据枣庄东部之中兴煤矿公司大楼顽抗。注454

面对汤军团的进攻，濑谷支队长“担心沂州支队方面的形势”，因而“企图用攻台儿庄的现有兵力监视敌人，用炮兵压住敌人，以主力与郭里集附近之敌进行决战”。于是，又向沂州支队增援了一个半大队的兵力。同时，亦向台儿庄方面派遣2个步兵中队。 并补充了重炮、坦克和弹药注455，使进攻台儿庄日军达到2个大队约3000余人，由第63联队长福荣真平指挥。26日，矶谷师团长要求濑谷支队对台儿庄采取 “果敢的攻势”。注456

图12.1　第2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执话筒者）在鲁南前线指挥

同日，中国方面的野战重炮团、战车防御炮营及铁甲车中队先后开到台儿庄，使第2集团军火力大大加强。孙连仲拟于27日对台儿庄方面日军实施攻击作战；以第27师由上村、张楼之线向北洛、刘家湖之敌攻击，第31师守台儿庄北站原阵地，并以主力乘机由左翼出击， 第44旅由胡鲁沟、吴坡之线袭敌背后，切断日军退路。注457

27日，日军在9辆战车掩护下，猛攻台儿庄，突破北门，占领东北角，第31师奋力反攻，陷入苦战，战车防御炮营威力大显，击毁日军战车6辆。同时，日军继续增强台儿庄方面的兵力，至28日，已达2个步兵大队，1个独立机枪大队，2个炮兵大队，2个战车中队等， 约4000余人。注458当日，日军展开猛烈攻势，台儿庄车站、煤厂几乎被炸成一片废墟。当晚，日军又攻占了西北角。

鉴于台儿庄战况紧急，第5战区于27日命令第20军团 “放弃峄县、枣庄之攻击计划，以一部监视当面之敌，主力向南转进，先歼灭台儿庄之敌”。注459但汤军团没有行动。

台儿庄方面，29日战事最烈。第31师对庄内日军实行反攻，一支72人的突击队，在迫击炮掩护下，夺取文昌阁，将盘踞其内的日军悉数消灭。黄樵松第27师向台儿庄北面之敌实施攻击，攻克了邵庄、园上、孟庄之线。陈金照第30师向南洛、三里庄挺进，截断日军后路，并给日军增援部队以重创。

30日晨，濑谷急令沂州支队（以赤柴第10联队两个半步兵大队、一个炮兵大队为基干）驰援台儿庄，并亲赴前线督战。敌在援军到达后即行反攻，又夺取台儿庄东半部，第27师亦被迫撤到运河南岸。

同时，第5战区于30日晨再令汤恩伯军团协助第3集团军作战：第85军30日应对峄县之敌佯攻，以牵制该方面之敌南下；第52军30日应速向泥沟、北洛前进，到达该地后，以一部向南洛协助第2集团军解决台儿庄附近之敌，以主力极力破坏铁路、公路，遮断峄县与台儿庄之联络， 并与第85军协同阻止峄县南下之敌。注460汤军团奉令行动，当日晚第52军占领台儿庄以北之林庄。猛攻日军侧背，同时，汤军团所属周岩第75军第139师也配合第52军向日军进攻。日军因侧背受敌，乃将正面兵力东移，猛攻第52军，激战一昼夜，中国军队先后占领兰城店、小集、獐山、天柱山，其主力逼进南洛、北洛，濑谷旅团被团团包围。

31日，李宗仁命令第2集团军协同第52军“击破当面之敌，将敌向峄县压迫”，汤军团“以关军与孙连仲联系，向峄县前进，王军主力向枣庄、峄县压迫，并适时进出于枣庄北方山地，断敌北窜”。并称 “此决战为我整个国家民族生死关头，不使一个漏网为要”。注461正当汤、孙两部要发动攻势围歼濑谷支队时，由临沂转进而来的坂本旅团主力，于4月1日从爱曲、向城方面进入兰陵，由东面侧击关军。关麟征军被迫放弃攻击台儿庄之敌，转而由作字沟迂回攻击坂本支队侧背。2日，坂本急于解濑谷之围，除留下千余人在洪山镇附近抵抗外，主力仍向台儿庄右翼突进，复入中国军队的包围圈。

台儿庄的第2集团军再度陷于苦战。4月1日夜，第27师800余人突入东北角并占领之。2日夜，第31师奋勇队250余人奋力夺回西北角。由于坂本支队投入战斗，加之该集团军伤亡已达7000余人，台儿庄四分之三落入敌手。然而，守军仍然顽强抵抗，下面是日军步兵第10联队“战斗详报”中对第27师官兵“决死勇战气概”的描写：

第27师……凭借散兵壕，全部守兵顽强抵抗直到最后。宜哉，此敌于此狭窄的散兵壕内，重叠相枕，力战而死之状，虽为敌人，睹其壮烈亦将为之感叹。曾使翻译劝其投降，应者绝无。尸山血河， 非独日军所特有。注462

同日，第3集团军曹福林第55军已渡过微山湖，由南阳桥一带越过运河，收复两下店、界河，将日军后援切断。至此，濑谷与坂本两个支队约5个步兵联队、3个炮兵联队被包围在滕、临、枣、峄、台地区。

第5战区决定迅速围歼这股日军。4月2日下达总攻击令，其部署是：

（1）第20军团以一部消灭洪山镇北方之敌，以主力于3日保持东南正面，向台儿庄附近之左侧背攻击，逐次向左迂回，务在台儿庄左侧地区将敌捕捉歼灭。

（2）第2集团军右翼与第20军团联系，于3日全线攻击，消灭台儿庄之敌。

（3）第3集团军前敌总司令曹福林指挥张测民支队5个团及游击总指挥李明扬所部，为堵击兵团， 迅速南下向枣庄、临城合围。注463

3日，各兵团按作战命令发动总攻。第52军于4日肃清兰陵镇、洪山镇日军坂本支队一部，5日南下，抵达台儿庄东北，向日军发起进攻。第85军3日由大良壁东进，4日于陈瓦房附近重创坂本支队，5日追击该股日军至台儿庄东北地区。第75军击败肖庄之敌后，5日抵达台儿庄东面。日军为挽回败局，以大炮数十门、战车数十辆，向第75军、第85军阵地猛攻。中国军队浴血奋战，终于突入张楼，从腹背击敌，日军阵脚大乱。

在台儿庄内，第31师官兵展开巷战，用大刀奋力砍杀日军，逐段肃清庄内之敌。第30师、第27师、第110师分别渡过运河向日军反攻。6日，第30师攻下南洛，第27师配合第31师对台儿庄内之敌大举反攻。在此情况下，濑谷支队力战不支，不顾矶谷令其坚守的命令，于当夜率先脱离战场，向峄县溃逃。7日，坂本旅团仍在庄内负隅顽抗，但已伤亡惨重。当夜，该股日军也向峄县溃败。由于后路被第3集团军切断，日军残部凭借峄县、枣庄附近之有利地形，固守待援。

台儿庄战役历时近20天，日军恃其兵器优越，炮火猛烈，不断向台儿庄及其附近地区进攻。中国守军由于采取了阵地战的守势与运动战的攻势相结合的正确战略战术，即以第2集团军正面牵制，以第20军团迂回攻击的方针，依靠步枪、大刀、手榴弹、机关枪和少量重武器，以伤亡15000余人的代价，击溃了日军精锐部队第5、第10师团主力约20000余人的进攻， 歼敌近8000人注464，取得了抗战以来我国军事上的重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然而，日方资料一再掩饰日军在台儿庄的失败，称 “台儿庄的后退，并非败退”注465，是由于濑谷支队与坂本支队“未能充分联络”， “不得已返转回来，纯属战场上的差错，并不是被击退的”。注466称这是 “日本军队按照新的方针转移以确保占领地安定的态势”。注467这些说法显然是同事实不相符的，是滑稽可笑的。

七、日军合围徐州计划与鲁南拉锯战

如前所述，华北方面军一直强烈要求发动徐州会战。在台儿庄战役开始以后，再次请求批准徐州作战，并称 “与优势之敌已近于接触，形成对敌之所谓决战攻势，不能不予以迎击的形势。这次战斗肯定对我十分有利，尤其在蚌埠方面，依靠友军的积极行动，予以策应，很明显会收到更大成果”。注468

台儿庄的战败，使日军蒙受了极大的耻辱，便 “决定了必须对徐州方面之敌予以打击”注469，以挽回“皇军”的面子。更重要的是，由于 “在台儿庄方面有大量的中国军队，特别是汤恩伯军的出现，认为给蒋介石军的主力一大打击，是挫伤敌人抗战意志的好机会”。注470为了迅速消灭中国军队主力，使中国尽快丧失抵抗能力，日本大本营决定放弃不扩大战面的政策，由南北夹击徐州。4月7日，下达了徐州作战的命令：

（1）大本营企图击败徐州附近之敌。

（2）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应以一部有力部队击败徐州附近之敌，占据兰封以东的陇海线以北地区。

（3）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应以一部协助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击败上项徐州附近之敌， 并占据徐州（包括在内）以南的津浦线及庐州附近。注471

同时，还制定了《徐州附近作战指导要领》，规定“华北方面军约以4个师团向陇海沿线发动攻势将敌击败。为此，以主力从北面击败徐州附近之敌，约以1个师团从兰封东北方附近向敌退路归德方向进攻”； “华中派遣军约以2个师团，从南面策应华北方面军作战。为此，从津浦沿线地区进击，尤其应力求切断敌之退路”。注472

为了指导、协调南北日军的作战，特派陆军部作战部长桥本群率部分作战人员，组成了“大本营派遣班”前往济南。

经过近半个月的准备，日军的作战方案基本完成，综合华北、华中日军的作战方针，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将中国军队主力滞留在鲁南地区。“在徐州附近及津浦线以东吸引住敌之大部兵力，从徐州西面及西南面包围，切断退路，攻占徐州，消灭敌人”，为此，将第16师团、第114师团以及野战重炮兵2个联队、1个战车大队配属给第2军，使之 “在韩庄、峄县、沂州一线附近将敌扣住，尔后准备攻击”。注473 “其方法应该是中止第2军的攻击，扣住敌人”。注474

（2）切断中国军队的退路。第1军以1个师团渡过黄河，“急速切断兰封东面附近陇海线和从郑州以南平汉线方面至归德方面之交通”；第2军“要从微山湖西侧以有力的兵团南下，切断徐州以西及西南面地区敌之退路”；华中派遣军以2个师团（后又增加1个师团）北上， “切断徐州东南、南及西南地区敌之退路”。注475

（3）攻占徐州，将中国军队主力 “捕捉消灭在徐州西面地区”。注476

日军总共调动了8个师团、3个混成旅团、3个支队、2个航空兵团以及战车、炮兵部队，约25万人。

中国方面则因为台儿庄的胜利而急于求成。蒋介石为局部的胜利所陶醉，力图在徐州扩大战果，因而调来了大量精锐部队。至5月初，徐州附近的部队已达到64个师又3个旅，共60余万人。同时，又将胡宗南、黄杰、桂永清、俞济时、宋希濂、李汉魂等中央军主力置于豫东的归德、兰封一线，作为徐州的后援力量，保护陇海线，摆出了决战的架势。蒋介石认为，日军“调集所有兵力指向陇海东段孤注一掷，以图幸逞，其总兵力合两淮鲁豫至多不过15万，较之我军使用各该战场之兵力约为4倍以上之劣势，且敌之后方处处受我扰袭，补给不便。较之我之后方有良好交通线者，其补给及兵力转用之难易相去甚远。目下敌不顾其兵力不足及战略态势之不利，竟敢采用外线包围作战，其必遭我军之各个击破而自取败亡殆无疑问”，因此，他命令 “击灭当面之敌以寒寇胆而扬国威”。注477

图12.2　指导徐州会战的蒋介石、李宗仁（左）、白崇禧（右）

基于这种战略设想，中国方面将三分之二的军队（约40个师又3个旅）集中在鲁南， “求敌主力包围于战场而歼灭之”注478，忽视了鲁西和津浦路南段的防守。防守淮北的第51军和监视鲁西的第55军均被调往鲁南作战，因为蒋介石认为淮南日军 “总兵力不过4万，我占绝对优势”。注479这样，正中日军 “在徐州附近及津浦线以东吸引住敌之大部兵力，从徐州西面及西南面包围”注480战略的下怀。

图12.3　中国调集各路大军汇集鲁南、徐州一带，参加徐州会战

日军濑谷、坂本两支队自台儿庄战败后，残部占据枣庄、峄县、税郭、向城一带固守。由于鲁南地形平坦开阔，村寨房屋多为石头堆砌，碉楼坚固，易于防守。中国军队缺乏重武器，进攻十分吃力，伤亡也大。据汤恩伯和孙连仲报告说，“郭里集以南，九山、峄县以北一带每一村落均有石碉三五个，村沿并有围寨”，敌据碉寨内顽抗，“故每一村落非将其碉寨内员兵完全消灭决不能占领”，由于缺乏战车与重炮，我军每攻占一村寨， “平均伤亡二三百人”。注481

蒋介石对于枣、峄久攻不下，非常着急，12日、13日连电李宗仁、白崇禧、孙连仲、汤恩伯，称： “台儿庄之捷已逾五日，峄、枣、韩、临尚未攻下。踌躇审顾，焦虑至深。以乘胜之军更加主力部队追援绝溃惫之寇，不急限期歼灭，一旦敌援赶至，死灰复燃，是无异隳已成之功而自贻将来之患。万望激励将士，努力进攻，一面分途堵击，务于一二日内将残寇全数歼除。”注482

但自4月8日以来，日军先后以独立混成第5旅团、第114师团、第16师团配属第2军，并向第5、第10师团增援了8个大队的兵力，至16日，日军转守为攻。

临沂方面，板垣师团主力第41、第42联队于14日前到达义堂集地区。16日，在第9旅团旅团长国崎登指挥下，向临沂发起猛攻。18日，城西北角被日军炮火轰塌数处，其步兵在战车掩护下突入缺口，长驱入城，但遭到张自忠军的伏击。19日，敌由西、北两面合攻临沂城，第38师和第40军由于伤亡惨重，被迫撤出，仅留保安队和少数部队守卫。上午，日军由西关突入，并袭击北关守军侧背，午后，入城日军已达2000余人，占领了北关、西关和城北，续向东关猛攻。午夜，中国守军残部冲出东门，临沂遂陷。国崎支队主力继续南下，24日，先后占领郯城和马头镇，并向邳县挺进，但在北劳沟、前后狼子湖附近遭到张自忠第59军和樊崧甫第46军的坚强抵抗。

台儿庄方面，4月16日，第10师团长濑旅团抵达枣庄。18日，长濑、濑谷、坂本3个旅团由枣、峄地区分途南下， “以并列队形攻击前进”。注483首先，长濑支队和坂本支队分别突破汤军团土山、桃园、平山口阵地，迫使汤军团退至吴家山、四流井、马寨、大小官庄一线。接着，坂本支队会合向城日军，南下攻击洪山镇以东汤军团侧背，长濑支队则向汤军团兰陵镇附近阵地攻击前进，汤军团东、西两面受敌，加以临沂失守，再次退往四户镇、大小良壁、前城一线固守。22日，长濑支队由兰陵镇南下，向台儿庄东侧攻击前进，受到卢汉第60军的顽强抗击，双方在台儿庄东部进行了6个昼夜犬牙交错的血战，日军终不能突入台儿庄。坂本支队于22日突破汤军团小良壁阵地，汤军团主力退守邳县以北之连防山、东黄石山、艾山之线。坂本支队旋即南下，但在泥沟陷入中国军队夹击之中。第5战区先后调来了李仙洲第92军、李延年第2军增援汤军团，有力挡住了坂本支队的进攻。同样，濑谷旅团从19日开始的对台儿庄正面的攻击，亦不见有任何大的进展，被第2集团军和周岩第75军、张轸第110师阻止在獐山、天柱山之线。

4月25日，第5战区对鲁南作战作了新的部署：

（1）鲁南兵团军队区分：第46军军长樊崧甫指挥所部3个师为右翼军；汤恩伯指挥第20军团、张自忠第27军团（辖第59、第92军）、谭道源第22军（1个师）、第139师共10个师组成中央军；孙连仲指挥第2集团军、第51军、第60军、第75军、第110师共11个师又1个旅组成左翼军；第69军军长石友三指挥所部3个师又1个骑兵旅组成挺进军；第22集团军代总司令孙震指挥所部4个师组成韩庄守备军；战区总预备队3个师。

（2）鲁西兵团：以孙桐萱第12军、曹福林第55军、刘汝明第68军共7个师又1个旅组成，由第5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品仙指挥。

（3）作战方针：战区以消灭敌主力之目的，拟以鲁南兵团向左旋回攻击该敌，并与鲁西兵团相策应，将之围困于峄县附近山地而逐次击破之。第一攻击目标为向城、傅山口、响连屯、獐山之线，攻击预定于27日晨开始。鲁西兵团以全力西出津浦线，阻止敌南下之增援及遮断其补给，并以有力之部队南下与鲁南兵团策应，夹击峄枣附近之敌。

（4）作战任务：①右翼军速进出于马头镇、后湖以北之线后向左旋回，即向向城、青山之线攻击前进；②中央军夹击驱逐正面之敌后，与右翼军联系向傅山口、鹅山之线攻击前进；③左翼军集结主力于其右翼，与中央军联系，向响连屯、獐山之线攻击前进，其左翼施行佯攻；④挺进军向郯城、临沂方面挺进，掩护兵团之右侧，阻止敌之增援；⑤韩庄守备军固守韩庄附近运河之线， 阻止敌之突进。注484

在右翼军方面，樊崧甫第46军和第59军于28日进行反攻，至5月1日，经过4个昼夜的血战，给国崎支队以重大杀伤，“从29日起，国崎支队受到东、北两面之敌反击，陷入苦战之中。因支队的后方联络线被切断，弹药、粮秣缺乏……由于不断伤亡，战斗力急骤下降，” “各中队伤亡累计达60%～75％，联队实力还达不到一个大队”。注485日军急派片桐联队由兰陵增援国崎支队。10日，国崎支队再次反攻，11日攻陷北劳沟，但第46军旋即反击，日军 “由于敌之集中炮火，伤亡较大而放弃北劳沟后退”。注486国崎支队一个混成旅团伤亡大半， 仅2个步兵联队就死伤1400人。注487

在中央军方面，坂本支队“连日与反击之敌苦战”，由于中国军队的不断反攻， “坂本支队损失很大”。注488

在左翼军方面，长濑支队由于无法突入台儿庄，于27日攻占东南面的禹王山。卢汉率第60军 “对胡山、禹王山方面以及支队的后侧频繁反击”注489，激战20天，以伤亡万余人之代价，成功地将日军阻挡在禹王山、李家圩、火石埠、西黄石山、戴庄一线，歼敌数千人。同样，濑谷支队的攻击，也由于中国军队的反攻而停滞在兰城店、张楼附近，且损失严重。29日，第16师团第19旅团旅团长草场辰已率1个步兵联队、1个炮兵大队驰援濑谷支队，向台儿庄西侧进攻，但在白山西、金陵寺遭到第2集团军的有力反击， “无法前进，相反处于守势状态”。注490

迄至5月上旬，中日两国军队在韩庄亘邳县运河北岸（即金陵寺、兰城店、马家窑、禹王山、沟上集、郯城之线）对峙，鲁南战争处于胶着状态。

八、中国军队自徐州突围

日本大本营鉴于滞留中国军队主力于徐州附近之目的已达到，乃下令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夹击徐州。

华中派遣军方面。稻叶四郎第6师团坂井旅团长率1个步兵联队、1个骑兵联队和1个野炮兵大队，4月下旬渡江占领和县，30日攻占巢县。5月11日，该旅团由水陆两路并袭庐州（合肥）。伊东政喜第101师团之佐藤旅团5个步兵大队、1个野炮兵大队4月下旬由东台出发，26日攻陷盐城，5月7日占领阜宁，韩德勤第24集团军 “兵力优敌5倍而丧师失地”注491，退往东坎（滨海），使汤恩伯集团后背受到威胁。在津浦路南段，5月初，日军主力吉住良辅第9师团、荻州立兵第13师团以一部由津浦线向北佯攻，主力却沿涡河两岸及北淝河向蒙城攻击前进，连陷龙亢集、张八营。8日，日军第13师团约1个联队在重炮、坦克的掩护下，全力进攻蒙城，韦云淞第48军第173师1个团奋力抵抗。9日，日军由南门冲入蒙城，守军同敌展开混战，副师长周元中弹殉国，守军伤亡1000余人，该日夜间，蒙城失守。10日，第9师团由北淝河西岸地区突破刘士毅第31军阵地，到达蒙城东北之板桥集附近，该师团以一部约3个步兵大队、1个炮兵大队向宿县佯攻，其主力与第13师团齐头并进，攻击徐州西南的要地永城、百善一线，先头部队已抵达石弓山集。

华北方面军方面。鉴于徐州以北中国军队兵力强大，日本大本营5月10日将关东军所属的第3、第13混成旅团配属给华北方面军。11日，华北方面军将上述两个混成旅团以及平山支队编入第2军。5月9日，中岛今朝吾第16师团从济宁向鲁西第3集团军发起攻击，12日，日军突破该集团军万福河南岸阵地，向金乡、鱼台进攻。同时，土肥原贤二第14师团在由济宁西攻郓城的酒井旅团掩护下，于11日夜由濮县附近渡黄河，仅以死8人、伤32人的代价便攻占董口，渡河成功。该师团在2日内连占郓城、鄄城、菏泽、曹县，直逼兰封。

5月12日，蒋介石指令第5战区变更作战方针：（1）先击灭淮北及鲁西之敌；（2）鲁南方面由攻转为守势，并抽调三四师兵力转用蒙城方面；（3） 第5战区第一任务在击灭蒙城方面之敌。注492

同日，第5战区制订了新的作战计划：

1.军队区分：

（1）鲁南兵团：由孙连仲指挥，辖第2集团军主力；第46、第60、第51、第75军；第22集团军残部；第50、第13、第132、第110、第140师。

（2）淮北兵团：由廖磊指挥，辖第7、第31、第77、第68军以及第48军一部、第95师。

（3）淮南兵团：由李品仙指挥，辖第48军主力，第10、第20军及第199帅。

（4）苏北兵团：由韩德勤指挥，辖第57、第89军。

（5）预备兵团：由汤恩伯指挥，辖第2、第59、第92军及第4师。

2.作战方针：

（1）战区拟乘敌兵力分离之际，集结兵力，击破淮北之敌，再转移兵力于其他方面，施行各个击破。

（2）敌如将会师陇海线，我后方联络线有被敌遮断之虞时，则各以一部攻击永城及蒙城之敌，以主力转移至亳县、涡阳、阜阳以西地区，准备尔后之作战。

3.指导要领：

（1）敌如尚在分离之状态时，以淮北兵团全力同鲁西兵团（时属第1战区）呼应，主力向蒙淮间压迫，将敌击破于淮河北岸地区；淮南兵团主力阻止巢县之敌北进；鲁南和苏北兵团阻敌南进。

（2）淮北之敌如将同鲁西之敌会合时，鲁南、淮北兵团各以存力一部占徐州、宿县两地，阻止敌之追击，掩护主力之西撤，并各以有力之一部袭占或监视永城、蒙城，各由蒙、永间及附近各道西撤。 淮南兵团主力竭力保持合肥。注493

为保战略要地永城，廖磊急调罗奇第95师1个团赴永城拒敌，并命令刘汝明第68军向永城急进，侧击日军；冯治安第77军、刘士毅第31军向青町、蒙城间攻击，断敌后路。12日晨，罗奇部抵达永城时，日军已先其一步包围了该城，中国守军仅有地方团队数百人，不堪一击，永城遂陷。接着，第13师团以一支机械化部队（1个战车大队、3个步兵中队、1个装甲车中队和1个工兵中队）由永城北上，经韩道口突袭黄口，于14日下午炸毁汪阁东面的铁桥，切断了陇海线。第9师团则由百善北进，16日向徐州西南20余公里之萧县进攻。在皖中，坂井支队14日攻占合肥，为华中日军主力北上解除了后顾之忧。于是，华中派遣军又抽调藤田进第3师团主力（约步兵6个半大队、炮兵3个大队、工兵1个联队）北上增援，该支队15日进入宿县南部的大营集地区，会合第9师团右侧支队进攻宿县。

在鲁西和豫东方面，第16师团14日晚攻陷鱼台，15日午后攻占金乡，第74师退往单县、虞城。同日，该师团快速部队急攻丰县，县城西墙被敌炮火摧毁，日军一部蜂涌入城，但被守军击退。17日，日军主力再攻丰县，敌1000余人冲入城内，同俞济时第74军1个团展开巷战，俞军1个营伤亡殆尽，其余部队分由东、南、北门突围。同时，在徐州正面的日军第10师团把台儿庄西面的作战任务交给了末松茂治第114师团，15日，矶谷率师团主力由夏镇渡过微山湖，16日向沛县发动进攻，第40军残部顽强拒守。第16师团又由丰县策应，东西夹攻沛县，18日夜，第40军放弃沛县，向柘城突围。19日，日军先头部队离徐州仅6公里，并不断炮击徐州城。与此同时，第14师团主力攻占内黄集，切断了陇海线，并向兰封发起攻击。另外，板垣师团、末松师团也分由郯城、台儿庄之线实施攻击作战。

至此，日军南北数路对徐州的包围已经完成，中国60万大军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5月1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汉口召开会议，决定放弃徐州。16日，第5战区长官部命令徐州附近各部队由日军兵力不足的西南面向豫、鄂、皖地区突围。同时命令第27军团长张自忠指挥第59军，第21、第27、第139师占领徐州西北的九里山，西面之郝寨、夹河寨，西南的萧县、凤凰山、霸王山一线阵地，阻击日军，掩护主力撤退。

至18日，日军第13师团攻占了凤凰山、霸王山、萧县；由陇海路东进的日军攻陷郝寨、夹河寨；第16师团突破九里山；第3、第9师团攻占了宿县。19日上午，徐州陷落。但此时中国主力部队已撤离徐州。其中鲁南兵团一部（第2集团军，第60军及第95师）由徐州西南突围，主力（第22集团军，第46、第51、第75军及第140、第132师）由徐州南面突出，经灵璧、泗县、五河渡过淮河向西撤退；李宗仁率长官部及汤恩伯陇海兵团（第20军团、第27军团、第2、第68军）于18日撤离徐州移至宿县，因宿县失守，汤兵团向西突围，由涡阳、亳县附近渡过涡河西撤，第5战区长官部则在廖磊淮北兵团（第21集团军，第31、第77军）接应下，由太和、阜阳地区突出重围。 另外，以韩德勤第26集团军、石友三第69军在苏北、鲁中南进行游击。注494这样，日军围歼中国军队主力的计划完全落空。

徐州会战历时5个月，由于中国军队广大将士的浴血奋战，给日军以重大杀伤。尤其是台儿庄战役的胜利，迫使日军不得不倾其兵力打通津浦线，为中国的持久抗战争取了时间，也极大钳制和消耗了日军的力量。但由于最高军事当局在战略和战术上的错误，放弃了运动战和游击战术，调集大军企图与日军在鲁南决战，因而使中国军队在会战后期陷入被动，最后不得不仓促撤退。所幸的是日军兵力不足，无法完成歼灭中国军主力的目的。

第13章　中州之战

一、中国军队在豫北的溃败

河南省地处中原腹地，平汉、陇海两铁路交叉而过，绾毂鲁、皖、鄂、陕、晋、冀6省，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早在1936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便把河南作为国防重点，修筑了大量国防工事。迄止抗战爆发，已在豫北构筑了道口至浚县、安阳至淇县、汲县至新乡、新乡至辉县、封丘至延津、焦作至沁阳和内黄附近等阵地；在豫东和豫西分别沿陇海线修筑了归德（商丘）至兰封、开封、郑县以及巩县至洛阳阵地。

1937年11月间，土肥原第14师团攻占了平汉路重镇安阳后，因日军主力忙于山西和江浙战事，无力沿平汉路继续南下侵入豫省腹地，乃将攻势停顿，与中国军队在豫北相持。豫北中国守军为宋哲元第1集团军，其任务是利用豫北坚固的国防工事，保持平汉路，阻止日军南下。第1集团军的部署是：万福麟第53军朱鸿勋第130师、石友三第69军高树勋新编第9师置于宝莲寺、汤阴之线，防守平汉路正面之敌；第53军周福成第116师防守平汉线西侧的林县、辉县一线；冯治安第77军所属3个师（欠1个旅）、张德顺骑兵第9师以及石军第181师控置于道清铁路沿线的修武、获嘉、新乡、汲县、道口、浚县一带。

1938年初，为策应徐州方面的作战，军委会命令“第1战区应以主力固守道口、淇县及新乡、博爱一带地区，一部防守郑州， 并策应第5、第2两战区之作战”。注4952月6日，第1战区在制定的作战中，决定 “确保豫北广大地域并策应第2战区友军之作战，以一部于平汉正面与敌对阵，以主力控置道清线待机，并各以有力之一部于平汉线两侧地区游击，扰乱敌人”。注496

在日本方面，为了策应第1军作战，1月26日下达了黄河以北平定作战的命令，其作战计划是： “首先以第14、第108师团攻占新乡平原及潞安平原，然后以两个兵团的有力部队向曲沃及临汾平原追击”。注497于是，土肥原师团发动了对豫北的进攻。

2月7日，第27旅团长馆余惣率5个步兵大队、2个炮兵大队及1个炮兵中队从大名出发，向南乐、清丰、濮阳一线挺进。由于上述地区仅有4个保安团约4000人驻守，战斗力极弱，使日军得以长驱直进，7日陷南乐，9日占清丰，并围攻濮阳城。濮阳是战略要镇，日军攻下濮阳后，西可进攻道口；西南可进迫封丘、延津，威胁防守道清铁路的冯治安军后背；南可渡过黄河直取东明，给陇海路造成压力。因此，程潜急令第77军副军长张凌云指挥3个旅及骑兵第9师由东明、道口向濮阳之敌实施反击，吴振声第111旅救援清丰。但吴旅畏敌不前，战区令其9日凌晨3时全部到达濮阳，直到9日下午才有1个营抵达濮阳附近。吴振声声称 “非有4个旅兵力不足阻敌前进”。注49810日，围攻濮阳的日军增至4000余人，炮20余门，坦克20余辆。敌在飞机、重炮的掩护下，从被轰塌的城垣缺口冲入城内，濮阳遂陷。同日，冯军王为贤旅1个团由内黄向清丰侧击，一度收复清丰城，但日军旋即反攻，11日又占领该城。

同时，土肥原师团主力约3个联队，亦由安阳向平汉路正面万、高两部阵地猛攻。从2月6日下午起，日军飞机、重炮便向宝莲寺、汤阴附近阵地猛轰，守军工事被毁严重。10日，日军兵分三路发起攻势。一部约2000余人，炮10余门，坦克4辆，从平汉路西侧向新9师左翼迂回，占领马头涧阵地；一部约1000余人由东面绕攻汤阴，占领了菜园；中路日军5000余人从正面强攻。11日上午，宝莲寺陷入敌手。12日晚，万福麟声称阵地被毁，两翼受围，伤亡过重，擅自下令放弃汤阴阵地， 退至淇河南岸西高村、龙王庙、里河屯一线。注499

同日，蒋介石致电程潜、宋哲元： “濮阳、清丰、南乐不数日间先后失守，平汉线正面阵地又被突破，希严督所属努力抗战，最小限度须固守道、滑、浚及淇河阵地，确保豫北之最后根据地，相机收复原阵地为要。”注500但宋哲元并未执行这一命令，次日，第1集团军总参议秦德纯致电蒋介石等，称：“豫北我军兵力薄弱，应援不及……如两日内新乡无大部援军到达，深恐无法收拾也。”《秦德纯致蒋介石、何应钦等电》（1938年2月13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言下之意，如无援军，还要后退。

12日，日军越过淇河逼近淇县。13日，万军又主动退至平汉路西侧地区，使日军轻占淇县。道清铁路便在日军的直接攻击下。时宋哲元指挥部在新乡，集团军总司令部在博爱（清化）、汲县附近部署有近6个师的兵力：柴建瑞第179师、张凌云第37师1个旅固守汲县以北之黄土岗、顿房店、薛家屯、潞王坟一线国防工事；王长海第132师1个旅守汲县；石友三第181师1个旅守汲县东之李源屯；第37师1个旅及骑兵第13旅在浚县、道口；第181师1个旅守滑县；冯占海第91师1个旅、骑兵第9师守备延津、封丘。

14日，日军集中兵力向道清路沿线中国军阵地发起全面进攻。同时，濮阳日军1个混成联队约5000余人，携带大量架桥器材、渡河工具迅速南下，是日清晨侵入长垣，15日攻陷封丘，并向新乡以南之平汉路急进。濮阳日军另一部约千余人14日晨向道口进攻，宋哲元下令守军2个旅退回新乡，将道口防务交给民军担任。16日，日军接连占领道口、滑县、浚县。淇县日军约2个步兵联队、炮40余门、坦克40余辆，于14日晚向汲县以北冯治安军阵地猛攻，冯军主力稍作抵抗，便退守新乡。同日傍晚，日军一部攻占了辉县、百泉，宋哲元再下令放弃汲县，沿道清铁路向西撤退。日军2000余人沿铁路向西攻击前进，如入无人之境，连陷新乡、获嘉、狮子营、修武。宋军一退而不可收拾，毫无抗敌斗志，争先逃跑。宋哲元从获嘉西逃时，差点被日军装甲车追上。19日，日军数百人、坦克4辆，向焦作进攻，守军第181师1个旅在阵地遭炮击后便弃城而去。22日，日军以小股骑兵便攻下博爱。同一天内，许良镇、沁阳、孟县亦先后失陷。第132师由温县退至黄河南岸；第37、第179、第181师，骑9师、新9师皆向山西晋城、阳城之线太行山区溃败。23日，日军再攻济源，第53军亦不战而逃向晋、阳之线。宋哲元及第1集团军总部则逃往济源以西之王屋镇。

宋哲元第1集团军在豫北有近10万军队，依据着坚固的国防工事，但面对日军1个师团的攻击，却“不问敌情、闻风先退”，这固然同宋军 “军气不振，官兵携眷同行者比比皆是”注501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高级将领保存实力。当程潜斥责宋哲元何以不战而退时，宋哲元竟声称： “应力求避免与敌决战，以免部队作无谓的牺牲”。注502他下达“全军为上”的命令，要部下不要全力御敌，稍事抵抗，便向后退，以图保存部队，作为同蒋介石讨价还价的资本。程潜对宋哲元不战而逃非常气愤，命令第46军军长樊崧甫严密戒备黄河南岸，无战区长官的命令，不得放豫北任何部队渡过黄河。同时，炸毁了郑州黄河铁桥以及花园口、荥泽口码头。这就是第1集团军大部逃往山西的原因。不久，蒋介石取消了第1集团军的建制。

25日，日军由博爱兵分两路，继续进攻。石黑贞藏率步兵2个大队、炮兵2个大队向曲沃平原追击，攻击晋城、阳城，28日占领之，万福麟军向西溃退。酒井隆旅团长率步炮兵各3个大队继续西进，并分兵向黄河北岸推进，宋哲元部退至山西绛县、夏县、茅津渡之线。至此，土肥原师团15000余人仅用20天时间，便击溃了中国10万守军，占据了豫北全部和晋南一部地区，挺进至垣曲、王屋、济源、孟县、温县、武陟、封丘、长垣、濮阳一线，与黄河南岸的中国军队隔河对峙。第1战区亦调集重兵在南岸防守。刘峙指挥王敬久第71军、彭进之第90军、郜子举第91军、孙连仲第2集团军固守渑池、新安、洛阳、孟津、偃师、巩县一线；李仙洲指挥第21师、新8师、山炮旅任汜水至郑县守备；商震指挥第32军、新35师、骑兵第14旅任中牟至兰封间守备；刘汝明指挥第68军1个师、第23师防守朱庄至张秋镇间黄河沿岸。

二、兰封会战

如前所述，土肥原第14师团于5月12日渡过黄河后，继续向南突进，意在直插兰封，切断陇海铁路，堵住中国军队主力回撤郑州的退路，并攻占郑州。15日，该师团在曹县兵分两路，向陇海线要点攻击前进。丰鸠房太郎少将指挥步兵2个联队，骑、炮兵各1个联队向考城逼进，企图直取兰封；土肥原率步兵3个联队，炮兵3个联队向内黄、民权挺进，威胁归德（今商丘）。

日本华北方面军命令第14师团 “确保在兰封东面切断铁路的成果，同时须以主力向归德方面行动，粉碎敌对第2军右后侧的策动”。注503然而，第1军的作战意图同方面军司令部略有不同，命令该师团 “确保兰封附近要地后”注504，再向归德方面转进。因此，第14师团并没有执行华北方面军的命令，而是先发动了对兰封的攻击。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对日军的战略意图已有所察觉，为了保证陇海铁路的畅通，先后调集了宋希濂第71军、桂永清第27军、俞济时第74军、李汉魂第64军、黄杰第8军等部置于兰封至归德间铁路沿线。蒋介石于5月15日制定的作战方针如下：

（1）敌以数路向陇海线突进，并分兵窜扰，预期铁路线终必有一两点被遮断，须有铁路输送已不可确保之准备。

（2）我如分散于横广正面不能抵抗敌之突进，徒被各个击破，故兵力须保持数集团，用以消灭敌人为主眼，不能以掩护铁路为主眼。

（3）守势任务各军须利用据点固守，同时须由两侧袭敌。

（4）对于敌之小部窜扰须忍耐，不可过度分散兵力追随敌人。

（5） 对敌之各路之背后仍须指定游击部队积极游击战。注505

上述作战指导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当时，兰封、内黄附近的中国军队约有5个师，由宋希濂指挥。从15日至17日，向兰封突进的丰鸠旅团在考城附近受到宋军的顽强阻击，被迫转向野鸡岗（仪封）、内黄方面进攻。由于内黄附近守军沈克第106师、梁恺第195师不战自溃，土肥原师团得以攻占内黄、野鸡岗、马庄寨、人和集一线，并处于优势的中国军队东西包围之中。

为了将土肥原师团消灭在内黄、仪封、民权之间，蒋介石命令第1战区发动兰封附近的会战。其部署是：（1）以李汉魂指挥第74军、第64军第155师、第88师1个旅，第87师1个团组成东路军，由归德（商丘）西进；（2）以桂永清指挥第27军、第71军（欠1个旅又1个团）、第61师、第78师组成西路军，由兰封东进；（3）以孙桐萱第3集团军和商震第20集团军组成北路军， 在定陶、菏泽、东明、考城附近断敌退往黄河北岸的归路，注506试图从东、西、北三路夹击土肥原师团，将其一举歼灭。

21日，中国军队开始全面进攻。王耀武第51师和第88师1个旅击溃马庄寨日军，并攻克了内黄、人和集。日军主力6000余人向西南的杨堌集、双塔集逃窜。宋希濂指挥沈发藻第87师猛攻野鸡岗（仪封），日军弃寨而去，主力仍往杨堌集方向窜去，一部退守东岗头与毛姑寨。23日，宋、俞两军又围歼东岗头、毛姑寨之敌，至晚，先后攻克了西毛姑寨、杨庄、和楼，日军被歼千余人。东岗头日军向兰封逃窜。而兰封方面，桂永清指挥蒋伏生第36师、李良荣第46师、钟松第61师、李文第78师、龙慕韩第88师主力、沈克第106师，以极优势的精锐部队固守着兰封亘杨堌集之线的国防工事，并配备了邱清泉指挥的战车营和装甲车连，阻敌西窜，以逸待劳。然而，在日军的攻势下，由于桂永清指挥无能，第46师、第61师连失马集、孟郊集，致使第27军全线后退，主力向杞县和开封溃逃，日军乘机攻占了兰封以西的曲兴集、罗王寨和罗王车站。

桂永清临逃前匆忙命令龙慕韩率所部1个旅接替第106师坚守兰封，而令第106师向柿园撤退。龙慕韩畏敌丧胆，于23日夜擅自率军退出兰封，使之成为无人防守的空城。24日，由东岗头西窜之日军不费一枪一弹便进入兰封，并凭借良好的工事固守待援。这样，中国军队4天的攻势功亏一篑，日军摆脱了被围歼的厄运，其步、炮兵各4个联队，骑兵1个联队得以据守兰封、罗王寨、三义寨、兰封口、曲兴集、杨圪垱、陈留口黄河南岸之线顽抗，陇海铁路被完全切断。

兰封失陷，使开封、郑州面临日军的威胁，坐镇郑州的蒋介石十分震怒，下令枪毙了第88师师长龙慕韩，以图重振军威。同时，决定将胡宗南、李汉魂、俞济时、宋希濂、桂永清等部组建成第1兵团，由薛岳任总司令，统一指挥，并于25日晨向土肥原师团发起全线进攻。具体部署是：第17军团长胡宗南指挥李铁军第1军及第36师由开封以东兴隆集一线向曲兴集、陈留口进攻；李汉魂指挥第58师、第155师由前后伊王向曲兴集、罗王车站进攻；桂永清指挥第46师、第61师、第106师进攻三义寨；宋希濂率第71军进攻兰封； 俞济时指挥第51师、第20师、新35师向三义寨、杨圪垱、兰封口进攻。注507蒋介石告诫各将领， “如有畏敌不前、攻击不力者，按律严惩”注508，并限26日拂晓前将土肥原师团全歼，恢复陇海铁路。

中国军队的强攻从25日开始，经过3天的激战，李汉魂部先后攻克了罗王车站和罗王寨，宋希濂部收复了兰封城，使陇海线一度恢复通车，商丘附近火车42列得以安然撤回郑州。三义寨方面，桂、俞两部先后攻下了杨圪垱、柴楼、蔡楼、何寨、薛楼、宝王寺等外围阵地，但日军6000余人仍据三义寨顽抗。

对于兰封方面战局进展不大，蒋介石十分焦虑。27日，他亲下手令，训斥各将领。手令指出：

此次鲁西之敌以极劣势兵力，到处窜扰，毫无忌惮，而我军以极有利态势，至今犹未将兰封及其以西地区之敌彻底解决，言之痛心。各该军长等指挥无方，行动复懦，以致士气不振，畏缩不前，将如何以对国家付托之重，如何以对民众企望之殷。知廉耻者不至如此。兹限电到，立即反省，振起精神，戴罪图功，并限俭（28）日以前严督所部将敌完全歼灭， 以赎前愆，如再敷衍，玩忽因循，决不姑宽。注509

然而，当28日日军集中兵力向桂永清部反攻时，桂部再次溃败。程潜电称： “桂军长乃独断命令各部队向杨堌集、红庙中间地区转移阵地，沿途抛弃无线电机及武器弹药，情形颇为混乱。”注510桂永清部的溃败，使得日军又一次稳住了阵脚。同时，由于商丘的失陷，使薛岳兵团被迫抽调5个师阻击商丘之敌，这样，兰封附近对土肥原师团的进攻遂停顿下来，而对三义寨、曲兴集一线的第14师团转为守势。

此次兰封会战，中国军队为14个师（其中精锐部队10个师）约15万人，竟未能歼灭孤立被围的日军1个师团约2万人， “在战史上亦为一千古笑柄”。注511为什么中国军队在相同的条件下，不能重演诸如台儿庄大捷之类的胜利呢？究其主要原因，乃在各高级将领畏敌不前，督战不力，且各部队之间协作不密切，不肯打硬仗，推诿责任。 “各军、师、旅、团长等此次作战奋勇争先者极居少数，大部缺乏勇气，鲜自振作，遂致战局迁延”。注512从5月25日至29日的5天内，蒋介石、程潜、薛岳等人每天都发出好几道手谕或电令，敦促各军、师长 “立即反省，振起精神，戴罪图功”注513，迅速督部全歼兰封附近日军，另外，还悬赏20万大洋以鼓士气，但这一切都不能改善各级军官的消极状态。

此外，由于兰封附近的居民 “几乎逃避一空，地方行政人员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因此使我们的补给、运输、伤病员的遣送事项，都遇到了严重的困难”注514，战役不仅得不到民众的支援，由于部队军纪不良，民众自发抗日武装反而收缴其小股部队的枪械。俞济时说， “此次鲁西、豫东各地，人民自卫枪支素多，未见协助国军，而国军少数人员之枪支，反被其强缴，实堪痛心”。注515

三、归、砀弃守，日军西攻开封、郑州

日军攻占徐州以后，急于扩大战果，5月19日，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下达了新的作战命令，计划占领兰封、归德（商丘）和永城一线。日军第2军“根据以上命令，于19日分别命令第5师团及第114师团向徐州—宿县之间的津浦线追击，第16师团（混成第3旅团配属）攻占归德， 第10师团（混成第13旅团配属）向永城方向急进”。注516日军的企图，是尽快向开封、郑州、许昌推进，为进行切断平汉线的作战做好准备。

为了阻止日军西进，第1战区以李延年第2军、黄杰第8军、李仙洲第92军、刘汝明第68军、冯治安第77军、庞炳勋第40军以及罗奇第95师、李英第24师等部组成第2兵团，由汤恩伯任总司令，在砀山、商丘、夏邑、柘城、亳县、鹿邑、涡阳一线布防。其中，陇海线东段方面，第8军柏辉章第102师守砀山；第8军罗历戎第40师、第64军彭林生第187师、第24师守归德；曹福林第55军1个旅守虞城。上述部队统由黄杰指挥，担负着阻断第14师团与第16师团联络的重要任务。

日军第16师团于21日沿陇海线向西推进，混成第3旅团沿丰砀公路直扑砀山。至23日，日军连陷黄口、韩道口、牛堤圈，并将砀山团团包围。第1战区长官部命令柏辉章死守砀山，然而柏辉章竟于是日晚擅自下令放弃砀山，率部逃往归德（商丘）。黄杰声称：“敌增加之兵力数倍于我，并以炮空连合火力轰击砀城。原曾奉令该师须固守砀山，当即转令遵照，但自梗晚以来因城墙多被击毁，致敌迫近城内，发生激烈巷战，敌骑入而又被击出者数次，终以敌方增加不已， 我方伤亡过重，遂被包围，随于敬（24日）丑突围。注517”

25日，日军进逼虞城、商丘。26日晨，日军3000余人猛攻虞城，并由城东缺口突入，守军向西北溃败。同日，日军又向商丘进攻。第187师、第24师凭据韩信集、杨集、侯楼、孙集、丁镇集之线国防工事固守商丘外围。当夜，日军突破侯楼、孙集，中国守军退据第2线阵地。

商丘的得失关系兰封会战的成败，因此，程潜命令汤恩伯指挥黄杰、刘汝明各军夹击攻城之敌，并电令孙桐萱第3集团军配合。其具体部署是：

（1）孙桐萱部曹福林军第29师迅速经虞城向牛堤圈之敌侧背攻击前进。刘汝明以一师固守会亭集、夏邑之线，对东南严密警戒，以一师向牛堤圈之敌，协同友军夹击而灭之，另以一师攻击砀山附近之敌。第24师以一部推进至虞城，主力向刘店沿铁路东进击破当面之敌。

（2）汤恩伯部队以一师即开商丘以南地区集结。

（3）其余各师均归黄军长杰统一指挥， 歼灭该敌于商丘、砀山之间。注518

27日，程潜还严令黄杰、刘汝明率部死守商丘、亳州之线，在兰封之敌未消灭前不得放弃。但黄杰竟无视战区长官的命令，于28日率第40师撤至柳河，命第24师退往开封，仅留第187师守备朱集车站和商丘城。身为最高指挥官的黄杰，在战役关键时刻，非但不积极作战，反而率主力部队两个师撤出战斗，造成了严重恶果。同时，守军第187师亦毫无守城的决心，师长彭林生“督率无方”。参谋长张淑民，旅长谢锡珍、叶赓常 “或煽动退却，动摇主官决心，或不战自退”。注51928日晨，日军突入城内，并占领了朱集车站，该师残部在彭林生率领下，于29日凌晨退出商丘。

商丘的失陷，使围攻土肥原师团的薛岳兵团侧背受到极大威胁。28日，第1战区不得不抽出第71军（第87、第88师）赴淮阳、太康、龙曲集；第27军（第155、第58、第61师）赴睢县、杞县、宁陵布防，以阻截由商丘、亳县西进的日军。事后，作战不力的黄杰、彭林生等人受到撤职查办的处分。

在日本方面，第1军司令官由于担心孤立无援的第14师团的处境，而向华北方面军提出了 “应消灭开封、郑州附近之敌，以粉碎敌之抗战意志”注520的申请。28日，华北方面军批准了这一要求，并命第2军向开封推进。命令要求“第1军应以第14师团确保兰封附近，以利于第2军作战”；“第2军应尽力以更多的兵力，不失时机地逐次向开封东南地区进攻”。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78～79页。同日，第2军将混成第3、第13旅团和第10师团濑谷支队配属第16师团，令其 “从杞县方面击败第14师团当面之敌”。注521

第16师团以一部沿陇海铁路向柳河、民权推进，主力为混成第3旅团约4个联队29日攻占宁陵，30日陷睢县，6月1日向杞县进攻，与李汉魂军展开激战，企图由杞县直指汴郑。混成第13旅团由涡阳向亳县进攻，31日攻占亳县，并向鹿邑、柘城一线攻击前线，企图直下太康、扶沟、淮阳、许昌，切断平汉线。同时，被困于三义寨、曲兴集、兰封口之线的第14师团，在得到第20师团的补充后，亦于29日以全力向杨圪垱、梁楼、柴楼、兰封等处反攻，企图向西南突进，会合第16师团一部进攻开封。

然而，日大本营却对徐州会战以后的战事发展作了限制。29日，大本营下达了 “越过兰封、归德、永城、蒙城、正阳关、六安一线进行作战，须经批准”注522的命令。可是，华北方面军并不理会上述限制，而于6月2日将第14师团配属给第2军，并下达了向兰封以西的追击命令：

（1）敌主力有开始向京汉线以西后退的模样。

（2）方面军决定首先向中牟、尉氏一线追击敌人。

（3）第2军司令官应一并指挥第14师团及其配属部队，向上项指定一线追击。 另外，令一部迅速挺进切断京汉线。注523

第1战区长官部为“避免与西犯之敌决战， 并保持尔后机动力之目的”注524，6月1日决定全军向平汉线以西地区撤退。其具体部署如下：

（1）以商震指挥第32军、第39军、新35师；万福麟指挥第53军、新8师；彭进之指挥第196师、第45师分任开封至郑州，黄河铁桥至汜水，汜水至张茅镇间黄河南岸守备，阻敌渡河南下。

（2）以商震军一部、孙桐萱军、张自忠军团、李延年军、陈大庆师、冯治安军、刘汝明军、罗奇师、梁恺师分驻开封、郑州、许昌、郾城、驻马店、周家口、淮阳、沈丘、商水，掩护豫东主力撤退，并以机动部队迟滞日军西犯。

（3）宋希濂军、胡宗南军团、李汉魂军团、桂永清军、黄杰军、俞济时军分别向禹县、郏县；汜水、巩县；密县；洛阳； 襄城、叶县；泌阳转移。注525

同日，日军第2军命令第14师团、第16师团、第10师团分别向中牟、尉氏和柘城方面追击前进。6月3日，第16师团接连攻占了杞县、通许、陈留，师团主力于4日晚攻陷尉氏、扶沟，并向郑州和平汉线挺进，其挺进队于12日炸毁新郑东南面约6公里的平汉铁路桥，切断了平汉线。6月4日，第14师团占领兰封，并会同第16师团一部合攻开封。开封守军为宋肯堂第141师1个旅又1个税警旅。5日晨，日军又增援3000余人由白兰寨向北城进攻。敌重炮数十门、飞机10余架向开封城内猛轰，日军步兵多次登上城头。师长宋肯堂“连发5个电报，称开封城郊东、南、北各方战斗激烈，现敌尚陆续增加，如鱼（6）日再战，难免于溃”，要求撤退，但程潜当即 “严令该师与开封共存亡”。注526傍晚，宋肯堂擅自下令放弃开封，并率先逃出开封城。6日凌晨，开封失守。7日黄昏，日军1000余人由开封进攻中牟，守军1个营顽强御敌，战至9日凌晨，伤亡殆尽，中牟遂陷。日军继续向郑州进逼，其骑兵部队于10日炸毁了郑州南面的平汉铁路。另外，第10师团也于6月3日攻占柘城，5日进入太康附近地区。

四、花园口决堤

以黄河的泛滥来达到军事目的，这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因此，徐州会战失利后，就有许多人建议采取“水攻”。5月26日，何成璞向参谋部建议： “查黄河现届桃汛，考城西尤以兰封曲折部冲力最猛，倘施工决口，则黄水即循故道直奔徐州，不特大地泛滥，使敌机械化部队失其效能，抑且足以摧毁其战力，使其打通津浦之企图仍归泡影，幸及早图之”。注527

豫东战役的失败，使郑州和平汉铁路受到严重威胁，尤其是郑州如果陷落，将给武汉会战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于是，蒋介石终于决定掘开黄河大堤，以泛滥的洪水来阻止日军的攻势。由于“决口事关重要”，蒋介石指派掘堤工作由商震负责。

6月4日晨，第53军1个团奉命在中牟县境内赵口挖掘黄河大堤，次日又加派第39军1个团协助，并悬赏法币千元，以图加快速度。当晚，工兵营用黄色炸药和地雷炸开堤内斜面石基，开始放水，但因黄河“春冬水落”，水发量小， “仅流丈余，即因决口两岸内斜面过于急峻，遂致倾颓，水道阻塞不通”注528而告失败。于是，第39军军长刘和鼎又另派1团士兵在第一道决口以东30米处掘第二道决口。

同时，担任黄河铁路守备的新8师师长蒋在珍建议在郑县之花园口另作第三道决口，遂为蒋介石、商震所采纳，并悬赏2000元。7日晨，新8师派2个团和1个工兵连在花园口关帝庙西挖掘黄河大堤。为加快速度， “由堤之南北同时动工”注529，师长蒋在珍、副师长朱振民等前往督工。同日晚，赵口第二道决口因塌方亦告失败，蒋介石等因 “开封已不守，敌军即将趋平汉而西，异常焦灼，日必三四次询问决口情形”。注530

花园口第三道决口吸取赵口决口塌方的教训，加宽至50米，斜面徐缓，使放水时不致颓塌阻塞。6月9日晨6时，用炸药炸毁了堤内斜面石基，9时放水， “初水势不大，约一小时后，因水冲刷，决口扩至10余公尺，水势遂益猛烈”。注531后来又用平射炮2门向已挖薄的堤岸轰击，将缺口又打宽约2丈， “水势骤猛，似万马奔腾”。注532 “时值天雨……决口愈冲愈大，水势漫延而下”注533，京水镇以西一片汪洋，尽成泽国。

花园口决堤后，黄河之水沿京水镇以南的索须河、贾鲁河以东地区向东南流去，开始流速尚缓，12日水流才到达陇海线郑州以东的白沙车站附近，水宽约1公里左右。但同日赵口的决口亦被河水冲刷开来，河水由赵口以西的三刘寨直向南泻，在中牟同花园口水流汇合后继续沿贾鲁河南流，14日水头抵达尉氏，16日流至鄢陵、扶沟，18日流达西华、太康、淮阳，20日水头到达周家口，由周家口流入沙河向太和、阜阳而去，流进淮河，东入洪泽湖，再经界首汇入运河，沿运河南下进入长江，流入东海。整个黄泛区由西北至东南，长达400余公里，途经豫、皖、苏3省44个县。

花园口、赵口决堤，在军事上取得了暂时的成功，给日军西进平汉线造成困难。第14师团1个混成联队、炮兵1个大队、骑兵1个中队、坦克10余辆在中牟被困。中牟附近水宽约15公里，水深3米，该股日军除一部向东南退去外，大部退入城内用沙包堵塞城门。第16师团主力亦被洪水围困在尉氏、朱曲镇、朱仙镇、南北曹附近。尉氏一带水宽约30余公里，日军纷纷收集门板及其他渡河工具，准备东逃。由于洪水泛滥，日军不得不中止向郑州的进攻。日军由铁道东撤部队万余人，由黄河北渡部队7000余人。

同时，日军为援救被洪水困住的第14、第16师团，抽调了2个工兵联队、4个工兵中队、4个架桥材料中队以及大批的汽艇、船只、弹药、给养向西运去。其空军 “在16日至24日之间，给2个师团投下补给粮秣、卫生材料等，合计约61吨半”。注534日方资料这样记述了第14师团当时的情形：

这一招，使在华北战场勇猛善战的土肥原兵团，顿时陷入一片汪洋之中，顾不得物资和马匹，纷纷逃向陇海路的路基上和中牟县城里避难，以图喘息。从此，土肥原兵团成为中国飞机攻击的好目标，开战以来一直不露面的飞机，此时却联袂飞来了。土肥原兵团有如袋中之鼠，无处逃避，束手无策，在万分苦难中度过了一个月。中国派遣军、关东军以至日本全国，为营救土肥原兵团动员了所有的铁舟部队工兵队，与敌弹洪水搏斗一月， 才救出了土肥原兵团。注535

中国军队乘机向被围困的日军发动进攻。22日，公秉藩第34师克复中牟，日军一部被歼，一部乘船东撤。张测民第20师、李英第24师亦不断由平汉路向尉氏进攻。26日，尉氏日军一部约2000余人在城东北七里头搜集民船百余只，企图东逃，一部千余人在县城及西郊顽抗。张师以2个团攻城，由南、北门突入，日军纷纷坠城东逃，被张师半途截击，毙敌百余名。同时，张师另以2个团向七里头之敌猛攻，毙敌数百名。日军一直到 “7月7日左右，才脱离浸水地带的难关”。注536

黄河决口在军事上达到了预定的效果，使日军无法切断平汉路郑汉段，由郑州南下攻取武汉。然而，黄河的泛滥洪水并未能阻止日军发动武汉作战（日军在调整部署后，又沿长江两岸夹击武汉），却使豫、皖、苏三省的近百万人水中丧生，冲垮了无数的住宅和良田。 “中国军这一划时代的战术，不只使土肥原兵团受害，下游数百万中国老百姓的田园庐舍均为洪水淹没，老幼男女挣扎在怒涛骇浪之中，命运更为悲惨。战争的确是残酷的，为了战胜敌人，宁肯牺牲同胞而不顾”。注537据统计， “河南民宅冲毁140余万家，陆沉800余万亩，安徽、江苏耕地陆沉1100余万亩，倾家荡产者480余万人”。注538所以，黄河决口所带来的政治、经济损失远远超过了在军事上取得的暂时利益。

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于黄河决口将带来的严重后果是十分清楚的，他们一直掩盖事实真相。国民党中央的宣传机器声称，日军的飞机轰炸时，炸塌了黄河大堤而导致黄河决口泛滥。毋庸置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是造成黄河泛滥的主要根源，但国民党采取的片面抗战路线却是导致这场灾难的直接原因。因为在现代战争中，这种做法并不能十分奏效。如果国民政府能广泛发动民众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其牵制力量必定会比消极的以水代兵大得多。

第14章　新四军的组建和华中敌后游击战的初步开展

一、新四军的成立

新四军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8省的红军和游击队。红军主力北上后，留下的部分部队面对国民党的围攻、剿杀，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经过3年艰苦的斗争，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至抗战前夕，南方浙南、闽北、闽东、闽西、赣东北、赣粤边、闽赣边、湘南、湘赣边、湘鄂赣边、鄂豫皖、豫南桐柏山和琼崖等地区已发展起15个游击队和游击区。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根据国内政局的变化和举国一致抗日的新形势，于1937年8月1日发出了《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红军游击队在保存和巩固革命武装，保证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下，应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配合当地实际情况，灵活地全面地改变自己的一切工作，并可与国民党附近部队和地方政权谈判，改变番号编制， 以取得合法地位。注539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中央分局书记项英、陈毅等及时与各游击区域的游击队和红军建立了联系，通过极为艰巨的组织和思想政治工作，使中共在新形势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逐渐为大多数同志所理解和接受。一些长期与中央失去联系的地区游击队领导，在从公开报刊上了解到时局的变化和与中央恢复联系后，也从抗日大局出发，捐弃前嫌，开始了工作方向的转变。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为了团结抗日，也多次主动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就南方游击改编后的编制、装备、军费以及干部配备等问题进行交涉。1937年10月2日，国共两党达成正式协议，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将湘、赣、闽、粤、浙、鄂、皖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不包括琼崖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双方商定该军由北伐名将叶挺任军长，负责对南方游击队进行统一整编。此后又经中共中央提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定，又陆续任命项英为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政治部副主任。

1937年12月下旬，新任命的新四军领导人陆续到达武汉。25日，叶挺在汉口召集新四军干部会议，新四军军部也于是日正式成立。

1938年1月4日，叶挺、项英带领军部工作人员由武汉东下，6日抵南昌，军部也随之迁驻南昌。此后，新四军改编工作积极进行，至2月下旬改编任务基本完成。新编成的部队由4个支队和1个特务营组成，浙鄂赣边的红军第16师，粤赣边、湘赣边及赣东北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第1支队，陈毅任司令员，傅秋涛任副司令员，下辖两个团：第1团团长傅秋涛（兼），副团长江渭清，参谋长王怀生，政治主任钟期光；第2团团长张正坤，副团长刘培善，参谋长王必成，政治主任肖国生，共2300余人。闽西、闽赣边、闽南及浙南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第2支队，张鼎丞任司令员，粟裕任副司令员，下辖两个团：第3团团长黄火星，副团长邱金声，参谋长熊梦辉，政治主任钟国楚；第4团团长卢胜，副团长叶道之，参谋长王胜，政治主任廖海涛，共1800余人。闽北、闽东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第3支队，张云逸兼司令员，谭震林任副司令员，下辖两个团：第5团团长饶守坤，副团长曾昭铭，参谋长桂逢洲，政治主任刘文学；第6团团长叶飞，副团长吴昆，参谋长黄元庆，政治主任阮英平，共2100余人。原鄂豫皖红28团、豫南红军游击队等改编为第4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下辖4个团：第7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参谋长林英坚，政治主任胡继亭；第8团团长周骏鸣，政委林凯，参谋长赵启民，政治主任徐祥亨；第9团团长顾士多，政委高志荣，参谋长唐少田，政治主任郑重；手枪团团长詹化雨，政委汪少川，共3100余人。湘南和闽中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军部特务营，约980余人。全军共计兵力近1万， 枪5000余支（挺）。注540为进一步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加强对新四军的领导，中共中央还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及新四军分会，以项英为分局书记兼军分会书记，陈毅为军分会副书记，并在部队建立、健全了党的各级组织，使这支新编部队的发展迅速踏上了民族革命的轨道。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军部命令从2月上旬开始，南方各地游击队按新编成的支队分向皖南、皖中集中。3、4月间，第1、第2和第3支队先后抵达皖南歙县之岩寺。第4支队先至皖西霍山县流波疃会合，而后进至皖中舒城地区。4月4日，新四军军部也由南昌移至岩寺。各支队随即进行整编训练，秣马厉兵，整装待发。

二、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行动的部署

新四军集中改编之际，正值徐州会战全面展开之时。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在攻占南京后，为配合华北方面军进行徐州会战，打通南北联系，于1938年2月上旬，以3个师团由蚌埠沿津浦铁路北犯，又以另一部西取合肥。这样，苏、浙、皖大部地区虽已沦陷，但由于日军主要目标在攻夺徐州，后方兵力相对薄弱，除控制一些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外，广大乡村尚无敌踪。此外，由于日军入侵时，到处奸淫烧杀，一些进步青年和爱国士绅纷纷举起抗日义旗，民众群起响应，这给新四军深入华中敌后造成了极为有利的时机。

根据华中战略地位，敌我形势以及在该地区展开抗日游击战争的客观条件，1938年2月15日，毛泽东就电中共东南分局书记项英等，指出：新四军 “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是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新四军基地”。注541新四军改编完成，集结岩寺后，毛泽东就新四军今后如何展开敌后游击战争诸问题再次致电项英，指出：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尽管有困难， “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注5425月14日，中共中央进一步就新四军行动方针明确指示长江局、东南分局及项英，强调：“在敌人的广大后方，即使是平原地区，亦便利我们的游击活动与游击根据地的创立”，因此 “新四军应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主动、积极地深入到敌人大后方去，以自己灵活、坚决的行动，模范的纪律与群众工作，大大地去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地方党组织与团结无数游击队在自己的周围，扩大自己，坚强自己，解决自己的武装与给养。在大江以南创立一些模范的游击根据地，以建立新四军的威信，扩大新四军的影响”。注543

根据上述指示精神，新四军军部也于5月间向所属各支队发出指示，明确新四军的任务为：“深入敌人后方，开展广泛的游击战，达到牵制分散敌人的兵力，配合国军主力正面作战，在持久战中，争取最后的胜利。”军部还具体分析了在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有利和不利方面，指出： “新四军活动于交通发达的平原地区，加上河川湖泊纵横，虽有小山，但公路甚多，便于敌人的机械化部队活动，而我军缺乏平地、河川战斗经验以及与近代装备的敌人作战的经验，但是敌人兵力不足，空隙地区甚多，而我军素能团结群众，克服各种困难，就是地形不利，同样能开展游击战争。不要忘记，取得广大群众的拥护，才是开展游击战争的最基本的条件。”注544基于上述分析，军部具体规定新四军作战方针和主要原则为： “积小胜为大胜，团结群众，以游击动作进行胜利的战斗，并力求达到自身的壮大和战斗力量的坚强，而能进一步进行大的运动战，歼灭大的敌人。”注545

依照军部确定的方针，新四军各支队按既定部署进行了动员、整训，只待一声令下，随即奔赴华中抗日战场。

三、新四军挺进苏南

为配合正面战场主力进行徐州会战，乘敌集中兵力于津浦线，造成东战场整个地区暂时空虚之时，新四军军部命令集结不久的新四军各支队于1938年4月下旬起即行出动，向华中敌后各战场迅速开进。

苏南地处京、沪、杭之间，为敌侵略我华中内地的主要后方。自沦陷后，该地区特务横行，土匪猖獗，日军烧杀淫掠，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为向这一地区开进，发展苏南抗战，中共中央1938年4月下旬指示新四军 “主力开泾县、南陵一带，先派支队去溧水一带侦察”。注546遵此指示，中共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部决定以第1、第2、第3支队部分干部和侦察分队组成先遣支队由粟裕率领，于4月28日由皖南岩寺出发，向苏南敌后挺进，执行战略侦察任务。5月4日，中共中央军委要求新四军 “在侦察部队出动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进入江北地区”。注547

5月中旬，先遣支队到达苏南镇江地区。同时，新四军第1支队也在陈毅率领下由岩寺出发，随先遣支队之后挺进苏南，5月下旬抵达南陵。第1支队在南陵召开了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央关于开展华中游击战争的一系列指示和部署，明确了任务，增强了开创苏南抗日局面的信心。6月1日，第1支队从宣城、芜湖间穿越铁路，进入苏南敌后。6月中旬，部队到达苏南溧阳竹箦桥，14日抵达指定地区——茅山，立即在镇江、句容、金坛、丹阳一带展开。随后，新四军第2支队也在张鼎丞带领下开进苏南，展开于江宁、当鳖、溧水、高淳地区。

6月11日，新四军先遣支队接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首次电令： “限于三日内赶到距离现地二百余里的京沪铁道线上，破坏敌人交通。”注548部队冒雨连续三夜急行军，于15日晚到达南京与镇江之间的下蜀街，连夜完成破坏铁道任务。 16日午前8时，敌火车一辆驶至该处出轨。注549为加倍完成任务，部队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决定对镇江至句容公路上的敌汽车进行袭击。17日晨2时，队伍急行出发，至镇江以南30里之韦岗（原材料中“卫岗”为笔误）设伏。8时许，有镇江日军30余人，乘车驶向句容，进入我伏击圈后，我预伏部队发起攻击，经半小时战斗，击毁敌汽车4辆，毙敌少佐土井、大尉梅泽武四郎等十余名，伤敌数名，获长短枪十余支，军需品四车。待镇江之敌赶来增援， 支队已安全撤出战斗。注550新四军初到江南，首战告捷，振奋了当地民心，打击了骄横之敌，提高了新四军声誉。国民政府也为此战的胜利给叶挺军长拍了嘉奖电： “所属粟部，袭击卫岗斩获颇多，殊堪嘉尚，仍希督饬继续努力，达成任务。”注551

韦岗之战告捷后，新四军第1、2支队乘胜向京沪芜铁路和江南各主要公路线展开更大规模的破坏与袭击。6月23日，军部向第1、2支队发出指示：“在目前主要是切断交通，阻碍敌人的运输和兵力转移，扰乱敌人，牵制敌人，保守据点，特别是南京、镇江（这是敌人战略据占和后方兵力转移枢纽），以伏击的动作来打击和消灭远出和行进中分散的敌人，截夺取辎重，争取不断的小战斗胜利”，以此 “来配合各方执行保卫武汉的总任务”。注552接此指示后。第1、2支队选择位于京沪铁路镇江与丹阳间的新丰车站作为攻击目标。6月31日夜11时，新四军第1支队第2团第1营在民众和自卫队组织的配合下，向新丰车站发起突袭。车站守敌依托房顶抵抗，激战一小时后被全歼。 战斗进行时，担任破路任务的地方武装和群众也胜利完成任务，车站一切设施均被摧毁。注553

为迅速展开江南抗日局面，配合友军第79军江南作战，新四军第1支队8月12日以第2团主力袭击了句容县城。攻城开始后，该团第1营从城东南搭梯袭入城内，占领东南门，向伪自治会及日军发起攻击，施用火攻，烧死日军和汉奸数十名。担任袭击北门外飞机场的第3营，因机场无敌，遂大部入城加入战斗。由于守敌顽抗，而我军无攻坚重武器，战斗进至县府和天主堂时进展迟缓。 为避免大的伤亡，我军主动撤出战斗。注554此次战斗虽缴获不多，但因袭击的是敌占中心城市南京附近的县城，故给京镇、京杭之敌以震惊。敌不得不调动兵力，以增强交通线和城、镇的守备，但仍无济于事。15日，新四军第1支队一部袭击镇江以西仓头桥日军据点，毙伤日军20余名。24日，第1支队又向南京东郊麒麟门出击，歼灭驻守之伪军两个连。25日，该部在句容二圣桥附近袭击了掩护修路的日军，毙其20余人。26日，第2支队一部又伏击了小丹阳驶往当涂日军汽车一辆， 毙伤车上日军30余人。注555在我连续出击下，敌惊恐不安，深感江南新四军对其腹心地区的威胁，遂调集兵力、车辆、船只，利用铁路、公路、河川交通之便，不断出动巡逻，寻我主力作战，并向我新四军第1支队、第2支队驻地“扫荡”。

1938年8月23日，日军4000余人在飞机支援下向新四军活动地区当涂县小丹阳发起第一次“扫荡”。我第2支队在第1支队配合下，先以一部兵力阻击和袭扰敌人，主力则隐蔽集结在小丹阳以西之杨家庄，打击敌之一路，另以一部兵力转至外线，袭击陶吴、当涂之敌外围据点，并发动群众对京杭、京沪、句丹等公路进行破坏。经一系列战斗，日军顾此失彼，合围既扑空，后方据点又遭威胁，只好放弃“扫荡”企图，于26日开始撤退。新四军则乘势收复小丹阳、薛镇、护家墩、横溪桥、桑园铺、博望等地， 日军“扫荡”被粉碎。注556同日，驻金坛之敌也出动200余人，分乘两船，一艘向导墅桥进犯，一艘沿丹金槽河北驶。新四军第1支队决心集中力量击其一路，仍以第2团第7连为突击队，第9连为预备队，赴沿丹金漕河出犯之敌必经之地珥陵镇设伏。队伍进至珥陵附近东方桥时，为敌发觉。敌立即离船登岸，占领河堤。我先敌开火，发起猛攻，敌据堤顽抗，战斗成僵持局面， 我在毙敌40余人后撤出战斗。注557

由于屡遭袭击，9月上旬，日敌从镇江、句容、丹阳、金坛、天王寺等据点调集兵力2000多人，分5路袭击新四军第1支队驻地前隍村。这是日军对茅山地区的第一次大“扫荡”。陈毅亲自指挥第1支队特务连和第1团第2营反击，在华山一带冲破敌合围，毙日军30余人。 第1支队司令部、政治部迅速跳出敌“扫荡”圈向南转移。注558

敌攻袭未成，反遭打击，于是变更办法，采取攻守并用之策，所有市镇、交通要道上分兵驻守，深沟高垒，昼夜警戒，还以所谓“梅花桩”式的堡垒（即利用平原水网地带河流、湖泊错综的特点，在铁路、公路等交通要道上大修工事与据点，多得像梅瓣一样，是谓“梅花阵法”）来封锁我军；另一方面不时出动，取分进合击战术，对我新四军驻地合围，企图攻守双管齐下，驱逐我军出京镇地区。但敌苦心孤诣，伎俩用尽，均无显著成效。新四军江南部队抓住敌之弱点和空隙，依靠人民群众支持，穿插回旋于“梅花桩”间，不断给敌人以打击，同时壮大发展自己。据统计，新四军江南部队进入战区后，从6月18日韦岗战斗至次年1月，共与敌进行大小战斗299次， 毙日伪军3651名，缴获枪支1924支。注559

新四军挺进江南后作战的胜利和日伪的败绩极大地鼓舞了江南民气。日伪组织分崩瓦解。民众自动起来帮助新四军捉汉奸、反日探、打敌军，掩护新四军活动。新四军则抓紧时机，开展民运工作，进一步肃清汉奸敌探，收编、改造零杂游击武装，同时积极进行统战工作，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并努力建立和恢复地方政权，发展新四军实力，扎扎实实地从事根据地建设工作。此一期间，原丹阳抗日自卫总团在新四军第1支队指导下获得发展，扩建为丹阳游击纵队，管文蔚为司令。其他大部分游击武装也均愿与我军合作，共同抗日。10月，新四军第1支队司令部、政治部公布减租减息办法，得到江南民众拥护。江南敌后抗战呈现出新局面。是年底，在陈毅等领导下，以茅山为中心，包括溧阳、溧水、金坛、丹阳、句容、镇江、江宁、当塗、武进、宜兴、无锡、吴县在内的苏南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

四、新四军战斗在皖南、皖中

1938年7月1日，新四军第3支队在策应第1、2支队挺进苏南后，亦开赴皖南前线，展开于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青阳、大通，南起章家渡，北至长江的狭长地带。

由于第3支队驻地处日军长江交通线的翼侧，为日军第15、第116师团的结合部，故第3支队抵达不久，即接第3战区令，策应友军作战，担负青弋江阵地守备和袭扰敌交通线之任务。其时，溯江西上进犯武汉之敌为了驱逐长江南岸中国军队的流动炮兵以确保航运，攻占大通，转犯青阳。湾沚之敌为配合其主力在铜陵、大通沿江的“扫荡”，也于10月下旬在湾浊、凤凰闸、大洋桥一带增兵800人，准备向我青弋江阵地进犯。新四军第3支队决心保卫南陵门户青弋江，守住夫子决、马家园至西河一线，给在铜陵、青阳作战的友军以有力支援。考虑到我方是在河网地带不利地形上作战，为避免蒙受敌强烈炮火可能造成的严重损失，保证自身的机动性以对付来自水道任何方面攻击，第3支队决定采取运动防御的方式，在正面配备疏散的战斗群，在翼侧控制主力，以便对敌侧击和实施反突击。具体部署为：以第3支队第3团第3营在夫子决、马家园、十甲村一线作正面防御，以第5团第7、第9连于跑马山一带侧击进犯马家园之敌，以第8连于汊河担任警戒，以第5团和第6团各一个营为预备队驻蒲桥青弋江一线，以备反击需要。

30日，湾沚之敌500余（内有骑兵百余）分3路向新四军红锡镇阵地发起进攻。双方接触后，在清水潭激战一小时，敌伤亡百余，守军仅伤两名，在达到消耗敌人的目的后，新四军主动撤出战斗，敌占领清水潭。11月3日，敌增兵400人，兵分四路向马家园、十甲村等地进犯。第3支队在给敌以迎头痛击后，再次主动撤离。敌虽占据十甲村、马家园，但损耗惨重，元气大伤。新四军于此时集结兵力，发起反攻。敌退至红花铺。红锡镇、马家园为新四军收复。是日晚，第3支队第5团第3营在参谋长亲自率领下经崔山头袭击红杨杵。另有两支精悍小队袭击了湾沚和九里山，造成敌人极大恐慌，于4日上午将主力缩回湾沚，我乘势将红杨杵收复。此役前后历时4天，敌人伤亡300余， 中方仅伤亡32名。注560这年底，在胜利完成了青弋江阵地守备任务后，新四军第3支队奉命转至铜陵、繁昌沿江地区，继续在皖南前线担任防御任务。

与此同时，新四军第4支队则深入皖中敌后开展游击战。4月下旬，第4支队的先遣队从大别山进至巢县，与当地中共领导的地方武装汇合，转战于南京西侧合肥、全椒、和县、含山地区。是月底，第4支队主力进入皖中，展开于舒城、桐城、庐江、无为一带。5月上旬。第4支队先遣队侦悉巢湖南侧蒋家河口渡口为敌西进必经之地，且便于我隐蔽埋伏，遂决定以第4支队之先遣队配以第9团之一部在此设伏。12日，日伪军百余人果由巢县向西出动，行至运漕河西岸蒋家河口时，即遭我伏击， 被毙数十人注561，余敌狼狈窜回巢县。新四军第4支队在皖中首战告捷，受到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文嘉勉。

6月中旬，皖中舒城、桐城相继沦入敌手。为积极配合正面战场友军武汉会战，新四军第4支队在安（庆）合（肥）公路两侧积极开展游击作战。第4支队第9团于7月间以4个连兵力，袭击了无为以东运漕地区伪军，毙其50余人，俘伪副司令以下100余人， 缴获步枪150余支，轻机枪6挺。注562

9月1日，活动于桂东河西的第4支队第7团第3营两个连在安（庆）桐（城）公路上范家岗附近伏击从桐城开来的日军汽车3辆，毙敌14名，缴获步枪10支，军需品若干， 我则无一伤亡。注563

敌遭此伏击后，心惊胆战，次日公路上敌百余辆汽车通过，前由兵车开道，尔后车上皆以机枪、步枪向公路两侧作预备射击状，并对范家岗附近横直3里路以内烧杀抢掠，大发淫威。为打击敌之气焰，消灭敌有生力量以造成其更大恐慌，新四军第4支队乘敌注意力集中于范家岗之机，决定在安桐公路之另一段，即为敌忽视之棋盘岭地区设伏，打一个更大的伏击战。9月2日下半夜，第4支队特务营和第7团第3营从桂东河出发，拂晓前进入棋盘伏击区。3日晨9时许，敌汽车80余辆（内多卡车）从安庆开出，沿安桐公路北上。先头两辆驶抵棋盘岭隘口，立即被埋伏在那里的便衣班击毁。第3辆车距前两车4里多路，也被我用集束手榴弹炸翻，敌兵10名6死4伤。不多时，大队汽车接连开到，在公路上停下，前后分布约10里，新四军迅速出击，敌军200多人下车逃跑，被火力杀伤一部分，其余退至棠梨山顽抗，以机枪火力阻新四军前进。新四军官兵遂用汽油和手榴弹摧毁敌汽车40余辆。一个半小时，敌增援部队步、炮兵约300多人乘6辆汽车赶到，由公路东侧缓慢向我军包围。接着公路北面又有敌骑兵500余人向我逼来。棠梨山之敌见援军已到，也由路西向我逼近。至此，我伏击任务已完成，遂留一个班掩护主力迅速撤出战斗。是役，我毙敌70余，击毁汽车50多辆， 缴获步枪、手榴弹等不少军用品，达到了预期战斗目的。注564

敌遭我两次伏击后，更加紧了对公路两侧的戒备，每天上午出动骑兵或兵车沿公路向两侧搜索，但仍无济于事。10月间，第4支队第7团第3营一个连再次于安桐公路铁铺岭伏击敌运输车队，激战半小时，将3辆车上的敌兵29人全部歼灭。20分钟后，敌装甲汽车赶到， 我军已无踪影。注565同月，第4支队第9团第2营袭击驻守运漕的伪军，击毙50余人，生擒160人，缴获步枪、轻机枪和各式手枪194支， 我无一伤亡。注566为进一步振奋民心，展开皖中局面， 第4支队更于10月下旬攻入庐江、无为两县城，歼灭保安团队3000余人。注567第7团第2营则又一次在棋盘岭伏击了敌人的两辆装甲汽车， 击毙敌军官4名，士兵80余名。注568

新四军第4支队在安（庆）潜（城）桐（城）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无论袭击敌军还是破坏交通，连战皆捷，既牵制了日军的西犯，又极大地振奋了皖中人民的抗日斗志。当地民众积极行动起来，主动配合主力作战。第二次棋盘岭战斗后，民众帮助破坏公路，使敌人连续5天不能通车。公路沿线守敌大起恐慌，半月后，桐城、舒城、潜城的敌人自动退走。各地群众抗敌组织由是风起云涌地建立了起来。1938年11月，庐江、无为中共领导的游击队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担负皖中地区的抗战任务。主力则进一步东进，以第8团等部进至淮南铁路以东，与当地游击队会合，开展游击战争。至此，新四军第4支队经过半年多的游击作战，初步打开了皖中抗战局面。

五、新四军东进豫、皖、苏边

豫皖苏地区东起津浦路，西达新黄河，南至淮河，北迄陇海路，含豫东13县、皖北8县和苏北8县各一部，它东可挺进苏北，西部联结中原，又是大别山至豫皖平原之门户，沟通华北、华中，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徐州沦陷后，中共中央指示河南省委，立即发动党员、学生、工人深入乡村，发展敌后游击战争。根据这一指示，中共豫东特委首先在豫东地区建立了两支抗日武装：一支是由豫东特委书记沈东平以友军名义组成的第1战区自卫军第7路，约1500余人；一支是由原豫西特委书记吴芝圃以睢县、杞县、太康地方党为基础组成的豫东游击第3支队，约2000余人。为打开豫东抗日局面，7月，中共河南省委又组织一支百余人的先遣大队，由肖望东率领，由竹沟出发进入睢、杞、太地区，配合当地地方抗日武装豫东游击第3支队开展游击战争。 8月19日，这支武装在豫东张崮集歼灭伪军百余人，首战告捷。注569

与此同时，位于江苏丰县、沛县、萧县一带的抗日武装编成的人民义勇军第17、18大队袭击了敌杨楼东站和官桥据点。新四军影响得到扩大。

9月2日，中共河南省委为 “把工作重心移向豫东，开创苏鲁皖边新局面，与八路军冀鲁豫边区部队联系起来”注570，决定开辟豫皖苏边根据地，以 “不断袭扰津浦、陇海之敌及消灭土匪、汉奸武装……于最短期间中发展与壮大自己，担当起牵制敌沿大别山脉西进战略作用。在武汉失守、平汉危急条件下，有可能造成晋察冀前途”。注571河南省委决定由彭雪枫率游击队和党政干部372人，于10月中旬由竹沟抵达西华杜岗，与肖望东部、吴芝圃部会师。同月，3支部队合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吴芝圃任副司令员，张震任参谋长，肖望东任政治部主任，谭友村任副主任，辖3个大队，约千余人。同时成立军政委员会，彭雪枫为主席，以统一指导豫东工作。

合编后，部队休整半月，于10月下旬东渡新黄河向鹿邑前进，25日越过淮（阳）太（康）公路，26日抵达堂棣。27日在淮阳东窦楼与淮阳东北之戴集敌骑百余遭遇。敌由林津少尉率领向中方发起进攻。新四军则决心给以迎头痛击，以扫除东进障碍，当即部署如下：以支队直属部队控制窦楼，以第1大队之一部占领马菜园以北起伏地执行钳制任务，支队主力则对进犯之敌实施侧击和迂回包围。战斗打响后，支队一部按部署占领了马菜园与敌对峙，主力由窦楼东南向敌侧击，并取迂回包围之势，另一部则由西而东向敌靠近。 激战两小时，敌在我三面突击下不能支持，狼狈逃窜。注572窦楼战斗为游击支队东渡黄水开进豫东之处女战。初战胜利，使士气民心大振。

28日，支队渡过涡河进入鹿邑县境。在鹿邑整训后，又于11月下旬开始北征，进入睢、杞、太地区。支队在那里帮助地方政府推行政令，打击、肃清汉奸、土匪武装，进行了睢县西陵寺之役，杞县后李庄、唐郭楼之役，陈寨之战，宋庄之战等，给伪军沉重打击。睢、杞、太、商（丘）的日伪、汉奸曾试图以“扫荡”进行报复，11月28日，出动日军300余，伪军数百，乘汽车80余辆袭击我游击支队驻地，并出动坦克7辆。而我避敌锋芒， 已及时转移。敌扑一空。注573由于连战获胜，游击支队在睢、杞、太、淮地区影响迅速扩大，民众抗日信心大增，豫东抗战的基础得以奠定，并造成了进一步发展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的有利条件。

小结

徐州会战（包括豫东会战）历时5个月，是抗战前期一次重要战役，在抗日战争中具有重大影响。这次会战，中国先后投入了第5战区全部和第1战区大部兵力，计99个步兵师，6个旅，1个炮兵旅又4个炮兵团，约100万人；日军调动了8个师团，3个混成旅团，3个支队（相当于旅团）以及大量空军、炮兵、坦克部队，约25万人。

会战前期（即中国军队的攻势时期），由于中国军队在战略上处有利态势（地理环境优越，军队数量优势，日军孤军深入等），特别是采取了运动战、阵地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正确战略战术，使日本军队在鲁南（尤其是在台儿庄附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失败。

会战后期（即中国军队的守势时期），日军调集了大批机械化师团，南北6路分进合击，虽然中国军队在数量上仍居优势，但由于机动能力、火力以及训练皆不及日军，尤其是军事委员会决策上的失误（一味同日军在鲁南硬拼，忽视了鲁西和淮南的防守），导致了战略上的被动。如果不是日军兵力不足，中国军队主力几乎被围歼；如果不是施行“黄河泛滥”战术，郑州和平汉线南段以及陇海线西段差一点被日军攻占。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对徐州会战予以了直接或间接的援助。尤其是八路军陈再道、宋任穷支队在冀南，新四军陈毅支队、张鼎丞支队在苏南，高敬亭支队在皖东进行的伏击战、破袭战，有力地支援了徐州方面作战。

徐州会战的意义在于：（1）遏制了日军凶猛的进攻势头，使其在大战略上的处处被动（速战速决战略的破产）；（2）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的斗志，促进了全面抗战的深入；（3）为准备武汉会战赢得了时间。

会战期间，日军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独立作战能力很强。反观中国军队则战斗力很弱，即使在兵力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也未能将处于劣势的日军歼灭（如台儿庄战役、兰封会战）。中国军队的弊端表现如下：

（1）部队成分复杂，派系严重，常常不能协同作战，以保存实力（如韩复榘、宋哲元）；

（2）中央嫡系部队居功自傲，常常不听战区长官部的调遣（如汤恩伯），甚至为保存实力而不愿打硬仗，不能恪尽职守（如桂永清、黄杰、龙慕韩等）；

（3）各级军事机关指挥失当。蒋介石和战区长官经常越级调动作战部队，给前方造成混乱；

（4）通讯手段落后，致使各部队之间，上下级之间联系不周，情报不灵，常常贻误战机；

（5）武器装备低劣，后勤供应落后，造成给养困难，影响了士气。

第四部分　全面抗战的高潮

第15章　武汉会战前的政局

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和《抗战建国纲领》

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珞珈山召开。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居正等17人组成大会主席团，由叶楚伧任秘书长。汪精卫、叶楚伧、何应钦、王宠惠、孔祥熙分别在大会上作了政治、党务、军事、外交及财政方面的报告。

《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 “中国现正从事于四千余年历史上未曾有的民族抗战。此抗战之目的，在于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以救民族国家于垂亡；同时于抗战之中，加紧工作，以完成建国之任务。”注574强调“抗战”与“建国”并重是这次大会的基调。

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抗战建国纲领》，它计有32条，分为总则、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运动、教育等7项，是抗战初期国民党的全面政治纲领。

《抗战建国纲领》在总则中规定： “三民主义暨总理遗教为一般抗战行动及建国之最高准绳；全国抗战力量应在本党及蒋委员长领导之下，集中全力，奋励迈进。”注575在外交方面，则主张以独立自主精神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家和民族，制止日本侵略，否认日本在中国领土内扶植的一切伪政治组织。政治方面，则准备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及识见，同时加紧完成地方自治，为实施宪政作准备。军事方面，对军队实行以抗战建国为宗旨的政治训练，指导、援助各地武装人民，在各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下，与正式军队配合作战，并且在敌人后方发动普遍的游击战，牵制消耗日军。经济方面，以军事为中心进行经济建设，实行计划经济，扩大战时生产，全力发展农村经济：推行战时税制，统制银行业务，巩固法币，统制外汇，管理进出口货物，严禁奸商屯集居奇，实施物品平价制度。民众运动方面，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学各职业团体，使有钱者出钱，有力出力，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予以合法的充分保障。

《抗战建国纲领》制定之际，华北日军已进抵台儿庄，有进窥徐州之势，战争形势相当严峻。国民党自全面抗战开始以来，一直依靠政府和军队的力量进行抗战，从而导致了在华东、华北各个战场上节节失利、伤亡惨重的局面，血的教训使国民党意识到只有深入动员社会各阶层的力量，才能坚持持久作战，战争的胜负不单纯取决于武力，至关重要的是敌我双方总体国力的长期较量。国民党为争取广大民众支持政府抗战，采取了一些较为开明、进步的措施，《抗战建国纲领》的制定便是这些开明政策的集中体现，它得到了各党派的赞同。4月13日，国家社会党首领张君劢代表国家社会党致函蒋介石、汪精卫，赞扬了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申述该党主张与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在精神上并无二致，表示今后 “愿本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之意旨与国民党领导政局之事实，遇事商承，以期抗战期中言行之一致”。注57621日，左舜生代表青年党政致信蒋介石，也作了类似表示。中国共产党也一再表示拥护国民政府实行《抗战建国纲领》。4月27日，中共中央向长江局发出《中央关于国民党临全大会后的策略问题的指示》，指出《抗战建国纲领》虽有诸多不完善之处，但其基本精神与中共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是一致的。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徐州会战已经开始，武汉保卫战行将发动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为了集中权力以适应战争形势，大会改变了国民党的领导体制，确立领袖制度，设立总裁，大会认为， “自总理逝世以后，党中领导失其中心”注577，力量无从发挥，因而设总裁为全党领袖，代行总理职权，在全国代表大会闭幕期间，由总裁行使党的最高权力。大会推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总裁制的设立使蒋介石得以合法独揽党政军大权，使他成为国民党内享有至高无上权力的领袖。与中央的领袖制度相呼应，国民党的各级地方组织也采取首长制，一改过去的委员制。

大会还决定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取消预备党员制度，目的是 “训练全国青年，使人人信仰三民主义”。注5781月9日，三民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蒋介石兼任团长。

根据大会通过的调整党政关系等各项决议案，国民党加强了对全党及全国的政治控制。在党政关系上，在中央一级实行以党统政，在省与特别市一级采取党政联席的形态，县级则融党于政，全国各行政系统、军事系统等都要设立国民党的党团组织。对于各种社会团体，国民党完全控制了自治、慈善、开垦等社会团体的工作，并由党的专门机构统管农、工、商、医药、律师等职业团体的工作。

国民党确立领袖制度，强化对该党及整个社会的政治控制在某种程度上是迫于战时状态的需要，但它也隐伏着很大危害，即国民党及其领袖会利用这种在非常状态下得到的权力维护其既得利益，实行个人独裁的一党专制。

二、国民参政会的召开与全国各党派、各阶层抗日热忱的高涨

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为争取各阶层支持政府抗战，逐渐采取了一些顺应民心的政治措施。1937年7月31日，国民政府释放了沈钧儒等闻名中外的救国会七君子。八一三事变后，国民政府又在最高国防会议下设立了国防参议会，由蒋介石聘请在野党派的领导人及社会名流组成，该会具有团结各党派共同抗战的象征意义，是后来国民参政会的胚胎。9月，国共两党正式表示团结抗日，共赴国难。国民政府颁布了《修正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和《惩治汉奸条例》等。在政府的默许下，各在野党派已可以公开身份从事抗日救亡运动。

南京失守后，中国的政治、军事、交通中心已西移至武汉，各党派均以武汉为中心开展政治活动。国民政府充分意识到武汉在政略、战略中的重要地位。蒋介石指出： “武汉居长江上游，为天下之中，无论我们要控制东南和华北敌人，规复已失的领土，或保持内部与西北的联络，巩固后方的安全，我们都必须保卫武汉，固守武汉。”注5791938年3月25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要求动员全国武力、人力、财力、物力保卫武汉。围绕保卫武汉这一中心任务，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热忱迅速达到高潮。

1938年2月6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陈诚任部长，周恩来（中共）、黄琪翔（第三党）担任副部长，并到部任职。4月1日，政治部下设立第三厅，由郭沫若任厅长，厅中工作人员多为左翼著名文化人士，分别进行对国内、对日本和对国际的宣传，通过文字、歌咏、美术、戏剧、电影等各种宣传方式进行抗日动员。在抗战一周年之际，发起了武汉各界抗战建国周年纪念大会的献金运动，各界人士捐献金额达100万元。

图15.1　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在武汉

国民党全国临时代表大会召开以后，在野党派取得了合法地位，民众运动进一步开放，武汉先后出现了200多个民众抗日团体，著名的有武汉青年救国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蚁社等，这些民众团体从事抗日宣传、募捐、慰问前线将士等活动，有的团体奔赴前线进行战地宣传和服务，武汉青年救国团数千人到豫东和第5战区参加游击战，武汉成了中国抗日民众运动的中心。

1938年4月12日，国民政府根据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公布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按照条例规定，国民参政会是一个咨询性质的机关，它对国民政府有咨询权和建议权。参政员人选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定，包括各省市地区的代表、华侨代表、文化和经济团体代表，各党派人士则以各种团体的名义成为特任的参政员。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共有代表200人，其中国民党人有88人；共产党参政员计7人：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秦邦宪、陈绍禹；救国会3名参政员为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国社党6名：张君劢、罗隆基、胡石青、徐傅霖、陆鼎揆、梁实秋；青年党7人：曾琦、李璜、左舜生、陈启天、余家菊、常燕生、喻维华；第三党1名：章伯钧；中华职教社两名：黄炎培、胡厥文；乡村建设派1名：梁漱溟。其余均为无党派人士。

7月6日，第一届第一次国民参政会在汉口召开，汪精卫任议长，张伯苓任副议长，167名参议员参加会议。中共参政员除毛泽东外其余均出席会议。在短短的10天会期内，参政会通过了125件决议案，陈绍禹等提出的《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案》，获得了全体参政员一致赞同。《抗战建国纲领》成为各党派所共同愿意遵守的政治纲领。参政会上通过的重要议案还有《拥护政府长期抗战国策案》、《切实保障人民权利案》等。

国民参政会召开之际正是日军准备西犯武汉之时，中共参政员毛泽东等在《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中即指出： “国民参政会首届会议开会之际，敌人的铁蹄已走进了中州原野，江淮河汊之间也弥漫着敌人的炮火，皖赣两湖受着敌骑的威胁，武汉成为敌人急切窥觎的目标，因之，我们认为最急迫的问题莫过于如何保卫武汉。”注580陈绍禹等在会议上提出《加强保卫大武汉案》，内容分为军事、政治、经济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主张。

国民参政会是抗战时期带有政治协商性质的咨询机构，也是各党派政治上合作的一种形式。第一届参政会的召开有力地显示了中国各党派在强敌压境下的不屈意志和坚强团结。参政员虽非民选，但确实有广泛的代表性，从“建国”的意义上看，参政会的召开也是民主政治建设的良好开端。

不过，国民党在政治上的开放有其限度，而且主要是因为抗战严峻形势所迫，它仍企图继续垄断政治权力，蒋介石一度试图将共产党、青年党等消融于国民党之中，国民党临时全国大会也强调 “各界人士，不问其派别如何，尤应捐除成见，在一个信仰、一个领袖、一个政府之下，实行抗战”。注581《扫荡报》等公然宣称“欲使国家趋于绝对统一之途，必须一党专政”、“如有反对一党专政者，即无异于反对统一，即无异于破坏抗日”、“在共同信仰三民主义之下，就不应该有‘国共合作’的名词”。对于国民党不能操纵控制的民众团体，则加以弹压，1938年2月，国民党下令解散了西安文化协会、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等13个社团。8月20日，武汉卫戍总司令部下令解散武汉青年救国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蚁社等抗日团体。

三、德国停止对华军事援助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就一再要求德国召回在华德籍军事顾问，停止对华军事援助，甚至不惜以退出日德防共协定相威胁。但德国不同于左袒日本的意大利。意大利和中国之间没有重要的通商关系，中日战争爆发后，它便讨好日本，1937年11月8日公然承认伪满洲国，并停止了与中国的军火交易及军事往来。德国在中国有重大贸易利益，从1931年到1937年间，德国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比例从占4％增加到占12％。1937年，德国已是中国对外贸易伙伴中的第3名，仅次于美国与日本。在德国对外出口的国家中，中国名列第12位，日本为第20位。在向德国输入货物的国家中， 中国名列第21位，日本仅为第44位。注582据德国工业集团《1937年年鉴》所提供的数字，在所有接受德国军备物资的国家中，中国的数量占37％，居第一位。1936年德国向中国出口的战备物资价值为23748000马克，1937年则猛增至82788600马克。因而，德国对交战的中日双方一直表示它将严守中立，不为日本的要求所动。德国有两个托词，其一，若德国召回在华顾问，则苏联顾问必将取而代之，对德、日两国均不利；其二，德国的军事顾问已经不属于德国国防军成员，他们通过私人聘约直接对蒋介石负责，德国对此不承担责任。为了避免日本这个东方反共盟友在中国陷于无休无止的战争，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一度曾在中日之间斡旋，但因日本方面所提和谈条件过于苛刻而未能成功。

随着中日战局的发展，纳粹德国从其对苏战略考虑，日渐倾向日本，而日本驻德大使东乡则向德国人表示： “日本极愿在发展中国经济上与德国合作。德国商人常恐德国在中国的商业受排挤，其实那是不会发生的。”注583此言意在消除德国商人的疑虑。1938年2月5日，日本外长广田弘毅约见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要求德国承认伪满洲国，停止运送武器到中国等。2月20日，德国元首希特勒在德国国会发表演说，宣称“无论东亚在何时如何，德国本着防共立场将永远把日本视为和誉为安全的因素”，表示 “已决定承认‘满洲国’，以抛弃过去不可解之幻想政策，而尊重现实”。注5842月24日，中国政府对德国表示抗议，但除此之外并无更多表示，只想委曲求全。驻德大使程天放则认为最好让德国用书面承认不召回顾问及对经济合作继续进行， “如能办到，则我方之委曲求全，始有意义”。注585

3月间，德国停止接受中国赴德受训的军事人员。4月27日，德国第二号人物戈林不顾中德易货四年协定，禁止向中国出售武器军火。同日，德国外交部正式通知中国大使馆，德国希望撤回在中国的德籍军事顾问。德方在外交文件上正式列出24名德国军官和9名其他人员的名单，要求他们迅速回国。由于中方对德国顾问再三挽留，6月21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与总顾问法肯豪森向中国外交部次长徐谟口头声明：“如于6月23日以前，中国国民政府对于全体德国顾问之即时离华不予明白表示同意，并担保该顾问等之离华，则本大使奉令立即将所有职务移交于代办，离华返国。”并进一步威胁道： “中德外交关系之是否继续维持，或由我方予以断绝，须视关于顾问问题之以后发展而定。”注5866月28日，陶德曼奉柏林之命经香港回国。同时，在华的德国顾问接到德国外交部的严厉训令，称撤退顾问是希特勒亲自下的紧急命令，对不按照德国政府要求行动的军官将采取严厉的措施，军官违令者会被取消德国国籍，没收全部财产。在此情形下，法肯豪森总顾问遂率全体顾问于7月5日离开中国。

德、意、日侵略同盟威胁着全世界的和平。作为一个侵略行为的受害者，中国与德、意关系的恶化是极为自然的。但当时国民党内有一股势力仍愿维持与德意的友好关系，他们的动机不尽相同，主要可分为3种。一种为法西斯主义的倾慕者，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是他们心目中的偶像；一种为不讲原则的现实主义者，他们奉行多交朋友而少结仇怨的主张；另一种则别有所图，想借德意之线与日本妥协，汪精卫即属此类。他在首次国民参政会上公开支持李圣五提出的“加强德意外交案”，遭到中共参政员的激烈反对。关于中德关系恶化的影响，《大公报》在德国承认伪满洲国时便有精当的评说： “希特勒这种态度对于中国将有两种好的影响，在对暴日作殊死战时，而尚属望日本同盟者德国的援助，这本来是一种矛盾。现在矛盾解消，中国的国际政略当然走向反法西斯集团一条路……从国际全局说，法西斯集团这样采积极的攻势，才可以促成反法西斯国家联合阵线之真正成功，大势上反而与中国有利。”注587

四、张鼓峰事件的影响

1938年6月中旬以后，日军大本营集中调集兵力准备攻占武汉，但在此期间却发生了一度令日军大本营深感不安的日苏间的武装冲突。

张鼓峰在中国东北瑷春县最南端，位于苏、中、朝边境，是图们江北边的一座山峰。苏联认为国境线应沿张鼓峰峰顶，而日本则将整个张鼓山山峰视为伪满洲国领土。瑷春县当时划入日本“朝鲜军”的防卫区域。

1938年7月13日，“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大将得知苏联红军已于11日占领张鼓峰，立即向日军大本营报告： “长池附近，历来苏方即以条约规定称为苏联领土。我方查阅苏联发行的地图，亦明显看出为满洲领土，当属有争议地区。苏方擅自采取上述处置，显系非法行为。然而鉴于该地在目前对我作战计划影响不大，加以正在进行中国事变，所以不拟立即采取反击措施。本军准备由现地直接据理要求其撤退。最后万一苏方不接受我方要求时，则企图断然以实力将苏军驱逐至长池以东地区。”注5887月16日，日军大本营向“朝鲜军”司令官下达如下命令： “对张鼓峰附近苏军非法越境，朝鲜军司令官根据需要，得以在朝鲜所属之部队向国境附近集中。但行使实力须听候命令。”注589“朝鲜军”司令官遂令第19师团师团长尾高龟藏派步兵4个大队、山炮兵2个大队、野战重炮兵1个大队向张鼓峰附近的四会、庆兴、阿吾一带集中。日军参谋本部作战科认为应给张鼓峰上的苏联军队一个重大打击，以使苏军不再发生类似事件。而集结于事发地带的第19师团则锐意备战，准备给苏军一击。

7月20日，日军参谋总长晋询日本天皇时，表示要对张鼓峰的苏联红军行使武力，但天皇担忧万一引起真正的日苏战争，未予同意。

7月29日，苏联红军10余人至张鼓峰北方约2公里的沙草峰一带修筑工事，第19师团长未奉大本营命令便下令攻击苏军。下午4时，苏军增加兵力，并使用坦克夺回沙草峰。30日夜，第19师团以一个联队的兵力夜袭沙草峰、张鼓峰，加以占领。8月1日，苏军以优势的空军攻击日军第一线部队，轰炸朝鲜境内的交通设施。装备本来就差于苏军的第19师团陷入苏军优势火力的攻击中。对此，战地日军要求使用空军作战，但日军大本营鉴于中日战争正紧张进行，不敢轻易扩大冲突，直至冲突结束都未允许使用空军作战。8月2日，苏军在飞机、坦克和远程火炮的掩护下，进行大规模攻击，第19师团死伤惨重。但日军大本营连使用坦克作战都不允许，第19师团只得困守阵地不断挨打。8月6日，苏军出动两个师的兵力，使用百余辆坦克、100架飞机及炮兵对张鼓峰、沙草峰的日军反复攻击，第19师团已支撑不住。日军在中国战场上虽骄横不可一世，但在装备更现代化的苏军面前，相形见绌，当时日本如引发对苏战争，弹药的保有量不足15个师团一次会战之用。8月5日，日军大本营被迫准备下令撤出张鼓峰、沙草峰一带，退至原驻地。但这一命令对日军意味着失败的屈辱，因而迟迟未能下达，第19师团遭受苏军连续数日打击后，已实力耗尽，无力支撑。恰在此时，日驻苏大使重光葵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李维诺夫于10日午夜正式签订停战协定，日军第19师团才得以从容撤退，使日本勉强保住了面子。

在张鼓峰事件中，日苏双方投入兵力将近10万，日军死伤1440人，苏军死伤847人。在这场实力较量中，苏军动用了大量坦克、重炮、飞机等现代化武器，日军的装备相形之下不免自惭形秽以致情愿看着第19师团挨打，也不敢出动飞机和坦克与苏军正面较量。最后不得不撤出沙草峰和张鼓峰。

张鼓峰事件爆发后，中国政府非常关切，1938年7月27日，蒋介石致电苏联大使杨杰，要其询问 “张鼓峰案苏俄以后决心究竟如何？倭如提议组织划界或调查委员会时，苏俄是否接受？如其接受，则倭藉此拖延时日，且可于此会期内希图保障其安全，而抽其东北兵力侵华，待侵华告一段落，再以全力对苏，其意甚明，苏必勿受其愚，请以中意转问其当局决心如何”。注590从张鼓峰事件的影响看，它对日军进攻武汉一度起了牵制作用，但它没有发展成日苏全面战争又不免使许多中国人感到怅然。事实说明，苏联虽愿支持中国消耗日军力量，但不可能直接参加对日作战。日军通过在张鼓峰的冲突，深切感受到苏军的强大，但也觉察到苏联并无意扩大战争，因而继续进攻中国当时抗战的重心——武汉。

第16章　武汉会战

一、中国防卫武汉的战略部署

武汉为湖北省会，地处中原，水陆交通便利，素有“九省通衢”之称，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就水路而言，武汉三镇位于长江与汉水交汇处，长江从湖北境内蜿蜒东去可沟通皖、赣两省，而从宜昌溯江西上，则有巴蜀可作倚托的大后方。武汉还是铁路交通枢纽，凭借粤汉铁路和平汉铁路两大交通动脉贯通南北。武汉的工商业也较为繁盛，为华中地区第一大都会。

全面抗战开始后，由广州输入经粤汉铁路北运的各种重要战略物资经武汉中转集散，分头接济各战区。南京失陷后，国民政府宣告已迁都重庆，但优越的地理、交通条件和工商业基础使武汉成了战时中国事实上的军事、政治及文化中心。正因为如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南京失守后立即筹划以保卫武汉为中心的军事计划。

1937年12月13日，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在武昌拟订了《军事委员会第三期作战计划》，决定： “国军以确保武汉核心、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为目的，应以各战区为外廊，发动广大游击战，同时新构筑强韧阵地于湘东、鄂西、皖西、豫西各山地，配置新锐兵力，待敌深入，在新阵地与之决战。”注5911938年1月11日，陈诚受任为武汉卫戍总司令，负责筹备武汉防御事宜。

从淞沪会战至南京失守，华东战场上的中国军队主力损耗严重，编制混乱，战力大减。当时武汉至南京间的封锁线及防御体系尚未完成，长江沿线倍感空虚。不过占据了上海、南京的华东日军并未以主力乘势沿江西进，而是选择了先北上津浦路，待华东、华北日军打通津浦路、会师徐州后再攻占武汉的战略。这使中方能较为从容地部署武汉保卫战。1938年初，军事委员会判断日军将由平汉线南下，并从大别山北麓及长江两岸西进会攻武汉， “则此时由湘赣之幕府山脉至豫鄂皖境内之大别山脉……预想也为将来之主战场也”。注592鉴于南京保卫战的教训，军事委员会认为武汉三镇从地形上观察并不易守，因而 “欲确保武汉而始终保持武汉为我政治经济资源之中枢，则应战于武汉之远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是上策”。注593武汉卫戍总司令部乘徐州会战紧张进行之机，在武汉外围构筑防御工事，整理补充军队，加紧备战。

1938年5月19日，日军占领徐州，随后以3个师团兵力沿陇海路西进，准备以主力由豫东平原与皖北地区直压平汉线，席卷郑州、开封，南下信阳，与预备使用于长江方面的一个军会攻武汉。日军大本营于5月底已决定于秋季攻占武汉，并视攻占武汉、控制中原要地为压迫中国政府投降或崩溃的最大机会。当黄河决堤造成的大面积泛滥阻止了豫东日军的进攻势头，向开封、郑州方面西犯的日军主力由津浦路方面向合肥以北地区靠近，于6月初攻陷涡阳、凤台、寿县、正阳关等地，以与合肥方面的日军取得联络。日军大本营被迫改变作战路线，以主力沿长江两岸，一部沿大别山北麓西犯武汉，战略形势为之一变。武汉外围防御阵地由对北及东北正面变成单纯对东正面。中方因徐州会战及陇海路战斗失利一度濒于危急的战略态势渐趋稳定，借此喘息之机，重新布防。第5战区部队已部署于长江北岸及大别山北麓地区。第1战区主力则从6月9日起纷纷奉调南下增援，6月14日成立了以陈诚为司令长官的第9战区。这样，在武汉外围，第5战区负责守御长江以北，第9战区则守御长江以南地区，不过，位于长江北岸的田家镇等江防要塞部队仍归第9战区指挥。至7月11日，军事委员会决定集中主力于武汉外围，“利用鄱阳湖与大别山地障，并藉长江南岸之丘陵与湖泊施行战略持久”，计划在武汉外围与日军作战4个月， 以求最大限度地消耗日军有生力量。注594至此，军事委员会防卫武汉的作战总体构想已经完成，即武汉三镇为策动全国抗战的中心。其得失为国内外所瞩目，绝不能轻易放弃。鉴于武汉核心区域（包括平汉路南段和粤汉路北段）自身不易防守，因而战争主要应在武汉外围地区进行，配置有力一部在九江以东地区迟滞日军推进的速度，会战的主阵地则选择在湘鄂赣边境和鄂豫皖边界的丘陵、湖泊地区，湘鄂间边境有幕阜山、庐山、九宫山鄱阳湖之险，鄂豫皖边则依大别山脉作天然屏障。军事委员会意识到武汉保卫战 “固不能保我土地之不失，亦不妄冀歼灭敌人”注595，作战的主要意图是尽可能消耗日军力量，以利长期抗战。

二、长江沿岸的前哨战

1938年6月上旬至8月初是武汉会战的前哨战时期，日军一面派兵占领前进阵地，一面从各地集结主力准备总攻。

安庆、马当、湖口、九江均为江防要地，占领后日军便能将它们作为沿江进窥武汉的军事及补给基地。

1938年6月1日，华中派遣军命令第6师团坂井支队以步兵两个联队、山炮兵一个联队的兵力自合肥南下，以拊安徽省会安庆之背。6月以后，坂井支队因阴雨不停，道路复遭中方严重破坏，前进极感困难。不过，位于合肥西北部的徐源泉第26集团军未能阻止坂井支队前进，该路日军所造成的战略压迫形势，已令担负安庆及巢湖方面的第27集团军杨森部守军难以安枕。与此同时，日军还专门调来波田支队，充当溯江作战的先锋。波田支队原驻防台湾，适应亚热带气候作战，并且受过严格的登陆作战训练，由波田重一少将任支队长，下辖步兵两个联队，山炮兵一个联队。11日夜，波田支队在日海军20多艘舰艇输送下驶抵安庆附近江面。翌日凌晨，波田支队2000多人冒着大雨偷袭登陆，向安庆进攻，迅速占据了城郊的飞机场，杨森部第20军第146师及保安队 “未经力战，轻弃名城”注596，致使安庆于12日陷落。攻陷桐城的坂井支队得知波田支队已占安庆后，改道西南，向大别山防线的前沿阵地潜山县进发。第5战区为阻止日军西进，以杨森部第27集团军防守太湖、望江之线，以徐源泉第26集团军占领潜山以西山地，以韦云淞部第31军集结太湖附近，策应徐源泉部侧击沿潜山、太湖西进的日军，激战至18日，中国军队才放弃潜山。徐源泉部和杨森部虽有集团军的番号，实际上都只有1个军两个师的兵力，且装备素质欠佳，尤其是徐源泉部的“士兵乱放空枪，纪律废弛，敌来即退”， “自官亭撤退未放一枪，沿途拉夫扰民无所不至”注597，以致轻失安庆。徐、杨两集团军也未完成上级指示的 “最小限须固守潜山、石牌，以系马当封锁线之安全”的命令注598，连失要地，迅速导致南京到武汉间江防第一道屏障——马当封锁线危急。

马当处皖、赣之交，位于江西省彭泽县境内，距彭泽县城30公里，是重要的江防要塞。在马当江面，中国方面为阻止日舰西犯，设人工暗礁30处， 沉船39艘，布雷1600多具注599，同时毁除荻港上游至九江一线的航标。马当要塞司令王锡焘辖有马当要塞守备第1、第2营，炮兵教导第1、第2队，主要由水兵和原海军陆战队员编组而成，受第16军军长李韫珩统一指挥。当日军进窥马当之际，李韫珩仍调集各部队官长三分之二至该军的抗日学校受训，对于实际战备过于疏忽。

6月24日，日舰8艘输送陆战队800多人在东流登陆，守军第53师及第167师与日军激战后丢失了马当东面的香山、黄山、香口诸要地，日军乘胜攻向马当，马当如此重地，当时仅配置有守兵一营，加上从东方溃退下来的第53师官兵，计500多人，而每日在日军炮火中阵亡的就达百余人，急待援军解救。江防总司令刘兴和李韫珩迭电第167师师长薛蔚英率部增援马当，该师迟迟不至。26日上午，守军因连日死守，牺牲殆尽，马当要塞终告易手。27日，李韫珩奉武汉卫戍司令罗卓英之命率第16、第53、第167师反攻马当。28日克复香山等地。在马当要塞防卫战中，第167师师长薛蔚英以耽误战机获罪，被查办枪决。

日军占领马当要塞后，即分兵向彭泽县东郊的磨盘山等地进攻，29日晨进入彭泽县城，湖口、九江一带顿时告紧。30日，第9战区令第43军军长郭汝栋为湖口守备军司令官，第26师赴湖口，接替彭位仁第77师防务。7月3日，日军已用汽艇从彭泽运兵至湖口登陆。前来湖口接防的第26师尚在渡河，先头部队即与日军交火，该师官兵来自四川，系由保安队临时编成， “完全新兵，武又劣，重机枪全无，轻机枪仅及半数”注600，但在师长刘雨卿率领下仍奋力厮杀，在湖口市区进行白刃巷战，血战昼夜。至7月4日夜，第26师所剩人数不到三分之一，湖口亦告不守。第18军奉令反攻湖口不能成功。不过日本海军因中国空军活跃，在长江中的行动尚有所顾忌，且铜陵、荻港、香口一线，中方对长江日军保持侧击姿态，日军行动受到牵制。

23日零时，波田支队冒雨乘艇进抵姑塘，预备第11师竭力抵抗，击沉日军汽艇10余艘，激战3小时后，日军登陆成功。第2兵团总司令张发奎得到报告，令第15、第128师增援，务于拂晓前歼敌。可第128师支援不力，反自溃败，退往九江、星子。24日，波田支队与第106师团会攻九江，翌日晨发起总攻，驻守九江的李玉堂第8军处境窘迫，第4军欧震部虽匆匆赶至，但张发奎为防止不测事态，未将第4军投入使用。25日夜，日军蜂拥进入九江城，双方激烈巷战。26日晚，九江遂告弃守。同日，九江对岸的江防要地小池口也已丢失，长江南岸的中国军队退守星子、牛头山、金官桥、十里山一线。

九江、湖口不仅为长江之要冲，也是进入江西和湖北两省的门户。九江一带中方集结有大军数十万却败不旋踵，以致日军已进抵中国军队的主阵地。形成这种不利局面的原因主要有3个，一是由于军事当局固守九江的决心下得过于仓促，以致后勤准备不周， “前线部队白昼困于飞机轰炸，一面作工，一面运米，九江附近部队近十万，仅恃九江、马回岭小径为后方联络线，因之粮弹之补给、伤员之运送均无法实施，士兵枵腹应战，伤兵呻吟于道左，作战精神顿形颓丧”。注601二是高级将领缺乏自信心，中下级军官大多无力掌握部下，故每遇日机袭击 “多数溃散，甚有未见敌人，溃不成军者”。注602三是败于军纪不良，负责九江之役的张发奎自陈： “职由阳新徒步经瑞昌至九江时，满目荒凉，殆绝人烟，民众既失同情之心，军队自无敌忾之气。”注603

7月4日，日军大本营下达华中派遣军战斗序列，以畑俊六任司令官，下辖2个军及1个直辖兵团，担负长江下游占领区域之守备及攻略武汉之任务。负责攻略武汉的日军为第2军及第11军。第2军司令官为东久迩宫稔彦王，下辖第3、第10、第13、第16共4个师团及1个步兵旅团，约有10万之众，向合肥、舒城一带集中。第11军司令官为冈村宁次中将，下辖第6、第9、第27、第101、第106师团及波田旅团，约有125000人，以主力向九江，一部向黄梅集中。第3舰队和航空兵团支援第2、第11军作战，拥有战斗机、轰炸机近300架，兵舰100多艘。华中派遣军直辖兵团为第116师团和两个重炮旅团，守备湖口以东地区，并充作总预备队。但日军为进攻武汉须从各地抽调兵力，北抵晋绥，南达苏杭，还有的部队远在日本国内，输送集结成为一大难题。日军 “在炎烈的气候下不断经历着非语言所能表达的痛苦，如铁道船舶的长途输送，在恶劣道路上行军，耗费时日的渡河，补给严重不足，霍乱、疟疾流行等，以致野战病院中就充满了患者，并有不少人死亡”。注604日军集中如此缓慢，加上中途发生张鼓峰事件，迟至8月下旬才集结完毕，全线向武汉方向包围推进，准备采外线包围态势，分5路合围武汉。在长江南岸，一路沿南浔线南进，进击南昌。一路沿瑞武路西进，迂回武昌之南。在长江北岸则兵分3路，一路在长江沿岸作战，直接攻击武汉，一路则由大别山北麓进攻信阳，迂回汉口之北，另一路则要突破大别山，进至黄陂一线。第2军负责大别山北麓作战，第11军则担负江南及沿江作战，成为主攻部队。

7月中旬，军事委员会判明日军进攻路线后，将第9战区主力编成第1、第2兵团，将第5战区主力编成第3、第4兵团，分头迎战来犯日军。第1兵团总司令薛岳率25个师任南浔线及其两侧地区的防务，取外线之势侧击西进日军，屏障南昌。第2兵团司令张发奎率33个师担负瑞昌至武昌间长江南岸的正面防御之责。第3兵团总司令孙连仲率8个师任大别山北麓及正面防御。第4兵团总司令李品仙率13个师在长江北岸及大别山南麓之间地区布防。这样，中国保卫武汉的防卫线以长江北岸的大别山与南岸的幕阜山、庐山为基干，以信阳、罗山、潢川、固始、商城、霍山、六安、宿松、黄梅、广济、瑞昌、德安、阳新等地为据点，构成一绵亘千余里的弧形防线，该防线所在区域山湖交错、易守难攻，日军机械化武器装备的运用开始遭遇到重大困难。

三、黄梅、广济方面的作战

日军占领安庆潜山后，打开了沿江北岸西进的通道，在日军中向有精锐之称的第6师团稻叶四郎部从大别山南麓及长江北岸间的长条地段大举西犯，该路线距离武汉最近，并可在日军海空军的直接掩护下作战，不过第6师团必须通过的潜山、太湖、黄梅、广济一带地区丘陵起伏，湖沼错杂，为天然的守势地区。

早在6月22日，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就判断日军攻打武汉只能循溯江西上一途，建议军事委员会 “应充分采用内线作战原则，迅速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先于太湖、宿松、英山、广济间狭隘地带将溯江西进之敌，聚而歼之，然后转移兵力，各个击破”。注605他反对处处设防，逐次使用兵力的倾向，认为这样正面防守力量既不雄厚，侧面打击力量又嫌薄弱，不仅失去歼敌战机，反而会被日军逐个击破。显然，李宗仁试图集中兵力重创孤军突进的第6师团，重演一次台儿庄大捷。但到24日，第5战区得到日军4路攻打第5战区防地的确切情报，日军将“一由蒙城进攻阜阳，趋新蔡、汝南，南犯确山； 二由正阳关犯霍邱，趋固始、光山，南犯信阳；三由合肥犯六安，越叶家集、商城；四由安庆犯潜山，趋黄梅、广济”。注606面对日军来路甚多，第5战区免不了分头抵御，而当时，中国军队主力大部集中第9战区，第5战区兵力远不及徐州会战后期雄厚，缺乏围歼第6师团的充分实力。黄梅、广济作战开始前，李宗仁因病离职，由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代行司令长官职权。

长江北岸至大别山南麓守军以广西部队为骨干，另外还有川军、西北军等。计有廖磊部第48军、张淦部第7军、覃连芳部第84军、韦云淞部第31军、许绍宗部第29集团军（辖第44、第67军）、刘汝明第68军以及杨森、徐源泉部，各部均由第4兵团司令李品仙统一指挥。李品仙令杨森、徐源泉在潜山、太湖一带迟滞日军。6月26日，日军占领太湖城，此后即以主力移至江南支援九江、湖口方面的战斗。徐、杨两部与第1军协同侧击日军，经3天剧烈搏杀后，将日军逐往潜山东北和望江东南一带。李品仙得以指挥所部顺利地控制了潜山、太湖、宿松、黄梅一线的西北方山麓，以第68军守备宿松、黄梅正面及沿江要点，将第84军控置于广济方面。

7月25日，日舰28艘炮击小池口等68军第118师阵地，日海军陆战队在70余架飞机掩护下强行登陆4次，均被击退，阵地附近村落被炮火炸成一片废墟。26日，日军第3师团猛攻如常，守军伤亡甚重，小池口告失。8月2日，日军第6师一部由太湖进攻宿松，与第3师北进的两联队人马汇合，近迫黄梅城。黄梅、广济方面战事顿呈激烈状态。刘汝明部在黄梅城郊与日军剧战后于4日退出黄梅城。黄梅、广济为鄂东门户，北岸战事为之紧张。

8月3日，第5战区代司令长官白崇禧前往第4兵团指挥部召集师以上将领开会，决定反攻黄梅，同时加紧侧击太湖、潜山等日军据点，限8月6日行动。各部遵命而行。第68军和第84军固守黄梅西北一线阵地，第31、第7、第10军及许绍宗集团军一部从黄梅东北及太湖、潜山西北山地侧击日军，第4兵团其余主力则立即向广济一带集中。

日军第6师团北受中国山地部队钳制，西南为长江及湖沼所限，渐入困境，主力徘徊于宿松、黄梅之间一筹莫展达月余之久。在中国军队不断反攻下，第6师团后方补给线时有被切断之虞，且为对付中国军队持续的猛烈攻势不得不集中力量，收缩战线，日军遂放弃以前经太湖、宿松等地的陆上补给线，而改由小池口方面，由长江水路获得补给。8月26日，中国军队乘势克复潜山、太湖，日军向东南撤退。

8月23日，日军第11军命令第6师团进攻广济、田家镇两个要地。第6师团准备派牛岛支队和今村支队向广济方面攻击前进。28、29两日，第68军和第84军猛攻黄梅附近日军，激战两昼夜，一度逼近黄梅城。日军据险死守，并于30日以主力进行反突击，反复争夺阵地，第68军、第84军因久战不支，被迫于30日晚向广济及其西北高地转移。第6师团尾随穷追，9月6日，突破了田家寨、笔架山阵地。李品仙因总预备队使用殆尽，只能抽出两个团增援，无力挽回败局。当晚，守军各部奉命退出广济。8日，第31军发动反攻，一度克复广济，9日晨，日军增援反扑，又夺回广济。李品仙兵团反复围攻广济，直至月底。该兵团因连日恶战，损失异常惨重，在阵地上尚保持相当战斗力，继续 “勉强应战者惟第7军及48军各两师”。注607

广济失守严重影响到田家镇要塞的安全。田家镇要塞乃武汉锁钥之地，江面狭窄，附近湖泊密布，形成要塞的天然屏障，是长江要塞中最紧固、最大的堡垒。富池口要塞、半壁山炮台与田家镇要塞夹江对峙，共扼长江航路。它们的北岸有黄梅、广济，南岸有瑞昌、阳新，均为重兵把守的主阵地，掩护着它们的侧背。蒋介石即指出田家镇、富池口两要塞“为大别山及赣北我主阵地之锁钥，乃五、九战区会战之枢轴，亦武汉最后之屏障”。因而日海军虽横行长江之中，但当其陆军未能突破田、富两要塞侧背的陆上阵地时，却也奈何不得这道坚固的封锁线。广济一失，田家镇要塞侧背受敌，9月16日武穴又告失守，日军从北、东北、东南三个方向扑向田家镇。15日起，第6师团今村支队从广济南下，迂回攻击田家镇。17日，为作战便利起见，军事委员会将原属第9战区指挥的田家镇要塞守军第2军李延年部归第5战区指挥。第5战区即令萧之楚第26军、张义纯第48军、何知重第86军等协同李延年部夹攻南下日军，今村支队反遭包围，伤亡甚重，士气低落，第6师团不得不再分兵增援今村支队。28日，由武穴西进的日海军数千人乘要塞守军两师北上阻击今村支队南下之机，侵至要塞核心，飞机78架与炮百余门协同步兵围攻。留守要塞的第2军第57师施中诚部决死抵抗，直至李延年下达撤退命令才弃守阵地。日军在死伤千余人后，方于29日晚控制了田家镇要塞。李品仙兵团以主力固守广济西北山地，一部担任上巴河和蕲春间江防。而第6师团占领广济、田家镇后，已是元气大伤，华中派遣军从第116师团抽出志摩支队增援第6师团，并给第6师团补充3000名兵员。补充期间，第6师团已无力扩大战果，李品仙兵团方面的战事一时陷于沉寂。

四、大别山麓阻击战

当李品仙兵团在黄梅、广济一线与日军第6师团等胶着之际，华中派遣军第2军于8月22日开始从合肥等地大举西犯，一路企图沿大别山北麓直冲信阳，沿平汉线南下武汉，一路则准备突破大别山，进犯鄂东黄陂一带地区，策应第6师团等部作战，从东北地区进窥武汉，完成对武汉的战略包围。

六安、霍山位于大别山东麓，当鄂豫皖三省要冲，日军欲沿大别山麓西犯，必先侵占六安、霍山。故此，第5战区第3兵团总司令孙连仲奉命率部进驻商城，迎战来犯日军。孙兵团下辖第77军冯治安部、第51军于学忠部、第71军宋希濂部、第30军田镇南部、第42军冯安邦部等，计13个师、1个独立旅，战斗员约10万人。面对日军第2军4个师团，孙兵团显得兵力单薄，但当时第5战区长官部显然更关注第6师团的动向。8月25日，代司令长官白崇禧虽注意到了日军将沿大别山北麓西进的种种迹象，还是判断日军 “北岸主力仍在黄广方面……六安、商城迂回过远，霍山则地险粮缺，六霍方面不过支线作战而已”注608，况且黄、广方面战事方酣，第5战区兵力不敷分配，只能调原驻扎在信阳一带休整的第59军张自忠部前往潢川一带布防，第17军团胡宗南部则在信阳、罗山布防，呼应孙连仲兵团作战。

8月23日，日军先头部队200余人出现在六安城东士里铺一带，遭到第51军牟中珩师的抗击而退往金官。27日，第10、第13师团主力由合肥出发，准备首先占领六安、霍山，然后控制潢川、商城一线。28日，日军发动全面攻势，攻击的第10师团第一线兵力增至3000人，激战一昼夜后，第51军退出六安城，撤至河以西阵地。29日，第13师团已占领霍山。其后，第10师团向固始、潢川方向进攻，第13师团则指向叶家集、商城方面。

大别山北麓的公路东自六安、合肥，西达潢川、信阳，其间富金山至峡口段最为险要。第5战区欲在此阻敌西犯，将精锐的宋濂部第71军3个师配置于峡口以东，叶家集以西地区，并以富金山这一天然堡垒为主阵地。同时，将擅长防守的孙连仲第2集团军第30军田镇南部两个师配置在侧翼协助第71军防守。

9月2日，第13师团渡过史河，占领了叶家集，直逼石门口、富金山一线，宋希濂指挥第88师由富金山北侧向东出击，协助正面防御的第36师反击，稳定了阵地。5日拂晓，日军猛攻富金山、石门口主阵地，6日午后，富金山三面受敌，第三峰一度被日军占领。第36师师长陈瑞珂亲率预备队猛烈反击，才将日军击退，双方在半山腰对峙。日军第2军见战事停滞，急调第16师团和10师团一部增援。至11日，日军援兵大至，守军战况渐形不利，富金山800高地主阵地受到围攻，拂晓时，第36师与第51师阵地的结合部被日军突破，第36师师长率余部作最后的反攻，但此时该师仅剩800余人，已是力不从心，黄昏时分丢失了富金山最高峰。9月16日，第16师团等占领了商城。

日军第13、第16师团以两个师团之众，在富金山被阻10天，死伤数千人，尸体皆 “运叶家集焚化，臭闻十余里”。注609第13师团有的步兵中队中剩下40多人，大队长、联队副官以下等级的军官伤亡甚重。守军第71军官兵也于此役中阵亡2618名，受伤12401名。

当第13师团受阻于富金山时，第10师团北犯固始，从寿县、凤台一带抽调的3000日军由正阳关溯淮西上，与第10师团遥相呼应。防守固始的中国第71军一个团节节抵抗，但因骑兵旅增援未及，9月6日丢失了固始，日军主力得以沿固始—潢川公路西犯潢川，遇到张自忠第59军的全力抵抗。日军进展缓慢，推进至潢川城下时，便以密集炮火攻城，并大放毒瓦斯，全城毒气弥漫如烟。但第59军将士“自军团长以次，莫不身先锋镝，抱必死之决心，巷战肉搏，迭行逆袭”， “倭尸累积、濠水尽赤，我虽伤亡亦重，然率达成守至23日（18日）之任务，良足矜式，该部师长刘振三中毒两次，犹不稍却，尤堪嘉尚”。注61018日，潢川始陷。20日，光山也落入日军之手。

日军第2军进抵商城、光山一线后，继续兵分两路，北路的第10、第3师团从光山、潢川继续西进，向罗山、信阳攻击，试图遮断平汉路，南下武汉。南路日军为第13、第16师团，由商城转而南下，攻击沙窝、小界岭，力求突破大别山正面防御阵地，走捷径出武汉东北方，协同在长江北岸进展困难的第11军第6师团作战。

9月16日商城失守后，第16师团即有南下之势；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顾虑到大别山核心根据地的安全，令田镇南第42军、冯治安第77军等部在商城以西以南山地占领阵地，在沙窝、新店一线遏止日军南下。27日起，第16师团会同第13师团先后沿商城、麻城间公路南下。孙连仲第2集团军在打船店等线节节抵抗，宋希濂部第71军原应调至后方整补，但因前线兵力单薄，战况紧急，只得裹创再战，在小界岭等处层层设防。孙、宋两部密切协同，利用山岳险要地形，长期顶住了日军频繁的进攻，使其两个师团兵力局促于崇山峻岭间动弹不得。日军在200多公里的行程中受阻月余之久，伤亡惨重，日方自己承认已陷入苦战，死伤达4500人。中国守军也付出了重大牺牲。10月10日，第71军3个师仅余4个团，而第30军除工兵、通讯兵外，战斗员不及3000，其中第30师只剩下160多人。13日，徐源泉部奉命接替第30军的防线，但仍难支撑下去。战至20日，阵地已处处空虚，时时有被日军突破之虞。22日和24日，第13、第16师团先后突破田镇南、宋希濂、徐源泉等军阵地，通过小界岭，进入湖北省境，25日、26日，分别占领了宋埠、麻城等地。而此时，武汉已经失陷了。第13、第16师团的动作显得非常迟缓。正如宋希濂日后所言，防守沙窝、小界岭一带是 “保卫武汉整个战局的关键，因为日军如突破小界岭防线，越过整个山脉，便可沿着公路西进，占领花园，直逼武汉”注611，从而影响整个战局。

北路方面日军，第10师团由潢川、光川一线西犯罗山，9月17日与胡宗南第1军在潢、罗之间的竹竿铺交战，遇到守军坚决抵抗，伤亡较大。20日，第10师团主力冲过竹竿铺，乘势攻占罗山，一部更深入罗山、信阳间的五里店，受到配备有重炮、坦克等重型武器的胡宗南第17军团的强有力反击，胡部从西、北、南三面猛攻日军数日，致使日军死伤数千人，退回罗山待援。10月2日，第3师团主力推进至罗山，协助第10师团攻击信阳，并企图歼灭胡宗南部。11日，迂回到信阳南的第10师团主力遭到胡宗南部和孙连仲部的夹击，死伤2000余人。第10师团由于沿途受到重创，每个中队已不及30人。12日晚，胡宗南未经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批准，擅自放弃信阳，平汉线被切断。

信阳为平汉路重镇，北部为河南大平原，南方则是丘陵起伏的地带，距其南方42公里处有著名的三关险要，武胜关居中，东侧的九里关和西侧的平靖关与它互为犄角。桐柏山绵延于关隘之西，大别山横亘于三关以东，只有平汉铁路两侧为平坦通道。日第2军为乘势消灭第5战区主力，令第3师团一部确保信阳附近，而第10师团等主力昼夜兼行，向武汉西北方的应山、安陆、花园等地突进，企图与第6、第13、第16师团合围平汉路以东的第5战区部队。24日占领了应山，26日又占领了安陆。平汉线方面的中国防线因胡宗南全军擅自放弃信阳，并退往信阳西北，造成正面空虚，全线为之震动。因为日军如迅速从应山、安陆南下，则所有在东北一线作战的第5战区部队均将处于日军包围圈中。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当即命令各部队迅速向汉水以西地区撤退。罗卓英的武汉卫戍部队与刘汝明的第68军等部则在三关一线与日军反复争夺，依据有利地形，迟滞日军南下，掩护平汉路东部队撤退。直至10月28日，日军才完全控制了平靖关和武胜关，完成了包围圈，给尚残留在路东的第5战区部队西撤造成混乱和损失。但日军因兵力不足，网眼过大，路东的中国军队仍能分散退往平汉路西的桐柏山和大洪山等地。

五、南浔路大战

九江及鄱阳湖西岸的西、南地区为通往武汉及南昌的门户与主要通道，也是第9战区屯集重兵的主阵地。7月25日，第9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断定日军占领九江后， “当以舰队溯江西犯，其陆军则以主力向瑞昌，趋武昌，以有力之一部，最少当在一师团以上经德安趋南昌”。注612他意识到第9战区部署上的弱点，即虽在九江附近已集了20多个师， “但均注意于沿江沿湖之守备，处处薄弱，敌仍可随时随地强行登陆，又因防广无法控置机动部队，对情况变化每感应付之困难”注613，电请蒋介石是否能集中兵力给日军一次打击。次日，蒋介石即表示 “决在德安瑞昌一带与敌决战”。注6148月5日，第9战区拟订会战计划，决定以一部配置沿江各要点及南浔路，尤须固守田家镇要塞，以主力控置于德安、瑞昌以西及南昌附近地区，侧击深入之敌，并在任何情况下争取处于外线地位，确保机动自由，至万不得已时，以卫戍部队固守武汉， 而将主力转移于武汉外围地带夹击敌人而聚歼之。注615第1兵团薛岳部担任南浔路正面（九江—南昌）屏障南昌，侧击西进日军。第2兵团张发奎部负九江、瑞昌一带防御作战之责，保卫武汉，并掩护南浔正面的西侧翼。

日军占领九江后，主力暂时移至江北，南浔路上的日军为第10、第106师团，由后备役编成，战力稍弱于其他日军师团。7月27日，第106师团由南浔路正面南下，猛扑狮子山、张家山阵地，来势颇为凶猛。

8月1日，第1兵团总司令薛岳受命全权指挥南浔路作战，率第70军李觉部、第8军李玉堂部、第4军欧震部、第66军叶肇部、第29军陈安宝部、第74军俞济时部、第64军李汉魂部、第26军王敬久部、第32军商震部、第18军黄维等部迎战来犯日军。第1兵团的防守区域恰似一个等腰三角形，顶点是九江，底边是修水河。九江弃守后，金官桥庐山北麓一线接近顶点，是最短的防御线，愈向后退，正面愈广大，就愈不易防守。

8月6日，第106师团首挫于处于南浔正面的金官桥阵地。联队长田中圣道被第70军将士击毙。8日，第106师团再受挫于第8军赵锡田师，阵亡两名大队长，第145联队损失过半。在金官桥等坚固阵地前，第106师团屡遭挫败，一筹莫展。8月中旬，整个师团的中小队长伤亡近半数，战斗力和士气大为低落。日第11军司令部因从南浔路正面强攻不下，乃调第101师团从东侧助攻，企图由星子方面，沿德安—星子公路直趋德安，迂回中国军队右侧，切断南浔路。

8月19、20两日，第101师团在鄱阳湖西岸的星子登陆，与中国第25军第53师冷欣部激战，试图侧击德安、隘口，截断南浔路正面中国守军的后方联络线。冷欣部奋勇迎战，终因独力难支，连失星子、玉筋山，23日退保庐山东侧的东、西孤岭，这两处险要钳制着德星公路。第66军叶肇部在隘口、黄塘铺之线布防，并协助第25军挡住了日军攻势。

南浔阵地的西侧翼开始出现漏洞。24日，瑞昌方面的日军第9师团丸山支队向第30集团军王陵基部守卫的岷山阵地突然发起攻击。王部战力甚弱，连失鲤鱼山、笔架山、新塘铺等要地，制高点全陷敌手。9月1日晚，第74军第58师急赴马回岭以西阻敌向南浔线突破，未能成功。薛岳深感西侧背威胁太大，令第51师、第58师和第90师夹击丸山支队。第9战区长官部也调第18军黄维部沿瑞昌—武宁公路紧急向西增援，协同消灭该路日军。但第58师未能顶住日军攻势。9月3日午，丸山支队进入马回岭。不久该支队调至瑞昌方面，第106师团接守马回岭。马回岭失守使南浔正面大军不得不忍痛放弃坚守月余的阵地，退至德安以北的阵地，重新稳定了战线。

与此同时，沿德安、星子公路向西南突进的第101师团在攻占玉筋山后，直趋章恕桥，与牛屎墩日军遥相呼应，钳击东孤岭。9月5日深夜，日军终于攻陷东孤岭，不过伤亡十分惨重，第101联队长饭塚国五郎大佐毙命。

东孤岭为南浔右翼阵地的依托点，也是西孤山的屏障，日军占领东孤岭后，处于居高临下的位置，造成西孤岭和隘口方面中国守军作战困难。但防守西孤岭的第190师苦战8天，击退了日军20多次猛攻，顶住了日军进行的6次毒气袭击，直至侧面的烂泥塘、鸡笼山均告失守，预备队全部用尽，陷入三面被围的险恶形势下死守不退。迟至12日晚，日军才掌握了西孤岭。隘口告急，第29军军长陈安宝指挥第79师与40师负责守御，战至27日，第101师团师团长伊东中炮负伤，日军锐气大挫，攻势陷于停顿。

第11军司令部对南浔路方面迟迟无进展甚为焦虑，策动了一次大迂回行动。9月20日，令第106师团除留一部警戒马回岭一带外，以主力突破五台岭， “迅速进入德安西南地区，从侧背攻击德安周围之敌”注616，以求转变战况。第106师团奉命行动，官兵只携带了6天食粮，悄然而进。9月29日，已进抵万家岭，受到中国第9战区所属第4军和第85军、第91军的东西夹击，后方补给线也被截断。由于第106师团冒险突进至南浔路和瑞武路中国军队主力之间，薛岳决定先以全力消灭这股心腹之患，遂从瑞武、德星、南浔3个战线抽调第4军、第74军、第66军、第64军、第32军、第72军等合围第106师团。10月6日晚，援军纷纷赶至，开始攻击。第66军克石头岭，第74军猛攻长岭、张古山，争夺至为酷烈，互相近距离投掷手榴弹，继之以白刃战。双方都死伤累累，无法取得决定性进展。10月8日，日第11军司令部发现第106师团已陷入绝境，慌忙派飞机空运弹药粮秣救济第106师团，并狂轰滥炸中国军队阵地。在箬溪附近的第27师团也奉命派铃木支队向东南急进，救援第106师团，第1兵团只得抽出围攻部队，阻击日军援军。隘口方面的第101师团为牵制中国军队，自10月7日起，不顾一切地向第29军阵地发动攻击，守军因激战经月，大量减员，9日弃了隘口。由于蒋介石急切希望薛岳部能在10月10日前解决万家岭被围日军，9日，薛岳下令各师选派敢死队数百名合力攻击，当晚将万家岭、雷鸣鼓等地占领，残余日军凭借田步苏、箭炉苏据点工事死守待援。该夜，叶肇、欧震两部就缴获轻重机枪50多挺、步枪1000多支，俘虏日军30余人。在万家岭的包围战斗中，薛岳兵团毙敌3000，伤敌更众。不过，薛岳也意识到 “此次敌迂回作战之企图虽遭挫折，但我集中围攻，未将该敌悉数歼灭，至为痛惜……对我有利时期已过，各部苦战，伤亡过重，战力几无”注617，在继续围攻残存日军的同时，各部于12日后奉薛岳之命转入防守态势。铃木支队逼退了甘木关一带的中国守军，与第106师团残部合流，使该师团免遭全军覆没的命运。

攻陷隘口后的第101师团会同南浔路正面第106师团一部南犯，第27师团则由西北向德安压迫，德安位置顿形突出。10月27日下午，日军冲进德安城，与第139师守城部队发生巷战，28日，日军完全控制德安。为避免与日军背水作战，薛岳下令所部退至修水南岸，与日军隔河对峙。

南浔线上的战斗是中国军队利用庐山等山区险要地势抗击日军的杰作，也是日本军部在武汉会战期间最感到不安的一条战线。从星子至德安仅30多公里，从8月21日日军陷星子后，整整花费两个多月时间才占领德安。日军每占一座山头都花费极大的代价，结果该方面日军不仅未能达到占领南昌的预定目标，第106师团在万家岭地区还差一点全军覆没，直到武汉失守两天后，南浔路日军才推进至德安，此后沿修水与中国军队对峙长达半年之久。

六、瑞昌及其以西地区作战

瑞昌及其以西地区由第2兵团负责防守，兵团司令张发奎下辖第30集团军王陵基部4个师，第3集团军孙桐萱部3个师、第31集团军汤恩伯部7个师和第32军团关麟征部4个师，主要负责防御日军西犯武汉。向瑞昌及其以西地区西犯日军为第9、第27师团及波田旅团等，试图迂回武汉以南，切断粤汉路。

8月8日，日军开始在瑞昌附近江面扫雷，11日，波田旅团第1联队在港口登陆，占领了望夫山、平顶山。奉命防守瑞昌附近地区的是从山东转战而来的第3集团军。该集团军总司令孙桐萱责令第22师第64旅及师直属部队全力反攻，一时又将日军压缩回港口。12日下午日军再兴攻势，丁家山、马鞍山等失陷，第22师退守蜈蚣山一线，此时，第52军关麟征部第2师已推进至瑞昌西北的大脑山、笔架山、拱山岩地区，协助孙桐萱部作战，但仍未能遏止日军的攻势。15日，日军登陆大树下，守军退至朱庄。22日，第9师团主力增援，会同第106师团一部及波田旅团全力西攻，孙部抵挡不住，于24日下午放弃了瑞昌城。至此，第3集团军已伤亡严重，而且该部官兵大都来自北方， “队伍初到长江附近，水土不服，官兵患病者近三千五百员……患病减耗战斗员甚于战场之伤亡”注618，因而调至后方整补。24日，日军丸山支队由瑞昌南下，轻易突破了第30集团军在岷山一带的防线，突向马回岭，致使南浔线上的中国军队感到侧背受敌。27日，关麟征第52军主力进至瑞昌西北，阻止日军西进，31日晨，关军乘日军立足未稳，向瑞昌西部的大郊山反攻，歼灭日军千余人。瑞昌以西山地连绵，利于防守，加上丸山支队南下协助南浔方面作战，瑞昌方面的日军攻势顿挫。9月7日，丸山支队从马回岭调回瑞昌，11日，会同第9师团的西北沿江进犯，主力企图突破瑞昌西部山区，分别指向阳新、武宁，一部则沿长江南岸西进，攻占码头镇、富池口等长江要塞，以协助日本海军排除长江中的阻塞工程。交战双方在瑞昌—马头镇、瑞昌—武宁、瑞昌—阳新这3条战线上同时激战。

在长江南岸，日军波田旅团于14日占领了马头镇，16日开始攻击富池口要塞。第18师将士凭借险要地形与要塞坚固工事，与日军血战一周，战至23日，第18师师长李芳郴丧失战意，不顾张发奎令其坚守的命令和下级军官的劝阻，丢下部队，星夜弃职潜逃，富池口要塞遂于24日失陷。10月4日，日军以兵舰20多艘、飞机70多架，联合田家镇、富池口两要塞的火炮轰击半壁山，继以700多士兵登陆强攻，第193师守兵两营除10多人生还，其余均战死。自田家镇、富池口要塞失陷后，江面封锁力量不足，道士袱以下江岸边，重炮运动不便。日本军舰可毫无顾忌地长驱深入，海军陆战队在各处随意登陆，使守军难以防范，会战已临最后阶段。17日，日军猛炸石灰窑，甘丽初第6军伤亡奇重而退，18、19日，阳新、黄石港先后落入日军之手。波田旅团、高品支队等日军因在江岸平地进攻，且能得到日海军的火力支持，进展较速，相形之下，在瑞昌—阳新及瑞昌—武宁的日军因在山地作战，进展非常迟缓。

9月11日拂晓，第9师团开始攻击瑞昌以西汤恩伯集团军防守的山岳阵地，其左翼部队于夜间攻克了仙女池高地，而右翼部队则因汤恩伯集团军在瑞昌西北的和尚脑及大阳寨顽强抵抗未有进展，13日始占领大阳寨。中国军队利用险要地形，逐次抵抗。22日，第9师团进入木石港东南地区，向排市、辛潭铺方向推进，汤恩伯部退至富水河南岸继续阻敌前进，并不时发动逆袭。10月8日，第9师团渡过富水河，向三溪口前进，遭到周福成第53军的抗击，攻势陷于停顿。在波田旅团的支援下，第9师团于17日突破三溪口以东地区，翌日攻占了阳新。

第27师团于9月16日开始沿瑞昌—武宁大道发起攻击，占领了横港等地。25日，得到第106师团佐技旅团增援的第27师团开始攻击大屋田村西南方高地及白水街附近，威胁武宁、德安。第14兵团司令薛岳抽调预6师、第60师等6个师兵力占领乌纱岭、白水街、麒麟峰等阵地，薛岳亲至白搓督战。同日，麒麟峰发生激战，预6师吉章简部顶住了日军攻势，并在第60师陈沛部的协同下重创日军铃木联队，守军伤亡团长杨家骝等官兵700多人。27日，日军占领了麒麟峰，但仍被限制在扬访街以北、西崇山以东、昆仑山以北地区，未能进展。至10月1日，第27师团进占天桥河附近，5日占领箬溪。然后留下佐技旅团，主力西进，向辛潭铺方面进犯。但因万家岭第106师团告急，第27师团因忙于分兵援救，延缓了西进速度，至18日始渡过富水占领辛潭铺。

日军占领阳新、辛潭铺后，波田旅团向大冶、葛城、武昌方面进发，第9、第27师团主力则准备切断粤汉路。

七、武汉弃守

10月中旬，长江南北日军均已逼近武汉，会战已届尾声。

军事委员会鉴于困守南京的惨痛教训，自始即无以主力死守武汉三镇的打算，试图根据武汉外围战的情况决定撤离武汉的日程。根据陈诚的回忆： “武汉撤退时机最初决定8月底，后改为九一八，又改为9月底、双十节，直至10月20日领袖尚在武汉。”注619撤离武汉计划的多次变更，既表明蒋介石的战略决策缺乏坚定性与连贯性，也说明日军向武汉缓慢推进的速度出乎中方意料。9月29日田家镇要塞失守后，军事委员会放弃了以罗卓英的武汉卫戍部队死守武汉三镇的计划，10月中旬开始部署撤退事宜，武汉的民众已开始疏散，政府机关及重要工业设施等迁往湖南、四川等地。21日，广州的沦陷更使军事委员会决定尽快结束会战。24日，中国守军全线总撤退，第9战区的主力向湘北和鄂西转移，第5战区的主力向平汉路以西的汉水沿岸及大洪山区。整个武汉只留下一个旅作象征性的抵抗。

长江南岸日军为迅速占领武汉，以波田旅团、高品支队等部向武昌方面速进，张发奎兵团则竭力阻击，以求在10月底之前确保金牛、通山、鄂城之线，以便大军从容南撤。20日，波田旅团控制了已被日军飞机炸成一片焦土的大冶，22日占据了鄂城，24日起攻击距离武昌西南30公里处的葛城。同时，日军第9、第27师团则力求切断粤汉路，以准备围歼第9战区主力，但遭到配置在金牛以东太平塘亘梁子湖一线中国军队的阻击，至26日始占领金牛。其后，第9师团经金牛至贺胜桥，第27师团则经金牛向贺胜桥、武宁之间前进，目标均为切断粤汉路。

长江北岸，第10、第3师团已于10月12日占领信阳，切断了平汉路，至24日已进至汉口西北的应山等地。翻越大别山的第13、第16师团则于24日通过小界岭，进入湖北省境。日第11军为与第2军取得协调，催促在广济附近休整的第6师团向汉口方面攻击，10月17日，补充尚未完毕的第6师团勉强向西攻击，但因当时中方已决定放弃武汉，该师团的攻击便异常的顺利，22日占领了上巴河，24日晚已攻占汉口以北约30公里处的黄陂。

10月25日，第6师团突破汉口市郊戴家山守军阵地，于夜间率先闯入汉口市区。次日晨波田旅团攻陷武昌。27日，高品支队进入汉阳。至此，武汉三镇均已被日军踏于铁蹄之下。

日军占领武汉后，以主力追击围堵全面撤退中的第5、第9战区军队。在鄂南地区，10月27日，第9师团进入贺胜桥地区，切断了粤汉线。同日，第27师团在成宁东北的仙桃镇截断粤汉路。29日占领咸宁。30日，第11军下令第27师团 “应经沿咸宁、汀泗桥地区向崇阳以南地方继续进行追击，第9师团应沿粤汉线地区向岳州追击”。注620日军11月3日占领嘉鱼，6日占领崇阳，9日攻占通城，11日夜间攻占了岳阳。第9战区部队经历了数月的长期战斗，已是疲惫不堪，士气不振，只得且战且退。幸好日军因兵力有限无法继续扩大战果，最后双方遂在岳阳、通城以南新墙河南岸亘修水一线形成对峙局面。在鄂北地区，日军10月24日占领应山后，28日又占领安陆，控制了河口镇—花园—安陆公路的西端。30日，日军占领应城，11月4日，又占领了皂市，控制了中国第5战区军队向西撤退的战略要点，但日军封锁线的网眼过大，第5战区除留下第21集团军廖磊部在大别山区游击外，其余各部都先后陆续退至平汉路西，并沿信阳、应城、安陆、云梦、花园、孝感、皂市之线与武汉日军对峙。从武汉撤守的全过程看，中国军队撤退尚是有计划的，但撤退的时间略有迟缓，以致在撤离中秩序稍有紊乱，造成一定损失。

武汉会战从安庆失守算起到武汉失守为止时间长达4个半月。论地，它不像淞沪会战局促于长江三角洲一隅之地，而以广阔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淮河流域为战场，包括江西、安徽、河南、湖北4省。论兵力，日军投入12个师团，前后补充数次，人数达40万之众。当武汉会战告终时，日本投入中国内地的师团多达26个半，国内只留下1个近卫师团， 还准备必要时来华作战。注621而中国相继投入会战的部队有120多个师，伤亡达25万人，这是中国近现代军事史上第一次在如此广阔的地域上，调度如此庞大的军事力量协同作战。它是抗战初期国共关系融洽、全国各阶层一心一意支持武汉保卫战的结果。

在武汉会战中，中国军队处于内线作战，而日军处于外线作战，当然这种内线外线之界限是时有变化的。日军在训练、装备、火力及海空军方面均占有巨大优势，中国军队的优势主要在兵员数量方面。但日军实行征兵制，补充迅速，而中国军队一旦造成人员损失，暂时便无法恢复战斗力。军事委员会决定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四郊，将主战场置于武汉外围，即豫鄂皖边区和湘鄂赣边区，利用崇山峻岭、起伏的丘陵及湖泊为天然屏障以弥补自己不足，与优势日军周旋，战略指导基本正确，从而能在富金山、大别山、万家岭、金官桥、田家镇等处重创日军，获得良好战果。武汉会战中，日军未能歼灭一个中国完整的师，但它的第106师团却几乎在万家岭全军覆没。毋庸置疑，武汉的丢失标志着中国军队已在武汉会战中失败，从会战的结果看，中国的损失相当严重，兵员伤亡为日本数倍，大量武器装备被毁坏，丢失了平汉、粤汉这两条最重要的交通线，交通运输枢纽被日军掌握，富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被日军占领破坏。但从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来看，武汉会战则是抗日战争的一大转折点，1938年10月31日，蒋介石在《为放弃武汉告全国同胞书》中指出： “我国抗战之根据，本不在沿江沿海浅狭交通之地带，乃在广大深长之内地……盖抗战军事胜负之关键，不在武汉一地之得失，而在保持我抗战持久之力量。”注622武汉保卫战严重消耗了日军力量，在这场大会战中，日军死伤近10万人，加上病患者计达15万人。随着战火蔓延到武汉一带，日军兵力已不敷分配，战略进攻势头大大减弱，从而使抗日战争迎来了战略相持阶段。

第17章　闽粤作战

一、日军侵夺厦门及闽粤沿海岛屿

闽粤海岸线绵延约3000公里，握有绝对制海、制空权的日军利用台湾、澎湖列岛为基地，可在中国沿海各地随意择要登陆，使中国在这漫长崎岖的海岸线上防不胜防。但就整个战局而言，除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战略位置相当重要外，这一带地区陆上交通甚为不便，难以运用机械化大兵团作战，而且与中原要地相隔遥远，战略影响甚微。抗战前，国民政府军事当局估计日军只会在广州、厦门、汕头、福州等重要城市进行登陆作战，其主要意图有二： 一是截断中国海上补给线，使中国难以获得国际援助而窒息灭亡；二是分散和牵制中国兵力，配合主力在华北、华东和华中作战。注623

全面抗战开始后，1937年8月24日，日海军第3舰队司令部宣布封锁上海至汕头以南的中国沿海，出动海军航空兵轰炸漳州、福州、广州等城市，屠杀毫无防御能力的无辜平民。

闽粤两省属第4战区，由参谋总长何应钦兼任战区司令长官。1938年3月，广西的梧州、南宁、龙州之线以南地区也划归第4战区，以便统筹海疆防务。

福建省与台湾、澎湖列岛隔海相望，日本得陇又望蜀，早想染指福建，而厦门正是侵闽的桥头堡。厦门日侨于1937年8月中旬撤退，日本领事也下旗回国。10月26日，日军侵占金门县，得到了进攻厦门的跳板。福建省主席陈仪急调驻厦门的粤军第157师收复金门，该师师长黄涛表示此事须征得第4战区副司令长官余汉谋同意。陈仪遂求助于蒋介石。28日，蒋介石电令余汉谋速派第157师收复金门。跨海作战风险很大，粤军对此事并不热心，收复金门一事也就不了了之。1938年1月中旬，第57师宋天才部接替粤军在厦门的防务。

1938年5月10日凌晨，日机18架配合第14舰队舰艇12艘对厦门之何厝等地反复轰炸，中国守军防御工事被摧毁殆尽。日陆战队2000余人登陆，由海军少将大野一郎指挥，何厝、江头等相继失守。第57师增兵反攻，毙敌百余人。午后，日军增兵千余人，并以飞机、舰炮轰击守军阵地。第57师伤亡甚重，第一线部队的军官就已损失了三分之二。11日，中方从漳州调来两营增援，将敌逐至江头。日军又向白石炮台、胡里山猛攻，第57师副师长韩文瑛力战负伤。陈仪见“侵厦之敌陆海空军协同围攻我57师，韩旅及地方团警伤之奇重，厦门情势难挽回”，要第57师宋天才 “密令该地军警于不得已时乘夜撤退，并将各炮台、炮及水电设备务予破坏”。注62411日，日军推进至中山路、大同路、厦门港一带市区，与守军激烈巷战。12日，守军撤至厦门岛北部，市区沦陷。日机狂轰东南著名学府厦门大学，整个校园被炸成一片废墟。守军乘着夜幕全部退出厦门。

广州沦陷之前，日海军在闽粤沿海已占领了厦门、福州口外的马祖岛， 厦门附近大小金门、汕头外的南澳岛、东沙群岛及其他岛屿。注625这不仅实现了封锁中国东南沿海的企图，同时也为日后南进埋下了伏笔。

二、日军登陆大亚湾，粤军轻失广州城

广州在上海失守后成为中国对外联络的最重要港口。它临近英属香港。广州湾是法国租借的水域。日本顾忌英法，在此作战不能不有所克制。

早在1937年12月，日本就准备攻克广州，舰只已齐集福建沿海一带。因日本空军炸沉英美在长江中游弋的军舰各一艘，引起英美两国政府的强烈反应。日本海军担忧此种情形下再在英美殖民地的大门口作战会引起事端，临时中断了登陆计划。已箭在弦上的日军竟悻悻然罢兵而去。中国仍能由广州从国外源源输进生活用品和战争物资， 粤汉线成为一根重要的输血管，这条铁路从抗战发生到广州沦陷计运兵200余万，物资54万吨。注626

1938年5月底，日军大本营决定攻占武汉，并计划同时占领广州。因考虑到运输器材不足和避免分散兵力，决定等攻占武汉后再进攻广州，切断中国最重要的海上补给线。当时中国军队军火补给80％通过广州北运。但日本华中派遣军在武汉会战中遇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进展迟缓。因而，为切断粤汉路、瓦解武汉方面中国守军的士气，进行广州作战对日军便变得非常迫切。恰恰在1938年9月，英法在慕尼黑会议上出卖了捷克，对纳粹德国一味退让。日本军方看透了英国的色厉内荏，乃于9月7日作出了攻占广州的决定。

日军忙于备战，可国民政府军事当局并不相信日本会冒干犯英国脸面之险与军事战略上分兵之嫌而在广东另辟战场。1938年9月7日，广东省长吴铁城向重庆密报日军在攻打武汉的同时， “拟同时进犯华南，其登陆地带似将在大鹏湾，现敌已派前驻瑞士公使矢田到香港等备南侵计划，并派舰在该湾海面追毁我渔船，以防其行动为我察觉”。注62710月8日，日军行动在即，吴铁城急电告重庆：“据香港英军情报机关消息，敌拟派四师团一混成旅团大举南犯，或在真（11日）日前后发动”， 指出日军虽可能侵犯汕头，但主要战场仍在大鹏、虎门一带。注628蒋介石及军令部对吴铁城提供的情报颇不以为然。10月6日，军令部坚持认为： “敌最近将来决无攻华南企图，万勿听信谣言。”注6299日，军令部接到吴铁城的重要情报后，竟将此当成日军的反宣传。10日，蒋介石还认为广州方面不会发生大的战事，在粤军主力已半数抽调北上的情况下，仍恳请余汉谋 “勉抽精兵一师以保全大局”，增援武汉。注630

中国负责广东防务的是第4战区第12集团军，余汉谋任第4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12集团军总司令，下辖张达第62军、张瑞贵第63军、李振球第65军及第83军，另有两个独立旅及虎门要塞部队。日军登陆前夕，广东方面戒备松懈，兵力分散，其中部署在澳头、淡水、惠阳、博罗一线的兵力仅为3个步兵团，在增城配置有1个师，这一部署是蒋介石亲自确定的，他判断日军若在广东登陆目标仅限于切断广九铁路和攻占虎门要塞。

10月9日下午，日海军第5舰队护送运载步兵的巨大船群悄然向大亚湾进发。12日凌晨2时，日军先头部队开始登陆时，守军第151师莫希德部仍未觉察。结果，日军在海滩附近集结时，几乎未受到任何抵抗。

登陆广东的日军为古庄干郎中将指挥下的第21军（波集团），下辖第5、第8、第104师团和第4飞行团，12日登陆的是第18、第104师团。第5师团正在青岛集结，待运南下。

登陆澳头的日军向淡水前进，淡水守军一团仅抵抗了两个小时，便于晚间弃城而逃。第18师星夜向惠州追击，14日上午已进至惠阳南部。惠阳前临大亚湾，背靠东江，广九路由此西达广州，为广州东面的重要门户。14日黄昏，日军开始攻城，防守该城的第151师何联芳旅恐惧日机轰炸，稍事抵抗后，就在晚间退出该城。日军马不停蹄指向博罗，第151师补充团团长林君勋率部先遁。16日，日军轻取博罗，17、18日两日，以主力15000多人向增城疾进。

10月13日，余汉谋接到蒋介石电令，内称： “敌已在大鹏湾登陆，我军应先积极集中兵力，对于深圳方面尤应严格布防，料敌必在深圳与大鹏二湾之间断绝我广九铁路之交通，此为其唯一目的。”注631及至惠阳失陷，余汉谋侦悉日军兵力有4万多人，其势头必得广州而后已。他下令各部向广州附近集结，委任第65军军长李振球为前敌总指挥，率部增防东江。17日，第53师在福田一线击溃日军一联队，迫使日军退往博罗，中国军队也退到增城布防。

第8师团在福田受挫后，一面加强对增城方面的攻击，同时派一部从龙门、正果出从化，向广州作大迂回行动。余汉谋派独立第20旅陈勉吾部向正果前进，掩护增城左翼。17日下午，陈旅在正果击溃了日军少数侦察部队，但陈勉吾向余汉谋汇报时却大大夸张了战绩。19日夜，余汉谋接获陈勉吾的电报后，信心大增，认定福田、正果两次作战已是中方转败为胜的关键。20日早晨，余汉谋率幕僚乘夜潜伏增城指挥，作了攻击性的部署，准备以第186师固守增城正面，调集粤军所有的战车约一营及新近从湖南调来的一团重炮兵支援该师作战。独立第20旅从左翼，第153师、第154师从右翼出击合围日军，乘拂晓前日军准备进攻之际，抢先发动攻势，将日军聚歼于增、博公路间浮罗山下。

20日早晨，日军飞机、大炮以猛烈的轰击将守军炮兵摧毁殆尽，战车也无法开动。处于第二线位置上的第154师尚未及按计划展开，第186师已在日军猛攻下向后溃退。独立第20旅的阵地也被日军中间突破，全线陷于混乱状态。

图17.1　日军侵占广州。图为侵华日军士兵在海珠桥站岗，背后一片火光烟雾

日军以主力进击从化、花县，以图截断广州至韶关间的联络，增城方面日军则准备由增广公路直扑广州。20日晚，余汉谋召集军事会议，决定在增广公路两侧布防。21日凌晨2点，经蒋介石许可，余汉谋将主力撤至粤北的翁源、英德线既设阵地。由于临时变更计划，仓猝行事。撤退时混乱不堪。21日下午，日军轻装甲车部队已闯进广州城，广州陷落。23日，第5师团占领另一战略要点——虎门要塞。

日本第21军以广州为中心，配置于三水、佛山、石龙一线。余汉谋第12集团军则在清远、横石、良口圩迄新丰之线与日军对峙。陈耀枢等两旅留在惠阳、淡水、虎门、宝庆等地区游击。武汉会战接近尾声时，在长江南岸的粤军精锐驰援故里，正面反击日军。11月14日克复从化，12月9、10两日克复惠阳、博罗等地。日军第21军深感兵力不敷分配，遂放弃大亚湾方面的补给联络线，收缩兵力以确保广州及四郊，改以珠江水道为补给线，转取守势姿态。

广州是华南最大的工商城市，处于粤汉铁路和广九铁路的交汇点上，北通武汉，南连香港，控制着重要的国际交通线。广东是中国富庶之区，且为国民革命的发源地。1926年北伐军就是以广东为基地，取道湖南北上消灭北洋军阀的。广东民众的爱国情感素来深厚，粤军也以勇敢善战著称，在一二八淞沪抗战、八一三淞沪会战及南浔线上作战均有良好表现。但在保卫广州战斗中，粤军却一败再败，轻失名城。粤军精锐半数抽调北上当然是一大因素，但主要原因在于中方误以为日军会顾忌英美在华南的利益，暂时不敢在广东大动干戈，结果麻痹轻敌，疏于防范，致为日军所乘。广东地方军政当局政出多门，事权不一，高级军官腐化颓唐更使局势无可挽回。

三、海南岛及潮州、汕头失守

海南岛位于广东西南，是面积仅次于台湾的中国第二大岛。岛上的海口、榆林等处可辟为海空军基地，日本海军长期觊觎海南岛，以便作为南进的战略基地，从而时时可以威慑香港、越南及东南亚的新加坡等地，具有重大战略价值。不过，军事委员会鉴于中国海军力量微弱，无法防卫海南岛，故仅令王毅率保安第5旅防守，王毅下辖第11、第15保安团1600多人，自卫总团7个中队1700多人及壮丁常备队7个大约300人，以主力守卫海口、秀英炮台及天尾港等地。

1939年1月19日，日军大本营“为建立对华南进行航空作战及封锁作战的基地”， 下达攻占海南岛的命令注632，由海军第5舰队护送第21军所属台湾旅团及海军陆战队进行登陆作战。

2月10日拂晓，第5舰队兵舰13艘抵达海口附近，轰击天尾港及秀英炮台。台湾旅团大部在书场码头、灯塔间登陆，同时一部在天尾港登陆，两部合击海口。保安第11团稍作抵抗后，于午后放弃海口、府城，向龙塘、十字路、安仁一线撤退。12日以后，日本海军陆战队又在新兴市、榆林、崖县、博鳌等港口登陆。保字第5旅在十字路亘安仁的防线，因新兴市等处日军登陆，后路有被截断之虞，被迫向江南岸转移。至23日，日军相继占领石桥、东山、文昌、安定等地。4月初，日军向大路市阵地进攻，保安第5旅经短时间休整后，遂进行顽强抵抗，旋因受由博鳌港、那英港登陆日军的侧翼威胁，于4月14日起，分别向万泉河南岸加积、岭口、东昌以南撤退。5月7日，岭口、东昌沦陷，日军控制了海南岛的各处重要地区，修筑飞机场及防御堡垒，中国的游击部队则对占领军不断进行袭扰。

日军攻占海南岛，加强了对中国东南沿海的封锁，获得了南进的战略基地。3月31日，日本方面宣布南沙群岛划归日本，将其势力向南推进1000公里，对香港构成包围态势，且可随时使用海陆空三军袭击越南。国际间对日本侵占海南岛的行动反应强烈；在日军登陆海南岛的翌日，蒋介石对外籍记者发表谈话，指出日军占领海南岛对于中国抗战并无多大影响，因为中日战争的胜败，取决于大陆上军事行动，一岛之占领与否，根本无关紧要。但他同时指出，日本占领海南岛行动等于是太平洋上的九一八事变，太平洋上的形势将为之突然改变。2月13、14日，法国和英国驻日大使分别走访日本外相，询问日军行动意图，并就英法在华利益向日本外务省提出交涉。

1939年6月，日军又在潮州、汕头采取军事占领行动。

潮州、汕头平原是广东仅次于珠江三角洲的平原，南洋华侨有许多人的祖籍即在潮、汕地区，每年侨胞汇来大笔款项，支援了国内抗战。广州失守后，在华南地区仅次于广州的汕头港，成为与外国联系的重要港口，由汕头经潮州至韶关公路运送了大量军用物资。日军大本营为完成对华南沿海的封锁，并获得对华侨进行策动的据点，于1939年6月6日下令攻占汕头、潮州一带。准备登陆的日军为第21军第104师团的第132旅团，由旅团长后藤十郎指挥。

第4战区在潮、汕地区未配备强有力的野战军加以守备，防守潮、汕地区的仅有潮州保安团、汕头保安团以及独立第9旅华振中部。

6月21日，日第5舰队运送第132旅团进入汕头海面，2时，一部在濠岛东岸登陆，占领富昌附近地区，主力一部在新津港登陆，其余主力则溯西溪而上，在浮州登陆，各部于晚间分别进抵汕头外围，汕头保安团进行抵抗后于22日拂晓放弃汕头。25日，日军向潮州攻击，受到独立第9旅的抵御。27日，日军击退独立第9旅，占领了潮州。第4战区派独立第20旅增援潮、汕，7月14日发动反攻，一度冲入潮州城，不久退守揭阳、普宁一线与日军对峙。

第18章　中国海军的抗战

甲午战争后，日本大力扩充海军，并从西方特别是英国，大量引入先进技术。至20世纪20年代，其已能独立建造各类现代海军舰艇，包括航空母舰、战列舰（又称主力舰）、轻重型巡洋舰、驱逐舰等，亦能制造各类海军现代装备，包括鱼雷、大、中、小口径的各种舰炮以及各类舰载飞机等，致使其海军力量恶性膨胀，乃至引起了西方列强的担忧，这种担忧不是没有道理，因为日本地域面积狭小，各种资源尤其是能够支撑其工业持续发展的各类矿物地质资源极其贫乏，日本必依恃其不断壮大的海军包括其海军航空兵力量与美、英、法等西方列强争夺太平洋特别是西、南太平洋地区的战略要地及资源产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华盛顿条约（体系）”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约束、控制日本海军力量的发展。至七七事变之际， 日本海军已拥有各类舰艇380余艘，总吨位近140万吨注633，几可与美、英、法比肩。八一三事变的爆发乃日本海军认为大打出手的条件已然具备。

海军的强大，依赖于国力。近代以来的中国积贫积弱，甲午战败，此趋势更甚。至国民政府建立后，开始重视海军和空军的建设，但建设现代化海军，乃一长期、坚韧之过程，而且和工业化的程度密切相关，断非短期内即能获取成效。

至全面抗战爆发，中国海军共有各种舰艇120条艘，绝大部分为艇，能称得上舰的甚少。按世界统一的海军标准，吨位达500吨以上者，方可称之为舰。500吨以下者，则为艇。 中国120余艘舰艇总吨位仅6万吨左右，亦有近7万吨之说。注634中国海军的总吨位仅为日本海军的二十分之一甚至二十五分之一。但中国海军面对如此悬殊的实力，以其羸弱之力，决然投入了抗击日军侵略的作战。

一、沿海及长江沿线的作战

淞沪抗战爆发，日舰艇近40艘，约占其当时舰艇总量的十分之一，云集吴淞口内外，随时准备夺占吴淞口，并助其陆军进攻。这些舰艇，有从日本本土直接调遣而来的，亦有从旅顺——大连乃至朝鲜南部调集南下的，编成为日本海军第3舰队。中国驻沪海军仅为其练习舰队。当日军凶相毕露、战云密布之际，练习舰队司令王寿廷即 “分饬所属，严加戒备。迨战事发生，复饬在沪海军努力抗战，固守阵地，一面协助陆军联络作战”注635， “时海军部陈（绍宽）部长因春间明令为庆贺英皇加冕典礼副使，甫经事毕，正在各国考察海军，并筹充我国海军海防军备。闻警星夜飞回，领导全军参加全面抗战”。注6368月14日，海军急将“普安”号运输舰自沉于董家渡，希图阻塞日军舰艇入内。但上海港汊复杂，水文多变，沉船虽发挥了作用，但不足以阻塞日舰进入，须大量布雷于港湾江河汊道之中。海军遂急调技术人员，不分昼夜，试验、赶制水雷，终于9月制成一批，立即在黄浦江布置了三道水雷封锁线，并在众多河道港汊布放水雷多枚。因以上举措，致日军不得不迂回金山卫登陆，为浙沪抗战迟滞日军，粉碎其战略上之突击性赢得了时间。“出云”号重巡洋舰为日寇第三舰队旗舰，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中将居其上指挥舰队，日海军将领、相当一部分陆军将领和若干外交高官均居于该舰。8月16日晚，中国海军以“史102”号鱼雷快艇突袭“出云”号，进至距其300米处，连射两枚鱼雷，惜未命中。日舰炮火击伤“史102”号致其搁浅。全艇官兵巧妙潜藏，安然脱险，并拆卸带走了艇上的所有武器和设备。8月20日，日军疯狂报复中国海军，轰炸了驻沪海军司令部及其所属各机关各单位以及江南造船厂，正在此修理的“永健”号炮舰被炸沉。日军还野蛮轰炸了海军医院及陆军医院。

中国海军以弱小力量展开反击，用水雷陆续炸毁已沦入敌手的浦东新三井之第3、4号码头及趸船，并炸沉敌汽油小艇两艘。9月29日，再次派出水雷兵携水雷潜、泅水靠近“出云”号，但被日军防雷网所阻，无法靠近“出云”舰身，遂被迫于防雷网处布雷引爆。 “该舰左右之防御物均被炸毁（“出云”舰尾部及其四周的4艘铁驳船和一艘小火轮被炸伤）。舰体受震损伤。适敌海、陆军及外交界各酋于军事会议闭幕后回宿舰中，均遭剧烈震动”。注637此后，海军又两次用水雷袭击“出云”舰，但均未成功。海军的顽强作战精神，则于此可见一斑。陆军亦大力支持海军抗战——以各种岸炮轰击日舰。9月26日，击中日本皇族成员伏见宫博义王所指挥的驱逐舰队的旗舰“岛风”号，该军官受伤，其身边的两名日海军一等兵当即毙命。该军官被迫离开侵华前线，返日养伤，一年后死亡。

9月13日，日本海军第5水雷战队旗舰“文张”号轻巡洋舰与日海军第29驱逐战队在香港附近的大铲岛锚地会合。14日晨，“文张”号与“疾风”号、“追风”号驱逐舰突然入侵珠江口，袭击了在虎门附近巡逻的两艘中国军舰（属中国海军广东舰队）。日海军的此次偷袭，是否为对淞沪战事的一种侧应，待考。但其实际作用即如此。中国军舰“肇和”号被击伤搁浅。而另一艘中国军舰“海周”号则奋力抵抗、还击。后在虎门炮台岸炮和驻广州空军的支援下，海军出动鱼雷艇突袭日舰，“文张”号中弹，人员负伤，迫使日舰中止炮击，退出珠江。此后较长一段时间，日军未敢在华南实施大规模入侵行动。当然，英日未战，才是最重要的原因。但中国海军的抵抗也未可小覷。淞沪抗战爆发，驻闽海军即开始封闭闽江。9月3日，日海空军进犯海军厦门要塞，被击退。后多次进犯，但均被击退。9月18日，马尾要塞驻军拆除了芭蕉—马尾间的全部航标。10月中旬，又征用商船载石沉江，阻塞闽江，并将已不能实战之军舰火炮，撤移至陆地炮台，与陆军共同御敌。

淞沪抗战之际，为防范日军溯长江西侵，既犯首都，且迂回中国淞沪守军侧后，南京政府命海军在江阴要塞地段构筑港口、航道阻塞防线。海军按蒋介石手令，由陈绍宽部长亲自指挥，将老旧的“海圻”、“海琛”等12艘舰艇，以及向招商局和各轮船公司征用的35艘商船，自沉江底，合计吨数达63800余吨。又征用民船、盐船185艘及石子65000余担续沉江底，以填补罅隙。并在阻塞区广泛布雷，使舰船难以通行。还拆除了自上海至江阴的所有航路标志，包括灯标、灯桩、灯塔、灯船及测量标杆等，使敌舰丧失所有导航标识，无法通行。除此之外，还调派海军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第二舰队司令曾以鼎率两舰队主力舰只“平海”、“宁海”、“应瑞”、“逸仙”、“楚有”、“健康”等舰，驰援江阴，拱卫首都。 至10月，江阴阻塞区及防御线建成。注638江阴防御线区之建设，致日军沿江西上水陆并进直犯南京的原定作战计划彻底落空，遂改用空袭战法试图突破江阴阻塞线区。8月16日，日寇飞机开始轰炸江阴要塞，中国海军主力舰只的舰炮进行了英勇还击。8月22日，日军飞机再袭江阴，被“宁海”舰官兵击落一架，飞行员毙命。自9月22日起，连续月余，日寇先后出动上千余架次飞机，对江阴地区中国海军舰艇、炮台狂轰滥炸。中国海军进行了顽强抵抗，组织所有可高射之舰炮及岸炮，构成密集火网，抗击日机，许多炮手负伤不下火线，一旦有人倒下，立即有人替补，海军官兵，全无惧色，全力奋战，以弱击强，真正是以血肉之躯御敌。至10月下旬，击落击伤敌机数十架。但终因敌强我弱，海军主力舰艇亦丧失殆尽。江阴海空大战之惨烈，有观战的外国军事顾问认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四年中，在欧洲战场亦未见之如此激烈之恶战。”注63911月底，日舰也进逼江阴外围，中国海军巫山炮台官兵舍命抗敌，击伤多艘敌舰。12月3日，江阴沦入由陆路进犯的日军之手，巫山炮台顽强血战，其官兵最后撤离。 撤离前，炸毁了炮台的一切作战设施，使之不被资敌。注640南京沦陷后，江阴阻塞线区仍屹立中流，阻敌西进。日军动用了大量舰船、人力，作业七天七夜，才疏通一条仅能容一船通过之航道。且在作业过程中，12月9日上午9时10分左右，其扫雷艇“雄基”号被中国海军敷设的水雷炸沉于巫山炮台附近之江面。江阴阻塞区（线）之战，中国海军以巨大代价，迟滞了敌寇行动，致敌亦付出重大代价，与淞沪抗战一道，共同粉碎了敌军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

至1938年初，中国海军仅存舰艇34艘，吨位仅为16000余吨，还抵不上日本的一艘重巡洋舰。元旦，南京政府下令撤销海军部，成立海军战时总司令部，统领海军剩余船只及经血战而生还之官兵，继续对抗日军。海军利用淞沪抗战和江阴阻塞线区抗战赢得的时间，沿南京以上长江中游继续构筑阻塞线区，并将战损舰艇上尚能用的舰炮拆卸，部署于长江中游一线两岸之海军要塞，加强岸炮火力，战略目标是：沿江抗御，保卫武汉。马当位于赣东北，乃通往江西、湖北之要冲，为长江中游战略要地之一。自1937年12月下旬起，海军就全力布防马当阻塞线区，其一，将九江以下所有航路标志全部拆毁；其二，在马当水域布雷800余具，构建了宽大雷区；其三，在该线区沉船39艘，设人工暗礁（以石块、砂石、水泥构件等）30处，形成了较绵密的水下阻塞线；其四，加强了娘山等地的炮台及岸防火力；其五，派出两艘炮艇日夜梭巡，监视日舰行动并警戒空中敌机。马当阻塞线区完成后，日舰队被阻于芜湖，未敢贸然西上。6月，随徐州失陷后，日军全力由陆路进犯武汉，日海军同时进攻马当要塞，希图水陆协同并犯。中国海军以上述单薄兵力沉着应战，与敌鏖战至6月底，先后击沉敌汽艇三艘，击伤敌轻巡洋舰一艘，毙伤敌寇甚众，阻滞了日军的进犯。后日海军陆战队登陆，由陆路迂回包围要塞，中国海军官兵仍顽强抵抗了3昼夜，至6月28日凌晨冲破日军包围，撤出马当要塞。

马当要塞撤退后，海军迅疾在江西湖口布设水雷900多具，并强化岸炮阵地。九江因无险可守，故无要塞，海军遂布雷760余具，并以“威宁”、“长宁”两舰巡弋九江江面，以警戒日军。日军陷马当后，以飞机轰炸九江，炸沉巡弋江面的两舰，继而由陆路进逼九江、湖口，海军虽竭力抵抗，毙伤敌军甚众，但终因实力羸弱，遂突围而出，九江、湖口先后陷入敌手。与此同时，海军还在鄱阳湖及赣江水道大量布雷，阻敌进入。海军战时总司令部派出专业负责军官赴南昌，指导鄱阳湖布雷工作。所布之雷，至1939年3月的南昌保卫战中，仍发挥了巨大作用。

湖口、九江失陷后，日寇锋芒直指武汉。为阻止日本海军溯江直犯武汉，中国海军在武汉门户田家镇、葛店一带部署了强大的阻塞线（区）。首先是强化要塞阵地，配置强大火力。除原岸炮外，还将大量于战损舰艇上拆卸的舰炮安装于此。其次，广泛、高密度布雷。定田家镇、蕲春、黄石港、黄冈为四大主布雷区，各区布雷均为一千多具。在葛店还布置了沉雷区，该雷区特聘外籍专业工程技术人员设计，并由外商专业公司实施，由海军监督。虽耗资甚巨，但外商见利忘义，敷衍了事，工程缺陷甚多，海军拒绝接受。后因战时特殊情况，经军事委员会命令，海军勉强接受。该雷区所用沉雷隐蔽性好，威力大，对日军亦造成了相当威胁。田、葛阻塞线（区）完成后，日军水陆并进武汉的作战计划再次受挫，遂动用陆海空三军疯狂围攻田家镇要塞。自1938年9月18日至29日晨，守卫田家镇的中国海军岸防炮兵与日军三军殊死血战12日，予敌三军重创。于9月29日晨奉命突围。12天血战中，田家镇平均每天落下日军炮弹500余颗，日机所投炸弹百余枚，要塞设施悉数被毁，中国官兵伤亡惨重，但依然以血肉之躯与敌抗衡。田家镇要塞陷落后，日军又以三军围攻葛店要塞，葛店中国海军官兵大量毙伤敌军，坚守不退，直至武汉弃守后，才于10月25日突围。

城陵矶位于武汉上游的长江与洞庭湖交界处，中国海军在武汉会战期间，划城陵矶为要塞区，布置了数十门岸炮、舰炮防卫之。还将海军剩余舰只也基本配备于武汉至城陵矾的江河中，以加强城陵矶防御并拱卫武汉。日军在武汉会战期间，以海陆空三军兵力反复攻击要塞，以图侧面迂廻武汉，但要塞岿然不动。日军遂以海空军沿江逐一搜索中国海军剩余舰只并攻击之，以剪除要塞侧应。海空血战时常发生，但中国海军顽强不退。10月24日，日机发现驻泊于金口的中国海军名舰“中山”舰，逐以数十架轰炸机轮番攻击之。舰长萨师俊重伤不退，指挥官兵与敌血战到底，最终全舰官兵与具有光荣传统的“中山”舰均壮烈殉国。武汉弃守后，城陵矶要塞依然岿立。直至11月8日，日军以陆海空三军兵力全力围攻，在日军陆路首先得手、要塞后路可能被断的险境下，守军剩余部队方突围弃守。武汉会战之后，中国海军剩余舰只也基本丧失，但依然还有少量舰艇。为免于沦入敌手，遂自行将其基本焚毁或沉没以阻塞航道。

武汉会战之前，日本海陆空军即已犯闽，并于5月11日攻陷厦门。海军厦门要港和马尾要港驻军利用磐石、白石、屿仔尾、胡里山、五通、何厝等各炮台，沿海沿江（闽江）浴血死守。海军驻闽舰只亦全力出击，扼守闽江及其入海口。至6月，中国海军舰只基本丧失殆尽，但海军官兵仍顽守闽江沿线不退。淞沪抗战之际，海军即以水雷封锁了富春江。至武汉会战期间，又以水雷封锁了瓯江及浙江境内所有内河航道，致敌不能进犯。1938年秋，日军进犯广东，驻粤海军亦沿珠江布防，保卫广州。并尽力作战，舰艇与人员伤亡殆尽。 广州失陷后，海军又转兵广西，于西江、梧州河道，大量布雷，以阻寇犯。注641

据不完全统计，1937年至1939年，中国海军共击沉击伤日舰艇148艘，击落击伤日机30余架，毙伤敌军数千。有力阻滞了日军的攻势，利于粉碎敌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利于争取中国抗战战略相持阶段的尽早实现（到来），海军官兵且以血肉之躯，激励了广大军民的抗日斗志及必胜信心。

二、长江中上游及内湖的作战

武汉弃守，广州沦陷，日军军力严重受损，攻势亦严重受挫，日本国小力弱不可持久战之疲态初显，中国抗战遂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中国海军原有五舰队：练习舰队，驻防淞沪；第一、第二舰队，驻防淞沪至首都江段；第三舰队，驻防南京以上江段；广东舰队，驻防广东沿海及珠江。还有大量岸防要塞区及炮台。经战略防御——退却阶段的坚韧抵御，舰艇及要塞基本损失。至战略相持阶段，仅余小型舰艇15艘，又无力建造或购置新舰，逐采用广泛布雷之战术以坚持抗战，辅之以长江中上游的炮台—要塞建设以作防卫。

城陵矶陷敌后，海军又在长江中游的石首（属荆江段）构建了沉船阻塞线（区），并布置了大量水雷，加强了沿岸炮台。为封锁湖南省境内之湘江和各河道，海军于洞庭湖大量布雷，并将洞庭湖航行标志一律拆除，还将海军之“顺胜”艇和铁驳、大木驳共计7艘， “横沉于营田滩附近之南达长沙、西通常德之交叉江面的芦林潭、湘阴两处，建成坚强的封锁线”。注642为确保战时首都重庆的安全，海军还在宜昌以下的川江段设置了四个总炮台和数十个分炮台，装备各型火炮近200门。加之陆军的奋战，日本海军企图打通武汉至宜昌之间长江航道的计划始终未能得逞，上述防线（区）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1939年6月，海军战时总司令部正式成立布雷总队，下辖5个分队。11月至1940年初，又将其主要力量建为长江中（下）游布雷总队，下设5个中队，11个分队。将长江中下游宜昌—江阴段划分为三个布雷游击区：第一游击区作战地段在湖口—江阴之间；第二游击区作战地段在鄂城至九江之间；第三游击区作战地段主要在荆江区域，后因日军从未能实现其打通荆江、直犯川江的企图，第三游击区遂并入第二游击区。

布雷游击队居无定所，神出鬼没，风餐露宿，昼伏夜出，依靠民众，了解敌情，强韧不屈，可泣可歌（布雷队侦察员、海军英雄陈木生侦察时由于汉奸出卖被日寇所俘，坚强不屈，竟被日寇活活锯死，抛尸江中。临死，痛骂日寇不绝。其战友获悉，均咬牙切齿，同仇敌忾誓为之复仇）。布雷游击队采用了各种灵活机动的布雷战术：利用夜幕，迫近布雷；利用恶劣天气，出其不意布雷；长途奔袭，迎敌而上布雷；伺机出击，乘虚而入，临机布雷等。 还专门研制了适用于布雷游击战的小型水雷。注643在其奋勇作战下，日军于长江所占航线，明占实丢（失），不仅无法控制，而且损失极其惨重。据中国海军统计，1940年共击沉击伤日舰船218艘，其中中型舰15艘，运输舰22艘，商船3艘，汽艇61艘，驳船8艘被完全击沉。另击伤日军中型舰14艘，小型艇18艘。绝大多数为水雷所毁伤。据英国驻华使馆的不完全统计，1940年， 侵华日舰被水雷炸沉8艘，炸伤100余艘。注6441941年1月25日，日运输舰一艘于马当下游铁板洲触雷沉没，200余名官兵毙命。同年10月8日，日运输舰“山田丸”、“村木丸”又于马当附近触雷沉没，又有200余名官兵毙命。被打怕的日本海军长江舰队司令部于1940年5月22日发布四条训令：一、禁止集结航行；二、凡行驶芜湖以上的商船均须由军舰护航；三、所有舰船不得于夜间行驶于芜湖—九江之间； 四、凡舰船行驶于芜湖上游时，须加速通过。注645海军还在鄱阳湖、赣江、瓯江、甬江、闽江、西江实施了广泛布雷，封锁日军。据不完全统计，至抗战胜利，海军布雷游击总队仅在第一游击区就布雷1370具，炸沉炸伤敌舰船114艘。八年抗战，海军共击沉敌舰船186100余吨，绝大多数为水雷所毁。海军所用水雷绝大多数为海军辰溪制造厂等自制， 包括九种定雷，三种漂雷。注646

八年抗战，中国海军以海空战、阻塞战、要塞战、水雷战等多种战法，在实力极其悬殊的境况下，仍取得辉煌战绩，写下了八年抗战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致日本海军在侵华战争中屡遭挫折，战果最小。时任中国海军总司令的陈绍宽上将总结道：“海军抗战事略，向来极少发表，盖不欲大事宣传，事实足以表明一切。”海军抗战， “因此适足达成我消耗战、持久战之目的，而（最终）完成歼灭战之任务”。注647

第19章　中国空军的抗战

一、七七事变前中日空军战力的比较

1928年，东北易帜后，国民政府在军政部下设立航空署，辖4支航空队，拥有飞机24架，开始了统一的全国空军建设。自1933年起，蒋介石在美国专业人员的帮助下拟定了空军建设三年计划，空军建设加快了步伐。1936年夏，两广事变发生，陈济棠的空军为蒋拉拢，百余架飞机归并中央，国民政府空军统一告成。同年冬，为蒋介石50寿辰掀起“购机祝寿”活动，实为加强空军，抵御日本。海内外民众、华侨热烈响应，所捐献款项购得飞机68架。至全面抗战爆发， 中国空军总计有飞机600余架，作战飞机305架。注648统筹空军建设及管理事宜交由国民政府所设航空委员会负责，由蒋介石兼任该委员会委员长，宋美龄任秘书长，周至柔任主任。七七事变后，为作战指挥方便，设立了空军总指挥部，又称空军前敌指挥部。由周至柔任总指挥，毛邦初任副总指挥，张有谷任参谋长。8月，为应对淞沪局势，又增设了空军第一军区司令部，由沈得燮任司令，石邦藩任参谋长，下辖9个大队，5个独立暂编中队和1个暂编教官大队。 抗战全面爆发初期，中国空军拥有作战飞机346架，纳入正式作战编制（序列）的为296架。注649

日本为当时世界空军强国之一，但其空军非独立军种，分别隶属于陆军和海军。隶属陆军者，由陆军部（省）所属航空本部统辖。隶属海军者，由海军部（省）所属海军航空本部统辖。战时，配属陆、海军行动，以支持陆、海军的进攻。其海军航空兵多为（航母）舰载航空兵，是其海军的最重要突击兵种、兵力。后来偷袭珍珠港的，即乃日本海军舰载航空兵的几乎全部主力。1937年，日本的陆军航空兵力，计有航空兵团一个，下辖飞行团5个，飞行联队16个，分别驻扎于日本本土、朝鲜、中国台湾及东北地区。拥有作战飞机1156架。日本海军航空兵力在1937年拥有作战飞机1045架。二者合计为2200余架。 又一说为2625架，几近于中国空军纳入作战编制序列的10倍。注650七七事变之际，其用于侵华的陆军航空兵飞机约300架，海军航空兵飞机约550架。仅此，已达中国空军全部作战飞机的近3倍。

两军飞机性能比较，日机大多为20世纪30年代设计、试制、生产的新机，性能较为优良。中国军机大多自国外采购，有机型先进且性能优良者，如美国产的寇蒂斯•霍克Ⅲ、波音-281（波音P-26A）等。但亦有不少性能不佳甚至落后者。因为当时中国现代工业基础薄弱，虽能仿制国外飞机（主要部件如发动机等靠引进），但完全不能独立设计并批量生产先进战机。因引进的飞机五花八门，甚至有“万国飞机博览会”之称。加之当时日本的军机研发、生产能力远强于中国，战损因此能迅速得以补充、恢复。中国空军的抗战，就是在实力对比如此悬殊的境况下展开的。

中国空军之抗战，从其发展言，可自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37年8月至11月，为中国空军独立对日作战阶段。虽损失惨重，但战果显赫，并彰显了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第二阶段从1937年12月至1941年6月，为中苏空军联合、协同作战阶段，这一阶段又可分为两个时段：武汉会战前，中苏空军的联合、协同作战虽已开始，但中国空军仍勉力支撑，以中国空军的独立作战为主。自武汉会战始，则以苏联空军志愿军的作战为主。但中国空军仍顽强存在，配合、支持苏联空军志愿军作战。第三阶段自1941年6月至抗战胜利，为中美空军联合作战阶段，以美国空军为主。但中国空军在战争中学习、锻炼、恢复、发展，至抗战胜利，中国空军的规模及战力已超越了1937年抗战爆发时的水平。

二、独立作战时期战绩骄人

鉴于日本狂妄野心已路人皆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饬令所属参谋本部制订针对日本侵略的国防作战计划。1937年3月，完成了“国防作战计划”甲案和乙案。在甲案中，确定了中国空军对抗日本侵略的作战要领：“空军于作战之先，以主力扑灭长江内之敌舰，及沪、汉两地敌之根据地。集中间：以主力对敌海上航空母舰与舰队及运输船舶攻击，并协助我海岸防守部队之作战，以一部协同海军正面作战。会战间：以主力协同北面陆军作战，以一部协同海军正面作战。准备全部重轰炸（机）队袭击敌之佐世保—横须贺及其空军根据地，并破坏东京—大阪各大都市，以获得我空中行动之自由。”在乙案中，还增加了对天津、汕头、福州敌根据地的轰炸。在会战间部分，增加了对日本的横滨—佐世保军港， 以及台湾和东北辽宁等地兵工厂的轰炸。注651据此要领可见，国民政府军方已预感到在战争初期，沿海和沿（长）江中下游若干大、中城市将成为日寇进犯之重点，并可能一度失守。但即使如此，亦要集中有限的空军军力，予敌重创。若有可能，还将袭炸日本本土及其部分殖民地。

据此要领，八一三事变当日下午14时，中国空军下达了由周至柔签署、毛邦初副署的“空军作战命令第一号”，明确提出：“空军对多年来侵略之敌，有协助我陆军消灭盘踞我上海之敌海陆空军及根据地之任务。”第2、3（8队、17队）、4、5、6、7、8、9大队队长务于14日10时到京（南京）开会。上述各部队应于14日黄昏以前，秘密到达准备出击之位置，完成攻击的一切准备。 各队长开会时，将面授机宜注652，即具体部署作战任务。侵华日军也预感到了中国空军之威胁。同日晚23时50分，日本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对其所属的海军航空兵下达了“应以全兵力，先发制敌，击破敌空军”的命令。并明确提出，“14日实施空袭时，空袭部队的任务、行动预定如下：空袭部队应举全力急袭敌航空基地，覆灭敌航空兵力。尤应注意隐密，注意（飞行）高度及气象的利用。” “出发及攻击时机，依照特令。”注653就在两军蓄势待发，千钧一发之际（两军均定于14日空袭对方。若日寇空袭在前，事必予中国空军毁伤，从而削弱中国空军攻敌之实力。若中国空军能抢占先机，则日军的战略意图即使未能彻底被粉碎，亦必将彻底被破坏），中国空军紧接着下达了“空军作战命令第二号。”要求14日出动之各攻击机队，务于晨7时准备完毕，于9时、9时40分（因距离远近关系）到达目标上空，实施攻击。在日空军具体进犯时间尚未决定之际，这一命令为中国空军赢得了主动，达成了战术上的突然性。

8月14日晨7时，中国空军的第一批轰炸机群（5架），由杭州笕桥机场起飞，抵上海公大纱厂日军军械库上空，从1500米高空俯冲而下，投弹攻击，当即准确命中敌军械库，起火爆炸。至下午15时50分，中国空军共出动飞机9批次，计76架次，集中轰炸了上海日军指挥部、弹药库码头，以及停泊在黄浦江中的日舰等日寇重要军事目标。日军死伤甚众，一艘驱逐舰（“栂”号）被炸伤，损坏严重。当天下午，日军进行报复。因其进犯上海之陆海空军的战略部署被中国空军的轰炸彻底破坏，遂令其驻扎台湾的第3空袭部队（鹿屋航空队，亦属日海航部队）出动，分两批18架次，袭炸览桥与广德机场。中国空军升空迎战，击落日机3架。日机未达成作战目的，仓惶遁去。

在“空军作战命令第二号”中，即强调中国空军应以轰炸为主，消灭敌有生力量，毁伤敌实力。并且自“14日开始轰炸后，应迅速准备连续轰炸”。 8月14日晚24时即8月15日零时，空军又下达了第三号命令，强调实施连续轰炸。注6548月15日，中国空军又分8批次，连续轰炸了上海地区的日军重要基地、阵地。日军亦于当日展开疯狂报复，除动用了上海附近的海军航空兵外，还继续令其海航驻台湾部队出动，计有鹿屋航空队、木更津航空队等。中国空军奋勇迎战，与日空军展开了抗战史上的第一场大空战，共计击落击伤日机30架。日军方资料承认被击落14架，重伤6架。8月16日，日军出动4支空袭机队对江浙地区中国进行机场轰炸，并欲与中国空军机队决战。中国空军官兵个个争先，奋勇御敌，共击落敌机11架。8月17日，中国空军又分6个批次出击，轰炸了上海地区的日军阵地及其指挥部。并与阻击的日机展开空战，击落日机2架。8月19日，中国空军出动轰炸机7架，并出动驱逐机护航，轰炸日舰。空军沈崇海、陈锡纯所驾驶轰炸机（机号904）发生机械故障，在自知难以返航的情况下，决心成仁，遂架机俯冲敌舰，直接撞击，与日寇同归于尽。8月20日，日机又来袭，中国空军在迎战中，又击落日机8架。

中国空军奋勇迎战敌机，仅自8月15日至20日，就使日海航最精锐的鹿尾和木更津航空队损失过半。因连日作战，中国空军也损失惨重，遂于8月21日颁布第十一号作战命令，将作战方式由机群出动变为以单机出动为主，由白昼出动变为以夜袭为主。希图在持续作战中尽量保存实力。

自8月中、下旬始，日空军进行猖狂反扑，但因中国空军的顽强作战，使日空军的战略战术企图往往不能实现，其野蛮本性遂彻底暴露，以轰炸中国沿海沿（长）江61座城市的居民区和非军事目标来威慑中国。其轰炸毫无任何交战伦理约束，仅以屠杀中国人民为目标。虽然日本已退出国联，但国联仍然受理了日本轰炸中国城市杀害中国平民百姓一案。1937年9月28日，国联大会第23次咨询委员会一致通过谴责日本及日空军的决议：“咨询委员会紧急讨论了日本对中国无防御城市的轰炸问题，对包括许多儿童在内的人民所遭受到的生命损失，表示深切的哀悼。 并通过全世界，对这种引起恐怖和义愤的行动，表示严厉的谴责，特郑重声明。”注655

对于日军的暴行，中国空军奋起还击。9月18日，国耻日，中国空军集中24架飞机，夜袭上海地区日军，予敌人员、装备以重创。19日，日军报复来袭，中国空军奋起迎敌，击落敌机1架，伤其4架。

9月上旬，鉴于侵略华北的日军已大量使用陆航兵力掩护、支援其地面部队作战，给中国军队造成重大伤亡；以及日海空军不断滋衅于闽粤沿海之实况，中国空军不得不将仅有的兵力进一步分散，一路南下支援广东方面作战，一路北上支援华北战场。9月14日，中国空军北正面支队成立，以山西各机场为基地，投入了华北战场的战斗。自9月16日至10月底，华北中国空军共空袭敌阵地42次，击落敌机3架。

9月14日、15日，中国空军于广东海域连续轰炸日舰，炸伤6艘。10月7日粤北空战，中国空军击落日机2架。10月中旬，广东又发生空战多次，中国空军击落日机2架。

除上述外，在迎战日军多次空袭南昌（当时中国空军总指挥部设于南昌）、南京等大中城市的空战中，中国空军均获累累战果，共击落击伤敌机上百架。经两个多月的血战，中国空军的作战飞机也损失了三分之二以上，大量优秀飞行员牺牲，至10月22日，空军可用飞机仅存81架，空军总指挥部遂下令空军主力后撤，基本脱离战斗。11月初，中国空军转入休整阶段。 仅留少量飞机驻守首都，大部撤往武汉、南昌整补。注656

三、与苏联航空志愿队联合作战

1938年初，购自苏联以及苏联援华的200多架作战飞机陆续运抵中国，使中国空军得到强有力且及时之补充。经两个多月的休整，中国空军的人员、设施等也得到一定的恢复、补充和修缮。大批苏联空军援华志愿人员的加入，使中国空军之实力达致前所未有的发展。中苏空军联合作战以抗日本之局面由此开启，但至武汉会战前，基本仍以中国空军为主。1938年1月，中国空军出击16次，空战8次，共击落、毁伤日机达67架，并炸沉炸伤日舰4艘。2月至5月，中国空军出击数十次，与来袭日空军交战数十场，均取得辉煌战果。华北的中国空军支队剩余飞机及飞行员，仍不断顽强出击，打击日军，直到春季终于得到加强补充。徐州会战期间，中国空军奋力出击，轰炸日军，支援及掩护地面部队作战，战绩不俗，功勋卓著。1938年武汉会战前中国空军的最著名战例有：1月28日，第1次武汉空战，击落日机12架。2月23日，中国空军28架轰炸机自南昌起飞，轰炸了日本占领下的台湾松山机场。该机队由苏联飞行员利切科夫率领并指挥，但此次行动的总指挥为中国空军前敌指挥部。机群到达目标上空后，28架战机逐架依次进入俯冲，逐一投下所携载的10枚50公斤（115磅）的炸弹，日军机场一片火海。空袭行动达成了突然性，自始至终，日军无一架飞机来得及起飞，亦无其他机场的飞机来得及赶至松山机场支援。中国空军28架“图波列夫”轰炸机全部安全返航，回到了南昌。此次突袭予松山日军海航部队以毁灭性打击，以至于该部队从未对此次被炸作出战损报告。造成此况的可能性只有一种：即松山日军海航战机悉数被歼，丧失殆尽。当时驻扎该机场的日机达40架之多。攻击还彻底摧毁了该机场的航空汽油库和所有电力设施，日军官兵死伤惨重。4月29日，武汉第二场空战。该天乃日本天皇生日，日人称之为天长节。日军海航部队为了向其天皇寿辰献礼，决定出动大机群空袭汉口。中苏联合空军升空抗击。双方近百架战机在武汉上空展开了自七七事变及八一三事变以来最大规模的空战。日机被击落24架，中苏联合空军仅损失11架，战损比为2.2∶1。据当时任中国空军顾问的陈纳德将军统计：日本有13架战斗机和8架轰炸机被击落，中苏联军损失飞机9架， 有2架属被击伤而迫降，可修复再用。注657如此，双方战损比为3∶1。日军遭此重大损失，不仅实力消耗，而且颜面亦失尽，竟谎报以4架飞机之损失击落了51架中苏飞机，留下了中国人民抗战史上一个经典的谎言。对此谎言，当时生还的日军飞行员都明白，这完全是海航司令部为向天皇生日献礼而捏造的，就像海航司令部对所有被击落日机的跳伞逃生的飞行员均刻意隐瞒一样。5月19日下午15时23分，以徐焕升、佟彦博为队长的两个机组，每个机组各4人，驾驶购自美国的两架“马丁139W”先进轰炸机自汉口起飞，经停宁波加油后，直飞日本本土。5月20日凌晨飞抵日本，经熊本、久留米、佐世保、长崎、佐贺、九州等地上空，散发了各类宣传、反战、揭露、谴责日本侵华的传单200万份，号召日本人民反对侵略战争，掌握自己的命运。此次行动绝非仅限于一场宣传战，更重要的则是一场心理战。中国战机进入日本领空并长时间巡航且散发了大量传单，这表明中国空军有轰炸日本本土的能力。遂令日本朝野惊骇万分，精神上遭重创。5月20日上午，两架中国战机分别飞返玉山机场和南昌机场加油后，于11时13分前后，胜利返航汉口机场。何应钦等国民政府军政领导及各界人士数千人到机场热烈欢迎。 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分别赠送了写着“威德并用，智勇双全”和“气吞三岛，威震九州”题词的两面锦旗。注6585月31日，第3次武汉空战，来袭日机54架，中苏联军以损失2架的代价，击落其14架。在武汉会战前的诸多作战中，中国空军虽勉力向前——几乎每一场作战均有中国飞行员不屈、骁勇的身影，但毕竟于1937年的完全独立抗战中损失太大，优秀飞行员几近损失大半——这也证明了中国空军抗战的全力以赴，1938年上半年的空战频度仍过高，中国空军在征战不断并取得骄人战绩的同时，自身也损失巨大。自1938年初，中苏空军联合作战以来以中国空军为主的形态，开始逐渐转向以苏联空军［名称为苏联空军志愿援华飞行员、苏联空军援华志愿者（人员）、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或通俗言之为苏联空军志愿军］为主的形态，这一形态一直持续到1941年6月或10月（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于1941年10月全部撤出中国，但自6月起便开始撤出）。这种形态的转换，凸显并完成于武汉会战。武汉会战中，中苏空军联合作战虽已以苏联空军为主体，但中国空军仍勉力奋战，发挥了支持、配合苏联空军作战的重要作用。至此，构成了中国空军的第一期抗战（1937年8月至1938年10月），也正好契合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退却）阶段。据何应钦在《八年抗战之经过》和陈诚在《八年抗战经过概要》两书中附表之统计，空军抗战第一期作战次数计达627次。其中，出击446次，侦察66次，防空截击（即升空迎战日寇来袭飞机）115次。627次合计出动战机3281架次，投弹总量519吨。合计毁伤日机411架，其中，击落227架，击伤44架，炸毁140架。合计毁伤日舰艇175艘，其中，炸沉舰艇16艘，炸伤舰艇60艘，炸伤日航母一艘（1937年11月11日，日轻型航母“龙骧”号被中国空军第2大队轰炸，严重毁损，修理两个月仍无法作战），炸沉炸伤（用于日军后勤补给的）轮船98艘。相比较于中国空军的弱小实力而言，上述战果堪称中华民族抗战所创造的奇迹。

1938年至1941年6月10日，中国空军的抗战实以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的战力为支撑。1941年6月始，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逐步撤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的空中作战以美国空军为主体，包括第14航空队、第20航空队、第10航空队等，凸显了中美两大盟国在战场上的通力合作。其间，中国空军战力得以逐渐恢复，并获取较大发展，竭尽全力，配合、支持美国空军作战，直至抗战胜利。

第20章　抗战初期苏联对华军事援助

苏联愿意支持中国抗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基于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一贯的政治原则及道义原则。其次，当时苏联面临的国际环境也很险恶。20世纪30年代初希特勒上台后，英法企图通过绥靖政策，将德国法西斯祸水东引苏联。为全力对付英法及纳粹祸水，苏联希望其东部局势相对稳定，不能让日本再像1920年那样挑起事端，在东边抄其后路。唯一正确的选择是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拖住日本，拖垮打垮日本，使日本无暇、也不敢贸然北上犯苏。再次，斯大林—苏联对日本决无好感，而且充满恶感。原因之一是日本曾背信弃义挑起日俄战争，打败沙俄。虽是沙俄，但致俄罗斯在全世界面前蒙羞。原因之二是1919年6月英法纠集十余国武装干涉苏俄时，日本又出兵海参崴以为策应。日本是一个完全不讲信用、完全没有信用的国家，斯大林及其领导下的苏联深知此点。故抗战前期，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最为迅速，支持力度也最大。自1937年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之后，苏联采取卖方信贷的方式积极推动对华军售，前后提供了3次对华贷款，总额达2.5亿美元。后由于《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和苏德战争爆发，第三次贷款中国只用了一部分。中国实际使用的苏联贷款总额为1.73176亿美元。

一、军火物资的援助

从1937年10月24日至1938年2月14日，中国共收到苏联援助的军火物资总值达48557418美元（合法币160239539元），其中包括飞机297架，坦克车129辆，各式火炮320门，轻重机枪1900挺，汽车400辆，炮弹36万发， 子弹2000万发以及飞机零配件等。注659

值得注意的是，这批军火是在中苏之间既无正式契约，中国又没有付款的情况下运往中国的。 “若以寻常商业手续及普通国际关系而言，直为不可能之举，既不能提供现款，何从取得物资？”注660为此，蒋介石 “无日不耿耿于心”注661，害怕苏联此后不再提供武器，尤其是中国抗战急需之飞机。然而，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在1938年5月10日致电蒋介石，表示：“吾人完全理解中国金融财政之困难情况，并亦已顾虑及之。因之，吾人对武器之偿价，并不要求中国付给现金及外币。然吾人愿得中国之商品，如：茶、羊毛、生皮、锡、锑等，吾人深知此类商品，中国能供给苏联，而对中国之国民经济与国防无若何妨害。”他们进一步表示， “关于苏联方面援助一节，丝毫不必疑虑，苏联当尽其一切可能，援助在反抗侵略者的英武解放斗争中之伟大的中国人民。阁下所要求之飞机，当即运送。”注662

1938年初，立法院长孙科赴苏联访问，请求苏联给予进一步的援助。同年8月11日，中苏签订了两次信用贷款合同，金额各为5000万美元，而对外宣布的订约时间则为3月1日和7月1日。第一笔5000万美元信用贷款抵消了第一批军火欠款；又用第二笔贷款5000万美元向苏联订购价值1.2亿元之军火，计有轻轰炸机120架，重轰炸机10架，驱逐机220架，教练机100架，驱逐机材料200架，备份发动机120架，小高射炮100门， 以及飞机零件、枪炮等。注663因为自淞沪会战以后，中国空军几乎损失殆尽， “只存轻轰炸机不足十架，需要之急，无可与比”。注664。

同年10月，第二批军火分海陆两路启运来华。海运有防坦克炮100门，步兵炮200门，轻机关枪2000挺，炮弹70万发，子弹4000万发以及弹头、雷管等。 陆运的有飞机百余架，载重汽车300辆以及弹药、飞机配件等。注665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9月至1938年底，仅一年多的时间内， 苏联向中国供应飞机471架（其中轰炸机149架，驱逐机314架，教练机8架）注666；各式火炮620门，轻重机枪3900挺，炮弹106万发，子弹6000万发；还有汽车、坦克等。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孔祥熙在欧美订购的飞机363架， 同一时期运到者仅有85架，其余均无下落。注667

苏联还愿意帮助中国建立自己的军事工业。1937年11月12日，斯大林曾向杨杰表示，“中国要作战保全领土，非建设重工业及军需工业不可”，“现代军队非有重炮及重兵器不能作战，舶来之品质既不良又不可靠”，“飞机由外供给，既不经济又不能如期办到”。于是，他建议由苏联帮助中国建造飞机制造厂和炮厂各一座， 并利用苏联技术在新疆开采石油，以解决中国军队油料不足之困难。注668

为了保密，苏联对国外的军事援助都使用代号。例如，苏联对西班牙的援助在所有文件中均称之为“X”战役。对中国的援助则称之为“Z”战役， 某些文件称为“Y”战役。注669苏军情报部奉命实施“Z”战役（对华军事援助）。为此，苏联政府采纳了苏军总参谋部关于紧急建立萨雷奥泽克—迪化（今乌鲁木齐）—兰州汽车运输线的建议。运输线总长度2925公里。起点为苏联哈萨克斯坦的萨雷奥泽克，终点为中国兰州。运输线在苏联境内有230公里，在中国境内达2695公里。中苏合力修建沿线公路，很长一部分须在海拔1500米至2000米的高原地带修筑，还要通过温度很高的新疆西部沙漠。在“Z”战役运输线存在的时间里（截止到1941年10月），每年有近万名苏联军民为之工作。仅从1937年9月至1938年底，一年多时间内，苏联运输车队在“Z”运输线上的总行驶里程即达17221260公里，为中国运送10965吨军事装备及物资。 基本尽为飞机、枪炮和弹药。注670除此之外，“Z”战役还组织了铁路运输和空运，大量地、紧急地补充中国急需的抗战物资。当时的苏联并非国际军火市场上的供应商，苏联当时甚至不参与任何国际军火交易，苏联制造的武器装备，基本用以满足自身国防需要。在短期内要大批量补充中国的抗战消耗并支援中国抗战，一度生产（供给）跟不上。为此，苏联不惜紧急抽调自己军队的装备以援助中国。仅至1938年初，苏联运抵中国的战机就已达226架。

二、苏联军事顾问协助中国抗战

1937年11月，苏联驻华武官德拉特文应蒋介石之邀，出任抗战时期苏联首任驻华军事总顾问。他的工作迅速赢得了蒋介石的好评：“自从苏联顾问到来后，我国部队作战的情况改善了。”蒋介石请求斯大林：“请继续派遣军事顾问到我们各个战区和集团军（指导）工作。”一批苏联顾问在中国军事机关各军种中任职，他们的专长涵括陆军、空军、工兵、炮兵、坦克兵等多兵种。为中国抗战献计献策。苏联军事顾问基本覆盖了抗战正面战场的各大战区。这批苏联顾问在中国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8年5月，德国军事顾问离华后，在蒋介石的要求下，苏联派切列帕诺夫来华任军事总顾问，并参加了武汉会战的指挥工作。

第二任苏联军事总顾问切列帕诺夫1938年8月一到任，就投入了武汉会战庞大战场的实地考察工作，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和建议，如以主力迂迴并突袭敌后及侧翼，以粉碎敌之正面进攻，沿长江全力切断敌后勤供应及后勤基地，等等。不少建议付诸实施后，均成效卓著。

图20.1　蒋介石与苏联顾问

第一兵团司令长官部顾问鲍格达诺夫，因辛劳过度，病倒在夏季异常炎热的武汉。住院期间，他还向兵团司令薛岳就防御工事分布及构筑、轻重机枪配备及位置等许多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工兵首席顾问卡利亚金在广州陷落后，奉命前往粤北指导防御工事的构筑。他深入一线详尽考察并具体指导工事修建，直到深信“日军在这一方向是过不去了”，才离开第一线。其后，1939年12月和1940年5月，由南粤北犯的日军果然在中国军队的粤北防线前两遭败绩，未能与侵占湘、鄂部分地区的日寇会合。1939年底，蒋介石下令对日军发起冬季攻势，由第3战区为主要实施力量。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一味强调客观条件，苏联炮兵顾问希洛夫据理剖析，强调还要深入前线，了解敌情，以发挥部队的主观能动性。其意见深得蒋介石赞赏。

1941年1月至1942年2月，苏军名将崔可夫出任苏联驻华武官并担任苏联援华军事总顾问。上任伊始，他便带领助手们协同陈诚制订了第6战区反攻宜昌作战计划。崔可夫的前任卡恰诺夫于1940年6月宜昌失守之际，曾痛心疾首地对蒋介石坦陈相告：统帅部 “对部队作战缺乏坚强与连续一贯的领导，缺乏监督及贯彻目的之严厉要求。战区司令长官、集团军总司令及军长等，缺乏勇敢与主动精神，没有贯彻（命令）任务的毅力与决心。”注671使蒋下决心加强领导，整饬部队，恢复士气，凝聚军力。崔可夫抵华时，第6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所属部队整顿较好，遂有反攻宜昌之计划，蒋介石立即批准之。1941年9月30日，第6战区实施反攻，虽最终未达成战役计划之目的，但宜昌郊外诸多日军据点已纷纷易手，许多日军部队已在慌忙烧毁军旗和秘密文件，众多日本官佐已然准备好了自尽的场地与用具。陈诚虽觉遗憾，但言： “我们这次反攻，确实是一次找敌打、与敌拼的战斗，比起以不争点线为名、见敌不战自溃者，总算替中国军队夺回一点面子。”注672蒋亦悦然。为制订反攻计划，崔可夫在宜昌前线进行了整整3个星期的实地考察，其贡献自不待言。

截至1942年2月，在将近5年的时间里，苏军将领德拉特文、切列帕诺夫、卡恰诺夫、崔可夫先后担任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此间，苏联援华各类军事专家、技术人员以及志愿飞行员总人数远远超过5000人。在苏联军事顾问援华期间，中国政府、军民对其评价均积极、正面、认可、赞扬，几乎没有负面评价，足见当时苏军顾问的素质水准和尽心尽力尽责。若干微词，仅指其大部分人不懂汉语，不了解中国国情，不熟悉中国传统与习俗而已。蒋介石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致电斯大林云： “中国军队在竭尽全力驱逐侵略者和维持正义的同时，仍一如既往希望苏联作为中国的特殊好友，能够更进一步带领在远东有利害关系的国家，对日本进行有效的制裁。”注673

三、苏联航空志愿队来华参战

1937年10月下旬由254名飞行员和机械师组成的苏联空军志愿队抵达中国，分别组成了轰炸机大队和战斗机大队，投入了中国的抗战。当苏军航空志愿队来华时，正值中国空军损失殆尽之时，他们到来后积极作战，频繁出击，以强悍的战力震撼着日军，予中国抗战以实际和精神的巨大支持和鼓舞。

1937年12月初，苏联空军志愿队（军）的一部分抵达南京，旋即参加了南京保卫战。仅12月1日一天，他们就5次升空作战。12月1、2、3日，经连续作战，进犯南京的日寇飞机被击落击伤近40架。同期，进驻南京的苏联航空志愿队轰炸机大队，也连续出击，轰炸了吴淞口一带的日舰和日寇在上海修建的机场及其设施，予敌重创。驻守南京的苏军战至12月9日，因日寇已纵深进犯芜湖以迂回包围南京，遂转场至南昌。

1937年12月4日、6日，日寇飞机侦察、袭扰兰州（日军判断，苏联援华运输路线必经迪化（乌鲁木齐）—兰州一线，遂侦察袭扰之），被苏联空军志愿队拦阻截返。

转场南昌的苏联空军志愿军立即投入了南昌保卫战。在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的多次战斗中，共击落击伤日机近百架。苏联轰炸机大队，还频繁出击，轰炸了进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日舰、日军所占所修之机场及其设施，以及日军部队，予日军以沉重打击和严重杀伤。仅在2月份，苏联空军志愿军轰炸机大队（含驻武汉的苏军志愿队）就出动了19次，平均1.45天即每一天半出击一次，合计近200架次，狠狠地销煞了日寇兵锋之凶焰。

南京沦陷后，中国空军总指挥部一面令中国空军积极休整，一面将中苏空军集中部署于南昌、武汉两地。中苏空军积极协同，在两地或以两地为基地为依托的诸多场空战中，均取得了辉煌战果。武汉会战前的三次武汉空战（1938年2月18日、4月29日、5月31日）均以日机遭痛歼并仓惶逃窜而结束即为明证。据陈纳德将军回忆，仅在1938年4月29日这天武汉附近的一次空战中，以苏联飞行员为主的中国空军就击落日机36架， 创造了辉煌的空战记录。注674

6月，武汉会战开始，中苏空军仍密切配合作战并继续取得显赫战果。仅因在此前的诸多空战中，中国空军全力以赴，绝域成阵，死地搏生，虽战绩突出，但损失亦惨重；且人员、装备补充困难；遂转入积极休整，即一面休整，一面作战，以图逐步恢复。所以，在武汉会战期间，中国空军的作战乃以苏军航空志愿队即苏军空军志愿军为主。6月26日，日机空袭南昌，中苏空军迎战，一次升空，即击落日机6架，5架为苏军击落。同期，苏军轰炸机大队为配合武汉会战，频仍出击，轰炸进犯长江中下游的日舰。仅6月，就出击了14次，平均两天出击一次，合计出动近70架次，每次出动约5架次，共炸沉日舰艇6艘，炸伤10余艘。 还对日军占领的芜湖机场和安庆机场进行了轰炸。注675

苏联的大规模援华，使日本如芒刺在背，竟然在1938年4月4日向苏联提出抗议。但当即遭到了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即外交部长）李维诺夫的严正斥责：“苏联政府看来，关于售与中国包括飞机在内的武器一事，完全符合国际法准则。” “日本政府的要求全然不可理解。”注676

8月12日，武汉会战正酣，日寇出动空前的特大机群——120架轰炸机和战斗机——空袭武汉。苏联志愿军起飞40架战机迎战，以损失5架的代价，击落敌机16架。日机群仓惶遁逃。9月上、中旬，苏军航空志愿队还与日机多次激战于南昌，均重创了日机。10月上旬，苏军航空志愿队轰炸机大队连续出击，轰炸了武汉外围的日军阵地。因日军袭占广东，蒋介石担心其继续北犯湖南，与围攻武汉之日军形成南北夹击之态势，遂决定弃守武汉。在予日寇以自全面抗战爆发以来从未有过的巨大杀伤后，中国军队开始撤离武汉一线，进入四川、湖北、湖南、江西等地，继续寻机歼敌。中苏空军也开始相应转移。于此期，以苏军为主的中苏空军，多次在南昌、衡阳、广东、昆明与日寇空军交战，均取得不俗战绩。

1938年12月30日，日机空袭柳州，苏军志愿军奋起迎战，以损失1架的代价击落日机3架。1939年2月12日、20日、23日，在著名的3次兰州空战中，以苏军为主的苏中空军共击落击伤日机32架，迫使日军停止了对兰州的空袭。兰州为中国接受苏联军援以及中苏空军的重要基地，日军图谋摧毁这一重要基地的战略暂告失败。3月，不甘心失败的日军再袭兰州，被苏军志愿队击落重型轰炸机3架。1939年夏，苏空军志愿军大机群转场重庆，加强中国战时首都的防卫。7月6日，日机大机群夜袭重庆，被苏中空军痛击。8月14日、10月3日，苏空军志愿队以大机群空袭已被日寇占领的汉口机场，予寇重创。特别是10月3日的空袭，开创了开战以来中苏空军消灭日机日寇的纪录之最：彻底摧毁日机60架，损伤的更多。毙伤日寇千余人。日军航空兵惊呼为“奇袭爆击”。其幸存者、日军王牌飞行员坂井三郎作出了如此描述： “我们海军和陆军的200多架飞机本来都是机翼贴机翼地排得整整齐齐，密密麻麻，现在大多数都在起火燃烧。火焰从飞机油箱蹿出很高，还没有来得及着火的飞机机身上多是弹孔，汽油从油箱弹孔汩汩流到地上，火焰就顺着汽油火烧连营，迅速从一架飞机烧到另一架飞机。一长溜轰炸机、战斗机纷纷像蘑菇状起火爆炸，火焰刺眼。轰炸机燃烧爆炸起来像是放爆竹，战斗机烧起来像火柴盒子一样。”注677自1939年起，日寇将空袭重点设定为重庆、成都、兰州，妄图重创甚至摧毁中国抗战大后方的人力、物力以及人心士气。刚刚有所恢复的中国空军，于1939年底昆仑关战役期间，大多移师广西，驻防柳州、桂林，以掩护并支援昆仑关前线。保卫大后方的重任基本尽落在了苏军空军志愿队的肩上，他们坚强地担负起了此重任。1939年12月26日、27日、28日，日机连续三天以大机群空袭兰州，苏军空军志愿军及中国空军驻兰州机群较弱小，但仍奋起反击，虽损失较大，但仍击落击伤日军重型轰炸机10余架。1939年、1940年、1941年3年间，日军空袭重庆近200次，平均5.5天1次。苏中空军均奋起迎战，予来犯之敌沉重打击。此3年间，日寇空袭成都30余次，苏中空军同样沉着迎战，打击了日寇的凶焰。除上述迎击来犯敌寇之空战外，苏中空军还主动出击，空袭日军。1939年底至1940年初，在桂南会战中，苏中空军先后出动轰炸机12次，轰炸已被日军占领的南宁等机场，投弹28吨，炸毁日机15架。并在桂林、柳州、零陵、芷江上空与日机进行了11次空战，击落日机11架，但苏中空军损失了15架飞机。鉴于日军轰炸中国大后方的机群多从汉口机场以及武汉地区周边机场起飞，武汉一线成了日空军的攻击出发阵地，苏中空军于1939年、1940年多次空袭了这一带的日军所占机场，如岳阳、钟祥、信阳等，有效遏止了日军的攻势。必须强调，此期（截止到1941年）空军作战虽以苏军为主，但中国空军仍在勉力配合苏军作战，战功显赫，精神感人，足以彪柄史册。 战至1940年底，中国空军仅存各式飞机65架。注678

苏联志愿航空队来华后，除作战外，还担负起了培养、训练中国空军飞行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任务。苏军空军志愿军在华期间，于迪化（乌鲁木齐）、伊宁（伊犁）、成都、兰州设立了航空学校或训练基地，培训中国飞行员掌握苏制驱逐机、轰炸机的驾驶技能。来华的苏联空军专家组最多时达89人。至1939年夏，受过苏联空军专家培训的中国飞行员已达1045人，领航员81人，无线电操作员和射手198人， 各类航空技术人员8354人。注679

1937年10月武汉会战后，至1942年1月，苏联向中国供应了各型飞机1285架，其中歼击机777架，轰炸机408架，教练机100架。 还供应了大量机场设备、加油车、电台、汽油、各种飞机的零备件、发动机、航空炮弹、炸弹等。注680

从1937年10月到1941年10月，苏联航空志愿队即苏联空军志愿军与中国空军及中国人民并肩浴血奋战了4年。4年间，苏联空军总共派遣了3665人来华，其中飞行员1091名，航空机械师、工程师2000余名， 其他各类空勤辅助人员500余人。注681 亦有苏联赴华参战飞行员先后共达2000余人之说。注682有多达200多名的苏军飞行员为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大业而英勇牺牲。

据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和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附表之统计，武汉会战后（1938年10月）至1941年6月（苏联对华军援基本停止，苏联援华人员基本撤出）为抗战以来中国空军的第二期作战阶段，此阶段中国空军出动次数达3802次，其中出击3271次，侦察213次，防空战183次，制空掩护135次。出动飞机数达18316架次，投弹量达196吨。共毁伤敌机1108架，其中击落372架，可能击落58架（因条件限制，无法精确核实），击伤66架，炸毁487架，炸伤120架，可能炸伤5架。合计毁伤敌舰艇7838艘，其中炸毁舰艇汽船174艘，炸伤舰艇汽船118艘，炸毁汽船轮船木船6993艘，炸伤汽船轮船木船553艘。合计毁伤敌车辆8456辆，其中炸毁机车538辆，炸伤机车98辆，炸毁炸伤车厢1884辆，炸毁卡车、炮车、坦克车4670辆，炸伤卡车、炮车、坦克车909辆，炸毁其他车辆357辆。毁伤车站、机场、仓库、设施、房屋等合计9219处，其中炸毁车站67处，炸毁油库68处，毁伤碉堡及阵地622处，炸毁机场5处，炸毁桥梁及浮桥码头258所，炸毁汽车站及停车场80处，炸毁工厂21处，炸毁仓库堆栈兵站807所，炸伤仓库堆栈兵站59所，毁伤房屋及营房5097栋，毁伤建筑物404所，炸毁电台19座，毁伤（敌占）村落城市480处，破坏司令部指挥部33处，焚毁汽油1199桶。毙伤人马为： 毙伤敌官兵30146人，毙伤敌骑兵1320人，毙伤敌马匹5431匹。注683此期中国空军以苏军航空志愿队为主，此期之战果自当以其为主。但本就较弱、又遭重创的中国空军，仍竭力奋战，于此战果中有重大的贡献。

四、诺门罕事件中苏联红军重创关东军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和舆论一直期待苏联出兵直接打击日军。但斯大林坚持苏联不出兵的底线。但日本对苏联援华，极度不满，多次抗议均遭苏联严正驳回，遂蠢蠢欲动，想以赤裸裸的武力威胁、警告苏联。自1904至1905年日俄战争取胜以来，日本一直狂妄自傲，乃至于严重低估苏联红军之战力—— “我们的军队被说成是技术落后，在作战方面相当于1904至1905年俄日战争时期的旧沙皇军队的水平。”注684加之日本有侵占外蒙古领土以扩大伪满洲国地域的战略企图，日本自1939年5月至9月，无端在伪满洲国与外蒙古交界处的哈拉哈河（又称哈勒欣河）一线滋衅，狂妄越界，在多次击退蒙军之后，深入 外蒙古境内，占领了哈拉哈河西岸及巴英查岗山地区。外蒙古向苏联求援。斯大林派遣朱可夫赴苏蒙前线指挥反击，著名的哈拉哈河战役随即展开。战役分两阶段实施：第一阶段自6月22日至7月5日，苏军夺回了上述被日军侵占的地区。第二阶段自8月20日至8月30日，苏军发起反攻，深入哈拉哈河东岸，合围并基本全歼日军关东军精锐之一的第6集团军5万余兵力，使日军遭受了自明治维新穷兵黩武以来前所未有的被整建制的围歼消灭，令日本统治者、领导层极其惊骇。加之苏联空军志愿军在中国作战的出色表现，使日本对苏军的战力作出了重新的全新的评估。日本北犯苏联的战略意图就此顿挫。

苏军在哈拉哈河一线的陆军兵力并不比日军占优，甚至还稍逊于日军。其虽有蒙军协助，但蒙军的现代化程度及战力均远逊于日军。苏军唯一的优势是装甲—坦克军力胜过日军。双方空军兵力相当，但苏军稍逊。开战后，苏军先出动空军攻袭日军，日军亦以空军应对。两军激战，苏军依靠先进的空战战术大败日军，致日军一线空军员损失殆尽。继而苏军集中装甲—坦克部队，形成突击集群，很快突破日军防线并横扫日军，最终将其合围、歼灭。此战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反映了日军战术及各方面的落后。终其二战中之表现，日本空军虽有协同概念，但协同作战很不成熟很不成功，基本依靠飞行员逞勇斗狠，单打独斗，可谓之空中武士道及法西斯精神与战术。遇上飞行素质及协同配合均大大优于其的苏军及后来的美军，唯有惨败。而日本陆军，则从无装甲—坦克的集群和集群使用概念，直至战争结束，依然如此。当然，其落后的坦克即使构成集群，也远非苏军和后来的美军之对手。可见，日本除海军具有大规模运用海军舰载航空兵的较先进理念和战术外，其陆、空军的作战理念及其战术并不先进，除空军的若干型飞机如零式等外，陆、空军的主战装备相比世界先进水平也并不先进。

五、《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

此期，日本与美、英争夺西、南太平洋地区（利益）的矛盾日趋激化，遂渐渐确立了南进即南下与美英争夺的战略，后来其东袭珍珠港正是为了消除美国海军的威胁而达成可任其南下的目的。日本陆空军大量部队滞陷于中国战场，亦使其不可能分兵北犯苏联，而这也正是苏联大规模军援中国的首要战略目标。通过援华和哈拉哈河即哈勒欣河战役，苏联显然达成了其牵制日本使其不敢贸然北犯的战略目的。其时，“慕尼黑协定”已签署，英法绥靖，祸水东引，纳粹德国凶焰万丈，欧洲形势日益紧张。西线成为苏联最大的威胁。苏日停战由此成为两国的共同选择：日本欲南进（南下），须解除苏联拊其背后的现实威胁；苏联为全力西向，也须避免两线作战，解除日本对其侧后的威胁。苏日两国经多次谈判，于1941年4月13日，签署了《苏日中立条约》，该条约由当时的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和日本外长松冈洋佑签署，所以又称为《莫洛托夫—松冈洋佑条约》。通过该条约，苏日双方均向对方承诺，无论对方与哪个国家交战，苏日均持不参与之中立立场。由此，苏日双方亦相互承诺不交战，任何问题均不诉诸武力解决。《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对中国抗战产生了不利的冲击，松冈洋佑不无得意地说：“在冷却中苏关系这一点上，中立条约对我有利。”但斯大林一直对日本充斥反感，认为日本人不讲信用，靠不住。斯大林这一看法除前述原因外，还因为日本在哈勒欣河一线的滋衅也是毫无理由不讲信义的，且偷偷摸摸，处心积虑：一直谎称关东军的入侵只是与苏蒙边防军的边境冲突事件。 “为了使自己的谎言被人相信，日本政府决定在战斗开始时不投入大量兵力，先以一些特别支队入侵、视战斗行动的发展再加强力量。”注685即采用渗透—扩大的侵略方式。斯大林的这一担忧不久即被证明完全切中日本的实质：纳粹德国入侵苏联后，日本北进的调子立刻凸显，甚至刚刚签署了中立条约的松冈洋佑，竟然公开鼓吹北进。至1941年11月底，关东军的兵力已增至70万。但因日本深陷中国战场，并于12月发动珍珠港事变，致其北犯苏联终不可能。若让日本在中国战场得手，这个毫无信义的国家依然会图谋北犯苏联。因此苏联努力将中立条约对中国抗战的负面冲击降至最低：斯大林不断通过各种渠道对中国表示，条约的签订决不会影响苏中关系，苏联仍将努力援华。苏联援华军事总顾问崔可夫也频繁地会见中国高层，并与各国驻华使团保持密切接触，及时、准确地传达苏联的真实意图。

同时，苏联军用物资仍不断抵华。4月22日，蒋介石发表讲话，称 “苏联对我的军火接济如故”。注6866月22目，纳粹德国倾全力进犯苏联，苏德战场成为波澜壮阔的人类反法西斯战争的最重要战场。为切实避免日本抄其后路，并集中全力于西线，苏联援华渐行停止，并开始逐步撤出援华人员。至10月，援华军火供应基本停止，援华军事人员也基本撤出。但援华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及其助手们仍驻于中国，并一如既往为中国抗战殚精竭虑。1941年底，崔可夫因长期得不到休息而积劳成疾，蒋介石安排其到成都休养。珍珠港事变爆发，日本南进战略意图公开，彻底消除了其北犯苏联的可能；加之美国参战，美国军事顾问即将赴华；崔可夫遂主动向斯大林要求回国参战，斯大林同意了他的要求。1942年2月，崔可夫离华返苏。随苏军顾问团的最后撤离，苏联对中国抗战的大力援助暂告一段落。但对于苏联此前的慷慨援助，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是十分感激的，蒋介石多次致电斯大林和苏联政府， “对贵国仗义相助，抑强扶弱之厚意，均表示无限之钦佩与感激”注687，称 “屡承贵国热心援助，人心士气益为振奋”注688，表示 “必督励全国军民予暴敌以出其意外打击，而不负贵国之热心援助”。注689

第21章　山西、山东、河北等地民众抗日武装的建立和游击战争的开展

一、山西新军的组建与发展

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接连发出指示，要求华北党组织迅速、切实地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用极大的力量发展抗日的民众运动，组织、动员起千百万民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保卫华北。华北各地中共党组织迅速深入乡村，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组织起了许多支民众抗日武装。

早在1936年下半年红军东征回师后，中共中央就派薄一波等人去山西，与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发展了合作抗日的特殊形式的统战关系。是年9月，阎锡山为表示抗日，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某些进步措施和口号，组织了一个抗日救亡团体——抗日牺牲同盟救国会（简称牺盟会），由阎自任会长，邀请和吸收共产党人和抗日进步人士参加和负责牺盟会的日常工作。为推动山西救亡运动的发展，推动阎锡山抗日，共产党方面接受了邀请，薄一波、宋劭文、牛荫冠、冯基平等一批山西籍共产党员开始在牺盟会中积极工作，利用这一组织深入山西各县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和组织、训练工作，使山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救亡新局面，抗日进步力量也通过牺盟会组织而逐步形成了山西“新派”的领导力量。

全国抗战爆发后，山西形势急遽变化。日军在占领平津后，很快向山西进逼。阎锡山为应付危局，急欲扩充军队，并更多地依靠牺盟会来组织抗战力量，于是他接受了薄一波等人的建议，下令由“牺盟会”组建新军，名称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简称“决死队”），由牺盟会当时举办的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教练团和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第8、第9团各部组成。1937年8月1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1总队（相当于团）在太原正式成立，一个月后，迅速发展为4个总队，后又相继扩充为第1、第2、第3、第4纵队和工人武装自卫队、政卫旅等， 统称“山西新军”。注690新军成员基本来自各阶层的爱国青年和革命知识分子，经阎锡山同意，新军实行政治委员一长制，由薄一波、张文昂、戎子和、雷任民等分任纵队政治委员，并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因而它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受八路军总部指挥的民众抗日武装。

1937年9月21日，根据中共中央在山西建立3个战略支点的部署，薄一波率决死总队向晋东北进军，先期开赴五台。在八路军主力未抵之前，由决死总队控制该地区。11月，按照朱德总司令的指示并取得阎锡山同意，决死队先后开赴晋东南、晋西南和晋西北，协同八路军主力进行群众抗日工作，展开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12月，日军纠集步、骑兵5000余人从平遥、阳泉、昔阳、和顺、寿阳、榆次分6路围攻驻扎在寿阳以南松塔、马坊地区的决死第1纵队。面临强敌，决死第1纵队英勇作战，5天内毙敌600余， 粉碎了敌人围攻，经受了战斗考验。注691

1938年初，日军分9路围攻晋东南抗日根据地。为配合八路军主力作战，粉碎敌人围攻，决死第1纵队组织群众进行空舍清野，并担任了牵制、消耗、袭击来犯之敌，拖垮敌军的任务。2月下旬，决死1纵队配合第129师主力在神头岭进行的歼灭战，在夏店附近出击日军，毙敌50余，随后迅即转至三不管岭， 再次袭击日军，致敌死伤逾百。注692敌因摸不着我主力部队行踪，疲于奔命，逐步陷于困境之中。此后，决死1纵队又与友军第83师、第47师协同，在进占沁源之敌被迫撤退时截击、追击之， 并配合八路军第344旅收复了沁县县城。注6934月27日，决死1纵队第2总队再次与第344旅配合，侧击长治南退之日军，先后在襄垣的虎亭、长治、高平地区进行战斗， 毙敌百余，收复了长治县城。注694在这次反敌9路围攻作战中，决死队为保卫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发挥了作用。

反围攻作战胜利后，决死第1纵队又活跃于同蒲铁路之霍县至临汾段。5月13日，纵队第1、2总队袭击临汾车站，全歼守敌30余人。此后，又对洪洞县大、小胡麻据点进行突袭。为掩护灵（石）介（休）县政府开展工作，第3总队巧妙袭击了介休洪山村的日军，毙敌60余人。夏季，第3总队又发起榆次北田战斗，破坏马首至上湖段铁路，使日军一列运输车脱轨，伤亡惨重。8月28日，决死1纵队一部夜袭赵城磨头火车站附近之三关庙据点， 打死、打伤敌111人。注695

图21.1　1939年1月，朱德（前左）到沁县南沟村视察

在晋西北，决死4纵队配合第120师反围攻，展开七城战役， 在围困岢岚和追击残敌中胜利完成了阻击和袭扰任务。注696晋西南政卫队从1938年2月起，也先后进行了黑龙关、三关峪、古城镇、秦王岭、店头村、王庄等战斗，在晋南反“扫荡”战斗中屡立战功。决死3纵队也打了不少好仗，其中尤以夜袭沁水城的激烈战斗为最。4月20日，3纵队第9总队分数路攻入沁水城，打死守敌近百名，迫敌撤退，占领了县城。7月，敌一运输大队300余人、汽车百余辆由阳城开沁水，在翼城、沁水间的车坞岭遭3纵队第7、第8总队各一部伏击， 被全部消灭。注697同年秋，决死3纵队又参加了正太路与同蒲路连接处附近之北营、鸣季段的铁路破击，袭击寿阳东关， 炸翻火车一列，缴获大批军用物资。注698

图21.2　山西新军官兵在山林中露营

1937年冬至1938年夏是山西新军大发展的时期。牺盟会在山西进行救亡运动所做的颇有成效的工作，为山西新军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而八路军主力开赴山西战场英勇作战，给山西以至全国人民以振奋，对山西新军的壮大也起了巨大作用。山西新军在共产党人和其他抗日进步人士的实际领导下，与八路军主力密切配合，为创建、保卫抗日根据地立下了卓著功勋，而本身也在此过程中得到发展。到1939年年底（晋西事变前），山西新军已拥有：（1）4个决死纵队，每纵队辖3个总队和3个游击团，合计24个团；（2）一个工人武装自卫总队，辖3个团；（3）3个政治保卫旅即第209、212、213旅，每旅辖3个团，合计9个团，外加3个游击支队（团）；（4）1个暂编第1师（由第2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总动员委员会组织领导）， 该师辖4个团，1个游击支队（团）。注699以上全部新军共50个团（其中46个正规团，4个游击支队）， 约5万多人注700，在实际兵员和武器数量上都超过了山西旧军，成为活跃在山西各地的一支主要抗日民众武装。

二、河北民众抗日武装的建立

日军占领平津后，河北广大地区沦入敌手。遵照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关于发动和组织人民抗战的指示，中共保属省委决定所属党员、干部，一律就地坚持抗日斗争，组织武装，开展游击战。9月，日军沿平汉、津浦两线进攻，大批枪支散落民间，省委立即在各地广泛发动青年，组织武装，于两三个月内，在高阳、蠡县、定县、安国、天极、藁城、正定等县先后组织起河北游击军、抗日义勇军、人民自卫团等共两三千人的抗日队伍。

1937年10月，东北军第53军第130师第691团在团长吕正操率领下，拒绝南撤，回师冀中，改称人民自卫军，与河北游击队等抗日武装会合，在当地发动群众，消灭土匪汉奸，开展游击战争，并收复了深泽、安平、博县等县城。部队也由此得到发展，成为有第1、2、3团和特务团4个团3000多人的一支抗日武装。是年12月，该部转平汉路西整训。于此期间，在中共保属省委的领导下，冀中相继建立了高阳、安新、新安、任丘、蠡县、博野、安国、深泽9个县的抗日政权。各县并普遍组织了各界救国会团体、人民自卫武装。至1938年1月，河北游击军发展到70000多人，号称“十万”。冀中抗日力量的迅猛发展给日军以严重威胁。这时日军主力尚集中在第一线，后方交通沿线仅有少数兵力驻守，暂时抽不出较多兵力“扫荡”，乃实行袭劫、屠杀政策，于1937年底、1938年初派兵占领高阳、安新和新乐，并在边沿区建立伪政权与我对抗。

为巩固冀中，自卫军整训部队根据晋察冀军区指令迅速返回冀中，协同河北游击军袭击日据点，破坏平汉路，打击汉奸土匪武装，并于1938年2月以一部北进大清河地区，连克新镇及霸县、永清县城，同时粉碎了日军的两次规模较大的“扫荡”，收复了高阳、安新。4月下旬，河北游击军在抗击了交河、献县日军向河间的进犯后，乘胜收复了河间城。至此，冀中腹地土匪、日伪势力基本肃清，并在38县中建立起了抗日民主政权，西起平汉，北至北宁，南达沧石的广大地区基本为我控制。

5月上旬，冀中区党委成立，接着又成立了冀中行政主任公署，人民自卫军与河北游击军合编为八路军第3纵队，吕正操任纵队和冀中军区司令，王平任政治委员，下辖4个支队和4个军分区，冀中抗日根据地得到开辟。

河北平西地区包括宛平、房山、涞水3个县大部，良乡、怀来、昌平、延庆等县一部。七七事变后，东北流亡学生赵同、高鹏等在北平近郊沙河、昌平一带拉起一支队伍，这支队伍在中共地下组织帮助下，发展为国民抗日军，主要活动于北平近郊地区。1937年8月22日，抗日军袭入北平德胜门敌监狱，救出被捕同胞、爱国志士数十人，给敌造成震惊。抗日军声望不断增加，短短两个月后即发展成拥有千人的抗日武装，并于12月受八路军总部之命，编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5支队。

为协助第5支队开辟平西、发展冀东抗日游击战，1938年3月，由军分区政治委员邓华率领，组成邓华支队，挺进平西，接连攻克樊山堡、门头沟、桃花堡等敌据点。在第5支队协同下，把抗日游击战争推进到房山、涞水、良乡、宛平、昌平等地，成立了县的抗日联合政权。1938年5月，晋察冀军区在平西设立了第5军区分区，地方工、农、青、妇抗日救国会也相继建立，平西区抗日游击战得到初步发展。

冀南地处平汉路东，沧石路南，卫河以西，漳河以北，拥有34个县，境内有卫河、漳河、滏阳河、沙河、里河等5条河流，除尧山县西北之尧山外，全是一片平原。1937年10月，德州、邯郸先后陷落，冀南除南宫、清河、枣强、巨鹿等县外，悉数为敌占领。但为时不久，日军因一线需要大部南进，仅留少量部队控制德州经临清、馆陶、邱县至邯郸，临清经威县至邢台两条主要交通线。为不失时机打开冀南抗日局面，中共北方局于1937年10月成立了冀南特委，派马国瑞等返回当地，着手恢复地方党组织，发动民众抗日，在短期内于南宫、广宗、巨鹿一带组织起一支200多人的游击队，命名为八路军别动大队。赵县、藁城、栾城一带组成了沿用友军番号的第5路军，在漳南区也组织了命名为民军第2路第4支队的游击队。以赵辉楼为首的受中共影响的知识分子也在宁晋、束鹿一带建立了民众抗日自卫军。这些武装的建立为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提供了基础。1937年底，八路军第129师教导团干部30余人组成挺进支队越过平汉路进入冀南，又以第769团4个步兵连、1个机枪连、1个骑兵连组成八路军东进纵队，由第386旅副旅长陈再道和冀鲁豫省委书记李菁玉率领，挺进平汉路东，控制了南宫附近数县地区，在那里安定社会秩序，收编民军和匪、伪武装，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冀南抗日工作遂展开了局面。

三、山东民众抗日武装起义

1937年10月，日军占领德州，12月下旬分两路渡过黄河，次年1月占领济南。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消极避战，率十万部队和政府机关南逃，山东广大地区沦入敌手。但日军仅占领了铁路沿线城镇，远离铁路的广大地区是空虚地带。

早在敌占德州之时，中共山东省委即对形势作了充分估计，在10月上旬召开的省委会议上详尽讨论了发动群众，建立数万武装，配合八路军开展游击战争的任务，决定抓住日军入侵，国民党撤退，人民抗日情绪高昂的时机，及时领导人民举行抗日武装起义，并具体拟订了分区发动起义的计划。为此，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先后给省委派出了一批干部，作为领导武装起义的骨干，山东各地党组织也立即行动起来，深入民众，集聚力量。因此，在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入山东后，中共领导下的民众抗日烽火便遍地燃烧起来。

最早发动的是中共冀鲁边工委领导的盐山等地的抗日民众起义。1937年11月间，日军占据了盐山，冀鲁边人民最先遭到日军的蹂躏。在当地救国会的领导下，盐山一带的民众揭竿而起，于7月15日成立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1938年11月，起义部队攻克盐山，消灭伪军400余人，日军30多人；2月间，又乘胜攻克无棣县城；随即挥师西进，占领乐陵；进而收复南皮东部地区；又于3月间争取了庆云伪军一部反正，里应外合收复庆云城，并很快在乐陵、庆云、南皮3县成立了抗日民主政权。由于起义部队积极打击日伪，极大地鼓舞了人心，扩大了影响， “人民抗日救国军在短期内发展到两千多人”。注701

在鲁西北地区，中共鲁西北特委与国民党山东第6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实行共同抗战。日军侵入山东后，范筑先在共产党员的推动、帮助下，在聊城坚持抗战，中共与之配合，一起发展了抗日武装，在范部19个支队中建立了中共组织，并独立组建了第10支队。这支武装由中共直接领导，活动在鲁西北平原和肥城附近的大峰山区。

在胶东地区，中共胶东特委在1937年12月间直接领导了文登东部的天福山起义，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第3军。为扩大影响，第3军于2月13日拂晓袭入牟平县城，俘虏伪县长以下170余人。战斗结束后，部队撤往城外休息，被烟台来援之敌包围。日军在4架飞机支援下，向雷神庙内第3军指挥部进攻。庙内同志临危不惧，依托院墙顽强抗击，连续打垮敌人4次冲击，战至黄昏，终在庙外部队配合下将敌击退，并击落敌机1架。起义武装在一天内攻克牟平、血战雷神庙的胜利很快传遍了胶东。3月，第3军一部又收复福山城，摧毁了该县日伪组织。4月间队伍发展到1000余人。与此同时，胶东掖县、蓬莱、黄县等地民众也在中共领导下组织了抗日武装，收复了3县县城，建立了掖县和蓬莱的抗日民主政权。为统一胶东人员抗日武装力量，1938年4月，第3军军政委员会将各地起义部队分别编为第1、第2、第3、第4路，各路设指挥部，下辖若干大队。 第3军成为一支拥有7000余人，威震胶东的抗日生力军。注702

继天福山起义后，就在济南陷落的当天，毗邻济南的长山与临淄之间的黑铁山也爆发了民众抗日武装起义，在中共领导下，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第5军。起义部队于1938年1月中旬袭入长山城，消灭了伪“维持会”的武装，又在陶塘口、安家庄（邹平城北）小清河两岸埋伏，利用民船构成拦河障碍，以步枪、手榴弹、土炮击沉敌汽艇1艘。敌为了报复，由周村调动日伪军400人。向驻长白山区（长山城西南）的起义部队进攻。起义部队在群众支援下，扼守高地与敌激战终日，毙伤敌伪百余人，敌狼狈撤回。此后，起义队伍又开辟了邹平、益都、临淄地区，并与淄川矿区的武装共同攻克淄川城。至1938年春，这支队伍已发展到6000余人，活动在小清河以南、胶济线南北的广大地区。

与上述两次起义几乎同时爆发的是由中共山东省委直接领导的徂徕山起义。为发动这次起义，中共山东省委、泰安地委做了大量准备工作。1938年1月1日，组织起来的抗日民众在徂徕山光华寺召开了起义誓师大会，宣布成立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4支队，下辖4个中队。队伍略行整顿，即对敌开始战斗。1938年1月中旬，在寺岭（泰安至新太的公路上）用地雷炸毁敌3辆汽车，歼灭日军40余人，取得首战大胜。此后，队伍分两路发展。一路向新太、蒙阴、费县、泗水方向活动，一路向莱芜、淄川、博山一带活动，与由清河区南下的第5军一部会师，协同博山当地民众，武装攻入博山，歼灭守城伪军。由于我队伍英勇战斗，人民群众踊跃参加，各地起义武装纷纷前来会师，至1938年4月， 第4支队迅速发展到4000多人。注703

从天福山起义到徂徕山起义，前后仅一周时间，继此之后，山东民众抗日武装起义风起云涌。1937年底，中共鲁东工委领导寿光、潍县、昌邑等地人民武装起义，成立了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7、第8支队。1938年1月1日，泰西夏张镇也爆发了抗日民众起义，起义队伍开进肥城山区整顿，成立了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在津浦路附近给敌以打击，台儿庄作战时，在津浦线黑虎泉（泰安南）一带翻倒敌弹药车一辆，毙伤押车日军20余人，弹药车的爆炸持续了五六小时，致使七八天未能通车。起义部队还将泰安城北万德车站附近的铁路、公路、桥梁全部炸毁，并袭击敌修路部队，有力地支援了徐州会战。在鲁东南，中共在沂水以西组成了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4支队第6大队。在鲁南，中共以第5战区动委会的名义发动群众抗日，在日军向徐州外围推进时，在沛县、滕县、峄县发动了民众抗日起义，成立了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第1总队，在滕、峄边区之南塘一带打击敌人。5月，他们在临（城）枣（庄）公路上的邹坞、大甘林等地设伏，袭击敌辎重部队，毙敌数人。徐州沦陷后，山东微山湖西的人民也揭竿而起，在中共苏鲁特委和鲁西南工委的领导下，成立了苏鲁人民抗日支队第2总队。当日军沿铁路、公路大举西进时，这支队伍配合单（县）砀（山）边区的会门武装，在砀山西北的马良集截击敌人，毙敌数人，8月又袭入萧县西北之黄庙据点， 全歼日军一个小队，缴获军用品若干。注704

总之，自1937年底至1938年5月间，在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领导下，山东大地抗日烽火遍燃，武装起义此伏彼起。在不到半年中，全山东十几个地区普遍创立了抗日基地。起义的民众武装对日作战大小近百次，从日军手中收复了肥城、长山、邹平、淄川、牟平、蓬莱、掖县、黄县、福山、盐山、庆云、乐陵、无棣、莱芜、博山等15座县城，不仅在徐州会战期间有力支持了津浦前线我军正面作战，而且迅速打开了山东抗日的局面，起义队伍至1938年夏已达4万余人，为日后八路军主力入鲁作战和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四、东北抗联配合全国抗战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东北日军大批入关，侵略华北。东北日军守备力量较弱。抗联各军乘此良机，主动出击，打击和牵制日军，积极配合全国抗战。

1937年7月16日，杨靖宇率第1军一部从桓仁出发，向兴京、清源挺进，把抗日游击战争推向辽宁西部。18日，该军第3师在开原县与日军交战，击毙冈田中佐和板本少佐以下13人。不久，又在清源县七道河子设伏，击毁敌汽车一辆，毙日军20余人，缴获机枪一挺，长短枪20余支。7月，抗联第1路军发表《为响应中日大战告东北同胞书》，号召东北同胞，乘机崛起， 为“恢复中国人之东北”而战。注705第1路军在杨靖宇的领导下，确定了在东南满地区，猛烈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全力牵制日军入关，支援关内抗战的任务。第1军在兴京、桓仁、宽甸、清源、开原等县，频繁袭击敌人。9月13日，该军第3师手枪队深入沈阳东陵滴台活捉伪奉天省公署高级官员日人村上博。不久，又潜入抚顺城内活动，使敌大为惶恐。10月底，杨靖宇指挥第1军军直部队在宽甸县四平街地区袭击日军守备队，毙伤日军水出大队长和陆岛小队长以下20多人，烧毁敌汽车2辆，缴获步枪30余支。 12月初，杨靖宇指挥一军直属队在本溪县南营房附近设伏，毙伤日伪军20名。注706

抗联第1路军第2军在辉南、潆江、长白、临江、抚松、桦甸、金川、安图等地猛烈地打击日伪军。七七事变后不久，第2军第5师一部和第5军相配合，在敦化县涉河沿与敌交战，一举歼敌百余名。10月下旬，魏拯民率第2军一部，夜袭日伪盘踞的军事重镇辉南县城，毙日军20余名，获取大量军用物资。11月中旬，第2军第4师在桦甸老金厂附近设伏，全歼伪军一个营。12月中旬，魏拯民指挥第2军一部，夜袭潆江排子敌宿营地， 歼敌200余名，缴获两部地线电收发报机和大量的枪支弹药。注707

据粗略统计，从卢沟桥事变到1937年底，抗联第1路军进行较大规模的战斗有33次， 毙伤、日伪军1400余人，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抗日斗争。注708

七七事变后，战斗在松花江中下游的抗联第4、5、7、8、10军。协同作战，屡创敌军。8月13日，第2、4、5、8军各一部，联合攻击勃利县三道通日军，毙伤日军40余名，缴获步枪4支，子弹500发。8月21日，周保中指挥第5、8军各一部和独立师骑兵队，在依兰县五道岗诱击日军黑石部队，毙伤日军350余人，毙敌战马200余匹，缴获轻机枪10余挺， 四四式马枪220支、金鞍马50匹及许多战利品。注709这一战斗后，敌人半个月不敢出扰。10月上旬，抗联第4、5、7、8、10军着手筹备组建抗联第2路军。 周保中、柴世荣、李延平、王光宇、陈翰章、姚振山等为筹备委员，周保中担任总指挥。注710这一筹备工作，促进了第4、5、7、8、10军的团结抗日。10月下旬，第5军第2、3师联合攻破富锦、宝清之间的大孤山伪军据点，毙敌10余名，俘敌50余人，缴步枪50余支。12月中旬，第5、7军各一部，联合袭击宝清县七星河镇，毙日军指挥官以下10余名，伤敌20余名，歼灭伪军1个连，缴获轻、重机枪5挺，迫击炮1门，步枪200余支和其他战利品。1937年底，第2路军正式成立，周保中任总指挥兼政委。

七七事变后，战斗在北满地区的第3、6、9和第11军，积极广泛地开展了扒铁路、毁桥梁、割电线、袭击敌人兵站等抗日游击战。1937年秋，第3军一部攻占了侯大老爷大屯，摧毁了警察署，活捉了警察署长及其下属官兵。第6军一部毙日军30名，缴九二式重机枪1挺。7至10月，第3军第9师共毙日军七八十名，俘伪军数百名，缴获轻重机6挺，炮1门，步枪百余支，子弹数万发。据统计，从1937年冬到1938年冬，第3军主力部队仅在三江省（今黑龙江省合江地区）即与日伪军作战427次，使日伪军伤亡7690人。1939年初，第3、第6、第9、第11军组成第3路军，以李兆麟为总指挥，冯仲云任政委。

整个说来，1936年至1937年，是东北抗联大发展的年代。到1937年10月，抗联共组建了11个军，人数达3万余人。开辟了东南满、吉东和北满三大游击区。抗联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在东北的统治，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抗日战争。

第22章　华北抗日游击战由山地向平原的发展

一、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平原游击战的指示和部署

山西、河北、山东人民抗日武装的建立和游击战争的开展，对八路军完成在山西的展开和创建根据地是一个有力的策应和支援，也为八路军主力深入平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1938年春，徐州会战开始，日本、华北方面军主力相继入鲁参战，冀、鲁、豫广大平原地区成为敌之空虚地带。为加强和巩固山东、河北等地民众抗日起义的战果，不失时机地创造和扩大敌后抗日区域，同时达到配合友军作战，牵制、滞留、打击日军的目的，华北八路军以山区根据地为依托，逐次向平原推进已势在必行。

1938年4月21日，毛泽东、张闻天联名致电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就开展平原游击战争作了明确指示。电文指出：“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正面深入群众工作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大地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是可能的。”“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广泛发展的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进行公开的武装斗争。”电文并强调： “应即在河北、山东平原划分若干游击分区，并在军区成立游击司令部，有计划、有系统地去普遍发展游击战争，并广泛地组织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在收复地区应即建立政府……组织民众抗日战争，镇压汉奸，保护民众利益，帮助部队筹拢给养……使政府、部队、人民密切联系起来。”注711

根据这一指示，八路军总部迅即作出派遣部队向冀东、冀南、冀鲁边和冀鲁豫平原地区推进的部署。4月22日，八路军总部下达命令如下：令徐向前率两个团、一个支队推进冀南；令陈再道、宋任穷部仍发展冀南，并组建一个支队挺进冀鲁边；令宋时轮支队与邓华支队组成一个纵队深入冀东；令129师主力在正太路和晋冀边区积极活动， 以策应平汉路东的我军迅猛发展平原游击战争，和第344旅与决死一纵队开辟太岳山脉南部地区。注712

从4月下旬起，八路军各主力派出部队陆续出发，平原抗日游击战很快得到加强和发展。

二、八路军在平原地区的初步展开

1938年4月下旬，由八路军第129师769团和第115师344旅之689团及第685团之一营组成的八路军第5支队，在第129师副师长徐向前亲自率领下，按照总部统一部署，率先由晋东南出发，挺进冀南。

5月初，部队到达南宫地区，与先期到达的东进纵队、骑兵团等部会合。5月10日发起威县战斗，于是夜攻入威县城，歼敌百余，震慑了邢（台）临（清）公路沿线敌军，纷向邢台窜逃。支队分两种乘胜向东、向南发展，至6月上旬，临清、高唐、夏津、枣强、永年、成安、肥乡等城先后为我收复，卫河东西和漳河以北广大地区得到开辟。与此同时，第129师第386旅771团也由旅政委王新亭率领，由晋东南开至永年、肥乡、成安地区，抗日民众武装王乃贵支队进至栾城、赵县、宁晋一带。上述部队到达后，即与当地群众一起，清除匪伪势力，建立和改造地方政权。至6月底，先后收编、改编民团、保安队等游杂武装两万余人。7月，部队进行统一整编，编为新编第1团、冀豫支队、青年抗日游击纵队、东进纵队（包括第1至第8团和独立团）。同时部队还抽调出大批党员和干部，协助地方党开展根据地创建工作。8月，冀南50余县军政民代表大会在南宫召开。会上成立了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杨秀峰、宋任穷分任正、副主任。9月，建立了全区工人、农民、妇女等各界抗日救国总会，同时在30余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和民兵自卫队。至此。以南宫为中心，西起平汉铁路，东抵津浦线，北至沧石路，南跨漳河的冀南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

为钳制企图进攻潼关、洛阳之敌，进一步开辟漳河以南，8月下旬，第129师令陈再道、王新亭统一指挥青年纵队、东进纵队、第689团、新1团等部发起漳南战役。从8月底至9月初，在临漳、安阳、内黄间，连克楚旺、向隆、大韩集、崔家桥等重要集镇，又解放了豫北的滑县、道口。9月中旬，漳南兵团组成，由王新亭、杨得志指挥继续南下。经过一个多月基本肃清了平汉路东，漳河以南，卫河以西，南北近百里的伪匪军，并协助中共直南特委开辟、巩固了安（阳）、内（黄）、汤（阴）、浚（县）、滑（县）地区，并开始作挺进冀热边，创建冀鲁豫边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准备。

第129师徐向前率主力之一部挺进冀南，迈出了抗日游击战争由山地向平原发展的决定性一步。为钳制日军向徐州方面的机动兵力，对日本华北方面军战略要地平津地区形成威胁，并策应东北抗联的游击战争，1938年4月1日，八路军总部电示第120师，在平西抗日游击战争得到初步展开的基础上，派宋时轮率雁北支队东进平西，与晋察冀军区邓华支队会合，组成八路军第4纵队， 受晋察冀军区指挥，进一步向冀东挺进，开辟雾灵山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注713

6月上旬，第4纵队由平西出发，取道平北，进入冀东，部队一路连克昌平、延庆、兴隆等县城，于28日抵平谷县一带。在第4纵队抵达冀东的有利形势下，中共冀热边特委根据中共北方局指示，决定立即发动民众起义，组织抗日联军，推翻冀东反共政府。从7月7日起由中共地方组织发动的抗日武装起义相继爆发，其中最大规模的是7月18日开滦煤矿两千矿工起义。在民众抗日起义的带动下，活动在这一地区的国民党游杂部队，昌黎、兴隆等地的绿林武装也纷举义旗，加入起义队伍。因此，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冀东各地西起通县，东至山海关，北起兴隆、青龙，南至渤海湾，到处燃起抗日烈火，起义队伍迅速发展至十多万人。八路军第4纵队在起义武装配合下，积极打击日军，推翻冀东伪政权，先后收复了平谷、蓟县、迁安、玉田、乐亭、卢龙等县城和冀东广大乡村，并一度切断北宁铁路线，冀东抗日出现蓬勃发展的局面。

图22.1　八路军和抗日武装为开辟冀东等根据地，在长城待命

在第129、第120师派出部分主力深入冀南、豫北、冀东，作平原作战尝试的同时，八路军第115师也根据总部决定从冀南抽调第5支队，与第129师津浦支队一起向山东境内发展，增援冀鲁边地区。7月上旬，部队经过鲁西北，越过津浦路，进抵乐陵、宁津，在那里会合了边区人民抗日武装，开始配合地方党组织积极展开抗日工作。9月下旬，第115师政治部副主任肖华奉总部令率第343旅政治部、司令部百余名干部到达乐陵，在那里成立了冀鲁边军政委员会，并统一将该地部队整编为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肖华任军政委员会书记兼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军政委员会明确提出了创建冀鲁边平原根据地的任务和大力发展抗日武装的方针。在此一方针下，纵队建立了领导机关，下属各支队分别进行扩大和整编。津浦支队由2个营扩编为3个营，第5支队由3个营扩编为3个团，冀鲁边起义武装整编为第6支队，辖3个团。部队整编后，迅速分散发展，又先后发展起津南支队、泰山支队以及宁津、鲁北、阳信、商河、惠民等若干个地方支队。至1939年初，冀鲁边区抗日武装已扩至两万余人，在津南、鲁北之15县地区展开活动，初步完成了开辟冀鲁边平原抗日基地的任务。

大青山位于绥远境内，横亘内蒙古高原。开辟这一地区，使其与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对坚持绥远抗战、钳制日军向大西北进攻、掩护我之战略侧翼，具有重要意义。1938年5月14日，毛泽东电示八路军总部 “在平绥路以北，沿大青山脉建立游击根据地，甚关重要”。注714为此，八路军总部于6月间作出决定，由第120师第715团、独立第4支队和骑兵营一部，组成大青山支队，进入大青山地区。

7月下旬，大青山支队由第358旅政治委员李井泉与姚喆、武新宁率领，从晋西北五寨地区出发北进，首先进抵平鲁、左云、右玉地区，在那里积极进行挺进大青山的各项准备。8月下旬，支队由绥远出发，在凉城地区留下第715团一个营，建立以蛮汗山为依托的绥南根据地，以保障晋西北与大青山的联系。9月初，支队越过平绥路，进入大青山地区。不久，支队即与当地中共领导的蒙汉两族人民游击队会合，并于9月3日袭击了陶林敌据点，随后挥戈西进大滩地区，在那里广泛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了绥蒙抗日总动员委员会。为在该地区扩大我军影响，大青山支队在查明地形、敌情后，决定攻击归绥以北重镇乌兰花（今属四子王旗）。9日晚，支队由大滩进至乌兰花东南之五塔背、韭菜沟。 10日夜突入镇内，击退日军一部，俘伪蒙军70余人。注715

陶林、乌兰花两次袭击作战，使日军大为惊慌，急向武川、陶林、乌兰花、百灵庙等地增强兵力。我军则乘敌调动，利用归绥、武川公路之间蜈蚣坝一带的险峻地形， 打了个伏击战，歼敌80余。注7169月下旬，大青山支队主力在武川以东的后窑子地区击退了日军数百人的阻击，进入归绥至武川公路以西。10月1日，支队袭击了平绥线上的陶思浩、苏安盖等日军车站，占领了华克齐。包头、归绥之敌深感威胁。11月上旬，日军华中2000多骑兵，分4路围攻萨拉齐以北地区，企图消灭、驱逐大青山支队。大青山支队在中共地方组织配合下，依靠各族群众，以游击战与敌周旋，支队主力则趁敌出动，深入敌侧后，在马厂梁、大沟等地予日军以打击， 毙敌200余，粉碎了敌之围攻。注717与此同时，第120师遂以第359旅主力向大同以东之平绥铁路沿线进袭，在友宰堡和后子口，消灭日伪军300余人，并袭击了聚乐堡、罗文皂、永嘉堡等车站。总之，从9月上旬至是年底，大青山支队在3个月中，横扫阴山几百里，初步开辟了归绥至武川公路以西之绥西、归绥至武川公路以东之绥中，及平绥路南以蛮汗山为中心的绥南等含有18个市县在内的游击基地，大青山抗日游击战得到加强和发展。

为配合正面战场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的进行，钳制和打击敌人，同时支援加强冀、鲁、豫三省平原抗日游击战的开展，不失时机地开辟和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自1938年4月晋东南反敌9路围攻胜利，山区抗日根据地得到初步巩固后，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八路军各个部便以山区为依托，采取跳跃式和波浪式相结合的方式，积极向平原地区推进。至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八路军已在华北冀、鲁、豫广大地区的山区和平原结合部发展了抗日游击战争。在北线，沿管涔山、五台山、恒山、军都山，直至冀东雾灵山建立起晋西北和大青山，晋察冀边之北岳区、平西、平北、冀东一线山区根据地。在南线，由吕梁山、太岳山、太行山直至冀中、冀南、冀鲁豫平原等广大地区也开辟了新的抗日游击区，为更大规模地发展平原游击战争提供了前进的基地。

图22.2　1938年7月26日岢岚专区各界欢送晋察冀边区工作团

三、中国共产党关于持久战的理论和主张

至1938年5月，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已进至第10个月。在这10个月中，中国军民为了民族的生存、国家的命运，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殊死战斗，给敌以沉重打击，同时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如何将抗战进行到底？今后战事将如何发展？战争结局如何？能不能取胜？……在这一系列有关抗日进程、前途、战略的根本问题上，人们心存疑虑，议论纷起。有人抱“速胜”观点，对抗战前程盲目乐观，有人持“亡国”论调，认为“战必败，战必亡”。尤其在徐州失守后，后一论调更是甚嚣尘上。对游击战在抗日作战中的地位和作用，人们的认识也莫衷一是，很多人把胜利的希望仅仅寄托在正规战上，贬低中共的抗日游击战。中国共产党也有人对此认识不清，不赞成八路军“基本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运动战”，的战略方针。为了纠正上述错误观点，澄清模糊认识，并进一步向国内民众和党内同志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作战的正确军事路线、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毛泽东在1938年5月间连续发表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两部重要著作，在总结10个月抗战经验的基础上，就抗战之性质、特点、进程、前途以及发展规律、战略方针等诸问题作了全面论述。

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毛泽东首先对为什么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这个众所关注的问题作了论证和分析。文章指出： “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注718接着，毛泽东对抗战中敌我双方的基本特点作了具体分析。

日本方面：第一，它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这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基本条件，由此决定了战争的不可避免和中国的不能速胜。第二，由于日本社会经济的帝国主义性就产生了日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它的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这是日本战争必然失败的主要根据。第三，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虽强，但日本国度较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第四，日本失道寡助，并且遭到日益增长的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反对。

中国方面：第一，我们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这是战争不可避免和中国之不能速胜之另一方面的依据；第二，中国的抗战是进步的、正义的，能够唤起全国的团结，激起敌国人民的同情，争取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第三，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战争； 第四，中国得道多助。注719

基于“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这一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毛泽东从全部敌我因素相互关系的分析中得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这一唯一正确的结论，同时也对“亡国论”和“速胜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文章指出：“亡国论”者只看到敌人暂时强大的一面，和我们不利的一面，忽视了我们时代进步的一面和有利的方面，犯了“唯武器论”等错误；“速胜论”者或者忘记了敌强我弱这个矛盾，或者夸大了中国的长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自以为是，这是战争问题上的主观性和片面性， 犯了“唯心论”的错误。注720

在科学分析了中日双方基本特点、力量对比及其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毛泽东又进一步对持久抗战的发展阶段作了科学的预见。他把整个抗战时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第二，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战略反攻的战略相持阶段； 第三，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阶段。注721毛泽东并为这三个阶段战争发展的轮廓以及每一阶段中我军相应之主要作战形式作了勾勒、描画和说明，他指出：

第一阶段，日军挟其军事优势，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攻城略地，妄图在短时间内灭亡中国。这时中国所采取的战争形式，“主要是运动战，而以游击战和阵地战辅助之”。由于日军兵力不足，中国的游击战争乘着敌后空虚将有一个普遍的发展，中国虽有颇大的损失，但也有颇大的进步，这种进步就成为第二阶段继续抗战的主要基础。

第二阶段，进入相持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由于敌人兵力不足和我之坚强抵抗，敌人在第一阶段末期不得不停止其战略进攻，转入保守占领地的阶段。此阶段将仍有广大的战争，“我之作战形式主要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除正面防御部队外，我军将大量地转入敌后，分散配置，依托一切敌人未占领的区域，配合民众武装，向敌人占领地进行广泛猛烈的游击战争，并尽可能地牵制敌人于运动战中消灭之。所以毛泽东特别指出：“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成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 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注722

第三阶段是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这个阶段，“战争已不是战略防御，而将变为战略反攻”，“并将表现为战略进攻，已不是战略内线，而将逐渐地变为战略外线”。“所以这个阶段，我所采取的主要战争形式，仍将是运动战，但是阵地战将提到重要地位”。“此阶段内的游击战，仍将辅助运动战和阵地战而起其战略配合的作用”。毛泽东特别强调：在战略反攻阶段“收复失地，主要地依靠中国自己不断增长的力量，同时还依靠国际力量和敌国内部变化的援助”。 “根据中国政治、经济不平衡状态，战略反攻在其前一时期将不是全国整齐划一的姿态，而是带地域性的此起彼落的姿态”。注723

在作了上述三个阶段的划分后，毛泽东总结说：“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以后抗日战争的实际进程与发展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科学预见。

认识战争发展规律的一个根本目的在于能动地、正确地指导战争，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因此，毛泽东在对中国抗战为什么是持久战、持久战三个阶段的发展规律以及战争的主要形式作了分析后，又进一步就持久战靠什么取胜以及持久战的具体作战方针、原则作了深入探讨和论述。

毛泽东首先正确阐明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指出抗日战争的性质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因此它的胜利离不开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的政治目的，离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动员。只有“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这是持久战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注724至于具体作战方针，毛泽东以“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作了高度总结和概括，也即在战略上是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在战役战斗上，必须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这样才能变战略上的劣势，被动的不利态势为战役、战斗的优势， 主动的有利态势。注725毛泽东并强调：实行这一方针“离不了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在作战形式上则要善于根据战争发展的不同阶段， 正确地运用运动战、游击战和阵地战三种不同形式。注726

毛泽东还在《抗日游击战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对游击战争在整个抗日作战中的地位、作用作了重点考察和论述，他指出：“游击战争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仅仅次于运动战，其战略作用，一是辅助正规战，一是把自己变成正规战，即向运动战发展。”针对某些人头脑中轻视游击战争的思想，毛泽东指出： “和正规战争相比，游击战争虽然没有那样迅速的成效和显赫的名声，但是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战争中，游击战争将表现其很大的威力，实是非同小可的事业。”注727毛泽东在《论持久战》等文中还突出阐明了人民战争的光辉思想， 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著名观点。注728毛泽东提出： “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注729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文中详加阐述的有关持久战、游击战的精辟思想，是中国抗战以来10个月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亡国论”、“速胜论”以及轻视游击战争等错误观念、论调的有力批驳。毛泽东以及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此一时期就抗战路线、方针、前途等问题所进行的深入探讨和一系列重要文章的发表，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信心。对相持阶段到来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深入开展和及时动员、组织、指导全国军民进行持久抗战、全面抗战起了重大作用。

小结

武汉地处中原，为水陆交通枢纽，南京失守后，更成为中国抗战的大本营。故日军大本营视攻占武汉及广州为一举结束中日战争的最佳时机。保卫大武汉成了全国各界人士的共同呼声。中国政府鉴于武汉之得失为国内外所瞩目，无意轻易放弃，决定发动武汉保卫战，因而在武汉会战准备阶段和进行期间，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迅速达到高潮。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抗战建国纲领》成为各政治派别所赞同的政治纲领，国民参政会的召开象征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团结的加强。武汉会战期间，国共两党显示了团结合作的姿态，国民党在政治上采取一些开明措施，使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得以在武汉等地广泛开展“保卫大武汉”的热潮。中国共产党驻武汉的机构积极参与了保卫武汉的动员宣传工作和献金活动。同时，八路军、新四军及共产党领导的民众武装则在华北、华中敌占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有力地配合了武汉会战。

武汉会战开始后，日军先后投入了12个师团的兵力，从长江两岸及大别山北麓地区进攻武汉。军事委员会决定守武汉而应战于武汉外围，利用豫南、鄂东、赣北的山丘湖沼地区与优势日军周旋，会战的最终目的并非死守武汉，而是利用武汉保卫战尽可能消耗日军的力量，此种战略构想比较恰当，因而中国的官兵以同仇敌忾的精神，巧妙利用地理形势，在富金山、大别山、金官桥、田家镇、万家岭等地均重创日军。日军虽占领了武汉，但付出了伤亡达10万人的高昂代价。中国的野战军主力并未被摧毁，中国政府和人民也无意向日本屈服妥协，日军速战速决的企图归于失败，且其兵力随着占领区的扩大而日感短绌，结果不得不停止在中国战场上的大规模战略进攻，转入持久战态势。

武汉会战前后，日军还在华南采取军事行动，先后占领了厦门和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海南岛及潮州、汕头地区，加强对中国东南沿海的封锁，企图切断中国的海上补给线，以便孤立窒息中国。

注1: ［日］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第351页。

注2: 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17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注3: ［日］《昭和的战争》（1），第8～9页，讲谈社1986年出版。

注4: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2～1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注5: 《张自忠、冯治安、秦德纯致何应钦电》（1937年7月9日），国民政府军司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6: 《档案与历史》（总第12期），第43～48页。

注7: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4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注8: ［日］滕原彰等编：《昭和的历史》（5），第93页，小学馆出版。

注9: 台湾《近代中国》第41期，第109～110页。

注10: 《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5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

注11: 李云汉：《宋哲元与七七抗战》，第189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注12: 《严宽致何应钦电》（1937年7月8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13: 《中国外交史料丛编（四）：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第194～195页，台北1965年版。

注14: 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14页。

注15: 《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34页。

注16: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第134页。

注17: 熊斌曾任西北军总参谋长，与第29军将领有私谊。

注18: 《卢沟桥事件第一次会报会议记录》，载《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

注19: 薛光前编著：《八年对日抗战中之国民政府》（1937～1945），第31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注20: 《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四）：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第213页。

注21: 《致日备忘录》（1937年7月19日），载中共中央党校编《卢沟桥事变和平津抗战（资料选编）》，1986年版。

注22: 《东方杂志》第34卷，第16、17号合刊（1937年9月）。

注23: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35～39页。

注24: 《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51页。

注25: 上海《大公报》，1937年7月13日。

注26: 《宋哲元致何应钦电》（1937年7月14日），载《历史档案》1985年第1期。

注27: 《杨宣诚致何应钦电》（1937年7月22日），载《历史档案》1985年第1期。

注28: 台湾“国防部”史政局编：《抗日战史》，第5章，第24页。

注29: 《熊斌致何应钦电》（1937年7月19日），载《历史档案》1985年第1期。

注30: 《杨宣诚致何应钦的报告》（1937年7月22日），载《历史档案》1985年第1期。

注31: 《宋哲元致何应钦密电》（1937年7月14日），载《历史档案》，1985年第1期。

注32: 《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312。

注33: 《严宽致何应钦密电》（1937年7月21日），载《历史档案》，1984年第1期。

注34: 《宋哲元致何应钦密电》（1937年7月21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35: 《消逝了的政治：近卫文麿手记》，转引自［日］井上靖著：《天皇的战争责任》，第83页，商务印书馆出版。

注36: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第182页。

注37: ［日］藤原彰：《太平洋战争史论》，第31页。

注38: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第146、190页。

注39: 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240页。

注40: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第177页。

注41: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第179～180页。

注42: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第184页。

注43: 《蒋介石致宋哲元密电稿》（1937年7月8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44: 《蒋介石致宋哲元密电稿》（1937年7月10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45: 《钱大钧致秦德纯密电稿》（1937年7月12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46: 《何应钦致宋哲元等密电》（1937年7月11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蒋介石致宋哲元密电稿》（1937年7月27日），侍从室电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47: 《卢沟桥事件第四次会报记录》，《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

注48: 《中国外交史料从编（四）：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第203页。

注49: 《中国国民党史文献选编》，第24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

注50: 《陈诚致大本营对平津作战总结电文》（1937年8月4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1: 《刘峙致蒋介石密电》（1937年7月20日），侍从室电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2: 《卢沟桥事件第五十次会报记录》，载《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

注53: 《中国外交史料丛编（四）：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第202页。

注54: ［日］秦郁彥：《日中战争史》，第337页。

注55: 《蒋介石致宋哲元电》（1937年7月27日），侍从室电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6: 上海《大公报》，1937年7月29日。

注57: 《津浦铁路作战概要》，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8: 天津《益世报》，1937年7月29日。

注59: 天津《益世报》，1937年7月29日。

注60: 《宋哲元致何应钦密电》（1937年7月29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61: 《宋哲元致蒋介石密电》（1937年7月30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62: 《蒋中正日记》，1937年8月4日。

注63: 《蒋中正日记》，1937年8月4日。

注64: 《卢沟桥事件第二十五次会报》，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二编军事（二），第51页。

注65: 《蒋中正日记》，1937年8月7日。

注66: 《国防联席会议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七八七22431。

注67: 《国防联席会议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七八七22431。

注68: 《国防联席会议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七八七22431。

注69: 《国防联席会议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七八七22431。

注70: 《国防联席会议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七八七22431。

注71: 《国防联席会议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七八七22431。

注72: 《国防联席会议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七八七22431。

注73: 《国防联席会议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七八七22431。

注74: 《国防联席会议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七八七22431。

注75: 《国防联席会议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七八七22431。

注76: 《国防联席会议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七八七22431。

注77: 《国防联席会议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七八七22431。

注78: 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第182页。

注79: 马起华：《中国国民党如何领导八年抗战》，载《近代中国》第47期，第10页。

注80: 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册，第2分册，第11页。

注81: 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82: 陈鉴波：《中华民国春秋》，第749页，台湾三民书局1981年9月版。

注83: 《民国档案》，1987年第3期，第5页。

注84: 《民国档案》，1987年第3期，第7页。

注8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397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注86: ［英］田伯烈：《外人目睹之日军暴行》，第80页，正中书局1938年版。

注87: 《南京市长马超俊致行政院呈文》（1937年），行政院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88: 蒋介石：《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4卷，第653页，台湾出版。

注89: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二）》（以下简称《作战经过（二）》），第212～213页。

注90: 《抗战时期工厂内迁史料选辑》（1），《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第36页。

注91: 《上海迁移工厂案节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92: 林继庸：《民营厂矿内迁纪略》，1942年自印稿第14～15页。

注93: 吴俊升：《战时中国教育》，载《八年对日抗战之国民政府》，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1978年版。

注94: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2分册，第18页。

注95: 《八一三淞沪抗战》，第1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

注96: 《八一三淞沪抗战》，第19页。

注97: 《上海作战日记》（1937年8月11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263页。

注98: 《八一三淞沪抗战》，第19页。

注99: 《上海作战日记》（1937年8月11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26页。

注100: 《八一三淞沪抗战》，第20页。

注101: 《八一三淞沪抗战》，第20页。

注102: 张治中：《揭开八一三淞沪抗战的序幕》，见《八一三淞沪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

注103: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二）》，第170页。

注104: 《张治中致蒋介石电》（1937年8月19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105: 《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5卷，第14页，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4月版。

注106: 《蒋介石致俞飞鹏手令》（1937年8月4日），载《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一）》。

注107: 《海军抗战纪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载《民国档案》1986年第1期，第55页。

注108: 国民政府大本营训令第一号《战争指导方案》，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109: 《海军抗战纪事》，第55页。

注110: 《海军抗战纪事》，第56页。

注111: 《海军抗战纪事》，第56页。

注112: 《海军抗战纪事》，第54页。

注113: 《海军抗战纪事》，第54页。

注114: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2分册，第12页。

注115: 《张治中致蒋介石电》（1937年8月24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116: 《陈诚致蒋介石电》（1937年8月24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117: 《姚子青致第98师师长夏楚中电》（1937年9月5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118: 《张治中致蒋介石电》（1937年8月28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119: 《第三战区淞沪会战经过概要》，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120: 《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5卷，第16页。

注121: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大本营陆军部》上册，第374～375页，中文摘译本。

注122: 张秉均：《中国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究——抗日战役述评》，第113页，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印，1978年版。

注123: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2分册，第56、79页。

注124: 《第三战区淞沪会战经过概要》，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125: 《第三战区淞沪会战经过概要》，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126: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2分册，第87页。

注127: 《第三战区淞沪会战经过概要》，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128: 《第三战区淞沪会战经过概要》，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129: 《陈诚个人回忆资料》，载《民国档案》1987年第1期。

注130: 《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1937年7月8日），原件藏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以下简称军博）。

注131: 《红军将领请缨杀敌致蒋电》（1937年7月8日），原件藏于军博。

注132: 《红军将领为日寇进攻华北致宋哲元电》（1937年7月8日），原载《解放周刊》第1卷，第10期。

注133: 《毛泽东选集》（袖珍合订本），第315～323页。

注134: 《确立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1937年8月），见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5册。第19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3月版。

注135: 《确立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1937年8月），见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5册，第19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3月版。

注136: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1937年8月25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抗战史料选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以下简称军科院）藏。

注137: 毛泽东：《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1937年8月25日），见《毛泽东选集》（袖珍合订本）第324至329页。

注138: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1937年8月25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抗战史料选编》，军科院藏。

注139: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1937年8月25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抗战史料选编》，军科院藏。

注140: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1937年8月25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抗战史料选编》，军科院藏。

注141: 毛泽东：《红军改编命令》（1937年7月14日），原件藏于军博。

注142: 《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1937年7月15日），见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5册，第213页。

注143: 《第八路军战斗序列表》（1937年8月25日），见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5册，第536至538页。

注144: 《洛、毛关于国防问题给朱、周、叶的指示》（1937年8月4日至5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抗战史料选编》第1辑，军科院藏。

注145: 《朱、彭、任关于八路军作战指导思想与具体部署致各师电》（1937年9月2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抗战史料选编》第1辑，第1册，军科院藏。

注146: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第33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版。

注147: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第33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版。

注148: 《蒋介石致傅作义电》（1937年7月30日），载《作战经过（二）》，第80页。

注149: 《蒋介石致毛恕可电》（1937年7月31日），载《作战经过（二）》，第96页。

注150: 《蒋介石致刘汝明电》（1937年7月31日），载《作战经过（二）》，第97页。

注151: 张宪文：《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第45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版。

注152: 《阎锡山致蒋介石电》（1937年8月12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153: 《蒋介石致傅作义电》（1937年8月14日），第104页，载《作战经过（二）》。

注154: 《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4卷，第11页。

注155: 《白崇禧回忆录》，第154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

注156: 《蒋介石致汤恩伯电》（1937年8月26日），载《作战经过（二）》，第108页。

注157: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第341页。

注158: 《蒋介石致第二战区电》（1937年9月18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159: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第355页。

注160: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3页。

注161: 《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4卷，第9～16页。

注16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12页。

注163: 《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4卷，第22页。

注164: 《蒋介石致程潜等电》（1937年7月9日），载《作战经过（二）》，第35页。

注165: 《蒋介石致庞炳勋电》（1937年9月12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166: 《津浦路作战概要》，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167: 《冯玉祥致蒋介石电》（1937年9月23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168: 《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4卷，第29页。

注169: 《白崇禧回忆录》，第158页。

注170: 《蒋介石致徐永昌刘峙电》（1937年8月10日），载《作战经过（二）》，第116页。

注171: 《刘峙致蒋介石电》（1937年8月18日），载《作战经过（二）》，第124页。

注172: 《蒋介石致徐永昌刘峙电》（1937年8月19日），载《作战经过（二）》，第126页。

注173: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第356页。

注174: 《华北作战经过概要》，见《作战经过（二）》，第140页。

注175: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第364页。

注176: 《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4卷，第24页。

注177: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第367页。

注178: 《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4卷，第25页。

注179: 《袁德性致侍从室报告》（1937年10月24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180: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第367页。

注181: 《阎锡山致何应钦密电》（1937年9月16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182: 《李仙洲等致蒋介石密电》（1937年9月14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S

注183: 《第二战区平型关战役作战经过要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184: 《阎锡山致蒋介石密电》（1937年9月24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185: 《阎锡山致蒋介石密电》（1937年9月27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186: 《何柱国致何应钦密电》（1937年9月30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187: 军科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第3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7月版。

注18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38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第2版。

注189: 军科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第38页。

注190: 军科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第38页。

注191: 军科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第38页。

注192: 李天佑：《首战平型关》；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回忆史料》（1），第209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版。S

注193: 李天佑：《首战平型关》，《八路军回忆史料》（1），第211页。

注194: 李天佑：《首战平型关》，《八路军回忆史料》（1），第212页。

注195: 张宪文：《中华民国史纲》，第486页。

注196: 张宪文：《中华民国史纲》，第486页。

注197: 《第二战区忻口会战纪要》，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198: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2分册，第62页。

注199: 《忻口战役始末》，载《民国档案》1986年第1期。

注200: 《黄绍竑等致何应钦密电》（1937年10月14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201: 《黄绍竑等致蒋介石密电》（1937年10月18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202: 《阎锡山致何应钦孔祥熙密电》（1937年10月31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203: 《卫立煌致蒋介石密电》（1937年11月2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204: 张宪文：《中华民国史纲》，第489页。

注205: 军科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第40页。

注206: 刘华香等：《雁门关外怒火燃》，见《八路军回忆史料》（1），第259页。

注207: 军科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第43页。

注208: 王震：《一二〇师与晋西北抗时根据地》，见《八路军回忆史料》（1），第137页。

注209: 陈锡联：《夜袭阳明堡飞机场》，见《八路军回忆史料》（1），第215页。

注210: 陈锡联：《夜袭阳明堡飞机场》，见《八路军回忆史料》（1）。第217页。

注211: 军事科学院游击战研究组选编：《阳明堡机场袭击战斗》，见《光辉的游击战》，第3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年11月版。

注212: 李聚奎：《两战长生口》，见《八路军回忆史料》（1）第313页。

注213: 军科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第45页。

注214: 傅钟：《敌后抗战的开端》，见《八路军回忆史料》（1），第70页。

注215: 《第二战区娘子关保卫战作战方针和指导要领》，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216: 《孙连仲致蒋介石密电》（1937年10月16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217: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2分册，第72～73页。

注218: 《黄绍竑致蒋介石密电》（1937年10月22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219: 《黄绍竑致蒋介石密电》（1937年10月26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220: 《蒋介石致阎锡密电》（1937年10月28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221: 《阎锡山致蒋介石密电》（1937年10月31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222: 《第二战区太原会战纪要》，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223: 《太原保卫战战斗详报》（1937年11月3日～8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224: 《9月17日毛泽东给朱、彭、任等的电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以下简称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6册，第21页。

注225: 《9月17日毛泽东给朱、彭、任等的电报》，见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6册，第21页。

注226: 《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八路军战略部署的决定》，见《八路军事件人物录》，第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

注227: 何理：《抗日战争史》，第9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版。

注228: 《9月12日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见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6册。第20页。

注229: 《9月12日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见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6册，第22页。

注230: 《9月25日毛泽东给周恩来并转刘、杨、朱并告朱、彭、任的电报》，见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6册，第23页。

注231: 《八路军总部关于动员群众发展游击战争的训令》，见《八路军事件人物录》，第7页。

注232: 《八路军总部关于动员群众发展游击战争的训令》，见《八路军事件人物录》，第7页。

注233: 《太原失守后由正规战转入游击战的指示》（1937年10月8日），见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6册，第6页。

注234: 《毛泽东向国民党提出太原失守后华北战略部署的意见》（1937年10月13日），见《八路军事件人物录》，第11页。

注235: 《中共中央向八路军发出发动群众，准备反围攻的指示》（1937年11月9日），见《八路军事件人物录》，第12页。

注236: 《给朱、彭、任及周、刘、杨并告林、聂、贺、肖、关、刘、徐、张的电报》（11月13日），见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6册，第24页。

注237: 《毛泽东选集》袖珍本，第357页。

注238: 《朱、彭、任就山西分兵发动群众给八路军三个师的指示》（1937年11月），军科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抗日战争史料选编》第1辑，第1册。

注239: 《9月20日毛泽东给八路军总部电》，军科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抗日战史》第2卷，第50页。

注240: 《毛泽东关于恒山、五台山地区工作布置致周恩来等电》（1937年9月24日），国防大学八路军史料编写组存。

注241: 《毛泽东关于第120师开赴管涔山脉向绥远大同发展的指示》，见军科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抗日战争史料选编》第1辑，第1册。

注242: 军科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第69页。

注243: 《午城、井沟战斗》（1938年2月14日至18日），见《八路军事件人物录》，第128页。

注244: 军科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第107页。

注245: 《华北方面军对占领地区维持治安的指导》，见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汉安战》（上），第6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

注246: 《中央军委毛泽东关于敌主力向山西内地各要点进攻和我之斗争方针给朱、彭等的指示》（1937年11月9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抗战史料选编》第1辑，军科院藏。

注247: 军科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第53页。

注248: 军科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第53页。

注249: 《毛泽东关于晋察冀反围攻战问题给集总的指示》（1937年12月5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抗战史料选编》第1辑，军科院藏。

注250: 《第64军抗战战史》（油印本），第9页，军科院藏。

注251: 《晋察冀军区战史》（油印本），第9页，军科院藏。

注252: 军科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第59页。

注253: 《收复晋西北七城战役》，见《120师暨晋绥军区战史》（油印本），军科院藏。

注254: 《129师第386旅长生口围城诱伏战斗》，见军科院游击战研究组选编《光辉的游击战》，第3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年11月版。

注255: 《刘伯承军事文选》，第176、180页。

注256: 《神头战争详报》、《响堂铺战斗详报》，军博抗日馆藏。

注257: 《朱、彭关于配合晋东南反围攻给贺、聂等的指示》（1938年4月10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抗战史料选编》第1辑，第2册，军科院藏。

注258: 《山西武乡县长乐村战斗详报》，1938年4月，原件存于军博。

注259: 《晋东南反“九路围攻”战役》（1938年4月4日至27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战例选编》（一），解放军政治学院出版社1984年10月第1版。

注260: 《八路军事件人物录》，第12页。

注261: 《八路军事件人物录》，第135页。

注262: 张秉均：《中国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究——抗日战役述评》，第138页。

注263: 《顾祝同致蒋介石密电》（1937年11月8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264: 《顾祝同致蒋介石密电》（1937年11月8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265: 《第三战区淞沪会战经过概要》（1937年1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266: 《第三战区吴福线阵地部署要图》，参见张秉均：《中国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究——抗日战役述评》。

注267: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2分册，第98页。

注268: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2分册，第99页。

注269: 《罗卓英致蒋介石密电》（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270: 《第三战区淞沪会战经过概要》（1937年1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271: 张秉均：《中国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究——抗日战役述评》，第147-148页。

注272: 《第三战区第三期作战计划》（1937年11月16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273: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2分册，第107页。

注274: 《蒋介石致刘湘等电》（1937年11月21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275: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2分册，第106页。

注276: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2分册，第109～110页。

注277: 《蒋介石致何应钦电》（1937年9月2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278: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697页，广西文史资料委员会1980年版。

注279: 《蒋介石致李宗仁、程潜等电》（1937年12月6日），见《作战经过（二）》，第219页。

注280: 武汉《大公报》，1937年11月28日。

注281: 唯真：《抗战初期的南京保卫战》，见《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第9页。

注282: 《第三战区南京会战经过概要》（1937年），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283: 《南京保卫战战斗详报》（1937年12月），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284: 《南京保卫战战斗详报》（1937年12月），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285: 《南京保卫战战斗详报》（1937年12月），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286: 《南京保卫战战斗详报》（1937年12月），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287: 《南京保卫战战斗详报》（1937年12月），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288: 《南京保卫战战斗详报》（1937年12月），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289: 日本陆军画报社编：《支那事变战迹之刊》，昭和十三年版。

注290: 《陆军第78军南京会战详报》（1938年1月），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291: 《南京保卫战战斗详报》（1937年12月），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292: ［日］木村久迩典：《中岛今朝吾中将和南京事件》。

注293: 《第三战区南京会战经过概要》（1937年），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294: 《南京保卫战战斗详报》（1937年12月），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295: 《蒋介石致唐生智等电》（1937年12月12日），见《作战经过（二）》，第219～220页。

注296: 《南京保卫战战斗详报》（1937年12月），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297: 《南京保卫战战斗详报》（1937年12月），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298: 《陆军第66军战斗详报》（1938年7月4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299: 《防空学校关于参加南京战役呈军政部的报告》（1938年），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300: 《陆军第78军南京会战详报》（1938年1月），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301: 《陆军第78军南京会战详报》（1938年1月），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302: 《第三战区南京会战经过概要》（1937年），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303: 孙宅巍：《南京保卫战双方兵力的研究》，见《抗日战争史事探索》，第115～128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12月版。

注304: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697页。

注305: 《第二军团京东战役战斗详报》（1938年），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306: 《南京保卫战战斗详报》（1937年12月），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307: 《南京保卫战战斗详报》（1937年12月），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308: 《宪兵司令部战斗详报》（1937年12月），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309: 《外人目睹之日军暴行》，第5页。

注310: 郭歧：《陷都血泪录》，载《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第3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7月版。

注311: 《扬子江在哭泣——日本第16师团出兵大陆的纪录》，第28～30页，创价学会青年部反战出版委员会编。

注312: 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年版。

注313: 《外人目睹之日军暴行》，第236页。

注314: 《陷京三月记》，载《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第91页。

注315: 参见1947年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决日本战犯的有关文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316: 《谷寿夫战犯案判决书》（1947年3月10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317: 《谷寿夫战犯案判决书》（1947年3月10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318: 林娜：《血泪话金陵》，载《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第142页。

注319: 《沈锡恩证言》，载《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第476页。

注320: 该影片于1991年5月由马约翰的儿子提供，并在纽约公开放映。另据德国波茨坦档案馆发现的德国驻华外交官罗森博士致德国政府的报告中，也对这一胶片所载内容作了纪录。

注321: 罗森的报告藏于德国档案馆波茨坦分馆，DBCh，2208。

注322: 窦奠安的报道译文见《民国档案》1995年第3期第64～67页。

注323: 《切齿刻骨的“南京大屠杀”——日军士兵的自白和日本记者的证言》，见［日］曾根一夫：《南京大屠杀亲历记》，第223～224页，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

注324: ［日］曾根一夫：《南京大屠杀亲历记》，第225页。

注325: ［日］曾根一夫：《南京大屠杀亲历记》，第223页。

注326: ［日］八角三郎：《视察华中华北》，日本国政一新会，1938年。

注327: ［日］松井石根：《阵中日志》。

注328: 郭岐：《南京大屠杀》，第217～218页，台湾中外图书出版社1981年版。

注329: 武汉《大公报》，1938年2月7日。

注330: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第109页。

注331: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456页。

注332: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第169页。

注333: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456页。

注334: 《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2卷，第8页。

注335: 《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四：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第360页。

注336: 《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3卷，第14页。

注337: 《蒋总统秘录》第11册，第77页。

注338: 《王宠惠致顾维钧等密电》（1937年10月24日），《国民档案》，1989年第2期，第28页。

注339: 《王宠惠致顾维钧等密电》（1937年10月24日），《国民档案》，1989年第2期，第28页。

注340: 《国防最高会议致外交部函》（1937年10月26日），《民国档案》，1989年第2期，第28页。

注341: 《顾维钧致外交部密电》（1937年10月28日），《民国档案》，1989年第2期，第36页。

注342: 《顾维钧致外交部密电》（1937年10月28日），《民国档案》，1989年第2期，第36页。

注343: 《党史概要》第3册，第1147～1149页。

注344: 《党史概要》第3册，第1147～1149页。

注345: 《党史概要》第3册，第1147～1149页。

注346: 王正华：《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第191页，台北环球书局1987年4月版。

注347: 王绳祖：《国际关系史》（上），第460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7月版。

注348: 《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3卷。第17～18页。

注349: 《蒋总统秘录》，第11册，第72页。

注350: 《战时外交（一）》，第78～79页。

注351: 《战时外交（一）》，第81页。

注352: 《战时外交（一）》，第24页。

注353: 傅启学：《中国外交史》，第542页。

注354: 《中国外交史》，第533页。

注355: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2分册，第34页。

注356: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傀儡组织（三）》（以下简称《傀儡组织（三）》，第112～113页。

注357: 《傀儡组织（三）》，第112～113页。

注358: 《蒋总统秘录》第11册，第93～96页。

注359: 《蒋总统秘录》第11册，第93～96页。

注360: 《傀儡组织（三）》，第113页。

注361: 《蒋总统秘录》第11册，第93～96页。

注362: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2分册，第136页。

注363: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2分册，第139～140页，第147页。

注364: 《蒋总统秘录》第11册，第100页。

注365: 《蒋总统传》，第285页。

注366: 《蒋总统秘录》第11册，第104页。

注367: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2分册，第139～140页；第147页。

注368: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第411页。

注369: 《中国外交史》，第532页。

注370: 《战时外交（二）》，第328页。

注371: 《蒋总统秘录》，第11册，第74页。

注372: 《中国外交史》，第509页。

注373: 《世界军事》2015年第1期，第55页。

注374: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战时外交（C）》，第465页，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编印。

注375: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第238页。

注376: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上），第53～54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

注377: 《傀儡组织（三）》，第128页。

注378: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上），第56页。

注379: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2分册，第161页。

注380: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2分册，第161页。

注381: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103页。

注38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8页。

注383: 《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5卷，第197页。

注38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8页。

注385: 《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5卷，第41页。

注386: 《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4卷，第32～41页。

注387: 《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4卷，第106页。

注388: 《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4卷，第121～122页。

注389: 《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4卷，第121～122页。

注390: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5页。

注391: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6～111页。

注392: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26页。

注393: 《韩复榘致蒋介石电》（1937年9月16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394: 《蒋介石致韩复榘电》（1937年10月10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395: 《第5战区关于徐州会战的作战方针及指导要领》，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396: 《韩复榘致蒋介石电》（1937年10月6日，11月11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397: 《韩复榘致蒋介石电》（1937年11月7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398: 《作战经过（二）》，第248页。

注399: 《徐永昌致蒋介石电》（1938年1月），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400: 《蒋介石致李宗仁、韩复榘电》（1938年1月9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401: 《蒋介石致韩复榘函》（1938年1月9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402: 《李宗仁致韩复榘电》（1938年1月7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403: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2分册，第115页。

注404: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2分册，第159页。

注405: 《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5卷，第122页。

注406: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2分册，第159页。

注407: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2分册，第159页。

注408: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2分册，第159页。

注409: 《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5卷，第122～123页。

注410: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第421页。

注411: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2分册，第160页。

注412: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2分册，第26页。

注413: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2分册，第26页。

注414: 《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5卷，第123～124页。

注415: 《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5卷，第123～124页。

注416: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27页。

注417: 《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5卷，第133页。

注418: 《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5卷，第133页。

注419: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28页。

注420: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29页。

注421: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30页。

注422: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29页。

注423: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31页。

注424: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31页。

注42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69页。

注426: 《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5卷，第134页。

注427: 《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5卷，第134页。

注428: 《王铭章致孙震电》（1938年3月17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中档案馆藏。

注429: 《庞炳勋致蒋介石密电》（1938年2月9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62页。

注430: 《庞炳勋致蒋介石密电》（1938年2月9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62页。

注431: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27页。

注432: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28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77～578页。

注43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65页。

注43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64页。

注43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66～567页。

注436: 《李宗仁致军令部密电》（1938年3月19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76页。

注437: 《庞炳勋致蒋介石密电》（1938年3月17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72页。

注438: 《蒋介石致李宗仁密电》（1938年3月17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70～571页。

注439: 《李宗仁致军委会电》（1938年3月19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440: 《李宗仁致蒋介石密电》（1938年3月21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82页。

注441: 《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5卷，第138页。

注442: 《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5卷，第138页。

注443: 《李宗仁致蒋介石等密电》（1938年3月26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91～592页。

注444: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34页。

注445: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37页。

注446: 《蒋介石致张自忠电》（1938年4月1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447: 《李宗仁致蒋介石密电》（1938年4月3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05页。

注448: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32～33页。

注44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81页。

注450: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81页。

注45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82页。

注45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33～34页。

注453: 徐公达：《鲁南会战记》，第4页，中国战史出版社1938年版。

注45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87～588页。

注455: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35页。

注456: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36页。

注45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93页。

注458: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36页。

注459: 《徐州会战史稿》第2章（五），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460: 《李宗仁致蒋介石电》（1938年3月30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98页。

注46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01页。

注462: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37页。

注463: 《徐州会战史稿》第2章（五），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464: 根据《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41页；日本方面从2月中旬至5月中旬的伤亡是11984人，其中包括临沂、滕县和徐州会战中的伤亡数字。

注465: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45页。

注466: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第439页。

注467: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40页。

注468: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44页。

注469: ［日］崛场一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第14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3月版。

注470: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44页。

注471: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45页。

注472: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46页。

注473: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47页。

注474: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50页。

注475: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47页。

注476: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51页。

注477: 《蒋介石致程潜、李宗仁密电》（1938年5月12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37页。

注47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27页。

注47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30页。

注480: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47页。

注481: 汪宗藩：《台儿庄附近之战斗》（其三），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482: 《蒋介石致李宗仁密电》（1938年4月12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18页。

注483: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56页。

注48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26页。

注485: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61页。

注486: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61、62页，第56～58页。

注487: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62页。

注488: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56～58页。

注489: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56～58页。

注490: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59页。

注491: 《蒋介石致韩德勤密电》（1938年5月9日），见《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34页。

注492: 《蒋介石致李宗仁密电》（1938年5月12日），见《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37页。

注493: 《第5战区作战计划》，见《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5卷，第156～160页。

注494: 《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5卷，第162～163页。

注495: 《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4卷，第42页。

注496: 《第1战区作战计划》（1938年2月6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497: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2分册，第156页。

注498: 《程潜致蒋介石电》（1938年2月9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499: 《万福麟致宋哲元电》（1938年2月12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00: 《蒋介石致程潜、宋哲元等电》（1938年2月12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01: 《第1战区代理军法执行监张节致蒋介石电》（1938年2月15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02: 吴锡祺、王式九：《宋哲元及其所部在抗战初期的活动》，见《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第69页。

注503: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66页。

注504: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72页。

注505: 《何应钦等致程潜电》（1938年5月15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06: 《第一战区长官部关于豫东作战部署》（1938年5月21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蒋介石指示东西路军之兵力部署及作战行动手令》（1938年5月21日），见《作战经过（二）》，第277页。

注507: 《薛岳关于兰封作战的命令》（1938年5月24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08: 《蒋介石给薛岳手谕》（1938年5月25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09: 《蒋介石手令》（1938年5月27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10: 《程潜致蒋介石电》（1938年5月29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11: 《蒋介石致程潜电》（1938年5月28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12: 《蒋介石手令》（1938年5月30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13: 《蒋介石手令》（1938年5月27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14: 《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第165页。

注515: 《俞济时陈述豫东作战教训及意见》（1938年6月10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16: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77页。

注517: 《黄杰致程潜电》（1938年5月26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18: 《第1战区作战部署》（1938年5月26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由档案馆藏。

注519: 《蒋介石致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电》（1938年6月18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20: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78～79页。

注521: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78～79页。

注522: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78～79页。

注523: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79页。

注524: 《薛岳命令》（1938年6月2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25: 《薛岳命令》（1938年6月2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26: 《程潜致蒋介石电》（1938年6月6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27: 《何成璞致参谋次长熊斌电》（1938年5月26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28: 《第20集团军参谋处长魏汝霖呈报黄河决口经过》，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29: 《新8师参谋熊先煜抗战日记》（1938年6月7日～9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30: 《第20集团军参谋处长魏汝霖呈报黄河决口经过》，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31: 《第20集团军参谋处长魏汝霖呈报黄河决口经过》，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32: 《新8师参谋熊先煜抗战日记》（1938年6月7日～9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33: 《第20集团军参谋处长魏汝霖呈报黄河决口经过》，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34: 《土肥原秘录》（土肥原贤二刊行会编），第52～53页，中华书局1980年11月版。

注535: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第81页。

注536: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82页。

注537: 《土肥原秘录》，第52页。

注538: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下册），第687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

注539: 中共中央《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1937年8月1日），见《新四军抗战史资料》，南京军区档案馆存。

注540: 《新四军改编前后兵力及番号》，见《新四军抗战资料》，南京军区档案馆藏。另见《我军历史沿革及实力统计》，军科院藏。

注541: 《毛泽东致项、陈电》（1938年2月15日），见《新四军文献》（1），第212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注542: 《毛泽东关于新四军进行敌后游击战争致项英电》（1938年5月4日），见《新四军文献》，第111页。

注543: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新四军行动方针的指示》（1938年5月14日），见《新四军文献》，第112页。

注544: 《叶、项五月指示》，见《新四军抗战史资料》，南京军区档案馆藏。

注545: 《叶、项五月指示》，见《新四军抗战史资料》，南京军区档案馆藏。

注546: 《毛泽东同意先遣支队去溧水一带侦察致项英电》（1938年4月24日），见《新四军文献》，第215页。

注547: 《毛泽东关于新四军应进行敌后游击战争致项英电》（1938年5月4日），见《新四军文献》，第111页。

注548: 粟裕：《先遣队的回忆》，载1939年5月15日《抗战》杂志第1卷第3号。

注549: 《下蜀街铁道之破坏及卫岗之处女战》（1938年6月17日），见《新四军文献》，第221页。

注550: 《下蜀街铁道之破坏及卫岗之处女战》（1938年6月17日），见《新四军文献》，第225页。

注551: 粟裕：《先遣队的回忆》，载1939年5月15日《抗战》杂志第1卷第3号。

注552: 《项英关于第一、二支队进入敌后的行动原则致陈毅信》（1938年6月23日），见《新四军文献》，第230页。

注553: 《新丰车站袭击战斗详报》（1937年7月1日），南京军区档案馆藏。

注554: 《句容战斗详报》（1938年8月12日），见《新四军文献》，第236页。

注555: 马洪武等编：《新四军征途纪事》第53、54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

注556: 马洪武等编：《新四军征途纪事》第53、54页。

注557: 《珥陵战斗详报》（1937年8月23日），南京军区档案馆藏。

注558: 马洪武等编：《新四军征途纪事》，第56页。

注559: 《叶挺、项英关于新四军进入江南第一年抗战的报告》（1939年3月10），见《新四军文献》，第248页。

注560: 《马家园战斗详报》（1938年10月30日至11月4日），见《新四军文献》，第319至322页。

注561: 注：关于这次战斗的歼敌数字，有10余人、20余人、40余人等说法。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第119页；《新四军文献》第375页。

注562: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第120页。

注563: 《范家岗战斗详报》（1938年9月1日），见《新四军文献》，第371页。

注564: 《棋盘岭战斗详报》（1938年9月3日），见《新四军文献》，第380～382页。

注565: 《铁铺岭战斗详报》（1938年10月），见《新四军文献》，第383页。

注566: 《运漕战斗详报》（1938年10月），见《新四军文献》，第386～389页。

注567: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第120页。

注568: 《棋盘岭战斗详报》（1938年11月），见《新四军文献》，第389页。

注569: 《彭雪枫关于豫东近况并准备东进致毛、周、叶电》（1938年9月3日），见《新四军文献》，第463页。

注570: 《周恩来、叶剑英关于工作重心应移豫东创造苏鲁皖边新局面致彭雪枫等电》（1938年9月2日），见《新四军文献》，第462页。

注571: 《彭雪枫关于豫东近况并准备东进致毛、周、叶电》（1938年9月3日），见《新四军文献》，第463—464页。

注572: 《窦楼战斗详报》（1938年10月27日），见《新四军文献》，第468页。

注573: 张震：《东征以后》（1939年7月1日），见1939年9月25日《八路军军政杂志》第9期。

注574: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461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

注575: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485页。

注576: 吴相湘：《民国百人传》第3册，第22页。

注577: 《吴委员敬恒代表主席团说明推举总裁副总裁原词》，见《革命文献》第76辑307页。

注578: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514页。

注579: 杨树标：《蒋介石传》，第359～360页，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

注580: 《国民参政会纪要》（上册），第77页，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

注581: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448页。

注582: 《中德关系史文丛》，第231页，中国建设出版社1987年版。

注583: 《中德关系史文丛》，第238页。

注584: 《战时外交（二）》，第679页。

注585: 《战时外交（二）》，第680页。

注586: 《战时外交（二）》，第688页。

注587: 《季鸾文存》第2册，第50～54页，大公报馆1947年版。

注588: ［日］井本熊男：《作战日记编成的支那事变》，第254页，日本芙蓉书房出版社。

注589: ［日］井本熊男：《作战日记编成的支那事变》，第255页。

注590: 《战时外交（二）》，第342页。

注591: 《军事委员会第三期作战计划》（1937年12月13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9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647～648页。

注59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647～648页。

注594: 《蒋委员长如何战胜日本》，第50页，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注595: 《军事委员会第三期作战计划》（1937年12月13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96: 《徐永昌致第27集团军驻鄂办事处主任电》（1938年6月15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97: 《军令部代电》（1938年6月15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98: 《徐永昌致第27集团军驻鄂办事处主任电》（1938年6月15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99: 张秉均：《中国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究——抗日战役述评》，第251页。

注600: 《刘兴致陈诚电》（1938年7月7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601: 张发奎：《九江失利原因报告书》（1938年8月7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602: 张发奎：《九江失利原因报告书》（1938年8月7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603: 张发奎：《九江失利原因报告书》（1938年8月7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604: ［日］井本熊男：《作战日记编成的支那事变》，第233页。

注605: 《李宗仁致蒋介石电》（1938年6月22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606: 《李宗仁致蒋介石电》（1938年9月18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607: 《李品仙致蒋介石电》（1938年9月18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608: 《白崇禧致蒋介石电》（1938年8月25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609: 《李品仙致蒋介石电》（1938年9月13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610: 《蒋介石致孙连仲兵团诸将领电》（1938年9月22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611: 《武汉会战》，第248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

注612: 《陈诚致蒋介石电》（1938年7月25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613: 《陈诚致蒋介石电》（1938年7月25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614: 《蒋介石致陈诚电》（1938年7月26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615: 《第9战区作战计划》（1938年8月5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616: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175页。

注617: 《薛岳致蒋介石电》（1938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618: 《蒋介石致军政部长何应钦电》（1938年9月1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619: 《陈诚关于日寇侵陷武汉的回忆资料》，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620: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196页。

注621: ［日］角田顺等编：《现代史资料9•日本战争（二）》，第366页，美铃书房出版。

注622: 《党史概要》第3册，第1292～1293页。

注623: 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制：《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计划》（甲案），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624: 《陈诚致蒋介石、何应钦转陈仪电》（1938年5月11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625: 曹聚仁、舒宗侨编著：《中国抗战画史》，第198页，联合画报社印行1947年版。

注626: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第295页，综合月刊社出版1974年版。

注627: 《吴铁城致蒋介石电》（1938年9月7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628: 《吴铁城致蒋介石电》（1938年10月8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629: 《军令部对吴铁城电报的批示》（1938年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630: 《蒋介石致余汉谋电》（1938年10月10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631: 《蒋介石致余汉谋电》（1938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632: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2分册，第101页。

注633: 蒋文澜：《中国抗日战争实录》，第164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版。

注634: 《炎黄春秋》2005年第9期，第30页。

注635: 蒋文澜：《中国抗日战争实录》，第164页。

注63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档案史料•国民党政府海军抗战纪事》，第54页。

注63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档案史料•国民党政府海军抗战纪事》，第54页。

注63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档案史料•国民政府海军抗战纪事》第55页。

注639: 《炎黄春秋》2005第9期，第32页。

注640: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档案史料•国民党政府海军抗战纪事》，第57页。

注64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档案史料•国民党政府海军抗战纪事》，第65、66页。

注64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档案史料•国民党政府海军抗战纪事》，第64页。

注643: 韩真：《军事历史研究•海军长江抗战述论》，第101、102页。

注644: 韩真：《军事历史研究•海军长江抗战述论》，第103页。

注645: 《炎黄春秋》2005年第9期，第34页。

注646: 蒋文澜：《中国抗日战争实录》，第171页。

注647: 《团结报》2014年2月27日。

注648: 何应欣：《八年抗战之经过》，第4页。

注649: 唐学锋：《中国空军抗战史》第86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注650: 王道平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第57页，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注651: 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5册（上），第134页。

注652: 唐学锋：《中国空军抗战史》第88、89页。

注653: 唐学锋：《中国空军抗战史》，第89、90页。

注654: 唐学锋：《中国空军抗战史》第91、97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注655: 唐学锋：《中国空军抗战史》第110页。

注656: 蒋文澜：《中国抗日战争实录》，第158页。

注657: 周斌、邹新奇：《中国空中抗日全传》第100页，凤凰出版社2011年1月版。

注658: 蒋文澜：《中国抗日战争实录》，第159页。

注659: 《战时外交（二》），第486～491页。

注660: 《蒋介石致斯大林等密电》（1938年5月5日），《民国档案》，1985年第1期，第46页。

注661: 《蒋介石致斯大林等密电》（1938年5月5日），《民国档案》，1985年第1期，第46页。

注662: 《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致蒋介石电》（1938年5月10日），《民国档案》，1985年第1期，第47页。

注663: 《战时外交（二）》，第501页。

注664: 《抗战初期杨杰等和苏联磋商援华事项秘密函电选》，《民国档案》1985年第1期，第47页

注665: 《抗战初期杨杰等和苏联磋商援华事项秘密函电选》，《民国档案》1985年第1期，第49页。

注666: 《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第114页。

注667: 《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第114页。

注668: 《战时外交（二》），第335页。

注669: 《百年潮》2014年第8期，第78页。

注670: 《百年潮》2014年第8期，第79页。

注671: 《世界军事》2015年第1期，第57页。

注672: 《世界军事》2015年第1期，第57页。

注673: 《世界军事》2015年第1期，第56页。

注674: 《陈纳德将军与中国》，第71～72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注675: 唐学锋：《中国空军抗战史》，第129页。

注676: 唐学锋：《中国空军抗战史》，第125页。

注677: 《世界军事》2014年第21期，第67页。

注678: 唐学锋：《中国空军抗战史》第191页。

注679: 高晓星、时平：《民国空军的航迹》，第280页，海潮出版社1992年版。

注680: 《世界军事》2013年第18期卡利亚金文。

注681: 《社区新报》，2014年11月28日A16版。

注682: 唐学锋：《中国空军抗战史》第131页。

注683: 参见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与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空军战果附表。

注684: 《朱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上卷，第174页，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1月版。

注685: 《朱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上卷，第157页。

注686: 《朱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上卷，第157页。

注687: 《蒋介石致斯大林等密电》（1938年5月5日），《民国档案》1985年第1期，第46页。

注688: 《战时外交（二》），第499页。

注689: 《战时外交（二》），第503页。

注690: 《决死队抗日战史》，第14军军史丛书，军科院藏。

注691: 《决死队抗日战史》，第14军军史从书，军科院藏。

注692: 《决死队抗日战史》，第14军军史丛书，军科院藏。

注693: 《决死队抗日战史》，第14军军史丛书，军科院藏。

注694: 《决死队抗日战史》，第14军军史丛书，军科院藏。

注695: 《决死队抗日战史》，第14军军史丛书，军科院藏。

注696: 《决死队抗日战史》，第14军军史丛书，军科院藏；薄一波：《回忆山西新军》，载《八路军回忆史料》第165～167页。

注697: 《决死队抗日战史》，第14军军史丛书，军科院藏；薄一波：《回忆山西新军》，载《八路军回忆史料》第165～167页。

注698: 《决死队抗日战史》，第14军军史丛书，军科院藏；薄一波：《回忆山西新军》，载《八路军回忆史料》第165～167页。

注699: 第2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总动员委员会，成立于1937年9月，由共产党员、八路军以及晋绥察三省政府、军队、群众代表组成，常务委员续范亭。委员会设组织、宣传、人民武装等部，各专区和县均有相应机构。

注700: 山西新军发展情况见黄华《关于新军发展概况报告》1939年，军科院藏。

注701: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战史编辑室编：《山东军区战史》。

注702: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战史编辑室编：《山东军区战史》。

注703: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战史编辑室编：《山东军区战史》。

注704: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战史编辑室编：《山东军区战史》。

注705: 孙继英：《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154页。

注706: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第315页。

注707: 霍燎原：《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第156页。

注708: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第17页。

注709: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第312页。

注710: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第179页。

注711: 《毛、洛关于发展和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给朱、彭等的指示》（1938年4月21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抗战史料选编》第1辑，军科院藏。

注712: 军科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第86页。

注713: 《朱、彭关于发展向察冀发展给贺、聂的指示》（1938年4月1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抗战史料选编》第1辑，军科院藏。

注714: 《毛泽东致朱、彭电》（1938年5月14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抗战史料选编》（晋绥），军科院藏。

注715: 《乌兰花战斗详报》（1938年9月9日），见《乌兰花袭击战斗》，军科院藏。

注716: 李井泉等：《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载《八路军回忆史料》（1），第377页。

注717: 李井泉等：《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载《八路军回忆史料》（1），第377页。

注718: 《毛泽东选集》（袖珍本），第415页。

注719: 《毛泽东选集》（袖珍本），第416、417页。

注720: 《毛泽东选集》（袖珍本），第425、426页。

注721: 《毛泽东选集》（袖珍本），第431页。

注722: 《毛泽东选集》（袖珍本），第433页。

注723: 《毛泽东选集》（袖珍本），第436页。

注724: 《毛泽东选集》（袖珍本），第448页。

注725: 《毛泽东选集》（袖珍本），第451页。

注726: 《毛泽东选集》（袖珍本），第455页。

注727: 《毛泽东选集》（袖珍本），第467页。

注728: 《毛泽东选集》（袖珍本），第476页。

注729: 《毛泽东选集》（袖珍本），第437页。

中国抗日战争史·第三卷

张宪文、左用章 等著 著

版权信息

书名：中国抗日战争史·第三卷

作者：张宪文、左用章 等著

书号：978-7-122-26943-0

出版：化学工业出版社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录

第一部分　从武汉失守到1939年冬季攻势

第1章　中日双方战略指导的变化

一、武汉失守后中国战场上的战略态势

二、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与中方战略指导的变化

三、日军被迫转入持久态势

第2章　南昌、随枣会战

一、南昌失守

二、中方反攻南昌受挫

三、随枣会战

第3章　第一次长沙会战

一、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建立

二、日军发动“湘赣作战”

三、决战未成，湘北日军回撤

四、赣北及湘鄂赣边区的作战

五、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

第4章　桂南会战

一、日军偷袭钦州湾

二、南宁失守

三、昆仑关大捷

四、宾阳之战

五、日军退出桂南

第5章　1939年冬季攻势

一、冬季攻势的背景及计划的制订

二、第1、第2战区的冬季攻势

三、绥西作战

四、稍挫即止的第3战区攻势

五、第5、第9战区围攻日第11军

六、粤北之战

第二部分　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

第6章　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斗争中巩固、发展

一、八路军巩固平原新区的作战

二、日本华北方面军推行“治安肃正”计划

三、华北军民反击日军1939年度“肃正讨伐”

五、根据地军民展开交通大破击，粉碎敌“囚笼政策”

六、华北五大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第7章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新四军在华中的发展

一、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

二、苏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新四军的东进、北上

三、新四军坚守皖南抗日阵地

四、新四军打开皖东局面

五、新四军发展豫皖苏边区

六、新四军开辟豫鄂边区

七、新四军、八路军会师，创建苏北抗日根据地

第8章　华南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一、东江人民的抗日斗争

二、琼崖地区的抗日烽火

三、珠江三角洲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

第9章　东北抗日联军坚持抗日斗争

一、日军对东北抗日武装的军事进攻与经济封锁

二、东北抗联的艰苦作战

三、东北抗联实行新战略

第10章　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

一、百团大战的战略意图和部署

二、百团大战第一阶段之作战

三、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之作战

四、百团大战第三阶段之作战

第三部分　国民政府的敌后战区

第11章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敌后游击作战方针的确立及举措

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敌后游击作战方针的确立

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落实敌后游击作战方针的主要举措

第12章　第2战区的晋绥游击区

一、晋绥游击区概况

二、晋绥游击区的抗日斗争

第13章　国民政府冀察、苏鲁游击区

一、国民政府冀察游击区

二、国民政府苏鲁游击区

第14章　第5战区之鄂、豫、皖边游击基地

一、鄂、豫、皖边游击基地概况

二、鄂、豫、皖边游击基地的抗日斗争

第15章　国民政府其他各战区之敌后游击作战

一、第3战区的游击作战

二、第9战区的游击作战

三、第4战区的游击作战

四、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其他抗日游击战

第四部分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中国正面战场

第16章　汪精卫投敌与汪伪政权的建立

一、日本加紧诱降活动

二、汪精卫集团投敌叛国

三、汪精卫伪政权的建立

第17章　国民政府的战时经济体制

一、国民政府战时经济体制的建立

二、国民政府与大后方经济发展

三、国民政府与战时物资统制

四、战时交通事业的发展

第18章　战时兵役制度的建立与运作

一、募兵制到征兵制的转变

二、征兵制的实施与成效

三、征兵制实施中的积弊

第19章　中外关系的曲折发展

一、中美关系的缓慢发展

二、封锁滇缅路前后的中英关系

三、欧洲战局对中国战场的影响

第20章　第二次长沙会战

一、扫荡大云山，日军再犯湘北

三、围魏救赵，第6战区攻打宜昌

四、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

第21章　枣宜会战

一、日军谋犯宜昌

二、襄东地区的包围与反包围

三、宜昌攻防战

第22章　正面战场上的拉锯战

一、豫南会战

二、上高战役

三、中条山战役

第五部分　敌后战场坚持抗日斗争

第23章　抗日根据地面临的严重困难及对策

一、日军在华北推行“治安强化运动”

二、日军在华中的“清乡运动”和“扫荡”

三、抗日根据地克服困难的基本方针

第24章　华北敌后军民的反“治安强化运动”和反“扫荡”斗争

一、华北敌后军民的反“治安强化运动”斗争

二、晋察冀军民的反“扫荡”斗争

三、晋冀鲁豫军民的反“扫荡”斗争

四、晋绥军民的反“扫荡”斗争

五、山东军民的反“扫荡”斗争

第25章　华中、华南敌后军民的反“清乡”和反“扫荡”斗争

一、华中军民的反“清乡”斗争

二、华中军民的反“扫荡”斗争

三、华南抗日军民的反“扫荡”斗争

第六部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中国正面战场

第26章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二、中国对日宣战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三、日本促使国民政府屈服阴谋的失败

第27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中外关系

一、美国援华的加强与中美在对德日作战问题上的歧见

二、中英在印缅问题上的龃龉

三、陷入低潮的中苏关系

四、不平等条约的废除

五、中美英三国首脑出席开罗会议

第28章　第三次长沙会战

一、配合香港作战，日军再攻长沙

二、长沙保卫战

第29章　正面战场湘、鄂、浙、赣方面的作战

一、浙赣战役

二、鄂西会战

三、常德会战

第30章　美国空军在中国战场

一、陈纳德与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克

二、从特遣队到第14航空队

三、第20航空队的在华使命

四、驼峰航线与战时中国

第31章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

一、中国远征军的组成及其入缅作战

二、同古、曼德勒方面的作战

三、援助英军的仁安羌之战

四、东路方面的作战

五、中国远征军的撤退

第七部分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

第32章　华北抗日根据地军民继续粉碎日军“扫荡”

一、华北敌后抗战的形势和任务

二、晋察冀军民反“扫荡”

三、晋冀鲁豫军民反“扫荡”

四、晋绥军民反“扫荡”

五、山东军民反“扫荡”、反“蚕食”斗争

第33章　华中抗日根据地军民继续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

一、苏北等地区抗日军民反“扫荡”

二、苏中等地区抗日军民反“清乡”

三、淮北等地区抗日军民反“蚕食”

四、浙东抗日军民坚持敌后抗日斗争

第34章　华南抗日根据地的扩大

一、东江抗日根据地军民反“扫荡”

二、琼崖抗日根据地的发展

第一部分　从武汉失守到1939年冬季攻势

第1章　中日双方战略指导的变化

一、武汉失守后中国战场上的战略态势

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至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为中国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日军挟其战争利器，赢得了每一次中日军队会战的成功，占领了它企图占领的城市。但是，令日军大本营惶恐的是，日军虽在战争中节节胜利，却无法达成其战争目的，即决定性地毁灭中国军队的抵抗能力，迫使中国政府崩溃或屈服。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日本愈发意识到结束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渺茫。由于兵力不足，日军即使在占领区，也不过控制点线而已。八路军、新四军已在徐州、武汉会战期间成长壮大起来，迫使日军将主要精力转入沦陷区，使之不得不在正面战线上停止全面的、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战争已不可避免地趋于持久化，这一直是中国所期待出现的局面。

早在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已预见到武汉失守将迎来漫长的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1938年11月，蒋介石在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上确认，中国的守势时期已告结束，已进入积蓄力量、准备反攻的阶段。

日军无法速战速决，这意味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持久消耗战略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是，中国方面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截至广州、武汉失守，中国沿江、沿海各工商业中心城市尽被日军占领。至1939年年初，沦陷区的面积占全国领土的23%，而且这些地区均属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达地区。国民政府已退至离海岸线遥远的西南、西北的内地省份。陕西、甘肃、宁夏、四川、广西、云南、贵州、新疆等边陲和内地省份成为支撑中国抗战的后方基地。这些省份虽然疆土辽阔，但是，除四川盆地有较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外，其余省区都是中国经济落后的贫困地区。中国还丧失了91%的关税、97%的机器制造工业、75%的面粉工业、75%的纺织工业。国民政府丧失了大量土地、人口，财政收入锐减，而且中国沿海、沿江地区的现代工业也被日军摧毁殆尽，抗战着的中国几乎完全倒退到农业时代去。这对持久抗战并无致命妨碍，但要积蓄能够用于反攻的力量便极为困难了。就交通而言，日军控制着津浦、正太、同蒲、京沪、沪杭、江南(南京至芜湖)各铁路干线及平汉路北段(新乡以北)，约占中国铁道长度的84%。由于交通命脉被日军掌握，沦陷区被分割成条条块块。日军兵力不足，但这一缺陷由于其转运兵力方便快捷而得到某种弥补。中国大后方的内部交通甚为不利，崇山峻岭虽构成大后方的天然屏障，但也使各战区间转运兵力、协同作战颇为困难，后勤补给极为不易，几乎处于各自为战的状况。正面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处于战略防守尚有余勇，战略反攻则力不从心的状态，从而形成了在华北以包头、大同、运城、博爱、开封、淮阳、亳县之线为作战线，在华中及华东以合肥、黄梅、信阳、岳阳、宁武、芜湖、杭州之线为作战线的敌我战略相持态势。1938年底形成的这一对峙格局维持了很长时间。其后虽不断有局部性的变化，但到1944年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作战时，才发生重大的改变。

二、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与中方战略指导的变化

武汉失守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应对新的战争形势，在南岳、西安、武功等地召开军事会议，目的在于总结从抗战全面爆发至武汉、岳阳失守时期的得失教训，确定以后的战略方针与军事部署，其中以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最为重要。

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军事委员会在湖南的南岳衡山举行军事会议，蒋介石及第3、第9战区将领200多人参加了会议。

蒋介石在会议开幕时，首先对抗战时期的划分作了说明。在此之前，根据国民政府的官方说法，将 “开战到南京失陷为第一时期，鲁南会战到徐州撤退为第二时期，保卫武汉为第三期”注1，蒋介石认为这种划分已不恰当，指出应以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岳阳失守为抗战的第一时期，其后则为抗战的第二时期。在第一时期中，中国处于守势防御；进入第二时期后，日军力量已涉极限，因而中国开始步入转守为攻，转败为胜阶段。

对于中日军队在战争中的优劣之处，蒋介石作了评判。他认为日军具有如下特点，即勇往直前，誓死达成任务；忍苦耐劳与中国军队相似；贯彻命令的精神与习惯；忠群爱国形成的认同感；擅长搜索情报；战斗纪律极严等。并指出国民党军队有12大耻辱，主要是阵亡官兵暴尸战场；伤病员无处收容；不能防止士兵逃亡；军行所至民众逃避；谎报军情；逃避责任；不能贯彻命令，等等。

蒋介石还对武汉失守前最高统帅部战略指导的正确性进行了辩护，表示统帅部的战略是避免在华北与日军决战，而要将日军引诱到长江流域来，从而以空间换取时间，完成了持久作战的各项准备。不过，对于日军从杭州湾金山卫登陆、困守南京的失败、马当要塞的失守与日军从大鹏湾登陆等挫折，蒋介石自称为 “统帅职责所在，实在不能辞其责”。注2

南岳军事会议最大目的是整理与整训军队，在军事方面改革甚多，对武汉失守后军事委员会的战略指导也有重大影响，主要内容有下列诸方面：

1.重划战区。南岳会议后，军事委员会调整了战线，划分了10个战区，计有第1、第2、第3、第4、第5、第8、第9、第10及鲁苏、冀察战区。第1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辖有河南及安徽一部，共有12个步兵师、1个步兵旅、1个骑兵师、1个骑兵旅。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辖有山西及陕西一部，共有32个步兵师、14个步兵旅、5个骑兵师和3个骑兵旅。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辖有苏南、皖南及浙闽两省，计有22个步兵师、2个骑兵旅。第4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辖有广东、广西，计有18个步兵师、2个步兵旅。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辖有皖西、鄂北、豫南，计有26个步兵师、1个骑兵队及1个骑兵旅。第8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辖有甘、宁、青及绥远等地，计有6个步兵师、9个步兵旅、4个骑兵师及4个骑兵旅。第9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薛岳代)，有鄂南及湖南全省，计有52个步兵师。第10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辖区为陕西方面，计有9个步兵师、1个步兵旅、1个骑兵师与1个骑兵旅。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辖区为苏北及山东方面，计有7个步兵师。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辖有冀察方面，Ð共有5个师与1个骑兵师。

2.减少指挥层级。军事委员会自抗战开始以后， “深感我军指挥阶层太多，自最高统帅部之军委会起，中间经过战区、兵团、集团、军，始能达到战略单位之师，共有七级”。注3由于中国地区辽阔，交通及通讯落后，指挥层级过多，导致命令下达容易迟误，影响指挥及兵力运用，因而决定废除兵团、军团两级，改以军为战略单位，并将师以下的旅也一并撤销，这样在战略单位军以上的指挥机构只有军事委员会、战区、集团军三级，有利于战略与战术指挥。

3.设立桂林、天水行营。军事委员会为有效统一地指挥南北各战区作战，增设桂林、天水行营。以白崇禧任桂林行营主任，负责协调和指挥南战场各战区作战。以程潜为天水行营主任，负责协调和指挥北战场的各战区。同时撤销了广州、西安、重庆各行营。

4.设立战地党政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为沦陷区专管机关，任务是发动沦陷区民众对敌抗战，消灭伪组织，最低限度是使沦陷区人民不与敌伪合作，从而使日军号令不出城门，势力及于城市和交通线，而不能遍及广大农村。战地党政委员会由蒋介石任主任，李济深任副主任，并在各沦陷区设立分会。

5.整训军队。蒋介石在南岳会议中即宣布： “将全国现有部队之三分之一配备在游击区域———敌军的后方担任游击，以三分之一布置在前方，对敌抗战，而抽调三分之一到后方整训。”注4整训的含义就是改良编制、充实装备、统一人事管理，实行军事训练，以加强部队的战斗力。从1938年年底至1939年4月，整训部队为26个军和27个师，迟至7月底完成。第二期部队整训从1939年8月1日起至11月底止，参加整训的部队为40个军。这一整训措施对中国军队战斗力的恢复和加强有一定的作用。

6.战略战术指导上的重大变更。根据南岳军事会议的精神，1939年1月7日，军事委员会制订了《国军第二期作战指导方案》，主要内容为： “国军应以一部增强被敌占领地区内力量，积极展开广大游击战，以牵制、消耗敌人。主力应配置于浙赣、湘赣、湘西、粤汉、平汉、陇海、豫西、鄂西各要线，极力保持现在态势。不得已时，亦应在现地线附近，尽量牵制敌人，获取时间之余裕，俟新战力培养完成，再行策动大规模攻势。”注5军事委员会还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民众重于士兵、精神重于物质、训练重于作战、运动战重于阵地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等一系列主张。总的来说，军事委员会的战略比起武汉失守前有相当改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重视沦陷区，力求加强对日军后方的控制与扰袭，化敌人后方为前方，将日军局促于点线，防止日军实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企图。为此，军事委员会设立了战地党政委员会，并日益重视敌后游击战，从而在敌后设立了冀察、苏鲁战区，将一部分正规军输送至敌后从事游击战。二是准备在正面战场上不断发动有限度的攻势与反击。以策应敌后游击战，转变不利态势，因而在1939年正面战场有过两次规模较大的反攻，即春季攻势和冬季攻势。

三、日军被迫转入持久态势

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日军大本营将国民政府视为一个地方政权，1938年11月作了如下形势判断，即国民政府 “既已丧失中原，逃窜内地，失去主要水陆交通线及丰富资源和居民之大半，则我方若适时采取措施，加速其内部崩溃过程，至少使之成为一个地方政权当非难事。故从战略上看，可以这样说：帝国已经摧垮了抗日的中国政权。下一阶段为实行政略进攻，以抵于成”。注6所谓政略进攻，就是施展谋略手腕从内部瓦解中国抗日阵营，扶植日军卵翼下的傀儡政权。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了《关于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声明中提出： “如果国民政府放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注7这种说法改变了同年1月16日近卫内阁傲慢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强硬政策，公开诱惑国民政府中的亲日派及对抗战失去信心的动摇分子。12月22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三次近卫声明，宣称 “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系起来，共谋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注8它要求中国政府放弃抗日举动，承认伪满洲国，同意日本在中国特定地区驻兵，在华北和内蒙地区资源的开发利用上向日本提供方便。日本政府在声明中还伪善地宣称，如果中国政府答应日本所提条件，日本不仅尊重中国主权，而且愿意考虑归还租界和撤销治外法权。日本的政治谋略和诱降政策并未动摇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抗日意志，只有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等人甘做汉奸，脱离了抗战阵营。

在军事上，日军开始不得不转入战略持久态势，以适应长期战争的状态。1938年11月，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制订了《陆军作战指导纲要》，确定作战的基本方针为 “确保占领地区，促使其安定，以坚强的长期围攻态势，扑灭残余的抗日势力”。注9具体指导如下：(1)华北方面，要专心确保占据地区并使之安定，特别要首先恢复河北省北部、山东省、山西省北部及蒙疆等重要地区的治安，并确保主要交通线，按需要可在占据地区内，进行大规模的扫荡作战。(2)华中方面，一方面要确保庐州、芜湖、杭州一线以东占据地区的安定，特别要首先迅速恢复上海、南京、杭州间地区的治安，并确保主要交通线。另一方面，配置在武汉地区的作战军，要以武汉三镇及九江为根据地，协同海军确保从岳州下游扬子江的交通。大概以安庆、信阳、岳州、南昌等地区为作战地区，粉碎中国军队的抗战企图。(3)华南方面，以切断中国的补给为目的，配置最低限度的兵力，以广州、虎门为根据地。大概以惠州、从化、清远、北江、西江间为作战地区，粉碎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图。1938年12月6日，日军大本营又在《昭和十三年秋季以后对华处理办法》中详细规定：(1)如无特别重大的必要时，不企图扩大占领地区。而占领地区划分为以确保治安为主的治安地区与以消灭抗日势力为主的作战地区。(2)治安地区大体包括从包头连接黄河下游、新黄河、庐州、芜湖、杭州一线以东地区，特别是太原平原、山东胶济沿线地区、京沪杭三角地带。(3)上述以外的占领区则为作战地区，在武汉及广州各配置一支新部队，从而成为在政治和战略上压制抗日势力的根据地，中国军队集中兵力来攻击则及时予以反击，消耗其战斗力，但力戒扩大缺乏准备的战线，进行小接触。 为此，根据敌我形势而配备的兵力，要控制在最小限度内。注10

根据日军大本营的上述战略指导，可以发现，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因战线拉得过长，导致机动兵力匮乏，已自动停止进一步的大规模战略进攻，而使用主要力量扫荡沦陷区内的游击队，巩固占领区域，尤其是华北地区吸引了将近侵华日军总数一半的力量，以对付八路军及其他敌后游击队。在武汉地区只留下第1军，作为唯一的野战机动兵团，对付中国的第5、第9战区部队，以局部的战术攻势，达成战略守势上的有利地位，对中国野战军主力实行反消耗战。为了尽早使中国屈服，日本开始采用各种间接手段瓦解中国政府抗战的信心和力量，在政治上扶植傀儡政府，不断对国民政府进行诱降；在经济上掠夺中国的资源，实行以战养战；在外交上，则对英法等国施加压力，阻止它们在物质上支持中国，同时加强对中国海岸线的全面封锁，以求窒息中国，在持久战中拖垮中国。

第2章　南昌、随枣会战

一、南昌失守

武汉会战后，正面战场上的战事一时陷于沉寂，战争双方各自忙于整理补充及全面性的战略调整。从1938年12月至1939年2月，正面战场上未发生大规模的会战。不过，中日双方都明白，战事的沉寂是暂时的，对南昌或长沙的攻防将是下一次会战的焦点。

南昌为江西省会，东依鄱阳湖，西傍赣江，它既掩护着联系第3、第9战区的战略运输线——浙赣铁路，又是中国方面集结重兵的战略基地，从而对长江呈一线型展开的日军构成重大威胁。南昌城郊还建有飞机场，中国飞行员经常驾机前往轰炸在长江中航行的日本军舰，使日海军大为苦恼。南昌成为日军所必攻、中方所必守的军事重镇。

早在武汉会战时，日方就决定攻占南昌，但担负此项任务的第101、第106师团在南浔线上一再受挫，勉强占领德安后，已成强弩之末，与中国军队隔修水河对峙长达半年之久。武汉会战结束后，南昌战略位置更显突出，因而日本华中派遣军选择南昌为第一个进攻目标。 根据1939年2月6日华中派遣军颁发的《对南昌作战要领》，日军的作战目的在于割断浙赣铁路，切断皖南及浙江方面中国军队的主要联络线。注11

第11军奉华中派遣军之命负责攻掠南昌，其司令官为冈村宁次中将，下辖7个师团和1个混成旅团，计20余万人。该军以武汉三镇为主要基地，以中国的第5、第9战区为主要对手。冈村宁次以第3、第13、第16等3个师团对付第5战区，以第6、第9、第101、第106等4个师团对付第9战区。1939年1月31日，冈村宁次制订了攻占南昌的具体作战计划，决定以主力直接突破修水正面阵地，然后经安义、奉新，渡过赣江直取南昌，以避免在南浔线上强攻。他决定以第101、第106师团任主攻，为这两个素质较差的师团配备了第11军所拥有的大部分坦克和大炮，计有1个坦克联队、2个独立山炮联队、3个15厘米榴弹炮联队、2个10厘米加农炮大队，使这两个师团具有了强大突击力。他计划以第6师团在箬溪、武宁一带助攻，这样，参与南昌作战的日军约3个师团。日军并筹划在鄂西和浙江采取有限军事行动分散中方注意力。不过，由于阴雨经旬不绝，道路泥泞，特别是炮兵群集中缓慢，拖到3月中旬才准备完毕。

图2.1　在道路崎岖的鄂西山区，日军炮兵行动困难

1939年2月以后，日军进攻南昌的迹象已日渐明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确保南昌，试图以强有力的野战兵团从西南向南浔线之敌主动发起攻势，破坏日军的进攻部署。从3月初至3月26日，重庆方面曾三次指令第9战区 “自主的转移攻势”注12，但该战区一直表示准备不周，并无动作。

第9战区拥有51个半师，40余万人，野战重炮合计139门。战区辖地为鄂南、赣北及湖南全境，其第一线防御阵地夹在中国两个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和洞庭湖之间，战线绵亘400余公里，沿线配置有25个半师，其中以湖南的汨罗江地区与南昌以北的修水南岸阵地兵力配备密度最大。每15公里配备有1个师。这一带湖泊众多，本来是利于防御者的，但兵器的变化已扭转了原先的格局，拥有大量汽艇和浅水军舰的日军控制了湖面，反使这些湖泊成为迂回中国军队的绝好通道，令守军在湖防上耗费了大量精力。不过这些地区除两大湖泊多洼地外，其他地方山地起伏，防守较易，而不利于敌方炮骑兵和机械化部队运动。

南昌方面及南昌以北地区的防御由罗卓英部第19集团军担任。该集团军拥有12个师，主力布防在修水南岸，西自箬溪，东达修水南岸鄱阳湖西岸，呈一线型展开，从西而东依次是第70军李觉部(辖第19、第107师)，第49军刘多荃部(辖10、第329师)，第79军夏楚中部(辖第82师、第98师、第104师)，第32军宋肯堂部(139师、第141师)，另有直辖的预5师等。后方则控制有3个师的预备队，其中，第98师驻滩溪，第193师驻乐化，第118师驻万家埠。

3月8日，蒋介石电令第9战区 “为确保南昌及其后方联络线，决即先发制敌，转取攻势，以摧破敌之企图，攻击准备应于3月10日前完毕，预定攻击日期为3月15日”。注13时任第9战区代司令官的薛岳对蒋的电令态度消极，以为敌人善于固守，己方则短于攻坚，因而对使用大兵团强攻德安、瑞昌间日军阵地的战略抱有疑虑。由于情报不确，薛岳误认为日军有7个师团在第9战区内，并错误地判断 “本战区当面之敌调动频繁，除仍积极加强工事一面整顿外，目下似无若何企图”。注143月17日，日军已部署妥当，开始攻击，反攻之议便自然流产了。

赣北春季多雨，3月3日起连日降雨，修水河水瀑涨了3米，第19集团军各部在修水南岸构筑的工事阵地大部被水浸没，破坏很重，日军抓住时机发动攻势。

3月17日，驻防湖口一带的第116师团1个旅团从湖口乘船横渡鄱阳湖，攻打修水南岸阵地东端的吴城镇，它正位于修水河流入鄱阳湖的入口处。第32军和预5师等屡挫敌锋，第721团坚守至23日，经巷战肉搏后，才于夜间放弃吴城镇，退守二线阵地，使日军无法深入。

图2.2　日军化学部队施放毒气

日军在吴城镇一带的攻击只是牵制性的佯攻，其主攻方面选择在修水南岸的中间阵地。3月20日下午，日军集中200余门大炮的强大火力，将南岸尚在修复中的中国守军阵地基本摧毁，守军牺牲惨重。同时，日军还“混用毒弹”， “76师师长王凌云、旅长龚清文、团长唐际遇、105师团长于汝源相继中毒”。注15傍晚，日军第101师团、第106师团借烟幕掩护从永修、虬津、白槎间强渡修水，一举突破由第79、第49军防守的纵深约两公里的3道阵地。守军在强大炮火的猝然打击下陷于混乱之中，尤其是日军施放毒气，引起军心恐惧，部队联系失灵，各自向后溃退。

21日，罗卓英急令预9师、第118师向前方增援，以图堵住缺口，可两部在大雨滂沱的情形下行军缓慢，未能稳住战局，且在慌乱中未能彻底破坏通往南昌的公路。第106师团指向安义，第101师团指向奉新。22日，突破正面阵地的日军沿公路大道疾驰南下，南昌方面仅有第139师在南昌正北的乐化布防，城内只有非正规的保安队，犹如一座空城。

第9战区长官部见南昌方面已危如累卵，令高荫槐第1集团军(辖第58、第60军)及俞济时第74军火速增援南昌方面，以求挽回局势。22日并令前线各部队“坚守滩溪市东西地区，最低支持7日，候102师、139师、第1集团军三四个师即可到达乐化、安义之线，然后出击，定可获胜”。可事实是滩溪于21日就已弃守，刘多荃第49军、夏楚中第79军已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刘军节节向安义以西撤退，夏军则向源河东岸退去。

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下令，将第3战区鄱阳湖东岸的守备部队以及驻防东乡、进贤地区的第102师拨归罗卓英指挥。令第1集团军第70、第74军迅速展开于南昌西北的高安、奉新、靖安之线。中方增援的主力尚在行军途中，日军机械化部队就冲垮了中国守军在靖安万家埠、安义尚未建成的防线。23日，日军占领安义，次日攻占了万家埠和奉新。到23日夜间，凶猛的日军前锋——石井坦克联队已向南深入120公里。占领奉新后，日军以一联队兵力向高安方向进军，阻击第1集团军等增援部队。而第101、第106师团主力由安义左旋向南昌突进，绕过守军在乐化等构筑好的强固防御阵地，指向南昌背腹部，而对尚未从混乱中过来，并已被日军抛在后面的中国军队，仅留一部分阻击、牵制。本来易守难攻的南昌城，一下子裸露在日军刀锋之下。

南昌城防空虚，而第32军及预5师与日军相持于万家埠至吴城镇一线，已成孤立之势。24日，罗卓英令第32军等回调南昌。第32军军部奉命星夜迁至南昌坐镇。因军主力尚未到，遂紧急动员南昌的保安队、宪兵和警察布防。

26日清晨，日军由奉新进抵大城，与刚抵达的第32军一部遭遇，展开激战。日军骑兵百余、战车4辆突入，抵达赣江，欲渡过中正桥冲向南昌城。当此危急之际，第32军所部不顾一切将中正桥炸毁，阻止了日军渡江。不过第32军也仅有两营士兵渡过赣江，其余均被隔在两岸与日军背水苦战。

当此之际，由第3战区来援的第16、第79师尚停留在东乡、进贤一线，离南昌尚有数日路程。而第1集团军与第74军强行东进，但远水救不了近火。

图2.3.　日军搭建浮桥渡江

3月26日傍晚，日军主力陆续乘坐民船，由生米街等处渡过宽达1000米的赣江口。次日晨，日军从北、西、南三面会攻南昌城。守城部队约两团在狭窄的街道上与日军逐屋巷战，直到深夜，始放弃南昌。南昌城的重要建筑及民房大部被炮火夷为废墟。同日，日军一部南下切断了浙赣铁路。

南昌攻防战激烈进行之时，在南昌西北、修水上游地武宁也发生剧烈战事。此处依傍九宫山，山地崎岖，易守难攻。

3月20日，日军第6师团为配合南昌方面进攻，由箬溪渡过修河进犯武宁。武宁一带的守军为彭位仁第73军，李玉堂第8军和第30集团军(辖第78、第72军)，由第30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统一指挥。

20日拂晓，日军攻击第73、第8军的上滩头、麦加王等阵地(均在修水北岸)。21日更以一部渡过修水攻打第78军阵地。王陵基于23日督师反攻，正逢日军也在进攻，一时战斗进入白热化状态。中国军队稳住了阵脚，第15、第3师还击退了当面之敌，克复了棺材山、望人脑等地。

次日，日军全力反扑，第73军伤亡过重，奉命调到后方整补，由第72军接替73军及第8军的防御阵地。交防中，第73、第8军撤离过早，阵地出现缺口，日军乘第72军接防立足未稳，挥兵猛进，同时拼命打击第78军的侧翼阵地，迫使这两个军从修水北岸的望人脑、棺材山及南岸的洞口、罗坪等阵地后撤。日军连日苦战后，于29日拂晓占领武宁。第30集团军等部退至武宁以西的烟港街南北之线与日军对峙。

南昌会战是正面战场进入相持阶段后中日军队的首次大战。它也是武汉会战的自然延伸。第9战区防守的地区是正面战场上最为适合双方展开战略行动的地区，军事委员会调集精锐主力军守卫，但从3月17日至3月27日，日军仅用了10天时间便占领了南昌，切断了浙赣铁路，使得第3战区与大后方的联络陷于困难，军事补给只能依赖浙赣两省的公路线了，东南各省未沦陷地区的处境更加困难。日方成功地达成了进攻意图，这得力于其炮兵集中使用，火力强大；机械化部队突击力强；善于把握战机，战术部署得当。中方的一系列失误也促使日军顺利进展。战前，第9战区未能正确判断敌情，不能知己知彼、先发制人。战事开始后罗卓英等指挥无方是轻失南昌的直接原因，如修水南岸至南昌间缺乏纵深阵地，主力在第一线呈一字形展开，预备队也使用过早等。而第3战区未能有效配合南昌方面第19集团军作战，而且没有奉命早日在东乡、进贤一带集结3个师，以致南昌空虚时，未能迅速派兵前往填防，这也是致命的过失。

南昌保卫战中，中国守军丢失了大量武器装备，而且人员伤亡十分严重， 战死14354名，受伤17033名，失踪10565名。注16日方宣布日军战死约500名，负伤约1700名， 显然，日方数字有缩小之嫌。注17

二、中方反攻南昌受挫

日军攻陷南昌后，第101师团留守南昌及近郊，第106师团则控制于南昌以西，并以主力向西追击，一部沿湘赣公路西进。4月2日，高安失陷，俞济时74军退守高安以西和锦江南岸。薛岳见日军西犯势头方炽，已威胁到湘赣边境，严令第一线官兵“无论如何激烈，伤亡如何重大”，“亦必须确保百丈峰至新余、上高、宜丰及清江、分宜、宜春、万载各要点”，防止日军进入湖南。他警告前线将领如果作战不力， “如此必陷我湘北及赣西北部队于艰苦，须知本战区兵力占国军四分之一以上，如本战区惨败，不仅湘赣灭亡，恐尔后国军即无力抗战”。注18鉴于南昌保卫战中，一些高级将领远离前线有误战机，4月2日，蒋介石特令各集团军总司令均须亲赴前线督战。高安失守后，第106师团已无余力西犯，江西战场的形势复趋平稳。日军以为大功告成，便由南昌一带撤走不少军队，没有料到中国军队在新败之余，又酝酿旨在收复南昌的反攻。

4月上旬，军事委员会要求各战区分别发动春季攻势(也称“四月攻势”)，第3、第9战区奉命协力反攻南昌。 4月19日，罗卓英根据军事委员会下达的以主力截断南浔路、再以奇兵由赣江以东攻击南昌的指示注19，进行了具体部署。

担负截断南浔路的部队为第1集团军和第74军。第1集团军攻击南昌西北地区，主力由安义、奉新西侧向乐化、永修间南浔路挺进，截断南昌之敌与长江方面之敌的联系，相机攻掠安义、奉新、靖安等要地，孤立南昌。第74军攻击南昌西南地区，由高安以西及锦江南岸经大城、万寿宫向牛行、乐化间南浔线挺进，彻底破坏交通，直接协助攻打南昌。

负有奇袭南昌使命的是上官云相第32集团军。这支部队为第3战区主力，暂时拨归第9战区统一指挥。罗卓英令上官云相部以一部兵力由南昌以东的武溪市、谢埠市一带湖沼地区潜进，向南昌城厢周围袭击，另以两师兵力由抚河、赣江自南向北攻，相机占领南昌。

正在整理中的第19集团军以主力扼守赣江以南与抚河之间地区，第49军刘多荃部以一部攻击锦江北岸及生米街附近的日军，主力留作总预备队。

4月21日，第74军主力由高安以西，另一部由高邮市至石头岗间渡过锦江，分头攻击高安、大城、万寿宫一带日军。第49军一部渡过锦江，攻击生米街附近日军，揭开了反攻南昌的序幕。

4月22日，战斗全面展开。

西山万寿宫处于锦江与赣江合流的三角地带，扼高安与奉新间公路交通的咽喉，是攻守南昌的战略要地。日军在西山万寿宫设有一所兵站，储存着大量粮草、弹药、汽油。4月21日起，俞济时第74军一部就开始围攻西山，但日军不断增援，俞军一直未能得手。西山万寿宫及其北部的奉新等地构成日军在南昌外围的坚固据点。

23日，俞军第51师一度攻入高安，至26日终将其完全占领，进而克复祥符观。同时，第57师占领大块、鼓楼铺，第49军占领石头岗、生米街，第105师攻克了高邮市。受到沉重打击的日军一时阵线大乱，几濒崩溃。第106师团一部集中西山万寿宫和虬岭死守，并不断反击，企图将中国军队逐出大城和生米街，均未得逞。27日，第74军各部继续推进，向奉新东南的虬岭、赤士街攻击。可惜北面的第1集团军未能取得重大进展，致使第74军受到奉新方面日军的牵制，未能按预定计划挺进南浔沿线。只有预9师5月7日曾一度突入牛行，由于兵力过于单薄，俞军主力未能跟进，而进攻南昌的上官云相部复遭受严重挫折，日军得以自由转用兵力增援牛行方面，使中方已无暇切断南浔线。

4月22日，第1集团军第184师和新10师攻击奉新、靖安以西日军阵地，另以新11师向靖安以北滩溪市挺进。24日，第184师和新10师占领了奉新西南及南部的凤凰、桃仙岭、鸦鸠岭一带高地，一部则在奉新以西及西北与日军交火，形成三面包围奉新城的局面。日军伤亡甚重，固守孤城。而新11师行动敏捷飘忽，已进至靖安以西的螺丝岭，令日军大为惊恐。27日，日军一联队增援奉新，双方在奉新周围胶着。第1集团军和第74军等一样，未能按预定部署切断南浔路。

在反攻南昌的战斗中，上官云相第32集团军方面的战事最为紧张激烈。4月19日，上官云相令熟悉南昌附近地形的预5师选编约一团人数的便衣队，限于24日前混进南昌城，策动城市民众，作攻击部队的内应。第79师作为突袭南昌的主力集结于梁家渡以北地区待命，第26师接替第79师原防区，配合第79师攻击南昌。

4月23日，何平指挥第16师和预10师以一部沿江东岸，主力沿赣粤铁路及闽赣公路两侧向北前进，进展顺利，中午击溃市汊街之敌，24日占领新村圩及西梁山。25日、26日由璜溪市向向塘攻击，一路披靡，直扑南昌东南郊。

负有主攻重任的第79师于23日由武阳、谢埠市渡过抚河。预5师便衣队也于24日、25日晚陆续潜入南昌市区。26日，第79师进抵冈下、吴村，一部攻击莲塘日军，预5师一部已抵达南昌机场附近。第101师团一时无法遏制中国军队潮水般的攻势，便衣队且在城内起事，市内数处起火，并发生巷战。日军一日数惊，可惜第79师主力未能跟进，便衣队被逼出城外。

由于第1集团军与第74军未能达成切断南浔铁路的任务，南昌日军得到从长江方面增援的海军陆战队及第116师团一部的支援。27日，第101师团以海军陆战队为守城主力，而将兵力集中反攻，利用优势的空军猛烈轰炸中方阵地，双方在南昌东南及正南郊约10公里以内地区展开将近一周的争夺战，结果日军重新控制了尤口、棠溪、谢埠市、莲塘、向塘、西凉山、璜溪市等要点。

5月1日，蒋介石传令攻城部队须于5日前攻占南昌。各路将士再兴攻势。2日，第102师占向塘，翌日复攻克市汊街。3日，预5师、第79师与新投入攻击的第26师由武陵渡及瑶湖西岸各地向南昌进逼。5日，重占飞机场，前锋已进至南昌城东金盘路附近，主力则在莲塘附近与敌激战。

中国军队越是迫近南昌城，越是无法避免攻坚，主攻部队早已失去奇袭性质，只能正面强攻。预9师第39团奉命攻占樊家山，5月2日晨全线出击，到夜间虽已突破两道铁丝网，但最后还是未能奏效，且伤亡严重。7日，第101师团在重炮和飞机的协同下发动反击，前来增援的第116师团也在近郊加入反攻，并从莲塘等方面夹击第26师等部。战况之惨烈，远过以往。第79师师长段朗如畏怯不前，致使第26师孤军奋战。7日下午，第29军军长陈安宝、第26师师长刘雨卿亲赴前线督战。陈安宝在姚庄腹部中弹殉国，刘雨卿身负重伤，军心亦为之动摇，遂退往抚河东岸的梁家渡、天主渡、市汊街一线。

反攻将临尾声之时，薛岳对蒋介石限期攻占南昌的命令难以赞同，又不便直接向蒋进言，5月3日，他致电陈诚表示： “现时已持久，攻坚既不可能，击虚又不可得，敌势虽蹙，但欲求5月5日前攻至南昌，事实上恐难达成任务。”注20请陈诚将此意向蒋介石婉为陈述。6日，陈诚将薛岳的意见电告蒋介石。此时，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也认为： “南昌之敌既已有备，且我方兼旬攻击，亦已尽其努力，为顾虑士气与我最高战略原则计，拟请此后南昌方面，以兵力三分之一继续围攻，三分之二分别整理，在外则仍宣传积极攻略，实际则变换攻击目的。”注217日，陈安宝军长阵亡及攻城部队在日军反击下受挫的消息转到重庆，蒋介石只得于5月9日下达了停止进攻的命令。日军也未有进一步反攻的行动。

反攻南昌虽未能成功，但确实表露了军事委员会在战略指挥上有了某种进取意识。除个别将领外，参与反攻的指挥官尚能执行上级的战斗命令，陈安宝等以身殉职，下级官兵的斗志也颇为旺盛。但蒋介石决定反攻南昌的目的不是歼灭日军一部有生力量，而是以夺取南昌城为主要目的，甚至在攻击失去奇袭性质后仍固执己见，忽略了己方军队缺乏炮兵且不擅长攻坚的局限性。全力围攻高垒深池的南昌城的结果是难免在日军步炮空联合反击下受挫。

三、随枣会战

从战略形势上看，日第11军虽占据了武汉三镇及其周边地区，但仍然处于中国第5、第9战区外线包围之中。为改变不利的战略态势，1939年2月下旬开始，日军沿京(山)钟(祥)路、汉(口)宜(城)路西犯第5战区，与第5战区右翼集团军张自忠部激战，占领了钟祥等地。3月初，日军沿安陆、长寿店、汉口镇一线与中国军队对峙。3月中旬开始，第11军转而攻击南昌，从而解除了来自东南侧的一大威胁。

第5战区辖有鄂北、鄂西、鄂豫皖边境地区，拥兵40余师，不过所属部队系统庞杂，战斗力参差不齐，重武器相当缺乏，战区直辖炮兵也在武汉会战撤退时损失殆尽。不过，第5战区拥有相当优越的地形条件以作凭借，大别山雄峙于东，桐柏山横卧在北，西依荆山，南濒长江，大洪山虎踞其中，汉水(襄河)之险贯通南北。第5战区内另有两条重要交通线，一为汉宜路(汉口—宜昌)，一为襄花路(花园—襄阳)，该战区进可袭扰平汉线、威胁武汉地区，退可屏障川陕大后方，自古为兵家必争要地。

1939年4月上旬，第5战区发动4月攻势，从东西两面频频扰袭平汉线南段，尤其令武汉日军不安的是，军事委员会为加强第5战区的实力，将汤恩伯第31集团军6个师从湘北移往枣阳，令日军有锋芒在背之感。

第11军决定深入第5战区，打击中国军队主力，使其丧失战斗力，解除来自西北方面对武汉的威胁。从4月中旬开始，日第11军调兵遣将，将第3、第13、第16师团与骑兵第4旅团等部队向钟祥、安陆、应山一线集结，至下旬集结完毕。 日军作战的目标是在枣阳一带，消灭中国军队的主力，而不考虑占领城镇注22，其具体方案是，以第3师团等部将第5战区主力吸引在桐柏山与大洪山之间枣阳一带，左翼由钟祥汉水向北突进，切断中国军队向襄阳方面的退路，并向北迂回包围，另一部由信阳进逼桐柏，切断中国军队向北的退路，然后围歼于枣阳向东北地区。简单而言，就是运用“分进合击，锥形突贯，两翼包围”的战术。日军为了攻击奏效，配备了大量的火炮、战车和飞机。

4月下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侦知日军从长江下游抽调第33、第34师团兵力编入第1军，判断日军将向第5战区发动攻势，立即电令第5战区准备应战，要求第1、第3、第9战区牵制当面日军，策应第5战区作战。25日，第5战区命令各部队停止“四月攻势”，积极备战。根据第5战区的请求，军事委员会电令第1战区第2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率部协助第5战区作战，第2集团军驻临汝的第30师及郾城的第44旅兼程向桐柏集中，第27、第31师迅速向南阳靠拢。

4月30日，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下达战斗命令： “战区决以主力行攻势防御，粉碎敌之企图，长久保持襄河东岸地区，一部渡河攻击，竭力牵制敌之兵力，俾我主力之作战容易。”注23根据部署，第5战区所部区分为左集团军、右集团军、江防军、第二线兵团及鄂豫皖边区游击总部。右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下辖王缵绪第29集团军(辖廖震第44、许济宗第67军)，张自忠第33集团军(辖张自忠第59军、冯治安第77军、曹福林第55军)，任务是沿汉水两岸布防，尤其是加强襄河东岸部队，阻击日军北上和渡河。左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下辖第11集团军(辖陈鼎勋第39军、覃连芳第84军)，汤恩伯第31集团军(辖张轸第13军、王仲廉第85军)，任务是在随县附近守备现有阵地，阻止日军西进，将主力控制左翼，相机向日军侧背攻击。江防军司令郭忏下辖萧之楚第26军、周喦第75军、郭忏第95军等部，任务是负责江防，并沿汉宜公路布防。一部渡过襄河的归口沙洋一线牵制日军主力。第二线兵团为第22集团军，总司令孙震，下辖第41、第45军，作为预备队，策应左、右集团军作战。鄂豫皖边区游击总司令廖磊下辖区寿年第48军、张淦第7军等，负责向信阳、花园、平汉路段东侧和武汉周围游击牵制日军。第1战区孙连仲部则在桐柏山北麓的明港、桐柏一线布防、掩护第5战区左侧背。

5月1日拂晓，日军发起全面攻击，汉水沿岸、大洪山外翼至随县附近的第一线阵地完全进入战斗状态。日军分兵，一路以第13、第16师为主力，由钟祥等地攻击汉水沿岸及大洪山西麓阵地，试图沿襄河、大洪山地区北犯枣阳。另一路以第3师团的主力，由应山西进，向随县城南北两侧地区进攻。一部日军则在沙洋一带佯攻。

在左集团军方面，防御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防守部队分别为第41军长寿店—客坡店一线，第39军洛阳店地区、第84军淅河镇地区，第45军吴家店—游河一线，汤恩伯集团军作为第二线兵团位于桐柏山区。5月1日，日第3师团主力向第84军防守的淅河一线发起攻势，覃连芳第84军在蒋家河、塔儿湾阵地上坚守。数日间，塔儿湾阵地失而复得达7次之多，日军付出重大伤亡后于4日占领塔儿湾，第84军第173师、第174师西退竹林湾、高庙坡阵地继续抵抗。第31集团军第13军张轸部防守随县东北的高城、毁家店一线，血战数日后，于6日被迫放弃阵地，退守漂河西岸。第45军利用大洪山外侧阵地抵抗第13师团的进犯，其后守军退往大洪山主阵地，顽强抵抗。至5月8日，左集团军守御的前沿阵地仅局部在变动，敌我双方处于胶着状态。

右集团军的骨干为第33集团军，该兵团在1939年2至4月于京山、钟祥地区与日军多次恶战后，实力大损。自5月1日日军进攻后，张自忠总司令以第59、第77军主力防备襄河东岸及大洪山西翼阵地，以第55军、第67军担任河防之责。从5日起，日军第16师团等全线猛攻，6日，突破中国守军在长寿店、丰乐河一线的主阵地，右集团军退向马家集以北，日军跟踪北上，汉水东岸已是门户洞开。张自忠令第77军冯治安部在襄河东岸侧击日军，3月8日后，张自忠亲率第38师等部东流襄河，竭力袭扰由钟祥北上的日军主力，歼灭日军400余人，截断了日军后方补给线。日军竟不顾侧面受攻与后路被断之险，主力对付侧面的中国军队，其快速部队则向北猛进。第5战区长官部急派第22集团军第41军一师从襄阳驰赴宜城以东布防，但仍未挡住日军进攻势头。7日，日军攻陷枣阳，8日，日骑兵第4旅团控制了襄花公路上的张家集和双沟镇，切断襄花公路，切断了左集团军的后方联络。

图2.4　随枣会战中，第5战区增援前线的中国军队

由于日军第13、第16师团等主力沿襄河东岸突进，迂回左集团军西去退路，左集团军顿感腹背受敌，第84军自8日晚开始转移行动，撤向唐县镇，向唐河、白河一带转移，沿途受到日军追击，损失颇重。第39军刘和鼎部则奉命留守大洪山游击。第45军则在茅茨畈一线与日军激战后，接获左翼兵团李品仙总司令命令，乘夜色逐次北撤，经由唐河、白河，开往襄樊。日军在完成两翼包围后将作战重点置于捕捉第31集团军主力，以歼灭这一机动兵团，遂以主力遮断汤集团军向西的退路，由唐河左岸向东北突进。信阳出发的第3师团铃木支队则首先攻克桐柏，切断了汤集团军向北撤退的路线。第3和第13师团主力则由随枣方面向汤部大举进攻。8月8日，汤军退向唐河。9日，日军第3师团一部在20余辆战车掩护下，自天河口向江头店第85军王仲廉部猛攻，激战竟日，日军仍未突破守军阵地。战至10日，第31集团军早已处境危殆，日军将完成合围。汤集团军已无固守阵地的必要，汤恩伯决定钻出日军的包围圈，从内线转向外线，遂令第13军两个师留守桐柏山担任游击，掩护主力撤退，自己则率4个师向唐河转移，途中因受日军快速部队袭击，部队被分成数段，遭受一定损失。12日，日军乘中方秩序混乱之际占据了唐河和桐柏，幸好第2集团军第38军第119师在桐柏以东地区阻止日军追击达6天之久，汤集团军才于15日顺利退向泌阳。

5月9日，第5战区长官部因受沿汉水北进日军威胁，从襄阳匆忙迁往石花街。从9日至12日，战区长官部与各集团军一度失去通讯联络，各部均独立作战，或直接受天水行营指挥。其间，右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决心坚定，始终率部背临汉水向东侧击日军，毙日军数千人，克复丰乐河等地，切断了长寿店以南交通。第5战区主力大部退往光化一带整理，一部则退往豫南。

鉴于第5战区主力已转移至外线，日军合围计划已失败，而且面临中国军队的反击，日军已达成消耗第5战区实力的任务，开始南撤，并乘势围攻在大洪山、桐柏山中游击的中国军队。为了反守为攻，李宗仁提出了反攻计划： “第5战区目前已成外线作战有利态势，且掌握汉水东岸地区有利地形，似应乘机先以河防两、三师向汉(口)宜(城)、京(山)钟(祥)两路出击，牵制襄花路方面之敌，尔后第5战区左右集团军全线开始反攻。”注245月10日，军事委员会电令第5战区，令孙连仲率部推进至新野、邓县策应第5战区。汤恩伯部队以南阳后方，会同孙连仲部固守汉中，张自忠退向汉水西边的南漳一带游击，孙震部担负襄樊一线游击。 这就是说，军事委员会已准备放弃襄河以东地区。注2514日，汤集团军会合第2集团军孙连仲部自豫西南下，收复唐河。16日，刘汝明第68军第119师克复桐柏。至18日晚，日军开始全线总退却，后退200多公里。中国军队尾随跟踪，19日克枣阳，23日占领随县，日军重新退回钟祥、应山等地据守。

随枣战役前后不及3周，日军使用3个半师团兵力，企图运用两翼包围和中央突破的战略，一举将第5战区主力围歼于随枣地区。在会战中，日军使用主力突破汉水东岸守军阵地，突进至滚河一线，完成一翼包围。但是，其他两路日军则在随县及其北侧地区遭受有力抗击，未有进展，使第5战区主力得以逸出包围圈。尽管第5战区主力在战役中遭受相当损失，日军也死伤13000人，可说是得不偿失。

第3章　第一次长沙会战

一、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建立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政府认为英美法诸国将更无力顾及中国，正是解决“中国事变”的大好时机，首相阿部于9月4日发表声明，称 “帝国不介入欧战，一意向解决中国事变迈进”。注26为加速对华侵略的步伐，统一在华的政略、战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决定撤销原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新设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统帅全部在华陆军部队。

9月12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在南京成立。总司令官由教育总监西尾寿造大将担任，参谋长由前陆相板垣征四郎中将担任。9月23日，日本大本营正式发布了中国派遣军的战斗序列命令，规定华北方面军、驻武汉的第11军、驻京沪的第13军、驻广州的第21军统归中国派遣军总司令指挥。大本营授予中国派遣军的基本任务是：“应尽力摧毁敌继续作战之企图，并迅速根据形势变化增强对第三国之战备。”依据此制订了7项具体任务如下：

(1)大致确保西苏尼特王府、百灵庙、安北、黄河、黄泛区、庐州、芜湖、杭州一线以东地域之安定，尤应首先恢复蒙疆地区、山西省北部、河北省及山东省各地域，以及上海、南京域之治安。

(2)确保自岳州起至长江下游之交通，以武汉三镇及九江为根据地摧毁敌之抗战企图。其作战地域大致应为安庆、信阳、岳州、南昌之间。

(3)占据广州附近、汕头附近以及海南岛北部要域，切断敌之南方补给路线，广州附近之作战域大致应为惠州、从化、清远、北江以及自三水起至西江下游之间。

(4)超越上述各项地域作战，须待另行命令。

(5)应适时实施航空进攻作战，压制、扰乱敌之战略及政略中枢，并防止敌空军之再建。

(6)上述各项作战，关于在海岸、水域之作战以及航空进攻作战应与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密切协作。

(7) 为了促进抗日势力之衰亡，应加强有效的谋略压力。注27

上述各项任务从1939年10月1日零时开始执行。

尽管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在名义上统辖关东军以外的全部驻华日军，然而大本营的命令又规定，华北方面军、第21军只在作战和政务大纲方面归派遣军总司令掌握，其他方面有自主权。而第13军又主要负责京沪地区的治安，所以，日本中国派遣军中只有驻武汉的第11军是纯粹以消灭中国抗日有生力量为主要任务的野战部队。这也预示着未来正面战场的战斗将主要集中在武汉附近地区，第11军将成为中国军队的劲敌。

在变更指挥系统的同时，日军对其在华部队的编制也作了调整，除武汉及华南地区外，逐步以主要用于警备的新制师团(由3个步兵联队和骑兵、炮兵、工兵、重兵各1个联队组成)和独立混成旅团取代主要用于野战的旧制师团(由两旅团四联队组成)。 旧制师团调回国休整，以为将来的南进或北进作战之用。注28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建立，表明日军想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加速“中国事变”的解决，但总体战略仍以占领武汉、广州后确定的“以华治华”、“以战养战”，以军事进攻与政治诱降相结合的方针，军事上以确保占领地的安全为主，同时相机消灭中国主力部队。对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成立，中国方面曾 “一时为之震动”。注29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建立后的首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便是发动第一次长沙会战。

二、日军发动“湘赣作战”

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中将在1939年9月初制订了旨在消灭中国第9战区主力部队的作战计划，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成立后立即将其定为“湘赣作战”的计划付诸实施。

这次军事进攻的目的是多方面的： 政治上，为汪精卫叛国集团撑腰打气，在华中地区“树立(汪伪)中央政权的气势”，以促进亲日伪政权的尽早建立注30；经济上，湖南物产丰富，素有“湖南稔，天下足”谚语，湖南是战时中方粮食、物资和兵员供应地，日军占领此地区既可扩大经济掠夺，又可威胁中国军队补给线。自然，日军最主要的目的在于军事方面。长沙是华中战略重镇，当粤汉铁路之要冲，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的重要党政军机关及工厂的西迁，大多是经长沙而完成的，不少军政机关还曾在长沙办公。武汉、广州失陷后，长沙成了正面战场上与敌军对峙的最重要城市，屏蔽西南诸省的门户，战略地位益显突出。

中国为防守长沙及周围地区，派驻了大量部队，负责该区防务的第9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已改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军政事务由代理司令长官薛岳负责)下辖52个步兵师及其他特种部队和游击队，兵力之多，居当时中国各战区之首。中国派遣军司令部一成立，第11军就选在长沙附近作战，企图既歼灭中方野战主力，消除武汉周围的威胁，又炫耀中国派遣军的实力，压迫中方投降。此外，当时第9战区宣称将发动“九月攻势”，日军要先发制人，争取战场主动权。

1939年9月1日，冈村宁次制订了作战计划，以“吕集作命第343号”下达给参战各师团，命令称 “为打击敌军继续抗战的意志，决定在9月中旬以后开始奇袭攻击，以期在最短期间内，捕捉敌第9战区主力部队，将其歼灭于湘赣北部平汉及修水周围地区”。注31可见日军是以打击中国主力军而不是占领长沙为主要目的。为便于作战，冈村宁次于9月13日将第11军指挥所从武汉迁往咸宁。第6、第33、第103、第106等4个师团的全部及其他部队约10万人也集结完毕，准备在海空军配合下发动进攻。日军依预定作战区域将会战定名为“湘赣会战”，中方则称之为“长沙会战”(亦称“湘北会战”)。

中国第9战区负责湖南全省和湖北部分地区的作战，其部队在沿洞庭湖东岸的新墙河、通城、武宁、靖安、奉新及锦江沿岸与日军对峙。战区最主要的任务是长沙不失，长沙虽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但其北部的地势却是由湖滨冲击而成的，比较平坦，无险可守，故又是战略家所称易攻难守的“四战之地”。武汉失陷后，中国有官员认为长沙弃守势在必然，准备实行“焦土抗战”，结果，日军尚未入侵便惊慌失措，竟满城放火，酿成骇人听闻的“长沙大火”，产生了极坏的影响。蒋介石盛怒之下，下令枪毙了负责的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等3人，撤了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的职；同时调派其亲信薛岳赴湖南主持军政，勉励其要建功立业。

图3.1　1938年11月长沙大火后无家可归的儿童

薛岳履任后，与参谋人员研究地形时，认为长沙以北无险可作防守之助，若仅凭借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浏阳河等天然屏障设置数道防线，显然不足抵抗日军，但其东西两侧有幕府、九岭、万洋诸山构成的山岭地区可作为转兵之用，潜力颇大。薛岳等据此制订了一套号称“天炉战”的后退决战方法，作为未来湘北会战的指导。其要领是，一旦日军来攻，以部分部队坚守既设正面阵地，予敌重大消耗后转移至侧翼山地，继续以伏击、诱击、侧击、尾击诸手段，逐次消耗敌之兵力，挫伤其士气，待敌人进入预定的决战区域， 使用绝对优势的兵力，将敌人一举围歼。注32“天炉战”成为此后几次长沙会战薛岳一成不变的战略指导思想。

图3.2.　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会见外国记者

尽管长沙战略地位很重要，但因其地势所限，守之不易，故中国最高军事当局在该城的弃守问题上一直犹豫不决。蒋介石在1939年4月致电薛岳等人，指出一旦日军在湘北进攻，“进取长沙之动态已经暴露，则我军与其在长沙前方作强硬之抵抗则不如应作先放弃长沙，待敌初入长沙，立足未定之时，则起而予其致命之反攻，如能布置精密，运用得当，必可取得最大之胜利”， 有放弃长沙的打算。注33然而，4个月后，蒋又命令薛岳须固守长沙，指示 “长沙核心工事，应即加强。先作一师兵力配备之阵地，并作固守二星期时间之准备，则长沙可永不失守，不可以兵力单薄则不能守也”。注34薛岳等人立足于战，制订了未来湘北作战的基本方针： “利用湘北有利地形及既设之数线阵地，逐次消耗敌人，换取时间。敌如突入第二线阵地(平江与汨罗江线)时，我军应以幕府山为根据地，猛袭敌之侧背。万一敌进逼长沙，我应乘其消耗既大、立足未稳之际，以预伏置于长沙附近及以东地区之部队，内外夹击，予敌以致命打击。”注359月上旬，第9战区侦知日军在湘北等处集结兵力，估计敌人有进攻长沙的可能，下令各部队，一旦日军来攻，要先于现在位置以攻击手段，消耗敌人战斗力。然后 “诱敌深入于长沙以北地区，将敌主力包围歼灭之。”注36各部队调整部署，加固工事，准备作战，尤其注意对交通线的破坏，不仅毁坏铁路、公路，就是乡间小路也动员民工挖窄，“稻田全犁翻放水”，以限制日军机动性强的优势和重武器的使用。从双方的战前部署看，是针锋相对，都是要消灭对方主力，决战地点也均选在长沙以北地区，只是日方希望决战尽早实现，而中方则想决战前多消耗敌人，只有在敌人消耗很大的情况下才进行决战。

战争迫在眉睫，中方在长沙的弃与守问题上的争论尚未结束，薛岳等前线将领主张守，而白崇禧等高级幕僚人员倾向弃。战前，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陈诚和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到株洲，要求薛岳弃守长沙以北地区，把部队后撤至醴陵、衡山、湘潭一线。薛岳力陈守长沙之必要性与可行性，坚持己见，并以“战败，则我必自杀以谢天下苍生”作誓。双方各执一词，相持不下。最后薛岳在9月15日深夜向宋美龄电话报告，“声泪俱下”地陈述理由，并说： “我以个人生命作保证，一定以血肉保卫长沙”，以死报效蒋介石。注37主张保卫长沙的意见遂为最高当局采纳。

9月14日，驻赣西奉新附近的日军第106师团与第101师团一部首先向会埠中国第184师阵地进攻，揭开了第一次长沙会战的序幕。会战过程中，日军分别从赣西、鄂南、湘北三个方向会攻长沙。其主力配置于湘北，赣西、鄂南属于策应性作战。

9月18日，日军集中了第6师团、奈良支队、上村支队及海军陆战队的一部分共5万人，在冈村宁次亲自指挥下向新墙河以北的中国张耀明第52军前沿阵地发起攻击。中方守卫湘北的是第15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官兵本着逐次抵抗、消耗敌人的方针，顽强作战。最初几天，双方的战斗异常激烈，不少阵地几经肉搏易手， “失而复得者数次”。注38 在草鞋岭阵地，中国守军战至仅剩一名新兵，仍不退却。注39至22日，第52军被迫撤退到河南岸，新墙河以北的地区完全被日军占领。

9月23日晨，日军第6师团5000多人在80余门重炮的猛烈炮火支持下，强渡新墙河。中国守军乘敌人行至河中央时，轻重火器齐发，日军死伤无数，联队长山村治雄被击毙。日军先后8次渡河，均未成功， “乃以气球升空俯瞰，导重炮远击，毒气烟幕弥漫如云出岫，飞机13(架)游弋掷弹，步兵五六千乘时强渡，我军浴血杀敌，浮尸满河，水流遽塞”。注40中国士兵中毒、阵亡者甚多，日军最后渡过新墙河。

日军在正面渡河作战的同时，又以上村支队一部在海军支援下，从洞庭湖东岸登陆，准备腰袭坚守新墙河一线的中国军队。23日晨，上村支队在汨罗江口附近的营田等处登陆。中方罗奇第95师戒备不严，加之日军事先施放了烟雾，直到敌人上岸，才仓促应战。日军在飞机掩护下猛攻中方阵地，并施放毒气。洞庭湖岸多为沼泽地带，重型地面武器难以使用，日军便用飞机狂轰滥炸，为地面部队开路。 “营田为之炸为焦土，营田附近村落，亦被炸光”。注41中国虽数次派去援兵，终因敌方火力太猛， “伤亡过大，营田遂失守”。注42

中方守军的侧翼，因日军在营田等处登陆成功，而受到严重威胁，新墙河防线已有被日军南北夹击的危险，难以再守。23日，第9战区要求各部队“于新墙、汨罗两河间地区予敌彻底打击，以减耗敌之战斗力”， “达成消耗目的后，转移预定地区，续求消耗，不求一地得失”。注43从24日开始，第15集团军主力便撤向汨罗江南岸的第二道防线。至此，中国军队构筑一年之久的新墙河防线完全被敌人突破。

中国最高军事当局仍判断敌方目的在于攻占长沙，25日命令第9战区，湘北作战应 “保持幕阜山根据地，袭敌侧后，敌如真面目进攻长沙时，在铁道正面，可逐次抵抗消耗敌人，换取时间，俟敌突入长沙附近时，以有力部队相机予以打击，尔后依情况该战区主力应依次转移至株洲、浏阳、醴陵地区”。注44第9战区随即将兵力向长沙及其以东地区集中。

25日、26日两天，日军在大量飞机的掩护下，强渡汨罗江，攻击设在汨罗江南岸的中方第二道防线，遭中国军队顽强阻击，激战竟日，迭次受挫，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从9月18日开始，双方在新墙河、汨罗江两岸血战9天，日军突破中方两道防线，占领了湘北不少城镇，但在到达预定的决战区域前，人员伤亡、物资消耗都已很大，对日后的作战影响很大。

三、决战未成，湘北日军回撤

汨罗江两岸的攻防战尚在激烈进行时，蒋介石认定日军必占长沙，决定即使长沙不守也要相机在其附近地区予敌以重击。26日电令第9战区： “准备以六师兵力，位置长沙附近，由薛长官亲自指挥，袭击向长沙方面突进之敌，予以严重打击。”注45薛岳据此制订了《在长沙以北地区诱敌歼灭战之指导方案》，将战区部队分为正面部队、伏击部队两种，分别负责引诱敌人进入伏击区和围歼敌人，作战指导方案确定： “战区以一部埋伏于福临铺、桥头驿附近及其以北地区，以有力部队控制于金井及福临铺以东地区，俟敌进入伏击区域，突起包围敌人而歼灭之。”注469月27日，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撤出长沙，南迁衡阳，薛岳则带少数幕僚到株洲设立指挥部，战区各部队纷纷按指定位置重新集结，准备在长沙周围与敌人决战。

27日下午，日军第6师团先头部队约1000人南下进攻福临铺。覃异之第195师已在长沙以北筑起新的防线，选择背山面水的有利地形，埋伏重兵，再派小股部队伪装成大部队，吸引敌人追赶。 日军上当，进入伏击圈，等到中国士兵万枪齐放，猛烈射击时，措手不及，当场毙命者500余人。注47日军立即派兵增援，双方又在福临铺一带展开拉锯战。日军为迅速突破防线，用炮火猛轰中方阵地，并倾全力攻击一点。日军在激烈混战后占领福临铺，第195师又向南撤至上杉市布防。30日，第6师团从福临铺向上杉市进攻，再遭伏击，伤亡700余人。

30日，日军一部攻破中国在捞刀河的防御阵地，直扑仅距长沙以北30公里的永安市，在与中国张汉初第25师激战后，占领该市。这是日军自湘北南侵所达的最远点。同一天，日军奈良支队已沿汨罗江东侵，攻占了平江，并和自鄂南而下、从东北方向威逼长沙的第33师团主力会合于三眼桥。

至此，日军的三条战线中已有两条汇合起来，进军的直线距离达130公里以上，长沙以北的湘北地区大多为其侵占。但作战过程中，不时受到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伏击，已耗时近半月，战力损失也颇重。而且中国军队采取了较为灵活的战术，既不轻易放弃阵地，又不固定死守，且战且退。日军战前所订“以期在最短时间捕捉敌军第9战区主力部队，将其歼灭于湘赣北部平江及修水周围地区”的目标，在时限上和地域上，都已无法实现。 同时，日军又侦知大量中国军队正在向长沙集结，有围歼日军的企图。注48从赣南、鄂北进攻，策应湘北战场的另两路日军也受到中国军队的不断阻击。冈村宁次决定停止攻击，撤回原驻防地。

10月1日，日军放弃攻势，筹划退却。当天，侵占永安市的日军退回捞刀河北岸。双方进退态势开始转换，会战进入新的阶段。

就在日军退却的同一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把第6战区的防卫区域一划为二：以湘江为界，湘江以东归第9战区，薛岳为司令长官； 湘江以西归第6战区，陈诚为司令长官。注49薛岳正式成为战区司令长官，但因会战的几个战场均在湘江以东，故这次战区的重新划分对战斗结果没有什么影响。

2日，与敌人交战多日的第15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发现了日军战术的变化，在断定日军确实是在退却后，他命令所辖各部改变与敌人在长沙附近决战的配置，转为追击阵形，并确定以汨罗江南岸为第一步追击目标。当天下午，正从上杉市回撤的日军6000人遭中国第195师夹击， “死伤甚多，残部向福临铺溃窜”。注50次日，第195师和第25师追击到福临铺、金井附近，日军又向汨罗江北岸退却。汇合于平江以东地区的日军第33师团和奈良支队。遇到中方杨森第27集团军的抗击，不再恋战，分路回撤。奈良支队向南江桥一带退却，第33师团经长乐街退回原阵地。4日，第15集团军各路追击部队尾随日军之后，先后收复安定桥、新市、营田等地。

冈村宁次于5日下令日军全线撤退，命令称中国军队已潜伏于汨罗江、修水两岸地区， “本军为避免不利态势，应速向原阵地转进，以图战力之恢复，并严密注意华军之追击”。注51这一命令是由飞机空投的，飞机被中国士兵击落，内容也为中方获知。薛岳立即向各部队发出命令：“湘北正面各部队以现在态势立向当面之敌猛烈追击，务于崇阳、岳阳以南地区捕捉之。”他要求已深入敌后的挺进部队破坏交通线，阻止日军退却计划的实施，追击部队要赶到敌人前面去，力行 “超越追击”。注52中国各军虽接到“超越追击”的命令，但害怕日军是佯退，会突然反攻，加上前线各军已与敌军鏖战旬日，损耗很重，所以都未能突到日军前面，奋力歼敌，而只是远远地尾随日军之后，收复失地。因而日军的撤退进行得十分顺利。6日，第6师团和奈良支队已分别退向新墙河、南江桥，中国部队才到达平江附近，速度最快的是第195师，其挺进部队也刚渡过汨罗江，主力仍在南岸，和日军隔着相当的距离。

8日，日军全部渡过新墙河，重回北岸，第195师抵达新墙河南岸，收复了鹿角、荣家湾、新墙、杨林街等重要据点， “并派一部渡新墙河搜索”。注53到10月10日，中日双方在湘北地区又各自回到9月18日日军发动进攻前的阵地，仍是隔新墙河对峙。

四、赣北及湘鄂赣边区的作战

赣北、湘鄂赣边区是第一次长沙会战的另外两个战场。

在赣北，中日双方相持于靖安、奉新、高安一线。日军配备于该线的是第101师团、第106师团，中方负责该区防务的是卢汉第1集团军、罗卓英第19集团军，作战事务由罗卓英统一指挥。军事委员会曾在5月向第9战区指示未来赣北的作战方针为： “以游击战消耗牵制敌人，对该方面敌人予以反击，务希随时随地切实注意，妥为部署，诱敌深入而侧击之。”注54

9月14日，日军第106师团一部2000人，向会埠以北的中国万保邦第184师进攻，守军经抵抗后即向会埠撤退。赣北方面的作战和整个第一次长沙会战由此开始。

中国方面综合各种情况分析判断，认为日军在赣北的进攻主要目的是配合湘北主战场， “以欺骗我军，使我部队向该方面转移”。注55目的在于分散中国军队的兵力，相机消灭其当面的中国军队，且可与湘北日军配合，从东西两面夹击第9战区主力。罗卓英决定， “为掩护战区之作战右侧安全，准备攻击该敌之目的”注56，并对现有部队的配置作了调整。

赣北方面的战斗，主要由对高安的争夺和在会埠至甘坊一带的激战组成。

15日，日军第106师团又突破了第184师的防御阵地，一路转而向南，直奔战略要地高安。至18日，日军完全占领了高安附近的村前街、斜桥、祥符观，从三面包围了高安，并和已占领会埠一线的日军形成了对中国第60军(军长安恩溥)、第58军(军长孙渡)的围击圈。孙、安两军为避免被歼厄运，奋力拼杀突围，退至宜丰、凌江口一线。

日军围歼中国军队不成，便从东、西、北三个方向进攻高安。中方守军李兆瑛第139师虽经抵抗，但不敌日军的猛攻，19日退出高安。由于高安在双方的战略运用上都有重要作用，是必争之地，故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立即电令罗卓英，要以攻为守， “予敌以重大打击，恢复高安”。注57第9战区更在战前就命令， “高安万不可放弃”。注58所以，中方迅速组织反攻高安。第9战区将战区直辖的王耀武第74军用于高安方面，该军是国民党军队的主力之一，战斗力较强，到达指定位置后，即派李天霞第51师、陈式正第58师攻打高安附近的据点，切断日军退路，和第32军一起逐渐形成对高安的反包围。

19日晚，中方反攻高安，第51师首先收复村前街。21日夜，第139师乘夜色渡过锦江，驱赶石鼓岭等处之日军。22日拂晓，中国军队全面反攻高安，由第139师、第141师(师长唐永良)担任主攻。 “高安城垣先为我军拆毁，故此际敌亦无法固守，经我某部反复冲锋，敌守城部队伤亡过半，我乃于21日辰时克复高安”。注59而后中国军队又派兵向北、向东追击撤退之敌，先后收复黄坡桥、祥符观、司公山等处，恢复了14日敌人进攻前的阵地。

当高安争夺战激烈进行之时，日军第106师团主力从奉新出动，经会埠西侵。9月23日在上富镇附近与权宏光第183师、汪之斌第15师发生战斗，凭借优势火力和毒气，打开了西行的通道。第6师团执意西行，攻占了横桥、甘坊，目的是要和从通城南下的第33师团协力围剿正在渣津、修水一带作战的中国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第30军(总司令王陵基)。

中国军队为粉碎敌军企图，消耗其战力，调集了几个师的兵力向甘坊反击。第184、第15、第183师分别从南、西和西北三面围攻甘坊。同时，中方又攻下上富，切断了敌军回路。27日，中国军队发动总攻，战况异常激烈，“在甘反复肉搏，不下数次”。日军被首尾截击， “处处受创”。注60日军顽强防守，一度保住甘坊不失，但其主力也被牵制在甘坊附近，脱身不得。

被围在甘坊、横桥的日军第6师团不顾退路切断，一意西行，9月30日在飞机的掩护下，冲击中国军队包围圈的结合部，从第183师的阵地冲开缺口(师长杨宏光战后因此受到处分)。10月3日。日军连续攻下大街、石街。这时湘北日军已经开始反转，第106师团又受到中国第15师等的阻击，便迅速停止攻势，经沙窝里向武宁方向退败。此时，中国军队虽已在敌人前后形成夹击态势，可是日军战力仍强，4日，中国士兵组成奋勇队出甘坊追击北窜之敌，有30人 “冲入厚田街之铁丝网，敌猛射，全部牺牲，敌旋施放毒气，我官兵中毒者颇多”。注615日，薛岳命令罗卓英乘势全歼敌第106师团，蒋介石也电令王陵基： “积极攻击当面之敌，以行牵制而利全局。”注62但同湘北的情况一样，敌军的后撤速度极快，中国军队只能跟在后面收复失地。10月12日，赣北日军分别撤回其在武宁、奉新、靖安的据点，赣北战火平息。

第一次长沙会战的第三个战场最后开战的是湘鄂赣边区。

9月21日，驻鄂南通城的日军第33师团攻击中国李棠第140师在米山等处的阵地，几天内即南下占领了麦市、龙门厂等战略要地。战火延至湘鄂赣边区。日军的企图是从东边避开中方利用河流构筑的防线，同湘北日军夹击第15集团军于平江地区。

9月底，第9战区决心歼灭由鄂南出发的敌军，以保证湘北方面的作战。29日，战区向第20军军长杨汉域、第79军军长夏楚中下令，要求他们将敌33师团阻击于嘉义以北，命令称 “如该两军作战不利，使敌窜过以西以南，影响湘北之决战时，唯夏杨两军长是问”。注63两军在龙门厂周围地区对日军奋力阻击，双方战斗十分惨烈，伤亡均大。日军为达成战略目的，不避牺牲，一意南下。又南侵长寿街、嘉义等地。至30日，第33师团与自平江前来接应的湘北日军奈良支队会合于三眼桥，攻势达到顶点。但因连日苦战，一再受阻，兵力损失严重，加上中国军队采取了灵活的外线作战方式，在湘北将其围歼已不可能。

平江附近的日军第33师团和奈良支队在10月2日开始撤退，分路逐次退往鄂南通城。10月10日，中国第133师抵达麦市，与通城之敌对峙。鄂南方面的战斗结束。

从9月14日至10月15日，中国第9战区部队与日军第11军在湘鄂赣的三个战场上激战一个月。这次会战中，中国方面动用了24个步兵师、3个挺进纵队，24万人；日第11军出动4个师团、2个炮兵联队、2个步兵联队、1个工兵联队，加上海空军，共约10万余人。战斗的结果是，中方伤亡失踪者有40293人；日方伤亡约在3万以上，各种损失均惨重。双方完全恢复了原有的对峙战线。整个会战，由日军主动进攻开始，由日军自动撤退结束，战场主动权基本上操在日方。仅就局部而言，可说是未分胜败。然而从进入相持阶段的抗战全局而言，却明显对中方有利。日军周密策划，出动重兵，以求达成消灭我第9战区野战主力的目的，结果并未成功，反而损兵折将，消耗不少，最后以撤回告终。虽然日军根本就未把攻占长沙作为战略目标，但对如此重要的城市不能攻克，是全面抗战以来少有的。中方将此视为敌人战斗力下降、士气不振，而备受鼓舞。冈村宁次战后总结时说： “由此看来，今后进攻作战，一旦攻陷要地，即须予以确保。”注64相反，中国军队的战前准备较充分，战术运用较合理，将士用命，民众配合，敌军计划落空，获得一个重大的胜利。尤其是长沙得以保全，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斗志。

会战结束之时，正值“双十国庆”，全国许多地方举行了祝捷大会， “以川省之重庆，湘省之衡州，滇省之昆明，粤省之韶关，浙省之宁波，河北之恩施，广西之桂林，以及皖南、苏北各界……无不举行湘北胜利庆祝大会。参加民众多者数万，少者数千，或飞电祝捷，或宣言讨汪，或举行提灯，或集合演戏”。注65蒋介石认为：“第一次长沙大捷，日军伤亡超过4万人，乃在国军大获胜利的情况下结束，这项捷报为民国二十八年双十节带来了光辉。”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际此双十国庆，适值湘赣告捷，宜乎欢欣鼓舞，无愈于此。”注66他下令给第9战区犒赏15万元，湖南省政府出资2万，奖慰官兵。 第9战区短时期内共收到各方捐款34万余元。注67各地还派出劳军慰问团，赴前线慰问官兵。

五、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

中国最高军事当局认为，国内战场上第一次长沙会战的胜利和国际上欧洲战争的爆发，对中国的战局有重大影响，甚至在战略上有转折意义。所以，第一次长沙会战刚一结束，就决定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以“扩大胜利成效”， “检讨得失，策定后期抗战应取之战略”。注68

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于1939年10月下旬举行，蒋介石把会议名称定为“江南战场各战区党政军联席会议”，出席者有各战区司令长官、集团军总司令、军长及少数特种师师长、各省主席等高级军政官员200余人。该会上主要研讨了第一次长沙会战的经验教训，布置今后的作战方针。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代表蒋介石主持会议。会议结束前，蒋介石特意从重庆赶到南岳会场，对高级军政干部训话，以之作为总结。

蒋介石首先分析国际形势的演化，指出中国的国际外交环境，“一天一天好转”。他说，由于欧洲战争的爆发，中国的抗日战争在时间上已与欧战连接起来，抗日战争只有坚持到世界范围内，“公理正气伸张之日”， “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注69他列举欧洲开战以来美国、苏联等国对日本态度趋向强硬的事实，说明美、苏、英、法诸国“必能坚定其一贯的立场，共谋压制侵略暴力”。因此，他乐观地估计，“此后3个月中，国际外交必更利于我之大进步，足以帮助中国抗战的胜利”。蒋介石固然对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及外国援助抱有极大的幻想，但以往多次碰壁的教训使他不得不告诫部下：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一切要求助于本身”，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始终要靠 “自力图强”。注70

接着，蒋介石又分析了长沙会战胜利所带来的变化。他说，第一次长沙会战的胜利预示着中国抗战局势“已临到胜利的一个大转机”。在国际上，湘北大捷使外国人对中国战场的观感焕然一新，对中国军队也开始“另眼相看”，他们对中国抗战前途的疑虑担心消除了。在国内，敌我双方的气势与心理开始逆转，中国一般国民“格外坚定，与上月底的情形，可以说是完全两样”。相反。日军“上至将领下至士兵，以及其国内一般民众厌战心理已经暴露出来”。因而，第一次长沙会战后的抗战进程， “无论哪一方面看，都已达到了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阶段”。注71

训话的最后，蒋介石说明了未来的抗战战略和政略。在战略方面，要有一个根本的转变，要开始反守为攻，转静为动，积极采取攻势，要在见到敌人厌战畏战之时，决然攻击前进。蒋介石认为，依目前的敌我力量对比，中方尚无力对日军发动大规模攻击战。但要设法研究出一套避实就虚、乘间蹈隙的方法，攻击骚扰各地日军；在政略方面，蒋介石强调，中国的抗战是整个世界问题的一环，一经发动，就“一定要与势在必起的战争连接起来，并且要与世界战争同时结束，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现在欧战爆发，中国第一步的政略目标，即与世界战场连接已经做到，第二步的政略目标是要争取和世界战争同时获胜。因此，要坚持抗战到底，绝不能幻想中途与日本妥协议和。他要求各级将领本着抗战到底的信念， “在各前线坚守奋斗，愈战愈劲，不问国际形势如何变迁，不管抗日环境如何困难，只是埋头努力一意作战，用最大的韧力，和敌人拼下去”。注72

湘北大捷是一段时间以来正面战场上少有的重大胜利，参战部队的各级将领有不少人想借机升官。据参加会议的邓文仪回忆，当时不少人盼着蒋介石论功行赏，当师长的想升军长，军长想当集团军总司令，“会议过程中，充满了这种人事升调的议论与空气，也有不少的(战区)司令长官向蒋委员长申请保举”。蒋介石感到困扰和气恼，特地就人事升迁、保举问题进行批评。他说，中国高级将领的实际才能都很有限，以他自己论，自问只能胜任一个军长，如今却当了全国统帅，“实在感到惶恐”，深觉力不胜任。而各战区司令长官的学识才能，最多只能胜任一个师长，当集团军总司令的人，最多只能胜任一个团长，当军师长者的才识只配充任营连长。现在大家都已做了高于自己才识三级的将军还嫌不够，还要逾格升迁，实在说不过去。蒋介石责问，清朝末年尚有左宗棠、徐树铮等能拱卫西北、蒙古的封疆大臣，在座诸位有谁可以担当左、徐那样的事业。因此，“于此际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对外长期作战的时令，不宜以个人名位为念，而应作战，建功立业”。蒋介石一阵训斥，怀有邀功请赏之心者如冷水灌顶，场内一片寂静，“全场的人，都感到有些惭愧的神色”。 为安抚人心，蒋介石又说，每个人只要切己省察，努力充实自己，日后不愁没有大任担当。注73

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利用第一次长沙会战的胜利来鼓舞士气，并判断第一次长沙会战后中国抗战的内外环境将发生重大变化，试图策定“反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新战略方针，以因应新局面。在此战略方针指导下，中国军队不久即发动了全面抗战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局部军事反攻行动——冬季攻势。但会上也暴露出国民党军队的将领胜则居功邀赏，败则诿过推卸的不正常心理。同时，会议对长沙会战中的具体战术部署及运用研究得很不够，以致两年后的第二次长沙会战时，日军采用大致相同的方法进攻长沙，中国军队却吃了败仗。

第4章　桂南会战

一、日军偷袭钦州湾

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被迫转入对华长期战争，而全面封锁中国，切断中国与海外联系遂成为日军大本营最重要的战略目标之一。中国与国际间的联络主要依靠两大孔道，一是西北国际交通线，由新疆通往苏联，纯属陆上交通，因日军鞭长莫及，这条路线相当安全。苏联援华军用物资由此源源输往中国，有力地支援了中国的抗战。这条交通线的不足之处在于费用昂贵，运输量受到限制。另一个则是海上交通线，也是中国最重要和最便利的对外贸易渠道。但全面抗战开始后，天津、上海、青岛、广州等港口城市相继失守，中国最重要的海上补给线被切断。1939年2月，日军占领了海南岛，6月占领了汕头、潮州，进一步完成了对中国东南沿海的海上封锁。在此种情形下，西南国际交通线便日见重要了。它主要分为三条路线，其一为滇越铁路，由越南河内抵达云南昆明；其二为桂越公路，自汕头弃守后，桂南的北海等地已成为中国唯一直接的出海口；其三则为滇缅交通线路，但运输条件远逊于滇越铁路和桂越公路。日本军方作出如下判断，即 “中国虽已丧失华南沿海主要港口，但仍能自法属安南及缅甸方面获得补给，而广西公路成为中国之主要补给线，其输入量，每月约达4千至6千吨，占输入额的百分之三十”。注74因此，日军大本营急于切断广西与海外联系的孔道，于1939年秋决定进攻南宁。日方在桂南开辟新的战场还有两个重要企图：一是向国内外炫耀武力，掩饰其在中国战场上泥足深陷的窘境，威胁中国西南大后方；二是为南进建立基地，向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当局施加压力，伺机侵入越南。

10月14日，日军大本营下达了“大陆命第375号”作战命令，陆海军达成作战协定。协定规定，攻占南宁的作战目的在于直接切断中国沿南宁—龙州公路的联系补给路线， 作战时间预定为11月下旬。注75日军作战行动的第一步就是控制钦州湾，进行登陆作战。

桂南地区山川纵横，地势险峻，位于邕江与桂越公路交会处的南宁是中日双方势所必争的战略重镇。桂南属第4战区，应归第4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指挥，但因广西是势力强大的桂系集团的故乡，因而广西境内的一切军事部署都由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直接处置，他是桂南会战的中方最高指挥官。部署在桂南的夏威等第16集团军为广西军队，直接听从桂林行营的调遣，担负着维护中越国际交通线的任务，负责桂南及粤南部分沿海地区的海防。

第16集团军为预防日军登陆，对日军登陆作战作了估计，判断有三种可能：一是日军主力由粤南沿海电白等处登陆，然后向宾阳推进，威胁南宁；二是日军主力由北海登陆，攻取灵山、横县后溯江而上，直逼南宁；三是日军一部在北海登陆佯攻，主力则由钦县、防城登陆，沿邕钦公路(南宁—钦县)向南宁进攻。当时判定钦县、防城地形不佳，北海登陆也受公路破坏和防御工事的影响，因而日军最可能采取第一种方案， 桂林行营据此制订了桂南会战指导方案。注76

第一次长沙会战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认为日军苦于兵力短绌，在桂南实施登陆作战的可能性甚微，因而集中精力筹划年底将要发动的冬季攻势，减少了桂南驻军，原驻桂南的第31军3个师奉命调往广东西江，桂南驻军仅剩下第46军及两个独立团，加上一些地方团队，计约两万余人，且分散配置于南宁、贵县以南亘北海沿岸既设阵地，防守着漫长的海岸线，首尾无法相顾。第46军的第170师奉调为第16集团军的总预备队，第175师任北海、电白方面防务，钦州、防城一线只剩下新19师，师长黄固指挥所部4个团防守200公里以上的海岸线，深感兵力单薄。

日军以今村均第5师团和台湾混成旅团为登陆作战主力，海军第5舰队及海军第1、第2航空队协同作战，由第21军司令官安藤利吉统一指挥，准备在钦州以南地区强行登陆。11月中旬，第5师团及台湾旅团先后抵达海南岛三亚湾集中，13日，由三亚湾出发。15日黎明，日军舰艇和运输舰船云集钦州湾，以舰炮猛烈轰击海岸，并在企沙和龙门两处登陆。

新19师官兵对登陆日军进行了有力的阻击，黄固师长下令部队 “务于敌登陆立脚未稳之际，努力将敌歼灭于海滨”。注77日军步兵一波又一波地登陆冲锋。傍晚，守军迫于日军火力甚猛，放弃滩头阵地，退守防城附近后备工事。16日，由企沙登陆日军向防城进军。另一部在钦县附近的犁头嘴登陆，乘大雨涨潮之际，以汽艇沿渔洪江直趋黄屋屯。面对严峻的形势，第46军军长何宣命令新19师 “竭力固守平旺、钦县附近第二线阵地，无令不得退”。注7817日，犁头嘴登陆日军凭借飞机掩护，猛攻钦县，一部从中国军队侧背攻入城内，巷战一直持续到傍晚时分，新19师撤出钦县。

日军巩固滩头阵地后，以南宁为目标，形成3路钳击攻势。左路及川第9旅团由防城出发，19日在在贵台墟附近突破守军阵地，进抵唐报，从西南方威胁南宁。中路日军一联队在占领黄屋屯后长驱直入，于18日抵达大寺，直逼大塘。右路中村第21旅团由钦县沿邕钦公路向小董进攻，18日占领小董。新19师连日苦战，且势单力薄，不得已退守上思、板城。至此，日军已从东南、西南、南三面包围了南宁。南宁城防空虚，第16集团军其他部队都距离日军100公里以外，最远的达300公里。

二、南宁失守

为遏制日军攻势，保住南宁这一西南边陲重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第16集团军以两个师“固守南宁，无令不得撤退”，并紧急调遣杜聿明第5军由湖南衡山增援桂南，傅仲芳第99军由湖南湘潭及贵阳移至柳州，姚沌第36军自重庆及湖北当阳南下赴宜山集结。限各军均须在12月15日前输送集中完毕。但省外援军路途遥远，就是第16集团军各部也因过度分散，集中不易，调往西江的第31军匆匆回援。中日双方急向兵力空虚的南宁前进。

日军进展甚速，抢先于19日进抵唐报、百济一线。第21军令台湾旅团留守钦州，掩护第5师团的补给线，第5师团则穿十万大山，于21日向南宁周边的平地进击。第46军第170师在良庆、蒲庙等地顽强抗击。良庆陷落后，日军于22日黄昏抵达邕江，直取南宁。

图4.1　日军登陆后，迅速进攻南宁

守军在邕江北岸与日军夹江对峙。22日下午，第31军第135师师长苏祖馨被委派为邕江北岸守备司令，第170师师长黎行恕为守备司令。但这两个师的主力尚未到达南宁时，各路日军已分别开始从剪刀圩、上下洲、良庆圩等处渡江。23日，第135师等部与渡江日军激战20余次，但因系兼程而至，仓猝上阵，未能有效阻敌于邕江南岸。24日，渡江日军已达数千人，在空中掩护下，主力分由东西向南宁夹击，与中国守军激战于市郊。上午9时，由良庆圩渡江的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第21联队率先突入市内，第135师因腹背受敌，被迫放弃南宁。南宁周围的第46军、第31军和第5军第200师分别退守南宁西北及北面的高峰隘、昆仑关等地。

高峰隘及昆仑关一带地势险要，为南宁北侧之天然屏障。日军为确保对南宁的控制，决意占据这两处天险，为此兵分两路。一路以中村支队及骑兵联队为主力，沿邕宾公路(南宁—宾阳)北进；一路以第41联队由邕武公路(南宁—武鸣)北上。25日，邕武路上的日军推进至二塘，遭到第5军第200师第600团的奋勇抗击，守军伤亡达三分之一以上，团长邵一之阵亡，该团仍死守不退，阻住了日军去路。其后日军攻占了四塘，截断了该团的后方补给线，该团为避免被包围，遂利用夜幕为掩护，与第170师等向高峰隘地区撤退。30日，日军经过一番激战，占领了八塘，中国军队退往九塘。12月1日，日军及川支队进占南宁西北的高峰隘，该方面的中国守军向武鸣方向退却。12月2日晨，韦云淞第31军第188师在4辆坦克及火炮的协同下反攻八塘，日军一度被迫退却，由于道路、桥梁损坏严重，中方坦克难以通行，与日军形成对峙。3日，中村支队主力由南宁来援，4日占领了昆仑关。6日晨，中村支队主力仍回南宁，留下1个大队日军驻守昆仑关，同时以一部兵力驻守邕宾公路沿线的九塘、八塘、四塘等重要据点。中日双方在高峰隘、昆仑关一线处于相持状态。

图4.2　中日军队激战过后的四塘墟

三、昆仑关大捷

自日军登陆钦州湾，半个月间，桂南守军一路败退，未能有力遏止日军的快速推进。当中方指挥官白崇禧得悉进犯广西日军仅有一个师团，且缺乏坦克和重型武器装备，遂拟定反攻南宁计划，得到了军事委员会首肯。重庆方面十分重视桂南的战事，认为日军入桂 “目的不在广西，而在切断滇缅、滇越及滇黔之交通，已属显然”注79，担心日军进攻柳州，威胁贵阳、重庆等心脏地带。为稳定大后方，确保国际交通的畅通，蒋介石于27日决定由白崇禧统一指挥反攻行动，参加反攻的军队为夏威第16集团军(辖第31军、第46军)6个师，叶肇第37集团军(辖第66军)2个师，邓龙光第35集团军(辖第64军)2个师，徐庭瑶第38集团军(辖第2军、第5军、第6军、第99军和第36军)13个师，另有桂林行营直辖的第43师(师长金德泽)、新编第33师(师长张世希)，另外还有4个独立团，合计有26个师，19万人左右。配合步兵作战的有野战重炮兵3个营另2个连，空军第2路部队以100多架战机协助地面部队行动。

11月26日，白崇禧前往江水河北岸的迁江坐镇指挥，12月16日下达了作战命令： “军以攻击北犯之敌，收复南宁之目的，一举转移攻势，将敌包围于邕江南北地区而歼灭之。”注80依照作战部署，第一个阶段是攻占高峰隘、昆仑关，第二个阶段为攻占南宁。反攻部队编成东、西、北三路军。由第26集团军总司令蔡廷锴任东路军指挥官，率第46军、第66军担负邕江南岸及邕钦公路敌后交通的破坏和袭扰任务；由第16集团军总司令夏威任西路指挥官，率部攻击高峰隘吸引日军主力，以部分兵力进至邕宾公路上的四塘，破坏敌后交通，阻止南宁日军增援，孤立昆仑关日军；由第38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瑶任北路军指挥官，指挥第5军、第99军第92师作为主攻部队，攻击昆仑关，其后与东、西路军协同攻取南宁。

攻击昆仑关的第5军由军长杜聿明指挥，该军辖郑洞国荣誉第1师、邱清泉新22师、戴安澜第200师、军补充第1及第23团，并配备有装甲兵团、炮兵队、高射炮队等，它是中国军队中唯一的机械化部队。它的人员和装备不亚于日军一个师团。杜聿明以第22师为右翼部队，袭击五塘、六塘，断敌退路；以荣誉第1师为左翼部队，协同第200师一部和军补充第1、第2团围攻昆仑关及八塘正面日军；由第200师主力骑兵团充任总预备队。第99军进攻昆仑关以南日军，协助第5军作战，并在五塘一带阻止日军增援。

18日晨，荣誉第1师在战车和炮兵的掩护下，对昆仑关发起正面攻势。据守昆仑关的日军松本大队在中国军队猛烈打击下，纷纷向核心阵地收缩。中午，反攻部队攻占了罗塘、同兴西北高地，随后占领了石寨隘、同平、枯桃岭，一部推进至九塘附近，进展颇为顺利。

日本第5师团师团长今村均不相信中国能集结数十万大军反攻，12月17日尚命令及川支队攻占位于中越边境的要地———龙州，及至中方开始反攻，今村均慌忙于20日下令及川支队放弃龙城，回师协同防守南宁，但该部队沿途受到袭击，至29日始返回南宁。为增援昆仑关方面，今村均急令第21联队长三木率联队主力增援昆仑关，该联队于18日晚分乘31辆汽车沿邕宾路急进，但遭到第99军的拦截，只有一个大队突至昆仑关。

19日上午，荣誉第1师左翼部队向653高地进袭。653高地为昆仑关东北之要点，可以瞰制整个昆仑关战场。因攻击屡遭挫折，我方官兵携手榴弹冲入敌阵，与日军短兵相接，终于掌握了这一制高点。

为协助昆仑关方面作战，新22师在五塘阻击增援昆仑关日军，西路军在高峰隘方面发起攻势，东路军则在小董、钦县、大塘、蒲庙等日军后方重要地区频频出击，昆仑关方面的日军后方联络线被切断，各分散据点及沿邕宾路增援昆仑关的日军后续部队遭到分割包围，整个第21联队已陷于极度孤立，但日军冒死固守，相当顽强。

自20日起，第200师接替消耗甚大的荣誉第1师担负主攻任务，包围圈逐渐收缩，但战至22日，攻击尚未得手。23日，杜聿明决定 “以重点指向罗塘高地附近，继续对当面之敌攻击”。注81罗塘为昆仑关西侧高地，也是日军的一个主要支撑点。24日，荣誉第1师以第2团及迫击炮营担任主攻，以排为单位，梯形配备，向罗塘高地两侧攻击，用大刀等简陋器械连破日军两道铁丝网防线，冲入日军阵地。当时日军已完全靠空投物资生存，快要弹尽粮绝， “已将附近四周残留食物吃光，只能捡拾地里的落穗充饥”。注82第21联队联队长三木一面准备烧毁军旗，一面向中村正雄旅团长发电求援，哀叹 “傍晚前旅团若来不到，第一线难以确保”。注83可日军援军已无从增援罗塘高地。24日晚，荣誉第1师克复罗塘，守备该地的日军第5中队几乎一卒未剩，全被歼灭。而担负主攻的第2团突击营也仅剩下数十人。

昆仑关方面吃紧时，中村旅团主力于20日从南宁出发，前往救援，沿途遭到多次阻击，24日下午才进抵九塘，在荣誉第1师的攻击下，旅团长中村正雄被击毙。此时，第5师团第21旅团主力均已投入昆仑关及邕宾路方面，陷入中国10余师的围困之中，有全军覆没的可能。

24日，第200师沿公路两侧，向界首附近高地攻击。界首高地位于昆仑关东侧，峭壁悬崖高耸，与罗塘高地成掎角之势，可东西俯瞰昆仑关。25日下午，中国3架轻型轰炸机、一架驱逐机飞抵昆仑关上空，日军误认为是己方战机，铺置信号板示意，中国飞行员乘势俯冲扫射，投弹18枚，全部命中目标，日军遭到重大伤亡。29日，经过重炮轰击、白刃肉搏，第200师终于重新占领了界首附近各据点，顶住了日军的疯狂反扑。

29日夜，新22师超越第200师阵地，接替正面主攻任务。30日，新22师先后攻占了南北同兴、界首村落及其东南各高地，为收复昆仑关创造了条件， 这一天日军遗尸百余具，新22师官兵伤亡也达300余名。注8431日拂晓，新22师在友军第159师、荣誉第1师的协同下，攻入昆仑关，全部克复昆仑关东西两侧高地，日军向九塘溃退。

图4.3　中国军队击败日军，占领昆仑关。图为守卫昆仑关的中国士兵

1940年1月1日，增援昆仑关的日军台湾旅团与及川支队等已抵达九塘，与昆仑关溃退下来的日军汇合，构筑工事，企图稳定战线，伺机再占昆仑关。第5军决定乘胜追击，向九塘及441高地进攻。441高地是控制九塘至昆仑关公路的战略要点。3日，荣誉第1师在付出重大牺牲后攻占了441高地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入夜，日军渐形不支，便残忍地施放毒气助战。荣誉第1师的将士们不顾生死，鼓勇而进，441高地终于被完全收复，昆仑关阵地更形巩固。4日上午，新22师攻占九塘，从5日起，又与第200师尾追日军至八塘。八塘日军以逸待劳，负隅顽抗，第5军的进攻势头至此陷于停顿，与日军胶着于八塘一带。11日傍晚，第5军奉命将防务交由第36军接管，集结思陇附近整理待命。

反攻昆仑关战斗赢得了最后胜利，第5师团在日军中素称精锐，转战山西、鲁南、豫北、广东诸战场，这次在桂南受到严重失败，中村旅团大部被消灭。第5师团综计伤亡三分之一以上， “第5军每个士兵几均得有战利品”。注85昆仑关大捷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罕见的一场成功的正面攻坚战。这固然是由于第5军将士勇于牺牲，然而，至关重要的是第5军在攻击时，不仅人数占绝对优势，而且获得了战车、炮兵乃至空军的有力配合，在桂南战场上，日军除空军稍占优势外，在重炮、战车等方面比起中国军队反而相形见绌。不过，日军训练有素，官兵深受武士道精神熏陶，斗志相当顽强，执行命令彻底，各部队在作战时密切配合，如12月17日间，担负掩护钦县、防城至南宁间后方联络线的台湾混成旅团得知第5师团在中国军队全面压迫下处境危险，便不顾指挥系统的不同，自动将两个联队派往南宁，交由第5师团支配使用。中国军队在昆仑关主攻方面属于攻坚战斗，而日军处处死守不退，致使中方每次进攻都得付出很大的牺牲。当时的中国军队一般只有持续3到4天的攻击能力， 而第5军已在昆仑关连续攻击两周时间，在反攻中便有11000人负伤，5500人为国捐躯注86，因此，这支精锐之师在攻下昆仑关后已是疲惫不堪，未能乘势扩大战果，整个反攻陷于消极停顿，占领南宁这一反攻最主要的目的并未达成。

四、宾阳之战

日军轻易占领南宁后，从日军大本营、中国派遣军直至第5师团指挥官，均轻视中方反攻南宁的决心和实力，及至昆仑关受挫，日方才痛感危机严重，担忧第5师团会全军覆没。1939年12月底，第21军决定增派近卫混成旅团和第18师团至桂南地区，伺机击溃中国军队主力，确保南宁的安全无虞。1月22日，近卫旅团在钦州集结，第18师团则运抵南宁以南地区。

中方也继续调兵遣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从湖南、广东、四川等地调集大量生力军驰援桂南，任命第4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具体部署桂南决战，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陈诚不居名义，协助白崇禧、张发奎指挥作战。张发奎开始并未参与指挥桂南会战，1月27日始匆忙率幕僚前往迁江指挥，所行之事不过签名画押而已。

从1940年1月5日至26日间，桂南战场显得异样沉静，交战双方均在暗中进行决战准备工作，先完成战略展开的一方将赢得战争的主动权。日军机动力强，行动隐蔽快捷，至26日已完成增援部署。而中国军队尚在紧张调度中，“桂南用兵三十万，仅桂邕公路为其主要交通线”，迁江与宾阳之间横亘有红水河与清水河，河幅约20米左右， 共计只有一座公路浮桥，一处公路轮渡及一座徒步单行的军用桥而已注87，况且白天要避开日军飞机的袭击，夜间始能运动，致使输送工作迟滞缓慢，尽了最大努力始于2月2日输送完毕，而这一天宾阳已被日军攻陷，大势已去了。

1月25日起，日军第18师团在邕宾路上发起攻势，袭击了第6军、第99军在七塘等处的阵地，企图突破昆仑关右翼阵地，从右侧背迂回昆仑关方面中国军队主阵地。但第99军、第2军等坚守不退，日军在正面无法取得进展。27日，近卫旅团等在中方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进至永淳，28日，由永淳渡过邕江，中国军队发觉过迟，无从阻止。第18师团一部和近卫旅团分别进入甘棠东西一线，准备迂回昆仑关主阵地的侧背，桂南战局的重心从昆仑关移到甘棠、古辣一带。桂林行营计划在甘棠、古辣一带阻止日军，令第64军、第46军、第2军、第66军向甘棠方向四面合围，惜各军行动迟缓，动作未能协同。第2军李延年部仓促赶到指定地区，因不明情况，逐次投入兵力，消耗很大。第46军冒着日机的轰炸，艰难向目的地前进，但因抵达稍晚，已无补战局。至于第66军则始终彷徨游移，未到达指定地点。该军军长叶肇因迭次临危不前，对战局影响甚大，战后受到撤职交军法审判的严厉处分。

2月1日，日军抢先对甘棠发动陆、空联合攻势，日机对宾阳狂轰滥炸，炸中了第38集团军总司令部。第38集团军辖有桂南战场上中国军队的主力，即第2军李延年部、第5军杜聿明部、第6军甘丽初部、第99军傅仲芳部、第36军姚纯部，集团军司令部为前线各军通讯联络中心，遭到破坏后，各部队之间，各部队与司令部之间的电讯联系中断，陷于各自为战的状态，无从组织有效抵抗。2日凌晨，日军占领甘棠，经古辣一带平原长驱防务空虚的宾阳，于2日下午加以占领。3日，第18师团进入邹墟，控制了邹墟北面的清水河桥梁，截断了昆仑关一线中方大军的后方联络线。

宾阳一失，中方在战略上全盘陷于被动，在昆仑关主阵地的第2、第6、第36、第99、第102军等均因后路被断而处境困难。3日至4日，第46军复克甘棠及永淳。蒋介石认为深入冒进的攻占宾阳的日军后路已绝，正是加以歼灭的良机，4日下令： “在迁江附近之主力，应即向当面之敌猛攻，占领宾阳，与我昆仑关各军夹击在昆仑关附近之敌而歼灭之。”注88日军第21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坐镇南宁指挥，4日已决定结束战役，但为了便于撤退，日军仍摆出向北突进的架势。中国前线部队虽后路被断，但数量远超过冒险而进的日军，不过，由于指挥陷于混乱，前线部队脱离掌握，无从正常调度。素来缺乏独立作战能力的国民党军队，不仅未能把握时机以优势兵力反击冒险深入的日军迂回部队，且因后路被断，自行慌乱，战意顿失，各部忙于自身突围，演变成大溃退的局面。第2军副军长兼第9师师长郑作民欲率部坚守昆仑关阵地，扭转崩溃局面，不幸战死。昆仑关等要地再度易手。上林、武鸣等也相继弃守，情势至为紧急，幸亏大批第2线兵团赶至，战事才转危为安。沿邕宾路北犯日军被新33师挡在清水河南岸。5日起，第64军由贵县向宾阳日军侧击，在宾阳至贵县公路上的中国军队从正面发起攻击，经三昼夜激战，终于将日军击溃。

桂南日军冒险深入，战线愈拉愈长，宾阳至海岸交通线延长至200多公里，补给困难。从2月9日起，日军开始大举南撤，先后放弃了上林、武鸣、宾阳诸要地。16日，第18师陆续由钦县及龙门港乘船回粤。桂南日军收缩战线，只谋求巩固对南宁一带切实占领。中国军队尾随南下，先后进抵昆仑关、高峰隘东西阵地。2月14日止， “五塘以上六、七、八、九塘迄昆仑关一带，完全被我克复”。注89日军据守五塘、高峰隘一线以护卫南宁。

宾阳之战，中国在桂南一隅集结了30余师精锐部队从事会战。这在武汉会战以后尚属首次，证明国民政府军委员会有反攻南宁、驱逐日军出桂南的战意。至于日军，经增援后计有3个师团兵力，占有空中优势，运用其擅长的迂回包抄战略，利用第38集团军部署上的疏忽，抢占甘棠、宾阳，打乱了中方整个战略部署，加上中方指挥中枢被炸，指挥系统陷于瘫痪，昆仑关方面守军主力不幸演成溃败之局面。但因中国军队兵力相当雄厚，兵力单薄的日军终究无力达成歼灭中国野战军主力的目的，能够击溃中国军队主力，已是日方满意的结果了。 据日方统计，宾阳之战中，中国军队阵亡27000人，被俘1167名，日方仅死伤2300名。注90宾阳战役的失败，对1939年底开始冬季攻势无疑是最大的挫折。

五、日军退出桂南

日军大本营于1940年2月9日撤销第21军，成立了华南方面军，脱离中国派遣军序列，由大本营直辖，司令部设广州。桂南地区成立第22军，由第5师团、近卫师团及台湾旅团编成，控制着南宁、钦县、防城及连接它们的交通要道。

日军占领南宁及其以南地区是战术上的成功，在国内、国际间一时有轰动性的宣传价值。但是，从整个中日战争局势的发展来看，其战略价值已成疑问，桂越交通虽被切断，中国通过滇缅路仍可以从国外获得补给。桂南日军孤军深入中国内地，要长期维持占领相当困难，而且维持占领军补给的代价十分昂贵，对整个中日战事并无太大影响。不过，日军占领南宁、龙州不仅是针对中国，而是包藏有更大野心。它是日军准备进驻法属越南的前奏，为南进英、美、法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设立一个基地。随着国际形势的演变，日军占领桂南对中日战争的影响愈发无足轻重，其战略价值已完全集中在南进上。1940年春，法国被纳粹德国击败，日本当局乘机决定控制越南，控制越南自然即可切断桂越、滇越之间的交通。为节省兵力，集中力量南进，准备放弃桂南，1940年9月起，驻扎桂南的第5师团主力进入越南北部地区。

日军的退却计划因中国军队的不断袭扰而加速进行。1940年3月，第64军和第16集团军发动春季攻势，邕钦路以东部队为第64军和第46军编成东路兵团，由吴奇伟指挥。3月12日，第46军切断了邕钦路，同时，邕江北岸的中国军队向南宁外廓的日军防卫阵地发起攻击。14日，台湾旅团一个联队由钦州北上，强行打通邕钦路，以确保南宁，解除侧背威胁。16日，日军占领陆屋、归州，经与第64军激战后，17日占领了灵山，但日军兵力不敷防守，旋即撤退，22日中国军队复入灵山。

6月17日，邕江南岸日军沿南宁至龙州路向西进犯，26日攻陷明江，7月12日占领了龙州。从3月12日至10月12日，中国军队在桂南与日军作战百余次，予日军重大消耗。

日军自9月下旬开始从桂南撤军，并严密封锁消息，使得中方 “不能适时获得情报，致未及捕捉敌人主力，予以重大打击”。注91至10月中旬，中方侦悉日军全面撤退的情报，全线转入反攻。

10月13日，第31军第188师开始围攻龙州，第46军则在龙江以北策应，阻止日军增援。第188师于拂晓一度由西门突入城内，日军进行逆袭，攻城部队伤亡甚重，转移至城外。26日以后，龙州、凭祥日军约2000人陆续撤入越南境内，第31军于28日收复龙州。

龙州克复后，第16集团军奉命肃清邕龙路东段的日军，第3集团军主力则分由邕宾、邕武路尾追日军，直逼南宁。一部在邕江北岸发动攻势。29日占领了高峰隘、三塘、剪刀墟等地，30日克复南宁。日军沿邕钦路这一唯一生命线向钦县南撤。中国军队紧追不舍，致使日军撤退时往往非常狼狈，许多破坏计划均未及实施。为掩护猥集于钦县的日军主力两万余人登舰撤走，日军一部在以黄屋屯为中心的一线阵地上阻挡中国军队的追击。11月11日，日军主力已经离开桂南，14日下午，最后一批日军全部匆匆在龙门港登舰撤离。

图4.4　1940年10月底，困守南宁一带的日军无心驻留，逐渐撤退，广西境内已无敌踪。图为中国军官重回南宁以后的留影

经过整整一年的战斗，桂南会战遂告结束，侵入桂南的日军被全部驱逐出境，广西全省重新成为中国抗战的后方基地。

第5章　1939年冬季攻势

一、冬季攻势的背景及计划的制订

抗日战争进入1939年后，日军在正面战场上停止了全局性的战略进攻，转而致力于保守和巩固已占领的地域，企图消灭占领区内数目庞大、系统复杂的中国敌后游击部队。对于正面战场上的中国军队，采取攻势防御，只进行局部性的进攻，这种攻势主要包含两种意图：一是占领某些战略要点，改善日军占领区所处的战略态势，攻略南昌的主要意图就在于此；二是寻找机会打击、消耗中国野战军主力，挫折中国军队的士气。这在随枣会战和第一次长沙会战中表现得相当明显。在第二种情形下，日军每次攻势的持续时间均甚为短暂，一般在两周左右，而且攻势结束后都几乎退至原有防线。在广大的中国战场上，日军分散配置于占领区的各处要点，能机动使用的兵力则越来越少，每组织一次大规模攻击行动均须从各处调兵，东拼西凑才能进行，日军兵力短绌的痼疾已是无法遮掩的事实。在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即已表示，中国已进入第二期抗战，已到了转守为攻的时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判断日军在国际上四面楚歌，对华战争已是进退维谷， “似在长江、珠江两岸均改取守势，抽调兵力，注重华北方面，实行所谓扫荡我游击队之计划，妄图巩固占领区域”注92，因而，中国军队于1939年2月决定发动春季攻势，破坏日军战略意图。此后，军事委员会又先后指示各战区抽调部分兵力发动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其中除春季攻势尚具规模外。夏、秋季攻势均未投入有生力量，效果甚微。不过，值得肯定的是，这种有限度的主动出击的战略指导仍是武汉弃守前所未曾有过的。1939年秋，发生了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未受重创便匆匆返回原来防线。这使蒋介石及其左右都相信日本国力穷困，日军的力量已臻极限，日本国内人民及在华士兵都开始产生厌战情绪，因而产生了一种轻敌乐观心理，认为日军已丧失继续进行战争和大规模攻势的余力。且欧战已经爆发，国际反法西斯阵营和法西斯阵营之间的壁垒已日渐分明。中国的抗战已与欧洲战争连接起来，国际形势的演变对中国有利，因此，中国应乘此绝好时机组织大规模的反攻， “企图夺回重要据点，树立最后胜利之根基”。注93恰逢此时，中国的第二期军队整训工作已届完成，部队实力大为恢复和增强，1939年10月底，召开的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遂决定发动冬季攻势，预备将第二期整训部队主力加入攻势，反攻规模将远远超过春季攻势等历次反攻。

1939年10月1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制订了 《国军冬季攻势作战计划》。注94根据这一计划，军事委员会准备将全部兵力的46%，约80多个师投入反攻。规定第2、第3、第5战区为主攻方面，第2战区的使命是肃清同蒲线南段晋南三角地带日军；第3战区攻击荻港、贵池等沿江日军，切断长江交通，长江为湘鄂赣华中日军的主要补给线，切断它，整个华中地区的日军便陷于孤立，难以立足；第5战区则负责扫荡平汉线南段武汉、信阳间的日军；第1、第4、第8、第9及苏鲁、冀察等战区则担任助攻，牵制各地日军，使主攻方面作战容易，同时全面破坏各地交通动脉。该计划确定的作战重点是晋南和华中地区，尤其是华中地区为攻势的重心。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时即已决定： “今后华中作战计划，不特应阻止敌军继续西进，并须压迫敌人向东撤退”。注95如有可能的话，就努力占领武汉、信阳、九江等要地。计划决定者显然是乐观和雄心勃勃的，意欲一举扭转中日战局的形势，使其从根本上有利于中国。蒋介石也对冬季攻势寄予莫大希望，亲自确定了各战区应努力夺取的战略要地和重要城市，其中有武昌、汉口、信阳、开封、包头、南宁等，并规定了完成任务应得的赏金，如占领汉口或武昌便奖赏100万元。11月18日，蒋介石正式向各部队下达了冬季攻势命令，预定助攻战区于11月底开始攻势，主攻战区则于12月上旬开始行动。12月12日，冬季攻势全面展开时，蒋介石电示各战区将士，强调了冬季攻势的意义：“此次冬季攻势为我抗战转败为胜之唯一关键，亦即我第二期抗战最后胜利之开始”，“我军歼敌唯一之良机，至今确已到来”， “此次进攻不惟足以粉碎敌军冒险侵略之野心，且足以促成敌国对内对外整个之崩溃”。注96

图5.1　抗战开始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从南京迁到成都。图为成都军校学生

11月末，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破译了中国方面的密码，掌握了中国军队冬季攻势的计划与意图，并通报各地日军注意警戒。但各地日军对中国军队反攻能力颇为轻视，在冬季攻势即将全面发动的12月10日，日方许多将领尚断定：“所谓抗战第三期的总反攻，肯定是痴人说梦”， 因而许多地区的日军并未刻意准备应付中方的冬季攻势。注97在冬季攻势前夕，日军在桂南突然登陆，占领了南宁，从而极大地吸引了重庆方面的注意力，使得反攻南宁成了冬季攻势中最主要的一个方面。

二、第1、第2战区的冬季攻势

第1战区为助攻方面，主要任务为破坏陇海路等重要铁路及公路线，消耗、牵制日军，声援第2战区肃清晋南三角地区日军。该战区的主要对手为日第14、第35师团及骑兵第4旅团等。

12月1日，第1战区首先发起冬季攻势，第3集团军孙桐萱部以第81师及豫鄂边区游击部队4万余人遮断开封、兰封间铁路，一度占领龙王车站，截断了淮阳、鹿邑、通许间的3处公路交通。同时，第81师以一部攻击兰封，主力于17日突入开封城，焚烧日军仓库，击毙日军300多人。21日，骑兵第2军何柱国以骑兵第3师深入商丘一带，破坏商丘、罗王间的交通，阻止日军增援开封。该师一度攻入商丘东门，占领了附近的简易机场，焚烧日军存放的汽油，并击溃由砀山来援的骑兵第4旅团一部。

在豫北方面，2月6日，新5军攻至安阳南北，破坏淇县、浚县、汤阴、宝遂古车站等4座铁路桥，切断了道清铁路两段交通，断绝豫北交通数日之久。第47军于12月13日占领了常口、柏山两座火车站。第9军则在黄河以北20多公里处切断了平汉铁路。1940年元旦，第9军第41师一度攻入沁阳城内，歼灭第34师团部分守军，切断沁阳、博爱间铁路交通。

第1战区在冬季攻势期间共毙伤日军5000余名，缴获机枪50余挺，一度还攻入省城开封，并破坏了陇海、平汉、道清等铁路交通及公路交通。第1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指挥部属坚决地执行了军事委员会交付的作战任务。

第2战区负有肃清晋南三角地带(翼城、绛县、闻喜、安邑、运城一带)凸出部分日军的重任。根据第2战区作战部署，主攻兵团为南路军总司令卫立煌部，下辖第14、第4军第5集团军；东路军总司令朱德部任务是截断东阳关、娘子关，阻止日军增援，破坏正太、白晋及同蒲路介休至太原段交通，以一部包围长治一带日军；西路军司令陈长捷部协同南路军攻击晋南日军；北路军总司令赵承绶应率部破坏太原以北同蒲路，主力向归绥东南附近地区围攻日军，与第8战区协同作战。

晋南素为中日两军激战不已的区域。在第2战区攻势发动前，日军第36师团及第108师团各一部万余人于12月3日在飞机30架、战车10余辆的支持下，向在闻喜、夏县以东的第5集团军曾万钟部阵地攻击，战斗至为惨烈。8日，卫立煌总司令赴前线督战，指挥各部分头迎战，至11日，日军遭受重大伤亡后，全军退往闻喜。经9昼夜苦战，中国军队守住了中条山，击毙日军大队长以下官兵2000余人，中方伤亡官兵2800人。

12月15日，日军第37师团又由翼城、绛县方面向中条山中部发动攻势，恰好与出击的第14集团军遭遇，至18日，日军攻势受挫，退守夏县张店镇。到12月20日，南路军围攻同蒲线南段沿线日军，将日军主要据点完全包围，但攻守双方都无足够力量消灭对手，战事胶着至1940年1月中旬。

晋东南方面，第27军范汉杰部向长子、屯留一线进击，12月4日，该军派遣2营部队诱长子日军出城，5日在右哲镇设伏围攻日军，日军死伤百余人，残军退向长子，范军乘势跟踪包围了长子县城，分兵一部进出屯留，13、14日占领了屯留附近的一些小村镇。1940年1月1日，日军4000至5000人为解长子之围，发动了一次短暂的反攻，第27军守住了阵地。3日晨发起反击，日军不支，中国军队一直追至长子城郊。庞炳勋第40军则向壶关外围日军各据点袭击，攻占了修善村、大山、南贾村等日军据点。第18集团军第115师、第129师各一部参加了冬季攻势，12月23、24日，相继收复黎城、东阳关等重要地区。28日一度攻克潞城，共毙伤日军约200余人，缴获长短枪60余支。

至于西路军陈长捷部和北路军赵承绶部则在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授意下，利用冬季攻势来消灭决死第2纵队等山西新军，发动了“十二月事变”，围攻山西新军。阎锡山及部分晋军将领不仅未按作战部署参加冬季攻势，并且与日军关系暧昧，全力对付新军及八路军，致使第2战区冬季攻势计划无从实施。

三、绥西作战

第8战区在冬季攻势中的任务是协助第2战区作战，但晋北的北路军赵承绶部忙于围攻新军，未对归绥附近日军发动攻势，而担负配合任务的傅作义部在绥西则有出色表现。

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负责统率绥西部队。他接到冬季攻势命令后，向军事委员会表示： “职已下决心，当以整个力量向敌猛拼，牵制敌人，俾利主攻。”注98并选择战略地位重要的包头、固阳、安北一带为主要攻击目标。当时，日军在绥西仅有第26师团的第13联队，驻归绥、萨县，另有骑兵集团驻扎包头、固阳、安北各地，由小岛吉藏中将指挥。

傅作义决定在战略上各部同时展开攻击，以牵制各地日军，主力则奇袭包头。他将所部兵力分成4路，以东北挺进军马占山部为第1路军，向归绥以东日军袭扰，因该军仅千余人，素质又欠佳，故颇少战果。门炳岳骑6军为第2路军，12月10日，骑6军由五原出发，向归绥、萨县间袭击日军，18日破坏萨县附近铁路数段，23日一度攻入萨县城。以马鸿宾第81军为第4路军袭击安北，阻敌增援。第3路军为攻击军主力第35军，该军由傅作义率领，13日由五原出发，进攻包头。

第35军经5夜秘密行军，抵达包头城下，日军当时全然没有发觉。19日，日军驻包头骑兵集团司令官小岛吉藏虽获悉傅作义部准备攻击包头，但对中国军队的方位作了错误判断。20日晨，小岛吉藏派炮骑兵联队长熊川长致率主力出城迎战傅作义军，而傅军孙兰峰新31师便随即乘虚钻入包头城内，迅速抄袭了日军骑兵司令部，缴获大量文件和战利品。张家口的驻蒙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得知包头情形后，急派萨县的骑兵第1旅团增援包头。安北的骑兵第14联队联队长小林一男与固阳的第13联队联队长小原一明自动率主力支援包头日军，在包头城外受到第35军主力阻击，第13联队伤亡过半，第14联队联队长小林一男被击毙。熊川长致率部白跑一趟后，于黄昏率部返回包头，此时，晋北第26师团主力因晋军赵承绶部忙于反共，遂尽量抽调增援绥西。22日，日军向包头城内外第35军进行总反攻，至23日拂晓，中国军队撤出包头，返回原防地。

图5.2　冬季攻势开始以后，绥远傅作义的部队表现突出，数次攻入包头，给日军重创。图为1940年1月28日，日军集结军队图谋报复

1940年1月下旬，日军为消灭傅作义部主力，调集步炮兵约5个联队、汽车1300余辆，乘冬季结冰，使用机械化部队击退中国军队。2月2日，攻陷傅军根据地五原，4日占临河。傅部实行空室清野，一部向敌后袭击，主力退入宁夏境内和伊克昭盟。日军虽占据了五原等要地，但与傅军主力决战已不可得，固守则兵力不足，不得不自动向包头方面撤退。

中国军队在日军主力东撤后，收复了临河、善坝等地，但五原仍在日伪军掌握之中。留守五原的有伪蒙军4个师，伪警备军，另外有日本军官、特务、文职人员570余人。3月20日晚，傅作义亲率主力奇袭五原，至3月22日彻底消灭日伪军，击毙绥西警备总司令水川信夫中将、特务机关长桑原中佐以下日伪军3000余人。3月底，日军由平绥线增兵北犯，重新占据已遭彻底破坏的五原，但已无余力固守。4月1日，傅军再度恢复五原，至此，后套已全无日军踪影。

绥西战役前后达4个多月，与日军作战57次，五原三失三得，经过反复较量，终于收复五原及绥西地区，多次重创日军，使日军此后再无侵犯绥西地区的行动。

在华北地区，冀察、苏鲁战区也参加了冬季攻势，破坏津浦、平汉等交通线，但效果甚微。1940年2月9日，军事委员会天水行营主任程潜向蒋介石报告了第1、第2、第8及冀察苏鲁战区冬季攻势经过，并作了如下总结： “本行营所辖各战区之冬季攻势，其中虽不乏战绩卓著、成绩优良者，然较之第四、五、九各战区未免逊色，相形见绌，此因……各战区内在种种矛盾之掣肘，常致成极势，使计划无由实施。”注99

四、稍挫即止的第3战区攻势

第3战区在华中地区的冬季攻势中处于关键性的地位。它的战略任务为截断长江交通，使武汉方面日军陷于孤立，从而易于第5、第9战区对日第11军发动攻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使第3战区能顺利完成任务，特地增拨了许多门重炮，以便于作战和封锁长江。第3战区则计划以14个师的兵力达成截断长江的任务。

12月16日，第3战区冬季攻势开始。长江攻击军分左、中、右翼3个兵团向大通、贵池方向进行正面攻击。同时，第32集团军上官云相部和第10集团军刘建绪部分别袭扰南昌与杭州，以牵制日军。

长江攻击军中央兵团由第10军及第86军共6个师组成，为进攻主力，第86军担负主攻。第一阶段准备占领童埠、茅坦、观前等地，然后突至长江南岸，以水雷、重炮封锁长江。右翼兵团为第50军，进攻目标指向铜陵、大通、宁国一线，左翼兵团为第21军，担负吴田铺至湖口一线攻击任务。第40师和第52师为总预备队。至于日军方面，由荻港至湖口一线25里的长江防线上，仅配置一个第116师团，且兵力分散配置于沿江各处及各个据点内。

12月16日凌晨3时，第86军发动攻势，最初只使用了4个团兵力，预10师和第16师师长在使用时最初只派一两个连的兵力，然后逐次增加，尽管用兵不当，预10师和第16师还是突破了日军防线，克复了曾形山、解形山等重要据点，大通前长江航路一度被切断。预10师师长蒋超雄，因右翼郭勋祺第50军按兵不动而意存观望，未充分扩张战果。17日，各线仍进展甚微，师、团长们都以第50军未前进为托词，畏怯不前。18日，预10师终于占领茅坦，但日军援兵已至，开始反攻，预10师、第16师连日战斗，牺牲甚重，未能到达江边，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等决心动摇，认为随着桂南会战展开，第3战区已退居次要地位，部队 “即令到达江边，亦必无继续作战的能力”。注10019日下午，顾祝同下令停止攻击，转取守势。23日，日军猛烈炮击青阳，但未能占领。26日，日军停止反攻，双方基本停止军事行动。

杭州方面，第10集团军第192师和第62师于12月13日晚分别攻入杭州、富阳、余杭各城，放火烧毁日军设施。1940年1月22日黎明，日第22师团的一个联队渡过钱塘江，在萧山北面登陆，该方面中国守军未能予以有力的抵抗。同日，日军侵占萧山，向绍兴挺进。27日，中国第10集团军发起反击，日军退回萧山。

在鄱阳湖西侧的赣江地区，中国便衣队于12月12日及18日分别混进南昌城，破坏日军设施。21日，第32集团军进攻南昌外侧，但未取得大的战果。

第3战区在冬季攻势中毙伤日军数千人，重伤日军中型运输舰4艘，轻伤日军船只5艘。但未能完成截断长江的主要任务。尤为严重的是，长江攻击军以拥有4倍于日军的优势兵力和火力，攻势仅仅持续3天即告停顿，致使整个华中地区冬季攻势蒙受不利影响，战后受到重庆方面的严厉批评，第50军军长郭勋祺受到撤职处分。

从整个第3战区冬季攻势过程来看，国民党军队的固有弱点表露得非常典型。其一，高级军官缺乏进取精神，执行命令不彻底。这是以保存自身实力为原则的必然结果，苏联总顾问福尔根自始至终参与第3战区冬季攻势，发现在攻势过程中 “确有直接违犯命令及照其私意而为者，毫未遵守纪律及开战前之各种指示”。注101为了保存实力，结果总是以小部队进攻，而以大部队主力为预备队，以便减少牺牲。第3战区动员了大批部队组成长江攻击军，但战时用于第一线攻击的只有两个师，而这两个师不将全部兵力用于攻击，而是逐次投入。其二，部队之间缺乏协同和足够的信任。12月10日，担当主攻的预10师师长就公开声明： “在右翼第50军占领乌鱼塘以后，我始能前进。”注102其他部队存在同样心理，结果互相观望，行动消极。其三，师级指挥官能力缺乏，战术运用呆板，缺乏步炮协同意识，部队缺乏攻坚训练。其四，对日军攻击有恐惧心理，常常过高估计日军力量，超报敌情3～4倍以上，致使上级指挥官难以正确判断战场上的真实情况。

五、第5、第9战区围攻日第11军

第5战区为主攻方面，负有攻击平汉线南段武汉、信阳方向日军的任务。第9战区在冬季攻势之前也列入主攻方面，但因有数十师生力军南下驰援桂南，影响了第9战区冬季攻势的威力。

12月12日，第5、第9战区同时对日第11军全部正面展开反攻。当时，第11军全部分割成小单位分散配置，并无直辖兵团可以机动转用。日军第一线部队及据点起初均陷于中国军队的包围之中，孤立无助。第11军司令部只得拆东补西，增援薄弱环节，疲于奔命。

图5.3　第5战区司令官李宗仁(左)、孙连仲、卫立煌(右)

第5战区以豫南兵团(辖第2集团军、第68军、第92军、豫鄂边区游击总队)由平汉路以西向信阳南北地区日军攻击。13日，第92军占领泉口店、浆溪店、杨柳河，陆续向花山、平靖关、冯家庄攻击。第2集团军向骆驼店、归河、长台关各日军据点迫近。23日夜，以两团兵力分别向信阳东北及西南挺进，攻击信阳日军。12月28日，第31集团军加入该方面作战，1940年1月5日，分别向徐家店、平靖关、花山等处日军袭击，与日军第3师团激战至1月中旬。

右翼兵团辖第33、第29集团军，12月12日，第74师渡过襄河向钟祥以南攻击，兵团主力则分别渡河占领朱宝大桥、西虎山，续向罗家坡、三店、炭埠庙一带攻击，13日占领大小陈冲、张家湾。22日起，围攻洋梓、钟祥等日军，战至28日，日军援兵大至，向右翼兵团全线反扑，两军在普门冲、长寿店以南一线激战至1月下旬，均死伤惨重。

江北兵团辖第75军、第41、第128师。12月12日，开始东渡襄河猛攻日军第13师团。日军在罗汉寺方面，相隔五六公里即有一个或两个小队把守的据点，受到江北兵团的围攻，除公议场外，聂家场、同心场等重要据点均为中国军队控制。15日以后，日军第116联队赶来增援，17日拂晓与江北兵团激战于仙桃、泗港一线，江北兵团予日军重大杀伤，但自己的伤亡相当重大，遂以第55师及第13师在雁门附近牵制日军，主力于23日间在襄河西岸撤退。

左翼兵团由第22集团军、第39和第1游击纵队编成，向随县以东的第3师团出击。第45军包围了浙河马坪，第41军则采用以主力正面攻击，以一部侧背迂回的战术，攻击随县外围的擂鼓墩及滚山两个日军重要据点。28日起，左翼兵团在洛阳店、徐家店一带与日军增援部队胶着，战事陷于停顿。

1月28日，蒋介石电令第5战区停止冬季攻势，并嘉奖了该战区，称 “此次冬季攻势获有真价值之战果者，当以贵战区为第一”。注103

第9战区在赣北、湘北及鄂南同时发起攻势。

赣北方面，第19集团军向奉新、靖安、南昌间日军第33、第34师团发起进攻。新11师渡过锦江，截断西山万寿宫与南昌间主要交通线，第51师占领五步城，截断大城、奉新间日军主要交通线。第141师渡过修河，一度截断南浔路。

第32军攻击靖安一带日军，12月21日夜冲入靖安城内，将张公渡至安义、德安至箬溪间交通通讯破坏。

湘北和鄂南方面，第15、第27及第34集团军向粤汉铁路北段日军第6师团等部攻击，分袭崇阳、通城，羊楼司、桃林等各线，将第6师团各部联络补给完全遮断，使其各自孤立。第79、第73军等主力约9个师围攻崇阳西南的大沙坪，攻击非常顽强，持续了10多天，屡次迫近大沙坪和岳阳城郊。后由于日军第40师团及第6师团其他部队前来救援，中方结束了对大沙坪的围攻。冬季攻势期间，羊楼司车站，阳新、崇阳、慈口镇等地均曾一度被中国军队恢复。

在第9战区冬季攻势期间，南浔铁路未通行一次，粤汉路只通过一次车。

从12月12日至1940年1月底，第5、第9战区围攻日军第11军各处军据点达40余天，出击960次，直接交战的兵力达50多万。 “攻势规模之大和行动之顽强是前所未有的”。注104日方第11军第一线部队几乎都变成了一个个孤立挨打的小部队，全线处于危急之中，伤亡重大，死伤近万人。日方承认，如果第9战区数十师生力军不南调桂南战场， 第11军有被击败之虞。注105

六、粤北之战

第4战区在冬季攻势计划中本居于助攻地位，由于日军在第4战区的粤北、桂南两大战场陆续引发粤北之战和桂南会战，第4战区在冬季攻势中便充当了极重要的角色。

日第21军为配合南宁方面日军作战，并挫败第4战区行将发动的冬季攻势，决定先发制人，击败粤北的中国军队。其作战目标是攻占第4战区长官部所在的韶关，将占领区域扩展至英德、翁源线，准备使用的兵力为第18、第104师团及近卫混成旅团，由第21军司令官安藤利吉指挥。

粤北守军以第12集团军为主体，约10万人，由第4战区副司令长官余汉谋指挥，第62军黄涛部驻守佛冈、源潭、花县等地区。第63军张瑞贵部驻守从化、牛脊背、梅坑、地派等地。第65军缪培南部驻守英德县青塘和翁源县华屋、大镇圩，为总预备队。

日军准备兵分3路，进犯粤北。由第104师团第107旅团一部组成的西山支队首先沿粤北铁路北上，由新街进窥银盏坳，恰与该方面发动攻势的中国军队3个师遭遇，预备队第65军遂投入该方面战斗。当左翼日军在粤汉线方面吸引中国军队大量兵力后，20日，日军中路和右翼部队大举北犯。一路进展甚速，23日，已占领源潭、牛脊背等地。由近卫旅团组成的中路军于25日越过良口圩，向北突进。右翼日军为第18师团全部，由增城沿增江支流北上，先后占领了龙门、地派、梅坑等地。24日，左翼日军强渡潖江，广东战时省会韶关受到威胁，广东省主席李汉魂向中央求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陈烈第54军，由湖南驰援粤北。

当日军进展顺畅之时，第62军黄涛部转而猛攻日军后方的重要据点——牛脊背。牛脊背在从化县城北约40公里处，位于翁源至从化公路上，为日军重要补给据点。黄涛部在牛脊背歼灭日军千余人，使中路日军因后方补给线被截断而不敢放胆北进。29日，右翼日军攻占翁源。30日，左翼日军占领英德，先头部队抵达新江墟，韶关危急，广东省府临时迁往连县。30日，第54军主力到达曲江，前锋即向翁源、青塘攻击，第65、第62军则作好从南夹击的准备。恰在此时，进犯粤北的日军已迅速自动撤退。事实是，当20日日军北犯时，即因南宁战事，已决定缩小作战规模，将作战目标从韶关改为翁源、英德一线，企图尽快结束军事行动。12月底，昆仑关日军已朝不保夕，第21军急于将在粤北作战的第18师团及近卫旅团调往桂南增援。从1940年1月1日起，日军从翁源、大镇、河东之线分头南窜。中国军队则尾随攻击，5日克复英德。到9月为止，已追至增城附近，随后恢复了江口、银盏坳、从化，16日进占花县。至此，中国军队已完全恢复到1939年11月20日以前的原有态势。

从1939年12月至1940年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动员各战区参加冬季攻势，北起绥远，南至桂南，全线出击，给予在华日军沉重的打击，是整个抗战时期规模最为巨大的攻势作战。中国军队在反攻过程中旺盛的士气给日方以深刻的印象，日军 “在华官兵都亲身感受到中国军队的抗战力是不可侮的”。注106日方不得不承认： “中国事变八年间，彼我主力正式激战并呈现决战状态，当以此为最”注107，日军在冬季攻势期间死伤了5万至6万人。

不过，冬季攻势未能如军事委员会预计的那样扭转整个战局的形势，也没有一个战区达成预定任务，在这个意义上，冬季攻势无疑是失败了。导致冬季攻势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下列几个因素：第一，蒋介石及其幕僚判断敌情过于乐观，要求各战区达成的任务过于艰巨。1940年2月9日，白崇禧致电军事委员会时曾指出： “判断敌情应就战略战术之见地作缜密之考察，不可过度偏于乐观，致贻大局。”注108事实上，当时日军在进攻和防守能力上是中国军队远远不及的。它的相对优势是明显的，可以在它选择的任何一个地区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攻势。日军真正苦恼的是，它的兵力不足以既守备广大的占领区，又有余力全面进攻，它也寻找不到可以一举决定战争成败的机会和地点。第二，国民党军队自身弱点甚多，尚不具备全面反攻的条件。其装备、训练、士兵素质均远逊于日军。第三，指挥失误。从整个战略指导看，冬季攻势缺乏侧重点，处处进攻，处处兵力不足，无法取得应有的战果。从各战区指挥看，则如蒋介石自己承认的， “此次冬季攻势失败，最大的一个原因，即由于前方部队逐渐使用兵力，而非集中全力攻击，以致没有一个县城被我们打下来”。注109由于这些因素，冬季攻势中，中国军队虽消耗很大，但未能取得一项显赫的战果。

小结

武汉、广州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日军大本营都清楚地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中日战争已演变成持久局面。基于新的战争态势，中日双方于武汉会战结束后在政略和战略方面均进行了重大的调整。

日军大本营决定将主要兵力用于确保和巩固已占领地域，消灭中国的敌后游击部队，掠夺中国的资源，实行以战养战，应付长期战争，在正面战场上则暂时停止大规模的战略进攻。为了逼迫国民政府屈服，日军竭力试图截断中国的国际补给线。1939年间，日军先后攻占了海南岛、潮汕和桂南地区，进一步加强了对华南沿海的封锁。日方还诱惑汪精卫集团脱离抗战阵营，并玩弄外交和政治谋略诱降国民政府。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自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后，调整了战区指挥系统，设立了苏鲁、冀察战区，成立了战地党政委员会，显示出对敌后游击战的重视。对国民政府而言，1939年是战局趋于乐观的一个年头。首先，日军停止了大规模的战略进攻，缓解了正面战场上的军事压力。1939年间，日军除占领南昌和南宁时作战意图较为积极外，在随枣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等作战中都实行攻势防御，实施有限度进攻后，便退回原防地，姿态消极。其次，国际形势巨变，欧洲战争爆发，中国的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开始有结合在一起的趋向。第三，1939年大后方农业丰收，经济情况稳定。因而，从1939年春季攻势开始，军事委员会不断筹划有限反攻，以图扭转战局，显现了较为活跃的战略指导意图，而其高潮则是在1939年底发动了正面战场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反攻作战——冬季攻势。

冬季攻势的失败说明，在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处于防守尚有余力，而反攻则力不从心的状态。虽然处于相持状态，但从进攻和防守的能力看，日军显然占有较大优势。这一事实便是在1939年间对战局估计偏于乐观的国民政府于翌年遭到严重危机的基本原因。

第二部分　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

第6章　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斗争中巩固、发展

一、八路军巩固平原新区的作战

日军占领武汉后，被迫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转取以保守占领区为主。由此，中国抗日战争从战略防御阶段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在这战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于1938年9月16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总结了抗战15个月来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提出了新阶段全国抗战的总任务以及实现总任务所必须贯彻的方针、政策。全会讨论了这一报告，通过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并根据抗战以来我军在敌后发展的情况，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的战略方针。为贯彻这一方针，更大规模地展开冀、鲁、豫平原的游击战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将八路军3个师主力全部开入平原，协同先期到达的部队和地方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共同执行开辟、巩固平原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1.八路军第115师主力挺进山东

山东是联结华北和华中的纽带，向南直下华中，往北逼迫平津，与晋察冀的太行根据地成鼎足之势。武汉失守后，日军增加了在山东的兵力，占据了山东大部分城市和交通要道，并开始逐步向乡村伸展。为增强山东地区抗日力量，先于敌人控制山东广大地区，1938年12月，八路军第115师根据总部命令，以第343旅之第685团由晋西开赴山东湖西地区(微山湖以西)，与当地民众抗日武装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2总队汇合，合编为苏鲁豫支队。不久，又争取了沛县伪军一部反正，编为独立大队，成为拥有8000余人的武装， 很快地开辟、创建了以丰(县)、沛(县)为中心的湖西游击新区。注110

12月，八路军总部再次指示115师，除留部分兵力(第343旅补充团与晋西3个游击大队合编为第115师独立支队)留晋西坚持斗争外，师部及第343旅两个团在代师长陈光、政治委员罗荣桓率领下，由晋西全部进入山东。1939年3月，部队进抵鲁西平原。数日后即向郓城西北之樊坝伪军据点发起攻击，歼敌一个团，打退了郓城日军的救援， 首战告捷，极大地振奋了当地群众。注111

樊坝战斗后，第115师留一营在运西地区坚持斗争，大部继续东进，于3月抵达泰西地区，在那里与张经武、黎玉领导的山东纵队合作，打击匪伪势力，并主动向敌之主要交通线津浦路连续出击。敌不堪骚扰，于4月底调集日伪军5000余人，附汽车、坦克100余辆，分9路“扫荡”泰西，将第115师师直机关和鲁西区党委包围于肥城以南之陆房一带。在这危急情况下，第115师指挥员果断决定以陆房为中心，依托周围山地，构筑环形防御阵地，坚守御敌，再伺机突围。5月11日，敌全线进攻开始，担任防守任务的第115师第686团与敌展开白刃格斗，击退敌一次又一次的疯狂进攻，激战终日，守住了阵地，次日，我被围的主力部队和党政机关都已由敌军间隙处跳出包围圈，转至东平以东地区。 是役，杀死杀伤敌1300余人，胜利地粉碎了敌寻我主力决战的企图。注112陆房之战后，第115师在运(河)西、泰西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使运西、泰西两地根据地连成一片，进一步控制了津浦路西、运河两侧、黄河以南这块三角要地。

7月底，日军从津浦线抽调第32师团一个大队及炮兵、伪军各一部约400余人从汶上开进梁山一带，第115师决定打击该敌。8月2日，日军到达梁山南麓前集庄附近。我先以骑兵连袭扰敌人，而后迅即撤离。敌果上当，沿梁山南麓向西北搜索前进，被诱入我伏击区，遭到第115师特务营等部的猛烈攻击，敌猝不及防，退守梁山西南独山庄。第115师于当夜以独立第3营向独山庄之敌发起猛攻。敌不支，在炮火掩护下向外突围。我军乘胜追击，敌大部被歼。 此役，我共歼敌200余人、俘敌24人，给敌很大震慑。注113

梁山战斗后，八路军总部指示第115师“乘敌大举‘扫荡’鲁南之际，速向津浦铁路以东、胶济铁路以南的山区挺进，建立巩固根据地”。第115师遂以师部率随营学校第686团和特务团于9月初进入鲁南腹地抱犊岗山区，决定以此向南，控制郯(城)码(头)平原，打通与华中的联系，向西，与湖西区连成一片；向北，打通与鲁北区的联系；向东，发展滨海，与山东纵队活动地区连成一片，使之成为山东抗日武装独立坚持斗争的阵地。

2.八路军第120师主力东进冀中、冀东

冀中是华北最早发展平原游击战的地区之一。自1938年4月，冀中行政主任公署和冀中军区成立后，冀中平原抗日游击战争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而敌为保住其在平汉、津浦两大交通干线上的安全，不惜一切代价，对这一地区进行严格控制，“扫荡”、袭扰较之其他地区更为残酷。为支援冀中抗日，1938年底，八路军第120师主力(含师直属队、第116团、独立一支队、教导团和大青山地区的第715团等)在师长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亲自率领下，由晋西北出发，越过同蒲、平汉两铁路封锁线，于1939年1月进抵冀中河间县惠伯口地区，会合了当地抗日武装和冀中党政军领导机关，于2月中旬成立了以贺龙为书记的冀中军政委员会，统一了冀中地区的党政军领导。

第120师主力开赴冀中之时，正值日军对冀中进行大规模“扫荡”之际，所以部队到达不久，就加入了冀中军民的反“扫荡”作战。1939年1月下旬，敌出动日军第27师团、第110师团和独立混成第8旅团各一部，计7000余人，分别从定县、保定、沧县、泊头等地出动，对潴龙河、子牙河之间根据地军民进行围攻“扫荡”。初抵冀中的第120师主力与冀中部队密切协同，以冀中军区部队一部在子牙河东和潴龙河西牵制敌人，第120师主力部队隐蔽于河间地区待机。2月2日晨，日伪军200余人，由河间县城向肃宁方向进犯，抵达曹家庄附近，第120师716团及独立第一支队突然向该敌发起进攻，战至黄昏，敌大部被歼，仅一小部分逃离河间县城。4日，敌又出动近千人西犯，向我第716团驻地实施突袭。第716团依托村落进行抗击，激战一天，毙敌近300，粉碎了敌围攻企图。敌连连受挫，不甘失败，又于2月9日至15日出动2400多兵力，合击邢家庄、北村地区第120师之715团，又遭我打击。为此，日军变本加厉，于3月18日，出动日伪军9000余人，分由献县、饶阳、河间、安平、大城、藁城出发，向我冀中之主力部队实施围攻。鉴于敌兵力较大，第120师先机摆脱敌之合击，主力转至河间东北的大、小朱村和卧佛堂、齐会村一带，伺机击敌。

4月22日，驻河间县城的日军第27师团第3联队第2大队800余人进抵任丘以南的三十里铺宿营。据判断，该敌有在大城等地日伪军协同下，从东、西两面夹击我军之企图，而第120师在此地区有7个团9000余人，主力相当集中。第120师遂决定以利用此条件坚决消灭来犯之敌，4月23日，敌果由三十里铺出动，向第120师716团3营驻地齐会村发起进攻。这时，早有部署的第716团第1、第2两营开始从村外对敌实施反包围，形成对敌内外夹击态势。齐会外围刘古寺，东、西保东，杨庄，四公村等要点均为我占领。至夜，第120师第716团向被围之敌发起猛攻。敌在伤亡惨重情况下于拂晓向南突围。24日，我迅速调整部署，集中3个团加1个营的兵力围歼逃敌，另以两个团的兵力阻击来援之敌。25日拂晓，敌在我围击下作最后挣扎，逃出80余人，余皆被歼。 是役，敌被歼700余人，我军第120师取得了平原大量歼敌的重大胜利。注114

齐会战斗后，日军不敢再以小部队贸然出动，从而减少了日军对冀中区的频繁围攻，冀中抗日力量得到加强。第120师则利用战斗间隙，为地方开办了各种军政人员训练班，还协助冀中军区整编了14个主力团、回民支队和任(丘)、河(间)、大(城)游击队等地方武装。至1939年7月，第120师在冀中共作战160余次，歼灭日伪军4900余人，部队也由挺进冀中时的6000余人扩至21000余人。8月上旬，当敌将“扫荡”重点转向北岳山区时，第120师根据总部指示，由冀中向晋察冀边区的北岳区转进。

3.八路军第129师主力挺进冀南

1938年11月，日军在围攻冀中区的同时，另以独立混成第3旅团和第114师团各一部，约3700余人，对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先后占据了根据地边缘的宁晋、永年、恩县、高唐等重要城镇和鲁西北的聊城地区。而后，敌以重兵从东、南、西三面向冀南中心区作压缩、包围。为坚持冀南抗战，八路军总部于11月令第129师主力挺进冀南，协同冀南军区部队巩固新开辟的根据地。

12月下旬，第129师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率第386旅主力和先遣支队一部进入冀南。

1939年1月，日军从平汉、津浦铁路沿线调集第10、第110、第114师团各一部，共3万余人，由东、西两线，分兵11路对冀南根据地发起大规模“扫荡”。我军根据敌在平原地区行动迅速，便于集中兵力的特点，把部队分成若干小部队，分区活动。1月7日，敌开始从西线石家庄、邢台、邯郸、大名等地出动，向我根据地作压缩推进，月底前即占领了滏阳河两岸各县城。2月初，东线之敌也由泊头、德州等地出动，配合西线之敌向冀南推进，占领了冀南中心地区各县城。在这严峻形势下，第129师各部以若干小部队与敌保持接触，达到迟滞、消耗敌人的目的，主力则转至敌侧后，打击敌之补给线和守备部队。

威县是敌后方补给线上的一个重要据点，由敌第10师团和第40联队各一部守备。其周围之曲周、广宗、清河等据点则守备兵力薄弱。 根据这一情况，由陈赓、王新亭指挥的第386旅集团注115，决心在威县打一个歼灭战。2月上旬，我方派出小股部队连续对威县、曲周等县城进行袭扰，诱敌出击，主力则抵达威县以南的香成固地区，设伏待敌。10日上午，威县之敌以一个加强步兵中队分乘汽车8辆，组成快速部队，向南出击。是日中午，敌至南草场附近，遭我骑兵连袭击。敌军上当，被骑兵连诱至预伏地区。设伏部队向敌发起猛攻，敌猝不及防，死伤惨重。战至下午，敌开始向西北方向突围，又遭阻击，敌被全歼。 是役，敌被毙200余人，被俘8人。注116香成固战斗的胜利成为冀南反“扫荡”作战的重要转机。敌遭我打击后，改用组织快速部队，进行分区“扫荡”。我则把主力分散，与地方武装一起，组成游击小组袭敌，并发动群众改变平原地形，挖掘了数万里的沟道，以限制敌人快速部队的行动。日军被迫于3月初停止了对冀南的“扫荡”，逐步把“扫荡”重点移向山地。根据此敌情，第129师师部率第386旅等返回太行山区。

4.八路军第4纵队挺进冀东

八路军第4纵队进入冀东和冀东人民大规模的抗日武装暴动，对敌占平津大城市和北宁铁路的交通安全造成直接威胁，日军因此从本土抽调第110师团于1938年7月进入平津地区。8月，该师团纠合东北伪满军等，对冀东抗日军民进行大规模“讨伐”。第4纵队苦战数月，由于部队伤亡大，弹药无法补充，主力和暴动武装乃转移至平西整训。西撤途中又遭敌堵，队伍遭到较大损失，暴动武装大部失散， 一部随第4纵队抵达平西，少数随冀东党组织返回原地。注117

11月25日，中共中央致电集总及晋察冀军区，对第4纵队挺进冀东所取得的胜利予以肯定，同时严肃指明向平西转移受挫应吸取的教训，指出： “估计冀热察区的军事政治环境，认为那地区有许多有利条件，可能坚持游击战争，创造游击根据地。”注118为此，1939年2月中央军委决定以第4纵队为基础，成立冀热察挺进军，肖克任司令员，并组成军政委员会，统一指挥平西、平北和冀东的抗日游击战争。

1939年2月，转到平西的部队也回到了冀东。根据中共中央“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发展平北”的指示，挺进军突击扩军，主力扩大。抗日游击大队、支队也纷纷恢复、成立。冀东军民进行了反“扫荡”作战，巩固了平西根据地，冀东游击战争也得到恢复、发展。1940年初，挺进军一部开始向平北推进，工作重心也由“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发展到 “依托平西以开展平北”。注119至是年夏，冀热察边抗日出现新局面。

二、日本华北方面军推行“治安肃正”计划

武汉会战后，八路军在华北各地抗日游击战的发展，引起了敌人的高度重视。1938年11月18日，日陆军省重新研究武汉作战后的基本方针，制订了《(昭和)十三年秋季以后的战争指导方针》，指出：为适应长期持久态势，日陆军省将原来的对华处理方针作了修正，陆军将停止以前大规模的地面进攻作战， “以恢复并确立占领区治安为第一要义”。注120

根据这一方针，从1938年底起，日军开始以主力回师华北，相继从华中、华南正面战场及其国内抽调了7个师团又5个独立混成旅团加强华北方面军。至1939年4月，华北日军总兵力达到15个师团、9个旅团，占其侵华总兵力30个师团(不含关东军)的半数以上 (6月，日军从华北调出5个师团，但仍保留10个师团、11个独立混成旅团的兵力)。注121为保证“确立占领区治安”方针的实施，日陆军省并具体规定了对处理方针实施要领。其中把占领区分为“以确保安全为主的治安地区和以消灭抗日势力为主的作战地区”，河北省北部，包头以东之蒙疆地区，正太路以北之山西(尤其是太原平原)，山东省的重要部分(胶济路沿线地区)，上海、南京、杭州三角地带更被列为 “应迅速确立治安的主要地区”。注122根据陆军省这一部署，日大本营进一步制订出《对华作战指导纲要》，以《大陆命令第241号》下达了大本营作战企图和各军的任务，明确指出：大本营之企图为“努力确保占领地区，促其安定，并以强大的长期的围攻态势压制与消灭残余抗日势力”。《命令》给华北方面军的具体任务是 “负责现已占领之华北地区的安定，尤其要迅速恢复河北、山东、山西北部以及蒙疆等主要区域的治安，确保主要交通线”。注123大本营并特别指出：从“方面军占领地区的状况，从我军兵力及治安实情看来，实际势力所及只限于重要城市周围及狭窄的铁路沿线地区，仅仅是‘点和线’，其大部是匪占地区”，为完成任务， “方面军必须制订建设华北的正式施策”。注124

根据大本营命令，日华北方面军把“以武力为中心的讨伐肃正作为完成确保安定的首要条件”，决以“积极的肃正作战，实现包括重要地区在内的‘面’的占领”，来 “显示皇军的绝对威力”。注125为迅速恢复日军在河北北部、山东、山西北部以及蒙疆等重要地区的“治安”，华北方面军拟定了《治安肃正纲要》，指出：(1)实行“分区扫荡”，“分进合击”以克服华北地区辽阔、自身兵力不足之困难；(2)实行“集中作战”，“分散配置”，以保证广大地区之占领，同时又可随时集中，进行讨伐；(3)实行“奇袭”和“急袭”，瞅准目标，远道奔袭使“扫荡”部队与守备部队密切配合，延长“扫荡”时间； (4)巩固据点，修建交通线，并以之为基点、基线，逐渐扩张面的占领。注126日华北方面军还强调政治上要实行“以华治华”，在占领区加紧扶植、建立伪政权，收买汉奸，推行奴化教育；经济上则推行“以战养战”，加紧对占领区的掠夺和压榨，以完成大本营提出的 “使华北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能独立经营，尤其应该承担开发和获得日本国内扩大生产所需重要资源的重任”。注127

为达到上述目标，日华北方面军制订了1939年度“治安肃正”计划，确定从1939年1月至1940年3月，分三期进行：第一期，从1月至5月，首先集中兵力，“扫荡”冀中、冀南等平原地区的抗日力量，而后即行转入对晋西、晋北、五台山东等山区根据地的讨伐；第二期，从6月到9月，在一期作战基础上，实行分散配置兵力，广泛建立据点，并依托据点，反复进行“扫荡”，以实行对占领区域的有力控制； 第三期，从10月至次年3月，继续完成第二期任务。注128为保证计划实施，日华北方面军调整了兵力部署：以第1军所辖5个师团和3个独立混成旅团，部署于山西全境；以第12军所辖4个师团和3个独立混成旅团，部署于山东全境和苏皖北部；以驻蒙军所辖1个师团和1个独立混成旅团及骑兵集团，部署于察绥地区；以方面军直辖的5个师团和4个独立混成旅团，部署于河北全境和河南北部，实施机动作战。

针对上述敌情，为贯彻中共中央六中全会提出“巩固华北”的战略任务，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多次向所属各部和地方党组发出“华北将转入严重的艰苦斗争环境，对此我们必须有所准备”的指示。针对日军先“扫荡”平原，后“扫荡”山区的作战意图，八路军制订了坚持平原以巩固山区、巩固山区以支持平原的相应对策，使主力机动于平原和山区之间，对敌之“治安肃正”作战作了充分的迎战准备。

三、华北军民反击日军1939年度“肃正讨伐”

1938年底，日军把“扫荡”目标再次转入山区。为了保卫山区根据地，粉碎敌“扫荡”计划，我在平原作战的八路军主力相继奉令回师山区，投入反“肃正讨伐”作战。

1.晋察冀北岳区军民反敌围攻、“扫荡”

晋察冀边区之北岳区历来被敌视为 “共产军在山西蠢动策源地”。注129在“中攻武汉、南取广州、北围五台”的作战计划下，日军于1938年9月从平汉、正太、同蒲、平绥四线抽调兵力5万余，取分进合击、步步为营战术，分25路向我晋察冀北岳区之五台、涞源、阜平中心区大举进犯，并一度入据阜平。我晋察冀军民在第120师主力一部配合下，以广泛分散的游击战争给深入根据地腹地的日军不断袭扰，主力则转至敌侧后，寻机给敌打击。 经过东西庄注130、 邵家庄注131、 滑石片注132等大、小136次战斗，毙敌5000余，在历时48天的艰苦斗争中， 北岳区军民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注133

然而，日军并不甘心受挫，他们又制订了从1939年5月上旬到6月下旬的“五台作战方案”。5月8日，日军109师团、独立混成第3旅团各一部计5000余人开始分三路出动，向阜平以西龙泉关地区的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猛扑而来。其中由大营出动的日军独立混成第3旅团一个大队800余人，在进至台怀后发现我主力已转移，只得续向北进，期至长城岭与五台之敌会合，不料，途中大雪封山，道路阻塞，敌遂准备沿原路回撤。部署在神堂堡地区待机击敌的我晋察冀部队主力第359旅旅部及第718团针对敌孤军深入的情况，决心利用神堂堡至上、下细腰涧一带险峻地形，集中兵力全歼该敌。

12日，敌果然从原路北返，行至口泉村附近，即遭我718团先头部队和骑兵大队的阻击。双方激战竞日。至夜，敌见经神堂堡撤回大营无望，改由土楼子，上、下细腰涧小道向西突围。次日，敌先头一部300余人，窜至纳石岭鞍部附近，被我由东厂地区向南开进之第717团消灭。 我第718团和骑兵营也在上、下细腰涧附近追上逃敌，经激烈战斗，将敌包围、聚歼。注134余敌除留少数兵团困守重要据点外，皆撤至五台。北岳区军民再次赢得反围攻作战的胜利。与此同时， 晋察冀第1军分区也在河北易县至涞源之间大龙华镇将强迫群众修路的日军300余人全歼。注135 敌在易县、满城、徐水一带的“扫荡”也被我粉碎。注136

敌人在经过一段时间喘息后，又重新制订了“肃清五台”的“秋季讨伐计划”，调来守备石家庄和正太线的日独立混成第8旅团，配以部分伪军，约1500余人， 由灵寿出动，占领慈峪，企图用所谓“牛刀子”战术注137，以急袭、奔袭手段，突袭我晋察冀北岳区南部重镇陈庄，寻歼我主力。

1939年9月23日，敌开始出动，我八路军第120师主力为加强晋察冀反“扫荡”作战，已由冀中调至北岳山。26日拂晓，进占慈峪镇之敌向镇北的南五河、北霍地区进犯，被我第719团击退。次日，敌以1000余兵力轻装奔袭陈庄，占领该镇。我第120师集中主力至东、西司家庄，高家庄一线，以小部分兵力进至陈庄以东之七祖院、大庄地区，担任诱敌出动的任务，另置一部于南北谭庄和东、西白头山，占领阵地，监视慈峪镇之敌，阻其北援。

27日夜，第120师一部开始从东、西两面对陈庄之敌进行袭扰，敌人惶恐不安。次日6时，该敌纵火焚烧村庄，开始撤退。途中被我军主力四面包围。敌殊死顽抗，激战至午，不得突出重围。下午2时，灵寿、慈峪之敌共800余出援，16时开始向我南、北五河担任阻敌任务的第719团阵地进攻，遭到坚强阻击，被滞于白头山地区。

为尽快全歼被围之敌，我120师主力于黄昏后向敌发起总攻击。20时，敌占据的高地均被我攻占，只好困守冯沟里地区，据村顽抗。次日拂晓，敌待援无望，转向冯沟里南山突围，遭我军第120师各部节节阻击，上午10时，重新被围于鲁柏山以西高山深谷地区。至夜，我再次发起总攻，敌不支，悉数被歼。援敌闻主力被歼，亦赶紧缩回灵寿，战斗胜利结束。 第120师陈庄歼灭战历时6天5夜，我以三倍于敌的优势兵力，取得歼敌千余的战绩。注138

陈庄战斗粉碎了日军对北岳区的“秋季大讨伐”。然而时不过一月，日军重又调集其主力第110师团和独立混成第2旅团，计2万余人，对北岳区发起了更大规模的“冬季扫荡”。1939年10月25日，敌一部开始由灵丘、涞源出动，结果在上寨、下关地区被我军120师第715团击退。 11月2日，涞源之敌再次出动，又在雁宿崖地区遭晋察冀部队的伏击，被歼1500余人。注139日军北线指挥官独立混成第2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在获悉所部被歼的消息后，不待集结于易县、满城、唐县等地的日军配合，便于11月4日亲自率领该旅团第2、第4大队约1500人，从涞源等据点向雁宿崖方向开进，寻我主力报复，6日晚到达黄土岭、上庄子一带。晋察冀军区决定利用黄土岭一带有利地形，再次集中兵力，打一个更大的歼灭战，并当即作出部署：令集结于寨坨、煤斗店一线的第1、第25团迅速进入寨坨附近阵地，截敌退路，令位于大安的第3团占领黄土岭至上庄子以南山地；令第120师特务团进至大安，作机动作战准备，又令第2团尾随敌人并以主力绕至黄土岭北占据有利地形，第3支队则担任控制通往涞源要道的任务，从而迅速完成了四面包围敌人的部署。

7日晨，敌主力由黄土岭出发向寨头方向进犯。下午3时，进入我伏击圈。

我军当即发起进攻，敌实施反扑，双方展开激战。军分区炮兵连以迫击炮进行轰击，日军中将旅团长，所谓的“山地战专家”阿部规秀当即毙命。当夜，敌拼死突围十余次，均未得逞。次日晨，蔚县、易县、唐县、完县之敌相继出援，向黄土岭逼近。 被围日军在5架飞机掩护下，向上庄子西北突围。我晋察冀各部在追敌、截敌、歼敌一部后，主动撤出战斗。注140是役，敌被歼900余，大量军用物资被缴，尤其是阿部之死，更引起日军一片悲鸣。日陆军省发布了阿部规秀的阵亡公报，《朝日新闻》以“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为通栏标题作了报导。黄土岭战斗战绩传出后，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和各友军、抗日团体、著名人士都纷纷电贺这一胜利。蒋介石也给朱德发了贺电，电称： “据敌皓日播音，敌辻村部队本月江日向冀西涞源进犯……日阿部中将率部驰援，复陷我重围，阿部中将当场毙命，足见我官兵杀敌英勇，殊堪奖慰。”注141

图6.1　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看望参加黄土岭之战的部队

黄土岭战斗后，敌曾再次调集重兵攻入阜平。我则避敌锋芒，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先敌转移至敌侧和敌后。 敌寻我主力不逞，只好放弃阜平东撤，结果反被晋察冀军区一部尾击，损兵80余。注142以后敌虽多次出动，“扫荡”我根据地腹地，但均 “未有较大战斗成果”。注143敌屡遭打击，疲惫沮丧，被迫从根据地腹地撤退兵力，退回原据点。此次反“扫荡”历时40余天，我军大小作战100余次，毙敌3600多人， 成功地保卫了北岳抗日根据地。注144

2.晋冀豫边太行区军民反敌“扫荡”

1939年7月3日，日军以第20、第109师团为主，加上第10、第35、第108师团和独立混成第4、第9旅团各一部计5万余人，在第1军司令官统一指挥下，对我晋冀豫之太行山区大举进犯。根据敌人兵力较大，来势凶猛，并欲长期控制我根据地内重要城镇和交通线的企图，八路军总部和太行山区的第129师师部决定，以分散、持久的游击战疲惫、消耗敌人，主力避敌锋芒，分散隐蔽，以旅为单位作战，给敌以逐个打击。

7月6日，日军第109师团，独立混成第4旅团入据沁县、武乡、辽县等县城，并开始沿平辽、邯、长等交通线向我根据地腹地推进，企图合击榆社地区我军主力。我第129师各部先以小部队配以民兵游击队对正太、平汉、同蒲等交通线展开破袭，牵制、消耗出动之敌，主力则集结于武乡西北和辽县西南等地区待机。因此，当敌第109师团和第107联队进至榆社以西时，即遭到我第386旅的攻击。与此同时，敌独立混成第4旅团在辽县以西石匣村也遭到我军第385旅的伏击。而由武安沿邯、长路西犯之敌，在涉县城西之河南店也与第129师特务团遭遇，被歼数十，敌合击企图破产。然而敌凭借优势兵力，打通了白晋路北段和邯、长路，至14日，沿白晋路南犯之敌占据了长治及其周围的襄垣、屯留、长子、壶关、潞城等城镇。由涉县、潞城出动之敌，东西对进，占领了黎城。敌控制了交通线，对我根据地进行分割，而后逐一“清剿”。针对敌之企图，我第129师各部，向敌占点、线，主动展开破袭，以冷枪，埋设地雷，破坏道路、桥涵，切断电话线等多种手段，不断给深入根据地腹地之敌以打击。自8月下旬至年底，晋冀豫边区军民共作战200余次，毙敌2000余， 敌所占交通线也经常被切断，不得不以更多兵力分散固守点线。注145但由于敌占据了我根据地大部县城，控制了重要交通线，我晋冀太行、太岳区被敌分割，加上敌据点增多，根据地内表现出敌我犬牙交错的形势。敌占点线，我据小块，给根据地游击战的坚持，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3.山东鲁中区军民反敌“扫荡”

八路军主力在山东的发展，引起日军严重不安，加上我山东纵队各部在沂蒙山区和泰山区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直接威胁了日军控制的津浦、胶济两铁路干线。为此，日华北方面军把“扫荡”我鲁中抗日根据地作为1939年度“治安肃正”的重点，从5月下旬起，日军第12军以第5师团为主力，出动第21、第32、第114师团和独立混成第5旅团各一部，共2万余兵力，以鲁中沂蒙山区为主要目标，由北向南，由西向东，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之方针，妄图一举歼灭这一地区的八路军主力、中共山东分局、山东纵队指挥机关以及国民党军队于学忠部。

6月4日，敌分由临沂、平邑、新泰、莱芜、临朐、安丘等地出动。9日，占领莒县、沂水、蒙阴等县城，并控制了台(儿庄)、潍(县)公路和沂、沐两河沿岸以及滋(阳)、临(沂)公路，以此分割、切断鲁中区与滨海区、鲁南区的联系。针对敌之企图，中共山东分局与山东纵队发出反“扫荡”作战指示：要求缩减与分散后方机关，并配备自卫武装，以利独立行动，在作战指导上，避免正面作战，采取内外线相结合的广泛分散的游击战，向敌之侧后薄弱点和交通线出击。据此，山东分局、山东纵队领导机关率特务团转战于沂蒙山北部地区坚持内线斗争，以游击战对敌袭扰。主力部队则分散活动于外线敌之侧后，钳制、打击敌人，先后在莱芜东北之苗山和蒙阴以西之旋风峪等地予敌以重创。敌受打击后，开始增兵，从15日起向沂蒙山区腹地压缩、包围。国民党军于学忠、沈鸿烈部受到很大损失。我山东纵队则灵活避开敌之合击，保存了主力，并以战斗掩护友军突围、转移。至7月上旬，我军共作战70余次，歼敌1000余人，迫敌撤兵以固其后方， 从而取得了反“扫荡”胜利。注146

四、华北军民反击日军1940年度“肃正作战”

日本华北方面军在总结1939年度“治安肃正”未果的基础上，重又制订出“1940年度肃正建设基本方针”，强调仍将以“‘治安第一’为各项施策的基础”， 规定方面军的讨伐重点“必须全面指向共军”。注147该计划分两期进行：第一期由4月到9月，第二期由9月到年底；重点“讨伐”地区为平汉、津浦两线之间地区。命令要求在1940年度，治安区须扩展到平陆、沁水及泽州(今晋城)平原，打通保定，石门(石家庄)和滏阳河、卫河的水路交通，以第1军及驻蒙军“扫荡”山西省北部和南部的抗日根据地。

冀中是日军1940年度“肃正讨伐”的重点，其“1940年度肃正建设计划要领”中特别指出：“该地区接近京津，是华北的中枢，是匪团尤其是共产系匪团的根据地。” “为此，第27、第110师团，应在独立混成第14旅团的协力之下，自4月上旬起，在方面军统制下，与有关兵团相配合，准备进行讨伐”。注148

4月上旬，日敌开始实施其“春季扫荡”计划。这次“扫荡”由敌津浦、平汉沿线之第27师团、第110师团和独立混成旅第15旅团各一部协同进行。4月13日，大清河以北地区敌3000余人首先出动，向我固安、新城、永清之军分区部队袭击，扑空后转向北进，结果在涿县东部遭我伏击，被毙百余，不得已于5月底撤回原防。与此同时，担任唐河及潴龙河一带“扫荡”任务的敌第110师团“讨伐队”，也因两次合击我主力不逞，无法在根据地内立足，退回铁路沿线。同样，子牙河地区、沧石路沿线出动之敌也分别在窝北和商家村以东，豆店、时晨镇、刘官庄等地受到我军的打击，只好放弃合击我主力之企图，结束了 “全面扫荡”。注149

5月，冀中进入麦熟季节，从下旬起，敌再次频繁出动，四处骚扰。为保卫麦收，中共冀中党委决定以破坏交通、封锁日伪据点、袭击抢粮之敌的行动，对敌出扰进行打击。6月初，活动于衡水一带的回民支队围点打援，以一部袭击敌安家村据点，主力伏于东西康庄、南漳桥、白庙、白漳河、杨家庄等地，在衡水之敌贸然出援时，予以全歼。6月6日，回民支队又利用张庄周围有利地形，对永清、韩林、杏花房等据点外出袭击群众麦收的敌人进行了坚决打击。据统计，从6月1日至25日，冀中军民为保卫麦收， 先后与敌作战40余次，歼敌800余，攻袭日伪据点9处。注150

麦收过，青纱帐起，冀中军民又抓住战机，发起“青纱帐战役”。从6月25日起，冀中军分区以两个团兵力，在肃宁、博野、高阳、安新、清苑、蠡县及河间、献县、青县以北地区利用青纱帐作掩护，连续袭击、伏击日伪军，到8月10日，冀中军区部队共作战104余次，毙敌2500余人，攻克据点15处，破敌交通300多公里， 有力地惩治了“扫荡”之敌。注151在冀中反“扫荡”的同时，晋察冀平西区军民也粉碎了日伪军的 “十路合击”。注152

日本华北方面军1940年度“肃正讨伐”的另一重要目标是晋西北地区。1940年2月，为加强晋西北抗日作战，根据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关于在晋西北“南起汾离公路，北至大青山脉之间的地区，化为巩固的根据地，以建立西北和华北的战略枢纽”的指示，第120师主力在协助晋察冀边军民取得反围攻胜利后，由晋察冀返回晋西北。其所属各部立即开展晋中平原与同蒲路北段的游击斗争，同时增加了大青山地区的抗日力量，游击战迅速向绥东发展。为此，日军在其“1940年度肃正建设计划”中特别强调： “此一地区，近来共军的渗透颇为显著，任其发展下去，不久即可能变成完全赤色地带。若不趁其根基尚未固之前彻底予以剿灭，则其祸害恐将波及河北、蒙疆。因此必须对其活动严加监视，必要时立即进行讨伐。”注153

1940年6月6日，日军第1军独立混成第3、第9、第16旅团及驻蒙军两支队计2万余人组成“讨伐队”开始出动。根据日军这次“山西西北部肃正计划”，敌将首先占领岢岚、岚县两城，驱逐或消灭交城、文水以西八路军，并占领黄河各渡口，切断晋西北通往陕甘宁边区的道路，尔后由东、南、北三面向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中心区合击， 以压缩、围歼我军。注154

6月7日，集结于静集之敌1100余人分两路进攻岚县。8日，占领该城。12日，文水、交城、古交和静集等地之敌2500余人，分9路向文水西北的双龙镇、对久镇地区合击，由于我军早有防备，并在敌合围之前已跳出包围圈，敌人扑空。我军第120师358旅决心利用米峪镇附近有利地形，对进攻对久镇后向静集撤退之一路敌军先行予以打击。17日晨，我358旅主力向米峪镇方向开进，途中即与敌遭遇，双方展开激战。敌大部被歼。我反“扫荡”初战告捷。

6月20日，敌开始以大兵力向我根据地内推进。当日，岚县之敌千余占领集村、普明、寨子等地，静集、古交、文水之敌2500余经米峪镇向赤坚岭、马坊方向寻歼我军；占领普明之敌也配合向赤坚岭推进，大武之敌千余则向方山进犯，摆出合击我军主力的态势。然而，敌此举再次落空，我358旅已先敌向西转移，于当日到达阳坡、塞上地区，并于21日夜乘夜色掩护，转向北移，摆脱了敌之追歼。与此同时，日军进占三交、碛口、临县的独立混成第16旅团3500余人于24日、25日先后进占黄河沿岸之罗峪口、克虎寨等处。日军第26师团4500余人也于17日至24日先后进占岢岚、保德、河曲、旧县镇、沙泉等地。针对各路之敌互相配合，向我进击的情况，我第120师避敌锋芒，分散活动，绕到敌之侧翼和后方，袭击、疲惫、消耗敌人，断敌交通，迫敌撤退。日军在深入我根据地后，受我威胁，补给供应不上，难以长期立足，只好于6月下旬开始撤退，把兵力集中使用于兴县。

6月28日，敌近3000人由东、西、南三面向驻兴县八路军和第120师领导机关进行分路包围合击。我第120师迅速率第358旅由兴县以北地区转移至兴县西南的曹家坡等地区。敌在兴县扑空后，大部撤回原防地，兴县仅少数部队尚未撤离。我第120师当即决定集中部分主力，在兴县以东二十里铺设伏，打击此股孤立突出之敌，给敌巨大杀伤。敌仓惶突围， 于6日全部撤离兴县，我反“扫荡”也就此结束。注155晋西北这次夏季反“扫荡”历时月余，共作战250次，歼日伪军2500余， 收复了兴县、临县、方山、保德等为敌所占县城。注156

山东鲁南、鲁中区是日军“1940年度治安建设计划”的又一重要目标。八路军第115师主力进入鲁南后，开辟了以抱犊崮山区为中心的临(沂)、费(县)、峄(县)、滕(县)边区，并逐步将抗日游击战扩至郯(城)码(头)平原。1940年2月，第115师第686团、特务团等部攻占了鲁南重镇白彦。白彦地处鲁南区中心，为鲁南交通之枢纽，故敌为夺回白彦，进行疯狂反扑。从3月7日起，驻滕县、太平邑(今平邑)、梁丘(费县西)等处日军都曾先后出动，少则700余，多至2800人，3次猛攻白彦，屡遭重创，在付出重大代价后，方于21日占领白彦。不料，是夜我115师即以主力反攻白彦，冲入镇内，与敌白刃格斗。至晨，敌伤亡重，只得借毒气掩护，退出该镇，白彦又回到我军手中。 这次白彦争夺战，日伪军被歼800余，鲁南根据地得到巩固。注157

4月中旬，敌因与我争夺白彦失败，乃重新纠集日军第12军之第32、第21师团和独立混成第6、第10旅团各一部，计8000余人，由邹县、滕县、枣庄、临沂等地分别出动，向我鲁南根据地发起了更大规模的“扫荡”。敌首先以一周时间，“扫荡”根据地边缘地区，建立新据点，而后向根据地中心区压迫推进，以大炉为中心，完成对我第115师主力的合围。针对敌之意图，我军采取内外线相合的方针，以少数部队结合地方武装，坚持内线作战，主力则转移至外线边沿地区，伺机歼敌。因此，在敌“扫荡”开始后，坚持内线作战的部队在抱犊崮山区东麓之大炉、车辋、埠阳一带灵活穿插，与敌周旋，主力则从4月21日至30日，分别在固口山区、费县西北、峄县西南、驼山等地与“扫荡”之敌展开激战。敌不堪打击，又达不到寻我主力决战的目的， 遂于5月上旬，匆匆结束“扫荡”，撤回原防。注158

在鲁中区，我抗日军民也打退了日伪军的多次进犯。泰安、莱芜、临沂、蒙阴之敌，每出动一次均遭我痛击，不敢轻举妄动。我则乘势拔去了敌在半程和沂河沿岸的汤头、葛沟的20多个据点，以沂蒙山、泰山为托的鲁中根据地日益巩固并逐步与周围地区打通了联系。此外，在山东胶东、清河、冀鲁边、湖西等区，抗日力量也得到发展，山东根据地在日军“治安肃正”中，不仅未被摧毁，反而越战越强。

五、根据地军民展开交通大破击，粉碎敌“囚笼政策”

由于华北八路军敌后游击战的广泛开展，且得到广大民众支持，敌虽屡次“扫荡”均难收效。1939年9月，敌华北方面军总司令易人，杉山元离任，多田骏上台，当即提出了“竭泽而渔”的所谓“囚笼政策”。也即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辅之以封锁沟、墙，从控制区向根据地构成网状“囚笼”，以此对根据地抗日力量实行分割、压缩、包围，束缚八路军和游击队之机动，便于敌之奇袭、捕捉，同时借此切断八路军与民众的血肉联系。为贯彻这一政策，敌大事修筑铁路、公路、据点、碉堡。公路上每隔10里，铁路上每隔二三里设一据点。在平原、湖泊地区，则迫使群众挖掘新的河沟，把我根据地划成不相联结的若干小块。而后，敌以守备部队与“扫荡”部队相配合，“点”与“面”相联系，实施“分区扫荡”、“分散配置”、“灵活进剿”，以达其“治安战”的目的。

为粉碎敌之“扫荡”，打破敌之“囚笼政策”，我八路军和地方武装在反敌“扫荡”中也做出了相应的对策。这就是主力军、地方武装、民众三结合的“交通破击战”。晋冀豫边是日军“治安肃正”的重点，在敌1939年夏季“扫荡”中，根据地内大部县城为敌所占。日敌还在境内白晋路北段，邯长、平辽、武沙等公路交通线两侧新建了不少据点，以此对我根据地封锁、分割，以实现其由“点”到“面”的占领计划。为粉碎敌企图，战斗在晋冀豫边的八路军第129师号召边区军民：面向交通线，开展广泛的交通破击战，打破敌对根据地实行的“囚笼政策”。从1939年12月起，至1940年6月，在第129师统一指挥下，八路军第129师主力、第115师344旅和晋冀豫军区部队先后在根据地民众配合下，进行了邯长公路、平汉铁路、白晋铁路、武沙公路四次大破击。

1.邯长公路破击战

1939年冬，我军乘驻白晋铁路及邯长公路之日军第20师团、第36师团以及独立混成第1旅团换防之机，发起了邯长公路破击战。从12月8日起，我地方自卫队、游击小组就开始对邯长线之日伪军作不间断袭扰，以转移敌之注意力，掩护主力集结。14日起，主力部队第688团、689团和第129师特务团开始向潞城、赵店镇、黎城、停河铺、东阳关、响堂铺等敌据点展开袭击。至25日，涉县、黎城、响堂铺、井店等23处敌据点，为我所克，邯长路交通中断， 我破击战胜利结束。注159

2.平汉铁路破击战

1940年初，日军依托平汉铁路向东扩张，先后筑成石家庄至南宫、内丘至巨鹿、邢台至威县、邯郸至大名等公路干线，从而把冀南地分割成若干小块。为阻止敌实现其企图，从4月7日起，我冀南军区部队在民兵和群众紧密配合下，对平汉铁路以及由该路伸向根据地内的主要公路展开了全面破击。由于事先计划周密，群众发动充分，男女老少一起上阵，民众与部队共同组成破路队、掩护队、预备队，劳动力与战斗力相结合。敌白天修路，我民工、民兵便在太阳落山后，在军队掩护下，从附近村庄一群群出动，抡起铁镐，将敌铁轨挖掉，公路毁坏。敌派重兵护路，我军民今天袭击一处，明天又破坏一处，使敌防不胜防，疲惫不堪。这样，十余日连续作战下来，共破坏内丘至邢台段铁路数公里，石家庄至南宫、邢台至威县、内丘至巨鹿、大名至邯郸等公路干线100余公里。 至20日，平汉铁路破击战结束。注160

3.白(圭)晋(城)铁路破击战

日军在冀南修筑公路的同时，积极抢修山区的白晋铁路，并计划修成临(汾)邯(郸)铁路，以此将太行、太岳根据地分割成4块，便于“分区清剿”的进行。为了不让敌之计划得逞，第129师部队在根据地群众协助下，于5月初发起白晋铁路破击战。在5日至7日两天中，八路军第129师特务团、第385旅、平汉纵队和晋冀豫边纵队两个团，以及第386旅、决死纵队等部，向白晋铁路沿线沁县、固亦、漳源、权店、南关、来远等敌据点展开袭击，敌守军被歼数百，100多公里的铁路线数处中断。6日，太谷、来源、沁县之敌出动，向八路军破袭部队进行反扑，均遭痛击。由于八路军与地方武装根据地群众的密切配合，一两天内敌经营一年的白晋线损坏惨重。至7日破击战结束。我根据地军民共破坏铁路数十公里，毁坏大小桥梁50余座，炸坏火车一列， 歼敌350余，敌以修路分割晋东南根据地的企图完全落空。注161

4.武(安)沙(河)公路破击战

为割断我太行、冀南两根据地的联系，1940年初，日军开始修筑邢台至羊范、沙河至公司窑等公路。为打破敌这一计划，6月中、下旬，八路军第129师以第769团和第32团分别攻击了刘石岗和范下曹的日军据点。战斗进行时，公司窑之敌600余人出援，在下关村遭我军第14团阻击，敌伤亡百余。6月21日，我第769团、第32团又相继攻袭刘石岗和范下曹，冀中警备旅袭击了赵店。第31团攻占伊郭村，毁敌邢台至官庄段铁路5公里，公路多处，给敌分割、封锁我根据地的企图以巨大打击。

1940年，日军在华北推行“肃正建设”，把进攻矛头全面指向八路军。据日方统计，为贯彻其“肃正计划”，在1939年1月10日至1940年11月30日将近两年期间， 日军在华北出动讨伐次数大小合计有29168次，讨伐战斗2759次。注162另据我方记载：为配合这些“讨伐”， 日军大事修筑铁路、公路、据点、碉堡，两年间在华北修复铁路1870公里，公路15600公里，新建碉堡2740个。注163然而，在敌疯狂“扫荡”、“讨伐”和“囚笼政策”面前，我华北军民同仇敌忾，对此，敌也承认 “管区内我最感棘手者为共军”，“共军情报收集、传递，非常巧妙而且迅速。日军的讨伐行动，往往在事前便被侦知，到处都有彼等安插的密探。就连日本方面的雇佣人员，对他们也必须提高警惕，以防他们通敌。与此相反，几乎无人提供关于共军的可靠情报”。注164日军第101师团师团长桑木崇明哀叹根据地的组织是“神秘、微妙、不可理解的”， “老百姓可以随便用眼色或手势传达八路军要知道的消息，速度比电话还快”。注165平原地形有利于敌，不利于我，为了长期坚持平原游击战争，根据地军民甚至发起破路拆城，改造平原地形活动。尤其在交通破击战中，更体现了人民战争的力量。 据记载，冀中区参加破路的群众一夜之间就达五六万人。注166第120师太原作战时，参战群众也达3万多。日军在我根据地军民的铜墙铁壁面前，碰得头破血流，陷入不可自拔的泥淖之中。

六、华北五大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创建抗日根据地，必须努力建立抗日民主政权。随着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猛烈发展，华北根据地也迅速扩大。从1939年下半年起，华北抗日根据地各党政领导机关在反敌“治安肃正”军事讨伐的同时，努力推进根据地的政权建设。

晋察冀边军民在连续取得山区、平原反敌“扫荡”胜利后，根据地得到进一步扩展，至1940年底，该区已成为地跨晋、察、冀、热四省，包括同蒲路以东，正太路以北，长城以南，渤海以西，北岳、冀中、冀东、平西、平北五块根据地在内的广大地区。为加强统一领导，1939年1月，晋察冀分局改为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彭真担任分局书记(1941年彭真离开边区去延安，北方分局仍改为晋察冀分局)，代表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对边区党、政、军和群众工作实施全面领导。在北方分局的领导下，晋察冀边区于1940年开展了基层政权大选举运动，普遍建立了边区至村一级的抗日民主政权。在此基础上，边区政府颁布了《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简称“双十纲领”)，对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的组织原则、任务、人民群众的权利义务以及各项具体政策都作了明确规定，边区建设进一步走向正轨。

在晋冀豫地区，自取得1939年度反敌“扫荡”胜利后，又于该年底击败了国民党的反共摩擦，在根据地内结束了两个政权、两种军队并存的局面，太行、太岳、冀南71县完全为八路军所控制。4月，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在黎城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决定晋冀豫之太岳区独立，成立军区和党委。为加强统一领导，8月1日。又在黎城成立了晋冀豫边区最高政权机关——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简称冀太联办)，主任杨秀峰，副主任薄一波、戎伍胜。冀太联办把辖区划分成太行、太岳、冀南3个行政区，下设15个专区，115个县，并在普选的基础上，成立了区、乡等基层政权，同时公布了《冀太联办施政纲领》。从此，晋冀豫根据地各项工作由分散走向集中，走向稳固开展，成为一个拥有10万部队和2000万人口，东起津浦路、西至同蒲线、北接晋察冀、南临黄河，地域辽阔的根据地。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均设在根据地太行区内，成为华北持久抗战的堡垒和核心。

晋绥根据地在粉碎日军1939年度“肃正扫荡”后，完全成为八路军和新军活动的区域。与此同时，晋绥大青山根据地的对敌斗争也不断取得新进展。1938年底，第120师第715团随师部进军冀中，留下4个连兵力结合地方武装组成大青山支队，在当地坚持斗争。为适应该地区斗争的特点，该支队于1939年夏改编为骑兵支队，人数由500余发展到1700多人。1939年夏，日军由归绥、大同等地调集兵力“扫荡”绥中、绥南、绥西，我骑兵支队转至外线，对敌丰镇、红格尔图等据点进行袭扰，迫敌撤回原防。1940年3月，日军在绥察推行“囚笼政策”，绥中银矿山等地500公里地区村庄全被烧毁，牲畜被杀死、抢走，斗争十分残酷。然而，大青山根据地军民在以贺龙为书记的晋西北军政委员会领导下，不仅粉碎了敌之“扫荡”，抗日政权建设仍得到了发展。1940年8月，绥察人民代表会议在武川召开，参加会议的蒙、汉、回各族代表600多人，选举成立了绥察行政办事处，并根据会议决定成立了绥西、绥中、绥南3个专署和9个县政府。晋西北军区成立后，辖大青山游击根据地和6个军分区，以八路军第120师兼军区领导机关，统一指挥第120师、晋西北新军各部及大青山骑兵支队等。从此，北起大青山，南至汾离公路，东到同蒲路，西至黄河广大地区的晋绥抗日游击战争得到了更加蓬勃的开展。

在山东，经过1939年和1940年的反“肃正讨伐”作战，第115师主力在巩105第6章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斗争中巩固、发展固鲁南的基础上，以一部东渡沭河，开辟了临(沂)、郯(城)、赣(榆)之间的广大地区，并打开了向滨海发展的通路。山东鲁中泰山区、沂蒙区抗日军民的游击战争，也在山东纵队直接指挥下得到广泛开展，在1940年反敌“扫荡”后扩至临(沂)、费(县)地区；在胶东，以大泽山区为中心的平(度)、招(远)、莱(阳)、掖(县)根据地也在反敌“扫荡”和对反共势力的自卫作战中，得到巩固、扩大。经过一年多战斗，山东境内过去的数块根据地已连成一块，除冀鲁边、鲁西北先后划归第129师领导外，胶东、清河、鲁中、鲁南、滨海、鲁西6个根据地正式形成。随着根据地的扩大，中共山东分局和各地区党委着手进行政权建设工作。至1940年7月，山东全省108县中，有66县建立了民主政权。至年底，县民主政权增至95个，并成立了14个专员公署，一个行政主任公署。1940年7月26日，山东召开联合大会，选举成立了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和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颁布了《全省战时十大施政纲领》。山东省各级民主政权的建立和抗日工作的开展，标志着山东根据地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华北军民在敌强我弱形势下取得的反敌“治安肃正”的胜利和根据地的巩固、发展，不仅给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而且牵制了敌人大量兵力，拖住了它进攻正面战场的后腿。据日方记载，至1940年，日本在华北有9个师团和12个旅团的强大兵力被钉死在那里，从而大大地消耗了日本的国力，导致日本侵华 “整个战局陷入完全被动的局面”。注1671940年春季，日本派遣军总部为了使宜昌作战的第11军能顺利完成作战任务，曾要求华北方面军以部分部队进行牵制，并派部分部队支援第11军，然而，其时正被中共敌后游击战搞得精疲力竭的华北方面军，不仅未能从命，反而诉苦兵力不足，强烈要求派遣军总部向华北增兵。方面军参谋长笠原亲自到南京联络，强调“减少华北兵力是错误的，巩固华北治安是解决中国事变的重要措施。 为此必须增加兵力，迅速确立华北治安”。注168

华北敌后抗战，收复与保卫了广大国土，在沦陷区，打击了伪政权，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粉碎了敌“以华治华”、“以战养战”的企图。

华北敌后抗战，动员、组织、武装了广大人民，发展了抗日进步力量，壮大了人民军队，建立并巩固了中共在华北的各级党组织，使之成为支持华北长期抗战的堡垒和核心。

图6.2　八路军攻克日军据点后，拆毁敌碉堡

华北敌后抗战，推动了民运工作，展开了民主政治，成为中国共产党进步主张的实验区，为坚持持久战提供了成功的例证。

总之，正如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于1940年6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总结华北抗战之意义时所说的：“坚持华北抗战是中日战争枢纽的重要构成因素”，它的意义既体现在“战略上、经济上”，还体现在“政治上”，“它告诉全国和全世界，敌人虽然占领了华北许多点线，但是华北究竟是不可灭亡的，我竟有办法从敌人后方赶走敌人，这点极大地巩固和发展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而这正是中国抗战之所以必然取胜的最重要的力量源泉。

第7章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新四军在华中的发展

一、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

日军占领武汉后，由于从华中抽调部分兵力集中华北“扫荡”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留华中的日军又多部署在武汉周围，这给华中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提供了极好机会。根据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1938年11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成立了以刘少奇、朱瑞、朱理治、彭雪枫、郑位三等组成的中共中央中原局，刘少奇任中原局书记，负责领导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的抗日斗争。中原局的成立，对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为贯彻中共中央方针，猛烈发展华中敌后游击战，牵制日军对华北的“扫荡”，配合武汉外围地区友军之对日作战，1939年2月至3月，周恩来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驻地安徽泾县云岭后，代表中共中央向东南局和新四军领导机关传达了六中全会精神以及中央关于向华中敌后发展的指示，并在军部大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的讲话，指出新四军在江南敌后确定发展方向的三条原则：(1)哪个地方空虚，就向哪个地方发展；(2)哪个地方有危险，就到哪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 (3)哪个地方只有敌人和伪军，友军友党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到哪里去发展。注169依据这些原则，周恩来与新四军领导商定了“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向南巩固”的具体发展方针。

1939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批准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之后，进一步指示新四军，立即部署在华中的大发展工作，强调： “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战略上华中亦为联系华北、华南之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甚大。”注170中共中央要求东南局和新四军须顾及全国形势和发展华中的重要性，不失时机地抽调力量增强华中；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为中心，统一指挥江北部队，发展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

据此，5月3日，新四军军长叶挺由皖南来到江北新四军第4支队驻地安徽庐江东汤池，亲自部署新四军江北部队的东进，筹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以解决新四军向长江以北发展游击战争的统一指挥问题。在叶挺主持下，5月5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张云逸任指挥，徐海东、罗炳辉任副指挥，赖传珠任参谋长，邓子恢兼政治部主任。新成立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统一指挥江北3支部队：(1)新四军第4支队，辖第7、9、14三个团，约4000余人；(2)新四军第5支队，辖第8、10、15三个团，约2000余人；(3)江北游击纵队，辖3个大队，约千余人。同时，成立了江北指挥部前委，张云逸兼书记。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成立，对新四军东进起了重要作用，使新四军华中抗战出现了新局面。

二、苏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新四军的东进、北上

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指示，首先在陈毅领导的江南新四军中得到坚决贯彻。1939年初，新四军第1、第2支队进行了官徒门、延陵镇、东湾、云台等一系列攻克敌据点， 打击日伪军的战斗，巩固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注171与此同时第1支队第6团则由叶飞率领，向无锡、江阴、常熟、苏州、太仓地区东进，扩大和创立新的游击基地。

1939年5月，第6团从茅山地区出发，在武进南戴溪桥地区与无锡、江阴等地游击队合编，沿用当地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番号，组成了“江抗”总指挥部，梅光迪任总指挥，叶飞、何克希任副总指挥，第6团改用“江抗”第2路番号，并成立了中共东路工作委员会和东路军委会，叶飞任书记。

“江抗”总指挥部成立后，一面打击当地日伪势力，一面继续东进。 5月下旬，“江抗”一部在无锡东北与江阴交界之黄土塘与下乡“扫荡”的日伪军遭遇，立即主动向敌发起进攻，激战两小时，毙敌十余人，取得东进途中第一次胜利。注1726月24日，该部又乘夜向苏州以西京沪铁路之浒墅关车站展开袭击，歼灭日军一个小队20余人， 击毙日警备队长，火烧车站，破坏铁路和桥梁，迫使京沪线交通一度中断。注1737月23日，“江抗二路”两个连，袭击了上海市郊虹桥机场，烧毁敌机4架， 给京沪线日伪军造成极大恐慌。注174此外，“江抗”还与中共上海地方组织领导的常熟、嘉定、青浦等地抗日游击队配合，共同开辟了以苏(州)、常(熟)、太(仓)和澄(江阴)、锡(无锡)、虞(虞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基地。与此同时，新四军第1、第2支队还派部开辟了宜兴北部和武进南部的太(湖)游击区。9月下旬，第1、第2支队各一部夜袭镇江东南渣泽车站，镇江之敌出动往援， 又遭我伏击，敌汽车被毁1辆，伤亡近百。注175新四军第1、第2支队的东进作战，大大地推动了苏南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在贯彻“向东作战”方针的同时，新四军第1、第2支队还跨出了向江北发展的试探性步骤。1939年2月，新四军第1支队第2团(欠一个营)在管文蔚领导的丹阳游击纵队配合下，进入扬中地区，消灭了盘踞当地的汉奸武装，控制了扬中、大桥之沿江阵地，并与驻泰州地区的国民党苏鲁皖边游击军李长江、李明扬部建立了统战关系。1939年11月，新四军第1、第2支队领导机关奉命合并，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由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统一领导新四军江南部队第2团、第4团、第3团、新6团、“江抗”、“丹阳游击纵队”及全区地方武装。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后，立即整编部署北进，将活动于苏、常、太地区的“江抗”主力西撤至丹阳以北地区，与丹阳游击队合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辖4个团，在管文蔚、叶飞领导下，渡江北上，进入江都的大桥、吴家桥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另以新四军第2支队一部(第4团两个营)与挺纵一部合编，成立了苏皖支队，由陶勇率领进入苏皖边之天长、六合、仪征一带活动，同时还成立了苏皖区党委，负责领导苏皖、苏南、苏北三个特委。

新四军江北、江南指挥部的相继成立，标志着新四军已基本完成了长江流域进行战略展开的任务，造成了足跨长江两岸，随时北上东进的有利态势。

三、新四军坚守皖南抗日阵地

皖南之铜陵、繁昌一带为日军与我军争夺的重点地区。日军为巩固其对占领区的统治，确保长江交通，急欲夺取繁昌以作前进阵地，从1939年初起，连续对铜、繁地区作频繁“扫荡”。其时新四军第3支队已由南陵青弋江地区调至铜陵、繁昌沿江，新四军第1支队第1团和第2支队第3团也由苏南调至皖南，归军部直接指挥。为保卫我皖南阵地，新四军于1939年1月至12月一年间，在铜陵、繁昌和泾县曾与敌交战200余次，其中尤以保卫繁昌的战斗最为激烈。繁昌位于长江突出部，与我后方山地相连，是新四军皖南前线与敌几番争夺、几度失而复得的一个重要据点。1939年1、2月间，我新四军第3支队曾两次击败日伪军对繁昌进攻。 5月间又粉碎了敌对我铜、繁地区的“扫荡”。注17611月，敌因进攻长沙失败，恐我东线军队策应进行战役反攻，同时为了解除长江交通运输的威胁，再次向我守卫的繁昌城发起进攻。这次敌使用兵力颇为强大，我军为避免与敌正面决战，以小部队正面钳制，扼守山头，控制城厢； 另以部分部队分散活动，对敌进行袭扰，主力则占领有利地形，置敌之侧翼，相机出击，给敌以打击。注177

战斗从11月8日开始，日军第15师团第52高品联队之川岛警备部队步、骑兵五六百人由峨桥、三山镇、横山桥出发，分3路向我繁昌城发起攻击。8日午前9时，敌借炮火掩护，迫近繁城，并围攻峨山头我之守军，我以短兵火力顽强抗击，经数次反复冲锋，将敌击退。11时，我置敌侧翼之主力第3支队第5团第1营转进至繁城北门附近，第5团第2营也迅速赶到西门，将攻城之敌包围，峨山头阵地我之守军也展开反攻。战至下午5时，敌不支，在毒气掩护下狼狈溃退。 敌第一次攻势被打退。注178

敌在第一次战斗中受我打击后，连日重新调动军队，准备发起第二次攻势。这次进攻，敌拟先夺取赤滩，威胁我后方，以孤立繁昌，为整个“扫荡”皖南作准备。11月14日，敌石谷联队集中步、炮兵五六百人，由孙村向汤口坝、赤滩镇方向前进。我第3支队第5团第3营在梅冲附近与敌交火，敌受钳制，不能实现其渡河向赤滩镇前进的企图，便迅速占领汤口坝西北之金丛山、九龙石高地，另以一部向乌龟山运动，于是双方在九龙石高地和乌龟山附近展开激烈的阵地争夺战斗。11时，敌增援部队200余人赶到，将我与敌在乌龟山对峙的阵地包围，在我白刃肉搏、反复冲锋下，敌被击退。下午2时，敌第二批增援部队400余人赶到，向我右翼包围，遭我痛击，敌伤亡惨重，包围企图未能得逞。当晚7时，敌第三批增援部队到达黄浒，但这时敌已为强弩之末，无力发起猛攻，援敌仅在黄浒以北之象山附近占领阵地，掩护退却。12时，敌全部秘密退出战斗，我乘胜向黄浒方向追击，战斗结束。 是役历时22小时，敌前后增援3次，兵力计达1200余人，结果损兵折将，川岛指挥官被击毙，伤亡300余，敌被迫折回荻港、铁矿山、三江口原据点。注179

敌进攻繁昌两次受挫，更为恼怒。20日晚，敌开始倾其全力，出动驻荻港、铁矿山之日军2000余人，分5路再犯繁昌。21日晨，各路出动之敌进至繁昌附近，从午后3时起，集中兵力、火力向我峨山头守军包围、冲击，并曾一度占领山头。我新四军3支队沉着应战，勇猛反击，峨山头阵地被夺回。由于敌兵力较大，来势凶猛，我为避敌锋芒，决定以运动防御，疲劳、消耗敌人，俟敌攻入城中，再以主力对敌进行包围，并相机打击退却之敌。果然，敌军在与我数度争夺后，大部攻入城内，但城东之峨头山高地却仍然为我所控制，入城之敌处于我峨头山火力威胁之下，始终不得安宁。次日，狂风暴雨，我主力出动，将繁昌城及其以西以北地域内的据点重重包围，并不时向城中日军发起冲击。敌此时死守孤城，粮尽弹绝，恐慌异常。23日，敌开始突围，我以火力在峨山头附近压制敌人，以突击部队向突围之敌攻击。敌不顾一切向马家坝方向窜逃，繁城为我收复，战斗结束。 以后敌又曾于12月间对我繁昌发起两次进犯，其结果一如既往。注180新四军第3支队在繁昌连续打破敌人5次大的进犯，有力地打击了日军之猖狂气焰，不仅胜利地守住了皖南抗日阵地，而且对友军之沿江作战是个有力的支持和配合，同时也使敌不敢轻举妄动，达到了主动制敌的目的。

1940年3月，汪伪政权在日本扶持下粉墨登场。为配合汪政权的成立，日军增兵京、芜，并图再犯南陵、繁昌，以进窥青阳。4月23日，日军驻芜湖、湾沚、三山等地的第51联队和第49联队混合编成步、骑、炮兵计5000余人，在空军掩护下，由湾沚、黄墓渡经青弋江攻占南陵。25日，敌分兵一部，沿青南公路向西南前进，企图迂回青阳。在强敌面前，我新四军皖南部队决心利用南繁一带地形，发挥我山地战的特长，先以游击战与敌周旋，造成敌弱点暴露，而后集中兵力，伺机击敌，以粉碎敌之进攻。

26日，敌由广济坦向三姓街前进，其先头搜索骑兵与我袭扰部队发生战斗，并发现了我父子岭阵地伏兵。于是敌出动飞机扫射、轰炸，在炮火掩护下，以骑兵向我父子岭西侧阵地作包围进攻，步兵则由大通寺方向展开，实施迂回。在敌包围进攻面前，我父子岭守军以浓密火力，在吕山冲内与敌展开激战，白刃肉搏，杀声震天，给进攻之敌以巨创。4小时后，敌放弃进攻，退回大路，转向木镇西犯。 这场战斗敌伤亡300余，我也伤亡84人。注181 在父子岭敌我交战的同时，新四军第3支队余部和军直部队也在纪家岭等处分别给沿公路西进和向马家坝、繁昌、赤滩、九朗庙开进之敌以阻击。注18226日，在何家湾，我第3团第1营与迂回青阳的一路日军3000余人遭遇，我当即迅速展开，占据要点，敌虽有空军配合，但在我顽强抵御和猛烈火力下，激战6小时，无法越我阵地一步。 至晚，敌转向木镇方向退却。注183 此外，在汪家桥、铁门闩等地，进犯之敌也分别遭到新四军第3支队一部的伏击。注184在遭到我一系列打击后，敌被迫结束了这次在皖南的蠢动。是役，我与敌交战大小十数次，以劣势兵力和火力杀敌近千，以英勇的战绩粉碎了敌之进犯，支持了友军作战。

图7.1　1940年4月下旬，新四军在皖南父子岭击败日军，缴获许多战利品

敌4月间在皖南失败后，并未放弃其企图。经过6个月筹措、准备，于10月调集其在江南无锡、丹阳、武进、镇江、句容、金坛等地守军以及江北之军队，计1万多人，以步、骑、炮、空各兵种联合，向皖南新四军军部驻地作倾巢之犯。新四军皖南部队在叶挺军长亲自指挥下严阵以待。10月5日，集结大通之日军分两路向青阳、董家店侵进，铜陵之敌向张家冲、顺安一带南犯，荻港之敌也兵分两路，一向铁矿山、孙镇进击，一路绕繁昌，向黄墓渡猛扑。这是敌之主领兵力，其骨干为日军中号称“骁勇善战”的第51联队(属第15师团)。面对强敌，皖南新四军各部分置于钟鸣街、鲢鱼山、芦家店、方村、铁矿山、梅冲、赤滩、九朗庙、伏龙山、黄墓渡等处，给来敌迎头痛击，歼敌数百。6日，敌以主力沿峨岭一线南下，寻我主力决战。当晚在三里店外围与我彻夜激战，7日晨，三里店为敌所占。敌据三里店后，以5000余人分成3路，在空军配合下，继续前进；我则利用田方、草鞋店、左坑等处高地阻敌前进。敌夺我高地不成，重将三路合为一路，猛向云上岭外围我之吕山阵地猛扑。我控守两侧高地，给敌以顽强抗击，敌凭借其步、骑、空联合兵种的威力，于7日一天，自龙山合乐榆七里之地外，以5000余机械化队伍，向我阵地发起十余次攻袭，均无法前进一步。恶战终日，仍然屡战屡败。入夜后，我乘敌疲惫，又从西南和东北方同时给敌以突袭，敌死伤千余，无心恋战，又怕后路被断，乃于8日晨在炮兵乱弹轰击掩护下，向大岭头冒险死战，夺路而窜。我当即分兵，围歼敌之后路部队，并乘势收复三里店、左坑、汀潭，云岭保卫战结束。在云岭遭我打击后，由枫坑越青弋江流窜之敌，过江后向由我新四军之友军驻守的泾县城猛扑，企图盘踞县城顽抗。我新四军追击部队又与该敌激战于枫坑、泾县城之线。9日晨，泾县为我收复，残敌向东北方向逃遁，其后路部队2000余在西峰山窑家垄被我拖住，这时友军亦从东、北两方面配合围攻，敌被围无法脱身，两日内伤亡逾百。直至11日拂晓，在敌数十架飞机掩护下，方由琴溪桥向赤滩突围而出。 是役历时10天，大小战斗十余次，歼敌近3000，我军取得了东南战场反“扫荡”战事的胜利。注185

四、新四军打开皖东局面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后，在指挥部统一指挥下，经过整编、整理后的新四军第4、第5支队立即分赴津浦路两侧，开展游击战争，着手于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经过两个多月的连续作战，第4支队在津浦路西开辟了以定远东南藕塘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第5支队开辟了以来安东北半塔集为中心的淮南津浦路东游击根据地。

1939年11月，中共中央再次就新四军向东发展问题指示中原局和新四军，强调： “整个江北的新四军应从安庆、合肥、怀远、永城、夏邑之线起，广泛猛烈地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上去，不到海边决不应停止。一切有敌人而无国民党军队的区域，均应坚决的尽量的但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去发展。”注186新四军第4、第5支队坚决贯彻中共中央这一方针，在皖东坚持斗争，活跃在津浦线两侧，给敌之津浦线交通构成严重威胁。

1939年12月，日军为巩固其后方，开始集结兵力“扫荡”驱逐我皖东抗日力量，从下旬起，由南京、明光、蚌埠等地调集而来的日军2000余人，分路出动，向津浦路西之周家岗、大马厂、古河等地进行“扫荡”。我新四军第4支队，利用山地有利地形，阻击、伏击相结合，给“扫荡”之敌以坚决惩罚。

21日拂晓，敌之一路由大马厂向周家岗开进，行至复兴集即遭我新四军第4支队一部的阻击。敌与我展开激战，长达7个小时，仍被阻于原地不能前进。占据周家岗之敌往援，正通过我埋伏线内，遭我伏击，被迫退守山根曹、西河家等地，据险顽抗。次日晨，此股敌为与复兴集之敌会合，再次中我埋伏，被歼一部，余敌溃逃复兴集。我乘胜收复了被敌占据的周家岗、大马厂、古河等地，粉碎了敌“扫荡”皖东的企图。

1940年1月，为进一步展开津浦路两侧的抗日斗争，中原局决定撤销皖东省委，成立津浦路东省委和津浦路西省委(是年夏又改为路东、路西两个区党委)。并在两区中先后建立起各级抗日政权机构、群众团体和自卫队武装。新四军第4、第5支队也由原来的5000多人发展至1万余人。

五、新四军发展豫皖苏边区

新四军游击支队的睢、杞之征，打开了豫东抗战局面。为发展豫、皖、苏抗日游击根据地，1939年初，游击支队主力再次受命由杞县、太康、淮阳、鹿邑继续向东挺进，开辟商丘、亳县、永城地区。

1939年1月9日，游击支队2营在亳县以北夜袭芦家庙，歼灭伪军百余名， 打开了皖北门户。注1871月中、下旬，部队向永城推进，在永城、商丘一带摧毁“良民区”， 打击汉奸、伪匪势力。2月中旬，游击支队再征睢(县)、杞(县)，在杞县瓦岗击败日伪军两千余人的围攻。注1883月上旬，部队进至萧(县)、宿(州)一带，在萧县东南东仁台将土匪武装400余人缴械， 并在小时村、刘古庄等处给敌伪、汉奸势力以沉重打击。注1893月下旬，日军出动汽车30余辆、骑兵数十名，企图“扫荡”永城一带新四军。 我游击支队一部在永城西南之大胡楼与敌遭遇，迅即投入战斗，敌遭重创，窜回原据点。注1904月下旬，敌再度出动装甲汽车30余辆、骑兵数百，向龙岗我军进攻。游击支队在与敌交战后，因众寡悬殊，主动转移阵地，至商、亳、夏、永间袭扰敌人，破坏交通。敌人据孤寨，困守据点，惶惶不可终日。 6月下旬，游击支队一部两次袭攻怀远(怀远与蚌埠为津浦道之要点)，毙敌数十，城中守敌慌乱中引起自相火并。注191

9月初，因永、夏、萧、宿地区地方杂顽武装投敌，形势紧张，游击支队主力奉令回师。在豫北之永城，皖北之涡阳，苏北萧县三角地区，游击支队边作休整，边配合地方党组织开展根据地建设的各项工作，使萧、宿、永、夏为中心的豫、皖、苏平原游击根据地得到了巩固。10月，经中原局批准，豫皖苏省委改为豫皖苏边区党委，并先后建立了萧县、亳县、永城、夏邑、杞县5个县政权。与此同时，由于抗日武装的发展，游击支队力量得到猛烈扩大。1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游击支队改称新四军第6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吴芝圃任副司令员，张震任参谋长，肖望东任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团，4个总队，成为一支拥有万余兵力的抗日队伍。

六、新四军开辟豫鄂边区

豫、鄂边区包括豫南、鄂中、鄂东、鄂南等广大地区，南临长江，北为横(川)南(阳)公路，西为襄(阳)宜(城)公路，东为潢(川)汉(口)公路，由于地处武汉周围，当腰又插进一条交通巨脉平汉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这一区域发展抗日游击战争，不仅直接威胁武汉敌人，而且对控制平汉路两侧、汉水流域和长江上游，牵制宜沙之敌向我大后方进攻，均有重要作用。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后，豫皖边区广大民众和各阶层爱国人士，要求拿起武器，抵抗日本侵略，纷纷自动组织起来。在这一形势下，中共中央曾一再指示长江局，组织抗日武装，有计划地发展几个基本游击队和游击区。由于王明右倾错误的影响，中央指示未得到很好贯彻，错过了这一地区发动游击战争的最好时机。中原局成立后，为落实中共中央“发展华中”的部署，撤销了河南、湖北两省委，成立豫鄂边、鄂豫皖、鄂中、鄂西北等区党委，并作出决议，明确指出： “鄂东、豫南、鄂中敌占区域是今天党开展华中游击战争最重要地区之一。创建坚强的游击队伍，建立鄂东、豫南、鄂中抗日根据地，并使之逐渐打成一片，这是今天鄂豫皖、鄂豫边，以及鄂中三个区党委最主要任务。”注192为迅速开展豫鄂边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中原局于1939年1月、4月，先后派李先念、陈少敏(女)各率一支武装和一批干部向豫鄂边区敌后挺进，以联络散处各地的抗日武装，传达中共中央和中原局关于在豫鄂边区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

1939年6月，根据中原局要求于最短时期内创立一支6000人以上新四军队伍的指示，陈少敏率以信阳挺进纵队为主的豫南、鄂中数路抗日武装在安陆与李先念率领的独立大队(最初为新四军竹沟的留守部队)会合，进行了统编，成立了新四军豫鄂独立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任政治委员(不久由陶铸代理)，下辖第1、第2、第3团队和挺进团。 7、8月间，又陆续组建了第4、第5两个团队。此后，该部在鄂中深入发动、武装群众，打击日伪势力，连续进行了京山新街战斗、西山战斗和大山头反敌“扫荡”战等对敌作战，极大地振奋了鄂中民众的抗日斗志。注193由于游击战争的扩大和部队的发展，1939年11月，豫南、鄂中、鄂东党和军队负责人在信(阳)、桐(柏)、应(山)、随(县)交界之四望山召开了会议，会上决定：撤销豫鄂边、鄂豫皖、鄂中三个区党委，成立新的豫鄂边区党委，统一领导边区各地党组织和抗日武装，并将鄂中、鄂东、豫南之新四军部队统一改编为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1940年1月改称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 司令员李先念、政治委员朱理治、参谋长刘少卿、政治部主任任质斌，下辖6个团，3个总队，共约9000人。注194

豫鄂边区党和军队的统一，极大地推动了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创建。1940年1月，豫鄂挺进纵队配合第5战区冬季攻势，在襄花公路上伏击敌汽车，与敌骑兵三四百人展开激战，歼敌百余。接着，又截击了由皂市开向宋河的敌援兵。 又在侏儒山(汉阳)与伪军一部发生战斗，攻占了敌几个重要山头，毙敌近百，使武汉日军因之戒严三天。注195此后，纵队连续作战，2至4月间，纵队第4团队和第2、第5团队各一部，在京山、天门、安陆等地连续击退日军4次“扫荡”。5月初至6月中旬，日军进攻襄樊、宜昌友军，为钳制日军西犯，纵队各部向鄂中、鄂东敌之据点主动出击，破坏敌交通线，并一度攻入黄陂县、马坪城(随县要镇)等处，活捉马坪维持会长。此外还在小河、界河、新店、张扬店等地对敌展开袭扰，并动员群众2000余名， 破坏了花园至夏店的公路，使敌很长时间不能通车。注196与此同时，纵队还出动部分队伍，往援被敌围困的友军川军第125师李团，掩护其安全突围。 并曾在湖区上空击落日机两架，取得了一系列战果。注197

日军攻占襄樊、宜昌后，中原局决定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向襄河以西敌后发展，以巩固和扩大我鄂中阵地。中共中央也进一步作出指示，要求挺进纵队 “必须努力扩大自己，务求在一年内扩大到4万人，主要的发展方向是路东(指平汉铁路以东)”。注198据此，挺纵以主力转向大洪山方向，再逐步向襄河以西发展。1940年6月，挺纵先后控制了安陆以西的白兆山和坪坝等地。坪坝为白兆山通往鄂中各县的门户，我军控制该处后，对敌构成严重威胁。为此，敌于7至10月间先后3次出动兵力，企图从我手中夺去坪坝。7月，日军第3师团两个大队1200余人，从安陆西北雷公店出动，沿公路向坪坝搜索前进，被我挺纵第1、第2团队击退，敌被毙30余。9月，日军第3师团又出动600余人，改由小路隐蔽出击。当地群众发现后立即报告。我挺纵第3团队先敌占据有利地形，给偷袭之敌以迎头痛击，敌溃逃而去。10月，日军第3师团再次出动步、骑兵100余人，于深夜向坪坝我军发起突袭，结果仍被击败。在此期间，我豫鄂挺进纵队还在鄂中其他地区粉碎了日伪军的频繁攻击，巩固了鄂中抗日阵地。据统计，自1939年春新四军豫鄂挺纵开始作战起至1940年7月止，纵队共与敌作战大小281次，击毙日军610名、伪军1980余名，缴获武器大、小炮11门，重机枪34挺，轻机枪106挺，步马枪5774支，手枪、驳壳枪、掷弹筒、手榴弹、防毒面具等军需品若干，破坏公路1870里，大小桥梁192座，击落敌机两架，击毁汽车18辆，砍电线杆3000根，破铁路120段，毁大小铁桥5座，并曾一度收复安陆、京山、应城、云梦、应天门、随县、汉川、潜江、孝感、应山、经扶、黄安等13县，豫鄂边区由此进一步巩固、扩大， 逐步成为华中敌后坚强的抗战堡垒。注199

七、新四军、八路军会师，创建苏北抗日根据地

为加速发展华中，1939年11月中共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两次受命南下，来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部署工作，并于1939年12月至次年2月间3次主持召开了中原局会议，讨论华中局势。由于国民党当局对新四军发展的限制，刘少奇就新四军今后的任务和发展方向，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了建议，认为：目前建立完满的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时机已经失去，我党在皖东只能求得某种有限度的发展，而有大发展希望的地区是武汉附近地区、豫东地区和苏北地区，其中又以苏北为我军发展的主要突击方向，应集中最大力量向这方面发展。其具体部署为：(1)第4支队之第7团、第5支队之第8团及无为游击队留皖东、津浦路两侧继续坚持皖东的斗争，江南第6团进至扬州、六合一带活动；(2)第9、10、14、15团北渡淮河配合彭雪枫部向苏北发展； (3)我军在淮阴以北站住脚跟后，即可向南发展，配合我第7、8团和江南部队向东北发展。注200与此同时，刘少奇还向中央提出了八路军一部南下，江南新四军主力北上，共同发展苏北的建议。

1939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回电，同意刘少奇意见， “在华中方面以淮北之皖苏地区为主要发展方向”。注201早在6月间，为增强华中抗战力量，原活动于丰、沛一带的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即奉命以两个大队由微山湖地区南下苏皖边，在那里结合地方武装，展开游击战争， 曾先后在灵璧以北的张山、小时村等处击退日伪军2000余人的进攻。注202此后，支队留一部坚持原地斗争，主力西移津浦路西，以便进一步与新四军第6支队彭雪枫取得联系。由于苏皖斗争形势的变化，为进一步充实华中实现沟通华北、华中的战略目标，1940年3月，中共中央向八路军总部提议调八路军主力至陇海路淮河间，协同新四军彭雪枫部创立根据地。5月，八路军第2纵队主力第344旅和新编第2旅5个团，计12000人组成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由纵队政治委员黄克诚率领，分成两个梯队，开过陇海路南下，于6月下旬抵达豫皖苏边区，在涡阳之新兴集与新四军第6支队胜利会师，7月上旬统一编为八路军第4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7月初，苏鲁豫支队也根据中原局指示，由丰县一带出发，到达皖东北泗县地区。8月，中原局根据华中发展的战略需要，再次对部队进行了统一整编。为贯彻“向东发展，向西防御，集中力量发展苏北”的既定方针，以新2旅主力、苏鲁豫支队等部约两万人编为八路军第5纵队，辖3个支队，由黄克诚任司令员，继续执行东进任务。以第344旅与新四军第6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4纵队，辖第4、5、6旅，共计9个团17000余人，仍由彭雪枫任司令员，执行坚持苏豫皖地区和向西防御的任务。

9月，八路军第4纵队留第6旅坚持涡北原地斗争，主力进军淮上(淮河以北，浍河以南、津浦路以西，宿蒙凤公路以东)，建立了淮上办事处和怀蒙、怀凤、宿蒙、宿怀4县抗日政权，开辟了淮上地区，并于11月中旬，粉碎了蚌埠、宿县等地日伪军500余人的进犯。与此同时，八路军和5纵队东进淮海地区，在那里和地方中共党组织共同努力，建立了沭阳、泗阳、宿迁、淮阴、涟水、东海等8个县政权，发展起4000地方武装，初步开辟了淮海区。

八路军主力一部南下，极大地增加了新四军在华中的力量，改善了华中的战略态势，也为进一步创建苏北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39年底，中共中央就华中和江南工作向中原局和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发出指示，明确要求： “陈毅方面要抽有力部队过江，发展扬州以东”。注203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于1940年5月调集主力，部署渡江北上，执行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

由于国民党奉行“溶共、限共、反共”政策，抗日统一战线内部出现了分裂、倒退逆流，国共摩擦加剧。据守苏北泰州地区的国民党苏鲁皖边游击军李明扬、李长江两部在韩德勤威胁下，由中立转向军事反共。1940年5月中，新四军挺进纵队在西援半塔集战斗后，回驻江都县大桥西北之郭村休整。李明扬、李长江部突然向新四军挺进纵队发起进攻，挺纵奋起反击，新四军苏皖支队和江南主力三个团迅即驰援。经一周激烈战斗，二李部被迫向泰州退却。为争取二李共同抗战，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兼第1支队司令员陈毅到达郭村，亲自出面与二李联系，表示愿与李部恢复统战关系，团结抗日，并表示同意让出郭村，释放俘虏，归还枪支。二李在兵败城危和我一再争取下，接受了陈毅所提条件，谈判议和。郭村战斗的胜利，为新四军东进黄桥，打开苏北敌后抗战局面创造了条件。

7月上旬，陈毅、粟裕率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主力北渡长江，在苏北吴家桥与挺进纵队、苏皖支队会合。是月中旬，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改称苏北指挥部，仍由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同时将苏北新四军统一改编为第1、第2、第3纵队，计9个团7000余人(在苏南另组新的江南指挥部，指挥罗忠毅、政委廖海涛)。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成立后，立即决定东进黄桥，以黄桥为中心，开辟泰(兴)、靖(江)、南(通)、如(皋)地区，创建苏中抗日根据地。7月25日至28日，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由泰州以西东进，一举占领黄桥，尔后转兵南向，打击日伪部队，连克靖江东北之孤山、西来镇等敌据点。与此同时，新四军苏北部队还派出干部，在泰州、靖江、如皋等县开展群众工作，建立抗日政权，并积极做好迎战日伪军进攻的准备。

由于苏北斗争的成败与华中抗战前途关系极大，在国民党反共势力对新四军步步紧逼的严重形势下，中原局决定集中全力，首先解决苏北问题。9月2日，刘少奇电令黄克诚率八路军第5纵队全部南下，向盐城、东台、兴化前进，增援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战斗。10月4日，陈毅指挥的新四军3个纵队在黄桥以北地区包围了前来进犯的国民党韩德勤部主力，歼其大部。10日结束战斗。与此同时，南下的八路军第5纵队也东渡盐河，先后击溃苏北国民党第2旅、第8旅各一部，进占阜宁、东沟、益林，直下盐城、凤谷村等地，进抵东台以北的白驹镇，与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部队胜利会师。至此，八路军、新四军协同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基本完成。黄桥战役的胜利，有利于开辟苏北，有利于发展与坚持华中敌后抗日作战。

黄桥战役后，中共中央指示在苏北应继续团结地方实力派和开明士绅，大力进行根据地建设和扩大军队。10月30日，经与各方、各界人士商定，在海安曲塘召开了苏北抗敌和平会议，接着又在海安召开了苏北临时参议会，按照抗日民主政权“三三制”的原则成立了苏北行政委员会及县、区抗日政权，组建了地方抗日武装，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主力部队也得到扩大。1940年11月，成立了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叶挺、陈毅分任正、副总指挥，刘少奇任政治委员。

图7.2　皖南事变前的新四军一部分官兵

从武汉失守到1940年底，是新四军在华中展开、巩固、发展的关键时期。新四军江南、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坚决贯彻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的“猛烈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选择了正确的发展方向，东进北上，战斗在大江南北，取得了重大胜利。据统计，这一时期，华中新四军对日伪军作战2400余次，歼敌、俘敌(包括伪军在内)5万余，缴获长短枪14000余支、轻重机枪540余挺、各种炮30余门，创建了皖东、皖东北、豫皖苏边、苏中、苏北等抗日根据地，扩大了苏南、皖中的抗日游击战争，新四军由2万余人发展到9万余人，并实现了新四军与八路军在苏北的胜利会师， 基本完成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赋予的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注204

第8章　华南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一、东江人民的抗日斗争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占领东江之前，中共广东党组织即领导东江人民作了抗日战争的准备。

1937年9月，中共中央派张文彬到广东。10月，张文彬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对中共临时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进行改组，张文彬任书记，薛尚实任副书记。是年底，中共中央派廖承志到香港，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1938年初，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成立，云广英任主任。这些组织和机构有力地领导了东江地区抗日战争的准备工作。

1938年4月，张文彬在广州召开了中共广东党的代表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对广东工作的指示，宣布撤销中共南委，成立中共广东省委，由张文彬任书记。会议决定：各地中共党组织把建立民众抗日武装作为自己当前的中心任务，共产党员必须积极参加民众抗日武装。

1938年6月，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林平、组织部长李大林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中共广东省委的决定，在广州召开东莞、增城、番禺、从化、花县党的军事工作会议。会议决定：(1)各地党组织要利用各种合法形式，组织民众抗日武装；(2)推动国民党当局训练民众抗日武装；(3)共产党员要努力学习军事，争取掌握民众抗日武装；(4)在日军入侵广东后，以东江的罗浮山、桂山为抗日游击战争的根据地。

在中共广东省委的领导下，东江地区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蓬勃展开。

1937年冬至翌年春，中共东莞中心支部取得驻东莞国民党军第153师的支持，举办了两期军训班。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200多人参加。军训班为东莞建立民众抗日武装，培训了一批骨干。1938年7月，中共东莞中心县委取得东莞县国民党社训总队的支持，成立了东莞常备壮丁队。其中，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100多人。 与此同时，在农村还建立了以中共党员为骨干的5个游击小组，以及民众抗日自卫队。注205

在宝安县，1938年初，中共党员黄木芬取得观澜乡开明绅士吴盛唐和唐鸿文的支持， 在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基础上，在观澜、龙华地区建立了抗日自卫队等形式的民众抗日武装。注206

在增城县，1938年9月，中共党员利用增城县抗日民众自卫团的名义，建立了增城县抗日民众自卫团仙村大队和雅瑶大队。

在惠阳县，1938年上半年，中共在常柏、坝岗、坑梓、澳头等地建立了民众抗日武装。同年7月，中共取得驻淡水国民党军的支持，举办了为期两个月的惠阳沿海武装干部训练班。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150多人参加。学员结业后，回家乡组织或参加抗日自卫队。 10月，日军侵占惠阳地区之前，全地区各乡几乎都成立了抗日自卫队。注207

上述军事骨干的培训和民众抗日武装的建立，为尔后东江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38年10月12日，日军由大亚湾登陆。次日，中共领导的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在东莞城宣告成立，王作尧任队长，全队150人。 20日，模范壮丁队在峡口打退了渡河进犯的日军，翌日，又渡河伏击敌人，打响了东江人民抗日战争的第一枪，给东江人民以很大的鼓舞。注20810月17日，中共领导的增城县第三区常备队，在花仙村圩的竹园涌附近，伏击了日军船只，击沉敌橡皮艇1艘，毙日军10多人，缴获木船1艘和军用物资一批。 此后，该队活跃在沙头、大墩、雅瑶等地打击敌人。注209

同年12月2日，中共领导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惠阳县沙坑周田村正式成立，曾生任总队长。其成员中有许多来自香港、南洋的华侨，全队共100多人。总队成立后，在淡水周围铲除伪政权，惩处汉奸，组织群众自卫队，不断袭击敌人。12月7日，占领淡水的日军，在总队的不断袭击下，仓惶撤退。总队收复淡水镇，摧毁伪政权，成立了东江地区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惠阳县第二区(即淡水区)行政委员会，并相继建立各乡抗日民主政权。 抗日民主政权镇压汉奸，维持社会治安，恢复集市贸易，废除苛捐杂税，深受各界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注21012月中旬，中共东宝边工委，通过国民党军第913团的统战关系，取得在东宝惠边区成立3个游击大队的番号。该年底，东江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

1939年元旦，在东宝惠边抗日游击队第1大队和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的基础上，重组了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王作尧任大队长。同年四五月间，为着国共两党联合抗日和联合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共同抗日，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和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保持独立性的原则下，先后接受了国民党军的番号， 分别改称为第4战区第4游击纵队直辖第2游击大队和第4战区第3游击纵队新编游击大队。注211

1939年夏，新编大队在大小梅沙、葵涌、沙头角、横岗一带，与敌作战30多次，给敌人以很大的打击。9月中旬，日军500余人再次在大亚湾登陆，新编大队主动出击，收复了葵涌、沙鱼涌，缴获了一批军用物资。12月，该大队在横岗鸡心石设伏，毙伤日军30余人，击毙战马3匹。 新编大队的英勇作战，获得第4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及惠州指挥所的传令嘉奖注212，赞扬 “新编大队最能执行命令，最能打击敌人，最能得到准确情报，最能在军风纪上起模范作用”。注213在此期间，第2游击大队在东莞、宝安地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8月上旬，该队烧毁了宝太线上的大涌桥，伏击敌运输车辆，破坏敌电话线，迫使日军龟缩于南头据点。12月1日，该队乘日军兵力薄弱之际，收复南头，取得广东首次解放县城的胜利。该大队 “由于打击敌伪，战绩辉煌，迭受第4战区张司令长官(发奎)、东江指挥所及本区司令王若周传令嘉奖”。注214

新编大队和第2游击大队英勇抗日的事迹，受到东江人民和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的热烈赞扬。他们纷纷报名参加这两支队伍。到1940年初，新编大队和第2大队分别发展到500余人和200余人。

1940年3月初，国民党广东当局调集第186师第1095团、保安第8团及东江地方武装共3000余人，围攻新编大队和第2大队。这两个大队被迫向海陆丰转移，损失很重， 到5月初，由原来的800人锐减至100多人，弹药缺乏，给养不继，处境十分困难。注2158月间，这一百多人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重返东江地区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9月中旬，新编大队和第2大队余部在宝安上下坪整编，取消原番号，改称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3大队和第5大队，分别由曾生和王作尧任大队长。从此，这两支武装在编制上完全脱离了隶属于国民党军队的关系。这是东江人民抗日斗争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1940年10月初，第3大队挺进东莞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1月初，该大队在黄潭村附近设伏毙伤敌数十人。随后，该大队连续袭击了厚街、桥头、赤岭、篁村等地的敌伪据点，袭击日军军车，破坏敌通信联络，缴获许多武器装备。该大队还大力进行根据地建设。 到1941年，建立了包括连平、大沙等8个乡村“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在内的大岭山敌后抗日根据地。注216

1940年9月以后，第5大队回到宝安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41年初，该大队击退日军对上下坪的侵犯。是年春，该大队一部在惠阳至大坑多次打退日军的侵犯。 到1941年5月，该大队已从30多人发展到300多人，初建了包括龙华、布吉、望天湖等乡抗日民主政权在内的阳台山抗日根据地。注217

1941年3月，第3大队和第5大队抽调卢伟良等20多名干部、战士，组成小分队，挺进增城敌后开展游击战争。4月，小分队发展至40多人，改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增从番独立大队，卢伟良任大队长兼政委。 8月上旬，独立大队在永和公路伏击日军巡逻队，毙日军两人，缴获步枪数支。注218独立大队的抗日斗争，扩大了东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范围，并为建立广州市郊增从番敌后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二、琼崖地区的抗日烽火

1938年10月，原琼崖红军游击队和国民党琼崖当局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12月5日，原红军游击队正式改编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14区独立队。 冯白驹任中校队长注219，下辖3个中队，队员 “只百余人”。注220

1939年2月10日，日军1万余人侵犯琼崖，海口、琼山等地沦陷。国民党军王毅部，向五指山地区撤走。当天，独立队奔赴海口市东南的潭口阻击敌人，“给日敌一定的杀伤”。 由于日军力量大，且有飞机配合，独立队伤亡一些战士及1名排长，便主动撤回云龙。注221潭口一仗，打响了琼崖抗日战争的第一枪。尔后，独立队开赴云龙、道崇、三江、树德、大昌等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3月中旬，独立队在海(口)文(昌)公路上的罗牛桥，伏击日军军车，歼敌大佐以下20余人，缴获步枪5支。4月间，该队在琼山县罗板铺伏击敌军车1辆，毙敌10余人，缴枪10余支。该队还袭击了文昌县城和琼山县文岭、石桥等地的日军。5月，独立队发展到1000余人，扩编为琼崖人民抗日自卫团独立总队。冯白驹任总队长，下辖3个大队和1个特务中队，活动地区扩展到澄迈、临高、琼东、定安、乐会、万宁等县。 9月27日，独立总队一部，化装袭击琼山县永兴市日军据点、歼灭了守敌1个班，缴获机枪1挺、步枪4支、掷弹筒1门。注222这一胜利震动全琼， “得到蒋介石复令嘉奖”注223，也使琼西北地区出现新的抗日高潮。到1939年底，独立总队共击毙日军500余人。

1940年2月，冯白驹率总队部挺进五指山地区发动群众，打击敌伪。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战，创建了美合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留在琼山、文昌地区的第1、第2大队，坚持游击战争，扩大了活动区域。第3大队活跃于琼西儋临地区，在红石岭附近设伏，歼敌10余人，毁敌汽车1辆，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10余支。第4大队开赴琼南昌江敌后袭击敌人。活动于琼南万宁的短枪队发展为一个中队，并开辟了小块根据地。

1940年9月，中共中央派庄田、李振亚、谭威等到琼崖加强领导。琼崖独立总队整编，冯白驹任总队长兼政委，庄田任总队副队长，李振亚任参谋长，王业喜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1、第2支队，总部直属特务大队和第4大队。 是年底，全总队发展到2000余人注224，在琼崖11个县点燃起抗日烽火，几乎遍及整个海南岛。

1940年12月17日，国民党琼崖保安团主力和琼山、文昌、澄迈、儋县等县地方武装3000余人，进攻美合根据地。独立总队被迫自卫。 但终因寡不敌众，总队领导机关和主力被迫退出美合根据地，向琼文地区转移。美合根据地被国民党军强占。注225

1941年1月底，冯白驹等率领独立总队主力，返抵琼文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第2支队挺进儋县、临高地区。 第4大队由西向东作战略转移，到万宁六连岭地区，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注226

三、珠江三角洲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

珠江三角洲位于广州以南，澳门以北，西与鹤山、肇庆相连，东隔珠江口与东莞、宝安相望。它包含南海、番禺、顺德、中山等县，及东莞、三水、新会等县的一部分。1938年秋冬，该地区沦陷之前，这里的人民就在中共的领导下， 成立了“青年抗日先锋队”、“抗日同志会”、“妇救会”、“利农互助会”等抗日救亡团体，热烈地开展抗日活动。注227这为该地区后来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群众基础。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南海、番禺、顺德、中山等县也相继沦陷。该地区人民纷纷组建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其中，以爱国人士吴勤在广州市郊崇文组建的抗日义勇队最为出名。吴勤接受中共广东省委的指导与帮助，任命中共党员刘向东为政训室主任，允许中共在其部队建立党支部。在吴勤和中共党员的努力下，义勇队逐步整编，改造成战斗力较强的武装。

1938年冬，吴勤领导的义勇队在广州市郊的夏滘附近河面，伏击敌运输艇两艘，毙伤日军10余名，截得面粉数百包，并将面粉赈济难民。这次战斗，打响了珠江三角洲人民抗日的第一枪，给当地人民以很大的鼓舞，参加义勇队的群众日益增多；南海、番禺、顺德等县民众武装和义勇队取得联系，抗日保乡。不久，该队又袭击了广(州)、三(水)铁路上的小塘车站，给西进之日军以打击。国民党广州市长兼西江八属总指挥曾养甫对义勇队的战功“大为嘉许”， 并给予义勇队以广州市郊游击第2支队(简称广游二支)之番号，任命吴勤为广游二支司令。注228

义勇队两次胜利之后，即遭敌水陆两路大“扫荡”，因众寡悬殊，义勇队向南转入顺德、番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在此前后，顺德、番禺、南海等县民众和华侨组成的武装，也积极袭击日军。其中，顺德的羊额、伦敖战斗，禺南的沙湾、平山、南村七星岗战斗，予敌以很大的打击。在南村七星岗战斗中，民众武装3000余人与陆空配合之日军作战，虽然给敌以打击。但是，由于作战经验和指挥人员的缺乏，被敌击溃，损失很重。

1939年6月，广游二支到禺南活动，在禺南建立了群众性的抗日锄奸团体———抗日俊杰同志社，吴勤任正社长。该社多次出击广州市郊的盐步、东塱和番禺的市桥等敌据点，破坏敌交通，俘获敌汽船，毙伤俘日军山本正男少尉以下官兵数十名。是年秋，汪精卫投敌引起沦陷区投降高涨的时候，该社区以极坚决的态度，开展锄奸斗争。他们除掉汉奸30余人，给敌伪以沉重的打击， “得到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的嘉奖”。注229

1939年2月，中共南海、顺德工委利用国民党第7战区第3挺进纵队部属名义，在大良北门蓬莱小学成立了顺德游击队。中共南(海)、番(禺)、顺(德)工委书记林锵云为该队领导人。全队30余人。5月，该队在顺德县城大良附近的龙眼等地击敌。7月，该队又在大良以南伏击日军汽车。加上其他军民的抗日斗争，日军被迫退出大良。顺德游击队和广游二支等武装收复大良。是年冬，日军再犯大良。广游二支和林锵云部在金桔嘴、旧寨等地打退日军，保住了大良。这一战斗的胜利，威震顺德、南海、番禺、中山等县。许多杂牌军和伪靖国军官兵反正，参加广游二支。

1940年3月，日伪军攻占大良，广游二支和林锵云部退往沙湾、大石、西海等地。10月，林锵云部编为广游二支独立第1中队。林锵云任中队长，开辟了西海抗日游击根据地。11月，日军200余人进犯西海抗日游击根据地。 独立第1中队在西海第3、4、5区各乡联防队千余人的配合下，毙伤日军50余人。注230其余日军退回。这一仗，保卫了西海根据地，给顺德、番禺人民以很大的鼓舞。

1939年12月之前，中共中山县委在长洲、张溪、西桠等地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训练了二三百名武装干部，并成立了“乡警队”、“自卫队”、“更夫队”等人民抗日武装。是年底，日军第一次侵犯中山县城。中共中山县第4区工委书记谭桂明率领武装阻击日军。中共领导的青年抗日先锋队成立了支前指挥部，把饭送到火线上，并组织救护队赴火线抢救伤员，有力地推动了当地国民党驻军阻击从横门登陆的日军。 这一战斗持续了3昼夜，击退了日军千余人的进攻，保卫了中山县城。注231

1940年3月，日军再犯中山县。该县第4、第5区的抗日先锋队队员在中共的统一领导下，在崖口地区屡挫敌锋。日军溃退后，重新组织，分3路向我进攻。各地抗日先锋队英勇阻击敌人，战斗十分激烈。终因敌我力量悬殊，抗日先锋队遭受损失，然后转移到敌后坚持抗日游击战争。

第9章　东北抗日联军坚持抗日斗争

一、日军对东北抗日武装的军事进攻与经济封锁

卢沟桥事变后，东北抗联的发展壮大和英勇斗争，严重地威胁着日伪在东北的统治。为着巩固其统治和战略后方，日伪对东北抗联和抗日民众实行了空前残酷的镇压。

军事上，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地增兵东北，以数十倍优势的兵力对我抗联进行连续不断的进攻。卢沟桥事变时，在东北的关东军只有4个师团，10月，增至5个师团。 1938年，在东北的关东军增至7个师团，至1939年秋，增至9个师团。注2321937年秋，日伪军对东满游击区实行“梳篦式”的进攻，12月，日军用4个师团的兵力，对黑龙江、松花江、牡丹江地区实行为时半年的重点“讨伐”，妄图将战斗在该地区的抗联各军“聚而歼之”。1938年秋，日伪对东边道游击区实行所谓“秋季大讨伐”。1939年10月，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调集75000人的兵力，对东南满地区实施持续3年之久的重点进攻。日伪军陆空军、炮兵联合行动， 采取“分割包围”、“围攻”、“穷追”等战术。注233与此同时，日军还公然违反国际法规定，先后在哈尔滨平房镇、长春孟家屯，设立代号为“七三一部队”和“满洲一〇〇部队”的细菌研究机构，并在海拉尔、林口、孙吴、牡丹江等地设立支所；使用细菌武器惨无人道地残害抗联官兵和抗日民众。

在经济上，敌人推行经济封锁政策和“三光”政策。敌人在抗联活动区域，禁止物资买卖，实行“专卖”，对民众的粮食、棉布、盐、火柴等生活必需品实行“配给制”；一尺布、一斤棉花、一斤粮食、一两盐都不允许运出。对资助抗联的民众，一经发现，立即杀害。为着厉行经济封锁政策，敌人还划定无人区，大搞“归屯并户”和“集团部落”。对凡不愿迁入“集团部落”的民众及其村庄，日伪军都采取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政策， 施行“集团之外绝无家屋，食宿之所一律捣毁”。注234 据统计，1939年，驻伪三江省和牡丹江省就有民房60万幢被烧毁，被屠杀的人民数以万计。注235敌人在“集团部落”中建立保甲制度，设置警察侦探网，限制居民出入，严密盘查行人，力图断绝民众对抗联的经济援助和其他援助。

政治上、思想上，敌人采取诱降和欺骗瓦解的方针。敌人到处散发“招降书”。一方面宣扬日军的“武威”，要抗日军民“归顺新国家”，共建“满洲国”。另一方面，造谣说，国共已分裂，抗联某领导人已被捕，抗联某军已投降，等等， 企图瓦解抗联指战员的斗志。注236敌人提出“红军小部队不打，专打杨靖宇”的口号，企图破坏抗联各部的团结。敌人还利用叛徒组成“宣抚班”，引诱抗联人员“归顺”； 强迫抗联的家属和亲友给抗联官兵写“亲恳书”，进行劝降活动，无耻地用金银、美女腐蚀抗联官兵。注237

日本侵略者的上述方针给抗联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许多指战员在反“讨伐”作战中，壮烈牺牲，部队大量减员。从1938年起，抗联被迫转战到深山密林里。冬季，朔风怒号，大雪飞扬，征马踟蹰。抗联官兵衣着缺乏，仍冒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行军作战。 休息时抗联官兵过着“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冷风侵人夜难眠”的艰苦生活，有的甚至被冻伤冻死。注238夏季，则经常过着“蚊吮血透衫”的生活。特别是敌人厉行经济封锁后，抗联官兵数天不见一粒粮食是很平常的事，只有吃野菜、野果、野兽、树皮、草根。在严峻的形势和极大的困难面前，少数意志薄弱者投敌、助敌。抗联的抗日游击战争进入极端艰苦的时期。

二、东北抗联的艰苦作战

从1938年起，东北抗联广大指战员在极困难的环境中，进行了数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争。

1938年初，鉴于处境日益艰难，杨靖宇率第1路军总部和第1军一部，离开宽甸、桓仁游击区，向辑安老岭山区转移。不久，魏拯民率第2军一部从临江等地也转移到老岭山区。他们在转战途中，曾取得了奇袭通辑铁路老岭隧道工程现场，七道沟门截击战，巧袭太平沟伪警察分所，攻克蒙江、金川县10余个“集团部落”等胜利。5月初，他们在老岭山区五道沟会师。6月12日，杨靖宇、魏拯民指挥部队在辑安蚊子沟附近设伏，毙伪军140余人，缴获枪140多支。 6月19日夜，又乘胜袭击了土口子隧道工程现场11、12老岭河桥梁工地，毙日伪军9名，俘90名，解放劳工700多人。注2391938年上半年，第1路军虽然取得了许多胜利，但总的形势仍很困难。尤其是第1军第1师师长程斌在敌伪诱降下，于6月29日率部投敌，向敌人供出了第1路军的行动计划、活动特点，使困难剧增。 鉴此，第1军总部于7月中旬决定取消第1、2军番号，编成3方面军和一个警卫旅，实行分区作战。注240各军在敌重兵“围剿”和叛徒“助剿”的严峻形势下，以巧妙的战术，英勇击敌，取得了许多胜利。据不完全统计，在1939年下半年，仅杨靖宇指挥的第1方面军一部和警卫旅，进行较大规模的战斗就达23次，毙日伪军676人，俘341人。

1939年秋季开始，日伪集中75000余人的兵力，竭尽全力对第1路军进行疯狂的“讨伐”，形势愈来愈险恶。为了缩小目标，杨靖宇、魏拯民等决定将各部编成小股部队，分散活动。 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在蒙江县三道崴子的反“讨伐”作战中，壮烈殉国。注241这是东北抗联的一个重大损失。杨靖宇牺牲后，第1路军在魏拯民的率领下，继续南满、东满的抗日游击战争。

1938年1月5日，抗联第4、5、7、8、10军正式组成抗联第2路军，周保中任总指挥。7月初，为了避开敌50000兵力的大“讨伐”，第2路军总部决定留部分兵力在下江地区坚持战斗，主力部队突围西征。8月，西征部队冲破敌围追堵截，在抗联第10军的接应下到达舒兰、五常地区。9月初，西征军抗联第5军一部因强敌追击，活动艰难，突围东返。10月上旬，该部东返至牡丹江地区柞木岗山下时，与日伪军遭遇。经激战，大队转移，冷云(郑志民)等8名女战士被围困在乌斯浑河畔。 她们英勇地反击敌人，直至弹尽援绝，背扶起负伤的战友，手挽着手，步入波涛汹涛的乌斯浑河，壮烈殉国。注242同年冬，西征军抗联第4军正、副军长李延平、王光宇相继牺牲，部队损失殆尽。第2路军西征军部队，虽然取得攻占韦河县楼山镇等战斗的胜利，但损失很严重，未能实现开辟新的游击区之计划。

留守下江地区第2路军部队，在十倍于我的敌军围攻之下，分兵活动，曾取得伏击驼腰子日本采金船，袭击宝清日本采金公司等战斗的胜利。但是，形势仍很严重。1939年4月初，该部再次分兵突围到外线作战。 4月10日，周保中和柴世荣率第2路军、总部和第5军军部，在林口县葫芦崴子阻击追踪之日军黑石部，毙敌百余名，伤敌20余名。注2434月23日，柴世荣指挥第5军一部在穆棱泉眼河伏击追踪之日伪军， 激战5小时，歼日伪军近300人。注2445月初，第5军转战到镜泊湖地区。6月初，第2路军总部转移到宝清、密山地区，坚持游击战。

1938年秋，战斗在北满的抗联第3、6、9、11军的主力，为着打破敌重兵“讨伐”，也分批冲出敌人的包围，转移到外线作战。其战略方向是向西，到小兴安岭西麓的黑嫩平原开辟新区。8月7日，首批西征部队约200余人，在抗联第3军新、老政治部主任金策、侯启刚和第6军第3师师长王明贵等领导下，冲破敌人的围堵，穿越深山密林， 于10月8日到达海伦县，与在海伦活动的新编第3师师长许亨植领导的队伍会师。注2458月间，由第3军和第9军各一部组成的另一批西征部队在常有钧、郭铁坚等领导下，历尽艰苦，于9月和11月先后到达海伦县，与王明贵部会师。10月10日，第6、11军各一部共300多人，在张寿篯的率领下，从宝清出发西征。 他们饱受饥寒，冲破了敌人的重重封锁，终于在12月底到达海伦县，与先头部队会师。注246抗联第3、6、9、11军的这次西征是成功的，它粉碎了敌人聚歼北满抗联部队于松花江下游的图谋，并开辟了黑嫩平原抗日游击根据地。

为着更好地开展黑嫩平原的抗日游击战争和坚持北满地区的抗日斗争，1939年5月30日抗联第3、6、9、11军在德都县朝阳山地区正式组成抗联第3路军， 张寿篯任总指挥，冯仲云任政委，许亨植任参谋长。注247

抗联第3路军建立后，黑嫩平原的游击战争有较大的发展。其战斗足迹遍及海伦、讷河、德都、龙门、通北、克山、克东、庆城、铁力、木兰、巴彦等十几个县。据统计，从1939年2月到1940年10月，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仅第3路军在龙江北部活动的各部队，就对敌作战300余次，攻克了包括讷河、克山县城在内的城镇27个， 毙敌500余名(其中日军400余名，伤者未计算在内)，俘敌伪军警1557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注248

从1940年春开始，敌人对黑嫩平原进行持续不断地“讨伐”。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第3路军大量减员。到1940年2月，该路军也只有500余人，被迫转入深山老林之中，建立军事密营，坚持抗日斗争。

人民群众是竭诚支援抗联的，在抗联极困难的岁月里，很多爱国群众仍冒着生命危险，千方百计地支援抗联。1939年，临江县错草沟李福生老人把自己的独生子送入抗联队伍，还把深藏在地下的粮食送到抗联密营。后来，他被敌人发现被捕，在严刑拷打面前坚贞不屈。 最后，他和他的老伴被残暴的敌人放出狼狗活活咬死。注249 桦甸县陈德寿老人长期筹粮和盐送往魏拯民部的密营。注250此类英雄事迹很多。东北人民给了抗联官兵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支持。

三、东北抗联实行新战略

1940年，日本帝国主义为着对付苏联，为着保障其侵略基地的安全，为着解除其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后顾之忧，更加紧了对抗联的“讨伐”。是年，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增至11个师团，次年，增至13个师团，约50万兵力。 据统计，仅1940年1月至5月，日军对抗联的“讨伐”就达362次。注251敌人在用重兵大规模反复“讨伐”、“搜捕”抗联的同时，还厉行殖民统治，千方百计地割断抗联与地方人民群众及中共地方党团组织的联系。敌人在抗联活动地区，实行所谓“大检举”，致使中共许多党团组织和群众团体被破坏，成千上万的群众被逮捕、被拷打、被杀害。其中，1941年至1942年的“大检举”中，讷河县龙河镇群众被捕200多人，被杀害的50多人。肇东、肇州、肇源地区有上千人被捕，300多人被杀害。 巴彦、东兴地区有上千人被捕，400多人被杀害。注252

日伪对抗联的重兵连续“讨伐”，和对东北人民的疯狂屠杀，使抗联许多干部相继牺牲，人员锐减，抗联与人民群众及地方组织的联系几乎断绝。抗联的粮食、服装无补给来源，衣食愈加困难。抗联各部队之间的联系也几乎断绝。抗联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

在极端险恶的形势下，抗联领导人积极寻求新的战略策略方针。1940年1月至3月中旬，周保中、冯仲云、赵尚志等在苏联伯力召开了中共吉东、北满党代表会议。该会分析了东北的斗争环境，总结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讨论通过了《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新提纲草案》。 会议提出了“逐渐收缩保存实力的方针”注253，制订了新的游击活动计划。会议决定将抗联第1、2、3路军的各军整编为1个支队，继续坚持同日伪进行殊死的斗争。 会议确定的基本策略方针是坚持“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注254出席会议的周保中等人还与苏联远东军政当局达成协议：苏联争取通过共产国际的帮助，恢复抗联与中共中央的联系。抗联接受苏联某些必要的援助。该会议标志着抗联开始实行新的战略转变。

伯力会议结束后，周保中、赵尚志、冯仲云等立即返回东北贯彻该会精神。1940年4月，第2路军第7军改编为第2支队，王汝起任支队长。第3路军所属各部先后改编为第3、6、9、12支队，分别由王明贵、张光迪、边风祥、戴洪宾任支队长。各支队组建后，以支队为单位积极开展分散的小型游击战争，巧妙地打击敌人。

1940年5月至年底，第2、3路军所属各支队，先后夜袭驻铁力县东北山村的日伪守备队，袭击嫩江县霍龙门车站和日军兵营，攻克肇源、克山县城等，取得了胜利。其中，11月8日，第12支队攻克肇源县城之战，毙、伤、俘日伪军127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 打开监狱，释放出被关押的同胞，打开粮库，分粮给群众，使当地民众受到很大的鼓舞。注255但是，由于敌情严重，抗联第2、第3路军各支队的活动仍是很困难的。

杨靖宇牺牲后，抗联第1路军仍处于敌重兵围困之中。因联系中断，伯力会议关于缩编部队的精神不能及时地贯彻下去。1940年春，第1路军各部在魏拯民的领导下，在敌人“讨伐”的间隙地带穿插突围，伺机击敌。3月25日，第1路军的第12方面军在和龙县红旗河设伏，毙日军“讨伐队”前田部队长以下近百人，俘30余人，缴机枪6挺、步枪100余支，以及大批弹药和粮食。 次日，又在花脸砬子毙伤敌人40余人。注2566月，第1路军警卫旅在和龙、延吉边境毙伤日伪军20名，获步枪20支。 7月11日，第1路军的第12方面军和警卫旅各一部，攻入和龙县卧龙屯，打死日军丰田中尉以下20余人。注257此后，该部又攻克安图县新兴“集团部落”，击毙日军福田中佐以下20余人。1940年秋，敌在连遭打击后，即抽调兵力进行报复“讨伐”。魏拯民指挥第1路军各部分成小部队，冲出敦化敌中心“讨伐”区。不久，敌开始冬季“讨伐”。第1路军各部遭受了重大损失。 1941年3月8日，魏拯民在桦甸县夹皮沟牡丹岭密营病饿逝世。注258这是东北抗联的又一重大损失。在此前后，第1路军余部进入苏联境内。

1940年9月，国际形势日趋紧张。 苏联远东边防军，根据斯大林关于紧紧束缚住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在德国侵略者进攻苏联时，避免苏军两线作战的战略，邀请抗联各路领导人到伯力开会。注2591941年1月初，周保中、崔石泉、张寿篯、冯仲云等和苏联的代表，在伯力举行了“满洲全党代表会”。会议就东北党和抗联的一些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为了统一认识，此后又召开了一系列小型会议。整个会议到了3月中旬结束。该会正式确定了苏联远东军与东北抗联的互援关系。同时，出席会议的抗联领导人认定： “不论环境多么困难，要团结在党的领导下，保持抗联的旗帜，坚持到最后胜利。”注260

1940年底至1941年底，抗联大部相继进入苏境。1941年初。抗联入苏部队建成南、北野营，并集中进行整训。南野营建在沃罗什诺夫斯克(双城子)附近，人员由第1路军和第2路军一部组成；北野营建在伯力，由第3路军和第2路军一部组成。南北野营共有1000余人。其整训内容：在军事方面有列队、射击、刺杀、投弹等一般性训练； 还有结合东北抗日斗争实际的滑雪、空降等特殊技能的训练。注261此外，还组织官兵学习时事政治和文化知识，自己动手修建营房、开荒种地。

1942年8月1日，经共产国际同意，东北抗联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周保中任旅长，张寿篯任副旅长，崔石泉任副参谋长。这一领导机关的建立，对于抗联的整训和其他活动的开展起了核心作用。

抗联主力在苏联集中整训期间，抗联还有许多小部队在东北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其中，坚持在黑嫩平原和黑龙江北部边境的，有金策、许亨植、郭铁坚、王明贵、张光迪等领导的部队；坚持在松花江以南和饶河地区的，有王效明、刘雁来等领导的部队； 坚持在敦化和牡丹江地区的，有柴世荣、金日成、曲玉山等领导的部队。注262

在苏联集中整训的抗联主力，也经常从营地派出小分队回东北进行抗日游击活动。小分队每队10至15人，他们宣传群众，侦察敌情，破坏敌人的交通。1942年2月12日，赵尚志率返回东北的小分队，在攻打梧桐河警察分驻所时受重伤被俘。敌人企图从他身上获得我军活动的重要情报，对他突击审讯，百般威胁和劝诱。 赵尚志坚贞不屈，英勇就义。注263

图9.1　1943年10月5日，教导旅的指战员野战演习以后留影

从1941年至1945年夏，抗联教导旅还帮助苏联远东军搜集日军的情报，教导旅派出许多侦察小分队返回东北，获得了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兵力、防御体系、武器装备等重要情报。这对于苏军保卫苏联的东部边境安全和后来的对日作战，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后，抗联一部分指战员担任苏联向导，一部分指战员空降到日军后方执行侦察任务。抗联主力分为3路，在苏联运输机的帮助下，由张寿篯、周保中、冯仲云率领，分别挺进哈尔滨、长春和沈阳。接着，抗联各种部队分别组成若干工作组，分赴东北各主要城市，担任各地警备司令部的工作。 他们有力地配合苏军收复了我国的东北。注264

东北抗日联军，坚持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达14年之久，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第10章　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

一、百团大战的战略意图和部署

1940年夏秋，侵华日军在德国法西斯军队横扫西北欧，取得暂时胜利的刺激下，决心利用有利时机， “迅速解决中国事变”注265，从而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大大加快了对中国的侵略步伐。在已占领地区，日军则更加紧了其“治安肃正”计划的推行，以“囚笼政策”封锁、切割我抗日根据地，给华北游击战的开展造成一定困难。为给猖獗之敌以迎头痛击， “以显著成绩，影响全国，兴奋抗战军民，争取时局好转”注266，八路军总部决定以华北八路军为主，对敌主动出击，在华北广大地域之内，给日占交通沿线和大小据点之敌以一次摧毁性的打击。

图10.1　1940年中共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和第129师将领在检阅部队，举手答礼者为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

1940年7月22日，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签发了上报中央军委、下达各作战部队，进行大规模交通破袭战的《战役预备命令》。《命令》首先分析了全国的抗战形势和华北的整个战局，指出此次战役行动的重大政治意义，同时根据华北各抗日根据地之敌情态势，要求八路军参战各部“乘目前青纱帐与雨季时节，敌对晋察冀、晋西北及晋东南‘扫荡’较为缓和，正太沿线较为空虚的有利时机， 对连接山西与河北的重要交通命脉正太铁路进行大举破袭”。注267《命令》把此次战役的具体目标确定为：“彻底破坏正太线若干要隘，消灭部分敌人，收复若干重要名胜关隘、据点，并乘胜扩大、拔除该线南北地区若干据点， 开展该路沿线两侧工作，基本截断该线交通。”注268《命令》中要求晋察冀军区派出10个团，第120师派出4个团，第129师派出8个团，加上总部炮兵团大部及工兵一部，总共不少于22个团的兵力直接参加正太线作战。 其他各铁路线配合作战之兵力由各兵团自行规定。注269

8月8日，参战各部基本完成了战役所需的地形与敌情侦察、兵力部署、道路选择、爆破器材准备以及对部队战斗动员及对民众参战部署等各项准备工作，八路军总部也正式下达了“战役行动命令”，其具体部署为：晋察冀军区破击正太铁路东段之石家庄至阳泉(不含)段，重点为阳泉至娘子关段；第129师破击正太铁路西段之阳泉至榆次段，重点为阳泉至张净镇段，并以1个团位于潞城、襄垣间地区，阻止日军向正太铁路增援；第120师破击忻县以北之同蒲铁路和汾(阳)离(石)公路，以重兵置于阳曲南北地区，阻止日军向正太铁路增援；另以部分兵力进至榆次南北地区，配合129师作战，总部特务团集结于武乡东南的下良、西营地区待命。“命令”还要求各部对其他有关铁路、公路线，也应分配足够兵力进行破击， 并相机收复某些据点，阻止可能向正太线增援之日军。注270

“命令”规定战役由八路军总部直接指挥，限于8月20日正式开始行动。

二、百团大战第一阶段之作战

正太铁路是日军在华北的重要战略交通运输线和经济开发地区，也是敌分割、破坏我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封锁线。为此，百团大战在发起的第一阶段作战(1940年8月20日至9月10日)中，即以交通破袭为主要手段，目标为正太、同蒲、平汉、北宁、平绥、石德等铁路线和代蔚(代县至蔚县)、沧石(沧县至石家庄)、平辽(平定至辽县)各公路， 其中尤以摧毁正太路为主要目的注271，并首先从攻占敌据点开始。

8月20日20时，战役在敌人事先毫无所知的情况下突然展开。八路军各部队按预定计划，向华北(除山东)各主要铁路、公路交通沿线之敌伪同时发起了全线攻击。

晋察冀部队在司令员聂荣臻指挥下，组成左、中、右3个纵队，向正太铁路东段敌之东站、据点、要隘以及沿线矿区展开全面出击。娘子关是晋、冀两省交界的要隘和正太铁路的咽喉。担任主攻任务的晋察冀军区右纵队一部，向娘子关日军发起强攻。经两小时激战，守敌大部被歼，余部退据关西之龙王庙。 我以一部与敌对峙，一部进占磨河滩。程家陇日军500余乘铁甲车赶来增援，我在与敌反复争夺，予敌重创后退出。注272

在攻打娘子关的同时，中央纵队之另一路向娘子关(不含)至微水(含)段之日军据点展开了攻击。担任井陉煤矿攻击任务的第3团在矿工支援下，占领了主要矿井东王舍新矿，毁坏了该矿设施， 使之“半年多恢复不了生产”。注273 该团之另一部攻下了南正敌据点，将南正至微水之铁路破坏五六里，毁铁轨百余根，烧枕木12000余根。注274中央纵队之第2团攻入了蔡庄，毁坏了乏驴岭桥梁。 第16团攻占了地都、北峪、南峪等敌据点，破坏了南峪、地都间的全部石桥、铁道。注275左纵队也于20日至22日间，攻击了微水至石家庄段的岩峰，上安据点和沿线车站。

担任正太路西段破击任务的第129师，在战役发起后，以左、右翼破击队和总预备队对正太路阳泉至太谷段和平定至辽县的公路发起了重点攻击。 其左翼部队之第16团，在进攻芦家庄战斗中，连克碉堡4座，消灭大部守敌，并将芦家庄至段廷铁桥的铁路全部炸毁。注276右翼队之第30团，在进攻桑掌和铁炉沟战斗中，全歼守敌130余人， 桑掌铁桥和燕子沟两座铁桥，也被我彻底毁坏。注277 第28团则在战斗打响后，攻占了敌之狼峪、张净等车站和据点，歼灭了大部守敌。注278

图10.2　八路军第11团攻占烧毁日军据点后，正在拆除敌人堡垒

第129师总预备队担任着对战役要地狮垴山的抢攻任务。狮垴山位于阳泉西南，是正太铁路西段之咽喉要地。为防止敌人控制狮垴山，攻击我侧背，战役一发起，总预备队即开进平定以西之天华池、苇池村地区，同时派出主力第14团抢占了狮垴山，借此攻击阳泉之敌，掩护我破击队战斗。敌为扰乱我破路之进行，从21日起至26日，在飞机掩护下，施放毒气，向狮垴山发起一次又一次猛烈进攻。 我第14团勇士坚守阵地据险阻击，与敌激战六昼夜，歼敌400余，完成了任务，保障了破击战的顺利进行。注279

担任同蒲铁路北段和汾离公路破击任务的第120师，也于攻击发起的当晚，投入20个团的兵力，对该段铁路和铁路两侧之主要公路展开了大规模破击。8月21日晚，第358旅强袭忻(县)静(乐)公路上日军之重要据点康家会，全歼守敌。独立第2旅收复了同蒲铁路上的重要据点阳方口；暂编第1师一度袭入五寨县城。决死第2、第4纵队破击汾离公路，攻入王家池日军据点，独立第1旅则攻占了石门墕，袭击了寨子村，并围困了岚县县城。据统计，自战役发起至9月5日，第120师各部共作战163次，伤敌2700余名，俘虏日军25名、伪军142名，破坏铁路50余里、公路470余里、桥梁40座，打坏敌火车一列、汽车9辆，烧毁敌船6只； 我方伤亡885名。注280

在八路军主力全面出动的同时，我地方游击队、民兵和根据地广大民众也积极参战，主动配合，对所在地各主要铁路、公路、桥梁、隧道进行了大规模破坏。

晋察冀北岳军分区部队主动破击平汉路北段，攻占了边区周围的日据点。冀中区出动10多万群众，除破袭本区内沧石、石德等敌交通线外，还攻打了固安之临城铺、永清之赵家务等敌据点，并一度攻占渠沟，攻入廊坊、万庄，打进高碑店，破坏了平汉、北宁两铁路。冀东军民破击了北宁铁路和境内大部公路线，拔除了一批日伪据点，并一度袭入唐山市。冀南军民破袭了元氏至安阳段的平汉路，迟滞了日军对德石路的抢修，太岳军民破击了白晋铁路和同蒲铁路南段。

在八路军突然发起的猛烈攻势下，正太铁路沿线的日军数日内联络中断，情况不明，陷入混乱状态。及至情况察明，日军便紧急调动兵力，进行疯狂反扑。在正太路西段，日军从白晋路沿线和同蒲路临汾段抽调第36、37、41师团各一部，配合独立混成第4、第9旅向第129师部队实施反击。在正太路东段，日军从冀中、冀南抽调约5000人，至石家庄、娘子关及其以北地区，配合独立混成第8旅团向晋察冀军区部队反击。 与此同时，同蒲路北段之日军也开始组织力量进行反扑。注281

由于敌援兵大部开到，八路军总部依据战役变化，及时调整了作战部署，决定 “在正太路已不能坚持作战或已彻底完成正太战役任务的情况下，我军之行动方针应采取开展正太线两侧之战斗，去收复敌深入各该根据地内之某些据点，继续坚持正太沿线之游击战争，缩小敌占区，扩大战果，同时以一部兵力进行休整”。注282从8月底开始，八路军各部及时转移兵力，乘正太路遭我破坏，敌不能转移兵力之有利时机，完成第二步行动计划。

9月2日，日军第36、37师团和独立混成第4、第9旅团各一部，约8000余人，合击正太铁路南侧安丰、马坊地区的第129师。第129师以4个团的兵力英勇抗击来敌，掩护了师领导机关安全转移。9月6日，第129师于榆社西北双峰地区将日永野大队包围，激战一昼夜，毙其大队长以下400余人。同日，第385旅在张建设伏，重创了向辽县撤退之日军。与此同时，晋察冀军区各部乘敌集中兵力向正太铁路南侧反击，北侧较空虚之际，以主力向盂县周围之敌出击，收复了会里、上社、下社等6个敌据点，歼敌百余。 败逃之敌也被包围于罗里掌山，大部被歼。注283

第120师各部则于此期间对同蒲铁路忻县至太原段继续进行破击，使敌难以继续从该线抽调兵力增援正太沿线。由于各部的协同、配合，在正太铁路南侧对我第129师主力进行报复作战的日军独立混成第4旅团，从9月5日起，被迫陆续回调寿阳、阳泉、盂县地区，企图先解盂县之围，再图寻我主力决战。在此情况下，八路军总部于9月10日下令各部结束第一阶段作战，并开始为转入第二阶段作战做准备。

百团大战第一阶段作战，八路军各部进行大小战斗360余次，破坏铁道600余里、公路1500余里，攻战敌据点86处，歼灭日伪军7000余人，正太路三分之二路基被我毁灭，井陉新矿被我完全破坏， 平汉路北段与同蒲路北段均一度被断7至10天之久。注284为此，日方也承认： “共军乘其势力大增，突然发动的百团大战，给我以极大打击。”注285

三、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之作战

早在第一阶段作战进行时，八路军总部就在致各兵团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提出了乘胜扩大战果的设想，电报指出： “彻底毁灭正太路和同蒲路之忻县、朔县段，如能达到目的，使三个基本根据地连成一片，在任何方面都与我们有利，并可引起华北战局某些变化。”注286八路军总部的这一设想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中共中央于9月10日发出了《关于军事行动方针的指示》，指出第二阶段(1940年9月20日至10月上旬)作战的中心任务和基本方针为继续扩大第一阶段之效果，继续破击交通线，而重点则在歼灭交通线两侧和深入我根据地之中的日军据点。

9月16日，八路军总部正式发出第二阶段作战命令。其部署为：(1)120师以截断同蒲路北段交通为目的，集结主力破击宁武、轩岗段同蒲路而彻底毁灭之；(2)冀中、冀南部队以打击日寇修筑沧石路、石德路、邯清路之目的，应集结主力彻底毁灭各该路已修成之部分及前线路基；(3)晋察冀军区以开展边区西北方面工作为目的，集结主力破袭涞灵公路，夺取涞源、灵丘两城，并以有力一部在同蒲东侧积极配合120师之作战；(4)129师以收复榆社、辽县为目的，开展榆辽地区斗争，并以有力一部不断破击白晋路北段；(5)晋察冀与第129师原留正太线行动之部队不变，并积极阻挠敌修复铁路；(6)挺进军应以有力部队在平汉路北段、平绥路及北平城郊积极活动。冀中应以有力部队在北宁路及津浦路北段积极活动，不断破路倾车，扩大影响，阻敌增援。 其余各大、小交通线之配合作战部队，由各战区自行配置。注287根据以上部署，百团大战第二阶段进行的主要战役有：

1.涞灵战役

9月22日，晋察冀军区部队迅速将主力由正太线北调，执行涞灵作战任务。涞灵地区驻扎着日军驻蒙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和第26师团各一部，计1500余人，另有伪军千余。晋察冀军区决定首先夺取涞源城，同时拔除县城附近敌之据点。是夜22时，由晋察冀部队5个步兵团、2个游击支队、1个骑兵营、1个特务营组成的右翼队率先向涞源城发起猛攻。由于城中守敌工事坚固，防守严密，我军缺乏攻坚手段，一昼夜激战后，仅夺得东、西、南3个城关和两个外围据点。 23日晚，敌涞源城外围重要据点三甲村、东团堡均遭到我攻击，双方发生激烈战斗。三甲村之敌在与我激战竟夜后，大部被歼灭。注288东团堡之敌放火、放毒，死守房屋，我军伤亡极大，中毒者就达300余，但仍坚持战斗，攻击不懈。24日晚，我再发起总攻，残敌完全陷入绝境。至26日，涞源城日军外围据点被我军攻克10余处。我军乃以一部继续在涞源外围扫荡剩余据点，同时以主力集结涞城东北，准备相机打击敌之援兵。

28日，张家口敌汽车30辆、坦克20辆，载日伪军3000余人，在4架飞机掩护下，在突破我阻击阵地后，进抵涞源县城。在敌我力量悬殊情况下，我决定放弃原拟打击增援日军的计划。被我攻克之大部据点复为敌收回。我攻城部队放弃夺取涞源，主力向灵丘、浑源方向转移。

10月7日至10月9日上午，在灵丘、浑源一线之我军先后向南坡头、抢风岭、金峰店、青磁窑等日军据点发起猛攻，并占领上述据点。9日下午，大同日军以汽车70余辆，载敌千余赶到增援。 10日，晋察冀第6团一部与敌在桃沙附近展开激战，由于敌我悬殊过大，我在给敌以重创后退出战斗。注289 与此同时，易县、保定、定县一线也发现大量敌军出动，晋察冀军区遂果断决定结束全战役之主力攻势注290

2.榆辽战役

榆社是榆辽公路上日军之主要据点，榆辽公路则是日敌楔入我根据地平辽公路的前锋段，敌人一直存有利用这条公路，从榆社经武乡向西南延伸，与白晋铁路相连，以分割我太行北部地区的企图。为粉碎敌之企图，第129师乘正太战役刚结束，敌交通尚未恢复、运输接济不上、兵力疲惫之际，适时发起了榆辽战役。其具体部署为：第129师以第5旅(附第32团)为右翼队，重点攻取榆辽公路东段各据点，并联络新编第10旅相机收复辽县，以太岳纵队为左翼队，重点消灭王景、沿华、榆社线上之敌，收复、摧毁其据点、公路；以第10旅主力为平辽支队，在和顺至辽县线上破击作战，克复据点，打击援敌，以配合榆辽线上主力作战； 以太岳军区第17、第57团组成沁北支队，破击白晋铁路沁县至分水岭段，钳制敌人从白晋铁路抽调兵力增援榆辽地区，配合主力作战。注291

榆辽战役于9月23日打响，是夜23时，第129师主力右翼、左翼队同时向预定目标发起攻击，第386旅在陈赓指挥下攻打榆社。守敌在飞机掩护下，施放毒气，据险顽抗，我三次强攻未下，乃改取坑道破爆，于25日发起第4次总攻。 在敌人火力封锁下，我突击队突入敌阵，与敌进行白刃搏斗，除个别漏网外，守敌藤本中队长以下近400人被我聚歼，榆社被我攻占。注292与此同时，敌另一处重要据点管头也在第386旅第13团昼夜进攻下被克复。至30日，榆辽线上沿壁、王景村、铺上、小岭底、石匣等据点也先后为我克复。

正当第129师进一步作攻击辽县之部署时，敌援军独立混成第4旅团约800余人由南北两面向辽县开来。我第129师当即决定先打援敌，后攻辽县，遂迅速转移兵力于红崖头、官地垴地区。30日上午9时，东犯之敌进入红崖头南北山地我伏击区，我即迅猛向敌发起进攻，正待一举歼灭时，辽县出动的敌援兵400余人赶到。由于敌实力增加，我在给以重创后撤出战斗，同时结束该役。

榆辽公路是日军穿行太行山脉，花了一年多时间才修成的，沿线据点坚固，防守严密，但在我此次战役打击下，该公路基本被摧毁。敌据点被悉数荡平，日片山旅团主力第13大队和第1、第2中队几乎被全歼。此外，为配合榆辽战役之进行，我晋东南部队在敌之其他交通线，如白晋北段、平汉、同蒲铁路、长治、潞城间公路等处也广泛展开了破击，敌丰东、古墓营、南大王、漳源等车站、铁桥被毁，沿线据点被拔， 德石铁路修筑被滞，晋东南之敌受到沉重打击。注293

3.晋西北同蒲路宁武南北段破击战役

为扩大第一阶段作战之胜利，第120师在进入第二阶段后，于9月14日由驻地向同蒲铁路沿线开进，对同蒲路再进行破袭。为阻扰我主力之开进，静乐、忻州及以北各据点之敌纷纷出动。15日，第120师特务团首先在杜家村与宁化堡与出动之敌200余人展开激战，将敌大部歼灭。16日至18日，第120师第3旅雁北游击支队也在后河堡西北地区与千余日军进行激战，敌被我击溃后逃走。第120师第3支队一部则于18日夜袭击了宁北堡、寨子间的头马营敌据点，围攻两昼夜，将敌大部歼灭。22日，第120师独立1旅夜袭忻口及以西之楼板寨、奇村等敌据点。同晚，雁北支队也分途出动，向原平、轩岗间敌之据点出击，歼敌一部。工兵连则将黎井到上阳武铁道完全破坏，炸毁铁桥一座。第120师第8团第3营也于是晚强袭头马营，特务团破击段家岭车站炮台。23日战斗继续进行，独立第2旅攻袭宁武、石湖河两车站，朔县、神池、阳方口之敌分三路驰援，均被击退。为协同配合同蒲路破击战，第120师第717团第3营于20日夜分途袭击了柳林西之高村、李家恒敌据点。该团另一部在柳林以北龙化园附近与敌遭遇，将敌击溃。 同日夜，暂1师分途袭击风子头、义井和五寨之敌，歼敌一部，并占领了风子头。我大青山部队亦在此期间在得胜窑、大小哈达战斗多次。注294

由于各路协同，至23日，我120师各部在攻击中前进，基本扫除了向同蒲铁路开进的障碍，进占了铁路线，并控制了阳方口至宁武、宣武，宁武至大牛店，大牛店至忻口间的铁道。9月24日起，独立第1旅破击忻县至原平段，第358旅破击原平至宁武段，独立第2旅破击宁武至朔县段，另以部分兵力破击公路线，袭击敌据点，钳制敌人，配合作战。截至9月27日，敌同蒲路朔县至原平之间多处铁路、桥梁、车站被毁，该线交通再度陷于瘫痪。

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作战，八路军各参战部队共作战620余次，攻克敌据点12座，毙敌伤敌近7000人(包括伪军)。注295由于此阶段日军对我之攻击已有防备，调整了部署，加强了交通沿线的控制，从而增加了我军攻击的困难。因此，这一阶段我军虽取得了一些胜利，但进展困难，重点攻击的4座敌占县城，除榆树得而复失外，余皆未能攻克。且因此时我军以主力去攻打一些深入根据地内设防又比较坚固的敌据点，客观上造成敌人力量内调，给根据地腹地带来相当破坏，一些得不偿失的攻坚战也使我军付出较大的代价。10月初，敌开始转入进攻，对我根据地实行报复性“扫荡”。为此，八路军总部作出决定：第129师因疲劳过甚、伤亡较大，拟即结束战斗。估计增援榆辽之敌可能顺势“扫荡”太北地区，故除第129师以有力部队向正太路积极活动外，晋察冀军区留正太路以北部队应乘敌南援，积极破路，配合第129师反“扫荡”作战。第120师在太原西南积极活动，牵制该方面之敌。根据这一部署，八路军百团大战参战部队先后转入反“扫荡”斗争。

四、百团大战第三阶段之作战

日华北方面军连续遭到八路军沉重打击后，为稳定华北局势，紧急调遣重兵，从10月6日起，对我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实行疯狂的报复性“扫荡”。敌这次“扫荡”意在对我抗日根据地采取空前毁灭政策，在敌广泛散发的布告传单中声称： “因各个铁道交通迭遭‘共产八路军多次之断绝破坏，不胜遗憾之至，皇军决以坚忍意志并施行猛烈之手段，向八路军猛烈冲击，死无回顾之余地。”注296在这一严峻形势下，八路军总部于10月19日向各部队下达了反“扫荡”作战命令，要求华北“我党政军民密切配合，深入战争动员，领导群众，空室清野，做好反‘扫荡’的一切准备”，要求各部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坚决歼灭敌一路至二路，给敌以沉重打击，粉碎敌之‘扫荡’”。命令下达后，八路军参战各部投入了反“扫荡”作战，百团大战进入第三阶段(1940年10月9日至1941年1月下旬)。

1.太行地区的反“扫荡”作战

图10.3　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亲临前线指挥百团大战

敌人的“扫荡”首先从太行开始，次第在平西、晋西北、晋察冀、冀中等地进行。从10月6日起，日军独立混成第4旅团、第36师团各一部，近万人，连续“扫荡”了太行地区榆社、辽县、武乡间的浊漳河两岸和清漳河东、西地区，搜寻我129师主力和八路军总部、北方局等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机关。为粉碎敌之企图，第129师各部展开了英勇的反“扫荡”作战。 10月14日，新编第10旅一部在和(顺)辽(县)公路间的弓家沟设伏，歼敌1个运输队，毁其汽车40余辆。注29726日，由武乡犯黄烟洞之日军1个大队500余人，企图取道蟠龙以东之关家垴一带山地西犯，被我第129师主力和决死第1纵队两个团包围于关家垴高地。被围之敌抢占了关家垴西南之凤垴顶高地，固守待援。我攻击部队不顾日机轮番轰炸，向敌勇猛冲击，迅速突破了敌防御阵地，敌大部被歼，残存之敌也被压迫至狭小地区。31日，敌援兵两路赶到，并有飞机十余架助战。 我避免与敌决战，主力转移。注298敌扑空后，分路西进，妄图合击我八路军总部机关所在的砖壁、王家峪、东田等地区。为掩护总部机关转移，第129师第386旅担任阻击任务，战斗从11月3日上午进行至次日晨。5日，敌因合击无望，向白晋铁路回撤。到14日，各路“扫荡”之敌全部退回原驻地。

2.太岳地区反“扫荡”作战

11月17日，日军第36师团、第41师团、独立混成第9旅团共7000人，分路大举进犯太行地区。敌这次“扫荡”采用了“捕捉奔袭”、“辗转抉剔”、“铁壁合围”之术，首先集结重兵合击沁源及其以北之郭道镇地区。针对敌之来势，我八路军采取“避实就虚”战法，先跳出敌之合围圈，再另行伺机击敌。敌合击扑空后，转向“分区清剿”，以“梳篦战术”，对我根据地民众进行大烧、大抢、大杀，仅沁源一县，被害群众就达5000余人。为打击敌之凶焰，23至27日，八路军沁西支队主力于官滩、胡汉坪、马背地区对敌展开袭击，歼敌260余。沁东支队也在光凹、陈家沟、龙佛寺、吾元镇、南卫村、南里等地予敌重创，仅龙佛寺一战就毙敌百余。日军在根据地内守则防袭，行则被击，无法久驻，乃于12月5日前，陆续撤离太岳区。

3.晋察冀边区反“扫荡”作战

晋察冀边区是第三阶段敌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报复性“扫荡”的重点。10月13日起，日军驻蒙军第1军第110师团、独立混成第15旅团、临时混成第101旅团各一部，加上部分伪军，计万余人，分10路“扫荡”平西之斋堂、三坡地区。

晋察冀平西部队和游击队、民兵一起，以游击战，内线外线相结合给敌以袭扰，敌因达不到合击我主力目的，于27日撤退。11月上旬，敌再次以大部队“扫荡”北岳区，并逐步转入对晋察冀的全面“扫荡”。11月12日，敌两路合击管头扑空，在附近大肆烧杀泄愤后，又将主力转向西、南，先后“扫荡”银坊、黄土岭地区。结果又扑一空。敌“扫荡”一分区未达目的，转而于19日“扫荡”西南三分区，对店头、父子山、军城、台峪作分途出击。晋察冀部队按照“不轻易或被迫地与敌交战”的方针，适时将主力转移，仅以小部队协同游击队组织，在不脱离自己根据地的情况下与敌周旋。 敌虽占据了我根据地内各要点，但苦于兵力不足，抽不出大部队驻守，小部警戒又要时刻提防被歼，加上我游击部队的袭扰，主力部队的机动作战注299，使入侵之敌不堪困扰，疲惫达于极点。至12月初，敌将阜曲线主力大部回撤，保留下千余人在阜平、王快、党城、灵山等地加紧构筑据点、运输粮食，企图久踞。

为驱逐残敌出我根据地，晋察冀军区于12月13日发起了阜(平)王(快)战役。战役期间，晋察冀军区各部广泛出击，以连续袭扰战、消耗战疲惫据点之敌，为主攻部队收复据点创造有利条件。同时展开积极的交通破击，打击敌运输、补给，破坏敌修桥修路，陷敌联络于停滞。 21日，王快之敌百余人向阜平押运100多驮军需品，被我军区第2、第3团围歼于王林口。注300 26日，平汉路敌由北南开军用车一列在定县以南之宣村被我游击队一部炸毁，押车之敌大部在车倾覆时被压毙，我将车内所载之汽车12辆、坦克车一辆全部烧毁后撤离。注301根据地军民对敌进行的一系列袭扰，使敌十分不安。敌人试图以较大兵力向我出击，驱逐我军脱离其点线。 27日拂晓，阜平、东庄之敌1200余人出动北犯，我晋察冀部队在沿途伏击敌人，敌被毙百余，缩回据点。注302至此，敌在根据地内已无计可施，加上一月来伤亡、消耗过大，乃被迫放弃据守阜平等据点的企图，于12月底开始从阜王线各点撤退。

30日，阜平之敌600余人在3架飞机掩护下，分3个梯队向东撤退。集结于机动地区我之主力兵团不失时机，予以追击。1941年1月1日，阜平、东庄为我收复。3日，敌伪150余突袭我南龙岗第17团3营驻地，反被我拖住、包围、全歼。 4日晨，敌人从王快仓惶退至党城，我即将王快克复，阜王战役结束。注303此次晋察冀北岳区反“扫荡”作战前后持续55天，共歼日军700余人。 此外，敌因集中兵力“扫荡”北岳，对冀中暂取守势，我冀中军民则乘隙从1940年11月15日起开始了以破击石德路为主，同时遍及全区的交通大破击，有力地策应了山区反敌“扫荡”战斗的进行。注304

4.晋西北反“扫荡”作战

从10月下旬起，日军即开始以部分兵力向晋西北米峪镇地区作试探性“扫荡”，被我军民击退。12月中旬，日独立混成第3、第9、第16旅团和第26、37、41师团各一部，计两万余人，开始对晋西北进行全面“扫荡”，几天内敌攻占了除保德、河曲两县以外的晋西北全部县城、大部集镇和黄河渡口。敌以空前残酷手段对付我根据地民众，实行烧光、杀光、抢光之“三光”政策，致使许多村庄成焦土，家庭被杀绝，妇女被奸淫。据不完全统计，晋西北全区被害群众达5000余人， 烧毁房屋、窑洞达1.9万余间。注305敌人的兽行更激起根据地军民与敌血战到底的决心。因此，从12月14日至月底，我根据地军民在万分困难的条件下，连续与敌作战近100次，迫使敌人停止“清剿”，改取怀柔政策，并以修路、建点为主，企图长期据守。为打破敌人计划，晋西北第120师各部以部分部队与游击队、民兵协同，坚持区不离区、县不离县的地区斗争，另以部分主力机动作战，对敌主要交通线进行破击，兴县至岚县，万山至大武，三交至大武，离石至军渡，汾阳至柳林，神池至宁武、朔县间之敌交通线和据点均遭我多次袭击和破坏，小股出动之敌又遭我坚决打击。敌困守于根据地内，粮弹接济困难，孤立无援，遂于1941年初开始撤退。我第120师各部立即展开追击作战，予敌以不同程度打击。1月24日，侵入我晋西北根据地之日军全部撤离。历时41天的反“扫荡”中，我根据地军民与敌作战217次，歼敌2500余，取得了反敌报复性“扫荡”的胜利。

图10.4　1939年12月21日，朱德总司令(左四)在武乡县王家峪八路军总部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成员柯棣华(左五)等人

百团大战第三阶段作战历时3个多月，由于各地区具体情况不同，反“扫荡”战发展和终结时间亦不一致。计晋东南太北区从10月6日至11月12日，平西区自10月10日至28日，晋西北自10月27日至11月初，雁门区自11月7日至同月中旬；晋察冀边区自11月下旬至12月5日，太岳区自11月18日到同月底，太南区之反“扫荡”战则自12月初开始。 此外，还有冀中、冀南、大青山等处局部反“扫荡”等。注306此阶段，敌因在第一、第二阶段中迭遭打击和失败，表现出百倍的疯狂报复心理，因此敌“扫荡”的主要特点是连续、反复、持久、多路、残酷、野蛮，企图一举歼灭我主力，摧毁我抗日基地。然而敌之企图在我华北军民奋勇反击下，没有得逞。我八路军各部和根据地军民以灵活多变的战术，广泛、积极的游击战，迫使深入我根据地的敌人最终放弃了控制交通线、久据根据地、摧残我军民抗战意志的企图，胜利地结束了整个战役。

自8月20日起至1941年1月下旬止，历时5个多月的百团大战，以我华北敌后军民的伟大胜利和日军的惨重损失而告结束。这场战役作战地区囊括冀察全境、晋绥之大部以及热南大部等，加上配合地区之作战，战线延及鲁省全境，皖东、豫东、苏北广大地区。按交通线说，则包括彰德以北之平汉路，德州以北之津浦路，临汾以北之同蒲、正太全线，平绥路归绥以东段，北宁、平古全线，沧石路、德石路、邯济路邯郸聊城段，以及津浦、胶济、陇海之部分铁路段与公路线等。从参战人数来看，此次大战中计有日军第110师团及第25师团全部，第26师团、第36师团、第41师团各两个联队，第37师团、第35师团各一个联队，独立混成第1、第2、第3、第4、第5、第7、第9旅团全部，独立混成第15、第6旅团各一部， 还有伪治安军、伪蒙军、伪满洲军、伪警备队、伪警察、伪宪兵等，计30余万人。注307我方投入兵力也有100多个主力团，加上配合作战之根据地军民，共达数十万之众。从战绩上讲，仅在前3个半月，我敌后军民对日作战，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俘日军281人，伪军18407人； 日军投降47人，伪军反正11845人。注308战斗中拔除日伪据点2993个，破坏铁路9900多里(正太铁路全线大部毁灭)，公路3000多里，桥梁、车站被毁260多处，煤矿被毁5所， 并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注309此外，抗战以来3年中，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武装虽曾与日敌进行了无数次战斗，坚持和发展了敌后游击战，但战斗多半以对敌破坏为主，军事部署上还不是“主动的大规模的战役进攻”；而此次大战改变了这一形势，八路军完全处于主动地位，并以百团以上兵力，同时向华北敌后敌之各个交通命脉展开大规模破击、进攻。这在八路军抗战史上是空前的，在全国抗战史上亦甚少见。尤其是会战展开之际，正值国际形势发生大变化，中国抗战进入空前困难，国内投降妥协危机与分裂反共逆流又形高涨的时候，大战以胜利的事实，兴奋了广大抗日军民，坚定了他们抗战胜利的信心，争取了时局好转。因此百团大战的意义，不仅是军事上的，也是政治上的， “它是抗战史中最光荣的一页”。注310

百团大战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是战役规模过大、持续时间太长。特别在第一阶段作战后，我军没有以主要力量去巩固和发展已取得的胜利，却提出了以主力去攻打和夺取敌设防比较坚固的城市、集镇，因此在第二阶段采取一些与八路军装备不相适应的阵地攻坚战，造成八路军有生力量的过多消耗。破袭的铁路、攻克的据点，多数为敌恢复，根据地的人力、物力受到损害，给以后的华北长期坚持抗战带来一些困难。这种以攻坚战为主的打法也不符合中共中央一贯强调的“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思想和作战方针，造成部队较大伤亡、减员，也造成在第三阶段反“扫荡”中的严重损失。

小结

自1938年10月武汉会战后，侵华日军变“速战速决”的军事战略方针为取“持久战略态势”。中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敌后抗日游击作战也随之由战略防御阶段的辅助地位上升到主要地位。

在这战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确立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的战略任务。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八路军在完成了对华北的战略展开，山区根据地根基巩固的前提下，以3个师主力部队分别挺进至冀中、冀南、冀鲁豫边平原和山东地区，协同当地抗日军民广泛开展抗日游击作战，有力地牵制了日军对正面战场的进攻，粉碎了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图谋，发展了抗日力量，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也在斗争中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华中新四军也在中共中央“发展为主”的方针指引下，东进北上，足跨大江南北，取得了开辟苏中、苏北、豫皖苏边、豫鄂边和皖东等区抗日根据地的重大胜利。华南东江、琼崖、珠江地区的抗日游击作战也在中共南方局和广东地方党组织领导下得到了蓬勃的开展。东北抗日联军则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坚持了对日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成为坚持持久抗战的决定因素。在此期间，国民政府各战区也遵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加强游击作战”的指示，派部进入敌后，使游击战与正规战相配合，对敌进行袭扰、牵制作战，取得了一定的战果。

由于相持阶段到来后，日军以“确立占领区治安为第一要义”，集中了其主要兵力一半以上，对我华北和其他地区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所谓“肃正作战”，妄图以频繁讨伐，残酷“扫荡”和“囚笼”政策，给我抗日根据地以毁灭性打击。然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军民团结战斗，根据地不仅未被摧毁，反而越战越强。尤其是八路军在华北广大地区展开历时三个半月的百团大战，更给日军之嚣张气焰以沉重的打击。据统计，在相持阶段到来后不到两年时间中，粉碎了敌千人以上至5万人的“扫荡”近百次，作战万余次，歼灭大量的日伪军。 八路军、新四军也发展到近50万人，抗日根据地人口达1亿多。注311这些充分显示了相持阶段中，敌后游击作战在整个抗战全局中所起的重大战略作用和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全面抗战”的巨大威力。

第三部分　国民政府的敌后战区

第11章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敌后游击作战方针的确立及举措

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敌后游击作战方针的确立

在古今中外一般军事家的眼界里，游击战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他们的理由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战争形式是阵地战(正规军在固定战线上的作战)和运动战(正规军在非固定战线上的作战)。游击战(一般由普通民众承担，正规军不介入)排在阵地战、运动战之后，属于辅助性的战争形式。其重要性是微不足道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军事将领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对敌后游击战重要性的认识，经历了逐步深化的过程。

1938年6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汉口召开军事会议，会上有人提出“以游击战配合正规战”之议。建议者认为：以我劣势装备对优势装备之敌，以我脆弱之空军对优势空军之敌，若仍像徐州、淞沪、太原等会战，采用正规战与敌硬拼，势恐难持久。为适应长期战争需要，在战略上实行“消耗持久战”方针的同时，战术上应采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同时打击伪组织，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 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之效。注312

汉口会议上的这一建议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采纳。会后，军委会通令各战区，作好游击作战准备。徐州沦陷时，军事委员会留置第69军于津浦铁路北段(黄河以北)地区，第89军于津浦铁路南段(黄河以南)地区，领导并支援冀、鲁、苏三省地方武力展开游击。第1、第2、第5、第8战区也奉令在平汉铁路北段和同蒲、正太、平绥等重要铁路线以及被日军侵据的豫北、山西、绥远及鄂、皖边区，以部分兵力展开游击战，并借恒山、五台山、太行山、中条山、吕梁山、大别山及太岳诸山脉之复杂地形，建立游击根据地，为进一步实施游击作战打下了基础。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陷后，日军停止了对正面战场大规模的战略进攻，转而保守占领区。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同年11月下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湖南衡山召开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总结抗战第1期“一线式”阵地防御作战、节节抵抗、逐步消耗敌人的经验及教训，研究第2期抗战方针。 蒋介石在该会上特别强调在第2期作战中“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的原则。注313根据这一原则，会上做出的第2期作战的战略指导、作战方针为： “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方之游击部队，加强敌后之控制与袭扰，化敌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治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出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注314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国民政府军委会决定派出相当于60个师的正规部队转入敌后(其中大部已在敌后)，并划分前方若干地区为游击区。军委会并明确规定： “各战区要以三分之一兵力于敌后扰袭敌人，于本战区内担任游击作战任务。”注315

1939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颁布敌后游击作战指导方案。其方针确定：“国军应以一部增强被占领区内力量，积极展开游击战，以期消耗敌人，极力保持现在态势，不得已时，亦应固守，以便于地区附近牵制敌人，藉获时间上之余裕。 俟新的战力培养完成，再行策动大规模之攻势。”注316其指导要领则对各战区游击战进行之重点地区、力量部署、打击目标作了具体规定：(1)第二战区继续展开广大之游击战，其重点指向正太、同蒲各要线。以有力部队配合中条山地区与黄河右岸河防部队协力阻止敌军渡河。敌若由包头、归绥进犯甘肃、宁夏，应以有力部队，由晋北向包、绥侧击敌人。(2)第8战区应加强绥西五原、临河之守备，并向宁夏以北附近地区，配置有力部队，确实保持西北国际交通。(3)第10战区应与第2战区协力巩固河防设备，分别控制有力部队于潼关、大荔、韩城及西安各地区，策应第1、2、8各个战区之作战。(4)冀察战区应于冀中及冀西太行山区，建立游击根据地，极力保持之，并发动民众展开广大游击战，重点指向平汉、津浦、北宁、平绥各要线，尽力牵制、消耗敌军。(5)鲁苏战区应于鲁南山岳地带及苏北湖沼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发动军民，展开广大游击战，重点指向津浦、陇海、胶济各要线，尽量牵制、消耗敌军，策应第1、5及冀察各战区之作战……除上述具体部署外， 方案还指出了游击作战的“反扫荡战”，“应战”以及“破坏敌伪政治、经济实施”的主要作战形式和达成目标。注317

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落实敌后游击作战方针的主要举措

为适应游击作战发展的需要，为加强游击作战配置坚强、有力的骨干，蒋介石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决定在南岳由国共两党共同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以训练各战区军政游击干部。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开办有一个酝酿过程。1938年10月，蒋介石在武汉召开高级将领会议，邀请朱德参加。朱德到武汉后，与周恩来商定，向国民党建议两党合作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并起草了一份建议书，提交蒋介石，蒋介石表示同意。随后，周恩来和叶剑英研究制订了游击干部训练班教育训练大纲。同年11月25日，国民党邀请周恩来和朱德参加南岳最高军事会议，正式决定创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具有游击战争的丰富经验和卓越战绩，国民党方面就特别邀请中共派人到游击干部训练班担任教官。中共中央派出了以叶剑英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30多人参加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工作。中共的积极建议和大力支持，促成了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开办。

该游击干部训练班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从1939年2月15日起开办，最初以第31集团军司令汤恩伯兼任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不久由军委会军训部长白崇禧以军事训练机构应隶属于军训部为由，报经蒋介石批准，改隶军训部，由蒋介石兼任主任，白崇禧、陈诚兼副主任，汤恩伯改任教育长(后由李默庵担任)，叶剑英改任副教育长。训练班拟定招收学员的对象，是各战区部队营长以上的军官和高级司令部的中级幕僚人员，要求以军为单位选派战术修养较好而又有作战经验的军官参加训练，毕业后回原部队办班，训练连、排、班长等基层军事骨干，编组游击队伍，到敌人的侧面和后方去，开展游击作战。

图11.1　1939年4月，参加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八路军全体工作人员合影

该训练班以3个月为一期，教育训练实行政治、军事并重。共产党的干部以及许多中外知名人士在训练班讲课、演说、作报告。叶剑英主讲“游击战概论”。他政治、军事上造诣高深，讲课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令人耳目一新，因而轰动一时。连驻在附近的国民党军队一些将领也慕名而来，听课人数多达两三千人，教室容纳不下，就到操场上讲大课。边章伍、李涛、李伯崇、薛子正、吴奚如等备课认真，并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也深受学员的欢迎。副总参谋长白崇禧非常欣赏毛泽东《论持久战》一书的战略远见，特别向训练班教育长推荐，要其将此书摘要印发给学员学习、研究。教官们以毛泽东关于游击战争战略战术为指导，结合八路军、新四军开展游击战争的实践经验，采取集体研究、讨论的方法，编写出《游击战术讲义》和《抗日游击队政治工作教程》，作为教材。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举办，成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抗日的亮丽篇章之一；反映了国民政府对游击战争地位、作用的重视。注318此外，国民党还采取多种途径培养了大量的游击干部，分赴敌后，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之开展和敌后战场的建立。

为加强对游击战争战略之指导，南岳军事会议后，国民政府军委会军训部还编辑《游击战纲要》一书，分发至各战区及军事学校作为开展游击战之教材。《纲要》共有14篇389条及纲领9项，对于游击队之任务与作战主旨，游击队之组成与领导，根据地之创设与扩展，游击队之政治工作与军民关系，游击队之战法与战斗技术之训练等， 均作了详尽规定和说明。注319南岳军事会议后，国民党各战区敌后游击战曾一度得到较大的发展。

此外，国民政府军委会在1939年春变更战斗序列。为加强日军后方之游击力量，特设冀察、鲁苏两游击战区，以统一指挥冀、察方面和江苏苏北及山东敌后的游击作战。为了实施“加强游击作战”方针，加强战地政务，国民党中央又于1939年3月在日军占领区设置了以蒋介石为委员长的战地党政委员会，以担负发动民众抗战，消灭日伪组织，阻止日军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任务。该委员会在各沦陷区设立了分会，以各战区最高军事长官兼任主任委员。

上述方针和举措，为国民政府敌后战区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12章　第2战区的晋绥游击区

一、晋绥游击区概况

晋绥游击区是国民政府之主要游击作战地区之一。自太原沦陷后，国民政府军委会在汉口开会，决定第2战区部队不得退过黄河，须就地打游击，违者以军法从事。军委会调第1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兼第2战区副司令长官，率所部第14集团军进入山西，加强防守力量，确保山西根据地。嗣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加强实施游击战方针，指示第2战区和山西境内各军游击战与正规战并用，在中条山、吕梁山、太行山及陕北，分南、东、西、北4路建立起游击根据地，其部署为：

南路军：以卫立煌为总司令(兼)，辖第3、第9、第14、第15、第17、第38、第47、第93、第96、第98等10个军，计16个师另6个旅，分别部署于晋西南中条山、王屋山等处，建立游击基地。任务为向同蒲路南段沿线之敌袭击，并协助第1战区，歼灭企图渡黄河之敌。

图12.1　中国军队守卫黄河禹门口，与日军隔河对峙

东路军：以朱德为总司令，辖第18集团军3个师。任务以和顺、辽县为根据地，向正太路沿线之敌袭击，并破坏其交通。

西路军：总司令杨爱源，辖8个师另3个旅，主力建立吕梁山根据地，一部对同蒲路两侧之敌袭击，破坏其交通。

北路军：总司令傅作义，辖7个师另8个旅。其任务以一部对朔县、宁武间铁路施行破坏，主力向大同以西之敌袭扰。

五台区：总司令杨澄源，辖暂编第2师及一部游击部队。任务为以一部向同蒲路沿线以东施行袭击，主力在雁门以东山地建立游击根据地。按上述初步部署，第2战区各部队分别就位，据守有利地形，实施作战任务。

二、晋绥游击区的抗日斗争

1938年2月，阎锡山奉命策应津浦、平汉两线之作战，决定反攻太原。此时，日军分途南下，谋略取晋南。日军第108师团沿平汉线南下，由河南武安转攻山西东阳关，直趋临汾；第20师团沿同蒲线南下，将第2战区军队逼至晋南黄河沿岸。阎锡山决定以第2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卫立煌负责反攻，阎本人由石口镇、隰县进入吕梁山，向吉县转移。卫在霍县指挥所部第14集团军在临汾以北韩信岭与日军激战20天，呈胶着状态。晋绥军傅作义部在文水、川口、石口、隰县、午城等地抗击日军。3月初，卫部撤离临汾，向中条山转进，晋绥军各部亦分别转入太行山、吕梁山， 开展全面游击战争。注320

1938年12月，日军2万人分九路会攻吉县。阎锡山亲自指挥作战，人民实行空室清野，协助军队作战，旬日之间，将敌击溃。次年1月，阎在山西省五龙宫召开高级将领会议， 决定在第2战区普遍建立健全巩固的游击根据地。注321

图12.2　守卫晋南的军事将领(从左至右)：李默庵、卫立煌、郭寄峤、王劲修、文朝籍

1939年2月，日军第108师团2万余人，分由离石、汾阳、交城、太原、忻县、宁武会攻晋西北各地。第2战区第61军陈长捷部于黑龙关围歼敌军，第19军王靖国部攻袭中阳、离石公路，切断敌后交通，第9骑兵军赵承绶部在离石、方山、岢岚一带，将敌诱至吕梁山北部，苦战兼旬，毙敌2000余人，晋西北根据地得以保全。

同年4月10日，中国各路军队分别出动，并按作战计划向敌发起攻击。敌军凭坚固守，双方沿同蒲和绥包路展开激战；敌占夏县、解县等重要据点曾一度被攻克，交通也被毁坏多处，但敌工事坚固，抵抗顽强，大多据点屡攻无效。在给敌以一定打击，初步达成战斗目标后，各部留少数兵力监视敌人，主力相继退回中条、吕梁基地。

第2战区春季攻势后，由于各部以太行、中条、吕梁、五台、恒山等山脉为游击根据地，占领了广大正面，使日敌只能困守于正太、同蒲两铁路沿线的狭长地带，给敌以很大压力。为此，自1939年春后，敌结合其“肃正作战”，曾8次攻打中条山等地，企图摧毁第2战区主力所在之游击基地。

1939年5月下旬，敌第109师团由汾阳、孝义向离石、中阳移动。6月2日进攻军渡，遭第2战区游击部队西路军第13集团军坚决阻击后撤退。6月上旬，日军第1军以主力两个师团分由夏县、解县南进，进攻中条山，沿途即遭第4集团军阻击。13日，敌突进至茅津渡、平陆附近，又遭第2战区一部迂回侧击；遂放弃企图，于17日开始撤退，中国军队恢复原阵地。

1939年7月，正当第2战区各部奉令策应发动夏季攻势，向山西境内之敌作主动出击时，日军突于7月2日，在晋东南蠢动，先后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击行动。敌此举之目标为打通白晋公路，以沟通同蒲、道清两铁路线之联系。敌这次出动取分进合击术，其主力第9师团、第108师团、第20师团，分由同蒲路南段白圭镇、平遥、洪洞、翼城等处东越太岳山区，向长治、晋城地区进攻。另有豫北之日军第35师团，由博爱向北攻晋城，以作策应。13日至18日，长治、高平、晋城先后陷敌手。第2战区南路军卫立煌部先避敌锋芒，主力转至附近山地，俟敌进据晋东南各城镇，深入游击根据地后，乘敌兵力分散，据守点线之际，全力展开反击。中国军队出动主力围攻长治、高平、晋城、屯留、沁水、端氏、董封等城镇的驻守日军，并于7月20日至8月11日，连续收复了董封、端氏、阳城、沁水、沁源等处，迫使入侵晋东南之日军放弃其占据的大部区域，除在白晋沿线占据的少数要点留下部分兵力据守外，大部退回原据地。白晋公路也因不断遭我游击部队袭击、破坏，日军打通白晋，沟连同蒲、道清两线之企图也未能得逞。

日军7月间在晋东南的攻势作战未获理想战果，乃于10月间再次调集重兵作“扫荡潞安周围作战”，以达成“驱逐消灭山西境内之国民政府军(重庆军、山西军)”的企图。结果由于中国军队坚强抗击，敌虽占据了铁路、公路、沿线城镇和一些据点，但驱逐中国军队的目的终未达到。

是年12月3日至18日，日军再次发动“东作战”，占领了潞安地区，但其南面山地以及中条山脉地区仍在中国军队控制之下。

1940年3月，南路军卫立煌将1个军主力从黄河南岸向高平(潞安南约70公里)一带推进。担任山西防御任务的日军第1军为扩大治安区，消灭晋南中国军主力，遂下决心将“扫荡”晋南地区作为1940年度“肃正讨伐”的重点，特从第12军和驻蒙军中各抽一部兵力配属于第1军，令第35师团的一部从清化镇向泽川活动，以全面策应第1军晋南作战。

1940年4月17日起，日军各部在第1军统一指挥下，以第37师团攻击运城以南中条山脉的中国军；第41师团从沁水东面，第36师团从陵川、高平袭击各自面前的中国军队，企图一举进占泽川平原。 日军的各路进攻均遭到凭据坚固阵地作战的中国军队顽强的抗击。注322由于晋南作战，日军同蒲沿线守备力量减弱，我军之一部乘虚出击，与沿线日军多次展开激战。敌受此袭扰，不得已命正在晋南作战之第37、41师团转向乡宁方面，图以此两师团协同，对我军实施夹击。而晋南我军之各部则乘机展开积极反击，迫使乡宁方面作战的日军从5月17日起转向汾河平原，夹击我军意图作罢。5月15日至6月20日，我军主动向晋东南之日军展开反击，但由于日军力量较强，未有大的进展。是年底，日军作短暂喘息后卷土重来，再次向吕梁、中条、太岳之第2战区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均未得手。

进入1941年后，由于晋南为 “蒋直系国民党军残存的唯一地区”注323，十多万正规军的存在使日军如芒在背。为达到“将山西南部中国军队在黄河左岸予以歼灭”的目的，华北日军在确定其1941年度打击目标时，仍以中条山中国军队为主要目标，于5月间，集结十余万兵力，从东、西、北三面围攻中条山，发起晋南会战，欲以此一举粉碎第2战区游击实力。5月7日，三路日军合击豫北之盂县、济原。由于卫立煌所部疏于防范，加上敌我力量悬殊，在敌大举进犯中，我军损失严重。8日，日军占领盂、济两县及垣曲。12日，日军封锁黄河沿岸各渡口。蒋介石急召卫立煌回洛阳，增强黄河防务。卫抵洛后，立即调整部署军队，除以一部于中条山继续抵抗外，主力向敌之背后转移。13日，部队开始突围。 18日至20日，中国军队主力大部突至敌后方，后转向晋东、晋中山区坚持游击，继续牵制了日军约7个师团的兵力。注324

1942年2月，日军五六万人，由乡宁至孝义600余公里之间，围攻吕梁山根据地。4月8日，阎锡山在克难坡洪炉台前举行誓师大会，决心进行“民族革命根据地大保卫战”，经过3个月奋战，挫败了日军侵占晋西的计划。

1943年4月，日军2个师团2个旅团5万余人，向太行山根据地进攻。第24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指挥李振青第40军于林县，孙殿英新5军于临洪镇，刘进第27军于陵川，分途还击日军，旋遭失败。孙殿英、庞炳勋先后被俘投降，新5军全军覆没。7月，日军继续进攻太行山，刘进接任第24集团军总司令兼太行山区游击总司令，率部于陵川方面游击，损失过半。 8月，刘部南渡黄河，至此，国民党军失去了太行山根据地。注325

1944年春天，日军发动豫湘桂会战，第2战区奉命由梁培璜第61军进击上党，并以另一部由稷山向晋南三角地带袭击，策应第1战区作战。4月初，第34军同日军5000余人在稷山附近血战10余日，毙伤日军500余人。22日，汾南各据点日军5000余人再度进犯稷山，第34军马儒魁师同敌军激战旬余，将敌击溃。5月8日，汾城、新绛日军千余围袭义泉(新绛北)，第68师与敌军激战一昼夜，义泉失陷，旋第68师与暂37师向敌反包围，敌乃溃窜。

第13章　国民政府冀察、苏鲁游击区

一、国民政府冀察游击区

冀察游击区为国民政府军委会在南岳军事会议后，为“加强游击作战”而特设的敌后游击主要战区之一，成立于1939年1月。原河北游击总司令鹿钟麟任战区总司令，石友三为副总司令，统一指挥冀察地区之游击部队。其兵力计有：第69军(军长石友三兼)，第97军(军长朱怀冰)，新编第5军(军长孙殿英)及第94师、新24师及一骑兵旅，加上原来活动于这一地区的张荫梧河北民军和孙良诚部，人数不下10万。

1939年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冀察战区应于冀中及冀西太行山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极力保持之；并发动民众展开广大游击战，重点指向平汉、津浦、北宁、平绥各要线， 尽力牵制消耗敌军”。注326冀察战区奉令后制订作战指导方案，规定作战方针为：“本战区以牵制消耗敌军实力，完成持久战之目的，确立游击根据地，发动广大游击战， 间接协力我国军作战。注327

1939年2月上旬，日军为摧毁冀南游击根据地，确实控制冀南各县，调集津浦路沧县、德县及平汉路保定、石家庄各据点之主力，采取分进之态势，向冀南合击，于8日攻占郑家口，9日与河北民军第10、12两团激战于新河，相持一昼夜，县城失而复得。10日，郑家口、桑园、交河之敌分路进犯，冀南，衡水、南宫、新河等县先后失陷。当敌围攻南宫时，与游击队第3纵队第2旅激战竟日，旅长胡金波与所部伤亡殆尽，民军第1、6、7团撤往束鹿、宁晋、新河一带。

同年4月初，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杉山元与伪河北省长高凌霨等视察南宫、德县、邢台及保定等地并召集会议，部署向冀中增调兵力，石家庄增敌万余人，大炮18门、飞机12架，德县、冀南及津浦路以东各县敌兵力均有增加。4月22日，第69军新编第4师师长高树勋率部至乐林、善化桥一带游击，与德平、商河、惠民等县日军1600余人激战，肉搏10余次，卒将日军击溃，毙敌300余人。4月26日，定县日军百余向安国前进，遭民军伏击，死伤80余。蠡县、博野之敌500余围攻杨林镇民军总指挥部，几度攻入镇内，均被击退。旋中国军队援军赶至，激战数小时，中国军队内外夹攻，敌分向博野、安国撤退，是役毙敌600余，民军伤亡200余。

同年5月9日晨，德县、枣强、清河、武城及南宫等县日军快速部队，分途向孙良诚部游击队攻击，孙良诚率部在枣强迎战，相继肉搏，敌施放毒气，并集中炮火猛攻，激战至午，孙军阵地全毁，遂向西转移，毙敌400余，毁汽车10余辆，缴获机枪20余支，孙部伤亡80余。6月3日下午，冀县日军700余围攻小寨冀察战区总司令部，直属部队力战至夜，第69军援军赶至，经内外夹攻，战区司令部得以向北突围。7月上旬，日军主力分别向津浦、平汉两铁路撤退，冀南战斗暂告结束。

1939年6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动“夏季攻势”，冀察战区奉命于7月11日起，以第69军主力及河北民军对德石铁路、津浦铁路沿线及武邑、武城、威县、南宫日军据点攻击，以第69军新编第6师及冀东地区游击队攻袭天津。平汉铁路沿线及冀鲁边区各部队均展开攻击行动。

1939年7月，冀察战区部队发起夏季攻势，向日占据之德石铁路、津浦铁路沿线以及冀中、冀南敌据点主动出击，给敌以一定的袭扰。然而河北民军司令张荫梧不事抗日，专事摩擦，在冀中、冀南一带收容汉奸、土匪武装，与八路军战地动员委员会和抗日群众团体相抗，进而于1939年6月制造“深县惨案”。八路军冀中部队被迫还击，张部逃退。以后国共双方在冀察境内屡有冲突。石友三、孙良诚、朱怀冰部多次挑起摩擦，由于反共不得人心，所部在河北难以立足。

同年10月1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策应“冬季攻势”，冀察战区奉命由第69军主力及河北民军攻击枣强、威县，于德石路以南地区与日军周旋，所部新6师于津浦铁路东侧宁津附近与日军战斗。第97军向平汉铁路高邑、内邱段攻袭，破坏铁路，炸毁日军列车。游击第2、3、4纵队及河北民军一部分别于平汉铁路沿线邢台、元氏间地区及武安、大名、冀县一带开展游击，并破坏日军铁路运输，使其常陷于中断。

1940年3月中旬，鹿钟麟率部南移至晋豫、鲁苏边区，离开河北省境，由孙良诚统辖第69军和新编第8军在冀鲁豫三省边区游击。后鹿钟麟被免职，军委会改任石友三为冀、鲁、豫三省总司令兼第39集团军总司令，以濮阳为根据地。

1940年5月，冀察战区总司令由第1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接替鹿钟麟。同月，第97军、新编第5军在晋豫边区与第40军会合，编为第24集团军，庞炳勋为集团军总司令，以太行山为游击根据地，在平汉铁路及道清铁路一带游击。

1941年，濮阳一带的高部遭日伪攻击。经两个月的激烈交战，高部退至东明、濮阳县。

1941年10月初，日军第35师团策应第二次长沙会战，向郑州攻击。同时，晋东南长治、沁阳之日军第36师团及翼城、临汾之日军第41师团，向国民党太183第13章国民政府冀察、苏鲁游击区岳山区游击根据地进攻。冀察战区第24集团军、晋豫边区游击部队奉命于10月1日至12月底，攻击平汉铁路汤阴、淇县、新乡各车站及其铁路两侧之日军各据点，破坏铁路多处，毁日军铁甲车数辆，并扰乱黄河铁桥修复工程。

1942年春至1944年秋，冀察战区总司令由第1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兼任。

1942年4月，日军又以3个师团重兵从运城、南乐、菏泽分途向高部合击，高部伤亡惨重，加上补给困难，主力被迫退过陇海路，于皖北涡阳整补、休整，仅留少数部队在鲁西坚持游击，冀察战区名存实亡。尤其是晋南会战后，第2战区中条山根据地的丢失，冀察之太行山根据地即呈孤立之势。

1943年4月，日军以2个师团2个旅团计5万余人，向太行山中国军队游击基地进攻。冀察战区第24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指挥李振青第40军、孙殿英的第5军、刘进第27军，分别于林县、临洪镇、陵川击敌。由于士气低落，部队消极避战，在敌攻势下，游击部队溃不成军。新编第5军军长孙殿英、第24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预备第8师师长陈孝强等先后被俘投敌，新5军全军覆没。

同年7月，日军继续进攻太行山，刘进接任第24集团军总司令兼太行山区游击总司令，率余部游击于陵川一带，在与敌交战中，损失过半。

同年9月上旬，刘部南渡黄河，退出太行，河北最后一块游击根据地也丧失了。冀察游击区名义虽存，但冀、察两省已无国民党军活动。

二、国民政府苏鲁游击区

苏鲁游击区是与冀察游击区同时特设的另一游击战区。由于韩复榘消极避战，山东鲁北、胶东等地很快沦陷。以后韩复榘被军法处置，第3集团军由孙桐萱率领停止退却，留驻鲁西南。不久庞炳勋的第40军也开入鲁南堵住战线的缺口，但已沦陷的鲁北、鲁中地区没有留下中国军队主力。

1937年10月，不随韩复榘南逃的原山东六区专员、保安司令范筑先在鲁西北树起抗日旗帜，并将鲁西北各县保安队和该区各色武装整编为36个支队，共5万余人。

1937年11月，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秦启荣在鲁北惠民组织了鲁冀边区游击司令部。鲁中沦陷后，该部移至沂水、莱芜一带活动。与此同时，国民党原青岛市市长沈鸿烈也率部分海军陆战队和地方武装撤至鲁中诸城一带。徐州会战开始后，为加强对敌后方袭扰，沈鸿烈被任命为山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接收了原第3集团军吴化文部，改编为新4师。庞炳勋、孙桐萱部调往河南，鲁南由石友三部接防。另调第51军牟中珩部由豫南进驻山东沂蒙山区。第57军缪征流部由苏北进驻鲁东日照，共同担任山东地区游击。江苏省政府则迁至苏北淮阴，由原省主席韩德勤将苏北各县保安团组编成第89军、新编第6旅和省保安旅团等。

1939年1月，苏鲁游击区正式设立，国民政府军委会任命于学忠、韩德勤分任正、副总司令，下辖第51军(军长牟中珩)、第89军(军长李守维)、第57军(军长缪徴流)、吴化文的新编第4师和沈鸿烈的海军陆战队。地方部队则有苏鲁皖游击纵队(总指挥李明扬、副总指挥李长江)，山东保安部队(辖1个师另5个旅)，江苏保安部队(辖9个旅)等，总计有正规军7个师，10余万人，加上地方部队24个旅， 约15万人以上。注328该地区日军约4个师团，1个独立旅团及海军陆战队一部，共10万人。

国民政府军委会设立该战区时规定其任务为： “在鲁南山岳地带及苏北湖沼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发动军民，展开广大游击战，将重点指向津浦、陇海、胶济各要线，尽量牵制、消耗敌人，策应第5、第1及冀察各战区之作战。”注329根据这一任务，战区做出分工为：由沈鸿烈主要负责鲁南方面，主要根据地为莒县、蒙阴地区；苏北方面由韩德勤指挥，主要根据地为淮阴、宝应、高邮、兴化地区。按此分工，战区各部分头展开游击。

苏鲁战区的设立和敌后游击力量的加强，引起日本占领军不安。1938年初，日军由陆、海两面攻占海州，继占淮阴。是年10月，日军企图打通苏北运河航道，以驻长江北岸江都附近之第15师团一部及两淮(淮阴、淮安)、涟水、阜宁一带之第21师团，分由南、北两正面向兴化根据地进攻。运河沿岸宝应、界首、高邮等地及滨海之盐城统为敌所陷。苏北韩德勤指挥的部队避敌锋芒，主力转至淮安以东之曹甸、蚂蚁甸一带，以部分兵力对进犯之敌进行阻击和袭扰，造成敌一定伤亡，并收复了部分失地。敌虽通过此役打通了运河航路和通海公路，但运河两侧广大地区大部仍在中方控制之下。

1939年6月5日，日军第21师团北川联队由陇海铁路、第114师团一部由津浦铁路、第5师团主力由胶济铁路分别向鲁南游击区围击。苏鲁战区第57军第111师在临沂东北，第112师在费县西北阻击该敌后，分向莒县以东及费县西南山区转移。第51军第114师在蒙阴与敌激战后转移至沂水、蒙阴以北山区，第114师师长方叔洪在激战中牺牲。敌以数千伤亡的代价，方得进据莒县、沂水、蒙阴。6月9日，日军续陷山东省府所在地东新店(沂水西北)。10日，苏鲁战区总部所在地坦埠失陷。第51军第113师及新编第4师在诸城西南及沂水北侧阻击敌军后，转移至临朐、沂水间山区。

1939年10月，日军第21师团、第15师团、第13旅团各一部，一由阜宁、淮阴南进，一由镇江经江都北进，一由蚌埠沿运河东进，从三面围攻苏北游击根据地。韩德勤副总司令令第89军第117师，税警第5、6两团分别阻击淮阴、阜宁之敌，保安第3旅阻击江都之敌，独立第6旅及保安团阻击蚌埠之敌。是役，日军攻占高邮、宝应，打通运河及通海公路。中国军队向淮安以东之曹甸、蚂蚁甸一带转移，仍控制运河两侧地区，继续游击。

1939年11月底至1940年2月，苏鲁战区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冬季攻势”命令，由第51军、第57军、第89军、新编第4师及山东省游击部队向津浦路日军第10、13两独立旅团进攻，并分别在鲁南之泰安等10余县及苏北宝应等5县袭击日军据点，破坏铁路、公路、桥梁、火车及电信设备甚多。

1940年5月17日，日军自高邮、宝应抽调兵力千余向苏鲁战区韩德勤副总司令部所在地兴化外围进迫。19日，高邮之敌600余突破保安第2旅防地占领一沟、二沟及三垛。20日，宝应经界首、马棚湾之敌300余，续向东进，韩德勤调独立第6旅至三垛及柘垛以东阻击。23日，三垛之敌向老阁及河口镇第1游击区第2纵队防地进攻，旋有一部渡河北犯兴化。24日，第117师第351旅第701团向柘垛之敌进攻，收复三郎庙。25日，韩德勤命第2游击区总指挥李明扬、第89军军长李守维率部收复高邮县城，独立第6旅主力协同。同日6时，保安第3旅及第1游击区第2纵队向三垛之敌进攻，8时，敌陷河口镇、三郎庙。12时，第351旅第701团收复三郎庙。午后，敌400余在老阁及河口镇间渡河北犯抵兴化附近之五里厅。26日下午2时，五里厅之敌进攻将军庙，韩德勤调第701团防守。4时，敌占领将军庙，当夜陷兴化城，江苏省府卫队200余人阵亡。29曰，兴化之敌千余自动撤退，第89军第702团进入兴化城。苏北兴化战役，日军伤亡千余，中国军队伤亡1500余。

1940年间，日军为打击、消灭中国军队敌后抗日力量，在加深对山东、江苏境内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武装“肃正讨伐”的同时，也一并把讨伐矛头指向国民党军敌后游击部队，曾三次发动对山东鲁南地区的进攻，两次“扫荡”苏北，但均未获大的成效。

然而在此期间，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坚持反共，蓄意挑起摩擦，苏鲁战区内国、共两党两军关系恶化。1939年4月，秦启荣在鲁中制造“博山惨案”。8月，八路军被迫自卫还击，将秦部击溃。1940年，军事摩擦又有所加剧，重心移至苏北、苏中。4月，韩德勤所部向挺进苏北的新四军江南部队大举进攻。与此同时，第5战区之李品仙部也在皖东北向新四军发起袭击，企图驱逐新四军出淮北。因而自1940年5月至10月，新四军先后在界头牌、郭村、黄桥、兴化等地进行反击，先打垮了苏鲁皖游击纵队李明扬、李长江部，后又击溃韩部主力第89军。1941年，李长江部准备投敌，被新四军苏北部队消灭。是年春，韩德勤在皖北汤恩伯部配合协同下，再次向新四军苏北部队发起进攻，结果韩部被击溃。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2月9日下达电令，要旨为：“国军应积极策应英美作战，并为达迅速策应之目的，各战区于12月30日发动全国游击战争，持续时间15日。” “实施游击时，各战区第一线部队及敌后部队，应同时实施，并各以所有部队分编多数纵队，以正面深入敌后，实施广泛之破坏战，遮断交通通讯，并向敌各据点轮流袭击，相机夺取之，务期获得决定之效果。”注330

是时，苏鲁战区牵制日军共约三个半师团。12月14日，苏鲁战区下达作战命令，山东游击区及苏北第1、第2游击区分别各向所在地之日军出击，经15日之战斗，计毙伤敌军1530余人，破坏铁路八公里、公路46公里、桥梁13座、电杆4913根、电线2225公斤，炸毁火车27辆、汽车3辆， 获步枪362支，我军伤亡762人。注331

1942年2月5日，日军调集鲁西第32师团一部，胶济路沿线及鲁南各县之独立第5、第6两旅团各一部，共约1.5万人，向鲁南山地进击。日军以苏鲁战区总部、山东省府、第51军及新编第4师为主要目标，企图打通沂青公路，发动鲁南“扫荡”战，被中国军队歼灭数千，击落日机4架。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根据于学忠总司令之请求，密令汤恩伯速组援鲁部队，并于7月中旬指定李仙洲、王仲廉各率1个军进入苏鲁地区支援作战。苏鲁战区为确保原有根据地，经与汤恩伯协定，做出部署：第51军及第111师确保鲁南根据地，第89军及第112师确保苏北根据地，第92军(李仙洲部)由皖北经鲁西向鲁南蒙费山区挺进，暂编第55师(王仲廉部)及苗纵队由皖北向苏北挺进。

1943年1月18日，驻鲁南之新编第4师师长吴化文率部投敌，所部改编为伪军，并勾引日军打击我军，使鲁南形势逆转。吴部联合日军在原新4师驻地鲁村、三岔店等地修筑炮楼，增设据点，使日军深入了苏鲁战区鲁南游击根据地的腹地，而且与苏鲁战区总司令部所在地东里店，仅咫尺之隔。日军乃调集原驻胶东的独立混成第5旅团一部，原驻胶济线的独立混成第6旅团主力等部共约1.5万余人，配合飞机数十架，在独立混成第6旅团旅团长兴村的指挥下，发起对沂蒙山区苏鲁战区总司令部的大“扫荡”。2月20日夜，日伪军约3000余人，正式开始“扫荡”；以后不断增兵，最多达1万余人。

苏鲁战区当时在总司令部附近的部队只有第51军，兵力计有51军军部率辎重兵团、独立第1团，第113师师部率第338、339两个团，第114师342团和340团的两个营，以及配属指挥的第2挺进纵队，山东省政府特务营等，总兵力不足5000人。加之吴化文部叛军的引导，“扫荡”战开始不久，日军便相继攻占了第113师和第114师一部扼守的重要阵地。国民党军队伤亡惨重，第2挺进纵队司令厉文礼、第113师师长韩子乾先后受伤被俘，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也负伤，113师339团团长王琨和该团第1、2营营长等牺牲，339团和338团第1营损失殆尽。战至3月上旬，日军已基本清扫了苏鲁战区司令部所在地，便撤走日军，仅留吴化文部编组成游击小组，四处活动，“清剿”苏鲁战区。该役，苏鲁战区部队歼灭日伪军共千余人，自己则伤亡千余人、失踪千余人，合计2000余人，即损失过半。 战后苏鲁战区总司令部在鲁南根据地难以立足，经请示国民政府军委会后，获准撤离鲁南，移往皖北。注332

1943年2月，日军扫荡苏北，韩德勤率部向淮东突围。同时日军连续两次扫荡鲁南，致防区据点丧失殆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鉴于苏鲁战区形势日趋险恶，战区所属部队需待整补，乃命令放弃鲁南及苏北根据地，向皖北转移，转至安徽阜阳。鲁南之国民党军沂蒙游击基地也在1941年日军“扫荡”中丢失。1942年，鲁中、鲁西的国民党军苏鲁战区主力在日军连续“扫荡”下呈不支状态，计划中前往增援的第92军李仙洲部又在鲁西南与八路军摩擦中战败。

1943年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干部撤出山东。至此，苏、鲁两省敌后已无国民党军主力，徒有其名的苏鲁战区于1944年5月明令撤销。

第14章　第5战区之鄂、豫、皖边游击基地

一、鄂、豫、皖边游击基地概况

第5战区鄂、豫、皖边游击基地由大洪山、桐柏山、大别山等游击根据地组成，蜿蜒三省接壤地区，以大别山根据地为主基地。大别山绾毂苏、鄂、豫、皖，俯瞰江淮河汉，是中原和华北、华东的结合部，在华中、华北和华东全局的战略地理上为腹心之地。 鄂、豫、皖边区游击区注333位于崇山峻岭的大别山中，故又称为大别山游击区。

图14.1　第21集团军总司令、安徽省主席廖磊

1938年5月徐州会战后，武汉会战进行时，国民政府军委会曾明确指示第5战区“在以现态势确保大别山之主阵地，积极击破沿江及豫南进犯之敌”外， “应指定8个师以上兵力在大别山设立游击根据地，向皖北、豫东方面挺进游击”。注334按照这一指示，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以战区主力广西部队张淦第7军和张义纯第48军为主干，加上安徽等地的一些地方团队，组成了鄂豫皖边区游击部队(后改为鄂豫皖游击兵团)，以第21集团军司令廖磊为边区游击总司令，并兼安徽省政府主席、省党部主任委员，担负开辟大别山游击基地的任务。

武汉会战后，第5战区主力转进鄂西北随、枣、襄、樊一带，开辟了桐柏山、大洪山基地，与大别山互为犄角，东、西呼应，攻可威胁武汉，守可屏障川陕。这不仅使武汉之敌如芒在背，坐卧不安，而且因游击基地范围广大，地势险要，北据淮河，南扼长江，东出津浦，西迫平汉，给敌之三条重要交通线以巨大威胁。

二、鄂、豫、皖边游击基地的抗日斗争

鄂豫皖边游击战对敌之西进、南下均起到牵制作用，日军必欲去之而后快。

1939年春至1941年夏两年中，日军3次调集其精锐部队向我第5战区之桐柏山、大洪山游击基地以及布置在鄂北、襄东、豫南的战区主力部队，发起大规模围攻(详见随枣、枣宜会战)。我5战区部队在反敌围攻“扫荡”中不仅粉碎了敌之进犯，而且给敌以重创，守住了川陕的侧门。

1939年4月下旬，第一次随枣作战时，我大别山游击部队奉命向平汉、津浦路南段守敌以及皖中、皖北敌军发起袭扰，以牵制敌军西攻。袭击战中，第48军第176师主力等奇袭安庆，突入城内，与敌军激战数小时，焚毁敌军营房、仓库， 缴获不少军用品。注335

1939年10月，廖磊病逝于立煌，所遗各职由李品仙接任。李品仙于1940年1月6日抵立煌视事。

1940年5月初，日军发起枣宜会战，大别山游击部队为牵制敌军西进，第7军第172师由麻城向黄陂进击，豫南游击纵队由礼山向黄安、应山方面进击，豫东游击纵队分向浠水、蕲春、兰溪口等处遮断长江水路交通，第48军第176师袭击黄梅、武穴，第138师袭击安庆，李品仙由立煌至乘马岗设立前进指挥所，指挥各部向平汉线南段之敌进击，佯攻武汉。至5月中旬，第5战区襄樊方面主力部队获胜，会战结束，大别山各游击部队始撤回原防。 这次大规模的战役配合行动，给西犯之敌巨大的袭扰，给5战区襄樊方面的反围攻作战以有力的支持，但由于出击兵力过于分散，战斗未收最佳之效果。注336

1941年3月1日，日军以第13旅团为主力，加上第15师团之一部，分由滁县、全椒、合肥、定远，向皖东一带作大规模“扫荡”，企图以梁园为目标，围歼第138师。第138师以一部作内线防守，主力则置外线待敌，另以第172师向合肥附近前进，第171师向淮南铁路以东出击，给第138师反“扫荡”以增援。7日、8日，中日双方在梁园村附近接火，发生激战。日军在中国军队内外夹攻下，伤亡近千，渐感不支，至10日，分向定远、全椒退走。古河等据点为游击队收复，李品仙部阵亡团长一名，官兵伤亡数百人。此为大别山游击区最惨烈的一仗，对支持游击区的长期抗战意义至关重大。

1941年9月，日军发动第二次长沙会战。豫鄂皖边区总部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派第84军有力之一部协同豫南游击纵队攻信阳附近之敌。另由张淦第7军派遣有力部队协同鄂东游击队，向礼山、花园方面出击，与随枣方面之第5战区部队相呼应，袭击平汉线两侧之敌。第48军向长江沿岸敌军据点袭击，以遮断长江航运。皖东第171师亦配合游击队向津浦线南段袭扰，破坏敌军之运输。各部队牵制日军，使其不能参与长沙会战者，大约不下3个师团，对第9战区取得第二次长沙会战的胜利，起了一定的作用。

1942年12月8日，日军新任第11军司令官塚田攻大将由南京飞汉口途中，经大别山麓鄂东黄梅县境张家榜上空，被第48军第138师驻防部队击落，机毁人亡，同机并有高级参谋9人，截获敌方机密文件甚多。日军为报复及寻找塚田攻尸骸，调集大军围攻大别山游击区。12月18日，日军第3师团、第116师团、第44师团、第68师团及独立第44旅团，采取分进合击作战方法，向立煌进攻。李品仙部第39军、第84军及第2、第16、第17游击纵队分别于浠水、英山、罗田、麻城及立煌、商城等地逐次抵抗，战斗激烈。1943年元旦，立煌失陷。次日晨，第7军赶回立煌附近，日军闻讯撤走。 1月12日，日军自大别山全部撤走，大别山游击区完全恢复。注337

1944年12月28日，国民政府军委会为加强大别山游击区攻防力量，电令鄂豫皖边，加上山东大部、苏北及豫东，划为第10战区，任命豫鄂皖边区游击总司令李品仙为第10战区司令长官，统一管辖，指挥战区内党、政、军一切事宜，迄日本投降为止。因此，鄂豫皖边区之敌后游击战对牵制日军西犯、南侵，破坏日军交通运输，打击日伪均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15章　国民政府其他各战区之敌后游击作战

一、第3战区的游击作战

第3战区之游击作战始于杭州失陷后。1938年元旦，白崇禧代表蒋介石偕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到金华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浙江前线军事部署，决定以黄绍竑为第3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浙江省游击总司令，组织部队深入沦陷区， 在敌后开展有效的游击活动。注338

1938年2月，国民政府军第10集团军各部陆续深入浙西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伪据点，破坏敌主要交通线。2月6日，余杭一度被克复，17日，百余官兵奇袭乔司日军，歼敌40余人。3月中旬，日军对苏浙皖边一带游击队发动大规模“扫荡”，在浙江的军事目标则是占领安吉、孝丰，以巩固杭州、武康，掩护京杭国道。当日军的波田旅团从杭州出发，进至安吉、孝丰地区时，遭到国民政府官兵的围攻，有1000余人被歼灭，此役成为“东战场近三月来之空前大捷”。

据统计，在苏浙皖边的整个战役中，日军共伤亡五六千人，“扫荡计划”被彻底粉碎，日军在津浦路北段和太湖西南岸南北两战场同时受挫。3月28日，国民政府军由翁家埠冲入杭州城内，袭击了日本领事馆；4月19日，一度收复了崇德县；5月6日，进入海盐城，激战10天，16日收复海盐。

据不完全统计，在1938年上半年，第10集团军各部包括第19、62、63、79、128、192师及独立45旅在海宁、桐乡、嘉兴、嘉善、平湖、海盐、崇德、富阳等地共毙日伪军4500余人，获敌长短枪170余支、重机枪5挺，毁敌汽车40余辆，破坏敌占区铁路公路桥梁70余座，铁路公路多处。

1939年2月15日，日军由杭州、吴兴、武康3路进兵，向横湖、筏头、递铺进犯，妄图进攻浙西天目山。当天下午，日军到达筏头，然后分兵两路向钱家边、桥坑进犯，驻守筏头的第62师第367团予敌以猛烈回击，激战近一昼夜，使敌阴谋受挫。第二天拂晓，日军在飞机、大炮及骑兵的配合下再次进攻，又被击退，只得回窜到筏头。

1939年3月29日夜，第368团团长谢明强带领士兵掩护群众，在莲花桥破坏沪杭铁路，使硖石日军运输中断；5月13日又猛攻桐乡县城，迫使日军龟缩在总部待援；5月20日，第62师的3个团围攻石门日军，击毙日军70多人。5月24目，驻守灵安的第368团巧设圈套，伏击日军，打死日军20多人。同年6月，第62师第371团奇袭乌镇南栅日军，打死打伤日军10余人，营长陈乐涛不幸中弹牺牲。驻守炉头周围的第371团第2营于1939年到1940年间在毛家渡、双桥、金牛塘、龙翔寺4次伏击敌军。1939年秋，第367团3次攻打崇德县城，第368团在羔羊塘成功地阻击了日军，日军损失惨重。同年10月，第62师集中第367、368团主力向杭州进袭，杭州城里的地下抗日志士举火烧毁敌机关，予以配合。1939年11月到1940年3月，第367团又袭击塘栖、王店，破坏敌占区交通，毙伤日伪军数十人，炸毁火车头一个。9月，该团第3营夜袭武康，俘日伪军20余人。

1940年7月，日军大本营决定攻占镇海要塞。7月17日上午，面对日军的凶猛来势，炮台守军及江南岸守军第580团竭力抵抗，但终因力量薄弱、伤亡过重，使南岸阵地大部分失守。预备队第581团奉令驰援不及，只能扼守土地岭至陈家山一线阻敌前进，当天镇海沦陷。17日下午，国民政府军援军进抵乌鲤鱼山、东山，主力前进至陈山下芦家村，开始向日军反攻。当时战局的重点是戚家山，中日双方以戚家山为中心展开激烈的争夺。从19日到21日中国军队多次击退日军的进攻，特别是21日猛烈攻击戚家山，得而复失数次，最后终于收复戚家山，日军不得不在炮舰掩护下撤退。21日午夜，中国军队对残敌进行最后攻击，第16师第48团攻克了金鸡山，第194师攻克港口。22日凌晨，又先后攻克了泥湾及宏远、威远炮台，镇海终得以光复。

1940年10月上旬，日军一部从富阳渡富春江窜犯诸暨、绍兴一带，10月13日在景山乡(今常安镇)沧头、黄泥山一带遭到第79师第235团的阻击，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疯狂攻击，驻军在当地人民的支援下利用有利地形灵活运动，与敌展开肉搏战，经半天血战，日军败走沧头。在这次景山阻击战中，中国军队击伤日机1架，缴获大炮1门及大批枪支弹药等战利品，并使日军付出了较大的伤亡代价。但中国军队损失也很大，副营长林仁杰等官兵157人阵亡。

1940年10月18日，日军3000多人深入诸暨境内，并窜入城内。当时国民政府军已撤出诸暨城，预先布置在诸暨四郊的山岳地区。日军进入诸暨城后，国民政府军奋起反攻，将日军三面包抄。由萧山南下增援的日军也受到国民政府军的堵截。国民政府军一部又抄出敌后，攻克富阳的场口，19日晨，冒着大雨加紧反攻诸暨城，与敌激战。 日军在伤亡较大的情况下，被迫向萧山回窜，上午9时，国民政府军完全克复诸暨城。注339

1941年4月19日拂晓，日军第5师团和海军陆战队在军舰、飞机的配合下分四路同时在浙东沿海的瑞安、海门、石浦、镇海等地登陆。国民政府军第33师第66团一部在日军猛攻下，不战而撤出瑞安。日军轻易入城，使温州海防正面打开了一个缺口。瑞安沦陷后，日军又分兵300余人越桐岭直奔瑞永，在距温州城30公里的潘桥与瑞安县保安第8大队第2中队遭遇，第2中队伤亡惨重。而此时温州方面第33师主力则在沿海设防，一时无法抽调部队回援应急，致使温州城防空虚，在日军兵临城下时，仅有刚刚开到的荣誉军士大队100余人在新桥抵挡了一阵，这才使温州城内各机关及民众得以撤退。20日晨，温州陷落。5月2日，日军满载所劫物资撤出温州，国民政府军才乘机收复了温州、瑞安。

1941年4月19日，日军海军陆战队一部侵犯黄岩，国民政府军激烈抵抗后被迫撤退，台州守备指挥部少将指挥官蒋志英在激战中牺牲。20日，日军进占临海，23日，日军又在温岭木耳山、甘坎登陆，接着进犯淋川，将淋川房屋纵火焚毁，并大肆抢劫。5月1日，黄岩日军退回海门，5月3日又从海门撤出，国民政府军随即收复了黄岩、海门。

1941年10月，国民政府军事当局鉴于日军战线过长，兵力分散，补给运输困难，第3战区命令第49军第26师、第105师收复绍兴。第78团冒着日军密集炮火接近绍兴城南，第3营营长杨松林带着一个步兵连抢先渡过城河，攻入五云门。国民政府军的入城使日军大为惊慌，日军一面立即配置火力封锁城河，阻止国民政府军后续部队渡河，一面集中兵力堵击攻入城内的中国部队。杨松林部与敌展开激烈巷战，最后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全部壮烈牺牲。第77团进至禹陵庙后又逼近稽山门，几次试图渡河均未能得手，而此时日军则向中国军队后方发起进攻。在此情况下，进攻绍兴的国民政府军各部只好后撤，在途中再次与敌遭遇。当时日军处于山地峡谷之中不易疏散，在中国军队炮火袭击下伤亡较大，被迫撤回绍兴城内。这次战斗虽未能收复绍兴，但予敌以重大打击。

1942年5月15日开始，日军分左、中、右三路在东起奉化、西至富阳约150公里的正面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在空军的掩护下侵犯衢州。这是浙赣战役的起点。在衢州保卫战中，国民政府军与占优势的日军激战4昼夜，共毙伤日军18000余人，同时也付出了2200多名官兵伤亡的代价。

浙赣会战从1942年5月15日开始至8月底结束，历时3个多月。据国民政府统计，在浙赣会战中日军伤亡45661人。这说明中国军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消耗日军力量的目的。但整个战役是日军取攻势，国民政府军取守势，日军在中国腹地长驱直入，达到了破坏中国国际机场的目的，并长期占领了金华、兰溪等战略要地。

在浙赣战役期间，侵华日军731部队和容字1644部队再次在浙赣沿线的金华、龙游、衢州、义乌、浦江一带实施细菌战。

1942年9月，日机先是在崇山村上空投下了鼠疫菌，致使当地居民染疾后陆续死亡，此次鼠疫流行达两个月之久，全村发病391人，死亡386人，有19户人家灭绝。1942年11月18日，日军侵入崇山村，用枪刺逼村民检查身体、吃药、喷药水，然后就把村民拉到山林寺，对平民百姓开膛挖胸进行活体解剖，事后又在崇山纵火焚烧，400余间房屋被焚。 日军在侵占建德、兰溪、金华、衢州等地时，还多次使用毒气，致使大量中国军民中毒或死亡。注340

日军于1942年发动的浙赣战役并未能消灭浙赣地区的国民政府主力部队，其所占领的地区除金华、兰溪9个县外，大部分被国民政府军克复。日军视为重要战略区域的京沪杭三角地区仍然处于国民政府军的马蹄形包围中。

1943年9月30日晚，日军以4个师团的部分兵力约万余人，从4个方向向广德为中心的太湖西南地区疯狂进攻，并进行分区“扫荡”。10月8日以后，日军在孝丰、安吉、广德、郎溪、宣城等地构筑据点和工事，并修筑了长兴、广德、宣城与孝丰间的公路，以图长期占据。在此情况下，国民政府军向日军展开局部攻击，先后攻克广德以南的柏垫、宣城以南的水寺及孝丰以西的小白店等据点，并与日军展开了长期的拉锯战。10月25日，国民政府军展开攻击，日军退到告岭白沙村。27日，日军各部均退至孝丰以南的统里庄、报福、老石口村。国民政府军乘胜追歼，一部由孝丰东南的白水湾及东北的递铺由侧面压迫孝丰，激战至28日，日军被迫向北溃退，国民政府军遂于午后2时攻克孝丰城。日军后来在飞机的配合下增援反扑，30日，孝丰再次沦陷。11月1日，国民政府军增援部队赶到后，再次反攻，终于克复孝丰城，残敌向安吉方向溃退。

1944年8月23日，日军攻破桐琴、黄碧一线国民政府军的防区后，经缙云直下，于25日兵临丽水北面山地，开始炮轰城垣。第63团团长彭学儒率全体官兵奋起抗击，予敌以重挫。日军从正面难以入城，便选择了国民政府军防卫较为薄弱的西南一隅，一经攻击便突入城内，双方展开激烈的巷战，一直到半夜战事才稍趋平静。第63团官兵大部分壮烈牺牲，团长彭学儒阵亡，丽水城于8月26日沦陷。丽水沦陷后，日军分兵继续南侵，占领碧湖，企图攻陷云和，到处搜集民船、抢劫物资。8月28日，日军护送满载物资的民船沿瓯江东下，向青田、温州进犯，而主力则分数路向永康、义乌、武义、金华等地北撤。9月16日，国民政府军乘势收复丽水。

1945年5月，日军开始向长江三角洲撤退。国民政府军针对日军的转移相继展开收复作战。5月初，浙东的国民政府军进攻武义城，12日，在武义城内与日军展开激烈巷战；17日收复武义城。接着国民政府军又收复了新昌、嵊县等地。5月25日，盘踞在浙江永嘉、乐清的日军黎岗支队3000余人，为接应由福建沿海撤退的日军第62旅团残部，由永嘉向瑞安进犯，并进入瑞安城，27日又陷平阳。6月9日，闽浙两股日军会合，浙江省保安第2纵队予来犯之敌以猛烈攻击，收复了平阳，迫使敌渡飞云江向北回窜。13日，中国军队又收复瑞安，并以主力尾追败退之敌。18日，敌退出永嘉，继续向瓯江北岸退却。23日，国民政府军克复乐清，敌向台州方向撤退。敌窜抵临海后，又分两路撤退：一路经三门抵宁海，与奉化窜来之敌会合；一路经天台抵新昌，与嵊县之敌会合，新昌又告沦陷。这次日军流窜台州地区达95个乡镇，各地所受损失严重。

第3战区在浙江省的游击战重要特点之一，是由正规军和地方游击队共同进行。地方游击队主要是浙江国民抗敌自卫团。“抗敌自卫团共编为8个支队，由省会警察队、内河水警、卫士营及绍兴、余姚等地方部队改编；另有各区自卫总队9个，区自卫队由原来区有之武力改编；在县则为县自卫队。 至1941年，自卫支队与区自卫总队共约十七八个团，加上原有4个保安团，省属武力，共为21个团，县自卫武力，亦有2万余人”。注341

浙江国民抗敌自卫第5支队是活跃在浙西的一支著名的游击队。1938年9月5日，支队司令郑器光率队自绍兴渡过钱塘江，进入杭嘉湖，开展敌后游击战，至1939年上半年，在沪杭线、平嘉线、杭善路附近，与日军接战20余次， 毙伤敌军300余名。注342第5支队派出勇士，在群众掩护下混入海盐市街，入夜袭击日军兵营，乘海盐日军调防之机，歼敌百余，于10月1日收复海盐县城。1938年10月13日，第5支队收复吴兴县新丰镇，并于11月中旬在崇德县马家桥之役中，击退日军400余名，毙伤百余名，使浙北混乱的局面安定了下来。海盐、海宁、嘉兴、嘉善、崇德、桐乡、平湖7县的县政府， “由于有了第五支队雄厚的军事力量来掩护，得以顺利地推行县镇工作，巩固乡镇保甲，并且办学校，办报纸，使被摧毁的文化教育，重新恢复起来”。注343在第5支队渡过钱塘江后，徐志余司令率领第6支队，黄权司令率领第3支队，也先后进入浙西，同当地游击队配合开展游击战。

浙西各县于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先后建立的游击队，共有54支。其名称有“游击队”、“保安队”、“自卫团”、“太湖别动队”、“抗日义勇军”、“忠义救国军”等， 每支队伍人数多至数千，少则几十，控制着广大乡村。注344

浙西游击队活跃于杭嘉湖、沪杭铁路、京杭国道、天目山南北，袭击日军据点，打击伪组织的首要，在1938年头几个月内，就有几次攻打县城的战斗，一度收复孝丰、安吉、临安3县，并转向余杭推进， 一度冲入余杭县城。注345 长兴县长王文贵率游击队自合溪冒雪突袭县城，3月14日晚冲入城中。注346 1938年，浙西游击队重要战斗200余次，歼敌9700余人。注347

浙西游击队的活动，使日军寝食不安。为了消灭游击队，稳定其占领区，从1938年3月开始，敌人曾多次对游击区进行“扫荡”，从1942年1月至1944年间，对游击区进行过3次“清乡”。敌人的“扫荡”、“清乡”，虽然给游击区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都没有得逞，游击区仍然得以存在和发展。

第3战区在江苏省的第一支敌后游击正规军是独立第45旅。该旅残部在淞沪会战后撤出上海，收容其他正规军散兵，扩编成一支3000余人的队伍，滞留淞沪敌后从事游击战，1938年底发展到7000余人。

1938年初，第3战区在苏南开展较大规模的敌后游击战。先是命令第10和第32集团军，分遣第62、67、52师和独立第45旅并指挥多支游击部队，组织3路攻击军，深入浙西、苏南敌后，破坏沪杭、京沪铁路交通。

同年4月，第3战区拟定了《第三战区第二期作战指导方案》，将该战区所辖的3个集团军分组4个野战兵团和4个游击兵团，分别承担正面防守和敌后游击的任务。并规定： “各游击兵团无论何时何地及任何时机，应以一部散置于敌前进路之两侧及其侧面，不断施行机敏果敢之袭击，以遂行游击任务，而疲劳及消耗敌之战斗力；大部应对敌逐次抵抗，努力迟滞敌主力之前进，并掩护我野战兵团之攻击行动。”注348该方案还规定： “野战兵团与游击区，不分割集团军之建制，统属集团军总司令指挥，使正面抵抗部队与侧击游击部队协同动作。”注349

此期间敌后游击战中，比较突出的有溧阳、广德、宜兴、宣城等地的战斗。1938年3月，日本上海派遣军和台湾部队出动4000余人，分由长兴、宜兴、溧阳、宣城等处，对苏皖边区进攻，以保京杭公路之安全，被第3战区第60师在宜兴、溧阳、张渚一带诱其深入，予以重创后，转移至广德、独山间，又遭第67师第201旅的痛击。

1938年7月至9月，第3战区第79军各部队，对盘踞在宜兴的日军第4师团第19联队，溧阳的第3师团第24联队，武进、金坛、丹阳、句容一带的第9师团第51联队，镇江的第5师团第60联队等，不断发起攻击，多次袭击南京至宣城等公路，主动进攻武进、丹阳、镇江之敌，夺取铁路沿线诸据点，切断铁路交通，有力地配合了武汉会战。

1939年5月，第3战区拟定了建立游击区和根据地的初步计划。同年10月，根据6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最高幕僚会议和军委会5月颁发的《游击队调整计划》的精神，修订原计划，制订了《第三战区建立游击根据地计划》，建立了第1、第2游击区等根据地。

第1游击区辖区为太湖之东南，苏浙两省交界的杭嘉湖三角地区，核心根据地是浙西以天目山为中心的临安、于潜、昌化、孝丰地区，包含浙西沦陷的12个县和当时属于苏南(今属上海郊区)的8个县： 上海(指上海县，城关闵行镇)、南汇、奉贤、川沙、松江、青浦、宝山、嘉定、金山，共计21个县。注350该地区与南京、上海成三足鼎立之势，京杭国道，京沪、沪杭、浙赣铁路穿越其间，地位重要。

1940年1月，国民政府军委会正式颁布《游击区总指挥部组织大纲》后，该游击区总指挥部于2月1日正式成立，由第10集团军第28军军长陶广兼任总指挥。该军的第62师、新30师常驻游击区内，1940年5月，又增调第192师加强。该3个正规师是第1游击区的主要军事力量。行政机构有浙江省政府浙西行政专员公署。第1游击区在浙西和沪郊有多次袭击日伪军的战斗。

第2游击区在太湖以西，位于苏南、苏皖边地区，“东依太湖，西及北面以长江为界”，西南达苏皖边界，南至苏浙边界， 范围包括苏南17个县和皖南6个县，合计23个县。注351核心根据地是靠近苏皖边的江苏溧阳、高淳、宜兴3个县，其余为游击区。该游击区于1939年11月12日正式成立，初由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兼任总指挥，冷欣任副总指挥。后改为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兼任总指挥，仍以冷欣副之。第32集团军的第52、63师常驻游击区内。1940年5月又增调第40师加强第2游击区。即第2游击区常驻2师1旅正规军作为开展游击战争的骨干。行政机构有江苏省政府江南行政公署，1939年1月成立于皖南绩溪县城附近梅林，4月进入苏南敌后，10月完善行署班子。第2游击区副总指挥冷欣兼任江南行署主任。

第2游击区的抗日游击战斗很多。1939年4至10月，第32集团军独立第33旅，第108、52、67、63等各师，挺进第2纵队，铁路工人2队等部，在京沪铁路以南地区，兵分几路，多次挺进无锡、武进，丹阳、南京间，破坏公路241公里、铁路18公里、桥梁138座、电杆775根、电线185公里等，并袭击宜兴、溧水、天王寺、湾沚、九里山等敌伪军据点，俘获日军官兵11人、俘虏伪军官兵59人，毙伤日伪军5000余人。 自身也付出了伤亡4260人的重大代价。注352

1940年4月下旬，第63师两个多团，在宜兴抗击了日伪军1千余人对游击根据地的“扫荡”，毙伤敌军300余人，胜利保卫了宜兴附近的游击根据地。

1941年1月下旬至2月上旬，日军千余人，进占宜兴和长兴之间、位于太湖西岸的蜀山镇、鼎山镇附近10余处高地、要地，以确保京杭国道之安全。第32集团军第63师2000余官兵，向日军发动反击，毙伤日军200余人，收复香山、南山等多处要地，逼迫日军收缩于鼎山镇、蜀山镇等几个孤立据点。

1941年12月下旬，日军第15师团、独立第11旅团附伪军一部共七八千人，兵分5路，“扫荡”第2游击区的中心宜兴、溧阳、溧水、高淳及安徽郎溪地区，第32集团军第40师全体官兵1万余人，坚决保卫根据地，采取正面固守、两翼侧击、后路袭扰等战术，先后毙伤日伪军1000余人，自身也付出伤亡、失踪1000余人的重大代价，但打退了敌军的进攻，保卫了第2游击区的核心根据地。

除了上述浙江省、江苏省游击区之外，为遮断敌之长江补给线，1940年4月中旬，第3战区派第32集团军第147师组织了若干支队，每队附以炮兵、战防炮与水雷等，潜往皖南长江南岸敌之交通要点、重要地区，向敌舰袭击，以水雷、漂雷和炮弹击毁、击沉敌舰多艘，并曾一度攻入敌马当要塞，将矶田守备队歼灭大半，焚毁了其弹药库与司令部。迫敌增派1个师团以上兵力守备长江交通线。

二、第9战区的游击作战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之前，国民政府军委会就曾指示：第9战区以九宫山、幕阜山一带为根据地，取积极行动，夹击转攻武汉之敌，同时截断敌后方之联络线；第9战区应以4个师以上兵力，在九宫山建立游击根据地，向敌后方游击。武汉、岳阳沦陷后，湘、鄂、赣边区就成为第9战区的前哨阵地和敌后游击区。第9战区遂奉命在鄂南九宫山建立游击根据地。以后发展成为湘鄂赣边区游击区，以幕阜山为中心，包含九宫山、庐山、岷山等山岳地带；设游击总指挥部，在边区内再划分若干小的游击区，称作第1、第2游击区等。

鄂南游击区的范围大致包括通山、通城、崇阳、咸宁、蒲圻等县的鄂南山区，位于幕阜山北侧与粤汉铁路之间，其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非常重要。占据此山地，西进可袭击粤汉线，进而影响嘉鱼与岳阳间的长江交通，北进则可威胁黄石、武昌间的长江运输，因此，这一地区成为国民政府军的重要游击根据地之一。

早在1938年11月2日，第92军第197师(师长丁柄权)即奉令开往幕阜山中段九宫山，以建立敌后游击根据地。1939年3月南昌会战开始时，日军为牵制我军，向通山进犯，国民政府军第20军杨汉域部奉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之命，进行了艰苦的通山保卫战。4月16日，第20军开始袭击通山、咸宁、汀泗桥的敌人，并破坏通山至崇阳的公路，以便占据有利态势。国民政府军第1挺进纵队孔荷宠部第1、2两大队，进袭慈口长滩(通山东北24公里)之敌，一直激战到拂晓，歼敌数十名，敌人溃逃而去。6月8日，第8军第15团在唐家桥与敌人激战3小时，毙敌60余名，获步枪30支。

1939年12月，即在冬季攻势开展前，薛岳电令孔荷宠部须将武昌至咸宁间的铁路、公路、乡村大道及电报、电话线等交通、通信设施彻底破坏，且应戮力向武昌、咸宁之敌攻袭，以遏制敌人南援粤汉铁路之日军。12月22日，孔部遂奉命向蒲圻、咸宁一带进袭，破坏敌人的交通、通信设施，并向贺胜桥、桃林铺、横沟桥、官埠桥等地全面猛攻，激战约6小时。战至下午4时，由于数架敌机轮番轰炸，敌战车10辆、装甲车3辆由武昌紧急赶来增援，孔部被迫向南撤退。日军穷追不舍，孔部奋勇回击，将日军丸山部队击溃，毙战马20余匹，获战马10余匹，并将贺胜桥铁道炸毁。

1940年12月，第15集团军奉薛岳电令向从长沙会战后溃退至通城附近的日军第6师团第45联队2000余人攻击。13日，通城日军400余人进犯堆山、大嶂山一带，李棠部第140师的1个团与日军殊死奋战，日军仓皇退回通城。18日，李棠师向景山、九宫山攻击，一部向吴家大屋及毛家一带前进，几经奋战，击溃敌军，接着向景山追击。因损失过重，旋即退守吴家大屋，与敌对峙。20日，李棠师之第835团再攻景山，刚接近日军第二道铁丝网，10余架日机轮番轰炸，该部虽损伤惨重，但终于胜利突破日军第二道铁丝网。同日，日军一部400余人，由赛公桥进犯石壁寺，另一部300余人，由铁柱港进犯石壁寺西北，两路并进，气势汹汹。李棠师为减少损失，从侧路抄袭，日军以烟幕作掩护，与李棠师展开激烈的白刃战。这次战斗与日军周旋了半个多月之久，消灭了大量日军。

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为贯彻薛岳向湘鄂赣边挺进军下达的“以主力向咸宁之敌攻击，一部向崇阳地区破坏交通、通信、截夺辎重、断敌补给”的命令，挺进军总指挥李默庵即令鄂南指挥部指挥官王劲修率第4、5、8挺进纵队攻击驻咸宁的日军，令第6挺进纵队袭击驻崇阳的日军。各部奉令后，于12日开始攻击。至30日，摧毁日军工事、交通、通信及后勤设施多处，一度攻占汀泗桥，并突入咸宁城。10月1日前后，进犯长沙的日军陆续开始撤退。湘鄂赣边挺进军遂加紧破坏蒲圻至咸宁之间的交通、通信设施，并截击北退之日军，炸毁其火车数列。7日夜还一度攻占蒲圻羊楼司车站。15日，日军退守咸宁。

1941年12月，驻汉第11军出动第3、6、40师团及独立混成第9旅团等部队，发动了第三次长沙会战。为减轻长沙会战的压力，湘鄂赣边挺进军游击于武宁、阳新、通山、崇阳、蒲圻一带，袭扰日军后方，破坏鄂湘、鄂赣间交通设施，迫使日军对铁路各车站、各桥梁及公路各要点，均须构筑据点工事，分兵防守。自1941年12月28日至1942年1月18日，第9战区以5个挺进纵队的兵力，袭击粤汉铁路及临湘、咸宁间各据点，并切断交通。 各挺进纵队向羊楼司、蒲圻、咸宁等处不断袭击，给日军以很大的困扰。注353这次交通破袭战极大地牵制了日军的兵力，迫使每当日军抽调所处兵力发动进攻时，仍须留置约三分之一的兵力守备各据点。由于没有固定根据地和部队缺少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及各种伪化行动(如便衣队、职业掩护等)，尤其未能取得民众的广泛支持，国民政府军在鄂南山区的游击战后期成绩不大。

在汉阳、岳阳、潜江之间的江汉三角地带中，活跃着一支特殊的抗日武装，即 王劲哉注354率领的国民政府军第128师。早在武汉会战末期，属于第9战区的王劲哉部在粤汉路咸宁一带进行游击战有功，曾受到蒋介石在电报中的多次表扬。1938年11月，当他发觉所部有被蒋介石嫡系汤恩伯部吞并的危险时，便带领残部经嘉鱼北渡，在沔阳东部沙湖芦苇地带休整，后移驻彭家场和汉水南岸的仙桃镇。1939年春，日军侵占仙桃，部队南退至沔阳县治沔城一带，师部则驻东荆河南之峰口(沔城东南16公里)。3月，该师改属第5战区江防司令部。1940年二三月间，日军又进攻峰口，师部迁监利官湾(柳关东偏北4公里)， 1941年5月迁百子桥(监利东北戴家场南偏西3.5公里)。注355

第128师占驻的汉水、洪湖间地区为水网地带，交通不便。所谓道路，几乎全是河、沟两旁的堤埂，日军大部队和重武器难以运动。当时，日军兵力有限，只是通过北方的汉宜路和南方的长江水道占据这一地区的北面与南面，因而这一地区成为日军后方，王部则利用这一有利地形和敌我态势，在此建立敌后战场，威胁武汉西南和汉水及长江交通，并多次抗击日寇。

初到沔阳，王部与新四军达成共同抗日、互不侵犯的协议，又奉令在仙桃成立汉(川)沔(阳)游击区指挥部。除对原部队加紧训练外，还积极收编伪军和地方游杂部队，并征募新兵，培养军事骨干。后部队从不足4个团扩大到3个正规旅，共1万余人。自1939年起，为解决部队的服装问题，王部就地设立被服厂。还在戴家场附近的侯家湾建立修械厂，不但能修理步枪，还可生产迫击炮弹。在作战方式上，王部巧妙地利用堤坝连接处和道路交叉处修筑大批堡垒。第128师在这一地区与日军作战达数十次。

1940年夏，日军为了打通经仙桃、白庙、汉河通往江南蒲圻、临湘的通道，并将江汉三角地带拦腰斩断，派重兵进攻东荆河南岸第128师的军事要地陶家坝(白庙西南偏西8.5公里)、崔家横堤。6月7日，王劲哉亲临前线指挥部队阻击，经整整两天两夜敲激战，日军攻势受挫。后敌集结600余人的兵力，在坦克掩护下，向陶家坝阵地猛烈冲击。王劲哉指挥部队与日军白刃格斗，毙伤并俘虏日军400余人。此役为襄南地区首次大捷，极大地鼓舞了第128师将士的抗日斗志。他们便乘胜追击，先后收复峰口和汊河。

位于沔城东南、东荆河南岸的军事要地施家港，是日军进攻第128师后方中心区的突破口。1941年1月，日寇集中1万余人的兵力进攻东荆河南岸，占据白庙。接着，便向西南之施家港进攻，第128师奋起抵抗，终因敌强我弱，施家港失守。为挽回损失，王劲哉采取围魏救赵的战术，令张海平团偷渡东荆河，北袭仙桃、沔城、张家沟。乘施家港之敌回救仙桃之时，王劲哉率主力前堵后追，收复了施家港。7月上旬，日军调动1万余众，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再次向施家港发动猛烈攻击。王劲哉指挥两个精锐团与日军奋战了7昼夜，击毙日军官兵1800余人，击毁坦克4辆，日军不支，丢盔弃甲而逃。

1942年5月初，日军第11军第58师团对王部发动了“沔阳作战”，战事主要在峰口周围进行。事先，新四军第5师送来了敌军将攻击第128师的情报，王部有了准备。经几天激战，王部最后利用夜袭，粉碎敌之攻势，并在追击中收复峰口。 敌退至白庙，共伤亡1800余人。注3561942年7月，日伪军1万余人以坦克、大炮作掩护，第三次进攻施家港。王劲哉电令驻施家港官兵“死守”，并令10余里外的骑兵团2营支援。援军沿东荆河堤坡草丛中潜行至敌人背后，与守军一道对敌人首尾夹击，打退了敌军。这次战斗，歼敌1000余人，击毁坦克4辆。

1943年二三月间，日军为改变在中国战场日趋不利的战略态势，企图打通赤壁、岳阳至沙市间之长江航运，乃纠集约4万人的兵力，实行所谓“江北歼灭战”，消灭第128师。2月18日至23日，日军先后发动第1期、第2期攻势。第128师在柳关、瞿家湾、峰口等地凭借堡垒在敌步炮兵和飞机联合进攻下顽强抵抗。激战至25日，第128师守军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分批撤退。日军于中午占领峰口。 据日本战史记载，至2月26日，第128师在此战役中共牺牲2200人，被俘3750人。注357该师所剩人员撤至白露湖和洪湖等地后，一部分投入新四军第5师继续参加抗日战争。25日晨，第128师司令部百子桥被来自白露湖方面之第13师团一部攻占后，王劲哉在窘境中带少数随从人员乘船向内荆河上游撤离，第40师团骑兵队队长太田寿男中佐奉命率部队追捕。傍晚，王劲哉只身一人躲在内荆河西岸彭李湾(卢家湾西南1公里余)后面菜园里， 因一绰号为“叫花子”的村民彭明辉告密而被俘。注358第128师瓦解。

第128师在沔阳、监利等地的英勇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在客观上支援了鄂中等地国、共友军的对敌斗争，并保卫了这一地区的人民生命财产少受日军侵犯。

国民党在湖南组织的游击队，除了第9战区在湘北、湘鄂赣开展游击战的正规部队外，还有湖南省政府和各县区乡政府组织的地方游击队。这些游击武装大小数十支，其中较为著名的有以下几支：

临湘国民兵团：1938年11月成立，后改为第9战区挺进第4纵队第11支队，下辖3个大队9个中队，后升格为纵队，兵力扩充为6个支队。

湘阴人民抗敌自卫团：由湘阴县县长何源渤组建。团部在洪源洞，何源渤兼任团长。

沅江蠡云乡与汉寿县蠡山乡自卫队：由该两乡乡长于1944年沅江、汉寿沦陷时组建，有250余人枪，轻机枪5挺。

祁东自卫总指挥部：由在乡的国民党军队师长蒋伏生等组建，有8个支队、2个特务大队，指挥祁东、零陵、东安等3个县的游击战。

衡南地区抗敌自卫团：团长是衡阳县县议长，曾任湖南人民抗敌后援会常委兼主任秘书，该自卫团有13个大队，800余支枪。

此外，各沦陷区乡都有国民党地方政府组织的游击队，如益阳县抗敌自卫团、衡山抗日自卫游击队、湘乡抗日自卫团、新化抗日自卫团等。

上述各游击武装都积极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给侵略者以打击。其主要是：

积极配合国民党正规军抗击日军的进攻。例如，1938年1月，临湘国民兵团配合国民党第20军一部，在云溪太平桥、天福桥、郭家嘴一带设伏，毙伤日军300余人，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1941年3月下旬，国民党第133师某团在游击队的配合下，在福寿山歼灭日军100余人，缴枪80余支。1942年端午节前一天，游击队与国民党第133师第39团一部联合拔除了驻柳厂南端尖山的日军据点，歼敌100余人。1944年8月，游击队100余人主动营救被日军包围在棋子山的国民党第134师一个连，内外夹击，歼敌80余人。

积极配合和支援国民党第9战区长沙会战和常德会战。每次会战前后，湘北各县游击队都组织爆破队与第九战区粤汉铁路破坏队配合，破坏交通通讯，将粤汉铁路北端的桥梁、涵洞悉数毁坏，甚至日军刚刚修复即遭游击队破坏，电线也常常被割断，给日军的运输和指挥调动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打击四处掳掠的日军，截击日军的武器弹药，保卫乡闾。 深入敌后方，打击日寇，惩治汉奸。注359

此外，游击队还积极营救国民党被俘官兵和被日军击落的中美飞行人员。1944年5月第四次长沙会战时，盟军第13航空队3架飞机受伤迫降在临湘县方山洞日军据点附近。游击队立即将飞行员抢救脱险，护送到江西遂川机场。衡南地区抗敌自卫团第7大队队员邹国斌在三塘豆家村设计将看守国民党第10军被俘官兵的日军灌醉，救出128名被俘人员，并吸收他们参加游击队，成为游击队的一支生力军。衡南地区抗敌自卫团特务大队机智地救护了1名被日机击落的美国飞行员忒布以及中美航空大队大队长吴国栋和教官吴国梁，受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嘉奖。

三、第4战区的游击作战

1939年3月，第4战区决定在沦陷的广东沿海珠江三角洲划5个游击区。随后又两次调整计划。实际上第4战区建立的游击区和根据地，1939年为珠江三角洲地区5个，粤东潮汕地区1个，海南岛琼崖根据地，共计7个游击区。后来又增设了雷州半岛的阳春、阳江游击区和海丰、陆丰游击区，共计9个游击区。

海南游击区以五指山地区白沙、保亭、乐东等未沦陷的山区3县为核心抗日根据地，面积约1.2万平方公里，占全岛面积约35%；以沦陷的沿海13县为游击活动区。各县均组织了民众自卫武装，称游击自卫大队，每县1至6个不等，共

为37个大队，1个特务大队，4000余人。游击区遍及全岛，由地方保安团和各县民众自卫队等地方武装开辟和坚持。

1939年1月，日军因准备南进，派第21军攻占海南之海口、榆林等处。当时担任海南守备的海南保安司令王毅指挥保安第11、15两个团和一些自卫纵队退守五指山，坚持游击战抗敌。

海南游击区，在无正规军、无军饷、无行政经费(仅有海南籍的行政院长宋子文私人捐助600万元经费)、缺干部、少训练、乏械弹的艰苦环境下，从1939年2月海口沦陷至1945年9月抗战胜利，坚持达7年之久。 其间大、小战斗有千余次之多，较大的战斗有180次，我军民牺牲二三十万人。注360

四、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其他抗日游击战

1.忠义救国军的抗日游击战

1937年9月初在淞沪抗战中成立的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以戴笠为苏浙行动委员会书记长，刘志陆为别动队总指挥，下辖5个支队、1个特务大队，共计万余人。该别动队在淞沪会战中伤亡很大，战后一部奉命退入法租界，一部奉命转移到浦东建立游击根据地。1938年初，戴笠奉军委会之命收容淞沪会战后各部遗留在淞沪、沪杭沿线的散兵，编组游击队。至5月，共收容1.1万余人，连同原别动队残部4千余人，合计1.6万余人，整编为7个支队、1个直属大队、1个南京行动总队，改称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其总指挥部设汉口，但部队在宁沪杭一带从事游击战。同年10月，武汉沦陷后，忠义救国军总部移驻浙江孝丰。1939年3月，在上海设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部队也扩充至3个纵队、12个支队。同年底，该军在孝丰整编，缩编为3个支队(又称教导团)和4个直属队，共1.5万余人。然后总部移驻皖南广德，直属第3战区指挥。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整训完毕的忠义救国军兵分4路(苏嘉沪区、澄锡虞区、锡武宜区、京丹溧区)，重回京沪杭沦陷区，开展敌后游击战。其队伍扩展很快，至5月，扩大为3个教导总队、3个行动总队(淞沪、南京、苏常)、3个教导团、16个支队、1个大队，官兵达5万余人，活跃在上海市区，浦东，京沪、沪杭铁路和京杭国道沿线。但不久就受到日军的拦截和攻击，一部被迫退入太湖，大部在长江南北辗转，部队缩编为4个纵队。

1942年3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整顿游击队时，决定将忠义救国军划归新成立的别动军管辖。1943年忠义救国军和别动军一起接受中美合作所的训练，受训后忠义救国军由4个纵队缩编为3个纵队(原忠救军第3、4纵队加上别动军第7纵队，合编为忠救军第3纵队)，换发美式装备，接受中美联合指挥，继续在苏浙皖敌后坚持游击战。1944年，在浙西于潜方元铺成立忠义救国军前进指挥所，由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马志超负责，下辖忠救军3个纵队、64个支队或地方行动队，在苏、浙、皖、赣一带开展游击战，控制浙赣线北段，京沪、沪杭铁路沿线，以及杭甬铁路西段等地交通。其下又辖3个地区指挥部：温台指挥部，在浙东沿海地区和沿海岛屿，以及浦东、崇明等地区作战；淞沪指挥部，在淞沪附近地区作战；鄞、杭指挥部，在富春江和杭州湾一带作战。

1944年9月至1945年5月，忠义救国军比较突出的游击战绩有： 连续破坏浙赣线诸暨附近铁路25处、哨所2个、桥梁2座，焚毁浙赣沿线日军仓库多处。注361先后炸断浙赣线上的钱塘江大桥、浦阳江大桥和小桥梁数座，破坏沪杭铁路沿线哨所和铁轨多处并颠覆火车。1945年6月6日，忠义救国军南京行动总队会同中美合作所行动区一部，化装潜入苏南宝成煤矿，将该矿炸毁，使其停产。

1945年8月中旬，日本投降后，为了和已在江南敌后的新四军抗衡，忠义救国军和在东南地区的中美合作所美军300余人一起， 奉命开进京、沪、杭、芜地区抢先接收。注362

2.布雷游击队的抗日斗争

海军舰艇在淞沪会战后，损失很大。海军将受伤军舰和陈旧老舰沉入江底，阻塞水道，阻挡日本海军沿长江溯攻上游；自己弃船登岸，变成“陆军”。此后海军主要以3种方式参加抗战：第一是将军舰上的大炮拆卸下来，运到岸上，建立江防、海防炮兵要塞，轰击水上日本海军舰艇和运输船只；第二是组织布雷队，在海港、江河湖泊的重要地区，布设水雷，阻止日本海军沿水路进攻；第三是充实海军陆战队，参加陆地作战。

1940年1月间正式发动布雷游击战。1月20日，在安徽贵池附近江面布下第一批漂雷15颗。当天即炸沉日军1艘汽艇，艇上日军13人毙命；翌日又炸沉1艘运输舰，舰上敌军兵员伤亡、损失惨重。 至3月底，共炸沉敌船32艘，战绩辉煌。注363

从1940年1月下旬至1943年6月初约两年半时间，海军布雷游击队在长江中游共出击93次，布放漂雷1600余具。 不计炸伤船只，仅炸沉敌中型军舰、巨型和中型运输舰、商船、汽艇等，即达156艘。注364

3.铁道破坏队的抗日斗争铁道破坏队成立于1938年秋。到1940年5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江北铁道破坏队指挥部下设5个大队，每个大队336人，加上指挥部100人，总计1780人。

铁道破坏队炸火车，扒电轨，锯电杆，割电线，毁桥梁，并时常与敌伪铁路警戒部队交战，取得丰硕的成绩。以1940年为例，据统计，军委会江北铁道破坏队指挥部下辖第一至第四大队，游击破路工作共计189次；破坏成绩为：炸毁机车69辆、平车及车厢等285辆、客车17辆、其他汽车28辆、炮车7辆；锯电杆194根，缴获电线1924公斤；破坏桥梁25座、铁路路轨22649米，炸毙、颠覆毙命日军2036名，伤1107名，毙为敌伪工作的中国司机、升火等技工116名，其他工人及民夫141名； 破坏和缴获大炮5门、机枪11挺、步枪49支、骡马55匹、其他军用品甚多。注365 获得军事委员会、天水行营、各相关战区、集团军、军、师等各级嘉奖共计36次。注366同时，铁路破坏队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该年度，该指挥部下辖4个大队共计牺牲38人。 其中，最年轻的仅16岁，最年长的仅41岁。注367

粤汉铁路敌区铁道破坏大队成立于1939年。据统计，1940年1月，该大队在粤汉铁路南北两段共进行破坏工作47次。共计：炸毁铁路桥梁13座、机车8辆、查道车4辆、兵车3辆、敞车16辆、货车9辆，炸毁车站1座；击沉日军汽艇1艘；彻底炸毁路轨293根，拆毁路轨638根；锯电杆476根，缴获电线14000余公斤；颠覆毙命日军官兵及司机、司炉296人；另在公路上炸毁卡车1辆、装甲车7辆，公路桥2座。 自己仅牺牲5人、受伤4人。注368

1943年以后，平汉、粤汉等铁路破坏队，接受中美合作所举办训练班的训练，装备了美国新式武器，以新的面貌，继续在敌后破袭铁路等设施。其较突出的战例有：

1944年1月12日夜，平汉铁路破坏队编为6个行动组，破坏河南焦作煤矿，共计炸毁焦作煤矿第39号矿井发电机3部，锅炉6个，抽水机8部，电高车、汽高车、压风机各1部；另炸毁铁桥2座、水泥桥1座、汽车4辆、碉堡1座、铁轨8根； 使该第39号矿生产停顿，附近交通受阻。注369

1944年1月21日夜，平汉铁路破坏队在别动军300余人的掩护下，冲破日军严密防守，强行破坏郑州之北的黄河铁路大桥，炸毁该大桥桥身梁柱50余根(该大桥全长2000余米，桥身共计119根梁柱)，使平汉铁路中断达两个月之久(该大桥3月25日才修复通车)， 推迟了豫中会战的爆发。注370

小结

自1938年10月武汉会战后，侵华日军变“速战速决”的军事战略方针为取“持久战略态势”。中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在这战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时地总结了全国抗日战争的经验及教训，于1938年底1939年初确定了敌后游击战的方针，并切实地从军事区域划分、游击干部培训、军事干部配置、军事行政领导强化、《游击战纲要》和《建立全国游击区方案》的制订等诸多方面，大力贯彻、落实敌后游击战的方针。

国民政府各战区遵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加强游击作战”的指示，派正规军和高级将领进入敌后，在华北、华中、华南先后建立了10多块抗日根据地。

国民政府的敌后游击作战，使游击战与正面战场的正规战相配合，对扩大战斗空间；牵制日军之南下、西进；消耗敌之战力；破坏敌之交通、治安；支持正面战场御敌等诸多方面，均起了积极的作用，取得了一定的战果。尤其是山西、安徽、山东等地，由于派遣的正规军较多，使日军如芒在背，一段时期成为日军进攻的重要目标。

1939年尤其是1943年之后，国民政府敌后游击根据地严重萎缩、陆续丧失，士气急剧低落。至抗战后期，敌后游击部队大部已溃不成军，甚至出现高级将领打着“曲线救国”旗帜，率部成批投敌的“伪化”现象，成为抗战的阻力。坚持留在敌后的二三万人，也多陷入“游而不击”、苟且图存的状态，以致日军在对后方的“扫荡”讨伐中，也不再视国民党敌后部队的存在为威胁。相反，一再强调 “今后讨伐肃正的重点对象，应集中地指向共军，专心一意地努力消灭之”。注371而在“皇军威力暂时不能到达的地区，可以默认不同皇军对抗的杂牌军(指国民党非中央系军人)的存在。 尤其重要的是，要利用它对一些地区的暂时占领，防止共军之潜入”。注372

抗战后期，国民政府敌后战区的严重萎缩、衰落，与国民党当局心胸狭窄，排除异己，坚持反共；部队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得不到群众的广泛支持；内部派系林立、成分复杂；将领之间猜忌较多，配合较少；国民党敌后各游击区、各根据地的部队，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一般坐观友军失败，而不施以援手，还有的内部自相火并， 自相消灭注373；部队长期地固守一地，大兵团行动，战术呆板；在艰苦、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军心涣散、惧敌心理严重、斗志消沉等密切相关。对国民党军在敌后抗战的评价，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应该全面地、实事求是地加以论述。

第四部分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中国正面战场

第16章　汪精卫投敌与汪伪政权的建立

一、日本加紧诱降活动

日本在决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新侵华方针后，便加紧实施诱降策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诱降活动是日本侵华的最重要内容。

为达成目的，日军制订了各式的诱降计划，建立了专门实施的特务机关，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诱降行动——“和平运动”。

早在攻占武汉以前，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就制订了旨在分别诱降中国各类势力的“谋略计划”。该计划内容庞杂，涉及面广，各项阴谋都取了代号。第一部分定名为“鸟工作”，要“起用唐绍仪及吴佩孚等一流人物，酿成强有力的政权趋势”，目标是在政治上削弱抗战阵营，在中国建立较有影响力的伪政权；第二部分定名为“兽工作”，要“使蒋政权统治下的杂牌军瓦解归顺，削弱其势力”，目标是在军事上分化抗日力量，被其列入拉拢名单的有：宋哲元军、韩复榘旧部、东北军旧部、阎锡山军、石友三军、刘建绪军、徐源泉军及其他的武装团体；第三部分定名为“山工作”，主要是对李宗仁、白崇禧的广西军队进行拉拢； 第四部分为利用银行破坏法币，以扰乱中国经济。注374

为实现阴谋计划，日本决定设置代号为“竹机关”的“对华特别委员会”，由土肥原贤二中将主持(故又称“土肥原机关”)，专门负责在华的各项政治、经济“谋略”活动。

土肥原起初计划策动唐绍仪、吴佩孚等出面组织“中央政府”，作为日本的傀儡政权，并作了不少努力。当时，曾在民国元年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位内阁总理的唐绍仪居住在上海，土肥原竭力拉拢唐出山组成伪政权，但国民党军统派人以利斧将唐劈死。吴佩孚在与土肥原的接洽过程中，坚持要日本从中国完全撤军，并附加了一些条件，土肥原难以接受，以至前后经过半年多仍未有结果。后又想撮合吴佩孚同汪精卫结盟，也没成功。吴佩孚于1939年12月患牙病并发败血症而死，土肥原的计划受挫。

日军还试图利用国民党军队内部的派系矛盾，分化抗日力量。1939年下半年战火燃至广西境内，日军深知桂系和蒋介石有宿怨，而两广曾聘请过日本军事顾问，便想实施谋略，特派当年在南宁担任军事顾问的中井增太郎大佐出任前线部队的特务机关长，中井派出代表与李宗仁、白崇禧、龙云等密谈多次，得到的印象是，三人 “对更换蒋介石并不介意，但在目前形势下必须慎重，不可轻举妄动”。注375中井也发出“致李、白将军书”，威逼利诱。李宗仁等人义正词严地指出：“日本穷困的情况，中国是非常清楚的”， “战争是日本发动的，战争的停止当然必须也应该由日本提出……如果真正希望停止战争，必须恢复战前的一切状态。”注376回绝了日军的诱降。

对桂系拉拢招降工作只是前线部队的短期行为，而对阎锡山的诱降工作则是由陆军部负责， “并曾抱有希望，领导了该项工作”。注377由于阎锡山的代表是其侄子，谈判过程中称阎锡山为“伯父”，故日本把对阎的诱降活动命名为“对伯工作”。日本利用阎锡山军固守山西一隅，困难重重，阎本人生性多变的情况，对阎锡山展开了强大诱降攻势，由日军第1军(司令官岩松义雄)具体实施，“以极大热情努力推动工作”。阎日双方在1941年9月签订了“基本协定”和“停战协定”，规定日本向阎锡山部队提供军费、武器，阎锡山则发表独立宣言，声明与重庆政府脱离关系。双方一度联系频繁，后日军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无力付给允诺的军费，曾毁约向阎军发动进攻以施加压力。1942年5月6日，阎锡山与日军第1军司令官岩松在安平村会面，但未达成实质性协议。此后日军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仍企图使阎锡山投降，还把阎在安平村和日军军官会见的情况印成传单，广为散发，以“离间阎蒋关系”。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日军与阎锡山仍保持着若即若离的暧昧关系，但日本终未达到使阎锡山公开脱离抗日阵营的目的。

当然，日本要达到其侵略目的，最直接的办法，还是诱降蒋介石领导下的重庆国民政府。为此，日本很快就放弃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对蒋介石个人的出路，日本也不断让步。第二次“近卫声明”中，仍要中国改变政策，“更换人事”，即蒋介石下野。第三次“近卫声明”就放弃了此条件。后来，日本又通过华北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之口透露出下列信息：“尊重蒋介石上将的地位，而给予崇高的位置。”

为能和重庆政府谈判，日本寻找了不少渠道，千方百计与重庆方面的人士接触。如日方代表在香港、上海与孔祥熙的心腹乔辅三、樊光的接触；通过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和重庆政府联系的“司徒雷登路线”； 企图利用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永铭等作为居间调停人的“钱永铭路线”等，是其中较有影响的。注378但在上述接触中，都没有取得实际结果，多是无疾而终。

日本和重庆国民政府真正坐下来谈判的仅有一次，即1940年的“桐工作”——双方在香港等地的接触。

1939年底，日本参谋本部派铃木卓尔中佐为机关长(公开身份为武官)，要他设法和重庆国民政府建立联系。铃木履任后，与自称是宋子文弟弟、西南运输公司主任宋子良的人搭上了线，经过互相摸底，双方均表示愿意进一步“谈判”。日本方面制订了详细的谈判计划，并把此次谈判定名为“桐工作”。1940年3月7日，双方在香港举行预备性会议，日方出席者为铃木卓尔、今井武夫(代表中国派遣军)、臼井茂树(代表参谋本部)； 中方出席者为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陈超霖、国防最高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和宋子良。注379

谈判开始，中方提出3项条件：日军必须保证撤兵；日本明确“和平”的条件；会谈绝对保密。经过4天讨论，日方提出了备忘录，要中方代表签字，中方却在最后关头提出了名为“和平意见”的8条修正案，要日方代表签字，结果双方争执不下，没有形成共同签字的文件。

6月3日，双方在澳门举行第二次预备性会议，在中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共同防共”、“经济合作”、“聘请日本顾问”等问题上达成谅解，但在日本要求的在华北驻兵权、中国承认“满洲国”、蒋介石与汪精卫合作等问题上却有分歧。接着，双方又开始筹划由蒋介石、汪精卫、板垣征四郎3人参加的高层正式谈判。但此后，重庆方面的热情大减，并提出以日本须在“满洲国”和在华驻军问题上让步作为继续谈判的前提。日本方面觉得蒋介石缺乏“诚意”，陆相畑俊六于10月1日下令“军方立即与和平工作断绝关系”。 “桐工作”正式收场。注380

综观日本诱降活动，虽然拉过去了少数卖国求荣的汉奸，但结果与日本政府的预定目标有很大差距，多数正直爱国的中国人都不为所动，坚守了抗日阵营。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虽然未与日本签订卖国协定，但在民族战争如火如荼的情形下与日方的这些接触，在民众的心理与士气方面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

二、汪精卫集团投敌叛国

汪精卫是国民党内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第2号人物，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党副总裁、最高国防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等要职。汪精卫对抗战前途感到悲观，一向主张对日议和，被人视为“亲日派”的代表。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主张通过妥协来与日本停战的集团，其主要成员有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侍从室第2处副主任周佛海，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汪精卫妻子陈璧君，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陈公博，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等。他们在各种场合下宣扬“抗战必败”、“抗战必亡”的消极悲观论调。

汪精卫集团对陶德曼调停充满幻想，调停失败后，他们惟恐与日本联系的管道被切断，急于要恢复与日本的“和平谈判”，由高宗武利用职务之便秘密与日方有关人员接触。1938年7月初，高宗武在周佛海授意下，从日本控制下的上海出发，秘密访问了东京。高在日本会见了陆相板垣征四郎、参谋次长多田骏等人，得到了日本希望在蒋介石之外的国民党要人中寻找议和对象的信息。板垣征四郎还让高宗武带信，表示日本愿以汪精卫取代蒋介石为“和平运动中心”。高宗武回国后向有关上级汇报，蒋介石对此大为恼火，但汪精卫、周佛海等却因此摸清了日本的底，决心继续联系，争取谋和。

同时，日本政府已经把在中国扶植傀儡政权以尽早结束战争作为战略方针提出来。7月12日“五相会议”上通过《适应时局的对中国谋略》，提出了以“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削弱中国现中央政府和中国民众的抗战意识，同时，酝酿建立巩固的新兴政权的趋势”为谋略要点，在华“建立反蒋、反共、反战的政府”， 决心以政治诱降推动军事侵略的步伐。注381

经过一段时间的互相试探摸底，汪精卫等人与日方已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武汉、广州失陷后，汪精卫的“抗战必败”理念更加坚定，他甚至公开向日本求和乞降，说什么 “如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不妨害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为讨论之基础，否则无调停余地。一切视日方所提出之条件而定”。注3821938年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除继续威胁如国民政府坚持容共抗日政策，“则日本不到将其溃灭断不收兵”外，也有 “倘国民政府能放弃向来的指导政策，更换人事，实求新生，来参加建设新秩序，日本并不拒绝”的内容。注383日本修改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既定方针，汪精卫集团视此为与日本谈判“和平”的好时机，当月初派高宗武、梅思平为全权代表，赴上海和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等进行投靠日本前的预备会谈。会谈在日方安排的重光堂进行，主要讨论双方所能开出和接受的条件。高宗武等提出了一份详细的计划，主要内容是：汪精卫借机逃出重庆；日本发表声明提出“和平”的先决条件；汪发表断绝与蒋介石关系，呼应日本的声明；云南、四川、广东等地的军队响应汪的号召“起义”； 汪精卫等在中国南部日本尚未占领地区建立新政府。注384经过一番讨价还价，11月20日以高宗武、梅思平和今井武夫、影佐祯昭(陆军部军务课课长)个人的名义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日华秘密协议记录》等3个文件，即所谓“重光堂密约”，并制订了汪精卫等逃出重庆、脱离抗战阵营的具体步骤，约定一俟汪精卫等叛逃成功，便由近卫首相再次发表对华声明，汪精卫通电响应。

重光堂会谈结束后，梅思平回到重庆向汪精卫报告结果。经密商，汪精卫一伙终于决心卖身求荣，他们拟定了分别离开重庆逃往越南河内或香港的计划。 12月1日，梅思平到香港向日方报告，汪精卫已承认重光堂的协议，决定逃出重庆，投靠日本。注385在一番紧张的策划后，12月19日，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陈璧君等人从昆明乘龙云代租的飞机逃到河内，走上了叛国之路。

日方获悉汪精卫到达河内，便按约定于12月22日发表“第三次近卫声明”，表示日本虽准备“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但也希望和“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 并提出了“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为合作的条件(即“近卫三原则”)。注386“第三次近卫声明”所提的3项条件，均在“友善”的词藻下包藏着险恶的祸心，而所以在用词方面比以前稍有和缓，目的在于迅速引诱汪精卫一伙下水。而汪精卫也在叛国的路上越走越远，12月29日竟以向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通电的形式响应“近卫声明”，并在香港《南华日报》上公开发表通电(因29日的电报代码为“艳”，故该通电又称“艳电”)。汪精卫在“艳电”中完全为日本的侵略政策辩护，不顾日军在中国烧杀抢掠的事实，竟说日本对中国没有领土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还将帮助中国“能完全其独立”。他要求国民政府能以“第三次近卫声明”为蓝本，与日本交换“诚意”，则 “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注387“艳电”公开为侵略者唱赞歌，为自己的叛国行为涂脂抹粉。它的发表说明汪精卫等已彻底与日本合流，走向了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对立面。

汪精卫等人以为，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内不乏希望与日本妥协讲和者，凭汪在国民党内的历史影响及地位，一旦他起而号召，定会有人紧随其后。但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叛国行为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云南的龙云在19日送走汪精卫等后，立即向重庆作了报告。而在“艳电”发表后，汪精卫集团受到全国人民的声讨。一些原与汪关系较好的军政人员，如广东张发奎、余汉谋，云南龙云等也纷纷通电，斥责汪精卫，“谬论谬辞，为敌张目”，卖国求荣，要求对他 “通缉归案，明正典刑，以肃纪纲而振士气”注388，并表示拥护政府，“抗战到底”。国民党在舆论的压力下，于1939年元旦召开临时中常会，通过了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的决议。决议中称“汪兆铭承本党负托之重，值抗日紧急之际，擅离职守，匿迹异地，传播违背国策之谬论……而其电文内容尤处处为敌人要求，曲意文饰，不惜颠倒是非，为敌张目；更复变本加厉，助其欺蒙。就其行为而言，实为通敌求降。” “其违反纪律，危害党国，实已昭然若揭，大义所在，断难姑息，即予永远开除其党籍，并撤消一切职务，藉肃党纪，以正视听。”注389会上不少人主张通缉汪精卫，蒋介石为留有余地，暂缓执行。

蒋介石在汪精卫出逃后曾派一些党政要人赴河内，试图劝说其回心转意，然汪叛意已决，无可挽回。于是便由军统特务在1939年3月21日夜袭击汪在河内的住所，企图刺杀他。 不料当晚汪精卫恰巧与曾仲鸣调换住房，侥幸得免一死，曾仲鸣成了替死鬼。注390

汪精卫集团因此与蒋介石集团彻底决裂，他们惟恐躲在河内难免杀身之祸，同时原来期望国民党内军政人员会响应，结果得到的是全国人民的同声声讨，极端孤立。只得求助于日军的庇护，以早日离开河内，结束终日杯弓蛇影的逃亡生活。1939年4月25日深夜，汪精卫等又偷偷潜出河内，在日军的协助下，乘船驶往日本占领下的上海。

三、汪精卫伪政权的建立

在从河内到上海的船上，汪精卫向影佐祯昭等日方人员提出，放弃重光堂会谈时所提在日军尚未占领的中国南部地区建立政权的设想，改为在日军占领区 “建立和平政府”。注391

汪精卫等人到上海后，住进日军控制的地区，开始着手建立汉奸政权。他们先以《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拟定建立政权的具体步骤，同时作为与日方谈判的基本条件。汪精卫虽是在日本卵翼之下才得以立足的，但他们仍要些“颜面”遮羞，希望能盗用“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名义为未来的伪政权张目。《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提出，“收拾时局办法的根本精神在于笼络人心，因此，不变更政体和法统，而以变更国策收拾此次时局为要务”。其步骤为先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以国民党决议的形式作为政权建立的基础；由汪精卫出面组织“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政府”建立的时间、五院院长及下属各机构的负责人选； “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所有伪政权统一于汪精卫领导之下。注392

在筹建伪政权过程中，汪精卫等基本上是照上述办法进行的。其活动大致可分为三项：

1.签订“汪日密约”

争取日本支持是汪伪政权建立的最重要前提。对汪精卫等人来说，没有日本的许可，什么事也办不成。所以他们积极向日本乞怜，以换取组织政权的可能。1939年5月31日，汪精卫率周佛海等大小汉奸喽啰前往日本谈判建立伪政权的条件。

虽然日本在华有直接利益的各机关，如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兴亚院等在帮助汪精卫建立一个统一的汉奸政府问题上是一致的，但在一些细节，如怎样保证本机关在以后对华决策中的主导权，如何利用此次机会迫使汪精卫出卖更多的中国权益等问题上却有分歧。为统一意见，日本政府在与汪精卫等会面前特召开由首相平沼骐一郎主持的“五相会议”，协议通过了《树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作为与汪精卫谈判时的依据。该方针规定，未来的“中央政府”须由汪精卫、吴佩孚、其他变节的重庆政权分子、已有的临时和维新两个汉奸政权等共同组成；须事先完全接受日本所提《调整日华新关系原则》； 同时还提出了许多日本在华的“特殊要求”。注393

在谈判中，汪精卫面对日本的酷苛要求也颇感失望，不甘心只做全无实权的傀儡，他要求日本能遵守“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诺言，帮他组成一个统一的、有实权的、一定程度“独立”的“中央政府”，并做了有限度的抗争。 但在日本的软硬兼施之下，最终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设想，“没有达成实质性的协议”，几乎是空手而返。注394

日本对汪精卫集团采取的是步步引诱的策略，所索取的要求也是层层加码，它在伪政权成立前利用汉奸们急于粉墨登场的心理，再次进行敲诈。兴亚院以汪日双方要“缔结条约奠定基础”为借口，制订了《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等文件，作为汪必须接受的酷苛条件，内容包括了日本对中国的一切都有控制权，连今井武夫等日方人员也觉得条件太严苛，违背了日华双方的“重光堂密约”，“超出了第三次近卫声明的精神”， “不过是赤裸裸地暴露了帝国主义设想的要求而已”。注395

1939年11月，日汪之间依兴亚院的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汪精卫等对日方的贪得无厌感到震惊，他提醒日本注意，所提条件“似与近卫声明宗旨有相当差异”， 一些人为此痛感失望，已脱离“和平阵营”。注396谈判过程中，汪精卫希望能得到较多的“独立自主权”，以装饰门面，而日方则强迫汪全盘接受，一度发生了激烈的争辩，致谈判中断。谈判持续了两个月，日方只在细节上稍有退让，汪精卫在日本软硬兼施的威逼之下， 被迫在自称为“卖身契”的密约上签字。注397

汪精卫以全盘接受日本的酷苛条件换取了日方对其组织汉奸政权的支持。日本依密约获得了在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各种特权，由于条约太酷苛，暴露了日本灭亡中国的野心，双方约定对其内容“永不公布”。

2.与其他伪政权的讨价还价

汪精卫等人原本看不起在日本刺刀下建立的临时政府、维新政府等汉奸组织，认为它们名声太臭，不愿与它们合作。然而，日本则坚持新“中央政府”要包含所有新旧汉奸政权，并强迫汪精卫立即开始和它们会商合并事宜。

汪精卫先试图联络日本正在拉拢的吴佩孚，但两人对“中日和平”内涵的见解有差异，“立场不无稍异”，对未来新政权权位的分配也各有打算，吴佩孚对汪的人格也颇蔑视，表现较冷淡，甚至对汪不无戏弄，他在汪所送去邀请参加伪政权的信上写道： “公离重庆，失所凭依。如虎出山入柙，无谋和之价值！果能再回重庆。通电往来可也。”注398吴佩孚虽是失意军阀，但终于未落水当汉奸。

此后，汪精卫在日军的安排下着手与华北“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华中“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梁鸿志协商合作建立“中央政府”事宜。王克敏等自恃投靠日本在先，不肯轻易就范，他们同汪争“独立地位”和在未来政权中的职位。经过几番讨价还价，最后以“临时政府”改为独立性极大的“华北自治委员会”，对“维新政府”的要员委以高官才得以结束。新老汉奸终于合流。

图16.1　华中“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梁鸿志(左)与华北“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右)

3.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汪精卫为使其建立汉奸政权获得“党统”根据，于1939年8月28日在上海开了“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汪精卫集团已臭名昭著，正直的人们耻与为伍，因而就是东拉西拽也未能凑够预定的人数。汪精卫在会上正式提出“和平反共建国”的口号，为其叛国行为辩护。会上通过的《整理党务案》宣称，自1939年1月以后的国民党中央“所有一切决议及命令，完全无效”；各级党务机关须“听候改组”；废止国民党内总裁制，改设主席一人，行使“总理”职权。 会议选举汪精卫为国民党的“主席”。注399

汪伪“六大”之后，汪精卫又拉了几个“合法政党领袖”及“社会名流”，于1940年3月20日拼凑召开“中央政治会议”，讨论通过伪政府的各种机构设置、“组织条例”和人事安排，决定完全仿照重庆国民政府的结构组建伪国民政府，并用“还都南京”的名义在南京正式登场。汪精卫称会议确定了和平与宪政两大方针， “从此以后，和平运动已确立稳固基础，将来当努力克服困难，负责救国家民族之责任，实现东亚永久和平”。注400

图16.2　1942年12月，汪精卫与东条英机会面

1940年3月30日，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汉奸政权———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其主要头目分别是：国民政府代理主席汪精卫(主席一职仍留由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担任)、行政院长汪精卫(兼)、立法院长陈公博、司法院长温宗尧、监察院长梁鸿志、考试院长王揖唐，其他大小汉奸也各得其所，如周佛海出任财政部长、褚民谊任外交部长等。当天发表的“还都宣言”中不隐讳其傀儡地位，称该政府要与日本共同努力，“本于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之原则，以扫除过去之纠纷，确立将来之亲善关系”。重庆政府已是“非法”，“如仍对内发布法令，对外缔结条约协定，皆当然无效”。要求重庆政府的军队必须立即对日军停战， 党政人员必须到南京向伪政权报到。注401同日，“临时政府”、“维新政府”宣布解散。

汪伪政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傀儡政权。日本在其政府的各级机构中均设有“顾问”进行控制。它在日本的压力下订立了卖国的《中日基本关系条约》，进一步把中国变成日本侵略者的殖民地。

汪精卫集团从出走叛国到建立汉奸政权，分裂了中国的抗日阵营，破坏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对中华民族犯下了滔天大罪。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汪伪政权成立后，全国掀起了声讨汉奸卖国贼的浪潮。重庆国民政府悬赏十万元缉拿汪精卫，称汪通敌祸国触犯惩治汉奸条例， “公然与敌人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狂悖行为，益见彰著，亟应尽法惩治，以正视听”。注402

第17章　国民政府的战时经济体制

一、国民政府战时经济体制的建立

在国家存亡的紧要关头，如何把国家经济体制从平时状态转入战时运作，集中全国所有财力、物力、人力，为抗日战争服务，是中国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由于战前中国的经济体制运作已不正常，日本军队的侵略步伐又很快，故在全国抗战之初中国政府只能进行部分应急的调整与转变。如在淞沪会战开始后，财政部即指示中央、中国、交通和中国农民四大银行在上海建立四行联合办事处，尝试着将国家银行的某些功能合并；战时最高机构军事委员会内也增设了农产、工矿、贸易三个调整委员会，着手对全国经济按行业进行适合战时的调整。

1938年3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订“抗战建国”的各项方针政策。大会最后通过的文件中，对经济问题相当关注，在其纲领性文件《抗战建国纲领》中既规定了抗战时期“经济建设应以军事为中心”，又确定了达成这一目标的8项具体措施：实行计划经济，扩大战时生产；全力发展农村经济；开发矿产，鼓励轻工业，发展手工业；推行战时税制；统制银行业务；巩固法币，统制外汇，安定金融；整理交通系统； 严禁奸商垄断居奇，实施物品平价制度。注403《在抗倭战争中必须举国一致，一切建设以军事为中心，以期完成国军建设案》中强调，在“国防第一，军事第一”的前提下，国家的物质建设“自宜以极精密之筹划，行最严格的统制。一面使工业之发展，与资源之开辟，完全适应于军事的要求，以充实其(指军队———注)储备； 一面使农村的生产，尽量增加，金融的流转，益见灵活，以改善其生活，全国上下尤应厉行节约，以供军需。”注404其他如《非常时期经济方案》、《工业政策实施大纲》等议案，都强调了战时经济以服务军事为中心内容。

图17.1　工业合作运动(简称工合)在抗战时期很流行。图为西南地区合作社代表在邵阳办事处合影

国民党当局对抗战经济的发展也比较重视，蒋介石提出过第二期抗战的原则是“三分军事，七分经济”，称“我们以后经济成败就是抗战的成败”， 经济部门对于抗战胜利所负的责任比军事部门更大。注405国民党历次会议均有关于经济的议案通过，如五届五中全会的《改进财政系统，统筹整理分配案》，七中全会的《动员财力，扩大生产，实行经济统制案》，九中全会的《确定战时经济基本方针案》，十中全会的《限价政策案》，等等。

国民党关于抗战经济的各项文件，奠定了战时经济体制的基本构架。

战前，国民政府内与经济事业有关的部门很多，各守一摊，效率很低。1938年初，国民政府实行改组，设立经济部，下辖21个行政单位，22个专业单位，包括了原来属行政院领导的实业部、建设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的水利部分和原军事委员会下属的第三部、第四部、资源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农业调整委员会的各职能部门。 经济部由此成为战时总揽全国经济生产大权的中枢机关。注406当局还扩充与改组了上年底建立的四行联合办事处，使其成为抗战时期国家最高的金融、财政政策的决策机关。机构的统一，是建立战时经济体制的重要步骤。

二、国民政府与大后方经济发展

和日本相比，中国的经济总体上落后很多，而发展又极不平衡。富庶的东部沿海沿江地区陷入日军之手后，中国政府要在近代工业极少的西部大后方立足，还要支撑巨大的战争消耗，供应军需民食，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通过发展生产，推动西南西北地区的经济开发和建设，是国民政府渡过难关的最主要办法。

为开发大后方，国民政府曾先后颁布《非常时期工矿业奖励暂行条例》、《奖励工业技术暂行条例》等，以提供贷款、减免税率、帮助购置原材料、招募技术工人等具体措施，鼓励设厂生产。一时间，大后方掀起了设厂高潮，1938年内新设工厂数为218家，1940年为575家，1941年更达862家， 1942年仍有569家。注407新增工厂以60%以上的年平均增长率成长。新设工厂与内迁工厂结合，在国统区形成了一个包括石油化工、纺织、食品、机械、电力、冶金等上百个工业部门并基本可以自给的工业体系。

重工业生产与军需密切相关，又是民用轻工业的基础，国民政府比较注重扶植，向电力、机械、钢铁、石油等部门投入了大量资金，使生产以较快的速度增长。 到1941年，国统区内重工业的产值比1938年增加了60倍左右，其中工业用机器由1938年的842部增加为1940年的3755部，钢铁产量从1938年的52900吨增加到1942年的108900吨。注408国统区重工业生产的发展，不仅支撑了大后方的经济，供应前线军需，而且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战前中国重工业十分落后、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

在民族资本较为集中的轻工业部门，也有显著的增长。 以1941年为例，棉纱较战前增加了3.36倍，面粉增加了2.34倍，肥皂增加了2.91倍，火柴增加了1.56倍。注409

农业生产事关战时军民的衣食，又为工业提供原材料，是其他经济事业发展的基础。国民政府也予以相当的重视。1941年成立农林部，通过扩大农田面积，推广优良品种，改进耕作技术，除虫灭灾，向农民提供贷款，加速水利建设等措施，希望发展农业生产，复兴农村经济。如在扩大耕作面积方面，大后方各省冬作田亩1944年比战前增加了20%(约5000万市亩)；因兴修水利而获益的农田至1944年达1000万余市亩； 改良稻种100余种，改良麦种约50种注410；政府给农民的贷款1937年为3952.9万元，1942年为62880.5万元， 增长了16倍以上。注411抗战期间，国统区的农业生产有了较显著的增长，稻、麦、棉等主要农作物的种植面积上升，总产量虽有起伏，大体上呈较明显的成长趋势。 以1939年国统区的主要农产品产量与抗战前的1936年相比，水稻产量增长了54%，棉花产量增长了77%，麦产量增加幅度最大，竟达11倍。注412

三、国民政府与战时物资统制

尽管国统区的经济有了较大幅度的发展，可是对于满足军需民用这一根本目标来说，差距仍然很大，处处捉襟见肘。 整个抗战期间，军费支出占了政府总支出的60%左右，其中1940年曾高达78%。注413为加强对经济的控制，弥补财政不足，使有限的物质生产力能有效地掌握在政府手中，国民政府在国统区实行了统制政策。

1938年10月，国民政府颁布《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决定对大后方经济实行全面统制。被列入统制的物资有5大类：粮食类，包括米、麦、杂粮等；日用必需品类，包括棉花及棉制品、煤、食油等；工业器材类，包括机器、钢铁、水泥、各类酸碱工业成品及原料；外销物资类，包括用于外销、外贸的各种物资等；专卖物资类，包括糖、盐、卷烟、火柴。国民政府建立了专门机构，负责对列入统制的各类物资用统购包销、限价、专卖等方式，从生产到流通领域，实施全面管制。

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延续，大后方物资供应益显困难，出现了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情况。国民政府更加注重对有关产品的统制，1942年颁布了《国家总动员法》，列出军用器材、粮食及被服用料、药品及医药器材、船舶车马等运输器材、土木建筑器材、电力与燃料、通信器材等为国家总动员物资，申明国家有权征用及征购其一部或全部， “政府于必要时得对国家总动员物资及民生日用品之交易价格、数量加以管制”。注414接着成立了国家总动员会议常务委员会作为全国管制物价的最高决策机构，由行政院正副院长、各部有关部长组成，行政院长蒋介石负责召集。

当局实行统制政策，是要用政治力量干预生活，平抑供需之间的差距，维持政府基本运作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物资供应。如粮食是军队、平民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又是工业生产的基本原料，国统区的粮食产量供不应求， 因此粮价常常上涨，如1940年6月的粮价比半年前涨了1倍。注415粮价上涨后，军费就要相应增加，如此循环，政府不堪负担。为舒缓由粮价上涨带来的一系列困难，国民政府于1940年8月专设全国粮食管理局，在各省设立粮食管理局，县设立粮食管理委员会，至次年7月，再裁粮食管理局，专设粮食部，以提高其地位，增加其权力。各级粮管部门以限制粮价、田赋征实等手段对国统区的粮食实行统一管制。田赋征实，就是规定农民将应缴的田赋款额按战前的粮价折合成粮食实物，以缴粮食取代缴款。在粮价已大幅上涨后，仍以战前较低的物价比来强迫农民多缴粮食，某种意义上讲是对农民的掠夺。 据统计，仅至1941年底国民政府就以13.3亿元的支出，征得了当时价值42.52亿元的粮食，实际上是将29.2亿元的差价转嫁到了农民头上。注416

国民政府以战时经济体制扶助生产，一面开源，一面节流，对中国在艰难的条件下，坚持八年抗战是有贡献的。但是，国民政府的战时经济体制弊端很多，一是经济发展不平衡，当局投资和扶植的重点是以国家资本为主体的重工业，而民族资本为主体的轻工业受到的照顾较少，结果到抗战后期，中小企业步履艰难，出现了倒闭风潮；二是统制政策和相关措施是建立在对农民、中小企业主剥削基础之上的，如统购包销时，对产品的收购价核定过低，有时甚至不及成本，严重挫伤了中小企业主的生产积极性，田赋征实也是把通货膨胀的恶果转嫁到农民头上；三是政府发展经济的政策仅停留在宣传上，不少措施完全靠政权的强力去推行，违背基本经济规律，执行过程中贪官污吏又从中渔利，因而抗战后期国统区内出现了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情况。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曾对战时经济政策作出检讨，认为田赋征实作用极大，“在全部抗战史中，实有其不朽的纪录”。但物价管制则总不见大效，而安定金融、增高生产、补助内迁工厂、节制私人资本、裁抑地主兼并等措施，却由于各种内外因素肘掣，均 “未能收获预期的效果”。注417

四、战时交通事业的发展

现代战争是交战双方综合国力的抗衡，而综合国力的运用和全民动员，依赖交通甚多。交通运输对于战时军队及军需品的调动补充，人力物资的转移，资源的开发利用，粮食及日用品的调运等，都有重要作用。中国要在抗日战争中充分利用有限的国力战胜强大的日本，须首先改善与发展交通事业，然而，战时的交通事业是在两难的境地中发展的：一方面急需迅速大力兴建；另一方面中国却缺乏兴建交通(尤其是铁路)所需的材料、资金和技术人才，需要外国的支援，当时的国际交通线又多为日军阻断，筑路所需的国外钢轨等不易运入，往往要拆旧轨铺新路；战时物价、工价高涨，筑路费用比战前高出数十甚至数百倍；西南西北地区地质情况复杂，施工条件恶劣，常常事倍而不能功半， 所有这些，更增加了发展交通的困难。注418

抗战时期交通事业的发展在时间上大致分为两个阶段：武汉广州失陷前，主要是加紧修筑战前已经开始修筑的铁路公路，以应各战场军队、军需品调动及机关工厂转移之急需为目标；此后则以保持与国外联系，维持对日军作战及国民政府的生存为主要目标。

1.武汉、广州失陷前

中国的近代交通事业比较落后，是国家经济不发达的原因之一。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的交通运输已有一定的进步，当局在规划新的铁路公路网线时，也曾把未来战争需要作为考虑因素。但因种种原因，修筑速度缓慢，离满足战时需要尚有较大距离。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督令各筑路工程加快进度，并建立相应指导机构。

在公路方面，军事委员会于1937年8月专门召开后勤会议，紧急布置在苏、浙、皖、赣、鄂、闽、鲁、晋、陕、豫、冀等11省内赶筑与作战运兵有关公路线3600余公里，并分南北战场确定了各自最紧急的工程，北战场方面是河北省内沧(州)石(家庄)、德(州)石(家庄)等4条军用公路，要求在20天内能够简易通车； 南战场方面是抢修江苏、浙江省内各公路干线上被日军飞机炸毁的桥梁。注419当时公路的抢筑工程主要由全国经济委员会督导实施。这些应急性的工程，对抗战初期部队的转运起了一定作用。1938年内，当局在公路建设方面的着眼点是为武汉会战做准备，赶修武(汉)长(沙)和(武)汉宜(昌)两条公路干线，及武汉邻近地区公路网的建筑。同时，为保证弃守武汉后后方与前线部队的联络，及西南、西北地区的交通联系，也着手对西南、西北的公路进行整理改进。结果武长、汉宜两路工程在武汉弃守前不久竣工，使武汉的军民物资顺利运出。

在铁路方面，因临时筹建不易，主要加紧在建工程的进度，抢筑几条最重要的路段：一是实现浙赣铁路全线通车。该路已经基本完成，但铁路公路两用的钱塘江大桥尚未竣工，淞沪会战爆发后，当局急令加快施工进度，钱塘江大桥终于在10月完成通车，大大增加了浙赣路的运力。两广的军队多通过此路奔赴前线战场，北方及上海的重要战略物资器材也多经由此线撤退至西南后方。中国军队自上海撤退后，为防铁路被敌人利用，主动将大桥炸毁。二是接通粤汉线与广九线。这两条铁路都以广州为终点，然而车站却分建在城东和城西，给香港经广州转运内地的物资运输带来很多不便。抗战开始，香港成为中国获得国际援助的重要口岸，为节省运输时间，当局决定将粤汉线和广九线连接起来。同时，还修建了广州至黄浦港的支线，加快了物资北运的速度。三是沪杭甬铁路杭(州)曹(娥江)段，于1937年11月完成该段80公里的铺轨。四是京赣铁路安徽、浙江境内的路轨在1937年11月前全部铺设完毕。五是同蒲铁路阳方口至大同段152公里的路轨原定在1937年11月通车，但因战火已燃至山西境内，无法完成。除了赶筑线路之外，铁路工人们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冒着极大的危险把即将沦陷地区的路轨拆毁，连同机车一道运往后方，既防止日军利用，又为将来后方铁路建设保留了大量的原材料。

2.武汉、广州失陷后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战局相对稳定，但中国的交通环境，特别是与外国的联络却更恶劣，国民政府为其生存计，重视交通事业的拓展， 尤其是“求取国际路线”的发展。注420一方面使国外的军事援助能源源不断地运入，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国内农矿产品的出口换汇。在东部沿海、沿江国土沦陷的情况下，建设国际交通线的重点在西南和西北地区，两地区的交通线均由铁路和公路构成。在加强铁路公路修建的同时，还开辟了数条国际航空线。

中国最高军事当局对战时交通的发展也较重视。1940年3月，蒋介石鉴于交通运输形势不断恶化，特召开了交通运输会议，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统一领导所有与交通运输有关的机构，以提高效率。运输统制局由参谋总长何应钦任主任，交通部长张嘉墩等为副主任，后方勤务部长俞飞鹏为参谋长。该局成立时，蒋介石亲自对高级干部训话，强调运输事业比前方军事还要重要，他说： “须知今后我们抗战之胜败，不仅决于前方将士之战斗，而要看前方作战所需之一切补充与接济，后方之交通运输能否尽速源源赶上为断！否则，前方虽有很多军队作战，因运输接济不济，亦必归于失败！”注421以后他又强调， “交通事业对于今后抗战，关系更加密切”注422！

图17.2　抗战时期油料供应紧张，工程技术人员一直寻求替代品。图为企业家支秉渊发明的木炭汽车

在西南，交通建设的主要目标在于使通过越南、缅甸两国进入我国的外援物资能迅速转运至重庆或前线各战区。当时经越南进入中国的外援物资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当局为缩短运输距离，决定修建湘桂铁路(自镇南关至衡阳)，接通原有的滇越铁路和粤汉铁路。经与法国政府协商(时越南为法属殖民地)，决定法方负责越南境内的全部工程，并提供中国境内第一阶段铺设镇南关至南宁段所需的部分材料。因战局及经费关系，整条湘桂线又划分为四段：衡(阳)桂(林)段，长361公里；桂(林)柳(州)段，长174公里；柳(州)南(宁)段，长260公里；南(宁)镇(南关)段，长234公里，各段开工、竣工时间不同，日军为切断中国的这条国际通道，常常以飞机狂轰滥炸，并在北海登陆，直攻南宁，筑路工人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冒着枪林弹雨工作，终于在1939年10月大致完工通车。此路之修通对外援物资的运入提供了较大的便利。南宁会战期间，中国第5军机械化部队利用湘桂线快速赶赴前线，在昆仑关与敌军激战。日军占领南宁后，湘桂铁路部分路段拆毁不复利用，但北段仍发挥作用。当局为充分利用湘桂铁路，联络已有西南铁路网。又决定修筑黔桂铁路，由贵阳通柳州全长460公里，该路1939年4月动工，至1944年也只完成柳州至都匀约300公里路轨的铺设。另外，当局还希望通过修建川滇铁路(由四川宜宾至云南昆明)将原滇越铁路延伸至四川，修建滇缅铁路使经缅甸的援华物资不致因交通而耽搁。所以在1938年底同时动工修筑该两路，但川滇铁路后因经费不足，完成昆明至占益段，能够转运从印度空运物资后便停工，而滇缅铁路则因英国政府迟疑不决，进度缓慢，至日军攻占缅甸，也仅铺下很少的路轨。

西南原有桂越、滇越公路。从越南缅甸运入外国援助的军需品，构成了主要的国际交通线。1940年法属越南当局对日本屈服，不允许中国物资过境，桂越、滇越公路遂失去了国际交通线的功能。当局动员15万民工用7个月时间建成的长达959公里的滇缅公路，便成了中国在西南对外联络的唯一通道。但滇缅路的作用时常受到英国对日本政策的影响，1939年英国受日本胁迫，封锁了滇缅路3个月，其后英国又重开该路，并帮助中方整理路运状况，提高了运输能力。1942年日军占领缅甸后，滇缅路被切断。此后为向中国军队提供支援及反攻缅甸，中美两国以军队工兵为主，开始修筑由印度雷多经缅北至昆明的中印公路(亦称“史迪威公路”)，同时铺设输油管道。该公路沿线地形十分险峻，工程艰难，经中美双方共同努力，逐段施工完成，全路自1943年开工，至1945年才全线通车，当年2月4日，满载军援物资的车队直达昆明，受到热烈欢迎。

在西北，国际交通线主要是求与苏联的联络。陇海线是通往西北的动脉，可因沿途地势险恶，经费又严重不足，战前的进度缓慢。从西安至宝鸡一段耗用了3年多时间还未竣工，抗战军兴，当局全力催办，才在1937年底通车。此后续建宝鸡至天水段，仍因经费难筹，工程时断时续，150多公里的路段竟用了7年多时间，直到抗战胜利的1945年底始竣工通车。无力修筑费用大、周期长的铁路，当局便重视在西北建公路。滇缅路中断后，西南的陆路国际交通完全中断，修建西北国际公路，从苏联运入援助物资更是刻不容缓的事。1942年起先后兴建了3条公路：康青公路，自西康的康定至青海的歇武，全长790公里，1944年10月通车；青藏公路，自青海的西宁至玉树，与康青线相连接，全长790余公里，通车时间比康青公路稍早；南疆公路，起自甘肃敦煌，止于新疆若羌，全长730多公里，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始告完工。

除了倾全力发展国际交通线外，国民政府也对大后方的交通系统依军事和经济的需要进行了整理和改建，整理工作以改造旧路为主，也适当筑些新路。如为连接西南、西北的公路网络，修筑了川陕公路(由汉中经成都至重庆)；为运输四川綦江出产的煤供应后方的工厂，修筑了綦江铁路，等等。

抗战八年期间，国民政府共建铁路5000公里，为战前中国拥有铁路总长度的40%以上；到1944年底，共筑公路13000多公里，相当于战前公路总里程的10%以上。 现将有关铁路、公路的修筑营运情况列表如下注423：

抗战期间公路修筑营运情况表

抗战期间铁路修筑营运情况表

战前中国在航空运输方面很落后。抗战开始，中国开辟了几条国际航线，分别从苏联、越南、缅甸、印度和香港等地接运物资，以补陆路运输之不足。其中尤以中印航线运输最为著名，该航线要飞越“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条件很艰难，被称为“驼峰飞行”。滇缅路被切断后，美国支援了几百架运输机，使中印航线成为中国在南方对外联系的唯一通道，要从印度运进大量的军事援助物资，从国内运出还债的农矿产品，最高运量达每月2400吨。

在战争环境下，中国要大力兴建交通事业，财力和人力都有许多困难。为应战时急需，便利用“中国旧有的工具和办法，发动人力与兽力的运输”，恢复传统的驿运， 以人拉、马驮和小木船载来弥补现代化交通网运输能力的不足。注424驿运线路主要在大后方各省一些交通落后地区，但也有两条与国际交通线相连接的驿运线路。为统一管理全国驿运，交通部在1940年专设了驿运总管理处，各省也设置相应的机构。1945年初，全国驿运干线达7200公里，支线达3万多公里。 驿运以短途为主，仅1941年至1942年的10个月中，运输货物量达83万吨。注425驿运线的发展，减轻了铁路、公路的压力，承担了大量军需民用物资的运输。

战时交通事业的发展，对保证前线所需人力物力的运输，开发大后方经济，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当时的铁路、公路基本上修筑在原来交通十分落后的中国西部地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全国交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

第18章　战时兵役制度的建立与运作

一、募兵制到征兵制的转变

现代征兵制的确立是现代国家建立的标志之一，不仅美英法诸国早已建立起征兵制度，日本也在明治维新之后于1880年迅速实行征兵制。

抗战前夕，国民政府实行的是征兵与募兵兼行的制度，而以募兵为主。募兵制在中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其流弊在于 “无一定服役期限，无相当的基本教育，现役军人但求生活之解决，颇少国家生存之观念，以至军纪不易维持，军费消耗尤多，而复员实施极感困难”注426，故现代民族国家多以征兵制替代募兵制，对长期处于生存危机中的中国而言，征兵制的实行意义更为深远。

国民政府于1933年6月17日公布中国首部《兵役法》，确定以平等、平均、平允作为征兵的三平原则。第一重在平等。办理兵役应不问阶级、不论贫富，凡届兵役年龄之男子，均须服任兵役之义务。第二重在平均。按征兵一定数目，依地方人口壮丁之比例，平均征集。第三重在平允。凡届兵役年龄之男子，依兵役法实施细则应予免役缓役者，即免缓其兵役。其不当免役者，虽富贵子弟，亦不能除外，以平允办法处理。至于《兵役法》具体内容只有简略的12条，规定兵役分国民兵役与常备兵役两种。常备兵役先采取募兵制，年满20岁至25岁男子，志愿应募者充任，在地方自治完成后改为征兵制。国民兵役为18岁至45岁男子，平时受规定之军事教育，战时依国民政府令服役。

兵役法的颁布，象征着中国征兵制的确立。该兵役法直到1936年3月1日才进入正式实施，1936年8月15日，国民政府内政部、军政部公布了兵役法实施办法即《兵役法施行暂行条例》。9月8日，国民政府颁布《推行征兵制度昭告国民令》， 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实行义务兵役制，5年内在全国设立60个师管区，并征兵50万注427，作为中国常备兵的兵源。

1936年，军政部在苏、浙、豫、鄂、皖、赣等长江中下游6省成立了两级兵役机构，一共设立了12个师管区，每个师管区下辖4个团管区，形成师、团二级管区制度。到1936年底，共征集新兵5万人。 他们在新兵训练营里接受了3个月的军事训练，然后分派到各部队作为补充兵。注428中国义务兵役制就此开始。但战前兵役制度的实施范围因各省的治理情况受到各种局限，兵役法规定，“在地方自治未完成的区域，得就年龄合格自愿服兵役之男子募充之”，故形成实质上是以募兵制为主，征兵制为辅的格局。更重要的是，征兵制度在各省的推行程度要视各省主政者的治理能力及其与中央政府关系的情形而定。

1937年6月16日，原属军政部军务司的兵役科，扩大为军政部兵役司，作为主管全国兵员征补的机构。中央役政机构开始成型。兵役司内设役务、征募、编练、补充科、国民兵科五个科，司长由原兵役科长朱为珍升任。

按照原计划，5年内必须将征兵制推行于全国，但因不到一年就开始了全面抗战，征兵制草创的诸省迅速受到战事波及，无法按原计划推行征兵制。由此可知，抗战全面爆发前，中国的现代兵役制度在全国尚未普遍建立起来，普通公民既没有受过起码的军事教育，也没有树立义务服兵役的观念，中国补充兵员和后备兵员严重短缺。征兵制度建立的迟缓以及实施中的弊端对抗战大局影响巨大。时人曾这样评说： “列强先兵役而后战争，我国先战争而后兵役。”注429

二、征兵制的实施与成效

全面抗战期间，中国军队抗击装备优良、训练有素的日军，伤亡巨大。从抗战爆发到南京失陷，损失官兵447114人。从南京失陷到徐州会战，损失官兵597090人。 仅抗战第一年，兵员损失竟然多达1044204人。注430以淞沪会战为例。中国军队伤亡达25多万人左右，平均每天死伤官兵在2500人以上。老兵阵亡，用新兵补充，但部队战斗力急剧下降。国民政府军政部就曾表示： “目下现役部队略已使用完尽，此后补充者多系新募，故战斗力益见低劣。”注431特别是1938年10月武汉、广州沦陷后，中国军事指挥中枢迁移重庆，中国抗战转入最艰苦的阶段。那时全国增加至11个战区。战事中伤亡官兵人数激增，但随着沦陷省区愈来愈多，可以正常征兵的范围却愈来愈小，建立、实施与完善兵役制度变得迫在眉睫。募兵比较困难，因对日战争的伤亡远超内战时期，当兵危险性大增，加上战时经济陷入困境，士兵们的待遇已远不如战前，到了1938年后应募当兵者为数甚少。利用征兵制的办法招收新兵，成为迫在眉睫之事。尽管户政没有基础、教育很不普及、经济困窘落后，交通阻滞、风气未开，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国民政府却迫不得已地去利用刚刚建立，还远未健全的兵役制度，以便完成抗战兵员征补的艰巨任务。

图18.1　1938年武汉市的征兵宣传

在抗战前期，国民政府的兵员补充实际上是抽调、募兵和征兵并行，兵役管区和战区并行。1939年兵役会议及该年6月施行的《修正兵役法施行暂行条例》重申征募并行原则，规定常备兵役分必任义务制与志愿制两种。从1937年8月至12月南京沦陷，国民政府从兵源较多的湘、鲁、豫、陕、川、甘等省招兵，经过两个月的募集，核准点验的志愿兵就达10万人，但是由于在志愿兵的募集中出现了不少弊端，1940年兵役会议决定，从该年4月起停止招募志愿兵。从1939年起到1940年9月，《管区募集志愿兵办法》废止，一年半的时间内，国民政府共招募志愿兵团79个营，23个连， 10个补充兵团，人数约20万。注432

兵役制度因抗战爆发而备受各方重视，1939年2月国民政府将兵役司扩编为署，以程泽润为署长。下设总务处、役政司、征补司、国民兵司。权力集中于设计兵役、制定法规和调拨兵源。役政实质性的操作层面在兵役管区。抗战八年间，兵役管区机构经历了由最初的师、团二级制变军、师、团三级制，再改成军、师二级制，最后回到军、师、团三级制。

1938年，各省的兵役管区司令部及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合并改组为军管区司令部，全权处理兵役事宜，从此管区从师、团两级制转变为军、师、团管区三级制。按照《兵役法施行暂行条例》45条规定，大后方主管和实施征(募)兵事务的机构主要是军政部及内政部，还有省政府、师管区(后各省多成立军管区)、团管区、县市政府、区、乡镇(联保)。其中，“军政部是全国兵役行政的总发令机关，兵役署是全国兵役总规划机关，军管区司令部是全省兵役总筹划总执行机关，师管区司令部是分区的承转指导机关，团管区司令部是直接指导督促的机关，团区以下，则国民兵团及其所属区队、乡(镇)队、保队、甲班等与夫常备队、自卫队、预备队等各级队之组织，为训练服役机关，县政府的军事科及区、乡(镇)公所为征集机关”。

1939年后，军政试图改善兵员补充的乱局，按交通状况和人数比例，将各野战军与各团管区，结对配属，企望借此使每个军在固定管区内树立兵役基础，军队、管区、地方民众连成一片，达到推进役政、便利补充，达到“征补训合一”的目的。抗战之初严重战斗减员的军队，能得以迅速恢复规模，1939年后，军队基本稳定在四五百万之众，应归因于征兵制度的实施。

由于1933年《兵役法》是在和平时期制订的，其规定过于宽松，缺乏强制性和约束力。更为困扰的是，中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户籍制度，征兵时实难做到公平。于是，国民政府遂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方式征集壮丁作为兵员，这就是征额配赋制度。所谓征额配赋，就是由国民政府军政部按照《兵役法》的规定订定各年度的《征补兵员实施办法》，确定每年的征补兵额总数，然后再按照各省的人口数、现役及龄壮丁人数和交通状况等确定各省当年应征的兵额。各省按照应征兵额分三到四次征兵，完成规定的征兵任务。国民政府还于1941年简化了兵役机构，将原来的团管区一律撤销，全国合并成15个军管区和109个师管区，于是，军、师、团三级管区制又改为军、师二级管区制，

1941年，国民政府军政部公布了《民国三十年度征补兵员办法》，规定1941年征补兵额总数为200万名，1942年的征兵额也概定为200万名，征兵额数确定后，然后再按照各省的人口数、现役及龄壮丁人数和交通状况确定了配赋给各省的兵额，各省每三个月征集一次，一年四次，完成征兵任务。1942年底，国民政府公布了《战时征补兵员实施办法》，对征兵调查、检查、抽签、征集、新兵交接、宣传和优待出征军人家属等都做出了详细规定。1943、1944年的前期征兵都是按照《战时征补兵员实施办法》执行的。

抗战战事的急迫使得政府用抽壮丁来征集新兵，国民政府所征召之壮丁主要来自西南及南方各省。壮丁是指国民政府为补充兵源而征募的16至40岁、体格健康的男青年。国民政府征兵制的征集对象就是合格壮丁，入伍士兵就是从这些壮丁中抽签选出的。抗战时期，征集的壮丁数量庞大。其中川、湘、豫三省，排在各省出兵额的前三位。四川居首，共征集壮丁2751853人。如将西康征送的3万余名及各特种部队暨军事机关、学校在川直接招募和出川各军在川自行招募各项数额并入计算， 则达300万人。注433其次是湖南、河南，征集壮丁数都超过了150万。江西和广东征集壮丁数也多达90多万。上述5省共征集壮丁700多万， 已占全国征集壮丁数的一半。注434

因此，以上几家之言归纳起来，在8年抗战中，全国征兵总数为1400多万，四川就占五分之一强。战争期间四川省总人口不过4000多万，壮丁仅有600万左右。据不完全统计，川军阵亡263991人，伤365269人，失踪26025人， 共65万余人。注435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通过抽调、招募和征兵征集到1400万壮丁，补充给作战部队1200多万，征补兵员数量巨大，相当于抗战前国民政府军队兵员总数的6～7倍，而且至战争结束时作战部队的人数亦扩大到了300万。

三、征兵制实施中的积弊

抗战时的征兵中的问题一直为人所诟病。本来征兵就困难重重，国民政府缺乏紧急应变的能力，以致征兵制度很快恶变。征兵制度规定的征募壮丁、抽壮丁和派壮丁异化为了“拉壮丁”。“拉壮丁”现象遍及于大后方各征兵省份，越到战争后期愈发突出。在此过程中，因为征兵的方法及管理之不健全，基层保甲长素质的欠缺，产生很多流弊，壮丁的折损率很高，造成了人力上的巨大浪费，影响军队战力和国民政府的声誉。抗战时期本应由人民承担杀敌报国光荣职责的征兵制度，演变成为民怨沸腾和农民暴动。为此1939年5月10日，白崇禧曾致电蒋介石说： “保甲组织在抗战期间多未能尽领导发动民众之职能，反乘战事征工、征兵、募债等等机会，鱼肉民众，黑幕重重，徒增民众困苦，对政府之不满”。注4361938年12月5至11日，四川中江县发生连续七昼夜、波及11区10余乡场的农民暴动，农民打死自卫队壮丁、联保主任、保长眷属数十人，暴动民众被打死100余人，双方伤者更多。事件亲历者承德芳在暴动情形报告中分析事变的起因有六个方面，其中三个方面与当时的征兵制度直接相关：即“征丁不公平，征贫免富，营私舞弊，勒索肥私”；“已征壮丁在营受到待遇太苦，衣不得暖，食不得饱，来信向家中诉苦，父母妻儿因而伤感者”； “优待出征壮丁之办法不见兑现”等等。注437

重庆的《新华日报》、《大公报》经常批评征兵中的问题。1941年3月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就兵役问题曾专门作出决议，要求政府废止“纳金缓役办法”。此后国民参政会两次大会就兵役问题质询， 又曾连续通过近10件与征兵相关的决议案。注4381944年，蒋介石目睹虐待新兵的事实，愤怒地用手杖敲击兵役署署长程泽润。程被撤职拘押，不久被枪决。

抗战时的征兵中，有几个问题值得关注：

其一，动员率并不高。根据近代人口学家之研究，中国及役年龄的男子(18～45岁)约为全国人口比例的18%～20%，即5000万至5600万。以八年抗战的总时间计算，壮丁的总数可达7500万以上。然而以国民政府征召的壮丁实数来计算，中国的“动员率”其实远远低于二次大战中的其他主要作战国家。中国的“动员率”只有0.4%，而日本为1.3%，英国为1.4%，美国为2.4%，苏联为3%， 德国为3.8%。注439

其二，兵员素质欠佳。一是兵员多为文盲和半文盲。1944年底，兵役部长鹿钟麟巡查发现，“一百个壮丁中，想找一小学生都非常难”。二是新兵身体素质欠佳。当时国民身体素质普遍较差，为此，征兵条例不得不一再降低义务兵的体检标准。在身高方面，从165厘米降到155厘米，有时身高实在达不到要求，就再降低标准，只要身体健康，身高不达标也可以征集。1939年，各师管区给军事委员会的报告中称，应征壮丁身体检查不合格者，约占五分之三。此后，情况越来越严重。

其三，壮丁征集过程中损耗惊人。国民政府虽征集兵员总数达1400万，但实际补充到各部队的只有1200多万，其余近200万或死伤，或逃亡。 自抗战始至1944年底，损耗的新兵包括潜逃、病故、开除的新兵达1827799人。注440

其四，征兵之中失去公平。抗战初期，有关兵役法令规定，独子与身体畸形残废者可获免役，公职人员、士绅子弟、大中学生及产业工人可依法缓役。因此，一批受过教育的青壮年男子排除在征召行列之外，征召的多为城镇平民和乡村农人。其中大部分为为未受正规教育的文盲或半文盲，掌握和使用现代化武器有相当难度。蒋介石说道： “在军队方面得不到知识青年的参加，因之战斗力亦无形减低，这是我们国家与军队最大的弱点。”注441

1938年2月1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纲领，鼓励18岁以上的学生参加战时前后方服务，由专门机构进行预备训练，原学校保留其学籍。这是战时第一次正式鼓励青年学生应召入伍或参与后方服务。该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大会为推进兵役，通过《为达成长期抗战之目的，必须一致努力推行兵役制度案》，首倡公务员与党员应劝勉子弟服任兵役。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党政军各级人员应率先遣送应服兵役之子弟入营服役，以资倡导而利抗战案》，要求所有党政军人员遣送适龄子弟服役，为民表率。

1943年3月，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兵役法》6章32条，对1933年公布的第一个兵役法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其中特别取消了对初高中学生的缓免役规定。11月，四川军管区参谋长徐思平赴三台县东北大学，发表演说，令数千名大中学生深受触动，志愿投笔从戎，几天内编成一个团，成为知识青年志愿从军运动的真正发端。12月，军政部兵役署颁布《学生志愿服役办法》，规定中等学校以上的学生志愿服役，其年龄应达到18岁以上，通令各军师管区实施。1944年9月，国民政府推动“十万知识青年从军”活动，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通过了知识青年从军方案：凡年满18～35岁，受过中等以上教育，身体健康的青年为应征对象；服役年限为两年，另外颁布了对知识青年从军的许多特殊优待条例，如对在职人员停职留薪；学生保留学籍；从军青年家属受优待等。一时间形成知识青年从军热潮。为此，国民政府成立知识青年从军指导委员会以及青年训练总监部，负责应征入伍青年的提前训练。学生入伍后，为便于编训，还成立了教导团(营)进行初步军事训练。 先后在重庆、曲江、西安等地成立7团3营，总人数为61042人。注442从1944年9月动员后的仅一年多的时间里，陆续征集入伍的知识青年近十万。他们用所学的专业知识，担任翻译、军需管理、航空、通信技术等职，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

其五，不能让出征军人家属的优待真正得以落实。对军人家属的优待，各地方法标准不一，优待谷和优待金的多少要看各地办理机构的态度来决定，这种情形下，许多征属往往难以得到优待。据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视察团1939年视察报告，四川有的地方只给征属象征性的发 “两个粽子和一个盐蛋，以后就一直无人问津”。注4431940年3月26日，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兵役会议闭幕训词中曾列举了有关优待出征军人家属方面的八个缺点：“一、各地办理优待机关，多未确实组织成立，已成立的又多不能实实在在去办理优待。二、各地办理优待的基金，多限于临时捐募，未能筹定款。三、代耕队和义务帮工队，原为最易办而最切要的，但多未能收到实效。四、对于出征军人家属，未能确实调查，以至无法实施优待。五、优待方法，没有确实宣布给人民知道。六、出征军人家属未为社会尊重。七、优待事务的实施，未能按照办理成绩，分别考核奖惩。 八、常有依势欺负出征军人家属，各地未能确实予以保障。”注444迟至1942年12月，国民政府才公布施行《战时征补兵员实施办法》，对征兵调查办法、抽签办法、检查办法、征集办法、兵员补充办法、新兵交接办法、征兵宣传办法、优待军人家属办法等做出较为详细全面的规定。

除上述问题外，征兵过程中还发生捆绑、虐待壮丁、行贿受贿、徇私舞弊等现象。导致如此困局的原因众多，比如中央政令不能通达各省基层，户籍制度不完善，役政经费及承办人员训练明显不足等。中央役政机构的权力比较凌空，真正掌握兵役行政的人还是在基层。

正如军政部在给各军管区的通告中所说，征兵就成为 “各管区向县府索兵，县府则责之各区乡长，各区乡长则上下其手，藉兹渔利。富者输金可免，或贿买乞丐无赖代役，故所征皆愚鲁懦弱之辈，征时既未抽签，惟派遣持枪兵登门拘捕，乡民愤恨，无可如何。区乡长以能如数缴县府为责，县府以能如数送之管区为了事，管区以能点交部队为其任务完成，至其所征之兵，素质如何，能否堪任战斗，能否英勇作战，均非彼等所置念”。注445

基层乡镇保甲是战时征兵的主要执行者，“拉壮丁”是必须完成征兵任务的无奈之举，也可以乘机寻求私利，产生舞弊行为。各级接兵部队负责壮丁的验收、接送，接兵官长借以营私，得以渔利，与权力的寻租相关联。结果导致役政上的恶性循环，被征壮丁所受的种种苛待伤害了壮丁从军热情，兵源的匮乏使得中央兵役机关对基层征兵施加压力，而基层保甲便更加致力于拉壮丁。《兵役法》对义务兵的服役年限虽有规定，但抗战八年，士兵不是超期服役就是受伤阵亡，只见入伍不见退伍。如上种种因素致使一些民间适龄壮丁视当兵为畏途，想方设法避免应征。其方式主要有：适龄壮丁通过金钱或人际关系到政府机关寻求一个较为可靠的职务，有的甚至是空挂其名，实际并不在岗；或向有关机关购买介法证明以逃避服役；取得独子身份以避役；自残身体以避役等。

1943年2月国民政府公布《战时征兵竞赛成绩考核奖惩办法》，将兵役行政(征兵、优抚等)的考绩，列为四川各级机关各项政绩之首， 甚至占到县(市)长行政考核评分的90%。注446四川省政府拨出巨款作为安抚壮丁家属及优待军属之用，总数达到1亿美元，约相当于1945年该省财政预算的五分之三。

1944年11月，国民政府召开全国兵役会议，其最主要议题就是役政改革。11月15日，兵役署撤消，兵役部于次日正式成立，和军政部并立，隶属行政院。1945年10月又改为兵役署，复归军政部，负责统筹全国役政。为改善役政，国民政府修改了兵役法及有关条令条例，将壮丁的征集改为一年一次，同时改善新兵的待遇，以提高役政的效率，减少民众的恐惧心理。

抗战中，征兵制度为各方诟病，甚至成为国民参政会历年质询的话题，蒋介石曾为发现壮丁遭到虐待而勃然大怒，以致用手杖痛击兵役署长程泽润。不过，据实而论，征兵中产生的大量问题，绝非该署长一人罪，而是实行征兵制的基本条件明显还没有具备。

坚持抗战的最沉重的责任是由中国普通士兵承受的。数千万目不识丁的壮丁被迫离乡背井，为国效力，除了敌人的炮火威胁生命，艰苦的军中生活、长官的漠视、疾病、营养不良等随时影响他们的健康，乃至危及生命。战时国军士兵因大部分未受过教育，远不具备与大规模机械化战争相适应的技能和智能，到了抗战后期，甚至连较为原始的冷兵器战争、火器化战争所要求的体能也无从保障。漫长的战争依靠这样的军人坚持到最后，堪称20世纪的奇迹。

第19章　中外关系的曲折发展

一、中美关系的缓慢发展

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政府重视争取国际的同情与支持，《抗战建国纲领》中“外交政策”篇，居于军事、政治、经济诸项之前。该纲领中称，要 “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树立并保障东亚之永久和平。对于世界各国现存之友谊，当益求增进，以扩大对我之同情”。注447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国政府面临种种困难，争取外援更成了渡过难关、支撑局面的重要措施。

中国政府争取的主要对象是美国。日本独占中国的侵略战争，侵害了美国在华利益；日本所奉行的法西斯主义也和美国信奉的政治理念格格不入。然而美国在中国抗战之初却表现出一种软弱的妥协立场，原因在于美国国内“孤立主义”情绪浓厚，害怕得罪日本而卷入战争，当局者一面希望中国坚持抗战，一面又企图牺牲中国保全其在华利益。故美国政府在对华援助问题上摇摆不定。对中国一再伸出的求援之手，反应冷漠。

1938年1月，蒋介石自汉口致信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请求援助，内称“中国鉴于中美间之非常友谊在此并力奋斗国家存亡一发千钧之时，其所希望美国之援助，尤属势所必然”，“ 吾人急迫之愿望，则美国即于此时在经济及物质上予中国以援助，助俾得继续抵抗”。注448但美方并无确实回应。

为争取美国各界的广泛同情，国民政府于1938年底派遣在美国颇有些影响而没有外交经验的学者胡适为新的驻美大使，同时加派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专程赴美求援。蒋介石在给罗斯福总统的电报中说，如果美国能予中国相当数量的贷款，则中国 “抵抗日方之攻击亦必获有更大之实力与效果”。注449胡适等到任后，奔走于美国政府各要人之间，参加各类演讲会，陈述中国独自支撑抗日战争之艰辛，诉说美国对于中国抗战之至关重要。

日本扩大侵华战争，美国在华利益受损的程度加深，美日矛盾也随之激化。据美国驻日本大使格鲁(JosephC.Grew)统计，自抗战开始至1939年底，共发生日本侵犯美国在华利益事件382起， 平均不到三天便有一次。注450日本政府在1938年11月发表声明，要以其独占中国的“东亚新秩序”代替各国在华利益均沾的“门户开放”，此事深深地刺激了美国。胡适等人的求援工作有了结果。次年2月8日，中美双方签订了《桐油贷款协定》，规定美方给予中方2500万美元的商业贷款，以购买美国商品，中方则以桐油运往美国来偿还本息。此为七七事变后美国给中国的第一次实际援助。因怕引起日本的反弹，这笔贷款不是由美国政府出面，而是以美国的进出口银行和中国的世界贸易公司的名义协议签订的。协定中还规定中方不得以此款购买美国飞机、汽油等重要战略物资。

1939年下半年后，远东和世界形势均有较大变化。欧战爆发后，英国深受困扰，其在远东的地位大跌，而美国则有意乘机强化在远东的作用。就在英日《有田—克莱琪协定》公布后3天，美国宣布半年后即将废除1911年签订的《美日商约》。这对英国和日本都有一定程度的打击。1940年，重庆国民政府财政日益短绌，法币难以维持。胡适数次求见罗斯福总统，恳请再次予以中国贷款。3月底，汪精卫伪政权建立。美国为使中国能坚持抗战，于3月30日发表了不承认汪伪政权的声明，并决定再次向中国贷款。4月20日，中美《华锡借款合约》成立，合约规定美方贷给中方2000万美元，中方则以滇锡为抵押。

1940年9月，德意日同盟成立后，美英等国对日本的态度趋向强硬。罗斯福总统在10月12日声明： “美国援助被侵略者，无意屈从于胁迫、威吓而走向独裁者们所开示的道路。”注451随后，蒋介石在重庆两次约见美国大使詹森(NelsonTru⁃slerJohnoson)，表达中国希望与美英合作的意愿，除了阐述合作的若干原则外，蒋介石特别提出了三国合作的四个项目：贷款2亿至3亿美元给中国；美国海军每年售给中国战斗机500至1000架，1940年内先交付给中方200至300架；英美派遣军事、经济等代表团来华，组成合作机关，其成员由中国政府聘为顾问； 一旦英美与日本开战，中国陆军全部参战，联军可以使用中国空军的所有场所。注452由此可见，蒋介石强调与英美合作的目的，主要是想获得两国的军事、经济援助。6月，中国政府又加派宋子文为全权代表，携同美籍财政顾问杨格赴美，争取更多的援助。

美国虽拒绝了蒋介石的合作要求，但其援华的步骤明显加快。德意日三国同盟成立前后，美国决定再借款2500万美元给中国，以缓中方外汇之急需。这笔贷款的谈判十分顺利。10月22日，规定中方以钨砂为抵押的中美《钨砂借款合约》签字。之后，宋子文又向美方提出，中国至少需要2亿至3亿美元的外汇支持(美方要立即支付1亿美元)，少于此数则无济于事。詹森大使也向白宫报告， 如果没有大宗外汇的支持，重庆政权就会垮台。注45311月30日，日本与汪伪政权签订日汪基本条约之日，美国宣布将继续承认重庆国民政府，并予中国以1亿美元的贷款。这笔贷款分别由1941年2月的中美《金属借款合约》和4月的《平准基金协定》完成。此为抗战以来中国获得的最大一笔贷款。美方告诉中方代表，美国尚未参战，借1亿美元巨款已经是尽其全力了， “美国政府深盼此款于中国抗战前途有所补助”。注454蒋介石得知消息，即致电罗斯福总统衷心感谢，内称： “当此日本承认伪组织与日伪签订条约，正在敝国危急之秋，幸蒙贵大总统适于此时宣布贷与我国以币制与信用之巨款，所以增强敝国对侵略者抗战力量，提高我军民自信心理与安定社会经济基础者裨益实无限量。”注455

中美关系从此走上了日渐热络之路。1941年2月，由驻美代表宋子文出面，邀请罗斯福总统的行政助理居里(Lauchin Currie)来华考察中国经济状况，研讨美援的运用。居里一行抵达重庆后，蒋介石奉若上宾，多次与他会谈，内容涉及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等多方面。蒋介石把招待居里当作向罗斯福示好，争取更多援助的机会。 居里在渝期间，为全面了解中国政治，还提出与中共代表周恩来会晤的要求，获蒋介石同意。注456

居里在华考察3周，深为中国人民在物资奇缺的条件下坚持抗战的卓绝精神所感动，对蒋介石也颇具好感。离华前，他以《观感与刍议》为题给蒋介石留言，提出一份内容广泛的建议，返美后曾数度发表演讲，主张美国应大力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蒋介石托居里给罗斯福夫妇带去一份厚礼，罗斯福酷爱集邮，礼品中包括收有民国以来发行邮票的邮册。注457

5月，罗斯福宣布，鉴于中国的防务对美国国防至关重要，《租借法案》将正式适用于中国。这是美国援华一个最重要的步骤，中美军事合作迈出了第一步，中国由此公开获得了美国的军事援助，也可在美自由购买军火。1941年内中国在《租借法案》的名义下获得了美国拨给的2600万美元的物资。 同时，中国也在美成立了专门负责采购军火的中国自卫供给公司。注458

居里离重庆时，蒋介石曾托其转请罗斯福总统代为物色才识优秀而又深得罗本人信任的人来华担任他的私人政治顾问，借以密切中美关系。 5月，罗斯福推荐霍普金斯大学国际政治学院的拉铁摩尔(OwenLatimore)，但说明拉铁摩尔只能以私人资格出任，不具政府官员身份。注459蒋介石愿意接受。7月。拉铁摩尔来华履任。

总之，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中美之间已经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经过一段徘徊后，美国援华的态度从犹豫走向积极。

二、封锁滇缅路前后的中英关系

国民政府对英国出面阻止日本侵略寄予厚望，因为英国是战前在华拥有最大利益的国家。然而，大英帝国因其国力日渐衰微而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不断下降，为维持自身利益，英国采取了妥协姑息的政策。在欧洲，英国与希特勒德国签订了《慕尼黑协定》；在亚洲，英国惟恐以强硬措施反对日本的侵略会招致其在远东利益受损，因而拒绝对日本实行制裁和禁运，对中国政府的经济、军事援助请求，则推三挡四，拖延敷衍。英国驻华武官戴尼斯(L.E.Dennys)曾直言不讳地告诉中国官员，英国在远东的基本国策就是要 “避免与日本发生战争”。注460

日军侵占中国东部沿海大城市后，英国与日本的矛盾激化，其焦点主要集中在中国海关收入和英国在华租界两大问题上。英国在其利益受到极大伤害的情况下，虽有所抗争，但最终却不脱以退让妥协平息事端的结局。关于海关问题，英日两国达成协议，规定日本占领区内各海关所征得的一切关税，以税务司(英国人梅乐和)的名义存入日本正金银行；关税收入首先要用于偿还中国政府以关税为担保的各种借款和赔款； 中国自抗战后停止付给日本的庚子赔款，应立即拨付，以后按期照付。注461关于租界问题，在日本封锁英租界的威逼之下，被迫将在天津英租界的4名中国抗日志士引渡给日本卵翼下的伪政权。

英国张伯伦政府在处理上述两项事关中国主权的重大问题时，完全无视中国政府的一再反对，违反了国际关系准则，是其企图在远东推行“慕尼黑政策”的明证。

英日交涉的中心在东京，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RobertCraigie)是对日妥协政策的执行者。他对于驻华大使卡尔(Orchibald Clark Kerr)向伦敦所提有关促进中英合作的建议 “必加反对，破坏之不遗余力”。注4621939年7月，克莱琪与日本外相有田八郎举行谈判，达成了《有田—克莱琪协定》，协定内容为：“英国政府完全承认日本军队正在中国进行大规模战斗之现实事态，且认识在此状态继续存在情况下，在华日军为确保其自身之安全与维持其占领地区之治安，具有特殊之要求，并有必要排除妨碍日军或有利于其敌人一切行为及原因。 在日军达成上述目的时，英国政府无意对之施加任何干扰行为或措施，并向在华英国官员及侨民明确指出，在此时机对此种行为及措施应加以控制，以确认上述政策。”注463尽管英国政府同时宣布它将不改变对华政策，但《有田—克莱琪协定》承认日本侵华局面为合法，违反了国联历次决议，出卖了中国利益。对此，蒋介石专门致电英国《新闻纪事报》发表感想，以争取英国舆论的同情。他首先声明：“任何协定如不得到中国政府之承诺，无论在法律上、在事实上均丝毫也不能生效。”蒋介石针对英国普遍存在的以妥协换苟安的幻想指出：“英国欲为保护其在中国利益，即使欲作暂时的让步，亦无异于以血肉喂猛虎。即使英国想以百年来在华所有整个权益，悉数让与日本，日本军阀亦断断不能停止其侵略的行动。”他因此希望英国取明智态度， “立即停止与日本之谈判”。注464

尽管英国常常无视中国的权益与要求，中方对争取英国的支持与结盟却抱有热诚。欧洲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即让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向英政府转达同情，表示中国 “愿在军事之外，以人力与物力协助一切之方式出之”。注465两天后，郭泰祺将此意告诉英国外交副大臣贾德干(AlexanderCadogan)，贾德干仅轻描淡写地说： “中国参战与否，于英国对远东之既定政策，及远东目前形势，均无何不同。”注466

同时，日本也不以英国的有限让步为满足，它利用欧战爆发后英国更无力东顾，急于想通过妥协来保护在华利益的心理，向英国提出了封锁滇缅路的要求。

当时越南和缅甸分别为法国和英国的海外殖民地。日本军队在1939年11月攻占河内，强迫已向德国投降的法国贝当政府的驻印度支那长官切断滇越铁路，拆毁路轨，并陆续封闭了由越南通往中国的各条公路，扣留了大批原来要运往中国的物资。这样，由云南昆明通往缅甸腊戍的滇缅公路成了中国从南方与外国联系的唯一交通要道。滇缅公路沿途地形复杂，路况较差，原本运量不大，到1940年也仅每月4000吨。但在中越交通线被封后，其地位日显重要。日本为逼迫中国政府屈服，必欲切断这条交通线而后快。1940年6月24日，日本外务次官谷正之向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正式提出，禁止通过滇缅路向重庆政府运送军火、汽油、卡车等可能增加其抗战能力的物资，即要求英国从缅甸一方切断滇缅路交通。 为达目的，日本以对英宣战及攻击香港为恫吓。注467

中国政府得讯，利用一切办法规劝英方拒绝日方要求，英国方面则对中方敷衍。7月1日，郭泰祺大使访问英外交部，重申“缅运与我抗战及英自身利害关系之重大，在道义及现实政治各方面而论，万不可不维持”。英国官员不正面作答，只空泛地说，英国 “不致卖中国而自毁立场……当坚持原则与日本周旋”。注4687月8日，郭泰祺再访英外交部，英方的含糊态度使郭产生了错觉。他在发回重庆的电报判断为： “英方真意在延宕，当无意接受敌人(即日本)要求，但亦不肯断然拒绝。”注469

然而，英国方面却于7月16日正式宣布，同意关闭滇缅路3个月，其间禁止由缅甸边境向中国运送军械、弹药、汽油、载重汽车及铁路材料。 同时，也禁止自香港向大陆运输上列物资。注470

英国屈从日本压力，关闭滇缅路，对中国抗战进程有相当的影响。它不仅阻断了中国西南唯一的陆路国际通道，使抗战急需的物资只能靠运力极差的空运来完成，而且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切断滇缅路之时，恰逢日军攻占宜昌并猛烈轰炸重庆，以及日本积极进行诱降蒋介石的“桐工作”，几种因素形成合力，使重庆的部分人抗战决心有所动摇。美国驻重庆的记者写道： “中国人中关于对日和平问题的议论急剧上升，一般认为战争将在六个月内结束，政府将还都南京。”注471因此，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责英国接受日本的无理要求，无异于帮助中国的敌人。蒋介石也公开发表谈话指出，滇缅路的封锁并不能压迫中国向日本屈服。他说： “如果英国视为停止滇缅路可以缩短远东战争者，余复断言：其结果必更助长远东之战祸……”注472

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同盟成立，英日实际上成为敌对国家，英国的对日态度受美国影响而趋向强硬，中英关系也有好转。中方一直为争取重开滇缅路而努力，蒋介石在致英国首相丘吉尔的电报中请求： “为贵我两方利益计，从速恢复缅甸运输路线。”注47310月3日，驻英大使郭泰祺正式向丘吉尔提出重开滇缅路的请求，并希望能改善滇缅公路的运输条件、扩大运量，着手筹备修筑滇缅铁路。丘吉尔同意重开滇缅公路，也愿协商中方的其他要求。10月17日，滇缅路重新开放。为加强管理、提高运量，英方建议成立中缅混合委员会，管理滇缅路的一切运输。在中英美三方共同努力之下，滇缅路的路况大有好转，运量成倍增加，1941年元月运量为4000吨，至11月增为15000吨。所运入的物资虽难以满足抗战之需，然亦可稍解燃眉之急，对抗日军民的人心士气有激励作用。中英双方还曾开始滇缅铁路的筹建工作，后因日军侵占缅甸，整个计划遂告中止。

重开滇缅路后，中英间联系趋向密切。1940年10月至1941年5月间，蒋介石与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等举行了12次以上的会谈，详细讨论两国军事合作事宜，恳请英国予以经济、军事援助。多次讨论，加深了互相了解，可实际成果却相当有限。在军事合作及军援方面，英国同意派现役的戴尼斯少将来华，“名义上为使馆陆军参赞，实则与贵国(中国)参谋本部取得密切联络”， 研究双方军事合作的“妥善方法”。注474戴尼斯抵重庆后，蒋介石和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商震等多次与之会谈，协商军事合作具体方案，中方所提的要求包括军火援助、转售飞机、派遣空军志愿队来华、英国驻新加坡和马来亚的空军直接支援中国战场、两国共同防御云南和新加坡等；英方则热衷于要求中国战场全面反攻，使日军无力南侵，为此英方愿派军官来华帮助训练15支游击队，扰乱日军后方。 1941年6月英国同意将美国所售144架Vultee(伏尔特)型飞机转售给中国。注475对中国方面的其他要求，英方要么以英日尚未开战，要么以英国也已深陷战争，人物皆乏为由，予以婉拒。双方争执最久的是关于军事合作正式实施的时间。中方希望军事合作应以日本攻击云南或新加坡为起点，理由是“如果昆明被敌占领，则中英合作路线必被截断，再无合作可言”。如英空军协防云南，则日军无力再攻新加坡， “而远东之英属(地)乃安全确保矣”。注476戴尼斯则受其政府训令，坚持合作只能在英日宣战(即日军进攻新加坡之后)才能开始，日军若在此之前攻云南，英国必采取避战态度， “仍守中立”。注477由于未形成共识，致多次协商并没有对后来战局的发展产生影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很快就攻占了香港、缅甸及马来亚。

在经济援助方面，抗战开始后法币贬值，已无法维持与英镑的原汇率，英国政府基于与法币的特殊关系，曾一度表示愿资助中国维持法币。1939年3月，英国分别向中国贷款50万镑和500万镑，前者用于购卡车，后者作为维持法币汇率的平准基金贷款。但因当时国民政府外汇储备已近枯竭，财政陷入危机，500万镑只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结果，汇率仍是暴跌。蒋介石再向英国要求1000万至1500万镑的外汇基金贷款，无奈英国已陷入欧洲战争，财政上无力资助中国，遂拒绝。1940年12月，美国宣布给中方1亿美元贷款，英国表示愿再贷给中国1000万镑，一半为法币平准基金，一半为信用贷款。蒋介石希望英方将数额增至和美国相等的2000万镑，并强调若不能达到此数，不仅中国军民心理上对英国失望，且于 “抗战之影响无益也”。注478英方则说，英国财力原就无法比美国，又饱受战争摧残，自己尚在向美国“乞怜”，凑足1000万磅已属不易，万难再增。蒋介石又提出，谅解英方难处，只需英方宣布贷款数，表面上把钱划归中国即可，并非要求立即兑现，甚至 “实物之有无与迟早犹在其次也”。注479为争取英国增加贷款数，蒋介石在重庆、宋子文在美国、郭泰祺在伦敦进行了广泛的活动，均无结果。蒋介石大为不满，甚至向卡尔说，若只借1000万镑，则不如不借， “务请不予发表”。注480英国政府不为所动，12月10日正式宣布向中国贷款1000万镑。

太平洋战争前的中英关系中，中国对英国的期望过高，而英国因自身困境，不仅未能满足中国的要求，反而做了有损中国抗战的事，给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增加了困难。欧洲战争爆发后，英国希望中国能在远东抗击日军，以缓其压力，中英关系遂渐趋密切，但英国对华的实际援助仍相当有限。

三、欧洲战局对中国战场的影响

中国独自苦撑抗战两年多之后，希特勒统治下的法西斯德国于1939年9月1日悍然入侵波兰，英国、法国向德国宣战，欧洲战争爆发。世界局势开始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蒋介石判断，如果欧洲战事延长，日本必不甘寂寞，会乘机南下，“占领英、法在远东之属地与权益，据为己有”。因此，中国的抗日战争和英国在远东的利益关系更加密切，中国战场事实上已与欧洲战场联成了一片。蒋介石对于欧战爆发后英国对远东问题的立场十分关心。他向英国政府探询：“英、法以后对远东与对华、对日之政策，能否固守国联盟约会员国之立场？对于国联所有对华之决议，能否始终履行？并将来英、法与中国对日侵犯英、法在亚洲之一切利益时，英、法希望与中国如何互助合作？” 他还明确表示，中国现在即愿意用军事以外的任何办法来帮助身陷欧洲战争的英法两国。注481希望以欧战发生作为中英合作的契机。

欧洲战争爆发后，中国对抗战的目标也有修正。蒋介石在当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说，从前中国的抗战要求是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现在欧洲战争爆发，中国战场已成为整个世界战争的组成部分，所追求的目标已变成要和整个世界问题同时解决，中国战场 “一定坚持到与世界战争同时结束，才是真正的解决”。注482

蒋介石关于日本会乘机南侵的判断没错，但对英国反应的预期则过于乐观。事实是，英国为应付欧洲战争，急于避免在远东与日本发生冲突，采取了比以前更软弱的绥靖政策，不仅拒绝了中国支援欧洲战场的善意，而且在日本压力下还封锁了滇缅路，增加了中国抗战的困难。

1939年9月，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结成同盟，世界政治格局再次大变。侵略者的结盟促进了反侵略阵营的团结。由于日本与德国结盟，它已成为美英两国的敌对国家，英国首相丘吉尔指出： “任何跟着希特勒走的个人或国家，都是我们的敌人。”注483英美加深了对中国战场重要性的认识，对日本的态度趋向强硬并开始采取切实措施支援中国。在中国方面，虽然德意日结盟使中国增加了德、意两个强大的敌对国家，可德、意由于各自的处境，投入中国战场帮助日本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日本为配合其盟国的战略，无论是北上进攻苏联，还是南下开辟太平洋战场，都势必要从中国抽调兵力，如此，将大大缓解中国战场的压力。而英美为使中国拖住日本军队，必然会对中国政府长期的军事、经济援助要求做出回应。综合以上各点，蒋介石在其日记中不无欣喜地写道，三国同盟的建立， “在抗战与国际形势上于我实求之不得者，抗战必胜之定矣”。注484

三国同盟的成立，确为中国抗战外交好转的关键。此后，美英两国对中国的支援大幅增加(当然，距中方实际需要相差仍远)，英国重开了滇缅路，美英为反对日本与汪伪政权所订“基本条约”，于1940年12月，分别宣布贷款1亿美元和1000万英镑。中国收到了抗战以来最大的一笔经济援助。中美、中英关系朝密切的方向发展。

另一个与中国抗战有密切关系的国家是苏联。苏联政府对中国抗战是积极支持的，在中国向英美求助无门的最困难时期提供过军事、经济援助。这一方面是由于其执行和平外交路线，反对侵略战争；另一方面也是出于自身的战略考虑，苏联自知是日本、德国战略上的假想敌，终有一天会遭到攻击。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最担心的是，一旦战争开始后，会受德、日两强从东西两面的夹击。所以他希望通过支持中国的抗日行动，使日本深陷在中国，无力北上进攻苏联。斯大林认为，只有苏联等国大力支援， “蒋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长期拖住它”。注485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无论是当时还是以后都有人说苏联予以中国援助 “是为了苏联的利益才借中国人的手打日本”。注486

苏联虽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但对于战争的准备仍在加紧进行。1939年6月间，中苏双方签订了苏联向中国贷款1.5亿美元的协定，并订立了《中苏通商条约》。欧洲战争爆发后，苏联对中国的接济没有减少， “且较前益加增进”。注487同年底，斯大林派出曾经有过在华工作经验的崔可夫中将担任苏联驻重庆使馆的武官，兼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斯大林当面指示崔可夫，苏联驻华使馆的任务， “就是要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注488崔可夫为首的15名苏联军事顾问来华时随身带着一笔不小的军援物资——150架战斗机、100架轰炸机、500辆汽车、近300门大炮及相应的装备和零配件。

在苏联的战略构想中，主要敌人是纳粹德国。斯大林一面支持中国抗日，另一面也主动与日本改善关系。1941年3月，日本外相松冈洋右抵达莫斯科，受到斯大林等人高规格的接待，中国政府极为关注与震惊。4月13日苏日两国签订了《日苏中立协定》，同时双方还发表声明称 “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注489此一声明显然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对中国政府也是一次不小的打击。次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东北及外蒙古均为中华民国之领土，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于第三国间所为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的任何约定，绝不承认，苏日之间关于东北和外蒙的声明， “对于中国绝对无效”。注490面对中国的抗议，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向中国大使邵力子保证，苏日协定绝不涉及中国问题， “苏联对中国继续抗战问题，毫不变更”。注491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也以同样的说辞来向蒋介石解释。虽然如此，苏日协定的签订对中国军民士气的负面影响是不言而喻的。“重庆政界对苏日中立条约的反应起初是极其神经质的”。蒋介石一连几天召开各种会议，显得 “不知所措，惶惶不安”。注492权衡利弊之后，蒋介石惟恐反应过于激烈会得罪苏联，“为敌利用”，故指示对于苏日协定仅由外交部声明对满蒙的主权，其他内容不予置评。

两个月后，德国大举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的爆发为动荡的世界又投进了一个巨大的变数。中国战场牵制日军的战略价值更高了，这增加了中国与各大国交涉的筹码，也为中苏进一步合作提供了条件。蒋介石致电斯大林，对苏联人民的卫国战争予以声援与支持，表示 “我中苏两国友谊深厚，唇齿相依。在今后更应在反抗侵略之同一线上……同舟共济”。注493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暗示，如果苏联遭到日本攻击，它完全可以得到中国军事力量的支持。中方希望能借机和苏联结成旨在击败日本的军事同盟。另一方面，中国当局又担心苏联被德国打败，德日打通欧亚战场，中国将遭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所以对苏德战场的前景，日本的动向等，都十分关注。

1941年7月1日，德国、意大利相继承认汪精卫政权，国民政府立即发表声明，宣布与两国断绝外交关系，中国和美、英、苏的关系更向前迈进了一步。

在中国独自支撑难以彻底战胜日本，国际形势又瞬息万变的大背景下，蒋介石过分依赖外援，消极被动地等待国际局势发生对中国有利的变化。其表现在战场上，就是国民党军队不主动地向日军发动积极有效的进攻，而日军在兵力已经相当短缺的情况下，仍能对中国重要城市和野战主力发起攻击，尤其是对重庆的空袭。因此，出现了1940年中国战场上的相对平静和1941年中国军队在上高会战、中条山会战中连遭败绩的结果，以及皖南事变等国共摩擦事件。

第20章　第二次长沙会战

一、扫荡大云山，日军再犯湘北

第一次长沙会战之后，中日双方在湘北仍隔新墙河对峙，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冲突，日军第11军对中国第9战区的战力一直想寻机击破。

1941年春，日本大本营制订了《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确定在华日军该年度的作战指导方针是“继续对华实施压力，不容稍懈；尤须利用国际情势，以谋解决中国事变”。要求在该年夏秋之交，“对敌施以重大压力，促使事变解决”。

并规定作战 “以维持占领地区为主目的，必要时得行短暂时间的奇袭作战。作战目的达成后，以归还原驻地为原则，不得扩大占领地区”。注494可见，日军在1941年仍希望维持“长期持久”的局面，以待国际形势的变化，或通过时间和地域上有限度的攻击，达成压迫中国屈服的目的。

日军仍将消灭在湘北的第9战区主力视为以有限的兵力实现其战略目的的手段。1941年初，第11军发生人事变动，阿南惟几中将继园部和一郎中将之后，出任第11军司令官，木下勇少将任军参谋长。他们到任后，发现“参谋部及军司令部的气氛普遍沉闷”。因而希望“积极运用武力击破周围的重庆军”，一方面提高士气，另一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 在他们的催促下，第11军的参谋幕僚再次制订在长沙以北歼灭第9战区主力的作战计划。注495

就在第11军紧锣密鼓地准备长沙作战时，6月22日，德国突然进攻苏联，世界局势为之骤变。日本大本营内为是否乘机“北进”或“南进”、一举实现其侵略野心产生了争论，犹豫不决。7月2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一旦苏德战局有利，立即北上攻击苏联。为此，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关东军特别大演习”(即“关特演”)，从各地抽调大量的兵力和器材，使关东军的兵力剧增为70万人。同时，也不放松对南方(美国)的作战准备。在日本战略目标未定的情况下，第11军的作战计划必然被搁置下来。然而，阿南惟几和木下勇都十分热衷于该项计划，私下仍积极准备，还派人向上级主管游说。

经过研究权衡，日本大本营决定静观待机，先不盲动。至8月26日，第11军的作战计划终获批准，但大本营同时附加了两个条件：不得动用准备参加南方作战的部队； 作战必须尽快结束。注496

阿南惟几等为制订作战计划，费尽心机，他们反复派飞机侦察湘北周围的地形和中国军队配置，认真参考第一次长沙会战的经验教训，同时召开各师团参谋长参加的军事会议，征询意见，进行兵棋演习。最后确定了代号为“加号作战”的作战计划(9月29日改称“长沙作战”)。该计划要旨为，第11军主力于9月中旬从新墙河一线南攻，在汨罗江以南长沙以北地区消灭第9战区主力，10月上旬反转。这次奔袭作战的主要目的是沉重打击中国野战军主力，摧毁中方抗战意图， 而不是“占领地点”和“取得物资”。注497

8月底，日军先后在湘北集结了第3、第4、第6、第40师团等部队和工兵、炮兵、战车、海军、空军约10万人。第一次长沙会战中，第11军为牵制中方用兵，曾3处开战，结果分散了自己的兵力。接受那次教训，日军将众多的主力并列于狭窄的正面， “以期进行纵深突破”。注498

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后，第9战区仍以保卫长沙为其主要任务。蒋介石在1940年9月指示薛岳： “以后我第9战区作战准备，专注意长沙之一点，其他不必过虑，以免处处设防，处处薄弱，以致备多力分也。”注499战区为完成任务，在沿新墙河南岸从西向东配置了第27集团军(总司令由战区副司令长官杨森兼)所辖欧震第4军、杨汉域第20军、孙渡第58军、韩全朴第72军，其中第4军和第58军各有一部前进到河北岸的大云山(在湖北南部)，建立了根据地，破坏敌人后方交通线和通讯设施，不断袭扰敌军。1941年3月，第9战区针对日军可能的进攻制订了“第九战区反击作战计划”。打算套用上次会战的战术，一旦敌军主力从湘北沿粤汉路向长沙进犯，中国军队将 “诱敌于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两岸地区，反击而歼灭之”。注500战区组织兵团参谋旅行及干部演习，以求指挥人员熟悉战地形势，增进战斗技能。从双方战前的作战计划看，大致都与上次相同，选择长沙以北为决战区域。

日军为掩护其主力集中，解除后顾之忧，决心在攻击湘北前先对大云山的中国军队进行扫荡。9月7日，第6师团分别由桃林、忠坊出发，从东、西、北三面围攻大云山。中国部队奋起迎击，日军攻势甚猛，并有空军的火力支援。经两天激战，双方伤亡3000多人，日军占据了大云山区的大部分。但中方仍在坚持，并从新墙河南岸抽调兵力往大云山增援。

10日，日军第40师团从京口到达桃林，与第6师团换防，第6师团无视尚有一部正在甘田与中国军队酣战的事实，只简单地交代说： “已扫清大云山方面之敌，故沙河以北将不会出现大量敌军。”注501第40师团放松了警觉，不料在甘田附近和中方增援大云山的新编第10师(师长鲁道源)主力遭遇，双方立即展开一场混战。第40师团原定目的地为与新墙河相连的昌水北岸，便不顾阻截，尽力向南冲，沿途常常受到侧袭。12日，薛岳向军事委员会报告：“由忠坊、桃林、西塘出扰之敌，经我军连日痛击，伤亡两千。现敌正处孟城、大云山、石塘场、甘田、白羊田村地区， 仍与我新10、新11、第59师各一部及第102师对峙中。”注50213日，全力向南推进的第40师团又在白羊田遭到阻击，第11军军部闻讯，急忙派出荒木支队前往援救。中国新编第11师(师长梁得奎)也投入了战斗，在马嘶塅的激战中，中国士兵将敌人压迫在狭窄的山路上，用手榴弹消灭了许多敌人。第40师团连遭截击，行动迟缓，到17日始完成集结，准备向湘北发动进攻。

日军是为了保证长沙作战的顺利开展，给第40师团的南下提供安全保障，才进行大云山扫荡战的，但是由于低估了中方的实力，麻痹轻敌，结果第40师团损失较重， 其在大云山战斗中的伤亡占整个会战伤亡总数的半数以上。注503而中国方面对敌方大云山扫荡战的目标判断失误，认为是一次孤立行动，薛岳在日军已开始大云山扫荡战后给蒋介石的报告中判断： “战区当面之敌，除以少数兵力向我扰乱外，似无大企图。”注504军令部派驻战区的联络参谋张元祜在14日给上级的电报中仍说，从日军的态势和部署看， “似无攻略长沙之企图”。注505这表明大战在即，中方各种准备均不足，因此没有集中兵力去牵制甚至歼灭第40师团，使日军有机会做好了攻击长沙的准备。战后，第9战区副司令长官杨森检讨说：日军扫荡大云山时，战区始终未予重视，以为是其正常换防前的掩护动作，“及至久经鏖战不退，始疑别有企图”， “判断敌情一般似嫌偏于主观”。注506

二、湘北激战

1941年9月18日拂晓，日军配置在新墙河北岸的第3、第4、第6和第40师团的45个步兵大队同时向南岸进犯，300门大炮齐轰中方阵地。此时正好与前次长沙会战相隔两年。

图20.1　1941年9月，日军进攻长沙，意在夺取有“粮仓”之称的湖南

与日军当面的中国第4军因连日参加或策应大云山战斗，损耗很大，加上对敌人发动大规模全面进攻的准备不足，不敌日军的猛烈炮火，只守了几个小时，即放弃新墙河防线，后撤到第二线阵地。但第4军的新防线当天下午又被突破，无法再事正面抵抗，只能转移到右翼山地待机。日军故伎重演，由海军护卫一部穿越洞庭湖，在位于湘江口的青山强行登陆，以图腰袭、夹击中国守军，策应主力的正面攻势。日军的进攻异常顺利，到19日中午，各师团均已抵达汨罗江北岸各要点，开始强行渡河，速度最快的第6师团已有一部在上午即从长乐街过了汨罗江，占领了南岸的颜家铺、浯口。

19日，军令部确定“长沙为军事、经济要地，应尽量确保”。以此为前提决定了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战略方针为： “国军决确保长沙，并乘虚打击消耗敌人之目的，第九战区应先以一部占领汨罗江以北地区，行持久战，并各以有力一部固守汨罗江以南各既设阵地。以于平江附近外翼地区，求敌侧背反包围而击破之。”注507

日军只用两天就完全突破了新墙河防线，攻抵汨罗江北。而第一次长沙会战时，同样的路程却耗用了日军8天时间。薛岳一时惊慌失措，急令傅仲芳第99军、陈沛第37军率主力在汨罗江南岸设防阻击；命令第4军、第20军、第58军在新墙河南岸“衔敌后侧，攻击前进”，以迟滞敌人进军速度； 命令第26军军长萧之楚率部推进至金井附近，伺机从东南方侧击南下日军。注508不幸的是，该命令下达时被日军破译。第11军针对中方的新部署，决定放弃原定将主力用于湘江方面的作战指导，改为在中方第26军的更东侧实行反包围，“于捞刀河北方地区捕捉歼灭敌军”， 并令各师团快速向东挺进。注509此次会战中，第9战区使用的无线电码过于简单，屡被敌军破译，是导致失败的原因之一。

22日，战情吃紧，军令部派驻战区的联络参谋张元祜急电重庆，要求第5、第6战区迅速开始总攻，以牵制分散敌人兵力，否则， “兵力悬殊，难以应付”。注510

日军强渡汨罗江后，从22日开始分别对中国第37军和第26军展开围歼。由第4、第3师团围打第37军，日军在飞机掩护下，向该军主阵地下武昌、狮形山、兴隆山猛攻。经3天激战，第37军态势逐渐不利，被迫转移。同日，第6、第40师团也围打金井附近的第26军。中国士兵虽奋起反击，无奈敌人火力猛，情报准，始终无法逃出被动挨打的境地。25日夜，日军一部攻下何家坪、五台洞，已威逼第26军司令部。第26军有全军覆灭之虞。薛岳电令萧之楚，不能平均使用兵力，各个方向都被动防守，要“迅速集结兵力，攻敌一点”， 设法向更鼓台、石湾方向突围。注511第26军经苦战，方杀出重围。

薛岳命第10军军长李玉堂增援陷入困境的两个军，22日第10军到达明月山、粟桥、福临铺、金井一线，不料立足未稳，即遭敌军攻击，双方展开了激战。 第10军措手不及，第190师的司令部被围，突围时，师长朱嶽重伤，副师长赖侍湘阵亡。注512全师一片混乱，纷纷向福临铺突围。预备第10师(师长方先觉)也为第3师团所击溃。到26日，第10军终因“伤亡过大”，退出战场。中方的汨罗江防线完全瓦解。

面对敌人的猛烈进攻，国民党军队呈涣散之势，贪生怕死， “不战而走者，不在少数”。注513日军突入汨罗江南岸后即有部队“望风披靡，官长全失掌握，士兵四处溃散，纷纷到平江、浏阳，络绎不绝，甚至团长亦有只身后遁者”。 而溃散的逃兵普遍军纪败坏，欺扰百姓，奸掳烧杀，无恶不作。注514薛岳为此下令各军、师组织“督战队”，专门负责收容逃跑士兵， “如有不服从收容者，就地枪决”。注515但效果极为有限，收容者仅为逃亡官兵的十分之一，据杨森战后概算，当时在前线作战的部队， “其实作战未终伤亡者不过十分之一二，溃散逃亡者十分之五六，在战场作战者亦不过十分之二三而已”。注516有的将领视所辖部队为私产，图一己之苟安而不顾整个战局，甚至在战局极度紧张时期，不肯拼命与友军协力，反抛弃任务，不通知上级及友军便率部遁入深山， “将有线、无线通信停止，故意隔绝，致命令无法下达。事后见敌已退去，始出而电询战况者，大有人在”。注517

汨罗江防线的失利意味着长沙北方门户已洞开，形势严峻。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曾前往衡阳督战，薛岳也在24日把战区司令部从长沙撤往湘潭，并部署在捞刀河一线做最后的抵抗。此时，日军所在位置正是第9战区预定与敌决战的战场，但由于中方已有数军丧失了战斗力，余者畏敌如虎，避之惟恐不及，根本无力再与之决战了。

在捞刀河两岸阻击日军的是王耀武第74军，该军系战区最精锐部队，战前蒋介石指示一定要将该军集中使用， “将来能作策应长沙会战之总预备队”。注518在战局危急之时，战区不得不提前动用。26日，第74军与直奔长沙的敌军遭遇，试图乘敌人立足未稳，一举将其击溃。一天激战下来，王耀武军损失较重。而日军源源不断地由北向南压下来，有的已经绕至其侧背，形成合围之势。第74军只得向南撤退。这样，日军通往长沙的屏障已全部扫清了。

27日晨，南下速度最快的日军早渊支队在飞机火力的支援下突破中国王甲本第98师的阵地，渡过浏阳，开始攻击长沙。下午6时许，早渊支队一部自长沙城的东北角冲入市内，刚从前线败退下来的中国士兵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日军开始曾想全部俘获，但因人数太多应接不暇， “不得不在市街北部将其击退，使向湘江方面溃逃”。注519当晚，早渊支队占领了长沙。29日，第4师团也开进长沙，而第3师团为争战功，向军部提出： “长沙已空虚，攻占意义不大，莫如一举挺进株洲，远出捕捉敌之退却部队，并迅速破坏该地军事设施，方为适合之措施。”注520尚未获得上级批准，第3师团便径自向长沙以南的株洲挺进，29日上午，日军冲入株洲，破坏了军事设施后自行回撤至金潭附近。

中国军队没有能力立即反攻长沙，只是29日由美国支援的陈纳德志愿飞行团派出8架飞机轰炸了长沙。这是“飞虎队”在华第一次实际参战。

到28日，第11军司令部认为已达到击溃第9战区主力的作战目的， “以后的最大目标就是如何巧妙地进行反转”。注521因此对第3师团攻击株洲的要求也未予批准，并以木下勇的名义下达反转命令，定30日半夜为反转的开始时间(实际上是10月1日开始后撤的)。

在各主战场鏖战之时，第9战区的一些部队利用敌人战线长，护卫供应线路的兵力较少等弱点，曾进行了袭扰战，虽有些斩获，但对整个战局没有多大影响。

军事委员会得知日军退却的消息，立即由军令部命令第9战区 “以有力部队分路跟踪追击，相机攻略岳阳，牵制敌人向北转移，使五、六战区作战有利”。注52210月3日，对前线实际战况尚不明了的蒋介石接到第4军军长欧震的报告，称正在与撤退之敌激战，“毙敌人马极多”，万分欣喜，批字写道： “此次如不能俘敌至万人以上。则不能算革命军矣。”注523中国部队遵命对日军展开追击、阻击，取得了部分战果。其中第98军在捞刀河北岸伏击敌军，早渊支队措手不及，伤亡甚重，有两名大队长中弹毙命。原守卫新墙河的几个军，也沿途阻截日军，给敌人制造了许多困难。

湘北日军主力回撤时，中国第6战区部队正在围攻宜昌，城内日军已朝不保夕，固守待援。因此，蒋介石要求第9战区全力迟滞日军退却速度，使其不能回援宜昌。无奈各军已遭严重打击，战力所剩无几，根本无法达成上述目标。第9战区的失利，也导致了第6战区攻宜昌功败垂成。

10月9日，日军第11军各部队陆续撤回新墙河以北，改为守势，中国部队随后追击赶到，双方再次以新墙河为界，隔河对峙。

三、围魏救赵，第6战区攻打宜昌

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中日双方为策应湘北主战场，还在周围地区发生了规模较大的战斗。

在日军方面，第34师团在鄂南赣北第9战区的左翼发动进攻，以牵制中方配置在此的4个军；第35师团在河南进攻郑州，准备以此为据点， “随时向南方攻击，以牵制京汉线南段的中国军”。注52410月初，第35师团南渡黄河，占领了郑州，但随着湘北战事的结束，又在该月底渡河北返，放弃了郑州。

在中国方面，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9月20日向第9、第3、第5和第6战区下达命令：“为使九战区作战容易，第3、6、5战区应各以有力一部出击，策应九战区作战。”命令还详细规定了各战区的具体任务；第3、第5战区向当面日军全面游击，相机袭扰日军所占的重要据点，如南昌等；第6战区 “对于荆(门)、宜(昌)敌人，应以多数小部积极袭攻，策应九战区作战”。注525此后，各战区以牵制日军用兵于湘北为目标，开展了一些军事行动。其中尤以第6战区所属部队乘敌后方空虚猛攻宜昌，效果最彰。

宜昌位于长江上游，是长江交通的咽喉要地，日军第11军在1940年6月占领了宜昌，希望能够以此 “南北分割敌(中国)第五、第六战区，确保攻击敌后方的空军基地，对重庆军从物质和精神双方施加压力”。注526此后从宜昌起飞的日军飞机不断袭击重庆。宜昌成为中方急欲拔除的眼中钉。

日军主力会攻长沙，宜昌顿显空虚，只留建制不全的第13师团守备，周围也只有第39师团。9月22日，军事委员会获悉湘北日军攻势甚猛，若非采取有力措施加以牵制，情势更危，便指示第6战区司令长官陈诚： “敌人有攻占长沙之企图，第六战区立即攻克宜昌。”注527而不是原先所要求的只以小部队加以袭扰。中国最高军事当局想以围魏救赵的战术，用猛攻宜昌来吸引湘北日军回援，减轻第9战区的压力，甚至一举攻占宜昌，解除心腹之患。而当时在此地区的中国第6战区作战兵力多达12个军34个师，有可能达成以上目标。

陈诚虽决心集中14个师攻打宜昌，但惧怕两股日军汇合，希望先打第39师团，扫清宜昌周围，再以主力攻宜昌。他瞻前顾后，部署较慢，到9月28日以后，各部队才陆续开始行动。这时，湘北日军已经准备后撤，攻击宜昌不再具有减轻第9战区压力的意义，反而需要第9战区尽力迟滞日军主力回撤速度，保证第6战区顺利攻打宜昌。到10月2日，第6战区切断了日军第39师团和第13师团的联系，清扫了宜昌外围。同时陈诚也得到了 “不顾牺牲务于三日内克复宜昌”的命令。注5283日，陈诚下令布置各军攻打宜昌的具体作战任务，以李延年第2军所辖张金廷第9师为攻城突击部队，要求该部 “于五日晚钻隙渗入宜昌城，夺取宜昌，并将飞机场焚毁破坏”。注529各部队奋力作战，予敌人很大打击。担任主攻的第9师虽然在6日利用日军防守间隙渗入宜昌东北，不断向城内冲锋，但因日军殊死抵抗，始终无法得手。到9日夜，仍留在宜昌城外。

日军第13师团没有料到会遭受如此大规模的攻击，在四方被围的情况下，顽强作战。兵员不足时，由勤务队、卫生队、轻伤员组成“宜昌防卫队”，投入战斗。师团长内山英太郎在朝不保夕的危局下，已为全军覆没作出了安排，选定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高级军官城破时自杀的地点，做好了烧毁军旗、文件和尸体的准备，并拟好致第11军司令部的最后电报稿， 内有“皇国官兵均竭尽军人的天职，高呼大元帅陛下万岁后死去”等语。注530

10月8日，第11军主力北撤基本完成，阿南惟几从岳阳前方指挥所回到武汉，了解到第13师团的险境，“立即决定发起攻势”，除下令第39师团迅速向宜昌增援外，更要求自湘北回撤的各部队向宜昌集结，试图予第6战区主力以打击，战局由此发生逆转。

中国方面知道攻击宜昌的时机正在消失。8日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知陈诚10日夜停止攻势，迅速恢复原态势，准备敌人的反攻，但同时对放弃近在眼前的宜昌又心有不甘，电文中有“如在十日前，我军能克复宜昌城……主力仍应依既定计划完成部署”一语。不久又电陈诚，把停止攻势的期限推迟至11日夜， “限于十一日前，尽最大努力猛烈攻击，完成任务为要”。注531陈诚增加了攻城兵力，为攻下宜昌作最后的冲刺。9日，各军全面猛攻，其中第9师等部在与敌激战一昼夜后，克复了宜昌近郊的胡家大坡、大娘子冈、慈云寺等重要阵地，第9师组织的3个突击营在强烈炮火掩护下，冲入宜昌城内，占领了东山寺、土城等据点，并曾冲锋到离第13师团司令部仅1000米的地方，日军大量施放毒气，配以飞机轰炸，中方突击营伤亡惨重，被迫退出城外。至10日，各攻城部队均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10日中午，陈诚命令江防军总司令吴奇伟再调精锐部队攻城。然而11日整日大雨，中国军队的攻势深受限制，而日军增援的早渊支队及第3、第4师团已进至宜昌不远处。第6战区奉蒋介石命令停止进攻，利用大雨和阴天摆脱日军的围击，撤回原阵地。

第6战区围打宜昌12天，歼敌颇多，给日军不小的震撼。但因行动迟缓，致使14个师的兵力未能攻下日军一个不完整师团固守的宜昌。

第二次长沙会战后，虽中日双方又恢复了战前对峙的阵地，但日军完全掌握着会战主动权，第11军在湘北重创第9战区主力，攻占长沙，并追击到了株洲。经日军打击，中国第37、第10、第26军三个军被击破，第4、第74军的伤亡也很大， “有两个师达百分之五十以上，第五十八师，第六十师伤亡也在百分之四十以上。第一零二师、第五十二师伤亡亦在百分之三十左右”。注532第9战区事先敌情不明，应对失当，将各军逐个送到敌军主力的正面，被其各个击破。 会战结束时，中国方面伤亡及失踪者达7万多人，日军伤亡6000多人，只是由于日军的主动撤退，才保全了原驻守区域。注533薛岳自知战败，会战一结束，即致电军事委员会请求处分。电文称会战过程中上级指示周详，将士浴血奋战， “而卒未能收歼敌之功，且贻各将领处置失当之过，此皆职指挥无方所致，职责所在，咎无可辞，拟恳从严议处，以明赏罚为祷”。注534

第二次长沙会战的结果十分明显地反映了战略相持阶段中日双方的实际战略与战力。日军为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削减了在华兵力，仅以能防守既占地区为限。可有些前线指挥官却急功冒进，设法挑起战端，尽管他们已不能像抗战初期那样以攻城掠地来建立战功，甚至像长沙这样的重要城市也只能弃而不守。但他们利用有限的战力，选择突击奔袭的战术，企望能一举歼灭中方主力，一劳永逸。在具体战役的策划准备上，细致而又周详，造成局部的绝对优势兵力，突然袭击。中国军队虽经休整，敌人的压力也大为减缓，但畏敌心理依旧，战斗积极性不高，且内部许多固有的弊端又蔓延开来，所以仍吃败仗，常把敌人的主动退却当作“战果”大事张扬。第二次长沙会战中，中国军队基本上是不战而弃长沙，日军为宣传起见，破城后“严肃军纪、严禁破坏和掠夺，”未像以往那样大事烧杀破坏，长沙未留下“任何被占领的痕迹”，中国方面竟以此宣传日军根本就未占领过长沙，这次长沙会战是“第二次长沙大捷”，令日军在感到 “啼笑皆非之外，复生出不少感慨”。注535

四、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

为及时总结第二次长沙会战的经验教训，以指导今后作战，中国最高军事当局于1941年10月中下旬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即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对第二次长沙会战进行总评。第9战区的高级将领及相关的军事首长参加会议，蒋介石主持会议并发表了一系列讲话。与前两次南岳会议明显不同的是，此次会议召开于中国军队刚受挫于长沙之际，蒋介石十分气恼。他结合国民党军队在会战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对战略战术的确定、将领的指挥、部队的管理及军心士气的低落等均有严厉的批评，对今后的改进方向也指示得相当具体。

蒋介石讲话时强调，中国要想获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最重要的战略方针就是以持久战对抗日本的速决战，以空间换取时间。他说： “我们对敌的方略，就是要争取时间，要持久战斗，使敌人对我们阵地不能随便被他袭击占领，然后我们可以随时捕捉时机来歼灭他！这是我们此次抗战最重要的战略方针。”注536以空间换时间，并非意味着空间地域不重要，只有较多地占有空间，才能赢得更多的时间，特别是在抗战相持阶段，日军已消耗相当大，对一些重要战略地域往往只能采取突袭攻击的战术，无力进行稍长时间的攻坚战，一遇顽强抵抗，就会撤退。可是，中国的高级将领却畏敌避战，存着保存实力的不健康心态，在所驻守的重要防地不注意构筑坚固的工事，遇有日军来攻，只守上三五天，“就以为是尽了自己作战抵抗的责任了，阵地移动后退都不要紧，甚至以为就有词可藉了”，任日军进退自如。蒋介石把这种心态斥骂为 “完全是一种卑劣怯懦亡国奴的心理，实在可说是无耻之极”。注537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中国军队在长沙市区内没有核心工事，连城郊附近的复廓工事都没有，日军因此能够轻易攻下长沙，充分说明高级将领仍抱持“陈旧腐败的脑筋”，对现阶段的抗战根本战略缺乏足够认识。蒋介石说： “现在敌人要打我们那一点，他就打我们那一点，他要占领我们长沙，就可占领我们长沙。他要几时来，他要几时撤退，皆可大喊大叫的用广播先通告我们，而且他一定能照他预定的时间，丝毫不爽的实施做到。各位将领：这是何等耻辱的事呀！”注538

蒋介石指示一定要吸取此次长沙失守的教训，在长沙、韶关、衢州、南宁、福州等战略要地构筑坚固工事。修筑工事的要诀是：“由内及外，由小而大。”他解释说： “从今以后，我们要保守一个地方，必须先作好核心工事，只求一团人或一营人所能固守，然后再作一师人的工事，然后再作复廓和外围工事，必须先能稳固核心。而后求其他。这样才是稳扎稳打，也才能歼敌致胜。”注539蒋介石还要求在上述长沙等处平常至少也要派一个军的兵力守备，一旦日军来犯，要顽强抵抗，不能再让其轻易得手。

第二次长沙会战的一个重要败因，是中方指挥官作战时未能集中使用兵力，而将总数上占优势的兵力逐渐使用于战场。 “犯了逐次推进与陆续消耗之错误”注540，致使局部战斗中处于劣势，被敌各个击破。这一方面是兵力部署不当，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指挥官胆小畏敌。蒋介石说，此次长沙会战有雄厚的兵力，良好的态势，却被日军轻易击穿而直取长沙，就是因为第9战区未能集中全部兵力。各军师长胆量又小，听到敌人枪声就分兵迎击，结果敌情、地形未弄清楚，兵力已分散用完，等到敌人主力来攻，决战时机形成，手边却已无兵可用，完全陷于被动挨打，以致 “敌人来了，不能抵抗。敌人退了，不能追击，几次战斗，毫无俘获”。注541他要求各战区和高级将领在今后的作战中，战略上一定要切实掌握部队，第一线的兵力配备可减少一些，而对日军必攻的重要据点，如长沙、韶关等地，须派重兵把守。战术上各级主管官临战时一定将兵力集中起来，绝不轻易分散使用，要把兵力的使用 “看得和自己的生命一样的宝贵”。注542

除了强调构筑工事和集中使用兵力两个攸关战役全局的重要战术之外，蒋介石还针对中国军队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须亟待改进的几个方面：(1)训练组织特种部队，以对付敌人的伞兵及便衣队；(2)阵地上要多筑小据点及防毒设施；(3)封锁小路要隘，严密交通警戒；(4)实行保甲连坐，防止汉奸敌探；(5)研究克制敌军骑兵的办法；(6)整顿射击军纪；(7)注重掷弹练习；(8)多练拼刺刀技术；(9)高级将领应精研典范令；等等。

在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特地用一次训话时间对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畏敌怕死、争权夺利、骄奢淫逸大加谴责。他说，几年来日军已渐趋疲惫衰弱，而中国士兵的装备、数量及质量均有进步，然而中方却仍吃败仗，证明中国军队实在太无用、太怯懦，而部队没有战斗力的根源就在于高级军官的腐败。蒋介石重提两年前他在第二次南岳会议上的训词，称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升得太快，其精神修养与学问能力，“实在不配担当现在这样高级的职务和阶级”。然而，他们却无自知之明，一旦“有了势力与地位，就目中无人，矜骄自满，以为什么人都不能教训我，甚至正言不入于耳，过失无从自知”，对上欺瞒敷衍，对下恃职傲物，不学习，不研究，不求上进，平时不严格训练部队，战时畏敌如虎，更有甚者，腐败堕落，赌博，利用经济封锁走私谋利，前方军官竟随军携带家眷等，造成军心涣散，士气不振，打起仗来必败无疑， “自误误国”。注543蒋介石责问与会的将领： “像这次长沙会战，我们有这样雄厚的兵力，有这样良好的态势，我们一定可以打败敌人，一定可以俘虏敌人很多的官兵，一定可以缴获敌人的无数的军械！即使没有一万，也应该有一千！一千没有，总要有一百！一百没有，少而言之，也应该有十人，但是现在连十个俘虏都没有！如何对得起自己的职守？！……现在敌人反而俘虏了我们的士兵，常常穿了我军制服，混入我们的阵地，我们作战于我们国土之内，还不能照样拿到敌军的俘虏吗？”注544他同时罗列了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些不良现象，如病兵、逃兵增加，虐待新兵，伤兵无妥善救护办法，后方留守人员招摇不法，泄露军情，自我标榜，毁谤友军等，严加批评，责令参加会议的高级将领们要接受教训，彻底觉悟，彻底反省， “以后必须改弦更张。以期及时补救”。注545

会议结束时，对第二次长沙大战各部队依表现进行赏罚，对第79军首先渡河进攻长沙的两个团等单位及第57师指挥李翰卿等死亡官兵予以奖赏。第58师师长廖龄奇临阵脱逃，经军法审判，予以枪决。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召开于第二次长沙会战之后，当时中国的宣传机器为激励士气正大肆颂扬“第二次长沙大捷”。然而，严酷的战争结果使中国最高军事当局不能不面对现实，在会上较客观地评价会战成败，提出 “现在长沙虽然得以保全，但并不能算我们打了胜仗，我们不但没有任何虚荣，而且要引以为耻辱！”注546并以此认识为基点，结合会战过程对国民党军队的积弊，从战略战术的运用，高级将领的怯懦无能，到军队内部存在的管理训练问题都有较深刻全面的反省。针对日军消耗已大，持续攻击力不强，作战求速战速决的弱点，蒋介石制订了一套以对重点地域的顽强防守与集中使用战场兵力相配合的“磁铁战”，作为今后一切战略的最高原则。所谓“磁铁战”，就是在敌人进攻战略要地时，我军必须顽强抵抗，像磁铁一样紧紧吸引敌人，使其欲进不得，欲退不能，造成有利于我军的时机， 然后倾注全部的主力与预备队，围歼敌人。注547这一战略原则，较符合相持阶段中国军队粉碎日本速决战的实际情况。

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刚结束，蒋介石又下手令，指示对国民党军队的“素质、训练、补充、编制、装备各种事项，必须有一彻底研讨与改革”，提出未来防御的重点，重庆以外，“第一要点为昆明，第二要点为西安”，特别强调对云南的防守，要能应付日军6个师团的攻击，昆明市区要构筑可供两个师使用的工事， 限于11月底完成。注548

尽管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上确定的战略战术，大多停留在会议文件上，“磁铁战”也没有在日后的正面战场上普遍采行，国民党军队内的腐败现象更是愈演愈烈，然而，蒋介石的痛骂重责毕竟尚有震慑作用，第9战区在对长沙市区的防御兵力配置和工事修筑上不敢再掉以轻心，为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第21章　枣宜会战

一、日军谋犯宜昌

1939年9月，纳粹德国入侵波兰，欧洲大陆爆发战争，日本军方既感到兴奋，同时也很苦闷。美法与德国之间开始进入战争状态，便无暇顾及远东，从而为日军实行南进政策提供了难得的良机，急躁的日本军阀面对富庶的英、法、荷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跃跃欲试，亟想染指其间。但由于中日战争迟迟不能结束，日本军方担心丧失南进的机会。因此，日本军方企图在国际形势发生巨变的情况下，寻求迅速解决中日战争的途径，但对如何着手则意见分歧。日军大本营力图削减在华兵力，节省兵力准备世界大战，甚至设想以从华中、华南撤兵为条件，谋求与蒋介石政府妥协，从而结束中日战争，从泥潭深陷的中国大陆脱身。中国派遣军则力持异议，认为不彻底打垮中国军队主力，便无法使中国政府屈服，因而应趁国际视线集中于欧洲战争的大好机会，积极策划新的作战。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于1939年11月14日提出《迅速解决日华事变意见书》，力主打击国民党军主力，占领战略要点并加以固守。他提出了3个方案，一是攻打长沙、衡阳；二是占领宜昌； 三是打通京汉线与华北日军取得联络。注549这就要求日军大本营改变消极保守占领区的战略，企图以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来打破中日战争的相持状态。1939年12月初开始，中国发动了“冬季攻势”，这是中日战争以来中国发动的规模最大的攻势，第11军遭到第5、第9战区中国军队的全面攻击，伤亡甚重。侵华日军深感在中国军队战力尚存、士气尚盛之际，依靠外交或诱降等谋略手段是不能奏效的。试图进行一次大反击作战以进行报复。1939年12月中旬，第11军正式提出攻占宜昌的方案，并得到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言西尾寿造的赞成，他要求东京方面予以批准，并增派两个师团协助作战。该计划起初未得到谋求削减在华兵力的日军大本营的首肯，随着欧洲方面德国军事行动的节节推展，日军大本营好像注入了一剂兴奋剂。4月10日，东京批准了宜昌的作战计划。

1940年4月中旬，日军开始将鄂东麻城，赣北奉新、靖安等据点放弃，并抽调湘北的第6师团及赣北第40师团各一部，连同原驻湖北的第3、第13、第39师团，陆续向钟祥、随县、信阳等要地集结。第11军预定整个作战分两期进行。第一期作战以枣阳为中心，计划在汉水东岸的枣阳周围构成数道包围圈，消灭第5战区主力，以便解除进攻宜昌的后顾之忧和侧面威胁，然后转入第二期作战，在汉水两岸进行两翼包围，将汉水两岸的中国军队消灭在宜昌附近，并占领宜昌。

中国方面在4月初便觉察日军兵舰在长江下游上海至汉口间往返频繁，第5战区正面日军显著增加。为此，第5战区于4月13日、14日召开各集团军总司令会议，商讨对策。战区判断，日军若进窥宜昌、沙市，似将主力由襄花路方面攻击，企图歼灭襄河以东地区野战军，解除侧面威胁。第5战区决定将襄河以东第5战区主力配置于襄花路以北地区，作战指导方针为： “战区以一部取正面分路挺进敌后方，积极施行扰袭，主力适宜控置于后方，相机以先发制敌行动，于枣阳以东荆(门)、当(阳)以南地区，与敌决战。”注550第5战区决定，由江防军司令郭忏指挥第26、第75、第94军、第128师等10个师及第6、第7游击纵队，利用襄河东岸、荆河右岸阵地，巩固大洪山南侧各隘路，主力配置于长寿店以北地区，阻敌北犯；以黄琪翔为总司令的中央集团军，辖有第11集团军(欠第39军)、第45军、第127师等6个师及第1游击纵队，负责随枣地区的正面防务和桐柏山、大洪山的游击战；以孙连仲为左集团军总司令，下辖第2集团军6个师及鄂东游击队等，负责迎战信阳方向的日军；机动兵团由汤恩伯任总司令，下辖第31集团军11个师集结于枣阳东北地区，担任侧击西犯日军的任务；预备兵团为第22集团军，由孙震指挥，辖第41军3个师；鄂豫皖边区游击总司令李品仙指挥第21集团军5个师及游击部队，从事对沿江日军据点和平汉路南段的游击战。

二、襄东地区的包围与反包围

1940年5月1日，日军由信阳、随县、钟祥3个地区发动进攻，而信阳、随县的日军又各分两路推进，形成日军5路合围进攻的严峻局面。信阳日军为第3师团和第40师团，主力从游河、长台关一线发动攻势，企图经明港转向泌阳、唐河，第3师团石本支队则沿桐柏—西新集大道前进，准备抢占枣阳以北地区。随县方面的日军为第39师团及第6师团的一个旅团，主力由随县正面攻枣阳，一部北攻吴家培。钟祥日军为第13师团，由钟祥北进，直指双沟集、张家集一线地区。日军基本沿袭随枣会战时的两翼包抄、分进合击的战术，对唐河、北河一带构成外层包围圈，同时在樊城、枣阳之间构成内层包围圈，以求捕捉第5战区主力加以消灭。第5战区则准备以一部兵力固守桐柏山、大洪山，随枣路方面军队则一面抵抗，一面逐次转至唐河流域，战区主力部队则采取迅速向左右两翼外侧移动的步骤，争取外线主力地位，退至唐河、新野之线以北、以西及汉水西部地区。

在左集团军方面，第3师团由信阳向北进攻，5月1日占领了明港、狮子桥。同日，日军一部占领了信阳西北的小林店，然后向西及西北突进，5日占领了泌阳和桐柏，7日占领了唐河，并南向攻击枣阳。

在右集团军方面，5月1日，日军第13师团在战车20余辆，飞机十余架的掩护下发动进攻，右集团军主力撤至长寿店。3日，力图阻敌北进的右集团军未阻止日军攻势，丢失了大洪山西麓的长寿店。在攻占丰乐河、汪家店后，6日，日军进攻在田家集、黄龙垱以西的第33集团军，第41军第122师奉命前往流水沟、田家集支援，该师装备很差，新兵较多，未能稳住阵脚。7日，流水沟、田家集陷落，第33集团军退守襄东岸，日军第13师团便长驱北上，得以和由唐河西进的第3师团取得联系。

在随县的中央集团军方面，日军第39师团及第6师团一个旅团为等待左右两翼完成包围，直至4日才向第11集团军发动攻势。5日，随县西北的高城、安居等阵地先后被日军攻占，第84军等守环潭、唐县及高城以北之线，以第174师守备唐县，主力撤至枣阳附近阵地。因沿汉水北进的日军向枣阳的方向突进，中央集团军侧背受敌，枣阳至襄阳公路被日军切断，第173师陷入多面受围的困境，遂决定放弃唐县、枣阳，日军逐次攻占随阳店、吴家店，8日从北、东、东南及西面进入枣阳。中央集团军主力向唐河、白河西岸转移，在日军战车及快速部队追击下，损失甚重。第173师在唐县掩护第84军主力从枣阳撤退，后在太平镇一带与日军遭遇，该师损失过半，师长钟毅不幸阵亡。

10日，日军第3、第39、第13师团等三路会合于枣阳以西的唐河白河畔，占领了襄东地区，以为包围行动大攻告成，孰知此时中国军队主力已快速突出日军包围圈，除第29集团军、第45军陈鼎勋部及鄂豫边区挺进军王仲廉部分别局促于汉水以东的大兴山、桐柏山外，其余均退至汉水、唐白河西岸及新野泌阳唐河一带整顿。从内线转成外线，日军10天攻势，结果是扑了一场空。相反，中国军队机敏地对日军进行反包围，将日军左、右翼向中央地区压迫，将其大部分兵力包围于襄东平原地区。

图21.1　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

1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第5战区： “鄂北之敌经我多日围攻，粮弹殆尽，必将向原阵地退却。第5战区应乘敌态势不利退却困难之好机，以全力围攻捕捉。”注551同日，右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首先率5个师东渡汉水，横断随、枣公路，堵住了日军南退和西进的去路。第31集团军与第2集团军第10个师从北面新野、唐河一线迅速南下，围困住了第3师团。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为彻底击败日军，从防守宜昌的江防军中抽调第75军、第94军等主力北上参加围攻，汉水西岸的第39、第53军也西进加入反攻。

日军于5月8日已决定结束襄东战事，但被第5战区反攻部队咬住后，一时进退两难。第13、第39师团向南撤退，第3师团被中国军队孤立包围，后路被切断，粮食弹药都已告尽，但为牵制住中国军队主力，苦守不退。5月10日，日军鉴于退路被堵，决定围攻进抵黄龙垱、方家集的张自忠部，第13、第39师团等部围攻第33集团军，双方拼死对战， “张自忠部在黄龙垱、琚家湾、浴山一带毙敌七八百名”。注552枣阳方面，中国军队仍在围攻第3师团14日，攻占枣阳北面的湖阳镇，第68军攻占长台关，第3师团被迫向枣阳以南收缩。此时，军事委员会电令： “第五战区应以遮断敌退路，断其补给为主眼，克服一切困难，迅速围歼枣阳一带敌之主力。”注553张自忠将军接奉命令，以必死的决心致书第33集团军副总司令冯治安，表示：“因为战区全面战事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如不能与各师取得联络，即“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但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自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专此布达。”16日，张自忠亲率第74师主力及特务营从宜城渡河，驰往大洪山北麓沟园地区南瓜店，孤军深入日军后方。日军第39师团主力两路围攻，张自忠将军及所率部队陷入重围，张自忠率残部奋勇作战，左肩、胸部均中弹，为防落入敌手，遂拔枪自杀，壮烈殉国，所率特务营等也伤亡殆尽。第33集团军遭此打击，攻势顿挫。日军左侧威胁得以解除。日军主力于17日再度转兵北进，与第3师团协力反攻中国围攻部队，当时中国部队十余师迫近枣阳周围，第一线部队近者距离仅一公里， 远者也只有四五公里。注55419日拂晓，日军各兵团全线总攻，第5战区各部被迫从枣阳一带分别向新野及汉水、白河西岸转移。日军反击大获成功，但第39师团在白河渡河作战中遇到一个严重挫折。 21日，第233联队于零时左右抢渡白河时，遭到埋伏的中国军队的突然扫射，转瞬之间就将联队长神崎哲次郎大佐以下300余人击毙在毫无遮拦的河中沙洲上。注555

在襄东地区战斗中，中日双方展开了包围与反包围的激战，日军在付出死伤3850人的代价后，才勉强完成了第一期作战任务。中方阵亡3万余人，其中包括张自忠、钟毅两位高级将领。张自忠将军战死实为中国方面一重大损失。他在临沂一战挫败日军锐气，为台儿庄大捷之先声；徐州会战结束时，担负后卫，掩护大军安然撤退。其后参加武汉会战、春季攻势、随枣会战、冬季攻势均有卓越战绩。像他这样彻底地将身心乃至生命献给神圣抗战的高级将官在国民党军队中是罕见的，不愧为抗战军人之魂。

三、宜昌攻防战

5月21日，日军命令各部主力在唐河以南地区集结，准备以后作战。第40师团接任平汉铁路及襄东守备，第3、第39、第13师团在枣阳及钟祥地区稍事休整。此时，在第11司令部内，对是否按原计划实施第二期作战发生争论，由于第一期作战中，日军遭到了预料之外的打击，已感疲惫，从第11军新任司令官园部和一郎以下将领，多数对实施新的作战感到犹豫不决，直至23日深夜才决定继续作战。25日，第11军下达了准备从汉水渡河的命令，要求第3师团应于5月31日半夜从襄阳东南方奇袭渡过汉水并攻占襄阳， 第39师团同时从王家集一带奇袭过汉水，配合第3师团作战。注556担负运输任务的第13师团等则在其后完成了在钟祥南方沙洋地区的集结任务。

图21.2　日军第3师团攻进襄阳城

5月31日晚，日军第39、第3师团先后渡过汉水，进攻襄樊。 军事委员会令第41军死守襄樊，以等待第30军增援。注557第41军战力脆弱，当日军渡过时，河防守军误将日军渡河使用的马达牵引的橡皮船当成水陆两用坦克，军心恐慌，河防崩溃。第3师团于6月1日攻占了襄阳。第5战区长官部所在的老河口及南阳陷于危急，第5战区判断日军将继续西进，立即组织新的防线，令第75军由吕堰驿南下驰援樊城，第31集团军汤恩伯部火速由枣阳向襄阳推进。第30军池峰城部赶至老河口待命。2日，军事委员会令第41军反攻襄阳，同时将第5战区划分为左右两个兵团，左兵团辖孙连仲第2集团军、孙震第22集团军、汤恩伯第31集团军、刘汝明第68军等各部；右兵团辖冯治安第33集团军、王缵绪第29集团军、郭忏江防军及由第9战区增援的部队，由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陈诚兼任兵团长。

日军第3、第39师团分沿襄阳、南漳、遂安道及宜城、荆门、当阳道转而南下，平行而进，目标指向宜昌，主力从襄阳至唐河一线突然全部撤退，3日攻陷南漳、宜城。第41军、第77军尾随日军，3日收复襄阳，4日占领南漳。此际，战局重心移至荆门、当阳地区，此种情形实出第5战区意料之外。6月4日夜，第13师团等日军南路军复从旧口、沙洋附近强渡襄河，分向沙市、江陵、十里铺一带西进，企图与北路的第3、第39师团会合后，围攻汉水西岸中国军队于宜昌以东地区。

宜昌是武汉和重庆间最大和最重要的内河港口，为进入四川的咽喉，其西即为地势异常险要的三峡，因而宜昌实为战时首都重庆的门户，并且是沟通大江南北第1、第3、第5、第9战区的后勤补给枢纽。由于荆门、当阳方面的战况瞬息万变，第5战区已难以指挥。为了适应局势，确保宜昌，军事委员会决定重划战区，长江两岸划为第6战区，由陈诚任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任副司令长官，该战区北与第5战区，南与第9战区相为犄角。

6月1日，陈诚离开重庆，4日抵宜昌，负责重组战线保卫宜昌。防守宜、沙的主力原为江防军，但襄东地区战事紧急时，江防军主力第75、第94军北上增援，江防已形空虚。江防军在荆、当预设立阵地筑有纵深防御阵地，仅都是正面朝东，没有构筑对北的阵地，由于日军意外地从襄阳南下直扑荆、当，但南路日军从汉宜公路正面展开攻势，致使江防军正侧两面同时遭受巨大压力，处于慌乱状态，第26军萧之楚部放弃汉水西岸一线阵地，退守沙市、后港、建阳驿、拾回桥第二线阵地。由湘、黔调来的第2军李延年部赶赴当阳一线布防。第9战区增援部队第20集团军、第53军、第73军则在长江南岸策应宜、沙防卫战。陈诚得到重庆方面的准许，将彭善第18军由重庆运输到宜昌，他所指挥部队的后勤补给改由重庆方面直接负责补给。

图21.3　宜昌是陪都重庆的重要屏障，武汉失守时中国的大量物资人力从这里运往内地

第5战区协助陈诚所部作战，第75军、第30军从樊城跟踪日军南下，汤恩伯率第13、第29、第85、第92军由襄阳附近渡河，沿襄阳公路向南前进，增援荆、当地区。而第33集团军因主将张自忠阵亡，且侧背受敌，防线已乱，纷纷向荆门西北山区撤退，当阳一线阵地完全暴露。6日，经短暂交火，第26军放弃了荆门、沙市、十里铺、拾回桥等重要地区。9日，日军北路率陆空联合进攻第2军在当阳东北观音寺一带布防阵地，新33师张世希部一触即溃。第2军主力退归当阳，日军跟踪追击，9日占领当阳，前来增援的第75、第30军只得在当阳北侧与日军对峙，汤恩伯部则在荆门以北与日军交战。10日，日军第11军下达攻占宜昌命令： “军决定攻占敌军具有战略意义的长江南北联络要冲宜昌。”注55811日拂晓，日军向宜昌城郊第18军阵地展开全面攻击，展开了两天殊死的攻防战，双方伤亡甚重。12日，宜昌失陷，第18军等退至宜昌以西阵地。日军虽占领了宜昌，但对是否长期占领宜昌却拿不定主张。6月12日夜，日第11军下令准备撤离宜昌，并以一周为限，毁掉宜昌市区的各种军事设施。15日，园部和一郎司令官正式下令撤离宜昌。第18军发现日军退却，迅速跟进，17日先头部队进入宜昌。谁知日军大本营因德国打败了法国而激起疯狂的热情，16日晚电令第11军确保宜昌，结果撤退日军又突然回师，双方展开激战，至24日，日军才完全恢复对宜昌及其周围地区的控制。作为决策错乱的代价，日军回师后死伤近300人，而且宜昌在日军撤退前已作了大破坏，重返宜昌的日军连可以住的营房都没有。

日军占领宜昌后，将主力集结于当阳与汉水附近地区，中国军队则在江陵、宜昌、当阳、钟祥、随县、信阳以北之线，对日军保持侧击之势，历时近两个月的枣宜会战至此方告结束。

枣宜会战中，日军造成中国军队死伤56000人的重大损失，还占领了战略要点宜昌，对重庆构成一定威胁。日军在宜昌修建飞机场，对四川大后方等地狂轰滥炸。枣宜会战后，中国方面还丢失了鄂北鄂西江汉平原富裕的产粮区，第5战区不得不以贫瘠的鄂北山区为后方根据地。日军在枣宜会战中死伤约两万人左右，为了确保宜昌，日军大本营不得不增派第4师团从东北到武汉地区增援。

宜昌失守后的1940年夏、秋之季，对中国政府而言是8年抗战中最感到困难和动摇的时刻。欧洲战争爆发后，蒋介石等人抱有过分乐观的看法，但德军在欧洲战争中节节胜利，就在宜昌失守的6月12日，法国首都巴黎被德军占领，英国军队虽度过敦刻尔克危机，但只能困守英伦三岛，美国则仍主中立政策，国际法西斯侵略阵营的气焰十分嚣张。蒋介石等国民政府上层人士原指望欧战发生后能得到英、美、法等的直接援助。但英、法在战争中一败再败，不仅无力援助中国，而且还在远东谋求与日本妥协。1940年4月，英、法、美大使就曾劝告蒋介石早对日媾和，蒋介石当时表示，如果日本不撤兵就不可能谈和。6月23日，法国在日本压力下宣布封锁滇越路。7月18日，英国也为讨好日本，宣布封锁滇缅路4个月，封闭了中国西南国际交通线。苏联忙于准备应付欧洲局势，有意与日本改善关系，对中国的军事援助有所削减。不仅国际局势中的暗云密布令国民政府上层人士悲观失望，国内政局和战事的演变也使他们严重丧失抗战到底的信心。第一次长沙会战后，蒋介石等对日军战争能力估计过低，及至冬季攻势失利，枣宜会战受挫，已意识到日军力量仍居优势地位，宜昌一失，重庆已有唇亡齿寒之感，加上日军大本营从5月2日起下达了对中国内地重要战略目标特别是重庆实施空中攻击的命令，5月中旬，由日本陆军和海军航空兵联合进行，作战时间为3个月，日本空军对重庆、成都等城市狂轰滥炸，屠杀了大量无辜平民，市民们忍受了难以诉说的苦难，但国民政府中的某些人已准备与日本中途妥协。随着国共摩擦日益显著，国民党及其政府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力量的壮大越来越感到恐惧，想方设法限制中共力量的发展，对日妥协的空气亦十分浓厚。蒋介石利用司徒雷登与日方联系，1940年3月至7月间，并派宋士杰、陈超霖、章友三等与日方的铃木卓尔、今井武夫、臼井茂树等在澳门、香港等处多次秘密谈判。对此，日本方面有如下评述：“在这昭和15年(1940年)6月中旬以后约一个月时间内，的确出现了事变行将解决，日中两国最接近的一刹那。所以如此，应该说在八年的日中战争中。蒋介石感到危机最严重的，实际上是在宜昌失守的时候。 中共察觉到日中进行和平谈判的危机，突然发动了……百团大战。”注559

第22章　正面战场上的拉锯战

一、豫南会战

豫南地区是指陇海线以南黄泛区以西的河南广大地区。它东连皖北，西靠秦陇，南接鄂北，平汉铁路纵贯其间，公路交通发达，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40年6月枣宜会战结束后，日军在鄂北豫南侵占了宜昌、当阳、钟祥、随县、信阳等据点及该线以南地区，负责守卫该区域重要据点的是日军第11军下辖第13、第39、第4、第3、第40等师团。中国军队则在此线以北以西地区利用伏牛山、桐柏山的屏蔽，伏有重兵。在此区的东部，中日军队沿黄泛区对峙着。同时，中方还在大别山麓驻有主力，对豫南鄂北之敌的侧后翼形成威胁。驻守在豫南及周边地区的中国军队自北向南分属第1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及第6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共驻有15个军约36个师。

枣宜会战之后，日军日益感到周围中国军队对宜昌、信阳等据点及平汉线的巨大威胁，分兵把守，则不免分散兵力，捉襟见肘，陷于被动。因此，日军决定倾力攻击平汉线两侧的中国第5战区部队，试图在双方的主力决战中一举击溃中国军队，彻底解除中方的威胁。1941年1月，日军开始集中第11军的第3师团、第40师团主力及第4师团一部，并从驻守京沪的第13军抽调第17师团主力及第10师团一部，和大量火炮、骑兵、战车、空军，集中于豫南应山、信阳、罗山一线，统一由第1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中将指挥，准备攻击中国军队。

日军将攻击豫南的部队分为3路，其配置如下：左路———第3师团、第4师团的一个联队及战车队，由第3师团师团长丰岛指挥，沿小林店、泌阳、商水、舞阳一线从南向北进攻；中路——第17师团主力，附加一个联队和战车队，由第17师团师团长平林指挥，自明港出发，沿平汉线北攻；右路——第40师团主力，由该师团师团长天谷率领，从正阳、槐角镇先强渡淮河，再沿野猪岭、汝南、上蔡线向北攻，3路大军在空军掩护下以平汉线为中轴，由南向北平行推进，而以左路为主力。

中国最高军事当局根据以往的经验，预料日军迟早会在豫南及附近地区发动旨在围歼中方野战主力的进攻，并判断日军可能以奔袭的战术寻求双方主力决战。军事委员会战前曾指示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一旦日军来攻，要避免与对方形成决战局面，使其企图落空。具体部署是，第5战区应 “以一部于正面行持久抵抗，牵制敌之主力，一部向敌后截断其交通，主力由外翼侧击而击灭之”。注560李宗仁遵命在平汉线正面配置了一个师与敌保持接触，主力则留在离铁路较远的两侧，保持机动，伺机向日军两翼及后背攻击。

为转移中国军队的注意力，配合豫南主战场的攻势，日军先在东西两侧发起佯攻，1月20日中午，日军驻守当阳的独立混成第18旅团、驻江陵的第39师团、驻钟祥的第4师团一部首先在鄂北襄河两岸向与其对峙的中国第29集团军、第33集团军进攻，以牵制该方面的中国军队；在豫东皖北方面，日军第21师团一部由宿县向西攻击蒙城、涡阳，第4骑兵团由亳县西攻鹿邑、涡阳；在北方，开封的日军也派兵南下通许、朱仙镇，企图策应豫南日军的行动。

面对日军在襄河两岸的进攻和在豫南的大量集结的情况，蒋介石1月25日致电防守豫南的第31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指示作战要旨：“敌军必于下月初或本月底向弟所属各部进攻，务希严令各部积极准备，不可为敌所制，此次敌之攻势，其范围必较远大，豫东南之商城、阜阳、郾城，豫西之南阳、临汝，皆为其预定之目标，近则舞阳、沔阳、桐柏、确山、正阳自为其必窜之途，希以此敌之意图，速作对策，限于本月底布置完妥，总以避免与敌正面决战，而以少数兵力在正面节节抵抗，引其深入，以主力在敌各进路之翼，做主动的侧击； 另以有力一部埋伏敌后，等其前进以后，专事切断其交通。”注561从电文可以看出，大战之际，蒋介石对敌方的攻击目标及方向仍无法做出明确的判断，只含糊地认为“其范围必大”，然而，“避免与敌正面决战”的作战方针是确定不疑的，保存实力是蒋介石这一时期的战略指导思想。

1月25日晨，豫南日军分左、中、右3路在空军配合下同时发起进攻，豫南会战正式打响。中国第一线部队第2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下辖刘汝明第68军遵上级命令，并不死拼硬守，只用少数部队与敌正面接触，阻滞日军前进速度，主力则与敌保持距离。3路日军均未受到大规模的阻击，行动颇为顺利，26日，分别到达泌阳、高邑、邢店、确山一线。27日，又抵达龙王庙、沙河店，驻马店、汝南一线。

这时，中方统帅部才大致弄清了日方所投入的兵力及主攻方向，判断敌人总兵力约在一个师团以上，“似无大规模企图”。因此，决定不再一味避战，指示各军集结队伍，“待敌窜至汝南、驻马店附近之线”， “各部队应积极将敌围击，务期于淮河以北、遂平间地区歼灭之”。注562中国军队开始部署向日军两翼出击，第31集团军下辖的张轸第13军由舞阳南下象河关附近；李楚瀛第85军由临泉东进，向上蔡附近机动；已被日军冲散的第68军重新集结，尾随左路日军之后；第33集团军(总司令冯治安)统辖的曹福林第55军自南阳东移，向陇海线左侧的黄河靠近；黄维纲第59军主力则从樊城北上南阳，填补第55军留下的空白。

由于这一积极围击敌人的部署同原先避免与日本决战的命令完全相反，加之此时日军已突破至统帅部拟定的决战区域遂平附近，各军将领不知所措，行动迟疑观望，伺机歼敌的计划无法实现。

29日起，重新部署的中国各军开始与北进的左右两路日军遭遇，第13军在舞阳以南的接官厅、小史店附近地区同左路日军第3师团发生较大规模的战斗， “日军伤亡三千余人，战车被毁六辆”注563；第85军则在汝南附近，侧击左路日军第40师团。中路日军未遇正规抵抗，顺利抵达遂平。

日军正因中方避战无法形成双方的主力决战而犯愁。两军的战斗接触，使其感到有机可乘，园部和一郎于1月31日改变了三路大军平行北进的配置，把中路一分为二支援两翼：第17师团主力向左迂回，迅速占领舞阳，企图切断中国军队北边的退路，与担任左路的第3师团南北夹击中国第13军；另一部分则向右旋转，从遂平向上蔡一带攻击，企图与第40师团夹击中国第85军。

中方侦知日军企图，立即恢复避战态势，第13军和第85军迅速与日军脱离接触，在敌人的包围圈形成以前，先后逸出。左右两路日军于2月2日分别占领舞阳和上蔡，但围歼中国主力部队的企图再度落空。

日军长途奔袭，连连扑空，侧翼和后方补给线又受到袭扰与威胁，士气不振，此时，中国军队再次集结，第29军(军长陈大庆)、第59军、第60军分别从泌阳、唐河及以北地区袭击左路日军。在右路，第84军(军长莫树杰)于1月29日攻克日军背后的正阳。日军指挥官判断战场形势渐趋不利，主动权正在丧失，便决定向南退却，在后撤过程中再相机打击中国军队。2月2日，两路日军在分别清扫舞阳、上蔡地区之后同时返转。

担任豫南会战主力的左路日军在撤退时兵分两路，第3师团经方城攻击南阳。2月4日，再由南阳向东南攻击唐河；第17师团则从舞阳直下象河关，企图对集结在泌阳、唐河地区的中方第29军、第68军、第55军实行围攻。但是第3师团在南阳附近遭到中国第59军的阻击，双方 “激战两昼夜，敌我伤亡均大”。注564第17师团也在象河关附近先后与中方第68军、第29军发生激战。日军无法围歼中国军队，反而有被反包围之虞，便放弃战前的计划，迅速沿唐(河)泌(阳)大道和桐(柏)信(阳)大道撤回，2月27日，抵达信阳。相比之下，右路的日军第40师团的返转较为顺利，从上蔡经汝南至信阳，一路未遇截击。

中国军队尾随日军之后，将敌人回撤时放弃的城镇一一收复，至2月7日，豫南主战场完全恢复了战前的态势，豫南会战结束。

皖北日军第21师团为策应豫南作战，一度东进连陷三堵集、太和、界首数城，豫南日军返转后，第21师团也随即退回原驻防地。

豫南会战中，中日双方仅有小规模的遭遇战，伤亡损失均不严重，加之会战时间只有十来天，很快就恢复了原先的态势，所以对整个战局影响不大。会战过程中，日方以歼灭中国野战主力为目的，积极进攻，且随战局变化而变更部署，支战场与主战场配合策应也算及时。然而，长途奔袭却无功而返对其士气是有一定负面影响的。中国方面，确定避免主力决战的作战方针实有其不得已之处，各部队能迅速与日军脱离接触，使敌人接连扑空，但是，由于战前对日军企图及部署不明，甚至畏惧，形成整个会战过程中，一味避战，以致在一些局部占很大优势的时候，不敢主动反攻，任日军进退自如。这是保存实力的消极防御战略指导思想和将士畏敌情绪的必然结果。会战一结束，蒋介石就指示军令部长徐永昌： “检讨此次豫南作战经过，敌我优劣各点之比较，以及以后我军作战应改正与注意之点。”注565

二、上高战役

豫南战役中，中国守军汤恩伯丢城失地，更加助长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时隔一月，日军又在赣北发动所谓“鄱阳扫荡战”，企图攻略高安、上高，摧毁赣江、抚河两条流域间的中国军队，直捣江西心脏，以消耗中国的反攻力量。

防守赣北的第9战区第19集团军罗卓英部采取诱击战术，在以上高为重心的赣江两岸地区发起上高会战，予敌重创，挫败了日军扫荡赣江两岸物资的大规模“鄱阳扫荡战”计划。这次战役，改变了中国军队对日军队 “历次会战兵力六比一之惯例”注566，打破了日军“攻必克”的妄念，推迟了日军调往华北的时间，被视为正面战场上 “空前战捷”。注567

高安、上高两城，位于赣西北，居群山环绕之间，扼制赣江、锦河水面交通，地形险要，成为反攻南浔的前沿阵地，也是樟树、吉安的外围堡垒。

日军自1939年3月下旬占领南昌后，中日双方为争夺南昌及外围据点曾经多次交锋，高安阵地一度失而复得，日军被迫据守靖安、武宁一线，与中国赣北守军对峙。豫南战役前后，赣北的中国守军奉命不断对日军进行侧袭，使敌惊恐不安。为了巩固南昌外围的据点，保证占领区安全，华中日军决定打击赣北方面第9战区部队，夺取战略要地上高。

赣北战场中国守军分区设防，赣东防区：自南昌东南(赣江东岸)至鄱阳湖东岸属第3战区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指挥；赣北防区：自赣江西岸，由西山方面起，经高安、奉新、安义、靖安，由第9战区副司令长官，兼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指挥；赣西防区：自靖安以西，武宁至鄂南通山，由第30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指挥。

1941年春，据守南昌、安义、箬溪等地的日军，着手西犯准备，加紧补充兵员。日军原驻守赣北兵力约5万人，计有第33、第34两师团及独立混成第14旅团。其中第33师团驻南昌东南至永修间南浔铁路沿线，第34师团驻安义、武宁及其附近公路线，独立混成第14旅团驻南浔北段九江方面。1941年2月中旬，驻守长江下游的日军独立混成第20旅团及第3飞行团，奉命抽调至赣北，分别集结于牛行、望成岗地区及南昌机场。3月初，日军主动放弃武宁县城据点，以集中兵力，缩短防线。为了掩护西犯企图，眩惑中国守军耳目，日军行声东击西故伎。一方面佯装东攻临川、鹰潭，一方面故作玄虚，征集民夫修筑道路，将赣江东岸部队向连塘、上堪店等地移动。飞机、地面战车，也佯作东犯姿态。

日军虎视上高，是中国守军意料之中的事。早在1940年5月。第9战区制订的反击南昌作战计划中规定： “敌如进犯高安、上高、万载，则诱之于分宜、上高、宜丰以东地区，反击而歼灭之。”注568据此，赣北防区第19集团军决定由东向西部署三道阵线。第一阵地线：由瑞洪(不含)沿抚河右岸，经锦河南岸至塘里一线。第二阵地线：自青岚湖西岸的罗岭起，跨赣江西岸至锦河北岸泗溪至九仙汤一线。敌军进犯时，逐次抵抗，等到敌军进入第三阵线，再集中兵力围歼之。

按照上述计划，罗卓英命令第70军李觉部(辖唐伯寅第19师，宋英仲第107师，张言传预9师)为左翼诱击兵团，利用第一、第二两阵地有利地形逐次抵抗，诱敌深入后，适时转移，插入敌后侧背，截断日军后方。右翼，由划属罗卓英指挥的第3战区第49军刘多荃部(辖王克俊第26师、王铁汉第105师、曾戛初预5师)从赣江东岸秘密出击，与左翼友军配合，对敌施行外线反包围。正面以第74军王耀武部(辖李天霞第51师、余程万等57师、廖龄奇第58师)为决战兵团。待左翼部队将日军诱吸到第三阵地线时。 协同各兵团，将其合击歼灭。注569

1941年3月14日，日军利用夜间分三路秘密转移集结。北路，第33师团14000余人，集结于干洲街附近；中路，第34师团除一部留守原阵地外，主力约2万人，集结于西山、万寿宫附近；南路，独立混成第20旅团8000余人，集结于厚天街附近。日军的战役企图是分路合击上高，然后东渡赣江，窜扰樟树、丰城。“扫荡”赣江两岸物资，攻击中国第19集团军正面，巩固南昌外围， 实现“鄱阳扫荡战”的目的。注570

3月15日晨，北路日军第33师团在樱井指挥下，自安义城北宋埠、西干洲两地向中国第70军正面进犯。一股约千余人，另一股约万余人，两股日军成钳形向西伸展，包抄奉新。驻守奉新的70军第19师在城西设防阻击，预备第9师留守城东迎敌。日军凭借空军和重炮掩护，急速向奉新外围阵地推进。预9师第26团一部奋起迎击，力阻敌锋。因敌军炮火猛烈，众寡悬殊，被迫放弃外围阵地，撤向奉新城内。是日晨，奉新城外日军兵临城下，攻至秦新东南方向洪田的敌人，利用重炮侧击奉新，日军正面炮兵也向奉新城猛射，盘旋于奉新城上空的9架敌机滥肆轰炸，旋即，奉新失守。日军占领奉新后，很快越过潦河，一部向退守凤凰山至五步城一线预9师攻击，一部向19师阵地肺头赵进犯，主力则向西突进，预9师五步城一线阻敌失利，又北撤到米峰，石子陵一线与敌相持。此时，第19师与预9师阵地隔潦河相望，千余日军利用暮色由潦水南岸第19师与预9师结合部间隙钻入车坪、棺材山一带。预9师第26团虽与敌激战一夜，由于第19师未能配合夹击，使日军乘隙西进。16日拂晓，敌进入水口甘附近。与此同时，进犯第19师第57团巴茅山阵地的日军，遭到该团猛烈还击，经过一昼夜激战，17日晨，敌军向东退缩，但是，北路日军主力已进至铁夫铃、樟树岭。同时，由宋埠进至赤田张的敌人也连夜西犯，与敌军相持的我米峰、石子陵阵地遭到8架敌机大肆轰炸，预9师指挥部人员因避空袭，猝未及防。日军已窜至伍桥河，逼近预9师师部所在地。由于连遭日军攻击，预9师伤亡颇重，被迫西撤至潦水上游罗坊附近整理。

第19集团军司令部根据敌已分股进到南山河、村前街及高安城北的火陵上附近的形势，对部署及时作了调整：“令任诱敌作战之70军作离心退却，陷敌分离后对敌反击，并由抚河东岸抽调第49军第26师王克俊部兼程西进，集中樟树以侧击敌人。”18日，第70军奉命撤入第三阵地线的下观童、花门楼待命。19日晨，第19集团军命第2挺进纵队配合第19师主力向东出击，迂回到敌后骤拢袭击北路日军。敌33师团由于孤军深入，虽突破中方第一、第二阵地线，但出动仅数日，已伤亡2500余人，加之合击上高的计划未得到南路及时配合，退路面临我70军切断的危险， 不得已于19日沿潦河向安义退却。注571

南路日军池田指挥的独立混成第20旅团兵力约8000余人。5月15日晨，自赣江北岸牛行出发，企图与北路以 “两臂合抱之态势先捕捉我军主力于高安、上高间地区而歼灭之。”注572日军利用夜幕，两次偷渡锦河，遭到驻守河口夏的第70军第107师宋英仲部的阻击。16日晨，敌凭借炮兵、飞机的掩护，再次强渡锦河得逞，第107师退却至仙姑岭一线，此时，第74军第51师李天霞部一团兵力奉命调往独城附近，增援107师。由于我军增援及时，使南路进犯日军在红石岭山地一带 “遗尸400余具”。注573

南路日军派出的赣江支队18日窜至泉港街、姜家渡等地，他们的任务是为沿赣江南犯，攻占清江、樟树、丰城后作渡河准备，以接应主力攻占上高后渡江东犯。次日晨，敌赣江支队派出200余人的先头部队偷渡赣江东岸，企图进犯樟树镇，适逢中方右翼王克俊师由赣江东岸抽调西进，乘敌半渡予以迎头痛击，残敌仓惶落水，退守江心沙滩，由泉港开拨的敌增援船只，也被击沉，余敌向曲江方面退去。同日，由坂本率领的赣江支队主力经兰家桥、张家山企图窜过陈家坊急袭清江县城，截断中方赣江两岸联络。王克俊师第76团由樟树上游迅速渡过赣江，乘敌立足未稳，在张家山、崇祯观附近予敌以歼灭性打击，仅崇祯观一带消灭敌人40多人，缴获军马30多匹，使樟树、清江免遭日军践踏。王克俊师被当地民众誉为 “神兵”。注574

中路敌军为大贺指挥的第34师团，兵力约两万人。在北南路敌军发动的次日即16日拂晓开始行动，以高安为目标，沿湘赣公路西犯，企图与南北两路合力从两翼包围中国第74军。

中路日军先以战车20辆冲到我70军第107师左翼阵地小岭、祥符观一带。然后分兵转攻107师赵家山、莲花山阵地。激战至中午，赵家山、莲花山阵地相继失守，高安城顿失屏障。日军凭借飞机、战车掩护，攻击高安城北的火陵上附近。第107师右翼主力退守高安，面对强敌，形势严峻。是守是撤，守城官兵产生动摇。17日夜，第107师锦北岸高安附近的部队先脱离战场，接着第107师主力自动放弃高安，并违令在高安至灰埠间的沿河部署警戒，使敌步骑兵400余人得隙渡河南犯，第107师仓惶突围，各级指挥失控，队伍陷于紊乱，撤退途中，又屡遭敌阻截，伤亡颇重，余部退往田南圩。

中路日军占领高安后，乘势西进突破中国军队阵地线前沿阵地龙团圩，并逼近第三阵地线前沿。其时中方两翼诱击兵团正在牵制日军，未及抽兵对敌施行反包围。第74军如不采取果断灵活战术，主动出击，扰敌待援，必将孤军决战，不仅上高不保，也不能完成协同各兵团合击歼灭敌军计划。

18日上午，日军进至龙团圩后，第74军军长王耀武即将第三阵地线的前沿阵地推进至龙团圩附近的龙王岭、扬公圩、黄峰岭一线，与敌成对峙势态。同时命令第57师进入坎头岭至下曹港一线，第58师进入桥头至黄家浦一线以加强警戒。为了摸清敌情，第74军利用夜间派出搜索部队，分途施行威力搜索，在龙团圩西南，搜索部队一部与敌展开了遭遇战。接着千余日军向扬公圩前沿阵地扑来，受到第57师补充团的阻击，敌虽一再增援，但直至19日中午，始终未能突破我前线阵地。当日下午，敌34师团一部在9架飞机和重炮的掩护下，经石塘、姜田圩进犯官桥街，第58师以一团拼死力拒，鏖战至黄昏，双方伤亡惨重。此时，敌34师团主力援兵万余人赶到并对中方前沿阵地实施反包围。中国军队见势不利，为完成合击歼敌计划，撤退至上高东北泗水西部阵地与敌对峙。

第74军在正面利用既设阵地，顽强抵抗，争取了时间，为两翼兵团适时转移，插入敌军后方，施行外线反包围，起了重要作用。

19日，中国军队左翼诱击兵团预9师向仙姑坛、丁家山一线出击，第19师唐伯寅所部主力东进抵湾里湖至许江许一线，压迫北路残敌。右翼第26师王克俊部则绕袭敌侧右翼，江西省保安司令部也奉命派出钟石磬第3挺进纵队所属的3个保安团，向奉新、高安一带截击回犯的日军。第9战区电令各军 “积极对敌猛攻，务将深入捣乱之敌，歼灭于高安锦河南北地区”。注575同时抽调西北第72军陈良基新14师，付翼新15师西进增援。

日军分进合击上高企图遭受严重挫折后，又面临着被局部围歼，各个击破的厄运。为了挽救败局，日军企图通过反击调整兵力部署，使南北两路日军向中路日军主力靠拢，以集中兵力夺取上高。

3月20日，南路日军池田独立混成第20旅团一部，向锦河南岸中国第51师鸡公岭一线主阵地发动反攻，遭到守军顽强抵抗。守军利用迫击炮火掩护，与日军展开肉搏，血战竟日，歼敌200多人。 中国军队百余人以身殉国。注576旋即，池田所部五六百人利用飞机、大炮掩护，再次向鸡公岭阵地猛攻，炮击500余发，一营守军大部伤亡，敌乘机蜂拥而上，营长率一连兵力机警地绕敌侧背发动奇袭，消灭日军300多人，阵地失而复得，迫使残敌退至猪头山一线。两小时后，日军池田旅团的3个独立大队联合反扑，势在必夺第51师主阵地线。中国守军拼死相拒，勇猛杀敌，经过两天激战，共歼敌达千余名。南路日军余部虽达到与中路主力日军汇合的目的，但反击锐气遭我挫伤，分进合击的左臂被斩断。这就为中国军队从两翼对中路敌军达成包围创造了条件。

中路第34师团是日军进犯上高的主力。自19日逼近第74军正面前线阵地后，气焰尤其嚣张，在南昌发了题为“上高陷落在目前”的 “大师报号外”。注577与敌对峙的第三阵地线只有第50师、第58师两师兵力。该部李天霞第51师已奉命作机动，深入日军侧翼，因此阵地防广兵单(每营守备约7公里)。为了确保上高，第19集团军一方面命唐伯寅第19师抽调一加强团挺进高安，扰乱敌后，一方面自两翼抽兵以加强第74军主战场，同时命第74军余廖两师以守为攻，拖住日军，实行围歼。第74军为缩小正面战线，对日军施行包围，将核心阵地移至下陂桥一带。

20日，日军集中10余门大炮、30余架飞机集中袭击泗水西岸第74军塘坎、港西罗地区，廖师一部奋力阻击，激战至夜，我塘坎附近阵地被敌突破。21日，廖师转至白茅山、樟树、下荷含一线与57师潘家桥、云头山阵地成斜交阵地。余廖两师，经过一天激战，打退了日军三次进攻，日军夺取斜交阵地终未得逞。

22日晨，中路日军集中近万兵力，凭借20多架飞机掩护，向第74军阵地猛攻。守军 “拼死力拒，虽然血肉纷飞，伤亡惨重，仍不稍退，是日一日间全线敌我伤亡均在4千以上”。注578为增援第74军，赢得时间，集团军司令部将特务营派往前沿阵地参战。

日军困兽犹斗，23日，日军师团长大贺坐镇毕家指挥，集中34师团主力约6000余人，进犯聂家、下陂桥、徐楼一线核心阵地，意在必得上高。由于守军炮火猛烈，使敌未能得逞。俄顷，日军又以10余架飞机对中方阵地低空轰炸，以掩护步兵夺取阵地。守军奋勇抗击，往返冲杀，下陂桥核心阵地失而复得三次。日军虽受重创，仍倾全力反复攻击，守军官兵死伤枕藉，仍奋力固守。24日晨，守军又夺回了一度被日军占领的白茅山阵地。同日中午，日军孤注一掷，与中国军队争夺下陂桥、白茅山阵地。大贺师团长亲自督阵，将南路池田残部3000余兵力也拼凑其间。日军出动的70架飞机，反复狂炸下陂桥、白茅山阵地，投弹多至1700余枚，阵地大部被炸毁，中国军队伤亡惨重，情况十分危急。关键时刻，第74军预备队先后7次与敌肉搏，毙敌2000余人。第74军将士舍身拼杀，为实施两翼对敌包围赢得了宝贵时间。同日，中国军队两翼部队第70军、第72军、第49军部进入预定战位，完成了南北直径10华里、东西30华里椭圆形包围圈。

日军见陷入重围，急电汉口日军司令部求援。24日午，援敌一路2000余人，自九江南驰。另一路是第33师团第215联队从奉新开出西犯伍桥河，分向棠浦、官桥急行。

中路日军妄图利用救援伺机突围。25日晨，日军首先选择中方左翼部队预9师阵地坑口冷、介子坡、南茶罗一线为突破口，发动了猛烈进攻，预9师官兵奋力抵抗，激战至中午，双方伤亡均重。此时日军援军已迫近棠浦、官桥，预9师因顾虑遭受日军前后夹击，擅自决定东撤，向第19师阵地凉子脑、桐子坑阵地靠拢。适逢日军猛犯第19师阵地，混乱之中，第70军副军长张言传错误决定放弃既设阵地，令第19师、预9师分向北凤凰圩、庄坊附近撤退。此举，使包围圈扯开了一大缺口，敌援军第215联队得以直入官桥与第34师团主力会合，给围歼增加了困难。

26日，集团军又重新调整兵力部署，由预9师、第19师于官桥附近堵击日军，防敌突围与增援，分令第74军57师余程万一部经潘家桥向北进击，第58师廖龄奇部，第71军第107师宋英仲部向官桥进击；第49军第105师王克俊部于官桥以东攻敌侧背； 第72军新15师付翼部向江家洲以南，新14师陈良基部经棠浦转向东南，迅速聚歼敌人。注579与此同时，第74军从正面开始向东全线出击，由于雨雾蒙蒙，敌机无法施展威力，为中国军队重施紧缩包围提供了条件，同日午夜，日军已被包围在以官桥为中心南北直径不满5公里包围圈内。

27日拂晓，第74军分途挺击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第57师克复泗溪。中午第58师几经血战后克复傲古山、炉下、河段一线。下午，第74军第一线官兵又冒着日军投掷的大量毒瓦斯弹，收复毕家(原第34师团指挥所所在地)。此时距官桥仅4里，正在前进之际，自动后撤的第107师忽报白茅山发现敌人，第50师考虑到左翼完全暴露，不得不停止前进，回师防范。实质上，正是担任实施左翼包围的第107师作战不力，延误了攻取官桥的计划。原来27日晨，敌人发现再次被围后，倾全力从第107师防守薄弱环节离谢楼附近突围，由于第107师一部与协同作战的新15师发生冲突，引起混乱。日军则乘乱对离谢楼突然猛攻。中国军队仓猝应战，混战至天明，伤亡惨重。敌骑兵500多人直冲到西源里新15师指挥所，中国军队顿时陷于混乱状态。日军千余人由此突入水口圩，南袭第107师左侧，第107师仅以一部防守堵击，主力自动撤退，造成中方左翼完全暴露。东进之第58师掉头回防，攻取官桥计划又成泡影，而日军一部得以突围东遁。

28日，集团军司令部饬令各部以官桥街、南茶罗为目标，猛烈进攻，彻底围歼残敌。当日中国军队主力进迫官桥，日军被迫退守官桥市内。经过一日巷战，官桥街全部被收复。日军遗尸累累，第34师团少将指挥官岩永被击毙。

与此同时，第105师王克俊部在杨公圩南北高地对突围东遁之敌进行截击，自湘赣经高安赶来增援的千余日军，也被我军阻击于龙团圩附近。

29日午，战区司令部又令第49军军长刘多荃率领4个师的兵力组成右追击军，沿湘赣公路，经高安，向牛行追击；第70军长李觉率3个师兵力组成左追击军，沿伍桥河、奉新道向安义追击。

30日，中方第26师、第105师、预9师、第19师在龙团圩、杨公圩围歼日军2000多人，接着按追击部署向高安、奉新方向追击。

31日晨，陷入敌手半月之久的高安城被中国军队克复，日军东遁归路被截断。

4月1日晨，日军以15架飞机掩护突围，向斜桥方向逃窜。中国军队在追击中，沿途收复了陷于敌手的城镇据点。4月2日，中国军队除恢复战前原态势外，并攻占西山万寿宫。4月8日、9日，又克安义外围的长埠、宋埠、干洲、弓尖各要点。上高战役始告结束。上高战役，中国军队伤毙日军少将指挥官岩永，大佐联队长滨田以下15000余人，军马2800余匹，击落飞机1架， 俘虏日军百余，缴山炮、迫击炮10门及步枪千余支。注580这在国民党抗战史中“殆可谓难能者矣”，不仅国内各地开会庆祝，也引起了国际舆论的重视。美国各大报纸“多以显著地位揭载赣北日军大败新闻”。 英国特派驻华大使馆武官史丹尼少将“前来参观战绩”。注581

上高战役，中日双方兵力大略相等，中国武器装备远不及日军，但战场全局的主动权基本操之于中方，该战役指挥适当应为取胜的主要原因。蒋介石曾亲自总结上高战役作战教训， “转饬所属遵照，并师长以上皆须阅读研究”。注582可事隔月余，与上高战役态势相近的中条山战役，中国军队却惨遭败绩。

三、中条山战役

1941年5月，华北日军以约10余万兵力，发动了对晋南中条山的围攻。曾声称要“坚持山西，确保河防”的卫立煌部近18万人，面对日军进攻， “一经中间突破，各部皆陷于包围零乱之中竟至不可收拾”。注583结果，日军以近1比20的极小伤亡代价打败了中条山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给晋南抗战带来严重的困难， 成为“抗战史中最大之耻辱”。注584

太原沦陷后不久，日军继而占领了晋南长治。中国军队为了减少损失，不以扼守城镇为目的，分散在晋南山地进行游击作战，建立了以中条山为依托的游击根据地。

中条山位于豫北晋南交界处，横亘黄河北岸，东连太行山，西接吕梁山，瞰制豫北、晋西，屏蔽洛阳、潼关， 是便于向华北进击的要地。注585驻晋豫两省的中国军队分由第1战区卫立煌、第2战区阎锡山统辖，由朱德率领的第18集团军也编入第2战区战斗序列。

图22.1　1941年5月12日，日军第23师团从阳城出发，进攻中条山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的二三年内，日军不仅向八路军各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对中条山地区也发动了10多次围攻，企图摧毁抗日根据地，肃清黄河北岸的中国军队，扫清南犯西进的障碍。由于中国军队的抗击和配合，日军始终未能得逞。驻守中条山地区的第1战区卫立煌部近18万人，与环绕中条山外围4个师团日军成对峙状态。

1940年，由八路军在华北发起的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原决定采取一切措施，“剿灭”占领区内共产党的日军，在选定山西境内1941年度打击目标时，则改变了主意，他们认为八路军在进行了百团大战以后，战斗力恢复得很慢，而卫立煌部在中条山地区则以众多兵力，长期牵制着日军4个师团，山西境内的阎锡山部队又无意与卫立煌军队合作，战斗力也低，因此决定首先击破晋南中国军队后，再全力对付八路军。

据此，日军进行了部署和战前准备。环绕中条山外围与卫立煌部对峙的，是日本华北方面军第1军司令官筱冢率领的第25、第36、第37、第41师团，分布于豫北的沁阳、博爱及晋南的晋城、沁水、绛县、闻喜、夏县、安邑一线。为了加强进犯中条山的力量，中国派遣军先后从华中、苏北抽调第33、第21师团配属第1军。日军大本营于4月19日从关东军调来飞行第32、第83战队，第3飞行集团主力(轻轰6个中队，侦察3个中队，直协两个中队，战斗1个中队)在运城、新乡两个机场展开， 担任空中配合。注586

日军的部署是：参战的日军主力置于张马—垣曲一线，将战场分成东西两个地区，作战重点放在西部地区。从全部42个大队中集结了35个大队。正面，利用黄河障碍和既设阵地，以挺进部队从两侧地区楔入，切断中国军队退路，施行包围。接着以迅速的歼灭战和反复扫荡，将中国军队完全围歼。为了使包围得逞，日军部署了双重包围，并编成了精悍的挺进队，专事抢占黄河北岸的重要地点，截断其退路。在 “胜败在于八分准备”注587的口号下，日军一方面进行适应作战地区、地形战况的训练，另一面利用准备性作战，击退了晋东陵川一带的中国军队27军和翼城以南、绛县以东与主力脱离的中国第15军。这样，就为向中条山的进犯造成了有利态势。

与日军积极准备、严密部署相反，中条山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由于执行“反共”、“限共”政策，名为中条山游击根据地，但驻守的军队对日本并不主动出击，以致黄河北岸各 “渡口生死攸关桥头堡，毫不注重，而且未闻有何工事”。注588 “中条山地区险要各部与敌对阵将近3年，而并未积极加强阵地工事构筑”。注589更没按战时需要储备给养，参战区域 “物资极度贫乏，根本不能辅助军事”。注590

1941年4月，日军开始向中条山周围地区集结。4月18日，何应钦在洛阳召开黄河沿线第1、第2、第5战区军以上长官军事会议，研究中条山地带作战计划，各战区在汇报中充分地暴露了在日军大举侵犯面前疏于防守的状况。有的提出，守备兵力不足；有的强调，当地粮食不能自给；还有的提出重兵器不足，等等。更有甚者，不顾大敌当前，还纠缠讨论如何瓦解共产党问题，致使长达四个半小时的会议未能拿出任何作战方案。直到4月20日，第二次“晋南三角地带作战检讨会”上，何应钦才提出对中条山地区作战指示和注意事项。

国民政府对于晋南三角地带作战，采取的是消极防御的计划。何应钦指出，为了确保中条山，第一步应相机攻取高平、晋城、阳城、沁水间地区，以恢复1940年4月前的态势；第二步与晋西军及第2、第8战区协力包围晋南三角地带的敌人；最低限度亦须确保中条山。但是，中国军队处于内线，疏于防守，背水列阵，千里馈粮，士无斗志，谈何确保？

4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判断日军有由济源、模皋大道会犯垣曲的企图，做出了加强阵地工事，破坏阻塞主阵地前道路，打破敌之攻势的先敌出击的计划。然而，这一出击计划在下达各战区过程中，因中间指挥系统繁杂，迟延费时，加之卫立煌尚在返洛阳途中，各阵地中国守军对敌 “如常时而毫无万分之一之准备”注591，直至5月5日，所策定的出击部署仍未全部实施，而日军已于5月7日下午以钳形与中央突破的方式，由东、北、西三个方面发起了进攻。中日双方兵力部署如下：豫北(道清西段)日军第35师团一部、第21师团一部、骑兵第4旅一部，共1个半师团，计25000余人；中国军队为第9军裴昌会部及丁树本部，共约4个师3万余人。晋南(阳城、绛县、闻喜、夏县、平陆一带)日军主力第33师团一部、第41师团一部、独立混成第9旅、第36师团、独立混成第3旅团、第24师团，共计5个师团计7万余人；中国军队为第93军刘戡部、第98军武士敏部与毕梅轩纵队、第15军刘茂恩部、第43军赵世铃部、第74军一部、第17军高桂滋部、第85军李楚瀛部的94师、第3军曾万钟部、第80军乔明礼部。 总计敌军约7个师团，计10万余人，中国军队19师1个旅3个游击纵队，兵力约十五六万人。注592

7日下午，道清西段之敌分三股向济源、孟县进犯，分段防守济源地区的第2战区第9军郭寄峤部并未加强阵地工事构筑，见日军来势凶猛，于8日中午自动放弃济、孟两地，西撤至封门口既设阵地。封门口为日军西进之要道隘口，敌增兵猛攻，自9日上午激战至10日晨，封门口被日军攻破，第9军第42师一部及第47师由狂口南渡。12日晨，分路攻进的日军在邵源附近会合。当日，日军占领并封锁了黄河沿岸各渡口。由于第9军 “并未坚强抵抗，全军自由后退未加制止，使敌得以迅速合围，影响14集团军作战甚大，狂口渡亦早落敌手，豫北退路全被闭锁”。注593

晋南方面，日军第33师团附独4旅团一部，自7日起分经阳城、沁翼大道向董封东西线南犯；第41师团主力附独立混成第9旅团由绛县向横皋大道南犯；第36师团经沁水、侯马、闻喜、堰掌方面向东南犯；第37师团附独立混成第3旅团一部及伪军第24师，分由夏县、张茅大道东犯，重点指向横皋大道及夏县方面。日军分编多数纵队，成广正面钻隙迂回，将重兵分置于各要点，构筑工事，封锁山口、渡口，逐步紧缩包围，并利用汉奸、快速小部队袭截我通信联络及各指挥部。由于中方 “未能于会战前反内线成外线，致受敌之围攻，到处被其突破，始终陷于被动”。注594

会战开始第二日， “情况剧变，敌之来势极猛，致一日间师以上多数司令部为敌阻击，致指挥部通信时有中断”。注595董封东西一线，第98军官兵经多日顽强抵抗，由于敌增援反攻，激战至13日，董封失陷，守军第98军、第15军撤退至横河镇东西地区。

9日、10日，日军自垣曲分股向东西方向挺进，分别包围刘茂恩、曾万钟集团军。由于狂口渡早落敌手，豫北退路全被闭锁。刘、曾集团军背水困战，整个战局十分危急。而战区长官司令部“并无重大处置，任各军各自为战”。10日，曾万钟全军陷于重围。战区虽命令其向北转移，但因当时 “通讯工具全毁，与各部已失联络，命令无法下达”。注596此时，日军从四面进逼，曾万钟决定以团为单位向西北突围。至13日，只有第3军、第17军各4个团突破敌包围，向汾河西岸转移。11日，刘茂恩直接向重庆蒋介石发电，一方面电告战斗失利情况，一方面求援，电文中称： “狂口补给线已被截断，潦山内瘠，苦又无屯粮，大军已绝食3日，四周皆有强敌，官兵枵腹血战，状至可悯，若不急筹办法，恐有溃散之虞。”注597原来 “中条山地区未有按作战要求屯粮，应需给养只输送至黄河各渡口为止，各军不得不抽派三分之一以上的战斗兵力不断往返搬取，以应每日需要。因此部队战斗力减低，且战斗开始即告断炊，致因饿而致死者甚多”。注598刘茂恩本 “拟率军主力向沁、翼以北扩展，并于阳城以南酌余一部，以期就食”。注599不料行至沁河附近，遭日军截击尾追，激战竟日，双方伤亡均重。卫立煌考虑“该部迁延时日太大，北上殊多危险，留置现地游击，给养困难，将士疲劳”，遂电令刘茂恩即率主力 “分期分组南渡”。注600

晋南闻喜、夏县东南的日军第36师团主力、第37师团及独立混成第16旅团各一部，于7日下午向张店镇以东第80军、第3军的结合部猛攻，激战数小时，守军阵地被突破。8日下午，第80军、第3军撤至四交河亘望原一线。9日午夜，由于日军攻势猛烈，宋军被迫退至台砦村附近。激战中，新编第27师损失较重，师长王峻、副师长梁希贤，参谋长陈文权均壮烈殉国。10日晚，余部奉命陆续南渡。

日军自11日起进行南北篦梳“扫荡”。12日，东进日军在邵源与西进日军会合。中国各军主力于13日开始突围，几经艰苦周折，至20日，第93、第19两军分别突围到达稷山、乡宁，第98军的两师到达沁水以北地区。其余部队被冲散，有的被日军阻袭折回济垣路以北地区。

奉命渡河南撤的国民党突围部队，沿途无不受到日军截击，加之缺乏渡河船只，损失惨重。第14集团军总部及第15军军部就是靠仅有的两只小船(每只仅能容7人，往返需1小时)往返数十小时，至26日才脱险南渡。

中条山战役中，八路军对友军进行了积极配合。会战初期，陈赓太岳部应卫立煌之约进入中条山及汾南三角地区，担任了同蒲、白晋路南段破袭任务，从侧面牵制日军。5月22日以后，八路军为团结对敌，应蒋介石要求，在平津、平保及太原北铁路线部署了较大规模的游击战，并在临汾、安阳南北，进行灵活出击，使日军交通中断二三日，拔除了中条山根据地日军的一些据点，有力地牵制了日军， 掩护了南撤的国民党军队。注601

图22.2　1941年，山西日军进攻中条山，中国守军损失惨重，被俘数万人，许多人被关入战俘营，后来成为劳工

中条山战役从5月7日开始至27日战斗结束，中国军队阵亡42000余人，被俘35000余人，而日军伤亡2800多人，以近1比20的极小的伤亡代价打败了中条山地区所有的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中条山地区，他们惊呼： “这是事变以来罕见的战果”。注602

中条山战役国民党十多万军队被日军击溃，固有战区长官战役指挥失当之处。但晋南守军消极抗战疏于防守、士无斗志的根本原因是国民党保存实力准备反共的政策造成的。

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关系较好，驻守山西境内的双方军队也能在抗击日本侵略的共同目标下互相支持。但是，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在“反共”、“限共”方针指导下，国民党在政治上取缔共产党的抗日民众运动及所组织的抗日群众团体；军事上，严禁第18集团军的发展，不断制造与八路军的摩擦事件。1939年底至1940年初，发生了国民党军队对八路军的大规模武装进攻，八路军被迫反击，日军则乘机向中条山侵犯。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一方面对国民党军队停止追击，另一方面分别与阎锡山、卫立煌休战谈判，结果确定以临(汾)屯(留)公路和长治、平顺、磁线为界，该线以南为国民党军队驻区，以北为八路军驻区；商定以汾河为晋东南和晋西南的分界线，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公路为晋西南与晋西北的分界线。晋西南为阎军活动地区，晋东南、晋西北为八路军与新军活动地区。卫立煌对 “反共军事行动并不积极赞成”注603，而蒋介石为实施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不断从晋南抽兵增援黄河西岸兵力。据卫立煌致蒋介石密电称：“战区自28年后，由晋南调出者，则有第2、第4、第22各集团军全部，第5集团军之第14军，第36集团军之第47军、第76军。而只代以第80军之两个师与第34师。因敌人之日渐推进，我军工事之增加，其需要兵力，在原则上原应随时日以俱增，方合时势上之需要。但以倡导晋南军队太多之声浪日益高涨，致晋南作战军迭次抽出，以致防广兵单，既无纵深兵力，复无控制兵团。故一经接触，短期间预备队即使用罄尽，致难与进犯之敌作长时间周旋。 斯种情形，迭经多方请求陈述各在案，终以后方无兵击未果。”注604蒋介石坚持防共抽兵，增加了中条山会战机动兵力转运的困难。1941年3月，日军重犯中条山的迹象已很明显，各地不断有敌情上报，而蒋介石却置之不顾，一再敦促卫立煌所属庞炳勋、高树勋部，限期由晋南、豫北入冀，继续进攻八路军。尽管庞、高强调“林县、平顺以北奸军(诬指八路军)封锁极严”，“入冀通过较难”，卫立煌也表示： “待及晋南敌情稍缓再饬令各部相机北进”注605，可蒋介石仍不满意，严令卫立煌查明不能按期实施的原因。同时，对国民党杂牌部队亦采取严行监视，一经发现“亲共嫌疑”，即送往重庆“受训”或送劳动营“改造”，致使晋南前线国民党“干部方面”有“若干分赴多方面受训”，使得 “指挥机构，又失去若干效能”注606，中条山战役开始前不久，军统特务首领康泽向国民党军委会军令部密报第4集团军孙蔚如部“有倾向中共嫌疑”，建议将部队 “调长江以南分割使用，积极改造”注607，军令部旋即电令卫立煌核办。卫立煌根据前线敌情，对这种瓦解军心的作法提出异议。他在给蒋介石特急电文中指出：“查该部所有左倾之嫌疑分子大部已送中训团，一部送劳动营感化，目前可无顾虑，且无部队可接防，以请免调。”这样，才对孙蔚如部 “暂准免调”。注608

1941年4月，中条山周围已集结数万日军。敌兵压境，国民党仍念念不忘反共。4月18日，何应钦在洛阳主持的晋南三角地带作战检讨会上，一开始便将敌情、“匪情”(诬指八路军)相提并论，要求各战区 “先将晋南方面敌情、匪情及该方面地形详细报告，然后再谋防匪驱敌之方”注609，致使讨论瓦解共产党问题成为中条山地带作战会议的重要议题。而山西境内的阎锡山部队与卫立煌军队又无意合作，使会战区域内的“晋南军环境关系，甚难获得政治上的配合”。加之“作战军编制待遇未能一律之影响”，部队士气受到很大影响， “疾病、逃跑等缺额随之增加”。注610这样的军队千里馈粮、背水列阵，安有不败之理。

小结

日本在占领武汉、广州后，战线拉得很长，无力再在中国战场进行大规模全面的战略攻击，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日本在新阶段采取了“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经过一系列诱降活动，终将国民党内对抗战前途感到迷惘无望的汪精卫集团拉下水。

汪精卫集团投敌后，与南北的新老汉奸组成了“国民政府”，成为日本侵华的工具。虽然汪伪政权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但它的建立及存在，仍给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增加了不少困难。

国际上，英美等国对日本侵华曾一度持绥靖观望的态度，甚至企图以牺牲中国来换取日本保护其在远东利益，做出诸如封锁滇缅路等伤害中国人民抗战事业的事，对中国的求援亦甚为冷淡。然而，随着日本侵华程度及对英美在华利益侵害的加深，双方的矛盾激化，英美援华的态度趋向积极。至太平洋战争前夕，英美都对中国提供了一定数量的经济援助。而且，欧洲战争爆发后的国际形势，也逐渐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政府进行了必要的经济、交通方面的调整和建设，以应付长期战争。但随着日军军事进攻力的减轻和国际局势的好转及初期抗战中损失很大，国民党在抗战策略上有了变化，消极起来。

1940～1941年的正面战场，日军基本停止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只是为歼灭中国军队的主力或为保护其占领地的安全而发动了一些局部攻击。中国军队被动应战，有一定损失，但因日军力量有限，主动脱离战场，故双方形成了拉锯战，攻防态势及战线并没有多大变化。

第五部分　敌后战场坚持抗日斗争

第23章　抗日根据地面临的严重困难及对策

一、日军在华北推行“治安强化运动”

1940年，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日军华北方面军认识到： “剿共一事，仅靠武力进行讨伐，不能取得成效。必须以积极顽强的努力和统一发挥军、政、民的力量，摧毁破坏敌的组织力量和争取群众为重点。”注611此后，日军大力扶植、利用汉奸和伪军，重视政治战、经济战、思想战，并使之与军事“扫荡”相配合。

与此同时，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成立。日本帝国主义为着发动太平洋战争，急欲摧毁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以便其有一个稳定的后方，并力图从华北取得煤、铁、盐、棉等物资，以资其扩大对华和对太平洋地区的侵略战争。

图23.1　1941年1月25日，日军血洗丰润县潘家峪村，屠杀了1298名无辜的村民

因此，日军从1941年春开始，调整政治和军事的策略，把过去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扫荡”为主的方针，发展成为大力扶植、利用汉奸和伪军，日伪合作，对我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特务为一体的“总力战”， 以达其确保华北占领之目的。注612日军由此把“治安肃正运动”发展成为“治安强化运动”。“治安强化运动”是日本帝国主义“以华治华”、“以战养战”方针的具体运用。

为着实现其战略目标，日军把华北划分为三种地区：一是“治安区”(即日军占领区)；二是“准治安区”(即游击区)；三是“非治安区”(即敌后抗日根据地)。对这三种地区，日军分别采取以“清乡”为主，以“蚕食”为主，以“扫荡”为主的方针。从1941年春到1942年底，日军在华北连续推进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

第一次是从1941年3月30日到4月3日，为时5天。由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等汉奸活动于第一线，实则“由日方在暗中幕后极力指挥”，主要内容是：“剔抉、破坏共产党组织；训练行政机关职员；扩大保甲制的地区，统一实行户口调查；扩充及训练自卫团”； “普及宣传东亚新秩序”。注613其重心是加强和巩固汉奸统治能力。

第二次是从1941年7月7日至9月8日。其特点是：以日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长达两个月的“封锁”和“扫荡”为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官员密切配合。伪官员 “分赴各该管辖区，进行巡视和鼓励，或身临前线指挥讨伐，或领导加强自卫组织，建设治安道路”。注614日军还组织政治工作班，对华北居民进行欺骗性宣传、医疗、宣抚，从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配合其军事 “扫荡”。注615

第三次是从1941年11月1日至12月25日。其重点是：“在于进行灵活的军事行动的同时，断然进行有力的经济战。”即实行“彻底封锁”，使抗日根据地的“一切物资，一概不准外流”。其目的，是使华北成为其“总兵站基地”的同时，使抗日根据地“陷入贫困的境地”， “摧毁”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抗战意志和生存条件。注616为实现其目的，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实行残暴的烧光、杀光、抢光政策。

第四次是从1942年3月30日到6月中旬。它发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日本帝国主义认为， “华北担负着建设和确保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的任务”。注617日军急于稳固华北，这次治安强化运动的特点是，在过去3次治安强化运动的综合基础上： (1)以“先发制人的手段”，对共军进行彻底的不间断地“肃正讨伐”。注618首先把主要着眼点放在河北省的彻底“肃正”与迅速“恢复治安”方面。因此，在这一次治安强化运动中，日军对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显得空前频繁和残烈。其中，冀中、冀东、冀南等区尤甚。(2)大力诱导、扶持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下属官兵“独立自主”地积极开展活动。(3)把“肃正讨伐”与行政、经济、文教等各种行动措施， 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活动。注619

第五次是从1942年10月8日至12月10日。其特点是：(1)日军“开展了激烈的肃正作战”。(2)采取设置经济封锁线、物资流通限制线、物资检查所，制造长城沿线等地区的无人区等残毒方法，进一步加强对抗日根据地的经济掠夺和经济封锁。 (3)“特别注意与军事工作相配合的文化工作”。注620

“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的基本特点是：规模一次比一次扩大，手段一次比一次凶残毒辣。其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四、第五两次尤甚。

图23.2　1942年日寇在冀热辽搞集家并村，图为被赶到“人圈”中缺衣短食的儿童

日军在华北推行的五次“治安强化运动”，虽然大力扶植、利用华北的汉奸出面主持，但是，每次几乎都是以日军的军事“扫荡”作为主要手段。总计1941年至1942年，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的“扫荡”，使用兵力在1000人以上的达174次，较前两年增加三分之二，使用总兵力有833900余人， 较前两年增加一倍。注621其中，万人以上的“扫荡”有30次。日军“扫荡”采用所谓“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转抉剔”等空前残暴的方法。日军“扫荡”的时间也比过去延长，有的长达3个月。日军常集中大量兵力，在长时间里对一个地区进行长时间的反复辗转的、梳篦式的“扫荡”和“清剿”，并在“扫荡”中实行烧光、杀光、抢光政策。1941年8月，日军“扫荡”晋察冀北岳区一地，就烧毁房屋15万多间，残杀群众4500余人，抓走17000余人去东北做苦工，抢去粮食5800万斤，牲畜10000余头。与此同时，日军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大量建立据点，修筑碉堡、封锁沟、封锁墙，并且野蛮地毁村灭屯，制造“无人村”、“无人区”、“人圈”。其中，河北冀东长城线两侧的“无人区”西起古北口，东到山海关，东西长约350公里，南北宽约30公里， 面积约1万余平方公里。注6221942年10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安达二十三夸耀说： “华北碉堡已筑成7700余个，遮断壕也修成11860公里之长，实为起自山海关经张家口至宁夏的万里长城的6倍，地球外围的四分之一。”注623到1942年止，冀中一地，仅6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日军就建立了1700多个据点和碉堡，修筑了7500多公里的公路， 挖了4000多公里的封锁沟，使据点、碉堡、公路、铁路和封锁沟来相连接，密如蛛网。注624日军的这些设施，与其军事“扫荡”，经济掠夺、封锁，利用伪政权、伪军，加强特务统治、奴化教育等密切配合，使美丽富饶的华北平原，成为“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孝，到处是狼烟”的人间地狱。日军的“治安强化运动”和“扫荡”，对广大华北人民欠下了一笔无比巨大的血债。

二、日军在华中的“清乡运动”和“扫荡”

日军在华北推行“治安强化运动”之际，在华中推行了“清乡运动”。这两个运动有许多相同之处。它们都是日本帝国主义为着摧毁敌后抗日根据地，巩固其占领区，尤其是为着发动太平洋战争有个稳定的后方和以经济为中心的战略基地，都大力扶持和利用伪军，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特务的总力战。归根到底，它们都是日本帝国主义“以华制华”、“以战养战”方针的具体实施。它们主要不同点是：前者利用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后者利用汪伪国民政府。

华中的“清乡运动”，是汪伪国民政府军事最高顾问日军影佐祯昭少将首先提出来的， 并得到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大将的赞成和支持。注6251941年3月，日军在苏州设立第13军“清乡”司令部，着手“清乡”的准备工作。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派梅机关军事顾问晴气庆胤中佐等到当地， 担任“清乡运动”的全面指导联络工作。注626

1941年春，汪精卫、李士群等在日军的经济援助和政略指导下，制订了“清乡运动”的计划；成立了“清乡”的各种组织机构；训练伪军和特工人员；建立基层情报网，搜集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情报。5月22日，汪伪国民政府公布： 汪兆铭任“清乡”委员会委员长，陈公博、周佛海任副委员长，李士群任秘书长。注627

1941年6月18日，日军第13军参谋长和李士群签订了《关于苏州地区清乡工作之日华协定》。其中规定：汪伪政府的军队、保安队、警察及其他武装团体 “受当地日军之调遣”。注628此后，日伪对华中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清乡”都签订了类似的协定。

1941年7月1日，日伪对苏州、常熟、太仓地区的第一期“清乡”正式开始。日伪军出动15000余人，采用闪电战术，从四面八方围击这一地区的新四军主力和抗日领导机关。接着，在该地区交通点线上增设据点，在据点之间用铁丝网、竹篱笆、电网等建成若干封锁圈，封锁水陆交通，派出部队，进行分区“清剿”。继之，派出大量“清乡”人员，深入根据地内，分期分区地建立保甲制度和各种伪组织，并进行经济搜刮和奴化教育，企图将梅花式的“点线”占领逐步扩展为全地区的面的占领。“清乡运动”的内容是很广泛的，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军事清乡：集中优势兵力，寻找新四军主力作战；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搜剿”；血腥镇压一切抗日力量。这是整个“清乡运动”的主要内容。

政治清乡：摧毁中共地方组织、抗日民主政权和抗日民众组织；摧残一切抗日势力； 建立各种伪组织，并对伪组织的人员进行教育和训练。注629

行政清乡：建立伪行政、保安、警察机构和保甲制度。建立大小检问所，严查居民和行人， “夜间交通，一律禁绝”。注630

经济清乡：严控物资进出；整理、增加各种捐税；设立追租处，协助业主催追田租；统制货物进出，统一税收，禁止各伪方系统走私、漏税或私设关卡。

特务清乡：建立情报网，收集各种信息；密察居民的言行，稍疑即捕； 实施邮电检查，发现可疑之点，即传讯或拘讯寄件人。注631

文化清乡：宣传“大亚洲主义”、“中日共存共荣”、“抗战之有害无利”，鼓吹“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中国之立国精神”。主张“复兴固有文化”；实施图书杂志、新闻、电影、广播等文化宣传作品之“严格审查及检查”，凡有碍“中日邦交”之各种印刷品及歌谣等， 都“销毁禁绝之”。注632

心理清乡：提出“清乡必先清心”的口号，造谣说，清乡的目的，是“使人民安居乐业”，“抗战不是为救国，而是为英美出力牵制日本”，等等。

1941年9月中旬，日伪对无锡、江阴、常熟地区进行第二次“清乡”。此后，日伪对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次第进行“清乡”。有的地区则反复进行多次。

1941年和1942年，日军在华中推行“清乡运动”之同时，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也比过去更为频繁和残酷了。据统计，日军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周围的据点增至2500处以上。日伪军发动千人以上的大“扫荡”达20次之多。 其中1941年13次，1942年7次。至于千人以下的袭击、“清剿”，则非常频繁。注633

日伪的“清乡运动”和频繁的“扫荡”，给华中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造成了严重的困难。

三、抗日根据地克服困难的基本方针

1941年和1942年，由于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施行“治安强化运动”和“清乡运动”，进行空前残酷的“扫荡”，加之华北各地连续几年发生了水、旱、虫灾等严重的自然灾害，以及重庆国民政府部分军队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围困和封锁，使敌后抗战出现了空前严重的困难局面。1942年，八路军由40万人减少到30余万人，新四军由13万人减少到11万人。解放区人口由1亿降到5000万以下。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和军民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困难。陕甘宁边区军民 “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注634 1942年春天，晋察冀、太行等地的抗日军民不得不以野菜、树叶、树皮充饥。注635

面对空前严重的困难，中共中央先后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十大政策。这就是：加强对敌斗争，建立“三三制政权”，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实行精兵简政，开展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群众运动，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开展生产运动，整顿党的作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等。

加强对敌斗争的基本方针是以分散的游击战争和广泛的人民战争对付敌人的“扫荡”。实行主力兵团地方化，地方武装群众化，大力发展民兵，把发展地方游击队和民兵放在重要地位，建立起正规军、地方武装和民兵三位一体的军事机构。广泛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采取伏击战、交通破击战、运动游击战、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多种方式打击敌人，粉碎敌人的“扫荡”。组织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之敌后，到敌人的“心脏”里，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

图23.3　八路军太行军区部队官兵在开荒种地

“三三制政权”是抗日民主政权，是中共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它在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它有利于巩固和增强各抗日阶级的团结和合作，有利于对日伪实行强有力的专政。“三三制政权”是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之胚胎。

减租减息，是抗日根据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在减租减息中，一般地实行二五减租和年利一分至一分半的利息。减租减息既调动了农民参加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也有利于团结地主抗日，有利于战胜当时的严重困难。它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在经济方面的重要体现。

精兵简政，是为克服“鱼大水小的矛盾”。注6361941年12月，中共中央指出，精兵简政的目的是：精简、效能、节约，要求各根据地的脱产人员不得超过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三。精兵简政对于减轻人民负担，提高工作效率，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克服严重困难，起了重要的作用。

加强党的统一领导，是贯彻执行抗日根据地各项政策的重要保证。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该决定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中共中央代表机关(中共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为各地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领导各地区的党政军工作；中共各级组织和党员必须执行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中共对政权系统的领导，是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而不是事事干涉、包办代替； 中共及其领导的政府和军队不干涉民众团体内部的生活，中共经过自己的党员和党团实现对民众团体的领导。注637

图23.4　1942年太行根据地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减租减息政策

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其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大生产运动是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普遍开展的生产自救和生产竞赛运动。

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是十大政策中的两个中心环节。 它们分别在精神上和物质上为克服困难，坚持抗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注638

第24章　华北敌后军民的反“治安强化运动”和反“扫荡”斗争

一、华北敌后军民的反“治安强化运动”斗争

1941年4月至9月，华北敌后军民针对敌人发动的“治安强化运动”，一方面集中力量反击敌人的军事“扫荡”；另一方面，派出大量武装宣传队，深入敌占区，开展政治攻势。第129师派出59个武装宣传队，携带50万份宣传品进入敌占区，揭露敌人的阴谋，镇压甘心附敌的汉奸，开展统战工作， 瓦解了不少伪军和伪组织。注639晋绥区组织便衣工作队，在七七抗战4周年纪念日前后，对日伪军发动了连续1个多月的政治攻势，在敌占区散发了30余万份宣传品，揭露日军“治安强化”的阴谋，瓦解伪军政人员。 我便衣工作队在宁武、崞县、神池、朔县等地恢复了210多个自然村公开或秘密的抗日政权。注640晋察冀军区，派出由敌工部、侦察分队、各县公安局及游击队等组成的武装宣传队，专门打击敌人的别动队，使日伪不敢远离据点活动。 山东军民大力开展对敌政治攻势，争取了许多伪军和伪组织，使其暗中为我服务。注641在华北军民的打击下，敌人的第一、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以失败告终。

图24.1　平西根据地军民集会的情形(1941年)

同年11月至12月，针对敌进行以经济战为主的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在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统一领导下，一方面派武装宣传队到敌占区开展政治攻势，一方面以地方武装带领广大群众开展反经济封锁的斗争。在根据地边缘区，积极破坏敌人的交通线和封锁沟墙，保证我方所需要的各种物资能够输入根据地。其中，北岳、平西区群众共平封锁沟140余公里，破路50余公里，推倒封锁墙60余公里，炸毁碉堡24座、桥3座、岗楼哨棚60个，割电线9200余公斤，并从游击区运回粮食约两千吨。 冀中群众20余万人参战，平沟100余公里，破路324公里，毁碉堡37座，炸桥12座、火车1列，收缴电线8000余公斤。注642在根据地内，加强金融和市场管理，打击伪钞，提高边币地位，打击敌伪的武装掠夺和奸商套购根据地物资的活动，严禁粮、棉、油等重要战略物资流入敌占区。在夏、秋收获季节，号召并组织群众快收、快打、快藏，做到空室清野。此外，还大力生产，厉行节约，加强经济建设，增强根据地的经济实力。华北军民，经过艰苦的斗争， 终于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注643

1942年3月，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根据打破敌前三次“治安强化运动”的经验，特别是根据第129师等部组织武装宣传队和小部队深入敌占区开展斗争的经验，决定广泛地组织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深入敌占区，打破敌人的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

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根据上述决定，普遍地建立了由军分区或旅统一领导的武工队。武工队成员，由军队优秀的连、排、班干部和地方精干的党政干部、敌工干部、翻译人员组成。 队长、政委必须是坚强的营级干部。注644武工队之主要任务是进行政治斗争，揭露敌人之各种欺骗宣传；宣传敌必败，我必胜，提高敌占区人民对于抗战胜利的信心；争取敌占区开明绅士参加抗日工作；打击死心塌地的汉奸，争取两面派分子、伪军和伪组织成员。

同年3月至8月，太行、太岳和冀南3个地区共抽调1400人组成了42支武工队。其中太行地区的武工队，深入赞皇、内丘、井陉、昔阳等地敌后，组织群众，对敌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斗争。仅在4月10日至18日的9天中，共进行战斗45次，毙伤日伪军310名，俘虏50名，摧垮伪组织“维持会”300余个，镇压死心事敌的汉奸400余名， 隐蔽地开辟和恢复了5万人口的游击根据地。注645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自6月起，共组织了37支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和游击区，经过4个月的艰苦斗争，收复了200多个自然村，改变了敌进我退的不利形势。晋察冀北岳区以主力部队三分之一的兵力，组成几十支武装工作队，挺进敌占区，开展军事和政治攻势，瓦解伪军和伪组织，收复和开辟了1600多个村庄，其中不少村庄成为游击根据地或隐蔽根据地。山东、冀鲁豫根据地，也由主力部队派出若干小部队，深入敌占区，发动和组织群众，巧妙灵活地打击敌伪。实践证明，武工队的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有利于贯彻“敌进我也进”的方针和开展全面的对敌斗争， 对于粉碎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起了重要的作用。注646

二、晋察冀军民的反“扫荡”斗争

1941年8月中旬至10月下旬，日军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集中5个师团、6个混成旅及一部分伪军，共7万兵力，对晋察冀北岳区、平西区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在战术上，他采取“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马蹄形堡垒线”、“鱼鳞式包围阵”等多种形式。他把此战役称为“百万大战”， 意即报复八路军的“百团大战”。注647

7月22日，晋察冀军区根据敌情， 下达了反“扫荡”的训令注648，全区军民做了反“扫荡”的思想动员工作和各项准备工作，并主动出击，打击敌人。

从7月22日起至8月18日止，我冀中部队乘青纱帐期的有利时机，在博野、任丘、高阳、深泽、武强、献县广大地区展开大规模的攻袭破击战，计进行了大小战斗86次，毙伤敌军657名，缴获步枪24支，轻机枪3挺。我伤亡600余名。

8月1日至9日，我一分区部队在易县、满城开展大规模的破击战，毁敌堡4个、汽车2辆，电杆百余根，毙伤敌21人。我伤亡各4名。

7月26日，我二分区一部向上社守敌施行总攻，共毙伤敌130余名，我伤亡84名，教训是炮兵技术低， 攻击没有选一个突破口。注649

8月14日，日军开始“扫荡”。日军首先分割包围北岳区和平西区，着重对平西区的古北口、密云地区和冀中安平地区“扫荡”。该地区的八路军主力部队，为避免与敌决战，转到外线击敌。8月23日起，日军“扫荡”的重点转到北岳区，企图打击晋察冀军区首脑机关和主力。军区首脑机关和主力巧妙地与敌周旋。9月初，军区首脑机关和主力跳出敌人的合围圈。日军的企图失败后，即对根据地进行分区“扫荡”，反复“清剿”我小部队和地方组织，加紧建立伪政权和组织，并对根据地中心区进行残酷的烧杀和抢劫。根据地军民广泛地开展游击战，灵活地打击敌人。

与此同时，八路军第129师、第120师及冀中部队，积极向平汉、正太、石德、同蒲等路出击，攻克南和、沙河、清河等城镇和忻口车站，有力地配合晋察冀边区的反“扫荡”斗争。“扫荡”之日军被迫分散兵力，撤退部分主力保其后方，留下部分在根据地内继续“清剿”。根据地军民乘机广泛地伏击、袭击敌人。仅9月19日至23日5天内，我军用伏击袭击，共毙伤敌600多人，有些仗打得很出色，如第9军分区部队在焦家瑙凭借山险阻击日军， 从20日中午到第二天下午，毙伤敌120余人，我无一伤亡。注650

9月25日，日伪军3000余人合围狼牙山。第1军分区第1团第7连掩护指挥机关和群众转移。该连完成任务后向外转移。该连第6班为掩护连主力撤退，把敌人引向主峰棋盘峰，连续打退敌人4次冲锋，毙伤敌90余人。最后，全班仅剩下的马宝玉等5人在弹尽粮绝又无退路的情况下，誓死不当俘虏，跳下悬崖。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壮烈殉国，葛振林、宋学义落在树丛上负伤被救。 马宝玉等5人后被誉为“狼牙山五壮士”。注651

在我军的连续打击下，日军于10月上旬开始总退却。我军乘势伏击、阻击、围困敌人。迄10月17日，边区内地除晋冀边界敌新建据点及塘湖、界安等接近外线之据点外，已渐恢复旧观， 反“扫荡”战役至此乃告结束。注652

图24.2　“狼牙山五壮士”中幸存的葛振林(右)和宋学义

此次反“扫荡”斗争为时两个月，边区军民共作战800余次，毙伤日伪军5500余人，冈村宁次不得不承认失败，说“肃清八路军非短期间所能奏效”， 而以“狮子扑鼠，效力不大”来自我解嘲。注653

根据地军民在反“扫荡”斗争中，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我军伤亡达5000余人，被杀害和抓走的群众达21000余人，房屋被烧15万余间，粮食被焚毁和抢去5800万斤，牲畜被抢掠10000余头。敌人的残酷烧杀、抢劫，使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给人民的生活、生产带来严重的困难。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日军为着使华北成为其“总兵站基地”注654，更加紧进行晋察冀地区，尤其是冀中地区的 “肃正作战”。注6551942年5月1日，日军集中第110、第41、第27师团，第7、第9混成旅团及骑兵第13联队等部共5万余人，由冈村宁次亲自指挥，对冀中平原开始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

从5月1日到10日，日军由平汉、津浦、石德、沧石等路出动，对冀中根据地实施四面包围，并在根据地边沿区进行反复的“扫荡”，敌大力增设据点，增修碉堡及封锁沟墙，加紧特务活动，逐步向根据地中心区推进，企图将冀中根据地领导机关和主力压缩诱逼至中心区消灭之。

冀中根据地领导机关识破了敌人的这一阴谋，决定留下少量兵力在内线坚持反“扫荡”斗争，主力转移到外线击敌。但是，由于对敌情的严重性和“扫荡”的规模估计不足，冀中根据地领导机关和部队的大部，没有及时地跳出敌之包围圈，被迫退向中心区。

在此期间，冀中军民英勇地开展反“扫荡”斗争。5月3日，我警备旅一个半连和30个民兵，在深泽城东的白庄村取得毙伤敌晋藤联队长以下400余人的胜利。 5月1日至23日，我军两个连在民兵的协同下，在无极、定县间的赵户村，打退敌4次进攻，取得毙伤敌250余人的胜利。注656

从5月11日起，日军将冀中分为4个“合围区”，进行“分区清剿”，“拉网扫荡”，并以大部队突击奔袭，连续合击。到13日，冀中领导机关和部队，大部先后突出重围，转移到外线，但遭受部分损失，根据地大大缩小。冀中军区留在内线的部队和民兵，在严酷的条件下，依靠人民群众，运用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交通战等方式英勇击敌。转移到外线的部队，在敌侧后击敌，相继攻克大城、安图等20余个城镇，毙伤敌600余人，俘伪中队长下110余人，破坏公路29000里，毁火车2列。敌我处于犬牙交错之势，反“扫荡”斗争极为艰苦。

6月初，日军对冀中根据地中心区，实行全面“清剿”，更频繁地“扫荡”我坚持内线斗争的部队。同时，日军建立伪政权和伪组织。用杀光、烧光、抢光政策，对付抗日军民。冀中军民不屈不挠地开展反“清剿”斗争。 6月9日，我军200余人在深泽县宋庄打退敌2500余人的30多次进攻，击毙日军板本旅团长以下官兵600余人，毙伤伪军200余名。注657此战是我军平原村落战胜利之典范。6月12日，冀中党政机关和第27团在南宫和威县间的掌史村，与敌激战终日，毙伤日伪军300余人。我军伤亡90多人。 当晚10时，我军胜利突围。注658

与此同时，晋察冀各分区的部队，为配合冀中反“扫荡”，向平汉、正太路的敌“点”、“线”出击，作战百余次，有力地配合了冀中军民的抗日斗争。6月中旬，日军主力开始退兵，月底，反“扫荡”结束。

从5月1日到6月底，冀中军民在整个反“扫荡”战役中，共作战270余次，毙伤日伪军11000余人，保存了我军主力和地方武装的大部，粉碎了日军一举消灭冀中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的图谋。打击了日军的凶焰。日军事后承认： 此次与共军的作战，是“令人恐惧的战争”。注659宋庄战斗中幸得生还的日军中有1名中队长和7名士兵， 因精神沮丧而自杀。注660

在冀中反“扫荡”战役中，我方损失也十分严重。冀中军区部队减员46.8%，群众伤亡和被掳走的共达5万多人。 抗日根据地被分割成2670多小块，形成“格子网状”，大部分沦为敌占区，部分变为游击区。注661日伪军留在冀中根据地的守备部队继续进行“清剿”。此后，冀中敌后游击战争进入了更加残酷和困难的阶段。

1942年8月下旬至10月上旬，冀中军民发起青纱帐战役，消灭日伪军1200多人，争取了350余名伪军反正，恢复了一些小块的游击抗日根据地。

1941年和1942年，晋察冀边区的冀东、冀热察等区抗日军民。也进行了艰苦激烈的反“扫荡”斗争，给日军以有力的打击。

三、晋冀鲁豫军民的反“扫荡”斗争

晋冀鲁豫边区包括太行、太岳、冀南和冀鲁豫4个行政区署。平汉、同蒲、正太、道清、白晋、德石等6条铁路线横贯其间，战略位很重要。中共和八路军在华北对日作战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司令部驻该边区。日军对该区的“扫荡”格外频繁。1941年和1942年，日军对该区的“扫荡”达500余次，其中千人以上的大规模“扫荡”有19次。

从1941年1月起，日军即不断地对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和奔袭。9月20日，日军集中两万余人对我岳南新区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我太岳南进支队采取了以小部队与敌保持接触，疲惫、消耗敌人，主力避免与敌拼消耗的方针， 使敌合击我军主力的图谋屡次扑空。注662

图24.3　1941年8月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召开，全体参议员合影

10月3日起，日军把“扫荡”重心移到岳北区。日军集中3万余人，采取“铁壁合围”、“反转电击”等战术。 我军采取了主力分遣作战，广泛开展游击战，内外线积极配合的反“扫荡”方针。注663到10日，我军主力先后突出敌重围。日军施行“清剿合击”，连遭我军打击，乃于13日撤兵。我军乘敌归巢之际，在安泽县疙塔沟、沁源县将军沟等地歼灭了一部分日军。与此同时，我地方武装破击同蒲路，毁敌机车3辆。敌退出我根据地。18日，反“扫荡”结束。 北岳军民共毙伤日伪军916人，俘伪军13人。注66410月底，日军又出动7000余人，把“扫荡”矛头指向太行区，企图捕灭我第129师主力及指挥领导机关，并图谋摧毁我军工厂。 敌鉴于其“铁壁合用”战术在太岳等区之一再失利，此次乃改用“捕捉奇袭”战术。注66510月31日夜，敌分由潞城、襄垣等地出动，连续夜袭黎城、赤岸(129师师部驻地)、西井(八路军总部驻地)等地。我军采取的对策是：调大批干部，建立了县、区、村各级指挥部共同组织指挥；充分准备；空舍清野； 留少量兵力钳制、疲惫敌人，主力转移于敌侧背待机击敌。注666敌“扫荡”开始，即遭到我游击战、麻雀战、地雷战的不断打击，日军受到大量杀伤。11月6日，日军撤至黎城、辽县、武乡。我收复涉县。9日，敌以“反转电击”战术，重占涉县，并沿清漳河北上，奔袭西井、黄烟洞等地。10日晚起，日军进攻黄烟洞我兵工厂。八路军总部特务团等部坚守抵抗，连续激战8昼夜，打退日军数十次进攻。16日夜，我守军奉命撤出战斗。17日，日军进入厂区，又遭地雷的杀伤。兵工厂终于被敌摧毁。黄烟洞保卫战，敌伤亡官兵1850余人， 我军仅伤亡350人，创造了敌我伤亡5.3∶1的光辉战例。注667

与此同时，八路军外线部队先后攻克了东崔店等敌侧后村庄。19日，敌仓惶撤退，在横岭等地遭我军伏击，死伤300余人。这次反“扫荡”共22天。我军作战420余次，毙伤敌3000余人，粉碎了日军消灭第129师主力及指挥机关的图谋。

摧毁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袭击八路军指挥中枢和第129师领导机关，是日军处心积虑的图谋。为此，1942年春、夏，日军对我太行、太岳区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毁灭性的大“扫荡”。

图24.4　129师政治部工作人员在驻地涉县王堡挖窑洞，解决住房困难

1942年2月，日军第36师团等部1万余人，采取“捕捉奇袭”、“铁壁合围”、“辗转清剿”、“反转电击”等战术，对太行、太岳区发动春季大“扫荡”。我军确定的反“扫荡”方针是：军民协力，加强县、区指挥部及游击集团，坚持腹地游击，打击“扫荡”、“清剿”之敌，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同时向敌临时补给线实施破击，断敌运输补给。 另以正规军一部组织轻便支队，深入敌后，乘虚袭击敌之交通城镇，吸敌归巢。注668

2月3日，敌奔袭驻桐峪、唐城等地八路军总部机关和太岳军区领导机关。我领导机关及时转移，敌奔袭扑空。此后，敌即在辽县、武乡等地“辗转清剿”，肆意烧杀，残害根据地群众。我军民用游击战、地雷战、夜袭战，灵活地击敌。2月中下旬，敌又两次合击八路军总部，均遭失败。八路军主力一部乘机袭击敌后方城镇长治，太行区基干武装向白晋、平汉线出击，破路炸桥，袭击敌据点。

在我军民夹击下，日军原定两个月的“扫荡”计划，仅31天即被迫撤兵。太行、太岳军民共毙伤日伪军3000余人。我太行第3、第6分区司令员郭国言、范子侠以下数百人在作战中牺牲。群众被害4000余人，民房被烧9000多间，粮食损失37000多石，牲口被抢走8000多头。太行、太岳根据地均遭严重破坏。其中的教训是： 我部分地区干部在此次反“扫荡”中麻痹轻敌，备战工作不够认真，因此遭受严重的损失。注669

5月，日军对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又发动大规模的夏季“扫荡”。15日，日军第36、第69师团7000余人“扫荡”太岳南部地区，主力奔袭东峪村和马壁村地区，企图围歼驻该地的我太岳军区的机关和部队。太岳军区机关和部队及时转移到外线，使敌奔袭企图失败。

19日，日军集中第36师团等部共25000余人，“扫荡”太行北部八路军总部和中共北方局所在地区。我军主力及时转移到外线。24日夜，日军对没有来得及转移的八路军总部司政后机关、中共华北局部分机关和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形成包围。25日，日军10000余人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向我猛攻。我机关和部队在彭德怀、左权的指挥下与敌激战，从西、南、北三面突出重围，歼敌300余人。因我兵力单薄、“机关庞大、工作人员，特别是后勤人员大部分不会军事行动”， 左权副参谋长在指挥突围作战中于辽县十字岭英勇殉国注670，机关和部队也受到一定的损失。

图24.5　八路军总部、129师和边区政府等对左权将军及抗日烈士举行公葬典礼后合影

26日，日军转入“辗转清剿”。转到外线之我军，乘敌后方空虚，向平汉、白晋、邯长、辽武等主要交通线之敌出击。30日，我第385旅的1个连在民兵的配合下，在辽县苏亭设伏，战斗半小时。共毙伤敌伪80余人，获骡马28匹。 我仅伤亡各1名。注671此后，日军视自辽县经粟城到黄漳的补给线 “为畏途，除在重兵掩护之下，便不能交通”。注67231日，我新1旅一部奇袭长治日军机场，毁敌机3架，汽车14辆，汽油库两座。

6月初，太行、太岳军民反“扫荡”斗争进入高潮。太行、太岳地方武装先后毁铁路40余里，攻克敌据点25处，摧毁许多伪组织。敌在我内线、外线夹击下，主力被迫撤回长治、潞城，回救邯长公路线日军。

6月9日，日军第36师团等部12000余人，突然将第129师直属队等部2000余人合围于太行南部涉县石城、黄花地区，时值酷暑，部队缺粮断水，形势十分险恶。 刘伯承师长指挥部队乘夜色从敌间隙中巧妙地突出重围。注67319日，日军从太南地区撤退。

此次反“扫荡”历时38天，太行、太岳军民共作战449次，毙伤敌3000余人，攻克敌碉堡、据点约30个，摧毁伪组织340多处。但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我方对敌改变战术注意不够，造成了八路军总部被袭，左权副参谋长以下7000余人伤亡，根据地面积大为缩小。 教训也是严重的。注674

同年10月20日，日军为推行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集中16000余人再次“扫荡”太岳、太行抗日根据地，企图歼灭八路军主力，并抢劫根据地粮食。我军采取广泛的游击战，内线坚持与外线击敌相结合等战术，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相结合，灵活地打击敌人。同时，动员群众，实行坚壁清野，保卫粮食。在我军的不断打击下，日军主力被迫于11月中旬退出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

图24.6　1942年8月，太行区“日本士兵觉醒联盟”改名为“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太行支部”。图为太行支部宣告成立

日军为着使华北成为其总兵站基地，在对太行、太岳山区抗日根据地“扫荡”的同时，也加紧了对冀南、冀鲁豫平原抗日根据地的封锁、“蚕食”和“扫荡”，企图隔绝我山地抗日根据地与平原抗日根据地之间的经济交流和相互支援。

1941年，冀南根据地军民在反封锁、“蚕食”和反“扫荡”斗争中，对敌作战2928次，毙日伪军官后121881人(包括日军小同联队长以下官兵523人)，俘虏日伪军军官387人、士兵7663人， 伪军投诚1403人。注675

1942年，日军对冀南区“扫荡”更加突然和频繁。 上半年平均每日“扫荡”两次，其中，千人以上的大“扫荡”即达10次。注676冀南区军民反“扫荡”斗争十分艰苦壮烈。

1月25日，日军2000余人袭击八路军驻邱县吕洞固地区的新8旅。该旅主力大部转到外线，但部分主力受损。

3月25日，日伪军2400余人合击冀南三分区主力。我主力大部安全转移到外线。但第769团的两个连在邱县烟屯村陷入重围。这两连指战员利用村落与拥有坦克、大炮之敌军千余人激战5小时，歼敌甚多，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太大， 而全部壮烈殉国。注677

4月29日，日军集中独立混成第1、第7、第8、第9旅团等部1万余人，对冀南地区进行空前规模的合围“扫荡”。日军首先闪击、合围八路军驻武城西北地区的冀南军区党政军机关和部队，以及驻香城固、下堡寺地区的新4旅和第4分区部队。驻该地的八路军主力部队，与敌激战一昼夜，大部突围到外线。但是，机关、部队所受的损失，也相当严重。 第4分区司令员杨宏明、政治部主任孙毅民、新4旅政治部副主任陈元龙等多人光荣牺牲。注678接着，日伪军即在这两个地区进行残酷的“清剿”，血洗村庄，建立伪组织；同时，增修公路、封锁沟墙，增设据点、碉堡，使冀南抗日边区变成了抗日游击根据地。

5月中旬，冀南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和第129师的指示，认真地检查了造成被动退缩局面的原因， 作出精简领导机关、部队改变为辖四五个连的小团进行活动、组织武工队进入敌占区、大力发动和组织基本群众、发展地方武装等决定。注679

6月11日，日伪军集中12000人对枣强以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铁壁合围”。由于冀南领导机关已较前精干，转移及时，使日伪军的合击扑空。七八月间，冀南区派出许多小部队和武工队，挺进敌占区，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在敌占区内重建了小块抗日游击根据地。

9月12日，日军又集中10000余人，对枣强以南地区进行大“扫荡”。冀南军区领导机关和部队先机跳出敌包围圈，使敌扑空。该区军民还利用青纱帐，采取内、外线结合打击敌人，很快地粉碎了敌人的“扫荡”。

从7月初到10月上旬，冀南区军民共进行大小战斗540多次，毙日伪军4000余人，攻克据点、碉堡59处。到该年底，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形势开始好转。

从1941年初起，冀鲁豫区抗日军民也进入了艰苦的反“扫荡”斗争年代。

1月11日，日军集中第32师团部等部1万余人，配备汽车400余辆，采取远距离袭击战术，对我冀鲁豫区的鲁西区进行大“扫荡”。鲁西区军民采取了分散坚持斗争的方针，主力与地方武装紧密配合，紧密依靠群众，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击敌。 共毙伤敌700余人，粉碎了日军的大“扫荡”。注680

4月11日，日军集中第35师团、独立混成第1旅团等部及伪军共1万余人，对我冀鲁豫边区的内黄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敌先以伪军一部向我进犯。15日晨，当进犯之伪军即将被我歼灭时，日伪军主力突然向我军发起合围。我军主力利用敌合围部队之间隙，突围到外线。敌“合围”扑空后，即在内黄地区进行反复“清剿”，大肆烧杀、投毒、抢劫，将南张堡、薛村等140多个村庄烧成废墟， 屠杀群众达3000多人。注681日军的暴行，更加激起内黄地区军民的仇恨，他们不屈不挠地与敌人作斗争。

此后，直到1942年6月，冀鲁豫军民进行了长期艰苦的反“蚕食”、反“封锁”斗争。虽然给日伪军以不断的打击，迟滞了敌人的“蚕食”，但未能完全停止根据地日趋缩小的严重困难局面。

1942年9月27日，日军集中第32师团、第59师团等部及伪军共1万余人，对以范县为中心的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敌首先以“铁壁合围”战术，图谋一举歼灭驻该地的我冀鲁豫领导机关和部队。冀鲁豫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经过战斗，较顺利地突围到外线，但还有部分机关及抗大分校，因缺乏战斗经验，遭敌合围， 伤亡200余人，被俘和被冲散的约1000余人。注682我转到外线之部队，与内线军民积极击敌，到10月中旬，粉碎了敌人的“扫荡”。

11月，冀鲁豫军民粉碎了敌3000余人对内黄一带的“扫荡”。12月下旬，又粉碎了敌万余人对微山湖西的“扫荡”。但是，敌情仍较严重，冀鲁豫军民仍在严重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斗争。

四、晋绥军民的反“扫荡”斗争

从1941年春起，日军即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周围广设据点、碉堡，挖封锁沟；进行频繁的“分区扫荡”和“蚕食”；同时采取野蛮的“三光政策”。从1941年7月至1942年6月的一年中间，日军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内共增设了70多个据点，连同原有的据点共达250多个，使原来的游击区大部变成敌占区，原来根据地的一部分也变成了游击区或敌占区。 根据地的面积与百团大战前比较缩小了三分之一，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二，形势十分严重。注683

在1941年内，第120师兼晋西北军区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顽强地与敌人进行多种形式的斗争。据统计，晋绥军民共进行大小战斗1200多次，歼灭日伪军1万余人。但是，由于我仍以单纯的军事手段对付敌人的“蚕食”，比较被动， 因而不断地由平川抗日根据地向山地后退。注684

1942年1月底，日军集中第3、第16独立混成旅团等部共1万余人，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春季大“扫荡”。日军首先采取远距离“奔袭”、“分进合击”战术，同时奔袭保德地区我第2军分区指挥机关及暂1师和兴县地区我晋西北党政军领导机关及部队， 企图一举消灭我军指挥中枢及我军主力。注685我领导机关和部队早有准备，先机转移，使敌首次“奔袭”、“合击”失败。

2月7日，敌合击我转移到兴县西北水江头的军区机关，再次扑空。此后，日军即改用“梳篦战术”，在根据地内分兵“清剿”，并且大肆进行烧杀和抢劫。我军留下部分主力于内线，在地方武装、民兵和群众的配合下，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不断袭扰敌人，主力部队则转到外线击敌。第358旅在界河口、二十里铺间截断岚县至兴县的公路交通，打击日军的运输队。第2军区部队在岢岚、保德间伏击日军的交通运输队，袭击五寨、三岔、神池等地敌据点。第4、第5、第8军分区的部队也积极袭击敌据点，破坏敌后方交通线，配合中心区的反“扫荡”斗争。日军在我内线、外线军民的打击下，顾此失彼，被迫于3月初退回原据点。

晋西北军民春季反“扫荡”斗争，历时1个月，作战180余次， 消灭日伪军570余人。注686我军伤亡百余人。日军捕走青壮年数千人，劫去粮食100余万公斤及牲畜一部。

5月14日，日军第16混成旅团的村川大佐不甘心失败，亲率其第85大队600余人及伪军百余人，再次奔袭兴县地区我军区领导机关。我军先以小部队和游击队袭扰、疲惫敌人，同时在兴县城里实行空室清野。17日，日军进占兴县空城后，方知我军有备，乃退出。晋绥军区领导决定，集中主力，彻底歼灭这股日伪军。18日，我军在二京山设伏，将敌先头部队百余人大部歼灭。敌后续部队即西逃，被我阻击；南逃，又遭我堵击。19日，我将该敌包围在田家会。经激战，日伪军大部被我消灭。小部逃散之敌，又遭我军阻击。至20日上午，日军除二三十人逃走外，都被我军消灭。此次战斗，共歼灭日伪军村川大佐以下500余人，俘40余人，缴获山炮1门，轻机枪6挺。

田家会战斗中，当敌前进时，我以小部诱敌孤军深入；当敌撤退时，我集中兵力，以追击、堵击、伏击等战术，逐次杀伤其有生力量；待敌疲惫不堪、粮弹不济、待援无望、士气低落时，一举包围歼灭之。我军始终打得主动。 这是一次成功的歼灭战，给在极端困难情况下坚持抗日的晋绥军民很大的鼓舞。注687此后，晋西北地区的日军再也不敢孤军深入。

1942年6月，晋西北抗日军民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积极开展反“蚕食”斗争。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密切配合，分散进行游击战争； 中共晋绥区党委从党、政、军、民机关团体抽调340多名干部，成立了15支武装工作队注688，“深入敌后，袭击敌要害部门，打击死心塌地的汉奸，争取一切有民族良知的人士，摧毁伪政权机构和伪组织。到1942年底，晋西北军民共摧毁伪村级“维持会”360多所，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对根据地的“蚕食”。

在晋西北抗日军民进行反“扫荡”、反“蚕食”之同时，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军民也进行艰苦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

1941年1月至4月，日伪军出动3000余人，不断地对大青山区进行“扫荡”。5月以后，敌之“扫荡”愈加频繁和残酷。从5月到12月，日伪军对绥中区进行千人以上的大“扫荡”就达5次。我大青山骑兵在人民群众的帮助下，采取了敌到抗日根据地“扫荡”，我到敌占区袭击敌据点；敌到这一地区“扫荡”，我到另一地区活动的方针，并抓住有利时机，以设伏、突然袭击等战术击敌， 不但粉碎了敌人的“扫荡”，而且扩大了队伍。注689

1942年。日军为解除其北进时的后顾之忧，对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进行更为频繁和残酷的“扫荡”。7月25日，日伪军集中5000余人，采取“铁壁合围”战术，“扫荡”绥中地区。大青山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机关和绥中部队主力，露宿山头，忍饥受寒，人不离枪，马不卸鞍，经过艰苦的努力，于8月初突破敌人的合围，安全转移到绥南。 日伪军暂时控制了绥中地区。注690

日军发现我大青山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及绥中地区的部队已转移至绥南地区，乃于8月9日调集步骑兵4000余人，分7路“扫荡”绥南区。八路军在牤牛山等地设伏，给敌人以很大的杀伤后，灵活地与敌周旋，主力转移到偏关、雁北地区，使敌歼灭我军主力的企图再次失败。我骑兵第1团北上满汉山坚持绥南地区的斗争，骑兵第2团的两个连北上至财神梁地区活动，并寻机返回绥中区。

10月15日，日军又集中了日伪军6000余人采取“梳篦”战术，反复“扫荡”绥西地区，企图消灭我绥西地委、专署和骑兵第3团。我绥西区领导机关和步兵部队转移至萨拉齐山区，骑兵部队转移至绥中归武区活动。

同年11月、12月，日军再次集中2000至3000余人的兵力对绥中、绥南区进行 “扫荡”。注691

上述我军反“扫荡”的基本特点是：利用山区有利地形设伏，给敌以一定杀伤后，分散转移，待机击敌。

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党政机关和骑兵主力，在严重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与敌周旋，粉碎了敌彻底消灭大青山抗日武力的大“扫荡”计划，为继续坚持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保存了有生力量，因此受到中共中央军委和晋绥分局的表彰。但是，日寇的“扫荡”也给根据地人力、畜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此后，大青山的游击战争进入了极困难的时期。注692

五、山东军民的反“扫荡”斗争

1941年11月初，日军集中第17、第21、第32、第33师团等部及伪军共50000余人，对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图谋一举围歼山东抗日根据地领导机关和沂蒙区我军主力。我方早已掌握了敌人的动向。 10月上旬和中旬，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政委员会和第115师先后发出反“扫荡”的指示，山东抗日军民做了反“扫荡”的各项准备工作。注693

11月5日，敌20000余人在飞机坦克大炮的配合下，在临沂以北孙祖、留田地区对中共山东分局和第115师等领导机关形成合围，形势严峻。5日夜，我军利用留田东南10余公里铁山子附近一公里半的敌间隙，迅速秘密地通过了敌之第一道封锁线。接着，又在一个两公里的敌间隙中通过了第二道封锁线。6日拂晓，我没费一枪一弹，胜利地突破了日军的重重包围，安全地转移到蒙山南端的黄埠。这次突围成功，使我方由被动变为主动，由内线变为外线，改变了我之不利地位。 随我军一起突围的国际友人、德国记者希伯，热情地称赞这次突围是“无声的战斗”，并钦佩突围指挥的神奇。注694

6日晨，敌合围留田扑空后，即对我沂蒙基本区实行分割封锁，另以兵力一部寻找我主力作战。8日和9日，敌合击芦山，我鲁中军区司令员刘海涛殉国。

为了调动敌人，减轻敌对基本区的压力，我派出小部队在费县东北石兰一带设伏。9日，歼敌运输队300余人。临蒙公路上的敌人果然纷纷调至东西蒙山地区，寻找我军主力决战。与此同时。敌仍以大部在我基本区建立据点，修筑公路，实行“清剿”，挨户逐处搜查，实行大规模的“三光政策”。

为了保卫基本区，粉碎敌之“清剿”，11月10日，第115师命令部分部队进入沂蒙基本区，坚持内线斗争； 部分部队继续在外线击敌。注69517日，第115师和中共山东分局等机关东越临蒙公路，挺进沂蒙基本区，直接指挥内线的反“清剿”斗争。

第115师等领导机关重返沂蒙基本区后，即从机关中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工作组，分赴各地领导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并指挥进入内线的部队，狠狠地打击敌人。

19日，第115师特务营在垛庄附近设伏，毙敌数十人。24日。该营击退蒙阴东旧寨南犯之敌200余人。25日，该营又在旧寨东南三角山抗击敌700余人的进攻，毙伤敌300余人。 29日，该营与山东纵队第2旅一部，进攻绿云山附近之敌，歼敌百余人。注696此外，活动于东西蒙山地区的蒙山支队和抗大一分校的部队，也多次打击了“清剿”之敌。

11月30日拂晓，中共山东分局第115师司政等机关在大青山大谷台南遭敌合击，蒙受很大损失。

沂蒙人民在反“清剿”斗争中，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沂南鲁山后、艾山后等5个村庄的群众，不怕牺牲，千方百计地转移、隐蔽、护理1300名伤病员，保证了所有伤病员的安全。沂水西王拱桥村长因保存价值50万斤粮食的军用物资，被敌发现后抓去，敌将他投进铡刀内3次，刃破了他脖子，逼他交出所藏的军用物资，他视死如归，始终没有屈服。敌发觉《大众日报》社埋藏在沂水西南朱家岭、高家庵子的部分机器后，将这两村群众抓去300余人。 敌首先用火烧死1人，继之刺杀两人，威胁群众交出机器，但没有1人向敌屈服，完整地保存了机器。注697

至12月初，敌人大部撤走，但在我基本区仍留下6000余人，配合伪军继续分区抢劫，搜索与推行伪化活动。我军一面尾追截击敌人，一面集结兵力，不断袭扰留在根据地基本区的敌人。

在整个沂蒙反“扫荡”期间，山东其他各区军民都以多种方式广泛地打击敌人，有力地配合了沂蒙区的反“扫荡”斗争。至12月28日，沂蒙山抗日根据地基本上得到恢复。

在沂蒙山两个月余的反“扫荡”中，我军共作战150多次，歼敌2000多人，粉碎了敌消灭我领导机关和主力的企图，基本上支持了沂蒙山抗日根据地。但是，由于我军民对敌人“扫荡”的规模估计不足，反“扫荡”准备不够充分；由于没有贯彻执行减租减息政策，群众尚未充分发动起来；山东的军事指挥还不统一，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组织还不健全，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开展不够， 因而使我军民在这次“大扫荡”中受到严重的损失。注698我军伤亡1400多人，群众被杀害和抓走的达14000余人， 被抢走粮食160余万斤注699，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图24.7　胶东日军的攻击目标主要是八路军山东纵队。图为日军草木皆兵，对乡间农民如临大敌

1942年10月下旬，日军集中15000余人对我鲁中地区进行“拉网合围”式大“扫荡”。27日，日军集中临沂、蒙阴、沂水三地之兵力，约12000余人，在数十门大炮、7架飞机和大量骑兵的配合下，合围驻南墙峪地区的我山东军区机关、鲁中军区机关和部队。当敌合围未构成时，山东军区机关、鲁中军区机关大部和主力大部，即迅速跳到外线。但是，山东军区后勤部、鲁中第2军分区各一部，还有10余个区中队和民兵、群众等，共8000余人，遭敌合围。 被围我军依托南墙峪以南的高山，顽强反击，激战一天，毙敌200余人，我伤亡50余人，黄昏后，分路突出重围。注700

11月2日拂晓，日伪军8000余人，在空军和炮兵的配合下，突然向我对崮山区实施“拉网合围”。我山东军区机关、鲁中第2分区第1团和抗大一部，利用有利地形抗击敌人，战斗异常激烈。我军连续打退了敌人的8次猛烈冲击，共毙伤敌600余人。 黄昏后，我机关和部队分路突出重围。注701

11月7日、9日、10日，敌又先后组织了3次合围，都扑了空。15日，敌以5000之众合围博山东马鞍山之我军一个区中队和在此休养的伤病员。 我守军英勇抗敌，子弹打尽，搬石头击敌。终因敌众我寡，守军大部壮烈殉国。注702

我山东其他各区积极配合鲁中区的反“扫荡”。11月初，我教2旅采用“翻边战术”，即“敌打到我这里来，我就打到敌那里去”的战术，组织了海陵反“蚕食”战役。6天内，我军攻克敌据点16处，恢复3个半区，有力地支援了鲁中的反“扫荡”作战。

到11月中旬，我军终于粉碎了日军对鲁中区的大“扫荡”。

同年12月， 胶东军民粉碎了敌15000余人为期40天的拉网合围大“扫荡”。注703湖西区军民粉碎了敌万人的拉网合围大“扫荡”。 但敌将我湖西抗日根据地的基本区占领了将近一半。注704

第25章　华中、华南敌后军民的反“清乡”和反“扫荡”斗争

一、华中军民的反“清乡”斗争

1941年7月1日，日军独立混成第11旅团主力和伪军共15000余人，按预订计划对苏州、常熟、太仓地区的抗日根据地实施第一期“清乡”。3月，陈毅、刘少奇、赖传珠发出《对苏南反“扫荡”准备工作的指示》。17日，新四军第6师第18旅政治部发表《告江南同胞书》，号召江南同胞，不分贫富，不分党派，全体一致动员起来，为粉碎日伪的“清乡”计划，保卫抗日民主根据地而斗争。

由于缺乏反“清乡”斗争的经验，新四军第18旅将敌“清乡”误判为一般性的“扫荡”。因而只作了一般的反“扫荡”准备， 并决定以内线、外线相结合的战术反击敌人。注705日伪“清乡”初期，第18旅主力转至外线击敌，摧毁了敌伪的许多据点，直逼无锡、苏州、江阴近郊敌占区。但是“清乡”之敌仍不撤退回援。我留在内线坚持斗争的部队和党政机关，虽然奋勇作战，但是，在敌伪大部队“清剿”和严密割封锁下，活动范围日益缩小，伤亡很大， 仅部分突出重围。注706

为了保存力量，8月下旬，我第18旅一部奉命北渡长江，进入苏中，协助苏中部队开辟了江都、高邮、宝应地区。

9月到12月，日伪集中4000余人，对澄、锡、虞地区进行“第二期清乡”。

我军总结了苏、常、太地区反“清乡”斗争的经验教训，采取了合法斗争与武装斗争相结合，以合法、隐蔽的斗争为主的方针，改过去的集团行动为分散行动，主力部队适时转移到外线澄西地区，以少数地方武装，依靠群众，坚持原地斗争。12月，我军攻克了丹阳地区的访仙桥、夏墅等敌伪据点，恢复了大片地区。

为着配合澄、锡、虞军民的反“清乡”斗争，新四军第6师第16旅积极出击句容、丹阳、武进、金坛、溧水地区之日伪军。该旅先后攻克了延陵、九里铺等敌据点30多处，恢复和扩大了金坛、丹阳、武进抗日根据地，有力地支援了澄、锡、虞军民的反“清乡”斗争。

11月28日，日军第15师团和伪军各一部共3000余人“扫荡”溧阳地区。第16旅旅部由于对敌情不明，在塘马遭敌包围，虽奋战终日，反复冲杀10余次，毙伤日伪军数百人，但是，除一部突围外，第6师参谋长兼第16旅旅长罗忠毅、旅政委廖海涛以下270余人壮烈牺牲。塘马战斗后，16旅在谭震林的主持下进行了整顿，继续坚持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斗争。

1942年2月至6月，日军第15师团一部和伪军，对昆山、吴县、江阴、武进等地进行“第三期清乡”。第16旅根据新四军军部的指示，在京沪路以北，采取以隐蔽斗争为主的方针，组织精干的便衣武装打击小股敌人，坚持阳澄湖以西地区的斗争；在京沪路以南，采取以地方武装、民兵为骨干，开展群众性游击战，打击“扫荡”之敌。第16旅主力则转到丹阳、金坛、武进、太湖、滆湖、横山、大官圩等地分散游击， 恢复了这4块抗日游击根据地。注707

1942年7月至1943年春，日伪把“清乡”的重点转到太湖以南的苏浙边区和上海郊区。日伪的“清乡”，使苏南抗日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遭到许多损失，但并没有达到其消灭苏南新四军主力、摧毁苏南敌后抗日根据地之目的。

二、华中军民的反“扫荡”斗争

1941年1月，正当新四军重建军部、整编部队、恢复和发展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之际，日军为乘机围歼新四军军部和新四军主力，加紧了对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扫荡”。

图25.1　新四军军部重建，刘少奇担任政委

1月中旬，驻泰兴日伪军3000余人进攻苏北新四军，并侵占了黄桥镇。与此同时，日军加紧引诱驻泰州地区的李长江部投降，企图在李长江投降后， 立即“扫荡”海安、东台、盐城等抗日根据地。注708

我军为着团结李长江部抗日，曾花大力争取李长江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内；同时，在军事上也做好应变的准备。此外，还指示各根据地军民加紧进行反“扫荡”的准备工作。

2月13日，李长江率部7000人公开投敌。 汪精卫将该部编为伪第1集团军，任命李长江为总司令。注70918日，李长江在泰州就职。

18日，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政治委员刘少奇发出《讨伐李逆长江命令》，特任命粟裕为讨逆总指挥。粟裕即率隐蔽集结在海安以西地区的新四军第1师主力，发起讨逆战役，19日，攻克姜堰、石家岱、苏陈庄。20日，攻克泰州。李长江率部向泰州以西界沟等地溃逃，我军分路追歼逃敌。此役俘虏李长江部官兵5000余人，并争取了李部两个支队的反正，沉重地打击了投降势力，伸张了民族正气。

2月20日，日军为援救李长江部，出动3000人由如皋、黄桥等地出动，乘虚侵占海安、曲塘、东台等地。同时，扬州日伪军4000余人由大桥、嘶马、宜陵等地进攻泰州，21日，侵占泰州。此后，敌伪即在海安、东台、曲塘、姜堰、泰州一线增设据点，建立伪政权和伪组织，分割封锁根据地。我军从城镇转入乡村，以游击战与敌伪斗争。 4月间，我军结集优势兵力发动攻势，连续作战半个月，先后攻克孤山镇、南阳村、苏陈庄、大泗岱、姚家庄等日伪军据点，破坏敌伪公路交通线，打破其封锁。注710

7月20日，日军独立混成第12旅团和第12军第17师团一部，及伪军李长江残部共17000余人，由东台、兴化、陈家洋等地出动，对苏北进行第二次大“扫荡”。敌“扫荡”之重点是盐城地区，图谋合击并消灭新四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

早在7月上旬，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就确定了反“扫荡”的作战部署，并动员、组织盐阜、苏中两区群众做好反“扫荡”的准备工作。10日，新四军军部撤离盐城，转移到阜宁西部陈集地区。22日，“扫荡”敌军在遭我军阻击、袭击，受到一定杀伤后，侵占盐城及其周围地区。由于我军军部和主力先期分散转移，敌合击计划落空。

此后，日伪军即对盐阜抗日根据地实行分割、封锁、“清剿”，寻歼新四军军部和主力部队。我军化整为零，依靠群众，与敌周旋，同时，积极开展游击战争，袭击、打击“扫荡”之敌。

24日，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230余人在北秦庄与日军遭遇，战斗中，邱东平、许晴等不幸牺牲。27日起，日伪军重点“扫荡”阜宁、东沟、益林地区。战斗在盐阜地区的新四军第3师等部，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扫荡”之敌。

为着配合盐阜区军民的反“扫荡”作战，新四军苏中军区各部根据军部的指示，袭击泰兴、靖江、如皋、南通地区的十几个敌伪据点；围泰州、泰兴城和姜堰；攻克天星桥、黄桥、季家市、古溪、加力市、金沙、马塘、石庄等日伪军据点，毙伤敌伪数千人； 并破击南通、如皋、东台至盐城之公路交通线，迫使“扫荡”盐阜地区的日伪军转移兵力于苏中地区。注7118月初，日伪军大部兵力，被迫撤出盐阜地区，转向苏中地区，进行报复“扫荡”。苏北地区我军乘机收复了阜宁、东沟、益林等城镇。

为配合苏中地区的反“扫荡”，新四军军部决定立即在盐阜地区发动反攻。8月上旬，新四军第3师第8旅攻克上冈、海河镇、陈家洋、通洋港等地，各歼日伪军一部。第1师第2旅、军部特务团和“抗大”等部，分5路袭击了盐城地区的伍佑、刘庄、冈门、南洋岸等日伪军据点，攻克了盐城东南的裕华镇、大中集，歼灭了日伪军300余人， 生俘日军5名。注712继又攻克了秦南仓等日伪军据点。这些战斗，使盐城之敌极为恐慌，被迫将其“扫荡”苏中之部分兵力北调。以守卫其在盐城等地的占领区。8月底，盐阜区、苏中区军民完全粉碎了敌之“扫荡”。

在1个多月的反“扫荡”中，我军共作战135次，毙、伤、俘日伪军3000余人，争取伪军反正600余人，缴获平射炮两门，轻重机枪25挺，步枪1000余支。 新四军伤亡900余人。注713盐阜、苏中两区军民，在新四军军部的统一指挥下，密切配合，相互策应，对于反“扫荡”斗争的胜利，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同年12月8日，日伪军2000余人，“扫荡”苏中区南线如皋、丰利地区。9日，日伪军又出动1000多人，向苏中区北线东台、三仓进犯，以配合其南线的“扫荡”。新四军3旅一部在丰利南花市街伏击由掘港出动的日伪军600余人，激战1日，毙伤日伪军100余人，俘日军3名，俘伪军200余人。“扫荡”三仓区之伪军抵三仓后，即被我军围攻，激战17小时，敌不支，仓促窜回原地。花市街战斗胜利后，我军即集中10个团的兵力，向如皋、古溪、掘港、栟茶、李堡、余西、二甲、双甸、岔河、临泽等11处日伪据点发起攻击，战斗于13日结束。 这次反“扫荡”战斗，总计毙伤日伪军500余人，俘获极多，并夺回丰利和三仓。注714

在盐阜、苏中区军民进行反“扫荡”斗争期间，淮南、鄂豫地区军民也进行了反“扫荡”斗争。

3月18日至25日，新四军第2师第5旅一部和第6旅在淮南津浦路西地区击退日伪军7000余人的进攻。4月中旬，第2师第4旅、第5旅各一部，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连续出击天长、仪征地区之敌，取得了谢家集、金牛山等战斗的胜利。我军共毙伤日伪军660余名，俘日军3名，伪军84名，缴获重机枪4挺、轻机枪8挺、步枪200余支。 敌我伤亡之比是3∶1。注7155月下旬至6月初，来安、滁县、天长、六合、盱眙等地日伪军5000多人，对我淮南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半塔集、竹镇地区进行报复“扫荡”。新四军第2师部队在地方武装的积极配合下，先后取得了龙王山、狮子山、小谢营等地20余次战斗的胜利， 毙伤日伪军500余人，打破了日伪军的“扫荡”。注716

同年5月11日，日军以3000余人的兵力“扫荡”安陆、天门、潜江、黄陂、黄安地区，新四军第5师在鄂豫边地方武装和民兵的配合下，利用河湖港汊等有利地形伏击、袭扰敌人。在我军民的打击下，“扫荡”黄陂、黄安以南之敌被迫撤退。11月，日伪军3000余人再次“扫荡”黄陂、黄安地区。第5师部队协同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袭扰、疲惫敌人，阻止敌人修路筑堡， 日军难以立足，被迫撤走。注717

1942年，日军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更为频繁。11月13日，日军第17师团、独立混成第13旅团各一部及伪军一部，共6000余人，从徐州、宿迁、睢宁、泗县、固镇等地出动，在飞机、坦克、骑兵的配合下，分5路“扫荡”淮北抗日根据地，企图合击、消灭驻青阳、半城地区的新四军第4师主力。第4师主力先机转移至泗县、灵璧地区，使日伪军的围歼计划落空。

11月23日，日伪军又奔袭半城，再次扑空。此后，日伪军在我淮北根据地增筑据点，并反复进行“搜剿”。第4师转移到外线的部队乘机袭击日伪后方据点，留在内线的部队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积极开展游击战争。

12月9日，青阳、归仁集、金锁镇等地的日伪军1000余人，分3路合击我驻泗洪朱家岗的第4师第9旅第26团。该团指战员依托村落围寨英勇击敌，战斗非常激烈。在18个小时里，我军打退了日伪军的10多次冲击，毙伤日伪军280余人。 后来，我第25团和旅骑兵连赶来支援，迫使敌弃械遗尸，仓惶逃窜。注718接着，我军又乘胜收复青阳、马公店、金锁镇等重要城镇，拔掉了日伪军在根据地中心区建立的据点。

在历时33天的反“扫荡”中，淮北军民共毙伤敌伪500余人，俘敌伪官兵270余名，缴获枪支290余支、弹药2400余发；我军也伤亡346名。 日伪虽然安设317个据点，但是其歼灭第4师主力摧毁淮北抗日根据地之企图成为泡影。注719

11月末，日军在对淮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之同时，还以其独立混成第13旅团一部及伪军共2000余人，“扫荡”淮南抗日根据地之定远地区。我淮南津浦路西军民粉碎了日伪的“扫荡”。

11月14日，几乎是日伪军“扫荡”淮北、淮南抗日根据地之同时，日军第17师团、第13混成旅团各一部，及伪军第36师、第15师、第28师等共7000余人，对淮海区发动大“扫荡”。日伪军分别从泗阳、淮阴、涟水、新安镇、沭阳等地出动，采取分进合击战术，企图消灭驻六塘河张圩地区的淮海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部队。新四军第3师第10旅以主力一部协同地方武装，坚持内线反“扫荡”斗争。淮海党政军领导机关和第3师第10旅主力大部向灌云东北方向转移，敌合击扑空后，就在淮海区增筑据点，修筑公路，实行分割“清剿”。淮海区军民采取内线、外线相结合的战术，不断伏击、袭击日伪军。经过1个多月的艰苦作战，共歼敌500余人。 但是，根据地被敌严重分割，使淮海区敌后抗战面临着严重的困难。注720

1942年，日军对鄂豫边抗日根据地和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也较之前频繁。

1942年1月、4月、6月、11月、12月，日军先后5次“扫荡”鄂豫边抗日根据地，企图消灭新四军第5师主力，摧毁鄂豫边抗日根据地。我第5师留少数部队，依靠群众和地方游击队，坚持内线斗争；领导机关和主力跳到外线，广泛袭击敌后方据点，内、外线斗争相结合反“扫荡”。在上述5次反“扫荡”斗争中，我军民共歼敌1100余人，不仅粉碎了敌人的5次“扫荡”，坚持了原来的抗日根据地， 而且还开辟了以大幕山为中心的鄂南抗日游击根据地。注721

浙东抗日根据地创建于1941年夏、秋。1941年4月，日军进犯闽浙沿海地区，连陷镇海、宁波、慈溪、余姚等地。6月初，淞沪游击队第5支队等部共700余人，根据新四军军部、中共苏南区党委和中共浦东工委的指示，从浦东渡海进入余姚、慈溪和镇海三县的姚江以北地区(简称三北地区)。第5支队等部队到达三北地区后，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伪，经过艰苦斗争，至10月，初步开辟了浙东抗日游击根据地。

1942年5月，中共华中局又派谭启龙、何克希等一批干部，到三北地区开展工作，不久成立中共浙东区军政委员会和三北游击司令部，将浙东部队整编为第3、第4、第5三个支队。10月初，经过艰苦努力，开辟了四明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并在三北地区取得了杨葛殿反击战、竹山岙伏击战、黄山湖战斗等战斗的胜利， 粉碎了敌人的扫荡计划。注722

三、华南抗日军民的反“扫荡”斗争

在东江地区，1941年6月10日，日军长濑大队400余人及伪军200余人奔袭大岭山抗日根据地中心区百花洞，图谋一举消灭广东抗日游击队第3大队主力，摧毁大岭山抗日根据地。第3大队依靠群众和有利地形，与敌激战两天，毙日军长濑大队长，毙伤日伪军50余人，毙敌战马多匹，缴获一批枪支、弹药和辎重。日军哀叹： “这是进军华南以来最丢脸的一仗。”注723

同年6月17日至8月18日，日军先后出动1000余人对阳台山抗日根据地进行夏季“扫荡”。我第5大队以游击战术击敌，毙伤敌70余人，粉碎了日军的“扫荡”。8月底，第3、第5大队发展到1500多人，控制了宝太线和广九线以西的大片地区，成为东江地区抗击日伪军的主要力量。

12月中下旬，九龙、香港沦陷以后，第3、第5大队派出两支武工队分别进入沙头角、西贡、大浦附近地区和罗湖、元朗、沙田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1942年3月，这两支武工队发展成为广东人民游击队港九大队，蔡国梁任大队长，陈达明任政委，下设长枪队、短枪队、海上队、市区队。港九大队活跃在香港、九龙地区，打击敌伪，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东江地区的游击战争，扩大了我军在国际上的影响。

九龙、香港沦陷后，中共广东党组织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经过6个多月的紧张斗争，从港九地区抢救了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300余人，并护送他们回到大后方。 其中包括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胡绳、夏衍、戈宝权、张友渔、黎澍、沈志远、千家驹、刘清扬、宋之的、萨空了、范长江、胡风、韩幽桐、于伶、袁水拍、胡蝶等。被抢救脱险的还有数千名工人、学生以及英印军官和各国留港人员。注724 还有国民党官员陈汝棠和国民党第7战区司令余汉谋夫人上官德贤等十余人。注725茅盾认为，这次抢救工作，是“难以想象的仔细周密”， 是“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历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注726

1942年1月下旬，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正式成立，梁鸿钧任总队长，林平任政委。下辖1个主力大队和4个地方大队。即在原第5大队的基础上成立主力大队，东莞地区部队仍为第3大队。惠阳、宝安、港九地区部队分别编为惠阳大队、宝安大队、港九大队。

1942年2月下旬，增从番独立大队在增城黄旗山与数十倍于我的日军激战一天，毙伤日军20多人，我军亦伤亡7人。5月14日，惠阳大队在宝安县铜锣径伏击日军骑兵分队，毙敌15人，伤敌20多人，毙敌战马30多匹，缴获敌战马3匹。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越战越强。

在琼崖地区，1941年2月，琼崖总队发展到20余个中队， 2000余人。注7273月，琼崖总队第1支队袭击琼东县潭门港日军据点，歼敌10余名。5月初，第1支队一部深入文昌北部平原敌后。 9日一天之内，进行3次伏击战和袭击战，毙伤日军50多人，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39支、军用品一批。注728在此前后，第2支队在重兴公路上伏击日军军车2辆，缴获长短枪10多支。日军集中千余人向我活动地区进行报复性“扫荡”。我军及时转回琼文中心地区。同年秋，琼崖总队诱击美德据点日军，毙日军30余人，缴轻机枪3挺、重机枪1挺、长短枪20余支、子弹2000多发，军用品一批。7月前后，文昌、琼山、琼东、万宁等县先后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在此基础上，11月10日，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在琼山县树德乡成立，冯白驹当选为主席。东北区政府颁布了《施行纲领》等民主法令。 琼东抗日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注729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为着把琼崖作为其南进兵站，加紧对琼崖抗日根据地的“蚕食”和“扫荡”。1942年春，日军在琼文根据地周围建立据点、碉堡、公路，对根据地实行分割、封锁。独立总队依靠群众，以交通破击战、游击战、地雷战等战术，给日军以重大的打击。日军遭打击后，即出动了千余人“扫荡”琼文抗日根据地。独立总队一部在文昌潭牛公路上的竹炭桥伏击日军，消灭了大批敌人，缴获轻重机枪、迫击炮等战利品。1942年5月31日。日军出动6000余人及伪军3000余人，对我根据地进行全面持续“扫荡”，并施行“三光”政策。独立总队针对敌“集中兵力，分进合击”之战术，采取化整为零、组成游击小组的方法，打击敌人。 我第二大队的几个游击小组一天就歼敌40余人。注730到7月，独立总队攻下了敌占领的3个县城和10多个敌人据点，创造了“七•七”一夜打下了敌7个据点的战绩。 至9月底，粉碎了日伪的第一期大“扫荡”。注731

1942年冬，日军在琼崖新增两个警备队，集中10000余人及伪军5000余人，采取步兵、坦克兵、空军联合行动，对我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施行更大规模的全面的“扫荡”和“蚕食”。独立总队团结人民，进行艰苦激烈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是年底，琼文抗日根据地日益缩小，我军缺乏回旋余地。中共琼崖特委决定：留下小部力量坚持内线斗争，主力突围到外线作战，创建新区。1943年1月，第1支队主力西进，开辟了儒万山、绿现山抗日根据地。第2支队东进至琼东、安定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第3、4支队坚持琼崖南部等地区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 至1943年1月，第1、第2支队在坚持琼文根据地的反“蚕食”、反“扫荡”斗争中，共毙伤日伪顽军1200余人。注732

在珠江三角洲，1941年10月，伪军李塱鸡部在日军的指使下，集中3000多人，“扫荡”我西海抗日根据地。我独立支队只有300多人，在西海人民的大力支援下，毙伤伪团长兼“前线总指挥”祁宝林以下500余人，俘伪副团长以下300余人，缴获轻机枪5支、长短枪500余支，大获全胜，称为“西海大捷”。 接着，独立中队乘胜追击逃往碧江、韦涌的残敌，又取得歼敌近200人的战果。注733西海大捷给珠江三角洲人民以很大的鼓舞，由此出现了抗日斗争的新高潮。

1942年初，敌伪军图谋再次“扫荡”西海抗日根据地，我军除加强警戒对付敌“扫荡”之外，派出50多人的突击队深入敌后，于2月14日奇袭伪韦涌据点，全歼伪军两个连(其中俘90人)，缴获步枪90余支。2月17日，日伪军1000余人“扫荡”西海抗日根据地。我军用游击战术在路尾围、石尾岗等地痛击敌人，毙伤日伪军200余人，粉碎了敌人的“扫荡”。

1942年5月7日，广州市区游击第二支队司令员吴勤被国民党军挺三纵队部属林小亚杀害。 此后，林锵云任广游二支代司令。注734

1942年10月，日军为确保其“南进”的后方安全，集中日伪军万余人分路对南、顺、番、中山、新会等地区，连续实行“梳篦式”的大“扫荡”。敌情严重。同时，我军又面临着饥饿和疾病的威胁。因此，我军除留下阮洪川、李冲等19人组成武工队在西海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外，主力在林锵云等率领下， 向禺南的南、顺边境和中山县转移。注7351943年春，我主力部队在中山县建立了以五桂山为中心的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坚持珠江三角洲的抗日游击战争。

小结

1941年和1942年，日军为巩固其占领区，为从其占领区掠夺人力、物力资源，用以扩大其侵华战争和发动太平洋战争，对敌后抗日根据地频繁地举行空前规模的大“扫荡”。同时，日军还大力扶植汉奸和伪军，推动“治安强化运动”和“清乡运动”，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总力战”。加之顽军的封锁、摩擦和华北等地严重的自然灾害频频发生。因此，1941年和1942年，成为敌后抗战最困难的时期。

中共中央制订了战胜严重困难、渡过难关的十大政策和一系列方针。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和各抗日根据地人民群众，坚决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制订的方针和政策，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同仇敌忾，英勇顽强，艰苦奋斗，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在这两年中，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虽然面积较前缩小，人口较前减少，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的人数也较前减少。但是，我军民终于粉碎了日军消灭我军主力，摧毁我抗日根据地之图谋。日军承认 “中共游击战和地下工作异常巧妙”注736，承认 “华北治安战是既未收到预期的成果，也未能达到作战的目的”注737，还承认我军民的抗日战争使日军 “真正地掉在泥潭中”。注738

敌后军民的英勇抗战，牵制了日伪的主力，有力地支持了正面战场的抗战。

敌后军民在这两年中创造的正规军、地方武装和民众武装相结合、内线斗争与外线斗争相结合、以群众性的广泛的游击战争击敌、派遣武工队深入敌占区打击日伪等经验，为后来取得反“扫荡”、反“治安强化运动”、反“清乡”斗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并为后来的战略反攻、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

第六部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中国正面战场

第26章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蓄谋由来已久。早在1936年8月7日，日本政府通过的决定日本国策的纲领性文件《国策基准》就定了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基本方针：在侵占中国后，“北上”进攻苏联，“南进”夺取南洋， “陆军军备以对抗苏联在远东所能使用的兵力为目标……海军军备应以对抗美国海军，确保西太平洋的制海权为目标”。注739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捆住了日军的铁蹄，方使它侵入太平洋的企图久久不能实现。

1940年上半年，德国向北欧、西欧发起闪电进攻，并频频得手。6月14日，德军占领巴黎。20日，法国的贝当政府正式宣布向德国投降。此时，英伦三岛已处在德军直接威胁之下。

德国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进攻，使英、法无力东顾，大大地减弱了日本向南洋扩张的阻力。日本认为这是天赐良机，急于武力南进。 “‘不要错过公共汽车’的暗语流传开来，‘南进良机热’沸腾起来，日本要从欧洲战乱中，火中取栗”。注740

日本为了推进向南洋发展的新政策，在军、政各界的策动下，1940年7月16日，米内内阁总辞职，7月22日组成第二次近卫内阁。7月27日，该内阁和大本营举行联席会议，决定了伴随世界形势发展的《时局处理纲要》： “帝国要在应付世界形势的变化，改善内外形势，促进迅速解决对华战争的同时，抓住时机，解决南洋问题。在没有结束对华战争以前，关于以对南方政策为重点的态势转变问题，应考虑内外全盘情况来决定。……为了解决南方问题，可以使用武力。”注741

这个文件，明确记载了日本要武力南进，侵占南太平洋地区。所谓把“对南方政策为重点的态势转变”，就是意味着日本政略和战略上的重点，将转移到南太平洋地区。

近卫内阁还要求整顿战备，加强对外态势，约在1940年9月底左右完成武力南进的各种准备。

可是，由于中国战场“百团大战”等战役对日军的打击，使日本统帅部企图立即缩减在华日军，拼凑南进11个师团兵力的计划落空，加之德国军队推迟在英国本土登陆，日本南进的战略计划不得不延宕下来。因此，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大大地减轻了日本对英、美等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压力，为他们争取了对抗日本法西斯进攻的整军备战时间。

日本要实施武力南进政策，势必使日美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但双方没有放弃继续通过外交手段调整两国关系的企图。从1941年3月开始，美国为保护其在中国及东南亚地区的既得利益不受侵犯，与日本进行了较长时间的外交谈判。

1941年6月22日，德国突然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这一震惊世界的事件，使日本在对外扩张政策上，又面临新的抉择：一是北进，配合盟友德国，进攻苏联，实现其早已既定的战略企图，即侵占中国后，首先北进攻打苏联；二是武力南进，夺取南太平洋的战略资源；三是维持现状，待机而动。

日本大本营和政府经过长时间的认真研究后，于7月2日确定了“秘密作好对苏作战准备”，“如果德苏战争的进展情况对帝国极为有利，就行使武力解决北方问题”的新国策。然而，由于日本关东军的兵力不能与苏联远东地区兵力形成较有利的对比态势，日本大本营准备从中国战场抽调5个师团对苏作战的计划，也因中国军民的打击牵制，难以实施。日本对苏联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计划被迫搁置下来，苏联在远东受到的最严重威胁，也由于中国战场对日军主力的牵制而趋向缓和。

日本北进不成，又不得不转向南方寻找出路。1941年7月21日，日本与法国达成法属印度支那的共同防御协定。29日，日本第25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以主力驻屯西贡附近，对英美在东南亚的势力造成进一步威胁。美国总统罗斯福要求日军撤出印度支那。7月25日，美国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财产，荷属东印度、英国及其属地也相继仿行。26日，英国废除了日英、日印、日缅通商条约。

28日，荷属东印度废弃了日荷石油协定。美国于8月1日对日本禁运飞机用汽油及润滑油。26日，菲律宾军队编入美军。日美矛盾进一步尖锐，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迫在眉睫。

8月9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通过了无论德苏战争如何演变，打消在昭和十六年(1941年)解决北方问题的企图，专心致力于南方的方针。为此，制订了《帝国陆军作战纲要》。其要点是：“(1)以驻中国东北、朝鲜的16个师团对苏严加戒备；(2)按既定方针继续对中国作战； (3)对南方以11月为限，加强对英美的战争准备。”注742

9月6日，日本御前会议制订了《帝国国策实施纲要》，决定对南方的对策按照下列各项原则执行：

一、帝国为了确保生存和进行自卫，并以不辞对美(英、荷)开战的决心，大体上以10月下旬为期，完成战争准备。

二、帝国在进行准备的同时，对美、英采取一切外交手段，力求贯彻帝国的要求。

三、通过前次外交谈判，到10月上旬如果仍然没有希望实现我方要求时， 立即决心对美(英、荷)开战。注743

10月16日，日本近卫内阁因对美政策及在和、战问题上内部意见分歧而倒台。天皇命令力主南进的强硬派东条英机组阁。18日，东条内阁上台，从而大大加快了南进的步伐。

东条内阁在加紧发动太平洋战争准备的同时，派日本驻德国大使来栖到美国活动，迷惑美国，以争取备战时间。10月20日，日本政府提出所谓和谈“新”建议，继续要求美国承担原有对日本的义务，而日本在日中议和前，在行动上不受约束。美国拒绝了这一建议。11月2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向日本政府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要求日本从中国及法属印度支那全面撤军；不承认南京伪“国民政府”及伪满洲国，废除德意日三国同盟。日本拒绝了美国的要求，但为继续施放和谈烟幕，并未立即通知美国。12月7日，当在华盛顿的野村、来栖将日本的决定通知赫尔时，已是日军突袭美军珍珠港海军基地1小时之后了。

实际上，早在11月5日，日本御前会议就决定对美、英、荷开战，并采取以下措施：(1)发动进攻的时期定为12月初，陆海军应做好作战准备；(2)对美谈判按附件要领进行之；(3)加强和德意两国的合作； (4)在发动武装进攻以前，和泰国建立密切的军事联系。注744当日，日本天皇即批准了陆军这一作战计划。翌日，日本大本营下令编成南方军。总司令官为寺内上将，以第14、第15、第16、第25军(计9个师团3个独立混成旅团)及第3、第5飞行集团(计17个战队)为基干。接着，从中国方面抽调6个师团(第21、第33、第5、第18、第38、第4师团并抽调第3飞行集团的主力等)，编入南进序列。同时给各军下达了准备应付开战的命令和具体部署。

11月15日，日本大本营又对南方军下达了作战准备命令，即南方军总司令官与海军协同，迅速攻占南方各要地：(1)应占领的要地为菲律宾、英属马来、荷属东印度的各要地及缅甸南部的一部等；(2)实施作战时，务必保障泰国及印度支那的安定，同时从该方向实施对中国的封锁；(3)为了恢复占领地的治安，取得重要国防资源，且保障自给， 应对占领地施行军政管理。注745

12月1日，在日本政府全体阁僚出席的御前会议上，天皇批准了开始进攻的命令，开战日期定为12月8日。至此，太平洋战争终于爆发。

1941年12月7日23时55分，日军佗美浩少将指挥的以步兵3个大队为基干的佗美支队，在第3水雷战队护卫下，于哥打巴鲁附近的海上抛锚。翌日1时35分，第一批登陆舟艇群齐向海岸进发，受到岸上机枪、火炮的一齐射击。2时15分，日佗美支队在英属马来半岛登陆成功。日本不宣而战揭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

12月8日1时(夏威夷时间7日5时30分)，远征3500海里到达夏威夷北方230海里处的日本海军，从巡洋舰“利根”号及“筑摩”号上，各射出零式水上侦察机1架，对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进行战前侦察。1时30分，由日本183架飞机编成的第一批攻击队，一直向南飞去，奇袭珍珠港。 2时45分，由167架飞机编成的第二批攻击队也离舰，飞向珍珠港。注746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基地，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突遭日军350架飞机两个多小时的狂轰滥炸，手足无措，结果被击沉战舰6艘、重巡洋舰1艘，击伤巡洋舰、驱逐舰等10余艘，击毁飞机约300架，美军死伤4000余人，损失惨重。

图26.1　日军空袭珍珠港，美军战舰被击中

日军偷袭珍珠港，其目的是斩断“对准日本咽喉的一把匕首”，以解除美军太平洋舰队对其南下进攻的威胁。日本在珍珠港几乎全歼了美太平洋舰队主力，为其南下作战扫除了侧翼威胁，解除了后顾之忧。

太平洋战争开战之初，日军一面大举南下，一面东进突袭夏威夷，在东太平洋和西太平洋两个广阔的战区长驱直入，纵横驰骋。

日军南下进攻的结果是：1941年12月25日占领香港；1942年1月2日占领菲律宾的马尼拉；2月15日，驻新加坡新任英国远东军总司令珀西尔中将向日军无条件投降；3月8日，日军攻占缅甸仰光，并向纵深进军；3月9日，驻万隆荷军宣布投降，荷属东印度遂告沦陷。与此同时，日军还进击了西太平洋诸岛。1941年12月10日占领马里亚纳群岛中的关岛；同日，占领了吉尔伯特群岛中的马金岛和塔拉瓦岛；12月23日占领了威克岛；1942年1月23日，日军占领了新不列颠岛的腊包尔港；并先后占领了俾斯麦群岛、新爱尔兰群岛、新不列颠群岛、中所罗门群岛的大部及新几内亚岛的东北部地区。5月3日，日军攻占图拉吉岛，其进攻前沿阵地已远离日本本土5500公里。5月6日，在巴丹半岛曾从事英勇抵抗的美、菲军总指挥温赖特将军投降，日军最终占领了美、菲军在菲律宾的最后一个军事据点。

图26.2　新加坡的英军向日军投降

至此，日本侵略者控制、占领了东南亚地区和西南太平洋海域，形成了北起千岛群岛，经威克岛、马绍尔群岛、吉尔伯特群岛、所罗门群岛、帝汶岛、爪哇岛、苏门答腊岛、安达曼群岛至缅甸的一道“外围防御圈”。其土地面积达386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的10倍，人口1.5亿。中途岛以西太平洋上数以千计的岛屿和大约3000万平方海里的广大海域，一时间竟成了日本的“内陆”和“领海”。日本已完全掌握了太平洋战场上的制空权和制海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侵略扩张达到了极限。

交战双方的损失，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共毙、伤、俘美、英、荷等盟军官兵30余万人；击沉、击伤大型作战舰只约40艘。 日军伤2.5万人，亡1.5万人，沉驱逐舰4艘，伤巡洋舰2艘，损失飞机约380架。注747

二、中国对日宣战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太平洋战争是日美两国在亚洲历经30年争霸，终于酿成的一场巨大规模的战争。它的爆发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尤其是东方战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至此，日、德、意法西斯侵略集团已将全世界几乎所有主要国家和地区拖入了战争状态。珍珠港的炸弹，炸醒了美国人民，把美国从“孤立主义”的迷梦中解脱出来，宣告了西方帝国主义绥靖政策的破产。

太平洋战争打破了美国长期以来在军事上利用中国抵抗日本而自己不参战的可能性，日本的一部分兵力将被美国吸引过去。这或多或少地能减少日军对中国战场的压力，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因此，当蒋介石在12月8日凌晨4时得知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后，立即从重庆南郊黄山的乡间别墅赶赴重庆。当天上午8时，就召开了紧急的国民党中央常委特别会议。兴奋异常的蒋介石讲道：我国对日宣战，已无问题。会议决定向美国建议，成立中、美等国军事同盟，并由美国领导。下午，蒋介石分别召见了美、英、苏三国驻华大使，除通知他们中国已决定向日、德、意法西斯同盟正式宣战外，并将中国提议成立中、美、英、苏、澳、荷、加等国军事同盟的建议当面交给了三国大使。蒋介石的建议迅速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积极响应。

1941年12月9日，国民政府发布对日宣战文告，称“过去4余年之神圣抗战，原期侵略者之日本于遭受实际之惩创后，终能反省”，“不料残暴成性之日本，执迷不悟，且更悍然向我英美友邦开衅，扩大其战争侵略行动，甘为破坏全人类和平与正义之戎首，逞其侵略无厌之野心，举凡尊重信义之国家，咸属忍无可忍。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关系者，一律废止，特此布告”。 同日，国民政府还公布了自当日午夜起，中国与德国、意大利两国立于战争地位的文告，宣布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德或中意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注748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积极为加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打败日本侵略者而努力。中共中央发表了《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和《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宣言》分析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国际形势，指出：“全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划分为举行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地明朗化了。”反法西斯阵线的最后胜利局面是已经确定了。《宣言》呼吁：“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应该继续过去五年的光辉战争，坚决站在反法西斯国家方面，动员自己一切力量，为最后打倒日本法西斯而斗争。”《宣言》提出了建立太平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准备大规模的战略反攻、八路军新四军坚持华北华中敌后抗战等八项重要任务。《指示》指出：“我全国人民，全体海外侨胞，及南洋各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的中心任务就是建立与开展太平洋各民族反日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指示》又指出：“中国人民与英美的统一战线特别有重大的意义。一方面，在与英美合作之下，消灭日寇是中国民族解放的必要前提。他方面，中国内部团结一致，改革政治军事，积极牵制打击敌人，积极准备战略反攻，又是英美战胜日寇的重要条件。 为此目的，中国共产党应该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以增加英美抗战力量，并改进中国抗战状况。”注749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扩大了世界反法西斯阵营，欧亚美许多国家也纷纷对日宣战。

12月8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致函国会，请求对日宣战。罗斯福在请求对日宣战的咨文中写道： “余兹请国会宣布于1941年12月7日遭受日本蓄谋非法袭击后，合众国与日本帝国间，已有战争状态存在。”注750

图26.3　美国、英国、中国、荷兰四国简称为ABCD，四国联合对垒日本。游行队伍中举起了ABCD的胜利标志

1942年元旦，中、苏、美、英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订了《联合国家宣言》(截至1945年5月1日止，除原签字国外，又有玻利维亚、巴西等21个国家加入了本宣言)，规定凡签字国政府保证运用其军事与经济之全部资源，对抗法西斯同盟国及其附从国家，并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相互援助，紧密合作， 并不与敌人缔结单独停战协定或和约。注7512月23日，英、美两国签订了《关于在进行反侵略战争中相互援助所适用原则的协定》；5月23日，苏、英两国签订了《对希特勒德国及欧洲五国作战的同盟和战后合作互助条约》；6月2日，中、美两国签订了《抵抗侵略互助协定》；6月11日，美苏两国签订了《关于在进行反侵略战争中相互援助所适用原则的协定》。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结成。中、苏、美、英等国更加团结合作。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得到更多的更广泛的帮助和同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和性质发生了重要的转折和变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的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保障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这一胜利不仅使以德、意、日为首的穷凶极恶、妄图征服全世界的法西斯势力归于灭亡，而且造成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造成了大批被殖民主义者奴役的国家的独立，使统治了亚洲、非洲大多数国家一二百年的殖民帝国土崩瓦解，中国和这些新独立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进入了世界政治舞台的重要地位。可谓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赢得了和平，也赢得了历史的进步。

三、日本促使国民政府屈服阴谋的失败

日本帝国主义挑起太平洋战争时，为了从泥足深陷的中日战争中解脱出来，全力对付太平洋战场上的英、美，就妄图把中国拉向日本一边，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资源对英、美作战，从而进一步加紧了使重庆国民政府屈服的活动。

在太平洋战争开战前的1941年11月15日，日本在制订的《关于促进结束对美、英、荷、蒋战争草案》中，就提出如下方针：利用形势发展，尤其是作战成果，抓住有利时机，采取积极措施，促使重庆政府屈服。

12月10日，日本参谋本部鉴于太平洋战争进展极为顺利，当即着手研究“对重庆工作”。18日，在日本参谋本部部长会议上，重庆问题作为紧急议题被提出。议题的内容是，加强“重庆屈服工作”，“特别是抓住进攻南方要域告一段落的时机使工作取得成功”。

为加紧使“重庆屈服工作”，1941年12月24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作了如下决定：(1)首先设置对重庆谍报路线。由大本营陆军部负责，有关部门协助。该工作仅限侦知重庆方面动向，概不涉及屈服条件等。为此，应采取利用中国要人及其他外国人等措施。(2)通过帝国取得的战果及对其要害部门的强大压力，乘重庆方面动摇适时由谍报工作转为屈服工作。 其时机、方法由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决定。注752

日本对于促使重庆国民政府屈服工作，开始估计比较乐观。它认为对英、美初战的胜利，将使蒋介石政权发生动摇，重庆国民政府就会屈服投降。殊不知这只是一厢情愿而已。这是因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国政府的对日宣战，对国民党内部的亲日势力无疑是一沉重打击，扼制了他们的投降活动。其次，美国对日宣战后，更需要依靠中国抗战，把大批日军继续拖在中国战场上，以利其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反攻、决战。为此，它除在军事上、经济上援助中国外，还需要同中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合作。这使重庆国民政府坚定了依靠英、美期待胜利的思想。即使日本一再诱降，重庆国民政府也不会轻易就范。这正如1942年3月9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做出的《对各国可能采取的策略、动向的判断》中所分析的：“重庆政权抗战力量虽渐低落，其财政经济状况亦甚紧迫，但以其党及军队之威力为背景，尚能坚持强韧的抗日意识，且因期待反轴心阵营的最后胜利，尚不至放弃抗战意志。而最近与苏联之合作愈益加强，并与印度民族谋求接近， 此等动向，均可认为力图促成抗日阵营之统一。”注753

日本诱降不成，又多次谋划用军事力量攻占重庆，迫使重庆国民政府屈服，但又抽不出足够的兵力。日本无可奈何，于1942年6月1日发出了《对重庆作战的困惑》：即使以武力攻占重庆，也不会解决问题。 “在经济上，照现在情况进展，即使攻占重庆，二三年内也不致垮台。在政治上，中国基于最后胜利在反轴心国方面的信念，依靠英美及本国地广人多，即使重庆被攻占，蒋介石的抗战意志也不会改变，甚至即使和战两派对立，形成军阀割据的局面，能否屈服，也成问题”。注754至此，日本侵华政策已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

第27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中外关系

一、美国援华的加强与中美在对德日作战问题上的歧见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尽管通过了租借法案，但仍不敢公开地、大规模地援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即向美国政府提出《经济援助方案说帖》，宣称“现中国之财政金融及一般经济，情势至为危急，尤其法币之发行，已达饱和点以上，将至恶性膨胀之程度……若无适当之力量迅与补救，则形势有更趋恶化之虞，足以造成严重之危机”， 为此呈请美国提供5亿美元的借款。注755

美方原先坚持中国必须制订借款具体方案，限定用途，并受美国监督。财政部长摩根索(HenryMorgenthau)甚至建议将款项直接作为军饷按月拨款。但蒋介石拒绝这种方法，坚持借款 “不能有任何之条件及事先讨论用途与方法”。注756罗斯福总统出于支持中国战场的考虑，同意了蒋介石的要求，于1942年1月30日召集美国务院和财政部商讨。2月7日，美国会通过这笔贷款，并于2月13日由罗斯福正式签署成法案。

美国对中国的军需物品援助也有所加强，中国的胃口也愈来愈大，仅1942年4月18日，蒋介石向美国催要的急用军需品中，就有步枪20万支，手枪45000支；手提机枪22000挺，轻机枪15000挺；战车防御炮720门，山炮720门，榴弹炮454门；高射机枪1360挺，高射炮1360门； 子弹3亿发。注757

1942年5月底，中美签订了《抵抗侵略互助协定》(又名“租借器材案草约”)，规定：“美国政府继续以美国大总统准予转移或供给之防卫用品、防卫兵力及防卫情报，供给中国政府”， “中国政府将继续协助美国之国防及其加强，并以其所能供给之用品、兵力或情报供给之”。注758

图27.1　1943年，宋美龄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呼吁美国加大对中国抗战的援助

据统计，从1942年1月至1944年9月，美国援助中国的军火器械计有：飞机326架，战车防御炮362门，各类火炮657门，迫击炮514门，火箭筒1030具，战车防御枪1269挺，重机关枪3044挺，手提机关枪16690挺，步枪21000支，手枪442支，各类子弹26950万发，各类炮弹90万发， 各种汽车700余辆。注759

在缅甸失陷以后，中国的受援物资仅靠飞越喜马拉雅山的中印空中航线担任。承担运输任务的有美国空运队(American Ferry Command)和中国航空公司。由于航线初开辟时飞机很少，美国又拒绝提供四引擎的大型运输机，故空运量很少。1942年12月，美陆军运输队(Army Transport Command)接替了空运队工作，陆军运输队拥有225架运输机，使运量大增， 到1943年12月时，每月空运量已达12590吨。注760

然而，尽管如此，中美关系上依然存在较大矛盾，这主要是由于下列原因引起的。

第一，中国战区的地位问题。中国战区成立后，中国战场的地位却始终得不到重视。中国代表不仅被排斥于英美参谋团联席会议(Combined Chiefs of Staff)和军火分配委员会(The Munitions Assignments Board)之外，且连适用于《租借法案》下的美国援华器材也改由美军代表史迪威控制。而在此之前，援华物资一经装船离美，所有权即归中国。蒋介石屡次通过间接的方式向罗斯福表示： “如果英美参谋团联席会议与物资分配之机构不能扩大，使中国得以参加，则中国在此战争中只是一种工具而已”注761，声称 “中国民众今已渐怀疑窦，岂联合国将以为无维持中国战区之必要耶……深感中国名为同盟国，实被歧视”。注762

第二，援华物资数量问题，自滇缅路中断以来，美援华物资数量急剧下降，1942年5月、6月、7月的空运量分别是80吨、106吨和73吨。而约4.5万吨的援华物资堆积在印度无法运抵中国。美国原定派50架四引擎“空中堡垒”式大型运输机(每架运载量为3吨)担任中印运输，后改派24架，最终这24架飞机也调往地中海。美方还通知中国，鉴于援华物资在印度严重积压，7月份拟停运在美待运的物资器材(约15万吨)。中国政府要求美国加强在华空军力量，结果不仅一架飞机未得到，就连名义上隶属中国战区指挥的美国驻印第10航空队在奉命全部飞往北非作战后，竟未通知中国战区的统帅。蒋介石极为恼怒，于6月29日通过史迪威向美国政府提出“保持中国战区最低限度之需要”三项：“(1)八九月间美国应派军队三师到达印度，与中国军队合作，恢复中国与缅甸之交通。(2)自八月份起应经常保持第一线飞机五百架，如有损失，随时补充，不令有坠此标准以下之空隙。 (3)自八月份起经常保持每月五千吨之空中运输量。”注763

图27.2　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与史迪威在缅甸

第三，史迪威来华的使命与身份问题。中国战区成立以后，蒋介石曾电请罗斯福总统指定一位高级将领出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而1942年3月，史迪威来华就职时却具有双重身份：其一为美国总统驻华军事代表，负责管理美对华租借物资，指挥驻中、印、缅之美军，出席中国战区军事会议之美国代表，滇缅公路监督人，蒋介石和魏菲尔(ArchibaldWavell)之间的联络人； 其二为中国战区参谋长。注764这种双重身份使蒋介石颇为不快，认为 “彼以予之参谋长之资格应服从予之命令，然彼以总统代表资格，所取态度又截然不同。此实使予茫然不知以何等人物待遇之，如为余之参谋长，自应以部属视之，然为总统代表则又应以上宾遇之”。注765尤其是7月2日，蒋介石又因租借物资的分配权问题同史迪威发生争执。为此，史迪威致函蒋介石，陈述自己的地位是 “出席中国任何军事会议之美国代表……故在任何上述军事会议中，本人所有其他地位皆不适用”。注766这使蒋介石大为恼火，当即致电宋子文，称史迪威“以总统代表资格挟制统帅”，令其同美国政府“重新协商参谋长之职权”，并声言今后 “凡在中国战区内既任参谋长职务，则其所有其他地位皆不能适用”。注767自7月3日以后，蒋介石拒不接见史迪威，对其书信也不予回复。

为调解中美矛盾，美国总统行政助理居里衔命再次来华，于7月21日抵达重庆，8月6日离渝。在重庆的16天中，先后同蒋介石会谈了13次，其内容包括史迪威的地位与责任问题；印度独立问题；改善中英关系问题；三路反攻缅甸问题；中苏关系问题；中美外交隔阂的原因问题；中印空运物资的数量问题；战后土地分配问题；国共关系问题，等等。讨论的重心是史迪威的地位与身份以及中国战区的地位问题。

蒋介石对于中国不能参加英美联合参谋会议忿忿不平，认为 “中国迄今仍未经视为一重要战区，战时所得之待遇如此，和平恢复之后，复有何希望可言？届时……一切和平条件，将由英美独断为之”。注768居里却称中国的地位是接受援助而非输出援助，又无海运能力，故无需参加讨论分配剩余生产之必要。蒋介石对于原定的援华飞机改拨地中海一事耿耿于怀，并重申每月5000吨援华物资和500架飞机是中国参与反攻缅甸的必要条件。关于史迪威的双重身份问题，双方始终未能取得一致意见。

蒋介石还请居里将几份备忘录转交罗斯福总统，劝其修正“先德后日”的战略，并维持中国战区500架飞机和每月5000吨援华物资。他在备忘录中声称“不先解决日本，而欲先解决德国乃为不可能之事”，“以美国力量，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当不能有大助于英国与苏联，而美国本身反不能免除日本之牵制”，因此，他劝罗斯福对于“先德后日”之战略， “必须加以修正”。注769另外，他请罗斯福维持中国战场的最低限度之需要，否则， “中国军民若一旦灰心失望，则侵略者之横行与世界战局所蒙之不利，自不难想象而知”。注770这不啻是一种变相的威胁。

居里访华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美关系。9月16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保证今后必将“尽速尽量以接济”中国，但亦表示 “美国暂时除在中、印建立美空军与建立空运路线，使足以维持美国空军在华作战与继续供给中国兵工材料外，实不敢多所作为”注771，对于派遣美军赴印缅作战之请求实亦加以婉拒。对于史迪威的地位，仍坚持其双重身份不变，这就为后来蒋、史关系的恶化埋下了种子。

所以，居里访华的结果， “除对空运稍有进步外，关于恢复缅甸及五百架战斗机计划，并未能使之切实接受，总统亦不愿鞭促，原因皆在注重对德”。注772这是对美中关系摩擦原因的一个较客观的分析。

二、中英在印缅问题上的龃龉

自1940年10月英国重新开放滇缅路以来，中英关系有了极大改善。同年12月，中英又签订了《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开辟了中英军事合作的新途径。蒋介石还草拟了《中美英三国合作方案》，建议成立中、美、英三国同盟共同打击日本。但丘吉尔认为“吾人若向日本挑衅，实为不智”， 拒绝了中国的建议。注773然而，当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丘吉尔即于翌日致电蒋介石，称 “英国与美国业被日本攻击，我等向为良友，现则同对一敌共同奋斗矣”注774，表明了中、英、美合作的积极姿态。蒋介石当即回电表示 “从此中英两国人民并肩作战，誓必摔除共同之仇敌”。注775共同的利益将中、英两国紧密地联合起来，但是，不同的出发点又使得中、英双方各行其是，合作伊始就发生了尖锐的对立。

蒋介石自认为 “英美以后则不能不集中全力先解决远东之倭寇”注776，因而拟定了中、美、苏、英、荷5国太平洋联合作战大纲，幻想立即依靠国际力量来打败日本。他更希望英国坚守东南亚，尤其是缅甸，以保持中国海上通道的畅通无阻。然而，英国对于与中国共同作战根本不感兴趣，英国只是希图借助中国陆军力量来延缓日本凶猛的攻势，它没有死守缅甸的信心和计划。因此，在重庆召开的中、英、美联合军事会议上，英国驻印军总司令魏菲尔对联合作战毫无兴趣，硬要会议讨论如何保卫缅甸问题，并提出3项要求：(1)调昆明美国空军志愿队前往仰光协防；(2)从美国援华物资中拨出一批飞机、大炮、卡车和通讯器材供英军使用； (3)中国军队派两个师入缅作战。注777在此之前，英国军方未经中国政府同意便擅自将美国援华物资中的150辆卡车和大量军需品调拨英军使用，这次又毫不考虑中国方面的急需而要将陈纳德空军志愿队和美援军火转往缅甸，此种利己态度，无疑使中英矛盾公开爆发。何应钦在会上当即表示： “愿将所有在缅甸的一切租借物资军火全部退还美国，撤回在缅甸的机关与人员，停止中、英、缅间的一切合作。”注778后经美国代表麦克卢尔(RobertMcClure)出面调解，英国正式道歉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美国也训斥了在缅甸掌管援华物资的官员，事情才得以平息。

其次，中英在印度问题上也有龃龉。英国当时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正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印度国大党在甘地领导下，正进行不合作运动，拒绝支持英国对德、意、日的战争，而日本利用“亚洲是亚洲人的”口号，煽动印度的民族主义情绪，动摇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印度对于欧亚两个反法西斯战场均有重要作用，尤其对中国更为重要。为了调停英印冲突，蒋介石于1942年2月访问了印度，并同印度国大党领袖和英印总督多次晤谈，但由于英国顽固的殖民主义立场和国大党人坚决的独立要求，使蒋介石印度之行未达成预期的目的。蒋介石因而对英国政府流露了不满，回国后继续向英政府施加压力和影响。在英印矛盾全面爆发，英印当局于8月将甘地、尼赫鲁等人逮捕入狱后，蒋介石反应强烈，多次召见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尔(Sir Horace Seymour)，迫其释放甘地等人，并呼吁罗斯福出面干预。8月31日，丘吉尔致函蒋介石，以严厉的措词批评了蒋介石，认为他袒护国大党人，干涉了英国内政，并暗示蒋介石如不停止这种干涉行为， 将要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注779

再次，中英在缅甸的联合作战使双方产生了较深的隔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远东军队在日本攻击下显得狼狈不堪：远东海军舰队全军覆没；香港、新加坡危在旦夕，缅甸和印度也面临险境。为此，英国驻华军事代表丹尼斯将军于12月10日请求蒋介石履行中英协议，派军队协助保卫缅甸。蒋介石对英国颇存戒心，表示中国军队愿意入缅作战，但 “唯一要求，为防守某地区或某线时，必单独负责，绝不愿与英军混合作战”注780，显然不愿受英国指挥。英国驻华大使卡尔为此紧急拜会蒋介石，称“局势紧迫，急待援军”， “捧双手以恳求贵国之协助”。注781而当蒋介石同意派8至10万军队入缅作战后，英国又拒绝这么庞大的中国军队入境，英军总司令魏菲尔表示， “如由贵国军队解放缅甸，实在是英国人的耻辱”注782，只要求中国先派3个团进入缅甸。事实上，英国是怀疑中国人入缅的动机，害怕中国军队在这块以前中华帝国的藩邦之地卷土重来。由于英国的阻挠，中国远征军直到2月初才被允许开入缅甸一二个师，以后逐次增兵，直到3月初还未抵达预定阵地。而且英国此时允许中国军队入缅的目的，已不是同中国协守缅甸，而是要让中国人去抵挡日军锐不可当的进攻，掩护英军的撤退。加之英军在战役期间利己的表现，加深了中英间的不信任。缅甸战役的结果，中国不仅损失了五六万最精锐的部队，还被切断了滇缅路。更有甚者，丘吉尔在5月10日的演讲中，对中国军队援缅的功绩只字不提，这使蒋介石十分愤怒。他批评丘吉尔及其英国 “以怨报德，徒有势利而无信义”。注783

影响这一时期中英关系的最大因素，是双方在反攻缅甸问题上的尖锐分歧。

缅甸的失守，使中国唯一的国际交通线断绝。美国和史迪威将军力图联合中、英力量打通滇缅路，收复缅甸，但中、英对收复缅甸的态度却有本质上的不同。英国对于收复缅甸毫无兴趣，并不愿意派一卒一兵；中国尽管由于交通线被切断，物资军火更趋匮乏，但蒋介石出于保存实力的考虑，不愿单独承担收复缅甸的重任，坚持美、英海陆空三军必须联合一致，同中国共同收复缅甸。所以，当史迪威于1942年底拟定了英、中、美三国军队由印度阿萨姆、中国云南和孟加拉湾三面攻击缅甸日军的军事计划后，中、英在反攻问题上的歧见更趋明显。英国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心在欧洲，英国海、空军没有力量南移而加入收复缅甸的战役。因此拒绝海军开赴孟加拉湾攻击仰光，只同意陆军方面的配合作战。中国坚持反攻缅甸必须由水、陆两路同时进行，蒋介石指出： “这次缅甸作战的中心问题是在英国有没有能力掌握孟加拉湾的制海、制空权，以阻止仰光的日军增援，如海、空军实力不够，我不愿令派一兵一卒参加这次战役。”注784收复缅甸的计划于是被搁置。

在1943年1月14日举行的卡萨布兰卡英美首脑会议上，美国以退出欧战相要挟，迫使英国同意派海军参战。中、美、英三国高级官员在印度加尔各答开会，决定反攻缅甸的战役在同年10月底进行。但同年5月，丘吉尔又在华盛顿三叉戟会议上改变态度，表示英国海、空军无力东顾。如此几经反复，中英两国在反攻缅甸问题上争执不下，严重影响了两国关系。

尽管中英关系充满矛盾，但中英关系毕竟得到加强与发展。1942年初，英国同意向中国贷款5000万英镑(约合2亿美元)；滇缅路被切断后，以印度为基地的驼峰运输线的开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军用物资匮缺的燃眉之急；中国驻印军官兵32000余人在印度兰姆伽训练营接受军事训练，为后来收复缅甸北部，打通滇缅路交通奠定了基础。

三、陷入低潮的中苏关系

自1941年初以来，中苏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损害。这一方面是由于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采取反共政策，导致了苏联的不满。另一方面则由于1941年4月苏日签订《中立条约》，宣布“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注785，侵犯了中国主权。加之6月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已不可能有较大的物质力量来援助中国抗战。

1941年底爆发的太平洋战争，使蒋介石幻想将苏联拖入对日作战，他屡电斯大林，陈述苏联参战的理由，声称 “大陆对日作战必须中苏两国同时宣战，方能击破共同敌军之日本”注786， “此时惟有苏联能及早先发制人，则太平洋局势尚可挽救，而苏联在远东之现状乃可获得安全”。注787但斯大林出于本国战略的考虑，屡拒了蒋介石的要求。他在致蒋介石的电报中，指出，“在整个反轴心集团的阵线之系统中，抗德阵线，具有决定之意义”，“本人以为苏联之力量，目前似不宜分散于远东”，故恳请蒋介石 “勿坚持苏联即刻对日宣战的主张”。注788同时，苏联还拒绝参加由中、美发起的太平洋5国军事会议。

尽管蒋介石对苏联存在极大的猜忌与深刻的敌意，但出于抗日的需要，他还不敢公开同苏联交恶。1942年5月中旬，中英军队在缅甸遭到惨败之后，中国唯一的海上通道被切断，重庆政府一直在为美英援华军械物资假道苏联运抵中国而努力。美、英政府也力促苏联同意此举措。在美、英的压力之下，苏联曾表示愿意与美国政府商洽开辟阿拉斯加经由西伯利亚到达中国的空中航线问题，但旋即因顾虑日本会因此进攻西伯利亚而予以拒绝。中美两国政府也要求苏联政府允许援华物资由波斯湾的沙赫普尔(Bandarshapur)经波斯铁路转道苏联中亚铁路；或由卡拉奇经波斯扎黑丹(Zahedan)、苏联阿什哈巴德(Ashkhabad)再转运至中国新疆哈密的计划。 但苏联政府以波斯及中亚铁路军运拥挤为由加以拒绝。注789

中国驻苏大使邵力子从3月22日起，至5月22日止，两个月中先后同苏联外交、外贸等部交涉6次， “所得答复，均同情我国之需要，而技术上须研究方能决定”。注7906月22日，邵力子再催促此事，仍不得明确的答复。1943年3月，中国新任驻苏大使傅秉常再向苏联外贸部长米高扬催问假道之事，米高扬称“此事关键不在苏联，实因印伊路运量过弱”，而英国允诺援助之汽车又未到。他并表示 “苏联援助中国之心始终不懈，目前不能积极援助，实因力有不足”。注791但后来英美增运1000辆卡车来华时，苏联仍拒绝援华物资假道。

实际上，苏联此时不愿积极援华，主要有两个原因。

其一，为害怕引起日本的过火反应，进攻西伯利亚。苏联此时极不愿意，也没有能力进行欧亚两面作战，为了稳住日本，苏联当然不愿冒激怒日本的风险。

其二，为中、苏因新疆问题产生了激烈的矛盾。1942年7月9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A.S.Panyushkin)在重庆向蒋介石转交了苏联外长莫洛托夫7月3日致新疆督办盛世才信函抄本。此信列数了盛世才1934年、1936年、1941年3次反蒋的历史，并称苏联每次都坚拒了盛世才的要求，“谆谆劝告”他 “对中央政府应矢诚拥戴，并与中央政府统一战线以与帝国主义奋斗”。注792苏联的意图，是向中国政府申明对新疆没有领土野心。

但蒋介石在召集何应钦、程潜、徐永昌、张治中、贺耀组、周至柔等商讨后，认定“苏联有吞并”新疆之阴谋，现将此信函抄送重庆政府之目的，在于“挑拨离间盛世才与中央之关系，迫其铤而走险”， “以便扶植另一傀儡，以维护在新疆既得权益”。注793于是，他们决定 “一面利用盛之地位及力量并扶之，使其逐渐中央化；一面敷衍苏联，迟缓其对新之策动并尽速加强我甘、青、藏边军备，及一切必要之准备，俟机再确实控制之”。注794同时，他们还计划“乘日寇北进攻苏，或苏对德军事惨败，或其他对我之国际地位更有利的时机，向苏联提出解决两国外交悬案(取消承认伪满、伪蒙，不得支持中共，撤退驻新之红军第8团及空军、战车部队)”， “中央军有力部队开入新疆各要点，以武力确实控制之”。注795

7月16日，蒋介石召见潘友新时称： “今后两国凡有关新疆省之事，深盼能由贵国中央政府直接与敝国中央政府洽商协议，不可再与新疆省当局迳行交涉，以免发生误会。”注796

另一方面，蒋介石先后派朱绍良、翁文灏赴迪化安抚盛世才。同年8月，蒋介石又亲赴甘肃、青海、宁夏视察，并派宋美龄携其亲笔信飞迪化抚慰盛世才。蒋介石在信中表示全力支持盛世才反苏反共，要其肃清新疆共产党，逼使苏军撤离新疆，收回迪化飞机制造厂。重庆政府并支援其轻重机枪100挺。9月5日，盛世才果然命令苏联撤走所有驻新疆专家、顾问以及星星峡苏军。17日又在新疆全面清共，逮捕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中共驻新疆领导人。蒋介石利用盛世才反苏反共的阴谋得逞。

从1943年4月中旬起，苏联决定撤退驻新所有专家、顾问及军队，将迪化飞机厂撤运回苏联。尽管中苏矛盾没有演变成激烈的正面冲突，但新疆问题无疑给中苏关系蒙上了阴影。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苏联政府在1943年10月于莫斯科举行的美、苏、英三国外长会议上，坚决反对将中国列名“四强”，几使会议流产。斯大林也多次对英、美政府批评蒋介石抗日不力。

中苏关系的紧张理所当然引起美国的担忧，当美国官员询问此事时，重庆政府官员称 “中苏间的主要问题是苏联支持中国共产党，如苏联誓言不利用中共来干涉中国内政，中苏两国就可获得基本谅解”。注797中、苏这种外交关系上的低潮，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

四、不平等条约的废除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不平等条约尚未废除。尽管日军侵占了沿海地区，但外国租界、租借地还存在，英、美、法等国在法理上还保持着领事裁判权等各种特权。它们也企图在日本侵华的同时继续保持各自的在华利益。

中国人民强烈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国政府也多次要求英、美修改不平等条约。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尤其是欧战的爆发，英、美不得不放弃原先的顽固立场，宣布愿意同中国商讨这一问题。从1939年至1941年，英国与美国均先后三次宣称，要在远东战事结束后的适当时期，同中国商讨取消领事裁判权等问题。1941年5月，中国先后同美、英通过换文的方式取得了美、英同意废除治外法权、交还租界的承诺， 但仍须等到远东和平恢复以后方可实行。注798

图27.3　1941年12月8日，日军坦克开进了上海租界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各地租界与香港、九龙均为日军占领，英美的实际利益已经丧失。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抗日战争已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部分，中国已变成英美的盟国。因此，蒋介石及其重庆国民政府认为战后废约已同其现有之国际地位不相符，希望战时废约。同时，汪伪政府也在向日本提出接管上海租界的要求，这一事实更刺激了蒋介石立即废约的愿望。

美国也开始意识到自动放弃对华不平等条约将对于中国抗战有促进作用。从1942年4月至10月，华盛顿和伦敦之间的外交接触频繁，其中一个重要议题，就是自动放弃对华不平等条约的问题。英国政府尽管不太情愿立即放弃对华特权，但由于美国政府的态度较坚决，不得不依美国的意见行事。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采取了较积极的外交活动来促成废约的早日实现。1942年10月初，他电令在美国的外交部长宋子文立即向美国政府交涉，希望美国率先自动放弃对华不平等条约。10月5日，他又授意陈布雷以新闻稿的方式表明中国政府敦促美国率先自动废约的态度。该新闻稿声称：“纯以民众立场说明中国受不平等条约之束缚者已一百年，偏颇的限制既阻碍了国家建设的发展，而屈辱的情感尤使四万万五千万人伤心饮恨。去年英、美两国与我郭大使交换放弃特权的文书，对中国自不失为一种安慰。但那个诺言是以战争结束后为实行的时限，在一般人看来似乎……感觉到遥远而不可即。”“我们实在希望盟邦尤其是美国对这个问题考虑一下，中国对于这一次大战，既然是担负着同等义务，负荷同样的责任，为鼓励士气与国民精神，似乎应使其没有一些卑抑之感才好。”希望 “美国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发挥其一贯对中国友善的精神，作一件转移世界视听、彰明盟国道义权威的大事……单独自动的将对华条约中所包含的不平等条款，就在这时候率先声明放弃，不必待之战后再出以双方谈判的形式”。注799

10月10日，美、英政府分别发表声明，宣称准备立时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缔结一规定美英政府 “立时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有关问题之条约”。注800同一天，蒋介石在重庆宣布了这一消息。11日，他分别致电罗斯福和丘吉尔表示感谢。为了争取外交上的主动，他指示外交部“关于废除治外法权事，应静待美国政府提出其所谓简短之草约后，我方再行表示意见，此时不必作任何交涉”，但我方可以间接表示“甚望其将过去所有各种不平等条约，一律作废，整个撤销， 重订平等合作之新约”的愿望。注801

中美关于签订新约的谈判从1942年10月24日正式开始，进展较顺利，尽管美国还无意完全放弃诸如内河航行权、沿海贸易权和军舰游弋权等，但由于中国的一再坚持，美国最终放弃了上述特权。1943年1月11日，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与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在华盛顿签订了中美新约。

中英间关于新约的谈判则障碍重重。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尔在重庆同宋子文的谈判中，不仅在通商问题上横生枝节，并且坚持九龙租借地不能提前归还。中国代表坚持九龙必须收回。英国外交部公开宣称，废除不平等条约并不包括将香港交还中国的问题，中国则坚持先收回九龙，作为将来解决香港问题的基础。英方的顽固态度使谈判难以进行下去。

就在中英争执不下之时，日本也在同汪伪政府进行所谓废约谈判，蒋介石为赶在汪伪之前签订新约，被迫向英方让步，将九龙问题作为悬案搁置起来，并于1943年1月11日同英国签订了新约。然而，汪伪政府还是抢先了两天，于1月9日同日本政府签订了所谓“废除治外法权”的协定，使重庆政府在面子上很不好看。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美国对新约一再延搁，以致日汪先行发表伪废除不平等条约消息，殊为遗憾。”注802

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对激励中国人民抗日的斗志，有极大的作用。同时，在中国外交史上也是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但是，由于中国落后的科技与经济，低下的国际地位，还不可能真正完全取消不平等条约所带来的影响和后遗症，中英关于九龙问题的悬案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五、中美英三国首脑出席开罗会议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在名义上成为四强之一，但由于英美重欧轻亚的战略，中国战区始终得不到重视。尤其是英国对中国的军事力量不屑一顾，中国不仅被排斥于同盟国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英美参谋团联席会议(CCS)和军火分配委员会(MAB)之外，而且英美首脑间的历次会谈(如卡萨布兰卡会谈、华盛顿三叉戟会谈、魁北克会谈等)均不邀请中国参加。蒋介石对此种处境十分不满，曾向美国驻华军事代表麦克卢尔指出： “中国民众今已渐怀疑窦，岂联合国将以为无维持中国战区之必要耶？……中国军民对此措置，刺激甚深。深感中国名为同盟国，实被歧视。”注803

美国出于在未来的世界中抗衡苏、日的目的，竭力主张让中国在战后世界和平中扮演大国的角色。为此，罗斯福总统于1943年11月向中、苏、英三国首脑建议召开开罗会议，以讨论对日本的联合作战计划以及战后远东新秩序的安排。由于斯大林拒绝出席，开罗会议就变成了中、美、英三国首脑的会谈。

由于中、英两国在上述问题中歧见很深，故罗斯福打算在充分倾听中、英两国的政策与见解之后，以调停人的身份来使中、英政策趋于一致。为此，罗斯福特派赫尔利来华向蒋介石说明开罗会议的目的，并询问蒋介石的要求。蒋介石表达了以下几个愿望：(1)反对帝国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原则(显然暗指英国和苏联)；(2)罗斯福必须找到能为四强所一致接受的原则；(3)中国无法接受从属的地位； (4)盟军应向日本本土发动进攻，才能击败日本。注804

为出席开罗会议，中国政府当时准备了3个方案，综合起来有如下原则：

(一)关于军事：(1)美国应分三批装备中国陆军共90个师；(2)同盟国应于1944年雨季之前以陆、海、空三军力量收复缅甸，打通中缅路；(3)美国应派13个师在华南登陆，并在蒋介石指挥下向华中、华北进攻；(4)美国援华物资每月至少空运10000吨。

(二)日本投降应接受之条件：(1)战后日本存留之大部分舰船、飞机、军械以及作战物资应移交中国；(2)日本应将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归还中国，并承认朝鲜独立；日本战犯应受审判；(3)日本应归还从别国掠夺的一切财富，并赔偿中国自“九一八”以来的一切公私损失。

(三)关于战后重要问题：(1)以中、美、英、苏为主席团的联合国应继续存在，维持世界和平，并保证印度于战后若干年内获得独立； (2)战后中美应加强经济合作，美国应提供资金、物资与技术来帮助中国稳定货币，发展经济。注805

11月18日，蒋介石由重庆启程，途经印度，于21日上午抵达开罗。23日会议正式开始。在4天内，蒋介石分别同罗斯福和丘吉尔举行了多次正式会谈。

同罗斯福的会谈，是蒋介石开罗之行的重要目的，蒋介石同罗斯福先后会商了4次，涉及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国际地位问题，日本未来之国体问题，军事占领日本问题，日本对华赔款问题，中国收回失土问题，战后中美军事合作问题，美国对华经济援助问题，中美联合参谋会议问题，朝鲜、越南、泰国问题，国共问题，中苏关系问题，中英关系问题，等等。

蒋介石、罗斯福会谈在上述问题上大多趋于一致，但在某些问题上分歧亦较大，甚至尖锐对立。如罗斯福坚决主张中国应成为军事占领日本的主要力量，但蒋介石不愿意派兵；蒋介石要求美国再提供10亿美元贷款，罗斯福未置可否；蒋介石要求允许中国参加英美参谋团联席会议，罗斯福加以婉拒；罗斯福对国民党派大量军队监视共产党军队表示难以理解，批评蒋的政府不是现代民主政府，并建议国共组织统一政府， 蒋介石却抱怨美国驻华官员的报告与事实有出入。注806

中英首脑会谈成为会议的难点之一。蒋介石同丘吉尔正式会谈了3次，反攻缅甸是中心话题，蒋介石坚持认为 “攻缅胜利之关键完全在于海军与陆军之配合作战，同时发动”注807，而丘吉尔则以 “海军集中，事关机密，不便在此宣布”注808为借口，拒绝告知英国海军的具体发动时间。后来由罗斯福出面向蒋介石担保，英国海军同意进行登陆缅甸的作战。其他诸如西藏、香港和借款等问题的会谈也一事无成。诚如罗斯福对蒋介石所说： “现在所最成问题令人痛苦者，就是丘吉尔首相的态度。”注809蒋介石亦深有感触地说：“开罗会议之经验，无论军事、经济与政治，英国决不肯牺牲丝毫之利益，以济他人； 对于美国之主张亦决不肯有所迁就，作报答美国救英之表示。其于中国之存亡生死，自更无论矣。”注810

但无论如何，开罗会议取得了重大成果，这就是中、美、英三方在对日作战及战后对日处置方面已达成一致。12月3日，《开罗宣言》发表。宣言宣称：“三国军事方面人员，关于今后对日作战计划，已获得一致意见。我三大盟国决心以不松弛之压力，从海、陆、空各方面，加诸残暴之敌人。”“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 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注811这样，中国收回东北、台湾和澎湖群岛的权利得到了国际保证。

第28章　第三次长沙会战

一、配合香港作战，日军再攻长沙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两天后，国民政府正式对日本宣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都进入了新的阶段。

作为实现南侵计划的一个步骤，驻广东的日军第23军在12月8日向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发起攻击。次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各战区牵制日军，以利英军的作战。中国第4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开始向广州进攻，第9战区所辖的欧震第4军及邹洪暂编第2军奉命南下支援。日军第11军认为有必要对第9战区再兴一次攻势，“牵制其南下的行动”，以保证第23军香港作战的顺利。

第二次长沙会战后，第11军上下普遍轻视中国军队的战力，所以才敢于在距上次大规模会战后仅两月，部队的补充休整尚未完成、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便决定作战。12月13日，阿南惟几下达作战命令，内称：“我军以策应第23军及南方军作战，立即准备对江南地区发动攻势。”决定调集第6师团全部及第3师团、第40师团主力共约7万人，由于作战属于配合性质，所能集中兵力又有限，第11军只计划用两周时间在汨罗江沿岸击溃中国第20军、第37军后， “即结束作战”。注812同前两次湘北作战事先仔细侦察、周密规划相比，这次显得匆忙而粗疏，犯了兵家大忌。各部日军得令后迅速向岳阳以南集结，分别到达新墙河以北一线地区。阿南惟几也在22日飞抵岳阳指挥所，准备第三次席卷湘北。

中国第9战区虽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受到挫败，部队伤亡较大，但中方及时召开了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检讨会战得失。蒋介石与会，对第9战区的高级将领痛加责骂，并再三强调防守长沙等处的重要性，布置长沙防御工事的构筑。12月17日，第9战区又专门召开了由战区所属官兵代表参加的“第二次长沙会战检讨会议”，薛岳根据前两次会战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一套在湘北实行后退决战的战略方针，并详加发挥著成《天炉战》一书，下发给各军官学习，以作未来作战指导。会上薛岳还仿照蒋介石不久前在南岳军事会议上的口吻责令官兵：“尔后各部队作战，不论大小战役、不论任何部队，不能存有打三天、五天、七天、八天就算了了事之恶劣观念， 必须立下必死之决心、必胜之信念，不胜则死，不胜则亡；前进则生，后退则死，绝无有败生退存之理。”注813加上中国宣传机器大肆颂扬“第二次长沙大捷”，一般士兵的士气未因战败而受大的影响，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更使全国军民受到巨大鼓舞，对抗战前途充满信心，部队战斗力恢复较快。日军第11军在其友军香港作战的同时大量集结兵力，中方判断敌方有进攻湘北，策应香港的企图，便着手应战准备。薛岳在9月22日召集战区军事首长会议，进行部署。同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临时把彭位仁第73军、夏楚中第79军、欧震第4军、王耀武第74军4个军划归第9战区指挥，令各军迅速赴湘北，使战区的战斗部队大为增加。具体战术上，仍是利用几条河流的屏障节节抵抗，在敌人的正面、侧面及背后进行袭扰， 最后在浏阳河、捞刀河间地区将进攻长沙的日军全歼。注814

三次在湘北的作战，日方均以消灭保卫长沙的中方主力部队为目标，而中方则判断敌方目标在于攻占长沙，并以长沙的得失作为衡判胜败的标准，每次都以保卫长沙或收复长沙为目标布置兵力，即使是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损兵折将，但因日军退出了长沙，第9战区在战后的总结却说： “本会战敌在战术、战斗上虽获相当成功，而战略上则全失败。反之，我军在战术、战斗上固有失败之处，而在战略上实获绝大之成功。”注815这是双方战略指导思想上的差距，也因此使日军在湘北的几次军事行动都演成了大规模的会战。

9月23日，日军第40师团主力开始向中国第20军(军长杨汉域)下辖第134师设在新墙河北岸的前沿阵地进攻。第三次长沙会战由此揭开了大幕。

湘北12月的天气通常是晴朗干燥的，气温也不致很低，可日军进攻时，却突降雨雪，气温骤降至零度以下。道路泥泞，河流变得又深又急，这对于长途奔袭、机械化程度高的日军是极端不利的。乌云锁天，连日不开，日军飞机无法配合地面作战，空中优势不能发挥。不利的天气变化，是日军在前两次湘北作战中所未曾遇到的，给其行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24日傍晚，日军第6师团乘大雨和夜色突破了中国第133师的阵地，从新墙附近渡过了新墙河。稍后，第40师团也击穿中国第134师在河北的前进阵地，渡过新墙河。中国主力奋力抵抗后。在夜幕掩护下向东南侧山区的王伯祥、十步桥、观德冲一线撤退。同时，仍有少量部队坚守日军正面据点，以求消耗敌人。 奉命固守傅家桥阵地的王超奎营在敌军层层包围、猛烈攻击之下，利用颓垣弹穴做殊死的阻抵，战至全营官兵壮烈殉国。注816

25日，渡过河的日军在破坏殆尽的泥泞道路上向中方的二线阵地追击前进。中国士兵冒着风雨严寒与优势之敌浴血激战， “有冻馁死于阵地者，有全营共阵地俱亡者，伤亡虽重，士气未衰”。注817双方激战1天后，日军仍未能完全攻破中方防线。第6师团、第40师团主力便利用守军防线的间隙，绕出守军的背后，扑向汨罗江北，与先沿粤汉路南下的第3师团会合，准备渡过汨罗江，击溃江南的第9战区主力。

中国守卫汨罗江一线阵地的是不久前刚受严重打击而稍事整补的第37军(军长陈沛)和第99军(军长傅仲芳)。两军以新市为界划定防区：第99军配置于新市以西至湘江的江南地区；第37军配置于新市以东至张家坡的江南地区，接受前次会战中平行设置防线，敌人击破一点，全线即溃的教训，为能实现逐次抵抗的目标，两军注意了工事的坚固，并在主阵地后面构筑了可以互相支援的纵深阵地。

日军第3师团沿粤汉线一路南下，26日到达汨罗江北岸后，便着手清扫江北，准备渡河。日军在炮兵、空军的支援下，向第99军在河夹塘、归义的前沿阵地发起攻击，两军展开了一场血战。此时日军获知中方在江南岸的部队有撤退的迹象，可能使其围歼企图落空，便强令先头部队不待后援， 立即“提前渡河”。注81827日中午，第3师团主力冒着守军从南岸的不断扫射所构成的枪林弹雨，强渡汨罗江，第99军虽很顽强，但不敌日军的密集火力，主力后撤至牌楼峰、栗桥一线。第3师团为完成预定在汨罗江围歼中国第37军的任务，实现对第37军的包围，在29日全力突破第99军第二线阵地的一段后，即改变原先由北向南的攻击方向，转向东方的新开市，准备 “迂回攻击第37军”。注819

28日，负责主攻中国第37军的第6师团、第40师团也分别在新市、磨刀滩等处渡过了汨罗江，日军在渡江前后遭到了第37军顽强阻击，加上连日雨雪，河水上涨，增加了渡河的难度，以致伤亡较大。同第99军一样，第37军抵抗两天后，也不敌日军强大攻势，为免遭更大损失，于30日向东侧山地转移。

至30日，日军进展比较顺利，已攻至汨罗江南岸，对中国部队实施了打击，吸引第9战区部队无法向南影响香港作战，基本达到了预定目标。按第11军原定计划，此时日军应全力合围第37军，将其击溃后，相机结束作战。同时，日军第23军已在25日占领了香港，第11军在湘北作战的配合作用完全丧失，更应尽早收兵，结束这次匆忙进行的作战。可是，阿南惟几却无视战前准备的不充分(如第一线兵团仅携带7日所需的粮弹等)，突然改变了原定计划，命令部队继续向南进攻，争取攻占长沙。这就意味着彻底改变了作战目标，延长了作战时间。这一决定，成为导致日军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惨败的直接原因。

同一天，一心想报上次失败之仇的薛岳认为日军已迫近预设之决战区域，决战在即，便向所部官兵下达如下手令： “第三次长沙会战，关系国家存亡、国际局势甚巨；本会战岳抱必死决心、必胜信念，为捕捉战机歼灭敌军，获得伟大成果计，特规定下列三事：(子)各集团军总司令、军、师长，务必确实掌握部队，亲往前线指挥，俾能适时捕捉战机，歼灭敌军。(丑)薛岳若战死，即以罗(卓英)副长官代行职务，按照预定计划，围歼敌人；总司令、军、师、团、营、连长如战死，即以副主官或资深主官代行职务。(寅)各总司令、军、师、团、营、连长倘作战不力，贻误战机者，即按革命军连坐法议处，决不宽恕。”注820薛岳的决心为蒋介石所肯定。

二、长沙保卫战

阿南惟几在策动第三次长沙会战之初就有乘势攻略长沙的意图，开战之后在汨罗江以北地区的顺利进展，更让他产生了可以轻而易举地占领长沙的错觉。他对长沙在中国抗战中的战略地位相当清楚，认为香港作战结束，第11军虽已无牵制中国军队的必要，但攻占长沙仍具有多重战略意义：“予蒋政权以无声的威胁”；“把(中国)向南方集结的兵力牵制到北方，使其有湖南随时有可能受到袭扰之感”；“表明皇军尚有余力”； “予第6战区以威胁”等等。注821他低估了中国部队的战力恢复程度，对于中方已在长沙周围屯集重兵的情况茫然无知，凭前次的经验断定汨罗江南至长沙间中方已无二线兵团进行有效抵抗，长沙的守军十分薄弱，因此，便不顾日方是仓促作战，后方供应困难，气候不利，敌情不明等兵家大忌，于29日贸然下达了“以主力向长沙方向追击”的作战命令，要求第3师团及第6师团一部进攻长沙，第6师团主力、第4师团则扫荡长沙附近地区， 保证攻城部队的安全。注822

日军作战计划的骤然变更，使在艰苦条件下连续作战的一线官兵疑惑不解，“没有理解作战目的”，“士气难免受到影响。负责后勤供应的参谋副长二见秋三郎和负责侦察中国军队调动情报的作战主任参谋岛村矩康，均对攻长沙有异议，二见秋三郎更直言进攻长沙是 “自暴自弃之作战”。注823

第3师团渡过汨罗江后已经于29日向东移动，参加围歼中国第37军的战斗，可当晚却接到了“迅速由近路向长沙追击”的新命令，便重新部署，至31日，第3师团主力已南攻至长沙附近的梨市和东山，准备攻击长沙。

鉴于上次会战中长沙失守而受蒋介石责备，薛岳对长沙的守卫不敢掉以轻心。他命第10军军长李玉堂死守长沙，并按蒋介石在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指示的修筑工事要诀，让第10军下辖的3个师分别守外围阵地和核心工事。他对第10军的作战要求是： “第一步确保长沙；第二步，待敌进至浏阳河北岸，向长沙攻击三天后，待命向东反击敌军。”注824薛岳还命令长沙警备司令部、宪兵第18团、三民主义青年团等单位协助第10军固守长沙。长沙军民加紧在城墙内外、交通要道、重要建筑物等处筑工事、修碉堡，严阵以待。第73军在岳麓山和湘江西岸布置阵地，与第10军形成内外呼应之势，尤其是建在岳麓山上的重炮阵地，可直接轰击市内目标，于会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日军进攻长沙的企图完全暴露后，蒋介石于12月30日向第9战区指示长沙保卫战的作战方针： “战区在长沙附近决战时，为防敌以一部向长沙牵制，先以主力强迫我第二线兵团决战，然后围攻长沙，我应以第二线兵团距离于战场较远地区，保持外线有利态势，以确保机动之自由，使敌先攻长沙，乘其攻击顿挫，同时集举各方全力，一举向敌围击，以主动地位把握决战为要。”注825第9战区下令各主力部队以长沙为目标，分别从南、东、北三个方向作“求心攻势”，指定了各部队须准时到达的第一次攻击线(距长沙较远的四周地区)和第二次攻击线(长沙附近地区)，以期在日军围攻长沙时，不断缩小包围圈，集中优势兵力，从外线对其实行反围攻。

1942年1月1日凌晨，日军第3师团从梨市和东山附近渡过浏阳河，在20余架飞机支援下向长沙东南的阿弥岭、林子冲、金盆岭等中方阵地发起进攻。惨烈的长沙保卫战开始。

布置在外围阵地的预备第10师(师长方先觉)与日军展开了激烈争夺，“激战五小时，我阿弥岭、金盆岭阵地全被敌空炮摧毁，守军大半牺牲”。当天下午，在工事被敌人炮火摧毁、战士伤亡很重的情况下，预备第10师放弃了第一道防线， 后退至半边山、左家塘、农林实验场一线，继续抵抗。注826日军以飞机、大炮掩护，连夜轮番进攻。擅长夜战的日军精锐加藤大队(大队长加藤素一)曾一度攻下邬家庄和军储库附近阵地，威胁到长沙市区。预备第10师迅速派兵反击，“即与敌肉搏战斗，并纵火烧毁民房，敌无一幸免”。中方又击退敌人，夺回了两处阵地， “是役毙敌加藤少佐及小琢登大尉以下官兵百余员名，并俘获敌作战命令、阵中日记等机密文件甚多”。注827从加藤身上搜出的文件显示了日军弹药已严重不足，这更激励起中国官兵的斗志。

2日，中日两军仍在长沙东南郊的预备第10师阵地前激烈争夺。几乎所有据点都反复易手，得而复失，失而复得，阵地前沿尸横遍地。中国守军装备火力不及敌人，但岳麓山上的重炮阵地用猛烈炮火轰击日军，有力地配合了友军作战。战斗呈胶着状态。蒋介石为鼓舞守城将士士气，给第10军军长李玉堂及3个师长周庆祥、朱嶽、方先觉打电报，内称： “我第10军官兵，两日来坚守阵地，奋勇歼敌，致堪嘉慰。此次长沙会战之成败，全视我第10军之能否长期固守长沙，以待友军围歼敌人，此种光荣重大任务，全国军民均瞩目于我第10军之能否完成，亦即我第10军全体官兵成功成仁之良机。敌人悬军深入，后方断绝，同时我主力正向敌人四面围击，我第10军如能抱定与长沙共存亡之决心，必能摧破强敌，获得无上光荣。”注828次日，蒋介石又命令前线各军师长，应勇猛前进彻底歼灭敌人，如敌军由各部之作战境内安全逃窜者，即严惩该部各级主管及幕僚长。

由于第3师团攻城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击，久攻不克。第11军决定增加兵力，命令在栗梨的第6师团 “以主力进入第三师团的右翼，攻克长沙东侧和北侧”。注829该师团立即向长沙挺进，在3日拂晓从长沙东北侧开始攻击中国第190师阵地。这时，长沙城的东侧成了激烈的战场。第10军官兵英勇抵抗，使敌人死伤惨重却进展甚微。第6师团虽有一部从北郊冲入城区，但在中国重炮轰炸之下无法立足，被守军反攻驱出城外。

图28.1　第三次长沙之战中守卫长沙古城垣的第9战区士兵

日军主力攻城3天，仍未能入城，虽取攻势却已是强弩之末。日军原来并无攻长沙的计划，工兵“没有携带足够破坏城墙的炸药”，攻城更加困难。其他部队所带弹药也有限，连续苦战，消耗极大，在进行长沙外围的战斗时，弹药已经极端缺乏， 有的士兵只有靠拼刺刀和肉搏作战注830。虽有飞机空投些物资，但对于激烈战斗所需的补充来说，只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图28.2　穿插行进中的第9战区士兵们

第9战区为加强长沙城内的力量，在3日命令第77师渡过湘江进入长沙，归李玉堂指挥，成为第10军的总预备队。此时，处在外围的中国各军也由远处向长沙逼来，基本上到达了战区规定的第一次攻击线。

在长沙久攻不下，又有被围可能的不利情况下，日军开始考虑撤退问题。当时，第3师团伤亡已达700多人，所携带弹药几乎消耗殆尽，其司令部和后方部队也 “不间断地遭受来自岳麓山的重炮轰击，对官兵的精神威胁极大”。注831阿南惟几在参谋人员反复陈说日军的种种不利因素后，决定放弃攻占长沙的计划，于1月3日晚下达“反转”命令，限各部队 “自今停止扫荡长沙，于1月4日夜开始反转”。注832在长沙前线的第3师团师团长丰岛房太郎曾以第一线部队已冲入城内，正在巷战，离占领长沙只差最后一步为理由，“希望把反转日期再延期一日”， 遭上级拒绝。注833丰岛对死伤惨重而无战果极不甘心，尤其是想夺回已失去联络的加藤素一大队长。因此，第3师团在4日晨向长沙发起了最后的攻击。经过数日血战的双方军队都以残、疲之师做最后一搏，战况空前惨烈。中国守城部队在官兵伤亡极重的情况下，以传令兵、杂务兵、担架兵、输送兵组成一个连，在阵地上与穷凶极恶的敌人殊死搏斗， “肉搏至再至三，阵地失而复得者五次”。注834中国第10军不仅顶住了日军的疯狂进攻，还对敌人阵地进行逆袭，颇有斩获。第3师团、第6师团的最后努力，不仅未达到目的，反而使其损失更加惨重，便在4日晚乘夜色迅速脱离战场，分别向东山和梨市撤退。

此时，中国军队正在向长沙开进中，准备对敌实行围歼。薛岳获知日军已开始后撤，立即变更作战部署，命令各部队从不同方向对敌军展开围追堵截，要在汨水以南捞刀河以北地区全歼日军。其具体部署为：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指挥第73军、第4军、第26军为南方追击军，由南向北追击；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率第20、第58军为北方堵击军，堵击后撤敌军；第30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指挥第37、第78军为东方截击军，由东而西截击；第99军军长傅仲芳率军为西方截击军，自西向东截击。 “尔后随追击战况之推进，始终按追击、堵击、截击反包围歼灭战之要领围歼溃逃之敌军”。注835

由于日军在长沙周围胶着时间过长，使中方有了从容布阵的机会。和前两次较顺利地脱离战场不同的是，日军这次的退却从开始就十分的艰难。第3师团刚离开长沙，即在金盆岭、林子冲一带遭到中国第4军的截击，苦战一天，始得突围，并被迫改变退却路线，与第6师团合流。第40师团主力由金井退往春华山。因遭到猛烈阻击而一度被迫折回，其留守金井掩护主力的一部(龟川部队)为中国第37军所围攻，待增援部队救出时，伤亡已近400人， 战斗人员仅余20，几乎是全军覆灭。注8368日，第6师团向福临铺方向退却，途中被第73军等4个军的反复围打，损失惨重，后经第3师团和空军的全力援救，才得以突围。

在中国军队的不断阻击和追击之下，日军几乎一直是且战且退，处境相当艰难，后撤速度缓慢。经过10天苦战，各师团主力才陆续渡过汨罗江。过江之时，由于受到中国军队的追击，日军争先恐后，乱作一团， “多自相践踏，因此落水溺毙者甚众”。注83714日，日军在汨罗江北集结完毕，一齐向北撤退。中国军队仍继续以各种方式攻击敌军，但因日军主力已经相对集中，漏洞较少，到1月16日，日军基本上回到新墙河以北的阵地。第三次长沙会战以日军的惨败而告终。

图28.3　第三次长沙会战为当时盟军黯淡战局中的亮点。图为中国军方展示战利品

此次会战，中日双方伤亡均重，日方的损失更大。中国军队的战报说：日军仅在战场上就遗尸56900多具，其中有大队长、联队长以上军官10人；被俘者139人。 被俘人数之多，为历次会战所罕见。注838第11军发动会战的目的是策应香港作战，结果不仅作战时间上较香港作战为长， 伤亡兵员更高达香港的2.5倍注839，对军心士气的打击尤大。

第三次长沙会战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上首次大规模的作战。此时，日军在太平洋各战场上的进攻比较顺利，美英军队接连失利，长沙会战的胜利在盟军方面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对于提高中国战场的地位和盟军士气、支援英美部队在南方战场上作战有一定的作用。

第29章　正面战场湘、鄂、浙、赣方面的作战

一、浙赣战役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为打击日本的嚣张气焰，鼓舞本国士气，决心对日本进行一次空袭。在罗斯福总统支持下，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制订了行动计划，组成了一支经过改装的B-25型双引擎陆军远程轰炸机队，其指挥官为几次打破飞行速度记录的美国优秀飞行员詹姆斯•杜立特(JamesDoolittle)中校，轰炸机由航空母舰“大黄蜂”号运到了日本东部海域。1942年4月18日，杜立特率领美国16架B-25型轰炸机从“大黄蜂”号上起飞，逐次攻击了东京、横滨、川崎、横须贺、名古屋、四日市、和歌山、神户等地。美机在完成轰炸日本本土任务后，没有返回航空母舰，其中有5架安全降落在中国第3战区辖内的浙江机场。

美机此次轰炸东京等地，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遭到空袭，民心惶恐，社会骚动。日本大本营认为：美、英、中空军将以中途岛、海哀尔、澳洲等方面为基地，或从航空母舰起飞空袭日本本土，然后飞到中国寻找降落地点，或从中国大陆起飞，空袭其本土， “此种情况将会愈益增多，此次在浙江省的机场群对于敌军将有极大利用价值。为了粉碎敌上述企图，迅速摧毁浙江省的机场群，特别是丽水、衢县、玉山等地的机场，最为有效”。注840鉴于此，日本大本营遂于1942年4月30日下达如下命令：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应尽快开战，主要击溃浙江方面之敌，摧毁其主要航空根据地，遏止敌利用该方面空袭帝国本土之企图”。注841

日本中国派遣军接到上述命令后，制订了如下作战方针：以第13军主力于5月15日自杭州方面开始攻击中国第3战区东部，摧毁浙江航空基地。以第11军一部攻击第3战区西部，策应第13军。同时命第1飞行团迅速攻击中国各航空基地。

日本大本营的作战设想是，给第13军配属第1军及华北方面军一部，向西进军，摧毁浙江航空基地，作战目的比较简单。而日本中国派遣军则我行我素，乘机扩大作战规模，调集第13军计5个师团与3个混成旅团、第11军2个师团与4个支队，6月下旬又从华北方面军增派3个大队，共约7个师团82个大队，15万余人，即大约两倍于大本营方案的兵力， 由13军司令官泽田茂指挥，进行歼灭中国第3战区军队、夺取浙江航空基地、打通浙赣路的大规模的浙赣战役。注842无论是作战目的，还是投入兵力，都越过了大本营预定的范围。

此役自1942年5月15日始，至8月30日止。这是日军从1939年至1943年5年间，使用兵力最多，作战时间最长的战役。

日军自4月底开始在余杭以东至奉化各个地区集结，第一线兵团于5月13日大致部署完毕，第13军浙赣作战战斗指挥所也于5月11日进驻杭州。

图29.1　日军大本营决定摧毁浙江衢州一带的中国空军基地。1942年5月开始了军事行动，6月7日占领衢州

中国第3战区侦察到敌人调动迹象后，进行了紧急部署：上官云相第32集团军驻淳安，指挥钱塘江北岸部队；王敬久第10集团军驻金华，指挥钱塘江南岸及金华守军；李觉第25集团军驻缙云，指挥浙南部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还从第9战区抽调第49、第26、第74军配置衢州附近，以保卫浙赣两省间的机场。第3战区预定“在浙赣路西段持久抵抗，集中主力于浙赣路东段”，利用已设阵地逐次抵抗，迟滞、牵制日军， 最后在衢州附近与敌决战。注843

5月15日，日军第一线兵力5个师团及2个混成旅团，从余杭至奉化一线地区，向金华方面发起大规模攻势，中国军队一面逐次抵抗，一面向敌后转移兵力。18日，第3战区第28、第88等各军，在桐庐、诸暨、新昌一线阻击日军后，主力向金华、兰溪之线转移。日军跟踪追击，21日占领义乌、东阳。23日占领武义、建德，并以一部直逼金华、兰溪。在此地区的中国守军凭坚固阵地，以山炮、迫击炮等进行顽强抵抗，形成敌我对峙态势。狡诈的日军以一部继续攻击该地区，另以一部沿金华、兰溪公路向兰溪背后突进侧击，26日陷汤溪，27日陷龙游。此时，金华、兰溪守军已陷于孤立无援境地，经数日激战后，为保存实力，遂于28日放弃阵地。金、兰保卫战，予日军以沉重打击。日军第15师团师团长酒井直次中将在兰溪北部1.5公里处被守军设置的地雷炸得人仰马翻，血肉横飞，当场毙命。其兵器部长、兽医部长等官兵被炸死伤者甚多。日本战史著作里写道： “在职师团长阵亡，自陆军创建以来还是第一个。”注844

敌占金、兰后，又兵分两路，迅速进至衢江北岸和衢州以东铁路两侧，发动了对衢州的攻势。第3战区按预定计划部署如下：第86军固守衢州；第30军驻寿昌以西的大同镇；第26军驻衢州以西的江山、常山之间；第40师在铁路正面；第49军驻衢州以西的招贤镇，准备在外围给进攻衢州日军以包围攻击。

此时，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败北不久的日本第11军为策应第13军进攻衢州，调集第34、第3师团及今井、井平两个支队和部分伪军，约4万兵力，由司令官阿南惟几指挥，于5月31日自南昌渡抚河东犯，6月3日进至同源、李家渡、进贤一线，与自金、兰出动之日军，形成东西夹击中国军队的态势。

第3战区认为，衢州决战时机已经成熟，乃于6月3日下令至各部队，准备6月4日与敌决战。就在第3战区下令的当日，蒋介石认为，日军已从缅甸北部攻进云南，形势比浙江前线更为严峻，令第3战区避免在衢州附近与日军作战。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接令后，命第86军一部守卫衢州，其他主力部队向浙赣路两侧阵地转移。

6月3日拂晓，日军第15、第22、第32师团向衢州发起总攻。黄昏以前突破纵深10公里内线的阵地带。衢州东部中国守军阵地全被摧毁。4日，大雨如注，乌溪江等各河水上涨，日军无船，铁路桥又被中国军队在3日午夜炸毁，被滞留乌溪江东岸。5日，日军趁天气好转，全力以赴攻击衢州南部守军阵地，并力图渡过乌溪江，但因缺乏器材，渡河毫无进展。同日，守城的第86军第16师命留一团继续守衢州，其他部队共2000人，由城东南方向突围，突围部队遭日军袭击，伤亡甚重，当到达南溪口街与26军会合时，只剩千余人。6日，暴雨倾盆。清晨，日军河野旅团将铁路桥临时修通，渡河向衢州城北侧进逼，第15师团自衢州城南铁路沿线及西南地区，压迫衢州城外围中国守军。中国守军虽进行了英勇抵抗，但寡不敌众。日军于当日8时15分攻占了衢州机场，随后又占领了营盘山附近的航空学校。入夜，日军继续猛攻，相继占领了衢州城的大南门、中南门、东北门、北门及城墙西北角。 中国守军拼死抵抗，日军未能突入城内。注845

7日晨，中国守军因弹药打尽，无法再战，乃从衢州城东突围。日军占领衢州，并立即将机场破坏殆尽，实现了其发动浙赣战役的部分战略目的。

日本第13军在攻陷衢州后，调整了部署，以第16师团及河野旅团警备该地区；以第15、第22、第32师团等部队继续西犯，向玉山、常山、广丰、上饶方向进击。

6月9日，日军攻陷常山。12日下午，攻陷玉山。中国守军暂编第13师一部与日军在广邦附近五峰山奋战6昼夜，歼灭日军1个联队。中国军队某营仅剩官兵7人，仍坚守阵地。 14日22时，日军第22师团占领中国第3战区司令部所在地上饶。注846

在赣东方面，日本第11军为配合第13军打通浙赣路，在东犯并于6月2日攻陷进贤后，遭到中国军队有力阻击。中国第100军第57师一部在将军庙、东乡等地与敌逐次战斗，并在邓家埠给敌较大打击后，主力即向鹰潭、贵溪以西撤退。企图在此地区阻止第11军东犯。6月11日，第11军令其第34师团进击鹰潭，并令第29独立飞行队相配合。13日，该师团进入鹰潭、贵溪之间地区，遭到该地区守军第100军的顽强抗击，激战至16日，鹰潭、贵溪失守。在此期间，浙赣铁路之南日军第11军一部于6月12日前，先后占领崇仁、宜黄、南城等地。自6月12日起，中国军队进行了局部反攻，至16日，第79、第4军等部先后收复南城、宜黄、崇仁等地。此后，日军曾再次攻陷崇仁、宜黄。

7月1日10时30分，沿浙赣路东西对进的日军第13、第11军各一部在横峰城会师，实现了其打通浙赣线的战略目的，遂把作战重点进一步转向竭力破坏中国军事设施，尤其是机场、铁路，并大肆掠夺中国的军需资源。

图29.2　日军占领临川、横峰等地，打通了浙赣线

在浙东南地区，中国撤退至敌人后方的军队，乘日军西犯之际，对其进行了频繁的袭击，以牵制西犯之敌，相继克复寿昌、永康、浦江。6月18日，一度克复武义。敌人匆忙抽调兵力再犯浦江。中国新编第21师奋力抗击，第63团几乎全部阵亡，全师仅存2000余人。日军还于24日攻占丽水，破坏了丽水机场。7月9日沿瓯江进占青田，11日再占温州，打通了瓯江水上运输线。

自7月初起，浙赣线两侧中国军队利用日军转防之际，发动了局部反攻，收复了一些地区。7月7日，第192师克复新登；15日，该师又收复桐庐。19日，第62师克复建德。第75、第108、第147等师，也于18日、19日先后收复横峰、弋阳等地。

7月28日，日本大本营鉴于发动浙赣战役的目的已经达到，下令其中国派遣427第29章正面战场湘、鄂、浙、赣方面的作战军停止浙赣作战，向原驻防地返转。因金华附近地区盛产日本炼铁、制铝工业急需的萤石，日军为保障源源不断地掠夺此资源，将第22师团等部留置于金华、武义、东阳地区，以达其长期占领之目的。其他各部队自8月中旬起开始撤退，至8月30日基本返回原驻地。

中国军队乘敌收缩兵力收复了失地。至8月30日，除日军继续占领的金华附近地区外，第3战区大致恢复了战前态势，浙赣战役结束。浙赣战役历时3个半月，日军侵占浙、赣两省48县，达10余万平方公里，给中国军民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中国军民死亡25万人，其中军队官兵阵亡4万余人。日军亦遭受严重损失，死伤官兵共28955余人，军马2600余匹。

战役前期，中国军队在金华、兰溪、衢州地区，顽强抗击日军进攻，使其受到相当阻滞，尔后又主动放弃原定在衢州与敌决战的部署，把大部队转移到外线山地作战，这有利于保存有生力量，机动打击敌人。战役后期，中国军队也能主动出击，收复失地。

但是，中国军队也存在严重的缺点，当日军随着战场扩大，逐渐丧失战役初期集中兵力、强攻突进能力，陷入分散被动态势时，中国军队某些高级将领消极避战，保存实力思想严重，缺乏积极出击敌人侧背的决心和部署，贻误了不少战机。尤其是中国军队虽已觉察到日本撤退的意图，但无乘机反攻、大量歼灭敌人的气魄，没有实施像第三次长沙会战中那样的追击包围战，给敌人以更大的打击。

二、鄂西会战

1943年4月，日军第11军为打击鄂西中国第6战区主力、进一步控制长江上游交通、威胁四川、夺占洞庭湖主要产粮区，发动了鄂西战役(日本战史著作称为“江南歼灭作战”)。此役自1943年5月5日始，至6月10日止。

4月16日至5月4日，日军第11军第3、第13、第34、第39、第40、第58等6个师团及独立混成第17旅团，共约10万人，分别在宜昌、枝江、弥陀寺、藕池口、华容一带地区集结完毕，第11军战斗指挥所驻进沙市，准备向鄂西发动进攻。为抵御日军进攻，第6战区在宜昌以西的石碑至石首以南的南县，沿长江一线及其纵深地区，部署了4个集团军共14个军。计划先依托已设阵地，逐次阻击日军，待日军进至石碑以南渔洋关一线时，反攻包围日军，将其歼灭。

5月5日黎明，第11军各部在军司令官横山勇的指挥下，沿藕池口、华容一线向洞庭湖北岸进攻。6日晚，日军独立第17旅团在攻击黄成嘴时，遭到中国军队顽强抵抗，日军独立步兵第90大队长舛尾中佐被守军打死，日军于7日拂晓占领该地。7日至8日，日军小柴支队在进攻南县途中，遭到中国军队在梅田湖至荷花市之间的猛烈阻击，日军步兵第234联队第3大队(坂田大队)的中队长及以下全部被打死或打伤。9日16时，日军占领南县。

5月12日夜，日军第13师团左右两路先遣队在枝江、洋溪间偷渡长江，13日拂晓大致完毕。守军第87军后路受到威胁，遂放弃公安西撤。14日，日军第13师团占公安，22日，占渔阳关。23日黄昏，日军第39师团由宜昌渡江，24日黎明，由卷桥河南岸地区向西南方向发起攻击，守军第18师、暂编第34师据12处山地据点抵抗。 5月29日，日军第11军各部已分别进入石碑渔阳关之线。注847

第6战区鉴于日军已进入预定的反击包围地区，当即令第79军由石门向渔洋关方向进逼，第74军由桃源向石门集结，计划6月1日反击日军。5月30日，第6战区各部完成了切断日军后方交通线，将其包围的任务，遂决定提前于当日进行全面反攻，空军亦以大编队机群协助作战。经激烈围歼，31日，日军全线动摇，开始后撤。中国第74军及第29集团军先后克暖水街、三家厂、新安，并进逼至公安附近。6月5日，日军第13师团一部在磨市被中国军队包围，大部被歼。日军第40师团残部向藕池口、石首逃去，第3、第34、第39师团残部分别由宜昌、红花套间逃走；独立第17旅团从牛浪湖方向撤逃。6月7日，宜都被围日军，在江北日军的策应和救援下，突围东撤。8日，中国反击部队收复宜都，克复枝江。6月10日，日军第11军战斗指挥所自沙市返回汉口。鄂西会战至此结束。双方遂恢复战前态势。

鄂西会战历时月余，第6战区先是依托要塞工事和长江天险与敌激战，尔后又反击和尾追日军，收复了失地，毙伤日军万余人( 一说4600余人注848)，给敌人一定的打击。中国军队英勇作战， 阵亡25400余人。注849在此役中，中、美空军参战飞机达165架，飞机性能亦较日机优良，预示着中国在抗日作战中夺取和掌握制空权已为期不远。

三、常德会战

1943年秋，太平洋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日军由攻势被迫转为守势。在中国战区，盟军正计划反攻缅甸。日军为了策应太平洋战争和印度、缅甸作战，于8月28日制定了《1943年度秋季以后的中国派遣军作战指导大纲》，要求刚刚发动过鄂西战役不久的第11军对湖南常德发起攻击， “覆灭第六战区根据地”。注850日军认为， “常德是西部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是重庆军补给命脉的一环，也是战略要冲。如占领此地，东南可窥伺长沙、衡阳，西可窥伺四川东部，威胁重庆”注851，遂发动了所谓的“常德歼灭战”。此役自1943年11月2日起，至1944年1月初止。

1943年10月中下旬，日军在华容、石首、藕池、闸口、湖堤、弥陀寺、涴市、江陵、沙市等地，集中了第11军的第3、第13、第39、第68师团，第13军的第116师团，及古贺支队、佐佐木支队、宫胁支队、柄田支队、飞行第44战队，合计兵力10万以上。同时在监利、沙市间江面，集泊船舰30余艘，滨湖各河汊集泊汽艇300余艘、民船千艘以上，坦克、汽车也均大量增加。 至10月底，日军已完成战备，有弯弓待发之势。注852

日军的频繁调动，已为中国军队所侦知。10月28日，重庆军事委员会据来自各地的情报分析，判断日军将进攻长江、洞庭湖三角地带，并可能进攻常德。遂电令第6战区作如下应战部署：第10、第29集团军以各军之一部于河沼地带阻敌，各军主力利用津(市)澧(县)河流及暖水街一带之山地，侧击敌人，第74军第57师固守常德，该军主力置大附山附近，准备机动；第100军推进至益阳待命； 中、美空军立即向沙市、监利、石首、华容之敌及沙市、岳阳之间的敌舰轰炸。注853第6战区接此命令进行具体部署：第29集团军第44军守备滥泥沟子、南县、甘家厂(不含)之线及津、澧；第10集团军第79军主力、第66军一部守备甘家厂、公安、新江口(不含)、宜都之线；江防军第30军守备茶子至平善坝之线及石牌西塞；第26集团军第75军守备之游洞、毡帽山、阎王口之线；第33集团军第77军主力与第59军一部守备票溪、转斗湾之线，主力分别控置于石门、暖水街、聂家河、三斗坪、窑湾溪、兴山、报信坡、刘倏集、安家集、建始各附近， 准备歼灭入侵之敌。注854

11月2日17时，日军兵分12路，向滥泥沟子、百弓咀、章田寺、末积田至新江口之线发动了全面进攻。3日至6日间，第6战区第一线部队先后于南县、官垱、甘家厂、公安、磨盘洲、新江口之线，及大堰、张家厂、街河市、西斋各附近地区，予敌坚决抵抗，毙敌颇多。敌虽备受打击，仍挟其优势，在攻占南县、公安、松滋后，猛进不已。迄6日，第6战区第一线战地被突破，战区复调整部署，形成了外线态势。

6日，第10集团军第一线各师已转移至王家厂、暖水街、刘家场、洋溪之线，敌跟踪西犯，并以其主力第13师团全部及第3、第34师团各一部，指向暖水街地区。日军要攻占常德，只有占领暖水街，才可保障右翼侧背之安全。于是，在暖水街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战。暂第6师与敌反复争夺，战况至烈。黄昏，后续之敌分由两翼钻隙迂回。7日晨，南钻之敌被98师、第194师在红土坡、岩壁下附近分别围击；北钻之敌受第199师一部邀击，死伤颇多。暖水街正面之敌，不断猛攻，守军凭工事抗击，血战三昼夜，阵地屹然未动。

7日，蒋介石令 “10集团军王敬久部，即刻集中主力，击破向暖水街方向突进之敌”。注855正当第10集团军遵令调动部队，准备歼敌于暖水街地区时，日军先发制人，除留一部和守军对峙外，其主力迂回暖水街以南地区南进。至11日夜，第10集团军与日军呈阵线交错，相互混战状态。

11月12日，日军第3、第13师团借夜色转锋南下，麇集石门以北地区，于13日向石门方面的新安、塘坊、樊家桥、螺丝坝第77师及第15师阵地猛扑，守军猛烈抵御，全线展开激战，伤亡皆巨。14日晨，敌兵力续有增加，借炮火掩护，由易家渡强渡至澧水南岸，企图南北夹击，合围石门，夺取这一常德北方的战略要地。14日夜，石门正面阵地在敌强攻下，渐形缩小，终全面被围，又兼背水、态势不利，乃不及南下，主力向西转移，仍留暂第5师固守石门要点。自14日晚至15日黄昏，该师彭士量师长亲率所部在敌进攻的重点地区石门北郊的笔架山、大山尖、孙家大山方面，与日军短兵相接、白刃搏斗，官兵伤亡殆尽，阵地几乎全毁，彭士量亦壮烈殉国，时年38岁。以后在收殓遗体时，发现一纸遗嘱： “兹奉令守备石门，任务艰巨，当与我全体官兵，同抱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歼彼倭寇，以保国土；倘于此次战役中，得以成仁，则无遗恨。唯望我全体官兵，服从副师长指挥，继续杀敌，达成任务。”注856

15日、16日、17日石门、澧县、津市、慈利先后失守。慈利先陷，常德西北已无险可守。

11月19日，蒋介石致电第6战区代司令长官孙连仲，令 “第74军、第44军、第100军，应尽全力在常德西北地区与敌决战，保卫常德，而与之共存亡”。注857上述各部在常德西北地区与敌展开了鏖战。

19日，日军第3师团主力由澧水南渡，直扑陬市、桃源。21日，敌机编队16架在桃源上空投弹扫射，并趁势降落伞兵560余，与地面之敌呼应袭击。该城守军不足一营，被迫西移，桃源失守。 敌复向陬市进击，第150师师长许国璋亲率该师一部在陬市西北抵御，后壮烈殉国。敌陷陬市后，向北急进。注858日军占领桃源、陬市，又获得了常德的西南门户，至此，日军迂回包围常德的计划已具备了实施的条件。

图29.3　湖南常德是湘西的政治经济与军事中心，日军动员了4个师团进攻常德城

22日，进至常德附近的日军兵分五路，攻击常德外围各重要据点：一路由苏家渡(沧港北)扑德山，一股由井鼻滩扑德山市、新民桥，另三路分别向七里桥、黄土山、袱河猛犯。23日，由陬市向西北进击的日军第3师团主力已进至常德南站。至此，日军已完成了对常德的合围，总数已逾两万以上，为敌第3师团一部，第116、第68师团主力。从而，常德保卫战从外围的攻防转入了城内外的鏖战。

24日，敌向常德城区猛扑。常德内外，战火纷飞，硝烟弥漫。奉命固守常德的第74军第57师在师长余程万率领下，与敌反复搏斗。中午，城南中国军队的岩凸阵地经过双方五易其手后陷落，守军退至陡码头再战。在城东北方的七里桥、城西的落路口，战况亦异常惨烈，激战至夜间，城南告急。在蔡码头及南站的日军，白天曾由南站强渡沅江攻城，被击退。夜幕降临，日军乘夜色再次强渡，中国守军一排士兵决死抵抗，全部战死。日军强渡过沅江后，一部由城东南角水星楼间攀登城垣，突入城内沅清街附近。为了驱退敌人，第57师立即调整兵力驰救，分路合击水星楼日军，经激烈拼杀，将敌逐出城外。日军溃逃途中，守军又予以伏击，歼敌数百人。

25日，日军再次发起总攻，以20余架飞机助战，向城内狂轰滥炸并投放燃烧弹，顿时火光冲天，烟焰蔽日。在轰炸后，日军从东、西、北门附近地区全面进攻。七里桥处，双方反复拉锯作战；西门外，双方在船码头激战。此时，守军炮弹已经耗尽，火力锐减，日军逐步逼近城垣。

在常德保卫战中，中国空军多次袭击日军，有力支援了地面作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在25日对日军空袭中，即击毙日军第3师团第6联队联队长中畑以下官兵多名。

26日晨，敌全线再攻。北门贾家巷一连守军全部战死，西门一排守军壮烈阵亡，日军乘势逼近西大门。敌惨无人道，仅此日就对“常德守军施毒13次”。在此次常德会战中，敌 “使用毒气次数之多，为抗战以来所仅见”。注859至此日，第57师参战的8315名官兵仅剩500余名，弹药消耗亦将尽，形势异常严峻。

27日，敌机狂炸愈紧，日军再次全线出击。东门外日军3次冲入城内，均又被守军逐出城外，北门外日军5次扑进城垣，亦均被守军击退。敌虽受重创，仍倾全力猛冲，并不断使用毒气。

28日，日军再次全线猛攻。东门外日军在炮火掩护下采取步步为营战术推进城内，守军剩余兵员与敌白刃格斗，拼死肉搏，将日军逐出东门。日军乃改变战术，调集炮火毁灭性地猛摧一点，步兵逐次跟进，再次攻入东门，以民房废墟掩护，四处出击。东门失守后，第57师代参谋长皮宣猷即赶赴城东，将城东南角划成新的防线，指挥残部封锁该线，并令守军利用断壁残垣分点固守，阻敌扩展。在北门，日军施放毒气后，以5路向城内猛攻，守军一营与敌肉搏七八次，所剩兵员不足一班，守军退至天主堂、体育场等巷战工事。在大、小西门，日军亦冲锋多次，均被守军击退。至此日，守军第57师各级指挥官伤亡达95%，后勤兵员均到一线作战，且大部牺牲。日军曾向城内空投劝降书，爱国将士断然拒绝。

29日，敌机竟投掷烧夷弹，城区大火蔽天，房屋碉堡皆成灰烬。在日军攻击和熊熊烈焰吞噬下，东门工事全毁，守军全体为国捐躯。在南门方面，日军将水星楼摧毁，楼内守军全部牺牲。在北门，日军仍向天主堂、体育场的守军攻击。至此，守军已被压迫在城中心狭小范围内，第57师剩余官兵下定了必死决心，师长余程万电告第6战区代司令长官孙连仲： “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副师长、指挥官、师副、政治部主任、参谋主任等，固守中央银行，各团长划分区域，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注860

30日，日机轰炸第57师设在中央银行的师部。日军从东、北、西门分别向大小高山巷、局北街、中山南路、体育场推进。守军官兵人自为战，全部战死在其散兵作战位置上。

12月1日，日机继续轰炸中央银行师部，东、南、北门的阵地已全部失守，只剩下兴街口经中山南路和大西门一隅城区。敌穿墙凿壁，节节紧逼，师长余程万及各级幕僚亲任指挥，尺土之微，誓死必争。

此时，由衡阳增援的中国第10军预备第10师进至常德附近与日军第3、第13师团一部遭遇，已激战了4昼夜。第6战区各路反击部队，由沅江、澧水两岸向常德逼近，对日军实施外线包围，并曾先后克复慈利、桃源等多处失地。第10军30日占领了德山，先头部队进抵常德南站，因无法渡过沅江，难入城与第57师会合，守军仍以所剩无几的将士与日军死战。

2日，日军攻陷常德城中的兴街口，中国守军阵地仅剩方圆数百米的区域，且粮、弹告罄，实难继续坚守。3日凌晨，余程万率余部冲出重围，渡沅江与南岸友军会合，加入反攻作战行列。城内仍留少量部队由第169团团长柴意新率领与敌作决死之战。柴意新率少量官兵与敌肉搏10余次，全部壮烈战死，常德城陷落。

常德陷落后，第6战区外线部队继续反攻作战，接连收复失地，并于7日开始反攻常德，扫除常德四郊敌军。9日，中国军队渡过沅江，从东、西两面夹击常德，并从西门攻进常德城内，日军仓惶突围北逃，常德克复。

10日开始，日军全线退却，中国军队尾追不舍，乘机歼敌，克复了此役日军占领的失地。至1944年1月初，会战双方恢复了战前态势。

在此次会战中，中国守军在恩施、芷江、衡山、白市驿(重庆西)、梁山等基地，出动战斗轰炸机合计200架，出击261次， 使用轰炸机280架次、战斗机1467架次注861，对常德、藕池口、石首、华容等地日军实施攻击，有力地支援了陆军作战，并在空战中击落日军飞机25架， 在地面击毁日军飞机12架。注862

图29.5　常德之战中的日军尸体

为策应常德会战，驻守在长江以北的中国预备第4师、第6师、第37师、第38师、第141师、第179师等部队，从11月8日起，向进攻常德之敌在江北的据点发动了猛攻，至12月13日止，攻克敌大小据点30余处，毙伤敌2000人以上。其中，第37师一部曾于11月25日围攻当阳，激战竟日，先后突入西关、祖师庙，包围敌第39师团司令部及敌东关空军指挥所，毙敌大佐一员，参谋副官以下150余人， 并焚其仓库数所。注863敌后院战火四起，受到一定牵制，有利于常德附近中国军队的对敌作战。

此次会战，总计毙敌联队长中畑护一、布上照一、和尔基隆等，敌官兵伤亡约4万余人。中国军队亦阵亡第150师师长许国璋、暂编第5师师长彭士量、预备第10师师长孙明瑾， 伤亡官兵约5万余人。注864在会战中，中国军队除少数部队外，均极为努力认真，勇往直前，即使迭经战斗、损失甚重者，亦能斗志旺盛，反复进击。尤其是第57师官兵，在敌飞机狂炸、火炮猛轰、毒气弥布下，与敌血战16昼夜，兵亡官继，弹尽肉搏，宁可战死，决不投降，表现了大无畏的爱国主义精神。

第30章　美国空军在中国战场

美国空军在“二战”后才成为一个独立军种。“二战”期间，美国空军配属于陆军和海军，苏联空军亦如此，但空军的作战行动除配合、支持陆、海军外，亦有许多独立的作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空军常年在中国战区与中国军队联合对日作战，对战局的演变产生重大的影响。其中，陈纳德在华时间最长，他组建的飞虎队、第14航空队等在对日作战中战功显赫，给人印象深刻。驼峰航线输送的战略物资有助于中国抗战力量的恢复和增强。中国战场的转向反攻首先是从空中开始的。

一、陈纳德与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克

图30.1　飞虎队指挥官陈纳德

莱尔•李•陈纳德，1893年出生于美国得克萨斯州一个小农场主家庭，其祖先是追随法国名将拉法叶特将军所组织的、支援美国独立战争的法国志愿军的一员，所以，他是法兰西民族的后裔。是否也由此，组织并参加见义勇为、打抱不平的志愿军就成了陈纳德家族的传统之一。他20岁大学毕业后当了4年教师，为实现自己当空军的愿望，1917年8月，他考入印第安纳州的本杰明士官学校，学习飞行。因为有巨大的兴趣，且聪明好学并勤于钻研，很快就熟练掌握了飞行技术。1918年秋，他已担任了第46战斗机联队的副官。1923年，被调任驻夏威夷珍珠港的第19驱逐机中队的中队长，在此任职期间，陈纳德编写了《战斗机飞行技巧手册》，显示了他对战斗机(又称驱逐机)飞行、作战的精通。1930年，他被派往位于弗吉尼亚州的兰利空军战术学校学习，毕业后在亚拉巴马州马克斯韦尔基地的空军战术学校任教官。1932年，陈纳德组织了一支名为：“三人空中秋千”的特技飞行队，在得到空军领导同意并支持的基础上，在全美各地进行特技飞行表演，以激发人们对于飞行的兴趣，从而有利于美国空军的发展。在1936年1月的一次飞行表演中，他被来美国考察空军的、时任南京政府所属之“航空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兼中央航空学校副校长的毛邦初看上，当即当面邀请陈纳德赴中国帮助培训飞行员。但陈纳德拒绝了。因为作为美国空军顶级飞行员的陈纳德，他的主要工作是培训美军战斗机飞行员，以提升他们的飞行技术和战术、技巧水平。陈纳德个性倔强，关于空军的战术战略思想独到，常与陆、空军高层观点相左并时而产生争执，这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他军阶的提升。1929年，他晋升为空军上尉；1937年，他依然是上尉。他极强的自尊心和好胜心不能容忍，4月，他提出退役申请并获准。恰在此时，他收到了已被中国政府聘为位于杭州笕桥的中央航空学校教官的好友霍勃鲁克的来信，说中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想请他到中国去，担任飞行教官，并兼任中国空军顾问；还开列了较优厚的聘用条件，包括每月1000美元的工资，津贴除外，配备专用汽车及司机还有翻译。在美国怀才不遇的他立刻答应了并欣然前往。1937年5月29日，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夕，陈纳德来到了中国。

6月3日，宋美龄在上海接见了陈纳德和霍勃鲁克。陈纳德后来在其回忆录439第30章美国空军在中国战场中记述道： “这就是(蒋)总统的夫人，看上去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年轻20岁，说英文时带着浓重的美国南方口音。我被她彻底迷住了，直到今天都还记忆犹新。那天晚上，我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她是我心中永远的女王。从那时起，我和蒋夫人一起共事，分担失败的痛苦，共享胜利的欢乐。”注865 “她接过了解决处理纷繁错综的中国空军问题的担子，引起官场上一片不屑之词，然而她决心要管好这件事。她需要了解空军的情况——真实的情况，而且要尽快得到这些情况。我答应三个月之内提交一份完整的报告。”注866在毛邦初的配合支持下，陈纳德认真调查了中国空军的实际状况，并向宋美龄坦言，中国空军的实际情况远非蒋介石自己认为的那么好。七七事变发生时，陈纳德正在中央航校洛阳分校调查。“我立刻给蒋总统发去电报，表示若有用我之处，愿意效劳。我这样做，主要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1.我从来不逃避战斗。2.多年来我一直为自己的空战理论在教室里不懈的争辩，我需要有机会让我的理论经受实战的考验。3.我预见到中日战争将导致更大规模的太平洋战争，而美国将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我想如果在开战早期就能更多的了解日本，给他们以更大的打击，最终都是在为我的祖国做贡献。”两天之后，他收到蒋介石的回复：对您自愿提供服务深表感谢。请立即赴南昌， 指导最后一期战斗机飞行员训练班。注8677月15日，陈纳德和毛邦初赴庐山向蒋介石当面汇报中国空军状况，陈纳德将诸多问题如实相告并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如加强飞行员的训练、注意维护(修理)飞机以提高作战飞机的完好率、在上海、南京、武汉等重要城市建立空袭警报网——通过加强对空警戒、观察与侦察等措施，均被蒋介石接受。此后直至陈纳德去世，他始终得到蒋介石的高度信任。他的上述诸多建议被采纳、落实后，使中国空军在八一三事变之后直至武汉会战的第一期抗战中获益匪浅。从1937年6月至武汉会战结束，陈纳德在宋美龄、蒋介石的信任与支持下，帮助中国空军做的主要工作包括：1.调查、了解中国空军的实况，并提出改进之建议。2.于杭州、洛阳、西安、南昌等航校授课，培训中国飞行员。3.作为中国空军顾问，参与了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重大战役的空战谋划，还仔细、认真地观察了日本空军的袭击、空战的战术和技术，也认真、仔细地观察并了解了苏联空军志愿军取得优异战绩所采用的战术和技术。还仔细比较了日机和美机、苏机的性能、优劣。所有这一切，都为后来飞虎队、第14航空队取得辉煌战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有两件事给陈纳德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一是中国政府领导层对日寇的痛恨和坚定的抗战信念。八一三事变当天，军事委员会在南京中央军校召开最高国防会议，直至深夜。会议期间，中国的军事将领们并无怯战，相反，他们认为更有希望在上海打一场胜仗。“这时，一份电报送到了蒋总统手中，他看过了之后递给了蒋夫人，并向大会宣布了电报的内容。夫人哭了。她抽泣着用英语告诉我们：他们轰炸了上海市中心。他们在屠杀我们的同胞，在屠杀我们的同胞啊！那么你们打算怎么办？我问道。蒋夫人抹掉眼泪，抬起头来坚定地说：我们迎战！…… 我建议可以对为敌军步兵提供重炮掩护的日本战舰轮番进行俯冲和高空轰炸。”注868宋美龄对日寇的痛恨，一直贯穿抗战始终。武汉会战后，日本已知吞并中国完全不可能，遂托请德国出面媾和，德国特使冯•戈宁携希特勒亲笔信至重庆，宋美龄接见了他。但对之言：“敝国领袖蒋中正，我本人，敝国的全体政府官员，全体将军、军官、士兵以及全国国民，万众一心，誓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一定要把侵略者全部赶出中国国土。现在、将来，都绝不和侵略者——日本强盗讲和。”希特勒特使阴险地说：“中日战争以来，中共发展迅速，你们不考虑这个心腹之患吗？”“宋美龄眼睛睁得更大了，说：我们中国有一句奉行了几千年的成语：兄弟阎于墙，外御其侮。说的是，两弟兄在家院里面斗殴得很厉害，可是外面来了强盗，弟兄立刻停止斗殴，同心协力去抵御强盗。今天，日本侵略者乃一汪洋大盗，要亡吾人之国家，灭吾人之种族，我中华之全体国民，包括本党与中共，除了弘扬弟兄手足之情，同心同德，共御日寇之外，别无选择。”德国特使又言，是否考虑到中共夺取政权之威胁。“宋美龄又一次打断冯•戈宁的话，语气坚决地说： “此乃吾人骨肉同胞之间的事情。”注869如此坚定的抗战立场，令陈纳德终身难忘，加之宋美龄等与陈纳德的友谊、信任关系，对陈纳德影响甚巨。二是弱小的中国空军顽强抵抗并积极出击，取得了令人料想不到的战果，也令陈纳德印象深刻。八一三之后仅仅一年，号称日本空军四大天王的四个王牌飞行员，均在空战中被中国空军飞行员击落毙命。时任日本海军航空兵本部长的山本五十六为此曾痛哭流涕。1939年11月4日，战力殆尽的中国空军仍奋力作战，击落了亲自率轰炸机群空袭成都的日军第13航空队司令官之战机，该司令官当场毙命。1938年8月，陈纳德奉宋美龄之命赴昆明重组中央航空学校为中国空军军官学校。年底，出任该校飞行总教官，同时仍任中国空军顾问。该校学生大多为抗战爆发后投笔从戎的青年学生，其中甚至不乏大学生。这些学生从一开始就给陈纳德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也更加深了他此前对中国飞行员勇敢奋击的印象。他结合抗战以来中国空军的作为和眼前这些学生们勃勃向上的朝气，认定中国空军将获得新生。

1940年至1941年，是中国空军抗战史上最为艰难的两年。1939年9月1日，纳粹入侵波兰，欧洲局势陡然恶化，为全力奋战西线(苏联知道希特勒主动提出签订《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完全是权宜之计，苏德必有一战。斯大林只是想通过签订该条约把战争爆发的时间尽量后延，以便苏联做好充分的准备。他期望战争不早于1943年爆发)，苏联开始逐步撤出空军志愿军。中国空军战力(飞机、人员)损失殆尽，又得不到及时充分补充。日军却在不断加强其侵华空军，除不断补充、增加飞机及飞行员外，还动用了其驻台湾的空军、航母舰载航空兵。1940年夏季后，日军经法国傀儡政权——维希(贝当)政府同意，入驻越南。其后，日本驻越空军成了空袭中国大西南战略后方的主力之一。日军完全占领越南后，更是如此。综述以上，敌我战力严重失衡，日益失衡。1940年至1941年，日本空军基本掌握了中国战场的制空权。尤其是1940年下半年至1941年底，更是如此。 有人将这一时期称之为中国空军抗战史上“比较黑暗的时期”。注8701941年3月，中国空军第5大队34架战机迎战日寇12架零式战机，结果被击落13架、击伤11架，日寇仅被击落击伤各一架。为此，第5大队番号被撤销。直到后来其新换了美国战机，取得了出色战绩，第5大队番号才予以恢复。猖狂的日机在1941年7月侵袭成都时，竟然还在太平寺机场着落，抢走了机场的青天白日旗，以资炫耀，并在心理上打击中国人民的士气。

1940年6月，蒋介石派宋子文赴美，与美方商谈援助中国抗战事宜。宋抵美后，蒋即电示他：“现在美国若有最新式驱逐机300架，远距离重轰炸机50至100架助我，则抗战必能加速胜利。”宋子文复电认为：“飞机补充与人员训练同等重要。”并提出是否请陈纳德拟一份训练大纲，由美国协助中国培训飞行员。10月初，蒋介石再次电示宋子文：“此时以获得美国新式飞机为唯一急务。”10月中旬，蒋介石向美国政府正式提出空军援助计划，希望美国能先提供中国500架飞机 “以济眉急”。注871 并希望“美国空军志愿人员能来华助战”。注87211月，蒋介石派陈纳德返美协助宋子文推进这一计划。陈纳德返美后，与宋子文配合默契并奔波于美国各州，宣扬中国人民的抗战伟业及其艰难，争取美国各界和美国人民的大力支持。罗斯福总统身边的若干工作人员均被陈纳德的宣传所打动， 在总统跟前力推陈纳德关于建立志愿援华航空队的计划。注873

美国与苏联一样完全明了纳粹及日寇妄图统治全球的野心，同时也希望日寇深陷中国战场而迟滞其南进(南下)。1941年3月11日，美国国会在罗斯福总统的坚持与敦促下，通过《租借法案》，开始大力援助英国抗击纳粹。5月6日，美国政府宣布《租借法案》推行、适用于中国，开始大力援助中国抗击暴日。此前，于4月下旬，美国已同意从根据《租借法案》首批援助英国的500架战机中紧急调拨100架支援中国。此举引起英国的异议，罗斯福总统承诺稍后将补充100架给英国，英国才支持了该方案。4月底，100架P-40B型战斗机(亦称驱逐机)于纽约港装上一艘挪威的货船，运往当时英属缅甸的仰光，然后转运中国。但装船时因操作不慎，装有一架飞机的一个货柜掉入了海中，所以实际启运的飞机数量为99架。

同期，美国在空军人员上也予中国以大力支持。1940年12月15日，罗斯福总统签署一份不公开的总统令，允许美国飞行员离职赴中国作战。并要求美国政府各部门配合这一方案的实施。1941年4月15日，罗斯福总统再次签署不公开的行政命令，允许预备役军官和陆海军退役人员参加援华志愿航空队。陈纳德及其助手们依据罗斯福的总统令和中国政府开出的给予美国空军志愿人员的较优厚待遇：飞行员月薪600美元，中队长750美元，地勤机械师250美元。每人每月津贴30美元。每年可享有一个月的带薪休假，旅费及住宿费由中国方面承担。击落1架日机可获500美元奖金。同时为每一个志愿者购买10000美元的人寿保险。伤残或死亡，本人或其家属可得到6个月的薪金，并支付死亡者的丧葬费。他先后奔波于17个美国空军基地，进行秘密招募(因为当时“珍珠港事变”还未发生，美日并未交战)，以中美合资合作的中央飞机制造公司的名义与志愿者签订合同。招募志愿者的工作于7月初结束。7月8日，陈纳德乘飞机离开美国。 “就在我将要离开的时候，得到消息说罗斯福总统已经批准组建第二批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轰炸机大队(陈纳德亲自招募和组建的为战斗机大队)，由100名驾驶员和181名枪炮手及无线电人员组成，他们将于1941年11月到达中国，之后同样数量的人员将于1942年1月到达。”注874陈纳德途径夏威夷、菲律宾(当时为美国殖民地)，一路会见其战友、朋友，并为志愿航空队做宣传，最后到达香港，旋即由香港飞赴重庆，“向蒋委员长报告从美国带回来的超乎想象的成功消息”。然后又由重庆急赴成都，安排把过去苏联航空学校留下的弹药运往重庆。7月23日，他搭乘中国空军的运输机飞往仰光， 与即将到来的首批志愿航空队的队员们会合。注875

1941年7月10日，由110飞行员和150名地勤工程技术人员组成的首支志愿航空队，搭乘荷兰“耶格斯方丹”号客轮离开美国前往仰光。日本特务获悉了消息，日寇在其无线电广播中宣布：“第一批准备在中国参战的美国志愿队飞行员已经乘船离开旧金山。”同时，日寇在广播中狂妄地宣称：“那条船永远也到不了中国，它将被击沉到海底。”美国政府预见到了形势的严峻，派两艘巡洋舰护航，远远尾随着客轮，警戒着日本舰艇，直到澳大利亚。其后，由荷兰巡洋舰接过护航任务，将客轮护送至新加坡，然后直航仰光。7月28日，美国志愿队队员抵达仰光，陈纳德在码头上迎接他们，随即他们一同乘火车前往同古(Toumgoo)，在那里利用英国人的机场及设施进行战前训练。英国人怕激怒日本先是不同意，经美国官方多次交涉后才同意了，但强调只能进行飞行训练，不能进行作战训练。珍珠港事件发生后，英国同意可以进行作战训练，但不能将同古机场作为作战机场，即美国志愿队的飞机不能由此起飞进行或参加战斗。

1941年8月1日，蒋介石以中国政府航空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签署了批准成立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的命令： “1.美籍志愿军第一大队于本日组织成立。2.仰陈纳德上校(陈纳德来华不久，蒋介石即已提升其军衔为中国空军上校)将来华参战之美志愿军组成该大队，其因完成该大队之组织而须增派之华籍人员由本委员会供给之。3.仰陈纳德上校就该大队指挥官之职，于组织完成后，将详情具报。”注876同时任命中国空军上校王叔铭为志愿大队参谋长，协助陈纳德的工作，以协调、解决志愿大队所需要供给的一切。

图30.2　休息时的美国飞行员

志愿大队的训练在紧张地进行(同期，陈纳德应蒋介石之召，多次往返于同古—仰光—重庆之间，为对付日本空军出谋划策)。 “我把我对日本人的了解也都告诉了他们(志愿大队队员们)。每天上课的内容都取自我的笔记本，那上面记载了4年来我的实战经验和体会，我毫无保留地把从南京到重庆(中国空军以及城市被炸)的惨痛经历都讲了出来；还有截获的日军飞行和操作指南，由中国人翻译成英文，也成为我们的教材。从这些教材中，美国飞行员掌握的日军战术比日军飞行员知道的要多得多。”注877陈纳德还对比了美机和日机性能的优劣：P-40B机身坚固，引擎强劲，俯冲速度极快。日本零式战斗机轻巧灵活，转弯半径小，飞行速度和爬升速度快于P-40B，升限亦高于P-40B。但P-40B装备的新型机炮火力较强。由此，陈纳德强调在空战中一定要用己所长，攻敌所短。首先爬升，抢占高度，还可于云中、云端设伏，待占据有利高度后，全速俯冲攻击，干掉敌机，然后迅速脱离，再次寻找战机。在空战中，只有一旦获得高于日机的高度，立即全速俯冲攻击。 “利用速度和俯冲进攻强度打乱他们的战术，迅速射击，迅速侧滑，甩掉敌人。”注878同时，强调协同作战，双机配合，甚至四机配合，前后呼应(“一架飞机总是护住另一架飞机的机尾，形成互相保护”)，全方位警戒，全方位互相掩护并寻找战机，抢占先机。 “所有飞行员都接受了72小时的课堂教学，再加60小时的专门(针对性的)飞行训练。”注87911月初，陈纳德致电宋子文和蒋介石， “告知他们我们将于1941年11月底前准备完毕。志愿队可以根据战斗需要，打多久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急需配件，以保持飞机的战斗力，”注880配件供应问题在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下，终于通过1942年5月开启的驼峰航线初步得以解决。1941年11月底，陈纳德将志愿大队编组为3个中队，每中队33架P-40B。志愿队员们均为来自美国陆海空军和民航公司的年轻人，他们给3个中队分别起了风趣、有意味的名字：第1中队称“亚当与夏娃中队”，其机身上绘制有亚当追逐夏娃的图案。第二中队称“熊猫中队”，机身图案则是飞行员的漫画像。第3中队称“地狱天使中队”，机身图案是姿态各异的小天使。12月18日，陈纳德上校留第3中队协防仰光，率第1、2中队北上昆明。志愿大队成战斗布局展开，严阵以待。

1941年7月下旬，日本并通过德国施压法国贝当政府，同意日本使用法国在越南的8个机场和1个海军基地。11月，日本就将245架战斗机、轰炸机进驻越南，准备寇犯云南。12月20日上午，日军10架轰炸机从河内机场起飞，直犯昆明，负责监视空域的防空情报网迅速探悉并立即报告了中国空军指挥部及美国空军援华志愿大队。陈纳德立即命令第1中队起飞16架战机，抢占高度；第二中队起飞8架战机，正面迎敌。待日军轰炸机群抵昆明东南郊上空，志愿大队机群先敌出击，一举击落日军轰炸机6架。余下4架降低高度，紧贴云层向南逃窜。第1、2中队勇猛追击，又将其击落3架。志愿大队无一伤亡，仅一架飞机机翼受伤。9∶0，志愿大队首战告捷。12月25日，日机再袭昆明，志愿大队奋勇迎战，日机遭重创后逃遁。与此同时，志愿大队第3中队在保卫仰光的空战中亦获佳绩。1941年12月23日，日军出动54架重型轰炸机，在20架战斗机的掩护下空袭仰光，第3中队与驻防仰光的英国空军协同作战，以损失3架飞机和牺牲两名飞行员的代价， 击落日机25架。注881英军则以损失11架飞机和牺牲5名飞行员的代价，仅击落日机7架。 12月25日日机再袭仰光，第3中队又独立击落日机19架，自己损失两架，飞行员跳伞获救，人员无一伤亡。注8821940年6月以来，日军频繁空袭昆明。8月至年底，几乎达到每天至少空袭一次。除星期天因日本飞行员自身要休息外。1941年，日军空袭昆明达92次。1942年，陡降至34次。这不能不归功于志愿大队对日寇的沉重打击。志愿大队在1941年12月作战中的神勇表现，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12月21日，志愿大队首战告捷的第二天，一位记者在其报道中以“飞虎”即“飞行的老虎”来形容志愿大队及其志愿队员们，这一称呼迅即不胫而走并得到民众的广泛认同。美国报刊很快也采用了这一称谓。志愿队员们也均认同这一称号，并干脆用“FlyingTigers”为自己的队伍命名，志愿大队由此成为后来享誉世界的“飞虎队”(也有一种说法，取名“飞虎”是来自宋子文的提议)。后来，好莱坞沃尔特•迪斯尼协会的罗伊•威廉斯应中国空军将领王叔铭之约，为飞虎队设计了队徽：一只插翅的猛虎，其背景是一个象征胜利的字母“V”。飞虎队这一标志后来成了闻名世界的图案。与此同时，驻仰光的第3中队飞行员埃里克•希林从《印度画报周刊》上看到在北非利比亚沙漠地区作战的英国空军的澳大利亚飞行员在自己的飞机上画了鲨鱼的嘴和牙齿，觉得不仅有趣，而且很有象征意义(吓唬、吃掉日本小子———陈纳德常鄙视地称日军为“日本小子”)，便问陈纳德是否能把这个图案画在自己的飞机上。陈纳德认为希林的提议很好，可以提高士气并威慑日寇。数天之后，飞虎队的每一架战机头部，都变成了“鲨鱼头”。画有这一图案的飞机形象后来也闻名于世界。飞虎队首战之际，珍珠港事变已经发生，陈纳德激动地对其队员们说：“日本人已经进攻珍珠港，这也意味着我们再也不必躲在幕后作战了。我们是美国志愿航空队，我们的工作不再仅仅是为中国而战，我们现在也是为美国而战。现在应该是我们对准并打击共同敌人的时候了。从现在起，我们在地面上每天24小时都处于战备状态。” 他的讲话不断被其队员们“这些该死的日本人”、“这些猴脸小杂种”等叫骂声所打断。注883①这显然也是飞虎队战力倍增的重要原因。

图30.3　飞虎队的飞机阵容

1942年1月至5月，飞虎队仍然在滇缅两地作战。在缅甸仰光，仅1月下旬，在与英国驻仰光空军协同的对日空战中，就击落日机50余架，大部为飞虎队击落。第3中队连续作战，亦有一定损失，陈纳德急调17架战机前往增援。至3月8日英军弃守仰光，在飞虎队协防仰光的70天里，共参加空战31次，击落日机217架，可能击落或击伤(因无法准确核实)143架，付出的代价是损失16架战机，牺牲飞行员4人。与日机的战损比达1∶13.5。陈纳德自述，战损比一度高达1∶15， 令英国空军惭愧惊叹。注884英王乔治六世以代表英国最高荣誉的十字勋章授予在仰光作战的美国志愿队队员。 陈纳德认为这一荣誉根本上是来自于美国志愿队在仰光上空的奋勇作战。注885

仰光弃守后，第3中队及其增援部队移驻仰光西北面的马格威空军基地。3月21日，日军出动近300架次战斗机、轰炸机狂轰滥炸此基地，英国空军和飞虎队战机措手不及，未及升空者大多数被炸毁于地面。驻缅飞虎队遂转场滇缅边境瑞丽江畔的垒允机场。陈纳德特别不能容忍日军的骄狂之气焰，从心底看不起日军，认为无论是飞行员素质还是空战战术，飞虎队均优于之。日军动辄轰炸中国民众，陈纳德更是从心底厌恶，决心必须狠狠打击日军。陈纳德选择了泰国最北边的日军清迈机场和南邦机场作为报复对象(泰国已于1941年底之前，被日军侵占)，并从第1和第2中队中挑选人员去执行复仇任务。3月23日，8架从昆明起飞的飞虎队战机飞往垒允机场加油后，悄悄转场喜河和南桑前沿(野战)机场。24日凌晨，8架战机携带足够的弹药成两组编队(4架一组)，分赴清迈和南邦机场。日军驻于清迈的40多架轰炸机遭飞虎队战机反复俯冲，扫射轰炸，准确命中，日机一架接一架爆炸起火并引发连环爆炸，终致全部被摧毁。事后，日军甚至彻底取消了该空军联队的番号。进击南邦机场的飞虎队战机因日机转场，扑了个空，遂对机场设施、营房、车辆，以及守护机场的日军部队及其装甲车轮番扫射，轰炸，致南邦机场严重破坏，日军伤亡惨重。 “我们算是报了马格威的一箭之仇。”注886此役，飞虎队亦损失飞机3架，两名飞行员牺牲，一名跳伞获救。

4月中旬，飞虎队终于得到一定的补充(通过滇缅公路和中—印空运航线)，战力有所恢复。陈纳德深知“日本小子”的报复心理，又据1938年4月29日武汉空战的经验，判断日军定然会于所谓“天长节”[4月29日乃日本天皇裕仁的生日，中国民众称之为“鬼王节”，意即日本鬼子的最大头目的(节日)生日]袭击垒允机场，以向裕仁寿辰献礼。遂命令加强空中巡逻及警戒，同时加强对于泰国方向(方面)日本空军的侦察。4月29日，日军出动27架重轰炸机空袭垒允机场，遭正在空中巡逻的15架飞虎队战机的迎头拦截，日机被击落22架，铩羽而遁，飞虎队无一伤亡。因飞虎队的出色战绩，4月15日，美国空军授予陈纳德上校军衔。陈纳德成了当时唯一拥有中、美两国上校军衔的军人。

4月29日，日军攻陷英军守卫的缅北重镇腊戍，旋即沿滇缅公路直犯滇西。首次出征的中国远征军因失利分两路分别向印度、云南撤退，垒允机场顿失地面部队的防卫。情急之下，飞虎队将在垒允基地因伤待修的22架战机付之一炬后，全部撤往云南省境内。5月1日，垒允沦入敌手。此后至6月初，飞虎队主要在云南省境内作战。

日军战略意图，不仅欲陷缅甸全境，一以切断中国一切外援通道，二以威逼英国在亚洲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殖民地印度；而且欲沿滇缅公路寇犯云南，威胁四川及重庆。日军这一战略图谋极其险恶，若其得逞，则中国抗战的战略态势将彻底改变。飞虎队立刻投入了抗击日军侵略、保卫云南的战斗。5月4日，日机空袭滇西重镇保山。驻保山机场的两架飞虎队战机起飞迎战，一架被日机击毁，飞行员牺牲，另一架在击落两架日机后，转场昆明。5月5日，日机再袭保山，飞虎队以9架战机迎战，击落日机9架，余者逃返。5月6日，日军沿滇缅公路进逼怒江(在缅甸境内段称萨尔温江)西岸，滇缅公路反被资寇，形势万分危急。中国军队在撤退中炸毁了怒江惠通桥，此举有利于将日军阻滞于怒江西岸，但凶熖万丈的日军准备抢渡怒江。陈纳德电报请示蒋介石、宋美龄(陈纳德当初乃应宋美龄之邀赴中国，且宋一直任职于“航空委员会”，一以贯之地关心、支持中国空军和飞虎队)， “对萨尔温江和龙陵之间的目标发起攻击”。宋美龄代表蒋介石复电：“最高统帅命你派志愿队所有兵力对萨尔温江和龙陵之间的卡车和船只发起攻击。请转告志愿队，我感谢他们的忠诚，并望在此生死存亡之关头加倍努力。请务必击沉萨尔温江上的运输船。如形势有变，我将立即电告。”注887从5月7日至12日，飞虎队集中其驻于昆明、祥云等各机场的战机全力出击，扫射、轰炸(为攻击日军地面部队和机场，飞虎队特将部分战斗机改装成了轰炸机)怒江西岸滇缅公路沿线的日军车队、坦克、步兵，还摧毁了日军在江面架设的浮桥及架桥设备、大量船只，予日军以重大杀伤。同期，飞虎队所有战机和驻扎云南的中国空军战机，不断往返于保山和怒江峡谷之间，扫射、轰炸日军以及怒江峡谷的山体，不仅把日军赶回了芒市，而且峡谷山体的大量炸落，堵塞了滇缅公路的许多地段，终致滇缅公路彻底中断。同时，飞虎队与中国空军还与窜犯、拦截的日机频繁空战，重创日空军。所有这一切，为中国军队赢得了增援和备战的时间，终于稳定了滇西战局。

随滇西战局的稳定，日军已再无东渡怒江、袭占云南之可能。6月初，飞虎队奉命移防重庆，受到重庆人民的热烈欢迎。随后，飞虎队不断得到一些有限的补充，战力也不断得以一定的恢复，其又奉命进驻桂林、衡阳、零陵等地机场，以支援华中、华南中国地面部队的作战。6月12日、28日，飞虎队在桂林的两场空战中，共击落敌机24架，自己仅损失3架。此后，华南日军空军再不敢妄言轻战。驻衡阳的飞虎队于6月下旬至7月初，不断出击日军长江舰队及其码头和汉口机场，炸沉炸伤敌舰艇10数艘，炸毁大量军用设施和物资，毙伤日军甚众。大大冲击了华南、华中日军的制空权。此间，留驻云南的飞虎队还经常出击怒江西岸的日军，为巩固滇西战略态势、实现未来的反攻作出了贡献。

鉴于飞虎队已在实际上成为一支重要的空军力量，为统一指挥中国战区及中缅印战区的美国空军，加之与飞虎队员们签的合同已届期满(一年期，1941年7月至1942年6月)，7月4日，美国政府决定不再续签合同，而是将飞虎队纳入美国空军的正式编制序列———将其整编为美国空军驻华特遣队，下辖第23战斗机大队、第16战斗机中队、第11轰炸机中队，隶属于美国驻印(度)空军第10航空队；任命陈纳德为司令(指挥)官，授予其准将军衔。特遣队总部(指挥部)仍设于昆明。不少飞虎队员因思念家乡和亲人，选择了离华返美，但基本骨干力量都保留了下来。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从1941年8月1日正式成立到1942年7月4日撤销、转编，历时11个月，实际作战7个月(1941年12月20日至1942年7月初)。共计作战50余场，击落日机299架，击伤和可能击落153架，摧毁日军大量车辆、坦克、舰艇及运输船只，消灭大量日军。在空战中损失12架战机，在地面损失61架(包括在垒允撤退时自己焚毁的22架)。包括建队时3名中队长在内的20多名队员牺牲。其中4人阵亡于空战，6人牺牲于日军地面高射炮火的攻击，3人牺牲于日军的空袭轰炸，10余人在飞行事故中殉职，另有3人被俘。 全队有54人荣获中国政府颁发的云麾勋章或星序奖章，10人荣获英、美的十字勋章。注888

飞虎队战绩卓著，但累计11个月的财政开支也达到了800万美元(300万美元用于支付队员薪酬及战功奖励)。陈纳德对支出超过预算深感不安，在飞虎队撤消之际，他向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表示了歉意。宋子文深受感动，言： “志愿队是中国所曾做过的最好的投资。你竟然考虑到费用，使我深感惭愧。”注889

1942年7月3日，飞虎队整编之前夜，《新华日报》发表短评“贺‘飞虎’的胜利”，予之高度赞誉：“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来华作战十一个月，歼灭寇机近300架，战绩辉煌。中国人民对之有‘飞虎’的佳誉，且经年之慰劳之情，历之不衰，可见中国人民与美志愿队情意之笃。美志愿队在空战中的胜利，充分表现出美国空军杀敌果敢的精神和熟练的技术。同时也表现出美国制造的军用飞机的性能确比日寇要好……现在，飞虎队即将改编为美国派遣在华作战的正式空军。我们祝贺其过去的成功，并盼望美国政府更加强其实力，予敌更大的打击。”

二、从特遣队到第14航空队

飞虎队虽撤消了，但其英勇作战和辉煌战果，帮助中国空军渡过了其在抗战中的“黑暗岁月”，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和胜利信心。转编为美国空军驻华特遣队后，其基本骨干力量保留于其中，司令官依然是陈纳德，中国民众和媒体也依然以飞虎队称之。这一称号还涵括了后来的第14航空队。

特遣队甫一组建完毕，在装备和人员较之以前有所加强的基础上，立即频繁出击，攻炸日军。1942年7月中旬，特遣队轰炸机从衡阳基地出击，不断轰炸武汉、广州、南昌及九江一线的日军机场、仓库、舰船和兵营，予敌毁伤甚众。7月19日还轰炸了设于临川的日军侵华陆军司令部，并掩护、支援了临川一线的中国军队，使日军惊骇万分。自7月30日起，日军组织了118架战斗机、轰炸机对衡阳进行了36小时连续轰炸。特遣队与之展开激烈空战，击落日机17架，挫败了日寇摧毁衡阳基地的企图。8月，特遣队将空战战线扩展至缅越一线，反复轰炸、扫射缅甸、越南的日军，给日军造成巨大损失。8月12日，特遣队空袭越南海防，日军这一基地基本被摧毁。对缅越一线的出击持续到9月底，日军遭受巨创，其轰炸昆明、重庆的频度剧降，凶焰也大不如前。仅7、8两个月，特遣队就炸毁日机30架，击落28架，自身仅损失5架，牺牲飞行员4名。1942年10月24日，特遣队从桂林机场出动22架战机，空袭香港日军基地、兵营、舰船，并投放抗战传单等宣传品，日军出动26架战斗机拦截、阻击，特遣队以损失一架轰炸机的代价，击落日机20架。10月下旬，特遣队飞赴华北，空袭日占开滦煤矿及其兵营，战果显赫，中国媒体称之为“飞袭华北第一声”。同时对香港、九龙一线的日军基地实施了反复轰炸。11月25日，特遣队首次进行夜袭，轰炸汉口日军海军基地，日军长江舰队遭受巨大损失。圣诞节，日军冒天下之大不韪，空袭美军云南驿(在祥云)机场。次日再袭，特遣队奋力迎战，击落日机8架。此期，特遣队还多次奉命为驼峰航线的运输机队护航，并不断出击滇缅一线之日军空军，还反复攻击怒江西岸之日军。不仅进一步稳固了滇西战局，而且开始夺取滇缅战场的制空权。

特遣队自1942年7月至1943年2月，在8个月的作战中，仅空战就击落日机149架。还摧毁了日军大量舰船、车辆、坦克及军事设施，杀伤日军众多。自1942年7月至1945年8月，特遣队之主力———第23战斗机大队，即原飞虎队，在三年空战中，共击落日机941架，与日机的战损比保持在1∶5以上， 成为美国空军“二战”期间最著名的战斗机大队之一。注890

陈纳德指挥的飞虎队、特遣队尽管作战英勇，战功卓著，但其战损补充总是不及时，不充分。具体原因有三：第一，飞虎队首战之时，也正是珍珠港事变发生之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旋即侵犯缅甸得手，切断了滇缅公路，断绝了中国的对外联系通道(除已失去军事援华功能的中苏公路外)。1942年5月，驼峰航线开启，但至年底，因诸多因素，导致成本高昂，成效低下，运至中国的各类军事物资仅相当于计划数的10%多一点。由此造成各类军事物资的匮乏及补充困难。第二，1942年初，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华盛顿会议期间，达成了极其重要的二战战略共识：先欧后亚，德国第一。这一根本战略的正确性无可非议，且已经历史实践之检验。但这一战略的实施势必减少对亚太战场物资之供给，对中国战场就更其如此：物资供给(有所)减少，战略运输又异常困难，因此导致物资匮乏和补充的严重困难。如果说以上两个原因是客观的，第三个原因则是主观(认识)造成的：1942年初，经罗斯福总统提议，中国战区成立，由蒋介石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史迪威任参谋长。史迪威成为蒋介石事实上的美国军事顾问并基本掌握了美国援华军事物资的分配权。虽然后来与蒋介石发生了认识上和性格上的一系列冲突，但史迪威将军为中国抗战的尽心尽力和所立下的卓越功勋已是不争的史实，其贡献也获得了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度赞誉。但在军事思想上，史迪威将军是一个陆军主义者，他虽然不否定空军的作用，但始终认为空军只能起有限的辅助作用，决定胜负的是陆军。而陈纳德将军恰恰是一个空军主义者，他认为只要空军足够强大，完全可以决定战争的胜负。他是否已预见到20世纪末的新一轮军事革命，或对空军的战略作用及地位之重大变化有预感或革命性认识不得而知。但两个人的军事思想针锋相对是显然的。今日视之，两位著名将领的各执一词于当时皆有失偏颇。但史迪威是陈纳德的上司，陈纳德指挥的空军隶属中国战区，而史迪威是中国战区参谋长。陈纳德的空军为特遣队时，隶属美军驻印(度)第10航空队，属附属于中国战区的中缅印战区，而史迪威兼任该战区司令长官。史迪威还掌握了援华军事物资的分配权，陈纳德所受到的待遇就可想而知了。两个人不仅军事思想相左，个性也都很要强、倔强，两人冲突剧烈时，史迪威还多次要求解除陈纳德的指挥权，但均被蒋介石顶住了。倒是同为陆军主义者的麦克阿瑟，在飞虎队抵华之初，应陈纳德之请求，从其驻防的菲律宾(马尼拉)急调了一批P-40战机的起落架轮胎支援之， 令陈纳德终生感念不已。注891

1943年始，上述情况大为好转，并进而获得根本改观。1月，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罗斯福总统强调了扩大美国驻华空军部队的军事、政治意义，除能有力打击日军外，还将“大大鼓舞中国人民的士气”。在会后致蒋介石的电报中，罗斯福承诺将大力增援陈纳德。3月8日，罗斯福总统决定组建美国空军(陆军)第14航空队。3月11日，奉总统令，美国空军驻华特遣队正式改编、扩编为第14航空队，从第10航空队中独立出来，不再隶属之。授予陈纳德少将军衔，并任命其出任第14航空队司令官。罗斯福总统强调。要逐步加强第14航空队的实力，使其战机最终达到500架以上。罗斯福总统给第14航空队确定的任务是：保卫驼峰航线；轰炸、破坏乃至摧毁日军飞机、军事营地及日军在华军事设施；轰炸、攻击日本舰艇、船只，破坏其水上运输；轰炸、攻击印度支那、缅泰和台湾的日军及其设施，使其丧失作为日军后勤基地的作用； 以一切可能之方式支援中国地面部队作战，鼓励中国的抗日士气。注892此后，随美国巨大工业生产潜力的发挥，其军事物资之产量终于可以兼顾欧—亚两线战场，美国成为反法西斯国家的兵工厂。驼峰空运的状况自1943年起，也日趋好转。陈纳德及其第14航空队的实力终于日益增强，其战损补充也日趋及时、充分。其间虽仍有所反复，但向好发展趋势一路不可阻遏，不可逆转。

自第14航空队建立，其在中国抗战中担负了6个方面的重要任务，发挥了巨大作用，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伟业立下了历史殊勋。第一，守卫、防护中国大西南大后方的城市，特别是昆明、重庆，抗击反击日军之空袭。前已述及，在飞虎队的沉重打击下，日军空袭昆明的次数急剧下降，1941年为92次，1942年剧降为1941年的近三分之一，为34次，1943年又降为21次，1944年仅7次。且自1942年始，每次均遭重创。自1944年下半年第14航空队逐步夺取了中国战场的制空权后，日军对昆明的空袭基本停止。敌非不为也，乃不可为不敢为也。重庆亦然。自1942年6月飞虎队主力移师重庆后，来犯日机均遭痛击。1943年始，一方面因太平洋战场之需，日军调去了部分飞机和飞行员，一方面因陈纳德及其第14航空队的奋勇作战，使日军犯渝飞机被击落者甚多，遭击伤者更众，致日军的大规模空袭渐行停止，以小规模的侦察袭扰为主，但亦遭无情还击。1943年下半年起，日趋减少。至1944年4月美国空军第20航空队进驻四川时，四川上空已基本不见日机，第14航空队已基本夺取了滇川缅战场的制空权。史迪威为保卫第20航空队庞大的B-29重型轰炸机机群的安全，一再向陈纳德强调必须由第14航空队的战斗机群驻防B-29机群进驻的机场一带，防日寇空袭。陈纳德奉命派出第312战斗机联队(又称“华西突击机群”)驻防成都—重庆一带，但因基本未见日军胆敢来犯，遂于1944年底撤防，第312战斗机联队调往华中作战。考虑到日军对B-29机群轰炸的胆战心惊和切齿痛恨，哪怕有丝毫可能性，其亦会寇犯。可见，日军空军实在是无能为力了。于此亦可见陈纳德所指挥的空军对大后方防御所作出的战略贡献。

第二，为驼峰航线护航，并支援滇西、滇缅战场，夺取这一战场的制空权。

第14航空队组建后，立即将滇缅战场作为其重点作战区域之一。通过其反复攻击、轰炸进犯滇西的日军，并切断滇缅公路和怒江运输线，加之中国陆军的奋勇作战，终致滇西日军只能取战略守势而毫无战略进攻之力。至1944年滇缅反攻，第14航空队也奋战配合，不仅夺取了战场制空权，使日军失去空中掩护，还对日军反复轰炸、扫射、断敌后勤运输补给，大量杀伤敌精锐有生力量，并掩护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为夺取滇西、缅北反攻的巨大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驼峰航线开启以后，第10、第14航空队均多次奉命护航，防反缅甸日机拦截、袭扰，尽力保障了航线的安全。至1944年3月，随滇缅反攻揭开序幕和盟军逐步夺取了滇缅战区制空权，为驼峰航线护航的使命宣告结束。

第三，组建中美联合空军。 1940年，中国空军抗战进入最困难的时期，至该年底，仅剩飞机65架。注8931941年始，美国援华军事装备开始增加，包括战机在内。到1942年底，中国空军共接受美制B-25型轰炸机19架，P-40型驱逐机27架，P-43型驱逐机41架，P-66型驱逐机82架。作战部队仍有7个大队， 1个侦察中队及1个美国志愿大队即飞虎队，拥有各型飞机337架(涵美国志愿大队战机)注894，大体已与全面抗战爆发前持平。与此同时，为尽快掌握美式装备，中国政府根据《租借法案》的相关规定，经与美国政府洽商并征得英国政府同意，自1941年6月始，将中国空军第1、2、3、4、5、11大队分批调往印度，由美国驻印空军培训并接受美援飞机。同时，中国空军军官学校第12期至第24期的学员也移师印度，由美国驻印空军进行初级培训。初级培训结束后，再赴美国分别进行中、高级培训。至1945年秋，赴美培训的中国空军人员共达2722人， 其中803人在培训结束后回国参战。注8951943年6月，在卡拉奇(当时属印度，现属巴基斯坦)，美国空军建立了作战飞行训练中心，主要用于培训中国飞行员及空勤人员，培训科目包括：美制战斗机和轰炸机的驾驶技术、轰炸和射击技术、低空编队、战斗机协同战术、战斗机与轰炸机协同战术、空中通讯联系、空地通讯联系等。参训者多为抗战以来参加空军的青年学生，其中不乏大学生。文化基础好，又有抗战的勇气和信心，培训取得了极好的成效。(同期，中国政府也派出了数百名海军骨干———多为青年军官赴美、英学习、培训，数十名赴英学习、受训成员还观摩、见习了诺曼底登陆。受训、学习人员回国后，于抗战胜利，驾驶指挥着缴获日军的以及日本赔偿的、美、英援助的、自造的与购买的舰艇，终于重建了中国海军舰队。)中国空军因此具备了恢复和发展的新生力量及人力资源基础。1942年9月起，在印培训的中国空军人员，驾驶美产战机，分期分批归国参战。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国空军主要驻扎于恩施、芷江、汉中等地，负责鄂西、湘西及其北方一线。美国空军特遣队驻防于桂林、柳州、衡阳、零陵等地，负责大西南一线。重庆、昆明等中枢要害，由两军共同驻防。且在中国空军中均派有美国空军顾问和教官。中美空军的联合作战、联合抗战在实际上已经开始。当然，中美空军的联合作战、抗战最初开始于1941年8月1日美国援华志愿大队成立之际，当时，蒋介石就将其纳入了中国空军的正式序列。但中国空军恰处极度困难之际，名为联合，实际上是以飞虎队为主。此期，才谈得上真正的联合。1943年，陈纳德提议组编“中美空军混合大队”，即将中国空军主要战力与美军第14航空队混编，以使两军更好地协同作战，更强地发挥两军战力。此建议获中、美双方高层同意并批准。1943年底，中美空军混合大队诞生。此后，与日军的较大规模以上的空战，对日军的轰炸、攻袭，大多为中美空军协同进行。在第14航空队的出击中，多有中国空军战机的参与，有时甚至以中国战机为主。中国空军通过此配合、协同、联合，终于得以恢复并发展。

第四，支援中国地面部队作战。自第14航空队成立，中国战场的每一场大会战都得到了其全力支持。有了强大空中支援的地面部队，一改以往会战中的压抑状态，于士气，大获鼓舞；于军事，奋力进攻；致日军连遭败绩，狂妄自信渐无，骄横之气挫失殆尽。1943年6月鄂西会战中，第14航空队全力出击，支援中国陆军作战。其轰炸机大队分批、轮番不间断地轰炸了宜昌、蒲圻、白螺矶等地日军基地及其指挥中心，致日军驻于该地飞机几乎丧失殆尽，重型装备“也尽损失”。中国空军奋勇配合，中美空军基本掌握了这一战场的制空权。中国陆军备受鼓舞，近战接敌，与日军展开抗战爆发以来乃至整个二战中最大规模的白刃战，杀出了中华民族的威风和力量，致日军张皇失措，凶焰全无，中国军队终获鄂西大捷。11月，常德会战展开。日军集结250余架战机欲与中美空军争夺制空权，第14航空队与中美空军混合大队亦集中200余架战机痛击之。自11月10日会战始至12月16日会战结束，中、美空军共出动216批次，1747架次，其中战斗机1467架次，轰炸机280架次，轰炸扫射常德、华容一线的日军，共击落、炸毁日机37架，击伤炸伤更多， 炸毁日军船只人马甚多。注896并基本夺取了这一战场的制空权。常德中国陆军经神勇作战予日军重大杀伤后，突围而出。在增援部队和中、美空军的支援下，将沦入敌手仅6天的常德克复。常德会战以日军惨败告终。1944年豫湘桂战役日军狗急跳墙，拼死一逞，致中国该线陆军措手不及，处置失当，遭重大挫败。即使如此，中、美空军仍奋然全力出击，迟滞了日军的进攻，多次挫败了日寇的攻势，大量毙伤日军，最终支援陆军终止了日军的进攻。中国地面部队虽遭败绩，但也正是在此场大战中，中、美空军最终夺取了中国战场的制空权，并充分运用这制空权打击日军，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日军的所谓战果。衡阳失守后，据日军统计，第14航空队仍频繁空袭日军，达171批次、1000多架次，致日军 “部队前进受阻，而且受到相当大损害”。注897正是通过如此的努力奋战，于陆军溃退中，空军夺取了制空权。

第五，轰炸、攻袭日军阵地、基地、运输船只和车辆以及交通线路，歼敌有生力量，毁敌军事设施，破坏敌之后勤供给及作战保障。1944年的滇西反攻中，日军的许多坚固工事和据点，都是被第14航空队的B-25轰炸机低空打击，投掷500磅乃至1000磅的炸弹所摧毁的。为抗击日军的反扑，第14航空队每天都对日军的补给线和集结兵力狂轰滥炸，几乎摧毁了日军的所有战车、运输车辆与辎重，彻底粉碎了日军的进攻乃至反扑的念头。第14航空队夺取的滇缅战场的制空权，保障了滇缅反攻的最终胜利。自有战争始，后勤供给就是交战方的生命线。中国古代兵家就一再强调，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断敌粮道因而成为制敌取胜的有效战略之一。现代战争，除粮食外，各种军火的补充甚至更加重要。由此，破坏乃至摧毁敌人的后勤供给亦然是制敌取胜的重要战略之一。日军妄图封锁、围困中国，断绝中国外援，实施的亦是这一战略。第14航空队组建后，亦奋力实施这一战略，打击敌寇，取得丰硕战果。常德会战期间，第14航空队及中美空军混合大队对东南沿海的日军运输船只频仍轰炸攻击，致日军在东南沿海的运输能力缩减一半。11月底，情报获悉，日军由海上运抵香港40架战机，欲以加强其驻于华南之空军。12月1日，中美空军断然出击，空袭香港日军机场、设施、码头、仓库，日军所运抵战机悉数被毁。并摧毁敌停于机场未及起飞战机31架，且在空战中击落日机2架。中美空军仅损失战斗机1架。12月25日，美空军第14航空队空袭台湾日寇新竹机场，摧毁并击落日机45架，自损1架。二战期间，台湾已成日军重要后勤补给基地及作战基地。此后，经中美空军多次进击、奋战，封锁了台海沿线，致台湾作为日军重要战略基地的功能基本丧失。1944年来临之际，第14航空队已拥有战机254架，至豫湘桂战役发生，已增至500余架，驼峰航线的供给也日趋剧增，这一切，赋予第14航空队以更强的战力、攻击力。5月下旬到衡阳失守前夕，第14航空队仅在豫湘桂战役的湖南战场，就出动了5287架次，投弹11640吨，炸毁日军卡车595辆，炸沉日军运输船只1000余艘，炸毁桥梁14座，击毁日机百余架。12月18日，中美空军狂轰滥炸日军汉口空军基地，基本摧毁了日军在华中的这一最重要空军基地。1945年1月17日，第14航空队轰炸上海日军机场，摧毁日机65架。2月，第14航空队的作战几乎全力用于切断日军的交通运输线路。破坏了37座桥梁，炸毁了142辆机车。1944年11月至1945年2月，第14航空队还对日军发动了要塞战、据点战，即集中战力，一个一个地消灭日军前线机场。共计出动飞机747架次，投弹1100余吨，毁伤日机312架， 致日军一线机场基本丧失。注898类似上述战例战绩不胜枚举。中国民众对于中美空军的空袭不胜欣喜。

第六，夺取制空权。日军对美国飞行员的素质和战技一直心存不服，早在飞虎队初战之际，1942年6月，日军就嚣张地在桂林机场上空撒下传单，扬言要与飞虎队员们于6月28日下午3时在桂林上空决战。届时，日军派遣60架战机寇犯桂林上空，陈纳德如约应战，升空24架战机与之较量，仅仅十几分钟，即以损失4架战机的代价(飞行员均跳伞获救)，击落日军14架最先进零式战机，日寇14名飞行员全部毙命。此后，日军再无狂妄挑战之举。第14航空队组建后，不断发展壮大，连续出击日军，1943年7月轰炸了广州、香港、越南的日军机场、基地。7月9日始，其第308轰炸机大队对日本本土——东京湾内的舰船进行了一系列轰炸，日军损失惨重、死伤累累。7月23日起，日军集结150余架战机，分别从汉口、广州两基地起飞，分四个批次袭击第14航空队驻扎的衡阳、零陵、桂林机场，第14航空队与之展开了连续9天的华南制空权争夺战。至7月31日，日机共损失76架，被击伤者略次于此数。 第14航空队仅损失8架飞机，牺牲三名飞行员。注899华南战场的制空权由此彻底易手。日军终于自己承认： “日下美国驻华空军质量都好。其驾驶员素质均优秀。”注900日军承认自己的飞行员各方面均次于美军后，1943年秋天始，一般已无主动寻衅美军第14航空队的行为。经过前述第14航空队和恢复、重建的中国空军的连续主动出击，日军侵华空军之战机、人员均日趋耗尽，包括其驻于台湾、香港以及越南等地的。鄂西会战后，中国战场制空权开始全面易手。1944年，在美国政府的大力补充和支持下，第14航空队的战机数量有了迅猛增长，春天即已达500余架。许多已是二战亚太战场最好的战斗机P-51型(绰号“野马”)，其各方面性能均优于日本的零式，常德会战后及豫湘桂战役中，中国战场制空权终于被中、美空军夺取。1944年底，在中国上空已少见日机。1945年3月始，日本空军在实际上停止了在中国上空的一切行动。如此，侵华日军陆、海军彻底失去空中掩护，成了中、美空军的地、海靶标。 日方声称，自1944年底始，将残剩战机调回了日本，用于本土防卫。注901实际情况乃属逃离中国战场。其若不被调返，必被中、美空军全歼。

至1944年第4季度， 第14航空队已拥有501架战斗机、106架中型轰炸机、46架重型轰炸机。注902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上述数字还有增长，达于其鼎盛期， 计有战机3000余架、官兵1万余人注903(应涵括中美联合空军)。自1943年7月美国空军援华特遣队建立始，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特遣队和第14航空队共击落日机2900多架，炸沉日舰艇44艘，炸毁日军后勤运输船舶(大多为日本商船)数千艘，总吨位达223万吨。毙、伤日军86000余人，若加上1942年9月以后中国空军的毙、伤数，超过100000。特遣队和第14航空队总计损失飞机496架。亦有许多中国人参加了飞虎队、特遣队、第14航空队，主要从事地勤工作，亦有部分从事空勤工作，直接参与了空战。至1945年8月抗战胜利，飞虎队、特遣队、第14航空队共牺牲中美成员3386人， 其中美国飞行员及地勤人员2264人。注904

三、第20航空队的在华使命

1942年4月18日，美国空军的王牌飞行员之一、当时仍保持着多项世界飞行纪录的杜立德中校，率领并指挥16架经过改装的B-25型轰炸机，从距日本海岸1237公里之遥的大黄蜂号航母起飞，对日本东京进行了战略轰炸。此次空袭成效有限，但代价高昂。16架战机除1架安全降落于苏联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外，15架分别迫降、坠毁于中国的浙江、安徽、江苏境内，迫降的也基本损毁，主因为飞机航程有限，可载燃油耗尽。75名飞行员中，64人生还，牺牲3人，8人被日军俘虏。但此次堪称壮举的轰炸意义非凡，它启发并开启了后来彻底摧毁日本军事基础和工业体系的战略大轰炸。

图30.4　首批从航空母舰起飞轰炸东京的美国飞行员们有一批降落在浙江衢州，后路过衡阳。图为受到招待的飞行员及他们的签字

1943年，二战期间最强大的重型轰炸机B-29问世，其载弹量高达10吨，航程可达6600公里，时速可达598公里，升限可达12000米(这是任何日本军机都达不到的高度)。对日本实施大规模战略轰炸的作战计划随即提上日程。1943年8月底召开的美英魁北克首脑会议上，美国空军将领亨利•阿诺德(时任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美国空军在战后才成为独立军种，当时分属陆军和海军，苏军亦然。为方便起见，直称美国空军)提出了一项代号为“马特霍恩”(Matter-horn)的针对日本本土进行大规模战略轰炸的计划，以摧毁日本的战略军事基地、工业体系及其战争潜力。同时，沉重打击日本的士气，摧毁其顽抗心理。一句话，摧毁日寇的大后方，迫使其无条件投降。罗斯福总统批准了这一计划。该计划以美国第20航空队的庞大B-29轰炸机群进驻中国四川，以四川作为轰炸日本的前进基地(机场)，以印度作为第20航空队的补充基地(补充物资由美国专运至印度加尔各答港、吉大港，然后转运至驼峰航线的起点机场，经驼峰航线运往中国)，英国政府也同意了该计划。1943年11月12日，罗斯福总统致电蒋介石，通报了该计划的基本设想，并表示希望在成都附近建设5座大型机场，由美国提供必须技术，中国调配劳力和物资。并希望于1944年3月完工。蒋介石表示同意。四川省政府为此紧急动员29个县35万多劳工，除扩建、加强了成都机场外，并以成都为中心，新修建了新津、广汉、彭山、邛崃四大重型轰炸机机场，供B-29机群起降。中国劳工尽心尽力、任劳任怨使用着原始手工工具修建着现代化的军用机场。陈纳德感动地说： “在这些机场上干活的35万多人，从表面看来杂乱无章，但实际却分工明确，体现着中国式的劳动特点。这些在数量上相当于30个美国师或新泽西州的泽西城全城人口的四川劳工和他们的家庭，在三个月时间里便建立起了四个机场，全部拥有可承受美国最重型(实际为当时世界最重型)轰炸机冲击力的8500英呎跑道。还完成了六个带有住宅区、地下燃料库、防空壕、滑行跑道和连接线的战斗机机场。”注9053月底，4座新机场及成都机场的扩建如期完成。4月24日始，美国空军第20航空队开始由印度转场中国四川。

图30.5　数十万四川民工在赶修机场

6月15日起，从中国四川基地出发的B-29机群开始对日本实施战略大轰炸。截止至1945年1月底，第20航空队撤离中国，其从四川基地出发，共对日寇进行了24次战略轰炸。其中轰炸日寇占领的中国东北鞍山两次、沈阳两次；汉口1次；台湾6次；其他13次均为轰炸日本本土。共计出动1589架次，平均每次出动66.2架次，满载载弹量达670吨。即平均每次投弹670吨左右。 24次大轰炸，第20航空队共损失飞机55架。注906但日寇的损失是惊人的。其设于沈阳的“奉天造兵所”(生产枪炮及弹药)、“满洲飞行机制造株式会社”基本被摧毁；鞍山钢铁厂及本溪铁矿在轰炸后基本停产；旅顺军港(轰炸鞍山时附带轰炸之)摧毁大半；汉口机场也基本被毁；日本本土设于九州大村的最大飞机工厂连遭六次大轰炸后，基本被摧毁；八幡钢铁基地经三次大轰炸后，也基本被毁。日本上至裕仁下至普通国民的心理防线几近崩溃。

由中国四川境内开始实施的“马特霍恩计划”，证明了战略大轰炸对于彻底打垮日本的强大功能效用；磨练了美国空军战略大轰炸的战术；使美军获得、积累了大量战略大轰炸之经验。自1944年起，美国已在西、南太平洋地区取得了一系列决定性战役的胜利，基本控制了西、南太平洋区域。从该区域诸多岛屿、群岛机场起飞，持续对日本实施战略大轰炸，补给更易(可海运补给，海运量远远大于空运量)，成本更低。1945年1月底起，第20航空队开始转场西、南太平洋美国空军群岛、岛屿基地(以马里亚纳群岛为中心)，继续对日本进行更大规模的战略轰炸，直到把东京基本炸毁，最后在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促成日本无条件投降。

第20航空队进驻四川时，其指挥官为肯尼思•沃尔夫少将。1944年7月，由古迪斯•李梅少将接替。其转场西、南太平洋基地后，仍由李梅指挥，以致李梅后来令日本人谈之、闻之色变。战略轰炸的威慑力、震撼力于此可见一斑。中国四川基地的贡献自不待言。

美国空军的援华抗战战绩显赫，战果辉煌。但中国军民于此也作出了巨大贡献：首先，如前所述，修建机场及其各种设施，且使用的多为手工劳动工具，其艰辛不言而喻。考虑到机场数量及其设施之多，就更是如此。其次，中国军民承担了大量地勤工作以及巨量的卸装运输工作，包括驼峰航线输华物资的卸运工作，亦为中国劳工所为。最后，1942年9月始，中国空军恢复并扩建，此后其对于美国空军作战的诸多支持与配合，对美国援华空军的战绩战果，亦贡献良多。

中国历来为信义之邦、礼仪之邦，中国人民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但亦感恩图报，生死相许。飞虎队赴华参战之际，中国政府航空委员会就印有“救生符”相赠，以备飞虎队员跳伞或迫降逃生时，遇中国军民而言语不通之际使用。上印民国国旗，并印有“来华助战洋人(美国)军民一体救护”之大字。落款署航空委员会。且每一块救生符均有编号。其后，特遣队、第14航空队一直使用此救生符。救生符也确实拯救了许多美国飞行员及空勤人员的生命，以至于被他们称之为“血幅”，意即他们付出了血的代价，中国军民为救助他们同样付出了血的代价。张爱萍将军指挥的新四军部队就多次救助美国飞行员。1944年5月7日，战斗在湖北洪湖地区的新四军部队救助了美国飞行员白莱德中尉和另一名美国飞行员。8月2日，美国驻华大使致函朱德总司令，感谢八路军在北岳区正太路沿线与日军激战、营救美国飞行员一事。陈纳德将军在其回忆录中感动地说：“日军极少俘获第14航空队队员。在日军阵地后方降落而未死的美国空军人员，至少有95%得到中国人的救助，并护送他们回到基地。日军在1942年初杜立德空袭东京后大兴问罪之师时曾宣布，凡救助美国航空人员的，不但一律处死救助者，并且要连坐家属和当地民众(因杜立德轰炸机群的飞行员，绝大多数被中国军民救助生还)。然而在其后的战争期间，却从未见过一个中国人不肯救助美国航空人员的实例。”

陈纳德将军虽战功显赫，但因与史迪威的矛盾以及支持史迪威的马歇尔(时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即总参谋长)的不和，以少将军衔终其援华抗战。1957年8月，他当选为美国空军十大杰出将领和二战亚洲战场空军代表人物之一。1958年7月，经美国国会特批，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授予其中将军衔。当时他已重病在床，不能参加授衔仪式。艾森豪威尔特发贺电言：“这第三颗星(中将军衔标志)早在10多年前就应当是属于您的。”7月31日，陈纳德将军溘然长逝。

四、驼峰航线与战时中国

中国联系世界(各国)的国际交通线路乃影响中国抗战的规模、时限乃至成败的命脉之一。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二：其一，中国是一弱国，现代化军工体系不仅或缺，甚至连雏形也不具备。华北事变后，暴日欲侵占全中国之野心已是路人皆知，国民政府随即加强了军事工业之布局、建设以及军事装备和用品的生产。但因工业基础薄弱，中国生产的武器装备与日本较先进水平之装备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且种类极不齐全，高端装备如作战飞机、各类军舰、坦克等，几乎完全不能生产。顶多生产若干非核心部件，然后引进先进国家生产的核心部件(如飞机发动机等)加以组装。即便能够生产的装备，也因生产水平不高、能力不足而产量有限，不能支持、满足连续作战的需要。而抗战，就是一场持久战，必须连续作战。军工体系是工业化国家最高端、最尖端的部门，中国本来就远远没有完成工业化，遑论军工体系了。日本则是当时亚洲唯一一个基本完成工业化的近代化国家，虽然其工业化水平远不及欧美，也不及20世纪30年代后期基本完成了工业化的苏联，但比之当时的中国，却领先得太多。抗击如此先进且残暴的侵略国，中国不能没有外援。中国迫切需要得到同情、支持中国人民抗战的发达国家的援助，特别是军械装备的援助。国际交通线路的重要性于此彰显。其二，国际援华，大多数(特别是在1941年5月美国决定将《租借法案》推行、适用于中国之前)还是通过国际军火贸易的方式进行的。即使1937年10月开始的苏联大规模军援中国，采取的仍旧是这一形式。苏联提供了大量的卖方信贷——由苏联提供专项贷款给中国政府，中国政府将此贷款专门用于购买苏联的军火。《租借法案》应用于中国后，许多援助也是以(美国)卖方信贷的方式进行的。其他国家的对华军火贸易，卖方信贷基本皆无。当然，在美英等国尚未与日本开战的条件下，能够置日本抗议于不顾，对华出售哪怕是有限的军火，也是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同时，这些国家与日本也进行着军火贸易，以示公平(对待)。既然是贸易，买方就必须要支付货款。中国货币并非硬通货，必须通过赚取外汇才能支付，而赚取外汇的唯一途径就是开展并进行国际贸易。中国作为一个落后国家，并无任何高附加值的产品可供出口，高附加值产品多为现代化工业产品。中国的出口商品基本均为农副产品和矿产品等初级产品。初级产品大多价值低廉，且出口初级产品的国家大多为落后国家，在国际市场上没有定价权，甚至没有话语权，唯能以较大的出口量换取尽量多的外汇。国际交通线路的重要性于此更加凸显。险恶的日本对此也看得非常清楚。1937年8月20日，日本宣布封锁中国海岸，以切断中国获取外援和进行外贸的主要通道。

1904年至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就完全占领、控制了辽东半岛。一战期间，日本又对德宣战占领了德国控制的青岛，控制了胶东半岛。至此，日本已控制了整个渤海湾和黄海最重要的港口青岛，并南北夹击、威逼威海(刘公岛)、烟台(当时由英国控制)。驻于朝鲜南部和辽东半岛、胶东半岛的日本海军，亦直接沿黄海海岸南下，控制了黄海一线。日本舰队逡巡于渤海、黄海，中国已痛失重要的国际通道(口岸)。淞沪之战后，日寇尽占上海与浙江沿海口岸，中国失去了最重要的国际通道(口岸)。此后，日本不断窜犯闽粤沿海，虽被多次击退，但在武汉会战之际，日寇袭占了厦门、马尾、广州口岸，并侵占了海南岛。中国军队为避遭日寇南北夹击，主动弃守武汉，武汉会战由此结束。而闽粤沿海口岸也尽失陷于敌手。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中由中国军队所进行、实施的规模最大的会战，双方投入部队多达110余万。中国军队在装备极其低劣的条件下，以伤、亡20余万的代价，毙、伤日寇10万以上。此战过后，日本领导层、统治层已意识到妄图征服、侵占全中国是不可能的。中国若有外援，就更其如此。哈勒欣河战役之后，日本领导层、统治层完全明白了此点。加之积极准备南进，遂加强乃至倾全力封锁中国的国际交通线路，妄图迫使中国屈服。据此战略意图，日本遂于1939年底窜犯广西沿海，相继袭占了钦州、北海、防城港及南宁。此后，中国军队虽取得了桂南会战之昆仑关大捷，但也仅因此将战线稳定在了桂中、南一线(两军相峙于此)，广西口岸已尽失陷于日军之手。至此，中国接受外援、进行外贸的海上国际交通线路已全部被日军切断。中国接受外援、进行外贸的国际运输线路仅存：一、由苏联至新疆至兰州的公路运输线。二、经由缅甸至云南(昆明)的滇缅公路。缅甸时为英国殖民地，美英因与日本在东南亚及西、南太平洋地区的利益矛盾日益激化，皆支持中国的抗战。但英国为避欧、亚两线作战，常常讨好日本，宣布关闭滇缅公路。三、经由越南至云南(昆明)的滇越铁路。越南时为法国殖民地，法国在外交政策上追随英国。三条线路均为陆路交通线。1940年5月，希特勒入侵法国，法国战败，沦为被德国占领的国家。德国一面直接控制法国，一面为获取此种控制的合法性，扶植了法国的傀儡政权———贝当政权。因德日法西斯的联合，1940年6月，日本直接并通过德国施压于法国的贝当傀儡政府，迫使其主动切断了滇越铁路。珍珠港事变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迅即取代法国侵占了越南全境。滇越铁路彻底断绝。《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苏联逐步减少援华军火供应并逐步撤退驻华军事人员。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场爆发，至1941年10月，苏联援华物资供应已完全停止，军事人员也基本撤完，至1942年初，全部撤完。由此，苏联—中国公路交通线的军事功能及意义不再、失却、丧失。中国获取外援的唯一通道仅存滇缅公路。1942年初，日本调派其陆军精锐第15军并配属较强的空军入侵缅甸，迅即击溃英军，英军退守印度，并集中军力扼守印度。5月初，缅甸全境沦入日军之手。日军旋即沿滇缅公路北犯，入侵中国滇西边境地区，直达怒江西岸，畹町、潞西、龙陵，腾冲相继沦陷，滇缅公路完全被切断，形势顷刻雪上加霜。这一严峻的局面立刻危及中国的抗战：中国成了一个完全被封锁的国家，成了一个孤立待援而无援的国家。

正义的事业决然是不可战胜的，否则人类就仅仅是又一种动物物种而无任何价值意义。1942年1月，华盛顿会议召开，以苏、美、中、英为首的反法西斯26国共同签署并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华盛顿宣言》。反法西斯国家重申并强调联合起来打败德、日、意法西斯国家(政权)。鉴于当时苏联的极度困难处境，美国决定继续援引、沿用《租借法案》，大规模援华，支援中国抗战。美国大规模援华除罗斯福总统同情、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外，亦具有其自身战略目的，这一战略目的与当初苏联大规模援华之战略目的是一致的，即牵制、分散日军主力于中国战场，使日本深陷并大量消耗于(包括人力、物力、财力)中国战场，从而利于美军及其他盟军在西、南太平洋地区的作战。必须打垮日本，决不能让日本实现其战略意图，乃至达成德、日法西斯于西、南亚军事会师的战略目标。这是美国更深层次的战略考虑。早在1940年12月29日罗斯福总统发表的“关于国家安全的炉边谈话”中，他就高度赞扬了中国的抗战： “在亚洲，中华民族进行的另一场伟大防御战争正在拖住日本人。”注9071941年5月6日，他敦促美国国会作出决定：将《租借法案》推行、适用于中国。1942年初，他对儿子伊里奥•罗斯福说： “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将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因此可以很快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甚至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进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并吞并埃及，切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注908所以，必须打垮日本；同时，美国必须成为反法西斯国家的伟大的兵工厂。罗斯福总统一再强调。

日军入侵缅甸之际，罗斯福总统已预感到滇缅公路将被日军切断，遂在总统召集的办公会议上提出了开辟援助中国的空中运输线以及另辟一条陆路补给线的设想。并请美国资深外交官哈里曼与时在美国的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接洽，听听中国方面的建议。宋子文与哈里曼洽谈后，立即致信罗斯福总统，建议开辟从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的萨地亚到中国云南昆明的航线。美国的军援物资可由印度的加尔各答港上岸，然后经铁路运至阿萨姆邦的萨地亚(机场)，最后由飞机转运昆明。宋子文还计算了从萨地亚到昆明的航程为700英里，约1126公里。他认为若使用100架中、大型运输机，一个月可以将12000吨物资空运至昆明。为了劝说罗斯福总统开辟这条航线，宋子文谎称该航线经过的是比较平坦的空旷地段。他这一用心良苦的谎言很快被哈里曼揭穿。哈里曼在转呈宋子文信的同时，谨慎地提醒罗斯福总统，这条航线将飞越世界最高的高原，有着地球上人们可以遇到的最可怕和最险阻的地段。 所谓平坦、空旷之处，大约仅指起、降机场的跑道而言。注909罗斯福2月9日致电蒋介石，表示： “经印度通往中国的补给线可以采取空运的办法保持畅通。”注9104月28日，他又强调： “不管日本人取得什么样的进展，我们总会想方设法把飞机和军需送交蒋介石委员长的军队。”注9111942年初，根据罗斯福的提议，反法西斯盟国决定将亚洲—太平洋战区分设为中国和美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战区。中国战区除中国外，还包括泰国和法属印度支那即越南、老挝、柬埔寨，由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美国的史迪威中将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不久，美国又将缅甸、印度划入中国战区，专设中缅印战区，由史迪威兼任司令长官，隶属于中国战区。如此，空中援华航线的开辟就成为中国战区属内之事，涉及中、美、英三国(当时印度为英国的殖民地，由英印殖民当局管辖)。以丘吉尔为首的英国政府也完全明白援华空中航线的重要性，他多次表示， 我们(通过缅甸、印度)与中国的联系在整个东方即中国战区中，是最重要的一环。注912在缅甸完全沦陷之前，滇缅公路实际已被切断。在宋子文与美国洽商开辟空中援华航线之际，蒋介石夫妇在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的全程陪同下访问了印度，在丘吉尔的赞同与支持下，与英印当局达成了开辟印—中航线的意向。4月，中国政府与英印当局正式达成开辟加尔各答至重庆、昆明航线的协定。不久，英国政府及英印当局承认美国空军亦参与该航线的开辟并享有飞越该航线的权力。至此，中、美、英三大反法西斯盟国一致达成了开辟空中援华航线的战略决策。按罗斯福和蒋介石的原意，还应同时开辟一条印度至中国的公路交通线、运输线，即修筑中印公路。中国政府为此专门进行并完成了勘探、设计工作。但因地势险阻、气候及气象条件多变且不利，工程量也极其浩大，加之日军的封锁、破坏，该公路至1945年1月才建成通车，蒋介石命名为史迪威公路。但质量、路况均不理想，至抗战胜利，7个多月的时间里，仅运送了5万吨物资，远不如驼峰航线的运送量，未能发挥战略运输之功能及作用。但该公路的设计与修筑，巩固并发展了由加尔各答港、吉大港通往阿萨姆邦雷多、汀江及萨地亚的公路网线，增加了援华空中航线的物资上岸口岸和起运启航机场(地区)。这非常有利于扩大空运的规模。

印中援华空中航线由中美合资合营的中国航空公司和美国陆军空运司令部所属印中空运联队共同开辟，并执行援华战略空运任务。美国空军驻印度第10航空队为航线的开辟和运输执行了部分护航任务以及运送部分作战部队的任务。其中，美国陆军空运司令部所属印中空运联队是开辟该航线并执行援华战略空运任务的主力。但人力、物力均极其有限的中国航空公司亦全力投入、勉力而行，作出了与其规模完全不相称的巨大的贡献。1942年初，中国政府在征得英印当局同意后，就由中国航空公司开辟了自重庆、昆明经缅甸腊戍、密支那抵印度加尔各答的航线，并在缅甸沦陷前飞越了数百架次，熟悉了航路，取得了较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为此后美军的大规模飞越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帮助。1942年3月10日，美国陆军空运司令部成立。

3月21日，美国陆军空运司令部成立印中空运队，专用于开辟印中航线并执行战略援华的空运任务。旋即从泛美航空公司紧急借调25架运输机赶赴印度。5月，美国空运队开始执行空运任务。7月，美国空运队的飞机数量增至32架；9月，增至54架；10月，增至75架。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数量，在1943年底之前，则一直保持在10余架， 包括不断损失而不断补充的。注913

图30.6　驼峰空运

印中援华空运航线的艰险即使在今天也是难以想象的，考虑到当时飞机的速度、高度及综合性能以及地面导航、通讯等保障设施的极度缺乏，其艰险就更加难以想象。航线西起阿萨姆邦萨地亚、汀江、雷多等地，东至云南昆明，途中飞越号称“世界屋脊”的喜马拉雅山山脉南坡，平均海拔高达4000至5000米，最高处海拔达7000米以上，地形复杂，气候恶劣，当时喜马拉雅山区的气象记录基本空白，是为空中禁区，迄今仍为空中险区。横贯中印边界的喜马拉雅山山脉高耸入云，延绵不绝，矗立的群峰蜿蜒起伏，恢宏壮观，飞行员们形象地称之为“驼峰”。他们和其他空勤人员或穿行于“驼峰”即山谷之间(若“驼峰”海拔过高的话)，或飞行于“驼峰”之上(若“驼峰”海拔低于飞机升限高度的话)，“驼峰航线”由此得名。驼峰航线是人类反法西战争期间，美国军援盟国的三条著名航线中最艰险的一条(其他两条为援助苏联的阿拉斯加—北冰洋—摩尔曼斯克航线和援助英国及西欧的北大西洋航线)。1942年5月7日，日军攻占缅北重镇密支那，英军修建的机场及其设施反为日军所用。日军加强了驻密支那的空军，配备先进战机，袭扰、拦截往返于驼峰航线的美、中运输机。迫使航线经常北移，飞越海拔更高，气象条件更为复杂、多变的西、北喜马拉雅山脉，使航线愈加险恶。由此，驼峰航线分为南、北两条航线，南线航程为820公里，北线为1150公里。南线后来虽时有美空军驻印第10航空队和陈纳德第14航空队的护航，但损失仍较大，险恶程度高于北线。故飞行员们及空勤人员常常绕远飞北线，这增加了因地形复杂和气候恶劣而导致的损失。除地形、气候、日机拦截这些原因外，还有飞行员们不熟悉航线、飞行经验不足；印—中起点与终点两地机场及其设施如通讯、导航等设施严重不足(航线刚开启时，阿萨姆邦能够被航线使用的机场仅有一个，且设施极其简陋，以至于维修飞机只能在露天进行)；飞行损耗的零配件得不到及时供应、补充，且维修及地勤人员短缺，降低了飞机的实际出航率(如1942年7月，美国空运队拥有的54架飞机中，能够出航的仅30架左右)；加之美国为了保证欧洲—苏德战场的需要而将中国战区的重要性始终置于欧洲—苏德战场之后(在整个二战期间，美国及罗斯福总统最重要最根本的战略决策是：欧洲第一，德国第一。首先必须倾全力打败纳粹，赢得欧洲。然后可以要求苏联回师东进，与反法西斯盟国一道，彻底打败日本。这一战略的正确性当然无可非议)等诸多原因，致使驼峰航线开运以来的半年多，成本高昂，成效低迷。经该线运送1加仑汽油到中国，运输飞机自身要消耗1加仑汽油， 有时甚至要消耗6加仑汽油。注914以至于中美空军向日寇投下一吨炸弹，需要该线空运18吨物资予以保障。 1942年5月至12月的月平均运输量还不足计划运输量(月平均5000吨)的10%。注915

针对以上问题，美国空运队和中国航空公司均不断改进，扎实前行。在1943年1月由美英首脑参加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确立了由中美英三国军队反攻、收复缅甸的“安纳吉姆”作战计划。同期，罗斯福总统决定将陈纳德将军指挥的美国援华空军志愿航空队扩编，纳入美国空军编制序列，正式组建为美国空军第14航空队，对侵华日军展开大规模轰炸，并与之进行大规模空战，以夺取中国战场(战区)的制空权。1943年11月，美国空军第20航空队也开始进驻中国四川，以其作为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B-29重型轰炸机(后来向广岛、长崎投放原子弹的即为该型飞机)对日本本土实施战略大轰炸的基地之一。1943年，经过中国人民艰辛、顽强的抗战，日寇的强弩之末之颓势已然显现，中国军队的活动、出击频仍。上述中国战区(战场)攻守态势逆转之初现，均须迅疾扩大军援中国之规模。1942年12月1日美国陆军空运司令部将印中空运队的编制由大队(相当于团级)升格为联队(相当于师级)。美国空军最高(规模最大)的作战单位为“队”，即军。如驻印的第10航空队、驻中国的第14航空队即为美国空军第10军、第14军。联队是仅次于队的高规格编制。这一升格，亦凸显了美国对于驼峰航线及中国战区、中缅印战区战略地位的高度认同及肯定。美军先后任命爱德华•亚历山大上校、厄尔•霍格将军、威廉•滕纳将军出任印中空运联队司令官。随即，美军派出大量工程技术人员赴印，帮助改进、完善“驼峰航线”的导航设施和通讯条件。联队的飞机数量也激增，至1943年9月，已达200余架，而且近四分之三为C-46型双发运输机，它一次可装运4吨物资，是其前身C-47型的两倍，乃“二战”期间美国陆军空运部队的最大型运输机。为解决飞机维修及零配件供应问题，美国陆军空运司令部实施了代号为“流星快车”的供应计划，配备专门运输机往返于美印之间，以保证急需的零备件4天之内即可运达。地勤维修技术人员也从美国大量调来。中、印两国为此战略空运新修建的机场也在剧增。至1943年12月，空运联队在印度拥有的基地、机场已达26个。同样，中国政府在云、贵、川三省动员了数十万民工和军队，扩建、修建了20多个机场，近一半在云南。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数量也在增加，至1943年12月，已达20余架，并可使用美军空运联队的机场、基地、设施、装备，还可由美军帮助维修维护。除上述诸多方面的巨大进展外，飞行员们及空勤人员的飞行经验及技术也日益丰富、成熟。1943年，驼峰航线空运量剧增，平均每个月的运输量均超过1942年5月至12月的全部运输量(51580吨)。从8月开始，月运输量超过5000吨，10月已高达7240吨，12月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13450吨，是1942年5月至12月总运量的2.5倍以上。为此，美军印中空运联队获得了罗斯福总统和中缅印战区司令官史迪威将军的嘉奖，1600余名官兵获得了军功奖章。在上述运输量中，有11%至12%是由中国航空公司完成的。相较于美军的实力，足见中国航空公司的非凡努力。

1944年初，美军再次扩大印中空运联队，使其拥有的飞机数量超过了300架。1月，驼峰航线空运至中国的物资已达14472吨。其后，不断激增。5月17日，中(驻印军)美联军突袭、攻占缅北密支那机场，致日机失去了袭扰、拦截“驼峰航线”南线机群的基地，驼峰航线遂大举南移南迁，南线逐渐成为主航线。7月底至8月初，中美联军收复密支那，南线由此完全成为了主航线。南线的地形地势及气象条件均比北线有利，航程也缩短了近四分之一，驼峰空运的数量及效率，因此均大大增长和提高。同期，陈纳德将军指挥的第14航空队的奋勇作战，已基本夺取了中国战场的制空权，使日本空军既无力也基本不敢随便窜犯中国抗战的大西南大后方，这也有利于驼峰空运的安全，促进了“驼峰”空运的疾速发展。至1944年底，驼峰月空运量已突破40000吨。1945年1月，高达44000余吨。1945年7月，驼峰航线的月空运量达到了最高峰——当月运抵中国的物资为91100余吨。71000吨为美军印中空运联队运送，20000余吨为中国航空公司和美军驻印第10航空队运送。此时的美军印中空运联队，已拥有飞机600余架，绝大多数为大型运输机，官兵34000余人，并雇用了47000多名印度劳工， 还得到了数以10万计的中国民工的支持与保障。注916

战略援华运输是人类正义战争史一次空前的壮举。前有苏联的“Z”计划，紧接其后，就是美国的战略援华。美国援华战略物资从美国东海岸启运，横渡大西洋后抵非洲西海岸，沿非洲西海岸南下过好望角入印度洋，横跨印度洋抵印度加尔各答港或吉大港，海运航程达12000英里以上；然后经铁路或公路由加尔各答港、吉大港运至阿萨姆邦的驼峰空运起点的各机场。陆路运输线长达2000多英里；最后经驼峰航线运往中国。如此漫长、艰辛和如此规模、高效特别是时效的战略运输线，就是今天也令人惊叹，甚至难以想象。自1942年5月至1945年8月，驼峰航线在3年又3个月艰苦坚韧的飞行中，中美双方共飞行了上百万架次，为抗战中国运送物资达72万吨以上(另一说认为达85万吨以上)，已远远超过滇缅公路的运输量记录。包括1000多架作战飞机(这是陈纳德将军指挥的第14航空队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并最终夺得中国战场制空权的根本条件)，能够装备几十个师的现代化武器装备，大量医药用品。还运送了中美官兵33477名，大部分是中国赴印度补充驻印军的官兵，以及赴印度受训的中国空军人员(1942年6月之后，中国空军的人员培训，大部分由驻印美国空军负责进行)。还运送了大量外贸商品(在飞机返航印度时)和反法西斯盟国进行军工生产急需的矿产品及其初步加工品：1943至1945年计有：钨矿(砂)25085吨，锡17170吨，汞204吨， 还有数百万公斤的农副产品。注917由此，“驼峰航线”不仅具有支援中华民族抗战的突出军事意义，还具有维系抗战战时经济的突出意义。驼峰航线还告诉中国人民，中国不是孤立无援的，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得到反法西斯盟国的巨大支持，从而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士气，坚定了中国人民的胜利信心。美军先后投入飞机2000余架，飞越“驼峰”92万多架次，运送物资65万吨以上。中国航空公司先后投入飞机100余架，累计飞越“驼峰”80000多架次，共运送物资7万吨以上。1942年5月至1945年8月，美中两国在驼峰航线上共损失飞机611架，牺牲飞行员和机组成员近1700人 (另一说为2000余人)注918平均两天损失飞机一架，每天牺牲飞行员及机组成员1人以上。少部分为遭日军拦截，绝大部分乃因航线自然条件的极其恶劣而失事。1945年1月6日深夜，正在驼峰航线上飞行的近60架美军和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突遭特大风暴袭击，导致至少30架飞机失事，消失在茫茫的冰川雪峰之中。中国航空公司先后共有100多架飞机投入航线，累计损失48架，牺牲飞行员和机组成员168人，损失率几达惊人的50%。美国印中空运联队司令官(总指挥)威廉•滕纳将军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两个同盟国家间飞行，它的飞机损失率竟会超过对德国的轰炸。这，就是驼峰航线！”注919

这是一条血染的航线，这是一条感人至深的航线，这是一条中国抗战的生命航线。有鉴于此，在全世界最大的空军博物馆———美国代顿空军博物馆的入口处，立有石块雕刻的驼峰航线纪念碑。在198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之际，中国在云南昆明也建造了驼峰航线纪念碑。

第31章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

一、中国远征军的组成及其入缅作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于1941年12月9日致电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建议组成反法西斯各国常设的联合军事委员会或联合军事会议，并召开首脑会议。罗斯福、丘吉尔对此立即表示赞同，并希望“尽快行动”。斯大林虽极表赞同，但又表示苏联“目前不能对日宣战”，不便直接参与对日作战行动。

1941年12月10日、11日，蒋介石在重庆数次邀集有关各国大使和武官，商讨联合抗日的具体计划，达成了组织中英联军共同保卫缅甸，并由美国向中国和中英联军提供援助等协议。16日、17日、19日，蒋介石为确保缅甸和滇缅路的安全，以便美国的援华物资能经缅甸和滇缅公路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粉碎日本妄图困死中国压迫中国屈服，并进击印度与纳粹德国会师中东的迷梦。又数次同美国的高斯(Clarence E.Gauss)、麦克卢尔(Robert B. Mcclure)，英国的卡尔(Orchibald C. Kerr)、丹尼斯(L. E. Dennys)和荷兰的保斯等人分别会谈，磋商组织联合军事委员会和召开中、美、英3国联合军事会议的具体步骤。

12月23日，中、美、英3国联合军事会议在重庆黄山蒋介石官邸举行，美国代表是勃兰特(George H. Brett)和麦克卢尔两位将军，英国代表是在其殖民地印度担任全军总司令的魏菲尔(Archibald Wavell)爵士，中国参加会议的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等人。会议由蒋介石主持，达成如下协议：(1)组织中、美、英、荷联合参谋会议，定期开会；(2)建立中、英联合军统帅部，人选另商；(3)组织中国远征军3个军入缅布防；(4)由美国向中国军队和在中国的美国空军志愿队提供急需的武器、弹药、燃料和配件，并着手用美国武器装备中国在云南的军队；(5)使用美国空军协防缅甸和云南。26日，中、英双方在重庆签订《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建立了军事同盟。中国远征军依此入缅与英军协同作战，打击日本侵略者。1942年1月1日，中、美、苏、英等26个国家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宣布共同对法西斯轴心国作战。1月2日，蒋介石就任盟国中国战区(包括中国、越南、泰国)最高统帅。3月8日，史迪威被任命为战区参谋长，中国遂与盟国共同对日作战。

1941年，日军开始向缅甸进攻。12月23日，54架日本轰炸机第一次空袭仰光，滇缅公路(昆明—仰光)战云密布。中国政府即刻向英国提议，同意早已集结在云南的中国远征军入缅，协助英军。可是，英国对中、英军事合作三心二意，既不肯放下老大帝国的架子，藐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又担心中国军队入缅后将使中国在缅甸的影响扩大，助长缅甸人原有的反英情绪，危及英国的殖民统治。因此，英国虽前已同意中国军队入缅，但很快就出尔反尔，请中国军队暂勿入缅，延误了入缅时机。

中、英在缅甸的军事合作从一开始就矛盾重重。1942年1月，日本第15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指挥该军第33、第55师团从泰国向缅甸发动攻势，第55师团于19日轻取缅南战略要地土瓦，31日进占缅甸第二大港毛淡棉(Moulmen)；日军另一路第33师团于2月4日攻占毛淡棉北面的巴安，8日强渡萨尔温江，突破了仰光东部的第一道天然屏障。3月4日，日军第55师团进占仰光东北100公里外佛都勃固(Pegu)。开战仅仅两月，英军防御即濒临崩溃，缅甸战局危殆。英国为了利用中国军队阻滞日军，掩护在缅英军向印度撤退，才同意中国远征军陆续开进缅甸。

图31.1　滇缅路况崎岖难行，翻车现象比比皆是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部队番号和指挥官是：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卫立煌(未到任，由杜聿明代理，后由罗卓英继任)，副司令长官杜聿明；第5军(军长杜聿明兼)，下辖第200师(师长戴安澜)、新编第22师(师长廖耀湘)、游击支队(司令黄翔)；第6军(军长甘丽初)，下辖第49师(师长彭璧生)、第93师(师长吕国铨)、暂编第55师(师长陈勉吾)；第66军(军长张轸)，下辖新编第28师(师长刘伯龙)、新编第29师(师长马维骥)、新编第38师(师长孙立人)、 第36师(师长李光鹏)。注920中国远征军约10万人，从1942年2月起，陆续开进缅甸。

3月7日，日本南方军又将第18、第56师团补充给第15军。至此，由饭田祥二郎指挥的侵缅日军共约有4个师团10万人。3月8日，由于美英未能在仰光组织有效的防御，仓惶撤出，日军第33师团几乎兵不血刃占领仰光。日军占领仰光不仅切断了滇缅公路的海上入口，加强了对中国的封锁，而且打开了通往缅甸全境的门户，掌握了缅甸战场的战略主动权。实现了其第一阶段的作战目标。随即日军又制订了预定于5月底以前捕捉中英联军主力，嗣即在缅甸境内“肃清残敌”的第二阶段作战计划。为实现此计划，日军分兵3路北犯：中路由第18、第55师团沿仰光经同古向曼德勒(Mandalay)进攻，其为主攻方向；西路第33师团沿伊洛瓦底江进攻仁安羌(Yenang yan)，包抄曼德勒的左翼，东路由第56师团进攻腊戍(lashio)，企图切断中国远征军的回国退路。

二、同古、曼德勒方面的作战

正当日军兵分3路北犯时，中国远征军适时赶到前线，针对日军进攻，作了如下抵御部署：以战斗力最强的第5军担任日军主要进攻方向的同古到曼德勒之线的作战；以第6军担任东路莫契(Mawchi)、雷列姆(Lo-lem)方向的作战；第66军控制在曼德勒、腊戍一带为预备队，待机歼敌。西路伊洛瓦底江沿岸的作战，由英缅军第1军团(该军团辖英缅军第1军，英印军第17师，英装甲兵第7旅)担任。

中国远征军戴安澜第200师附骑兵团及工兵团一部，于1942年3月8日到达同古，9日接收英军防务。11日，以骑兵团等部推进至皮尤河(Pyu)及其南12公里处担任警戒。3月18日，英驻缅军全部撤退，日军第55师团跟踪追击，到达皮尤南12公里处，与中国远征军发生了激烈的前哨战，远征军掩护英军脱离了敌人，安全撤退。远征军前哨部队连日完成预定任务后，即在黑夜撤退，埋伏于皮尤河南岸两侧，准备阻击冒进之敌。19日晨，日军果然追击英军，以轻快部队冒进，当日军军用汽车数辆行至桥北端时，远征军即用早已准备好的电气导火爆炸，全桥轰然陷落，敌车尽覆，后续车辆霎时拥塞南岸公路，但日军仍下车顽强挣扎。这时，远征军骑兵团已完成既定任务，转移至后方既设阵地，皮尤河岸仅留少数部队，阻击迟滞敌人前进。战斗至深夜，也撤到既设阵地。

皮尤河前哨战是中国远征军踏上缅土后，对日军的第一次沉重打击，事实让英军改变了对中国军队的看法，同时也拉开了同古、曼德勒方面作战的序幕。

3月20日，同古保卫战打响。敌自受远征军伏击后，行动极为谨慎。先头部队以步骑兵联合的五六百人，搜索前进。发现远征军在同古以南的鄂克温(Ok⁃twin)设有前沿阵地，随即以一联队附山炮4门，向鄂克温阵地猛攻。21日，敌增炮2门，用6门大炮整日攻击，敌机还轮番轰炸同古。守军勇猛还击，阵地屹然未动。22日，炮战激烈，敌一部企图迂回攻击，亦被击退。远征军第200师虽是孤军深入，后援困难，但师长戴安澜决心誓死抵御到底。他在致夫人王荷馨的信中写道： “余此次奉命固守同古，因上面大计未定，其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军奋斗，决心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注92123日，敌增至两联队，炮12门，以战车、装甲车掩护向鄂克温阵地攻击，敌机20余架连续6次投弹。守军以步骑配合向敌侧反击，毁敌战车、装甲车各两辆，汽车7辆。夜八九时，敌再次攻击，阵地被突破一部，对战彻夜。24日，日军在正面猛攻鄂克温阵地的同时，另一部五六百人向同古以北8公里的克永冈机场迂回攻击，并攻占了机场，切断了第200师与军部的联系。当晚，戴安澜调整部署，下令放弃鄂克温、坦塔宾前沿阵地，集结全师主力保卫同古。他带头立下遗嘱：“只要还有一兵一卒，亦须坚守到底。”“如本师长战死，以副师代之，副师长战死以参谋长代之。参谋长战死，以某某团长代之。”全师各级指挥官纷纷效仿，表示了与同古共存亡的决心。

日军进占鄂克温后，即兵临同古城下，尽管第200师官兵浴血奋战，但作战态势已对中国远征军十分不利。自3月17日起，敌机多次对同古狂轰滥炸，市区房屋均被摧毁，戴安澜虽要求派飞机助战，但是负责缅甸盟军空战的英国空军此时已一片恐慌，根本不愿派机助战。21日，日机突袭英国马格威(Magwe)空军基地，炸毁飞机40多架，美国空军志愿队6架飞机也被同时炸毁。至此，英国在缅空军全部覆灭，日本取得了缅甸的制空权，对中国远征军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25日拂晓，日军第55师团3个联队倾巢出动，由北、西、南3面围攻同古。第200师沉着应战，并火烧森林阻敌前进。26日，敌主力突破城西北角，第200师退守同古铁路以东，继续抵抗。双方争夺战激烈，双方伤亡较大。27日，敌主力继续围攻同古，因已是双方短兵相接，日军优势炮火失效，第200师官兵沉着固守，敌伤亡较重。28日，日军第56师团赶赴同古参战，中国远征军第6军亦派新编第22师前往解围，双方援军对峙于同古以北的永冈一线。日军集中主力消灭在同古的第200师，对新编第22师暂取守势。日军地面炮火与空军协同攻击同古，并向城内施放糜烂毒气。日军还化装成英缅军及缅甸人士驱牛车暗带械弹，企图混入同古城内，里应外合，均被第200师查出消灭。 当夜11时，一股敌军从同古东南渡过锡唐河，偷袭河东的第200师司令部，戴安澜指挥少量部队沉着应战，并令城内守军夹击，将敌军逐出，控制了局势。注922

29日拂晓，中国远征军新编第22师虽然攻克了南阴车站，但是，向同古的进展仍较缓慢，同古守军第200师在日军连续攻击下，弹尽粮绝，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为了让第200师摆脱险境，保存实力。杜聿明不顾史迪威的强烈反对，下令该师于当晚突围。突围时，戴安澜率兵断后，并派一部佯攻，掩护主力过锡唐河。30日晨，全师均有秩序地撤至叶达西(Yedshe)附近。

同古保卫战，历时12天，第200师官兵在强敌压境，后援不至的情况下，以高昂的斗志同4倍于己的日军第55师团激战，予敌以重创，打出了国威。是役被击毙的日军大佐横田所遗日记称：“南进以来，未遇若是之劲敌，劲敌为谁，即支那军也。”日军对第200师的勇敢也深表钦佩，认为： “其战斗意志，始终旺盛，尤其是担任撤退收容任务的部队直至最后仍固守阵地拼死抵抗，虽说是敌人也确实十分勇敢，军司令部饭田中将及其部下对其勇敢均表称赞。”注923 此役，中国远征军毙伤日军三四千人注924； 第200师亦损失严重，伤亡达2500人。注925

3月28日，即同古保卫战最后阶段，蒋介石急电远征军： “如同古完全失陷，拟即在平满纳(Pynman，是同古至曼德勒之线上的军事重镇)，附近相机决战。”注9263月31日，杜聿明草拟了平满纳会战计划。其方针是： “军以持久、消耗敌人之目的，即以阻击兵团逐次阻击消耗敌人后，以固守兵团吸引于平满纳附近，待其胶着，以机动兵团转取攻势；将敌夹击，包围于平满纳周围而歼灭之。”注927并据此部署兵力：第5军第22师为阻击兵团基干，第96师为固守兵团基干，第200师配属特种兵一部为机动兵团基干。4月5日，蒋介石第三次视察缅甸时，批准了这一方案。此时日军继续以主力沿同古、曼德勒轴线实施进攻，同时仍以东西两翼的进攻为策应。

4月5日拂晓，同古之敌开始以飞机掩护，炮20余门，战车16辆，步骑联合约1师团的兵力向远征军第22师阵地猛烈进攻。嗣后每日不断以炽盛炮火及飞机多架轮番轰炸，向第22师斯瓦(Swa)主阵地右翼迂回。中国远征军官兵皆抱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虽伤亡甚重，仍坚守不退，英勇抵抗。至10日止，当面之敌经斯瓦东西之线守军猛烈反击，攻势渐减。 此间，远征军共毙敌两千余，守军伤亡营长3员，连长9员，士兵3300余名。注928

4月11日至16日，敌增援部队轮番进攻，新编第22师按照预订计划，逐次抵抗，转移至平满纳南侧山地新阵地。 此间，毙伤敌约2500余，新编第22师伤亡营长以下官兵千余人。注929正当远征军第5军实施平满纳作战计划大体就绪，准备进至预定地区转为攻势时，英军负责的西路作战却接连失利，导致全线撤退，使第5军右侧后受到严重威胁，不得不放弃平满纳会战计划。

三、援助英军的仁安羌之战

西路方面，日军向英缅军第1军团防守地区进攻的是第33师团。英军士气低落，不堪一击。3月23日，正当日军第55师团猛攻第200师阵地不下时，日军第33师团即攻占了英军据守的勃生机场及勃坦。25日，第33师团继续北犯，英军稍事抵抗就放弃了缅拉、济贡、木参地、德贡(Tatkok)。31日，又撤出卑谬(Prome)。4月6日放弃阿兰谬(Allanmgo)。12日放弃萨斯瓦、东敦枝(Taungd⁃wingyi)和新榜卫(Hsenwi)。14日放弃了重要空军基地和屏障仁安羌油田的要地马圭及新甸。15日，英缅军第1军军长斯利姆下令炸毁仁安羌油田，霎时，烈焰冲天，英军夺路而逃。日军派出两个联队急速扑向仁安羌，企图保住油田，捕捉英军。同时以一个联队乘车急驰，抢占宾河渡口，把英印军第17师堵在宾河南岸，使之陷入绝境。日军另以一部飞速抢占了仁安羌北面的宾河大桥，截断了英缅第1师和装甲第7旅北逃的通路。英军惊恐万状，虽武装齐全，又有坦克大炮，竟不敢对占据大桥的日军发动进攻，反而掉头后退，涌进附近几个村落和油田建设物中，想等待援军来救。该师师长斯高特即率第13旅来救，却被日军击溃。 日军第33师团主力随即于午夜赶到仁安羌北郊，将英缅军第1师和装甲第7旅共7千多人团团围住。注930

16日，被围英军，粮尽弹绝，水源断绝，岌岌可危。师长斯高特一再告急，谓中国军队若再不为之解围，英军便有瓦解的可能。

图31.2　仁安羌之战中的中国远征军

17日，中国远征军第66军新编第38师奉命驰救英军。该师师长孙立人当即派副师长齐学启率第113团乘汽车星夜直趋宾河大桥，同时派该团孙继光团长率突击队先行，袭取北岸桥头堡掩护主力行动；并派人和被围的英军联系，促其固守待援。孙立人则率本师主力乘汽车急驰，由纳玛北侧强渡宾河，迂回到仁安羌北侧，将敌包围，对敌展开迅猛攻击，经反复激烈拼杀，将敌击溃，克复仁安羌，歼敌300余人，致使残敌丢盔弃甲，向马圭狼狈逃窜，并及时救出了英军7000余人及被日军俘去的英军和美国传教士、新闻记者等500余人。并将战利品———日军夺取英军的100多辆辎重汽车和1000多匹马悉数交还英军。

中国远征军在仁安羌的英勇战绩轰动英伦三岛，扬威世界，受到中外人士敬佩。后来英国政府发给孙立人师长勋章一枚，美国发给孙立人自由勋章一枚。然而英军脱险后，竟不顾解救自己的中国远征军，继续往印度方向逃跑。仁安羌于4月25日再度失陷，不仅使中国远征军浴血奋战的战果付诸东流，而且使准备平满纳会战的远征军右翼受到威胁。

四、东路方面的作战

东路方面，担任防御的是中国远征军第6军。当第5军在同古附近与日军展开激战时，为掩护同古左翼侧的安全，第6军派出暂编第55师一部，向同古以东的莫契、乐可地区推进。同古失陷后，日军第56师东犯，4月6日占莫契，并继487第31章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续向东可方向进犯。中国远征军长官司令部命令暂编第55师主力进至乐可。又令第93师一部西移棠吉(Taunggyi)，布置纵深防御。4月9日，日军向第55师克马俾阵地进攻，守军英勇抗击，直至防御阵地被摧毁，始退守保勒一线阵地，与敌反复争夺数日，予敌一定的打击和消耗。此后，日军以战车、汽车组成快速部队，突破了乐可方面阵地，切断了暂编第55师后方补给线。日军越过乐可后，继续北犯，棠吉、和榜(Hopong)告急。第6军在该地兵力较弱，难以阻挡日军。4月21日午后，第5军第200师及军直属部队一部增援棠吉，因途中延误，至23日抵棠吉两侧时，日军已攻占棠吉。24日拂晓，第200师向棠吉攻击前进，进展迅速。至午，已攻占其西、南、北三面高地。黄昏，继续包围猛攻顽据棠吉市街之敌，至夜间11时，克复棠吉，日军大部被歼，残余一部分向东逃窜， 仅有一小部分尚在棠吉东南隘路和附近坚固建筑物内顽抗。注93125日，敌增援部队向第200师反攻，棠吉东面及西北高地得而复失，至晚始将敌人击退。棠吉东南隘路凭险据守之敌也被肃清。

当第200师向棠吉挺进时，第6军一部在和榜及雷列姆附近阵地，阻止日军前进。从4月21日起，日军向和榜阵地攻击，激战2日，守军阵地被摧毁，伤亡甚重，被迫撤至孟旁(Mongpawn)阵地。24日，日军第56师团在占领雷列姆后，乘第6军后方兵力空虚，分两路向西保(Hsipaw)、腊戍进逼；28日陷西保，29日陷腊戍，截断了中国远征军退回国内的陆上交通，远征军遂陷入困境。5月1日，日军占领新维。3日，陷畹町。芒市、龙陵亦相继失守。5日，日军先头部队窜抵惠通桥，被中国远征军第36师击溃。 日军另一部于5月3日占领八莫，又于8日占领了密支那，切断了中国远征军从缅北回国的通路注932，后路既断，军心动摇，缅战全局已呈崩溃之势。

五、中国远征军的撤退

中国远征军在缅甸作战失利后，分两路向云南和印度退却。

第5军军长杜聿明鉴于入缅战败，将为印人所不齿，拒绝执行史迪威要他率第5军退入印度的命令，执意率第5军回国。但孙立人新编第38师仍照史迪威、罗卓英的命令向印度撤退。

5月至8月初，第5军各部分为4路，从不同的方向撤退：该军直属部队之一部，新编第22师及长官部所属各单位由曼德勒转进至新平洋(Shingbwigang)，因雨季延时2月余，又奉命改道入印。至7月底，到印度雷多。第96师及炮工兵各一部经孟拱、孟关、葡萄、高黎贡山返国；第200师及新兵训练处补充第1、第2团自棠吉至罗列姆，以后沿途突破敌人封锁线，经南盘江、梅苗、南坎以西返国。

图31.3　中国远征军从缅甸撤退时的情景

各部队经过之处，多是崇山峻岭、山峦重叠的野人山及高黎贡山，森林蔽天，蚊蚋成群，人烟稀少，给养困难。本来预计在大雨季前可以到达缅北片马附近，可是，由于沿途之道多为敌人封锁，不得不以小部队牵制敌人，使主力得以安全转进。因此，迂回曲折，费时旷日。至6月1日前后，军直属部队一部及新编第22师到达打洛，第96师到达孟关附近，第200师到达中缅边境南坎附近，黄翔部到达国境泸水附近， 与国内宋希濂部取得联系。注933

6月至7月，缅甸整日倾盆大雨，原来旱季作为交通道路的河沟小渠洪水汹涌，既不能徒涉，也无法摆渡和架桥。工兵制造的无数木筏皆被洪水冲走，有时连人也被冲走。加以原始森林特别潮湿，蚂蟥、蚊虫以及千奇百怪的小爬虫比比皆是。蚂蟥叮咬，破伤风病随之而来，疟疾、回归热及其他传染病大为流行。 官兵死亡累累，沿途尸骨遍野，惨绝人寰。注934杜聿明途中患病，险些丧生。戴安澜在转战途中遭敌袭击，身负重伤，壮烈殉国。是年秋季，在国内为戴安澜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领导人高度颂扬了戴安澜将军的英雄气概和壮烈事迹。毛泽东题赠的挽词为：“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周恩来的挽词为：“黄埔之英，民族之雄。”朱德、彭德怀的联名挽词为：“将略冠军门，日寇几回遭重创。英魂羁缅境，国人无处不哀思。”10月16日，国民政府追认戴安澜为陆军中将(原为陆军少将)。是年7月20日，美国总统授予戴安澜军团功勋章，以表彰他在缅甸战役中的卓越战绩和为中国陆军建树的崇高声誉。

图31.4　戴安澜将军

远征军第66、第6军也于同期向云南撤退。第66军历经艰险，至1942年9月5日才突破重围，退至滇西碧江。因三面受敌，第6军最后放弃景东，撤回滇南。

中国远征军在撤退途中，由于指挥错乱，环境恶劣，致使各部队被敌杀伤，落伍、染病、死亡的比血洒战场的还多。 如第5军入缅42000人，撤回20000人，战斗死伤7300人，撤退死伤14700人注935，为作战死亡的一倍多。远征军入缅10万人，撤到滇西和印度的仅4万人左右，足见其损失之惨。

中国远征军在缅甸防御战中英勇拼杀，屡挫敌锋，使日军遭到其发动太平洋战争以来少有的打击。远征军多次救援英军，创造了同古保卫战、斯瓦阻击战、仁安羌解围战、棠吉恢复战等出色战例，使中、外、敌、友莫不惊叹钦佩。

但是，远征军的喋血奋战并未能挽回缅甸防御战的颓势，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日军早已对东南亚地区各方面情况作了广泛调查，并积累了一定的山区丛林作战经验，准备充分，加之开战不久，即掌握了缅甸制空权，故进展迅速。其次，是中英两国战略目标不同。英国本无保卫缅甸决心，拟放弃缅甸，退保印度，中国则要确保仰光出海口，保护滇缅路的畅通。双方战略目的不同，在作战行动上就很难协调一致，相互配合。而且，英军又存私心，很少向中国远征军通报军事行动，一旦战局紧张，即迅速撤退，不顾中国军队安危。最后，令出多门，各行其是。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其最高指挥是史迪威与罗卓英，具体军事行动则直接受命于蒋介石领导的军委会驻滇参谋团；而英美则把缅甸划入英国负责的南太平洋战区辖制下的东南亚战区，结果令出多门，既没有制订协调一致的作战计划，又没有形成集中统一的指挥。其失败势所难免。

小结

太平洋战争爆发，使中国的抗战局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国民政府立即对日、德、意宣战，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终于和国际反法西斯战场连为一体。随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及盟军中国战区的设立，中国战场的重要性日显突出。

中外关系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英国、美国对华援助有相当程度的增加。由于中国人民的艰苦抗战所赢得的国际声誉，也由于美国的帮助，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一定的提高，蒋介石出席了开罗会议，列强在华的不平等条约得以废除。但是，由于中国的国力所限，各盟国间的利益不尽相同，合作过程中仍有一些摩擦。

在中国战场上，中国军民继续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在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战役、常德会战等作战中给日军以很大的杀伤、消耗，保持了原来的战略相持状态，使近百万的精锐日军深陷在中国，有力地支援、配合了盟军在其他战场的对日作战。不仅如此，中国军队还组成远征军出国作战，在缅甸和盟军并肩作战，创造了同古保卫战、仁安羌救援战等出色战绩。中华儿女血洒异域，扬威海外，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很重要的贡献。

第七部分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

第32章　华北抗日根据地军民继续粉碎日军“扫荡”

一、华北敌后抗战的形势和任务

华北抗日根据地军民经过两年的艰苦斗争，挫败了敌人的五次“治安强化运动”。1943年，各解放区均进入恢复和发展时期。

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整个战争时局对日本十分不利。太平洋战场的失利，中国战场的困境，国内政局的不稳定，经济力量的枯竭，日本民众及军队内部厌战、反战情绪的激增等因素，使日本侵略者日益陷入难以自拔的境地。

为摆脱困境，日本于1942年12月21日的御前会议上制订了所谓“对华新政策”，决定大力加强汪伪政权的政治力量，达到其“以华制华”的目的。为此，日军大本营在1943年度《对华作战指导计划》中，将确保日军占领区、重要资源开发区、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安全作为中国派遣军的首要任务。

为贯彻“对华新政策”和日军大本营作战方针，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于1943年1月11日发表谈话时强调华北仍作为其“兵站基地”，要求“华北方面军在此时机更要进一步发挥野战军的本领”，消灭严重威胁这一地区的 “致命之敌中国共产党军”。注9363月24日，华北方面军下达了1943年度《作战警备纲要》，将作战重点指向八路军。

日军对中共的抗日宣传、武装斗争、争取瓦解日伪军及发动群众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等政治、军事攻势深为惊恐，担心中共力量的发展 “不仅阻碍华北，而且阻碍整个中国”。注937因此，1943年华北方面军将冀西、冀东、太行山区及鲁西、鲁南等抗日根据地作为主要进攻目标，要求作战部队对上述地区的 “‘剿共’作战，须彻底实行之”。注938

中共中央在国际形势有利于中国抗战的局势下，针对日本侵略者犹作困兽之挣的情况，制订了敌后抗战的方针和任务，要求全党 “对敌应用一切方法，坚持必不可少之根据地，反扫荡、反蚕食之军事斗争与瓦解敌伪之政治斗争，均须讲究最善方策”。注939同时强调要加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三三制政权建设)、经济建设(生产运动)、党的建设(整风运动)。中共中央北方局于1942年12月23日发出《关于华北抗日根据地1943年工作方针的指示》，指出华北抗日军民的基本任务是：进一步巩固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克服困难，积蓄力量，为反攻及战后做准备，以便迎接伟大新时期之到来。在政治上改造各级政权机关，实现民主政治。经济上开展减租减息，开展反贪污浪费等斗争。 军事上普遍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加强民兵建设，提高正规军素质，对敌伪加强政治攻势，开展瓦解日伪军工作。注940

华北各根据地军民，在上述敌后抗战方针指导下，积极开展对敌斗争，继续粉碎日军的“扫荡”、“清乡”和“蚕食”。

二、晋察冀军民反“扫荡”

晋察冀边区，是中共抗战期间创建最早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它直接威胁北平、天津、张家口、太原、石家庄、保定、唐山等敌占战略要地及伪满洲国，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为敌“扫荡”的重点，敌我斗争甚为残酷。根据地军民在根据地大面积收缩，主力部队伤亡较多，地方干部损失较大的严重困难前，继续坚持斗争。1942年9月11日，中共晋察冀分局和晋察冀军区在聂荣臻主持下，在平山县寨北村召开了边区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军区副司令员肖克在会上作军事报告，指出当前华北各根据地面临的困难是敌人“蚕食”政策的严重危害。为开展反“蚕食”斗争，会议确定了 “以武装斗争为核心，配合各种斗争，向敌后展开全面攻势，变游击区为根据地，敌占区为游击区，敌进我进，向敌后之敌后伸展”的方针。注941明确提出“到敌后之敌后去”的口号。这次会议对扭转晋察冀边区对敌斗争的被动局面、恢复和发展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边区各地军民在党政军统一领导下，积极开展反“扫荡”斗争。

晋察冀边区政府所在地北岳区位于平汉、平绥、正太、同蒲四大铁路之间，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该地区在日军1941年的大规模“扫荡”和1942年的全面“蚕食”后受到严重损失。 1942年秋，根据地退缩了20华里，周围敌碉堡增至1800余个。注942是年9月以后，全区开展反“蚕食”斗争，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打破敌人的全面封锁。

1943年初，日军为摧毁根据地领导机关，消灭八路军主力部队，在全面“蚕食”失败后，改为实行对预定目标分进突击的“跃进蚕食”战术，以迂回包抄向中心区压缩包围，或以夜间奔袭突入根据地中心的办法，进犯北岳抗日根据地。4月18日至5月11日，敌集中12000余人，对北岳区进行分区“扫荡”，八路军以主力一部坚持内线分散游击，在对敌阻击和侧击作战中予敌较大杀伤；一部转外线深入敌占区，乘敌远途奔袭，后方空虚之际，在敌深远后方开展袭击战和交通破袭战；地方武装和民兵配合主力部队，以地雷战、麻雀战连续打击敌人，使敌人在根据地内难以立足。

在这次历时一个月的反“扫荡”作战中， 八路军共作战200余次，毙伤日伪军1700余名。注943敌军在八路军及地方武装和民兵英勇打击下，被迫撤退。其摧毁根据地指挥中枢的计划失败，事后日军不得不承认“ 共军的战斗意志极为坚强，只剩一兵一卒也要坚持抵抗”。注944

1943年9月16日至12月15日，敌华北方面军第63师团及第110、第26、第62师团及独立混成第3旅团各一部及伪军共40000余人，对北岳区实行所谓“毁灭扫荡”，企图打击该区八路军主力，破坏秋收、屯粮计划，一举摧毁根据地。这次反“扫荡”战役历时3个月，按敌“扫荡”重点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敌对根据地中心区实行分散“清剿”，八路军以“集中优势兵力，打击分散之敌”战术打破敌“清剿”计划。第二阶段，敌以重兵“扫荡”滹沱河沿岸产粮区，八路军开展主力与民兵配合，掩护群众抢收、屯粮的斗争，使敌抢粮计划落空。第三阶段，敌采取奔袭合击战术袭扰八路军后方机关，掩护其主力撤退。根据地军民齐心协力，内线与外线紧密结合，主力与民兵相互策应，积极打击来犯之敌。 但根据地在敌残酷“扫荡”下，损失较严重，在敌制造的多起惨案中，烧毁房屋13万间，被害群众5000余人。注945

北岳区军民在这次历时3个月的反“扫荡”作战中，与敌作战4200余次，歼灭日伪军9400余人，攻克敌据点200余处，炸毁日军火车10余列，击毁坦克3辆、汽车240余部，击落飞机1架，并一度攻入保定、望都、唐县、完县、浑源等13座城镇，恢复根据地原有地区和开辟敌占区村庄共3000多个， 粉碎了敌数万人的大“扫荡”。注946

北岳区反“扫荡”取得胜利，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这一地区地处太行山脉北段，是八路军向冀中、冀东、察哈尔、热河进军的通道。也是晋察冀其他战略区的依托，是敌华北方面军1943年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进攻的主要目标之一。敌华北方面军对北岳区深为重视，自1938年起不断进行“扫荡”，企图摧毁这块根据地。1943年又对北岳区进行春季“蚕食”和秋季“扫荡”，企图彻底摧毁该根据地，减轻对其占领区及主要交通线的威胁，以便顺利抽兵南下。但敌两次“扫荡”均被抗日军民一举粉碎，根据地得到恢复和发展，对平津两市及周围交通线造成威胁，为以后的反攻准备了有利条件。

与北岳互为依托的冀中抗日根据地是晋察冀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冀中平原地广人多，物产丰富，盛产粮棉，冀西(即北岳区)的布匹、粮食及兵源也主要来自冀中。该区位于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沧州、德州之间，处于敌伪统治华北的腹心地带，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且横连平汉、津浦，纵贯平津、德石等重要铁路交通线，这块抗日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不仅使敌占领的平、津、保等大中城市时刻受到威胁，而且对敌交通命脉构成致命的威胁，使敌难以实现其确保华北占领区的企图。为确保冀中，日军调集重兵自1942年5月1日起，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这次“扫荡”后，冀中形势十分严峻，根据地变为游击区，人口减少约三分之二，主力部队和领导机关向山地作战略转移，敌我力量悬殊，斗争异常艰苦。要在一望无边、无险可守且敌情严重的平原坚持斗争，只有利用我方“众多的抗日人民”和“敌人兵力不够分配”的条件，“采取流动作战”方式， 广泛开展平原游击战争注947，才能有效打击敌人。

1943年春，为贯彻中共中央北方局“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方针，主力部队由山区陆续返回冀中，与地方武装、民兵紧密配合，发挥平原游击战争的特点，以“地道战”和“水上游击战”等战术，有效杀伤敌军。八路军化整为零，将部队改成“大班制”，以小部队分散游击。广泛发动群众，经过总结推广经验，将过去单纯隐蔽的、防御性的地道改造成能攻能守的战斗堡垒。许多地区经过地形改造、村落改建，构成房顶、地面、地道、沿村、街道、院落，纵横交叉火网，将村庄、野外、地道组成连环立体的作战阵地，既可野外出击，又能院落阻击，既利于防御，也利于进攻，形成坚固的“地下长城”，解除了平原无山可依托的顾虑，使八路军在敌碉堡林立，路沟如网的平原上，到处都有巩固的后方。如在雄县的米家务，八路军第10军分区部队利用地道作战， 仅一星期即粉碎了日军1个大队、伪军1个团的进攻。注948冀中军民在残酷的战争环境里，集中群众智慧，筑成“地下长城”，使无险可守的平原成为坚固的要塞。在水上，又凭借芦苇掩护开展水上游击战，建立苇塘根据地，主动攻击日伪军。在袭击天津近郊杨柳青作战中，即以苇塘青纱帐为掩护，采用分散拦阻、以逸待劳等战术，与1万多敌军周旋，使敌飞机、大炮失去作用，打破了敌军“围剿”苇塘的计划，从而牵制了部分敌军，配合了相邻地区的反“扫荡”作战。

至1943年底，冀中区攻克和逼退日伪军据点碉堡600余个，恢复和扩大村镇3500多个，基本打开冀中抗日新局面。

敌在“扫荡”冀中的同时，亦将兵锋指向冀东。冀东是东北和华北的结合部，是日军侵华的咽喉要道，因此成为敌竭力争夺的重要战略区。自1942年秋冬到1943年春，日军对冀东抗日根据地实施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在关内平原地带挖壕沟筑碉堡，在关外热南山区“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冀东八路军主力被迫转移至外线，冀东基本区大部被“蚕食”。1943年1月，冀东根据地党政领导决定，本年的基本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基本区。

图32.1　1943年，冀东丰润县中学学生告别在校师生参加八路军

1943年冀东军分区主力开展了两次恢复基本区的作战。是年2月，入关部队分3路进入基本区，途中东、西两路受阻，中路部队数百人在军分区司令李运昌率领下，由喜峰口附近入关，突破敌阻扰，南下至唐山西之南青坨与敌展开激战。后日军从唐山、天津增调援兵1000余人轮番进攻，八路军依托村落英勇反击，顺利冲出包围圈。敌围歼失败后，又以十倍于我之兵力，利用交通之便连夜构成封锁线阻击八路军突围部队。我军侦知敌情后，于黎明前迅速抢占制高点，准备殊死战斗。 激战终日，八路军以地形熟、分散作战能力强等有利条件，胜利地突出重围。此役共毙伤日伪军700余人，我军伤亡70余人注949，打击了敌人的气焰，鼓舞了人民的斗志，改变了游击队过去“隐而少动”的秘密活动状态，转为较为公开的主动出击小股敌人的活动形式。这为进一步恢复基本区，准备了有利的条件。

6月，第二次恢复基本区战役拉开战幕。主力部队连克敌据点多处，并迫使伪军1个营起义，瓦解了一条封锁线。在各部队协同作战下，恢复工作顺利开展，基本夺回被敌“蚕食”的地区。

从2月到7月，八路军先后恢复了长城以南、北宁路以北的大部分基本区，并扩大了北宁路以南、滦河以东的部分新区。至9月。又开辟了通县、三河、顺义等新区。至此，冀东全区包括东自临榆、西至通县、南临渤海、北到热中的大片地区。冀东区也于是年7月改为冀热辽区。

1943年冀东部队共作战200余次，攻克敌据点50余处，歼敌7000余名。 主力、地方部队及游击队人数逾万，全区人口近400万。注950冀东抗日军民反蚕食斗争的胜利，粉碎了敌控制冀东的企图。

三、晋冀鲁豫军民反“扫荡”

1943年1月25日至2月10日，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在涉县温村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会上太行分局书记邓小平作了《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的报告。总结了5年来对敌斗争的经验，确定了今后的斗争方针。会议决定继续贯彻“敌进我进”方针，向敌后之敌后发展，并对今后如何贯彻“敌进我进”，开展敌占区、游击区工作，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和策略。会后各地区组织近千支游击队，小部队深入敌后，普遍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坚决打击敌人的“扫荡”和“蚕食”。

1943年5月初，日军为摧毁八路军总部和八路军第129师机关，调动第36师团所部及第37、第69师团各一部和独立混成第3、第4旅团和伪军各一部共15000人，分别从潞城、武乡、辽县、沙河、武安、林县出发，以大合围阵式，采取梳篦队形，向根据地中心区压缩包围，企图围歼八路军总部和第129师主力部队。

八路军事先获得情报，决定在敌合围圈形成之前先行转移。八路军先以小部队牵制敌人，以火力判明敌军间隙，主力部队利用夜色掩护和准确情报，及时跳出包围圈。敌企图未能得逞，转而疯狂捕杀根据地干部和群众。根据地军民以内线与外线相配合的战术，坚决反击敌军的“扫荡”。留在内线部队与地方武装、民兵一起，开展伏击战、麻雀战、地雷战，与外线部队对敌实行内外夹击，打乱敌合击阵式。外线主力部队积极向白晋线、平汉线进击，破袭敌补给交通线，袭扰敌后方。同时，太岳、冀南军区部队分别在白晋线、平汉线积极配合作战。5月下旬，敌分别向同蒲、正太、平汉铁路沿线撤退。 太行区反“扫荡”作战，共歼灭日伪军2500余人。注951

这次反“扫荡”作战中，我军敌情判断准确，军事准备充分，转移时机掌握恰当，运用了“敌进我进”、“声东击西”、“避实击虚”、“大胆穿插”等游击战术，取得了“反扫荡”作战的胜利，打破敌摧毁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消灭八路军指挥机关的“扫荡”计划。

1943年8月，太行军区为歼灭平汉路以西伪军庞炳勋部，开辟豫北新局面，在八路军总部统一指挥下，与冀鲁豫军区在平汉路东侧发起的卫南战役相呼应，集中主力发起林南战役。

自1943年5月以来，分驻于新乡至安阳间平汉铁路各要点及两侧地区的伪军第24集团军各部，积极配合日军，不断袭扰抗日根据地。

7月10日，伪新5军、新7军、第40军及太行保安队各一部共约20000余人，与日军第35师团的3个步兵大队相配合，分别从辉县、临淇、水冶等地向林县县城及周围地区推进。

战役开始前，从辉县之西平罗、回寨，到林县之姚村地区，驻有日军第35师团两个大队及伪军共20000余人。敌伪军兵力虽强，但部署分散，加上日伪之间矛盾重重，伪军内部军心动荡，士气低落，整体指挥不统一，各部难以协调动作。根据上述情况，八路军第129师师部决定，以优势兵力先分割包围，各个歼灭林县县城及周围据点的伪军主力，而后在有利条件下，扩大战果，继续消灭东姚、合涧、临淇、平罗等地之伪军；并以少数兵力围困日军据点，切断其与伪军之联系，同时组织兵力阻击、侧击和牵制出援之日车。

第129师参战部队分为东、西两个集团。东集团由第1、第10、第13、第34、第771团及警备第12团等组成，西集团以第2、第3、第20、第32、第769及警备第32团等组成。太行第5军分区部队，与地方武装、民兵等组成汤安支队，在水冶、观台之线阻击安阳出援之敌；抗日军政大学第6分校组成的武装工作队，在东姚、临淇、原康地区开展游击战，牵制、袭扰敌军，配合主力作战。太岳部队出击白晋路之日伪军，策应东、西集团军作战。

林南战役于8月18日开始。18日零时30分，八路军西集团军第769团首先对林县西郊伪军据点发起攻击。第20团和第3团分由东、西、南三面同时攻入城内，警备第32团与城北关守敌展开激战。拂晓后，伪军几次组织反扑，均被击退。激战至中午12时，我军攻克伪第24集团军前敌指挥部和保安司令部。除伪新5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刘月亭负伤潜逃外，其余全部被歼。19日，林县外围敌据点全部肃清。与此同时，东集团军一面准备阻击安阳出援之敌，一面将驻守曲山、南北陵阳、东西夏城、蒋里、姚村、何家等地的伪新军暂编第5师师部、伪第10团及杨振兰之独立旅全部歼灭。20日，八路军东西两集团军乘势南下，扩大战果。分别收复东姚集、李家厂、鹤壁集、西鹿楼及合涧、原康、临淇和东西平罗等地。24日，安阳出援日军1000余人，辉县出援日军400余人，分别抵达林县、临淇。26日，两股日军会合进占原康。八路军西集团军以第2团组织反击，并向敌侧背坡底、小庄地区进击。出援日军被迫乘夜渡河撤回林县。时值秋雨，山洪暴发，渡河日军100多人被河水冲走，我军亦因渡河困难，停止追击。至此，历时9天的林南战役结束。是役，共歼灭日伪军7000余人，攻克和收复据点80余处，解放人口40余万。 八路军伤亡700余人，第3团团长周东凯壮烈牺牲。注952

林南战役，是1943年太行区八路军发动的一次规模较大的战役。此役由于八路军准确判断敌情，适当布置兵力，正确运用奇袭、强攻、分割包围等游击战术，并利用日、伪内部矛盾，分化瓦解敌人，因此取得较大胜利。这次战役的胜利，使八路军控制了林县以南广大地区，同时还开辟了太南大片新区，挫败了日军重点“扫荡”太行山地的作战企图。

日军春、夏季“扫荡”被粉碎后，又开始实施其秋、冬季“扫荡”计划。日军作战目标为合击八路军主力兵团，捕捉根据地党政人员及维护其交通运输。太岳区是日军“扫荡”重点。10月1日至17日，日军集结兵力“扫荡”岳北。日军第1军第37、第62、第69师团各一部及伪军共20000多人，在飞机掩护下，采取所谓“铁滚式”战法，对根据地实行毁灭性“扫荡”。

图32.2　1943年8月，太岳军区军官与日本人反战同盟成员合影

敌将参战日伪军编为3个梯队。10月1日开始，敌第37师团、第69师团、第62师团，分别由西面、北面和东北面向根据地压缩包围。敌军首先“扫荡”岳北地区，并向临汾至屯留公路两侧推进，尔后主力越临屯公路继续南进，企图合围岳南地区。八路军主力适时转移，打乱敌合围计划。部队主力转到外线后，积极袭击敌后交通线，对白晋路和同蒲路东侧部分敌人据点开展袭击，对敌后方造成威胁，策应了根据地内军民反“扫荡”斗争。

10月26日晨，太岳第2军分区第16团在临汾东北之韩略村伏击敌车队，全歼敌华北方面军为推广其“新战法”所组织的“战地观战团”。该“观战团”由旅团长和联队长以下军官120人组成。韩略村伏击战打乱敌“扫荡”计划，敌不得不抽调一部“清剿”兵力至临汾地区。10月28日至11月22日，敌“扫荡”中条山地区，又被八路军第4军分区部队打退。从10月1日到11月22日历时53天的反“扫荡”作战，根据地军民共作战720余次， 毙伤日、伪军3500多人，攻克据点14处，我军伤亡800余人。注953

1943年春，敌继续在冀南区推行其堡垒封锁政策。根据地内公路、沟墙成网，碉堡、据点如林，被敌分割的各小块根据地之间各自孤立，联系困难。 “全区几乎都变成游击区，人口减少了二分之一还多”。注954为打破封锁，冀南区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实行“敌进我进”方针，以更多的武工队、小部队加强边沿区斗争，深入敌占区积极活动。扩大敌占区游击战争，依靠群众，坚持斗争， 粉碎敌人对根据地的“扫荡”。注955

冀南军民开展各种形式的游击战，其中作用最大，威力最强的是地道战。冀南区利用平原地带特点，在所有道路上掘出丈余深的道沟，使敌机械化部队前进时，须先填沟后行动，比步行还慢。道沟迟滞敌军行动，便利我军穿插作战及掩护群众转移。冀南军民为发挥地道战威力，进行地形改造，使村与村相通，乡与乡相连，日军的地面“扫荡”处处扑空，陷入被动局面。

1943年初，日军以2000兵力“清剿”平乡地区，当地军民利用地道与敌周旋数日而未受损失。根据地军民还利用地道收藏粮食，与敌进行反掠夺斗争。地道战在平原地区反“扫荡”、反“清剿”作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1943年7月，伪暂编第6军等部8000余人侵犯平汉路以东冀鲁豫区滑县、长垣间之焦虎集、瓦岗集地区。冀鲁豫根据地军民为保卫和扩大根据地，根据八路军总部作战意图，发起卫南战役。7月30日，伪暂编第6军一部2000余人向官桥营一带八路军新编第四路军作试探性进攻，冀鲁豫军区即以新编第四路军正面吸引敌人，以第16团、第21团分别向敌侧后迂回包围，尔后以奇袭战术，一举歼灭敌1000余人。31日夜，八路军乘胜袭击伪第7师师部驻地焦虎集，经激烈战斗，全歼守敌。8月2日晚，强袭敌独立旅驻地瓦岗集，激战至次日上午，全歼该旅旅长以下1600余人。战斗结束后，部队稍作休整，又于8月19日奔袭袁庄，歼灭该地伪第7师和独立旅残部共2200余人，同时击退大范庄出援之敌。当晚，又乘胜向大范庄伪第6军发起总攻，残敌退往卫河以西，战役胜利结束。 是役共歼伪军5600余人注956，收复卫河以南地区，新建卫南、滨河、滑县3个抗日政权及地方武装。卫南战役是冀鲁豫军区组织的一次大规模战役。作战中，八路军充分利用日、伪矛盾，集中使用优势兵力，成功运用穿插奇袭、分割包围战术，达到了歼灭敌人的作战目的，新开辟了豫北地区，为继续向南发展奠定了基础。

1943年，冀鲁豫区还开展了秋季反“扫荡”。是年9月。日军集中第32、第35、第58师团及骑兵第4旅团主力和伪军一部共30000余人，对冀鲁豫区实施“分区清剿”。9月21日，敌调集10000余人，由济宁、新乡、开封、商丘、兖州等地出动，分10路向西南微山湖根据地中心区单县东南推进，对军区主力实行“铁壁合围”。该区八路军从敌薄弱部跳出合围圈，转至外线敌人侧后地区。敌合围扑空，转而追击，再度落空。10月3日，敌主力万余人奔袭曹县西南八路军第5军分区驻地五厂地区，分区机关及第21团等部被敌围攻。经激战，第21团等部突出重围，但一部分机关遭到围歼，损失重大。4日起，敌不断合击菏泽、定陶、曹县和滑县以南地区。分区主力及时转移外线，乘虚袭人敌占区，予敌以有力打击。

10月12日，敌集中15000余人，分13路合围冀鲁豫中心区濮县、范县、观城地区。该地区八路军侦知敌人企图，适时跳出包围圈。18日夜，我军主力突袭东平，捣毁伪县政府、警察所，尔后乘胜东进，连克夏诚、大井等11个据点，对敌后方及泰安至济宁补给线造成严重威胁。敌合围扑空后，慌忙转移主力，只留少数兵力在中心区实施“清剿”。八路军在内线坚持斗争的部队与民兵配合，10天内作战16次，重创敌“清剿”部队。敌在八路军内外线部队有力打击下，被迫于10月22日退出中心区，撤向济南、开封等据点。11月中旬，全部退出根据地。冀鲁豫军民取得秋季反“扫荡”的胜利。 这次反“扫荡”持续50余天，大小战斗300余次，歼敌4000余人。注957

四、晋绥军民反“扫荡”

1942年，晋绥根据地“敌进我退”的形势十分严重。为扭转这种局面，毛泽东于1942年10月指示晋绥分局检查根据地缩小的原因，制订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向敌人挤地盘的方案。 要求中共晋绥分局振奋军心、民心，向敌人采取进攻的政策。注958为贯彻这一指示，中共晋绥分局于1942年11月4日在兴县蔡家崖召开分局扩大会议，提出向敌人挤地盘是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和任务，会后分局发出关于开展《对敌斗争的指示》，要求“把敌人挤出去”。为适应这种斗争形势，加强对敌斗争力量，从部队和地方抽调320名对敌斗争经验丰富的骨干，充实武工队，将武工队扩展了一倍，由原来的15个发展到37个，同时还派近40个主力连和50个游击中队配合武工队。

1943年1月，晋绥军区决定向离(石)岚(县)、忻(县)静(乐)、五(寨)三(岔堡)3条公路及交城以西山地，开展“挤敌人”的斗争。

守备岔口据点的日军第59旅团第83大队一个中队及伪军一个小队，自1943年初起向据点周围地区频繁“清剿”，对抗日根据地加紧“蚕食”。2月7日至3月10日，八路军晋绥军区第8军分区派出第6支队进入岔口地区与武工队配合行动。先以武工队隐蔽活动，积极开展反“维持”斗争，破坏敌特务网，镇压汉奸首恶，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群众的斗争信心。第6支队掌握敌春节期间外出骚扰的活动规律，于正月初二在岔口以西的石沙庄设伏。7日晨，当敌进入伏击地带时即发起攻击，歼灭敌军大部。石沙庄战斗结束后，我军又在岔口据点周围发动群众，开展反“维持”斗争。当地群众在八路军的掩护下，转移到根据地内，敌粮食来源及物资供应完全断绝，随即对敌据点实行围困。3月10日，我军乘敌恐慌之际，夜袭岔口据点，歼灭该处守敌。

岔口军民在3个多月的“挤敌人”斗争中，摧毁214个村的“维持会”，歼灭日伪军300余人。晋西北各地也采取各种办法“挤敌人”，3个月共战斗460余次，歼灭日伪军1100余人，摧毁了827个村的“维持会”， 恢复了535个村的抗日民主政权，解放人口80000多，并组织了290多个村的“两面政权”。注959敌在根据地军民猛“挤”之下，退缩到到交通线附近，活动范围大大缩小。晋西北“敌进我退”局面基本扭转。

晋西北军民“挤敌”斗争的胜利，打破了日军的“蚕食”政策。晋绥军区部队在反击日军秋季大“扫荡”时，又取得甄家庄伏击战的胜利。

1943年9月23日，日军第3独立混成旅团一部对岢岚、保德地区进行秋季“扫荡”。26日，敌第59旅团第85大队合击兴县，妄图南北夹击晋西北领导机关和该地区八路军主力部队。八路军军区机关已先行转移，敌扑空后又分兵继续“扫荡”。

经分析敌情，进犯保德之敌独立混成第3旅团的两个大队兵力较大，并在保德建立了临时据点，不易歼灭；进犯兴县地区之敌第59旅团的第85大队兵力较小。该敌在去年田家会战斗中遭沉重打击，补充新兵较多，战斗力明显下降。且此次出犯已近一个月，沿途不断遭到袭扰，人马疲惫，弹药不济，长途奔袭，孤军深入，后援难济，难以持久，必很快撤退。撤退时有两条路可选择：一条向东南经小善村、大善村返回据点；一条向东经兴县回撤。

根据以上判断，晋绥军区决定在敌第59旅团第85大队东撤时，采取伏击、袭击等手段将其逐次围歼。八路军战斗部署是：第26团及军区警卫营在兴县西北赵家川口东南的小善村设伏，阻击可能向东南撤退之敌；第17团则设伏于赵家川口以东之北坡村，阻击可能向东撤退之敌；第36团一部由临县进到小善村至北坡村之间的康家待机，视敌动向机动；第21团进至康宁镇附近，为第二线阻击部队，特务团东渡黄河袭扰牵制驻赵家川口之敌，并准备尾击东撤之敌。八路军第2分区则在上述主力作战同时，加紧围困保德、沙泉之敌，第6、第8分区积极袭击敌后方据点，破坏交通，予以牵制，以配合内线作战。

10月4日，八路军参战部队先后到达指定位置，特务团主力渡过黄河后即以两个连的兵力向赵家川口之敌发起攻击。5日凌晨，敌由赵家川口向康宁镇方向撤退，敌兵分两路，主力走山路向小善村前进，其余沿大路向冯家庄、大善村前进。拂晓，晋绥军区警卫营警戒分队在小善村与敌主力发生战斗。敌以一部兵力占领高地进行掩护，大部兵力向小善村展开进攻，企图以猛烈炮火打开退路。经激战，晋绥军区警卫营予敌一定杀伤后撤出小善村。敌军继续南进。此时，八路军第26团已占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顽强阻击敌军退路。向大善村方向撤退之敌，在冯家庄附近遭八路军第36团猛烈阻击后，被迫转向小善村东北与其主力会合。

在第26团、军区警卫营从正面阻击敌人的同时，第36团、第17团各以一部兵力积极向敌侧后进攻，协同第26团和军区警卫营，对敌形成四面包围。激战至中午，5架敌机飞来支援，八路军在敌地面、空中猛烈火力进攻下，仍顽强坚守阵地，打退敌5次进攻。下午，军区特务团赶到小善村以北，加入战斗。附近民兵和村民亦积极支持八路军。敌第85大队在根据地军民包围下急电求援，因其后方兵力不足，而保德、沙泉之敌与第85大队相距甚远，且遭根据地军民日夜围困，均无法前往增援。

10月6日，八路军决定乘敌突围之机，采取沿途设伏，逐次包围，最后消灭敌人。并以地方游击队和民兵配合主力，在大善村至康宁镇17公里的大道上设伏，各路口均埋设大量地雷，不断杀伤敌军。

6日下午，敌在山上焚烧尸体，并炮击八路军第36团阵地，制造假象，迷惑我军，掩饰其撤退方向。晚9时，敌向康宁镇方向退去。我第26团、第36团、特务团和第17团等部队，立即跟踪追击。敌沿途屡遭我游击队、民兵埋设的地雷爆炸和袭击，天明后在飞机掩护下继续南逃。

7日黄昏，敌逃至甄家庄东南，人困马乏，陷入包围圈，我军以主力部队围歼甄家庄残敌，另以一部兵力在甄家庄以东的郑家岔设伏，防敌东撤，并准备打击来援之敌。

8日，3架敌机低空盘旋，向被围之敌空投食品、弹药，并扫射和轰炸我军阵地，掩护其部队突围。八路军虽昼夜行军作战，仍然士气旺盛，紧紧包围敌人，防止敌人逃跑。此时敌军虽已十分狼狈，但仍继续固守待援。

9日、10日，八路军不断向甄家庄之敌发动攻击，敌军伤亡惨重。敌援兵未到，粮弹殆尽，仅靠飞机空投食品进行垂死挣扎。这时我第29团已奉命赶到甄家庄。为防止敌军突围南逃，10日上午，第17团奉命进至甄家庄以南的安平村设伏，准备阻击敌人。当晚，特务团在甄家庄的部队全部调往郑家岔，以加强阻击力量。

在八路军连续攻击下，敌军阵地不断缩小，伤亡愈来愈大，有战斗力者不足300人。敌为轻装突围，10日下午，将尉官以下伤兵一并焚烧。晚9时，残敌向东突围，我军跟踪追击。当敌军逃至郑家岔时，遭我特务团猛烈阻击。战至拂晓，敌大部被歼，残敌百余人乘夜向山村逃窜，以后只有零星敌人逃回王狮与赤坚岭据点。

此次战斗，共歼日军700余人，伪军100余人。注960

在这次战斗中，我军采取集中兵力，对敌一部造成绝对优势的作战原则，在敌陆上与空中联合作战的情况下，集中近6个团的兵力，采取伏击、袭击、连续包围、进攻、追击等战斗方式，取得作战的胜利。我军在战斗中利用敌之弱点，积极创造和寻找战机。敌人进入根据地虽是孤军深入，后援不济，但其火力装备占很大优势，我军采取避敌锋芒，不断以游击战袭扰敌人，待敌战斗力疲劳消耗、后方空虚、交通断绝、粮弹不能补充、无兵来援、实行撤退之时，再以主力包围敌人，在其突围时利用有利地形进行阻击、侧击和追击，达到全歼敌人的目的。

八路军这次作战得到当地群众和地方政府的支援，敌人所到之处都遭到民兵的袭击。各次战斗都有民兵配合主力部队作战，自10月1日至11日，仅兴县民兵即作战44次。地方政府保证了军队的供给和伤员运输。因此取得甄家庄战斗的胜利，打击了敌人的“反挤”企图，为粉碎敌人的“扫荡”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甄家庄战斗后，敌独立混成第3旅团再次对兴县地区进行报复性“扫荡”，均被当地军民打退。10月16日，八路军在阳会崖、明通沟设伏歼敌，取得成功。

在这次反“扫荡”中， 晋绥根据地军民共作战300多次，歼敌1300多人。注961秋季反“扫荡”的胜利，对巩固根据地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反“扫荡”的同时，根据地军民打退了敌对我之“反挤”。打击了敌人的“蚕食”政策。至1944年8月，根据地军民经过一年又八个月的艰苦斗争， 共挤掉敌伪据点100多个，收复村庄2680个。注962游击根据地的3块基本区得到恢复和发展。

五、山东军民反“扫荡”、反“蚕食”斗争

1943年，敌在山东继续扩大“面”的占领，加紧“扫荡”和“蚕食”。这一年敌人万人以上的大“扫荡”共4次，千人以上的“扫荡”共46次。1943年上半年，根据地斗争形势十分严峻。清河区一年内受敌3次万人以上的大“扫荡”；鲁南根据地在4月、5月、6月3个月内敌伪增设了18处据点；胶东的南海和西海地区上半年增加了敌伪据点17处；冀鲁边区八路军分散活动部队及党政机关1至5月遭敌合击8次，损失严重。

日军据点增多，兵力减少，因此大力扶植伪军。山东伪军数量猛增，达17万之众，但战斗力很弱，加上其内部派系较多、成分复杂、各部之间矛盾很深。由于日军对伪军不完全信任，故对其不断编并、拆散，敌伪之间矛盾日益尖锐。此时，敌占区人民不堪敌之种种压迫和残酷掠夺，对日伪统治异常愤恨。这些情况有利于八路军广泛开展政治攻势和分散性游击战争。

为有效发挥我军战斗力，有力打击敌人“扫荡”和“蚕食”，1943年3月，山东根据地对各级党政领导部门实行了调整和统一领导，同时，成立了新的山东军区，由罗荣桓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的山东军区辖鲁南、鲁中、胶东、清河、冀鲁边、滨海等6个军区及所有主力与地方武装。将第115师、山东纵队所属各旅、各支队统一整编为13个主力团，同时加强地方武装。

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根据当前形势布置对敌斗争任务：大力坚持边沿地区斗争，广泛开展政治攻势，加强全面对敌斗争；有计划地组织反“蚕食”战役，相机拔除敌守备薄弱据点，打通与巩固各根据地之间的联系，条件成熟时夺回部队经济资源区，开辟游击区，改变被敌严重封锁的局面。 “坚持我游击区，伸入敌占区，开辟边缘游击区”。注963

山东根据地针对敌人继续实行其“总力战”和“蚕食”根据地的情况，吸收了太行山区对敌斗争的经验，决定广泛开展分散性游击战争。为此，加强了小部队、武工队、地方武装以及民兵建设。使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三者密切结合，提高了对敌斗争的主动性。

1943年初，清河、冀鲁边军民先后粉碎日伪万余人的“拉网扫荡”。1月11日，日伪军12000余人、汽车200辆，在飞机掩护下，对广绕北部垦区大举“扫荡”，企图消灭八路军清河军分区机关。我军先敌撤出，敌扑空后，又于14日夜在刘家寨、石村镇集结了3000余人，两路敌人于15日配合张店之敌1500余人及敌国警讨伐队600余人，合围高苑城西北之庄头、池涯、樊家林等地的清西军分区部队，我军大部安全突围。在分散突围中，该分区独立团一个连遭到敌合击，该连指战员与敌顽强战斗后全部壮烈牺牲。清河军分区在敌包围圈外作战的部队广泛开展破袭战，先后攻克沾化东北之韩家科等十几个据点，并一度袭入广饶西关。敌在内外夹击下，大部退缩到津浦铁路沿线，清河区军民反“扫荡”作战取得胜利。

1月17日，日伪军12000余人对冀鲁边第2军分区突行合围“扫荡”。八路军采取分散作战，使敌连续3次合围失败。4月22日至29日，敌集中日伪军2万多人，“扫荡”清河区。这次敌人更加疯狂，8天之内连续进行3次“拉网”合围，企图消灭清河军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我清河军区机关与主力部队，先期撤出包围圈。

敌对清河区发动的2次万人大“扫荡”失败后，又对该根据地实行大规模“蚕食”。在清河区北面，部署日伪军2500人兵力以三里庄为中心，封锁黄河沿线，在南面以7000余人兵力沿小清河由东向西展开，严密控制小清河，企图夹击我军，逐步向内“蚕食”。我军以主力一部与民兵配合，在内线坚持分散游击，主力大部转至外线，寻机歼敌。

5月底，八路军攻克北线敌重要据点三里庄，歼灭伪军一个团大部。注9646月4日，敌从南北两线同时出动，占据清河中心区广(饶)博(兴)蒲(台)地区，安设据点20余处，切断清河区与冀鲁边区及胶东区的联系。我机关主力暂时转移。

7月，八路军利用青纱帐起、敌换防立足未稳、伪军内部混乱之际，对敌发起大规模反击。以小部队插入敌纵深，与地方武装和民兵配合袭扰敌人，拔除据点，予敌沉重打击。这次反“蚕食”作战， 共摧毁敌据点133个，歼灭伪军6个团，毙伤日伪军1380余人，俘伪军1700余人。注965至9月中旬，我军不仅收复被敌“蚕食”之广(饶)北地区及小清河以南部分地区，并恢复了与冀鲁边、胶东区的联系。

1943年1月，为配合清河区、冀鲁边区的反“扫荡”，八路军第115师教导第2旅一部打响了郑城战斗。郑城南邻陇海铁路，是敌在鲁南的重要防区，筑有坚固城防工事。攻击前，我军先以主力一部与数千名民兵配合围攻醋大庄等处敌据点，牵制“蚕食”之敌，同时发动万余群众破击临沂至郑城公路。19日夜，攻城主力一部隐蔽接近敌人，突袭郑城守敌。突击组冒着敌人密集炮火迅速越过外壕，竖梯登城，控制了突破口两侧敌火力威胁。攻城部队攻入城内，分两侧逼进，敌被压挤到城中心。八路军以政治攻势配合爆破袭击，打击了敌人，动摇了伪军。我军一举攻克郑城， 共歼灭日伪军1000余人，其中毙伤日伪军400余人，俘日军7人，俘伪军600余人，攻克据点18处。注966此役，迫使“蚕食”沭河沿岸敌军全部撤退，打破了敌对滨海地区的封锁计划，有力配合了冀鲁边、清河两区的反“扫荡”。这次作战，我军在战术上采取声东击西、交通破袭等战术牵制和迟滞敌援兵，攻城中又使用政治攻势配合连续爆破等手段打击和瓦解敌军，因而取得攻城作战的胜利。

在清河区反“蚕食”斗争的同时，滨海区和鲁中区展开了与敌伪抢占沂、鲁山区与诸、日、莒山区的战役。

沂山位于沂水县北，鲁山位于莱蒙县东，两山均海拔1千余米，西与泰山、南与蒙山相连，北抵胶济铁路，东达诸城、莒县，纵横数百里，构成山东中部最大山区，为山东的战略要地，诸(城)、日(照)、莒(县)山区是滨海区北部最大山区，是八路军进攻胶济路东段、沟通滨海区与胶东区直接联系的重要依托。日军为阻碍我战略意图，割断根据地之间的联系，企图占领这些山区。自从原国民党吴化文、厉文礼相继投敌后，鲁山区大部及沂山区一部已被日伪控制。7月初，国民党军于学忠部突然南撤，保安第2旅张步云部投敌，这些山区将全部落入敌手，形势十分严重。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分析了当时形势，决定在敌人之先控制这些地区，争取抗日有利形势，随即部署了与敌伪抢占战略要地的战役。

八路军滨海军区主力一部于7月5日出发，至14日全部控制了诸日地区。16日，击退了伪军张步云部对诸日地区的进攻。8月2日，胶东军区第14团打通了胶东区与滨海区的联系。7月28日，鲁中军区部队经激战击败企图夹击我军的伪军厉文礼和吴化文部，歼灭了厉文礼特务团大部。与此同时，滨海军区第13团两个营越过台潍公路进入诸莒边，有力配合了鲁中部队的作战。八路军抢占沂鲁山区与诸日莒山区的作战取得较大胜利。在滨海区北部，我军已基本控制诸日莒山区，打通了与胶东区和鲁中区的联系。 在鲁中区，八路军控制了沂山山区全部和鲁山山区的一部，面积约2250平方公里注967，控制这些战略要地，使我对敌斗争处于主动地位。

1943年11月，敌军对鲁中区和清河区相继展开了大规模的冬季“扫荡”，其作战目的是摧毁这两处根据地，除去对其津浦、胶济两铁路的威胁，以便抽兵南下，同时掩护伪军吴化文侵占被我收复的北沂蒙山区。

敌军首先以第32师团的5个大队，第59师团的两个大队和独立混成第5旅团的两个大队及伪军共万人以上的兵力“扫荡”鲁中区。敌以伪军吴化文部向李集、金星头地区佯动，企图诱我主力出动。日军则在蒙阴、土门(新泰东)、沂水等地隐蔽集结，伺机围歼我军主力。11月9日晚8时，集结于上述地区日军同时出动，以沂蒙山北部之朴里、金星头(蒙阴东北)为中心，由东、南、西三面向我合围，北面伪军吴化文部也配合日军南犯，企图对鲁中区部队形成四面包围态势。鲁中军分区机关和主力待敌四面展开后，避开敌军锋芒，巧妙转移至外线。敌合围失败后，又在根据地内辗转“清剿”。八路军内线坚持斗争的小部队和民兵游击队积极打击“清剿”之敌。鲁中第2军分区的第11团第8连93名指战员凭借天险，坚守南北岱崮(沂水县西北)18天， 冒着敌机炮火抗击了2000余敌人的无数次进攻，歼敌300余人，我军伤7人，亡2人。注968第8连受到山东军区的嘉奖，荣获“岱崮连”的光荣称号。面对我军的英勇顽强，日军不得不承认，尽管对坚守山寨的少数八路军使用了所有手段企图歼灭和招降，但其仍然 “一直抵抗到底”。注96911月18日，敌人“扫荡”鲁中区后突然将大部兵力转向清河地区，并将兵力增加到了26000余人，敌第12军司令官亲赴前线指挥。日军这次“扫荡”采取“铁壁合围”和“梳篦拉网”等战术手段，以飞机配合侦察，极力捕捉八路军主力部队与军区机关。18日晨，敌合围广饶以北之辛店、北隋我军机关所在地。敌以骑兵为前导，在飞机掩护下，逐步压缩合围圈。我清河军分区机关转移途中与敌遭遇。为掩护机关突围，军分区特务营及直属团第3营利用隐蔽地形与敌展开激战，毙伤敌骑兵30余人，击落敌机3架，打退了敌人进攻，军分区机关于黄昏后顺利突出敌之合围圈。19日，敌继续向利津东北的垦区合围。八路军转至外线的主力部队广泛开展破袭战，内线部队与民兵积极开展地雷战、麻雀战。敌在根据地军民内外线袭扰下，于12月13日，被迫撤退。

这次反“扫荡”，我军共歼日伪军1600余人，毁敌汽车30余辆、火车1列，攻克敌据点10余处，八路军伤亡300余人。注970这次“扫荡”历时20余日，是敌在一年内对清河区进行的3次万人以上大“扫荡”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在根据地军民英勇抗击下仍以失败告终。

山东抗日根据地，在反“扫荡”、反“蚕食”斗争中，以分散游击方式，广泛动员组织群众，大力开展边缘区、敌占区的工作。其中，民兵和武工队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边缘游击区，是根据地军民开展外线活动的跳板，也是通向敌占区和越过敌封锁线的桥梁。注971敌我双方争夺激烈，敌我斗争尖锐复杂。因此，根据地大力加强民兵建设，实行民兵联防，坚持边缘区对敌斗争。广大民兵根据山东军区提出的要求，采取“避强击弱”、“速战速决”等灵活战术，以“地雷战”、“麻雀战”、“车轮战”、“推磨战”、“蜂窝战”等战斗方法，打击小股出扰之敌，围困据点，破袭交通，平毁沟墙，对敌实行反封锁。战斗中，民兵的地雷战发挥较大威力，他们因地制宜，制造了铁雷、石雷、瓦罐雷、瓷瓶雷。在埋设地雷时发明了“绊雷”、“子母雷”等，予敌较大杀伤，使敌胆战心惊。

为实行“敌进我进”方针，在加强边缘区对敌斗争的同时，山东根据地还大力开展了敌占区的工作。根据地以600余名干部组成43支武工队，深入各铁路沿线敌占区进行隐蔽活动，并与小部队配合开展反特除奸，争取伪军反正的工作。

在开展敌占区工作中，出现了许多出色的武工队和小部队。著名的鲁南铁道游击队，经常深入敌占区，破坏敌铁路运输，飞车夺取日军物资等，对敌造成严重威胁，在开展敌占区工作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经过1943年一年的艰苦斗争，山东根据地形势有了很大的改善。清河区和鲁南区基本改变了过去被敌严重分割封锁的状态，鲁中区和滨海区获得了相当的发展，并控制了沂蒙山区和诸、日、莒山区等战略要地的大部，为1944年春季开始的局部反攻打下了基础。

第33章　华中抗日根据地军民继续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

一、苏北等地区抗日军民反“扫荡”

1943年，日军对华中抗日根据地加紧进行“扫荡”、“清乡”和“蚕食”，华中抗日根据地仍处于严重困难的局面。敌为确保江苏北部和京、沪、杭之间的占领地，加强对长江下游交通运输及东部沿海重要港口的控制，将进攻重点指向苏北、苏中和苏南地区。为实现以上战略企图， 敌将华中兵力进行调整和扩充，使华中的日军总兵力达到14个师团又3个独立混成旅团。注972

为了扭转华中困难局面，中共中央华中局于1943年1月28日发出《关于坚持敌后艰苦斗争的指示》，要求根据地军民 “提高自己的信心和警惕，准备在任何严重的环境下，咬紧牙关，坚持敌后最艰苦的斗争”。注973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在上述指示下，继续开展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斗争。

日军为控制长江下游交通、掠夺粮棉等战争物资，决定消灭苏北国民党军韩德勤部，同时摧毁位于苏北盐阜区的新四军军部。为此，敌自1942年冬起，即加紧向苏北和苏中各据点增兵。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判明敌企图后，指示苏中、苏北根据地军民充分作好反“扫荡”准备，并将新四军军部转移至淮南抗日根据地。

1943年2月上旬，敌已增兵14000余人。12日，日军北面出动第17师团一部，由淮阴、涟水南进，南面以第15师团一部及独立混成第12旅团主力及伪军，从兴化、盐城北攻，先后完成了对韩德勤部驻地淮安以东地区及对我盐阜区的包围。

2月16日，新四军军部向第3、第4及第1师发出反“扫荡”作战指示，要求第3师立即拟定反“扫荡”作战计划；命令第1、第4师及第10旅在苏中、淮北及淮海等地区，积极袭击敌据点及交通线，配合盐阜区反“扫荡”作战；要求第3师和第1师第52团，配合韩德勤作战。

苏北抗日根据地军民，根据华中局和军部指示，加紧进行反“扫荡”准备，开展了战前动员、精简机关、充实基层、坚壁清野、改造地形、争取伪军、反特除奸等一系列工作。新四军第3师兼苏北军区遵照华中局和军部指示进行了以下部署：以第8旅主力和第7旅第21团共4个主力团及盐阜地区地方武装，在内线坚持反“扫荡”作战，以第7旅主力和第7旅第22团转至淮海区，与第10旅配合行动，牵制敌人，积极策应盐阜区反“扫荡”作战。第3师师部及地方党政机关一部则于敌“扫荡”之前分散转移至盐东地区。

敌占领韩德勤部防区后，即集结2万余人对盐阜区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17日，分5路向东坎、八滩地区前进。19日，占领阜宁、东坎，并以舰艇封锁沿海各口。20日，以飞机掩护，继续向八滩、六合庄边区实行合围。我第8旅以一部沿途阻击、袭扰、消耗和疲惫敌人，主力转至敌侧后，隐蔽待机。敌合围扑空。21日，敌分数路继续追击新四军主力。活动在苏中、淮南、淮北之新四军第1、第2、第4师，根据军部指示，同时出击当面之敌，积极配合盐阜区反“扫荡”。23日，第1师攻克南通东北曹家城、孙窑等地；第2师乘虚攻入淮阴城；24日，第4师攻克泗阳洋河镇。我八路军以内线与外线、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战法，使敌正面进攻受阻，侧翼亦受威胁，被迫停止全面“扫荡”。27日起，敌对阜宁、滨海、淮安等地实行分区“扫荡”。根据地军民顽强坚持，相继袭击阜宁、湖垛等据点，予敌以沉重打击。

3月中旬，敌留少数兵力守备据点，主力开始向新浦、淮阴、盐城等地撤退。我第8旅乘机反击。14日起，连续数日伏击退敌，至19日，歼日伪军420余人。25日起，连克敌据点10余处。在陈集战斗中，与敌展开肉搏，全歼日军80余人； 在强袭八滩据点时，毙伤日军中队长以下90余人。注974

敌“扫荡”盐阜区的同时，以一部兵力对淮海区进行“扫荡”。我第7旅第19团1个连在淮阴以北刘老庄，遭日军千余人围攻，该连82名指战员激战竟日，反复肉搏，在毙敌170余名后全部壮烈牺牲。

至4月中旬，历时两个月的盐阜反“扫荡”胜利结束。 此役，新四军共作战600余次，毙伤日伪军1800余人，攻克据点30余处。注975这次日军对盐阜区的“扫荡”，其规模之大，在兵力和时间上均超过以往对华中各根据地的“扫荡”。作战计划由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拟定，“扫荡”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以国民党韩德勤部为主要作战对象，对新四军牵制袭击，造成迷惑，以隐蔽后期作战企图。后期集中对新四军盐阜区部队作战。经过近3个月的准备，日军抽调华北派遣军各一部和海陆空军各一部参加作战。作战部队分为封锁部队、迂回部队和突击部队。这次敌军“扫荡”的特点除计划严密、部署周密外，尚有各部队配合密切，南、北两面协同动作，发现新四军主力，一路打响，各处立即奔向该处；其次，搜索严密，先扫中心后扫边缘，到达一区即设据点，进行封锁和搜剿；最后，作战时伪装佯动，隐蔽集中，组织突然反攻和迅速分路撤退，以这些伪装迷惑我军而收成效。

日军这次“扫荡”，虽在战略指导、作战战术方面详细周密，但仍有其不可克服的弱点。由于日伪的残暴行径，所到之处，无不引起中国人民的憎恨和反抗。此外，因机械执行命令，其部队不能随机应变、灵活作战。由于根据地内道路破坏，敌大部步行，部队疲劳，给养亦困难，士气不振， 日军一下士日记反映出敌第35师团不愿驻防盐阜区，要求撤回原驻地的情绪。注976

新四军这次反“扫荡”作战，由于战前中共华中局与新四军军部 “对敌人作战意图早已估计”到注977，并作了全面部署。我军战前掌握敌情，部署周密，准备充分，作战中内外线配合适当，反击及时有力，因而顺利地粉碎了敌对根据地的“扫荡”，打破敌消灭新四军主力、摧毁根据地的企图，改善了新四军在苏北地区的战略态势，为坚持苏北抗战和发展苏北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盐阜军民在这次反“扫荡”作战中有以下特点：一是在敌“扫荡”初期寻找新四军主力决战时，避开敌人锋芒，不作硬拼，发现敌人重兵包围迅速分散突围。少数部队如第19团的1个连即未坚决突围而全部阵亡；二是针对敌人组成的封锁，我突出“扫荡”圈外部队寻找封锁空隙，坚决突出封锁； 三是这次反“扫荡”中我军中上级指挥员伤亡很大，团级7名，营级八九名注978，主要是有些上级干部未能确实掌握敌行动规律，观察敌动向，识破敌佯动，因而造成中上级指挥员损失过大，战斗力有所减弱；四是群众积极支持。盐阜区过去在敌伪特工破坏下，一遇“扫荡”，土匪乘机滋扰，局面混乱。这次由于战前地方行政组织发挥作用，反“扫荡”时，该地未出现混乱局面。反“扫荡”中，除工人、农民、商人积极帮助我军送消息，带路、破路、筑坝设障、运送伤病员、保护失散人员外，地主士绅多数直接帮助新四军保护干部、保存资财，少数未直接帮助，但对新四军抗日均表同情。反“扫荡”中，民兵主动配合新四军作战，他们打击汉奸、维护治安，成为主力部队的侦察和警戒。盐阜军民团结奋战、密切配合，成为坚持长期斗争的基础。

1943年春夏，日军为保障长江和淮南路交通运输安全，对皖中抗日根据地中心区巢(县)、无(为)地区发动两次数千人以上的大规模“扫荡”。1942年12月下旬至1943年3月，敌以数万兵力进攻大别山和鄂西第5战区部队，同时，对平汉路两侧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为保卫鄂豫皖边抗日根据地，新四军第5师主力及地方武装，积极出击敌人，牵制了敌对大别山和鄂西的进攻，粉碎了敌对边区的“扫荡”。

二、苏中等地区抗日军民反“清乡”

苏中根据地威逼南京、上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43年春，敌为消除长江下游及京、沪地区的威胁，决定在苏南继续“清乡”的同时，将“清乡”扩展到苏中根据地。为集中使用兵力和控制重要港口，敌以临江濒海的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地区作为第一期“清乡实验区”，计划分两步进行。第一步进行两个月的“军事清乡”，第二步是4个月的“政治清乡”。

为实现上述战略企图，敌以地方伪组织、特务等编成“清乡队”在“清乡区”边缘构筑封锁篱笆，修建碉堡据点，隔绝“清乡区”的内外联系，企图以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手段，使根据地全面伪化。敌从苏南抽调有“清乡”经验的第61师团的4个大队及部队宪兵，加上苏中地区伪军、特务等共15000余人，作为苏中“清乡”的主力，在南通设置了“清乡主任公署”，为指挥机构。

根据部署，4月1日开始，各据点日、伪军倾巢出动，采取“梳篦拉网”战术，分几十路向根据地中心区分进合击，反复搜索我部队机关和主力。

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于1943年3月16日发出反“清乡”斗争指示，分析了敌争夺苏中区的战略企图和当前国际形势及军事态势，强调了苏中反“清乡”与苏南不同的特点。指出，国际形势的好转，国共关系的好转，日伪内部矛盾的加深，较好的群众基础，苏中地势多水网，不便敌架设电网和篱笆，这些都是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重要因素。此外，敌虽有苏南“清乡”经验，我亦有苏南反“清乡”斗争的经验教训，加上我之主观努力，就一定能取得反“清乡”斗争的胜利，并确定了实行全民武装，普遍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采取伏击、破击、分散游击等各种斗争手段， 长期坚持斗争的方针。注979

苏中根据地军民在上述指示下，积极开展反“清乡”斗争。

4月1日开始，敌实行“军事清乡”，以优势兵力实行梳篦式军事“清剿”，反复合击抗日根据地中心区。同时派出大批“清乡”人员挨户搜查，捕杀抗日军民。敌在“清乡”区边缘修筑竹篱封锁线，沿封锁线筑碉堡、设瞭望哨，分兵把守，严密封锁。

根据敌军事“清剿”的特点，坚持内线的苏中军区主力大部于敌“清乡”前分散隐蔽，避实就虚，插到敌侧后袭击敌后方及交通线，袭击和攻占了南通、启东、如皋附近据点多处，并多次设伏打击敌“清剿”部队及“清乡”人员。地方武装在根据地中心区坚持游击战，并组织短枪队潜入敌据点，一度潜入敌“清乡”公署所在地南通城内，袭击“清乡”机关，惩处“清乡”人员，打击了敌人的气焰。根据地还以抗日民主政府名义颁布了《反清乡紧急治罪条例》，发动群众起来锄奸。苏中区民兵组织锄奸组、狙击组，带领群众拆除封锁竹篱，一夜之间烧毁竹篱100多公里。两个月中，共组织破袭100余次，参加反封锁斗争的群众达数十万人次。苏中军民经过两个月的英勇斗争， 挫败敌“军事清乡”计划，打破了敌封锁企图，取得反“清乡”初步胜利。注980

6月初，敌开始实行“政治清乡”，派出大批特工和保甲人员，编查保甲，委任伪乡长、保长，建立伪化统治，企图实行全面控制。敌计划从6月到9月先后强化启东、海门、南通和如皋4个地区。根据地军民一面揭穿敌人阴谋，抵制编查，一面积极开展武装，镇压一批汉奸和“清乡”人员，先后击毙日军小队长、伪警察局局长，使敌胆战心惊，遂改为“武装编查”，以武力配合，强行编查。

7月初，为配合启、海地区反“清乡”，新四军通、如地区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发动攻势，挺进南通，开展大规模破袭战，敌被迫调启、海地区“清乡”部队回援。中共坚持启、海反“清乡”斗争的抗日武装，在该两地发动群众积极打击敌伪势力，使敌顾此失彼，疲于奔命。

8月.敌因接连受到打击，兵力日益不足，又转为“机动清乡”。伪军在根据地军民反“清乡”取得胜利后开始动摇。因此，新四军自8月15日起首先发动政治攻势，争取伪军反正和中立。9月中旬，我军又发动了一次全面的军事攻势。

主力部队和地方武及民兵配合，主动出击日、伪军。政治、军事攻势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使敌整日缩在据点内不敢妄动。9月底，南通境内十几个据点的伪军反正，敌政治“清乡”又告失败。

敌6个月“清乡”，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又转入为期3个月的“延期清乡”。敌一面以机动部队对根据地“机动清剿”，一面组成武装特务“突击组”，以乡为范围进行“清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政策，企图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在内线坚持作战部队不断遭敌袭击，党、政组织被严重破坏。为避免过多损失，苏中根据地军民在坚持武装斗争的前提下，在敌严重摧残地区改变斗争策略，加强合法斗争和秘密斗争，以麻痹敌人，同时派人打入伪乡自卫队，暗中加以控制。坚持“清乡”区斗争的武装，积极向边缘区和敌占区挺进以牵制敌人。苏中军民经过艰苦斗争，又粉碎了敌人的“延期清乡”。

苏中通、如、海、启地区军民，在持续9个月的反“清乡”斗争中，共作战2000余次，歼灭日、伪军队及镇压“清乡”人员共2400余人，争取伪军、政人员自首投诚的1700余人，摧毁敌据点49处，开辟边缘区92个乡。 根据地也遭到严重破坏，被捕杀群众60000余人，被焚毁房屋5000余间，被抢粮食10000余千克。注981

苏中反“清乡”期间，苏南、浙东、鄂豫皖边区根据地军民也开展了反“清乡”斗争。

敌自3月至8月对苏南根据地实行了第5期“清乡”，苏南军民以隐蔽斗争方式，分散坚持，打破敌“清乡”计划。

敌于2月开始对浙东试行“清乡”，首先调集2000余兵力，对三北地区进行大规模“清乡”。新四军浙东第5支队发动和依靠群众，主动出击敌人，在黄沙湖、天元市、三灶等地连战连胜，取得反“清乡”斗争的胜利。浦东地区游击队在反“清乡”斗争中，运用灵活的游击，打击了敌人，保存和发展了自己。

6月下旬，敌在鄂豫皖边区设立“清乡”机构，实行“清乡”。边区新四军第5师部队发动群众，组织区乡地方武装，坚持根据地内反“清乡”斗争，同时以主力一部及各县地方武装在外线积极作战，毁敌交通，击敌薄弱部分，有力配合了内线反“清乡”斗争，粉碎敌“清乡”企图。

1943年，华中根据地军民经过艰苦斗争，取得了反“清乡”斗争的胜利。其中苏中反“清乡”斗争尤为突出。苏中是敌重点“清乡”地区，斗争十分残酷，任务非常艰巨。苏中军民之所以能够克服困难，取得胜利，是因为：首先，中共军、政领导机关制订了正确的战略指导方针；其次，根据地军民的英勇斗争；再次，军队与地方武装及民兵积极配合，充分发挥了游击战的主动性和灵活性；最后，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相结合，争取了伪军，孤立了日军。苏中根据地反“清乡”的胜利，保卫了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局部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淮北等地区抗日军民反“蚕食”

1943年，日军在对华中根据地“扫荡”和“清乡”的同时，还对根据地进行“蚕食”。“蚕食”重点指向津浦路、陇海路交通线周围的淮北、苏北、苏中及鄂豫皖边区。

淮北抗日根据地军民继进行了1942年冬至1943年春的反“扫荡”后，又开展了以泗(县)宿(迁)地区为中心的反“蚕食”斗争。敌在“扫荡”根据地时打通了泗宿公路，随即在泗、宿地区增设据点10余处，侵占了淮(阴)、泗(县)、邳(县)、睢(宁)、铜(山)地区的陈集、林桥、顺河集及土山、叶场等地，不断“蚕食”抗日根据地。1943年夏青纱帐起，是改变“敌进我退”局面的有利时机。新四军第4师以主力一部，配合地方武装及民兵在边缘区分散游击。7至10月，组织了萧铜灵睢边区4次攻势作战，先后在泗、宿公路沿线及淮泗、邳睢铜地区，拔除了罗圩、顺河集、叶场等26个据点。又以武工队深入泗、灵、睢、宿等县的敌占区，恢复与开辟了13个区、70多个乡的游击区。迫敌停止“蚕食”，使淮北抗日根据地得到恢复和巩固。

在这次反“蚕食”斗争中，淮北军民灵活运用攻坚战、围困战及围城打援等各种战术，并充分发挥了民兵积极配合作用。如泗、宿民兵深入敌占区进行袭扰活动，配合主力伏击敌人，当主力部队攻打罗圩时，即有数千民兵协同作战。民兵创造了多种反“蚕食”斗争形式，如用土炮轰击泗县城、化装袭击伪乡公所、狙击敌抢粮队、破坏敌电话线、污染敌水源等，造成敌伪极大恐慌，被迫停止“蚕食”行动。

苏北地区，敌1942年冬“扫荡”淮海区时，即加修公路，增设据点，不断向据点周围“蚕食”。为打击敌“蚕食”，淮海区军民发动群众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破路运动。通过破坏公路、改造地形、孤立敌据点、切断敌联系，根据地军民在敌据点附近开展游击战，围困敌据点，争取和瓦解伪军，进行了全面的反“蚕食”斗争。 1943年1月，苏北新四军在六塘河两岸发动攻势，破坏敌公路150余公里，攻克敌据点10余处。注982夏季来临，青纱帐起，新四军主力在地方武装和民兵配合下，以沭阳河东南之塘沟为重点，发起夏季攻势， 连克据点10余处，歼灭日、伪军5000余人。注983粉碎敌人“蚕食”，基本恢复淮海区原有地区。盐阜区军民继春季反“扫荡”取得胜利后，又在边缘区开展了反“蚕食”斗争。9月下旬，新四军第3师第8旅主力乘敌调防，在潮河以南地区对敌发动攻势，攻克敌据点20余处，恢复了滨海县原有地区。为配合边缘区反“蚕食”斗争，以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开展游击，开辟了部分新区。

苏中地区军民，在反“清乡”的同时，开展了边缘区的反“蚕食”斗争。根据地群众充分调动起来，参加围困据点的群众达30多万人次。敌“蚕食”计划在根据地军民英勇打击下彻底失败，苏中根据地得到恢复和扩大。

鄂豫皖边区抗日军民在反“扫荡”、反“清乡”的同时，还开展了反“蚕食”斗争。敌为保障其交通安全，对平汉路两侧地区进行“扫荡”、“清乡”和“蚕食”。新四军第5师主力一部与地方武装及民兵配合破袭敌交通，扰乱敌“蚕食”步骤，并派武工队深入敌据点附近，发动群众，开展政治、军事和经济斗争，取得反“蚕食”斗争的胜利，根据地得到恢复和发展。

四、浙东抗日军民坚持敌后抗日斗争

浙东抗日根据地，包括四明山、会稽、三北(姚江以北的余姚、慈溪、镇浦三县地区)和浦东4个地区，位于杭州湾两岸，沪杭甬之间，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42年7月初，日军打通了浙赣全线。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根据中共有关指示和浙赣战役爆发后浙东地区的形势，确定了进一步发展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方针；争取有利时机，扩大和发展武装，大刀阔斧地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7月18日，浙东敌后第一次干部扩大会议在慈北宓家埭召开。谭启龙在会上作了《目前国内外形势与我党发展浙东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的方针》的报告。报告传达了中共华中局对浙江敌后游击区工作的基本方针，分析了发展浙东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基础和条件，确定了发展浙东敌后工作的具体任务和政策， 指出建立浙东抗日根据地是完全可能的。注984

为加强浙东党、政、军领导工作，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派出大批干部到浙东，7月28日，成立中共浙东地区委员会，谭启龙为书记。浙东区党委成为浙东人民抗日斗争的领导核心。9月22日，浙东区党委通过了《关于长期坚持浙东斗争的决定》，指示浙东全党以最大努力，团结敌后一切抗日力量，组织领导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在浙东区党委领导下，统一整编了三北地区人民武装，调整了各地党组织，从而增强了党和地方组织的战斗力。

1942年8月，进犯浙赣线和浙南日军退守金华、兰溪，并且在宁波、绍兴和三北地区增设据点，对国民党地方部队进行诱降，对我三北游击队发动“扫荡”。国民党地方部队乘机加紧与中共游击队的摩擦。浙江抗日形势更为复杂。在此情况下，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指示浙东区党委，应坚持向敌后发展的方针，在沿海、山区打下长期坚持游击战争的基础，要利用各种矛盾，多交朋友。一切组织和工作要注意保持地方性、群众性，埋头苦干，采用隐蔽方式，力求保存与发展自己，达到在浙东保持战略支点的目的。

浙东区党委根据上述指示，对浙东形势进行分析研究，认为三北地区虽人力物力资源丰富，但系敌控制重地，且交通发达，便利敌人进扰，该地为东西狭长的地形，不利我军回旋。因此，三北不能作为浙东抗战的中心根据地。而姚江以南的四明山区地形复杂，又是余姚、慈溪、丰化、上虞等7个县的边界，我军在此开展游击战，进可攻退可守，大有回旋的余地。该地敌人力量较薄弱，群众基础好，虽然经济不及三北富裕，但有三北地区支援，可以成为长期坚持抗战的战略支点。经过上述分析，浙东区党委制订了“坚持三北，开辟四明”的工作方针，并决定第3、第5支队挺进四明山区，第4支队坚持三北地区。

1943年春，日军对三北地区进行大规模“清乡”。新四军第5支队发动群众，坚持斗争，取得反“清乡”斗争的胜利。第3支队为配合三北地区反“清乡”，于4月22日晚奔袭四明山梁弄日、伪军据点。我军兵分3路，左右两路先后攻克镇东北和西北控制点铁猫山与狮子山的伪军碉堡，尔后配合中路攻打伪营部和伪1连连部。23日下午4时，余姚、上虞两处日伪军170余人分两路增援，被我设伏击退。经17小时激战，我军胜利攻克梁弄。梁弄战斗的胜利，不仅支持了三北地区反“清乡”斗争，而且对坚持浙东根据地亦有重大战略意义。梁弄是姚南大镇、四明山的中心，是向南发展的重要门户，打下梁弄，即控制了四明山区，同时也推动了姚江南岸等地的抗日斗争。

皖江地区包括皖南、皖中。1943年春，皖江区党委成立，新四军第7师整编为沿江、含和、皖南3个支队。3支部队在敌后发动群众，一面加紧根据地各项建设，一面与地方武装及民兵协同作战，广泛开展游击战，坚持了根据地的抗日斗争。

第34章　华南抗日根据地的扩大

一、东江抗日根据地军民反“扫荡”

1943年，日军为打通港九路，控制广东，建立太平洋战争的南方兵站基地，对东江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敌以数千人围攻宝安沿海地区、中山县及九龙半岛，以1万余人“扫荡”东莞。根据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部 “到新的敌后地区及靠近前线活动”注985，打击日军弱点的指示，东江抗日军民以一部坚持内线斗争，主力深入敌占区，袭击敌重要据点和交通线，迫使敌抽回“扫荡”部队，回援后方，从而粉碎了敌“扫荡”计划。

1943年5月，日军集中200余兵力“扫荡”港九游击队。我沙田中队组织小分队夜袭敌启德机场，炸毁油库，袭击广九铁路桥梁，敌被迫撤回“扫荡”部队。

6月至9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独立第2大队，在增城和博西一带不断袭击日伪军，抗日武装得到发展，日伪军在我军连续打击取得胜利情况下，军心动摇，伪第30师1个营投诚起义。11月，日军打通了广九路，占领铁路沿线各要点后，又集中日伪军万余人“扫荡”东莞、宝安地区。我抗日武装以分散突围、外线打击敌人的灵活战术，打破敌“铁壁合围”，粉碎了这次万人“扫荡”。

在1943年1月至11月的反“扫荡”作战中，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共作战70余次，歼灭日伪军1000余人，争取伪军起义投诚800余人， 部队发展到4000余人，民兵近1000人，恢复和发展了惠(阳)东(莞)宝(安)抗日根据地。注986

为进一步扩大华南人民抗日斗争，根据中共中央决定，1943年12月2日，在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队及增(城)从(化)番(禺)独立大队等东江抗日武装基础上，成立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由曾生、王作尧为正、副司令，政委林平，下辖7个大队。东江纵队的成立，有利于华南敌后抗日斗争的发展。在此后的斗争中，东纵以宝安、惠阳为中心，在东起海丰、西至三水、北达从化、南濒大海的东江战场上，连续打击敌人，发展成为一支坚强的抗日武装。1944年初，东纵第3大队向广九铁路两侧敌据点频频出击，使日军打通广九线的企图未能实现，敌虽重兵守护沿线据点，但广九铁路始终不能正常通车。日军惊呼： 广州、香港之间地区为“治安之癌”。注987东江抗日根据地又通过开展整风运动和政权建设，得到巩固和发展。

二、琼崖抗日根据地的发展

1943年，日军继续对琼崖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中共琼崖特委决定改变作战方针，以小部队坚持内线，将主力分为东西两路，突破敌封锁，在外线广泛开展游击战。东路的第3支队，以六连岭为根据地，向陵水、保亭、崖县一线展开；西路第4支队，以儋县、临高山区为根据地，向白沙、昌河等县出击；第1支队主力留一部坚持琼东根据地，其余大部向沿海地带和澄迈等地扩展；第2支队南下昌感、崖县一带，开辟新区。

1943年第1支队渡过南渡江，在仁兴一带开展反“扫荡”作战，攻克昆仑市。第2支队向琼东发展，由于日军对琼(山)文(昌)根据地的“扫荡”和“蚕食”，琼东地方工作陷于困境，我军进展困难。第3支队在六连岭附近田火公路伏击敌军，并袭击了乐会桥周围据点，取得作战胜利。第3支队长林伯熙在作战中英勇牺牲。第4支队在那(大)洛(基)公路两次设伏均给敌以较大杀伤。第4支队在战斗中得到发展，部队扩大成3个大队的建制。

经过东西外线作战，巩固了临高、儋县根据地。1943年夏，日军结束对隙文地区的“扫荡”和“蚕食”，转向临高和儋县抗日根据地。我军采取内线坚持，外线出击的方针，挫败敌人的“扫荡”，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开辟了新区。第4支队第2大队又与“扫荡”新区之敌展开激战，战斗一天，歼敌一部后，乘夜突围。第4支队第1大队则乘胜挺进昌江，发动当地抗日群众，积极开展西南地区抗日斗争。第3支队于1943年5月至8月，攻克了万宁、和东、龙滚等市。1943年冬，日军又对以六连岭为中心的根据地进行“扫荡”。我军仍采取内线坚持、外线歼敌的方针，在根据地群众支持下，坚持了一个月的反“扫荡”斗争，建立了陵(水)保(亭)崖(县)等地区乡抗日民主政权和县级政权。

1943年秋，琼崖部队进行了军事整训。各支队经调整后，提高了战斗素质，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不断打击敌人，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开辟了许多新区。琼崖抗日根据地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在1942年夏到1943年春日伪军8000余人对琼文根据地的“清乡”、“扫荡”中，琼崖部队电台损坏，与中共中央联系中断，根据地军民独立坚持斗争，正确采取小部队内线坚持、主力外线作战的方针，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巩固了原有根据地，开辟了新解放区，把游击战争推向整个海南岛。

从1939年初到1944年春，琼崖沦陷已5年，岛上游击战争从未停止过，各港口、机场均为敌占，岛上货物来源断绝，物资奇缺，价格昂贵。由于缺衣少药，部队常因疾病致死， “疾病的死亡数，多于战斗的死亡数”。注988加上1943年大旱，春秋两季粮食歉收， “百姓有的吃树皮、草根已半年之久，痛苦不堪”。注989

为克服困难，琼崖根据地党政领导以团结抗日力量，坚持敌后孤岛苦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为基本原则，制订了战时施政纲领和土地政策。由于政治、经济和军事相配合，推动了根据地的发展，抗日武装力量日益壮大。1944年秋，琼崖抗日独立游击队纵队改称广东省琼崖人民抗日游击独立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冯白驹，副司令员庄田。 1945年春，部队由1938年的300余人发展到5个支队，共5000余人，地方武装2000余人注990，使日军企图把琼崖建成南侵兵站基地的希望成为泡影。

珠江地区抗日军民坚持根据地的抗敌斗争。1943年秋冬，中山县中部的五桂山抗日根据地军民接连取得对伪作战5次胜利，粉碎敌人6路围攻。1943年底至1944年初，分别成立“逸仙大队”主力作战部队和“义勇大队”地方部队。根据地在各区、乡建立民兵自卫队，1944年5月成立中山县抗日民主政权督导处，召开中山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五桂山区抗日联乡办事处。1944年8月，各部武装力量在五桂山成立广东人民游击队珠江纵队，司令林铿云，副司令谢立全。“珠纵”成立后，开赴粤中与当地游击队汇合，开辟了东起新会、西至阳春、北接高要、南临大海的粤中抗日根据地。

小结

1943年是敌后抗日根据地恢复和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日军继续为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的“扫荡”、“清乡”和“蚕食”，根据地抗日军民在中共中央一系列正确方针指示下，继续开展了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斗争。针对敌人各种残酷的破坏手段，创造了机智灵活的斗争形式，各根据地先后进入恢复和发展时期。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各自制订了不同的斗争方针，经过努力奋战，不同程度地得到巩固和发展。

恢复和发展时期的斗争有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日军的“分区清剿”方针，予我以发展间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从1942年至1943年春从华北抽调5个师团的兵力到南方，因而华北方面军战斗力削弱，兵力不足，只能集中兵力于一个地区实施“分区清剿”，使我得以向敌后纵深开展游击战争。第二，根据敌强我弱形势，利用敌战线拉长、兵力不足的条件，我军采取了“敌进我进”、“向敌后之敌后发展”的方针，主力之一部留根据地坚持内线斗争，主力之大部转移外线向敌占城市、交通线出击，使敌顾此失彼，被迫撤回“扫荡”部队。我不仅恢复了原有根据地，并开辟了新区。第三，根据地在坚持军事斗争的同时，还开展了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和政权建设，实行了减租减息、精兵简政和拥军爱民等措施，克服了困难，增强了根据地人民的抗战热情和胜利信心，使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广泛开展，民兵力量进一步发展，人民群众创造了各种游击战术，涌现了众多抗日英雄，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的作战。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与正面战场的军事行动形成呼应态势，在战略上起着相互配合的作用，使日军首尾难顾。因此，1943年华北、华中和华南三大敌后抗日地的恢复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注1: 《作战经过(二)》，第127页。

注2: 《作战经过(二)》，第177页。

注3: 《何上将抗战期间军事报告》，第208页。

注4: 《作战经过(二)》，第176页。

注5: 《国军第二期作战指导方案》(1939年1月7日)，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6: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2分册，第56页。

注7: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277页。

注8: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285页。

注9: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2分册，第68页。

注10: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2分册，第71页。

注11: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2分册，第114页。

注12: 《军令部关于第9战区屡次变更进攻南昌时间的说明及其意见》(1939年4月24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13: 《蒋介石致薛岳电》(1939年3月8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14: 《薛岳致蒋介石电》(1939年3月17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15: 《罗卓英致蒋介石电》(1939年4月2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16: 《第9战区南昌武宁会战各部队伤亡百分比例统计表》，国民政府军令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17: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2分册，第125页。

注18: 《第9战区四月份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19: 《攻略南昌计划》(1939年4月17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20: 《陈诚致蒋介石电》(1939年5月6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21: 《白崇禧致蒋介石电》(1939年5月6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__________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22: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2分册，第132页。

注23: 《第5战区作战命令》，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24: 《抗日御侮》第6卷，第112～113页。

注25: 《随枣会战》，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26: 《抗日御侮》第2卷，第458页。

注27: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日本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第49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注28: 《抗日御侮》第2卷，第30页。

注29: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长沙作战》，第5页，中华书局1985年9月版。

注30: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长沙作战》，第4页。

注31: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长沙作战》，第4页。

注32: 陈寿恒等编著：《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第335页，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1988年12月版。

注33: 《蒋介石致薛岳陈诚手令》(1939年4月15日)，见《作战经过(二)》，第433页。

注34: 《蒋介石致薛岳手令》(1939年8月27日)，见《作战经过(二)》，第434页。

注35: 《抗日御侮》第2卷，第172页。

注36: 《第一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37: 陈寿恒等编著：《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第341页。

注38: 《关麟征致蒋介石密电》(1939年9月19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39: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第578页。

注40: 陈寿恒等编著：《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第348页。

注41: 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编纂：《长沙会战纪实》，第89页。

注42: 《关麟征致蒋介石密电》(1939年9月23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43: 《第一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44: 《第一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45: 《蒋介石致薛岳电》(1939年9月26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46: 《第一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47: 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编纂：《长沙会战纪实》，第104页。

注48: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长沙作战》，第4页。

注49: 《第一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0: 《第一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1: 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编纂：《长沙会战纪实》，第35页。

注52: 《第一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3: 《第一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4: 《抗日御侮》第2卷，第172页。

注55: 《第一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6: 《罗卓英致蒋介石密电》(1939年9月23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7: 《白崇禧致蒋介石密电》(1939年9月19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8: 《第一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9: 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编纂：《长沙会战纪实》，第24页。

注60: 《罗卓英致蒋介石密电》(1939年9月28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61: 《罗卓英致蒋介石密电》(1939年10月4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62: 《蒋介石致王陵基密电》(1939年10月9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63: 《第一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64: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长沙作战》，第5页。

注65: 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编纂：《长沙会战纪实》，第358页。

注66: 陈寿恒等编著：《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第353页。

注67: 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编纂：《长沙会战纪实》，第374页。

注68: 邓文仪：《记南岳三会与长沙三捷》，见台湾《艺文志》第259期，第21页。

注69: 《蒋介石对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见《作战经过(二)》，第195页。

注70: 《蒋介石对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见《作战经过(二)》，第192页。

注71: 《蒋介石对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见《作战经过(二)》，第190页。

注72: 《蒋介石对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见《作战经过(二)》，第195页。

注73: 邓文仪：《记南岳三会与长沙三捷》，见台湾《艺文志》第259期，第21页。

注74: 《抗日御侮》第7卷，第9页。

注75: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1分册，第41～42页。

注76: 《桂南会战经过》，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77: 《桂南会战经过》，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78: 《桂南会战经过》，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7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879页。

注80: 《白崇禧致蒋介石何应钦电》(1939年12月13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81: 《桂南会战经过》，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82: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日本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第510页。

注83: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1分册，第58页。

注84: 《陆军新编22师五塘、六塘、混仑关、九塘诸役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85: 《苏联顾问加略诺夫关于桂南作战经过的报告》，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86: 《桂南会战经过》，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87: 《第101军桂南昆仑关之役战斗要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88: 《蒋介石致白崇禧、陈诚、张发奎电》(1940年1月4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89: 何应钦：《何上将抗战期间军事报告》(上)，第344页，文星书店印行，1962年版。

注90: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第519页。

注91: 《第46军周祖晃部在钦县防城追击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92: 《作战经过(一)》，第183页。

注93: 《林蔚次长冬季攻势讲词》，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94: 《国军冬季攻势作战计划》(1939年10月10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95: 《林蔚次长冬季攻势讲词》(1940年4月1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96: 《蒋介石致各战区将士电》(1939年12月12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97: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1分册，第85页。

注98: 《傅作义致蒋介石电》(1939年12月6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99: 《程潜致蒋介石电》(1940年2月9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100: 《总顾问福尔根(苏联)对第3战区冬季攻势作战经过的报告》，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101: 《总顾问福尔根(苏联)对第3战区冬季攻势作战经过的报告》，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102: 《总顾问福尔根(苏联)对第3战区冬季攻势作战经过的报告》，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103: 《第5战区冬季攻势作战经过概要》，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104: 《昭和十四年冬季作战经过概要》，见《现代史资料9》，第419页。

注105: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第520页。

注106: [日]井本熊男：《作战日记编成的支那事变》，第532页，芙蓉书店出版。

注107: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第521页。

注108: 《白崇禧致蒋介石电》(1940年2月9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109: 《作战经过(二)》，第242页。

注110: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山东抗日根据地》，第5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7月版。

注111: 《樊坝战斗》(1939年3月4日)，见《山东军区战史》，军事科学院藏。

注112: 《陆房反围攻与突围作战》(1939年5月11日)，见解放军政治学院第一军事教研室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战例选编》(一)，第157页，解放军政治学院1984年10月版。

注113: 《梁山战斗》(1939年8月2日)，见《山东军区战史》，军事科学院藏。

注114: 《齐会战斗详报》(1939年4月23日至25日)，见《120师6个著名战斗统计》，军事科学院藏。

注115: 包括该旅新1团、补充团，第343旅之688团，东进纵队，先遣支队和冀南军区部队之一部。

注116: 《香成固战斗详报》(1939年2月10日)，军事博物馆藏。

注117: 李运昌：《冀东人民抗日武装大起义》，见《八路军回忆史料》(1)，第356页。

注118: 《对冀热察工作的意见》(1938年11月25日)，见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6册，第69页。

注119: 《肖克关于冀热察情况向晋察冀军区、中共中央的报告》(1940年6月2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抗日史料选编》第1辑，军事科学院藏。

注120: 《陆军对华处理方针》(1938年12月6日)，见《百团大战史料》，第348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5月版。

注121: [日]崛场一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第222～22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注122: 《陆军对华处理方针》(1938年12月6日)，见《百团大战史料》，第349页。

注123: 《大本营对华作战指导》，见《百团大战史料》，第352页。

注124: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上)，第10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

注125: 《华北方面军治安肃正计划》，见《百团大战史料》，第352页。

注126: 《关于对纲要之见解》，见《百团大战史料》，第370页。

注127: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上)，第107页。

注128: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上)，第109～128页。

注129: 《聂荣臻回忆录》(中)，第433页，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注130: 《东西庄战斗》(1938年10月3日至5日)，见《晋察冀军区抗日战史》第1章，军事科学院藏。

注131: 《邵家庄战斗》(1938年10月2日)，见《120师暨晋绥军区战史》，军事科学院藏。

注132: 《滑石片战斗详报》(1938年13月3日、4日)，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

注133: 《北岳区反敌二十五路围攻战役》(1938年9月21日至11月17日)，见《晋察冀军区抗日战史》，军事科学院藏。

注134: 《上、下细腰涧战斗》(1939年5月)，见《八路军事件人物录》，第140页。

注135: 《大龙华战斗详报》(1938年5月20日)，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

注136: 《保卫易、满、徐战役》(1939年7月9日至28日)，见《北岳区抗日战争史》，军事科学院藏。

注137: “牛刀子”战术是日敌用来对付我游击战的一种战术，取中国俗语“杀鸡焉用牛刀”，反其意用之，意为要以绝对优势兵力来对付八路军的游击战。

注138: 关于陈庄战斗的歼敌数有几种记载：1500余(《北岳区抗日战争史》)；1100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1280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战例选编》)；千余人(1939年10月10日《新中华报》)，文中取《新中华报》的记载。

注139: 《雁宿崖战斗》(1939年11月3日)，见《晋察冀军区抗日战史》，军事科学院藏。

注140: 《黄土岭战斗详报》(1939年11月4日至9日)，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

注141: 《军史资料》1985年第6期，第42页。

注142: 《阜平追击战》(1939年12月31日)，见《晋察冀军区抗日战史》第1章，军事科学院藏。

注143: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上)，第80页。

注144: 《北岳区冬季反“扫荡”》(1939年10月25日至12月8日)，见《北岳区抗日战史》，军事科学院藏。是役日方称“肃清晋察冀边区作战”。

注145: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第167页，军事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7月版。

注146: 《鲁中反“扫荡”战役》(1939年6月至7月14日)，见《山东军区战史》，军事科学院藏。

注147: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上)，第244页。

注148: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上)，第237页。

注149: 《冀中反敌全面“扫荡”》(1940年4月10日至5月31日)，见《冀中军区战史》，军事科学院藏。

注150: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第186、187页。

注151: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第187页。

注152: 《平西反十路围攻》(1940年3月9日至22日)，见《晋察冀军区抗日战史》第1章，军事科学院藏。

注153: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上)，第237页。

注154: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上)，第270页。

注155: 《二十里铺战斗详报》(1940年7月4日、5日)，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

注156: 《晋西北冬季反“扫荡”》(1940年6月10日至7月6日)，见《第120师暨晋绥军区战史》，军事科学院藏。

注157: 《白彦战斗》(1940年3月7日至22日)，见《39军抗日战史》，军事科学院藏。

注158: 《鲁南反“扫荡”战役》(1940年4月14日至5月上旬)，见《山东军区战史》，军事科学院藏。

注159: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第195页。

注160: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第196页。

注161: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第196页。

注162: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上)，第278页。

注163: 《聂荣臻回忆录》(中)，第452页。

注164: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上)，第157页。

注165: 《聂荣臻回忆录》(中)，第416页。

注166: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上)，第163页。

注167: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上)，第92页。

注168: 《百团大战史料》，第385页。

注169: 周恩来：《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见《周恩来选集》(上)，第105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

注170: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1939年4月21日)，见《新四军文献》，第126页。

注171: 马洪武、王德宝：《新四军征途纪事》，第70～7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

注172: 《黄土塘战斗》(1939年5月31日)，见《新四军征途纪事》，第83页。

注173: 《夜袭浒墅关车站》(1939年6月24日)，见《新四军征途纪事》，第87页。

注174: 《夜袭虹桥机场》(1939年7月23日)，见《新四军征途纪事》，第90页。

注175: 《袭击渣泽车站》(1939年9月25日)，见《新四军征途纪事》，第96页。

注176: 《铜繁战斗详报》(1939年5月20日至23日)，见《新四军文献》，第329页。

注177: 《繁昌战役详报》(1939年11月8日至23日)，见《新四军文献》，第335页。

注178: 《繁昌战役详报》(1939年11月8日至23日)，见《新四军文献》，第339页。

注179: 《繁昌战役详报》(1939年11月8日至23日)，见《新四军文献》，第345页。

注180: 《第五次繁昌战役简报》(1939年12月26日)，见《新四军文献》，第350页。

注181: 《父子岭战斗》(1940年4月26日)，见《新四军文献》，第358页。

注182: 《纪家岭战斗》(1940年4月26日)，《繁昌战斗》(1940年4月24、25日)，《九朗庙战斗》(1940年4月25日)，见《新四军文献》，第359～361页。

注183: 《何家湾战斗》(1940年4月26日)，见《新四军文献》，第361、362页。

注184: 《汪家桥战斗》(1940年4月29日)，《铁门闩战斗》(1940年5月3日)，见《新四军文献》，第362、363页。

注185: 思明：《我们在胜利中战斗》，见《抗敌报》，1940年10月16日。

注186: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江北新四军应猛烈向东发展的指示》(1939年11月19日)，见《新四军文献》，第132页。

注187: 《芦家庙战斗详报》(1939年1月9日)，见《新四军文献》，第467页。

注188: 张震：《东征之后》(1939年7月1日)，原文载《八路军军政杂志》第9期。

注189: 张震：《东征之后》(1939年7月1日)，原文载《八路军军政杂志》第9期。

注190: 张震：《东征之后》(1939年7月1日)，原文载《八路军军政杂志》第9期。

注191: 张震：《东征之后》(1939年7月1日)，原文载《八路军军政杂志》第9期。

注192: 《中原局关于创立鄂东、豫南、鄂中抗日根据地的决定》(1939年9月8日)，见《新四军文献》，第551页。

注193: 李先念：《一年来鄂豫边区抗日游击战争》(1941年3月25日)，见《新四军文献》，第588页。

注194: 《刘少奇、张云逸等关于李先念部近况致中共中央书记处并项英电》(1940年1月3日)，见《新四军文献》，第557页。

注195: 李先念：《一年来鄂豫边区抗日游击战争》(1941年3月25日)，见《新四军文献》，第592页。

注196: 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研究部：《游击战参考资料选编》(七)，第88页。

注197: 《李先念、任质斌等关于两个月作战情况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等电》(1940年7月16日)，见《新四军文献》，第570页。

注198: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豫鄂挺进纵队工作方针的指示》(1940年5月5日)，见《新四军文献》，第559页。

注199: 陶铸：《鄂豫边区的游击战争》(1941年1月15日)，见《新四军文献》，第584页。

注200: 《刘少奇关于目前华中发展地区及工作部署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等电》(1939年12月19日)，见《新四军文献》，第136页。

注201: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江南工作的指示》(1939年12月27日)，见《新四军文献》，第139页。

注202: 《张山、洋沟、小时村战斗详报》(1939年6月1日至5日)，见《新四军文献》，第517页。

注203: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江南工作的指示》(1939年12月27日)，见《新四军文献》，第139页。

注204: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第231页。

注205: 《东江纵队史》编写组编：《东江纵队史》，第10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版。

注206: 《东江纵队史》编写组编：《东江纵队史》，第10页。

注207: 《东江纵队史》编写组编：《东江纵队史》，第12页。

注208: 《东江纵队史》编写组编：《东江纵队史》，第15页。

注209: 《东江纵队史》编写组编：《东江纵队史》，第15页。

注210: 《东江纵队史》编写组编：《东江纵队史》，第18页。

注211: 《东江纵队史》编写组编：《东江纵队史》，第21页。

注212: 《东江纵队史》编写组编：《东江纵队史》，第8页。

注213: 广东省档案馆编：《东江纵队史料》，第2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版。

注214: 广东省档案馆编：《东江纵队史料》，第8页。

注215: 广东省档案馆编：《东江纵队史料》，第43页。

注216: 广东省档案馆编：《东江纵队史料》，第43页。

注217: 广东省档案馆编：《东江纵队史料》，第46页。

注218: 《东江纵队史》编写组编：《东江纵队史》，第47页。

注219: 《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布告》(1938年12月9日)，见《冯白驹研究史料》，第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2月出版。

注220: 冯白驹：《在中共琼崖特委第三次执委会议上的军事报告》(1941年2月15日)，见《冯白驹研究史料》，第27页。

注221: 《冯白驹研究史料》，第432页。

注222: 庄田：《琼岛烽烟》，第4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版。

注223: 《冯白驹研究史料》，第435页。

注224: 冯白驹：《在中共琼崖特委第三次执委会议上的军事报告》，见《冯白驹研究史料》，第27页。

注225: 庄田：《琼岛烽烟》，第85页。

注226: 庄田：《琼岛烽烟》，第86页。

注227: 谢立全：《珠江怒潮》，第1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

注228: 严尚民：《珠江三角洲人民子弟兵的抗战史》，见《珠江纵队史料》，第9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

注229: 见《珠江纵队史料》，第93页。

注230: 谢立全：《珠江怒潮》，第54页。

注231: 谢立全：《珠江怒潮》，第172页。

注232: 李惠：《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简编》，第119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4月版。

注233: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第19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注234: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第19页。

注235: 王明阁：《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略》，第119页，《北方论丛》编辑部，1980年3月出版。

注236: 《魏拯民同志给中共代表团的报告》，见《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第250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注237: 孙继英：《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185页。

注238: 刘枫：《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第154页。

注239: 孙继英：《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237页。

注240: 孙继英：《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186页。

注241: 孙继英：《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215页。

注242: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第21页。

注243: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第21页。

注244: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第327页。

注245: 刘枫：《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第148页。

注246: 刘枫：《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第154页。

注247: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第365页。

注248: 刘枫：《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第173页。

注249: 孙继英：《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208页。

注250: 霍燎原：《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第206页。

注251: [日]昭和十五年陆海军《军事年鉴》，第931页。

注252: 王明阁：《东北抗日联军史略》，第120页。

注253: 周保中：《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见《星火燎原》选编之四，第371页，战士出版社1980年版。

注254: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第190页。

注255: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第341页。

注256: 《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第199页。

注257: 《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第208页。

注258: 《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第208页。

注259: [苏]瓦•崔可夫：《在华使命》第36页，新华出版社1983年3月版。

注260: 周保中：《回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见《星火燎原》选编之四，第371页。

注261: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第233页。

注262: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下)，第440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注263: 刘枫：《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第181页。

注264: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下)，第441页。

注265: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上)，第206页。

注266: 《战役预备命令》(1940年7月22日)，见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6册，第368页。

注267: 《战役预备命令》(1940年7月22日)，见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6册，第368页。

注268: 《战役预备命令》(1940年7月22日)，见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6册，第368页。

注269: 战役中，我方投入兵力最初指定为不少于22个团。战役发起后，参战兵力迅速增至100个团以上，其中晋察冀军区39个团，第120师(含决死第2、第4纵队等)20个团，第129师(含决死第1、第3纵队等)46个团，共105个团，20余万人。此外尚有许多地方游击队、民兵参战，故称此战役为“百团大战”。

注270: 《战役预备命令》(1940年8月8日)，见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6册。第370页。

注271: 《百团大战史料》，第310页。

注272: 《娘子关、磨河滩战斗》，见《百团大战史料》，第97、98页。

注273: 《日独立混成第8旅团汇报井陉新矿情况》，见《百团大战史料》，第423页。

注274: 《中央纵队战况》，见《百团大战史料》，第95页。

注275: 《中央纵队战况》，见《百团大战史料》，第95页。

注276: 《芦家庄战斗》，见《百团大战史料》，第211页。

注277: 《芦家庄战斗》，见《百团大战史料》，第211页。

注278: 《芦家庄战斗》，见《百团大战史料》，第211页。

注279: 《狮垴山战斗》，见《百团大战史料》，第213页。

注280: 贺龙：《百团大战的一个侧面———晋西北》(1940年9月8日)，见《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卷，第10期。

注281: 《第一次反击作战》(8月30日至9月18日)，见《百团大战史料》，第429页。

注282: 《总部作战命令》(8月26日23时于晋东南)，见《百团大战史料》，第105页。

注283: 《罗里掌再歼残敌》，见《百团大战史料》，第112页。

注284: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日本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第575页。

注285: 《百团大战史料》，第311页。关于歼敌数字此处取《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记载，与《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卷第10期上10250人和新华社晋东南9月15日电6000人的记述不同。此外，日方统计人员伤亡数与我之记载有相当大出入，参见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第581页。

注286: 《令继续扩大战果》(1940年8月31日)，见国防大学编：__________《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6册，第371页。

注287: 《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作战命令》，见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6册，第372页。

注288: 《三甲村战斗》，见《百团大战史料》，第139页。

注289: 《桃沙阻击战》，见《百团大战史料》，第145页。

注290: 《百团大战史料》，第148页。

注291: 《百团大战史料》，第210、211页。

注292: 《百团大战史料》，第466页。

注293: 《百团大战史料》，第218页。

注294: 《120师百团大战第二阶段战斗总结》，见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6册，第434页。

注295: 《晋察冀军区百团大战统计》《129师百团大战战绩统计》《120师百团大战冬阶段战斗统计》，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6册，第423、434、453页。

注296: 《日山西派遣军布告》，见《百团大战史料》，第53页。

注297: 《和辽公路弓家沟伏击战》，见《百团大战史料》，第219、220页。

注298: 《关家垴战斗》，见《百团大战史料》，第219页。

注299: 《百团大战史料》，第161、163、164、167页。

注300: 《百团大战史料》，第172页。

注301: 《百团大战史料》，第173页。

注302: 《百团大战史料》，第173页。

注303: 《百团大战史料》，第176页。

注304: 《百团大战史料》，第177页。

注305: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第214页。

注306: 《百团大战总结战绩》(1940年12月10日)，见《百团大战史料》，第242页。

注307: 第18集团军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百团大战总结战绩》(1940年12月10日)，见《百团大战史料》，第243页。

注308: 关于整个战役歼敌数，此处以第18集团军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公布的数字为依据，见《百团大战史料》，第244页。除此之外还有三说：(1)毙伤日伪军5800人，见北京五所院校编《抗战中的中国军事》；(2)毙伤日伪军2万人，见胡华主编：《中国革命史讲义》；(3)毙伤日伪军25800余人，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注309: 第18集团军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百团大战总结战绩》(1940年12月10日)，见《百团大战史料》，第244、245页。

注310: 《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卷，第12期。

注311: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第254页。

注312: 陈三井等著：《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上)，第350、351页，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丛书(4)，1984年5月版。

注313: 陈三井等著：《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上)，第373页。

注314: 《抗日御侮》，第6卷，第2、3页。

注315: 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第268页，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9月版。

注316: 《抗日御侮》，第6卷，第58～60页。

注317: 《抗日御侮》，第6卷，第58～60页。

注318: 1940年夏，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改名为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7期共毕业学员5659名。

注319: 《游击战纲要》，军事委员会军训部军事编译处编印，1939年10月版。

注320: 《抗战八年第二战区军事概况》，第20页。

注321: 《抗战八年第二战区军事概况》，第21页。

注322: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上)，第113页。

注323: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上)，第264页。

注324: 《抗日御侮》第6卷，第69页。

注325: 《作战经过(四)》，第156页。

注326: 《抗日御侮》第6卷，第70、71页。

注327: 胡璞玉主编：《抗日战史(冀察游击战)》，第7页，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1年版。

注328: 《抗日御侮》第6卷，第75页。

注329: 《抗日御侮》第6卷，第75页。

注330: 胡璞玉主编：《抗日战史(鲁苏游击战)》，第64页。

注331: 胡璞玉主编：《抗日战史(鲁苏游击战)》，第73页。

注332: 胡璞玉主编：《抗日战史(鲁苏游击战)》，第89～93页。

注333: 第5战区豫鄂皖边区游击区所述史实均参见李品仙：《李品仙回忆录》，(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印行，1975年版)，第165～223页。

注334: 《抗日御侮》第6卷，第114页。

注335: 台北“国防部”史政局：《中日战争史略》(下)，第449页。

注336: 《抗日御侮》第6卷，第148～155页。

注337: 《作战经过(三)》，第158～159页。

注338: 魏思诚：《关于浙江抗敌自卫团的回忆》，见《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纪实》(下)，见《上饶市文史资料》第8辑。

注339: 金普森、陈剩勇主编，袁成毅著：《浙江通史》第12卷(民国卷)，第25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

注340: 金普森、陈剩勇主编，袁成毅著：《浙江通史》第12卷(民国卷)，第290页。

注341: 黄绍竑：《五十回忆》(下)，第388页，云风出版社1945年版。

注342: 《在战斗中生长的第五支队》，见新野：《浙西游击散记》，第57页，绍兴战旗分店1939年版。

注343: 《在战斗中生长的第五支队》，见新野：《浙西游击散记》，第57页，绍兴战旗分店1939年版。

注344: 汪浩：《抗战中之浙西》，第36～41、16页。

注345: 汪浩：《抗战中之浙西》，第36～41、16页。

注346: 王梓良：《浙西抗战经略》，见台北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注347: 汪浩：《抗战中之浙西》，第36～41、16页。

注348: 《第三战区第二期作战计划》(第一号)(1938年4月20日)，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战史会档案787～2968。

注349: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1辑第705册，第93～94页。

注350: 浙西12县是指杭县、长兴、吴兴、德清、武康、崇德、桐乡、海盐、海宁、平湖、嘉兴、嘉善。参见陶广讲述《第一游击区之作战经验及教训与今后之对策》，第1～2页，第三战区第一游击区总指挥部印，1940年12月。

注351: 《顾祝同致军委会之支电》(1940年6月4日)，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战史会档案787～3117。

注352: 《各地游击战》(二)，第193～197页。

注353: 《抗日御侮》第8卷，第117页。

注354: 王劲哉(1895～1968年)，陕西渭南县人，原系西北军杨虎城将军的第17路军的一名旅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参加了豫东会战、武汉会战，后在日军发动的“江北歼灭战”中被俘。抗战胜利后，因与蒋介石及胡宗南的尖锐矛盾而投奔陕北革命根据地，被任命为陕西自卫纵队司令员，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曾任渭南军分区副司令员、陕西省政协常委等职。

注355: 柳唏扬：《王劲哉驻官湾》，见政协湖北省荆州地区联络组王劲哉史料征编组：《抗日战争中的王劲哉》，第50页，1987年编印。

注356: 敖文蔚：《湖北抗日战争史(1931-1945)》，第231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注357: 日本政府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著：《昭和十七、十八年(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下)，第40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注358: 王德元：《王劲哉被俘目击记》；政协湖北省荆州地区联络组王劲哉史料征编组：《抗日战争中的王劲哉》，第225～226页，1987年编印。

注359: 罗玉明：《抗日战争时期的湖南战场》，第307～310页，学术出版社2002年7月版。

注360: 海南抗战三十周年纪念会编印《海南抗战纪要》(1，2)，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707、708页。

注361: (美)梅乐斯：《另一种战争》(中)，第618～624页，台北新生报译印，1981年10月第三版。

注362: 李孝民、史滇生主编：《江苏抗日战争史》，第148～14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

注363: 欧阳晋：《大江雷声》，《海军杂志》(海军总司令部编译处主办)第15卷第9期(1943年3月)，第9页，该文说第一次布雷当天即炸沉3艘敌舰，恐有夸大。本文参照《湖口江阴布雷游击区战绩一览表》作了调整，参见《水雷战》，第7页。

注364: 陈绍宽：《抗战六年来的海军》(1943年6月)，见《海军杂志》第16卷第1期(1943年7月)，第4页。1942至1943年上半年数据为笔者计算所得。目前尚未查到1943年6月以后的完整数据；有材料说，自1940年1月至抗战胜利为止，中国海军在长江中下游“不断往复布放漂雷，先后击沉敌人舰艇千艘之多”，此数似有夸大。参见《作战经过(三)》，第51页。

注365: 《廿九年工作总报告》之附件二：《军事委员会江北铁道破坏队各大队廿九年工作简报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战史会档案。

注366: 《总报告》附件三：《军事委员会江北铁道破坏队各大队廿九年受奖励统计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战史会档案。

注367: 《总报告》附件四：《军辜委员会江北铁道破坏队各大队廿九年死亡一览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战史会档案。

注368: 《粤汉铁路特别党部敌区铁道破坏大队二十九年度破坏工作一览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战史会档案。

注369: 张霈芝：《戴笠与抗战》，第394～395页。

注370: 台湾“国防部”情报局编：《中美合作所志》，转自张霈芝《戴笠与抗战》，第395页。

注371: 《百团大战史料》，第399页。

注372: 《百团大战史料》，第396页。

注373: 参见洪小夏：《抗战时期国民党敌后游击战争研究(1937—1945)》，第297页，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4月。

注374: 龚古今、唐培吉：《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上)，第374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注375: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第505页。

注376: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第506页。

注377: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搞译》(中)，第174～183页。

注378: 具体经过见《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82页～19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5月版。

注379: 据《今井武夫回忆录》，“宋子良”是由军统特务装扮顶替的。见该书第180页。

注380: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79页。

注381: 《适应时局的对中国的谋略》，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注382: 《申报》，1938年10月22日。

注383: 《日相近卫“建设东亚新秩序”之声明》，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抗日战争时期》第六编，《傀儡组织(三)》，第32页。

注384: “中国方面的行动计划”，见《今井武夫回忆录》，第98页。

注385: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99页。

注386: 《日本近卫内阁第三次对华声明》，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368页。

注387: 《汪兆铭手书主和之艳电》，见《傀儡组织(三)》，第53页。

注388: 《张发奎等以汪危害党国请通缉归案明正典刑之微电》(1939年1月5日)，见《傀儡组织(三)》，第65页。

注389: 《开除汪兆铭党籍决议文》，见《傀儡组织(三)》，第125页。

注390: 事见陈恭澍：《河内汪案始末》，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注391: 《影佐祯昭供词》，见《汪精卫国民政府的成立》，第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注392: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328页。

注393: 《汪精卫国民政府的成立》，第86页。

注394: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汪政权树立工作》，见《汪精卫国民政府的成立》，第40页。

注395: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22页。

注396: 黄美真等：《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记》，第186页。

注397: 陶希圣：《未说出的一句话》，见《汪精卫国民政府的成立》，第595页。

注398: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第517页。

注399: 《中国国民党在沪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见《汪精卫国民政府的成立》，第340页。

注400: 汪精卫：《招待在京记者的谈话》，中华日报，1940年3月21日。

注401: 《伪国民政府还都宣言》，见《傀儡组织(三)》，第191页。

注402: 《国民政府悬赏拿办汪兆铭之命令》，见《傀儡组织(三)》，第195页。

注403: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487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版。

注404: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493页。

注405: 蒋介石：《在党政训练班第八期开学典礼讲话》，见《“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7，第335页，(台)国民党党史会1984年版。

注406: 《行政院工作报告》，见《战时建设(三)》，第583页。

注407: 国民政府经济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408: 王桧林：《中国现代史参考资料》，第272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9月版。

注409: 《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主要工业品增长表》，国民政府经济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410: 《行政院工作报告》，见《战时建设(三)》，第818页。

注411: 史全生：《中华民国经济史》，第43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6月版。

注412: 史全生：《中华民国经济史》第442页。

注413: 王桧林：《中国现代史参考资料》，第278页。

注414: 《国家总动员法》，见《战时建设(三)》，第478页。

注415: 王洪峻：《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粮食价格》，第140页，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

注416: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第633页。

注417: 吴铁城：《对国民党六全大会党务检讨报告》，见《战时建设(三)》，第305页。

注418: 《交通部长张嘉墩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一次大会所作交通部工作报告》(1942年10月23日)，见《战时建设(三)》，第999页。

注419: 侯家驹：《抗战时期我国交通建设》，见《抗战建国史研讨会论文集(1937～1945)》，第169页，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1985年12月。

注420: 龚学遂：《战时交通史》，第9页，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注421: 《蒋介石对军委会运输统制局高级职员讲话》(1940年4月20日)，见《战时建设(三)》第946页。

注422: 蒋介石：《在党政训练班第八期开学典礼讲话》，见《“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7，第335页。

注423: 表中客运和货运栏中括号内的数字为运送军人和军品数。两表系根据国民政府行政院向国民党六全大会所做工作报告中有关交通部分的数字制成，原文见《战时建设(三)》，第956～983页。

注424: 《蒋介石对军委会运输统制局高级职员讲话》(1940年4月20日)，见《战时建设(三)》，第947页。

注425: 《交通部长张嘉辙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一次大会作交通部工作报告》(1942年10月23日)，见《战时建设(三)》，第1003页。

注426: 《革命文献》第27辑，第229页，台北出版。

注427: 王国强：《抗战中的兵力动员》，见《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论文集》(上)，第790页，(台北)黎明文化出版公司1986年版。

注428: 王国强：《抗战中的兵力动员》，见《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论文集》(上)，第790页。

注429: 引自万金裕《抗战八年四川人民在征兵服役上之贡献》，见《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82～83。

注430: 《抗战一年来国军官兵伤亡统计表》，《抗战第一、一年度军政部统计提要》，重庆图书馆藏。

注431: 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下)，第497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注432: 役政月刊社编：《抗战八年来兵役行政工作总报告》，第47页。

注433: 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编撰：《四川国民党史志》，第23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注434: 据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金文图书有限公司1982年版)附表十：《抗战期间各省历年实征壮丁人数统计表》统计。

注435: 《抗日战争时期四川各地阵亡人数统计》，见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四川省志民政志》，第157～15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注436: 《白崇禧关于安徽省保甲组织剥削和危害民众情形致蒋介石电(1939-05-10)》，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注437: 承德芳关于四川中江县农民暴动情形报告及四川资阳县农民因国民党役政苛虐进行暴动被镇压屠杀有关文件，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注438: 国民参政会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国民参政会史料》，第243页、第282～283页、第329～330页，台湾兴台印刷，1962年版。

注439: 徐乃力：《抗战时期国军兵员的补充与素质的变化》。

注440: 许高阳：《国防年鉴》，第35～38页。

注441: 蒋介石：《对从军学生训话》(1944年1月10日)，见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4月版。

注44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775宗426卷。

注443: 《国民参政会川康视察团报告书》，见《近代史料丛刊》第61辑，第89页，文海出版社1983年第1版。

注444: 何应钦：《今后役政应改革之点》。

注445: 林振墉：《兵役制度概论》，第244～245页，正中书局1940年版。

注446: 万金裕：《抗战八年四川人民在征兵服役上之贡献》，见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四川省文史资料集粹》第二卷，政治军事编，第34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注447: 《国民党历次大会资料》，第485页，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注448: 《蒋介石致罗斯福信》(1938年1月日)，见《战时外交(一)》，第79页。

注449: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第706页。

注450: Joseph C.Grew：《Ten Years in Japan》，第307页，转引自吴东之：《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第456页。

注451: 《蒋总统秘录》第12册，第60页。

注452: 《蒋总统秘录》第12册，第64页。

注453: 《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38页。

注454: 《宋子文胡适致蒋介石电》(1940年12月5日)，见《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第483页。

注455: 《蒋介石致罗斯福电》(1940年12月1日)，见《战时外交(一)》，第286页。

注456: 《蒋介石居里谈话记录》(1941年2月15日)，见《战时外交(一)》，第552页。

注457: 《罗斯福致蒋介石函》(1941年4月9日)，见《战时外交(一)》，第607页。

注458: 吴东之：《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第484页。

注459: 《居里致蒋介石电》，见《战时外交(一)》，第725页。

注460: 《商震等与戴尼斯谈话记录》(1941年7月24日)，见《战时外交(二)》，第164页。

注461: 吴东之：《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第462页。

注462: 《蒋介石卡尔谈话纪录》(1940年11月18日)，见《战时外交(二)》，第54页。

注463: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第487页。

注464: 《蒋介石致新闻纪事报电》(1939年7月28日)，见《战时外交(二)》第102页。

注465: 《蒋介石致郭泰祺电》(1939年9月12日)，见《战时外交(二)》第32页。

注466: 《郭泰祺致蒋介石电》(1939年9月14日)，见《战时外交(二)》第33页。

注467: 吴东之：《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第468页。

注468: 《郭泰祺致外交部电》(1940年7月1日)，见《战时外交(二)》，第113页。

注469: 《郭泰祺致外交部电》(1940年7月8日)，见《战时外交(二)》，第114页。

注470: 吴东之：《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第469页。

注471: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第540页。

注472: 《蒋总统秘录》第12册，第44页。

注473: 《蒋介石致丘吉尔电》(1940年7月20日)，见《战时外交(二)》，第116页。

注474: 《蒋介石与卡尔谈话记录》(1940年12月12日)，见《战时外交(二)》，第59页。

注475: 《卡尔致蒋介石函》(1941年6月10日)，见《战时外交(二)》，第158页。

注476: 《蒋介石致郭泰祺电》(1941年3月25日)，见《战时外交(二)》，第151页。

注477: 《蒋介石与戴尼斯谈话纪录》(1941年4月14日)，见《战时外交(二)》，第155页。

注478: 《蒋介石致郭泰棋电》(1940年12月10日)，见《战时外交(二)》，第231页。

注479: 《蒋介石致郭泰祺电》(1940年12月10日)，见《战时外交(二)》，第231页。

注480: 《蒋介石与卡尔谈话纪录》(1940年12月9日)，见《战时外交(二)》，第227页。

注481: 《蒋介石致郭泰祺电》(1939年9月12日)，见《战时外交(二)》，第32页。

注482: 《抗日御侮》第2卷，第277页。

注483: 蒋孟引主编：《英国史》，75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1月版。

注484: 《蒋总统秘录》第12册，第52页。

注485: [苏]瓦•崔可夫：《在华使命》，第35页，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注486: [苏]瓦•崔可夫：《在华使命》，第37页，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注487: 《蒋介石致斯大林函》(1939年12月1日)，见《战时外交(二)》，第336页。

注488: [苏]瓦•崔可夫：《在华使命》第36页，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注489: 《战时外交(二)》，第391页。

注490: 《中国外交部声明》(1941年4月14日)，见《战时外交》，第390页。

注491: 《邵力子致外交部电》(1941年4月15日)，见《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第486页。

注492: [苏]瓦•崔可夫：《在华使命》，第101页，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注493: 《蒋介石致斯大林电》(1941年7月21日)，见《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第487页。

注494: 《抗日御侮》第2卷，第481页。

注495: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长沙作战》，第13页。

注496: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长沙作战》，第18页。

注497: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长沙作战》，第22页。

注498: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长沙作战》，第25页。

注499: 《蒋介石致薛岳电》(1940年9月28日)，见《作战经过(二)》，第525页。

注500: 《第九战区第二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令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01: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长沙作战》，第33页。

注502: 《薛岳致蒋介石密电》(1941年9月12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03: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长沙作战》，第36页。

注504: 《薛岳致蒋介石密电》(1941年9月8日)，见《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090页。

注505: 《第二次长沙会战军令部联络参谋张元祜各项报告》，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06: 《杨森关于第二次长沙会战之检讨与所见所闻敌军之新战法的报告》(1941年10月)，见《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106页。

注507: 《军令部关于第二次长沙会战之军事部署》(1941年9月19日)，见《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084页。

注508: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报告第二次长沙会战情况文电》，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09: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长沙作战》，第45页。

注510: 《第二次长沙会战军令部联络参谋张元祜各项报告》，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11: 《第九战区第二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12: 《第九战区第二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13: 《第二次长沙会战军令部联络参谋张元祜各项报告》，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14: 《杨森关于第二次长沙会战之检讨与所见所闻敌军之新战法的报告》，见《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107页。

注515: 《第九战区第二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16: 《杨森关于第二次长沙会战之检讨与所见所闻敌军之新战法的报告》，见《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107页。

注517: 《杨森关于第二次长沙会战之检讨与所见所闻敌军之新战法的报告》，见《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108页。

注518: 《蒋介石致薛岳电》(1940年9月28日)，见《作战经过(二)》，第525页。

注519: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长沙作战》，第78页。

注520: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长沙作战》，第80页。

注521: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长沙作战》，第83页。

注522: 《军令部第一处致部长、次长签呈》(1941年10月1日24时)，见《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102页。

注523: 《欧震致蒋介石电》(1941年10月3日)，见《作战经过(二)》，第527页。

注524: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长沙作战》，第87页。

注525: 《军令部关于第二次长沙会战之军事部署》(1941年9月19日)，见《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085页。

注526: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长沙作战》，第7页。

注527: 《抗日御侮》第7卷，第171页。据曾任蒋介石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的崔可夫称，围宜昌以救长沙之困，是他向蒋介石建议的。参见[苏]瓦•崔可夫：《在华使命》，第123～146页，新华出版社，1980年9月版。

注528: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报告第二次长沙会战情况文电》，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29: 《抗日御侮》第7卷，第182页。

注530: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长沙作战》，第115页。

注531: 《抗日御侮》第7卷，第189页。

注532: 陈寿恒等编著：《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第369页。

注533: 《作战经过(二)》，第528页。

注534: 关于会战双方的伤亡数字记载不一。日方说中方死亡及被俘者为58300人，日方死伤6854人，见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长沙作战》；中方记载日方伤亡48372人，己方伤亡失踪总数为70029人，参见《第九战区第二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一书中说中方伤亡约59000人以上，日方伤亡约在40000人以上。

注535: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长沙作战》，第78页。

注536: 《蒋介石对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一)》，见《作战经过(一)》，第353页。

注537: 《蒋介石对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一)》，见《作战经过(一)》，第361页。

注538: 《蒋介石对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一)》，见《作战经过(一)》，第354页。

注539: 《蒋介石对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一)》，见《作战经过(一)》，第356页。

注540: 《蒋介石对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一)》，见《作战经过(一)》，第356页。

注541: 《蒋介石对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二)》，见《作战经过(一)》，第374页。

注542: 《蒋介石对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一)》，见《作战经过(一)》，第359页。

注543: 《蒋介石对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二)》，见《作战经过(一)》，第379页。

注544: 《蒋介石对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二)》，见《作战经过(一)》，第378页。

注545: 《蒋介石对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二)》，见《作战经过(一)》，第380页。

注546: 《蒋介石对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三)》，见《作战经过(一)》，第397页。

注547: 《蒋介石对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三)》，见《作战经过(一)》，第384页。

注548: 《蒋介石指示湘北战后须研讨改革国军事项及对西南作战部署手令》(1941年10月26日)，见《作战经过(一)》，第397页。

注549: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1分册，第112页。

注550: 《李宗仁致蒋介石电》(1940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51: 《枣宜会战文电》，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52: 《第二、五战区战况通报(1940年5月15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53: 《枣宜会战经过及其检讨》，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54: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2分册，第13页。

注555: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2分册，第13页。

注556: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2分册，第15～16页。

注557: 《军事委员会会议记录》(1940年6月1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58: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2分册，第18页。

注559: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2分册，第55页。

注560: 《抗日御侮》第6卷，第44页。

注561: 《蒋介石致汤恩伯电》(1941年1月25日)，见《作战经过(二)》，第492页。

注562: 《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组报告》(1941年1月28日)，见《作战经过(二)》，第494页。

注563: 《军令部呈豫南战况》(1941年2月4日)，见《作战经过(二)》，第498页。

注564: 《军令部呈豫南战况》(1941年2月4日)，见《作战经过(二)》，第498页。

注565: 《蒋介石致徐永昌手令》(1941年2月9日)，见《作战经过(二)》第499页。

注566: 赵曾俦：《抗战纪实》第3册，第89页，商务印书馆发行。

注567: 《蒋介石致熊斌卫立煌电稿》(1944年3月30日)，见《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980页，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注568: 《第九战区反击作战计划》，《上高会战军委会与各战区司令军事情报文电》，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69: 《十九集团军总部机密作战日记》(1944年1月15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70: 第19集团军参谋处编：《上高会战概述》，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71: 《蒋介石致熊斌卫立煌密电》(1941年3月30日)，见《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979页。

注572: 第19集团军参谋处：《上高会战概述》(1941年5月15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注573: 第19集团军参谋处：《上高会战概述》(1941年5月15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注574: 第19集团军参谋处：《上高会战概述》(1941年5月15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75: 《薛长官致罗总司令指示作战机宜皓电》(1941年4月19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76: 第19集团军司令部：《上高会战战斗详报》(1941年3月15日至1941年4月9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77: 赵曾俦：《抗战纪实》第3册，第109页。

注578: 第19集团军参谋处：《上高战役概述》(1941年5月15日)，国民政府军令部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79: 《上高会战军委会与各战区司令军事情报文电》，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80: 《上高会战经过与检讨》(1941年4月)，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81: 赵曾俦：《抗战纪实》第3册，第92页。

注582: 《蒋介石致熊斌卫立煌等密电稿》，见《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982页。

注583: 《蒋介石对晋南作战失败之检讨》(1941年5月28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84: 《蒋介石对晋南作战失败之检讨》(1941年5月28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85: 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第108页。

注586: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2分册，第133页。

注587: 《卫立煌致蒋介石密电》(1941年10月28日)，见《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025页。

注588: 《蒋介石对于晋南作战失败之检讨》，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89: 《国民党军委会桂林办公厅对豫北晋南会战失败之检讨陈述意见》(1941年5月～7月)，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90: 《卫立煌致蒋介石密代电》(1941年10月28日)，第1战区中条山会战要报，见《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924页。

注591: 《蒋介石对于晋南作战失败之检讨》(1941年5月28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92: 《国民党军委会桂林办公厅对豫北晋南会战失败之检讨陈述意见》(1941年5月～7月)，国民政府军令部　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93: 《国民党军委会桂林办公厅对豫北晋南会战失败之检讨陈述意见》(1941年5月～7月)，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94: 《国民党军委会桂林办公厅对豫北晋南会战失败之检讨陈述意见》(1941年5月～7月)，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95: 《卫立煌致蒋介石密代电》(1941年10月28日)，见《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026页。沿横皋大道南犯的日军约两万多人矛头直指黄河最重要的渡口垣曲。在此设防的中国第43军赵世铃部历来战斗力低劣，一经日军中间突破，纷纷后退。8日黄昏，垣曲失陷，此时，中条山的国民党军队已被敌军截为东西两部，通讯断绝，失去联络。

注596: 《国民党军委会桂林办公厅对豫北晋南会战失败之检讨陈述意见》(1941年5月～7月)，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97: 《国民党军委会桂林办公厅对豫北晋南会战失败之检讨陈述意见》(1941年5月～7月)，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98: 《国民党军委会桂林办公厅对豫北晋南会战失败之检讨陈述意见》(1941年5月～7月)，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99: 《刘茂恩与蒋介石来往密电》(1941年5月11日)，见《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005页。

注600: 《卫立煌致蒋介石密代电》(1941年10月28日)，见《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015页。

注601: 陈廉：《抗战时期我党建立敌后根据地的战略部署》，见《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1期，第43页。

注602: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战史室：《华北方面军的治安肃整战》第3卷第2分册，第132页。

注603: 《中央一九四一年三月政治情报》(1941年3月22日)，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2)，第320页，人民出版社。

注604: 《卫立煌致蒋介石密电》，(1941年10月28日)，见《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025页。

注605: 《卫立煌呈复冬申令一元度电》转报《高树勋所据奸党不法动态并意见之陈述》，国民党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606: 《卫立煌致蒋介石密电》(1941年10月28日)，见《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026页。

注607: 《中国陆军军官学校特别训练班康泽致何应钦电》(1941年1月27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608: 《何应钦致卫立煌电》(1941年2月28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609: 《对晋南三角地带作战之第一次检讨会》(1941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610: 《卫立煌致蒋介石密电》(1941年10月28日)，见《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025页。

注611: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第364页。

注612: 《晋察冀军区抗日战争史》，第20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6年8月版。

注613: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上)，第411页。

注614: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上)，第420页。

注615: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上)，第440、449页。

注616: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上)，第440、449页。

注617: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第3、103、101页。

注618: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第3、103、101页。

注619: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第3、103、101页。

注620: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第248页。

注621: 何干之：《中国现代革命史》，第24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

注622: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编著：《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暴行》，第96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第2版。

注623: 《五年来敌“扫荡”华北的情况》，见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136页，国防大学出版社1985年10月出版。

注624: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下)，第377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注625: 余子道：《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第155、15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出版。

注626: 余子道：《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第155、158页。

注627: 余子道：《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第157、186页。

注628: 余子道：《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第157、186页。

注629: 陈毅：《苏南反“清乡”斗争的总结》，见《游击战参考资料选编》(八)，第9页，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研究部，1981年3月。

注630: 余子道：《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第324、285页、第394～402页。

注631: 余子道：《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第324、285页、第394～402页。

注632: 余子道：《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第324、285页、第394～402页。

注633: 余子道：《新四军征途纪事》第166～26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

注634: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47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7月版。

注635: 《聂荣臻回忆录》(中)，第537页，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

注636: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8页。

注63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124～13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11月版。

注638: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5页。

注639: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编辑室：《129师暨晋冀鲁豫军区抗日战争史》，第95页，1962年2月编印。

注640: 红二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抗日战争时期120师暨晋绥军区战史》，第106页，1964年编印。

注641: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第293页。

注642: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下)，第526、527页。

注643: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第294页。

注644: 《太岳区党委及纵队政治部关于建立各分区武工队的决定》，《抗日战争史料选编》第2辑第4册。

注645: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第324页。

注646: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第325页。

注647: 《聂荣臻回忆录》(中)，第521页。

注648: 《晋察冀军区反“扫荡”战役总结》，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藏，分类号5334/7，编号0938。

注649: 《晋察冀军区反“扫荡”战役总结》。

注650: 北京军区晋察冀战史编写组：《晋察冀军区抗日战争史》，第25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

注651: 《晋察冀抗日战争史》，第261页。

注652: 《晋察冀军区反“扫荡”战役总结》，军事博物馆藏，分类号5334/7，编号0938。

注653: 《聂荣臻回忆录》(中)，第530页。

注654: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第247、101页。

注655: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第247、101页。

注656: 《光辉的游击战》，第229页。

注657: 《宋庄战斗详报》，见《光辉的游击战》，第233页，军事科学院藏。

注658: 《晋察冀军区抗日战争史》，第332页。

注659: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第169页。

注660: 《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第156页。

注661: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第321页。

注662: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编辑室：《129师暨晋冀鲁豫军区抗日战争史》，第97页。

注663: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编辑室：《129师暨晋冀鲁豫军区抗日战争史》，第97页。

注664: 魏宏运主编：《华北抗日根据地纪事》，第26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版。

注665: 刘伯承：《129师太行区1941年冬季反“扫荡”总结报告》，军事博物馆藏，分类号5333/10，编号0948。

注666: 刘伯承：《129师太行区1941年冬季反“扫荡”总结报告》，军事博物馆藏，分类号5333/10，编号0948。

注667: 《黄烟洞战斗详报》，军事科学院藏；《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发言人关于黄烟洞保卫战的谈话》，见《晋察冀日报》(1941年12月7日第4版)。

注668: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编辑室：《129师暨晋冀鲁豫军区抗日战争史》，第104页。

注669: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编辑室：《129师暨晋冀鲁豫军区抗日战争史》，第106页。

注670: 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第239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

注671: “苏亭伏击战斗”，见《光辉的游击战》，第245页。

注672: 刘伯承：《太行军区1942年季反“扫荡”的军事总结》，见《游击战参考资料选编》(八)，第49页。

注673: 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第251页。

注674: 何理：《抗日战争史》，第31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

注675: 魏宏运主编：《华北抗日根据地纪事》，第286页。

注676: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编辑室：《129师暨晋冀鲁豫军区抗日战争史》，第111页。1月9日，日伪军4000余人奔袭、合击我冀南一分区部队，我部队遭袭击，受到重大损失，被迫退出部分地区。

注677: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编辑室：《129师暨晋冀鲁豫军区抗日战争史》，第111页。

注678: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编辑室：《129师暨晋冀鲁豫军区抗日战争史》，第112页。

注679: 陈廉：《抗日根据地发展史略》，第262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0月版。

注680: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战史编辑室：《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军区战史》，第94页，1963年2月。

注68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编辑室：《129师暨晋冀鲁豫军区抗日战争史》，第99页。

注682: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编辑室：《129师暨晋冀鲁豫军区抗日战争史》，第135页。

注683: 红二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抗日战争时期120师暨晋绥军区战史》，第111页。

注684: 何理：《抗日战争史》，第322页。

注685: 红二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抗日战争时期120师暨晋绥军区战史》，第118页。

注686: 红二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抗日战争时期120师暨晋绥军区战史》，第121页。

注687: 《田家会战斗详报》，军事科学院藏。又见《抗日战争时期120师暨晋绥军区战史》，第121～128页、第111页。

注688: 《田家会战斗详报》，军事科学院藏。又见《抗日战争时期120师暨晋绥军区战史》，第121～128页、第111页。

注689: 《大青山抗日战争史》，第119～120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版。

注690: 红二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抗日战争时期120师暨晋绥军区战史》，第124页。

注691: 红二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抗日战争时期120师暨晋绥军区战史》，第125页。

注692: 《大青山抗日斗争史》，第260页。

注693: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战史编辑室：《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军区战史》，第97页，1963年2月。

注694: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战史编辑室：《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军区战史》，第99页。

注695: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战史编辑室：《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军区战史》，第100页。

注696: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战史编辑室：《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军区战史》，第101页。

注697: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战史编辑室：《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军区战史》，第103页。

注698: 罗荣桓：《分散游击战与作战指挥》，见《游击战参考资料选编》(9)第108页。

注699: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第292页。

注700: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战史编辑室：《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军区战史》，第107页。

注701: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战史编辑室：《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军区战史》，第108、109页。

注702: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战史编辑室：《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军区战史》，第108、109页。

注703: 《胶东军民粉碎了敌冬季“扫荡”》，见《游击战资料选编》(13)，第120页。

注704: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战史编辑室：《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军区战史》，第109～103页。

注705: 谭震林：《江南反清乡斗争的经验教训》，见《新四军抗日战争史资料选编》第22册，第816页，南京军区档案馆藏。

注706: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第301页。

注707: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第335页。

注708: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第296页。

注709: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第296页。

注710: 《华中抗战史料》(下)，第3页，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藏，分类号533/11，编号2。

注711: 《华中抗战史料》，第4页。

注712: 《裕华镇、大中集战斗简报》，见《新四军抗日战争史资料选编》第11册，第751页，南京军区馆藏。

注713: 《八路军新四军一年来的反“扫荡”》，见《晋察冀日报》，1942年7月22日第3版。

注714: 《苏中十团大战》，见《新四军抗日战争史资料选编》第17册，第765页，南京军区档案馆藏。

注715: 《天长仪征扬州反点线战斗详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藏，分类号5335/4，编号3111。

注716: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第299、306页。

注717: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第299、306页。

注718: 马洪武、王德宝：《新四军征途纪事》，第263页。

注719: 《华中抗战史料》，第3页。

注720: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第339页。

注721: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第341～343页。

注722: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第339页。

注723: 《东江纵队史》编写组编：《东江纵队史》，第49页。

注724: 王作尧：《东纵一叶》，第171页。

注725: 《东江纵队史》编写组编：《东江纵队史》，第63页，第64～65页。

注726: 《东江纵队史》编写组编：《东江纵队史》，第63页，第64～65页。

注727: 《冯白驹研究史料》，第27页。

注728: 庄田：《琼岛烽烟》，第98页。

注729: 《冯白驹研究史料》，第488页。

注730: 庄田：《琼岛烽烟》，第151页。

注731: 蒲吾：《琼崖独立奋斗简史》，见《前进文萃》第2辑，香港九龙出版社1946年5月版。

注732: 《冯白驹研究史料》，第645页。

注733: 谢立金：《珠江怒潮》，第96页。

注734: 《珠江纵队史料》，第106页。

注735: 谢立金：《珠江怒潮》，第181页。

注736: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上)，“译者说明”第2页。

注737: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第472页。

注738: 何理：《抗日战争史》，第354页。

注739: 日本历史学会编：《太平洋战争史》第1卷，第226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注740: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2分册，第233页。

注741: [日]堀场一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第450～454页。

注742: 《大东亚战争全史》第1册，第162页。

注743: [日]崛场一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第650页。

注744: [日]崛场一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第657页。

注745: [日]崛场一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第668页。

注746: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史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中)，第1～3页。

注747: 王书君：《太平洋战争分期问题初探》，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论文集》第2辑，第175～176页，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注748: 《中国国民党历史事件人物资料辑录》，第146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注749: 外交学院编：《现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1939～1945)，第221～222页。

注750: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下卷第2分册，第161～16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注751: 《国际条约集》(1934～1944)，第343～344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

注752: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日本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中)，第28～29页。

注753: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日本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中)，第132页。

注754: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日本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中)，第375页。

注755: 《战时外交(一)》，第323页。

注756: 《战时外交(一)》，第332页。

注757: 《战时外交(一)》，第495～496页。

注758: 《战时外交(一)》，第502页。

注759: 根据《战时外交(一)》所载各时期军火供应情况统计。

注760: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第830～832页。

注761: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第818页。

注762: 《战时外交(三)》，第145页。

注763: 《战时外交(三)》，第173页。

注764: 《战时外交(三)》，第561～562页。

注765: 《战时外交(一)》，第645页。

注766: 《战时外交(三)》，第608～610页。

注767: 《战时外交(三)》，第608～610页。

注768: 《战时外交(一)》，第635～636页。

注769: 《战时外交(一)》，第674页。

注770: 《战时外交(一)》，第676页。

注771: 《战时外交(一)》，第722页。

注772: 《战时外交(一)》，第723页。

注773: 《战时外交(二)》，第45页。

注774: 《战时外交(二)》，第89页。

注775: 《战时外交(二)》，第89页。

注776: 《蒋总统秘录》，第13册，第3页。

注777: 《战时外交(一)》，第83～85页。

注778: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第787页。

注779: 《战时外交(三)》，第486～487页。

注780: 《战时外交(三)》，第62～63页。

注781: 《战时外交(三)》，第62～63页。

注782: 《战时外交(三)》，第93页。

注783: 《党史概要》(四)，第1226页。

注784: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第854～855页。

注785: 《战时外交(二)》，第391页。

注786: 《战时外交(三)》，第42页。

注787: 《战时外交(三)》，第68～69页。

注788: 《战时外交(二)》，第391～392页。

注789: 《战时外交(二)》，第395页。

注790: 《战时外交(二)》，第396页。

注791: 《战时外交(二)》，第402～403页。

注792: 《战时外交(二)》，第436～437页。

注793: 《战时外交(二)》，第438～439页。

注794: 《战时外交(二)》，第439～440页。

注795: 《战时外交(二)》，第439～440页。

注796: 《战时外交(二)》，第441页。

注797: 《美国国务院文件》，Eoreign Relations：China 1942，第251页。

注798: 《战时外交(三)》，第708～710页。

注799: 《战时外交(三)》，第710～711页。

注800: 《战时外交(三)》，第713页。

注801: 《战时外交(三)》，714页。

注802: 《蒋总统秘录》第13册，第43页。

注803: 《战时外交(三)》，第145页。

注804: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第917页。

注805: 《战时外交(三)》，第498～506页。

注806: 《战时外交(三)》，第527～530页；《党史概要》第5册，第1808～1810页；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第922～923页。

注807: 《战时外交(三)》，第537页。

注808: 《战时外交(三)》，第543页。

注809: 《党史概要》第5册，第1809页。

注810: 《党史概要》第5册，第1818页。

注811: 《战时外交(三)》，第547页。

注812: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长沙作战》，第140页。

注813: 陈寿恒等编著：《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第372页。

注814: 《抗日御侮》第8卷，第95页。

注815: 《抗日御侮》第8卷，第95页。

注816: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第794页。

注817: 《杨森致徐永昌密电》(1941年12月27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818: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长沙作战》，第153页。

注819: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长沙作战》，第153页。

注820: 陈寿恒等编著：《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第379页。

注821: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长沙作战》，第158页。

注822: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长沙作战》，第161页。

注823: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长沙作战》，第162页。

注824: 《第九战区第三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825: 《蒋介石致薛岳密电》(1941年12月30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826: 《陆军第十军司令部第三次长沙会战机密日记》，见《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149页。

注827: 《陆军第十军司令部第三次长沙会战机密日记》，见《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151页。

注828: 《蒋介石致薛岳等密电》(1941年1月2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829: 《长沙会战》，第171页。

注830: 《长沙会战》，第171页。

注831: 《长沙会战》，第173页。

注832: 《长沙会战》，第183页。

注833: 《长沙会战》，第173页。

注834: 《陆军第十军司令部第三次长沙会战机密日记》，见《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153页。

注835: 《第九战区第三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836: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长沙作战》，第197页。

注837: 陈寿恒等编著：《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第383页。

注838: 《第九战区第三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839: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长沙作战》，第214页。

注840: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日本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中)，第210、214页。

注841: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日本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中)，第210、214页。

注842: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日本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中)，第214～215页。

注843: 《第三战区浙赣会战作战指导》，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844: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日本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中)，第329～330页。

注845: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日本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中)，第337～341页。

注846: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日本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中)，第342页。

注847: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日本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中)，第748～761页。

注848: 何理：《抗日战争史》，第289页。

注849: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日本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中)，第744页所列数字累计。

注850: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日本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下)，第41、47页。

注851: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日本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下)，第41、47页。

注852: 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第六战区常德会战战斗要报》(1943年11月1日至12月26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853: 《军令部报告书》，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854: 《第六战区常德会战战斗要报》(1943年1月至12月6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855: 《蒋介石致孙连仲、王敬久密电》(1943年11月7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856: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重要战役介绍》，第14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注857: 《蒋介石致孙连仲等皓电》(1943年11月19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858: 《第六战区常德会战作战经过要报》(1943年11月1日至12月26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859: 《常德会战日军使用毒气概况》(1943年12月26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860: 《第六战区常德会战作战经过要报》(1943年12月26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861: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日本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中)，第65页。

注862: 《常德会战之检讨》(1944年2月)，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863: 《第六战区常德会战战斗要报》(1943年12月26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864: 《常德会战之检讨》(1944年2月)，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865: [美]陈纳德：《我在中国那些年：陈纳德回忆录》，第43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13年3月第1版。

注866: [美]陈纳德：《我在中国那些年：陈纳德回忆录》，第44页。

注867: [美]陈纳德：《我在中国那些年：陈纳德回忆录》，第48、49页。

注868: [美]陈纳德：《我在中国那些年：陈纳德回忆录》，第55、56页。

注869: 《百年潮》2014年第9期，第78、79页。

注870: 《大鹏月刊》第1卷第8期，第13页，1942年元旦版。

注871: 《战时外交(一)》，第410、411、413页。

注872: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民国史组编：《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第97页，中华书局1978年版。

注873: 云南卫视《经典人文地理》：《飞虎传奇：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影像档案》，第22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3年4月版。

注874: [美]陈纳德：《我在中国那些年：陈纳德回忆录》，第135页。

注875: [美]陈纳德：《我在中国那些年：陈纳德回忆录》，第136、137页。

注876: 云南卫视《经典人文地理》：《飞虎传奇：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影像档案》，第49、50页。

注877: [美]陈纳德：《我在中国那些年：陈纳德回忆录》，第145、146、147页。

注878: [美]陈纳德：《我在中国那些年：陈纳德回忆录》，第145、146、147页。

注879: [美]陈纳德：《我在中国那些年：陈纳德回忆录》，第145页。

注880: [美]陈纳德：《我在中国那些年：陈纳德回忆录》，第151页。

注881: [美]杜安•舒尔茨：《陈纳德与飞虎队：独行其是的战争》，第171、177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注882: [美]杜安•舒尔茨：《陈纳德与飞虎队：独行其是的战争》，第171、177页。

注883: [美]陈香梅：《陈纳德与飞虎队》，第7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注884: [美]陈纳德：《我在中国那些年：陈纳德回忆录》，第146、147、148页。

注885: [美]陈香梅：《陈纳德将军与中国》，第123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注886: [美]陈纳德：《我在中国那些年：陈纳德回忆录》，第189页。

注887: [美]陈纳德：《我在中国那些年：陈纳德回忆录》，第207页。

注888: [美]陈香梅：《陈纳德与飞虎队》，第112页。

注889: 云南卫视《经典人文地理》：《飞虎传奇：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影像档案》，第152页。

注890: [美]陈香梅：《陈纳德与飞虎队》，第115页。

注891: [美]陈纳德：《我在中国那些年：陈纳德回忆录》，第152页。

注892: 参见前引陈香梅著作以及[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下)，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注893: 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第109页。

注894: 王道平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中)，第286页，解放军出版社。

注895: 姚峻主编：《中国航空史》，第108页，大象出版社1998年版。

注896: 《白崇禧回忆录》，第266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

注897: 《湖南会战》(下)，第138页，台湾印行。

注898: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昭和二十年(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一卷第二分册，第32页；第一卷第一分册，第139页、140页，中华书局1982年、1983年版。

注899: 《新华日报》1943年8月3日刊文：《美驻华空军光荣战绩》。

注900: 《新华日报》1943年8月21日消息。

注901: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昭和二十年(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一卷第一分册，第143页。

注902: 《近现代史与文物研究》2014年第1期，第155页。

注903: 云南卫视《经典人文地理》：《飞虎传奇：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影像档案》，第276页。

注904: 云南卫视《经典人文地理》：《飞虎传奇：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影像档案》，第276页。

注905: [美]陈纳德：《飞虎将军陈纳德回忆录》，第338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注906: 据《近现代史与文物研究》2014年第1期第147～148页李龙文表格统计。

注907: [美]伊里奥•罗斯福：《罗斯福总统见闻秘录》，新群出版社1948年版。

注908: [美]伊里奥•罗斯福：《罗斯福总统见闻秘录》，新群出版社1948年版。

注909: [美]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二战时期白宫实录》(下)，第93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注910: [美]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二战时期白宫实录》，第93页。

注911: 《罗斯福选集》，第361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注912: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四卷，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

注913: 徐康明：《二次大战中的驼峰航线》，见《云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2卷第3期，第87、88页。

注914: 刘小童：《驼峰航线》，“引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5月版；[美]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上)，第443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注915: [美]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上)，第443页。

注916: 姚波：“中印驼峰空运”，见《抗战时期西南的交通》，第246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注917: 刘小童：《驼峰航线》，“引子”。徐康明：“二次大战中的驼峰航线”，见《云南大学学报》2003第2卷第3期，第91页。

注918: 徐康明：《二次大战中的驼峰航线》，见《云南大学学报》2003第2卷第3期，第91页。

注919: 刘小童：《驼峰航线》，“引子”。

注920: 《远征军印缅抗战》，第449～450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注921: 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戴安澜将军》，第42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注922: 杜聿明：《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见《远征印缅抗战》，第16～1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注923: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缅甸作战》(上)，第64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注924: 《林蔚致蒋介石》(1942年3月29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925: 《同古战斗第5军人口伤亡数》(1942年4月6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926: 《蒋介石手令》(1942年3月28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927: 昆明参谋团：《缅甸战役作战经过及失败原因与各部优劣评判报告书》(1942年9月30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928: 《杜聿明致徐永昌密电》(1942年4月10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929: 《杜聿明致蒋介石密电》(1942年4月17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930: 王楚英：《中国远征军印缅抗战概述》，见《远征印缅抗战》，第102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注931: 《杜聿明致徐永昌密电》(1942年4月24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932: 王楚英：《中国远征军印缅抗战概述》，见《远征印缅抗战》，第10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注933: 杜聿明：《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见《远征印缅抗战》，第33～34页。

注934: 杜聿明：《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见《远征印缅抗战》，第33～34页。

注935: 杜聿明：《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见《远征印缅抗战》，第34页。

注936: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第275页。

注937: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第284页。

注938: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第285页。

注939: 毛泽东：《国民党的五大困难和我党今后方策》(1943年6月1日致彭德怀电)，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第313页。

注940: 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1943年工作方针的指示》(1942年12月23日)，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第250～251页。

注941: 魏宏运主编：《华北抗日根据地纪事》，第340页。

注942: 陈廉：《抗日根据地史略》，第98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0月版。

注943: 北京军区晋察冀战史编写组：《晋察冀军区抗日战争史》，第3章，第4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6年8月版。

注944: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第305页。

注945: 北京军区晋察冀战史编写组：《晋察冀军区抗日战争史》，第3章，第64页。

注946: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争史》第2卷，第374～375页。

注947: 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11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3月版。

注948: 杨成武：《冀中平原上的地道斗争》，冀中军区司令部1945年5月编印，军事博物馆藏。

注949: 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北军区史编辑室：《晋察冀军区冀热辽军区抗日战争史》(初稿)，第53页，1957年10月编印。

注950: 综合《晋察冀热辽军区抗日战争史》及陈廉：《抗日根据地发展史略》等资料。

注951: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八路军重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29页。

注952: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第31页；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第332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

注953: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重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32页。

注954: 李达：《抗日战争中的129师》，第223页。

注955: 《中共中央北方局对目前冀南工作的指示》(1942年6月22日)，见魏宏运主编：《华北抗日根据地纪事》第320页。

注956: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第31页，重要战役战斗一览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编辑室：《129师暨冀晋鲁豫军区抗日战争史》，第168页。

注957: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重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32页。

注958: 魏宏运主编：《华北抗日根据地纪事》，第353页。

注959: 红二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抗日战争时期120师暨晋绥军区战史》，第157页。

注960: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重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33页；军事科学院游击战研究组选编：《光辉的游击战》，第28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年11月版；红二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抗日战争时期120师暨晋绥军区战史》，第163页；红二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抗日战争时期120师暨晋绥军区战史》(附件)第84页。

注961: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重要战役战斗一览表。

注962: 陈廉：《抗日根据地发展史略》，第64页。

注963: 中共山东分局：《关于目前对敌斗争的指示》(1942年8月1日)，见魏宏运主编：《华北抗日根据地纪事》，第329页。

注964: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战史编辑室：《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军区战史》，第202页。

注965: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战史编辑室：《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军区战史》，第20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战史编辑室：《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军区战史》，(附件)第76页。

注966: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战史编辑室：《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军区战史》，第122页；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重要战争战斗一览表，第29页。

注967: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战史编辑室：《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军区战史》，第204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战史编辑室：《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军区战史》，(附件)第76页。

注968: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重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33页。

注969: 魏宏运主编：《华北抗日根据地纪事》(下)第365页。

注970: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重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34页；《十一月反扫荡战役总结》，军事科学院藏；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战史编辑室：《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军区战史》第208页，(附件)第76页。

注971: 罗荣桓：《坚持我们的边缘游击区》，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第201页。

注972: 李惠等编：《侵华日军序列沿革》，第182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0月版。

注973: 中共中央华中局：《关于坚持敌后艰苦斗争的指示》(1943年1月28日)，见马洪武、王德宝：《新四军征途纪事》，第27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

注974: 《陈集战斗详报》，中国军事博物馆藏；《苏中区(一师)一九四三年军事工作概况》，南京军区档案馆藏；《淮南区(一师)一九四三年军事工作概况》，南京军区档案馆藏；《苏北区(一师)一九四三年军事工作概况》，南京军区档案馆藏；《淮北区(一师)一九四三年军事工作概况》，南京军区档案馆藏。

注975: 黄克诚：《盐阜区反扫荡》，见《华中抗战史料》(下)，第1页，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司令部1951年4月编印，军事博物馆藏；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第61页，重要战役战斗一览表；《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兼盐阜军区战役详报》，南京军区档案馆藏。

注976: 《盐阜区反扫荡》，见《华中抗战史料》(下)，第1页。

注977: 《华中抗战史料》(下)，第3页。

注978: 《华中抗战史料》(下)，第6页。

注979: 陈毅、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对苏中反清乡的指示》(1943年3月16日)，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第270～271页。

注980: 吉洛：《两个月的“清乡”与反“清乡”》(1943年6月6日)，见《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第6辑，第128～13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2月版。

注981: 马洪武等编：《抗日战争事件人物录》，第29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版；粟裕：《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概况简报》(1944年1月7日)，南京军区档案馆藏。

注982: 《苏北区(3师)1943年作战概况报告》，南京军区档案馆藏。

注983: 《苏北区(3师)1943年作战概况报告》，南京军区档案馆藏。

注984: 谭启龙：《目前国内外形势与我党发展浙江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的方针》(1942年7月18日)，见马洪武、王德宝：《新四军征途纪事》，第244页。

注985: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部队部、政治部：《目前工作的补充指示》(1943年8月)，见广东省档案馆编：《东江纵队史料》，第64页。

注986: 《东江纵队史》编写组：《东江纵队史》，第85页。

注987: 《东江纵队史》编写组：《东江纵队史》，第96页。

注988: 《林平关于琼崖情况致周恩来并中央军委电》(1945年5月7日)，见《冯白驹研究史料》，第47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2月版。

注989: 《新华日报》，1944年3月2日；《琼崖人民在苦斗中，游击队实力强大》，第537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

注990: 陈廉：《抗日根据地史略》，第537页。

中国抗日战争史·第四卷

张宪文、陈谦平 等著 著

化学工业出版社

版权信息

书名：中国抗日战争史·第四卷

作者：张宪文、陈谦平 等著

书号：978-7-122-26941-6

出版：化学工业出版社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录

第一部分　豫湘桂正面战场的重挫

第1章　国际形势的新变化

一、太平洋战场美日力量的逆转

二、日本策划“一号作战”

第2章　河南境内的战斗

一、日军打通平汉线

二、洛阳守城战

三、豫西山地的作战

第3章　四守长沙与衡阳鏖战

一、长沙、衡阳作战的中日部署

二、日军合围与长沙失陷

三、日军“扫荡”湘江两岸

四、血战衡阳

第4章　日军打通交通线与中国军队的华南反攻

一、湘桂边界的争夺

二、桂林、柳州之战

三、日军突入黔南

四、湘西会战前的中日双方部署

五、湘西反攻

第5章　反攻缅北滇西作战

一、反攻计划的形成和战前准备

二、驻印军反攻胡康河谷作战

三、中英美联军孟拱河谷与密支那作战

四、驻印军攻占八莫与腊戍

五、中国远征军反攻滇西作战

第6章　战云笼罩下的大后方

一、经济的发展与萧条

二、国民党腐败的加剧

三、民主宪政运动之再兴

四、史迪威事件与中美关系的低潮

五、美国与中共的关系

第二部分　敌后战场的战略出击

第7章　根据地的局部反攻

一、八路军山东军区部队的攻势作战

二、八路军晋冀鲁豫部队的攻势作战

三、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的攻势作战

四、八路军晋绥军区部队的攻势作战

五、华中新四军的攻势作战

六、华南抗日武装向日伪军出击

第8章　解放区的扩大

一、发展河南，开辟中原

二、八路军挺进湘鄂赣边

三、山东军区对伪军的讨伐

四、晋察冀军民开辟雁北察南新区

五、新四军创建苏浙皖抗日根据地

第9章　敌后战场的全面出击

一、晋察冀军区部队进攻大中城市

二、晋绥军区部队向日伪军广泛进攻

三、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向日伪军全面出击

四、山东军区部队向日伪军全面出击

五、新四军各部队的全面出击

六、华南各抗日游击队的全面出击

第三部分　抗日战争的胜利

第10章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展

一、苏联的战略大反攻与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

二、雅尔塔会议和雅尔塔密约

三、美军在太平洋上的攻势

第11章　日本帝国主义的垂死挣扎

一、日军对苏联参战的判断和对策

二、日本的“本土决战”计划和准备

三、日本摆脱困境的对华战略

四、汪伪政权的垂死挣扎

第12章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一、胜利前夕的国内政治力量

二、苏联出兵东北

三、波茨坦会议与《波茨坦公告》

四、苏联红军进军东北

五、《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

六、中国战场的战略出击

七、日本投降与中国战区受降

八、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参考文献

一、档案资料

二、期刊资料

三、图书资料（以作者姓名、或书名的汉语拼音为序）

首版后记

第一部分　豫湘桂正面战场的重挫

第1章　国际形势的新变化

一、太平洋战场美日力量的逆转

1943年，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相互交战着的两大集团来说，是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转折的一年。年初，被围困在斯大林格勒附近的30多万德军精锐部队全部被歼，苏联红军从此开始了战略反攻。8月份的库尔斯克战役取胜之后，苏军更牢固地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在北非，英法联军迫使德意军队于5月份投降。7月，联军又在西西里岛登陆，战火燃至意大利。墨索里尼被囚之后，意新政府于10月份反戈一击，对德宣战。德国法西斯处处陷入被动挨打的困境。

欧洲战场的巨大变化，也强烈地冲击着远东的日本，它预示着德日会合、图霸世界的计划彻底破产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的半年里，日军曾依仗其先发制人的强大攻势，先后占领了菲律宾、马来亚、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地，澳大利亚本土也直接受到其威胁。但日本究系小国，力量扩张也到了极限。当经济实力强大的美国也加入了反法西斯阵营之后，日军在太平洋上的优势便被彻底动摇。中途岛海战以日本的惨败而告终，是役，日本海军损失4艘航空母舰和250多架飞机，日军只得由攻势转为守势。1943年初，经过瓜达尔卡纳尔岛的几番激战之后，日军不仅海空军损失惨重，又丧失了两个精锐的陆军师团。随着该岛的丢失，日军在太平洋的作战主动权已经完全丧失。

图1.1　1943年7月，西西里岛民众到勒莫市郊欢迎美军

美军的反攻，先是从日本东南方的岛屿开始，继而深入到广阔的中太平洋海域。在“跳岛战术”的攻击下，日军被分割围困，后勤供应断绝，只得步步后撤。

8月5日，天皇谕示不能这样“步步受逼”， “要研究给美方一击”。注1但军方(特别是陆军方面)却意识到力量对比的严峻情况，开始考虑后撤问题。9月25日，“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决定了《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其中划定日本所要确保的“绝对国防圈”。其范围包括千岛群岛、小笠原群岛、内南洋群岛(指日本所有在太平洋上的委任统治地， 大致包括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绍尔群岛一带)及西部新几内亚、巽他、缅甸在内。注2日军在缺乏足够实力的情况下划定的这个“国防圈”，自然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美国军事力量的急剧增长，大大超出了日本人的预料：在10月6日、7日对威克岛的攻击中，美军动用了6艘航空母舰和30余艘巡洋舰及驱逐舰，飞机1200多架次；11月底，在吉尔伯特一处作战的美军航空母舰就达11艘，另外还有数十艘其他各类舰只。1944年1月底，轰炸拉包尔的美军飞机在4天内出动了1000余架次……在这样庞大的攻势面前，日军将海军主力撤到马里亚纳及加罗林海域一带。3月18日，又制订了一个迎击美军舰队的“Z”作战计划，准备在太平洋正面与美军进攻部队交锋。但刚到月底，日本联合舰队待命攻击的地点——帕劳群岛就遭到美军的猛烈空袭，仅3月30日一天内，就有11批美机来此轰炸，该计划便以流产告终。3月31日，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古贺峰一大将因飞机失事而丧生，这是继山本五十六大将被击毙之后，联合舰队在战场上毙命的第二位司令长官。6月份，规模空前的马里亚纳海战打响了。该群岛被日本视为本土对太平洋的防波堤，自1943年7月起便“锐意加以整备”。这里配备了由日本海军基地全部力量编成的第1航空舰队主力。决战开始时，联合舰队的新任司令官丰田副武曾训示全军：帝国兴亡在此一举。在他看来，这是日本海军以航空及水上部队之全力实施最后决战的时刻。结果却是：美军的航空母舰和潜水艇再一次显示了其雄厚的实力。日本海军先失掉了基地航空队的大部分，又有3艘航空母舰被击沉，4艘受重创，至于航空母舰上的飞行机队，则几乎全军覆没，360架战机仅剩25架。这些对技术有高度要求的兵种， “为训练之故，需要大批的教官及乘员，且费时颇多。今既损失如此，则日本海军已丧失了再建决战舰队之希望”。注3

图1.2　日本失去海上优势，运输船大量被美军击沉

战火一步步逼近日本本土。6月份，以成都为基地的在华美国空军袭击了北九洲的八幡小仓。7月初，日军重兵把守的塞班岛又被美军攻占。这一连串岛屿的占领，使得美军飞机有了一个前进的基地。以B-29型重轰炸机为主力，针对日本本土的大空袭即将来临。

在辽阔的太平洋战场上，日军节节败退。但在中国大陆上，他们却发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攻势。这是日本方面在美军不断的攻击之下，力图扭转战局的重大措施之一。

二、日本策划“一号作战”

所谓“一号作战”，就作战范围而言，北起河南省，南至广西边境，绵延数千公里；就作战规模而言，打破了日军侵华以来的空前纪录。战役正式发起于1944年4月，但日本大本营早在上年8月就开始策划了。日本大本营鉴于海战的接连失败，意识到自己的防线并不稳固，便开始制订其长期战争的计划。其指导思想是：即便将来在太平洋上的防线全被突破，也要保证在中国大陆上有足够的立足点。通过中国大陆，再与被切断海上交通的南洋50万日军联系起来，利用这一广阔领域内的丰富资源，就可从事长期的战争。另外，完成这一计划的主要兵力系陆军，大本营考虑的正是要通过其作战来提高日军整体因海上不断战败而日见低落的士气。因此，核心的问题所在，就是“先行打通中国大陆南北，构成直通南方的大走廊”。所谓打通大陆，“即企图占领和修复从黄河北岸的新乡至汉口的平汉线南段，武昌至衡阳的粤汉线北段，衡阳至柳州的湘桂线， 并新建自柳州经南宁至谅山的线路。这样就把朝鲜、满洲、中国、印度支那用铁路连结起来”。注4表面上看，这将是日军的一次主动大出击，但实际上，却是大本营方面深知太平洋防线不保而欲在中国事先构筑防御圈的消极措施。

中国战场上局势的演变，也引起了日方的高度重视：国民党军队尽管抗战积极性在武汉会战以后逐渐降低，但毕竟仍在坚持抗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地方武装更在广阔的敌后从事大规模的游击战争，沉重打击了日军的所谓“治安”工作；中美空军实力的增强，更对日本构成直接的威胁，特别是从中国大陆基地起飞的美军飞机，成了日本方面的心腹大患。

图1.3　盟军飞机轰炸日军的后方兵站、军营以及运输线。图为美空军飞机准备轰炸黄河上的桥梁。

1943年11月底，在华的美国空军拥有战斗机、轰炸机共约230架，其中大半配置在桂林及东南沿海地区。25日，30架美军各类飞机从江西省的遂川机场起飞，对台湾新竹的日本海军飞行基地进行空袭。对日本来说，来自中国大陆基地的美军飞机的空袭，还是第一次。它表明了美军同时也可以大规模地对日本本土发起空袭。不仅如此，这些飞机还时不时地轰炸袭击东海上的日军舰船。摧毁美国的在华空军基地，从根本上消除对日本本土空袭的可能性，便成为日军大本营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基地又大多集中在中国的东南沿海一带，这同设想中的打通大陆交通线计划里的作战区域大致相同。如果说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计划是势在必行的话，那么因在华美国空军活动的加强和日军欲摧毁其基地的设想，则大大加快了计划实行的步伐。

此次战役，因其牵扯面太广，所以日军的计划几经反复。先是中国派遣军于1943年12月初制订出计划方案，但大本营方面却警告其“不能轻易作出决定”，深恐泄密。12月中旬，大本营又要求将攻击计划提前，同时将作战名称定为“一号作战”。进入1944年，在华美国空军活动更加频繁，日军欲摧毁其基地成了确定实施“一号作战”的主要动力。1月24日，天皇批准《一号作战纲要》。据此，中国派遣军又于3月10日制订了较为详细的作战计划，12日向全军作了传达。按照这个计划，中国派遣军“于1944年春夏季节，先由华北，继由武汉地区及华南地区分别发动进攻。击溃敌军，尤其是中央军，并先后将黄河以南京汉铁路南部及湘桂、粤汉铁路沿线之要地，分别予以占领并确保之”。其作战目的在于 “击败敌军，占领并确保湘桂、粤汉及京汉铁路沿线的要冲，以摧毁敌空军之主要基地，制止敌军空袭帝国本土以及破坏海上交通等企图，同时摧毁重庆政权继续抗战的意图。”注5

“一号作战”所规划的日军作战范围，黄河、信阳与岳州、衡阳间的直线距离均为400公里，而衡阳至柳州间的直线距离更达到600公里，要想在南北长达1500公里的广阔区域内实现击垮 “超我数倍的蒋介石所属全部野战军的半数，进行贯穿作战”注6，其作战难度无法想象。特别是此时日本中国派遣军已出现兵力不足的困难。在此计划里，日军投入的总兵力为51万人， 其中平汉作战为148000人，湘桂作战为362000人，战马100000匹，各类火炮1551门，坦克794辆、汽车15550辆。注7中国派遣军1943年末在中国大陆的兵力总数仅为62万左右，战马13万匹、汽车约18000辆。为确保战役的完成，日本原准备从中国大陆调往太平洋岛屿上的兵力也暂缓或不调，并且又从国内和中国东北抽调来大量的各类兵种。对日本陆军来说，这样长距离的作战和大规模的兵力集中是没有先例的。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大将的日记里，明显地反映出他深知这次 “派遣军未曾有过之大战……与实力、资材，尤其战力全面下降之状况，殊不相称”。注8但面临着对日本极其不利的远东及太平洋战局，大本营方面只有孤注一掷了。

打通平汉线是“一号作战”的第一步，由华北方面军来完成。在1943年秋开始实行的《下半年度作战指导大纲》里，该方面军鉴于共产党活动的急剧加强，原规定 “主要作战对象为中共党和军队，其作战目的也是要从组织上消灭中共党和军队”注9，这时便改变作战方向，抽出了兵力的二分之一(至少65个步兵大队)投入“一号作战”。其作战计划为： “首先突破正面的敌军阵地，将我主力部队集结于黄河南岸。随后部队佯作沿京汉线南下，以郾城附近为中心，使主力朝西方向右迂回，围歼第1战区敌军，特别是汤恩伯军。”注10兵力的运用大致是以第12军为主力在正面作战，第1军由山西方面策应，而华中方面军则分别以部分兵力自皖西和鄂北方面出兵配合。

日军一方面制订出较为详细的作战计划，一方面也加快战争的准备。为补充兵力，日军命令在华的日本侨民和商民入伍。为便于军队运输，日军又将华北和华中地区各铁路支线的铁轨、枕木等器材拆除，统一运往新乡、开封、信阳、武汉等地集中。至1944年3月中旬，中断了6年的黄河铁桥得以修复通车。期间，平汉铁路线北段由新乡南面的小翼一直修复到黄河北岸，并铺设了8条支线。日军还重建了邙山头据点。4月中上旬，第12军主力都已集中在新乡以南的黄河北岸地区，从绥远和东北抽调的部队也相继到达。兵力建制为第12军所属的第37师团、第62师团、第110师团、独立混成第7旅团、骑兵第4旅团、炮兵、工兵联队及其他特种兵，另加关东军派来的第27师团和绥远调来的战车第3师团，总兵力达15万人，统属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指挥。此外，日军还将第1军一部配置于黄河北岸山西境内，华中方面军一部调集于信阳及安徽西部正阳关地区，准备配合华北方面军的作战。除此之外，日军又集结一大批伪军部队协助进攻，计有第2集团军张岚峰部、第2方面军孙良诚部、第28集团军庞炳勋部、第11军孙殿英部等。一场蓄谋已久的战役就要打响了。

第2章　河南境内的战斗

一、日军打通平汉线

与日军调兵遣将、周密部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时期国民党军队的素质低下，战斗力急剧下降。战前训练的精锐部队在抗战前期就损失一多半，1929年至1937年从中央军校毕业的军官约有25000人， 但至1938年初就有约10000军官战死沙场。注11至1944年初，从编制上看，国民党军队虽有340余步（骑）兵师，总人数达650万之多，但实际能够投入作战的部队并不多。抗战后期在美国援助下编练成的精锐部队，大多集中在大西南和缅北、印度，其中驻印军3个师全部美式装备，在云南的6个师为半美式化，分别称为“X部队”和“Y部队”；另有第8战区胡宗南的数十万精锐部队一直布置在大西北，用于围困中共的陕甘宁边区。而在广阔的华北、华中及华南战场上，却无多少机动兵力可调。

在河南等处布防的第1战区部队，主力由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统率，而司令长官蒋鼎文并无实权。担任河防和正面防御任务的计有第4、第14、第15、第19、第36、第39、第28等7个集团军，共18个军，约30万人。进入1944年后，由于黄河北岸的日军调动过于频繁，特别是日军工兵部队忙于修复中断6年之久的黄河铁桥，第1战区据此判断日军会有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可能要南下打通平汉线，因而也相应采取了一些应付措施。3月中旬以后，蒋介石连电第1战区，要求其部署在嵩山附近与敌决战。14日，该战区制定出具体方案。18日，第1战区长官部又根据军令部颁发的较为详细的“平汉线作战计划”，进一步准备在禹县、密县、许昌、漯河地区同日军决战。其总兵力有43个师，其中29个师担任豫南、豫北广大地区的防守任务；14个师为机动兵团，隐蔽于临汝、登丰、禹县、襄城、宝丰、叶县地区， 协助防守部队侧击和包围侵入嵩山一带的日军。注12这一作战计划是战区长官部根据以往大兵团的作战经验制订的，这次面对数量庞大的日军以迂回穿插为特点的攻势战略，并未起到任何作用。

4月17日午夜时分，日军终于发动了酝酿已久的“一号作战”。第37师团主力一部3000余人，携炮20余门渡过黄河，次日拂晓就已迂回深入到中国河防部队的后方，顺利占领中牟县城，并分兵两路，从西南和东南向中国军队河防阵地发动进攻。担任中牟及其附近地区河防任务的为暂编第27师，该师成立不久， “缺额既多，装备尤劣，即步枪堪用者亦不足三分之一”。注13 所辖三个团仅有3000余人，迫击炮1至2门，机枪5挺注14，加之防区地处平原，无险可守，且沙质土地亦无法构筑工事，以这样的弱旅来阻击日军精锐部队的攻击，绝无可能。尽管第1、第3两团在正面抵抗了8小时之久，但阵地还是被日军攻破，数千日军渡过黄河。18日中午，日军工兵在黄河上架起轻便桥梁，日军大队人马源源不断地开过了黄河。

在日军渡河立足未稳之际，暂编第15军军长刘昌义曾亲率两营步兵袭击敌之侧背，并命令暂编第27师、军部直属部队及新编第29师第86团发动反攻，但仅凭借迫击炮和手榴弹的有限杀伤，终未能扭转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的劣势。

19日拂晓，日军第110师团又在邙山头发起攻势。在大炮、飞机和毒气的联合攻击下，守军吴绍周第85军所属预备第11师伤亡惨重。次日拂晓，6000余名日军在数十门大炮和四十余架飞机的掩护下，对预11师在摩旗顶的阵地进行了数十次的俯冲轰炸，并最终攻陷之。摩旗顶高地被攻占后，中方丢失了河防的制高点，而日军则以强大的火力配合，又进一步撕开了中国军队的黄河防线。

日军主力渡过黄河后，分路南侵。18日晚8时，日军第37师团步兵第22联队派遣一支由300人组成的先遣挺进队向郑州急行军， 于次日黎明抵达郑州车站，用绳索登上郑州城墙，向守军发动突袭，并迅速占领北门。注15守卫郑州的中国军队计有第85军第110师一部及第78军属下的3个团，但仅抵抗了一个小时就告溃退，连接平汉和陇海两大铁路的重镇郑州遂于20日下午丢失。

20日，另一部日军进抵和尚桥，切断了新郑和许昌的交通。次日，3000余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进攻新郑，守军赖汝雄第78军新编第42师之第125团与敌血战3小时，士兵伤亡过半，连长以上军官阵亡9名，新郑遂于当天下午失陷。

此后，日军在接连攻下尉氏、郑县、洧川、长葛、荥阳、崔庙等地之后，即将攻击的主要目标放在密县，以图打破中国军队集结兵力反攻或侧击的支撑点，另将一部主力集结于新郑一带，以便进一步南攻许昌。而中国军队在经历了连续失败后也作了重新集结和部署：汤恩伯将所部主力分成南北两个兵团。南兵团以李仙洲为指挥官，统辖部队以第12、第29军为主力；北兵团以王仲廉为指挥官，指挥第13、第85军，准备 “以有力之钳形态势包围由中牟及邙头山两方面之敌于许昌、襄城、禹县、密县间地区而歼灭之”。注16这一作战计划是4月22日制订的，但次日夜间，密县县城就在日军主力部队15000余人的夹击下失陷。

至此，日军主力已在黄河南岸郑州至新郑、密县一带集结，战车第3师团、独立战车第2联队和骑兵旅团也源源不断地渡河，增强了日军的战力。从25日起，日军继续南侵。29日，日军第37、第62、第27师团及独立混成第7旅团所部10000余人，在150多辆战车和汽车的配合下完成了对许昌城的包围，随即开始攻打许昌附近各据点。激战至30日晨，许昌已陷入重围。第1战区所部新29师、新42师、第29军、第193师、第20师、第91师各部与攻城日军展开激战，其中第20师和新42师伤亡逾半，但给日军以较大杀伤。日军以飞机、大炮和坦克的协同作战猛攻许昌，中方担任守城的为新编第29师一部两千余人，经过顽强抵抗以后，该师电台被毁，对外通讯断绝，工事亦多毁坏。 5月1日，许昌失陷，师长吕公良阵亡，团长以下军官伤亡三分之二以上。注17

许昌的失陷，不仅使中方失去了对豫中平原中心地区和水陆交通枢纽的控制，更重要的是彻底打破了汤恩伯侧击日军的计划。 据蒋介石“守许昌之师，应尽力支持，以吸引、牵制敌之兵力”的指示注18，汤恩伯急令李仙洲率第28集团军两个军约1万人向襄城、禹县方面移动，攻击日军的侧翼。但这支机动部队同样被日军打垮，在颖桥争夺战中，日军动用了步骑七八千人，火炮20多门，汽车200余辆和坦克25辆，李仙洲部终于不支后退。这样一来，汤恩伯的侧击计划亦告失败。

5月1日，蒋介石指示汤恩伯兵团：“应集中全力（第12军、第13军、第29军、第85军、暂15军、第78军等）使用于禹县附近，与敌决战”。汤恩伯遂于次日开始重新调配部队：（一）南兵团方面：第12军长贺粹之指挥暂55、第81师集结于郏县、宝丰地区；第87军长赖汝雄指挥第22师、新43师向襄城推进；第89军长顾锡九率领新1师、骑2师集结于漯河、郾城；第22师仍在颖桥拒止进犯之敌。（二）北兵团方面：石觉第13军主力集结于白沙、告成地区；吴绍周第85军将登封、临汝阵地的守备任务交韩锡侯第9军接替后，集结登封； 马励武第29军固守禹县，新编第29师固守许昌。注19

中方战略上的这一变更，迫使日军也修改了其作战计划。日军原来的战略设想，是在攻占郾城后以主力向右实行大迂回，包围并歼灭第1战区汤恩伯的主力部队。中方部署改变以后，日华北方面军参谋部认为： “此种情况对于日第12军由郾城迂回，肯定不能形成有利的战略形势。为了迅速控制登封附近重庆军主力的退路——临汝平地，必须将第12军主力集中指向该方向，方能围歼第13军为中心的汤军主力。因此，第12军攻下许昌，即应迅速向右迂回”。注20自5月1日起，日方第12军主力便以许昌为轴心开始面向西北的大迂回攻势。同时，日方又派第27师团和第37师团的部分兵力继续南下，目标首先指向郾城，以图最终打通平汉线。与此次作战相呼应，中国派遣军又 “派第11军的部分兵力，由信阳方面北上，同时为了起牵制作用，命第13军部分兵力由蚌埠方面沿新黄河的泛区西岸，向颍州(阜阳)方面进行作战。铁道部队应于打通作战结束后，由南北两方面开始修复作业”。注21

守卫郾城的中方军队为第89军的新1师，城东周家口附近有何柱国第15集团军所辖的骑兵第3师。5月2日，四五千名日军在伪军和4架飞机及20余门大炮的配合下发起攻击。甫一接触，骑3师即阵亡连长以上军官40多人。次日，新1师守卫郾城以北三里庙的一连官兵全部战死。4日，日军开始以炮火攻城，新1师第3团副团长牺牲。5日中午，日军冲进东关，随即占领全城。是役，日军伤亡150人，伪军数百， 守军官兵伤亡及被俘者自副军长、参谋长以下500余人。注22

在平汉路以东地区，为配合平汉路正面的进攻，日军第13军将司令部由上海移到蚌埠，同时令第65师团配备兵力发动进攻，以牵制平汉路东的陈大庆第19集团军及何柱国第15集团军所部，打击的重点是前者。4月24日，日军首先由安徽寿县方面沿淮河西进，发动攻击，前后投入的兵力为两个步兵独立大队计3000余人，骑兵300余，伪军数千人也加入了战斗行列，另有飞机、汽船和山炮配置。中方迎击部队为廖运泽骑兵第2军(欠骑3师)、骑3师(欠一团)、暂30师(欠一团)及一些地方武装，以廖运泽为指挥官。与日军首先交火的是一些地方部队，虽也予日军一定杀伤，但战斗力十分有限，日军遂长驱直入。27日，马步康率骑8师3个团兵力分左右两翼攻击当面之敌，但在敌飞机和大炮的攻击下，骑兵阵势大乱，损失惨重，颍上等重镇亦告丢失。此后，骑8师多次与日军交战，双方损失数以百计，其中尤以十八里铺等地的战斗最为激烈。5月2日，日军以步兵1500余人分3路进攻，中国守军阵地全部被毁，被迫弃守。下午起，骑8师组织反攻，复又夺回，但旋即再度告失。5日上午，日军沿沙河右岸和阜(阳)颍（上）公路同时西犯，骑8师副师长卢广伟战死，中方被迫退出战场。日军继续西犯，并与其他中国军队有小规模战事发生。郾城等地既已占领，作战目的达到，这支日军便于7日停止攻击而开始后撤。

事实上，这些日军的牵制作用并“无多大效果”，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在日记中记载： “这是由于新四军在淮阴地区的积极活动大大牵制了我军的结果。”注23

在平汉路正面，攻下郾城的日军以第27师团为主力继续南下，当晚攻下遂平，此后再未遇到抵抗，9日与信阳方面北上的一支日军在确山会师，最终完成了打通平汉线的计划。

二、洛阳守城战

以围歼汤恩伯军主力为目标的日军第12军主力，在攻占许昌后即开始向西迂回，攻击目标指向郏县地区，首当其冲的是禹县和襄城。

攻击禹县之敌以第62师团为主力。5月2日夜，日军主力对禹县进行了包围攻击，守军为马励武第29军所属第91、第193师和顾锡九第89军所属第20师所部3万余人，他们在无量庙、蜘蛛山（禹县北卅里）、楚河铺、郭濂街一线以迫击炮等火力猛烈狙击日军。 “楚河铺敌四五千，战车十余辆，炮十余门；郭濂街敌三四千，战车八辆，炮八门；无量庙敌二三千，共敌万余，战车二十余辆，会攻禹县”。注24中国守军的山地防御阵地丧失后，又利用村庄的土墙顽强抵抗，最终不敌日军炽烈的炮火。在万余日军和20多辆战车的攻击下，禹县于5月3日失守。这就打破了汤恩伯军要在禹县一带与敌决战的计划。

同时，日军独立混成第7旅团主力和第37师团一部于对汤军南兵团据守的襄城一带实施猛攻。5月2日， “敌七八千，战车二十五辆，炮二十门，向我襄城猛攻。”4日凌晨，日军占领该城。注25

在攻打禹县的同时，日军坦克第3师团进攻郏县， “敌战车七八十辆，至午增至百余辆，与我第八十一师激战”。注26为了缓解郏县的压力，第29军一部，新编43师和暂编55师先后从东北、东南和西南三面出击，以策应守城部队，但日机10余架飞来轰炸，第81师伤亡惨重，当晚向宝丰一线退却。次日晨，日军占领郏县。

5月2日晚，日军第110师团由密县出发， 意图对驻守登封附近的石觉第13军发起攻击。注27华北日军指挥官认为 “登封设有汤军的核心第31集团军司令王仲廉的司令部，在登封附近集结北兵团部队7万人”。注28但刘戡兵团第9军已于5月3日全面接替登封防务， 第31集团军总部和第13军以及第89军均撤往山区。注29从5月4日开始，第110师团向韩村、于村、石羊关（大金店东、白沙西北）等外围阵地猛攻，并占领告成。

占领郏县后，日军除坦克第3师团外，第37师团主力、骑兵第4旅团都加入向宝丰、临汝平地攻击行动。5月3日，汤恩伯曾计划以有力部队在临汝附近与敌决战，“着第47师、第85军、第13军担任临汝方面守备”，第89军亦以主力开临汝。但只有第85军于夜间到达了临汝以北的山地， 余“均未实现”。注30次日，日军以正面牵制，迂回侧背的战术占领临汝城。汤恩伯的临汝决战计划不仅又告落空，而且其所部主力第13、第29、第85军等部约60000人亦被包围在东西（禹城—临汝）60公里，南北（登封北侧—郏县）70公里，外围约180公里的狭小地域内。只是由于伏牛山起伏的山峦使日军机械化部队运动不便，才避免了被围歼的厄运。

攻占临汝的日军坦克部队，为了不给中方军队以喘息的时间，继续沿临汝镇—白沙—龙门街—洛阳的路线疾进。突破各次抵抗之后，于5日开始兵分3路实施攻击：“一路千余，战车及装甲车百五六十辆，犯我东龙门山之杨沟寨，迄七○五○高地之线。一路五千余，战车六十余辆，犯我西龙门山。另一路步、骑兵千余，战车三十余辆，渡过伊河西岸”。在刘戡指挥下，中国军队的抵抗较为顽强，经过3次白刃战后，日军伤亡惨重，战车被毁数十辆。7日拂晓，第85师在龙门方面突然发起反击，克复了7050高地。日军旋即反攻，在重炮和飞机轰炸下， “7050高地尽被轰毁”。注31杨沟寨阵地失陷后，该师派百余名敢死队争夺，最后伤亡殆尽。当天，该师长被炸伤，两名团长相继失踪，步兵仅剩200余名， 阵地遂告不守，龙门一带尽入敌手。注32

龙门一带激战方殷，日军独立混成第7旅团又向鲁山发起猛攻，该处守军新编43师阵地部署尚未就绪，就已遭到日军步骑兵2000余的猛烈攻击。7日，该城被占领。日军随即兵临下汤，该处为通向伏牛山脉的唯一交通线，位置十分重要，第1战区在此储备有大量的粮食、弹药。防守下汤及附近阵地的中国军队在名义上有5个师， “但新42师经新郑、襄城诸役之损失不足两个营，新43师经宝丰战役后不足五个营，新29师、暂27师均仅千余人，其中战斗兵不足半数，新44师人数较充足，但装备甚劣……”注33下汤既陷，这支日军继续西进。及至月底，新42师官兵伤亡殆尽， 新44师仅在四棵树一处的争夺战中就伤亡团长以下官兵200余人。注34

至5月上旬，自许昌向西迂回的日军实际上并未达到围歼汤恩伯部主力的目的。中国军队一般是稍经接触就告退却或溃散，日军无法捕捉围歼。特别是当敌坦克师团主力攻占龙门等地后，更使中国军队溃散的速度加快。需要指出的是：日军第12军并不满意坦克师团对龙门一带的匆忙攻击，认为这多少破坏了围歼汤恩伯军主力的计划。在既成事实面前，第12军仍将主要目标放在打击中国军队的主力上。而华北方面军和大本营方面则对第12军的计划很不满意，要求以主力攻克重镇洛阳，意欲在太平洋、缅甸诸地战局急剧恶化的情况下借此提高士气， 东条英机亦“希望迅速攻克洛阳”。注35

这时，河南战场上没有遭受重大打击的中国军队，多集中在洛阳一带。以洛阳为中心集结有第4、第14、第39集团军的4个军共6个师，但其编制大多残缺不全。此外，第12、第13、第29、第85等军也由南方山地向宜阳一带开来，以期对日军进行侧击，掩护洛阳的守城部队。汤恩伯于是调整部署，除令第15军军长武庭麟率第64、第65及第14军之第94师坚守洛阳外，刘戡指挥第14军（欠第94师）、暂4军等部队向占领东龙门山之日军展开攻势；孙蔚如第4集团军及第9军在原阵地尽力支持；第13军、第85军迅速由临汝方面尾击窜犯龙门之敌，以图在洛阳附近夹击日军。

但日军的华北方面军却于5月10日下达规模更大的攻击命令，即以东、西、南三方面的互相呼应，“围歼第1战区军，进而攻击洛阳”，具体部署是：第12军应以主力迅速向宜阳、新安方面挺进，进入洛阳西北方；第1军应迅速渡过黄河，向洛阳方面挺进； 野副兵团应击溃洛阳以北的重庆军，向新安方面挺进。注36

按照这一作战计划，驻扎在山西的日军第1军最先采取行动。该军要抽出一部在垣曲附近渡过黄河，“切断陇海路，支持第12军主力作战”，这是“一号作战”计划事先部署好的。执行该计划的是由第69师团12个步兵大队组成的基干兵团(称为天兵团)。在经过周密的准备之后，天兵团于5月9日夜间分由垣曲正面、河堤村和白浪村3处渡过黄河，并在白浪渡口架起浮桥，仅此一处就渡过步骑3000余，山炮10门。中方河防部队素质既差， 河防工事又因“每于大风过后则大半为流沙淹没”注37，作用有限，但守备部队仍以步、机枪和迫击炮火力进行了抵抗。日军的渡船有的为炮弹炸翻，伤亡近50人，一度中止了渡河。日军大部队突破河防后于次日完成集结，随即分兵向渑池、英豪一带进击，意图截断陇海铁路，阻止陕西的中国军队支援洛阳。天兵团于5月12日占领渑池后，陇海路被彻底切断。日军从中国的军需列车上掳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被服器具。该部日军随即 “越过渑池分3股：一股沿陇海路东窜；一股向宜阳方面窜扰；一股沿陇海路西进”。注38

山西日军南渡黄河，使中国军队要在洛阳一带夹击日军的计划完全破灭，加之龙门高地的丧失和汤恩伯军在洛阳西侧运动迟缓，使得集结在洛阳、偃师平原准备夹击日军的第1战区主力部队反而遭到来自东、西、南三面日军的夹击。惊慌之中，中国军队各主力先向洛河河谷和洛宁方面退去，洛阳成了一座孤城。

第一战区在洛阳城郊的防守以陇海铁路为界，划分成南北两部分。城北以上清宫和白马坡为中心，利用壕沟修筑了反坦克壕和混凝土火力点。城南也修有反坦克壕和混凝土火力点。城内更构筑了许多碉堡。所有工事之间都用地道联通，形成了较为坚固的防御阵地。1944年3月，又有美军顾问前来指导工事的完善，充分利用山坡、悬崖、壕沟以及房屋，修筑枪眼，并以混凝土或砖石构筑隐蔽的火力点，用散兵壕、交通沟或地道连接各阵地，地面还铺设了铁丝网。城内守军有14000人，其具体部署是：第64师防守西工区，第65师防守邙岭区，第94师守城防区。5月8日，蒋介石两次以电话指示洛阳守军：“（一）洛阳及其附近各守备部队，应死守各该地区十至十五日。（二）洛阳城防部队，应准备充分电台。（三）洛阳应多囤粮弹，并注意巷战设备。 （四）洛阳城防部队，应注意陆、空连络，我飞机飞抵洛阳时，必在上空盘旋三匝，飞行特低。”注39

5月9日起，日军坦克师团主力的百余辆坦克，配以步、骑、炮兵2000余人，沿公路由龙门方面北进，分向安乐窝、茹家凹、桃园寨一线的中国守军警戒阵地进犯。另一股日军2000余人，战车五六十辆，由三山村附近渡河，向兴隆寨、七里河一线进犯，并于10日晨攻占之。

11日晨，日军对洛阳外围发动攻击，“敌战车、装甲车共四十余辆，掩护步兵千余，由林森桥东、西地区，分向我西工及南关进犯……另敌四五百，向五女冢、东陡沟进犯”。12日，“一时，七里河、兴隆寨敌，战车五、六十辆，步兵二千余，向我猛攻”，七里河一带的中国守军固守工事，与敌展开激战，双方仅距30米。“激战至拂晓，敌续增二千余，战车七八十辆向我猛扑”， 日军使用迂回侧背的战术，至次日凌晨占领七里河，但付出了伤亡大队长以下官兵近百名的代价。注40同日，日军另一部在洛阳东南发起攻势，但中国守军以阵前埋设的地雷和猛烈的炮火使日军败下阵来。中国空军亦出动飞机轰炸日军阵地。天黑以后，日军将攻击重点放在西关，步兵、工兵在30辆坦克配合下，于13日午突入城西南角，但在守军炮火轰击下兵力无法展开。双方在西关一带展开巷战，逐屋争夺。处在二楼的守军为发挥火力，就将脚下的地板凿成窟窿，以手榴弹攻击一楼的日军，突进城内的日军仅一个大队，其中两名少尉战死，其他军官亦多数负伤。

中国军队退守至邙山南麓、史家屯一线。14日拂晓，日军发动总攻击，至20日，几乎每天都有激战发生。17日，日军在炮弹和烟幕弹的掩护下，以猛烈的攻势摧毁了中国守军在邙岭西部的阵地，中国军队退至岳村、史家沟、后沟之线。上清宫、西寺坡一带阵地在19日一天之内就遭到日军重炮和飞机的猛烈攻击，但守军阵地不失。西寺坡争夺战持续了四昼夜，直至21日夜，日军在战车的掩护下，再度向后沟迄上清宫、史家沟、西寺坡一线展开猛攻，中国军队主力才撤至洛阳城内。

23日，日第12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亲赴洛阳城外，指挥攻城。24日13时，日军以第63师团和第3坦克师团为主力，对洛阳城发起总攻。日军“先以炮兵、飞机集中火力，向我西面城墙及东北城角轰击”，接着由步兵跟进突击。激战至当日下午，日步兵千余首先从西门及西北城角突入市区，东车站及其他方面也相继告失。不久，日军又分别由南门、东北角和北门突破进城。在炸毁了外壕和城墙之后，日军坦克车也冲进城内，随即到处展开激烈的巷战。天黑以后，守军以炽烈的机枪火力和手榴弹给日军以较大杀伤，但日军继续拼死进攻。到25日凌晨，日军又增派第110师团一部增援，凭借强大火力，在城内进行扫荡战，守军阵地悉被破坏，各处通信断绝，残兵遂由城墙东角撤出。25日8时30分，日军完全攻占洛阳城。

三、豫西山地的作战

洛阳失陷以后，鉴于中国军主力已先后转入豫西山地，第1战区司令长官部重新调整了军队部署：（一）刘戡兵团应于现地尽力支撑，万不得已时，转移于黄家窑、红土岭之线。（二）李家钰第36集团军应于夫子庙、两郁口7867高地间，对北布防，并确守新（安）宜（阳）公路。（三）孙蔚如第4集团军之第96军，速于王马廉沟、牛心寨、坡头娄沟间，对北布防，左与新6师连击。第38军速开韩城集结。（四）高树勋第39集团军以新6师之一部，在藕池附近，主力在白阜镇、孝村间，占领阵地。新8军军长胡伯翰率暂29师到藕池以南地区整顿。为确保新安、渑池、韩城、洛宁、旧县一线，战区命张耀明第38军速开韩城，占领阵地；命石觉第13军在沙坡头以南，协力第106师拒止白杨镇之敌；命刘戡兵团对当面之敌，应猛予痛击；命李兴中第96军进击渑池窜犯之敌；命预8师即开三乡镇、凹里南北之线，掩护洛宁；命李家钰第36集团军应尽力猛攻自渑池东窜之敌， 协同刘戡兵团与第38军连击。注41

日军对洛阳的攻击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其作战重点仍是要围歼中国第1战区的主力部队。5月10日，日本华北方面军下达的作战命令就要第12军主力“迅速向宜阳、新安方面挺进，进入洛阳西北方”， “敌军退却时，应立即向郏县或洛宁方向急追”。注42根据中国军队西撤的情况，日军又判明其路线是洛河的河谷，便决定首先抢占豫西战略要地卢氏。卢氏为通往灵宝等地公路的交通要道，又连接着灵宝一带的平地和洛河河谷，并建有飞机场。日军作战目的是要“彻底破坏该地附近的军事设施，堵截和歼灭从洛阳方面退却的敌军”。为此，日军第12军于5月11日命令第37师团各派一个联队， 组成卢氏与洛宁两个挺进队。注43该路日军一路奔袭，于20日黎明抵达卢氏发动突袭，酣睡中的守军措手不及，慌忙撤出。日军将卢氏县城里的各种军事设施彻底破坏，并将磨山的中国军队弹药库炸成一片瓦砾。尽管次日日军即从卢氏撤出，但这座重镇的丢失和被毁，加剧了中国军队的溃退。

日军主力的追击作战，始于13日。除第1军的兵力外，第12军的两个师团向洛阳西方推进，1个师团指向伊河河谷的嵩县，目标分别是蒋鼎文和汤恩伯指挥下的中国军队。1个骑兵旅团则直插洛宁西方的要隘长水镇。连日大雨，山道泥泞，后勤保障自然谈不上，中日双方军队均感极度疲劳。在攻打宜阳附近的段村时，日军第110师团遇到坚强抵抗，3人一组搭成的人梯，有的一齐倒下战死，只是坦克投入攻击后才将其占领。中国军队斗志已失，首先进抵要隘长水镇的日军只是先遣部队，兵力不足一小队，但中方经过此处的第38、第96两军遇见日军却仓惶失措，四散逃走。5月13日，日军以强大兵力(各类车辆约150辆)攻打磁涧，守军刘戡所部向南方溃败，14日失宜阳，16日丢韩城，17日战略重镇洛宁又失陷。同日，日军第1军所部又南渡黄河，进攻陕县。守军先以猛烈火力击退强渡的日军，打沉木船、皮筏各两只，而后坚守县城。守卫县城的是第40军马法五所部第317团第1营的两个连。日军在炮火掩护下渡河成功以后，施放毒气攻击， 两连守军伤亡殆尽，副营长亦战死。注44第317团只得突围向南溃逃。第36集团军损失亦同样惨重。该集团军原在新安以北，遭敌军夹击后越过陇海路南逃，旋又向西。5月21日，该集团军总部在陕县南部秦家坡被日军包围，在双方的激战中， 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等多名高级指挥官当场牺牲。注45

这时，日军第1军渡过黄河的部队已深入豫西山地，关中告急。蒋介石一面严令败军不许无端撤向陕县，一面从第8战区抽调兵力东进迎敌，此外，又提醒第5战区严密防守，做好迎击日军在鲁山一带扫荡的准备。5月中旬以后，第8战区增援部队陆续到达豫西北灵宝地区，计有李延年第34集团军所属第1、第16军，范汉杰第38集团军所属第27、第57军。同时，第1战区溃逃的部队，如马法五第40军、刘戡第36集团军、孙蔚如第4集团军等部也退至灵宝附近地区重新集结。至5月底，队伍的重新集结整顿在灵宝一带大致完成。

中国军队的重新集结，引起了日军的高度重视，自山西渡过黄河的日军第1军决定以现有兵力，“用大约一星期的时间，尽快在灵宝附近发起作战”，目的不仅是要打击中国第8战区的援军，得到修筑防线所必需的时间，而且要 “使敌军产生恐惧心理……对华中、华南方面作战，亦可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注46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支持第1军的计划，并指派第12军增援兵力支援第1军在灵宝附近的作战。

中国军队抢先一步于5月27日发起反攻，至6月1日，又以5个师的兵力投入总攻击。以第8战区部队为主力的中国军队用各种炮火猛烈轰击日军据守的险山庙高地，旋即发起冲锋，日守军伤亡达三分之二。中国军队的攻击又在其他地方展开，并占领草庙等处高地。日军对中国军队的反击颇感意外，非但没能打退进攻，反而使原定的攻击虢略镇计划也成为泡影。中国空军也投入战斗， 6月5日的猛烈空袭，使固守草庙北侧高岗上的日军西村和赤星两个大队伤亡80多人。注47同日，中国军队猛烈的炮火袭击使守卫三角山的日军大队开始就被炸死22人。攻击虢略镇方面的日军一个大队与中国军队的搏杀反复多次，大队长以下的指挥人员多半身亡， 官兵6月9日一天之内伤亡人数就达70多。。注48至此，中方陆续投入反击的部队已近10个师。原李家钰所部官兵头缠白布，为复仇而反攻。在第8战区东进兵团的奋勇抗击下，日军地兵团致电第1军司令部，声称所部 “遭到有力敌军阻截，前进更加缓慢，甚至秦岭山脉的小路也被敌军占领。要突破该地，无论付出多大牺牲和时间也难奏效”注49，这是日军最终不得不放弃灵宝会战的重要原因。在败退途中， 地兵团司令官、日军第69师团第59旅团长木村千代太被地雷炸死注50，这是日军发动“一号作战”以来被打死的最高级别的指挥官。自12日起，日军第1军开始后撤，分批退回到山西境内。

日军第12军除派部分兵力增援灵宝一带的战斗外，主力于6月间完成了在洛阳、宜阳、临汝等重镇的警备部署，确保对平汉线南段的控制。同时又以两个骑兵旅团为主力扫荡汝河以北的平汉路沿线之中国军队。自6月中旬起，河南战场的中心便转到周口一带。

在此迎击日军的是第1战区所属陈大庆第19集团军和何柱国第15集团军各一部，以第111师为主力，另加骑兵第3师以及一些地方保安部队，陈大庆担任总指挥。自18日起，敌以千余兵力在汽车、大炮的配合下，分别向商水、周口等地进攻，守军主要在周口地区与敌激战。中国军队在周口一带的守卫战中伤亡官兵400余人，日伪伤亡300余名。20日，各处日军会合，将商水城四面包围，飞机赶来轰炸。守卫该城的为第111师所部。日军先自东门突进城内，该处守军为一个连，连长阵亡。第661团第2营营长发现日军炮兵阵地后，亲率全营出击， 企图夺取大炮，重伤身死注51，随即演成8小时之久的巷战。次日，该城最终失陷。

到此为止，日军已大致完成了打通平汉线后的警备部署，为“一号作战”下一阶段目标——湘桂作战提供了陆地后方联络线保证。随后，第12军主力又陆续开往南方，大部改属于武汉方面的第11军。在历时两个多月的豫中会战中，日军投入的兵力预计达10万人， 以伤亡约4000人注52的代价大致完成了预定的战略目标。而中国方面的损失则极为惨重。投入此次会战的中国军队共有43个师，约40万人，结果只有15％的师未受损失，其他都遭到沉重打击。根据日方的统计，中国军队“遗尸”36700具，被俘13379人，日军缴获中方野（山）炮63门、野战重炮5门，迫击炮、速射炮、机关炮161门，机关枪、步枪13521挺（支），汽车100辆， 机车、货车130辆。注53河南省大部地区遭到战火洗劫，30多座城市被占领，损失无法计算。日军不仅打通了平汉线，而且还占领河南境内的陇海线，给整个华北乃至全国的战局都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同日军的损失相比，由于中国方面的损失过于惨重， “驯至腾笑世界，为八年抗战中未有之大耻”注54。河南战场上的军事长官自然成为众矢之的。在舆论的压力下，第1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被撤职，副司令长官汤恩伯被撤职留任，第29军军长马励武被撤职，有1名师长被交军法审判，1名师长及3名团长被处死刑。

这场空前的惨败，暴露了中国军队的一系列致命弱点。第一，就军队素质而言，当时汤恩伯指挥的21个师中，有7个师原先就力量不足。第78军的3个师仅由两个独立旅和一个集训处的补充兵新编而成，编成后一个月不到战事就爆发，连装备也未得到。第13军是中央军精锐部队，也因人事影响了战斗力。第13军所属第117师，暂编第15军所属暂编第27师、新编第29师以及第12军所属暂编第55师，或是新编战斗力未养成，或是无作战经验， 或是无装备补充。注55这些都极大影响了战斗力。第28集团军所属的几个军中， “缺额既多，装备尤劣，不惟缺乏特种部队，即步枪堪用者亦不足三分之一，番号虽多，战斗力实甚有限”。注56至于士兵的知识水准、军事技术，更是无以启齿。高级指挥官素质更差，如蒋鼎文、汤恩伯等，“素日不留心军政，而假藉地位经营商业以至上行下效，大小军官腰缠累累，战斗意志消耗净尽……”汤恩伯的精锐部队逃跑时，“使士兵民夫搬迁累累之军官行李财物”。汤恩伯本人在禹县经营3年，日军攻占禹县前三天他就逃离禹县。前线激战正酣，他却在鲁山县西南的下汤泡温泉，这里距离禹县只有八九十公里。及至战况恶化，仓促之际，他仅率译电员及卫士数十人逃跑， 与作战部队一度完全失去联络。注57此外，中国军队的指挥系统极其紊乱。“战斗序列随时变更，所指挥之军师甫入掌握，随即他调。 又军师已直接奉到命令行动而高级指挥部竟茫然不知”。注58调动的频繁，就使得部队无固定的责任感。第85军原是在装备与素质方面最为上乘的部队之一，但战役开始前汤恩伯就打乱了其建制：一部接替了郑州新编第42师防区，另一部则令守备密县，该军兵力原来已感不足，却担任了正面40多公里的防御。在突破河防之日军凶猛火力的攻击下，该军和其他部队一样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机动部队既无法使用，通讯交通亦感困难，指挥官竟无法了解整个战况。会战过程中，日军惯用的战术是迂回穿插和锥形攻势，而侧背的安全由于兵力的限制则无法顾及。如果中国军队稍具协同作战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就可收到配合正面守军袭击侧背、夹击敌人的效果，但事实恰好相反，日军完全达到了各个击破的目的。

第二，通过政治层面的观察，国民党军队在河南的溃败就显得不足为奇。第1战区尽管早就判明日军有南下打通平汉线的企图，“原有之兵力已深感之不足”，但出于对付共产党等原因， 又将第92、第93、第98、第9、第17、第27等军“相继抽调他去”。注59会战过程中，“所意想不到之特殊现象，即豫西山地民众到处截击军队，无论枪支弹药，在所必取，虽高射炮、无线电台等，亦均予截留。甚至围击我部队，枪杀我官兵，亦时有所闻。尤以军队到处，保、甲、乡长逃避一空，同时，并将仓库存粮抢走，形成空室清野，使我官兵有数日不得一餐者。一方面固由于绝对少数不肖士兵不守纪律，扰及闾阎，而行政缺乏基础，未能配合军事，实为主因。其结果各部队于转进时，所受民众截击之损失，殆较重于作战之损失， 言之殊为痛心。”注60参加会战的几支主要部队在战后的总结中，几乎都提到了这个问题。

军事参议院少将参议李纯如分析道，此种现象的产生， “主要原因盖平时对民运工作仅有虚名，没有实际，现民众不知应如何协助国军支持作战。加之军队政治工作亦未能切实，士兵不了解民众痛苦，强占民宅，烧毁门窗，借名征购，随时苛索，彼此感情早有裂痕。一遇战事发生，军队复大征车马，强拉民夫。不良士兵竟有乘机抢掠者，而人民闭守村寨，拒绝军队入内。因此争夺，打死毙命、收缴枪支亦随地皆有。敌人乃乘军民龃龉、不暇抵抗之际，遂长驱直入，以致我中原战事失利……”注61

第三，中国军队的后勤保障出现了较大问题。河南全省连年饱受饥荒之苦，而出粮出丁又“冠绝全国”。中条山会战失败以后，一方面遭到日军北、南、东三面的包围封锁，一方面又因大量军队在河南的集结而增添更多的负担。除此之外，河南省还要向驻扎在陕西的第8战区数万部队提供给养。这样，部队的后勤补给当然困难， “官兵薪饷服装逾期数月仍未发给”。注62战事方殷，“各部队领不到给养，向民间借食包谷等杂粮。士兵营养不足影响作战。且部队所借杂粮多需自磨而食，终日忙于筹粮及推磨等工作，尚有何暇顾及操练与防务？并因此惹起人民反感使军民亦无法合作。 而仓库陷敌时内尚存面粉一百万袋(第1战区北面驻军不过二十万人，每人每月一袋计，足供五月之食)，连同存麦足供二十余万部队一年之用……”注63

第四，就战略战术而言，豫中地势平坦，均系旱田，便于日军机械化部队和骑兵作战。面对装备精良的日军之攻击，缺乏重武器的中国军队理应扬长避短，在利用黄河防线等滞缓日军攻击的同时，应将主力部署在嵩山、伏牛山等山区与敌决战。尤其是郑州、许昌、新郑等城市大都无险可守，不利于劣势装备的守军作战。但第1战区长官部却投入整团、整师的兵力，并下令死守。这样既分散了兵力，又徒增伤亡。面对日军强大的火力攻击，中国军队在平原地带遭受重创，及至退往山区，已是溃不成军，毫无战斗力。

第3章　四守长沙与衡阳鏖战

一、长沙、衡阳作战的中日部署

在日军“一号作战”的计划中，湘桂作战是重点和关键。中国派遣军本来是将打通粤汉线放在第一步的，只是因为日本大本营考虑到中美空军对长江航运的致命威胁，才决定首先要打通平汉线以确保陆路交通。平汉线既然已经打通，攻击湘桂就提到日程上来。

此时日军在华兵力，除关东军以外，计有华北方面军的第1军、第12军；驻蒙军；京沪地区的第13军；广东地区的第23军；武汉地区的第11军。其中第11军的兵力最为强大。截至1943年底，它统辖着第3、第13、第34、第39、第40、第58、第68和第116等8个师团， 其中以第3、第13师团战力最强注64，而第58师团则受过专门的城市巷战训练。常德会战后， 第11军不顾大本营和派遣军要其“继续确保常德”的命令而将部队撤回原地休整。注65

自4月中旬起，日军开始制订详细的作战计划。根据以往几次长沙会战时中国军队施展侧击的经验教训，日军这次制定了“一举纵深突破”的指导思想，企图切断中国军队并予以歼灭。具体战略部署是将初步投入作战的兵力分成二线：第一线约5个师团，并列在华容、岳州南部、崇阳一带，第40师团在湘江以西，最精锐的第3、第13师团和第116、第68师团在湘江以东，分别展开。第二线约3个师团，部署在监利、蒲圻西南和崇阳一线，准备扫荡中国残兵和修补道路。日本大本营将发动进攻的日期定在5月27日，那是日本海战胜利纪念日，1905年5月27日， 日本海军在对马海峡全歼了劳师远征的俄国波罗的海舰队。注66最初目标是“围歼沅江、益阳附近及新墙河、汩水间的重庆军”，为了对付第6战区中国军队的增援，还专门派出兵力进占松滋河一线以期牵制。

平汉线作战大致结束前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向第11军下达了进行长沙、衡阳作战的命令。5月23日，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率军司令部抵达蒲圻，并在那里设立了战斗司令部。 25日，中国派遣军也将前进司令部由南京推进到汉口原第11军司令部旧地。注67为加强第11军战力，大本营又从关东军抽调第27师团，从国内调集第47师团，从其他战场调来第37、第64师团，统归第11军指挥。为了应付中美空军，派遣军又向粤汉线方面增调了战斗机、轻轰炸机、重轰炸机各3个中队， 使其战斗机总数达到370架。注68除此之外，还有华南方面第23军的策应配合。这样，对这场即将到来的大战，日军使用的兵力就有150个大队之多(海空军尚未统计在内)， “这比1938年攻略武汉时140个大队的兵力更大，正是歼灭敌军，摧毁其抗战力的绝好机会”。注69

截至5月25日，日军各作战部队部署完毕。其中一线作战部队为5个师团：湘江东岸方面，第68（佐部队）、第116师团（岩部队）分别从蒲圻、岳阳向汨水、新墙河突进；左翼方面，第3师团（山部队）位于通城、大沙坪以北地区，第13师团（鹿部队）位于崇阳以南20公里的堰市、龙泉渡一线；湘江西岸方面，第40师团（成部队）以及另外3个步兵大队集中于石首、华容之间。第二线兵力为第34（健部队）、第39、第58（广部队）等3个师团， 分别集结于蒲圻、沙市、监利一线。注70

与日军在华中地区的厉兵秣马相比，中国军队的防守就显得漫不经心。湖南划归第9战区指挥，第三次长沙会战后，该战区除协同第6战区进行了常德会战外，主力部队已有两年没有参加重大战役。中国军队的大致部署为：（一）赣西北守军为孙渡第1集团军，所属新编第3军之新12师、第183师及地方部队担任梁家渡、高安、奉新、东堡之线的警备；第58军之新10师防守樟树、清江一线。（二）鄂南守军为王陵基第30集团军，所属第72军之第34师、新13师及地方部队担任大港、武宁、九宫山、塘口、通城、麦市、九岭、保定关一线警备；新15师在修水整训。（三）湘北正面防守为杨森第27集团军，以第20军所属之第133师、新20师担任黄岸市、杨林街、新墙河一线警戒。（四）湘西守军为梁汉明第99军，所属第99、第92师担任营田、湘阴、芦林潭、沅江南咀小港、汉寿之线的警戒。（五）另派第37军集结于瓮江铺、浯口、汨罗一带；第4军驻守长沙；第44军集结于浏阳；暂编第2军在株洲、渌口整训； 第10军防守衡山、衡阳。注71

至5月份，日军攻击的态势已是非常明了。5月6日，军委会曾致电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 认为日军“由赣州直攻株洲与衡阳之情报甚多，务希特别注意与积极构筑据点工事，限期完成，以防万一为要”。注72中旬，战区参谋处根据各方情况也获悉平汉路南段、粤汉路北段和长沙航路上运输繁忙；日军在到处抓夫，湘北日军数量明显增多，且封锁消息，不许中国人通行。面对这些情报，薛岳先是认为日军鉴于前几次长沙会战的教训，不敢发动对第9战区的进攻，及至看到日军在战区正面大量集结时，才开始制订作战计划。但他又期待着“第四次长沙大捷”的到来，认为日军还会像以前那样，由岳阳等处发动正面攻击，便按照以前长沙会战的方案，形成如下作战部署：

“战区以保卫国土、粉碎敌寇企图，于湘江东岸新墙、汨罗、捞刀、浏阳河、渌水间，湘江西岸资水、沩水、沅水间，节节阻击，消耗敌力，控置主力于两翼，在渌水、沅水北岸地区，与敌决战。于是由赣北抽调第五八军、第七二军及新三军之第一八三师，请由第三战区抽调第廿六军，第六战区［抽调］第七三、第七四、第七九、第一百各军，第四战区抽调第四六军，第七战区抽调第六二军，与原在湘北、长衡及滨湖地区之第二十、第卅七、第四四、第九九、第四、第十各军，合力参加渌水、沅水以北地区之决战……”注73

这个渌水、沅水以北的作战计划，实际上仍以长沙、浏阳为中心。该作战计划当时也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但薛岳和蒋介石等人都没有料到，日军会在东西120公里宽的范围内实施正面突击，还配署了第二线兵团。这样一来，薛岳制定的“侧翼迂回”攻势实际上根本无法奏效。尽管第9战区当时拥有第30、第27和第1三个集团军共10个军30个师，但军委会还是同意了薛岳的请求，从第6战区将王耀武第24集团军（下辖彭位仁第73军、李天霞第100军、王甲本第79军、施中诚第74军共10个师）调往益阳、宁乡一线；从第4战区和第7战区分别抽调黎行恕第46军、黄涛第62军赶赴衡阳，加上驻守衡阳的方先觉第10军，组成李玉堂兵团；从第3战区抽调丁治磐第26军赴株洲， 同罗奇第37军、沈发藻暂编第2军组成欧震兵团。注74 这样的话，长沙、衡阳一线的中国军队达到17个军47个师，达50万人。注75

二、日军合围与长沙失陷

自5月27日起，日军兵分3路南下进攻。左翼为精锐的第3、第13师团，自通城方面南下，第27师团随后推进；湘江东岸方面为第68、第116师团，分成6路强渡新墙河，第34、第58师团逐次跟进；湘江西岸方面以第40师团为主力，从华容、石首一带出发。

自湖北崇阳南下的日军左翼部队，自28日起，一路4000余人向通城东南，一路2000余人向通城西南分别进击，遇到第72军所属新15师、新13师的顽强抵抗，双方激战经日，通城于30日失守。日军继续南下，31日抵达长寿街（平江以东40公里），同守军第72军及第20军各一部发生激战。中国军队节节败退，主力退据平江一线。日军遂计划进击汨水、瓮江、平江地区，围歼第20军暨第27集团军总部。6月1日，日军进抵平江，在城北和城东北与守军展开激战。在日军空军的轰炸下，守军伤亡惨重，其中第20军第133师被日军第3师团所部包围在平江西北山地，截成数段，几被全歼。

日军占领平江后，第11军司令部于6月2日下令主力兵分两路，向南、西两个方向分路突进，计划“要在汨水南岸至捞刀河北岸地区内歼灭敌军”。命令第34师团（健部队）“以主力向新市南侧地区，另以部分兵力由归义南面突破达摩山脉两侧防线，同时向捞刀河河口挺进”；第116师团（岩部队）“突破长乐街以南的防线，经由福临铺向黄花市（捞刀河口东北侧）挺进，切断敌军退路，予以围歼”；第68师团（佐部队）“主力向瓮江市推进，另以部分兵力突破月田（新墙以东43公里）防线，一同向金井挺进”；第3师团（山部队）“应向浏阳西南方地区挺进，与第13师团相策应，围歼浏阳附近重庆军”；第13师团（鹿部队）“要在7日傍晚以前进入永和市（浏阳东北25公里）、蒋埠江（永和市东南12公里）一线，准备向浏阳东南进行作战”；第58师团（广部队） “在7日前后，推进到福临铺东西一线”。注76

6月5日，左翼日军进抵浏阳河南岸的达浒、官渡一线，捞刀河北岸的社港市也遭到万余日军的围攻。中国军队试图在浏阳一带集结，围歼左翼的日军部队。为此，第9战区调集第58、第72、第26、第44、第20等军于浏阳北方设防。第58军(附第183师)自东向西攻击进犯之敌；第72军及第20军亦同时进击，以收三面夹击之效。另派新13师及第20军之一部攻击敌之侧背，以图牵制。由于6月4日至7日连续下大雨，战场道路泥泞，大规模战事停滞。但日军从6日即开始对浏阳城发动攻击。浏阳为防守长沙的犄角，担任浏阳防务的是王泽浚第44军。该军依托既设阵地，对攻城的日军第13师团主力进行顽强抵抗，使日军官兵伤亡惨重。中美空军也飞来助战，在9日上午的盘旋扫射中，仅日军工兵队死伤就达50余名。第44军与日军激战对峙九昼夜，日军王牌师团寸步难行。“第11军东翼山地的第3、第13师团方面的战况没有进展，尤其第3师团对防守浏阳西北山地一带第44军阵地的进攻停滞不前”。日军高级参谋岛贯在日记中记载道： “6月10日，浏阳方面形势严重化。6月11日，第3师团向第44军的坚固阵地冲击，陷于苦战模样。”注77但中国军队最终未能完成夹击日军的计划，因为日军第13、第68师团于12日分别占领了浏阳东南75公里的嗫桥和浏阳西南30公里的官庄，并分兵向醴陵和株洲挺进，一部从南向北合攻浏阳县城。6月14日晨，三千余日军向南市街一带猛扑，步步逼近核心阵地，加上日军飞机与重炮的猛烈轰炸，守军伤亡惨重。军长王泽浚率残部从南郊山地和城西突围出城，浏阳遂告失陷。

西路日军以第40师团为主。该部三个联队分别由石首、华容南进，5月30日推进至南县、沙港一线。防守洞庭湖一线的为梁汉明第99军所部三个师。6月1日夜至2日上午，第40师团主力在海空军的配合下，强渡洞庭湖，突破了第92师等部守军的数处阻击，在赤山半岛登陆。6月2日，日军分兵数路向南突进。第236联队冒雨南进，于6月4日在沅江城郊与中国第92、第179师等部队正面接触。5日，日军猛攻沅江，守军为第92师之一个营，孤军奋战，营长阵亡，日军于当夜攻陷城池。日军继续南侵，矛头直指战略重镇益阳和宁乡。8日晚，日军第40师团两个联队在日军飞行第6战队的配合下，以一部切断益阳和宁乡间交通后，于11日合力猛攻益阳城。益阳守军为第77师和第19师，他们分别在郊外与城区进行阻击战。13日，日军从益阳城东角突入城内，益阳失陷。 “七十七师去岁石门作战失利，损失过重，补充未齐，战力估计仅四个营，经此四昼夜之激战，已经伤亡营长二员，连排长等十一员，士兵七百余名”。注78

日军占领益阳后继续南下，锋头直指宁乡。王耀武第24集团军已于6月9日奉令赶赴益阳、宁乡一线，伺机歼灭南下日军。所部第63、第51师曾进攻南县和沅江， 以图“截其后路，牵制敌人南下”注79，但未能阻止日军南下的步伐。14日晚，日军开始猛攻宁乡城垣，“窜犯宁乡之敌四五千，寒晚，向我凤形山、木鱼岭、月形山阵地猛扑……激战至亥，敌终不逞，乃分数股渗入城郊。”宁乡守军为第24集团军所部第58、第98师及第15师一部，其中张灵甫第58师所部4个营坚守宁乡城，该守军浴血奋战五个昼夜， “重伤官长计团长何罄、副团长罗英、团附蔡智锽、营长孙步武、宋纯龙，阵亡额外团附于金耀、营长王炎坍，暨伤亡连长、排长以下五十二员，且有因负伤而自杀者多人”。注8017日，日军又使用大量毒气弹，突破第58师第173团防线，守军与日军展开激烈的巷战，团长身负重伤，仍指挥所部反复截击。与此同时，第58、第98、第194师及第19师等部队，在宁乡城北和城南对攻城日军发动反攻，日军伤亡数百。第40师团战前拥有120只护卫船，攻克沅江时就损失了90只。美国空军亦不断对日军发动攻击， 仅6月18日一天就出动11架飞机的轰炸扫射日军。注81由于张灵甫所部的浴血奋战，日军万余人，久攻宁乡不下，伤亡惨重，只得于23日分出一部兵力南下，协同湘潭日军合围湘乡。

中路日军进攻的重点在湘江东岸，日军第116师团强渡新墙河后，接连突破了杨汉域第20军、罗奇第37军等部的防线。5月30日，日军前锋已抵达汨罗江北岸。31日傍晚，日军在炮兵和工兵的协助下，兵分五路强渡汨罗江。中国守军利用南岸宽阔的河滩和悬崖构筑起坚固的网形防御阵地，埋设了许多地雷，并以猛烈的炮火扫射强渡之敌。激战两日，日军才得渡河，但损失很严重，仅第116师的一个联队就有中尉以下官兵36人被打死，4个中队的小队长职务， “均早由下士官代理”。注826月1日，日军终于渡过汨罗江。经过两天休整，从6月4日黎明起继续南下。在此之前，蒋介石于5月31日令第10军固守衡阳；暂编第2军防守株洲、渌口，以保护湘江通往衡阳的交通线；对长沙、浏阳、醴陵也分别下了死守的命令。

第116师团两个联队从新市东南12公里的栗山港出发，直扑长沙，8日占领长沙西北50公里的铜官，另一部于11日进抵长沙以东30公里的永安市，12日渡过浏阳河，向长沙正南20公里的易家湾突进，13日清晨占领易家湾；第68师团主力由金井向东南挺进，直逼长沙东北20公里的春华山。13日，该师团一部从镇头市渡过浏阳河，进抵长沙东南一线，另以一部直扑官庄，并向株洲以南40公里的昭陵迂回进击；第34、第58师团主力也于8日攻下湘阴，主力南下，并对长沙西面的岳麓山、马厂、龙潭一线发动进攻。尽管中国守军第20、第37、第99军等部队依托小青山、大摩山等阵地逐次抵抗，给日军以重大杀伤，但由于长沙已处于被日军合围的态势，中国军队有些军心涣散。6月14日，日军第116师团的先头部队3000余人进抵株洲东南一线，守军暂编第7师一触即溃，株洲被弃守。6月15日晚，日军第116师团第133联队从易家湾强渡湘江，准备向湘潭进击。湘潭附近的中国守军有丁治磐第26军所部3个师，不想在日军渡河时，中国守军“未作任何抵抗即行退却”。湘潭守军第32师于16日弃城而逃，日军得以兵不血刃占领湘潭。对于“湘潭附近的3个师轻易退却，竟放弃长沙背后的防守”， 连占领湘潭的日军联队长黑濑平一大佐也感到困惑不解。注83

实际上，军委会已看出日军合围长沙的战略部署。6月3日，蒋介石训令部队， “此次作战为国家存亡关键，亦我革命军人成功立业之时机，务望同心同德，上下一致，争取最后胜利。凡命令规定固守之阵地，不得擅自弃退，违者无论何人，一律照连坐法处置……”注84

日军前三次攻打长沙，都是从正面直攻，而这次却采取了大迂回的战略，日军约6个师团从东西数路迂回包抄，先后占领或围攻汨罗、平江、浏阳、株洲、湘潭、宁乡、湘阴，将长沙团团包围。鉴于长沙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且日军前三次对长沙的攻击都以失败而告终，日军为此次攻略战作了非常周密的准备。在兵力部署上，由第58师团担任主攻市区的任务，因为该师团“为攻击拥有坚固堡垒的大城市反复进行了特殊训练”；而负责夺取岳麓山阵地的第34师团，则“事先在步、炮、空部队间商定妥善方法，紧密配合”。为了压制岳麓山中国炮兵的火力，第11军司令部专门从陆路和水路调来拥有18门150毫米重榴弹炮的野战重炮兵第14联队与拥有6门150毫米加农炮和12门100毫米加农炮的独立野战重炮兵第15联队，但这些炮兵部队在前往长沙途中遭到中美空军和步兵的阻击。其中独立野战重炮兵第15联队在霞凝港被中美空军炸沉运输船两艘，4门重炮沉入湘江，该联队15日将仅有的两门榴弹炮部署在长沙以北10公里处；野战重炮兵第14联队在汨罗东15公里的新市被中国军队两个师包围，第11军派军救援才得以突围， 该联队直到17日才将加农炮安装在霞凝港以南4公里的大塘角，但此时长沙战事已经爆发。注85在战略上，日军充分吸取以往遭受中国军队侧击的教训，东面先期攻占平江和浏阳，西面则试图攻占岳麓山西北的宁乡。这样，长沙城就被日军四面包围起来。

担任长沙守备任务的是张德能第4军，下辖第59、第90、第102等三个步兵师。该军为薛岳的嫡系部队，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人员编制均属上乘。此外，第9战区的炮兵指挥部也设在长沙，所部炮兵第3旅配备榴弹炮、野战炮、山炮、战车防御炮50余门，火力强大。战端甫开，薛岳自负地认为第四次长沙大捷即将到来，遂在岳麓山上设立战斗指挥所。等到日军围攻长沙的攻击态势明了，薛岳却转移到长沙南面80公里的朱亭。但他离去时并没有确定防守长沙城的最高指挥官，以致第9战区代参谋长赵子立、第4军军长张德能、炮兵指挥官王若卿互不统属、互不相让，从而造成多头指挥的乱象。步兵依照张德能的意见部署(实际上是执行薛岳的命令)，将第59、第102师用于守备长沙城区(即湘江东岸)，第90师部署在岳麓山外的银盘岭、望城坡、竹山口一线阵地。总体防守分成警戒阵地、前进阵地和主阵地，各以半圆形的态势展开。而炮兵的部署却争执不下，最后按照王若卿的意见，将口径大、射程远的重炮安置在岳麓山阵地，而口径小、射程近的则部署在长沙城附近，协助城区的防守。为了限制日军坦克、重炮和装甲车等重兵器的使用，守军将城外农田灌水、道路悉数破坏。

日军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于15日晚下达命令，要求总攻于6月16日开始：第34师团及第68师团志摩支队（志摩源吉第57旅团3个步兵大队）攻击岳麓山阵地，第58师团进攻长沙城区。

日军第58师团于15日占领了长沙城南郊金牌岭、石马铺、狮子湾、乌梅岭一线外围阵地。但攻城时遭受来自岳麓山高地和城内野战重炮、山炮和迫击炮的轰击，直至17日夜半，攻击毫无进展。

日军第34师团和第57旅团从13日便已开始向银盘岭、望城坡以北地区的岳麓山阵地发起攻击。15日夜该部日军已经占领守军第90师的前沿阵地。为了配合陆军的攻城行动，日本第5航空军于13日和14日接连出动十余架飞机，对长沙东侧、岳麓山中国守军阵地和营房、城南守军军营进行轰炸，给守军造成重大杀伤。右翼日军第217联队的3个大队于17日凌晨向梅溪河以南的梅花山、桃花山阵地发动进攻，依靠数十架飞机的轰炸与扫射，终于18日下午攻占中国守军桃花山主阵地；中路日军第216联队3个大队于17日强度梅溪河，同扼守岳麓山北坡的第90师一部激战，18日晨冲上岳麓山山顶，控制了中国炮兵阵地，数十门大炮全部遭遗弃；左翼日军第218联队也于18日占领了岳麓山西侧的牛形山阵地；志摩支队3个大队于17日迂回至岳麓山南麓，攻占了金牛岭、仙人山一线阵地。日军攻占岳麓山后， 以一部封锁湘江，切断长沙城守军与岳麓山守军的联系，并策应第58师团进攻长沙城区。注86

岳麓山是全城的制高点，又是长沙城的一部分，加上拥有强大的炮兵火力，守军理应将防守重心配置于此。但张德能错误估计了日军的主攻方向，将两个师兵力用于长沙城防。及至岳麓山主峰云麓宫及炮兵阵地危在旦夕，第90师请求湘江东岸守军的支持。直到这时，张德能真正意识到岳麓山阵地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城区不能确保的情况下，那里是唯一的退路所在。 于是决定“以59师、102师各主力乘夜西渡，增强(援)岳麓山，留该两师各一团死守长沙城”。注87抽调命令是在夜间匆匆下达的，一些守军疑为退却，不待接防部队到达就涌向江边。 “情况紧急，渡河未及。船舶、渡口、部队时间均未十分计划，渡河后之集中地点、指挥人员，亦未指派，以致秩序混乱、无法掌握，坠江溺毙者，不下千余”。注88天明之后，日军以猛烈的火力袭击渡江的部队，此时秩序更乱，渡过江去的队伍亦无人指挥，不但没有进入新阵地，反而向衡阳方面溃逃而去。

此时，长沙附近的日军4个师团已全部投入到攻击守军残余阵地的行列。18日，轮番轰炸、扫射的日机达30余架，重炮部队的猛烈轰击中夹杂有不少毒气弹。湘江东岸的第4军所部完全溃败，余部近4000人退往邵阳。长沙城区的守军4个团，仅有千余人由北门冲出，最后退至茶陵， 被第27集团军收容。注89守军大部成了日军的俘虏。第4军数万名官兵，经过收容统计仅剩6500余人，该军从此一蹶不振。炮兵第3旅在岳麓山全部大炮约40余门、军野炮营野炮9门、山炮营美式新山炮12门均损失。 “步枪损失十分之七，轻机枪损失十分之八，重机枪损失十分之九，迫击炮及通讯、防毒、工兵器材，全部损失”。注90根据日军第11军的统计报告：中国军队死35400人，被俘111300人，日军缴获重炮10门，野山炮51门，机关炮29门，迫击炮69门， 重机枪152挺。日军死1503人，伤3662人。注91

此次长沙保卫战，中国参与作战的部队计有第99、第20、第37、第4、第58、第72、、第44以及暂编第2军等8个军25个师，中日双方兵力和装备相差不大，但长沙城的陷落如此迅速，究其主要原因，除了第9战区各军之间缺乏协同与配合，最主要在于 “第9战区军的主力……大部回避与我决战”。注92部队指挥官指挥失当、官兵军心涣散等亦是重要原因。除了张灵甫率第58师坚守住宁乡、唐伯寅第19师收复益阳外，其余部队大多有保存实力的现象。第4军的几位谍报参谋在所报告书中详列了该军在长沙保卫战中失败的主因，涉及到指挥、教育、军纪、战术诸方面，凡17条。突出的有：（一）高级将官渎职、失职。“部队主官因营商应酬，脱离部队”，或“师各级主官忙于应酬，对部队训练敷衍塞责”，“忽略实弹射击演习，以致使士兵射击技术不精”，“战斗动作生疏”。第4军参谋长罗涛溪“未能辅助主官……战斗间未派员视察阵地，获得紧急情况，又不指示部下办理”。第90师师长陈侃数“失守岳麓山阵地，部队溃散”。（二）部队军纪废弛。“各级官兵擅入民房，攫取财物”；“红山头守备部队，当敌攻击时，尚在掩护部中赌牌，以致失守，影响全线战斗”。（三）部队军官贪腐严重。第4军军部副官处处长潘孔昭 “假公济私，擅扣商船，重价勒索，以饱私囊，并将攫取之财物，用5艘火轮装出，致长沙战斗紧急，转用兵力晚，渡河困难，贻误不少”。注93第4军军长张德能因擅自放弃长沙于8月25日被判处死刑； 其余第59师第177团团长杨继震、军副官处长潘孔昭、军务处长刘瑞卿、副官处中校股长陈继虞、长沙船舶管理所长夏德达等，亦先后被枪决。注94

三、日军“扫荡”湘江两岸

日军方面，虽然开战以来在广阔的战场上攻城略地，但并没能捕捉到中方第9战区的主力部队进行决战。为不给下一步进攻桂林、柳州时留下后患，第11军在进攻长沙的同时“立即着手准备部署下一期的会战：以一部分兵力向衡阳突进，在迅速攻占衡阳的同时，并搜索歼灭萍乡、醴陵、攸县方面东部山岳地带的重庆军”。中国派遣军司令部认为，“第11军虽力图歼灭第9战区军的主力，但敌军大部回避与我决战，尤其是敌军退避到了东面山岳地带，如不将其歼灭，对第二期作战向桂林、柳州方面进攻，则很难保证不留有后患”。于是，第11军于18日发布命令， “要以部分兵力乘敌战局崩溃，向衡阳挺进”。注95日军判断中国军队主力之所以避开决战，“诱我深入”， 是要等待第3、第6战区援军到达后再同其决战。注96遂于占领长沙后，命令“第68、第116师团向衡阳突进，负责攻占该地”；原来预定向衡阳挺进的第3师团攻下浏阳后，“担当击溃来自第三战区增援部队”的任务；第13师团于攻克醴陵后，“向攸县、安仁方面突进，负责摧毁并攻占重庆今后进攻的据点”；湘江西岸的第40师团 “负责阻止并击溃第六战区的增援，特别要在攻取益阳、宁乡之外，还要进而攻取湘乡”。注97日军显然要在衡阳作战前，先对湘江两岸的中国军队发起扫荡作战。

6月20日，第9战区亦将作战计划作了修改：“国军以阻敌深入、确保衡阳为目的，以一部于渌口、衡山东西地区持久抵抗，以主力由醴陵、浏阳向西，由宁乡、益阳向东，夹击深入之敌而歼灭之。”按照这一作战计划，薛岳命令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30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指挥第72、第58、第26军迅速击破醴陵东北地区之敌，攻击日军主力左侧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指挥第20、第44军先击破醴陵以北地区之敌，尔后转移到王陵基所部左翼，协力向西攻击日军；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欧震指挥第37军、暂编第2军及第3师在渌口、衡山间坚持抵抗，阻敌深入；第24集团军总司令王耀武指挥第73、第79、第99、第100军及第4军残部向湘江东岸敌后攻击；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李玉堂指挥第10军、暂54师固守衡阳； 黄涛第62军仍为军委会直辖的预备部队，控置于衡阳西南地区待命。注98

这样，中日军队于长沙会战后再度于湘江两岸展开激战。日军第11军转入追击态势， “在以向衡阳的挺进线为起点，连结醴陵、萍乡、攸县、安仁约30至60公里的外围一线，展开了对重庆军的搜索歼灭战”。注99

湘江东岸的战事以醴陵一带的争夺最为激烈。6月中旬起，日军以第13、第3师团为主力尾追退向醴陵、萍乡方面的第26军等部。18日，第13师团一部攻占醴陵，次日即向萍乡方向实施追击。而第3师团除派出第68联队向攸县挺进外，师团主力亦向萍乡进击。醴陵失陷后，王陵基于20日组织部队反击。反击部队以第26军为基干，以第20、第72、第58军各一部相协同， “从湘东、美田桥附近”向醴陵进攻。注100但在日军的穿插进攻下，处处告急，行为不能统一，一时无法奏效。至7月4日，中方第58军以3个师的兵力对醴陵日军发动猛烈攻击，“奉命守备醴陵的宫崎部队（以骑兵第3联队联队长宫崎次彦大佐指挥的联队和步兵第34联队的两个中队、山炮兵、迫击炮各1个中队为基干），自4日以来遭受优势的重庆军第58军的攻击。4日夜半以来该敌先来攻打塔岭，继而来攻仙岳山”。日军一方面将阵地收缩到醴陵周围，另一方面又从株洲和衡阳抽调1个辎重兵联队和1个步兵大队前往醴陵增援。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上)，第126页。塔岭等高地的争夺激烈异常，日军损失惨重，7月5日和6日两天的战斗， 日军“骑兵联队的副官、两中队长和大部分小队长，均负伤或阵亡”。注101这时，日军第13师团主力被迫经攸县、安仁、耒阳一线，最终撤向耒水西岸。但在浏阳集结的第27师团却又加入攻击的行列，自6月中旬以后，醴陵、攸县、萍乡、安仁、茶陵等地大多几经易手。

7月1日，蒋介石判断日军“似有夺取衡阳，打通粤汉路并窜犯桂林企图”，便要求各兵团“乘敌深入，后方空虚……用正面阻止及侧背猛攻而击破之”， 并提醒各部“切忌分散兵力，处处设防，追随敌之行动，而自陷于被动地位”。注102日军方面，第11军则要求各部抓住时机，围歼醴陵、安仁附近敌第9战区军的主力。兵力部署具体为：第34、第27师团在醴陵一带，第13、第3师团各一部在安仁一带，第3师团主力在茶陵，分别完成围歼中方第58、第72、第37、第20、第44等5个军共约18个师的任务。最终的结果是：双方都没有完成自己的战略目标。中国军队固然没能击破日军，但日军在中国军队不断的狙击和反击下，其围歼第9战区主力的图谋亦未能得逞。日军主力长时间在山岳地带左突右冲，又面临着中美空军的不断轰炸，后勤补给十分困难。7月中旬，仅用于开辟汽车道路的日军就有两个多师团，大大影响了部队的作战效力。

湘江西岸，日军第40师团主力于6月底开始突向 永丰注103，7月3日即攻陷该地。10日，中方第58师及第19师一部向永丰发起反攻，“我在空军密切协同下，官兵奋勇搏战……我逐区占领永丰市”，日军残部据守摒林、双峰山、金田桥、沙田铺一线。 “是役毙敌三百余，掳获步、机枪廿九支，我伤营长一，伤亡连、排长九员，士兵二百余名”。注104在此之前，第15师曾向盘踞湘乡城的日军猛烈攻击，第45团一部冲入城内后与守敌约一个大队展开“白刃格斗，敌我伤亡均重”，该团“伤毙敌约四百余，我亦阵亡四五团二营长李熙绩及连长两员， 伤连长以下官兵［长］八员，伤亡士兵百六十余”。注10512日凌晨，该师第45团和第43团，分别向湘乡城、朱津渡和岳麓山发起突袭，第43团一部突入云麓宫， “敌百余被我白刃格杀，毙伤过半，遂狼狈逃溃，当俘敌卅四师团二一八联队山崎少尉一员，并获步、马枪甚多”。注106日军第40师团的任务主要是“保证进攻兵团侧背的安全”，7月中旬以后，鉴于中方军队开始集结衡阳西部的态势， 其主力便“从金兰寺、永丰附近开往衡阳附近”。注107

前已提及，湘桂作战是日军“一号作战”的核心所在。为了充分保证第11军打通粤汉线和扫荡湘江两岸第5战区主力，日军又令在上海方面的第13军“在金华正面采取攻势策应第11军初期的作战”。自6月上旬开始，第13军便令以第70师团为主力的共 “8个步兵大队为基干的部队，开往龙游、衢县方面作战，歼灭当前的重庆军，牵制敌第3战区军，以利于第11军的作战”。注108在前进途中，这股日军不时遭到中国军队的阻击，至汤溪镇—龙游一带时，遇到中方第26、第79两个师的顽强抵抗。 在狮子山高地，中国守军击毙了第70师团第62旅团旅团长横山武彦少将。注10912日，日军主力占领龙游县城。同时，中方部队由龙游西南一带猛烈反攻，日军大队长以下官兵伤亡甚多。此后，日军主力不顾伤亡，直扑衢县，在衢县及其西南一带的中国军队计有第26、第146、第105、第79等约5个师的兵力，准备合围日军，但旋即在日军先发制人的打击下纷纷败退。25日，日军迫近县城，次日晨“冲入衢县城东南角、随后夺取南门、北门和东门，将败走的敌人逼到西北城角，约有2000敌军被歼灭在水边”。这时，日军第11军早已攻下长沙，并推向衡阳，第13军已达到了既定的目的。 27日开始，第70师团“从衢县附近返回金华及兰溪附近集结”。注110

这样，日军第40、第70师团的作战分别阻止了中方第6、第3战区对第9战区的支援，而第9战区部分兵力又在湘江两岸与日军成胶着状态。整个湖南战场的中心便移到对战略重镇衡阳的争夺上来。

四、血战衡阳

日军在攻陷长沙后的下一步，是想以追击战的方式由正面一举拿下衡阳。第68师团由长沙经株洲、渡渌水，沿铁路以东南下；第116师团也向南急袭衡阳。中国方面由李玉堂兵团在衡阳一带担任防守，其作战指导思想是在固守衡阳市郊的同时，以一部控制在两翼， “待敌渡过湘江及蒸水进犯时，由内外夹击，将敌压迫于湘江西岸及蒸水南岸而歼灭之”。注111第9战区主力部队的部署，也是将重点放在对日军各部的侧击和尾击上。但由于湘江两岸的中国军队溃败太快，所以各路日军在南下时遇到的阻力较小，很快就推进到衡阳近郊。6月23日，第68师团于衡阳附近渡过湘江和耒水，开始对衡阳外围的中国守军进行攻击。次日，第116师团到达衡阳外围，两师团协同从城南方向发动进攻。中国军队夹击的计划不但成了泡影，衡阳本身亦处在被围的状态之中。

衡阳城地处湘江、蒸水、耒水合流处，市街狭长，呈长方形，总面积仅为1平方公里左右，但地理位置却极为重要。湘江在此容纳了耒、蒸两水：耒水向东蜿蜒而北，在城区东北角注入；蒸水则在城区北面由西向东汇合。由于水运十分方便，衡阳历史上便是湖南重要的物资集散地。湘江东岸有美军在粤汉线上最大的飞机场——衡阳机场，这是美军在中国东南地区的最重要的空军基地之一。粤汉铁路则横跨湘江，西达桂林，延伸到柳州又可与黔桂路接轨。铁路、水运之外，衡阳也是大后方通往东南各省的公路枢纽，因而衡阳城就成了中国南方南北交通的要道，更是进入桂、黔、川、滇四省的门户，自然便成为中国军队战略上防守的要塞，亦是日军完成“一号作战”计划所必须夺取之目标。衡阳地形极利设防，西、南两面有丘陵围绕，东、北两面环水，不能徒涉。虽然西、南两面有路入城，但城南宽阔起伏的山丘会令攻城部队面临灭顶之灾；而城西除山地外，还有水网密布的沼泽地，机械化部队运动极为困难。

早在5月29日，第9战区长官部就命令 “第十军军部及一九○师、预十师开往衡阳，修理加强衡阳东西两岸战略据点工事，并指挥暂五四师固守衡阳”。注112是日夜，蒋介石亲自打电话给第10军军长方先觉，要其坚守10天到两周时间，以消耗日军兵力，并配合外围部队内外夹击， 将日军主力消灭在衡阳周围。注113第10军下辖第3、第190、预备第10等3个师以及野炮兵、反坦克炮兵各一个营，还有一个山炮连。此外，在衡阳的新编第19师与暂编第54师也归其指挥。该军编制虽多，但战斗力并不强，因为该军还没有从常德会战的重创中完全恢复过来。其中第190师因为正在整编，实际只有约一团的兵力；暂54师在常德会战后被缩编成两个团，5月初又分调兵力去各大机场担任守备任务，在衡阳的兵力也只有1300余人。由于各部队编制残缺不齐，整个守城的5个师兵力， 加起来才有17600余人。注114第10军的兵力配置大致是：第190师、暂54师守城北湘江东岸；新19师守城西；预10师守城东、城南；暂54师之一个团守飞机场，第3师守备外围之下摄司附近。自6月初开始，各师用20多天时间加固、修补或新构工事，充分利用丘陵、河川、城墙等自然地形，将衡阳建成为一个坚固的据点。坚固的防御工事，在衡阳保卫战中起了较大作用。 “日本军官曾认为那是中国八年抗战里初次出现的最好的防御阵地”。注115

6月23日，第10军炸毁了湘江铁桥。同日夜，日军第68师团太田贞昌旅团主力3个大队、配属独立山炮兵第5联队的2个大队，共约5000人，从衡阳以东20公里的泉溪市强渡耒水，向第190师的防守阵地发起攻击，拉开了衡阳保卫战的序幕。该股日军的10余只船在半渡之际，遭到守军炮火和机枪的猛烈扫射，全部被击沉。24日，该旅团主力冒着美军军机的猛烈炮火渡过耒水，25日夜又从东阳渡以西渡过湘江，从西南面进攻衡阳城。与此同时，第68师团一个大队千余人直接奔袭衡阳机场， 因为日军观察到“衡阳上空时常有P-40飞机6架盘旋，时而见到大型飞机起飞、降落”。注11625日，日军开始攻击机场南侧的五马归橹（泉溪市以西7公里）的阵地，守军“抵抗甚为激烈，进攻无何进展……第一线的步兵中队逐渐接近堡垒进行肉搏，以图夺取阵地，但面前为据点式的坚固阵地”。日军随即派一个步兵大队增援，并改变进攻路线， 于26日拂晓从阵地左侧的水田地带进入衡阳机场南端冲入机场，经过激战，于当天傍晚占领衡阳机场。注117

日军第116师团主力亦从衡山附近的白果市向衡阳突进，27日进抵衡阳以西二十公里的三塘附近，迫近了预10师的防御阵地。

这样一来，湘江东岸的防守便无多大意义。蒋介石于6月25日令饬方先觉第10军 “所属各师决心死守衡阳”。注118为了集中守城，方先觉决定放弃湘江东岸阵地，将第190师和暂54师全部撤回城区，以防为敌各个击破。至27日，江东守军纷纷“移守衡阳城”。是日，日军第68师团与第116师团在衡阳南部会合，商定于28日从南西两面同时发起总攻，一举拿下衡阳城。

28日零时开始，日军发动总攻，随即在守军的坚强防守面前败下阵来。10时30分左右，在衡阳南侧高地前的日军第68师团的指挥部遭到预10师第28团迫击炮的集中轰击，师团长佐久间为人中将被炸成重伤，当即抬离战场，同时被炸伤的还有参谋长原田贞三郎大佐等。 此后该师团由第116师团师团长岩永汪中将统一指挥。注119

随后，日军将攻击目标集中在城南方面，试图从预10师的阵地上打开缺口。 “岩、佐两部队正极力攻打衡阳城，敌军每当放弃据点时都采取焦土战术予以焚毁，现在也同样，市街的四分之一已被烧毁……在衡阳南侧及西侧敌阵前方，利用无数的湖水构筑有很多火力点……敌方的野山炮、迫击炮相当活跃。”注120

日军的总攻击发动之后，预10师之第28团坚守五桂岭等处阵地，官兵伤亡惨重。30日，五桂岭南端阵地守军的1个连全部被日军施放的毒气熏死，但日军被击毙和触雷而死的也有数百人之多。第30团则固守张家山高地及其阵地，这是 “在防守衡阳主要抵抗阵地最前线上最高的一座孤立的山，它与岳屏高地共同构成阵地的骨干。因而重庆军在此筑有相当坚固的阵地，但只有一处能够容100人的钢筋混凝土的洞穴掩体，其他阵地都是最近构筑的野战阵地”。注1217月1日5时起，日军以步兵炮和速射炮猛烈轰击，随即发起冲锋的日军步兵第133联队(属第116师团)自常德会战以来从未在进攻中受过挫折，这次却死伤惨重，败下阵来。他们先是遭到守军迫击炮的轰击，而后则屡次被中国官兵从壕沟里掷出的集束手榴弹炸退。一直战至黄昏，日军进攻毫无进展。于是联队长黑濑大佐又命令第2大队协助第1大队夜袭“24”山顶，日军于2日凌晨1时偷袭成功，占领“24”山顶。但该股日军旋即遭遇到中国军队的反击，“顶上一片混乱，第1大队大队长及所率官兵几乎全部战死，第2大队大队长也腿部负伤，山顶未能保住”。 被炸死的是第1大队大队长大须贺大尉。注122第10军方面，先是第2营伤亡营长以下官兵70％以上，其后又是不断地增援，不停地伤亡。至7月2日，高地易手达20次以上。师部派来增援的工兵连伤亡30％以上，工兵连长黄仁化负伤不退，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日军同归于尽。该处守军已再无兵力补充，残余伤病员沿交通壕相继撤走，但日军却也因弹药用尽不得不停止进一步的攻击。其后，日军变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仅由小股兵力实施炮击或冲锋，以掩护大兵团的粮弹补充，待机而动。

7月初，日军得到了火炮和弹药的补充，空军也频繁地出动。3日至6日，在日军炮击和飞机轰炸下，城郊阵地几处被毁，城内各处的建筑物昼夜燃烧，守军屯集的弹药多被焚毁。第10军在奉命守城时，只储备了半个月的粮弹。连日战斗的消耗和日军的轰炸，使得守军的处境更加艰难：步枪子弹已消耗了20％，手榴弹消耗三分之二，各类炮弹则消耗了80％以上。11日起，日军将攻击重点放在城南偏西方向，开始对衡阳的第2次总攻击。日军飞行第44战队，连日“炸毁紧靠第68、第116两师团第一线的敌炮兵阵地和重武器阵地”；步兵第120联队3000余人在野炮兵第122联队和独立野炮兵第2联队强大炮火的支援下，进攻“X”高地。 “从6月28日以来即屡次进攻，终于在今（11日）晨8时30分才能夺取了该高地”。注123

在日军炮兵的攻击下，守卫江西会馆的第28团之1连官兵全被炸死。次日，守备外新街的1连官兵与窜入之敌逐屋争夺，最后仅剩3人，援军赶到后，这股日军自大队长以下全被消灭。第30团方面，继续与日军围绕张家山高地展开激烈争夺，双方均迭次增加兵力，师部守备连全部阵亡，军部工兵营的两个连也伤亡将尽，张家山阵地最终失守。第29团方面，与日军在虎形巢展开激战，该处与张家山一样，同为西南主阵地的大门。日军在11日、12日两夜的攻击被击退后。13日晚的攻击更加凶猛，守军第2营以手榴弹居高临下展开攻击，连续打退敌4次攻击，营长阵亡，全营伤亡四分之三。次日，双方争夺更加激烈。15日，虎形巢终于失守。到此，预10师第1线的3个团兵力伤亡将尽，但日军的攻势却没有减弱。16日，日军又占领了肖家山高地等据点，守军被迫改守第2线阵地。但岳屏高地和五桂岭一带高地直至7月中旬仍为守军固守。进攻岳屏高地的为日军第34师团受过特训的一个大队，但未能奏效。五桂岭制高点的争夺更为激烈，日军突破一个口子打进来，守军就再从这个口子把敌人打出去，最后连运输兵、炊事兵都上了火线。

第二次总攻击中的日军损失亦同样惨重。步兵第133联队的第5至第8中队军官全部被击毙，大队长战死3人。日军已没有能力继续攻击第2线阵地，20日，日军的第2次总攻又不得不停顿下来。

两次进攻衡阳未下，尤其是严重的伤亡，给日本军界上层的震动较大。横山勇认为衡阳固然要攻取，湘江东岸莲花、茶陵一带山地里的第9战区主力更要打击，这不仅是为了掩护正面对衡阳的攻击，更重要的是为日后的桂柳作战提供方便。况且，横山勇根据以往作战的经验，认为中方的野战军主力被击溃后，衡阳将不攻自破。但日军大本营方面却不满意横山勇只用两个师团攻击衡阳，而要其以主力尽快攻占该城。因为是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连遭惨败，首相东条英机只能靠陆军在中国表现出成绩，以维持其统治，若衡阳之战继续胶着， 其内阁就要崩溃了。注124因此，日第11军便重新开始调整湖南战场上的兵力部署。除原有的第68、第116师团外，命令第58师团一部（配备加农炮、榴弹炮各3门）重新加入对衡阳西北及北方的进攻。第40师团及第13师团亦各抽调一部分兵力投入对衡阳的攻击。此外，第34、第27、第3师团也分别受命南下，参加即将到来的第3次对衡阳的总攻击。

在中国方面，蒋介石也于7月22日变更衡阳外围援军的部署：（一）我衡阳外围援军，应集中全力，先突破衡永公路附近之虎形山及汽车西站以西敌人阵地，再图扩张战果。（二）第62军应以一部监视衡阳南侧之敌，集中步炮主力，于黄泥坳附近，向虎形山及其东南地区之敌阵地突击。突二纵队即沿公路由黄泥坳西南地区，向汽车西站、虎形山方面推进，归入黄军长之指挥。（三）第79军应集中主力，由贾里渡方面向汽车西站以西之敌阵地突击，以收夹击之效。（四）第63师主力应攻占望城坳，以策应各军之作战。 （五）空军应集中力量轰炸虎形山及汽车西站以西之敌阵地，期发挥陆、炮、空协同战斗之全力，得突破之迅速成功。注1257月27日，蒋介石再要求外围各部队 “应趁后续部队之到达，先将鸡笼街之敌歼灭，继续增援前线，击破衡阳以西地区敌人，以贯彻打开敌围，与第10军会合之目的”。注126

进入7月底之后，衡阳城内中国守军的情况更加艰苦。第10军经过1个月的战斗，军部直属队伤亡三分之二，预10师伤亡90％，第3师伤亡70％，而第190师仅剩400余人。8月1日，方先觉致蒋介石电中谈及守军的痛苦情况：“职不忍详述，但又不能不与钧座略呈之：一、衡阳房舍被焚被炸，物资尽毁，幸米盐均早埋藏，尚无若大损失；但现在官兵饮食，除米及盐外，别无若何副食，因之官兵营养不足，昼夜不能睡眠，日处于风吹日晒下，以致腹泻腹痛转为痢疾者，日见增多，既无医药治疗，更无部队接换，只有激其容忍，坚守待援。 二、官兵伤亡惨重，东抽西调，捉襟见肘，弹药缺乏，飞补有限。自午卅辰起，敌人猛攻不已，其惨烈之战斗，又在重演，危机隐伏，可想而知!非我怕敌，非我叫苦，我决不出衡阳，但事实如此，未敢隐瞒，免误大局。”注127

日军经过10天的充分准备，于8月4日开始了第3次总围攻。在横山勇的亲自指挥下，投入了5个师团的兵力和100多门大炮，试图在1天之内拿下衡阳。城西南阵地仍为争夺重点。守军因炮弹用尽，无法还击，任由日军轰炸，但随后突击的日军仍无法冲破守军手榴弹和刺刀的抵抗。预10师全体伤亡将尽，该师第30团第1营官兵有450人， 战后伤病痊愈者仅20余人注128，防线便由第3师接替。五桂岭、天马山、岳屏山等处高地争夺最为激烈，守军第7、第9两团的团长负伤，士兵伤亡更重。日军亦同样死伤惨重， 第116师团的第109联队就有3个大队长被守军击毙注129；8月6日，在进攻岳屏山高地的战斗中， 第68师团第57旅团旅团长志摩源吉也被中国守军狙击手“打穿头部”而毙命。注130第58师团在武汉特别训练的手榴弹荣誉投弹手全部伤亡。

8月6日，一股日军自城北撕开了城防的缺口，突向市中心，激烈的巷战随即开始。7日，横山勇命令所有的野战重炮、加农炮、榴弹炮不惜消耗全部弹药轰击，空军亦全力协助，一时衡阳城内猛烈的爆炸声震耳欲聋，四处火光，阵地掩体飞散，建筑物全塌。接着，日军步兵全线压上，从小西门等突破口不断涌入市内。这时，方先觉和4位师长联电蒋介石： “敌人今晨由北城突入以后，即在城内展开巷战，我官兵伤亡殆尽，刻再已无兵可资堵击，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注131战至当日中午，西南阵地仍在拉锯，日军仍无法越雷池一步。但至黄昏，守军第3师第9团却首先在天马山高地上竖起了白旗。随即，各阵地亦相继停止了抵抗。晚间，方先觉派参谋长孙鸣金等两人前往日军第116师团的前线指挥所取得联系，商定了投降事宜。次日凌晨，方先觉率领第3师师长周庆祥、第190师师长荣有略、预10师师长葛先才、暂54师师长饶少伟等前往日军第68师团司令部向师团长堤三树男投降。 持续47天的衡阳保卫战，以中国守军的无条件投降而告终。注132

图3.1　进入衡阳的日军

城陷次日，衡阳西北方出现了中方的机械化部队，但为时已晚。中美空军发现该城已失陷，足足轰炸了两天时间，结果使第10军近千名伤病患者为炮火埋葬。整个衡阳保卫战，中方守军伤亡15000余人，其中阵亡7600余，重伤2600百余，被俘后遭杀者甚多。日军方面自己承认其死伤19380余人， 高中级官员战死者390人，负伤520人。注133是役大大推迟了日军打通粤汉路的时间。

衡阳守军在激战时，湘桂路及该城外围集结的中国军队共有8个军，不下10万人。蒋介石数次电令外围的部队去解衡阳之围，但最终均未成功。第62、第19两军的解围之战始于7月中旬，其后第46、74两军各一部也到达郊外。18日，第62军一部攻至离城仅5公里处，争占了雨母山高地。20日，又以3个营的兵力占领了衡阳火车南站。但日军随即发起反击，第62军迅速后撤，此后再也无法同城内守军联系了。在军委会、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下，各军不断与日军交火，雨母山、尖锋山、鸡窝山等高地均几度易手。第62军伤亡惨重，副团长以上军官多名阵亡，攻击尖锋山高地的1个营几尽全军覆没。日军亦有惨重损失，在中方军队的连日攻击和空军的轰击之下，第40师团的第234联队有的中队仅剩2人，最多不过24人。援军与敌军在郊外成对峙姿态，最后坐看衡阳失守。非但如此，这些解围部队在城内守军投降后来不及重做调整，都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局面之中。

自5月27日至8月8日，长沙衡阳会战前后历时70多天。双方的人员伤亡，按国民政府军令部的统计，日军为66809人(死1925人)， 中方则为90577人(阵亡49370人)。注134会战结果给中国方面带来的损失是灾难性的。平民百姓的生命财产固然无从确保，国统区又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粮仓。滨湖地区和湘江流域的稻谷产量占湖南全省的近70％，棉产量年均也在50万担以上，它的沦陷使得西南等地的军民衣食大成问题。抗战伊始，沿海沿江一带的工厂大量地迁来湖南，其数量仅次于四川。1944年仅衡阳一处就有57家工厂， 其机械、冶金、电气、水泥、纺织、造纸、酒精等类的生产在国统区占相当分量。注135祁阳还有当时中国唯一的一家汽车发动机制造厂。战事发生后，这些工厂不及再作迁徙，大多被破坏或成了日军的战利品。除此之外，湘省的锑、铅、锌、锰等矿产均占全国首位，锑的储藏在世界驰名。早在日军策划“一号作战”时，就将掠夺湖南的矿产资源考虑在内，这时自然悉数占领。

整个会战期间，中方先后投入的兵力有16个军，40多个师，近40万人。日军的参战人数约为10个师团15万至20万人。广大士兵和中下层军官在爱国热情的驱使下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中美空军也完全掌握了制空权，日机仅能在傍晚或拂晓行动。但会战结果却是中国方面最终未能扭转形势，究其原因，这是由于上层政治、军事方面的人为因素造成的。

长衡会战发生之时，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到处都是凯歌般的进军，日军失败已是大势所趋。对蒋介石来说，首先考虑的已不是对日军的积极出击，而是主要在准备战后权威的确立。共产党力量的勃兴，当然要尽力对付，国民党内非嫡系派别的活动，也需要防范。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同日军在真正意义上展开决战便无从谈起。薛岳的长沙、浏阳决战计划，是在考虑到其他战区兵力配合的基础上作出的，但蒋介石在5月31日的来电中不仅不让第4、第7、第6战区的兵力加入决战， 连第9战区原有的第10军、暂2军亦不能用于会战。注136衡阳战事方殷，蒋介石的代表对美国人将租借物资分配给薛岳的部队大为不满—— “因为蒋对他的忠诚有怀疑”。注137该城坚守40多天，中国军队在其周围的军队曾达约10个军，但统帅部从未有效地决战。军事实力的保存，在蒋介石看来才是首要任务。

对广大士兵来说，许多人凭借爱国的热情在作战，他们连最基本的生活待遇都得不到维持，甚至连生命安全也难以保障。至于役政上的弊端，更是罄竹难书。此次会战期间，第62军 “进至衡南两日不得饱食，影响战局极大。即一般部队，粮食亦多系就地设法，甚少由后方追送者”。注138兵员素质的基本情况必然又影响到军民关系。在第9战区自己所作的会战检讨中，就专门谈及军队的 “纪律废弛，战志不旺。整个战场，我军多为退却作战，军行所至，予取予求，民不堪扰，而部队之逃散，尤甚惊人”。注139

在此次衡阳保卫战中，中国守军的广大士兵和中下级军官，在爱国热情的驱使下，同仇敌忾，奋不顾身，可歌可泣。日军迫近衡阳前夕，城内的非战斗人员已经疏离一空，但仍留下了数百名男女民夫和船民。他们为前线送弹药、修工事、缝补、洗涤，许多人在战斗中献出了生命。

需要一提的是，美国空军为守城部队提供了重要支援。在5月上旬，即“一号作战”开战前，中美空军在第一线的战机数量为2∶1，即中美有520架飞机（美空军340架、中美混成100架、重庆空军80架），而日本空军第一线作战飞机数量只有230架。但6月中旬长沙保卫战时，中美飞机数量已达到600架，日本空军飞机数量却已减少为220架。 到湘桂作战时，在战场作战的中美飞机数量进一步增加。注140尽管日美空军在制空权上时有争夺，但美机此时已经占有优势。美国空军对衡阳守军的支援，一方面表现为对日军炮火和步兵进攻的压制，更重要的还是对日军的水陆补给线进行了不断的轰炸和扫射。中美空军通过6～7月份的空战和两次对日军岳阳机场的袭击，击落和炸毁了大量日机。

就战略战术来讲，不论是长浏会战还是衡阳会战，中国军队实际上都是沿用传统的集重兵于两翼的侧击计划。但日军这次的进攻却是大规模的宽正面多路突击，又有纵深的部署，致使中国军队的侧击计划无一不被瓦解。中国军队由于参战系统很多，指挥极度紊乱。 蒋介石本人素来就有越级指挥的习惯注141，这次非但自己出面，侍从室主任林蔚也在替他自重庆指挥。而远在桂林方面又有白崇禧的代劳(6月26日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来桂林协调指挥衡阳一带的军事)。薛岳、李玉堂自然都可指挥其下属，身在广西的张发奎也同样可以直接指挥前来衡阳解围的部队……这样在“不统一、不专一”的指挥下，往往是前后矛盾，左右失调，部队无所适从。加之后抵前线步兵的装备低劣； “师以上兵团(一般仅有一部迫击炮)，几全为步兵兵器，山炮以上之重兵器甚少配属，故萧家山、水口山、金兰寺等要点之敌，始终顽抗。八月八日，我战车向衡西突击，亦已感炮兵火力不足，未得效果。再近战兵器之手榴弹，常不发火，有多至十分之八者”。注142最终失败的结局便无可避免。

第4章　日军打通交通线与中国军队的华南反攻

一、湘桂边界的争夺

长衡之战中，湘江东岸的第9战区部队损失最多，西岸的军队除第10军投降外，其他部队(特别是第24集团军王耀武所部和李玉堂兵团)却没有太多的损失。衡阳陷落后，在该城西北、西南方向集结的中国部队计有第99、第62、第37、第45、第100、第74、第92、第73等军，其中有的师系美式装备，这些兵力对日军依然是较大的威胁。8月10日，蒋介石命令“继续攻击以期恢复衡阳”。 12日又训令调整部署“以阻敌向粤桂深入”。注143这些情况引起了日军第11军的高度关注，参谋本部决定在稍事休整后，“抓住时机歼灭衡阳西南方的重庆军，必须彻底保持主动地位，不容重庆军自由行动”。8月20日，第11军下令准备会战，预定29日展开攻击。第40、第68师团由正面进攻；第116、第13师团在洪桥附近构成第一包围圈；第37、第3师团对祁阳附近构成第二包围圈， “要以双重包围一举歼灭重庆军”注144，然后再以两个师团攻取零陵，两个师团攻取宝庆(即邵阳)。但这时的日军制空权早已丧失，在中美空军不断增加的战斗力面前，日作战部队特别是其后方交通线受到致命威胁(部队军鞋只能得到所需量的十分之一)。在广阔的范围内作战，兵力更显不足。第37师团等又因阴雨路滑不能按时集结，日军的包围意图无从贯彻。但中国军队早已成了惊弓之鸟，面临着日军6个师团的压力，纷纷向西南方向溃逃。于是，日军遂下令向零陵等地追击。

在日军大兵南下的压力面前，王耀武命令所部“以一部于现阵地逐次抵抗，竭力阻止敌前进，非万不得已不得撤退。”9月1日，蒋介石确信敌“有深入广西之企图”，乃令“第九战区应即抽调第20、第44、第26各军主力归杨副长官(即杨森)率领秘密转移于新田、零陵（即今永州）间准备参加湘桂沿线之作战”， 并限期集结完毕。注1454日，又电令李玉堂、王耀武、杨森所部分别要“迟滞”、 “侧击”和“阻敌前进”注146，但这些兵团都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遇敌即溃。7日，第79军军长王甲本在冷水滩西北之山口铺遇敌，重伤身死。日军步步扑向广西境内。

在湘桂前线日军进展顺利的时候，日本大本营方面却要求中国派遣军将总司令部重新迁回南京，以适应整个太平洋地区对日本极为不利的新形势。为使华南方面特别是湘桂前线日军的指挥协调，于8月26日新设了第6方面军，由原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为司令官，统率直接担任湘桂作战的第11军、第23军和防卫武汉附近的第34军及长沙、衡阳地区的直属部队。此后，日军在以湘桂路为主的两省边界地区继续攻城略地，一般以快速部队和骑兵为前锋，采用“一号作战”以来惯用的钻隙迂回战术，首先将目标指向零陵、祁阳、常宁等重镇。

9月4日，日军只遇到轻微的抵抗便攻占了祁阳城。次日，美军飞机对该城进行了猛烈的轰炸，日军大队长以下官兵伤亡30余人。零陵城成了日军的下一步攻击目标，该处是美军的重要飞机场之一，有完好的洞穴式飞机库等设施。日军以偷袭的方式，于7日凌晨迫近县城北门，随即突破了守军的炮兵封锁，将该城占领。日军为了“专心准备桂柳作战”，就决定迅速攻下和确保距衡阳西100公里的宝庆（今邵阳），以保证第11军右侧背的安全，同时必须完全占领衡阳西南60公里的常宁，排除对兵站线左侧的威胁，与耒阳连结， “保证军南侧背的安全”。注147宝庆一带的中国军队系从衡阳等地溃退而来，主力为第100军、第74军等部。据守该城的是第74军所属的第57师，该师不敌日军的炮火，放弃城外阵地后转入市区，双方于27日展开激烈巷战。至29日，守军全被压缩到城区东北侧，大部被俘。

常宁城的守军抵抗最为坚强。该处位于祁阳、耒阳之间，是从南方威胁湘桂公路的重要据点。9月2日起，据守该城的第37军、第60师之第178团，凭借坚固的城防阵地与敌交火，始终不退，并不时出击，给日军以较大杀伤。第140师等增援部队不断开来，日军亦增加了进攻兵力。28日，日军在6架飞机的轰炸配合下向常宁城南北同时进攻，但仍被打退。29日“激战终宵”之后，日军于次日拂晓集中炮火轰击西门外高地及南门，城垣损毁殆尽。日军一部突入城区展开巷战。10月1日，城市外围的日军已增至4000余人，主力冲入城内。守军伤亡惨重，被俘6000人，日军也有数百人的伤亡。

至此，日军主力沿湘桂路突入广西，已没有后顾之忧了。横山勇立即将全县作为今后追击的目标，并指示此时也须确保道县(零陵以南65公里)，转向攻取桂柳的态势。全县是防守桂柳的前卫据点，为保卫广西的第一线，同时也是国民政府在西南地区的重要补给中心，屯集了大量武器弹药、被服粮秣及其他战略物资。此外，美军的汽油、杜聿明机械化部队——第5军的后方仓库也在全州。早在8月26日，蒋介石就密电第93军军长陈牧农：“该军应以一部占领黄沙河阵地，以主力固守全州，确实掌握该要地，与铁路两侧友军配合，阻敌西犯……”并指示该军“利用地形，构筑适合于兵力之环状闭锁式子母堡垒群，以增强阵地韧性”，并“依地形设置防敌战车之各种设备，并准备在敌易于接近及攻击可能较大地区，适时敷设地雷群”，同时将“敌可利用各道路……彻底破坏”， 还要“积储可供两个月用之粮弹”。注1489月2日起，蒋介石一周之内曾4次电催陈氏加紧工事构筑，指示“工事之构筑，务加紧实施，并且是讲求纵深配置及秘匿，各据点须能独立作战，并能相互支援”。 蒋介石一再指示第4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和陈牧农，全州必须死守三个月以上。注149

9月8日，蒋介石电令中国军队，“以乘敌突进与(予)以打击之目的，决在黄沙河及全县附近夹击之”。要求杨森率第20、第26、第44、第37军改向道县地区集结，“参加黄沙河、全县会战，向敌左侧背攻击”；李玉堂率第62、79军“一面迟滞敌军，一面向新宁附近转移，掩护黄沙河及全县左侧背，向敌右侧攻击”；除此之外，王耀武部应“积极攻袭湘桂路敌之侧背，准备参加全州会战”；薛岳指挥的第30集团军、欧震兵团、孙渡兵团， “拒止敌沿粤汉路南窜，并在湘江东西两岸努力攻击敌军侧背，积极截破敌后交通”。注150

10日起，日军第13师团步、炮约4000余人由零陵西进，当日下午在黄沙河一带遭到中方第93军第28、第29两个团的阻击，激战至晚，守军伤亡营长以下官兵近300名， 打死打伤日军百余人。注151守军的抵抗和美军飞机的空袭，虽使日军受到一些损失，但并没能阻止日军进攻的势头。陈牧农以“军为既出不利，避出胶着，保持会战力量”之名，于13日晚“脱离敌军西退”。守军撤出前，弹药除抢出一部外， “余均彻底爆破”。注152守军撤退前放火焚烧了屯集在全县的军需物资，共有150万发弹药、大批粮食和其他物资化为灰烬。14日凌晨，日军的1个联队几乎是在没遭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就冲进了全州城。全州城内外连天的大火，夹杂着弹药的爆炸声，一直燃烧了十几天。

第93军下属第10师和新编第8师，1944年7月奉命由重庆开赴广西，该军8月上旬到达桂林，8月29日才开进全县。由于行动迟缓，贻误了战机，导致防守上陷于被动。令人不解的是，黄沙河至大结以南高地一线修筑了极为坚固的防御阵地， “以洞穴碉堡为中心组成的纵深达4公里……重庆军放弃如此坚固阵地竟然退却，其意图何在，实难理解”。注153全州的弃守，彻底打破了蒋介石的所谓决战计划，令蒋介石十分恼怒，不久就将陈牧农处决。

9月18日，蒋介石下令将第7战区所属的邓龙光第35集团军（下辖第62、第64两个军6个师）调往桂柳方面作战， 归第4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指挥。注154

10月中旬，日军第11军的主力在全州—道县一线集结休整，接下来便是“要将一号作战最大目标桂林、柳州的美航空基地予以摧毁”， 并打通湘、桂、越地区的大陆交通线。注155

二、桂林、柳州之战

桂林城当时为广西省府，与柳州、梧州、南宁同为该省的四大重镇。自湘桂、黔桂铁路建成后，它和柳州的地位更加重要。漓江、柳江分别流经两城，又扼越城、九巍、苍梧山脉，地势险峻。日军的湘桂作战甫一发动，省主席黄旭初和白崇禧等人就已断定其“势将打通粤汉线”，决定战事来临时将省府迁到百色。

6月15日，第4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决定桂、柳两城进行疏散。广西为桂系的根基所在。26日，白崇禧向蒋介石建议 “集中兵力，固守桂林”。注156但蒋介石未置可否。6月底，桂林城开始疏散，9月10日起更进行了强迫疏散。但桂林城自长沙诸地失陷后，人口由原来的10万左右骤增至50万至60万，秩序极为紊乱。15日，城内竟燃起了冲天的火光，“共焚去房屋大小六七千间，而城内有不肖官兵破屋抢劫搜索至三、五次。15(日)晚，张长官抵桂林训话后，各军始下令制止，而桂林已焦头烂额，残破不堪矣。闻守城部队推诿责任，谓毁房系汉奸放火，搜索系少数工兵所为，已擒两、三名枪决了事。而外间所传，则守城部队已人人作富家翁矣。自桂林疏散后，柳州、梧州继之……总之军事失利之后，地方秩序亦纷纷发生问题，抢劫时闻， 民心浮动，男女老少，惟逃是务……”注157

桂林城的防守原定以第16集团军所属第31军和第46军共6个师担任，由该集团军副总司令韦云淞担任桂林城防司令。但最后实际上留在城内的仅是第31军的第131师和第46军的第170师，其中第170师全系新兵组成，且欠1个团；新19、第175、第188等师均各抽调1个营参加城防，此外还配备了山炮、榴弹炮、野炮连各1个以及炮兵第47团的第4营。原计划屯集3个月的粮弹，当时则仅够1个月之用。 其外围的第79、第93两军临战时又以“避免态势不利”为名撤走了。注158守军首先在士气上遭到打击，纪律既告废弛，兵力又过分单薄，城池失守便是早晚的问题了。

10月上旬，日军第6方面军开始策划让第11、第23两军从全县、道县和丹竹平地大致同时出发， “首先于包括桂柳在内的南方地区展开第一次会战围歼敌军。如重庆军逃跑或以桂柳两地据点企图抵抗时，我方即在柳州(包括柳州以西)附近地区将其围歼”。注159其兵力部署大致是：第23军的第22、第104师团，第19、第23独立旅团沿西江，第11军的第3、第13两师团沿湘桂铁路及以东地区，以第58、第40、第116、第37师团沿湘桂铁路及以西地区分3路扑向桂林和柳州，日军兵力大约在15万人。中方部队则只有第31、第46、第79、第93、第20、第26、第37、第64等8个军以及第135等3个师和一些地方部队，不足12万人。

从10月中旬起，日军在桂北地区发动进攻，中国守军奋起抵抗。第58师团古贺龙太郎旅团奉命向灵川推进，当该部进抵桂林正面的兴安、大溶江一带时，遭到甘丽初第93军之第10师的阻击。在兴安、老堡村一线，该师官兵“奋勇战斗，杀敌千余，使敌毫无进展，而该师自营长以下伤亡亦大，所属三团仅编足四营”。古贺旅团右翼第108大队千余人于15日晚抵达大溶江口西北偏西9公里的松江口时，遭到守军的顽强抗击。“经调第十师与一九四师对敌包围攻击，战斗八日，对该大队歼灭大半”， 击毙击伤日军大队长山井以下千余名。注160

由于日军的迂回进攻无法得逞，遂加强对桂林以东的高上田、铁坑、桃子隘、大岩岭、五里亭、长冈岭等处的进攻。10月19日起，日军步兵5000余人，炮11门，与守军新19师（实力5个营）、第98师（实力4营强）及教导纵队（防守军4个营编成）、防守军山炮连（山炮4门）发生激战，“我九八师二九四团步兵两连及铁坑之新十九师两连，全部殉国，其他各部自营长以下伤亡亦重。五里亭九八师指挥所及长冈岭巢［导］（教导）纵队指挥所附近，均激战，七九军工兵营迄直属队，亦加入战斗”。 随即，第79军第194师（实力约4个营）和第26军第44师主力（实力约步兵5个连、迫击炮10门）加入战斗。注161

10月26日，日军第11军奉命发起总攻击。首先“命第3师团占领平乐及荔浦，第37师团占领恭城和阳朔”。阳朔在桂林以南约80公里，荔浦距桂林和柳州各约100公里，为控制桂、柳的重要据点。日军的意图是 “想在进攻一开始，先占领控制桂柳的要点，分割军主力和第23军正面的重庆军”。注162日军第3师团步兵第34联队于11月2日凌晨2时占领空无一人的平乐县城，次日上午攻占了荔浦；日军第37师团左纵队于11月2日上午10时占领恭城，次日上午，其先遣队步兵第227联队又攻占阳朔。日军各部队迅速开向桂林，同时第13师团两个大队在三个炮兵中队的配合下，又于11月3日攻下桂柳间的战略要地永福，这里是第16集团军总司令部所在地。日军攻下永福，不仅切断了桂柳之间的交通和桂林守军的退路，而且打破了张发奎于10月份制订的将“主力分别置于桂林西北地区及其以南地区，对由桂林西侧及其以南地区进出之敌相机求其侧背而击灭之”的既定计划，桂林城便处在了四面包围之中。

在桂林正面，日军于10月27日发起总攻击。由于连日大雨，山雾弥漫，空军不能到前线助战，加之守军第79军与第93军结合部铁坑被日军突破，防线发生动摇，守军一部于27日撤到漓江东岸，协助桂林防守军作战，另一部向永福退却。日军两个联队分别占领了高上田、铁坑一线，而第58师团另一部已经进抵桂林火车站附近。

桂林守城部队的部署是：阚维雍第131师防守城北及附近要点，许高阳第170师守卫城南及附近要点。而城西为崇山叠岭，不易进攻。炮兵分别配置在市中心体育场及其他要点。守军利用城内天然的石山岩洞，构筑了许多碉堡和各类野战工事，以七星岩等处为防御的主体，但大部分相当简陋。原计划屯集三个月的粮弹，实际储存量仅能使用一个月。

10月28日起，日军第58师团从北面，第40师团从东面，第13师团从南面分别准备攻击桂林。30日，千余日军对桂林火车站发动进攻。31日，日军向北极路一带发起进攻。从11月2日起，桂林城郊均遭到日军的攻击。战事首先自城东北开始，敌我伤亡均重。5日，星子山失陷。是日夜，日军分成若干小队在四郊钻隙迂回，城东普陀山、申山、猫儿山，西北部之水泥厂及东方隘路处处告急，其中猫儿山据点守军全部阵亡。7日，屏风山等处亦告失守。

七星岩的争夺更加激烈。 “桂江东岸七星岩附近……几乎都是石山，处处都有洞穴，估计无论如何轰击也难奏效……其中A洞能容纳数百人，贮藏有弹药、粮食、军需品……B洞设备齐全，甚至装有电灯，洞内能容纳1000人。”注163自4日起，日军第40师团步兵第235联队在一个山炮兵联队的配合下，接连对七星岩发动攻击，皆被打退。最后在毒气的配合下，才于7日晚将其攻陷， “守军在七星岩内之一连，全连牺牲……东地区守军，现已伤亡过半(千三百余人)……”注164同一天，日军从中正桥等3处强渡漓江。象鼻山山侧的守军以炮火猛击半渡中的日军部队，予敌重大杀伤。但中正桥的桥头堡却为敌攻破，韦云淞悬赏10万元令第131师夺回桥头堡，但该师因伤亡过大而未能完成任务。第170师又奉命攻击，但该师新兵不堪使用，便以上等兵和班长为主力编成突击队，用火箭筒、战防炮、手榴弹等爆破器材与日军展开恶战，终将桥头堡夺回。

桂林攻防战前期，因连日大雨，中美空军无法助战，城根及河滩埋设的地雷也完全失效，但守军强大的炮火却发挥了作用。日军准备充足后，于9日凌晨5时起发起全面攻击，所有大炮一起轰击，7架飞机也赶来投弹。桂林城内一片大火，守军也以炮火回击。日军第40师团的1个中队全部战死，另1个中队在攻击伏波山时也死伤惨重，至下午将其攻占，最终排除了妨碍渡河的火力点，大队的日军渡过漓江。次日晨起，城北的阵地被突破，守军遂突围退向西南方，但又与迎面攻来的日军第37师团相遇，被迫再折回头。城内守军到处乱跑，多数人死于乱枪之中。 被堵在东镇路的第131师师长阚维雍自杀殉国，城防司令部参谋长陈继桓等3名将官阵亡。注16510日下午，桂林彻底失陷。

柳州几乎与桂林同时陷落，这里是第4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战前确定由第27集团军守备，但实际上各部大多散驻于桂林周围及以南地区，兵力薄弱，军无斗志。具体防御柳州的丁治磐第26军， “其兵力不足编制三分之一”。注166在得到柳州城防薄弱的情报后，横山勇又于3日命令第3、第13师团主力长驱南下，向柳州进击。该两师团采用钻隙迂回战术，一路上只遇到轻微的抵抗。7日，该两师团已达距柳州东北的鹿寨、雒容一线。柳州城东、南、西三面由柳江围绕，北面为商业区，南面则为飞机场和其他军事设施，地形险要。日军一部首先由柳州西北渡过柳江，切断了守军的退路。11月9日8时，第13师团步兵第104联队主力突破守军阵地，冲入城北地区；第3师团一部猛攻城南的马鞍山高地，但为守军猛烈的火力打退。第3师团步兵第6联队和第104师团（属第23军）步兵第161联队几乎同时向柳州机场进逼，守军虽进行了抵抗，但最终不敌，机场丢失。日军由几个方向强渡柳江，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攻陷了城南各高地。守卫市区的第44师第313团的1个营全部阵亡。柳州为中方大西南地区重要的物资补给地之一，弹药储存极多，先是守军的自爆，后是日军的轰击，城外山洞里连天的爆炸声一直持续数日。10日，张发奎电令第26军“应避免无谓牺牲”， 残余守军便“向西突围逃向宜山方面”。注16711日，日军占领柳州。

在广西北部激战的同时，日军第23军在广东方面也发动了牵制作战。

在日军的“一号作战”计划中，决定第23军于6月底开始发动攻击，以配合第11军在衡阳等处的战斗。该军第二期作战定于“7月下旬左右，以主力由西江两岸地区，以部分兵力由雷州半岛方面，分别发动攻势。击溃敌军后，攻击梧州、丹竹附近，在确保该地附近以东西江沿线要地的同时，作好今后对柳州方面作战的准备”。第23军的第二期作战任务是：“以部分兵力由广东北方地区向英德附近发动攻势，俾使第11军作战顺利进行。”而后段作战则将于1945年1、2月间开始，第23军 “由柳州南方地区发动攻势，攻占南宁后，打通并确保通往谅山附近法属印度支那国境的陆路联络线”。注168

执行这个计划的第23军兵力为第22、第104师团以及两个独立混成旅团，另以3个旅团确保已占领的地区。该军的攻势发动后，首先面对的是由余汉谋担任司令长官的第7战区。作为警备广东省的特殊战区，所辖部队共有第62、第63、第65等3个军、9个师及2个独立旅。日军在完成策应攻击衡阳之后，将进一步发动攻击的时间由7月份推迟到9月上旬。独立混成第23旅团由雷州半岛北上，以警戒和掩护第23军主力西进的左侧。除此之外，主力分路趋向桂东重镇梧州。肇庆、德庆等重镇相继沦陷，日军沿途只是遭到一些地方保安团和美军飞机的袭击。来自保安团的袭击有限，但美军飞机却给日军较沉重的打击。举凡日军的地面部队、陆路交通、水面船只等，都成为美国空军的袭击目标。在9月14日的一次轰炸中，第104师团的1个大队伤亡官兵百余人。日军活动只能选择在晚上。9月22日夜，日军一部终于占领梧州。在此之前，美军飞机已将石油罐等设施炸毁，以免资敌，整个市区陷入火海之中。拥有美军飞机场的丹竹立即又成了日军攻击的主要目标。第104师团一部于24日夜出发，28日就击溃了守备丹竹机场的中国守军一个团，并占领了机场。次日，又攻下了第35集团军的司令部所在地蒙江圩。日军继续西进，却不料在进展十分顺利的情况下于桂平附近遭到第4战区兵力的猛烈反击。

直接攻击桂平城的是日军之独立混成第23旅团。10月11日夜，该部强渡郁江，集中所有火力狂射20分钟以后，向城内突击，中方守军第155师一部与敌展开巷战，1个营全部阵亡，桂平城于次日陷落。自广东日军发起攻势起，中国军队的主力并未与之交战。桂平失陷后，张发奎集结第4战区主力(共约七八个师)，利用该城周围的险峻地形突然发动反击。19日，第64、第46两军在猛烈炮火和美军飞机的支援下首先猛攻蒙江圩一带的日军。经过3日战斗，终于遏止住日军攻势，占领蒙江圩。22日、23日，敌我双方在桂平西南的新安山展开争夺，日守军1个中队仅剩20名官兵； 中队长也被击毙，战斗力全部丧失，阵地被中国军队夺回。注169随之，美军飞机和中国的炮兵部队对桂平城发起猛烈轰击。日军的通信设施全被炸毁，内外联系均告中断。该旅团几尽全军覆灭，“弹药告罄，迫至旅长以下，造竹枪准备突击”。日军经过这一连串意想不到的打击， 于10月底决定“重新将第104师团主力投入战斗”。注17030日起，该师团发起攻击，其步兵第108联队与中方之第135师等部在武宣乡东侧的花蕾高地展开激烈争夺，日军联队长以下官兵伤亡近200名。经过4日苦战才将高地占领。但日军其他部队却以迂回战术攻下了武宣一带平地和贵县等处。中国军队被迫放弃了反攻，日军大队人马开往柳州方向，开始了与第11军的协同作战。

三、日军突入黔南

桂柳之战后，第4战区军队大多沿黔桂线经宜山退往桂西，徘徊于宜山、忻城附近地区。11月15日，日军第6方面军发出了继续追击并歼灭第4战区主力的命令：“第11军可不受作战地界限制，消灭宜山附近敌军，并应与第23军紧密配合，消灭忻城以西地区及其附近之敌。此外，应以一部迅速向金城江（宜山西北偏西65公里）以西地区挺进，占领黔桂铁路。”此外，还命令第23军除与第11军密切配合，消灭忻城附近的中国军队外，还要分兵一支向南推进， 争取占领南宁。注171据此精神，第11军决定派两个师团沿黔桂公路向河池、南丹地区突进，“切断敌军退路，将其捕捉消灭”。其具体部署为：第13师团由三岔（宜山东35公里）沿黔桂铁路继续向西推进，并在河池、金城江及德胜一带切断第4战区部队向贵阳的退路，“捕捉消灭当面之敌”；第3师团由柳州以西地区向宜山及其西南方地区挺进， 将敌压在宜山、怀远、牛岗江附近。注172

在此之前，第4战区鉴于柳州失守的影响，已重新调整部署，以便“继续阻击敌军及确保宜山及掩护黔桂路之安全”。在11日下达的第4号作战命令中，张发奎将第4战区兵力调配组成了右兵团、中央兵团和左兵团，分别在忻城、宜山、四把（宜山北25公里）等处阻敌西进。 兵团指挥官分别为第35集团军总司令邓龙光、第16集团军总司令夏威和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注173总兵力在编制上虽然为8个军，还有一些地方武装，但实际战斗力却很有限。大多数部队早在长衡会战时就遭受了重大损失，“若干军之人数有仅及二至三千人者”，桂柳会战中又疲于奔命，重武器损失将尽。第20军原存21个营的战斗力， 及至11月份，只剩下3个。注174此外，为了确保陪都重庆的万无一失，军委会下令组建黔桂边区总司令部，以汤恩伯为总司令，先后从第1、第6、第8等战区抽调第97军（军长陈素农）、第87军（军长罗广文）、第29军（军长孙元良）、第98军（军长刘希程）、第9军（军长陈金城）、第13军（军长石觉）、第57军（军长刘安祺）等7个军，共计18个师，赶往贵州和桂北布防。

虽然第4号作战命令给各部队划分了作战区域，但各兵团大多没能进入。邓龙光集团军于11月12日才到达指定的北泗、思练一线，而此时，日军已乘中国军队立足未稳，兵分数路， 猛攻在理苗、洛东一线布防的夏威集团军和向罗城推进的杨森集团军。注175

日军第13师团沿黔桂铁路正面直趋宜山，在柳城的日军第40师团以一部向宜山北侧急进，与铁路正面之敌协力攻击；而第23军之第104、第23等师团则由南北两方向夹攻中方之右兵团，16日即攻陷忻城。中国军队依据工事不时进行阻击。部署在怀远等处的炮兵部队发挥了相当威力， 连续几日的炮击给日军造成数百人的伤亡注176，但最终无法抵挡日军凶猛的攻势。第27集团军的司令部也为日军急袭，第20军曾被包围。15日，日军第13师团一部占领宜山，掳获了中国军队屯集的大量军需物资。第3师团也在此集结，准备扑向黎明关。

第13师团首先突向金城江，在石山等处遭到中方的坚强狙击，师团参谋长依知川和第116联队长大坪均负伤。21日，第116联队几乎未受抵抗而进入金城江，这里同样是中国军队的后方补给基地，各类武器装备与“战略物资，堆积如山……数栋临建木板房装满了军需品”。日军在这里缴获的有： 野（山）炮12门、野战高射炮4门、坦克6辆、重装甲车8辆、飞机用机关炮60门、重机枪85挺、载重汽车107辆、炮弹3000发、各种子弹9吨又41000发，手榴弹1吨。注177次日，河池被日军占领。

23日起，日军向南丹进击，但在南丹南面的大厂、野车河、八圩一线，日军遭到陈素农第97军的顽强抗击。第97军（下辖第168、第196师）原为重庆卫戍部队，1944年9月奉调赶赴黔桂边区作战，11月10日才抵达贵阳，匆匆赶往广西北部的南丹布防。战区给他的任务是迟滞日军由贵州进逼重庆，至少坚守7天，等待各战区的援军到达。第97军官兵“以野炮、迫击炮进行猛烈抵抗”，近战时则发挥手榴弹的威力，利用南丹附近的石山和隘路逐次抵抗、日军官兵伤亡惨重。 “我方损失较大，第1大队长古贺春一大尉也受了重伤……重庆军火力极强，我前进困难。”注178迄至27日，日军进攻毫无进展。第13师团师团长赤鹿命令主力部队由八圩、东河、大厂间猛攻，而另派一个大队千余人从西北方向分进迂回，绕到南丹西面20公里的罗富实施夹击。第97军的防线终于崩溃。当日夜，军长陈素农率领守军弃城而逃，损失各类大炮40余门，连密码本等也悉数丢失。 日军于28日11时30分占领南丹。注179

早在日军攻下怀远、河池时，第11军就命令第3、第13师团“突破省境线，向独山挺进”， 其“追击目标不仅仅是独山，而以进入其北方要点切断公路为有利”。注180在攻占南丹以后，第13师团的步兵第104联队3000余人于当晚马不停蹄地向独山方向追击前进。经过两天的跋涉，30日抵达六寨，当日夜间越过广西省境，由下司向独山突进，12月1日进入独山以南约30公里的上司。

此时黔桂路上极为混乱。由于前方中国军队整连整营地后撤（连全部美式装备的第46军也不例外），自然无法实施逐次抵抗、截击穷追猛打的日军。路上有成群的败兵残将，更有从东南各省拖儿带女、扶老携幼的难民。占尽优势的中美空军火力无从发挥，第4战区长官司令部也被误炸，局面更加混乱。 12月2日，日军离独山城尚远，守军就开始自行炸毁部分弹药和遗弃的物资，难民则认为爆炸就是日军发来的炮弹，仓惶逃命。注181在路上行军的第13师团一个大队如入无人之境。根据日军的记载，“第2中队长宫本大尉走在队前与对面来的重庆军擦肩而过沿道路的一侧向东急进而入独山，重庆军可能误认我为友军，故而未采取敌对行动”。12月3日，日军一部不战而占领独山。

图4.1　日军占领的贵州独山

第3师团方面则选定了独山以北约50公里的都匀作为攻击目标。该师团兵分数路，长驱北上，向宜北、荔波一线进击。中国军队凭借黔桂边界要隘黎明关一带有利的地形顽强狙击。该处群山连绵，日军不能迂回。守军炽烈的机枪火力使日军遭受惨重伤亡，直接攻击黎明关的日军1个大队各中队长非死即伤。11月27日，守军终于不敌，日军第3师团于12月1日晨到达黎明关。该师团在进攻荔波时，中国军队依靠险峻的关卡，在水扛、达拉竹、甲傍一线阻击日军。“在当时的战斗中，第8中队的全体军官非死即伤，而由军士担任队长继续奋战……前方三面的石山均被重庆军占据，并以轻重机枪和迫击炮、掷弹筒等雨点般地射来……小队长横山佐嘉夫少尉等全部战死。”中国守军的武器多为美式装备，“以瞬发信管的美制手榴弹代替了旧式木柄手榴弹，迫击炮也可能是美国制造的”，因而火力猛烈，日军中队长以上军官死伤甚重， 担任直接攻击的1个大队损失在三分之二以上。注182最终，日军派步兵第6联队绕道荔波东北的山岳地带，经水岩、河东寨、牛场到达荔波以北75公里左右的三合（今三都），通过大迂回战术，于12月3日攻下了荔波；同日，另一支日军又占领了八寨。

从12月2日起，日军先头部队挺向都匀。次日下午，前卫已进抵距该市7公里处的高地上。 接到第11军要求“停止追击立即返转”的电报后注183，该部旋即撤回。4日，在独山的日军工兵第13联队将该城四周的工厂、弹药库、储油库、铁路、桥梁、隧道、通讯设施等悉数炸毁，又焚烧了西郊的被服、卫生及粮秣仓库。独山城遭遇空前的浩劫。

攻至独山后，日军认为作战目的基本达到，开始后撤。这一主动后撤，首先是因为其战力的过度消耗。半年多来，第11军各部攻城略地，辗转山林，战线越拉越长，兵力越发不足，供应日见短缺。长衡会战时的夏服一直穿到雪花纷飞的12月。此外，由于制空权早已丧失，行动多选在夜间，宿营也只能在野外，日军实在无力再攻了。同时，中国方面在黔南一带的重兵集结，也使得日军无法再轻举妄动。

日军突入黔南，极大地震动了重庆国民政府。蒋介石认识到“战况危急，不仅西南各省人心动摇，英美国有要求撤侨之事，益造成社会之惶惑不安。 八年抗战之险恶，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注184中国军队的主力远在滇西和缅北，魏德迈不仅建议蒋介石从缅甸的5个中国师中抽调两个回国阻敌，而且力劝重庆政府“应有再迁都的准备”。蒋介石与高级官员会商后，决定抽调第1、第8等战区的兵力增援， 如战局再恶化，则将远征军全部调回。注185事实上，早在长衡会战时，汤恩伯就已奉命率部南援。广西战事发生，汤恩伯所部便从豫南、陕中，经四川、贵州东来。由于没有汽车配备，行李及笨重的物资给养全靠士兵背负，劳师远征，未战先疲。11月8日，汤恩伯本人赶到贵阳，中旬到了南丹、河池一带。20日，汤恩伯又赶到独山部署，但山间道路全为难民的人流，无法调动兵力。陆续从其他战区调来的兵力计有第94、第87、第29、第98、第9、第13、第57、第97诸军，但都没能堵住日军突击的势头。独山失陷后，装备精良的远征军一部也由美军飞机运来(其先头部队由孙元良指挥)，何应钦奉命抵达贵阳，会同汤恩伯指挥各军。至12月中旬，独山、八寨、三合、荔波、上下司、六寨、南丹等处又相继回到了中国军队手中。

日军的退却并不是无止境的。 第6方面军要求第11军“在黔桂铁路以西，最低限度要坚守河池和宜山之间”。注186第46军在攻击河池时，果然受到日军凶猛的抗击，尽管又调来两路增援部队对该城包围攻击，仍无法克复。14日，日军也增援2000人展开反击，制止了中方的攻势。双方都是久战之余，兵力疲惫，亟须整补，便在该地成对峙状态。

黔桂路上激战正酣，广西南部又燃起战火。11月18日，日军独立混成第23旅团占据来宾，21日与第22师团主力会合，又占领了宾阳，继沿邕(宁)宾(阳)公路扑向重镇南宁。桂南一带的广大地域内，多为地方团队守卫，兵力单薄，遇敌即溃。正规军仅有邓龙光指挥的第62军、第64军，他们与敌短暂接触，立即退却。 其中“六二军一五七师四七一团，转进至旖坳乡附近，与敌一联队遭遇，团长以下几全部牺牲”。注18724日，南宁失守。日军沿邕龙(州)路继续南下攻击。同时，驻越南日军之第21师团也派出一支部队朝南宁方向进攻。28日，该部以步兵第83联队为主，配属有伪军部队，共计五六千人，沿谅山、同登、镇南关北进，次日陷凭祥，随后又兵分数路，向北攻击。明江、龙州、思乐、崇左、扶南等处先后沦陷。12月10日，由南宁南下之日军与由思乐北上之日军在绥渌（今东门）会师。至此，广西境内的重大战斗暂告结束。1945年元月，衡阳至广州间的粤汉铁路，也全部沦入日军之手。日军在形式上最终完成了其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目的。

同豫中、长衡会战相比，桂柳会战持续的时间最长，将近100天。日军的战术仍和前两次一样，系正面的分进合击，穿插迂回，加之此次日军的兵力又占了多数，就使得中国军队地广兵单，顾此失彼，桂林、柳州同时宣告失陷。但日军的失误却也明显存在。第6方面军原计划桂、柳两城由第11军、第23军分别攻取，第11军以主力攻占宜山及柳州西面地区，先切断中国军队的退路，将其围歼于战场。但第11军不待攻下桂林，就擅自派出精锐的第3、第13两师团进攻柳州。尽管此举沉重打击了中方第4战区的军力，却给了中国军队主力迅速西撤的机会。此外，日军轻敌冒进，第23军的独立混成第23旅团即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冒进，于桂平一带遇到猛烈反击，几遭全军覆没的厄运。中国军队一味被动应付，不仅不能在日军分进之际予以打击，反而使自己处于被包围状态。会战伊始，中国军队就没能以适当的兵力把守桂林东北方的要隘，严重影响了桂柳两城的防守。中美空军虽早已占尽了优势，但因作战地域辽阔，时间长久，并没能有效地阻击敌军。另外，桂柳两城的自然地形极利防守，中国军队战前也构筑有较完善的工事，但却因防守兵力薄弱而不能发挥效果。而一般指挥官在战场上则缺乏必胜信念，“以致虽有完善计划及部署，未进行战斗”，“迭遇良好之侧击、尾击时机，亦避不实施， 致敌毫不顾虑后方，大胆抽兵……”注188至于政治方面，“不能适应军事要求，军队不能得民众协助”； “地方政府既行迁移，各部队副食补给发生问题，军队为作战及给养关系，往往涉及民众物资，致军民感情不大融洽，合作方面发生缺憾”。注189

广西是桂系多年苦心经营之所在，原本有相对完善的地方组织。大战之前，日军 “第23军所担心并不在于击败重庆军，倒是担心以广西自卫政策为基础的民众抵抗和乡村的自卫行动，这才是指挥作战的障碍”。注190但会战期间军队和民众完全脱节，地方民团的抵抗多半是自发的，甚至走上了反面，最后只好听任日军横冲直撞。如果不是日军的主动后撤，则黔南各处又将成为激战的场所。由其他战区和远征军系统调来的军队，除第97军等少数部队外，实际在战场上并未起到什么作用。

桂柳会战结束后，日军自4月中旬以来发起的“一号作战”攻势便在形式上取得了成功。它给中国方面的打击极为沉重。在国际反法西斯战线到处奏捷的情况下，中国战场却在短期内丧失了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46座城池、30多个飞机场以及几十万军队，形成了抗战以来正面战场上的第二次大溃败。这些区域内，许多地方是重要的粮食产区，也有较为丰沛的兵源，它们的丧失以及无法统计的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都使中国的国力进一步被削弱。国民党军事上的大惨败又引起了空前的政治动荡，这一年便成为八年抗战中国民党人“最艰苦的一年”。但日本方面却也没能完全达到自己的战略目标。其策划“一号作战”的主要目标是摧毁美国飞机空袭日本的前进基地，但由于美军在太平洋上的攻势和占领马里亚纳，这一点便失去了意义。

日军在华的兵力消耗日见增多，士兵素质急剧下降，战斗精神也随之消沉。长衡会战时中方 “俘敌计达二百。而俘掳(虏)供述，多侃侃而谈，一切行动及其国内状况，历言甚详，与抗战初期我所俘甚少，既俘亦缄口不言之情形相较，敌官兵厌战情绪，实日益增高矣”。注191日军要以仅存的兵力把守广泛的占领区及漫长的交通线，必然在战略上处于极不利的境地，这在客观上对日后中国抗日军民的大反攻是有利的。日军“一号作战”中，从华北、华中战场抽调出不少部队，使敌后战场压力减轻，为1944年各敌后战场的局部反攻创造了契机。在此基础日军已无力再做进一步的战略攻击了。湘西会战就证明了这一点。

四、湘西会战前的中日双方部署

由于策划并指挥“一号作战”的“卓越战绩”，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晋升为陆军元帅，并于1944年11月2日奉调回国，担任陆军教育总督。第6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于11月22日接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一职，原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则转任第6方面军司令官。这时，日军在华的兵力计有25个普通师团、1个坦克师团、10个独立混成旅团、11个独立步兵旅团，约120万人。进入1945年后，日军仍继续发动正面进攻。1945年1月至2月，日军不仅占领了粤汉线南部广大地区，悉数摧毁了浙赣地区的美军飞机场，冈村宁次又进而提出了进攻四川的庞大设想。

但大本营方面鉴于美军在太平洋上的猛烈攻势，认为 “须全力对付主敌美国，不可能同时实施两面作战，故望派遣军首先专心于对美作战，加强中国东南方面的战备”。注192大本营于1月20日下达《作战计划大纲》，其在中国大陆方面的作战主旨还是要着眼于美军：“（一）迅速增强中国大陆的战略态势，要确保以日本国土为核心的大陆国防要地，击败从东、西两个正面进攻之敌（特别是美军），粉碎其企图；（二）加强中国东、南沿海要地的战备，使南海群岛与台湾相配合，充分发挥在中国东海周围的作战力量，尤其是航空作战力量；（三）估计美军在向日本本土进攻之前，或者在进攻本土的同时，以其主力或强大的一部进攻大陆，因此，要促进和加强上海及广东方面的作战准备；（四）在中国大陆西面，要策应以上的作战准备，击败来攻之敌，尤其要压制敌人的航空活动；情况允许时，要尽力向西面扩大阵地，与阻断敌人到达中国东南沿海的企图相结合， 确立大陆上的战略态势。”注193

因此，大本营于1月22日给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下达的命令中明确指出，派遣军“应击败进攻中国大陆之主敌美军”， “要把加强战备的重点，保持在中国中南部、特别是长江下游要地。”注194为此，中国派遣军于1月底召开军司令官联席会议，决定“将对美战备的重点，置于长江下游要地”。 会议还议定了在中国大陆沿海对美军作战准备纲要，制定了在华南沿海作战的“光一号作战”和在华中沿海作战的“光二号作战”。注195但随着美军4月1日在冲绳岛本岛登陆，华南对日本本土的防卫作用已经消失，中国派遣军遂计划将海南岛和金门岛的兵力撤回广州，并从华南地区抽调第27、第40、第104三个师团转用于南京附近，只留少部兵力驻守香港、广州。但日本大本营于4月14日向中国派遣军发出命令， 要其将第3、第13、第34、第27等四个精锐师团调往徐州以北地区“集结待机”。注196到了4月23日， 大本营“不仅希望（中国派遣军）放弃湖南，中央甚至在议论放弃武汉”。注197

日军在中国大陆地区兵力的大范围收缩和退却行动，遭受中美空军的沉重打击。“一号作战”发动以后，中美空军尽管丧失了几十处机场，但仍牢牢掌握着制空权。1945年初以来，联合空军以湖北老河口、湘西芷江两机场为前沿基地，对沦陷区日军的水陆交通干线频繁出击。桥梁、铁路、公路、机车及修理厂是主要攻击目标，对日军形成了极大的威胁。这两个机场也因此成为日军重点争夺的目标。1月29日，冈村宁次下达了有关老河口、芷江作战的命令，分令华北方面军迅速占领老河口附近，第6方面军则尽速占领芷江附近。3月，老河口机场被日军华北方面军的第12军攻占。

芷江作战由第6方面军所属的第20军承担，该军1944年9月成立于衡阳，司令官为坂西一良中将，下辖第27、第68、第64、第116等4个师团。中国派遣军发动芷江战役的最初目标，是作为进攻四川的第一阶段作战。但自第11军主力被调往华中、华北后，芷江作战意义发生重大变化，只能以摧毁中美空军的航空基地为目标。3月下旬起，该军修筑了衡(阳)—邵(阳)、(湘)潭—邵(阳)公路，并在邵阳附近屯集积了大量粮食弹药。坂西一良的作战计划是从新化、新宁和宝庆(即邵阳)三方面同时发起进攻，分别西进。主力由宝庆—洞口—安江(即黔阳)沿线以北地区进攻，以期将中国军队包围在洞口、武冈地区，或是在沅江以东地区捕捉围歼。随即占领并摧毁芷江机场。但日军并没能料到，这次进攻所面临的对手与往昔相比已是大不相同了。

图4.2　驻印军和远征军在芒友会师

1944年的大半年里，整个中国的正面战场都笼罩在豫湘桂作战溃败的阴影中。但年底以后，西南方面却燃起了希望之光。12月25日，中国驻印军的新1军攻占了缅北重镇八莫，这是打通中印交通线的必经之地。1945年1月，缅北的另一要地南坎也告克复，驻印军与缅甸的中国远征军在芒友（Mongyu）会师。至3月份，中国军队历经苦战，攻下了缅甸公路的中心要点——腊戍（Lashio），与英军会师，滇缅公路被完全打通。自此，源源不断的美援物资通过中印公路运入中国，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得到加强。全部美式装备的中国军队已达30多个师。美军则派出校级以上的联络官指挥技术官兵、教习美式武器的使用。

图4.3　1945年3月，中印公路开通以后，进入昆明的车队受到盛大欢迎

1945年12月底，蒋介石在昆明设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由参谋总长何应钦兼任总司令，负责西南各战区部队的统一指挥和训练，并充实部队的美械装备，尤其是加强炮兵火力。陆军总司令部下辖四个方面军和昆明防守司令部，卢汉、张发奎、汤恩伯、王耀武分任第1、第2、第3、第4方面军司令官，杜聿明任昆明防守司令。第1方面军位于昆明，下辖第60、第93、第52等3个军约9个师；第2方面军下辖第46、第62、第64等3个军约10个师；第3方面军下辖第20、第26、第94、第13、第71等5个军约14个师；第4方面军下辖第18、第73、第74、第100军等4个军约11个师；昆明防守司令部下辖第5、第8等2个军约8个师。

王耀武统率的第4方面军为中国精锐部队，原为第24集团军。从1945年3月初，该方面军在湘西一线休整，其中第18、第73、第74等军全部换上了美式装备，第100军的美式装备率也达三分之一以上。 “迄三十四年四月初旬，方面军之一部，守备广西资源经湘南新宁及邵阳、湘乡、宁乡各西郊，至益阳，亘洞庭湖北岸，广达千一百余里正面之阵地，主力分别控置于武冈、洞口、新化、桃源各附近筑工整补……”注198日军的大规模调动， 使该方面军判明了其目的在于“攻占芷江及破坏我一切反攻准备，巩固其湘桂、粤汉路之交通”。注1994月5日，蒋介石密电何应钦：“一、湘、粤、桂敌似有抽集约三至五个师团兵力，向芷江及常(德)、桃(源)进犯之企图。二、以确保芷江机场，并利尔后反攻为目的，以第四方面军所属部队为主，务于洪江、溆浦以东地区，选定主阵地，与敌作战。三、第六战区及第三方面军，应以有力部队策应湘西方面作战。 四、各部队应从速完成作战准备。”注200据此，何应钦拟定了各部队的协同作战要领，并于14日以“特急电”密告蒋介石：（一）第4方面军应以主力于武冈、新化附近之线，与敌决战。（二）第3方面军应以一个军（94军），先集结通道、靖县地区，准备向武冈以东进击，参加第4方面军之决战。 （三）王总司令敬久注201，应率所部三个师及第18军之一个师，准备由桃、常向新化以东进出，参加第4方面军之决战。（四）新6军应准备一个师空运芷江，为第4方面军之总预备队。 （五）为保障第4方面军之作战安全起见，第3方面军应确实拒止黔桂路及桂穗路之敌，使不得越过南丹、龙胜两要地。注202

根据何应钦的指令，第4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决定以第74军、第100军从正面阻击日军，另以第18、第73两军向日军两翼侧后攻击，将日军包围在武冈、新化之间的雪峰山区。同年5月初，陆军总司令部又将廖耀湘新6军（下辖第14、新22、第207师）划归第4方面军指挥。各部随即进行了各种准备，举凡加强工事、屯集粮弹、交通通讯、空中投掷场大多都已完成。特别是王耀武所部，将雪峰山区险峻的地形作了较为详细的勘察，这就为日后战场上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4月中旬起，第20军司令官坂西一良在邵阳指挥日军兵分3路扑向芷江方面。芷江城地处雪峰山下，前有资水可作天然屏障，后有沅江、芷江扼川黔之咽喉。雪峰山脉蜿蜒数百里，均系南北走向，愈向西山脉愈险愈高，道路崎岖，对防守尤为有利。这里除有中美空军重要的飞机场外，还是中国军队的补给点之一，抗战后期发展成为湖南重要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之一，为中国军队必守之地。日军进攻仍沿用传统的分进合击战术，中国军队因准备充分，在初期针锋相对地采取了攻势防御的战略。100多公里宽的湘西战线上，几乎同时燃起战火。

五、湘西反攻

4月15日，日军第68师团第58旅团长关根久太郎率领所部（又称关根支队）从左路发动攻势，由东安向新宁进击。17日，新宁城失陷。该支队主力在新宁—白沙间集结之后，为策应中路日军第116师团的进攻，以主力突向瓦屋塘，从西南及南面压迫中国军队，准备在其突向雪峰山山岳地带之前形成包围圈。20日起，关根支队在武冈附近遭到第4方面军第74军的顽强阻击。该城守军构筑了内外3道防御阵地。日军以强大的炮兵火力掩护登城，但在守军炽烈的冲锋枪火力扫射下死伤惨重。攻击竹塘据点时，日军以坦克部队开路，反复冲击10余次，均被击退。守军的敢死队以汽油弹炸毁了敌之坦克10辆，敌兵伤亡百余。25日，战事更加激烈：“（一）七四军当面敌，有（25日）寅增至九千余猛犯。甲、五八师在城步、北关、峡水东及武冈南木瓜桥、蔡家岭、安心观各地，坚强抵御来犯之敌，敌向西北窜犯企图迄未得逞。乙、五七师前线战斗至烈，凶战五日，竹篙塘坚守三日，守军仍在对峙中。守卫山门之一六九团葛道逐营，受三倍敌围攻三昼夜，毙伤敌达八百，我所剩官兵百余，仍坚守中。另敌千余，有（25日）酉窜洞口东南，与我军一部接触。（二）放洞敌有（25）日西犯，激战竟日，敌四五百突至龙潭司东九公里，被我五一师于海棠楼两部歼灭，其余各处均被击退。同日，我一五师（属73军）由东北向西南协力猛攻，敌背逐渐压缩包围，连克青山界、南银观、岩毫江、油溪、绢溪各要点。总计毙伤敌高腾佐四郎以下官兵千余，掳获机枪八挺，步枪百余支。（三）田心西北敌三千余，马 （21）日五路屡向西北进犯未逞，有（25日）卯，复大举猛扑，我七三军十（五）师续于集营东南红岭附近地区痛击中。”注203

关根支队由于进攻受阻，一筹莫展。4月29日，第20军司令部命令该支队“应立即沿瓦屋塘—水口—两路口—洪口地区向洪江突进，与第116师团相策应， 断敌退路，攻敌侧背”。注204但该支队在中方的优势炮火面前仍然举步维艰。5月2日，该支队主力第217联队在瓦屋塘西10公里的水口一线，为第58师包围，“我七十四军军长及五十八师师长，亲赴前线指挥。午后得空军大量援助，反攻六七次，终将敌二一七团（联队）主力大部歼灭。计毙敌步兵千余名，马二百匹，敌伤亡达总数三分之二，敌马匹几全部被我空军炸死”。 中方亦伤亡360余名。注205日方资料也叙述了第217联队遭受攻击的情况：“雾刚散美机就来袭反复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猛烈扫射轰炸和汽油弹攻击，同时敌军步兵与此呼应，在迫击炮、重机枪的集中炮火攻击下，向山顶冲来，几次进行了拉锯式的白刃战，如第9中队，80名官兵减少到10余名，午后山顶阵地终于落到敌人手中。”他们惊叹： “今天作战之敌和过去的第58师不同，半美式化装备，斗志旺盛。”注206

在右路发起进攻的是重广三马大佐率领的第47师团步兵第131联队（又称重广支队）。4月16日起，该支队一面对新化方向的中国军队实施警戒，一面沿小塘至木龙的道路扑向洋溪。21日起，日军与凭险抵抗的第73军交火。在守军优势的轻重机枪火力和迫击炮轰击下，重广支队日军伤亡惨重，不得不多次变更进攻目标。从徐家桥、桃林、牛塞岭、红岭、小塘到洋溪，日军突进到哪里，哪里就有中国军队的猛烈攻击。“重庆军……其迫击炮及轻重机枪，如暴风骤雨一般向我阵地倾泻而来。其弹药之充足使人吃惊。 由于连续集中射击，附近高地成了火海。重庆军反复对我进行勇敢地突击，斗志坚强”。注207从25至26日，重广支队同第73军在潭溪东南反复争夺， 中国军队“毙伤敌三百五十余，我伤亡连长周励以下官兵百廿余员”。注208自29日重广支队到达洋溪西南地区后，再也无法突击前进， 只得“采取确保塞边西侧高地及株木山北侧台地的防御态势”。注209

中路是日军的主攻战线，投入该方面作战的为菱田元四郎第116师团。11日起，第120、第133、第109联队自邵阳一带出发，兵分3路，准备配合关根支队的迂回，将中方第4方面军主力聚歼在高沙、洞口、花园、武冈西北地区。中方之第79、第100两军按预定计划逐步抵抗，将日军主力诱向雪峰山区。14日夜，该师团先头部队一个大队逼近罗洪界， “一百军抽集十五师主力及六三师一部，由都家堡向敌合力围攻，激战至申（下午15至17时），将敌全部击溃。计毙伤敌三百余，掳重机枪三挺，轻机枪五挺，步枪六四挺”。注210《16日，该股日军 “猛扑我六三师一八七团阵地，战斗至烈，巨口铺守备之一连，与三倍敌血战三日，全部殉国。马瑙坳守军连长以下官兵，亦于铣（16日）酉与阵地同尽”。注211。10天以后，日军各纵队抵达洞口、江口、放洞一线山地，已远离后方，到达了雪峰山的中南部地区。中方的阻击变得更加猛烈，日军无法继续西进。21日凌晨，第100军之第51师攻占放洞、温南里，“伤毙敌二百卅余，我伤亡连长二、排长五、士兵百余”。同日，第109联队在隆回司附近围攻第19师第55团阵地，陶团长率军与日军交战4昼夜， “毙敌中队长以下三百五十余，我亦伤亡奇重”。注21222日，第100军在攻击万家冲及附近高地时， “十九师营长刘官洲及连长刘静龄均壮烈殉国，另伤连长以下官八员，士兵二百八十余”。注213日军陷入苦战。“第120联队对据守洞口既设阵地重庆军的战斗难以进展；另外从山门进入雪峰山山岳地带的中央纵队（第133联队）陷入险峻山地，前进极慢。4月29日，第120联队终于攻占洞口阵地，中央纵队前卫也迫近月溪。此时， 步兵第109联队因受到来自背后清山界方面敌军的严重威胁……准备对付四周的重庆军”。注214“重庆军斗志旺盛，在迫击炮集中射击的配合下反复进行反攻……美机P-40和P-51型约20架次连续来袭，主要扫射轰炸圭洞北侧的我方阵地及山炮观测所”；“经过连日激战，各大队均有不少将校伤亡，士兵亦相继阵亡，尤其缺乏弹药，战斗力逐渐下降。而重庆军却增强了兵力，在活跃的空军呼应下，反复而执拗地进行了反攻”。在25日的战斗中， 第109联队共计伤亡546人。注215第132联队的第2大队， “自山门到老隘塘战斗以来，伤亡很大，损失官兵417人，马106匹”。注216中国军队的火力已在战场上占了优势，日军自身弹药又供应不足，前进处处受阻。

至5月初，中国军队大致完成了将日军主力诱至新化、武冈间雪峰山山岳地区的目标，军委会和陆军总司令部便实施反包围战术。5月4日，何应钦向第4方面军及其两翼部队下达了转入攻势的命令：（一）攻势转移之目标，为击灭进犯之敌。（二）发动攻势转移期间所需之粮弹补给，应尽速于5月15日左右，全部准备完竣。（三）新6军归王（耀武）司令官指挥。其新22师应立即向江口北推进，协同江口附近作战之部队，担任江口正面公路上之防御，掩护新6军、军直属部队及第14师向安江（今黔阳）附近集中。（四）李玉堂集团第94军主力，应与第4方面军在安江及宝庆（今邵阳）以南之部队密切协同，务于5月15日以前，击灭城步以北地区之敌，进出于武冈附近，准备协同第4方面军，担任安江、宝庆公路以南地区间攻击，务求敌之外围，予以包围攻击。（五）王敬久第10集团军应竭力拒止当面之敌，掩护我攻势部队之左翼。 （六）第4方面军所属各部队作战之部署，由王（耀武）司令官依情况自行决定。注217

在接到攻势转移的指令后，王耀武一方面命令胡琏率装备精良的第18军火速南下，同第100军一起构成对突入雪峰山之日军的包围态势。一方面又派兵切断了日军背后的惟一交通运输咽喉——湘黔公路。中美空军连日频繁出击，对敌后之城市、交通、据点、仓库、机场、部队集结地进行猛烈的轰炸袭击，日本空军丧失了制空权。5月6日，第4方面军下达了《湘西会战之攻势转移计划要旨》，规定“于5月8日拂晓，全面转移攻势，置主决战于两翼，协力右翼友军，压迫敌人于雪峰山东麓，捕捉歼灭之”。其具体作战部署为：（一）第74军（辖第58师、第193师、暂编第6师）于武冈、唐家坊、瓦屋塘、金屋塘之线担任守备，并攻击当面之敌。（二）新6军（辖新22师、第207师、第57师）推进至江口附近，逐次攻击肝溪、平江、下查坪及洞口附近之敌。（三）第100军（辖第19师、第63师、第51师）迅速肃清放洞附近之敌，尔后协力新6军向上查坪、半江峰一带之敌攻击。（四）第18军（辖第11师、第118师）集结于小沙江、隆回司、黄泥井间地区，攻击当面之敌。（五）第73军（辖第15师、第77师、第18师）以主力迅速击灭洋溪之敌，以有力一部， 即集结于大桥边附近，向滩头、巨口铺等处之敌攻击。注218关于此次作战的地域，何应钦特别强调， “我军此次反攻，为仅以宝庆为目标，则可吸引多数之敌集中于衡阳附近，以便利我军尔后对另一目标之作战”。注219

突入雪峰山山岳地带的日军各部的处境极为艰难，特别是左右两翼的关根、重广两支队分别受阻，中路第116师团处于孤军深入之势。 “自5月初以来，敌方的压力日趋紧迫，第20军首脑判断，我第一线兵团的兵力，分散在被隔绝的雪峰山山岳地带的各处，有没有可以及时运用的预备兵力，因此很可能被分割孤立起来”。注220于是，第20军司令官坂西一良于5月3日请求第6方面军增援2至3个师团，“给敌以彻底打击”。但第6方面军察觉到中国“相当数量的大部队正陆续空运到芷江，感到今后若不慎重指导，恐将陷于危险”，他们认识到， “以现有兵力，即使只进到沅江河畔，也需要很长的时间，并付出极大牺牲”。注221实际上，早在4月底，中国派遣军总部接获中国军队在芷江等地集结的兵力的情报后，就已认识到第20军的进攻不可能到达芷江，尤其是第1线兵团在雪峰山区被分割围困，又无可运用的预备兵力及时救援，后果将极为严重。因此坂西一良的请求被第6方面军和中国派遣军接连否决。派遣军作战主任参谋宫崎认为： “若采用第20军的意见，从敌人的战斗力量来衡量，至少需7个师团……但如此将迫使派遣军进行难以预料的决战，并将给对美战备及大本营全面作战指导带来莫大障碍。现在不宜采用第20军的意见，而应中止芷江作战。”注222日军第20军司令官被迫于4日下令前方部队成“整理态势”：要求第116师团 “应适时脱离战线，向山门、洞口一带后转集结”注223；5月9日，日第6方面军接到了中国派遣军中止芷江作战的正式命令，正式下令第20军 “中止芷江作战及时返回原态势”。注224但此时，中方的优势兵力已完成了对第116师团等部队的包围，日军的撤退旋即变成了伤亡惨重的溃逃。

江口方面，5月4日，王耀武抽调暂6师2个团、第51师1个团协力第57师从三面反攻。“一八九团二营少校营长夏字实，身先士卒，猛攻铁山，再四突击，冲至山岭，毙敌133团(联队)中队长翼山戮以次官兵二百五十余人，敌阵动摇”；5日晚，又一股日军“七八百人，”从上查坪西南，“企图经塘湾迂回江口阵地之侧背，我天台界守军果敢迎击……至亥（21至23时），计毙敌大尉以下五百余，获轻、重机枪五挺，掷弹筒三具，步枪五十二支”。武阳方面，第74军于4日向日军关根支队发动全面进攻。第193师攻占大王田；第58师猛攻龙头5个高地，至晚18时前后，“我克其三，毙伤敌三百余，我伤亡一七三团第三营营长乜纯龙一员，另官兵百廿余名，至微（5）日，58师将龙头五高地全部占领”。洋溪方面，第73军猛攻洋溪南侧， 第45团于4日晚将洋溪、西寨、边店全克服。注225

日军于5月7日夜间开始全面退却。第116师团第109联队经过连日作战，伤亡惨重。按照日军当时的标准配备：一个联队为3800人，下辖三个步兵大队，每个大队1100人。 而此时杉田大队包括伤员在内的所有战斗人员仅剩196人，宇梶大队只剩238人，平原大队和第133联队末永大队损失较轻。注226该股日军被中国军队第100军的3个师包围攻击，乃由望乡山方向拼死突围，13日晨进入雪峰山东麓的一条狭窄的山谷——马胫骨内。“第109联队的先头两个大队进入了马胫骨，其余主力进入其北侧；但后方的两个大队被望乡亭附近之敌切断进路而陷于孤立，并遭到包围攻击，陷于苦战。 部队因缺乏弹药，只好进行白刃战，粮食也已吃完，只能以杂草和水充饥。”注22714日，该联队在回龙寺、舫水洞、青山界、枚洞附近， “遭我五一师、六三师截击、尾击、侧击、围击”。注228中国军队利用占据的马胫骨四周制高点，“以迫击炮及机关炮集中射击，而且美机用燃烧弹布成烟幕地带”，该联队“当时处境危殆已极…… 5月14日弹尽粮绝，四周皆敌，联队已准备‘玉碎’”。注229

第116师团的另外两个联队在撤退途中也遭受王耀武方面军第100、第74军“于宝庆公路及其两侧各地区坚强阻击、围攻……敌一一六师（团）师团长所率一三三团（联队）、一二〇团（联队）残存约二千，被我七四军所部一三师、五八师、暂六师及一八军，于竹篙塘北山门沿水东西间地区围歼，删（15）日， 我暂六师已攻占竹篙塘、洋溪两要点，包围圈益见缩小”。注230该两联队残部经过殊死突击，才于15日冲破了山门的窄路口。次日，退路又被暂编第6师截住，第116师团只得将师团直属队编组成1个司令部大队，激战一天后，大队的各中队仅剩下突击兵20余名。一直到和尚桥一带，第116师团的溃兵才得以喘息。

重广支队自5月8日奉命从洋溪附近回撤，9日夜由第2大队夺取小坡头、大坡头台地，掩护第1大队后退。10日，中国军队第15师、第77师所部“续攻洋溪南侧敌，获轻机枪一挺、步枪卅余支，毙伤敌三百五十余”。当夜，日军第1大队脱离塞边转向石渣牌前进。11日，第73军军长韩濬 “亲临最前线督战指挥，士气旺盛，激战终日，卒将红岭附近敌完全击溃，毙伤敌二百余”。注23113日，日军以第2大队掩护第1、第3大队脱离红岭向南山塞撤退，直到15日才大致脱出包围圈，重广联队长受伤。 17日在日军骑兵第47联队的接应下脱离险境。注232

关根支队自5日起便溃不成军：“5日晨以后，各队陷入混乱状态，几乎无法统率”。特别是独立步兵第115大队几乎全军覆灭。该大队“在万福桥附近遭到敌军奇袭时即已溃乱，接着又遭到优势之敌包围攻击”。该大队于7日至9日被中国军队第74军所部 “分割包围在万福桥—湾头—李溪桥—牛角岭一带。侥幸脱出者向武冈及花园市方向溃走，被包围的各队到10日已不能进行有组织的抵抗……大队长小笠原大尉虽然逃到了泡洞，最后还是战死了”。注233第217联队主力3个大队及独立步兵第117大队于6日越过雪峰山及麻子山山岳地带，向花园市及高沙市后撤，沿路迭遭中美空军的轰炸和第58师的尾攻和逆袭。从8日至10日晨，关根支队在“渤港、翟家祖、唐家岭、武家冲一带集中火力，作困兽斗之举，企图反攻”。李玉堂集团军第121师官兵“咸报必死决心，往复冲击，战斗至为激烈。灰（10日）午，敌四八师团一一七大队几乎全部就歼，遗尸遍野，残敌仓皇退据高沙市顽抗……此役我一二一师毙敌大尉高勇、少尉灰井义渥以下官兵七百余名…… 我仅亡连、排长十一员、士兵三百余名”注234。13日，该支队在七里村、关家桥、风神砦一带遭到李玉堂集团军第5、第44和第121师的围攻：“（一）我四十四师之三十二团，于文（12日）午占领桃花坪……（二）我第五师之许团汪加强连，于关家桥阻击炮数门、人数约五六百之企图突围之敌……该师唐团急进增援，协同一二一师于菁竹铺对该敌围歼中。（三）我一二一师于文卯击破高沙市设有铁丝网之敌二千余，进占高沙，续向残敌分途追击，于元（13日）辰在风神岩（砦）、关家桥、冷水桥、鲤鱼渡、七里村一带，发现敌一股约三千余，我一二一师及五师尾追堵战，激战终日，敌我伤亡均重。 迄晚，敌千余向东南逃窜，我第五师与四十四师同时派队追击中。”注235面对中国军队优势兵力的强大进攻，“关根支队的指挥系统又一次陷入混乱。以后各大队各自为战，15～17日间先后突破敌阵，退向桃花坪西南地区，好不容易才摆脱了敌军的追击”。该支队在撤退途中的伤亡近2000人之多， 至19日才于桃花坪南面渡过资水。注236

第116师团被重兵围困时，日军第47师团主力和第34师团都奉命开来增援，以掩护其突围，但当两支部队抵达战场时，双方的交战已近尾声。6月初，日军悉数撤退，湘西地区又恢复到了战前的态势。 是役持续两月之久，日军迭遭重创，伤亡达29940人(日方自己承认的伤亡数字为26516人)，中方伤亡亦惨重，仅第4方面军的统计就达11223人之多。注237

湘西会战(或“湘西战役”，亦称“芷江战役”，同时又因主战场在雪峰山地区，也称为“雪峰山战役”)中，日军前后投入的兵力约为第116、第47、第34师团又1个半旅团，大约9万人。中国方面直接参战的人数达6个军11师，近20万人。这是中国军队装备美国军械后第一次同日军的正面大交锋。日军兵员既少，火力上亦明显处于劣势。第20军司令官坂西一良仅根据豫湘桂作战时国民党军队不堪一击的印象就轻率攻击，不待第47、34两师团主力到达战场，仅以第116师团和不足两个旅团的支队在近150公里的广阔正面发动进攻，又全然不计雪峰山区的险峻地形和后勤保障上的困难，导致了最终的惨败。中国方面不仅在地面上占尽了人力、火力和地利的优势，而且又得到了中美空军的火力支援。50多天里，中美空军飞机平均每天出动60架次，非但日军飞机不敢出动，炮兵亦力图避免阵地被炸。但中国方面在如此有利的情况下最终却未能全歼来犯日军，这主要是政治上影响的结果。5月份，欧洲的德国已告投降，太平洋上的美军则登上了冲绳岛，日军的失败已在眼前。而日本一旦投降，国共间的矛盾就显得突出。清一色美械装备的新6军最终没能投入战场，一方面是因为最高当局没有能够及时洞察日军的退缩战略，另一方面则明显可看出蒋介石另有考虑。导致日军突出包围圈的最直接原因，并不是日军拼死突围的结果，而是战场上最高指挥官何应钦本人的急功好胜。雪峰山区的包围圈甫已形成，何应钦就认为胜利唾手可得，发出了告捷的电报。结果前方炮火方浓，陪都重庆就已到处响起了祝捷的震天锣鼓声。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的召开日期早已确定。5月28日起，蒋介石“电催何回重庆，亲自向大会报告湘西大捷经过”。战斗仍在继续，大捷自然无从谈起，于是便在“军事要配合政治”的借口下将洞口公路方面的口子放开， 以利日军的出逃，尽快结束战争。注238政治因素之外，美械装备也并不能使国民党军队脱胎换骨。第18军在战后的总结中，一口气道出了军中的10多种弊端，“士兵易犯军纪，影响战力”，“我每克一地，部队即行紊乱，脱离掌握；敌多趁此反扑之例甚多”，距敌甚远，士兵即开始射击，藉壮胆量；下级亦不能适应射击时机，盲目乱放，徒耗弹药， “小部队多不能独立作战。守一据点，稍受猛击，若无官长亲任指挥，即形动摇”。注239

湘西会战是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日军发动的最后一次会战。是役惨败后，日军在华战略便改为全面的收缩防守。中国军队虽未全歼入侵之敌，但仍有重要意义。有了自信心的中国军队以此为契机而转入大规模的反攻。4月27日，第2方面军张发奎所部展开攻势，1个月后收复南宁。第3方面军汤恩伯所部自桂西反攻，5月19日夺回河池，6月14日克复宜山。29日，又协同第2方面军进入柳州。7月28日，重镇桂林亦告收复。日军的士气已完全丧失。

第5章　反攻缅北滇西作战

一、反攻计划的形成和战前准备

1942年4月中旬，缅甸战局急转直下。史迪威预料缅甸被日军攻占在即，遂于16日派格鲁伯（William R.Gruber）准将赴重庆见蒋介石，面呈“以收复缅甸为目标的作战计划”。他建议在印度组建中国的两个野战军，各辖3个师，另建3个炮兵团和战车、工兵、通信兵、空降兵等部队，用4至6个月完成部队训练。作战行动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收复缅甸，从印度发起主攻，从中国滇西发动助攻；第二阶段将日军逐出泰国和越南。史迪威同时将此计划电告美国政府，得到了积极反应。4月29日，蒋介石原则上同意收复缅甸作战计划。可是，英国态度消极，它不希望过多的外国军队涌进印度和缅甸，只希望中美军队在别处打败日本，以便从日本手中轻而易举地收复缅甸。因此，英国用种种借口拒绝中国军队入驻印度受训，对收复缅甸更是多方推托。嗣经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由美英参谋首长组成，设于华盛顿，是同盟国最高军事决策机构)美方代表的交涉和力促，英方才同意将位于印度东北部比哈尔（Bihar）邦的兰姆伽（Ramgarh）军营划归中国军队使用。

兰姆伽在加尔各答西北200英里处，原为意大利俘虏营。蒋介石先后将由缅甸退入印度的中国远征军新38师、新22师所部9000余人调往印度接受军事训练，更名为驻印军。6月28日，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部及新编第38师入营；8月中旬，新编第22师入营。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撤销“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部”，成立“中国驻印军指挥部”，任命史迪威为总指挥，罗卓英为副总指挥。

驻印军的武器装备由美军提供，统一由美军供应处向中国驻印军供给，实行补给和供应到人的追送补给体制。中国驻印军采用美军装备和新的训练方法，火力配备、通讯能力、机械性能大为增强，官兵素质、战斗技能明显提高。此外，依照《中英财政协定》，英印政府为驻印军提供了布朗式机枪和履带式小型装甲车，供应驻印军服装、膳食、医药和薪饷，提供驻印军训练场地和其他部分后勤设施， 如油料、水电、运输等，英国为驻印军总共花费了1099676英镑。注240

从9月起，中国每天向印度空运官兵400至500人。迄至1944年1月，接受训练的中国官兵共有32293人。1943年春，罗卓英奉调回国，蒋介石遂将这支部队扩编成陆军新编第1军，下辖3个师。以郑洞国为军长、孙立人为副军长兼新编第38师师长、廖耀湘为新编第22师师长、胡素为新编第30师师长。这是一支诸兵种合成的高度机械化部队，除了3个步兵师和1个独立步兵团外， 还拥有3个炮兵团、1个重迫击炮团、2个工兵团、1个汽车辎重兵团、1个骡马辎重团、7个轻战车营、1个高射机关枪营、1个独立通信兵营、1个特务营、1个独立宪兵营和1个徒步运输团。注241

1943年初，德军在非洲大败，盟军突尼斯登陆在即，攻取西西里势在必行；苏联在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对德军的反攻已取得决定性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处于历史的转折关头，战胜德、意法西斯已大势所趋。美英双方遂将东亚对日作战列入重要议程，而反攻缅甸则成为对日作战的主题之一。1月14日至23日，罗斯福、丘吉尔在卡萨布兰卡举行会议，作出收复缅甸的决定，其作战计划代号为“安纳吉姆”。2月9日，宋子文、何应钦、安诺德、史迪威、朔莫维尔、魏菲尔、迪尔等集会于加尔各答，商讨实施“安纳吉姆计划”之步骤：(1)驻印军经胡康河谷(Hukawny Valley)夺取孟拱(Mogaung)、密支那(MyitKyina)、八莫(Bhamo)；(2)滇西11个师渡怒江，分取龙陵、腾冲后攻夺腊戍、八莫、密支那，与驻印英军会师；(3)英军3师攻缅北，主力攻若开(Arakan)，并在仰光登陆，然后会师曼德勒(Mandalay)；(4)公路油管随驻印军向前修筑；(5)组建中英联合突击兵团，用于缅北敌后作战，由英军3个旅、华军6个旅组成。该计划期望于1944年1月攻克仰光。嗣因英军第15军在若开遭到惨败，延宕了该计划的实施。

为落实“安纳吉姆计划”，1943年4月，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在云南楚雄成立。陈诚任司令长官，同年冬，由卫立煌继任，黄琪翔任副司令长官，萧毅肃任参谋长。远征军下辖宋希濂第11集团军和霍揆彰第20集团军，其中第11集团军辖王凌云第2军（下辖第9、第33、第76师）、黄杰第6军（下辖新编第39、预备第2师）、钟彬第71军（下辖新编第28、第87、第88、第200师）；第20集团军辖周福成第53军（下辖第116、第130师）、方天第54军（下辖第36、第198师）。此外，远征军直属部队有何绍周第8军（下辖荣誉第1、第82、第103、第93师）、 陈纳德任司令的美国空军第14航空队（下辖2个中型轰炸机中队、3个战斗机中队）以及2个重炮团、1个重迫击炮团、4个辎重兵团、1个工兵团、1个战车防御炮营、1个高射炮营和2个通信兵营。注242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驻滇训练团也于4月1日开学，教官及训练实施由美军担任，美军为此设立了昆明训练中心。学员来自中国远征军、第1、第5、第9各集团军及昆明行营直属部队。训练方式与内容同兰姆伽训练中心完全相同。另设将校班对赴印受训的将校及军官进行赴印前的准备教育， 介绍印度、缅甸和英美军概况及外交礼节。注243远征军和第5军于1943年10月开始接受美械装备，由于空运量有限，其装备比驻印军稍差。 “中国军队经过再训练与优良装备，其实力日趋提高”注244，为夺取缅北滇西反攻作战胜利奠定了基础。

为加强实施反攻缅北滇西计划，美英首脑于1943年8月在魁北克举行会议，再次把计划列入议程进行商议。美国强调必须按“安纳吉姆计划”实施。英国为把反攻缅甸的义务推给中国，仍反对“南北水陆夹击”的两栖作战计划。经反复磋商决定，反攻日期定为1944年2月，以夺取密支那、阿恰布(Akyab)和兰里岛（Ramree Island）为目标。至于英军在缅甸南部的“两栖行动”，必须视缅甸北部的战事进展及准备程度而定。会议同时决定成立东南亚盟军统帅部，由蒙巴顿和史迪威任正副统帅。10月2日，蒙巴顿、朔莫维尔经印度飞至重庆，向蒋介石面呈丘吉尔致蒋介石密函及魁北克会议决议案。19日，蒋介石、何应钦、蒙巴顿、史迪威、朔莫维尔等人在重庆黄山的蒋介石官邸开会，作出如下决定：（1）1944年1月15日开始进攻；（2）作战部队进攻路线按“安纳吉姆计划”所定；（3）中印空运量维持每月1万吨；（4）南缅作战及水陆夹击正在准备。在此会议上，对于收复缅北作战，中、美、英3国均态度积极。但是，英国对实施南缅水陆夹攻，仍游移不定。不久，在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举行的德黑兰会议上，美国为使英国全力投入欧洲作战，屈从英国要求，免去了英国在南缅实施水陆夹击的任务，这样，对侵缅日军实施反攻的任务， 基本都落在中国军队肩上。注245至此，反攻缅甸滇北计划，历时年余的周折，几经变更，终于形成。

二、驻印军反攻胡康河谷作战

按照“安纳吉姆计划”， 中国驻印军反攻缅北的攻击路线是经胡康河谷注246夺取孟拱、密支那、八莫。胡康河谷是一个低洼的盆地，位于缅北新平洋、孟关间，南北长200公里，东西宽20至70公里，标高7000英尺以上，大龙河(Tarung，又称塔隆河)和大奈河（Tanai）横贯其中，此地山高林密，河流纵横，雨季泛滥成灾。又是虎烈拉（Cholera，即霍乱）与恶性疟疾的巢窟， 因此有“死亡溪谷”之称。注247为了运送反攻缅北军队及运输战备物资，1942年12月，美军第45工程团、第83航空营先后到达雷多（Ledo），并于1943年春，会同中国两个工兵团，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始修筑由雷多至野人山(Jungle Mountains)区的中印公路。至9月上旬，中印公路修到南阳河附近。此时，中国驻印军新编第38师、新编第22师已开至雷多附近。

图5.1　在印度兰姆伽受过丛林战训练的中国驻印军开往雷多，进入缅甸北部作战

据守缅甸北部地区的日军为缅甸方面军第15军第18师团，师团长为田中新一中将。该师团于1937年9月组建，同年11月即在杭州湾登陆；次年登陆广东大鹏湾后攻占广州。1939年，该师团又在广西钦州登陆，投入进攻南宁的作战。1940年，它被调往南洋地区进行丛林作战的特别训练。1941年12月7日夜在马来半岛登陆，参与攻占马来亚与新加坡的战斗。1942年2月，该师团又被调往缅甸，编入第15军，4月在在仰光登陆，5月占领曼德勒。由于该师团长期在热带丛林作战，于是奉命担任缅北密支那、八莫和胡康河谷地区的防守。该师团首要任务是“对云南方面敌军的进攻，应力求将战场置于密支那东方地区歼灭敌军”，另一方面还要“对胡康谷地方面敌军的进攻，应求得将战场置于遥远的印缅国境狭隘的路口附近以急袭一举歼灭之”。也就是说，要“保卫缅北，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 也要特别确保密支那、甘马因注248 一带要地”注249。

图5.2　施工中的雷多公路

截至1943年10月底，日军第18师团在缅北的驻守情况如下：（1）师团主力5个步兵大队（步兵第114联队第1、第2大队，步兵第55联队第1、第2大队，步兵第56联队第1大队）部署在密支那以东地区；杰沙和腊戍地区各部署了1个步兵大队； 步兵第56联队主力（第2、第3大队）在孟关、孟拱地区驻防。注250由于接到“宁宾（Ningbyen）守备队正与强大之敌交战中”的报告，田中师团长急令长久联队长率领第56联队主力及山炮兵第2大队向胡康河谷地区的大龙河畔疾进，“同时命令工兵、辎重、卫生队、野战医院、防疫供水部的各一部随后疾追。”因为当时守卫宁宾的日军只有一个中队，而守卫胡康河谷地区的日军也仅仅据守着4个重要据点： 于邦家（Yupong Ga）、太柏家（Taihpa Ga）、孟关(Maingkwan)和瓦鲁班(Walawbun)。注251

10月24日，新编第38师第112团奉命分为3个纵队，从卡拉卡(Hkalake)、唐卡家(Tangap Ga)一带，向缅北的新平洋（Shingbwiyang）、于邦家等地反攻，预期占领大洛(Taro)至大奈河与大龙河交会点、下老家（即辛隆嘎）之线， 以掩护新平洋前进飞机场和中印公路的构筑及盟军后续兵团进出野人山之掩护。注252

新38师第112团第3营为右纵队，由卡拉卡出发，经那醒、奴陆向大洛区攻击。11月1日， “该营经一昼夜之猛攻，当将拉家苏敌阵攻占，尔后即确保该地，并不时分别派少数部队四出向大洛之敌行搜索袭击，而牵制该敌使其无暇与猛缓(Maingkwan)平原方面防守之敌相呼应”。注253自此以后，该营即始终与敌保持接触。

第112团团部及第1营为中央纵队，10月24日从唐卡家进发，以唐卡沙坎、清罗沙坎直趋南下，10月29日攻克新平洋，30日攻克宁干沙坎（Ningam Sakan），继而南下向于邦家之敌攻击。

第112团第2营为左纵队，10月24日由唐卡家出发，“辟道经海条由北向南，主力对下老家（Sharaw，又称沙劳）、宁边（即宁宾）之敌同时攻略，使敌各据点守军无法相救援”。10月31日，第2营主力开始攻击下老家阵地，苦战一旬，“迄十一月十一日下午，将下老（家）敌阵完全攻略。其一部第五连于十月卅一日亦接近于邦（家），与敌发生接触。为求迅速击溃大龙河右岸之敌，于十一月一日遂令饬第一营以一连固守康道（Kantau）及宁干（沙坎），一连对宁边之敌攻击， 余即会同第五连对于邦（家）敌核心阵地攻击”。注254

自此，占据于邦家的日军被第112团三面包围。

但11月4日以后，日军第18师团立即调整部署，除留第114联队固守密支那外，又命令第55联队主力向于邦家增援，星夜乘汽车赶赴大龙河；山炮兵第18联队及挺进重炮兵独立第21大队奉调赶赴胡康河谷地区；第18师团司令部亦由密支那推进到来乔家（Nchaw Ga）、太柏家之间，指挥增援部队强渡大龙河，向第112团反扑。迄至11月22日，日军两个联队全部渡过大龙河，第112团所部被日军分割包围，陷入苦战。而中国军队方面却因驻印军参谋长柏德诺坚信胡康河谷只有小股日军而拒绝了孙立人率军前往增援的请求：“为解救当时之危局与情况不利之变化，当向指挥部申请将本师驻唐卡家、卡拉卡之第114团开赴增援。然总部以补给困难为词，并云敌决无此强大兵力在虎关作战，更不信敌有炮兵支援…… 自此以后，于邦（家）前线之攻击战斗，遂陷于苦战。”注255

“我第一营自被敌增援部队包围后，敌先后对该营施行十余次步炮联合之大反攻，结果均被击退……我第一营官兵被围不惊，且勇敢沉着，时予优势来犯之敌以重创，始终保持其阵地，屹然不动……被围后饮水断绝，官兵即砍野芭蕉、毛竹、藤葛取水度日，虽处境艰危，然官兵泰然自若，毫无畏惧。”《中国驻印军新1军新38师司令部虎关区作战经过概要》，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446页。

第112团官兵遂依靠砍芭蕉和树藤取水以及美国运输机的空中补给，同日军第55联队激战近50天，日军伤亡近千人，竟然始终未能攻克由2个营防守的中国阵地。最终，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亲自乘飞机前往胡康河谷地区侦察，在确定了第18师团主力已经调往该地区后，史迪威决定由孙立人率新38师主力实施增援。

从12月14日起，新编第38师第113、第114团陆续赶赴胡康河谷前线，师长孙立人、总指挥史迪威先后亲赴宁干沙坎指挥部队作战。24日晨，新38师各部向于邦日军第18师团阵地发起攻击，“先以山炮向敌阵地施行一小时之攻击……继以步兵实行果敢之冲锋”，“如此经一周连续之攻击，卒于十二月廿九日晨将于邦敌阵完全攻占”。是役击毙日军管尾队长以下军官11员，士兵173名。 至此大龙河右岸地区被新38师全部占领。注256

1944年1月初，中国驻印军新编第38师已全部抵达大龙河两岸，新编第22师第1团也到达新平洋地区，从雷多修筑的中印公路也通车至新平洋。此时，驻印军命新编第38师为左翼，分三路进攻太柏家；新编第22师第1团为右翼进攻大洛。中国军队沿大奈河南岸急进，利用森林掩蔽，开路前进，出敌不意，迂回到百贼河敌后，将敌包围，经激战，于1月25日全歼敌冈田大队700余人，大队长冈田中佐跳河自杀，敌遗尸670具，被俘20余人。中国军队旋即占领大洛。新编第38师也于2月1日占领太柏家，在此前后还占领了丹般卡(Tumbong HKa)、拉安家（La-awn Ga）等地。至此，大龙河及大奈河沿岸的敌军已被完全肃清。中国驻印军又兵锋直指孟关。

孟关是缅北军事重镇，地处胡康河谷要冲。日军第18师团集结了7个步兵大队、2个山炮兵大队、1个重炮兵大队、1个战防炮兵大队于孟关地区，并在孟关及其外围据点构筑了坚固的防御阵地，企图据险固守，作持久抵抗，阻滞驻印军的进攻。

到2月下旬，胡素率新30师从兰姆伽抵达胡康河谷地区，给驻印军增加了生力军。另一方面，按照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在1943年8月魁北克会议上达成的协议，英美分别为反攻缅甸成立的特种部队也已经到位，其任务为：以小规模兵力深入丛林，进行渗透，打击敌军后方。

英国于1943年组成缅甸远征军“钦迪特”（Chindits）远程突破部队，由欧德•温盖特（Orde Wingate）少将担任指挥官。1943年2月初，该部队3000余人被空投到缅北日军后方，分成若干纵队进行游击战和袭扰战，其补给和装备主要依赖盟军的空投。该次行动又称“朗克娄斯作战”（Opration Longcloth）。“钦迪特”部队深入日军后方达750至1000英里的广大区域，但行动对于前方日军的牵制成效不大，遂于4月底将主力渡过钦敦江（Chindwin River）。此次行动“钦迪特”部队伤亡惨重：818人战死、病死或被俘； 600人伤病治愈后无法返回部队作战。注257同年3月初，该部队千余人在印度边境卡拉卡、唐卡家一线受到日军攻击，向后败退，新38师第114团奉命援救英军，“于三月九日即由雷多出发，深入野人山，宿露餐风， 在阴雨泥泞中兼程前进，经十一日抵达卡拉卡、唐卡家之线，当向追击日军之敌猛烈反攻……英军得以安全后撤”。注258

1943年8月的魁北克会议上，罗斯福总统决定模仿英国“钦迪特”部队，在中缅印战区建立一支远程突破部队，该支部队的正式番号为美军第5307混成部队（the 5307th Composite Unit)，部队代号为“加拉哈德”部队（Unit Galahad），其规模为一个团约3000人。部队指挥官为法兰克•麦瑞尔（Frank Merrill，亦称梅利尔或梅里尔）准将，故又称其为“麦瑞尔突击队”（Merrills Marauders），简称“麦支队”。美国加勒比防守司令部提供了960名受过丛林训练的官兵；970名经过丛林作战训练的官兵由美国本土的陆军部队中招募；还有674名是有丰富丛林作战经验的退伍老兵，他们在南太平洋瓜达尔卡纳尔岛和所罗门群岛诸战役同日军交过手。“麦瑞尔突击队”在新喀里多尼亚（New Caledonia）的努美阿（Noumea）集结时， 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司令麦克阿瑟又将274名参加过新几内亚和布干维尔岛（Bougainville）战役的老兵直接分配到了麦支队。注259

1943年10月31日，近2900人的“麦瑞尔突击队”抵达印度孟买接受训练，期间补充了陆军航空兵和陆军通信兵，同样也补充了马骡与经验丰富的赶骡人。官兵们装备有全棉军服、工作服、野地鞋、丛林皮靴、各种帆布设备、毛毯、橡胶雨披等；轻武器包括加伦德式半自动步枪、狙击步枪、卡宾枪、汤姆生式冲锋枪、气冷式勃朗宁机枪；重武器有反坦克火箭筒、M2型60毫米迫击炮等。 突击队有包括骡子在内的700匹牲畜，主要用于运载重武器、弹药、粮食等。注260

尽管麦支队为团级建制，下属3个营，但由于缺乏重武器的支持，意味着每个营的战斗力比美国陆军一个普通营要低。因此，麦支队将不得不依靠灵活和突袭的战术来击败强大的日军。在温盖特将军的建议下，麦支队又将每个营都分解成两支可以独立作战的分队，这样该支队就有了6个战斗分队（代号分别是红、白、蓝、土黄、绿和橘黄），每个战斗分队有军官16人，士兵456人， 由一个步枪连、一个重武器排、一个工兵排、一个侦察排和一个卫生班组成。注2611944年2月24日，在一次对日本军队的进攻中，麦支队的3个营共6支战斗分队约计2750名官兵进入了缅甸，开始了向喜马拉雅山巴特开山区（Patkai）长达1000英里的行军，并进入日军防线背后的丛林地带，即缅甸西北与印度接界的山区。另有247人留在印度。 其任务是潜入日军后方，切断其补给与交通线。注262

2月28日，中国驻印军以新编第38师为左路纵队、新编第22师为右路纵队，向缅北门户孟关攻击前进。新编第22师主力直趋孟关，新编第38师主力则在敌后翼作大规模迂回。新38师左翼的美军麦支队也在新编第38师掩护下，避实就虚，“由无敌人之空隙中绕道，逐步向瓦鲁班方向渗遣前进”，形成了对孟关的三面合围。 3月4日，新38师第113团“迅速渡过拉曼河，经拉树卡、散道卡、山那卡、卫树卡”迂回到孟关敌后，切断日军退路注263；新编第22师随即由正面向孟关之敌发起猛攻，战车第1营纵横扫荡，打得日军遗尸遍野。驻印军于3月5日占领孟关，毙敌共1400人，残敌向瓦鲁班溃逃。

攻克孟关后，驻印军立即兵分两路，追歼逃敌。新38师迂回部队星夜兼程急进，穿过密林，绕到瓦鲁班以南的秦诺(Chanmoi)，并于3月7日占领该地，切断了敌后方交通；新22师和新38师一部从东南围攻瓦鲁班。此时，美军麦支队在迂回进攻瓦鲁班途中，遭到日军两个中队的袭击而向卫树卡后撤， 途中“遗弃枪械、炮弹、无线电话机及其他装备甚多。抛盔卸甲，其状颇为狼狈”。注264孙立人立即派新38师第113团经两昼夜急行军，于3月6日占领拉于卡(瓦鲁班东北两公里)，击退压迫美军的日军，“加拉哈德”部队得以解围后撤。3月8日，新编第22师特遣支队从瓦鲁班西北冲进敌第18师团司令部，师团长田中信一仓惶逃命，师团作战课长等被虏获，敌死伤枕藉。3月9日，新编第38师第113团攻占瓦鲁班。15日，新编第22师一举攻占丁高沙坎(Tingkaw Sakan)。至此，胡康河谷日军被中国驻印军全部肃清，日军残部退守杰布班山隘口。

杰布班山（Jambubum Mountain）位于胡康河谷和孟拱河谷中间，海拔1200米，是两河谷的分水岭，北起丁高沙坎，南至沙杜渣(Shadutzup)，全长25公里，只有一条狭窄的隘路从深谷中穿过，深谷两旁全是崇山峻岭，高树密林，均有日军据守，确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新编第38师第113团（附山炮1个连）于3月14日在瓦鲁班东北集结，当日在瓢泼大雨中攀登悬崖绝壁，向南急进，经过14天艰苦跋涉、开路爬行，于27日夜抵达沙杜渣以南32公里的拉班（Laban）， 28日清晨“突然渡过南高江，向拉班攻击，敌猝不及防，仓惶应战，拉班敌阵遂被我一举攻略，敌后方主要交通公路乃被我切断。继而向北急进，夹击杰布班山区之敌”。注265此时，新22师主力在战车部队配合下，从正面向沙杜渣展开进攻；新38师第113团则从南向北实施夹击。驻印军遂于29日将沙杜渣攻占，在此次战斗中， “史迪威军首次使用150毫米级的加农炮，通过空中观测，发挥了威力”。注266 日军“恐遭聚歼，于是抛械弃弹，向南溃败”。注267

从于邦（家）争夺战、孟关与瓦鲁班大捷，再到奇袭拉班与沙杜渣，新38师与新22师初露锋芒，将日军精锐部队第18师团赶下野人山、逐出胡康河谷，突破日军固守的杰布班山天险，把战线推进至孟拱河谷。此役“历时五阅月，向南进展二百余英里，占领面积二千五百平方英里。 击败敌十八师团（55）、（56）两联队及其师团直属团队，毙命已查知者有（55）联队藤井小五郎大佐以下官兵三千二百员名”。注268

1944年3月，“钦迪特”部队规模扩大到4个挺进旅约20000余人，由英军和英联邦士兵组成。3月5日前后，温盖特的“钦迪特”空挺兵团“在（第15）军的主力后方大举降落。因此在密支那沿线的莫罕、莫宁附近展开了激战，政使日军对第18师团的补给不但完全被切断， 而且伤病员的后送以及人员的补充也都陷入极端困难之中”。注269

3月23日，在日军第18师团“后方约20公里英开塘（Inkanghtawng）附近，出现美军部队（加拉哈德第2营），切断大道。师团当时没有迎战该敌的兵力，只好将预备的工兵中队，大队炮小队以及师团司令部的官兵和其他人员，集结起来（约两个中队），加上一个野炮中队，由师团高级副官森田利八中佐指挥， 攻击该敌。经激战勉强将敌击退”。注270

三、中英美联军孟拱河谷与密支那作战

孟拱河谷地形狭长，被南高江劈成东西两半，南北长约110公里，东西宽度约10公里，河谷两边俱是悬崖峭壁，夏秋两季山洪暴发，平地尽为泽国，易守难攻。孟拱河谷东岸是重岩叠嶂、峭壁千尺的库芒山（Kumonbum Mountain），日军第18师团利用山势的起伏，构筑起星罗棋布的据点和工事。尽管前期历经中国驻印军的沉重打击，兵员奇缺，但由于得到第2、第53、第56师团两千多兵员的补充，加之炮兵1个联队、坦克1大队的增援，实力大为增强。 此外，第18师团还有2000余名身体康复的伤病员也到达孟拱河谷地区投入备战。注271第18师团长以所部万余人沿河谷在丁克林（Tingring）、马拉关(Malakawng)、瓦拉(Wala)、大龙阳（Tarongyang）、蛮宾(Manpin，又叫芒平)、瓦兰（Warong）、加迈（又译作卡盟或甘马因）、孟拱一线作梯次配置，逐次抵抗，以待雨季来临。中国驻印军决计在雨季来临之前迅速歼灭当面之敌。

新22、新38师于4月初向南进军，经15天激战，占领瓦拉渣迄丁克林之线。4月20至24日，新38师第112团以“神速、秘密之”迂回渗透战术，“出敌不意，突然攻占瓦兰西侧地区以至芒平之线”，占领东瓦拉、拉吉等地，又绕道奇袭芒平，“完全截断卡盟至瓦兰及的克老缅间敌之主要交通线…… 使师正面及卡盟地区之敌感受奇重威胁”，于是，日军派遣第56师团第146联队2个大队支援第18师团一部，对芒平及瓦兰西侧中国军队实施反攻。注2725月3日，美军36架飞机配合作战，新编第22师由战车掩护向敌包围攻击，4日，攻占英开塘。

日军分别退至马拉关以北和瓦拉等地据点。新22师于5月5日至30日，与日军第56联队激战26天，才进至马拉关地区；新编第38师各团围攻瓦拉、瓦兰之线，苦战半月，陆续攻占大龙阳、沙劳、瓦兰等要地。由于5月下旬的缅甸已经快到雨季，中日两军在马拉关一线陷于苦战。

5月20日，孙立人从缴获日军信件中得知日军后方兵力空虚，当即命令第112团主力两个营“由敌配备之间隙，锥形突进，秘密迂回南下， 偷渡南高江注273，切断卡盟（加迈）以南敌之主交通线，然后北上进击卡盟”。《中国驻印军新1军新38师司令部卡盟区作战经过概要》（1945年1月15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456～1457页。第112团“以果敢秘密之行动，攀高山，涉深溪，冒淫雨，日夜开路挺进，于五月廿六日十三时，在卡盟以南约四英里之地区，全部游泳渡过狂涛汹涌之南高江。廿七日该团以神速之行动，一举突占色当（Seton），并迅速沿公路向南北方席卷，将卡盟区敌军用物资总囤积地区一举占领，并截断卡盟区敌唯一主要之交通线——卡盟至孟拱公路…… 卡盟及其以北地区之敌，不仅陷于弹尽粮绝，且后方之通信连络、运输、指挥等机构，皆被我摧毁击灭，敌十八师团遂整个陷于纷乱、崩溃状态。”注274西通(Seton，即色当)为孟拱河谷日军粮弹屯集处，原有守军1500余人。由于远处后方，疏于戒备， “一日之间，被我截路军击毙九百余人，夺获十五公分重炮四门，满载械弹的大卡车七十五辆，骡马五百余匹，粮弹库房十五座，汽车修理厂一处”。注275西通失守后，马拉关、加迈（卡盟）一线日军的补给中断，5月28日，日军急派刚刚抵达孟拱河谷的援军第2师团第4联队全部和第53师团第128、第151联队各一部，约计2个联队兵力（7000余人）驰援西通和加迈，该股日军配备着重炮4门、野炮12门、速射炮10余门和战车10余辆，向第112团南北两端阵地猛烈反扑。第112团官兵沉着应战，击退日军无数次进攻。 经过21天的剧烈战斗，迄至6月16日，第112团官兵以伤亡连长周有良以下官兵300余人的代价，歼灭日军大队长增永少佐以下官兵1730余人。注276

6月4日至9日，新编第22师歼灭第18师团大部主力，前锋逼进加迈。与此同时，新38师第113团于6月9日攻克加迈对岸的支遵（Zigyun）。新编第22、第38师的两翼协同猛攻加迈（卡盟）。6月16日上午，新38师第113团第3营官兵依靠橡皮舟和烟幕弹，由支遵渡过南高江，并一举攻占加迈东南侧的637高地，“瞰制卡盟”，日军遂放弃加迈，向西南溃败。

在新22师、新38师第113团围攻加迈之时，新38师第114团则于5月28日从蛮宾（芒平）进入原始森林，不分昼夜地向南急行军， 一路“超越四千尺以上高山，穿过万丈深坑之谷底，从杳无人烟、兽迹之原始丛林中，经悬崖绝壁，披荆斩棘而出”注277，于6月1日出敌不意地攻占了加迈和支遵以东10公里要地拉芒卡道（Lamongahtawng），断敌退路。随后一路向南，先后攻占丹邦家（Tumbongnka）、大高、卡当等地，15日将密支那与孟拱之间的交通要道巴稜杜（Parentu）占领。此地距离孟拱只有4英里。

其时在孟拱城东南2英里处有一支英印军部队，即 伦泰恩兵团注278其指挥官温盖特少将于1944年3月24日因飞机坠毁而牺牲，由第111旅旅长伦泰恩接任。此时的“钦迪特”部队下辖三个挺进旅（第14、第77、第111旅）和一个据点防卫旅（西非第3旅），约20000余人。见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缅甸作战》（下），第40页。第77旅，这是一支空降部队，之前在孟拱、卡萨之间的铁路沿线降落。该军由于孤军作战，一直受到优势日军的包围攻击，伤亡重大，士气沮丧。“该师当派少校参谋TYACKE，于十七日到达本师，请求支援，否则仅能支持廿四小时后即向东南山地后撤”。 孙立人师长乃速令第114团“星夜向孟拱东北地区秘密开路，强渡南高江，支援英军，并攻击孟拱”。注279该团乘夜色冒雨挺进，于6月18日晨冒万险强渡水涨流急、浪势汹涌的南高江后，即以一部援救英军。主力于20日晨向建支（Kyaingyi）、汤包（Taungbaw）、来生（Loisun）、来鲁（Loilaw）等孟拱南部外围据点实施攻击。经两昼夜激战，该团攻占了以上诸据点，切断了孟拱之敌的交通线。孟拱城内的日军已成瓮中之鳖。

另一方面，第114团第1营派一个排接替了英军第77旅第1营的战斗任务。当时“英方官兵不胜骇异，恐为兵力太小，似有轻敌之意”， 不料“该排接防后，顺利攻击前进，且获极大战果”，英军官兵“始相信我官兵之战斗力坚强、战斗方法优越及战斗技术精良”。注280

得知孟拱被围后，原由孟拱驰援密支那的日军1个大队及炮兵部队近千人又从南堤（Namti）杀回，企图与城内日军对第114团实施夹击。该股日军于6月21日晚被中国驻印军一个排所阻击。6月23日，第114团第1营向孟拱城内发起进攻，“敌凭强厚之障碍物，拼死抵抗。我官兵奋勇冲杀，经肉搏四小时之久，将城区一半及车站全部占领。敌倾力反扑，企图夺回其阵地…… 经两日激烈之巷战，遂将残敌完全肃清”。注281

6月25日，缅北重镇孟拱被中国军队全部攻占。残敌向密支那溃退。

此次孟拱河谷战役，中国驻印军以新1军2个师为主体，在英美远程突破部队的配合下，采取攻击敌之后背的大迂回战术，经过两个月苦战，先后攻克马拉关、瓦拉、瓦兰、蛮宾、加迈、西通、孟拱等战略要地，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是役总计击毙日军9150人，缴获坦克车5辆，重炮15门、野炮6门、山炮5门、战防炮7门、平射炮7门、榴弹炮7门、轻重迫击炮16门、高射机枪3挺，载重汽车214辆，轻重机枪、步枪和掷弹筒2300余支。 而中国军队只有678名官兵阵亡，1510人受伤。注282

经过8个月的激战，日军第18师团“战力已消耗殆尽”，尤其是在加迈附近的诸战斗中，“师团命脉也即将溃灭”，由于受到北面新1军和南面“温盖特”空挺兵团的夹击，第18师团“完全被包围在甘马因（加迈）、孟拱地区”。日本方面的资料显示，长时间的连续作战和撤退，加上后勤补给线不断被盟军切断，日军官兵“已极度疲劳。上衣破烂，衬衣撕碎，露出脊背；裤子已不成形，大腿、膝盖露在外边。拖着透底的皮鞋的步兵，满脚上长着一层‘丛林疮’”。在部队战斗人员配备方面，“第一线中队的官兵，包括中队长在内，一般不足30人，甚至只有军曹以下十数人者。即使这些人，几乎也都是半病员状态，可以说全部患有疟疾和脚气病”。例如，“前进到东邦卡附近的第1大队，约450人中，损失近400人，几乎全军覆没； 在孟拱附近的联队主力，约1400人中，损失约500人。”注283

密支那位于缅甸东北部，同中国滇西重镇腾冲只有一山之隔。密支那是缅北行政中心，为缅北铁路的终点。沿此铁道线南下，可直达孟拱、曼德勒、仰光等要地。这里的公路四通八达：北通孙布拉蚌(Sum-prabom)；南可直抵八莫和腊戍，连接滇缅公路而入中国云南；西至孟拱、加迈可抵达胡康谷地，而与中印公路衔接。日军还在密支那西面和北面修建了两个飞机场，可运送军队和物资。此外，恩梅开江和迈立开江在此合流，形成伊洛瓦底江航道，可乘船抵达杰沙、曼德勒等缅甸中部重镇，直抵南部沿海地区。因此，密支那是缅北水、陆、空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早日攻克该城，可以加快打通中印公路的进程，大大改善中印空运航空线和空运能力，恢复国际交通线，使外援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国内。

密支那四周崇山环绕，其西北就是海拔2000米的库芒山脉，该山将密支那地区与孟拱河谷断开，形成最大的天然屏障。“山中无道可寻，即有亦属羊肠小径，草莽丛生，步履维艰，实为防御之有利地形，亦为进入缅甸必争之军略要点”。尤其是日军于1942年侵占缅北以后， “严密防御设施，岁月经营，迄今已二载有余，工事之坚，不言而喻”。注284

密支那守备部队为日军第18师团第114联队，指挥官为联队长丸山房安大佐。最初的兵力仅有联队本部以及2个步兵中队、1个炮兵中队（炮5门）、1个步兵小队、一个机关枪小队和1个通讯中队。5月中旬，一直在密支那铁路沿线同英军“钦迪特”部队作战的第3大队（大队长中西德太郎少佐）奉命调回密支那参与城防。 此外，该联队的第2大队主力驻扎于密支那以北70公里的瓦扎。注285

早在4月下旬，即新1军同日军对峙于马拉关、蛮宾之线时，驻印军指挥部就作出了突袭密支那的决策。当时，经过整训的新30师蓄势待发，而从国内空运到缅北的第14师（师长龙天武）、第50师（师长潘裕昆），使得驻印军实力大增。与此同时，经过东南亚盟军总司令蒙巴顿同意，英印军第14集团军司令斯利姆中将（William Joseph Slim）决定将“钦迪特”空挺兵团划归驻印军指挥，这样的话，驻印军总兵力已达新1军5个师、英印军4个旅和美军1个团。

4月21日，史迪威命令麦瑞尔准将在孟关东南约50公里的太克里（Taikri）组编了一支中美混合突击支队，下辖3个支队：第1支队由美军“加拉哈德”部队（第5307混成团）第3营和驻印军新30师第88团组成，支队长为金尼逊（Kinnison，亦称肯利生或基尼逊）上校，又称K部队；第2支队由“加拉哈德”部队第1营、驻印军第50师第150团、骡马辎重团第3连和新22师山炮兵第3连组成，支队长为韩特（Charles N. Hunter，亦称亨特）上校，又称H部队；第3支队由“加拉哈德”部队第2营和英军克钦侦察队组成，支队长为麦吉（George A. McGee，亦称马基）上校，又称M部队。突击支队的总人数为6000人， 其中驻印军4000人、美军麦支队1400人注286、 英军克钦侦察队（Kachin scouts）600人。注287该突击支队的任务是翻越库芒山，直插密支那，占领机场和城市。

中美联军K部队和H部队于4月29日分别从太克里出发。 “其时，马拉高（马拉关）未下，卡盟、孟拱犹在敌手，孤军挺进，从悬坡峻岭、古木蔽日之库芒山区，辟路深入百余里之地后，此种冒险行动，不唯敌意料所不及，以为世人料想不到”。注288依靠克钦族向导的指引，中美联军官兵们在茂密的原始热带森林中披荆斩棘、餐风宿露，在几乎无路的山间小径里艰难跋涉。在翻越海拔2 000米的库芒山脉时，“20匹驮马由窄滑的泥道坠落谷底摔死……”除了经受着蚊虫、蚂蟥的叮咬和痢疾、疟疾等热带病的折磨外，还数度与日军交火。5月5日，K部队在雷班（Ritbang）同日军接触，经过4天激战，于9日占领了雷班。当K部队行进到丁克路高（Tingkrukawng）时，又受到日军第114联队第2大队的阻击； 而H、M两支部队则在雷班西南的阿兰会合，合力击退了此地日军的进攻，继续南进。注289半个月后，在经历了长达100公里的急行军后，H部队于5月15日抵达密支那城西两里的西飞机场附近，而日军毫无察觉。韩特上校立即命令美军第1营控制巴马地渡口，切断了密支那通往孟拱的公路。同时，支队无线电台立即向史迪威将军发出“草莓圣代冰淇淋”（strawberry sundae）的代码， 这一暗语表明：中美联军现在可以对密支那城发动突袭。注2905月16日，美国空军的战斗机和轰炸机联合机群全面出动，对密支那进行了一天的密集轰炸。

5月17日上午10时，K部队开始进攻密支那西机场，首先冲入机场的为第50师第150团，日军机场守备队随即向密支那火车站退却。10时50分，西机场被K部队完全占领。 第150团立即对机场及其周围要点进行确实控制，并清理了日军在飞行跑道上设置的汽油桶、牛车、木材等障碍物。注291韩特随即电告史迪威，机场已可起降飞机。当日 “13时许，大批运输机拖曳着滑翔机出现在西方天际，以纵列队形逐渐接近机场上空，滑翔机随即脱离运输机依次着陆。而且入夜后仍然利用照明继续着陆”。注292当日空运到的驻印军有：新30师第89团、第14团以及炮兵、工兵各部队。 以后陆续运达密支那西机场的部队还有第14师第42团、新22师山炮兵一部。注293

18日，史迪威抵达密支那机场。麦瑞尔准将信誓旦旦地向其表示，联军只需几天，就可拿下密支那。因为麦瑞尔确信防守密支那的日军 “仅有步兵300名，联队炮1门、速射炮2门”。注294由于得到错误情报，麦瑞尔产生轻敌思想，在第150团占领西机场后，即命令该团的两个营向密支那市区挺进。“这是因为据当时情报考虑，密支那市区的日军守备兵力只不过300名，仅以先头兵力足可占领”。然而部队又把方向搞错， “前进到市区北侧的锡达普尔，遭到日军急射。部队顿时大乱，开始自相射击，损失惨重，败退下来”。注295

19日，第150团的3个营再次对密支那发动攻击，该团一度占领火车站，但在日军的反击下，仍以惨败告终。失败原因，除了轻敌外，部队经过在缅北丛林中的长途跋涉而精疲力竭，没有得到及时休整和补充；更大的原因在于中美混合突击支队没有炮兵，缺乏攻城的重武器。

密支那遭受中美联军的突袭，让日军高层颇感震惊。第33军司令官本多政材中将急令调派第56师团第148联队第1大队和该师团第56步兵团团长水上源藏少将率领所部第113联队1个大队分别从孟拱和八莫增援密支那。截至6月初，增援密支那的日军已到达两个步兵大队、1个步兵小队2000余人，附加山炮4门、野炮2门。水上源藏立即接任了密支那守备队长职务。 由于得到增援，密支那守军已达到4600人，且装备精良。注296日军在密支那城四周强化工事，分成四个防御阵地，纵深配备，相互配合。

而中美联军方面的力量也不断得到加强。20日，麦瑞尔准将因心脏病发作而被送回后方治疗，麦吉奉命接任。截至23日，到达密支那的中美联军共有美军第5307团，新30师第88、第89团，第50师第150团，第14师第42团，还有新22师1个山炮连（75毫米山炮4门）、1个重迫击炮连（105毫米迫击炮8门）。 然而，从20日至23日，中美联军的数次攻势都已惨重的损失而告终，麦吉将进攻不利的责任推给第150团长黄春城。

5月23日，史迪威带领新1军军长郑洞国、新30师师长胡素、第50师师长潘裕昆、驻印军参谋长柏德诺（Hayden Boatner）准将等飞抵密支那。史迪威首先调整中美联军的指挥系统：柏德诺代表史迪威在密支那设立中国驻印军战斗指挥所，执行指挥；麦吉担任密支那各部队的战地指挥官；韩特担任第5307团指挥官；在密支那的中国驻印军则分别由新30师师长胡素和第50师师长潘裕昆指挥。原中美混合突击支队的临时编组予以撤销。

从5月23日到7月上旬，密支那战斗拉锯般地进行，但中美联军的几次进攻均遭败绩。“美中军虽然在陆续增加，攻击力亦日趋加强，但作为其基干部队的加拉哈德部队已疲惫不堪，战斗力明显下降……美中军既无强大炮兵支援，又无坦克配合，发动强攻的意念已气馁”。为了减少美机轰炸造成的伤亡，日军发动了坑道作战。由于日军第18师团官兵“多为北九州的矿工出身，对构筑坑道式地下工事甚为得心应手”，他们在地下十余米建成两处战斗指挥所，能承受美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他们在第一线阵地也构筑了许多单人掩体（散兵壕），上面可以盖上马口铁板，以防被中美联军火焰喷射器的攻击；他们在各个地区储存了大量弹药和粮食。而中美联军后勤补给出现了大问题： “当时所带的口粮，到5月20日仅够三天用的，75毫米炮的弹药总数约350发，臼炮弹已所剩无几……到5月底，军需官手中的美军口粮已告罄，同时配给中国士兵和难民的大米、谷物，已有40%受潮霉烂。”注297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中国高级将领一直向柏德诺建议不要急于发起进攻，而应该先切断密支那日军与孟拱、八莫的交通，而柏德诺置若罔闻，结果中西、水渊两个大队和水上支队得以从孟拱、八莫等地抵达密支那。

史迪威遂于6月26日将柏德诺撤职，以韦瑟尔（Theodore F. Weasels，又叫魏赛尔）准将前往密支那担任最高指挥官。但此后密支那攻坚战的实际指挥官为郑洞国将军。他多次亲临前线，观察、分析日军守备部队的防守特点，当他发现日军是在依托坑道与工事进行作战时，立即针锋相对，提出了“掘壕推进，分割包围，逐个歼灭”的作战方针。同时要求各部队注意步、炮、空之间的协同。

6月25日，新38师攻占孟拱时消灭了从卡萨前往密支那增援的日军第56师团第148联队主力和独立炮兵第53联队一部。7月11日，新38师第113团从孟拱直捣密支那，并同新30师会合。 7月12日，美国空军第119航空队的39架 B-29轰炸机向密支那城内日军阵地投下了754吨炸弹。注2987月25日，新30师第90团也空运到密支那。这样的话，参加进攻密支那的驻印军部队有第50师2个团（第149、第150团）、新30师3个团（第88、第89、第90团）和第14师第42团。

在第50、第14师方面：7月11日，第150团1个营由森林地带攻入市街南端；第42团2个连“亦相机进入村落地带作战”。至29日，各部队“均以坑道攻击方式，每日前进一、二百码不等”。27日，第50师第149团由莫港调密支那参战。同日，“因闻敌二千人由八莫向密市参战”，故派第42团2个营强渡伊洛瓦底江，切断密支那至八莫公路的交通。27日，第150团1个营已进占街市第4条马路。在新30师方面：第88、第89团的4个连于7月25日前进至公路与铁道交叉点。27日进入村落战斗。“因敌凭村屋构筑强固工事，每一房一屋均有敌三四人防守，而我各部队之攻击要领甚差，以致前进受阻，伤亡颇大”。 于是，第90团又派出1个营继续攻击前进。注299

7月30日开始，各路部队联合围攻密支那城。第50师占领了第7条马路，新30师则占领日军营房西端及新街市一部。8月1日晚，第150团攻占了第9条马路。同时，第42团渡江部队亦在宛貌同日军进行巷战。同日晚，第50师师长潘裕昆“因感敌凭强固工事顽抗，长此攻坚，收效甚少，牺牲甚大，乃决定组织敢死队，作果敢之攻略”。8月2日，第50师敢死队百余人“携带轻便武器及通讯器材，当晚分组潜入敌后方，将敌通讯设施完全切断，继即猛烈攻击敌指挥所”。至8月3日上午，第50师第150团第1营及敢死队“已将街市全部占领，敌除少数渡江外，余均就歼”。同日，胡素指挥新30师所部奋勇攻击， “至午后三时，亦将敌人欲作最后死守据点之营房全部占领”。而在密支那城北实施进攻的美军加拉哈德部队两个营也于8月3日占领了西大坡（Sitapu），同新30师、第50师部队取得了联络。注300

在7月中旬中美联军发动对密支那的全面攻势后，第33军司令官本多政材命令水上源藏“死守密支那”。然而，此时密支那守备队只剩下1500人。第114联队长丸山房安主张残余部队渡过伊洛瓦底江东岸，据守马扬高地。实际上，残余日军早在8月1日夜间就开始渡往伊洛瓦底江东岸，向八莫撤退。最终逃出密支那的日军约有800余人。丸山大佐逃脱，水上源藏自杀身亡。 在密支那战役中，中美联军共击毙日军790人、击伤1180人、俘虏187人。注301

中美联军的伤亡数字为：中国军队官兵伤亡4344人，其中战死972人、伤3184人、病员188人； 美军官兵伤亡2207人，其中战死272人、伤955人、病员980人。注302

中国驻印军收复胡康河谷、孟拱河谷和密支那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随着中国驻印军战线的向南推进，飞往中国的运输机可以避开风险极高的喜马拉雅山地区，而选择滇缅之间相对宽阔、低平、安全的航线。 特别是密支那机场的开通，使得驼峰空运量迅速增长，由1944年5月的13686吨急速上升到6月的18235吨，7月的25454吨。注303

比增大空运量更大的成果是，由于中国驻印军控制了胡康河谷、孟拱、密支那等地区，使得由雷多经新平洋、于邦家、孟关、孟拱到密支那的中印公路成功修通。1月10日，从雷多至密支那长265英里（约合426.5公里）的双线公路筑成通车， 运输队每月可以载运7万至8万吨物资到中国。注304

另外，随着中印公路修建与通车，直径为4英寸的中印输油管道也得以迅速延伸，该输油管道于1945年1月铺到密支那， 最初每月输油几千吨到中国。注305

四、驻印军攻占八莫与腊戍

中国驻印军攻克密支那后，反攻缅北作战第一期任务已经完成。中国驻印军遂利用缅北雨季进行整训补充，两个月后转入第二阶段作战。

此时，史迪威因与蒋介石矛盾激化，被召回国，魏德迈继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的副手索尔登(Daniel Sultan)担任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郑洞国任驻印军副总指挥。中国驻印军所属部队也奉命编为新编第1、第6两军。孙立人任新编第1军军长，辖新编第30、新编第38等两个师；廖耀湘任新编第6军军长，辖第14、第50、新编第22等三个师。而在攻占密支那一周后，即1944年8月10日，美军第5073混成团被解散。而同年8月，史迪威成立了一支新的美军战斗部队——马斯旅，又称美国第5332部队。 下辖美第475步兵团、美第124骑兵团、中国别动团。注306

1944年10月初，缅北雨季刚过，中国驻印军立即开始进行反攻缅北的第二期作战，向八莫、南坎(Namhkam)等地发起进攻。

八莫位于密支那南面约150公里，为伊洛瓦底江流域仅次于密支那的第二大城市，为中缅边境要冲，更是中印公路的必经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按照最初的作战计划，新编第1军沿密（支那）八（莫）路南下，担任正面攻击任务；新编第6军从右翼南下瑞古，实施迂回攻击。但新6军10月29日攻占瑞古后，即在锡高停止待命，12月间空运回国，参加国内战场的反攻作战。打通中印公路的重担便完全落在新1军的肩上。于是决定以新38师为第一线兵团向南推进50余英里，在丹邦阳（Tumbonyang）一线集中； 以新30师为第二线兵团，暂时控制于湾幕（Waingmaw）、卡拉扬（Karayang）一线。注307

日本方面，第33军为挫败中国驻印军打通中印公路的计划，仍然抽调兵力到八莫、南坎一线布防。当时八莫地区的日军守备队为由云南的第2师团抽调来的步兵第16联队第2大队（3个步兵中队、1个机关枪中队，约600人）、搜索第2联队（2个步兵中队、1个装甲车中队，约350人）、野炮兵第2联队一个中队（100余人）等1200人，由搜索第2联队长原好三大佐担任守备队长。 原支队于8月13日抵达八莫市区，分别赶筑工事，以待后续援军的到来，同时以1个大队以上兵力向北推进至庙堤（Myothit）、那龙（Nelong）公路间及两侧山地设防。注308此外，日军在曼西（Mansi）、莫马克（Momauk）等地也有重兵把守， 预计守军人数为5000人左右。注309

10月15日，新38师南渡伊洛瓦底江，21日沿公路向八莫挺进，一路直下丹邦阳、那龙，主力由密八公路南下攻击前进，一部沿左翼山路，于27日抵达亚鲁本（Alawpun），包抄庙堤后路。新38师主力击破沿途所遇之敌，于10月29日黄昏一举攻占太平江北岸要地庙堤。11月1日，新38师主力全部抵达大利（Tali），并准备渡过太平江。左翼支队则在太平江上游通过SS3432铁索桥渡过太平江，3日攻占柏坑(Pharawn)北至太平江上游之线，直趋八莫东侧翼。孙立人在亲临太平江观察后，认为由庙堤渡江十分困难，毅然决定变更部署： “将新卅八师主力由正面之大利以北地区秘密转移于左翼山地……由SS3432铁索桥渡太平江，由不兰丹（Pranghtung）及兴龙卡巴之线向八莫、曼西作旋回行动”。注31011月6日，新38师一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攻占了新龙卡巴（Sinlumkaba，即兴龙卡巴）。而在庙堤正面实施佯攻的新38师一部也于9日强渡太平江，沿密八公路南下；新38师主力迂回部队经过10天激战，先后攻下莫马克、曼西等八莫外围据点。16日，八莫市郊外围大小村落及飞机场被新38师所部完全占领，八莫被层层包围。

八莫市内日军阵地有东、南、北三大据点和复廓阵地，10里长、6里宽，呈椭圆形。城内外大大小小的湖泊形成许多龟背高地，彼此犬牙交错，相互策应。“ 日军的掩蔽部是用十四五层合抱不交的大树做基干，一层大树，一层泥土，中间还夹有钢骨的混合物建筑起来，一座座都像是地下堡垒。重炮弹落在上面，顶多能损坏其一层。掩蔽部里都装有水电，一切都是做死守的准备”。注311为了固守八莫，原好三大佐将曼西、巴朗等地的守军回撤，预备据守城垣，作困兽犹斗。

16日，新编第38师除以部分兵力固守曼西，阻击南坎日本援军外， “当将主力全部调至对八莫城区被围之敌作紧密之包围，加强压力，配合空军轰炸，并集中各种大小口径火炮实行有计划之猛击。逐码前进，渐次缩小包围圈”。注312从密支那机场起飞的美军空军轰炸机几乎每日进行轰炸， 有时一天“竟达约200架次”。注313新38师的进攻战术是： “首先集中炮击，彻底摧毁我阵地后，再由步兵开始攻击。即，从黎明开始至黄昏，反复进行炮轰，薄暮开始以步兵攻击前进。步兵大量使用照明弹、曳光弹、信号弹，彻夜反复攻击。”注314面对新38师的猛攻，原好三只得收缩到城内各据点死守。同时，日军 “死力顽抗，屡施逆袭，寸土必争，并集中所有各种火炮及战车疯狂反扑，白刃冲杀，战斗极为惨烈”。注315

激战至12月4日，新38师各攻击部队已经推进到日军第一线阵地500米附近。至14日，新38师各部已将 “敌城北据点最坚固之监狱、宪兵营房及老炮台等据点完全攻占。同时乘胜沿江岸马路果敢锥形突进，攻入敌腹廓阵地，直刺其心脏……整个防御机构被摧，军心动摇”。注316

第33军司令部为了将陷入重围的原好三支队救出，于11月底派出第18师团第55联队联队长山崎大佐率所部步兵两个半大队及一个炮兵中队，以及第49师团吉田联队的一个步兵大队、一个炮兵大队，约计3250人，组成山崎支队，从南坎北上，“突袭八莫之敌背后，以利八莫守备队的突破退出。”但山崎支队在南坎西北约35公里的南苗高地受到中国军队的阻击， 14日后，山崎支队“逐渐陷入悲境”。注317

同日，新编第38师主力又乘黑夜向腹廓残留据点进攻，激战竟夜，终将敌腹廓阵地攻占。原好三只得于15日1时率领守备队残部沿城西沙滩向南溃退， 4时“来到伊洛瓦底江中洲，企图顺着中洲外围迂回到敌阵地后方”注318，但被中洲东方堤上的城南攻击部队发现， “集中各种步兵火器及手榴弹向溃敌猛烈射杀，敌除有六七十名乘黑泅水逃窜外，余均被歼，江岸沙滩布满敌尸”。注31912月15日12时，新38师攻克八莫城。

在新38师围攻八莫之际，为争取战略主动，第二线兵团新30师绕道南下，对南坎(Namhkam)发动了攻击。南坎位于瑞丽江南岸，西距八莫114公里，南至腊戍216公里，东北63公里处即是中国云南边镇畹町。它是日军阻止中国驻印军与从滇西反攻的中国远征军会师，迟滞中印公路开通的最后一个坚强据点，具有重要战略价值。因此，日军第33军将主力集中于伊洛瓦底江以东、瑞丽江以南的南坎、孟密、腊戍地区，总共集结的部队有第56师团、第18师团山崎第55联队、第49师团吉田第168联队、第2师团一刈第4联队等， 但迭经中国驻印军的打击，该军总兵力已减少到19400人。注320

11月19日，新30师分3个纵队，越过曼西（Mansi），沿八（莫）南（坎）公路及其两侧山地长途深入，直逼南坎。12月6日，该师先头部队分抵八南公路三十九里路牌附近南北之线，在康曼(Hkangma)、南于（Namyu)、蚌加塘(Bumgahtawng)等地对日军南坎外围阵地实施攻击。时值第55联队联队长山崎大佐率军3000余人为增援八莫被围日军，向曼西突进，双方于10日发生遭遇战。11日，新30师第89团归还建制，投入作战；新38师第114团也从八莫赶来增援，迂回到山崎支队右后翼实施攻击。为了全歼山崎支队，新30师派出一个团，由左翼蚌加塘实施迂回，向马支（Masi）攻击前进，切断日军退路。激战至15日， 因八莫失守，山崎支队遂往南坎退却。注32112月17日，迂回攻击部队消灭当面之敌后，将马支日军阵地完全攻占，切断了八南公路主要联络线，将山崎支队包围于八南公路隘路间。18日、19日，新30师所部先后攻占卡的克(Kaihtik)、卡龙(Hkalum)两处日军的坚固阵地，20日与正面攻击部队会合，将山崎支队（两联队）完全击溃。21日、22日，又攻占渣邦(Zaubung)村落3处， “将八莫至南坎间山地高阳地区，亦即南坎西北外围山地之锁钥，完全攻占”。注32225日，新1军各支队向日军发动进攻，激战至27日，将八南公路五十二英里路牌以西及潘林(Pangling)以北之敌全部肃清。 此外，公路左侧的独立支队向南突进，一举攻占了南坎北面5英里的要地垒允(Loiwing，即劳文)及其西北的飞机场、原中央飞机制造厂、医院等坚强据点。注323

1945年1月5日，新1军在山炮兵强大火力的支援下，向日军发动总攻。激战至1月9日， “将瑞丽河以西、八南公路以北地区及公路南侧曼孔(Mankang)、拉生(Lapsing)诸据点攻占，并乘胜沿山岭间羊肠小道，向瑞丽河与八南公路三角地带敌最后之坚强据点茅塘（Mawtawng）攻击”。注324为尽快攻下南坎，新30师主力沿古当山脉向南坎以南秘密迂回，克服了山洪暴发、山路崎岖、泥泞、江水暴涨等困难，于1月14日进抵南坎南侧有利地带，“乘敌尚未察觉之际，即星夜钻隙突进”， 1月15日上午11时将南坎袭占。注325山崎支队残部退往南帕卡（Nampakka）。 南坎战役共击毙日军官兵1780余人，缴获火炮12门、卡车12辆。注326

在左纵队新1军接连攻占八莫、南坎的同时，右纵队新6军的进攻也是势如破竹，连战皆捷。新6军新22师，于1944年10月9日从和平出发，沿甘高山脉西麓南下，11月1日进抵伊洛瓦底江畔，先后攻占皎基、摩首。5日，从丁八佛因渡江，击溃日军第2师团、伪缅军各1团。7日，攻占瑞古（Shwegu），12日攻占曼大，14日攻克西口（即锡高），并将防务交第50师接替后，以一部置于曼大、西口（锡高），主力继续南下，在西宇（Si-u）及其以南地区击溃守军第18团第56联队后，于21日攻占同古。28日，新22师及第50师第148团受命进出贵街（Kutkai），向河西敌后迂回，切断腊戍至畹町公路，阻击南坎及滇西日军退却，并阻击腊戍方面日军增援。29日，新22师先头部队偷渡瑞丽江，先后攻克拉西、芒卡各要点。该师正以主力渡江东进，忽奉命集结，旋同第14师一道，于12月间从缅甸紧急空运回国。新6军留缅部队第50师以第148团守备拉西、芒卡一带，主力于1945年元旦由同古南下。8日，与日军激战于万好（Mwanhawn），至14日将其击溃，15日占领万好后， 该师主力追敌南下，进攻南杜（Namtu）。注327

左纵队新1军攻克南坎后，中印公路日军据点仅剩芒友一处。芒友为南坎、腊戍、畹町间交通要冲，是中印公路的转口和滇缅公路的咽喉。

1945年1月16日，新38师主力沿南（坎）畹（町）公路向东北进击，锋芒直指芒友。25日，该师以一部将扬班(Yawphan)、拉弄(Namlum)南北之线一带的山地完全占领。这里均为5000英尺（合1524米）以上的高山，可以瞰制南坎至腊戍公路的一切行动，造成居高临下控制芒友的有利态势。新38师主力则继续东进，在将木姐(Muse)攻占后，即以雷霆万钧之势猛攻芒友。日军利用南皮河及附近高地负隅顽抗，新38师从三面发动猛攻，于27日上午10时攻占芒友，同滇西反攻的中国远征军第9师、第88师、第36师胜利会师。 “全国上下所深切期望之国际路线，始告打通，本军所负之艰巨使命，于兹差告完成”。注328

1月28日，中美两军暨驻印军和远征军在芒友举行盛大会师典礼，中国远征军代司令长官卫立煌、中国驻印军总指挥索尔登、新1军军长孙立人等参加典礼。

9点整，穿黄卡其布的新1军和穿灰棉衣的滇西远征军分从不同的方向，向预定会师的广场集中，滇西远征军在向去祖国的那条路口竖起一个白布横额，大书“欢迎驻印新一军凯旋回国”。

广场正中搭起一座礼台，台用有色的丝质降落伞盖成顶棚，台前有一个V字，台的正对面是两根高竖的旗杆。右面距台不远有一个小山，滇西远征军为了攻占这个山头，曾有过一番壮烈的场面。

……首先是升旗礼，军乐队奏起中美两国国歌，星条旗伴随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临风招展，礼炮响声在山谷中嘹亮的回旋着。

卫立煌将军致词说：“今天的会师，是会师东京的先声，滇缅战场中美的合作是值得我们永远记忆的。同盟国不但在战时要合作，在战后更要合作来共建世界的和平。”索尔登将军……赞扬中国军队作战的英勇，和指挥官的指挥卓越有方。他也预祝：“到东京会师去，让这两面国旗飘扬在东京的上空。”

散会前有一个呼口号的节目，台下轰起巨大的呼声：

“打到东京去！”注329

驻印军和远征军分别攻占芒友与畹町，标志着从印度加尔各答经由雷多、新平洋、于邦家、孟关、孟拱、密支那、八莫、南坎、芒友通往中国畹町、腾冲、大理、昆明的中印公路成功通车，美国援华物资可以源源不断地通过中印公路运往中国西南大后方。

从印度开出的中印公路首批运输车队，在美军工兵指挥官皮克（Pick）少将的率领下，于1月28日下午2时驶入滇西边镇畹町。中国政府在畹町城举行盛大的欢迎典礼，由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亲自主持。参加通车典礼的车辆一共有105辆、大炮数门以及弹药与汽油。与会嘉宾有索尔登将军、戴维斯将军、陈纳德将军、卫立煌将军以及孙立人将军等。在史迪威公路通车不久，中美两国政府就宣布了中印油管通油的消息。据不完全统计，中印公路从动工到通车，共牺牲3万多人（不含前方作战阵亡将士），中印公路通车半年，共运进汽车1万多辆，军用物资5万多吨， 有力地支持了中、美、英盟军反攻缅甸的战役。注330

当天晚上10时，蒋介石在重庆发表广播讲话，宣布将中印公路命名为“史迪威公路”，以“纪念他杰出的贡献，纪念他指挥下的盟军部队和中国军队在缅甸战役中以及修筑公路的过程中做出的卓越贡献”。 同日，史迪威也在纽约发表广播演说，赞扬“中国军人已向世界证明，如彼等能获得适当之装备、训练及领导，并不亚于世界任何之部队”。注331

芒友失守后，日军第56师团残部又沿滇缅公路的南帕卡、贵街、新维(Hsenwi)、腊戍一线构筑坚固工事，意图层层设防、节节抵抗。新维和曼牧(Manmau)隘路，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险，向南则有南育河横阻，新老腊戍与火车站三大据点互成犄角，而新维、腊戍居南而高，可以瞰制南育河两岸，易守难攻。

新30师神奇迅速，从南开河上游迂回偷渡，于1945年2月13日一举攻占贵街，残敌向南溃逃，该师乘胜追击。日军复在新维以北10里处，居隘路险要，重兵扼守。新30师与敌展开激烈战斗，血战4昼夜，击破顽敌，夺取了城北险隘山地。当新30师逼近城郊时，日军“以大量战车、重炮掩护，反复冲击九次”。19日晚，新30师官兵利用月夜突入新维城区，经一昼夜激战，于20日晨7时将新维完全攻占， “敌守军除少数零星向南渡河逃窜外，余大部被歼”。注332

实际上，自从芒友失守后，日军第56师团即已丧失作战信心。1月24日，第56师团即向第33军司令部发出“决定烧毁大部积存的弹药，放弃线阵地”的电报， 但日军司令部没有同意。注333南帕卡、贵街、新维的失守，最终使得日军第33军放弃了在缅北的抵抗，向曼德勒一线退却。

腊戍为第33军司令部所在地。此地位于中、缅、越、泰四国边境要冲，为滇缅公路重要的交通中心和战略要地。1942年4月底，日军正是以奇兵攻下腊戍和新维，使得中国远征军后路被切断，新38师和新22师黯然由缅北败退到印度。此次，新1军派新38师向腊戍发起进攻，可以说别有一番用意。

2月23日，新38师乘胜追击，向腊戍攻击前进。新维至腊戍为50公里山路，中间仅有一条狭路。该师官兵勇猛前进，将沿途顽抗之日军一一击溃。日军退据曼牧附近的隘路，据险顽抗。新38师官兵“经两日之惨烈奋战，终将敌阵攻破。死守腊戍之敌，乃以猛烈炮火，封锁南育河渡口两岸地区，拒止我军迫近腊戍”。但新38师主力仍于3月6日“在公路东侧附近施行强渡，继即向老腊戍进击，展开惨烈之城市争夺战……于十四时攻占老腊戍，并乘胜分兵向车站及新腊戍猛攻”。7日晨，新38师一部攻占飞机场、火车站及新腊戍市郊，13时30分，突破敌坚固据点工事冲入市区。“敌仍疯狂逆袭，展开白刃巷战”。新38师将士与敌彻夜肉搏格斗，将顽军悉数歼灭，于8日晨8时将腊戍完全占领。

此次新维、腊戍两次战役，攻击歼敌917名，夺获山炮7门、迫击炮12门、轻重机枪41挺、掷弹筒17个、步枪591支、战车6辆、卡车33辆、火车车厢48节、机车3辆，其他弹药、服装、文件、机器、仓库无计。 新1军亦伤亡连长以下官兵411名。注334

新38师攻占腊戍后，继续南进。3月16日占领西保（Hsipaw），18日攻占南泡(Nampowng)， 19日攻克那兰(Nalang)注335， 23日一举攻占通往曼德勒的要点康沙(Konghsa)。注336 24日8时30分，新38师在那派(Naphai)与新6军第50师第49团会师。注337之后，新1军新30师向东进击芒岩，27日占领该地。《孙立人致蒋介石密电》(1945年3月29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492页。第50师向西攻取皎梅(Kyaukme)。3月30日，英军第36师由孟尤南下，和第50师在皎梅会师。至此，中国驻印军胜利完成反攻缅北任务，不久，遂相继回国。

五、中国远征军反攻滇西作战

1942年夏秋，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在撤退途中，日军跟踪追击，沿滇缅路占领了中国云南西部的腾冲、龙陵、松山、平戛、芒市、遮放、畹町等地，并配置第56师团全部，第2和第33师团各一部分兵把守，利用有利地形，赶筑工事，储备粮弹，企图凭险据守，阻止中国远征军反攻西进，以屏守缅北，形成了敌我在中国滇西地区隔江对峙的局面。

1944年，中国驻印军反攻缅北。为配合驻印军反攻、肃清滇西之敌和早日贯通滇西公路与中印公路，1944年5月，驻扎滇西整训的中国远征军组成，以卫立煌代司令长官。远征军的任务是对怒江以西日军实施反攻。

中国远征军反攻滇西的作战部署是：

（一）以第20集团军为攻击兵团。所部周福成第53军(辖赵镇藩第116师、张玉廷第130师)为第一线攻击部队，方天第54军(辖李志鹏第36师、叶佩高第198师)为第二线攻击部队。

（二）以第11集团军为防守兵团。所部王凌云第2军(辖张金廷第9师、夏德贵第76师、杨宝瑴［珏］新编第33师)、黄杰第6军(辖洪行新编第39师、顾葆裕预备第2师)、钟彬第71军(下辖张绍勋第87师、胡家骥第88师、刘铸军新编第28师)以及集团军直辖高吉人第200师分别固守怒江东岸第一线防御阵地。

（三）第8军(辖汪波荣誉1师、王伯勋第82师、熊绶春第103师)开滇西后，归远征军直辖，控制于祥云附近地区，为总预备队。

其攻击部署为：

第一步：渡河攻击战。第一线攻击部队（第53军）即以一部利用栗柴坝、双缸桥间个渡口一举强强渡，于怒江西岸占领桥头堡阵地，掩护主力渡河。

第二步：第一线攻击部队主力渡河成功后，即极力进占当面高黎贡山通陇川江谷地之各要道口，掩护第二线攻击部队（第54军）渡河，并继续向桥头、林家铺之线出击，务求于高黎贡山西侧获得而后攻击所要之展开地域。

第三步：第53军攻抵桥头、林家铺之线后，即占领有利阵地，一面构筑工事，一面为尔后攻击前进之准备，等待第54军到达，再向固东街、江苴街之线攻击。

第四步：攻占固东街、江苴街之线后，即构筑工事固守，并依状况调整部署续向腾冲攻击。

当我攻击部队攻击进展至固东街、江苴街各附近之线，而敌第56师团以其主力集中于腾北，企图向我攻击部队反击时，我第2军应相机以一个师之兵力由三江口以北地区渡河，乘虚奇袭龙陵，以策应腾冲之攻略。同时，第71军应以一个团之兵力由惠仁桥附近渡河，以期与我腾北部队合围腾冲之敌而歼灭之。

空军须派有力部队直接协助地面部队之攻击作战， 并集中力量轰炸芒市、龙陵、腾冲、固东街、瓦甸街等地之日军及其间之交通线。注338

1944年5月11日黄昏，远征军第53、第54军以及第76、第88、新39师各一个团分七处强渡怒江。新39师一个加强团在惠通桥上游率先强渡成功，12日攻占红木树，揭开了滇西远征军反攻的战幕。是日拂晓，中国远征军第一线兵团全部成功强渡怒江，先后攻占马面关、桥头、平戛等据点。第53军还于14日攻占大塘子后，乘胜追击，越过了高黎贡山，进抵甸江、江苴街之线，断敌归路。

图5.3　宋希濂率部渡过怒江

在远征军主力渡过怒江后，日军第56师团在怒江西岸实施反击，其具体部署如下：

大塘子正面：由日军步兵第148联队（联队长藏重大佐）第3大队（大队长宫原春树少佐）驻守，主力占据大塘子东侧要地。

冷水沟正面：由日军步兵第148联队第2大队（大队长日隈少佐）驻守马鞍山、灰坡、冷水沟一线。

红木树方面：由日军步兵第113联队（联队长松井秀治大佐）第1大队（大队长绀野忞少佐）在相膊子附近据守，以阻止红木树方面远征军的西进。

平戛方面：由日军步兵第146联队第1大队（大队长安部和信少佐）在平戛驻守。因第76师加强团于13日起包围了平戛，第56师团师团长松山祐三遂命令第113联队第2大队长原田万太郎大尉率领3个中队前往增援。

片马方面：由日军第18师团步兵第114联队第1大队（大队长猪濑重雄少佐）驻守。

滚弄正面：由日军搜索联队（联队长柳川大佐）固守霍班、农莫之线。注339

但日军守备部队总计只有10个大队约11000人左右，要想阻击远征军20个团四五万人的攻击，根本没有可能。

渡河各攻击部队奏效后，重庆军委会鉴于中国驻印军已开始攻击密支那，判断日军难于短期内调动大量部队增援滇西，遂命令远征军迅速攻占腾冲、龙陵，与驻印军会师缅北。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于5月20日调整作战部署，以第20集团军为右集团军，攻击腾冲；以第11集团军为左集团军，攻击龙陵、芒市。其具体作战部署如下：

（1）令第71军（欠1个师）向龙陵攻击。

（2）令第2军（欠新33师又1个团）以主力向芒市攻击，截断敌后方联络线，一部协力第71军攻击龙陵。

（3）令第6军之预2师（欠1个营）由栗柴坝以北渡河，经明光、固东街协力第20集团军攻击腾冲。

（4）令第6军之新39师（欠第116团）由惠仁桥经龙江桥，协力第20集团军攻击腾冲。

（5）令第71军以1个师、第2军以新33师（欠1个团）及另一个团，及第6军之新39师第116团为防守部队，守备怒东原阵地各重要渡口，以防敌之袭击。

（6）令滇康缅特游击区郑坡部（配属预2师1个步兵营），经片马、拖角向密支那挺进。

（7） 令第8军荣誉第1师即用汽车输送至保山集结，为预备队。注340

6月初，第20集团军所属第198师会同第36师全力攻击腾冲北部咽喉要地——南斋公房和北斋公房。北斋公房是由日军第148联队驻守高黎贡山北的一个重要据点，海拔3000多米。中国军队“以有力一部牵制当面之敌，以主力向绝无道路可循之处，迂回攀登，艰难险苦，出生入死，冻饥致毙之人马，日以数百计。经十余日，始进出于桥头、马面关、瓦甸、江苴各附近之线，断敌归路。 此时我围攻南北斋公房之部队，与迂回部队遥相呼应，开始隘路战”。注341至6月16日，第198、第36师在预备第2师一部的配合下，攻占北斋公房。其后，第20集团军所部又夺下被日军反扑夺去的桥头、马面关阵地，从而将高黎贡山北部地区全部控制。接着，第20集团军主力南下，猛追向南退却的日军，先后收复明光、瓦甸，21日又攻下南斋公房、江苴街。

第20集团军主力继续沿阳桥、固东两道向南进击，并迫近腾冲北郊。6月28日，第54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南北宝峰山。7月3日，第53军一举攻占飞凤山，第54军亦于同日肃清宝峰山。至此，“我已打破腾城屏障，三面迫近城郊”。此时， “残敌一部仓皇南窜，其主力编成一个混成联队，由第148（联队）联队长藏重大佐指挥，死守来凤山及腾（冲）城”。注342腾冲为滇西最坚固的城池，有来凤山为屏障。日军在此构筑了坚固工事及堡垒群，准备了充分粮弹，奉命固守到10月底，以待援军到来。

日第33军不甘心于在滇西的受挫，7月上旬，该军拟定了新的作战计划。其作战方针是“军要将主力集结于芒市周围，在龙陵方面击灭云南远征军主力之后，前出到怒江一线，在救援拉孟（即腊勐）、腾越（今腾冲）守备队的同时，切断印中联络路线”。由于这次作战目标是要切断印度（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作战部队的地面联络， 又被称为“断作战”。注343日军的新攻势计划于9月上旬开始。

图5.4　拥有重机枪的中国远征军

7月26日，第20集团军主力“在我空军掩护之下，以优势之兵力，向敌最后唯一之屏障来凤山四个堡垒群同时猛攻”。官兵“前赴后继，血战竞日”，当晚攻占来凤山。27日晨又“将城东、南两城门外繁华市区之敌全部肃清。残敌龟缩城内，四门紧闭，深沟高垒，企图困斗”。尽管第20集团军已将腾冲城“四面包围”。 但“该城之墙概为坚石砌成，高而且厚，又有大盈江及饮马水河环绕东西北面，形势天然，有险可凭，况城墙上端堡垒环列，其距离不过十公尺，而城之四角更有坚固堡垒侧防”注344，这给攻城带来极大难度。

经过将近一个月的围困，攻击部队只得以空军对腾冲城实施猛烈轰炸，“陆续炸成缺口十余处，各部队即利用轰炸成果，冒敌浓密火网，先后登城，对城上之敌堡垒以对壕作业，逐次攻击”。腾冲守备队长藏重康美大佐于8月13日被中美空军炸死。至8月20日，攻击部队“始将东、南、西三面城墙上之敌大部肃清”，21日晨向城内日军发起攻击。预2师、第198师、第36师、第116师各部主力突入市区，激烈的巷战于是展开。由于腾冲城内“人烟稠密、房屋连椽，大都坚实难破。且顽敌家家设防，街巷堡垒，星罗棋布，尺寸必争，处处激战。敌我肉搏，山川震眩，声折山河，势如雷电，尸填街巷，血满城沿”。第20集团军司令部不得已又将原来部署在南甸、腾龙桥防守的第130师调入城内增援。 激战至9月14日，“终将困守腾城之敌全部歼灭”。注345

第11集团军至1944年5月22日渡过怒江，向攀枝花、毕寨渡、火石地、葛蒲厂及平戛各地区集结，以第71军为右翼攻龙陵，第2军为左翼攻芒市。

由惠通桥向龙陵攻击，必须经过战略要地腊勐。日军在这里构筑了以松山和滚龙坡互为掎角的两大据点，阵地均设于海拔3000米的高地上。每个堡垒上有射击设备及交通壕，下为坑道式掩蔽部。其掩体分为四层，坚固无比，除重炮直接命中，一般山炮、野炮无法将其击毁。6月4日，第71军新28师占腊勐。6月6日，克阴登山。日军拉孟（即腊勐）守备队队长金光惠次郎少佐率领第113联队一个步兵大队和一个野炮兵大队退进松山既设坚固阵地，凭险据守。 当时日军兵力为1260人，拥有火炮20门。注346

新28师对松山高地发起5次进攻，均不能克服，且死伤过大。7月1日，卫立煌下令由第8军军长何绍周指挥荣誉第1师第3团、第82师第246团以及第71军两个山炮连担任攻击任务。7月14日，第8军官兵采取“先以炮击迫敌于堡垒部内，步兵乃乘机……一举跃入敌壕，而以手榴弹、冲锋枪、机枪、火焰放射器消灭敌于掩蔽部”的战术，将滚龙坡日军完全肃清。但对松山日军的攻击却毫无进展。 “作战两月，兵力由一个团迭次增至六个团，伤亡重大”。注347从9月1日起，该军令第246团昼夜不停地用小部队在松山顶峰周围向敌阵地扰袭，掩护该军工兵营在松山顶峰向日军阵地垂直下约3米处，掘进两条地道，构成两个炸药室，装进1吨TNT黄色炸药。 9月8日，军长何绍周下令起爆，轰隆一声炸响，松山整个山顶被炸翻注348，在山内工事困守的日军拉孟守备队野炮兵第3大队大队长金光惠次郎以下官兵全军覆没。 而中国军队血战百余日，伤亡官兵亦达6000余人。注349

第71军主力第87、第88师于6月10日攻入龙陵城外的日军复廓阵地。日军龙陵守备队兵力当时只有两个步兵小队200余人，“仅凭西山坡、黄土坡、观音寺三据点，负隅顽抗”。 第71军面对弱敌有所懈怠，未能一鼓作气歼灭这股日军，“将敌防御核心迅速扫荡”。注35014日，日第56师团命令在腾冲的松井秀治大佐率步兵第113联队2个大队迅速南下；第56师团参谋永井清雄中佐指挥第53师团第119联队的两个步兵中队向龙陵东部高地的中国军队侧背发动攻击； 野炮兵第56联队联队长山崎周一郎率联合步兵1个中队、装甲车1个中队、野炮兵1个中队从芒市向北上增援反扑。注35116日，第71军被迫退居龙陵东北郊与敌对峙。

6月16日黄昏，日军突破第87师阵地，冲入龙陵。“各官兵目睹功败垂成，各个嘘声叹气”。宋希濂鉴于“现腾敌主力已南移龙陵……企图向我七十一军先行击破。为谋整顿态势，事先站稳脚步，即令七十一军…… 主力暂转移镇安街以西坌田坝、赵家寨、五四五高地及红木树之线”。注352

第87师的败退是以该师第261团不明原因的溃逃引发的。 由于该师突然败退到距离龙陵5公里的后方，17日，第71军军长钟彬命令第88师也放弃龙陵附近阵地，撤至龙陵东北13公里外的地区。注353蒋介石接获第71军战败的消息，十分气愤，立即饬令卫立煌 “查明放弃龙陵系何人所下命令”。注354

20日以后，日军在龙陵的兵力不断得到加强。由于第1大队（大队长武田）于19日夜到达龙陵，日军第113联队建制已经完备，拥有3个步兵大队、1个炮兵大队又1个装甲车中队。 此外，永井还指挥着原龙陵守备队藤木部队（步兵1个大队又1个中队）、第18师团的猪濑大队、奥仲部队（第53师团搜索第53联队主力）和第119联队的野中大队。注355

卫立煌于6月22日命令第11集团军“应立即集结主力，击破当面敌之攻势，至少亦须于黄草坝以西地区利用地形，站稳脚跟……非有命令不得向东移动”。 同时命令第20集团军乘日军主力南下之际，迅速攻占腾冲。注356同日，卫立煌将荣誉第1师主力调往龙陵，荣1师4个营于27日加入第88师方面的战斗。第6军新39师也奉命调往龙陵以南张金坡、南天门防守，阻击从芒市向北增援的日军。

在得到增援后，钟彬率第71军在腾龙桥、达摩山、黄花坝、镇安街一线阻击日军向松山的增援。6月28日，日军2000余人由龙陵向东进击，猛攻第87师阵地，第205团五二五五高地被日军突破。第87师师长张绍勋“目睹情形恶化，诚恐无法挽回，乃愤而自杀”，但因“弹由左乳左胁下出”，自杀未遂，副师长黄炎代理师长职务。 但第87师奋勇反击，当日即将高地夺回。注357

8月上旬，远征军变更了攻击部署：新28师在古泽山；第87师在六山、东山；荣1师在北山；新39师在西山、一山、二山分别展开，锐意准备攻击。8月14日，钟彬调来新28师接替久战疲惫的第87师，对龙陵发起第2次围攻。“8月14日天明，全部火炮开始猛烈攻击，且在战斗机、轰炸机联合的34架的支援下，开始了全面攻击”。美军第14航空队当日出击6次，日军大队长荻尾勇少佐、片山次郎大尉、永未纯一大尉等均被炸死。激战至20日，第11集团军所部将龙陵外围据点全部占领。 日军龙陵守备队长小室钟太郎中佐于23日致电第56师团师团长松山，称“最多还能坚持两天”。注358

日第33军司令部于8月26日决定派第2师团主力从南坎出发，利用3天的夜行军，“跃进到芒市附近”，参与“断作战”，以救援龙陵、腾冲一线的日军第56师团。第2师团主力于8月29日抵达芒市。30日，本多政材下达了作战命令：“军决定迅速击破龙陵周围之敌，前出到怒江线，首先救出拉孟守备队，继而营救腾越、平戛守备队”。日军的攻势定于9月3日拂晓开始。日军参与进攻的兵力包括：（1）第2师团6个步兵大队、2个炮兵大队、1个工兵中队约计6000人；（2）第56师团6个步兵大队、2个炮兵大队、1个工兵中队约计6000人；（3）军炮兵队榴弹炮2门、1个山炮中队，约500人； （4）军预备队3个步兵大队、1个工兵中队。注359日军援军总人数达15000人。

日军第56师团长松山于24日即命令第148联队第3大队增援龙陵。该股日军千余人于27日下午突入龙陵。松山决定先进行龙陵解围作战，于26日夜率师团主力沿滇缅公路东西两侧向龙陵攻击挺进，遭到新39师和第76师的阻击。9月3日，第2师团主力从东南方向攻击龙陵，截至9月中旬，两军在龙陵外围阵地展开激战，均伤亡惨重。日军再从芒市出兵增援，夺回大部被占据点。

8月23日，蒋介石将第5军第200机械化师及炮兵营从昆明调往保山，归远征军指挥，该师于9月初已经抵达黄草坝一线，迂回攻击日军龙陵、芒市间交通线。此外，蒋介石又下令将第20集团军的第36师划归第11集团军指挥， 该师从腾冲南下，与荣誉1师夹击日军，迫使其停顿在龙陵南面。注360

截至9月14日，由于日军腊勐守备队和腾冲守备队均被中国军队全歼，日第33军决定停止作战，集中精力救援平戛守备队。9月22日，日军第56师团步兵第146联队突入平戛，将该部第1大队救出，退回到芒市。而日军龙陵守备队长小室于16日决定放弃龙陵，尽管后来在第56师团的严令下改变了命令， 但小室中佐仍于18日自杀身亡。注361

10月29日，中国远征军向龙陵发起第3次攻击。“经五日之激战，将龙芒公路截断，并逐次攻略龙陵城区外围坚固据点”，11月3日凌晨2时左右，第11集团军完全攻克龙陵。 残余日军仅剩四五百人由小路突围，逃回芒市。注362

图5.5　黄维（右）与司徒德上校看望独自坚守阵地的第71军中士班长许庆瑞（中）。1944年11月2日在龙陵的战斗中，他独自一人打退了日军对阵地的进攻

图5.6　中国军队攻占龙陵，举行升旗礼

第11集团军第2军自8月上旬起即对芒市发起攻击，日军凭据坚固工事据守，加之日军第2师团于8月底抵达芒市，攻势不得不停顿。收复龙陵以后，第9师在第71军和第6军所部的支援下，于11月19日凌晨3时向芒市发动攻击，将老街、新街同时占领，迄至当日下午4时左右， “芒市境内余敌悉被我肃清，芒市完全克复”。注363远征军攻克龙陵、芒市后，以第53军、71军主力、第2军一部及第200师向遮放追击前进。 12月1日攻克遮放。注364

日军继续向西南退却，据守中缅边境最后的据点畹町，企图凭借回龙山与远征军作最后的抵抗。而远征军也于12月上旬在龙陵、芒市一带休整。蒋介石于12月12日命令远征军“迅速攻击畹町之敌”，而卫立煌则于15日复电蒋介石，声称现时进攻畹町存在困难。第一，经过半年作战，远征军伤亡惨重，现在共缺额12万余人，尤其缺少下级干部。而日军在畹町有七千余人，轻重炮数十门，且地形险峻、工事坚强。“以本军现有兵力，发动大规模攻势，实胜算难操”。第二，需要充足的时间来运送弹药、汽油，抢修公路、桥梁，调配交通工具，筹集各种器材。 第三，请蒋介石立即饬令兵役部“在最短期内设法空运补充兵六万名，并予以训练时期……一并收复畹町”。注36521日，蒋介石电告何应钦、卫立煌，“畹町敌军数目不大，且驻印新一军自攻克八莫后，继续推进，颇为顺利”， 命令远征军“从速进攻畹町，以期与驻印军早日会师”。注366

远征军经过近一个月休整，从12月28日开始对畹町发动进攻，“敌惟步步凭坚固守顽抗，赖我官兵前赴后继，奋勇搏斗，进展尚称得手”。12月30日攻占佛蚌，1月2日克复戛中及黑猛龙，1月4日占领猛卯，1月10日至19日，又先后攻克回龙山、佛结、信结、南虎、佛棒、九谷及其东南高地。至此，远征军已从东、西、北三面包围畹町城。 日军于19日晚向南突围，远征军又先后攻占大黑山、黑山门等要地，20日中午将畹町完全攻占。注367

1月27日，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在畹町附近的芒友会师，渗透了无数中国抗日将士鲜血的中印公路与滇缅公路至此贯通。

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在恶劣的地理气候条件下，进行反攻缅北滇西作战，取得了巨大胜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45年1月29日发表战讯称，自1943年10月底以来，我缅北滇西部队“抱攻击决心，及勇敢拼战精神”，“先后发动攻势，转战迄今”，共损伤79154人，除毙敌48858人及大量虏获品外，“打通封锁数年之中印交通，扫清滇缅敌寇，歼灭精锐师团，如第十八、第五十六两个师团全被歼灭，第五十三、第二、第四十七等师团及第二十四混成旅团被击溃。 此皆我滇西及驻印军健儿之丰功伟烈”。注368此役， 中国军队俘虏日军647人，缴获步枪11644支、轻重机枪601挺、炮160门、战车12辆、飞机3架、汽车606辆、马1430匹注369以及其他大量的军用物资。歼灭和消耗了日军的重要力量，配合了盟军反法西斯战场的作战。

第6章　战云笼罩下的大后方

一、经济的发展与萧条

1944年9月，湘桂激战正酣，美国战时生产局局长纳尔逊（Donald M. Nelson）率领他的战时生产顾问团来到重庆。 该团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于援助中国的战时经济。抵渝之后，纳尔逊发现中国的经济已呈衰落之势，各类工厂的开工能力只占20％至50％。注370其实，抗战后期国统区经济的衰落不仅表现为工厂开工数不足，而是体现在各个方面。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和国民政府自身在经济发展方面举措的失当，已将抗战军兴后一度出现的繁荣局面彻底葬送。

抗战爆发后不久，由于上海等沿海城市的工厂大规模内迁，技术力量和资金亦同时流入了后方；战场上对军用物资的需求以及沦陷区民众大量涌入后方对日用品的需求都在猛增；在战争和交通不便的情况下，洋货和沦陷区物资难以进入内地；风调雨顺的气候又使国统区连续两年获得了农业大丰收……这些因素都促使了大后方经济的一度繁荣，不仅新设了许多工矿企业，而且产品产量也迅速增加，轻重工业的同步发展(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使中国初步形成了一个基本能够自给的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

国统区经济自1942年起发生逆转。这一年，日军占领了缅甸，大后方与国外的陆上交通被切断。外国的机器零部件和进口原料俱告短缺，有限的空运远远无法满足国统区物资需求，国人忧心忡忡。一些工业企业家认为生产无利可图，转而从事投机买卖或囤积。恰逢农村粮食歉收，这一年的粮价猛烈上涨。国民政府的关税既失，盐税、货物税和其他新开的税源又无法应付庞大的军政开支，只有大量地印发纸币，恶性循环的通货膨胀至此便告形成。在上述诸种原因之下，国统区的各项工业衰落非常明显，以经济部公布的设厂指数而言，1944年较1943年的设厂指数减少约32.56％，其中机器工业仅为1942年的四分之一。 除因豫湘桂战役遭受损失的1388家工厂以外，因资金短缺、原料缺乏、产品滞销、企业亏损、动力不足等原因，不得不歇业、改组、撤销、转让的工厂达326家，其中省营工厂26家，私营工厂300家。注371举凡钢铁、机器、采矿、炼油、酒精、纺织、印刷、卷烟、造纸、制糖、丝绸等行业， 都呈现严重的下降趋势。注372

农村方面，国民政府自1938年起曾采取了诸多振兴乡村经济的措施，如农业金融机构的设立，生产技术的改良和荒地的开垦等，一度促使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但因封建剥削关系的存在，加之战争与自然灾害的影响，国统区的农村经济同样也陷入了危机之中。在狂涨的物价特别是粮价的吸引下，土地日渐集中于少数人之手。中国人素来就有投资于土地的传统，抗战军兴后有大量的官僚、地主、富商、退伍军官等携资来到内地，于是抢购土地的现象日趋严重。1940年代初的统计表明：土地的集中程度随土质的肥沃而增大，四川全省79.07％的土地集中在占人口8.6％的地主手中；在土地较为肥沃的川西南地区，85％以上的土地被占人口7.2％的地主所掌握；而在土地最为肥沃的成都平原， 90％以上的土地竟被占人口1.1％的地主所占据。注373土地的这种高度集中，自然就引起了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化。地主、富农数量增多的同时，带来的便是中农的没落和佃农、雇工队伍的扩大。在一般情况下，地主们采用增加租额的方式获取高额利润，抗战后期因为通货膨胀的原因便又要求农民重交押租，进而改交实物。农民陷入赤贫之中，生活水平较战前明显降低。据1944年7月的调查： 在四川省璧山县附郭肆乡中，被调查的261家农户负债者即达129家，平均每户负债9353元。注374

国统区经济的由盛转衰，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就总体来说，人为的因素是主要的。在战时的“非常时期”里，为了保证军粮的供应和工业生产的维持，国民政府在大后方实行了战时经济统制政策。举凡粮食、日用必需品、工业器材、外销物资、专卖物资等都在统制之内。作为特殊手段，这些措施为支撑长期抗战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国民政府在制定管制政策和许多具体措施时，却过分注重了财政收入的增多，不惟消费者的利益无从顾及，即使为数众多的中小资产阶级的合法权益也不去考虑。比如矿产品的统制，在通货膨胀的影响下，矿产成本日高，而资源委员会的收购价格却不见提高，甚至压低，这种反差造成了各矿场的亏损。1944年3月，云南个旧纯锡每吨的收购价格为11万元，生产成本则为50万元。同年，猪鬃的官价只相当于成本的38％左右，丝、茶、桐油的产出概莫能外。 农民因此不愿生产，致使猪鬃减至年产20000余担，为统制前的四分之一，蚕丝产量减至年产2000余担，不及统制前的十分之一，桐油产量则降至零。注375

以重庆航运业为例。重庆市轮船商业同业公会所属会员公司共计9家，“均因煤价黑市高涨，每吨约达1万元，而官价之煤供应大感不足，故每次长途航行中，往往客货运费所入尚不足煤价”。 如民生公司一家，1944年12月赔本就“达7000万元之巨，大有不能维持之势，要求政府将运价管制改为议价办法”。注3761944年7至12月，四川省7家航运公司共计亏损1.5亿元， 1945年1月物价上涨后，又亏损9000多万元。注377 1月15日，重庆中国机器棉纺织工业同业工会致函行政院和经济部，申述纺织业困难，要求改善机构，调整棉价，解决原料供应问题。注378 2月10日，重庆市26个工业同业公会理事长联谊会吁请政府“改善物价管制，不应只限成品，不限原料，只管制重庆，而放弃别处”。注379

纳尔逊访华期间两次同蒋介石会谈，他直言“感觉中国经济情形甚为严重”，并指出“中国政府方面有若干政策阻碍生产”：（1）“现时财政政策过于紧缩，使生产无法发展”。由于通货膨胀的影响，资源委员会生产的物品价格提高，兵工署因经费不足而无法购买，致使中国“兵工生产因之遂减至百分之五十五”。这样一来，原本可以在中国生产的军工产品，不得不由印度进口，但受空运能力的限制却运不进来。如中国有极好的紫铜，也可生产炸弹和钢壳，“但因中国造价太高，现仍用外来者”。（2）运输问题。他坦言“若运输不能改进，中国经济实有崩溃之可能”。中国只有6000辆卡车，且一半因缺乏零件而无法开动。而美国军队一个军所拥有的卡车数量就不下6000辆。不仅如此，中国的卡车还缺乏燃料。（3）中国政府对私营企业态度存在问题。纳尔逊指出：“现时中国商人，似对政府深怀畏惧之心。中国商人，似觉政府未予以深切注意，由于通货膨胀，商人之产品，每因政府限定价格，使其血本不得保障，商人损失血本，其最严重性实如国家损失其军队。”纳尔逊强调：“在战争期间，政府对于经营奢侈品及非战时需要物品之商人，当然不予以援助。惟对愿意协助生产战时需要物品之商人，则应予以支持。”纳尔逊通过美、中两国政府对待“正当商人”“给予补助，或高价购买其产品”等不同态度进行对比，指出， “美国物价只较战前高出百分之二十或百分之四十”，而“中国物价则比战前高过五百倍也”。注380

国家资本的膨胀，也对民间工商业造成了一定的损害。以“四行二局”的存款、外汇和黄金的储蓄而论，1940年只占全国总数的1％，至1944年升至32％；以资源委员会而论，其下属的96个生产单位中自办的仅有21个，28个来自对地方和私营厂矿的吞并，17个自其他机关接办， 30个与地方或其他官僚资本合办。注381 到1944年，它在钢铁、动力设备、电器制品、有色金属、石油及石油制品等部门的年产量均超过全国产量的50％，在电力、焦煤、造纸等部门也取得了支配地位。注382

农业方面，国家官僚资本除对经济作物和粮食统制外，于农村金融方面也确立了垄断地位。战前，乡间农民的借款绝大多数来自典当、钱庄、地主和高利贷者，抗战军兴后情况大变。 国家金融机构对农村的放款1938年占农民借款来源的27％，至1943年增加到59％。注383这种农贷规模和范围的扩大多少缓解了乡村金融枯竭的状况，但因豪强地主对基层合作社等机构的把持，将这些低息贷款用于投机或转手放高利贷给农民，一般百姓得益甚少，甚至反多了一层负担。

国统区经济状况的恶化，严重影响了百姓的生活。农民生活苦不堪言，薪金收入者处境更惨。 如以1937年的实际收入指数为100，则8年抗战期间国统区各阶层的实际收入指数变化如下注384：

但是，金融资本家、达官显贵、军政官员、奸商等社会生活中极少数人，却利用投机买卖、低息贷款、囤积居奇及套购官价的外汇、黄金等手段发了横财。他们的活动，是国统区政治腐败的主因之一。

二、国民党腐败的加剧

对国民政府来说，8年抗战中危险最大、忧患最深的一年莫过于1944年。“八个月来，国土丧失之广，战地同胞流离痛苦之深，国家所受耻辱之重，实在是第二期抗战史中最堪悲痛的一页…… 中国处境的艰危，不但是抗战八年中未有，亦是国民革命五十年以来未曾遭遇的险境”。注385在日军凶猛的攻势面前，国民政府的孱弱、军队的腐败、政府与民众关系极度恶化等悉数暴露无遗，抗战后期的国民政府已是病入膏肓。

表面上看，通过总裁制和国防最高委员会的设立以及国民政府组织法的修改等措施，蒋介石确立了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威。但实际上，由于统治基础的极度薄弱、派系纠纷的困扰等因素，蒋介石无法在真正意义上行使其权威。1944年10月12日，华南方面激战正酣，蒋介石在陪都重庆却发出了由衷的哀叹：“党外的环境如此险恶，党内的情形如此泄沓，我们要在这种内外交迫的情况下，雪耻图强，恢复本党过去的地位，使社会民众对于本党仍旧像同盟会时代一样的尊敬仰慕，对我们党员表示诚意的欢迎，自动的接受我们领导，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无论用什么办法，无论叫什么人来领导，都不能发生起死回生的效果了……”注386而且，蒋介石无法了解现代多元政治的模式，其经历中也无分权政治组织系统的思想准备。面对全面抗战以来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民主力量的蓬勃兴起，蒋介石采取的却是一味的排斥和打击态度。一次次反共事件，当然使中共更加认清了国民党的本质，同时也使中间党派和民主人士感受到了强大的压力。这样一来，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高度集权不仅产生不了任何效果，反而加剧了诸种社会力量与其疏离，使国民政府失去了凝聚民众的力量。

应该说，为了“抗战建国”，国民政府战时在政治方面作了多种努力。在基层，为解决统治基础薄弱的问题，于1939年起推行“新县制”；在中央，为了消弥派系纷争的危害，同时为了同中共争夺青年，又建立起了三青团组织；至于行政机构的改革、“三联制”的实行等更是最直接的措施，但所有这些都没有收到蒋介石所预想的效果，特别是三青团的设立，非但没能达目的， 反而又额外增添了党团矛盾。注387派系政治的动作与国家的发展目标南辕北辙，任何现代化计划都将无法真正地实行。在豫湘桂战役不断失利的刺激下，国民党内的派系纷争越发尖锐起来，甚至出现了以“南方军人”为核心的反蒋活动。战时的国民政府从来没有牢固地掌握过对国家领土、人民及资源的控制。 1944年，他们能够支配调拨的生产产品只占全国总量的3％。注388即便是在这个政府能够控制的四川等地区，其触角也无法延伸到乡村基层中去——那里是地主豪绅们的天下。他们仅仅在剥削农民和镇压农民反抗这一点上才谈得到同政府合作，而政府建设和改造乡村的计划却常因触动其既得利益而招致抵制和反抗。虽然，痛斥地主豪绅的言辞在官方文牍和蒋介石的讲演中并不罕见，但百姓们遭受几重压迫的痛苦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减轻。田赋、摊派、苛捐杂税、战乱和天灾的共同影响，将农民推向深渊。河南省于1943年刚刚经历了一场死亡数百万人的饥荒，1944年便又面临了战火的洗劫。汤恩伯所部军纪极度败坏，成为河南百姓们苦难的渊薮之一。这样，对于豫西民众武力袭击国民党残兵的行为，就不难理解了。 同样是在日军的“一号作战”中，湖北的百姓们又因粮税和劳役迭次造反。注389

国民党在政治上的腐败，严重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1944年12月17日，蒋介石也承认“现在一般部队暮气太深。习染太重，而毫无生气力量。 尤其一般部队的官长很多精神颓唐，纪律废弛，甚至自暴自弃，不顾国家军队的利益，而只图自己如何升官发财……”注390国民政府兵役制度的弊端更造成军民之间的尖锐矛盾。在征兵过程中，“部队的负责军官往往与地方乡绅、乡镇保甲长相勾结，强拉壮丁、受贿替换、冒名顶替及虐待壮丁等弊端层出不穷。农民一旦被征入伍，政府对被征壮丁家庭又无妥善补偿措施……引起民众反感。而被征壮丁往往受到非人的待遇，难得温饱，缺乏医护，还常受虐待、毒打。 士兵被送往前线时形同押解，一路上生病死去的和逃亡而去的比例高得惊人”。注391各县、区、乡强拉壮丁、买卖壮丁和欺压群众的现象十分严重。此外，更有些部队私自拉丁、拉夫，甚至吃缺额空饷。据兵役署视察室统计，1942年2月至1944年2月的两年中，全国就有2000多起兵役违法事件。据统计，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总计征集壮丁14050521人，而送到各地成为士兵的只有12138184人， 其中1912337人不知所终。注392

蒋介石对此类弊端早有耳闻，亦深恶痛绝。当1944年10月，蒋介石因得蒋纬国密报，获知财政部税警团某部在重庆虐待新兵事件后，立即拘押了军政部兵役署中将署长程泽润，并以“舞弊多端，并利用职权调派工兵建筑私宅”的罪名， 于1945年7月5日将其枪毙于重庆。注393蒋介石的真正用意是想煞住征兵过程中的腐败之风。同年11月，蒋介石又将兵役署改为兵役部，委派鹿钟麟为部长，并下令改革兵役制度。

1945年1月2日，鹿钟麟提出改革役政四大方针：（1）实行三平原则，（2）澄清兵役积弊，（3）改善新兵生活，（4）切实优待征属。他并对各级军官提出三点要求：（1）对士兵以父兄之待子弟，严禁虐待；（2）饷物及时发放，不得克扣； （3）实惠征属，违则军法严惩。注394但真正具体的措施，却没有一项得到落实。国民革命军官兵的素质依然极度低劣。11日，国民政府通令发动“献金献粮运动”。财政部长俞鸿钧表示，此次政府发起全国大户献金运动的目的是要改善士兵的生活待遇。 他表示要用3个月时间募得200亿元法币。注395

上层达官贵人的腐化与底层民众、普通士兵的苦难形成明显反差： “抗战日趋艰苦，战士生活艰困，亿兆人民水深火热。食草根树皮，饿殍载道；而后方玩物丧志沉迷荒淫者，却食必数万金，一衣足敷一家灾民的终年温饱，一掷千金，毫无吝啬。”注396国民政府的抗战能力一步步趋于衰落；而当国民党对不断兴起的民主运动又持强烈的排斥甚至打压态度时，社会上层精英分子便站到了它的对立面。

三、民主宪政运动之再兴

抗战初期，大后方曾一度出现了抗日的民主气氛，宪政运动也以较大的规模开展起来，但不久即告消失。面对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中共方面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前提下与之针锋相对地展开斗争，中间派人士则鉴于单个力量的薄弱，逐步走向联合。

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秘密成立，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的领导人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政纲》和《中国民主政团简章》，选举黄炎培、张澜、左舜生、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罗隆基、李璜、江向渔、冷遹、杨赓陶、丘哲、林可玑等1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等5人为中央常务委员；黄炎培为中央常委会主席，左舜生为总书记。同年9月18日，民盟机关报《光明报》在香港创刊。10月10日，《光明报》刊登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启事》，公开宣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已经成立，并公布了成立宣言及“十大纲领”等政治主张。1942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形成了“三党三派”的具有政党性质的政治团体。 民盟最初的政治主张是：“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在宪政实施以前，设置各党派国事协议机关。”注397

1943年7月6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 张澜注398致函蒋介石，指出目前国内政局之症结，“皆在政治之未能实现民主”。 他认为“必须实行民主……而后可以挽救危局，复兴国家”。注399 为了表示对国民党压制民主的不满，民盟领导人张澜、张君劢、左舜生等人长时间不参加国民参政会，“隐示抗议”。注400

7月13日，黄炎培利用蒋介石同部分国民参政员共进午餐的机会，向蒋介石提出尽快实施民主的建议，他强调“唯有以人民监督官吏，以人民监督人民……建国从民治下手自是康庄大道”。蒋介石当即表示“宪政自应提前办理”，但后又提出 “希望统一军政与实施宪政同时办理”。注401

随着这两股民主力量的急剧上升和抗战局势的演变，向国民党要求民主的呼声愈发高涨。盟邦出于共同对日的需要，也不满足于国民党的诸多举措，尤其是它对其他党派的高压甚至武力相向政策。美国政府对于国民党一党独裁的专制统治一直十分不满。早在1943年9月，罗斯福总统就向蒋介石提出三点建议：（1）“中国宜从速实施宪政”，（2）“国民党退为平民”， （3）“国内各党处同等地位”。注402

同年9月6日至13日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虽然通过了《关于实施宪政总报告之决议案》，决定“国民政府应于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而颁布之，并由国民大会决定施行日期”，但同时还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案件总报告之决议案》，使得国共关系再度紧张。因此，在同年11月23日至26日召开的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总统至少两次批评国民政府不是现代民主政府，他对国民党“屯兵陕北围堵中共之措施，并未谅解”；当蒋介石告知罗斯福“中共并未真正抗日”时，“罗亦未能尽信”；罗斯福“请蒋在抗日战事结束以前，邀请中共组织统一而更民主之政府”，蒋介石表示“在制宪以前，组织国共统一政府，可以同意”，但前提是苏联必须 “尊重东北四省之中国主权”。注403

1943年9月18日，张澜公开发表《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一文，要求国民党立即设立一公开法定的协议机关，容纳各党派参政员及参政会外人士，共同审查宪法，促进宪政；立即宣布人民享有依法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身体之自由； 立即承认国民党外各党派之合法存在与活动等。注404

《新华日报》于9月19日发表社论，抨击了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制度，指出“民主自由的政治生活”是“实行宪政”所“必需的”，“如果说，要实行宪政，首先要训练人民，使他们有使用民权的能力，那么，（遵检——按：指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民主自由的政治生活就是最好的训练所。（遵检一大段）这道理， 和训练游泳最好的方法是投身游泳池一样的简单而明了。”注405

《大公报》的社论则指出：“民主政治的精髓在于言论自由”， “我们以为言论出版的限制，除非军事外交之涉于绝对机密者外，应该尽可能地把尺度放宽，不必作过分的取缔。”注406

1944年元旦，青年党主席李璜在《新中国日报》发表文章，称“如果有野心家要想夺去四万万人的皇冠，来戴在他一个人或几个头上，那末四万万人也要起来把他打倒。以四万万人打倒少数人是很容易的事，袁世凯是一个例，张勋也是一个例”， 其矛头直指蒋介石。注407

国民党虽然挂起了宪政的大旗，但其诚意如何，中共的认识非常清楚。中共中央于1944年7月1日发出《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一方面指出国民党“实施宪政”的欺骗本质，另一方面则又指出可利用这个机会冲破其封锁，将民主运动推向深入。 10天后，周恩来又提出了实施宪政的三大前提：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注408中共中央为达到团结抗战的目的，又派出林伯渠等人先后在西安、重庆两处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尽管双方在军队编制、共产党的平等待遇、民主政治的实施等方面因分歧过大，无法达成协议，但这种谈判和协商本身就已达成了宪政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豫湘战场的惨败，使国民党军事上的崩溃和政治上的腐败已无从掩饰。9月份，为了 “一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鼓励前方士气，以加强全国团结，集中全国人材，集中全国力量……将日寇打垮”注409，林伯渠代表中共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了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10月10日，周恩来又在其《如何解决》的著名讲演中，就联合政府的人选、执政原则与职责等作了具体的阐明。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共的这一号召对国统区内蓬勃开展的民主运动来说起到了方向性的作用。当中共对宪政运动的推动与民主党派的活动汇合在一起的时候，大后方的民主运动便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

1944年8月26日，罗斯福总统在华盛顿会见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时表达了对中国国内政治局势的担忧。他问孔祥熙，“闻国民党内部青年分子对钧座有动摇之意，确否。”并强调“如内部有纠纷，则事态严重……倘内部有纠纷发生，英、苏乘机而起，则美将无词以对”。罗斯福批评国民党“只口说解释，不易征信外人”，要求国民政府 “须事实表现举国一致民主精神，使谣言谎评均能改善”。注410时值国统区民主运动风起云涌，美国舆论对于蒋介石及其国民党独裁批评甚多。正在美国访问的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报告蒋介石：“国内外籍记者因不明事实，或受人利用，仍有不利消息源源而来，此间应付，不免又增困难。前经电陈钧鉴，并分电布雷、寒操、铁城、厉生、显光诸兄改善。”孔祥熙特别关照：“ 渝方检查制度注411，遇有误解，随时改正，不必定予扣留，总使明白实情，免生误会，如此反感既少，事实亦明， 决不致如现时之讹传也。”注412

民主党派游离于国共两党之间，试图以自己的模式来改造中国，因其主要活动在国统区，对国统区民主政治的实施状况便尤为关注。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在高压下失败后，他们并没有消沉，反而认清了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本质。宪政运动既已重开，他们便以更大的热情投身其中。宪政实施协进会、民主宪政促进会、宪政研究会等团体分别出现于重庆、成都和昆明。山城重庆的气氛尤为热烈，沈钧儒等不仅召开了民主宪政的座谈会，还创办起《宪政月刊》、《民宪》等杂志，广为宣传民主思想。民族工商业的代表在要求政治民主的同时，又强烈呼吁生产的自由和取消统制政策。在昆明等处，知识分子们除创办《自由论坛》杂志外，还纷纷外出演讲，将自由民主的种子撒向年轻学子。至1944年下半年，面对前方惨败的现实，民主人士对国民党领导抗战的能力已不仅仅是怀疑的问题了。在9月初的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参议员们纷纷对国民政府提出质询，其用词之严厉，涉及问题之多，前所未见，举凡豫湘战败、通货膨胀、贪污舞弊、钳制舆论、反动教育等都在其中。在民主人士看来，没有民主，这些问题都无从解决， 而民主又不是用磕头的办法可以磕出来的。注413在昆明数千名大学生的集会上，潘光旦、闻一多等名教授慷慨陈词，要求青年们“加紧争取民主、争取自由，不要吝惜任何牺牲”， “我们应该再来一次闹”来结束这“可怕冷静”。注414

9月底以后，由于中共联合政府的号召和具体步骤的提出，民主自由的强烈呼吁便有了较为具体的内容。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为扩大自己的阵营，特易名为“中国民主同盟”，这样就可使那些爱国进步的无党派人士亦可入盟。10月25日，宋庆龄等72人发起重庆各党派各阶层数千人举行了追悼邹韬奋大会，又强烈呼吁向法西斯进攻。此后，要求民主和成立联合政府的呼声愈来愈高，斗争的形式愈发多样，日趋激烈，由座谈会、讲演会发展到游行示威，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潮，一直持续到次年的春天。

1945年1月1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负责人章伯钧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1945年新年献词》，希望中国成为“真正民主而又统一的国家”，并建议召开紧急时局会议，“树立以实行三民主义为最高国策之各党派的民主统一政府”。 而黄炎培、褚辅成、王云五、冷遹、吴蕴初、潘序伦、史良等60余人在同一天的《新华日报》上联名发表献言，要求国民政府与各党派各界切实合作，挽救时局。注415

国统区内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的浩大声势，对国民党内也形成强大的冲击。一部分元老派和稍具民主色彩的人士都公开表达了对蒋介石国内政策的不满。1944年5月26日，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先生要求“我们必须把一切不忠心于民主政治的人，清洗出去”。6月初，他又向林伯渠表示：“(1)非国共合作、国内团结，不能打倒敌人。(2)非开放党禁、实行民主、使各界人士参加政治，中国不能前进。 (3)蒋先生非改变作风、排除包围，中央政治无法清明。”注4167月7日，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又发表了《我们的唯一路线》一文，这路线便是要 “与美英苏三大盟国更加亲善切实合作，赶速施行民主政治，彻底发动全民力量。”注417冯玉祥等人亦不断呼唤新的改革，以避免亡国之痛。地方实力派人物亦卷入到民主宪政的浪潮中。自5月份起，他们以《华西日报》(成都)、《云南日报》(昆明)、《新蜀报》(重庆)等为喉舌，强烈要求当局改弦更张，实行民主政治以挽救危机。

抗战后期国统区的民主宪政运动以如此巨大的规模展开，远远超出了国民党的预料之外。面对多方面的巨大压力，它不得不有所表示，但对民主宪政特别是联合政府这些具体条件来说，又无一能够真正的接受。

1945年1月1日，蒋介石向全国发表元旦广播讲话，宣布“一俟我们军事形势稳定，反攻基础确定，最后胜利更有把握的时候，就要及时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 归政于全国的国民”。注418在蒋介石看来， “国民政府如将一切政权或责任交给各党各派，则中央政府权威必日日在风雨飘摇之中，其结果必使抗战崩溃，革命失败，将使国家引起可怖的变化。”注419在这样的考虑面前，国民党自己提及的“宪政”问题便被丢到一边了。

四、史迪威事件与中美关系的低潮

在中美关系的发展史上，1944年是个至关重要的年份。自太平洋战争爆发起，美国政府的亚洲政策天平上，中国的分量就大大加重了。同国民政府联系的加强，巨额援助的增拨，很显然地有双重目的：首先是利用中国对抗日本，最大限度地减轻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阻力及伤亡；其次是考虑到了中国的战略地位，尽管目前尚不能提供给美国以军事方面的支持，但在今后的25年或50年是非常有用的， 一个友好的中国可以成为抵制苏联在亚洲进行扩张的缓冲地带。注420而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考虑的则是多多获取美国的援助，并促使美国改变“重欧轻亚”的战略，以尽早结束对日战争。

1941年底，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成立，以蒋介石任最高统帅。蒋介石就任后，立即通过驻美代表宋子文请罗斯福选派其亲信高级将领来华担任参谋长。蒋介石此举的目的非常清楚，即通过担任其参谋长的美国将领来同美国建立密切的联系，要求美国“尽速拟具中国战区整个作战之计划”， 以寻求依赖美英力量，尽快结束战争。注421他 “不需要是远东问题的专家”注422，但却要在美国有较高的地位和影响，能左右其对华政策。但美国派遣军事代表来华的目的则在于 “保障滇缅公路畅通，指挥分配给他的中国军队，帮助提高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和提高美国对中国政府的援助效用，以把战争打下去”。注423

没想到，美国方面派来的却是陆军第3军军长史迪威中将。史迪威曾于1926年9月来华，担任美军驻天津步兵第15团营长。1935年7月又来华任美国驻华武官，是美国高级军官中唯一精通汉语的人。抗战前期，他曾领导一个情报组向美国报告中国抗日战争进展情况，并在兰州、台儿庄、长沙、重庆等地考察战况。其40多年的军旅生涯有三分之一在中国度过。他性格刚直、坦率，对蒋介石及其政府了解甚深，因为深知蒋介石“更多的是关心自己，保住中国而不是关心使世界免遭轴心国的蹂躏”，而对被选来华，开始并不乐意。而蒋介石对史迪威也早有所闻，对其性格和能力颇有微辞， 只不过是出于外交礼貌，才接受美国政府的此项安排。注424史、蒋之间的关系，一开始就出现了矛盾的阴影。

图6.1　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

如果说国民政府同美国在对日战略问题上的分歧一开始就较为明显的话，那么蒋、史之间关系的演变就使得分歧越发扩大。

1942年1月19日，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Henry L. Stimson）向中国政府阐明了美国驻中国战区军事代表的职权：（1）办理所有在中国之美军贷援华事宜。（2）在蒋介石统辖下，指挥所有在华之美国军队，及蒋介石自愿交与指挥的某部中国军队，如遇此项军队有在缅甸参加作战之必要时，其作战计划应受魏菲尔之指示，但实行作战则由美军官指挥。（3）代表美国参加在华之一切国际军事会议。（4）维持及管理中国境内滇缅公路运输事。只有当蒋介石同意上述各项条件，美国才有可能增加华南、缅甸区域的空军力量，补充中国军队若干师的装备，维持滇缅公路；英国才有可能提供印度及缅甸的一切军事据点、路线、站所。 史汀生还补充道，该军事代表兼任中国战区参谋长。注425

蒋介石对于美国代表上述职权的表述非常不满。他于1月21日、22日两次打电报给宋子文，要其向美方表明“其在华之美代表以及高级军官，皆应受中国战区联军参谋长之节制指挥， 而联军参谋长须受统帅之命令而行”的态度。注426

然而当史迪威于3月6日在重庆谒见蒋介石，向其陈述来华使命时，独独漏掉了中国战区参谋长一职，只是在蒋介石追问下，史迪威才作了肯定的答复。这使蒋介石极为不快。于是，从史迪威来华伊始，其身份与地位问题便引起了中美双方的争议。史迪威在华身兼美军驻华军事代表、在缅中英美军队司令官、对华租借物资管理统制人、滇缅路监督人、在华美国空军指挥官、中国战区参谋长等多职。然重点却不是蒋的参谋长，而是美军的代表。正如他自己所言： “本人基本地位，为保持美国之利益。”注427这样，美国利益与国民政府利益间的冲突，便以史、蒋个人之间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

到1942年7月，终于导致了史迪威和蒋介石之间的第一次冲突。当时，蒋介石要调拨中国航空公司的两架运输机给军委会航空委员会使用，遭该公司美方官员的拒绝。他便要史迪威出面解决，史迪威认为蒋介石不能用命令方式去得到这些飞机。于是，他于7月2日致函蒋介石，再次陈述了自己在华的地位和职权，强调自己是美国总统的代表。更令蒋介石无法容忍的是， 史迪威在信中以美国总统代表的身份同意蒋介石支配这两架美国运输机。注428

蒋介石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从此拒不接见史迪威，并于当日致电宋子文，要他同美国政府商讨史迪威的职权问题。蒋介石称史迪威此举使“中国对租借物之受予形同乞怜求施”，指出中国战区参谋长“应服从统帅命令，所有其他地位皆不适”，指责史迪威 “以总统代表资格挟制统帅”。注4297月9日，蒋介石再次电告宋子文，称史迪威“在缅甸战败后，言行无常，似有神经病状态，望其在华尽职，恐非所能”， 希望美国将其召回。注430但美国政府坚持认为史迪威身份具有参谋长与美国政府代表的双重性，并表示，除了史迪威之外，美国派不出更适合的人选。罗斯福请宋子文转告蒋介石，史迪威信函中所坚持的立场没有错。尽管宋子文没敢转达，但蒋介石仍然获悉了罗斯福的态度，他指示宋子文，如果罗斯福认为史迪威信函中所言是正确的话， 他就要辞去中国战区总司令一职，并取消中国战区。注431罗斯福不得不让步，取消原议复电，改派居里赴华，调停蒋、史矛盾。居里访问重庆的结果，虽然缓和了两人的关系，但对史迪威的双重身份仍坚持不让步。这是蒋介石第一次向美国提出撤换史迪威的要求。

蒋介石同史迪威在缅甸作战问题上亦有较深的分歧。蒋介石由于对英国人存有戒心，一再叮嘱史迪威不要让中国远征军冒险突进，而应将远征军部署在曼德勒一线。但史迪威认为“缅甸之重要甚于英国，英国可失缅甸而中国则否”，力劝蒋介石倾全部兵力来保卫缅甸。史迪威主张以攻为守，在仰光失陷后，仍将第5军的新22师、第96师调往彬文那，支援第200师在东瓜的作战，并准备调动更多的兵力，向东瓜之日军发起进攻。蒋介石对彬文那之战并不积极，暗中命令援军放慢前进速度。最后，由于多方面的因素，远征军在缅甸遭到失败。史迪威片面地把失败原因归咎于蒋介石“经常干涉和写信所造成的后果” 以及“愚蠢、恐惧和单纯的防守态度”注432，而蒋介石亦对史迪威的作战方案十分不满。他在给宋子文的电报中批评史迪威“仍以15年以前之目光视我国家与军人，故事多格格不入”，称缅甸战事失败之原因，“全在战略之失败”，对史迪威将责任推诿给中国高级将领的做法大加抨击，声称自己“从未曾见过推诿罪过逃避责任以图自保有如此之甚者也”。他还对史迪威在远征军撤退期间的表现很恼火，指责史迪威不顾远征军而“竟自赴印度”， “并未对我有一（中与史本约有特用密码本，平时皆直接通电）请示或直接报告，于情于理，皆出意外”。注433

此外，在对待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态度上，史迪威的做法引起蒋介石强烈反感。史迪威对蒋介石派几十万大军围困陕甘宁边区的做法非常恼火，为了增加中国军队抗击日军的能力，史迪威于1943年9月，连续3次向蒋介石提出建议，要求“使用中共军队在晋绥方面牵制日敌，以减轻平汉路国军之压力”， 并表示愿以租借物资来装备中共军队。注434更令蒋介石无法容忍的是， 史迪威还建议“转移西北兵力来阻止日军”，派胡宗南部几个师向郑州、新乡进攻。注435蒋介石因此对史迪威的印象极坏，指责他“不知共党10年来经过之历史，更不明了最近共党之内容及其阴谋之所在， 徒听共党之煽惑，助长共党之气焰”。注436于是，蒋介石第二次提出撤换史迪威的要求，只是由于美、英政府的坚决抵制，蒋介石才不得不暂时放弃这一要求。

最后，蒋介石对于史迪威控制美国租借物资深为不满。在史迪威来华之前，美国援华物资一经装船离岸，所有权即归中国，可以由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个人任意支配。但史迪威及其助手们主张租借物资应受到美方严格监督，以防止国民政府不用这些物资抗击日本，而是 “最终用来对付共产党和国内的其他敌手”。注437因此，史迪威订立的原则是：美援物资只给予那些同日军作战的部队。蒋介石后来气愤地谈到：在1944年6月以前，“除云南远征军外，中国全部军队，并未得到美国租借案一枪一炮之供给”。蒋介石甚至将中国军队在豫湘桂战场的失败也归咎于史迪威，声称史氏进攻缅北，导致战事不利，要求中国增兵，致减弱其他中国战场之兵力，使“大部分之中国总预备军，其训练及装备良好者，几完全消耗于缅甸战场”， 指责史迪威“置华东战场之成败于不顾，甚至华东最危急之时，彼犹坚拒拨发业已运抵云南可供华东战场应用之武器”。注438

于是，蒋介石和史迪威的冲突最终全面爆发。

1944年4月，日军发动“一号作战”，仅用了1个多月时间，就将河南40万中国军队击溃，占领郑州和洛阳，打通了平汉路。同年6月18日，长沙被日军攻占，战略重镇衡阳危在旦夕。美国对于中国军队的溃败十分不满，马歇尔为此于7月初向史迪威征询解决中国危机的良策。史迪威提议由罗斯福总统写一封措辞强硬的信给蒋介石，迫使他授予史迪威指挥军队的全权，率军“从山西发动反攻，经洛阳向郑州和汉口进攻”，特别应强调共产党军队也应参加反攻。史迪威指出，罗斯福必须用最强硬的语气向蒋介石提出这些要求， “否则他将继续敷衍”。注439

7月7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对华中战局表示了忧虑，认为必须迅速采取紧急措施，即由史迪威“统率全部华军及美军，并予以全部责任与权力，以调节与指挥作战，用以抵抗敌人之进占”。 罗斯福还表示要授予史迪威“调节盟国在华资力之全权，并包括共产党军队在内”。注440对于罗斯福的要求，蒋介石不便公开反对，于是，他在7月8日致罗斯福的电报中，表示希望美国“能派遣一私人完全信任之有力的全权代表，且能有远大之政治目光与能力者，得以随时与余合作， 并可调整余与史将军二人间之关系”。注4417月10日，蒋介石又通过孔祥熙转告罗斯福：“国内之军队，性质复杂，决非任何外国军官所能了解，如一旦贸然交其指挥，不仅不能指挥如意，而难免发生意外。”他要孔祥熙向罗斯福强调：“以物资支配权完全集中于史个人，而我政府不能预问，以及包括共产军在内二点，关系于合作前途最为重要，若不改正其观念，则必引起全国军民不良之反响， 更使史迪威将来不能与中国军队之合作。”注442

7月22日，美军观察组赴延安访问，此举得到史迪威支持，从而激化了蒋、史矛盾。23日，蒋介石命令孔祥熙向罗斯福转达任命史迪威统率中国军队的3个条件：（1）共产党军队能否在统率之列，“当视该军以后能否即时接受中央政府之军令与政令而定”；（2）在授予史迪威职权之前，必须确定其职权名称以及同蒋介石的关系； （3）租借法案物资的支配权应“完全归于中国政府或最高统帅”。注443

8月间，中国战场局势进一步恶化。衡阳于8月7日失陷，日军沿湘桂铁路向广西进犯。23日，罗斯福急电蒋介石，要求他立即授予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职权，“苟再有稽延，则此或将对于挽救现存之军事危机，失之太晚”，同时表明了动员中共部队参加进攻的态度，指出 “当此敌人正向吾人进迫之危险中，对于任何能打击日本者之助力，似不宜予以拒绝”。注444

9月6日，美国特使赫尔利由印度飞抵重庆，史迪威同机到达。围绕史迪威的指挥权问题，中美双方进行了一系列秘密会谈，但广西战局的严重，反而使蒋史矛盾进一步激化。起因是：9月5日，日军驻滇西的第2、第56师团由芒市（今潞西）向龙陵附近的中国远征军发起反攻，意在先击败远征军然后转道进攻密支那的中美联军，重新控制滇缅路。在广西方面，日军于9月14日攻陷全州，桂柳受到严重威胁。蒋介石因此而几次命令史迪威调驻印军由密支那南下进攻八莫，以缓解日军对滇西远征军的攻势，但史迪威以驻印军需要休整，拒绝执行该项命令。9月15日，蒋介石将史迪威由昆明召回，要求他立即率驻印军进攻八莫，如一星期内不见行动，就要将远征军撤回怒江东岸。史迪威断然拒绝该项命令，并向蒋介石强调指出， 围堵中共的胡宗南部队完全可以南下解救远征军。注445同日，史迪威向美国政府报告了蒋介石的这一举动。

美国当局接报后异常愤慨，罗斯福于9月18日向蒋介石发出一份措辞严厉的电报，警告蒋介石如“不立即补充缅北部队，或不立即派遣生力军协助在怒江方面之华军，则吾人将完全消失开放接济中国陆路之机会，而且直接危害现有之空运途径”，果然如此的话，蒋介石必须承担全部后果。电报批评蒋介石“延搁委任史迪威将军指挥中国所有之军队，致损失中国东部之重要土地，其影响之大殊非吾人所能预测”，电报要求蒋介石“立刻补充怒江方面之部队，加紧继续推进，同时立即委任史迪威将军授以全权指挥所有之中国军队”。《战时外交（三）》，第658～659页。更令蒋介石不能容忍的是，罗斯福的这份电报不是发给蒋介石本人的，而是由史迪威于9月19日当面转交的。蒋介石认为这种方式是对他本人和中国政府的侮辱。当晚，蒋介石召见赫尔利，要求美国立即召回史迪威，并称 “史迪威在华一日，中美商谈一日不能进展”。注446

9月24日，蒋介石再次向史迪威阐明发展中美关系的三项原则：（1）不能使共产党赤化中国；（2）有损于中国主权的事决不允许；（3）“中美两国合作如不本乎友好和善之精神，而稍涉强迫之行径，则不仅于个人人格有损，于整个国家之尊严，更有大妨碍”。他指责史迪威缺乏政治与战略头脑，以其任中国战区全军统帅之责， “更非所宜”。注447次日，蒋介石又向赫尔利递交备忘录，重申调走史迪威的立场。26日，蒋介石又致电在美的孔祥熙，表示史迪威 “决难再留，如有人来说情，应严正拒绝”。注448当时，马歇尔等美国军方领导人仍对史迪威表示支持，认为此事问题 “全在中美是否合作”。注449为此，罗斯福于10月6日致电蒋介石，同意解除史迪威中国战区参谋长和租借物资分配人的职务， 但希望蒋介石同意仍由其指挥滇缅战场的中国军队。注450但蒋介石加以坚拒。此时在中国的赫尔利也在向罗斯福施加压力。他在10月10日给罗斯福的信函中声称：“如果你在这场争论中维护史迪威，你将失去蒋介石，并且你还会连同失去中国…… 如果我们让中国崩溃，如果我们不能让中国军队继续参战……美国势必在中国遭到失败。”注451

罗斯福在权衡利弊后，决定向蒋介石妥协。10月19日，他致电蒋，同意将史迪威召回，并由魏德迈继任。10月20日，蒋介石会见了史迪威，对要求召回他一事表示遗憾，并称他们在性格上不合， 而史迪威则告诉蒋介石，他的动机只是为中国好。注452当天，蒋介石将中国的最高勋章——青天白日大绶章授予史迪威，但史拒绝接受。10月21日，史迪威离开重庆，经昆明、印度返回美国。

10月31日的《纽约时报》在头版发表驻重庆美国记者阿特金森（Brooks Atkinson）撰写的文章，批评美国政府召回史迪威，是中国“垂死的反民主政权的政治胜利”，它使美国对于“在中国越来越丧失民心和得不到信任”的政府至少必须给予消极的支持，这 “实际上是要我们默认一个不开化的残忍的独裁政权”。注453

史迪威事件爆发的深层原因在于开罗会议后美国轻视中国战场而导致蒋介石的不满，史迪威实际上是中美战略矛盾与冲突的牺牲品。德黑兰会议后，由于苏联允诺对日参战，中国战场的地位大大下降。随着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上的胜利和中国军队在豫湘桂作战中的溃败，美国军方看淡中国战场未来的军事价值。马歇尔于1944年5月27日电告史迪威：“阁下赴华之主要任务…… 已有变更，即今后中国战场之作战工作，均以支援太平洋与西太平洋作战为主，击败日本，最好勿在中国大陆苦战。”注454史迪威事件使中美关系出现严重危机，尽管美国政府屈从了蒋介石的意愿而将史迪威解职，但对于美国来说，中国战场的军事价值已经基本丧失。与史迪威政见相同的美国驻华大使高思（Clarence E. Gauss）也于1944年10月31日辞职。“那些在中缅印战区采访过的记者都发表了他们未写成或未获准发表的报道，新闻特写、社论、专栏作家和电台评论员的评论构成了‘巨大幻灭情绪的突然爆发’， 国民党一党专政、腐败无能的丑事统统被抖擞了出来。”注455

五、美国与中共的关系

为了打破国民政府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中国共产党将对美关系放在非常重要地位。中共中央从对日作战的大局出发，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就发布了《关于建立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宣言》，要求全党在 “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注456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利用在重庆的各种机会同美国官员和记者广泛接触，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绩。1942年5月下旬，周恩来在重庆会见随同美国军事代表团来访的老朋友斯诺时，除了邀请该团和美国记者去延安参观外，还请斯诺给白宫行政助理居里带去一封信。该信一方面表达了中共不论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都必定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内战的决心，另一方面，该信也指出： “中共领导的军队虽然两年来没有得到国民政府的任何补给，在装备上远逊于国民党军队，但却牵制着日本在华兵力总数的将近一半；为了有效地打击敌人，希望得到同盟国援华物资的一部分。”注457同年11月，周恩来在同美国驻华使馆参赞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二等秘书兼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政治顾问谢伟思（John S.Service）会谈时， 表达了希望美国运用其影响力改善国共关系的愿望。注458此外，周恩来多次向美驻华使馆的官员建议在陕甘宁边区内设置领事馆，派遣军事观察组，并表示如蒙蒋介石同意，可派兵由史迪威指挥开赴前线。 在周恩来看来，美国对国民党的影响是改变中国形势的唯一力量，希望利用此力量来促使国民政府的改革，以制止内战。注459这些计划尽管都没能实行，但中共同美军的合作事实上已经展开了。中共军队不仅在各地营救起美军的飞行员，还将收集的情报转呈给史迪威的司令部。正是在与中共接触的过程中，史迪威及其助手戴维斯、谢伟思等对中共有了了解。为了掌握更多的第一手资料，他们希望能够进入共产党的区域内考察。1943年3月，周恩来在同美国驻华使馆秘书戴维斯(John Davies)谈话时再次表示，欢迎美国政府派一批军官作为观察员去陕西、山西等地搜集情报。 他特别向戴维斯指出，这个观察组不是临时性的，而是常驻性的。注460

图6.2　1944年夏季，冀热辽军区记者罗光达在昌黎县采访被我军营救的美军飞行员

驻华美国外交官在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失望的同时，对中国共产党和延安抗日根据地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一致认为周恩来的建议是可取的。因此，谢伟思于1943年1月、戴维斯于1943年6月和1944年1月分别提出备忘录，要求美国政府考虑派一个观察组去延安和华北、西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考察。 为了引起罗斯福总统的重视，戴维斯将其1943年6月24所写题为《美国利益在于中国的团结》的长篇备忘录副本寄给了白宫特别助理霍普金斯（Harry L.Hopkins）和居里。注461

罗斯福终于1944年2月决定派遣一个观察组去中共控制区进行考察。罗斯福力图通过这一举动，一方面能够推动国民党军队的积极抗日；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加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因此，他于1944年2月10日致函蒋介石，提出“立即派遣一美国观察团至陕北、山西以及至华北其他必要之地区”的建议。 蒋介石于22日致电罗斯福，表示“已饬知军政部与史将军总部拟定此一视察团前往中央政府政治力量所及以及敝国军队驻扎各处”。注462这实际上等于含蓄拒绝了罗斯福的要求。3月9日，罗斯福再次致电蒋介石，说美国中缅印战区司令部已准备在短期内派出一个使团赴共产党控制区进行考察。3月17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声称“中国共产党表面虽宣称拥护中国政府抗日之政策，然自二月以来……已秘密调集各地之游击队，而集中于陕北，显然准备于有利时机，实行叛变，并夺取吾人黄河流域作战基地之西安”。而罗斯福于3月22日复电蒋介石， 称“已令史迪威将军向贵国军政部长商订视察团旅行协定，俾得从早实行”。注463

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在为华莱士访华准备的备忘录中，谢伟思提出，美国应给予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以援助与合作，同时改革蒋介石国民党政府。5月中旬，华莱士在美向参众两院议员表达了“对中共问题，颇为留意”的态度，并期望能够在重庆会见中共领导人。而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就于5月14日秘密拜会华莱士， “切盼其不与中共会面”。注464蒋介石遂于5月20日致电魏道明，要其向华莱士非正式表达这样的态度， 即“华莱士副总统来华，如有调解中央与共产党合作之表示，则中国抗战局势不仅因之动摇，而以后共党势力必更加枭（嚣）张”。注465

6月20日，华莱士飞抵重庆。美国务院远东司中国科科长范宣德、战时情报局太平洋分局局长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对外经济联络处对外供应科首席联络官哈查德（Hazard）等随行。华莱士一行4人在5天的逗留期间，于重庆与蒋介石进行了多次会谈，并到访了云南、兰州等地。华莱士访华是在美国政府充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性和中国国民党拒绝与中国共产党接触的背景下进行的。在6月23日上午9时同蒋介石的会谈中，华莱士首先强调美国对“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兴趣，我们有兴趣的是进行战争”。范宣德也指出，“美国陆军对共产党丝毫没有兴趣，但有迫切的原因要进行对日战争，驱逐日本出中国”。他要求将“蒋主席与共产党取得协议的问题与美国陆军取得情报的问题分开处理”。 蒋介石“完全改变昨晚的态度，说：‘可以这样做’。”注466当天傍晚5时，会谈又重新开始。华莱士称他在重庆的美国大使馆接到罗斯福总统的信，“要他强求蒋主席批准陆军观察组出发”。华莱士随即“读罗斯福总统信给蒋主席听。范宣德先生将早晨的谈话作了简短的回述而且问蒋主席是否观察组一组成就可以启程？ 作了这样了解是否正确？蒋主席的回答是肯定的。”注467蒋介石被迫同意了观察组的派遣。蒋介石主张用“军事视察组”名义，宋美龄建议改成“美国陆军调查组”，但最终定名为“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简称美军观察组。

1944年7月22日、8月7日，代号为“狄克西使团” (Dixie Mission)注468的美军观察组成员共计18人，分两批抵达延安。观察组长由包瑞德（David D. Barrett）上校担任，他自1924年任美国驻华公使馆助理武官起，一直在华任职，是战略情报局的“中国通”，时任中缅印战区情报官员。成员中有16名军人，分别由美国陆军、海军、战略情报局派出。谢伟思和卢登两名外交官担任政治顾问。观察组的使命包括搜集共产党军队所获取的日军作战情报，了解共产党军队的作战情况和物资装备供应情况，考察中国北部地区的气象、经济等情况，协助延安和几个主要的敌后根据地建气象站，为陈纳德的美军航空队提供可靠的气象情报，协调八路军和新四军对迫降在敌占区的美军飞行员进行积极救援，评估共产党对战争所能作出的贡献，探索与中共进行军事合作的可能性等。

中国共产党对美军观察组来延安给予了高度重视与热情接待。6月29日，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就美军观察组来延安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会议决定：对美国军事使团表明，中国共产党需要合作抗战，抗战胜利后需要和平建国，民主统一。并规定观察组到后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出面接待和谈判。会议还决定成立一个由杨尚昆任组长的负责接待美军观察组的外事组。 周恩来将此举称作是中美关系史上的里程碑。注469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了题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的社论，发表于8月15日的《解放日报》。

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的前7个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叶剑英、陈毅、罗瑞卿等分别多次会见包瑞德与谢伟思，同他们进行坦率的交谈。另外，叶剑英、彭德怀、聂荣臻、陈毅、贺龙、林彪、罗瑞卿等向其成员做了10个报告。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情况，表达了八路军、新四军愿意同美军积极合作的意向，阐述了国共两党关系的历史。此外，八路军总部还同观察组共同组成空军领导小组，负责处理空军情报。观察组成员包瑞德等还在延安地区给八路军指战员介绍美国陆军的训练方法、美国海军的发展、如何使用爆破材料等。从1944年8月起，美军观察组成员又分赴晋绥和晋察冀根据地进行实地考察， 其中空军上尉惠特尔西（Henry C.Whittlesey）1945年在太行山区访问时不幸与日军遭遇而牺牲。注470

美军观察组成员在中共抗日根据地内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情报资料，他们根据所闻所见，依据自己的独立思考，撰写了大量报告。仅在头两个月就发送了112份报告，其中多数属于军事情报，包括日伪军战斗序列、作战行动；日军在华北的机场和防空力量；八路军的力量、分布、作战部署、训练状况；华北、西北的经济、气候等等。 但更重要的还是包瑞德、谢伟思、戴维斯注471、卢登发回了许多政治报告，其中仅谢伟思就写了77份。这些报告代表性的观点有：（1）他们相信中国共产党是真心抗日的。包瑞德称赞“这是一支年轻的、经过战斗锻炼的、经过良好训练、伙食穿着都不错的志愿军队”。（2）他们建议美国政府向八路军、新四军提供武器，与之联合作战。包瑞德认为这支军队如果得到充分的供应，“那就一定可以……收复许多重要地区，严重破坏［日军］铁路和交通线”。他一再建议中缅印战区司令部立即决定向中共军队提供援助的问题。（3）他们确信中共控制了敌后广大农村地区，确信中共得到了人民的拥护。观察组成员和被营救的美军飞行员几乎走遍了华北和华中所有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有100多位美国人安全通过了日军控制的铁路线。谢伟思因此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共产党控制着华北和华中的敌后广大农村。（4）他们通过国共两党的对比，确信中国共产党是生气勃勃的力量，中国的未来属于中共。他们的报告一致认为“国民党的领导政治上盲目，自私自利；中共领袖‘坚定自信’、‘廉洁奉公’”，“中国正处在蒋介石向共产党交权的边缘”，“中国的命运不是蒋的，而是共产党的”。（5）他们一致反对美国政府片面支持国民党的政策。戴维斯、谢伟思等指出，美国“不能无限期地担保一个政治上破产的政权”，美国片面援蒋政策只能促使国民党沿着现在不民主的趋势滑下去，加速中国内战的爆发。 而这场内战对于中国、对于美国在华利益、对于远东的和平都是灾难性的。注472

美军观察组的这些报告对美国对华政策产生了较大影响。不仅美国国务院、陆军部、财政部的主管官员，连罗斯福也通过霍普金斯的推荐，阅读了谢伟思、戴维斯等人的政治报告。包括史迪威、高思、麦克卢尔（Robert B. McClure）在内的这批“中国通”对中共的客观看法，直接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态度。就美国的利益而言，将来对日本本土的进攻，必须使用中国的华北战场，而控制这一地区的力量则是中共，所以必须与中共合作。至于同国民党的关系，由于其政府和军队如此的腐败，华莱士在其回国后的秘密报告中建议： “蒋只宜视为我们短期投资之对象，故对华政策不宜只限于援蒋。”注473

中共力量的急速发展同国民党军队一再溃退的反差如此之大，促使史迪威等人开始考虑以美国武器装备中共军队的问题。为了帮助汇总情报，美军向中共提供了近千台无线电发报机，并建立起了通讯联络网。 中共亦指示各地的部队与美军建立工作联系，并向美军可能登陆的地区集结。注4741944年12月15日，包瑞德和战略情报局的伯德（Willis H.Bird）上校飞往延安。包瑞德带去了魏德迈的参谋长麦克卢尔的口信，及美军准备派一支四五千人的空降部队到中共控制地区开展游击战，又称“连云港计划”；伯德与中共领导人讨论了一项装备中共部队25000人以及建立联合情报网的计划，又称“伯德计划”。12月27日，包瑞德又赴延安，代表麦克卢尔与中共领导层磋商一旦美军在山东沿海登陆，由中共军队暂时照料后勤供应的可能性， 这就是在山东建立美军登陆场的“麦克卢尔计划”。注475

美国对中共的看法及举措，显然是蒋介石所不能容忍的。 在他看来，“当时中国之敌有二：一为日本，一为共产党，而共产党尤为心腹之患”。注476罗斯福的来电要史迪威统率全中国的军队，这不仅会削弱蒋的权力，而且将在事实上否定蒋有领导抗战的资格，更会导致中共力量的进一步壮大。

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了解终属有限，其对中国的援助虽然有十分积极的一面，在这点上蒋介石是依赖美国的，但对蒋介石处心积虑地树立其政府权威的努力和倔强的个性来说，美国政府就知之甚少了，这样，其露骨的扩张主义政策及控制中国的图谋便遭到了蒋的抑制。同样，美国政府对中共的了解也有偏颇。包括罗斯福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中共是“劳农党”，而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其制度是“土地民主或农民民主”。注477美国人只想按自己的模式来改造中国，要使其成为一个两党并存竞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赫尔利则把中共比作和自己一样的俄克拉亥马州共和党人， “在野党想成为在朝党，而……俄克拉亥马共和党人和中国共产党人之间仅有的差异是，俄克拉亥马共和党人没有武装起来”。注478赫尔利来华前途经莫斯科，曾同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谈到中共。莫洛托夫表示，中国有人自称共产党人， “但与共产主义不发生任何关系。只是对于他们的经济情况不满意的一种表示”。注479

史迪威被调回以后，赫尔利在华的作用加大。重要的是，由于赫尔利在蒋史冲突中明确站在蒋介石一边，因而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尽管赫尔利介入了国共之间的和谈，但中共方面提出了“联合政府”的号召之后，对美国的介入是欢迎的，毛泽东曾多次指示林伯渠等将中共的提案密送给美国方面。11月7日，赫氏飞往延安，经过三天会谈，10日同中共中央达成了《五条协议草案》，主要内容为将国民政府改组为包括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代表的联合政府；所有抗日军队应遵照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 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注480毛泽东在协议文本上签了字，赫尔利也以证人身份签了名。中共最初亦高度评价赫氏的工作： “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注481中共和美国的合作至此达到高峰。

但赫尔利带着这一协议从延安返回重庆后，蒋介石却拒绝这一方案。蒋介石说：“如果同意成立联合政府，等于承认国民党被共产党‘彻底打败了’，等于‘把对政府的控制交给共产党’。”赫尔利并不认同蒋介石的看法，“他甚至建议，如果蒋不喜欢‘联合政府’这个词，那就…… 叫‘两党政府、多党政府或党派政府’都可以”。注48211月19日，王世杰奉蒋介石之命向赫尔利提出三点反建议，主要内容有中共军队整编为正规国军，军饷补给与其他部队同等待遇，国民政府承认中共为合法政党；中共将其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 国民政府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事委员会等。注483这个方案根本不提建立联合政府，而是要中共交出军队，当然无法得到中共方面的同意。周恩来明确告诉赫尔利：“政府三项”与“延安五条”距离太远。周恩来于12月7日返回延安，此后一直拒绝返回重庆。 以赫尔利为中间人的国共谈判中断。注484

1945年1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接见美军观察组的罗伊•克罗姆利（Ray Cromley）少校，要求他向“美国最高当局”转达一个信息。同日，克罗姆利致电魏德迈：“延安政府希望派一个非官方的（重复：非官方的）团体去美国，向美国感兴趣的民众和官员解释中国当前的形势和问题。以下完全是他们的非正式建议： 只要罗斯福总统表示愿意在白宫作为中国一个主要政党的领袖接待毛和周，那末（么）他们二人或其中之一立即可以前往华盛顿参加探索性的会谈。”注485发到重庆的这份电报注明“魏德迈亲启”，并引用了周恩来的话：“绝对不能让赫尔利将军得知此事。”赫尔利看到了电报，并认为存在着一个“由史迪威将军、高思大使以及他们的特工人员和官员酝酿的”中共—美国阴谋， 其矛头是针对蒋介石和他本人的。注486于是，赫尔利开始整肃在华美国外交官和特工人员。

戴维斯于1945年1月被赫尔利勒令离开中国，其罪名是跑到延安去破坏他的调停工作；包瑞德被指控“向共产党人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承认，租借物资，搞垮国民政府”。魏德迈随即撤掉了他的美军观察组组长职务，并永远失去了晋升准将的机会；而谢伟思因为不满赫尔利、魏德迈的做法，利用他俩回华盛顿述职的机会，于2月28日为大使馆起草了一份有关中国局势的报告，并直接发给国务院。报告批评赫尔利使华以来的事态发展使得蒋介石盲目乐观而不愿做任何妥协；中共对此作出了反应，这种状况发展下去，将加速中国灾难性内战的爆发。报告建议“总统以明确的语言告诉委员长，军事上的需要要求我们向共产党人及其他能援助对日作战的适当集团提供补给并与之合作，我们将为此采取直接的步骤”。 当赫尔利返回重庆后，3月30日将谢伟思调离重庆；稍后，临时代办小艾奇逊（Acheson）也被解职。注487

至此，美国政府已转到了扶蒋反共的立场上，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中美外交格局便大致形成。

小结

对中日两国来说，1944年战局的发展给双方都带来了至关重大的影响。利用“钻隙迂回”的惯用战术，日军的大陆交通线虽告打通，但在太平洋等其他战场处处失利的情况下，其狂妄的战略目标并未能实现，战线却越拉越长了。尤其是中国军队在缅北和滇西的反攻作战，不仅打通了中印缅交通线，而且给日军以重创，使大批美援物资输入内地。而对国民政府方面来说，日军“一号作战”以来的凶猛攻势，将其抗战以来在军事、政治方面积重难返的弊端暴露无遗。尽管在广大的中下级官兵中不时出现了浴血奋战的场面，但几千里战场上的溃败，人民生命财产的巨额损失，都充分说明了军政高层的腐败无能及整个国家机制的败坏。这种军事上的大溃败，对美外交中出现的危机，又导致了经济形势恶化的趋势，大后方的民主运动也以空前的规模开展起来。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却在各地都对日军发动了猛烈的反击，力量迅速壮大。战后中国政治格局的演变亦由此初现端倪。

第二部分　敌后战场的战略出击

第7章　根据地的局部反攻

一、八路军山东军区部队的攻势作战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展顺利。日军为进行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从敌后抽调兵力，敌后战场伪军兵力增加，敌战斗力下降。各根据地军民在此有利条件下，向日伪发动攻势作战，开展局部反攻。

日军华北方面军第12军主力一部南调，其守备区山东境内因兵力不足，被迫采取“重点配备”。 从1943年年底开始，“日军警备部队逐渐集中转向确保津浦、胶济沿线的态势”。注488大量伪军代替日军守备占领区，在山东地区只留第59师团及独立混成第5旅团等部约3万人，伪军20余万人。山东抗日军民经过过去一年的反“扫荡”、反“蚕食”，恢复和扩大了根据地，抗日武装力量得到迅速发展。山东军区根据上述敌我力量的转变，充分利用有利形势，贯彻中共中央军委“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打通各战略区的联系，夺取反攻阵地”的战略意图，组织主力兵团，基于民兵大部及作战地区附近的武装和民兵，向敌伪连续发动了春、夏、秋、冬攻势作战。

鲁中军区根据山东军区指示，于1944年3月下旬发起第3次讨伐伪军吴化文部的作战。吴化文为山东伪军的主力，总兵力万余人，主要盘踞在鲁山南麓，沂水西北之鲁村、南麻、悦庄及其周围地区。鲁中军区以第1、第2、第4团及滨海军区第6团担任主要突击任务，由东线进攻；以第11、第12团分别由南北两侧攻敌侧翼；以第10团由西进攻，断敌后路。并以民兵14个中队配合作战。3月25日夜，我军冒雨发起攻击，迅速突破外围阵地，控制东部制高点钻天崮，保证主攻部队一举突入敌之纵深，于石桥一带全歼伪第7军的1个师部和2个团，摧毁敌东线指挥机关。

鲁中军区第12团、第10团分别攻占公路要点及鲁山主峰，截断敌东西补给线。27日，伪军四面防线均被击破，28日，伪第6、第7两军残部退至鲁村、悦庄之间狭小地区，等待求援。30日，日军以两个大队2300余人在飞机配合下，向悦庄增援。鲁中军区部队组织小部队攻敌薄弱，实行各个击破，4月8日，日军被迫回撤。15日，鲁中军区主力围攻悦庄，歼灭伪军49师1个团。18日，我军乘吴军主力东援，后方空虚之际，以5个团的兵力奔袭吴军后方。 20日，吴军被迫率其增援部队及49师残部由悦庄撤至鲁村一带。是役，鲁中军区所部共歼灭伪军7000余人，攻克伪军据点要塞共50余处，解放村镇1000余个，人口30余万，控制了鲁山山区大部注489，打通了沂鲁、泰、蒙各山区的联系。

山东军区为连续削弱伪军势力，控制各战略要地，在春季攻势打击伪军吴化文部取得胜利后，又组织了夏季攻势。鲁南军区于5月初发起讨伐伪军荣子恒部战斗。鲁南伪第10军荣子恒部3000余人，盘踞于费县南部崮口山区。5月1日，鲁南军区集中第3、第5团与8个独立营及区中队一部，乘夜迅速奔袭敌之侧后，当晚23时发起攻击，第3、第5团分别由南北两侧突入敌纵深。2日晚，在我军连续猛攻下，伪军第2师师长刘国桢以下全部被歼，刘国桢被击毙。尔后我军乘胜歼灭柳行差头之伪军第1师第2团主力，并向东北面发展，威胁伪军第10军后方。伪军残部退至东崮口，等待增援。4日，临沂日伪600余人进至东崮口接应。次日，荣军残部与来援日伪，分向费县、临沂撤退，我军恢复费县以南之崮口山区。崮口山区为鲁南重要山区之一，与天宝山、抱犊崮相呼应，控制崮口山区，对稳固鲁南抗日根据地，开展战略反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6月中旬，鲁中军区发起攻取沂水城战斗。沂水城是鲁中山区的重要城市，贯穿益都、临沂、蒙阴、博山、莒县等5条公路及飞机场，并设有日伪军指挥机关，有日伪军5000余人驻守。鲁中军区经过多次外围作战，完成对沂水城东、南、西三面包围。经过两个月的作战准备，8月15日对沂水城发起大规模的攻坚战。鲁中军区以第1、第11和第4团，向沂水城发起强攻，以第2团及地方武装，分别袭击城外据点，配合攻城作战。 是夜，部队突入城内，经一夜巷战，至16日全歼伪军1000余人，俘县长以下800余人。注490第4团与敌展开激烈肉搏，将敌压缩于中心碉堡内。16日，莒县日军乘8辆汽车在飞机掩护下驰援沂水，被第4团击退。 16日晚至17日晨，我军对敌碉堡连续爆破，全歼日军50余人，其中毙31人，俘20人。注491 与此同时，沂水城外围据点全被攻克，我一举控制沂水城。是役，我军伤490余人，亡130余人。注492

为报复八路军和夺回战略要地，日军第59师团立即以主力分数路向沂水城急进。鲁中军区部队对日军开展瓦解攻势，释放7名日军伤员，埋葬击毙日军尸体，葬后在其墓前书写“祭文”，晓以大义，尔后撤出城外待机歼敌。19日，日军进城，目睹此状，士气低落。20日，日军在我军围困打击下，借飞机掩护向莒县撤退。鲁中军区部队乘势解放沂水全境，使鲁中、滨海两区基本连成一片。

虽然日军在打通大陆交通线期间，将兵力“集中使用于主攻方面”，“对占领区的治安，不得不暂时在一定程度上作出牺牲”，但对掠夺重要资源和战争物资， “只能增加，不能减少”。注493 “日本对于战争必要的战略物资的增产和向国内的运送，要求非常迫切”。注494因此，抢夺小麦、棉花等战略物资， 成为日军“1944年秋季山东作战”注495目的之一。山东军区为扰乱日军抢购粮秣的企图，又发起秋季攻势。8月中旬，胶东军区以第13团、第16团各一部，以及军区特务营、4个军分区的独立团，轮番进行分区作战，对敌发起秋季攻势。19日晚，南海军分区独立团强袭敌重要据点平度县城东之古岘。25日，越过胶河，直逼胶济铁路。23日夜，第13团与西海军分区独立团突袭大泽山东麓旧店等日伪重要据点。尔后，连克大泽山周围马厂等据点，恢复了西海地区战略要点大泽山区。24日夜，东海军分区以独立团和第16团一部，强攻牟平城南水道日军据点，以爆破、突袭等手段与政治攻势相配合，全歼该处日军1个分队，迫使伪军两个中队投降。25日，东海独立团一部伏击了烟台增援牟平之日伪军，歼敌大部。这次战斗，使文登、荣成、牟平地区日伪军胆战心惊。 30日，文登伪军在政治攻势下弃城而逃。注4969月2日，荣成伪军6个中队被迫反正。至此，东海分区除烟台、威海、牟平等沿海地区外，全部获得解放。自9月2日至10日，北海军分区攻克龙江、黄县、蓬莱之外围据点10余处，同时出击烟(台)青(岛)公路，控制了烟青公路福山段近100公里。至9月下旬，胶东军区攻势作战胜利结束。此役共歼灭日伪军5000余人，收复县城两座，攻克与逼退日伪据点100余处， 使胶东4个分区连成一片。注497

在此期间，渤海军区集中主力部队直属团、特务营，在地方武装和民兵配合下，于8月中旬发起秋季攻势。24日至27日，先后攻下沾化以东及东南的富国、泊头等11处据点，控制了徒骇河下游地区。第1、第3军分区部队于27日攻克乐陵县城，伪军1个中队反正，其余弃城逃窜。9月13日，第2军分区部队攻克临邑城，全歼守城伪军。第6军分区部队同时解放了除县城以外的青城县全境。10月27日，第1军分区部队一举攻克津浦铁路东侧的南皮县城，毙日军顾问佐滕，俘伪军一部。 是役共歼日伪军5000余人，攻克县城3座注498，解放了广大村镇地区，打通了各分区的联系，威胁敌占大中城市天津、德州和济南。

在1944年的冬季攻势中，山东军区发起夺取莒县战斗。莒县位于滨海与鲁中之间，是日军“扫荡”鲁中、滨海根据地的重要基地之一。县城内设有日军机场、兵营、仓库及坚固的防御工事，城内及周围驻有伪保安大队莫正民3500余人及日军1个中队。滨海军区对莫部开展长期工作，争取其反正条件已成熟。山东军区遂集中滨海军区第4、第6、第13团，鲁中军区第1团，山东军区特别团主力，独立第1旅及5个独立营区1万余人的兵力，组成攻城、打援和扫清外围据点等3个梯队，于11月14日，一举攻入城内，莫部按预定计划立即反正，并引导攻击部队占领要道和制高点，将日军压缩至城中心，随即发起猛攻。16日，日军在我猛攻下，退缩到最后两个碉堡内，绝望挣扎。此时，诸城日伪军700余人增援莒县，途中遭我打援部队阻击。18日，日伪军集中1000余人，分数路南援，大部绕过阻援部队，进入莒县，一部被歼。滨海军区部队撤至城郊，包围城内日伪军，发动群众破袭莒县周围公路，切断敌人补给。被困日伪军于29日夜弃城北逃，莒县全境获得解放。此役共歼灭日军一部，伪军3500余人反正， 根据地扩大7000平方公里，滨海、鲁中两区连成一片。注499这次我军战前开展争取伪军工作，战斗中采取里应外合，因而迅速取得胜利。

八路军山东军区部队经过1944年的攻势作战，共歼灭日军4800余人、伪军5400人，争取伪军11000人反正，恢复县城9座。解放国土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930万，民兵发展到37万人，胶济铁路以南的3个军区基本连成一片， 路北两个军区也打破敌分割的局面。注500

二、八路军晋冀鲁豫部队的攻势作战

1944年初，日军为加强太平洋战场防御力量和打通大陆交通线，在晋冀鲁豫地区陆续抽调了6个师团。其兵力减少，守备力和战斗力均明显下降，不得不依靠伪军守备据点。晋冀鲁豫部队，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夺取敌人据点，扩大解放区。从1944年春季始，连续向伪军发动了攻势作战。

1944年2月，太行军区向已围困8个月之久的蟠龙镇发起攻击，胜利后，又进攻榆社、武乡之敌。3月底，收复蟠龙、榆社、临淇等地。4月1日，太行军区第5、第7军分区发起水林战斗。我军清扫了林县外围据点，切断林(县)水(冶)公路，断绝城内补给，使伪军惊慌动摇，于14日，弃城而逃。我军收复林县城，乘胜扫除林水公路沿线敌人据点，歼灭伪军700余人。 与此同时，冀鲁豫、冀南及太岳军区主力，在地方武装及民兵支援下，亦连续向敌城镇据点发起攻势，先后收复朝城、沁水县城及据点200余处。注501

5月11日，冀鲁豫军区集中两个团及地方武装一部，发起昆(山)张(秋)地区攻势作战。 经一周战斗，收复戴庙、寿张集等据点50余处，歼伪军1200余人。注5025月29日，又以一个主力团及地方武装一部奇袭清丰县城。是日，敌于城内召开由日军顾问参加的伪河北省冀南道各县联络员会议。 我军获悉情报后，以主力设伏于城外，在城内中共地下组织接应下，于敌开会当晚一举攻入城内，歼伪警备队1200余人注503，并将与会的日军顾问及伪冀南道道尹和各县知事等全部俘获。

6月下旬，冀鲁豫军区以主力一部进攻微山湖以西地区日伪军，经过10天的攻势作战，攻克敌据点11处，歼日伪军1300余人，收复了单县、鲁台、丰县、沛县之间的广大地区。7月底，又经主力一部攻克莘县。8月上旬，冀鲁豫军区集中4个团主力及7个县大队的兵力，对郓城地区伪军刘本功部发起攻击。郓城是敌在旧黄河以南、运河以西地区的中心据点，由日军1个大队和伪军5000余人驻守。为歼灭该敌，打破郓城至鄄城敌封镇，向旧黄河以南发展，冀鲁豫部队布置了3个团、5个县大队担任北线主攻，以1个团、21个县大队在南线阻援。3日至8日，我主攻部队发起进攻后，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先后攻取肖垓、付庄等重要据点。消灭刘部4个中队，敌战斗力最强的中队被歼，城内伪军十分恐慌，闭门死守。我军随即对梁山至鄄城百余里地区的伪军，开展军事、政治攻势，我军的连续打击，击溃了郓城、鄄城封锁线上各个据点的伪军。我阻援部队亦乘胜对郓城西南及鄄城东南发起攻势，攻克据点多处。至此，讨伐伪军刘本功战役取得胜利，共攻克据点36处，歼灭伪军2900余人。 与此同时，我军主力一部还进攻东明、菏泽、曹县地区，攻克日伪军据点多处。注504

太岳军区部队在春季攻势收复了沁水县城后，为贯彻中共中央向南发展的指示，于6月11日向济源、垣曲地区发起夏季攻势。6日至8日，首先打击了济源北部伪军，攻克大杜、西承留等据点，伪军大部投降。8月底，我主力又对济源以南发动进攻，攻克陈岭据点，迫使伪军1300余人放下武器。 此役共歼灭伪军8000余人，攻克据点20多处。注505从而控制了济源以南的坡头镇至恒曲以东的芮村一带的黄河渡口，为豫西支队南渡黄河创造了条件。

图7.1　1945年3月沁水县郑庄召开太岳区首届参议会

日军在晋冀鲁豫部队春夏季攻势的沉重打击下，将参加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的部分兵力调回华北，9月起，对晋冀豫各根据地先后进行了10余次的局部性“扫荡”。晋冀鲁豫军区乘敌后方及交通线空虚之机，开展了夺取敌后方城镇及交通线的秋冬季攻势。太行、太岳、冀鲁豫各军区分别对平汉、正太、同蒲、道清、陇海线据点及津浦路西侧发动进攻，先后袭敌火车站多处，袭击和攻克敌城镇据点10余次，炸毁敌火车6列。在白晋线上，地方武装、民兵开展破袭战，毁坏敌虒亭至南关镇段铁路20余公里。

晋冀鲁豫边区八路军经过1944年的攻势作战，共歼灭日伪军60000余人，收复县城11座，解放人口500余万， 收复国土60000余平方公里。注506

华北八路军在各地的攻势作战，严重打击了日伪军。 日军对华北中共抗日力量的发展“深感不安”注507，惊呼 “华北治安状况恶化”注508，为此，从1944年下半年至1945年初，采取各种紧急措施，制定了“对华北紧急措施纲要”，要求“彻底收集华北战略物资，尽量多往日本运送，以支持战争”。为保证战略物资的收集和运输，必须加强 “重要地区和铁路两侧的治安”。注509由于日军兵力密度下降， “只能考虑‘点’和‘线’的”控制注510，在此情况下，晋冀鲁豫部队根据中共中央“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战略方针，为开辟豫北、晋南新区，于1945年初，在春季攻势作战中，连续发起了道清战役和豫北战役。

为打破日军对太行根据地与豫西根据地的分割封锁，开辟道清铁路南北地区，1月下旬，太行军区集中4个团及3个独立营的兵力，发起道清战役，以消灭盘踞于道清路南北地区的日伪军。1月21日夜，主攻部队从修武以北九里山地区南下，越过道清铁路，奔袭路南的小东、宁郭两镇之敌。次日晨，先后攻克两镇，驻守的伪兴亚巡抚军及伪保安大队大部被歼。随后乘胜清扫沁阳以东、平汉路以西地区敌据点。至31日，连克武阁寨等据点16处。这时，日军第117师团1个大队，分由沁阳、博爱、焦作等地出动，企图分三路合击大油、樊庄一带八路军，太行部队以3个兵团主力于樊庄设伏，全歼由焦作南犯的日军1个中队。其余各路敌军在我阻击部队打击下，纷纷逃窜。太行军区部队胜利开辟了道清路以南地区。尔后，主力全部北上，转移至辉县以北南平罗一带，并增调两个主力团，准备消灭道清路北的日伪军。2月20日凌晨，主攻部队3个团向伪军第5方面军独立第14旅旅部驻地五里源发起攻击，以两个团攻击其外围据点陆村。战至黄昏，我军发起总攻，一举攻入寨内。经激战，攻克敌大部据点，歼敌一部，残敌逃跑。攻克五里源后，攻击部队乘胜北上辉县地区，继续扩大战果。攻克敌多处据点，一度攻入辉县城关，解放了除县城以外的全部地区，歼灭日伪军1000余人。

敌在我攻势打击下，抽调兵力加强修武、获嘉、辉县等城防御，太行军区乘新乡、郑县(今郑州)、开封之间敌兵力空虚之际，向原武、阳武地区之敌开展攻势作战。3月22日夜，我以主力一部东越平汉铁路，突击原武外围据点，两度袭入原武县城，攻克据点7处，歼灭日伪军600余人，争取伪保安大队300余人反正，控制了除原武、阳武县城以外的广大地区。至4月1日，道清战役胜利结束。 此役共歼灭日伪军2500余人，收复国土2000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75万注511，使以新乡为交点的平汉、道清、新(乡)汴(开封)三条铁路均成为八路军的直接打击目标。

道清战役胜利后，太岳军区又集中近4个团的兵力及地方武装，于4月上旬发起豫北战役。 战役从4月3日起至4月底结束，共攻克敌据点40余处，歼敌2800余人，争取1700余名伪军反正。注512控制了黄河以北除沁(阳)、孟(县)、济(源)等县城以外的大片地区。

晋冀鲁豫军区部队经过道清战役和第二次豫北战役，共歼敌7900余人，开辟了平汉、新汴铁路以西，黄河以北，五屋山以东3800平方公里的豫北地区， 建立了7个县抗日民主政府注513，将黄河以北的太行、太岳根据地与黄河以南的豫西解放区连成一片。

1945年5月，晋冀鲁豫边区部队向平汉铁路西侧及鲁西、晋南地区日伪军展开猛烈的夏季攻势，连续组织了东平战役、安阳战役及阳谷战役。

5月中旬，为配合山东军区的反“扫荡”和攻势作战，冀鲁豫军区集中第1、第8、第11等军分区主力部队及地方武装，在鲁西地区发起东平战役。18日凌晨，中路第8军分区一举攻入东平城，经激战，于19日全歼城内日伪军。 此役共歼敌1300余人注514，解放了东平县城。左路第1军分区部队于17日一举攻入东阿城，歼灭伪军260余人。 右路第11军分区等部，向金(乡)济(宁)路两侧日伪据点进攻，歼灭伪军700余人。注515至24日，东平战役胜利结束。

图7.2　1945年，八路军太行一分区部队攻克的冀西临城县冯村车站

东平战役胜利后，太行军区于6月底集中5个军分区共9个团的兵力，组成3个支队，在3万民兵和自卫队配合下，在平汉铁路西侧发起规模更大的安阳战役。驻守该地的日军独立混成第1旅团一部，伪“剿共军”第1路及伪第6方面军各一部，共6000余人。为打击该敌，我军决定首先攻取安阳以西由伪军守备的水冶、曲沟两个主要据点，尔后向积善、观台及天喜镇、西善应方向发展。6月30日凌晨，太行军区第1支队向曲沟集之敌发起进攻。经激战数小时，全歼伪军第3旅旅部及其第6团，俘伪旅长以下570余人。第2支队进攻水冶镇之敌，经激战，全歼伪第2旅主力及日军分队。在此期间，担任阻援的第3支队进至于曲沟以北的北流寺，与出援日伪军一部相遇，当即将敌包围，敌五次突围，均被击退。至17日，全歼被围之敌。此时，安阳敌百余人再次出援，被我军第一支队击退。7月1日，我乘胜进行第二阶段作战，攻取水冶镇南北各据点。第1支队向南夺取北当山、东善应等据点；第2支队向北进攻石官、东鲁仙各据点；第3支队向众乐东、李家岗等处敌伪进攻。经激战两昼夜，敌在安阳以西据点全部被拔除。7月4日起，又实施第三阶段作战。主力向观(台)丰(乐)铁路及汤阴地区发展。第1支队继续向南进击，攻克鹤壁集，歼灭伪第6方面军第9师第26团，连克大湖、鹿楼等据点，并争取了伪军两个中队反正。第2、第3支队，在民兵配合下，破袭观丰铁路，扫除了沿线的日伪军据点，摧毁了观丰铁路，打退了丰乐出援之敌。至7月9日，安阳战役胜利结束。 此役，共毙伤日伪军800余人，俘日伪军2500余人，击溃伪军900余人，攻克据点30余处，扩大解放区1500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35万，威逼平汉铁路及安阳敌军据点。注516

为配合安阳战役，冀鲁军区和太行军区也积极开展攻势作战。冀鲁豫军区以6个团和5个游击支队，在平汉铁路东侧之咸(安)临(漳)安(阳)地区发起攻势，连克安阳至咸安间敌据点北皋、回隆、马头等20余处， 歼伪“靖安军”1500余人，毙日军40余人。注517与此同时，太行军区以主力一部，进攻平汉路沿线之元(氏)获(鹿)武(安)沙(河)及道清路沁(阳)博(爱)地区，攻克据点10余处， 一度袭入赞皇县城和焦作车站。注518

以安阳战役为中心的平汉路东西两侧大规模攻势作战，共歼灭伪军6200余人，歼灭日军220余人，攻克据点70余处； 解放区扩大了2000余平方公里，人口约40万。注519经过上述作战，将日伪军进一步压缩至平汉铁路线，威胁安阳、石家庄两大据点，为八路军全面出击造成有利条件。

为摧毁日伪在根据地内的据点，7月下旬，冀鲁豫军区在鲁西地区发起阳谷战役。阳谷县城工事坚固，是敌伸入冀鲁豫中心区的一个孤立据点，驻有伪华北“绥靖军”第4集团军一部及伪县警备大队等，共3000余人。为消灭该敌，冀鲁豫军区决定集中第1、第4、第7、第8等4个军分区的主力，强攻阳谷，一面进攻临清至阳谷80公里之敌交通线，一面打击逃跑之敌，阻击敌人增援。7月20日，我军在临清外围开展牵制作战。21日凌晨，主攻阳谷之第8军分区主力向阳谷城东门发起猛攻。23日夜突入城内，将伪军分割包围，在火力突击同时，开展政治攻势，伪军一部投降，大部被歼。 此后共毙伪团长以下300余人，俘伪军2000余人注520，解放了阳谷县城。在此期间，策应阳谷作战的第7军分区主力于21日攻克堂邑县城，并向东发展，直逼聊城；第4军分区部队，攻克临清外围据点9处，威逼临清城下。日伪军在我攻势作战打击下，纷纷撤退，我乘胜收复了广宗、巨鹿、馆陶、冠县、武城等县城，以及除聊城至临清一线以外的广大地区。

与太行和冀鲁豫军区部队开展夏季攻势作战的同时，太岳军区部队为消灭中条山以西地区之敌，向同蒲路南段之晋南地区发起攻势。5月下旬至6月上旬，主力部队连克新南庄、祁家河、梅村、安峪等据点40余处，歼灭日伪军600余人，并乘胜向南逼近黄河北岸。同时，围攻敌在根据地内的孤立据点，先后收复安泽、高平两座县城。 八路军冀鲁豫军区部队在1945年春夏季攻势作战中，共攻克日伪据点2000余处，收复县城20余座，歼灭日伪军37800余人。注521将伸入冀鲁豫太行、太岳等根据地的日伪据点大部摧毁，加强了太行山区与冀鲁豫平原在豫北地区的联系，巩固和扩大了晋冀豫根据地。

三、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的攻势作战

1944年，晋察冀军区根据华北敌后日军兵力不足的情况，积极向游击区和敌占区伸展，连续发起以夺取敌占城镇为目标的攻势作战。

1944年1月起，北岳区部队开始向日伪军发起进攻。先后袭入易县坡下电灯公司、涞源煤矿、门头沟西北的大台煤矿、龙烟铁矿、定襄县城及忻口车站， 至5月，攻克日伪据点350多个，日军被迫收缩了原平、崞县和定襄、河边段铁路支线。注5226月，我军北攻部队还开辟了桑干河两岸以北部分地区和雁北部分新区。主力部队进一步向敌纵深发起攻势，袭击了保定、望都、完县、涞源、灵丘等县城，再次袭入定襄县城。

冀中区部队1月上旬至2月上旬，以主力深入敌占区，攻克肃宁东北朱家庄等据点40余处，袭入肃宁、安新县城。同时，又在赵县东北发动攻势，连克大马圈等据点40余处。3月，袭入赵县城，开辟了赵(县)元(民)宁(晋)地区。5月，冀中军区部队乘敌外出抢粮之机，包围任丘县城，迫使500余名伪军投诚，任丘县城获得解放。6月，冀中军区部队又在大城、深县、藁城、赵县、宁晋地区开展护麦攻势， 先后攻克敌军据点40余处，歼灭日伪军1400余人注523，打击了抢粮之敌，保卫了夏收，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

晋察冀军区部队取得春夏季攻势胜利后，又向敌铁路、公路沿线据点发起秋季攻势作战，以打破敌人的分割封锁。北岳区主力一部，在7至8月间，连克平山以西的回舍区敌据点14处，根据地扩大100余平方公里。 主力一部突破晋冀边区的敌人封锁线。冀西八路军一部突破唐县、曲阳间封锁线，解放曲阳北部西大洋和下河地区村庄100多个。注524北岳区各军分区也积极开展攻势作战，包围平汉铁路西侧满城、完县、唐县、曲阳、行唐、灵寿、平山等县城。平西区，第11军分区部队，为破坏敌修筑大同至塘沽铁路计划，主力于8月下旬，在水关、沿河城、清水涧一线，展开破袭战，打破敌修路计划。平北区、平北支队于7月下旬至8月中旬，向敌全面出击，逼近北平北郊，攻克高丽营、香堂、八家、半壁店等据点，袭入十三陵之长陵据点。与此同时，主力一部积极向北发展，攻克宣化以东红石山据点，收复赤城的托拉庙等地，扩大了平北根据地。

8月下旬，冀中区第9军分区部队向肃宁之敌发起攻击，主力在河(涧)肃(宁)公路北侧张庄设伏，全歼由河间返肃宁伪军180余人。 当晚又集中地方武装1000余人注525，围攻肃宁。次日晨，部队突破城东关、西关，一举攻入城内，从东西两面向城中心突进，经5小时激战，全歼守城伪军。尔后乘胜扫除县城附近据点，解放肃宁全境。冀东区八路军为恢复蓟县等地基本区，向平津郊区及长城以外敌占区发起攻势作战。8月下旬，在蓟县东南连克太平庄、新庄子、三岔口等据点21处，在蓟县西南收复了蓟县、平谷、三河之间的大片土地。进攻平津郊区部队，收复三河、通县公路以南和武清、宝坻、宁河三角地区，逼近平、津近郊。

图7.3　1944年蓟县盘山群众坚持武装斗争，被评为保卫家乡的民兵模范班

1945年初，为打破敌对冀热区长城内外的封锁，开辟雁北、察南，扩大解放区，晋冀军区部队向边缘区敌占城镇开展攻势作战。

冀中军区部队1945年4月中旬起，对敌发起连续攻势。13日，以第9军分区部队发起任(丘)河(间)战役，首先攻取任丘、河间之间敌坚固据点辛中驿，全歼守敌。23日，主力部队乘势进攻任丘城，在民兵配合下，包围守敌。此时，大城伪军出援任丘，我军佯攻大城，迫使援敌回撤，并在敌归途设伏截击，敌遭我伏击，伤亡惨重，任丘守敌因此更加恐慌，主攻部队经激战七昼夜，于30日攻下任丘，守城日伪军弃城逃往河间据点，途中被我追歼一部。与此同时，第8军分区部队向河间城发起进攻。部队首先攻克县城外围10余处据点，城内日伪军被迫退往沧县，被攻城部队截歼一部，5月9日，我军解放河间城，切断了北(平)大(名)公路，为东进北上创造了条件。

冀中军区为连续予敌打击，于任河作战结束前，即转移兵力东进北上。发起文新围攻战。为配合进攻文(安)新(镇)，冀中军区以第8、第10军分区分向大城、霸县进攻，钳制该两地敌军，保护主攻文新部队两翼安全。第9军分区5月6日进攻新镇，新镇守敌依托坚固工事顽抗，攻击部队以军事、政治攻势相配合，一面实施爆破突击，一面劝敌投降。我军连续攻克北辛庄、单坦、安里、广陵、寨上、柳河等多处据点，其余据点敌纷纷投降。新镇守敌在我军强大攻势下，一部投降，一部弃城而逃。第10军分区预伏部队于苏桥附近截歼逃敌一部。5月17日，解放新镇县城。此时，第9军分区部队集中兵力进攻文安，5月24日夜，攻击部队一举攻入城内，次日，守敌在日军汽艇，飞机掩护下突围，遭我攻城部队打击。30日，大城出援之敌600余人，进至文安，被攻城部队包围，该敌恐遭聚歼，乘雨突围折回。

冀中军区第7、第8军分区，为配合主攻文新部队在北线的展开，使敌顾此失彼，又在南线发起安(平)饶(阳)战役。为牵制各点之敌，使主攻目标陷于孤立，先以第6军分区部队袭击深县、晋县、石门(今石家庄)、辛集等，造成各处守敌恐慌。5月6日，第7、第8军分区部队围攻安平、饶阳。我军以主力一部，设伏于饶阳、安平之间的韩村铺，预歼突围逃跑之敌。13日，饶阳之敌向安平撤退，进入我军伏击区，被歼600余人，攻城部队乘势解放了饶阳县城。尔后，我军又先后收复安平、武强、深泽等县城，逼近德石铁路一线。 安饶战役总计毙伤俘日伪军1700余名，我军伤亡150余名。注526

冀中军区经过春季攻势，共歼日伪军3700余人，收复县城8座， 解放村镇500多个注527，将大清河以南、德石铁路以北、子牙河以西、潴龙河以东地区连成一片。

在春季攻势中，冀晋和冀察军区部队，也向根据地内及边缘区敌占城镇据点积极展开攻击。 冀晋军区部队从1月开始，攻克和逼退敌据点70余处。注528主力一部在民兵配合下，先后袭入平山、繁峙、山阴等县城。3月底，又以主力一部在冀察军区部队配合下。进攻灵丘之敌，攻克灵丘外围据点，争取伪军一部反正。30日。灵丘日军被迫往广灵逃跑，灵丘县城的解放，为进一步开辟雁北创造了条件。在此期间，冀察军区部队以主力一部，在游击队、武工队和民兵配合下，围攻敌据点，袭入徐水、保定、崇礼等城，逼近北平城郊，收复了平西紫荆关和斋堂镇，开辟了张家口以南涿鹿、宣化、阳原之间的广大地区。

2月起，冀热辽军区部队展开了反伪满军战役， 至5月结束，共歼敌5000余人注529，粉碎敌“扫荡”及制造“无人区”的阴谋，将敌压缩至北宁铁路沿线。

四、八路军晋绥军区部队的攻势作战

1944年春，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将第59旅团大部及混成第4旅团调走，以新编混成第10旅团接替。日军新兵增多，战斗力削弱，晋绥军区乘此时机对敌发起连续攻势。

晋绥军区从1944年初开始，在五寨、宁武、静乐、临县、离石、阳曲、忻县等地区，发动群众开展围困战。对敌据点实施紧缩包围，切断交通运输，阻断粮弹补给，对敌开展政治攻势，通过喊话，送宣传品，动摇敌人军心，使敌日夜不安。敌据点终因供应中断，难以维持，不攻自破。忻县西北30公里处的蒲格寨据点，守敌日伪军在我围困威逼下，难以生存，在突围撤退中，又不断遭到伏击，伤亡惨重，大部被歼。 从1月至9月，先后拔除日伪军据点58处注530，在此期间，晋绥军区部队对同蒲铁路北段和神池至五寨、五寨至三岔、离石至岚县、忻县至静乐、静乐至岚县等公路线， 先后8次展开全面破袭，获取电话线2万余公斤注531，破坏了敌军交通运输，予敌以沉重打击。在开展围困战、破击战的同时，还进行了护粮战，打击了麦收季节下乡抢粮的日伪军。7月15日，第8军分区部队在丰润以东之砚湾设伏，全歼运粮之敌，夺回全部被抢粮食。 第8军分区部队6月下旬至7月上旬接连5次袭入娄烦，一度袭入方山的马坊，共夺回粮食5万余公斤。注532经过两个月护粮战斗，终于打破敌军抢粮计划。

8月下旬，晋绥军区部队，为拔除忻(县)静(乐)、离(石)岚(县)公路沿线据点，开展了秋季攻势作战。8月28日，第8军分区部队，一举攻克忻静公路上的丰润据点。9月3日，第6军分区部队收复静(乐)宁(武)公路上的沟口等据点，切断忻县至静乐和宁化堡至静乐的公路交通。4日起，第3、第8军分区部队进攻离岚公路敌据点，先后袭击和攻克了公路沿线的胡堡、峪口、横泉、圪洞(今方山)、马坊等据点，切断了离岚公路。随后，第8军分区部队对敌军事要点汾阳发起猛攻。汾阳城及其周围据点驻有日伪军1200余人，我军于14日夜，袭击汾阳外围据点火柴公司、飞机场、火车站以及城北的大营盘等地。16日夜，又袭击汾阳西北的协和堡重要据点，经激战，全歼守敌。此后，第8军分区部队经过强攻，连克静乐以南的娄烦、东六渡及交城以西的东社、五元城等敌据点， 至30日，秋季攻势胜利结束，共拔除敌据点48处，歼日伪军2000余人。注533 晋绥军区经过一年的攻势作战，共收复据点100余处，解放村庄3100余个、人口40余万注534，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

晋绥军区为扩大解放区，决定对根据地内主要公路沿线之敌展开攻势作战，收复离(石)岚(县)、忻(县)静(乐)、神(池)五(寨)等3条公路沿线敌据点，把敌人挤到同蒲铁路和太(原)汾(阳)公路附近。2月中旬，晋绥军区集中第1、第3、第8军分区等部共4个团4个支队，进攻离岚公路沿线敌人据点，以第2、第6军分区部队分别出击神五、忻静公路沿线之敌，其他各军分区围困孤立敌据点，策应主要方向离岚线的作战。2月17日开始，主攻部队先后包围离岚线上的赤坚岭、方山、胡堡、圪洞、峪口等据点，并设伏打击出援之敌及敌运输队。在我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下，3月4日，圪洞伪军1个中队集体反正。5日，离岚全线之敌被迫收缩，峪口、圪洞、胡堡及方山之敌仓惶撤往东村(今岚县)，途中遭我预伏部队多次打击。接着，我收复赤坚岭、王狮村等据点，守敌逃进东村。3月中旬，各部按照军区指示，对离岚线北端的东村、岚县、普明、寨子等据点，实施分割包围，封锁交通，利用地雷战、破袭战、打击出援之敌，敌在供应断绝，待援无望情况下，于4月5日撤出岚县、普明、寨子等据点，退缩到东村。攻击部队随即围攻东村，8日，敌被迫逃往静乐。我收复岚县、东村等据点。至此，高岚公路除大武至离石段外均为我军控制。

离岚线上的胜利，震动了五(寨)三(岔堡)公路沿线之敌，3月下旬，敌人开始向五寨收缩，并加紧向该地运粮。4月9日夜，第2军分区通过里应外合，一举攻入五三公路上的小河头据点，切断该线交通。12日、13日，三岔堡、旧寨之敌遭我连续打击后，放弃运粮计划，慌忙逃回五寨。第2军分区主力一部乘势围困五寨、义井、小河头等据点。至24日，连克风子头、八角堡、贺职等据点，其余各据点伪军被迫先后集体投降。此时，五寨守城日军完全孤立。25日，该敌弃城逃向义井，沿途遭到民兵和伏击部队的打击。至此，五寨县境除李家坪一处，全部收复。

晋绥军区部队在历时两个多月的春季攻势中，共作战537次。共歼日伪军2400人，其中俘虏和与瓦解伪军810人，收复方山、岚县、五寨三座县城及其他据点54处， 夺取离岚、五三两条公路，扩大解放区3840平方公里，解放人口9.4万。注535

6月中旬，晋绥军区部队向忻(县)静(乐)、神(池)义(井)等公路沿线各据点之敌发起夏季攻势。19日，第6、第8军分区部队及第1军分区一部围困静乐县城，并向忻静公路两侧之敌展开全面进攻。第6军分区一部，袭入静乐以东的石河村据点，歼敌一部。第8军分区一部夜袭静乐以南的丰润据点，歼日军40余名，配合作战的民兵乘势冲入日军弹药库，夺取子弹100余箱。27日，黄家墕日伪军在静乐日伪军百余人接应下向静乐撤退，第1军分区一部于静乐以西的王端庄，伏击歼敌一部。随后，第8、第6军分区与忻静公路两侧武工队、民兵在数千名群众支援下， 对忻静公路进行大破击，破坏公路80余公里，炸毁桥梁20余座，击毁汽车多辆注536，切断敌各据点交通运输，予敌沉重打击。与此同时，神义公路第2军分区部队，在广大民兵配合下，以地雷战、伏击战，围困打击该线之敌。7月1日，神池日伪军运输队向被困据点义井运送给养，途中被歼一部。次日，该敌由义井进至李家坪南面的洪福寺，被第2军分区部队围歼大部。24日，义井向神池收缩之敌，行至凤凰山时，遭我伏击，被歼一部。为配合忻静、神义两线主力作战，第3军分区围攻离石以北之大武、石门嫣敌军据点，并以一部向柳林至李家垣一线之敌发起全面攻击，袭入柳林、穆村、李家垣等据点，予敌以打击；第8军分区一部在太(原)汾(阳)和汾(阳)离(石)线上连续袭敌据点和运输队；塞北军分区歼灭了清水河以南之敌。至此，晋绥军区夏季攻势胜利结束。基本将敌逼退到同蒲、平绥铁路和太汾、汾离公路沿线。

五、华中新四军的攻势作战

华中新四军坚持根据地的艰苦斗争，粉碎了敌人“扫荡”、“清乡”和“蚕食”，出现了恢复和再发展的新形势。1944年，日军从华中第11、第13军所辖的14个师团中抽调8个师团参加湘桂作战，以新编独立步兵旅团和野战补充队接替调出师团的防务，华中日军总兵力由21万减至17万人，军队素质和战斗力下降。为弥补兵力不足，一面收缩防区，一面大规模地扩编伪军。华中伪军总兵力由1943年的20万人增至35万人。1944年敌继续对华中根据地进行“清乡”和“治安肃正”计划。 根据上述情况，华中新四军军部提出华中今后斗争任务，即继续坚持和恢复抗日根据地，利用有利时机，争取新的发展。注537为执行上述指示，华中各地新四军对敌开展攻势作战。

为打破日伪“清乡”、“屯垦”计划，加强苏中、苏北联系，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新四军第1师兼苏中军区和第3师兼苏北军区，在春季攻势中，先后发起车桥战役和高沟、杨口战役。第1师兼苏中军区于1944年1月至2月间，向敌发起春季攻势，在高(邮)、兴(化)、宝(应)、东台以北及泰(州)泰(兴)如(皋)地区，相继攻克大官庄、王家营、安丰、运粮河、古溪等据点17处，同时展开政治攻势，争取了伪军1000余人反正。为打破敌对江都(今扬州)、泰州，海安及李堡以南的扩展“清乡”和在东台沿海地区的“强化屯垦”计划，新四军第1师兼苏中军区部队于3月5日，集中5个团的兵力发起车桥战役。车桥镇位于淮安东南，是苏中与苏北的联结点，也是日军第65和第64师团的结合部，是敌在淮(安)宝(应)地区的重要据点，守敌500余人，据点四周大小土围环绕，明沟暗堡密布，工事坚固，外围筑有小据点以策应，易守难攻。第1师兼苏中军区采取攻点打援战术，将5个主力团组成3个纵队，一个主攻车桥，两个在外围打击增援之敌。3月5日夜，主攻部队绕开外围据点直插车桥，在猛烈炮火掩护下，突击队从南北两面同时进攻，一举突入镇内，经激战，歼伪军1个大队，守城日军被我压缩在3个核心碉堡内，继续顽抗。日军第65师团乘装甲车、汽车分五批增援车桥。5日下午，第一批增援日军乘7辆汽车，进至车桥以西的芦家滩，被我阻击部队歼灭一部，其余被迫退缩并进至我预设雷区，被地雷炸死、炸伤60余人。接着，新四军又连续打击了第2批至第5批增援日军，日军大队长山泽以下大部被歼灭。6日晨，车桥残余日军乘隙突围，我军乘胜扩大战果，至13日先后收复漕甸、泾口等据点12处。 此役，共歼灭日军大佐以下460余人，伪军480余人，拔除据点10余个。注538在这次作战中，我军采取攻点打援战术，以主力一部直插敌人纵深，攻敌中心据点，以主力大部设伏，打击增援之敌，取得攻点打援的预想结果，打乱了敌人的“清乡”、“屯垦”计划，解放了淮(安)宝(应)大片土地，取得华中敌后战场空前大捷。车桥地区的解放，打通了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四块根据地的联系，改变了苏中抗战局面，也使华中对敌斗争形势开始转变，车桥战役的胜利，成为华中敌后战场局部反攻的起点。

5月，苏中第4军分区部队继续发动攻势，连克敌据点28处， 歼灭日伪军近1000人注539，6月23日，第1师兼苏中军区主力及第1、第2、第3军分区及军区集中兵力进攻日伪军的“清乡”封锁线，配合第4军分区反“清乡”斗争。在地方武装和民兵支援下，新四军第1师兼苏中军区第3旅第7团， 在如皋以东的海河滩，全歼日军1个中队、伪军1个大队，共500余人注540， 26日，第1师兼苏中军区部队攻克敌重要据点南坑镇，共歼灭日伪军200余人注541，在日伪“清乡”封锁线上打开一个大缺口。 与此同时，南通、海门、如皋等地军民发动为时20余天的破袭战，破坏公路700余公里，炸毁桥梁50余座。注5429月，苏中第4军分区部队又组织了历时45天的攻势作战。

第3师兼苏北军区部队于1944年1月起对敌发起春季攻势，连克沭阳、涟水之间的塘沟、王集、徐溜等10余处据点，部分控制了沭(阳)淮(阴)公路。4月，为进一步扩大根据地，第3师兼苏北军区乘日军撤离之机，集中第10旅主力和第7旅一部，进攻高沟、杨口地区伪军。高沟、杨口位于涟水县西北部，驻有伪徐海“绥靖军”第72旅和第5保安大队，不断骚扰我根据地。为歼灭该敌，4月19日，我第10旅一部首先包围高沟，25日，我改变夜袭惯例，于白昼突然发起强攻，一举攻克高沟。接着又集中兵力围攻杨口，28日，攻占杨口大圩，残敌退守新宅小圩，至5月3日，日伪军多次增援均被击退，4日，我军发起猛烈攻势，一举攻占新宅，守敌全部被歼。 此役，共歼伪军2000余人，毙伤增援日军140余人，攻克高沟、杨121等据点14处注543，收复了塘六河两岸地区，使淮海、盐阜两军分区完全连成一片。 在高沟、杨口战役期间，第3师兼苏北军区部队攻克了灌河口重镇陈家港和陇海铁路南侧之高流镇，歼灭伪军800余人。注544 6月下旬，我军又对滨海地区发动夏季攻势，相继攻克伪军重要据点大兴镇、合德镇等地，歼灭伪军600余人注545，开辟了灌河和射阳河之间的地区。9月上旬，我军又在运河线上一举攻克泗阳县西北敌重要据点林宫渡，打破敌人分割苏北与淮北战略联系的企图。

1944年3月中旬至5月上旬，第4师兼淮北军区部队在东起运河、西至津浦铁路横宽数百里的广大地区，向日伪军据点展开春季攻势作战。在津浦路沿线，我军于3月21日攻克宿县下店，歼灭守敌大部。4月底，攻克凤阳、临淮关东北之小溪、香庙等据点，击退明光、五河等地出动“扫荡”的日伪军600余人。4月中旬，逼退归仁据点日伪军，4月底攻克蔡圩、灵璧北禅堂等据点，切断泗(县)睢(宁)、灵(璧)睢公路。5月初，攻克睢宁北魏集据点，俘伪警卫中队长以下150余人。在运河沿岸，我军于4月底攻下淮阴西冯庄据点，全歼伪军营长以下140余人。 在这次攻势作战中，新四军第4师兼淮北军区部队共进行大小战斗60次，攻克据点51处，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注546，解放泗县、灵璧、睢宁之间广大地区。 6月下旬，第4师兼淮北军区部队又以主力一部对泗县以北之张楼伪军发动攻势，全歼守敌500余人注547，解放泗北地区。

第16旅部队1944年起，对敌发动攻势作战。8月下旬，我军一度攻入长兴城，攻克其外围据点13处，并攻克金坛西薛埠镇及南京市郊六郎桥，曾攻入溧阳、溧水两城。尔后，又对溧阳、高淳、郎溪间展开攻势，先后攻克南渡、社渚等据点及宣(城)长(兴)公路线重要市镇泗安。

第2师兼淮南军区部队在攻势作战中，连克雷官集、瓜埠镇、三和集、殷家涧等据点，一度攻入盱眙、定远两城。

第7师兼皖江军区部队先后攻克十林庙，一度袭入腰铺、槐林镇、荻港等据点。

浙东游击纵队先后攻克敌军据点多处，多次打击伪中央警察总队，歼敌一部。

第5师，1月间，开辟了嘉(鱼)蒲(圻)临(湘)地区，巩固和发展了鄂南。5月、6月间，向日伪军据点发动攻势，共作战30余次， 先后攻克潜江之龙湾，石首之横堤市、黄冈之孔家埠等日伪军据点，歼日伪军1000余人。注548鄂南指挥部武装总队袭击武昌日军飞机场，歼敌一部，武汉三镇日伪为之震惊。第3军分区部队于8月围攻监利之汪家桥敌军后，又于9月向沔阳沙湖地区伪军残部发动进攻，歼敌一部。同时，鄂南军分区部队夜袭敌青山据点，逼近武昌。12月，第3军分区部队在潜(江)沔(阳)边歼灭伪军一部，并以荆(门)潜(江)地方武装袭击长脑垸敌之据点。在此期间，第2军分区部队攻克李家店、同兴店等据点。第5师兼鄂豫皖军区经过一年攻势作战，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

1944年春的敌我态势为：华中日军计有16个师团，26万多人；新四军抗击了9个半师团，15万多人，占华中日军总数的59.5％ (重庆国民政府军抗击6个半师团，10万多人，占45.5％)。注549新四军在1944年的攻势作战中，共歼灭日伪军50000余人， 我军伤亡10000人，解放国土7400余平方公里、人口160余万注550，使津浦路东根据地连成一片。

1945年春，日军为防止美军在华中沿海登陆，确保华中占领区，加强京、沪、杭三角地带和陇海、津浦、京沪杭等铁路沿线，及东南沿海、长江下游沿岸等要点守备，急忙调整部署，加强华中守备兵力，将关东军第6军司令部调至杭州。以3个师团的兵力在北起连云港，南到杭州湾的沿海地区，构筑防御工事。并将原驻开封地区的伪第2方面军孙良诚部调至苏北、苏中地区。

新四军根据中共中央“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指示，乘敌忙于调整部署立足未稳之际，集中部队主力向敌防守薄弱据点及交通线发起连续进攻，先后在苏北发动了阜宁战役，在苏中组织了三垛伏击战，打击日伪军。

第3师兼苏北军区部队和地方武装于1月下旬，向伪第2方面军孙良诚部展开攻击，至3月中旬，在沭阳以西、淮阴、灌云等地区，连克叶圩、周庙、三岔口、张家湾、五里庙等据点20余处，歼灭该部1200余人，解放了灌河以北广大地区，将伪第2方面军主力压缩于盐城、阜宁及其周围地区。3月、4月间，日军为收缩兵力又从盐城等地撤至长江下游，阜宁城及其以北地区据点由伪第2方面军第5军所部5个团3400余人接替守备。为歼灭该敌，苏北军区决定乘敌换防，立足未稳，城内缺粮的有利时机，集中第8、第10旅和师特务团及5个县独立团共11个团的兵力，于4月24日发起阜宁战役。

24日夜，第8旅各部迅速包围阜宁城北各伪军据点，25日中午，先后攻克头灶、七灶、掌庄、大顾庄等据点。阜宁城内伪军第5军军长王清翰率主力两个团分三路增援大、小顾庄，进至小顾庄以南地区，遭第10旅预伏部队迎头痛击，伤亡惨重，残部回辙。第8旅一部乘势追击，一举突入城内，占领了北门炮楼及护城河内侧要点，继续扩大突破口。主力部队3个团突入城内，展开巷战。至26日，守城伪军一部被歼，大部投降，阜宁城解放。伪军军部及其所属1000余人在南逃途中遭我截击，残部逃往盐城。我军乘胜收复了盐(城)阜(宁)公路沿线的大施庄、沟安墩、草堰口等据点。 这次作战，我军共毙伤伪军300余人，俘伪副师长以下2000余人，攻克阜宁城及其外围据点22处注551，切断了联结苏北与苏中的南通至赣榆公路，扩大了苏北根据地。这次战役，我军采取避强击弱，先打外围分散之敌，后打集中较强之敌，并以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战术，伏击出援之敌，乘出援之敌回撤之机，尾追突入城内，同时以强大的政治攻势配合军事，迫使大部伪军投降，以较小代价取得较大胜利。

第1师兼苏中军区于2月下旬，向兴(化)高(邮)宝(应)地区伪军据点发动进攻，4月，攻克兴化、宝应地区纱沟、崔垛等据点5处，共歼伪军900余人。4月下旬，又发起三垛、河口伏击战。驻宝应伪第5集团军独立团调往兴化县以南周家庄，并有日军两个中队护送。其路线是由宝应南下高邮，往东经三垛、河口至周家庄。第1师兼苏中军区侦悉这一情报，即集中第1军分区3个团又1个营的兵力，分为河南河北2个支队，预伏于三垛、河口之间的河道两侧。28日中午，敌进入伏击圈后，伏击部队即发起猛烈攻击，将其分割包围。 经4小时激战，共歼灭日伪军2700余人。注552这次战役，我军战前掌握准确情报，集中主力打伏击战，出其不意，速战速决，将敌消灭于运动之中，予敌以沉重打击。

2月起，第2师兼淮南、第4师兼淮北军区部队连续打击了天长、五河、淮阴等地出动之敌。至4月中旬，敌被迫向高邮、五河撤退。我军乘势攻克五河东南之泗县等10余个敌据点，淮南部队歼敌近800人，粉碎敌人控制淮河下游及三河水上交通的企图。4月中旬起，淮北军区部队，对洋(河)众(兴)、固(镇)灵(璧)和泗(县)灵(璧)等公路展开破击战，尔后向灵璧、睢宁之间的日伪军发动进攻，同时围攻涡(阳)永(城)的敌军据点。淮南、淮北新四军在近一个月的攻势作战中，共作战25次，歼敌3000余人， 其中俘伪军团长以下2500余人，攻克泗阳县城等据点21处注553，使睢宁等地之敌据点陷于孤立。与此同时，淮南部队对盱(眙)蚌(埠)公路沿线之敌发动攻击，攻克津里、石坝等据点多处。

第5师兼鄂豫皖湘赣军区部队和第7师兼皖江军区部队也发起了攻势作战，鄂豫皖湘赣部队在向湘鄂赣主要方向发展的同时，积极向敌占区伸展。4月上旬，当敌对南阳、老河口地区发动进攻时，我军以6个团的兵力分别由大悟山和石角山向随县以南和信阳西南敌后挺进，牵制日军向老河口的进攻，恢复了白兆山和四望山根据地。分别在豫中、鄂中、鄂南等地歼灭伪军各一部，扩大了解放区。

1945年夏，日军中国派遣军为进一步加强华中地区的守备，除原有兵力外，又从华北、华南调入8个师团，使华中兵力增加到15个师团、13个独立旅团和1个独立警备队，总兵力达62万余人。新四军根据以上情况，决定乘敌向沿海、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收缩之机，发动夏季攻势，打击敌守备薄弱据点。

淮北新四军在此期间，先后组织了宿南战役和睢宁战役。为扩大淮北抗日根据地，开辟宿(县)蒙(城)怀(远)地区，5月下旬至7月初，新四军第4师兼淮北军区集中师部主力及8个县总队共13000余人的兵力，对盘踞安徽宿县以南伪第4方面军直属第15师发起宿南战役。5月21日夜，第11旅一部进攻宿县西南袁家集伪军特务第3团，战至次日晨，歼灭伪军团长以下全部守敌。随后，第9旅和师骑兵团各一部分别击退孙町集和芦沟集增援任集的伪军。24日晨，第11旅一部向袁店集伪军第59团一部发起攻击，连续突破敌几道工事障碍，直逼敌核心据点，随即展开政治攻势，迫使伪营长以下全部投降。与此同时，第9旅一部在袁店集以东之神仙井设伏，驻孙町集伪军第59团团长率一个营增援，途中被新四军伏击部队全部歼灭。俘伪团长以下官兵180余人。敌在我连续攻势下，收缩兵力，全力坚守孙町集、界沟集等据点。6月30日夜，第11旅等部为扩大战果，强攻驻守界沟集之伪第57团。至7月1日，歼敌一部，余敌在我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下，被迫投降。俘伪团长以下官兵800余人。宿南战役胜利结束。 是役，共歼灭伪军第15师1900余人。注554开辟了宿南地区，使津浦铁路以西根据地连成一片。这次战役，我军采取“攻点打援”战术，取得胜利。

6月中旬，新四军第4师兼淮北军区部队在津浦路东发起睢宁战役。睢宁县城位于陇海铁路南侧一线，是徐州东南重要外围据点，在宿南战役进行之时，睢宁日军被迫撤走，睢宁城仅留保安队千余人驻守。淮北军区乘此有利时机，集中地方武装在主力一部配合下，向该城发起进攻。6月19日起，进攻部队首先扫除睢宁城外围据点，先后攻占城西之大王集、邢圩、魏大桥等据点，随后又攻占城东的沙集、高作等据点，切断睢宁与宿迁和徐州的联系，形成包围之势。7月7日2时，由南北两个方向同时对睢宁城发起攻击，并争取守城北门伪军一个排反正，接应攻城部队攻占城垣碉堡多处，在内线策应下一举突破城垣，随即插向纵深展开巷战。将敌压缩于核心碉堡内，至黄昏，伪军乘暗弃城逃跑，在城外被我围攻部队全歼。至此，睢宁遂告解放。尔后攻击部队又乘势攻克睢宁城外围据点多处。至7月10日，睢宁战役结束。 是役，共攻克睢宁县城及其外围据点18处，歼敌2200余人注555，扩大了淮北抗日根据地，威胁敌苏北战略要地徐州。

在宿南战役和睢宁战役期间，苏北、苏中、淮南、皖江、鄂豫皖赣军区部队继续向敌开展攻势，攻克据点多处，瓦解大批伪军。

华中新四军在1945年春夏攻势作战中，共攻克阜宁、睢县城及重要据点100余处，歼灭伪军3万余人，争取了4000余名伪军反正投诚。 新四军主力及地方部队，在攻势作战中发展到31万余人，民兵发展到96万余人。注556华中连续攻势作战，牵制了部分日军兵力，配合了太平洋战场盟军的作战。新四军1945年春夏季攻势作战的显著特点是在发挥我军游击战战术的基础上向攻坚战、运动战转变，为全面出击，开展大规模的正规作战准备了条件。

六、华南抗日武装向日伪军出击

1944年初，日军为进行打通粤汉、湘桂铁路交通线的作战，并防备美军在华南沿海登陆，将华南日军兵力增至2个师团另5个独立旅团。华南各地抗日武装乘敌调整部署之际，向敌薄弱据点展开攻击，以牵制敌人，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自1月起，连续向广九铁路及其两侧之敌积极出击。1月中旬，出击广九路常平车站，2月中旬，袭击平湖凤凰山。2月25日，我军向广九路全线展开破击战。日军虽派出重兵沿线守卫，但在我军连续打击下，广九铁路始终未能通车。与此同时，海上中队在大鹏湾、大亚湾的航线上，截击日军运输船队，威胁日军海上运输。2月中旬至3月中旬，东江纵队以一部兵力北渡东江，挺进增城、博罗地区，袭击了广九线上的石滩伪联防队和警察所，歼敌一部。 4月上旬，我军在源头、茹屋地区打退敌人的进攻，毙伤日军少佐以下70余人。注557中旬，我对港九地区进行全面出击，先后在大埔、元瑚之间和吉坳地区打击敌人，并袭入九龙市区，炸毁九龙铁路大桥两座，中断敌交通运输，造成敌人恐慌。5月上旬，日军步骑兵500余人，对东江纵队领导机关驻地梅塘进行“扫荡”。我军各部相互配合，对敌实行三面夹攻，敌在我有力打击下，施放烟幕弹，夺路而逃。 这次战斗，毙伤敌100余人，我军伤亡30余人。注558 5月15日，东莞大队在民兵配合下，袭击日伪军据点厚街，全歼伪军1个连，俘伪军连长以下70余人。注5595月26日，护航大队于大亚湾，营救出被日军击落的美军第14航空队417号轰炸机的5名飞行员。7月21日，独立第3中队袭击平湖火车站，全歼伪警察大队，并歼灭日军增援部队一部。8月29日，港九大队于新界、屯门夜袭敌船，全歼日宪兵先遣队。

7月25日，中共中央指示东江纵队，在敌向北侵占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避免与国民党余汉谋发生摩擦， “尽力发展抗敌武装斗争”。注5608月间，东江纵队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积极向粤北敌占区展开游击，派出武装骨干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从东莞出发，开赴增城，渡过东江，经过博罗，于8月底经从化、花县等地北上，途中不断袭击敌人。留在东莞地区坚持斗争的部队， 于8月下旬至9月初，进行较大战斗10次，歼敌200余人注561，粉碎敌2000余人的“扫荡”，并乘势广泛出击，先后在博罗、沙井等地打击敌人，并于新界、横门袭击敌之运输船只，威胁敌水上交通。11月初，返回增城的先遣队奇袭新塘火车站，歼灭伪军1个连，俘日军物资供应站站长阿南中佐及伪军30余人。1944年，东江纵队共作战300余次，毙日伪军1500余人，俘日伪军1200人。 东江纵队发展到7000余人，民兵、自卫队12000余人。注5621945年1月，东江纵队各部连续向日伪军出击，先后进行较大战斗10余次。抗日军民1000余人在广九铁路两侧展开大规模的破击战，摧毁铁路沿线敌碉堡多处，破坏敌通讯设备，使日军两列火车相撞。东莞伪军警察大队180余人，在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下，携械投诚。东江纵队在日军打通粤汉铁路后，组织了3支部队挺进粤北，开辟新区。2月底，北江支队进至莫德后，破袭粤汉铁路线，歼敌1个团，尔后继续向北发展，开辟了英德、翁源、新丰、佛冈之间的新区。西北支队进至清远地区，攻克了横石圩、高田、石古墩等据点。东江纵队还以第3支队北渡东江，协同博罗地区部队，打击日伪势力，建立了罗浮山根据地，以便我军指挥中心北移，适应向北发展的方针。我军另以独立第4大队一部向海丰、陆丰、惠东地区发展，与海陆丰游击队会合，进一步开展了海、陆、惠、紫地区的抗日斗争。6月2日，活动于稔平半岛海面的第7支队海上队，在民兵配合下，渡海直捣三门关伪军据点，毙伤伪军大部，缴获大批物资。7月后，为与八路军南下支队会合，共同开辟五岭地区，东江纵队以1000余人，组成华北支队，向北挺进。同月，开辟五岭地区。

中山人民抗日义勇游击大队于1944年2月初粉碎了日伪军对中山县五桂山地区的“扫荡”后，积极向日伪军出击。4月初，主力一部渡海袭击横门岛，俘伪军中校以下官兵100余人。6月，炸毁石岐东南之大环公路桥，拔除敌人据点多处，并袭击新造伪军屯垦处、区署等机关。随后又进击伪军主要据点市桥、顺德等地，歼灭伪军一部。7月下旬，粉碎了日伪2000余人对番(禺)南地区的“扫荡”，巩固了番南顺之抗日根据地，打通了该根据地与中山之五桂山根据地的联系。1944年秋，中山抗日武装以主力一部挺进粤中，10月中旬抵达新会地区，与中区抗日游击队会合，开辟了粤中敌后抗日根据地。

琼崖人民抗日游击队独立纵队于1944年以第1、第2、第4支队的主力大队编成挺进支队，进入白沙地区。挺进部队插向敌后方，出击日伪军重要据点。一部在白沙县的阜青、龙头乡，建立了阜龙乡文头山根据地；一部在那繁村、来苗村一带打击敌人。1945年1月，琼崖纵队领导机关迁入阜龙乡根据地。挺进支队在朝阳村、芭蕉村等地击退日军反扑，并乘胜向儋县、临高等沿地区发展，牵制日军主力，巩固和扩大了五指山抗日根据地。

活跃在雷州半岛的南路抗日独立大队，积极向日伪军出击，袭击了江洪港、杨柑圩、企水港、新圩等地日伪军。1945年2月，主力一部向廉江西部挺进，5月，南路抗日武装整编为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并建立了遂溪北部、廉江南部的抗日根据地。

坚持潮汕地区抗日斗争的揭阳、普宁等抗日武工队，不断在九斗埔、流水埔、流沙(今普宁)、涂洋、鲤湖等地打击日伪军，部队得到发展。1945年1月，成立潮汕人民抗日游击队。7月中旬，成立抗日游击队扩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韩江纵队，活动于饶平、潮安、流沙、惠丰之间，建立了流沙抗日民主政权。华南抗日武装坚持敌后艰苦斗争，抗日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从广州失陷到1945年8月，抗日游击武装从数百人发展到两万余人。建立了东江、珠江、粤中、琼崖抗日根据地，在远离中共中央，没有主力部队的情况下，仍能根据自身特殊环境，坚持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爱国侨胞和港澳同胞及当地广大人民群众，利用水网和亚热带丛林特殊地理条件，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开辟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壮大了抗日力量，牵制了部分日军，对全国抗战及同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起到了战略配合的作用。

第8章　解放区的扩大

一、发展河南，开辟中原

1944年4月、5月间，日军在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中，侵占郑州、洛阳等大片地区。河南大部成为敌后。为发展河南，中共中央于6月、7月间连续向八路军、新四军发出向河南敌后进军的指示和部署。指示八路军太行军区和太岳军区派精干部队开赴豫西，开辟抗日根据地；冀鲁豫军区发展水东(新黄河以东地区)、水西，扩大豫东抗日根据地。要求新四军第5师沿平汉铁路北上向河南发展，开辟豫南抗日根据地；第4师主力一部进入永城、夏邑、萧县、宿县地区，建立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打通与睢(县)、杞(县)、太(康)地区的联系，控制水东地区。 并要求新四军第3师、山东军区及冀鲁豫军区一部牵制敌人，策应新四军第4师西进。注563

中共中央在作以上军事部署的同时，还对发展河南敌后工作的政策做了规定，指出发展河南与以往发展华北、华中有所不同，处在日军与国民党敌后军队当中，情况相当复杂。如何灵活适应具体情况，关键在是否正确实行以下政策：即坚持在敌占区及边缘区建立根据地，避免与国民党产生摩擦；其次，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做到“秋毫无犯”，与人民共甘苦，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等民主运动，争取群众拥护和支持；同时，对新区地方政治势力及武装，亦采取争取和宽容态度，以争取同情，扩大影响。 总之，为建立新区，站稳脚跟，须积极创造有利条件，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包括开明绅士和知识分子。注564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太行军区于1944年9月由第3团、第35团组成豫西抗日独立支队(即第1支队)，由林县出发，挺进豫西。9月下旬，到达济源西南之蓼坞渡口，突破敌河舫部队防守线，渡过黄河，越陇海铁路，涉洛河、伊河，沿途连遭敌人阻击和追击，我军冲破阻拦一路急进。在伊川以东之杨岭，设伏打退追敌。中秋节前夕，袭击登封日军机场，歼敌一部，解放民工数千人。随后又连续袭击了偃师东南之回郭镇、巩县西南之黑石关等据点，解放筑路民工，摧毁伪乡政权，建立了偃师、巩县、伊川、登封4个县的抗日民主政府。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地方开明绅士的支持，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扩大了八路军的影响，初步打开了豫西抗日局面。 11月初，该支队以袭击、伏击打退向豫西抗日武装反扑的日伪军2000余人注565，并乘势建立了荥阳、汜水、密县、临汝、洛阳、广武等8个县的抗日民主政府。

太岳军区根据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以第18团、第59团等部组成豫西抗日游击支队(即第2支队)，11月初，渡过黄河，歼灭伪军河防中队，进入陇海铁路新安至渑池段南北地区，不断打击日伪军。11月底，开辟了新安、渑池、陕县三陇海铁路南北地区的抗日根据地。12月底，第2支队连续打击敌军，将根据地发展到黄河以南、洛宁以北、陕县以东、新安以西的广大地区。

1945年2月中旬，为增强豫西地区抗日力量，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385旅以两个团组成豫西抗日游击第3、第4支队，在王树声率领下挺进豫西，进抵宜阳西南之东赵堡时，留下一部与当地抗日武装组成伊洛独立支队，以加强伊洛地区，因东赵堡地处伊河、洛河之间，这一地区抗日力量的加强，对开辟豫西有重要作用。伊洛独立支队经连续作战，攻克敌据点多处，开辟了宜阳以南、嵩县以北和露宝寨山以东地区，建立了3个抗日县政权。第3、第4支队主力南进至东、西白粟坪。2月底，成立了河南军区。为加强这一地区军事力量，3月下旬，太行军区以第13团主力组成第6支队进入豫西。至此，部队已发展到1万余人。 豫西地区建立了拥有3个专署、3个军分区、20多个县政权、300余万人口注566的抗日根据地。

1944年6月，冀鲁豫军区根据中共北方局关于加强水东、开辟水西的指示，组成南下大队，进入水东地区。7月初，南下大队与水东坚持抗日的独立团合编，转战睢县、杞县、太康及淮阴、西华地区，攻克多处伪军据点，重创睢县出援日军，巩固和扩大了睢(县)杞(县)太(康)抗日根据地。8月，成立了庆华、睢县、淮太西3个抗日民主县政府，为开辟水西创造了条件。

1945年春夏之际，冀鲁豫部队一部，渡过新黄河，继续南进至商水、上蔡之间地区，连克砖桥镇、五亭寺等据点，歼灭伪军一部，建立了5个抗日县政权，打开水西地区抗日斗争局面。6月，冀鲁豫军区为统一水东、水西两个地区的领导及执行八路军总部关于加强水东、向东向南发展的指示，成立了豫东指挥部，同时又以主力一部，攻克通许以东欧阳岗敌据点，扫除西进障碍。我军渡河部队渡过新黄河后，一举攻克扶沟县城。随后又在西华、商水、上蔡之间拔除敌军据点多处，扩大了水西根据地。至此，我军控制了陇海路以南、平汉路以东的豫东地区，成立了豫东指挥部，统一了水东、水西的指挥，加强了豫东地区的抗日力量，为我军继续向南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实现中共中央发展河南、绾毂中原的战略任务，新四军华中部队亦作相应部署。1944年6月23日，刘少奇、陈毅指示新四军第5师准备向河南发展， 第4师越津浦路西进。注5677月10日，中共中央同意新四军和华中局的方针，并要求新四军第5师 “首先沿平汉铁路两侧向北发展，以求得和华北八路军打通联系”。注568根据上述战略部署，新四军第5师自7月底始，首先以1000余人组成“豫南游击兵团”，开辟平汉路东汝(南)正(阳)确(山)地区；尔后，留一部巩固新区，主力则越平汉路开辟路西，准备向北发展。10月下旬，与第5师第45团进入豫南部队合编为两个团挺进豫中。11月初，“豫南游击兵团”改称“河南挺进兵团”。我军挺进河南途中，不断打击日伪军的阻截，取得胜利后，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组织地方武装。12月间，为巩固新开辟地区，部队主力进行整训，以一部进入临颍、上蔡，策应冀鲁豫军区部队西进水西；另一部活动于襄城、郏县地区，以迎接八路军南下支队。1945年3月间，挺进兵团与新四军第5师进入平汉路西的两个营会合，向舞阳、叶县一带发展。4月中旬，我军在豫南敌后建立了7个县的抗日政权，开辟了豫南抗日根据地。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及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部署，新四军第4师为恢复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集中5个团的兵力西进。1944年8月中旬，第4师师长彭雪枫率主力从泗洪县出发，在宿县以北越过津浦铁路进入萧县以南地区， 途中粉碎日伪军2000余人的“扫荡”注569，攻克据点多处，恢复了萧县、永城、宿县之间的地区。9月中旬，新四军第4师与国民党津浦铁路东之暂编第1军第33师段海洲部、陇海铁路以北之苏北挺进军第14纵队苗秀霖部在萧、永地区发生摩擦，第4师师长彭雪枫在指挥作战中牺牲，由张爱萍继任。随后，我军打退了“扫荡”萧、永地区的日伪军。11月下旬。我军又开辟了商(丘)亳(县)永(城)之间地区，建立了8个县的抗日政权，基本恢复了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

八路军、新四军密切配合，经过半年多的艰苦作战，基本完成中共中央开辟豫西、发展豫南、扩大豫东、恢复豫皖苏边的部署，打通了华北与华中的联系，实现了发展河南“绾毂中原”的战略意图。

二、八路军挺进湘鄂赣边

1944年下半年，日军在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中，侵占了湘、粤、桂等省的大片国土。为增强华南抗日力量，开辟五岭(越城、都庞、萌诸、骑田、大庚岭)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4000余人组成南下支队，在王震、王首道率领下，挺进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配合正面战场对日作战。南下支队于11月9日从延安出发，东渡黄河，过同蒲铁路，再南渡黄河，越陇海铁路，进入豫西抗日根据地。尔后，在新四军第5师河南部队接应下，通过平汉铁路封锁线。1945年1月，在河南击退日军阻拦，进入鄂豫皖根据地，27日到达湖北大悟山与新四军第5师会合。南下支队经过约4000里的远征战，在大悟山进行休整，2月24日继续南进。2月19日至23日，从黄冈以东分批渡过长江，26日在大冶西南之大田畈，击退日军独立混成第84旅团的追击。 3月13日，一举攻占大幕山，俘伪军200余人。注5706日，攻克崇阳东南之金塘、大源，并协助新四军第5师一部开辟了鄂南抗日根据地。26日，南下支队占领湘北平江，部队改称“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并扩编为6个支队。为避免与第9战区国民党部队的军事摩擦，于4月中旬撤离平江，随即转战于鄂南的通城、崇阳地区，在第5师一部配合下，连克岳阳东南的杨林铺、大汉湖、毛家埔等日伪军据点，全歼伪“和平救国军”第1师，俘伪军600余人。 这次胜利震动鄂南伪军，太平塘地区伪军100余人反正。注571我军逐步打开鄂南抗日局面。5月初，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创立湘鄂赣边区根据地，建立南北枢纽”的指示，成立了湘鄂赣军区，建立了13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开辟了大片新区。7月初，“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由咸宁出发，越过粤汉铁路，向湘南、粤北之间的五岭地区挺进，以完成创立五岭山根据地，打通与华南抗日游击队的联系的任务。8月初，该部队进到衡山以南地区时，因抗战形势发生变化，而改变原定目标，北返鄂豫皖根据地，10月上旬，与新四军第5师再次会合，10月中旬恢复第359旅番号。

南下支队挺进湘鄂赣边，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挺进数千里，转战于陕、晋、豫、鄂、湘、赣、粤等7省，开创了湘鄂赣边抗日根据地，增强了华南敌后抗日力量，同时也付出了较大的代价，其中有一些失误和教训。

南下支队的任务是完成中共中央加强华南抗日力量，开辟五岭抗日根据地， “配合华北华中我军进行对日反攻作战”注572的战略意图，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达到预期目的。其中抗战形势发生变化，日军迅速崩溃，在国共两党面临军事冲突的情况下，部队北返，是客观原因，然而主观上未能坚决坚持向敌占区发展，而在国民党军恢复地区争夺城池，以致造成军事上损失，政治上被动的不利局面，“没有能够更早的向南发展”， “丧失了好几个月一去不返不可再得的时机”。注573如攻打国民党鄂南专署所在地大源及进占平江的战斗等都消耗了较大的军事力量，延缓了南进的宝贵时间。 部队一度陷入“纠缠不止的日益严重的摩擦战争”。注574中共中央也及时指出“在湖南中部不可久留，在此等地方不可能建立稳固根据地”，南下支队“应直达粤北”， “依五岭建立永久根据地”。注575南下支队在实际斗争中认识到只有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坚持向敌占区发展的指示，才能建立稳固的抗日根据地。

三、山东军区对伪军的讨伐

1945年初，原担任山东方面警备骨干的日军第59师团调往上海方面， “山东半岛已无师团”。注576山东军区乘此有利时机，执行毛泽东提出的“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战略任务，积极讨伐伪军，首先消灭阻碍我扩大解放区的荣子恒、赵保原部等主要伪军。

1945年2月初，鲁南军区发动第二次讨伐伪军荣子恒部的作战。伪暂编第10军荣子恒部，于1944年底由临(沂)费(县)边调到泗水县城及其周围地区，以加强津浦铁路沿线守备。2月1日晚，鲁南军区集中主力第3团，费县独立营，尼山独立营和区中队、民兵各一部，进攻泗水城。战前侦知敌城西门守备薄弱，因而选择西门实施爆破，一举突入城内，主力部队进城后，即争夺各要点，直逼伪第10军军部及伪县政府驻地。经一夜激战，将伪军长荣子恒及日军顾问等分别围困于南门城楼上和伪县政府大碉堡内。当晚，攻击部队向被围之敌发起总攻，击毙荣子恒及其参谋长和日军顾问，伪军全部投降。与此同时，我军打退了滋阳(今兖州)、曲阜等地日伪军增援。 此役，共歼敌2600余人，攻克泗水县城及其外围据点10余处注577，威胁津浦路及滋阳敌据点。

胶东军区于2月11日至19日发起讨伐伪军赵保原部战斗。伪“剿共第7路军”赵保原部共1万余人，盘踞于莱阳东南之玩底(今万第)为中心的周围地区，设有坚固防御工事，临近莱阳、即墨日伪军据点，胶东军区集中第13、第14、第16团，北海独立团、东海独立团、军区炮兵营等部共5个团又5个营的兵力，在5万民兵和群众配合下，于12月11日对玩底伪军发起大规模进攻，突破部分伪军防御，初因各部协同不够，未取得较好战果。经撤至外围调整布置后，12日，主攻部队4个团对敌发起总攻，迅速突入伪军阵地，全歼玩底守军5个营。赵保原率其余残部逃往即墨。敌出动驻左村和乔家泊部队增援玩底，被我军歼灭。14日，胶东军区主力部队，攻克左村，歼灭伪军3个团。15日，我军乘胜清扫五龙河两岸残敌，继续扩大战果。至19日，战役结束。 此役，共毙伤伪军团长以下2000余人，俘伪军7300余人，击溃伪军2000人注578，重创伪军赵保原部。

蒙阴是敌伸入鲁中根据地沂蒙山区的孤立据点。为摧毁敌对沂蒙根据地的“扫荡”基地，鲁中军区以第1、第4、第9、第10等4个团，在地方武装一部配合下，于3月8日夜进攻蒙阴。攻击部队采取强攻，连克城东、西、北三关，9日，新泰日军一个中队分左右两路驰援，左路进至城北之墩台，被我阻援部队击退；右路进至石泉庄，遭我伏击，日军伤亡一部，其余逃窜。当晚，我军从东、西、北三面对蒙阴再次发起总攻。突击部队在炮火掩护下，由西门架梯登城，打开突破口，接着各路部队从东、北、南三面突入城垣，经激烈巷战， 至10日晨，全歼守敌，共歼敌1200余人。注579这次战役，我军由于攻城打援密切配合，使强攻取得迅速胜利，此役扫除敌人“扫荡”基地，使沂蒙与泰南连成一片，鲁中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

1945年4月1日，美军在冲绳岛开始登陆。4月6日，苏联废除《苏日中立条约》，欧洲战局对日本更加不利，为紧急应付美、苏作战，4月上旬，日本中国派遣军新的作战方针规定， 将上海附近和山东方面作为其“沿岸战备的重点”。注580为完成此作战意图，日军从华北方面军抽调5个师团兵力到上海和东北，其华北兵力下降。随着精锐部队的减少， 日军被迫采取“缩小警备地域，集中兵力”以实行机动作战的指导方针。注5811945年6月以后，为加强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的守备，敌集中兵力防守北平、天津、济南等中心城市。根据八路军总部5月29日向各大战略单位发出的指示，华北各根据地八路军部队贯彻积极开展攻势，以消灭伪军为主的作战方针，开展了更大规模的夏季攻势作战，以夺取有利于全面出击的阵地。

1945年4月12日，山东军区下达了以胶济铁路东段为重点展开大规模夏季攻势的命令。以破坏敌沿海防御计划，加强胶济铁路南北之联系，扩大全面出击的阵地。

6月上旬，鲁中军区发动讨伐伪军厉文礼部的作战。伪鲁东“和平建国军”厉文礼部共万余人，盘踞在以潍县(今潍坊市)、昌乐、安丘为中心的胶济铁路两侧地区。鲁中军区集中5个团及地方武装一部共万余人，在万余民兵和群众支援下，首先攻取敌核心据点之一的夏坡。夏坡在安丘西南，周围密布大小据点，筑有坚固防御工事，我军采取分割包围各个击破战术，主力分数路插入敌之纵深，攻克夏坡及其周围8个主要据点，并以一部阻击安丘等地出援之敌。6月5日傍晚，各路迅速攻入夏坡，经激战两昼夜，攻克夏坡及周围8个主要据点。与此同时，阻援部队击退安丘出援之敌。8日夜，我军3个主力团北上，进攻昌乐地区张天佐部，歼敌一部。此时，潍县、昌乐、安丘之敌数千同时出援，我军撤出战斗。厉伪残部乘我军北上之际，在日军掩护下，重占夏坡。我北上部队改向夏坡东西两侧发展。17日起，鲁中军区主力分三路再攻夏坡，在我猛烈攻击下，敌伪损失过半，我军再次收复夏坡。24日，我军乘胜下诸城地区，向诸城西北斗鸡台一带伪军展开进攻，歼灭伪军张步云部两个团又一个营。 此役，共歼日伪军7300余人，攻克据点60余处，解放了1700多平方公里的地区。注582这次战役，我军集中主力，对敌主要据点实施分割包围，同时进攻，以机动灵活战术迅速取得胜利。

7月上旬，滨海军区发起讨伐伪军张步云部战斗。伪山东“国民自卫军”第1军张步云部共万余人，盘踞于诸城地区。7月15日，滨海军区以第6、第13团及鲁中军区第1、第12团，共4个团的兵力，分两路，冒雨奔袭相州、双庙，16日拂晓，攻克该两处据点。17日，歼灭张步云主力大部。20日起，我军分两路东渡淮河，继续扩大战果，一路北攻，歼高密伪自卫团一部，一路向南，在诸城以北埠头一带与伪军激战两天，全歼诸城保安队。 至30日，战役胜利结束，共歼伪军5000余人，解放了诸(城)高(密)胶(县)之间2500平方公里的地区。注583胶济铁路以北胶东、渤海两军区连续发起夏季攻势，以策应路南鲁中、滨海两军区的攻势作战。 6月22日至29日，胶东军区以4个团及地方武装一部讨伐盘踞平度以西之敌，攻克台头、谷庄等据点24处，歼敌3400余人。注5847月底，渤海军区在胶东军区一部配合下，对伪军张景月部发起攻势作战。伪第3方面军第6军张景月部共15000余人，盘踞在小清河以南地区。7月30日，渤海军区集中直属团、新兵团、第5军分区基干团及地方武装共7000余人，向敌发起进攻。31日，我军首先清扫外围据点，在民兵5000余人支援下，沿庄挖沟筑墙，构筑碉堡，与敌形成对峙态势。8月4日，我军以炮火猛轰敌外墙工事，4日至11日，连续攻下敌碉堡10余座，突破敌外墙防御。12日，我军向内墙工事发起攻击，用坑道爆破，炸塌庄西北敌内墙碉堡，突入城内，展开巷战。经激烈战斗，打退敌数次突围，迫敌投降。13日，我军乘胜发起总攻，收复据点12处，残敌大部被歼。至此，讨张作战胜利结束。 此役，共歼敌500余人注585，打通了渤海东部与胶东、鲁中的联系。这次战役，我军运用的沟墙封锁、坑道爆破配合火力猛攻，取得攻坚战的胜利。

为配合胶济铁路东段作战，渤海军区从6月上旬起，在小清河以北平原地区积极发动进攻，共歼伪军3400余人， 攻克蒲台、滨县、南皮、沾化、德平、庆云等县城6座注586，孤立敌惠民中心据点。在此期间，鲁南军区部队和鲁中、滨海军区部队各一部，于5月中旬开始，先后发起讨伪作战，收复邳县、郯城、费县等县城，逼近陇海、津浦铁路，威胁徐州。

四、晋察冀军民开辟雁北察南新区

晋察冀军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向雁北、察哈尔、热河及冀东敌占区发展， 扩大解放区”的指示注587， 在1945年2月决定“将主要发展方向放在热辽和雁北地区”，以便开辟察北和东北地区。注5881945年4月，苏联废除《苏日中立条约》，中共晋察冀分局指示各区党组织做好“积极配合苏联作战”的准备。魏宏运主编：《华北抗日根据地纪事》，第510页。尔后，晋察冀八路军，分别进行了开辟雁北、绥东地区及察南、察北地区的雁北作战和察南作战。

5月12日，冀晋军区集中第2、第4、第5军分区共6个团和6个县支队的兵力，发起雁北攻势作战。盘踞于山阴、应县、浑源、广灵和桑干河两岸封锁线上的日军独立混成第3旅团、第4独立警备大队及伪军大同直辖警备队各一部，共9000余人。战役发起后，冀晋军区以第4军分区及4个县支队，向浑源、应县、山阴一线之日伪军展开攻击，25日，连克应县、山阴之间的南泉、茹越口、东安峪、胡峪口等据点，突破应县以南敌人封锁线。尔后，乘势逼退口前、水峪、大营等据点，一度袭入山阴县城。随即向东推进，拔除了北楼口、黄沙口等据点多处。6月25日，彻底摧毁敌西起广武、东至浑源沿长城80公里的封锁线。与此同时，第5军分区部队拔除桑干河南岸敌人一批据点后，即北渡桑干河，向敌纵深进击，先后攻克和收复安家屯等据点多处。尔后乘胜北进，在平绥铁路，炸毁日军火车两列，切断敌交通运输，在同蒲铁路，炸毁磨道河铁桥，一度袭入大同机场。在此期间，第2军分区在繁峙、代县、崞县、五台等地连克义兴、二十里铺、峪口等据点。冀晋军区为扩大战果，以主力一部越过平绥铁路，继续向北发展，在绥东之丰镇、兴和地区，建立了该两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冀晋军区在50多天的连续作战中，共歼灭日伪军1100余人，攻克和逼退日伪据点40余处，扩大解放区5000多平方公里， 解放人口约40万。注589

为控制察南，并向平绥路两侧及察北发展，将冀察、冀晋新解放区连接起来，5月12日至6月30日，冀察军区以第1、第11、第13军分区共6个团和部分县游击支队，进行了察南作战。察南地区驻有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伪华北“绥靖军”，伪满军各一部及伪警察大队，共14000余人，大部盘踞在宣化、怀来、涿鹿、蔚县、涞源等地区。5月12日夜，冀察军区各部向敌发起进攻。第13军分区部队攻克怀安县城及其外围据点及张家口南郊之沈家屯据点。第1军分区主力在地方武装及民兵配合下，收复涞源县城，歼灭日伪军300余人。在此期间，第1军分区以一个团攻击广灵外围据点，连克浮图村、郑家窑等据点16处，围困广灵、第11军分区主力和地方武装，进入涿鹿、怀来地区，对被围之敌连续进行围攻、爆破，并对敌开展政治攻势，攻克和逼退滦庄子、岔道、双树、倒拉咀等据点，威胁涿鹿守敌。6月底，战役胜利结束，共歼灭日伪军670余名，收复怀安、涞源两座县城及其他据点40余处。6月中旬，冀察军区为进一步向北发展，开辟热河西南地区，又集中第12、第13军分区部队，向察北龙关、赤城、崇礼、尚义一线展开攻击，连克永宁城、四海堡、黄花城、龙门所等据点16处，歼敌700余人，将独石口至四海一线之敌全部逼到长城以外，我军顺利进入热河西南地区。7月初，第13军分区一部继续进攻察北日伪军，建立了万全、尚义两县抗日民主政权。 冀察军区部队在两个月的攻势作战中，共歼灭日伪军1900余人，收复县城3座，拔除据点110个，开辟了大片新区，解放人口57万。注590在这次攻势作战中，冀晋八路军部队打破了日伪军由山阴至广灵和在桑干河岸上的封锁线；冀察主力打开了察北、热西、平西的局面，日伪军大部被压缩在张家口及铁路线上。

6月12日，冀热辽军区为开辟热河和辽西地区，集中主力5个团及地方武装一部，分三路北出长城，在热河西部及锦(州)、承(德)铁路以南地区发动了热辽战役。6月27日，西路挺进支队，由古北口附近出长城，向热河西北部进军。7月初，进至隆化西北之围场县以西，御道口以南，大阁镇(今丰宁)以东，凤山以北的广大地区。中路挺进支队，于6月中旬由喜峰口、马兰峪出关，连克敌南天门、孟子岭、人虎岭等据点。至6月底，又攻克平泉以东、凌源以南及赤峰附近地区。 经20多天的连续作战，摧毁了19个“集团部落”注591，解放了100多个村庄。东路挺进支队，由山海关西北之义院口等处出关，向热东和辽西的绥中、朝阳地区推进，攻克敌据点多处。八路军热辽攻势作战，对日伪打击很大。7月中旬，敌集中30000余人对我军实行南北夹攻。7月末，第15、第16军区主力组成的中路和东路挺进支队，粉碎日伪军“扫荡”后返回长城附近。冀热辽军区部队在热河西部、中部及辽宁西南部的攻势作战，是在日军关东军和华北方面军的结合部进行的，使敌大为震惊。我军开辟了锦承铁路南北大片地区，为我军进军东北打开了通道。

图8.1　1944年底，冀热辽根据地不断胜利，军民展开联欢大会

五、新四军创建苏浙皖抗日根据地

华中新四军在一年多的局部反攻作战中获得较大发展，华中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苏南军民开辟了郎(溪)广(德)和长兴外围地区，为建立苏浙皖根据地创造了条件。华中日军在新四军连续打击下已成强弩之末，为挽救覆灭命运、压迫国民政府屈服、防止盟军登陆、加紧对东南沿海一带的控制，1944年9月上旬，攻占温州、福建，控制闽浙沿海地区，以确保其京沪杭三角地带占领区。

9月27日，中共中央要求新四军主力一部渡江南下，发展苏浙皖边及浙江沿海，为收复宁沪杭各大城市创造条件。11月26日，中共中央又指出：新四军 “应以南进发展苏浙皖地区为主要任务，江北兵力应尽可能抽调向南”。注592中共华中局根据上述指示，分析了当前的时局，及时提出“争取时间，迅速完成发展河南，控制中原，与发展东南控制苏浙的任务”，强调华中我军发展的主要方向是向南， 并“由新四军独立担任”向南发展的任务。注593为此，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作了向南发展的战略部署。12月26日，中共华中局要求新四军部队分批南下，“争取江南苏、浙、皖、闽、赣地区”，新四军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发展长江以南地区”，南到浙西天目山、西至黄山山脉及赣东北。对北夺陇海沿线、西取平汉沿线的任务， “只担任配合责任”。注59412月27日，粟裕率领新四军第1师3个主力团及地方干部300余人渡江南下。1945年1月6日到达长兴仰峥岭，与第16旅会合。13日，成立苏浙军区，粟裕为司令员，部队整编为3个纵队，主力向苏浙皖敌后挺进。2月12日，第1纵队按布置向敌后莫干山地区挺进，打击了安吉、梅溪等地出扰日伪军，控制了武康、德清两城，冲破了敌人的拦截，开辟了莫干山地区。3月初，第3纵队第7支队进至广德以南地区，与第1纵队协同作战，完成配合任务，控制了天目山地区。第2纵队主力以四明山为基地逐步向西挺进，以打击和牵制敌人，策应主力部队南进。

新四军第1师南下苏浙皖，经顽强作战，打击了日伪军，完成了发展东南的战略任务，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为全面打击和收复京、沪、杭各大城市创造了条件。

第9章　敌后战场的全面出击

一、晋察冀军区部队进攻大中城市

1945年，敌后战场春夏季攻势作战取得胜利，各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我军经过1944年冬季整训，提高了进行大规模运动战、攻击战的作战水平，为全面打击日伪军，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了必要的准备。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指出“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消灭日本侵略者的时机已经到来，为“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一切不愿意投降的侵略者”， “实行广泛的进攻，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注59510月11日，中共中央两次发出指示，要求各区立即组织主力向日伪进行广泛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占领大小城市及交通要道。朱德总司令也同时命令我军就近限敌投降， 对拒投降之敌予以坚决消灭。注596各根据地军民积极响应中央指示，对被围之敌展开全面出击。

8月11日，晋察冀军区部队向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下村定发出通牒，限其在48小时内令其所属日军缴械投降。日军宣布投降后，我军即以主力11万余人、民兵60余万，向北平、天津、张家口、唐山、承德、山海关等地日伪军展开全面出击，并以一部挺进东北。8月12日，进攻平津方向的冀察、冀中、冀热辽军区6个军分区主力，从东、南、西三面包围北平。8月19日，冀中军区集中第8、第9、第10军分区的主力组成13个团的兵力，以天津为重点，向平津路之杨村至津浦路的唐官屯一线日伪军展开猛烈进攻，一举攻克天津外围据点杨柳青、韩柳墅，占领杨村火车站，一度控制扬村飞机场，切断了平、津之间的铁路交通。主力一部在天津西面、南面进抵市郊与敌激战三昼夜，攻占了陈官屯、唐官屯，一度占领静海县城。我另一部主力在天津以东连克日伪军据点，逼近塘沽附近，天津日伪军处于西、南、北三面包围之中，伪军在我有力打击下，纷纷投降。冀晋、冀中、冀热辽军区连续进攻保定、石家庄、唐山等地，以策应围攻平津部队，先后攻克保定外围北大冉、张登等据点， 袭击保定西关伪“绥靖军”第6集团军司令部，歼灭日伪军1100余人。注597 经连续进攻，扫除石家庄外围据点多处，占领唐山周围克冶、赵各庄等据点，歼伪军2000余人注598，一度攻入唐山。

8月20日，冀察军区第12、第13军分区主力，为配合进攻张家口的部队，向该城的东、南、西三面发动进攻。第12军分区以两个团的兵力，迅速突破日伪军阵地，占领清水河以东市区，控制了车站附近地区。22日，张家口日军夺路东逃，进攻部队乘势攻入市中心，迫使伪“蒙疆司令部”官兵600余人投降，一部向万全方向逃跑，敌突围部分被我全歼。万全城和张家口遂告解放。 是役，共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缴获70余座仓库的弹药物资，俘获伪“蒙疆政府”副主席及伪张家口市市长。注599

冀晋军区部队于8月22日解放集宁，24日攻克阳高，部队一部在商都与苏蒙联军会师。随后，晋察冀军区部队又攻克平绥铁路沿线及附近的宣化、天镇、新保安、怀来、延庆、永宁、龙关、赤城等地。

冀热辽军区主力一部挺进东北，一部分两路向热河挺进，一路于8月中旬向热河承德进攻，先后解放了围场、隆化、丰宁、滦平、兴隆、承德，在承德与苏军会师。 争取伪满热河军管区西南地区伪满军4个团、7个讨伐大队和警察共10000余人起义。注600另一路于8月中旬由喜峰口出长城，向热河平泉、凌源、赤峰、朝阳推进。 在平泉外围解放除伪满军1个旅的武装，连续收复了8座县城，俘日伪军5000余人。注601

图9.1　1945年，八路军政工干部给投降的伪满洲国伪军讲述形势与政策

冀热辽军区向东北挺进的部队分前后两个梯队，前梯队由九门口出关，在绥中与由赤峰南下的苏军等先遣队会师。8月30日，当限令山海关日伪军投降遭拒绝后，我军在苏军炮兵一部掩护下，从南北两翼向日伪军2000余人驻守的山海关城发起猛攻。当晚9时，日军一部北逃，大部被歼。 共毙俘日伪军2000余人注602，缴获大批武器及军用物资。日军盘踞12年之久的长城要隘山海关获得解放。此后，进攻部队沿北宁铁路向锦州、沈阳、吉林挺进。

晋察冀军区部队根据中共中央军委避免与国民党发生摩擦，改变原来作战方针，重点夺取小城市和广大乡村的指示，一面以一部兵力活动于平、津、保、石、唐等各大城市附近和平津、平绥、平汉、北宁、津浦、德石等铁路沿线，威胁敌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一面以大部兵力回师根据地，巩固解放区。

晋察冀部队在8月11日至9月3日的全面出击作战中，共收复28座大中小城市，包围了北平、天津、保定，解放了察哈尔省的全部和河北、辽宁省的一部。

二、晋绥军区部队向日伪军广泛进攻

晋绥军区为贯彻中共中央军委占领太原及其以北之同蒲路，占领归绥及其以东之平绥路的指示，向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积极进攻。8月11日，晋绥军区向区内日伪军发出限令投降的最后通牒。24小时后，晋绥军区分南北两线向敌出击。北线向以归绥为中心的平绥铁路及其两侧展开全面进攻。8月12日至17日，骑兵第2团先后收复平绥铁路以北之陶林、武川县城；第9团、第27团分别攻占了归绥以西平绥铁路的重要车站察素齐、毕克齐和归绥外围据点；绥中游击队占领了归绥市东西两面铁路沿线敌据点。至此，归绥东西之铁路均被切断，归绥守敌陷入四面包围之中。18日，我军主力向归绥市发起总攻，第9团、第24团迅速攻入城内，并将伪蒙军1000人、日军300余人包围于大十字街。此时，国民党晋绥军由包头东进逼近解放区，为避免内战，八路军于当晚撤出归绥。在此期间，独立第2旅第36、第37团，向清水河城发动进攻， 激战一昼夜，全歼伪军1000余人，俘伪军300余人，解放了清水河城。注603第5军分区部队占领右玉及朔县两城，周围据点敌人闻风而逃。我军乘势收复各据点，同蒲铁路被我切断，晋绥与晋察两根据地连接起来。尔后，北线部队重点向敌中小城市展开攻击。独立第2旅第32团及第36团分别攻克左云县城和林格尔。至此，北线日伪军被压缩到大同及其以北一线。

北线全面出击展开后，南线部队向太原及汾离公路线日伪军发动全面进攻。第8军分区部队在晋察冀军区和太行军区部队各一部的配合下，分三路向太原市日伪军发起猛烈进攻。8月15日至19日，先后收复太原市外围据点古交、河口、石千峰、陈家峪、恩西村、皇后园及汾阳附近的协和堡，并一度攻入太原市以南的晋源县城，对太原市形成包围，第6军分区部队为配合对太原市的进攻，向南起忻县、北至宁武的同蒲路东西两侧敌据点展开积极进攻，15日至19日，连续攻克忻县外围据点奇村、合索及忻县以北重要车站，并连克忻口镇、宁武以南的贾庄，楼板寨、朔县东南的大涂臬及静乐外围强固据点西马坊、介桥，直逼静乐城。与此同时，晋冀鲁豫军区部队逼近太原以南，太原陷入我军四面包围之中，8月31日，我军向太汾公路文水城伪军发动强攻。次日，攻城部队在山炮猛烈火力掩护下，竖梯登城，向敌发起冲击，一举突入城内，经激烈巷战， 当晚胜利结束战斗，共毙伪县长以下150余人，俘伪保安副司令以下官兵600余人注604，解放了文水城。9月4日，第358旅渡过黄河，分别进攻柳林、离石。5日，收复柳林镇；9日，攻克离石；12日，收复静乐县城。晋绥军区部队在8月、9月的全面出击中，共毙日伪军16000余人，俘日伪军5100余人，收复了离石、文水、静乐、神池、朔县、平鲁、清水河、左云、右玉、和林格尔、武川、陶林等10余座县城及大批村镇，解放了北起左云、右玉，南至离石的西北广大地区。

三、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向日伪军全面出击

晋冀鲁豫边区部队于8月13日开始展开全面出击。太行军区以第7、第8军分区8个主力团组成道清支队，向道清路进击；以7个团组成西进部队，向西挺进；以第2军分区主力向榆次、太谷逼近；以第1、第5、第6军分区向平汉铁路西侧进击。8月14日，道清支队包围博爱，向日伪军发出通牒，敌顽固抵抗，拒不投降。 16日晚我军发起攻击，全歼日军千岛中队及伪军800余人。注605随后又先后攻克辉县、获嘉两城，切断道清铁路。8月底，连续攻占武陟、温县。9月初，全歼焦作伪兴亚巡抚军队及矿井队1000余人，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主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49页。并解放了修武、沁阳等县城。至此，我军收复黄河北岸大部重要渡口。在此期间，太行第3、第4军分区部队先后攻克潞城、襄垣两县城，并收复白晋线多处据点，切断白晋铁路。沿平汉铁路西侧进攻的太行第1、第5、第6军分区部队，8月20日、21日相继攻克昔阳、赞皇两县城，及沿线敌重要据点50余处，并破坏了平汉铁路线石家庄、元氏段及其他铁路支线。太行第2军分区在正太铁路以南地区向日伪军展开进攻，收得站尚、马坊、长凝、范村等据点，逼近榆次、太谷，策应晋绥军区部队攻取太原市。

8月20日，太岳军区主力兵团，到达平遥东南之东泉镇地区。破击同蒲路、平遥、介休段，攻克邢村及张美镇据点，配合晋绥军区部队进攻太原。同时，太岳军区第1、第3、第4等军分区部队，在当地群众武装配合下，先后扫除同蒲铁路沿线灵石、霍县、赵城、洪洞、绛县等县城的外围据点，并切断了介休至临汾段的铁路交通。 8月13日，太岳军区第5军分区部队攻占运城盐池，全歼伪军4个中队。注606 16日，收复夏县，歼日伪军300余人。注607 17日，攻克平陆县城及其以东的黄河重要渡口茅津渡，歼伪日军700余人。注6088月29日，第4军分区部队收复垣曲。

冀鲁豫军区部队以第1军分区部队配合山东军区部队围攻济南，其余组成中、南、北3路军，向日伪军展开进攻。于8月19日中路军第1纵队包围延津县城， 经一夜激战，全歼守敌1500余人。注60921日，攻占阳武(今原阳)，切断新汴铁路。 第2纵队强攻封丘县城，全歼日军1个小队及伪军共2000余人。注610第3纵队于21日进至长垣以南鲁岗地区，进攻陇海铁路北侧地区日伪军。与此同时，南路军进至开封东南之陈留地区，并切断了郑州至开封段的陇海铁路，对开封形成包围之势。在此期间，北路军第1、第2、第3、第4、第5梯队向平汉铁路东侧地区展开进攻。8月22日，连克平乡、鸡泽、曲周、广平等县城；第6梯队向德石铁路进攻，先后收复冀县、武邑、景县，切断德石铁路交通。第1军分区部队于8月14日至21日，先后攻克东阿、平阴、肥城3县县城。第8、第9、第10、第11等军分区部队于8月15日至20日，先后收复沛县、鱼台及鄄城等县城，并攻占陇海铁路之黄口和李庄车站，切断陇海铁路。

冀南军区部队对运河以东伪军展开进攻。8月28日，攻克清平县城。8月31日，进攻临清城。经激战攻城部队突入城内，守城伪军乘雨夜出城，大部被歼。 此役共俘伪山东保安第32旅旅长、伪40旅旅长以下2000余人。注611临清伪军被歼后，驻守城东胡里庄、刘家庄一带伪军1000余人闻风而逃。

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在8月11日至9月20日的出击作战中，共歼灭日伪军50000余人，收复县城59座，攻克伪军据点数百处。 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全区面积达18万平方公里，人口2400余万，军队近30万人，民兵40万人。注612

四、山东军区部队向日伪军全面出击

8月11日，山东军区将主力与基干部队编成山东野战兵团，共8个师、12个警备旅和1个海军支队，并动员了10万民兵组成数十个临时脱离生产的“子弟兵团”，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动员了10万民工，组成支前大军，保证前线运输。全区广泛开展动员参军，支援前线和维持后方治安等项工作。山东军区一面向日伪军发出通牒，令其停止一切抵抗，无条件投降；一面以5路大军向日伪展开全面进攻。以鲁中军区部队组成的第1路大军，向济南及胶济铁路西段、津浦铁路济南至兖州段沿线日伪军展开进攻。8月19日，一举攻占临朐县城。23日，解放军事要点莱芜，重要矿区博山及胶济铁路之益都。25日，解放临川县城。26日、28日，先后攻占胶济铁路之章丘、周村，切断了胶济铁路西段多处的交通。31日，攻克新泰。 鲁中军区在连续攻城作战中，歼日伪军一部，俘伪军5000余人注613，乘胜逼近济南城郊。

以滨海军区部队组成的第2路大军，分南北两线，向陇海铁路东段沿线和胶济铁路东段沿线日伪军进攻。南线部队于8月21日解放赣榆、青口，切断了陇海铁路，逼近了海州、新浦和连云港，控制了南起新浦北至日照一带的海岸，与新四军进攻部队配合，对海州、连云港形成南北夹击态势。北线部队于8月19日至22日攻克胶济铁路重镇胶县，俘伪军2000余人，迫使伪军700余人缴械投降。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主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45页。胶县的解放，使滨海区与胶东联系起来。在我军强大攻势下，守敌弃城而逃。9月5日，驻诸城日军向高密收缩，留伪军张步云军部以下4000余人防守。滨海军区第1师趁日军撤退之机，乘夜向诸城发起进攻。6日晨，向伪军发出通牒，限其投降。 当晚，向拒降伪军发起总攻，迅速占领全城，毙伤伪军300余人，俘伪军2100余人。注6149月8日，驻日照日伪军慌忙撤出。至此，滨海区北部除诸城东南的泊儿镇外，全部解放。9月10日，滨海军区部队和鲁中军区各一部，以2000公斤炸药炸开临沂坚固的城墙，突击部队从十余米宽的缺口处迅速攻入城内，经激烈巷战， 至11日晨，歼灭伪军2000余人注615，解放临沂县城，至此，鲁南、鲁中、滨海三个根据地连成一片。

以胶东军区部队组成的第3路大军，向胶济铁路东段沿线及沿海各城市的日伪军展开进攻。8月17日，解放胶济铁路线之福山。20日，攻克沿海重镇龙口。21日，连克黄县、招远、莱阳等地。24日，解放重要商港烟台市。从而使胶东半岛东海、北海地区全部获得解放。 26日，攻克即墨城，俘伪军3000余人注616，突破崂山防线，向青岛市郊进逼。胶东军区部队攻克招远、莱阳县城后，该两城伪军残部先后逃入平度县城。9月1日，掖县伪军亦退到该城。此时，平度城内共有伪军6000余人、日军600余人。为肃清聚集该地伪军，胶东军区发动了平度作战。以第5师及警备第5旅组成两个梯队，于9月7日向平度城发动进攻，迅速占领了东西两关。8日，日军逃往高密，攻城部队突入城内与伪军展开激战。

至10日晨，全歼守军，计毙伤伪军700余人， 俘伪军5000余人注617，摧毁了胶东腹地最后一个日伪重要堡垒，解放了平度县城。至此，胶东半岛除青岛、即墨外，全部获得解放。

以渤海军区部队组成的第4路大军，向津浦铁路济南至沧县段及胶济铁路西段沿线的日伪军发起进攻。8月17日，攻克寿光县城。19日，解放临邑县城。20日，连克高苑、桓台、博兴、广绕、昌邑等5个县城。21日，攻占长山县城。22日，攻克阳信及津浦铁路沿线之吴桥县城，威胁德州以北铁路交通。23日，攻占临淄县城及辛店、淄河等车站，切断了胶济铁路西段交通，从东北方向逼近济南城郊。渤海军区部队在连续作战中，共歼灭日伪军4800余人。至9月上旬，渤海军区部队又连克邹平、青城、齐东、济阳、惠民、宁津、盐山等县城。9月10日，进攻部队在惠阳、阳信、滨县、青城四县边区，包围伪“皇协护民军”4000余人，歼灭其大部。9月13日，渤海军区主力一部发起无棣作战，将伪武定道“皇协军”6000余人包围于无棣城内，17日夜，攻城部队发起总攻，一举突入城内，毙伤日伪军1000余人，击毙伪“皇协军”司令， 俘副司令以下5000余人。注618在此期间，渤海军区主力另一部发起了西河作战，从9月5日，主力部队包围该城，在地方部队和广大民兵配合下，挖掘封锁沟，构筑围城工事，对敌实施围困，同时展开政治攻势，经21天的围困，敌军心动摇，我军乘其内部混乱，精神疲惫，于26日发起总攻，一举突入城内，全歼守军，除毙伤者外， 俘伪军旅长、团长以下4500余人。注619至此，渤海腹地县城均获解放。

以鲁南军区部队组成的第5路大军，向津浦铁路徐州至兖州段沿线之日军展开进攻。8月18日，攻克兖州以南之官庄车站，切断津浦铁路交通。19日，攻克泗水。25日，攻克台儿庄，从东北方向直逼徐州。9月8日，攻克徐州外围孤立据点峄县，威胁徐州。

山东军区的全面出击，共歼灭日伪军60000余人，解放了县城46座，攻克烟台、威海卫等沿海城市和港口6处，攻占火车站35处，切断了胶济、津浦、陇海等铁路，对济南、青岛、徐州、连云港形成包围之势。

五、新四军各部队的全面出击

新四军各部队根据中共中央和华中局指示，在全面出击前，进行了紧急动员和组织工作，在华中解放区广大人民的支援下，向日伪军展开了全面进攻。

在长江以南，苏浙军区部队主力在地方武装、民兵的配合下，分路向日伪军发起进攻，先后攻克东坝、定埠、固城、曹塘、狸头桥、梅渚等市镇，歼灭伪军两个团。8月19日，又连克溧阳、溧水、金坛、长兴等县城。23日，攻克句容、安吉县城。24日，解放宜兴县城。25日，收复郎溪县城。28日，连克高淳、广德两县城。 在此期间，连续收复张渚、戴埠、南渡、天王寺等大小据点100余处。注620浙东游击纵队在宁波近郊连克江桥、西城桥及三北地区之周巷、浒山、观海卫、庵东等市镇数十个。皖江军区部队沿铜陵、繁昌向东北方向推进，一度攻入芜湖市区。尔后，进攻淮南铁路南段之日伪军，收复裕溪口、沈家巷、铜城闸、东关等地，并解放了巢县以南广大地区。

在长江以北，第4师兼淮北军区部队攻克宿县西南之孙疃集，迫使五河东北之双沟镇守敌全部投降。注621宿迁、泗县、泗阳守敌惊慌而逃，我军于8月18日、19日乘势收复该三座县城。24日，攻占五河县城。29日，收复永城。接着，淮北军区部队先后攻克灵璧、萧县两县城及时村、永安集、灰古集据点，歼伪军支队司令以下4000余人。 并争取了伪第18师全部4000余人投诚。注622淮南军区部队8月中旬进占定远、盱眙、来安三县城。20日，收复天长、六合两县城，并积极出击津浦铁路、淮南铁路沿线据点，连克张八岭、施家郢、三界镇及下塘集、朱巷、炉桥等地，争取了南京外围的伪警卫第3师全部投诚。尔后，主力一部进逼蚌埠南郊。9月至10月，新四军第2师、第4师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民兵协同作战，对津浦铁路徐州至宿县段，滁县至浦口段，展开大破击，攻占曹村、夹沟、四堡、符离集、乌衣等车站，使该两段铁路完全破坏。

第3师兼苏北军区部队攻克沭阳、涟水两县城，随后，新四军第3师在苏北地方武装和民兵配合下，发起两淮战役。8月27日，第3师一部与苏北地方武装向淮阴外围敌据点发动进攻，至29日扫清外围据点，包围了淮阴城。9月6日，攻击部队在守城伪军拒降后发起总攻，攻城部队突入城内，与敌展开激战，全歼伪军8300余人。收复淮阴后，我军乘胜南进，包围了水陆交通枢纽淮安城。9月22日，攻击部队在炮火掩护下，向淮安城发起猛攻，我军迅速攻入城内，对敌实施分割包围，激战终日， 全歼伪军4000余人，解放了淮安城。两淮战役共歼灭伪军14000余人注623，控制了苏中、苏北、淮南、淮北之间的枢纽地区。

苏中军区部队连续攻克三垛、河口等城镇，并攻入黄桥、姜堰，收复芦庄，迫使掘港、马塘及扬中之日伪军惊慌撤退，于8月19日收复扬中。 23日解放宝应县城，俘伪军2000人。注624 9月1日攻占兴化县城，全歼伪军师长以下5000余人。注625此役震动兴化周围伪军，苏中军区部队乘敌恐慌之际连续收复东台、靖江、海门、启东等县城及湖垛、拼茶、丰利等重要市镇，并先后攻克泰兴、如皋县城及海安、安丰、白蒲、林梓、大中集等重要据点。

第5师兼鄂豫皖湘赣军区部队，于8月中旬向附近日伪军发出限令投降的通牒后，即对拒降之敌展开全面出击，攻克日伪据点多处。

河南军区以主力一部组成陇海支队和平汉支队，分别向该两铁路之日伪军发起进攻。先后攻占密县、登封两县城及偃师东南之回廓镇和大金店、顺店等日伪军据点多处。

华中解放区军民在全面出击中取得了重大胜利，共计收复县城30余座、重要市镇400余个，歼灭日伪军20000余人，解放区人口达到4300余万， 新四军部队发展到31万人、民兵80余万人，注626使苏中、苏北、淮南、淮北解放区基本连成一片。

六、华南各抗日游击队的全面出击

中共广东区党委接到朱德总司令关于粤汉路、广九路、潮汕路两侧之我军向敌大举进攻的命令，立即指示各部队集中兵力，动员民兵，向日伪军进行全面反攻，切断敌交通线，包围敌占据点，解除日伪武装和收缴其物资。华南各游击队立即紧急动员，向日伪军展开全面进攻。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集中主力分几路向广九铁路和潮汕铁路沿线、东江沿江及沿海地区日伪军全面出击。8月13日，我广九路路西部队包围宝安以北之北栅据点，歼灭伪军1个连。17日，收复宝(安)太(平)线之重要据点西乡、固成、包围宝安县城。20日，解放广九铁路重镇深圳，伪宝安县长、第三区区长及伪县警全部投降。同时，解放东莞三厚街，解除伪联防队的武装。广九路路东部队于8月11日进攻惠阳之平海镇，一举收复该镇。20日，解放惠阳之田察。21日，攻占港九地区的长洲岛和大屿山，迫使日本宪兵队和伪自卫队投降。22日，包围增城。23日解放重镇沙关角。9月8日，继收复白花、平海、暗街据点后，又向稔山日伪军发动进攻，歼灭伪军大部，收复稔山，至此稔平半岛全部解放。

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珠江纵队)挺进思(平)、开(平)平原，向恩开公路沿线日伪军展开攻击。

广东南路人民解放军在雷州半岛向日伪军全面出击。主力一部在当地民兵配合下，围攻遂溪日伪军飞机场。我军攻入机场后，打开机场仓库，缴获机关炮、重机枪、步枪及大批弹药、物资。

广东省琼崖人民抗日游击队独立纵队(琼崖纵队)，向日伪军展开进攻。各支队从五指山分头出击，在当地人民武装和群众支援下，取得彻底的胜利，先后攻克县城两座，解放大小市镇180余处，建立了遍及全岛16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解放人口达100多万，主力军发展到5个支队共7700余人， 各县区地方人民武装2000余人。注627

小结

1944年敌后战场，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分别在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开展大规模的攻势作战，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局部反攻。自1944年春至1945年夏连续发动5次攻势，予敌沉重打击，巩固和扩大了解放区。敌后军民在攻势作战中，共歼灭日伪军47万余人，攻克城市70余座，收复国土32万平方公里，在战略上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有力地支援了同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敌后战场局部反攻取得重大胜利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重大变化；二是中国抗日战争形势的顺利发展；三是敌后战场抗日力量的日益壮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利用上述有利因素，适时展开攻势作战，采取内线与外线结合战术，取得局部反攻的重大胜利，为全面出击和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做了必要的准备。

1945年8月9日至9月2日，敌后战场各根据地军民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挥下，向日伪军开展了全面出击，随后又继续消灭拒降之敌。至年底，共歼灭日军13700余人，伪军385000余人，收复县以上城市250多座，切断平绥、北宁、同蒲、平汉、津浦、正太、德石、胶洛、陇海、广九等铁路线，取得了全面出击的重大胜利，为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三部分　抗日战争的胜利

第10章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展

一、苏联的战略大反攻与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

斯大林格勒战役后，苏德战场上的军事行动主动权转移至苏联红军手中，但是 “德国侵略者还在疯狂抵抗，进行反扑，企图守住防线，并可能进行新的冒险”。注628他们策划在1943年夏季对部署在苏联中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内的苏军集团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企图夺回战略主动权，使战局发生对他们有利的转变。为了实施这一战役，希特勒孤注一掷，调来了战斗力最强的兵团——50个精锐师，其中包括16个坦克和摩托化师。结果在持续两个月的库尔斯克会战中，德军遭受了毁灭性的失败。苏联红军共歼灭了德军30个师，其中包括7个坦克师，德国陆军部队损失50多万人、1500多辆坦克，3000多门火炮，3500多架作战飞机， 迫使希特勒在整个苏德战场上完全转入了战略防御。注629在此后的5个多月中，苏联红军通过秋季攻势又击溃了敌军118个师，为进行新的大规模进攻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4年初，苏联红军开始了战略大反攻，通过诺夫哥罗德战役、克里米亚战役和科尔松—谢甫琴科夫斯基战役等被称为“十次打击”的主要战役，解放了列宁格勒，收复了第聂伯河岸的乌克兰地区，逼近罗马尼亚边界，解放了克里米亚和敖德萨。同年5月，苏联红军根据最高统帅部的战略追击方针，越过国境，攻入德国法西斯占领的其他欧洲国家。7月，苏军解放了白俄罗斯，进入了波兰领土，8月，苏军解放了西乌克兰，逼近捷克斯洛伐克边境。9月、10月间，苏军解放了波罗的海东岸的大部分地区。苏联红军的战略大反攻，不仅收复了被德国侵占的国土，而且有力地配合了欧洲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武装斗争，为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苏联红军的越境作战，“已使人毫不怀疑，希特勒德国正走向不可避免的崩溃，苏联能够单独地依靠自己的力量，彻底打败希特勒德国并解放整个欧洲”。正是这一点促使盟国 “终于在1944年6月‘匆促’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注630

从战略上看，英美两国在苏德战争进入第三阶段的关键时刻，在欧洲开辟它们向苏联允诺的第二战场，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可是在危急之际，丘吉尔、罗斯福却改变了初衷。

丘吉尔主张在北非大陆作战，以代替第二战场。“丘吉尔‘深谋远虑’是期待苏联和德国两败俱伤，其间，由北非经过西西里岛进攻意大利，以便将来侵入多瑙河流域和巴尔干半岛，把这一地区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罗斯福也是把北非作战当作 “总统胸中的秘策”。注631尽管后来斯大林再三催促英美尽早开辟第二战场，却因盟军以种种借口，一再迁延。当苏联的威信日益提高，未来的欧洲格局对其不利时，英美才重又考虑开辟第二战场。1944年初开始，美英政府着手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准备工作。5月中旬，盟军对被称为“霸王”行动计划的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准备工作，作了最后一次审查。“霸王”作战计划规定：盟军在法国西北部夺取登陆场，占领那里的港口，保障盟军的主力部队登陆；再向东进攻，占领法国西北部；然后与在法国南部登陆的美英部队协同发起新的进攻，切断法国西南部德军的退路，突破齐格菲防线，肃清莱茵河以西地区的敌军， 并强渡莱茵河，向德国内地进攻。注632美英经协商决定，任命美国艾森豪威尔将军为盟军最高司令官，指挥进攻欧洲大陆的海陆空三军，英国的泰德空军上将担任最高副司令官，蒙哥马利任英军地面部队司令，布莱德雷任美军地面部队司令，英国的拉姆齐任海军总司令，利•马洛里任空军总司令，美国的史密斯任参谋长。

盟军司令部经过权衡利弊，把在欧洲的登陆场选择在法国西北部塞纳湾的诺曼底地区。在这一地区登陆，对盟军的有利条件较多：德军统帅部判断盟军必定在加来海峡沿岸登陆，因此诺曼底是德军西线防御的薄弱地区，盟军比较容易突破。同时塞纳湾内的登陆地段离英国海空基地不远，便于战略物资的运输。 这样，既可以使盟军确保制空权和制海权，又可以保障盟军在西欧顺利发展进攻，牢牢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注633盟军准备投入“霸王”战役的陆海空三军总兵力达287万多人，包括6500余艘战斗舰艇和运输船只，约11000架作战飞机， 2300架运输机以及近2600架滑翔机。注634

由于德军统帅部的错误判断，忽视了诺曼底地区的防御，只部署了9个步兵师和1个坦克师，空军也仅有500架飞机，用以对付盟军“可能”进行的“牵制性进攻”。同时希特勒仅以遥控的方式在伯希特斯加登指挥整个西线作战，所有这些，都使德国军队在西线防御作战中陷入了被动的境地。

1944年6月6日，目标在于开辟“第二战场”的“霸王”行动正式开始。盟军登陆部队势如破竹，未遇德军强有力抵抗，顺利渡过英吉利海峡，并很快与空降部队会合，突破了希特勒西线防御，为“霸王”计划的实现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美英联军在诺曼底登陆后的一周中，不仅巩固了登陆阵地，而且开辟了一个正面宽约80公里、纵深17公里的统一登陆场。盟军数十万登陆部队，数万辆汽车和无数战略物资源源不断越过海峡运往诺曼底地区，初步建立了第一个大反攻基地。

德军统帅部为了摆脱被动地位，向诺曼底地区增调了3个师的兵力，并且向盟军发起猛烈反击，但始终未能夺回被盟军占领的登陆场。德军统帅部为了阻止盟军向法国北部推进，还首次使用新式武器V-1飞弹，轰炸英伦三岛，妄图转移盟军作战目标。 V-1式飞弹的使用，使英国蒙遭巨大损失，伦敦25000幢房屋被炸毁6000人丧命。注635德军统帅部转移作战目标的图谋，未能阻止盟军在法国西北部的攻势，到7月初，在诺曼底的盟军总兵力已达100万人。

盟军扩大登陆场的进攻作战打得也很艰难。7月中旬，蒙哥马利指挥的英加军队攻打冈城的战斗，是西线战役中最大的一次坦克进攻战。盟军动用了2000架轰炸机，向敌人阵地投下了7000吨左右的炸弹，英加军队4个步兵师、3个装甲师激战3天，付出了重大的代价才占冈城。由于盟军掌握了制空权和制海权，在兵力上占绝对优势，处于战争的主动地位，终于在7月24日胜利完成了诺曼底登陆。

在一个多月的登陆作战中，盟军付出了重大代价，损失兵力122000人 (其中英国和加拿大49000人，美国73000人)注636， 盟军击毙、打伤和俘虏德军113000人，击毁2117辆坦克和345架飞机。注637

在盟军登陆作战过程中，法国人民以反对德国法西斯占领的实际行动，使德军在法国北部后勤供应遭到严重破坏，有效地配合美英盟军的登陆作战。

盟军在诺曼底的登陆作战，是西欧第二战场正式开辟的标志。第二战场的开辟，牵制了法西斯德军大批兵力，支持了苏军在欧洲战场的战略反攻，鼓舞了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斗志，促进了德国法西斯的垮台。欧洲各国人民纷纷举行武装起义，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希腊等国人民先后取得了独立和解放。1945年4月，意大利人民的武装起义，加速了意大利法西斯的灭亡，墨索里尼被送上了历史的断头台，法西斯德国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二、雅尔塔会议和雅尔塔密约

1942年8月，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William Averell Harriman）拜会斯大林，转达了美国政府希望苏联早日参加对日战争的请求。斯大林当时明确表示：日本在历史上就是俄国的敌人，日本的彻底失败对苏联来说具有重大意义。但在打败纳粹德国前，苏联不可能亦无条件对日本开战。但实际上，“斯大林几乎每天都关心日本的动静及其所有的情报，并要求总参每次都作出最详细的报告。我们注意到，甚至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并遭到失败而转入防御时，它也没有减少在满洲和朝鲜的军队（相反，还经常有所增加）。 清除远东的战争策源地对苏联来说是国家和民族的头等大事（之一）”。注638斯大林一再强调：“在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苏德战场各方面军作战的同时，我们任何时候都没有忘记远东。 我还可以说得更明白一点：在同德国法西斯侵略者作战的危急关头，我们更加倍地注意着日本。”注639

1942年，苏军总参谋部专门设置了负责远东军事事务的副总参谋长一职。在总参作战部内亦设立了由少将级军官领导的远东处。1943年6月，远东处处长被调往苏军远东方面军任副参谋长，以具体了解、熟悉苏日前线态势和状况。同时，苏军远东方面军副参谋长接替远东处处长一职，以使总参能够把握住远东的具体情况和特点。 同期，苏军还把在西线经过实战锻炼的将领调往远东，出任远东方面军领导，以备不测之需，并将远东方面军司令员等调往西线，经受实战锻炼与考验，以备未来之用。注640

在1943年11月底举行的德黑兰会议上，美、苏、英三国首脑最终达成了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具体协议。会上，斯大林也代表苏联政府坚定承诺：在打败希特勒德国后，苏联将转战东线，参加对日战争，彻底打败日本。会前，罗斯福还向斯大林通报了开罗会议内容，并将开罗宣言文本交给斯大林看。斯大林对于开罗宣言始终抱“完全同意”的态度，认为“朝鲜独立，满洲、台湾、澎湖交还中国，均是正当办法”。罗斯福自德黑兰回到华盛顿后，还在一次太平洋战事会议上宣布： “琉球应归中国，已得斯大林完全同意。”注641

由于得到斯大林在欧战结束后半年内参加对日作战的承诺，中国战场的地位大大下降。随着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上的胜利和中国军队在豫湘桂作战中的溃败，美国军方愈加看轻中国战场。史迪威事件使中美关系出现严重危机，尽管美国政府屈从了蒋介石的意愿而将史迪威解职，但对于美国来说，中国战场的军事价值已经基本丧失。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迅速进展，美国军方预计，如果美军投入收复中国战场和攻占日本本土的作战，伤亡人数将会超过100万。为了避免美国人的生命牺牲，美国一方面决定采取空中轰炸的方式，同时希望苏联能够迅速出兵，击败日本陆军的主力——关东军。

1944年9月底的一天，当苏军总参作战部部长什捷缅科向斯大林作完每日的例行汇报后，斯大林明确指示他：要做好在远东集结兵力的计划，并计算好这些部队的运输及其所需要的保障。斯大林接着说： “看来很快就需要这些计算资料了。”注642苏军总参谋部在10月初完成了这些计划。 同年10月中旬，丘吉尔与艾登飞抵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以协调双方在未来雅尔塔会议上的立场。注643斯大林向丘吉尔表明：一、苏联政府再次确认在打败纳粹德国3个月之后对日本开战的义务。二、苏联需要3个月的准备期限，并且在3个月内可以做好准备。但希望盟国可以充分利用苏联的太平洋港口，帮助苏联在远东储备2～3个月使用的燃料、粮食和运输工具（主要是汽车的储备，以减少苏军移师东线的运输量，也可以保证苏军如期投入战斗）。 丘吉尔认同斯大林的理由，并承担了提供部分储备物资的义务。注644

图10.1　英国首相丘吉尔、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苏联领袖斯大林出席雅尔塔会议

几经磋商，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于1945年2月4日至11日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里瓦几亚宫召开三国首脑会议，商讨迅速结束战争的有关事宜。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会议上，讨论通过了关于击败德国、德国的占领与管制、消灭德国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惩办战犯等问题的决议。关于德国赔偿问题，会上没有达成协议，遂决定成立专门委员会进行讨论。

雅尔塔会议接受了敦巴顿橡树园会议草拟的联合国组织方案，“三国同意于本年4月25日在旧金山举行联合国会议”，确认 “中国及法国政府将被邀与美英苏三国政府会商并共同召集此一会议”。注645中国在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再次得到了确认。

会议期间，罗斯福和斯大林单独讨论了远东对日作战问题。美国鉴于太平洋战场上的对日作战中伤亡很大，为了减轻压力，渴望苏联尽快参战。可是“斯大林告诉罗斯福，如果他的条件不能满足，便很难向俄国人民解释为什么他们必须去同日本作战。他说，俄国人民都清楚地理解他们必须同德国人打仗，以捍卫他们祖国本身的生存，但是他们都看不出有来自日本人的这种威胁。”又说： “如果能满足必要的政治条件，那便不难由他向最高苏维埃和人民作出解释，他们与远东战争攸关的利害正是什么。”注646

2月8日下午，罗斯福和斯大林就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举行会谈。会上，斯大林提出了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美英两国首脑同意了苏联提出的参战条件，并于1945年2月11日由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联名签署了《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之协定》（雅尔塔协定）：

苏联、美国及英国三强领袖兹经协议，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事结束后之2或3个月内，在下列条件下，苏联应即参与盟国方面对日本作战：

一、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现状应予维持。

二、因日本在1904年之侵攻致受损害之俄国原享权益应予恢复，是即：

甲、库页岛南部及其附属岛屿将交还苏联。

乙、大连商港将改建为国际港口，并保障苏联在该港口内之各项特殊权益，且恢复苏联对旅顺港海军基地之租借。

丙、中东铁路以及通往大连之南满铁路，将由中国及苏联合组之机构共同经营。三国了解，苏联之特别权益将予保障，而中国将继续保持在满洲之完整主权。

三、千岛群岛将交予苏联。三国了解，对上述有关外蒙古及海港与铁路之协议，尚待蒋介石委员长予以同意。在斯大林元帅之建议下，罗斯福总统将设法取得此项同意。

三强领袖经已协议，在战败日本之后，苏联之此等要求应毫无疑问地予以满足。

在苏联方面，则表示愿与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友好同盟条约，俾得以武力协助中国自日本之蹂躏下获得解放。注647

罗斯福为争取苏联尽早参加对日作战，同意了斯大林的要求。双方还约定，有关内容暂时对中国“保密”。雅尔塔会议的召开，虽然对推进反法西斯战争起了积极作用，但苏美两国在中国未参加的情况下，以中国的领土主权作讨价还价的筹码，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光彩记录。

两个月后，苏联红军在英美联军的配合下完成了对柏林的包围，希特勒搜罗几十万军队，企图在柏林作最后挣扎。但在苏联红军的强大攻势下，柏林德军于5月2日全部投降。5月8日，德国正式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

5月23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霍普金斯前往莫斯科，同斯大林就敦促苏联参加对日战争及战后苏美继续合作问题进行会谈。5月28日，斯大林在与霍普金斯的会谈中表示，苏联对日参战的时间不迟于8月8日，但苏联最终能否参加对日作战，还取决于中国方面是否愿意接受雅尔塔会议上所作的建议。斯大林表示希望在7月1日前见到中国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以便中苏两国政府直接谈判。同时盼望美国向蒋介石提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要求美国方面压迫中国，接受美苏在雅尔塔会议上所作的严重损害中国利益的秘密协议。斯大林在会谈中，还对美国明确表示，“将尽最大努力来促进中国在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他认为“没有一个共产党领袖是那么强有力而足以统一中国”。他并特别地表明：“美国是唯一有办法在经济上对战后中国进行援助的国家。”斯大林关于中国及远东问题上的态度， 使美国“很受鼓舞”注648，对战后中国政局的演变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实际上，早在协定签订前的2月5日，美国代理国务卿格鲁就在华盛顿致电在雅尔塔的美国国务卿斯退汀纽斯，声称： “蒋委员长及宋子文已经通知赫尔利，苏联政府已同意以蒋委员长私人代表身份接待宋子文，为时在二月底或在三月初。谈判范围将包括建立密切关系，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中苏在韩境及满洲之关系，战后经济问题及中苏边界问题等。”注649而此时的中国政府并不知道美苏英三国正在密议损害中国战后利益的《雅尔塔协定》。抗战胜利之初，国民政府依然是想利用国际力量来制衡苏联、制约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此时的中国虽然是四强之一，但真正的国际地位事实上很低。《雅尔塔密约》则体现出中国国家利益再次被出卖的窘境。

根据王永祥的研究，斯大林和罗斯福有约在先，“何时通知中国知晓《雅尔塔密约》内容，由苏联决定”。 因此，罗斯福回到美国后将该密约一直锁在白宫的保险柜里，连副总统杜鲁门也不知道。注650但中国政府也耳闻三国瞒着中国达成了某种协议，蒋介石估计协议内容涉及东三省，因此非常担心。因为居里曾于1942年8月在重庆告知蒋介石： “华盛顿一部分人之感想，以为中国东北应作为战后日俄两国间之缓冲国，盖华盛顿之印象，已有不将中国东北认为中国一部分者。”注6514月15日，宋子文在华盛顿同霍普金斯谈话后，报告蒋介石： “关于苏联问题，霍谓在雅尔塔会议，史达林（斯大林）从未对东三省有何要求，仅对旅顺及中东路恢复苏联权益二点，盼与我方商定办法。外传苏联欲得东三省，实无其事。”注652

最先将《雅尔塔协定》内容透露给中国政府的是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赫尔利于4月29日和5月21日两次以私人谈话的性质向蒋介石详述了密约内容。6月9日，杜鲁门总统在华盛顿接见宋子文时，向其宣读了《雅尔塔协定》内容，并告诉宋子文说，已电令赫尔利大使将协定文本面陈蒋介石。 杜鲁门同时要求宋子文“在七月一日以前”必须到达苏联。注653

三、美军在太平洋上的攻势

1944年上半年，美军攻占了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并以伤亡15000余人的代价攻占了马得亚纳群岛。接着美军一鼓作气又夺取了被称为日本“海上长城”心脏的重要军事基地关岛。从10月开始，美军进攻菲律宾，此时，日本“空、海军的主要战斗力已经丧失； 只好主要依靠地面兵力进行战斗了”。注654在美军强大攻势下，日军被迫放弃马尼拉。随着吕宋岛美军空军基地的建立，日本的南北海上运输很快陷入困境。由日本驶往南方的船队被迫停航；向北航行的船队也几乎有百分之七十至八十被击沉。 到1945年3月下旬，南北海上运输完全停顿，往日本运回南方的物资遂告终止。注655

图10.2　美军收复菲律宾，图为麦克阿瑟将军（前排中）登陆海滩

1945年2月中旬，美军发动了攻占硫磺岛战役。距东京约1200公里的硫磺岛，虽然只是个面积30多公里的缺水窄岛，但其中部和南部设有机场，是连接马里亚纳基地和东京的唯一战略中继基地，一旦该岛被占领，东京及日本东部的重要地区即将暴露在美国飞机奇袭攻击面前。美国为攻占这个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的小岛，派出了3个师的部队，动用了2000架飞机，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争夺，占领了硫磺岛，守岛日军全部覆灭。

3月23日凌晨，美军对冲绳群岛发动了突然袭击，参加作战的美军舰船达1457艘(其中运输船430艘)，陆军和海军陆战队总兵力达183000人。 日军已经没有进行有效反击的战斗力。注6564月1日，美军在冲绳岛登陆成功，并迅速占领全岛。冲绳为美国空军压制日本西部提供了条件，成为进攻日本本土的重要基地。

图10.3　走投无路的日本要飞行员驾机撞击美国军舰

至此，日本本土外围防线全部崩溃。当美国海军冲向日本大门时，中国抗战给予美国极大支持。被中国战场拖住的日本陆军主力共有2个方面军9个军，辖27个师团、34个旅团、10个独立警卫队，计104.9万人 (另一支主力关东军70万人亦远在中国东北)。注657日本国内的军事力量很薄弱。

与此同时，美军加紧了对日本本土的空袭。4月至6月，美空军以燃烧战术，对日本本土大城市进行重点反复空袭，对日本的重要港湾、海峡空投机械水雷等。6月2日，杜鲁门总统指出：要最大限度地动员陆海军兵力，毫不留情地加重对敌军的压迫，不给敌军以喘息之机。此后，美空军对日本的一些中小城市也开始施行燃烧弹轰炸。至7月，由于遭连番空袭，日本的内海交通濒于断绝。关东、东海、东京一带的日本空军基地、铁路、船舶、工厂也成为美空袭的目标。日方 “完全干挨轰炸，当时根本没能进行反击”。注658美军在太平洋上的攻势和对日本本土的空袭，加速了日本法西斯末日的到来。

第11章　日本帝国主义的垂死挣扎

一、日军对苏联参战的判断和对策

日本一直将苏联当作强大的假想敌，在南方战线节节败退的情况下，北方苏联的动向成为其关注的焦点。

1945年4月6日，苏联通告日本废除《日苏中立条约》。5月8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接踵而来的噩耗，使日本政府意识到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势在必行。日本根据苏联将其欧洲兵力经西伯利亚铁路东运的迹象判断，苏联至迟将在当年夏秋之交发动作战。于是关东军在中苏边界加强警戒，不分昼夜地窥视苏军的动向，加紧对苏作战的准备。

关东军对苏作战计划主要内容是： “利用地形和设施，尽力将入侵之敌消灭于国境地带(指从北朝鲜东部山脉—牡丹江西侧山脉—小兴安岭—大兴安岭—齐齐哈尔，四平铁路线外侧的广阔地带)；然后利用满洲、朝鲜的广阔地区和地形，击退、阻止或妨碍敌军的入侵，作持久打算。至不得已时，也应牢固地确保自南满至北朝鲜的山岳地带，抗战到底，以利于全面战争的指导。”注659

据此计划，关东军转变原来的兵力部署，决定首先将作战的智囊机构转移到后方地区，从正东面着手进行。5月中旬将第3方面军司令部从齐齐哈尔移到奉天（沈阳），将关东防卫军司令部从奉天移到辽源(郑家屯)，将第4军司令部从孙吴移到齐齐哈尔，并将第125师团从黑河附近移至通化附近。为保守机密，关东军决定总司令部仍驻在新京(长春)，准备在开战之后，根据战况再向后方转移，将通化作为第二道防线的中心地区，并秘密地设置战斗指挥所。

5月30日，日本大本营下达了关东军的战斗序列令，并命令从朝鲜、中国派遣军等有关方面抽调兵力增援东北。关东军打算9月下旬基本完成对苏作战的准备工作。然而，日军 “因部队的调转、改编、变动频繁，以及物资器材不足等原因，进展非常迟缓”。注660至7月末，中苏边境的后方工事，仅仅完成了主要火力的阵地，而连接各火力点的阵地体系还没有建成。东北内地的工事构筑及以通化为中心的第二道防线地区的工事构筑仅是纸上谈兵，无甚进展。

日军在积极进行对苏作战准备的同时，也幻想用其他方法阻止苏联参战，以避免来自北方的致命打击。由首相铃木等6位内阁要员组成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对苏谈判，是鉴于“目前日本与英美之间，正在倾注国力进行交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苏联参战，必将制帝国于死命”。虽然日方已意识到，此刻再想取得苏联积极友好为时已晚。但是又认为“不去探求在某些对日本有利的方法上来利用苏联，也是不明智的”。为此，日本打算 “作相当大幅度的让步”注661，作为改善日苏关系的代价。

6月初，日本前首相、外相及驻苏大使广田弘毅奉命拜见苏联驻日大使马立克，对改善日苏关系进行试探。6月下旬，广田又携带日本政府提出的对苏让步条件提案走访马立克。日本政府的提案主旨是：提议日苏两国间缔结关于在维护东亚和平中互相支持，以及确定两国间互不侵犯关系的协定。具体让步条件包括：(1)“满洲国”的中立化；(2)以供给石油作为交换条件，放弃渔业权； (3)考虑苏联希望的其他各项条件等。注662马立克答应转达本国政府，但时隔半月，苏联对日本的提案仍没有任何答复，日本政府急不可待，训令驻苏大使佐藤尽快探明苏联对日本提案的态度。此时，苏外交人民委员（外长）莫洛托夫正在莫斯科与中国行政院长宋子文进行会谈，对日本的提案十分冷淡，表示在未深入研究之前，不能给予答复。

此后，日本政府又打算派遣特使前往苏联，以便赶在波茨坦会议之前有条件地结束战争，遭到了苏联拒绝。

7月27日，日本政府收到敦促其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后，仍未放弃请求苏联“斡旋和平”的幻想，7月30日，佐藤大使奉命向苏方表示，如果避免无条件投降的方式，只要其名誉和生存得到保证，宁愿在广泛的妥协条件下结束战争。

二、日本的“本土决战”计划和准备

1945年初，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已经预见到当年9月以后，盟军必将进攻日本本土。因此，按照新的作战方针，煞费苦心地制订了本土作战计划。这个被称为《“决号”作战准备纲要》的本土作战计划以《帝国陆海军作战计划大纲》为基础，于3月中旬制订完毕。

《“决号”作战准备纲要》由作战兵力运用、国内抗战、国内警备、交通通讯、兵站等各项计划组成。其中“本土”作战区域划为七个方面，中国被占领土也被纳入日本“本土作战”的范围。

日本将战备的重点置于关东和九州。以太平洋与中国海正面为主战方面。“在本土重要地区迎击主敌美军的入侵”。“灵活运用国土的特点，尤其是应发扬全国皆兵的传统精神，以期实现作战的目的”。在兵力动用上，日本考虑到海上战斗力的丧失和空军兵力的缺乏，可以作为机动兵力的只有陆军，故不得不从中国战场抽兵，并新设了若干决战师团。

为了加强本土决战的统帅组织，4月8日大本营下令撤销了原统一指挥日本国内各军的防卫总司令部，在大本营直接管辖下，新设了第1总军司令部、第2总军司令部和航空总军司令部。

5月，美军在冲绳登陆后，对日本本土的空袭日益加剧， “本土交通阻碍，产业瘫痪，通货膨胀加剧，人心焦虑不安等情况，日趋严重”。注663日军已陷于被动防御的地位。大本营认为，日本“本土决战”是日军最后的决战，日本陆军把建军80年来“光荣”赌在最后一战上，企图在本土决战中取得胜利。

6月6日，大本营陆军军部颁发了《国土决战战法手册》，将作战主旨向官兵进行解说，还向国民发布了“国民抗战必携”，要求国民“以一亿人奋起特攻的精神”为保卫国土而战斗，并在国民中组成“国民义勇战斗队”，以协助军队作战。

6月8日，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及御前会议讨论通过了“本土决战”的基本政策即《战争指导的基本大纲》。《大纲》确定了“以誓死尽忠的信念为动力，借助地利和人和，坚决把战争进行到底，以维护国体，保卫皇土，确保民族将来发展的根基”的方针。其基本要领是：(1)集中日军的主要兵力，以对主要敌人美国的战争为重点，同时考虑北方局势的突变；(2)灵活适应世界形势转变的微妙关系，有力地执行各种对外政策，特别是对苏中的政策；(3)健全贯彻国民战争精神的各种体制。首相铃木要求阁员以“事不成则剖腹的高度责任感”实现这一“基本大纲”。

7月下旬，日本配置的陆、海军兵力约达240万(其中40万为特别警备，其他为特别召集)。但是，由于空袭的加剧，物资的匮乏，战备工作的实质性内容，部队的装备和训练进展十分迟缓，就是列为本土决战重点地区的九州、四国方面，军队的装备补充也仅达70％。

三、日本摆脱困境的对华战略

1944年豫湘桂作战后，日军虽然打通了华北到华南交通线，炸毁了粤、汉、湘、桂沿线的中国机场，但是由于牵制过多，已丧失了在中国战线上的优势和主动地位。中国空军在美军协助下，对老河口和芷江前进机场的空袭活动仍十分活跃，对京汉、津浦、粤汉、湘桂各铁路和长江航运的干扰日趋严重。

由第6方面军司令官新升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冈村宁次，根据“一号作战”的成果和重庆国民政府的困窘情况，企图作一大胆的冒险行动，派总参谋长松井回国，向大本营建议，于1945年1月5日发动进攻四川的作战，给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以决定性打击，进而 “创造同重庆政权单独议和或使之脱离战争的良好时机”。注664大本营考虑到盟军力量在东亚不断增强，重庆国民政府尚有继续战斗的意志，没有采纳冈村宁次的意见。

日本分析中国方面的作战态势是：重庆方面将致力于打开和保持印度、中国的陆上交通；随着战斗力的恢复和增强及军队装备的美式化，将策应美国作战，实行对日反攻。 特别是延安方面对日本占领地区的活动将越来越加强。注665

为了 “将中国大陆的作战，转变为以美军为主要敌人的作战”注666，日本政府决定：军事上，迅速加强东南沿海的战备，重点为广东周围地区；加强长江下游地区，特别是上海周围地区的战备；确保大陆的重要地区，为了促使重庆势力衰亡，扼制美驻华空军势力的活动，可对中国腹地使用多数小部队进行长期的奇袭作战。

政治上，必须采取必要措施，扶植汪精卫伪政权，维持其支援战争的态势。

经济上，制定《建立中国战时经济的对策》与《与中国物资统一调拨要领》，以保证军队自给自足，独立作战，以及对日本、“满洲国”提供援助为首要任务；将华北和华中两地铁路，交由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管理， 从1945年4月1日起实行军事管理，以确保大陆同日本内地的重要物资的运输。注667

军事部署上，在华日军处于一种矛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对中国军队仍保有一定的优势，甚至幻想再给中国军队致命一击；另一方面，他们又被迫抽掉部队去参加“本土决战”及对苏作战的准备，兵力更显单薄。因而，虽然1945年采取了收缩防御，确保重点的战略，但在收缩的规模及地域方面却一直存在着争论与分歧。

收缩兵力首先从华南开始。这是因为日军判断在美军占领冲绳之后，可直接攻击日本本土，无需要经过华南，“华南方面对本土防卫价值低”，遂将沿海战备重点放在华北、华中。4月，驻海南岛等地的日军撤到广州，驻广州的两个师团则北调南京附近。 日本大本营不但希望放弃湖南，甚至准备自武汉附近撤兵，催促中国派遣军从速进行。注668

驻华日军对此极不情愿，为给中国军队最后的打击，以保证收缩过程中不致遭受中美空军轰炸，3月底至5月初，日军第12军和第20军分别对中美空军机场的所在地——老河口、芷江发动长途奔袭。第12军于4月8日占领了老河口，但作战中遇到中国军队的强烈抗击，损失颇重。 第20军在芷江作战中，参战部队差一点被全部歼灭，伤亡达26516人。注669与此同时，第11军也曾有局部出击行动。然而，都不能挽救其必败的命运。

5月28日，日本大本营再次命令驻华日军尽速撤出湖南、广西、江西占领地区，将兵力集中于华北、华中，并做好将一个军调往东北的准备。6月4日，日本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亲自召集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等在大连开会，商讨作战事宜。会后，中国派遣军确定了新的作战方针：“(1)派遣军以主力控制华中、华北要域，在对苏联、中国策划持久战，并歼灭来攻沿海要域的美军，以使日本本土决战顺利进行。(2)对美战备重点，首先为华中三角地带，其次为山东半岛，但应注意识破敌对华中、华北登陆企图，力图及时将派遣军主战力集中于该地。 (3)在万不得已时，也必须确保南京、北京、武汉等附近要域。”注670日军在全面战争濒于失败的前夕，不得不采取收缩策略，准备在苏联参战、美军登陆的情况下“行持久战”，策应其“本土决战”的实施。但是，由于战局突然急转直下，日军的战略根本没法实行。

在进行军事部署的同时，日军还加紧了争取与中国政府有条件“和平”的“谋略工作”。冈村宁次领导之下开辟了几条与重庆无线电联络线，并与何应钦间有使者来往。4月20日，日本确定了“对中国政治谋略”： “运用当前对中国的战略优势，加强实行对重庆政治工作和对延安的谋略工作，努力实现与重庆停战。”注671企图利用“谋略”来挽救其战场上的败局。但在与重庆的接触中，冈村宁次发现 “双方意见完全对立，无所收获”。注672日方的“政治谋略”也告失败。

四、汪伪政权的垂死挣扎

随着日军在军事上的失败，日本方面更加注意发挥汉奸政权的作用。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汪精卫“国民政府”多次向日本提出“参战”的要求，遭到日本政府的拒绝，日本方面认为，脆弱的汪精卫的“国民政府”帮不了日本军事上的大忙。

1942年1月，太平洋战局开始恶化，日本对重庆政府的诱降活动，没有明显的成效。在败退的困境中，日本帝国主义开始改变对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的态度，提出了所谓“对华新政策”。不仅欢迎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参战”，还决定放宽对汪伪政府的某些政策，妄图以汪伪政府参战“为打开日本和中国的现状的一大转机”，于是以“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等措施加强汪伪政府的政治力量日本新政策中的 “对华经济措施，以增加获取战争必需物资为主要目标”注673，赤裸裸地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加强汪伪“政治力量”的目的，是加强对沦陷区政治、经济的统一管理，充分利用一切人力、物力，挽救“大东亚圣战”的失败。而汪精卫伪国民政府也已被绑在日本的战车上，“死中求生，亡中求存”。

1943年1月9日，汪精卫“国民政府”发出对英美两国《宣战布告》，同时转告轴心国政府，汪精卫“国民政府”与日本由前后方关系进至并肩作战的关系。同日，汪精卫与重光葵签订了《中日共同宣言》，双方表示为完成对英美作战，在军事上、政治上及经济上实行“全面合作”。

1943年元月，汪精卫“国民政府”打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旗号，在沦陷区各地成立了“参战后援会”，决定开展“献金购机”运动，向各地派定献款金额，如派定汉口市“参战后援会”100万元，“江苏参战后援会”64万元。6月中旬，汪精卫“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了“献铁运委会”，以支援日本军工生产。汪精卫“国民政府”对日本在太平洋地区作战的支持配合，没能挽救日本在太平洋上的败势。

1943年11月5日，东条英机纠集汪精卫、张景惠(“满洲国”代表)、旺•威泰耶康•瓦拉旺亲王(泰国)、劳威尔(菲律宾)、鲍斯(印度)等奸傀头目在东京召开所谓“大东亚会议”。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为挽救失败进行的垂死挣扎。汪精卫不仅接受了日本交给的对重庆劝和诱降的任务，而且向日本表示，要在中国沦陷区“就政治力所能达到的地方树立起一个模范”，“做到肃正思想，保障治安，增加生产”。所谓“肃正思想”，汪精卫的解释是“以东亚人的自觉心，一心一意为东亚人的共存共荣而奋斗”；“保障治安”，即以中国作为日本“大东亚战争的后方，必须使治安确保，使盟邦的前线将士，无后顾之忧”；“增加生产”，是使一切经济计划、财政计划有了重心， “增加总力决战的力量”。注674

“大东亚会议”上，汪、日、满、泰、缅、菲等傀儡政权，共同签署了《大东亚共同宣言》，宣称：“大东亚各国要互抱敦睦，紧紧提携，普行沟通文化，进而开放资源，建设共存共荣之秩序。”

为贯彻“大东亚会议”，以与日本“紧密提携”、“共存共荣”，汪精卫在沦陷区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政治上，汪精卫对沦陷区人民进行欺骗宣传，鼓吹“大东亚会议”是强者对弱者扶助的会议，是东亚民族为其生存独立而奋斗的会议。对重庆政府，汪精卫一面公开劝说“重庆方面极力反省”、“毅然来归”，一方面积极进行诱降活动。1944年4月初，由周佛海委派国民党在上海的情报人员葛湛侯去重庆，向蒋介石转达日本关于实现“中日全面和平”及“蒋汪联合反共”的意见。与此同时，汪精卫“国民政府”为“肃正思想”、“保障治安”，进一步加强了在沦陷区的“清乡”反共活动。周佛海会见胡宗南驻沪代表洪复礼，讨论联合反共和阻止长江南北两岸地区新四军发展问题，并在上海附近修筑了长达50多公里的封锁线。为了把“清乡”地区变为“大东亚作战前线”，周佛海下令汪伪政府保卫部门“移重点对付共产党”。汪精卫在病榻上奄奄一息之际，仍发表书面谈话，声称要“拿出热诚和力量与盟友共同奋斗”。

经济上，汪精卫“国民政府”为日军在沦陷区想方设法筹粮筹款，搜集战时物资。汪精卫在上海召见金融、实业、教育、文化界人士，呼吁他们“鼓起责任性，增加负担力，实现同盟条约”。1944年春，汪伪财政部规定在南京、上海等15个县市征收战时消费特税，税额4％至40％不等。不久又在沦陷区发行了总额6亿元的建设公债。1944年3月，汪精卫赴日就医前，特聘请日方小正恒为汪伪最高经济顾问，以利日军更好地控制、利用沦陷区经济。5月8日，汪伪“米粮统制委员会”撤销了日伪分区采购粮食的规定，为日军在沦陷区任意掠粮，提供方便。

11月10日，汪精卫在日本因病毙命，根据日本占领军方面的意见和汪精卫生前安排，陈公博继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务。

陈公博上台后，一方面公开宣称：要以汪精卫“手定之政策”为他奉行之政策，一方面私下散布 “我不称主席而代主席，是我对重庆方面表示的一种姿态。汪先生上演的这台戏，已近尾声，所谓人亡政息，应该结束了。我来继位，是来办理收场的，不是来继续演出的。”注675他以所谓“党不可分，国不可分，国必统一”作为逐步结束汪伪政权的执政方针。

但是陈公博的“收场”没能摆脱充当日本鹰犬的地位。他和周佛海一起充当日本侵略者对重庆的“诱和”工具。陈公博主动向日本方面建议，让重庆担任日美战争的调停者。但由于日本将进行调停和结束战争的希望放在苏联政府身上，陈公博白忙了一场。

为了给自己留下一条后路，陈公博在“收场”过程中将主要精力用于与重庆当局的联络上，并以调整伪政权的军事布局、默契反共作为日后给重庆方面的见面礼。但是这一切尚未部署完毕，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翌日，陈公博在慌乱中宣布“国民政府”解散。

抗战胜利后，陈公博、王克敏、周佛海等日本扶植下的汉奸傀儡政权，随着其主子的失败而土崩瓦解。汉奸伪政权头目均被捕受审。卖国求荣者永远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第12章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一、胜利前夕的国内政治力量

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场的溃败，已无法掩饰国民党政府在政治、经济上的腐败。

1944年9月15日，国民参政员林伯渠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国民政府和全国人民正式提出了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的主张。这一主张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及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国民党统治区民主宪政运动走向新的高潮。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1945年元旦，蒋介石发表了广播讲话《新年文告》。他强调国民党要履行“对革命的责任”，实质是寡头专政，拒绝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

为了揭穿蒋介石玩弄“还政于民”的骗局，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促进全国的团结统一，1月11日，中共中央通过赫尔利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召开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三方参加的党派会议，作为“国是会议”预备会议的建议。

1月15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时局宣言，反对国民党以抗战前选出的国大代表及国民党圈定的“当然代表”来匆忙召开国大，并向国民党指出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尊重人民自由权利等十条要求。

各界人民纷纷以演讲、集会、联名发表宣言、通电等形式，支持召开党派会议，协商国是，成立联合政府。

1月24日，中共代表周恩来抵重庆。经与民盟领导人及国民党代表王世杰等先后会谈，于2月初起草了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建议草案。主要内容是，召开一次由各党派代表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商讨组织联合政府等问题。但是这一提案遭到了国民党的拒绝。蒋介石认为， “召开党派会议等于分赃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无异推翻政府”注676，他公开宣布，在国民大会召开召集以前，不能结束“训政”，将政治上的责任和最后决定权移交给各党各派。他独断地宣称，国民大会拟于1945年11月12日召开。

针对蒋介石的上述言论，民主同盟发言人于3月10日重申了民盟要求国民党政府召集各党派领袖会议，反对匆忙召开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的主张。

中国共产党于4月下旬在延安召开“七大”。毛泽东在会上揭露了国民党坚持包办国民大会的目的，是抵制联合政府，维护独裁统治。他重申中国共产党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无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临时中央政府，发布一个民主的施政纲领”，将来再 “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注677的主张。

5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拒绝各党派和全国人民成立联合政府的要求，一意孤行地决定在1945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

对此，中共中央负责人发表谈话，公开声明中共参政员将不出席定于该年7月召开的第四届国民参政会，以抗议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坚持独裁的顽固态度。国共两党谈判也就此中断，国共关系陷入僵局。

为了调停国共关系，和共产党共同商量解决办法，7月初，由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推举了黄炎培等几名国民参政员代表，经国共双方同意，赴延安访问。在延安期间，6名参政员和中共中央领导人举行了会谈，双方都同意在召集国民大会之前， 从速召开政治会议的主张。注678

7月上旬，四届一次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国民党本来预定要在会上利用国民党参政员多数通过一项于当年11月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的决议。但是，由于民主同盟、中华职教社、青年党等各党派参政员和许多无党派参政员的反对和斗争，不得不在决议上写上 “关于国民大会之日期，本会同人意见未尽一致……由政府酌情决定”的字样。注679

国民参政会一闭幕，国民党便调集了几个师的兵力，对陕甘宁边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中共中央驻重庆代表奉命向大后方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新闻界和各国使节，披露蒋介石挑起内战的事实，呼吁共同起来制止内战。

7月28日，民主同盟发表《对时局宣言》，严厉谴责国民党发动内战的行为是“重私斗而忘公仇”， “抑何词以对我数万万支掌抗战多灾多难之同胞”。注6808月3日，民盟主席张澜在重庆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强调民盟“绝对反对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发生内战”，呼吁全国人民和国际友人共同起来制止内战。张澜还强调指出： “中国如不实行民主，任何政治问题、党派问题、经济问题、物价问题、军事问题，以及其他一切教育文化问题，必都不能圆满解决。”注681

同日，救国会的领袖沈钧儒也发表了谈话，呼吁全国人民加强团结，反对内战，要求立刻召开政治会议， 并组织调查在陕甘宁边区发生的大规模冲突事件。注682

抗战胜利的前夜，蒋介石继续坚持一党专政和反共、反人民的方针，已为战后的国内形势蒙上阴影，也为内战的爆发埋下了祸根。

二、苏联出兵东北

虽然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但这只是斯大林与苏联政府避免亚欧东西两线同时作战的权宜之计。因为他们知道日本是一个毫无信义且穷凶极恶的国家。《苏日中立条约》签署未几，这一恶劣印象就被强化：纳粹德国入侵苏联后，代表日本政府在条约上签字的日本外相松冈洋佑竟然公开鼓吹配合纳粹行动，北犯苏联。所以斯大林一直强调：我们自己也有账要和日本人算。他的这一思想对苏军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部的核心成员们多次表露过。后来，在苏军出兵中国东北后，斯大林于8月15日发表了《告苏联人民书》，陈述了需要和日本人清算的账。

第一，日本侵略中国及发动太平洋战争，不仅损害了苏联的盟国中国、美国、英国的利益，而且对苏联也造成了严重损害，包括掠取了苏联在历史上形成的在东北的权益，即中东路权益。而且一直驻重兵于东北，威胁苏联的东部（东线）。这是要和日本人算的第一笔账。第二，日俄战争的账。1904年2月，当谈判还在进行的时候，日本利用沙皇政府的软弱，未经宣战就向俄军发动了进攻。打败沙俄后，日本夺取了南萨哈林群岛并在千岛群岛站稳了脚跟，从而封锁了俄国通往北太平洋的出口。这次失败给俄国造成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损害，令俄国在全世界蒙羞。斯大林说道，这一失败给我们留下了痛苦的回忆，给我们的国家留下了污点。我国人民相信击溃日本，洗雪污点的时间将会到来。我国人民，老一代的人们，等待这一天已经有40年了。这个时刻终于来到了。这是最重要的一笔账。第三，斯大林还提到，十月革命后，日本向苏联发动进攻，掠夺苏联远东地区长达近4年之久［1918年夏、秋，日本趁苏联国内大革命造成的一定混乱之机，出兵海参崴，并不断增兵，最多时达7万之众。一度占领了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布拉戈维申斯克、哈巴罗夫斯克、贝加尔湖以东的西伯利亚铁路沿线，甚至深入了北萨哈林群岛。当时，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无暇东顾，日寇在占领区烧杀抢掠，恣意横行。1920年始，苏军开始反攻，远东各地的游击队也频繁出击，日军节节败退。严寒的气候，疾病的蔓延，死伤人数剧增，官兵士气低落，加之苏军的发展壮大，日军在毙命5千多人、伤病2万多人后，于1922年仓惶撤兵］，这笔账也要算。第四，日本关东军在“二战”全面爆发前夕在张鼓峰和诺门坎（哈拉哈河）的挑衅，其目的是想截断苏联的西伯利亚铁路干线，切断苏联西部对东部的增援，最终侵占苏联远东地区。这是必须和日本人算的第四笔账。

1945年5月，反法西斯战争的西线（欧洲—大西洋—北非—地中海）战场胜利终结。为如期履约，苏联开始抓紧向东线（远东）调兵遣将，回师东进。“还在准备去雅尔塔时，斯大林要我（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时任苏军总参谋长）和安东诺夫（时任苏军副总参谋长）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地缩短对日作战的准备时间。在和红军总后勤部长赫鲁廖夫讨论后，我们的结论是：如果（东调）部队的汽车（苏军早已实现机械化，其步兵开进和后勤补给均依靠汽车）不用东运的话，对日作战的准备期限可以缩短到欧战结束后的两三个月。在雅尔塔会议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罗斯福总统答应不仅给我们向远东（太平洋）港口运送我们所需的汽车，而且还有机车（火车车头）。”注683如前所述，这一问题在1944年10月丘吉尔赴莫斯科时斯大林已当面向其提出过，丘吉尔也有承诺。如此，大大减少了苏军东调的运输量。苏联对日作战的准备其实也早已开始，欧洲战场尚未结束，1945年3月至4月，苏联已更新了远东部队（即长期驻于远东的部队）的大部分武器装备和物质器材，调运去了670辆T-34型坦克（苏军最好的坦克，日军没有任何坦克可与之匹敌）和其他大量技术兵器。但即便如此，运输量依然是惊人的。“具体地说，仅从西线调到远东的3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和一个坦克集团军的编成内，就有12个军，39个师和旅。此外还调运了其他部队。 结果，到开战前，苏军在远东和外贝加尔的兵力差不多增加了一倍”。注684第5和第39集团军是从对德作战的第一线东普鲁士调来的，他们非常善于突破敌人的防御。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和第53集团军是从布拉格调来的，他们善于在山地和草原、丛林的广阔空间展开突击。所调部队均为苏军精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苏军部队打得好打得出色者，方可荣获“近卫”称号。苏军有众多坦克军、师，均配属于步兵集团军，但仅有6个强大的、独立的坦克集团军，作为最重要方向上的方面军的主力。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就是这样一个坦克集团军，而且拥有“近卫”称号。该坦克集团军亦是苏军在欧洲战场打完最后一仗的部队之一。苏军攻克柏林后，欧洲战场基本结束。但纳粹元帅凯塞林仍指挥20万德军盘踞于捷克斯洛伐克顽抗。苏军迅速进军捷克斯洛伐克，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一马当先，所向披靡，德军望风而降。该集团军司令员为克拉夫钦科坦克兵上将。在“二战”转折点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大反攻中，他当时指挥的近卫坦克第4军是第一支投入反攻的部队，并最终与苏军机械化第4军胜利会师，封闭了对德军的包围圈，合围了整整22个德国师，33万德军。这些德军最后被全歼。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最后反攻阶段的“惊人的胜利”（丘吉尔语）。克拉夫钦科功不可没。

运输量还包括这些部队的全部装备、后勤给养，以及苏军调往或长期驻于远东的海、空军的部分装备、技术兵器的零备件以及部分后勤给养。为防日本背信弃义，突然袭击——日本是经常这样做的——自苏德开战以来，苏联也在一直加强其远东驻军，在中苏、中蒙、苏朝一线，共计陆续部署了8个集团军，分属其滨海集群（太平洋沿岸沿线）和远东方面军。这些部队的部分（更新）装备及后勤给养也须运送。运输量确实大到简直难以想象，特别是运输时间又很短暂（几个月），而运输距离又特别长——从欧洲战场将部队运送至远东对日作战前线，最近距离9000公里，最远达12000公里。苏军总后勤部和总参谋部密切协同，制订了科学的运输计划——总参将各个部队的集结、部署地域分期分批（为保密起见）——通报总后，总后组织运力，将这些部队逐一一次性运送到位，连同其后勤辎重。避免了重复运输和运输浪费。使其所运输部队逐一准确地抵达长达4000公里战线的各自的集结地和未来进攻的出发点。为了保密以及火车运输的局限性（无铁轨处无法进入，而铁轨不可能铺设至每一个前沿阵地），将所运部队运达最接近部署地之车站后，部队即下车，自行（有时是步行）前往集结。 1945年5月至8月，短短4个月内，苏联从欧洲向远东运送了135756节车皮的部队和作战物资，平均每天达1130节车皮。注685如此遥远的距离，如此巨大的运输量，这真是一个惊人的记录，完全堪比美国从其东海岸至印度加尔各答港、吉大港的运输。苏军挥师东进的大运输和美国援华的大海运及驼峰航线，均乃反法西斯同盟国为打败日本法西斯的壮举，是永垂人类史册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至1945年8月初，苏军在远东共集结并展开了11个合成集团军、两个战役集群、一个坦克集团军、3个空军集团军、3个防空军集团军和4个独立航空兵军。此外，还有太平洋舰队（包括北太平洋分舰队）、阿穆尔河区舰队，计划还使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边防支队。根据苏军最高统帅部的决定，所有集中在远东的部队（海军除外）编成3个方面军：1.外贝加尔方面军，辖1个坦克集团军，3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苏蒙混合骑兵机械化集群，1个空军集团军及防空集团军。这是兵力最多、装备最好、战力最强的方面军，司令员为马利诺夫斯基元帅。2.远东第1方面军即原滨海集群，8月初正式改为此序列名称。辖4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机械化第10军，1个空军集团军及防空集团军。司令员为麦列茨科夫元帅。3.远东第2方面军即原远东方面军，亦于8月初正式改为此序列名称。辖3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1个空军集团军及防空集团军，以及堪察加防区。司令员为普尔卡耶夫大将。三大方面军均由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协调、指挥。太平洋舰队拥有427艘舰艇，其中大型舰只34艘，潜艇78艘，还拥有1618架飞机，主要基地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苏维埃港、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司令员为尤马舍夫海军上将。阿穆尔河区舰队共有169艘舰艇，70多架飞机，主要基地为哈巴罗夫斯克（伯力）。除这些主力部队外，苏军还有属于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边防支队和乌苏里江巡逻艇支队。苏军总兵力，除海军和边防支队外，达1577700余人。这些部队共计装备火炮26137门，坦克5556辆，飞机3446架（不含海军和边防支队的装备）。外贝加尔方面军的兵力最强，达60余万，还得到蒙古人民共和国8万余骑兵的配合、加强（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骑兵全部编入该方面军的苏蒙混合骑兵机械化集群，由苏军统一指挥），总兵力几近70万。中国抗联撤退至苏联境内的千余人，担负了苏军大反攻的部分侦察任务和向导工作。5、6月份，苏军最高统帅部更换了原驻防远东的大部分集团军的司令员和参谋长，由调自西线即苏德战场的富有实战经验的高级将领出任。6月，苏军元帅华西列夫斯基、麦列茨科夫、马利诺夫斯基赴远东履新。为保密起见，三人赴远东时均卸下了元帅肩章、领章而佩戴了上将肩章、领章，并均使用了化名。未几，苏军最高统帅部派遣苏联海军总司令库兹涅佐夫元帅赴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统一指挥远东海军部队即太平洋舰队和阿穆尔河区舰队。鉴于远东战场远离苏联经济、政治中心，且幅员辽阔，自然条件复杂，参战部队众多，还涉及苏蒙、苏中、苏朝关系等，苏联国防委员会为了利于远东军事行动的战略领导、指导及协调，于7月30日发布国防委员会命令，成立远东苏军总指挥部及其参谋部，任命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担任远东苏军总司令，伊万诺夫上将出任参谋长，统一指挥、协调远东苏军的行动。

与强大的苏军对峙的是号称日本陆军的最精锐部队关东军。计有：1.第1方面军，又称东满方面军，辖10个师团和1个混成旅团，部署于中苏边境的太平洋沿岸方向及地区。2.第3方面军，又称西满方面军，辖8个步兵师团，3个混成旅团，2个坦克旅团，部署于沈阳西、北方向即中满以及中蒙边境一线。3.独立第4军，辖3个步兵师团和4个混成旅团，部署于北满、中满以北地区，居于上述两个方面军之间以随时策应之。于上述部署可见，关东军的战略重心也是一直指向苏联的。4.第17方面军，又称朝鲜方面军。原来并不受关东军辖制，是一支独立的方面军。1945年7月底8月初，日军大本营将其划归关东军指挥，辖9个步兵师团。以及关东军预备队，辖1个步兵师团，1个混成旅团，1个坦克旅团。5.关东军还辖有日本空军第2军，拥有飞机1200余架，但大部分因被击伤、零配件短缺等原因已不能作战。日本空军第5军驻于朝鲜，隶属朝鲜方面军。随朝鲜方面军划归关东军统辖，空军第5军也归于关东军指挥，其拥有飞机600余架。关东军总兵力75万余，其中，朝鲜方面军10余万，驻于中国东北境内的达60余万。关东军的兵力一直存在不同说法，即使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和什捷缅科大将（时任苏军总参作战部长）的说法也不同，华氏言70余万，什氏称100多万，美军曾经也估计达百万，中国学者说法从六十余万（驻东北境内的）至八九十万不等。综合各方面资料（包括日方资料），华氏说法应较准确，驻朝鲜境内的与驻东北境内的，共计70余万。日军还有驻旅顺基地的海军，但基本已无战力，精锐均调往并覆灭于太平洋战场。剩、残余部队龟缩于基地内，开战之后，迅即被苏军歼灭，或投降。关东军总司令是日军大将山田乙三，参谋长是秦彦三郎中将。关东军同时是日军大本营的战略总预备队，是日寇的最后依靠和指望。其强悍性于此亦可见一斑。此外，隶属于关东军指挥的，还有伪满洲国以及内蒙和绥远的伪军，计有8个步兵师，7个骑兵师，14个步兵旅和骑兵旅，总兵力近30万。 “这些军队不能和日军相比，训练和装备都差”。注686同期，日军大本营（参谋本部、军部）还指示平津日军约6至8个师团，在关东军情况、态势危急时予以增援。日军在南萨哈林岛即南库页岛和南千岛群岛还驻有第5方面军，辖3个师团，1个混成旅团，若干个独立的步兵团和坦克团。日军第5方面军基本不属于远东苏军陆军的作战对象，而属于苏军太平洋舰队的作战对象。苏联宣战后，太平洋舰队迅速包围、封锁了南萨哈林岛和南千岛群岛，并展开进攻。在原驻防于北萨哈林岛的苏军陆军的南下配合下，日军第5方面军一部分被歼灭，余部向苏军及苏联海军太平洋舰队投降。

苏军总参谋部（作战部）根据苏日两军态势提出了基本战略设想并拟定了具体的战役计划。然后提交给各方面军司令员及其参谋部以及太平洋舰队、阿穆尔河区舰队研究、讨论、修改、细化（具体化），经过若干次总参与各方面军及两大舰队的反复交流与修改，最后由苏军远东总指挥部确定总战略方案及总战役计划，然后报苏军最高统帅部批准。 “经过总参与各方面军司令员共同进行的创造性劳动的结果，1945年6月27日苏军最高统帅部批准了远东战略、战役计划，其基本内容就决定了下来。”注687苏军的总战略意图是：以三大方面军构成苏军总的右翼（北方方向）、中路（东北方向）、左翼（东方方向），右翼、左翼担纲主力，担任主攻，全力突破，实施相向突击，钳形攻势，会师于长春、沈阳一线，封闭、合围除辽东半岛外的全东北日军，围歼之。中路全力突进，配合策应左、右两翼主力，分割、包围、扫荡上述大合围圈内的日军。三大方面军的进攻务必使全东北（除辽东半岛外的）日军没有逃路，没有生路。右翼主力在进攻开始之际，还须迅速派出部队进占张家口、多伦一线，以警戒并消灭胆敢东援的华北日军，特别是平、津地区日军。左、右两翼会师于长春、沈阳一线后，除了与中路突进的大军共同消灭、扫荡合围圈的日军外，还要以强有力的部队封闭、切断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军与被合围日军的联系，待被合围日军被歼灭后，苏军乘势南下， 解放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北部地区北纬38°线以北地区。注688。苏军太平洋舰队以其一部包围、封锁旅顺口、北朝鲜，防范关东军逃离。以主力进攻南萨哈林岛、千岛群岛。苏军在北萨哈林岛原来就驻有部队，属苏军远东方面军即后来的远东第2方面军，由他们南下配合太平洋舰队的进攻以解放南萨哈林岛。阿穆尔河区舰队将全面进攻、封锁黑龙江、松花江、图们江流域及河口，摧毁在其上航行的所有日军舰艇和后勤运输船队；炮击沿岸的日军筑垒地域即堡垒和要塞，配合陆军攻占之；严防小股日军出河口外逃。两支舰队还将协同陆军部队强渡、航渡乌苏里江、阿穆尔河（在中国境内称黑龙江）。这一战略意图堪称完美无缺，堪称驻东北和朝鲜（北纬38°线以北）日军的覆灭计划、死亡图。苏军决定以外贝加尔方面军担纲右翼，远东第1方面军担纲左翼，远东第2方面军实施中路进攻。

苏军的具体战役计划是：作为苏军右翼的外贝加尔方面军沿中蒙、中苏边境一线发起突击，以苏蒙混合骑兵机械化集群迅疾进攻并占领多伦、张家口一线，以警戒（也是警告）、防范华北，特别是平津地区的日军。其主力全速南下，多路并进：左路沿海拉尔（今呼伦贝尔）、扎兰屯、齐齐哈尔一线进攻，指向哈尔滨，与远东第2方面军会师于哈尔滨。中路直下长春（当时伪满称为新京）、沈阳（奉天）一线，与远东第1方面军会师于此，形成对东北日军（除辽东半岛外的）大合围，并切断、封锁辽东半岛与朝鲜半岛，防被合围日军逃窜，亦防两个半岛上的日军北犯增援。右路直插锦州、锦西、山海关一线，切断山海关，防关外日军逃入关内，同时，与苏蒙混合骑兵机械化集群一道，防范关内日军增援关外。若关内日军斗胆增援，山海关一线苏军与张家口、多伦一线苏军刚好对其形成南、北夹击、合围歼灭之态势。慑于此，关内日军连增援关外的念头也没有产生过。尽管日军大本营早就给其下达过在必要时策应、增援关东军的任务。外贝加尔方面军的主力，乃近卫第6坦克集团军。作为苏军左翼的远东第1方面军沿中苏边境太平洋沿岸一线发起突击，直指敦化、安图、牡丹江、吉林、长春、沈阳一线，与外贝加尔方面军于此一线会师，合围东北境内除辽东半岛外的全部日军。中路进攻的远东第2方面军沿中苏边境一线发起突击，直指佳木斯、哈尔滨与外贝加尔方面军左路会师于哈尔滨，待被其合围的日军消灭后，再一路西进、南下，配合外贝加尔方面军和远东第1方面军，分割、包围、消灭全部日军。太平洋舰队和阿穆尔河区舰队的战役任务如上所述。

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到任后，匆忙奔波于三大方面军，进行视察、检查战备，并与各方面军司令员研究实施进攻的具体战术细节。经详尽考察后，他相信苏军已在各方面都做好了充分准备，旋即飞往莫斯科，向刚刚开完波茨坦会议的苏军最高统帅斯大林建议，对日军的宣（开）战时间，可以定在8月5日至9日或10日之间，但不能迟于8月10日，以防天气转坏，恶劣，影响苏军的首轮突击。斯大林很满意地采纳了他的建议。另外在视察外贝加尔方面军时，华西列夫斯基认为，原来由总参下达的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务必于进攻发起之日起的10天内越过大兴安岭、前出至东北平原的命令不妥。根据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的优秀素质和优势装备，5天内就可以、也应当达此目标。经与外贝加尔方面军司令员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和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司令员克拉夫钦科上将研讨、商量后，他们也均同意将实现这一目标的时间缩短至5天内。这在客观上也要求远东第1方面军加快进攻速度，以实现与外贝加尔方面军及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会师于长春—沈阳一线的战略、战役目标。他们迅速将这一调整报告了总参和最高统帅部，旋即获得批准。这一变更，后来被证明大大加快了整个战役的实施进度。远东苏军蓄势待发。

1945年初，美军在南太平洋地区展开强势反攻，重新夺回菲律宾。苏军已深入波兰、东普鲁士，纳粹垮台已指日可待。日本统治层、领导层亦自知命在旦夕，遂想请苏联充当中间人，劝说美、英、中与日本媾和。4月5日，因《苏日中立条约》到期，苏联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不再延长、不再续签，在实质上废除了这一条约。4月20日，日本新任外相东乡拜会苏联驻日大使马立克，表示想访问苏联，会见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还言什么日苏两国在战争期间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这是日本的希望所在。实际上，在暴日强征所谓“慰安妇”和万恶的731部队以活人做实验的恶行中，都有苏联的受害者。他们大多来自于日寇对于中苏边境沿线苏联边民的掳掠。苏联完全清楚这些事实，但为了全力以赴西线战事，隐忍不发。所以莫托洛夫指示马立克，对于日本方面欲访问莫斯科的任何要求，均不予理睬。德国投降后，日本海军部（省）竟然还派人拜访了马立克，提出以日本的诸多大型战舰交换苏联的飞机和石油。马立克以请示国内为由，含糊其辞。5月15日，日本宣布1940年德意日三国签订的、代表法西斯三国结盟的三国公约已失效；三国于1936年签订的《反共产国际协定》也已失效。想以此取悦苏联及国际社会，苏联对此未作出任何表示。随后，日本外务省还制定了自说自话的《日苏谈判要领》，提出不仅要竭力防止苏联参战，而且要争取苏联以中立的立场成为对日本有利的调停者。要提醒苏联，若将来发生苏美对抗，日本会对苏联有利。6月，日本前首相广田受现任内阁指使，四次拜会马立克。称《日苏中立条约》虽停止了，但日本还是希望与苏联签订一个长期的友好协定。并说日本愿意以橡胶、锡、铅、钨等战略资源交换苏联的石油。日本还愿意放弃在苏联水域的捕鱼权等，马立克仍未予答复。7月初，日本听说苏美英三国又将举行首脑会议，决定派特使赴莫斯科请求苏联调停其与美、英、中的关系。裕仁决定派前首相近卫作为特使前往。莫洛托夫立即以将赴波茨坦开会为由而拒绝之。日本竟然表示可以等待。7月21日，日本外相东乡电示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强调近卫特使赴苏的主要目的是想请求苏联充当调停者以结束战争。日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会接受无条件投降。日本的狂妄无知以及心存侥幸于此暴露得淋漓尽致：无条件投降是反法西斯盟国达成的一致原则，三个法西斯国家必须无条件投降。否则，反法西斯盟国就会一直打下去，一直打到它们无条件投降。反法西斯盟国的任何国家均不会与任何法西斯国家单独媾和，这也是明明白白写在1942年1月的《华盛顿宣言》里的。

三、波茨坦会议与《波茨坦公告》

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斯大林、杜鲁门（罗斯福总统于4月去世，由副总统杜鲁门继任美国总统）、丘吉尔于距德国首都柏林西南方30公里处的波茨坦，举行了代号为“终点”的秘密会议。会议期间，杜鲁门决定发布美国早已拟定的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公告。7月24日，杜鲁门与丘吉尔就公告草案进行了磋商并达成一致。他们还同意邀请中国作为公告签署国与发布国之一。随后，杜鲁门将公告文本电传蒋介石征求意见并请其签字，蒋介石赞同并签字。同时提出，希望在公告发布时，将他的名字排在丘吉尔之前，以凸显中国对日作战的主战场之一的地位（另一主战场当然是太平洋战场），杜鲁门表示同意。1945年7月26日晚9时20分，杜鲁门、斯大林、艾德礼在德国柏林近郊的波茨坦举行会议，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

图12.1　波茨坦会议现场

美、中、英三国向日本发出由杜鲁门、蒋介石、丘吉尔签署的《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因为苏联当时尚未对日宣战，与日本并没有处于交战状态，所以斯大林没有在《波茨坦公告》上签字（美、英也向苏联通报了公告内容，并与苏联进行了磋商）。苏联对日本宣战后，很快宣布参加《波茨坦公告》。

《波茨坦公告》称：“余等美国总统、中国国民政府主席及英国首相代表余等亿万国民，业经会商并同意对日本应予以一机会，以结束此次战事”。公告指出：“美国、英帝国及中国之庞大陆、海、空部队业已增强多倍，其由西方调来之军队及空军，即将予日本以最后之打击，彼等之武力受所有联合国之决心之支持及鼓励，对日作战不至其停止抵抗不止。”公告警告日本政府： “吾等之军力加以吾人之坚决意志为后盾，若予以全部实施，必将使日本军队完全毁灭，无可逃避，而日本之本土亦必终归全部残毁。”注689

公告敦促日本政府应立即宣布无条件投降；公告强调“《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岛（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必须永久铲除日本“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权及势力”；日本“制造战争之力量”必须毁灭；盟国必须对日本实行占领；日本军队必须“完全解除武装”；日本战犯必须交付审判，受到法律制裁； 阻止日本人民民主的所有障碍必须消除，等等。注690

《波茨坦公告》的发布表明，日本军国主义者丧钟已经敲响了。这对正在奋力抗战的中国人民，无疑具有巨大的鼓舞作用。

《开罗宣言》早已确认在战胜日本后，中国将收复对于台湾、澎湖列岛、金门马祖以及东北的主权。在波茨坦会议召开的第一天，苏联就再次表明将很快履行对日作战的承诺及义务。苏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大将还向美、英通报了苏联在远东的行动计划，美、英也报告了各自的计划。会议期间，杜鲁门暗示斯大林美国已拥有原子弹，但未提及其使用计划。7月27日晨6时，裕仁和日本政府、大本营均收听了《波茨坦公告》全文。当天，日本首相铃木主持召开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讨论日本对于公告的立场。以陆相阿南惟几为代表的军方态度十分蛮横，某些有军职的皇族成员也非常骄狂，他们提出为了不影响日军进行决战的士气，不要公布这一公告。如果必须公布，也要附上日本的声明，表示坚决反对。铃木屈服于军方压力，在第二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声明：《波茨坦公告》不过是《开罗宣言》的改头换面。因此，日本政府认为公告并无任何实际价值，只有对之置之不理。我们只能为战争（进行）到底向前迈进。

日本这种痴人说梦般的狂妄顽抗立场，惟有毁灭一途。本已很愤怒的美国被再次激怒；同时美国认为再拖延战争至攻占日本本土，可能还需要1至2年的时间，美军将士还将伤亡几十万人；为了敦促、威慑、震慑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广岛顿成废墟。8月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称：6日投在广岛的原子弹，将使战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假若日本仍不接受无条件投降的话，美国将继续对日本的其他城市投掷原子弹。8月9日，美国对日本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长崎也遭彻底毁灭。美国研制原子弹的计划，代号“曼哈顿工程，”最终一共生产了三颗原子弹，一颗试爆于新墨西哥州的沙漠中，两颗投向了日本。美国还通过其他渠道传话日本，若日本仍不接受《波茨坦公告》，美国将抓紧原子弹的生产，生产一颗对日本投掷一颗，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

1945年8月8日下午5时（莫斯科时间。远东时间已是晚上10时），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紧急召见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告诉他有一份苏联政府给日本的通知。佐藤竟然一厢情愿地认为是苏联接受日本请求，决定出面斡旋停战的通知，没想到是苏联对日本的宣战书。苏联政府宣布：同盟国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已被拒绝，因此日本请求苏联调解远东战争的建议已经失去了一切根据。自8月9日起，苏联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苏联对日本宣战。佐藤手足无措，头脑一片空白地回到大使馆，急电告知首相铃木。铃木接电后哀叹，日本已完全陷入绝境，不可能再继续进行战争。8月9日，铃木发表声明： “苏联今晨参战，使我们最终处于绝境，已不可能继续作战。”注691 8月10日，蒙古人民共和国对日本宣战。随后，苏联宣布加入《波茨坦公告》。该公告最终成为美、中、英、苏四国联合公告，也是四国联合对日本发出的最后通牒。作为远东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在苏军进攻开始前发表的致中国人民的公告中说：“红军是伟大的苏联人民的军队，它是来帮助中国盟友和友好的中国人民的。它在东方高举着自己的战旗，是把中国满洲、朝鲜从日本的压迫和奴役下解放出来的军队。”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对苏联参战表示欢迎。

四、苏联红军进军东北

斯大林于8月7日16时30分签署了远东苏军在8月9日发起进攻的指令。8月9日零时10分（远东当地时间，莫斯科时间为8月8日晚7时10分），外贝加尔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开始行动。1时，远东第1、第2方面军的先头部队也开始行动。凌晨5时，三大方面军主力沿中蒙、中苏边境，在长达4000公里的战线上发起全面进攻。苏军将进攻的中心指向长春、沈阳一线。长春既是伪满洲国首都，又是关东军司令部所在地。沈阳则是东北最大、最重要的工业中心，一直是苏军确立的一号目标。长春、沈阳一线，驻有关东军主力，也是苏军左、右两翼主力的会师线即对东北日军大合围的完成线、封闭线。为达成此最重要战役目标，以及不给朝鲜日军留任何喘息之机，苏军对战役计划作了若干调整：1）外贝加尔方面军主力全速南下，快速越过大兴安岭，进入东北平原，尽快前出至沈阳、长春一线。然后分出部分主力，直接转进、南下辽东半岛，解放辽东半岛。2）由第2远东方面军攻占哈尔滨。3）第1远东方面军全力、全速西进，尽快与外贝加尔方面军会师于长春、沈阳一线，完成对日军的大合围。然后分出部分主力直接转进、南下朝鲜半岛，消灭北纬38°线以北的全部日军。4）太平洋舰队抽调部分主力，封锁北朝鲜沿岸，占领重要港口、基地，配合陆军解放北朝鲜。

各方面军的进攻均按战役计划展开：截止至8月14日，外贝加尔方面军在其所担负的四个主要战役方向上，均取得突破性进展，苏蒙混合骑兵机械化集群已顺利突进至绥远；另一路主力已经赤峰指向辽东；此两路苏军达成的战役目标，除解放了其进军沿途的东北城乡外，还彻底断绝了华北日军增援关东军的念头。方面军先头部队在8月11日就越过了大兴安岭，其后，方面军主力近卫第6坦克集团军也迅疾越过了大兴安岭，并与苏军第39集团军协同，于8月14日前出至东北平原中部，锋芒直指长春、沈阳一线。方面军左路在迅疾攻克海拉尔后，直指齐齐哈尔。远东第1方面军在通行困难的深山老林条件下，强力突破了日军的强大防御地幅， 攻占了日军7个重要筑垒地域注692，开始进攻牡丹江市，其强大主力则直趋长春、沈阳一线。远东第2方面军则沿齐齐哈尔、佳木斯一线进攻，在该线的日军筑垒地域全线崩溃，方面军主力直指哈尔滨。 “这样一来，在我军发动进攻的第6昼夜结束时，关东军已经被分割成几个孤立的部分。”注693远东苏联空军也全力出击，猛烈轰炸日军的筑垒地域、坦克及机械化部队、机场、指挥中枢、交通枢纽等。致日军几近陷于瘫痪，有力地配合、支持了陆军的进攻。

TI图12.2　苏军飞行员

对于苏军的进攻，8月9日晨6时，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下令全线抵抗。苏军三大方面军主力，也是于晨5时开始全面进攻的。所以，“苏军的进攻是在日军顽抗的条件下进行的。虽然如此，苏军还是在所有主要方向上出色完成了任务”，实现了战略目标。顽抗苏军进攻的日军均被全部消灭（击毙、击伤、俘虏）。苏联海军也顺利出击，不仅帮助陆军强渡、航渡了乌苏里江、阿穆尔河，消灭了试图阻挡的日军舰艇，封锁了松花江、图们江，还在原驻萨哈林岛北部苏军（现属远东第2方面军）的支持下（其沿岛南下，攻击日军），攻占了萨哈林岛南部。为实现突袭性，海军还派出空降部队，空降萨哈林岛南部。水面、陆地和空中的立体突击，使南萨哈林岛日军迅速瓦解。一切都在按战役计划进行， “战争一开始，到处都很顺利”。注694

图12.3　为苏联红军当向导的东北民众

随后几天，苏军扩大、发展进攻并大大加快了进攻速度。8月10日，即苏联对日宣战的第2天，关东军司令部 “决定将主要城市的日本人撤到通化地区(后改为平壤)避难”注695，同时准备10列火车供输运，由于事出仓促车站一片混乱。

就在苏军进攻的第2天、第3天，日军方面军和军一级的司令部就失掉了对下属部队的控制。“关东军前线官兵，像雪崩似的溃退下来”， “到战役第一周结束时，灾难和覆灭已成定局，整个关东军变成了被分割成一群群和散布在广大地区的乌合之众”。注696

在外贝加尔方面军宽达1000余公里的进攻正面上，所有部队都实现了预定战役目标。至8月19日，方面军主力已前出至长春、沈阳一线，并攻克了齐齐哈尔。远东第1方面军于8月16日攻克牡丹江市。在解放牡丹江的战斗中，歼灭关东军4万多人。随后，方面军主力一分为二，一路直接西进，指向吉林（市）、长春、沈阳一线。另一路转进北朝鲜。8月17日，攻占了吉林通往北朝鲜的要冲汪清。旋即在海军的协同下，攻克日军在北朝鲜的重要海军基地清津，并切断了驻北朝鲜日军的所有交通线，使之成为孤军。大量驻北朝鲜日军被消灭。远东第2方面军在解放了佳木斯之后，在阿穆尔河区舰队的配合下，沿松花江向哈尔滨展开了进攻。日军空军实力本已远逊于苏军空军，飞行员素质也较低下，除被消灭者外，残存者基本未敢升空作战，所以苏军空军在整个战场上始终牢牢掌握着制空权，强有力地支持了陆军和海军的作战。8月15日，华西列夫斯基命令隶属远东第2方面军的堪察加防区部队，在太平洋舰队的支持下，占领南千岛群岛。受命部队随即出发，与太平洋舰队协同，于2、3天后，与太平洋舰队的海军陆战队一道，占领了择捉、国后、色丹和齿舞岛。 “就其任务完成之迅速、灵活和勇敢来说，也是相当惊人的。”注697华西列夫斯基如此评价道。太平洋舰队主力彻底控制并封锁着北朝鲜沿岸和辽东半岛沿岸，完全掌握了制海权。入朝远东第1方面军主力在其大力协同下（太平洋舰队还派出了海军陆战队），迅速并且顺利地攻占了日军在北朝鲜的所有海军基地，包括雄基、罗津、元山，还有清津。日军驻朝第17方面军主力基本被歼，余部外逃无路，一部向苏军投降，一部撤往汉城（今首尔）地区，与原驻南朝鲜的日军汇合，后向美军投降。9月初，苏军据《雅尔塔协定》，抵北纬38°线。随后，美军亦抵达此线。朝鲜全境从半个多世纪的日本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

关东军崩溃之速，令世人叹为观止。在苏军发起进攻的3天内，关东军的方面军和军一级的司令部、指挥部失灵，关东军前线官兵大面积溃退。苏军神勇进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计划周密，准备充分。从调兵遣将，运送部队，展开部署，研讨战术，侦察敌情，勘察地形等，均如此。华西列夫斯基举例说： “外贝加尔方面军走的是难以通行的地区，连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没有多少像样的地图。我们的制图部门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终于保证了指挥员们拥有了必要的详尽资料。”注698第二，其战略、战术水准均远远超越日军。战略意图战役计划之完美，前已所述，自不待言。其战术水准，亦远非日军能及。对于某些日军最重要筑垒地域，苏军为减少伤亡和提高进攻速度，均不予以正面攻击，只在佯攻后绕过去，置日军要塞于身后，切断其与其他日军的联系，使之成为孤军，又无能力出击，遂坐以待毙，最终投降。苏军对日军的阿尔山要塞区就实施了这一战术。苏军这一战术与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跳岛作战战术颇为类似，是否受其启发，不得而知。第三，苏军的装备、战斗技能、战力也远远高于日军。加之完全取得了制空权、制海权，致日军陷入无望之绝境。第四，日军大势已去，士气低落，军心涣散，加之由于对苏联调停存在幻想，诸多筑垒地域之工事尚未完成，亦利于苏军的神勇推进。

8月14日，日本政府向美、英、苏、中四国政府发出照会，称：“天皇陛下已就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条款事发出诏书；天皇陛下还准备命令所有陆海空军当局和所有在他们统辖之下的各地部队停止作战行动，缴出武器。”8月15日中午，裕仁发布“终战诏书”即《停战诏书》，被迫接受了《波茨坦公告》。但关东军的顽抗并未停止。8月16日晚，关东军于司令部召开高层指挥官及幕僚会议，提出了应对裕仁《停战诏书》的三套方案：1.作战到底。2.继续作战，在有利条件下相机停战。3.立即停战。会上，竟然同意第一种方案的人占了多数。关东军参谋长秦彦三郎支持第三种方案，并言：“作为军人，除服从陛下命令，别无忠节之道可言。”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也说，既然圣断已下，我们只能奉戴圣旨，全力以赴终战。但主战派依然议论纷纭。华西列夫斯基对日军的顽抗已有察觉，在向斯大林汇报并与之商谈了这个问题后，决定以苏军总参谋部的名义于8月16日在《真理报》上发表声明。声明指出：“1）日本天皇8月15日关于日本投降的公告只是关于无条件投降的一般性宣言。对武装部队还未发出停止战斗行动的命令，日本武装部队依然继续抵抗。因此，日本武装部队还没有真正投降。2）只有当日本天皇命令自己武装部队停止战斗行动并放下武器，而且这一命令确实付诸实行时，日本武装部队才算投降。 3）有鉴于此，苏联远东武装力量将继续同日本作战。”注699此后，苏军仍全力进攻。

8月17日下午5点（当地时间），山田乙三致电华西列夫斯基，称关东军奉天皇之命，停止军事行动。晚7点，山田派出飞机，在苏军驻地投下了两个通信筒，筒内装有关东军第1方面军司令部对其下属部队停止军事行动的要求。华西列夫斯基当即致电山田：“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曾发报给远东苏军司令部提议停止军事行动，但只字不提满洲的日本武装部队的投降问题。同时，日军在苏日战线的一系列地区转入反攻。兹向关东军司令官提出从8月20日12点起在全线停止对苏军的任何战斗行动，缴械投降。 之所以提出上述期限，是为了使关东军司令部能将停止抵抗和投降就俘的命令下达到自己的所有部队。一旦日军开始缴械，苏军将停止战斗行动。”注700同时，华西列夫斯基命令远东第1方面军派出代表飞赴日军驻地，授权他们通知关东军，只有当日军开始投降就俘时，苏军才会停止军事行动。8月18日3点30分，山田通过电台答复苏军总指挥部，称准备履行一切投降条件。8月18日，日军在前线许多地区开始缴械、投降、就俘。为了加速解除已投降的日军的武装并解放日军占领区，8月18日晨，华西列夫斯基命令外贝加尔方面军和远东第1、第2方面军：“鉴于日军的反抗已被摧毁，而道路阻塞的情况却严重阻碍我军主力迅速前进完成既定任务，为了立即占领长春、奉天（沈阳）、哈尔滨这几个城市，必须立即派出专门编组的、装备精良的快速支队。 还必须用这些支队或类似的支队来完成各项后续任务，不要害怕它们离自己的主力较远。”注701各方面军及其所属指向不同进攻方向的各集团军按此命令，迅速组建起了自己的快速支队。快速支队一般达到师级规模，由坦克部队、自行火炮部队、反坦克歼击炮兵分队和乘坐汽车的步兵分队组成。各方面军还创造性地执行了华西列夫斯基的命令，他们经与配属于各方面军的空军集团军商量，决定向作为重要战役目标的各大城市派出营、团级规模的空降兵。考虑到日军的猖狂性及其反复无常，为防范日军武力顽抗，最终向各大城市派出的空降兵均为团级甚至团以上规模。

图12.4　苏联红军占领哈尔滨火车站

如上，此后苏军向各重要战役目标的快速推进分三波次进行：其一，空降部队。快速空降战役目标（多为大城市）的中枢：机场、火车站、交通枢纽要道、通信中心、日军指挥部等。其二，快速支队快速跟进，支持、强化、巩固空降部队对于中枢要害的占领与控制。其三，大部队跟进，全面占领、控制战役目标即各大城市。空降兵、快速支队到达后，立即接受所占领、控制区域的日军的缴械、投降、就俘。大部队抵达后，全面接受该地区日军的缴械、投降就俘。8月19日，苏军空降兵空降沈阳，在机场俘虏了伪满洲国皇帝（又称第一执政）溥仪和他的日本顾问，他们正在等候飞机，准备逃往日本。8月18日，苏军空降兵以师级规模空降哈尔滨，旋即占领。在机场，意外地遇见了关东军参谋长秦彦三郎，他是由长春（关东军司令部）飞往哈尔滨来贯彻关于关东军投降缴械的命令的。鉴于关东军数量庞大，还有数十万伪军，不可能全部集中于几个大城市缴械投降，必须要指定其他的苏军受降集中点。因此，苏军空降部队的指挥官奉命要求秦彦三郎及其随从乘坐苏军飞机赴苏军远东第1方面军司令部，以便商谈关东军投降的具体事宜。秦彦三郎答应了这一要求。8月19日15时30分，华西列夫斯基等远东苏军高层领导与秦彦三郎一行及日本驻哈尔滨领事宫川会见，苏军提出了关于关东军投降程序的具体要求：指定了日军投降的集合点、日军到达集合点的行动路线和时间。秦彦三郎接受了全部条件。他还向华西列夫斯基解释：某些日军部队之所以没有执行缴械命令，是由于关东军司令部未能及时把投降命令传达下去，因为关东军司令部在苏军进攻的第二天就失去了对许多所属部队的指挥及控制。苏军警告秦彦三郎，关东军必须有组织地缴械投降，包括所有军官在内。俘虏的伙食在投降初期由日军自行安排。其后，日军必须将伙房及其存粮移交苏军手中，由苏军安排。日军将领必须同其副官及一切个人必需用品一起到达投降现场。苏军声明，保证将对全体战俘采取人道主义态度。秦彦三郎要求在苏军部队到达前，准予在满洲和朝鲜的个别地区的日军保留武装，因为那里的居民不可靠。苏军严正回答：苏军会保证满洲和朝鲜（北纬38°线以北）的秩序，不会允许有任何非法的无节制的行为。“在整个谈判过程中，秦彦三郎和他的随行人员相当沮丧，武士道的自负精神已荡然无存。昨天还很傲慢的‘满洲太上皇’表示俯首听命，甚至显得卑躬屈膝。我们每说一句话，他们都连连点头。 显然，他们在心理上已完全消沉了。”注702在确定了关东军投降的细节后，秦彦三郎及其随从乘坐苏军飞机并在苏军军官陪同下，返回长春关东军司令部，向山田乙三传达苏军的指令，并协同山田乙三执行。随后，苏军空降长春，其快速支队进占长春。同期，苏军空降了吉林（市）（8月19日）、旅顺（8月21日）、大连（8月22日）。苏军空降后，其快速支队亦迅疾抵达，随后是大部队。自8月19日起，关东军络绎不绝地到达苏军指定的受降集中点，缴械投降。苏军全面控制了东北及北朝鲜，东北全境及北朝鲜获得解放。苏军进军沿途之各地区，均即获得解放。

图12.5　1945年9月2日，苏军远东最高指挥官华西列夫斯基（中间者）乘飞机抵达哈尔滨

在解放东北和北朝鲜的战役中，苏军伤亡官兵32000多人，毙、伤日军91000余人，俘虏日军594000余人， 其中将级军官148名。注70330万伪军土崩瓦解，溃散逃窜。在朝鲜南部即北纬38°线以南的关东军余部即关东军第17方面军余部，向美军缴械投降。

图12.6　苏军指挥官查看缴获的日军防御器材与武器

战后，苏军将其缴获的关东军武器装备，基本都移交给了林彪、罗荣桓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即后来的第4野战军。“仅我两个方面军缴获的并转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文如此，其实当时称为东北民主联军）的战利品有：3700门火炮、迫击炮和掷弹筒，600辆坦克，861架飞机，约12000挺机枪，680座各种军用仓库，以及（日军）松花江舰队的船只。后来又给了他们大批苏联武器。 苏军指挥部很重视这些武器的完好无损，我记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表曾向我表示过对苏联的感激之情。注704据指挥八路军首批出关部队的曾克林将军后来回忆，仅苏军移交的沈阳苏家屯军火仓库，就有步枪20000余支，机枪1000挺，还有150门各种口径的迫击炮、野炮和山炮。他和广大指战员们拉了3天3夜。苏军移交的武器，不仅装备了到达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而且还向山东运送了一大批武器弹药。可见，苏军解放东北，也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

五、《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

在美国政府的坚持下，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最终同意雅尔塔协定中有关外蒙古、旅顺、大连和中东铁路的安排，立即同苏联就签订友好互助及同盟条约进行谈判。1945年6月30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一行由德黑兰飞抵莫斯科，旋即就订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相关事宜同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举行会谈。

图12.7　行政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世杰抵达莫斯科，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到机场迎接

7月2日晚，宋子文、蒋经国等拜谒斯大林，谈话长达3个半小时之久。双方“对东三省比较满意，外蒙问题则成僵局”。斯大林谓“外蒙人民不愿受中国政府统治，希望独立。故盼中国承认外蒙现状，苏联不欲并吞外蒙，亦盼中国准许外蒙脱离”。宋子文指出：“苏联曾屡次承认外蒙为中国领土。”斯大林称“现为苏联国防关系，不得不在外蒙驻兵”，并希望中国政府能同意外蒙古独立。宋子文当即表示“盼史（大林）亦不提此难题，因中国任何政府如丧失土地完整，必为国人不谅”。斯大林当即表示 “如此吾人不能有任何协定”。注705

7月3日，斯大林对宋子文表示：“外蒙有若干人意图结合内蒙，成立蒙古人区域，可能威胁中国北部。”同日，宋子文同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晤谈时，哈里曼表示：“罗（斯福）总统从未曾考虑外蒙问题，并不知中国因内政概不能承认外蒙独立。”哈里曼还提到，关于中东铁路问题，罗斯福“只提合办，并未承认苏联所有权”；罗斯福 “主张以大连为自由港，从未计及作为予苏联以特殊权益之港口”。注706为打破外蒙问题僵局，宋子文当日建议准许苏联“在外蒙驻兵”、“予外蒙以高度自治”、 “授权外蒙军事、内政、外交自主”。注707 次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表示“万一史坚持外蒙必须由我国承认其独立，则只可中止交涉”，并征求蒋介石的意见。注708

7月6日，蒋介石召集孙科、邹鲁、戴季陶、于右任、吴稚晖、陈诚致商议，“最后决定主张外蒙独立事可让步”。此外，蒋介石也征求了王世杰的意见，王世杰认为 “东三省等问题如确能得到不损领土主权之解决，则承认外蒙人民于战后投票自决亦尚合算，因外蒙实际上已脱离中国二十余年”。注709蒋介石于是致电宋子文，提出中国方面“最低之期望”。蒋介石强调：“外蒙独立问题，关系于我国前途之成败，实等于我东三省无异。若我国内（包括东北与新疆）真能确实统一，所有领土主权及行政真能完整无缺时，则外蒙独立或可考虑……但国内统一尚未巩固之今日，则无法使之实现。”这实际上是在向斯大林施压，要其在东北和新疆问题上让步。蒋介石进一步指出“所谓国内必须统一巩固之程度”是指：1.“东三省之领土主权及行政必须完整”，其中包括旅顺军港之行政管理权须归中国主管之下、大连为自由港且行政管理权归中国、中长铁路干线可与苏联共同经营，但绝非双方共管。2.“新疆之伊犁以及全疆各地被陷区域完全恢复、中苏边境双方匪患应照前约互助协剿、阿尔泰区应仍属新疆范围”。3.“中共对军令政令必须完全归中央统一”。4.“中国必须统一至如此程度，则政府遵照三民主义原则，愿自动提出外蒙问题，拟由外蒙人民用投票方式解决。如其投票结果为外蒙独立，则政府即正式提请国会，由国会正式通过后，政府乃正式批准予以独立。但必须在抗战胜利以后”。蒋介石指示宋子文， “如果中国无切实统一之保障，……不惜停止交涉”。注710同日，蒋介石致电蒋经国，要其“一切行动应遵院长指示奉行。如交涉停止时，儿当随院长回国为要”。蒋介石亦向蒋经国表示： “至余是否与史达林元帅约晤，当视协定是否成立而定。但余甚望有机与彼面晤也。”注711

到了7月7日，蒋介石明确电令宋子文告诉斯大林：“我国之要求两点，即东北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与对中共及新疆变乱不再做任何之支援。” 只有苏联答应做到这两点，中国愿意在外蒙古问题上做出“极大牺牲”。注712

宋子文在7月9日晚同斯大林会谈时，将蒋介石提出的中国方面“最低之期望”告诉了斯大林。斯大林对中国在外蒙独立问题上的表态“甚表满意”，并同意外蒙独立“于战败日本后再宣布”。同时，斯大林允诺在苏新（疆）边境“禁止私运军火，堵截边境……助我解决匪患”；斯大林表示“此后援助中国一切武器及其他物资，均以中央政府为惟一对象，不供给武器于中共”；斯大林重申苏联“尊重东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完整”，并表示 “可以书面表示”。注713这算对于蒋介石要求的两点，给了较积极的回应。7月11日，斯大林表示： “东北、新疆、中共三点，俟一切问题双方商妥后，史允以书面表示。”注714因斯大林要赴柏林参加波茨坦会议，中苏谈判暂告停顿。宋子文于17日回到重庆。

7月24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向蒋介石转呈杜鲁门总统柏林来电的译文。电文曰：“余曾请阁下执行雅尔达协定，但余未曾请阁下作超过该协定之让步。 如阁下与史达林委员长对于雅尔达协定之正确解释意见不同，余望阁下设法使宋氏回返莫斯科，继续努力以达到完全谅解”。注715这封电报耐人寻味，美国政府是在批评蒋介石让步太多，还是对中国迟迟不同苏联签订协议表达不满？让人费解。但凑巧的是，宋子文于当天提出辞去他所兼任的外交部长职务。蒋介石对王世杰说， “子文因中、苏谈判及承认外蒙战后独立之事，颇畏负责，其所以先行返渝亦正为此”。注716

7月30日，宋子文辞外交部长职，由王世杰接任。同一天，国防最高委员会还解除了盛世才农林部部长的职务。8月1日，宋子文对王世杰说： “将来中苏约文应由予（指王世杰）签字。”注717

8月5日，宋子文、王世杰、蒋经国、熊式辉等由重庆经由印度加尔各答、伊朗德黑兰，于8月7日飞抵莫斯科。当晚，宋子文、王世杰、蒋经国即同斯大林会谈。会商结果如下：（1）“旅顺区域以史达林前次所画红线为界，界内主要民政人员由中国任用，惟须顾及苏联利益。军港共同使用办法，苏方对于设置军事委员会一节允予考虑”。（2）“旅顺港外一百公里岛屿问题，史达林似可放弃其原议，惟对于距港甚近岛屿，或尚另提办法”。（3）“大连市问题经辩论后，苏方主张由华人任市董事会主席，俄人任港口管理局长，我仍坚拒，尚成僵局，将续谈”。（4）“中东路董事长及两局长问题，我方提议或可被接受”。（5）“外蒙疆界问题，我已将丁文江等外蒙地图，及一九二六年苏联旧图出示，史氏允细阅后答复”。（6）“同盟条约，史氏应允不加列德国为对象”。 （7）“军事问题，史氏允即指定专人另与天翼注718兄晤商”。 （8）“关于日人在满产业机器作为对华赔偿一节，史氏允予以同情考虑，并允续谈其事”。注719

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8月9日，宋子文、王世杰致电蒋介石，认为因“苏已对日宣战，形势趋紧”，签约问题 “不容过事迁延”。注720就在苏军出兵东北的第二天，即8月10日，斯大林告诫中国谈判代表宋子文，中国政府最好尽快同意达成协议，否则，中国共产党就要进入东北了。 因而宋子文不得不在大连问题以及其他协定的细节上作出让步。注721

10日晚，代表团与斯大林继续会商。结果，斯大林同意大连市“市政权全归中国，不设中苏混合董事会”；苏方愿意放弃对于旅顺口外岛屿的要求；关于苏军于战后三个月内撤出东北、苏联不干涉新疆内政、苏联尊重中国对东三省主权、苏联的一切援助只能给予中央政府等项，苏联“已同意用书面表示”。 但斯大林在外蒙边界问题上不肯接受中方所提地图，坚持中东铁路与南满铁路局必须以苏联人担任局长，不同意在旅顺设立中苏军事委员会。注722

8月12日，蒋介石连发3封电报给宋子文、王世杰，坚持 “外蒙疆界必须此时有一图底，并在承认其独立以前，勘定界线，否则外蒙问题之纠纷仍不能解决，则承认其独立不惟无益而且有害，虽停止交涉亦所不惜”。注723宋子文、王世杰当即告知苏方暂停当日晚同斯大林的最后一次会商，同时致电蒋介石，表示“外蒙疆界问题确已无法照钧示办到，其因颇多，似非苏方故意预为将来留一惹起纠纷地步”。电报同时向蒋介石指出，“职等及同来诸人一致认为，中苏条约必须缔立，倘再迁延，极易立即引起意外变化”，要求蒋介石授予他们 “权宜处置之权”。注724

8月13日，王世杰致电蒋介石，分析苏联在外蒙划界问题上不让步的原因。王世杰认为，斯大林“认二十五年来外蒙疆界并无纠纷，现如提出，徒引起外蒙人之种种要求，我如要求先定界而后承认独立，则为故意延宕”。王世杰认为，“默察苏方态度，似非蓄意与我为难，其欲藉此次缔约改进中苏关系之心似属相当诚挚，就我方利益而言，则此次缔约可以稳定中苏关系，减少中共之猖獗，保证苏军之撤退，限定苏军在东北之权益，凡此种种皆为统一及建国所必须，倘再停止谈判则形势必立变，前途隐忧甚大”。同时，王世杰向蒋介石要求“将外蒙疆界以现在疆界为限之字句列入换文中”，以显示中国 “不承认民国八年以前属于外蒙之疆土为外蒙疆土。”注725蒋介石于当日致电宋子文、王世杰： “对于外蒙及其他未决事项，准授权兄等权宜处置。”注726

8月14日零点至2时30分，宋子文、王世杰等同斯大林做最后一次商谈。首先谈外蒙问题，王世杰要求将“外蒙独立应以现有疆界为界”之语列入换文中，斯大林当即表示同意。 此后，在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旅顺、大连等问题上，斯大林都作了让步。注727

经过艰苦的谈判，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终于8月15日早晨6时在莫斯科签订。注728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共计八条款、两个换文和四个协定。

条约内容包括缔约国“协同其他联合国对日本作战直至获得最后胜利为止”；缔约国“不与日本单独谈判”；缔约国“在对日本作战终止以后，共同采取其力所能及之一切措施，使日本无再事侵略及破坏和平之可能”；缔约国之一方“不缔结反对对方之任何同盟，并不参加反对对方之任何集团”；缔约国“顾及彼此之安全及经济发展之利益，同意在和平再建以后，依照彼此尊重主权及领土完整与不干涉对方内政之原则下，共同密切友好合作”；缔约国“为便利及加速两国之复兴及对世界繁荣有所贡献起见，同意在战后彼此给予一切可能之经济援助”； 缔约国“为联合国组织会员之权利及义务不得因本条约内所有各事项之解释而受影响”，等等。注729

换文（一）为莫洛托夫和王世杰互换的照会，就下列事宜达成谅解：（1）“苏联政府同意予以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2）“关于大连与旅顺口海港及共同经营中国长春铁路，在会商过程中，苏联政府以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分，对中国在东三省之充分主权，重申尊重，并对其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认”。（3） “关于新疆最近事变，苏联政府重申，如同盟友好条约第五条所云，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注730

换文（二）为中苏两国外长关于外蒙古的照会： “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注731

四个协定分别是中苏两国《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关于大连之协定及议定书》、《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关于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三省后苏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注732

中国国民政府基本上接受了苏联政府在《雅尔塔协定》中就外蒙古地位和其在中国东三省权益所提出的要求。8月24日，该条约由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国防最高委员会批准通过。

中苏双方还以“记录”的方式谈及苏联军队自东北撤军—— “斯大林统帅声明，在日本投降以后，苏联军队当于三星期内，开始撤退。宋院长询及撤退完毕需要若干时间，斯大林统帅谓彼意撤军可于不超过两个月之期间内完竣。宋院长继询是否确在三个月以内撤完，斯大林统帅谓最多三个月足为完成撤退之期。”注733

六、中国战场的战略出击

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鼓舞了中国人民获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信心，也为中国战场上的战略出击提供了条件。

1945年初，正面战场上没有重大战事，中国军队虽在豫湘桂作战中受挫，但随着美式装备的不断增加及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连连溃败，仍保有一定的战斗力。重庆国民政府利用日军在中国战线上的优势和主动地位的丧失，决定于同年秋“开始使用中国战区内的所有之陆军空军及后勤机构，对在华日军予以强烈紧密之进攻”，目的是 “遮断在华敌军与越南及以南地区之陆上交通，并夺取中国西南海岸之港口，使增加中国战区陆空军之物资供应”。注734

中国军事当局也开始考虑中国战场的反攻甚至结束战争的问题。从总的战略方针上看，蒋介石等仍抱着依赖盟军援助，甚至由盟军在中国沿海登陆作战的幻想。军令部所制订的《中国陆军作战计划大纲》中对1945年的作战指导方针为： “中国陆军以开辟海口之目的，于盟军在东南海岸登陆之同时，向桂湘粤转取攻势，特须保持于黔桂路方面，攻取宜山、柳州，与盟军会师西江。”注735为争取盟军的支援配合，何应钦在昆明与美国的柏德诺将军多次会商。

5月，德国投降，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国民政府判断日军“随时有投降的可能”， 故打算在日军突然投降时将上海、大沽、广州、青岛、汉口、岳州作为先行占领的目标。注736

鉴于在华日军收缩兵力，不断从南方抽调部队到华北、华中的形势，中国军队遂将华南作为反攻的突破口。6月底，中国军队收复了柳州，7月初，中国陆军总部在美军人员的协助下，制订了反攻广州的计划，决定 “先以有力部队攻略桂林，夺取雷州半岛，再分别攻击衡阳、曲江，并牵制粤北之敌，以主力沿西江流域攻略广州”。注737该计划分三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8月15日前攻下桂林，9月15日前攻下雷州半岛；第二阶段，11月1日攻下衡阳、曲江； 第三阶段，1946年3月1日前攻下广州、香港。注738为实施该计划的兵力部署是，由卢汉、张发奎、汤恩伯、王耀武组建4个战斗力较强的方面军，在滇、桂、粤展开军事运动，攻略上述军事要点，尔后出击广州。各战区相应发起攻势，阻止日军兵团转用，中美空军协助地面部队作战，以阻止日军从海上增援。

有关部队分头进行作战准备，8月初，张发奎的先头部队进入梧州以西地区；汤恩伯的部队沿贺连公路进至贺县附近地区，该部挺进兵已达全州附近。其余参战部队亦按部署陆续推进。但是，未及部署就绪，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

在敌后战场，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形势的变化，提出的1945年敌后战场的任务是：“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我们必须把一切守备薄弱、在我现存条件下能够克服的沦陷区，全部化为解放区…… 等到各方面条件成熟了，就将敌人完全驱逐出去。”注739

5月，八路军各部陆续展开了猛烈的夏季攻势，先后发起许多攻城夺点的战斗，将深入敌后根据地的日伪军大部消灭。

同年春夏季，新四军为执行“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战略任务，在华中各解放区连续发动攻势作战，使华中各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克复了许多城镇据点。

春夏攻势作战，日军被压缩在铁路沿线和大中城市，敌后战场人民军队发展到近100万人，民兵发展到200余万，解放区扩大为19个，总面积达95万平方公里，人口接近一亿。全国的重要城市，如北平、天津、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地，均处于人民军队的包围之中，为转入战略反攻创造了条件，敌后战场已成为全国大反攻的 “最前面的战略基地”。注740

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促进了敌后战场战略大反攻的到来。8月9日，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宣战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8月10日和11日，延安总部发出七道受降和进军命令，并向被八路军、新四军包围的日军发出了限期投降的最后通牒。旋即，敌后解放区发起了大反攻。

当时国民党正规军队 “多偏处西南各省”注741，抗战前线的战略要点非唾手可得。 为抢夺抗战果实，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与日伪合流。注7428月11日，蒋介石连下三道命令：要国民党军向已被敌后战场军民包围的城市和交通要道“积极推进，勿稍松懈”；要伪军“应就现驻地点，……不得擅自移动驻地，且不得受未经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编，负责维持地方治安”；要第18集团军 “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勿再擅自移动”。注743对此，中国共产党方面拒绝执行。

在东北，冀热辽军区的八路军主力沿北宁路东进，与由海上兼程挺进东北的山东方面八路军配合苏联红军与关东军作战；在华北晋察冀方面，八路军已先后解放了张家口、秦皇岛、山海关等重要城市，包围了北平、天津、保定；晋绥方面，八路军向平绥路西段，同蒲路北段进攻，攻占了归绥和太平外围据地；晋冀鲁豫方面，八路军向平汉路中段、陇海路中段进军，并解放了许多城镇；山东方面，八路军向津浦路中段、胶济路和陇海路东段进攻，并进逼青岛、海州和连云港；华中新四军向京沪、沪杭甬、浙赣、淮南等路及津浦路南段陇海路东段进攻，直逼上海、南京；华南抗日游击纵队向广九、潮汕两路进攻，直指广州、汕头地区。

关内关外陷入中国人民持久战泥沼中的日军仍然企图垂死挣扎。8月12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得知日本政府准备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消息后，紧急致电大臣、总长，表示“七百万皇军仍于本土和大陆健在，派遣军的百万精锐日益振奋斗志”，要“不惜全军覆没，为实现战争目的而迈进”，还强硬地表示： “向重庆的残兵败将投降，这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听命的。”注744日军的顽抗，无法阻止敌后战场解放区的扩大，据不完全的统计，敌后战场的战略反攻中， “共毙伤日伪军35万多人，收复了张家口、邯郸、邢台、焦作、菏泽、烟台、威海、宝应、淮阴、密县、宝安等中小城市250余座，并一度攻入保定、石家庄、归绥、天津西站、上海西站，逼近包围北平、天津、太原、大同、开封、新乡、徐州、青岛、济南、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切断北宁、平绥、津浦、平汉、正太、同蒲、陇海、胶济、广九等铁路，解放了大片国土”。注745

七、日本投降与中国战区受降

美国投掷原子弹及苏军参战，使日本统治者在惊恐之余不能不考虑投降问题了。8月9日上午，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开会，讨论“和平的条件”，会上争论不休，未能达成共识。当天深夜，天皇召开“御前会议”，决定以保天皇为附加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次日，外务省通过瑞士、瑞典政府向中、美、英、苏四国转达了上述意向。13日，盟国的答复是：同意日本保留天皇体制，但须在“盟军最高司令的限制下”，并限令日本尽快答复，否则将对其本土进行“总攻击”。

图12.8　《朝日新闻》报道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国投降，裕仁天皇下诏宣告战争终结

对于投降问题，日本上下一直有激烈的争论，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主张不惜进行“本土决战”，玉石俱焚，绝不投降。在此期间，美军飞机继续对日本进行轰炸，苏联红军予关东军以毁灭性的打击。8月14日上午11时，天皇再次召开“御前会议”，决定结束战争。天皇指出：“关于国体，敌亦承认，毫无不安之处，关于敌之保障占领，虽不无可虑之处，但如继续战争，则国体与国家之将来同归于尽，一无所存。” “如现在停战，将来发展的根基尚存。”注74615日，天皇对日本全国播音，宣布日本投降。但当时日本国内，尤其是少壮派军人，仍不甘心失败，曾试图发动政变，继续战争。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收听了日本天皇的投降诏书后，立即以派遣军总司令名义致电参谋总长，表示“派遣军拥有百万大军，且连战连胜。战争虽已失败，但在作战上仍居于绝对能获胜之地位。以如此优势之军队而由软弱之重庆军解除武装，实为不应有之事”。日本大本营于8月16日晚再次下达了 “应立即停止战斗行动”注747的命令，但命令又指出：“停战交涉期间，敌若来攻时，在不得已情况下，为自卫可采取战斗行动。”8月18日，日本大本营再度下达第1385号命令，指示日本各地区司令官应“停止行使一切武力”，并告诫他们 “严禁轻举妄动”。注748嚣张的日本军阀，终于被迫放下屠刀。

图12.9　抗战胜利以后，中国军队进入武汉，民众涌上街头欢迎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按照盟国规定，中国战区受降范围是：中国本土(东北除外，东北由苏联受降)、台湾及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北纬16度以北的法属印度支那地区，于1945年12月26日，经英、法、中三国协议，中国军队撤出后，和南部法属印度支那一起，由法军负责接管)。日军投降代表为日军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其所辖投降兵力分布在华北、华中、京沪、广东、台湾、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 共约128.32万人。注749 伪军投降的总兵力有60余万人。注750

蒋介石企图垄断中国战区受降权，不允许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向上述地区处于包围的日伪军队受降。

8月15日，蒋介石指派何应钦为中国战区受降主官，并于当天致电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命令 “日军可暂保有其武装及装备，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注751同时令其派代表至玉山接受何应钦指示，筹备受降工作。

蒋介石赋予何应钦下列任务：(1)处理在中国战区内之全部敌军投降事宜；(2)指导各战区、各方面军，分区分批办理一切接受敌军投降之实施事宜；(3)对中国战区内之敌军最高指挥官发布一切命令；(4)与中国战区美军人员密切合作，办理美军占领区、盟军联合占领区交防、接防、敌投降后之处置；(5)收复区内难民救济、交通通信、运输之恢复诸事宜；（6）指导各战区、各方面军分区分期办理接收伪军投诚编遣及剿办不听命令之伪军事宜；…… （9）对于非经政府指定之受降部队，如有擅自接受敌军投降，企图扰乱受降计划者，呈请蒋介石下令惩罚等。注752

8月21日，蒋介石电何应钦， 规定各区受降主官、接收地区如下注753：

第1方面军卢汉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

第2方面军张发奎广州、雷州半岛、海南岛、香港注754第7战区余汉谋曲江、潮州

第4方面军王耀武长沙、衡阳

第9战区薛岳南昌、九江

第3方面军汤恩伯南京、上海

第3战区顾祝同嘉兴、杭州、金华

第6战区孙蔚如武汉、沙市、宜昌地区

第10战区李品仙徐州、安庆、蚌埠、海州

第11战区孙连仲、李延年天津、北平、保定、石家庄

第1战区胡宗南洛阳

第5战区刘峙郑州、开封、新乡、南阳、襄阳、樊城

第2战区阎锡山山西省

第12战区傅作义察、绥、热河三省

其后，蒋介石又指派陈仪为台湾方面的受降主官，负责接受台湾及澎湖列岛。

8月18日，国民政府因玉山机场后跑道损坏，临时决定洽谈地点改在湖南芷江。20日，何应钦率领中国陆军参谋长萧毅肃等30余受降人员，乘两架美军运输机抵达芷江。参加受降工作的中国陆军总部副参谋长冷欣及各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杜聿明、张发奎、卢汉等，也先后赶至芷江。

图12.10　日本军使芷江洽降后，中国高级将官在一起。从左到右：王耀武、卢汉、张发奎、何应钦、汤恩伯、杜隶明、萧毅肃和柏德纳

21日上午11时许，日本乞降使节、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一行，遵照中国战区方面规定的时间，飞抵芷江。何应钦召见了今井武夫一行，命将中字第1至第4号备忘录转交冈村宁次；并告知将在南京设立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由冷欣担任主任；中国战区正式受降地点，决定设在南京；将在南京设立机场，空运军队前往南京、上海、北平，办理接收工作，等等。在中国的美军作战司令部参谋长柏德诺将军参加了接见。

8月25日，何应钦命令国民党各地区受降主官 “应速饬所部分向各受降区内各重要城市挺进”。注755由于国民党主要受降部队(正规军)多偏处西南各省，遂依计划空运、车运、水运及徒步各种方法，由各方面向各要点推进。

8月27日，到南京受降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主任、陆军副参谋长冷欣当面向冈村宁次交代：“在任何情况下贵军设法维持交通安全!” “上海、南京、北平、天津、青岛、汉口、广州、香港等重要城市，务请注意!”注756

8月27日至9月1日，何应钦为具体部署各战区抢占战略要点，马不停蹄地飞往湖北、西安、江西、昆明等地向各地长官面授机宜，并飞往重庆与魏德迈商谈部队空运问题，还向蒋介石报告了各项工作部署情况。

图12.11　1945年8月30日，冀热辽军区八路军收复山海关后的胜利情景

9月2日，日本政府向盟国投降签字仪式在东京湾美军主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日本外相重光葵、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分别代表日本政府和日本大本营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投降书第1条即规定：“日本接受中、美、英共同签署的，后来又有苏联参加的1945年7月26日的《波茨坦公告》中的条款。”中国战区代表徐永昌参加了受降签字仪式。

9月8日，何应钦乘“美龄”号专机离芷江到南京。检视中国战区受降仪式的准备情况。9月9日9时，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在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应邀参观的有外宾及中方高级官员、中外记者，厅外仪仗队和担任警卫的官兵近千人。

8时51分，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率受降官4人入场，他们是：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陆军参谋长萧毅肃、海军总司令陈绍宽、空军第1路司令张廷孟。

紧接着，日本投降代表在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陆军大将冈村宁次带领下，鱼贯入场，他们是：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陆军中将小林浅三郎；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陆军少将今井武夫；中国派遣军参谋、陆军中佐小笠原清；中国派遣军舰队司令长官、海军中将福田良三；台湾军参谋长、陆军中将谏山春树；第38军参谋长、陆军大佐三泽昌雄等7人。

图12.12　冈村宁次的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向何应钦（左）递交日军降书

在准予照相的几分钟里，数不清的照相机摄下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在闪光灯的映照下，光脑袋的日本投降代表目光呆滞，神色黯然，已无往日“皇军不可战胜”的威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间有三次停战，即1932年的淞沪停战协定，1933年的塘沽协定及此次日军投降式。冈村宁次恰巧都在场。所不同的是，前两次都是以胜利者姿态出现的冈村宁次，这次“却陷入了率领一百二十万大军(包括台湾、法属北部印度支那)签字的命运”。 他在日记中记述自己是在“从未意料到的痛苦处境”中参加投降仪式的。注7579时整，何应钦令将日军降书(中日文本两份)交付冈村宁次阅读签字。在众目睽睽之下，一片相机的咔嚓声中，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受降仪式历时约20分钟。

10月25日，台湾地区的受降仪式在台北举行。日本投降代表、日本台湾总督兼第10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从中国代表、受降主官陈仪手中接受“第一号命令”，办理投降手续。陈仪通过广播宣告： “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注758从甲午战争后被迫与祖国分离50年的台湾重回祖国怀抱。广大台胞欢欣鼓舞，家家户户张灯结彩。次日，台北还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游行，人潮如海，锣鼓喧天，表达了台湾人民重回祖国大家庭的喜悦之情。

但在接收香港问题上，国民政府却以失败而告终。从1942年底起，国民政府就利用同英国谈判新约的机会，就九龙回归问题与英国进行了交涉。国民政府提出“废止1898年6月9日签订的《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 英国将九龙租借地的行政与管理权移交中华民国政府”的要求。注759英国政府则宣称废除不平等条约并不包括将九龙交还中国的问题，英国政府 “愿意在胜利之后讨论其未来的地位”。注760由于英国坚持殖民主义立场，九龙问题最终作为悬案搁置起来。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在同蒋介石会谈时特别提到香港问题，他主张“应由英国交还中国，再由中国宣布香港为自由港”。 但罗斯福顾虑“丘吉尔首相的态度”而未能公开谈及。注761

日本宣布投降之前，英国政府已为重占香港定下方针，即无论香港出现什么情况，英国都应当出兵香港。日本宣布投降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向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下达了第一号命令，指出： “凡在中华民国(满洲除外)、台湾、越南北纬16度从北之日军，均应向蒋委员长投降。”注762中国外交部次长吴国桢在8月15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 香港属于中国战区，理应由中国受降。注763 8月16日，英国大使馆照会中国外交部，表示英国正派兵前往香港。注764吴国桢复照指出，香港不在英国受降范围之内。 吴国桢对英国驻华参赞华灵哲（Wallinger）说，中国不打算利用受降之机收回香港。注765在与英国交涉的同时，蒋介石命令军队准备接受香港日军投降。 21日，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下令所部第13军以主力配置于广九铁路沿线，以一部推进香港。注766 同日，第7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派所部教导团及突击独立第1支队向香港挺进。注767

中英双方争执不下，都向美国请求支持。 8月19日，英国首相艾德礼致电杜鲁门，表示英国已派出舰队驶往香港，请求美方予以支持。注768美国为取得对苏抗衡中英国的支持，态度急骤转变，同意由英国接受香港日军投降。 杜鲁门复电说，美国不反对英军接受香港日军投降。注769 21日，蒋介石致电杜鲁门，坚持香港日军应向中国投降。注770 杜鲁门回电蒋介石，证实了美国同意英国受降的消息，并表示中英之间应当就此协调解决，以便香港日军向英军投降。注771

8月23日，蒋介石作出妥协，他分别致电杜鲁门和麦克阿瑟，表示自己将以中国战区统帅的名义， 授权一位英国将领接受香港日军投降。注772但是，英方拒绝了这一要求。27日，蒋介石对英国驻华大使薛穆（Horace Seymour）声明：“余委托英军官接收香港之主张，必须贯彻。”蒋介石还要求薛穆告知伦敦： “余决不能放弃应有之职权，且必反抗强权之行为。”注773同一天，蒋介石致电杜鲁门请求支持。 8月31日，英国最终同意海军少将夏悫（Cecil Harcourt）以英国政府和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代表的身份接受香港日军投降，并欢迎中美两国各派一名军官作为签字仪式见证人参加受降，蒋介石表示接受。注774

8月30日上午，夏悫率领英国舰队驶抵维多利亚港，陆战队从香港海军船坞登陆。在此之前，被日军关押在集中营的前香港政府辅政司詹逊（Franklin Gimson）已获释，并组建临时政府等待英军登陆。 8月28日和9月3日，余汉谋和张发奎分别收到取消香港受降任务的命令。注7759月16日，香港受降仪式举行，中国军方代表潘华国少将作为见证人参加了仪式。同日，英国正式恢复了对香港的殖民统治。

八、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中国战区受降典礼的举行，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无数次反帝斗争第一次取得完全的胜利。

八年抗战中，中国人民“共歼灭日军二百六十余万”。但残酷的战争也使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据不完全统计， “中国军队在抗日战争中伤亡达三百三十八万多人，中国人民伤亡达一千八百余万人，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折合一千多亿美元”。注776

人民赢得了战争，战争教育了人民。回顾国共合作抗战的历史，追溯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和意义，我们深刻地认识到：

图12.13　延安军民集会，庆祝抗战胜利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工农兵学各界，各民族人民广泛参加的一次全民族抗战。抗日战争的胜利，是爱国主义的胜利。

图12.14　日军投降，中国士兵重返卢沟桥

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独立领导的两个战场，都对抗日御侮作出了贡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为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而壮烈捐躯的先烈。历史经验证明，国共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伤。今天，抗日战争结束已半个多世纪，“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海峡两岸，炎黄子孙，应捐弃前嫌，继承和发扬爱国传统，为祖国统一，民族振兴共作贡献。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广泛支持，苏联、美国、英国等反法西斯盟国给予大量人力物力上的援助，特别是苏联红军的英勇作战，美军在太平洋上的对日作战，加速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进程。对支持过中国抗战的各国各民族人民和政府，中国人民永志不忘。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战场的存在，中国全体抗日军民进行的长达八年的浴血奋战，牵制了日本陆军总兵力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和大量的海空军力量，有力地配合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对于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不朽贡献。

小结

抗日战争的胜利比人们预料得要快些。1944年初，苏联红军开始的战略大反攻，敲响了德国法西斯末日的丧钟。6月，英美在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成为欧洲反法西斯战争的又一转折点，欧洲战场形成的强大的反法西斯联盟，推动了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

1945年2月，英美苏三国首脑就战后世界格局的安排召开雅尔塔会议，秘密签订了涉及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协定》。5月8日，德国法西斯垮台。国际局势的变化和美军在太平洋上的攻势，加速了日本法西斯末日的到来。

日本帝国主义为做垂死挣扎，图谋阻止苏联对日宣战，制订了对美军的“本土作战”计划和摆脱困境的对华战略。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的主张，蒋介石坚持一党专政和反共反人民方针，为内战爆发埋下了祸根。

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掷下了两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苏联百万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地区对日军作战。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宣战的最后一战》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大反攻。国民党政府制订“大反攻计划”未及部署，日本帝国主义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汉奸政权偃旗息鼓。9月9日中国战区举行受降仪式。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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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田《琼岛烽火》，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首版后记

首版后记

“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是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研究项目，1987年被批准立项。至2001年，已经过去十五个年头。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们编著《中华民国史纲》的时候，我分工撰写抗日战争部分。当时，国内对抗日战争的研究，还不全面，也不深入。为了写好《中华民国史纲》，我们花了大量时间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档案。我接触了相当多的军事档案，对抗日战争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在完成“史纲”的写作后，我们开始研究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并且写出了《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那部书，应该说在当时它是较早较全面客观论述正面战场的著作。也是在这个时候，我产生了一个念头，希望写一部全面反映抗日战争历史的著作。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李宗一研究员告诉我，国家社科“七五”规划有一个关于抗日战争的重点课题，希望我接过来。就这样，我和一些年青学者开始了抗日战争史的课题研究，经过五六年的努力，完成了100万字的书稿。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迟迟未能出版，最后在南京大学领导的关心下，交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也使我们了却了一个心愿。

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本书尽可能反映各民族、各阶级、各政党团体对抗日战争的贡献，尤其是两个战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在抗敌御侮中的重要作用。在史料方面，我们搜集并运用了大量军事档案，其中包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和各战区档案，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的重要文献，也参阅了日本军方的史料和台湾刊布的档案，发表的研究著作等，力求掌握更多更全面的史料，以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我们努力完成一部科学的战史著作，但是由于能力所限，愿望和现实仍有差距，在这里诚恳地欢迎朋友们指正。对长期为我们查阅、汇集资料提供方便条件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对为本书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任天石教授和责任编辑杨金荣博士等，表示诚挚的感谢。

本书具体撰写情况如下（以其所写部分在书中出现的先后为序）：

张宪文总论，提出编写大纲，负责全书修订、定稿。

庞绍堂第一卷第一部分、第二部分

左用章第二卷第二部分第一章二、四，第四部分第五章，第三卷第二部分第三、第四章，第五部分。

吴伟荣第一卷第三部分，第二卷第一部分第一～第三章、第二部分第二章一、三、五、六。

申晓云第二卷第一部分第四章、第二部分第三章、第三部分第四章，第三卷第二部分第一章、第二章、第五章、第六章。

陈红民第二卷第二部分第一章，第三卷第一部分第三章、第三部分第一～第三章，第五章一、第五部分第三章。

陈谦平第二卷第二部分第四章、第三部分第一～第三章，第三卷第五部分第二章。

李继峰第二卷第四部分，第三卷第一部分第一、第二、第四、第五章，第三部分第四章。

武菁第三卷第六部分，第四卷第二部分。

朱宝琴第三卷第三部分第五章二、三，第四卷第三部分。

冯治第三卷第五部分第一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四卷第一部分第五章。

张益民第四卷第一部分第一～第四章、第六章

参考书目由陈红民整理。

张宪文2001年九一八前夕

注1: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下)，第10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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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下)，第73页。

注5: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上)，第27页。

注6: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上)，第5～6页。

注7: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上)，第6页。

注8: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下)，第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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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1: ［美］易劳逸：《毁灭的种子》，第144页，英文本，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注12: 《第一战区三十三年春夏间中原会战经过概要》，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13: 《第28集团军中原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14: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上)，第52页。

注15: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上)，第55页。

注16: 《第28集团军中原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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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上)，第112页。

注21: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上)，第123页。

注22: 分别见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上)，第130页；《第15集团军中原会战平汉路东地区战役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23: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上)，第129页。

注24: 《第一战区三十三年春夏间中原会战经过概要》第三节，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228～1229页。

注25: 《第一战区三十三年春夏间中原会战经过概要》第三节，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229页。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上)，第148页。

注26: 《第一战区三十三年春夏间中原会战经过概要》第三节，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229页。

注27: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上)，第141～142页。

注28: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上)，第155页。

注29: 《第一战区三十三年春夏间中原会战经过概要》第三节，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230页。

注30: 《第一战区三十三年春夏间中原会战经过概要》第三节，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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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2: 《刘戡兵团中原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33: 《刘戡兵团中原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34: 《第28集团军中原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35: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下)，第17页。

注36: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下)，第3页。

注37: 《陆军第40军豫西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38: 《陆军第40军豫西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39: 《第一战区三十三年春夏间中原会战经过概要》第三节，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235～1236页。

注40: 《第一战区三十三年春夏间中原会战经过概要》第三节，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236页。

注41: 《第一战区三十三年春夏间中原会战经过概要》第三节，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240～1241页。

注42: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下)，第3页。

注43: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下)，第96～97页。

注44: 《陆军第40军豫西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45: 张震中：《豫西十日记》，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第一战区三十三年春夏间中原会战经过概要》第三节，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243页。

注46: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下)，第130页。

注47: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下)，第142页。

注48: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下)，第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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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0: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下)，第155页。

注51: 《第19集团军策应中原会战诸役战斗详报》及《第15集团军中原会战平汉路东地区战役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2: 日军参与平汉线作战的部队有第37、第62、第110师团、坦克第3师团之1个旅团、独立混成第7旅团、独立步兵第9旅团、骑兵第4旅团，预计总兵力达10万人。根据日军第12军司令官内山中将的报告，该军在一号作战河南战役的损失为：阵亡人数占参加兵力的1%，负伤人数占3%，患病人数占5%。坦克第3师团参加作战的255辆战车，已有三分之一不能开动，其中作战中被炸毁坦克9辆。参见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上)，第27页；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下)，第162页。

注53: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上)，第32页。

注54: 《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提案》，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5: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第87页。

注56: 《第28集团军中原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7: 《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提案》，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8: 《第28集团军中原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59: 《第一战区三十三年春夏间中原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60: 《第一战区三十三年春夏间中原会战经过概要》第三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253页。

注61: 李纯如：《河南战事失利之检讨及收拾之刍议》，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62: 李纯如：《河南战事失利之检讨及收拾之刍议》，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63: 三届三次参政会103人的提案：《请申明军令严惩失机将领以明责任而利抗战案》，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64: 日大本营曾于1943年底计划将第3师团调往澳大利亚、第13师团调往中太平洋作战。

注65: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上)，第2～4页。

注66: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上)，第37页。

注67: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上)，第21页。

注68: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上)，第11页。

注69: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上)，第14页。

注70: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上)，第22、第37～38页。

注71: 《第9战区湖南会战前敌我态势概要》，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254页。

注72: 《近代中国》第42期，第46页。

注73: 《第9战区湖南会战前敌我态势概要》，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256页。

注74: 《第9战区湖南会战前敌我态势概要》，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257～1258页。

注75: 《长衡会战参战部队序列》（1944年5月下旬～8月上旬），见韦显文等编：《国民革命军发展序列》，第483～486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

注76: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上)，第49～50页、第66页。

注77: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上)，第64页。

注78: 《王耀武致徐永昌等密电》(1944年6月12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267页。

注79: 《王耀武致刘斐密电》(1944年6月12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267页。

注80: 《王耀武致徐永昌等密电》(1944年6月18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271页。

注81: 《王耀武致徐永昌等密电》(1944年6月19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271页。

注82: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上)，第45～46页。

注83: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上)，第74～75页。

注84: 《第9战区长衡阻击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85: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上)，第75～76页。

注86: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上)，第76～78页。

注87: 《第9战区长衡阻击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88: 《第4军长沙四次会战作战经过谍报参谋报告书》(1944年9月)，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263页。

注89: 《第4军长沙四次会战作战经过谍报参谋报告书》(1944年9月)，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263页。

注90: 《第4军长沙四次会战作战经过谍报参谋报告书》(1944年9月)，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265页。

注91: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上)，第81页。

注92: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上)，第78页。

注93: 《第4军长沙会战作战经过谍报参谋报告书》，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263～1264页。

注94: 《扫荡报》，1944年8月30日；《第4军长沙会战作战经过谍报参谋报告书》，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265页。

注95: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上)，第78页。

注96: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上)，第81页。

注97: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上)，第82页。

注98: 《第9战区湖南会战作战指导方案》，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258页。

注99: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上)，第86页。

注100: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上)，第96页。

注101: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上)，第127页。

注102: 《第9战区湖南会战作战指导方案》，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259页。

注103: 今湖南省双峰市。

注104: 《王耀武致徐永昌等电》(1944年7月10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278页。

注105: 《王耀武致徐永昌等电》(1944年7月4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276页。

注106: 《王耀武致徐永昌等电》(1944年7月12日)，见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107: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下)，第8页。

注108: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下)，第58页。

注109: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下)，第63页。

注110: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下)，第68页。

注111: 《第9战区长衡狙击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112: 《第9战区长衡狙击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113: 妙少一：《血战衡阳脱险记》，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114: 《近代中国》1984年第42期。

注115: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第997页。

注116: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下)，第91页。

注117: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下)，第91页。

注118: 《第9战区湖南会战作战指导方案》，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258页。

注119: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下)，第101页。

注120: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下)，第101页。岩部队即日军第116师团，佐部队即日军第68师团。

注121: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下)，第102页。

注122: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下)，第112～113页。

注123: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下)，第136页。

注124: 吴相湘：《第二次中国战争史》(下)，第1001页。

注125: 《第9战区湖南会战作战指导方案》，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260页。

注126: 《第9战区湖南会战作战指导方案》，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261页。

注127: 《第9战区长衡狙击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128: 《近代中国》1984年第42期，第10页。

注129: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下)，第39页。

注130: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下)，第49页。

注131: 《方先觉致蒋介石电》（1944年8月7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132: 饶少伟：《方先觉衡阳投敌经过》，见《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下)，第54～55页。

注133: 《近代中国》1984年第42期，第48页。

注134: 《湖南会战敌军伤亡判断表》《湖南会战国军伤亡统计表》，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135: 《解放日报》，1944年8月10日。

注136: 《第9战区长衡狙击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137: ［美］易劳逸：《毁灭的种子》第143～144页。

注138: 《第9战区湖南会战作战检讨（1944年8月26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298页。

注139: 《第9战区湖南会战作战检讨（1944年8月26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297页。

注140: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下)，第1页。

注141: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839～840页，广西政协1980年发行。

注142: 《第9战区湖南会战作战检讨（1944年8月26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297页。

注143: 《第9战区长衡狙击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144: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下)，第71、94页。

注145: 《第9战区长衡狙击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146: 《第9战区长衡狙击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147: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三：广西会战》(下)，第1页。

注148: 《蒋介石致陈牧农密电》(1944年8月26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312～1313页。

注149: 《蒋介石致陈牧农密电》(1944年9月2日)、《蒋介石复张发奎密电》（1944年9月9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313页。

注150: 《第9战区长衡狙击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151: 《陈牧农致蒋介石密电》(1944年9月11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314页。

注152: 《陈牧农致林蔚密电》(1944年9月14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153: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下)，第163页。

注154: 《蒋介石就调第35集团军入桂参战致张发奎等密电》(1944年9月18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311页。

注155: 《抗日御侮》第9卷，第370页。

注156: 《中国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究——抗日战争述评(三)》，第34～35页。

注157: 《中央训练团党政班毕业学员通讯处致何应钦电》(1944年11月24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158: 《抗日御侮》第9卷，第330页。

注159: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三：广西会战》(上)，第120～121页。

注160: 《夏威致蒋介石等密电》(1944年10月30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326页；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三：广西会战》(下)，第57页。

注161: 《夏威致蒋介石等密电》(1944年10月30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326～1327页。

注162: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三：广西会战》(下)，第62页。

注163: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三：广西会战》(下)，第69页。

注164: 《张发奎致蒋介石等电》(1944年11月8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329页。

注165: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三：广西会战》(下)，第120页。

注166: 《抗日御侮》第9卷，第341页。

注167: 《抗日御侮》第9卷，第339页。

注168: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上)，第30～32页。

注169: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三：广西会战》(下)，第40页。

注170: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三：广西会战》(下)，第49页。

注171: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三：广西会战》(下)，第155页。

注172: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三：广西会战》(下)，第165页。

注173: 《抗日御侮》第9卷，第342页。

注174: 《第20军桂柳会战经过概要》，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175: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三：广西会战》(下)，第176页。

注176: 《张发奎致蒋介石等电》(1944年11月16～17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177: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三：广西会战》(下)，第184～185页。

注178: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三：广西会战》(下)，第188页。

注179: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三：广西会战》(下)，第189页。

注180: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三：广西会战》(下)，第186页。

注181: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三：广西会战》(下)，第199页。

注182: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三：广西会战》(下)，第200～201页。

注183: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三：广西会战》(下)，第202页。

注184: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史》，第1062页。

注185: 《抗日御侮》第9卷，第345～346页。

注186: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三：广西会战》(下)，第208页。

注187: 《邓龙光致蒋介石密电》(1944年12月3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335页。

注188: 《桂柳会战之经验及教训》（1945年2月），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337页。

注189: 《桂柳会战作战要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338～1339页。

注190: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三：广西会战》(上)，第13页。

注191: 《湖南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192: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下)，第506～507页。

注193: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二卷第一分册，第2页，《中华民国史资料从稿》(译稿)，中华书局1982年版。

注194: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二卷第一分册，第3页。

注195: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二卷第一分册，第4～5页。

注196: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二卷第一分册，第13～14页。

注197: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二卷第一分册，第10页。

注198: 《湘西会战前敌我形势概要》，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340～1341页。

注199: 《湘西会战前敌我形势概要》，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340页。

注200: 《蒋介石与何应钦往来密电》(1945年4月9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340～1341页。

注201: 王敬久时任第10集团军总司令，归第6战区统辖。

注202: 《何应钦复蒋介石密电》(1945年4月14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345～1346页。

注203: 《何应钦致蒋介石密电》(1945年4月28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365页。

注204: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下)，第580页。

注205: 《何应钦致蒋介石密电》(1945年5月3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368页。

注206: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二卷第一分册，第53～54页。

注207: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二卷第一分册，第36页。

注208: 《何应钦致蒋介石密电》(1945年4月3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366页。

注209: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下)，第578页。

注210: 何应钦致蒋介石密电》(1945年4月18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359页。

注211: 《何应钦致蒋介石密电》(1945年4月18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359页。

注212: 《何应钦致蒋介石密电》(1945年4月18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362页。

注213: 《何应钦致蒋介石密电》（1945年4月25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364页。

注214: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下)，第572页。

注215: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二卷第一分册，第27页。

注216: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下)，第575页。

注217: 《何应钦致蒋介石密电》（1945年5月4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349页。

注218: 《第4方面军湘西会战之攻势转移计划要旨》，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351页。

注219: 《何应钦致蒋介石密电》（1945年5月7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351页。

注220: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二卷第一分册，第56页。

注221: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二卷第一分册，第55～56页。

注222: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二卷第一分册，第57页。

注223: 关根支队“要适时脱离战线，向花园市附近后转集结”。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二卷第一分册，第57页。

注224: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二卷第一分册，第58页。

注225: 《何应钦致蒋介石密电》（1945年5月9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370～1371页。

注226: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二卷第一分册，第70页。

注227: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二卷第一分册，第67页。

注228: 《何应钦致蒋介石密电》（1945年5月20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378页。

注229: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二卷第一分册，第68页。

注230: 《何应钦致蒋介石密电》（1945年5月20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378页。

注231: 《何应钦致蒋介石密电》（1945年5月15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375～1376页；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二卷第一分册，第92页。

注232: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二卷第一分册，第92～93页。

注233: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二卷第一分册，第85、88页。

注234: 《何应钦致蒋介石密电》（1945年5月17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377～1378页。

注235: 《何应钦致蒋介石密电》（1945年5月17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376页。

注236: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二卷第一分册，第85～86页。

注237: 《第4方面军湘西会战敌我伤亡统计表》，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384～1386页；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下)，第588页。

注238: 邱维达：《我对湘西“雪峰山会战”的回忆》，见《文史资料选辑》第90辑，第95～96页。

注239: 《陆军第18军湘西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240: 王正华：《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第285～286页，第165页。

注241: 何铁华、孙克刚：《印缅远征画史》，第13～14页，时代书局1947年出版；“中国驻印军指挥系统（1943.1）”，见《国民革命军发展序列》，第554页。

注242: “中国远征军指挥系统（1943.1）”，见《国民革命军发展序列》，第556～558页。

注243: 王楚英：《中国远征军印缅抗战概述》，见《远征印缅抗战》，第107～11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注244: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缅甸作战》（上），第167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注245: 《远征印缅抗战》，第114～115页。

注246: 又称“虎关谷地”。

注247: 何铁华、孙克刚：《印缅远征画史》，第55页。

注248: 即加迈（Kamaing）。

注249: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缅甸作战》（下），第10～11页。

注250: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缅甸作战》（下），第12页。

注251: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缅甸作战》（下），第13页。

注252: 《中国驻印军新1军新38师司令部虎关区作战经过概要》（1944年11月14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444页。

注253: 《中国驻印军新1军新38师司令部虎关区作战经过概要》，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444～1445页。

注254: 《中国驻印军新1军新38师司令部虎关区作战经过概要》，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445页。

注255: 《中国驻印军新1军新38师司令部虎关区作战经过概要》，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446页。

注256: 《中国驻印军新1军新38师司令部虎关区作战经过概要》，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447页。

注257: Chindits：Special Force Burma 1942-44，http://www.wolftree.freeserve.co.uk/Burma/Burma4.html

注258: 《中国驻印军新1军新38师司令部虎关区作战经过概要》，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443～1444页。

注259: Merrill’s Marauders，A Memorandum from the Operations Division (OPD) of the War Department dated 18 September 1943，OPD 320.2，United States Army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1990 ［1945］，CMH Pub 100-4.

注260: Merrill’s Marauders，A Memorandum from the Operations Division (OPD) of the War Department dated 18 September 1943，OPD 320.2，United States Army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1990 ［1945］，CMH Pub 100-4.

注261: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缅甸作战》（下），第26～27页。

注262: Merrill's Marauders，A Memorandum from the Operations Division (OPD) of the War Department dated 18 September 1943，OPD 320.2，United States Army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1990 ［1945］，CMH Pub 100-4.

注263: 《中国驻印军新1军新38师司令部虎关区作战经过概要》，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449页。

注264: 《中国驻印军新1军新38师司令部虎关区作战经过概要》，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449页。

注265: 《中国驻印军新1军新38师司令部虎关区作战经过概要》，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450页。

注266: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缅甸作战》（下），第30页。

注267: 《中国驻印军新1军新38师司令部虎关区作战经过概要》，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450页。

注268: 《中国驻印军新1军新38师司令部虎关区作战经过概要》，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451页。

注269: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缅甸作战》（下），第30页。

注270: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缅甸作战》（下），第30页。

注271: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缅甸作战》（下），第31页。

注272: 《中国驻印军新1军新38师司令部卡盟区作战经过概要》（1945年1月15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452～1453页。

注273: 孟拱河上游称南高江。

注274: 《中国驻印军新1军新38师司令部卡盟区作战经过概要》（1945年1月15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457～1458页。

注275: 何铁华、孙克刚：《印缅远征画史》，第74页。

注276: 《中国驻印军新1军新38师司令部卡盟区作战经过概要》（1945年1月15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459页。

注277: 《中国驻印军新1军新38师司令部卡盟区作战经过概要》（1945年1月15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459页。

注278: 即英军“钦迪特”部队。

注279: 《中国驻印军新1军新38师司令部卡盟区作战经过概要》（1945年1月15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463页。

注280: 《中国驻印军新1军新38师司令部卡盟区作战经过概要》（1945年1月15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464页。

注281: 《中国驻印军新1军新38师司令部卡盟区作战经过概要》（1945年1月15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464～1465页。

注282: 《中国驻印军新1军新38师司令部卡盟区作战经过概要》（1945年1月15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462～1466页。

注283: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缅甸作战》（下），第38～39页。

注284: 《中国驻印军奇袭密支那作战经过》（1944年7月16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467页。

注285: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缅甸作战》（下），第51～52页。

注286: 经过2个月的作战，“麦瑞尔突击队”伤亡严重，已由原先的2997人减员到1400人。

注287: C.Peter Chen，Battle of Myitkyina，10 Mar 1944-3 Aug 1944. The World War II Database is founded and managed by C.Peter Chen of Lava Development，LLC.

注288: 《中国驻印军奇袭密支那作战经过》（1944年7月16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467页。

注289: “史迪威将军中国日记”，见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缅甸作战》（下），第48～49页。

注290: C.Peter Chen，Battle of Myitkyina，10 Mar 1944-3 Aug 1944. The World War II Database is founded and managed by C.Peter Chen of Lava Development，LLC.

注291: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缅甸作战》（下），第53页。

注292: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缅甸作战》（下），第53页。

注293: 《中国驻印军奇袭密支那作战经过》（1944年7月16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467页。

注294: C. Peter Chen，Battle of Myitkyina，10 Mar 1944-3 Aug 1944. The World War II Database is founded and managed by C. Peter Chen of Lava Development，LLC；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缅甸作战》（下），第55页。

注295: C. Peter Chen，Battle of Myitkyina，10 Mar 1944-3 Aug 1944. The World War II Database is founded and managed by C. Peter Chen of Lava Development，LLC；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缅甸作战》（下），第53页。

注296: Merrill's Marauders: February to May，1944m Diane Publishing (1990)，ISBN 0-7881-3275-X，9780788132759，pp. 109-110；United States Army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Merrill's Marauders February-May 1944，Third Mission: Myitkyina (1990)http://www.history.army.mil/books/wwii/marauders/marauders-third.html；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缅甸作战》（下），第61～62页。

注297: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缅甸作战》（下），第62页。

注298: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缅甸作战》（下），第69页。

注299: 《攻克密支那街市战斗经过》（1944年8月21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468～1469页。

注300: 《攻克密支那街市战斗经过》（1944年8月21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469页。

注301: C. Peter Chen，Battle of Myitkyina，10 Mar 1944-3 Aug 1944. The World War II Database is founded and managed by C. Peter Chen of Lava Development，LLC.

注302: C.Peter Chen，Battle of Myitkyina，10 Mar 1944-3 Aug 1944. The World War II Database is founded and managed by C. Peter Chen of Lava Development，LLC..

注303: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缅甸作战》(下)，第75页。

注304: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之《大事记》（第三十一辑）（1945年）第5～6页，中华书局1990年版。

注305: 该输油管道从加尔各答起，经汀江、雷多、密支那、八莫、畹町至昆明，全长3000多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输油管。据统计，中印输油管道自1945年6月开始输油，至11月停止输油，7个月内共计向中国输入航空汽油、柴油等油料达10万多吨。

注306: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缅甸作战》(下)，第214页。

注307: 《中国驻印军新1军八莫区战斗经过》（1945年5月4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476页。

注308: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缅甸作战》(下)，第192～195页；《中国驻印军新1军八莫区战斗经过》（1945年5月4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475页。

注309: 《中国驻印军新1军八莫区战斗经过》（1945年5月4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476页。

注310: 《中国驻印军新1军八莫区战斗经过》（1945年5月4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477～1478页。

注311: 何铁华、孙克刚：《印缅远征画史》，第96页。

注312: 《中国驻印军新1军八莫区战斗经过》（1945年5月4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479页。

注313: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缅甸作战》(下)，第195页。

注314: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缅甸作战》(下)，第196页。

注315: 《中国驻印军新1军八莫区战斗经过》（1945年5月4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479页。

注316: 《中国驻印军新1军八莫区战斗经过》（1945年5月4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480页。

注317: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缅甸作战》(下)，第199～200页。

注318: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缅甸作战》(下)，第203页。

注319: 《中国驻印军新1军八莫区战斗经过》（1945年5月4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480页。

注320: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缅甸作战》(下)，第210页。

注321: 《孙立人致龙云代电》(1944年12月23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481～1482页；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缅甸作战》(下)，第205页。

注322: 《孙立人致龙云代电》(1944年12月23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482页。

注323: 《孙立人致龙云代电》(1944年12月29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486页。

注324: 《孙立人致龙云代电》(1944年12月29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487页。

注325: 《孙立人致龙云代电》(1944年12月29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487页。

注326: 《抗日御侮》第9卷，第211页。

注327: 《远征印缅抗战》，第134～135页。

注328: 《孙立人致龙云代电》(1944年12月29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487～1488页。

注329: 何铁华、孙克刚：《印缅远征画史》，第111页。

注330: 何铁华、孙克刚：《印缅远征画史》，第114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之《大事记》（第三十一辑）（1945年），第16～17页。

注331: 何铁华、孙克刚：《印缅远征画史》，第114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之《大事记》（第三十一辑）（1945年），第16页。

注332: 《孙立人致龙云代电》(1944年12月29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489～1490页。

注333: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缅甸作战》(下)，第210～211页。

注334: 《孙立人致龙云代电》(1944年12月29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489～1490页。

注335: 《孙立人致蒋介石密电》(1945年3月21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491页。

注336: 《孙立人致蒋介石密电》(1945年3月23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492页。

注337: 《孙立人致蒋介石密电》(1945年3月24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492页。

注338: 《徐永昌致何应钦转蒋介石呈稿（1944年4月19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503～1505页。

注339: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缅甸作战》(下)，第92～94页。

注340: 《徐永昌再致何应钦转蒋介石签呈（1944年5月20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505～1507页。

注341: 《第20集团军腾冲战役战斗经过（1944年9月）》，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507～1508页。

注342: 《第20集团军腾冲战役战斗经过（1944年9月）》，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508页。

注343: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缅甸作战》(下)，第125页。

注344: 《第20集团军腾冲战役战斗经过（1944年9月）》，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509页。

注345: 《第20集团军腾冲战役战斗经过（1944年9月）》，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509页。

注346: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缅甸作战》(下)，第155～156页；《何绍周致何应钦密电》（1944年9月10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511页。

注347: 《何绍周致何应钦密电》（1944年9月10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511页。

注348: 王景渊：《血战松山》，见《远征印缅抗战》，第397页。

注349: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缅甸作战》(下)，第163～164页。

注350: 《卫立煌致何应钦抄电》（1944年6月17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513页。

注351: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缅甸作战》(下)，第101～103页。

注352: 《卫立煌致何应钦抄电》（1944年6月17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513页。

注353: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史室：《缅甸作战》（下），第113-114页。

注354: 宋希濂于6月17日致电卫立煌解释放弃龙陵原因：“龙陵收复，本已指顾可期，惟敌工事坚固，决非步兵兵器所能摧毁，乃因连日天雨，飞机既未能输送弹药，又不能协力轰炸。兵站输力薄弱，亦不能及时追送粮弹，以致迁延数日，未能将敌防御核心迅速扫荡。又因二十集团军方面进展稍缓，未能同时进出腾冲附近，致藤敌抽出兵力二千附大野山炮，用汽车输送南下增援。”宋希濂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参见《卫立煌致何应钦抄电》（1944年6月17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513～1514页。

注355: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缅甸作战》(下)，第105～106页。

注356: 《卫立煌致蒋介石密电》（1944年6月22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514页。

注357: 《卫立煌致蒋介石密电》（1944年6月27-29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515页。

注358: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缅甸作战》(下)，第135～136页。

注359: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缅甸作战》(下)，第129～130页；《宋希濂致何应钦密电》（1944年9月25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519页。

注360: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516～1517页。

注361: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缅甸作战》(下)，第150～152页。

注362: 《卫立煌致蒋介石密电》（1944年11月3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519～1520页。

注363: 《宋希濂等致蒋介石密电》（1944年11月20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520页。

注36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520～1522页。

注365: 《蒋介石与何应钦卫立煌往来电》（1944年12月），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522～1523页。

注366: 《蒋介石致何应钦、卫立煌密电稿》（1944年12月21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524页。

注367: 《宋希濂等致蒋介石密电》（1945年1月20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525～1526页。

注368: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之《大事记》（第三十一辑）（1945年），第17页。

注369: 何应钦著：《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版，第257页。

注370: 张宪文等编：《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561页，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

注371: 丁日初等：《论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家资本》，见《民国档案》1986年第4期。

注372: 史全生主编：《中华民国经济史》，第486～490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注373: 史全生主编：《中华民国经济史》，第491页。

注374: 史全生主编：《中华民国经济史》，第494页。

注375: 史全生主编：《中华民国经济史》，第461页。

注376: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之《大事记》（第三十一辑）（1945年），第5页。

注377: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之《大事记》（第三十一辑）（1945年），第27页。

注378: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之《大事记》（第三十一辑）（1945年），第8页。

注379: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之《大事记》（第三十一辑）（1945年），第27页。

注380: 《蒋主席与纳尔逊谈话记录（一）》（1944年9月1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一）》，第184～187页。

注381: 史全生主编：《中华民国经济史》第591页。

注382: 史全生主编：《中华民国经济史》第465页。

注383: 史全生主编：《中华民国经济史》第469页。

注384: ［美］易劳逸：《毁灭的种子》，第46页。

注385: (台)“国防研究院”等编：《蒋总统集》第2册，第2157页。

注386: （台）“国防研究院”等编：《蒋总统集》第2册，第1494页。

注387: ［美］易劳逸：《毁灭的种子》第3章。

注388: ［美］易劳逸：《毁灭的种子》第1章。

注389: 《湖北省政府施政报告》(1943年10月—1944年4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390: （台）“国防部研究院”等编：《蒋总统集》第2册，第1496页。

注391: 王建朗、曾景忠著：《中国近代通史》（第九卷）之《抗日战争（1937—1945）》第46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版。

注392: 何应钦著《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附表9-10。

注393: 《中央日报》，1945年7月8日。招募新兵时卖壮丁、吃空贪缺也是程泽润的罪名之一。

注394: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之《大事记》（第三十一辑）（1945年），第2页。

注395: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之《大事记》（第三十一辑）（1945年），第9页。

注396: 《云南日报》社论，1944年5月27日。

注397: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第8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

注398: 黄炎培以赴南洋募集抗战资金为名辞职，张澜于1941年10月继任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职务。

注399: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第16～17页。

注400: 王建朗、曾景忠著：《中国近代通史》（第九卷）之《抗日战争（1937—1945）》，第482页。

注401: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之《大事记》（第三十一辑）（1945年），第1页。

注402: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之增刊第5辑《黄炎培日记摘录》，第39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王建朗、曾景忠著：《中国近代通史》（第九卷）之《抗日战争（1937—1945）》，第483页。

注403: 梁敬錞：《开罗会议》，第115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10月第4版。

注404: 王建朗、曾景忠著：《中国近代通史》（第九卷）之《抗日战争（1937—1945）》，第483～484页。

注405: 重庆《新华日报》，1943年9月19日。

注406: 《大公报》，1943年9月20日。

注407: 张宪文等著：《中华民国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93页。

注408: 周恩来：《关于宪政与团结》，见《解放日报》，1944年7月14日。

注409: 《解放日报》，1944年9月22日。

注410: 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致蒋介石电（1944年8月2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一）》，第184～185页。

注411: 指国民政府的新闻检查制度。

注412: 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致蒋介石电（1944年10月1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一）》，第197页。

注413: 张澜语，见《新华日报》，1944年9月6日。

注414: 龚古今等：《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下)，第307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注415: 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1月1日。

注416: “国民党党务机关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417: 《华西日报》，1944年7月14日。

注4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之《大事记》（第三十一辑）（1945年），第1页。

注419: 《蒋介石在宪政实施协进会上的讲话》(1945年3月1日)。

注420: 迈克尔•沙勒著，郭济祖译：《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中译本，第99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注421: 梁敬錞：《史迪威事件》，第59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出版。

注422: ［美］巴巴拉•塔奇曼著，万里新译：《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上)，第341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

注423: ［美］巴巴拉•塔奇曼著，万里新译：《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上），第347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注424: ［美］伊•卡恩：《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悲剧》，第97页，新华出版社1980年。

注425: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三）》，第110～111页。

注426: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三）》，第113～114页。

注427: 梁敬錞：《史迪威事件》，第68页，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

注428: 《战时外交（三）》，第608～609页。

注429: 《战时外交（三）》，第609～610页。

注430: 《战时外交（三）》，第611页。

注431: 《战时外交（三）》，第614页。

注432: Theodore H. White，Stilwell's Papers，New York，1948，p.77

注433: 《战时外交（三）》，第603～604页。

注434: 梁敬錞：《史迪威事件》，第63页。

注435: 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United State Army in World WarⅡ，Washington D.C.，1953，p.367～369.

注436: 《战时外交（三）》，第632页。

注437: 《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110页。

注438: 《战时外交（三）》，第685～686页。

注439: ［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110页。

注440: 《战时外交（三）》，第634～635页。

注441: 《战时外交（三）》，第637页。

注442: 《战时外交（三）》，第638页。

注443: 《战时外交（三）》，第646页。

注444: 《战时外交（三）》，第654页。

注445: Theodore H. White，Stilwell's Papers，p.330..

注446: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第1044页。

注447: 《战时外交（三）》，第667～669页。

注448: 《战时外交（三）》，第674页。

注449: 《战时外交（三）》，第683页。

注450: 《战时外交（三）》，第677～678页。

注451: ［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172页。

注452: Theodore H. White，Stilwell's Papers，p.346～349..

注453: 陶文钊著：《中美关系史》（1911—1950），第327页，重庆出版社1993年。

注454: 《开罗会议》，第220页。

注455: 陶文钊著：《中美关系史》（1911—1950），第327页。

注456: 《解放日报》，1941年12月13日。

注45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532页，中央文献研究室、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陶文钊著：《中美关系史》（1911—1950），第303页。

注458: 陶文钊著：《中美关系史》（1911—1950），第304页。

注459: 袁明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第7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注460: 陶文钊著：《中美关系史》（1911—1950），第304页。

注461: 《美国外交文件》，1943年中国卷，第258～266页；陶文钊著：《中美关系史》（1911—1950），第304页。

注462: 《战时外交（一）》，第163～164页。

注463: 《战时外交（一）》，第164～165页。

注464: 《战时外交（一）》，第861页。

注465: 《战时外交（一）》，第862页。

注466: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578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

注467: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579～580页。

注468: “狄克西”原指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反叛的南方各州，这里暗指延安。

注469: 袁明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第79～80页。

注470: 陶文钊著：《中美关系史》（1911—1950），第306～309页。

注471: 谢伟思于1944年10月奉召回美国，戴维斯来延安替补他的空缺，待了一个多月。

注472: 陶文钊著：《中美关系史》（1911—1950），第309～312页。

注473: ［美］伊•卡思：《中国通：一代外交官的悲剧》，第140页。

注474: 袁明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第80页。

注475: 陶文钊著：《中美关系史》（1911—1950），第345～346页。

注476: 梁敬錞：《史迪威事件》，第244页。

注477: Barbara W. 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1945.New York，Macmillan Company，1980，p.621..

注478: ［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著，罗清等译：《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第286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

注479: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140页。这更加坚定了赫尔利对中共的认识。

注480: 《延安协定草案》（1944年11月10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卷，第393～394页。

注481: 《毛泽东致罗斯福函》，见袁明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第81页。

注482: 《美国外交文件》，1944年第6卷，第699页；陶文钊著：《中美关系史》（1911—1950），第334页。

注483: 《中共活动真相（四）》，第293～294页。

注484: 陶文钊著：《中美关系史》（1911—1950），第336～337页。

注485: 陶文钊著：《中美关系史》（1911—1950），第346页。

注486: 《美国外交文件》，1945年第7卷，第176页；陶文钊著：《中美关系史》（1911—1950），第347页。

注487: 陶文钊著：《中美关系史》（1911—1950），第345～350页。

注488: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第411页。

注489: 《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军区战史》(附件)，第79页；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主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3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

注490: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主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35页；《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军区战史》，第220页；《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军区战史》(附件)，第79页。

注491: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主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35页；《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军区战史》，第220页。

注492: 参考《鲁中军区讨吴战役司令部工作总结》；《鲁中南军区战史》；《第三次讨吴战役要图》。

注493: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第400页。

注494: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第439页。

注495: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第412页。

注496: 《山东捷报》，见《解放日报》，1944年8月30日。

注497: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主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37页；《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军区战史》第234页；《山东军区战史》(附件)第81页；《胶东四四年秋季战役攻势总结》。

注498: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主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37页。

注499: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主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38页；《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军区战史》，第239页；《山东军区战史》(附件)，第82页；《莒城战役经过及实施》、《莒城战役总结》。

注500: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主要战役战斗一览表及《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军区战史》(附件)。

注501: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主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34页。

注502: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主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35页。

注503: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主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35页。

注504: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主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35页。

注505: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主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35页。

注506: 此处综合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及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编辑室编的《129师暨晋冀鲁豫军区抗日战争史》等资料。

注507: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册)，第439页。

注508: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册)，第440页。

注509: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册)，第439页。

注510: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册)，第440页。

注511: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主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38页。

注512: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主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39页。

注513: 此处综合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及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编辑室编的《129师暨晋冀鲁豫军区抗日战争史》等资料。

注514: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主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41页。

注515: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主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41页。

注516: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主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43页。

注517: 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编辑室：《129师暨晋冀鲁豫军区抗日战争史》(草稿)，1962年2月编印。

注518: 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编辑室编：《129师暨晋冀鲁豫军区抗日战争史》（草稿），第208页。

注519: 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编辑室编：《129师暨晋冀鲁豫军区抗日战争史》（草稿），第208页。

注520: 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编辑室编：《129师暨晋冀鲁豫军区抗日战争史》（草稿），第209页。

注521: 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编辑室编：《129师暨晋冀鲁豫军区抗日战争史》(草稿)，第209～210页。

注522: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主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36页。

注523: 北京军区晋察冀战史编写组：《晋察冀军区抗日战争史》第45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6年8月版。

注524: 北京军区晋察冀战史编写组：《晋察冀军区抗日战争史》，第494页。

注525: 北京军区晋察冀战史编写组：《晋察冀军区抗日战争史》第501页；冀中军区：《关于攻克肃宁战役情况的综合报告》；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北军区战史编辑室：《晋察冀军区冀中军区抗日战争史》，第180页，1957年10月编印。

注526: 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北军区战史编辑室：《晋察冀军区冀中军区抗日战争史》，第198页；《攻袭安平战斗要报》。

注527: 北京军区晋察冀战史编写组：《晋察冀军区抗日战争史》，第526页；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主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41页。

注528: 北京军区晋察冀战史编写组：《晋察冀军区抗日战争史》，第526页。

注529: 北京军区晋察冀战史编写组：《晋察冀军区抗日战争史》，第529页。

注530: 红二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抗日战争时期120师暨晋绥军区战史》，第167～176页。

注531: 红二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抗日战争时期120师暨晋绥军区战史》，第167～176页。

注532: 红二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抗日战争时期120师暨晋绥军区战史》，第167～176页。

注533: 红二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抗日战争时期120师暨晋绥军区战史》，第167～176页。

注534: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主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36页。

注535: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主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39页；晋绥军区：《春季毙伤俘敌伪统计》、《晋绥军区部队一九四五年春季攻势战绩》。

注536: 《抗日战争时期120师暨晋绥军区战史》，第186页。

注537: 新四军军部：《1943年华中敌伪情总结与今后斗争任务》，南京军区档案馆藏。

注538: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主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63页。

注539: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主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64页。

注540: 马洪武等编：《新四军征途纪事》，第338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注541: 马洪武等编：《新四军征途纪事》，第338页。

注542: 马洪武等编：《新四军征途纪事》，第338～339页。

注543: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主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63页。

注544: 马洪武等编：《新四军征途纪事》，第335页。

注545: 马洪武等编：《新四军征途纪事》，第338页。

注546: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主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63页。

注547: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重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63页。

注548: 马洪武等编：《新四军征途纪事》，第336页、337页。

注549: 姜志良：“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与中国抗战”，见《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438页，档案出版社1988年9月版。

注550: “新四军一九四四年对敌作战战绩统计表”，南京军区档案馆藏。

注551: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主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65页。

注552: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主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65页。

注553: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主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65页。

注554: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主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65页。

注555: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主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66页。

注556: “新四军对敌伪作战主要战绩和我军伤亡统计表”(1938年5月至1945年9月2日)，南京军区档案馆藏。

注557: 《东江纵队史》编写组编：《东江纵队史》，第9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注558: 《东江纵队史》编写组编：《东江纵队史》，第98页。

注559: 《东江纵队史》编写组编：《东江纵队史》，第98页。

注560: “中央对东江纵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1944年7月25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第463页。

注561: 《东江纵队史》编写组编：《东江纵队史》，第129页。

注562: 此处综合《东江纵队史》编写组编的《东江纵队史》及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等资料。

注563: “中共中央关于向河南敌后进军的部署致华中局、北方局、山东分局电”(1944年7月25日)，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第464页。

注564: “中共中央关于向河南敌后进军的部署致华中局、北方局、同东分局电”(1944年7月25日)，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第465页。

注565: 《129师暨晋冀鲁豫军区抗日战争史》，第196页。

注566: 陈廉编：《抗日根据地史略》，第384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注567: 刘少奇、陈毅：“华中部队准备大发展”(1944年6月23日电)，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第460页。

注568: “中央同意五师巩固原地区并向河南湘鄂赣发展的方针”(1944年7月10日电)，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第461页。

注569: 马洪武等编：《新四军征途纪事》，第345页。

注570: 马洪武等编：《新四军征途纪事》，第371页。

注571: 马洪武等编：《新四军征途纪事》，第376页。

注572: “军委关于一年内创造五岭基地的指示”(1945年7月15日电)，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第580页。

注573: 王恩茂：“南下支队湘鄂赣边斗争的教训总结”(1945年)，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第569页。

注574: 王恩茂：“南下支队湘鄂赣边斗争的教训总结”(1945年)，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第571页。

注575: 毛泽东：“令启龙争取年底到达五岭与二王会合”(1945年7月22日电)，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第581页。

注576: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第444页。

注577: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主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38页；《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军区战史》，第244页；《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军区战史》(附件），第83页；“鲁南军区1945年各大战役及主要战斗详报”，军事科学院藏。

注578: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主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39页；《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军区战史》，第241页，《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军区战史》(附件)，第83页；“讨赵部队各参战部队战役检讨的书面报告”，军事科学院藏。

注579: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主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39页。

注580: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第450页。

注581: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第453页。

注582: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主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42页；《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军区战史》，第252页；《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军区战史》(附件)，第85页。

注583: 《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军区战史》，第256页；《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军区战史》(附件)，第87页；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主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43页。

注584: 《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军区战史》，第225页；《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军区战史》(附件)，第86页。

注585: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主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40页；《讨张战役第一阶段的初步军事总结》。

注586: 《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军区战史》，第259页；《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军区战史》(附件)，第86页；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主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42页。

注587: 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的估计及我军发展与扩大解放区指示致程子华电”(1944年12月18日)，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第486页。

注588: 魏宏运主编：《华北抗日根据地纪事》，第510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注589: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主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41页；冀晋军区：“夏季攻势雁北战役经过”；北京军区晋察冀战史编写组：《晋察冀军区抗日战争史》，第537页。

注590: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主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41页。

注591: 《晋察冀军区抗日战争史》，第541页。

注592: “中共中央给华中局的指示”(1944年11月26日)，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第435页。

注593: “华中局关于时局与华中党的任务的指示”(1944年11月7日)，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第480页。

注594: “对发展东南面准备工作的意见”(1944年12月26日电)，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第487页。

注595: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11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注596: 魏宏运主编：《华北抗日根据地纪事》，第527页。

注597: 北京军区晋察冀战史编写组：《晋察冀军区抗日战争史》，第553页。

注598: 北京军区晋察冀战史编写组：《晋察冀军区抗日战争史》，第553页。

注599: 北京军区晋察冀战史编写组：《晋察冀军区抗日战争史》，第555页。

注600: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主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45页。

注601: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主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45页。

注602: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主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46页。

注603: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主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44页；红二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抗日战争时期120师暨晋绥军区战史》，第256页。

注604: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主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47页。

注605: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主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44页。

注606: 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129师》，第374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

注607: 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129师》，第374页。

注608: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主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44页。

注609: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主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44页。

注610: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主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45页。

注611: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主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47页。

注612: 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129师》第385～386页；陈廉：《抗日根据地史略》，第139、213页；红二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129师暨晋冀鲁豫军区抗日战争史》，第218页。

注613: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主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44、46页。

注614: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主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48页。

注615: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主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44页。

注616: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主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46页。

注617: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主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48页。

注618: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主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50页。

注619: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主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48页。

注620: 马洪武等编：《新四军征途纪事》，第385～395页。

注621: 马洪武等编：《新四军征途纪事》，第392页。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主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65～67页。

注622: 马洪武等编：《新四军征途纪事》，第392页。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主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65～67页。

注623: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主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66页。

注624: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主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66页。

注625: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主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第67页；马洪武等编：《新四军征途纪事》第396页。

注626: “对敌伪作战主要战绩和我军伤亡统计表”，南京军区档案馆藏。

注627: 《冯白驹研究史料》，第566页；陈廉：《抗日根据地史略》第538页。

注628: 《斯大林文选》，第338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注629: ［苏］亚•米•华西列夫斯基：《毕生的事业》(下)，第41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版。

注630: ［苏］亚•米•华西列夫斯基：《毕生的事业》(下)，第501页。

注631: 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第4卷，第4页，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注632: ［美］艾森豪威尔：《远征欧陆》，第256页，三联书店1975年版。

注633: ［苏］库利什：《第二战场》(1944年～1945年西欧战役)，第99页。

注634: ［苏］洛托茨基等著：《战争史和军事学术史》（上），第423页，战士出版社1980年版。

注635: ［法］亨利•米歇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下册，第297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注636: ［苏］费•波基尤：《最高统帅部》，第208页，莫斯科1959年版。

注637: 苏联国防部军事历史研究所：《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第9卷，第251页。

注638: ［苏］A.M.华西列夫斯基：《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战争回忆录》，第490页，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

注639: ［苏］C.M.什捷缅科著：《什捷缅科大将战争回忆录》，第322页，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

注640: ［苏］C.M.什捷缅科著：《什捷缅科大将战争回忆录》，第323页。

注641: Foreign Relations，Conference of Cairo and Teheran，GPO，Washington，1962，p.869，N.10..

注642: ［苏］C.M.什捷缅科著：《什捷缅科大将战争回忆录》，第324页。

注643: “二战”期间，美苏立场比较一致，而苏英、美英之间常有分歧。

注644: ［苏］C.M.什捷缅科著：《什捷缅科大将战争回忆录》，第324页。

注645: 《雅尔塔会议及其结果》，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646: ［美］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二次大战时期白宫实录》（下），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527页。

注647: 《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之协定》（1945年2月11日），见《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二册中苏关系卷，第35页，台湾外交部编印，2001年12月。

注648: ［美］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二次大战时期白宫实录》，第571页。

注649: 《代理国务卿（格鲁）致国务卿电文》（1945年2月5日，节录），见《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二册中苏关系卷，第34页。

注650: 王永祥：《雅尔塔密约与中苏日苏关系》，第74页，台湾东大图书公司2003年版。

注651: 《事略稿本》（民国三十一年八月三日），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00000647A，典藏号：002-060100-00167-003，台湾“国史馆”藏。

注652: 《宋子文呈蒋委员长删电》（1945年4月15日），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雅尔塔密约有关交涉及中苏协定”，典藏号002-020300-00048-008，台湾“国史馆”藏。

注653: 王永祥：《雅尔塔密约与中苏日苏关系》，第81、83、86页。

注654: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4册，第1362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注655: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4册，第1301页。

注656: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4册，第1425、1537页。

注657: 张宏志：《论中国抗战的国际地位》，见《中国历史与抗日战争》，第79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注658: ［日］服部卓四郞：《大东亚战争全史》第4册，第1425、1537页。

注659: ［日］服部卓四郞：《大东亚战争全史》第4册，第1510、1513页。

注660: ［日］服部卓四郞：《大东亚战争全史》第4册，第1501、1513页。

注661: ［日］服部卓四郞：《大东亚战争全史》第4册，第1573、1574～1618页。

注662: ［日］服部卓四郞：《大东亚战争全史》第4册，第1573、1574～1618页。

注663: ［日］服部卓四郞：《大东亚战争全史》第4册，第1468页。

注664: ［日］服部卓四郞：《大东亚战争全史》第4册，第1345页。

注665: ［日］服部卓四郞：《大东亚战争全史》第4册，第1319页。

注666: “帝国陆海军作战计划大纲”，见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49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3月第1版。

注667: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下)，第519、520、553页。

注668: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下)，第519、520、553页。

注669: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下)，第588、631、604、528页。

注670: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下)，第588、631、604、528页。

注671: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下)，第588、631、604、528页。

注672: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下)，第588、631、604、528页。

注673: 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年)，第420页。

注674: 《大东亚宣言与满洲国》，第11页，建国印书馆。

注675: 黄美真主编：《汪伪十汉奸》，第17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

注676: 《黄炎培日记》，见《中华民国史资料丛刊》增刊，第5辑，第61页。

注677: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70页。

注678: 金城：“六参政员五日来去”，见《人民政协报》，1985年1月25日。

注679: 《国民参政会资料》，第228～229页。

注680: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49页、第52～56页。

注681: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49页、第52～56页。

注682: 《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讨论稿)，第121页。

注683: ［苏］A.M.华西列夫斯基：《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战争回忆录》，第490页。

注684: ［苏］A.M.华西列夫斯基：《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战争回忆录》，第493页。

注685: ［苏］A.M.华西列夫斯基：《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战争回忆录》，第494页。

注686: ［苏］C.M.什捷缅科：《什捷缅科大将战争回忆录》，第329页。

注687: ［苏］C.M.什捷缅科：《什捷缅科大将战争回忆录》，第337页。

注688: 北纬38°线以南地区由美军解放，这是《雅尔塔协定》的作战分工之一。

注689: 王正华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61），民国三十四年六月至七月，第612～613页。

注690: 王正华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61），民国三十四年六月至七月，第614～616页。

注691: ［苏］A.M.华西列夫斯基：《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战争回忆录》，第503、501页。

注692: 苏军称谓的筑垒区域即要塞区，即坚固的防御区。

注693: ［苏］A.M.华西列夫斯基：《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战争回忆录》，第504页。

注694: ［苏］C.M.什捷缅科：《什捷缅科大将战争回忆录》，第347页，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

注695: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下)，第676页。

注696: ［苏］别洛鲍罗多夫：《突向哈尔滨》，第37页，军事译文出版社1984年6月版。

注697: ［苏］A.M.华西列夫斯基：《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战争回忆录》，第503页。

注698: 《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战争回忆录》，第502页，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

注699: ［苏］A.M.华西列夫斯基：《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战争回忆录》，第505、507页。

注700: ［苏］A.M.华西列夫斯基：《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战争回忆录》，第505、507页。

注701: ［苏］A.M.华西列夫斯基：《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战争回忆录》，第507页。

注702: ［苏］A.M.华西列夫斯基：《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战争回忆录》，第509页。

注703: ［苏］A.M.华西列夫斯基：《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战争回忆录》，第509页。

注704: ”参见“曾克林将军的回忆”。

注705: 王正华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61），民国三十四年六月至七月，第268～269页。

注706: 王正华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61），民国三十四年六月至七月，第320页。

注707: 王正华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61），民国三十四年六月至七月，第321页。

注708: 王正华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61），民国三十四年六月至七月，第331页。

注709: 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第712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台北。

注710: 王正华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61），民国三十四年六月至七月，第342～345页。

注711: 王正华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61），民国三十四年六月至七月，第348页。

注712: 王正华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61），民国三十四年六月至七月，第370页。

注713: 王正华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61），民国三十四年六月至七月，第417～420页。

注714: 王正华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61），民国三十四年六月至七月，第461页。

注715: 王正华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61），民国三十四年六月至七月，第601～602页。

注716: 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第716页。

注717: 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第718页。

注718: 即熊式辉。

注719: 《宋子文、王世杰电蒋主席商谈之结果》（1945年8月7日），见《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二册•中苏关系卷，第44页。

注720: 《宋子文、王世杰电蒋主席》（1945年8月9日），见《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二册•中苏关系卷，第45页。

注721: ［美］F.C.琼斯、休、博顿等：《1942-1946年的远东》，第27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注722: 《宋子文、王世杰电蒋主席》（1945年8月10日），见《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二册•中苏关系卷，第45～46页。

注723: 《蒋主席电宋院长》（1945年8月12日），见《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二册•中苏关系卷，第47～48页。

注724: 《宋子文、王世杰电蒋主席》（1945年8月12日），见《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二册•中苏关系卷，第48页。

注725: 《王世杰电蒋主席宜权宜接受苏联各项条件文》（1945年8月13日），见《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二册•中苏关系卷，第48～49页。

注726: 《蒋主席电宋子文、王世杰权宜处理各项谈判意见》（1945年8月13日），见《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二册•中苏关系卷，第49页。

注727: 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第724～725页。

注728: 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第725页。

注729: 《国民政府公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换文照会》（1945年8月14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史料汇编》第5辑第2编外交，第302～303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9月。

注730: 《国民政府公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换文照会》（1945年8月14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史料汇编》第5辑第2编外交，第304～305页。

注731: 《国民政府公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换文照会》（1945年8月14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史料汇编》第5辑第2编外交，第305～306页。

注732: 《国民政府公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换文照会》（1945年8月14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史料汇编》第5辑第2编外交，第306～314页。

注733: 《中苏两国签订友好同盟条约》（1945年8月14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史料汇编》第5辑第3编外交，第698页。

注734: 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第193页。

注735: 《军令部拟中国陆军作战计划大纲》(1945年2月12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736: 《国民党关于敌突然投降时进军计划稿》，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737: 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第193页。

注738: 《何应钦致蒋介石报告》(1945年7月18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739: 毛泽东：《一九四五年的任务》(1945年12月15日)，见《中共党史参考资料》(5)，第290页，人民出版社。

注740: 朱德：《论解区战场》(1945年4月25日)，见《中共党史参考资料》(5)，第396页。

注741: 中国陆军司令部编：《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受降报告书》，第6页。

注742: 美国总统杜鲁门在撰写的《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第72页中披露，当时“我们采取了异乎寻常的步骤……命令日本人守住他们的岗位和维持秩序。等蒋介石的军队一到，日本军队便向他们投降，并开进海港，我们便把他们送回日本。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办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的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

注743: 王正华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62），民国三十四年八月至九月，第82～83页。

注744: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4册，第1677页。

注745: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第22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

注746: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下)，第703页。

注747: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下)，第727～728页。

注748: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下)，第731页。

注749: 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第199页。

注750: 《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行政院工作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注751: 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第200、201页。

注752: 王正华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62），民国三十四年八月至九月，第221～223页。

注753: 王正华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62），民国三十四年八月至九月，第224～234页。

注754: 蒋介石于1945年8月29日发布命令：香港、九龙两地日军投降，改定由英国人接收。

注755: 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第201页。

注756: 冷欣：《从参加抗战到目睹日军投降》，第155页。

注757: 《冈村宁次回忆录》，第68页。

注758: 陈碧笙：《台湾地方史》，第30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注759: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三）》，第761页。

注760: F.O.371/31777，memorandum of Eden，22 November 1942，Public Record Office..

注761: 以上各条内容请参见《党史概要》第5册，第1808～1810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三）》，第527～530页；《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第922～923页；《开罗会议》，第108～116页；董显光《蒋总统传》（2），第363～364页。

注762: 《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书》，1945年第7卷，第500～501页。

注763: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16[sup]th[/sup] August，1945，CO 129/591/16，p.65.英国殖民地部档案，英国国家档案馆藏（以下皆同）。

注764: 《英国大使馆节略（译文）》（1945年8月16日），“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台北，020000003062。

注765: 《致英国大使馆节略》（1945年8月16日），“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台北，020000003062。

注766: 广州行营参谋处编：《广东受降纪实》，国防部史政局和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七八七/16604。

注767: 王正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62），第367页，台北，“国史馆”2011年版。

注768: Prime Minister to President Truman，18[sup]th[/sup] August，1945，CO 129/591/16，p. 39.

注769: President Truman to Prime Minister，18[sup]th[/sup] August，1945，CO 129/591/16，p. 33.

注770: 《蒋介石致杜鲁门电报》（1945年8月21日），“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台北，020000003062。

注771: 《杜鲁门致蒋介石电报（译文）》（1945年8月21日），“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台北，020000003062。

注772: 《蒋介石致杜鲁门、麦克阿瑟电报》（1945年8月23日），“国史馆”藏外交部档案，台北，020000003062。.

注773: 王正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62），第351～352页。

注774: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1st September，1945，CO 129/591/18，p. 72.

注775: 王正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62），第367页；广州行营参谋处编：《广东受降纪实》，国防部史政局和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七八七/16604。

注776: 宋时轮：《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见《人民日报》，1985年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