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我四十年来的编辑及挚友

罗斯玛丽·戈德

主要角色表

警方

亚当·达格利什：伦敦高级警官。

凯特·米斯金：伦敦督察。

皮尔斯·塔兰特：伦敦督察。

罗宾斯：伦敦警官。

哈克尼斯：伦敦警察局副厅长。

埃尔范·琼斯：洛斯托夫特警察局队长。

马林森：法医。

安娜·普雷斯考特博士：伦敦兰贝斯实验室资深法医。

圣安塞姆神学院

玛格丽特·门罗：收发床上用品、管理内务的常驻女工。

罗纳德·特里维斯：学生。

马丁·皮特里：神父，圣安塞姆神学院前院长。

塞巴斯蒂安·莫雷尔：神父，圣安塞姆神学院院长。

约翰·贝特顿：神父。

乔治·格雷戈里先生：希腊语教师。

露比·皮尔比姆：厨子兼管家。

雷格·皮尔比姆：露比·皮尔比姆的丈夫，勤杂工。

埃里克·瑟蒂斯：杂务工，雷格·皮尔比姆先生的助手。

帕瑞格林·格洛弗：神父，图书馆馆长。

碧翠斯·拉姆齐：塞巴斯蒂安神父的助理。

拉斐尔·阿巴斯诺特：学生，圣安塞姆创立人的后裔，在学校长大。

亨利·布洛克斯汉姆：学生。

史蒂芬·莫尔比：学生。

彼得·巴克赫斯特：学生。

阿加莎·贝特顿：约翰·贝特顿的妹妹。

访客

爱玛·拉文汉姆：博士，诗歌讲座者，负责国教教义文化传统授课。

克莱夫·斯坦纳德：博士，牛津运动者家庭生活调研者，祖父是圣安塞姆的律师——学院捐赠者之一。

马修·克兰普顿执事长：学院的受托人。

罗杰·亚伍德：萨福克督察，曾负责执事长前妻自杀案件。

其他

迈克·门罗：玛格丽特的丈夫。

查理·门罗：玛格丽特的儿子，陆军上尉。

阿尔莱德·特里维斯爵士：罗纳德·特里维斯的父亲，做军火生意。

芭芭拉·汉普顿：马修·克兰普顿第一任妻子。

艾格尼丝·阿巴斯诺特：斥资修建圣安塞姆学院的人。

凯伦·瑟蒂斯：埃里卡·瑟蒂斯同父异母的妹妹。

赛迪：达格利什儿时玩伴。

维罗妮卡·莫雷尔：塞巴斯蒂安神父的妻子。

惠茨通小姐：阿什科姆护理院护士长。

雪莉·莱格：阿什科姆护理院工作时间最久的员工。

米尔德里德·弗塞特：阿什科姆护理院前员工。

目录

主要角色表

作者自序

第一章 死亡之沙

第二章 执事长之死

第三章 来自过去的声音

第四章 终点，也是起点

作者自序

尽管书中的悬疑故事发生在英国圣公会的神学院，但我并不希望对圣公会牧师职位的申请人造成任何影响，也并非要告诉那些希望在此类神学院寻找心灵安宁和获得新生的访客，他们可能面临任何生命危险。另外敬请注意，圣安塞姆学院并不以现实中的任何神学院为原型，书中的牧师、神职候选人、员工和访客纯属虚构。

在此我对很多热心帮助过我的人深表谢意，他们不厌其烦地接受我的咨询；如果文中出现任何错误，不管是神学领域的还是其他方面的，都和别人无关。特别感谢坎特伯雷前大主教鲁塞、牧师杰罗米·希伊博士、牧师彼得·格拉夫斯博士、法医学中心大英帝国勋章获得者安·普利斯顿，以及我的秘书乔伊斯·麦金托什太太，她对这本书的贡献远不止操作电脑软件。

P.D.詹姆斯

第一章 死亡之沙

1

马丁神父建议我把自己是如何发现尸体的前因后果写下来。

我问他：“您的意思是，就像给朋友写信那样？”

马丁神父说：“就像写小说那样，置身事外，做一名旁观者，把你做了什么以及当时的感受写下来，就像叙述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那样。”

我知道他的意思，可我不太确定该怎么开头。我说：“神父，是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写下来，还是只要写我沿着沙滩散步发现罗纳德尸体的事？”

“想说什么就写什么。只要你愿意，可以写这所学校，也可以写你在这里的生活。我觉得这种做法可能会对你有帮助。”

“那对您有帮助吗，神父？”

我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要那么说，就好像那句话根本没有经过大脑就脱口而出了。真的很傻，而且还十分冒昧，可他似乎并不介意。

他踌躇片刻，说：“没有，对我没什么作用，不过，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觉得对你可能会有所不同。”

我猜想，当时他肯定想到了战争，想到被日本人俘虏的经历，以及在战俘营经历的种种磨难。他从来没有对我谈论过战争，他为什么要跟我说呢？不过我猜他跟任何人都没有说过，包括和其他神父。

那次谈话发生在两天前，当时我们刚做完晚祷，一起走在回廊上。查理死后，我再也不参加弥撒了，但是晚祷还是会去的。其实是出于礼节。总觉得既然在这所学校工作，拿他们的薪水，他们又对我那么友善，要是教堂的仪式一场都不去参加好像说不过去。不过也可能是我太敏感了。格雷戈里先生跟我一样，也住在大学的一座别墅里，是一名兼职希腊语教师，可他从来不去教堂，除非教堂刚好有他想听的音乐。其实从来没人强迫我去，他们甚至都没问过我为什么不去做弥撒了。不过他们肯定注意到了，什么事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

回到自己的住所，我开始认真考虑马丁神父的建议，或许这倒不失为一个好主意。我对写作从来不发怵。上学的时候我就很擅长写作，语文老师艾莉森小姐说，她觉得我具有当作家的潜质。不过我当时就知道她错了。我缺乏想象力，当不了小说家。我不会编故事，我只会记述自己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和所知道的事——有时候也可以把自己的感觉描述出来，但是不那么挥洒自如。何况我一直都想当护士，甚至从小就有了这种念头。我今年64岁，已经退休了，但是仍然在圣安塞姆学院做点杂事。从某个角度来说，我是这里的女舍监，除了负责诊治头痛脑热外，还兼管换洗床单、被罩。换洗床单、被罩的活儿十分轻松，不过我心脏不好。我很庆幸自己还在工作。圣安塞姆学院很照顾我，他们甚至还给了我一辆手推车，这样我就不用费劲去抱那些床单、被罩了。我刚才应该交代过这点了。我连自己的名字都还没告诉大家呢。我姓门罗，叫玛格丽特·门罗。

我想，我知道马丁神父为什么会觉得我重新开始写东西会感觉好受一些。他知道我以前每个星期都写信给查理。估计除了露比·皮尔比姆外，他是唯一知道这件事的人。以前，我每个星期都会腾出时间坐下来，回忆从上一封信寄走之后都发生过哪些事情，就算最琐碎的事情，查理都不会觉得烦琐，包括我吃了什么好吃的、听到了什么笑话，以及学生们的故事、天气如何等。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地方乏善可陈，因为这所学校就在山崖边上，十分偏僻，可当时这里在我的笔下却完全不一样。而且我知道当时查理很喜欢看我写的信。他回家休假的时候说：“一直写下去吧，妈妈。”我确实一直都在写。

他阵亡后，陆军部把他所有的遗物都还给了我，其中就包括那捆信。当然，不是每封都有，他不可能全部留着，不过倒是把最长的信都保留了下来。我把信抱到海岬上，一把火全烧掉了。东海岸的风很大，火在疾风中噼噼啪啪地燃烧，火苗随着风向跳跃摇摆。烧焦的纸片在我面前打着旋，浓烟刺痛了我的鼻子。很奇怪，那天的火势很小。不过我说这些的意思是，我知道马丁神父为什么会建议我把这件事用文字记述下来。他觉得写点东西有助于我恢复，随便写点什么东西都可以。他是个好人，甚至可以说是个圣人，但是有很多事他并不理解。

写这篇日记感觉很怪异，因为我都不知道是写给谁看的。我不确定是写给自己看的，还是写给某位对圣安塞姆学校一无所知的虚构读者看的，所以我可能应该先介绍一下这所学校。这所学校创办于1861年，是由一位名叫艾格尼丝·阿巴斯诺特的女士斥资修建的，她十分虔诚，希望“虔诚而博学的年轻人到圣公会的教堂去担任天主教牧师”。我之所以在这个地方加上引号，是因为这段话是她的原话。教堂里有介绍她的小册子，这些情况都是我从小册子上看到的。她斥资购买了土地，建起了楼房，捐赠了几乎所有的家具，还给了学校一大笔钱，她认为这笔钱足够学校永远开办下去。可是钱从来都不够用，现在圣安塞姆主要靠教会资助。现在教会打算把学校关掉，我知道塞巴斯蒂安神父和马丁神父为此忧心忡忡。尽管我们大家都知道他们忧心忡忡，但是他们从来不会说出来，更不会跟员工们公开讨论。在圣安塞姆这种偏僻的小地方，风吹草动和流言蜚语好像不是靠交头接耳传开的，而是随风播散的。

阿巴斯诺特小姐不仅修建了校舍，还在校舍后面修建了南北回廊，供学生们使用，有几间客房将南回廊与教堂连接起来。此外，阿巴斯诺特小姐还修建了四栋小别墅，供员工们居住。这四栋别墅在海岬上围成一个半圆形，距离学校大约100码。她分别用四位福音传道者的名字为这四栋别墅命名。我住在最南边的圣马太；露比·皮尔比姆和她的丈夫住在圣马可，她是厨子兼管家，她的丈夫是勤杂工；格雷戈里先生住在圣卢克；埃里克·瑟蒂斯住在最北边的圣约翰，他负责协助皮尔比姆先生的工作。埃里克养了几头猪，不过不像是为了给学校提供猪肉，倒像是他自己的爱好。员工只有我们四个人，此外还有几个来自雷登和洛斯托夫特的钟点女工，负责帮忙打扫卫生。这里的学生就是神职候选人，从来都没超出过20个，常驻神父也只有4位，不过我们能应付得过来。我们每个人的角色都不可替代。这个孤僻的海岬常年刮着风，没有村庄，没有酒吧，也没有商店，对很多人来说实在太偏远了。就连我这个偏爱这个地方的人，都感觉这里又可怕又凶险。大海年复一年吞噬着沙丘绝壁，有时候，我站在悬崖边眺望大海，就会想象着滔天怒浪，翻滚着白色的光芒，铺天盖地地冲上岸来，漫过角楼和钟塔、教堂和校舍，把我们全都卷走。巴拉德米尔村已经在这片大海下面延续了数百年，人们说，有时候在月黑风高的夜晚，还能隐隐约约听到从被掩埋的钟楼里传来的钟声。那些不曾被海浪冲垮的地方也全部于1695年毁于一场大火。除了这座中世纪的教堂，这座古老的村子什么都没剩下。阿巴斯诺特小姐重新修葺了这座教堂，并将它并入神学院。两根红砖柱墙面斑驳，正对着伊丽莎白庄园主宅邸，成为这座庄园仅剩的遗迹。

说到这里，我最好介绍一下死者罗纳德·特里维斯的情况。毕竟，这篇东西本来就是要讲述他的死亡。在案件审结之前，警察曾问我对他的了解到什么程度。其实我觉得这里大部分员工都没有我了解他，但是我没有多话。有很多事我说不出口。我认为自己作为一名员工，不应该对学生说三道四。我知道他人缘不怎么好，不过我没告诉警察。他的问题出在他没有真正融入学生当中去，而且我感觉他自己也知道这点。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父亲是做军火生意的阿尔莱德·特里维斯爵士，而且罗纳德本人也巴不得我们都知道他是有钱人的儿子。从他的用度和谈吐上也可以看出他出身豪门。他开的是保时捷，别的学生别说开豪车了，有的连车都没有。他度假的那些胜地遥远而奢华，很多学生一辈子都去不了，就算去了，也不可能是去度假。

若是在其他某些学校，这类条件可能会让他在学生当中大受欢迎，但是在这里却不会。这里每个人都自命不凡，别想让他们恭维谁。在这里，他们看不看重你跟你有没有钱没有关系，跟你的出身也没什么关系，当然了，助理牧师的儿子要比流行歌星的儿子更受器重。我认为他们真正看重的是聪敏——聪敏、帅气和才华。他们喜欢那些会逗他们大笑的人。他们觉得他迟钝呆滞，当然，当他自己意识到他们对他的看法时，变得更呆滞了。这些我都没跟警察说。说了又有什么用呢？反正人都死了。哦，此外我还觉得他有点儿好管闲事，总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总是在问问题。他没从我这儿问出什么来。不过他有时傍晚会到我的别墅来，坐在那儿跟我聊天，我一边织毛衣，一边听他说。其实，学校并不鼓励学生们在没有受到邀请的情况下到员工的小屋去。塞巴斯蒂安神父希望确保我们的私人空间。不过我也并不怎么介意他来找我。回过头来想，我觉得他当时肯定很孤单，否则也不会跑来找我。当时我心里想的是我的查理。查理不呆，他人缘好，也很有趣，但我总想着，要是他感觉到孤单了，想安静地坐下来跟别人说说话时，希望也会有人跟我一样，陪他坐一坐，聊一聊。

警察问我为什么要去沙滩上找他。可我当时并不是去找他的。我每周都会有两个午后独自去散步，那天我出门的时候，根本没意识到罗纳德失踪了。就算意识到了，我也不会跑到沙滩上去找他。很难想象在一片废弃的沙滩上会发生什么事。只要你不去爬防波堤，不走得离悬崖太近，那片沙滩还是很安全的，何况，警告牌上都写了爬防波堤和离悬崖太近会有危险。学生们入学时就接受过安全教育，知道独自游泳或离悬崖太近很危险。

阿巴斯诺特小姐那个年代，人们可以从学校直接走到海滩上，然而随着海水的侵蚀，一切都变了。现在我们要从学校往南走半英里，才能到悬崖比较坚固的地方，那里修了五六级铺着木头的台阶，台阶已经摇摇晃晃，不过倒是有扶手。从那里往上就是黑漆漆的巴拉德米尔水塘，水塘绿树环绕，与大海只相隔一道窄窄的鹅卵石墙。有时候我走到水塘就转身往回走了，不过那天我顺着台阶走到了海滩上，开始往南走。

刚下过一夜雨，晴空万里，空气十分清新，蔚蓝的天空飘过白色的云朵，海浪很高。我绕着一座细长的海岬散步，荒芜的海滩在我眼前延伸开来，窄窄的鹅卵石脊没入大海，几道生满野草的古墙垮塌在海水中。就在这时，我看到前方30码远的悬崖下好像有一捆黑色的东西，于是我快步走过去，看到一件教士服，叠得整整齐齐放在那里，旁边放着一件棕色的斗篷，也叠得十分整齐。就在距离此处几英尺的地方，悬崖早就坍塌了，现在下面堆着沙子、杂草和石头。我立刻知道出什么事了，估计当时惊叫了一声，赶紧刨开沙子。我知道肯定有人被埋在底下了，可是根本不知道究竟是被埋在哪里了。我记得当时我的指甲缝里全是沙子，感觉刨得非常慢，于是站起来用脚踢沙子，就好像在跟谁赌气似的。沙子被我踢得老高，飞了我一脸，眼睛里也进了沙子。这时，我突然看到海滩前方30码的地方有根尖头木棍，于是冲过去一把抓过来，用它去刨。过了几分钟，木棍碰到了软软的东西，我跪下来，重新用双手挖。挖了几下就看到木棒刚才碰到的东西了，是被沙子盖住的臀部，穿着浅褐色的灯芯绒裤子。

这时，我再也挖不动了。我的心跳非常快，一点儿力气都没了。我觉得自己仿佛羞辱了那个躺在那里的人。那两座露出来的沙堆并不让人感觉可笑或下流。我知道，他肯定已经死了，我根本没必要这么心急火燎。我不可能救得了他，现在，就算我还有力气，也不可能一个人把他挖出来。我得去找人帮忙，去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事。我觉得我当时就猜到是谁了，不过想起每个学生的棕色斗篷上都绣了名字，我还是赶紧翻开斗篷的衣领，看到了那个名字。

我记得自己跌跌撞撞地踩着鹅卵石堤岸中间比较坚固的沙子，挣扎着爬上台阶。爬上悬崖后，我沿着悬崖道路奋力向学校跑去。不过半英里的路好像怎么也跑不到头，我每往前奔跑一步，校舍好像就会往后退一步。我的心开始怦怦乱跳，两条腿仿佛灌了铅似的。就在这时，我听到身后有车子的声音。我扭头一看，一辆车正从便道拐上悬崖边崎岖的小路，朝着我开过来。我站在路中央，使劲挥舞着双臂，车子停了下来，是格雷戈里先生。

我不记得当时是怎么跟他说的了，只记得自己站在那里，浑身上下都是沙子，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指着大海比画。他什么都没说，打开车门让我上车。我觉得当时我们应该先回学校，可是他掉转车头，开到台阶那里。我们走下台阶，来到海滩上。我一直觉得很奇怪，当时他是不相信我，想要亲眼去看看再去求救吗？我不记得我们是怎么走过去的了，只记得我们两人并肩站在罗纳德的尸体旁。当时，格雷戈里先生还是一言未发，他跪在沙滩上，开始用手刨那具尸体。他戴着皮手套，所以挖起来还不算费力。我们两个人都没说话，只是飞快地挖着掩埋了尸体的沙子。

罗纳德下身穿着浅褐色的裤子，上身只穿了一件灰色的衬衫。我们把他的脑袋挖出来，就像挖一只动物——一只死狗或死猫。下面的沙子还是湿的，他浅黄色的头发里全是沙子。我想把沙子拂去，可是冷冰冰的沙子硌得我手掌痛。

格雷戈里先生厉声说：“别动他!”我马上把手缩了回去，仿佛被烫了一下似的。接着，他平静地说：“我们现在最好别动他，就让他先这样趴着，他是谁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我知道他已经死了，可还是觉得我们应该把他翻过来。我甚至有个荒唐的念头，认为我们应该给他做人工呼吸。可是格雷戈里先生脱下左手的手套，把两根指头放在罗纳德的脖子上，接着说：“他已经死了，当然已经死了。我们帮不上忙了。”

我们两人默不作声地在他尸体旁边跪了一会儿，看上去仿佛在祈祷，其实我没有。我当时什么祷告词都想不起来，否则一定会为他祈祷的。就在这时，太阳钻出了云层，突然一切都变得不真实起来，就仿佛我们两人以阳光为背景在拍照。一切都那么轮廓鲜明。罗纳德头发里的沙子映着阳光，泛着点点金光。

格雷戈里先生说：“我们必须去找人帮忙，还要报警。你可以留在这里看着他吗？我很快就回来。不过要是你不想留下，可以跟我一起去，但我觉得咱们最好留下一个。”

我说：“你去叫人。你开车比较快。我可以在这里等。”

我目送他踩着鹅卵石飞快地朝水塘的方向走去，然后沿着海岬往前走，直到走出我的视线。不一会儿，我听到他的车子朝学校驶去的声音。我从沙子上滑下去，离尸体稍微远一点儿，然后找了个舒服点的姿势坐在鹅卵石上，双脚埋在沙子里。下了一夜雨，下面的鹅卵石还没有干透，冰冷的湿气透过了我的棉布长裤，我双臂抱着膝盖，望着远处的大海出神。

我想起多年前第一次见到迈克的情景。他是因为摩托车驶出赛道撞上大树死的。当时我们刚度蜜月回来不到两个星期。我们两个认识不到一年就结婚了。他的死亡让我感到震惊和难以置信，而不是悲伤。当时我觉得那就是悲伤，可我现在更明白那种感受了。我和迈克谈了恋爱，可我并不爱他。爱是生活在一起，互相照顾，可我们根本没有机会去爱对方。他死后，我只知道自己成了一名夫姓门罗的寡妇，可我感觉自己还是那个叫玛格丽特·帕克的姑娘，是年仅21岁、刚拿到资格证的小护士。可我发现自己怀孕了，就连怀孕都感觉那么不真实。孩子呱呱落地的时候，我仍觉得他跟迈克没有任何关系，跟我们俩短暂的共处没有任何关系，甚至跟我也没有任何关系。一切都来得那么晚，或许正是因为来得晚，才让你的感觉更强烈。后来查理死了，我为他们两人感到哀伤，可我还是记不起迈克到底长什么样。

我意识到罗纳德的尸体就在我身后，还好我没有坐在他身边。有的人陪在死者身边，认为这么做对死者比较友好，可是我不认为这么做对罗纳德更友善。我所感觉到的，是一种深深的悲哀。这悲哀不是为了这个可怜的男孩，甚至不是为了查理、迈克或者我自己。这是一种普世的悲哀，这种悲哀似乎将我周围的一切都浸淫其中，轻拂着我面颊的清风、云卷云舒的天空、蔚蓝的大海。我想到了所有曾经在这片海岸上生活过而后死去的人，想到埋在一英里外的海浪下的大墓园里那些遗骨。彼时，他们的生命对他们和关心他们的人来说，肯定也十分宝贵，可他们还是死了，如今物是人非，世界也还是这个世界，并不因为谁来过而改变。一百年后，没有人会记得查理，记得迈克，记得我。我们所有人的生命就像这沙滩上的一粒沙子，微不足道。我的心里一片空白，就连悲伤都不见了。到了最终，一切都将尘归尘、土归土，我们只能活在当下，不管是承受痛苦还是享受欢乐，都将是昙花一现。凝望着大海，我的心情十分平静。

他们三个人走过来的时候，我肯定神思恍惚，他们踩在鹅卵石上嘎吱嘎吱作响，我都没有发觉，直到他们走到我跟前我才发现。塞巴斯蒂安神父和格雷戈里先生步履沉重地并肩走过来。塞巴斯蒂安神父用斗篷紧紧裹着身子，抵御着海风。他们两人都埋头往前走，像在急行军一样。马丁神父落在后面，踉踉跄跄地走在鹅卵石上。我记得自己当时还在心里嘀咕，觉得他们两人竟然不等他，不近人情。

被人发现坐在地上，我觉得很难为情，赶紧站起身来。塞巴斯蒂安神父说：“你还好吗，玛格丽特？”

我说：“我没事，神父。”然后就站在一边，他们三个人向那具尸体走去。

塞巴斯蒂安神父画了个十字，说：“这真是场灾难。”

即便在当时，我都觉得用这个词好像不太恰当，我知道，当时他心里想的不仅是罗纳德·特里维斯，而是整所学校。

他弯下腰，把手放在罗纳德的脖子上，格雷戈里先生有些严厉地说：“他早就死了。不要再打扰他了。”

马丁神父站在一旁，我看到他嘴唇在动，肯定是在祷告。

塞巴斯蒂安神父说：“格雷戈里，要不你先回学校去等警察，我和马丁神父留在这里。玛格丽特最好跟你一起走。她肯定受惊了。麻烦你先把她带到皮尔比姆太太那里，告诉皮尔比姆太太发生了什么事。皮尔比姆太太会给她冲杯热茶，把她照顾好。在我正式通知学校之前，她们两个什么都不要说。如果警察想找玛格丽特问话，让他们晚点儿再说。”

真是滑稽，我记得当时自己感觉很生气，因为他跟格雷戈里先生说话的时候，就好像我不在场似的。其实我不想去露比·皮尔比姆的小别墅。我喜欢露比，她总是尽量在不打扰别人的前提下对别人表示善意，可是我当时只想回家。

塞巴斯蒂安神父站起身来，一只手放在我肩膀上，说：“你表现得非常勇敢，玛格丽特，谢谢你。现在你先跟格雷戈里先生回去，我稍后会去看你。我和马丁神父要坐在这里陪着罗纳德。”

这是他第一次提到这个孩子的名字。

上了车，格雷戈里先生一言未发，默默地开着车，过了十几分钟，他才说：“死得很蹊跷。我想知道验尸官或者警察会怎么看。”

我说：“肯定是意外。”

“你不觉得这‘意外’很蹊跷吗？”我没答话，他接着说，“当然，这不是你第一次见到尸体了。你可能习惯死亡了。”

“我是个护士，格雷戈里先生。”

我想起来多年前第一次看到尸体，死者是一名18岁的缓刑犯，那是我第一次装殓死尸。那个时代的护理工作与现在截然不同，我们要自己装殓尸体。我们站在屏风后，怀着崇高的敬意默默地操作。在我们开始装殓之前，护士长会过来做祷告。她告诉我们，这是我们能够为死者尽的最后一点儿绵薄之力。可是我没有跟格雷戈里先生说这些。

他说：“看到任何人的尸体都将令人欣慰地再次肯定，我们或许会像人一样活着，但却会像动物一样死去。其实我倒觉得这是一种解脱，在我看来，没有什么事比永生不死更可怕。”

我还是没有答话。倒不是因为我不喜欢他这个人，我们以前很少见面。露比·皮尔比姆每周帮他打扫一次小别墅，洗一次衣服。那是他们私下约定的，与我无关。不过我和他从来没聊过天，而现在我也没有心情跟他聊。

车子在两座塔中间向西转，驶入校园。他解开自己的安全带，又帮我把安全带松开，说：“我会送你到皮尔比姆太太那儿去。她可能不在。要是她不在，你最好到我的别墅来。我们都需要喝一杯。”

皮尔比姆太太在家，我对此感到欣慰。格雷戈里先生三言两语把事情解释了一遍，说：“塞巴斯蒂安神父和马丁神父在那里守着尸体，警察很快就到了。塞巴斯蒂安神父回来之前，这件事不要告诉任何人。他稍后会向大家宣布。”

他走了之后，露比给我冲了杯热气腾腾的浓茶，喝下去舒服多了。她对我十分体贴，可我记不起来她说了什么话、比画了什么手势。我没怎么说话，不过她也没打算让我说什么。她把我当作病人照顾，让我坐在壁炉前的安乐椅上，怕我受惊后发冷，把电热器调到最高挡，然后拉上窗帘，让我“好好休息一下”。

大约一小时后，警察来了，是一名操着威尔士口音的年轻警员。他非常友善，挺有耐心，我相当镇定地回答了他的问题。也没什么好说的。他问我对罗纳德的了解程度，问我最后一次见到罗纳德是什么时候，以及罗纳德最近看上去消沉吗。我回答说，我最后一次看到罗纳德是在前一天傍晚，当时他正朝格雷戈里先生的住所走去，可能是去上希腊语课。这个学期才刚开学，我只见过他这么一次。我记得那个警员不是姓琼斯就是姓埃文斯，反正是威尔士人的姓。他问我罗纳德最近是否比较消沉，随即似乎又对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感到很抱歉。他说，这个问题确实问得比较直接，而后，他又问了露比同样的问题才离开。

五点晚祷前，塞巴斯蒂安神父把学校的人全部召集起来，公布了罗纳德死亡的消息。当时很多学生都已经猜到出事了，因为警车和运尸车大张旗鼓地开进学校。我没有去图书馆，所以没听到塞巴斯蒂安神父是怎么说的。当时我只想独自一人待着。不过当晚晚些时候，高年级的学生拉斐尔·阿巴斯诺特给我送来了一小盆非洲紫罗兰，他代表全体学生来慰问我。肯定是他们当中有人驱车赶到佩克菲尔德或者洛斯托夫特去买来的这盆花。拉斐尔把花送给我，亲了亲我的面颊，说：“我真的很抱歉，玛格丽特。”一般在这种时候，人们通常都会这么说，可是这次感觉不一样，听着像在道歉。

两天之后，噩梦开始光顾了。我以前从来没做过噩梦，即便是刚做实习护士，第一次面对死者的时候都没有。那个梦实在太可怕了，现在我坐在电视机前，不肯上床去，一直熬到疲倦将我赶去睡觉。每天晚上的梦都一样：罗纳德·特里维斯就站在我的床边，他一丝不挂，浑身沾满了潮湿的沙子，浅黄色的头发里和脸上都是，只有两只眼睛没有，他用责备的目光看着我，似乎在质问我为什么不救他。我知道自己根本救不了他，也知道在我发现他的尸体之前他就死了，可他还是这样每天夜晚出现在我的梦中，用那种责备的目光瞪着我，潮湿的沙子从他扁平甚至短胖的脸上唰唰地往下掉。

或许我现在把这些写下来，以后他就不会再来找我了。我自认为不是个想象力丰富的女人，可是他的死确实有蹊跷，蹊跷之处我应该记得，可是现在却无论如何都想不起来。这个蹊跷之处告诉我，罗纳德·特里维斯的死不是结局，而是开端。

2

找达格利什的电话是上午十点四十分打来的，当时他刚刚参加完社区关系分局的会议，还没回到办公室。刚才的会开得比预计的时间长——这种会议拖延时间是家常便饭，再过五十分钟，他就要去下议院内政部长办公室见特派员。他算了一下时间，还来得及喝杯咖啡、回几个电话。可是还没等他走到桌子跟前，他的私人助理就出现在他办公室门口了。

“哈克尼斯先生刚才说，希望您走之前去一下他办公室。阿尔莱德爵士在他那儿。”

这下没辙了。不用说，阿尔莱德爵士肯定有事儿，来警务处总部找高级警官的人一般都有事儿，而阿尔莱德爵士想要办的事儿没有办不成的。如果不是凭直觉就知道如何控制错综复杂的势力，如何处理纷纷扰扰的大小事务，那他就经营不了那家最成功的跨国企业了。达格利什知道他的赫赫大名，生活在21世纪的人没有不知道他的。对优秀职员来说，他是一位公道甚至堪称大方的老板。此外，他还是信托基金慈善事业的开明支持者，是20世纪欧洲艺术珍品的大收藏家，而这一切在那些心怀偏见的人眼里就成了无情无义地剪除失败者的行为。他大张旗鼓地支持时尚事业，对长期投资收益独具慧眼。人们甚至对他粗鲁无礼的名声都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理解。因为如果不那样就是不分青红皂白，让强者白白受弱者拖累。为此，他倒是博得了一个绝对恪守平等主义的好名声。

达格利什坐上电梯前往七楼，他并没有觉得有多期待，只是觉得非常好奇。还好在那儿也待不了多长时间，因为他十一点一刻就要去内政部。内政部离这里只有半英里路，他打算走过去。对他来说，去见内政部长比见阿尔莱德·特里维斯爵士重要多了。

副厅长和阿尔莱德爵士站在哈克尼斯的桌子旁边，达格利什一进门，两个人都扭过头来看他。特里维斯跟那些经常在媒体上露面的大人物一样，一眼看过去总会令人觉得局促不安。他比电视上看上去更矮壮敦实，没那么俊朗帅气，脸庞的轮廓也没有那么棱角分明。但是，他身上那种潜在的力量和他对自己具有这种力量的自得，比电视上的感觉更强烈。他平时总喜欢打扮得像个土财主，只有在非常正式的场合才会穿上得体的粗呢套装。而且，他长得也确实像个乡下人：宽宽的肩膀、油光发亮的脸颊、大鼻子、一头连理发师都奈何不了的乱蓬蓬的头发。头发颜色很深，几乎是纯黑色，一缕银发从前额正中间往后掠去。这样一缕白发长在这么一个注重外表的人的脑袋上，达格利什都要怀疑是不是故意染出来的了。

达格利什一进门，特里维斯就抬起浓密的睫毛扫了他一眼，毫不掩饰自己在掂量对方的斤两。

哈克尼斯说：“你们应该认识吧。”

阿尔莱德爵士跟达格利什握了握手。他的手冰冷有力，但他只握了那么一下就赶紧放开了，似乎在强调跟达格利什握手不过是出于礼节。他说：“我们见过面。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内政部的一个大会上见过，对吧？是讲市中心发展措施的吧。我都不知道怎么把我给搅和进去了。”

“贵司为旧城区一项发展计划慷慨解囊，我想您当时是为了确定那笔钱是不是花得合理吧。”

“肯定是。这种机会不多。年轻人都想找一份待遇好的工作，值得每天早晨爬起来去上班，而不是为了跑去接受什么培训，完了又找不到工作。”

达格利什记起来了。那是一次常规公关活动。出席会议的高级警长和部长都没有抱太高的期望，也确实没什么收获。他记得特里维斯问了很多相关问题，然后对答复表示怀疑，而且还没等到部长做大会总结就走了。他为什么要去参加那次会议？为什么要捐赠？也许，那也是一种公关手段。

哈克尼斯冲着窗子前面几张黑色转椅做了个意义不明的手势，低声吩咐煮咖啡。

特里维斯不耐烦地说：“不用了，我不喝咖啡。”他的语气就好像在责怪竟然在上午十点四十五分给他喝这么古怪的饮料。

他们三人坐在那里，气氛紧张而压抑，就像三个黑手党老大在商讨他们的利益分配。特里维斯看了看表。毫无疑问，这次会面的时间是他确定的。他觉得自己这个时候比较方便，就这个时候来了，事先并没有通知他们，也没有告诉对方他来这里的目的。他理所应当地认为自己有这个特权。他非常自信，高级警官无论如何都会腾出时间来接待他，事实也确实如此。

他说：“我的大儿子罗纳德，也就是我的养子，10天前从萨福克的一座悬崖上掉下来摔死了。确切地说，他是从沙堆上掉下来的，洛斯托夫特南边那些悬崖早在17世纪就被海水给侵蚀光了。他是窒息而死的。罗纳德是巴拉德米尔村圣安塞姆神学院的学生。那所神学院是高教会派为了给圣公会培养神父设的机构。焚香摇铃的行当。”他扭头问达格利什：“你肯定知道这类事儿吧？你父亲在世的时候不就是个牧师吗？”

达格利什心中暗想，他是怎么知道的？有可能是以前听说过，在安排这次会面之前突然想起来了，然后让他的手下去查证。他是那种喜欢事先挖地三尺搜集对方信息的人。如果搜集到的信息能让对方丢脸，那就更妙了。不过，只要搜集到对方不知道会被他掌握的私人信息，他都会感到心满意足，感觉抓住了别人的把柄。

达格利什说：“是，他是诺福克的教区牧师。”

哈克尼斯问道：“您儿子当时正在为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参加培训吗？”

“我不知道他在圣安塞姆学的那些玩意儿还能让他干什么别的工作。”

达格利什说：“当时报纸上倒是曾经提到过这件事，但是我不记得看到过调查报告。”

“你看不到的。事情处理得很低调。意外死亡。本来是一桩死因不明的悬案。当时，学校的院长和很多职员都坐在那里，像一排穿着黑袍子的联防队员，搞得那个验尸官都不敢做出死因不明的结论。”

“您当时在场吗，阿尔莱德爵士？”

“我不在场，不过我派了人去，当时我在中国，北京有个很麻烦的合同要谈判。我回来参加了葬礼。我们把遗体运回伦敦火葬。圣安塞姆学校举行了一场纪念仪式，我记得是叫安魂弥撒吧，不过我和我太太都没去参加。那个地方让我感觉不自在。审讯后我安排司机把罗纳德的保时捷开回去，学校把他的衣物、钱包、手表交给了我。我的司机诺里斯把包裹带了回来。里面东西不多。学校不让学生带太多东西，只能带几件衣服，有一套西装、两条牛仔裤、几件衬衫和背心、几双鞋，还有要求学生穿的黑色教士服。当然，除了衣服，他还有一些书，不过我让学校捐给图书馆了。一个人的生活痕迹这么快就清理完了，这真是让人感慨啊。两天后，我收到了这个东西。”

他不紧不慢地掏出钱包，打开一张纸，递给达格利什。达格利什扫了一眼，递给副厅长。哈克尼斯大声读了出来：“你怎么都不问问你儿子的死因？没有人当真认为是意外事件。那些神父为了维护他们的名声不惜掩饰真相。那所神学院发生了很多事，应当为人们所知。你准备就这样算了吗？”

特里维斯说：“我认为这相当于一桩谋杀指控。”

哈克尼斯把那张纸递给达格利什，说：“可是，没有证据，没有动机，也没有提到谁是嫌犯，是不是更像某个企图给学校制造麻烦的人搞的恶作剧？”

达格利什把那张纸还给了特里维斯，可是特里维斯不耐烦地挥挥手，没接那张字条。

他说：“显然有这种可能性。我猜你们应该不会排除这种可能性吧。就个人而言，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当真。字条是打印的，当然了，所以不可能像犯罪小说中突然出现的那样，哪个小字母跟其他字母不在一条直线上。你们不用去检测指纹了。我已经做过了。当然，是私下做的。没留下指纹，不过我也根本没抱什么希望。而且，不得不说，写字条的人受过良好的教育。他或者她标点符号使用得准确无误。鉴于这个时代的教育水平，我认为应该是个中年人写的，不是年轻人干的。”

达格利什说：“而且写得可以煽动您付诸行动。”

“为什么这么说？”

“您这不是来了吗，先生？”

哈克尼斯问道：“您刚才说您的儿子是领养的，那他的出身怎么样？”

“他没什么出身。他母亲生他的时候才14岁，他父亲15岁。他是在韦斯特卫地下通道的一根混凝土柱子旁出生的。他是新生儿，很健康，又是个白人，在领养市场上很受欢迎。坦白说，我们非常幸运地领养了他。为什么要问这个？”

“您刚才说，你把那张字条看作谋杀指控，所以我想冒昧问一下，他的死亡会不会让谁受益？”

“每个人的死亡都会有人受益。他死后唯一的受益者是我的二儿子马库斯，原定于他30岁时继承的信托基金将会得到扩充，他最终所继承的遗产也将比预定的更多。不过当时他在学校，我们可以排除他的嫌疑。”

“罗纳德生前有没有跟你说过或者写信告诉你他很消沉，不开心？”

“他不会跟我说。他找谁倾诉都不会找我倾诉。我认为我们并不理解对方。我不是来受审的，也不是来参与你们的调查的。我就知道这么多，已经全都告诉你们了。这件事现在该你们接手了。”

哈克尼斯瞟了达格利什一眼，说：“这对萨福克警察局来说肯定没问题，他们是一支效率很高的队伍。”

“我知道他们效率高。估计他们曾经受到过女王陛下的警督大人的检阅，被证实很有效率。不过，他们当时也参与了调查。现在我想让你们接手，也就是让达格利什警官接手。”

副厅长看着达格利什，似乎想提出反对意见，迟疑着没说话。

达格利什说：“刚好我下周要出差，准备去萨福克待上一个星期。我知道圣安塞姆学院。我可以跟当地的警察和学校说一声，看看案件有没有什么可疑迹象需要进一步调查。不过，调查结论已经有了，您儿子的遗体又火化了，多半不会有什么新的线索。”

哈克尼斯终于开口了，他说：“这么做不符合常规。”

特里维斯站起身，说：“或许是不符合常规，可是在我看来只能这么做。我想低调处理，所以根本没打算回过头去找当地的警方。他的死讯一传出来，当地的报纸铺天盖地地报道，唯恐天下不乱。我不想小报的头条报道说他死因蹊跷。”

哈克尼斯说：“可您不就是这么认为的吗？”

“当然有蹊跷。罗纳德的死要么是意外事故，要么是自杀，要么是他杀。第一种不太可能，第二种说不通，就只剩下第三种可能性。当然，你们有了结论可以告诉我。”

他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哈克尼斯问道：“阿尔莱德爵士，您赞同您儿子对事业的选择吗？”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比如工作、职业之类的？”

他问得小心翼翼，在世故圆滑和质询审问中寻找平衡，仿佛知道这个问题会惹恼对方，他确实料准了。阿尔莱德爵士的声音很平静，但是带着明显的警告意味：“这话什么意思？”

既然已经开了口，哈克尼斯就不打算再退缩，他说：“我想冒昧问一下，您儿子有没有什么心事，有没有为什么问题感到焦虑？”

阿尔莱德爵士淡定地看了看手表，说：“你是怀疑他自杀？我想我刚才的意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这种可能性不在考虑之列。已经排除了。他干吗要自杀？他要什么有什么。”

达格利什平静地说：“可是如果他要的东西您不赞同呢？”

“我当然不赞同了!一份没有前途的工作。世风日下，英国圣公会过不了20年就会消失。就算不消失，也会变成主张迷信思想、维护古旧教堂的怪宗派，这还是在国会不把教堂改成国家博物馆的前提下。人们或许需要对神性的幻想。毫无疑问，总的来说，人们还是信仰上帝的，如果说死亡可能意味着彻底消失，他们会很难接受。可是，他们不再相信有天堂，也不再畏惧地狱，他们不会再去教堂做礼拜。罗纳德受过良好的教育，勤奋聪明，又有大把的机遇，肯定会干出一番事业。他知道我怎么想，所以对我闭口不谈他的想法。他当然也不想把头埋在一吨重的沙子底下来跟我较劲。”

他站起来，冲哈克尼斯和达格利什点点头。会谈结束了。达格利什送他乘坐电梯来到楼下，司机刚好开着梅赛德斯缓缓停在旁边。时间跟他预料的分毫不差。

达格利什已经转过身去，阿尔莱德爵士霸道地叫住了他。

阿尔莱德爵士把头伸出车窗，说：“估计你也怀疑过罗纳德在别的地方被害以后，尸体被转移到海滩上吧？”

“阿尔莱德爵士，我认为您可以放心，萨福克警方会考虑到这个可能性的。”

“我可不像你那么确定。不管怎么说，这是一条思路，值得存疑。”

他没有下令让司机开车，而是一动不动地坐在车上，面无表情。突然，仿佛心血来潮似的，他问道：“我突然对一件事很好奇。其实在教堂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个问题。你也知道，我不时会在年度礼拜时露面。只要有时间，我就会坚持下去。我的问题跟《信经》[1]有关。”

达格利什很擅长掩饰自己的讶异，他严肃地问：“哪部《信经》，阿尔莱德爵士？”

“有好几部吗？”

“实际上，有三部。”

“我的天!那就随便哪部吧，反正应该也差不多。它们是怎么来的？我是说，是谁写的？”

达格利什很想知道阿尔莱德爵士有没有跟他的儿子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一冲动，差点儿问出口，不过最后谨慎占了上风，忍了下来。他说：“阿尔莱德爵士，我觉得神学家肯定比我解释得好。”

“你是一位牧师的儿子吧？我觉得你肯定知道。我没有时间到处去问。”

达格利什的思绪飞回他父亲在诺福克教区住宅的书房里，回到他听过的或在父亲藏书室翻过的那些故事上，回到他很少提及却从小就深深刻在他脑海里的那些词汇上。他说：“《尼西亚信经》[2]创立于4世纪，是尼西亚公会提出的。”创立年份突然出现在他的大脑里，“应该是公元325年。君士坦丁大帝召开会议规范基督教教义，协调同阿里乌斯异教的关系。”

“那教会为什么不与时俱进，更新《信经》？我们在研究医药、科技或宇宙特性的时候不会去4世纪寻找答案，我经营公司的时候也不会去4世纪寻找答案，为什么了解上帝要从4世纪寻找答案？”

达格利什说：“您希望找一部21世纪的《信经》吗？”他想知道阿尔莱德爵士为什么想到要写一部新的《信经》，但他并没有直接问，而是说，“我怀疑是否还会有什么新的教会会议能让分裂的基督教世界达成共识。圣公会无疑相信尼西亚的主教们获得过神谕。”

“那不过是一群顾问罢了，不是吗？掌权的人。他们有自己的议程，带着自己的偏见，跟他们的对手抗争。说到底就是权力，谁有权，谁受益。你参加了很多委员会，也了解他们的工作程序，什么时候见过有人获得神谕？”

达格利什说：“当然，年度礼拜上肯定没人获得神谕。”接着又说，“您打算给大主教或教皇写封信吗？”

阿尔莱德爵士用犀利的目光狐疑地扫了他一眼，不过显然决定，即便对方在耍他，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他说：“总之这太麻烦了，有点儿超出我的理解范围。但这挺有趣，你会觉得发生在那些人身上是可能的。你要告诉我圣安塞尔斯的事进展得怎样了。接下来的10天我要出门，但这事儿不着急。如果孩子是被谋杀的，我要知道该怎么做。如果他是自杀的，那就是他自己的事情了，但是我也希望知道实情。”

他点点头，突然缩回车窗，对司机说：“好了，诺里斯，回公司。”

达格利什目送车子缓缓驶出他的视线，过了好一会儿才离开。跟阿尔莱德打交道，你看到的就是你能知道的全部。可这样的评价是否太草率了呢？这个人比表面复杂得多，他既天真又狡诈，既傲慢自大又有与他这个年龄不相符的好奇心。他在一个问题上挑起事端，又立刻会因为自命不凡而摆架子。但是达格利什还是感到很困惑。对罗纳德·特里维斯的死因判断，即使不算令人吃惊，也未免草率。难道除了父子关系之外，还有什么更吸引人的原因，让他如此地坚持对此事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他回到七楼，发现哈克尼斯正望着窗外出神。听到达格利什的声音，他说：“一个不寻常的人。他还说了什么吗？”

“他想修改《尼西亚信经》。”

“荒唐的念头。”

“不过对人类的危害倒是比他做的大部分事都小。”

“我指的是他非要一名高级警官重新调查他儿子的死因，这完全是浪费时间。他怎么就不肯放过这件事？萨福克那边是你去安排还是我去？”

“这事儿越低调越好。彼得·杰克逊去年调到那儿当副探长去了，我跟他打个招呼。此外，我对圣安塞姆还算比较了解。我上学那阵儿在那儿待过三个暑假。教员应该都换了，不过，估计他们看到我回去不会觉得太突然。”

“你真的这么认为？可我觉得就算他们远离闹市也没这么天真。一个伦敦警察厅的探长竟然关注起一名学生的意外死亡？但是，我们别无选择。特里维斯不会轻易放手的，我们又不能明目张胆地派几名探员到别人的地盘上去打探消息。不过，如果这孩子的死因确有蹊跷，萨福克就必须接手这个案子。他别指望他们能悄悄调查谋杀案。如果是谋杀的话，我得把丑话说在前头，这事只要一公开大家就扯平了，哪怕是特里维斯也无法按照他的意愿随意操纵。说起来真是奇怪，我是说，他竟然费尽心机私下处理这件事。既然他不想让媒体知道，干吗非要重新调查？干吗那么看重那张字条？肯定是个疯子干的。他本来应该当垃圾丢掉。”

达格利什没说话。不管写字条的人出于什么动机，怎么看都不像是神志不清的人。哈克尼斯走到窗户跟前，抱着肩膀凝视窗外，那些熟悉的钟楼和尖塔在他眼里似乎突然变得异常陌生。

他望着窗外，接着说：“他看上去一点儿都不为那个孩子的死亡感到难过，不是吗？他的日子肯定不好过——我是说那个孩子。多半是因为特里维斯和他老婆以为自己不会有孩子了，于是领养了他，可是后来他老婆又怀孕了，他们有了亲生儿子。这可是你的亲骨肉，不是社会服务部门给你的孩子。这种情况很常见，我就知道一家。那个养子总是觉得自己在家里是多余的。”

他努力压抑着自己的愤懑。两人沉默了一会儿，达格利什才说：“也许可以这样解释，他可能是出于内疚，那孩子活着的时候没能好好爱他，现在他死了，做父亲的甚至不能表示难过，因此希望至少对他的死能有个公正的说法。”

哈克尼斯转过身，略显生硬地说：“公平对死者有什么用？还不如集中精力替活人寻求公平。不过你说得对，不管怎么样，尽力而为吧。我会把情况向厅长汇报。”

达格利什和他共事八年，关系一向亲密，可他刚才的口气听上去十分冷淡。

3

跟内务部秘书长的谈话纪要已经被贴上了标签，放在他的办公桌上了。他的助理效率一向很高。达格利什把文件放进公文包，乘电梯下了楼。忙碌了一天，他的思绪飞到常年刮着海风的巴拉德米尔海岸。

最终，他还是要回去了。他心想，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竟然都没有回去看看。他的姨妈就住在东英吉利海边，开始住在小别墅里，后来搬进改建后的工具房里。看望姨妈的时候，他本来可以顺道拐到圣安塞姆学院去看看。是近乡情怯吗？是唯恐物是人非吗？或许逃避失望是人之常情。现在，他将以一个陌生人的身份重返那里。他上次回去的时候，马丁神父还在执教，现在恐怕早就退休了，毕竟是已经80岁的老人家了。他将带着对往事的缅怀回到圣安塞姆。就算事出有因，他也是作为一名警察，不请自来，并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对一桩致使圣安塞姆学院陷入窘迫和尴尬的案件重新展开调查，那里的人迫不及待想要大家都忘记，他却要跑去揭开他们的伤疤。不过毕竟是要回去了，他发现自己突然对这次的行程十分期待。

百老汇大街和国会广场间半英里的街道上布满了毫无特色的政府机构，达格利什步履匆匆地走在大街上，他大脑里浮现的是那个宁静闲适的地方：沙崖坍塌在布满点点雨痕的沙滩上，栽满橡树的防波堤历经数百年的沧桑依然抵御着海浪的侵袭，曾经距离海边一英里的碎石路已经濒临崖边。还有分立于圣安塞姆学院前院的两根大柱子和那扇包铁橡木大门，那两根柱子修建于都铎王朝时期，现在砖面已经剥落。学院后面是维多利亚时期修建的砖石大厦，精美的走廊将西苑围在当中，北面的走廊直通中世纪时期的教堂，教堂权充附近居民的礼拜堂。他记得，学生们在学校里穿着教士服，披着棕色的毛纺带帽斗篷，抵御常年无休止的海风。他仿佛看到他们穿着白色的斗篷鱼贯走进教堂的正厅去做晚祷，嗅到弥漫在空气里的浓烈的熏香气息，看到圣坛上点燃的一根根蜡烛。出身圣公会的父亲如果看到的话，肯定会觉得蜡烛点得太多了。他仿佛还看到圣坛上面挂着裱装的罗希尔·范德魏登的大作《圣家庭》。不知道它现在还在不在那里。那些更隐秘、更神秘、看守得更谨慎的财宝，比如圣安塞姆的莎草纸书，还藏在学校吗？

达格利什只在那所学校度过三个暑假。他的父亲和一个来自条件艰苦的内陆城市的牧师交换了教区，算是换了换环境。到了暑假，父母不想把他关在工业化的大城市里，教区长邀请他和新来的人一起住到自己的住宅里。可是他听说卡斯波特·辛普森牧师和他的太太带着四个不到8岁的孩子要来，其中还有一对7岁的双胞胎，于是打消了到教区长家去过暑假的念头。即便那年他只有14岁，也渴望在漫长的假期里能享受充分的私密空间。于是，他接受了圣安塞姆学院院长的邀请。不过他有些不安，因为他知道他母亲还以为他会留下帮忙照顾那对双胞胎呢。

学校有一半都空了，只有少数几个外国的学生选择暑假留在学校。他们和神父想尽办法逗他开心，在教堂后面特地修剪过的草地上放置三柱门，不知厌倦地陪他玩滚木球游戏。他记得那里的食物特别好吃，比学校的饭菜好吃，也比父亲教区的饭菜好吃。尽管住的客房看不到大海，他还是很喜欢自己的房间。他最喜欢一个人去散步，往南可以到水塘，往北到洛斯托夫特。他还可以自由使用图书馆，里面非常安静，但是气氛从来都不会压抑。他在图书馆一待就是一天。

8月3日，第二年暑假期间，他遇到了赛迪。

马丁神父说：“米尔森太太的孙女要来陪她了，年纪应该跟你差不多大，亚当，可以和你做伴。”米尔森太太以前是个厨师，60多岁，早就退休了。

赛迪也算是个玩伴，她刚满15岁，栗色的头发从窄窄的脸颊两边垂下来，一双灰色的眼睛略微带着绿色。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双眼睛里充满了强烈的憎恶。不过，她似乎挺喜欢跟他一起散步。散步的时候，她很少说话，只是偶尔捡起一块石子使劲掷向大海，或者突然发力冲到前面去，然后扭过头来等他，像一只小狗在追皮球。

他记得有一天，暴风雨刚过，天空清朗，风声还在呼啸，滔天的海浪汹涌澎湃，像月黑风高的时候那样，狂暴地拍打着海岸。他们肩并肩坐在防浪堤的一个角落，一人一口喝着一瓶柠檬水。他给她写了一首诗——他记得那更像是在模仿他当时最崇拜的艾略特，而不是真正在抒发自己的情感。她皱着眉头看完那首诗，一双小眼睛都眯了起来。

“这是你写的？”

“是。写给你的。是一首诗。”

“不是诗。不押韵。我们班上有个男孩就会写诗，他叫比利·普赖斯。他写的诗都押韵。”

他恼怒地说：“这首诗格式不一样。”

“不是。如果是一首诗，那它每行的结尾都必须押韵。比利·普赖斯就是这么说的。”

后来，他也承认比利·普赖斯说得对。他站起身来，把那张纸撕成碎片，丢在湿漉漉的沙滩上，看着海浪扑上来，把碎屑淹没。他煞费苦心地写了这首诗，因为写诗是表达情爱的最好方式。但赛迪是个头脑简单的女孩子，思维方式没有那么细致和深刻。她说：“我打赌你不敢从防波堤的尽头跳下去。”

他心想，看来比利·普赖斯不但会写每行结尾都押韵的诗，还敢从防浪堤上跳进大海。他什么都没说，站起身撕下衬衫，只穿着一件卡其色的短裤，纵身跳进怒涛汹涌的大海。海水没有他想象的那么深，他感觉自己浮上来之前手掌碰到了水底的鹅卵石。虽然已经是金秋八月，北海的海水依旧冰冷刺骨，不过，这种冷冽的刺激只是暂时的，无边的恐惧瞬间将他淹没，就仿佛被某种无法控制的力量牢牢抓住，动弹不得，又仿佛一双强有力的无形之手把他往下按。哗啦!他奋力游出水面，可是突然一道水墙扑来，海岸被淹没在无际的海水里。一个浪头打来，他感觉自己被拖到后面，接着被抛上海面。他拼力向防浪堤游过去，而防浪堤似乎每秒钟都在往后退。

终于，他看到了站在堤崖边的赛迪，只见她使劲挥舞着双臂，头发在海风里狂舞。她在高声喊着什么，可是他耳朵嗡嗡作响，什么都听不到。他积蓄力量，等待波浪把他往前推上几步，而后挣扎着不被往后退的海浪带回去。他告诉自己千万不要恐慌，务必拿出男子汉气概，努力抓住每一波涌过来的海浪往前移。终于，他一步一步挣扎到防波堤边缘，坐在地上大口喘着气。过了好几分钟，他才缓过神来，赛迪把手伸下来，把他拖到上面。

他们肩并肩默默地坐在一道鹅卵石脊上。她脱下裙子，使劲儿给他擦着背。擦干后，她一言不发地把衬衫递给他。他现在还记得当时看到她裸体的情景，小小的乳房、娇嫩粉红的乳头，激起的不是欲望，而是一种莫名的情感，现在他能分辨得出那是一种喜爱和怜惜。

她说：“想不想去水塘？我知道一个隐秘的地方。”

水塘可能还在那里，那是一道漆黑、安静的水域，和充满活力的大海之间隔着一道鹅卵石堤坝，泛着油光的水面让人感觉底下深不可测。除非狂风暴雨来袭，否则一潭死水的水塘和盐海之间永远隔着那道漂移不定的障碍。海浪的边缘矗立着已经石化的黑色树干，看上去就像图腾柱，用以纪念某种久已逝去的文明。水塘常有海鸟出没，树林和灌木丛中间有很多藏身处，只有满腔热情的猎鸟者能够透过这片黑暗、险恶的水域看到它们。

赛迪说的隐秘的地方就在大海和水塘之间的一条废船上，那条废船半截埋在沙滩里，几条锈迹斑斑的阶梯通向下面的船舱。那天下午，以及那之后的日子，他们就躲在里面消磨时光。木板的裂缝透过几道光线，那是船舱唯一的亮光，他们看着自己的身体被缀上条纹，笑得乐不可支，还用手指追逐移动的光线。他有时候看书，有时候写东西，有时候靠着船舱弯曲的墙壁安静地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干，而赛迪则在这个小小的世界里不亦乐乎地玩着过家家游戏。她把奶奶给她的野餐食物小心翼翼地搁在平坦的石头上，而后郑重其事地将食物递给他，等她发号施令，他才可以把食物吃掉。果酱罐里装满了从水塘打来的水，里面混杂着芦苇、草叶和从悬崖上找来的某种不知名的植物。他们一起寻找有洞的小石子，她用船舱里的电线把它们穿成链子，沿着墙面挂起来。

那个夏季过后的数年里，那种沥青和腐烂的橡树混杂着海风的腥味儿的温暖气息一直都在刺激着他的情欲。不知道赛迪现在去了哪里，或许已经嫁人，还生了几个金发碧眼的孩子——前提是他们的父亲没有被淹死、电死或者在赛迪最初的挑选程序中惨遭淘汰。那艘废船多半早就不见踪影了。时光流逝，估计它早就毁于大海经年累月的怒涛骇浪了。当最后一块木板被卷进怒浪时，串成项链的电线就会绽开，最后被扯断，那些辛辛苦苦找来的石子也散落在船舱内的沙地上。

4

10月12日，星期四，玛格丽特·门罗写下了最后这篇日记。

回顾我记述的这段日记，似乎大多数内容都枯燥乏味，甚至让我怀疑是否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从罗纳德·特里维斯那篇往后，除了偶尔描述一下天气状况，大多是在记流水账。警方审理了案件，学校举行了安魂弥撒，然而此后，这桩惨案仿佛正式开始淡出人们的生活，而他仿佛从来不曾到过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学生说起他，也没有一位神父提及他，至少没有人对我提到过他。他的遗体没有再运回圣安塞姆，虽然学校举行了安魂弥撒。阿尔莱德爵士想在伦敦举办葬礼，所以，结案之后，伦敦的殡葬所就来运走了遗体。约翰神父把他的遗物收拾好，交给了阿尔莱德爵士派来的两个手下，他的保时捷也开走了。噩梦越来越少，我不再半夜惊醒，不再梦到那张沾满沙子的脸和那双责备的眼睛，不再无助地想象着恐惧向我靠拢。

不过，马丁神父说得对，把所有的细节都一五一十地写下来对我确实大有裨益，我应该继续坚持下去。我发现自己甚至开始期待这一时刻：一天的工作结束后，吃过晚餐，捧着这本日记坐在书桌前。我没什么才华，却喜欢写作，喜欢用文字思考往事，喜欢置身事外看待曾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从中悟出一些道理。

可是今天的日记绝对不会枯燥，也不会被记成流水账。昨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出了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我需要把它写下来，完成我的记述。不过，我甚至不确定是否应该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尽管除了我不会有人看到这本日记，但我总觉得把秘密用白纸黑字写下来是一件很不明智的事。秘密在说出口或付诸笔端之前，会非常安全地藏在你的心里，一旦把它写下来，就相当于泄露了出去，它就会像花粉那样传播到别人那里。这种想法看似古怪，但是有一定的道理，否则，我怎么会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觉得自己应该马上停笔？不过，如果我在日记里隐瞒最重要的事实，那我还有什么必要继续写下去？何况，即使我把日记本放在不上锁的抽屉里，也不会有只言片语泄露出去，到我这里来的人本来就没几个，更没人乱翻我的东西。不过，或许我应该更加注意保护自己的私密空间。明天我要考虑一下怎么做，但是现在我要把整件事一五一十地写下来。

最奇怪的是，要是埃里克·瑟蒂斯没有把他园子里种的青蒜送给我，这件事我就一点儿都想不起来了。他知道我喜欢把青蒜蘸芝士酱当晚餐。他经常会把园子里种的蔬菜送给大家吃。他敲门的时候，我正在翻阅那段发现罗纳德遗体的日记。我剥开大蒜的时候，沙滩上的情景在我脑海里异常清晰。突然，如醍醐灌顶一般，我全都记了起来，全都想明白了。当时的情景，包括他们每个手势、每句话、每件事都清晰得如同在看电影，只是我怎么都记不起那些人的名字——我不确定自己认识他们。已经12年过去了，可是那一幕却清晰如昨。

吃过晚餐，我心里装着秘密上床了。今天早上，我觉得有必要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与此相关的人，之后就三缄其口。可是，首先我需要确定自己的记忆是否可靠，于是下午我去洛斯托夫特商店的时候打了一通电话。然后，就在两小时前，我说出了自己发现的秘密。其实这件事与我无关，此后也没什么需要我去做的。不管怎么说，这件事还算是挺简单的，也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我很高兴自己没有隐瞒。要是我明明知道怎么回事却隐瞒不说，在这里继续生活下去会让我感觉很不自在。我会坐立不安，心里老想着自己该不该说。现在我不必担心了。可是，我还是觉得很奇怪，要是埃里克没有来给我送青蒜，我怎么都想不明白，也不会记得起来。

今天奔波一天，真是累坏了，恐怕累得睡不着了。我还是看看晚间新闻再上床吧。

她把日记本放进办公桌的抽屉里，换上看电视用的眼镜，打开电视机，舒服地卧进扶手椅里，遥控器就放在扶手上。她有点儿耳背，电视刚开起来的时候音量非常大，等她调好音量，开场乐刚好播完。她躺在扶手椅里差点儿睡着，可是已经没有力气站起来上床睡觉去了。

就在她迷迷糊糊要睡着的时候，突然感觉到一股冷风，虽然没听到声音，可是本能告诉她有人进了她的房间。就在这时，门闩“嗒”一声锁上了。她坐在躺椅上伸长脖子去看，发现来人后说：“哦，是你啊。估计你看到我房间的灯还亮着觉得很奇怪。我正要上床睡觉去呢。”

来人走到躺椅后面，她昂起头来看着对方，等着对方说话。可是，一双戴着黄色橡胶手套的大手捂住了她的口鼻，那双大手非常有力，迫使她脑袋往后抵在椅背上。

她知道自己要死了，心里却没有一丝恐惧，只有难以置信的震惊和深感厌倦的放弃。挣扎也没有用，但是她连挣扎的欲望都没有，只想尽快地、没有任何痛苦地安然死去。尘世最后留给她的感觉，就是脸上那副手套的冰冷和光滑，还有钻进鼻孔的乳胶味儿，她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

5

10月17日，星期二上午九点四十五分，马丁神父从房子南边的角楼走出来，他下了旋转楼梯，沿着走廊，向塞巴斯蒂安神父的书房走去。15年来，每周星期二上午十点，所有的常驻神父都要到塞巴斯蒂安神父那里去开例会。塞巴斯蒂安神父要在例会上做报告，神父们将探讨如何应对各种问题，并敲定本周的星期天圣餐仪式，确定邀请的传道士，还要处理各种杂事。

会后，塞巴斯蒂安神父会召集高年级学生私下开会。他的任务就是汇报学生团体希望交流的观点、意见和看法，并听取教职工们希望他传达给神职候选人的指导意见和信息，包括他们对下周各项仪式的细节所提出的建议。圣安塞姆学院依旧遵守着旧式“监护”的规则，理解并严格遵守教师和学生之间的界限。尽管如此，学校的管理出人意料地宽松，特别是对星期六外出的管理，学生参加完星期五下午五点的晚祷就可以离开，不过必须赶在星期天上午十点的圣餐之前回到学校。

塞巴斯蒂安神父的办公室坐西朝东，在门廊正上方，越过两座都铎塔可以看到整片大海。这个房间做办公室太大了，可是他和前任马丁神父都拒绝把房间隔开。他的兼职秘书碧翠斯·拉姆齐小姐的房间在隔壁，她只有星期三到星期五来上班，不过，她三天干的活儿抵得上别人五天的工作量。她是个无比正派、无比虔诚的中年妇女，在她面前，马丁神父总担心自己一不小心放屁怎么办。她非常爱慕塞巴斯蒂安神父，不过从来不会流露出任何情绪，也不会令人尴尬地表露出一个老处女对神父的恋慕。事实上，她的爱慕就仿佛是对全体神职人员的尊重，而不是针对某个人的情感，她把照顾好塞巴斯蒂安神父看作自己职责的一部分。

塞巴斯蒂安神父的办公室不只是面积大，里面的装饰品都是阿巴斯诺特小姐送给学校的最珍贵的艺术品。房间的壁炉上刻着几个字“credo ut intelligam”，意为“吾欲明，故吾信”，这是圣安塞姆神学院的教学核心。壁炉上方挂着伯恩-琼斯的巨幅作品，上面画着几个美得不可方物的鬈发女孩正在果园里嬉戏。这幅画原本挂在学校的餐厅里，可是塞巴斯蒂安神父一声不吭摘下来挂到自己的房间里。马丁神父说服自己这样相信：院长大人之所以这么做，是出于对那幅画作的热爱或者对那位艺术家的崇拜，而不是因为他理所应当地认为学校的珍宝都应该用来装点他的办公室。

这个星期二来参加例会的只有三个人：塞巴斯蒂安神父、马丁神父和帕瑞格林·格洛弗神父。约翰·贝特顿神父刚好预约了黑尔斯沃思的牙医，捎信对自己的缺席表示抱歉。帕瑞格林神父是图书馆馆长，他过会儿就来。帕瑞格林神父今年42岁，是常驻神父当中最年轻的，但是在马丁神父眼里他却是最老练的。他两颊丰满，皮肤柔软，戴上一副宽大的角质框架眼镜，活像一只猫头鹰。一头浓密的黑发，刘海儿搭在前额上，如果剃了发，就是中世纪的修道士形象。别看他表情温和，其实身体十分健壮。每次他们一起去游泳，马丁神父都会为他那一身结实的肌肉惊叹。马丁神父现在只敢在最热的天气去游泳，他战战兢兢地在不知道几英尺深的浅滩里扑通，而帕瑞格林神父则像一只海豚一样自如地在惊涛骇浪里腾跃，这让他感到非常惊异。星期二例会上，帕瑞格林神父话很少，通常都只陈述事实，而不表达看法，不过他会侧耳倾听。他在学术上十分受人尊敬，他在剑桥大学读书的时候，自然科学拿到了一等奖，之后神学又拿了一等奖，最后他选择在圣公会做一名牧师。他在圣安塞姆学院教圣公会历史，有时对科学思维和发现表现得相当困惑。他对自己的隐私看得非常重，在底层有一间小房间，这间房间在大楼的后面，图书馆的旁边。他不肯离开那个房间，或许是因为那间与世隔绝的斯巴达式的小屋让他感觉像和尚的禅房，所以想一直住在里面不出来。但是那间房间在洗衣房旁边，他唯一担心的就是学生们在晚上十点以后使用洗衣房的洗衣机，洗衣机有些陈旧了，总是发出很大的噪声。

马丁神父搬了三把椅子，围成一个半圆放在窗前，他们垂首而立，像往常那样先祷告，塞巴斯蒂安神父念着祷词，其实他内心对第一句话并不认同：

“主啊，请用您最高尚的善行阻止我们的一切行动，持之以恒地对我们施以援手，让我们在已经开始的、正在继续的和已经结束的所有工作中，颂扬您的圣名，进而由您的慈悲获得永生，我主保佑，阿门。”

等到大家在椅子上坐好，双手放在膝盖上，塞巴斯蒂安神父发言了。

“今天我要通报的第一件事有些棘手。我接到伦敦警察厅打来的电话。显然，阿尔莱德·特里维斯爵士对罗纳德的死因裁定很不满，他要求警察厅来调查。一个名叫亚当·达格利什的探长将于星期五午后抵达这里。当然，我答应会全力配合他的工作。”

大家听到这个消息后陷入了沉默，马丁神父感觉仿佛一股寒意从胃里升起，他说：“可是，遗体都火化了，又有审讯记录和死因裁定书，就算阿尔莱德爵士不满意，我觉得警察也找不到什么蛛丝马迹了。为什么伦敦警察厅会插手？为什么派个探长来？这应该算是滥用公权啊。”

塞巴斯蒂安神父薄薄的嘴唇一撇，露出一丝讽刺的笑：“我们可以想当然地认为阿尔莱德去找了高层。他们那样的人经常这么干。何况他又不能要求萨福克警察局重新调查这个案子，因为案子原本就是他们负责调查的。至于为什么选达格利什探长，我认为他本来是来度假的，加上他对圣安塞姆的情况比较了解。估计伦敦警察厅费尽力气说服阿尔莱德爵士尽量不要给我们添麻烦，也就是不要给他们添麻烦。那位探长提到您了，马丁神父。”

马丁神父既感到忧心忡忡，又十分高兴，显然有些走神。他说：“他以前来这里待过三个暑假，当时我还在职。他父亲以前当过诺福克的教区牧师，不过我记不起来是哪个教区了。亚当小时候十分讨人喜欢，他聪明伶俐、思维敏捷。当然，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变成什么样了。不过，我倒是很高兴能再见到他。”

帕瑞格林神父说：“小时候反应敏捷、讨人喜欢，长大后一般都反应迟钝、不近人情。不过，既然他要来那就来吧，反正我们也左右不了。如果他的到访真的能给大家带来快乐，那再好不过了。我真不明白阿尔莱德爵士到底想调查什么。如果那位探长确实认为有可能存在‘Foul play’[3]，那当地警方势必要接手。‘Foul play’是个很奇怪的词汇，‘Foul’一词源于古英语，不过为什么要用这种体育用语来隐喻呢？你还以为是‘犯规行动’或‘犯规行为’呢。”

同事们早就习惯了帕瑞格林神父这种特别喜欢抠字眼的风格，所以对他的言论并不怎么在意。马丁神父心想，突然听到有人说出这几个字让人感觉特别奇怪，从那场悲剧发生至今，圣安塞姆的人都很自觉，没有一个人会公然这么说。塞巴斯蒂安神父泰然处之。

“确实很荒唐，他们竟会认为是谋杀。如果真的不是意外事故，那在审理的时候早就发现证据了。”

不过，他们都心知肚明，确实存在其他的可能性。这次的事被裁定为意外事故死亡让圣安塞姆松了一口气。即使如此，这件事也给学院埋下了隐患。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出人命了。马丁神父心想，或许，正是自杀可能性的存在给玛格丽特·门罗的心脏病蒙上了阴影。她的离世并不算很突然，梅特卡夫医生早就告诫他们，她随时都可能撒手人寰，而且她死得很安详，没有受苦。第二天一大早，露比·皮尔比姆发现她安详地坐在椅子上去世了。到今天才是她死去第五天，可圣安塞姆仿佛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人似的。马丁神父在整理玛格丽特的书信时才发现她还有个姐姐，此前学校里没一个人知道。她姐姐安排了丧礼，带来一辆卡车装走了她的家具和遗物，此后便和学校断绝了来往。只有马丁神父知道罗纳德的死曾经给玛格丽特带来多么大的困扰。有时候，他觉得自己是唯一真正哀悼她的人。

塞巴斯蒂安神父说：“这周末所有的客房都会住满。除了达格利什探长要来，爱玛·拉文汉姆也将按照原计划从剑桥赶来开展为期三天的玄学派诗人讲座。还有即将从洛斯托夫特赶来的罗杰·亚伍德督察，他离婚后精神压力特别大，希望来这里待上一周。当然，他跟罗纳德·特里维斯事件的调查无关。而克莱夫·斯坦纳德这周末要来继续他对早期牛津运动[4]者家庭生活的调研。因为所有的客房都住满了，他最好住到彼得·巴克赫斯特的房间去。梅特卡夫医生希望彼得继续留在病房。他住在彼得的房间又温暖又舒适。”

帕瑞格林神父说：“斯坦纳德怎么又来了？我还以为再也不会看到他了呢。这个年轻人心术不正，他的调研根本就是个幌子。我曾经就哥尔罕修订牛津运动者对J.B.莫兹利的信仰事件所造成的影响征求他的意见，显然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在说什么。而且，我发现他在图书馆里很烦人——学生们肯定也这么觉得。”

塞巴斯蒂安神父说：“他祖父既是圣安塞姆的律师，又是这所学院的捐赠者。他们家任何人来，我们都不能不欢迎。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随便什么时候想来就可以来。首先要考虑学校的工作。如果他以后再提出申请，我们必须巧妙处理。”

马丁神父问道：“还有一个来访者是谁？”

塞巴斯蒂安神父没能成功克制隐含在声音里的情绪：“克兰普顿执事长打电话说，他星期六到，星期天早饭后离开。”

马丁神父叫道：“他两个星期前不是刚来过吗!他该不是计划成为这里的常客吧？”

“恐怕有这个可能。罗纳德·特里维斯的死让圣安塞姆的未来再次陷入危机。你也知道，我一直都采取避免公开论战的策略，希望能安安静静地继续我们的工作，尽可能利用我在圣公会圈子里的影响避免教堂被关闭。”

马丁神父说：“除非圣公会决定把所有的神学教育都集中在三个中心，否则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圣安塞姆会被关闭。如果他们要坚决推行集中教育的决定，圣安塞姆肯定会被关闭，但是绝对不可能因为教育质量问题或学生问题被关闭。”

这是老生常谈了，塞巴斯蒂安神父没有理会马丁神父的话，接着说：“当然，执事长来访还有个问题要解决，上次他来的时候约翰神父去休假了。这次估计约翰神父躲不开了。他出现在这里会使约翰神父很难受，这样一来，我们大家都会十分尴尬。”

马丁神父深以为然。约翰·贝特顿来圣安塞姆之前蹲过几年监狱。他曾经因为在之前供职的教堂性侵两名助祭而被宣判有罪。尽管他自己服罪，那些指控顶多是不恰当的爱抚或抚摸，算不上真正的性侵，要不是克兰普顿执事长无事生非，四处搜罗证据，他根本就不可能被判处监禁。那时候那两个唱诗班的男孩都还是孩子，他们接受了讯问，执事长找到了更多的证据，最终引起警察的重视。那件事让大家愤愤不平。一想到约翰神父和那位执事长将会同时出现在圣安塞姆的屋檐下，马丁神父就浑身难受。每次看到约翰神父在工作当中战战兢兢，看到他身为牧师却从不参加宗教仪式，看到他把供职的圣安塞姆当作避难所，马丁神父的心里就十分难受。显然，执事长认为那是自己的职责所在。如果认为他是多管闲事，似乎有失公允。然而，同为神父，对一个跟自己没有任何个人恩怨，甚至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同事苦苦相逼，似乎有些莫名其妙。

马丁神父说：“我怀疑克兰普顿在逼迫约翰神父的时候可能状态不好。整个事件都不合情理啊。”

塞巴斯蒂安神父冷冷地说：“状态怎么不好？他精神状态又没问题，没有任何迹象显示……”

马丁神父说：“当时他妻子刚刚自杀不久，他心里难受。”

“死了妻子谁都难受。但我不明白这怎么会影响他对约翰神父事件的看法。维罗妮卡去世的时候我也很难受。”

马丁神父想挤出一丝笑容，但他实在做不到。维罗妮卡·莫雷尔太太是在一次外出狩猎的归途中丧命的，她对狩猎十分痴迷。马丁神父暗想，如果塞巴斯蒂安神父注定要丧妻，恐怕他会很喜欢这种方式。“我妻子在外出狩猎时扭断了脖子”和“我妻子死于肺炎”一样，都会给丈夫留下好名声。塞巴斯蒂安神父似乎没有再婚的打算。或许，身为伯爵的女婿，老婆比自己大五岁，其貌不扬，长得像匹马，让他看上去缺乏魅力，甚至让人觉得他很难再找个比亡妻稍微好点儿的女人。马丁神父意识到自己的想法有点儿龌龊，赶紧悄悄忏悔。

不过他还挺喜欢维罗妮卡太太的。他记得，晚祷结束后，她高瘦的身影大步穿过走廊，瓮声瓮气地对丈夫说：“你的布道词太长了，塞巴。我连一半都听不懂，小伙子们肯定也没听懂。”维罗妮卡太太总是把学生们称作小伙子们。马丁神父有时猜测她感觉自己丈夫经管的是赛马场。

大家发现，每次维罗妮卡太太到圣安塞姆来，院长都会特别放松，情绪也特别高。马丁神父拒绝想象塞巴斯蒂安神父和维罗妮卡太太睡在一张床上的情景，但他十分肯定，他们两人确实很喜欢对方。他觉得，作为终身未娶的单身汉，他对这种婚姻状态的研究近乎痴迷，因为他们充分地展现了与众不同的婚姻。他暗想，或许深深喜爱跟爱同样重要，而且比爱更长久。

塞巴斯蒂安神父说：“等拉斐尔到了，我会跟他就执事长来访一事好好谈一谈。他跟约翰神父感情深厚，而且对那件事的态度有时候确实不怎么理智。公开挑起事端于事无补，只会给学校带来负面影响。务必要让他明白，执事长不仅是这所学校的捐助者，还是我们的客人，应当受到礼遇。”

帕瑞格林神父说：“亚伍德督察不就是负责执事长前妻自杀案件的警察吗？”

大家惊异地扭过去头看他，这可不像帕瑞格林神父会关注的问题。有时候，他的潜意识就仿佛一座宝库，里面塞满了各种事和各类消息，他随时可以信手拈来。

塞巴斯蒂安神父说：“你确定吗？当时克兰普顿夫妇住在伦敦南部，直到妻子去世后，克兰普顿才搬到萨福克的。案件是伦敦警察厅负责的吧。”

帕瑞格林神父平静地说：“我亲眼所见。当时的审讯记录是这么写的。当时做证的警官就叫罗杰·亚伍德。他当时是伦敦警察厅的一名探员。”

塞巴斯蒂安神父皱起了眉头：“这可是真是棘手。到时候他们肯定会碰面，我担心这会让执事长陷入痛苦的回忆当中。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亚伍德现在需要静养一段时间，我们已经答应替他安排房间了。三年前，他还是一名交警的时候，帕瑞格林神父倒车撞上一辆停在路边的卡车，是他帮忙解决的。他基本上每周都来参加星期天弥撒，估计他自己感觉挺有帮助的。如果他的出现让执事长陷入不愉快的回忆，那执事长也只能扛着，就像约翰神父见到他一样。我准备把爱玛安排在紧邻着教堂的安布罗斯，把达格利什探长安排在杰罗姆，执事长安排在奥古斯丁，罗杰·亚伍德安排在格里高利。”

马丁神父心想，这个周末可真够让人心烦的。约翰神父不得不和那位执事长碰面，他肯定会为此痛苦万分。克兰普顿估计也不太想和约翰神父碰面，但他肯定知道约翰神父就在圣安塞姆，就算他不想见也避不开。如果帕瑞格林神父没搞错——他基本上都不会弄错，那执事长和亚伍德督察见面估计也很尴尬。此外，要控制拉斐尔不去见执事长估计也很难，他毕竟是高年纪的学生。这还不算，还有斯坦纳德，就算抛开他来圣安塞姆的不良动机不说，他也不是个让人省心的客人。然而最麻烦的还是亚当·达格利什的到访，他的出现会让大家想起早就被抛在身后的那些不愉快的记忆，他将会用充满怀疑的、老练的目光审视他们。

这时，塞巴斯蒂安神父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咱们该喝咖啡了。”

6

拉斐尔·阿巴斯诺特优雅而自负地走进来，他站在那里，黑色教士服上的那排包扣别具一格，和其他的学生都不一样。他的教士服看上去像新裁制的，优雅得体。朴素的纯黑色，衬托着拉斐尔苍白的脸和亮闪闪的头发，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反差，这种反差具有一种怪诞的效果，使他看上去既像僧侣，又像戏剧里的人物。塞巴斯蒂安神父每次单独和他相处，都忍不住感觉不自在。塞巴斯蒂安神父本身就是个美男子，也十分看重男人的英俊和女人的美貌。不过，他发现如果一个男人长得太美会让人不安甚至反感。年轻男子，特别是年轻的英国男子，不应当长得像一个放荡的希腊之神。这倒不是因为拉斐尔身上有什么雌雄同体的特征，而是因为塞巴斯蒂安神父觉得他的美貌对男人比对女人更有杀伤力，尽管塞巴斯蒂安神父自己并不为之心动。

一想到要和拉斐尔共处，他心里那种隐藏很深的抵触情绪就会苏醒。他有什么理由从事当前的职业？学校对他的入学申请是否应该三思？毕竟，他是那个家族的一分子。他母亲是阿巴斯诺特家族最后的继承人，25年前，她意外怀孕，生下这个私生子，而后便将刚刚两个星期大的儿子丢在学校。从那时候开始，圣安塞姆就是他唯一的家。如果当时没有轻易批准他的申请，而是鼓励他到外地上大学，比如剑桥的库德斯顿或圣史蒂芬修道院，情况会不会比现在好一些？拉斐尔自己非要坚持在圣安塞姆接受教育。当时，学校生怕败给教会，不得不紧紧抓住阿巴斯诺特家族最后的继承人，所以才这么好说话。算了，反正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对拉斐尔的担心都是徒劳的，若是纠缠于这些凡尘俗事，还不得给烦死？他决定暂时不理会这些烦心事，把全副心思用来打理学校。

“还有几个细节问题，拉斐尔。你告诉那些把车停在学校前面的学生，让他们停整齐。你也知道，我更希望他们能把车和摩托车停在学校外面，大楼后面有空地。如果他们非要停在前院，至少也摆整齐点儿。还有件事儿惹得帕瑞格林神父特别不高兴。能不能拜托那些学生在晚祷后不要去开洗衣机，吵得帕瑞格林神父没办法安心做事？现在没有门罗太太帮忙，暂时每两个星期换一次床单、被罩好了。床单、被罩就放在被褥保管室里，学生们有需要就自己去换。我们已经发布招聘广告了，不过恐怕没那么快。”

“好的，神父。我会交代下去的。”

“还有两件大事。这个星期五，伦敦警察厅有位达格利什探长来访。显然，阿尔莱德·特里维斯爵士对罗纳德一事的调查结论不满意，要伦敦警察厅来调查。我也不清楚他会在这里待多长时间，有可能过了周末就走了。当然，我们应该全面配合这位探长的工作。也就是说，对于他提出的问题，大家要如实回答，不要轻易下什么结论。”

“可是罗纳德早就火化了，神父。达格利什探长现在还指望能找到什么证据？他肯定不能推翻之前的调查结果吧。”

“估计不会。我觉得这次无非就是为了满足阿尔莱德爵士的要求，对他儿子的死亡进行一次彻底的调查而已。”

“可是这也太荒唐了，神父。萨福克警察局已经调查得很彻底了。伦敦警察厅现在插手，还指望能有所发现？”

“估计很难。不管怎么说，达格利什探长就要来了，他到时候住杰罗姆，距离爱玛·拉文汉姆的住处不远。另外还有三位访客。亚伍德督察要来这里疗养度假。他需要安安静静地休息，估计要在自己房里用餐。斯坦纳德先生会继续他在图书馆的研究。克兰普顿执事长可能会来这里待上一两天。他计划星期六到，星期天早饭后离开。我邀请他星期六晚上在晚祷时布道，到时候大家可能要集中起来，这是难免的。”

拉斐尔说：“神父，早知道这样，我宁可想办法离开。”

“我也知道。我希望你作为高年级学生留下来陪他，至少等到晚祷结束，对他客客气气的，把他看作一名访客、一位老人、一位神父。”

“前面两个客人我没问题，可是这第三位让我如鲠在喉。就他干那些事，怎么好意思面对我们？怎么好意思面对约翰神父？”

“我觉得，他跟我们大家一样，坚信自己当初没做错，借此聊以自慰。”

拉斐尔的脸涨得通红。他大声说：“他怎么可能认为自己当初没做错——身为一名神父，对别的神父穷追不舍，直到把人家送进监狱，还认为自己没做错？不管是谁，只要这么做都够丢脸的。真是令人作呕。何况约翰神父一看就是那种最温雅、最宽和的人。”

“你别忘了，拉斐尔，当时审讯时约翰神父可是认罪了的。”

“他是承认自己对那两个孩子举止不当，但他一没有强奸他们，二没有诱奸他们，根本没有在身体上对他们造成任何伤害。没错，他确实认罪了，但要不是克兰普顿多管闲事，挖地三尺，找到那三个年轻人，说服他们做证，他也不会被关进监狱。这关他什么事儿？”

“他觉得自己责无旁贷。别忘了，当时的指控还有比这更严重的，约翰神父可是全都认了。”

“他当然认了。他认罪是因为觉得罪过。他觉得活着都是一种罪过。不过他这么做主要还是为了不让那些年轻人站在证人席上受折磨，做伪证。他无法忍受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年轻人伤害自己，看着他们在法庭上撒谎。为了不让他们受伤害，他才主动进了监狱。”

塞巴斯蒂安神父厉声说：“这是他跟你说的？你和他讨论过这些事？”

“是没有正面讨论过，可事实本来就是这样的，我本来就知道。”

塞巴斯蒂安神父觉得很别扭。事实可能如此。他自己也曾经苦苦思索过。对一位神父来说，这种微妙的心理感知倒没什么，但是这些话出自一名学生之口让他感觉很不安。他说：“拉斐尔，你没有权利跟约翰神父说这些。他已经服过了刑，现在跟我们一起生活、工作。过去的事都过去了。这次再碰到执事长确实挺难受的，但是你不要去插手，否则他和大家都不好过。我们内心都有阴暗的东西存在。那是约翰神父和上帝之间的事，或者说，是他和倾听者之间的问题。而你如果无端干预，那就是精神上的傲慢无知。”

拉斐尔置若罔闻，接着说：“何况我们不是也都知道克兰普顿来这里的目的？他无非就是想打探到对学校不利的消息。他想看着我们关门大吉。当时主教指定他做受托人之一的时候，他就明确了自己的立场。”

“如果你对他无礼，正好给他增加了关闭学校的理由。自我接手掌管圣安塞姆，一直都在尽最大可能将它维持下去，靠的是心平气和，而不是四处树敌。现在学校面临困境，罗纳德·特里维斯的死让我们雪上加霜。”他停顿了一下，然后问了一个他一直不曾问出口的问题，“你们大家私底下肯定也讨论过他的死因，学生们是什么看法？”

拉斐尔似乎不太愿意回答这个问题，沉默了一会儿，他才说：“我觉得，神父，大部分人都认为罗纳德是自杀的。”

“可是为什么？你有什么看法？”

这次拉斐尔沉默得更久，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我认为我们没有什么看法，神父。”

塞巴斯蒂安神父走到书桌跟前，拿起一张纸细看起来，而后轻快地说：“看来这个周末学校空了不少呢。只有你们四个在。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么多人都这么早离校？”

“有三个学生已经去教区实习了，神父。圣玛格丽特请鲁珀特去讲道，估计有两个学生去听了。理查德母亲50岁生日，和结婚25周年庆一块儿办庆典，他请假了。对了，您还记得吧，托比·威廉姆斯已经在第一个教区任职了，很多人都跑去给他捧场了。所以就剩下我和亨利、斯蒂芬、彼得几个了。我原本还想着等晚祷结束后能不能也出去一趟。我会错过托比的就职仪式，但是希望能赶上他教区的弥撒。”

塞巴斯蒂安神父还在研究手里的纸：“嗯，这样人数就对上了。你可以听完执事长的讲道再去。可是，你不担心星期天弥撒之后错过格雷戈里先生的希腊语课吗？你最好先跟他请个假。”

“假已经请了，神父，他星期一给我补课。”

“好的，我估计这周末也就这些事了，拉斐尔。你可以把你的论文带走了，放在桌子上。伊夫林·沃在一本游记当中写道，他认为神学就是一门简化科学，可以把模糊不清、令人困惑的观点变得浅显易懂、确切而清晰。你的论文既不易懂也不清晰。而且‘胜似’一词你用得也不对，它不是‘模仿’的同义词。”

“当然不是了。不好意思，神父。我可以模仿您，却不能指望胜似您。”

塞巴斯蒂安神父扭过身藏住嘴角的笑意，说：“我强烈建议你既不要模仿也不要胜似我。”

拉斐尔走出房间，带上身后的门，神父嘴角的笑意渐渐消失了。这时，院长才想起来拉斐尔并没有答应他礼貌待客。一旦许诺，就要践行，可是对方并没有许诺。看来，这个周末注定风起云涌。

7

达格利什的公寓就在昆塞斯大街上，俯瞰泰晤士河。天刚蒙蒙亮，达格利什就离开了公寓。公寓在一座楼房的顶楼，那座楼房原本是仓库，后来摇身一变，成了一家金融公司的现代化办公室。顶楼那空旷的木板房依旧弥漫着一股调味料和流浪儿的气味。达格利什签的是长期租约，当初这座大楼开发出售的时候，开发商把退租的补偿款抬上了天，他无论如何都不肯退租，最终，无奈之下，开发商偃旗息鼓，保留了顶楼的公寓。现在，那家金融公司出钱，给达格利什在大楼侧边安装了一扇不打眼的房门和一部私人电梯，只是租金提高了，但是租期也延长了。他估计这座楼房给他们也足够用了，而且顶楼还住着个高级警官替他们守卫，好歹也增加了不少安全感。达格利什保住了自己所珍视的：私密的世界、夜晚脚下的空旷感、白日里的宁静，还有那宽阔的视野，供他俯瞰泰晤士河岸那日新月异的生活。

达格利什驱车穿过市区，沿着白教堂路朝A12高速驶去。尽管才刚刚早晨七点，大街上已经有了稀稀拉拉的行人和车辆，地铁站不时冒出三五成群的公务员。伦敦从来不曾陷入深眠。达格利什喜欢这幅宁静祥和的晨景。他感受着这生命最初的躁动，再过几小时，这种躁动就会变得仓促喧嚣。他惬意地驱车行驶在大街上，一路上通畅无阻。等他从东大街出来，驶上A12高速，夜色已经逐渐褪去，东方天空那一抹粉红愈来愈亮。天色方白，田野和树篱仿佛笼罩着一层浅淡的灰色，高高低低的树木仿若日本水彩画那般透亮而精致，它们从晨雾中渐渐浮现出来，呈现出秋日楚楚丰盈的身姿。正是观赏树木的好时节。一年当中，除了春季，只有这个时节的树木最美，它们尚未完全脱去衣装，疏影横斜，遒劲的树干和树枝在逐渐褪去的绿叶、黄叶和红叶中日益凸显出黑色的身影。

达格利什一边开车，一边思索此行的目的，分析自己为什么会介入一个陌生男孩的死亡——当然，是非正式途径介入。毕竟，警察当局早就调查过这个年轻人的死因，验尸官也下了意外死亡的结论，就连尸体都火化了，按道理此事已经盖棺定论。他并非冲动之下受命调查，他从来不会为了仕途急功近利。说起来倒也不仅仅是为了把阿尔莱德爵士从办公室敷衍走，尽管他确实不怎么受欢迎。想到这里，达格利什再次感到困惑，那个人对自己的养子貌似并不怎么疼爱，但对他的死却那么在乎。或许是自己太自以为是了。毕竟，像阿尔莱德爵士那样的人很少会真情流露。或许，他对养子的感情，远比他所流露出的要深厚；或许，他只是想知道真相，不管查明真相多麻烦、多令人难以接受、多棘手，他都在所不惜。如果是这样，达格利什倒是有理由表示同情。

达格利什车开得很快，不到三小时，就赶到了洛斯托夫特。他已经有数年不曾驱车穿过这座小镇了，上次来的时候，空气中到处都弥漫着腐化和贫困的气息，让人透不过气来。面临大海的几座酒店繁荣时曾专门接待前来度假的中产阶级，现在已经沦落到打广告组织宾果游戏的地步。很多商店都用栅木板围挡起来，脸色憔悴的人们拖着无力的脚步。不过此时这里仿佛有些复兴的迹象。屋顶重新修葺过，房子也喷上了新漆。他觉得面前这座城镇仿佛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那座通往码头的桥再熟稔不过，他缓缓驶上桥头，不由得思绪万千。少年时代，他曾经无数次在这条路上往返，来码头买刚捕捞上来的青鱼。他清晰地记得那些鳞光闪闪的鱼儿散发的鱼腥味儿，鱼儿从水桶滑进他的书包，他的肩头上骤然一重，感觉鱼儿在书包里蹦跶，于是沿着来路跑回圣安塞姆，把它们当成礼物送给神父们，给他们的早餐或晚餐加菜。鼻端传来海水和沥青那熟悉的气味，他耸着鼻子嗅了嗅，面带微笑地望着停在海港里的船只，心想，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在码头买到鱼。即便能买到，他也不可能像童年时那样，揣着无比的兴奋和激动，巴巴地把鱼当作礼物送到圣安塞姆去。

他童年记忆中的警察局是一座带露台的独栋，外面挂着蓝色的灯笼，作为警用的标志。然而现在映入眼帘的是一座低矮的现代建筑，正面一排黑洞洞的窗户，屋顶上伸出一根气势十足的天线杆，门口竖着一根旗杆，旗杆上的国旗迎风招展。

前台年轻的女接待员在等他，她用妩媚的萨福克口音和他打着招呼，仿佛只要等到他，她就完成了当天的工作。

“琼斯队长正在等您，先生。我打个电话给他，他马上就下来。”

埃尔范·琼斯队长黑脸膛、瘦高个儿，灰黄色的皮肤经过风吹日晒后微微呈现黄褐色，和接近黑色的头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开口马上露出自己的民族特色。

“达格利什先生吧？我正在等您，长官。威廉姆斯先生说，如果您到了，我们可以暂时借用他的办公室。赶不上和您碰面，他感到很抱歉。探长去伦敦开ACPO会了，不过，如果您也去开会，肯定也知道的。”

达格利什跟在他身后，从镶着毛玻璃的边门走进去，沿着一道狭窄的走廊下了楼。达格利什说：“您家挺远的吧，队长？”

“是啊，达格利什先生。我家在高尔半岛，离这里足足有400英里呢。嗯，我娶了个洛斯托夫特姑娘，她是个独生女。她妈妈身体不好，所以她不能离家太远。后来我找了个机会，从高尔半岛调了过来。只要住在海边就挺好的。”

“不一样的海。”

“不一样的海岸，不过都很危险。倒不是因为经常出事。三年半都没出过事，那个可怜的孩子是第一个遭难的。喏，这是登记表，附近的人都知道陡岸危险。现在他们肯定会更小心了。海岸离得挺远的。那可不是你带着孩子家人去游玩的地方。到这边来，长官。威廉姆斯先生把书桌都腾出来了。倒不是有多少重要的证据要给您看，您别误会。您喝咖啡吗？就在这儿呢，您瞧。我现在就可以打开。”

桌子上的托盘里整整齐齐地摆着两个咖啡杯，还有一个法式咖啡壶、一个贴着“咖啡”字样的锡盒、一罐牛奶和一只电烧水壶。琼斯队长动作熟练地煮着咖啡，咖啡味道很不错。他们两人坐在窗前的两张沙发椅上，喝着咖啡。

达格利什说：“我想，你当时肯定去了现场的。究竟怎么回事？”

“最先赶到现场的不是我。是一个叫布莱恩·米尔斯的小伙子，他是当地的警员。塞巴斯蒂安神父从学校打电话报警后，他就马不停蹄地赶到了现场。路上没用多长时间，不超过半小时。他赶到的时候，只有塞巴斯蒂安神父和马丁神父两个人守着那具尸体。当时那个可怜的年轻人已经死了，任谁都能看得出来。他人不错，我是说布莱恩，他看到那个年轻人的样子很难受。我并不是说他认为那个年轻人死得可疑，而是觉得确实有些离奇。我是他的上司，所以他马上联系了我。当天快三点的时候，我在局里接到他的电话，刚好我们法医马林森博士也在，我们两个人就一起去了现场。”

达格利什说：“开着救护车？”

“没有，当时没有。我想伦敦的验尸官都有自己的救护车，但是在我们这里如果要搬运尸体，就只能征用当地殡仪馆的车。当时殡仪馆的车刚好应召外出，所以大概等了一个半小时才把他的尸体运走。我们把他的尸体停在太平间后，我去找验尸官，他认为必须取证。他人很好，是个非常谨慎的绅士，姓麦利士。后来，我们才决定把这个案子当作可疑死亡事件处理。”

“你当时在现场都发现了什么？”

“嗯，他当时已经死了，达格利什先生。马林森医生当场就签发了死亡证明。其实用不着医生告诉你，你也知道他已经死了。马林森医生认为他死了有五六个小时了。当然，我们到现场的时候他还埋在沙子里。格雷戈里先生和门罗太太把他的脑袋和大半个身子刨了出来，但他的脸和手臂都埋在沙子里。塞巴斯蒂安神父和马丁神父守在现场。本来已经没他们什么事了，可是塞巴斯蒂安神父坚持要守在那里，直到我们把尸体挖出来。我想他可能是要为那个可怜的孩子祷告。我们把尸体挖出来，脸朝上放在担架上，好让马林森医生仔细看看。其实也没什么要看的了。他满身都是沙子，已经死了。情况就是这样。”

“尸体上有没有什么伤痕？”

“我们没看到，达格利什先生。当然了，碰到像这样的事故被叫去出警，心里总是会有点儿存疑，不是吗？合情合理。可是，马林森医生当时没发现任何受过暴力袭击的痕迹，后脑勺上也没有伤口什么的。当然了，不排除下午斯卡吉尔医生可能有所发现。他是我们辖区的法医病理学家。马林森医生说，他只能推断出大致死亡时间，更多信息只能等着尸体解剖。不过解剖尸体并不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案子有什么可疑的。当时情况很明显。他在悬崖上挖洞，距离悬崖太近了，石头掉下来，埋住了他。当时看上去就是这样，后来在调查中也证实了这点。”

“当时有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让你觉得奇怪或者可疑的？”

“呃，应该是奇怪，不是可疑。当时他的姿势有点儿怪——头朝下，像一只正在悬崖上挖洞的兔子或狗。”

“尸体附近有没有发现什么东西？”

“有他的衣服、棕色的斗篷和一条黑色的长袍，上面有扣子——是教士服吧？非常干净，非常整洁。”

“没有什么可以拿来当武器的东西？”

“呃，只有一根木棍。我们挖尸体的时候挖出来的。木棍离他右手很近。我当时觉得我们最好把它带回局里，想着万一有用呢。不过后来就没怎么管它了。现在还在我这儿呢。您要看吗，长官？我不知道为什么审讯后它没有被丢掉。上面什么都没有，没有指纹，没有血迹。”

他走到房间另一边的柜子跟前，拿出一个包在塑料布里的东西。是一根大约两英尺半的白色木棒。达格利什走过去仔细看了看，上面似乎有蓝色的油漆痕迹。

琼斯队长说：“没有在水里泡过，先生，至少我没看到。可能是在沙滩上捡的，没有任何特殊意义。从沙滩上捡东西是人的本能。塞巴斯蒂安神父说，这根木棍可能来自拆掉的旧澡堂，澡堂在通往海滩的台阶上。显然，塞巴斯蒂安神父认为以前那种蓝白色的格调不好看，他喜欢原木色的。他们后来用的都是原木色。他们用来急救的硬壳橡皮艇也是那种颜色。旧澡堂已经开裂了，不过以前没有全部拿走，还堆着一些腐烂的木板。我打赌现在肯定都不见了。”

“脚印呢？”

“当时我们最先找的就是脚印。那个男孩被埋在沙子下面，可是我们竟然看到一行断断续续的脚印，一直通往海滩。可能是他的脚印，我们有他的鞋子。不过，他大部分时间都是沿着鹅卵石走的，所以也可能是别人的脚印。现场脚印很混乱。门罗太太、格雷戈里先生和两位神父显然没想到要保护现场。”

“你个人对死因裁定有过怀疑吗？”

“嗯，确实有过。死因未详裁决似乎更合乎逻辑。当时是麦利士先生临时负责陪审团，要是案件比较复杂或者引起了大众的兴趣，他才会负责陪审团，可是当时的陪审员意见完全一致，八个人没有一个有异议。不可否认，如果用死因未详裁决结案，圣安塞姆肯定不满意，他们在当地威望很高。确实，他们远离尘世，我不否认这点，可是那些年轻人在当地教堂讲道，做了很多善事，很有民心。我并不是说陪审团搞错了。不管怎样，尸体是圣安塞姆的人发现的。”

达格利什说：“你们的调查已经非常彻底了，阿尔莱德爵士也没什么好说的。”

“我也觉得，达格利什先生，验尸官也是这么说的。”

好像没什么好问的了。达格利什谢过琼斯的咖啡，就告辞了。达格利什带走了那根裹着塑料布、贴着标签的木棒，倒不是因为他觉得这根漆过蓝漆的木棒有什么用，而是觉得它仿佛在等他似的。

他走到停车场，看到那头一个人正在往罗孚车的后座装几个纸箱。那个人打量了一下四周，发现达格利什正要钻进捷豹，就盯着他没动，过了好一会儿，仿佛下定了决心似的，朝达格利什走了过来。达格利什看着来人那张未老先衰的脸，知道此人要么缺乏睡眠，要么长期沉浸在痛苦中难以自拔。这样的人达格利什见多了。

“您肯定就是亚当·达格利什探长了。特德·威廉姆斯说你要来。我是罗杰·亚伍德督察。我请了病假，到这里来休养。我是想告诉您，您到了圣安塞姆还会看到我。神父们会不时让我到圣安塞姆去。住那里花销比住旅馆省，而且比住在当地的精神病院好。嗯，还有，吃得也不错。”

他的话说得很流利，像提前排练过似的，黑色的眼睛里仿佛既有挑衅的意味又有些羞愧。达格利什以为自己是圣安塞姆唯一的访客，或许这种想法有点儿不合理。

亚伍德仿佛感觉到达格利什的想法，说：“放心，晚祷后我不会到您房间去找您喝两杯的。我想远离警察系统的闲言碎语，估计您也一样。”

达格利什跟他握了握手，他点点头，就转身快步朝自己的车走去。

8

达格利什估计午饭后才能抵达圣安塞姆学院。他先在洛斯托夫特找到一家熟食店，买了几个热狗、一小团黄油、一些法式酥面塔和半瓶葡萄酒才上路。像往常在国内开车一样，店家给了他一个玻璃杯和一个热水瓶，热水瓶里装满了咖啡。

离开洛斯托夫特，他驱车开上旁边一条杂草丛生的车道，车道上有车辙，宽度足够捷豹通行。这条路通往秋天的田野，视野宽阔，他停下车，准备野餐。他把手机关掉，下车靠在门柱上，凝望着美丽的秋景。田野里寂静无声。他最渴望忙里偷闲享受这样的时光。现在，谁也不知道他在哪里，谁也找不到他。田野里窸窸窣窣的声音几不可闻，空气里夹杂着甜丝丝的味道，不知名的鸟儿在远处唧啾鸣唱，微风吹得茂密的草丛沙沙作响，头顶的树枝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吃过午饭，他沿着车道大步往前，走了大约半英里，然后回到车上，回到A12高速，朝巴拉德米尔水塘驶去。

不一会儿，就到了转弯的地方：那棵大梣树仍旧矗立在那里，只是现在被常春藤覆盖得严严实实，仿佛即将腐朽。左手边是两栋整整齐齐的小别墅，别墅前的花园修葺得十分规整。道路狭窄，略微有些下陷，只比巷道略宽。河岸上方杂乱的冬篱遮住了远处的海岬，只有在树篱稀疏的地方，才能偶尔瞥见圣安塞姆高耸的砖石烟囱和南边的圆屋顶。等他抵达峭壁边缘，往南转上海滨的沙路，圣安塞姆的全貌就呈现在他的眼前：怪异的砖石建筑远远望去十分耀眼，让人感觉不太真实，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仿若一只硬纸板盒。恍惚间，仿佛不是达格利什朝它驶去，而是它正冷冰冰朝着达格利什逼近，毫不留情地唤起他少年时代的种种印象，以及记忆里模糊不清的欢乐和痛苦、变化不定和闪耀的希望。老房子似乎没有什么变化，两根都铎王朝时期的柱子砖石剥落，裂缝里杂草丛生，然而，它们仍旧矗立在前院的入口处，守护着圣安塞姆。达格利什驱车从两根柱子间驶过，仿佛又看到了老房子繁复的庄严。

少年时代，鄙视维多利亚建筑是一种时尚，当时，他私底下就有那么一点儿瞧不起这栋老房子。设计师曾经深受创办者的影响，把每个时尚元素都融入这座建筑上：高耸的烟囱、凸出的窗子、中央的圆屋顶、南边的高塔、城堡似的楼面和巨大的石廊。这栋建筑现在在他眼中不像以前那么怪异得令人发指，建筑师至少达到了一种平衡，比例也还算令人愉悦，他在这座建筑当中糅合了中世纪的浪漫主义、歌德时期的复兴和自负的维多利亚风情，把它变成了戏剧性的杂合体。

显然，有人在等着达格利什。达格利什刚关上车门，学院的前门就打开了。一个身体虚弱的人穿着黑色教士服，一瘸一拐，小心翼翼地从台阶上走下来。

达格利什一眼就认出了马丁·皮特里神父。让他大吃一惊的是，前院长竟然还住在这里——他今年至少80岁了。没错，确实是他少年时代十分敬爱的那个人。岁月无情，韶华易逝。老人的脸庞更加瘦骨嶙峋，就连眉毛都变成了银白色，像婴孩一样纯洁；曾经饱满的嘴唇开始干枯瘪陷。他们紧紧地握住对方的手。达格利什感觉自己像握着裹在羊皮手套里的骨头。不过，马丁神父的双手依然遒劲有力。他那双灰色的眼睛虽然已经凹陷，却依旧明亮；他腿脚不便，是战争留下来的老毛病，现在越发明显了，不过还没到依靠拐杖行走的地步；而他的脸庞总是那么温和，依然带着那种精神领袖般的优雅气质。达格利什凝望着马丁神父的眼睛，看到了老朋友久别重逢的喜悦，却也发现了夹杂着一丝忧虑的释然。达格利什再次为自己这么多年都不曾来过感到讶异，心中不由得感到一丝愧疚。这次偶然的机会让他一时冲动，回到了这里。其实直到现在，他才第一次感到好奇，不知道在圣安塞姆等待他的是什么。

马丁神父带他走进去，说：“恐怕得麻烦你把车停到后面的草地上。帕瑞格林神父不喜欢别人把车停在前院。不过不用急，先安顿下来再说，我们把你安排在原来的别墅：杰罗姆。”

他们走进宽阔的大厅，大厅地板铺设着网纹大理石，橡木大楼梯通往楼上的走廊，走廊旁边是房间。旧时的记忆随着焚香、家具光亮剂、旧书和食物的气息扑面而来。似乎除了门口左边加了一间小房间，一切都没变。那间小房间的门开着，达格利什看到里面有座祭坛，估计是用来做祈祷室的。怀抱基督的圣母木雕依旧矗立在楼梯下，底座下红色的灯依旧亮着，那只插着鲜花的花瓶依旧放在木雕脚边的底座上。达格利什停下脚步看了两眼，马丁神父站在他身旁耐心地等着。这座雕像是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那座圣母圣子雕像的复制品，雕得很不错，只不过他记不起是出自谁的手笔了。这座雕像与一般的圣母圣子雕塑截然不同，既没有那种阴郁的虔诚，也不像是痛苦降临的象征。圣母和圣子都在欢笑，圣子伸出圆圆胖胖的手臂，而少女般的圣母正在喜悦地看着她的孩子。

两人走上楼梯，马丁神父说：“看到我肯定让你吃了一惊。其实我本来已经退休了，可是学院返聘我教授神学。现在这里的院长是塞巴斯蒂安·莫雷尔神父，他已经干了15年了。我知道你肯定想到以前常去的地方看看，可是塞巴斯蒂安神父正在等着咱们。估计刚才你车子开过来的时候他已经听到声音了。院长办公室没变，还是你上次看到的那间。”

走进院长办公室，有个人从办公椅上站起身来，走过来跟他们打招呼。那个人跟面容温和的马丁神父长相迥异。他身高超过6英尺，比达格利什想象的年轻；一头浅褐色的头发从好看的、高高的前额往后梳，微微露出霜色；刚毅的嘴巴、略弯的鼻子和长长的下巴让他的脸看上去特别正统、英俊，甚至有几分冷峻。不过，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他那双蓝黑色的眼睛，明亮清澈的双眸眼神锐利，给人一种违和感，达格利什在他的注视下微微有些窘迫。这张脸应该长在一个注重身体力行的人身上，或许是军人，但绝不是学者。他身上流露出那种引而不发的气势，黑色的华达呢斗篷裁剪得体，穿在他身上极不和谐。

就连房间里的摆设都让人感觉不协调。办公桌上摆着一台电脑和一台打印机，显得很有现代化的气息，可是上方墙壁却挂着耶稣受难木雕，看样子应该是中世纪的作品。对面墙壁上挂着《名利场》中维多利亚牧师的漫画集，画在十字架和细麻布衣袖上方的脸有长满胡子的，有刮得干干净净的，有瘦骨嶙峋的，有红光满面的，有憔悴不堪的，有温和虔诚的，也有信心十足的。炉壁上雕刻着校训，两侧是两面照片墙，上面都是曾经在这个屋子的主人心中占据着特殊地位的人和风景。可是壁炉上方又是一幅风格迥异的油画。油画是伯恩-琼斯的大作，画上描绘了一个浪漫的梦，从中可以看出画家非同凡响的领悟力：四位年轻貌美的女子头戴花环围在苹果树下，她们身着粉红色的薄纱长裙，裙子上绘有褐色的花朵。一个女子拿着一本书，右手抱着一只小猫；另一个把七弦竖琴放在一旁，若有所思地凝望着远方；还有两个站在树下，一个伸出胳膊去摘成熟的苹果，另一个用纤细的手指抓着围裙，等着接掉下来的果子。靠右边墙壁放着一个带着两个抽屉的高脚餐柜，里面放着调味瓶；墙壁上方也有伯恩-琼斯的作品：两幅油画，其中一个画着正在喂鸟的女人，另外一个画着一个孩子和几只羔羊。达格利什记得上次来的时候这两幅油画和那个高脚餐柜都在餐厅里。房间里其他的摆设都具有牧师特有的严谨和肃穆的风格，独独这几件东西鲜明的浪漫主义显得和整体格格不入。

院长抽了抽嘴角，仿佛在对客人微笑，欢迎他的到来，但是那个笑容实在太短暂，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肌肉抽搐了一下。

“亚当·达格利什先生是吗？欢迎欢迎。马丁神父告诉我，你很久没到这里来了。祝你这次回来一切顺利。”

达格利什说：“我也希望如此，神父。我希望不会打扰您太久。”

壁炉旁有两张扶手椅，塞巴斯蒂安神父朝其中一张走去，马丁神父自己从桌子后面拖了一张椅子出来。

三个人坐下来之后，塞巴斯蒂安神父说：“老实说，你的副探长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着实吃了一惊。伦敦警察厅一位堂堂的探长竟然被派来负责一桩地方案件，尽管对所有的亲朋好友来说是一场悲剧，但它毕竟算不上什么重大案件，而且都已经结案了。这么做会不会有滥用警力之嫌？”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或者说不合常规？”

“不算不合常规，神父。或许有点儿不合常理。不过，我正好要来萨福克，由我负责可以节约点时间，而且对学校来说也更合适。”

“至少让你回来走了这么一趟嘛。当然，我们会答复你提出的所有问题。阿尔莱德·特里维斯爵士没有亲自来。当时他连问话都没有参加——我们知道他在国外——可是他委派了律师。我记得他并没有表示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我们跟阿尔莱德爵士打交道少，也没觉得他是容易相处的人。他对儿子所选择的职业深表不满，而且从来都是直言不讳。当然了，在阿尔莱德爵士眼中，这根本就算不上一个职业。很难理解他为什么想重新调查这个案子。结果也只会有三种：谋杀是不可能的，罗纳德在这里没有仇人，也没有人从他的死亡中受益。自杀？有这个可能性，尽管这让人痛心。可是，从他最近的行为举止来看，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痛苦到走向绝路。也就只剩下意外死亡了。我曾经以为阿尔莱德爵士听到这个结果会如释重负。”

达格利什说：“阿尔莱德爵士收到一封匿名信，副探长可能已经跟您说过了。如果他没收到匿名信，估计我也不会来。”

达格利什从钱包里拿出匿名信，交给塞巴斯蒂安神父。塞巴斯蒂安神父扫了一眼，说：“显然是用电脑打印的。我们这儿也有电脑——我办公室里就有一台。”

“您不知道是谁寄的？”

塞巴斯蒂安神父连看都没再看一眼，就不屑一顾地把它还给了达格利什：“不知道。不过我们确实有敌人。或许用敌人这个词太过了，确切地说，有人希望这所学院倒闭。不过，我们的交锋集中在意识形态、神学和经济领域，都是教会的事务。我认为不会有人用这么下作的手段恶意诽谤中伤我们。我觉得很奇怪，阿尔莱德爵士竟然会把它当回事。身为权贵，他对匿名信应该不会大惊小怪才对。当然，我们会尽可能给你方便。估计你想到罗纳德的死亡现场先看一看。我让马丁神父陪你去吧。不好意思，恕我无法奉陪。今天下午还有一位客人要见，另外还有一些紧急事务要处理。晚祷是五点，欢迎你来参加。之后我会在这儿喝两杯再去吃晚饭。星期五我们这里没有葡萄酒，想来你也记得，不过既然有客人来，饭前喝点儿雪利酒也是待客之道。这个周末还有四位客人要来：学院的受托人克兰普顿执事长、负责国教教义文化传统授课的爱玛·拉文汉姆博士——她每个学期从剑桥来一次、到我们图书馆做学术研究的克莱夫·斯坦纳徳博士，另外还有一位警官，是当地的督察罗杰·亚伍德，他来休养。罗纳德死的时候，这几个人都不在这里。如果你想了解当时住在学院里的人，马丁神父会给你一份名单。晚上用不用等你吃饭？”

“今晚就不用了，神父，恕我失陪，希望能赶在晚祷前回来。”

“那咱们就教堂见吧。希望你住得舒适。”

塞巴斯蒂安神父站起身来，显然，这是要送客了。

9

马丁神父说：“回寝室的路上要不要参观一下教堂？”

显然，他想当然地认为达格利什肯定同意，甚至很有热情，事实上达格利什倒也不反对。这座小教堂里有些他渴望再看上一眼的东西。

他说：“范德魏登的《圣母像》还挂在圣坛上面吗？”

“还在。《圣母像》和《最后的审判》是我们的两大镇校之宝。或许‘镇校之宝’这个说法不确切。我们并不鼓励人们来参观。其实来访者不多，都是经过预约的。我们不会炫耀我们的财富。”

“范德魏登那幅画上保险了吗，神父？”

“没有，一直没上。塞巴斯蒂安神父说得没错，我们付不起保险费。那幅画是无可替代的，就算有钱也买不到。不过我们非常小心。当然，偏僻的地理位置有好处，而且我们现在还安装了现代化的警报系统。监视器在从南边回廊通往圣堂的房间里，警报系统覆盖了整个南门。我觉得那套系统好像是你离开很久之后才安装的。当时主教说，要是我们想把那幅画留在教堂里，必须采取可靠的安保措施，当然，他说得对。”

达格利什说：“我好像记得我小时候教堂是全天开放的。”

“是的。不过，自从专家鉴定那幅画是真迹之后，教堂就被锁了起来。教堂就应该开放，何况还是神学院的教堂。我当时还是院长，心里很难过，后来就修建了那所小祈祷室。你刚才进门的时候应该看到了，就在门口的左边。祈祷室本身就不会让人觉得神圣，因为它附属于另外一栋建筑，而圣坛不一样，祷告完毕，教堂上锁之后，学生们还可以到圣坛来单独祷告或冥思。”

他们穿过后面的衣帽间，衣帽间的门通往北边的回廊，被一条长凳上面的一排衣帽钩平分开来，每个衣帽钩下面有一个箱子，用来盛放出门的鞋靴。大部分衣帽钩都没挂东西，只有六个钩子上挂着棕色的、带风帽的斗篷。显然，这些斗篷和学生们室内穿的黑色斗篷一样，都是创始人艾格尼丝·阿巴斯诺特指定的。如果真的是这样，估计她多半不会忘记这片光秃秃的海岸线上那凛冽刺骨的东风。衣帽间的右边是洗衣房，洗衣房的门半开着，可以看到里面四台大洗衣机和一台干衣机。

达格利什和马丁神父穿过晦暗的房间，来到走廊上，圣公会那股微弱而又无处不在的学术气息顿时被新鲜的空气吹散，太阳照耀着静谧的庭院。达格利什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曾经产生过这种时光倒流的感觉。这里，红砖建筑的维多利亚风情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简朴大方的石廊。庭院里铺着鹅卵石，三面都有高耸的细石柱环绕。石廊的地面用约克石铺设而成，后面一排一模一样的橡木门通往两层的学生住宿楼。客房公寓正对着主楼的西面，一扇锻铁大门将客房与教堂的墙壁分开，从门缝里隐约可以看到空地上一片暗淡的灌木丛和远处田野上绿色的甜菜。庭院中央一棵成年马栗树已经露出深秋凋败的迹象。虬结的树干根部树皮剥落，像结了痂一样，而新发的枝叶如同春季萌发的绿叶一般鲜艳娇嫩。焦枯的黄叶挂在上方的大树枝上，卷曲的落叶铺满了鹅卵石小径，夹杂在光滑的红褐色马栗中间，像干瘪的手指。

达格利什想，在这幅难以忘记的场景中，在石柱脚下那几排未经雕琢而造型优美的土陶罐中间，有些东西似乎让人感觉非常陌生。夏天的景色肯定美不胜收，但是现在天竺葵的残枝败叶和零星的几朵花只能让人想起逝去的美景。西墙上茂盛的倒挂金钟肯定是提早种下的，现在依旧花朵繁茂，但是叶子已经开始凋零，飘零的落叶像溅落的点点血渍。

马丁神父说：“我们从圣器室的门进去。”

他从斗篷口袋里掏出一大串钥匙：“恐怕得花点儿工夫才能把钥匙找出来。我知道我本来应该很熟悉它们了，但实在是太多了，而且我一直都不适应警报系统。那套系统被设置成一分钟输入四个数字，可是哔哔声太小了，我听都听不见。塞巴斯蒂安神父不喜欢嘈杂，特别是在教堂里。一旦引发警报，整座大楼里都会发出刺耳的警铃声。”

“用我帮忙吗，神父？”

“噢，不用了，谢谢你，亚当。不用。我会搞定的。密码我是不会忘的，因为那年阿巴斯诺特小姐创建了这所学院。”

达格利什心想，若是有人存心要闯进来，这个密码太容易猜到了。圣器室比达格利什记忆中的宽阔，而且显然曾经被当作教士服存放室、寄存处和办公室使用过。圣器室的门通往教堂，左手边有一排衣帽钩。另一边是直抵天花板的橱柜，用来放置祭服。房间里有两张笔直的木椅和一个小水槽，碗橱旁边有一个滴水板，台面上摆着一把电水壶和一把咖啡壶。两个白漆大锡罐和一个黑漆小锡罐整整齐齐地靠着墙壁，旁边的果酱罐里放着几把刷子。门左边一扇窗户下面是一张带有抽屉的大桌子，上面放着一个银十字架。桌子上方有一个保险柜，嵌在墙壁里。达格利什的目光落在保险柜上，马丁神父看到了，说：“塞巴斯蒂安神父安装这个保险柜是用来存放17世纪的银圣杯和圣餐盘的。那些银圣杯和圣餐盘是阿巴斯诺特小姐捐赠给我们学院的，非常精美。因为它们价值不菲，一直都存放在银行里，可是塞巴斯蒂安神父认为应该拿出来使用，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

桌子旁边挂着一排乌黑的相框，基本上都是老照片，有的显然是学院刚刚创建时拍摄的。达格利什向来都对老照片很感兴趣，于是走过去认真观看。其中一张估计就是阿巴斯诺特小姐的相片。阿巴斯诺特小姐旁边站着两位教士，他们身穿教士服，头戴四角帽，身材都比她高。达格利什目光锐利，只须扫一眼就可以准确无误地看出谁是关键人物。别看阿巴斯诺特小姐身边站着两位身着黑袍、神情肃穆的神父，显得身材矮小，但是她姿态轻松地站在那里，手指微微勾着，搭在裙裾上，神情自若。她的衣服款式简单、材质昂贵，就算在照片里都可以看出她的窄袖宽松衬衫流光溢彩，裙子华美不凡。她没有戴珠宝首饰，只在领口别了一枚浮雕宝石胸针，脖子上挂着一个十字架。她漂亮的头发高高束起，下面一张心形的脸蛋，目光坚定，双目相距较远，一双又直又黑的眉毛。达格利什不禁感到好奇，他想，如果这张稍显严肃的脸莞尔一笑，该是什么模样。他觉得，照片上的女子虽然生得美，却不曾因容貌秀丽而感到满足，反而想要寻求权势带给她的满足感。

焚香和蜡烛的烟味儿裹挟着教堂往昔留给他的记忆，扑面而来。两个人从北边的过道往下走，马丁神父说：“你肯定想再看一眼《最后的审判》。”

《最后的审判》被附近石柱上的灯光照亮了。马丁神父举起胳膊，阴郁黑暗、神秘莫测的场景仿佛一下子活了过来。他们对面就是对最后审判日的描绘，栩栩如生的画面雕刻在模板上，整体看是一个直径大约十二英尺的半月形。正面坐着的人是笼罩在光环里的基督，他伸出受伤的双手罩住下面的场景。中间那个人右手持重剑，左手拎天平，正在称量正义之人和邪恶之人的灵魂，肯定是圣米迦勒。他左边是魔鬼，魔鬼的尾巴上布满了鳞片，欲壑难填的嘴巴正在狞笑，贪婪地等着获得奖赏，它是恐怖的化身。贞洁的人举起苍白的双手祷告，受诅咒的人是一大团大腹便便的黑色雌雄同体人，他们张着嘴巴，正在蠕动。旁边是一群小鬼，手里拿着铁叉和铁链，它们正忙着把受刑者推入一条大鱼的嘴巴，只见那大鱼长着一排刀剑似的利齿。左边是城堡饭店似的天堂，门口一位天使把守大门，欢迎赤裸的灵魂进入天堂。圣彼得穿着长袍头戴三重冕，迎接更重要的福佑者。所有的人都光着身子，但却戴着能表明身份阶层的饰物：红衣主教戴着红色的帽子，主教戴着法冠，国王和王后都戴着王冠。达格利什觉得，这幅画所描绘出的中世纪的天堂基本上没什么民主可言。在他看来，所有的福佑者都是一副令人厌倦的虔诚表情，而那些受诅咒的人形象更鲜活醒目，他们被投入鱼嘴的时候，脸上的表情不是悔过，而是蔑视。事实上，有一个体形比其他人物都高大的人正在反抗命运，他仿佛在指着圣米迦勒的鼻子骂人。这幅《最后的审判》本意是为了通过地狱的恐怖情景来恐吓中世纪的民众向善，以此达到社会和谐一致的目的，早期常在重要场合中展示。现在研究它的人主要是感兴趣的学会或现代游客，对他们而言，地狱早就失去了威慑力，他们在现世享乐中寻求天堂，而不是憧憬未来的归宿。

达格利什和马丁神父静静地凝视着那幅画，马丁神父说：“当然，这幅《最后的审判》很出色，可能算得上是全国最棒的木版画，可是我希望能把它放到别的地方去。这幅画可能是1480年的作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温哈斯顿的《最后的审判》。这幅画和那幅很像，多半是出自同一位布莱斯堡修道士之手。他们那幅流落在外很多年，不得不进行修复，而我们这幅基本上维持了原貌。我们运气不错。这幅画是20世纪30年代在威斯特附近一个两层的谷仓里发现的，当时它被用于隔离房间，所以或许是从19世纪开始，它就一直都处于干燥状态下。”

马丁神父把灯关掉，开心地和达格利什闲聊着：“我们曾经有一个很早时期的圆塔，可以自行站立——或许你听说过布拉姆菲尔德的那个圆塔，跟那个一样，不过，它早就丢了。这只是七圣礼洗礼盘，不过，上面的浮雕很多都磨没了。据说是18世纪后期一场暴风雨后从大海里打捞上来的。当然，我们不知道它原本就属于这里还是属于沉没在海底的教堂。这里的东西出自不同的世纪。瞧，我们还有四个17世纪的高背长凳呢。”

达格利什第一眼看到长凳的时候，倒没有去想它们久远的历史，而是想到了维多利亚家族。那时候，乡绅带着家人坐在封闭的私人包厢里，躲开会众的视线。从讲道坛望去，才能隐约望到他们。他想象着他们坐在里面的情景，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带上软垫和毛毯，会不会吃着三明治，喝着小酒，甚至遮遮掩掩地带上一本书，好打发讲道时沉闷乏味的时光。少年时代，他经常会一遍又一遍地想象，万一乡绅尿急该怎么办？乡绅和那些会众星期天是如何熬过两场祷告仪式的，是如何打发漫长的讲道时间的，又是如何挨过长篇累牍的连祷文或圣歌的？长凳下面会不会装着尿壶？

现在，他们从过道往上，朝圣坛走去。马丁神父绕到讲道坛后面的一根柱子跟前，用手按了一下开关。昏暗的教堂仿佛瞬时陷入一片漆黑，版画上的人物翩然若生。500年来，圣母玛利亚和圣约瑟都静静地以膜拜的姿势伫立着，而这一刻，他们仿佛要从画上飞出来，在静止的空气里，仿佛簌簌发颤。圣母玛利亚身后的背景是花色繁复的金棕色锦缎，它的华美衬托出圣母的朴素和柔弱。圣母坐在矮凳上，赤裸的圣婴躺在她膝头的一块白布上。她的鹅蛋脸美丽而苍白，笔直的鼻梁下一张柔嫩的嘴巴，弯弯细细的眉毛，又长又密的睫毛，一双眼睛顺从而好奇地凝望着膝头的婴儿。赤褐色的鬈发从光洁的前额垂下来，顺着蓝色的披风，搭在纤细的双手和修长的手指上。圣婴举着两只胳膊望着她，仿佛预兆着苦难的降临。圣约瑟身穿红色的外套，坐在右侧，一个未老先衰的看守人仿佛半梦半醒，全身靠在一根手杖上。

达格利什和马丁神父都没有开口说话，两个人静静地站了一会儿，马丁神父伸手关掉电灯。达格利什暗想，马丁神父是不是被版画的魔力镇住了？此时世俗的闲聊显然不合时宜。

终于，马丁神父开口说：“专家们都认为这确实是罗希尔·范德魏登的真迹，可能创作于1440年到1445年间。另外两幅木版画可能是捐赠者和他的家人的肖像画。”

达格利什问道：“这幅画是哪里来的？”

“学院创立之后，阿巴斯诺特小姐赠送给学院的。她本来就想用它做祭坛画，我们也从来没有想过把它放到别的地方去。我的前任尼古拉斯·瓦尔堡神父叫专家来做了鉴定。他对油画非常感兴趣，对荷兰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更是情有独钟，他出于好奇，特别想知道这幅是不是真迹。当时阿巴斯诺特小姐在捐赠文件里只说它出自圣母玛利亚和圣约瑟三联画，可能是罗希尔·范德魏登的作品。我觉得就这样把它放在这里挺好的。我们既不用担心它的安全，又可以尽情欣赏。”

“那阿巴斯诺特小姐又是如何得到它的？”

“噢，买的。一个地主为了确保地产运作，拿出部分珍藏的艺术品出售。大概是这样，具体的我也不知道。我觉得阿巴斯诺特小姐买这幅画可能没花多少钱。当时不能确定画作是不是真迹，抑或，即便是真迹，那位画家本人在19世纪80年代并不像在今天这样赫赫有名。当然，这是一种责任。我知道，教会执事长总觉得我们应该把它拿走。”

“拿到哪里去？”

“拿到大教堂，那里安保条件更好。或者拿给画廊或博物馆。我相信他甚至跟塞巴斯蒂安神父说过应该把它拿去卖掉。”

达格利什说：“卖的钱给穷人？”

“嗯，给教会。他还说，应该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欣赏这幅画。为什么一个偏僻的小神学院要享受这样的特权？”

马丁神父的声音里夹杂着一丝苦涩。达格利什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马丁神父可能觉得自己说过头了，于是接着说：“这些看法都有道理。或许我们应该认真考虑。但是，教堂里不能没有祭坛画，否则就不像教堂了。画是阿巴斯诺特小姐捐赠的，是指明捐给这座教堂的，我觉得我们应该强烈反对任何要求把画拿走的建议。我可以放弃《最后的审判》，但是绝不能放弃这幅。”

可是，就在他们转身离开的瞬间，达格利什的心里便充满了更多世俗中需要考虑的事。阿尔莱德爵士并没有说起学院当下的弱点，提醒他这所学院的未来多么岌岌可危。学校未来的出路在哪里？它的理念和教会流行的观点格格不入，它只有区区20个学生，地理位置又这么偏僻。如果现在它的未来悬而未决，那么罗纳德·特里维斯的神秘死亡就会成为压倒这所学校的最后一根稻草。如果学校倒闭了，那么范德魏登的作品将会落入谁人之手？阿巴斯诺特小姐捐赠的其他价值连城的东西又会面临怎样的命运？达格利什想起照片上的那个女人，觉得她尽管万般不情愿，也不可能不去考虑这种可能性，提前做出安排。那么又回到最中心的问题上了：谁是受益者？他很想问问马丁神父，可是觉得此时此地问这个问题不合时宜。不过，无论如何，日后都要找机会问清楚。

10

四套客房公寓是阿巴斯诺特小姐用罗马教会四位博士的名字命名的，分别是：格里高利、奥古斯丁、杰罗姆和安布罗斯。根据这种神学命名法，四栋员工别墅分别被叫作：圣马太、圣马可、圣卢克和圣约翰，这些名字显然缺乏灵感。学生宿舍就用南北回廊加号码来命名，虽然不怎么有想象力，但是更方便好记。

马丁神父说：“你小时候都是住在杰罗姆，还记得吧？杰罗姆现在是双人房，所以床铺应该比较舒服。沿着教堂过去，第二间就是。我这里恐怕没有你房间的钥匙。我们从来不会拿客房钥匙。所有的东西都很安全。如果有什么文件需要锁起来，去找拉姆齐小姐就可以了。她一般星期一上午九点会在。亚当，希望你住得舒服。瞧，房间是修整过的。”

确实，起居室前面曾经有一个亲切的小储藏室，里面堆满了各种家具用品，就像教区慈善义卖剩下的残次品。现在储藏室不见了，取而代之的俨然是一间井井有条的学生书房。里面没有一件多余的东西，整洁和传统的现代化取代了个性。窗前摆着一张带抽屉的桌子，可以当书桌用，坐在桌前可以看到西侧的灌木丛；煤气取暖炉两侧有两张安乐椅；另外还有一张矮桌和一个书架。壁炉右边是一口胶木贴面的橱柜，橱柜上的托盘里放着一把电热水壶、一个茶壶、两个茶杯和茶托。

马丁神父说：“橱柜里有一台小冰箱，皮尔比姆太太每天会往里面放一品脱牛奶。待会儿上楼你就会看到，我们在卧室里安装了一间小淋浴房。你可能还记得，上次在这里的时候，去洗澡要穿过回廊，到主楼的浴室去。”

达格利什确实还记得清清楚楚。他很喜欢穿着睡袍，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肩膀上搭着浴巾，要么直接去浴室洗澡，要么走半英里去海边的澡堂，游会儿泳后再冲个澡。现在这一切都被现代化的淋浴房取代了。

马丁神父说：“如果你不介意，我就在这儿等着你收拾东西。我想给你看两件东西。”

卧室的装饰和楼下的房间一样简单。一张双人实木床、一个床头柜、一盏台灯、一个靠墙的橱柜、一个书架和一张安乐椅。达格利什拉开旅行包的拉链，把唯一一套套装挂起来。他觉得出差至少要带上一套。简单地洗漱之后，他走出淋浴间，看到马丁神父站在床边，眺望着远处的海岬。马丁神父看到达格利什走过来，从斗篷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过的纸。

他说：“我这里有一样东西，是你14岁的时候落在这里的。我当时没有给你，是因为我不确定你如果知道我看过了，会不会不高兴，不过我一直都保留着呢，估计现在你会想要拿回去。是四行韵文。我猜想可能是一首诗。”

达格利什心想，这可不像是猜想。他强忍着没有呻吟出声，把那张纸接了过来。少年时代的轻率鲁莽、局促不安和无病呻吟现在全部被尴尬地一带而过。上面的字迹既熟稔又陌生，尽管一笔一画写得极认真，笔触仍有一些稚嫩。达格利什的思绪仿佛瞬间被拉回过去，这东西比老照片更让人唏嘘，因为这是自己亲笔写的，融合着更多的私人情感。无法相信，曾经在这张纸上一笔一画写下这些字的那只手就是现在抓着它的这只。

他把诗句默念了一遍：

守丧者

“又一个晴日”悄然逝去，你说着走来，

声音平淡，茫然地沿街走去。

你不曾说，“请用你的外套裹紧我，

我们到太阳之下，走进纷飞的雨雪”。

它唤醒了达格利什的记忆，记忆里的那幅画面很常见：父亲正在举行丧礼，泥土块堆砌在假草的旁边，在假草艳绿色的衬托下，泥土是那么华美，几个花环，微风轻拂着父亲白色的教士服，花香扑鼻。他记得自己当时还对最后一行的遣词用字不满，觉得两个元音字母的发音太相近了，可是一时又找不到更合适的。

马丁神父说：“我当时觉得，就一名14岁的孩子来说，这几句写得已经很不错了。除非你想拿回去，否则我会妥善保存起来的。”

达格利什看着那张纸，默默地点了点头。马丁神父折起来，放回了口袋，仿佛带着一种孩童般单纯的满足感。

达格利什说：“你还有别的东西给我看？”

“是的。要不我们先坐下？”

马丁神父再次把手伸进深阔的斗篷口袋，掏出一本卷起来的本子，乍一看像孩童的练习本，还用橡皮筋绑了起来。马丁神父把本子放在膝头抚平，两只手罩在上面，仿佛在保护那本日记本。他说：“去沙滩之前，我希望你先看看这个。这是一本手记。写这本手记的人在写完最后一篇的那个晚上猝死于心脏病。这个东西可能跟罗纳德的死亡没多大关系。我给塞巴斯蒂安神父看过了，他是这么认为的。他认为可以不用考虑。可能没什么用，可是我一直觉得不安心。我觉得最好在这里给你看，这里没有人打扰。我想让你先看第一篇和最后一篇。”

他把日记本递给达格利什，然后默默地坐在一旁，直到达格利什看完。达格利什问：“您是怎么发现的，神父？”

“我特意去找过，就找到了。10月13日星期五早晨六点一刻，皮尔比姆太太发现玛格丽特·门罗死于自己的小屋里。当时，她正往学院走去，发现圣马太那么早竟然亮着灯。梅特卡夫医生是圣安塞姆的全科医生，他过来瞧了瞧，后来尸体被运走了。我想起来自己曾经建议玛格丽特把发现罗纳德的事记述下来，心里想着不知道她有没有照做，于是就翻了翻，结果在她房间一个小木桌的抽屉里找到了这本日记本。本子藏在一沓信纸底下，好像并不是故意藏起来的。”

“还有别人知道这本日记本吗？”

“除了塞巴斯蒂安神父外，没人知道。我敢肯定，就连跟玛格丽特关系最好的皮尔比姆太太都未必知道，玛格丽特肯定不会告诉别人。而且，房间里没有翻动过的痕迹。我过去看的时候，她脸上的表情很平静。她坐在椅子上，膝头放着正在织的毛衣。”

“您不知道她说的是谁？”

“不知道。肯定是罗纳德死那天她听到或看到了什么东西，但是无论如何都记不起来了，后来埃里克·瑟蒂斯送给她的大蒜让她想了起来。埃里克是这里的杂务工，是雷格·皮尔比姆的助手。不过你肯定也从日记上看到了。我真的想不出来到底会是什么东西。”

“她的死亡会不会很突然？”

“说实话算不上很突然。她有严重的心脏问题，很多年了。梅特卡夫医生和伊普斯威奇的会诊医生都劝她接受心脏移植，可是她坚持不肯做手术。她说，那些稀缺资源应该留给年轻人和需要抚养孩子的父母们。我觉得，自从她儿子去世后，她对自己的生死就不怎么放在心上了。她并不是有什么心理问题，而是觉得人生没什么好留恋的。”

达格利什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想留下这本日记本。塞巴斯蒂安神父的话或许有道理，这本日记可能没什么用，但是，想想罗纳德·特里维斯死的时候的境遇，这倒是一份耐人寻味的资料。”

他把日记本放进公文包，拉上拉链，上了暗码锁。他们默默地坐了半分钟，都没有开口。达格利什觉得两个人之间的气氛十分凝重，仿佛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和怀疑，令人心神不宁。罗纳德·特里维斯离奇死亡，一周后，发现他尸体的人也死了，而且在死前发现了她认为很重要的秘密，还找不到谋杀的证据。但他能看得出来，马丁神父不希望听到有人堂而皇之地把这个字眼说出来。

达格利什说：“您有没有觉得当时的判定结果有些意外？”

“确实有一点儿。我还以为会公开审判。但是，我们无法想象罗纳德会自杀或死于惊世骇俗的行为。”

“他是个什么样的孩子？他在这里过得开心吗？”

“我不太肯定，其实，我认为他在别的神学院也未必会比在这里好。他很聪明，也很勤奋，但就是缺乏魅力，可怜的孩子。作为一个年轻人，他好像特别挑剔。我觉得他既自卑又自鸣得意，没什么知心朋友，我觉得他可能挺孤单的。但是，这里的学习和生活当中应当也不至于有什么事让他彻底绝望，以至于犯下自我毁灭的重罪。当然，如果他真的是自杀，那我们肯定有一定的责任。我们应当知道他当时沉浸在痛苦之中，可是他当时一点儿都没有表现出来。”

“您对他的能力感到满意吗？”

马丁神父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略略思考了一下：“塞巴斯蒂安神父很满意，可我有点儿不太明白，他会不会没有注意罗纳德的成绩？罗纳德不像他自己想象的那么聪明，但还是挺聪明的。我不知道。在我看来，罗纳德仿佛迫不及待地想要向他的父亲证明自己。显然，他无法融入父亲的世界，不过他可以选择一个缺乏可比性的职业。成为一名牧师，特别是天主教的牧师，就有了一定的权势。一旦被授予神职，他就可以宣布赦罪。这至少是他父亲不能做的。我从来没跟别人这么说过，也可能说得不对。当时学院批准他的入学申请，我就觉得不太合适。但是，对院长来说，让前任留在学校里，肯定感觉有些别扭的，所以我当时没有反对塞巴斯蒂安神父的决定，我觉得这不是我应该干预的事情。”

然而，马丁神父那种难以言喻的局促感越来越浓烈，达格利什听到他说：“估计现在你想去看他的死亡地点了吧。”

11

埃里克·瑟蒂斯从后门出了圣约翰，穿过整整齐齐的菜畦，招呼他的猪崽们：小百合、万寿菊、雏菊和桃金娘笨拙地朝他跑过来，它们举起粉红色的鼻子，对他哼哼地叫着。不管心情如何，只要来看看自己搭建的猪圈，他就会感到满足。可是今天不一样，尽管他俯过身来给桃金娘挠背，但是心头的焦虑一点儿都没有减轻，就像沉重的负荷压在他的肩上，让他喘不过气来。

以往这个时候，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凯伦已经到这里跟他一起喝茶了。她通常每三个星期来一次，那两天不管天气如何，在他心里都是阳光普照，足以温暖并照亮他接下来两个星期的生活。最近四年里，她完全改变了他的生活。现在，他都无法想象人生如果没有她会是怎样的。正常情况下，她这周末过来看他会被他当作额外的红利，因为她上个星期天刚刚来过。可是他知道，她这次来是有事相求，上周他已经拒绝过她一次了，他知道自己必须狠下心再拒绝她一次。

他靠在猪圈的栏杆上，回想起过去四年的生活，回想他和凯伦度过的时光。他们之间的关系刚开始并不怎么让人看好。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26岁，她比他小三岁。头10年，埃里克和母亲并不知道凯伦的存在。父亲曾经是一家大型出版集团的代表，经常出差，他瞒着家里在外面又建立一个家庭。10年后，经济负担、身体劳损和心理压力终于让他不堪重负，于是他抛妻弃子，搬进情妇家。不管是埃里克还是他母亲，对他父亲的离去都不怎么伤心。母亲原本就是怨妇，父亲的行为激怒了母亲，她把生命最后的10年都用于宣泄怒气和奋力争斗。她一直在争夺伦敦的房子，却没弄到手，争取独生子的抚养权结果对方根本无意跟她争，还为了争收入分配而掀起一场旷日持久、尖酸刻薄的争辩。从那以后，埃里克再也没见到过父亲。

那栋四层楼房位于奥瓦尔地铁站附近，与一排维多利亚排楼相连。母亲患老年痴呆症后抑郁而终，剩他孑然一身，父亲的律师告诉他，他可以一直免费住到父亲去世为止。四年前，父亲因心脏病在路上突然去世，埃里克这时候才发现他父亲把房子留给了他和同父异母的妹妹。

他第一次见到凯伦是在父亲的葬礼上。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讲，那根本称不上一场丧礼，当时葬礼就在伦敦北部一个火葬场举行，没有神职人员，除了他、凯伦和公司的两名代表，没有送葬者。草草几分钟就把尸体火化了。

走出火葬场后，凯伦突然对他说：“这是爸爸生前的意思。他从来不信教，不想要什么鲜花，也不想让人给他送葬。我们找时间谈谈那栋房子的事。我办公室还有点儿急事。假不好请。”

凯伦没有邀请他坐自己的车回去，于是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回到那栋空荡荡的房子。不过她第二天就来找他了。他清楚地记得打开门时的情景。她跟葬礼那天一样憔悴，穿着一条黑色紧身皮裤和一件红色宽松毛衣，脚上穿着高跟靴。头发倒竖，像用生发油梳理的，左侧鼻翼钉着一颗亮闪闪的饰钉。他发现自己居然挺喜欢她离经叛道的样子。他们默默走进很少使用的起居室，她打量着四周，仿佛在估算能值多少钱。她鄙夷地扫了一眼他母亲留下的东西。埃里克没有去更换那些笨重的家具，落满灰尘的窗帘正面朝外挂在窗子上，壁炉架上摆满了母亲在西班牙度假时买回来的花哨俗气的装饰品。

她说：“我们得商量一下怎么处理这栋房子。我们可以现在就把它卖掉，房款对半分，也可以留着。或者，我们也可以花一笔钱把它装修一下，改造成三个公寓房。装修估计要花不少钱，不过，爸爸留下一张保险单，如果租金多分我两成，我不介意动用那笔钱。顺便问一下，你想怎么处理？老实说，你还要不要住在这里？”

埃里克说：“其实我想离开伦敦。我觉得，如果我们把房子卖掉，我就有钱在别的地方买一栋小别墅了。我想去干蔬菜栽培之类的。”

“傻瓜才会这么干。那要投资很多钱，房子卖了你也分不到那么多，而且还赚不了什么钱。不过话说回来，要是你不住这里了，可能就想急于卖掉它。”

他想，她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而且最后肯定会达到目的，不管我说什么都一样。不过他也不怎么在乎。他好奇地跟在她身后，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看。

他说：“如果你想留着它，我也不介意。”

“不是我想留着，对我们两个人来说，这是最明智的选择。当前房地产市场行情不错，而且近期看涨。当然，重装会让它贬值，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可以带给我们一笔固定收入。”

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埃里克知道，凯伦开始不怎么看得起他，但是，随着他们一起改装老房子，她的态度变了。她惊喜地发现他的双手竟然那么灵巧，不仅会喷涂油漆、贴墙纸，还会做书架、安装橱柜，他们省下了不少钱。他从来没像这样费心思去装修自己名下的这栋房子。他们只请了专业的水电工和泥瓦工，大部分活儿都是埃里克自己干。无可避免地，他们成了搭档。星期六，他们会一起去淘二手家具，讨价还价，买床上用品和餐具，买到性价比高的东西，就像孩子似的向对方邀功。他手把手地教她如何安全地使用喷灯；他不顾她的反对，坚持把所有的木工都做完才开始喷漆；他专心测量尺寸，把灶台打造得分毫不差。他们一边干活儿，一边闲聊，她聊自己的生活，说自己是一个有点儿小名气的业余记者，喜欢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署名；聊她那个文学圈子的各种丑闻和流言蜚语。他觉得她所说的圈子遥远而陌生。他很高兴自己不用加入那个圈子。他的梦想很简单：一栋小别墅、一个小菜园，兴许还能养几头猪。他对养猪有着不可言喻的热情。

他还记得他们成为恋人的那天，当然了，怎么能忘得了呢？他往一扇朝南的窗户上装了木制的百叶窗，他们正在往墙壁上刷涂料。她干活儿总是搞得乱七八糟，那天，干到一半，她嚷着浑身又热又黏，还沾了涂料，要去洗个澡，刚好可以看看新装的浴室好不好用。于是，他也停下来，盘腿坐在地上，靠在还没有喷涂料的墙壁上，看着从半开半闭的百叶窗泻出的灯光在灰点斑驳的地板上形成一个个格子，快乐和满足像温泉一样从心底溢出。

她走了进去，除了腰间围着一条毛巾，浑身一丝不挂，手臂上托着一个大防滑垫。她把防滑垫放在地上，蹲在那里看着他笑，然后朝他伸出胳膊。恍惚间，他跪在她面前，低声呢喃着说：“不可以，不可以。我们是兄妹。”

“只是同父异母的兄妹而已。没关系。我们不说没人知道。”

他咕哝着说：“百叶窗，太亮了。”

她跳起来，把百叶窗拉上。房间陷入一片黑暗之中。她回到他跟前，把他的头抱过来，抵在自己的乳房上。

那是他的第一次，从此他的人生轨迹就发生了改变。他知道她并不爱自己，也知道自己还没有爱上她。在随后的狂风骤雨中，他闭上了双眼，尽情放纵自己的情感，任由自己淹没在幻想、浪漫、温柔、狂暴和耻辱之中。想象的情景在他脑海里翻腾，情感越来越丰富。后来，终于有一天，他们在床上做爱的时候，他第一次睁开眼睛，凝视着她的双眼，才发现原来那就是爱。

圣安塞姆这份工作是凯伦给他找的。当时她在伊普斯威奇采访，看到一张《东盎格鲁日报》上有招聘广告。当天晚上，她就带着报纸到老房子来找他。房子还没装修好，他在地下室打地铺。

“这份工作可能很适合你。洛斯托夫特南郊一所神学院招聘杂务工。他们提供一栋小别墅，还有个菜园子，而且，我觉得要是你想养鸡他们也会肯的。”

“我不想养鸡。我想养猪。”

“嗯，那就养猪，只要不臭就行。工资不高，不过我们的房子装修好之后你每周可以分到250英镑的租金。估计还能存一些。你觉得怎么样？”

他简直不敢相信有这样的好事。

她说：“当然，他们可能想聘请一对夫妇，不过上面没写这么明白而已。我们得抓紧时间。我明天早上开车送你去吧。现在就打个电话，跟他们约好时间，上面有号码。”

第二天，她开车送他到萨福克，把他送到学校门口，说一小时后回来接他。塞巴斯蒂安·莫雷尔神父和马丁·皮特里神父面试了他。他本来还担心他们会要求他提供推荐信，或者问他是不是常去教堂，不过他们没问跟宗教有关的事。

之前凯伦就对他说：“你可以从市政厅要一份推荐信，不过，最重要的是证明自己是一个优秀的杂务工。他们不是要找办公室文员。我带了相机来。我会把你做的橱柜、书架和灶台拍成照片，你可以拿给他们看。记住，你要努力推销自己。”

可是他不需要努力推销自己。他简单地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然后拿出那些照片给他们看，他迫切的神情让他们看到他有多想得到那份工作。他们带他去看了那栋小别墅，比他期望或想要的还大，而且，小别墅距离学院后面有80码远，附近一片灌木丛，还有一个荒废的小菜园。刚开始，他没有提出养猪的要求，直到在这里工作满一个月才去问能不能养猪，没有一个人反对。马丁神父紧张地问他：“它们不会跑出来吧，埃里克？”就好像在提议把阿尔萨斯犬关进笼子似的。

“不会的，神父。我考虑过了，我可以做一个猪圈，把它们圈起来。当然，买木材之前我会先把图纸给大家看看。”

“会不会有臭味儿？”塞巴斯蒂安神父说，“我听说猪不臭，可是我通常都会闻到它们的气味。当然，可能是我的鼻子比别人灵。”

“不，它们不臭，神父。猪是非常干净的动物。”

于是，他拥有了小别墅、菜园子和猪，而且每三个星期还会拥有凯伦。他再也想不出比这更完美的生活了。

在圣安塞姆，他找到了自己渴望已久的安宁。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无法忍受嘈杂和争辩，以及不和谐的个性带给他的压力。这倒不是父亲对他施暴留下的后遗症。大多数时间，父母的关系尽管不和谐，但他们很少会大吵大闹或大发雷霆，而且很少当着他的面发生争执，即便是当着他的面，也只是相互指责和抱怨。他觉得自己的胆小怯懦是从小时候开始的，后来更是形成了个性的一部分。他曾经在市政厅工作过，其实那倒算不上是最刺激、最让人激动的工作，不过，即便是那个时候，他对那些令人反感的小争执都敬而远之，有的人可能觉得不过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可是在他看来充满了挑衅。在和凯伦相知相爱之前，这个世界上唯一让他满意的伙伴就是他自己。

现在，这种安宁、这个庇护所、他的菜园和他的猪、他喜爱的工作、凯伦定期而至的拜访都让他心满意足，他每一根纤维、心底的每个角落，无一不感到餍足。然而，这一切都随着克兰普顿执事长被指定为学院的受托人而改变了。执事长的到来让他陷入焦虑和恐惧之中，而凯伦可能提出的要求让他的心情雪上加霜。

执事长第一次来访的时候，塞巴斯蒂安神父对他说：“星期六或星期天克兰普顿执事长可能会来你这里看看，埃里克。主教任命他为学院的受托人，我觉得他可能会问几个问题。”

塞巴斯蒂安神父的口气不太对，他最后几个词让埃里克心生警惕。

他说：“什么问题？是关于我在这里的工作吗，神父？”

“关于你在这里的待遇什么的，我估计他想到什么就会问什么。可能还会要求到小别墅四周转转。”

执事长要求到这栋小别墅周围转转。他是星期一上午九点多到学院的。凯伦星期天晚上一般都会留下来过夜，那天早晨七点半她就匆匆忙忙离开了。她上午十点还要赶到伦敦采访，差点儿迟到。星期一上午A12高速上经常堵车，尤其是伦敦市郊，堵得特别厉害。凯伦匆忙之中忘记她的胸罩和一条灯笼裤还挂在小别墅旁边的晾衣绳上。执事长沿着小路走过来，最先他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两件东西。

他没有介绍自己，而是径直说：“我不知道你有客人来过。”

埃里克手忙脚乱地把那些东西从晾衣绳上拽下来，胡乱塞进口袋，突然又意识到自己这么做像做贼心虚，顿时觉得十分尴尬。

他说：“我妹妹周末来过，神父。”

“我不是你的神父。不要用这个称呼。你可以叫我执事长。”

“是，执事长。”

他个头儿很高，足足超过6英尺，四四方方的脸上留着胡须，浓密端正的眉毛下一双明亮而锐利的眼睛。

他们沿着小路朝猪圈走去，路上两个人都没说话。埃里克心想，至少他对菜园没什么可挑剔的。

猪崽们哼哼着欢迎他们，那声音似乎比平时格外大。执事长说：“我不知道你还养了猪。你给学院提供猪肉吗？”

“偶尔，执事长。可是他们不怎么吃猪肉。他们吃的肉是从洛斯托夫特的肉店买的。我自己喜欢养猪。我问了塞巴斯蒂安神父能不能养，他同意了。”

“养猪占用你多长时间？”

“不会很多，神……不会很多，执事长。”

“它们太吵了，不过还好没什么气味。”

埃里克没说话。执事长转身往屋内走去，埃里克跟在他身后。进了房间，埃里克默默地搬了四把灯芯草编织的直背椅，围在方桌周围。执事长对此视若无睹。他背对壁炉站在中间，打量着房间里的摆设：两把扶手椅——一把摇椅和一把温莎椅，温莎椅上铺着手工缝缀而成的垫子；一面墙壁前摆着一个矮书架，从这头直到那头；墙壁上用蓝丁胶贴着凯伦带来的海报。

执事长说：“你贴海报的东西不会损伤墙壁吧？”

“应该不会。那是特制的。是一种像口香糖一样的东西。”

执事长突然拉了一把椅子坐下来，然后指了指另外一把，示意埃里克坐过去。他接下来问的问题倒不是很尖锐，但是埃里克觉得自己像一名正在受审的嫌犯。

“你在这里干了多长时间了？四年，是吗？”

“是的，执事长。”

“你的具体职责是什么？”

埃里克没什么具体职责。他说：“我是一名杂务工。除了电器之外，其他东西坏了，都由我负责修理。我还负责打扫室外的卫生。也就是说，我要冲洗回廊的地板、打扫庭院、擦窗子。皮尔比姆先生负责室内卫生，另外有一个从雷登来的女工帮我们搭把手。”

“工作算不上繁重。菜园搞得不错。你喜欢种菜？”

“是的，非常喜欢。”

“菜园不大，种的菜不够学院吃吧？”

“供学院一部分，我自己吃不完，就把剩下的送到皮尔比姆太太的厨房，偶尔也会给其他工作人员。”

“他们付钱吗？”

“噢，不，执事长，没有人付钱。”

“挺轻松的工作，你挣多少？”

“按照每天五小时给我最低工资。”

他没有解释不管是学院还是他，都没有去认真计算他每天到底会干几小时。有时候一天干不了五小时，有时候会超过五小时。

“另外，你住的小别墅是免房租的。毋庸置疑，你自己支付暖气费和照明费，当然还有议会税。”

“我自己支付议会税。”

“星期天呢？”

“星期天我休息。”

“我是说教堂。你会去这里的教堂做礼拜吗？”

埃里克确实偶尔会去教堂，不过仅仅是去参加晚祷。通常他都坐在后排默默地听音乐，听塞巴斯蒂安神父和马丁神父从容不迫地讲道，那些词句很陌生，但是听上去很优美。不过估计执事长说的不是这个。

他说：“我星期天通常不去教堂。”

“可是塞巴斯蒂安神父雇用你的时候没有要求你去吗？”

“没有，执事长。他只是问我能不能胜任我的工作。”

“他没有问你是不是基督教徒？”

至少这个问题他可以回答，于是他说：“我是基督教徒，执事长。我是个婴儿的时候就洗礼了。我还有张卡片。”他茫然四顾，仿佛那张作为洗礼纪念的卡片会突然出现在眼前似的。他记得图片上慈祥的主正在为婴孩们赐福。

执事长没说话。埃里克意识到他对自己的答案并不满意。他心想，不知道要不要给执事长端杯咖啡，可是现在才九点半，喝咖啡还太早了点儿。一时两人都没说话，执事长站起身来。

他说：“我知道你在这里过得很舒服，塞巴斯蒂安神父对你也很满意，但是，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不管你多舒服都不例外。圣安塞姆已经延续了140年，在这140年里，教会——整个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想告诉你的是，如果你听说哪份工作不错，建议你认真考虑去应聘。”

埃里克说：“你是说圣安塞姆可能会关闭？”

他能感觉到执事长原本没打算跟他说这么多。

“我没这么说。你不需要关心这些。我只是为你着想，建议你不要觉得一份工作可以一直干到老。”

说完，执事长离开了。埃里克站在门口，看着他跨过海岬，大步向学校走去。埃里克的心仿佛被一种说不清的情感震慑住了。他的胃仿佛绞在一起，嘴里泛苦，仿佛噙着一嘴胆汁。他这一生当中，都在小心翼翼地避免产生任何不同寻常的情感，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二次感受到这种令人难以承受的生理反应。第一次是当他意识到自己爱上凯伦的时候。可是这次和那次不一样。这次的感觉同样强烈，但是更让人心烦。他知道，他初次体验到的这种情感是一种强烈的恨，他从来没有对一个人产生过这么强烈的恨意。

12

达格利什在大厅里等着马丁神父去房间拿黑色的斗篷。马丁神父回来后，达格利什说：“我们要不要乘车去，一直开到开不过去的地方？”其实他本人倒是喜欢走路，可是他知道马丁神父沿着沙滩走过去会很累的，这种累不仅仅是体力上的。

马丁神父听了他的话明显松了一口气。两个人在车上没说话，达格利什把车一直开到海滨小路的拐弯处，然后小心地停在路边。这条路再往前就向西汇入洛斯托夫特公路了。达格利什俯身过来，帮马丁神父解开安全带，而后打开车门，两人下车朝海滩走去。

来到小路尽头，两人沿着狭窄的沙子小径继续向前走，小径两旁是齐腰的欧洲蕨和乱七八糟的灌木丛，小径中间的杂草已经被踩踏得十分平整。乱蓬蓬的灌木丛从两旁向小径伸过来，他们仿佛钻进了隧道，眼前晦暗不明。汹涌的海浪声仿佛有韵律地浅唱低吟。欧洲蕨已经露出凋零的端倪，金黄色的叶子十分易碎。踩在松软的草地上，他们走的每一步仿佛都释放出秋天那蚀骨的乡愁气息。他们从半明半暗的小径上走出来，水塘就在他们眼前伸展开来，暗沉沉的水面暗潮汹涌，大约50码宽的鹅卵石将其与远处明亮的海浪隔开。在达格利什看来，几个黑色的树桩像史前纪念碑，矗立在沙滩上，保卫着那片水塘。他四处打量，搜寻那艘沉船的残骸，可是只看见一根黑色的圆木，像鲨鱼的鳍一般插在平坦的沙滩上。

从这里走到海滩上很容易，六级木阶梯半边覆在沙子下面，一边的扶手也可有可无。阶梯上面的一处小凹地上修建了一座长方形的橡木小屋，小屋没有喷漆，但是比普通的海滩小屋大一些。小屋旁边是一堆木材，上面盖着防水帆布。达格利什撩起帆布一角，看到里面堆放得整整齐齐的厚木板和开裂的圆木材，有一半喷着蓝色的漆。

马丁神父说：“这是我们拆旧澡堂留下的木材。旧澡堂跟绍斯沃尔德海滩上那些喷过油漆的澡堂很像，可是塞巴斯蒂安神父认为跟这里的景致不和谐。而且年久失修，有点儿碍眼，于是我们干脆就把它拆了。塞巴斯蒂安神父觉得直接用原木修建澡堂更好，不上油漆。这里的海边很偏僻，所以基本用不上，只有我们偶尔过来游泳的时候才会用，不过我觉得应该有个地方给人脱衣服用。我们不想让人觉得我们特立独行。澡堂里面放着救生艇。在这里的海边可能会有危险。”

达格利什没有带上那根木棒，也没有这个必要。他可以肯定那根木棒就是拆除旧澡堂留下的木材。罗纳德·特里维斯是随手捡起那根木棒的吗？就像人们有时候在海滩上看到一根木棒，就会情不自禁地捡起来掷进大海那样。他是在这里捡的，还是在沿着鹅卵石往前走的地方捡到的？他有没有用那根棍子去戳头顶上方伸出岩壁的沙子？还是说另外一个人拿着这根木棒？可是罗纳德·特里维斯年轻力壮。他怎么会被逼着踏进令人窒息的沙滩，而身上没有一处伤痕？

退潮了，海浪翻滚，他们沿着海浪边平坦的湿沙，爬上两个防波堤。这两个防波堤显然是新建的，他少年时代记忆中的防波堤就在他们脚下，现在深陷在沙滩里，只剩下一块方方正正的顶部，连接在腐朽的厚木板上。

马丁神父用手撩着斗篷，爬上泥泞的绿色防波堤，对达格利什说：“欧共体给修建了这些防波堤。这是防洪工事的一部分。它们改变了海岸的样子。我觉得这里的沙子比你印象当中的多更多了。”

他们走了大约200码，马丁神父轻声说：“就是这里。”他一边说，一边抬脚朝崖边走去。达格利什看到沙滩上插着一个用两根浮木绑起来的十字架。

马丁神父说：“那天，我们发现罗纳德之后，就在这里插了一个十字架。现在还在这里。或许路人不会去弄，但我觉得它不可能一直插在这里。冬天海上如果有暴风雨，海浪会卷到这里的。”

十字架再过去的沙崖是一片色彩艳丽的赤陶片，仿佛被铲子削过。沙崖上一圈草在微风中摇曳。左右两边有几个地方的崖面遭到了破坏，在伸出来的壁架下面留下了裂纹和裂缝。他觉得，如果把头放在这样的壁架下面，用棍子去捅上面的沙崖，有可能会把半吨重的沙子捅下来。但是，一般人不会这么干，除非心中抱着非同寻常的意愿，绝望到了极点。在他看来，没有比这更可怕的死法了。而且，如果罗纳德·特里维斯想自杀，完全可以游到大海里，等到又冷又累就会沉没，这种死法不是更容易做到吗？迄今为止，他跟马丁神父两个人都没有提及过“自杀”这个字眼，他觉得现在无可避免要讨论这个可能。

“神父，这种死法看上去更像是自杀，而不像是事故。可是，如果罗纳德·特里维斯想自杀，他为什么不游到大海里去？”

“罗纳德绝不会。他害怕大海。他甚至都不会游泳。大家游泳的时候，他从来都不下水，我从来没见过他来海滩上散步，这也是我觉得他选择来圣安塞姆就读很奇怪的原因，他完全可以选择其他的神学院。”马丁神父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原本就担心你会觉得他更像是自杀，而不是死于事故。这种可能性让我们大家都很难过。如果罗纳德是自杀的，而我们竟然都不知道他心中那么痛苦，那么我们对他的忽视就是不可饶恕的。我真的无法相信他是抱着自杀的目的来到这里，对他而言，自杀可是犯下重罪。”

达格利什说：“他脱下斗篷和教士服，还叠得整整齐齐的。他会不会因为打算爬上悬崖才把衣服脱下来叠好的？”

“有可能。穿着斗篷和教士服很难攀爬。看到这些衣服特别令人伤心。他摆放得这么整齐，袖子规规矩矩地向内叠起来，仿佛为出行整理行李似的。可是，他是一个小心谨慎的孩子。”

达格利什心想，可是他为什么要爬悬崖？为了找什么东西吗？如果真的是，那又是什么呢？这里的堤岸变化多端，堆积的沙子夹着一层鹅卵石，很容易踩踏，显然不是藏东西的好地方。他知道这里偶然会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包括琥珀或者从变成大海的墓地里冲上来的人骨。可是，如果罗纳德真的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那现在它到哪儿去了？他尸体旁边除了一根木棒什么都没找到。

他们默默地沿着海滩往回走，马丁神父步伐不稳，达格利什放慢步子等着他。这位年事已高的教父在风中弯着腰，把斗篷紧紧地裹在身上。达格利什感觉自己仿佛在跟死亡的化身同行。

回到车上，达格利什说：“我想跟发现门罗太太尸体的员工谈一谈——是一位姓皮尔比姆的太太吧？如果能跟医生谈一谈就更好了，可是很难找到合适的理由。没有什么可疑情况我不想引起大家猜疑。何况门罗太太的死亡已经让大家够悲伤的了。”

马丁神父说：“梅特卡夫医生今天下午应该会到学校来。一个叫彼得·巴克赫斯特的学生得了腺热，正在接受恢复治疗。他是上学期末患上腺热症的，他父母在国外工作，为了照料他，我们就让他假期也待在学院里接受治疗。乔治·梅特卡夫来的时候基本上都会带上他那两只狗，要是距离他去看下一个病人还有半小时的时间，他就会顺便遛遛狗。我们估计能碰上他。”

他们运气不错。车子驶过两旁的高塔，驶入庭院后，他们看到一辆路虎揽胜停在大楼前面。达格利什和马丁神父下了车，刚好梅特卡夫医生拿着医药箱从台阶上走下来，他一边走，一边跟楼里的人挥手道别。梅特卡夫医生个头儿很高，长着一张饱经风霜的脸庞，达格利什认为他快退休了。只见他大步走到路虎揽胜跟前，打开车门，车里立刻传出欢快的狗吠声。两只大麦町犬从车里蹿出来朝他扑来。他大声呵斥着，取出两只大碗和一个塑料瓶，然后拧开塑料瓶，往碗里倒上水。两只狗一边咕噜咕噜喝水，一边卖力地摇着白色的尾巴。

梅特卡夫医生看到达格利什和马丁神父朝自己走来，大声说：“下午好，神父。彼得恢复得不错，不用担心。他现在应该多出来透透气，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别整天钻在神学课本里。我正要带埃贾克斯和贾斯珀去海岬散散步。你一切都好吧？”

“我很好，谢谢你关心，乔治。这位是亚当·达格利什，是从伦敦来的。他会在我们这里待一两天。”

医生看了看达格利什，然后跟他握握手，而后满意地点点头，仿佛他体检合格。

达格利什说：“我还以为能在这里见到门罗太太呢，可惜我来晚了。我都不知道她竟然病得这么厉害，不过我听马丁神父说，她的过世不算太突然。”

梅特卡夫医生把夹克衫脱下来，从车里拽出一件宽松毛衣和一双步行靴换上，说：“死神的力量总是让我惊诧。有时候，你明明觉得病人连一个星期都熬不过去了，可他们竟然好了；有时候，你觉得他们至少还能活上半年，结果夜里就去世了。所以我从来不去预估病人能活多长时间。不过门罗太太早就知道自己心脏有问题——她毕竟是一位护士，其实我对她的过世并不感到惊讶。她随时都会离开我们。这点我们两人都知道。”

达格利什说：“这么说学院就不用第二次申请验尸了，距离第一次验尸还没过去多久呢。”

“噢，天哪，当然了!根本没必要。我定期来看她，其实她去世前一天我还来过。很抱歉你没能见到她。你是她的朋友吗？她知道你来看她吗？”

“不，她不知道。”达格利什说。

“真遗憾。如果她知道你要来，说不定不会那么快过世。你搞不懂心脏病人。其实任何病人你都搞不懂。”

他点点头和两人告别，然后大步朝外走去，两只狗一路小跑跟在他身旁。

马丁神父说：“我们去看看皮尔比姆太太在不在家。我把你送到门口介绍一下，然后你们聊一聊。”

13

圣马可别墅面朝走廊的门敞开着，灯光洒在铺着红色地砖的地板上，两旁低矮的架子上分别摆着一排陶土花盆，花盆里的花叶映着灯光，格外鲜艳活泼。马丁神父刚要敲门，里面的门就打开了，皮尔比姆太太微笑着站在一旁邀请他们进去。马丁神父简单地介绍了达格利什的身份，在门口犹豫了一下才离开。其实他是在考虑要不要说一句“祝你好运”。

达格利什走进略显拥挤的房间，儿时的记忆化作浓浓的怀旧愁绪向他袭来。当时他还是个小男孩，就在这样的房间里，母亲来教区探望，他坐在桌旁，两只脚悬在椅子下面，吃着水果蛋糕；抑或在圣诞节，他一边吃肉馅饼，一边听妈妈那略显迟疑的声音低声祷告。屋子里的一切都令人感到那么熟悉而温馨：小小的铁壁炉上装着风罩，正中央的方桌上铺着红色的长绒桌布，桌子中间绿色的瓶子里插着一株高大的叶兰；壁炉两旁放了两把扶手椅，其中一把是摇椅；壁炉架上面摆着几件装饰品，其中有两只瞪着眼睛的斯塔福郡斗牛梗，一只花哨的花瓶，上面写着“来自绍森德的礼物”，还有几个银相框，里面装着一组照片。墙壁上挂着一个胡桃木画框，画框里镶着一张维多利亚时代的版画，题目是《海员归来——爷爷的最爱》，上面一群白白净净的孩子和父母正跨过草地，朝教堂走去。起居室朝南的窗户敞开着，可以望到远处的海岬，窄窄的窗台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花盆，里面种着仙人掌和非洲紫罗兰。唯一看上去不和谐的，就是摆放在角落里的一台大电视机和一台录像机。

皮尔比姆太太个头儿不高、敦敦实实，宽大的脸庞风吹日晒，金黄色的头发被小心地梳成大波浪。她裙子外面总是穿一条绘着花朵的围裙，现在脱了下来，挂在门后的挂钩上。她示意达格利什坐在摇椅上，他们面对面坐在壁炉旁，达格利什忍不住想躺下去，舒服地摇一摇。

看到达格利什看那些版画，皮尔比姆太太说：“那是我爷爷留给我的。我从小就看着这些图片长大。雷格觉得它们太伤感了，可是我喜欢。它们跟现在的画不一样。”

“是啊，不一样。”达格利什说。

皮尔比姆太太的眼睛非常温柔，但是充满了智慧。阿尔莱德·特里维斯爵士曾叮嘱达格利什调查要谨慎，但并没有要求他秘密进行。皮尔比姆太太跟塞巴斯蒂安神父一样，有权知道真相，至少应该让她知道必要的真相。

达格利什说：“我来是为了了解罗纳德·特里维斯的死因。他的父亲阿尔莱德爵士无法亲自在英格兰进行案件调查，所以让我来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好让他对案件的裁定安心。”

皮尔比姆太太说：“塞巴斯蒂安神父告诉我们，您会来问我们一些问题。阿尔莱德爵士的想法是不是有点儿古怪？大家还以为他不会理会呢。”

达格利什看着她说：“您对案件的裁定满意吗，皮尔比姆太太？”

“呃，我没看到尸体，也没有接受案件调查。这事儿跟我没什么关系，不过，确实让人感觉有点儿奇怪。大家都知道那些沙崖很危险。但是，那个可怜的孩子现在已经死了，我不明白他爸爸翻这些旧账有什么用。”

达格利什说：“可惜我不能跟门罗太太谈一谈了，不过我想了解一下，她有没有跟您提起过发现尸体的事儿。马丁神父说你们是朋友。”

“可怜的女人。是啊，我们算是朋友吧，尽管玛格丽特从来不会贸然去别人家。就连她儿子查理遇害的时候，她也没有真正和我们亲密过。查理是一名陆军上尉，玛格丽特曾经为他感到非常自豪。她说，查理这一辈子就想当兵。后来，查理被爱尔兰共和军抓住了。我觉得当时他可能在从事某项秘密工作，爱尔兰共和军为了让他招供，用尽了酷刑。查理的死讯传来的时候，我曾搬过去照顾玛格丽特，跟她待了仅仅一周的时间。当时是塞巴斯蒂安神父让我去的，不过就算他不说，我也会去的。玛格丽特没有阻止我搬过去。我觉得她根本就没注意这些。每次我把饭菜端到她跟前，她就吃上一两口。后来她突然赶我走，我倒是松了一口气。她说：‘对不起，露比，我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你对我真的很好，不过现在你还是走吧。’于是我就走了。

“照顾她的那些日子，以及后来的几个月里，就像眼睁睁看着她在地狱里受刑却发不出声音来一样。她的眼神越来越空洞，整个人仿佛干枯了。我觉得，嗯，她好像一直都没有从阴影中走出来——换了你，你也一样对吧？不过，她重拾勇气，继续生活下去。我真的以为是这样，我们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可是后来，按照耶稣受难日协定[5]，那些凶手被从监狱里放了出来，她无法承受这样的结果。我觉得她当时非常孤单。她很爱那些学生，在他们生病的时候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们，把他们当自己的孩子。可是，我觉得查理去世后那些学生跟她走得不近，他们有点儿畏畏缩缩。年轻人不喜欢守着悲伤的人，倒也不能全怪他们。”

达格利什说：“他们当上牧师后少不了要应付这些问题。”

“噢，我相信他们会学会的。他们都是好孩子。”

达格利什问：“皮尔比姆太太，您喜欢罗纳德·特里维斯吗？”

她沉默了一会儿，才回答说：“这不是我喜不喜欢的问题。不是任何人喜不喜欢的问题。在小教区里，特别偏爱谁是行不通的。塞巴斯蒂安神父一直都反对偏爱。不过，他确实不大受欢迎，我觉得他在这里过得不开心。他有点儿沾沾自喜，对别人又很苛刻。这通常都是因为缺乏安全感，对吧？他的言谈举止时刻提醒大家他爸爸是个有钱人。”

“他是不是跟门罗太太要好，您知道吗？”

“跟玛格丽特？嗯，我觉得算是吧。他经常去找玛格丽特，这我知道。一般来说，除非员工邀请，学生们是不能随便出入员工别墅的。我觉得他经常会自己跑去拜访玛格丽特。不过玛格丽特也从来没有抱怨过。我不知道他们能聊些什么。或许他们两个人都喜欢对方陪在身边。”

“门罗太太有没有跟你提起过她发现尸体的事？”

“说得不多，我也不喜欢去问。当然，后来调查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了，我在报纸上看到过，不过我没有去接受讯问。大家对这件事议论纷纷，尽管不会当着塞巴斯蒂安神父的面谈论。他痛恨流言蜚语。不过，估计所有的细节都传到我的耳朵里了——不过也没多少。”

“她有没有告诉过您她把这件事都写下来了？”

“没有，她没说，不过对此我倒不觉得意外。玛格丽特这个人很擅长写作。查理遇害之前，她每周都给查理写信。我去看她的时候，她就趴在那儿写，写了一页又一页。不过她从来没告诉我她正在写罗纳德的事。她为什么会去写这些？”

“她心脏病发，是您发现了她的尸体对吗？当时是什么情况，皮尔比姆太太？”

“嗯，我上午六点多去学校的时候发现她房间的灯还亮着。我有几天没见她了——没跟她聊过了，心里有点儿过意不去。当时我觉得对她有点儿冷落了，说不定她愿意到我家来和我们共进晚餐，然后一起看看电视呢。于是，我就想到她的别墅去看看，结果发现她躺在椅子上死了。”

“门没锁还是您有钥匙？”

“噢，门没锁。我们这里很少有人锁门。我敲了敲门，她没应，我就进去了。我们以前都这样。我一进门就看到了她。当时她全身冰冷，坐在椅子上，僵硬得像一块木板，膝盖上还放着毛线。她右手握着一根针，针尖插在下一个针脚里。于是我赶紧打电话给塞巴斯蒂安神父，塞巴斯蒂安神父打电话叫来了梅特卡夫医生。梅特卡夫医生前一天刚刚来看过她。她有很严重的心脏病，所以死亡证明很顺利地开了出来。其实，这样离开人世对她来说也不错。我们大家都应该这么幸运。”

“您也没有发现任何纸张，或者信件？”

“当时明面上能看到的地方都没有，当然，我没有到处去翻找。再说我干吗要这么做呢？”

“您当然不会去翻找了，皮尔比姆太太。我只是想了解一下桌子上有没有放着手稿、信件或者文件之类的东西。”

“没有，桌子上没东西。倒是有一件事很奇怪。她当时不可能真的在织毛衣。”

“为什么这么说？”

“嗯，她这些日子正在给马丁神父织一件套衫。马丁神父在伊普斯威奇一家商店里看到一件套衫，回来后跟她提过，她觉得可以织一件当作圣诞礼物送给马丁神父。但是，那件套衫的花样非常复杂，一根线上每隔一段就有一个图案，她跟我说特别难织。每次她都要把图样打开放在面前看着才能织得出来。我经常看到她织，每次她都得看着图样。而且，她戴的那副眼镜也不对，那是她看电视戴的。看近的东西她都是戴那副金边眼镜。”

“当时图样也没放在她跟前？”

“没有，只有毛衣针和毛线放在她膝盖上。还有，她握毛衣针的姿势也很奇怪。她织毛衣的姿势跟我不一样，她说那是欧洲人的织法。那看上去非常怪异。她经常会握着左边的针不动，用另一根针绕着左边的针来织。当时我觉得很奇怪，因为她的样子不可能是在织毛衣，而她的膝头却放着织了一半的东西。”

“可是你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

“说不说有什么关系？无所谓了。这么多奇怪的事，不差这一件。我猜想她当时感觉很难受，于是伸手拿来毛衣针和织了一半的毛衣，坐在椅子上，忘记拿图样了。可是我很想念她。那栋小别墅空荡荡的让人感觉很怪，仿佛她一夜之间从这里消失了。她从来没说过自己有家人，后来才知道她有个姐姐在瑟比顿。她姐姐安排把尸体运到伦敦火葬了，然后和她丈夫到这里来，把小别墅里面的东西全都搬走了。没有什么像死亡一样，能让久不联系的家人全都到场。玛格丽特不会让大家给她开追思弥撒的，可是塞巴斯蒂安神父在教堂里为她举行了一场出色的追思弥撒。他给每个人都安排了任务，他觉得我应该读一段圣保罗的文章，可是我说我宁愿念一段祈祷文。我不太能接受圣保罗。在我看来，他有点儿无事生非。有一小撮基督教徒只专注于自己的事，但大体上和睦相处。世无完人。可是圣保罗突然出现了，他对人们指手画脚，说东道西，还会给人写措辞激烈的信。我倒不介意收到这样的信，于是我就对塞巴斯蒂安神父实话实说了。”

“那他怎么说？”

“他说圣保罗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宗教天才之一，没有他，我们就不会成为基督教徒。我说：‘嗯，神父，我们总会成为什么吧。’然后就问他，如果没有成为基督徒，我们会成为什么。可是我觉得他也不知道。他说他会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可是他一直也没告诉我。他说，我提出的问题超出了剑桥大学神学院的教学大纲。”

达格利什婉拒了皮尔比姆太太的茶和蛋糕，离开了那栋小别墅。他一边走一边想，皮尔比姆太太的发现，远远不止那些宗教问题。

14

爱玛·拉文汉姆本来希望能早点儿从剑桥大学出发，可是贾尔斯在大厅吃过午饭后，趁着她收拾行李的空当，说有几个问题必须在她离开之前决定下来，结果等他们谈完，时间已经晚了。她能感觉到贾尔斯是故意拖延她的时间。她每个学期要花三天时间到圣安塞姆学院去授课，但是贾尔斯一直都不喜欢她这么做。他从来没有公开表示过反对——可能担心爱玛会觉得他没有权利干涉自己的私生活，可是却会不露声色地表达自己的不满，不仅因为他无法参与其中，还因为他作为无神论者，对神学院实在不怎么感冒。而且，他很难以她在剑桥的工作有多么辛苦而阻止她。

出发晚了，她不可避免地碰上星期五傍晚的晚高峰，路上时不时堵车，让她对贾尔斯心生怨恨，恨他不露声色地拖延自己的时间，也恨自己没能识破他的小伎俩。就在上个学期的期末，她意识到贾尔斯对她的独占欲越来越强烈，要她把时间和情感都花在他身上。他可能会在北方一所大学里当上教授，前途现在一片光明，他开始全心全意考虑婚姻问题，或许，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把她留在自己身边。她知道，他非常明确什么样的生活最适合自己。不幸的是，她并不想那么做。她决定把这些问题和大学生活的烦恼统统放到一旁，至少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暂时不考虑。

到圣安塞姆授课开始于三年前。当时是塞巴斯蒂安神父聘用的她。他在跟剑桥的人接触期间就曾做过各种试探。圣安塞姆学院想找一位年纪比较轻的学者，每个学期开学的时候到学院来讲授三节“英国国教诗歌传承”课。这位学者要声名卓著——或者日后会声名卓著，要能够跟年轻的学生顺畅地沟通，还要和圣安塞姆的理念相融合。至于他们的理念具体是什么，塞巴斯蒂安神父觉得没必要详细解释。塞巴斯蒂安神父后来告诉她，这个职位是按照学院的创办者阿巴斯诺特小姐的希望设置的。在这件事以及其他事情上，她深受牛津高教会派朋友们的影响，认为圣公会的教士作为新上任的神职人员，有必要了解他们自己的文化遗产。爱玛今年28岁，最近刚刚获得大学讲师资格，塞巴斯蒂安神父邀请她聊一聊，问她能否每年到圣安塞姆讲9天的课。雇佣双方谈得很顺利，爱玛只提出一个附加条件：授课内容不局限于英国教会作家的作品，也不局限在哪个时期内。她向塞巴斯蒂安神父提出，她希望介绍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的诗作，把诗歌作品的时间段扩延到现代，将诸如艾略特之类的现代诗人全都囊括进去。塞巴斯蒂安神父显然对自己的眼光十分满意，至于那些细节问题，就让她自己看着办了。他曾在爱玛第三节研讨课上出现过，当时他默不作声的样子颇有威慑力。不过此后，他再也没有对这门课表现出任何兴趣。

她越来越看重待在圣安塞姆的3天时间了，每次都翘首以待，而圣安塞姆从来没有让她失望过。3天授课结束后就是周末。剑桥的生活压力很大。她早早获得了大学讲师的职位——或许有点儿太早了，还不太擅长把自己热爱的教学与科研、行政工作、对学生的教牧关怀等协调起来，现在学生们越来越喜欢把自己的问题向她倾诉。有的学生家里从来没出过大学生，他们身负家族期望，焦虑不堪；有的学生成绩很好，却无法忍受长到令人生畏的参考书目；还有的学生想家却又羞于承认，觉得自己无法适应这种可怕的新生活。

贾尔斯对她的需求和她自己对感情的困惑让她越发感觉心劳力拙，而圣安塞姆那井然有序的布局和远离喧嚣的安宁让她心旷神怡。在这里，她跟那些聪明的年轻人谈论自己热爱的诗歌；在这里，学生们无须应付沉重的课业，也不必为了学士荣誉学位考试而疲于奔命，他们提出的观点容易让人接受，也愿意用自己提出的观点去取悦她。她会尽量避免跟学生之间产生暧昧，但是她心里知道学生们喜欢她，喜欢学校里来个女老师，他们盼着她来，把她当作自己人。不只是学生们欢迎她，员工和神父们也一直把她当朋友对待。塞巴斯蒂安神父尽管表现得冷静而矜持，但无法掩饰他的自豪——他觉得自己又一次为学院挑到了合适的人选。别的神父看到她，都非常高兴，也不会去刻意掩饰这种开心。

如果说拜访圣安塞姆让她心情雀跃，那么定期回家探望父亲没有一次不让她心情抑郁。父亲从牛津退休后，就搬进马里波恩地铁站附近的一座宅邸。红砖墙让她想起生猪肉的颜色，沉闷的家具、贴着暗色墙纸的内墙、装着铁丝网的窗子无一不让人感到死气沉沉，而父亲似乎从来不关注这些。她的父亲亨利·拉文汉姆结婚很晚，妻子生下第二个女儿后就因为乳腺癌去世了。当时，爱玛只有3岁，她感觉父亲仿佛把对亡妻的爱全都转移到了那个新生儿身上，刚刚失去妈妈的她又难过又无助，感觉备受冷落。爱玛从小就知道自己不受宠。她并未因此而对妹妹心生嫉恨，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成功去弥补缺失的亲情。她的童年时代就是“出色”和“美丽”的代名词。这两个词都给她带来莫大的压力：第一个词是对成功的期望，这种期望来得太快，让她猝不及防；第二个词令人困惑，有时甚至是一种折磨。她少女时代就长成了一个美人，时常盯着镜子试图去定义和评估这笔被格外高估了的资产。那时候她差不多已经知道，长得好看、可爱是一种上天的恩赐，而美丽、漂亮则是危险的和不那么容易接受的礼物。

在妹妹玛丽安年满11岁之前，爱玛和妹妹一直由姑姑代为照看。姑姑是一个深明大义、情感含蓄、尽职尽责的女人，虽然她全无母性的本能，但她恪守本分、尽心尽力，对她们的态度平和而淡定。可是，等到她觉得玛丽安可以照顾自己了，就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她们，一头扎进自己的世界里，养养狗，打打桥牌，到国外去转悠转悠。爱玛和玛丽安眼睁睁地看着姑姑洒脱地走掉。

可是，没多久玛丽安就死了。她13岁生日那天出了车祸，被一个醉驾的司机撞死了，此后只剩下爱玛和父亲两人相依为命。现在只要爱玛去看父亲，父亲都会表现得谨慎而礼貌，这种态度令人痛苦。他们之间缺乏交流，彼此都避免情感流露，爱玛甚至不能把这种关系称之为疏远，因为他们之间近乎陌生人。而且，他以前从来没有表露出半分对亲情的渴望，如今他年逾七十，孤苦伶仃，是不是觉得再向女儿讨要亲情显得低三下四，所以十分为难？当然，这只是爱玛的猜测。

终于快到圣安塞姆了。除了夏季的周末，通往海边的小路平时人迹罕至。在这个寂寥的傍晚，她是唯一的行者。小路在她面前延伸开来，在晦暗不明的灯光下，显得那么苍白阴郁，树影幢幢。她每次来圣安塞姆，都感觉自己仿佛正在朝着支离破碎的海岸驶去，渐渐陷入无法控制的、神秘而与世隔绝的时空。

她拐上通往圣安塞姆的小径，高耸的烟囱和塔顶在暮色中若隐若现，仿佛正向她逼近。这时，她看到前方50码开外有一个矮小的身影步履蹒跚地往前走，原来是约翰·贝特顿神父。

她把车停在约翰神父跟前，摇下车窗问：“神父，我载您一程好吗？”

他眨眨眼，仿佛一下子没认出她来，接着脸上露出那种熟悉的孩子气的笑容，笑眯眯地说：“是爱玛呀!谢谢，谢谢。你能载我一程太好了。我本来没打算在水塘边走这么远。”

他穿着一件厚厚的花呢大衣，脖子上挂着一副望远镜。他打开车门坐进来，花呢大衣裹挟着一股海水潮湿的气息。

“今天观鸟运气怎么样，神父？”

“只看到常见的冬季留鸟。”

气氛很友善，不过两个人都没再说话。曾经有一段时间，爱玛感觉跟约翰神父共处一室很别扭。那是三年前她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拉斐尔告诉她神父曾经身陷囹圄。

拉斐尔说：“如果在这儿没人跟你提起，那剑桥应该有人告诉过你，不过我宁愿你从我这里听说这件事。约翰神父曾经承认侵犯过他唱诗班的孩子。他们是这么说的，但我怀疑根本就算不上侵犯。他曾为此坐过三年牢。”

爱玛说：“我不怎么了解法律，可是感觉似乎判得很重。”

“不光是那两个男孩的事儿。附近教区一个叫马修·克兰普顿的神父非要翻他的旧账，穷追猛打，又挖出三个年轻人。他们指控约翰神父犯下重罪。据他们说，由于约翰神父早期对他们的虐待导致他们失去工作、精神痛苦、行为不良、仇视社会。他们是在说谎，可是约翰神父坚持要认罪。他有他的想法。”

尽管爱玛不像拉斐尔一样坚信约翰神父无罪，但她心里对他充满了怜悯。他仿佛缩进自己的世界里，战战兢兢地守护着自己敏感而脆弱的内心，仿佛一不小心就会被人碰碎。他总是那么谦和温雅，爱玛只是偶尔看到他的眼神才发现他内心的痛苦多么强烈，令人目不忍睹。或许除此之外他还承受着沉重的罪恶感。爱玛多希望拉斐尔没把这件事告诉她。她无法想象他在铁窗内那几年是怎么度过的。真的有人甘愿自堕地狱吗？他在圣安塞姆肯定过得也不容易。他和未出嫁的姐姐单独住在三楼的私人公寓里，他的姐姐脾气古怪。爱玛见过他们几次，她觉得约翰牧师明显非常爱他的姐姐，但也许即使是爱，对他来说也是额外的负担，而不是安慰。

爱玛心中犹豫要不要跟他提罗纳德·特里维斯的死亡。她在各大报纸上都看到了简报，而且拉斐尔也打来电话把这件事告诉了她。拉斐尔经常会和她联络，好让她和圣安塞姆互通消息，他视此为己任。思考再三，她写了一封措辞谨慎的短信给塞巴斯蒂安神父，以表哀悼，而塞巴斯蒂安神父的亲笔回信比她的更简短。现在跟约翰神父谈罗纳德的事很正常，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她有些犹豫。她感觉这个话题可能不受欢迎，而且还有可能会令对方痛苦。

圣安塞姆越来越近，屋顶、高耸的烟囱、角楼、塔楼和圆屋顶随着最后一缕暮光消逝越来越模糊。早年拆毁的伊丽莎白门楼前面，两根砖岩斑驳的柱子静静地矗立在那里，无言地传递着暧昧的信息：它像自然勃起的阴茎，又像雄赳赳的哨兵，防卫源源不断来犯的敌人，以此坚持不懈地提醒学院必将灭亡的命运。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约翰神父在她身边，或者想到罗纳德·特里维斯被闷在沙子里活活憋死，爱玛心中突然涌起了浓重的悲伤和莫名的忧虑。以前她每次来圣安塞姆无不充满喜悦，然而现在随着车子驶近，她竟然隐隐感到恐惧。

他们驶近前门，门开了，爱玛看到拉斐尔站在门口，大厅的灯光照在他身上。显然，他一直在等爱玛。他身穿黑色的教士服，面无表情地俯视着他们，仿佛一尊石像。爱玛想起来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当时爱玛难以置信地瞪大眼睛，愣在那里，而后不由得为自己的失态笑起来。另一名学生史蒂芬·莫尔比也在，他也哈哈大笑起来。

“他不同寻常吧？我们在雷登一家小旅馆碰到一个女人，她说：‘你是从哪儿来的，天国吗？’我想跳上桌子，脱光上衣，露出胸膛，大声喊：‘看看我吧!看看我吧!我也很漂亮呢。’可是没那个可能。”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不带一丝嫉妒，或许，对一个男人来说，美貌并不一定是好事。确实，在爱玛看来，看到拉斐尔很难不令人想起洗礼仪式上的坏仙子。同时，她也觉得很有趣，因为看着他虽然赏心悦目，但并不会产生任何与性有关的遐想。或许，他对男人的诱惑力比对女人更大。不过，显然他并不感觉自己对男人或女人有诱惑力。爱玛从他的从容和自信中可以感觉到他知道自己长得美，也知道这种美让自己与众不同。他很珍视自己的容貌，为拥有这样的容貌而自豪，但是似乎并不在意自己的容貌对他人有什么影响。

此时，他脸上露出一丝笑容，从台阶上走下来，朝爱玛伸出手。爱玛感觉他的手势不像是欢迎，倒像是一种警告。约翰神父点点头，冲他们笑了笑，匆匆走开了。

拉斐尔接过爱玛手中的笔记本和行李箱，说：“欢迎回来。我不敢保证你这个周末过得愉快，不过，应该会很有趣。我们这里住了两个警察——其中一个是来自伦敦警察厅的达格利什探长，来调查罗纳德·特里维斯的死亡事件。还有个访客在我眼里更不受欢迎。我打算躲着他走，建议你也躲着点儿。就是马修·克兰普顿执事长。”

15

还要再去见一个人。达格利什回到自己的房间，没一会儿就从里面走出来，他穿过安布罗斯和教堂燧石墙中间的铁门，沿着通往圣约翰小别墅的小路往外走，这条小路大约80码长。此时已经接近傍晚，暮色四合，西方的天空被晚霞渲染得绚丽多彩，间或夹杂着一道道粉红的色带。晚风渐劲，小路两旁墙头上纤弱的小草在风中摇曳，忽而一阵疾风袭来，吹得野草全都俯下身去。达格利什身后，圣安塞姆面向西方的前壁上洒满了霞光，三栋小别墅分散开来，像三座明亮的灯塔围绕在一栋受困的城堡四周，空荡荡的圣马太别墅黑色的轮廓越发显眼。

暮色渐浓，涛声越来越激烈，逐渐从轻柔的呢喃变成无言的咆哮。达格利什想起自己童年时常看着大海随着最后一缕霞光逝去开始怒哮，仿佛夜幕和黑暗是它的盟友。他坐在杰罗姆的窗下，望着远方越来越暗的灌木丛，想象着有那么一片海滩，坍塌的沙塔最终被摧毁，孩子们的呼叫和欢笑突然销声匿迹，折叠式躺椅已经收了起来，潮落潮涨，将沉船四周溺水而亡的水手的白骨卷上海岸。

圣约翰小别墅的门敞开着，灯光流泻在通往边门的小路上。边门很整洁。达格利什可以清晰地看到右边猪圈的木墙，听到猪们低沉的哼哼声。鼻端传来它们的气味，只不过这种气味既不浓烈也不算很臭。猪圈过去是一片菜畦，里面整整齐齐地种着几垄不知名的蔬菜，豌豆藤攀上更高的藤架。菜园尽头隐约是一间小温室。

听到达格利什的脚步声，埃里克·瑟蒂斯出现在门口。他仿佛有点儿踯躅，往旁边站了站，没说话，只僵硬地做出一个请进的手势。达格利什知道塞巴斯蒂安神父跟员工们说过他最近会来，只是不知道是怎么解释他的来意的。他能感觉到对方虽然在等他，但并不欢迎他。

他说：“瑟蒂斯先生，我是伦敦警察厅的达格利什探长。塞巴斯蒂安神父可能跟你说过，我是来调查罗纳德·特里维斯的死亡事件的，可能需要问几个问题。案子审理时他父亲不在英格兰，所以想尽可能了解一下他儿子死去的时候是个什么情景。不知道你方不方便，我想耽搁你几分钟时间，跟你聊一聊。”

埃里克点了点头：“没问题。介意进来说吗？”

达格利什跟在他身后走进房间，站在走廊的右边。这栋小别墅的布置跟皮尔比姆太太温馨舒适的装饰风格完全不同。尽管屋子中央也有一张原木桌、四把直背椅，但是却装修得像一间车间。正对着门的墙壁前面摆着一个搁物架，上面挂着一排干干净净的园艺工具：铁锹、铁叉、锄头，还有大剪刀和锯子，下方一堆木格里面放着工具箱和小器具。窗户前面有张工作台，台面上泛着荧光。厨房的门敞开着，里面散发出一股刺鼻的气味。埃里克正在给他的小猪崽们煮泔水。

他从桌子底下拖出一张椅子，椅子刮在石头地板上发出刺耳的声音，他说：“麻烦你在这里等一下，我去洗个手。我刚才去看猪崽了。”

达格利什从敞开的房门看到他站在水池边使劲地洗着手，泼得头上、脸上都是水。他仿佛不停地在洗皮肤上的脏污。然后，他脖子上搭着毛巾走回来，紧张地坐在达格利什对面，上身直挺挺的，仿佛准备接受审讯的囚徒。突然，他扬声问：“要喝杯茶吗？”

达格利什觉得喝杯茶可能会让他放松下来，于是说：“那就麻烦你了。”

“不麻烦。我用茶包冲泡。加牛奶和糖？”

“加牛奶就可以了。”

不一会儿他就回来了，把两个马克杯放在桌子上。茶又浓又烫。两人都没喝。他给人一种强烈的愧疚感，仿佛知道什么似的，达格利什很少在问话中遇到这样的人。可是，他到底知道什么？这个羞怯的男孩子——从年龄上来讲他当然比孩子大多了——恐怕连只动物都不会杀。就连他养的那些猪，都是在严格消毒、管理规范的备案屠宰场里割断喉咙的。但这并不是说埃里克缺乏应付突发事件的气力。他短袖方格衬衫下面的肌肉十分结实，他的双手又粗糙又大，跟身体的其他部位不成比例，仿佛嫁接上去的似的。五官清秀，但由于风吹日晒，脸膛黝黑。他的粗棉布衫扣子敞开着，露出的皮肤像孩子般洁白柔软。

达格利什端起杯子，说：“你一直都在养猪，还是到这里工作后开始养猪的？在这儿干了四年了吧？”

“来这儿以后开始的。我一直都很喜欢猪。我拿到这份工作的时候问过，塞巴斯蒂安神父说，只要它们不吵、不臭，可以养几头。猪很干净的。其实它们根本不臭。”

“猪圈是你自己盖的？你用木头盖猪圈，这我倒是没想到呢。我还以为猪会把什么东西都毁掉呢。”

“噢，它们确实会。只有外面一圈用的是木头。塞巴斯蒂安神父坚持要我用木头。他很讨厌混凝土。木头里面是建筑轻型砖。”

埃里克等着达格利什喝了一口，才端起自己的杯子。达格利什发现茶居然很好喝。他说：“我对猪了解得不多，不过我听说它们既聪明又友善。”

埃里克显然松了一口气：“是的。它们是最聪明的动物之一。我一直都很喜欢它们。”

“圣安塞姆运气不错，可以吃到纯天然的咸肉，没有化学味儿，也没有让人倒胃口的不明液体。而且还是天然风干的猪肉。”

“我养猪不是为了给学校提供猪肉。我就是养养它们——嗯，其实就是当宠物。当然，最终它们免不了要被屠杀，现在这倒是个问题。欧盟对屠宰场的规定很多，而且要求必须有兽医在场，只有几头猪，别人又不想要。还有运输问题。不过，布莱斯堡郊外有个姓哈里森的农场主可以帮忙。我把我的猪和他的一块儿送到屠宰场去。他自己会风干一些咸猪肉，所以我不时可以给神父们一条不错的猪腿。他们不怎么吃猪肉，不过，他们喜欢咸肉。塞巴斯蒂安神父非要付钱，不过我觉得他们不用付钱。”

达格利什一直都搞不懂，那些养宠物的人那么喜欢自己的宠物，竭尽所能满足宠物的需要，为什么那么容易就能接受宠物被屠杀的命运。不过，他此行的目的不在于此。

他说：“你认识罗纳德·特里维斯吗——我是说，你跟他有交往吗？”

“没有。我知道他是神学院的学生，我在学校见过他，不过我们没说过话。我觉得他不太合群。我是说，我看到他经常都是一个人。”

“他死的那天发生了什么事？你在这里吗？”

“我在这里，和我妹妹在一起。那天是周末，她来看我。星期六那天，我们没看到罗纳德，后来皮尔比姆先生问我他有没有来过，我们才知道他不见了。我们说他没来过。我们什么都没听到，大约五点的时候，我去打扫走廊和庭院里的落叶，冲洗地板。前一天下了雨，走廊里沾了泥巴。我通常都是在祷告过后才清扫、冲洗走廊，可是塞巴斯蒂安神父那天做完弥撒就让我去冲洗了。我正在冲洗的时候，皮尔比姆先生告诉我，他们发现了罗纳德·特里维斯的尸体。后来，晚祷前，塞巴斯蒂安神父把我们大家叫到图书馆，告诉我们出事了。”

“大家听了肯定很震惊。”

埃里克垂着头盯着自己的双手，他两只手十指交错放在桌子上。突然，他猛地把手缩回去，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似的，把身子缩在一起。他低声说：“是。很震惊。嗯，不是吗？”

“圣安塞姆好像只有你一个园丁。你种菜是自己吃还是供给神学院？”

“大部分是自己吃，也送给需要的人。我种的菜不够神学院吃，要是学生们都在，就不够了。我觉得我可以把菜园子扩大一些，可是要花很多时间。这里土壤还可以，毕竟靠近大海。我妹妹来看我的时候会带些蔬菜回伦敦，还有贝特顿小姐，她也会要一些。贝特顿神父跟她一块儿吃饭。皮尔比姆太太也要，他们夫妇自己煮饭吃。”

达格利什说：“门罗太太留下一个日记本。她在日记里写道，你10月11日那天给她送了几根蒜苗，就是她死的前一天。你还记得吗？”

埃里克沉默了一会儿，说：“嗯，可能是吧。我记不得了。”

达格利什温和地说：“这才没多久吧？刚过去一个星期呢。你确定自己不记得了？”

“我现在记起来了。那天傍晚我拔了蒜苗。门罗太太说过她喜欢用蒜苗蘸芝士汁当晚餐，于是我就拿了几根去圣马太小别墅找她。”

“发生了什么事？”

他抬起头，迷惑不解地看着达格利什：“没发生什么事啊。没什么事。我是说，她说了声‘谢谢’，就把蒜苗拿进去了。”

“你没进去？”

“没有，她没让我进去，我也没打算进去。我是说，那天凯伦在，我想赶快回来。那个星期她待到星期四早晨才走。其实那天我没想到门罗太太在。我还以为门罗太太在皮尔比姆太太那里。我本来打算趁她不在家，把蒜苗放在门口。”

“可是她在家。你确定她什么都没说、什么事都没发生？你就只把蒜苗给了她？”

他点点头：“我把蒜苗给了她就走了。”

这时，达格利什听到车子开过来的声音。埃里克肯定也听到了。他显然松了一口气，往椅背上一靠说：“是凯伦。她是我妹妹。她来过周末。”

车子停了下来。埃里克连忙走出去。达格利什能感觉到他急于跟妹妹单独说几句话，或许是想告诉她有人来了，于是就静静地跟在他身后，站在敞开的大门口。

一个女人下了车，站在她哥哥旁边，什么话都没说，转身从车上拖下来一个大帆布包和一堆塑料袋，然后关上车门。他们拖着一大堆袋子，沿着小路走过来。

埃里克说：“凯伦，这是伦敦警察厅的达格利什探长，来调查罗纳德的事儿。”

她没有戴帽子，一头乌黑的短发直立起来。耳朵上一只金色的大耳环，让精致的小脸看上去更加苍白。她颧骨很高，又细又弯的眉毛下一双细长的黑眼睛熠熠生辉。紧闭的嘴巴用亮红色的口红涂得轮廓鲜明，一张脸上黑、白、红三色分明。她扫了达格利什一眼，流露出一丝敌意，让达格利什感觉自己是个不受欢迎的客人。两人目光相交时，她仿佛在掂量达格利什，而后她的目光变得谨慎起来。

他们走进工作间。凯伦·瑟蒂斯把帆布包丢在桌子上，对达格利什点点头，然后对她哥哥说：“最好先把这些从马莎买的备餐丢进冰箱。车里还有一箱葡萄酒。”

埃里克看他们两人一眼，走了出去。那个女孩没说话，把帆布包打开，掏出一堆衣服和罐头盒。

达格利什说：“显然你现在不想有人打扰，不过，既然我已经来了，要是你能回答几个问题，倒是可以让我快点离开。”

“那就问吧。我叫凯伦·瑟蒂斯，是埃里克同父异母的妹妹。你来晚了吧？现在来调查罗纳德·特里维斯的事儿有什么意义？案子都审过了。意外死亡。现在连尸体都没了。他老爸在伦敦把他火化了。他们没告诉你吗？可是我瞧不出这跟伦敦警察厅有什么关系。我是说，这个案子不是萨福克警察局负责的吗？”

“基本上是这样，可是阿尔莱德爵士对儿子的死因有怀疑。刚好我要来萨福克，他就让我来看看能不能有所发现。”

“如果他真的想知道自己儿子怎么死的，就不会不来接受问话了。我觉得他心里愧疚，就想让大家都看看他对儿子很关心。可是他有什么好在乎的？他没说罗纳德是被谋杀的吧？”

大家避之不及的词就这样从她嘴里蹦出来，达格利什感觉很怪异：“没有，我觉得他不是这个意思。”

“哦，我无可奉告。我只见过他儿子一两次，我们最多打个招呼，说声‘早上好’或‘天气不错’之类的废话。”

“你们不是朋友？”

“我跟这里的学生都不是朋友。如果我没有误解你所说的朋友是什么关系，我可以告诉你，我是来这里看我哥，顺便换个环境的，不是来找神职候选人上床的。其实我倒不是说这对他们有什么害处，瞧他们那个样子。”

“罗纳德·特里维斯死的那个周末你在这里？”

“对。我星期五傍晚到这里，时间跟今天差不多。”

“那个周末你见过他吗？”

“没有。我们两个都没见过他。皮尔比姆跑来问我们他有没有过来，我们才知道他失踪了。我们说他没来。就这些。如果你还想知道什么，能不能等明天再说？我想安置一下，收拾收拾行李，喝杯茶，知道我什么意思吧？从伦敦到这里快累瘫了。要是你不介意，今天就到这里吧，倒不是说我还有什么要说的。我只知道他是这里的学生，仅此而已。”

“可是，你对他的死肯定有自己的看法，你们两人都有自己的看法，肯定也聊过。”

埃里克把吃的东西安置好，从厨房里走出来。凯伦看看他，说：“当然聊过，整所神学院都聊过。不妨跟你说，我觉得他可能是自杀。我不知道为什么，也不关心。我说了，我跟他就是点头之交，可是如果说是事故也太奇怪了。他肯定知道那里的峭壁很危险。嗯，我们大家都知道，有很多警示标语。他跑到海边去做什么？”

“说得对。”达格利什说。

他对他们说了声“谢谢”，转身准备离开，突然，他脑子里灵光一闪，对埃里克说：“你送给门罗太太的蒜苗是怎么拿去的？你还记得吗？是装在袋子里，还是什么包装都没有，直接拿去的？”

埃里克迷惑不解地说：“不记得了。好像是用报纸包着的。通常情况下，比较大的蔬菜我都会用报纸包着。”

“还记得你用的什么报纸吗？不着急，慢慢想。”达格利什看到埃里克没回答，接着说，“是大张的还是小张的？你订的什么报？”

最后还是凯伦替他回答说：“是一张《索尔贝每周公报》。我是个记者，会留意报纸。”

“你当时在厨房里？”

“肯定是啊，要不你说呢？我看着埃里克把蒜苗包起来，他说他要去送给门罗太太。”

“你记不记得是哪天的报纸？”

“不记得。我之所以记得是《索贝尔每周公报》，是因为我是个记者，这我跟你说了。埃里克从中间把报纸打开，上面有一张图片，是当地一个农场主的葬礼。他想让他的小母牛参加他的葬礼，于是他们就在那头牛的牛角和脖子上绑了黑色的丝带，把它牵到墓地去。我觉得他们不太可能把它牵进教堂。编辑们都喜欢这种照片。”

达格利什转而问埃里克：“《索贝尔每周公报》周几发行？”

“每周四。我通常都是周末看。”

“那就是说，你包蒜苗用的报纸很有可能是上周出版的。”他转而对凯伦说，“谢谢你，你提供的信息很有用。”说着，他仿佛又看到她那种掂量人的目光一闪而过。

他们把他送到门口。他在大门转身离去的时候，看到他们站在那里望着他，仿佛要确定他是不是真的走了。然后，他们同时转过身去，关上房门。

16

达格利什原本打算独自在绍斯沃尔德皇冠大酒店用过晚餐就赶回圣安塞姆参加晚祷，可是那里的东西实在太好吃了，他舍不得匆匆忙忙解决掉，结果等他回到圣安塞姆，把捷豹停好的时候，祷告已经开始了。他只好在房间里等着祷告结束。一缕灯光流泻在庭院里，教堂南边的门打开了，一拨人从里面走出来。他抬腿朝圣器收藏室的门口走去，塞巴斯蒂安神父从里面走了出来，转身锁上身后的门。

达格利什说：“可以聊聊吗，神父？要是今天不方便，我们等明天再说？”

他知道，按照惯例，晚祷过后大家都要保持安静。不过院长说：“需要很久吗，探长？”

“希望不会，神父。”

“那如果你想现在就现在吧。到我的书房去？”

院长还是坐在桌子后面的椅子上，然后示意达格利什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这跟坐在壁炉跟前的扶手椅上适意地聊天完全不同。院长既没打算先打开话匣子，也没打算问他对罗纳德·特里维斯的死有没有结论，或者有什么结论。他默默地等着达格利什开口，尽管态度算不上不友好，但是给人的感觉就是在忍着不高兴。

达格利什说：“马丁神父给我看了门罗太太的日记。罗纳德·特里维斯跟她待在一块儿的时间可能比我们想象的多，而且，当然了，罗纳德的尸体也是她发现的。因此，她日记中关于罗纳德的内容就很重要。特别是最后一篇日记，也就是她去世那天写的那篇。有证据显示她发现了一个秘密，十分焦虑，您却没有把它当回事儿？”

塞巴斯蒂安神父说：“证据？这可是法庭取证用的词儿，探长。我确实把它当回事儿了，因为那本日记对她很重要。我觉得我们不应该翻看别人的私人日记，可是她的日记是在马丁神父的鼓励下写的，所以马丁神父想看看她都写了些什么。或许是好奇心使然。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应该直接把它烧掉，不应该去看。不过，事情看上去很简单。玛格丽特·门罗是一个聪明、敏感的女人。她发现有件事让她很担心，后来选择相信当事人，不再去想了。不管她是怎么解释这件事的，她都不再感到烦扰了。我去调查此事不会有什么好处，当然也没什么坏处。你是说我应该把大家都召集起来，问问他们谁跟门罗太太之间有个秘密？我认为从她在日记当中的解释来看，没必要再庸人自扰了。”

达格利什说：“罗纳德·特里维斯好像有点儿不合群，神父。您喜欢他吗？”

这个问题问得有挑衅性，但是塞巴斯蒂安神父毫不退缩。达格利什看着他，觉得仿佛看到那张英俊的脸庞闪过一丝冷酷，但是他不敢肯定。

院长的回答隐含着怒气，但他声音平淡，完全听不出非难的意思：“说到和神职候选人的关系，我不关心自己喜不喜欢，去想喜不喜欢是不对的。偏爱或者明显地偏袒某人在小地方特别危险。罗纳德确实是一个缺乏魅力的年轻人，可是，魅力从来都不是基督教徒的必备美德。”

“那您有没有关心过他快不快乐？”

“圣安塞姆没有责任让每个人都快乐。如果我发现他不快乐，我会去关心的。我们很重视作为牧师对学生们的职责。罗纳德从来没寻求过帮助，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需要帮助。当然这不能开脱我的罪责。宗教对罗纳德很重要，他对自己的使命忠贞不渝。他非常清楚自杀是基督教重罪。而且也不可能是一时冲动想自我了结，从海滩到那片水塘有半英里，路也不好走。如果他确实是自杀，那只能是因为他彻底绝望了。如果学生出现这种情况，我应该会知道，可是我完全不知道。”

达格利什说：“那些身体健康的年轻人选择自杀总是让人很难理解。他们死了，可是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或许就连他们自己都无法解释。”

院长说：“我不是在向你忏悔，探长。我只是在陈述事实。”

两个人沉默了。达格利什还有一个尖锐的问题不得不问。他怀疑自己是不是问得太直接了，甚至有点儿生硬，可是他感觉塞巴斯蒂安神父喜欢直来直去的人，不喜欢别人耍花枪。他们话虽然说得不多，但是对彼此的性格还挺了解。

达格利什说：“我想冒昧地问一下，如果神学院关闭了，谁会从中受益？”

“我，还有其他人。不过，我觉得诸如此类的问题由我们的律师来回答更合适。神学院成立至今，它的法律事务都由斯坦纳徳、福克斯和佩罗内事务所负责，现在，保罗·佩罗内是学院资产受托人。他们的事务所在诺里奇。如果你感兴趣，他可以给你讲讲我们的历史。我知道他星期六上午偶尔也会上班。需要我为你预约吗？我先看看他在不在。”

“非常好，神父。”

院长伸手拿起桌子上的电话，都不需要翻找号码。他按下数字，等了一会儿，说：“保罗吗？我是塞巴斯蒂安·莫雷尔，我在办公室。达格利什探长在我这儿。我们昨晚聊过他来访的事，你还记得吧？他想了解几个关于神学院的问题，你看能不能帮忙解答一下……是的，不管他问什么都照实说。没什么好保留的……太好了，保罗。那就交给你了。”

他径直把话筒递给达格利什。话筒里传来对方的声音：“我是保罗·佩罗内。我明天上午在办公室。十点有预约，不过，如果你早点儿来，我们有足够的时间聊一聊，九点怎么样？我八点半到办公室。塞巴斯蒂安神父会把地址告诉你。我们离大教堂很近。那明天九点见。就这么说定了。”

达格利什坐回椅子上，院长说：“还有什么事要问？”

“神父，您这儿如果有玛格丽特·门罗的档案，能不能给我看一下？”

“要是她还在，那些档案肯定要保密。现在她死了，我没理由反对。拉姆齐小姐把它锁在隔壁的档案柜里。我去给你拿。”

他走出门去，达格利什能听到档案柜的铁皮抽屉开关的声音。不一会儿，院长回来了，递给他一个厚厚的文件袋。他没问门罗太太的档案跟罗纳德·特里维斯的惨死有什么关系，达格利什猜到他为什么不问了。他发现塞巴斯蒂安神父颇有老练的谋略家风采，一旦认为得到的答复可能会令人讨厌，就干脆不去问。他既然答应全力配合就一定会做到，可是，他会把达格利什每个令人讨厌的要求都记在心里，时机一到，就会指出他的要求多过分，理由多不充分，结果多不尽如人意。没有人比那些谋略家更擅长把对手引到无法反抗的境地，而后一招制敌了。

塞巴斯蒂安神父说：“你需要把档案带走吗，探长？”

“我今晚带去看看，神父，明天还给您。”

“如果没别的事就再见吧，晚安。”

他站起身来，替达格利什打开门。这个手势可能是出于礼貌，但是在达格利什看来，他更像一名校长在送走不讲道理的家长。

通往南边走廊的门还开着，到了夜晚，皮尔比姆就会锁门。只有沿路的壁灯发出暗淡的光芒，走廊里昏暗不明，只有南边走廊两间学生宿舍透出一丝亮光。达格利什正要朝杰罗姆走去，突然看见安布罗斯门外站着两个人。其中一个今天喝下午茶的时候见过，没错，就是他，那头灰白色的头发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另外一个是个女人。听到他的脚步声，那个女人扭过头来，刚好他走到房间门口，两个人目光交集，望着彼此，仿佛都有些错愕。灯光洒在一张勾魂摄魄的脸上，达格利什心里一震，他现在很少会产生这种恍惚的感觉，仿佛因惊讶吃了一惊。

拉斐尔说：“你们还不认识吧。爱玛，这位是达格利什探长，不辞辛苦从伦敦警察厅赶到这里，来告诉我们罗纳德是怎么死的。探长，来认识一下爱玛·拉文汉姆博士，她在剑桥工作，每年到学校来三次，来教我们。晚祷后我们分头去散步看星星，结果在峭壁那里刚好碰上了。于是，作为一名热情好客的主人，我决定护送她回房。晚安，爱玛。”

他的声音和姿态仿佛在表明他对她的所有权，达格利什感觉爱玛想要回避，她说：“我自己完全可以找到回来的路。不过，谢谢你，拉斐尔。”

他仿佛要去拉她的手，可是她态度坚决地对他们说了一声“晚安”，就匆匆走进自己的房间。

拉斐尔说：“今晚的星星真令人扫兴。晚安，探长。希望你都安排好了。”他转身大步穿过庭院里的鹅卵石小径，回到北边走廊自己的房间。

达格利什觉得很生气，连他自己也说不出是什么原因。拉斐尔·阿巴斯诺特这个过于英俊的年轻人举止轻浮。他可能是圣安塞姆的创立人阿巴斯诺特的后裔。如果是这样，神学院关闭后他有多大机会继承遗产？

他抛开杂念，坐在办公桌前，打开门罗太太的档案袋，一页一页地翻看。她1994年5月1日从诺里奇郊外的阿什科姆临终病人护理院来到圣安塞姆。圣安塞姆在《教会时报》和当地报纸上发布招聘广告，招聘一位收发床上用品、管理内务的常驻女工。门罗太太最近被诊断出心脏问题，她在求职信上说，护理工作对她来说负担太重了，她正在寻找轻松点儿的常驻工作。护理院的护士长给她写的推荐信尽管不是热情洋溢，但也很不错：门罗太太1988年6月1日到我院任护士，她工作勤奋，任劳任怨，只是性格稍显冷淡，为人矜持。护理濒临死亡的病人对她来说，无论是体力上还是精神上，负担都太重了。可是护理院认为她可以胜任学校较为轻松的护理工作，照顾健康的年轻人，另外负责床上用品管理。到圣安塞姆工作后，她似乎很少请假。档案里没几张写给塞巴斯蒂安神父的请假条，她好像喜欢待在自己的小别墅里，和她的独生子共度假期，她的独生子是名军官。从档案来看，她尽职尽责、工作勤奋，喜欢独自待着，除了对自己的儿子，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档案里面写道，她到圣安塞姆一年半后，她的儿子遇害。

达格利什把档案放进办公桌的抽屉里，洗了个澡，上床睡觉。他伸手把灯关掉，努力让自己入睡，可是无论怎么都睡不着，脑子里全是今天发生的事。他仿佛又和马丁神父站在海边，脑海里浮现出那套叠得整整齐齐的棕色斗篷和教士服，似乎准备出行，或许当时他就是这么想的。他把它们脱下来，会不会真的是为了爬上几码高的沙崖？沙崖是由几层石头和几团长草的泥土堆积而成的，很容易坍塌。如果确实如此，那他为什么要爬上去，是发现了什么吗？在那道海岸线上，沙子底下和峭壁上不时会露出几根经年累月埋在地下的骨头，那些骨头数年前从被淹没的墓地冲上海滩，现在埋在距离海边一英尺远的海底。可是现场并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就算看到一个头盖骨的弧面或者一条长骨的末端露出沙子，他也没有必要把教士服和斗篷脱掉再去拿吧？达格利什下意识觉得，那套叠得整整齐齐的衣服大有玄机。他是不是特地遵循宗教仪式，把性命、事业乃至信仰暂时放置一旁？

想着罗纳德的惨死，达格利什在怜悯、好奇和各种揣摩之间辗转，他又想到玛格丽特·门罗的日记。他把最后一篇翻来覆去读了好几遍，都能默诵下来了。门罗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秘密，以至于她只敢拐弯抹角地记录下来。她跟当事人谈过之后几小时就死了。鉴于心脏的状况，她随时可能死亡。或许，她的焦灼加速了死亡的降临，因为她知道她的发现将会把自己卷入某种暗潮。而她的死亡顺理成章。杀死她易如反掌。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独自住在小别墅里，心脏又不好，当地的医生定期来看她，她死了会顺理成章给她开具死亡证明。可是，如果她戴着看电视用的眼镜，为什么膝头上会放着织了一半的毛衣？如果说她死的时候正在看电视，又是谁关掉的电视？当然，这些蹊跷的事倒也不是说不通。当时夜深了，她也累了。线索仿佛越来越明显，到底是什么线索他也说不上来。虽然线索越来越明显，但依旧看不到解开谜团的希望。她的尸体跟罗纳德·特里维斯一样，都已经火化了。让他吃惊的是圣安塞姆处置死人的速度竟然如此之快，可是这不公平。阿尔莱德爵士和门罗太太的姐姐不约而同地拒绝让神学院参加丧礼。

他多希望能看一眼特里维斯的尸体。二手材料难以令人满意，现场连照片都没拍。可是报告却很清楚，明明白白地指向自杀。可是为什么？特里维斯把自杀看作重罪。到底是什么迫使他选择以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17

随便哪个旅途的游客到一座历史悠久的县城或城市都会意识到，市中心最引人注目的房子无一例外都是律师事务所。斯坦纳德、福克斯和佩罗内事务所也未能免俗。他们的公司设立在一栋一流的乔治亚风格的大楼里，走几步路就可以到大教堂，中间用一条窄窄的鹅卵石小路隔开。油光闪亮的前门上一对狮子头门环，漆面光可鉴人，窗明如镜，反射着朝阳柔和的光芒，铁丝窗一尘不染，这些无一不在宣示着这家事务所的崇高名望、兴隆昌盛和别具一格。接待处显然是从一间布局合理的大前厅隔出来的，年轻的女接待员正在埋头看杂志，听到达格利什的声音，她抬起头来，用令人愉悦的诺福克口音说：“您是达格利什探长吧？佩罗内先生正在等您呢。他说让您来了直接上楼。他在二楼，第一间就是。他的私人助理星期六不上班，只有我们两个人，不过，您要喝咖啡的话我可以给您煮。”

达格利什微笑着对她说了声“谢谢”，礼貌地拒绝了她的咖啡，径直上了楼梯。楼梯两侧都是这家公司以前各位领导的照片。

保罗·佩罗内站在办公室门口迎接达格利什，他长得不像在电话里听着那么年轻，已经有五十好几了。他身高六英尺多，身材瘦削，长下巴，浅灰色的眼睛，戴着一副牛角框眼镜，浅黄色的头发结成了绺，垂在高高的前额上。他的脸长得不像律师，倒像个喜剧演员。他穿着一身非常正式的黑色细条纹西装，西装的款式显然已经过时了，但裁剪得非常得体。可是蓝色的宽条纹衬衫和粉红色带蓝点的领带破坏了西装的正统。他仿佛意识到了自己的性格冲突。

达格利什被迎进房间，里面的摆设跟他预想的差不多。乔治亚风格的办公桌上没有放文件，也没有文件托。精美的大理石壁炉上方挂着一幅油画，上面显然是创立神父之一，与之并排的水彩画风景造诣深厚，足以与科特曼相媲美，或许就是科特曼的大作。

“你不喝咖啡？很聪明，现在喝咖啡太早了。我都是十一点到外面去喝。走路到圣玛丽·曼克罗夫特。刚好可以透透气。这把椅子会不会太矮了。不矮？要不你就坐那把。塞巴斯蒂安神父说，不管你问什么问题，只要是关于圣安塞姆的，我都可以如实回答。就是这样。如果这是警方的正式问话，我有责任配合，也愿意配合。”

他那双浅灰色的眼睛很有欺骗性，看似柔和，实则锐利。达格利什说：“算不上正式问话。我的任务不是很明确。估计塞巴斯蒂安神父也跟你说过，阿尔莱德·特里维斯爵士对他儿子那桩案子的审理结果不是很满意。他让伦敦警察厅做一些初步调查，看看有没有什么发现。我原本就要来萨福克，再加上我对圣安塞姆也有所了解，所以他就把这件事顺便交给了我，让我来看看。当然，如果发现需要立案，就变成正式调查了，届时将由萨福克警察局负责。”

佩罗内说：“对案子的审理结果不满意，嗯？我还以为他会如释重负呢。”

“他觉得意外死亡证据不足。”

“有这个可能，可是也没有证据证明死因有疑。这件案子公开审判可能更合适。”

达格利什说：“现在神学院面临难关，公开审判恐怕会引起反感。”

“正是如此。不过，他们对这起悲剧事件的处理非常谨慎。塞巴斯蒂安神父很擅长处理这样的事件。圣安塞姆以前经历过比这更糟的引起公众关注的事件。1923年是同性恋丑闻。当时，教历史的牧师讲师，是一个姓卡斯波特的神父，他爱上了一名学生，他们被院长抓了现行。当时他们骑着卡斯波特神父的双人自行车去费利克斯托港口，准备私奔。估计他们脱了教士服，换上了维多利亚时期的灯笼裤。当时的画面肯定很迷人。后来到了1932年，当时的院长带着一半教职工和三分之一的学生改信天主教。要是艾格尼丝·阿巴斯诺特知道了，恐怕在坟墓里都会气得跳脚!不过，最近这桩引起公众关注的事件确实发生得不是时候。正是如此。”

“你去接受讯问了吗？”

“是的，我是代表神学院去的。圣安塞姆成立伊始，这家律师事务所就是它的代理人。阿巴斯诺特小姐不喜欢伦敦，实际上整个阿巴斯诺特家族都不喜欢伦敦。她的父亲后来搬到萨福克，1842年修建了那栋房子，他让我们负责处理他的法律事务。当然，我们的事务所当时不在萨福克，不过我觉得他当时并不是非要找一家设立在萨福克的律师事务所，而是想找一家东盎格鲁人的。阿巴斯诺特小姐在父亲死后继续和我们合作。事务所的负责人之一是神学院的财产受托人。阿巴斯诺特小姐在遗嘱中特别说明，这位负责人必须是圣公会的教友。我是现任财产受托人。以后很麻烦，要是这里所有的搭档都是罗马天主教徒、新教徒或者无信仰者，我们该怎么办？估计到时候我们不得不说服相关人员转变宗教信仰。还好迄今为止总是能够找到合适的受托人。”

达格利什说：“这家律师事务所有些年头了吧？”

“事务所创立于1792年。现在事务所里已经没有斯坦纳德家的人了。他们家族最后一个在这里任职的是一位大学教师，我想是在一所新大学任教。不过事务所最近会来一个福克斯家族的人——其实是一只年轻的雌狐[6]，叫普莉希拉·福克斯，她去年才拿到从业资质，很有前途。很高兴看到后继有人。”

达格利什说：“听马丁神父的意思，特里维斯的死亡可能会导致圣安塞姆的关闭。作为财产受托人，你是否也抱着这样的观点？”

“恐怕是的。不过我要提醒你一下，是加速，不是导致。你肯定也知道，教会的政策就是把神学教育集中到为数不多的几个中心，可是圣安塞姆有点儿不合常规。现在它可能会提前关闭，但是，它的关闭本来就是不可避免的。不单单是教会政策和资源的问题。它的理念也过时了。对圣安塞姆的批评一直没断过——‘精英主义’‘恃才傲物’‘与世隔绝’，甚至还有人说‘学生伙食太好’。那里葡萄酒非常棒。我每年去四次，都特地避开大斋节和星期五。不过话说回来，那些葡萄酒大部分是别人送的。神学院一分钱都没花。老教士科斯格罗夫5年前把自己的酒窖送给了他们。老头儿的味觉相当不错。葡萄酒够喝到他们关门为止。”

达格利什说：“如果学校真的关门了，那几栋房子和里面的东西怎么处理？”

“塞巴斯蒂安神父没有告诉你吗？”

“他告诉我，他也是受益人之一，至于具体的，让我来问你。”

“正是如此，正是如此。”

佩罗内先生从办公桌后面站起身来，打开壁炉左边的橱柜，从里面抱出一个沉甸甸的大盒子，上面用白色的字写着“阿巴斯诺特”。

他说：“如果你有兴趣了解神学院的历史——我觉得你肯定有兴趣，或许我们可以从它的创立说起。都在这里了。喏，这个黑色的大铁盒里装着一个家族的故事。我要从艾格尼丝·阿巴斯诺特的父亲说起。他叫克劳德·阿巴斯诺特，死于1859年。他是一个纽扣生产商，主要生产女士靴子上的配扣、装饰纽扣之类的东西，他的工厂设立在伊普斯威奇。他经营有方，很快成了大富翁。艾格尼丝是他的长女，出生于1820年。弟弟埃德温出生于1823年，妹妹克拉拉出生于1825年。克拉拉就不说了。她一直没结婚，1849年在意大利死于结核。死后葬在罗马的新教徒墓地——当然，陪葬丰厚。可怜的济慈[7]!嗯，那个时代都是那么干的，抱着康复的希望，朝着太阳的方向走，而旅程当中随时很有可能丧失性命。可惜她没去托基，在那里安息。我们就不说她了。

“房子当然是老克劳德修建的。他太有钱了，想炫耀炫耀。正是如此。他把房子留给了艾格尼丝。钱留给女儿和儿子埃德温平分。我估计他们曾经为了遗产的分配发生过争执。不过，当时艾格尼丝住在那栋房子里，负责照料房子，而埃德温没有，于是艾格尼丝得到了房子。当然，如果她父亲知道她会把房子拿去做什么，事情可能就不一样了，他是个坚定的新教徒。可是人死以后哪里还管得了身后事？总之，老爷子把房子留给了女儿，就是这么回事。老爷子死后，艾格尼丝在剑桥和一个校友走得很近，在剑桥运动的影响下，她决定创立圣安塞姆学院。当然，房子是已经建好了的，她只加了两条走廊，修复了一下教堂，给员工们建了四栋小别墅。”

达格利什说：“埃德温后来去了哪里？”

“他是个探险家。他们家族的男性除了克劳德，全都渴望旅行。事实上，他是中东的显赫人物之一。他很少回英格兰，1890年死于开罗。”

达格利什说：“圣安塞姆的莎草纸就是他送的吗？”

牛角框眼镜后的双眼突然警觉起来。佩罗内沉默了一会儿，说：“这么说你知道这事。塞巴斯蒂安神父没跟你说过吧？”

“我只知道一点儿。我父亲知道那个秘密，虽然他很谨慎，但是我从我们待在圣安塞姆时发现的蛛丝马迹猜到了。14岁的男孩子，耳聪目明，好奇心又重，大人有时候根本防不住。我父亲跟我说了一点儿，让我发誓要保密。我当时也没什么其他想法。”

佩罗内说：“嗯，塞巴斯蒂安神父说，不管你提出什么问题，都如实回答，可是莎草纸的事，我知道的也不多，可能跟你差不多。没错，那幅莎草纸是阿巴斯诺特小姐的弟弟1887年送给她的，当然，他很擅长伪造莎草纸或者让别人伪造。他那种人喜欢恶作剧，这确实像他的风格。他是个热诚的无神论者。无神论者能热诚吗？总之他就是个反宗教主义者。”

“那幅莎草纸上到底是什么？”

“是彼拉多给一个卫队长的信，让他把尸体搬走。阿巴斯诺特小姐认为是赝品，大多数经授权看过那幅莎草纸的院长都同意她的观点。我没见过，不过我估计我父亲老斯坦纳德见过。我父亲非常肯定那不是真迹，可是他告诉我，假如是赝品，还真是做得不错。”

达格利什说：“很奇怪，艾格尼丝·阿巴斯诺特竟然没有把它销毁掉。”

“嗯，我觉得没什么好奇怪的。一点儿都不奇怪。关于此事，文件里有说明。如果你不介意，我可以把概要说给你听。她认为如果把那幅莎草纸毁掉，她弟弟就会把此事公之于众，而莎草纸已经被销毁了，就更说不清楚是不是真迹了。一旦莎草纸被销毁，就没人能证明它是赝品了。她特地谨慎地留下指示：莎草纸由历任院长保管，上一任院长死后，再传给继任者。”

达格利什说：“也就是说现在它在马丁神父的手里。”

“没错。现在归马丁神父保管，估计塞巴斯蒂安神父也不知道他放在哪里。如果你想了解信件的具体内容，应该去问他。我看不出这跟特里维斯的死有什么关系。”

“我也说不清楚。埃德温·阿巴斯诺特死后，那个家族怎么样了？”

“他有个儿子，名字叫休，生于1880年，1916年死于索姆河会战。我祖父也死于那场战争。那场世界大战会一直萦绕在我们每个人的噩梦里。休留下两个儿子，长子埃德温，生于1903年，一直没结婚，1979年死于亚历山大。次子克劳德，生于1905年。他就是拉斐尔·阿巴斯诺特的外祖父。拉斐尔·阿巴斯诺特现在是神学院一名学生。这你肯定知道。他是阿巴斯诺特家族最后的传人。”

达格利什说：“可是他没有继承权？”

“没有。很不幸，他不是合法继承人。阿巴斯诺特小姐的遗嘱写得很清楚。我觉得那位女士从来就没想过有朝一日神学院会关闭，不过当时事务所的前辈跟她说，必须做好万全准备。就是这样。阿巴斯诺特小姐在遗嘱中说，一旦学校关闭，神学院和教堂的所有财产全部等分后，赠送给她父亲的后人，但这些后人第一必须是英国法律所规定的合法婚生子，第二必须是圣公会的教友。”

达格利什说：“这种说法有点儿不寻常，‘英国法律所规定的合法婚生子’。”

“也没什么不寻常。阿巴斯诺特小姐的做法对她那个阶层和年龄来说很典型。在涉及财产的时候，维多利亚时代的人都很敏感，时刻提防那些来自非合法婚姻的继承人突然出现，提出索赔，他们身份的合法性经常有待商榷。确实也出现过一些声名狼藉的案例。如果没有合法继承人，财产也是全部等分后，赠送给神学院关闭时在那里工作的常驻神父们。”

达格利什说：“也就是说，塞巴斯蒂安·莫雷尔神父、马丁·皮特里神父、帕瑞格林·格洛弗神父和约翰·贝特顿神父是受益人。这对拉斐尔来说有点儿冷酷无情吧？确定他是私生子吗？”

“你说的冷酷无情，我也认同。当然，塞巴斯蒂安神父也没有忽视这种安排的不公平。关于神学院关闭的问题第一次正式提出来是在两年前，他当时就给我说了。他对遗嘱的条款不太赞同，建议在关闭的时候由受益人达成一个协议，让拉斐尔也能受益。当然，经受益人一致同意，可以改变遗产的分配。可是现在问题很复杂。我告诉他，短时间内我无法对财产的处置问题轻易做出答复。比如教堂里那幅价值连城的画。阿巴斯诺特小姐把它送给教堂是为了把它挂在圣坛上。如果要继续维护教堂的神圣，那应该把它取下来，还是应该做出其他安排，把它留在教堂？新任命的受托人克兰普顿执事长一直急于把它挪走，要么放到更安全的地方，要么拿去卖掉，让整个教区受益。他希望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挪走。我告诉他，我不想过早采取这样的措施，以免后悔，可是他也许还是会自行其是。他的影响力很大，而且，当然了，采取这样的措施可以确保在神学院关闭的时候教会受益比个人受益多。

“此外，还有房子的问题。我承认我看不出它们有什么用，而且，20年后那些房子在不在还不知道。海岸线迅速朝陆地推进。海水的侵蚀肯定会让它们严重贬值。就算没有那幅价值连城的画，房子里面的东西也比房子本身值钱，那些银器、书，特别是家具，都很值钱。”

达格利什说：“还有圣安塞姆的莎草纸。”

他再次发现对方不喜欢他提及莎草纸。

佩罗内说：“应该也会分给受益人。这个问题特别棘手。不过，如果神学院关闭，就没了院长，那莎草纸将会被算作遗产的一部分。”

“可是，不管它是不是真迹，应该都是价值千金的东西。”

保罗·佩罗内说：“对醉心金钱或权势的人来说，它的价值无可估量啊。”

达格利什心想，比如对阿尔莱德·特里维斯爵士那样的人。很难想象阿尔莱德爵士会为了窃取圣安塞姆的莎草纸故意把养子送到神学院去，即便他知道莎草纸的存在，应该也不会做出这种事。

他说：“拉斐尔的的确确是非婚生子吗？”

“是啊，探长，是啊。他母亲怀孕的时候就毫不隐讳自己既没有结婚也没有结婚的打算。她从来没告诉别人孩子的父亲是谁，不过她的确表示过对那个人的蔑视和怨恨。孩子生下来以后，她就装在篮子里丢进了神学院，里面还有一张便条，上面写着：‘你们基督教徒既然追求仁慈，那就把你们的仁慈施加在这个私生子身上吧。想要钱就去找我老爸。’那张便条就在阿巴斯诺特家族的档案文件里。作为一个母亲，她的做法真是闻所未闻。”

确实如此，达格利什心想。确实有的女人会抛弃自己的孩子，有时候甚至会谋杀亲骨肉，但是，作为一个不缺钱也不缺朋友的女人，她这样抛弃自己的孩子显然是故意为之，这种行为相当残忍。

“后来她很快就出国了，估计是在远东和印度一带游历，历时10年左右。我认为这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都有一个朋友陪伴在她身边，是一个女医生，后来自杀了。那个女医生死了没多久，克拉拉·阿巴斯诺特就返回英格兰了。克拉拉在诺里奇郊外的阿什科姆临终病人护理院去世，1988年4月30日，死于癌症。”

“她再也没去看过那个孩子？”

“没去，她对他根本没有任何兴趣。当然，她死的时候很年轻，否则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她父亲结婚的时候已经50多岁了，外孙出生的时候，他已经是耄耋老人了，这件事他管不了，也不想去管了。不过他倒是给那个孩子设立了一小笔基金。外祖父去世后，当时的院长成了那个孩子的法定监护人。事实上，神学院一直是拉斐尔的家。总的来说，神父们对那个孩子非常尽责。他们认为可以送他去上私立中学，让他能跟别的孩子为伴，我觉得他们这个决定非常英明。当然，后来他去上了寄宿中学。那笔基金刚好够他的学费。不过他大部分假期都在神学院度过。”

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响了。保罗·佩罗内说：“沙里跟我说预约的客人到了。你还有什么需要了解的吗，探长？”

“没有了，谢谢你。我也不确定这些信息有多重要，不过我喜欢把情况了解清楚。谢谢你的配合，叨扰了。”

佩罗内说：“我们扯得太远了，不知道跟那个死去的年轻人有什么关系。当然，如果你的调查有什么结果，请告诉我一声。作为财产受托人，这涉及我的利益。”

达格利什一口答应了。他走上阳光明媚的大街，朝壮美的圣玛丽·曼克罗夫特走去。他本来就是来度假的。他有权利花上一小时的时间放松放松。

他一边走一边思考刚才获得的信息。真是太巧了，克拉拉·阿巴斯诺特是在玛格丽特·门罗所在的那家护理院去世的。不过，这种巧合倒也算不上多蹊跷。阿巴斯诺特想落叶归根，于是回到自己的出生地，而圣安塞姆神学院在当地的报纸上发布招聘广告，门罗太太刚好正在找工作。不过，这两个女人不可能见过面。他要再确定一下几个日期，其实他记得很清楚：阿巴斯诺特小姐去世后一个月，玛格丽特·门罗才进那家医院。

可是，刚才了解到的另一件事也复杂得令人不安。不管罗纳德·特里维斯是怎么死的，他的死亡无疑加速了圣安塞姆学院的关闭进程，只要圣安塞姆一关闭，四位神父就成了腰缠万贯的大富翁。

他知道圣安塞姆不欢迎他一整天都待在学校里，不过他还是告诉马丁神父他会回去吃晚餐。他在市区转悠了两小时，发现一家无论食物还是装修风格都很不错的餐馆，就坐下来简简单单地吃了一顿午餐。返回学校之前，他还有件事情要处理。他在餐馆查了黄页，找到了《索尔贝每周公报》的出版社地址。他们的办公室设在一栋低矮的砖房里，像建在郊外路口附近的停车场。找那份报纸倒是没费什么工夫。凯伦·瑟蒂斯说得没错，门罗太太死亡前一周出版的《索尔贝每周公报》上确实有一张小母牛绑着黑色缎带给主人送葬的照片。

达格利什把车停在了出版社的前院，他回到车上，仔细研究那张报纸。《索尔贝每周公报》是典型的省级报纸，主要关注当地的日常生活，农村、小城镇的新鲜事，跟那些关心国家大事的国家级报刊相比，倒是令人耳目一新。刊登的报道从禁止开车鸣笛、义卖、飞镖比赛，到丧礼、当地团体集会，五花八门，无所不有。其中一张上面刊登了新娘和新郎的照片，他们头碰头，笑眯眯地看着相机；还有几张是房产广告：洋房、小别墅、平房的出租出售广告，还刊登了房子的照片；另外四张是个人消息和其他广告。只有两篇文章显示出它和外界的联系。一篇报道称，牲口棚发现7个非法移民，估计他们是乘坐一艘当地的船进来的。另一篇报道写道，警方抓住两个携带可卡因的嫌犯，怀疑是跟毒贩接头。

达格利什合上报纸陷入深思，看来这次他的直觉落空了。如果这份报纸的确让玛格丽特·门罗灵光一闪，想到了什么，那这个秘密也已经被她带到了九泉之下。

18

雷登地区的执事长马修·克兰普顿牧师从伊普斯威奇南郊克莱辛菲尔德的住宅抄近路朝圣安塞姆驶去，车子驶上A12高速，他想着他的教区、妻子和书房都安置好了，心里很放松。其实从年少的时候开始，他每次离开家心里都会想万一回不来了怎么办。这种念头虽然不曾让他万分焦虑，但却一直萦绕在他心里，跟那些未知的恐惧夹杂在一起，仿佛一条盘踞在他心底深眠的蛇。有时候，他觉得自己到白天就在期待着生命的终结。这跟他在工作中频频接触死者无关，跟他的信仰无关，他认为这是拜他母亲所赐，他母亲每天早晨都坚持要他穿上干净的内衣裤，因为不知道哪天他就会躺在停尸床上，任由护士、医生和殡仪员在众目睽睽之下脱光衣服全身上下检查，如果不穿着干净的内衣裤，必定会让人可怜他缺少母爱。小时候，他偶尔会想象着自己死去的情景：他躺在太平间的停尸床上，而他的母亲终于松了一口气，因为他死的时候至少穿着干净的内衣裤。

他有条不紊地收拾了自己的第一次婚姻，就像收拾书桌那样。有时候，偶尔默默地走到楼梯角落，或者往书房的窗子扫上一眼，抑或听到一阵似曾相识的笑声，都让他心情阴郁，然而，这些渐渐淹没在教区的工作、每周的礼拜仪式和他再婚后的生活里。他把第一次婚姻生活紧紧锁在心底的樊笼里，不过，在深埋心底之前，他以近乎正式的方式对那段生活宣判。

他曾经听自己教区一个聋哑孩子的母亲说，她的女儿怎样被地方当局“诊断”为需要特殊教育的儿童，他明白这意味着她孩子的需要已经被评估过了，也会有相应的措施。所以，他把自己的婚姻也诊断为病态和有障碍的，即使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诊断”，在他心里却有着同样的权威。那些不曾说出口的话从来没有付诸笔端，但是，在他心里，他可以以第三人称默念出来，仿佛在讲述旁人的事。对婚姻生活简短的最终处置在他心里总是以斜体字的格式写下来的：

克兰普顿执事长在成为市中心平民区教区牧师后，很快就和第一任妻子芭芭拉·汉普顿结了婚。妻子比他年轻将近20岁，漂亮、任性、性格烦躁、心理失常——关于这点，她的家人从来没有透露过。刚开始，婚后生活还算和美。他只说自己是个幸运的男人，前世积德才娶到这么好的女人。她多愁善感，却被当作温柔善良；她和陌生人很快就会混到一块，她的美貌和慷慨让她在教区很受欢迎。就这样过了几个月，他都没有意识到，也没有人和他说起她的问题。后来有一天，几个教堂理事和教区居民趁他妻子不在家时来找他，支支吾吾地将一些令人尴尬的事告诉了他。她暴跳如雷，又吵又闹，寻死觅活，他原以为她只会在他跟前撒泼，没想到整个教区都已经被她闹得鸡犬不宁。她拒绝治疗，辩解说有病的人是他。她开始不断地酗酒。

婚后第四年的一个下午，他要去看望教区的病人，她说自己很累，要上床去睡觉，他过去看了一眼，发现她真的上床了。他打开门看到她安静地躺在床上，以为她睡着了，害怕吵醒她，就自己悄悄打开门离开了。到了傍晚，等他回到家，发现她已经死了。她服用了过量的阿司匹林。死因判定为自杀。他为此深深自责，认为自己娶的老婆年纪太小了，根本不适合做牧师的妻子。第二次的婚姻让他感觉更舒服，他总算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是，他无法停止怀念自己的前妻。

这就是他时常在心里默述的故事，可是现在他很少会去想这些了。他一年半之后就再婚了。一个丧偶的牧师、凄凉的鳏夫，不可避免地被教区那些热衷于做媒的人盯上了。在他看来，他的第二任妻子仿佛是塞给他的，而他勉为其难地收下了。

今天他有正经事。尽管他告诉自己这是自己的职责，可还是忍不住窃喜：他要去告诉塞巴斯蒂安·莫雷尔，圣安塞姆的关闭势在必行。此外，他还要去找找看，有没有什么证据可以促使圣安塞姆尽快关闭。他告诉自己，圣安塞姆高昂的维护费用、偏远的位置、20名精挑细选的学生还有那些被溺爱的精英，无一不与圣公会的宗旨相违背，没错，他就是这么认为的。他自认为正直诚实，坦承自己厌恶那所神学院，连带着也不喜欢它的校长——那个人凭什么被称作“院长”？这种厌恶远远超出了对牧师职位和神学的争执，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他承认，自己的厌恶有一部分产生于对社会等级的愤恨。他认为自己获得神职和晋升都是靠奋斗拼搏换来的。其实，他根本不需要什么拼搏。上大学的时候，他获得了大笔的助学金，而他的母亲一直都很宠爱自己的独生子。可是，莫雷尔家族祖祖辈辈都是大主教，18世纪他的祖先还曾经是教会的采邑主教[8]。莫雷尔家族跟皇宫关系密切。执事长知道，自己的对手必然会千方百计利用家族和个人的影响力，获得英国政府、各大学府和教会的支持，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寸步不让。还有他那个可怕的马脸老婆，天知道他为什么会娶那么一个女人。很久以前执事长去过一次圣安塞姆，当时他还不是神学院的财产受托人。那次维罗妮卡太太刚好待在圣安塞姆，晚餐的时候坐在他的左手边。那顿晚餐两个人都吃得很不愉快。现在她已经死了。至少他不用再听那个驴叫似的语调，那种令人讨厌的调门专属上流社会，历经数百年，其中的傲慢一成不变。她和她的丈夫从来都不知道贫困和贫困带给人的耻辱，他们何曾在充满暴力和棘手问题的破败旧城教区生活过？何曾经历过那些令人棘手的问题？莫雷尔只在一座繁华的省级市当过两年教区牧师。这么聪明能干、声名卓著的人怎么会甘心到一所偏僻的小神学院当校长？这件事让执事长百思不得其解，估计很多人都想不明白这个问题。

不过，此事若用阿巴斯诺特小姐那份凄惨的遗嘱倒是解释得通。她的法律顾问怎么会让她留下那样的遗嘱？当然了，她不可能知道她捐送给圣安塞姆的那些画作和银器过了将近一个半世纪之后会价值连城。近年来，圣安塞姆都是靠教会支撑过日子。神学院解散后，财产自然应该给教会或者给教会的慈善团体。令人难以理解的是，阿巴斯诺特小姐竟然在遗嘱中要让那里四个常驻神父继承产业，让他们变成富豪。而这四个人当中，一个是年逾八十的老头儿，一个是坐过牢的虐童犯。他觉得自己责无旁贷，一定要在学院正式关闭之前，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转移走。塞巴斯蒂安·莫雷尔无法公开反对自己转移财产，除非他想落得一个自私贪婪的名声。他千方百计阻挠圣安塞姆关闭，很可能只是权宜之计，以此来遮掩他对分赃的兴趣。

战争的号角已经吹响，他信心百倍地奔赴沙场，准备去打一场决定性的战役。

19

塞巴斯蒂安神父知道，这个周末别想好过，他早晚都会跟执事长发生一次争执，不过他可没打算在教堂里解决这事儿。他已经做好了准备，甚至摩拳擦掌，一定要坚守自己的立场，但是他没打算在圣坛前跟对方发生冲突。是执事长说，他想先去瞧一瞧罗希尔·范德魏登的油画，塞巴斯蒂安神父觉得把钥匙交给他让他自己去很失礼，又没有理由不陪他去，只好安慰自己说，他应该不会在那儿待很久。教堂里除了残留着一丝焚香的气味，一切都很好，执事长还能有什么话说？塞巴斯蒂安神父决心努力保持心平气和，尽量不要深谈。他想，两个牧师在教堂里应该可以平心静气地说话吧。

他们沿着北边的回廊来到圣器室，一路上无话。塞巴斯蒂安神父把灯打开，照亮油画，两个人肩并肩默默地看着那幅画。

塞巴斯蒂安神父无法用言语描述那幅画面突然从黑暗中浮现出来的那一刻带给他的震撼，他也没打算去分辨这种情感。足足半分钟之后，执事长才开腔。他的声音在静谧的房间里嗡嗡作响。

“这幅画不应该放在这里。你从来都没考虑过把它移走吗？”

“移到哪里去，执事长？这幅画是阿巴斯诺特小姐捐赠给神学院，并指定放在教堂里的圣坛上的。”

“这里不够安全，不适合存放昂贵的东西。你觉得这幅画值多少钱？500万？800万？1000万？”

“我不知道。至于安全问题，这幅画挂在圣坛上已经100多年了都没事。那您说应该把它移到哪里？”

“移到更安全的地方，让大家都能欣赏得到。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卖给博物馆，让公众都能看到，这事儿我会跟大主教说的。教会和那些值得信任的慈善团体可以好好利用那笔钱。还有你那两只最昂贵的圣餐杯也应该这么处理。不应该仅仅为了满足20名学生的私欲，就把这么贵重的东西放在这里。”

塞巴斯蒂安神父很想引用一句圣典——“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可是话到嘴边又被他咽了下去。但他实在无法抑制自己的语气里的愤怒。

“圣坛挂画是这所神学院的财产。只要我还是这里的院长，它就不会被卖掉，也不会被移走。银器安全卫生，该用在哪里就用在哪里。”

“即使致使教堂不得不锁上门窗，而学生们又看不见吗？”

“不会看不见。他们只要来拿钥匙就能看。”

“有时候祷告是自发的，这个时候还得去拿钥匙。”

“所以我们修建了祈祷室。”

执事长转身往外走，塞巴斯蒂安神父走过去把灯关掉。执事长说：“不管怎么样，神学院关闭的时候，这幅画必须移走。我不知道主教管区对这个地方有什么打算——我是说教堂本身。这里即便是做教区教堂也太偏僻了。哪里能召集到教众!不管谁把房子买下来，都不太可能想要一座私人小礼拜堂，不过这倒不好说。看不出来谁有买这栋房子的意愿。地方偏，不方便，离得远，又没有紧挨着海滩。不管是做酒店还是疗养院都不怎么合适。而且，随着大海的侵蚀，海岸线移向陆地，20年后都不知道它还在不在。”

塞巴斯蒂安神父努力遏制着自己的怒火，等到冷静下来才开口说话：“执事长，您的口气就好像关闭圣安塞姆的决议已经出来了。我认为，作为院长，这种决议应该会咨询我的意见。可是现在还没有人找过我或者写信给我。”

“当然会咨询你的意见。那些乏味的程序一个都少不了的。到最后是一样的结果，你心里很清楚。圣公会要把神学教育合理集中，改革势在必行。圣安塞姆太小，太偏远，费用太昂贵，太偏重精英教育。”

“您说精英教育，执事长？”

“没错，就是精英教育。你们有多长时间没有接受国家教育体系神职候选人的入学申请了？”

“史蒂芬·莫尔比就是国家教育体系的学生。他是我们这里最聪明的神职候选人。”

“是第一名吧。而且，毋庸置疑，肯定是通过剑桥进来的，考的还是第一名。你们打算什么时候接受女性神职候选人的入学申请？或者女牧师的任职申请？”

“从来没有女性向我们提出过申请。”

“的确如此。因为她们知道你们不要她们。”

“我认为，近期发生的事足以反驳这个看法，执事长。我们没有偏见。教会或教会法院对此早有定论。只是这个地方比较狭小，无法安置女性神职候选人。就算比我们大的神学院也会觉得这个问题比较棘手。为难的是学生。我绝不会让我管理下的基督教机构的某些教友拒绝从别人手上领取圣餐。”

“而且，你们的问题不只是精英主义。教会必须适应21世纪的需求，否则就会灭亡。你们这里的年轻人日子过得太舒心了，他们享受着特殊待遇，远离需要引导的芸芸大众。对希腊和犹太人的研究固然不可少，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新学科的价值。他们受过社会学教育吗？受过种族关系教育吗？受过不同信仰之间的合作教育吗？”

塞巴斯蒂安神父努力压抑着自己，尽量用平静的声音说：“这里的教育水平在全国名列前茅。我们的成绩就足以说明问题了。说这里的人与世隔绝，受到的教育和在外面的世界做牧师无关，这是非常荒唐的。从圣安塞姆出去的教士在最落后、最贫困的地区和国家当牧师。您知道因为不肯离开信众而在伦敦东区死于伤寒的多诺万神父吧，知道在非洲殉道的布鲁斯神父吧？这样的牧师不止他们两人。本世纪最杰出的两位大主教都出身于圣安塞姆学院。”

“他们成了大主教是因为他们年龄到了。你刚才说的都是老皇历。我关心的是现在的需求，特别是年轻人的需求。我们不能靠陈腐的大会、过时的礼拜仪式和装腔作势、单调乏味的教堂来吸引信众，特别有的教堂还带有中产阶级的种族主义色彩。圣安塞姆已经被时代淘汰了。”

塞巴斯蒂安神父说：“您想怎么样？圣公会教义的美德何在？是没有神秘感，被剥夺学识、宽容和尊严的教会？是面对万能的主那无可言喻的神秘和爱，没有谦卑之心的教会？是那些唱着平庸的赞美诗，用被贬低的礼拜仪式，把圣餐当作教区狂欢的祷告仪式？我在圣安塞姆的祷告仪式上绝不会这么做。对不起，我承认我们对教士的看法存在合理的分歧。我不想把问题私人化。”

执事长说：“哦，坦诚说吧，莫雷尔，我觉得你确实把问题私人化了。”

“你一直都很坦诚。而且，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合适吗？”

“圣安塞姆肯定会关闭。它过去做得不错，这毋庸置疑，可是它已经被时代淘汰了。它的教育水平也不错，可是跟奇切斯特、索尔兹伯里和林肯比怎么样？它们最后还不是全都关闭了。”

“圣安塞姆不会关闭。我有生之年绝不会看着它关闭。我不是一点儿影响力都没有。”

“哦，这我们知道。这就是让我不甘心的原因——影响力!认识对的人，在对的圈子里混，给对的人递个话。对英国的这种看法就跟这所神学院一样，已经过时了。维罗妮卡太太的世界已经过去了。”

塞巴斯蒂安神父苦苦压抑的怒火终于找到了发泄口，他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等他终于说得出话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声音都变了：“你太过分了!竟敢对我死去的妻子不敬!”

他们像两个拳击手，剑拔弩张，怒目相向。还是执事长最先开腔：“对不起，是我刚才太过分了，话说得不厚道。不该在错误的地方说不该说的话。我们走吧。”

他仿佛要伸出手，但最后还是放弃了。他们静静地沿着北墙来到圣器室的门口。塞巴斯蒂安神父突然站住脚，说：“有动静。好像有人。”

他们站住脚步，听了一会儿，执事长说：“我没听到动静。显然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来的时候教堂的门是锁着的，报警装置也没响。没有人。”

“当然没有人。怎么可能有人？我就是感觉像有人似的。”

塞巴斯蒂安神父把报警装置打开，锁上身后通往圣器室的大门。两个人一起走上北边的走廊。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尽管对方道了歉，但是塞巴斯蒂安神父知道，他们两个人谁也忘不了刚才发生的龃龉。一想到自己刚才情绪失控，他就忍不住恨自己。刚才他和执事长都有错，但他是主人，所以错得更不应该。执事长只是清楚地说出了别人心里的想法而已。他的情绪越来越低落，一种莫名的感觉向他袭来，这种感觉仿佛比担忧更强烈——那就是恐惧。

20

圣安塞姆星期六的下午茶是一个非正式茶会，由皮尔比姆太太安排，就在主楼后面的学生起居室，谁想来参加都可以。但是来参加下午茶的人通常都很少，要是附近有不错的球赛，来的人就更少了。

下午三点，爱玛、拉斐尔·阿巴斯诺特、亨利·布洛克斯汉姆和史蒂芬·莫尔比就缩在皮尔比姆太太的起居室里消磨时光。有一道陡峭的楼梯从这条走廊通往地下室。厨房里有阿迦牌四炉烤箱、亮闪闪的不锈钢工作台和各种现代化厨具，一般不让学生进来。隔壁的小起居室里放着煤气炉和方木桌，皮尔比姆太太经常在这里做司康饼、烤蛋糕、泡茶。这间小起居室温馨舒适，跟一尘不染的厨房相比，甚至有点儿简陋。以前装着铁罩的壁炉没有拆掉，尽管亮闪闪的金砖换成了人造石，木柴换成了燃气，但是却给起居室营造出一种舒适的氛围。

起居室是皮尔比姆太太的领地。壁炉架上摆放着她的宝贝，很多都是以前的学生度假带回来的：一把花哨的茶壶、一套杯子和水壶、几只她喜欢的陶瓷狗，甚至还有一个穿着花裙子的布娃娃，布娃娃两条小细腿吊在壁炉架边上。

皮尔比姆太太有三个儿子，都住得很远。爱玛觉得她很喜欢年轻人每周的茶会，就像学业繁重的学生们期待茶会一样。爱玛和大家在皮尔比姆太太母亲般的温情里找到了慰藉。她不知道塞巴斯蒂安神父是否会同意她加入这些非正式例会。毫无疑问，他肯定是知道的；在神学院，没有什么事能逃过塞巴斯蒂安神父的眼睛。

今天下午只来了三个学生。彼得·巴克赫斯特腺热还没好，在自己房间里休息。

爱玛蜷缩在壁炉右边一张藤椅的软垫里，拉斐尔的大长腿从对面的椅子伸过来。亨利把一张周末版的《泰晤士报》铺在桌子那头，桌子这头，史蒂芬正在跟皮尔比姆太太学烹饪。他在一尘不染、带露台的大房子里长大，他的母亲是北方人，认为儿子不应该做家务；因为她的母亲就是这么告诉她的，母亲的母亲也是这样认为的。可是，就算上了牛津大学，史蒂芬也致力于成为年轻有为的遗传学家，坚决主张人人平等。今天下午，在皮尔比姆太太的鼓励下，他挽起袖子学做油酥点心，不时有同学取笑他几句。他现在正把一团猪油和黄油揉进面团里。

皮尔比姆太太告诉他：“不是那样，史蒂芬先生，用你的手指轻轻地搓，举起双手，让油慢慢流到碗里。这样才能混合足够的空气进去。”

“可是我觉得自己像个傻瓜。”

亨利说：“你看上去就是个傻瓜!要是你的艾莉森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估计会怀疑你有没有能力管教孩子们，你们不是计划生两个吗？”

“她才不会呢。”史蒂芬脸上露出甜蜜的笑容。

“颜色看上去还是怪怪的。你干吗不到超市去买，非要自己学做？冰柜里的油酥点心很不错。”

“什么都比不上自己烘烤的油酥点心，亨利先生。不要打击他的信心。嗯，现在差不多了，开始加冷水。不，不要用水壶倒。要一勺一勺地加。”

史蒂芬说：“我在牛津住宿舍的时候，想出来一个非常不错的砂锅鸡食谱。你只要从超市买几块鸡肉回来，然后加一勺蘑菇汤就成了。你也可以加西红柿汤，其实加什么汤都成。怎么弄味道都不错。做好了吗，皮太太？”

皮尔比姆太太看了看碗里，光滑的生面团终于做成了：“我们下周就做砂锅菜。嗯，看上去还不错。现在，我们用保鲜膜把它包好，放进冰箱里，让它歇一歇。”

“面团还要歇？它又不累，累的是我!它的颜色不会再变了吗？怎么瞧着脏兮兮的。”

拉斐尔抬起头，说：“大侦探到哪儿去了？”

亨利眼睛盯着报纸，嘴里说：“显然晚饭前不会回来了。我看到他吃过早饭就开车出去了。老实说，看到他离开我松了一口气。他在这里总是让人感觉不舒服。”

史蒂芬问：“他能发现什么呢？他又不能重新审讯。能吗？尸体火化后还能重新审讯吗？”

亨利抬起头来，说：“我觉得不是没可能，只是很麻烦。去问达格利什，他才是行家。”说着，又低下头去看报纸。

史蒂芬手上沾满了面粉，于是走到水池跟前洗手。他说：“我对罗纳德有点儿负疚感。我们没怎么照顾他，不是吗？”

“照顾？我们有义务照顾人吗？圣安塞姆又不是预备学校。”拉斐尔装腔作势地模仿学究说话，“‘这位是小特里维斯，阿巴斯诺特，他分在你的宿舍。多照顾他。多指点他。’或许罗纳德认为他又回到中学了，我最讨厌他什么东西都要贴上标签的臭毛病。所有的衣服都贴上名字，所有的东西都贴上标签。他以为我们要偷他的东西吗？”

亨利说：“突如其来的死亡通常都会产生一些可预料的情感：震惊、悲痛、愤怒和内疚。现在我们震惊过了，既没有感到多悲痛，也没有理由愤怒，那么就只剩下负疚感了。接下来我们的忏悔将会千篇一律。估计比丁神父的耳朵都会听出茧来。”

爱玛迷惑不解地问：“圣安塞姆的神父不能听你们忏悔吗？”

亨利哈哈大笑起来：“天哪，当然不能。我们可能是很狭隘排外，但还没排外到那个地步。发拉姆灵厄姆的牧师每个学期来两次。”他看完报纸，小心翼翼地把它合上。

“说到罗纳德，我有没有告诉你们，他死前的星期五晚上我看到过他？”

拉斐尔说：“没有。你在哪儿看到他的？”

“他正从猪圈那边走开。”

“他在那儿干什么？”

“我哪里知道？估计是给猪崽挠背。事实上，我觉得他好像很沮丧，甚至像是哭过。我不知道他看到我没有。他踉踉跄跄地从我身边走过去，到水塘去了。”

“你跟警察说过吗？”

“没有。我跟谁都没说。警察问话一点儿技巧都不讲究，只问我觉得罗纳德会不会是自杀。我只看到他前天傍晚从猪圈走开，就算他情绪低落，我也不肯定他会把头埋到沙子里去吧。我不太肯定自己看到的情景。当时天色已经晚了，他又急匆匆地从我身边跑过去。我猜埃里克多半什么都没说，不然问话的时候肯定会提到的。不管怎么说，后来格雷戈里先生还看到他了，说他上希腊语课的时候一切正常。”

史蒂芬说：“有点儿蹊跷，嗯？”

“现在想起来是有点儿蹊跷，当时并不觉得。我现在老想着这件事。罗纳德确实有时候会在那里闲荡，对吧？有时候我感觉他比活着的时候更真实，活着的时候没注意过他，现在反倒觉得他好像在我们中间生活似的。”

大家都沉默了。爱玛没说话。她看着一旁的亨利，心想，她终于摸索到一点儿他的个性。她记起亨利到神学院任教不久之后，拉斐尔对她说过的话。

“亨利让我有点儿琢磨不透，你觉得呢？”

她说：“你们都让我琢磨不透。”

“非常好。我们不想那么容易被人看透。再说了，你也让我们琢磨不透。可是亨利——他来这里干什么？”

“跟你差不多吧。”

“如果我每年能净赚100万，而且只要圣诞节表现良好，就有希望再赚100万的红利，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为了一年170万而放弃那么优渥的条件，这里连一栋体面的牧师住宅都没有，都卖给了喜欢维多利亚风格的雅皮士家庭。我们只剩下丑陋的半独立式住宅的停车场来停放二手嘉年华。还记得圣卢克那条令人讨厌的走廊吗？那个年轻的富豪因为他的巨额财富而难过。我在他身上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幸运的是，我很穷，而且是个私生子。你觉得这是不是上帝的安排？他知道我们没有抵抗诱惑的能力，所以从来不让我们面对这些诱惑。”

爱玛说：“20世纪的历史几乎无法支持这个论点。”

“也许我应该把这个论点讲给塞巴斯蒂安神父，说不定我可以用它来布道。不过再斟酌一下的话，或许就不会了。”

拉斐尔的声音将爱玛的思绪拉了回来。他说：“罗纳德在你的课上像个累赘，你觉得呢？他为了能提出聪明的见解，每次都认真准备，奋笔疾书。或许他是把一些好用的段落抄下来，留着以后布道时引用。要想把平庸的布道提高一个档次，达到令人难忘的目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引用一些诗句，如果教众不知道你的诗句是引用的，效果就更好了。”

爱玛说：“我有时候确实不理解他为什么会来上我的课。研讨课不是选修课吗？”

拉斐尔喑哑的嗓音哈哈大笑起来，他半嘲讽半逗乐的笑声在爱玛听来十分刺耳：“是的，亲爱的，一点儿没错。只是在这里‘选修’的意思跟其他地方不一样。或许应该说，你选择这么做是因为只能这么做，这么做更受人待见。”

“噢，天哪，我还以为你们都是因为喜欢诗歌才来上我的课呢。”

史蒂芬说：“我们确实喜欢诗歌。问题是，我们只有20个人。这意味着我们时刻处于监视之下。牧师们也无能为力。这是人数问题。所以教会认为每个神学院应该在60人左右——教会的看法有道理。执事长说我们人太少了也不是没道理的。”

拉斐尔生气地说：“哦，执事长。我们非要说他不可吗？”

“好吧，不说他。他那个人挺矛盾的，是不是？圣公会明明有四个不同的教会，可他到底是站在哪边的？他不是拍手叫好的人。他是信福音主义者，可是他却肯接受女牧师。他总是说，我们必须跟上新时代的脚步，为新世纪服务，可他又不是自由神学的代表者，而且坚决反对离婚和堕胎。”

亨利说：“他是维多利亚返祖者。每当看到他在这里，我就感觉自己仿佛穿越到了特罗洛普的小说里，只不过角色都变了而已。塞巴斯蒂安神父就是格兰特里执事长，克兰普顿是斯洛普。”

史蒂芬说：“不，他不是斯洛普。斯洛普是个伪君子。执事长至少还是比较诚实的。”

拉斐尔说：“哦，他是诚实。希特勒也诚实。成吉思汗也诚实。每个独裁者都很诚实。”

史蒂芬和声细语地说：“他在自己的教区里不是独裁者。事实上，我觉得他是一个挺不错的教区牧师。别忘了，去年复活节我被借调过去一个星期。他们都很喜欢他，还喜欢听他讲道。就像教会的一个委员说的那样：‘他知道自己相信什么，能够把自己的信仰直接告诉我们。这个教区的人没有不感激他的。’我们只看到他坏的一面，他在自己的教区跟在这里的表现完全不一样。”

拉斐尔说：“他曾经对一个牧师同事穷追不舍，将他送进监狱。这就是基督教徒的仁慈吗？他憎恨塞巴斯蒂安神父，这就是他的友爱吗？他憎恨我们这个学校和学校的一切。他千方百计要关闭圣安塞姆。”

亨利说：“而塞巴斯蒂安神父想努力保住圣安塞姆。各为其主罢了。”

“我说不好。罗纳德的死对我们没好处。”

“教会不能因为死了一个学生就把一所神学院给关了。算了，反正他星期天吃过早餐后就走了。显然他必须回教区去。我们只须陪着他吃两顿饭就结了。你最好表现好点儿，拉斐尔。”

“塞巴斯蒂安神父已经敲打过我了。我会使用超强的控制力管好自己的。”

“要是你没管好自己，会在他早餐离开之前跟他道歉吗？”

“噢，我才不。我认为我早晨应该不需要找执事长大人道歉。”

十分钟后，学生们到学生的起居室喝下午茶去了。皮尔比姆太太说：“你看上去很累，小姐。要是不介意就留下来和我喝茶吧。咱们安安静静地坐会儿，又暖和又舒服。”

“好的，皮太太，谢谢你。”

皮尔比姆太太拉了一把矮桌过来，放了一大杯茶和涂了黄油、果酱的司康饼。爱玛安安静静地坐着，听着皮尔比姆太太坐在藤椅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闻着热乎的黄油司康饼散发出的香味儿，看着壁炉里蓝色的火苗，心中不由得感叹，这样的时光多么美好啊!

她多希望大家刚才没有聊罗纳德·特里维斯的事儿。她不知道他的离奇死亡会让这所学院罩上怎样的阴霾。不只是他，还有门罗太太。她是自然死亡，死得很平静，甚至得偿所愿，可是这让一个鸡犬相闻的小地方气氛越发凝重。亨利说得对，人总是会有负疚感。她希望自己以前多关照罗纳德，对他更和颜悦色一些。他迈着沉重的步子，失魂落魄地从埃里克的小别墅走开的情景仿佛萦绕在她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还有执事长。拉斐尔对他的厌恶越来越明显。不只是厌恶，他的声音里甚至充满了怨恨。她从来没想到有一天圣安塞姆的人会充满怨恨。她意识到自己对神学院之行的期待值有多高了。祈祷书上熟悉的句子浮现在她的脑海里：这里给了我世界无法给予我的安宁。然而，一个男孩拼命张大嘴巴呼吸却绝望地淹没在无情的沙子里，这副情景破坏了那种安宁。圣安塞姆就是世界的一部分。或许这里的学生们是神职候选人，老师是牧师，可他们说到底也是人。或许神学院在大海和荒无人烟的海岬之间孑然而立，可它围墙里的生活却受到严格约束，紧张而幽闭。在这种温室般的氛围里，什么情绪不会产生？

至于拉斐尔，他从小失去了母亲的庇护，生活在这个远离世俗的世界里，只在预备学校和公立中小学上过学，而在那些学校里生活同样受到严格约束。他真的有使命感吗？还是在以自己知道的唯一方式偿债？她发现自己开始对牧师腹诽，这可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他们肯定也犹豫过，认为拉斐尔应该在别的学校接受教育。她以前觉得塞巴斯蒂安神父和马丁神父睿智过人、温和善良，至少在她看来如此，可是他们却宁可忍受道德的折磨，也不愿竭力寻求真相。不过，她总是会用同样的借口安慰自己：毕竟牧师也是人，而不是圣贤。

起风了。风声淹没在远处海浪拍岸的隆隆声里，很难分辨出来。

她们默默地喝完了茶，皮尔比姆太太说：“他们都是好孩子，你知道的，全都是的。”

“是啊。”爱玛说，“我知道他们是好孩子。”可是听上去仿佛反而是她在安慰对方似的。

21

塞巴斯蒂安神父没有去喝下午茶。他从来不吃蛋糕，而且觉得吃了司康饼和三明治就会吃不下晚饭。如果有客人，他四点会准时露个面，一般不会待太久，喝两杯加了柠檬汁的伯爵茶就走，仅仅对来访者表示欢迎。这个星期六，他让马丁神父代他接待客人，可是到了下午四点十分，他觉得还是露个面比较有礼貌。他刚准备下楼，就在楼梯上碰到了执事长。执事长向他冲过来。

“莫雷尔，我需要跟你谈一谈!到你办公室去!”

又怎么了？塞巴斯蒂安神父十分厌倦，他跟在执事长身后上了楼。克兰普顿一步两阶，急匆匆地爬上楼梯，到了办公室门口，仿佛就要闯进去。塞巴斯蒂安神父静静地走进办公室，请他进去，坐在壁炉前的椅子上。执事长没理他，两个人面对面站着，彼此之间的距离近得塞巴斯蒂安神父都闻到对方呼气的酸味了。克兰普顿满眼怒火瞪着他，脸庞在他眼里渐渐放大，清晰得让他感觉不舒服：只见执事长左边鼻孔里露出两根黑色的鼻毛，因愤怒憋得两颊通红，嘴角的司康饼碎屑都没擦掉。塞巴斯蒂安神父站在那里，看着执事长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

克兰普顿执事长终于冷静了一些，可是他的声音依旧充满了威胁的意味：“那个警察来这干什么？谁让他来的？”

“你说的是达格利什探长吗？我记得我跟您说过……”

“不是达格利什，是亚伍德，罗杰·亚伍德。”

塞巴斯蒂安神父平静地说：“亚伍德先生跟您一样，也是我们的客人。他是萨福克警察局的督察，请了一周的假。”

“是你让他来的？”

“他是这里的常客，而且人缘不错。这次他请了病假，写信问我们能不能来这里住一个星期。我们都很喜欢他，于是就答应了。”

“亚伍德是负责调查我前妻死亡的警察。你不会告诉我你不知道吧？”

“我怎么可能知道，执事长？我们怎么可能知道？他又没说过。他是来这里疗养的。看来您看到他在这里不高兴，对此我感到抱歉。显然，他的出现会让您想起一些很不愉快的往事。可这次只是个巧合而已。每天都会发生巧合。亚伍德督察五年前从伦敦警察厅调到萨福克。肯定是在您妻子去世之后不久。”

塞巴斯蒂安神父不用“自杀”这个词，可他知道就算不说出口，两个人也心知肚明。发生在执事长前妻身上的悲剧在牧师圈子里人尽皆知，想不知道都不可能。

执事长说：“他必须离开。我不想在晚餐时再看到他。”

塞巴斯蒂安神父心里很可怜克兰普顿，尽管这种怜悯还没到让自己不舒服的份上，但也是发自内心的。怜悯之心和个人情感将他夹在中间，令他不胜烦扰。他说：“我不准备把他赶走。我刚才说了，他是这里的客人。不管他让您想起什么往事，对两个成年人来说，坐在同一张餐桌上吃顿饭总不至于要拳脚相向吧。”

“拳脚相向？”

“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恰当。执事长，您为什么这么生气？亚伍德不过是在尽自己的职责。你们之间又不是私怨。”

“从出现在我家里那一刻起，他就把这件事变成了私怨。那个人话里话外都在指控我谋杀。他每天都要到我家去，甚至在我最悲伤、最难过的时候也不肯放过，对我纠缠不休，询问我婚姻生活的每个细节，还有跟他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私人问题!案子审完后，我向伦敦警察厅投诉。我本来还想去警务投诉处投诉他，可是又觉得他们不会当回事。后来我就想尽力把这件事忘掉。可是伦敦警察厅当真调查了此事，然后承认亚伍德或许是积极过头了。”

“积极过头？”塞巴斯蒂安神父想用熟悉的老一套敷衍过去，“料想他觉得自己不过是尽自己的本分。”

“本分？这跟本分完全不沾边。他觉得他可以借此名利双收。对他来说，这可是难得的机会，不是吗？当地牧师被指控谋杀发妻。你知道这种传言会在教区造成什么影响吗？他不断折磨我，他以折磨我为乐。”

塞巴斯蒂安神父很难把这番指责跟他所认识的亚伍德联系在一起。他再次觉察到各种相互冲突的情感交织在一起，令他烦扰不堪：他对执事长心生怜悯，对是否要跟亚伍德谈一谈迟疑不决；他担心一个肉体和精神上依然脆弱的人产生不必要的焦虑，忧心如何才能在不再进一步激怒克兰普顿的情况下度过这个周末。最后，所有的忧虑都糅合在一起，让他想起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那就是晚餐时的座位安排。他不能让两个警察坐在一块儿，他们很可能会不管不顾地讨论专业问题，他决不允许这样的情景出现在他的餐桌上。(塞巴斯蒂安神父从来都是把圣安塞姆的餐厅说成是他自己的餐厅，把圣安塞姆的餐桌说成他自己的餐桌)显然，拉斐尔和约翰神父都不能坐在执事长旁边或对面。克莱夫·斯坦纳徳大多数时间都是个闷葫芦，既不能把他安排去陪克兰普顿，也不能安排他陪达格利什。他多希望亡妻还在。如果维罗妮卡还在，根本就用不着他这么费心。他突然觉得心里一阵刺痛，觉得她不应该这么无情地把他一个人抛下。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敲门声。这个时候有人来，他求之不得，于是高声说：“进来!”拉斐尔推门进来了。执事长看了拉斐尔一眼，对塞巴斯蒂安神父说：“你肯定会安排好的，是吧，莫雷尔？”然后就走了出去。

塞巴斯蒂安神父尽管很高兴有人来，但并没有接待来客的情绪，只简洁明了地问了一句：“怎么了，拉斐尔？”

“是关于亚伍德督察的，神父。他说他不跟我们大家一起吃饭了。他想问一问，能不能在自己的房间里随便吃点儿。”

“他生病了？”

“我觉得他看上去不太好，不过他倒没说自己哪里不舒服。下午茶的时候他见到了执事长，我猜他想尽量避开跟执事长碰上。他后来没吃东西，我就把他送回他自己的房间，看他有没有不舒服。”

“他跟你说了他为什么沮丧吗？”

“跟我说了，神父。”

“他没有权利把自己的秘密透露给你或者给这里的任何人。这种做法既不厚道也不聪明，而你本来应该阻止他的。”

“他说得不多，神父，不过他说的事情倒是很有意思。”

“不管他说了什么，都不要去宣扬。你去找皮尔比姆太太，让她给亚伍德准备晚餐。做点儿汤、沙拉之类的。”

“我觉得这正合他的心意，神父。他说他不想被人打扰。”

塞巴斯蒂安神父不知道自己要不要去找亚伍德聊一聊，最后还是决定算了。或许他只想一个人静一静，这样一来倒更好了。执事长明天早上吃过早餐就走了，他星期天上午十点半要赶回自己的教区，主持教区交流会。他暗示过，某个重要人物可能会参加集会。不管怎么说，那两个人总算不用再见面了。

院长疲惫地下了楼，来到学生起居室，喝了两杯伯爵茶。

22

餐厅坐北朝南，占地面积和装饰风格就像图书馆的复制版：一样的屋顶，一样又高又窄的窗子。只是没有用花花绿绿的彩色玻璃装饰，而是用浅绿色的窗玻璃，雕饰着葡萄和葡萄叶的花纹。隔开窗子的墙壁上装饰着三幅前拉斐尔风格的油画，全都是创建者的捐赠品。第一幅画出自但丁·加百利·罗塞蒂之手，画的是一个红头发的女孩坐在窗前看书，神情仿佛十分虔诚；第二幅画是爱德华·伯恩-琼斯的大作，画的是三个身穿金棕色丝绸的黑发姑娘正在橘子树下跳舞，这幅画描述的显然是俗界；第三幅也是最大的一幅是威廉·霍尔曼·亨特的作品，上面有一位牧师正在礼拜堂外的金合欢树下给一群古英国人施洗。虽然爱玛对这些画作并无垂涎之意，但也知道这是圣安塞姆遗产当中价值相当高的一部分。这间屋子原本就被设计成家庭用的餐厅，但爱玛觉得，这样的餐厅与其说是为了实用和舒适，不如说是为了炫富。就算是传统的维多利亚大家族，置身于这样高大雄伟的屋子里，也不免会感到孤独。显然，为了将其改成学院餐厅，圣安塞姆也做了少量的改动。椭圆雕花橡木桌依旧放在屋子的中央，只是中间加了六英尺的粗木，延长桌子的长度。包括华丽的雕花扶手椅在内，所有的椅子显然都是原装的。厨房通常用来当作传递窗的地方，摆放着一只蒙着白色桌布的餐具柜，煮好的食物就从餐具柜传出来。

皮尔比姆太太在桌子旁边等着，两名轮值的神职候选人给她打下手。皮尔比姆夫妇也一起吃，只不过是在皮尔比姆太太的起居室里用餐。爱玛第一次来的时候，看到这种奇怪的安排运转如此顺畅，很是好奇了一阵子：皮尔比姆太太仿佛本能地知道餐厅里每道菜什么时候用完，总是能及时出现。没有摇铃，大家默默地吃完第一道菜和主菜，一名学生就会站起身来，走到门左边去诵读一段文章。这项工作也是轮值。

诵读的内容学生可以自由选择，不一定出自《圣经》或其他宗教题材书籍。爱玛听亨利·布洛克斯汉姆读过《荒原》，听史蒂芬·莫尔比声情并茂地读过P.G.伍德豪斯的短篇故事《马利纳先生》，听彼得·巴克赫斯特读过《小人物日记》的片段。这种仪式让爱玛不仅可以享受聆听阅读的乐趣，品鉴各人不同的口味，还可以安心享用皮尔比姆太太出色的厨艺，不需要礼貌地把头扭来扭去，不时和旁边的人聊上几句。

塞巴斯蒂安神父在任期间，圣安塞姆的每顿晚餐都仿佛私人豪宅里举行的晚宴，大家都要谨遵礼节。诵读完毕，两道菜过后，之前的沉默仿佛让大家谈兴更浓，从诵读者回到位子上吃饭开始聊起，一直到大家移步到学生起居室喝咖啡，或者从南边的门走到庭院里去，聊到晚祷开始。晚祷过后，学生们要回自己的房间，保持安静。

每个学生要轮值并轮流诵读，不过客人和员工的座位是由塞巴斯蒂安神父亲自安排的。他把克兰普顿执事长安排在他的左手边，接下去是爱玛和马丁神父；他的右手边是达格利什探长，接下去是帕瑞格林神父和克莱夫·斯坦纳徳。乔治·格雷戈里很少在学校吃饭，不过今晚他也在，他坐在斯坦纳徳和史蒂芬·莫尔比中间。爱玛本来以为会见到亚伍德督察，可是亚伍德督察没来，也没人提这事。不出意料，约翰神父没来。住校的四个学生有三个走到自己的位子上，跟大家一起站在椅子后面，等着谢恩祷告。就在这时，拉斐尔推开门走了进来，教士服的扣子扣得严严实实。他低声说了句“抱歉”，就打开随身带来的书本，站在诵读桌后面。塞巴斯蒂安神父用拉丁语做了谢恩祷告，大家纷纷拖出椅子，坐在桌子跟前，准备吃第一道菜。

爱玛在执事长身边的椅子上坐下来，他意识到了自己和他之间的距离过近，而且觉得对方也察觉到了。她凭直觉知道他这个人习惯用强大而被压抑的性欲对女人做出反应。他跟塞巴斯蒂安神父个头儿差不多，但是比塞巴斯蒂安神父壮硕，宽阔的肩膀、短而粗的头颈、健美的体形。他的头发几乎是纯黑的，黑色的胡须开始呈现出几缕灰色，眉毛下的双眼漂亮而深邃，给他冷峻而忧郁的男子汉气概增加了一丝不和谐的温柔。他们刚走进餐厅的时候，塞巴斯蒂安神父给他们做了相互介绍，他紧紧握了握她的手，却没有一丝热情。当他的视线跟爱玛的视线交织时，爱玛发现他的神色仿佛十分惊异，好像她是个神秘莫测的谜，他应该在晚餐前把这个谜解开。

第一道菜已经端出来了，是橄榄油烤茄子和辣椒。他们开始吃饭，桌上传来一阵刀叉轻轻碰触的声音，拉斐尔仿佛就在等着这个信号，他开始诵读。他说：“接下来我要读的段落选自安东尼·特罗洛普的《巴切斯特塔》。”

爱玛喜欢看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对这本书很熟悉。可是她不知道拉斐尔为什么要选这本书。学生们偶尔也会选择诵读小说，不过一般是完整的篇章。拉斐尔读得引人入胜，爱玛发现自己不知不觉深陷在故事的情景里，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着东西。圣安塞姆这个地方很适合阅读特罗洛普的作品。拱形的大屋顶下仿佛就是巴切斯特的王宫，爱玛可以想象大主教卧室里的情景，她仿佛看到格兰特里执事长望着濒死的父亲，心中五味杂陈。他知道，如果父亲在政府倒台之前还没有死去，他就无望继承父亲的大主教之位，而政府只有一小时就要倒台了。这个章节极其震撼人心，野心勃勃的儿子渴望父亲早点儿死去，此刻他跪在地上祈祷主宽恕他心底的欲望。

傍晚就起风了，现在风越来越猛，狂风咆哮，仿佛炮火狂轰滥炸。每每到了风声最紧的时刻，拉斐尔就会停下来，仿佛一位老师在等不讲规矩的学生安静下来。风声稍缓的时候，他的声音听上去特别清晰，颇有些自命不凡。

爱玛察觉到身边那个阴郁的人突然一动不动了。她扫了一眼，发现执事长的双手紧紧握着刀叉。彼得·巴克赫斯特默默地给大家倒上葡萄酒，可是执事长紧紧捏着自己的酒杯，仿佛紧张到了极点，爱玛感觉那只酒杯就快被他捏碎了。他的手仿佛狰狞起来，手指背面黑色的汗毛根根竖起。她发现坐在对面的达格利什探长抬起头来，扫了执事长一眼，仿佛在探究什么。爱玛觉得，身边这个人的情绪波动如此剧烈，餐桌上的人应该都感觉到了，可是好像只有达格利什探长意识到了似的。格雷戈里默默地坐在一旁，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他很少抬头，直到拉斐尔重新开始诵读的时候，他才偶尔玩味地扫一眼拉斐尔。

拉斐尔继续读下去，皮尔比姆太太带着彼得·巴克赫斯特默默地把盘子端走，然后把主食端上桌：马铃薯、胡萝卜和豌豆焖肉。执事长努力想让自己振作起来，可他几乎什么都吃不下去。两道菜结束后，要上水果、乳酪和饼干了，拉斐尔合上书，走到烤盘跟前去拿自己的盘子，然后坐在餐桌最末尾的座位上。这时，爱玛看了看塞巴斯蒂安神父，他面无表情地瞪着餐桌末端的拉斐尔，而拉斐尔仿佛拒绝抬起头和塞巴斯蒂安神父对视。

仿佛没有人急着打破沉默，最后还是执事长强行打起精神，很不自然地和爱玛聊起来，问她和学院是什么关系。她从什么时候开始来这里任教？教的什么科目？学生接受能力强吗？她个人认为宗教诗教学跟神学教育的教学大纲有关联吗？她知道对方想让她不必拘束，放松下来聊一聊，可是这简直像在接受调查，让她感觉浑身不舒服，更不用说满室寂静，他们这一问一答的声音听上去异常清晰。她心不在焉地望着院长右边的亚当·达格利什，发现他和别人聊得很投机。他们肯定不是在说罗纳德的事儿，至少不会在餐桌上说。她感觉达格利什的目光不时落在她身上。碰到他的视线，她就迅速移开目光，却又暗恨自己欲盖弥彰，于是专心应付起执事长的好奇心来。

饭终于吃完了，人们一起到起居室喝咖啡，可是换个地方也没能激起大家的谈兴。人们东拉西扯地聊着，没多久，晚祷的时间到了，人群散了。爱玛是第一个走掉的。尽管外面狂风呼啸，可她觉得在屋子里透不过气来，等不及想呼吸新鲜的空气了，上床之前她还打算去散散步。她打算今晚不去参加晚祷了。这么久以来，这是她第一次迫不及待地想逃离那栋房子。可是她推开通往南边走廊的门的时候，被狂风灌了个满怀，站都站不稳了。海岬突然变得充满了敌意，这样的夜晚，不可能独自去散步了。不知道亚当·达格利什在做什么。或许他出于礼貌去参加晚祷了。对她而言，那是不得已的应酬——生活充满了应酬，她想早点儿上床休息。她沿着南边的走廊，就着廊灯晦暗不明的光芒，回到荒僻的安布罗斯。

23

晚上九点二十九分，拉斐尔走进圣器室，发现只有塞巴斯蒂安神父一个人。他脱下教士服，准备换上做祷告的袍子。拉斐尔刚要推开通往教堂的门，塞巴斯蒂安神父在身后叫住了他：“你是故意选择诵读特罗洛普小说的那个章节来刺激执事长的吧？”

“我很喜欢那一章，神父。那个野心勃勃的人跪在父亲跟前，希望身为大主教的父亲及早死掉，那章写的是他面对自己内心渴望时的纠结。这是特罗洛普写得最好的片段了。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很欣赏这个片段。”

“我不是在跟你鉴赏特罗洛普文学。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是故意选择这个片段刺激执事长的吧？”

拉斐尔平静地说：“是，神父。”

“看来是因为你晚餐前听了亚伍德说的那一番话。”

“他情绪低落。执事长非要跑去罗杰的房间去找他。罗杰不小心说了一些话，他后来告诉我，那都是私底下说说而已，让我不要放在心上。”

“你不放在心上的方式就是故意诵读一篇文章，不但刺伤我们的客人，还出卖亚伍德督察私底下告诉你的秘密。”

“神父，除非罗杰告诉我的是真的，否则那篇文章也刺激不了执事长。”

“我懂了，你是在扮演哈姆雷特。执事长在我们这里是客人，我让你约束自己，可你却故意胡闹，违抗我的指令。我们两个人必须好好谈一谈了。我需要认真考虑要不要推荐你担任神职。你需要认真考虑自己是否适合当牧师。”

塞巴斯蒂安神父从来都没有承认过自己有这个疑虑，连想都没想过，更不曾说出来过，这是他第一次亲口承认。他强迫自己看着拉斐尔的眼睛，等着拉斐尔回答。

拉斐尔平静地说：“可是，事到如今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神父？不管是你还是我，都别无选择。”

塞巴斯蒂安神父呆在那里，让他吃惊的不是拉斐尔说的话，而是他说话的语气。拉斐尔的声音和眼睛里没有蔑视，没有对权威的挑战，甚至没有惯常的讥讽，只有令人不安和痛苦的东西：是悲哀的屈从，同时也是无声的求救。塞巴斯蒂安神父没说话，默默地穿好袍子，等着拉斐尔推开圣器室的门，跟在他身后走进烛光摇曳的教堂。

24

达格利什是出席晚祷的唯一教众。他在靠右边过道的中间位置坐下来，看着身穿白色教士服的亨利·布洛克斯汉姆点燃圣坛上的两根蜡烛和沿着唱诗班座位的那排装在玻璃罩里面的蜡烛。达格利什还没来的时候，亨利就把南大门的门闩拉开了。达格利什安静地坐在那里，等着大门打开时铰链那刺耳的嘎吱声。可是，不管是爱玛还是其他教职工，还是各位访客，都没有来参加晚祷。教堂烛光昏暗，他独自默默地坐在那里，听着外面呼啸的风声，一时间竟然不知置身何处。最后，亨利打开圣坛上的灯，范德魏登画作上的颜色在灯光下浮现出来，仿佛搅动着宁谧的空气。亨利在圣坛前微微屈膝，而后回到圣器室。两分钟后，四名常驻神父走了进来，紧接着是学生们和执事长。他们身穿白色的袍子，默默地鱼贯而入，从容不迫地站到自己的位置上，塞巴斯蒂安神父开始祈祷，他的声音打破了沉默。

“感谢万能的主赐予我们一个安静的夜晚和完美的终结。阿门。”

他们唱起了单声圣歌[9]，歌声流畅而熟稔，完美无瑕。达格利什随着祈祷仪式或站或跪，亦步亦趋，他没有偷窥别人隐私的意思。他把罗纳德·特里维斯的事情暂时放到一旁。在这里，他不是一名警察，不带任何私心杂念，只顺从自己的心。

念完短祷文，执事长从自己的位子走过去讲训诫词，之后是感恩祷告。他站在圣坛围栏前祷告，没有走上讲道坛上或读经台。达格利什意识到，要是他走上去，就只能对着空荡荡的教众席布道，教众席上只有一个人，而且还是他最没兴趣训诫的对象。训诫时间很短，他只讲了六分钟，可是内容令人震撼。执事长平静地徐徐道来，仿佛知道这些令人生厌的语句越是平心静气地说，越有威力。他站在那里，沉闷而阴郁，满脸胡须，像《旧约全书》里的先知，身穿白色法袍的听众默然垂首坐在下方，仿佛一尊尊石雕。

训诫的主题是关于现代世界的基督门徒该如何行事。圣安塞姆100多年来所象征的一切，塞巴斯蒂安神父所珍视的一切，无一不成了他诟病的对象。他的训诫所传递的信息非常明确：除非圣公会返璞归真，追本溯源，否则，在这个崇尚暴力、动荡不安、越来越缺乏信仰的世纪里，它将无以为继。现代门徒不应当沉溺于古老而美丽的语言，那些语言只会让信仰变得晦涩难懂，而不是清晰明了。抵制诱惑，不要高估智慧和智力成就的价值会让神学沦为为怀疑主义辩护的哲学。同样，不要过分强调仪式、礼服、仪式细节，不要沉溺于音乐的优美，这些通常都会把教堂的礼拜变成公共活动。教会不是为安逸的中产阶级提供服务的社会组织，供他们满足对美、秩序、怀旧和灵魂幻觉的渴求。只有返璞归真，回到福音书的本旨上，教会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要求。

训诫结束后，执事长转身走回自己的位子，学生们和牧师们跪在那里，塞巴斯蒂安神父做了最后的祷祝。等大家鱼贯退出教堂，亨利熄灭蜡烛，关掉圣坛上的灯，然后走出南门，礼貌地和达格利什道了声“晚安”，反身锁上了身后的门。除了“晚安”两个字，两人都没有再说话。

达格利什听到门闩发出嘎吱声，感觉自己仿佛被锁在了某种从来不曾完全理解或接受的东西外面，现在那东西被彻底关在他身后了。站在走廊上，狂风灌了他满怀，他顶着狂风艰难地从教堂门口走了几码回到杰罗姆，上床睡觉去了。

[1]《信经》(Creed)：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新教)权威性的基本信仰纲要。——编者注(若无特殊说明，本书注释均为译注)

[2]《尼西亚信经》(Nicene Creed)：传统基督宗教三大信经(《尼西亚信经》《使徒信经》《亚他那修信经》)之一，是尼西亚大会会议有关基督教信仰的一项基本议决，这个议决确定了圣父、圣子、圣神为三位一体的天主，本质相同。——编者注

[3] Foul play：本义为犯规动作，也可以指谋杀。

[4]牛津运动(Oxford Movement)：是1833年由牛津大学的一些英国国教高派教会的教士发起的天主教复兴运动，其目的是通过复兴罗马天主教的某些教义和仪式来重振英国国教。——编者注

[5]耶稣受难日协定(Good Friday Agreement)：亦称贝尔法斯特协议，是北爱尔兰和平进程一个主要的里程碑，在1998年4月10日(耶稣受难节)签字，是当前北爱尔兰自治政府、爱尔兰政府和英国政府达成协议的政治基础。——编者注

[6]雌狐(Fox)：福克斯在英语中有“狐狸”的意思，而“雌狐”有“泼妇、坏心眼女人”的意思，此处为双关。

[7]济慈(John Keats， 1795—1821)：杰出的英国诗人、作家，浪漫派的主要成员。死于肺结核。——编者注

[8]兼任主教的公国君主，既是王子又是主教。

[9]单声圣歌(Plainsong)：西方教会礼拜仪式中使用的圣歌，由单一的、无伴奏的旋律线组成。——编者注

第二章 执事长之死

1

执事长晚祷后没有逗留，他和塞巴斯蒂安神父在圣器室默默脱掉袍子，简单地道了“晚安”，就迎风迈出大门，来到外面的走廊上。

庭院里狂风怒哮。雨停了，可是东南风越来越狂暴，它绕着马栗树盘旋咆哮，扫得树叶簌簌发抖，推着硕大的枝干左右摇摆，那缓慢而雄伟的身姿仿佛跳丧的巫神。细枝嫩叶被吹得噼噼啪啪作响，掉落在鹅卵石小径上，仿佛刚刚放完的烟花棒。南边的走廊相对比较干净，可是落叶飞旋着、翻卷着漫过庭院，和着泥水堆积在圣器室门前。

执事长走到神学院门前，把粘在鞋底和鞋头上的几片碎叶蹭掉，然后穿过衣帽间，走进大厅。外面狂风肆虐，屋子里面却异常平静。不知道那四个牧师还在不在教堂或圣器室，或许正在义愤填膺地讨论他的训诫词。估计神学院的学生们都已经回房间去了。他总觉得在这平静而略显冷冽的空气里，弥漫着某种不寻常甚至是诡异的气息。

还不到晚上十点半，执事长心神不宁，他不喜欢勉强自己那么早上床，想到外面去走走，可是现在看来是行不通了，月黑风高，令人心生畏惧。他知道，按照圣安塞姆神学院的惯例，晚祷后需要保持安静，尽管他对这种习俗不以为然，但也不想让别人看见自己公然违抗这一习俗。学生起居室里有一台电视机，不过星期六晚上没什么好节目，再说了，他也不想打破这种平静，可是现在连一本能看的书都找不到，去看会儿独立电视台的晚间新闻总不至于有人反对吧。

执事长推开起居室的门，发现里面竟然有人。中午刚认识的克莱夫·斯坦纳徳正在看电影，他在学校访客当中是年纪最小的。听到开门声，他扭过头来，仿佛很不情愿被人打扰。执事长犹豫了一下，然后道了一声“晚安”，就从地下室台阶旁边的门退了出来，他艰难地顶着风穿过庭院，回到奥古斯丁。

十点四十分，他换上睡衣和睡袍，准备上床睡觉。他看了一会儿《马可福音》，做了祷告，一切都跟往常一样。他熟知福音书的每一个字，可以张口即来。但他缓慢而专心地默念着祷告词，仿佛这样就可以从中体味出之前遗漏的深意。他脱掉睡袍，关严窗户，爬上床睡觉。

通常让自己忙碌起来就可以将往事抛在脑后。可是现在执事长僵直地躺在粗麻布的床单上，听着外面呼啸的风声，知道自己今晚恐怕很难睡着了。这一天过得忙碌而苦闷，令他思绪万千。或许，他应该顶风出去走走。他回想起今晚的训诫词，觉得心满意足，没什么好后悔的。他准备非常充分，训诫的时候语调平静，但不失激情，而且很有力度。有些事必须说明白。如果他的训诫词招致塞巴斯蒂安神父的怨恨，将彼此的厌恶转化成憎恨，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他安慰自己说，并非是他一意孤行，相反，他知道跟自己尊重的人保持良好的关系至关重要。他心怀壮志，也知道如果想坐上主教的宝座，就不能招致圣公会重要势力的不满，即便他们的影响力好像已经大不如从前。不过塞巴斯蒂安·莫雷尔早就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如日中天了。他可以肯定，这场对弈自己赢定了。不过，他提醒自己，圣公会如果想在新世纪继续维持自己的地位，那些事关原则的战斗是不可避免的。关闭圣安塞姆学院只是这场战役中微不足道的冲突而已，但是，对他而言，在这场冲突中获胜倒不啻是一件乐事。

那么圣安塞姆还有什么令他心神不宁的？为什么他感觉自己的心灵所遭受的拷问在这个狂风肆虐、荒凉孤寂的海边反而比在别的地方更加强烈，对自己的为人和过往的质疑更加激烈？这仿佛并不是因为圣安塞姆长久以来对神的虔诚和崇奉。当然，这座教堂创始于中世纪，他想，人们或许可以感受到在静谧的空气里回荡了数百年的单声圣歌，但是他从来没有这种感觉。对他而言，教堂只是一座功能性的建筑，是供人们崇奉神灵的，而不是让人们崇奉它本身的。圣安塞姆无非就是维多利亚时期一个有钱没地方花的老处女留下的怪胎，她缺乏品位，偏好缀着蕾丝的白麻布圣衣、四角帽和单身牧师。搞不好那根本就是个疯疯癫癫的女人。竟然让她的恶趣味至今左右一所21世纪的神学院，这太荒唐了。

执事长觉得床单仿佛裹得越来越紧，于是使劲踢了几脚，想把它踢松。他突然希望穆里尔现在在他身旁，这样他就可以抱着她迟钝但令人舒服的身体，重温逐渐淡忘的亲热的感觉。即便他想和她亲热，也会想到另一个人的身体，在他的记忆里，她的胳膊柔软得像婴儿，鼓胀的乳房乳头十分坚挺，双唇在他身体上游走，喃喃地说：“你喜欢这样？还是这样？还有这样？”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当初惊鸿一瞥，他便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根本来不及认真思考。其实完全可以想象到日后的悲剧收场，而他却自欺欺人，置之不顾，现在想来真是难以理解。他们之间的风流韵事就是那些低俗的爱情小说的素材。就连他们最初的相识，也像低俗的爱情小说里的场景，那是在一艘地中海游船上。一位牧师朋友本来受邀在去往意大利和亚洲考古胜地的航途中担任特约讲师，可是出发之前突然病倒了，于是向主办单位推荐了他。他觉得当时主办方是实在找不到更合适的人了，才勉强答应让他去，可是他却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幸运的是，那次航海旅途中没有遇到什么学识渊博的乘客。周详的准备工作加上那位朋友出色的讲义，总算是让他在乘客当中没有露怯。

芭芭拉是跟她的母亲和继父出门游学的，她是船上最年轻的乘客，当时迷恋她的男人可不止他一个。对他而言，这个19岁的姑娘更像是个孩子——一个不属于她自己那个时代的孩子。乌黑的短发、低低的刘海儿、深蓝色的眼睛、桃花瓣似的脸蛋和樱桃小嘴，短短的无袖衬衫衬托出一股英气，有一种20世纪20年代的气息。那些年老的乘客经历过20世纪30年代的生活，对那个疯狂的年代记忆尤深，他们怀念地叹气，低声私语，说在她身上看到了克劳黛·考尔白年轻时的影子。但是他觉得这种看法不靠谱。芭芭拉没有电影明星的矫揉造作，但是她孩子气的纯真、活泼和脆弱让他把自己的情欲以对她的怜爱和呵护的形式表达出来。所以当芭芭拉表现出对他有与众不同的好感，并且委身于他的时候，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这么幸运。三个月后，他们结婚了。当时，他39岁，而她才19岁。

芭芭拉就读的几所学校都热衷于多元文化宗教和自由信仰，她对圣公会一无所知，但是她非常渴望了解相关的知识。过了一段时间他才意识到，他们之间那种所谓的师生关系完全是一种浓烈的情色关系。她喜欢被奴役，不仅仅在肉体上如此，精神上也是。不过，她的激情很快就褪去了，包括对婚姻的热情。他当时供职的教堂把那栋维多利亚时期的豪宅卖掉了，在底层改建了一座现代简易房，只有两层楼，倒是经济实惠，但是毫无美观可言。这跟她的期望相去甚远。

他意识到，这个骄奢、任性、反复无常的女人根本不适合雄心勃勃的圣公会牧师，和他理想的妻子形象背道而驰。他开始为此感到焦虑，就连性事也为他的焦虑所累。在他特别疲累的时候，或者偶尔有访客留宿的时候，她无止境的索求令他十分难堪；在她低声说着情话的时候，他都会因为卧室墙壁太薄而备感尴尬，而她的甜言蜜语随时会变成厉声奚落和苛责。第二天早晨，她会披着晨衣，睡眼惺忪地出现在早餐桌上卖弄风骚，恣意地伸着懒腰，让薄如蝉翼的晨衣滑落开，一副扬扬得意的样子。

她为什么要嫁给他？为了安全感？为了摆脱她的母亲和她憎恨的继父？为了得到宠爱、关心和纵容？他越来越害怕她反复无常的性格和随时爆发的情绪，害怕她突然尖叫，突然发脾气。他千方百计地遮掩家丑，不想让教区的人知道，可是闲言碎语还是传进了他的耳朵。他还记得教会的一名委员来拜访他的时候令他多么尴尬难堪，那名委员刚好是一名医生。他说：“您的太太不是我的病人，牧师，我也不想干涉您的生活，可是她的精神状态真的不太好。我建议你们去找专业人士看看。”可是，当他建议芭芭拉去看精神科医生，哪怕只是找普通医生检查一下的时候，芭芭拉哭哭啼啼地指责他要抛弃自己。

窗外呼呼的风声一阵紧似一阵，不一会儿就咆哮起来。通常情况下，他都是安心地躺在床上，惬意地听着外面狂风大作，可是现在这间狭小的房间对他而言不像一个避难所，反而像一间牢房。芭芭拉死后，他一直都在祈祷，请求主宽恕自己始乱终弃，娶了她却没有好好珍惜她，可是他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盼望芭芭拉死去而请求过主的宽恕。现在，他躺在窄小的床上，不得不痛苦地面对自己的过去。那些不堪的往事已经被他深深地埋在心底，他多么希望永远都不要开启那扇通往过往的大门，不必回顾自己的婚姻生活，但是，过去的一幕幕往事却毫无防备地闯进他的脑海，有些事他别无选择，比如和亚伍德的狭路相逢，比如圣安塞姆这个地方，都让他无处可逃。

他的思绪游走在半梦半醒之间，仿佛又是一场噩梦，他依稀看到自己被关在一间现代化的审讯室里，审讯室功能俱全，毫无特色。接着，他突然意识到这是自己旧牧师住宅的那间起居室。他好像坐在达格利什和亚伍德中间。他们没有给他戴手铐，不过一会儿肯定会把他铐起来，他知道自己已经被认定有罪，而且他们找到了罪证，铁证如山。他眼前放着一卷模糊不清的起诉书，仿佛是偷拍下来的。达格利什时不时说一声“暂停”，亚伍德就会伸出一只手。画面就会静止，他们就会沉默地审视那幅画面。那一幅幅画面从他眼前掠过，将他所有的卑劣、冷漠无情和对爱情的辜负展示得淋漓尽致。终于，他们就要看到他内心深处的罪孽和阴暗了。

画面一转，他不再夹在两个警察中间了，他站起身来走进画面，重新演示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重复每一种感受。那是10月中旬的一天，天色阴沉，细雨绵绵，像弥漫的雾气，这种阴沉沉的天气已经持续两天了，他刚刚去探望了两个缠绵病榻的教区居民。他和往常一样，尽职尽责地满足他们的特殊要求：双目失明的奥利弗太太总是要他读一段经文，然后陪她一起祷告；上了年纪的山姆·帕辛格每次都要从头给他讲一遍阿拉曼战役[1]；拄着拐杖也出不了门的波利太太喜欢追问教区最新的八卦；而从来不曾踏入圣博托尔夫教堂大门的卡尔·洛马斯却热衷于和他探讨神学和圣公会的种种弊端。波利太太要他扶着自己，艰难地挪到厨房去给他泡茶，还从罐子里拿出专门为他烘焙的姜汁蛋糕。四年前他第一次造访时，随口夸过波利太太亲手烘培的姜汁蛋糕，结果现在每周来访都不得不吃一块，还不敢坦承自己根本不喜欢姜汁蛋糕。不过热腾腾的浓茶倒是很合他的胃口，他也不用自己回家泡茶了。

他把沃克斯豪尔停在公路边，沿着草坪上的石板路往家里走去。草坪很久没有修剪过了，凋落在石径两旁草丛里的玫瑰花瓣开始腐烂。房子里寂寥无声，他像往常一样，心情沉重地推开门。芭芭拉从吃早餐开始就一直闷闷不乐，烦躁不安，连衣服都懒得换，这可不是个好兆头。午饭的时候她依旧穿着晨衣，只喝了点儿汤，吃了两口沙拉，就把盘子一推说自己太累了，没胃口，下午要上床睡一觉。

她蛮横地说：“你还是去找你那些无聊的老教民去吧，反正你心里只有他们。回来别烦我。我不想听你说他们的事。我什么都不想听。”

他没理她，只是愤懑地看着她慢慢爬上楼梯，她垂着头，晨衣的丝带拖在身后，浑身没有一丝生气。

画面一变，他已经心情沉重地回到了家，关上了身后的大门。她还在床上吗？还是趁他走开就梳妆打扮出去祸害教区，给他丢脸去了？他必须弄清楚。他蹑手蹑脚地爬上楼梯，万一她正在睡觉，他可不想吵醒她。

卧室的门紧闭着，他轻轻地扭动门把手。卧室里光线昏暗，窗帘垂地，遮住了大半个长长的窗子，站在门口，可以看到窗外长方形的草坪，那些三角形的花坛就是花园了，花园背后是整齐划一的房屋。他慢慢向床边走去，眼睛逐渐适应了室内昏暗的光线，可以清晰地看到她的影子。她面向右侧躺在床上，右手托着脸颊，左臂搭在床单上。他俯下身，听到她的呼吸声短促而沉重，她呼出的酒气十分浓烈，还伴着一股令人作呕的、微甜的气味，多半是呕吐物的气味。床头柜上放着一瓶赤霞珠红葡萄酒，旁边倒着一只硕大的空瓶子，是装阿司匹林的药瓶。

他告诉自己，芭芭拉睡着了，她喝醉了，不想被人打扰。几乎出于本能，他伸手拿起酒瓶，想看看芭芭拉喝了多少酒，可是潜意识里一个声音警告他小心行事，于是他又把酒瓶放了回去。枕头下面露出一条手帕，他把手帕抽出来擦了擦酒瓶，又把手帕扔回床上。这一连串的动作仿佛只是顺手而为，而不是受到意识的支配。他就这样走开了，关上房门，下了楼梯。他再次安慰自己：她睡着了，她喝醉了，她不想被人打扰。半小时后，他走进书房，镇定地整理文件，为下午六点召开的教区理事会做准备，然后离开了家。

至于教区理事会的情景，他一点儿都记不起来了，只记得自己跟教区委员梅尔文·霍普金斯一道驱车回到家。他答应给梅尔文看教区委员会关于社会责任的最新报告，建议梅尔文跟他一起回他住的地方。到这里，画面逐渐重新清晰起来。他抱歉地对梅尔文说，芭芭拉不在楼下，她身体不舒服，然后爬上楼梯，轻轻推开卧室的房门，昏暗的光线里，他又看到那个身影、那只酒瓶和那个滚落的药瓶。他走到床边。这次，他已经听不到她短促而沉重的呼吸声了。他把手放在她脸颊上，发现她的脸颊冰冷，知道她已经死了。他恍惚间仿佛听到有人在讲话，可是听不清讲的什么。发现尸体的时候最好有人和你在一起，这个道理错不了。

他想不起来丧礼的情景，完全不记得了，只记得各种奇形怪状的、扭曲的面孔在他面前不停地晃动，有的面带怜悯，有的貌似关心，还有的深表担忧。现在这里就有一张可怕的面孔。画面里，他又坐到沙发上，不过这次是跟亚伍德警官和一个穿着警服的小伙子，他看上去还没有唱诗班的年轻人大，讯问时他坐在一旁一言未发。

“您下午五点多探望教友回来后，具体都做了哪些事，先生？”

“警官先生，我已经说了，上楼去看了看我太太是否还在睡觉。”

“您推开门的时候，床头灯有没有亮着？”

“没亮。窗帘遮住一大半，房间里光线昏暗。”

“您去看过她吗？”

“警官先生，我已经说了。我就往里面看了一眼，发现我太太还躺在床上，以为她还在睡觉。”

“她上床睡觉——是什么时间？”

“吃午饭的时候。大约是十二点半。她说了她不饿，要去睡一觉。”

“她都睡了五小时了，您就不觉得奇怪吗？”

“我不觉得。她说她很累。我太太经常一睡就是一下午。”

“您就没想着她是不是病了？您就没想着走到床边去看看她？您就没意识到她可能情况危急，需要看医生？”

“我跟您说了几遍了，我以为她睡着了。”

“您看见床头柜上的两只瓶子了吗？一只酒瓶、一只阿司匹林瓶。”

“我看到酒瓶了。我估计她喝了酒。”

“她是拿着酒上去睡觉的吗？”

“不是，她没拿。肯定是我走了之后她下来拿的。”

“而且拿到床上去了？”

“多半是。家里又没别人。当然是她自己拿上床的。不然它怎么会出现在床头柜上？”

“嗯，这就是问题所在了，对吧，先生？瞧，酒瓶上没有指纹。您能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吗？”

“当然解释不了。我觉得是她把指纹擦掉了。枕头下面露着半截手帕。”

“您看不到滚落的药瓶，却能看到那半截手帕？”

“第一次上楼没看见。是第二次上楼看见的，当时我发现她已经死了。”

他们就这样没完没了地讯问。亚伍德来了一次又一次，有时候带着那个穿警服的小警察，有时候一个人来。执事长开始害怕听到门铃响，害怕向窗外张望，生怕看到那个身穿灰色大衣的身影步履坚定地沿着小路走过来。每次问的问题都一样，而他的回答越来越令人难以信服了，连他自己都觉得说不过去了。甚至在芭芭拉不出意料地被认定为自杀之后，亚伍德依旧不依不饶地来找他。芭芭拉早在几个星期之前就被火化了，除了一把碎骨头埋在教堂庭院的角落里，什么都没剩下，可是亚伍德对他的讯问依然没有结束。

报应不爽，以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形式折磨着他。亚伍德就像走家串户的推销员，坚持不懈，不屈不挠，一身的倒霉样，招人厌恶。他身量单薄，靠着身高才勉强够格做个警察，脸色蜡黄，高高的大额头下面一双阴郁的眼睛仿佛讳莫如深。就算提问题的时候，他也很少直视克兰普顿，他的目光总是落在他们正中间的地方，仿佛在跟一个内在的控制者交流。他语调平平，鲜有变化，提出问题之后便默不作声。他的沉默耐人寻味，仿佛并不是为了听取对方的答案，而是酝酿着某种威胁的意味。他常常都是说来就来，很少提前打招呼，可是又好像很清楚克兰普顿什么时候在家。他会在前门耐心等下去，直到对方来给他开门，才默默地走进去。进门之后直奔主题。

“您认为您的婚姻生活幸福吗，先生？”

他的鲁莽无礼令克兰普顿感到十分震惊，一时间竟无言以对。沉默片刻后，他用非常严厉的语气回答说：“我觉得在警察眼里，任何一种关系，甚至是最神圣的关系，都可以划分等级。你应该给我一份婚姻状况调查问卷，这样就不用浪费时间了。在下列选项前的方格里打钩：非常幸福、幸福、还算幸福、不太幸福、不幸福、非常不幸、痛苦到想杀人。”他的声音异常刺耳，连自己都快辨认不出来了。

亚伍德沉默了一会儿，说：“那您会在哪个选项前打钩，先生？”

克兰普顿终于忍不住向警察局长投诉了亚伍德，亚伍德这才没有再来。经过一番调查，警察局认定亚伍德警官的行为超越了他的职责权限，尤其是在没有得到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入室调查。在克兰普顿的心目中，亚伍德就是一个阴暗的谴责者。不论何时，只要一想起亚伍德，他就愤懑不已，不管是时间流逝，还是更换教区，不管是升任执事长，还是再次喜结连理，都无法平息他对亚伍德的熊熊怒火。

今天，他和那个人再次狭路相逢。他不记得他们说过什么话，只知道自己的怨憎和痛苦如洪水猛兽一般冲出牢笼，奔泻而出。

芭芭拉死后，刚开始他每天忏悔，后来隔一段时间忏悔，祈求主原谅他对芭芭拉犯下的罪孽，未能给予她足够的耐心、宽容、爱、理解和宽恕。可是，他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内心深处希望她早日死掉。他对芭芭拉的漠视不算特别严重的罪孽，已经得到了主的宽恕。在他接受讯问之前，曾经遇到芭芭拉生前的医生。

“我一直在想，如果我当时回到家意识到芭芭拉不是睡着了，而是昏迷过去了，马上叫救护车，结果会不会有所不同？”

医生的回答相当于赦免他无罪：“就她所服用的药物和酒精的剂量，不管你叫不叫救护车，结果完全一样。”

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竟然让他不得不面对自己大大小小的谎言？他明明知道芭芭拉有生命危险，却希望她就此死去。在他心目中的上帝看来，他就是一个谋杀犯，所犯下的罪行不啻于亲手把阿司匹林溶化后灌进芭芭拉的喉咙，不啻于亲手把酒瓶递到她的嘴边。他犯下重罪却不敢承认，有何颜面向他人讲经布道？他心灵如此阴暗，今晚又有何颜面站在教众面前？

他伸手拧亮床头灯，灯光流泻而出，房间里慢慢亮起来，比他晚上读经文的时候还亮堂。他起身下床，跪在地上，把脸深深地埋在手掌里，根本不需要去想怎么说，自然而然地开始忏悔，仿佛这些词句可以让他获得宽恕和安宁：“主啊，宽恕我这个罪人吧。”

就在这时，床头柜上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欢快的铃声打破了房间里的宁静。这声音如此突如其来，与此时的气氛格格不入，他愣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于是，他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伸手抓过手机，按下接听键。

2

将近凌晨五点半的时候，马丁神父突然惊醒过来。他猛地坐起来，迷茫地瞪着眼睛，浑身僵硬得像一只布偶。汗如雨下，从他的额头上滚落下来，流进眼睛里。他擦掉冷汗，感觉自己浑身紧绷而冰冷，仿佛已经死去。过了一会儿，噩梦的恐惧慢慢退去，渐渐能看到身边的事物了。那些灰蒙蒙的轮廓，仿佛是在他的想象中从黑暗里浮现出来的，而不是他真真切切看到的：椅子、五斗橱、床脚的踏板、画框的轮廓，这些熟悉的事物让他渐渐安下心来。四个圆窗被窗帘遮挡得严严实实，可是即使是在最黑暗的夜晚，他也能看到笼罩在东方海面上的那一缕微光。他知道昨夜暴风肆虐，刮了一整夜，而且越来越猛，到他好不容易快睡着的时候，狂风就像报丧的女妖，不停地绕着教堂的塔楼呼号狂啸。此时，风声暂时停歇了，但是这种平静反而给人一种不祥的预兆，更令人心生畏惧。马丁神父僵直地坐在床上，静静地侧耳聆听，外面楼梯上既没有脚步声，也没有说话声。

马丁神父两年前开始做噩梦，于是要求搬到南边这栋塔楼的小房间来住，说自己喜欢站在这里眺望窗外辽阔的大海和绵长的海岸线，喜欢这里的安静和孤寂。虽然他每天都要爬楼梯，可是至少没有人能听到他夜半惊叫了。不知道塞巴斯蒂安神父是怎么猜到他搬到这里的真正原因的，至少是猜到其中一部分。一个星期天，做完弥撒，塞巴斯蒂安神父对他说了几句话，让他记忆犹新。

塞巴斯蒂安神父说：“您睡得还好吗，神父？”

“还可以，谢谢。”

“如果您被噩梦所困，有个办法您可以试试看。我说的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专家咨询，听说，有时候和那些跟你有相同痛苦经历的人聊一聊往事很有用。”

这番话让马丁神父大吃一惊。塞巴斯蒂安神父从来不掩饰他对心理医生的不屑，他说，若是他们能从医学和哲学的角度解释他们的学科理论，或者能明确说明意识和大脑之间的区别，他倒可能会对他们心生敬佩。不过，让马丁神父感到惊讶的是，塞巴斯蒂安神父好像对发生在圣安塞姆每个角落的事全都了如指掌。马丁神父不想听他那一番话，也没有理会他的建议。他知道，日本战俘营的幸存者不只是他一个人饱受恐惧的折磨，年轻的时候，他们有足够的意志力克服这种恐惧，上了年纪就很难了。尽管他也看到书上说，跟同病相怜的人围坐在一起讨论彼此的经历会有所帮助，但是他一点儿都不想这么做。这是他自己的事，他要自己解决。

又起风了，而且越来越大，从有节奏的呻吟渐渐变成呼啸，而后猛烈地号叫起来，仿佛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某种力量在向人们耀武扬威。他把双腿从床上挪下来，两只脚塞进拖鞋里，僵直着身子，慢吞吞地走过去，打开面朝东的窗户。凛冽的寒风迎面扑来，灌进他的嘴巴和鼻孔里，驱走口鼻里的腐臭，让他精神一振，那狂怒的风声淹没了人类的呻吟和尖叫，抹去了他心中最可怕的画面。

他每天晚上的噩梦几乎都一模一样：鲁珀特头天晚上被拖回战俘营，第二天，战俘们被带出来列队观看他被斩首的场面。当时，那个年轻人已经被折磨得没有人样了，他艰难地走到行刑地点，跪倒在地上，仿佛终于松了一口气。可是，就在铡刀落下的那一瞬间，他突然用尽最后的力气，挣扎着昂起头来。刚开始，他的头颅好像没有被砍掉，还在脖子上，过了两秒钟，它才慢慢掉下来，紧接着，鲜红的热血喷薄而出，就像生命最后的赞礼。

醒来后，他总是反复问自己，鲁珀特为什么要逃跑？他明明知道那是自寻死路。他为什么从来没有说过他逃跑的目的？最糟糕的是，自己为什么没有在铡刀落下来之前站出来，用自己微薄的力量从卫兵手里夺过铡刀，和他的朋友一起就义？他们两人虽然没能朝夕与共，却早就两情相悦，鲁珀特是他此生唯一的挚爱。其余的，不过是试图博爱或善良。尽管他也能感到欢愉，甚至偶尔也会获得精神上的愉悦，但他依旧背负着沉重的负疚感，觉得自己背叛了他。他早就应该黄土一抔埋了这把老骨头。还好有个地方能让他找到内心的平静，他打算现在就去。

他从床头柜拿出钥匙，拖着脚步走到门后的挂衣钩前，取下他的旧羊毛开衫。开衫的肘部有两片真皮贴，到了冬天，他总是在斗篷里套上这件羊毛开衫。他穿上开衫，披上斗篷，轻手轻脚地推开房门，走下楼梯。

他没带手电筒，每个台阶上都有一盏地灯，也够亮了，通往楼下的旋转楼梯有点儿陡，不过好在有足够的壁灯。狂风暂时平息下来，主楼格外安静，外面呜咽的风声衬托得楼里异常静寂，让人感觉空无一人，十分凶险。很难相信有人就在这些紧闭的房门背后沉睡，很难相信如此静寂的空气里曾经回荡着匆忙的脚步声和高亢的讲话声，很难相信那扇笨重的橡木大门有几十年不曾关闭上锁。

大厅里，圣母和圣婴雕塑的脚下有一盏红色的灯，灯光给圣母微笑的脸庞洒上一层柔和的光芒，将圣婴那胖嘟嘟的手臂染成了粉红色。整座雕塑仿佛活了过来。他趿着拖鞋，默默地穿过大厅，走进衣帽间。那排褐色的斗篷表明主楼确实有人在，它们孤零零地挂在那里，就像是上几辈人留下的遗物。现在风声越来越清晰，他推开通向北边走廊的门，外面风声大作，冷风劈头盖脸灌进来。

马丁神父惊讶地发现后门的灯熄灭了，沿着走廊的一排小灯也熄灭了。他伸手按下开关，灯亮了，石板上堆满了厚厚的落叶。正当他关上身后的房门时，又一阵狂风袭来，撼动了大树，将树干周围的落叶卷起来，一路吹到他的脚边。落叶像一群棕色的小鸟在他身边飞舞，它们轻啄他的脸颊，像羽毛一样轻柔地飘落在他肩头的斗篷上。

他踩在落叶上，落叶在他脚下一路沙沙作响。他来到圣器室门前，就着昏暗的灯光，翻找出那两把钥匙，然后打开门走了进去。他拧亮门边的灯，然后赶紧用力按下安保系统的密码，低沉的报警声总算停了下来。他走到教堂中殿，中殿天花板上两排顶灯的开关就在他右边，他伸出手刚要按下开关，结果惊讶地发现《最后的审判》上方的射灯竟然开着，灯光洒在画面上，教堂西侧也沐浴在它反射的光芒里。但他并没有觉得担心，也没有打开顶灯，而是径直沿着北墙走过去，他的影子随着他的脚步在石墙上移动。

刚走到《最后的审判》跟前，他就呆住了，脚下的场面令人惊骇得一动都动不了。血还没有干，就这样出现在他寻觅庇护的地方，它和噩梦中一样猩红，不是像喷泉那样喷发出来，而是像污渍和溪流那样，在石地板上漫延开来。此时它已经不再漫延了，而是积在那里，仿佛已经开始凝固了。噩梦还没有结束。他仍旧被困在恐惧之中不能自拔，只是这次他无法从梦中惊醒而得以逃脱。如果这不是真实的景象，那一定是他走火入魔了。他闭上眼睛祈祷：“主啊，救救我吧。”然后，他慢慢地稳住心神，睁开眼睛，强迫自己再看一眼。

眼前的景象惨不忍睹，他猛然间无法理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只有慢慢地、一点一点地看过去。先是被砸碎的头盖骨；接着是执事长跌落在一旁的眼镜，竟然没有摔断；然后是尸体两侧的两个铜烛台，仿佛在对神灵表示蔑视；再然后是执事长向前伸出的双手，仿佛要抓住石头，那两只手比他活着的时候更苍白、更纤弱；最后是他紫色带衬里的家居服，染上血后变得硬邦邦的。马丁神父抬起头，望着《最后的审判》。这幅画上面被人用油漆画了一个张牙舞爪的魔鬼，只见那魔鬼戴着眼镜，蓄着短须，右手伸出老长，用庸俗淫荡的手势公然表示蔑视。《最后的审判》下面有一罐黑色的油漆，盖子上面整整齐齐地放着一把刷子。

马丁神父蹒跚着往前走去，他跪倒在执事长的头颅旁边。他想要祈祷，可是却不知道该说什么。突然，他觉得自己亟须看到活生生的人，亟须听到人的脚步声、嘈杂声，亟须人的陪伴和安抚。他来不及细想，摇摇晃晃走到教堂西侧，使劲拽了一下敲钟的拉绳。那钟声像往常一样悠扬动听，可是听在他的耳朵里，却音量大得惊人。

他走到南门，用颤抖的双手费力地拉开笨重的铁门闩。狂风卷着残枝败叶扑进来，他推开一条门缝，走回尸体旁边，这次他的步伐坚定起来。必须说点什么，现在他终于有气力说话了。他仍旧跪在地上，斗篷的衣角拖在血泊里，这时，他听到一阵脚步声和一个女人的说话声。是爱玛来了，她跪在他身边，伸出手臂揽住他的肩膀。他能感觉到她柔软的发丝扫过她的面颊，能嗅到她肌肤散发出的甜丝丝的馨香，那缕馨香驱散了他鼻腔里的血腥味。他能感觉到爱玛浑身发抖，但她的声音却很镇定。她说：“起来，神父，快起来，没事了，都会好起来的。”

可是，不会再好起来了，永远都不会再好起来了。

他想抬头看看爱玛，却抬不起头来。他浑身上下都提不起力气，只嚅动着嘴唇喃喃地说：“天哪!我们做了些什么？我们做了些什么？”恐惧之中，爱玛将他抱得更紧了。他们身后，巨大的南门被风吹开了，门扇在风中吱嘎作响。

3

达格利什很少有失眠的时候，即便是在陌生的床上，他也很少睡不着。多年的侦探生活，已经让他适应了各种不舒服的卧榻，只要有一盏床头灯或一只手电筒，可以在睡觉之前看会儿书，他就能抛开白天的各种烦心事，轻松入睡。可是今晚不同。他的房间本来是很容易让人睡着的：床铺软硬适中；床头灯不高不矮，适合睡前阅读；被褥不薄不厚。他拿起谢默斯·希尼翻译的《贝奥武夫》，勉强翻了五页，仿佛这是每晚必须完成的固定节目，而不是期待了一整天的美好时光。不过，很快他就被那些诗吸引住了，一口气读到了深夜十一点，才关灯准备睡觉。

可是今晚睡眠没有如期而至。虽然迷迷糊糊的，不是特别清醒，但是怎么都没能陷入深眠。或许是因为窗外怒哮的狂风。通常情况下，他都很喜欢躺在床上，听着外面狂风肆虐，渐渐入睡，可是今夜的狂风与往日不同。它过一会儿便停歇片刻，彻底安静下来，可是片刻之后又低声呜咽起来，而后风声不断加紧，越来越猛，逐渐咆哮起来，像群魔齐嚎。他听到窗外的马栗树在暴风中呻吟，仿佛突然看到树枝纷纷被折断，布满伤疤的树干被吹得弯下腰去，起初它还挣扎着不肯就范，紧接着就疯狂地将树头推向卧室的窗户，仿佛要破窗而入。而且，波涛总是为怒哮的狂风助阵，他能听得见远处波涛撞击海岸的声音。仿佛没有任何生灵能扛过这样的风暴和怒涛。

达格利什稳了稳心神，拧亮床头灯，看了看手表。竟然已经凌晨五点三十五分了，这么说他肯定睡着了，虽然睡得不好，但至少迷糊了六个多小时。风声再起，呜呜咽咽，越来越疯狂，最后群魔齐嚎。就在风声再次停歇下来的空当，他听到外面传来一个异样的声音，那个声音太熟悉了，在儿时就曾陪伴着他，所以他马上就分辨了出来：是教堂的钟声响了。虽然只响了一声，但那声音洪亮、清澈、悠扬，恍惚间他以为自己还在梦里。不过他很快就回过神来，完全清醒了过来。他知道自己听到了什么，赶紧侧耳聆听，可是钟声没有再响起来。

他迅速做出了反应。他长期以来养成的习惯就是把紧急情况下可能用到的装备都放在手边。他很快穿上晨衣，甩掉拖鞋，换上便鞋，抓起床头柜上可以当武器的手电筒。

他打开手电筒，走出房间，轻轻地带上身后的房门。狂风卷着落叶迎面袭来，落叶仿佛一群发狂的鸟，在他头顶上盘旋。南北走廊沿路昏暗的壁灯勾勒出廊柱纤细的轮廓，给石径染上了一层诡异的光芒。主楼漆黑一片，只有隔壁爱玛住的安布罗斯亮着灯。他一路跑过去，没有叫爱玛，突然一阵不祥的感觉向他袭来。教堂的南大门半掩着，微弱的灯光从门缝里泻出来。他用力推开那扇橡木大门，铰链嘎吱嘎吱作响，他一脚跨进教堂，随手带上了身后的门。

看到眼前的场景，他惊呆了。《最后的审判》就这样毫无遮拦地出现在他眼前，它被两根石柱框在中间，明亮的灯光打在画面上，原本已经褪去颜色的油画被人用艳丽的油漆涂过之后显得异常华美。然而，在他看到脚下惨不忍睹的一幕时，这幅画带给他的震惊变得无足轻重了。执事长手脚张开匍匐在地上，仿佛在行膜拜大礼。两个笨重的黄铜烛台肃穆地摆在他脑袋两侧。血泊红得触目惊心，仿佛比活人的血鲜艳得多。就连旁边那两个人，都显得特别不真实：白发苍苍的神父披着黑色的斗篷，跪在地上半抱着尸体；一个女孩蹲在他身边，用一只手臂揽着他的肩头。有那么一瞬间，他神思恍惚，仿佛看到黑色的妖魔从画面上跳出来，在女孩的头顶上手舞足蹈。

她听到开门声扭过头来，看见是他，立刻站起身向他飞奔过来。

“谢天谢地你来了。”

她紧紧抓住达格利什，达格利什知道，这是她受惊后寻求慰藉的本能反应，于是伸出手臂抱住她。她浑身都在发抖。

她很快挣脱他的怀抱，说：“马丁神父在那里，他不肯走。”

马丁神父左臂揽着克兰普顿的尸体，手掌浸在血泊里。达格利什放下手电筒，揽住马丁神父的肩头，低声说：“我是亚当，神父。走吧，我在这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可是当然不会一切都好起来。这些安慰的话显得那么空洞无力。

马丁神父一动不动，肩膀僵硬得像个死人。达格利什提高声音，又说了一遍：“放手，神父。您必须马上离开。您在这儿没用。”

这次，马丁神父好像终于听到了达格利什的话，在他的搀扶下慢慢站起身来。他像个孩子似的惊奇地看了看自己沾满鲜血的手掌，然后在斗篷上蹭了蹭。达格利什暗想，这无疑会让血检更加复杂。他虽然同情他们两人，但是当务之急是尽量保护现场，还要对凶手的作案手法严格保密。如果南门像往常一样上了门闩，那凶手一定是穿过北边的走廊从圣器室进来的。爱玛在马丁神父右边搀扶着他，达格利什小心翼翼地领着他们往离门口最近的那排椅子走去。

他安置他们在椅子上坐下，对爱玛说：“在这儿等几分钟，我很快回来。我把南门闩上，从圣器室出去。我会把门锁上，不要让任何人进来。”

之后又扭头对马丁神父说：“您能听到我说话吗，神父？”

马丁神父终于抬起头来，和他四目相对。他眼中流露出的痛苦和恐惧让达格利什窒息：“能，能。我很抱歉，亚当。我刚才做得不好。现在没事了。”

他的样子根本不像没事，但是至少能听明白达格利什在说什么了。

达格利什接着说：“有一件事我必须跟你们强调一下。虽然这个时候要求你们这么做有些强人所难，但事关重大，希望你们理解。记住，不要告诉任何人你们今天凌晨看到了什么。任何人都不要告诉。明白吗？”

两个人含混着答应了，随即，马丁神父又清晰地说了一句：“我们明白。”

达格利什正要转身离开，爱玛突然说：“他已经不在这里了吧？他不会藏在教堂的哪个角落里吧？”

“不会的，我马上去看一下。”

达格利什不想再把其他的灯开起来。显然，只有他和爱玛被教堂的钟声惊醒了。要是大家一窝蜂跑来就糟糕了。他走回南门，把大铁闩闩上，然后拿着手电筒迅速而仔细地把教堂搜了一遍，既为了安慰爱玛，也为了让自己放心。多年的办案经验让他一眼就断定这宗凶杀案不是刚刚发生的。他推开那祈祷隔间，举着手电筒扫了一遍里面的长凳，然后单腿跪在地上，查看座位下面。他发现有人来过第二排长凳，座位上有一片地方很干净，没有灰尘，他跪下来，用手电筒照亮座椅下方的角落，发现有人在这里蹲伏过。

他很快结束了全面搜查，回到爱玛和马丁神父的椅子跟前，对他们说：“没事，这里现在只有我们三个人。神父，圣器室的门是锁着的吗？”

“是，是锁着的。我进来的时候锁上了。”

“您能把钥匙给我吗？”

马丁神父在斗篷的口袋里摸索了一会儿，掏出一大串钥匙。他手指发颤，半天才找出圣器室的钥匙，递给达格利什。

达格利什说：“我马上回来。我出去的时候会把门锁上。你们可以在这里等我吗？”

爱玛说：“我觉得不应该让马丁神父在这里待太久。”

“不用很久。”

达格利什心想，应该只要几分钟时间就可以把罗杰·亚伍德叫来。不管最后谁负责调查这起案子，现在他都必须找人帮忙。还有个授权的问题。亚伍德是萨福克警察局的警官。在警察局长决定由他哪个手下接手这个案子之前，暂时由亚伍德负责。还好晨衣的口袋里有一块手帕，他垫着手帕打开圣器室的门，以防自己在门上留下指纹。他重启报警系统后关上身后的门，踩着堆积了几英寸厚的落叶，匆匆穿过北边的走廊，回到客房公寓。他记得罗杰·亚伍德就住在格里高利。

房间里漆黑一片，他借着手电筒的灯光穿过起居室，冲着楼上叫亚伍德。没人答应。他爬上二楼的卧室，发现房门敞开着。看来亚伍德本来已经上床睡觉了，可是现在只剩下被褥堆在床头。达格利什推开浴室的门，发现里面空荡荡的。他开了灯，迅速查看了一下衣柜，亚伍德的大衣和鞋子都不在里面，只有一双拖鞋丢在床边。看来亚伍德不知道什么时候顶着暴风出门了。他现在在这里找毫无意义，亚伍德可能就在海岬的什么地方。他马上返回教堂，爱玛和马丁神父仍旧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他低声说：“神父，您跟拉文汉姆博士到她那儿去吧。你们两个人喝杯热茶。我觉得塞巴斯蒂安神父会召集全体师生开会，不过，您可以先在那里休息休息。”

马丁神父抬起头来，目光里充满了孩子般哀怨的迷茫。他说：“可是塞巴斯蒂安神父会需要我的。”

爱玛回答说：“塞巴斯蒂安神父当然会需要您，可是先让达格利什探长跟他说几句话不是更好？咱们先到我那儿去，我给您泡壶好茶。”

马丁神父点点头，站起身来。达格利什说：“神父，在您离开之前，咱们要先去检查一下，看看保险柜有没有被撬过。”

他们走进圣器室，达格利什问了保险柜的密码，然后用手绢裹住手指，小心不让自己的指纹留在密码锁的按键上。他小心翼翼地打开保险柜，看到里面一摞文件上面放着一个软皮束口袋，他把袋子拿到桌子上打开一看，白色的绸缎包裹着两只镶着宝石的圣餐杯和一只圣餐盘，圣餐杯十分华美，是宗教改革运动前的珍宝，这是圣安塞姆的创始人赠送给神学院的礼物。

马丁神父轻声说：“没丢东西。”达格利什把束口袋放回原处，重新锁好保险柜。这么说凶手不是为了财务，其实他从最开始就没认为动机是抢劫。

达格利什等爱玛和马丁神父从南门离开后，就把大门闩好，然后从圣器室走出教堂，回到铺满落叶的北走廊。虽然到处都是狂风肆虐的痕迹，庭院里落满了残枝败叶，但是风势显然已经开始小了，渐渐平息下来。达格利什穿过北走廊，推开门，爬上二楼，来到院长房门前。

听到敲门声，塞巴斯蒂安神父很快就迎了出来。他穿着一件羊毛格子衫，头发凌乱，反倒显得格外年轻。两人四目相对。达格利什还没开腔，就觉得院长仿佛已经知道自己要说什么了。达格利什一时不知道该怎么说，可他实在想不到用什么委婉的办法把这个消息告诉院长。

他说：“克兰普顿执事长被杀了。今天凌晨五点半左右，马丁神父在教堂里发现了他的尸体。”

院长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出自己的手表，说：“已经六点多了，为什么现在才通知我？”

“马丁神父在教堂敲钟示警，我听到后赶了过去。拉文汉姆博士也听到了，她是第一个赶到现场的。我需要先处理一些事情，所以耽搁了。现在我要打电话给萨福克警察局。”

“这件事不是应该由亚伍德督察处理吗？”

“本来是应该由亚伍德负责，可是现在他人不见了。我可以借用您的办公室吗，神父？”

“当然。我穿上衣服跟你一起去。其他人知道这件事吗？”

“还不知道，神父。”

“那我必须通知大家。”

他关上门，和达格利什一起往楼下的办公室走去。

4

写着萨福克警察局电话号码的字条塞在他的钱包里，钱包丢在房间里了，不过他稍微想了一下，竟然把那串号码想了起来。对方确定了他的身份后，就把刑警队长的号码告诉了他。这之后一切都很顺利。接电话的人早就习惯半夜被吵醒了，显然马上就对突发情况做出了判断。他三言两语就把情况说清楚了。

刑警队长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开口说：“亚伍德的失踪让案情变得十分复杂。罗纳德·特里维斯的死也很蹊跷，不过本来没这么麻烦。这个案子我还不知道怎么接手。不能浪费时间。案发前三天是最重要的。我会向局长汇报的。您需要搜查队吗？”

“目前还不需要。亚伍德可能只是出去走走，搞不好现在已经回来了。如果还没回来，天一亮我就让神学院的学生去找他。有情况我会随时通知你们。如果还是找不到他，最好由你们接手。”

“好的。你们那边会跟您确认，不过我觉得您最好把它当成自己要接手的案子。具体事项我会跟伦敦警察厅那边沟通，不过我觉得您可能想用自己的人。”

“是的，更方便些。”

刑警队长停顿了片刻，接着说：“我知道圣安塞姆学校。他们都是好人。请转达我对塞巴斯蒂安神父的慰问。这件事会让他们很难过。”

过了五分钟，伦敦警察厅打来电话，告诉达格利什，他们和萨福克警察局达成一致，这个案子由他全权负责。他担任该案探案组队长，凯特·米斯金督察、皮尔斯·塔兰特督察和罗宾斯警官任队员，他们正在驱车赶往这里。一名摄像人员和三名犯罪现场勘查员也将随后赶来。既然达格利什已经在现场了，为了节约成本，就不再派直升机前来了。队员们将乘火车抵达伊普斯威奇，而后由萨福克警察局安排车辆送他们到圣安塞姆。达格利什的老搭档法医病理学家凯纳斯通博士在另一个犯罪现场脱不了身，这几天都会被绊在那里。当地警方的病理学家休假去了纽约，临时替代他的马克·艾林博士刚好手头没什么事。看来也只能用他了。需要法医紧急鉴定的东西，可以送到亨廷登或兰贝斯的实验室去，具体送到哪里，视他们的工作负荷而定。

达格利什在里面打电话，塞巴斯蒂安神父就很有分寸地在外间等着。听到达格利什终于要结束通话的时候，他走进来说：“我现在必须去教堂看看。探长，你有你的职责，我有我的职责。”

达格利什说：“当务之急是赶紧去找找罗杰·亚伍德。您的学生当中叫谁去最合适？”

“史蒂芬·莫尔比。我让他和皮尔比姆开着那辆路虎去找。”

他走到办公桌跟前抓起电话拨过去，很快就有人接了起来。

“早上好，皮尔比姆。你穿好衣服了吗？很好，麻烦你叫醒莫尔比，你们两个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不一会儿，达格利什就听到了楼道里传来急匆匆的脚步声，两个人走进了办公室。达格利什还没见过皮尔比姆。皮尔比姆个头儿很高，足足六英尺多。他身强力壮，脖子很粗，饱经风霜的脸肤色黝黑，黄褐色的头发十分稀疏，典型乡下人的模样。达格利什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他，然后很快意识到他和一个演员长得很像。记不起那个演员的名字了，只知道他经常在战争片里面演配角，饰演一名不善言辞却十分忠诚的士兵，最后为了衬托主角的英勇，毫无怨言地死去。

他镇定自若地站在那里，身边的史蒂芬·莫尔比虽然还是个孩子，却毫不怯懦。塞巴斯蒂安神父对着皮尔比姆说：“亚伍德先生不见了。恐怕又散步去了。”

“昨晚恐怕不适合散步，神父。”

“是啊，他随时都有可能回来，不过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干等着。我想让你和莫尔比先生开着路虎去找找他。你们手机都开着的吗？”

“开着的，神父。”

“一有消息，马上打电话给我。如果在海岬或水塘附近找不到他，就不用再到远处去找了，可能得交给警方处理。还有，皮尔比姆……”

“嗯，神父。”

“不管有没有找到亚伍德先生，你和莫尔比先生回来后都马上来找我，不要跟任何人讲。你也一样，史蒂芬，明白吗？”

“明白，神父。”

史蒂芬·莫尔比说：“出事了是吗？不光是亚伍德先生不见了。”

“等回来我再告诉你们。天还没亮，估计很难找，可是我希望你们现在就出发。带上手电筒、毯子和热咖啡。还有，皮尔比姆，我早上七点半要在图书馆召集全体人员开会，麻烦你告诉你太太，让她也来参加。”

“好的，神父。”

他们走了出去。塞巴斯蒂安神父说：“他们两个都很机敏。如果亚伍德在海岬附近，他们肯定会找到他的。我想等他们回来再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

“很好。”

显然，塞巴斯蒂安神父很快就适应了目前的状况，而且自然而然地开始发号施令。达格利什突然觉得，他不能就这样让一个尚有嫌疑的人在调查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目前的状况必须谨慎对待。

院长说：“你刚才说得对。当务之急是找到亚伍德。现在我可以到教堂去了吧，我应该到那里去看看执事长。”

“我还得先问您几个问题，神父。教堂一共有几把钥匙？都在谁的手上？”

“必须现在问吗？”

“是的，神父。您也说了，您有您的职责，我有我的职责。”

“必须优先让你履行你的职责吗？”

“就目前来看，确实如此。”

塞巴斯蒂安神父很不耐烦，他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说：“一共有七套钥匙，每套都有两把圣器室的钥匙、一把保险柜的钥匙和一把耶尔锁的钥匙。南门只有门闩。四位常驻神父各有一套，另外三套放在隔壁拉姆齐小姐办公室的钥匙柜里。因为圣坛画和银器太贵重，教堂必须上锁。不过，如果学生们需要去教堂，只要登记一下就可以把钥匙借走。清洁工作是学生们做的，不是受雇职工做的。”

“如果职工和访客要去教堂呢？”

“他们要进教堂，必须由有钥匙的人陪着，礼拜和祷告期间除外。我们每天有四次祷告仪式，分别是晨祷、圣餐、暮祷和晚祷。我不喜欢把教堂锁起来，但是为了圣坛上那幅范德魏登的画，只能这么做。问题是那些年轻人有时候可能会忘记重启警报系统。所有的职工和访客都有从西边庭院通往海岬的铁门钥匙。”

“神学院都有谁知道警报系统的密码？”

“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们安装警报系统是为了防外人闯进来，不是为了防自己人的。”

“学生们手上都有什么钥匙？”

“他们每人有两把钥匙，一把是他们经常出入的铁门的钥匙，一把是南边走廊或北边走廊的钥匙，这要看他们宿舍靠哪侧走廊近。不过他们都没有教堂的钥匙。”

“罗纳德·特里维斯死后钥匙就收回来了吧？”

“是的，那两把钥匙就在拉姆齐小姐的办公室里，不过他也没有教堂的钥匙。希望现在我可以去看看执事长。”

“当然可以。神父，我们顺道看看教堂那几把钥匙还在不在钥匙柜里。”

塞巴斯蒂安神父没搭腔。两个人来到外间的办公室，他走到壁炉左侧一个窄柜跟前打开柜门。柜门没有上锁，里面有两排挂钩，挂着贴了标签的钥匙，分别说明是开哪扇门的。上面一排有三个挂钩，上面都贴着“教堂”字样的标签，其中一个挂钩是空的。

达格利什说：“神父，您还记得您最后一次看到那把教堂的钥匙是在什么时候吗？”

塞巴斯蒂安神父想了片刻，说：“我记得是昨天上午，快吃午饭的时候。粉刷圣器室的油漆到了，埃里克去接收。皮尔比姆进来拿钥匙，他登记的时候我就在办公室里，他不到五分钟就把钥匙还回来了，当时我还在办公室。”

他走到拉姆齐小姐的办公桌前，拉开右侧的抽屉，取出一个登记册：“这里有最后一次借出钥匙的记录。看，他只过了不到五分钟就把钥匙还回来了。不过，最后一个看见那把钥匙的应该是亨利·布洛克斯汉姆。昨天晚祷由他负责布置教堂。他来拿钥匙的时候我在这里，来还钥匙的时候我在里面的办公室。如果他发现钥匙丢了，肯定会告诉我的。”

“您有没有亲眼看见他把钥匙还回来，神父？”

“没有，当时我在里间的办公室，不过两个房间中间的门是开着的，他还跟我说了声‘晚安’。登记册上没有记录。学生在祷告前借钥匙是不需要登记的。探长，我必须马上去教堂。”

主楼还是一片死寂。两个人都没再说话，默默地走在大厅的大理石地板上。塞巴斯蒂安神父穿过衣帽间向门口走去，只听达格利什说：“我们要尽量避开北边的走廊。”

他们朝圣器室的门走去，两个人都没再说话。塞巴斯蒂安神父摸索着钥匙，达格利什说：“我来吧，神父。”

达格利什打开门，等塞巴斯蒂安神父进去之后又上了锁，然后才走进教堂。他刚才没有关掉《最后的审判》上方的射灯，所以下面的惨状一目了然。塞巴斯蒂安神父步履坚定地走过去。他没说话，先仰起头望了望被油漆涂抹过的圣坛画，而后垂下头看着已经命丧黄泉的对手。他在胸口上画着十字，默默地跪下来祈祷。达格利什看着他，心里很好奇他会跟自己的上帝说些什么。他不可能是在为执事长的灵魂祈祷，因为那无异于诅咒执事长一生执着的新教教义。

他也很好奇如果自己此刻祈祷会说些什么。“保佑我顺利破案吧，不要让无辜的人为此遭受折磨，保佑我的手下”吗？他最后一次虔诚而急切地祈祷是在妻子即将离世的时候，当时他相信自己的祈祷会得到回应，可是上帝并没有听到他的祈祷，或者听到了却没有回应。他思索过死亡的含义，死亡是生命最终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他觉得，他的工作会给人一种幻觉，让人感觉死亡是一个可以解开的谜，随着死亡之谜被解开，只要换下警服，仿佛就可以把人生所有的激情、迷惘和恐惧暂时搁置一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不是这份工作的魅力所在？

塞巴斯蒂安神父看到他默默地伫立在一旁，觉得有必要让他也听到自己的祈祷，哪怕作为自己赎罪的一名旁听者也好。那些熟悉的词句优雅地从他嘴里念出来，不像在祷告，而像在郑重宣告。那些词句和达格利什心中所想的不谋而合，他觉得自己仿佛第一次听到它们似的，不由得肃然起敬。

他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会消灭，你却长存；天地都会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卷一件外衣，天地像衣服都会改变。你却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

5

达格利什迅速刮了脸、冲了澡，穿好衣服，赶在上午七点二十五分再次出现在院长的办公室里。塞巴斯蒂安神父看了看手表，说：“我们该去图书馆了。我先说几句，然后交给你，你看行吗？”

“非常好。”

这次到圣安塞姆，达格利什还没来过图书馆。塞巴斯蒂安神父打开穹顶上的一排吊灯，灯光洒在书架上，瞬间唤醒了达格利什沉睡已久的回忆：在那些漫漫夏日的傍晚，他独自躲在图书馆里看书，书架顶上那排半身雕塑面无表情地俯视着他；斜阳的余晖照在牛皮书脊上，给磨得发亮的木架染上一层绯红；暮色四合，海涛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然而，现在，那高高拱起的穹顶幽暗阴郁，褪了色的彩色玻璃镶嵌在高耸的尖窗里，仿佛铅笔勾勒出的黑洞。

沿着北墙有一排书架，书架横亘在窗户中间，形成一个个小隔间，每个隔间都有一张大书桌和一张椅子。塞巴斯蒂安神父走进离他最近的隔间里，拉出两张椅子，放在屋子中间，说：“我们需要四张椅子，三张给女士们坐，一张给彼得·巴克赫斯特坐。他身体还没完全好，不能站太久——不过我觉得我们应该不会太久吧。不用给约翰神父的姐姐拿椅子，她年纪大了，很少出来。”

达格利什没说话，帮着拉了两张椅子。塞巴斯蒂安神父把四张椅子摆成一排，后退两步，仿佛在看自己摆得整不整齐。这时，大厅里传来脚步声，三个神职学生一起走了进来。他们全都身穿黑色的教士服，走到椅子后面，一言未发，笔挺地站在那里，一个个脸色苍白，表情木讷，直直地望着塞巴斯蒂安神父。屋子里的气氛明显紧张起来。

不一会儿，皮尔比姆太太和爱玛也到了。塞巴斯蒂安神父指了指椅子，示意她们坐下。两个女人乖巧地坐下来，向彼此微微倾斜过去，仿佛肩头碰在一起也能给对方和自己少许安慰。皮尔比姆太太显然意识到这个场合的重要性，她换下白色的工装，穿了一条绿色的羊毛裙和一件浅蓝色的上衣，衣领上还别了一枚硕大的胸针，看上去倒有几分喜庆，与屋子里的氛围格格不入。爱玛脸色苍白，但还是特地换了衣服，仿佛想让自己看上去和平常一样，努力抵制凶杀事件对她的影响。她脚上棕色的中跟鞋擦得锃亮。浅褐色的灯芯绒裤子，搭配了一件刚刚熨过的奶油色宽松上衣，外面还衬了一件小皮马甲。塞巴斯蒂安神父对巴克赫斯特说：“怎么不坐下，彼得？”

“我还是站着吧，神父。”

“你最好坐下。”

彼得·巴克赫斯特没有再提出异议，乖乖地在爱玛旁边的位子上坐下。

三位牧师来了：约翰神父和帕瑞格林神父分别站在三个学生的两旁。马丁神父仿佛意识到塞巴斯蒂安神父无言的邀请，主动走过去在他身后站好。

约翰神父说：“我姐姐恐怕还在睡觉，我没叫醒她。如果需要见她，我晚点儿去叫她可以吗？”

达格利什低声说了一句：“当然。”他看到爱玛从椅子上欠起身，关切地望着马丁神父，心想，她不仅聪明、美丽，而且心地善良。他的心突然泛起波澜，一股陌生的情感仿佛在他心底蔓延开来，他的心顿时乱了：我不能，天哪!我不要陷入这样的纷扰。现在不要，不，永远都不要!

大家继续安静地等待。时间仿佛被无限延长了，几分钟过去后，脚步声终于再次响了起来。门打开了，乔治·格雷戈里走了进来，克莱夫·斯坦纳德紧随其后。斯坦纳德好像睡过了头，或者他认为没必要搞得那么麻烦，直接在睡衣外面套了一条裤子，披了一件花呢夹克，领口处和鞋面上露出斜条纹的棉布睡衣，跟身边西装革履的格雷戈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格雷戈里衬衫笔挺，领带精致，浑身上下无可挑剔。

格雷戈里说：“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我早上习惯冲个澡再穿衣服。”

他站在爱玛身后，把手搭在她的椅背上，不过很快就意识到这个动作不合适，迅速把双手移开。他的目光落在塞巴斯蒂安神父身上，看似恭谨，但在达格利什眼里，他的目光中仿佛流露出了一丝愉悦的好奇。而斯坦纳德显然吓坏了，他极力装作漠不关心，以掩饰自己的恐慌，反而欲盖弥彰，显得更加局促不安。

他说：“这个点儿看戏是不是太早了？看来是出事了。是不是应该跟大伙儿说说？”

没有人理他。门开了，最后几个人也到了。埃里克·瑟蒂斯穿着工装，他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下，然后迷惑不解地看了看达格利什，仿佛不明白他为什么也在场。凯伦·瑟蒂斯身穿绿色的长裤和红色的长毛衣，鲜艳得像一只鹦鹉，她没来得及化妆，只涂了一层口红。没有上眼影的眼睛干涸、惺忪，目光呆滞。她迟疑了一下，在最后一把空椅子上坐下，她哥哥就站在她身后。人终于到齐了。达格利什觉得，他们就像一群参加婚礼的客人，在热情过头的摄影师的摆布下，不情不愿地摆着造型。

塞巴斯蒂安神父说：“我们一起祷告吧。”

他的要求出人意料，只有牧师和学生们本能地垂下头，扣住双手。女人们仿佛不确定应该怎么做，她们扫了马丁神父一眼，站了起来。爱玛和皮尔比姆太太垂下头，而凯伦·瑟蒂斯则一脸敌意地瞪着达格利什，仿佛认为这令人尴尬的一幕全都是他造成的。格雷戈里微笑着直视前方，斯坦纳德皱起眉头，不时倒换着双脚。塞巴斯蒂安神父念完晨祷的祷文，稍做停顿，重复了一遍晚祷时的祷词。

“主啊，我们恳求您降临此地，为我们清除仇敌的圈套；让圣洁的天使永居此地，保佑我们和平安宁；愿我主耶稣的福佑永远与我们同在，阿门。”

众人齐声唱和“阿门”，女人低声应和着，学生们更果决地应和着。大家一动不动，只听到彼此压抑的呼吸声。达格利什心想，他们都知道了，他们当然知道了，不过，他们当中有人从最开始就知道。女人们又坐了下来。众人的目光集中在院长身上，气氛十分凝重。院长再次开口了，他的声音很镇定，几乎未流露出丝毫情绪。

“昨晚，一个强大的恶魔来到我们这里。克兰普顿执事长在教堂里被残忍地杀害了。今天早上五点三十分，马丁神父发现了他的尸体。达格利什探长本来是为了其他事来访的，他是我们的客人，不过现在他将以专案组队长的身份，负责谋杀案的调查工作，但他依然是我们的客人。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可能配合他的工作，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是我们的职责，也是我们的意愿。任何人不得以任何语言或行动阻挠警方办案，不得让他们感觉在这里不受欢迎。我已经给本周外出的和今天早上要回校的学生打了电话，让他们推迟一周回来。留在学校的人，全力配合警方工作的同时，要维护学校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秩序。我把圣马太拨给达格利什先生，警方会在那里办公。按照达格利什先生的要求，教堂和包括北走廊在内的通道将暂时关闭。日常的弥撒就在祈祷室内举行，此外所有的祷告也都在祈祷室内进行，直到教堂重新开放，可以用以举行宗教仪式。执事长被害一事现在由警方全权负责，任何人不要妄加揣测或私下议论。当然，发生谋杀案的消息肯定会传出去，教会和公众都会知道。我要求大家不要打电话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将消息泄露给外人。这样我们还可以获得至少一天时间的清净。任何问题都可以找我和马丁神父。”他停顿一下，接着说，“就和往常一样。现在，由达格利什先生讲话。”

大家默不作声地听着。当塞巴斯蒂安神父说出“杀害”这个词的时候，有人发出短促的吸气声，还有人惊叫了一声，应该是皮尔比姆太太。拉斐尔脸色苍白，身体僵直，好像下一刻就会突然瘫在地上。埃里克·瑟蒂斯惊恐地看了他妹妹一眼，然后很快收回目光，看着塞巴斯蒂安神父。格雷戈里皱着眉头，仿佛十分专注地想着什么。原本冷寂的气氛变得恐慌起来。只有埃里克看了他妹妹一眼，其他人全都避开了别人的视线，不敢对视。达格利什心想，或许，他们担心自己会看到什么不该看到的东西。

达格利什注意到塞巴斯蒂安神父没有提亚伍德、皮尔比姆和史蒂芬·莫尔比为什么没有出现，很感激他没有擅作主张，把消息散布出去。他决定简单地把情况说明一下。调查谋杀案还要为调查工作本身所带来的不便而致歉，他可没有这样的习惯。何况在他看来，给涉案人员带来的不便是谋杀所致的不幸中最无关紧要的了。

他说：“各方一致同意由伦敦警察厅接手该案。几位警官和技术支持人员今天上午会到这里。刚才塞巴斯蒂安神父已经说过了，教堂暂时关闭，北走廊和走廊通往主楼的大门也暂时封闭。我本人或我的下属今天将会找各位谈话。不过，我现在想先集中问几个问题，以节约大家的时间：昨天晚祷后有没有人离开自己的房间？有没有人靠近或进入教堂？昨晚有没有人看见跟这个案子可能有关的情景或听见什么声音？”

沉默片刻后，亨利说：“昨晚十点三十分刚过，我出门透了透气，还做了运动。我绕着回廊快走了五圈就回房了。我住在南回廊的第二间。什么都没看见，也没听见。昨晚风很大，把落叶都堆到北回廊上了。我只记得这些。”

达格利什说：“晚祷前，是你点亮了教堂的蜡烛，然后打开南门的。你从外间的办公室拿钥匙了吗？”

“拿了。我晚祷前去取的钥匙，然后就还回去了。取钥匙的时候有三串，还回去后还是三串。”

达格利什说：“我再问一遍，有没有人在晚祷后离开自己的房间？”

他等了一会儿，没有人接话，于是接着说：“我会看看各位昨晚穿的鞋子和衣服，待会儿请大家务必来录指纹，以便我们进行排查。目前就这些了。”

又是一片沉默，过了一会儿，格雷戈里说：“我有个问题想问达格利什先生，有三个人好像没有出现，其中一位是萨福克的警察，请问这跟眼下的事有关吗？我是说，跟案件的调查有关吗？”

达格利什说：“目前来说没有。”

斯坦纳德看到有人打破沉默，仿佛找到了勇气，开始抱怨起来，他说：“我想问，探长为什么会假定这件事是内部人作案呢？——我想警方都是用这个词来表述的吧。搞不好就在你们查我们的衣服、采我们的指纹的时候，罪犯已经逃之夭夭了。不管怎么说，这个地方安保措施可不怎么样。反正要是门上不装锁，今晚我绝对不会睡在这里。”

塞巴斯蒂安神父说：“你的担心很有道理。我会派人去买锁给你装上，还有另外四套小别墅也会装上，然后把钥匙交给你们。”

“请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会假定是我们当中的某个人作案？”

第一次有人将这种可能性堂而皇之地说出口，达格利什看到在场的每个人都非常坚决地盯着自己的前面，好像扫视别人一眼都有指控对方的嫌疑似的。他说：“目前不做任何假定。”

塞巴斯蒂安神父说：“北侧的回廊要封闭，住在那边的学生恐怕暂时只能搬出来住。拉斐尔，这么多学生不在校，就剩下你一个了。把钥匙交上来，我会把南回廊第三间的钥匙和南回廊的钥匙给你。”

“我的东西怎么办，神父？我的书和衣服都在里面。不能让我取出来吗？”

“现在你只能克服一下了。需要什么先找同学借一下。我必须再次郑重强调，任何人不得靠近警方封锁的任何地方。”

拉斐尔没再说话，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摘下两枚，走上前去交给塞巴斯蒂安神父。达格利什说：“我知道每位常驻牧师都有教堂的钥匙，能否请大家检查一下钥匙还在不在？”

约翰·贝特顿神父说：“我的钥匙没有带在身上，一直都放在我的床头柜上。”这是他第一次开腔。

马丁神父的钥匙在达格利什手里，他走过去检查另外两位神父的钥匙，看到教堂的钥匙都在他们的钥匙圈上。

他扭头看了看塞巴斯蒂安神父，塞巴斯蒂安神父说：“我想目前就这些了。今天的课程表照旧。晨祷取消，不过我打算中午在祈祷室做弥撒。谢谢大家。”

他转身头也不回地走出房间，步履有些蹒跚。剩下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一个接一个，朝门口走去。

刚才开会的时候达格利什把手机关掉了，现在一打开手机，就接到了史蒂芬·莫尔比的电话。

“达格利什探长？我们找到亚伍德督察了。他在半路上掉进了一条沟里。刚才电话打不通。他一半身子泡在水里，昏迷过去了。我们觉得他可能摔断了腿，一开始没敢动他，但是把他丢在水沟里又不放心，就小心翼翼地把他抬了出来，然后打电话叫了救护车。现在他已经被抬上救护车了，他们要把他送到伊普斯威奇医院去。”

达格利什说：“你们做得对。他情况怎么样？”

“护理人员说他应该没事儿，不过他现在还没醒过来。我在救护车上陪着他。等我回去细谈。皮尔比姆先生开车跟在救护车后面，待会儿我坐他的车回来。”

达格利什说：“好的。尽快回来吧。这边还有事等着你们。”

他把消息告诉了塞巴斯蒂安神父，塞巴斯蒂安神父说：“我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他的病就是这样。我知道他有幽闭恐惧症，每次犯病的时候，都必须到户外去走一走。他失去妻子和孩子后，曾经失踪了好几天。有时候他会一直走到晕过去为止，然后警察就会找到他，把他送回去。谢天谢地，我们及时找到了他。如果你方便现在到我书房来，我们可以谈一谈，看看你和你的同事在圣马太小别墅办公都需要哪些东西。”

“我稍后就去，神父。我现在要先去看看贝特顿姐弟。”

“约翰神父估计已经回公寓去了。他的房间在北边三楼。他肯定在等你。”

塞巴斯蒂安神父十分精明，他没有径直说亚伍德可能卷入了谋杀案。不过，基督徒的慈悲心也就只有这么多。他心里肯定希望这件事以最好的结局收尾：杀人的是一个暂时无法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人。如果亚伍德抢救不过来，他就会一直担着作案的嫌疑。有人巴不得他死掉。达格利什回自己房间，给刑警队长打了个电话，才向贝特顿姐弟的公寓走去。

6

贝特顿姐弟公寓窄窄的橡木门旁边有一个门铃。达格利什还没按门铃，约翰神父就打开了门，请他进屋。

约翰神父说：“劳烦您稍等片刻，我这就去叫我姐姐来。她应该在厨房。我们公寓里有一间很小的厨房，她喜欢自己煮饭吃，不喜欢到食堂跟大家一起吃。请稍等。”

达格利什打量着这套公寓，公寓天花板很矮，四扇S形的窗子面朝大海。房间里堆满了旧家具，像早前老房子的遗迹：几把矮脚靠椅，椅背上缀着大颗的纽扣；正对着壁炉的沙发坐垫下陷，靠背上还搭着一块印度棉布；屋子中央的桃花心木圆桌周围摆着六张椅子，无论从年代还是从样式来看，都不是一套；两扇窗户中间还有一个搁架；几张款式各异的小桌子上摆满了银相框、陶瓷小摆件、木盒子、银器和一杯陈腐的杂色干花，落满灰尘的干花早就没有了香气。

门左侧的墙壁是一整排书架，书架上摆着约翰神父青春时期、学生时代和做牧师的岁月收集的所有的藏书，但是，有一排堆着黑色封面的杂志，标注着《年度戏剧》，出版日期可以一直追溯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杂志旁边还有一排简装的侦探小说。达格利什发现约翰神父对黄金时代的一些女作家似乎很是痴迷，大多是多萝西·L·塞耶斯、玛格瑞·爱林罕和恩加伊奥·马什的小说。门右侧斜靠着一个高尔夫球包，里面有几根球杆，看上去十分突兀，因为整座公寓里再看不到其他和运动相关的东西。

公寓里的藏画和手工艺品也风格各异：有维多利亚时代的油画，情感细腻，笔法优美；有植物花卉画册；有两幅集锦选粹和几幅水彩画，看上去像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品——画作看上去很不错，不像出自业余爱好者，但又不像是大家的作品。尽管室内光线昏暗，但十分有特色，住起来很舒适，让人感觉轻松自在。壁炉两边的高背扶手椅中间放着一张小桌子，桌子上摆着一盏天使造型的台灯。姐弟两人可以面对面坐下来，舒舒服服地看看书。

这时，贝特顿小姐走了进来。达格利什看到大感惊异：他们姐弟两人长得完全不一样，同一家族的基因竟然会产生如此截然不同的结果。一眼望去，很难相信这对姐弟之间有任何亲密的血缘关系。约翰牧师矮小敦实，和善的面容上永远都是一副忧虑不安、迷惑不解的神情，而他的姐姐至少有六英尺高，瘦骨嶙峋，目光敏锐多疑。只有长长的耳垂、下垂的眼睑和紧闭的小嘴巴使他们看上去像姐弟。她看上去比她的弟弟苍老，铁灰色的头发在头顶上绾成一个发髻，发髻的根部，干枯的发尾支棱出来，像装饰发髻的绒毛。她下身穿一条几乎拖到地板上的花呢长裙，上身穿着一件条纹衬衫，看上去像是她弟弟的，外面罩着一条浅黄褐色的羊毛长开衫，袖口上被虫蛀的洞十分显眼。

约翰神父说：“阿加莎，这位是伦敦警察厅来的达格利什探长。”

“是个警察？”

达格利什伸出手，说：“是的，贝特顿小姐。我是个警察。”

贝特顿小姐迟疑片刻，伸过手来。达格利什握住她冰冷、瘦削的手，几乎能感觉到她手上的每根骨头。

她拖着长音，用那种上流社会特有的那种的腔调说：“先生，恐怕您走错地方了，我们这里没有狗。”

“阿加莎，达格利什先生来我们这里跟狗没有关系。”

“我还以为你刚才说他是个狗长呢。”

“我没那么说，我说的是‘探长’，不是‘狗长’。”

“嗯，我们也没有船。”她对达格利什说，“库辛·雷蒙德在二战中是海军中校。我想大家都叫他们‘波浪纹海军’，因为他们袖子上绣着金色的波浪纹。不管怎么说吧，他后来被杀了，所以这倒没什么不同。你可能发现门后的高尔夫球杆了，那是他的。你为什么没有穿军装，达格利什先生？我喜欢看男人穿军装和制服。但是教士服就不一样了。”

“贝特顿小姐，我是刑侦探长，刑侦探长是伦敦警察厅的警衔，跟海军没关系。”

约翰神父显然觉得话题扯得太远了，于是打岔说：“阿加莎，亲爱的，出了一件很严重的事。我希望你认真听我说，别激动。克兰普顿执事长被害了，所以达格利什探长需要和你谈一谈，和我们每个人都谈一谈。我们必须全力配合他的工作，一起找出罪犯。”

其实他告诉贝特顿小姐别激动是多此一举，因为贝特顿小姐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丝毫没有感到惊讶或悲痛。

她只是扭过头对达格利什说：“所以你还是需要一只嗅探犬的。很遗憾你没有想着带一条来。他是在哪里被害的？我是说执事长。”

“在教堂里，贝特顿小姐。”

“那塞巴斯蒂安神父肯定很不高兴。你是不是最好别告诉他？”

约翰神父对姐姐说：“阿加莎，他已经知道了。每个人都知道了。”

“嗯，当然了，他什么都知道，只要是发生在这里的事，什么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探长，他那个人特别惹人讨厌。当然，我说的是执事长。我可以告诉你我为什么这么觉得，不过这是家庭秘密。我觉得你肯定能理解。你看上去是个既聪明又谨慎的警察。我认为这跟当过海军有很大的关系。有的人大家巴不得他赶紧死掉。我不想解释为什么执事长就是这样的人，不过你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世界如果没有他就会更和谐。不过你必须把尸体处理了，不能放在教堂里。塞巴斯蒂安神父会不高兴的。祷告仪式怎么办？尸体不会挡了路吗？我当然不会去参加那些仪式，我不信教，可是我弟弟信教，我觉得他肯定不想从执事长的尸体上跨过去。不管我们私下对他有什么意见，都不好那么做的。”

达格利什说：“贝特顿小姐，尸体已经搬走了，不过教堂要暂时封闭起来，至少要关闭几天时间。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你。昨天晚祷后，你或者你弟弟有没有离开过公寓？”

“我们为什么要那么做，探长？”

“这正是我要问你的，贝特顿小姐。昨晚十点过后，你们两个有没有人离开过公寓？”

他的目光从贝特顿小姐身上转到了约翰神父身上，约翰神父说：“我们一般晚上十一点上床睡觉。我晚祷过后没有离开过公寓，我相信阿加莎也没有离开过。她为什么要出去？”

“如果你们两人其中一人离开公寓，另外那个人听得到吗？”

这次回答他的是贝特顿小姐，她说：“当然听不到了。我们不会躺在床上猜想另外一个人在干什么。如果我弟弟愿意，他夜晚完全可以在房子附近游荡，不过我实在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觉得你心里是在想，会不会是我们两人当中的某一个杀害了执事长。我不是傻瓜。我知道你问这些问题是什么意思。我可以告诉你，我没有杀他，我认为我弟弟也没有。他不是个有行动力的人。”

约翰神父显然很苦恼，他激动地说：“阿加莎，我当然没有了，你怎么会这么认为？”

“我没有这么认为，是探长这么认为。”贝特顿小姐对达格利什说，“执事长要把我们赶走。他跟我说的。他要把我们赶出这座公寓。”

约翰神父说：“阿加莎，他不可能这么做的，你肯定误会他了。”

达格利什说：“贝特顿小姐，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执事长上次到这里来的时候。当时是一个星期一的早晨，我刚好到猪圈那里瞧一瞧埃里克还有没有蔬菜可以给我。大家没有蔬菜的时候，都会跟他要，他人挺好的。我正要走开的时候，碰见了执事长。我想他肯定也是去跟埃里克要蔬菜，或者去看猪猡的。我一眼就认出他来了。当然，我没想到会碰见他，就爱理不理地跟他打了个招呼。我可不是伪君子，从来不会假装喜欢别人。我又不信教，也不用像基督教徒那样要努力对别人宽容。再说了，又没人告诉我他要来学校。为什么不告诉我？要不是拉斐尔·阿巴斯诺特跟我说，我都不知道他在我们学校。”

她扭头对达格利什说：“我想你已经见过拉斐尔·阿巴斯诺特了吧。他是个讨人喜欢的孩子，而且特别聪明。他偶尔会跟我们一起吃晚饭，我们还会一起看戏剧。要不是牧师们逮着他不放，他肯定会成为一名演员。他可以扮演任何角色，可以模仿任何声音。这技巧多了不起啊!”

约翰神父说：“我姐姐喜欢去剧院。她和拉斐尔每个学期都会去伦敦一趟，他们上午购物，中午在那里吃午饭，然后看一场音乐会。”

贝特顿小姐说：“我觉得，离开这个地方透透气对他来说意义重大。不过恐怕我的听力大不如以前了。现在的演员声音一点儿都不洪亮，话都说不清楚，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叽里咕噜。你觉得他们是不是在戏剧学校里面学的就是叽里咕噜课，然后围成一圈你跟我叽里咕噜，我跟你叽里咕噜？就算我们坐在最前排，有时候都听不清他们说什么。当然，我从来不向拉斐尔抱怨，我不想影响他的情绪。”

达格利什温和地说：“可是执事长到底跟你说了些什么，让你觉得他威胁要让你搬出公寓？”

“大概意思就是有的人习惯了什么都不干，靠教徒的基金混日子。”

约翰神父插嘴说：“阿加莎，他不会这么说的。你确定自己没记错？”

“约翰，他可能不是那么说的，可他就是这个意思。而且他还说，我不应该理所当然地认为下半辈子都能待在这里。我没听错。他就是在威胁要赶我们走。”

约翰神父苦恼地说：“阿加莎，可是他是不能把我们赶走的。他没那个权力。”

“我跟拉斐尔说的时候，他也是这么说的。上次他来吃晚饭的时候，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我对拉斐尔说，他既然能把我弟弟送进监狱，还有什么他不能做的。拉斐尔说：‘噢，不，他不能这么做。我不会让他这么做的。’”

约翰神父开始感到绝望，他踱到窗子跟前，望了望窗外，说：“有辆摩托车沿着海滨路过来了。真奇怪，今天早晨应该没有客人来啊。探长，估计是来找你的。”

达格利什走过去，说：“贝特顿小姐，我得走了。非常感谢您的配合。我可能还有几个问题要问您，如果有需要，我会在您方便的时候再来找您。神父，麻烦您把您的钥匙给我看一下可以吗？”

约翰神父走出客厅，不一会儿就拿着钥匙回来了。达格利什把那两把钥匙跟马丁神父钥匙串上的钥匙比了比，说：“神父，昨晚您的钥匙放在哪里？”

“像往常一样，放在我的床头柜上。我晚上都把钥匙放在那里。”

达格利什跟约翰神父和他姐姐道别后，扫了一眼高尔夫球杆，就离开了。球杆的铁头儿露在外面，上面很干净，闪着金属的光泽。这幅画面令人很不舒服，清晰而有说服力。眼力好的人都会看出来，执事长的注意力集中在被破坏的《最后的审判》上那一刻，就是球杆重击他脑袋的那一刻，在此之前，要想把球杆藏起来可不容易。可这有什么难的？可以把它竖着靠在柱子后面。这个武器的长短刚刚好趁手，还可以避免把血溅在身上。他头脑里突然浮现出一幅鲜明的画面：一个皮肤雪白的青年面无表情地站在阴影里，手中抓着高尔夫球杆。如果是拉斐尔叫执事长，执事长是不会从床上爬起来到教堂去的，可是贝特顿小姐证实，那个年轻人可以模仿任何人的声音。

7

马克·艾林博士来得特别早。达格利什从贝特顿姐弟的公寓走出来，正要下楼，就听到摩托车一路轰鸣，驶进院子。皮尔比姆和往常一样，一大早就打开了大门。达格利什走到外面，发现天色渐渐放亮，狂风暴雨后的黎明空气清新，分外宁静。就连大海的怒哮都渐渐平息下来。摩托车的引擎一路轰鸣着穿过庭院，突然在大门口停下来。骑手摘下头盔，打开车筐，取出一只箱子，然后把头盔夹在左臂下，像送快递的摩托车骑手似的，一蹦三跳上了台阶。

他说：“我是马克·艾林。教堂里有具尸体，是吗？”

“我是亚当·达格利什。是的，这边走。我们穿过主楼，从南门出去。我把主楼到北回廊之间的路暂时封闭了。”

大厅空荡荡的没有人，艾林博士踩在方格地板上的脚步声听在达格利什的耳朵里特别沉重。当然，你不能盼着病理学家蹑手蹑脚地走过去，不过这么大摇大摆确实不合人情世故。他也犹豫着要不要把他介绍给塞巴斯蒂安神父，不过后来还是作罢了。这毕竟不是普通的拜访，这事儿越快结束越好。其实他毫不怀疑，塞巴斯蒂安神父早就注意到这位病理学家到了，他们沿着地下室台阶旁边的走廊，一路走到南回廊的门口，此时，因为自己失礼，他产生了一种荒唐的罪恶感。人们几乎掩饰不住不合作和敌对情绪，在这样的环境里调查谋杀案，其复杂程度和对付这次犯罪现场在社会和神学上的细微差别相比，不相上下。院子里那株大马栗树的枝干秃了一大半，他们两人默默地穿过庭院，走到圣器室门前。

达格利什打开门，艾林问道：“我在哪里换装备？”

“就在这儿。这里既是教堂的法衣室，也是办公室。”

所谓“换装备”，就是脱下皮衣，套上一件足有他身高四分之三那么长的棕色大罩衣；脱下靴子，换上软拖，再穿上一双白色的棉袜。

达格利什走进圣器室，锁上身后的门，说：“凶手多半是从这扇门进去的。我把教堂暂时封锁了起来，等现场勘查组从伦敦赶来。”

艾林把皮衣叠好放在桌子前面的旋转椅上，靴子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一旁，问道：“这案子怎么会交给伦敦警察厅？这不是萨福克辖区的案子吗？”

“萨福克有一名督察当时在学校，情况比较复杂。刚好我在这里处理其他事情，所以就顺理成章地接手了这桩案子。”

艾林好像对这个说法很满意。他们走进教堂的中殿，中殿灯光昏暗，不过对熟知礼拜仪式的会众来说，可能已经足够了。他们走到《最后的审判》跟前。达格利什举起手遮住射灯的光芒。昏暗的室内弥漫着焚香的气味，教堂的四壁仿佛在他的想象中与无边的黑暗融为一体，射灯就在这昏暗中投下一道炫目的强光，亮得惊人，达格利什从来没发现这灯光这么耀眼。他想，或许多一个人，这幅场景就会变成大基诺剧院[2]里上演的一幕：老练的演员静静地躺在地上，小心翼翼地控制着自己的身体，两盏烛台艺术性地分列在他脑袋两侧，而凶手自己站在柱子的阴影里，静静地等着让他上场的信号。

艾林被强光晃得愣了片刻，他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仿佛在估量这幅场景对观众的影响力如何。他轻手轻脚地绕着尸体查看的样子，仿佛在审视镜头角度的导演，正心满意足地看着演员摆出既具有现实性又兼有艺术感染力的姿态。达格利什发现了几处细节：一只脚尖处有磨损的黑色皮拖鞋从克兰普顿的右脚上掉了下来，那只光着的脚现在看上去特别大、特别奇怪，硕大的脚趾又粗又长，特别丑陋。死者的脸看不太清，那只光着的右脚，永远定格在那里，比一具全裸的尸体更令人触目惊心，更能激起人的怜悯和愤怒。

克兰普顿活着的时候对达格利什而言，不过是一名不受欢迎的过客，他的出现令人不悦，但他们彼此之间并没有更深的交集。然而现在，达格利什却感到异常愤怒，他在任何谋杀案现场都不曾感受过这么强烈的恨意。他觉得耳边仿佛有人不停地问：“这究竟是谁干的？”他一定要找到答案，这次他一定要找到证据，这次他一定不会明明知道了凶手的身份，确定了他的作案动机和作案方式，却苦于证据不足，无法将其捉拿归案。直到现在，上个案子的失败都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心头，让他喘不过气来，现在，他要用这个案子一雪前耻。

艾林还在聚精会神地绕着尸体巡查，眼睛连抬都没抬起一下，仿佛已经发现了什么可疑的、不同寻常的蛛丝马迹，却又不确定到底是什么。他蹲在死者的脑袋旁边，仔细地嗅了嗅他的伤口，问道：“他是什么人？”

“不好意思，忘记跟你说了，死者是克兰普顿执事长。他刚被任命为本校的理事，星期六早晨到这里的。”

“一定有人很讨厌他，要不然就是他惊动了入室盗窃的人，这里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会引来小偷吗？”

“圣坛上的挂画价值连城，不过很难偷走。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有人曾试图偷走它。圣器室的保险柜里有值钱的银器，可是保险柜完好无损，没人动过。”

艾林说：“还有烛台也还在。尽管不值得专门来偷，但至少是纯铜的，顺手拿走也不费事。凶器和死因比较明确。死者右耳上方的颅骨遭到边缘锋利的重物猛击。我不确定是不是一击毙命，但肯定把他打倒在地了。然后凶手继续猛击。我认为，行凶的人当时应该处于狂暴的情绪当中。”

他直起身来，用戴着手套的手举起没有沾上血迹的烛台，说：“这东西很重。没力气的人拿不动。女人和上了年纪的人得用双手才能捧得动。还得眼力好，受害者不会毫无防备站在这里，背对陌生人或他不信任的人。说到这儿，克兰普顿是怎么进来的？”

达格利什发现这位验尸官并不拘泥于自己的职责范围。

“据我所知，他没有教堂的钥匙。要么是里面有人给他开了门，让他进来的；要么是门没锁，他自己进来的。可能有人告诉他《最后的审判》受损，他就想来查看一下。”

“像是内部人作案。你可以大大缩小嫌疑犯的范围了。尸体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凌晨五点半。我大概四分钟后到达现场的。从现场的血迹和死者面颊的僵硬程度来看，大约死于五小时之前。”

“我会给他测体温，不过估计不会比你的推测更准确了。死者是于午夜前后一小时遇害的。”

达格利什问道：“从现场血迹来看，会不会有大量的血喷溅出来？”

“第一次猛击应该不会。头部那个位置受伤通常会造成颅内出血，血液会先流进颅骨内部的凹处。不过凶手不止击打了一次，对吧？从第二次击打开始，连续重击之下，血液就会喷溅。但是不一定会大量喷出来，有可能只是溅出来。这取决于凶手连续重击死者的时候站在多远的距离。如果凶手惯用右手，估计右臂甚至右胸都会溅上血迹。”他又补充道，“当然，凶手肯定也想到了，所以他极有可能是穿着衬衫来的，行凶的时候把袖子卷了起来。也有可能穿着T恤，或者干脆光着上身。很多人都有这个常识。”

这些达格利什都想到了。他说：“受害人见到不会觉得诧异吗？”

艾林没有理会他的话，接着说：“他动作必须得快。稍有迟疑，被害人就有可能逃脱。没时间让他卷起袖子，拿起事先准备好的烛台。”

“你觉得他会放在哪里？”

“放在祈祷长凳里面？太远了点儿吧。为什么不干脆站在柱子后面。当然了，他只要拿一个烛台就够了。他完全可以把人打死后再去拿另一个烛台，布置这个戏剧场景。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反正我不认为他是在向谁致敬。”

他看达格利什没理他，接着说：“我会先给他测体温，看看能不能进一步确定死亡时间。不过我觉得可能不会比你原来估计的时间更确切了。到实验室详细检验后应该会有更多的发现。”

达格利什没有站在那里看着他验尸，他私下认为这是对死者的侵犯，于是在教堂中央的通道上来回踱着步，直到回头发现艾林结束手头的工作站起身来，才走过去。他们一起回到圣器室，艾林脱下工作服，裹上自己的皮衣，达格利什说：“要不要喝杯咖啡？我可以叫人去安排。”

“谢谢，不用了。我赶时间，再说大家也未必想看到我。明天上午应该可以安排验尸。估计不会有什么新的发现了，不过我会给你打电话的。验尸官会要求按照程序提交验尸报告。他总是很谨慎。当然，你也一样。如果亨廷登的实验室太忙安排不了，应该可以用伦敦警察厅的实验室吧。摄像人员和犯罪现场调查小组还没到，你肯定不想让我把尸体运走，等你们完事了给我打电话。我想这里的人应该会想再见他一面的。”

马克·艾林准备走了，达格利什锁上圣器室的门，重新设置了警报装置。出于某种说不清楚的原因，他不想再带着艾林穿过主楼。

他说：“我们可以从海岬那边的大门出去，就不用原路返回了。”

他们沿着院子里草地上被踩踏出的小路，走出庭院，穿过灌木丛。三座小别墅里散发出柔和的灯光，就像被围在中间的要塞旁边的三座孤零零的哨塔。圣马太也有灯光，估计皮尔比姆太太正在拿着抹布和吸尘器打扫房间，好让警方入住。达格利什又想起了玛格丽特·门罗，她就那样孤零零地死去。突然，他产生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三起死亡事件之间相互有关联。一起看上去是自杀，一起经确认是自然死亡，还有一起死于残忍的他杀——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或许十分微妙，而且错综复杂，但是如果能把它找出来，所有的谜团都会迎刃而解。

他站在庭院前，看着艾林跨上摩托车，一路轰鸣而去。就在他要转身回主楼的时候，看到外面有车灯。车子从路上转弯过来，朝学院的小路疾驶而来。他一眼就看到是皮尔斯·塔兰特开着他的阿尔法·罗密欧来了。他的两个手下抵达现场了。

8

皮尔斯督察是上午六点十五分接到的电话，十分钟后，他已经梳洗完毕，准备出发了。他接到命令，要顺路捎上凯特·米斯金，这样安排不会耽搁时间：凯特的公寓就在泰晤士河边上，瓦平区过去一点儿的地方，正好就在他开往伦敦郊外的路上。罗宾斯警官住在艾塞克斯边上，自己开车去现场。如果运气好，可以追上他。皮尔斯从公寓走上大街，星期天凌晨的街道十分冷清。他把阿尔法·罗密欧从伦敦警察厅配给他的车库里开出来，把公文包丢在后座上，沿着前两天达格利什出城的路线，向东驶去。

凯特的公寓俯瞰泰晤士河。凯特就在附近的街区路口等他。她从来没邀请过皮尔斯去她的公寓，也从来没有到皮尔斯位于市中心的公寓里去过。她迷恋变化多端的泰晤士河，喜欢它幽深的水波和繁忙的商业生活，正如皮尔斯迷恋灯红酒绿的都市生活。皮尔斯的公寓靠近圣保罗大教堂，在后街一家熟肉店上面，只有三间房间。这里是他的私人世界，既没有伦敦警察厅的同事，也没有性生活。公寓里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每件东西都是他精挑细选的，而且是在他承受范围内最昂贵的。都市生活、伦敦教堂、鹅卵石小巷和鲜有人问津的庭院，都是他的至爱，是他工作之余放松自己的好去处。他和凯特一样迷恋泰晤士河，但他仅仅是把那条河当作伦敦生活和历史的一部分。他每天骑车上班，只有出城的时候才开车，而且只开自己喜欢的车。

凯特上车和皮尔斯打了个招呼，扣好安全带，就没再说话，不过皮尔斯能感觉得到她的激动，而且知道凯特能感觉到他也有同感。他喜欢凯特，尊重凯特，不过作为同事，他们之间也难免产生冲突和竞争。但是，他们两人也不乏共鸣，尤其是在着手调查凶杀案的时候，两人的肾上腺素就会激增。皮尔斯有时候怀疑这种亢奋是否近似于嗜血欲望，它无疑与血腥事件相关。

车子驶离港口住宅区后，凯特开口说：“好吧，跟我说说情况吧。你在牛津修的是神学，对那个地方肯定有所了解。”

他在牛津修过神学这件事是凯特所掌握的他为数不多的情况之一，而且她一直为此事困惑不解。有时候，他觉得凯特认为他所掌握的某种特殊洞察力和深奥知识有助于他分析作案动机、推断人类复杂的心理活动。她偶尔会说：“神学究竟有什么好？来跟我说说。你既然愿意花三年时间修这门学科，肯定是觉得能从中学到有用的或者重要的东西。”他解释说，其实他更喜欢历史，但是选择神学专业更容易被牛津录取，不知道凯特有没有相信他的说辞。他没有告诉凯特自己究竟收获了什么：人类能够建造起复杂的精神堡垒，用以抵制内心的疑虑。其实他内心的疑虑从来不曾消失过，但他从来不后悔在牛津学了三年的神学。

他说：“我对圣安塞姆学院有所耳闻，不过谈不上了解。我有个朋友拿到学位后曾经到那里继续深造，不过我们后来失去了联系。我见过他在圣安塞姆拍的几张照片：它就坐落在东海岸最荒凉的地方，是一栋维多利亚式的建筑。关于那所神学院的传言一直不断，估计有些话是真的。它是高教会派的，或许使用《公祷书》[3]，我不太确定，还有一些华而不实的罗马教传统，它在神学方面十分突出，反对近50年来圣公会所有的新教义，眼光很高，没有一流的成绩别想被他们录取。我听说那里伙食很不错。”

凯特说：“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机会尝一尝。这么说，这所神学院是精英主义咯？”

“可以这么说，可是这么看来，曼联也是精英主义。”

“你想过去那所学院吗？”

“没有，因为我修神学不是为了进教堂。再说了，他们也不会要我的。我成绩不够突出。那里的院长很挑剔，他是理查德·胡克学说的权威。估计你不知道理查德·胡克，他是16世纪的神学家。可以这么说，凡是能写出关于理查德·胡克研究专著的人都不笨。我们很可能会在尊敬的牧师塞巴斯蒂安·莫雷尔博士那里遇到麻烦。”

“遇害者呢？探长说过他的情况吗？”

“只说他是一个姓克兰普顿的执事长，在教堂里遇害。”

“什么是执事长？”

“执事长就是教会里面类似于管家的职位，负责守护教会的财产、招募教区牧师。当然，担任这个职位的也可能是女性。一个执事长通常负责好几个教区，每年都要亲临现场去视察，有点儿像我们的巡查总长。”

凯特说：“这么说这个案子很可能是内部纠葛引发的，所有的嫌疑人都同处一个屋檐下，我们必须小心行事，以免有人私下报告委员会，或者找坎特伯雷大主教投诉。可是为什么让我们负责这起案子？”

“探长没多说。你知道他的性格。他要求我们马上赶去。昨晚萨福克警察局一位督察在圣安塞姆做客。巡查长显然认为他们应该避嫌，不方便处理这起案子。”

凯特没再问，但是皮尔斯明显感觉到她对探长首先把电话打给了他这件事耿耿于怀。按理说凯特从警时间比他长、资格比他老，虽然她从来不曾因此自持身份，但这次明显有想法。皮尔斯犹豫要不要告诉凯特，探长先打电话给他可以节约时间，因为他开车快，而且本来就是要他开车去，但是他犹豫再三什么都没说。

正如皮尔斯预料的，他们在科尔切斯特超过了罗宾斯。他知道，要是凯特开车，她就会放慢速度，大家一起走。皮尔斯朝罗宾斯挥挥手，就踩下油门，冲了过去。

凯特头靠在椅背上，开始打盹。皮尔斯瞥了一眼她那张坚毅而又姣好的面颊，开始琢磨起他们之间的关系。自从两年前《麦克弗森报告》[4]公布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他对凯特的生活了解甚少，只知道她是个私生女，从小跟着外婆长大，住在最荒凉的旧城区一座高层建筑的顶层。她的邻居和学校的朋友都是黑人。她听说自己所服务的机构正试图将种族歧视制度化的时候满腔愤恨。皮尔斯现在意识到，正是这种愤恨让她对工作的态度完全变了。皮尔斯在政治方面比她圆滑得多，他曾经尝试让他们的讨论保持冷静，不要白热化。

她曾经质问道：“看到这份报告，如果你是黑人，还会到伦敦警察厅工作吗？”

“不会，即使我是白人也不会。可是我已经来这里工作了，没必要为了麦克弗森的一份报告就放弃自己的工作。”

他心里清楚自己对未来的规划，这份工作可以将他送到反恐部门，让他谋得一个高级职位，那里才有晋升的机会。不过现在他对目前的工作状况也很满意，他所在的探案组声名斐然，上司虽然要求很高，但让他很钦佩，工作充满了刺激和挑战，不会枯燥乏味。

凯特说：“这就是他们的目的所在吗？他们要打压黑人，不让他们进入警界，同时赶走那些正派的非种族主义警官。”

“看在上帝的分上，凯特，别再没完没了了。你不觉得烦吗？”

“报告说，只要受害者认为受到了种族歧视，你就是种族主义者。这么说，我还觉得这份报告本身就是种族歧视呢——歧视我这个白人警察，我要到哪里去投诉？”

“你可以找负责种族关系的那些人试试看，不过我觉得不会有什么让你开心的处理结果的。跟探长聊聊看。”

他不知道凯特后来有没有去找探长聊，至少她还在这里工作，但是她跟以前不一样了。她依然认真负责，依然勤奋，依然对手头的案子很投入，永远都不会拖他们团队的后腿，但是，有些东西不见了：以前，她坚信警察不仅仅是个人职业，更是为社会服务的天职，要做好一名警察，需要的不仅仅是勤奋和投入，现在这种信念从她身上消失了。皮尔斯以前觉得这种献身精神太幼稚、太浪漫主义，但是现在他意识到自己有多怀念那种精神。他对自己说，这份《麦克弗森报告》彻底摧毁了凯特对英国最高法院那种过于恭顺的敬重。

上午八点三十分，他们经过伦瑟姆村，村子依旧沉浸在凌晨的静谧中。昨晚在狂风中折断的灌木和枝丫让村子显得愈加安谧。在伦敦的人几乎没有受到狂风的影响。凯特很快清醒过来，她开始查看地图，寻找巴拉德米尔水塘的拐弯处。皮尔斯也放慢了车速。

他说：“探长说那个路口很容易错过。马路右侧有一棵半枯的大梣树，对面有几栋小石板房。”

梣树上缠着很多常春藤，很好认，可是拐弯过去后，路窄得像一条小巷。他们一眼就看到出了什么状况：一根巨大的树杈被吹断了，躺在路旁的草丛里，在黎明的曙光中，像一根光滑的骨头泛着白光。枝干上萌发的枝丫像一根根粗大的手指。主干上树杈断裂的地方大张着伤口。现在路上已经可以勉强通行了，但是到处都是断枝落叶：卷曲的常春藤、树木的幼枝、黄色和绿色的叶子撒了一路。

两栋小石板房都亮着灯。皮尔斯在路边停下车，按了按喇叭。不一会儿，一个健壮的中年女人沿着花园的小路走了出来。她饱经风霜的脸庞带着亲切的笑容，头发蓬乱，外面套着一件鲜艳的花罩衫，里面好像穿着羊毛衫。凯特摇下车窗。

皮尔斯探过神来说：“早上好，你们这儿遇上麻烦事儿了。”

“是啊，昨晚十点整大树被大风刮断了。昨晚风太大了。好在我们听到声音了，它断掉的时候一声巨响，怎么着也会听到。我老公担心大家在雨夜看不到出事故，就把红色的警示灯放在树枝两边。到了早上，我家布莱恩和隔壁的丹尼尔斯先生用拖拉机把它从路上挪开了。这条路没什么人走，只有那些去神学院探望神父和学生的人从这儿过。不过我们还是觉得最好先把它挪开，管委会的人一时到不了。”

凯特说：“怎么称呼您，这位太太？你们是什么时候挪开树枝的？”

“芬奇，我姓芬奇。我们是早上六点半挪开树枝的。那会儿天还没亮，不过布莱恩想着要在上班之前把路清理出来。”

凯特说：“我们运气不错。谢谢你们把路清理出来。这么说，昨晚十点之后到今天清早六点半之间不可能有人开车从这里经过？”

“是的，小姐。只有一位先生骑着摩托车过去，肯定是到神学院去了。这条路只通到神学院。他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没有其他人从这条路上过了？”

“我没看见。要是有人，我一般都会看到，我家厨房就在房子的前面。”

他们再次谢过芬奇太太，跟她道别后就离开了。凯特往后看了一眼，看到芬奇太太站在原地看了一会儿，才折回自家门口，蹒跚着从花园的小路回去了。

皮尔斯说：“骑摩托车过去，而且到现在还没回来，多半是病理学家。还以为他会开车去呢。好吧，至少我们可以告诉探长我们发现没人来过。如果只有这一条路……”

凯特盯着地图说：“确实只有这一条路，其他路都过不了车。这么说，如果凶手不是神学院的人，那他昨晚十点之前就到学院了，而且现在还没有离开，至少没有从公路上离开。是内部人作案？”

皮尔斯说：“我感觉探长是这么认为的。”

有没有人到海岬来过至关重要，凯特本来想说，探长竟然没有派人来问芬奇太太，不过她马上意识到，她跟皮尔斯不在，探长在圣安塞姆能派谁来？

这条小路又窄又荒芜，比周围的田野地势更低，而且沿途全是灌木丛。突然，波涛汹涌的灰色北海映入眼帘，凯特顿时精神一振，心胸豁然开朗。北面，壮丽雄伟的维多利亚式建筑就矗立在天空下。

车子迅速逼近那栋建筑，凯特说：“天哪，好一个庞然大物!谁会把这么一栋大楼建到距离大海只有几码远的地方？”

“没人会这么干。当初它距离大海肯定没这么近。”

她又说：“你不会觉得它很了不起吧？”

“噢，说不准。它仿佛有一种一切尽在掌握中的气度。”

一辆摩托车迎面驶来，一路轰鸣过去了。凯特说：“看来这就是那位病理学家了。”

皮尔斯放慢车速，从那两根斑驳的红砖柱中间缓缓开过。达格利什正在等着他们。

9

圣马太小别墅没有多余的空间供大规模调查使用，但是达格利什认为应付手头上的工作足够了。附近几英里内都没有适合警官们落脚的地方，开几辆房车到海岬上既不合常理，费用又高。可是住在学校里也不好解决，吃饭都成问题。不管事态是否紧急，心里是不是难过，不管是面临谋杀还是深陷孤寂，人总要吃饭睡觉。达格利什回想起父亲去世时的情景：母亲为如何安排客人处处操心，一会儿担心诺福克教区怎样才能把留下来过夜的客人全部安排住下来；一会儿又担心他们对饮食有什么忌讳，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一会儿还要想着给教区来吊唁的人供应什么吃食。这在当时反而暂时舒缓了母亲的悲痛。这会儿，罗宾斯警官已经在解决这些问题了，他拿着塞巴斯蒂安神父推荐的饭店名单，一家一家打电话过去，给他自己、凯特、皮尔斯还有三个犯罪现场勘查员订房间。达格利什仍旧留在学院，住在他现在住的客房里。

在达格利什的职业生涯中，这栋小别墅当属最特别的专案室了。门罗太太的姐姐把所有的东西都搬走了，门罗太太留下的痕迹被清理得一干二净，这栋小别墅变得死气沉沉，毫无特色。一楼两个房间里的家具显然是客房淘汰后搬过来的，规规矩矩地摆在屋子里，反而显得更加沉闷。进门左手边的起居室里摆着一张圆靠背的木摇椅，摇椅上放着一张褪了色的拼布靠垫，两把带脚踏的矮板条椅分列在维多利亚式小壁炉的两侧。屋子中央是一张橡木方桌，配有四把椅子，另外还有两把椅子靠墙放着。壁炉左侧有一个小书架，书架上只有一本皮面的《圣经》和一本《镜中奇遇记》。右侧的房间看上去比较亲切：一张小桌子靠墙而立，两把圆脚的桃花心木椅子，一张破旧的沙发，一把式样相似的摇椅。楼上两间房间是空的。达格利什看过之后，认为起居室用作办公室兼侦讯室更合适，对面的房间用作等候室。两间卧室当中，一间有电话线插口和足够的电源插口，可以摆上萨福克警察局送来的电脑。

吃饭的问题也解决了。达格利什犹豫着要不要在学校的食堂和大家一起吃，不过他觉得自己的出现会让塞巴斯蒂安神父觉得束手束脚。院长大人确实邀请他去共进晚餐，但也估计他不会去。达格利什宁愿在别的什么地方弄口饭吃。不过他们后来商量好，学校会在午后一点为探案组提供热汤和三明治，或者简单的午餐。双方心照不宣，都没有提到费用问题，可是这种情形还是让人心里感觉很怪。达格利什心想，搞不好到最后这成了第一起由凶手为负责查案的警察们提供住宿和饮食的案件。大家都急着早一点儿着手工作，不过他们得先看看尸体。达格利什、凯特、皮尔斯和罗宾斯一行人来到教堂，他们套上鞋套，沿着北墙向《最后的审判》走去。达格利什非常肯定，他的手下绝对不会乱开玩笑麻醉自己的恐惧——这样的人在他手下绝对干不长。他走过去打开射灯，大家面对尸体默默地站了片刻。对手的情况大家还一无所知，他惨绝人寰的杰作就一览无余地呈现在他们眼前。他们确实应该看到这一幕。

只有凯特一个人开口，她问道：“头儿，那对烛台平时是放在哪个地方的？”

“放在圣坛上的。”

“人们最后一次看到完好无损的《最后的审判》是什么时候？”

“昨晚九点半晚祷的时候。”

他们走出教堂，锁上身后的门，重新设置了警报系统，回到专案室。大家坐下来，开始对案情进行初步了解和探讨，之后才能着手各人的工作。达格利什知道不能太急。要是案情介绍不够详细，或者大家的理解不够充分，后面就可能会导致延误、误解甚至出错。他把自己到达圣安塞姆之后的所见所闻、所采取的措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大家，包括他原本来圣安塞姆的目的、对罗纳德·特里维斯死因的调查、玛格丽特·门罗的日记内容，巨细无遗地说给众人。大家围坐在桌边，安静地听他说，偶尔记一下笔记。

凯特笔直地坐在那里，眼睛盯着笔记本，偶尔困惑地抬起眼看看达格利什的脸。她穿得和平时查案时一样：脚蹬舒适的便鞋，下身穿一条窄脚裤，上身穿一件合体的夹克衫，里面穿着一件开士米羊绒衫。夏天她会在里面穿一件丝绸衬衫，现在是冬天，所以穿了一件羊绒衫。她浅褐色的头发在脑后梳成一条粗粗的短麻花辫，脸上淡淡的妆容几乎看不出来。她面容姣好，但算不上特别漂亮。她的长相显示出她的个性：诚实可靠、认真负责，但是或许内心并不那么安分。

皮尔斯和往常一样，不能老老实实地坐在那儿不动，而是不停地变换着坐姿，想让自己舒服些。他两条腿绕在椅子腿上，一条胳膊搭在椅背上来回晃荡。不过他表情丰富、略显平扁的脸上显示出极大的兴趣，那双巧克力色的眼睛看上去有些困倦，眼皮明显发沉，不过他的目光和往常一样，显得兴致勃勃。尽管他的神情不像凯特那么专注，但一句话都不会听漏。他的穿着很休闲：上身穿一件绿色的亚麻衬衫，下身配一条浅黄褐色的亚麻长裤，看似随意，实则矜贵。与凯特的传统装束相比，他这身打扮随意得多，但同样是经过精心搭配出来的。

罗宾斯穿得像个司机，又正式又整洁。他很轻松地坐在桌子的另一端，不时站起身来泡咖啡，给大家续杯。

等达格利什说完，凯特问道：“头儿，咱们管这个凶犯叫什么？”

他们这个探案组不喜欢循规蹈矩，把犯人一律称作凶犯，在着手调查之前，他们通常都会给凶犯取个名字。

皮尔斯说：“叫该隐[5]怎么样？这个名字有《圣经》背景，又上口，就是没什么新意。”

达格利什说：“就叫该隐吧。现在大家开始干活儿。我要求你们把昨天所有待在神学院的人都叫来采集指纹，包括访客和小别墅的员工们。执事长的指纹可以等现场勘查组到了再采集。你们最好先把该做的事做了，再开始盘问。检查所有人昨天穿的衣服，包括牧师们。我查过神职学生棕色的斗篷，斗篷都在，而且看上去很干净，不过你们最好再检查一遍。”

皮尔斯说：“他不太可能穿斗篷或教士袍吧，他为什么要那么穿？如果克兰普顿是被人叫到教堂去的，那叫他的人应该是穿着睡衣或者居家服在这里等他，而且下手极快，抓住执事长转身看向《最后的审判》的瞬间，一击得手。或许他会迅速撸起睡衣的袖子。他不可能让笨重的大斗篷碍自己的事。当然，他很可能睡衣里面什么都没穿，或者穿得很少，事后马上脱掉。就算这么着，他的动作也必须非常快才行。”

达格利什说：“病理学家也提出一个不算很独特的见解，说他很可能是光着身子行凶的。”

皮尔斯继续说：“不是没这个可能，头儿。他没必要让自己暴露在克兰普顿面前。他要做的就是把南门的门闩拉开，推开一条门缝，然后把照着《最后的审判》的射灯打开，自己躲在柱子后面。克兰普顿发现没人在等他，可能会觉得奇怪，可是他看到灯光会忍不住走到《最后的审判》跟前查看，因为有人告诉他说《最后的审判》被毁了，而且还告诉他是怎么毁掉的。”

凯特说：“他去教堂之前不先给塞巴斯蒂安神父打个电话吗？”

“在亲眼看到实际情况之前，他不会给塞巴斯蒂安神父打电话的。他怕自己受到愚弄，不想贸然示警。不过，不知道打电话的人是怎么跟他说的，搞得他大半夜还跑到教堂去。或许是看到灯光了？他被风声惊醒，往窗外望去，看到一个身影，起了疑心，于是连想都没想，就径直跑到教堂去查看。”

凯特说：“如果该隐穿了斗篷，为什么后来把斗篷还了回去，却没有还钥匙？那把丢了的钥匙是关键证据。凶手不可能冒险把它留在自己身边。或许丢在海岬的哪个地方了，举手之劳而已。我想不通的是，他为什么没有把钥匙还回去？既然他有胆量溜进去偷走钥匙，就有胆量还回去。”

皮尔斯说：“要是他身上、手上或者衣服上有血迹就不一定了。”

“可是他身上为什么会有血迹？刚才我们已经讨论过了，他有足够的时间回自己的房间冲洗干净。他以为七点十五分教堂开门做晨祷的时候，人们才会发现尸体。还有一个问题。”

“嗯？”达格利什示意他接着说。

“要是没有还回去，是不是意味着凶手可能不住在大楼里面？神父们在任何时间都有合理的原因出入教堂，回去还钥匙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风险。”

达格利什说：“凯特，别忘了，神父们根本不需要去拿钥匙。四位神父都有钥匙，我已经检查过了，钥匙都还在他们自己手上。”

皮尔斯说：“可是他们之中可能有人故意拿走钥匙，好转移人们的视线，让人怀疑到学院的员工、学生或访客头上。”

达格利什说：“有这种可能，也有可能《最后的审判》的损毁跟凶杀案完全不相干。这种幼稚的恶作剧跟凶残的谋杀之间未必有联系。可是，这个谋杀案最不同寻常的地方就在于——凶手为什么要这么做。就算凶手想要克兰普顿的命，也不用把他引到教堂里再杀他。客房的门都没有装锁。神学院任何人都可以走进克兰普顿的卧室，趁他睡觉的时候杀死他。即便是外面的人作案，只要他知道神学院的布局就没什么难的。那扇铁门不过是装饰性的，翻过来小菜一碟。”

凯特说：“不过，除了那把丢失的钥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不是外面的人作案。昨晚十点之后，没有车子能从那条被树枝隔断的路上开过来。就算该隐步行前来，他要翻过那根树干，或许沿着海滩走过来。昨晚狂风暴雨，要步行走过来可不是件容易事儿。”

达格利什说：“凶手知道钥匙放在哪里，还知道报警系统的解锁密码，看上去像内部人作案，不过我们不急着下结论。我想说的是，如果凶手不是用这么独特、这么怪异的手段作案，很难把他跟圣安塞姆的任何人联系在一起。也有可能真的是有小偷干的，他知道门没上锁，就闯了进来，刚好克兰普顿在那个时候醒过来，惊动了小偷，小偷惊慌之下失手杀了他。这种可能性不大，不过不能完全排除。凶手不仅想要克兰普顿的命，还想把罪名栽赃给圣安塞姆学院。一旦我们能查出来这是为什么，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罗宾斯警官安静地坐在一边记笔记。他优点众多，工作谦虚谨慎，特别擅长速记。他记忆力超强，什么都记得一清二楚，基本上不需要做笔记。尽管他资历最浅，但他已经是这个探案组的成员之一。凯特发现自己在等达格利什把他带进他们的讨论中。达格利什说：“你有什么看法吗，警官？”

“没有，头儿。几乎可以肯定是内部人作案，而且，不管作案的人是谁，都巴不得我们知道是内部的人干的。不过我在想，圣坛的烛台是不是整个凶杀案的一部分。能确定这就是作案工具吗？好吧，烛台上有血渍，但有可能是克兰普顿死后从圣坛上取下来摆在那里的。尸检无法有力地证明死者受到的第一次重击是不是烛台造成的，只能证明有没有沾上克兰普顿的血和脑浆。”

皮尔斯说：“你是怎么想的？核心疑团难道不是辨认凶手到底是预谋好的还是失手杀人吗？”

“假设不是预谋好的。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克兰普顿是被叫去查看《最后的审判》是否受损的。有人在教堂等他，然后他们爆发了激烈的争执。该隐情绪失控，失手将克兰普顿打倒在地。而后，该隐站在尸体旁边，找到栽赃给神学院的办法。他拿起两个烛台，用其中一个又打了克兰普顿几下，然后把两盏烛台都摆在他脑袋边上。”

凯特说：“有这种可能，不过这意味着该隐手中原本就拿着重物，足以敲碎人的颅骨。”

罗宾斯接着说：“可能是锤子，也可能是农具，或者某种很重的器具。假设他昨晚看到教堂里有灯光，准备过去瞧个究竟，于是拿着趁手的防身武器到了教堂，结果发现克兰普顿在那里。他们大吵一架，他出手将其打倒。”

凯特不赞同他的看法，说：“可是他为什么要一个人带着武器去教堂？他为什么不给主楼的人打电话？”

“或许他想先去探个究竟，或许他不是一个人去的。或许还有人跟他一起去。”

凯特心想，或许是他的妹妹和他一起。这个想法很有意思。

达格利什沉默了片刻，才说：“我们四个要干的活儿可不少，赶紧开工吧。”

他停顿了一会儿，犹豫着要不要把他心里的想法说出来。眼前有一桩明确的谋杀案等待他们调查，他不想让很可能与此案无关的问题影响他们的调查。再说了，他的怀疑没有任何根据，无从说起。

他说：“我认为我们应该结合前两宗死亡事件来调查这起案件，我是指特里维斯和门罗太太的死。我有一种直觉，觉得这三个人的死亡之间有联系，不过目前仅仅是我的直觉，没有任何证据。它们之间的关联可能很微弱，但我相信一定有。”

听了他的话，大家陷入了沉默。他感觉到大家都为此感到惊讶。这时，皮尔斯说：“头儿，我还以为你发现特里维斯是自杀的就释然了呢。如果特里维斯也是他杀身亡，圣安塞姆就有两个凶手，这也太巧了。可是，特里维斯应该是自杀或意外身亡吧？你刚才也说了，尸体是在距离海边200多码的小路上发现的。要把他扛到沙滩上恐怕很难，他也不可能自愿跟着凶手到沙滩去。他身强体壮，你不可能让他一动不动，然后把半吨沙子倒在他头上，除非你给他嗑了药，或者把他灌醉，或者把他打晕，否则不太可能。可是尸检结果证明没有发生过这样的状况。你也说尸检做得很彻底。”

凯特不耐烦地对皮尔斯说：“行了，就当他是自杀的。可是自杀也是有原因的啊，无缘无故谁会自杀？那么是什么迫使他自杀？或者是谁逼迫他自杀的？动机何在？”

“但这个动机肯定跟谋杀克兰普顿无关。他当时还没来过圣安塞姆。我们不能凭空假设他见过特里维斯。”

凯特不依不饶地说：“门罗太太回忆起过去的往事，心中感到不安。她跟相关的人谈过之后不久就死了。这让我觉得她好像妨碍了什么人。”

“妨碍了什么人，妨碍了上帝？她心脏不好，随时都有可能过世。”

凯特重申：“她拿了那篇日记。她记起了某件事，于是想明白了什么事，知道了什么秘密。要杀她易如反掌，她年老体衰，心脏不好，特别是对凶手毫无防备。”

皮尔斯坚决反对：“好，就算她知道了什么秘密，那又怎么样？可能那仅仅是微不足道的小过错，除了塞巴斯蒂安神父和这里的牧师们，根本没人在乎。何况现在她已经被火化了，这栋小别墅已经被彻底清理干净了，就算有什么证据，也都找不到了。不管她想起了什么，都是12年前的事了，谁会为了12年前的陈谷子烂芝麻去杀人灭口？”

凯特说：“别忘了，是她发现了特里维斯的尸体。”

“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日记里写得很清楚。她发现尸体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以前的那件事，是埃里克给她送青蒜的时候才想到的。那个时候她才把过去发生的事和现在联系在一起。”

凯特说：“青蒜和漏洞[6]，会不会是双关语？”

“我的天哪，凯特，只有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才有这样的情节!”皮尔斯转而对达格利什说，“头儿，你的意思是，我们现在需要找两个凶手，一个杀执事长的凶手，一个杀门罗太太的凶手？”

“不是，我不希望大家仅仅为了我的直觉就改变调查的方向。我只是想说，这几件事之间很可能有联系，大家要有这个意识。要干的活儿可不少，赶紧开工吧。先要采集指纹、讯问牧师和学生。凯特和皮尔斯，交给你们两个了。他们都认识我，我去不好。还有埃里克，你们最好见见他们兄妹两个。用新面孔去讯问他们对我们有好处。我们不用太着急，等亚伍德督察醒过来再深入调查。医院说，如果幸运的话他星期二会醒来。”

皮尔斯说：“他可能掌握重要线索，或者有重大嫌疑，不用对他秘密监护吗？”

达格利什说：“已经对他秘密监护了。萨福克警方派人帮忙监护的。那天夜晚他不在自己的房间里。他甚至有可能见到凶手了。所以我一早就叫人监护他了。”

这时，大家听到有辆车正颠簸着穿过海岬，罗宾斯警官走到窗前看了看，说：“克拉克先生和现场勘查组到了，头儿。”

皮尔斯看了看手表，说：“还不错，不过他们要是直接开车过来就更好了。从伊普斯威奇开出来要花不少时间。好在乘火车还算顺利。”

达格利什对罗宾斯说：“去跟他们说把装备搬进来，二楼的卧室给他们办公。煮点儿咖啡，他们开工前可能要喝。”

“是，头儿。”

达格利什打算让犯罪现场勘查组在教堂里换衣服，但是换衣服的地方距离犯罪现场要足够远。勘查组的头儿是布赖恩·克拉克，也是精英人士，以前达格利什从来没有和他合作过。他冷静、淡漠，没什么幽默感，虽然缺乏鼓舞人心的气质，但是以其工作认真、调查可靠享有很高的声誉，而且，他虽然跟人说话态度倨傲，但所说的话都有理有据。凡是现场有线索，他都能发现。他不相信激情，就算找到最宝贵的线索，他都会说：“好了，小伙子们，保持冷静。只是个掌纹而已，又不是圣杯。”此外，他信奉各司其职的原则，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发现线索、收集证据、保护证据，所以从来不会越权介入侦查工作。对达格利什这种鼓励团队合作、善于广纳不同建议的人而言，这种各扫门前雪的做法反而对破案没有好处。

达格利什又开始想念查理·费里斯，在调查博洛尼和哈利·麦克谋杀案的时候，就是和他的勘查组合作的。那起案子也发生在教堂里。费里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个头儿不高，一头浅棕色的头发，五官轮廓鲜明，身手敏捷得像一条灵缇犬——神气活现，摩拳擦掌，仿佛等待发令枪响的赛跑运动员。达格利什还很怀念他独创的工作服：白色紧身小短裤和短袖运动衫，紧箍在头上的塑料帽，活像忘记脱掉内衣的游泳运动员。可是费里斯已经退休了，现在在萨默塞特开了一家酒吧，别看他浑厚的男低音跟他矮小的长相不般配，却给他们那里乡村教堂的唱诗班增色不少。

病理学家换了，现场勘查组也换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达格利什庆幸至少凯特·米斯金还在。可是现在他没有时间考虑凯特的心情和她的未来，或许自己年纪大了，越来越不愿意面对人事变迁了。

不过至少摄像师还是老熟人。巴尼·帕克已经过了退休年龄，他接受返聘回来做兼职摄像师。他很健谈，性格热情，充满活力，个头儿不高但身板结实，达格利什认识他这么多年感觉他一直都没什么变化。他另外一份兼职工作是婚礼摄影，或许用软焦点把新娘拍得美丽非凡可以让他舒缓警察工作带来的压力。不过，他身上确实有婚礼摄影师的毛病，每次在犯罪现场拍摄的时候都会兜上两圈，好像在确定有没有其他尸体需要摄入他的镜头。达格利什觉得他仿佛还想让他们排排坐合影留念呢。不过，他的确是一位出色的摄影师，工作无懈可击。

达格利什带着大家朝教堂走去，他们穿过圣器室，绕过犯罪现场，默默地在靠背长凳上换了衣服。达格利什觉得他们静默无语并不是因为这个地方神圣而肃然起敬，他们身着白色棉罩衣，戴上头罩，像一小撮太空人站在那里，看着精英人士克拉克跟在达格利什身后朝圣器室走去。克拉克的脸和微微凸出的上牙裹在头罩里，达格利什觉得要是给他安上一双长耳朵，他就成了一只闷闷不乐的大兔子。

达格利什说：“凶手多半是穿过北走廊从圣器室的门进入教堂的。也就是说，可能需要检查走廊那边的门上有没有留下指纹，不过现在落叶堆了那么高，很难说能不能找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门上没有把手，不过，这里每个人都有可能会在门上留下指纹。”

他们来到教堂，达格利什说：“《最后的审判》和旁边的墙壁上有可能会有指纹，不过凶手多半戴了手套，除非他昏头了。右边的烛台上有血迹和毛发，不过同样不知道会不会有指纹。最有意思的是这里。”他从中间的通道走到第二排的靠背长凳跟前，“有人曾经藏在座位下面，蹭掉了很多灰尘。不知道会不会发现指纹，不过还是有可能的。”

克拉克说：“好的，探长。我们午饭怎么吃？附近好像没有餐馆，我不想干到一半跑到外面去吃饭，最好趁着天亮在自然光线下面勘查。”

“学校提供三明治，罗宾斯会给你们订好房间，我们可以明天再碰头看进度如何。”

“我觉得可能至少需要两天时间，探长。北边走廊上的落叶太多了。那些叶子需要一片一片翻看检查。”

达格利什怀疑这种单调的工作有什么乐趣可言，但他不想挫伤克拉克对细节专注的精神。他跟两个组员道别一声离开了，留下他们开始干活儿。

10

开始讯问之前，要先采集圣安塞姆所有人的指纹。这个任务就落在皮尔斯和凯特头上。他们两人知道，达格利什希望所有女士的指纹都由女警官来采集。开始采集指纹之前，皮尔斯说：“我好久没干这种活儿了，你也小心点，像往常一样照顾那些女人的感受。我倒不必那么小心了。反正任何人都会觉得受到强迫。”

凯特正在做准备工作，她说：“确实是一种强迫。不管我是不是无辜的，都不喜欢警察抓着我的手指取指纹。”

“不能算抓着。已经有一屋子的人在等我们了，好像除了牧师们都来了。我们从谁先开始？”

“最好从阿巴斯诺特开始。”

接下来的一小时里，这些嫌疑人对采集指纹的反应让凯特觉得十分有趣，多多少少都算得上温顺乖巧。塞巴斯蒂安神父带着牧师们来了，他虽然绷着脸，但表现得很合作。可是当皮尔斯抓着他的手指用肥皂和水清洗后，重重地摁在印台上，他实在忍无可忍了，说：“我可以自己来。”

皮尔斯不为所动，说：“对不起，先生。我们必须确保指纹边际清晰。这需要实际操作经验。”

约翰神父自始至终都没有开口，但是他脸色惨白，而且凯特发现他一直在发抖。采集指纹的整个过程很短，但他一直闭着眼睛，不敢睁开。马丁神父像个孩子似的，好奇地盯着那些宣示自己身份唯一性的纹路看。帕瑞格林神父望着学校的方向，似乎迫不及待地要回去，仿佛根本不曾注意到眼前发生的事。看到手指上的印油时，他才嘀嘀咕咕地抱怨说，希望这些印油容易洗掉，学生们进图书馆之前必须把手指洗干净，他会在公告板上贴告示的。学生和员工们都乖乖地录了指纹，只有斯坦纳徳有备而来，他要看看他们有没有侵犯公民权利，他说：“你们这么做有授权的吧？”

皮尔斯平淡地说：“是的，先生，我们遵照警察与刑事证据法令的规定，争得您的同意后采取指纹。”

“如果我不同意，你们就会去申请法庭命令。要是你们拿到证据后拘捕我，结果发现我无罪，就应该把我的指纹销毁，可我怎么知道你们会不会把我的指纹销毁？”

“您有权申请见证我们销毁指纹。”

“我会的!”他的手指被摁在印台上，“你们给我等着，我肯定会的。”

他们终于采集了所有人的指纹，最后一个采集的爱玛·拉文汉姆也离开了。凯特故作不经意地问皮尔斯：“你觉得探长对她是什么想法？”

“探长是个正常的男人，还是个诗人。正常的男人和诗人邂逅美人儿时有什么想法，他就有什么想法。要我说，他恨不得立时和她上床。”

“噢，得了吧，你说话非得这么粗俗吗？你们对女人除了性就不能有点儿别的想法？”

“你什么时候成清教徒了，凯特？你问我他是怎么想的，不是他会怎么做。他当然要控制自己的本能和欲望，那是他的问题。你不觉得她出现在这里有违常规吗？塞巴斯蒂安神父为什么会聘用她？为了锻炼大家抵制诱惑的能力？你可能觉得找个美貌少年更合适。不过在我看来，我们刚才看到的那四个，都是抑郁的异性恋。”

“这你都知道。”

“你也知道。说到美貌，你对阿多尼斯·拉斐尔有什么想法？”

“这个名字太适合他了。我很好奇，要是他被取名阿尔伯特还会不会长成这样。他长得太美了，而且他知道自己长得美。”

“动心了？”

“没有，你也没有。该去找他们谈谈了。从谁开始？塞巴斯蒂安神父？”

“从最高层开始？”

“有什么不妥吗？待会儿探长要我跟他一起盘问阿巴斯诺特。”

“跟院长谈话由谁主导问话？”

“我来，至少先开个头。”

“你觉得他对女人更容易敞开胸怀？你的想法有道理，但是我对此不抱希望。这些牧师习惯了听人忏悔，很擅长保守秘密，包括他们自己的秘密。”

11

塞巴斯蒂安神父说：“你肯定想在克兰普顿太太走之前跟她见一面。等她准备好了，我就差人给你送信。如果她提出来到教堂看看，应该没问题吧？”

达格利什只说了一声“没问题”。他觉得塞巴斯蒂安神父肯定认为，如果克兰普顿太太希望去看看她丈夫被害的地方，理应由自己陪着去。达格利什可不这么认为，不过现在他不想说什么，克兰普顿太太有可能根本不想去教堂。不管她去不去教堂，他都必须见她一面。

过了一会儿，史蒂芬·莫尔比到办案室来告诉达格利什，克兰普顿太太准备好和他见面了。达格利什发现莫雷尔特别讨厌电脑，他把莫尔比当作他的信使了。

达格利什走进院长办公室，克兰普顿太太从椅子上站起身，朝他走过来，伸出手镇定地跟他握手。她比达格利什想的年轻，蜂腰巨乳，温和友善，脸上没有化妆。她没戴帽子，浅褐色的短发梳得整整齐齐，光可鉴人，发型相当讲究。达格利什觉得她像刚从美发店出来的似的，但是也知道自己这种想法太荒唐了。她穿着浅褐偏蓝色的花呢翻领套装，领子上别着一枚硕大的别针，上面镶嵌着一枚贝壳。别针的款式十分时尚，跟她身上质朴的花呢套装格格不入。达格利什觉得那可能是她丈夫生前送给她的礼物，她把它别在外衣上，仿佛是为了表示她的忠贞或对他们的蔑视。她的短大衣搭在椅子靠背上。她看上去非常冷静，虽然达格利什觉得她的手冰冷，但她表现得十分坚定。

塞巴斯蒂安神父简短而正式地替他们两人做了介绍。达格利什照例说了几句安慰的话，表示同情和哀悼。这些他都不知道自己跟受害人的家属说过多少遍了，但每次都觉得那么苍白无力，没有一丝诚意。

塞巴斯蒂安神父说：“克兰普顿太太想去教堂看看，她想让你陪着去。我就在这里等你们，如果有需要，可以随时来找我。”

达格利什带着克兰普顿太太穿过南走廊，从庭院的鹅卵石小路上向教堂走去。执事长的尸体已经被抬走了，现场勘查组正在主楼忙碌，其中一人正在清理北走廊上的树叶，他一片一片地翻看，并清理出一条通往圣器室的小路。

教堂里冰冷阴森，达格利什看到克兰普顿太太打了个哆嗦，于是问道：“需要我去给您拿外套吗？”

“不用了，探长，谢谢。我没事。”

他将克兰普顿太太引到《最后的审判》跟前。不需要跟她说这就是她丈夫遇害的地方，石板上还留着她丈夫的血迹。她不由自主地跪下来，身体僵直。达格利什默默地走开，避到靠背长凳中间的通道上。

过了几分钟，克兰普顿太太走了过来，她说：“咱们要不要坐会儿？你肯定有问题要问我。”

“咱们可以到塞巴斯蒂安神父的办公室或者办案室去谈一谈，您看您在哪儿能感觉好一点儿？”

“在这儿感觉就好。”

两名现场勘查组员识趣地避进圣器室。达格利什和克兰普顿太太默默地坐在长凳上，克兰普顿太太沉默了片刻，开口说：“我丈夫是怎么死的，探长？塞巴斯蒂安神父好像不太愿意告诉我。”

“我们也还没有告诉塞巴斯蒂安神父，克兰普顿太太。”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不知道。达格利什不知道她是否也想到了这种可能性。他说：“为了确保调查顺利进行，目前很多细节问题对外都是保密的。”

“我明白，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达格利什温和地说：“执事长死于头部受到重击。事情应该发生得非常突然，我想他应该没有受什么苦。他甚至都来不及感到震惊或害怕。”

“谢谢您，探长。”

两个人又陷入了沉默。这种沉默仿佛很和谐，达格利什并不急于打破这种沉默。在十分悲痛的时刻，克兰普顿太太仍然那么坚忍，给人的感觉那么恬静淡然。达格利什心想，当初是不是她的这种气质吸引了执事长？两个人都没有说话。达格利什瞥了一眼，看到一行清泪沿着她的面颊流下来，她伸手将眼泪拭去，再开口说话的时候，声音已经很镇定了。

“我丈夫在这个地方不太受欢迎，探长，但是我知道圣安塞姆的人不可能杀害他的。我无法相信基督教社区会犯下如此邪恶的罪行。”

达格利什说：“我想问问您，您丈夫生前有没有什么想置他于死地的仇敌？”

“没有。他在教区非常受人尊敬，可以说深受爱戴，尽管他从来不肯用这样的字眼，但确实如此。他是个富有同情心、尽职尽责的好牧师，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我们结婚前他是个鳏夫。他的前妻是自杀的。她长得非常漂亮，但是心理不太正常，他很爱她。她的死对他打击非常大，可他还是挺住了。他正在学着让自己快乐起来。我们在一起很幸福。他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可是竟然出了这种事，太残忍了。”

达格利什说：“您刚才说，他在圣安塞姆不受欢迎，是因为在神学领域有观点分歧，还是另有原因？他跟您说过到这里来的事吗？”

“他什么都跟我说，探长，包括他还不是很确定的那些事。他觉得圣安塞姆已经不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了。不是他一个人这么觉得，我觉得就连塞巴斯蒂安神父也意识到这所神学院是个畸形物，终将被关闭。当然，大家对教士的职责的看法也有分歧，情况比较复杂。此外，估计你对约翰·贝特顿神父的事也有所了解吧。”

达格利什谨慎地说：“我能感觉出来他们之间应该有问题，但具体情况并不了解。”

“是一桩陈年旧事，但应该算是一场悲剧。几年前，贝特顿神父因为对唱诗班的男孩子有过性骚扰行为而被判入狱。我丈夫揭发了部分证据，而且旁听了审判过程。当时他前妻刚死没多久，我们还没结婚，不过我知道他当时非常苦恼。他认为那么做是他的职责所在，但却为此承受了巨大的痛苦。”

达格利什心想，约翰神父当时所承受的痛苦比他更大。

他说：“您丈夫来此地之前，有没有跟您说过什么？比如要在这儿安排跟什么人会面，或者觉得此行可能会遇到什么棘手的事？”

“没有，什么都没说。我可以肯定，除了跟这里的人会面，他没安排在这儿见什么人。周末的行程既没有让他充满期待，也没有让他忧心忡忡。”

“那他昨天到了以后有没有跟您联系过？”

“没有，他没打电话给我，我也没想着他会打电话。除了询问教区事务的电话，我只接到一个电话，是主教管区办公室打来的。他们好像找不到他的手机号码了，打电话来问我，然后添加到通信录里。”

“那个电话是几点打来的？”

“很晚了。我也觉得很奇怪，因为管区办公室那时候肯定已经下班了。当时是星期六晚上九点半。”

“你跟打电话的人说话了吗？是个男的还是个女的？”

“听上去像个男的。我当时觉得是个男的，但我不敢完全确定。我没跟打电话的人说什么，就只报了电话号码。他说了声‘谢谢’就挂机了。”

达格利什心想，那当然了，他不会说一个多余的字。他只要拿到手机号码就够了，他要在那天夜里拨打那个号码，把执事长骗到教堂，把他引上死亡的道路。克兰普顿太太透露的信息是不是破案的关键线索之一？如果克兰普顿是接到手机后被骗到教堂的，那打电话的人是如何知道他的手机号码的？要查出来星期六晚上九点半那通电话是谁打的并不难，查出来后圣安塞姆某个人就算完蛋了。但这其中还是有疑团。凶手——最好还是叫他该隐吧，该隐可不笨。这桩谋杀案是精心策划的。该隐怎么会想不到达格利什会找克兰普顿太太了解情况，他肯定想到了，那通电话很可能会被查到的——不，是一定会被查到的。达格利什突然想到了另一种可能性：这会不会是该隐有意留下的破绽？

12

录完指纹，爱玛回到客房，收拾了几份她需要用到的论文，就朝图书馆走去。这时，她听到南走廊上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回头一看，拉斐尔紧跟几步追了上来。他说：“我想问你件事，现在方便吗？”

爱玛本来想说：“我赶时间。”可是瞥见他的神色后，爱玛把话咽了回去。她不确定拉斐尔是不是来寻求安慰的，但他看上去确实需要她的安慰，于是她改口说：“方便，你说吧。对了，你怎么没去找帕瑞格林神父上辅导课？”

“辅导课推后了。警察叫我去问话，我这就要去。所以我需要见你一面。我想问问你愿不愿意告诉达格利什我们昨夜在一起？晚上十一点以后，这个时间很关键。十一点之前已经有人能证明我不在场了。”

“我们在一起？在哪儿？”

“在你房里或者我房里，都行。其实我想问你会不会说我们昨晚睡在一起。”

爱玛停下脚步，扭过脸看着他说：“当然不会了!拉斐尔，你怎么会提出这么离谱的要求？你平常不是这么粗鲁的啊!”

她大步朝前走去，可是他跟上来和她并肩往前走。她说：“听着，我不爱你，也没有爱上你。”

他打断她的话，说：“这两者之间还真是区别挺大的。不过，你不妨想一想这种可能性，这样你就不会觉得反感了。”

爱玛扭头看着他，说：“拉斐尔，如果我昨晚确实和你睡在一起，我不会羞于承认的。可是我没有，我不会撒谎，也没道理撒谎。先不说道德问题，你的谎言很愚蠢、很危险。你觉得亚当·达格利什会被你骗过吗？别说我不擅长撒谎，就算我很擅长，也会被他看出来的。他的工作就是识破谎言。你想让他觉得你杀了执事长吗？”

“他可能已经这么认为了。我拿出来的不在场证据没有说服力。昨晚刮暴风，我去陪彼得了。他午夜之前就睡着了，我可以很轻松地溜出去。我觉得达格利什一定会这么想的。”

爱玛说：“我对此表示怀疑，况且，假如他真的怀疑你，你制造不在场证据会让他更怀疑。这不像你，拉斐尔。你为什么要这样？这太愚蠢、太可悲了，对我们两个人都是一种侮辱。”

“或许我想知道你在原则上对和我上床有什么看法。”

爱玛说：“没有人会用原则跟人上床，人们是用肉体上床的。”

“况且，塞巴斯蒂安神父肯定也不愿意发生这种事。”

他不经意间流露出一丝嘲讽，但是爱玛却敏锐地捕捉到了他的醋意。

她说：“他当然不愿意了。你是他的学生，而我是这里的客人。别说我不想跟你上床，就算我想跟你上床，也是有违礼数的。”

听了爱玛的话，他哈哈大笑起来，笑声十分刺耳。他说：“礼数!是啊，我应该考虑到这点。这还是我第一次被人以这样的借口拒绝：性道德礼仪。或许我们应该在伦理学教育大纲里加上这门研讨课。”

爱玛继续追问：“可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拉斐尔？你肯定知道我会拒绝。”

“我只是在想，如果我能让你喜欢我——甚至对我产生一丁点儿爱意，那我就不会感觉一团糟了。一切都会好起来。”

爱玛更加和蔼地说：“但是事情不是这样的。如果生活真的一团糟，我们无法借助爱情的力量让它好起来。”

“可是人们都是这么做的。”

两个人站在南门外，陷入了沉默。爱玛转身准备进去，拉斐尔突然拦住她，抓住她的手，弯下腰来亲吻了她的面颊。他说：“对不起，爱玛。我知道这么做不好，可是我一直在做梦。请原谅我。”

他转身走了，爱玛看着他大步穿过走廊，出了大铁门。她满怀心事，独自走进神学院。她刚才对他是不是不够同情、不够理解？他想向她倾诉心事，她是不是应该给他一些鼓励？她感觉他的生活出了问题，可是，出问题的时候向别人求助能让事情好转吗？然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和贾尔斯在一起难道不就是这样吗？她厌倦了被人强求，厌倦了别人的追求，厌倦了旁人因爱而生的嫉恨，于是决定和贾尔斯在一起，以他的身份地位和聪明才智，可以给她一份保障，让她能专心于她的工作，这才是生活中最让她珍视的部分。她知道这么做不对。不仅仅是不对，是错得离谱。等她回到剑桥，一定会向他坦承。他们的分手绝对不会很顺利——贾尔斯很少被人拒绝，不过现在她暂时没有心思考虑这些。她是圣安塞姆的一部分，圣安塞姆发生了这样的惨案，与目前的状况相比，她日后将因分手而遭受的创伤实在不足挂齿。

13

快中午十二点的时候，塞巴斯蒂安神父给马丁神父打了个电话。马丁神父当时正在图书馆里批改学生的论文，塞巴斯蒂安神父问他是否方便过来聊几句。他都是亲自打电话给前任，从不假人之手。从当上院长的第一天开始，他每次召见前任的时候，都非常谨慎，从来不让学生或员工去叫他。作为新院长，他的管理方式完全不一样，但是他从来不会居高临下地对前任表现出任何不敬。对大多数人来说，让前任院长留下来做兼职教授可能会很尴尬，一般来说，卸任的院长会考虑体面地离开，而且走得越远越好。然而马丁神父并没有离开，原本是因为有个教牧神学的讲师突然离职，院方留马丁神父临时代课，可是后来双方对彼此都比较满意，马丁神父就留下了。塞巴斯蒂安神父非常坦然地占据了前任在教堂的讲坛；坦然地入住前任的办公室，坐在办公桌后面重新对办公室做了布置；没有任何顾虑或尴尬地展开一系列精心策划的变革。马丁神父则毫无怨言，愉快地接受现状，对塞巴斯蒂安的做法完全表示理解。不管前任是谁，塞巴斯蒂安神父都不认为能给他的权威和革新带来任何威胁。他从来没有向马丁神父吐露过心事，也从来没有向他咨询过任何事务。如果他想了解行政规定细则，就自己去翻文件或者问秘书。他是个特别自信的人，估计就算让坎特伯雷主教在他手下就职，他都没问题。

他和马丁神父之间是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的关系，对马丁神父来说，他们之间还存在友爱。马丁神父在任职期间，总是很难相信自己真的是院长。继任来了后，他如释重负，真挚地接受了继任。有时候，他也想和继任之间更亲热一些，可是这不是他能单方面做到的。不过今天他却被叫了来，坐在壁炉边自己经常坐的椅子上，看着塞巴斯蒂安神父坐立不安地走来走去。塞巴斯蒂安神父很少这样心神不宁。马丁神父浑身不自在地坐在那儿，意识到对方需要他的安慰、鼓励和建议，或者只是想要和他同病相怜。马丁神父安静地坐在椅子上，闭上眼睛，开始默默地祷告。

塞巴斯蒂安神父停下脚步，说：“克兰普顿太太十分钟之前离开的。和她会面令人痛苦。”他补充说，“我们两人都很痛苦。”

马丁神父说：“肯定的。”

他觉得院长的声音中透露出一丝怨愤：执事长的过失还要再加上一条——不该让自己在别人的屋檐下丧命，太不替别人着想了。这种不光彩的想法一闪而过，另一个不合时宜的念头随之而来：如果邓肯的妻子到因弗内斯城堡去看亡夫的尸体，麦克白太太会怎么跟她交代？“真是太可惜了，太太，我和我的丈夫深感遗憾。出事之前，这次来访十分成功呢。我们尽最大的努力确保陛下在这里过得舒适。”马丁神父惊异乃至震惊地发现，自己竟然会产生出这种不合时宜的联想。简直是老糊涂了!

塞巴斯蒂安神父说：“她坚持要去教堂她丈夫遇害的地方看看。我觉得很不明智，可是达格利什探长让她去了。她不要我陪她去，却坚持要他陪着去。我觉得那么做不合适，但没有贸然反对。当然，这意味着她一定会看到《最后的审判》。如果达格利什相信她会保守秘密，不把情况告诉别人，为什么不肯相信我的人？”

马丁神父不想说，那是因为克兰普顿太太不是嫌疑人，而他们大家是。

塞巴斯蒂安神父似乎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心神不宁表现得太明显了，于是走过来，在马丁神父对面坐下，说：“我本来不放心让她自己开车回家，提出来让史蒂芬·莫尔比送她回家。这么做当然不方便。他得坐火车到洛斯托夫特，然后再打车回来。可是她宁愿自己开车回去。我当时也问她要不要留下来吃午饭，她可以在这里或者在我的公寓里安静地用餐。餐厅恐怕不合适。”

马丁神父没说话，这话他同意。让克兰普顿太太到餐厅里和他们共进午餐确实会非常尴尬，她要坐在众位嫌疑人中间，还要礼貌地相互递土豆，说不定递土豆给她的人就是杀害她丈夫的凶手。

院长说：“恐怕我让她失望了。一般这种场合，人们都用那些陈词滥调去安慰当事人，可是这些话现在让人觉得毫无意义，既无法安慰人，又缺乏诚意。”

马丁神父说：“神父，无论你说了些什么，都已经做得非常好了，没有人能做得比你更好。某些情况下，语言是苍白无力的。”

其实他觉得克兰普顿太太既不喜欢也不需要塞巴斯蒂安神父用基督徒的坚韧来鼓舞她，让她对主的力量怀抱希望。

塞巴斯蒂安神父不安地在椅子上变换着姿势，终于慢慢迫使自己安静下来：“我没有告诉克兰普顿太太我昨天下午和她丈夫在教堂里发生过争执。这只会让她更难过，没有任何好处。我现在非常后悔。执事长满腔愤怒离开人世，这让我很难受。对我们来说，这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马丁神父对他温言相劝：“神父，我们并不知道执事长临终时的心境。”

塞巴斯蒂安神父接着说：“我觉得达格利什让他的手下讯问牧师们有些不通情理。如果他能自己跟我们谈，会让人感觉好受点儿。自然，我很配合他们的工作，而且我敢说这里每个人都很配合。尽管我也不愿意相信亚伍德督察跟这件事有什么牵连，但是我希望警方思路能开阔一些，很有可能不是神学院的人杀的人。亚伍德督察越早能醒来开口说话越好。当然，我非常担心教堂该怎样重新开放。没有教堂，神学院就失去了灵魂。”

马丁神父说：“我觉得我们可能等不到《最后的审判》修复之后重新开放了，这可能行不通。我是说，它是物证，警方可能需要它维持原状。”

“可是这很荒唐。他们肯定已经拍了不少照片了，应该足够了嘛。《最后的审判》修复起来估计很麻烦，得找专家来做。那幅画是国宝。我们不能让皮尔比姆用一罐松节油随便涂抹了事。而且，教堂重新启用前，必须举行仪式，使其重归神圣。我去图书馆查过教规，可没找到什么指导性的内容。教规第15条提到了关于亵渎教堂的问题，但是没有写到如何恢复教堂的神圣。当然，罗马教廷有这样的仪式，我们或许可以参照，可是那套仪式太复杂了，不怎么适用。按照他们设计的流程，主教头戴法冠，手持权杖，在十字杖捧侍者的引导下率先进入教堂，共祝圣餐者、执事和其他牧师各自身穿正式法衣，紧随其后。”

马丁神父说：“很难想象大主教会愿意参加我们的仪式。估计你已经找过他了，神父？”

“当然了。他星期三傍晚到。他体谅我们的难处，说他如果来得太早，我们和警方都不方便。他肯定已经跟理事们沟通过了，我几乎可以肯定，他到了之后会正式通知我圣安塞姆的最终处置结果。圣安塞姆这个学期末即将关闭。他希望能把学生们安排到其他神学院。卡德兹顿和圣史蒂芬学院应该可以帮忙解决这个问题，尽管会有一定的难度。我已经跟那几位校长联系过了。”

马丁神父听了不由得震怒，他想大声抗议，可是他年迈的声音不争气地发颤：“可是这也太过分了。只给我们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皮尔比姆夫妇、埃里克和我们的兼职员工们怎么办？要把他们赶出家门吗？”

“当然不会了，神父。”塞巴斯蒂安神父的声音流露出一丝不耐烦，“圣安塞姆神学院将于这学期末关闭，不过常驻员工们可以继续待在这里，直到各建筑物的归属问题解决为止。兼职员工也一样。保罗·佩罗内给我打过电话，他和其他的理事星期四将到这里来。他态度很坚决，认为现在任何值钱的东西都不能动，不管是神学院的还是教堂的，都要留下。阿巴斯诺特小姐的遗嘱写得非常清楚，必须尊重她的意愿，不过，要确定相关人员的法律地位肯定会比较麻烦。”

马丁神父上任的时候已经得知遗嘱的具体条款，当时就暗想：我们四个牧师将成为有钱人。不知道会多有钱？这个念头突然把他吓坏了。他垂下头，看着自己的静脉就像一绺绺紫色的绳索，而那些棕色的斑点不像年迈的信号，倒像生病的迹象，仿佛感觉自己残存的气力正在一点点消逝。

塞巴斯蒂安神父脸色苍白，神情坚韧，马丁神父看着他，突然洞悉了他的意识活动：他的意识仿佛已经在估量自己的未来，奇怪的是，深处悲痛和焦虑，遭遇这么沉重的打击，它竟然仿佛丝毫不为所动。这次真的是无可挽回了。塞巴斯蒂安神父为之奋斗的一切、精心谋划的一切都将在恐惧和流言蜚语中一败涂地。他会挺住的，只是现在他真的需要安慰，这或许是他第一次寻求别人的安慰。

他们默默地对坐在壁炉边，相顾无言。马丁神父绞尽脑汁，想找到合适的词句安慰对方，可是却徒劳无功。15年来，对方从来没向他征求过建议，寻求过安慰、同情或帮助，现在对方真正需要他了，他却发现自己完全无能为力。他顿时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不单单是在此时，他的整个牧师生涯都是失败的。他为自己的教民、学生、圣安塞姆奉献过什么？慈悲、仁爱、宽容和理解吗？可是这些都是非常普通的善意。他在当牧师期间可曾改变过哪怕一个人的生活？他想起曾经听到一个女人在他即将离开任职的教区时说的话：“马丁神父是我们公认的好人。”这句话现在好像变成了对他最严厉的指控。

他默默地坐了一会儿，站起身来，塞巴斯蒂安神父也紧跟着站起身来。他对塞巴斯蒂安神父说：“神父，需要我去研究一下罗马教廷的仪式吗，看看我们是否能参照他们的流程？”

塞巴斯蒂安神父说：“谢谢，神父，非常好。”他说着，朝办公桌后的椅子走去。马丁神父离开办公室，掩上了身后的门。

14

正式讯问的第一个学生是拉斐尔·阿巴斯诺特。达格利什决定亲自和凯特一起讯问。阿巴斯诺特并没有马上过来，等到罗宾斯推开门将他领进来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十分钟。

达格利什惊讶地发现，拉斐尔到现在还没有恢复过来，仍旧和在图书馆开会时一样震惊、哀伤。甚至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他感到自己的处境更加危险了。他像个老人似的，步履蹒跚地挪过去。达格利什请他坐在椅子上，他仿佛没有听到。他站在椅子后面，两只手紧紧抓着椅背，凸出的指关节跟他的脸色一样惨白。凯特看着他产生了一种荒诞的错觉：仿佛如果伸出手去碰拉斐尔的皮肤或他的鬈发，只会碰到冰冷的石头。雪白的皮肤、希腊式的脸庞衬着一袭乌黑的法衣，看上去既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气势，又有一种戏剧化的矫情。

达格利什说：“昨晚餐桌上所有人都知道你讨厌执事长，你为什么讨厌他？”

阿巴斯诺特没料到达格利什会这样开场。凯特心想，他或许以为达格利什会以更熟悉的学术话题开场，针对个人简历问一些无伤大雅的问题，然后逐步向尖锐的问题过渡。他站在那里目瞪口呆地看着达格利什，一时说不出话来。

虽然他张着嘴巴说不出话来，可是很快就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平静地说：“我不想谈论这个问题。难道你们知道我讨厌他还不够吗？”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不只是讨厌他，我憎恨他。对他的憎恨很早以前就成了一种让我无法摆脱的心理状态。我现在才意识到这点。或许，我把自己对某个人、某个地方或者某个机构的憎恨转嫁到了他身上，因为我不能承认自己的那种憎恨。”

他挤出一丝苦笑，说：“如果塞巴斯蒂安神父听到了，他就会说，我在用不专业的心理学排遣自己的烦扰。”

凯特异常温和地说：“我们知道约翰神父曾经被判入狱的事。”

达格利什觉得，拉斐尔的双手仿佛没那么紧张了，不会是他的错觉吧？“当然了，我太愚钝了。你们肯定把我们所有人都彻底查过了。可怜的约翰神父。负责记录的天使没有在警方电脑里留下任何记录。这么说，你们现在知道克兰普顿是主要检方证人了。把约翰神父送进监狱的就是他而不是陪审团。”

凯特说：“陪审团不会把任何人送进监狱，只有法官才能把人送进监狱。”她好像担心拉斐尔下一秒就会晕倒，接着说，“阿巴斯诺特先生，怎么不坐下说话？”

拉斐尔迟疑片刻，在椅子上坐下，明显松了一口气。他说：“被人憎恨的人不应该被人杀掉，如此一来，他们反而占理了，这不公平。我没有杀他，可是却像杀了他一样有一种负罪感。”

达格利什说：“昨天晚餐时你朗读的特罗洛普片段，是你自己选的？”

“是的，我们都是自己选择朗读什么。”

达格利什说：“完全不同的执事长，分属不同的年代。一个野心勃勃的男人跪在濒死的父亲床前，祈求主饶恕他渴望父亲死去的欲望。我当时觉得，执事长好像感觉你是在针对他。”

“我本来就是要针对他。”拉斐尔又沉默了片刻之后，说，“我一直不明白他为什么会那么卖力地对约翰神父穷追不舍。好像他并不是同性恋，不是为了不让自己的性取向曝光所以设法压抑。现在我明白了，他是在洗刷自己的罪恶感。”

达格利什说：“什么罪恶感？”

“我觉得你们最好去问亚伍德督察。”

达格利什决定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下去。要问亚伍德的问题很多。亚伍德苏醒过来之前，无法接受讯问，他们只能先摸索。他接着问拉斐尔，昨天晚祷过后他具体都做了什么事。

“我先是回到自己房间。按照惯例，晚祷过后我们原则上要保持安静，但是现在大家并不严格遵守这个规定。保持安静并不代表不能说话。我们不像特拉普派[7]的僧侣们那样，不过我们通常都会各自回房。我回到房间后看了会儿书，写了一篇论文，一直写到十点半。昨晚窗外狂风怒号——当然了，探长先生，你当时也在，肯定也听到了。我听到风声，决定去主楼看看彼得怎么样，就是彼得·巴克赫斯特。他患了腺热，还没大好。我知道他害怕暴风雨，倒不是怕闪电雷鸣或者暴雨，而是怕怒号的狂风。他母亲在一个刮着大风的夜晚死在他隔壁的房间里，当时他才7岁，从那时起，他就一直害怕刮风。”

“你是怎么进入主楼的？”

“和平常一样。我住北回廊上的第三间。昨晚我穿过衣帽间，走过大厅，上了二楼。二楼有一间病房，就在主楼的背面。彼得已经在那儿住了好几个星期了。我觉得他肯定不愿意一个人孤零零地待着，于是告诉他我可以留下来过夜。病房里还有一张床，我就睡在那张床上。当晚我本来跟塞巴斯蒂安神父请了假，打算晚祷过后出校去——我答应去参加朋友的第一次弥撒仪式，他的教堂在科尔切斯特郊外。可是我不想撇下彼得，就打算今天早上早点儿出发。弥撒上午十点三十分才开始，今天早上出发也能赶得上。”

达格利什问道：“阿巴斯诺特先生，今天早上在图书馆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我当时问过大家晚祷过后有没有离开过房间。”

“换成是你，你会说吗？让全校的人都知道彼得害怕刮风，不是让彼得很丢人？”

“你们昨晚在一起都做了些什么？”

“我们聊了会儿天，然后我读书给他听。读的是萨基的一个短篇小说。”

“你十点三十分左右进入主楼后，除了彼得·巴克赫斯特有没有见过其他人？”

“只见过马丁神父。他十一点的时候进来看了看我们就走了。他也担心彼得。”

凯特说：“是因为他知道巴克赫斯特先生害怕刮风吗？”

“不知道为什么，像这样的事马丁神父总会发现。我觉得整所学校只有他和我知道。”

“昨夜你是否曾中途回过自己的房间？”

“没有，病房旁边就有淋浴房，就算我想冲澡也不用回房。我也不需要睡衣。”

达格利什说：“阿巴斯诺特先生，你是否非常肯定，你去你朋友房间时锁上了北回廊通往主楼的门？”

“我非常肯定。皮尔比姆先生通常在十一点左右锁上前门后，检查别的门有没有上锁。他可以肯定那扇门当时已经锁上了。”

“而且你直到今天早上才离开病房，对吗？”

“对。我整晚都在病房里。我和彼得大概是在午夜的时候熄灭床头灯睡觉的。我不知道他睡得怎么样，反正我睡得很香。我今天早上六点三十分醒过来，看到彼得还没醒。我在回自己房间的路上，刚好碰到塞巴斯蒂安神父走出他的办公室。他看到我似乎并不惊讶，也没问我为什么昨晚没走。我现在才知道那是因为当时他满脑子都是别的事。他叫我给大家打电话，把学生、员工、访客叫起来，通知所有的人七点三十分到图书馆集合。我记得我当时问他：‘神父，那晨祷怎么办？’他说：‘晨祷取消了。’”

达格利什问道：“他有没有告诉你为什么要叫大家集合？”

“没有，他一个字都没提。直到七点三十分到图书馆和大家会合，我才知道出了什么事。”

“你还有什么需要告诉我们的没有？任何有可能跟执事长被谋杀有关的事，都请告诉我们。”

阿巴斯诺特陷入了沉默，达格利什也没有开口催他。阿巴斯诺特死死地盯着放在膝头上的两只手，良久之后，好像下定了决心，他抬起眼睑，热切地看着达格利什，说：“你们问了我这么多问题。我也知道这是你们的工作。不知道我能不能问你们一个问题？”

达格利什说：“当然可以，不过我不能保证一定能回答你。”

“是这样的。显然，你们警方认为是昨晚睡在神学院的人杀了执事长。你们这么想，肯定有你们的道理。我是说，难道没有可能是外人闯入教堂偷窃，结果意外撞到执事长，惊慌之下把他杀了？这个地方的安保措施并不怎么好。他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入庭院。或许他能驾轻就熟地溜进主楼，偷走教堂的钥匙。凡是在这里逗留过的人都知道钥匙放在哪里。所以，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偏偏怀疑我们——我是说，这里的牧师和学生。”

达格利什说：“我们对作案人的身份持非常开放的态度，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阿巴斯诺特接着说：“你是知道的，我一直在想——是我们大家都这么想：如果是神学院的人杀了克兰普顿，那么那个人一定是我。除了我之外，没有人会杀他，也没有人能杀得了他。没有人比我更恨他，就算他们也恨他，但他们不具备作案的条件。我也一直在想，是不是我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杀了他。或许我昨晚半夜爬起来回到自己房间，结果看到他进了教堂。会不会是我尾随他，和他爆发了激烈的争执，最后杀了他？”

达格利什漫不经心地说：“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因为至少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如果你们认为是内部人员作案，那还能是谁呢？何况还有证据证明这种可能性的存在。我今天早上给大家打过电话，让他们去图书馆集合之后，就回了自己房间，结果发现有人昨晚进过我的房间。房间里面有一根小树枝。如果没人动过，它应该还在那里。现在你们封锁了北走廊，我不能回去查看。我觉得这应该算是一种证据，可是不知道能证明什么。”

达格利什问道：“你确定昨晚你晚祷后去看彼得·巴克赫斯特的时候，那根小树枝不在你的房间里？”

“我确定它不在我的房间。如果它在，我肯定会注意到它。有人在我去看彼得后进过我的房间。肯定是我当晚回去过。那么晚了，还刮着狂风，还有谁会到我的房间去？”

达格利什说：“你以前有没有患过短暂失忆？”

“没有，从来都没有。”

“还有，你跟我说你不记得自己是不是杀了执事长，你说的都是实话吗？”

“是的，我可以发誓。”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不管是谁干的，都绝对不会不知道自己昨晚干了什么。”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是我干的，我今天早晨醒来双手真的会沾满鲜血？”

“我的意思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意思。今天就到这里吧，如果你待会儿记起来什么，请立刻来找我们。”

就这么轻松地放过了他，他好像有点儿反应不过来，眼睛盯着达格利什，低声说了句“谢谢”，然后转身走出去带上门。达格利什等他出去后，说：“凯特，你觉得他是一个演技纯熟的演员，还是一个焦虑过度的无辜青年？”

“我觉得他是个出色的演员。长成他那个样子，只能是个演员。我知道这不会让他产生负疚感。故事编得不错，对吧？他从某种程度上承认了自己是凶手，希望可以了解我们到底掌握了什么情况。而且他昨晚跟巴克赫斯特在一起并不能成为不在场证据。他完全可以等巴克赫斯特睡着后溜出去，然后去拿教堂的钥匙，给执事长打电话。我们从贝特顿小姐那里了解到，他擅长模仿各种声音。他可以模仿任何一位神父的声音，而且就算有人看到他在主楼，也不会产生什么疑心。即使彼得·巴克赫斯特醒过来发现他不见了，作为朋友，也多半不会出卖他。他还可以把床上摆弄成有人在睡觉的样子。”

达格利什说：“我们最好下一个就讯问巴克赫斯特，你和皮尔斯来。不过，如果阿巴斯诺特拿走了钥匙，他回主楼的时候为什么不把钥匙还回去？很有可能杀害克兰普顿的人根本没有回学校——除非我们真是这么想的，否则钥匙仍然是关键。如果真的是拉斐尔杀了执事长，对他来说，最聪明的做法就是把钥匙扔掉。在盘问亚伍德之前，他将一直是我们的主要嫌疑人。你发现了吗，他一直没有说亚伍德有嫌疑？他不笨，肯定意识到亚伍德的失踪对本案有多重要。他不可能天真到认为警察就不会作案。”

凯特说：“那他房间的小树枝？”

“他说还在那里就一定还在。问题是，那个小树枝是怎么出现在他房间里的，什么时候出现的？这就要求现场勘查组必须将搜索范围扩大到阿巴斯诺特的房间。如果他说的是实话，那小树枝就非常关键。可是这起谋杀案是精心策划的。如果阿巴斯诺特真的打算好干掉执事长，那他为什么还要跑到彼得·巴克赫斯特的房间去？这不是让情况更复杂了吗？如果他的朋友真的害怕刮风，那他很难扔下他一个人走掉。而且他也不能指望他朋友一定会熟睡，即使到了半夜，也不一定就走得开。”

“可是如果他打算制造不在场证据，彼得·巴克赫斯特可能是他唯一的选择。毕竟，要骗一个受了惊吓的病人，让他搞不清时间是很容易的。假如阿巴斯诺特计划午夜时作案，他可能会在两人就寝时告诉巴克赫斯特，已经过十二点了。”

“这只是一种对他更为有利的假设，凯特，这种假设是建立在验尸官能够告诉我们克兰普顿遇害具体时间的基础上的。阿巴斯诺特没有不在场证据，但是学校里每个人都没有足够的不在场证据。”

“包括亚伍德在内。”

“他可能是整个案子的关键。等他恢复到能接受讯问的时候，我们必须对他施加压力，不能漏掉任何关键证据。”

凯特问：“你不认为他有嫌疑吗，头儿？”

“到目前为止，还不能排除他的嫌疑，但他不太像作案的人。我不相信像他那样精神状态极不稳定的人能策划并实施这么复杂的谋杀案。如果在圣安塞姆与克兰普顿不期而遇让他动了杀心，他多半会把他直接杀死在床上。”

“可是这种假设对所有的嫌疑人都适用，头儿。”

“确实如此，我们又回到核心问题上了。凶手为什么要设计这样的作案手法？”

这时，精英人士克拉克和摄影师来了。克拉克站在门口，神情肃穆，仿佛要进教堂似的。认识他的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他有好消息要告诉你。他走到桌子跟前，把指纹胶片摆出来：先是右手小指的指纹，接着是一个掌纹，然后是右手拇指和另外四只手指的指纹，非常清晰。最后他把标准指纹样本放在旁边。

他说：“是斯坦纳徳博士的指纹，探长。没有比这更清晰的指纹了。这个掌纹是在《最后的审判》右边墙壁上采集到的，指纹是第二排靠背长凳上采集到的。我们可以再去采集掌纹样本，探长，不过根据我们掌握的这些，已经没这个必要了，也不用送去总部鉴定了。我很少会采集到这么清晰的指纹。就是斯坦纳徳博士的，绝对没错。”

15

皮尔斯说：“如果斯坦纳徳就是该隐，那这次将是我们迄今为止破案最快的一次。就要回伦敦了。真遗憾。我本来还指望着去皇冠大酒店大吃一顿，然后第二天早餐前在海滩上散散步呢。”

达格利什站在东边的窗子边，望着远处的海岬。听了皮尔斯的话，他转过身说：“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

他们把窗下的办公桌拖到屋子的正中央，在桌子后面放了两把直背椅，然后把一张矮扶手椅拖过来，正对着桌子摆好，准备给斯坦纳徳坐。坐在这张椅子上，他身体会很放松，但心理上会处于劣势。

他们静静地等着斯坦纳徳。达格利什不想说话，皮尔斯跟了他这么久，很清楚什么时候应该保持沉默。罗宾斯肯定费了很大的劲才找到斯坦纳徳。足足过了快五分钟才听到他们打开前门的声音。

罗宾斯说了一句：“斯坦纳徳博士到了，头儿。”然后就拿着笔记本，坐到不起眼的角落里做记录去了。斯坦纳徳神采奕奕地走进来，达格利什跟他打招呼：“早上好。”他草率无礼地应了一声便四处打量，仿佛在想他应该坐在哪里。

皮尔斯说：“这边坐，斯坦纳徳博士。”

斯坦纳徳故作从容地打量着房间，仿佛在挑剔不足，然后他坐下来，身子向后靠去，而后又觉得这个姿势太放松了，在这样的场合不合适，于是屁股挪在扶手椅的边上，夹紧双腿，手揣在夹克口袋里。他直直盯着达格利什，仿佛在探究什么，而不是故意挑衅。可是皮尔斯能感觉到他的不满和隐藏的恐惧。

没有人在接受谋杀案调查的时候能镇定自若，就算是通情达理、富有公德心、清白无辜的证人在接受调查的时候都会对警方产生不满的情绪，没有人能是绝对清白的。就连毫不相干的旧年过失都会被翻腾出来，像浮渣一样从脑海里浮现出来。即便如此，皮尔斯还是觉得斯坦纳徳此人特别不讨喜。他认为，这不是因为他特别讨厌斯坦纳徳那撇小胡子，而是因为他根本就不喜欢那个人。斯坦纳徳的鼻子太细太长，眼睛离得太近，一张脸上满是沟壑纵横的皱纹，一看就是欲壑难填的家伙。这样的人总觉得生活欠了他的。皮尔斯不明白，生活究竟欠了他什么？成绩不是一级甲等，而是二级甲等？没有在牛津剑桥谋到教职，屈就于理工专科学院？没有得到他认为自己应该得到的权力、金钱和性爱？很多女人对这种切·格瓦拉式的半吊子革新者都趋之若鹜。他在牛津大学时候谈的女友罗西不就是被这种满脸酸腐的傻瓜撬走的吗？或许，这就是他特别讨厌斯坦纳徳的原因。他经验丰富，并没有极力去克制自己的情绪，而是承认这种偏见，这让他暗自得意。

他在达格利什手下干了这么久，知道这种情况该如何讯问。他将主导大部分问题，而探长本人会在他认为有必要的时候介入。这是被讯问者怎么都想不到的。皮尔斯很好奇，不知道达格利什是否知道自己沉着脸默不作声地坐在一旁看着对方有多吓人。

皮尔斯做了自我介绍之后，就语调平平地开始问常规问题：姓名、地址、出生年月日、职业、婚姻状态。斯坦纳徳的回答也都很简洁，但是问到最后他终于受不了了，说：“我真不明白我的婚姻状态跟这有什么关系？我确实有个伴儿，是个女的。”

皮尔斯没理他，接着问：“你是什么时候到这里的，先生？”

“星期五晚上，来这里过周末。计划今天晚餐前离开。我想应该没有理由不让我走吧？”

“你常来这里吗，先生？”

“差不多。过去一年半里，周末偶尔会来。”

“能说得具体点儿吗？”

“大概来过六次吧。”

“上一次是什么时候？”

“一个月前。我忘记具体日期了。也是星期五晚上到的，住到星期天才走。不过和这周相比，那一周过得很平淡。”

达格利什第一次插进来问道：“你为什么要来这里，斯坦纳徳博士？”

斯坦纳徳张了张嘴，没说话。皮尔斯心想，估计他是想说：“我为什么不能来？”不过后来还是觉得最好别这么说。

“我来找一本书，是关于早期牛津运动发起者的家庭生活的，里面写到他们的童年时期、青年时期和后来的婚姻生活，对那些有家庭的人，还提到了他们的家庭生活。我找这本书是为了研究他们早期宗教信仰的发展过程和性取向。由于这里是国教高教会派学院，它的图书馆对我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而且我也获得了在这里借阅的许可。我祖父塞缪尔·斯坦纳徳是斯坦纳徳、福克斯和佩罗内公司在诺维奇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自圣安塞姆创建以来，那家公司一直是他们的法务代理，在这之前公司还为阿巴斯诺特家族提供服务。到这里来既可以做研究，又可以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这个答案像提前准备好的。

皮尔斯接着问：“你的研究做到哪个阶段了？”

“还在初级阶段呢。我没多少时间。当下的人都以为大学教师很闲，其实不然，教师负担很重。”

“那你肯定带了论文来的吧？它可以作为你目前所做工作的证据。”

“没有，我的论文在学院里。”

皮尔斯说：“你都来了这么多次了，我觉得应该已经把图书馆里能找到的书都找过了吧。没想过到其他图书馆去看看？比如牛津大学的博德利图书馆？”

斯坦纳徳酸溜溜地说：“除了博德利图书馆还有很多图书馆。”

“那倒是。牛津大学还有个皮塞楼。我想那里一定有很多关于早期牛津运动发起者的资料。图书管理员应该可以帮你查找。”他扭头对达格利什说，“当然也可以到伦敦去。威廉姆斯博士在布卢姆茨伯里的图书馆应该还在吧，头儿？”

达格利什还没来得及说话，斯坦纳徳就突然爆发了：“我选择到哪里做研究跟你有什么关系？如果你想显摆伦敦警察厅偶尔会招募到几个受过教育的警察，还是省省吧。我完全不觉得这有什么。”

皮尔斯说：“没别的意思，只想帮帮你的忙。这么说，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你来了六次，每次都在图书馆里搞研究，同时度度假。克兰普顿执事长以前来过这里吗？”

“没有，这个周末之前，我从来没见过他。他昨天才到。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时候，不过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喝下午茶的时候。下午茶安排在学生起居室，我四点去的，房间里人很多。我记得好像是拉斐尔·阿巴斯诺特把我介绍给那些我不认识的人的，不过我当时没什么兴致跟他们聊天，就拿了杯茶和几块三明治去了图书馆。帕瑞格林那个老头正在看书，他伸长脖子，示意我不准把食物和饮料带进图书馆。于是我就回了自己的房间。第二次看到执事长是在吃晚餐的时候。晚餐之后到晚祷之前，我一直待在图书馆。我是个无神论者，所以没有和大家一起去参加晚祷。”

“那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他遇害的？”

“今天早上快七点的时候，拉斐尔·阿巴斯诺特打电话说要开大会，叫我们七点半到图书馆集合。这就好像我又回到了学校一样，本来我根本不关心什么人要发什么言，不过这次我觉得不妨听听出了什么事。至于谋杀案，我肯定没有你们知道得多。”

皮尔斯问：“你从来没有参加过这里的礼拜仪式吗？”

“没有。我是冲着这里的图书馆来的，顺便过一个安静的周末，不是来做礼拜的。牧师们都好像都没觉得有什么不妥，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关心这个问题。”

皮尔斯说：“哦，确实如此，斯坦纳徳博士，我们确实关心这个问题。你是说，你从来没有进过教堂？”

“不是，我没这么说。不要把你的意思强加给我。有时候我可能会出于好奇进去参观，我见过里面什么样，见过那幅《最后的审判》，挺有意思。我是说，我从来没有参加过礼拜仪式。”

达格利什正在埋头看面前的报纸，听了两个人的话，他头都没有抬就问道：“你最后一次去教堂是什么时候，斯坦纳徳博士？”

“我记不清了。我为什么要记得这个？反正我这个周末没有进去过。”

“这周末你最后一次见克兰普顿执事长是什么时候？”

“晚祷过后，大约九点一刻的时候，我听到他们从教堂回来的声音。我当时在学生起居室里看片。没有好看的电视节目，起居室里有几盘录像带，我就选了《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其实这部片我以前看过，不过觉得值得再看一遍。后来克兰普顿推门进来看了一眼，不过我当时不怎么热情，他就走了。”

皮尔斯说：“这么说，你是他死前最后一个见到他的人，或者最后见到他的人之一。”

“你们就因为这个怀疑我？我不是他死前最后一个见到他的人，凶手才是。我没有杀他。瞧，我得说多少遍？我不认识他。我没有跟他吵过架，我昨晚也没靠近过教堂。我夜里十一点半就上床睡觉了。看完片后，我从南走廊回自己房间了。当时风很大，不能出去到海边散步。我径直回房间去了。我住在南走廊的第一间。”

“当时教堂里有灯光吗？”

“我没留意到有灯光。我想想……我没看到学生宿舍和客房有灯光，只有两边走廊上跟往常一样，有昏暗的灯光。”

皮尔斯说：“希望你明白，我们需要尽可能全面地了解执事长被杀前几小时里的所有状况。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或者发现什么不同寻常的地方？”

斯坦纳徳挤出一丝悲哀的笑容：“我可以想象当时肯定发生了很多状况，可是我无法透视人的思想。我确实感觉到执事长不受大家欢迎，不过没听到任何人威胁要杀了他。”

“下午茶你们认识之后，你有没有跟他说过话？”

“只在晚餐桌上跟他说把黄油递给我，他就递给我了。我不擅长跟人闲聊，就专心吃饭喝酒了。当时吃饭的氛围不怎么样，食物和红酒倒是很不错。那顿饭吃得并不愉快。跟平时共进晚餐时那种欢乐气氛不一样，平时大家围绕在主的身边——或者说围绕在塞巴斯蒂安·莫雷尔的身边，反正都一样。当时你们头儿也在。他会告诉你当时的情形。”

皮尔斯说：“探长自然有探长的看法，我们现在问的是你。”

“我跟你说过了，那顿饭吃得很不爽。学生们都蔫了吧唧的，塞巴斯蒂安神父主持晚餐虽然彬彬有礼，但态度冷冰冰的。有的人管不住自己的眼睛，一直偷瞄爱玛·拉文汉姆，我觉得这倒不怪他们。拉斐尔·阿巴斯诺特朗读了特罗洛普的短篇——我没听说过这个小说家，不过听他读一读也不错。可执事长显然不这么认为。如果阿巴斯诺特想要他难堪，倒是选对时机了。当你双手颤抖，几乎忍不住想吐在盘子上的时候，还要强装出一副很享受的样子，确实太难了。吃过晚餐，他们全都到教堂去了。后来我正在看录像的时候，克兰普顿推门进来了，这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昨晚你没有看到任何可疑的情况，或者听到任何可疑的声音，对吗？”

“我们在图书馆集合的时候，你们就问过这个问题了。如果我看到什么可疑的情况，或者听到什么可疑的声音，早就跟你们说了。”

皮尔斯重复了一遍刚才达格利什问过的问题：“这次来你没有踏进过教堂一步对吗？没有去做过礼拜或者在任何时间进入过教堂？”

“你要我说多少遍才明白？没有就是没有，没有!”

达格利什抬起头看着斯坦纳徳的眼睛，说：“那你怎么解释你留在《最后的审判》旁边的墙壁上和第二排靠背长凳上的指纹呢？长凳上的灰尘被蹭掉了。如果请鉴定专家来取证，他极有可能会在你的衣服上找到那些灰尘。执事长走进教堂的时候，你是不是就藏在长凳下面？”

现在，皮尔斯从斯坦纳徳身上看到了真正的恐惧。跟往常那些嫌疑人一样，斯坦纳徳瞬间就泄了气。皮尔斯没有感到得意，反而觉得羞耻。将嫌疑人置于不利的境地是一回事，亲眼看着一个人瞬间变成一只吓坏的动物又是另外一回事。斯坦纳徳仿佛整个人变得渺小了，成了一个瘦弱的、营养不良的孩子，坐在一张特别大的椅子里。他的两只手还插在兜里，只是现在他紧紧地把衣服裹在身上，薄薄的花呢外套被抻得更薄了，皮尔斯仿佛听到了他衬里的缝崩裂开的声音。

达格利什平静地说：“证据确凿。你从走进这个房间就一直在撒谎。如果你没有杀害克兰普顿执事长，最好别再撒谎，一五一十地老实交代。”

斯坦纳徳没有说话，他把两只手从口袋里掏出来扣在一起，放在膝头上。他低垂着头，看上去倒像一个正在祷告的信徒。很显然他正在犹豫，达格利什和皮尔斯没有说话，默默地等着他。终于，他抬起头开腔了。显然他已经控制住了自己的恐惧，准备绝地反击。他的腔调让皮尔斯觉得既固执又无知。

“我没有杀克兰普顿，你们无法证明是我干的。好吧，我承认我撒谎了，我确实去过教堂，可这种反应很自然。我知道要是我说实话，你们肯定马上就会把我当成主要嫌疑人。这对你们来说太正中下怀了，不是吗？你们最不希望将此事归咎于圣安塞姆的人。把我当嫌疑人最合适不过，那些牧师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可是我没有杀人。”

皮尔斯说：“那你为什么会在教堂？你该不会想告诉我们你是去祷告的吧？”

斯坦纳徳没说话，他觉得已经躲不过了，所以想做好应对的准备，或者正在琢磨寻找最有说服力、最合适的措辞。他再次开口的时候，小心地避开达格利什的视线，盯着对面的墙壁，极力控制着自己的声音，但是明显流露出为自己辩白的蛮横。

“好吧，我承认你们有权让我解释，我也有责任向你们解释。我去教堂的事跟克兰普顿的死毫无关系。既然如此，如果你们能保证对我们这次谈话的内容保密，我会非常感激的。”

达格利什说：“我们无法保证。”

“瞧，我已经跟你说过了，这跟克兰普顿的死没有任何关系。我昨天才认识他，以前从来没见过他。我和他之间没有任何过节，没理由想让他死。我反对暴力，是个和平主义者，这不仅仅是我的政治倾向。”

达格利什说：“斯坦纳徳博士，请你回答我的问题。你为什么要藏在教堂里？”

“我正在向你解释。我是去找东西的。我在找一份文件，一份为数不多的知情者经常用作参考的文件，就是圣安塞姆的莎草纸文献。人们普遍认为，这份文件是彼拉多[8]亲自签发给卫队长的命令，下令将一名政治犯的尸体从十字架上取下来。你们也知道这份文件有多重要。当年，圣安塞姆的创始人阿巴斯诺特小姐的弟弟把它送给了他的姐姐，从那儿以后就一直由这里的院长保管。据说那份文件是伪造的，但是从来没人见过它，也没有拿去做过科学鉴定，所以这个谜一直没有解开。显然，任何一位真正的学者都会对这份文件感兴趣的。”

皮尔斯说：“比如你？看不出你还是个前拜占庭手稿方面的专家，你不是个社会学家吗？”

“那也不妨碍我对教会的历史感兴趣啊。”

皮尔斯接着说：“这么说，你知道自己没有机会看到这份文件，就决定去偷？”

斯坦纳徳恶狠狠地看了皮尔斯一眼，极尽嘲讽地挖苦说：“我认为法律意义上的偷窃是企图获取并永久占有他人财物。我还以为你这个当警察的知道呢。”

达格利什说：“斯坦纳徳博士，你的粗鲁无礼可能对你来说很自然，或者这种幼稚的方法可以让你放松紧张的情绪，但是在涉及谋杀案侦讯时，最好不要用这种方法。这么说——你去了教堂。你为什么认为文件是藏在教堂里的？”

“把它藏在教堂里是顺理成章的事。我已经找遍了整个图书馆——至少尽最大可能找过了。帕瑞格林神父永远都待在图书馆，警惕地注意着周围的一切，却假装什么都不注意，我只能偷偷翻找。后来我觉得应该到别处找找。后来突然想到那份文件可能就藏在《最后的审判》后面。我昨天下午去了教堂。学校星期六午后通常非常安静。”

“你是怎么进去的？”

“我有钥匙。复活节后我来过这里，当时绝大多数学生都不在学校，拉姆齐小姐也请假了。我从外间办公室拿了教堂的钥匙，一把是丘伯保险锁的，一把是耶鲁锁的，到洛斯托夫特配了一套。钥匙几小时不见不会有人发现的。如果有人发现了，我就会说我在南走廊上捡到两把钥匙。谁都可能会把钥匙掉在那里的。”

“你考虑得倒是很周到。那么那些钥匙现在在哪里？”

“今天早上塞巴斯蒂安·莫雷尔发布那个爆炸性消息后，我觉得让人发现我有钥匙会很麻烦，就把它们丢了。我把上面的指纹擦掉后，埋在悬崖边的草丛里了。”

皮尔斯说：“还能找到吗？”

“应该能，不过得花点儿时间。我大概知道在什么地方，能确定10码的范围。”

达格利什说：“那你最好把钥匙找回来。罗宾斯警官会跟你一起去。”

皮尔斯问：“如果找到圣安塞姆的莎草纸，你打算拿它做什么？”

“我打算复印一份，然后写一篇文章，拿到报纸和学术杂志上发表。任何具有如此重要意义的文献都应该被带入公共领域，这正是我要做的。”

皮尔斯说：“为了钱，为了学术荣誉，还是想名利双收？”

斯坦纳徳怨毒地看着皮尔斯说：“如果我能按照自己的计划写本书，当然会很赚钱。”

“你会获得金钱、荣誉、学术声望，你的照片将刊载在大幅报纸上。好处真是太多了，为此杀人太正常了。”

斯坦纳徳还没有来得及反击，达格利什就说：“这么说你没有找到莎草纸？”

“没有，我带着一把长裁纸刀，是木质的，本来准备用它把藏在《最后的审判》和墙壁中间的东西挖出来。我站在一张椅子上伸手去摸的时候，听到有人进来了，就赶紧把椅子放回去，自己藏了起来。显然你们已经知道我藏在哪里了。”

皮尔斯说：“你藏在第二排的长凳下。像小学生的把戏。不觉得丢人吗？为什么不干脆跪下来？当然，就算你装作祷告的样子也没人相信。”

“那还要承认我拿了教堂的钥匙。真荒唐，我不可能那么做。”他转向达格利什说，“可是我可以证明我说的都是真话。当时我没看到是谁进了教堂，可是他们沿着中间的通道向中殿走去的时候，我清楚地听到了他们的说话声。是莫雷尔和执事长。他们对圣安塞姆的未来发生了争执。我现在可以把他们大部分对话复述出来。我很容易记住别人讲的话，而且他们争执的时候也没有压低声音。学校里面对执事长心怀怨恨的人可不少。他威胁要把价值连城的圣坛画拿走，而且他要做的还不止如此。”

皮尔斯假装很感兴趣地问：“如果他们刚好往长凳下面看，发现了你，你打算怎么解释？我是说，你显然对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都想到了，而且想好了退路。想必对此也准备好了说辞。”

斯坦纳徳对皮尔斯的问题表现得十分不耐烦，像正在讲课的时候被愚蠢的学生提出的愚蠢的问题打断了似的：“这种想法太荒唐了。他们为什么要查看长凳？即便他们查看，也看不出什么异样，除非他们双膝跪地趴在地上去看，可是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当然，如果他们真的这么做了，我肯定会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达格利什说：“你现在就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斯坦纳徳博士。你承认自己进入教堂企图找莎草纸未遂，我们怎么知道你到了夜里有没有再次潜回教堂？”

“我可以向你保证我没有。除此之外，我还能说什么？”接着他尖刻地说，“况且你们也无法证明我昨晚去过。”

皮尔斯说：“你刚才说你用一把木质裁纸刀去刺《最后的审判》后面的墙壁。你确定你只用过裁纸刀？昨晚你没有趁着大家去晚祷的时候溜进厨房拿走一把切肉刀？”

这次，斯坦纳徳小心伪装的漠然、无法掩饰的刻薄和自大，都变成了赤裸裸的恐惧。异常红润的嘴唇周围浮现出一圈白晕，凸出的双颊突然失去血色，变成反常的灰绿色。他突然把整个身子转向达格利什，差点儿把椅子带倒：“天哪!达格利什，你一定要相信我啊!我没有去厨房。我不可能把刀刺进任何人的身体，别说人了，就算是动物我也不敢。我连只猫都不敢杀。太荒唐了!怎么能这么说？太可怕了!我只去过教堂一次，我可以对天发誓!而且就只拿了一把木头做的裁纸刀。我可以拿给你看，我现在就去。”他从椅子上直起身子，恳求的目光从这个人的脸上落到那个人的脸上。大家都很淡定，没人理他。这时，他突然想到了什么，带着一丝希望和得意说：“还有一件事，我想可以证明我昨晚没有去教堂。十一点半的时候我给在纽约的女朋友打过电话。我们的关系已经发展到如胶似漆的阶段，几乎每天都会通电话。我用手机打的电话，我可以把她的号码给你看。如果我计划去杀执事长，就不会跟她一聊就是半小时了。”

“是，但是这起谋杀案不一定是提前计划好的。”皮尔斯说。

达格利什盯着斯坦纳徳那双惊恐的眼睛，知道基本上可以排除眼前这个人的嫌疑了。斯坦纳徳连执事长是怎么被杀死的都不知道。

斯坦纳徳说：“我原定明天上午到校，本来计划今晚离开，皮尔比姆开车送我去伊普斯威奇。你们不能把我扣留在这里。我没有犯法。”

看到大家不理他，他半是讨好半是气愤地说：“瞧，我带了护照的。我一直都带着护照。我不开车，一般都是用护照来证明我的身份的。如果我把护照留给你们，你们应该可以让我走吧？”

达格利什说：“塔兰特督察负责此事，你把护照交给他，他会给你签一张收据。事情还没有结束，不过你可以走了。”

“你肯定会把那件事告诉塞巴斯蒂安·莫雷尔。”

“不会。”达格利什说，“你要自己去告诉他。”

16

达格利什、塞巴斯蒂安神父和马丁神父在塞巴斯蒂安神父的办公室里碰头。塞巴斯蒂安神父几乎逐字逐句地复述了他和执事长在教堂的对话。他机械的复述像在背诵，可是达格利什听出他的声音里隐藏着深深的悔恨。复述完后，院长不再说话，既不解释，也不分辩。院长在复述的时候，马丁神父就安静地坐在壁炉边的椅子上，低垂着头，平静而专心，仿佛在听院长忏悔。

达格利什停顿片刻，说：“谢谢您，神父。您的话跟斯坦纳徳博士的叙述基本相符。”

塞巴斯蒂安神父说：“如果我冒犯你的职权，还请见谅。我想说，斯坦纳徳昨天下午藏在教堂里并不意味着他那天夜晚没有再去过教堂。我想问的是，你们是不是已经通过侦讯，将他的嫌疑排除了？”

达格利什不想泄露斯坦纳徳不知道执事长死因的消息，他很好奇院长大人是否忘了那把失踪的钥匙的重要性。这时，塞巴斯蒂安神父说：“显然，他已经配了钥匙，没必要再去办公室拿一把。可是他也可能会为了嫁祸故意这么做。”

达格利什说：“当然，那就是假设凶手是有预谋的，而不是冲动之下失手杀人。斯坦纳徳的嫌疑并没有排除，目前任何人的嫌疑都没有排除，不过我已经跟他说他可以离开了，我觉得您可能也不想再看见他。”

“确实如此。我们从最开始就怀疑他来这里的动机，他表面上装作研究早期牛津大学运动发起者的家庭生活，其实另有目的。帕瑞格林神父尤其不相信他。不过，斯坦纳徳的祖父是神学院法务代理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合伙人，他们从19世纪就跟圣安塞姆建立了合作关系。他为我们做了很多事，我们不忍心拒绝他的孙子。或许执事长说得对：我们太重感情，太沉溺于过去了。我第一次见到斯坦纳徳的时候也不喜欢他。他喜欢口出狂言，而且常常强词夺理。他给自己的贪婪和欺诈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历史研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马丁神父一直没说话。他和达格利什默默地离开了外间办公室。出来后，他顿了一下，问道：“你想不想看看圣安塞姆的莎草纸？”

“想，求之不得啊!”

“我把它放在我的起居室了。”

他们沿着旋转楼梯爬上塔楼。塔楼上的景色十分壮丽，但是房间并不十分舒适，里面都是旧得拿不出手丢掉又可惜的老家具。其实这些摆设也可以营造出一种温馨愉悦的氛围，但是现在只剩下压抑和沉闷。达格利什觉得马丁神父甚至根本没有留意过。

面北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小小的宗教油画，油画镶在棕色的皮画框里。画面已经不太看得清楚了，只是一眼望去，感觉它颇具艺术感。油画的颜色已经褪去，几乎看不清圣母和圣子的轮廓了。马丁神父把画取下来，把画框顶端推开，把油画从里面取出来。油画后面有两片玻璃，玻璃中间夹着一张厚纸板，纸板的边角已经磨损，上面有几排潦草的黑色字母，像大头钉那么大。马丁神父没有把它拿到窗户的亮光下，除了标题，达格利什很难分辨出那些拉丁字母写的是什么。右下角有一个圆圈，可是那里的莎草纸又偏偏磨损了。他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个芦苇叶编制的十字架。

马丁神父说：“阿巴斯诺特小姐拿到它之后，只拿去鉴定过一次。毫无疑问，莎草纸本身是旧物，几乎可以肯定是公元1世纪的东西。她的弟弟埃德温要想拿到它易如反掌。估计你也知道，埃德温是埃及古物学者。”

达格利什说：“可是他为什么要把它给他姐姐？不管这东西是怎么来的，这么做都有点儿令人难以理解。如果是为了让他姐姐的宗教信仰蒙羞而伪造的，那为什么还要秘密收藏？如果他认为是真的，那为什么不把它公之于众，那不是更好吗？”

马丁神父说：“所以我们一直都把它当成伪造品。如果是真迹，那么这个发现本身就会让他收获名誉和声望，为什么还要寄给他姐姐？当然，他可能想让他姐姐销毁它。他很可能拍了照片，要是他姐姐真的把它销毁了，他就会指责神学院故意销毁无比重要的莎草纸文献。他姐姐的做法很聪明。可是他的动机何在，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达格利什说：“还有一个问题，彼拉多为什么要费劲把命令写下来，通常不是只要交代一声就行了？”

“那倒未必，我倒不这么觉得。”

达格利什说：“但是这个问题现在是可以弄清楚的，只要您愿意，去鉴定一下就可以了。就算莎草纸是基督降临时期的，那上面的墨迹是可以用放射性碳定年法来鉴定的。真相如何，一经鉴定就可以见分晓。”

马丁神父小心翼翼地把油画重新装进画框，挂回原处，然后后退一步，看看挂得正不正。他说：“这么说，亚当，你认为真相永远都不会给人们带来伤害。”

“不能这么说。不过我认为我们必须找到真相，不管我们所发现的真相让人多么难以接受。”

“这就是你的工作，寻找真相。当然，你永远都不可能知道所有的真相。怎么可能呢？你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可是你奋斗的结果却未必能换来公正。公正也分凡人所要的公正和上帝的公正。”

达格利什说：“我没有那么自大，神父。我的抱负也只限于追求凡人所要的公正，或者尽最大努力去实现凡人所要的公正。甚至连这点公正也不掌握在我的手中。我的工作就是抓到嫌疑犯。嫌疑犯是否有罪由陪审团判断，而怎么判罚则由法官决定。”

“那结果公正吗？”

“不是每次都是公正的，甚至常常都是不公正的。但是，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我们只能尽力推动它接近公正。”

马丁神父说：“我不否认真相的重要性。我怎么能否认真相的重要性呢？我只想说，探寻真相的过程可能会非常危险，甚至当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时候也会非常危险。你建议我们把圣安塞姆的莎草纸拿去鉴定，通过放射性碳定年法找到真相。可是这并不能让大家不再争论不休。可能会有人说，这份莎草纸文献太像真的了，一定是早年真迹的复制品。也有人坚决不相信专家的鉴定结果。我们将不得不面对旷日持久的诽谤和争论。莎草纸本来就是神秘的东西。我们不想再制造出一个都灵裹尸布[9]事件。”

有个问题达格利什一直想问，但一直在犹豫。他知道这么问太放肆了，也知道一旦他问出口，马丁神父一定会如实回答，或许这会给马丁神父带来莫大的痛苦，但他还是没忍住：“神父，如果这份莎草纸拿去鉴定，基本上可以肯定是真迹，那会不会对您的信仰产生什么影响？”

马丁神父笑了，他说：“我的孩子，对一个时时刻刻都坚信基督存在的人来说，怎么会担心尘世中的白骨何去何从？”

楼下的办公室里，塞巴斯蒂安神父把爱玛叫了过来。他看着爱玛坐在椅子上，说：“我估计你希望尽快回剑桥去。我已经跟达格利什先生说过了，他说他不反对。我知道，目前任何人想离开，他都没有权力反对，只要警方知道如何跟大家取得联系就可以了。当然，牧师们和学生们谁都不能走。”

爱玛被激怒了，她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声音因愤怒到极点而特别严厉：“您是说您和达格利什先生已经谈论过我应该怎么做或者不该怎么做了!神父，难道这不是应该由我自己决定吗？”

塞巴斯蒂安神父低头沉默了片刻，然后抬起头看着爱玛的眼睛说：“对不起，爱玛。我笨嘴拙舌，没有表达清楚。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以为你一定想尽快离开这里。”

“可是为什么？您为什么会这么想？”

“我的孩子，我们当中有谋杀犯。我们必须面对这一事实。如果你不在这里，我心里会轻松一些。我知道，我们没道理认为待在圣安塞姆就一定有危险，但是现在这个地方对你来说，对大家来说，已经不再是个快乐、安宁的避风港了。”

爱玛的声音柔和了很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就想离开。您说过，神学院应该尽可能继续日常生活和工作。我觉得这意味着我应该留下来，把我的课上完。我不知道这跟警方有什么关系。”

“确实没有关系，爱玛。我提前跟达格利什打招呼是因为我知道我们势必要像这样谈一次。这之前，我觉得我应该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可以离开。在了解这点之前，谈论你的意愿没有任何意义。请你原谅我的冒昧。我们大家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局限于自己的教养。恐怕我的局限性就在于，遇到危险的时候，本能地让女人和孩子先避开。”他笑了，然后说，“我太太就曾经对我这种习惯颇多微词。”

爱玛问道：“那皮尔比姆太太和凯伦·瑟蒂斯呢？她们要离开吗？”

他犹豫了一下，露出一个自嘲的苦笑。爱玛差点儿被他逗笑：“噢，神父，你该不会想告诉我她们都没事儿，因为有男人保护她们!”

“不，我不想惹来众怒。瑟蒂斯小姐告诉警方，她要和她哥哥待在一起，直到抓住凶手为止。她可能会在这里待一段时间。我看承担保护者角色的人是她。我跟皮尔比姆夫妇建议说，让皮尔比姆太太去已婚的儿子家住一段日子，可是她不耐烦地反问我，她走了谁煮饭。”

爱玛心里顿时觉得过意不去，她说：“对不起，我刚才反应太激烈了。我只顾着自己了。如果我离开可以让您和大家更轻松一些，我可以离开的。我不想成为大家的负担，不想让您担心，可我没想到那么多，只顾着想自己了。”

“那就留下来吧。你待在这里或许会让我担心，但是会让大家更开心，也更安心，特别是在未来的三天时间里。爱玛，你对我们一直都那么好，特别是现在，我们更需要你了。”

他们四目相对，爱玛非常清楚地看到了他目光中的欣喜和释然。她赶紧将目光移开，生怕他看出自己对他的怜悯。爱玛知道，对他来说，这种情感是很难接受的。爱玛心想，他已经不再年轻了，这件事对他的打击有多可怕：他为之奋斗的、深切热爱的一切都将就此付诸东流。

17

圣安塞姆的午餐没有晚餐那么丰盛，通常都是一道汤、各种加了冷肉的沙拉和一道热的素菜。像晚餐一样，基本上没人说话。今天的沉默对爱玛来说尤其合时宜，她觉得可能对在座的每个人来说都是这样。发生了如此骇人的悲剧，这种惊骇，令大家既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也无法理解，因此，当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唯有沉默以对。

而且，在圣安塞姆，静默意味着一种祝福，比单纯的无言以对要好得多。现在，沉默让这顿饭看上去和平时仿佛没有什么区别。然而，大家都吃得很少，汤碗里还剩一半就推到一旁去了，皮尔比姆太太脸色苍白，机械地在大家中间转来转去，给大家加汤。

爱玛本来想回安布罗斯别墅去工作，可是也知道自己不可能静得下心来。很难说清楚为什么，她突然决定去看看乔治·格雷戈里在不在圣路加别墅。并不是爱玛每次来的时候他都在学校里，不过他们在一起很谈得来，而且没有男女之情。现在爱玛在圣安塞姆亟须找个人说说话，这个人最好不是圣安塞姆神学院的人，她不用小心翼翼地掂量自己所说的每个字。找人聊聊这桩凶杀案可以让她放松一些，但是必须找那种对凶杀案感到好奇而不是为之苦恼的人聊。

格雷戈里在家。圣路加别墅的门敞开着，爱玛走过去，听到他正在听亨德尔的曲子。她记得自己也有这么一盒带子，男高音歌唱家詹姆斯·鲍曼正在唱《绿树成荫》。他的声线优美细腻、清澈悠长，飘荡在海岬的上方，余音缭绕。她站在门口，等乐曲结束，刚要抬手叩门环，格雷戈里已经看到了她，招呼她进来。他的书房整整齐齐地摆满了书，爱玛穿过他的书房，来到正对着海岬的玻璃房。他正在喝咖啡，整个房间里都弥漫着浓郁的香味儿。她刚才在神学院没等到喝咖啡就告辞了，格雷戈里说要给她拿杯子喝咖啡的时候，她欣然接受了。格雷戈里在矮矮的柳条椅旁边摆了一张小桌子，爱玛靠在椅背上，感觉很放松，她觉得自己来对了。

她的脑子很混乱，但是想说点儿什么。她看着格雷戈里往杯子里倒咖啡。他留着山羊胡的脸让人感觉有点儿阴险狡诈，爱玛觉得他的脸虽然不迷人，但是很漂亮。他前额很高，灰白的头发卷有规则地起伏着，仿佛用发卷儿烫过。薄薄的眼睑下，藏着一双玩世不恭的眼睛。他很注意保养。爱玛知道他每天跑步、游泳，就连冬天最冷的时候也没有中断过。他把杯子递给爱玛，爱玛又看到了他从来不加掩饰的残疾：他左手中指的上半截在他少年时代因一场事故被斧子砍断了。他们第一次见面，他就向爱玛解释过当时的情景，爱玛意识到，他是在强调是一次事故造成的，是他自己的过错造成的，而不是天生的。爱玛当时很奇怪，不明白他为什么对这个几乎没有给他带来不便的缺陷这么耿耿于怀。她把这当作他爱惜自己的一种表现。

她说：“有件事我想请教你——不，不应该说请教，应该说，我想跟你聊聊。”

“不胜荣幸。可是为什么想找我？找个牧师不是更合适？”

“我不想让马丁神父为我担心，至于塞巴斯蒂安神父，我知道他会怎么说——至少我认为我知道，不过他也可能会让我大吃一惊。”

格雷戈里说：“可如果你问的是道德问题，他们才是这方面的专家。”

“我觉得应该算是道德问题——至少是伦理问题，不过我没想着找个专家来解答。你觉得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配合警方的工作？应该跟他们说多少？”

“就这个问题吗？”

“就这个问题。”

他说：“我们不妨说得具体点儿。我觉得你一定希望抓到杀害克兰普顿的真凶吧？这点对你来说毫无疑问吧？你不会觉得在某种特定情况下，凶手应该得到豁免吧？”

“不，我从来不这么认为。我希望所有的真凶都可以绳之以法。我不确定凶手被抓捕归案之后会发生什么事，不过即便我们同情他们——甚至怜悯他们，我还是希望能把他们抓捕归案。”

“可是你并不想在抓捕凶手的过程中扮演太积极的角色？”

“我不想累及无辜。”

“噢!”他说，“可是，别说你了，就算达格利什也无法避免累及无辜。谋杀案调查本来就会伤及无辜。你在担心哪个无辜的人遭到伤害？”

“我不想说出来。”

两个人陷入了沉默。过了一会儿，爱玛说：“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拿这个问题来烦你。我觉得我需要找一个不属于神学院的人聊一聊。”

格雷戈里说：“你来找我聊是因为我对你来说并不重要。你并不迷恋我。你在我这里觉得很放松，因为不管我们对彼此说过些什么话，都不会改变我们之间的关系，什么都不会改变。你觉得我聪明、诚实、处乱不惊，而且值得你信任。没错，事实如此。而且，顺便说一句，你认为杀克兰普顿的人不是我。完全正确，我没杀他。他活着的时候对我没有任何影响，死了之后跟我就更没关系了。我承认，我也很好奇是谁杀了他，不过，仅此而已。我也想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可是你也不能告诉我，所以我不会不识趣地问出口。不过，当然了，我现在也是涉案人员。我们大家都是。达格利什还没有派人来叫我，不过我不会自欺欺人地认为，达格利什觉得我的嫌疑比别人小。”

“那他派人来找你的时候，你打算怎么说？”

“我打算诚实地回答他的问题。我不会撒谎的。如果被问到对某事有什么看法，我会极其小心。我不会妄下结论，也不会主动提供他们没有问到的信息。当然，我不会企图替警察卖力，天知道他们薪水很高。而且，我要记住，回答问题时慢慢说，宁可一点点添加，也不能不管不顾地什么都说，因为说出去的话就收不回来了。我就是这么打算的。达格利什或者他的手下传唤我的时候，我会故意表现得特别自大或好奇，这样他们就不会问我的看法了。这么说对你有帮助吗？”

爱玛说：“这么说你的意思是，不要撒谎，也不要多说，问什么说什么。没问就不说，问到了就要如实回答。”

“差不多就这个意思。”

接着，她又问了一个她早就想问他的问题：“你好像并不怎么同情圣安塞姆，对吧？是因为你不是信徒，还是因为你觉得他们也不算是信徒？”这个问题他们初次见面的时候爱玛就想问了，可是一直到今天才找到合适的机会——很奇怪，她竟然觉得今天是个合适的机会。

“噢，他们当然是信徒了。只是他们的信仰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我不是指道德教育：犹太—基督教留下的遗产创造了西方文明，我们应该感激它。可是他们为之效力的教会正在没落。当我看到《最后的审判》的时候，我尝试理解它对15世纪的男人和女人意味着什么。如果生活艰辛、人生苦短，你就需要对天堂心怀憧憬；如果没有行之有效的法律，你就需要来自地狱的震慑。当时的教会给了他们安慰、光明、美好的蓝图、动人的故事和永生的希望。可是21世纪的人们有很多获得慰藉的途径。比如足球。足球运动当中有它的仪式、色彩、内容和归属感。足球也有它的大主教，甚至还有殉道者。除了足球，还有购物、艺术和音乐、旅游、酒精、毒品。我们大家都有自己的方式去逃避人生的两大恐惧：对人生感到厌倦，以及自知人终有一死。现在，感谢上帝，我们有了互联网。只要敲几下键盘，就能看色情表演。如果你想找恋童癖圈子，或者想知道怎么制造炸弹，把你讨厌的人炸上天，互联网上全都有。当然，其他的信息也应有尽有，有些甚至是真的。”

爱玛说：“可是如果这些都没用呢？就连音乐、诗歌和艺术都无济于事呢？”

“那么，亲爱的，我会转而求助科学。如果老去的时候很痛苦，我会依赖吗啡和医生的怜悯。抑或，我会游进大海深处，最后看一眼天空。”

爱玛说：“你为什么会待在这里？你为什么会接受这份工作？”

“因为我喜欢教聪明的小伙子古希腊语。你呢，为什么要做大学教师？”

“因为我喜欢教聪明的小伙子和姑娘们英国文学。其实也不尽然。我有时候也感到很困惑，我自己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或许自己创作比研究别人的创作更好。”

“陷到学术丛林的泥潭里去了吧？我一直很小心地避免这种情况。这个地方非常适合我。我自己钱够花，所以不需要从事全职工作。我在伦敦过着另一种生活——这里的神父们肯定不会认同那种生活方式，不过我喜欢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带来的刺激。此外，我需要安静，安静地写作，安静地思考。这里就非常安静。我从来不会带访客来。我借口说这里只有一间卧室，无法接待客人，把他们拒之门外。如果愿意，我可以在神学院吃饭，神学院的食物和红酒非常出色，有时候甚至令人难忘。而且，跟大家聊天通常都发人深省，很少会令人觉得乏味。我喜欢独自散步，这里的海边荒僻孤寂，很适合我。这里提供免费住宿和日常生活所需，神学院开的薪水少得可怜，但是却要招募高标准教学水平的老师，如果不是我，他们可能很难找到合适的人。可是这个凶手会把这些都毁掉。现在我真的开始恨他了。”

“最可怕的是，我们明知道行凶的人可能就是这里的某个人，某个我们认识的人。”

“我们亲爱的警察叔叔们会说：内部人员作案。肯定是的，不是吗？好了，爱玛，你不是个懦弱的人。面对现实吧。哪个窃贼会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风雨之夜大老远地开车到一座偏僻的教堂来偷东西？何况人家都知道教堂不可能开着，最多只能偷走捐赠箱里的几枚硬币。其实有嫌疑的人不多。你已经被排除了，亲爱的。当然了，在侦探小说里——这里的牧师好像都很爱看侦探小说——第一个赶到现场的人通常都比较可疑，不过我觉得你可以认为你的嫌疑已经被排除了。剩下就是四个昨晚留在神学院的学生和另外七个人：皮尔比姆夫妇、瑟蒂斯姐弟、亚伍德、斯坦纳徳和我。我觉得，就算是达格利什，也不会当真怀疑我们的神父们，不过，他或许不会完全排除他们的嫌疑，特别是如果他还记得帕斯卡的箴言的话——‘人们为宗教信仰而作恶时最无所顾忌、最肆意妄为’。”

爱玛不想跟他讨论牧师们是否有嫌疑，她平静地说：“我们可以理所当然地排除皮尔比姆夫妇的嫌疑？”

“我承认，他们确实不像凶犯，可是说到这里，我们大家都不像啊。不过，想到那么好的厨子被判处终身监禁就让人不忍心。好吧，排除他们。”

爱玛本来想说，四个学生也应该排除，但她打住了。她害怕听到自己不想听到的话，于是说：“而且你也没有嫌疑吧？你没理由憎恨执事长啊。事实上，凶手会让圣安塞姆尽快关闭。这不是你最不希望发生的结果吗？”

“不管怎么说，圣安塞姆都要关闭。它支撑了这么久，也算是奇迹了。不过你说得对，我没道理希望克兰普顿死。如果我能杀人，我是指除了自我防卫之外的杀人，那我多半会杀了塞巴斯蒂安·莫雷尔，而不是克兰普顿。”

“杀塞巴斯蒂安神父？为什么？”

“很早以前的积怨了。他让我没能成为诸灵学院的院士。现在已经不重要了，可当时对我来说是件大事。噢，天，当时确实是件大事。那时候我刚出版了一本新书，他写了一篇措辞激烈的书评，几乎挑明说我有剽窃的嫌疑。我没有剽窃。书里面确实有些措辞和思想跟别的书出现巧合，但仅仅是巧合而已，可是当时这件事成了丑闻，对我当选院士影响很大。”

“太可怕了。”

“也不尽然。这种事时有发生，你肯定也知道。这是每个著书人的噩梦。”

“可他为什么会聘用你？他不可能已经忘了吧。”

“他从来没提起过，很有可能已经忘了。当时，那对我来说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但是对他来说显然不算什么。即便他记得我们之间的恩怨，也未必会拒绝我的申请。我觉得他根本就不会有什么顾虑，只要能用低廉的薪水给圣安塞姆找个出色的教师，别的他不在乎。”

爱玛垂下头，没说话。格雷戈里看着她，说：“再喝杯咖啡，然后告诉我剑桥最近都有什么八卦消息。”

18

达格利什打电话给乔治·格雷戈里，让他到圣马太别墅来，格雷戈里说：“希望我能在这里接受问话。我正在等我的代理人给我回电话，她只有我房间的电话号码。我特别讨厌带手机。”

达格利什不太相信他星期天还有工作上的电话。格雷戈里仿佛感觉到他的怀疑，接着说：“我原计划明天和她在伦敦常春藤共进午餐。不过我觉得现在不太可能了，或者即便可能，也不太方便了。我给她打过电话，她没接，我在她的答录机里给她留了言，让她给我回电话。显然，如果我今天或者明天一大早接不到她的电话，就不得不回伦敦去。我想应该没人反对吧。”

达格利什说：“目前我不会反对。不过我希望大家都留在圣安塞姆，至少等到第一阶段侦查工作结束再走。”

“我没想逃走，我向你保证。恰恰相反。你可不是每天都有机会经历和自己无关的谋杀案给你带来的刺激。”

达格利什说：“我认为拉文汉姆小姐可不这么认为，她不像你，能从这种经历中获得乐趣。”

“那当然了，可怜的姑娘。不过话说回来，她看到尸体了。没有亲眼看到现场，恐怖就不会给人造成视觉冲击，谋杀案只是一种想象出来的恐惧，不像是真的，像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我知道，想象出来的恐惧比真实的场景更令人害怕，但我认为谋杀案不同。没有人在看到被害人的尸体后还能把它从脑海中抹去。这么说你们会过来？谢谢。”

格雷戈里的说法冷漠无情，但不是完全没道理的。他还记得当初自己作为一名初级警督刚进入刑侦局工作的时候，第一次跪在受害人的尸体旁，第一次惊骇而愤怒地见证了凶手的破坏力时，那种满腔愤懑，他永远都不会忘记那具尸体。他不知道爱玛·拉文汉姆是怎么挺过来的，或许他可以或者应该做些什么帮帮她。还是算了。她可能会把他的好意当作一种干涉或者屈就。在圣安塞姆，除了马丁神父，她无法把自己早上在教堂里看到的一幕向任何人倾诉。可是马丁神父，那个可怜的老人，看上去更需要别人的安慰和同情，而不是给别人以安慰和同情。当然，她可以带着自己的秘密离开，可她不是那种会选择逃避的女人。说起来，他并不了解她，为什么这么肯定？达格利什决心把爱玛的问题暂时放置一旁，专心处理手头的工作。

他很高兴去圣路加别墅见格雷戈里。他可不打算到学生的宿舍或者他们认为方便的地方去讯问他们，他们应该到他这里来接受讯问，这样更恰当、更有效率、更节约时间。但是格雷戈里在他自己的地盘上会更放松，嫌疑人在放松的情况下更容易放下警惕。而且，他还可以不动声色地审视被调查人的房间，更有利于他深入了解对方，比径直问对方一堆问题还有效。书籍、图片、艺术品的摆设有时候比语言泄露的东西还多。

达格利什和凯特跟在格雷戈里身后走进左手边的起居室，他再次被这三栋小别墅各不相同的装饰风格打动了：皮尔比姆家温馨舒适；埃里克精心整理的工作室散发着原木、松节油和猪饲料的气味；而这里一看就是一位非常讲究整洁的学者生活的地方。这栋小别墅是按照格雷戈里的两大主要爱好改造的，那就是古典文学和音乐。前面的房间全部安装了落地书架，整座书架一直从地板顶到天花板，除了壁炉上方，全部摆满了书。壁炉上方挂着皮拉内西的《君士坦丁凯旋门》。对格雷戈里来说，精准地设计书架每一层的高度非常重要，每一层分别用来摆放大小不同的书籍——达格利什也有这样的癖好。一眼望去，整个房间仿佛笼罩着一层金色与褐色皮面交相辉映的、柔和而丰富的色彩。一张橡木原木桌上放着一台电脑，窗下摆着一张办公用的椅子，窗子上装了木质百叶窗，没有挂窗帘。

他们穿过开阔的门廊，走进扩建的玻璃屋。这座扩建的玻璃屋将整栋小别墅的宽度拉长了，是格雷戈里的起居室，里面摆着几把轻便舒适的藤椅和一组沙发，最里面有一张咖啡桌和一张大圆桌，上面堆满了各种书和杂志。就连这些书籍杂志都摆得整整齐齐，看上去也是按照大小来摆放的。玻璃屋的房顶和四壁安装了遮阳百叶窗，达格利什觉得，夏天确实必须有百叶窗遮掩。即使现在，坐北朝南的屋子也很暖和了。屋外是荒凉的灌木丛，远处可以看到环绕在海岬周围的树木，向东望去，北海灰色的巨浪一浪接着一浪扫过海滩。

低矮的椅子对警方讯问不利，但也没有其他可以坐的地方。格雷戈里坐在面朝南的椅子上。他靠在头枕上，伸开两条长腿，像个悠闲自在的花花公子。

达格利什从调阅对方档案后所掌握的情况开始提问。关于格雷戈里的资料比起那些学生少得可怜。第一份文件是牛津大学基布尔学院写来的一封信，信中清楚地交代了他是怎么来到圣安塞姆学院任教的。达格利什几乎能逐字逐句地把那封信背下来。

现在布拉德利终于退休了(你是怎么说服他的？)，有人说你正在找人顶替他的职位。不知道你有没有考虑过乔治·格雷戈里？我知道他现在正忙着翻译欧里庇得斯的作品，想找一份兼职，最好是在乡下，这样他就可以在安静的环境下忙他的新译作。从学术上来说，找他去最好不过了，他是个优秀的教师。作为学者，他很大的潜能都没有发挥出来。他那个人不是特别好相处，不过我认为他挺适合你那里的工作。上个星期五他来我这里吃饭的时候跟我提过。我答应他看看你那里什么情况。我估计薪水问题虽然是他考虑的因素之一，但绝不是主要因素。他看重的是私密而安静的环境。

达格利什说：“你是1995年受邀到这里任教的？”

“也可以说我是被物色来的。神学院要找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师，要精通古希腊语，还要懂一些希伯来语。而我当时刚好想找一份兼职教师工作，最好在乡下，可以提供住宿。我在牛津有套房子，但是现在已经租出去了。租客人不错，租金又高。我对现状很满意，不想折腾了。马丁神父会认为我们来任教是学院的幸运，但是塞巴斯蒂安神父认为这是他影响力的体现，他再次成功地用自己的影响力为他自己和神学院带来好处。我无权代表圣安塞姆说什么，不过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双方对这个安排都还满意。”

“你第一次见到克兰普顿执事长是什么时候？”

“他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大概是三个月前吧。当时他刚被指派为学校的托管人。我不记得具体日期了。两个星期前他来过一次，最后一次就是昨天了。他第二次来的时候，费了半天劲找到我，问我觉得自己具体是以什么条件在这里任教的。我感觉如果我乖乖回答这个问题，等他盘问过我的宗教信仰后，还会继续对我说教。所以，我径直让他去找塞巴斯蒂安·莫雷尔了解我受雇的条件，而说到我的宗教信仰问题，我十分冷淡地端茶送客。他只好去找比较容易对付的家伙，我估计他是去找埃里克了。”

“那这次呢？”

“我直到昨天晚餐的时候才看到他。当时气氛可不怎么热烈，不过你也在场，所以我看到的你也都看到了，我听到的你也都听到了，或许比我看到、听到的更多呢。晚餐过后，我没有等着喝咖啡，就直接回来了。”

“那接下来整个晚上呢，格雷戈里先生？”

“在这座小别墅里消磨时间。看了会儿书，改了会儿稿子，批改了几个学生的作业。然后听了会儿音乐——昨晚听的是瓦格纳，后来就上床睡觉了。不劳你们问了，我可以直接告诉你们，昨晚一整晚我都没有离开过这座别墅，什么人都没看到，除了狂风的声音，什么声音都没听到。”

“那么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执事长被杀的？”

“七点十五分拉斐尔·阿巴斯诺特打电话给我，说塞巴斯蒂安神父七点三十分在图书馆召开紧急会议，所有人都必须参加。他没解释为什么。直到我们大家在图书馆集合后，我才听说谋杀案的事儿。”

“你听说那个消息后有什么感觉？”

“说不清。我觉得主要是震惊和难以置信。我并不认识那个人，所以并没有感觉悲伤或者难过。早上图书馆那一幕很特别，不是吗？相信是莫雷尔安排的。我认为是他的主意。我们大家全都站在那里或坐在那里，像没有主心骨的家庭成员等着宣读遗嘱。我刚才说了，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震惊，当然震惊了。不过我觉得只是震惊，而不是意外。我到图书馆后，看到爱玛·拉文汉姆的脸色，就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了。我觉得莫雷尔还没开口说话，我就已经知道他要说什么了。”

“你知道克兰普顿执事长在圣安塞姆不怎么受欢迎吗？”

“我极力避免卷入神学院内部的政治角力。这种偏远的小机构通常都是流言蜚语、明争暗斗的温床。不过，我不是瞎子也不是聋子，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圣安塞姆前途未卜，而克兰普顿执事长一心想尽快让它关闭。”

“神学院关闭会不会给你造成什么不便？”

“我不希望学校关闭，不过我来这里没多久就知道它迟早都会关闭。不过，鉴于英格兰国教会的办事效率，我想这里至少还可以撑十年。我会为失去我的小别墅难过的，特别是我还自己出钱扩建了这座玻璃房。这个地方非常适合我写作，我会舍不得离开的。当然，只是有这种可能，或许我不用离开。我不知道教会会如何处置这些房子，不过，如果当作房产出售，估计不怎么好卖。或许我可以把这座小别墅买下来。现在考虑这些还为时过早，而且我都不知道它是归教堂管委会还是归教区。我对这些完全不懂。”

这么说，格雷戈里要么不知道阿巴斯诺特小姐遗嘱的条款，要么就是在小心掩饰自己知情的事实。目前来看，好像没什么需要了解的问题了，格雷戈里就要从扶手椅上站起身来的时候，达格利什说：“罗纳德·特里维斯是你的学生吗？”他还没准备结束谈话。

“当然了。除了修牛津大学经典课程的学生，所有的学生都要学古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特里维斯之前拿到的是地理学学位，这就意味着他要在这里进修三年，从初级古希腊语学起。我都忘了，您来这里本来就是为了调查他的死因。现在出了谋杀案，这件事就不那么重要了，对吧？不管怎么样，这件事其实一直都不重要，我是说，它只是一桩毫无根据的假定谋杀案。恐怕更合乎逻辑的推断是自杀身亡。”

“这是你看到尸体时的看法吗？”

“这是我第一次有时间冷静思考这件事的时候得出的结论。那堆叠得整整齐齐的衣服让我坚信自己的看法。一个要去攀岩的年轻人是不会恭谨、庄重地把自己的斗篷和教士服叠好放在那里的。他星期五晚祷前到这里来上辅导课，当时看上去和往常一样，我是说，他和往常一样，不怎么高兴，不过话说回来，他好像从来都没有特别高兴过。我们谈了他最近做的翻译作业，除此之外，就不记得都聊了些什么了。然后我马上去了伦敦，在我家的会所过的夜。星期六下午，我开车回来的路上，门罗太太拦住了我。”

凯特问：“他生前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说罗纳德·特里维斯？木讷、勤奋、聪明——不过可能不像他自己想象的那么伶俐——缺乏安全感，作为年轻人来说，非常褊狭。我觉得，他老爸在他的人生中扮演着主要角色。估计他对职业的选择也是受到他老爸的影响：如果你不能在老爸的领域里取得什么成就，在选择自己的职业时就会特别不考虑他们的感受。不过我们从来不讨论他的私人生活。我从不介入学生的生活，这是我的原则。特别在这么小的一所学校里，介入学生的生活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我是来教他们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的，不是来打探他们的精神世界的。我需要私密的空间，这种私密包括远离人际交往的压力。对了，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将谋杀案的消息公之于众？估计媒体很快就会拥到这里来。”

达格利什说：“显然我们无法做到不露一丝风声。我正在与塞巴斯蒂安神父讨论如何让公关部门替我们说话。如果有需要对外公布的消息，我们会召开新闻发布会。”

“这么说今天没人限制我回伦敦？”

“我没有权力不让你走。”

格雷戈里慢慢地站起来，说：“都一样。我想我会取消明天的午餐。我感觉，留在这里比跟乏味地讨论我的出版商的过失和新合约的细节有意思多了。我觉得您可能不希望我跟对方解释为什么要取消午餐吧？”

“现在最好不要说。”

格雷戈里向门口走去：“很遗憾，我倒是很想告诉她，我之所以不能去伦敦是因为我现在是一桩谋杀案的嫌疑犯，正在接受调查。再见，探长。如果您还需要见我，来这里找我就行。”

19

探案组结束了一天的工作，聚在圣马太的小别墅里分析案情。他们每天早上开始工作之前，也要到圣马太小别墅先交换意见。只是现在他们的两个房间舒服多了，他们坐在沙发和扶手椅上，喝着今天最后一杯咖啡。是该评估一下案情进展了。打给克兰普顿太太的那通电话已经查过了，是昨晚九点二十八分从自助付费电话打过去的，电话装在皮尔比姆太太起居室外面走廊的墙壁上。这条线索非常重要。这证实他们最初的怀疑是正确的：凶手就在圣安塞姆学院。

皮尔斯顺着这个思路，说：“如果我们猜得没错，打那个电话的人后来又打了执事长的手机，那么凡是参加晚祷的人，都可以排除嫌疑了。那就只剩下瑟蒂斯兄妹、格雷戈里、亚伍德督察、皮尔比姆夫妇和爱玛·拉文汉姆了。估计没人会觉得是拉文汉姆博士干的，而且现在我们觉得斯坦纳徳的嫌疑也不大。”

达格利什说：“也不是完全没有嫌疑。但是我们没有权力扣留他，而且我非常肯定，他不知道克兰普顿是怎么死的。这并不一定说明他跟此案完全无关。他虽然离开了圣安塞姆，但我们不能把他给忘了。”

皮尔斯说：“还有一个情况，昨晚阿巴斯诺特是赶在晚祷开始最后一秒到达圣器室的。我是听塞巴斯蒂安神父说的，当然，他不知道这条信息对我们有多重要。我和罗宾斯试过了，头儿，我们两个人都可以在十秒钟内从大门跑进南走廊，然后穿过庭院，到达圣器室。他刚好可以在九点半打完那通电话后跑进教堂。”

凯特说：“这么做很冒险吧？谁都可能看见他。”

“在黑夜里？就走廊上那点儿微弱的灯光？谁会在那里看到他？他们都在教堂。并不怎么冒险。”

罗宾斯说：“头儿，我觉得把教堂里的人全部排除在外会不会为时过早了。假如该隐有同谋。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是一个人独立作案。任何于九点二十八分之前到教堂的人都不可能打那通电话，可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当中没有帮凶。”

皮尔斯说：“有同谋？嗯，有这个可能。反正这里很多人都憎恨他。说不定是一男一女作案呢。我和凯特讯问瑟蒂斯兄妹的时候，明显感觉他们在掩饰什么。埃里克显然吓坏了。”

比较有意思的嫌疑人是凯伦·瑟蒂斯。她声称，她和她哥哥昨晚一直都没有离开过圣约翰别墅。他们看电视看到十一点，然后就上床睡觉了。凯特问她，他们有没有可能在另外一个没发觉的情况下离开别墅，她说：“你这么问很粗鲁，就好像在问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昨晚冒着暴风雨冲到教堂里把执事长给杀了。我们没有。如果你觉得埃里克可能会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跑出去，我可以告诉你，不可能。如果你非要问我为什么，因为我们睡在一张床上。我跟他是同父异母兄妹，不是亲兄妹。再说了，就算我们是亲兄妹，也不关你们的事!你们是来调查谋杀案的，不是来调查乱伦的。”

达格利什说：“这么说，你们两个人都相信她说的是真的？”

凯特说：“你只要看她哥哥的脸色就知道了。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告诉她哥哥会这么说，但是显然她哥哥很不高兴。奇怪的是，她竟然会把这种事告诉我们。她完全可以说，昨晚风雨太大，他们整夜都没睡着，这也算有不在场证明了。好吧，我觉得她是一个喜欢惊世骇俗的女人，可是她也没必要告诉我们他们兄妹乱伦啊——我是说，如果真有此事的话。”

皮尔斯说：“这说明她非常迫切地想为彼此提供不在场证明，是吧？他们两人好像是本着有备无患的念头，现在就坦白交代，因为到最后上法庭的时候，他们可能不得不凭这一点来证明他们的清白。”

现场勘查组在北走廊拉斐尔·阿巴斯诺特的房间里找到一根小树枝，不过除此之外，什么都没发现。其实今天一整天达格利什都非常肯定自己最初的判断——这根小树枝至关重要。如果他的思路正确，那小树枝肯定是关键线索，不过他觉得现在把这种怀疑说给大家听还为时过早。

大家一起讨论了讯问结果。除了拉斐尔，住在神学院和小别墅的人都声称自己十一点半之前就上床了，尽管不时在狂风中惊醒，但是并没有看到什么可疑的情况，也没有听到什么可疑的声音。塞巴斯蒂安神父虽然很配合，但是态度冷淡。他极力掩饰自己对达格利什让手下来讯问他的不满，一开始就说，他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因为他正在等克兰普顿太太。其实这几分钟的时间已经足够了。院长大人说，他昨晚给一家神学杂志写稿子，写到十一点，然后和往常一样，喝了一杯威士忌，十一点半就睡下了。

约翰·贝特顿神父和他姐姐看书看到十点半，然后贝特顿小姐煮了两杯热可可。皮尔比姆夫妇昨晚在看电视，因为风雨太大睡不着，就坐下来喝几杯茶。

晚上八点，该下班了。现场勘查组早就回酒店了，凯特、皮尔斯和罗宾斯跟达格利什道了晚安，也准备回去。明天，凯特和罗宾斯要去阿什科姆临终病人护理院，看看能不能找到玛格丽特·门罗在那里工作时的资料。达格利什把几张记着重要内容的纸锁进公文包，然后穿过海岬，走进西庭院，回到杰罗姆别墅。

电话响了，是皮尔比姆太太打来的。塞巴斯蒂安神父说，达格利什探长想在自己的别墅里用晚餐。这样就省得他往绍斯沃尔德跑了。不过只有汤、沙拉拌冷肉和水果，如果够吃，她很乐意给达格利什送过来的。达格利什很高兴不用开车出去吃饭了。他对皮尔比姆太太表示了感谢，劳烦她把饭送过来。不到十分钟，皮尔比姆就把饭送来了。达格利什觉得，皮尔比姆肯定不放心他太太晚上出门，何况是穿过漆黑的庭院来给他送饭。皮尔比姆熟练地把桌子从墙边拉开，然后将晚餐摆好。

皮尔比姆说：“您吃完后就把盘子放在门外吧，我一小时后再来拿。”

热水壶里盛着蔬菜通心粉汤，汤里放了很多蔬菜和通心粉，显然是自制的。皮尔比姆太太给他盛了一大碗碎意大利干酪，餐巾纸里面裹着几个热乎乎的圆面包和牛油，盖着盖子的盘子上盛着沙拉和上等火腿。有人送了一瓶波尔多红葡萄酒给他，估计是塞巴斯蒂安神父，但是没有红酒杯。达格利什不想一个人喝酒，就把它收进橱柜里。吃过饭，他自己煮了杯咖啡。他把盘子放到门外，几分钟后，就听到走廊的石板上传来皮尔比姆沉重的脚步声。他打开门，说了声“谢谢”，道了晚安。

他发现自己身体异常疲惫，精神却十分亢奋，这种状态很难入睡。四周沉寂得可怕，他走到窗边向外望去，整所学校只剩下一个黑色的轮廓，烟囱、塔楼和圆屋顶映着灰色的天幕清晰可见。北边走廊上的落叶已经清理干净，蓝白相间的警戒带绕在走廊的柱子上。南走廊大门上方的夜灯散发着昏暗的光芒，映得庭院里的鹅卵石熠熠发亮，墙壁上的倒挂金钟颜色鲜艳得诡异，仿佛泼在石墙上的红油漆。

他坐下来，想看会儿书。周围异常安静，但他心里却平静不下来。他想不明白，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让他感觉自己的生活受到了审视。他回顾起妻子去世后这么多年的独身生活。难道他不是借繁忙的工作逃避再次陷入爱情吗？泰晤士河边上方那套干净整洁的小公寓，他早上走的时候什么样，晚上回去还什么样。他就仿佛那套高高在上的小公寓，孤零零地俯瞰尘世的生活。他是游离于生活的旁观者，超然世外；他的工作容许他在保护自己的私密世界的同时，理直气壮地侵入别人的隐私生活——甚至这就是他的职责所在，对一个作家来说，这份工作十足优越。可是，这样的生活会不会有些不光彩？如果你长期游离于生活之外，会不会扼制甚至失去那种鲜活的精神——也就是这里的神父称之为灵魂的东西？六行诗句突然从他脑子里冒出来，他拿出一张纸，撕成两半，写道：

墓志铭——致一位死去的诗人

死者生前聪明绝顶，

终归葬身六乘三尺的泥坑。

手不得伸，口不能动，

没有人再向他祈求爱情。

他竟然不曾领悟，

这才是人生自足的归宿。

他迟疑片刻，在下面草草写上：“向马维尔致歉。”他回想起那些文思泉涌的日子，当时他写诗都是随性而至，顺手拈来，跟写这篇打油诗一样轻松。现在写首诗仿佛要绞尽脑汁，推敲琢磨，将那些词句字斟句酌地罗列出来。他的人生中还有什么是随性而至的？

他告诉自己，这种反省开始让他走火入魔了。为了摆脱这种状况，他必须离开圣安塞姆。上床睡觉之前，他需要到外面走走，透透气。他关上杰罗姆别墅的门，从安布罗斯门前走过。安布罗斯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没有透出一丝灯光。他打开大铁门，步履坚定地朝南边的海滩走去。

20

是阿巴斯诺特小姐规定不要给学生宿舍安装门锁的。爱玛不明白她在担心什么，仿佛唯恐给学生们一些私密空间会发生什么不体面的事，所以大家可以随时推门而入。虽然没有明说，但她很可能是担心发生性事。或许，就因为这点，客房也都没有配锁。教堂上了锁的铁门确保了人们在夜间必要的安全，可是在那道优雅的屏障后面，人们到底在害怕什么？因为圣安塞姆没有安装门锁的传统，整所学院都找不到一套门锁或门闩，皮尔比姆昨天太忙了，顾不上到洛斯托夫特去买，更何况星期天未必有商店开门。塞巴斯蒂安神父问爱玛要不要搬到主楼，住在主楼里面会舒服一些。爱玛不想让大家看出自己的紧张情绪，告诉院长她没事，不用搬了。塞巴斯蒂安神父后来没再问她了，晚祷过后她回到自己的小别墅，看到还没有装上锁，又不好意思去找塞巴斯蒂安神父，告诉他自己改变主意了。

她换上睡袍，打开笔记本，打算静下心来干会儿活。可是她太累了。她脑子里各种念头和白天发生的事全都搅在一起，成了一锅粥。今天罗宾斯来叫她去审讯室的时候已经快中午了。达格利什坐在桌子后面，米斯金督察坐在他左手边。他简单介绍了几句昨天晚上发生的事。爱玛把自己如何在暴风中惊醒后听到钟声的事告诉他。她说不清自己为什么听到钟声后会穿上睡袍下楼去查看，现在看来，她那么做又鲁莽又危险。她觉得自己当时肯定还没完全清醒过来，或者，那回荡在风中的钟声让她迷迷糊糊地觉得回到了童年和少年时代，钟声就是号令，她只能遵从，无从质疑。

可是，推开教堂的大门后，她彻底清醒了。她看到柱子中间被射灯照亮的《最后的审判》和两个身影，一个趴在地上，另一个跌坐在他跟前，充满了怜悯和绝望。达格利什没有让她具体描述当时的情景。她想，他当然不会这么做，因为他当时也在。他没有对她的遭遇表示同情或关心，可是话说回来，失去亲人的又不是她，为什么要对她表示同情或关心呢？他问的问题简洁明了。她认为，这并不是因为他舍不得伤害她，但凡有什么他想知道的情况，他肯定会问她的，不管她心里多难受。罗宾斯警官把她带进审讯室的时候，达格利什探长从椅子上站起身来，请她坐下。她告诉自己：你要面对的人，不是那个写《未解的事》和《诗歌杂录》的作家，而是一个警察。就当下而言，他们绝不可能是盟友。这里有她热爱的和想要保护的人，而他却一心想挖出真相。终于，他还是问出了那个让她害怕的问题。

“当时你走过去后，马丁神父有没有跟你说什么？”

她迟疑片刻，才回答说：“说了，只说了几个字。”

“是什么，拉文汉姆博士？”

她没有回答。她不愿意说谎，可是现在就连回想那几个字感觉都像背叛。

她良久不说话。他说：“拉文汉姆博士，你看到过尸体。你看到执事长遭受到了怎样的袭击。执事长高大强壮。而马丁神父年近80，年老体衰。如果那个铜烛台是凶器，要举起它就得有很大的力气才行。你当真认为会是马丁神父干的？”

她激动地叫起来：“当然不是!他根本做不了那么残忍的事。他善良、真挚、慈爱，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最好的好人。我从来没这么想过。没有人会这么想的。”

达格利什探长温和地说：“那你为什么会认为我会这么想？”

他又问了一遍马丁神父跟她说了什么，她看着他的眼睛说：“他说：‘噢，天哪，我们干了什么，我们干了什么？’”

“后来你回想过后，觉得他当时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她后来确实回想过。这几句话令人难以忘记。当时的任何情景都令人终生难以忘记。她目光直视讯问她的人，说：“我觉得他是说，如果执事长没有到圣安塞姆来，他就不会丧命。或许，如果凶手不知道这里的人多讨厌他，就不会杀害他。他的死和大家对他的厌恶分不开。神学院并不是完全无辜的。”

“是的。”他的语气更温和了，“马丁神父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她看了看手表，已经中午十一点二十分。她知道自己今晚静不下心干活儿了，于是准备上床睡觉。她住的别墅是整排房子最后一栋，所以卧室有两扇窗，其中一扇正对着教堂的南墙。她拉上窗帘，爬上床，强迫自己忘记没有上锁的门。她闭上眼，却发现死亡的影像浮现在眼前，就好像冒着泡的鲜血涌上她视网膜，丰富的想象让现实更恐怖。她仿佛又看到那摊黏稠的鲜血，只是现在血泊上仿佛溅上了他的脑浆，像灰色的呕吐物。龇牙咧嘴的魔鬼仿佛瞬间活了过来，它们张牙舞爪、姿势猥亵。她睁开眼，想要驱走恐惧，可是卧室的黑暗压得她透不过气来。就连空气中都弥漫着死亡的气息。

她从床上下来，拨开插销，推开面朝灌木丛的窗户。一阵沁人心脾的清风扑面而来，窗外寂静无声，夜空缀满了繁星。

她回到床上，却没有一丝睡意。双腿因疲倦而颤抖，可是此时恐惧比倦意更浓。最后，她爬起来，下了楼。在黑暗里盯着那扇没有上锁的门比躺在床上想象着它慢慢打开安心多了；坐在客厅里比无助地躺在床上，等着楼梯上传来居心叵测的脚步声好多了。她在想要不要拖把椅子顶在门把手下面，可是这么做既不光彩也没什么用。

她鄙视自己的胆小怯懦，告诉自己没人想伤害她。可是，被敲碎的颅骨又浮现在她眼前。海岬上某个人，或许是神学院内部的人，举起铜烛台，将执事长的颅骨砸得粉碎，他一下又一下砸向执事长，带着嗜血的欲望和冰冷的仇恨。这会是神志正常的人做的吗？圣安塞姆还有人是安全的吗？

就在这时，她听到“吱呀”一声，大铁门被打开了，紧接着“咔嗒”一声又关上了。外面传来脚步声。步伐沉稳有力，来人平静、坦荡。她小心翼翼地把房门推开一条缝，往外看去。她的心跳速度顿时加快了——她看到达格利什探长正要推开杰罗姆的房门。她肯定弄出声音了，因为他转过身来看她了。她把门拉开。看见他让她如释重负，或者，看到任何活人都会让她如释重负。她知道他肯定从她的表情看出了她的感觉。

他说：“你还好吗？”

她挤出一丝微笑：“现在不是很好，不过会好起来的。我有点儿睡不着。”

他说：“我还以为你会搬到主楼去呢。塞巴斯蒂安神父没跟你说吗？”

“他说了，不过我当时觉得在这里也没关系。”

他扫了一眼教堂，说：“这套别墅不太适合你住，你愿意跟我换一换吗？我觉得我那里可能会更舒服一些。”

她掩饰不住自己的心情，大大松了一口气：“可是会不会太麻烦你了？”

“一点儿都不麻烦。我们可以明天再搬其他东西，今晚只要把睡衣带上就可以了。恐怕你的床单跟我的床尺寸不一样。我睡的是双人床。”

她说：“我们只换枕头和被子可以吗？”

“好主意。”

她抱着枕头和被子走进杰罗姆，看到他已经把自己的枕头和被子拿到楼下，放在一张扶手椅上面了。边上还放着一只帆布和皮革相间的旅行包，看来已经把今晚和明天要用的东西都装好了。他走到橱柜跟前，说：“学校给我们准备了一些喝的，冰箱里还有半品脱牛奶。你想来杯热可可还是阿华田？或者，我还有一瓶波尔多红酒，想不想来点儿？”

“好啊，请给我来杯红酒。”

他把被子移开，让她坐下，然后从橱柜里拿了一只酒瓶、一只开瓶器和两只大玻璃杯过来。

“显然，学校没料到它的客人会在房间里喝红酒，所以我们只有大玻璃杯和马克杯。”

“玻璃杯就可以。不过这样的话咱们还得开瓶酒。”

“需要的时候，就是打开它的时候。”

她竟然发现和他在一起非常轻松。她告诉自己：我此刻需要有人在这里陪着我。喝完第一杯，两个人的话渐渐多了起来。他们喝得很慢。他说起小时候到这里来的情景，说起神父们和他们挂在西大门后的教士服——风儿扬起教士服，轻拂着他的脸庞；说起他骑车去洛斯托夫特买鱼的情景；说起独自躲在图书馆里夜读的乐趣。他问到她在圣安塞姆的课程安排，问她怎么会选择研习诗歌，问她学生们对她的课程反应如何。两个人很有默契地没有提到凶杀案，东拉西扯聊了很多，但是一点儿都不觉得无聊。她喜欢听他的声音。她仿佛觉得自己的部分意识游离出来，飘浮在半空中，被这一男一女和谐的低语声抚慰着。

她站起身来和他道晚安的时候，他马上站起来，异常礼貌地说：“假如您不反对，我今晚就睡在这张躺椅上。如果米斯金督察在这里，我会叫她留下来陪您。因为她不在，我应该替她履行职责——除非您不愿意让我留在这里。”他从来没有用这么正式的口气和她说过话。

她意识到他这么说是怕她为难，他不想勉强她接受他的好意，可是又知道她自己一个人会害怕。她说：“可是这会不会让你太为难了？你肯定一个晚上都睡不好的。”

“我会睡得非常好。我习惯睡躺椅了。”

杰罗姆别墅的卧室布置和隔壁别墅差不多。她拧亮床头灯，发现他没有把床头的书带走。他刚才在看《贝奥武夫》——肯定已经看过好几遍了。另外一本的封皮陈旧得褪了色，是大卫·塞西尔的《维多利亚早期的小说家》，照片上的作者看上去非常年轻，封皮背后是用旧货币标的价格。看来，他跟她一样，也喜欢在二手书店淘旧书看。还有一本，是《曼斯菲尔德庄园》。她犹豫着要不要把书给他送下去，但是又觉得既然已经互道了晚安，就最好不要再去搅扰他了。

躺在他的床单上感觉非常奇妙，她希望他不要嫌弃她的怯懦。一想到他就在楼下，她就觉得特别安心。她在黑暗里闭上双眼，眼前不再浮现出那些死亡的影像，没过几分钟，她就睡着了。

一夜无梦，她醒来后看了看表，已经早上七点了。别墅里非常安静，她下楼时发现他已经离开了，把被子和枕头都带走了。他走之前打开了窗子，仿佛担心自己留下任何气息。她知道，他不会把昨晚在这里留宿的事告诉任何人。

[1]阿拉曼战役(Battle of Alamein)：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联邦军队在埃及阿拉曼进行的战役，是盟军在北非战场的重要转折点。——编者注

[2]大基诺剧院(Grand Guignol)：巴黎的一个剧院。从1897年开放到1962年结束，专注于自然恐怖话剧表演。——编者注

[3]《公祷书》(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圣公会的礼仪用书和祈祷标准，是圣公会信仰的一个重要特征。——编者注

[4]《麦克弗森报告》(Macpherson Report)：针对20世纪90年代一起涉及种族主义的刑事案件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使人注意到英国刑事司法领域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顽疾。

[5]该隐：《圣经》当中杀死弟弟的人，他是亚当和夏娃的儿子，因为憎恶弟弟亚伯将其杀死，后来受到上帝的惩罚。

[6]漏洞：英语中青蒜(leek)和漏洞(leak)发音相同。

[7]特拉普派(Trappist)：又称严规熙笃会，始自17世纪法国诺曼底地区的拉特拉普修道院(La Trappe)发起的改革运动，旨在追求更加俭朴的生活方式。——编者注

[8]本丢·彼拉多(Pontius Pilate)：罗马帝国犹太行省的第五任总督。曾判处耶稣钉十字架。——编者注

[9]都灵裹尸布：都灵裹尸布是一块亚麻布。据说，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之后、复活之前，尸体就是用它包裹、下葬的。它并非唯一如此声称的圣物，世界各地大约有40条声称与耶稣尸体有过零距离接触的裹尸布。都灵裹尸布之所以出名，在于据称在它上面印有耶稣身体的轮廓，至今许多人相信它是真迹。它在14世纪的时候首次出现在法国一座叫里雷的小镇。2013年3月底，意大利科学家进行的一项新研究发现，耶稣在2000年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红外检测结果显示都灵裹尸布的年代与耶稣的死亡时间相符，这说明裹尸布确曾用于包裹耶稣基督的遗体。

第三章 来自过去的声音

1

露比·皮尔比姆不需要闹钟，18年来，无论寒冬酷暑，她每天都会准时在早上六点醒过来，今天早晨也一样。今天是星期一。她刚伸手拧亮床头灯，雷格就一骨碌坐了起来。他推开被子下了床，身上温暖的气味让露比觉得亲切而温馨。不知道他是刚从睡梦中醒来，还是一直躺在床上等着她醒来。昨晚两个人都没睡好，最多半梦半醒地迷糊了几觉。凌晨三点他们从床上爬起来，到楼下厨房里喝了几杯茶，盼着天亮。后来疲倦终于战胜了震惊和恐惧，四点他们又回到床上，后来虽然睡得很不安稳，但总算是眯了一会儿。

星期天两个人都很忙，也只有不停地奔忙才能让他们觉得这可怕的一天跟平时差不太多。昨晚，他们两人在小餐桌前拥在一起，压低声音谈论谋杀案，就好像圣马太小别墅温暖舒适的小房间里到处都是窃听者。他们很小心，没有把猜疑说出口，只断断续续说了几句，中间还几度陷入忧伤的沉默。即便只是说凶手不可能是圣安塞姆的人，也像是把神学院和罪恶的行径联系在一起了，是对神学院的不忠；即便只是说某某人不可能是凶手，也仿佛在承认住在神学院的某个人犯下了这样邪恶的罪行。

不过后来他们做出的两种推测让他们心里感觉舒服多了，因为他们越来越相信自己的推测。后来上床之前，他们像排练颂歌似的在脑海里把这两个故事排练了好几遍：首先，有人偷走了教堂的钥匙，那个人可能几个月前来过圣安塞姆，所以知道钥匙放在哪儿，而且拉姆齐小姐的办公室从来不上锁。偷走钥匙的那个人星期六就提前跟克兰普顿执事长约好了见面。为什么要在教堂里见面呢？有没有更合适的地方呢？答案是没有。他们不能在客房见面，因为会有风险。而且海岬上也没有什么私密的地方。或许执事长自己去拿钥匙开了教堂的门，然后等着来人。那人来了之后，他们爆发了激烈的争执，那人一怒之下把执事长杀了。说不定来人本来就打算杀执事长，所以带了武器来——手枪、棍棒或者是刀。没人告诉他们执事长是怎么死的，不过他们私下里都想到了刀光一闪，刀刃插进执事长身体的情景。然后那人就仓皇逃跑，翻过大铁门，顺着来时的路逃走了。这是第一种推测，第二种推测更像真的，也让他们更安心：执事长借了钥匙，自己跑去教堂，结果碰到小偷想要偷走圣坛上的画或者银器。执事长惊动了小偷，小偷惊恐之下，失手打死了执事长。他们一度觉得这种解释合情合理，露比和她的丈夫不再谈论那天夜晚的谋杀案。

露比平时都是自己去神学院的。早餐在七点半的弥撒之后，一般八点开始。不过露比喜欢先把一天的事情安排好。塞巴斯蒂安神父在他自己的起居室里吃早餐，先要去给他摆好桌子，准备端上鲜榨橙汁、咖啡、两片全麦吐司和露比自制的果酱。他的早餐永远都是这几样，从来没变过。八点半，她的两个家务助手巴德维尔太太和斯塔西太太会从雷登开车到达这里。不过今天她们不会来了。塞巴斯蒂安神父打电话给她们两个，让她们过几天再来。露比很好奇他是怎么跟她们说的，不过她也没打算问。这对她和雷格来说，意味着工作量增加，不过她很高兴不必应付那两个人过于热切的好奇心、胡乱推测和惊恐的尖叫了。她突然觉得，对那些既不认识被害人又不在嫌疑人之列的人而言，谋杀案甚至很有趣。巴德维尔显然就是这样的人。

雷格平时过了六点半才会去主楼，不过今天他们一起从圣马太别墅走了出来。他什么都没说，但是她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圣安塞姆不再是安全而神圣的地方。他用手电筒照亮了通往西苑大铁门的小径，小径两旁草木繁盛，尽管晨曦的第一缕微光已经洒在灌木丛上，但她仍然觉得好像在无边的黑暗中穿行。雷格将手电筒举到门边去找钥匙孔。门后走廊上那排昏暗的灯光照在纤细的廊柱上，廊柱在石径上投下幢幢黑影。北走廊仍然被警戒线围着，有一半已经没有落叶了。马栗树的枝干从散落的叶子中间伸出黑色的枝丫。手电筒的光照在西墙的倒挂金钟上，一朵朵鲜红的花朵像一滴滴鲜血。他们走上那条把起居室和厨房隔开的走廊，露比伸出手拧亮灯。但是走廊上并非漆黑一团，地下室敞开的门里射出一道灯光，照亮了走廊的尽头。

露比说：“好奇怪啊，雷格。地下室的门是敞开的。有人一大早就起来了，还是你昨晚没关门？”

雷格说：“昨晚关了的。你觉得我会让它开着吗？”

他们走到石阶的上方，上面的强光将石阶照得雪亮，两旁的木扶手十分坚固。耀目的亮光下，他们看到台阶底下赫然是一具女人的尸体。露比尖叫一声：“天哪!雷格，是贝特顿小姐。”

雷格把露比推到一旁，说：“待在这儿别动，宝贝。”露比听到他的鞋子踩在石阶上，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她只犹豫了片刻，就跟在他身后，两只手紧紧抓着左边的扶手，下了台阶。他们跪在贝特顿小姐身边。

贝特顿小姐脸朝上躺在地上，头朝向最下面的台阶，前额一道伤口，渗出的血和脑浆已经干了。她外面披着一条褪了色的佩斯利羊毛睡袍，里面穿着白色的棉睡衣。稀疏的灰发拢在脑袋一侧扎成一根辫子，辫梢用一根橡皮筋扎着。她双目圆睁，盯着台阶顶端，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

露比低声说：“天哪!不!可怜的人，可怜的人。”

她本能地伸出手，想揽住那具尸体，可是马上就反应过来这么做毫无意义。露比闻到她的头发和睡袍散发着一股不怎么讲究的老年人身上特有的酸腐味，奇怪的是，人都已经去了，这股气味竟然没有散去。无助的怜悯填满了她的胸腔，让她说不出话来。她缩回手臂。贝特顿小姐生前不会让人家这样碰自己的，为什么还要在她死后强行拥抱她呢？

雷格站起身来，说：“她死了，尸体都凉了，看来是摔断了脖子。没人能救得了她。你赶紧去叫塞巴斯蒂安神父来。”

对露比来说，这个任务太艰巨了，要叫醒塞巴斯蒂安神父，找到合适的措辞，鼓起勇气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她宁可让雷格去告诉他。可要是让雷格去，她就得独自留下守着尸体，想一想都觉得太可怕了。恐惧终于战胜了怜悯。地下室凹下去的部分向远处延伸，大片大片的漆黑里潜伏着看不见的恐惧。她不是个想象力丰富的女人，可是现在，那个熟悉的世界仿佛正在从她身边逝去，那个世界里，有她的日常生活、她的勤奋工作，充满了友情和爱。她知道，只要雷格伸出手，就能让她觉得这间地下室、它刷白的墙壁和贴着标签的酒柜，变得和从前一样熟悉而无害，就像她和塞巴斯蒂安神父下来挑选晚餐用酒的时候一样。可是雷格没有伸出手。这里的一切都不能动。

她回身爬上楼梯，每个台阶都仿佛一座大山。她突然双腿发软，步子都迈不动了。她把大厅的灯全部打开，站了一会儿，才缓过劲来，于是爬上两段楼梯，来到塞巴斯蒂安神父的套房。她轻轻敲了敲门，觉得声音太轻，于是使劲拍了两下。门突然开了，塞巴斯蒂安神父站在她面前。她以前从来没见过穿着睡袍的塞巴斯蒂安神父，顿时吃了一惊，茫然地看着他，以为面前站着一个陌生人。她的样子肯定也让塞巴斯蒂安神父吃了一惊，他伸出一只手扶住她，把她领进房间。

她说：“贝特顿小姐出事了，神父。我和雷格在地窖的楼梯下面发现了她。我觉得她已经死了。”

她很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声音居然很镇定。塞巴斯蒂安神父什么都没说，他关上门，扶着她的胳膊快步走下楼梯。露比站在地窖台阶的顶端等着，塞巴斯蒂安神父下了楼梯，对雷格说了几句话，然后蹲在尸体旁边。

过了一会儿，他站起身来，对雷格说：“你们俩受惊了，现在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交给我和达格利什探长处理。只有工作和祈祷能让我们渡过难关。”他的声音和往常一样镇定，一样不容置疑。

雷格爬上楼梯，和露比一起默默地走进厨房。

露比说：“他们应该还是希望早餐照旧的吧。”

“当然了，亲爱的。他们不能饿着肚子应付今天的工作。刚才塞巴斯蒂安神父不是说了，咱们安安静静的，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露比可怜巴巴地看着他说：“这是个意外，对吧？”

“当然了。意外随时都会发生。可怜的约翰神父。他一定很难过。”

不过露比觉得不一定。这当然会令人感到震惊，突然降临的死亡总是会令人震惊。但是并不能否认，贝特顿小姐不是个容易相处的人。她把白色的工作服套在身上，心情沉重地开始准备早餐。

塞巴斯蒂安神父回到办公室，往杰罗姆别墅打了个电话给达格利什。达格利什马上就把电话接了起来，看来探长先生已经起床了。塞巴斯蒂安神父告诉他出了什么事，五分钟后，他们两人就来到了尸体跟前。塞巴斯蒂安神父看着达格利什弯下腰，双手熟练地摸了摸贝特顿小姐的脸，然后站起身来，默默地思考。

塞巴斯蒂安神父说：“必须告诉约翰神父。这是我的职责。我想他可能还在睡觉，可是我必须赶在他下楼到祈祷室参加晨祷之前见见他。这会给他造成沉重的打击。她虽然不是个容易相处的女人，但却是他唯一的亲人，而且他们关系很亲密。”他说完之后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接着问道，“能看出来大概是什么时候出的事吗？”

达格利什说：“从尸体的僵硬程度来看，应该已经死了大约七小时了。具体时间要由病理学家判断。仅仅从表面观察得不到确切的结论。到时候还要做尸检。”

塞巴斯蒂安神父说：“她是晚祷过后死去的，说不定都到半夜了。即使如此，她也是轻手轻脚穿过大厅的，没弄出什么动静。不过话说回来，她一直都非常安静，像个灰色的影子。”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不想让她弟弟看到她像这样躺在这里。我们应该可以把她挪回她的房间吧。她不信教。我们必须尊重她的感受。我觉得，即便教堂开着，她也不会希望躺在教堂里的，肯定也不会希望躺在祈祷室里。”

“不能动她，必须把她留在这里，神父。要等病理学家检查过后才能移走。我们只能把她当作可疑死亡案件处理。”

“可是至少可以把她盖上吧。我去拿床单。”

“可以，当然可以把她盖上。”达格利什说。看到塞巴斯蒂安神父转身向台阶走去，达格利什问：“您知道她来这里干什么吗，神父？”

塞巴斯蒂安神父转过身，犹豫了一会儿，说：“恐怕知道。贝特顿小姐会定期自己到这里来拿瓶酒。所有的牧师都知道，估计学生甚或员工也都猜到了。她每周来两次，每次只拿一瓶，从来不多拿，也不拿最好的酒。当然，我非常委婉地跟约翰提过。我决定不采取任何措施，除非事情无法控制了。约翰神父定期支付酒钱，只要他发现那些酒瓶，就会按价支付。当然，我们意识到陡峭的台阶对上了年纪的女人来说有危险，于是就装了这么亮的灯，还把绳索换成木头扶手。”

达格利什说：“这么说，你们发现有惯偷，还为了方便她偷东西加装了安全护栏，以防她摔断脖子？”

“你觉得有什么不合适的吗，探长？”

“没有，既然你们优先考虑的是安全，我没有觉得不合适。”

他看着塞巴斯蒂安神父转过身，步履坚定地踩在台阶上，消失在门口，随手带上了身后的门。她毫无疑问是摔断了脖子，这一点从表面就很容易判断出来。她脚上穿着一双很紧的皮拖鞋。达格利什发现右脚的鞋底卷曲起来，和鞋面分开了。台阶上灯光明亮，而开关距离第一级台阶至少两英尺。既然她跌下来的时候灯是开着的，她应该不是在黑暗中绊了一脚。可是如果她是从第一级台阶上摔下来的，那不是会从楼梯上滚下来，可能脸朝下，也可能脸朝上吗？他发现从下往上数的第三级台阶上有一小摊血。从尸体的姿势来看，很像是猛扑下去，头撞在石阶上，翻了过去。除非她以极快的速度飞奔过来，否则不可能那么猛地扑下去，当然，这个假设太荒唐了。可是，如果有人推了她一把呢？他深感力不从心，几乎被这种巨大的无力感淹没了。如果是谋杀，除了那只破了的拖鞋，他能拿什么去证明呢？玛格丽特·门罗的死亡已经被官方认定为自然死亡，尸体都被火化了，连骨灰都被埋在地下或撒在地上了。现在贝特顿小姐死了，她对杀害克兰普顿执事长的凶手有过什么威胁吗？杀掉她也是事从权宜吗？

不过，现在要交给死亡专家了。这里很有可能是第二犯罪现场，马克·艾林又会被叫来判断死亡时间了；他又会像捕猎的肉食动物一样，绕着尸体打转。精英人士克拉克会带着他的手下趴在地窖里面寻找多半找不到的线索。如果阿加莎·贝特顿看到或听到了什么，而后极其不明智地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不该告诉的人，那他多半也无从得知她发现什么了。

他等到塞巴斯蒂安神父拿被单回来，恭恭敬敬地盖在尸体上面，然后就一起爬上了台阶。塞巴斯蒂安神父把灯关上，把地窖上面的门闩插好。

马克·艾林又是风风火火地到了，弄出的动静不小。他吵吵嚷嚷地和达格利什穿过大厅，说：“我本来想把克兰普顿执事长的死亡报告给你带过来，但是报告还没打完。报告上没有什么新鲜内容。边缘锋利的重器连续重击造成死亡，这个重器比如铜烛台。几乎可以肯定是第二次重击毙命的。否则，那个健康的中年男人可以轻松活到领退休金。”

他先戴上乳胶手套，然后才小心翼翼地从台阶爬下去，不过这次他没有穿工作服。他对尸体的勘查虽然谈不上敷衍了事，但很快就做完了。

最后，他站起身来，说：“死了六小时左右。死亡原因：摔断了脖子。其实这点不用叫我来你也看得出来。情况很清楚。她猛力跌下台阶，前额磕在下面第三级台阶上，背朝下翻了过去。我觉得你肯定在思索一个很寻常的问题：她是自己跌下去的还是被推下去的？”

“我正要问你呢。”

“第一眼看过去，我会说她是被推下去的，可是你需要的是确切的证据，而不是第一印象的判断。我不会在法庭上言之凿凿地说她确实是被推下去的。台阶太陡峭了，就像是为了置老太太于死地而设计的。这个坡度，她摔下去后很可能根本没有从台阶上滚下去，而是快到底下的时候脑袋直接磕在第三级台阶上。我要说的是，意外死亡和他杀的概率一样大。顺便问一句，你为什么会怀疑是他杀？你是觉得她星期六晚上看到什么了吗？再说了，她到地下室来干什么？”

达格利什谨慎地说：“她晚上有出来游荡的习惯。”

“是喝了酒之后吧？”

达格利什没说话。病理学家合上箱子，说：“我会叫救护车来把她拉走，尽快送到实验室去检验，不过恐怕提供不了更多有用的信息了。死亡好像总是在追着你跑，嗯？科尔比·布鲁克斯班克去纽约筹备儿子的婚礼，我临时替他做病理分析。这段时间接手的暴力死亡案件比我平常半年做的尸检还多。死因裁判官办公室还没有通知你克兰普顿案的审理时间吗？”

“还没有。”

“很快了，我已经接到通知了。”

他最后看了一眼尸体，异常悲悯地说：“可怜的女人。不过至少死亡来得很快。经历了两秒钟的恐惧，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她可能更希望自己寿终正寝——不过话说回来，谁不希望寿终正寝呢？”

2

虽然圣安塞姆出现新情况，但达格利什还是让凯特到阿什科姆临终病人护理院去了。上午九点，凯特和罗宾斯已经在路上了。这是一个非常寒冷的早晨。第一缕晨光慢慢散开，粉红色的朝霞像稀释的血色，笼罩在荒芜的灰色大海上。天空飘着毛毛细雨，空气中有一股酸腐的气息。雨刷器不断地刮去雨水，玻璃被洗刷得干干净净。透过玻璃窗看去，外面的景色灰蒙蒙的，就连远处田野里的甜菜也不再是绿油油的。对于被派来做自己私下认为徒劳无功的事，凯特心里有点儿不满，但她必须克服这种情绪。其实探长很少相信直觉，不过从自己的切身经验看来，侦探人员强烈的直觉通常都源于现实：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巧合，一些表面上完全不重要或者和案情完全不相干，但是根植于潜意识令人不安的东西。这些东西最后常常被证明是无关紧要的，但有时候会给破案提供关键线索，只有傻瓜才会对它置之不理。她只是不喜欢把现场的工作交给皮尔斯，不过她也得到了补偿——探长把他的捷豹给她开了，驾车疾驰比坐车感觉棒多了。

更何况，能从圣安塞姆出来透透气也不是什么坏事。她查了这么多案子，很少像这次这样，无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感觉很不舒服。这所神学院太大男子主义、太与世隔绝、太幽闭了，甚至幽闭得令人受不了。牧师们和神职学生们一贯都彬彬有礼，但是那种礼貌令人难受。他们首先把她当作一个女人，而不是督察。她原以为女权斗争取得胜利了呢，看来在这个地方远远没有。她还感觉他们仿佛掌握了某种神秘的知识，掌握了某种圈内人才有的权威，那种权威足以贬低她的地位。她不知道探长和皮尔斯是否也有这种感觉。或许没有，不过话说回来，他们毕竟是男人，而圣安塞姆几乎就是目空一切的大男子主义的世界，尽管从外表来看，它和善而高贵。除此之外，它还是个学术世界，对于这点，探长和皮尔斯或许也会感觉应付自如。社会背景和教育背景曾给她带来的自卑仿佛又回来了。她本来觉得自己已经能坦然面对过去，甚至彻底克服这种障碍了。真丢人，几个身穿黑色教士服的男人就让她失去了自信。此时，车子已经从悬崖高处的小路拐向西边，大海有节律的涛声渐渐被抛在身后了。这涛声在她耳边响了太久太久了。

她本来更希望让皮尔斯跟她一起去。至少他们可以平等地讨论案情，可以唇枪舌剑，比跟初级警官在一起更放得开。她渐渐开始觉得罗宾斯警官很讨人厌，她一直都觉得他好得不真实。她扫了一眼他一团孩子气的脸庞、清秀的轮廓和那双死死盯着前方的灰色眼睛，又开始纳闷他为什么要干这一行。如果他把这份工作看作一种神圣的使命，那倒是跟她以前一样。她当时需要一份自己感觉有价值的工作，而且即使没有大学学历也不会被看不起，一份可以持续带给人刺激、兴奋和新鲜感的工作。对她而言，警察工作曾经足以让她忘记自己悲惨、贫穷的童年时代，忘记埃里森·费尔韦瑟孤儿院那散发着尿臭味儿的楼梯。这份工作给了她很多东西，包括那套俯瞰泰晤士河的公寓，直到现在她都不敢相信那是她自己挣来的。反过来，她对这份工作全心投入，无比忠诚，她自己也没想到她会这么热爱这份工作。而罗宾斯业余时间是一名传道者，或许他是奉了新教上帝的召唤，把这份工作当作神圣的天职。她琢磨着罗宾斯的信仰和塞巴斯蒂安神父的信仰是否有区别，如果有所区别的话，那区别有多大？为什么会有区别？不过现在不是讨论神学问题的时候。再说了，讨论这些有什么用呢？她上学的时候，班上的同学来自13个不同的国家，大家的信仰几乎各不相同。对她而言，没有一个人的信仰是始终不渝的。她告诉自己，没有上帝她可以活下去，但是如果没有了这份工作，她就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好好活下去了。

那家临终病人护理院就位于诺里奇东南部的一个小村庄里。凯特说：“咱们不要进城去挤了，注意看着，到布莱莫顿我们就往右拐。”

五分钟后，车子就驶离了A146，缓缓驶上乡间的道路，路两旁都是光秃秃的树篱，树篱后面，绿色的田野上是大片的红屋顶平房和风格完全相同的房屋。

罗宾斯轻轻地说：“两年前我妈妈就死在一家临终病人护理院里。是常见病，癌症。”

“真抱歉，这次到这里来为难你了。”

“我还好。临终病人护理院的人对妈妈非常好。对我们也非常好。”

凯特看着前方的路，说：“可还是会令人想起痛苦的往事。”

“妈妈来临终病人护理院之前才是真的痛苦。”他停顿了好一会儿，才说，“亨利·詹姆斯把死亡称为‘非同寻常的事’。”

凯特心想，噢，天哪，先是探长和他的诗，接着是皮尔斯和他的理查德·胡克，现在又是爱读亨利·詹姆斯的罗宾斯。他们为什么不干脆给我派一个挑战杰夫里·阿切尔的文学作品的警官？

她说：“我以前有一个做图书管理员的男朋友，他极力想让我看亨利·詹姆斯的书。可是我看到第二句已经忘了他第一句说什么。记得那些评论家说，有的作家是贪多嚼不烂，亨利·詹姆斯是一句话翻来覆去地嚼？”

罗宾斯说：“我只看过他的《螺丝在拧紧》，是在电视上看到同名电影后才去找的书。他对死亡的感叹打动了我。”

“听上去不错，但其实不尽然。死亡就像出生，痛苦、肮脏、毫无尊严。反正大多数时候都是这样。”她心想，或许这也无妨，可以提醒我们人也是动物。也许，如果我们把自己当作高级动物而不是上帝，那我们会做得更好。

良久两人都没有说话。最后罗宾斯才轻轻地说：“我妈妈死得不是毫无尊严。”

凯特心想，那她是个幸运的人。

他们很顺利地找到了临终病人护理院。村庄外面一座坚实的红砖房就是。一块巨大的指示牌示意他们沿着车道从房子的右侧把车开到停车场。停车场后面就是临终病人护理院，一座现代化的平房，门前的草坪中央有两个圆形的花坛，种着各种低矮的常青灌木和石楠，里面繁花似锦，绿叶映衬着紫的、金黄的花朵。

走进接待处，第一感觉就是明亮，而且到处都是鲜花和忙碌的人们。接待桌前已经有两个人，一个女人正在登记申请第二天开车接她丈夫出去转转，后面的牧师安静地等着她办理。一个婴儿坐在小推车上从凯特身边经过，她光秃秃的圆脑袋上绑着一条红色的缎带，缎带中间还扎了硕大的一个蝴蝶结，看上去十分滑稽，她冷漠地看着凯特。一个小女孩抱着一只小狗进来了，显然是跟妈妈一起来的，她兴奋地大声说：“我们要带特里克西去看奶奶!”小狗舔了舔她的耳朵，她痒得哈哈大笑。一个年轻的护士身穿粉红色的护士服，胸前佩戴着姓名牌，默默地扶着一个虚弱的男人穿过大厅。来访的人带着鲜花和礼品袋，大声打着招呼。凯特以为这里会一片死气沉沉，结果却发现这么一派繁忙景象，络绎不绝的人们给这个荒凉的护理院带来了生气，而这所护理院让他们感觉轻松自在。

接待桌前没有穿制服的头发灰白的女人抬起头看到他们，扫了一眼凯特的证件就见怪不怪地说：“你们之前打了电话过来的，是吧？护士长——惠茨通小姐正在等你们。她办公室就在前面，直直往前走。”仿佛伦敦警察厅派警察到这里办案是常事了。

惠茨通小姐已经在门口等他们了。她要么就是已经习惯访客突然造访了，要么就是耳朵很尖听到他们走过来了。她热情地把他们迎进门。这间办公室坐落在医院的正中心，三面都是玻璃墙，可以看到两条走廊分别向北边和南边延伸过去。朝东的窗户可以看到花园，凯特倒觉得这座花园比护理院本身更单调死板。草坪精心修剪过，石径旁边每隔一段距离都摆着木长凳。精心隔开的花坛里面，几朵未绽放过的玫瑰留在枝头开始凋零，给光秃秃的灌木丛增加了几抹亮色。

惠茨通小姐示意他们在椅子上坐下，她自己坐在办公桌后面，对他们露出鼓励的微笑，仿佛小学老师在接待不是特别突出的新生。她个头儿不高，胸脯丰满，深灰色的头发剪出一截刘海儿，目光锐利、坚定而宽容，凯特觉得仿佛什么都逃不过她的眼睛。她身穿天蓝色的制服，系着一条银色皮带扣的腰带，胸前别着医院的徽章。尽管阿什科姆临终病人护理院气氛并不这么严肃，但显然他们很看重老式护士长的地位和个人操守。

凯特说：“我们在调查圣安塞姆神学院一名学生的死亡事件。尸体是玛格丽特·门罗太太发现的。玛格丽特·门罗太太到圣安塞姆工作之前，曾经在这里就职。没有迹象表明她和那名学生的死亡有任何关系，可是她生前曾经写过一本日记，里面详细记述了她是如何发现尸体的。最后一篇日记提到，这个学生的死亡让她想起12年前发生的事情。显然，她回忆起那件事的时候非常担心。我们想知道到底是什么事。因为她12年前在这里从事护理工作，所以很有可能是发生在这里的某件事、她遇到的某个人或者护理过的某个病人。不知道您这里的档案能不能帮得上我们。或者，我们能不能跟您这里认识她的员工谈一谈？”

来的路上，凯特在脑子里反复默念过她要说的话，字斟句酌，一字一句仔细推敲。不仅仅为了让惠茨通小姐明白，也为了让她自己理清思路。出发之前，她本来想问问探长要她来寻找什么线索，可是她不想让探长看出她的困惑、无知或者不情愿来。

可是探长好像感觉到她的想法了，对她说：“12年前发生了很重要的事。12年前玛格丽特·门罗在阿什科姆临终病人护理院从事护理工作。12年前，也就是1988年4月30日，克拉拉·阿巴斯诺特在该护理院去世。这些事情可能有联系，也可能没有联系。这次是撒网式的调查，而不是具体就某件事进行调查。”

凯特说：“我可以看出罗纳德·特里维斯的死可能和门罗太太的死之间有某种联系。可我现在还是不明白，这和执事长的案子有什么关系？”

“我也还没想明白，凯特，不过我感觉这三宗死亡事件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罗纳德·特里维斯、玛格丽特·门罗和克兰普顿这三个人的死亡或许没有直接联系，但很难说在某个方面是否息息相关。有可能玛格丽特·门罗也是死于他杀。如果是这样，那几乎可以肯定她的死和克兰普顿的死是绝对有关系的。我不相信圣安塞姆会有两个凶手。”

这些分析当时感觉相当可信，可是现在她把自己准备好的发言讲完之后，又开始感到困惑起来。她是不是讲得太流利了？如果刚才想到什么说什么会不会更好一些？在惠茨通小姐充满怀疑的目光下，她表现得很不自信。

惠茨通小姐说：“我来看看有没有弄明白你的意思，督察。玛格丽特·门罗最近死于心脏病，她生前写了一本日记，里面提到12年前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它可能跟某项调查有关系，所以你们急于了解到底是什么事。你们希望我们的档案能帮你们了解情况，或者想找找看有没有认识她的人现在还在这里工作，知不知道12年前发生的事情。”

凯特说：“我知道机会很小。可是日记里既然这么写了，我们就必须跟进调查。”

“跟一个学生的死亡有关，是谋杀吗？”

“目前还不知道，惠茨通小姐。”

“不过最近圣安塞姆确实发生了一起谋杀案。消息已经传开了。克兰普顿执事长被杀。你们这次来跟这个案子的调查有关吗？”

“我们没有理由这样认为。我们在执事长被杀之前就已经着手调查那本日记了。”

“我明白了。好吧，我们大家都有义务协助警方调查，我也不反对去看看门罗太太的档案，然后把可能对你们有用的信息告诉你们。但是现在恐怕不行，除非我认为门罗太太如果活着的话不会反对。我认为档案里面不会有什么有用的信息。阿什科姆临终病人护理院经常有生离死别的大事发生。”

凯特说：“据我们所知，在门罗太太到这里工作前一个月，有位克拉拉·阿巴斯诺特小姐在护理院去世。我们亟须查证门罗太太入职的日期和阿巴斯诺特小姐去世的日期。我们想知道这两位女士有没有可能见过面。”

“这种可能性非常小，除非她们在阿什科姆临终病人护理院以外的地方见过。不管怎么说，我可以去帮你们查证一下日期。当然，我们的档案现在都在电脑里面，不过12年前的档案没有录进去。我们只保存职工档案，以备下任雇主找我们要推荐信。这些档案都在主楼。可能还有阿巴斯诺特小姐的病历，不过病历都是保密的。请你们理解，我不能把它交给你们。”

凯特说：“如果能把门罗太太的简历和阿巴斯诺特小姐的病历给我们看看，对我们的调查将会非常有帮助。”

“恐怕我不能给你们看。当然，现在的情况比较特殊。以前从来没有人向我提出过这样的要求。不管你们是调查门罗太太还是阿巴斯诺特小姐，理由都不够充分。我认为我需要向我们的董事长巴顿夫人请示一下，然后看看情况再说。”

凯特还没想好怎么回答，罗宾斯就说：“如果这些要求看上去不太明确，是因为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我们在找什么。我们只知道12年前门罗太太的生活当中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她好像对工作之外的事没什么兴趣，所以那件事有可能跟阿什科姆临终病人护理院有关系。能不能麻烦您看一眼那两份档案，替我们查证一下具体的日期？如果门罗太太的档案里面确实没有您认为重要的东西，那我们真是不好意思，浪费您不少时间。如果有的话，那还要麻烦您问问巴顿夫人，然后再决定能不能告诉我们。”

惠茨通小姐沉着地看了他一会儿，才说：“这要求听上去还算合情合理。我去看看能不能找到那些档案。可能要花点儿时间。”

这时门被推开了，一个护士探头进来：“威尔逊太太的救护车到了，惠茨通小姐，她女儿陪着她来的。”

惠茨通小姐的脸立刻笑成了一朵花，仿佛满怀期待终于实现了，像要去迎接贵客下榻豪华酒店似的。

“好，好!我这就来。我这就来。我们是把她跟海伦安排在一起，对吧？她肯定会喜欢跟年龄相仿的人住在一块儿的。”

她扭头对凯特说：“我有点儿事。你们过会儿再来还是在这里等？”

凯特觉得他们在她办公室等会让她尽快去查找档案，于是说道：“如果方便的话，我们想在这里等您。”话音未落，惠茨通小姐已经推门出去了。

凯特说：“谢谢你，罗宾斯警官。刚才多亏你那几句话。”

她大步走到窗子跟前，静静地站在那里，看着走廊上来来往往的人。她瞥了一眼罗宾斯，发现他脸色苍白，隐忍着悲伤。她仿佛看到他的眼角有一层雾气，赶紧把目光移开。她想，我不像两年前那么善良、那么宽容了。这到底是怎么了？探长说得对，如果我不能为这份工作付出它所需要的，包括仁慈，那我最好离开。她突然非常非常渴望达格利什此刻就在这里。想到他，她笑了，达格利什在这样的场合仿佛永远都无法拒绝文字的诱惑。有时候，在她看来，他对阅读堪称痴迷。他太有原则了，绝对不会去看别人放在桌子上的文件，除非是调查报告，不过他肯定会走过去研究巨幅公告板上的各种告示。

她和罗宾斯都没有说话，刚才惠茨通小姐离开的时候，他们站起身来，后来就没再坐下。他们没等多久，不到一刻钟，惠茨通小姐就拿着两个档案袋回来了，她在办公桌后面坐下，把档案袋放在桌子上。

“请坐吧。”她说。

凯特觉得自己像来参加面试的求职者，屈辱地等着人家拿出那份没什么特色的履历。

显然，惠茨通小姐回来之前就看过那两份档案了。她说：“恐怕没什么能帮到你们的。玛格丽特·门罗1988年6月1日入职，1994年4月30日离职。她的心脏病一直在恶化，医生强烈建议她去找一份相对比较轻松的工作。所以她就去了圣安塞姆，主要负责换洗床单、被罩和一些护理工作，这你们也知道。那所神学院不大，大部分是健康的年轻人，护理工作很轻松。她的档案里面除了年假申请、健康证明和年度保密协议什么都没有。我是在她离职后六个月才来的，所以并不认识她。不过从档案上来看，她是个认真负责、富有同情心但是呆板无趣的护工。呆板或许称得上是一种美德，不多愁善感绝对是一种美德。多愁善感在这里行不通。”

凯特说：“那阿巴斯诺特小姐呢？”

“克拉拉·阿巴斯诺特在玛格丽特·门罗入职前一个月就死了。因此，门罗太太不可能护理过她。如果她们真的见过面，那肯定不是因为护工和病人的关系在这里见的。”

凯特说：“阿巴斯诺特小姐死的时候身边有人吗？”

“这里所有的病人临终前身边都有人陪伴，督察。当然，她没什么亲戚，根据她的要求，她临终前，一位尊敬的牧师休伯特·约翰逊来看她。”

凯特说：“我们可以和他谈谈吗，惠茨通小姐？”

惠茨通小姐冷冷地说：“这恐怕就连伦敦警察厅也办不到。他当时是这里的病人，接受我们的临终看护，两年前就死了。”

“这么说现在没有人对门罗太太12年前的生活有印象了？”

“雪莉·莱格是在我们这里工作时间最久的员工。我们的工作人员流动性不高，但是这项工作非常特殊，我们认为最好不时轮换基层护工。她是唯一12年前就在我们这里工作的，不过我得查过才能确定。坦率地说，督察，我没这个时间了。你们可以直接跟莱格太太谈一谈，她今天应该当班。”

凯特说：“给您添麻烦了，我们想见见她。谢谢您。”

惠茨通小姐又走了出去，那两份档案就放在她桌子上。凯特的第一反应就是赶紧去看一眼，不过还是忍住了。她相信惠茨通小姐不会骗她的，里面真没什么其他的东西。再说了，他们的一举一动外面都看得一清二楚。她可不想惹恼惠茨通小姐。惹恼了她，对他们的调查可没什么好处。

五分钟后，护士长就带着一个瘦削的中年女人回来了，她向他们介绍说，这就是雪莉·莱格太太。莱格太太没有浪费时间，直奔主题。

“护士长说你们问玛格丽特·门罗的事。恐怕我帮不上你们。我确实认识她，可是跟她不算很熟。她不愿意交朋友。我记得她是个寡妇，有个儿子在某所公立学校拿到了奖学金什么的，我记不得是哪所学校了。他想去当兵，我想他还在上大学时就开始拿薪水了，当时还没参军呢。好像是这样。知道她去世了，我很难过。我想他们好像没有别的亲人，这对她儿子太残酷了。”

凯特说：“她儿子在她去世之前就已经死了。在北爱尔兰战死的。”

“那她肯定很难过。我想出了这样的事，她早就不在乎自己的生死了。那孩子就是她的命根子。不好意思，我就知道这么多。如果她在这里的时候真的发生过什么重要的事，她也不会告诉我的。你们可以找米尔德里德·弗塞特问问看。”她对惠茨通小姐说，“您还记得米尔德里德吧，惠茨通小姐？您来了之后没多久她就退休了。她认识玛格丽特·门罗。我想她们是一起在旧威斯敏斯特医院参加培训的。或许可以去问问看。”

凯特说：“惠茨通小姐，你们的档案里面有没有她的地址？”

雪莉·莱格说：“不用那么麻烦。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们。我们每年都会互寄圣诞祝福卡。她的地址很容易让人记住。她住在梅德格雷夫近郊一栋小别墅里，下了A146高速就是——克莉皮特-克劳普别墅。我记得那里以前附近有一家马场。”

所以他们这次运气还算不错。还好米尔德里德·弗塞特退休后没有搬到康沃尔或东北部的哪栋小别墅去。克莉皮特-克劳普别墅就在他们回圣安塞姆的路上。凯特谢过惠茨通小姐和雪莉·莱格，请她们帮忙查看当地的黄页。好运再次降临——黄页上有弗塞特小姐的电话号码。

接待处桌子上放着一个木盒，上面贴着“鲜花基金”的字条，凯特把一张五英镑折起来塞进去。她不知道这能不能作为办案经费报销，也不知道这仅仅是为了慷慨而解囊，还是对运气的小迷信。

3

回到车上，凯特往克莉皮特-克劳普别墅打了电话，没人接。她说：“我先汇报一下我们的进展。”

她在电话里简单说了几句，就挂了，然后对罗宾斯说：“他让我们按照原计划去找米尔德里德·弗塞特，然后尽快赶回去。病理学家已经走了。”

“探长有没有说结论是什么？事故死亡？”

“现在下结论还太早，不过表面上看是失足。再说了，即便不是，我们又要怎样去证明呢？”

罗宾斯说：“已经死了四个了。”

“好了，罗宾斯警官，我会数数。”

她小心翼翼地把车驶出车道，上了大路才开始加速。贝特顿小姐的死亡最开始令人震惊，后来越来越让人不安。凯特也跟常人一样，认为警方一旦介入，就要掌控事情的发展。案件的调查可能顺利，也可能不顺利，但是不管怎样，都是警察来审问、调查、分析、评判、制定策略、掌控进度的。可是克兰普顿谋杀案给人的感觉却不一样，从最开始就有一种微妙而难以言喻的焦虑感潜伏在她的意识深处，直到现在她才正视。她意识到，某个地方隐藏着一种强大的力量，尽管达格利什头脑聪明、久经历练，那个人和他同样聪明，而且同样久经历练，只是他们的历练不同而已。一旦失去对事态的控制权，便再也找不回来了。她担心他们搞不好已经让控制权从他们手中溜走了。她迫不及待想要返回圣安塞姆。现在胡思乱想也没用，到现在为止，他们这次还没有任何新的发现。

她说：“对不起，我说话太急了。在获得证据支持之前讨论这个没有意义。现在我们只能专心完成手头的工作。”

罗宾斯说：“如果我们的调查徒劳无益，至少他们的努力方向是正确的。”

一到梅德格雷夫，凯特就把车速降到了最低：开过头更浪费时间，还不如开慢一些。

她说：“你看着左边，我看着右边。我们可以停下车问路，不过我不想。我不想让所有人都知道警察来了。”

根本不用问路。车子刚开近村口，凯特就看到一栋整洁的砖瓦结构的小别墅，它坐落在路旁一座小山坡的田野里，距离绿色的边界线大约四十英尺。大门的一块白板上用黑色的粗体字写着：克莉皮特-克劳普别墅。中间门廊石头上刻着“1893”的字样，底层有两扇一模一样的弓形窗，第二层有三扇窗。窗框漆成了亮白色，干净的窗玻璃闪闪发亮，通向前门的石板路没有一株杂草。这栋小别墅让人一看就觉得整洁舒适。路边有块空地可以停车，他们把车停好，沿着石板路走到门前，叩了叩马蹄形的门环。没人应门。

凯特说：“可能出去了，咱们到后面转转。”

晨雾般的毛毛雨停了，尽管天还是很冷，天色已经亮了起来，东方的天边微微有些泛蓝。小别墅左边的石板路通向一扇没有上锁的门，门后就是花园。凯特在城市里长大，不懂园艺，但还是一眼就看出主人多么热衷于打理花园。树木和灌木丛中间的距离、精心设计的花坛、花园尽头整洁的菜地无一不说明弗塞特小姐是一位园艺专家。站在小山坡略高的地面上，视野非常好。秋高气爽的东英格兰天空下，各种绿色、金色和褐色的植物向远处延伸开来，秋日的美景尽收眼底。

一个女人手拿锄头，正弯着腰在花坛里忙碌，看到他们走过来，她站起身来，迎上前去。她个子很高，长得像吉卜赛人，棕色的脸庞、深深的皱纹，一头浓密的黑发夹杂着几根银丝，整整齐齐地往后梳去，在脖子后面扎好。她穿着一件羊毛长裙，外面系着一条围裙，围裙中间有个大口袋。脚上是一双大头鞋，手上戴着园艺手套。看到他们，她好像并不感到意外，没有流露出一丝不安的神情。

凯特向她介绍了自己和罗宾斯警官的身份，出示了证件，把她之前跟惠茨通小姐说过的那番话又跟她说了一遍，然后补充道：“护理院的人帮不了我们，不过雪莉·莱格太太说您12年前在护理院，而且认识门罗太太。我们找到了您家里的电话号码，打电话给您，没人接。”

“我可能是在花园那边。朋友们都说我应该买部手机，可是我很讨厌手机。手机令人憎恨。我已经放弃坐火车了，除非他们提供禁用手机的车厢。”

她没有像惠茨通小姐那样盘问他们。凯特心想，她好像觉得伦敦警察厅两个警官来访是件常事似的。她望了凯特一会儿，说：“进来吧，看看我能不能帮得上你们的忙。”

他们跟在她身后，穿过一间铺着地砖的储藏室，储藏室的窗户下面有一个很深的石头水槽，对面的墙壁靠墙摆着书架和橱柜。里面一股潮湿的泥土气息和苹果味儿，还夹杂着一丝石蜡的气味。显然，这间房间既是工具室又是食品储藏室。架子上放着一筐苹果、一串编起来的洋葱、几团绳子、几只水桶，钩子上挂着卷起来的塑胶水管和园艺工具，都非常干净。弗塞特小姐脱掉围裙和大头鞋，光着脚带他们走进客厅。

在凯特眼里，这是一种自给自足、与世隔绝的独居生活。壁炉前有一把高背扶手椅，扶手椅左边的桌子上放着一盏台灯，右边的桌子上堆着几本书。窗户跟前一张圆桌，只拉出来一张椅子，另外三张都被推到墙边靠墙放着。一只姜黄色的大肥猫懒洋洋地缩在一张纽扣椅背的椅子里，圆乎乎的像一只垫子。看到他们走进来，它警觉地抬起头，凶巴巴地看了他们一会儿，仿佛被冒犯了似的，从椅子上跳下来，迈着笨重的步子朝储藏室去了。他们听到猫爪拍打在地面上啪嗒啪嗒的声音。凯特心想，从来没见过这么丑的猫。弗塞特小姐说：“不知道我能不能帮得上你们的忙。如果我们两个人都在护理院工作的时候，玛格丽特·门罗身上确实发生过什么大事，那我的日记里可能会提到。从我们小时候开始，父亲就坚持要我们写日记，这个习惯就这么保持下来了。这就像睡前祈祷似的：一旦小时候养成习惯了，不管你喜不喜欢，你就会把那个习惯一直保持下去，否则就觉得心里过意不去似的。你刚才说12年前，也就是1988年。”

她在壁炉前的椅子上坐下，拿起一个像小学生的练习本似的本子。

凯特说：“您还记不记得当时在阿什科姆临终病人护理院工作的时候，有没有照料过一位克拉拉·阿巴斯诺特小姐？”

不知道弗塞特小姐会不会很意外他们突然提到克拉拉·阿巴斯诺特，总之她什么都没说。她说：“我记得阿巴斯诺特小姐。从她第一天入院，到五个星期后去世，其间都是我在负责她那里的工作。”

她从长裙口袋里掏出眼镜盒，打开日记本，很快就找到了那段时间的日记。不知道她看到了什么内容，正在一页一页慢慢往前翻。凯特本来就担心其他日记分散她的注意力，现在又怀疑她是不是故意拖延时间。过了一会儿，她默默地看起来，然后把两只手放在那篇日记上。凯特再次感觉到她敏锐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

她说：“这篇日记同时提到了克拉拉·阿巴斯诺特和玛格丽特·门罗。我觉得很棘手。但是我承诺过会保密，现在也没理由失信。”

凯特想了一下，才开口说：“您日记里面的线索很可能对我们非常重要，不仅仅和一位神职学生的自杀有着非常明显的关系，可能还涉及其他的隐情。我们非常需要尽快了解您在日记里写了什么。克拉拉·阿巴斯诺特和玛格丽特·门罗现在都不在人世了。您觉得如果事关伸张正义，她们还会坚持要您保持沉默吗？”

弗塞特小姐站起身来，她说：“能不能请你们先到花园去等我几分钟。我想好了会敲敲玻璃让你们回来。我需要一个人好好想一想。”

凯特和罗宾斯走了出去，她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他们两人肩并肩向花园尽头走去，然后站在那里望着斑驳的田野。凯特烦躁不安地说：“那本日记明明伸手可及，只要给我扫一眼就可以。如果她什么都不肯说怎么办？好吧，如果最后上法庭，肯定会传唤她的，可是现在我们怎么才能知道那篇日记跟案子到底有没有关系？搞不好里面写的是她和门罗如何跑到弗里敦码头下面偷情呢。”

罗宾斯说：“弗里敦没有码头。”

“而且当时阿巴斯诺特小姐快要死了。好吧好吧，我们往回走吧，省得待会儿听不到她敲玻璃叫我们回去的声音。”

弗塞特小姐终于敲玻璃了，他们很安静地回到客厅里，心想千万不能露出任何不耐烦的样子。

弗塞特小姐说：“你们必须向我保证，你们所寻找的资料对你们当前的调查至关重要，如果你们发现跟你们的调查无关，请不要将我所说的任何话记录下来。”

凯特说：“这我们也不能肯定，弗塞特小姐，我们也不知道它是否跟我们的案子相关。如果确实跟案子有关，那必然无法保密，甚至有可能被当作呈堂证供。我什么都无法向您保证，只能请求您帮助我们。”

弗塞特小姐说：“谢谢你的诚实。你们运气不错，碰巧我祖父生前是警察局长，而我们那代人仍旧相信警察——可惜我们那代人越来越少喽。我准备把我知道的全部告诉你们，如果这篇日记能帮到你们，我还会把这本日记本交给你们。”

凯特觉得再多说什么可能反而画蛇添足，于是只说了声“谢谢”。

弗塞特小姐说：“刚才你们在花园里等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你们告诉我，你们这次来访是调查圣安塞姆学院一名学生的死亡。你还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玛格丽特·门罗跟他的死亡有关系，她只不过发现了他的尸体。可是肯定不止如此，对吧？如果不是怀疑有谋杀的嫌疑，你们身为伦敦警察厅的警督和警官，不可能来这里一趟。也就是说，你们这是在进行谋杀案调查，对吧？”

“对!”凯特说，“确实如此。我们是克兰普顿执事长谋杀案的专案组成员。克兰普顿执事长在圣安塞姆学院遇害。门罗太太的日记可能跟这个案子完全无关，但是我们必须调查清楚。估计您已经知道执事长遇害的消息了。”

弗塞特小姐说：“我不知道。我很少订报纸，家里也没有电视机。既然出了谋杀案，那就事从权宜了。我在1988年4月27日的那篇日记里写到了门罗太太。问题是我们当时都发誓会保密。”

凯特说：“弗塞特小姐，可以给我看看那篇日记吗？”

“我觉得即便给你看，也不一定看得很明白。我写得不是很详细。不过我记得很清楚，比写在日记里的还详细。我认为我有责任告诉你们，虽然我并不认为我要说的事跟你们的调查有什么关系。你们向我保证，如果跟你们的调查无关，就不能再追问下去。”

凯特说：“我们向您保证。”

弗塞特小姐僵着身子坐在那里，手掌按在翻开的日记上，仿佛在遮挡窥探的目光。她说：“1988年4月，我在阿什科姆临终病人护理院负责护理濒临死亡的病人。当然，这你们都知道了。一位病人告诉我，她希望在临终前结婚，可是她希望结婚仪式能秘密举行。她想请我做证婚人，我同意了。很多问题轮不到我去问，所以我什么都没问。我喜欢的病人向我提出一个请求，而且我知道她所剩的时日不多了，所以就答应了。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她竟然撑着举行完了仪式。得到大主教的许可后，结婚仪式于27日中午在诺里奇郊外克拉姆斯多克-拉赛的小教堂——圣奥塞斯教堂举行。主婚牧师是病人自己在护理院认识的休伯特·约翰逊牧师。直到新郎开车来护理院接我和病人，我才见到他，当时我们只说去兜风。休伯特神父想找第二证婚人没找到。我现在不记得具体是怎么回事了。车子从护理院开出去的时候，我刚好看到玛格丽特·门罗。她来应聘护工，刚参加完面试。其实，是我建议她到那里去应聘的。我知道她非常可靠，绝对可以保守秘密。我们曾经一起参加伦敦旧威斯敏斯特医院的培训。当然，她比我年轻得多。我当过一段时间的大学老师，很晚才开始从事护理工作，因为我父亲强烈反对我干护工，我只好等他去世后才去参加护理课程培训。婚礼结束后，我和病人回到护理院。去世前，她好像开心起来了，也平静了许多，不过我和她都没有再提过她结婚的事。其实，在护理院发生了很多事，要不是之前有人问我，我怀疑自己不翻这本日记还会不会记得起来。看到这些文字，即使没有提到谁的名字，也让过去的情景变得惊人地清晰。那天天气非常好，我记得圣奥塞斯教堂的墓地上开满了黄色的水仙花，我们从门廊下走出来，外面阳光灿烂。”

凯特问：“那位病人是克拉拉·阿巴斯诺特吗？”

弗塞特小姐看着她说：“是。”

“那新郎是谁？”

“我不知道。我记不起来他长什么样了，也不记得他叫什么了。我觉得就算玛格丽特还活着，多半也记不起来。”

凯特说：“可是她作为证婚人，要在结婚证上签字的，上面肯定有新郎新娘的名字。”

“应该有。可是她也没理由会记得啊。在教堂举行婚礼仪式只用新郎新娘的教名。”她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不得不承认刚才没有一五一十地全部告诉你们。刚才我还没想好到底跟你们说多少。其实，我根本不需要看日记，就能回答你们的问题。我之前就查过了。12月12日星期四，玛格丽特·门罗从洛伊斯托夫的电话亭给我打过电话。她问我新娘叫什么名字，我告诉她了。我记不清新郎的名字了。日记上也没有写，可能当时我就不知道，就算知道也早就忘记了。”

凯特说：“你对新郎一点儿印象都没有吗？多大年纪，长什么样，说话什么口音？后来他去过护理院吗？”

“没有，克拉拉临死的时候他也没去，据我所知，他连葬礼都没有参加。葬礼是诺里奇的律师事务所负责安排的。我后来再也没见过他，也没人跟我提起过他。不过我印象里倒是有这么一件事：当时我们站在圣坛前，他把戒指套在克拉拉的手指上，我发现他左手戴戒指的指头少了一截。”

这个线索太令人激动了，凯特心中无比振奋，充满了胜利的喜悦，她担心自己掩饰不住这种情绪，就没有和罗宾斯交换眼神。她问：“阿巴斯诺特小姐有没有告诉过你，为什么要对她结婚这件事保密？比如有没有可能涉及一个孩子的问题？”她尽量不让自己的声音显出异样来。

“孩子？她从来没有说过她有孩子，据我所知，她的病历里面也没有怀孕记录。从来没有孩子去看过她。不过话说回来，那个和她结婚的男人也从来没去看过她。”

“这么说，她什么都没跟您说过？”

“她只说自己打算结婚，婚礼必须绝对保密，还说她需要我的帮助。我就答应了。”

“有没有她信任的人？”

“她信任那位替她主婚的牧师——休伯特·约翰逊神父。休伯特·约翰逊神父在她临终前一直陪着她。我记得他为她举行了圣餐礼，并聆听了她的忏悔。当时我必须确保他们两人在一起的时候不会受到打扰。她既把他当朋友，又把他当牧师，肯定会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他的。可是当时他自己也病得很严重，过了两年就去世了。”

没什么要问的了，凯特和罗宾斯谢过弗塞特小姐，就开车离开了。弗塞特小姐站在小别墅门口，看着他们渐行渐远。凯特把车开到她看不见的地方后，在草地上找地方停下来，然后掏出电话，心满意足地说：“有进展了，我们终于有进展了。”

4

约翰神父没有出来吃午饭。饭后，爱玛上楼去敲他房间的门。她害怕看到他的样子，不过他开门的时候看上去和平时差不多。看到爱玛，他脸上露出一抹喜色。

她强忍着眼泪，说：“神父，我很难过，非常非常难过。”她告诉自己，她是来安慰人的，不是让人更伤心的。可是这就好像在安慰一个孩子，她想把他抱进怀里。他把爱玛引到壁炉旁边一张椅子跟前——爱玛觉得那多半是他姐姐生前坐的椅子，然后自己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

他说：“不知道你能不能帮我做点事儿，爱玛。”

“当然可以，神父，什么事都可以。”

“是想让你帮忙处理她的衣服。要把这些衣服收拾一下送走。我知道现在考虑这件事可能还太早了点，可是估计你这周末就要离开了，而且我也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做。我知道，皮尔比姆太太会帮我的，她人非常好。可是我更希望你来做。如果方便的话，明天可以吗？”

“我当然愿意，神父。我下午上完课就来。”

他说：“她的东西都在她的卧室里。应该还有些珠宝。如果有的话，可以麻烦你帮我把它们拿走卖掉吗？我想把这笔钱当作善款捐给专门帮助囚犯的慈善组织。我想，一定有这样的组织。”

爱玛说：“肯定有的，神父。我会帮你查找。可是，那些珠宝你不打算再看一眼了吗？看看有没有想留下来的东西。”

“不用了，谢谢你，爱玛。你很善解人意，不过我还是想把它们全部卖掉。”

良久，约翰神父说：“警察今天早上来过，来搜查公寓和她的房间。塔兰特督察和一个穿白大褂的勘查员一起来的，他说他是克拉克先生。”

爱玛生气地说：“搜公寓干什么？”

“他们没说。他们在这儿没待多长时间，走的时候收拾得很整洁。你都看不出来他们过来。”

他又沉默了一会儿，才接着说：“塔兰特督察问我，晚上六点以后到晚祷前我在做什么、在哪里。”

爱玛叫了起来：“可是这太让人受不了了!”

他悲凉地笑了笑：“也不会。他们必须问这些问题，他们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塔兰特督察问得很委婉。”

爱玛气愤地想，世界上很多不幸都是那些声称在履行职责的人造成的。

约翰神父打断了她的思绪，他轻声说：“病理学家上午来了，不过估计你听到他的声音了。”

“整所学校都听到了，他从来都不会静悄悄地来。”

约翰神父笑了：“是啊，不过他也没待很久。达格利什探长问我，他们抬走尸体的时候，我想不想去看看。我说我宁愿一个人待在这里。毕竟，他们带走的不是阿加莎。阿加莎很早以前就离开了。”

很早以前。爱玛感到很困惑，他的话是什么意思？这四个字在她脑海里回响，仿佛敲响的丧钟一样。她站起身来，握住他的手说：“那我们明天见，神父，明天我来收拾衣服。还有没有别的事要我帮忙的？”

他谢过爱玛，然后说：“还有一件事。希望我不会勉强你，可我还是想麻烦你去找找拉斐尔。出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我担心这件事对他打击太大。他一直对她很好，而且我知道她非常爱他。”

爱玛在距离学校100码的悬崖边看到了拉斐尔。爱玛走到他跟前，他在草地上坐了下来，爱玛也在他身边坐下来，伸出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他没有转过头看爱玛，而是凝望着大海远处，说：“她是这里唯一在乎我的人。”

爱玛叫起来：“不是这样的，拉斐尔，你明知道不是这样。”

“我说的是在乎我，是在乎我这个人，而不是当作施舍善心的对象，不是神职申请人，不是阿巴斯诺特家族最后一个传人——尽管我是私生子。你肯定都听说了。我一生下来就被装在麦秸做的摇篮里丢在了这里，摇篮很柔软，两边都有提手。其实把我丢在海岬附近的灌木丛里还更合适，可是我的母亲或许认为把我丢在这里没人会发现。至少她还知道把我丢到学校里，我就是在学校里被发现的。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把我抱回去养。不过，这也给了他们积德行善的机会，对我施舍了25年。”

“你明知道他们对你不是那样的感觉。”

“可这是我的感觉。我知道这么说好像太自我、太自怨自怜。我确实很自我、自怨自怜，不用你来告诉我。我过去曾经想过，如果我能让你嫁给我，那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拉斐尔，这个念头很荒唐。等你静下来好好想一想就知道了。结婚解决不了问题。”

“可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结婚可以给我安下心来。”

“教堂不能让你安下心来吗？”

“那要等到我被授予神职之后。到时候就没有回头路了。”

爱玛认真思索了一会儿，然后说：“你不一定非要去当牧师。要不要当牧师是由你自己决定的。如果你对此不确定，就不应该勉强自己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你跟格雷戈里说的话很像。如果我提到‘使命’这个词，他就会告诉我，不要把自己当成格雷厄姆·格林小说里的人物。我们回去吧。”他沉默了一下，然后笑了起来，“以前去伦敦的时候，她从某些方面来说很令人讨厌，不过我从来没想要和其他人一起去。”

他站起身来，大步流星朝神学院走去。爱玛没去追他。她放慢速度，从悬崖边上走过去，心中为拉斐尔，为约翰神父，为圣安塞姆她深爱的所有人感到深深的悲哀。

走到西苑的铁门跟前，她突然听到有人叫她，于是转过身，看到凯伦·瑟蒂斯正穿过灌木丛，快步朝她走来。她们上周末都在神学院里，所以见过面，不过除了偶尔问声早安，从来没说过话。尽管如此，爱玛从来不觉得她们两人之间有敌意。她好奇地站在那里，想看看凯伦有什么话要说。凯伦扫了一眼圣约翰别墅才开口。

“不好意思冲你大喊大叫的。我只想跟你说句话。贝特顿怎么会死在地窖里？塞巴斯蒂安神父今天早上来告诉我们了，不过他说得不是很清楚。”

爱玛觉得似乎也没必要隐瞒她自己知道得很少，于是对她说：“我觉得她是从最上面的台阶摔下去的。”

“还是被推下去的？不管怎样，反正他们不可能为这个人的死亡盯着我和埃里克了——我是说，如果她是午夜前死的。我们昨晚去伊普斯威奇看电影了，还在那里吃了晚餐。我们想到外面透透气，哪怕只离开一小时都觉得很好。估计你也不知道调查到什么程度了吧？我是指执事长谋杀案。”

爱玛说：“不知道。警方什么都没告诉我们。”

“就连那个帅气的探长也没说？对，估计他不会说。天哪，那个人简直太危险了!我真是盼着他赶紧破案，我想回伦敦了。不管怎么样，我要陪埃里克陪到这个周末。还有件事想问你。你可能帮不上忙，也可能不想帮忙，不过我没什么人好问了。你经常去教堂吗？参加圣餐吗？”

这个问题太出乎意料了，把爱玛问蒙了。凯伦几乎都要失去耐心了，不耐烦地说：“我是指在教堂里，圣餐。你吃过吗？”

“吃过，偶尔会去参加。”

“我对他们发的圣饼很好奇。是怎么弄的？我是说，是你张开嘴，他们塞进你嘴巴里，还是你自己伸手接住？”

这种谈话感觉好怪异，不过爱玛还是回答说：“有的人会张开嘴，但是在圣公会的教堂，一般都是你自己伸出手，两只手掌交叠捧着。”

“那牧师们站在旁边看着你们把圣饼吃掉吗？”

“如果他正好站在你对面对你讲《圣经》的话，有可能会看着你吃。不过一般情况下，他都会继续往后走，然后稍等一下，由他或者举着圣杯的牧师给下一个信徒发圣饼。”说完后她问道，“你怎么突然想起来问这个？”

“没什么，就是有点儿好奇而已。我以前想去做礼拜，可是又担心做得不对出丑。对了，去做礼拜需要申请吗？我担心他们不让我进去。”

爱玛说：“不会的。明天早上祈祷室就有弥撒。”她带着一丝戏谑说，“你可以告诉塞巴斯蒂安神父你想去参加，他可能会问你几个问题。或许会让你先向他忏悔。”

“向塞巴斯蒂安神父忏悔!疯了吧你？我还是等回伦敦后再寻求精神重生吧。对了，你打算在这儿待多久？”

爱玛说：“我本来是要星期四走，不过可以多待一天，可能会待到周末。”

“好吧，好运，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她转身耸着肩膀快步朝圣约翰别墅走去。

看着她转身走开，爱玛告诉自己，还好凯伦没打算跟她聊多久。不然搞不好会聊到那起谋杀案，谁都会忍不住想要跟一个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女人聊聊谋杀案，不过这么做太不明智了。凯伦说不定会问她发现执事长尸体的事，问一些让她尴尬的问题，回答也不是，不回答也不是。圣安塞姆其他人对此三缄其口，全都缄默寡言，但是缄默寡言显然不是凯伦·瑟蒂斯的作风。她往学校走去，心里不由得嘀咕：那么多问题凯伦不问，偏偏问了一个最让人想不到的问题。

5

凯特和罗宾斯下午一点一刻就回来了。凯特详细地汇报了他们的工作情况，达格利什看到她努力压抑自己的得意和兴奋。在取得重大突破的时刻，她总是保持着最大的理智和专业水准，但她的声音和目光中充满激情。达格利什很喜欢这一点。或许，以前的凯特又回来了，那个凯特不仅仅把刑侦工作当一份报酬优渥、升迁机会多、将自己从童年阴影中解脱出来的工作。他希望能再看到那个凯特。

她和罗宾斯谢过弗塞特小姐并和她道别之后，就马上打电话把他们查到的秘密婚姻事件报告了达格利什。达格利什指示凯特去复印一份结婚证，然后尽快赶回圣安塞姆。他们查看地图之后发现克拉姆斯多克拉赛距离他们所在的地方只有14英里远。先去教堂找结婚证复印件好像合情合理。

可是他们运气不好，圣奥塞斯教堂正好处于牧师交接的过渡期，目前由一名新来的牧师暂时负责主持礼拜。他去了其他教堂，他年轻的妻子不知道教区的婚姻登记簿放在哪里，其实估计她对那些东西一无所知，只能建议他们等她丈夫回来。她说她丈夫可能晚饭前回来，除非他受邀留下和教区居民一起吃饭。如果他不回来吃饭多半会打电话，不过有时候他太忙了也会忘记。凯特从她不无怨艾的声音里听得出来，她丈夫估计经常忙得忘记打电话给她。现在看来，只能去诺里奇婚姻登记所看看了。运气还不错，结婚证的复印件很快就拿到手了。

当时，达格利什也正在给诺里奇的保罗·佩罗内打电话。在盘问乔治·格雷戈里之前，他要先确定两个问题。第一个是阿巴斯诺特小姐遗嘱的准确措辞，第二个是议会法案的相关条款以及它的生效日期。

凯特和罗宾斯等不及吃过午饭再回来，现在正对着皮尔比姆太太送来的芝士卷和咖啡大快朵颐。

达格利什说：“我们现在可以推测出当时玛格丽特·门罗是如何回忆起那场婚礼的了。她写日记的时候回忆起往事，于是两幅画面交织在一起：一幅画面是格雷戈里在沙滩上脱下左手的手套去摸罗纳德·特里维斯的脉搏，另一幅是那张《索尔贝每周公报》上的巨幅婚礼照。生与死的交错。第二天，她给弗塞特小姐打电话——她担心被人打扰，没有在自己的小别墅打电话，而是跑到洛斯托夫特的公用电话亭。弗塞特小姐在电话里告诉了她新娘叫什么，这证实了她的怀疑。于是，回来之后，玛格丽特·门罗就去找当事人谈了，而且得到了肯定答复。她只可能找两个人确认：乔治·格雷戈里和拉斐尔·阿巴斯诺特。可是不到几小时后，她就命丧黄泉了。”

达格利什把结婚证复印件叠好，说：“我们不要把格雷戈里叫来了，就到他的小别墅去问话。你和我一起去，凯特。他的车就在这儿，就算不在家，也走不远。”

凯特说：“可是就算他和阿巴斯诺特小姐结了婚，也没有杀害执事长的动机啊。他们应该在25年前结婚，那样拉斐尔·阿巴斯诺特才有继承权。遗嘱说，继承人必须是英格兰法律所规定的婚生子。”

“可是他们两人结婚确实让他成为英格兰法律所规定的婚生子了。”

格雷戈里可能刚刚回别墅一会儿，他穿着黑色的长袖运动服，脖子上围着一条毛巾，打开了门。他的头发还在滴汗，运动衣湿答答地贴在胸口和手臂上。看到达格利什和凯特，他并没有让到一边让他们进门，反而说：“我正要去冲澡，你们很急吗？”

他让他们感觉自己像纠缠不休的推销员一样不受欢迎，达格利什第一次在他的目光中看到敌意和挑衅。

他说：“很急，我们可以进来吗？”

格雷戈里带着他们穿过书房，来到扩建的玻璃房，说：“探长，你的神情一看就是终于取得进展了。可能会有人说，时间也不短了。希望最终不会徒劳无功。”

他示意他们在沙发上坐下，自己坐在办公桌后面，把椅子转过来，把两条腿伸开，然后开始用毛巾使劲擦头发。隔着一个房间的距离，达格利什都能闻到他的汗味儿。

他没有把口袋里的结婚证复印件掏出来，说：“你于1988年4月27日和克拉拉·阿巴斯诺特在诺福克克拉姆斯多克-拉赛的圣奥塞斯教堂结了婚。上次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们？你不会当真认为你的婚姻情况和谋杀案的调查毫不相干吧？”

格雷戈里动作一顿，沉默了下来，不过他再度开口说话的时候声音已经很镇定了。达格利什心想，他是不是几天前就为这次交锋做好准备了？

“你既然提到我的婚姻情况了，那肯定已经知道我们登记结婚的日期的重要性了。上次我没有告诉你是因为我觉得这不关你什么事。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我曾答应我妻子，在告诉我们的儿子之前会对外保密，顺便告诉你们，拉斐尔就是我的儿子；第三个原因是我还没告诉他，我认为还不到时候。不管怎么说吧，现在看来你们好像要逼我这么做了。”

凯特说：“圣安塞姆有人知道吗？”

格雷戈里看着她，好像刚发现她也在场似的：“没人知道。显然他们都会知道的，而且显然他们都会为我把拉斐尔蒙在鼓里这么多年而谴责我的。当然，还会谴责我把他们也蒙在鼓里。这就是人性。他们或许会觉得很难原谅我。估计我在这栋小别墅也待不了多久了。我来这里工作无非就是为了认识我的儿子，而且，圣安塞姆早晚要关闭，现在这也无关紧要了。可是我曾经希望按照自己的时间安排，自然而然地结束我人生当中的这一插曲。”

凯特问：“为什么要秘密结婚？就连护理院的人都被蒙在鼓里。如果不打算告诉别人，那还费劲结什么婚啊？”

“我想我刚才已经解释过了。我们打算告诉拉斐尔的，只不过要等到我认为合适的时机。我不可能想到自己会陷入谋杀案调查的泥淖，警察会对我的私生活穷追猛打。现在时机还没到，可是我觉得你们会要我现在就去告诉他。”

“不是我们要你告诉他，这是你的责任，不是我们的责任。”达格利什说。

两个男人四目相向，各不相让。过了一会儿，格雷戈里说：“好吧，我想你们有权要求我做出解释。你比大部分人都了解，我们的动机很少会像看上去那么简单、那么单纯。我们是在牛津认识的，当时我是她的督学。那年她18岁，是个非常有魅力的女孩，所以当她提出要和我发生一段风流韵事的时候，作为一个正常的男人，我无法抵制这种诱惑。然而，那是一场羞耻的灾难。我并不知道，她对自己的性取向感到困惑，所以想用我做实验。她不幸选错了人。毫无疑问，我当时本来可以更细腻一些，更富有想象力一些，可是我从来没有把性行为看成杂技动作去琢磨创新。我当时太年轻了，或许也太自负，不曾冷静地分析过性行为的失败，这种失败太可怕了。人们可以承受很多挫折，可是无法承受公然的嫌恶。恐怕我当时不够温柔。她一直没有告诉我她怀孕了，直到胎儿已经大得不能做流产了。我觉得她曾经试图说服自己什么都没发生过。她不是个很聪敏的人。拉斐尔虽然继承了他母亲的容貌，但比他母亲聪明多了。当时我不可能结婚，一想到结婚，我就非常害怕。她恨透了我。她没告诉我有没有把孩子生下来，后来才写信告诉我她把孩子生下来丢在圣安塞姆了。然后，她就和一个女伴出国去了，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见过面。

“我没有跟她联系过，不过她肯定时刻注意我在哪儿。1988年4月初，她写信说自己快要死了，让我到诺里奇郊外的阿什科姆临终病人护理院去找她。就是那个时候，她提出要我跟她结婚。她解释说，这么做是为了她儿子着想。我想，她也开始信上帝了。阿巴斯诺特家族的人信教都有个模式，就是大多在对他们家族最不方便的时候信教。”

凯特又问了一遍：“那你们为什么要秘密结婚？”

“她坚持要这么做。我做了必要的安排，然后给护理院打电话说要接她出去透透气。负责护理她的护士知道这个秘密，并且是主要证婚人。我记得当时没找到第二证婚人，刚好有一个到护理院面试的女人答应帮忙。主婚牧师是克拉拉在护理院认识的病友，他偶尔会接受他们所说的一种康复疗法。克拉姆斯多克-拉赛的圣奥塞斯教堂就是他任职的教堂。他为我们申请到了大主教的批准，所以不用做结婚预告。我们举行了规定的仪式，然后我就把克拉拉送回护理院了。克拉拉希望我把结婚证保存好，我现在还保存着它。三天后她就去世了。护理她的人写信说，她去得很平静，没有痛苦，婚姻最后让她内心获得了安宁。我很高兴这场婚姻至少改变了我们其中一个人的生活，它对我没有丝毫影响。她要我在自己认为合适的时候把这个消息告诉拉斐尔。”

凯特说：“可你这一等就是12年。这期间你想过告诉他吗？”

“没有。我当然不想突然承受一个青春期的儿子，也不想增加他的负担，让他突然多一个父亲。我什么都不曾替他做过，不曾养育过他。我不能突然跳出来说，我是他的父亲，这很不地道，就好像我是来观察他的，看看他值不值得我认下。”

达格利什说：“事实上，你不就是这么做的吗？”

“我承认自己有罪。我发现自己有种好奇心，或者受到传宗接代的观念的驱使。毕竟，做父母才是唯一可以让我们流传于世的机会。我小心地进行了匿名调查，发现他大学毕业后去国外留学了两年。然后回到这里，宣布自己打算成为一名牧师。他必须学三年神学，因为他以前没有学过。六年前，我作为访客在这里待过一周。后来听说这里有一个古希腊语兼职老师的职位，就提出了申请。”

达格利什说：“你知道圣安塞姆肯定会关闭。罗纳德·特里维斯的死和执事长的被杀后，它就会比原计划提前关闭。你意识到自己具备谋杀克兰普顿的动机了吧？你和拉斐尔两人，都具备这个动机。你的婚礼是在1976年婚生子女合法化法令生效之后举行的，这让你的儿子成为合法婚生子。条令的第二款说，如果非婚生子的父母结婚，且其父亲在英格兰或威尔士定居，该非婚生子从登记结婚当日起即为合法婚生子。我查过艾格尼丝·阿巴斯诺特小姐遗嘱的准确措辞。遗嘱说，如果这所神学院关闭，当初所有她赠予神学院的东西都要在她父亲的后裔之间分配，不管是男性一支的后裔还是女性一支的后裔，都具有继承资格。但继承人必须是英格兰圣公会的成员，并且是英国法律所规定的合法婚生子。拉斐尔·阿巴斯诺特是唯一的继承人。你还想跟我说你不知道吗？”

格雷戈里第一次摘下那副玩世不恭、置身度外的面具。他不容置辩地说：“那孩子不知道自己是继承人。我知道，这让你们顺理成章地把我列为具备作案动机的头号嫌疑犯。可是你们再怎样都不能给拉斐尔制造作案动机。”

除了追求经济利益，当然还可以有其他动机，但是达格利什不想再追究了。

凯特说：“你空口无凭地说他不知道自己是继承人，我们怎么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

格雷戈里站起身来，居高临下地看着她说：“那就把他叫来，我现在就告诉他。”

达格利什打断他的话：“你这么做合适吗？”

“我他妈现在不关心合不合适!我不会让拉斐尔被指控谋杀。去把他叫来，我会亲自告诉他!不过我要先去洗个澡。我不想一身臭汗地告诉他我是他父亲。”

他走进别墅去了，楼梯上传来他的脚步声。

达格利什对凯特说：“去找精英人士克拉克，告诉他我们需要一个样品袋。把那套运动服给我。告诉拉斐尔五分钟后过来。”

凯特说：“有必要吗，头儿？”

“这是为了他好。格雷戈里说得对，唯一能让我们相信拉斐尔·阿巴斯诺特不知情的方法就是让他当场对拉斐尔说。”

不一会儿，她拿着样品袋回来了。格雷戈里还在洗澡。

凯特说：“我见到拉斐尔了。他五分钟后过来。”

他们沉默地等着。达格利什打量着收拾得井井有条的房间。办公室的门敞开着，放在办公桌上的电脑面对着墙壁，里面一排灰色的文件柜，书架上码放着整整齐齐的皮面书。这里没有一件多余的东西，没有一件用来装饰或显摆的东西。这是一个男人的圣地，他聪明绝顶，善于思考，喜欢把生活打理得舒适而有条理。达格利什不以为然地想，他的生活很快就要被搅乱了。

这时，门开了，拉斐尔穿过外面的房间，走进玻璃房。不一会儿，格雷戈里也出来了，他穿着长裤和熨得笔挺的海军蓝衬衫，只是头发还是乱糟糟的。他说：“来，咱们都坐下说。”

于是他们坐了下来。拉斐尔困惑不解地一会儿看看格雷戈里，一会儿看看达格利什，没有开口说话。格雷戈里看着他的儿子，说：“有件事我不得不告诉你。不是我要选择这时候告诉你，是因为警察对我的私生活比我更感兴趣，我别无选择，只能现在告诉你。我和你母亲于1988年4月27日结了婚。你可能觉得那场婚礼26年前就该举行了。不能不说这有点儿戏剧化。我是你父亲，拉斐尔。”

拉斐尔呆呆地看着格雷戈里，说：“我不相信。你骗我。”

这是听到令人震惊且不情愿接受的消息时的正常反应。他又说了一遍，这次他提高了声音：“我不相信!”可是他的脸色已经全然变了。他的额头、脸颊和脖子唰的一下白了，就好像血液倒流回去了似的。他站起身来，一动不动，目光从达格利什身上移到凯特身上，仿佛在等着他们告诉他这不是真的。就连他脸上的肌肉仿佛也瞬间干瘪了，脸上的小细纹越发深了。有一瞬间，达格利什仿佛在他身上看到他父亲的影子，可是还没等他辨认清楚，就消失不见了。格雷戈里说：“够了，拉斐尔。当然没有剧本我们也演得了亨利·伍德夫人那出父子相认的戏剧，但我从来都不喜欢维多利亚的情景剧。我怎么会拿这种事跟你开玩笑？达格利什探长有我们的结婚证复印件。”

“可那也不能说明你就是我父亲。”

“你母亲一辈子就跟一个男人上过床，那个人就是我。我在给你母亲的信里写过，我会对那件事负责。出于某种原因，她要求我在形式上认个错。我们结婚后，她把那封信还给了我。除此之外，当然了，还有DNA检验结果。这些都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他停顿了片刻，接着说，“我很抱歉让你觉得这么难以接受。”

拉斐尔的声音冷冰冰的没有一丝温度，几乎都不像他了：“那就说说是怎么回事吧!我知道，老俗套了。你上了她，让她怀孕了，可是你不想跟她结婚，也不想当父亲，就选择离开？”

“不完全是这样的。我们两个人当时都不想要孩子，也不可能结婚。我比她大，所以应该算是我的错。你母亲当年只有18岁。你的宗教信仰不是要求无限宽容吗？那为什么不能原谅她呢？你跟这些牧师在一起比跟我们当中任何一个在一起都要好。”

拉斐尔久久没有说话，半晌，他才说：“这么说我就是圣安塞姆的继承人了。”

格雷戈里看了达格利什一眼，达格利什说：“你是继承人，除非有我没注意到的法律细节问题。我问过律师了。艾格尼丝·阿巴斯诺特在遗嘱中写道，如果神学院关闭，她所捐赠的一切都由她父亲的合法婚生后裔继承，不管是男性一支的后裔还是女性一支的后裔，只要该继承人是英国圣公会的信徒。她写的不是‘婚内生子’，而是‘英国法律所规定的合法婚生子’。你父母双亲是在1976年婚生子女合法化法令生效后结的婚，这样你就成为合法婚生子了。”

拉斐尔走到南边的窗子跟前，默默地望着远处的海岬，沉默良久之后才说：“我觉得，我会习惯的。我习惯了有一个把我当旧衣服丢进慈善商店的母亲。我习惯了有一个不知道姓名，甚至不知道在不在人世的父亲。我习惯独自在神学院里长大，而我的同龄人都有家。我习惯了。现在我什么都不想，只想再也不要见到你。”

达格利什心想，不知道格雷戈里有没有察觉到他儿子在竭力控制自己颤抖的声音。

格雷戈里说：“你的要求我可以做到，可是不是现在。我想达格利什探长会要求我留在这里。刚才这个令人兴奋的消息让我具备杀人动机。当然，你也具备。”

拉斐尔看向他：“你杀了他吗？”

“没有，你呢？”

“天哪，这太荒唐了!”他对达格利什说，“我觉得你们的工作是调查谋杀案，不是搅乱别人的生活。”

“恐怕这两个问题经常会搅和在一起。”

达格利什跟凯特使了个眼色，两个人朝门外走去。格雷戈里说：“显然塞巴斯蒂安·莫雷尔会知道的。希望你们让我或者拉斐尔去跟他说。”他扭头对他儿子说，“你愿意去说吗？”

拉斐尔说：“我什么都不会说的。你想什么时候告诉他就什么时候告诉他。我一点儿也无所谓。十分钟前我还没有父亲，现在也没有。”

达格利什问格雷戈里：“你打算等多久？不可能一直等下去。”

“不会的，12年都过去了，还在乎这一周时间？我本来希望等你们彻底调查完以后再说，假如你们真的能彻底调查完的话。我的想法估计不现实。我这周末会告诉他的。我想你们应该可以让我自己选择时间和地点吧。”

拉斐尔已经走出了小别墅。大玻璃框在海雾中变得迷蒙浑浊，透过玻璃窗，他们看到拉斐尔大步走过海岬，朝大海走去。凯特看着他的身影，说：“他不会有事吧？需不需要让人跟着？”

格雷戈里说：“他会挺住的。他不是罗纳德·特里维斯。尽管他自怨自艾，但生活当中大家都宠着他。我的儿子有很强的自我保护意识。”

精英人士克拉克被叫来拿格雷戈里的运动服了，格雷戈里很爽快地把衣服递过去，满不在乎地看着它被放进塑料袋里贴上标签，然后非常礼貌地把达格利什、凯特和克拉克送出门，好像在恭送贵宾似的。

他们朝圣马太小别墅走去。凯特说：“确实有动机。格雷戈里确实是头号嫌疑犯，可是事实上这说不过去吧？我是说，这个地方显然迟早都会关闭。不管怎么说，拉斐尔最后都会继承遗产。用不着这么着急吧。”

达格利什说：“用得着，好好想想吧，凯特。”

他没解释为什么，凯特知道再问也是白问。

一行人走到圣马太小别墅跟前，发现皮尔斯站在门口。他说：“我刚想给你们打电话，头儿。医院来电话了。亚伍德督察好些了，可以接受讯问了。他们建议我们明天早上去，让他再休息一个晚上。”

6

达格利什心想，所有的医院，不管坐落在何处，不管是哪种建筑风格，基本上都一样：一样的气味；一样的油漆；一样的标示牌指示着病房和科室的位置；一样安慰人心的图画挂在走廊里；一样来探访的人带着鲜花和袋子径直向熟悉的病床走去；一样的医护人员穿着各式制服忙着一样的日常工作；一样疲惫而果断的脸庞。自从干上警探，他都记不清自己进过多少家医院了，监视囚犯、保护证人、记录临终前的证词、质询医疗人员，还要克服自己先入为主的印象，听取他们印象鲜明的陈述。

住院部越来越近了，皮尔斯说：“我尽量不到这种地方来。他们把自己治不好的病传染给你，就算来探访你的人不把你累死，隔壁病床的访客也把你烦死了。在这里你别想睡个好觉，东西也难吃得要命。”

达格利什看着他，觉得他的话里隐藏着深深的反感，几乎到了谈虎色变的地步。他说：“医生跟警察一样。不需要的时候，你不会想到他们；需要的时候，又希望他们能创造奇迹。待会儿我跟亚伍德谈话的时候，你就待在外面，至少别让他看见你。如果我需要有人在场做证，会叫你进去。我得小心应付。”

一个特别年轻、脖子上挂着听诊器的实习医生告诉他们，亚伍德督察现在可以接受讯问了，然后把他们领到一间小病房门前。门外，一个身穿警服的警察正在看守病房。看到他们走过来，他机灵地站起身来敬了个礼。达格利什说：“是雷恩警员吧？等我跟亚伍德督察谈过之后，你就可以撤走了。辛苦了，估计你也希望早点儿离开。”

“是的，探长，我们那儿很缺人手。”

谁不缺人手？达格利什心想。

亚伍德的病床视野不错，可以看到看到窗外郊区整齐的屋顶。他一条腿吊在滑轮上做牵引。自从他们在洛斯托夫特见过以后，只在圣安塞姆匆匆见过一面。当时那个男人脸上疲倦无奈、逆来顺受的表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这个人似乎连体形都缩小了，他仿佛被深深的疲惫完全击垮了。达格利什心想，看来医院接管的不只是人的身体，没有人能从这些窄小的病床汲取到力量。亚伍德仿佛不仅身体干瘦了，精神也萎靡了。那双黯淡无光的眼睛看向达格利什的时候，目光困惑而羞愧，好像在说，恶毒的命运竟然让自己变成了这副可怜样。

他们握了握手，老套的嘘寒问暖是无可避免的。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亚伍德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如果皮尔比姆和那个孩子当时没有发现我，我已经是个死人了。感觉一切都要结束了。幽闭恐惧就要结束了。对莎伦、对孩子们、对我自己都是种解脱。抱歉，听上去像个懦夫。在那条沟里，在我失去意识之前的那一刻，没有痛苦，没有焦虑，只有平静和安宁。就那么去了也好。其实，达格利什先生，我真的希望他们当时没有把我弄出去。”

“我不这样希望。圣安塞姆已经死了太多人了。”他没有告诉亚伍德现在又死了一个。

亚伍德望着远处的屋顶：“我再也不想管这些事了，我再也不想经历这种可耻的挫败了。”

达格利什想说几句安慰的话，可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你要告诉自己，不管你现在的境况多糟糕，这种境况都会过去的。没有什么是永远不变的。”

“可是，有可能变得更糟。很难说。”

“除非你让它变得更糟。”

亚伍德沉默了一会儿，明显努力振作了一下：“你说得对。不好意思，让你失望了。发生什么事了？我知道克兰普顿被杀了，其他什么都不知道。你费尽心思阻挡媒体，到现在还没有向各大报纸披露详情，当地的无线广播也只报道了他被杀害的消息。怎么回事？估计你发现尸体之后就去找我，却发现我不见了。正好是你们求之不得的，一个在逃的凶手，一个你去寻求专业帮助的人却在竭尽全力把自己变成嫌犯。很奇怪，我以前被人说成是积极过头的警察，现在却提不起一点儿兴趣。顺便说一句，我没杀他。”

“我从来没这么想过。克兰普顿的尸体是在教堂里被发现的，就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他是被人引到教堂去的。如果你想干掉他，只要到隔壁打开门就可以了。”

“可是对神学院的每个人来说都是这样的。”

“凶手想要嫁祸于圣安塞姆。执事长是他的首要目标，但不是唯一一个受害人。我认为你不会希望发生这样的事。”

亚伍德没说话，他闭上眼睛，脑袋无力地靠在枕头上，说：“不，我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我喜欢那个地方。可是现在我把它也毁了。”

“圣安塞姆不会那么容易被毁掉的。你是怎么认识那些神父的？”

“那是三年前的事了。当时我刚调到萨福克警察局，是个警长。帕瑞格林神父在洛斯托夫特倒车的时候撞上了一辆货车。没有人受伤，但是我必须讯问他。他太心不在焉了，开车很不安全，于是我努力说服他不要再开车。我想那几位神父都很感谢我。反正不管我什么时候去圣安塞姆，他们好像从来都不介意。我不知道那个地方有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但是在那里感觉很不一样。莎伦离开我的时候，我开始驱车去参加星期天早上的弥撒。我并不信教，也不明白那些仪式是在干什么。可是这些好像都不打紧。我只是喜欢待在那里。神父们对我很和善。他们从不问东问西，不会找你谈心，但是如果你想倾诉，他们会聆听。在那里，我找到了所需要的一切：医生、心理医生、法律顾问，还有自己的住处。在我心中，圣安塞姆是不一样的。不，我不会做伤害他们的事。病房外面有个警察吧，嗯？我不蠢。只是有点儿疯狂，不是蠢。如果我蠢的话，摔破的就不是我的腿，而是我的头了。”

“他是来保护你的安全的。我不知道你看到了什么，能给我们提供什么证据。搞不好会有人想要你的命。”

“有点儿过头了吧？”

“我不想冒险。你还记得星期六晚上发生的事吗？”

“是的，掉进沟里失去意识之前的事我都记得。在狂风中散步是有点儿迷糊——感觉走了很久，可事实上没走那么久，不过其他的都记得。大部分我都记得。”

“我们从头开始说。你是几点离开房间的？”

“大概十二点零五分。暴风雨把我惊醒了。我当时睡得迷迷糊糊的。我打开灯，看了看手表。你知道失眠的时候多难受。当时我躺在那里，希望时间赶紧过去，恨不得马上天色大亮。就在这时，我突然犯病了。我极力跟那种恐慌搏斗。我躺在那里，汗如雨下，吓得浑身僵硬。我必须出去，走出房间，走出格里高利，远离圣安塞姆。不管去哪里都行。我应该是在睡衣外面套了一件大衣，顾不上穿袜子，换了鞋就跑出去了。这部分我记得不是很清楚。我倒不怎么担心外面刮着大风。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它帮了我的忙。就算外面是暴风雪，我也会踩着二十英尺厚的积雪冲出去。”

“你是怎么出去的？”

“从教堂和安布罗斯中间的铁门出去的。我有钥匙——所有的访客都有钥匙，这你肯定知道。”

达格利什说：“我们后来发现铁门是锁了的。你还记得是不是你出去以后锁上的？”

“应该是我锁上的吧？我会下意识去锁门的。”

“你有没有在教堂附近看到什么人？”

“没有，院子里当时空无一人。”

“那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看到什么灯光？比如看到教堂的门打开了？”

“除了风声，我什么都没听到，我觉得教堂里没有灯光。反正我没有看到。如果教堂的门敞开着，我应该会注意到，不过，如果只开了条缝就不一定了。我确实看到人了，可是不是在教堂附近看到的。当时我还没走到教堂跟前，是经过安布罗斯前门的时候看到的。我看到了埃里克·瑟蒂斯，他没有在教堂附近。他在北侧走廊上，正往主楼里面走。”

“当时你有没有觉得奇怪？”

“没有。我说不清楚当时是什么样的感觉。当时我在暴风里大口呼吸，急着到院墙外面去。就算我注意到了埃里克，也会理所当然地觉得肯定是有急事要他帮忙。他本来就是个勤杂工嘛。”

“大半夜的，冒着狂风？”

两个人都沉默了。达格利什心想，真是有意思，他的质问让亚伍德暂时忘记了自己的焦虑，反而振奋起来，开始思考，暂时让他从自己的烦恼当中解脱了出来。”

过了一会儿，亚伍德说：“他不像杀人凶手啊？他为人和善、低调、乐于助人。据我所知，他也没理由和克兰普顿结仇啊。不管怎么说吧，他当时进了主楼，没有去教堂。如果没有人叫他，他去干什么？”

“说不定是去拿教堂的钥匙。他知道钥匙放在哪儿。”

“那就有点儿鲁莽了吧？着什么急啊？星期一他不是要粉刷圣器室吗？我记得我听皮尔比姆说了一声的。如果他想拿钥匙，为什么不早一点去拿？他可以随意出入主楼啊。”

“那就更危险了。去教堂准备弥撒的学生会发现少了一串钥匙的。”

“好吧，你说得有道理，头儿。不过埃里克跟我一样，如果他想干掉克兰普顿，他知道他睡在哪里，也知道奥古斯丁别墅的门是开着的。”

“你确定看到的人是埃里克吗？如果有必要，能上法庭做证吗？毕竟当时已经半夜了，而且你的状况又很糟。”

“确实是埃里克。我经常见到他。尽管走廊里灯光昏暗，可是我不可能认错。我能在法庭上接受质证，不知道你问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倒不是这么做对我有什么好处。我知道辩护律师会如何对陪审团做最后陈述——视线不良，人影只出现了一两秒钟的时间，证人神志不清，疯狂到冒着暴风出去散步的地步。更何况，当然，有证据显示，我不像埃里克，我讨厌克兰普顿。”

现在亚伍德开始感到厌倦了。对这起谋杀案突然迸发的兴趣仿佛把他的精力消耗殆尽。达格利什知道该走了，再说了，刚获得的线索也让他迫不及待地想回去查证。不过首先他必须确定亚伍德还有没有其他情况可以提供给他。他说：“我们需要一份证词，不过也不用太急。对了，你的幽闭恐惧症怎么会突然发作的？是因为星期六喝下午茶的时候跟克兰普顿发生争执吗？”

“你听说这事了？嗯，你当然会听说的。我没想到会在圣安塞姆碰到他，估计他也没想到，吃了一大惊。不过不是我挑的头儿，是他挑的头儿。他站在那里跟我翻老账，气得浑身发抖，像抽风了一样。这件事说起来是他前妻的死亡案引起的。当时我是个警探，这是我负责处理的第一宗谋杀案。”

“是谋杀？”

“他杀了他妻子，达格利什先生。这点我在当时就非常肯定，现在依然很肯定。好吧，我确实积极过了头，把案件调查搞得一团糟。最后他投诉我骚扰他，我被上级申斥了。这影响了我的前途。如果我还待在伦敦警察厅，现在应该当上督察了。可是我到现在也认为，他杀了他妻子，还逃过了法律的制裁。”

“你有什么证据？”

“他妻子的床边有一瓶红酒。她死于服用过量的阿司匹林和酒精。酒瓶被擦得干干净净。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让她吞下一整瓶的阿司匹林的，不过我敢说肯定是他干的。他在撒谎，我知道他撒谎。他说他从来没有靠近床边。他看得够清楚的。”

达格利什说：“他说自己没有碰过酒瓶，没有靠近床边，有可能确实说了谎。可这也并不意味着他就是凶手。他可能发现她死了之后惊慌失措。人们面临压力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奇怪的举动。”

亚伍德顽固地反复说道：“他杀了她，达格利什先生。我从他脸上和他眼睛里非常清楚地看出来了。他在撒谎。这并不意味着我要借机为她报仇。”

“没有人帮她报仇吗？她有没有亲人、兄弟姊妹或者前男友？”

“没有，达格利什先生。除了父母，她没有别的亲人。她父母好像特别同情克兰普顿，这让我非常吃惊。她就这么白白死了，我的冤情也一直没有得到伸张。克兰普顿死了，我并不为他难过，不过我也没有杀他。就算你们一直都找不到凶手，我也不会太在意的。”

达格利什说：“不过我们会找到凶手的。你是个警察，你刚才的话肯定不是真心的。我会随时跟你保持联络。不过你也知道哪些话不能对外说。”

“我知道吗？应该知道吧。我现在难以想象自己还能回到工作当中。”

他把脸别过去，看来是不想再说下去了。达格利什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必须问，他说：“你有没有把怀疑执事长的事跟圣安塞姆的人说过？”

“没有。他们也不喜欢听这类事情。再说了，都已经过去了。我以为再也不会见到那个人了。现在他们应该知道了——我是说，如果拉斐尔·阿巴斯诺特告诉了他们的话。”

“拉斐尔？”

“克兰普顿跟我吵架的时候，拉斐尔就在南走廊上，他一字不落地全听到了。”

7

达格利什和皮尔斯是开捷豹来的，两人上车都没说话。系好安全带把车开出去，达格利什才把了解到的情况简单介绍了一下，这时，车子已经驶离东郊。

皮尔斯安静地听完后，才说：“我不认为凶手是埃里克，如果是他干的，那他肯定不是一个人。他妹妹肯定也脱不了干系。我不相信她对圣约翰小别墅星期六晚上发生的事会一无所知。可是他们两人为什么都想要克兰普顿死呢？好吧，他们或许知道克兰普顿费尽心机想让圣安塞姆关闭。这对埃里克来说不是好事——他好像对自己住在小别墅里养猪的日子很满意，可是就算他把克兰普顿杀了，也阻止不了圣安塞姆的关闭。就算他跟那个人有什么私人恩怨，也不用精心计划把他骗到教堂去吧？他知道克兰普顿在睡觉，肯定也知道门是不上锁的。”

达格利什说：“这点对学校里的每个人都适用，包括访客们。不管是谁杀的克兰普顿，他的目的都是要告诉我们是内部人作案。这点从最开始就很清楚了。埃里克和他同父异母的妹妹都不具备明显的作案动机。说到动机，乔治·格雷戈里才是主要嫌疑人。”

这些都不需要重申了，皮尔斯希望自己刚才没有开口说话。他早就知道，探长想安静的时候，最好识趣地闭上嘴巴，特别是当你说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的时候。

回到圣马太，达格利什决定和凯特一起讯问瑟蒂斯兄妹。五分钟后，罗宾斯把他们带了进来。凯伦·瑟蒂斯被带到休息室等候，门被严严实实关上了。

刚才罗宾斯去找埃里克·瑟蒂斯的时候，他肯定在清理猪圈，他一走进审讯室，就带进来一股泥土和动物的气味，气味很浓但并不呛鼻。他匆匆忙忙地洗了把手就来了，现在他的两只手握成了拳头，并拢放在膝头。紧紧握着的拳头一动不动，跟身体的其他部分异常不和谐，在达格利什看来，像两只吓坏了的小动物蜷缩在一起。他没有时间和他妹妹商量，进门的时候往后瞥了一眼，一看就知道他多希望她能在这里陪着他。现在，他身体僵直，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目光从达格利什身上落到凯特身上，又转回达格利什身上。达格利什对于分辨人是否恐惧很在行，这次他也没有看走眼。他知道，通常看上去最害怕的人往往都是清白的，而那些真正有罪的人会迫不及待地讲出他们捏造好的故事，而且整个审讯过程中都会表现出一种傲慢自大的虚张声势，借以掩盖因负罪感和恐惧产生的局促不安。

他没有浪费时间按部就班，单刀直入地说：“星期天，警察问你的时候，你说自己星期六晚上没有离开过圣约翰小别墅。现在我再问你一遍。星期六晚祷过后，你有没有去过神学院或者教堂？”

埃里克飞快地扫了窗户一眼，仿佛想要逃走，然后才对上达格利什的目光。他的声音极不自然地提高了。

“没有!当然没有。我为什么要去？”

达格利什说：“瑟蒂斯先生，有人亲眼看到你午夜过后从北侧走廊进入圣安塞姆。那人确定看到的就是你。”

“不是我。肯定是别人。没有人会看见我的，因为我没去那里。说谎!”

埃里克的反驳颠三倒四，即使听在他自己耳朵里都不可信。

达格利什耐心地说：“瑟蒂斯先生，你是希望自己因涉嫌谋杀而被逮捕吗？”

埃里克的体形仿佛突然缩小了，看上去像个小学生。过了好久，他才说：“好吧，我确实回学校去了。我醒了，看到教堂里有灯光，就想过去看看。”

“你是什么时间看到有灯光的？”

“大概半夜吧，就像你说的。我爬起来去上厕所，然后看到了灯光。”

凯特开口说话了。

“可是所有小别墅的设计都一模一样。卧室和盥洗室都在后面。你那座别墅的盥洗室面朝西北。你怎么可能看到教堂？”

埃里克舔了舔嘴唇，说：“我口渴了，下楼找水喝，在客厅里看到了灯光。至少我觉得我看到灯光了。不过灯光很暗。我觉得最好去看看。”

达格利什说：“你没想过叫醒你妹妹，或者给皮尔比姆先生和塞巴斯蒂安神父打电话吗？一般来说都会这么做的。”

“我不想吵醒他们。”

凯特说：“那你的胆子还真大，大半夜独自一人冒着狂风去找有可能闯进来的坏人。你打算到教堂后怎么做？”

“我不知道。我当时也没想清楚。”

达格利什说：“你现在也没想清楚吧？不管怎么样，继续往下说吧。你说你去了教堂。你发现了什么？”

“我没有进去。我进不去，因为我没有钥匙。灯光还是亮着的。我进了主楼，从拉姆齐小姐的办公室拿了一串钥匙，可是等我返回北走廊的时候，教堂的灯已经关了。”现在他说话的时候比较自信了，紧握着的双手也明显放松了。

凯特瞥了达格利什一眼，接着问道：“那之后你又做了些什么？”

“我什么都没做。我觉得我肯定看错了，没有灯光。”

“可是你之前不是很确定吗？否则干吗要冒着狂风跑出去？刚开始灯是亮的，后来莫名其妙地灭了。你就没想过到教堂去看看吗？这本来就是你从别墅跑出来的目的吧？”

埃里克含混地说：“好像没这个必要嘛，反正灯没亮着了。我刚才跟你说了，我觉得自己看错了。”他接着说，“我推了推圣器室的门，门是锁着的，于是我知道教堂里没有人。”

“执事长被杀后，教堂的三串钥匙有一串不见了。你去拿钥匙的时候上面有几串？”

“我不记得了。我没注意。我急着往办公室外面走。我知道教堂的钥匙挂在哪儿，拿了离我最近的一把就走了。”

“你没有把钥匙还回去？”

“没有。我不想再去主楼了。”

达格利什安静地接过来问：“既然是这样，瑟蒂斯先生，那串钥匙哪里去了？”

凯特从来没见过被吓成这样的嫌疑人。之前讯问时鼓起的勇气和自信全都消失不见了，埃里克缩在椅子里，脑袋耷拉下来，开始全身发抖。

达格利什说：“我再问你一遍。你星期六晚上有没有去教堂？”

埃里克挣扎着想坐直身子，甚至努力正视达格利什的视线。在凯特看来，现在他的恐惧似乎渐渐退去了，他开始放松了下来。他就要说出实话了，他受够了谎言带给他的折磨。现在开始，他将和警方站在同一条阵线上，警方将会认同他的做法，宽恕他的行为，告诉他他们理解他的苦衷。这种情况凯特见多了。

埃里克说：“好吧，我确实去了教堂。可是我没有杀人。我可以对天发誓。我对上帝发誓我从来没动过他。我在教堂只待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达格利什问道：“去做什么？”

“我去给凯伦拿点儿东西，拿她需要的东西。这跟执事长的死没有关系。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私事。”

凯特说：“瑟蒂斯先生，你必须明白，这么说远远不够。在谋杀案调查当中，没有什么事能被当成私事。你星期六晚上为什么要去教堂？”

埃里克看了看达格利什，仿佛在祈求他理解自己：“凯伦想再要一块供奉过的圣饼，必须是供奉过的。她让我去给她拿一块。”

“她让你去给她偷圣饼？”

“她不这么认为。”埃里克沉默片刻，接着说，“好吧，应该算是。可这不怪她，怪我。我不应该答应她。神父们对我非常好，可是圣饼对凯伦很重要，最后我说好吧，我去。她这周末就必须拿到，因为她星期五就要用。她只是没觉得这件事有什么要紧的。对她而言不过是一块饼。她不会让我去偷什么宝贵的东西。”

达格利什说：“可是圣饼确实是宝贵的东西，你不觉得吗？”

埃里克又陷入了沉默。

达格利什说：“告诉我星期六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认真想清楚再说。越详细越好。”

埃里克现在冷静多了。他仿佛基本上恢复过来了，两边的脸颊也恢复了血色。他说：“我一直等到很晚。我得确定大家都睡着了，或者至少都回房去了。那晚的大风也帮了我的忙。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出来散步了。我从别墅里走出来的时候，大概十一点四十五分。”

“穿的什么衣服？”

“就穿了一条深棕色的灯芯绒裤子和一件厚皮夹克。没穿浅色的衣服。我们当时觉得穿深色的更安全，不过我没有用伪装的东西。”

“戴了手套吗？”

“没有，我们——我认为没必要。我只有一双园艺手套和一双旧羊毛手套。我不觉得戴不戴手套有什么关系。没有人会知道进过小偷。他们不会想着丢了一块圣饼，还以为自己数错了。我就是这么说服自己的。我只有两把钥匙，一把是铁门钥匙，一把是北回廊那扇门的钥匙。通常情况下，我白天都用不到，因为大铁门和两侧走廊的门都是开着的。我知道教堂的钥匙就在拉姆齐小姐的办公室里。有时候到了节假日，比如复活节，我会去给他们送花或者盆栽。塞巴斯蒂安神父会让我把它们放在圣器室的水桶里。有的学生很擅长装点教堂。有时候，塞巴斯蒂安神父会把钥匙给我，或者告诉我到办公室去拿钥匙，吩咐我用完之后记得把门锁好，把钥匙还回去。按照规定借钥匙的人要登记，不过有时候大家嫌麻烦就算了。”

“他们很相信你，对吧？但是，要从信任你的人那里偷东西并不困难。”

话一出口，达格利什马上意识到自己太感情用事了，这么轻易地表露自己的轻蔑和不屑，凯特虽然没说话，但是明显吃了一惊。他告诫自己不要掺杂太多个人情绪。

埃里克好像越来越自信了，他说：“我不会伤害任何人的。我也不忍心伤害任何人。即便我想偷走一块圣饼，学校里也没有人会受到伤害。我觉得他们甚至都发现不了。只是一块圣饼而已，几分钱而已。”

达格利什说：“我们还是来说说星期六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吧。先不要去管理由或者对错，就说事实好了。把所有的事实都说出来。”

“好，我刚才说了，我大概是十一点四十五分的时候出的门。学校里一片漆黑，狂风呼啸着。只有一间客房亮着灯，拉着窗帘。我用自己的钥匙打开后门进了学校，然后从碗碟存放处进入主楼。我带了手电筒，就没有开灯，不过大厅里面圣母和圣婴雕塑底座下面的灯是亮着的。如果有人看到我，我已经准备好怎么说了。我就说我好像看到教堂里面有灯光，想拿钥匙过去看看。我知道这种说法没有什么说服力，不过我估计多半碰不到人。我拿了钥匙，从来路退出去，把门锁上，打开走廊的灯，贴着墙壁走过去。圣器室的门锁经常上润滑油，很好开。我轻手轻脚地推开门，打开手电筒，把警报系统关掉。

“我开始乐观起来，觉得没那么害怕了。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当然了，我知道圣饼放在哪里，就在圣坛右边的壁龛里，上面有一盏红色的灯照着。他们把圣饼放在那里，以备哪位神父需要带去送给教区的病人，或者给某个没有牧师的乡村教堂做礼拜用。我口袋里装着一个信封，打算把圣饼放进信封里带回去。可是当我推开教堂的门的时候，才发现里面有人。教堂里有人。”

他又停顿了一下，达格利什强忍着没有对他冷嘲热讽。埃里克低下头，两只手交叉握在胸前，仿佛突然要很费劲才能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说：“教堂北头的灯是亮着的，《最后的审判》上面那盏灯是亮的。有人站在那里，是一个穿着棕色斗篷、戴着兜帽的人。”

凯特忍不住开口问道：“你认出他了吗？”

“没有，他被柱子遮住了，而且灯光非常昏暗。竖起来的兜帽遮住了他的脑袋。”

“个头儿高还是矮？”

“我觉得中等个儿吧。不是特别高。我真的记不清了。就在我看到他的时候，南大门开了，有人走了进来。我也没有认出他来。其实我根本没看到他，我只听到他叫了一声：‘你在哪儿？’就赶紧关上门退了出去。我知道没戏了，只好把门锁上，回自己的别墅去了。”

达格利什说：“你百分之百肯定一个都没认出来？”

“非常肯定。我没看到他们两个人的脸，第二个人连影子看都没看到。”

“可是你知道来人是个男的？”

“是，我听到他的声音了。”

达格利什说：“你觉得那个人是谁？”

“从声音来判断，我觉得很可能是执事长。”

“这么说他声音一定很大？”

埃里克脸红了，他不高兴地说：“我觉得声音肯定很大。当时好像没觉得。当然了，教堂里非常安静，还有回音。我现在不能确定那人就是执事长。不过当时印象里就是他。”

看来，他确实没办法进一步确定那两个人的身份了。达格利什问他离开教堂后都做了些什么。

“我重新设置了警报系统，把门锁好，穿过院子出去了。当时经过教堂的南大门，我觉得当时它不是敞开着的，连条门缝都没开。我不记得有没有看到灯光，当时我确实没注意。我只想赶紧离开。我冒着大风穿过海岬回到别墅，告诉凯伦发生了什么事。我本来以为星期天早上可以找个时间把钥匙还回去，可是我们被叫去图书馆了，听到执事长被谋杀的消息，我知道不可能把钥匙还回去了。”

“那你把钥匙放哪儿了？”

埃里克可怜巴巴地说：“我把它们埋在猪圈的一个角落里了。”

达格利什说：“审讯结束后，罗宾斯警官会跟你一起去把它们找出来。”

埃里克想站起身来，达格利什说：“我说审讯结束后，现在还没有结束。”

他们这次获得的线索是迄今为止最关键的线索，他虽然迫不及待地想马上跟进，可还是忍住了。他必须先证实瑟蒂斯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8

凯特把凯伦·瑟蒂斯叫进审讯室，凯伦·瑟蒂斯似乎一点儿都不紧张，她没等达格利什开口请她坐下，就一屁股坐在她同父异母的哥哥身边，把黑色的背包套在椅子后面，然后立刻转向埃里克。

“你还好吧，埃里克？他们没有逼你吧？”

“我没事。对不起，凯伦。我什么都说了。”他又说了一遍，“对不起。”

“为什么要说对不起？你已经尽力而为了。教堂里面有人又不能怪你。你尽力了。对警方也尽力了。我希望他们满意了。”

瑟蒂斯的眼睛在看到她的瞬间立刻亮了，她把手放在他的手背上，仿佛给他输送了强大的力量。他嘴里在道歉，可是看向她的目光中却不带任何卑屈的神情。达格利什意识到，这是所有复杂的情感中最危险的一种，那就是爱。

她的注意力转到达格利什身上，带着挑战意味的目光望着他，仿佛打算全力以赴来对付眼前这个人。她瞪圆了双眼，仿佛在压抑自己的窃笑。

达格利什说：“你哥哥承认他星期六晚上去过教堂。”

“应该是星期天凌晨。已经过了午夜了。还有，他是我同父异母的哥哥，不是同胞哥哥。”

达格利什说：“这点你已经跟我的警官们说过了。我听过他的说法了，现在想听听你的。”

“应该跟埃里克说的差不多。你们可能也发现了，他不大会撒谎。这点有时候很麻烦，不过也有好处。好了，不是什么大事。他什么都没做错，也从来没想过伤害任何人，更别说杀人了。荒唐!他连自己养的猪都不敢杀!我让他去教堂给我拿一块供奉过的圣饼。如果你没见过那东西，我可以告诉你，不过就是一些小圆饼，估计是用面粉和水做的，两便士那么大。就算他拿到后被抓住了，我觉得治安官也不会把他告上巡回法庭的——那东西没什么价值。”

达格利什说：“那要看以什么样的价值标准来衡量。你为什么想要一块圣饼？”

“我不明白这跟你们目前的调查有什么关系，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是一名自由撰稿人，最近正在写一篇关于安魂弥撒的文章。有家媒体委托我写的，顺便说一声，我已经完成了绝大部分的调研工作。答应接受我采访的人需要一块供奉过的圣饼，我答应送给他们一块。不要跟我说我可以花一两个英镑买上一整盒没有供奉过的圣饼。埃里克就是这么说的。这是真正的调研，我需要的是真正的圣饼。你可以不尊重我的工作，可是我对我的工作很认真，就像你对你的工作一样认真。我答应给他们一块供奉过的圣饼，就一定要做到。否则我的调研就是浪费时间。”

“于是你就说服你同父异母的哥哥去帮你偷一块。”

“好了，如果我去求塞巴斯蒂安神父，他应该也不会给我一块。”

“你哥哥是自己一个人去的？”

“当然了。我跟着他只会增加风险。如果他在学校被人看到还有借口。我肯定不行。”

“可是你当时在等着他回来？”

“也算不上等着。我们还没上床，至少还没睡觉。”

“那当时他一回来就跟你说了，而不是第二天早上说的？”

“他一回来就说了。我在等他，他就告诉我了。”

“瑟蒂斯小姐，接下来我要问的问题非常重要。请你认真回忆一下，尽可能详细地告诉我们你哥哥是怎么跟你说的，他的原话是怎么说的。”

“我觉得我可能记不清楚他原话是怎么说的了，不过他的意思我记得很清楚。他告诉我，他很顺利地拿到了钥匙。他就着手电筒的亮光，打开了圣器室的门，那扇门通进教堂。然后他看见正对着大门的那幅油画——是叫《最后的审判》吧？那幅画上面的灯开着。一个身穿斗篷戴着兜帽的人站在油画跟前。紧接着，大门打开了，有人进来。我当时问他有没有认出来是谁，他说没有。穿斗篷的那个人把兜帽竖了起来，而且是背对着他的，第二个人他只看了一眼。他好像听到第二个人喊了一声‘你在哪儿’之类的话。他当时觉得那个人可能是执事长。”

“那他有推测另外一个人有可能会是谁吗？”

“没有，他为什么要推测那个人是谁？我是说，他根本没想到会有一个穿斗篷的人在教堂里做出什么邪恶的事。我们的事被毁了，他当时也觉得很奇怪，都那么晚了，怎么还会有人？不过他自然而然地认为是个牧师或者学生。我也这么觉得。天知道他们大半夜的在那里干什么。管他呢，他们可能在自己举行安魂弥撒呢。如果埃里克当时知道执事长会被人杀掉，那他肯定会注意那个人是谁。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埃里克，你觉得要是你面对一个持刀行凶的人会怎么做？”

埃里克看着达格利什，回答说：“我肯定拔腿就跑。当然了，我还会拉响警报。客房的门没有上锁，我可能还会冲到杰罗姆去找你帮忙。当时我光顾着可惜了，本来我都顺利拿到钥匙了，刚开始进行得那么顺利，结果我不得不回去说我没能拿到。”

目前从埃里克身上问不出什么来了，达格利什告诉他可以走了，不过走之前，必须记住，今天他们说的话必须绝对保密。他们已经涉嫌妨碍警察执行公务了。罗宾斯警探现在就跟埃里克去把钥匙找回来，由警方扣留。他们两个人都做了保证，埃里克·瑟蒂斯郑重其事地起誓，他妹妹则随便保证了事。

埃里克站起身来要走的时候，他妹妹也站起身来，达格利什说：“你还不能走，瑟蒂斯小姐。我还有两个问题要问你。”

埃里克走了出去，门关上了。达格利什说：“我刚才问你哥哥的时候，他说你想再要一块圣饼。这么说这不是第一次了。看来你已经拿过一次圣饼了。第一次是怎么回事？”

她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半晌没说话，可是等她开口的时候，她表现得很沉着：“埃里克说错了。就只有这一次。”

“我可不这样认为。当然，我可以把他叫回来再问问他，事实上，我肯定会去问他的。不过，如果你肯告诉我之前发生了什么情况，就不用那么麻烦了。”

她戒备地说：“那件事跟这起案子什么关系都没有。是上个学期的事。”

“有没有关系我说了算。那次是谁给你偷的圣饼？”

“那次不能算是偷的，是别人给我的。”

“是罗纳德·特里维斯给你的吧？”

“好吧，是他。有些圣饼供奉之后会被拿给附近暂时没有牧师的教堂，用来举行圣餐仪式。那些供奉过的圣饼由去教堂帮忙的人带过去。那周刚好轮到罗纳德去教堂，他就拿了一块给我。从那么多圣饼里面抽一块出来。小事一桩。”

凯特突然插进来说：“你肯定早就知道对他来说不是小事一桩。你怎么回报他的？跟他上床？”

那个姑娘顿时面红耳赤，但不是因为尴尬，而是恼羞成怒。有一瞬间，达格利什觉得她差点儿要跟他们吵起来了，他想这倒也算正常，于是平静地说：“如果这种说法让你觉得难以接受，我很抱歉。我换种说法吧，你是怎么说服他的？”

她的恼怒马上消失了。她眯起眼睛打量着他，然后明显放松了下来。达格利什看得出她意识到说实话更好。

她说：“好吧，我跟他上床说服他的。如果你想对我做什么道德批判，还是省省吧。不管怎么说，这不关你的事。”接着她用充满敌意的目光扫了凯特一眼，说，“也不关她的事。我不明白这跟执事长的谋杀案有什么关系。不可能有什么关系。”

达格利什说：“事实上我也不确定。有可能有关系。如果没有关系，我们不会把你的话拿去做证词。我不是出于对你私生活的好奇才问你偷圣饼的事。”

她说：“其实我还蛮喜欢罗纳德的。好吧，对他可能同情的成分更多。他在这里人缘不怎么好。爸爸太有钱，太有权力，还做着不被人喜欢的生意。他是做军火生意的吧？不管怎样，罗纳德过得并不开心。我来这里看埃里克的时候，偶尔会碰上他，我们就一起沿着悬崖往海岬那边散散步。我们聊了很多。他跟我说了很多你们永远都不可能从他嘴里听到的话，那些神父也不可能听到，不管有没有忏悔。我帮了他个忙。他23岁了，还是处男。他对性非常渴望——渴望得要命。”

达格利什心想，或许他就是死在这上面了。他听到她的声音还在继续往下说：“引诱他一点儿都没意思。男人总是费尽心思引诱处女，天知道为什么，又累又没意思，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确实挺刺激的。你如果要问我们是怎么瞒过埃里克，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没有在小别墅的床上做，而是藏在悬崖上面的欧洲蕨里面做的。把他的第一次给我，他够幸运的，比给妓女好多了——其实他试过召妓，但是觉得太恶心了，根本做不了。”她停顿了一下，达格利什没说话，更戒备地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他本来就是要当牧师的，对吧？如果他自己都没有经历过，怎么去教导别人？他曾经希望过独身生活，可是我觉得只有你这样的人才适合过独身生活。相信我，他绝对不适合。他找到我很幸运。”

达格利什说：“那块圣饼怎么样了？”

“噢，天哪，别提了!你肯定不敢相信，我把它弄丢了。我记得把它放进了一个信封里，和其他文件一起塞进公文包了。可是后来我怎么都找不到了。可能是往外掏文件的时候掉进废纸篓了。反正就是找不到了。”

“于是你想让他再给你拿一块，这次他答应得没那么痛快。”

“可以这么说吧。他假期肯定想了很多。你可能觉得我毁了他的生活，而不是对他进行了性启蒙。”

达格利什说：“然后不到一个星期他就死了。”

“是，可是这不关我的事，我又没想让他死。”

“那你觉得会是谋杀吗？”

她惊骇地盯着达格利什，达格利什从她的目光中看到了讶异和恐惧。

“谋杀，当然不是谋杀!谁会想要谋杀他？是意外死亡。他在悬崖下面闲逛，把沙子戳松了，把自己给埋在里面了。案子都审完了。你知道最后是怎么定案的。”

“他拒绝再给你一块供奉过的圣饼的时候，你有没有威胁过他？”

“当然没有!”

“你甚至不曾暗示过他，他现在被你握在手心里吗？你可以让他被学校开除，可以毁掉他被授予神职的机会。”

“没有!”她急切地大叫起来，“我没有!这么做有什么好处？第一，这件事可能会连累埃里克；而且，那些牧师肯定会相信他，不会相信我。我威胁不了他。”

“你觉得他意识到这点了吗？”

“我怎么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我只知道他快疯了。你要调查的是克兰普顿的案子。罗纳德的死跟这起案子一点儿关系都没有。这两件事怎么可能有关系？”

“有没有关系由我来判断。罗纳德·特里维斯临死前那天晚上去圣约翰小别墅发生了什么事？”

她坐在那里沉着脸一言不发。达格利什说：“你和你的哥哥知情不报，隐瞒了对此次调查至关重要的情况。如果我们在星期天早上知道了这些情况，凶犯可能已经被捉拿归案了。如果你和你的哥哥跟克兰普顿执事长的死真的没有关系，我建议你如实回答我的问题。罗纳德·特里维斯那个星期五晚上，去圣约翰小别墅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

“那天我在，我那周从伦敦过来。我不知道他会来。他没有权利那样大摇大摆地闯进去。好吧，我们习惯了不关门，可是那栋别墅本来就是埃里克的家。他冲到二楼，发现我和埃里克在床上。他站在门口目瞪口呆。他好像都疯了，完全疯了。然后就开始荒唐地责骂我们。我都记不得他是怎么说的了。我觉得他的样子本来是很可笑的，可当时却觉得很吓人。就好像一个精神病人在对你大喊大叫。不，不是大喊大叫。他根本喊不出来，也叫不出来了，他的声音低沉嘶哑。这才是让人害怕的地方。我和埃里克都没有穿衣服，所以就很被动。我们就坐在床上看着他，听他不断地说着。天哪，太可怕了。你知道吗？他以为我想嫁给他!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去做牧师的老婆!他气疯了。他看上去疯狂极了，是真的疯了。”

她说的时候带着一种困惑和怀疑，仿佛在酒吧里和闺密聊心事。

达格利什说：“你诱惑了他，他以为你爱上了他。他给了你一块供奉过的圣饼，是因为你向他要，他无法拒绝你的要求。他非常清楚自己做了什么。结果他发现你根本就不爱他，他被你利用了。第二天，他就自杀了。瑟蒂斯小姐，你不觉得在某种程度上你对他的死负有责任吗？”

她激烈地反驳：“不，不关我的事!我从来没有对他说过我爱他。如果他自己那么想，那也不是我的错!而且我也不认为他是自杀的。他死于意外事故。陪审团都是这么说的，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达格利什淡淡地说：“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你心里非常清楚罗纳德·特里维斯是怎么死的。”

“就算是这样也不能把责任推到我身上。他以为自己在干什么？他大摇大摆地闯进去，还冲上楼去，就好像那是他的地盘似的。估计你现在会去告诉塞巴斯蒂安神父，把埃里克赶走。”

达格利什说：“不，我不会去告诉塞巴斯蒂安神父的。你和你哥哥把自己置于险地。我再强调一遍，你告诉我的这些必须绝对保密，一个字都不得泄露。”

她很粗鲁地说：“好吧。我们不会说的，我们干吗要说出去？我也不认为我应该为罗纳德或者执事长的死感到愧疚。我们又没杀他们。不过我们倒觉得你老是想证明是我们干的。那些神父都是无比神圣的，嗯？我建议你考虑一下他们的作案动机，而不是盯着我们不放。我不觉得没告诉你们埃里克去过教堂有什么关系。我觉得是哪个学生杀了执事长，反正他肯定会认罪的。他们追求的不就是认罪和忏悔吗？我不会被你们说一下就产生罪恶感的。我不是冷酷无情。我为罗纳德感到难过。可是我真的没有逼他给我那块圣饼。我去求他，他后来也同意了。我并不是为了拿到那块圣饼才跟他发生关系的。好吧，就算部分是出于这个原因，那也不是全部原因。我跟他上床是因为我可怜他，是因为我无聊，是因为你们理解不了或者即便能理解也不会认同的理由。”

没什么好说的了。她确实感到害怕了，可她并不感到羞耻。不管他说什么，她都不会觉得自己对罗纳德·特里维斯的死有什么责任。是什么样的绝望迫使特里维斯走到那最终令人扼腕的结局啊。他当时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困境：要么待在圣安塞姆，时时刻刻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担惊受怕；要么向塞巴斯蒂安神父忏悔，几乎可以肯定会被开除，回家无颜面对自己的父亲。达格利什不知道塞巴斯蒂安神父会怎么说、怎么做。不过他觉得，如果换了马丁神父，马丁神父一定会对特里维斯宽大处理的。但是他对塞巴斯蒂安神父没那么有信心。不过，即便是宽大处理，也会留校察看，特里维斯能接受得了吗？

达格利什还是让她走了。他感到深深的怜悯和莫名的愤怒，令他愤怒的不只是凯伦·瑟蒂斯的冷漠无情，而是某种更深层次、难以分辨的东西。可是，他有什么权利感到愤怒？她有她自己的价值观。如果你答应给别人一块供奉过的圣饼，那你不能骗人。如果你是一名调查记者，那你对工作就要认真负责到不择手段。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每个人的观念都不一样。对她而言，她无法想象会有人为了一小块面和水做成的饼而去自杀。性对她而言不过是枯燥生活的调节剂，不过是原始冲动的满足，不过是一种新鲜的体验，是寻求快感。如果把性看得太严重，从最好的角度来看，也会导致妒忌、索求、苛责和混乱，而最坏的可能就是嘴里塞满沙子窒息而死。

在他单身的这些年，难道他不曾把性生活和责任分得一清二楚吗？尽管他在选择性伴侣的时候更挑剔、更谨慎，对可能带给别人的伤害更敏感。他不知道该怎么跟阿尔莱德爵士解释，或许裁定死因不明比意外死亡更合理，可是并没有证据表明是谋杀。可他确实死于他杀。

他会替罗纳德保守秘密的。那个孩子临死前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现在也无从得知最终那个时刻他有没有改变主意，或者改变主意也来不及了。如果他确实是因为无法忍受让他爸爸知道真相而自杀，那他达格利什就不应该把真相告诉他爸爸。

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沉默了很长时间，坐在他身边的凯特不明白他为什么一直不说话。他能感觉她在抑制自己的急躁。

他说：“好吧，我们终于又有进展了。我们找到了那串失踪的钥匙。也就是说，该隐曾经回到学校把他那串钥匙还回去了。现在，我们要去把那件棕色的斗篷找出来。”

凯特说：“就不知道斗篷是不是已经被销毁了。”这正是他担心的。

9

达格利什把皮尔斯和罗宾斯叫进审讯室，把进展情况做了通报，说：“所有的斗篷你们都检查过了吧，不管是棕色的还是黑色的？”

凯特回答说：“是的，头儿。特里维斯死后，住校学生19人，共计19件斗篷。15个学生不在校，除了其中一名学生去参加他母亲的生日宴会和结婚纪念日庆典，没有把斗篷带走，剩下的都把斗篷带走了。也就是说，我们去检查的时候衣帽间应该有5件斗篷，确实5件都在那里。每一件斗篷我们都认真检查过了，包括牧师们的斗篷。”

“斗篷上有姓名标签吗？我第一次检查的时候没注意。”

皮尔斯回答说：“都有。也只有斗篷有姓名标签。估计是因为除了尺寸不同，款式都一模一样，所以要贴上姓名标签。学校里的斗篷没有一件没有贴姓名标签的。”

他们无从得知凶手行凶的时候有没有穿着斗篷。有可能执事长到教堂的时候，里面还有一个人，只是瑟蒂斯没看到。他们现在只知道有个人穿着斗篷，而基本上可以认定那个人就是凶手，那五件斗篷虽然看上去很干净，但是必须拿到实验室去做严格的检验，看看能不能发现血渍、毛发或纤维。可是那第20件斗篷呢？罗纳德·特里维斯死后，衣服打包寄给了他的家人，那件斗篷会不会被人盯上了？

达格利什仔细回想当时在伦敦警察厅和阿尔莱德爵士的会面。阿尔莱德爵士说，他的司机带着另一个司机去把那辆保时捷开了回来，并把特里维斯打包好的衣服带回伦敦。可是那包衣服里面有斗篷吗？他凝神回忆阿尔莱德爵士当时的原话。阿尔莱德爵士提到一套西装、一双鞋子，当然还有一套教士服，可是他说过有斗篷吗？

达格利什对凯特说：“去帮我接通阿尔莱德爵士的电话。他给了我一张名片，上面有他家的地址和他留给伦敦警察厅的电话号码。就在文件夹里面。我想他这个时间多半不在家，不过他家肯定有人。告诉他们我有急事要找他，必须亲自跟他谈。”

他知道恐怕没那么容易。阿尔莱德爵士可不是随随便便打个电话就能找到的人，何况他很有可能不在国内。不过他们运气还算不错。尽管他家接电话的人十分不情愿地一再确认他们有急事，最后还是把阿尔莱德爵士梅菲尔办公室的电话号码给了他们。办公室接电话的人用上流人士特有的傲慢语气告诉他们，阿尔莱德爵士正在开会。达格利什说，必须让他来接电话。探长先生请稍等好吗？不会超过四十五分钟的。达格利什说他连45秒钟都等不了。那人说：“那你等一下。”

不到一分钟阿尔莱德爵士接起了电话。他语气强硬，镇定自若但明显有一丝不耐烦：“达格利什探长是吗？我很期待你的电话，但是现在正在开会。如果你有什么消息，我稍后再听你说。我想是圣安塞姆关于我儿子死亡的事？”

达格利什说：“目前还没有什么证据。我一调查完毕就跟您联系，把调查结果向您报告。现在我们得先处理谋杀案的问题。我想问问您儿子的衣物。我记得您告诉我说，他的衣服都还给您了。包裹打开的时候您有没有在场？”

“打开的时候我不在场，不过我很快就到了。我对这些东西通常都不感兴趣，但是我的管家想问问我怎么处理。我告诉她把衣服送给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不过那套西装的尺寸她儿子刚好可以穿，她问我可不可以把西装给她儿子。她也不知道那套教士服该怎么处理，觉得送到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也没什么用，要不要把它送回学校去。我告诉她，既然他们都已经把它清理出来了，肯定不想再看到被送回去，她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我估计已经丢进垃圾桶了。就这些吧？”

“那件斗篷呢，一件棕色的斗篷？”

“没有斗篷啊。”

“您确定吗，阿尔莱德爵士？”

“当然不能。不是我打开的包裹。不过，如果里面有一件斗篷，梅勒斯夫人肯定会提到的，她会问我怎么处理。我记得她是把整个包裹提进去给我看的。当时衣服都包在牛皮纸里面，用绳子捆好了。她没理由单单把一件斗篷拿走啊。看来这对你们破案很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阿尔莱德爵士。谢谢您。我打您家的电话可以找到梅勒斯夫人吗？”

电话那头的声音越来越不耐烦了：“我不知道。我从不过问仆人的行踪。她住在我家，应该能找到。再见，探长。”

他们把电话打回荷兰公园的爵士住宅。运气不错，还是刚才接电话的那个人接起了电话，他说可以帮他们把电话转到管家公寓。梅勒斯夫人再三确定达格利什刚才跟阿尔莱德爵士打过电话，是经他同意来向她询问的，才肯相信他的话。她说，是的，罗纳德先生的衣服从圣安塞姆拿回来之后是她打开的，里面的东西她都登记了，没有棕色的斗篷。阿尔莱德先生答应让她把西装拿走了。剩下的东西都交给一个员工，拿到诺丁山大门那边的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分店去了。她把教士服扔了。她当时虽然觉得浪费了那块布料，但是肯定没有人愿意穿。

她接着说：“教士服是在他尸体旁边被发现的吧？我可不想穿这样的衣服，总觉得很可怕。我也想过要不要把扣子剪下来，说不定会有用呢，不过我实在不想碰它。实话告诉你，我很乐意看到它被丢进垃圾桶。”这些话出自这么一个听上去非常理性、自信、机智的女人之口，总让人感觉有些奇怪。

达格利什向她道过谢之后，放下话筒，说：“所以那件斗篷到哪儿去了？当务之急是去找打包衣服的人问话。马丁神父告诉我，是约翰·贝特顿神父打的包。”

10

爱玛正在图书馆巨大的壁炉前面开展她的第二次讲座。这次讲座和第一次一样，几个学生的注意力很难集中，警方的种种举动令人警醒，他们做不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对周围正在发生的事置若罔闻。塞巴斯蒂安神父原计划重新开启教堂，举行净化仪式，可是还没有得到达格利什的批准。犯罪现场勘查组还在教堂忙碌，他们一大早就乘着一辆不吉利的小面包车到学校——估计是从伦敦开过来当专车的，不顾帕瑞格林神父的反对，径直停在大门外面。达格利什探长带着他的两个警探还在继续他们神秘的讯问，圣马太小别墅每天都在挑灯夜战。

塞巴斯蒂安神父不允许学生们谈论谋杀案，用他的话说是“用胡乱猜测和流言蜚语放纵自己沉溺于邪恶之中，徒增悲痛”。他很难指望大家严格遵守他的禁令，爱玛也不觉得这道禁令有什么用。当然，大家不会坐下来公开长时间谈论了，但他们私下里仍然会窃窃私语，这给大家的焦虑和紧张徒增了一层罪恶感。她觉得公开谈论可能会更好。正如拉斐尔说的那样：“警察在主楼里感觉就像家里进了老鼠似的，你虽然看不见它们的影子，也听不到它们的动静，却知道它们就在你家里。”

贝特顿小姐的死没有让气氛更凝重，就像在已经被恐惧麻痹的神经上又轻轻敲打了一下而已。大家都愿意接受她是意外死亡，极力将这件事与执事长谋杀案分开。学生们很少看到贝特顿小姐，只有拉斐尔真正为她的死伤心。不过就连拉斐尔仿佛从昨天开始也找到了某种平衡，他有时候缩进自己的世界里，有时候说几句尖酸刻薄的话。自从那次在海岬上跟他谈过之后，爱玛就再也没有单独碰到过他。和他相处让人感觉不大舒服。

主楼后面有讲座教室，就在二楼，不过爱玛还是选择使用图书馆。她告诉自己，来图书馆更方便她随时查阅参考书，不过她知道自己之所以选择在这里上课还有个不怎么理性的原因：那间教室太容易让人因幽闭而产生恐惧了，不光是地方小，气氛尤其幽闭。尽管看着警察来来去去让人害怕，但是相对于被关在二楼揣测外面的一举一动而言，待在主楼的中心位置反而让人感觉没那么难受。对于令人恐惧的事物，听着动静总比坐在那里想象让人更容易忍受。

昨晚她睡得很好。客房全都配了保险锁了，钥匙也交到各人手里了。她很高兴能住在杰罗姆，不用再回教堂隔壁那栋别墅，对着那扇可怕的窗户。不过除了亨利·布洛克斯汉姆，没有一个人提到他们换房子的事。爱玛听到亨利跟史蒂芬说：“我知道达格利什为什么要求换房子，这样他就可以住在教堂隔壁了。他在等什么？等着凶手回到犯罪现场吗？你觉得他会不会整夜坐在窗户后面往外看？”

她来圣安塞姆上课的时候，如果人没坐满，偶尔会有一两位牧师过来旁听，不过他们总是会事先征得她的同意。他们在课堂上从来不发言，她也从来没觉得他们是来评判她的。今天约翰·贝特顿神父和四个学生一起来上课。帕瑞格林神父和往常一样，安静地坐在图书馆那头工作着，对他们的到来仿佛置若罔闻。壁炉里开起了小火，倒不是为了取暖，而是为了大家坐得更舒适。大家围坐在周围的矮椅上，只有彼得·巴克赫斯特直挺挺地坐在一张高背椅上，默默地把苍白的双手放在课文上，仿佛在读盲文。

爱玛这个学期的教学计划是让大家阅读并讨论乔治·赫伯特的诗。今天她没有选择大家耳熟能详的诗作，而是找了一篇更难懂的诗——“The Quidditie”。亨利刚刚朗读完最后一节。

这里没有政府机关、艺术或新闻，

没有交易所，没有忙碌的大厅；

但是我征用它的时候它就是这些，

我和你在一起，多的拿走一切。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史蒂芬·莫尔比问道：“Quidditie是什么意思？”

爱玛说：“就是事物的本质，它的实质。”

“还有最后一句：‘我和你在一起，多的拿走一切’感觉像是印刷错误，可显然又不是。我是说，通常应该会用‘必须’而不是‘多的’吧。”

阿费尔说：“我这个版本的注释说它指的是一种纸牌游戏。赢家拿走一切。所以我觉得赫伯特的意思是他写诗的时候抓着上帝的手，也就是战无不胜的手。”

爱玛说：“赫伯特喜欢一语双关。还记得他那篇《教堂的门廊》吗？这可能是一种为了拿到好牌而弃牌的纸牌游戏。别忘了赫伯特是怎么说自己的诗的。他说自己写诗的时候拥有一切，因为他和上帝在一起。当时的读者应该知道他指的是哪种纸牌游戏。”

亨利说：“真希望我也知道。我们应该查查看，看看是怎么玩的。应该不难。”

拉斐尔反驳说：“可是毫无意义。我希望诗歌能指引我走到圣坛前，享受内心的宁静，而不是一本参考书或者一堆纸牌。”

“同意。这才是典型的赫伯特，嗯？世俗，甚至轻浮，却被人们神圣化了。不过我还是想知道。”

爱玛的眼睛看着自己的书，等她发现四个学生全都不约而同地站起身来的时候，方觉察有人到图书馆来了。达格利什探长站在门口。他并没有因为打断了爱玛的讲座而感到局促不安，或者他确实感到困窘但没有表现出来。他对爱玛匆匆道了声歉，听上去更像是出自礼貌，而不是真心觉得愧疚。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在图书馆上课。我想找约翰·贝特顿神父说句话，有人告诉我他在这里。”

约翰神父有点儿狼狈，他慢慢从矮皮椅上站起来。爱玛知道自己脸红了，可是，既然掩饰不了自己的情绪，就干脆迎上达格利什深邃的目光。她没有站起来，在她看来，四个学生仿佛在靠近她的椅子，像四个身穿教士服的保镖默默地和侵入者对峙。

拉斐尔大声嘲讽说：“阿波罗歌唱后，墨丘利的话很刺耳。诗人探长，你正是我们要找的人。我们正在对乔治·赫伯特唇枪舌剑，为什么不加入我们，探长，说说你的高见？”

达格利什默默地看了他一眼，说：“我想拉文汉姆小姐持有所有必要的高见。我们可以走了吗，神父？”

他们走出去，带上门，四个学生也坐下了。对爱玛而言，这段插曲的意义远远超过刚才简单的几句话或相互交换的眼神。她觉得，探长不喜欢拉斐尔。她感觉他不是那种会把个人情感带到工作当中的人。基本上可以肯定现在不会。可是她也非常肯定他刚才一闪而过的敌意不是自己的错觉。奇怪的是，想到这点，她的心里居然泛出一丝喜悦。

11

约翰·贝特顿神父跟着达格利什穿过大厅，走出前门，从南边绕过主楼，来到圣马太小别墅。一路上，他像个顺从的孩子跟在大步流星的达格利什身边，手插在黑色的斗篷里面，努力迈着他的小短腿跟上达格利什的步伐。他仿佛更多的是尴尬，而不是担心。达格利什心想，不知道他对警察的盘问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按照达格利什的经验，任何被警察抓到监狱里面的人，以后面对警察都不可能轻松得起来。他担心贝特顿神父遭受的审讯和监禁会让他无法配合他们的问话，对他而言那肯定是一段特别痛苦的经历。凯特跟达格利什说过，在采集指纹的时候，他是怎样拼命抑制住自己的反感情绪的，不过话说回来，没有几个嫌疑人愿意被警方采集指纹的。除此之外，谋杀案和姐姐的死仿佛对他的影响显然没有对其他人那么大，他总是一副困惑不解、随遇而安的样子，对他而言，生活就是一种忍耐。

走进审讯室，他坐在椅子边上，没有表现出任何准备接受拷问的迹象来。达格利什问：“神父，是您把罗纳德·特里维斯的衣服打包还给他爸爸的吗？”

他的脸唰的一下红了，那丝局促不安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内疚：“噢，天哪。我肯定是干了蠢事了。你是想问那件斗篷吧。”

“您把它还给他爸爸了吗，神父？”

“没有，没有。恐怕没有。这很难解释。”他看向对面的凯特，更加局促不安了，但却不是害怕，“你们能不能换一位督察来，比如塔兰特督察。你瞧，这真的非常尴尬。”

通常情况下，达格利什从来不会答应这种要求，但是现在情况比较特殊。他说：“作为一名警察，米斯金督察已经应付各种尴尬的情况了。不过，如果您希望……”

“噢，是的，是的，我希望换人，我知道这么做很蠢，可是这真的很难说出口。”

达格利什点了点头，凯特闪了出去。皮尔斯在楼上，他正坐在电脑跟前忙着。

凯特说：“贝特顿神父有话要说，不适合我这个纯洁的女士听。探长让你去。好像特里维斯的斗篷根本没有还给他爸爸。要是这样，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这些人一个个怎么回事啊？”

皮尔斯说：“没怎么回事。只不过他们跟警察的思维方式不一样。”

“他们跟任何人的思维方式都不一样。还不如让我去对付那些恶棍呢。”

皮尔斯把自己的位子让给她，下楼去了审讯室。

达格利什说：“现在可以说说究竟是怎么回事了吧，神父？”

“估计塞巴斯蒂安神父已经告诉你了，他让我打包衣服。他认为——嗯，我们认为，让员工来打包不合适。衣服对死者来说是很私人化的，对吧？这是一项令人难过的任务。所以，我就去了罗纳德房间拿衣服。他衣服并不多，当然了，学校不鼓励学生们有太多非必要的个人物品或者衣服。我把东西放在一块，可是叠斗篷的时候发现……”他犹豫片刻，接着说，“嗯，我发现斗篷里面脏了。”

“怎么脏了，神父？”

“嗯，显然是他在斗篷上做爱弄脏的。”

皮尔斯说：“是精斑？”

“是的，就是那东西。非常大一块。我不想把那件斗篷就那样给他父亲。罗纳德也不会希望我把斗篷交给他的。况且，我知道——嗯，我们大家都知道，阿尔莱德爵士本来不想让他来圣安塞姆，不想让他当牧师。如果他看到那件斗篷，可能会找学校的麻烦。”

“您是说性丑闻？”

“是的，类似这样的事。而且，对可怜的罗纳德来说，那实在是太丢脸了。那肯定是他最不希望发生的。我当时并没有想得很清楚，只觉得不应该把那件斗篷就那样交给他家人。”

“您为什么没有想过把它洗干净？”

“嗯，我想过，可是不太容易。我担心我姐姐看到后问我在干什么。再说了，我也不太会洗衣服。当然，我当时主要是不想被看到。公寓房很小，我们彼此的隐私很少。于是我就把问题搁置一旁。我知道那么做很傻，可是我当时不得不把衣服整理好给阿尔莱德爵士的司机，于是就想着回头再找时间处理这件事。可是还有个问题——我不想让这里的任何人知道这件事，不想让塞巴斯蒂安神父知道。瞧，其实我知道那个人是谁。我知道跟他做爱的那个女人是谁。”

皮尔斯说：“这么说是个女人？”

“噢，是的，是个女人。我可以非常肯定地告诉你们。”

达格利什说：“如果这件事跟执事长的谋杀案无关，除了我们几个之外，不会让任何人知道。不过我觉得我可以帮您说出这个人来，是凯伦·瑟蒂斯吧？”

贝特顿神父的表情明显放松了：“是的，是的，你说对了。是凯伦。瞧，我喜欢观鸟，我从望远镜里看到他们了。他们在欧洲蕨丛里。当然，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塞巴斯蒂安神父对这种事很难容忍。再说了，还有埃里克·瑟蒂斯。他是个好人，在这里待得很开心，他喜欢我们，还有他的小猪崽。我不想说出去，把别人的生活搅乱。再说了，对我来说，这仿佛算不上多恶劣的事情。如果他们相爱，如果他们在一起幸福……当然了，我也不知道他们之间是什么情况，事实上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你想啊，既然我们能宽恕冷酷、傲慢和自私，为什么要苛责他们呢？罗纳德的所作所为又算不上多恶劣。其实他在这里待得不开心。他不怎么适应这里的环境，我觉得他在自己家也不开心。所以，或许他需要找一个能同情他、对他好的人。其他人的生活不是也一样不为人知吗？我们没有权利去评判什么。我们欠死者一份同情和理解，正如我们也欠生者同情和理解一样。所以我为此祷告，决定什么都不说。当然了，后来我只能想办法解决斗篷的问题。”

达格利什说：“神父，我们需要尽快找到它。你后来把它怎么了？”

“我把它紧紧地卷起来，塞进衣柜最里面去了。我知道这听上去傻乎乎的，可是当时只能这么做了。似乎也没什么好着急处理的。可是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这件事越来越棘手了。后来，那个星期六，我觉得必须想好怎么处理了。等姐姐出去散步后，我就拿自己的一条手帕放在热水龙头下面，打上肥皂，用力去擦斗篷上的污渍，结果擦得很干净。我又用毛巾把它擦了擦，然后放在火炉前面烤干。后来我觉得最好把姓名标签从上面撕下来，这样人们就不会想起罗纳德的死了。于是我就把标签撕了下来，然后下楼把它挂到衣帽间的钩子上去了。这样如果哪个学生忘记带斗篷了，可以暂时借用。我做完这些，就打算告诉塞巴斯蒂安神父，那件斗篷没有跟其他衣服一起被送走，但是原因就不解释了：我会告诉他，我把斗篷挂在衣帽间了。我知道他肯定会以为我疏忽了，忘记把斗篷送走了。这好像是最好的办法了。”

根据以往的经验，达格利什知道催促证人会造成更大的麻烦，所以他耐着性子听下去，最后才问：“那现在那件斗篷在哪里，神父？”

“没在那个衣帽钩上吗？我把它挂在最右边的衣帽钩上了。我是星期六晚祷前挂上去的。不是还在那儿吗？当然，我不能去查看——并非我没想到要查看，是因为你们把衣帽间的门锁上了。”

“您具体是什么时候把它挂上去的？”

“就是晚祷之前挂上去的。我是第一个走进教堂的。好多学生都不在学校，只有我们几个人，他们的斗篷挂成了一排。当然，我没有去数有几件，只把罗纳德的斗篷挂在最后一个衣帽钩上了。”

“神父，斗篷在你手上的时候，你有没有穿过它？”

贝特顿神父困惑不解地看着他：“噢，没有，我不会穿他的斗篷的。我们有自己的黑斗篷。我不需要穿罗纳德的斗篷。”

“学生们一般只穿自己的斗篷，还是混穿的？”

“噢，他们穿自己的斗篷。我敢说有时候他们可能会搞混，不过昨晚肯定不会。只有冬天特别冷的时候，学生们才会穿着斗篷去参加晚祷。从北走廊到教堂只有几步路。何况罗纳德肯定不会把自己的斗篷借给别人。他对自己的东西非常在意。”

达格利什问：“神父，您之前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们？”

约翰神父困惑不解地看着他说：“你们没有问我啊。”

“可是我们检查所有的斗篷和衣服，查看有没有血迹的时候，您就没想过我们可能需要知道有一件斗篷漏了吗？”

约翰神父回答得相当简单：“没有。那件斗篷没漏掉吧？它和其他的斗篷都挂在衣帽间的衣钩上呢。”达格利什没说话。约翰神父的困惑越来越深，最后他苦恼地看了看达格利什，又看了看皮尔斯，发现他们的脸色非常严肃，说，“我从来没考虑过你们破案的细节，没想过你们在做什么或者这些意味着什么。我不想去考虑，这好像也不关我的事。我所做的就是如实回答你们提出的所有问题。”

达格利什不得不承认，他的申辩非常合理。约翰神父怎么会想到那件斗篷有多重要呢？有的人对警察办案的程序更了解、更好奇或者更有兴趣，他们会主动为警方提供很多情况，哪怕感觉不是特别有用的信息，也都会说出来。可是约翰不是那样的人，而且，即便他想过要说，也可能会觉得还是保护罗纳德·特里维斯那点可怜的秘密更重要。

他痛悔地说：“对不起，我把事情弄得更麻烦了是吗？这很重要吗？”

达格利什心想，这让他怎么说呢？他说：“现在最重要的是您把斗篷挂在最后一个衣帽钩上的确切时间。您确定是在马上要开始晚祷的时候吗？”

“是的，非常确定。应该是晚上九点十五分。我通常都是最早到达教堂去参加晚祷的——我本来想等晚祷后跟塞巴斯蒂安神父说一声的，可是他急匆匆地走了，我没来得及讲。第二天早上，我们大家都听到了发生谋杀案的消息，我觉得这件事没那么重要，就没去烦他了。”

达格利什说：“谢谢您提供了这么有用的信息，神父。您刚才跟我们说的那些非常重要。更重要的是您必须保守秘密。刚才那些话，请您不要跟任何人说起。”

“连塞巴斯蒂安神父都不能说吗？”

“不能，任何人都不能，拜托您了。调查结束后，您想怎么跟塞巴斯蒂安神父说就怎么跟他说。目前我不想让这里的任何人知道罗纳德·特里维斯的斗篷还在学校的某个地方。”

“不是在某个地方吧？”他用无邪的目光看着达格利什说，“它不会还在衣帽钩上吗？”

达格利什说：“它已经不在衣帽钩上了，神父，不过我希望我们能找到它。”

他轻轻扶着贝特顿牧师走到门口。牧师好像突然变成了一个困惑而焦灼的老人。他在门口鼓足勇气，扭过头最后说了几句话。

“我当然不会把我们的谈话告诉任何人。你们不让我说，我就不说。我可否也请求你们不要把罗纳德·特里维斯和凯伦的关系说出去？”

达格利什说：“如果这件事跟克兰普顿执事长的死有关，就只能公之于众。谋杀案就是这样的，神父。活生生的人被杀死了，就没有多少东西能保密得了了。不过我可以答应您，只有在有必要的情况下，才会把这件事泄露出去。”

达格利什再次向约翰神父强调了保密的重要性，让他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说起那件斗篷的事，然后才把他送走。他想，跟圣安塞姆的牧师和学生打交道有一个好处：你可以非常确定，只要他们答应的事，就一定会做到。

12

不到五分钟，包括现场勘查组在内的专案组所有人都集中到圣马太小别墅开会。达格利什通报了案情的最新进展。他说：“好了，马上开始搜查。我们需要先弄清三套钥匙的去向。谋杀案发生后，只有一套钥匙失踪。瑟蒂斯夜里拿了一套钥匙没有归还。那套现在在猪圈里找到了。也就是说，该隐肯定拿了一套，行凶后又把它放回去了。假如该隐就是那个穿斗篷的人，那斗篷肯定藏到某个地方去了，校外校内都有可能。斗篷不太好藏，不过整个海岬和海滩都可以供他隐藏，而且从午夜到五点三十分之间有充足的时间。甚至有可能已经烧掉了。海岬上沟渠遍布，点把火也不会有人注意，就算外面有人也不一定会看到。他只要弄点儿石蜡和火柴就够了。”

皮尔斯说：“头儿，如果是我，我会把它喂给猪吃。那些畜生什么都吃，特别是有血渍的东西。如果是这样，估计除了斗篷后领的那条小铜链，什么都找不到了。”

达格利什说：“那就去找吧。你和罗宾斯最好从圣约翰别墅找起。我们已经获得塞巴斯蒂安神父的许可，可以在学校里四处走动，不需要去申请搜查令了。但是如果住在别墅里面的人不肯合作，我们可能会需要申请搜查令。所以大家一定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我们在找什么。学生们现在在哪儿，有人知道吗？”

凯特说：“应该是在一楼的教室里。塞巴斯蒂安神父正在给他们上课。”

“那他们现在没空，不会妨碍我们的工作。克拉克先生，请你带你的手下去海岬和海滩上找。我觉得该隐有可能会冒着暴风把斗篷扔进大海，不过海岬上可以藏东西的地方很多，都要找找。我和凯特负责主楼。”

大家分头行动。现场勘查组往海边去了，皮尔斯和罗宾斯朝圣约翰别墅走去。达格利什和凯特穿过铁门，走进西苑。北走廊上的落叶已经清理干净了，虽然现场勘查组一个细节都不放过，可是除了拉斐尔房间地板上那根带着嫩叶的小树枝，没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达格利什打开衣帽间的门，里面的空气很不新鲜。五件斗篷毫无生气地挂在衣帽钩上，仿佛已经数十年无人问津。达格利什掏出手套，把每件斗篷的后领都翻过来看。姓名标签都在上面：莫尔比、阿巴斯诺特、巴克赫斯特、布洛克斯汉姆、麦考利。他们又去了洗衣房，洗衣房里有两个很高的窗户，窗户下面是一张福米加硬塑料贴板的桌子，桌子下面搁着四个塑料洗衣篮。左侧是一个很深的瓷水池，两边各有两个木头滴水板，旁边有一个滚筒干衣机。四个大洗衣机放在靠右侧的墙壁跟前，门都是关着的。

凯特站在门口，看着达格利什打开前三个洗衣机的门。达格利什弯腰去检查第四个洗衣机的时候，突然停顿了一下，于是凯特快步走过去。厚厚的玻璃门后面有一堆东西，虽然很模糊，但能分辨得出来是一件折叠起来的棕色毛料衣服。那件斗篷找到了。洗衣机上面放着一张白色的卡片。凯特把卡片拿下来递给达格利什。黑字白纸，写得很认真。“这辆车不能停在前院，劳驾把它移到主楼后面。P.G.”

达格利什说：“帕瑞格林神父写的，看起来是他把洗衣机关了的。洗衣机里面只有三英寸的水。”

凯特说：“有血吗？”她弯下腰，凑过去看。

“很难看出来，不过实验室不需要太多样本就能做配对实验。给皮尔斯和现场勘查组打电话，凯特，让大家结束搜查。把门拆下来，把水排出去，把斗篷送到实验室去。我需要圣安塞姆每个人的毛发样本。谢天谢地，幸亏帕瑞格林神父把洗衣机关了。这么大的洗衣机如果转起来，恐怕我们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都找不到了，血迹、纤维或毛发，统统都没了。我和皮尔斯去找他谈一谈。”

凯特说：“很显然该隐跑到这里来是冒着巨大的风险的。他竟然敢跑回来，甚至还把洗衣机开起来。我们迟早会找到斗篷的。”

“他不在乎我们找不找得到斗篷。他甚至希望我们找到。只要跟他扯不上关系就行。”

“可是他明明知道帕瑞格林神父很可能会被吵醒，把洗衣机关掉。”

“不，他不知道，凯特。他从来不用这些洗衣机。还记得门罗太太的日记里面怎么说的吗？乔治·格雷戈里的衣服是露比·皮尔比姆帮他拿去洗的。”

帕瑞格林神父正坐在图书馆西头的办公桌前，一大堆大部头的书几乎把他整个人都遮住了。没有其他人在场。

达格利什说：“神父，您在发生谋杀案那天夜里有没有关掉一台洗衣机？”

帕瑞格林神父抬起头，仿佛过了好一会儿才认出来人是谁。他说：“对不起，是达格利什探长啊。当然，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星期六晚上。克兰普顿执事长被杀害的那天晚上。您那天有没有到洗衣房去过，还关掉了一台洗衣机？”

“我去过吗？”

达格利什把卡片递给他：“我觉得这个是您写的吧。这是您姓名的首字母。这是您的笔迹。”

“是的，是我写的啊。噢，好像是拿错卡片了。”

“那正确的卡片上写的什么，神父？”

“写的是晚祷过后学生们不得使用洗衣机。我很早上床，睡眠很浅。洗衣机已经老化了，运转起来声音非常大。我发现问题出在供水系统，而不是洗衣机本身有毛病，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晚祷过后学生们本来就应该保持安静。那不是他们洗衣服的时间。”

“那您听到洗衣机响了吗，神父？是您把这张卡片放在洗衣机上面的吗？”

“肯定是我。不过估计当时我迷迷糊糊的，没醒过来。”

皮尔斯说：“您怎么可能没醒过来呢，神父？您还写了便条，找了卡片和笔，肯定没困得不行啊。”

“噢，可是我刚才说过了，督察。这张便条都搞错了。我有很多写好了的便条，就放在我房间里，你们可以来看看。”

达格利什和皮尔斯跟在帕瑞格林神父身后，来到他的小套房里。挤满了书的书架上面有一个卡片盒，盒子里有半打卡片。达格利什拿起来翻了翻。“这是我专用的办公桌，学生们不要把书放在上面。”“劳驾把书放回原位。”“晚祷过后不得使用洗衣机。今后晚十点之后开启的洗衣机一律关掉。”“公告板是用来公布学校通知的，不是让学生们交流琐事的。”每张卡片上面都标注着帕瑞格林神父的首字母P.G.。

帕瑞格林神父说：“恐怕那时候我太困了，连卡片都拿错了。”

达格利什说：“您那晚听到有人把洗衣机开了起来，于是出去把它关掉了。之前米斯金督察问您的时候，您就没意识到这件事的重要性？”

“那位年轻的女士问我有没有听到有人进出主楼，或者我自己有没有出去过。我很清楚地急着回答她问的话呢。她告诉我，我必须非常明确地回答她每个问题，所以我就照做了。我说没有。没有人问我洗衣机的事。”

达格利什说：“所有洗衣机的门都是关着的。一般来说，洗衣机没用的时候门都是开着的。是您把它们关上的吗，神父？”

帕瑞格林神父沾沾自喜地说：“我不记得了，不过我觉得应该是我关的。这是随手之劳嘛。整洁，你瞧。我不喜欢看到它们敞开着。没什么其他原因。”

帕瑞格林神父的心思仿佛还在他手头的工作上。他径直往图书馆走去，达格利什和皮尔斯跟在他身后。他回到办公桌前坐下，仿佛这就算谈完了。

达格利什觉得很无奈，他拿起架子说：“神父，您对帮我抓到凶手一点儿也不感兴趣吗？”

别看达格利什六英尺两英寸高的个头儿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他一点儿都没被镇住，仿佛觉得刚才的问题是个议题，而不是指责。他说：“凶手当然应该抓住，可是我真的不认为我能帮得上你，探长。我没有帮警察破案的经验。我觉得你应该去找塞巴斯蒂安神父或约翰神父。他们两个人都看过很多侦探小说，大概能给你们提供一些看法。上次塞巴斯蒂安神父借给我一本，我想应该是哈蒙德·英尼斯先生写的。恐怕我没那么聪明。”

皮尔斯一言未发，抬起头看着天空，拒绝面对这种挫败感。帕瑞格林神父的目光又落在他的脚上，不过之后好像有了一丝活力，又抬起头来。

“我有个想法。那个凶手行凶之后肯定会想着逃跑，我觉得他的车当时可能就停在西门外面。一般来说他都会选择这么做的。探长，我不认为他会觉得那个时候是洗衣服的好时候。洗衣机只是‘腌鱼’[1]而已。”

皮尔斯嘀咕了一句“红鲱鱼”[2]，往后退了两步，仿佛再也受不了了。

帕瑞格林神父说：“腌鱼和红鲱鱼，意思是一样的。当然，红鲱鱼许多年来一直都是沿海居民获取蛋白质的主要来源。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词。从词源学上来说，我认为中古英语当中的kypre来自古英语的cypera。我很奇怪你没有用它来代替‘红鲱鱼’。当错误或无关信息的误导导致调查最终失败时，你就可以说你的调查被kipper了，也就是被误导了。”他停顿片刻，加了一句，“比如我的便条。”

达格利什说：“那您离开房间的时候看到或听到什么没有？”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探长，我都不记得自己离开过房间了。可是那张便条出现在那里和洗衣机被关掉仿佛都是不可争议的事实。当然，如果有人进入我的房间，拿走我的卡片，我应该会听到。我很抱歉帮不上你们的忙了。”说完，帕瑞格林神父又一头钻进他的书里去了。达格利什和皮尔斯只好离开，让他专心工作。

出了图书馆，皮尔斯说：“难以置信。那人是个疯子。他竟然还是研究生导师!”

“而且我听说还是相当优秀的导师。我能理解。他醒了过来，听到讨厌的声音，就迷迷糊糊地爬起来，拿着便条到洗衣房把洗衣机关上，然后又爬上床睡着了。问题在于，他压根不认为凶手会是圣安塞姆的人。他从心底里不肯承认这种可能性。这跟约翰神父和棕色斗篷的事一个性质。他们都不是故意给我们制造麻烦，也不是故意不肯配合我们的工作。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警察不一样，我们提出的问题仿佛和他们毫不相干。凶手非常有可能就是圣安塞姆的某个人，可是这种可能性他们就连想都不肯想。”

皮尔斯说：“那他们就等着目瞪口呆吧。那塞巴斯蒂安神父呢？马丁神父呢？”

“他们看到了尸体，皮尔斯。他们知道人死在哪儿，是怎么死的，问题是，他们知道是谁干的吗？”

13

洗衣房里，滴着水的斗篷被小心翼翼地捞出来，放在一个塑料袋里面。剩下的水被吸进瓶子里封好，那一抹淡淡的浅粉色更像是想象出来的。克拉克的两个手下正在往洗衣机上喷撒粉末，看能不能采集到指纹。不过在达格利什看来没什么意义。既然格雷戈里进教堂的时候戴了手套，返回自己的别墅前，就不太可能把它摘掉。但是这些工作必须做，辩护律师会千方百计寻找他们调查程序的漏洞。

达格利什说：“现在可以确定格雷戈里就是主要嫌疑人了。不过话说回来，自从我们知道他结婚的事开始，他就一直是我们的主要怀疑对象。顺便问一句，他现在人在哪里？有人知道吗？”

凯特说：“他今天早上开车去诺里奇了。他告诉皮尔比姆太太下午回来，叫她帮忙打扫别墅。她今天上午就在别墅里面。”

“等他一回来就找他问话。这次我需要按照警察和刑事证据法对问话进行录音。注意两件事。第一，不能让他知道特里维斯的斗篷还在学校；第二，不能让他知道洗衣机被停掉了。皮尔斯，你再去找约翰神父和帕瑞格林神父交代一声好吗？说话要有分寸。必须让帕瑞格林神父听进去。”

皮尔斯出去了。凯特说：“我们不能让塞巴斯蒂安神父宣布北侧走廊的门已经打开，学生们可以使用洗衣房了吗？我们可以严密监视，看看格雷戈里会不会回来找斗篷。他肯定想知道我们有没有发现那件斗篷。”

“想法不错，凯特，但是什么都证明不了。他不会落入圈套的。如果他决定来看看，肯定会带一堆脏衣服来。可是他干吗要来呢？他原本就打算让我们发现斗篷，让我们更加确信是内部的人作案。这些他都不在乎，他所关心的是不能让我们证明他案发那天夜里穿过那件斗篷。正常情况下，他这次肯定会成功逃脱。可是他运气实在不好，先是瑟蒂斯星期六晚上进了教堂。如果没有瑟蒂斯的证词，就无法证明行凶者穿了一件斗篷。后是洗衣机被停了，如果洗衣机没有被关掉，衣服已经洗好了，那估计什么证据都被毁了。”

凯特说：“他仍然可以声称特里维斯以前曾经把斗篷借过他。”

“可是有可能吗？特里维斯是一个对自己的东西看得特别要紧的年轻人。他为什么要把斗篷借给别人？不过你说得对。他有可能以此来辩解。”

皮尔斯回来了，他说：“约翰神父和帕瑞格林神父在图书馆。我觉得他们两个应该都听明白了。可是我们最好还是等格雷戈里一回来，就把他截住。”

凯特问：“如果他先找律师怎么办？”

达格利什说：“那我们就只能等他找到律师再问。”

不过格雷戈里并不想找律师。一小时后，他坐在审讯室的桌子旁边，神色非常镇定。

他说：“我知道自己的权利，知道你们在我没有请律师的情况下能做到什么程度。有用的律师我请不起，我请得起的律师没什么用。我的律师顾问虽然完全胜任起草遗嘱的工作，但是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把他找来就是个累赘，只会让我们双方都非常讨厌。我没有杀克兰普顿。不仅仅因为我厌恶暴力，我也没有理由希望他死。”

达格利什决定让凯特和皮尔斯审问。凯特和皮尔斯坐在格雷戈里对面，达格利什自己把椅子挪到了面朝东边的窗户下面。他觉得，作为警察的审讯室，这个房间的布置非常奇怪。屋子里几乎没什么家具，只有一张方桌、四把高背椅和两张扶手椅，跟他们第一次看到的时候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就是挂在桌子上面的那盏孤零零的灯更亮了。只有厨房和对面的起居室有些人气：厨房里有几只杯子，三明治和咖啡散发出淡淡的香味儿；起居室布置得更加舒适一些，皮尔比姆太太还摆了一盆花。他很好奇，如果有人偶然看到眼前这副情景：纯功能性的地方，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埋头自顾自地工作，肯定以为这里要么是在严词审讯，要么是在密谋不轨，大海有节律的波涛声更渲染了这里神秘而恐怖的气氛。

凯特打开录音机，做好准备。格雷戈里报上了姓名、住址，三位警察也报上各自的姓名和警衔。

皮尔斯开场。他说：“克兰普顿执事长上个星期六半夜被杀害。案发那天晚上十点以后你在哪里？”

“你们第一次问我的时候，我就跟你们说过了。我在自己的别墅里，听瓦格纳的曲子。塞巴斯蒂安·莫雷尔打电话召集大家开会之前，我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别墅。”

“我们有证据证明当晚有人去过拉斐尔·阿巴斯诺特的房间，是你吗？”

“怎么可能呢？我刚跟你说过了，我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别墅。”

“1988年4月27日，你和克拉拉·阿巴斯诺特结了婚，而且你已经告诉我们拉斐尔他是你的儿子。你在登记结婚的时候就知道你们的婚礼会让他成为合法婚生子，也就是圣安塞姆的继承人吗？”

格雷戈里顿了一下，有些拿不定主意。达格利什心想，他不知道我们是如何发现他的婚姻的秘密的。他不确定我们掌握了多少情况。

过了一会儿，他说：“我当时不知道。后来，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我发现按照1976年的法令，我的儿子是合法婚生子。”

“你结婚的时候知不知道艾格尼丝·阿巴斯诺特小姐遗嘱的条款是怎么说的？”

这次他回答得非常干脆：“不知道。”达格利什非常肯定，格雷戈里肯定想方设法打听到了，或许是在伦敦进行的调查。不过他肯定不会用自己的名义去调查，所以相当肯定他们很难抓住他的把柄。

“那你的妻子在婚前或者婚后有没有跟你说过？”

他又犹豫不决了，眨巴了两下眼睛，然后决定铤而走险：“没有，她没跟我说过。她当时更关心救赎自己的灵魂，而不是我们儿子的财产利益。如果你们打算用这些幼稚的问题来强调我具备作案动机，我想说，那四位常驻牧师也同样具有作案动机。”皮尔斯打断他的话，说：“你的意思是，你不知道遗嘱的内容？”

“我考虑的不是金钱上的利益。事实上，我觉得学校里每个人都明显不喜欢执事长。如果你们的意思是我为了确保儿子继承遗产而杀了执事长，我想说，学校按计划本来就要被关闭了。我们大家都知道时间不多了。”

凯特说：“学校确实迟早要关闭，但并不是马上就关闭。塞巴斯蒂安神父很可能会撑上一两年，到时候你儿子已经完成学业，被授予神职了。这是你想要的结果吗？”

“我倒是希望他能选择其他的职业，但是，为人父母，这点烦恼不算什么。孩子们很少会做出理性的选择。我已经忽视了拉斐尔25年，不可能指望对他如何规划自己的人生有发言权。”

皮尔斯说：“我们今天发现杀害执事长的凶手行凶的时候很可能穿着一个学生的斗篷。我们在圣安塞姆洗衣房的洗衣机里发现一件棕色的斗篷。是你放进去的吗？”

“不是我，而且我也不知道是谁放的。”

“我们还知道有个人，可能是男性，案发当晚佯装从主教教区办公室打电话问执事长的手机号码，于晚上九点二十八分打电话给克兰普顿太太。电话是你打的吗？”

格雷戈里忍不住露出一丝笑意：“作为伦敦警察厅最有声望的探案组，你们竟然会问这么单纯的问题，这实在令人吃惊。不是，电话不是我打的，而且我也不知道是谁打的。”

“当时牧师和四名住校学生都在教堂里参加晚祷，你去了哪里？”

“在我的别墅里批改作业。当晚没有参加晚祷的不止我一个。亚伍德、斯坦纳徳、瑟蒂斯和皮尔比姆都没有去听执事长布道，还有三个女人也没去。你们确定电话是个男的打的？”

凯特说：“执事长谋杀案不是让圣安塞姆陷入危机的唯一惨剧。罗纳德·特里维斯的死也使圣安塞姆的日子不好过。他星期五晚上和你在一起，第二天就死了。星期五那天发生了什么事？”

格雷戈里瞪了她一眼，丝毫不掩饰脸上一闪而过的厌恶和轻蔑，仿佛当面唾了凯特一口似的。凯特的脸通红，她接着说：“他遭到了拒绝和背叛，于是来找你寻求安慰，结果你把他赶走了，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负责教他希腊语，他来找我上《新约》。没错，那天课上得比平时短，那是应他的要求。显然你们都知道他偷了供奉过的圣饼，我建议他去找塞巴斯蒂安神父忏悔。我只能建议他这么做，要是你们也会建议他这么做的。他问我，他会不会被开除。我说，鉴于塞巴斯蒂安神父对现实问题的独特看法，我觉得应该会。他想让我安慰他，可是我不能骗他。冒着被开除的危险总比落到一个敲诈者手里强。他是有钱人家的孩子，他很可能要一直给那个女人钱。”

“你有什么理由认为凯伦·瑟蒂斯是一名敲诈者？你对她了解多少？”

“足以知道她是个不择手段、喜欢权力的年轻女人。她不会为他保密的。”

凯特说：“于是他就去自杀了。”

“很不幸，但是我无法预见也无法阻止。”

皮尔斯说：“接着第二个人死了。我们有证据证明门罗太太生前就发现你是拉斐尔的父亲。她跟你对质了吗？”

他再次犹豫了。他把手放在桌子上，看着它们。虽然看不到他的脸，但是达格利什知道这个人心里正在寻思。他再次琢磨警察到底掌握了多少情况，有多大的把握。玛格丽特·门罗临死前有没有跟其他人说过？有没有留下日记？

他迟疑了不到六秒钟，可是这六秒钟感觉非常漫长。他说：“是的，她来找过我。她说她去问过了，但是没说问什么，只说她确定自己的怀疑是正确的。显然有两件事困扰着她。第一件事是我欺骗了塞巴斯蒂安神父，隐姓埋名在这里工作；更重要的是，当然了，应该把真相告诉拉斐尔。这些都不关她的事，可是我当时觉得最好跟她解释清楚，我为什么没有在拉斐尔的母亲怀孕时和她结婚，为什么后来改变了主意。我说我需要找个合适的时机，在感觉拉斐尔不会太反感的时候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我想自己选择时机。这个学期结束之前，我一定会告诉他的。我做了如上保证后，她说她会保密的，其实这些她根本无权过问。”

达格利什说：“于是当晚她就死了。”

“死于心脏病。如果她的发现和她与我的对质引发了她的病情，那么我很抱歉。我不可能为圣安塞姆每个人的死亡负责。你们接下来就会指责我把阿加莎·贝特顿推下地窖的台阶。”

凯特说：“那你有没有推她？”

这次他聪明地掩饰着自己的厌恶，说：“我认为你们在调查克兰普顿执事长谋杀案，而不是企图把我塑造成连环杀手吧。我们是不是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谋杀案上？”

这时，达格利什开口说话了，他说：“我们将会对上个星期六晚上留在学校的每个人采集毛发样本，你没有意见吧？”

“如果所有的嫌疑人都要遭受这种污辱，我没有意见。反正又用不着全身麻醉。”

没有继续问下去的必要了。他们按照例行流程结束了问话，凯特关掉了录音机。

格雷戈里说：“如果你们想要我的头发，最好现在就来取，我打算开始工作了，不想被打扰。”

他大步流星地走进夜色。

达格利什说：“今晚就采集头发样本，然后由我开车送回伦敦。我在实验室等着斗篷的检验结果。如果他们优先帮我们检验，要不了几天就有结果了。你们两个和罗宾斯留在这里。我会让塞巴斯蒂安神父安排你们搬进这座别墅。如果床不够，他会给你们提供睡袋和床垫。我需要你们24小时严密监视格雷戈里。”

凯特说：“万一斗篷上什么都查不到呢？我们拿到的其他证据都是旁证。没有法庭物证，我们就没办法结案。”

显然，她说得一点儿都没错，可是达格利什和皮尔斯都没答话。

14

姐姐活着的时候，约翰神父除了晚餐很少在餐桌上露面。晚餐被塞巴斯蒂安神父当作全体人员统一活动的一种仪式，所有人都会参加。不过星期二下午茶的时候，他竟然露面了。最近发生的死亡事件没有召集全体人员开会宣布，而是由塞巴斯蒂安神父简单地跟牧师和学生们交代了几句。四名学生已经去看望过约翰神父，向他表示哀悼。现在，他们极力想要表现出对他的关心，一会儿给他把茶倒满，一会儿从餐桌上给他拿三明治、司康饼和蛋糕。他坐在靠门的地方，安静而瘦小，拘谨礼貌，偶尔露出微笑。下午茶结束后，爱玛提出去看看贝特顿小姐的衣橱，于是他们一起上楼去了公寓。

爱玛一直在想怎样打包那些衣服，她去找皮尔比姆太太要了两只结实的塑料袋，一只用来装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或者其他慈善商店可能会要的东西，一只用来装只能拿去扔掉的衣服。可是皮尔比姆太太送来的两只黑色袋子感觉只能拿去装垃圾用，她打算先把衣橱整理一下，等约翰神父不在的时候，再来一次性装走。

爱玛让约翰神父坐在壁炉前，看着煤气炉淡蓝色的火焰映在他身上，她自己穿过客厅，走进贝特顿小姐的卧室。卧室的天花板中央有一盏老式吊灯，上面落满了灰尘，灯光昏暗。黄铜单人床旁边的桌子上放着一盏万向灯，比吊灯还亮一些。爱玛可以就着灯光整理。床的右侧是一张高背椅和一个弓背壁橱。除了椅子和壁橱，房间里就只有一件家具，就是两扇小窗中间的桃花芯木雕花大衣柜。爱玛打开柜门，一股霉味夹杂着花呢布料、薰衣草和樟脑丸的气味迎面扑来。

分类和决定取舍这项工作并不像她担心的那么棘手。贝特顿小姐过着独居者的生活，只有几件衣服凑合着穿，估计这十来年都没添置过什么东西。爱玛从衣柜里拽出一件笨重的麝鼠皮大衣，上面有几块非常显眼的补丁；两套垫肩垫得很高的花呢西装和配套的夹克衫，这样的款式最多20世纪40年代的人穿过；一堆五颜六色的羊毛衫和几条花呢长裙；一件丝绒绸缎晚礼服，料子很好但款式古老，除非是在化装舞会上，否则很难想象哪个现代女人会穿。抽屉里放着几件衬衫和内衣，短裤是洗过的，但裤裆上仍然有污渍，还有几件长袖背心和卷成卷的厚袜子。这里面的东西慈善商店基本上都不会要。

她突然为贝特顿小姐感到愤怒和委屈，塔兰特督察他们在这些可怜的衣物里四处翻找。他们想找什么——一封信、一本日记本还是一份自白书？中世纪的信众每个星期天都受到《最后的审判》画面的恫吓，祈祷死亡不要突然降临，担心他们还没能获得上帝的宽恕就离开人世。然而现在的人在生命最后一刻担心的却是凌乱的办公桌、未曾实现的愿望和来不及处理的指控信。

爱玛在最底层的抽屉里发现了令她惊异的东西：一套小心翼翼地裹在牛皮纸里面的英国皇家空军束腰上衣，左侧口袋上方别着徽章，袖口上有圆环，还有一条绶带。除了衣服，还有一顶被压扁了的帽子。爱玛把那件麝鼠皮大衣挪开，将这些东西放在床上，默默地望着它们失神了片刻。

左手边最上方的抽屉里有一个小皮匣子，爱玛在匣子里发现了珠宝。珠宝数量不多，有几枚宝石胸针、几个沉甸甸的金耳环和几条长长的珍珠项链，看上去像是家传的东西。尽管有些宝石看上去很不错，但很难估计它们的价值。按照约翰神父的要求，要把它们卖出去，爱玛不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或许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些珠宝全部带回剑桥，让城里的珠宝鉴定师估一下值。同时要确保它们的安全。

匣子最下面还有一个隔层，她打开一看，里面有一个发黄的小信封，看来年头已经很久了。

她把信封打开，一枚戒指掉在她的手掌上。是一枚金戒指，钻石虽然很小，但做工非常好，钻石中间还镶着一颗红宝石。她自然而然地把戒指套在自己左手的第三根手指上打量：是一枚订婚戒指。如果戒指是那位飞行员送给贝特顿小姐的，他肯定已经死了，不然她怎么会有他的军装？爱玛脑子里仿佛出现一幅鲜活的画面：一架喷火式战斗机或飓风式战斗机在空中失去控制，打着旋，拖着长长的火舌坠入英吉利海峡。或者他是轰炸机飞行员，在敌军目标上方被击中后，掉落在那些被他炸死的人们中间？他死前和阿加莎·贝特顿是恋人吗？

她想，为什么会觉得奇怪呢？年老的人也曾经年轻过，他们强壮过，美丽过，曾经活力四射，爱过也被爱过，开怀过，欢笑过，无忧无虑地生活过。她想起几次见到贝特顿小姐的情景：她大步走在悬崖边的小路上，头上戴着一顶羊绒帽，下巴微微向前伸，像在和比狂风更严酷的敌人抗争；她在楼梯上和爱玛擦肩而过，匆匆点点头，或者黑色的眸子突然投来不安、好奇的一瞥。拉斐尔喜欢她，愿意花时间陪她。可这是发自内心地喜爱还是仅仅是一种友善？如果这枚戒指真的是订婚戒指，她为什么不戴呢？不过，或许这并不难理解。它代表着已经结束的过去，只能折叠起来安放好的过去，就像她恋人的束腰外衣。她不想每天早上醒来都看着这枚戒指陷入回忆，戒指象征着美好的往昔，而送她戒指的人已经离去，她不想一举手一投足都让人看到她的悲伤和委屈。人们举重若轻地说，死者永远活在活着的人记忆里，可是又有什么能代替爱人的声音和坚强的臂弯？这是否就是天下诗歌通用的题材？生命、爱与美是那么短暂，飞驰的时光战车轮子上装着利刃，终将会把一切搅得粉碎。

想到这里，爱玛听到有人敲门，她打开门，看到凯特·米斯金督察。她们站在门口相互打量着，爱玛觉得对方的目光并不友好。

米斯金督察说：“约翰神父说你在这儿。达格利什探长让我通知大家他回伦敦去了，我和塔兰特督察、罗宾斯警官会暂时留在这里。现在客房都配了保险锁，你晚上一定要上锁。晚祷后我会到学校送你回自己的客房。”

这么说达格利什探长没有告别就走了。可是他为什么要跟她告别？他脑子里的事情比礼节重要多了。他肯定会跟塞巴斯蒂安神父正式道别的。其他人告不告别又有什么打紧？

米斯金督察语气相当礼貌，爱玛知道自己对此感到愤怒是无理取闹，于是她说：“我不需要别人送我回客房。这是不是说，你们认为我们大家处境很危险？”

米斯金督察顿了一下，才说：“我们没那么说。但是海岬上有一名尚未抓捕归案的凶犯，所以每个人都应当注意安全。”

“那你们准备把他抓捕归案了吗？”

米斯金督察又停顿了一下，才说：“希望能把他抓捕归案。这本来就是我们到这里来的目的，抓捕凶犯，嗯？对不起，目前我只能说这么多。待会儿见。”

说完，她转身走了出去，把门关上。爱玛独自站在床边，看着床上的帽子和军装，还有手指上的戒指。爱玛觉得自己的眼泪涌了出来，可她不知道自己是在为贝特顿小姐落泪，还是在为她死去的爱人抑或自己神伤。她把戒指摘下来塞回信封，准备开始整理。

15

第二天一大早，天刚蒙蒙亮，达格利什就驱车去了伦敦兰贝斯实验室。雨下了一整夜，现在已经停了，交通灯变幻的红、黄、绿色，在依旧湿漉漉的路面上投下摇曳而俗艳的光影。空气中弥漫着河水满潮时的气息。伦敦只有在凌晨两点到四点之间才会陷入深眠，随后都是断断续续地小憩。现在，这个首都慢慢醒来，上班族稀稀落落地走上街头，每个人都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渐渐地，人越来越多，整座城市到处都是人。

萨福克辖区的犯罪现场物证通常都会送到亨廷登法学实验室，但是那所实验室现在已经超负荷运行了。而兰贝斯可以提供优先检验项目，这正是达格利什需要的。他在这所实验室很有名，大家热情地和他打着招呼。资深法医安娜·普雷斯考特博士正在等他。达格利什侦破的很多案件都是由她向检察院提供证据的，达格利什知道，自己的案件得以圆满结案，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这位科学家的崇高声誉，得益于她在法庭上自信而清晰地陈述鉴定结论，得益于她面对质证时镇定自若的风格。不过，她和其他法证学专家一样，都不是警方代理人。如果格雷戈里的案子进入公开庭审阶段，她将作为独立鉴定专家出席，只会忠实于事实。

斗篷放在实验室的干衣机上，现在摊在四盏荧光灯下面的大检验台上。格雷戈里的运动服被送到实验室的另一个地方处理，以避免交叉污染。用胶带把粘在运动服上的纤维粘下来，贴在斗篷上面，然后用显微镜比对。如果显微镜初步比对结果显示和斗篷的纤维相似，随即进行一系列比对实验，包括对纤维本身的化学构成进行仪器分析。不过这项检验比较耗费时间，要过几天才有结果。血样已经拿去检验了，达格利什在等报告。他倒不急，因为他可以确定斗篷上的血迹肯定是克兰普顿执事长的。他和普雷斯考特博士现在正在寻找斗篷上的毛发。他们两人都穿着白大褂，戴着面罩，俯身在斗篷上仔细寻找。

达格利什觉得人类敏锐的眼睛真是特别高效的搜寻工具，它们只花了几秒钟就找到了要找的东西：斗篷后领的小铜链上有两根灰色的毛发。普雷斯考特博士小心翼翼地把它们取下来，放在一个小玻璃碟子里。她随即拿起一个低倍显微镜认真看了一眼，然后满意地说：“两根都有发根。这意味着咱们有机会提取到DNA样本。”

16

两天后的早上七点半，实验室把电话打到达格利什在泰晤士河边的公寓里，告诉他两个发根都提取到了格雷戈里的DNA。这个消息在他的意料之中，但是接到电话的时候他还是松了一口气。实验室的人还说，斗篷和运动服上的纤维比对发现吻合，但最终结果还要再等。放下电话，达格利什有点儿犹豫：是接着等下去，还是现在行动？他不愿意再等下去了，只想立刻把他抓捕归案。DNA显示格雷戈里曾经穿过罗纳德·特里维斯的斗篷，这是无可辩驳的，而纤维吻合只是进一步佐证这一点而已。当然，他也可以给留在圣安塞姆的凯特或者皮尔斯打电话，他们绝对能把他抓捕归案。可是他需要亲自去，而且他知道为什么。亲自抓捕格雷戈里在某种程度上会减轻上一起案子给他带来的挫败感。上一起案子明明已经查到罪犯，听到他自首，却因为他很快推翻供述，而又没有足够的证据，最终无法抓捕他。如果现在不亲自去抓捕格雷戈里，一定会遗留下什么问题，尽管他也不太确定到底是什么问题。

他早就知道，这两天时间肯定会比平时更忙。积压的工作、职责范围内的事务以及旁人强加给高级警官的问题让他忙得晕头转向。伦敦警察厅人手紧缺，亟须从各个领域招揽聪明能干、积极主动、受过良好教育的男性和女性，可是这样的人才太受欢迎，别的行业大力为他们提供更丰厚的报酬、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更小的压力。除此之外，还应当改变官僚作风，减少文案工作，提高刑侦效率，并解决腐败问题。当今社会，受贿已经不是往口袋里塞几张英镑的问题了，而是从非法毒品交易的巨额利润中抽成的问题。不过现在他没时间理会这些，他要回圣安塞姆去。那里不再是纯洁善良、安宁祥和的去处，但那里有他未竟的工作，有他想见的人。他想，不知道爱玛·拉文汉姆还在不在学校。

接到电话后，他抛开繁忙的日常工作，丢下一堆需要认真处理的文件，给副探长和副探长的秘书留了个口信就走了，下午要开的会也不参加了。他给凯特打了个电话。凯特说，圣安塞姆异常平静，平静得让人觉得反常。人们小心谨慎地持续着日常生活，仿佛血淋淋的尸体还躺在教堂《最后的审判》下。在她看来，仿佛整所学院的人都在半是期待半是恐惧地等着事情的圆满收官。格雷戈里再也没有出现。上次审讯之后，达格利什让他把护照交了上来，所以不必担心他会潜逃。不过，潜逃从来都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他从来没想过躲到国外偏远的避难所，然后被狼狈地遣送回来。

天气非常冷，达格利什第一次从伦敦的空气里嗅到一丝寒冬的气息。凛冽的阵风席卷整座城市，等他开到A12高速的时候，风力越来越强，持续得越来越久了。路上难得没几辆车，除了开往东海岸港口的卡车，显得有些冷清。达格利什两只手搭在方向盘上，直视前方，开得又快又稳。除了那两根灰发，他还有什么可以拿到法庭上的证据呢？就连那两根灰发，恐怕说服力也不够。可是不够也得够了。

他的思绪从抓捕嫌犯转移到了庭审上，他发现自己开始站在辩护人的角度去预演这个案件的审判。DNA的检验结果是毋庸置疑的，足以说明格雷戈里穿过罗纳德·特里维斯的斗篷。可是辩方律师会说，格雷戈里在给特里维斯上希腊课的时候觉得冷，向他借来穿过，当时他就穿着自己那套黑色的运动服。没有比这说法更荒谬的，可是陪审团会这么认为吗？格雷戈里具备很强的作案动机，可是包括拉斐尔在内的其他人也具备作案动机。在拉斐尔起居室发现的那根小树枝也有可能是他离开自己的房间去看望彼得·巴克赫斯特的时候被风刮进去的，控方如果聪明就不会拿它做文章。打给克兰普顿太太的电话是从学校的电话亭打过去的，这个嫌疑虽然不太容易洗脱，但也有可能是另外八个人打的，比如拉斐尔。贝特顿小姐就有很大的嫌疑。她同时具备作案动机和作案时间，可是她有力气举起那个笨重的铜烛台吗？谁都说不清楚：阿加莎·贝特顿已经死了。格雷戈里并没有被指控谋杀阿加莎·贝特顿，也没有被指控谋杀玛格丽特·门罗。这两起案子就连抓捕他的证据都不足。

路上花了三个半小时。就快到了，车子行驶在海边的公路上，面前荒凉的大海怒涛汹涌，白色的海浪一路翻滚着，奔向天际。他把车停下来，给凯特打电话。格雷戈里半小时前离开自己的别墅，现在就在海边漫步。

达格利什说：“在海岸公路的路口等我，带上手铐。我们或许用不上，以防万一。”

几分钟后，他看到凯特向他走过来。两个人都没有说话，达格利什掉头往通向海滩的台阶那边开去。他们已经可以看到格雷戈里的身影了：他孤零零地站在破败的堤坝边缘，穿着一袭长及脚踝的大衣，领子竖起来抵御海风，迎风凝望着大海。他们踩着鹅卵石走过去，脚下嘎吱作响，突然一阵狂风袭来，撕扯着他们的夹克衫，让他们站都站不稳。然而，呼啸的风声淹没在大海的涛声里，几乎听不见。海浪一浪接着一浪排山倒海般撞向岸边，飞溅的水花拍打在堤坝上，仿佛煮沸了的泡沫，高处鹅卵石上透明的水泡映着太阳，如同五颜六色的肥皂泡在跳跃着、翻滚着。

格雷戈里静静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达格利什和凯特肩并肩向他走过去。他转过身来，看着他们走近前来。就在他们距离他还不到20码的时候，他突然扭头沿着堤坝的边缘，缓缓向堤坝尽头走去。堤坝尽头有一根柱子，只有两平方英尺大小，脚下不足一英尺的地方就是澎湃汹涌的海浪。

达格利什对凯特说：“如果他跳进去，就赶紧给圣安塞姆打电话。告诉他们我们需要搜救艇和救护车。”

随后，达格利什也从容地踏上堤坝走过去，在距离格雷戈里八英尺的地方停下脚步。两个男人面对面看着对方。格雷戈里冲达格利什大声喊叫着，但是他的声音被海浪的喧嚣盖住了，只隐约传到达格利什的耳边。

“你如果是来抓我的，那就动手吧。不过你得靠近点儿才行，你不是还有一大堆可笑的警告要宣读吗？我想我有权利要求听。”

达格利什没理他。足足有两分钟，他们两个人就那样默默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看着对方。对达格利什来说，这短短的两分钟是如此漫长，仿佛恍如隔世。他突然感觉到一种新的情感，一种前所未有的愤怒。当他站在那里俯视着执事长的尸体时，他曾经怒不可遏，但是却无法与此时的满腔愤懑相提并论。对于这种愤懑，他既不喜欢也并不讨厌，只是坦然地感受它的力量。他知道自己在审讯室的时候为什么不愿意坐在桌子那边面对格雷戈里。他觉得离得远一点儿可以和对手保持距离，这种距离不只是身体上的。现在，他不能再和对手保持距离了。

达格利什从来不曾把工作当成运动。他知道有些警督将受害者被害的惨状深深地刻在脑海里，只有将罪犯抓捕归案，才能让他们将那些画面从记忆中抹去。他还知道，有些警督甚至将自己的全部生活投入进去：他们不喝酒、不泡吧、不度假，直到把凶手抓住为止。他和他们一样，在办案时也会产生同情和愤怒，但从来不会把私生活和工作混为一谈，也不会对凶犯产生敌对情绪。对他而言，刑侦是一项需要专业技能和聪明才智的事业，是为了挖掘事情的真相。可是现在他不这么认为了。这不仅仅是因为格雷戈里摧毁了给他留下快乐回忆的圣地——他曾尖刻地问自己，亚当·达格利什的快乐对圣安塞姆神圣的荣光来说又算得上什么。不仅仅是因为他尊敬马丁神父，因为他不能忘记马丁神父从克兰普顿的尸体上抬起头时那错愕悲伤的神情；抑或是因为爱玛在他怀中颤抖时那缕柔软的黑发拂过他的面颊——那个拥抱短暂得令人不敢相信是真的。这种强烈的愤怒还有一个原因，一个更原始、更不足为道的原因：格雷戈里竟然就在距离他达格利什不到50码的距离策划并实施了谋杀，而且现在还计划着圆满收尾。他会投进大海，游向远处，在他热爱的地方，因寒冷和筋疲力尽安然死去。而且他的计划还不止如此。达格利什非常清楚格雷戈里的心思，正如他清楚地知道，格雷戈里正在揣摩他的心思。他打算把对手带走。如果格雷戈里纵身跃入大海，那他也会跳进去。他别无选择。他不可能眼睁睁地站在那里，看着一个人跳海而亡却无动于衷。他会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人，不是出于同情和人道，而是因为自己的固执和骄傲。

他暗自衡量他们的力量对比。他们的体力可能不相上下，但是格雷戈里更擅长游泳。在冰冷刺骨的海水里，两个人都坚持不了太久，不过如果救援来得及时，他们应该会获救。他犹豫着要不要现在就退回去，叫凯特马上打电话给圣安塞姆叫搜救艇，不过最终决定不这么做：如果格雷戈里听到有车从悬崖那边开过来，他肯定会马上纵身跳下去。虽然格雷戈里改变心意的机会微乎其微，但达格利什不想放弃。不过他知道，格雷戈里有个压倒性的优势：他们当中只有一个视死如归。

他们继续对峙着。接着，格雷戈里几乎十分随意地抖落披在肩头的大衣，然后跳了下去，仿佛面对的是夏日里阳光照耀下银光闪闪的碧海。

对凯特来说，他们对峙的那两分钟仿佛被无休止地拉长了。她呆呆地站在那里，仿佛身上每块肌肉都被定住了，眼睛紧紧盯着那两个一动不动的身影。她不由自主地慢慢往前挪去。海浪扫过她的脚背，冰冷刺骨的海水打在她的腿上，可是她浑然不觉。她的上下颌都僵住了，嘴里嘀咕着：“回来，回来，别管他了。”她说得那么急切，语气那么强烈，达格利什肯定听得到，可是他的背影那么固执。现在他已经跳下去了，她终于可以采取行动了。她飞快地按下学校的号码，听着话筒里传来的铃声。没有人接电话，她发现自己口不择言地咒骂着，那么不堪入耳的话她平时肯定说不出来。铃声还在继续。过了一会儿，她才听到塞巴斯蒂安神父谨慎的声音。她努力让自己的声音镇定下来：“神父，我是凯特·米斯金。我现在在海滩上。达格利什和格雷戈里落水了。我们需要搜救艇和救护车，要快!”

塞巴斯蒂安神父什么都没问，只说了一句：“待在原地等着，我们马上过来。”

接下来是更漫长的等待，不过这次她计时了。过了三分十五秒，终于听到了车子开过来的声音。她的目光跃过翻腾的波浪，已经看不到那两个人的头浮出水面了。她跑到堤坝尽头，站在格雷戈里刚才站的柱子上，海浪漫过柱子，海风抽打过来，她已经浑然不觉了。这时，她突然看到他们两个的头了——一个灰发，一个黑发，相距只有几码远，一个浪头卷来，他们又被淹没在波涛里了。

凯特也知道应该尽量看着海面，不要让他们从自己的视线里消失，可她忍不住不时回头往台阶那边张望。她听到不止一辆车来了，可是只看到那辆路虎停在悬崖边上。好像学校里的人全都来了。他们行动迅速，有条不紊。小棚屋的门打开了，木条板制成的起航板推出来铺在沙滩的斜坡上，坚硬的橡皮艇沿着起航板滑出来。每侧站了三个人，大家抬起橡皮艇朝海边飞奔过来。皮尔比姆和亨利·布洛克斯汉姆上船准备营救，凯特觉得有点儿奇怪，营救人员怎么会是亨利，而不是看上去更强壮的史蒂芬·莫尔比？不过亨利对海上营救的经验可能更丰富。感觉他们好像不可能迎着巨浪将橡皮艇发动起来，可是不到几秒钟，就传来舷外引擎的咆哮声，他们乘风破浪，驶入大海，在宽阔的海浪线上朝她的方向飞驰而来。她看到远处海面上两个人的头一闪而过，赶紧指给船上的人。

现在，海面上既看不到那两个人的脑袋，也看不到橡皮艇的影子，只有浪头抛起的瞬间能看到几个小黑点。接下来凯特什么也干不了了，她回到沙滩上奔忙的人群当中。拉斐尔扛着一大捆绳子，帕瑞格林神父拿着一套救生衣，皮尔斯和罗宾斯抬着两个帆布担架。皮尔比姆太太和爱玛也在。皮尔比姆太太背着急救箱，爱玛抱着几条毛巾和一大堆五颜六色的毯子。她们站在一起，望着远处的海面。

这时，橡皮艇回来了。随着引擎的轰鸣声越来越大，橡皮艇突然出现在海面上，随着巨浪上下翻腾。

拉斐尔说：“找到他们了。船上有四个人。”

他们顽强地朝着海边过来了，可是，巨浪滔天的大海上，那艘橡皮艇似乎很难挺住。紧接着，最糟糕的状况出现了。大家听不到引擎的轰鸣声了，只看到皮尔比姆拼命划着小艇。可是失去动力的小艇像个玩具似的，在惊涛骇浪中抛来抛去。突然，距离岸边不到20码的距离，它突然被巨浪高高抛起来，在浪尖上停顿了几秒，随即翻入大海。

拉斐尔已经将绳子的一头牢牢拴在堤坝的一根支柱上，然后把另一头系在自己腰间，纵身扑进大海。史蒂芬·莫尔比、皮尔斯和罗宾斯也紧随其后跳进海中。帕瑞格林神父把教士服甩掉，飞身扑进巨浪，对汹涌的大海毫无畏惧。罗宾斯拉着亨利和皮尔比姆奋力游过来。帕瑞格林神父和拉斐尔抓着达格利什，史蒂芬和皮尔斯拖着格雷戈里，也向岸边靠拢。很快，他们被海浪推上鹅卵石的堤岸，塞巴斯蒂安神父和马丁神父跑过来，帮忙把他们拽上沙滩。皮尔比姆和亨利躺在沙滩上，大口喘着粗气，海浪追过来拍打在他们身上。

只有达格利什不省人事，凯特奔过去，看到他的脑袋撞在堤坝上，血水混着海水，从他被撕破的衬衫上淌下来。他的咽喉处有一道殷红的血痕，应该是被格雷戈里掐的。凯特脱掉衬衫压在他的伤口上，紧接着听到皮尔比姆太太的声音：“让我来吧，小姐。我这里有绷带。”

不过最后还是莫尔比站出来说：“先把他身体里的水控出来。”然后大家把达格利什翻过来，给他做心脏复苏。不远处，格雷戈里只穿着一条短裤坐在沙滩上，他双手捧着头，大口喘着气。罗宾斯在一旁守着他。

凯特对皮尔斯说：“去拿几张毯子给他，再给他喝杯热饮。等他一暖和过来就收押他。给他戴上手铐。我们不能再有任何闪失了。哦，还可以在拘捕他的理由上加上一条谋杀未遂。”

说完，她回到达格利什身边。达格利什突然开始大口呕吐，血水混合物从他嘴巴里喷出来，他还含混不清地咕哝着什么。凯特第一个留意到爱玛·拉文汉姆跪在达格利什旁边，脸色苍白。她什么都没说，发现凯特在看她，就站起来往后退了几步，仿佛意识到自己不应该待在那里。

大家一直都没听到救护车的笛声，也不知道还要等多久。皮尔斯和莫尔比把达格利什抬上担架，马丁神父陪在一旁，一行人向停车的方向走去。刚才下水的几个人还在浑身发抖，他们裹着毯子，一个接一个喝过两口烧酒，也慢慢向台阶走来。突然，云开雾散，一道微弱的阳光照在沙滩上。望着那群年轻人用毛巾擦拭着湿漉漉的头发，为了恢复血液循环蹦蹦跳跳，凯特差点儿觉得这是一场夏日海滩派对，仿佛下一刻，大家就会在沙滩上追逐嬉戏。

大家来到悬崖顶上，把担架放在路虎的后备厢。凯特发现爱玛·拉文汉姆站在她旁边。

爱玛说：“他不会有事吧？”

“噢，他会挺过去的。他很坚强。头上虽然流了很多血，但是伤口看着不是很深。休养几天就可以回伦敦了。我们大家都要回伦敦。”

爱玛说：“我今晚回剑桥。能麻烦你帮我跟他说声再见吗？祝他早日康复。”

说完，爱玛转身走了，和几个学生一道回去了。格雷戈里披着毯子，戴着手铐，被罗宾斯推进阿尔法·罗密欧里面去了。皮尔斯向凯特走过来，两个人望着爱玛渐行渐远的背影。

凯特说：“她今晚要回剑桥了。嗯，当然了，她本来就属于剑桥。”

皮尔斯说：“那你属于哪里？”

其实他并不一定要凯特回答，但是她说：“当然是跟你、罗宾斯还有探长在一起了。否则你以为呢？这是我的工作。”

[1]腌鱼(kipper)：意为掩人耳目。

[2]红鲱鱼(red herring)：意为转移注意力。

第四章 终点，也是起点

4月中旬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达格利什最后一次来到圣安塞姆。蓝天、碧海和复苏的大地构成一幅和谐安宁的美景。他把车篷敞开，一阵海风带着芬芳的气息扑面而来，那是4月的气息、青春的气息。他出发之前还有些担忧，随着车子驶过东郊的田野，那些担忧和顾虑统统被抛在脑后，现在他的心情和今天这个日子一样晴朗宁静。

信是马丁神父写来的，他热情地邀请达格利什来圣安塞姆做客，因为圣安塞姆马上就要正式关闭了。他在信中写道：“在我们离开之前，希望有机会跟我们的朋友们说声再见。我们希望爱玛也能来和我们一起共度周末。”他想让达格利什知道爱玛可能会来，那会不会也提醒了爱玛，他可能会来？如果真是这样，爱玛会不会决定不来了？

终于又看到那个熟悉的转弯处了，若是没有那棵爬满常春藤的梣树，这个路口很容易错过。

两栋一模一样的小别墅前面的花园里盛开着水仙花，草丛里一簇簇报春花撒下星星点点的浅黄色，在它们的映衬下，水仙花开得格外娇艳。小路两旁的树篱也刚刚发出嫩绿的幼芽。就在此刻，达格利什的心头一颤——远处蔚蓝的大海映入眼帘，一望无际的海面波光粼粼，一直延伸到紫色的天际线。头顶上方隐隐传来引擎的轰鸣声，一架战斗机掠过万里无云的晴空，拖下一道断断续续的白色轨迹。万里晴空下，那片水塘呈现出柔和的浅蓝色，异常宁静、祥和。他仿佛看见鱼儿从清澈如镜的水面下掠过时身上闪着的粼光。执事长遇害那天晚上，狂风摧毁了那艘沉船最后的残骸，现在就连那块黑色的船舷都不见踪影了，鹅卵石堤坝和大海之间的沙滩杳无人迹。这就是时间的力量，它可以将过去全部抹去，不剩下一点儿痕迹。但是此刻，达格利什甚至酝酿不出为此感慨的情绪。

他没有沿着海滨路向北拐，而是把车径直开到悬崖边，关掉引擎。他要再读一遍口袋里那封信。信是格雷戈里被定刑之前寄给他的，他因杀害克兰普顿执事长而被判处终身监禁。他的字坚挺有力、笔迹清晰。信封上面没有写姓名住址，只写了达格利什的名字。

我很抱歉要用这样的纸给你写信，但是你也知道我别无选择。收到信的时候，你肯定已经听说我打算改变自己的诉求，决定认罪了。我完全可以宣称我是为了让马丁神父和约翰神父那帮可怜的傻瓜不必再出庭做证，遭受煎熬；或者让我的儿子或爱玛·拉文汉姆不必再面对我辩护律师近乎残酷的狡辩，遭受诘问。看完这封信，你就会真正了解我了。当然，我是为了拉斐尔不会因为终生背负谋杀嫌疑而感到耻辱。其实我已经意识到我有机会脱罪。我的律师才华出众，不愧收取了那么高昂的律师费。他从一开始就跟我说过，他有把握给我做无罪辩护。毕竟我是标准的中产阶级，而且非常受人尊敬。

我从最开始就想好了，如果因这起案子被送上法庭，我一定会争取被无罪释放。不过话说回来，我原本是选择拉斐尔不在学校的那个晚上杀掉克兰普顿的。而且正如你所发现的那样，我还非常小心地到他房间去查看过，确定他不在。要是那天晚上我发现他在，还会去杀人吗？答案是不会。那天晚上不会去，或许永远都不会去了。似乎成功所需要的必要条件再也不可能像这样奇迹般地同时出现了。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克兰普顿竟然死于拉斐尔对一个病中的朋友的关爱——克兰普顿之所以丧命，是因为拉斐尔去探望他病中的朋友了。我之前就发现邪恶常常都源于善举。对于这个神学领域的谜题，你作为牧师的儿子肯定比我理解得更透彻。

这个时代，文明正走向衰亡，而生活在时代中的人有三种选择。我们可以尝试阻止这种衰亡，就像在涨潮的海边堆沙堡的孩子。我们可以对美、学问、艺术和思想品德的毁灭视而不见，从自身寻求内在的安慰。有段时间我正是这么做的。第三种选择就是加入异教徒的行列，参与对文明的摧毁。当下很多人都选择这么做，最后我也选择这么做。我儿子的上帝是别人强加给他的。从他出生开始，就生活在那些牧师的控制之中。我想给他另一种选择，一个更富有时代感的神——金钱。等他有钱了就会发现很难放弃，至少很难全部放弃。他会成为有钱人，时间还会告诉我们，他还会不会继续当牧师。

至于这起谋杀案，估计没有你不知道的情况了。我写匿名信给阿尔莱德爵士当然是为了给圣安塞姆和塞巴斯蒂安·莫雷尔制造麻烦，可是没想到却招来了伦敦警察厅最出色的侦探。不过，你的出现并没有让我打消念头，但确实给我作案增加了难度。我把执事长诱骗到教堂的计划实施得非常顺利。他听到我在电话里给他描述的情景，迫不及待地跑去查看。黑色的油漆和刷子是从圣器室拿的，非常方便。我承认我非常享受破坏《最后的审判》的过程。可惜克兰普顿没什么时间欣赏我的杰作。

或许你对另外两起我没有遭到指控的死亡案还有些未解之处。第一起是让玛格丽特·门罗窒息而亡，这是不得已而为之。那次作案不需要精心计划，对她下手太容易了，几乎就像自然死亡。她是个不快乐的女人，而且所剩时日不多。但是她有可能在她剩下的时日里坏了我的大事。对她而言，少活一两天、一两个月甚或一两年都无关紧要，但是对我来说却非常重要。我原计划在圣安塞姆关闭之后，等谋杀案风波慢慢平息下来，再公布拉斐尔的合法婚生子身份。当然，你早就发现我的计划了。我本来想杀掉克兰普顿，然后嫁祸于圣安塞姆，不留下任何能给我定罪的证据。我想让学校尽早关闭，最好赶在我儿子被授予牧师职位之前，这样他就有完整的继承权。此外，我还必须承认，能看到塞巴斯蒂安·莫雷尔的事业在猜疑、失败和耻辱中结束，我将会感到非常高兴。他就曾将我置于这样的困境。

你或许还想知道另一个不快乐的女人阿加莎·贝特顿是怎么死的。可是那只是利用了一个意外的机会。如果你以为我给克兰普顿太太打电话的时候她站在地窖的楼梯口，那你就错了。当时她并没有看到我。她是在谋杀案发生那天晚上我回去还钥匙的时候看到我的。我认为我当时就可以杀掉她，可是我打算等等看。毕竟，大家都知道她神志不正常，就算她指控我午夜过后还在主楼，估计也很难对我构成威胁。可是，她星期日傍晚却跑来告诉我，她绝不会出卖我的。她说话颠三倒四，但是却非常肯定地让我明白，她决不会为难杀了克兰普顿的人。这样的风险我承受不起。你也知道你无法证明这两起死亡案件和我有关吧？动机不足。如果你用这封信来揭发我，我肯定会推翻我说的话。

我对谋杀、对暴力有了惊奇的认识。估计你也知道，达格利什，毕竟你是这方面的专家。其实我个人觉得暴力谋杀很有趣。杀克兰普顿的时候，第一下重击是准备好的，不能说我没有一丝抵触情绪，主要是通过意志力下手的。当时我的思路非常清晰：我要杀死这个人，这是最有效的办法。我原本打算打他一下，最多两下，可是用力打了一下之后，我的肾上腺素开始激增，对暴力的渴望开始膨胀。我开始下意识地一下又一下猛击。即使你那个时候赶到现场，估计我也停不下来。原始冲动并不是从最开始策划暴力谋杀的时候控制人的行为的，而是从我们出手的时候才会控制我们的行为。

我被捕之后再也没有见过我的儿子。他不想见我，这样也好。我这一生都没有被人爱过，这个时候奢谈亲情反倒让人觉得尴尬。

信写到这里戛然而止。达格利什把信折好放起来，心想，不知道格雷戈里将如何度过可能长达数十年的牢狱生活。假如监牢里面有书，他可能会熬得过来。但是，他现在会不会正抓着铁窗向往张望，渴望自己也能闻到这春天芬芳的气息呢？

他发动车子径直向学校驶去。学校的大门迎着阳光敞开着，他大步走进空荡荡的大厅。圣母塑像脚下的灯光依然亮着，空气里残存着圣公会学院特有的气息，混合着熏香、家具光亮剂和旧书的气味。可是在他眼里，这座主楼仿佛已经快被掏空了，安静而顺从地等待着不可避免的结局。

虽然没听到脚步声，但达格利什突然感觉有人来了，他抬起头来，看到塞巴斯蒂安神父站在楼梯口。塞巴斯蒂安神父大声说：“早上好，亚当，请上来吧。”达格利什心想，这是院长第一次亲口叫他的教名。

达格利什跟在他身后走进院长办公室，发现办公室里面的陈设也变了。壁炉上方那幅伯恩-琼斯的画不见了，墙边的柜子也挪走了。就连塞巴斯蒂安神父本人也有些细微的变化，他没有穿教士服，而是穿了一套带着白色硬领的西装。他看上去苍老了，谋杀案对他的打击很大。可是他冷峻而俊朗的面容依旧让人感觉极具权威和自信，除此之外还新添了一种极力克制的愉悦。他在剑桥大学获得的职位给他带来非常高的声誉，而且那个职位正是他觊觎已久的。达格利什向他表示祝贺。

莫雷尔说：“谢谢。有人说好马不吃回头草，不过我希望对我和学校来说，这个说法不正确。”

他们坐下来聊了几分钟，都是礼节性的寒暄。其实莫雷尔这个人并不难相处，但是达格利什能感觉出来他对自己之前的做法依旧无法释然——一想到坐在对面的这个人曾经把自己当作嫌疑犯，他肯定浑身难受，估计他此生都无法忘记也无法原谅被采集指纹时的屈辱了。他开始向达格利什介绍学校的变化，仿佛这是他的职责所在似的。

“学生们都被安排到其他神学院去了。执事长遇害那段时间你见到的四个学生也分别到卡德兹顿和牛津大学的圣史蒂芬学院就读了。”

达格利什说：“这么说拉斐尔将继续学业，接受神职？”

“当然了，你以为他不会读下去吗？”他犹豫片刻，接着说，“拉斐尔非常慷慨，不过他还是会成为有钱人。”

接着他简单地介绍了几位牧师的近况，达格利什没想到他会这么坦诚。他说，帕瑞格林神父去了罗马一家图书馆做管理员，他一直想回到那个城市。约翰神父去了斯卡伯勒附近一家女修道院当牧师，因为他曾经被判定有恋童癖倾向，所以在变换住所时需要随时汇报登记，而那家女修道院能像圣安塞姆一样，给他提供一个安全的庇护所。达格利什忍不住想笑，心里觉得没有比这更适合约翰神父的职位了。马丁神父在诺里奇买了一栋房子，皮尔比姆夫妇会搬过去照顾他，等他过世后可以继承那栋房子。尽管拉斐尔的继承权已经经过法律确定了，可是他的法律地位十分复杂，很多事情还没有最终确定下来，包括教堂是应该归当地政府所有还是改作他用。拉斐尔迫切地希望范德魏登的画留在圣坛上，所以正在四处找合适的教堂。那幅画和银器现在都非常安全地锁在一家银行的保险柜里。拉斐尔还非常大方地决定把皮尔比姆夫妇和埃里克·瑟蒂斯住的小别墅分别送给他们。主楼被卖给一家兼卖保健品的疗养院了。塞巴斯蒂安神父的语气中有一丝不喜，不过达格利什猜测这已经是最好的安排了。现在，托管人要求四位牧师和员工暂时留在学校，等交接好之后再搬走。

说到这里，达格利什知道该结束了。他把格雷戈里那封信递给塞巴斯蒂安神父，说：“我觉得您有权看看这个。”

塞巴斯蒂安神父默默地看完，把信折好还给达格利什，说：“谢谢你。真是令人难以想象，一个热爱着一种最伟大文明的语言和文学的人竟然堕落到如此庸俗地自我辩白的地步。我听说谋杀犯都是非常自大的，可是按照弥尔顿的撒旦学说，这算得上自大中的极致了。‘恶呀，你来做我的善。’不知道他最后一次看《失乐园》是什么时候。克兰普顿执事长对我的批评有一点是对的。我在为学校选择工作人员方面应该多费些心思。你今晚会留下来的吧。”

“是的，神父。”

“那大家都会非常高兴的。希望你在这里过得舒服。”

塞巴斯蒂安神父没有陪达格利什去他住的杰罗姆，而是把皮尔比姆太太叫来，把钥匙直接给了他。皮尔比姆太太特别健谈，她认真地检查了一遍圣杰罗姆，一再确定达格利什需要的东西都齐全了之后，仿佛还舍不得走。

“塞巴斯蒂安神父肯定会把这里的变化全部告诉你。我只能说我和雷格都不大喜欢这里变成疗养院。不过到这里来转过的人看着倒还不错。他们想让我们留下来继续工作，还有埃里克·瑟蒂斯，大家岗位不变。我觉得他非常高兴，不过我和雷格太老了，不想改变生活方式了。我们跟了神父们很多年，不想再费劲去适应陌生人了。拉斐尔先生说我们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卖掉别墅，我们可能会把别墅卖掉，攒点儿钱养老。马丁神父可能告诉你了，我们打算搬到诺里奇跟他一起住。他在诺里奇买了一栋带书房的房子，房子非常好，房间很多，足够我们三个住了。嗯，您肯定也担心马丁神父照顾不好自己吧？毕竟他老人家都80多岁了。晚年能过上几天好日子他肯定会很开心——我们也很开心。您东西都齐了吗，达格利什先生？马丁神父看到您会很开心的。他在沙滩上。拉斐尔先生这周末回来了，拉文汉姆小姐也在这里。”

达格利什把捷豹挪到学校后面，然后走路去水塘。他远远地看见圣约翰别墅的猪崽们正在海岬上自在地转悠，数目好像更多了。显然，就连猪崽们也知道现在情况不同了。这时，埃里克·瑟蒂斯手里提着水桶从别墅里出来了。

达格利什沿着悬崖旁边的小路向水塘走去。他登上台阶，整片海岸在他面前一览无余。三个身影仿佛故意隔开一段距离。爱玛坐在北边高高的鹅卵石上，正埋头看书。拉斐尔坐在近处的堤坝上，两条腿垂在海水里，凝望着大海。而马丁神父好像正在离他最近的沙滩上生火。

达格利什踩在鹅卵石小路上，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马丁神父听到了费力地站起身来，朝他展开笑容：“亚当，你能来我很高兴啊!见过塞巴斯蒂安神父了吧？”

“见过了，我还恭喜他当上讲席教授了。”

马丁神父说：“他一直想着那个职位呢，而且早就知道今年秋天那个职位就会空出来了。当然了，如果圣安塞姆还开着，他是不会考虑去的。”

说完，他又蹲下去继续生火了。达格利什看到他已经在沙子里挖了一个坑，现在正往四周堆小石头。小坑旁边放着一个帆布包和一盒火柴。达格利什坐下来向后仰去，两只胳膊撑在沙滩上，两只脚伸进沙子里。

马丁神父一边忙着手里的活儿，一边问：“亚当，你快乐吗？”

“我身体健康，工作顺心，衣食无忧，生活舒适，偶尔还可以奢侈一下，欣赏欣赏诗歌。鉴于现在全世界还有四分之三的人口处于贫穷之中，若是说自己不幸福，不是太矫情了？”

“要我说，这甚至可以说是种罪孽，是该坚决反对的呢。全能的主赐予我们那么多，如果我们不能充分地赞美主，至少要感谢主的恩赐。只是，你说的那些就够了吗？”

“神父，您这是在讲道吗？”

“连说教都算不上。我希望看到你结婚，亚当，或者至少找个人一块儿生活。我知道你的妻子死于难产。这肯定给你留下了阴影。但是，我们不能拒绝爱，也不应该拒绝爱。别怪我不够体贴，多管闲事，可是沉溺于悲伤也是一种矫情。”

“噢，神父，我之所以单身并不是因为悲伤。没有什么比爱情更朴素、更自然、更令人称羡的了。是我的自负在作祟。我喜欢独处，不想被伤害，也不想再为别人的幸福负责。还有，不要说那种痛苦会给我带来灵感。我知道。我在工作中已经看到很多了。”他停顿片刻，接着说，“您这个媒人可不称职。您瞧，她不会接受我的。我太老、太孤僻、太散漫，手上也沾了太多鲜血。”

马丁神父挑了一块圆溜溜的石头，小心地把它堆在小坑旁边。他像个孩子似的，快乐地忙活着。

达格利什接着说：“再说了，说不定她在剑桥已经有人追了。”

“噢，这样的女人不缺人追，剑桥或者其他地方，都会有人追。也就是说，你可能得费点儿事，而且不一定会成功。不过至少可以改变你的生活。嗯，祝你好运，亚当。”

话说到这里似乎结束了。达格利什站起身来朝爱玛那边望去，刚好看到爱玛也站起身来，朝海边走去。他们之间只隔着50码的距离。他心想，我在这里等着，如果她朝我走过来，至少说明还有戏，哪怕只是来跟我说声再见呢。但他随即就觉得自己这个想法太懦弱了，他应该主动。他抬脚朝海边走去。那张写着六行诗句的小纸片还在他的钱包里。他把它掏出来，撕成碎片，丢进涌过来的潮水里，看着它们慢慢地消失在浪潮退去时留下的泡沫里。他转身朝爱玛走去，可是就在此时，他看到爱玛也转过身来，沿着鹅卵石堤坝和海浪之间的沙滩向他走来。她来到他跟前，没有说话，两人肩并肩凝望着大海。

等她开口说话的时候，他吃了一惊，因为她问他：“赛迪是谁？”

“怎么会问这个？”

“当时你苏醒过来的时候，仿佛在期待着她在这里等你。”

天哪，我当时看上去肯定糟透了!衣衫不整地被拖上岸，身上流着血，浑身沙子，不停地吐着海水和血水，又是呕吐又是胡言乱语。他说：“赛迪非常可爱，她告诉我，诗歌尽管需要激情，但不一定要付出你的一生。作为一个15岁半的孩子，赛迪非常聪明。”

他仿佛听到一声满意的低笑，但那笑声随即被一阵突如其来的清风吹跑了。以他现在的年纪，竟然还会产生这种患得患失的感觉，真是有点儿好笑。他一方面觉得这种患得患失让自己青涩得丢人，一方面又为自己还会产生这么强烈的情感而开心。表白的话必须说出口了。他觉得这些话在清风里显得那么沉闷、那么平庸陈腐，而且词不达意。

他说：“如果你允许，我非常希望能再见到你。我想——我希望我们能交往下去。”

他懊恼地想，我怎么像个牙医在跟病人约定下次看病的时间似的。他转而望着她，却从她脸上看到了想让他高声欢呼的东西。

她严肃地说：“现在伦敦到剑桥的火车非常方便，双向都方便。”

然后，她朝他伸出了手。

马丁神父终于把他的小炉子搭好了。他从帆布包里掏出一张报纸，卷成一卷丢进炉子里，然后把圣安塞姆的莎草纸放在上面，俯身点燃一根火柴。报纸马上烧着了，火苗蹿上去舔舐着莎草纸，仿佛在啃噬猎物。火焰突然很烈，马丁神父往后退了一步。此时，拉斐尔向他走过来，两个人默默地注视着跳跃的火苗。拉斐尔说：“神父，您在烧什么东西？”

“几张已经诱使人犯过错，可能还会诱使人犯错的纸。是时候让它消失了。”

拉斐尔默默地看了一会儿，说：“神父，我应该会成为一个合格的牧师吧。”

一向最腼腆的马丁神父伸出手放在他的肩膀上，动情地说：“不，我的孩子，我觉得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出色的牧师。”

他们就这样默默地站在那里，火苗渐渐熄灭了，最后一缕青烟也飘散在大海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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