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意识与决策：泄露心思的无声告白

Unthink：And How to Harness the Power of Your Unconscious

（英）克里斯·佩利（Chris Paley）　著

王思策　译

ISBN：978-7-111-60256-9

本书纸版由机械工业出版社于2018年出版，电子版由华章分社（北京华章图文信息有限公司，北京奥维博世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制作与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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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引言

第1章　思想本身无意义

先识人，后知己

心有灵犀还是情难自已？也有可能他们读过这本书

西蒙的恋爱指南

真爱就是我变成了你的样子

无处不在的比喻

光鲜的推销员

忘掉时尚潮流，红色是每个人的性感色

想着自己会孤独终老，恐怕会愿望成真

绝不要和心理学家约会

信任感和大脑里的化学物质有关，但为此付钱的肯定是个轻信的傻瓜

政治中的以貌取人

大脑也会无中生有

悄无声息的日久生情

无意识的从众之举

个体是人，群体是数

男人公正，女人慈悲

道德归道德，理性归理性

道德？主要是情绪

道德总是理由，而非原因

我们的天性是律师，而非法官

损失越大，越需要替罪羊

存在一个有罪者，问题就更严重

藏在我们本性中的受害者有罪论

科学和宗教都爱洗浴

大脑是个一物多用的行家

心理学杀死宗教

精神病患者，还是柏拉图的哲学王

自由意志，是人类选择的善良

我们对无理抉择的理性内核有着感情上的依恋

艺术和哲学是科学未至之处

多数人愿意了解计算机和汽车，却不愿了解自己

第2章　深藏功与名的无意识

无心也可以成事

学习可能是黑箱

未知的已知，未知的无知

未知的已知并非骗术，而是基准

放空是思考的最佳方式

所谓的学习方式，其实是教学方式

无意识是本书

无意识也懂经济

熟能生爱，即使是无意识的

无意识规则

无意识操纵行为

如果大脑是座图书馆，思想绝非爱书人

潜移默化的目标

耳听眼见皆为虚

说谎的眼睛，诚实的手

无意识既复杂又寻常

第3章　内在更重要？恐怕未必如此

不听使唤的手指

大脑也会自欺欺人

选了也就喜欢了

先有答案，才找方法

不得不心甘情愿

金钱是大脑最容易理解的动机

恐惧变成谈恋爱

情不知所起，分手也一样

文化是什么？随波逐流中自得其乐

哪怕一分为二，大脑也没有变得更聪明

看不需要意识，但解释需要

理解信仰靠推人及己

宽以待人，严于律己

某种意义上的感同身受

争议之前，已有结论

无意识无疆界，但想象力有

第4章　思想无形无色，但至关重要

想要理解自己，先试试理解他人

读心识人

社交也能靠建模

行为不可知，那就给头脑建模吧

有效和正确

谁说不能和电脑、车子聊聊天

读心要有来有往

人类靠感官，而非直接读心

意识就是我猜你猜我想什么

自视公正最可怕

态度行为，孰为因果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有理由

意识常常是马后炮

生而不自省

“可视化”疼痛

眼睛也是触摸世界的一部分

从不知猜已知

行为也可能无须知道缘由

模型是有意识的，而构建模型不是

如果思想不可自控，那可以被别人控制吗？

理想的意识，无用的意识

完美的意识恐怕也是孤独的

动物没有智慧，但也有社交

胃肠蠕动不需要思考，是因为你的朋友觉得这件事很无聊

意识更关心做不做，而非怎么做

冲突吸引注意力？因为它有趣

自己的名字最敏感

大脑间的军备竞赛

自知更难，却不太重要

故步自封的大脑

存在即为不合理的头脑

意识不过是个公关代理人

意识在于知人而非知己

第5章　意识没那么不可或缺

为意识开发出新功用

意识只是个非首席军师

意志力也许真的是消耗品

校对文章才是约会的好选择

头脑和肉体都需要锻炼

含糖饮料是意志力的好朋友

信念帮你获得胜利

互相敌视的家庭生活和工作

大脑的投桃报李

伟大的演员会满足观众的梦

文学家也揭不开的人性面纱

自由意志与他人评价

无法逃脱的幻觉囚笼

致谢

尾注

参考文献

引言

会迷路的头脑

你的生活被无意识所操纵：没有意识到的想法，下意识做出的举动，或是你认为另有缘由的行为。词语、颜色、行为，还有其他被忽视的信号。你肯定没有意识到它们在影响你，而偏偏正是它们改变了你思考的方式。你信心满满地认定自己拥有逻辑推理的能力，能够有意识地选择要做什么。可这种信心的来源却是一系列幻觉，科学家们正在揭开这些幻觉。这些发现将会改变我们看待自己的方式，甚至可能超过达尔文或是哥白尼带来的颠覆。

而我想要用这些事实对你迎头痛击。这不是什么只能在实验室里或是罕有情况下才能观察到的怪癖。相反，你思考和做出的所有重要事件，无论是约会，道德抉择，同情他人或是政治投票，严格意义上来说，你其实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这不是说我们头脑的意识部分是无用的。我希望解释的是，意识为何存在，它真正的工作又是什么。或者说意识如何形成，怎么才能更好地运用它。在本书中，我们会发展出一套关于意识的社会学理论。这套理论会解释为什么我们会误以为我们的所作所为都是意识的功劳。我们还会发现，大脑的意识部分是人类最伟大的演化结果之一。它们是人类构建自我模型和为他人建模的基础，我们有意识地不去理解自己或是自己的行为，而是将其用于理解他人，预测他人的行为。这种工作方式的意识让我们可以形成远比其他动物更加复杂的社会生活，并最终成为地球的统治者。这套理论也解释了我们如何在大脑中完成经历体验，但一切的前提都是，我可以说服你，意识的职责和你之前想象的不一样。

所有伟大的科学发现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特征：颠覆我们以往对于世界运转方式的认知，发现它不是我们曾经想象的那样。但是这本书带来的惊吓也许会更进一步：它颠覆了我们关于认知的认知，我们的感知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在本书第1章中，我们会发现行为的真正原因恐怕与希望的不一致。道德是不合理的，记忆是虚假的，我们远非自己以为的那样独立自主。

我们对自己一举一动的缘由误解甚深，其中原因会在第2章讲到。大多数我们以为是有意为之的事情其实都出于无意识。我们甚至不能有意识地选择抬起一根手指，就更别说选择合作伙伴或者做出判断了。

但如果所有重要的事都是无意识完成的，为何我们毫无察觉？为什么我们觉得自己随时随地都在有意识地做出决策？本书第3章为我们展示了意识如何形成：由外而内。我们之所以相信自己知道行为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为行为找到了理由，并相信这些理由在行为出现之前就存在。通过探索自身行为的原因，我们的感受以及我们从行动、表达和语言中得出的一切，构建出了意识体验。意识不是内在的，它是外在的。

第4章则揭示了我们为何拥有意识。本书其他所有部分最终都会导向此处。我们由外而内地构建意识，因为他人想要理解我们时也会这样做。我们在生活中的成功依赖于预测他人的行为，但这又离不开猜测别人对我们行为的预测。因此，我们需要的能力是看到别人眼中的我们，而非真实的自己。

这就是意识为我们做的。我们在这一方面把其他动物远远甩在了身后，演化出了一种更好地预测同物种其他生命行为的能力。我们为其他人建模，从他们脸上的表情，他们的语言和行为，我们对他们所看所闻的了解来推断他们的想法。然后我们就能够猜测他们接下来会做什么，以及他们会对我们的举动做何反应。而他人也在对我们做同样的事。因此，如果想要搞清他们的想法，我们就需要一个关于自己的模型，模拟他们对我们的建模。拥有这种模型的人类会更擅长猜测和操纵其他人，因此在社会中更容易获取自己想要得到的。

为我们自己建立的模型必然要和为他人建立的模型有细微差别。举个例子，如果想要推断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就必须在他们有机会做出判断之前完成推断，这样才来得及根据意识提出的建议做出改变。我们得知道他们能看到什么，尽管我们看不到自己的脸，也不可能无时无刻低头盯着自己的身体。我们得清楚那些他们也许不知道，但可以通过我们的动作推测出的事情。但我们为自己建立的模型，则多数用于根据别人对我们想法的猜测而推测自己的想法。

意识存在的初衷不是了解自己，而是了解他人。有点意想不到是吧，但其实也没什么奇怪的。我们和其他动物相比最伟大的差异并非抽象思维的复杂性，而是社会关系的复杂程度。我们使用远比其他动物更复杂的方式交流，有更多机会（通过交谈或写作）改变他人的想法和行为。而那些我们试图改变的人则要弄明白我们言行的出发点，以及我们想达到怎样的效果。反过来，我们也要知道他们推断出了什么。应聘工作，敲定约会，都要依靠我们在这种读心游戏中的表现。而我要说，这就是我们演化出自己意识模型的原因。

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关注拥有自我意识模型的后果。我们探寻了大脑中的战争，战斗双方分别是有意识行为和大脑中更古老也发育更完善的部分指挥我们去做的行为。这场战争解释了为何运用意志力并不容易，并且描述了大脑里发生的有利于意识决定的偏颇之举：如果那真是你想要做的事。

我们似乎拥有探访思想的绝佳向导：我们自己的思维。仿佛只要有一点点沉思的时刻和诚实的自鉴，我们就能够了解自己。而令人不安的是，科学工作者们的实验结果却指向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方向，与我们炉火边的自省背道而驰——我们的思维完全不是个合格的向导。

很有可能，当你合上书时，对自己的认知仍然没有发生改变。你可能为自己愈发深刻的思想感到自信，坚信意识体验确实指挥着你的一举一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希望，大多数读者可以和我一道有所改变，哪怕不情愿，甚至感到不舒服，但仍然接受这样的事实：我们的头脑欺骗了我们。我们不是自己想象中的人，在为了并非想象中的理由行动。

第1章　思想本身无意义

先识人，后知己

迄今为止，人类探索周围世界的唯一有效方式就是实验。科学家将物体从高空抛落，为它们通电、加热、磁化、用亚原子微粒轰击物质。他们锲而不舍地重复，更换条件，换个温度或是时间，然后继续这种重复工作。

至于人类本身，我们是如此复杂的生物，但了解自己的方式仍然只有实验一途。想要研究心脏，就必须得切开一个；想要了解细胞，那就给它们染色，摆在显微镜下面，或是注入点什么进去。

我们的思想也不外乎如此。自省远非万能。我们并不清楚自己到底为何做出某些举动，我们甚至想不清楚我们为何要思考行为的原因。

只有实验可以揭示我们为何如此思考，如此行事，为何成为这样的我们。我们需要科学实验刺激人们，暗示他们，哄骗他们，恐吓他们，让他们坠入爱河。然后换个温度，换个地点，换件衣服或是换到一周中的另一天，再重复相同的事。若非如此，我们绝无可能认识自己。¹

心有灵犀还是情难自已？也有可能他们读过这本书

人类总是在本能地模仿。我们重复朋友的口头禅，模仿他们的姿势，但这并非有意为之。我上大学时，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学会了一种新口音，直到放假回家的时候，我父母打趣我已经变成上等人了。假期快结束时，我变回了北方口音。可下次放假回家时，一模一样的情况又重复了一次。我做第一份工作时，发现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都在开会时不自觉地交叉手臂。过了一会儿之后，我们又都靠到椅背上，而后我们又同时倾身向前。有可能我要再待上一阵子，变成资深员工后，才会理解英国石油员工变化身体姿势的小秘密。但更有可能的是，我们都在模仿他人的姿势，而自己毫无所觉。

尽管我们的模仿行为是不自觉的，但它仍有着重要的社交意义。约翰·巴奇和塔尼娅·沙特朗（那时还在纽约大学）研究了我们会在什么时候本能地互相模仿，以及背后的原因所在。²他们邀请被试志愿者与一名假装同样是被试的实验人员共同讨论摄影。这名实验人员会一直揉搓脸颊，或是抖腿。当研究者观看被试的实验录像时，他们发现那些实验人员抖腿的组别，被试者也会有明显的抖腿行为。而在实验人员揉搓脸颊的组别内，被试者也会更频繁地揉搓脸颊。可是他们在实验结束后采访被试者时，没有一个被试者注意到了自己同组人员有任何特别的肢体动作。他们确实是在无意中做出这些行为的。

那些天生容易共情的人（或者至少他们的问卷结果在专业人士看来如此）会有更多的模仿行为。或是当我们想和某个人建立更友好的关系时，我们也会下意识地这样做。这是我们的无意识在互相对话。正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才让我们的无意识可以更坦率地表达态度。如果我们知道了自己释放的信号是什么意思，我们就会以此造假了。不信你看推销员那永远无懈可击的笑容和吸引注意力的能力。

西蒙的恋爱指南

当实验者微妙且不被察觉地模仿被试时，被试者更愿意反馈他们和实验人员相处良好，他们也更喜欢实验人员。而行为没有被模仿的被试者则没有这样的倾向。

一名法国的研究者好奇这样的技巧在浪漫关系中是否同样起效，³因此他选择了一场速配约会中的几名女性参与者，对她们进行培训。在部分约会中，他要求她们不明显地重复约会对象的话，并模仿对方的肢体语言。也就是说，如果对方问：“你真的这么做了？”她们就要回答：“对，我确实这么做了！”而不是简单地回答一个“是的。”如果对方抓抓耳朵，她们就也要在几秒钟之后抓抓耳朵。

在速配约会结束后，研究者向所有参与者发放表格，询问所有人对自己见过的人的印象，以及是否还打算继续和对方见面。盖冈教授发觉，那些有模仿行为的女性往往被评价为更加性感，并有更多男性打算与她们再次约会。

约会前，你可能会殚精竭虑于选家好餐厅，别说错话，还要穿上最有吸引力的衣服。但真正左右这场约会结果的，却可能是某些你和对方都根本没有意识到的东西。

真爱就是我变成了你的样子

如果你给了侍者一大笔小费，你大概自认为这个举动事出有因，无论是因为服务体贴，食物可口还是侍者的笑容足够甜美。但在荷兰的一次实验中，⁴同意重复顾客要求的侍者却收到了比其他人多三分之一的小费（比如用荷兰语逐字逐句地重复“一份汉堡薯条”而非简单回答“好”或者“知道了”）。不仅如此，平均小费也高出了近70%。有趣的是，绝大多数侍者并不了解这一点。如果没人告诉他们是否要模仿，他们整晚奔忙，却只能拿到本该赚到的钱的一小部分。

若非一旦教会侍者，他们就可以无声无息间拿走小费这件事实在令人顾虑，心理学家甚至都能证明模仿能够提升人与电脑间的关系了。⁵在实验中，一个虚拟角色会告诉被试学生，让所有学生携带身份卡可以提升校园安全度。当实验者设定虚拟角色完全仿照被试的动作移动头部，但有4秒延迟时间时（这段短暂的延迟刚好可以让被试者注意不到模仿行为），被试就会对该虚拟角色更有好感，认为它更真实，甚至认为它的说法更有说服力。

模仿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社交润滑剂，而你需要警惕，无论是约会对象，还是侍者，甚至是电脑，都在利用这种行为操纵你。

无处不在的比喻

有些比喻方式历久弥新。⁶比如我们始终将思想视作可食用的。例如，你现在读这本书也许是你充满对知识的渴求，或总是对新思想胃口贪婪。你希望自己能大口撕咬其中肥美的章节，也希望我供应的不是半生不熟的理论，导致你消化不良。

如果我们宣称思想给我们滋养，那么用同样的方式，我们也可以说人有温度。有些人可能对我们温暖，但冷淡的招待又会让我们觉得心寒。冷冰冰的言行举止、冰冷的眼神或是冰冷的微笑都会让我们觉得这个人脾气不够开朗，如果他们能有所改善，气氛才会融洽起来。这种比喻并非仅仅是有趣的文字游戏，实验证明，它深入到文字之后，影响着我们感知这个世界的方式。

在一项研究中，⁷被试本科生被要求回想一个场景，也许是他们被他人排斥的场景，也许是他们被他人接纳的场景。实验者告诉学生，实验室管理员想知道温度是不是刚刚好，他们感觉如何。那些回想起自己被冷待的被试对房间温度的估计大约比实际温度低三度。研究者还发现，比起没有遭遇冷待的人，被集体排除在外的人会更渴望温暖的食物，比如热咖啡或是汤。

但是否反过来也是如此呢？如果天气和煦，我们是否会更加友善？可能确实如此。根据另一项实验，⁸在研究者录入被试姓名等信息时，会交给被试一杯咖啡，可能是热的，也可能是冷的。接下来，被试会得到一个虚构的人的信息，然后令他们评价这个虚构人物的性格。那些握着热咖啡的人会认为自己的评价对象更温暖。而且手里拿着热东西的人明显更愿意为朋友选个礼物，而非仅仅奖励自己。他们不仅感觉旁边的人更温暖，他们自己也变成了更温暖的人。

光鲜的推销员

冷暖比喻并不是唯一影响我们行为的表述。说到人际关系时，有时会说进展融洽流畅，但如果遇到粗俗伤人的对象，这段关系可能就要有摩擦了。在一项实验中，被试会在解完相同的简单谜题后读一段小短文，并对其中的社交关系进行评价。结果证明，相对于谜题印在更光滑纸张上的被试，⁹谜题被印在砂纸上的被试会在后来的社交关系评价中做出更低的评价。他们彼此之间也会更倾向于建立公平的合作关系，比如和搭档公平地分享获得的奖券。

推销员的典型形象就很符合“平滑流畅”。说到推销员，我们脑海中浮现出的往往就是一个西装笔挺，头发梳得光滑平整，还有一口闪闪发光的洁白牙齿的形象。这些外在细节可能会有助于他们更顺利地推销商品。但再好好想想，拥有这些“标准的”推销员，会和你分享他的彩票奖金吗？

忘掉时尚潮流，红色是每个人的性感色

除了将语言中的比喻和概念联系在一起外，我们也会将某些行为和视觉符号联结起来。例如，浪漫就和红色有着强烈的联系。罗伯特·伯恩斯写到他的爱是一朵红红的玫瑰，情人节时也少有蓝色或绿色的贺卡出售。如果克里斯·德·伯格唱到一位黑衣女士，我们会想到的往往是死亡而非爱情。红灯区工作的女性会被称为“猩红女士”（女性性工作者的另一种说法）。即使是庄重的女士，当她们希望吸引丈夫时，也会涂上红色的口红。

这种红色和浪漫之间的联系对我们的影响和语言一样有效。在一项实验中，¹⁰女士们会对一系列男士照片的吸引力打分，分值为1～9分。这些照片中的男士穿着不同颜色的服装，同时照片也被放置在不同颜色的背景板中。结果显示，穿着红色衬衣或是放在红色背景板中的照片会比其他条件相同但不同颜色的照片多得1分。

想着自己会孤独终老，恐怕会愿望成真

单身对你自己而言可不是什么好状况，而希望继续保持单身的想法则对你身边的人有害。除去令人不适的孤独感之外，它也会作用到你的健康状况上。社会关系中的孤独状态会增加癌症和心血管疾病的患病风险，也许和孤独者处理压力的能力更糟有关。¹¹独自生活的痛苦也会增加自杀概率。

你可能会因此觉得独居者就会更友善，以结交朋友，或觉得他们会更愿意参与慈善活动，以遇到更多的人。但事实恰恰相反。已婚人士更愿意为慈善事业贡献时间，甚至驾车都会更谨慎体贴。但这种相关也许和多种因素有关。也许是因为友善体贴的人更容易找到爱情并在这种关系中获得成功。也许还有第三方因素，例如宗教既鼓励人们步入婚姻，也同时鼓励信徒帮助他人。

为了探索孤独的前景是会增加还是减少人们对他人的关怀，研究者设计了一系列道德上颇具争议的实验。¹²他们谎称设计出了一套问卷，可以准确预测测试者单身的概率。参与测验的学生完成了测试，提交了反馈结果。事实上，这套问卷无法检测出人们有多大概率找到幸福的另一半。尽管问题看上去很像是那么一回事，例如询问被试是否健谈，情绪化，外向，是主导型还是顺从型。

然而，研究者告诉一部分随机选择的被试，他们的结果显示他们很可能拥有长期稳定的婚姻，身边总是会有关心他们的人。同时告诉另一部分被试，他们是那种可能会孤独终老的类型。也许他们现在会有朋友，也许会结一次或几次婚，但这些关系总是无法持久，他们会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孤独。

在测验结束后，研究者为被试提供表现关怀的机会。在一项实验中，他们说在为慈善事业募款，然后把被试单独留在捐款箱旁边。那些认为他们会被爱的被试的捐款数几乎是其他人的四倍。在另一项实验中，被试认为自己要进行第二次测试，这次是关于创造力的。但测试者在开始前打翻了一盒铅笔，那些认为自己将会拥有亲密关系的被试有三分之二都会帮忙把铅笔捡起来。对比明显的是，那些被告知自己未来将孤独的被试中只有六分之一伸出援手。¹³

绝不要和心理学家约会

科学家绝不是一场火辣约会的理想对象。几乎没有什么电影里讲述那些穿着实验服的怪咖能赢得女孩子的心。但我们现在知道了，科学家正在努力奋起直追。

如果你和一个费尽心思的心理学家约会，可以预想，他们肯定会穿着红色的衣服。他们会带你去一间暖气开得超高的餐厅，并且坚决拒绝门边的桌子。那里的餐具手柄光可鉴人。如果你触碰耳朵，他们也会照做。你说点什么，他们就会在几秒钟之后也提到类似的内容。当进入餐后甜点环节，他们建议你跳过冰淇淋，选择咖啡时，你几乎就可以确定这名潜在对象做好功课了。毕竟，他们希望这是一场“热烈”的约会。

但这都不是把心理学家列上约会黑名单的原因。真正的问题在于，心理学家无法以普通人的方式看待浪漫。他们无法将爱情视为神秘之事，谈论命运还不笑场或是梦想着丘比特之箭。去看看你的书架或是音乐收藏，可能其中充斥这样的内容。没错，这都是文学家或音乐家想要描述一对男女相遇时用到的。尽管科学家也同样被谜题所吸引，但他们会寻求答案，而且他们知道如何去做。

我们知道红色会使人更有吸引力，并非因为它被写入歌曲，而是有人做了实验。我们知道模仿会使人更性感，是因为有研究者操纵了一场速配。想要知道一对男女相遇时会发生什么？唯一的办法就是介绍他们，摆布他们，然后观察。所以，如果你和一名心理学家约会，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他/她是真的爱上了你，还是在对你做实验。

信任感和大脑里的化学物质有关，但为此付钱的肯定是个轻信的傻瓜

研究者曾进行过一场投资游戏，可以评估人们的信任程度。在游戏中，参与的玩家被试会获得一笔钱。他们可以拿着这笔钱离开，也可以把一部分钱交给另一位扮演托管人的被试。在托管人手中的钱总是会翻三倍。但是托管人可以选择是自己留下钱，还是返还包括原有金额在内任意数量的钱给玩家。因此，对于玩家来说，决策的关键就在于，你有多信任托管人。

一个版本的游戏中，托管人是匿名的。被试不知道自己的钱交给了谁，托管人也不知道自己收到的钱是谁的。所有被试都只会参与一次试验。因此，如果玩家足够理性，似乎他们就不应该把钱交给托管人。而对托管人来说，没理由他不把所有的钱都带走。反正他永远也不会遇到把钱交给他的人，甚至对方都不知道他是谁。玩家也一样，当意识到对方根本没理由把钱还给他时，就应当选择自己保留钱了。

然而，幸运的是，人们并没有真的这样想。在一次有29个玩家的实验中，没有一个人把钱全部自己留下来。其中1/5的人把所有的钱都交了出去，而他们的冒险得到了回报。托管人平均返还的钱都要比他们收到的更多，这是个双赢的局面。

信任就是这样一种神奇的、不理性的因素，但也正是它使人际关系得以存在。而且现在你可以把它瓶装出售了——那就是催产素。催产素可以促进女性的哺乳和分娩，而且有助于调节母性行为。而男性和女性都会分泌这种激素。当被试在参与投资实验前接受一定剂量的催产素后，他们交给托管人的钱会显著增加。与接受安慰剂的对照组相比，他们交出全部金额的比例更是对方的两倍。¹⁴

你现在可以在互联网上买到催产素并不稀奇。一项相关产品的制造者建议商务人士在他们的办公桌和会议室中喷洒他们的商品，以获得“即时竞争优势”。并许诺说，如果你是一位单身男士，这会帮你赢得那些“你配不上的”女性。由于你的潜在约会对象或是合作伙伴未必有那么信任你，愿意闻那个你给他们的瓶子，因此制造商将产品做成了类似香水的喷雾，可以喷在衣服上。他们的想法是，激素可以不知不觉地悄悄侵入周围人的鼻子。

但在你把自己的信任交托给市场之前，有件值得注意的事，即任何人如果一天在自己的衬衣上喷好几次催产素，那么他本人所接触的激素量要比目标对象高得多。因此，如果你遇到了一个超级轻信的人，说不定就是喷了催产素呢——先不说那东西是否起效了。

政治中的以貌取人

自民主制诞生伊始，人们就满怀忧虑：选民在投出选票时是真的理智吗？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曾宣称，真正的领袖（当然，也就是哲学家）往往难以在选举中脱颖而出。他以水手选船长为例论证了这一点。柏拉图认为掌管船只的领袖能力无法后天习得，也与航海技能的熟练与否并不相关，而领袖能力恰恰是一名船长应有的能力。可惜，当把选择权交给水手时，结果却通常是他们选出了技术最好的水手。

有一项研究就建立在这种质疑的基础之上。研究者试图了解儿童选择领袖人物的能力如何，是否能胜过成年人。于是他们调查了600名年龄介于5～13岁之间的瑞士儿童，让他们想象自己即将出海远航，需要为航程选择一位船长。¹⁵候选的“船长”其实就是当时法国议会选举中互相竞争的各位候选人。结果证明，受孩子们偏爱的“船长”七成都在真实的选举中获胜。

这项研究也许揭示了，我们在生命的早期阶段就已经发展出了政治理解，说不定我们还可以降低投票年龄。但孩子们的政策偏好呢？研究者又得出了什么结论？他们会偏爱降低税费的船长，因为那样就可以从父母那里得到更多的零用钱？抑或是他们会支持那些增加（或削减）教育经费的船长？

事实上，研究者对此一无所获。他们并没有告诉孩子们候选人的政策，或是他们的能力。因为孩子们用于判断船长，甚至预测了真正选举的信息的，只有候选人的照片而已。

大脑也会无中生有

我们通过不同的途径接近真相。我们阅读，思考，道听途说或是亲身经历。可其他人有时会说谎，他们会略过重要的细节，我们的想法有时也会出现偏差。这样说来，似乎最可靠的方式就是亲身经历。我们的记忆就像是事实的仓库，热气腾腾的真相未经转手便直接被储存其中：我们所记住的，即是真实发生的。可实际上真相并非如此，我们有时也会从他人那里获取自己从未经历的“记忆”。

伊丽莎白·洛夫特斯和她的同事用一项古老的实验证明了这一点，并让我们意识到对记忆的盲目依赖会多么危险。¹⁶他们让志愿者被试观看一段道路交通事故的视频片段，然后将被试随机分为几组并询问其中一组：“车辆互相冲撞到一起时，速度有多快？”接下来，他们又用同样的问题分别询问其他组，只是把“冲撞”这个动词替换成“碰撞”“磕碰”“接触”和“撞击”。结果证明，听到了“冲撞”这个词的被试普遍回答的车速要更高。

一周之后，研究者再次联系这些参与实验的被试，就他们对这场交通事故的记忆做更深入的询问，尤其强调了场景中是否存在碎玻璃。那些在第一次的问题中听到“冲撞”一词的被试，错误地回忆出事故现场有碎玻璃的人数是听到其他动词的被试的二倍。仅仅是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动词，就会如此改变人们的记忆，甚至在之后，他们的记忆还会凭空虚构出全部的细节以自圆其说。

这是一项该领域早期就出现的实验。在此之后，实验者对操纵人们的记忆变得更加轻车熟路，也更敢于尝试。他们曾让参与者回想起了抢劫者手中根本不存在的螺丝刀。¹⁷而在更富有争议性的实验中，他们甚至为被试植入了从未发生过的童年记忆，包括被丢在购物中心，乘热气球飞行，还有在迪士尼遇见兔八哥（华纳兄弟旗下的一个动画角色）。¹⁸

科幻剧《X档案》曾风靡一时，而也正是在那段时间里，宣称自己被外星人绑架的报案数量出现了急剧上升。当然，其中有部分人在催眠或治疗后恢复了过来。尽管这听上去像是某种跟风之举，但那些不幸的被绑架者在谈到自己记忆时的苦恼，与唤起了真正创伤经历的人别无二致。¹⁹记忆是如此捉摸不定，和满是噪点的UFO目击照片一样无信誉可言。的确，也许真相就在某处，但可别指望它就在你的脑袋里。

悄无声息的日久生情

我们大多数人都很幸运，可以生活在自己喜爱的事物之间。如果有个女人说她墙上挂的画都是她厌恶的，她的伴侣正是她所鄙视的，她每天都吃着不喜欢的食物，她每天都听会把她逼疯的音乐，我们恐怕会觉得这个人有点问题。可仔细想想，我们到底是真的生活在热爱的人和事之间，还是我们不得不喜欢上了身处其中的环境呢？那些爱国者是刚好有幸生于他热爱的国度，还是因为他生息于此，才爱上了这个国家？

儿童在生活中少有选择权，但似乎大多数也都活得很开心。我自己就觉得妈妈做的饭比全世界其他任何人做的都好吃（她试图在我的土豆泥下面藏豆芽的时候除外），但有一次这确实让我很尴尬。我去一个意大利朋友家里做客，晚饭的时候他妈妈亲手做了意大利面，而我则出于恭维说出了这样的话：“几乎比得上我们家里做的拿坡里意大利面了。”当时我还以为自己这么说显得特别有风度呢。

事实证明，我们都偏爱自己母亲的烹饪手艺，绝非是每个人都幸运到了刚好降生在合适的家庭中，也不是基因动了什么奇奇怪怪的手脚，只不过是年复一年地面对相同的东西，让我们对它的好感度增加了。关于这一现象曾有过一系列实验，最初有一项实验就是罗伯特·扎伊翁茨²⁰要求人们大声朗读出一系列他宣称是土耳其语的形容词，而事实上这些只是毫无意义的词汇（比如Iktitaf，Dilikli，Civadra）。念完之后，他会问被试觉得哪些词是褒义词，哪些是贬义词。其中有一部分词汇在列表中出现得比较频繁。而实验者发现，一个单词出现得越频繁，被试就越容易认为这个词是褒义词。

数百个实验都发现了相同的状况：反复暴露在同一种刺激中会增加我们对它的好感²¹。因此，一首歌我们听得次数越多，就会越觉得它悦耳；一件艺术品我们看得越久，便越欣赏它（不过，过度暴露也会导致相反的效应）。对同一种论点接触得越多，就越容易接受。甚至在看过多次某个人的照片之后，我们会更喜欢这个人（古往今来的无数独裁者已经为我们亲身演示了这种影响）。

无意识的从众之举

想要对别人的行为未卜先知，就要先对控制他们行为的思想稍作了解。而且按道理来说，控制他人行为的思维规则也同样控制着我们自己的行为。所以，理论上来说，如果我们足够自知，就应该顺理成章地能够了解他人。可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依仗着做出预测甚至是试图影响他人行为的判断却往往是错误的，有时竟会离谱到效果恰恰南辕北辙。

下面这个关于亚利桑那州国家公园的例子大概就是如此。那座迷人国家公园里的许多古老的树木已经石化了。随着时间变迁，矿物将有机物取而代之，森林变成了真正的化石丛林。这场景着实难得一见，因此许多游客都希望能带些纪念品回家去。令人愤怒的是，每年都有14吨的石化树木就这样被当作纪念品装进了参观者的车子。工作人员树立起指示牌，期望能遏制这种盗窃行为。但研究人员对这种做法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这其实提醒了观光客，告诉他们每年都有大量的盗窃在发生，每个人都只是拿了一小点，最后却变成了总量惊人的破坏。这种提示毫无益处。

研究者自有一套理论，即我们会机械地模仿他人。即使是在重大的事情上，我们的立场也会被别人的举措所动摇。根据这一理论，那些暗示着人们“大家都在盗窃”的标牌只会助长这种行为的发生，尽管我们本意并非如此。这就和那些自杀预防活动，饮食失调帮助项目或是高中酒精泛滥教育课程一样，它们的出现是为了减少上述行为，结果却只是让目标听众了解到了自己身边有多少自杀案例，厌食症患者和酒瘾学生。结果和目标竟然完全相悖，而也许这套理论为我们解释了为何如此。

为了检验这一理论，他们在公园里人流众多的道路沿途放置了石化树木的碎片，同时在不同的道路两侧换上了不同的标语牌。²²其中一种标语牌直白地告诉徒步者：“不要把这些化石碎片带离公园。”另一种则写着：“曾有大量的旅客从公园带走了化石碎片，而这影响到了整片化石森林的自然状况。”旁边还会配有三名游客取走纪念品的图片。

实验结果如下：在没有任何指示牌的道路旁边，化石被盗率为3%；在指示牌上明确写出不要带走化石的地方，盗窃率轻微地下降至不到2%；而在那些写出了前人所做危害（跟公园原有标语一样）的道路沿途，比率发生了惊人地攀升，8%的石化木材被带走了。

个体是人，群体是数

为慈善事业捐款可以让我们感觉良好。²³在人类大脑里，有些脑区被称为奖赏中心。当获得食物、金钱，或是看到作弊者受到惩罚时，这些脑区就会被激活。而当我们决心为慈善事业破费时，这些区域也同样会兴奋起来。所以，那些大脑中这部分奖赏区域最为活跃的人也会倾向于捐出更多的钱。

以色列的研究者曾经在大学生中做过一项研究。他们会告诉一部分被试有一个孩子病了，告诉另一部分人有八个生病的孩子，²⁴但医疗费用相当昂贵，要至少30万美金才能让孩子活下来。（对第一种情况他们说的是30万美金才能救一个孩子，第二种情况下则是30万美金救八个孩子。）与此同时，两组学生中都有部分人被告知了孩子的姓名、年纪，并看到了孩子（们）的照片，剩下的人则没有得到这些信息。接下来，被试可以向医疗中心捐款。结果研究者发现了两个有趣的现象。首先，那些知道了名字和照片的学生表现得慷慨得多；其次，要对一群孩子感到同情似乎比同情单独某个孩子更难。知道自己要帮助的是一个明确的个体的学生，捐款意愿是帮助对象有八个孩子的学生的二倍，尽管似乎后一种情况可以帮助更多人。

可是，如果人们仅仅是因为情感更被触动就对效益更低的状况大发善心，那么慈善机构是否可以引导人们变得更加理性呢？美国的一个研究小组进行了尝试，他们将被试分为两组，一组的捐助对象是面对饥饿的小女孩（这些被试会看到一名叫作罗基娅的女孩的照片），另一组则会接收到更泛化的信息，比如听到非洲一场旱灾的具体情况并被告知数以百万的人们等待援助。²⁵罗基娅接到的捐款是另一组的两倍。然后研究者重复了实验，不过这次在捐款之前，研究者就告诉了被试，比起冷冰冰的数字，研究证明人们对某个具体的受害者更慷慨。不幸的是，被试并没有翻倍捐款给非洲数以百万饥饿的灾民，他们把捐给罗基娅的钱减到了原来的一半。²⁶

男人公正，女人慈悲

2008年，金融系统崩盘，一时间每个人都想亲手杀死身边的银行家。示威游行的人们对着那些西装革履的魔鬼代言人的画像大声诅咒，烧毁它们，高高挂到路灯杆上。当游行队伍经过工作场所时，银行甚至会警告自己的雇员留在家里别来上班或是低调着装，以免愤怒的示威者有机会亲手抓住一名真正的交易员。尽管吊死他们也不会让损失的金钱去而复返，但这种行为带来的满足感却和得到了赔偿相差无几。为什么会这样？

伦敦大学学院的一队研究者做了一项相关实验，他们在被试做一系列游戏时测量他们的大脑活跃程度。²⁷而被试不知情的是，他们的对手是被安排过的，有一部分人会公平游戏，而有一些则会作弊。游戏规则如下：如果你的对手公平游戏，你们两个就有可能都会赚到钱；但如果他作弊，那么他会赚得更多，而你会亏掉。

在游戏中，研究者会电击参与者的手，电流很小，但是可以体验到痛感。当一名公平参与游戏的玩家被电击时，被试大脑中相同的区域也会有反应，就像他们自己感受到了疼痛一样。但当作弊者被电击时，这种同情反应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此外，我们大脑中有一个叫作伏隔核的区域，通常参与到愉悦感相关的活动中。举例来说，如果你赢了钱，伏隔核就会兴奋起来。但研究者却发现，当被试看到作弊者受到惩罚时，伏隔核的神经细胞也会兴奋。

但实验结果还有一点小小的微妙之处。关于银行业有一项不太严重的批判就是，它们的女性雇员比例较低。我不清楚性别平等会不会让抗议队伍焚烧画像时感觉更好，或是吊死女性金融从业者是否可以节省绳子的长度。但在伦敦大学学院的调查中，研究者发现不同性别对他人收到电击伤害的反应确实有所差异。我前文中所提到的结果都是男性被试的实验数据，而女性被试会对所有遭受电击的人都表现出同情，哪怕是对作弊者也是如此。尽管同情程度不如对那些公平的玩家，但并非毫无感觉。同时，看到作弊者受惩罚就会幸灾乐祸的反应也仅仅出现在男性被试身上。

对于那些被憎恨着的银行家，这些结果有什么意义呢？也许在这场浩劫之后，他们应该会非常关注女性就业的某一方面问题。至少，他们会发自内心地希望，那些决定他们命运的职位是由女性来担任的。

道德归道德，理性归理性

哲学家没有实验室，因此他们用思维实验取而代之。在雅典的晚宴上，或是伴着烟斗和波尔多葡萄酒的剑桥，他们想象出一幅场景，然后描绘各种可能性。然后他们会制定出一些规则，来解释这些思维实验中出现的结果。接下来，他们会制造出更多的情境，拷问自己的规则系统。其中颇具影响力的一组就是电车难题和天桥困境。

想象一下你是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的一名警察。某天你接到一条线索，吉米·哲学家·里卡（假人名）为了报复警方对他妓院的突袭，把六个人绑架到了火车道上。你赶到现场，发现有五个人被绑在了一条铁轨上。火车尖啸着越来越近，铁轨就在你脚下震动。你向尖叫的受害者跑去，发现只要把火车转到另一条侧轨上就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然而当你准备扳下变轨手柄时，你看见了第六个人：他被绑在了备用的侧轨上。火车已经近在眼前，如果你无所作为，玫瑰岗公墓[1]又会增加五座墓碑。你要不要扳下手柄呢？

大多数人会说你应该这么做，而且应该当机立断。这大概是最基础的道德计算的一个例子了：五个人的生命更胜于一个人的。但另一个类似的场景会对这种理性提出质疑。现在切换一下场景，想象一下你是赶到了一座可以俯瞰铁轨的天桥上。仍然有五个受害者被绑在火车即将驶过的铁轨上。而在你身边，同样目睹着这场即将到来的悲剧的，还有一个非常胖的人。火车汽笛的鸣响声里，他不停地抬手擦去额头上冷汗。你打量着他，发现这确实是个大块头。如果你把他从桥上推下去，毫无疑问他会死。但他也会挡住火车，铁轨上的五个人就会得救。那么这次，你会牺牲一个人来拯救五个人吗？

这一次绝大多数人的答案都变成了不。也许区别就在于，在第二个场景中，你把一个人当作了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在第一个场景中，被牺牲者只是不幸处于了那个位置，而非他的死亡本身拯救了其他人。想要弄清这是否是决策背后的原因，就要引入第三种电车难题了。在这一场景中，火车在环形轨道上行驶，六个人被绑在轨道上。五个是瘦子，最后是一个胖子。火车按顺时针方向行驶。火车会压过五个受害者，但他们的尸体会绞在车轮里，让火车停下来。最后的胖子就会幸免。现在你有机会改变火车的行驶方向，让它变成逆时针行驶。胖子会最先被火车撞到，但其他五个人就可以活下来。在这个场景中，选择改变方向就是将一个人的生命作为拯救其他五个人的手段，但大多数人却认为这是绝境中的最佳选择。²⁸

对这样的思维实验进行思考，并询问人们在各种场景中的选择，显示我们大多数人做出的道德选择并不能用任何哲学体系或原则加以解释。如果我们真的有一套理性规则用来做出道德决策，我们也并不了解它到底是什么，而这本身就说明它其实并不理性。

[1] 芝加哥一处大众墓园。——译者注

道德？主要是情绪

普林斯顿大学约书亚·格林领导的研究小组，对同样的电车难题和类似的两难道德困境进行了实验。²⁹但他们这次没有再试图建立起一套拜占庭法典般的规则来解释我们的理性，而是在被试回答问题时扫描他们的大脑。他们认为将一个大块头从天桥上推到铁轨上，会比改变火车方向来牺牲他造成更大的反感情绪。

意料之中的，当面临情绪上的困惑时，大脑中同情绪相关的区域会更加活跃。然而，研究者同时也关注了那些与简单决策相关的脑区，和情绪道德都无关的，例如在商店购物或是计算参加会议的最佳旅行方式时会用到的位置。这些脑区在处理低情绪相关的伦理问题时会被激活，例如设计疫苗接种程序。疫苗的接种可以预防致命疾病，但副作用可能会造成少量死亡案例。而在高情绪相关的伦理问题中，这些脑区就不太活跃了。例如杀死一名人质，以拯救自己和他人。

当问题提出的方式可以让我们和困境之间产生距离时，我们会更容易接受多数人利益高于少数人的原则。但当我们不得不想象亲手将一个大块头推向死亡，闷死一个孩子或是砍下一个人的头时，我们对于两难困境的选择就会截然不同。似乎我们是有道德准则的，但它们只在情绪不参与其中时才会起效。的确，情绪反应异常的脑损伤患者会更倾向于遵从道德计算，为拯救数量最多的人而选择背书，哪怕必须做出令人厌恶的行为，比如选择让一位儿童去死。³⁰但重要的道德困境往往都会触发情绪，而这时的普通人就会让情绪介入到道德决策中，而将准则置之一侧。

而一直以来，哲学家真正在做的，就是用他们那些更加复杂的规则，将无关情绪的冷冰冰的决策与那些感性无法置身事外的决策区分开来。他们正在尝试着把情绪影响我们决策的方式也打包封装起来，建立起一套情绪的准则。但不同人的情绪反应各不相同。没有任何哲学家之间能够达成共识，因此虽然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上千年，可还在原地踏步。

道德总是理由，而非原因

美国最具争议性的一大道德议题就是死刑的废留。辩论双方都持有强有力的论点。对于部分人来说，死刑是公正社会的根本基础。而另一部分人则将其视为残酷和不文明的标志。而对心理学家来说，它则提供一种看待行为中动机驱动论证的有趣方式。

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工作者征集了一批死刑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给他们出示一系列针对死刑是否具有威慑性的研究结果。³¹这些研究是研究者设计的，但结果却显得似是而非。部分结果明显支持死刑具有威慑力，可以恐吓潜在杀人者。例如恢复了电椅刑罚的州谋杀率有所下降。而另一部分结果则显示死刑并没有威慑效果，例如对比相邻州之间的数据，对杀人者处以注射死刑，电刑或是枪毙的州反而谋杀率更高。

死刑的支持者发现，否认死刑威慑力的研究毫无可信度。但他们并不认为是自己先入为主的想法导致了这种观点。（而这恰恰可能是一项有力的论点，即他们已经对己方观点的相关研究了解甚深，因此一项对立研究并不能使天平倾斜过去）他们认为研究设计薄弱，甚至可以指出瑕疵之处。例如研究覆盖的时间周期不够长，或是脱离环境地单独拿出了谋杀率，那里明明应该考虑所有犯罪率。同样是这群人，认为那些支持了死刑威慑力的研究结果就很说得过去，甚至还可以解释这些研究设计的精妙之处。然而，反对者则对同样的材料做出了完全不同的解读。他们指摘那些证明死刑威慑力的研究中方法多有漏洞，并宣称支持他们原有立场的研究设计更完善，也更可信。之前我们就提到过，我们会先选择支持哪位政治家，然后再找出理由支持他们的立场，而非真正被论点所说服。这就是我们的道德立场。

面对相互冲突的信息，每一方都相信证据支持了自己的原有立场。他们的论证并没有真正用于判断死刑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而是用来解释数据如何支持了他们的决策。

我们的天性是律师，而非法官

心理学家经常会将两种推论方式进行对比：一种是法官式的，另一种是律师式的。理论上，法官和陪审团会先冷静地听取证据，然后衡量其是否有力，再判断被告是否有罪。（然而由于法官和陪审团都是人，情况往往不会这么理想化。每个律师都会建议自己的客户穿着精干的西装出庭，洗净头发，遮住文身。这暗示着观感印象会对审判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而律师扮演的角色则截然不同。他们从客户是无辜这一点出发，任务就是证明事实就是如此。他们会争辩某些法律适用于当前案件，某些则不适用。他们将证据赋予不同的权重，他们甚至也许还会提出，目击者的记忆是错误的。如果这些都不起效，他们可能会宣称客户的行为是无意的。退无可退时，也许颇具讽刺意味，他们会声称情绪遮蔽了客户的判断，他是被挑衅的，因此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我们用于道德判断中的论证过程更像是律师的这一套，而非法官的那种。我们的情绪就是客户，而大脑就扮演了那个无所不用其极的律师，为它的决策辩护，而掩盖了情绪真正的痕迹。

损失越大，越需要替罪羊

当我们评判某人时，只知道对方造成了伤害是不够的，了解他是否有意为之也同样重要。如果一位母亲把孩子留下单独画画，回来时发现颜料洒满了地板，她不能仅仅因为看见一片狼藉就教训孩子。母亲还得弄清楚他到底是有意把颜料弄得到处都是，还是在拿画笔时不小心碰到了。

当这位母亲判断她的宝贝是否有意弄脏地板时，这件事发生在厨房还是新客厅地毯上不应当有所影响。已造成的伤害与是否蓄意无关。然而，根据我的亲身童年经历，犯下的错误越小，“妈妈我不是故意的”这种理由越有用。

并不是只有我妈妈会根据行为的结果来评判肇事者的责任，人人如此。

想象如下场景：³²一家公司的老板权衡了开展一项新项目的利弊。他的智囊团告诉他，这个项目可以增加利润，但会伤害环境。他想了想，也许还吸了一口雪茄，吐出烟气，然后说：“我才不在乎什么见鬼的环境。尽可能多地赚钱才是关键，启动这个项目吧。”下属匆匆离开，开始执行命令，公司收益颇丰，而环境遭受了巨大损害。在这个故事里，项目是否合理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老板是否有意地破坏了环境。面对这类故事时，绝大多数被问到的人都认为他的确是在刻意地伤害环境。

但另一个不同的故事中则恰恰相反。同样是一位老板考虑相同的事情。他被告知项目会赚钱，同时也有助于环境。董事长说：“我才不在乎什么见鬼的环境。尽可能多地赚钱才是关键，启动这个项目吧。”项目运作起来，公司获得了利润，环境也得到了提升。那么这位董事长是有意改善环境的吗？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的回答都是否定的。

存在一个有罪者，问题就更严重

如果我们认为一件事伤害越大，我们就越有可能归咎于造成这件事的人。但换种方式呢？如果某个人明显犯了错，而非事情本身偶然发生，我们是否会增强对于伤害的判断呢？如果母亲看到她亲爱的小宝贝故意打翻了颜料，相比于无意碰翻，她是否会觉得颜料更难处理？研究者们逐渐发现，确实会的。

在一项实验中，³³被试会读到一则小故事。其中有个叫弗兰克的男人在一家不错的餐厅享受丰盛的一餐，吃完之后，他没付账就离开了。部分被试读到的故事里，弗兰克很享受赖账这种事，竭尽所能地逃单。另外的被试读到的则是，他只是接到了一个电话，通知他他女儿出了事故，受伤严重。震惊中的弗兰克立刻离开了餐厅，完全忘记了账单这回事。

一周之后，被试被问起这则故事。毫无疑问，那些认为弗兰克有意逃单的被试认为他更值得谴责，而他们记得的账单额度也变化了，比真实值高出了10%。看来我们的律师大脑不仅仅会用可疑的论证赢得官司，还会和篡改证据的腐败警察相处甚欢。

藏在我们本性中的受害者有罪论

2010年5月，伊朗教士卡其姆·赛迪奎将地震归罪于放荡女性的言论登上了全球的新闻媒体。那年更早些时候，电视福音传教士帕特·罗伯森受到的关注更胜一筹。他声称发生在海地的灾难是天罚，因为岛民将灵魂出售给了魔鬼。而这些言论，事实上只是人人皆有的表现³⁴的极端案例。³⁵

生存在一个不公平的社会里是件艰难的事。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学会，行为会带来后果。如果我们努力工作，好好表现，就会被奖励，反之亦然。但如果回报并非一定会到来，我们的遭遇就像随机奖券一样，那干吗不整天赖在床上呢？

但如果世界是公平的，又要如何解释生命中发生的那些可怕的事呢？无论是车祸，失业或是被抢劫？我们要怎么看待疾病？有人说患病是因为倒霉，他们会同情那些被疾病击倒的人，而且伤害越严重，对受害者的同情就越显著。但如果世界是公平的，那么就该是那些最讨厌的人才会身染恶疾。如果我们本能地倾向于相信世界是公平的，那么就很可能会鄙视那些身患重症的病人。正如赛迪奎和罗伯森认为地震受害者有错一样。

研究者设计了一项实验，而结果正是如此。³⁶他们虚构了一种疾病，叫作哈尔玛，并对参与实验的大学生被试提供疾病相关的信息。但不同被试接受的信息是不同的。有些被试了解到的是，医生无法遏制疾病的传播。而另一部分被试则被告知这种疾病是可治愈的。稍后，研究者会就这项疾病以及一位虚构的患者进行提问。结果显示，当被试认为疾病是可治愈的时候，他们关于世界公平的渴望会远胜于对患者的同情，因此他们会贬低病人（例如评价他不够勇敢，行为不当或是不够明智）。其他研究者也在社会对艾滋病患病者的态度上发现了相同的效应，而那些病人往往正是贫困和强奸罪行的受害者。也许我们没有厚颜无耻到将自然灾害归罪于可怜的受害者的邪恶，但与之本质相同的黑暗面，却扎根在我们每个人深处。

科学和宗教都爱洗浴

去除污秽是大多数宗教的核心内容。基督徒通过洗礼去除罪孽。锡克教徒也有类似的洗礼，他们会在为新的罪恶忏悔后进行这项仪式。穆斯林在祈祷前清洗。犹太教徒不会让不洁净的事物进入神殿的内院。而在恒河中洗澡更是印度教徒信仰中的重要部分。

在文学中，这一意象同样重要。莎士比亚作品中最著名的场景之一邓肯被谋杀后，麦克白夫人试图洗净双手。但是对于无信仰的，标准的21世纪人呢？他们肯定不会把清洁和洗净罪孽联系起来吧？

在一项由麦克白引发灵感的实验中，研究者要求被试回想一件过去的事。³⁷部分被试需要回想的是一件自认为不道德的经历，而另一部分则需要回想一件自己认为是符合道德的事。然后他们要描述自己体会到的感觉或情绪。在此之后，研究者会感谢他们参与实验，并赠送小礼物。被试可以从一支铅笔和一块杀菌湿巾间二选一。

有趣的是，回想道德行为的被试中有1/3选择了湿巾，而回想起不道德行为的被试中则有2/3选择了湿巾。没有一个被试意识到，礼物的选择也是实验的一部分，或是他们的行为已经被自己的肮脏思想影响到了。

大脑是个一物多用的行家

污秽和不道德在我们的语言中紧密相连。我在互联网上搜索关于一位非常讨厌的极右翼政客的文章，发现记者和主流政治人物在笔下将他称为令人作呕的，恶心的，令人憎恶的，讨厌的，肮脏的，恶劣的，污秽的。所有这些修饰词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也会用它们来形容不喜欢的食物，或是蛆虫和粪便等污染物。

对于这些不同种类的厌恶感，不仅仅是加以描绘的词汇相同，我们连用到的面部表情都是相同的。³⁸研究者们分别测量了不同情况下脸部表情的肌肉运动，例如尝到恶心的食物，看到排泄物的照片时或是在游戏中被欺骗时。结果发现这些情况下，我们的面部肌肉运动完全相同。尝到的饮料越苦，照片越恶心，游戏中的欺骗行为越恶劣，肌肉的活动就越大。

恶心感也许会帮我们避开坏掉的食物，但使之起效的过程可能同样作用于道德。恶心感是我们对某些事物产生的强烈厌恶心理，不过程度是可变的。第一次尝到气味浓郁的奶酪可能有点难受，但后来却有可能克服。

而这正是道德中所需要的，我们需要对不道德的行为强烈厌恶。但就像饮食习惯一样，道德也会将文化因素纳入其中。有时，对于道德上是否令人不适并非一成不变。

大脑并没有为道德建立一套全新的工具，它直接把我们已经为坏掉的食物和腐烂尸体等污染物建立起来的系统迁移了过来。³⁹但与此同时，那些关于非道德相关厌恶感的怪癖，无论是语言领域、面部表情还是沾染到污垢后的清洗欲望，也都一道被打包搬运了过来。不过，我们似乎都对这些毫无道理的古怪习惯处之泰然。

心理学杀死宗教

宗教的教义不可能都是真理。但即使哪一个是错的，它仍然拥有数以百万的信徒。人们为其改换生活方式，为其死去，并一掷千金修建寺庙和神坛，对伪神顶礼膜拜。

如此成功地存续发展，并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这些宗教一定用到了某些非常有力的技巧。尽管这并不意味着有某位超级愤世嫉俗的领袖人物，坐在宝座上翻阅最新的心理学期刊，然后才对信众发表演说或是修改礼拜词。但那些不懂得将适当工具组合起来的宗教一定会飞快消亡，毕竟每年都有新的教派或团体成立。因此，对不同宗教间的相同点和差异进行研究意义重大。哪怕其领袖人物不过是个虚张声势的骗子，研究本身也对我们的内在本质有所揭示。

如果心理学家有着无限的资源，在不同的大学中进行教派研究会相当迷人。研究者可以不断地修改自己的教派教规，要求每周集会唱圣歌或是去掉这条规矩，可以向信徒许诺荣耀或以死亡震慑不信者，可以坚持禁欲主义，也可以举办全校最棒的派对，等等。然后他们可以统计信徒数，以及他们会为了维护信仰走到哪一步。信徒会为其奉献时间和金钱吗？会为之去死吗？或是为之杀人？（出于伦理考虑，研究者可以为信徒提供假子弹。）

物理学家的粒子加速器能拿到数十亿英镑的经费，甚至冒上毁掉整个星球，可能创造出黑洞的风险。听上去似乎很不公平。他们的研究怎么都不可能比理解人类本身更有趣和更重要，所以心理学家至少应该拿到几百万，去研究一些真正的大问题。⁴⁰

幸运的是，在美国，福音派基督徒似乎已经替我们做了实验。新教会定期成立。有些非常庞大，牧师会上电视，还可以派传教士到拉丁美洲去。而有些就连集会都要到其他建筑中租用地方，勉强维系。也许正是一群富有魄力的科学家到处分发启动基金，然后对它们的成功和失败进行追踪记录呢？

精神病患者，还是柏拉图的哲学王

在柏拉图的《蒂迈欧篇》中，他讲到宇宙的生成，众神之父为我们每个人都创造了一个神圣的中心。次一级的神则完成了接下来造人的任务，他们为人类创造了头颅，将神圣中心置于其中。为了避免使神圣的灵魂被污染，他们将道德的部分置于躯干内。愤怒、勇气和欲望栖身于胸腔，基础的食欲则藏在躯干更下的位置。在那里，它们带来的烦恼最小。这位苏格拉底最著名的弟子宣称，如果想要过上正义的生活，我们就必须用神圣的理性掌控这些欲望和感觉。

在柏拉图的文章看来，如果我们没有情绪、渴望或是食欲，避免邪恶或是高尚地生活都会变成一件容易得多的事情。但我们已经在前文中看到，人类的道德决定往往依赖于情绪。也许这正是我们并不完美的象征：理性成了情绪的奴隶。理性并未能履行它的职责，成为欲望的统治者，反而对其俯首称臣。柏拉图本人也曾认真思考过这种可能性。他认为理性打破束缚，夺回应得统治权的动力非常强大。而那些失败者将会遭受可怕的惩罚，也就是转世成为一名女人（而如果她们再次失败，则会转生为动物）。但真的可能有这样的人吗？从不被情绪所困扰，只用理性就做出道德决策？

答案是可能的，因为确实有这样的人存在。精神病患者的智商往往高到超出常人，而且他们也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他们同时有着特定的感情缺陷。他们无法像大多数人一样对他人产生共情，当他们面对令人不适的画面如残缺的面孔时，他们也不会产生和普通人一样的有冲击力的厌恶反应。⁴¹在美国，大约有1%的人被医学鉴定为精神疾病患者，但他们同时占据了服刑人员数量的15%～25%，甚至在暴力犯罪中所占的比例还要更高。⁴²所以柏拉图大概应该更乐观点看待情绪，对理性少点敬畏之心。

自由意志，是人类选择的善良

自由意志似乎是道德的先决条件。如果我无法控制自己行善还是作恶，那么又怎么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呢？同样，如果我要为行为承担责任，这些行为就必须是有意识有理由的。大脑中无意识过程调控了儿童的成长速度，因此再苛刻的父母也不能因为孩子长得太快穿不下旧衣服而责备他。如果一只水母蛰我，或小狗咬我，我不会谴责它们不道德，毕竟它们没有理性，只不过凭本能行事。但如果自由意志的存在与否决定了人们在作恶之后是否应当被谴责，那么相信自由意志与否就已经决定了人们是否会作恶。

人们对自由意志的信念显然相当圆滑。看看这些自以为是自由意志的说法你就知道了。“避免诱惑需要运用自由意志。”或如决定论的支持者所说，“说到底，我们不过是演化所设计出的生物计算机，由基因搭建，被环境编程。”而人们的立场就被这些言论摆布，飘忽不定。我们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也许大多数人就没怎么思考过这个问题。但现在来想想看，如果我们认为自由意志对道德是必要前提，那么认定自己没有自由意志的人是否会做出不道德的行为呢？

为了搞清楚这一点，研究者做了一项测验。他们让被试答题，每答对一道题就可以获得一美元。⁴³但测验是完全自主的，被试会为自己打分，并在从罐子里拿钱之前把答卷扔进碎纸机。那些在开始前读过自由意志论述的被试为自己的试卷打分，并拿走的钱平均为7美元。（在测试者打分的实验中，被试的平均正确率就是7道题。）而那些开始前读到决定论立场论述的被试则平均带走了11美元。在其他测验中也显示，越不相信自由意志的被试表现得越冷漠，攻击性越强，甚至在没有报酬的算术测试中也会作弊。这项结果非常令人不安。因此自20世纪60年代起，认为命运远在自己掌控之外的人数就在不断攀升。⁴⁴尽管那些相信自由意志者在学校里表现得更好，很擅于处理压力，而且陷入抑郁的可能性更低。

这本身就指向了一个道德问题。我在本书中向你描述的实验，很可能会说服你，我们并没有自由意志，至少大多数人认为是这样的。这样的做法是否不道德呢？我是否有可能毁了你的生活，摧毁你的诚信？那么这本书和类似的书是否应当被学校图书馆列为禁书，以免污染我们的儿童？甚至有观点认为应当在未出版前就把手稿付之一炬，既能够避免决定论世界观对读者造成的伤害，也能防止这些读者继续影响他们身边的人，以及由至所带来的连锁效应。

我自然不同意这种想法，但我绝不会假装自己相信自己在书中提到的观点。它们绝对是那种律师式的，目的驱动式论证的产物。

我们对无理抉择的理性内核有着感情上的依恋

我们对于食物和污秽的情感反应能够迁移到道德中，听上去似乎是天方夜谭。我们大多数人坚信的是，道德原则出自理性思考。柏拉图的深刻反思和孩子般逃避晚饭的本能喜恶就像遥遥对立的两个极端，而我们认为，道德来自柏拉图这一端。

数千年来，哲学家都在试图构建起一个，我们甚至是他们自己都可以信任的，可以用于管理道德的框架。然而，他们蔚为壮观地失败了。

那些在昏暗房间里叼着烟斗的哲学家的问题在于，道德并非空中楼阁。它存在于真实世界中，因此也必须在真实世界中加以研究。平凡的人们都会自责，会为慈善事业捐款或是给孕妇让座。哲学家可以争论不休，如果一个理想的康德人存在，他会在这样或那样的情况下做何举动；或是一个完美的功利主义者在另一种情况下表现如何。但这样的理想人物并不存在，从未存在也绝不会出现。这种争论就只能是茶余饭后的游戏，就像问二维世界的人如何呼吸或是如果时间倒流，怎么下棋最好一样毫无实际意义。

对我来说，思考我们这些现实中的人道德观念从何而来，何时会按其行事，何时又不会，要有趣多了。有些哲学家也举手赞成，大卫·休谟写到，“人们已经从对自然哲学的假说和系统的狂热中痊愈了，从此他们只信任从经验中所得到的理论。同样，对所有的道德研究也该进行类似的改革，无论如何奇妙精巧的道德体系，只要并非基于事实和观察，都应加以摒弃。”⁴⁵

对休谟来说，伦理无疑该划归科学家。如果他的建议成真，伦理学家现在就是科学系而非哲学系的一部分了，就像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一样。当然，关于到底能不能把上千个无法养活自己的哲学家扔到大街上，然后把他们的工资发给那些真正可以完成工作的人，绝对是个道德困境。

艺术和哲学是科学未至之处

文艺复兴画家会学习生理学和透视。但一旦科学家可以准确无误地做这些事，艺术家就转移阵地了。人们曾经把奔马画成腿全部分开的样子，但后来摄影师利用科技展现了马奔跑的真正状态。而那些障碍赛马的老照片在现在看来，也显得奇怪。

哲学家曾书写事物的本质。可当物理学家搞清原子时，他们就转去思考别的东西了。

如今大把的文学作品在探讨人性动机。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会怎么做？怎样才是道德之举？而心理学家已经开始对我们的道德决策有所了解，文学家能找到下一个主题吗？

多数人愿意了解计算机和汽车，却不愿了解自己

题目中所说的那些人对大脑的观念无比幼稚，却对此心满意足。哪怕这观念和小孩子对圣诞树下礼物来历的看法相差无几。这种小孩子式的观念几乎时时发挥作用：她给圣诞老人写了封信，然后就得到了想要的东西。大同小异地，你的大脑是宽容的，而你就幻想自己已经理解了绝大多数时候的所作所为。

我不清楚一个小姑娘知道圣诞老人不存在后，会因此得到什么。但我知道，了解你的思想如何运作可以帮你更有效地运用它。我们可以填平现实和想当然之间的差异，并据此改变我们自己的行为，以及他人的。

第2章　深藏功与名的无意识

无心也可以成事

植物没有意识，仍然可以向天空的方向伸展生长，播撒种子。蠕虫也未必意识到了钻泥的愉悦感，还是会在里面钻来钻去。

人类有意识。我们能意识到眼中所见、平日所学、触手所及的事物、深思熟虑后的伦理问题、决策、迷恋或是设定目标。然而，对于所有这些，意识都不是必需的。事实上，当我们做出这些事时，自己往往根本没有意识到。我们的意识体验和大脑真正的运作过程是相互独立的，无论是决策过程、指挥我们伸手去拿东西还是设立目标。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心理学家可以如此花样繁多地操纵我们，无论那些方式听上去有多不可思议。如果真是意识决定了行为，那我们就该已经弄清楚人类为何如此了。显然并非如此，我们也一无所知。

学习可能是黑箱

我参与到了一个庞大的实验项目中。其实，如果你小于50岁，可能也已经身处其中。事情是这样的，学校里的英语老师从多年前开始就不再教语法了。因此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从没学到过什么是副词，也不了解词汇动词、助动词和情态动词之间有什么区别。祈使句、不定式、现在分词、动名词或者虚拟语气这些奇奇怪怪的词，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可有趣的是，就算我们没有接受过语法教育，仍然多多少少可以拼出语法正确的句子[1]。如果别人错的离谱，我们也能指出来。比如一个母语是俄语的英文学习者在疲于应付练习时可能会说，“为什么不出喝一杯呢？”我知道他句子里缺了点东西，也知道怎么改正，但我确实说不清他违反了什么语法规则。

一直到我后来学法语时，才意识到自己英语知识中的缺陷。如果我的法语老师想教我们怎么对法语动词做词性变化，她就得先用英语给我们解释动词是什么，然后再解释词性变化。她需要讲解规则，好让我们清楚明白地理解另一门语言。不过我们大脑学习语言的自然过程与其截然不同。

我在尾注里附加了一个测验。⁴⁶你可以试着做一下，看自己学习一门陌生语言的语法有多快，哪怕你其实并没搞懂那种语法。甚至有可能，一直到测试结束，你都根本没意识到我说的语法到底是什么。

[1] 在各位读者看到之前，编辑已经对该表述做出了更加严格也更加准确的改动。

未知的已知，未知的无知

如果你曾经在一个庞大的，官僚化的组织中工作过，你大概会经历过一类“通用技能培训”课程。这门课程会解释思维如何工作，以及提升的技巧。其中一项你可能学到过的模型就是无意识的能力模型。你会先从未知的无知开始（你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某事），然后你明白了自己无知（已知的无知）。下一步是你搞清楚了自己所有的知识，最后一步就是返璞归真大象无形的境界，这时你就可以凭借本能完成工作了。我自己就经历过这一培训，而且现在还留着课程材料。材料上说，这个模型解释了我们学习所有技能的过程。它还坚定地声称，跳过任何一个步骤都是不可能的。

但事实上，和大多数广为流传的理论一样，它错得离谱。塔尔萨大学的帕威尔·莱维茨基和他的同事们证明，你可以跳过所有有意识的步骤，从一无所知直接跨入内化于心的高度。⁴⁷通常情况下，心理学家会选择无知的被试，这样他们就不会猜到实验设计的意图（大学新生是个好选择）。但这些研究者却刻意选择了那些会猜测和怀疑实验意图的被试：他们选的都是心理学同行。

在实验中，电脑屏幕从正中心被划分为四个区域。一个“X”符号会出现在其中一个区域里。参与实验的心理学家需要尽可能快速准确地按下按键，示意X出现在哪个区域里，每个区域对应不同的按键。每次实验“X”会出现4000次，整个实验大概要花上45分钟。

符号的显示顺序并非完全随机。大概每五次中，有两次位置是随机生成的，另外三次则可以通过复杂的规则加以预测。随着实验进行下去，被试按得越来越快，准确率也越来越高，这似乎很不可思议。是这些心理学家发现了规律吗？

在实验结束后，作为被试的心理学家都非常疲惫，但他们仍然迫切地想要知道实验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几乎一半的心理学家都知道这次实验和无意识相关，因此他们怀疑实验中有潜移默化的暗示，但没有人提到符号的规律。研究者特地询问了被试，他们是不是搞清了位置变化的规则，但所有人根本没摸到边。

你可能会怀疑，心理学家的大脑是否真的理解了规则，或是他们的反应时间只是随着练习次数的不断增加而逐渐缩短。为了排除错误的可能性，研究者调整了一下实验，把“X”出现的次数降低到3500次。这次，被试的反应速度和准确率大幅下降。参与实验的心理学家意识到了自己的退步表现，但他们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他们说“就是手指突然一下失去节奏感了”。

未知的已知并非骗术，而是基准

我们小时候都要学走路。最开始磕磕绊绊的，后来我们协调肌肉，保持平衡就变成了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可我们一点都不清楚这是怎么做到的。

你也许能摸到自己的脚趾，也许不能，但通常你不会因为试着摸脚趾就摔过去。现在，脚跟贴着墙站好，然后再试一次，这次可就难说了。你也许知道原理，物理课上讲到过重心，所以你明白，弯腰向前时，就会臀部向后用力，保持重心位置仍然落在中间。但当你靠墙站的时候，重心没办法平衡，就会朝前摔出去了。

如果你有机会接触小孩子，让他们去摸脚趾。儿童的身体柔韧度很好，估计他们会做得比你好（或者至少比我好）。然后你再让他们靠着墙重复一次。不过，小孩子很脆弱，我也不想被愤怒的家长起诉，所以请确保做这件事时周围没有任何桌子，而且你也要准备好接住他们。

如果我们是通过仔细观察他人才学会走路的，而且要经过漫长的练习才能慢慢变成本能，那我们就应该看到，在提出这件事时，小孩子就明确知道自己做不到，因为那对他们来说是一项全新的技能。但事实上，他们会惊讶于自己为什么摔倒了（除非有人接住了他们）。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在摸脚趾的时候重心朝后移动了。

我们在根本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学会了平衡。要等到很久以后，我们才会接收到关于物理学和解剖学相关的解释，明白保持直立的原理。但我们早就已经这么做了。

放空是思考的最佳方式

我们可以毫无意识地学习，这确实很有趣。但你同样得有个聪明的、有意识的大脑。如果你可以将意识和无意识结合在一起，让它们同时参与进来，你的学习过程会变得更快。可惜，有时处于大脑前台的意识不仅帮不上忙，还会变成累赘。

匹兹堡大学的研究者召集了一组本科生作为被试，让他们解决一些难题。如果你热爱头脑风暴的话，可能之前会看到过部分题目，那么你就会被从实验中排除出去。下面就是其中的两道：

1.一名犯人试图从高塔中逃脱。他发现自己的牢房里有一条绳子，但长度只有这里到地面高度的一半。于是他把绳子分成两截，然后系在一起，用它逃了出去。他是怎么做到的？

2.一位古董硬币经销商准备收购一枚美丽的青铜硬币。硬币一面是皇帝的头像浮雕，另一面印着日期，公元前554年。经销商检查了硬币，但他没有付钱而是报了警，请问为什么？

如果两分钟之内，被试一道题都没解出来，研究者就会让他停下来。这部分被试中半数要尽可能多地写下任何和解密相关的思考细节，而另外一半则转去做完全无关的填字游戏。90秒后再让他们回来尝试解决问题。

你大概会以为那些把步骤描绘得详尽的被试表现得更好。他们每道题的思考时间都多了90秒，而且试图把自己的思维组织起来。事实上这群人反而表现得更差，而且最后解出答案的比例也更低。他们疯狂思考的大脑阻碍了无意识找到更加有效的策略。⁴⁸

在解决更实际的问题时，也存在类似效应。在一项研究中，被试需要基于12项信息对车子做出选择。⁴⁹其中第一辆车在9个方面更出色，第二辆车在6个方面占优，第三辆车则只在3项中更优秀。

在读过提供的信息后，半数的被试可以仔细思考他们更喜欢哪一辆车。另外半数则去做字谜。大家往往会推测，那些专注于字谜的被试没时间认真考虑，难以得出最佳选项。但结果他们选出最好那辆车的比例是另外一组被试的两倍。

我读书的时候，觉得数学老师很古怪。他说如果解题的时候卡住了，别一直和它纠缠，去洗个澡或者想点别的。这其实是个好建议，只是在考试的时候不太实际而已。但事情就是这样，无论是思考谜题，选车还是提升高尔夫技巧，偶尔停下来，放过对大脑的折磨，让无意识接手工作，往往会事半功倍。

所谓的学习方式，其实是教学方式

作为老师，教代数规则、万有引力定律或者亨利八世有几个妻子都不是什么难事。中学、大学或商业培训课程教授的基本上都是这类知识。

交流是基础的意识。理解他人语言背后的含义，以及他人对我们反应的看法，是我们热衷于研究人本身的重要原因。

但那些最重要的技巧，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中习得的。例如行走或是打高尔夫这样的运动技巧，更复杂一些的语言技能如语法，以及精巧艰深的解决问题技能等都是由无意识驱动的。在这些领域，意识反倒弊大于利。

无意识是本书

20世纪50年代，一位叫作詹姆斯·维卡里的营销人员成功说服了纽约的一家电影院。对方同意在放映时插入“吃爆米花”和“喝可口可乐”的信息，这两条短短一秒钟的信息会在电影中一闪而过。然后他宣称，可乐和爆米花的销售量因此分别上升了18%和58%。不难想象，人们愤怒了。

《纽约客》指出，人们的思想“被打破和入侵了”。另一份杂志则将其称为“自加特林机枪后最令人震惊的发明”。监管者则明令禁止了无意识广告。公众被告知，从香烟到香水在内的所有广告中都插入了隐藏信息。自杀者的父母也声称他们的孩子是听到了一首摇滚乐中嵌入的无意识信息才自杀的，并试图起诉乐队。2000年时，乔治W.布什被指控使用了这项技术，把“老鼠”这个词以1/30秒的速度在戈尔的照片上闪过。他甚至被迫声明这种“相提并论”不是故意的，并没有试图做任何“无意识暗示”。

但就在最初实验的几年后，维卡里就承认了他的结果并不可靠，关于无意识暗示也毫无证据。心理学家可以站出来说明这种技术是假的，广告业也松了一口气，他们产品的艺术性总算是高于那千分之几秒飞速闪过的信息。阴谋论者仍然不肯放弃，他们还在收集广告中隐藏信息的例证。但无论是从商业上还是学术上，维卡里的坦白都几乎毁灭了这个领域。当时没人知道，它后来会成为心理学最有趣的领域之一⁵⁰。

2008年，一项实验结果毫无疑问地显示，无意识信息确实会影响人们的行为动机。⁵¹在这项实验中，当电脑屏幕上出现“挤压”这个词时，被试就要压紧手柄，保持几秒钟。指令出现之前，屏幕上会显示其他词，有些是褒义词，例如“好”或者“愉悦”。有些是中性词，例如“进一步”或“周围”。一组被试看到的是褒义词搭配了一个修饰行为的副词一起出现（比如，剧烈地），但时间很短，只有1/300秒。被试是根本来不及意识到又出现了一个词的。另一组被试看到的是隐藏词汇搭配中性词出现，而第三组则完全没有隐藏词汇。

接收到了隐藏信息的被试会对“挤压”一词反应更快，按手柄也更用力。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看见了那个词，但他们的大脑接收到了信号，并对即将到来的信息做好了准备。更戏剧化的是，隐藏词汇伴随褒义词出现时，按压的力度会是其他组的两倍。当实验结束后，被问到他们在实验中用到的力度时，三组被试的反馈却没有什么差别。因此，这些被试不仅没有意识到自己接收了秘密信息，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发生了变化。

无意识也懂经济

除了上文中提到的研究之外还有另外一些实验，是被试只要看到屏幕上出现符号，就要按下手柄。⁵²有时按一次值一便士，有时值一磅。但无论在哪种情况下，都是按得越用力，拿到的钱就越多。

这里显然有个策略，就是在那些高价值的轮次中用力按，而在不那么值钱的轮次就轻一点按，这样可以把力气留给更有价值的轮次。这不是什么需要绞尽脑汁才能想出来的策略，而且毫无意外，被试也正是这样做的。

但被试没有意识到自己知道每个轮次的价值的高低。每次信号出现之前，都会有一枚硬币的图像闪现在屏幕上，时间很短，只有不到1/200秒。当询问被试看见了什么时，他们的回答和瞎猜相差无几。尽管他们的无意识看到了硬币并理解了它的价值，还据此想出了策略，告诉被试该用力地还是该轻轻地按下手柄。但它们的低语悄然无声。

熟能生爱，即使是无意识的

虽然大概是“无薪工作”，但我们身边的人也在无时无刻地向我们推销品牌。朋友身上会穿有骑马小人图标的T恤。同事会用印着“M&S”“Paul”或“Upper Crust”标识的袋子装三明治来上班，咖啡杯则是星巴克或者“CafféNero”的。健身房里的教练穿着大写的“N”，耐克标识或者三条斜线。品牌已经无孔不入地渗入了我们的生活，以至于我们几乎无法察觉。那么我们的视而不见是否真的屏蔽了这些品牌的影响呢？

一组美国的研究者认为恐怕不是。⁵³他们招募了126名马里兰大学的学生，向他们展示了一套20张枯燥无聊的照片。每张照片里都是一个人的日常行动：吃午餐，在公交车站等车，用笔记本电脑工作，等等。研究者告诉被试，他们事后会就照片进行问询，并要求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照片中人物的面部表情上。

其中一些照片中会有一瓶Dasani饮料（Dasani是美国流行的一个饮料品牌，但在马里兰学生中不是最受欢迎的）。另外一部分照片中则没有饮料。有些学生看到的照片里12张有饮料，有些人的是4张，有些则完全没有。

看过照片后，被试要从Aquafine、Deer Park、Poland Spring和Dasani四种饮料中挑选一瓶作为参与实验的奖励。与此同时，他们还要回答自己是否注意到了照片上有任何品牌，尤其是有没有看到Dasani的饮料瓶。大多数被试都完全没有意识到里面插入了产品。看到12张有饮料瓶照片的被试中有27%的人能够回忆起看到了产品，而看到4张有饮料照片的人中只有12%能够回想起来。

但即使是那些完全没有注意到产品的被试，也受到了无意识的巨大影响。没有在照片中看到任何Dasani饮料的被试中，有17%选择了Dasani的饮料。但在那些看到了4张带有Dasani照片且没有意识到自己看到了的被试中，有22%选择这一品牌。而在看到了12张带有品牌暗示照片的被试中，有40%即使没有意识到自己看到什么，还是做出了偏向性选择。⁵⁴最有效的广告也许是你根本没有注意到的，甚至连打广告的人都不自知。

无意识规则

原则上讲，想要证明我们做的某件事是无意识过程的结果相当简单。如果我们以某种方式操纵一组人，他们的行为发生了改变，我们就会知道是操纵起到了作用。如果没有一个被试可以说明研究者的操纵，或是分辨出操纵的影响和他们自己行为间的界限，那就证明了是无意识在回应外在影响，并改变了被试的行为。

你也许会猜，真正困难的地方在于找到无意识控制部分的有趣之处。我们所有切实关心的内容——目标、信仰、欲望、情绪，我们所见所忆，似乎要么被意识控制，要么至少也是可以靠有意识来处理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人类的行为决策中几乎所有有趣的部分都在无意识的掌控之中。

无意识操纵行为

在读这一节之前，你可以先做一下尾注中的练习。⁵⁵

有时，我们对待他人的方式会被某些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事情所影响。约翰·巴格和同事做了这样一项实验，他们选择纽约大学的一批学生作为被试，让他们做词汇解读测试。⁵⁶学生会看到一系列类似“苹果、请、尊重、规则”这样的成组词汇，他们需要去掉其中的一个词，然后将剩下的词汇重新排序造句，比如上面的那一组变成“请尊重规则”。半数的被试拿到的词汇组中隐晦地植入了和礼貌相关的词汇，例如“尊重”“敏感地”“谨慎”等。另一半被试拿到的词汇组中则包含有与无礼相关的词，比如“攻击性的”“大胆”“侵略”等，或是更中性的词，如联系、发送、手表。同时，实验者还谎称接下来会有第二次实验。

当被试完成第一次实验并等待下一轮时，实验者却在和朋友交谈。这时有趣的现象出现了，刚刚拿到与无礼相关词汇组的被试中，有60%在10分钟内就粗鲁地打断了实验者，而在拿到中性词组的被试中，这一比例是40%。对拿到礼貌相关词汇的被试，数字则是20%。没有任何一名被试注意到这件事和他们刚刚结束的实验中词汇选择的关系，当然，他们也不会知道，那场测试已经影响到了他们之后的行为举止。

如果大脑是座图书馆，思想绝非爱书人

我所在的图书馆，上架系统有点特别。由于时间久远，具体原因已经不可考，但在我们图书馆里，关于蜜蜂和养蜂的书是紧挨着考古学相关书籍的，而大批的心理学书籍则和魔法相关的书并肩而立。我是个常常会走神的人，所以经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我去图书馆想找一本广告心理学相关的书，然后发现自己拿起了上一层的炼金术古法。从拓宽阅读面来看，这确实助益良多（不过对我的工作效率绝对有百害而无一利），但它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想象一下，我想了解一下古埃及，而我妻子出于某种个人原因，要我帮她带一本讲社会性昆虫的书回去。她更想要讲蜜蜂的，而不是讲蚂蚁的，但这两个门类简直相距万里，它们分别存放在不同的楼层。

大脑虽然不储存实体书籍，但它确实储存概念、目标、感觉和行为。我们的脑袋里可没有一个小人能像图书管理员那样帮我们找到需要的东西，而我们的思想也并非在物理意义上实际落户到脑灰质里。但在某种意义上，大脑和图书馆还是有着相似之处的，比如我们大脑中所储存的一些东西也会互相紧密关联起来。唤醒其中的一个，就会使它相关的内容也更容易浮现出来。当我看到一条蛇时，许多关于蛇的细节就会跃然脑海，比如毒牙、分叉的舌头，或是嘶嘶声。同时，大脑也会开始运行让我赶快逃跑的程序。

我们也许觉得概念和支配行动的程序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但对大脑来说，在这两者之间建立联结至关重要。人类并非纯粹的思维物种。没有人能仅靠思想就能进行性行为，寻找庇护所或者获得晚餐。我们要付诸行动才可以完成这些事，而任何最终无法转化为行动的思想在生物学意义上都是无用的。

大脑这一图书馆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层是“硬件”上的。当这座头脑图书馆被建起时，关于蛇的概念就和“准备逃跑”的程序放在了一起。不过图书管理员也会做一部分工作，她注意到当我接触到“图书管理员”这个概念时，总会和“女性”这个概念放在一起。于是她就调整了一下，让它们靠得近一点。

不幸的是，大脑这座图书馆可没有馆藏目录给你看。就算把大脑切开，看到的也不过是一块灰白色海绵状物体。我得说这办法可不怎么聪明。那么要怎么办呢，就这样束手无策吗？

如果你想知道我真正的图书馆是什么样子的，却又不被获准入内，直接开口来问我也许是个办法。但我可能会忘记，也可能并没有据实以告。我可能会因为广告学被放在了炼金术旁边深感尴尬，因此撒谎说它们和市场学的书籍比邻而居。甚至于，我可能自己都不清楚所有的书都在哪里。当我找到了自己所需的古埃及相关书籍，打算帮我妻子去找书的时候，我轻松找到了一本和蜜蜂相关的。但当时如果我往左看，那我看到的就该是关于白蚁的著作了。

关于头脑的问题也同样面对相同的两个困扰。如果你问一个14岁的男孩他怕不怕蛇，他可能会说不怕，尽管他其实是怕的。如果你问我是否把图书管理员和女性联系在一起，我也可能会撒谎说当然不，甚至给你举出我见过的男性图书管理员的例子，以此证明这两个概念绝对没有被我的刻板印象绑定在一起。

另一种探索我图书馆的方式是，派人进去找几本考古学的书，然后发信息告诉他们再带一本昆虫学的书。然后再派一个人进去找本小说，同样发信息告诉他们顺便再找找昆虫学相关的书籍吧。被你派去收集考古学作品的人，多数带回来的都是蜜蜂相关的书。而那些最初就把目标锁定在小说区的人，带回来的都是蠼螋相关的作品。考虑到他们完全不知道你的本意，这样的结果就可以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了。

心理学家激活被试以此探索人类行为时使用的就是这种方式。最后一部分中出现的组词测试就是如此。首先，他们会在对方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激活被试头脑中的某个概念。然后他们会测试其他一些可能和这个概念相关联的东西，比如态度、目标或是行为等都可以在启动效应中得到矫正。启动效应的优点在于以下两个：第一，它为我们展示了大脑的连接图谱。第二，也是最惊人的部分，它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的行为受无意识影响有多深。我们的意识找不到通向思想图书馆藏书目录的路，也不知道最初的启动效应是怎样开始的，但它仍不知不觉地影响了我们的行为。如果从思维到决策的过程是我们自以为了解的某种方式，那无意识又是如何暗度陈仓地改变了我们的行动呢？

潜移默化的目标

目标这件事似乎百分之百是有意识的。如果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就不可能做成它。如果我不知道自己要写完这本书，那我现在肯定不会在敲键盘。⁵⁷但如果无意识控制了我们大多数所想所为，那无意识的目标大概也就是存在的？

塔尼娅·沙特朗和她的同事就做了一个组词实验，和我们刚刚讲到过的那个差不多。⁵⁸参与的被试会拿到一张表，上面有五个词。他们要从五个词里选出四个，组成一个语法正确的句子。比如说，如果有张列表上的词是“他、节俭、什么、想、做”，那造的句子就应该是“他想要什么”[1]。而除了这四个之外的词，有人领到的是和节俭相关的，有人领到的则是和声望相关的。

在造句实验后，被试可以从两种奖品中选择一样。一种是一双希尔费格的袜子，价值6美元。另一个选项则是三双恒适的袜子，总价值同样是6美元。那些在之前测试中看到了节俭相关词汇的被试，只有1/5选择了昂贵的名牌奖品，但被暗示了名望相关词汇的被试则有3/5做出了这个选择。

当面对的选择变得更大时，这种影响仍然表现了出来。参与者被安排抽奖，如果赢了就能获得价值100美金的奖品，但他们必须在抽奖前明确指定自己想要什么。两种选项分别是价值22.5美元的天美时手表加77.5美元现金，和价值75美元的盖尔斯手表加25美元现金。启动了“节俭”相关的被试中只有22%选择了昂贵的手表。但被启动“名望”的被试中有65%选择了拿昂贵的手表，同时减少现金的获取量。尽管没有一个被试意识到他们之前实验中读到的词汇还有这样的意义，也没有人猜到实验的目的或是相信造句实验确实影响了他们的选择，但结果正是如此。

多数启动效应的方式都是被禁止的，或是不实用的。在现实生活中，商业公司也没办法让我们先做个造句实验再去购物。但如果你的孩子在圣诞节促销时收到了一份找字游戏表，那你就得小心自己的钱包了。

[1] 英语中表示做的did，在特殊疑问句中会提前。因此原文中的四个词是he what want did，造句是what did he want。——译者注

耳听眼见皆为虚

要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用舌头尝，用鼻子嗅，这是小孩子都知道的常识。但有时候，常识却未必是对的。

在20世纪70年代，哈利·麦格克和约翰·麦克唐纳无意间发现了个有趣而至关重要的现象。他们给一个视频配音，视频里的女孩儿发出的是“ga”的音，他们配上的却是“ba”。当他们看这段视频时，却清楚地听到了“da”的音。这不是他们搞出的恶作剧，也不是深夜连续加班造成的失误。事实是：我们被愚弄了。⁵⁹

现在网络上也有这样视频。⁶⁰如果闭上眼睛，听到的就是“ba”。但如果睁开眼睛，你的眼睛和耳朵无法接受不一致，听到的就又变成了“da”。但就算知道了这是个错觉，但你还是无能为力。

同样，你听觉收集到的信息也会影响视觉。如果一闪而过的灯光配上一连串的哔哔声，我们就会看到快速闪动的灯光。⁶¹

在我们的印象里，我们是靠大脑把世界整合起来的。我们以为自己靠感官听到或看到事物。然而整合早在我们意识到之前就已经完成了。意识不仅仅没有将感官信息组合起来，它甚至连到底什么感官在传递信息都没弄清楚。

说谎的眼睛，诚实的手

如果你不是现在还小，那么你小时候肯定看过艾宾浩斯错觉。就是下面这张图，如果一个圆被比它小得多的圆包围，它看上去就会比较大。当它周围的圆形比较大时，它看上去就比较小了。

艾宾浩斯错觉

这类变形错觉很有趣，但它确实会带来麻烦。如果我们看到的东西根本不是它本来的样子，又怎么处理它们呢？

如果我们想要拿某个东西，就会在碰到它之前张开手。在手的移动过程中，我们的手指就会分开，做好准备。如果想要拿的是铅笔，手指张开的幅度就会比抓网球或是一盒什么东西时小。根据上面的错觉，你也许会做出这样的猜测：当一个扑克筹码周围放着比较小的圆片时，你会误以为它本身比较大，手指张开的程度就会比这个筹码周围是大号的圆片时更大。因此，当碰到筹码时，手指的位置就是不合适的，必须靠触觉进行调整。

其实并不会。⁶²视觉错觉属于大脑的意识部分，而用于指引我们手指抓取东西的视觉系统却和意识系统是两码事。尽管意识自己并不这么想。真正辅助手指的系统是不会被愚弄的，那样的代价太高昂了。

无意识既复杂又寻常

长久以来，无意识都不登大雅之堂。它是属于弗洛伊德之类的心理治疗师的领域，他们将其视为思想中黑暗的角落，专门负责那些怪诞的内容（往往和性相关）。它也是催眠领域里颇具娱乐性的奇怪把戏，和詹姆斯·维卡里这样的骗子牢牢绑在一起，贴在电影院的爆米花广告上。

又或者，无意识做的不过是那些简单又无聊的事，比如控制心跳，在你打字或驾驶走神的时候接管身体。

思维研究中有趣的是意识，无论是做出重要决策，和人交谈或是思考人生，我们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然而，正如我所写，大多数我们以为是有意为之的事，其实都是在无意识状态下完成的。那现在我们就必须要问，意识为何要这样瞒天过海，它又是如何做到的？为什么我们要产生这样的错觉，以至于认为自己所作所为都是心中有数，深思熟虑过的？

第3章　内在更重要？恐怕未必如此

不听使唤的手指

意识决定行为，听上去再清楚不过了。握紧拳头，然后伸出一根手指，左右手随你喜欢。我猜你肯定对自己会伸出哪根手指胸有成竹。你有意识地做了一项决定，要伸出一根手指（当然，也有可能你根本就没管这个实验继续往下读了），然后你按照这个决定做出了动作。看上去，在决策背后指手画脚的就是意识。然而，事情其实没这么简单：我们对当下举动的理解恐怕未必是真正在指挥我们行动的东西。

想象一下，如果我可以让你的大脑短路。我可以插手进去，取代你的大脑向肌肉发送信号。无论是由大脑的哪一部分负责的功能，按照我们的设想，该信号都必须是在有意识地做出决策后才能发出的。所以，如果我让你的大脑发出信号伸出左手手指，至少有一半的可能性你会注意到这个问题——你自己决定伸出的是右手手指，但实际伸出的是左手。这时你就会怀疑出了什么事。

但如果大脑并不曾有意识地做出这种决定，而只是在你伸出左手手指之后才明白已经发生了什么，那么你就不会对我插入的指令产生任何疑问了。大脑的无意识部分指挥了你左手手指的行动，而有意识部分则表示“哦，那它一定是收到指令才这样做的”。而如果无意识发出的信号是右手动作，但我对你的大脑做了手脚，最后移动的是左手的手指，你的意识仍然会以为手指是根据自己指令才行动的。

科学家确实有一种工具可以直接向你的大脑传递信息，那就是经颅磁刺激（TMS）。对于脑科学家来说，一台TMS堪比世上最有趣的玩具。这台先进设备看上去就像是在棍子上戳了一个甜甜圈。科学家会举着它在被试头顶晃动，与此同时，它会发出强大的磁脉冲，扰乱大脑部分功能，制造出临时性的脑损伤区域。

马里兰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做了这样一项实验，他们要求被试在听到咔嗒一声响的时候伸出一根食指（这是机器发放脉冲时的噪音），动作越快越好，只能在声音响起时选择伸出哪根手指。⁶³被试看不到实验者如何操纵机器，就算实验者偶尔把机器从他们头顶拿开也不知道。在机器被移开的轮次里，被试的反应明显变快，而且有更大概率伸出被影响脑区对侧的手指。尽管被试认为自己是在听到响声后才有意识地选择了伸出哪根手指，但其实他们头顶的“甜甜圈”已经替他们做出了决定，⁶⁴与其说我们有意识地决定了自己的行为，不如说，我们有意识地为自己的行为找了一个原因。⁶⁵

大脑也会自欺欺人

来回忆一下，在我们还天真的时候，是如何看待幸福的？无非就是让我们感到快乐的事物。也许是温暖的夏日，也许是父母的吻，或是意外之喜的加薪。这些事会让人快乐，而且人们对此也心知肚明。胸腔涨得满满的，心怦怦跳，这都是直观感受。但如果意识不是开启大脑幸福感的关键，它又怎么判定是否要感到幸福呢？

当我看到人们微笑时，我知道他是幸福的。有人也许会觉得，他们是在意识到了自己幸福之后才微笑出来的。但事实上，我们情绪的外在表现就是大脑对自身情绪做出判断的途径之一。

有实验验证了这一点。研究者会让被试观看一些卡通动画，并询问他们动画是否有趣。但关键在于，部分被试在观看过程中，会被要求用牙齿咬住一支铅笔，而且不能碰到嘴唇。还有一部分被试则需要用嘴唇叼住一支铅笔，不能碰到牙齿。如果你自己对着镜子演示一下就会发现，当你用嘴唇叼住铅笔时，面部表情和皱眉非常类似；而用牙齿咬住铅笔时，看上去则像是在微笑。

实验结果证明，那些用嘴唇叼铅笔的被试对动画有趣程度的评价明显低于把铅笔握在手中的，而用牙齿咬铅笔的被试，则普遍认为动画最有趣。仅仅是改变了同一块肌肉的状态，就影响了我们对愉悦（或是不愉悦）事物的态度。

除此之外，仍有其他的研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其中一个实验里，⁶⁶部分被试要在听取某项信息时不断摇头（摇头状态可以通过佩戴的耳机检查），另一部分被试则一边听一边点头。结果是，点头的被试表示更赞同他们所听到的信息。而另一项实验中被试则分别笔直地坐在直背椅上或是懒散地靠在躺椅上，研究人员会分别在这两种状态下告知他们某项任务的成绩。完全不出意料，那些坐直的被试对成绩感到更骄傲。⁶⁷

由此看来，我们对自己情绪的感知方式，其实和他人对我们自己情绪的感知方式没什么不同。这听上去恐怕令人有点难以接受，但事实如此。不过如果你在读到这段文字时微笑点头，说不定就会觉得也没什么了。

选了也就喜欢了

无意识会为我们做出决定，但我们却对此浑然不觉，也根本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即便如此，我们的大脑也不会觉得某处出现了一片空白，并因此产生警惕：“我干吗要做这个？”

我们的无意识在做决策时有不少怪癖，其中之一的发现完全是误打误撞。某个星期六的早上，心理学家在折扣店里摆了个摊位。⁶⁸他们在试点时发现，消费者似乎对陈设在右边的商品有所偏好。

心理学家并不是为了赚钱去的，甚至也不在意要改变消费者的选择。他们想要知道的是，商家对这种偏好到底了解多少。同意参与调查的消费者需要从四双袜子里挑出他们认为质量最好的一双。几乎没有人注意到，所有的袜子都是相同的。但这次尝试却让他们发现，大多数被试都选了放在右边的袜子（12%的被试选择了最左边的袜子，但却有40%选择了最右边的）。

可当他们问起被试选择的理由时，他们的回答却和右侧偏好毫无关系，甚至说，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做了这样的选择。他们可能会说是因为织造、弹性或者透明度。研究者直截了当地询问他们为何会存在位置偏好时，他们几乎全部加以否认，甚至觉得是研究者疯了（唯一的例外是个心理学专业学生）。

事实就是，我们对自己理性决策的想象与真正做出决定的过程似乎有点差别。我们的无意识用奇怪的方式做出了决定，而意识的工作就是给这个决定找个理由。他人判断我们的决定时也是通过这种方法，而他们也同样对真正的决策过程一无所知。

先有答案，才找方法

我们会在无意识状态下抓住模式，总结规则，那么我们是否也能在无意识状态下解决更复杂的问题呢？如果可以，这其中到底在发生什么？密歇根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家，诺曼·梅尔就为此设计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⁶⁹

研究如下：被试走进一间大房间，房间的天花板上垂下两根长绳，一直接触到地面。同时房间里还放有杆子、夹子、钳子、延长线和桌椅。实验者要求被试把两根绳子系在一起。但只要尝试一下就可以发现，如果你手里抓住一根绳子，就够不到另外一条。但这不是什么大问题，解决方法很简单。

你可以先把一根绳子系在椅子上，然后把椅子放在房间中间，再把另一根绳子拉过来。也可以把其中一个用延长线加长。或者用杆子把一根拉过来。只要被试发现了一种解决方案，研究者就会要求他们尝试去找下一种。

研究者真正感兴趣的是一种“困难”的方案。如果被试把钳子绑在一根绳子上并让它荡起来，那么他就有可能抓住另一根绳子站在房间中央，同时抓住荡过来的绳子。在没有外界帮助的情况下，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想到这种办法。

最后，研究者给了被试一点提示。他们若无其事地走向窗子，并“无意间”碰到其中一根绳子，让它摆动起来。这条提示的效果立竿见影，大多数被试在此之后都想到了那个办法。在提示出现之前，被试已经为这个办法挣扎了平均有12分钟的时间，可一旦有一点提醒，他们在40秒之内就想出了办法。

那么，被试是从实验者碰到绳子的动作中找到了灵感吗？几乎都不是。他们表示，灵感完全是从天而降，或者是物理学课程让他们想到了这样的可能性。甚至有一个被试非常清晰地描述了猴子在树丛上跳跃跨过河流的场景。

你可能会怀疑，被试是否真的没有注意到了这条线索，然后有意识地将其直接应用于自己面对的问题中？他们是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完成任务而说谎了呢？那么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实验。这一次，实验者给出了两条提示，他们在绳子末端绑上了重物，然后让它转起来。同样在提示之后，被试飞快地找到了方法。他们也确实认为研究者帮助了他们，但他们觉得，是绳子在重物影响下旋转的现象提示了他们。

斯蒂芬·金曾经这样描述一个作家的头脑。他将那些有意识的事物比作阁楼，但当他遇到问题时，他会把问题交给那些住在地下室里的人去解决。一旦他们解决了，答案就会被送回到阁楼上。但请别指望住在地下室里的无意识在交还答案时还能附赠便签，“来自地下室男孩的致意，以下是我们的解决过程。”我们的无意识甘居幕后，沉迷于此。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了它在做什么，那也就不叫无意识了，不是吗？

不得不心甘情愿

想象一下，你参与了一项实验，关于什么因素会影响工作表现⁷⁰。实验的头半个小时里，你用一只手把12个线圈放在托盘上，倒掉，再放一次，如此反复。接下来，实验者又给你一个有48个木指针的板子，你要把每个木指针转90度，再转90度，再转90度，重复半小时。整个过程中，实验者都会拿着秒表坐在你旁边，在纸上做记录。你叹着气，不耐烦地坐在那里继续转木片。

全部结束以后，研究者要你填问卷做个总结，问卷里提到你觉得任务多有趣。不出意料，大多数被试都表示无聊透了。到这里为止，结论没什么出奇的，和实验中的任务一样索然无味。但第二批被试的经历就有点不一样了。

他们做了同样乏味的放线圈和转木指针的活儿。但在结束时，实验者请他们帮个忙。他会解释说，实验的意义在于检测预期对于表现的影响，比如有时会在开始前告诉被试实验很有趣，但今天负责做这件事的人没来。实验者看上去很尴尬，他会询问被试介不介意帮忙做一下，而且会付1美元。

大多数被试都同意帮忙，告诉一个他们认为即将参与实验的女孩任务非常有趣。实验者会向他们致谢，然后拿出同样的问卷，询问任务的有趣程度。

他们的意识也许还记得自己刚刚怎样因为无聊而长吁短叹，但它也同样记得自己刚刚告诉过别人任务内容很有趣，进账的那一美元更是让意识没能辨别自己的矛盾。结果就是，第二组给出的平均反馈是任务挺有趣的，具体分值比第一组高了两分（总计分为11分制）。看，他们的意识把自己的谎言都信以为真了。

金钱是大脑最容易理解的动机

我们推断自己行为理由的方式和其他人推断我们行为理由时别无二致。在刚刚提到的实验里，实验者觉得自己享受了任务过程，仅仅因为他们听见自己向别人描述这件事多有趣。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有趣并不是我们做事唯一的理由，得到报酬同样重要。如果我们看到一位体育明星给剃刀做广告，我们肯定不会觉得他出现在海报上是因为对刀片的衷心喜爱，以至于必须把这种心情广而告之。

所以，如果你付钱让人参与实验，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告诉别人实验有趣纯粹是因为获取了报酬，而不是自己这样觉得。实验者也发现，事实正是如此。如果他们付给被试20美元，而不是像之前那样只用1美元表达谢意（20美元在50年代不是笔小数目），他们在问卷里的反馈就会是真实的：任务内容无聊透了。⁷¹同样，如果你告诉其他人，有人领了20美元去告诉别人实验很有趣，那么他一定在撒谎。但如果他们得到的只有1美元的酬谢，那他也许是在说实话。⁷²

你赚得越少，包括你自己在内的所有人就会越需要为你的工作找到一个与金钱无关的意义。花上一秒钟为你的高薪而内疚吧。如果有人说自己是个护士或者图书发行人，你可能会觉得对方是个有爱心的人，或者是个爱书人。到了月底发工资的时候，他们看着自己微薄的工资单，也会这样说服自己。但如果你听说某人是对冲基金经理或者投资银行家，你肯定会断言他是为了钱才做这个的。这样说来，金融家也有点可怜，哪怕他们的工作再有趣（为大公司在重大决策上提供建议绝对不无聊的），他们也会觉得自己是为金钱折腰了。

恐惧变成谈恋爱

我们爱上一个人时，往往毫无理由。我们心跳加快，感情压过理智，意识到自己陷入爱河。但如果脉搏频率和掌心出汗就是着迷的表现，有没有可能会产生误会？比如因为其他原因心跳加速，我们却以为自己是迷上了某个人。

加拿大的一个研究小组为此特地跑去大峡谷来验证这件事⁷³。他们选择了一位迷人的女士，帮助他们检测过桥的被试。第一座桥悬空200英尺（约61米），下面是湍急的水流。有人经过时会不断摇摆晃动，行人每走一步都要握紧栏杆。第二座桥的桥面更宽，也更坚固，而且距离桥底的浅水河只有10英尺（约3米）。

每当有年轻的单身男士要过桥时，女实验者都会过去询问是否愿意帮助她完成一篇心理学论文。她声称自己的课题是风景胜地对创造性表述的影响，并请求对方写一个戏剧化的小故事。在此之后，她会向对方致谢并表示自己赶时间，希望能稍后再和对方详细解释实验，然后留下自己的姓名电话，让对方如果感兴趣就打电话给她。

回到实验室后，实验者将故事中的性相关程度按1～5分打分。如果故事中提到的最高程度是接吻，那么就是3分，而任何方式提及性交的故事都是5分。结果显示，通过更危险的悬桥的男性比另一组得分要平均高出1分，而且他们对性内容的想象更形象具体。通过更坚固的桥的被试中有10%给实验者打了电话，而另一组中则有40%打了电话。⁷⁴

我们的意识无法区分脉搏为何变快，或是我们为何突然两颊通红，因此它会将恐惧和性欲搞混。爱情是一种社会性情绪，所以我们的大脑必须依赖意识的提示决定下一步举动。因此，那些约会时选择恐怖片而不是浪漫故事的青春期男孩子，也许没有听上去那么蠢。

情不知所起，分手也一样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里我们曾提到过，爱情的发生可能会源于一些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奇怪原因。但更进一步，我们甚至同样没有意识到，我们选择伴侣的理由也是没什么根据的。我们心目中仍然保有对理想对象的标准，甚至可以列出伴侣身上让我们着迷的品质。但两者之间的不匹配却很难解释。难道是我们无意识地做出了决定，然后才为此找出了理由，并深信不疑这就是我们最初的想法吗？瑞典的一个研究团队发现了惊人的证据，事实正是如此。⁷⁵

他们给被试一套几张为一组的卡片，上面印的都是女性面部照片。被试要快速从每组中选出他们觉得最有吸引力的一张，然后实验者把照片还给被试，并让他们解释为什么选择了这一张。但有时，实验者会在发还卡片前换一下。

80%的情况下，被试都没有注意到换卡片这件事，这件事本身就非常值得注意。然而，实验结束后，当被问到他们是否注意到了换卡片时，表示自己本应该注意到的被试呈现出压倒性的大多数。根据卡片实验，研究者在消费者实验中也发现，他们可以更换茶和果酱，而绝大多数人根本意识不到拿到的东西和自己最初的选择不一样，哪怕口味和香气都相去甚远。

但对我们来说，这个实验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当人们必须为并非自愿的选择做出解释时会发生什么。他们坦承自己无法解释吗？或是哪怕是没弄清楚，也感觉到事情有点怪而紧张地发出笑声？一个都没有。他们和其他人一样自信地给出了回答，甚至连予以支持的细节都一点不少。甚至有时候，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都可以成为佐证，比如他们最初选择的女孩儿根本没有戴耳环，他们却说耳环是吸引他们的原因之一。

如果科学工作者可以用如此粗暴的方式愚弄我们，而我们却坚信自己的选择事出有因。那么大脑的某个部分替我们做了决定，并让我们相信是自己基于不同理由才决心如此，也就不足为奇了。也许你在登速降中遇到了自己真命天子或是真命天女，他/她穿着一件红色针织衫，但你仍然坚信不疑，是对方富有感染力的笑容让你坠入了爱河。

文化是什么？随波逐流中自得其乐

如果生活在不同的时空里，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或许就会截然不同。可能会关乎一些重大的问题，例如成为有神论者或无神论者，如何看待神对世人的期望，对奴隶制和性的态度，让女性为丈夫殉葬正确与否，等等。而在细枝末节的事情上也一样，比如我们私下听的音乐，挂在客厅里的画等都是文化的产物。哪怕现在看上去完全无法理解，但确实曾经有一代人觉得紫色衬衫和喇叭裤看着很时髦。

文化之间的差异很少源于某些事实发现带来的思维转变。一项强有力的论据出现了，传播开来，因此事情发生了变化，这种状况几乎不可能。我们已经讨论过大量的案例，人类发现证据是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而非做出选择。如果你被传送回三百年前，你能够写一篇文章说服人们废除奴隶制或是让英国人开始吃意大利面吗？我深表怀疑。

但也有实验向我们展示文化形成的过程。这些实验解释了为何我们身边的人思维和行为大同小异，而与此同时又和其他社会文化天差地别。

因为人类是从众的生物，我们本能地模仿他人。我们会和他人选相同的饮料，如果别人随手丢垃圾我们也有样学样，听说其他人重复利用毛巾我们也会这样做。我们本能地这样做，深思熟虑后也仍然如此。⁷⁶在每个人都跪下的教堂里站直，穿睡衣去本地的餐馆，在重大赛事里为对手加油，你敢这样做吗？

其次，我们低估了他人对自己行为的影响，并对这行为出自本心信以为真。我们微笑，选择饮料，向他人解释任务内容妙趣横生，并在做出这一切后，自欺欺人地推断出我们是因为愉悦才微笑，我们是因为个人偏好才选了那种饮料，或是我们的确在任务中很享受。

最后，我们这种自欺欺人的推断又影响了我们未来的行为方式。一旦我们从某些小事开始表示了意愿，比如在请愿书上签名或是佩戴支持徽章，下一步就会很容易升级为更大的举动。⁷⁷

循环就这样形成了，我们随波逐流，然后说服自己是心甘情愿的，这一信念又支配了我们的行为。由此，我们和周围的人越来越相似。我们接受他们的品位，他们的观点，他们的价值观。人类生活是社会性的，我们的大脑正是被设计成如此，帮助我们融入其中。

哪怕一分为二，大脑也没有变得更聪明

尽管感觉不到，但我们的大脑确实是被分为两个半球的。大脑的左半球控制右手，接受来自右侧视野的信息并构建语句。右侧半球则控制左手，接受左侧视野的信息。两个半球之间相互沟通，而这种沟通主要依赖的方式之一就是连接两侧半球的一组神经纤维，叫作胼胝体。

对于部分药物治疗已经无效的严重癫痫患者来说，切断胼胝体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他们的病情。而这些患者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深入理解大脑的意识部分如何构建世界。⁷⁸接受过手术的病人在清醒之后也不会感觉自己拥有两个大脑，或从此拥有两个互相独立的意识。他们对自我的感知并不会发生什么根本性的变化。但是，有一件事变得可能了，那就是只和一个大脑半球沟通，而不经过另一个。

某项研究中，研究者会向做过分离手术的患者出示两张图片。在他的右侧视野里（也就是通向左侧大脑半球），看到的是一只鸡的爪子。而在左侧视野里（信息将传递给右侧半球），图片是一幅雪景。接下来，研究者让他选出与自己所看到图片相关的图，他的右手（由左半球控制的）拿起了鸡的图片，左手选择的则是一把铲子。

现在，研究者要求他解释自己的选择了。还记得，左半球负责构建语句吗？被试轻松地说出了带有鸡的图片和鸡爪相关。

那么铲子呢？左侧大脑半球只记得自己看到了鸡爪，但它现在知道了左手选了把铲子。如果大脑的意识部分负责做决策，或者它可以和负责的决策部分直接联络，那么左半球一定会感到疑惑。但如果意识部分与这件事毫不相干，仅仅是对决策加以推测，那就没关系了，它只要找出鸡爪和铲子之间的关系并以此得出结论就好。病人不会变得更睿智，一切如常，他也不会感觉到自己的大脑一分为二。

被试的回答是这样的：“这个简单。有鸡爪就一定有鸡，所以要有把铲子清理鸡棚。”他的回答让我们大吃一惊，他怎么会毫无所觉自己根本不知道为什么选了铲子？然而，这就是我们所有人大脑运作的方式。大脑无意识的部分做出决策，而有意识的部分为之找出理由。无论这个理由多么颠三倒四漏洞百出，我们都视而不见，仍然相信这就是完整的自我。

看不需要意识，但解释需要

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叫作盲视，⁷⁹通过这种现象，我们可以一窥视觉和意识互相不关联时会发生什么。⁸⁰大脑视觉系统出现脑损伤时会发生盲视现象，受伤后，患者的视野中会出现大面积盲区。最初，对于医生来说，这些病人简直是个谜。当科学工作者研究相同区域受损的猴子时，他们发现猴子似乎并没有丧失视力。但你又没有办法问一只猴子它是不是瞎了，只能追踪它们瞳孔的移动。它们能抓住东西吗？答案是可以。

于是研究者开始用同样的方式对人类患者进行测量。这些患者无法像视野正常的人一样做事，当然也没人会提出这样的要求，毕竟他们的视觉系统遭受了严重伤害。但即使根本没觉得自己看到，他们仍然可以指出物体，抓住东西，哪怕他们自己都说不出这东西在哪里。他们可以“猜出”哪个方向有阴影闪过，在正确的方向上把物体穿过狭窄的缝隙。他们甚至能对讯号进行反馈，对那些他们觉得自己看不到的箭头做出反应。

你做出这其中任意一件事，我都会认为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知道自己抓的是什么，指向的是什么。你看到了箭头，理解了这个符号然后把注意力转移到了箱子可能出现的地方。

但这些患者不是的。他们大脑的无意识部分接收到了视觉信号并给出了反应，但意识没有接收到这样的信息。因此，盲视患者无法推断出自己是有理由地指向某个物体的，他们只能解释为自己是猜的。

这就是我们意识一贯的工作：猜测无意识在想什么。和盲视患者不同，我们可以通过感官提供足够的信息，因此猜测显得很有根据。而我们就此说服自己：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理解信仰靠推人及己

剑桥大学的拜伦·科恩教授描述过一种“心理盲”（mind-blindness），⁸¹自闭症患者就存在这种特征。他们很难认为思维是属于人类的特性，而大多数人会本能地这样做。他曾经做过一个经典的玩偶实验。⁸²实验是这样的，有两个玩偶，其中一个叫作萨莉，另一个叫安妮。萨莉有个弹子球，她把球放在一个小篮子里。然后她会离开房间，在她离开的时候，安妮挪动了那个弹子球，把球从篮子里拿出来，放进一个盒子里。现在萨莉回来了，她会去哪儿找她的弹子球呢？三到四岁⁸³的孩子多数都可以想明白，萨莉以为自己的球还在篮子里。如果你有机会接触到年幼的儿童，你可以亲自做这个实验试试看。（不过最好只告诉他们的妈妈你在和他们玩，别说你是在做实验。）但对于自闭症患者来说，年纪更大的孩子也会在实验中失败。他们知道安妮把球放在了盒子里，就认为萨莉也该去盒子里找。他们无法理解萨莉关于弹子球位置的想法是错误的（或者至少它只是个玩偶）。

这里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够“正确”解决萨莉/安妮问题，是因为我们把自己代入了萨莉。我们假设她的记忆力足以记住自己几分钟前把玩具放在了哪里。因为我们只看到安妮移动了弹子球一次，所以我们最佳的猜测就是这是偶然行为，萨莉无法预想到她会移动玩具。但这些都不是显而易见的假设。如果我是个几岁的孩子，我习惯于把自己的玩具随手放在玩过的地方，但我想要找玩具时还是会第一时间去看柜子，哪怕我没有亲眼看到妈妈把玩具收拾起来。[1]

自闭症儿童在理解思维时有另外一个缺陷。他们同样不明白自己的认知也会变化，自己的之前想法也可能是错的。研究者会拿一个聪明豆箱（Smarties box）给孩子们看，让他们猜里面是什么。⁸⁴毫无意外（甚至可以说有点符合期望），他们说里面是糖果。然后吝啬的科研工作者会打开箱子，让孩子们看到里面是支铅笔。

然后研究者会询问失望的孩子们，如果另一个小朋友第一次看到箱子，会猜里面是什么。和玩偶实验结果一样，自闭症的孩子无法理解其他孩子看到盒子时会希望是糖果而非铅笔。但研究者会再次问孩子们，他们自己在打开箱子前想的是什么。大概四岁以上的非自闭症儿童记得他们想要看到糖果，但自闭症儿童声称他们一直都知道里面是铅笔。有其他研究证明，这不是自闭症儿童认为自己不会说谎的问题，而是他们对自己精神世界的认知就是如此：他们无法体会自己的认识会改变这个事实。

这些实验听上去很有趣，但它们的意义远超过有趣。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揭示了自闭症儿童的问题，更因为它们展现了某些人类思维共有的模式。如果某项缺陷可以同时影响我们理解他人和理解自己，那么这似乎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利用同样的系统理解自己，并理解他人。⁸⁵

[1] 即使你意识到这一点，你仍然可以想明白实验者希望你做出特定的假设，而且只有你说萨莉去篮子里找才会通过实验。这也就意味一连串复杂的判断：你猜测了萨莉对玩具位置的推断，然后又推测了实验者对于你的猜测的判断，这绝对值得给你的大脑发个金牌了。

宽以待人，严于律己

我从没吸过海洛因，因此我很难理解成瘾者如何流浪街头，从家里偷钱或是卖淫，只为了注射那些通往自杀之路的药物。但瘾君子给自己打下第一针时也没想到毒瘾的力量会如此强大。

一项研究的研究者招募海洛因成瘾者接受替代药物BUP的治疗。⁸⁶他们提供这样一种选择，把额外的药物量换成现金。成瘾者要在一天之内做出选择，然后在五天的时间里获取药物或是现金中的一项。实验中的被试平均成瘾时间为11年，都经历过发作和满足。而且为了加以确证，在研究开始前的几个星期，研究者会调整他们的药物剂量，使其出现瞳孔扩张的戒断反应和双重剂量。

在补充摄入BUP之前，成瘾者平均愿意付出60美金换得一次在接下来五天内额外注射药物的机会。但紧接着在他们兴奋起来之后，药物注射的价值就下落到平均35美元。这个落差相当令人震惊，尤其是考虑到他们几分钟之前刚刚还经历了毒瘾发作⁸⁷。

当然这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展现我们对未来的自己同理心有多差，或是对过去的感受多么健忘。⁸⁸饥饿的人比刚吃饱的人更容易选择热量高的零食，这种影响大概会持续一周。（所以别空着肚子去购物。）

签字参与实验的被试会在一周左右的时间里都喝下更多恶心的饮料。比起在生育时做决定，分娩前后一个月的孕妇更反感麻醉。（这项结果对刚刚生育过的新生儿母亲也管用。）

某种意义上的感同身受

因为我们理解自己的方式和理解他人的方式是一样的，因此会犯下的错误也往往相同。如果我们预料自己行为的方式行之有效，那当然好，可惜并不是这么回事。我们相信意识是理性的核心，也许它确实是，因为我们常常低估情绪对自己和对他人的影响。

我们的预期到底有多准确？举个例子，我们的同行是否愿意为金钱折腰？就这一点，研究者做了如下实验，他们将一个大演讲堂一分为二。⁸⁹其中一半的学生收到的是绿色表格，研究者告诉他们，演讲人希望能有学生到台前做哑剧表演，比如假装自己是一堆东西里的唯一一个篮球，一盘苏格兰磁带或者一台电脑。自愿参与的学生可以拿到5美元奖励。而另一半学生拿到的则是白色表格。他们需要猜测拿绿表格的学生会上台表演的比率。

既然我们是在读这本书，尤其是你已经知道这一章的中心是什么了，那你也许会猜测，那些手里拿了白色表格，安安稳稳坐在椅子上的被试会高估另一半被试为了钱而上台表演取悦他们的意愿。你是对的。那些没有被提出这种要求的被试认为会有一半的人愿意这样做，但事实上愿意接受奖金扮演篮球的被试只有总数的1/7。

让我们更进一步，这些被试不仅仅是对他人缺乏同理心，他们对自己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当他们猜测自己会不会做一些尴尬的事情，比如对着整个报告厅的人讲滑稽故事之类的，1/3的人同意在一周时间内完成这个任务以获取2美元。但当这件事摆在眼前的时候，只有1/8的人真的走上台开口讲故事了。因为未来一周内要做某件事的恐惧，在当下的感觉并没有那么清楚。因此这些学生会低估他们真正经历时的恐惧感，正如他们低估了他人的心情一样。

区别在于，你可以从他人的脸上读出他们的恐惧，而且这种情绪会传染。我们看到其他人感到害怕，这种环境会影响我们决定自己有多害怕。实验者靠播放《闪灵》的剪辑让被试切实产生恐惧感后，他们愿意在一周内上台讲笑话的意愿迅速下跌。突然之间，预期的比例和实际比例变得非常接近了。

尽管我们无法靠内省理解自己，但有时看向他人也是理解自己的一条途径。

争议之前，已有结论

关于人类的决策过程，意识也难以窥得真相。但我们有种办法可以建立起一套模型，解释我们的选择。2002年德国的一项实验展示了迄今为止，我们为了将自己的选择自圆其说有多努力，以及我们又是如何将自以为必需的步骤当成信仰的。⁹⁰

德国研究者询问被试是否觉得德国应该获得联合国常任理事会席位。在询问之前，他们会先提出一些听上去较为适当的支持性论据，比如这有助于德国的统一，许多联合国机构设在德国，可以展示国际上对德国贡献的认可，等等。半数的被试听到的信息是，这些理由是格哈德·施罗德提出的。而另外一半被试接受的信息则是这是埃德蒙·斯托伯正在着手处理的问题。（在实验期间，这两位政治家正在同时竞选总理）。

斯托伯的支持者认为这是属于己方的立场时明显更加赞同这些论证，而偏向施罗德的被试则在得知这是施罗德的言论时表现得更信服。在此之后，研究人员们询问被试，不考虑他们刚刚听到的内容，而是出于个人意见是否认为德国应当获得常任理事国席位。

结果仍然具有偏向性，在之前实验中听到自己支持的政客意见的被试明显更认同这一提议。他们已经被说服了。

如果人类是全然逻辑性的，那么是谁提出了这些论点就该无关紧要，真正有意义的是内容是否有道理。我们应该选择的是提出了最佳方案的候选人。然而事实不是这样，我们先选择了立场，然后支持他提出的政策。屁股决定了脑袋。

曾经有这样一种说法，根据政客的嘴唇动作可以判断他是否在说谎。但这种判断恐怕用处不大，因为我们一旦选定了一个人，就开始配合他欺骗自己了。

无意识无疆界，但想象力有

在这世界上，你最想要什么？巨额财富？完美伴侣？聪明绝顶？如果我们做笔交易，我满足你的愿望，但你要用自己的意识来交换，你愿意换吗？⁹¹

绝大多数人是不会换的。如果感受不到带着爱人飞驰过郊野时，风吹过头发的感觉，那么跑车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无法感受愉悦，那无论是多么美好的东西都没什么意义了。

但有一个虽然很少被问到但确实难以回答的问题是，感受到，或者意识到的意义又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要感受到穿过头发的风，为什么要欣赏名车流畅的曲线？为何自然慷慨地赠予我们这项礼物，如此美妙又令人困惑？

第4章　思想无形无色，但至关重要

想要理解自己，先试试理解他人

如果这是个侦探故事，我们现在恰好走到了一个非常紧张的阶段。留着小胡子的侦探走进房间，开始宣布凶手、动机和手法。“我们为什么是有意识的？”他若有所思，锐利的眼神洞穿了房间里每一位屏气凝神的听众。

在经典的老式悬疑故事里，所有明显有嫌疑的人物最终都会被证明是虚晃一枪。我们的故事也是如此。

意识并不是大脑的智囊，负责产出所有艰深复杂的思考。这位嫌疑人有非常坚实的不在场证据。很多优秀的思想是在走神的时候跳出来的。我们之所以误以为思考都是意识的功劳，是因为它拿到了结论，而且对得出结论的过程提供了似是而非的理论。

意识也不负责把大脑所有运作的内容结合起来。意识的确可以接触到大脑部分的工作任务，也可以收集到来自感官的信息，但它也错过了大量内容。控制双手运动的视觉信息和意识接收到的视觉信息不尽相同。意识没有注意到我们对他人的模仿，没有注意到我们会选择摊位上偏右侧的袜子，也不会知道真正驱动我们行为的目标。

如果整合的内容是错误的，那就毫无意义了。

最后，意识并不是大脑中的决策者。它对很多细小的事情毫不在意，比如要动哪根手指。但大事似乎也和它没什么关系，比如该爱上谁或者是不是要把某人推到铁轨上。但把矛头指向“意识”这个错误嫌疑人的线索又让我们难以舍弃。房间角落里的女仆突然出声，“意识没有做你说的这些决定，这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都被误导了，这没什么。但你没有证明，意识什么决策都不做。说不定是我们漏掉了什么。”

这位女仆是个好搭档。早期研究认为无意识处理了一些事，但这是在意识接管所有重大决策的前提下的，实验有一些例外很古怪。但在大量的实验研究后，没人能找到任何一种决策是完全由意识处理的，而可以排除掉无意识。相反，只要有人提出某种决策是由意识掌控的，就一定会有人跟进并证明无意识完全可以搞定这件事。

在我们所看到的迂回曲折的结果中，已经隐藏了足够的线索，让我们解开这个谜题。

这不是个简单的问题。用福尔摩斯的评判标准来说，这绝对是个“三斗烟”甚至“四斗烟”的难问题。当我们点燃第一斗烟的时候，某些最令人费解的线索开始在我们的大脑里（无论是意识或是别的什么）翻转了。

我们发现无意识做了许多我们以为要归功于意识的工作。但我们也发现了无意识是如何将自己伪装起来的。我们在意识中所经历的是由外及内推断出来的：通过我们理解他人想法的过程，意识创造出了自己的角色。

在本书的这一部分中，我们会探寻那些将我们引向意识的社会理论的线索。我们会发现，人类社会想要运转，就要理解他人如何理解自己。而这其中一种方式恰好与我们对意识的认知相符。意识并非是为了我们理解自己而存在，它是为了理解他人。我们发现拥有意识可以帮助我们做出决策，（如果完全没有那意识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但它本身并不是做出决策的源头，就像侍酒师会影响我们对酒的选择，但他并不会替我们做出选择。

读心识人

人类生活在极其复杂的社会网络中。想要成功，就必须善于推断他人将如何举动。无论你是要和老板谈判，赢得爱人的心还是想要把孩子哄上床睡觉，你都需要猜测他们到底在想什么，以及对于你想要做的事，他们会做何反应。

想象一下，你正在工作时间溜号，和同事闲聊。他看向你身后，突然中止话题并飞快转身回到自己的工作中。从这种表现里你可能会推断他看到了老板正走过来，而且如果被抓到正在和你聊天，他就麻烦了。你从他的举动里猜出了他的想法，并反推出了一个可能的原因。而通过这些推断，你也会相应调整自己的行为。如果你的同事对你的状况像对自己的一样关心，他会看着你，想知道你是否理解了这样的信息“他在猜测，你是否同样在猜他的想法。”

所有这些过程都发生在短短的几秒钟内，但如果你自己做不到，你就会觉得那些可以的人简直神奇。事实上，每个人都是不可能被完全预测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我们预测并影响他人的主要办法之一就是归因思想。从人们的行为、表情和语言推断出是什么思想让他们如此举动。然后，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些推测出的想法来预测他们下一步的举动。

社交也能靠建模

如果你把这本书举在空中（电子阅读器也没问题），然后松手，接下来会发生的一点都不意外。因为你对即将发生的事心中已经有了个模型，这个模型让你在实验之前就可以做出预测。

这个模型可以用于至少两方面。首先，你知道可以应用于这种情况下的一系列法则。你知道重于空气的物体会落向地面。某些物体会径直下落，而有些会在半空中扭曲飘动。你知道当物体撞击地面时会发出声音，而且有些物体会变形，反弹或是滚动。

其次，更精准的信息可以帮你校正你的模型，并且选出具体适合的法则。这本书有多重？你举起它的高度距离地面是多少？房间里有风吗？地上铺了地毯吗？你拿书是什么角度？

如果你想应用模型预测即将发生的事，将法则和具体的信息结合起来是必要的。与人相关的问题同样如此。关于在不同情境中，人们会做何举动有着大致的规则。我们假设大多数人可以视物，有欲望，有常识，有感觉，可以行动。然后，我们再将自己观察到的细节填补进去。从人们视线的角度，我们可以猜测他们看到了什么。从他们的一言一行，面部表情，衣着和过去的行动，我们填补出他们的欲望、情绪、气质，等等。我们为他们的精神世界建模。

然后，我们会用这个参数化的模型预测他们的行为。就像玻璃酒杯不会轻飘飘地落向地面，愤怒的人也不会温柔地挠孩子的下颌。

行为不可知，那就给头脑建模吧

人们对自动控温装置的工作原理各有猜测。有人觉得如果你把它调到30度，那么散热器的温度自然就比20度时高。他们坚信，如果你调高温度，那就意味着你在传达的信息是现在感到寒冷，所以装置会努力运作起来让你暖和点。

而其他人觉得，更准确一些，是无论你把控温装置设定到20度还是30度，散热器的温度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当房间达到了预期温度的时候（或至少控温装置能监测到的部分达到了预期温度），散热器就会自动停下来。这就是完全不同的一种工作模型。这是一个更好的模型，也能更好地预测将会发生的事。

但无论哪一种，相对于控温装置的真实工作原理来说都是过分简化的。不过要使用控温器，把屋子里弄暖和点，你不一定非要搞懂控温器中的电子元件如何工作，或者锅炉是怎样加热并泵出热水的。那些持否定观点的人大概会在寒冷的夜晚里过得更舒服一点，而屋子够热的时候也能省下点电，但无论怎么样，出问题的时候你还是最好叫个专业的工程师解决问题。

同理可得，是什么使我们快乐或是别人为何生气这样的问题，所谓的理解模型都是错误的。这些模型足够简单，足以让我们理解。同时又复杂到足够应对状况。但还是不能改变一个问题：那就是它们并非事实。

之前提到的书本掉落实验也是一样的。极少数人会先解决牛顿定律才知道书会怎么样，把爱因斯坦理论用上的就更是寥寥无几（牛顿是错的）。而且模型的参数也是错的：书本的重量不精准，空气的黏性更是不精确。但尽管如此，书本的动态还是大致符合预期：这本书既没有飘向天花板，也没有沿着地板滚走，更没有开口和你说话。

有效和正确

想象一个简单的机器人，大概就像是一块砖装上了几个轮子。它有两个光敏感受器，分别装在前侧和后侧。当前方感受器检测到光的时候，前轮马达驱动，机器人向前运动。感受器接收到的光信号越强，机器人速度越快。而如果是后侧的感受器接收到光信号，另一个马达就会驱动机器人向后运动。

为这个机器人的运动建模，并做出预判非常简单，这就是一个趋光的机器人。它的目标也就这一个：朝更亮的地方移动。

我们可以用头脑中能够想象的所有机械构建一个机器人模型，然后预测他的行动。

他可能会猜错：比如某条有光亮的通道上被阴影挡住一块，它就绝不走那条路，因为它以为沿那个方向走下去只会更加黑暗，所以决定避开。你也可以愚弄这个机器人，用火把将它引入一个暗坑，或是带它穿过阴影区域。你可以对机器人的回路，它的电容、电阻或是驱动电池的工作方式一无所知，但你仍然能够预测它的行动或是操纵它。

当然，这个模型是错误的。这个机器人没有目标，没有欲望，也没有所谓信念被误导，因为它根本就没有信念。它根本就没有做出决定的能力。

这些模型的本质就是它们是错误的。物理学家曾经把原子模拟成与电子碰撞的小东西。现在这不是科学工作者的最佳模型了，他们也确实证实这种假设是错误的。但在早期，这个模型曾在电学、热传导和化学操作等领域对科学家们助益良多。相同的道理，我们关于其他人思维所构建的模型是错误的。不仅仅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的错误，而是在根本意义上的：那种头脑根本就不存在。和想象截然不同，我们没有那些所谓的目标、欲望或是意图。然而，如果这种模型帮助我们对别人行为的进行预判，而且这种预判可以使我们的行为举止更加合适，那么这个模型就是有效的。

谁说不能和电脑、车子聊聊天

我们试图推断别人行为最有力的一项技术就是发明了“思想”。我们将其赋予信念、欲望、知识和情感，然后用如此建立起的模型来预期他们下一步将会做何举动。我们发明出这种技术就是为了预测别人的行动，但它太复杂了，甚至可以说是我们大脑中最复杂的部分，我们甚至将它的用途扩展到了非人类领域。⁹²

我朋友有辆旧的迷你宝马。如果温度不够有时就会熄火，所以我朋友在开车之前会先在车库里热一会儿车。“你的那把老骨头现在热起来了吧？我们能走了吗？”她会这样问车子。如果要在打滑的路面上加速，她就会小声嘟囔，“加油啊老姑娘，我们没问题的。这就对了。”这种奇怪的对话让我感觉自己格格不入。

当我在思考怎么写这段最好的时候，电脑的病毒查杀弹窗跳出来说要干活儿了。我问它为什么像个小孩儿一样，非要在我集中精力做事的时候反复提醒我注意到它。而每次电脑死机的时候，我就会臭骂它，让它争气点。显然我和我的电脑关系不太正常，而且是它在故意跟我过不去。

科研人员发现，我们是否会将一个东西拟人化对待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掌控它。将某种东西赋予思想，并试图用对待人的模型来处理它，是我们面对脱离控制的事物的一种适应方式。比如说，我们绝对不会把一个磁场中跳动的球轴承拟人化，尤其是我们手里有磁场开关的时候。但是如果实验人员把开关藏起来，参与的被试就会开始把球轴承拟人化，形容它是在战斗、亲吻或是不想停下来。他们会为球轴承赋予目标，而目标的存在就意味着思想的存在。⁹³

我们只需要预测那些我们无法掌控的事物。所以新保时捷的车主一般不和车子聊天，而我的电脑要是能乖乖听话，我也就不用唠叨它了。

读心要有来有往

想要预知并影响他人的行为，就要为他们的思想建立模型。⁹⁴但要建立模型，我们也得明白，他人的思想其实也是我们自己思想构建出来的。

想象一下，我踩了你的脚趾。我需要知道你会做何反应，知道你在想些什么。但答案（至少部分）依赖于当我踩到你时，我想象的你会想什么。如果你觉得我是故意的，你可能会打我，那我就得做好保护自己的准备。如果你觉得我就是不小心，行动笨拙，那我道歉就好了。因此，想要知道你会怎么做以及我要如何回应，我就得知道你觉得我怎么想。

想要为你的思想建立最佳模型，我就得同时再为你对我的猜测给自己建个模。你对我思想的猜测必然会成为我对你猜测的一部分。这些循环往复的互相推断就是我们意识构成的基础。

人类靠感官，而非直接读心

如果我想要了解你的所思所想，就必须依赖能够观察到的事情。你是不是因为愤怒而面红耳赤？你收回拳头了吗？凭我过去对你的了解，你是个头脑发热的人吗？

你也一样在观察我。我看上去很歉疚还是充满攻击性？你知不知道我是个笨拙的人？还是乐于挑衅的？我在踩到你之前低头看你的脚了吗？我是穿着得体的人，还是那种裹着地狱天使花头巾类型的人？如果我想要推断出你觉得我是什么意思，并且据此做何反应，就得用和你类似的方式先对自己做个勾画。

重要的是，我所做的思想推断必须要和你犯下同样的错误，必须被我表现出的姿态所影响。同样要考虑人们过去都怎么评价我的脸，考虑我的穿着，甚至是我的肤色。人类只有眼睛和耳朵可以依赖，我们没有高分辨率大脑扫描仪。比起从我大脑的实际运作中推断我的想法，我们所谓的模型都只能从外在形式做出判断，也就是你我都能看到的那部分。

意识就是我猜你猜我想什么

你对我的思想做出了猜测，而我又在猜你怎么想，我们两个都会被相同的东西误导。因为这些猜测都不是来自于真实的想法，而是源自我的行为，我的面部表情或是我的语言。我们在前文中已经看到了这就是我们建立的模型。而事实上，这也就是我们意识经验的基础。

这样的模型会从面部表情推断我现在很开心，我为自己的姿态骄傲，而正如我们所发现的，这就是我们情绪构成的意识体验。这样的模型也会根据我所做的事和做这件事获得的报酬来推断我的爱好，而这就是我们如何形成意识态度的。同样，这样的模型会因为我移动了一根手指，进而推断我决定这样做，而这就是意识推断。它还会完全独立地根据我们处理问题的实际状况而反推我们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并认为这就是意识给出的答案。

我们的意识体验与真实状况下如何决定做什么是不关联的，它只是由外及内地推断我们的情绪、欲望和思维过程。因为这就是我们为自己的思维建模的用处，当然，别人猜测我们思想时所用的模型也是一样的。

自视公正最可怕

要评价一个小女孩学校表现怎么样，什么最重要呢？她的考试结果还是家庭住址？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者设计了一个简单的实验，结果却让人如鲠在喉。⁹⁵

在实验中，被试会看一段视频。视频的主人公是个小女孩，叫作汉娜。在一半被试看到的视频里，汉娜家庭破败，环境落后，父亲是个没受过教育的肉类加工商。而在另一半人看到的视频里，女孩的生活状况要好得多，她在绿树成荫的公园里玩耍，父亲是个律师。然后研究者要求被试猜测汉娜的学业成绩，两组被试猜测的成绩没有明显差异。到这里未知，一切还波澜不惊。

但在接下来的实验中，研究者给新的被试看了一段更长的视频。视频的第一部分和之前的相同，两组里汉娜的生活状况分别是贫穷或是富足。而视频的第二部分则是两组相同的，是一位考官问汉娜问题，内容包括数学、阅读和科学。她表现寻常，既不糟糕也不出色。考虑到在第一次实验中，家境并没有影响被试的判断，而此次实验中加入的视频部分也是两组相同的，我们可能会据此推测，参与实验的所有被试对汉娜成绩的推测都相差不多。可事实却证明我们大错特错。

观看过扩展视频后，接受汉娜家境贫困信息的被试明显比另一组对汉娜成绩的预测要低。

第一次实验中要求被试回答的问题看似可笑，因为他们对汉娜的学业一无所知。但在第二次的实验里，被试清楚地看到了女孩的表现，然后他们得出结论，贫穷的汉娜处境黯淡，而富有的汉娜聪明伶俐。他们认为自己的判断足够公平，却对脑中的刻板印象浑然不觉。自我意识模型主要适用于调整外界对我们的看法。当只展示汉娜的背景时，没有任何被试的自我意识（其主要目的在于复制外界观察者对我们的认知）可以基于刻板印象给出她学业状况的答案。但当考试场景和汉娜的身份背景一同出现时，被试的自我意识模型就推断出：他们的预测是基于汉娜的表现的。而同样，意识是不了解决策背后的论证过程的，它没有理由推测刻板印象是否掺入其中，也不打算提醒大脑的决策部分，得出的结论有多么不合适。只有通过严格控制的实验，科研人员才能够找出被试答案背后真正的驱动者。

态度行为，孰为因果

刻板印象是检测自我意识态度运作和效用的富矿区。人们的自我意识态度，以及认定为可接受的知识内容和对这部分内容的下意识使用完全不同。大多数人声称绝不相信也不会运用负面的刻板印象。然而，在快速反应时间型实验中，我们绝大多数人还是在依赖刻板印象做出判断，哪怕我们自己就属于被刻板化的群体⁹⁶。而这种实验的特点就是，我们的意识来不及在那样短暂的时间里给出建议。⁹⁷当然，在节奏变慢的实验里，刻板印象也会现身（比如上文中汉娜的实验），前提是，在实验中被试可以为自己的行为找到解释，同时将其他人的行为归因于别的缘由。⁹⁸

有意识的情况下，我们会表现出许多平等主义的态度，但我们本能的行为却仍然是充满偏见的，尽管我们意识不到。下面的实验就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乌尔曼和同事⁹⁹选择了一批美国的被试，向他们提出了一个我们在前文提到过的电车难题的道德困境，即被试是否会把一个胖子推到铁轨上以拯救一百个人呢？这次乌尔曼的实验中做出的调整是，部分被试面对的问题是要不要推埃尔斯沃思三世下去，拯救哈莱姆爵士乐团的成员。而另一部分被试的问题是，要不要把蒂龙·帕托尼推下去，拯救纽约爱乐乐团的成员。被试则要在此之前通过问卷调查，区分自由派还是保守派。在实验后，所有被试也都表示同意，问题的答案与种族无关。

从实验中提出的被推下去的人的名字，和拯救的乐队来看，这明显是个和种族有关的问题。美国的自由派人士在支持少数族群时态度明确，这影响到了他们的答案。他们选择把埃尔斯沃思三世推下去的比例更高，而保守派人士的答案则两方相对持平。

接下来，被试要面对另一个场景，两组要拯救的人不变，但推下去的对象互换了。由于他们之前已经对是否推下另一个人做出过决定，此时任何一点选择上的变化都会向旁观者，甚至是被试本人证明，他们的决定和种族相关。所以他们完全按照第一次的决定行事，上一次决定把蒂龙推下去的，这次就仍然选择把埃尔斯沃思三世推下去，反过来也一样。由于在上一次实验中，自由派人士更倾向于把埃尔斯沃思三世推下去，那就意味着这一次牺牲对象变成了蒂龙的也就更多支持把他推下去。结果就是，问题的顺序变化使得被试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答案。

这个关于驱动力的例子展示了，我们可以根据自己有意识持有并表达的价值观做出相符合的推理和反应。在第一个问题中，自由主义者根据自己的政治信仰做出反应，他们避免表现为种族主义者。由于缺乏基准线，他们基于意识形态做出了过度补偿的行为，导致蒂龙被推下去的比例偏低。而在第二次实验中，基准线出现了，这时他们表现出的就是平等主义原则。如果没有对照实验，观察者或意识本身都无从察觉，刻板印象在影响被试的决策。这一实验向我们展示了被试如何主动控制自己的感官，并以符合某些特定观点的方式行事。这些特定观点正是我们有意识持有的，我们所希望的就是，意识能够符合我们的期待，基于外界感知建立模型，再利用这个模型为我们行为的社会后果提出建议。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有理由

研究者要求被试学生评价五份海报，并且挑一张带回去。¹⁰⁰但在选择之前，一半的被试都要写下喜欢或者不喜欢每一张海报的理由。

你可能会猜想，那些为自己的选择提供了理由的被试会更开心，因为他们投入了更多。但事实上，当需要有意识地给出理由时，他们就需要挑出一张能向别人解释出优点的海报。他们可以捍卫自己的选择，并将其误解为自己真实的喜欢。实验当天，两组被试对自己选择的海报评价都一样积极。但几周之后，当研究者再次联系被试们时，他们发现，那些不需要理由就拿走海报的被试更愿意把自己的选择贴在墙上。¹⁰¹

意识常常是马后炮

前文已经多有描述，我们推断自己思维的方式和别人推断我们时没什么区别。但我们推测别人时，只能从他们已经做过的事着手。而自我建模最大的差异就在于，我们常常可以预知自己将要做什么。¹⁰²

这里好像听上去跟我们构建的理论不太对。如果他人只能在我们行动之后推测我们的决定，那么我们自己肯定也是如此。然而，如果导致意识出现的社会模式是有效的，这种差异又必不可少。

我现在正坐在桌前思考写作。我隔壁的邻居在放舞曲，声音开得非常大。我已经决定了，如果他们十分钟之内不结束狂欢，我就去敲门要求他们把音乐关掉。但如果意识的存在是为了推断思想状况，那么在不去敲门之前，我怎么能意识到自己的决定呢？毫无疑问，我应该听到自己要求他们安静点，然后才推断出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噪音让我心烦。但如果我们的内部模型不是百无一用，那么在真正行动之前就意识到可能的决策又是必需的。我必须考虑我的邻居是会按我的要求做，还是嘲笑我，把音量开得更大。我还得想想，如果我表现得像个脾气暴躁的老头，和我住在一起的赶时髦的妹夫会怎么看我。这些信息都要被反馈到决策过程中，好有机会重新考虑。

我决定用耳塞。现在我确实要做出一些推断了。我总结出自己改变想法，是因为如果去敲门会被妹夫看轻。但在这个阶段，我很有可能错得离谱。

大脑会将决策传递给我建立的模型，感官数据也会汇集起来，但它永远都不会为最后的决策给出理由。如果我被潜意识引向了“攻击性”，那我就更有可能去登门抱怨。但我不知道自己被潜移默化了，我会强制性得出结论，是因为噪音确实太大，我不能再坐视不理。

如果我只是在做出某件事之后才有意识地知道我可能会这么做，那么推算别人可能反应的能力就毫无用处。在做出决定之后才咨询顾问可不是个理财的好习惯，同理可得，在做完事之后才想别人会怎么看，那大脑也就没什么用了。

生而不自省

我们理解自己思想的方式和他人理解我们方式的另一项显著区别，在于接收的信息类型。如果是我在猜你想什么，我会观察你的行为，接收和你一样的听觉嗅觉信息。但对于味觉和触觉的信息，显然我就无能为力了。而当你构建自己的思维模型时，你就可以把这些我接触不到的信息全部利用上。然而，想要推断他人对我们的看法，这种基于天生感官差异造成的信息不对称却是必要的。

对人类的社会属性来说，视觉是最重要的感官。¹⁰³我们的眼睛构造天生就是用来注视他人，而非看向自己。想要收集其他人从我们自己身上得到的信息，就必须用其他的感官加以补偿。

想象一下我们两个人坐在公园里互相凝视。几个孩子在我们身后玩耍，其中一个孩子把球踢过来，砸到了我的后脑勺又弹开了。我跳起来四下环顾，你看到了球砸到我，所以明白我为什么做出这样的举动。但如果我的思想没能从神经系统中收到这个信息，我会怎么想呢？也许我会为自己突如其来伸展双腿的冲动，或是毫无理由的跳舞想法而道歉（我认为你觉得我疯了）。就算那些孩子过来道歉或是拿着球跑掉，我都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因为我完全没办法猜到他们会觉得我是什么态度。想要能够使我推测出你或是那些孩子怎么看我，唯一的办法就是获取你无法接触到的信息。如果球砸过来的时候，你刚好看向了别处，我被砸到发出的叫声也可以帮你得出结论。而如果我之前就看到了球，可能还会评论几句这些孩子有多莽撞。

因此我们又发现了一条我们自省和理解别人的方式的不同之处。乍看之下，这种区别也许是造成意识社会理论问题的原因：如果我们想要知道别人对我们想法的理解，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推断我们的思考方式和他人是一致的。然而事情并非如此。我们和他人思想的不对称并没有成为我们互相理解的障碍，反而成了助力。

“可视化”疼痛

直观地感受到疼痛是了解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并向他们解释我们行为的必要前提。然而，我们以他人思考方式来构建自己的偏好太过强烈，以至于哪怕产生疼痛这种几乎算是最强的内在感受，我们仍然会依赖他人获得信息的程度来调节自己对疼痛的感受。

所见及所感。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会对被试的手做出温和刺激，与此同时要求他们观看一段视频。播放视频的屏幕会挡住被试的手。¹⁰⁴当视频内容是针刺皮肤时，被试会表示他们疼得更厉害。而当视频内容是用棉签戳手时，他们就觉得没那么疼。

我们还会将其他人对我们伤势的猜测作为依据调节感受。当被引导认为激光脉冲会造成痛苦时，人们就会声称自己感到疼痛，反之亦然。¹⁰⁵的确，我们需要别人无法感知的疼痛体验为大脑提供信息，但到底有多疼却会被他人的观感所影响。

眼睛也是触摸世界的一部分

前文中说到，他人的感知常常会影响到我们，然而总有一些情况下，这样是不可行的。依靠视觉来掌握自己的一举一动并不实际。比如从杯子里洒出水或是把手背在身后交叉手指时，在你的反应为我提供反馈之前，我的身体就已经知道了。¹⁰⁶尽管你没有从我肌肉的运动中得到直接的信息，但我自己已经接收到了。甚至不用低头去看，我就知道自己把杯子里的水倒了出来。和我们讲到过的痛觉一样，我总要找到一条不依赖于他人反馈信息的感知途径，这是件必要的事。

可尽管如此，哪怕我们能够另辟蹊径获取运动信息，而且这些信息的重要性也毋庸置疑，我们仍然会利用额外的信息对它们进行补充，并结合在一起对自己的行为做出推断。

关于这一点有一项经典研究，就是画线实验。¹⁰⁷研究者利用镜子或是计算机屏幕，使被试可以看到自己画下的线。然而与此同时，研究者可以通过调节镜子或是屏幕，改变被试看到的内容。如果被试看到的是一条垂直线，往往其实他们画的已经是弯向一侧的了。当实际画出的线和研究者改变的显示结果之间相差过大（比如超过14度）时，他们就会意识到显示结果有问题。¹⁰⁸但如果偏差比较小，被试就会认为是自己画的不对，并根据显示结果调整动作。控制手指的大脑知道自己其实在画一条弯向一侧的线，但它没有告诉意识。意识只好根据看到的内容做出推断，然后画出一条曲线。¹⁰⁹

我们的大脑会同时利用运动和视觉的反馈信息来调整身体动作。但除非二者太过南辕北辙，否则更容易从外界获取的视觉信息会实际主宰我们对行动的认知。

从不知猜已知

我们个人意识体验和他人对我们的构建两者之间存在的第三个偏差点是记忆。那是我们独享而他人不知道的内容。但明白某些事我们知道而他人不知道，而且清楚他们不知道我们知道这件事，就会成为预测他人对我们看法的利器了。

举个例子，想象一下我游完泳之后回到更衣室。我知道自己的衣服在87号柜子里，但那个柜子前面站了个男人。对于更衣室里的其他人来说，看上去就像是他忘记了自己的密码，所以在不停地尝试。

当那个男人看到我脸色涨红时，他也许会猜测我在发怒，或是害怕。他也许会更进一步猜出我是87号柜子真正的主人。如果我靠近他，他的反应就会建立在对我的推测上。我是否比他更强壮，我看上去是不是要打架，他能不能让我相信他只是记错了自己柜子的号码？

但是我知道87号柜子是我的，这是个先机。我可以想办法阻止他径直走过来挑衅我大块头的朋友，我也可以通过告诉朋友自己知道的情况来改变他的想法。而在此之前，我还要思考一下：我的朋友会不会帮我，我的朋友会思考为什么我在靠近他？大多数这类的推断都可以通过站在我朋友的角度看待我自己完成。我的愤怒和恐惧都写在了脸上、肢体语言和语气中。而且我以往从不是开这种玩笑的人。我瘦骨伶仃的胳膊在只围了一条毛巾时也再明显不过。

但核心信息，也就是87号柜子是我的，这一信息是我独有的。如果没有这一条信息，我就无法下定决心越过那个男人直接走向储物柜，告诉我的朋友。这些决定确实依赖于我的社交性判断（我对他人的理解以及猜测他们对我的想法），但想要做出这些推测，我的私人核心信息必须参与到构建过程中来。我个人的思维建模需要那些他人无法直接获得并据此做出预判的信息。因此，我应当意识到某些事情别人也许不知道，即使产生意识的模型是用于猜测别人对我的行为的反应的。¹¹⁰

行为也可能无须知道缘由

我们可以将一盏台灯看作一个简单决策设备。我按下开关的时候，它会接收到不同来源的信息。比如“我插好电源了吗？我的灯丝是完好的吗？保险丝在位吗？”如果答案都是“没问题”，那么它就会“决定”亮起来。台灯不需要知道或者理解任何电学或光学知识，但这完全不妨碍它工作。

但台灯如何工作的模型是物理学家、工程师或台灯不好用的作家才会感兴趣的事。他们希望能够预测台灯的状况并且控制它。因此，他们将它进行抽象模拟。物理学家可以用波作为模型理解光，做出大量猜测。他们也可以将一束光当作一条粒子流，解释另外一些现象。工程学家可以把台灯简化成一条电路，电流在线路中流过。这样的模型可以帮助他们确定保险丝要用什么型号的。我的模型更简单一点，不过可以帮我理解台灯的工作原理。

台灯不需要理解这些内容才可以工作。与之类似的是，大脑中的决策部分是更为复杂的神经开关，它们也可以仅仅根据接收到的信息就做出判断，不用非要理解什么。当我碰到很烫的东西时，有信号可以传递给肢体让我把手移开非常重要，但这些神经环路不需要知道它们正在操控的是我的手，我的手感觉烫或是如果它们罢工，手就会受伤之类的。这就和台灯不需要明白如果它不发光我就没办法写字是一样的。仅仅是因为我们想要预测并操纵其他人，我们才需要把他们变成抽象目标、意义、情绪或是思想的模型。

模型是有意识的，而构建模型不是

我们会在构建的自我模型中做出推断，这一状态被称为意识。如果我的模型发问：“我能看到什么？”我的视觉意识体验就会做出回答。我感觉怎么样？我很烦躁。这是我的感觉意识体验。我为什么踩在你的脚趾上？因为我很烦躁而且读者在推我，这是意识的推理部分。

这种类型的信息就是我们自己的思维模型所利用的，而且似乎在大脑的其他任何活动过程中，它们就都没什么用处了。我们大脑的其余部分不会用这样的模型。它就像是台灯或是计算机，对传入信号做出反馈，然后再传递出它自己的其他信号。没有什么模拟状态需要意识到才可以出现。

我们甚至意识不到这个模型究竟是如何了解这样的状态。我的模型如何断定我很烦躁？也许它计算了我的心率，也许是在提出状态问题时，我刚好因为嚼口香糖而做出皱眉的表情。也许是因为没有吃早饭而血糖太低。这些都是可能的答案。我们已经在前文讨论过我们的意识情绪体验会被这样的线索触发。但我的思维模型并没有告诉我它到底是怎么做决定的。它也没办法告诉我。这些信息在模型中转化为了状态，但是模型本身没有理由保留我们如何到达这种状态的信息。

我可以对模型提问。也许它会回答，是早上和妻子的争吵让我脾气暴躁。也许我像个一点就着的火药桶的原因是早上空着肚子。这些也许是真正原因，也许毫无关系。但它们确实是我在思考情绪暴躁原因时的意识体验。

如果思想不可自控，那可以被别人控制吗？

我们有时候会替球轴承、汽车或是电脑创造出思想来。这件事听上去确实挺奇怪的。但这还不是我们头脑创造力的极限——当头脑不听从指挥时，我们甚至可以创造出干扰自己头脑的思想。

大多数人相信，他们的头脑是完全可控的。罗马天主教徒甚至每周都会忏悔，为自己思想中的罪行，他们做下的错事和还没来得及做的。但事实是，想要控制思想非常困难。比如，试着几分钟都别想到一辆汽车。如果我们差不多的话，恐怕你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想到过汽车种类比以前所有的都多。而且你越努力压制汽车的图像，你越会控制不住地想到它。

但如果你完全不愿意想到这些车子，又是谁让你想到它们的呢？你被迫将其归罪于自己，或者是让你做这个练习的我。但哈佛大学的研究者给了被试一个推卸责任的机会。¹¹¹被试会听到一段在自助餐厅里录下的噪音，但他们被告知这些噪音里包含有潜意识信息。研究者会对一半的被试说，在写下你们的想法时，请避免想到汽车。而另一半被试接到的要求则是，在写下信息时刻意想到汽车。然后他们会询问被试噪音中的潜在信息对他们的思想影响有多大。那些刻意压抑却没能成功，还是不可抑制地想起福特、丰田和保时捷的被试更倾向于表示是录音里的信息影响到了他们。我们对无法控制的事物本就是如此。就像我们的祖先创造出风神、季节之神和海神、因为无法控制风、季节和海洋。现在，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头脑，于是我们非常乐于再为他找一个控制者。

理想的意识，无用的意识

我们的意识体验其实是个缺陷巨大的模型输出的结果。诚实地说，这有点令人尴尬。那我们干吗不换一个更好的呢？当我们为他人建模时，缺陷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对自己的可以做得更好点。我们自己的思维模型可以直接连通决策部分。这次不需要猜测我为何踩了你的脚趾或是对着动画片微笑，我的大脑可以直接告诉我答案。如果你是在设计一个大脑，也许可以从这里开始。但这里有至少两个原因，当你发现之后，会立刻抛弃所谓的理想设计，转而回到我们实际拥有的缺陷模型上来。

第一个原因很实际。也许我们的大脑中并没有一个决策中心，而且即使存在这个中心，它运作的方式以及其中的信息也许都未必对模型有用。回想一下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基础机器人，前后都有光敏传感器，两个独立电机可以分别驱动轮子的那个。当我们设计那个机器人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核心决策位置，也没有地方把完美的意识安放进去。¹¹²

这里还有第二个原因。你的检验者也许会问，这个自我思维模型的意义是什么。如果你生理层面的头脑可以直接与它的决策中心沟通，那么这个头脑就无法帮助你创造的模型理解其他同类在想什么。因为其他同类无法直接与你创造的模型决策中心相联系。只要你希望你创造的头脑模型可以用于理解或预测其他同类的行为，那么构建的方式就必须与其他同类理解你时使用的模型相同。因此，如果你想要设计出的模型能够享受复杂的社交生活，你就必须放弃这个完美模型，转而寻找点其他能帮它适应社会关系的东西。

完美的意识恐怕也是孤独的

我们可以研究的意识并非是大脑中的终极决策者，它不是我们全部思想和感觉的汇集之处，也不是我们确立总体目标的地方。但意识是如此强大，因此即使它并非这些最后的决策者，也可能会对它们有好处。我们可以有第二个意识，那个我们想象要拥有的完美模型。它可以整合所有的信息，做出决策，规划未来。

目前据我们所知，人类只有一个意识。但为什么我们不能同时拥有两个呢？其中一个帮助我们在社交生活中做出猜测，另一个则更精准。这简直是令人梦寐以求的意识。

让我们想象一下如果确实拥有两个的效果。我在这里描写自己的意识体验。我写的到底是社交模型呢还是整合信息做出决策的完美意识呢？

当我们写作或谈话时，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最基础的社会性行为。当你告诉我某件事的时候，你就把自己的想法从你的头脑里放到了我这里。我也许因此改变自己的行为。所以我的大脑必须提出疑问，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你怎么知道的？而反过来，你说的内容就要作为这些问题的回复。我会从你说的话里推测出什么？我会做何反应？

我们原以为这些问题寻找答案的工具就是我们的社交模型。当我们沟通时，参考的必须是第一意识。当你听到我说话时，它会做出种种如此的推断。我们并不指望这个社会模型能够和完美模型直接联系起来，正如我们不会指望它直接与决策中心沟通一样。如果我们能获得决策的真实原因，那么有效的误解信息反倒会被遗漏。

因此，假设我们可以拥有想象中的那种意识，但它绝不会是我们讨论到意识时所指的那一个，甚至都不会是被作为“我们不知道的那一个”谈起的。

动物没有智慧，但也有社交

如果我看见一只小狗摇尾巴，我会觉得它看到我很开心。因为我喜欢小狗，所以我也许会去摸摸它，相信它不会咬我。但是狗不需要为自己或是其他狗的思维构筑模型，就可以理解这些来自各处的信息。

如果它们遇到了另一只摇尾巴的狗，它们会跑上前去互相闻来闻去。如果对面的狗体型大于自己而且在咆哮，它们就会跑回主人身边。它们不需要逐步完成逻辑推理：对面的狗在摇尾巴所以它很高兴见到我（思维状态）；它很高兴见到我，所以如果我闻闻它也不会被咬（从思维状态中推断出的结论）。即使对思维状态一无所知，它也可以简单直接地做出社交举动。

胃肠蠕动不需要思考，是因为你的朋友觉得这件事很无聊

我们的身体要执行一系列复杂的任务，但其中只有极少一部分可以引发他人的社交兴趣。在日常生活中，你的细胞始终在分裂，消化液在执行消化功能，瞳孔也许扩张也许并没有，但全部这些进程都对你身边的事物毫无影响。通常情况下，我们不会关心别人的瞳孔扩张，因为这不过是正常的健康状况，对我们没什么意义。其他人不会关心我们的这些事，我们的意识也就不需要通过关注这些事来理解他人。因此，这些活动都是无意识的。

语言和骨骼肌的运动才是别人关心的部分。因为他们是我们交流、做爱、捕猎、偷窃或分享食物、战斗、逃跑、在饮用水中排便或是为他人捉背上蜱虫的基础。所以，这些与社交相关的，会引起他人兴趣的活动，甚至仅仅是活动的意图，才是我们会意识到的。¹¹³

意识更关心做不做，而非怎么做

当我们学会了一种新的运动技巧时，许多神经学的变化已经悄然发生了。¹¹⁴而随着我们熟练度越来越高，练习这些技能就变得越来越机械化了。¹¹⁵这是因为我们只会对社交相关行为建模。当初学某个运动技巧时，我们动作的机械细节是具有社交意义的。可一旦掌握这个技巧之后，就只有是否使用这项技能的决策具有社交意义了。

让我们用学车做个例子吧。教官会根据他们认为学习者掌握的信息以及想法给出一系列指令。比如“打转向灯之前看看后视镜”“轻轻松开离合器”或是“开出去的时候别紧张”。

而对于经验丰富的驾驶员，具有社交相关的决策内容则是要不要把车子从车库里开出来。控制离合器，检查后视镜，抬起手刹这类的细节问题就完全是自然而然的，而且别人也对这些操作毫无兴趣，因此对他们思维社交模型毫无触动。鉴于意识是自我建构的社交模型，我们会更倾向于将其应用于社交相关的问题，而不是把有限的意识资源浪费在无关的技能操作上。

冲突吸引注意力？因为它有趣

通常情况下，你不会对我的呼吸感兴趣。在社交关系中，这件事跟瞳孔反射一样无趣。因此我完全是在无意识地呼吸。然而，如果我们去采贝壳，水下游泳时必须屏住呼吸，那这件事就重要起来了。我能不能憋气憋得足够久，支撑我们游到看好的贝壳那里？

这时冲突就产生了，一边是待在水里采到贝壳，另一边则是浮上水面好喘口气。而你对我的看法又是怎样的呢？这也会影响到我的选择。如果我浮上水面，你会觉得我已经尽力了，还是轻易放弃了？如果我没能坚持下来，你会继续下潜采到贝壳吗？而这之后你会把采到的贝壳分给我吗？如果我表现得很糟糕，毫无耐力，你以后还会和我一起来采贝壳吗？社交因素上的考虑会影响我决定付出多大努力（尽管由于我们无法因为憋气使自己窒息，所以社交因素不是最后说了算的那一个），这时闭气而非正常呼吸就变成了一件有意识的事情了。¹¹⁶

自己的名字最敏感

在一场鸡尾酒会里，我们会过滤掉周围嘈杂的噪音，把注意力集中于和对面人的交谈。但突然间，我们听到了自己的名字，有人在身后讨论我们。我们听到了关于自己的所有谣言，脸颊涨红。

事实证明，在这样的场合中，我们的耳朵会收集大量的对话，而大脑也会对它们进行处理。但大脑中的意识部分是能力有限的昂贵工具，因此无意识部分会在幕后处理许多信息，注意不要让意识部分工作量过大而造成过载。无意识部分会只把最有用的那部分传送给意识部分：也就是社交相关部分。通常情况下这指的就是我们正在进行中的交谈。但如果特例出现，无意识部分也会注意到，并及时进行切换。¹¹⁷比如有人提到我们名字的时候，这时我们需要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如果我们转过身去纠正那些可怕谣言，他们又会做何反应。这些工作需要我们的社交模型，也就是我们大脑的意识部分。而这就是为什么无论在多拥挤的房间里，我们都能听到自己的名字。

大脑间的军备竞赛

对于人类来说，最艰难也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数学、哲学、工程学或是自然科学，而是与其他人相处。我们比代数更复杂，比形而上学更深刻，比地震更不可预知。我们想要的一切，都要通过他人获得。

群居的灵长类脑容量更大，¹¹⁸而人类的社会关系又比任何其他动物都更加灵活复杂。我们可以居住在城市里，与之前素未谋面的人交往，组成团队解决从未见过的抽象问题。语言的运用使我们可以讨论不在场的人，描述感觉和动机的微妙差异，交换复杂的想法，规划可能需要数年甚至数代人才能完成的复杂任务，还有其他动物做不到的——欺骗。想要做到以上这一切，并搞清楚别人谈论某些事物时真正的含义都需要巨大的脑力，这是有竞争性的。如果你更加擅长猜到别人的行为并影响他们，你就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把那人握在手心里，并且在竞争中胜过我。而我要想理解你，就需要一个至少一样大的脑子。

自知更难，却不太重要

自我觉知和呈现给他人的自我之间的鸿沟正是无数幽默的来源所在。无论是里奇·格维斯在情景喜剧《办公室》中的角色，约翰·克莱斯在《弗尔蒂旅馆》中塑造的旅店老板，《抵制执情》中的拉里·大卫，《小人物日记》中的查尔斯·帕特尔还是《仲夏夜之梦》中的职工波顿皆是如此。但希望我们能够站在他人的视角审视自己确实难上加难，尽管往往那才是更加客观的看法。

我们生来就注定要推测他人的想法，而推测他人对我们的想法则是二次尝试，没有那么准确也不足为奇。更糟糕的是，我们被困在一个既定模型里，只好从这一个模型中构建出成百上千人对我们的看法。我的妻子也许觉得我那件新外套非常气派，所以我出门时满怀自信。但如果没人说出来，我绝不会知道，其实别人觉得我穿着那件衣服像个蠢货。

更进一步，哪怕我们说出自己的想法，也有可能弄不清他们到底理解了多少。当我们对人说起自己的某些负面内容时，我们预期的是他们会因此降低对自己的好感。也许事实就是如此，如果倾听的对象是已经对我们知之甚深的伴侣，他们得到的信息就是这一项负面信息。但如果是不必那么亲密的人，也许他们还会由此产生另一种影响——认为我们诚实坦率。这种看法甚至有可能压过负面看法本身，并且对我们加深好感（除非你坦白的缺点实在太过分）。事实上，在不止一项实验中，¹¹⁹被试对描述了自己优点的对象和坦陈缺点的对象好感度不相上下。

我们都知道，有些人就是无法客观地审视自己，这种特征在部分管理者身上尤为明显。也许是因为他们根本不在意别人的眼光，也正是这种心态才让他们成为管理者；也许是我们看待他们的态度本身出了问题。¹²⁰所以下次你的老板空洞地夸夸其谈时，请用欣赏喜剧的眼光看待他们，千万不要一时冲动说什么“如果你更坦率我会更喜欢你”之类的话。

故步自封的大脑

社会心理学家的工作就是理解人类行为，什么推动我们行动、表达、信任或是思考某件事而非另一件。但数千年过去，人类仍然每天都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如果我们无法预测他人的行为，就无法维系自己的生活。

科学家积累知识的过程往往是从一个糟糕的模型开始的，在此基础上，他们找出这一模型的缺陷点，然后修正出一个更好的模型，对更多问题做出更准确的预测，不断修改。以原子模型为例，最早我们认为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固态球体，后来我们猜测那是一个带有正电荷的球体，而带负电荷的电子分散其中。再后来，我们将模型修正为带正电的原子核和围绕在周围的电子。而现在，物理学家正在这一基础上继续向前。每一种模型都尽可能多地解释了我们当时认知能力中的事物，并比前一个更好。

但对于人类行为这个领域，科学家却无法继续遵循这一规律了。在出生时，我们就已经内置了一个杰出的预知模型，用于预测我们自己和他人的行为。它并不总是对的，但它很好用。思维的存在和对经验的总结以及预测，使大脑已经高于科学家能够发明的任何东西。

本书中几乎所有的实验都还不算久远，人类早已发现了DNA的结构，登上了月球，能够将原子分裂为更小的部分，却仍然没能发现我们内置模型的可改进之处，好让我们能像对待过时原子模型理论一样把它弃之身后。而正是这个优秀的模型，它惊人的能力把自己深深地藏了起来。

存在即为不合理的头脑

我们大脑的意识部分所做的和我们体验到的竟然不一样，这件事似乎有点令人难以接受。居然是我大脑中的潜意识部分设定了目标，打响了行动的发令枪，宣布了注意事项并选择我们的行为。而意识部分则是为了理解其他人而设计的，还是个失败的模型，这实在让人如鲠在喉。

过去，科学进步颠覆我们对于世界和自身的看法。量子力学听上去怪怪的，它说世界是由难以定义的概率旋涡所组成的，这不符合我们的经验。达尔文和哥白尼的发现则彻底革新了我们对于自身存在的定位。但即使是这些发现，都不会令我们如此不安。因为现在，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我们对于过往经历的自身体验都已经真伪难辨了。

意识不过是个公关代理人

一家公司想要建厂，避税、交税或是开拓新市场，就要了解公众的看法，反应以及自己该如何引导公众态度。而这就是公关专家的工作领域。理想的公关代理人不会被公司内部的意见所蒙蔽，相反，他们会浏览新闻，与人们交流，并利用他们对于人性的了解推断公众意见。

公关人员不需要知道某个项目盈利多少，或是领导层有多么重视它。对于某些决定，她也不需要知道管理层究竟考虑的是什么，而是找出公众认为的原因是什么。同样，事务繁忙的管理层也不需要知道公关代理人是怎样得出结论的，她们到底读了哪些报道或者和谁交谈过。只要公关人员提交了报告，管理层的责任就是衡量她们所提出的意见和潜在的利润，并最终做出决策。公关人员本身并不参与决策，她只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提出建议。我们大脑的运作方式也与之类似。大脑中的意识部分可以在不了解决策相关所有因素的情况下对他人猜测做出推断，它也不需要提交做出推断过程中用到的信息。而潜意识部分则是最终的决策者，它来判断是接受意识部分提供的建议还是另谋他途。

意识在于知人而非知己

在本书中，我们呈现了关于意识的一种社会学理论。意识源自于一个我们自己和他人反馈的模型。那么，我们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呢？是哪些线索将我们引向此处，它又为我们解释了哪些之前无法解释的问题？

最明显的证据出现在本书的第3章中。在那里，我们推断人类所思考、感觉、需求的和他人对我们内在驱动力的推测极为相近。我们依赖于自己的语言、姿态、周围环境和对自我行为的观察来决定行为，而非直接从大脑中提取意识信息。如果意识的关键在于理解他人，那这就说得通了。但这还不足以证明我们的理论，也太过局限。

如果以上就是全部证据，那也许结论会是这样的：意识不过是我们用于推断他人思想装置意外产出的副产品。¹²¹我们拥有某种理解他人思想的工具，而一小撮不太规矩的大脑灰质却把工具用在了自己身上，意识就此诞生。如果事情真是这样的，意识就没什么存在的意义了，就像男性的乳头一样。

但意识能做的远非如此而已。我们有单独的构筑自己思想模型的工具，而且用法也和上面不同。用于我们自身的工具会将感知他人时无法获得的信息都利用起来，比如痛觉或运动反馈。我们往往会在采取行动之前就意识到自己将会做出什么，即使他人根本无从猜测。我们会利用那些他人无法获取的私人信息，比如自己的储物柜号码。

而如果意识真的是理解他人的工具滥用的后果，那么不得不说，从它分离出来开始，已经发生了巨大而复杂的变化。这就意味着，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意识，已经是演化后的结果。我们用于理解自身的工具所呈现出的令人惊叹的效果表明，存在着某种选择压力使它在某些方面不断进步，也就是说，它是有目的的。那些意识和现在的我们更相似的祖先会比其他的同类更加优秀。

而我假设，他们更为擅长的事情就是推测并操纵他人的行为。他们更善于发现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并据此调整自己的行为，以此能够让自己收益最大化。这和我们对灵长类动物演化的了解可以相互佐证——社会化驱使我们发展出更大的脑容量。另外，这也符合另外一件关于意识的，可以确证的内容，即我们可以就它进行探讨。事实上，这就是我们对意识的工作性定义：我们无法说出自己看到了闪光灯，或是将吊桥和爱情决策联系到一起，那正是因为这是潜意识独立承担的部分，意识没有参与其中。意识经历则是我们能够进行探讨的，而我们对于意识经历进行探讨的行为则真正将其推进了自然选择的领域中。这一选择是社会化的，是他人决定在听到我们的表述后要和我们约会，还是动手揍人。而这则进一步决定了基因是否可以被传递给下一代。

社会压力导致了自我认识和对他人认知之间的差异，这种推论似乎言之有理。当然，如果意识的存在意义在于推测他人对我们行为的看法，那么类似于对私人信息的采用，触觉等感官，或是我们可以提前知道自己下一步行为等差异也有可能是有用的。但我们还有更直接的证据。

那个关于一个叫汉娜的女孩的家庭条件实验和改动版本的电车实验都是证据。在这些实验里，旁观的观测者会从被试的行为中推断他们有意识的态度，实验的设计目的就在这里。观测者几乎无法从情境中推断他们决策的原因，因此他们表达出的就是内在的倾向，也就是他们的偏见。（他们自己也无法说出自己行为的动因，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做出了含有偏见的举动。）但当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源自于某些可能无法为所社会接受的理由时，他们就会更改决定。

关于意识的社会性角色，我们还发现了更多支撑证据。如果意识扮演的角色是帮助我们分析社交相关信息，那么就可以合理推断，相比于其他类型的信息，大脑更倾向于为它提供这一类信息。事实正是如此。只有在别人观察我们，并关心我们是否呼吸时，我们才会将呼吸视作一个决策。当某些行为不再具有社交意义时，它的意识性也会迅速降低。而在拥挤的房间里，也只有别人喊出我们的名字时，这个声音才会吸引到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潜意识一刻不停地收集并处理信息，但只有它们具有社交相关性时才会提供给意识部分。

关于意识，我们所讨论的社会学理论¹²²和其他一些理论¹²³的区别在于它在决策中扮演的角色。在本书描述过的部分心理学实验进行前，意识负责决策似乎毋庸置疑，而许多更近的理论则试图从以上“显而易见”的结论中抢救出一点遗骸。我们的经历做出决策。而意识仍然联系着其中的大量信息：感官体验，我们对自己行为准确的预知，我们正在考虑的事情以及我们对自己欲望的了解。如果意识不参与决策，那么它为何还要参与这些内容？难道最自然的解释不就是，意识把大脑其他部分的工作整合起来，衡量所有信息和期望并做出了合理决策？¹²⁴ ¹²⁵

但我认为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可以加以论证。意识之所以接触所有的信息，是因为这会帮它更好地理解他人。而且我们注意到，意识对许多社交无关信息视而不见。¹²⁶（比如瞳孔扩张的程度，捡东西的时候手指要伸多远或是什么样的化学物质释放到了血液中。）我也可以说，意识决策源自经验是自然的，因为这就是意识的主要工作之一，即找出他人为何会相信我们做出了某个具体决定。当然，意识对决策有所贡献毫无疑问，否则它就毫无用处了。

胃口决定了我们的进食，眼前所见决定了我们的行为。如果他们都对决策毫无用处，那么眼睛或是胃口也就都不需要存在了。但没有谁会因此就将眼睛或是胃口当作大脑中的决策者。同理可得，意识给出的关于自我的模型也为决策提供了建议，但它本身并非决策者。

如果意识是最终的决策者，那有些事就会变得无法解释。比如为何我们只能意识到一部分决策所需的信息，或是为何我们经常弄错做出决定的原因？为什么我们会以为自己知道为何选择了货架右侧的袜子，或是知道自己为何爱上一个人？在本书的第1章中，我们看到了太多被试因为自己根本没有意识到的原因而做出决定，并仍然坚信他们清楚原因所在。

也许你会争辩说，意识只做某些特定类型的决策，或是只整合特定类型的信息。去看看那些关于爱情的实验吧，我们的浪漫决策都是无意识做出的。还有那些不需要意识就可以移动手指的实验。这样说来，意识的工作就会比我们设想的少得多，但它会负责我们想象的那一部分。

但同样有强有力的证据可以对这种假说进行驳斥。比如我们为何会弄错哪些决策是有意识的？或是，为什么我们会有意识地选择做那些我们并非有意识选择要做的事？为何我们会因整合了错误的信息而陷入这种无法解释的困境中？看上去，这些都不是扩展意识作为决策者的工作领域的办法，更别说它们还都会消耗大量珍贵的脑资源。

如果我们能够找出哪怕一种决策，在其中意识确实扮演着最终决策者的角色，就比如说摆弄脚趾吧，那么将意识集中于这类决策上不是要比分散能量到那些它肯定不会进行决策的内容上更加高效得多吗？比如是否坠入爱河或是要不要对实验员有礼貌。那为什么还要误导我们，让我们以为意识在做那些它根本没有做的事呢？如果意识是个有意识的决策者，那至少它应该知道自己做哪些决策吧。

最后，关于意识在某种层级的决策中是必需的这种假说，无法解释大脑意识部分的有意识性。低等动物做出决策需要衡量不同感官传递的信息和各种驱动力之间的平衡，比如是去捕猎还是待在安全的地方。我们无须推断要有意识才能做出这些判断（就像那个不需要意识的台灯一样）。人类也会无意识地整合信息（比如麦格克效应就是对听觉信息和视觉信息的结合）。其实，我们也不清楚为何决策者需要是有意识的。无论哪种类型的决策意识，如果需要我们的感官知觉，它的特别之处又是什么呢？我们为何看到了某些东西，而对大脑所处理的潜意识辉光视而不见，尽管后者才真正影响着我们的行为？

关于意识的社会性理论则提供了一种解释。情绪、欲望、视野等的抽象状态是自然而然的，尽管它们也许只存在于我们自我构建的模型中。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在拥有这些状态和真正意识到它们之间画出明确的界限。它们就是我们的体验。

同样，我们的理论还为另一件事提供了优雅的释义，即我们为何目前只知道意识的意义是什么。意识被演化出来就是为了预判和解读我们的行为，而且它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因此，决策均为有意识做出的，因为我们清楚做出决策的理由这种信念不乏为理解人类行为的一种上佳方式，哪怕它是错误的。

第5章　意识没那么不可或缺

为意识开发出新功用

意识是大脑系统的输出产物，而这一系统的基本职责就是对精神状态做出判断。但这并不是它的全部任务。当我们投入到数学、哲学或是逻辑推理等领域时，我们也会认真地，有意识地思考。这可能是个意外。也许意识在此时开始工作，是因为我们需要与它们交谈，我们需要与得出的结论争辩，并说服他人。或者也有可能是，意识进入了它的另一个工作角色中。

大脑里用于判断精神状态的工作套装非常强大，甚至可能超出你的想象。想要理解思想，我们必须能够收集各种不同来源的信息，并将它们合理地整合起来。我们需要处理抽象的概念，并有逻辑地得出事关他人的结论。这些工具在别的地方大概也可以找到用武之处。

当大脑已经为解决一个任务而发展出一种方法时，它会将这种方法反复利用到其他任务上，而非每次遇到新问题都要创造新方法。这种情况在心理学案例中屡见不鲜¹²⁸。我们之前就曾经提到过一个：当大脑处理恶心的食物或其他污染物时，所激发的厌恶使用的方式和激发道德厌恶感是相同的，而非开发出全新的处理手段。逻辑推理也许一样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某种工具在承担兼职，而副作用就是我们会意识到这一过程。比如说，如果你问人为什么要长腿，因为我们需要走路就确实算是个合情合理的回答。但这也不会影响我们用腿踢球（或者踢人），跳舞或是放本书在腿上。同样的道理，模型扮演的主要角色是在社交活动中提供帮助，但没人说它不能在逻辑推理、哲学或是别的事情上帮帮忙。

相反的是，如果我们要跑步，光有腿是不够用的，比如我们还会交叉摆动双臂。而就算没有腿，我们也可以从一处移动到另一处（尽管会艰难得多）。腿对于移动来说不是缺之不可的，社交也是如此，大脑中也有着某些无意识进程在调节我们和其他人的交往活动。¹²⁹

意识并不是我们用于预判他人行为的唯一工具，同时它也会参与到其他任务中去。但请记住，尽管我们在上文似乎削弱了意识的必要性，它存在于思维模型中的主要任务仍然是社交性的，而且恐怕这也是它发展的驱动力。

意识只是个非首席军师

对自控的理解大概是心理学家最重要的实践课题之一。自控能力强的人更健康，取得的成绩更好，在伴侣关系中更愉快，犯罪率更低，事业也更容易成功。¹³⁰

自控也是一场战争，战斗介于我们的意识模型向大脑提供的建议和来自其他建议者的窃窃私语之间。意识构建出的自我模型的对手是某些远比它古老，且早在它出现之前就已经摆布我们行为的东西。

一名节食者也许会这样想，如果她少吃点蛋糕，会变好看得多。但她的食欲却一直在怂恿大脑再来一块。一场斗争就此展开，结果是她把蛋糕的最后一丁点吞了下去。

接下来，她的意识模型就必须为她的行为找到理由。它会说，这只是一块而已，她明天就会好好节食了。这种事情随时都在发生，大脑的意识部分推断那些无意识决策背后的理由，并将其演绎为一个有意识的决定，尽管她真正的意识模型说的是别吃那块蛋糕。这就是意志力战败后出现的奇特现象。由于意识是从她可见的行为中构建出的，因此可能得出如下的推断，比如她对自己的体重感到满意，她缺乏节食的意志力或是生活中有其他重要的事情。那么接下来，她的自我构建模型就会在这场关于蛋糕的战争中举手投降，放弃对蛋糕的拒绝，节食也就此不了了之。

意志力也许真的是消耗品

如果意志力是有限资源，那么它就应当会有耗尽的时候。如果我先游过泳才去健身房，肯定会举不起多少重量。这是自然的，我们的肌肉力量已经耗尽了，而精神力量也是一样的。

俄亥俄州的一个研究团队有一种非常有趣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¹³¹他们要求一部分被试在六分钟的时间内不许想起白熊。这项任务出人意料的艰难（你可以自己试试看）。基本等同于在工作时不能走神想起外面的好天气。你越是努力不要去想，越是会忍不住。

六分钟之后，无论被试有没有想到蹒跚在极地的北极熊，或者窗外挥手的宝贝熊鲁伯特，又或者是积雪的玩具活过来，研究者都会让他们去解字谜。这些字谜很难，是研究人员的有意为之。如果意志力可以消耗，那么相比于随心所欲的那一组被试，刚刚拼命控制自己思绪的被试就应当意志力更薄弱，更快地放弃不可解的字谜。实验结果证实，正是如此。

有趣的是，做出决策和练习自控消耗的精神力量几乎相同。在另一项实验中，部分被试需要选择洗发水、T恤衫和短袜，然后所有被试都要把手伸到冷水中。那些刚刚需要做选择的被试坚持的时间更短。¹³²这下我们大概就可以理解超市为什么要把巧克力、酒和薯片放在商店尽头了。如果你想控制自己的账单，应该从商店最后逛起，那时我们的意志力还很充足，可以抵御诱惑。而当它们消耗殆尽时，你也走到水果和蔬菜区了。

校对文章才是约会的好选择

研究者已经通过一系列不同实验消耗被试的精力，检测他们的精神疲劳程度。得到的答案都是一样的。¹³³而且，如此繁复的实验倒也证明了他们的绝佳耐力。他们要求被试捏手柄，憋气，看喜剧还不许笑出来，思考死亡，做校对，吃胡萝卜而不是巧克力饼干。所有的实验结果都指向一件事：在一项任务中消耗大量精力后，被试在第二项任务中就会降低自控力。

一项有趣的实验则向多情的读者提供了另一条捷径，即自我性约束力也会被同样的方式消耗掉。¹³⁴实验者选择建立关系不久的伴侣作为被试，要求他们集中精神观看视频。与此同时，研究人员则在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在此之后，他们就可以自己离开了。后续结果采集中，研究人员发现，那些经历了注意力控制任务的伴侣会表现得更加亲密。

头脑和肉体都需要锻炼

如果你想提升身体素质，你会去锻炼。举重可以增肌，游泳、骑自行车或是跑步可以提高耐力。运动会暂时性地使肌肉疲劳，但长远来看却是有益的。对精神力量的锻炼也是同样的道理。

而保持身体健康本身就已经是对自我约束力的锻炼了。长远来看，锻炼有助于提高我们的幸福感，但如果只在眼下做抉择，不少事情都会比它有吸引力得多，比如读书、看电影或是和朋友出去喝一杯。梅根·奥腾和肯·陈认为，执行锻炼计划不仅仅有益于身体健康，对精神力量同样有所助益。¹³⁵

在他们的实验中，一半被试接受了包括健美操和举重项目在内的训练计划，周期为两个月。在此之后，研究者测试了被试的自控力。首先，他们用白熊练习消耗被试的精力，然后再让他们追踪电脑屏幕上移动的黑色方块轨迹。与此同时，研究者还会试图分散他们的注意力。结果显示，坚持锻炼计划的那部分被试表现更佳。

除了在这些人为测验中表现优秀外，这些坚持锻炼的被试在其他更加实用的方面也表现出了进步。比如他们宣称自己更愿意学习，不再看那么久的电视，金钱花费也更加节制。哦！对了，还有他们会在饭后及时洗碗，而不是把它们堆在水池里。

含糖饮料是意志力的好朋友

在描述自控的时候，运动简直是一个无比精妙的喻体。我们的大腿和肱二头肌如何消耗能量，意志力也就是那样的。大脑是个吞噬能量的小怪物，尽管它很小，只占我们总体重的1/50，但它却要消耗掉身体中1/5的卡路里。

我们大脑意识部分自我模型和大脑其他部分之间的冲突无时无刻不在进行，而调节这些冲突就是个非常耗能的工作。锻炼自控力时，我们的血糖水平会下降。而可用能量的降低则会让我们在后续的任务中更加缺乏意志力。

获胜的关键在于有技巧地选择战斗。比如不要把节食、戒烟和写一份高难度报告放在一起同时进行。（注：节食和戒烟都是非常困难的过程。尼古丁会导致细胞向血液中释放葡萄糖。因此，当吸烟者开始戒烟时，一个明显的副作用就是血糖水平下降。由于缺乏足够的能量来支撑意志力，他们会变得烦躁不安，难以集中精神，无法控制自己去买烟的欲望。有证据显示，在使用尼古丁替代疗法（nicotine replacement therapy，NRT）或安非他酮的同时摄入糖片可以提高戒烟的成功率。¹³⁷节食也是同样的问题，它可能导致血糖水平下降，并因此导致意志力薄弱难以坚持下去。）不过我们的生理倒是提出了一种简单粗暴的解决方式：喝葡萄适。耐力项目的运动员就会通过喝葡萄糖饮料补充能量，我们也是一样的。当精神力量逐渐被消耗殆尽时，含糖柠檬水绝对是帮你恢复精力的好选择。不过，如果你的意志力是用在节食上，这个办法恐怕就没什么用了。

信念帮你获得胜利

有些运动员在谈起他们的胜利时，会让你觉得信念才是他们的制胜关键，甚至比训练还重要。比如迈克尔·乔丹就曾说过：“我的头脑是最重要的财富，我对每场比赛的胜利都充满渴望。”而训练意志力对于自信也有额外收效。一旦意识认定你可能会失败，它就不会再让大脑把资源耗费在社交优势性的事物上，而是转向为失败找到理由。

一组研究者曾用实验影响了被试精神力量的支配。¹³⁹在第一项任务中，被试需要在一份冗长无趣的文件中搜索特定的字母组合。而研究者会对其中一部分被试描述这项任务究竟有多无趣。而对另一部分被试则不是这样的，研究者会说曾经有研究显示文件纸张的颜色会影响被试的表现和感受。

在此之后，研究者会衡量被试在接下来的第二项任务中投入的精力，这次的任务是变位词游戏。那些在第一项任务中受到鼓励的被试毫无意外地表现得更好，他们坚持的平均时长比另一组长了75%。而另一组被试，显然，他们已经在第一项任务中就筋疲力尽了。

互相敌视的家庭生活和工作

大多数人都是从家庭生活中开始培养自律的。我们被要求吃掉盘子里的球芽甘蓝，按时上床睡觉，不要和兄弟打架。而即使成年以后，家庭也是自律的一大动力。我们努力工作，饮酒有度，忍住不对老板大喊大叫，都是因为我们希望自己的家人能过得更好。

可以说，念及家人是说服大脑动用有限资源的重要筹码，即使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当时想到了这一点。曾经有这样一项实验，被试会在电脑上接受30道题的数学测验。¹⁴⁰而当他们专注于运算时，屏幕上会有他们家人的名字闪过。同其他无意识实验的条件一样，这些名字闪现的速度非常快，被试是意识不到自己注意到了的，但却足够无意识部分的大脑做出反应了（大约1/300秒）。

数学测验结束后，研究者要求被试用字母m、p、l、a尽可能多地组词。那些在电脑屏幕上看到了家人名字的被试测验成绩更好，组词数目也更多。当然，你能仍然坐在那里，盯着那些字母，思考lap，leap，map，lamp，maple，ape这些单词，这绝对是意志力的胜利。尽管你真正想做的是溜出去找个伴（pal）喝一杯麦芽酒（ale）。[1]但你到底能把多少精力用在测验上，事实上是被无意识部分所影响的。

我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一位资深经理人就如何精进事业给我提了点建议。其中一条就是，千万别变成那种在电脑屏幕旁边摆家人照片的人。他说，“他们这样做简直就是在强调‘我更想待在家里陪孩子玩或是拥抱我的妻子，而不是坐在电脑前面为公司赚钱’。哪怕你就是这样想的，也不要让你的老板知道。”但这位经理人并不知道，从心理学效应上说，正是家庭让员工愿意加班，挣扎于数字和报告中。这些照片激励着他们用尽全力保住自己的工作，却在回家后更加疲惫。他对于家庭合照的排斥也许已经给公司带来了损失，反倒改善了员工的家庭生活。

[1] 这里的两个单词也是符合组词需要的，作者大概在用文字游戏强调你已经走神了。——译者注

大脑的投桃报李

意识和冲突紧密相关。大脑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各种互相冲突的想法之间左右权衡，做出决策。而这并不是人类新近才需要面对的问题，有些甚至可以说在演化上相当古老。比如绝大多数动物都要在外出觅食和躲避天敌之间两相抉择，或是在节约体力还是主动捕猎之间犹疑不定。即使是果蝇，也会在饥饿时更愿意做出冒险行为。¹⁴¹但人类可以意识到这些冲突，因为我们是社交敏感型的生物，其他人会对我们将做出的行为做出猜测。

同时，意识的存在也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冲动。这样说吧，我们可不是天生就有动力坐在办公室里编辑表格，为了考试勤奋学习，著书立说或者刮胡子的。我们之所以做这些事情，是因为会对其他人产生影响。¹⁴²对人类而言，想要理解其他人是如何解读我们的行为的，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社会模型。而意识正是在这种模型中诞生的。当我们选择即使又累又饿，也还是留在办公室里努力工作时，我们就将自己置于了冲突之中：做社会偏好的行为（大脑的意识部分会建议你选这个），还是遵从生物的原始本能。

处理大脑中的这些冲突是非常耗能的。当我们血糖较低，或是利用水平较差时就可以看出大脑地选择了：它会率先抛弃意识这部分，而非更古老的原始冲动。对于现代人类来说，也许我们大脑分配给原始本能的权重已经过高了。在这个食物充裕，社会性复杂的环境下，如果我们能够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学习工作和处理人际关系当中，大概会更加成功。¹⁴³不过，即使暂时无法改变这种分配，我们也可以通过管理血糖水平来提升自律能力。¹⁴⁴

无法完成社会期望行为的一个极端案例就是犯罪。一项关于获释囚犯的长期研究发现，他们血糖水平变化导致的生理反应几乎可以成为未来暴力行为的精准预测。¹⁴⁵因此，改善监狱饮食可以降低暴力行为。¹⁴⁶

另外，提升我们自控能力（并改善情绪）¹⁴⁷的一个简单途径就是吃早餐。在夜间睡眠时，血糖水平会下降，需要靠早餐加以补充。比如，当学校为学生供应免费早餐后，他们在课堂上的注意力就会明显提高。¹⁴⁸

除此之外，良好的夜间睡眠也必不可少。曾经有实验证明，睡眠不足的被试在注意力控制任务中的表现会相对较差：他们的大脑无法充分代谢葡萄糖。

要想赢得大脑中进行着的恒久战争，我们的意识就需要稳定的资源供应。为它提供足够的能量，用家庭和其他精神支柱的形式对它加以社会性激励，不断训练它，避免同时多线作战。这些技巧会帮助它，也会帮助我们自己，获取更大的胜利。

伟大的演员会满足观众的梦

正如题目中所说，伟大的演员并非演绎出一个角色应该如何。他演绎的是观众想象中那个角色的样子。而我们大脑的意识部分也一样，它对我们自己究竟是谁并不在意，而更关心我们的观众如何看待我们。真实的我们对于他人而言是不可见的。与他们互动的，只是我们所扮演的那个角色。而这个角色的背后，是大脑的一部分高高端坐在舞台的侧翼包厢里，审视我们的表演并指手画脚。

文学家也揭不开的人性面纱

文学关乎人类，以及人类的一切行为。文学也关乎困境，无论是间谍惊险故事中那种，“为大局着想”情况下学院式地践行不道德行为的紧张刺激；还是描写重重社会压力之下爱情的浪漫故事皆是如此。它们都关乎思想。但文学家却和演员被同样的枷锁所缚：他们笔下的角色的行为方式必须是可以令读者信服的。的确，故事中的角色比现实中的人类更加独立，他们不太容易被周围人无意识地模仿影响，也很难误将穿越吊桥时的恐惧当作浪漫激情。¹⁵⁰

然而，作者讲述故事的技巧仍然会暴露我们大脑的运作方式，哪怕作者本人也说不清楚他们自己为什么这样做。一本触动心灵的书籍和平淡无趣之作间的区别就在于是否触发了我们大脑中的某个进程，并是否在大脑接连不断地活动中唤起了情绪。比如有些时候，我们读书绝不是为了提升自我，也不是被蒙骗以为作者会讲述什么深刻内容，仅仅是因为那本书本身紧紧抓住了我们，让我们欲罢不能。就是这个原因，看上去是陈词滥调的作品肯定获不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我们的大脑却吃这一套。所以，那些更想吸引读者而非旨在奖项的作者当然会善用这些旧套路。激烈的冲突永远发生在暴风雨之夜，邪恶的角色自有畸形古怪的习惯与身份相得益彰，而麦克白夫人也在永无止境地而又徒劳地洗刷沾血的双手。

我们对意识的理解同样可以用于解释这句作家箴言，“展示，而非告知”。如果一名作者在文中直白写出，萨莉爱着马克，这当然非常高效。但我们大脑的意识部分却生来要追问动机推测思想，它自然会问为何作者要写出这一点，他们如何知道彼此相爱，又是否存在误解。而当作者在故事中描述“萨莉床头摆着一张马克的照片”时，你的意识就会自告奋勇地推测萨莉的思想。这时，它就根本不关心作者想什么了。

自由意志与他人评价

在本书前面的部分，我们讨论过是否相信自由意志的后果。现在，让我们从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再次看看自由意志这个问题。我个人观点是，我们大多数人所概念化的那个自由意识，其实是不存在的。但我觉得这不重要。自由意志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够体会到它，而非它真正存在与否。这种体验本身非常有意义。我们会经历很多情况，故意做某件事或是意外经历，自主或是被他人控制，出于个人选择或是迫于压力，这些都会让我们更好地体会他人如何评判我们。

想象一下我有个家务机器人，它打碎了一个盘子。我关心的是它以后是不是会继续打破盘子。这到底是因为一份超级滑的意大利面酱引发的罕见事故，还是这个机器人其实笨拙到只适合铺床？又或者是控制它完成服务的电路出现了根本性故障，我该干脆销毁掉它呢？

这和我们祖先要面对的演化问题其实颇为相近。你该信任谁？谁的能力足以担负重任？他们将表现如何？做出决策的到底是意识还是无意识根本无关紧要。但他们最终对你做出的评判是基于他们对你头脑的建模，而你对他们态度的猜测则是基于你对他们建模的模拟分析。而这一切，就是你的意识。

因此意识体验和道德息息相关，这种关联就是我们所谓的自由意志。而就算我们现在对意识有了全新的认识，也不影响我们仍然关注的那些问题。那个人还会不会再次偷窃？我该做何反应？自由意志的体验就是理解他人如何评判我们的起点。

无法逃脱的幻觉囚笼

曾几何时，你觉得是自己有意识地做出了决定。可现在你已经知道并非如此。那么，对你讲出了这一切的我是否已经成了你意识的窃贼呢？你会觉得自己是一台搭载了笨重模型的机器吗？当然不会，我们就算知道了光学错觉是何原理，也仍然还是会被欺骗。本章节结束后，你会合上手里的书，关掉台灯，仍然对这是自己有意识的举动深信不疑。但这并不意味着这门新科学就会风过无痕。我坚信物理老师教给我的一切，但仍然觉得太阳东升西落，就像哥白尼没存在过一样。然而哥白尼确实改变了两件至关重要的事，他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现在不会有人再把自己的宗教理论建立在地球是群星中心的基础上了。而在此之上，他也改变了我们应对世界的方式。如果人类想要飞向月亮，至少我们知道它确实在哪里了。而本书中提到的所有科学工作者所做的，也正是这样的改变。

致谢

我想要感谢设计并开展了书中提到的所有实验的研究者（还有那些虽然没有在书中写到，但同样影响了我的思考的研究者）。就这些研究本身而言，我认为它们非常有趣，而且意义深远。而在更广的角度上来看，我则认为它们将指向一个更加宏大的理论。也许在未来，社会心理学家重新回溯现在时，会发现它们的有趣之处。

同样感谢我的朋友（克莱尔·德夫林和彼得·史密斯）和家人，他们分享了这本书最初的几稿。

我的助理詹姆斯·威尔斯，在这本书成稿的几次修改中都一直支持着我。还有我的编辑马克·布思，他的建言改变了这本书的结构，效果非常显著。

我的妻子菲奥娜，感谢她让我写了这本书。在我们结婚前，她就知道我计划只要存够钱就立刻辞职着手写书。但她仍然嫁给了我，而我至今仍常常因为这本书而对她的付出不够感到内疚。她一直鼓励着我所做的一切，我心存感激。

在巴克莱资本的同事（好吧，很快就变成了前同事）帮助我大大缩减了前半程的工期，并使其变得更有趣。如果银行业和银行家真的是我想象的那样，决心辞职本该容易得多。但事实并非如此。亚当·摩西是我遇到的最好老师之一，与他共处的时光塑造了我。

有些人生来就是幸运儿：他们富有、美丽或是天赋异禀。而我的幸运则在于遇到良师且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在学校时我就遇到了很多很好的老师，在这里我说到的是其中两位。斯图尔特·克拉克的建议是这本书诞生的直接原因之一，尽管那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一位我不会说出名字的地理老师（以防万一影响他的职业生涯）坦诚地告诉我，对我来说学习地理简明大纲基本算是浪费时间。他让我把精力集中在重要的，以及我感兴趣的科目上。他甚至给我推荐小说，而非强迫我艰难地挣扎于家庭作业中。

而在接下来的学习生涯中，我也一直保持着这种有选择性的注意力。当然，我要对那些意识到我在某些课程中完全放任自流的主管教师道歉。用以学习的时间是我们被赋予的最珍贵的礼物，我们不应当浪费。因此，把时间用于学习既没有用又无聊的事情上，是对这份礼物的滥用。

Bleloch博士和Krivanek博士，你们也许不知道我对你们的帮助如何心怀感激。同样还有Taraskin博士和Elliott教授，我希望在这里让你们知道这一点。

尾注

1.有些控制变量乍看上去牵强附会。这也是更进一步地显示了，人类并不擅长对何物影响了我们的思想和行为进行反思。可以看到，握着一杯热咖啡就会改变人们对他人的看法。语言对麦格克效应有强烈影响，也许还有其他我们惯于使用的隐喻。而穿过摇摆的吊桥会使人更可能坠入爱河。如果我们根据外部世界来推断自己的大脑，那么就像说到的那样，我们的衣着甚至会影响我们的性格。

你可能会毛遂自荐，愿意自我牺牲成为实验被试。但不幸的是，如果读完了这本书，你就已经不是一名好的被试候选人了。比如，如果你参与了心理学实验，在离开的时候有人不小心碰倒了一盒铅笔，你可能会猜测有人在旁边计数你捡起了几根。这种问题在被试是自愿（或是被迫自愿）参与以获得学分的心理学专业本科生时同样存在。这些被试要么会意识到实验者使用的技巧，要么对此领域毫无兴趣，开始思考为什么要花上好几年在这种测验中浪费生命。

2.（33）.同见（102）.

3.（79）

4.（157）

5.（11）

6.关于这个问题，George Lakoff和Mark Johnson写过一本有趣的著作：（103）

7.（176）

8.（170）

9.（2）

10.这种红色-浪漫关系的关联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是双向的，它既会影响男性对女性的吸引力（56），也会影响女性对男性的吸引力（55）

11.（30），（86）

12.（153），（20），（154）

13.这一结果无法用孤独的被试仅仅是因为反馈而感到沮丧，或是由于不愉快的实验而暴躁来解释。因为还存在第三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中，被试得到的反馈是自己表现笨拙，且很可能在未来遭遇严重的事故。尽管他们同样因实验结果而沮丧，但仍然表现得慷慨和乐于助人。

怀着自己被拒绝，或在未来将会被拒绝的想法生活，似乎会将想法变为现实。这种想法让你对他人更加不友善，这种表现又会反过来导致你更容易被拒绝，最终恶性循环，结局只能是孤独终老。在这种悲剧循环中，我只能看到一个优点，那就是你可以把更多时间留给自己了，用于阅读或是思考我们正在讨论的这种悖论。不过，孤独可能会让你的思考质量变得更低。

被试参与性格测验，又从这项实验中获得关于未来的错误反馈。接下来被试会进行推理测验。结果显示，比起得知自己会婚姻幸福的被试，那些被告知自己会孤独终老的被试明显在实验中错得更多。

14.（99）

15.（7）.同见（152）

16.（108）

17.（113）

18.（109），（164），（27）

19.关于向相信自己有被外星人绑架经历的被试植入错误记忆的实验和讨论见（41）

20.（174）

21.S早期综述见（85）。八边形实验发表在这篇综述后，详情见（101）

22.（39），（134）.在另一项实验中（38），显示了类似的结论。环境肮脏混乱时，人们更容易随手丢垃圾（研究者会向毫不知情的被试的车子挡风玻璃上放置传单，以给他们制造垃圾）。而当他们看到别人也在扔垃圾时，受到的影响会更强。

还有一项实验（74），Cialdini教授和其他研究者设计了毛巾架标识，鼓励酒店顾客循环使用毛巾。其中一个标识单纯写到希望顾客循环使用毛巾，保护环境。而另一个标识则写到，希望顾客能够加入其他顾客的行列中，一同保护环境，并提到有75%的顾客都会循环使用毛巾。结果不出意料，最有效力的标识是提到了其他人也在这样做的那一个。这一信息非常有效，将毛巾的循环利用比例提高了25%。

尽管所有展示你的行为有从众效应的信息都提高了你做这件事的可能性，许多公益性团体仍然对此而感到困扰，它们要面临的问题规模庞大。可以列举出就包括饮食失调项目，自杀预防活动和高中生饮酒教育。这里存在的是一种广告效应。当我读大学的时候，反堕胎组织发放传单，表示1/3的怀孕最终都以堕胎告终。数据触目惊心，但我非常怀疑，这种宣传到底增加还是降低了堕胎数量。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也许传单可以这样写：大多数女性选择继续妊娠，我们会像帮助她们一样帮助你。这恐怕会更有效一些。

23.（83）

24.（98）

25.（146）

26.多数大型慈善机构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些效应，它们会努力诉诸情绪，而非用数据轰炸我们的理性。比如有些机构就会采取这样的策略，它让我们资助或是“收养”一个可怜的孩子，把她的照片给我们看，告诉我们她喜欢做什么运动，把她的画印成很多份分发出去。然后再告诉我们这个小姑娘有多么饥饿，多么渴望接受教育。

动物保护组织使用的也是类似的策略。2009年，RSPCA收到了超过1亿美元的捐款，而这其中有超过2000万都花在了营销上。他们的一份邮件就是这样的，信封上印着一张小猫的脸，旁边写着“你能听到我的呼救声吗？”而打开信件之后，我们会读到Stevie只有八周大，而它残忍的主人就这样遗弃了它。“它冷得发抖，一条腿断掉了，微弱的叫声几不可闻。”

如果慈善决定是理性的，我们会希望得到更多类似每只兔子归巢成本这样的信息，以便比较同样的数字可以让我们为埃塞俄比亚人提供多少食物。有些组织确实会在广告里使用这样的数据，看上去似乎值得称赞。但如果一个慈善组织用数据取代情绪影响，它绝对没有真正理解人性。而我更愿意向一个理解人类的慈善组织捐款。

27.（144）

28.本部分及下一部分见（76，75，82）

29.（76，75）

30.（97）

31.（111）

32.（96）.同见（4）

33.（133）

34.关于公正世界理论，有很多有趣的实验。其中最早期的两个见（105，104）.（80）是一份最近的综述，引用了本部分最后提到的例子。

35.在《憨第德》中，伏尔泰写到了一名乐观主义者庞朗洛斯。他感染梅毒，失去了一只眼睛和一侧耳朵，在地震和海啸中幸存，又因异端信仰被葡萄牙审判所判处绞刑。在整个讽刺故事中，庞朗洛斯都坚信着自己的哲学，即在千万可能世界中最美好的地方，结局永远会是美好的。

庞朗洛斯的信仰（实际上是对莱布尼茨捍卫者的模仿）是对一个烦人宗教问题试图做出解决的尝试：如果我们的世界是被善神所创造，那么为什么还会有邪恶存在其中？

36.（117）

37.（176）

38.（32，139）

39.关于神经再利用，有些颇有趣味的探讨，见（6）

40.事实上，Leon Festinger和同事完成了下面这个伟大的任务，他们渗透进了一个历史久远的邪教（64）。这大概要比他自己创建一个争议更小，因为最糟糕的结果也无非是被指责没能够阻止邪教对信众的伤害，而非亲身制造伤害。

还有与此类似的记载，我最喜欢的书籍之一作者就是在科学教派发展的早期阶段加入了进去（95）。整本书读上去像是一部扣人心弦的惊险小说，但感兴趣的心理学家可以在阅读过程中试着找找心理学技巧。

41.e.g.（23，24）

42.（84）

精神疾病患者可以通过多项目测试加以分类。这种测试有一个分数阈值，高于该阈值判定为精神疾病患者，低于的则不是。当然，这很有可能导致许多精神疾病倾向会被数据忽视，这种一刀切的阈值划定方式也可能会在统计上高估或低估精神疾病患者的数量。

43.（162）

44.（155）

45.（88）

46.研究者发明了自己的语言，并把这种语言交给了志愿者（137，138）。下表出自一项实验。如果你想要自己试着玩玩，那么用七分钟记忆这些字母串，然后把它们盖住。

XMXRTVTM　XXRVTM　XXRTVTM

VVTRTTVTM　XMMMMXM　VTVTRVTM

VTTTTVM　XMXRTTTVM　XMMMXRTVM

XXRTTTVM　XMMXRTVM　VVTRVM XMMXM

VTTTVTRVM　XMMMXRVTM

这些字母串看起来可能没什么意义，但这些字母串的背后确实有着统一明确的语法规则。这些规则很复杂，我大概需要七分钟的时间才能跟你说明白，而如果你要记住它们则需要你花费更长的时间。

虽然我还没有告诉你语法规则，但是从这些字母串倒推出背后的语法规则似乎也不是什么难事。因为你的无意识里可能已经提取出了这些信息。你可以通过下列的字母串测试自己，这些字母串有一半是符合“语法规则”的，还有一半是不符合的。符合的字母串打钩，不符合的字母串打叉。

人造语法字母串：

1.XMXRVM

2.VTTTVM

3.XMVRXRM

4.VVTRXRRRM

5.XMTRRM

6.VVRXRRM

7.XMMMXRVM

8.XXRTTVTM

9.VTRRM

10.XMVTTRXM

11.VTTVTM

12.XMVRMVRXM

13.VVTRVTM

14.XMMXRVM

15.MXRTTVTM

16.VVTRTTVTM

17.XMVTRXRM

18.VTVTRTVM

19.XMMMXM

20.VTTTVTRVM

21.VVTTRMTM

22.XMVRXM

23.VVRMVTRXM

24.XXRTTVM

25.VVRMVRXM

26.XMVRXRRM

27.VTVTM

28.XMMXRTTVM

29.XMVRXRRRM

30.XMTRRRM

你有多大信心自己的表现会优于偶然性？你知道规则是什么吗？多数参加了测试的人一个都说不清楚。他们只对少数几个字母串确信不疑，但平均正确率却是2/3。答案，以及对人造语法的讨论见下文。

我们的无意识是个聪明的学习者。法语老师绝对没办法在七分钟之内教给我大量语法（事实上，他们花五年也没教会多少），但对于这种困难的，全然陌生的语言，我们却在完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抓住了规则所在。

然而，由于说不清自己学到了什么，我们非常缺乏自信。当研究者允许被试下注赌哪一组字符串语法正确时，无论赌注高低，被试的正确率都没有比随机抽取的高。这似乎是无意识知识的共同特性。当年我爸爸把稳定器从自行车上拿下来时，我超级不开心，觉得自己根本没办法保持平衡。但他可以看到，我确实是可以的。

人造语法的定义方式见下面的流程图。

想要用这个流程图创造字符串，要从左边开始。现在跟随箭头指向的方向。

只要你经过了一个箭头，就把旁边标注的字母写下来。比如，从标注着X的箭头开始，这个箭头指向了M。而M的箭头则是回到刚才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再走一次M。然后我们转向第二个X的箭头。从这里指向的是R，然后是V，最终以M结尾。我们的字符串就出现了，XMMXRVM。所以，只要可以根据流程图写出的字符串就是语法正确的，反之则不是。

因此，正确的字符串是：1，2，7，8，11，13，14，15，16，18，19，20，24，27和28。顺便说一句，另外15个不正确的字符串是根据另一幅流程图写出的。你可以试试根据字符串反推语法。我猜你在7分钟之内不会有太大进展的。

与英文语法比较

这种人造语法也许看上去完全是生搬硬造，但在结构上说，它其实就是真实语言的简化版本。其中的字母相当于真实语言中的词汇，而字符串就是我们的句子。我们可以为英语语法画一个简易的流程图。

用这张流程图，你就可以造出类似“这张桌子”“一栋脏兮兮的房子”以及“这只坚硬，闪亮的狗”这样的句子。其中一些可能有意义，另一些则不然，但它们都是语法正确的。如果你违背规则，就会弄出某些不伦不类的东西了，比如“坚硬一栋房子”或是“发光狗这只”，这可行不通。

真正的英文语法当然要复杂得多，我们的流程图忽略了句子组成部分中许多微妙的部分。用这种冠词-形容词-形容词-名词的结构造简单的句子，如果得出的是“这栋大大的蓝房子”（The big blue house）当然没问题，但如果是“这栋蓝的大房子”（The blue big house）好像就有点怪怪的。也许从没有人明确教过你，描述大小的形容词应当放在描述颜色的之前，但你还是会知道要这么用。因为你大脑的无意识部分知道。

47.（106）

48.将问题口头表达出来究竟是助力还是阻碍要取决于问题的类型。问题1和2需要内省力，而下面的两个问题则是可以分析的。

3.警察确认A，B，C，D四个人中是有一个人犯罪了的。而每个嫌疑人会做一次陈述，但四个陈述中只有一个是真的。A说：“我没做。”B说：“A在说谎。”C说：“B说的是假的。”D说：“是B做的。”谁说了实话，又是谁犯罪了呢？

4.从一盒普通的扑克牌中拿出三张，面朝下放在桌子上。以下信息是已知的（出于特定原因，且所有信息指代的都是这相同的三张牌）。（i）Q的左边是J；（ii）黑桃右边是方块；（iii）红心右边是张K；（iv）K右边是黑桃。你能够把三张牌的花色分别对应出来吗？

当被试尝试这些问题或类似的问题时，将问题大声朗读出来不会对他们的逻辑推理表现产生影响。但当研究者做出一点提示时，有趣的事情发生了。研究者告诉被试，有时人们会陷入特定的思维模式中，这时可以考虑换一条路试试。

在那些需要内省力的问题上（比如问题1和2），或是被试沉默地解题时，这条提示不会带来明显影响。但在如下情况中：（i）被试解决的问题需要费力计算；（ii）被试在解题过程中大声念出来，这项提示就极其戏剧性地降低了他们的成功率。大脑的意识部分迷惑了自己，飞快地放弃了有效策略。太过努力地思考，并让大脑的意识部分尝试太多条解决路线可能反而是一件坏事。

在另外一类完全不同的问题上，科研人员发现了相似的结果。中等水平的高尔夫球手练习时会用逐渐倾斜的坡度，直到他们可以在一条线上的洞里连得三个球。接下来，一半的球手要用五分钟写详细的训练报告描述他们的表现，而另一半球手则聊一些完全无关的话题。

然后，他们会再次练习在一条线上打中三个球。那些闲聊的球手平均成绩是11次，而写训练报告的球手则平均用21次。后者的成绩和他们刚刚开始练习时是一样的。有意识的反应完全毁了训练成果。

在大脑的无意识问题解决器和意识部分之间的沟通，仿佛存在着某种间接成本。在某些问题上，这种间接成本就会严重拖慢问题的解决进程。

49.（50）.这是一个争议性的实验。在本书后面，我们会看到一些类似的实验，研究者据此宣称我们需要有意识的注意力来解决逻辑问题等。然而，Dijksterhuis和同事的实验很有说服力。如果我们分散意识部分的注意力并能够对信息进行衡量，那么我们就必须可以在没有意识输入的情况下完成任务。而相反的未必是真的。由于所有的意识进程都伴随着无意识进程（49），因此分散意识注意力也可能会影响无意识进程，而这有可能就是测试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这最终可能会指向，我们在某种类型的问题上需要大脑的意识部分（在这本书中我正是要论证这一点）。然而，这样的事实还是很令人震惊的，也就是解决某些问题时完全不需要意识，而我们却误以为意识会帮助我们做得更好。

50.关于潜意识广告的普遍看法，以及在广告中运用潜意识技巧的困难的详细讨论，可见（129）。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某些技巧在被广泛应用。这些技巧在于目标对象是可以看到信息的，但他们大多数却没有看到而仍然受到了影响。本书中描述的产品展示实验就是这样的例子。横幅广告常常被我们忽视，但即使我们不记得自己曾经看到过，它们仍然影响了我们的选择（59）。

51.（1）

52.（131）

53.（61）

54.杜克大学的研究者得出了类似结论，Dasani在那里已经是市场的主导者了。在毫无曝光的情况下，31%的人希望拿到Dasani作为礼物。而在12次不会被注意到的曝光后，62%被试都没有意识到但认为只有Dasani可以解渴。

无意识不仅仅会计数某个品牌在我们面前的曝光次数这么简单：它还可以评估这些曝光之间的关联性。当图片中的人物是外人时（比如背着印有其他大学标志的背包），被试对Dasani的偏好性就不会增加。

其他实验（59）则显示了条幅广告的效果；网页上的往往不会被注意到，但它们仍然会影响到我们的选择。效果和流畅性有关，当流畅性提升了浏览体验时，我们将其误认为对广告产品的偏好。因此注意到广告/产品展示以及对流畅性有了明确了解反而会破坏广告效果。这种现象给资深广告人向经理解释广告策略带来了麻烦。谁会想听到自己花了数百万美元结果是根本没人注意到广告呢？也许这些充满不信任的经理会干脆给广告人施加同样的潜意识影响，只给他们展示金钱的图像就好了，不需要发工资，反正他们也会产生自己很富有的印象的。

55.下面的练习是约翰·巴格和他的同事设计的练习之一。选用每一组五个词中的四个，造一个语法正确的句子。例如下面这组词：

好　猫　她　非常　是

你造的句子就是：

她是非常好（的）

如果条件允许，你可以给自己计时，看看多快完成这些练习。

1.父亲　坐　电视　喜欢　我的

2.苹果　这（个、些）　请　规则　尊重

3.这个　是　积极的　平的　病人

4.一群　敏感地　祖父　她的　告诉

5.明天　通常　她的　他们　看

6.我　已经　谨慎地　是　不（表否定）

7.训练　秃的　狗　萨莉　她的

8.小心谨慎地　将　高尔夫　玩　我

9.草　绿色的　这（个、些）远离　保持

10.重量　头发　棕色的　我　有

11.这里　让步　在……之内　它　生活

12.乐观地　这　已经（表完成时）结束　我

鉴于本书的主题所在，你可能已经猜出这套练习不仅仅是在测试你的语言能力。如果现在回头去看上面的词组列表，你会发现其中有一半的词组都含有隐晦地与礼貌相关的单词：尊重、敏感地、谨慎地、小心地、让步、乐观地。在飞速地做练习时，你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些词汇之间的隐秘联系。但你的大脑注意到了。正如正文中所描述的那样，当约翰·巴格和他的同事将类似的测验用于被试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被暗示），他们的行为也确实发生了改变。

56.（12）

57.但是似乎也可以同样推断，我得出自己想要写完这本书的结论，是通过观察“我正坐在这里敲字”这个事实达成的。然而无意识的真相可能却是，我希望尽量拖延要和妻子进行的一场麻烦对话，那么关于目标是写完这本书的推断就是错误的了。这种问题将会是本书第3章的主题。

58.（34）.对无意识目标的寻求有一篇简短综述，见（45）.

59.（115）.事实上，研究者发现对于日语听众来说，这种影响相对微弱（140）.原因可能是日语使用者在听到别人讲日语时，需要的视觉辅助比较少。

60.e.g.http://www.youtube.com/watch?v=P vHRkB37aE

61.（141，142）

62.（3）.（81）这里要解释一些可能会造成误会的问题：在最初的实验里，小圆片离中心的圆形比大的那一组更近，而这影响了实验结果。

63.（26）

64.这样的结果和早期某些更可怕的人体实验结论是一致的。20世纪60年代，Delgado博士会用人和动物的大脑进行操作。他的操作方式是对实验体局部麻醉，然后移除部分头骨（想想电影《汉尼拔》中的场景，你大概就知道在非临床情况下那会是个什么场面了）。Delgado博士倒是没有让他的被试尝尝自己前额叶皮层的味道，但他在那里植入了电极。

通过电极里的电流，他可以改变实验体的行为。特定的条件下，他可以操纵被试移动。并非那种突兀僵硬的移动，而是看上去非常正常、平滑的头部和身体运动。然后，尽管他们明明处于控制下，但被试依然认为自己的行动是自发的。当Delgado询问他们在做什么时，被试会回答：“我在找拖鞋。”“我听到了什么响动。”或是“我感到不安。”

65.你可能会注意到，伸展手指实验中决策是几乎瞬时的。那么你也许会争辩，在用时更长的决策中，我们就会意识优先了。在本书后面的部分里，我们会看到在行动开始之前，我们常常会运用意识。如果意识有用的话，那么应该就是用在这里了。当然，我们的决策本身还不是有意识的，意识只是用来判定该决策是否会被社会接受。

66.（166）

67.（149）

68.（125）

69.（112）

70.（63，62）

71.类似实验发现，儿童也能够意识到在激励行为中奖励的重要性（100）。孩子们会被分组做游戏。当他们因表现好而获得奖励时，就感觉没有那么享受游戏了（比起那些仅仅是游戏竞争而没有奖励的孩子），哪怕他们在玩的时候并没有预料到会获奖。我有点好奇，这是不是我和小孩子一样觉得传包裹游戏无聊的原因。

72.（22）

73.（54）

74.这些结果可能会有其他的解释方式。也许是这座吓人的吊桥所在地比较浪漫，而这种浪漫的氛围感染了被试；或者是这样的吊桥本来吸引的就是那些寻求刺激的游客，他们的天性就倾向于主动去碰运气。因此，研究者希望能够在实验室内重复实验。

所有的被试都是男性，异性恋。他们被告知自己参与的实验是关于电击对学习的影响。他们会和另一个被试同时进行实验。而事实上，另一个被试始终是研究者选择的美丽女性。电击有两档：一档较弱，只会有轻微的刺痛感。另一档则比较强，有明确痛感。被试靠扔硬币来决定自己会接受哪一档电击，在决定后研究者设置仪器，被试则会避开。

在等待电击实验的时间里，被试要完成一份问卷并编出一个有创意的故事。那些知道自己将要接受强电击的被试编出的故事包含更多性相关的内容，而且他们更愿意邀约一起做实验的女孩出去。同时，他们承认，自己亲吻那位女性的意愿更强烈。

有趣的是，实验者还做了另外一组对照。这次他们把那位美丽的女性换成了一位男性。然后他们发现，和男性搭档共同实验的被试对即将经历的电击表现得更焦虑。他们是在一个独立私密的小房间里回答这个问题的，因此那些不太害怕的被试并不仅仅是在希望亲吻的女士面前表现男子气概。看上去似乎是这样的，电击的威胁让每个男性被试都心跳加速，手心出汗。只是那些和美丽女性共处的被试将其归因为性吸引，而其他的则将其归因为恐惧。

75.（94）

76.电影《十二怒汉》是一次精彩的人性探索，它表现了在集体反对的情况下，保持对某个意见的赞同多么困难。关于从众，最著名的实验之一就是所罗门·阿施所做的判断线长的实验。有四根线段，其中三根不同长度，第四根与三根中的一根同样长。而在一组被试中，只有一名是真正被试，其他都是实验者安排好的内应。实验者会询问第四根线和前三根中的哪一根一样长，而内应会集体给出一个错误答案。大多数实验者都会至少跟着错一次（绝对不是每一道题都错）。这个问题的答案清楚客观（没有社会压力，错误率将会很小），因此实验结果就显得更加惊人。部分被试知道他们是屈从于他人了，而有些人则回想起来他们本来的答案是对的。然而，即使是那些得出了正确答案的被试，看上去也非常不自在。

我曾经有位老师，为我们重复了这个实验。他让一个学生离开教室，然后跟我们剩下的人交代了一下，再把他叫回来。再过一会儿之后，这位老师在黑板上花了三条线，说这是一种“视觉误差”，然后问我们看到了什么。几个学生都说那根比较短的线才是最长的，在此之后他会问那名之前被支出去的学生。结果是他也坚定地说，那根比较短的线是最长的。而当年这项简单的实验，至少在他的一名学生心中激起了对心理学的热情。

有趣的是，这位老师声称他做这个实验从来没有失败过。在阿施的实验中，许多被试给出了正确的答案。如果能够研究一下，是现实中认识的伙伴会增加心理压力，还是我的老师善于选择从众的被试，抑或是之前被叫出教室的经历增加了被试之后融于群体的压力这些哪一项影响了实验结果，应该会很有趣。

鉴于我们在客观问题上都会表现出这样的从众性，那么在无法得到清晰确凿答案的问题上更容易随波逐流也就不足为奇了。而正是后者构建了文化的主要问题。

77.被社会责任领域广泛研究（40）所谓的“得寸进尺”技巧（67）就是一个经典示例。第一步，只会向被试提一些小要求，比如在包上别一个慈善组织的徽章（35）。第二步，研究者会向被试再提大一点的要求，比如帮忙站三小时摊位。被试往往是并不愿意答应后面逐渐升级的请求的。然而，在有第一步铺垫的情况下，他们答应的比例就会升高（29）。

78.（43，73）

79.此处为双关语。

80.（166）

81.（13）

82.（14）

83.最近研究表明，婴儿可能更早就可以理解他人思想，只是出于某些原因无法口头表达。详情见（148）。

84.（130）

85.你也许会争辩说，自闭症儿童并没有因为无法理解自己的精神状态而在糖果测试中失败，而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实验者能够抓住他们对之前的想法说谎。然而，类似（132）中的实验者告诉了我们，这不是问题的根源。Frith和Happé写了一篇超级棒的文章，讨论的就是自闭症儿童在理解自己的头脑时更深层的问题（68）。也可见（171）。

86.（10）

87.顺便提一句，相比于获得药物后，成瘾者在发作时更愿意付出更多代价获得药品。这证实了对戒断反应的反感是比服用后的愉悦感更强的成瘾动力。留心孩子们！

88.（136，135，37）

89.（158，159）

90.（175）

91.这个问题由Dijksterhuis提出（49）。

92.关于这个问题有大量文献。（57）是一篇优秀的综述。

93.这是我读到过的最厉害的实验之一。被试要将球轴承描述为戴着眼罩的泰迪熊。因为有些被试在被要求和毛绒玩具交谈的时候沉默不语。他们之前先做了一次练习，在练习中，他们讲到了一座正在建造的塔和卡尔诺恶棍、虎克船长之类的卡通片。不幸的是，研究者认为应当排除一位被试的数据，他“似乎对于任务过于轻率，将玩具熊称为‘熊大人’，甚至某一刻给玻璃弹珠起了名字叫‘鲍勃’。”但无论将这位被试计入结果与否，那些在磁场中控制球轴承的被试和拒绝描述发生了什么的被试处理方式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94.无论这种思想是否真的存在。

95.（46）

96.（107）描述了一项富有争议性的实验，该实验显示意识反应很慢。

97.标准测试是内隐态度联想测验（IAT）（77，126）。但其他的包括了某人是否持枪的快速决策。在那样的实验中，白人明显选择了对黑人友善度较低的方式。且其中一个实验显示，对黑人的刻板印象里有一条就是攻击性强。

一项有趣的研究表明，当用黑人面部的图片通过潜意识影响了白人被试后，他们在电话交流中会表现得更具攻击性（36）。而实验中的被试不会知道，刻板印象正在塑造他们的行为。

98.举例来说，Fazio等人（60）发现，（通过问卷）得出的显性的被试种族主义倾向和其对罗德尼·金案以及黑人社区随之而来的愤怒浪潮的态度高度相关。然而，他们更隐晦的种族主义倾向则是其对待黑人研究员友善程度的绝佳预告。当然，在缺乏对照组实验的情况下，被试可能根本没有办法意识到，他们对于黑人研究员表现出的态度是和对方的种族有关的。

只有给自我模型足够的时间，且我们对自己建立的社交模型可以对行为选择做出判断时，我们才能表现出有意识想要表现的态度。

99.（156）

100.（171）

101.这项实验中有趣的一点是，几乎所有不加解释地拿走一张海报的被试选择的都是莫奈或者凡·高的画。而那些给出理由的被试中则有1/3选择的是幽默画海报。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对艺术和文学高谈阔论的人喜爱的艺术品和书往往与我们不同。刻薄的人可能会说，与其说受到艺术吸引，不如说抽象艺术更容易用来夸夸其谈，而且这大概就是抽象艺术在那些整日讨论艺术的人中无比流行的原因。

102.我们只能通过推测他人的思想来预判他们下一步的举动。但我们能够获得的信息却只有他们已经做出的行为（或环境等）。

103.关于“眼睛的语言”的更多阐述，见（13）。

104.（87）

105.（28）

106.或者是视觉注意对象的转换。如果我把水弄洒了，那么大脑发出指令表示其与社交相关，并确保视觉信号（这部分信息外在的观察者也可以获得）被传输到了意识部分，是合情合理的。在这一章后面，我们会对部分证据一一核查，看看大脑是否可以拣选出社交相关信息并将其传递给意识所在的模型。

107.（66，92）

108.（145）

109.研究者也曾在经验丰富的打字员那里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研究者在被试打出的内容中插入一些错误，再把他们原有的错误进行部分更正。打字员在他们确实犯错的地方会稍稍放慢速度。然而，他们会觉得那些已经被改正的错误本来就是对的。

110.有些情况下，私人信息是他人无法推测出的，这样的信息会提高我们预测并操纵他人行为的能力。有些情况中的私人信息，则是他人稍后可以得知的（比如我无意间在妻子的裙子上烧了一个洞）。有些信息，则有可能是他人已经知道的了（比如我妻子在换衣服的时候已经看到了）。当然，还有些信息是我可以选择与他人交流的（比如我烧了洞，于是订了周六晚餐的位子并留给她时间再买一条新的）。

选择不对等信息的进一步原因是场景中多方的复杂关系。比如之前讲到的更衣室的例子，我的朋友知道87号储物柜是我的，那个站在87号旁边的男人看到我们走过去也可能会知道。但房间里的其他人可能等会儿会知道，而和我们擦肩而过的人则可能永远都不知道。我们可以对情况进行模拟，为每一个发生互动的人都单独建立一个模型，但这看上去太麻烦了。建立一个可以共享的模型，再对模型统一调试，将他人可能会误解的问题明确下来，这样做方便多了。而关于错误想法做出的调试之一，看上去就是糖果和萨莉/安妮实验中想要测试的问题。（14，130）

一个社交模型，但整合的知识只有其他人可能会知道，这个模型估计非常苍白无力。而把某些别人不知道的信息加入到模型中来，在预测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和我们要如何操纵并回应他们时会有效得多。

111.（165）

112.你可以对这个机器人做点改进。比如当前方光强高于后方时，后轮能够不向后发力就好了。那你可以加一组电路，在光强出现差异时关停后轮。现在它看上去就有个中心决策者了。它会对比前后接收的光信号强度，然后决定发动哪一组轮子。

但在实际操作中，这种所谓的决策者其实是开关的一种。原理是这样的，机器前部传入了一定程度的电信号，而后方传来了更大的信号。对比两组信号强度后，它会自己传出一道电流。这个所谓的决策者不需要知道是什么引发的信号，或是它本身发出的电流会有何影响。它既可以用在手机里、电脑里，也可以用在烤面包机里。

因此，了解开关的状态也不会抹消掉我们对模型的需求。因为我们需要模型来理解开关如何从输入端获取电信号，又怎样传递给输出端。如果模型把这些都搞清，它也就完全没必要了解开关到底在做什么了：只要知道哪组轮子在动，动得多快就好。它自然可以从轮子的情况中推断出开关的状态，非要直接知晓开关状态反而显得鸡肋了。

113.Morsella和同事（120，122，121）强调了我们意识到的和意识不到的内容之间的差异。Morsella（120）列出了一系列例证，都是由无意识解决掉的互相竞争系统间的冲突，包括麦格克效应（115），双眼视觉和深度感知。

114.e.g.（51）

115.e.g.（65）

116.当矛盾使某种无意识行为具有社交意义时，我们常常会把它变为有意识的，这类现象并不罕见，大有例证。我们伸手拿起一杯水时可能根本没费心思，但如果我们受了伤，就会格外留意自己的动作。同样，在这个行为中也存在着社交问题的影响。举个例子，如果我手臂受伤了不方便拿杯子，你会帮我吗？或是你会猜到我为了偷懒夸大了自己的伤势吗？又或者如果你发现了我的伤势，就会占我的便宜。那么我应该为了掩饰伤口而冒再次受伤的风险吗？

117.由于研究者拿不到那么多聚会的邀请，所以他们在实验室中验证了这个结论。1959年，Moray描述了“鸡尾酒会效应”，向被试双侧耳朵中分别以同样频率传递两条信息，然后要求被试大声复述一只耳朵中听到的内容。总的来说，被试会屏蔽掉另一只耳朵中的信息，并且无法回想起其中的任何内容。然而，当被屏蔽侧的信息中包含了被试的名字时，被试就会时不时地想到这条信息。

这个实验和其他类似实验的结论是一致的。它们显示，对于外界刺激的意识知觉是受该刺激的社会意义影响的，比如知觉防护就属于这种情况（114，58）。

118.关于社会性大脑假说，更多讨论见（52，53）

119.（78）

120.我有幸遇到过几位优秀的上司。最好的上司之一曾对我解释说，他已经不亲自做事了。他的主要工作是让那些比他还聪明的人为他做事。他会整日思考如何激励一个人，或是另一个人为何早早上班。他会思考想要向某个人解释某件事该怎么做，或是另一对搭档为什么合不来。他将管理工作描述为一项对谦和度要求极高的工作，其中唯一可容的自负就是他自己的（鉴于他持有一种亲和的马基雅维利观点，我非常好奇他说这番话是想让我做出什么改变）。而我认识的效率最低的上司则持有完全相反的看法：他让他的雇员扮演那个猜测他想法的人。我理解持有这种看法的雇员优势在哪里，但完全没办法理解公司会雇用这样的管理者。哪怕他技术水平极其出色，但他永远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手下离职率会那么高。

121.Peter Carruthers的论述恐怕是和此处最接近的，“这样看来，元认知源自将某人的阅读思想能力转而用于他自身，它的出现只是阅读思想能力演化的副产品。”（元认知是“对于某人自己认知过程的认知”，他还区分了取用意识和现象意识。）他承认元认知可能来自稍晚的“二级”筛选。

然而，如果没有这种筛选，就无法充分解释我们对自身头脑和他人思想认知之间的错位，更别说要怎么解释那些被准备好的，供“猜心机器”所用的信息。

122.Baumeister和Masicampo讨论了意识另一种可能的社会性意义（17）（另见（18）），与本书中所写的不同。他们主张，“意识使大脑和思想的不同部分之间得以交流”。这种主张是几种理论的共同点，我还会在后续的尾注中加以讨论。然而，他们同样注意到了有意识思考与发言之间的紧密联系，并发现了社交需要可能推动了意识思维的演化。

Nicholas Humphrey也发展出了一套将意识与社交目的联系起来的理论（89）。在这套理论中，我们的个人经历体验让我们理解自己。而由于它帮助我们理解了自己，也就间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他人：“我们对自身行为的解释随后成为我们解释他人行为的基础”。（所以通过亲身感觉到疼痛并知道自己会做何反应，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人在同样的情况下会怎样做。）Humphrey自己现在似乎也放弃了这套理论，尽管他提出时，本书中大多数实验还都没有诞生（见（90））。

123.在这项工作中，我们并没有将现有的关于意识纷繁众多的理论全部考虑进来。这些书籍（例如（160））汇编了关于意识作用的众多理论，尽管其中有一部分相当古怪。

124.Bernard Baars（9）认为“意识也许可以帮我们调动并整合大脑原本各自独立的功能”。这种意识理论获得了部分人的支持。

而可以为这种理论提供支持的特定证据也同样可以用于支撑目前的理论。正如我在正文中所写到的，意识的确从许多进程中整合信息。而它需要这样做来为自己的角色服务，并不能论证这就是它本来的功能。

其他证据比较了在有意识和无意识状态下完成的类似任务。有些情况下，是输入的强度造成了差异。当输入的信息量较小时（例如一个仅仅呈现几毫秒的单词），大脑会以单一简单的方式给出反应。而当输入信息更大（例如持续时间更长的一个单词），大脑的反应就会变得费力一点，它会分别用与意识无关的其他独立脑区处理这个信息。它们也会将信号传递到自我模型中，以判断该信息的社交含义是什么。可能是由于意识和其他特定的大脑进程消耗颇大，因此不会轻易动用。大脑的意识部分和其他部分同时着手处理一个问题，并不能证明是由意识启动了其他进程或整合了其他进程的结果。

分离实验也同样可以支持意识可能具有的其他功能。我认为这些结果不能说是决定性的，但可以给出一些提示。在这种实验范式中（如（48）），被试的意识都被干扰了。严重点的类似从917开始，以6为基数倒着数数（19），轻一些的也是正向计数只数单数。如果在严重干扰的情况下，被试完成某些任务情况不同，我们就可以从中推断意识的作用（无论好坏）。然而，意识绝对依赖于其他系统对它的输入。在严重被打扰的情况下，有可能是其他的进程之一也同时被干扰了，而这才是阻碍了任务的真正原因。这些看似无关的实验为如下假说加上了不轻的筹码，那就是，所有的无意识系统都能力无限，且平行同质（那么或多或少与任务相关的无意识负担就也不会影响到最后的完成情况（48））。

有一项实验表明，分离范式中得出的结论也许未必是缓解麦格克效应的合适干扰项。麦格克效应（115）是一种前意识效应，其中视觉讯号和听觉讯号会被结合成一个知觉对象。Alsius等人（5）曾要求被试收听一系列“哔哔”声，与此同时观看一段录像。录像中会有一位女性做出发出某一音节的动作，而事实上录像则被重新处理，发出的声音是另一个音节。如果分离范式是对的，我们大概可以预期这样的结果，那就是干扰的“哔哔”不会妨碍这一藏匿于无意识中的进程。如果不然，则结果应该是被试接收到的声音信号被干扰，而放大了视觉讯号（一组对照实验显示用白噪音盖过录像声音会导致这种结果）。但事实上，有意识的听觉干扰削弱了麦格克效应，并戏剧性地使被试投入更多意识资源到听觉上去，以至于被试的反馈更多是音频放出的那个音节。

我们还认为，有些进程也许是与意识相关联的。并非因为这些进程要依靠意识完成，而是因为我们需要能够和这些进程有效沟通。因此，对Maier的实验中那种直觉型的推论（112），我们只关心结果。我们推测出的（当然也是错的）论证过程是与他人的推断相对的，但未必一定要是准确的。在逻辑问题解决中，我们也许需要一步一顿地慢慢来，以说服他人我们的结论是正确的。所以，那些也许会用于交流的部分就必须和我们的社会学模型互通有无了。

尽管如此，无论社交模型这一功能有多么惊人，多么意义重大，我们仍会惊讶于意识竟除此之外别无他用。想要创造出一个社交模型需要强大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工具，消耗大概也不会小。而同样是可能这些用于猜测自己的思想并整合大量不同来源的信息和逻辑推理的进程在逻辑推理的表达中起了大作用，被改装出了这种功能。逻辑推理进程的雏形可能就脱胎于我们关于步骤的有意识知觉。

125.超模态相互作用理论（SIT）（120，122，121）是一种独特的理论，它宣称意识的作用在于整合特定类型的信息并构建出一个最终结论。鉴于这一理论周密地考虑到并规避了一般意识存取理论中的明显缺陷，我们将在进一步思考中突出强调对这类理论的普遍驳斥。

这一理论假设大脑中存在着一系列的反馈系统，每个系统都包含一系列模块，而每个模块都有自己的关注点。这些超模态系统都可以直接作用于骨骼肌。例如，当我们触摸到高温物体时，组织损毁系统就可以不通过意识介导，直接让我们缩回手。然而不同的系统之间可能会对如何指挥骨骼肌运动产生冲突。SIT理论的作者认为，想要实现不同系统的协同行动，就需要有意识状态。他对协同行动的定义如下（121）：当两种（或以上）可以自行支配行动的意图（存在于激活水平时）被同时激活并试图作用于相同的骨骼肌控制器时，就会出现协同行为。

我会在下面列出四条理由，为何我更偏好目前的理论而非超模态相互作用理论。其中第四条是两种理论所做出的明显经验预测之间的直接区别，我想目前已经有实验加以证明了。

首先，如果协同作用需要有意识状态，那么这就不会是人类所独有的特征，而会为大多数动物所共有。以蝾螈为例，它们就需要在获得食物的欲望和躲避觅食时遇到天敌两种需求之间做出权衡。Whitham和Mathis（169）证实，蝾螈越饥饿，外出觅食的频率就越高。但当研究者在水中加入它天敌的激素时，它们外出觅食的频率就会相对下降。蝾螈所面临的冲突和解决方式完全是超模态相互作用中讲到的类型。与之类似的，每次捕食者决定是节省能量还是继续捕猎，或雄性决定为交配权而战斗还是避免伤害时，它们面临的都是SIT中所描述的冲突。的确，有可能蝾螈处理互相冲突的行为意图时采用的是不同的机制。但这又实在没办法解释，为何人类要抛弃这种可以为其他动物处理完全相同冲突的古老高效系统。因此，在SIT中其实隐含着这样一层意义：蝾螈等低等动物竟然也是有意识的。尽管这种隐含意义本身并不能否定这条理论，但它的确常常被忽视。

其次，SIT没有解释（也没有将其作为一个相关分析加以尝试）为何我们应当对超模态输出的整合过程保持有意识的认知。在该理论提到的超模态中，有许多冲突是被无意识地解决掉的。Morsella（120）整理出了包括麦格克效应（115）、双眼视觉和深度感知在内的这方面例证。这些例子看上去也没有比SIT处理的冲突简单多少。而它们和SIT的共有区别只在于，它们并不直接指挥骨骼肌运动。因此很难说清，为什么仅仅是骨骼肌相关这种类型的冲突而不是其他类型成了意识之源。与本文中所提到的理论不同，SIT无法解释对意识状态的有意识认知（而在本书所讲的意识社交理论中，意识与骨骼肌运动之间的关系非常清楚，骨骼肌的运动会带来社会意义上的后果。）

再次，SIT没有解释为何我们常常意识不到自己做出决策的原因。如果意识是一位有意识的决策者，它怎么会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决策，又是怎么做的呢？它又为什么会被愚弄，以为自己选了摊位左边的袜子是因为织物质量？这些问题在SIT中都得不到合适解释，而对于一个用于整合互相冲突的信息并选择做出何种行为的系统，将是它的基本缺陷。

最后，我们会研究本文给出的理论和SIT分别做出的预测之间的差异。本书中提出的理论认为，我们为自己建立的社交模型产生了意识，而这个模型只是决策所采用的信息源之一。与之相对，SIT则认为“某人意识到（……）系统输出整合之下潜在的计算进程”（120）。在SIT中，有意识状态是各种互相竞争的行为之间做出决策后所抵达的终点，而我们意识到了决策过程中发生了什么。

在我们的理论中，意识形成的意见可能会被覆盖掉，而我们也不会意识到那些被覆盖掉的原因（尽管我们稍后会推测自己为何做如此决策，然后意识到那些被推测出来的，可能根本不着边际的理由）。SIT则认为这根本不可能。在SIT中应该根本就不存在“启动一个系统来应对另一个系统的动向”（120）。

一项手柄实验（131）（在本书正文中提到过这项实验）为这种场景做了初步测试。在成组的实验中，被试根据讯号捏紧手柄。每捏一次值一便士或是一磅。有握力计可以显示被试用力的程度，力量越大，被试可以得到的钱越多。每轮之后，被试都可以看到自己的累计数目。

看上去这正是SIT可以处理的那种冲突。冲突双方分别是用力捏（在该组内获得最多的奖励）和避免疲劳（要考虑到两种情况成组实验的排列顺序）。当被试在每组实验开始前被明确告知该组奖励值时，他们会选择在能获得一磅的那些组里用力捏。这证明冲突确实是存在的。

然而，如果开始前只是暗示了金钱奖励，被试还是会更用力捏手柄。这就和SIT相矛盾了。

原则上说，你可以反驳说，金钱奖励影响了超模态激发行为。在获得奖励较少的轮次里捏手柄的动力没有那么强大，所以更容易被避免疲劳的动力所掩盖。然而，如果处理冲突的所有必要信息都包含在了超模态的信号里，那么就根本说不清超模态整合系统（有意识状态）除了比较两个信号的强度之外还扮演了什么角色。

我认为，我们提出的意识出自于社交模型理论，更容易解释Morsella和Bargh的相关分析。在我们的理论中，冲突所扮演的角色非常耐人寻味。有可能，我们的社交模型提出的建议就要和行为其他驱动源之间互相竞争。举例来说，我们可能会为了赢得奖项或是取悦研究者把手放在冰水里，但最后到底还是要拿出来，以免造成损伤。类似的还有，我们的社交模型可能会建议我们不要吸烟或是别再吃下一块蛋糕了，但大脑的其他部分可能会令这种努力功败垂成。科学工作者已经针对这一类的冲突做了大量研究（123），我们发现处理这种冲突非常耗能（71），且最终结果还会被无意识所影响（150）。

要建立这种社交模型，我们必须整合数量惊人的信息。它们有的来自不同的感官，有些则是来自其他大脑进程的输出信号。但我们认为，想要意识诞生，必须整合信息；反之则不成立。选择整合某些类型的信息是基于社交模型本身功能基础上做出的选择，而非这类信息只有意识才可以处理。

126.如前所述，我认为进入意识的是范围更窄的内容。我们不会将所有与推断状态相关的信息都交由意识。事实上，与其说是输入意识的信息帮助我们做出了推断，不如说我们意识到的是已经推断出的结论（例如他们在模仿我们）。而某些意识处理的内容，比如视觉，则可能看上去根本不在考虑范围内。然而，视觉信息确实是我们会归因于他人的要素。比如我们会说，约翰站起来离开，是因为他看见朱莉进来了。因此，要理解他人对我们的看法，我们就需要知道自己看到了什么。它是模型的一部分，而非仅仅是推论的输入源之一。

127.我们可以通过许多实验方式尝试理解行为和意识。其中有些会提供相对直接的证据，而另外一些尽管不能直接带来结论，但也能够启发我们。想要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就看看接下来讲到的四类实验吧。

1.如果我们对被试进行操纵，相比对照组，他们的行为就发生了变化。那么就可以相当确定地说是我们的操作引发了行为上的变化。例如，如果我们打50个被试的鼻子，他们都朝后退了。而对待实验组则不会打鼻子，他们也就不会朝后退。那么就可以得出结论，至少在我们的研究环境中（在拳击场估计就行不通），打鼻子是可以让人后退的。

2.如果我们对被试进行操纵，他们有相比对照组发生了变化。我们就可以确认，这种操作引发了他们有意识反应的变化。（请注意，有意识反应是一种可以让我们推测被试是有意识的行为类型，本书中假设其为对意识的表达。因为意识的存在只是我们的推论，但科学工作者需要可测量的信号。比如当一位物理学家谈到电子时，她是推论出了电子的存在，因为可以最恰当地解释她的数据。）所以，如果50名被试在被打了鼻子之后对研究者的好感降低，我们就可以确定，打鼻子会削弱别人对你的好感。如果我们对有意识反应的定义满意的话，那么可以进一步推断，打别人鼻子会导致对行为发出者有意识地不喜欢（当然还是要限定一下环境）。

3.如果我们操纵被试，而对方的有意识反应没有发生变化，但行为发生了变化，那我们就可以说改变的是他们无意识进程。由于行为发生了变化，那么就可以参见情况（1）。但有意识反应又变化了，如果我们仍然坚持上文中的定义的话，就可以排除是意识部分导致的行为的可能性。注意，我们也会用这种同样的办法研究有意识反应。举例来说，研究者做出模仿行为会带来被试有意识反应的变化。如果你模仿一群人而没有模仿另一群，你的模仿对象会表示对你更有好感。然而，由于他们表示并不知道你在模仿他们，我们就可以排除掉某些特定的会影响好感的机制。

4.如果我们操纵一组被试，他们的有意识反应和行为都发生了变化，那就比较麻烦了。我们也没办法判断是不是意识的改变引发了行为的改变。继续用上面的案例，我们打了被试的鼻子，他们朝后退，并反映说没那么喜欢我们了。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的行为让他们不喜欢我们，这种好感降低又让他们退开。尽管这种推论倒是很有吸引力。（事实上，意识进程之缓慢和退后动作的速度大概可以帮我们排除这种可能性。）也有可能是研究者的行为同时分别引发了被试的行为和有意识反应变化，而二者互不关联。

比如，有些研究会设置两组被试。将一组被试暴露在可以明确意识到的刺激中，而第二组则暴露在无意识刺激中。如果第二组的行为及有意识反应都和第一组不同（他们可以反馈看到了刺激源）。那么就可以宣称这显示了意识与改变行为的因果关系。然而，这种结论并不太有说服力。有可能是第二组刺激的延伸效应通过无意识机制改变了他们的行为（不包括有意识反应），而且像我们上文说的那样，同时又单独导致了意识内容的变化。

另一项试图将意识和无意识影响互相分离的尝试提供了无法直接得出的结论，但也可以为我们带来一定启示的证据，关于意识在逻辑推理中的运用。在一项实验范式中（48），被试会被分散注意力。要么是难度较高的，比如从917开始，以6为基数倒着数数（19）；要么是轻松一点的比如按顺序数单数。如果被试在高强度干扰下完成某项任务的情况不同，那么意识扮演的角色（无论好坏）都可以得以判断。比如，在高强度干扰下，逻辑推理就是一项较难进行的任务。然而，意识依赖于许多其他进程的输入。也有可能是其中一个输入进程被干扰了，因此影响到了任务。这种范式就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所有无意识系统都有无穷能力，且相互平行的假设上（那么或多或少与任务相关的无意识负担也就不会影响到最后的完成情况（48））

128.例证及一般意义上对神经再利用的探讨见（6）

129.e.g.（33）

130.（151）.值得注意的是，高自控能力的人取得成就的领域往往都是社会性的。还应当注意到，人类的自控水平是存在个体差异的。在孩提时代的测试结果往往也可以预言其成人后的自控力（143）。

131.（124）

132.（161）

133.综述见（21）.其他影响包括：（i）用与自控相同的精神肌肉多次做选择。比如要求被试在洗发水、T恤和短袜中做选择，会缩短他们把手放在冰水里的坚持时间（161）；（ii）偶尔，消耗精神力量的锻炼也可以提高随之而来的测验分数。在第一项任务中精疲力竭的被试声称他们在第二项任务中优于其他人，不过第二项任务是自己打分且可以根据分数获得报酬的（116）。看来，抵抗作弊的诱惑需要精神力量。

134.（70）

135.（127）

136.其他锻炼自控力的方式（可以见（16）），也同样可以增强我们的意志力。只要意识到自己懒散就立刻改正态度，或是时刻保持对银行账户的关注。这些都可以提高你的自控力，同时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有更可观的银行余额。

但有些锻炼方式收效甚微。在低落时改善心情也需要自控力，但这件事对增加意志力没什么用处。实际上，一个在意志力领域极具贡献的研究小组估计，他们的干预尝试成功率只有一半左右。

这并非骇人听闻。体育锻炼程序也不会都有一样的效果。游泳者可以通过一套精心设计的健身房流程提高速度，但游泳估计对提高你的举铁成绩没什么帮助。把书举过头顶直到手臂酸到必须放下来也许可以帮你提高耐性，但肯定也不是最有效的一种办法。

137.（168）

138.（71）

139.（42）.另一项（93）研究意志力是有限资源的实验也发现了类似的结论：那些相信自己意志力充沛的人也确实表现得如此。这些研究显示，我们对自身能力的信念可以影响到我们的动力，并激励我们在本来已经准备放弃，为失败找借口的关键时刻继续坚持下去。这方面最近的研究可以见（91）。另一种解释是，这些研究证明了，是我们认为意志力有限的想法才限制了意志力，并没有什么能量被耗尽之类的。但这种说法与部分实验不一致。比如有一项实验就表明，含糖饮料（非人工甜味安慰剂）可以帮我们恢复意志力（71，72）。不过，在这个问题上要小心，最近有证据显示，用含糖果汁漱口也能够提高自控力（以及运动能力）（118）。这似乎表明，也许并不是血糖水平变化影响了自控。可能是当大脑认为后援供应即将到达时，就更愿意清空现存的有限资源了。

140.（150）

141.（25）

142.其他的动物当然也会调整自己的行为以改变其他动物的行为。然而，我们仍不清楚他们是否也具有人类所依赖的社交系统，和它带来的意识。

你可能会争论，你刮胡子只是因为喜欢自己面部更光洁的样子。但是，作为一种有意识的偏好，它就是旨在改变他人对你的看法。

143.这里确实存在着循环论证。当说到更加成功时，我隐含的意思就是提高我们在这世上的，或是说社会上的，别人眼中的地位。如果创造出意识的模型目标就是如此，那么它接下来的建议也肯定会带来更多这方面的影响。而那种发生在积攒社会资本和进食冒险等冲突之间的权衡大多发生在过去，今天也许并不常见了。

144.这一部分下面的许多例证在（69）中有更详细的描述。文章更进一步地阐述了血糖水平、人类的血糖代谢和自控力之间的联系。

145.（161）

146.引用于（69）.

147.（147）

148.引用于（69）.

149.（173）

150.有些伟大的作家已经意识到了，我们对行为的解释其实诞生在行为之后。

我说不出是何时何地，你的何种风姿或是言辞使我最初动心。那是太早以前的事了。当我意识到自己爱上你时，已经无法自拔。

语出达西先生，其时伊丽莎白要求他解释为何爱上了她

《傲慢与偏见》简·奥斯丁

在《我爱你说谎的方式》这首歌里，埃米纳姆这样说，“我没办法告诉你那究竟是什么，我只能倾诉我的感受。”这不仅仅是歌词。对控制着我们的无意识和我们能够意识到并表达的内容之间无法跨越之壁，它大概也是绝佳的描述。他后来还有一首歌，描述了他（意识中的）意图与期望和现实发生的一切之间的分割。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