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罗巴一千年：打破世界边界的历史
Author: 李荣庆 【英】伊恩·莫蒂默
Date: 2019-06-30T16:00:00+00:00
Publisher: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说明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把由徐光启（1562—1633）为代表的回溯“汉学”、追求“西学”的学术思潮，看作中国近代思想的开端。正是以徐光启为首的一代人，立足中华文化，承续学术传统，致力中西交流，展开文明互鉴，在江南地区开创出思想文化的新局面，也遥遥开启了上海作为近现代东西交流、学术出版的中心地位。有鉴于此，我们秉持徐光启的精神遗产，继承和发扬其经世致用、开放交流的学术理念，创设“光启文景丛书”，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努力构筑优秀学术人才集聚的高地，思想自由交流碰撞的平台，展示当代学术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同时，大力引介高质量的世界学术精品，既在自身文化中汲取活力，又积极把自身文明带到世界前沿，以高水准的国际性成果丰富中华文化的内涵。

丛书推重“经世致用”，即是注重文化的学术性和实用性，既促进学术价值的彰显，又推动现实关怀的呈现。本丛书以学术为第一要义，所选著作务求思想深刻、视角新颖、学养深厚。同时也注重实用，收录学术性与普及性皆佳、研究性与教学性兼顾、传承性与创新性俱备的优秀著作。以此，关注并回应重要时代议题与思想命题，推动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与世界学术的交流对话中，努力打造和呈现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念、思想文化及其话语体系，为夯实文化软实力的根基贡献绵薄之力。

丛书推动“东西交流”，即是注重文化的引入与输出，促进双向的碰撞与沟通，既借鉴西方文化，也传播中国声音，并希冀在交流中催生更绚烂的精神成果。丛书着力收录西方古今智慧经典和学术前沿成果，推动其在国内的译介与出版；同时也致力收录国内优秀专著，促进其影响力的提升，发挥更大的文化效用；此外，还将留意海内外学者具有学术性、思想性的随笔、讲演、访谈等的整理汇编，结集出版，建构思想操练和精神对话的空间。

我们深知，无论是推动文化的经世致用，还是促进思想的东西交流，本丛书所能贡献的仅为涓埃之力。但若能成为一脉细流，汇入中华文化发展与复兴的时代潮流，便正是秉承光启精神，不负历史使命之职。

丛书创建伊始，事务千头万绪，未来也任重道远。本丛书涵盖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民俗诸多人文学科，需要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通力合作。本丛书综合译、著、编于一体，也需要多方助力协调。总之，丛书的顺利推进绝非仅靠一己之力所能达成，实需相关机构、学者的鼎力襄助。谨此就教于大方之家，并预致诚挚的谢意。

清代学者阮元曾高度评价徐光启的贡献：“自利玛窦东来，得其天文数学之传者，光启为最深。……近今言甄明西学者，必称光启。”追慕先贤，知往鉴今，希望通过“光启文景丛书”的工作，搭建起东西文化会通的坚实平台，打造上海乃至当代中国学术高原的瞩目高峰，以学术的方式理解和阐释中国，阅读与走向世界。

“光启文景丛书”编委会

2017年8月1日

献给

我的孩子们，

以及子孙后代。

这是一本注定由我写下的书。

但这并不是你注定要读的—

不过，看看也许有帮助。

图表目录

图3.1　1200—1500年间欧洲中部新建的城镇和英格兰新获准成立的市场，以20年为一阶段

图6.1　谋杀率（每10万人）

图7.1　动产在100—200镑的东肯特郡家庭，临终病人付费求医和雇请护士的情况

图9.1　每个世纪欧洲千年人口（人数/天数）比例

图9.2　英国、欧洲和其他发达国家（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生活在总人口超过5000的城市中的人口比例

图10.1　1820—1940年间英国和爱尔兰火车轨道长度（英里）

图10.2　1975—2000年间途经英国机场的旅客人数（百万）

图10.3　英格兰、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人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岁）

图10.4　英国每年购买的无线电和电视执照数量（千）

图11.1　与本书需求层次相对应的变化

图12.1　能源消费总量与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比照，1965—2013（相当于数百万吨石油当量）

表9.1　1840—1900年欧洲使用中的铁路轨道（英里）

表11.1　皮蒂里姆·索罗金对英国、法国、俄罗斯和奥匈帝国战争伤亡人数的估计

表11.2　五个欧洲国家人口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岁）

表11.3　英格兰南部建筑工匠的实际工资指数（1451—1475=100）

表11.4　国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990年国际元）

表11.5　国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990年国际元）

表11.6　变化汇总

表12.1　2009年盖洛普国际调查表明财富对宗教重要程度的影响

译序

《欧罗巴一千年》是一本社会文化史著作，它大致勾画了1000年来西方社会的历史文化变迁。近些年，人们在接触历史著作之际，都会想起那句流传甚广的“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的质疑。这种质疑似乎对历史颇为不恭，然而它却触及了历史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这个话题。在此新书付印之际，本书译者愿再次讨论一下历史的主客观问题。

笔者认为搞清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必须先厘清历史学领域内几个相互关联的概念。第一个概念是“历史”本身。如果历史定义为过去发生过的事情，即阳明先生所谓“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的那些花树，人不去看她，她就与人无干，她在山中寂寞地存在，那她就是我们强调要尊重的那个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是客观的。第二个概念是文字历史，或历史的编撰，也包括口头历史。历史一旦经过某个主体的记录，转化为文字状态的叙事和描述就产生了主观性。历史经过书写产生主观性的途径非常多。首先，历史编撰者看历史的视角不同，所看到的历史也不同。这应了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的那句名言：“我们所听到的不过只是观点，而非事实。我们所看到的不过只是看法，而非真相。”其次，历史书写人本身都具有一个“立场”。按照毛主席的话说，就是：“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立场不同，历史书写就会带有明显的价值取向。何况中国的史学家们一向有刻意运用“春秋笔法”，寓褒贬于叙事之中的传统。其三，过去的中国，屡禁私人修史。史官仰给于朝廷，既食周粟，就要为周办事，岂有再做夷、齐的道理。其四，尽管一些史家标榜秉笔直书，但书写人使用的那个语言不是价值中立的。一般而论，不管是汉语还是其他语言，在文字的深层都根植有某种意识形态。谓予不信，请看汉语文字系统内是否有重男轻女的倾向。汉字中嫖、妖、妒、奸、妓、妬、姽、婪、媚、奴、妄这些事都归到女性身上。汉字字典中带女字偏旁的字多达数百，好像对女性的行为和道德特别关注。男字偏旁的字只了了不到十个，似乎男子干什么都可以。此外，汉语文本中充斥着仁、义、理、智、礼、信、忠、恕、节、孝等字眼，它散射着强烈的儒家意识形态色彩。因此，文字形态的历史不是价值中立的历史。

以上分析旨在说明，历史学领域中存在着一个悖论，即历史是人类特有的一个认知领域，必须由人来认识，来理解，来解释，来传递，否则历史将毫无意义。但是，过去发生过的客观历史事实一经人类主体触碰，变成文字历史或口头历史，就走了样，失去了纯客观性。而这仅仅是事情的一部分。历史文本化之后，在阅读的消费中客观向主观的转化还在继续。读者—阅读理论告诉我们，任何文本的含义都是不确定的，不同的读者对同一个文本的感受是不同的。我们都听说过“让历史恢复本来的面貌”的呼吁。其实，这是做不到的。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就必须让她脱离主体的关联。于是，历史又成了山中的花树。如果不认可现在的文字历史，推倒了重写，结果必将是一种主观代替另一种主观。一种历史大叙事代替另一种大叙事这就是历史学领域内的悖论。过去，儒家曾斥释家为异端，其实释家对真理如何由两个途径受到曲解有着非凡的洞察力，其中的智慧，颇值得玩味。禅宗说“开口便错，动念即乖”，指的是主体的参与；又说“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指的就是文字的非中立性和无奈的解决方案。

不过，文字历史尽管具有主观性一面，但是其主观性不宜放大，我们还要看到文字历史的另一个特质，即文字历史不是空穴来风。它如一架风筝，虽然飘来飘去，却总是有一端拴在花树上。过分渲染文字历史的主观性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过分解构约定俗成的历史叙事也会使我们有声有色的历史变得支离破碎，但是我们分析一下文字历史的主观性，并无坏处。它启发我们，读史要带着质疑的心态来读，带着批评的心态来读。正所谓：尽信史，不如无史。

其实，文字历史主观性的分析只是一个方面，历史著作在翻译过程中还存在着“信”的问题。翻译过程，译者有意无意会对原文的含义产生曲解和误解，文字转换过程中价值系统会被重新编码，这些都是译界共识。《欧罗巴一千年》一书的汉译，由李荣庆及同事刘富丽、缪羽龙、赵学峰、陈逢丹等老师分章完成。译者考校史实，穷究词义，矻矻笔耕数月，方竣其役。然而，用语措辞文俚相杂；以鲁代鱼，亥豕混淆之处，不时或现。此等失当，虽反复校雠，仍如过江之鲫，不克尽获。尚祈读者诸君哂而谅之。

荣庆

2016年5月识于浙江临海，2019年3月修订

致谢

首先我要感谢这本书的编辑尤戈·亨斯根（Jörg Hensgen）先生。感谢他的专业编辑、耐心和在神学方面的建议。我也要感谢我的代理人吉姆·吉尔（Jim Gill）和责任编辑斯图亚特·威廉姆斯（Stuart Williams）对我的鼓励和支持。

特别对约翰·卡森和安妮·卡森（John and Anne Carson）伉俪，我要说：谢谢了。2009年是你们安排我做了那场纪念埃克塞特（Exeter）教区建立1100年的演讲。我在准备演讲的过程中形成了这本书的结论。为了这本书，你们将老房子都卖给了我们。这幢老房子在第三章的结尾处和书中别的地方有所描述。这所房子不仅是有用的参照点，而且住在这样一所房子里，思想会得到启发。如书中描述的那样，在这里一些实物和文件证据曾经存放了八到十个世纪之久。

还有几位先生在我进行写作和最终完成这本书的时候给过很好的建议。特别要感谢乔纳森·巴里（Jonathan Barry）教授，他对这本书曾做过综合的评论。感谢保罗·德赖保（Paul Dryburgh）博士在有关中世纪的几个章节中给予的建议。感谢安德鲁·欣德（Andrew Hinde）博士在人口统计方法上给我的建议。也要感谢乔纳森·坎普（Jonathan Camp），他曾经就我对一些哲学家的看法给予过评论。我感谢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他建议我在论述16世纪民间暴力减少时讨论一下斯蒂芬·平克（Stephen Pinker）的观点。

我还要感谢我的母亲朱迪·莫蒂默（Judy Mortimer）。她向我述说了20世纪各种家用电器的使用对我们家庭生活水准的影响。感谢我的表兄表妹查尔斯·里德和萨拉·里德（Charles and Sarah Read），我们借住过他们在萨福克（Suffolk）郡的农舍，那期间经历了几次断电，每次断电都使我加深了对电力依赖这个话题的了解。

对我帮助过的人还有很多，名字太多了，难以一一道谢。这么多年来，我们一起耐心地讨论“变化”这个课题，我从中受益良多。没有他们的帮助，这本书难以付梓。我在莫顿汉普斯特德（Moretonhampstead）有位近邻叫玛雅·霍姆斯（Maya Holmes），是她向我第一次提到“地球升起”那幅图片的意义，特此致谢。

詹姆斯·凯德纳（James Kidner）曾经向我介绍过对世界宗教非常重要的盖洛普民意测验一事；卡农·比尔·吉拉德（Canon Bill Girard）向我介绍过几件教皇本尼迪克特（Pope Benedict）的手迹；马克·莫里斯（Marc Morris）博士在诺曼人入侵和英国文明进程等问题上曾给我以启迪；尼克·哈塞尔（Nick Hasell）曾向我讲过一个故事：退休老农选择威灵顿长筒靴作为一生中所经历的最重要的变化。对以上几位，在此一并致谢。我还要感谢那位BBC的主持人，她在1999年12月底说过一些话，它们激励了我对本书的写作。

最后，最重要的还是要谢谢你，索菲（Sophie）。

引言

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三样东西改变了全世界所有事物的面貌和状态。

——弗朗西斯·培根　《新工具论》（1620年）

1999年底的一个晚上，我在家看电视新闻。女主持人播报完当天的主要新闻后，本应开始扼要回顾12个月以来的重大事件，以往每到岁末，电视上都这么做。不过，这一年，主持人却对整个20世纪做了回顾。她说道：“我们即将走完这个世纪，这个世纪经历了比以往任何一个世纪都多的变化……”我细心聆听着电视的播报，不断回味着，并开始思考那些变化。我们对变化究竟有何认识？为何主持人那么自信地说20世纪的变化比其他任何世纪都要多？其实很多其他世纪变化也很大，比如19世纪，铁路的修建曾改变了世界；而16世纪，哥白尼提出了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理论，马丁·路德则引起了基督教会的分裂。后来，黑白电影、蘑菇云、宇宙飞船、汽车和电脑不断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主持人的20世纪多变之说其依据很明显是将“变化”视为“技术进步”的同义词了，而20世纪的技术发展确实是其他世纪无法比拟的。

那天之后的若干年里，我和很多人聊过“变化”的事。当我问“哪个世纪变化最多”时，几乎所有人都同意那位主持人的说法：那当然是20世纪。一些人甚至嘲笑我有不一样的想法。当我要他们进一步解释时，他们通常会举出20世纪的几个发明作为例子：飞机的出现、原子弹试爆成功、登月成功、互联网和手机的普及。他们似乎相信这些现代社会的成就使得以前任何发明都黯然失色，而且，比较之下此前任何一个世纪的变化都微不足道。但是，我认为，现代科技成就引起的变化最大而过去则缺乏变化之说，是一种错觉。20世纪一些领域的发展达到巅峰，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在这个世纪的发展速度最快。另外，我们也本能地认为我们目睹的变化—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电视中—比我们没能看到的变化更重要，这种本能加深了我们的错觉。

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会提出，20世纪以外也有一些存在着巨大变化的时代。这些人一般学有专长，他们能够敏锐地感觉到早先技术发展的影响，比如马镫的使用、畜力拉犁、印刷术的传播和电报的发明。我没有准确的数字，但是以下的估算大体不会离谱。当我提问“哪个世纪变化最大？”时，95%的人会从技术进步的角度回答说“20世纪”，其余提出不同答案的人中大多数也是出于技术发展的理由，只有个别人提到1900年以前与技术进步无关的事件，比如文艺复兴或女权运动。我不记得有人提及过公元1000年以前的任何世纪，尽管人们可以轻易指认西罗马帝国分崩离析的5世纪是个多变的世纪。

还有一些人在回答问题时反问：“你所说的变化指的是什么？”表面上，这是个自然的反应，却也是个恰当的问题。每个人都知道何谓变化：状况的改变。但当问及哪个世纪“变化”最大时，很多人却不能把握这个词的含义。在漫长的历史中人类集体经验所涉范围极其广阔，人们对其中各种变化难以全面审视，而变化中的诸多因素，性质不一，殊难相互参较。我们可以对若干世纪的某些具体变化进行考量，比如，出生预期寿命、出生率、实际寿命、身高、人均热能摄取、劳动力平均报酬等；而对于过去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我们可以查到这样的资料：教堂出席情况、暴力发生频率、相对财富多少和识字率高低等。当对其中某项内容进行精确研究时，我们往往将其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隔离开来。但是，我们不能对生活方式的差异进行测量，就如同我们不能对爱情进行测量一样。

事实上，对生活方式进行测量甚至难于对爱情的测量。至少爱情行为有个衡量标准和范围，从考虑寄出一张情人节卡片，到派出千艘战船赢回美人心，程度由低到高。而生活方式却没有衡量的标准。历史上任何一个可量化的明显变化都可以找到另一个变化个案与之相匹。比如，人类的出生寿命预期肯定在20世纪有很大提高：欧洲大多数国家提升了60%。但是，与此相对应，也有依据表明20世纪以前就有个别男女长寿的例子。在中世纪，一些人的寿命就已经达到90岁，甚至更高。1189年，当塞普林罕（Sempringhan）的圣吉尔伯特（St Gilbert）去世时，他已106岁；约翰·德苏利爵士（Sir John de Sully）1387年辞世，享年105岁，即便是现在也很少有人活到这么大的年龄。的确，中世纪耄耋老人相对较少，50%左右的婴儿都活不到成年。但是就个体可能达到的最长寿命而言，近十个世纪却无多大变化。当人们试图寻找可衡量的事件来回答“最大变化”的问题时，总有一些类似的可衡量个体事件成为障碍。为什么选择这个事件而非其他事件呢？正如出生寿命预期和可能达到的最长寿命这对例子所示，那纯粹是个人偶然的选择。

这就意味着，我们提出的问题可能不过是一个猜谜游戏：一种类似“谁是英国最伟大的国王”好奇而逗乐的辩论。但实际上，这是个严肃而有意义的问题。正如我在《时间旅行指南》（Time Traveller’s Guides）中所示，对于不同历史时代的人类社会的理解，能够使我们对人类的本质有更加深刻的认识，这种认识不是基于我们对今天日常生活方式相对肤浅的印象。作为一个物种，历史帮助我们认清我们全部的能力和不足，这绝非仅仅是一种对于过往岁月的浪漫回顾。不懂得历史，就不能得到对现在的正确认识。例如，回顾14世纪，我们才知道当面临黑死病这样的大灾难时人类具有怎样的韧性；通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类事件的回顾，我们才能够知道当面临巨大危机时人类有何等的创新、生产和组织能力；同样，过去几个世纪的西方政府发展史使我们认识到身处当今的西方民主制度中我们是多么短视，我们的政治家们在迎合社会的狂热，对社会问题也只满足于暂时的解决，独裁者却有谋求长治久安的千年计划。正是历史使我们懂得这个社会曾经充斥着的暴力、性别歧视和残忍可能还会卷土重来。从探讨现代社会的发展到研究我们如何自我娱乐，历史研究有多种目的。然而，历史研究最深刻的目的在于揭示所有人类极端行为的本质和内涵。

这本书是我对1999年12月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间接提问的一份迟到回答。但是，我可以说，在哪个世纪变化最多这个问题上，我制定了某些参数。首先，我有意保留了“变化”一词含混不清的定义，这样做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将每个世纪中可能有过的进步包括进来。仅仅在“结论”部分，我才试图分解这些变化，并对它们进行等级评估。其次，我的研究只包括十个世纪，即2000年之前的1000年。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否认更早时期的重要性，而是为了保持本书对西方文化的专注，我无意将这本书写成另外一本“世界史大事记”。第三，本书的内容主要是西方文化中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大体上是中世纪基督教国家的产物。我的研究有时延伸至更广阔的地域，这种情况都发生在拉丁语使用者的后裔们将疆土扩张至海外的时代。因此，本书中的“西方”一词不是一个地理方位概念，而是一个不断扩大的文化网，而这张网最初的中心是中世纪欧洲那些基督教王国。显然，我并无意小看欧洲以外的中世纪文化。这本书研究的是变化，而不是讨论谁最杰出。如果我的话题从人类成为一个物种开始的话，那么，非洲就显出了重要作用；如果我用最后一个冰河时代结束作为本书的开篇，中东地区就显得格外重要；如果我对那些人类文明起源中所有重要事件都进行描绘，那么工具的使用、对火的控制、车轮和船的发明，以及语言和宗教发展都将有所涉及。但这些都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

这本书既不是整个世界的历史，也不是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全面历史。许多民族的重大历史事件，我没有花费太多的笔墨，有时只是顺便一提。虽然有些侵略战争明显地标志着对于一个民族的重大变化—比如诺曼人对英格兰的征服，或美国人培里（Perry）将军1853年率船队进驻东京湾—但相对而言这些都是地方性事件。从地理上来看，具体事件也可以构成主要故事的一部分（例如，意大利文艺复兴和法国大革命），但大部分这样的事件在本书都不占据中心位置。德国的统一对葡萄牙人并不重要，而西西里人对诺曼人入侵英格兰不太感兴趣，因为他们自身也受到过诺曼人的侵犯，其程度完全不逊于英格兰。同样，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奴隶制问题只在关于17世纪的那个章节里有所涉及，这是因为奴隶制的再度兴起仅发生在当时西方的边缘。17世纪的欧洲人更多地受到白人奴隶贸易的影响，而白人奴隶贸易相较于历史上臭名昭著的黑奴交易规模较小。当时，成百上千的西欧人被巴巴里海盗劫掠，卖到北非，沦为奴隶。但是，在这一章里，即便是白人奴隶贸易也没有其他五个主要变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大。奴隶制的死灰复燃，像许多民族战争一样，应该在世界史著作中得到详尽描述，但这本书并不是这样一本著作。本书是对西方发展所做的综合性思考，是为了回答一个具体的问题。

本书对这个具体问题的关注，意味着某些历史人物和话题在一般的历史著作中地位突出，但在本书中却没有得到重视。一些朋友和同事曾问“你怎么能忽略莱奥纳多·达·芬奇？”或“你怎么可以省略音乐？”。莱奥纳多虽然天赋过人，但是他的专业思考几乎没有对同时代任何人产生影响，很少有人读过他的笔记，也没有人实践过他的发明。他唯一的重要遗产就是他的画。但是，坦率地说，就算文艺复兴时期少出生几个画家，我也不会觉得现在我的生活方式会受到很大影响。没有人画肖像画会有什么后果，这是另一个问题，不过，与路德或哥白尼相比，某个艺术家的影响相对来说就显得无足轻重。至于音乐，每个国家都有，而且一千多年来都是如此。乐器、音调与和声可能在形式上都已经历诸多变化，而录制音乐的能力也可以视为变化的一个重要例子。但音乐创作是人类生活中始终存在的一部分，音乐生产的有趣之处在于它随处可见，而不在于它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有所改变。

不言自明的是，最重要的变化应是那些超越国界、娱乐和精神价值的变化，最有意义的变化是那些影响力远远超出本专业的变化。一个仅在专业范围内有影响的科学家，在本书中会显得不那么重要；同样，对于那些仅仅改变我们对过往理解的历史学家，或是那些仅仅影响了业内思想家的伟大哲人，本书也做如是处理。我有一位哲学功底深厚的朋友，他在阅读本书时感到很意外，他觉得书中对伏尔泰和卢梭关注过多，但对休谟和康德这样的哲学大师却几乎不怎么提及。但他欣然承认，这不是一本哲学史。本书关注伏尔泰和卢梭，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传播对18世纪的政治思想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康德几乎没有被提到与莫扎特没有出现在本书出于同样的原因：他的精神遗产并没有直接触及近三个世纪中任何一个重要变化。1789年巴黎的革命者们攻占巴士底狱时并没有要求贵族们服从康德的“绝对命令”，他们的领袖是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得到启发的。

在写这本书时，我屡次遇到一个特别的问题—很多最重要的西方文化的发展不单单局限于一个世纪，我们应如何考虑这种变化的时代归属问题呢？是发展伊始，抑或是其影响最大之时？我们是将一项发明定位于其创始之时，还是普及之日？这些问题很难回答。一方面，很显然一项发明只有被广泛使用时才会改变世界，因此，人们将内燃机与20世纪相联系，而不是19世纪。然而另一方面，如果等某项发明有了广泛的影响才开始论述它，就又会忽视它早期的影响。19世纪前很多西方人不会阅读，但忽视早期的教育发展却是个严重的错误，尤其是13和16世纪的教育发展。而且，如果对一些发明在其普遍展开之后才给予讨论，与它们相关的很多内容就会成堆出现，造成前一个世纪悄然无声而后一个世纪改变突然到来的假象。例如，把工业革命完全描述为19世纪的现象，就会减少人们对18世纪产业变革的印象，同时，这也会忽略当时的人们对工业革命相关的其他技术进步的认知状态，他们对技术进步的认识肯定比他们自己开始穿上机制衣服要更早，所以我们需要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为了回应1999年那位电视新闻主持人的断言，我认为，重要的是使读者看到过去许多世纪里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而非随意订立写作规则，导致历史受到曲解。

2009年，我受邀做了一次演讲，庆祝英国西南部埃克塞特教区建立1100周年。我把这本书的核心问题“变化”作为当时演讲的主题：过去11个世纪中，哪个世纪的变化最大？那时我就觉得，我不仅需要说明从909年开始发生的各种变化，还需要得出一些结论。在准备演讲的过程中，我的研究逐渐显现出一种规律。我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在某些阶段跨过了一些门槛，进入了新的高度，而这些飞跃将会持续性地影响整个人类和人性。这本书的结论是以上见解的展开与延伸。我相信，若人类再能存在1000年，我在本书中选取的那些最深刻的变化会被视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始契机，它与造就了我们文化的古代发明—语言、书写文字、火的使用、轮船、车轮和宗教一样重要。

2009年以来我反复思考这个问题，为了更好地研究和写作，我穿行在书架间，驻足于图书馆的大厅内。我被我们社会已经取得的学术成就所折服，尤其是最近60年的成就。在某个图书馆里，我一度陷入惊愕之中，感觉自己知识匮乏，难以合格地完成这样一本书的写作。有好几个世纪的内容像巨大的阴影笼罩着我，似乎在威胁我，要将我压垮。我曾面对着一排排关于十字军东征的高大书架，感觉自己像1099年耶路撒冷的大街上那些被砍杀的人们一样，无足轻重。我也曾进入一个充满关于18世纪法国的书籍的房间，我对阅读完那么多的材料感到希望渺茫。面对浩如烟海的证据，任何一个历史学家若不保持一定程度的谦逊，那肯定是在自欺欺人；任何人若回避自身历史知识的欠缺，认为可以随意在这样一本书的写作上发挥权威性，那他或她肯定是骗子。当然，我非常想弄懂每件事情，这样就有可能为我提出的问题提供最周全和博洽的答案，但人类大脑只能容纳这么一点点信息。至于我，我自青少年时期就开始研究英国历史，起初只是业余爱好，然后成为历史专业的学生、历史档案保管员，最后成了专业历史学家和作家，因此在此领域稍有优势。因为30年来我的研究重点是英国历史，所以这本书难免有些不平衡，我引用的很多统计数据都与英国相关，但是我选择的变化事件却并不仅围绕英国，而是那些部分或全面地影响过西方国家的话题。我采用英国的事件和数据来阐释社会发展在现实中的意义，或体现历史变迁中地域间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这么做似乎比忽略我的英国史专业，而一味追求面面俱到地讨论各个国家的情形为好。

你可能不认可我心目中变化最大的那个世纪，你也可能坚定地确信过去所有的战争、饥馑、瘟疫和社会革命都没有用上手机或每周网上购物那样重要。不过这都不要紧。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引起我们的讨论：我们是什么，我们在过去1000年的历史中都做了什么，我们人类有什么潜能，以及我们能力的极限在哪里。其目的还包括估量过去十个世纪中那些非凡的经历对人类意味着什么。如果有更多人来讨论这些问题，因而认识了漫长历史中人类的本质，并将思考所得应用到未来，那么本书就达到了它的目的。

伊恩·莫蒂默

莫顿汉普斯特德，德文郡

2014年6月

第一章 1001—1100 11世纪

我现在置身于一座三层小楼的顶层。我所在的小镇叫作莫顿汉普斯特德，这里的人都叫它莫顿。这个小镇位于英国西南部德文郡的达特穆尔（Dartmoor）高地的东部边缘。莫顿的含义是沼泽地，这个名字从11世纪沿用至今。不过，从那时起的漫长岁月里，不曾改变的大约就只有小镇的名字和它脚下的花岗岩基岩了。1000年以前，这里没有两层的楼房，更不用说三层的了。那时，这里有十几户人家住在石头和泥土搭的矩形小房里。这样的房子只有一个房间，仅靠其中一个炉子供热取暖，炉子里的浓烟缕缕而上，缭绕在早已被熏黑的梁架之间。为了躲避来自沼泽的湿冷空气，这些房子依山而建，半截埋在土下，屋顶覆以杂草或稻草。那时人们的日子很艰难，主要食物是蔬菜、奶酪和粗粮，在那些酸性的土壤里，人们只能种点黑麦、燕麦和野豌豆。那时没有人能识字，没有神父，也没有堂区教堂。在代表国王的地区执政官的家中或许能见到粗劣雕刻的花岗岩洗礼盆具，或许还能在巡回教士前来宣讲《新约》故事时看到一个十字架，仅此而已。虽然那时德文郡已知有大约20个教会社区，但离这个小镇最近的主教教堂位于向北13英里的克雷迪顿（Crediton），向东13英里的埃克塞特也有一处小修道院，这些地方的规模不会大过零星几个神父主持的小礼拜堂。极少有神职人员来到莫顿，节庆更是少见。

当开始留意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时，你才会发现当时和现在的生活方式差别有多明显。例如，我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在过去某个时候购买的，要么是我自己买的，要么是朋友或家人替我买的。而1001年，我住在莫顿镇的祖先却可能从来没有使用过货币。货币那时是存在的—以银质便士的形式。英格兰国王“邋遢王”艾塞雷德（King Ethelred the Unready）曾铸造大量银币赔付入侵的丹麦人。但是对于1001年的莫顿镇的家庭来说，他们基本不买什么东西，需要什么都要自己生产。如果想要一只碗，他必须用木头自己雕出一个。如果想要一件斗篷，他必须剪来羊毛，手捻成线，编织成布，最后裁剪成衣。如果想给新斗篷染色，他得从自然植物中提取颜色，比如从靛蓝中提取蓝色，或者从茜草根中提取红色。就算他要买什么东西，那也是以物易物：他可能会用动物、毛皮、肉类或蛋类来交换，也可以用那只他精心雕刻的碗来交换。那时的家家户户基本不需要现金，大多数人只是在给地主交付租金时，或者购买本地不能生产的大锅、刀子或斧头时才用得着货币。当时银币稀少，所以在英国西南地区从没发现这段时期的银币窖藏。欧洲的硬币生产整体来说就很少，而在德文郡就几乎没有。[1]

唯一一处你一定会需要使用银币的地方是集市小镇，但在11世纪早期，整个德文郡就只有四个集市小镇：13英里之外的埃克塞特、22英里以外的托特尼斯（Totnes）、荒凉沼泽地另一边的利德福德（Lydford），和38英里外的巴恩斯特普尔（Barnstaple）。即使到最近的埃克塞特也不容易去—独自在林间小路上行走是很危险的，你很有可能遭到强盗甚至当时仍在英国各处肆虐的野狼的袭击。通往埃克塞特的道路崎岖艰难，你必须涉水通过泰恩河（River Teign），冬天湍急的水流甚至能把人冲走。离家出门也很危险，没人看管的家产有可能被歹徒光顾。因此，1001年的普通人一般不出远门，他们的晚辈后来经常长途跋涉去参加其活动的法院、议会、集市和宗教设施等社会机构当时几乎很少存在。人们住在这个基督教国家的偏远一隅，只有住在自己熟悉的人群中，他们才能感到安全：他们必须依赖邻居和亲戚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以及交易的公平，并在饥馑来临时相互救助。

就这样，我们开始触及我和莫顿汉普斯特德先民的生活方式之间真正的不同。1001年的先民们不仅不识字、迷信，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且缺少精神信仰，他们还面临着长期的困难和危险，饥饿和贫困四处蔓延，社会混乱，人们保护自己的方式就是以暴制暴。最近10、11世纪以来，除了本地盗贼和杀人犯，北欧海盗也不断地劫掠英格兰。997年，北欧海盗一把火烧了达特穆尔高地西北部的利德福德集市小镇，又捣毁了高地西南部的塔维斯道克（Tavistock）修道院。1001年，他们再次来到德文郡，袭击并放火烧了埃克塞特市镇，之后，海盗向东进发，毁掉了布罗德克利斯特（Broadclyst）和平霍（Pinhoe）附近的村庄，而莫顿镇则侥幸躲过一劫。但是谁能保证明年海盗不会再来？他们可以乘船通过埃克斯河（River Exe）来到埃克塞特，然后再向西掳掠。即使艾塞雷德国王想要派兵保护村民，也必定徒劳无功—军队不可能沿着罗马帝国时代残留下来的古道到达遥远的德文郡，也不可能快速穿过林间小路赶到莫顿营救村民。假如北欧海盗再来，村民们只能携家带口躲进荒瘠的沼泽或树林里。

以上对莫顿镇的描述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当时基督教国家的其他地区呢？正如你期待的那样，即便在英格兰版图范围内，各地也有很大的差异。如果从莫顿出发走13英里山路来到克雷迪顿，你会看到人口较为密集的庄园，庄园主正是德文郡的主教。在他的房子里，你甚至会找到几部手抄本图书，其中一部是关于基督教殉道者的，另一部则是由9世纪法国学者赫拉班·毛鲁斯（Hrabanus Maurus）编写的百科全书。如果你离开克雷迪顿来到埃克塞特，你会发现这里的商人和神父都住在罗马时期遗留下来的城墙内。虽然城镇中心有一个集市，但你仍会对这个不到一千人口的地方呈现出的农业景象感到惊讶。温切斯特（Winchester）那时是英格兰的首都，拥有约6000人口。伦敦是王国最大的城市，拥有1万多的人口，大多数城市居民住在伦敦威克（Lundenwic）和伦敦西边的港口奥德维奇（Aldwych）。比起德文郡，东南诸郡县人口、教堂和神父都更多。在那里，使用货币的情况更普遍，集市也更常见。举例说，肯特郡（Kent）有十个市镇或带有集市的聚居地（相当于每500平方英里有3.5个市镇，相比之下德文郡只有0.8个），相应地，人们在本郡内的外出活动也比德文郡更加频繁。甚至还有人做长途旅行：当时伦敦有关通行费的规定中提及了来自诺曼底的商人。虽然北欧海盗的袭击没有完全阻断国际贸易，但是海盗的威胁和民众对暴力的恐惧依然存在。

眼光再放远一点，你会发现更多的不同。欧洲各地的经济和城市文化发展多有不同。至于宗教，1001年基督教国家几乎遍布欧洲各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都是独立的基督教国家，但是他们内部分裂的问题比英格兰更严重。斯堪的纳维亚尚未完全信奉基督教，挪威部分地区仍在反对皈依。在东欧地区，波兰王国在966年已经成为基督教国家，而立陶宛人则还是异教徒，斯拉夫人也是，受北欧罗斯人（俄罗斯的国名正是取自这个民族）管辖的基辅人于988年开始转信基督教。马札尔人（Magyars）居住的地方现在是匈牙利领土。一百年前，他们闯入西欧，通过神圣罗马帝国的疆域一直攻打到勃艮第（Burgundy）和法国，他们四处劫掠，1001年，打败了他异教徒叔叔的国王斯蒂芬一世（King Stephen Ⅰ）刚登基不久，在他的统治下，马札尔人也逐渐成为基督教徒。在西班牙北部，基督教王国莱昂（León，包括卡斯提尔［Castile］）、纳瓦拉（Navarre，包括阿拉贡［Aragon］）和独立的巴塞罗那郡（Barcelona）已经开始了收复失地运动。这是一场收复现今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征战，这些领土当时为科尔多瓦（Córdoba）穆斯林王朝控制，征战一直持续到15世纪末。基督教国家从此迅速扩张，从中心地带快速延伸至欧洲北部、东部及南部。只不过，在此扩张过程中，征服者没有一天不违反基督教“不得杀戮”的戒律。

基督教国家的核心地区是由神圣罗马帝国所控制的。它从德国北岸开始一直向南延伸到罗马，疆土覆盖了奥地利、意大利北部和洛塔林（Lotharingia，包括低地国家、法国东部和莱茵兰［Rhineland］）。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者是皇帝，他往往也是帝国辖域内某个公国、侯国、郡县或王国的统治者。他贵为皇帝，实则是由一群大主教和世俗长老推选出来的精神领袖。帝国的西边是邻国法国基督教王国，国王休·卡佩（Hugh Capet）刚在此建立王朝，其领土面积只有现代法国的一半左右。帝国的东南边是独立的勃艮第基督教王国，其疆域从奥塞尔（Auxerre）延伸至瑞士，南至普罗旺斯的地中海沿岸。

地中海诸国居民的日常生活与英格兰居民截然不同。科尔多瓦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发展最成熟的城市之一，贸易和知识水平远远超过周边基督教国家，大约有50万的人口居住在此。这里建筑壮丽恢宏，从至今仍然屹立在此的大清真寺就可看出当初的景象。据说统治者哈里发的图书馆里藏有40多万册图书。在意大利，人们过着城居生活，一如罗马帝国时代那样。意大利是西部基督教国家中最大的贸易集散地，其中帕维亚（Pavia）、米兰和阿玛尔菲（Amalfi）均拥有1.2—1.5万的居民，海滨城邦威尼斯、比萨和热那亚的规模紧随其后。

11世纪早期的基督教国家中，能与繁荣富裕的哈里发国科尔多瓦媲美的只有拜占庭帝国，尤其是它正处于鼎盛时期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虽然各种统计数据差别较大，但它的人口应是在40万左右。君士坦丁堡具有相当成熟的司法体系，其经济往来覆盖整个中东地区，财力之雄厚令人咂舌。住在君士坦丁堡的大皇宫里，1001年的拜占庭帝国皇帝巴西尔二世（Basil Ⅱ）统治着整个地中海东北海岸，包括意大利南部、巴尔干半岛大部分、希腊和安纳托利亚（Anatolia，今土耳其），范围延伸至巴勒斯坦边界地带。此外，他还统治着希腊群岛、塞浦路斯、克里特岛及黑海北岸的部分地区。大皇宫旁边是穹顶高达182英尺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它是基督教国家迄今为止最大的建筑。4世纪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Constantine）把从各地收集到的古代艺术珍品存放在此，用以装饰他自己确立的首都城市，古希腊青铜雕塑与古埃及方尖塔交相辉映。至1001年，就连帝国最初的首都罗马在这个城市面前也相形见绌。罗马城墙围绕的面积只有君士坦丁堡的一半大小，它的艺术品要么遭损坏要么被盗，著名山丘的遗址上现在放牧着牛羊。至于其他基督教国家，发达的拜占庭帝国只把他们看作蛮夷。

从莫顿湿冷山丘上勉强维持温饱的零星几户自耕农，到金碧辉煌的科尔多瓦城中的穆斯林居民，再到君士坦丁堡坐拥万贯财富的基督教徒，那时人们的境况天差地别。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似乎难以确定是哪些东西改变了正逐渐成形的西方世界。虽然各地差异巨大，但实际上我们现代人没有意识到它们之间存在着很多的共同点。1043年，当巴塞罗那主教想要从一个犹太人那里买两册珍本书籍时，他并不用银币付账，而是用一座房子和一块土地。这表明即使在地中海地区，受过教育且十分富裕的人们也会进行物物交易；[2]如果欧洲发生饥荒，所有人都会受到影响，就连拜占庭人也能够感受到物价飞涨，贸易缩减；如果瘟疫在基督教国家蔓延，所有人都会遭殃，不论贫富。不仅如此，那个时代没有任何人、任何地方能在战争中幸免于难。1066年，英格兰被诺曼底威廉公爵攻克；1060到1068年间，另一个诺曼底人罗伯特·吉斯卡德（Robert Guiscard）占领了属于拜占庭帝国的意大利南部地区。1071年，拜占庭皇帝罗曼努斯·戴奥吉尼斯（Romanos Diogenes）在曼齐克特（Manzikert）战役中被俘。正应了那句老话：“拥有的越多，失去的越多。”这场战役后，安纳托利亚随即被塞尔柱土耳其人占领。罗曼努斯被俘期间，君士坦丁堡发生政变，他的政权被推翻。后来他双目失明，重伤不愈，死在一所修道院中。坦率地说，要论安全，他还不如待在莫顿。

西方教会[3]的发展

毫无疑问，大多数学者会把罗马天主教会的兴盛作为11世纪最大的变化。至少在部分程度上，这是基督教世界周边国家转向罗马教会的结果。这种地理上的扩张支撑了罗马教皇在整个欧洲的权力和地位，加强了他在政治和道德上的权威性。这也导致了教会权力的普遍加强，从而产生一系列影响整个社会的变化。没有这种教会的发展，中世纪就会呈现出另外一种模样。

955到1100年之间，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地理范围扩大了一倍。这不是一瞬间的转变：许多地方抵制基督教长达数十年，但最终整个西欧都跪倒在了十字架下。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传教士的热忱无疑是一个因素，但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则是统治者的欲望：他们要么想稳固自己的疆域，免遭邻国的攻击；要么为了扩大势力范围而征服新的土地。他们做这些事需要盟友，而天主教会提供了一种道德框架，从而建立起信任机制。当越来越多的国王选择了信仰天主教时，教会的力量就变得更强大，教会就能够更加吸引人，这种滚雪球效应极大地削弱了各地的异教信仰。不仅如此，统治者还看到了利用独裁式宗教制度的好处。天主教教会强化了君王们的权力，并且通过其等级理论，帮助君王们稳固其对国家的控制。

与之相应，快速积累的教会财富，自然会增强教皇的政治权力，尽管这种政治权力使他和君士坦丁堡宗主教[4]间的对抗更加尖锐。名义上，罗马宗主教作为天主教会第一任教皇伯多禄的继承人，身份更加正统，应被立为教皇，但由于罗马宗主教高于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的优先性几乎从未被公开承认过，罗马宗主教的教皇地位也受到质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教皇利奥九世（Leo Ⅸ）1054年派了一支代表团到君士坦丁堡，这个代表团的任务是要求君士坦丁堡宗主教色路拉里乌斯（Cerularius）承认罗马宗主教的教皇地位。过去微妙的政治平衡被打破了，色路拉里乌斯也被激怒，他断然否认罗马教会有控制拜占庭帝国的权力。罗马代表于是趁机宣布将他处以绝罚，而色路拉里乌斯也以绝罚代表团作为回应。从此，罗马天主教会和希腊正教会各自为政，分道扬镳，因此1054年在基督教历史上被视为重要年份。事实上，这一年仅仅是对几个世纪以来东西基督教会分裂的正式承认。这对罗马教皇尤其有意义。1060年，意大利的拜占庭权力体系败落，1071年，安纳托利亚也继之沦陷，不久拜占庭主教就不再风光了。

权力的增长使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间的矛盾加剧。1001年，新教皇的任命尚未形成正式的机制，有时罗马贵族会凭自己的意愿选择，有时他们会接受皇帝的任命。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保留这一任命合适人选的权力，无论是直接的任命还是内定的选举。结果，冲突经常发生，教皇不时地被皇帝免除职务，而取代教皇的则是皇帝的近臣。1046年，亨利三世继承了德国的王位，当来到罗马参加登基仪式时，他发现有三人同时宣称拥有教皇的头衔：头一位是本尼迪克特九世，他已经将教皇的头衔出卖但又拒绝放弃权力；另一位格列高利六世（Gregory Ⅵ），他从前者那里购买了教皇头衔；第三位是获得当地人支持的西尔威斯特三世（SylvesterⅢ）。亨利三世不希望他皇帝的头衔受到玷污，于是召开了苏特里会议（Council of Sutri），将三个教皇都废黜了，并任命他自己的神父克莱门特二世（Clement Ⅱ）为下一任教皇。但教皇任命的问题很快再次出现，1058年，两名教皇本尼迪克特十世和尼古拉斯二世（Nicholas Ⅱ）重启战端。次年，尼古拉斯二世获胜，并且发表名为“以上帝的名义”的敕令，规定今后所有新的教皇均由红衣主教团秘密选定，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不得干预。

此份敕令只是红衣主教公布的系列改革中的第一个。当时最杰出的红衣主教是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即后来的教皇格列高利七世。这些改革力图把神父和一般人区分开，从堂区神父到主教，所有天主教神职人员都不允许结婚。他们必须看起来像拉丁神父，剃头、剃须，而且讲话也要像拉丁礼神父，宗教活动中只使用拉丁语。在教会中不允许买官鬻爵，否则就以买卖圣职罪论处。涉及神职人员的案子不受世俗法院审理，另有教会法庭受理其事。神职人员不能被处以死刑。最重要的是，改革规定禁止世俗官员任命神职人员。换句话说，在理论上不允许神职人员接受世俗官员的任免，基督教国家所有高级神职，包括主教和总执事都由教皇任命。格列高利七世的权力甚至盖过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势力，他两次将亨利四世驱逐出教会，有一次他逼迫亨利四世仅穿粗毛衬衣，赤足翻越阿尔卑斯山，来到卡诺萨（Canossa）向他请罪。改革过程中，很多圣职人员无视禁婚规定，也有些世俗政要拒绝放弃对神职人员任免的权力，虽然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改革的进程，但改革还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到1100年，教会已经发展成独立的政教合一的团体，权力范围覆盖从挪威到西西里、从冰岛到波兰的所有王国，其影响在人们开始称为“拉丁世界”的所有地方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在教皇权力增长的同时，教会底层人员的权力也在增长。各居民社区都永久设置了神父一职，由信徒集资建起的真正意义上的教堂渐渐代替了1001年我们在莫顿所见的十字架和洗礼盆，成为社区与村落中基督教势力的集中象征。我们知道在11世纪初，德文郡的主教在名义上控制着2590平方英里的区域，但实际上，他只能在十几个成熟的教区有效掌管权力。同样，洛泰尔尼亚（Lotharingia）的帕德伯恩（Paderborn）主教在他1158平方英里的主教区也仅仅掌管着29个教堂。[5]不过，到了1100年，继承他们的主教每人都能实际掌控数以百计的堂区。在英格兰的一些地区，教区化的过程在这个世纪结束时几乎已经完成。1086年的《末日审判书》（Domesday Book）言及肯特郡时至少提到不下147个教堂，但是，同一时期的文献集《教堂末日》（Domesday Monachorum）记载的教堂数字却多出一倍。这表明堂区制度的确立那时已经完成。[6]萨塞克斯郡的情形也差不多，总共250个中世纪教堂中有183个在1100年前建成。[7]人口稠密并更富裕的诺福克（Norfolk）和萨福克（Suffolk）地区教堂则更多。

除了指派主持教堂事务的神父外，教皇还确立了一套高级神职人员的圣统制。每个地区设有总执事辅佐主教对辖区进行精神管理，另设有总铎，被选派去监督神父自发设立的圣堂。欧洲北部地区的主教不再蜗居于乡村的某个偏僻角落，而是像南欧的主教们那样搬到城镇里。在英国，克雷迪顿的主教于1050年搬到了埃克塞特城；多切斯特（Dorchester）的主教于1072年迁移至林肯；塞尔西（Selsey）的主教于1075年搬到奇切斯特（Chichester）；舍伯恩（Sherborne）的主教于1078年搬到古塞勒姆（Old Sarum），即后来的索尔兹伯里（Salisbury）。埃尔门（Elmham）主教先是于1072年搬迁到塞特福德（Thetford），旋即于大约1095年移驻诺威奇（Norwich）。到了1100年，所有的英国主教都已经实现了城居，可以享有较好的公共设施和便利的交通。你可以这样说，在1001年人们很少看到神父，但到了1100年，人们却已经很难躲开他们了。

除了堂区神父、总执事、主教和总主教之外，教皇还掌管人数迅猛膨胀的僧侣大众。10世纪早期，阿基坦（Aquitaine）公爵顺应改革风潮在克吕尼（Cluny）建了一座修道院。与同期其他修道院一样，僧侣遵守圣本尼迪克特确定的规则。不同的是，这所修道院主张更加严格执行规则。克吕尼不允许僧侣们发生性行为，一切买卖圣职、任人唯亲等堕落的事也一概禁止。他们直接受教皇管辖。不过，克吕尼僧侣的生活方式与其他修道院最重要的不同在于他们重新让祷告成为僧侣的首要职责。僧侣们雇佣人手在修道院的农田里工作，自己就可腾出时间做礼拜了。这种新的隐修生活模式吸引了不少贵族出身的人们前来修道院修行，因为他们认为体力劳动和他们的身份不符。于是克吕尼修道院很快就聚集了大批的追随者和财富，一些有才干的人也前来担任院长或住持。不久，克吕尼的主修道院旁又有新修道院加盟，到了11世纪，克吕尼修道院建立了基督教王国第一个像样的修道会，在其鼎盛时期，克吕尼修道会在全欧洲有近千所修道院。这场宏大的运动向我们展示了单一权力领导下的教派势力有多么巨大。不久后，又有人创建了规则更加严格的修道会，比如说1084年建立的加尔都西会（Carthusians）和1098年建立的西多会（Cistercians）。

将罗马天主教会的壮大过程比作教皇率领着一众神父与僧侣攻城拔寨毫不为过。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Urban Ⅱ）法国克莱蒙举行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成了拉丁教会势力崛起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拜占庭皇帝阿历克塞一世（Alexis Comnenus）忌惮安纳托利亚地区塞尔柱人的威胁，请求教皇乌尔班二世向西方贵族施加压力，请他们向东方的基督教兄弟施以军事援助。真是风水轮流转！11世纪伊始，君士坦丁堡认为罗马是蛮荒之地；到了1054年，拜占庭牧首趁机将罗马教皇的使者驱逐出教会；但是到了1095年，拜占庭却把教皇视为他们潜在的救星。乌尔班二世此时正热衷于化解希腊正教和罗马天主教会之间的矛盾，希望能借机把罗马教廷权力延伸到整个基督教世界，因此欣然相助。11月27日，乌尔班二世在众人面前宣教，敦促基督教徒停止内斗，去耶路撒冷把属于基督的圣座从法蒂玛王朝哈里发（Fatimid caliph）的统治下夺回来。教皇的提议得到了狂热的反响，直接引发了数次前往耶路撒冷的武装朝圣，这便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这次由法兰克和诺曼贵族领导的远征席卷了从安纳托利亚到叙利亚的整个地区。1099年7月15日，军队在去耶路撒冷的途中，攻克了历史名城安条克（Antioch）。这是个了不起的壮举。想象一下吧，今天从法国出发徒步向耶路撒冷进发；再想象一下，途中没有旅行指南，没有语言手册，也没有钱，还要面对难以忍受的高温和无数重兵的阻挡；最后再想象一下，此前你连离自己村子几英里之外的地方都没去过。发起这戏剧性的远征对我们来说很难理解，但从教皇鼓励人们征服世界一事可以看出当时教会力量崛起之势。

对天主教会而言11世纪是个突飞猛进的世纪。一开始，教皇必须听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任命和罢免，他很少能够依赖各地基督教国家身陷战争中的国王或公侯们，他不能完全行使他的权力，这也是因为必要的行政机构和交通设施都不完善，或根本不存在。神父们无视自己的宗教职责，他们使用方言主持礼拜，拘泥于地方习俗，甚至买卖神职、结婚生子，过着和世俗人一样的生活。然而到了该世纪末，天主教会已经团结起来，权力集中，组织严密，在强势中不断扩张。教会可以逼迫皇帝赤足翻越阿尔卑斯山，还可以唆使人们去征服圣城耶路撒冷。教会倡导提高识字率、出版书籍，在整个欧洲大陆促进思想活动的发展。但他们最大的成就在于建立基层社区的权力，到11世纪，天主教已经从一种简单的信仰，变成一个无所不在的组织体系，让普通民众接受洗礼，成为虔诚信徒，左右着民众从生到死的整个过程。

和平

刚描述完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转而又称11世纪最伟大的改变之一是和平的发展，这似乎有点讽刺的意味。而当你想到1095年曾强烈要求信徒们参与战争的教会竟是促进和平、消除冲突的主要推手之一，那讽刺的意味就更强烈了。尽管如此，如果你将1001年的欧洲与1100年的相比，你就会发现1100年动乱是如此之少，因此称和平是11世纪最伟大的变化之一并不为过。

为了理解这种明显的矛盾，就有必要了解那个时代背景下的暴力。的确，11世纪发生过一些战争，但是这里至关重要的就是这个词汇—战争。997和1001年，北欧海盗攻击了德文郡，但那并不是战争，相反，这只是一个视暴力为生活方式的社会日常的侵犯行为。同样，马札尔人入侵神圣罗马帝国，穆斯林将军阿曼苏尔（Almanzor）进攻莱昂王国，都只是文化间持续冲突的一部分。任何一方都认为对方是自己的死敌。当基督教世界周边的异教王国皈依基督教时，曾经的深仇大恨都被兄弟般的文化情谊和谨慎的共存取代。他们或许仍然相互交战，正如我们所见，甚至几个教皇之间也会发生争战，然而，这些都是为解决某些具体政治争端的短暂战争。冲突不再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1066到1071年间诺曼人对英格兰和意大利南部的征服是成熟基督教国家最后一次遭受北欧海盗式的掳掠。非偶然的杀戮在1100年以前曾经是基督教国家的常态，而现在这种状况已经转移到更边远的异教敌人那里了，如科尔多瓦的穆斯林、塞尔柱人和立陶宛及斯拉夫的异教徒。

欧洲社会摆脱旧时代暴力文化的过程不只是从前敌对的异教徒变成了信奉基督教的新盟友，更是因为社会经济层面的改变，特别是封建制度的出现。在北欧海盗和马札尔人入侵时，欧洲军队仍只能徒步作战，远不敌来去自如的海船和马背上的掠夺者。为了保护土地和人民，欧洲的统治者建立了一支特殊的军事力量—骑兵，他们坚硬的盔甲、移动的灵活性和快速部署能力可以有效阻止敌人的进攻。但当时战马非常昂贵，骑士纷纷要求佩戴的锁子甲也很贵。此外，要熟练地在马背上作战，骑士从小要就接受训练。因此，欧洲贵族为资助骑士和他们的家庭花费了大量的财富：为支持这一军事力量，一个新贵阶级诞生。这一封建制度是一个互惠的安排：武装贵族得到地方社区物资和装备的供给，而社区则得到他们的保护。从1001年开始，这个封建过程正处于发展中，它使入侵者掠夺此前防备不足的欧洲农民的难度大大增加。在当下现代社会里，“封建”一词可能有负面含义，但在1100年，它意味着信仰基督教的欧洲受到前所未有的防护。

不得不提的是，封建武士阶级的确立是为了抵御基督教国家外部的敌人，但它也鼓励了另一种社会内部的暴力，即武士之间的冲突。事实上，诺曼史学家普瓦捷的威廉（William of Poitiers）曾记录了诺曼底武士间频繁的暴力事件，这些事件和1066年以前宁静的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形成明显的对照。但是，武士们也承担着来自多方面的维护和平的压力。积极鼓励寻求新方式抵制暴力的教会就是这些压力的早期来源之一。举例而言，武士犯了严重罪行后会被强制进行苦修。有一个叫富尔克·内拉（Fulk Nerra）的武士，安茹伯爵（Count of Anjou），因其犯下暴行之多为后世所知。他曾在发现妻子和一农民通奸之后将身着婚纱的妻子绑在木桩上烧死。他还叫嚣要进行大屠杀，造成了极大的恐慌。教会对此忍无可忍，决定不能坐视不管，要求伯爵前往耶路撒冷朝圣赎罪。后来，富尔克·内拉再次犯事，教会罚他修建了一座修道院，神父在那儿专门为他的灵魂祈祷。到1040年富尔克死时，他一共完成了两次耶路撒冷朝圣之旅，修建了两座修道院。很明显，教会没有完全抑制住他的暴力倾向，但却能够使其恶名昭著[8]，迫使他进行忏悔，这无疑起到了警示作用。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教会对富尔克恶劣秉性的压制，他不知要犯多少事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为他修建修道院的功绩和朝圣行为，有些历史学家在提到他时甚至为他冠以“虔诚”之名。

来源于教会的另一个遏制暴力的策略是10世纪晚期从法国开始的“上帝的和平”运动。它包括强力的宗教宣传手段，特别是将圣人遗骨搬出教堂，沿街巡游展览，呼吁武士们共创和平，保护女人、神父、朝圣者、商人和农民免受战争之苦。今天我们可能会对这种手段不屑一顾，但在11世纪，人们执着地相信圣人遗骨具有超验力量，能决人生死，尤其是对不遵守自己宗教誓言的人。人们对于圣骨的崇拜在1033年前后达到高峰，这一年被认为是基督去世的千年纪念。另一运动被称为“上帝的休战”。起初，它禁止人们从周五晚上到周一早上之间以及诸圣纪念日之间作战。到了11世纪40年代，禁令的对象扩展至所有12岁以上男性，休战时间段也延长至周三下午到周一早上，另加大斋节和降临节期间。不得不承认的是，禁令并不完全有效：黑斯廷斯（Hastings）战役就发生在星期六，可见撒克逊人和诺曼人都违反了休战约定。不过，教会一再申明此种禁令，为武士敲响警钟，让他们逐渐明白，教会不会宽恕基督徒之间的交战。罗马教皇乌尔班在11世纪末的克莱蒙布道中提出，基督徒如果真的渴望战斗，那就应把矛头对准异教的敌人。

我们或许会嘲笑那些教士们的天真，他们自以为可以禁止周三下午茶之后到周一早上9点之间的战争。但是这个休战运动的影响比教会自身的影响大得多，因为这场运动提倡了一种道德观念，得到了当时国王们的支持。对一个统治者而言，臣属们耗费资源，彼此争斗，这带来的危害是毁灭性的，因此，“征服者”威廉[9]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都是休战运动的坚实拥护者。此外，世俗的统治者也用自己的方法维护和平。在英格兰，威廉一世故意将他臣属的领地分成小块分散在全国，这样可以避免封臣们控制大片领地形成小王国。除此之外，每块领地都是封臣们亲自从国王那里获得的，这种对于领主的效忠关系使封臣们得以和平相处。这种关系也意味着封臣有义务遵守国王所期待看到的礼节和规定。无论是星期一早上，或是星期六下午，有关战争的禁令都适用，这也包括教会的休战约定。基督教控制并约束暴力的缓慢过程就此开始了。

奴隶制的中止

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宣称奴隶制的消失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深刻的（变革）之一”。[10]毫无疑问，从900到1200年间，奴隶制的结束是欧洲社会的一个变化，但这是个复杂的过程。首先，这个时间段表明，奴隶制不是突然地完全被“废止”的：13世纪的西方以及此后几个世纪的东欧仍存在着奴隶。其次，不是所有奴隶的经历都完全相同：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法律规定怎样对待奴隶。除此之外，奴隶制与其他奴役形式的关系也不完全清楚，特别是农奴或非自由农。然而，西方世界在11世纪已经迈出限制奴隶制的重要步伐，最终导致西方奴隶制的逐渐消失—这就是本节要介绍的主题。

奴隶制是一个古老的制度，中世纪，奴隶制的根源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罗马人“所有权”的法律原则规定，对物件的所有权不仅仅是简单地拥有它们，还包括你对于此物件的处置方法，这“物件”就包括人。5世纪西罗马帝国解体之后，每个新王国开始制定自己的规则，对“所有权”原则加以不同程度的限制，奴隶和奴隶主都必须遵守这些新的规则。自由人嫁给或迎娶奴隶，自身是否会成为奴隶，各国有不同的规定，反之亦然；一个自由男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娶了一个女奴，他是否有权利离开她，法律规定也各不相同。有些地方男人有权把妻子当奴隶卖掉，从而解除婚姻；如果一个男子自卖为奴，他妻子和孩子未必成为奴隶，因为他们生来是自由人，但他们也未必能保持自由人的身份；在一些王国，杀了自己奴隶的人必须进行苦修，严酷程度取决于被杀奴隶是否确实有罪，还是主人只是纵容自己的私愤；一些法律规定如果一个女奴为一个自由男子生了两个儿子就可以获得自由；某些地区规定奴隶可以保有自己赚来的钱，让他们有可能为自己赎身。韦塞克斯（Wessex）国王伊内（King Ine）规定如果主人强迫奴隶在星期天工作，奴隶就可自动变为自由人，而且主人要被罚款30先令，这项法律后来被阿尔弗雷德大帝（Alfred the Great）采用。尽管有关奴隶制的法律多种多样，奴隶和封建制度下的隶农或农奴还是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庄园主可以限制农奴的行为、婚姻、去向以及在哪块土地上工作，但这是基于农奴对庄园的依附关系。农奴与土地捆绑，他们的劳动义务和责任与土地一起被继承、转让或出售。因此，这是一种间接的奴役形式，这里暗含了其他几个和奴隶制重要的不同之处。庄园主的权力受到习俗的限制，因而，庄园里的农奴可以享受到一定的权利。然而，奴隶是简单又纯粹的财产。他或她可以与配偶分开单独出售，也可以和配偶一起打包被买卖。奴隶会遭到毒打、致残、阉割、强奸、被迫长时间工作（除了之前提到在有些王国星期天不能强迫奴隶工作），甚至被杀害，主人却能免受指责。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奴隶是二等公民—雇农是二等公民，奴隶根本就不是公民。

你可能认为教会会禁止奴隶制，然而，教会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是混乱而分裂的。一方面，教皇格列高利一世曾在6世纪末宣布人类生而自由，因此，恢复男人和女人出生时的自由身份在道德上是正义的；另一方面，三个世纪之后，则出现了欧里亚克的圣杰拉德（St Gerald of Aurillac）那样的人，虽然死的时候释放了很多奴隶，但他生前把奴隶视为他的财产，他甚至曾用砍掉四肢来恐吓不听话的奴隶。[11]如上所述，一部分问题在于11世纪早期教会的影响有限，缺少权力和手段在道德层面遏制不法贵族。但根本问题在于奴隶是财产这一观念，如果教会都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财产，怎么能敦促其他富人放弃财产呢？甚至在康布雷（Cambrai）、凡尔登（Verdun）和马格德堡（Magdeburg）这样的城镇，每出售一个奴隶都要向主教付一份税。为了巩固和发挥权力，教会需要富人的帮助，而那些富人的财富来源于奴隶的劳动，这样的富人不可能支持教会去剥夺他们的财富。在道德使命和对金钱与权力的需求中，教会左右为难。

那么11世纪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弄明白起初人们为什么会沦为奴隶。一开始，在战争中被俘获的男女经常被卖为奴隶，在基督教世界和其他地方都是这样。信奉基督教的英格兰奴隶被卖到克努特（Cnut）统治下的丹麦，被海盗俘获的英格兰奴隶被卖到爱尔兰，爱尔兰和威尔士的奴隶则被卖到英格兰。英语中“奴隶”（Slave）这个词源自“斯拉夫人”（Slavs）一词，那时他们还没皈依基督教，容易受基督教奴隶贩子的袭击。但不是所有奴隶都来源于战争：一些人把自己卖为奴隶。自愿为奴这种情况让今天的我们很吃惊，但有时人们没有其他的选择，为了不致饿死，他们必须变卖自己或家人。对其他人来说，奴隶是一种惩罚的形式：一个盗贼被抓住之后可能会被罚成为受害人的奴隶，而不是被处死。在一些王国里，叛国者会被判为奴隶。那些试图为奴隶制辩护的教会人士争论说，让罪犯或败兵当奴隶总比绞死他们更仁慈。1001年在克雷迪顿主教的房子里发现的那本赫拉班·毛鲁斯（Hrabanus Maurus）写的书中，作者正是这么认为的。

不同方面的社会发展结束了这个现象。首先，教会颁布规定促进和平，随着冲突的减少，使战俘沦为奴隶的机会变少了；另外，经济长期发展，荒地清空了，湿地排干了水，新庄园建立了起来，交易量大幅度增长。如果造成奴隶制的两个主要原因是文化冲突和极度贫困，而这两个问题在欧洲都得到缓解，那奴隶制规模的缩减也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增长的财富也使11世纪晚期的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城市生活迅速发展，奴隶可以逃到大城市出卖劳动力。另外，领主越来越不愿承担责任，比起养活生产力低的奴隶，与土地捆绑的封建佃农，无偿地为领主耕作，还可以自负温饱，是一种更经济的劳动力单位。除这些因素之外，随着财富和权力的增长，教会得以加强其在道德立场上的话语权，“上帝的和平”运动规定集会时逃跑的奴隶可以获得永久的自由，用奴役来惩罚罪犯的做法也开始消失。最后，一些统治者的政策也是一个原因。几位当代的作家声称，“征服者”威廉坚定地认为奴隶制是野蛮的，并采取了一些措施阻止奴隶的交易。[12]威廉一世统治末期，在莫顿庄园里的28人中仍有6人是奴隶（servi），但就整个王国而言，只有大约10%的人口是奴隶。威廉一世死后，教会强化了他的废奴主张。1102年，伦敦主教会议宣布，“今后任何人不得参与这种在英国盛行的把人当作牲口一样买卖的邪恶交易”。此时，在法国、意大利中部以及加泰罗尼亚，奴隶制几乎已经消失。[13]虽然在凯尔特国家，奴隶制又持续了一个世纪左右，在东欧则持续了更长时间，但总体而言，这个从史前时期就开始在西方常见的现象还是迅速消失了。

结构工程

11世纪的第四个巨大变化至今仍在我们居住的城镇里留有印迹。大体而言，1001年时，西欧建筑的规模偏小且风格保守。它们仿照古罗马时期遗留下来的建筑样式而建，在风格和规模上都接近。那一时期，大部分大教堂的木质屋顶高度不超过40英尺，规模仅相当于如今的教区教堂。然而到了1100年，建筑师和结构工程师突破了古罗马先辈们的格局，形成了如今被称为“罗马式建筑”的风格。人们建起了数以百计的大型建筑，遍布整个欧洲，其中部分建筑甚至有70英尺以上的穹顶和160英尺以上的塔楼，更有数百座建筑当时还在修建中。同样地，在1001年，我们能确认为城堡的防御性建筑也寥寥无几，但到了11世纪末，此类建筑可谓数以万计。11世纪时，欧洲人学会了建造厚实的围墙和高耸的塔楼，他们把这种建筑修筑到基督教世界的每个角落。

读者得知教会的雄心对这些建筑领域的发展有重要影响时，应该并不感到惊讶。勃艮第的克吕尼教堂，即迅速扩张的克吕尼修道会的心脏，于955年开始重建。981年落成时，其规模相当宏伟，中殿和侧廊有七个耳房，在当时真是令人瞠目结舌。11世纪初，它不断发展并有了新的特征，如前廊和筒形拱顶（筒形拱顶能使素歌更好地传播）。与此同时，在距克吕尼教堂20英里远的图尔尼（Tournus）圣菲利贝尔（St Philibert）修道院里，另一座筒形拱顶教堂也在建造当中。而1001年，在它北部80英里的第戎（Dijon）圣贝尼涅（St Bénigne）教堂的建设工作也开始了。10世纪中叶，勃艮第遭到马札尔人攻击，此后为了防火，人们建起石质建筑，这可能就是这些宏伟的早期罗马式教堂最早出现在勃艮第的原因。但总的来说，新建筑发展的动力归根结底在于资金，而克吕尼的确积聚了大量的财富—从意大利到法国北部必经此地，商人纷至沓来，朝圣者络绎不绝，给这里带来了财富。但不管原因是什么，在11世纪的头20年内建成的这三座教堂影响力巨大。以克吕尼修道会言之，子隐修院院长定期返回修道会的母隐修院，看到宏伟的克吕尼教堂后，他们也希望依照其原型建起自己的教堂。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教堂的影响力很快就延伸到克吕尼修道会之外。

推动新建筑风格形成的另一个宗教因素是收复失地运动（Reconquista），即从穆斯林手中夺回西班牙的战争。莱昂王国的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Santiago de Compostela），自9世纪以来就是一个重要的朝圣地，但在997年，它被穆斯林西班牙的军事统治者阿曼苏尔攻克。自1002年阿曼苏尔死后，科尔多瓦哈里发国王就没有从随后的内讧中完全恢复过来。西班牙的基督教王国看到时机成熟便发动攻势，将战线向西班牙腹地推进，并修建城堡和教堂以确立基督教的统治。他们还鼓励骑士来到前线，为宗教战争而奋勇拼搏。朝圣者终于可以再次相对安全地踏上前往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的旅程。很多巨大的罗马式教堂沿着法国境内通往西班牙的主要道路修建起来，分布在图尔（Tours）、利摩日（Limoges）、孔克（Conques）、图卢兹（Toulouse），以及朝圣目的地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这些城镇从访客那儿聚集资金，用于扩大教堂的规模，这样未来的骑士和朝圣者必然会对上帝的造化肃然起敬。随着这个世纪时间的推移，收复失地运动的成功鼓舞了更多的来访者，他们的捐助进一步推高了修建教堂的浪潮。

当各地教会资助人和建筑工匠意识到他们现在可以用石头作建筑材料时，罗马式建筑风格迅速从法国中部风靡开来。1067年，诺曼底威廉公爵主持了朱米耶日（Jumièges）修道院的受圣仪式。他还同他的妻子在卡昂（Caen）修建了两座大修道院教堂。神圣罗马帝国也开始热衷这种新的建筑风格，并于1030年左右开始从加洛林风格教堂转向建造罗马式大教堂，例如埋葬着神圣罗马帝国历代皇帝的施派尔（Speyer）大教堂。由于比萨、佛罗伦萨、米兰和热那亚这些商业城市的兴起，意大利积累了巨额财富，于是欧洲南部没有落伍。比萨大教堂建于1063年，而在同一年，拥有高160英尺九层塔楼的彭波萨（Pomposa）修道院也建成了。威尼斯，这个曾经一直向君士坦丁堡和东部看齐的城市，如今也从法国寻找灵感，开始了大规模的建造工程。圣马可大教堂始建于1063年，虽然它是按照拜占庭风格设计的，但其规模显然受到法国和德国的新教堂的影响。到了11世纪末期，连英格兰都已经兴起了修建大教堂和修道院教堂的热潮。在诺曼征服之前，英格兰没有建造过任何具有重大意义的建筑，但征服这件事无疑成了许多重要建筑重建和创建的起点。大约在1079年，克吕尼修道会开始在英格兰的刘易斯（Lewes）建造他们的第一个修道院。除了“忏悔者”爱德华在威斯敏斯特的教堂外，这个王国里每一座大教堂和修道院教堂都在诺曼人到来后的50年里得到重建。[14]这次建筑风格转变的风潮还在以下教堂留下印迹，包括圣奥尔本斯（St Albans）修道院（现已改为大教堂，始建于1077年）、格洛斯特（Gloucester）修道院（现已改为大教堂，始建于1087年）、温切斯特（Winchester）大教堂（始建于1079年）、杜伦（Durham）大教堂（始建于1093年），以及诺威奇大教堂（建于1096年）。

“那又怎样呢？”你可能会这样问：“这个重要吗？”毕竟，用一种建筑风格替换另一种建筑风格并不能对人们的生活方式构成什么影响。但是，这一改变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建造这些高耸的教堂象征着什么，而在于修建这些教堂所需的技术—结构工程学领域的创新。野蛮的马札尔人来犯时，焚毁沿途一切建筑，用石材建造带拱顶的高大教堂以防范其攻击，有很明显的军事用途。因此，毫无疑问，罗马式大型建筑的发展和城堡的兴起紧密相关。

城堡是封建制度的物化形式。当国王赐封给臣属一块领地时，该臣属就有了守土安民的责任。为了这个责任，从10世纪晚期起，封臣们就开始用石料和木料巩固居所的防御工事。我们所知最早的城堡是杜埃—拉方丹（Doué-la-Fontaine）古堡，建于950年，它也许是布卢瓦（Blois）和安茹的伯爵们争霸的产物。在11世纪初，富尔克·内拉在他的封地安茹建造了朗热（Langeais）堡及其他十几座城堡。这些城堡大多用方石建造，墙壁厚实，入口通常设在第一层，用以抵御敌人的进攻。固若金汤的城堡意味着封臣不太会面临领地失守的情况，即便封地遭到敌方的侵占，他所需要做的就是等待敌军给养耗尽、守卫松懈，从而自动放弃围攻，或者趁敌懈怠予以突击。城堡也因此成了君王和封臣巩固统治并确保领地长治久安的工具。在这个世纪里，当结构工程学的发展使塔楼建得越来越高大坚固时，封臣与其封地的关系也就越来越坚不可摧。

城堡发挥的重要作用，我们通过对比欧洲其他没有修建城堡的地区便可略知一二。711年，西班牙西哥特王国被入侵的穆斯林大军轻易剿灭，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城堡来为居民提供庇护。我们同样可以看到，9世纪和10世纪，北欧海盗和马札尔人来袭时，当地居民无处可逃，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诺曼史书编纂者同样将1066年英格兰人的战败归因于没有城堡。“征服者”威廉唯独需要认真对付的是那些带有已加固城墙的城镇，但是这样的城镇当时很少见，相隔距离也较远。尽管1068年，埃克塞特人可以通过拦上城门抵抗一下威廉的入侵，但是他们没有办法用士兵筑起匹敌坚固城墙的人链来抵御敌军的攻击。攻陷埃克塞特之后，威廉就建造了一座城堡守护这座城池。在伦敦，他建造了三座城堡来巩固他的统治，其中，伦敦塔傲然挺立直至今日。在约克郡，他建造了两座城堡来守卫自己的领土。总的来说，到1100年为止，英国总共修建了500多座城堡。这个从前几乎毫不设防的王国，此时变得城堡林立，壁垒森严。整个欧洲也经历了同样的变化。例如，在意大利的每座城市，财力雄厚的封臣建造的城堡高耸入云。国王们想仅靠武力征服别人的领地变得越来越难。虽然1204年法国的诺曼征服和1453年英国对加斯科涅（Gascony）的控制证明征服别人的领地并非不可能，但在很多地方，因为城堡的严密防护，想要成功不能仅仅依靠军事力量，而常常靠的是守土武士们的反水。这样一来，城堡作为欧洲封建制的物化形式，为欧洲的安全做出了贡献，也进一步稳固了基督教世界即将迎来的和平。

小结

在这一章中我们看到，如今被我们视为中世纪最重要时代特征的那些因素在1001年还尚未成型，甚至根本不存在，到了1100年却已经发展完善，例如罗马教皇最高地位的确立、堂区组织的发展、修道制度和隐修院的建立，还有城堡和大教堂的修建。但旧世界的终结也反映在其他方面。到11世纪，战争和暴力行为的性质与程度都发生了变化，奴隶制也逐渐开始消亡。不过，最令人惊叹的是，这些变化都和教会的作用分不开。甚至北欧海盗不再入侵的原因最终也可以追溯到教会，因为基督教开始传入斯堪的纳维亚和更远的地域。

这些对我在莫顿的先人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神父们来得更加频繁。1100年前后这儿建了第一座教堂。它规模不大，里面光线昏暗，外面花岗岩饰带上粗劣地雕刻着生命之树、抽象的涡纹和神话中的怪物。对来自拜占庭的访客来说，这些图案可能显得很原始，但它们将莫顿永久地与整个基督教世界连接在了一起。与欧洲其他基督教地区一样，这里的居民聆听着关于道德和虔诚的布道，这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1050年，教区的管理部门搬到埃克塞特后，大教堂的修建使这里知识的传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教堂建立之初，其图书馆里至少有55本书，它们是主教利奥弗里克（Leofric）捐献的。皇家城堡的建立不仅确立了诺曼王朝的统治，通过治安官的监督，也将这座城市控制在国王的统治下。所有在德文郡拥有土地的诺曼贵族都在埃克塞特拥有房产。1087年，这里又建立了一个新的本尼迪克特修道会修道院。城市集市因人口膨胀而不断发展，这又促进了人们对森林与沼泽地的开垦。莫顿人外出不用再害怕北欧海盗了，13英里外的埃克塞特的繁荣意味着莫顿居民有更多的理由频繁前往那里。于是，囊中装着新铸银币的莫顿居民们认识到，他们不再是勉强生活在基督教区的边缘，而是基督教世界整体的一部分。

变化的主要推动者

社会的重要变化很少是某一个人思想的产物，更不是由某个人一手推动的。过去的巨大变化往往不是依赖于某个天才，而是很多抱有同样思想的人看到了同样的机会，因此，我们几乎不可能将社会的变化归结于某个人的决策。就像变化的本质一样，小的变化容易定义，但如果涉及因素太多，定义就困难了。因而，我们很难确定某个人在一个世纪里对整个欧洲大陆的作用。不过，探讨个人在变化中的贡献也有一定意义，因为从中可以看出个人的局限性，以及成千上万的个人决策是怎样带来变化的。

1978年，著名的美国通俗作家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t）列出了他心中100位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15]其实，这是个相当武断的列表，缺少学术上的严谨，这从他在第二版中把牛津伯爵认为是莎士比亚戏剧的作者就可以看出来。然而，当时作为一个小男孩，我觉得它还是相当刺激的，这显然也是作者的意图。他的列表包括了两位11世纪的人物：“征服者”威廉和教皇乌尔班二世。对英国人而言，1066年威廉入侵英格兰的决定无疑使他成为一个重要的变化推动者，但他的行为对欧洲其他地区来说影响就小得多。不仅如此，我们也应该记得他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了盎格鲁—撒克逊的制度：生活并没有像人们预想的那样发生很大变化。再说教皇乌尔班二世，也许是他发起了十字军东征，鼓励了收复失地运动，但在欧洲，十字军东征的成就更多是象征性的，实质性的成就很少。在西班牙，纳瓦拉和莱昂诸王也并不需要什么动员力量促使他们决定攻打摇摇欲坠的科尔多瓦哈里发政权。威廉一世与乌尔班二世都是影响深远的人物，但是就11世纪整个欧洲来看，他们远远比不上一个被哈特忽视的人物，即作为教皇格列高利七世而闻名的希尔德布兰德。

早在成为教皇之前，作为罗马教会的总执事，他积极主张教皇权力高于神圣罗马帝国皇权。他也是格列高利改革的提倡者，而这一改革后来成为规定大主教神职人员的权责的重要事件。他主张将教会系统彻底从世俗世界中分离开来，并规定教皇权力高于皇帝权力和其他世俗权力，这一努力改变了基督教世界。你能想象一个教皇由皇帝指定，而教会毫无政治影响力的中世纪吗？乌尔班二世1095年在克莱蒙布道时的热烈反应应该归因于他雄辩的口才和教众狂热的宗教信仰，以及他所描绘的征服计划的吸引力，但是他更应该感谢格列高利七世给了他这样一个平台。是格列高利七世在1074年第一次提出以武力手段帮助东方的基督教徒，因而乌尔班二世的地位应该放在格列高利之后。格列高利七世在教皇生涯晚期被皇帝逐出罗马，一年后的1085年死于流放途中，但这些都无法抹灭他的业绩。并非所有英雄都能死得其所，一个人的死亡结局也不应该成为低估他生前成功的理由。格列高利将教皇权力至上的观念扩展到了整个基督教世界，将神职人员的地位提高到武士与工农之上，从而鼓励知识的传播和讨论，没有这些，欧洲社会就是另外一种情况。

[1] 关于欧洲，参见N. J. G. Pounds, An Economic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1974）, p. 99。2012年4月，Henry Fairbairn向伦敦中世纪协会（London Medieval Society）提交过一篇论文，其中谈到德文郡和康沃尔郡硬币储藏不足一事，此文曾引起我的关注。

[2] C. H. Haskins, The Renaissance of the Twelfth Century（2nd edn, 1955, 5th imp., 1971）, p. 72.

[3] 　西方教会（the Western Church）狭义上指罗马天主教中使用拉丁礼拜仪式的教会，与承认罗马教皇但实行东方礼拜仪式（如拜占庭礼等）的东方礼天主教相对。西方教会现有时也与西方基督教（Western Christianity）这一概念混用，广义上指代始于以罗马为中心的西罗马帝国并使用拉丁语的基督教会，包括罗马天主教会，同时涵盖圣公会、路德会等16世纪宗教改革后衍生出的教派，与之相对的是源于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罗马帝国并使用希腊语的东方基督教（如东正教等）。作者在此使用的是西方教会的广义定义，基本等同于本章提及的罗马天主教会和拉丁礼教会。——编者注

[4] 　宗主教（patriarch），早期基督教主要城市教区（如罗马、君士坦丁堡等）主教，地位和权力高于一般主教（bishop）、总主教（archbishop）和红衣主教（cardinal）。1054年东西教会大分裂后，罗马宗主教被确立为天主教教皇（the Pope），因此patriarch一词后多出现于东正教和其他东方基督教语境中，一般译为牧首。此处为配合东西教会大分裂前夕的历史语境，避免读者困惑，统一译为宗主教。—编者注

[5] 　更详尽的德文郡的数字论证请见Bill Hardiman和Ian Mortimer的A Guide to the History and Fabric of St Andrew’s Church, Moretonhampstead（Friends of St Andrew’s, 2012）, pp. 4—5。帕德伯恩的数字请参见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 3, p. 46。

[6] 　Christopher Holdsworth, Domesday Essays（Exeter, 1986）, p. 56; Neil S. Rushton, ‘Parochialisation and Patterns of Patronage in 11th Century Sussex’, Sussex Archaeological Collections, 137（1999）, pp. 133—152, at p. 134.

[7] 　Rushton, ‘Parochialisation’, Appendix 1.

[8] 此处原文为“make an example of his black reputation”，即“为他黑色的名号举了很好的例证”，“黑色”是双关语。富尔克·内拉本名为富尔克，内拉（Nerra）是外号，在古法语中是黑色的意思。——编者注

[9] “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即威廉一世。——编者注

[10] 转引自Pierre Bonassie, trans. Jean Birrell, From Slavery to Feudalism in South-western Europe（Cambridge, 1991）,p.1。

[11] 格列高利的引文之释义出自Frederik Pijper, ‘The Christian Church and Slavery in the Middle Age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4, 4（July 1909）, pp. 675—695, at p. 676。关于欧里亚克的圣杰拉德的注释出自Bonassie, Slavery to Feudalism, p.55。

[12] John Gillingham, ‘Civilising the English? The English Histories of William of Malmesbury and David Hume’, Historical Research, 74,183（Februry 2001）, pp. 17—43, esp. p. 36．在此感谢Dr Marc Morris提供的信息。

[13] Plinio Prioreschi, A History of Medicine. Vol. 5: Medieval Medicine（Omaha,2003）,p. 171.

[14] Marc Morris, The Norman Conquest（2012）, p.334.

[15] 　Michael Hart, The 100（1st edn, 1978, 2nd edn, 1992）.

第二章 1101—1200 12世纪

1144年的圣诞夜，十字军建立的国家埃德萨（Edessa）被穆斯林指挥官赞吉（Zengi）攻占。所有被俘的基督教骑士都遭到屠戮，他们的妻儿也被围捕起来卖去当了奴隶，这一事件使基督教世界在心理上受到重创。深受打击的尤金三世（Eugenius Ⅲ）委派他的老友和老师克莱尔沃的贝尔纳（Bernard of Clairvaux）布道来鼓励人们进行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以收复教会财产。贝尔纳原来是西多会的修士，但后来证明他也是位一流的外交官。他于1146年3月31日在韦兹莱（Vézélay）教堂宣读了罗马教皇的敕令后，便以他那无人能够模仿的口才对教众展开他的即兴演讲。人们当场便一齐呼喊：“十字架，给我们十字架！”并发誓要为基督而战。法国国王刚好参与了这次集会，他承诺要亲自远征圣地。受到法国国王和贝尔纳雄辩的演讲的鼓舞，很多骑士也做出了同样的承诺。随后几周里，贝尔纳前往德国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进行布道演说，所到之处频频传出神迹降临的消息，不断引起民众的疯狂追捧。贝尔纳自己则写信给教皇，说：“您的命令，我已遵从……宣讲之后，十字军规模成倍增长，其数无法估量。目前城乡各处，十室九空，均似荒地，所能见者无非妇孺，七女难觅一夫。所有壮丁既已远征，留下妻子在家，如同守活寡。”后来，贝尔纳来到施派尔使出浑身解数，想要说服疑虑中的皇帝加入十字军。在接连两天的努力之后，他忽然展开臂膀，伸出双手，好像自己就是十字架上的耶稣。他在宫殿大哭道：“陛下，为了您亲自出征，我已倾尽了全力！”皇帝此时深受感动，于是起身行礼，发誓要参加征战，夺回耶路撒冷。

12世纪充满了类似的戏剧性片段和大量名垂青史的非凡人物。在这个世纪中，彼得·阿伯拉尔（Peter Abelard）和爱洛伊丝（Héloise）爱得轰轰烈烈；女修道院院长兼作曲家希尔德加德·冯·宾根（Hildegard von Bingen）尽显才华；中世纪最伟大的骑士威廉·马歇尔（William Marshal）功勋卓著。12世纪还出现了一些传奇人物，如“红胡子”腓特烈（Frederick Barbarossa）、亨利二世（Henry Ⅱ）和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Becket）。这个世纪还见证了几位皇后、女王的风采：玛蒂尔达皇后（Express Matilda）、阿基坦的埃莉诺（Eleanor of Aquitaine）王后和格鲁吉亚的塔玛（Tamar of Georgia）女王。12世纪不仅出现了几位以狮子为外号的统治者，如“狮王”威廉、“狮王”亨利和“狮心王”理查等，还出现了另外几位绰号更加罕见的国王，如“建设者”大卫、“神佑者”翁贝托（Umberto）和“胖子”路易等。一些军事修道会的名称也流传至今，如圣殿骑士会和医院骑士会。这是第一个充满骑士精神的伟大时代，纹章学和骑士马上比武竞技都出现于这个世纪。同时这又是一个充满着通俗和质朴文化的世纪，它养育了杰出的拉丁语诗人休·普里马斯（Hugh Primas）和那位拉丁“无名诗人”（Archpoet），以及诸多吟游诗人，他们写下那些绵绵诗句，取悦和撩拨自己的妻子，在更多情况下，是挑逗他人的妻子。

令人惊诧的是很多当时的故事和习语至今仍保留在我们的文化中。或许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亨利二世的那句话：“谁能帮我除掉那个聒噪的神父？”当时，他受够了大臣、坎特伯雷总主教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Becket）。还有一句不朽的名言：“你太爱你那金发头颅而不愿失去它。”这句话是1187年圣殿骑士的首领在克雷森（Cresson）泉水边对医院骑士的首领说的。当时医院骑士的首领称圣殿骑士仅有600人的队伍，与眼前1.4万人的萨拉丁（Saladin）军队根本无法抗衡，圣殿骑士首领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另外，我们也忘不了苏格兰“狮王”威廉的名言：“现在让我们看看谁是真正的骑士吧！”这是苏格兰国王向英格兰发起那场毫无胜算的阿尼克（Alnwick）战役时为虚张声势放出的豪言。身处这么多的流血事件中，你就能理解为什么12世纪史书编纂者豪登的罗杰（Roger of Hoveden）会在书中写道：“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见过自己流血，从来没有被人打掉过牙齿，或从来没有被敌手压在身下过，那么他就不适合上战场。”[1]

这些人物和故事让我们了解了那个时代：充满了血腥、勇气、固执、信心和激情。然而，这些人物和战争与那些最深刻的社会变化几乎没有什么关系。是那些劳苦农民、律师和学者对12世纪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你可以这么说，十字军东征加快了西方与东方的交流，充实了西方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如此。但是在东方的一些城市里，东西方关系的研究更富成果，在那里西方学者可以在和平的环境里安静地研究那些阿拉伯文和希腊文手稿。安条克、埃德萨、的黎波里和耶路撒冷等十字军城邦在城堡设计上可能具有一流的水平，对欧洲广大地区有过深远影响。但是，他们没有能够改变城堡的基本功能，那就是为抵抗围攻的警卫部队提供驻地。欧洲深刻的社会变化，另有其他领域。

人口增长

1050年以来，欧洲经济得到快速增长。大片的森林和荒野被开发，成片的沼泽被排干，耕地因此大量增加。从空中俯瞰，欧洲大陆已从原先以森林覆盖为主变为以耕地为主了。土地的开发是人口显著增长的结果，而人口快速增长的原因历史学家们依旧在争论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农耕中马龙套的逐渐使用。牛只需要一个简单的轭就可以拉很重的物品，但是马不同于牛，马不可以使用轭，当轭夹紧马脖子时，会压迫它的动脉。因此，用马耕地时需要一种更具保护性的马具。其实，这项技术古代就已经有了，但后来失传了。12世纪人们又重新开始使用这项技术。不过，它传播速度非常慢，即使到15世纪，英国大约三分之二的役畜还是牛。[2]尽管如此，在一些地方马和牛的一起使用增加了开发和翻耕土地的牵引畜力。

人口增长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历史学家所称的“中世纪温暖期”。在10—11世纪，平均气温非常缓慢地上升。到了12世纪，气温相较于公元900年前几乎上升了1℃。听起来这或许没什么差别：我们很少注意气温一二摄氏度的变化。但是作为一个年均值，1℃的温差影响巨大。正如历史学家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指出的，在温带气候中，春季平均气温下降0.5℃可能会导致最后一场霜冻延长10天。反之，秋季平均气温下降0.5℃可能会导致提早10天进入第一次霜冻。这种情况无论发生在春季还是秋季，都足以毁灭所有作物。[3]帕克继续指出，与之相反，气温上升0.5℃则会减少这些风险。此外，土地的海拔高度不同，危险程度也不同。根据帕克的研究，在低海拔的情况下，气温下降0.5℃单季作物歉收的风险会加倍，而连续两次歉收的风险会增加6倍。海拔1000英尺以上，连续歉收的风险会增加100倍。因此，气温上升0.5℃对许多人而言意味着生与死的差别。恶劣冬季天数的减少意味着更少的作物毁于霜冻。更温暖些的夏季意味着歉收的风险降低。长年累月，作物种植获得更高的产量，人们拥有更多的食物，更少的儿童死于饥馑。

儿童死亡率的略微下降似乎无法构成西方历史上最显著的变化之一，但是当这种情况在中世纪温暖期的两个半世纪中延伸至整个欧洲时，它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幸存下来的孩子们有了他们自己的家庭，这些家庭又繁衍出新生人口。结果，更多的土地得到开发，人们获得更多的粮食维持下一代更多的人口的生存。如果没有余粮，可能就没有文化扩张，就没有多余的劳动力来建造修道院、城堡和大教堂。学者们将不得不在田间工作，而不是研究学问。最初那几个额外的劳力引发了指数性的变化。原因很简单：欧洲有广袤而未开发的肥沃土地，它只是需要人手来开垦。

荒地的开发有两种方式：自由农民的个人行为和庄园管家主导下的集体行为。在第一种情况下，一个经营五六英亩土地的农民可能会意识到，他无法用这么点土地养活越来越多的家人。即使在丰年，他也没有多余的粮食在市场上出售或者存储起来防备荒年。当他确定了附近有一二英亩杂草丛生的荒地后，他会取得庄园管家的同意，交一些额外租金，将它开垦出来，种植农作物。这样一来大家都满意：农民有了更多的土地，家人的安全性大大加强，庄园管事和主人也高兴得到额外的租金。当农民的儿子们长大之后，他们再开发四五英亩荒地。荒地就这样得到开发。

集体开发往往涉及大规模的排水和灌溉项目。庄园管家雇佣庄园佃户在规定天数内挖渠筑坝。工作完成后，新的耕地会在新老佃户中分配。一些属于修道会的庄园甚至可能由修士们自己开发，遵循圣本尼迪克特修道规章的真谛。整个12世纪，欧洲数千英亩的林地和湿地被西多会修士所开垦和排干。

估量开发的程度是困难的。识文断字的人仍然罕见，因此领主及其属员没有定期勘查庄园的边界，佃户租赁土地的具体面积、位置更无从考查。有几个庄园关于“垦荒”（assarting）即清理荒地进行耕种的章程被保留至今，但从这些孤立的特许证明很难复原垦荒过程的全貌。因此，我们最好的估量方法就是人口增长本身，然而这也难以量化。这期间我们所拥有的最完整的数据是关于英格兰的，幸存的《末日审判书》（1086年）是综合记载11世纪封邑情况和财富的唯一资料来源。基于该书的估算，当时英格兰的人口已有约170万。人口税记录表明，到1377年，人口已经增长到大约250万，而且在1315—1322年的饥荒和1348—1349年的黑死病疫情之前人口可能有更多。根据这些和其他的数据，我们可以估算得出人口在1100年大约为180万，而到了1200年则增长为340万。这种情况揭示了1200年英格兰的农业生产力达到12世纪初的两倍。对于如此规模人口增长的唯一解释就是英格兰的大片荒地第一次得到耕种。更多的耕地生产了更多的食物，这意味着更多的人感到他们可以安心地结婚成家，他们的孩子可以得到更好的养育。并且，每一代人都会依次开发更多的荒地，进而导致新的人口增长。

12世纪欧洲其他国家的生活怎么样呢？如附录所示（见386页），历史学家们的数据并不一致。最近保罗·马拉尼马（Paolo Malanima）的一组数据表明，欧洲人口在12世纪整体上增长了38%。但是，如果我们利用三个人口文献保存最好的国家—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数据为欧洲的核心构建一个模型，同时以1500年840万人口这一被广泛认可的数据为准确基数，那么，我们得到的12和13世纪的人口数据就完全不同了。我们的估算表明人口在这两个世纪分别增长了49%和48%，到1300年总数已经超过1亿。无论确切的数字是多少，毫无疑问的是1050至1250年间，确保人口增长的土地得到大量开发。那个时代给我们留下的一般印象可能是身着锁子甲的十字军向着敌人迅猛砍杀的场景，但是12世纪社会变革的真正动力来自他们的封地。在他们的封地上，勤劳的农民努力耕作，没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留下的唯一印记是他们新近开垦的耕地。

修道院网络的扩张

教皇尤金三世委派克莱尔沃的贝尔纳鼓吹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事件暗含着12世纪的另一重要变化。贝尔纳是一位修道士，理应从尘世抽身，过一种隐居静思的生活。然而我们却看到他四处游历，拜见诸国国王，举行大规模布道集会。此外，无论他身往何处演讲，他的名声总能先他而至。1130年，人们关于新教皇选举的冲突爆发，贝尔纳此时受托决定新教皇的提名。他选择了英诺森二世（Innocent Ⅱ），并在以后几年中游历欧洲诸国努力说服另一候选人的支持者们改变主意。1145年，尤金当选教皇的主要原因是他是贝尔纳的朋友。贝尔纳的影响和名声极大地推动了他的修道会的扩张。成千上万的民众成群结队地加入1098年成立的西多会。该修会修道士们发誓严守圣本尼迪克特制定的修道规章，过一种简朴苦行的生活。到1152年，西多会已发展出超过330座修道院，遍布欧洲大陆。12世纪后半叶，西多会进一步扩展，延伸到东欧、苏格兰和爱尔兰。到12世纪末，它又增添了几十座女修道院。

西多会并不是唯一得到发展的修道组织。加尔都西会主张更为苦行的生活方式，修士们住在修道院回廊中的小室里。教士等其他神职人员也分为不同的修会，例如律修会（Order of Canons Regular，即奥古斯丁修会［the Augustinians］），其生活方式类似于修道院的修士。1108年，尚波的威廉（William of Champeaux）创立了圣维克多修会（Order of the Canons of st. Victor，即维克多修会［the Victorines］）；1120年，贝尔纳的朋友，克桑滕的诺伯特（Norbert of Xanten）成立了普雷蒙特雷（Premonstratensian）修会；1148年，森普林罕的吉尔伯特建立了吉尔伯特修会。遇上十字军热潮，苦修精神导致军事修会的同步发展，军事修会的职责包括做祷告和保护朝圣者。医院骑士团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胜利的感召下逐步发展起来。1118年，圣殿骑士团修会的建立得到了贝尔纳的大力支持。在12世纪50年代的卡斯提尔，西多会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军事分支—卡拉特拉瓦修会（the Order of Calatrava）。到12世纪末，条顿骑士团成立。这些仅仅是些最著名的修会，还有更多修会发展起来，保护前往圣地的朝圣者。

如果我们看一下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数据，修道会的发展规模就会显得十分清晰。在1100年，这两个地方仅有不足148座修道院，包括大约15座女修道院。经过大概20年的发展，从1135到1154年，数目从大约193座上升到307座：每年增加6座。到1216年，修道院大约已经增长到700座，另外有60到70座修道院属于医院骑士团和圣殿骑士团。[4]修士、修道教士、修女的数目更是大规模地增加，从大约2000名增加到1.2万名。如果我们根据这些数据对整个欧洲的总数进行推断，那么到12世纪末，西方基督教世界应该有8000到1万座修道院，有大约20万修士、修女和修道教士。然而，当我们考虑到英格兰和威尔士当时处在基督教世界的边缘地区，人口相对稀少，显然1200年，善男信女和修道院的实际数目应该更高。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是什么使得人们花费巨大的财富来建造这些新的修道院呢？要摸清他们的动机，我们需要了解炼狱理论的崛起。罗马天主教认为人死后灵魂不会直接进入天堂或地狱，而是暂时进入一个灵魂滞留所，然后再进入天堂或地狱。在这个宗教理论发展之前，贵族们之所以修建修道院，是希望能够做好事得福报，他们死时灵魂能够直接进入天堂。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他们将会永世在地狱中度过。12世纪中期，关于灵魂将会进天堂或下地狱的问题变得更加微妙了。灵魂在哪个时间点遭受审判进入地狱？是否在死亡的那个瞬间？对死者的祷告是否能帮助其升入天堂？神学家们详细地讨论了这个古老的祷告救赎命题，并率然决定祷告当然能够帮助死者。在12世纪50年代，彼得·隆巴尔（Peter Lombard）宣称祷告能帮助罪孽较轻的人减轻痛苦，帮助那些还算善良的人进入天堂。[5]人们开始相信灵魂并不是直接进入天堂或地狱。到1200年，一项细致的关于涤罪的教条出台了，越来越多的人将财富捐献给修道院和礼拜堂，他们希望修士为他们而做的祷告能够帮助他们死后快速通往天堂。

也许你会这么想，那些新的修士和修女都居住在与世隔绝的修道院中，他们几乎不会影响外界事物—那么他们是如何在西方世界的发展中留下重要印记的呢？我们需要思考12世纪的连通性问题。今天，我们身处奇妙的互联网世界，我们相信我们获得信息和传递思想的方法与祖先们截然不同。当今的信息储存和传输网络是我们的祖先无法想象的。然而，修道院体系提供了相似的连通性。它是基督教互相连通的层面，一种修道院网络，与各堂区神父、法院文员和从政的主教所组成的世俗世界交织在一起。从冰岛到葡萄牙，从波兰到耶路撒冷，修士、修道教士和神父们穿越国界，传播知识，参与更广泛的辩论。得益于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在11世纪将拉丁语树立为正统的努力，他们在这一传播过程中使用的是一种国际上通用的语言，正如今天标准通用语言支撑着互联网一般。

遍布基督教世界的修道院网络并不仅仅是传播知识，更促进了知识本身的产生。想一下修道院扮演的所有角色吧。建造修道院需要泥瓦匠、雕刻家和木匠，所以修道院成为12世纪设计、建筑、结构工程和艺术发展的主要赞助人。修道院要求修士和修道教士能够阅读，于是识字率得以提高。一些修道院还在院外建立学校，对男孩进行教育，偶尔也接收女孩。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行善，另一方面也能够筹集钱款。在修道院的图书馆中，人们保存了过去作家们的作品，同时也生产新的书籍，这样既保存了知识，也传播了信息。举个例子，诺曼底的贝克（Bec）修道院的图书馆，12世纪早期有藏书164部，1164年从遗产中获赠了另外113部。它还开设了一个收费学校。史书编纂者奥尔德利库斯（Ordericus）在对此处的描述中写道：“这个修道院几乎每一个修士都像是哲学家，哪怕学问最浅的修士也能给那些浅薄的文法专家上几课。”[6]当修道院变为大教堂的一部分时（这在那时非常普遍），通常由修士们处理那些来自皇家的信件，以便建立档案和编写历史。修士们经常旅行，在整个欧洲的修道院之间传递信息。在他们的花园里，他们会种植一些草药，有医疗室的修道院则会进行简单的治疗。一些修道院在欧洲大陆传播他们的技术，例如水车、重型犁和更好的葡萄栽培技术，从而促进了新拓土地的种植。

并不是欧洲的每个修道院都有资料丰富的图书馆，也不是每个修道院都有学校，但是很多修道院两者兼备。“修道院没有图书馆就像是城堡没有武器装备”，这是当时流传的一句俗语。[7]修道院帮助人们开阔视野、启迪思想，鼓励他们开设的学校里的学生探究新知识，不仅在修道院的图书馆中，还在其他领域。

知识复兴

如果你和几个中世纪历史学家玩个文字联想游戏，那么“12世纪”这个词毫无疑问会和“文艺复兴”一词产生关联。这与14世纪中叶至16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并无关系，而是更早期的一个现象。这个概念是美国中世纪研究学者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Charles Homer Haskins）于1927年首次提出的，他证明了12世纪在学术上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复兴时期。在我们的回顾中，有两条主线尤其重要：第一，得益于彼得·阿伯拉尔的超前思维及亚里士多德著作再发现的辩证法；第二，阿拉伯人著作的大量翻译，使人们发现了如此之多的古代知识。

彼得·阿伯拉尔是一位法国布勒托（Breton）骑士的长子。在儿子们还不能舞剑的时候，父亲便鼓励儿子们学习阅读。阿伯拉尔受到少数几篇幸存的6世纪波埃修斯（Boethius）翻译的亚里士多德作品的影响，逻辑学进步很快。不久，他便“除了文字外，没有任何武器了”。但这并没有使其成为一名和平主义者，他的言辞犀利，不让刀剑。他求学于尚波的威廉主持下的巴黎圣维克多（St Victor）学校，但不久就在辩论中击败了老师。他的学者名声很快不胫而走，1115年他在圣母院教堂学校收徒授课，一时听众云集，门庭若市。他是那个时代的学术明星。

也正是在他名望如日中天的时候，他爱上了修道教士福尔贝（Fulbert）的侄女爱洛伊丝。二人陷入情网，不久爱洛伊丝便怀了身孕。福尔贝不能接受这件事，于是派人残忍地将阿伯拉尔私阉泄愤。遭受羞辱后，阿伯拉尔避难于巴黎北部的圣丹尼斯（Saint-Denis）修道院当修士。在那里，他不是在恶意挑衅其他修士，就是在写作，不久，他完成了第一部关于三圣一体的神学著作。不幸的是，这导致他在1121年苏瓦松（Soissons）地方教会会议上被判为异端。他被判定有罪，并被强制要求焚烧自己的著作。于是，他决定离群索居。他建了个名为“圣灵”（Paraclete）的祈祷室，躲了进去，避开喧闹的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并没有躲避他。不久，他的学生们围绕“圣灵”搭起了帐篷听他授课。被判为异端的20年后，60岁出头的阿伯拉尔开始激烈地与贝尔纳对抗，因为后者一直想用威权阻止阿伯拉尔的“危险教学活动”。为了洗刷自己的污名，在阿伯拉尔的建议下，这两位伟大的演说家在桑斯（Sens）展开了一场辩论。但在辩论前一晚，贝尔纳秘密接触了评判辩论进程的主教。此后，阿伯拉尔甚至拒绝为自己辩护。他再一次被判定犯有异端罪行。第二年，在克吕尼修道院长的庇护下，阿伯拉尔阖然而逝。

阿伯拉尔激怒教会不仅是因为他天性好斗还引诱了教士的侄女，也并不是因为他对亚里士多德逻辑的运用，而是因为他自身在逻辑学和辩证法上取得的成就与进步，以及他在宗教范畴中对于这些形式的推理的应用。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推理是可以接受的，但不适用于宗教。阿伯拉尔勇敢无畏地挑战了这种偏见。在他的著作《是与非》（Sic et non）中，阿伯拉尔对基督教早期教父们的著作进行了研究，指出并论述了158个显而易见的矛盾。他从正反两个切入点考察这些自相矛盾之处，总结出许多可供辩论的基本要点。例如，他的《是与非》中第一个原则就是“信仰是由推理而来的，也不是由推理而来的”。就他思考逻辑是否支撑信仰这一点，他就已经直接挑战了《圣经》的信条：没有信仰，就没有理解。对我们来说，阿伯拉尔的观点似乎很好理解：我们一般认为我们所相信的是合乎逻辑的；反之，对于那些仅仅因为自己对于某物的坚定信仰就判定其必然、合乎逻辑的人，我们往往会投以诽谤中伤。但在阿伯拉尔的时代以前，信仰本身就是通往理解的道路。是阿拉伯尔提出了“怀疑通向质询，质询通向真理”这一信条。他将逻辑在宗教上的运用命名为“神学”。[8]

《是与非》一书展示了阿伯拉尔的勇敢无畏，展示了他超越正统宗教的边界和推动他的神学的决心。凭借他的辩证方法，即从对立的观点看问题以识别和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从而更准确地回答最初的问题，他提出了一些在当时看来十分危险的概念。例如，当他提出“上帝无所不知”的假定时，他同时暗示着上帝也有可能并非无所不知。同样地，他又提出“上帝无所不能，上帝也有可能并非全能”。在12世纪，暗示上帝可能并非全能是一种诽谤。他在《是与非》中甚至提出“上帝可能是，也可能不是邪恶事物的源头或始作俑者”。一般情况下，阿伯拉尔不像贝尔纳那样断然，做出“神无错误”的决断；他把这些问题留给世人得出自己的结论。事实上，他认为所有的观点，即使是基督教教父的观点，也仅仅都是看法，所以也可能是不正确的。这对于和他同时代的人来说，已经在理性主义的路上走得太远了，对于他们来说，质疑宗教教父所写的内容就涉嫌异端。但阿伯拉尔做的不仅仅只有这些。当守旧的人们通过谈论一个玄虚神秘的结合体来回避上帝是否是不可分开的三位一体的问题时，他对他们进行了讥讽。他认为，上帝是父亲同时又是儿子的说法是可笑的，他质疑，任何一种生物都不可能生出自身。当时大多数理论家都想调和奠定中世纪神学基础的基督教教父们对立的观点，而阿拉伯尔则决定要利用这些观点的不同。

在伦理层面上，阿伯拉尔提倡一种类似的危险思考方式。他认为动机是决定行为善恶的首要因素。简而言之，如果你不小心做了一件错事，相对于那个故意为之的人，你的罪恶程度更轻。你（轻微）的过错在于你的疏忽，而你没有犯罪动机。的确，在某些情况下，动机是判定某人有罪或清白的唯一因素。如果一对亲兄妹出生后就被分开，彼此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后来他们相遇，而且结婚生子，很显然他们犯了乱伦罪。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却不应该受到惩罚，因为他们对自己所犯的罪行全然无知。然而这个原则为司法者制造了麻烦，它意味着如果封臣、主教和法官以相同的方式惩罚相同的罪行，他们就会有失公允。阿伯拉尔不仅间接地，而且直接地挑战了教会颁布的道德规范。例如，他认为婚内和婚外的性行为所带来的快感是相同的。因此，如果婚外性行为所带来的快感是有罪的（如教会所说），那么婚内性行为带来的快感也应是有罪的，因为结婚这一行为并没有抹去这个罪。但是由于婚内性行为对人类繁衍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毫无疑问，上帝是不会把人类生存所依赖的这件事判为有罪，对吧？所以婚外性行为是否有罪仍然值得商榷。更具争议的是，他主张那些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是无罪的，因为他们起初并不知道耶稣的神圣，他们只是依据自己的是非标准做事。从这里你可以看出阿伯拉尔为什么惹上了麻烦。

他不是唯一寻求真理的人。横跨南欧，学者们意识到，与以前的想象相反，上古流传下来的知识宝库并没有随着罗马帝国一起灭亡，它们只是被锁在西班牙和北非的阿拉伯图书馆里。慢慢地，随着收复失地运动的推进，西方人夺回了穆斯林占领地，也夺回了远古知识和文献的使用权。1085年，托莱多（Toledo）回到基督教世界；1118年，萨拉戈萨（Saragossa）也失而复得。不久，来自欧洲各地的译者蜂拥而至，他们在西班牙和法国南部的城市图书馆中寻找着隐藏在阿拉伯书籍中的真理，他们如同盗墓者举着火炬把充满宝藏的墓室翻得底朝天。他们分别是巴斯（Bath）的阿德拉德（Adelard）、英格兰凯顿（Ketton）的罗伯特和切斯特的罗伯特、意大利克雷莫纳（Cremona）的杰拉德（Gerard）和蒂沃利（Tivoli）的柏拉图。此外，还有奥地利克恩滕（Carinthia）的赫尔曼、低地国家布鲁日的鲁道夫。西班牙的一些犹太人也参与了这项工作。受到托莱多的主教雷蒙德（Raymond）和塔拉索纳（Tarazona）的主教迈克尔的极大鼓励，他们翻译了很多图书馆的哲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数学的藏书。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一旦这些著作被翻译成拉丁语，西方的学者们就可以抄写传阅了。翻译家们在传递古代世界信息的同时，也把伟大的伊斯兰数学家的著作带到了基督教世界。1126年，来自巴斯的阿德拉德翻译了花剌子密（al-Khwarizmi）的《信德及印度天文表》（Zijal-Sindhind），这本书向西方引进了阿拉伯数字、小数点和三角学。1145年，来自切斯特的罗伯特将同一个作家的《代数学》翻译成拉丁文，书名为Liber algebrae et almucabola，“代数”一词和一元二次方程的解法由此进入西方视野。翻译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克雷莫纳的杰拉德：至1187年去世为止，他至少把71种古代典籍翻译成了拉丁语。其中包括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Almagest）、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Elements）、狄奥多西的《球面几何学》（Spherics），以及亚里士多德、阿维森纳（Avicenna）、盖伦（Galen）、希波克拉底所作的许多关于哲学和医学方面的著作。[9]

在翻译者辛勤工作的西班牙和法国南部城市之外，有另外两个重要地点为欧洲学者保存了遗失已久的著作。在君士坦丁堡，许多古籍还以原始的希腊语形式保留着。1136年，威尼斯的詹姆斯正是在君士坦丁堡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后分析篇·新逻辑》（Posterior analytics）。之所以这么命名，是为了把它和几个世纪以前波埃修斯（Boethius）翻译的《旧逻辑》区分开来。在西西里岛的诺曼王国，拜占庭帝国统治时期的一些希腊卷轴也被发现。此外，人们还发现穆斯林统治西西里岛时期的一些阿拉伯语书籍。为了取悦西西里岛智慧的国王罗杰二世（Roger Ⅱ）和他的儿子威廉一世，来自巴勒莫（Palermo）的宫廷译者以拉丁语翻译出柏拉图的《美诺》（Meno）和《斐多》（Phaedo），他们还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气象学》（Meteorology）和欧几里得的大量作品。此外，还翻译了托勒密的《光学》（Optics）和《天文学大成》。在他们翻译的书籍里还包括穆罕默德·伊德里西（Mohammed Al-Idrisi）的《地理学摘要》，该书里面有包括了从冰岛延伸至亚洲和北非的世界地图。

所有这些发现标志着基督教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真正转变吗？12世纪的知识进步怎样影响了法国中部那些典型的农民呢？那种影响或许不是直接的。而且无疑的，这些发现对他们清理土地和养家糊口的能力没多少影响。不过，期望每一种变化都能对大众产生直接和现实的影响既不切合实际，也是过于简单化的想法。这就像问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怎样影响现代工厂的工人一样：在1905年，相对论发布的这一年，它可能没有对人产生什么影响，但是在1945年，相对论却震撼了所有人，因为它爆炸般的含义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2世纪的知识复兴时期，亚里士多德的新逻辑逐渐地渗透和影响了整个社会。它创造了理解知识的新途径。它教会了那些大部头的百科全书的编写者们一个道理，那就是知识不仅仅只是信息在量上的累积，信息的质量同样很重要。一些作家，像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就是那个时代受到新逻辑深刻影响的知识分子之一。约翰于1136年参加了阿伯拉尔的讲座，最终成为沙特尔（Chartres）的主教。他曾说过类似以下的著名言论：哪三个朝圣地点坚称自己拥有施洗者约翰的头颅遗骨，这根本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哪一个教堂真正持有约翰的头颅。你只要想想现在用于计算的数字是阿拉伯人所创，就可以知道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受益于12世纪被译介到西方的阿拉伯数学家们。你是否尝试过用罗马数字进行乘法运算或分数运算？你是否考虑过怎样用罗马数字来做含有π（3.1415926536）的乘法？更重要的是，在阿拉伯数学著作被翻译之前，我们对零根本没有任何概念。但是零却是一个伟大的圆洞，由于它的缺失，曾经有大量的数学思维难以成立。对新知识的探求也许远远超出农民们的理解，它们渗透到路人头脑中的过程也十分缓慢。但如果没有新的知识，欧洲的未来将有很大不同。

医药

12世纪的学术成就中与人类生活最为息息相关的一个分支就是医药学。当然，医药学自身并不是一个新事物。在远古时期，就有内科医生了。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医药学理念以多种形式进行传播。人们能够得到盎格鲁—撒克逊的“医疗手册”（leechbooks）以及欧洲大陆类似的医药书籍，草药也随处可得。赫拉班·毛鲁斯编撰的百科全书中有一章关于医药学的内容。7世纪时，作家塞维利亚的伊西多（Isidore of Seville）在编写他的知识概要时收录了12篇左右由2世纪内科医师盖伦撰写的文章。但此时尚不存在系统的医药学汇编，而且内科医师的人数很少，也没有真正的外科医生，正式的医学教育体系尚未建立。此外，当时有些人认为医疗干预是对上帝造化的破坏。中世纪早期的基督教作家们强调医学是邪恶的，医师们企图改变上帝的旨意。图尔的格列高利就是这样的一个作家，他列举了许多寻求医疗救助而受到天谴的例子，还有百医无效而使用圣油就奇迹般康复的例子。而12世纪的贝尔纳的言论可以证明医学邪恶的观点一直流传至12世纪早期，他曾明确表示：“求医问药既于信仰无益也与圣洁相背。”[10]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10和11世纪人们采取的医疗策略，就可以从中看出迷信在医学中起的重要作用，那我们对贝尔纳看起来苛刻的言论也就更容易理解了。例如，药方中经常包括动物的排泄物或肢体，并与咒语和魔法一起使用。以下例子选自盎格鲁—撒克逊“医疗汇编”手册，足以成为有力的证据。

抗肿瘤方：取山羊胆汁与蜂蜜等量，调均涂患处。（或）取猎犬头骨，焚灰涂患处。无效，则取人粪，焙干研末，敷于患处。又无效，则无救矣。[11]

在这个药方里，贝尔纳认为医学“与圣洁相背”再准确不过了。

12世纪对医学的贡献是理论知识的系统化，更多科学方法的引入，医疗与手术技术的传授，以及最重要的，对大量盘踞在医药学领域的迷信的摒除。的确，占星术仍被大量保留于医学文献中，但此时占星术也经历了系统化，被当作一门科学对待，取代了曾主导医学治疗手段的咒语和魔法。

12世纪，一些欧洲本土的修道士自学成才，取得了一些医学上的进展。比如，女修道院长希尔德加德·冯·宾根就编撰过大量的医药处方，只不过这些医药方面的作品不如她的音乐作品那样出名而已。然而，此时西方大多数新的医疗方法来源于阿拉伯世界，其中包括古希腊内科医师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作品，也有阿拉伯行医者们基于古希腊医学经典的作品，其中以阿维森纳、拉兹（Rhazes）、阿尔布卡西斯（Albucasis）和胡内恩（Johannitius）最具影响力。“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是公元前5世纪的一位内科医师，以医学论著享誉世界。时至今日，经过改编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仍为大多数新医生入行宣誓所用。生活在2世纪的盖伦进一步诠释了希波克拉底的“四体液”理论：黑色胆汁、黄色胆汁、血液和痰液。只有当这四种体液元素相互平衡时，人体才能保持健康。11世纪时，盖伦只有约17部不太重要的作品以拉丁语出版，到了12世纪，更多作品被译为拉丁语。[12]阿维森纳是11世纪的伊斯兰教学者，他吸收并综合了盖伦和希波克拉底的成果，编撰成五卷本医学百科全书《医典》（The Canon of Mediciue）。克雷莫纳的杰拉德将其译为拉丁文，成为著名的蒙比利埃医学院使用最久的教科书。到1650年为止，该书一直为这个学院提供着基础的医学知识。波斯内科医生拉兹逝于10世纪，他一生著述颇丰，其中包括两部重要的医学百科全书，一部是《献给曼苏尔的医学手册》（The book of medicine dedicated to Mansur），另一部则是《医学全书》（The comprehensive book of medicine）。除此之外，他还著有几部有关具体疾病的书籍，并对盖伦的医学体系有所评论。阿尔布卡西斯是一位杰出的阿拉伯作家，擅长外科医学方面的写作。胡内恩将129部盖伦的作品译成阿拉伯语，以便传给子孙后代。此外，他还为古代医生们的著作撰写了一篇著名的导论，后来被翻译成拉丁语，名为《绪论》（Isagoge）。

这些译作与系统医学教育相互契合。到了1100年，意大利南部城市萨勒诺（Salerno）就已经以医学教育闻名，这主要归功于阿尔法努（Alphanus）主教创下的先例。他吸收了非洲突尼斯人康斯坦丁的成果：11世纪末，康斯坦丁翻译了大量的重要医学文献。12世纪上半叶，一个医学教学大纲《医术》（Articella）出现在萨勒诺，其中罗列了胡内恩的《绪论》、希波克拉底的《格言》（Aphorisms）和《预诊》（Prognostics）。此外，还有西奥菲勒斯（Theophilus）的《尿论》（On urines）和菲拉莱图斯（Philaretus）的《脉论》（On pulses）；到了1190年，盖伦的《医术》（Tegni）也被录入其中。在萨勒诺得到认可的医师可以在欧洲皇室谋得待遇丰厚的工作。但是，一些封臣也“近水楼台先得月”，享受宫廷医生的服务。正如索尔兹伯里的约翰所说，医生“只有两条准则不违背：不要替穷人操心，不要拒绝富人的金钱”。[13]针对穷人的保健养生法不久就在萨勒诺被发明并传授，以诗歌和公告宣传册的形式传播开来。因此，原本在1100年时，很少有人通晓医学文献，也很少有人自称知道如何治疗疾病，但是到了1200年，合格的医生群体开始出现，他们人数不多，但却在壮大中，他们宣称了解身体健康的管理系统，并医治那些付得起医药费的病人。

在医药学发展的同时，外科医术水平也在提高。在12世纪之初，西方外科医生仅仅会放血、烧灼腐肉、排脓、接断肢、用草药敷治伤口和截除腐变肢体。除此之外，基督徒在圣地能遇到犹太人和穆斯林是很重要的，因为士兵和朝圣者接受医疗救助时会遇到不同国家和宗教的医生。当时流传着一个著名的故事：有一位叙利亚医生收治了一个腿上化脓的骑士和一个高烧不退的妇人。医生用泥敷剂敷在骑士的腿上，伤口便逐渐愈合；那个女人也因为得到救助而逐渐痊愈。对这名妇女，叙利亚医生的主要医疗手段是调节饮食。后来，一个基督徒医生接管了这两名病人，他不相信一个叙利亚医生会帮助基督徒。基督徒医生于是询问那位骑士，是愿意截掉一条腿而活，还是选择不截肢而死。在得到明确的答复后，医生找了把斧子，让人截掉了骑士的一条腿。在斧子的几次砍击下，“骨髓流了出来，那个病人马上断了气”。而那个女人在接受基督徒医生的治疗后，恢复了先前的饮食习惯，于是又发起了高烧。当医生发现她病情恶化时，就在她头皮上刻划了一个十字，刻痕深至头骨，并在上面涂抹了盐。毫不奇怪，不久之后，这位妇人也死了。[14]不管这些故事是否属实，有一点是明确的：在圣地，穆斯林和基督徒内、外科医生照顾着相同的病人时，阿拉伯医生更系统的治疗方法让人眼前一亮。

外科手术也通过教育不断进步。到1170年，对拉兹、阿尔布卡西斯、阿维森纳著作的翻译积累成了外科（chirurgical）知识汇编。阿尔布卡西斯的作品特别展示了外科手术中必要的器械，使得外科医生能做的不再只是包扎伤口和截除四肢。当时，不仅在萨勒诺，意大利北部也有人将外科手术作为一种专门的技艺来教授，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罗杰·弗罗盖蒂（Rogerius Frugardi）医生。他的学生圭多·阿雷蒂诺（Guido Aretino）于1180年将他的授课内容编辑成了《实用外科》（Practica chirurgiae）一书。外科手术在西方作者笔下第一次成了系统的科学。

药剂学在医学科学中排位第三，也在12世纪由南欧人最先开始研究。一些药方从上古时代就不断流传，比如秋水仙可以缓解痛风症状，数百年前人们对此就有所认识，但是在以前的几个世纪的草药书中几乎找不到多少有效的药方。这次，又是阿拉伯的博学之士改变了这种情况。由克雷莫纳的杰拉德翻译的阿维森纳的《医典》表明药剂学理论的创立意义重大，药剂中不仅可以使用草药，还能使用矿物。至今我们还使用着的一些阿拉伯词汇，比如“酒精”（alcohol）、“强碱”（alkali）、“炼金术”（alchemi）、“长生不老药”（elixir）等，从中可以看出阿拉伯人对我们科学常识的深远影响。到了1200年，拉丁语作家们编写了他们自己的药典，《解毒方汇》（Antidotarium Nicolai）可能就是一时期在萨勒诺编写完成的。这也象征着人们开始摒除迷信、咒语和魔力，用一种医学的方式回应疾病。因为这些知识大部分都译自阿拉伯语，所以与很多其他医学文献一样，它们都免受基督教教条的限制。

我们从本书中会看到，西方社会的医学发展经历了很多阶段。1100年，欧洲的开业医生很少，但是到了1200年，数以百计的人被认为掌握了治疗伤病的技术。当然，只有很少的富人能够享受医疗救助。不过，12世纪标志着一个新的起点，人们开始依赖彼此，而不是上帝的拯救，并且系统地使用医学技术治疗疾病，而不是完全依赖祈祷或魔法。总之，本书将医学的进步视作一个深刻的变化。

法律规则

在11世纪，法律在欧洲是一锅大杂烩。一些意大利的城邦保留着此时已腐败不堪的罗马帝国旧民法，也称为罗马法。其他地区采用了伦巴第（Lombard）封建法。北方则通行旧法兰克和日耳曼的部落法律。这里没有成文法，更不用说国际法了。法典也随地方差异有很大的不同：很少人识字，因此没有书面的法律条文，法官们依靠记忆，甚至自己的好恶来断案。1066至1071年，英格兰被征服期间，一部分诺曼封建法律得以实行，盎格鲁—撒克逊的一些旧法律（dooms）和习俗仍然有效。在某些地方，可以组织陪审团受理案件，在另一些地方，被告可能会经历各种酷刑折磨—水的折磨：被绑着扔进河里；火的折磨：强制背负烧红的烙铁；战斗的折磨：一场直截了当的打斗。法律决断上，战斗有时也被用于决定诉讼双方的胜负，比如在土地所有权的争执上。地区差异甚至反映在管理教会的教会法中，地方主教在各种法规中选用他们认为适用于本地的法律汇编成册。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没有人对法律做出完善的研究也就不足为奇了，法律知识是不存在的。

11世纪末，情况在意大利北部开始发生变化。城邦间的长途贸易需要一种有力和统一的法律。到1076年，一部《学说汇纂》（Digest）重新出现在博洛尼亚，这是从旧罗马帝国的判决记录中摘取的精华。6世纪时，拜占庭帝国曾在皇帝查士丁尼的主持下编撰过《民法大全》（Corpus Juris Civilis），而《学说汇纂》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不过，不久整部《民法大全》就被发现，并被纳入研究范围。12世纪早期，博洛尼亚的一位才华横溢的法律专家伊尔内留斯（Irnerius）以注释和评注的方式向他的学生们解释了《民法大全》的每个细节部分。此外，他还撰写了名为《法律的细节问题》（Questions on the subtleties of the law）的一系列作品，引发了对法律权威中明显矛盾的争论。在下一代人中，一群史称“注释法学派”（Glossators）的法学家继承了伊尔内留斯的工作，迎合12世纪的社会现状不断地修改《学说汇纂》。博洛尼亚法学院的知名度和重要性得到发展，终于在1155年，皇帝颁布诏谕，将法学院置于其保护之下。伊尔内留斯的遗产不仅在于将博洛尼亚建成了法律研究的主要中心，还在于带动了法学体系在地中海地区和神圣罗马帝国南部的复兴。到了12世纪末，罗马法正式成为欧洲大陆的国际法律语言。

1140年左右，有一个几乎可以肯定曾在博洛尼亚教过书的修道士，名叫格拉提安（Gratian），他编辑了一套权威的有关教会事务的法规。这套法规被正式命名为《诸法同旨集汇发》（A concord of discordant canons），但是被更广泛地称为《教令集》（Decretum）。本书的编撰目的是为了协调欧洲现行的不同教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运用了彼得·阿伯拉尔最早在《是与非》中提出的辩证法，列出了各地教规间主要的不同点，并为每一种理解提供了正反两种观点的论述。很快，《教令集》作为教规解释的基本权威得到广泛接受，并且增补了教皇颁布的教会和涉及宗教事务的法规，其中很多来自1159—1181年间主持罗马教廷的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对于整个基督教世界来说，《教令集》的重要性怎样也不会被高估：这是一套控制着整个基督教教会和其中每个人的法律。因为教会法不仅制约着僧侣和神职人员的行为，比如买卖圣职和教士的婚姻，并制裁神职人员的犯罪行为，它还规范着每一个基督教徒的道德行为，包括他们的性行为、商务和工作关系，欺诈、贿赂和作伪行为，也涉及基督徒的洗礼、婚礼和葬礼，还有圣日，以及遗嘱和宣誓。没有人能置身于教会法规之外。

除了罗马法和教会法之外，12世纪还见证了立法的引进。这一点也是受到教皇权力的启发。如果教皇可以像世俗领袖一样发布教令以制定约束其“臣民”的法律规范，那么各国国王也可以这样做。从1152年起，腓特烈大帝为了维持和平颁布成文法令；法国国王以及佛兰德诸代伯爵也在12世纪末颁布了成文法令。这一现象导致的结果中有一项特别值得注意，那就是死刑的使用开始广泛起来。其中的理念很明确：要么遵从法律，要么死。

英国则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1143年，罗马法专家瓦卡利乌斯（Vacarius）被坎特伯雷总主教带到英国，但是国王史蒂芬认为这种新法律对王室特权来说是一种威胁，因而压制了瓦卡利乌斯的声音。因此，旧的盎格鲁—撒克逊法规和习俗得到保留，并以诺曼法律为补充。但是在英国，这种法律并没有保持太长时间。下一任国王，亨利二世通过咨议会[15]的行政法案彻底改变了英国旧法。1164年，克拉伦敦法典（Constitutions of Clarendon）明确了世俗司法管辖范围和基督教法庭之间的界线。两年之后，克拉伦敦条令（Assize of Clarendon）颁布，要求每个郡的司法长官对1154年新国王登基以来的谋杀、抢劫和盗窃案件进行调查，并调查窝藏罪犯的情况。不论是否具有贵族特权或是否符合当地习俗，罪犯都要被聚集起来，经新组建的陪审团认定起诉的罪犯都要经受水刑。这是英格兰第一次在全境范围内组织陪审团对犯罪行为做出报告。皇家法官们在全境巡视，对巡回法庭上的案件做出审判。1176年在北安普敦（Northampton）巡回审判时，亨利二世给司法长官们规定了更多的需要惩罚的犯罪行为：造假、伪造文书和纵火罪。他还建立了一个制度，要求司法长官们沿着六条“钦定路线”巡视，并对地方执法机关逮捕的要犯进行审判，这成为现代巡回法庭制度的起源。王室私产管理官有权代表国王抄没涉案财产。到了12世纪末，每个州郡都有司法长官负责法院事务，就像封臣们负责管理庄园和百户邑一样。威斯敏斯特也设有行政中央法庭，在那里每个臣民都能以个人名义对他人提出诉讼。这种司法制度的改革为兰纳夫·德格兰维尔（Ranulph de Glanvill）在1188年前后所作的《英格兰王国法律和习俗条约》（Treatise on the laws and customs of the kingdom of England）提供了背景。他这部著作的论述对象是英格兰习惯法的前身，也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法律的基础。

小结

对12世纪诸种变化的讨论，揭示出我们对历史的认知具有很大的相对性。如果你问某个12世纪的人，在他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事件是什么，他的回答很可能是1187年圣城耶路撒冷落入萨拉丁之手。这是基督徒和上帝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事件：对认为上帝会永远偏爱基督徒的人而言这是一次信心危机。但是在我们看来，圣城的沦陷和随后的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意义并不十分重大，那个时代的大部分技术发明也是如此。水手们可能已经开始使用磁性罗盘（12世纪一个叫亚历山大·耐克汉姆［Alexander Neckham］的人对此第一次进行了描述）和天体观测仪，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获得什么地理大发现，这些工具的使用仍然非常有限。

我们回顾一下前文指出的五种变化：人口的增长、修道院的扩张、知识的复兴、医学的进步和法律的应用。毫无疑问，人口增长是其他几种变化的基础。的确，12世纪在土地上劳作的平民男女，其生活与11世纪的祖先主要不同之处在于成文法的出现及其严厉的推行。那些认为手机的使用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变革的人，可能应该思考手机是否具有法制那么大的意义。如果给你一个选择：生活在没有法制的社会，或没有手机信号的社会，你会选择哪个？不过我认为，就连法制问题都应该排序在人口增长问题之后。在最基本的层面上，12世纪与11世纪相比，人们拥有了更多的土地和积蓄，让他们和孩子可以活过下一个年头。

变化的主要推动者

12世纪发生的主要变化不能归因于某个人物。人口增长的原因是天气和农业技术的传播，而非哪个统治者的决策。亨利一世和亨利二世都对法律在英格兰的推行有着巨大的影响，但是对于整个欧洲来说，他们个人的意义有限。虽然伊尔内留斯在法律教育和法学的重新引入上都有着重要作用，但他不过是众多这样的老师里的领头羊而已。这样的说法也适用于那些为知识复兴做了贡献的阿拉伯著作的翻译者们。差不多可以说是第一本阿拉伯语文本揭开了知识复兴的序幕。克雷莫纳的杰拉德翻译作品的数量与重要性远在众人之上，但他也只不过是众多译者中的一员，12世纪的知识复兴即使没有他也会照样发生。格拉提安是一位编著者，如果他不把教会文献编为《教令集》，其他某个人物编纂的合集可能也会被教会认可。乍一看，亚里士多德似乎可以作为促进变化的主要人物，但这么做却有点站不住脚。如果12世纪的学者们没有阅读到他的著作并发现其价值，那么他的著作会一直埋没在阿拉伯图书馆，也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当时变革主要推手的最有力候选人是12世纪早期的两股对立势力。克莱尔沃的贝尔纳激励了成千上万的人，背负起十字架，参加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他引领了数以千计的人们加入西多会，他影响了教皇的选举，并推动了我称之为“修道院网络”的发展。但最终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一无所获，许多国王拒绝他对教皇英诺森二世的支持。当他试图挫败彼得·阿伯拉尔的理性主义时，他恰恰就成了变革的对立者，成了阻碍知识和社会发展的角色。因此，我们的聚光灯便落在了成就斐然的彼得·阿伯拉尔身上，虽然这位学人脾气暴躁，自大狂妄，难以接近。他的理性是个新亮点，很难相信有人能够产生与他同样的想法。他的神学观点一度被贝尔纳称为“愚昧主义”，这种观点的影响将在下一个世纪才得到体现，那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将使理性主义的发展更进一步。不过，即使在12世纪，阿伯拉尔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格拉提安在其《教令集》中就使用了他的辩证法。12世纪时，各大学都开设了神学院系，他们推崇阿伯拉尔的理性，而不是贝尔纳提倡的绝对信仰。试想一下，如果今天的高等院校依然崇拜贝尔纳，对疑窦百出的既有观点无所质疑，那该是怎样的情形呀。就扩大亚里士多德在当时学者中的影响力而言，就他对神学和伦理学的发展而言，就他的批判性思维方法而言，就通过《教令集》对整个基督教世界道德准则的影响而言，彼得·阿伯拉尔在我看来都是12世纪变革的最主要推动者。

[1] Maurice Keen, Chivalry（1984）, p. 88.

[2] John Langdon, Horse, Oxe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Cambridge, 1986）, p. 98.

[3] Geoffrey Parker, The Global Crisis: War, Climate Change and Catastroph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2013）, p. 17.

[4] David Knowles and R. Neville Hadcock, Medieval Religious Houses: England and Wales（2nd edn, 1971）, p. 494; John T. Appleby, The Troubled Reign of King Stephen（1969）, p. 191.

[5] Jacques LeGoff, trans. Arthur Goldhammer, The Birth of Purgatory（1986）, pp. 222—223.

[6] C. H. Haskins, The Renaissance of the Twelfth Century（2nd edn, 1955, 5th imp., 1971）, pp. 38—39.

[7] C. H. Haskins, The Renaissance of the Twelfth Century（2nd edn, 1955, 5th imp., 1971），第71页。

[8] Ralph Norman, ‘Abelard’s Legacy: Why Theology is Not 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 Australian eJournal of Theology, 10（May 2007）, p. 2; M. T. Clanchy, Abelard: A Medieval Life（Oxford, 1999）, p. 5.

[9] 依据Charles Homer Haskins, ‘more of Arabic science in general passed into western Europe at the hands of Gerard of Cremona than in any other way’，参见Haskins, Renaissance, p. 287。

[10] 　Roy Porter, The Greatest Benef i t to Mankind（1997）, p. 110.

[11] Plinio Prioreschi, A History of Medicine. Vol. 5: Medieval Medicine（Omaha, 2003）, pp. 168—169.

[12] Vivian Nutton, ‘Medicine in Late Antiquity and the Early Middle Ages’, in Lawrence I. Conrad et al.（eds）, The Western Medical Tradition 800 BC to 1600 AD（Cambridge, 1995）, pp. 71—87.

[13] Stanley Rubin, Medieval English Medicine（Newton Abbot, 1974）, p. 105.

[14] Haskins, Renaissance, pp. 322—327.

[15] 咨议会（royal council），在英格兰，帮助国王并随国王治理王国的顾问班子被称为咨议会。经托马斯·克伦威尔在大约1536年重组后，成为枢密院（Privy Council）。——编者注

第三章 1201—1300 13世纪

1227年，一位施蒂里亚（Styria，在现在的奥地利）骑士乌尔里希·冯·利希滕施泰因（Ulrich von Lichtenstein）扮成女神维纳斯，拖着两条金色辫子，开始了一次马上长枪比武之旅。从意大利到波希米亚，无论走到哪儿，他每碰到一个人就向之挑战。他对所有对手承诺，如果他们能在马上与他战上三个回合，就能够得到一枚金戒指；如果他打败了他们，他们就得面对四方鞠躬，向他的情人致敬。根据他自己的讲述，他一个月就交战了307次。途中他还遭遇过一些事故，比如，他曾坐在吊篮里，从窗户进入塔楼会见情人，结果篮子断裂，他从高处摔下。尽管如此，类似的事件并没有能够阻止他13年后再次踏上这样的冒险之途。1240年，40岁的他装扮成亚瑟王，和六个伙伴踏上征程，开始了新一轮马上长枪挑战，并允许那些与他们交锋的人参加他们的圆桌骑士团。在后来的岁月里他还写了一个故事哀悼委顿的宫廷爱情。没有什么比这更鲜明的对比了—利希滕施泰因的快乐故事轻松活泼，似乎是在嘲讽他那个时代的偏好，而12世纪的骑士们却进行着生死攸关的战斗，听惯了敌人的狼牙棒砸向自己的头盔时牙齿粉碎的声音。

这个堂吉诃德式的自嘲人物既崇尚武力又喜爱浪漫，似乎象征着欧洲文化的一个新方向。我们不由想起13世纪吟游诗人们甜美的竖琴和长笛、诙谐的《但以理的表演》（Play of Daniel，在博韦［Beauvais］大教堂写成的宗教音乐剧），还有欧洲教堂中造型顽皮的怪兽状滴水嘴和坐板底部的刻饰。利希滕施泰因男扮女装的行为也有某种挑衅的颠覆意味，尽管一些记载表明他是一个负责而有能力的地方官员。有那么一刻，13世纪看起来就像是充满欢乐的晴朗夏日，它有着那个时期英国著名民谣里所弥漫的乐观精神，“夏日悠悠，多么快乐”，“夏天的脚步缓缓接近”。但接着我们就不得不提醒自己，这个世纪之初，教皇的权力在强硬的英诺森三世（1198—1216年出任教皇）时达到了顶峰。就在这个世纪，至少发生了六次十字军东征，包括臭名昭著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这次东征虽由英诺森三世煽动而起，最后却成了见钱眼开的威尼斯人对于基督教统治下的君士坦丁堡的屠掠。1212年，响应英诺森对西班牙再次征战的号召，阿拉贡、纳瓦拉、卡斯提尔和葡萄牙等王国合兵一处在拉斯·纳瓦斯·德·托洛萨（Las Navas de Tolosa）战役中击败了穆瓦希德（Almohad）王朝。1236和1248年，科尔多瓦和塞维利亚分别被基督教军队攻陷；到1294年，除了格拉纳达（Granada）以外，整个伊比利亚半岛都落入基督徒手中。英诺森三世还签署敕令，批准德意志和丹麦的军队进驻利沃尼亚（Livonia）和爱沙尼亚（Estonia）以武力征服欧洲最后一批异教徒。这位教皇还是阿尔比（Albigensian）十字军的幕后推动者。此次东征中，西蒙·德蒙福尔（Simon de Montfort）率领着基督教的正义之师在法国西南部剿灭了数以千计的清洁派（Cathars）“异教徒”。1209年，德蒙福尔在法国南部的贝济耶（Béziers）屠城时，据说随行的教皇使节告诉他，无须区分清洁派异教徒和无辜的天主教徒，可以一并杀绝。那个神职人员进而说道，“上帝会认出他的子民的”。此外，这个世纪还见证了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所犯下的恐怖暴行，这些暴行是人类迄今所知的最极端的灭族行为。他到底屠杀了多少人我们不得而知，有人估计在3000万左右。那时，全世界总共不过4亿人。

这个世纪里，即便娱乐也是血腥的。马上比武大会可能充满魅力，但身着华丽纹章的骑士为荣誉而进行的长枪比武也可能会夺人性命。一些历史学家把马上比武与现代英式橄榄球和美式橄榄球做类比，坦白说是不合适的。只消看看荷兰贵族们的遭遇就足够了。1223年一位荷兰伯爵在马上比武中被杀。1234年，作为他继承人的儿子以同样的方式死去。1238年，一个更小的儿子在马上比武中被杀，这个儿子在伯爵长孙年幼时是摄政王。如果有哪个欧洲的王室家族三代人都在橄榄球场死去，那么这种类比可能还说得过去，但是13世纪的长枪比武的危险性远远超过了任何一种现代的娱乐消遣方式。1241年，也就是利希滕施泰因扮作亚瑟王进行远足之后的一年，仅德意志诺伊斯（Neuss）的一次马上比武就要了80多个骑士的命。[1]因此，你越深入思考13世纪，就越难调和这些流血事件和骑士的风流浪漫、歌颂夏日的来临以及异装决斗给人留下的印象。

然而，如果后退一步，你就会意识到，这些不协调的极端就像两块挡书板一样，将各种社会现象包含其中。对骑士的崇拜，或说骑士精神，自12世纪后半叶纹章制度发明后就不断升温。利希滕施泰因的写作不仅追随亚瑟王时期传统的宫廷浪漫风格，而且跟阿基坦的威廉伯爵所开创的自传体行吟诗有着共同之处，这种自传体行吟诗在12世纪末贝尔纳特·德旺达多恩（Bernart de Ventadorn）的作品中达到巅峰。在这个文化谱系的另一端，教会统摄基督徒与穆斯林交战的权力渐趋衰落。1228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领导第六次十字军东征的时候，他并没有把它看作一次剿灭异教徒的大好时机。这个皇帝生前经常在朝中款待穆斯林学者；事实上他更高看这些穆斯林学者而非教皇。他只是与穆斯林协商让耶路撒冷回到基督徒的掌控之中，对穆斯林采用贿赂的手段，而不是进剿。因此，第六次十字军东征仅仅是第一次东征之后，又一次前往耶路撒冷圣地的远征而已。直到1244年，耶路撒冷一直由基督徒控制。此次东征，没有发生流血事件，这跟第一次东征形成鲜明对比。1271—1272年的第九次十字军东征是西方收复十字军诸城邦的最后一次主动军事行动。1291年，基督徒的最后一个要塞阿科（Acre）沦陷后，十字军精神只不过是一个修辞而已了。因此，利希滕施泰因写作的年代正是民间浪漫风气兴起、旅行活动流行与十字军热情下降、封建体制衰落的交汇期。尽管他写作语言轻率，他的金色长发辫使他显得独特，但真正令人难忘的是其自由身份，他能决定自己的命运，用自己的言词表达自己梦想的实现。

贸易

在上一章中我们看到，自1050年以来欧洲人口不断地增长：至13世纪末，人口已超过1.1亿。1225—1226年、1243年、1258年和1270—1271年的大面积饥荒并没有明显地降低人口的总体增长。数字显示，英格兰1200年前后人口增长最快，年均增长率达到0.83%。这种增长一直持续到13世纪20年代，那时人口达到400万。之后增长较慢，平均每年0.25%左右，1290年人口达到峰值450万。在英格兰的其他地方，我们也能用独立的证据证实同样的增长情况。温切斯特的主教向他在萨默塞特（Somerset）的汤顿（Taunton）庄园12岁以上的男性收取一便士的人头例税。这项税收的数据显示，12岁以上男性在1209年有612人，到了1311年便升为1488人（每年增长0.85%）。[2]

一切看起来都很积极：更多的孩子存活了下来并组建了自己的家庭。然而，当时英格兰的人口正接近其极限承受值。经过两个世纪的拓垦，所有的可用荒地都变成了有主农田。领主们不可能允许他们所有的森林都转变为农田，特别是在大多数房屋都是用木材建造的年代。土地的短缺开始对人口的增长产生阻滞作用。穷人们又开始缺少足够的食物养活一大堆孩子。孩子数量增加，穷人平均财富水准就会下降。畜牧业对土地的使用效率通常非常低下，因此，在大量人口依赖土地的情况下，吃肉的有钱人增加了食物短缺问题的严重性。本可以开垦种庄稼的土地被维护起来，成为饲养牲畜的草场。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乡村地区人口的增长受到限制，以及无地的农民向乡镇迁徙，他们希望在那里谋一条生路。

13世纪的城镇里有行会、市场、学校、商人住宅、哥特式拱顶教堂、高大的城墙和门楼。城镇成为那个世纪人们的新话题来源。至1300年，意大利北部和佛兰德两处都有18%的人口居住在有1万或者更多人口的社区中。然而，城居的法国人的比例远远小于意大利，而整个英格兰也只有四到五个这样规模的城镇，苏格兰、威尔士和斯堪的纳维亚则一个都没有。确实，13世纪遍布北欧的城镇大部分规模都很小：它们无非是领主在市场周围建立了一些房舍，希望招揽生意而已。但这些城镇也必须被看作城市化的一部分，因为城镇作为一个贸易中心的重要性不仅取决于它的居民数量，还在于往返市场进行交易的人口的数量。

13世纪英格兰除了原有的300个市场，又有1400个新市场得以形成。并不是所有新建市场都能扎根下来；实际上，大部分都散伙了。有345个在1600年仍然活跃，占当时675个市场的大半部分。[3]因此，13世纪是英格兰的转折点，从此英格兰变成了永久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同样的城市化进程也席卷着整个欧洲。比如在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1180年前只有6个城镇，而到1300年却增加到了138个。[4]大致而言，欧洲的城镇从10世纪的100个左右（有一半在意大利）增加到1300年的5000个左右。[5]在12世纪，欧洲的贵族们建立了修道院，用以饶益他们的灵魂，而在13世纪，他们则建立市场，来充满他们的钱包。

图3.1　1200—1500年间欧洲中部新建的城镇和英格兰新获准成立的市场，以20年为一阶段[6]

这些新市场不仅使富有的领主们更加富有，还产生更广泛的社会效益。到13世纪末，除了人烟稀少的地区，英格兰几乎所有地方七英里之内都有一个城镇。

城镇间的平均距离是三英里，两城镇间步行要走一小时左右。不管集市是一星期举办一次，还是每天或两三天开放一次，人们都可以来到城镇进行农副产品交易。家畜、山羊、绵羊被牵赶到集市广场；鸡、鹅和其他家禽被装在木笼子里由马驮来；一块块熏制腌肉则用手推车运来。人们还可以在市场上买到一些难以制作或者少量生产不划算的东西，比如皮带搭扣、皮包、刀具、长柄勺、盆罐、水壶、钉子、马具和马镫等。人们能买到鱼和奶酪，教会规定每星期有三天禁止肉食，降临节及大斋节也不得食肉，因此鱼和奶酪成了重要的蛋白质来源。有些人单靠马车运送鸡蛋或鳗鱼这样的货物到市场卖就能发财。有些人则猎杀一些松鼠、灰兔、白兔、猫和狐狸，把毛皮卖给商人，商人再把这些毛皮卖给城镇里的居民作长袍的边饰。有些人则囤积谷物，储藏苹果、梨类和坚果，反季节高价出售。市场鼓励欧洲的所有社区都能够囤积各自地区的资源，然后卖给有需要的人—尽管价钱不菲。

英格兰1400个新市场中大部分没有维持下去并不令人惊讶。它们附近没有竞争对手、为其供给物资的郊区地区更大的城镇可以吸引更多的农副产品，招徕更多的顾客，因而主宰一个地区的贸易。但间距太近的城镇就不可能得到同样的发展，因为它们从同一片外围地区获得资源。正如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他提出的世界经济体的“基本原则”中所说的那样：“一个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城市总是位于中心地带。”[7]因此，成功的商业城镇总出现在贸易地区的中心，与其他城镇的距离大概有13英里远。大的城镇遵循着同样的原则。能提供多种商品和服务的城镇，包括行政职能、法庭和律师等专业技能的地方就能够吸引边远地区的人们。最大和最繁荣的城市都是那些服务区域大的城市，这些城市的商业辐射区向四周延伸30到40英里。如果我们所说的城市是一个港口城市，那么它依然遵守布罗代尔的原则，因为它既可进行内陆贸易，也可以进行海外贸易，是内外贸易的中心。伦敦在经济上变得非常强大，这不仅因为它在英格兰所处的地理位置，还因为它处于与低地国家新兴地区（尤其是佛兰德）之间贸易的中心，为汉萨同盟[8]的商人们提供了一个重要港口，这个港口把伦敦跟波罗的海诸国以及莱茵河和北海的贸易城镇联结了起来。

使欧洲北部的国际贸易强大起来的主要产品是羊毛。大量的羊毛从英格兰运往布鲁日（Bruges）和根特（Ghent）等佛兰德城市。与北方的羊毛贸易网络遥相呼应的是南方欣欣向荣的意大利北部贸易城市热那亚、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它们的主要商品是丝绸和香料，这些商品可以从君士坦丁堡进口，或由意大利商人直接从亚洲购得，并在整个地中海沿岸交易。威尼斯是东方—地中海贸易的主导城市，就像伦敦和布鲁日是羊毛和布料的主要中心一样。香料和丝绸从地中海被运到热那亚，然后再向北运至法国，法国的香槟郡则成为贸易的极佳枢纽。拉尼叙尔马恩（Lagny-sur-Marne）、奥布河畔的巴尔（Bar-sur-Aube）、普罗万（Provins）和特鲁瓦（Troyes）这四个城镇有六个贸易集会，每个都持续两个月左右，它们促成了南北欧之间国际贸易的长期循环。货物从遥远的波罗的海的吕贝克（Lübeck）、地中海西班牙海岸的瓦伦西亚（Valencia）、大西洋边上的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和德意志南部的奥格斯堡（Augsburg）等地汇集到这些集会上，甚至还有商人从罗马和巴勒斯坦远道而来。[9]

香槟郡的贸易集市并不是13世纪的发明，它们在12世纪末就牢固地建立起来了。但是，直到1200年后它们才发挥出最大的影响力。欧洲贸易这棵大树的主干扎根于意大利北部和法国南部，在香槟郡开始分杈，主要的大树枝伸展到伦敦、巴黎、布鲁日和吕贝克，支撑着1300年已伸展到英格兰北部、布列塔尼（Brittany）、诺曼底、佛兰德、丹麦、德意志和波兰等地的小树枝。这些小树枝又分出细枝，它们开花结果，衍生出许多小市场，大部分城镇每年至少都会举办一次自己的贸易集市。英格兰在1200年146个集市的基础上又增加了1500个左右的集市。[10]就像市场一样，这些集市并非都能生存下来，但是的确有许多集市生存了下来。大部分每周例行开放市场的城镇在夏季的几个月中至少有一次贸易集市，许多则不止一次。集市常常持续三天，哪怕对那些没什么商品需要交易的人来说，集市也是一个奇观。集市上有杂耍艺人和乐师的表演，人群聚在一处，熟络的生意人之间相互传递着消息。稀有商品在集市上销售，既有零售，也有批发。

在主要集市上，你可以买到石榴，这可是有钱人追求的东西，它们有健胃的药用价值。你还可以买到鸦片这种缓解疼痛的良药。通过这个国际贸易网络，橙子和柠檬被运到了北欧，此外还有糖、丁香、胡椒、丝绸、药物和毛毯。1200年这些奢侈品在北欧地区还闻所未闻，而到了1300年它们在城市和大的城镇都可以买到，只是价格昂贵些。

所有这些贸易结束了旧日的以物易物的交易：在一个凡事都得物物交易的市场，根本不可能做生意。对新铸币的需求开始大量增加。铸币厂得到改造和扩大，小型的地方铸币厂或私铸作坊被关闭了，这样政府就更有效地控制了钱币的供给。1200年整个基督教地区的主要货币流通单位是便士，拉丁文写作denarius，因此旧英镑“￡sd”符号的缩写形式是“d”。在法国便士被称为deniers，在意大利被称为denari，在西班牙被称为dineros，在葡萄牙被称为dinheros，在匈牙利被称为denars，在低地国家被称为penningen，而在德意志被称为pfennige。然而便士只是过去体系的残余物，在这个体系中使用金钱只是个例外，并非普遍规则。而到了香槟郡集市兴盛的时候，有些交易可能涉及大量的铸币，对于比如从热那亚来的商人来说，要提着大袋的银质便士，翻越阿尔卑斯山是不明智的。由于当时唯一可使用的金币—拜占庭帝国的诺米士马（nomisma），—供不应求，一些王国开始铸造自己的大面值的硬币，有金币也有银币。1200年起威尼斯人开始铸造银币格罗西（grossi），意为“大家伙”。意大利的布林迪西（Brindisi）1232年开始铸造金币。佛罗伦萨于1252年铸造了第一批金币弗罗林（f i orino d’oro），热那亚人则在第二年开始铸造金币杰诺维尼（genovini）。在英格兰，亨利三世尝试发行一种“黄金便士”，面值20银便士，但是黄金本身的价值超过了面值，所以大部分样币马上就被熔化了。有名的威尼斯的达克特（ducat）是在13世纪80年代开始被铸造的。法国和罗马在13世纪下半叶推出了他们自己的银币格罗西（grossi），而在低地国家，大面额的银币获得了格罗腾（groten）这样的名字。这个名称不胫而走，在德意志变成了格罗申（groschen）。在英格兰，爱德华一世1279年的新硬币中也有“格罗特”（groat）的名称，值四个银便士。也有面值较低的硬币被铸造出来，半便士和四分之一便士原先是把一个便士切成两份或四份，现在这些特别面值的硬币都被铸造了出来。到1300年，金钱被确立为整个欧洲的常规支付手段，在有些地方则是唯一的支付手段。

对于那些赶赴香槟郡集市的人来说，即便一袋袋大面值的硬币也是累赘和负担。与其每一笔交易都要经手大量金属货币，商人们开始写下白纸黑字的欠条。当集市结束时，大家可以坐在一起结清相互之间的债务。不过此时，他们已意识到，解决交易付账的手段有很多，不一定非要用硬币，可以由代理人拟定和传递汇票，承诺在某一时间由某一方支付货款。这就是银行业的起源，因为这些代理人已开始向可靠的商人提供信贷服务了。他们坐在被称为“banche”的长凳子上，“bank”（银行）这个词由此而生。在使用信贷和汇票的同时，这些从事银行业务的商号还引进了复式记账方式，即分别记录出账和进账，并在最后达到进出平衡。到1300年他们还可能发明了对运输货物的保险业务；确实有记录证实，在接下来的世纪里有商人提供船运货保险业务。几家大的银行商号曾声名远播：卢卡（Lucca）的里奇阿尔迪（Ricciardi）银行，锡耶纳的邦西尼奥里（Bonsignori）银行，还有佛罗伦萨的弗雷斯科巴尔迪（Frescobaldi）银行、布纳科西（Buonaccorsi）银行、斯卡利（Scali）银行、巴尔蒂（Bardi）银行、阿齐亚欧利（Acciaiuoli）银行和佩鲁齐（Peruzzi）银行。他们的生意都是国际性的，比如说弗雷斯科巴尔迪银行和里奇阿尔迪银行13世纪时都曾借过钱给英格兰的爱德华一世。上面描述的贸易之树的活力就是由这些银行商号的天才驱动的。下次当你打开钱包，掏出一张信用卡的时候，请别忘了这些13世纪的商人。

教育

1200年左右在历史档案方面是个分水岭。英格兰的理查一世（1189—1199年在位）和法国的腓力·奥古斯都（1180—1223年在位）统治之前的历史很少留下系统的记录。1200年之前在英格兰既没有主教的登记簿也没有地方庄园的文献。英格兰有一些财务卷轴（pipe rolls）可以追溯到1130年，这些卷轴记录了国王和郡县长官以及封臣之间的债务往来，此外便没有其他常规的皇室记录了。意大利的诸城邦是个例外，那里从12世纪开始就有了民事的记录。除此之外，如果我们要撰写1200年前的欧洲历史，我们只能依赖私家编撰的编年史和其他零散的历史记录，如皇室的通信、授权书和被誊写入修道院契据册的私人特许状。

从12世纪90年代开始情况有了改变。突然之间，历史记录有了爆炸性的增长。在法国，腓力·奥古斯都命大法官（Grande Chancellerie）在皇宫里建立了档案馆（Le Trésor des Chartes），皇家事务得以开始被全面记录下来。英格兰政府采取了相似的策略。以国王的名义发出的每一封信件和特许状都记录在档案轴卷上。国王任期内每一年都至少要有一份轴卷，并且被小心保管起来。许多这样的档案轴卷留存至今。所以我们可以在《批准卷档》中找到国王1189年以后确认批准的每一份旧特许状；而《特许状卷档》则包含1199年以来发布的每一份新特许状。自1199年起还建立了《罚金卷档》，里面记录了向皇室支付的各种款项，事关监护权、自由、特权和官职等。如果发出的信件是开封的或有“公开”字样的封印，就会在《公开卷档》里留有副本；从1201年开始，就有《公开卷档》了。如果信件有“密封”字样的封印，副本就归入《密封卷档》，《密封卷档》始于1204年。亨利三世（1216—1272年在位）在位的早期，还有《亡故调查》，就是对每一位生前拥有国王直接封予土地的地主死后土地拥有情况的调查结果。到1300年，还有《条约卷档》、《重获自由卷档》（记录皇室的付账）、《罗马卷档》（给教皇的信件）、《苏格兰卷档》、《诺曼卷档》、《加斯科卷档》、《威尔士卷档》、《法规卷档》，以及许多其他卷轴档案系列。这些只是历史记录这座巨大冰山的一角。在英国财政部的档案中你可能会找到皇家珍藏和珠宝清单，还有皇室的日常开支记录。整个王国的地方土地持有情况调查被编撰成册，以便国王收取特殊赋税或拨发补助，比如《收费总览（1198—1292）》和《采邑助金（1284）》。1297年，爱德华一世曾调阅档案材料，查看哪些皇家庄园被赐给了领主们，希望能够阻止对皇家领地的侵蚀。因此，在13世纪的整个过程中，中央政府确实经历了“从记忆过渡到了文字记录”[11]的变化。

这种革命并不限于中央政府。整个欧洲大小教区的主教们都开始设立档案机构，保存各种历史记录。达官权贵和高级神职人员也开始记账了。我们已经提到过温切斯特主教的《财务卷档》，它详细记录了1209年以来主教的开支、借贷、罚金以及他从庄园获取的其他收入。庄园领主们也开始保存法庭卷档信息，比如哪些佃户持有哪块土地，他们能够持有多长时间，应该交付什么费用等。作为一种封建义务，采邑管家们都设有账册，检查佃户为领主们生产的谷物和牲畜。最早的习惯法汇编也可追溯到这个世纪，记录庄园中法定的细则和惯例，比如领主是否该在农忙季节为佣工们提供早餐，或佣工们是否可以在领主的土地上拾柴火。意大利之外最早的系统的民事记录也始于这个时期，包括城镇自由人的姓名卷档，法庭记录和市镇年鉴。无论是世俗生活还是宗教生活，从城市到最偏远的山区庄园，各种记录都开始得到系统性的建立和保存。

所有这些记录活动提出一个明显的疑问：这些有读写能力的人是从哪里一下子冒出来的？如果我们假设，到1300年每个僧侣和神职人员都能读会写，并且每个庄园都有一个教士为其服务，那么可能仅在英格兰就有4万人左右已能够读书写字。有些是在修道院学的，有些则拥有私人教师，特别是那些贵族家庭的子弟，他们把读写能力作为贵族阶级荣誉的一部分加以保持。彼得·阿伯拉尔和他的兄弟们就是这个传统的典型。1179年，第三次拉特兰大公会议（Third Lateran Council）下令每个大教堂都要开办一所学校；1215年英诺森三世主持第四次拉特兰会议又重申此令。命令不仅规定那些没有学校的大教堂必须建立学校，为城镇儿童提供拉丁语教育，并且每个有条件的基督教堂都必须这样做。这就有效地保证了每个城镇都有一所学校。

推动教育的真正力量就是对有读写能力的人的需求大量增加。在这样一个经济和人口急剧增长的时代，整个欧洲的领主和土地拥有者们都感到他们的传统权利受到威胁。用文字进行记录是保存信息的一种方式，这些信息以后在法庭上可以支持领主对土地和资产的享有。在13世纪，如果你获得一块土地或一项特许，你就会想办法把你的所有权记录下来。如果你在城镇里做生意，那么每次跟另一个商人达成协议的时候，你都会请个公证人来拟定一纸商务合同。正是这种出于保存记录的需要，在英诺森三世主持召开第四次拉特兰大公会议之后，那些教会学校才人满为患。即便只是多了十几所学校，情况也有可能大不一样：一个老师几年时间就可以帮助成百上千个城镇居民学会读写。

读写能力的提高只是13世纪教育革命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大学的建立，这是此前一个世纪知识发展的结果。比如，博洛尼亚大学就可以追溯到伊尔内留斯的法律学校。有时人们认为，阿伯拉尔教书那会儿巴黎的几个学校就是一所“大学”。萨勒诺大学自称可以追溯到12世纪，因为那个时候这座城市扮演着复制和传播医学文本的角色。实际上，在12世纪，“大学”这个概念尚在发展和形成中。阿伯拉尔走到哪里，生徒们就跟到哪里。如果他离开巴黎到默伦（Melun）、科尔伯兰（Corbeli）或圣灵祈祷室去，他们都跟着。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老师，而不是学校。13世纪早期的大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非常不同的教育形式：一种制度性的教育，有校规校矩、一套教学和考核标准，还有其自身的社会价值。

“Universitas”（大学）这个词汇第一次正式用来指称一个高等教育机构，可上溯到1215年，其时教廷使节库尔松（Courçon）的罗贝尔为解决巴黎大学里的一个纠纷而颁布了一项法令，其中就使用了“大学”一词。纠纷在早期的大学里司空见惯：剑桥大学的建立就是1208年的一次几乎所有牛津大学成员都参与的罢工的结果。然而，尽管万事开头难，到1250年大学制度还是作为欧洲教育生活的一部分而牢固地确立起来了。攻读文科硕士的学生要学习七门人文学科课程，统分为“三艺”—文法、逻辑和修辞，和“四艺”—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自13世纪30年代开始，文科硕士生毕业后，无须考取其他执照，就可以到任何一个地方执教。如果他们希望专攻法律、医学或神学，则需要到更高的机构继续深造。到1300年，欧洲很多城市都成立了大学：西班牙的塞维利亚、萨拉曼卡（Salamanca）和莱里达（Lérida）；葡萄牙的里斯本（后迁至科英布拉［Coimbra］）；英国的牛津和剑桥；法国的图卢兹、蒙彼利埃、昂热（Angers）和巴黎；意大利的维切里（Vercelli）、博洛尼亚、维琴察（Vicenza）、帕多瓦、皮亚琴察、雷焦（Reggio）、阿雷佐（Arezzo）、锡耶纳、那不勒斯和萨勒诺。此时，想在教堂谋取高位的神职人员，到大学去读一个文科硕士学位相当普遍。辩论方法、学术研究和获取知识的方法已经规范化，并在基督教国家系统性地传播开来。标准化的教育已经进入欧洲所有的宫廷，大批硕士也获得授权教育下一代神职人员和学者。

问责制

在我们生活的时代，我们把有识字能力的社会的优越视为理所当然，但在1200年，教育的价值并没有如此明晰。毕竟，教育是昂贵的。请人把事情记录下来也不是一项廉价的服务。那么，如果中央政府已将特许状归档，你为什么还要为自己留个副本呢？答案就在于，当时人们普遍已小心翼翼地向法律靠拢。修道院机构和贵族家庭保存皇室特许状的副本，以防授予者对其中条款产生争议或遭第三方质疑。财务记录制度的建立也基于相同的理由。留存下来的中世纪账目不光是直截了当的会计文献，它们还常常解释某笔开销为何必要，因为编纂者可能被追究责任。比如，温切斯特主教的卷轴档案里的账目数字，并不是为了告知主教他的金库里还剩多少钱，而是为了表明他的财务主管可以免于任何未偿债务的责任。简言之，保留记录的主要原因就是谨慎、怀疑和对更大的确定性的渴望。把事情落在白纸黑字上，人们就可以在法律中明确彼此的责任。

承担责任本身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几个世纪以来国王们加冕时都会做出庄重的宣誓，或承诺维护某些权利。其他人也经常发表庄重的誓言。然而，在圣物前起誓与承诺接受法律约束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由上帝裁定你是否违背了誓言。但如果你持有从国王那里得来的特许状或信件，你就可以让他为此担责。此前，统治者为他们的人民制定法律，而他们自己却不受束缚。如今国王和他的人民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12世纪90年代，腓力·奥古斯都开始称自己为“法兰西国王”，而不再用传统的称号“法兰克人的国王”。同时，理查一世同样把自己称为“英格兰国王”而不是“英格兰人的国王”。这些微妙的变化主要是要强调国王统治的是王国里的所有人民，包括异邦人。并且，他们制定的法律针对的是疆土上的每个人，而不仅仅是追随者。这还意味着国王们有义务保持王国边境不受侵犯，并且对王国内的教会和异邦人负责。

第一个被其臣民要求担责的正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12世纪60年代，腓特烈一世曾试图直接控制意大利北部的大城市。遭到拒绝后，他就摧毁了米兰。为了反抗他，意大利诸城市形成伦巴第联盟（Lombard League），并于1176年在莱尼亚诺（Legnano）之役中击败了这个皇帝。在接下来的《威尼斯条约》（1177年）和《康斯坦茨条约》（1183年）中，他们确立了在神圣罗马帝国域内自治的权利。皇帝被迫与他的子民们签订条约，其结果就是他可能被问责。

在英语世界中，《大宪章》（Magna Carta）则更有名，它是英格兰国王约翰被逼上谈判桌的结果。约翰一直不受欢迎。他对诺曼底的忽视使得诺曼底于1204年被法国征服，结果他的显贵们大都失去了他们在诺曼底祖传的土地。此外，拒绝接受斯蒂芬·兰顿（Stephen Langton）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也造成他与教皇英诺森三世的直接冲突。1208年，教皇下令整个英格兰停止宗教仪式，禁止整个王国的神职人员举行教堂礼拜和葬礼。接下来的那一年，他又把国王逐出了教会。1213年，约翰让步了。他同意接受兰顿，并把英格兰王国和爱尔兰的统治权交给了英诺森，英诺森再把它们赐还给约翰作为其封地。约翰还须每年向教皇缴纳1000马克（约666英镑13先令4便士）的贡金，并承诺参与一次十字东征。

得到教皇的支持后，约翰开始不断对自己的敌人发起挑战。他与佛兰德的伯爵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建立了一系列联盟，并进攻法国，希望夺回诺曼底。但就像他的大部分战略计划一样，这项计划也是漏洞百出。1214年，他的联盟在布汶（Bouvines）战役中被法国国王腓力·奥古斯都挫败，无功而返。此时，约翰比任何时候都更不受欢迎了，大批重要的领主停止了对他的效忠。1215年6月，他被迫接受《大宪章》，宪章承认英格兰传统法律的效力，并为英格兰人民和教会规定了一系列权利和自由，这些权利和自由以后将会限制国王的权力。贵族建立了委员会，如若国王不能遵守宪章条款，该委员会就可推翻他的决定。

国王可以被他的封臣问责这个理念在整个欧洲并没有获得很大的成功。约翰的宿敌英诺森三世就用强硬的语言表达了他的恐惧。他认为《大宪章》“不仅可耻、下流，而且非法、不义”。他接着说：

我们不会宽恕这样的无耻与放肆，因为那样的话罗马教廷就会失去人们的尊重，国王的权利将会受到伤害，英格兰民族将会蒙羞，而十字军的整个计划将会面临严重的危险……我们完全反对和谴责这种安排，我们冒着被驱逐出教会的危险在此呼号，诸国王不必受其约束，男爵及其同僚亦不必强施之于国王。我们宣布，该宪章及其所有承诺和保证，无论目的和缘由，均属子虚空设，永远无效。[12]

教皇的抗议是徒劳的。自1215年起，英国国王不再享有恣意行事的自由。随后几年里，《大宪章》以不同的形式一再颁布，最终于1237年被定为永久生效。1297年，爱德华一世将其列入法典。

《大宪章》有过各种版本，但有两个重要的条款一直是宪章的核心。第一条，“未经其他同等地位之自由人的合法审判，或未经所在国之法律裁决，任何自由人不受逮捕、监禁、视为非法和放逐，其权利、财产和法律地位不受任何方式的剥夺”。第二条，“不得向任何人出售权利与正义，不得否认或阻碍任何人享有权利与正义”。随后几个世纪里，英格兰国王常被提醒遵守这些条款—尤其是不能随意非法拘役任何人。当然，他们还会一如既往地我行我素，但随后，那些含冤入狱者的支持者们就可以引用《大宪章》来指责国王的非法和专横。

大多数欧洲的其他王国并没有类似《大宪章》的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受到《大宪章》的影响。就像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的情形一样，不必每个国家都经历了“恐怖统治”，才能体验到革命的重大意义。相反，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国王能够担责并推进臣民参政，议会的建立就是明证。

以前，欧洲的国王依靠贵族和教士组成的皇室委员会进行统治。只有一个例外，自1188年来，在莱昂的西班牙王国，阿方索九世（Alphonso Ⅸ）采取召集城镇代表、领主和神职人员议政的方式进行统治。这种方式，在13世纪的欧洲变得越来越普遍。苏格兰的历代国王从13世纪30年代开始就不断召集平民前来献计献策。1254年，葡萄牙国王也开始把城镇代表召集到庭议事。伊比利亚其他有立法和控税议会的城邦包括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他们分别于1218和1274年开始召开议会，瓦伦西亚和纳瓦拉则分别在1283和1300年召开议会。在法国，最类似的是三级会议（Estates General），它于1302年首次召开。在所有这些集会中，代表和律师们坐在一起聆听案例；授权和权利被记录在案；如发现当事者滥用职权，则向国王提出申诉。对国王需要建议的特殊事务，大家进行讨论。关于是否应该为国王征收战争税款一事，讨论的次数越来越多。因此，《大宪章》并不是对君权实行强行限制的个案，而体现了一种普遍增长的情绪，即人民对王国的统治应有发言权。

在英格兰，继《大宪章》之后议会发展成了一个特别强大的角色。西蒙·德孟福尔是贝济耶大屠杀煽动者的小儿子，他曾于1258年迫使亨利三世同意《牛津条例》，该条例呼吁定期召开议会。议会的参加者包括各城镇和郡县选举出来的代表，还有领主和重要的神职人员。“平民”代表因此可以和他们的国王面对面地商讨临时加税的问题了。国王常想增加税收，为军事行动提供资金。作为征税的条件，议会常常会要求国王同意颁发新的法律法规。1297年宪法迈出了重大一步，爱德华一世同意此后征收类似赋税必须全部征得议会同意。这在实际上意味着，要阻止国王发动战争，议会只要不同意必要的税款征收即可。如果你回到这本书的开头，就可以看到，平民在北欧海盗入侵的时代是无能为力的，而在短短的300年间，社会已大不相同。

修道士

想想那个贫穷的老彼得罗·贝尔纳多内（Pietro Bernardone）吧！他来自翁布里亚（Umbria）的阿西西（Assisi）小城，是一个勤勤恳恳、前途光明的布商。他定期去香槟郡的集市，并在那学会了欣赏所有的法国事物。在其中一次旅行中，他甚至娶了一位普罗旺斯望族的法国老婆，并把她带回了阿西西小城。不久，为了纪念对法国的热爱，他把原本名叫乔瓦尼（Giovanni）的儿子，改名为弗朗西斯科，或简称弗朗西斯。但弗朗西斯却让人失望之极。他生活奢靡，喜欢结交朋友，大肆挥霍父亲的财产。后来，他决定到阿普利亚（Apulia）去当兵。不久，20出头的他又改变主意了。有一次他陷入幻觉，有人说他应该重建阿西西附近破败的圣达米安（St Damian）教堂，于是，他从父亲的房子里弄出一匹布卖了，把钱给了圣达米安教堂的牧师。而牧师拒绝接受偷盗所得钱财，这让弗朗西斯极为难堪。当发现儿子的所作所为时，贝尔纳多内感到非常愤怒。他向市政当局举报了自己的儿子，并迫使他放弃财产继承权。

弗朗西斯过着隐士的生活，修葺当地教堂，帮助麻风病人。大概在1208年底或1209年初，他忽然听到有人诵读《马太福音》第10章。其中耶稣这样劝勉他的门徒：“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痳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地得来，也要白白地舍去。腰袋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从那一刻起，他就决定按《圣经》所说的那样生活。他开始在阿西西传教，教导他人接受绝对贫困，并忏悔自己的罪过。不久，他前往罗马谒见教皇英诺森三世，向教皇勾勒出他的构想，即成立一个兄弟修道会，修士们将过着安贫乐道的生活。兄弟一词为“frères”，后引申为修士（friars）。教皇被打动了，并给予弗朗西斯他的祝福。由此方济各会—也称小修士会，或灰衣修士会（因其灰色穿着而得名）诞生了。

相较而言，在西班牙的卡莱鲁埃加（Calaruega）长大的多米尼克·德古斯曼（Dominic de Guzman）没让父母操那么多心。他的家境也很富裕，有人说他“出身名门”，在12世纪的西班牙这意味着出生于武士世家。但古斯曼一家却非常虔信。多米尼克曾在帕伦西亚（Palencia）求学，当一场饥荒席卷整个西班牙时，他卖掉了书籍和财物，以所得救助穷人。他曾两次自己充当苦力，以赎回沦为穆斯林奴隶的人的自由。他自发的虔诚行为激励着许多人，在奥斯马（Osma）大教堂，他作为一名奥斯定会修士而大受欢迎。

1203年他跟随奥斯马大主教前往丹麦参加一项外交任务时才30出头。回来后，他决定觐见英诺森三世，请求准许他去东欧传教，教皇反而委派给他一项更加紧迫的任务：去处理法国西南部的异教徒。于是，多米尼克来到图卢兹，试图说服清洁派教徒回归正统天主教。他无疑对清洁派的某些教义感到震惊，如该教派对婚姻的谴责和拒绝接受肉身复活。但与此同时，他也被他们甘于贫困的誓言所激励。1206年，他在普卢叶（Prouille）建了一幢房子，那些因婚姻遭到禁止和沦为侍妾而心生怨恨的女人可以来此居住，生活在自己的宗教社区。随后几年他的布道任务围绕两点展开：反对异端邪说和提倡安于贫困。人们想方设法要给他安排一个主教的位置，但他拒绝了，他坚信自己的首要任务是组建一个布道修会。1215年，他终于梦想成真：图卢兹的一个有钱人为他日益增多的追随者提供了一幢大房子。同年底，他参加了第四次拉特兰大公会议，向英诺森三世提议成立一个新的教会团体。教皇尚未发表意见就去世了。但他却获得了英诺森的继任者洪诺留三世（HonoriusⅢ）的正式祝福，成立传道修士会，即多明我会，也称黑衣修士会。

灰衣修士会和黑衣修士会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开来。洪诺留代表多明我会颁布诏书，在西方基督教世界有效地为该团体进行宣传，并批准了圣弗朗西斯在1223年为方济各会撰写的教规。他们的成功促使其他教会团体纷纷效仿。1226年，洪诺留批准成立加尔默罗会（Carmelite Friars），即白衣修士会。他的继任者格列高利九世于1231年批准成立奥古斯丁修士会。圣人立誓：安于绝对贫困，贞洁和顺从，向教区里的平民宣教—这些想法大受欢迎。成千上万的人蜂拥而至，前来参加，他们将托钵僧的生活方式与基督徒的结合在一起。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也为妇女服务：方济各会有个姊妹团体，贫穷修女会（Poor Clares），1212年由阿西西的克拉拉为隐居的修女创办；多明我会的修女会则由普卢叶原来的女修道院转变而来。修士也被认为是重要的教育者。在1217年的巴黎大学、1218年的博洛尼亚大学、1220年的帕伦西亚大学和蒙彼利埃大学，以及1221年的牛津大学中都有多明我会。同样，方济各会在整个欧洲都建立了神学院，最著名的有巴黎、牛津和剑桥的大学里的神学院。

修士的出现为何如此重要？在一个被严格地分成宗教和世俗的社会里，新的托钵僧团体生存在其中，形成了这样一个过渡性团体，这个团体中的人既拥有宗教人士的美德，又具有世俗人士的所有灵活性。他们像僧侣一样受教育：能读能写，并理解国际语言拉丁语。他们像僧侣一样受约束：遵循一套规则和教会等级制度。他们拥有神职人员的名望、诚信和节操。然而，与僧侣和普通神职人员不同的是，他们可以自由游历，而不受拘于任何一所房子、一个社区或教区。他们住在城镇，和人民在一起，而且他们不需费用开支，他们无需什一税和教士俸禄来资助他们的祷告和衣食住行。如果说12世纪的僧侣团体构建了一个创造、储存和传播知识的网络，修士会则令这个网络进一步渗透到社会中，比此前的影响更深更远。修士成了世俗统治者和教会领袖的外交官的首选。作为受过教育的信使，他们以上帝之名四处旅行、接触人民，成为优秀的管理者和协调者。他们也是优秀的审判者：教宗和主教愈来愈依赖多明我会来审问，甚至于1252年后让他们拷问异教徒。

修士证明教会是能够与时俱进的，因为他们可以自由旅行，向领主和商人宣教，解决信仰的新问题，同时又保持早期基督徒的特征：谦卑和安于贫苦的精神。如果不是教会能够有效利用这个多才多艺的神职人员团体，异端邪教无疑会失去控制。或许除阿尔比十字军外还会有英格兰和德意志十字军，而西班牙宗教法庭很可能在15世纪之前就已经建立。但实际上，1215年后的三个世纪，中欧只发生过一些无足轻重的局部异端活动。看来修士会，尤其是多明我会，为保证教皇在基督教世界的另一个300年里的精神权威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可不是什么可以对其嗤之以鼻的事情。

最后，我们必须牢记修士个人对知识传播的作用。当托钵僧团体回避个人财富和提倡学习时，他们吸引了许多清高人士参与当下的主要知识论辩。方济各会中有一大批伟大的神学家，其中以黑尔斯（Hales）的亚历山大、波纳文图拉（Bonaventure）、邓斯·司各脱（Duns Scotus）和奥卡姆（Ockham）的威廉声名最卓著。但13世纪最重要的方济各会知识分子无疑是卓越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罗杰·培根（Roger Bacon），他在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讲授亚里士多德，也研究希腊和阿拉伯的光学著作，主张将科学教学法引入大学。他为科学知识、哲学、神学、语言学、数学、光学和实验科学的各领域都撰写了内容充实的纲要。他是西方第一个描述火药的人；他是第一个描绘眼镜的人；他创立了一个理论：装满“液态火”的铜气球可能会飞。他思想异常开阔。比如，他相信能够造出一个人就可以驾驶的无桨巨船；他相信可以发明不用畜力牵动也能飞快前进的车辆；他相信人们或许能被“像飞鸟”一样的机器推动行进；他相信可以在宽阔的河面上建造起“没有桥墩或支撑”的悬浮桥梁，潜水员可以穿上特殊的潜水服探索海底。

多明我会中也有一大批重量级的知识分子。有神秘主义的神学大师埃克哈特（Eckhart），有科学家、哲学家、神学家，科隆的阿尔伯特（人们熟知的大阿尔伯特［Albertus Magnus］），有神学大师托马斯·阿奎那。正是阿奎那接续阿伯拉尔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运用到宗教的事业，并将亚里士多德的格言“怀疑带来探询，探询带来真理”改为“惊奇带来探寻，探寻带来知识”。阿伯拉尔认为有些东西，比如上帝的本质，是超出理性探询的，而阿奎那则认为所有事物都必须臣服于调查研究和理性思考。他从自然中推论出上帝的存在。他表示因为每一个运动的事物总是被其他事物推动的，以此类推，在这个运动链的起始一定存在着第一推动者。他的另一个观点至今仍被反复引用：世界有序运行且不断自我修复，表明了上帝是个智能设计师。我们可能会假设，即使阿奎那不是一个修士，他也会著作等身，成为中世纪最重要的神学家。但毫无疑问的是，他和其他神学家在学习过程中确实受到诸多托钵僧修会的支持，而他们取得的更伟大的成就，则是由于受到求知欲的激发。

旅行

今天人们普遍认为，在19世纪火车问世之前人们不太外出远行。这种想法表面上得到了我们家谱的支持：19世纪中叶之前，我们的祖先通常跟同一教区或邻近教区的人结婚。但这一论点有一个明显的缺陷：今天我们不愿意徒步长途跋涉，并不意味着过去的人们也不愿意这样做。而且人们和同一个教区的人结婚，以获得帮助甚或继承遗产，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去别的地方。

还有一个经常出现但漏洞百出的反面观点。出没于海洋的北欧海盗，跨越大海的撒克逊人和修路搭桥的罗马人都证明人们确曾长途旅行。例如，巨石阵中的青石来自南威尔士的普瑞斯里山（Preseli Hills），距它们现在的位置有250英里。也就是说，只要愿意，人们总能远行。对这样的观点，研究者必须这样回答：人们，是的，不过不是大多数人。有证据表明，13世纪前远行的人们主要是有政治影响力、能够自我保护的个人和团体，如罗马军队、维京人和十字军。皇室官员无论去哪都有国王的士兵保卫。而大领主们带家人出行时，则有大量武装人员跟随。但普通人外出常常不会超出庄园、牧场或教堂的范围。正如我们在有关11世纪的章节中所看到的，离家远行实在过于危险。没有非常好的理由你不会为此冒险。

不过在13世纪，许多人的确有必要的理由外出旅行：去离家很远的集市和大一点的市场；去接受国王的赏赐，或去中央法庭领取司法判决，或参加议会。你可能外出去请求内科医生或者外科医生出诊；可能穿过整个欧洲去上大学，或每周步行至离家几英里的学校读书。如果你是一个修道士，旅行则是你职业的一部分。朝圣在13世纪变得非常流行，成千上万的人步行一整天左右的时间去当地的宗教场所或到基督教的三个主要目的地去朝拜—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罗马和耶路撒冷。对于意大利商人来说，旅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们陆路和海路都走。威尼斯人在整个地中海地区建立了贸易站，热那亚人则在克里米亚设立了许多坚固的据点。刑法也要求更多的人外出远行。法官们被派出实施法律或进行调查都要长途旅行。罪犯必须被带到城镇进行审判。法院在哪里，陪审团就得去哪里宣誓并听审案件。格拉提安之后的教会法规定，领班神父和主教必须监督所辖教区的道德生活，人们当时必须参加宗教法院或副主教法院举行的活动。这可能是由于某种不道德的行为，如重婚、通奸或异端邪说引起的临时活动，也可能是一种常规活动，比如需要进行遗嘱证明。旅行的人越多，离家的时间越长，越需要有人告诉他们家乡的重要消息。旅行带来了更多的旅行。

越来越多的人踏上旅途，旅行也就变得更加容易。庄园过去对农奴有种种束缚，没有领主的许可，农奴不得离开。但当农奴们外出到市场和集市去时，这些束缚开始被打破。为旅行者提供方便的旅馆和修道院的客房不断增多。以前的木桥现在用石头加以重建，以确保渡河安全。道路两旁的灌木丛被清除，以防盗贼潜伏。游客增多这一事实给旅行者们更大的安全感。例如，人们可以在旅馆集结，并且结队出发，以便在受到攻击时可以保护自己。当然，出门越远，风险越大。但即使在异国他乡旅行的商人也感到更安全了。正如上面所讨论的，随着法律制度的普及，即使出现了最糟糕的情况，如在旅途中遭到抢劫、殴打或欺骗，商人们都可以利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利益。

如果没有考察去远东旅行的情况，我们就不能公正地评判13世纪的旅行。稍早一点关于远东的地理知识都超不出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印度的故事。还有一部分来自普林尼（Pliny）和索利努斯（Solinus）以及古典世界的地理学家所著的自然史。赫里福德（Hereford）世界地图展示了这个世纪对世界的认知，除红海（地图中标注了摩西穿越红海的路线）、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和恒河，没有耶路撒冷以东的任何细节。奇形怪兽点缀着耶路撒冷以东更远的边缘。但这种可爱的天真遮蔽了对来自东方威胁的深虑。13世纪30年代末，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率领蒙古军队进入俄罗斯，不久他们就征服了德意志的部分地区、波兰和匈牙利。1243年，新任教皇英诺森四世决定与蒙古领导人接触，试图使他们皈依基督教。两年后由教廷派出了两个使团，一个由方济各会的柏郎嘉宾（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带领；另一个由多明我会教士克雷莫纳的阿瑟林（Ascelin of Cremona）带领。对此，窝阔台之子贵由大汗有所回应，他要求教皇前来发誓效忠他。理所当然，教皇拒绝了。但随后又有两个使团到东方去，他们由多明我会教士隆格瑞莫（Longjumeau）的安德鲁和方济各会教士卢布鲁克（Rubruck）的威廉带领。1254年，威廉来到蒙古首都哈尔和林（Karakorum），却发现有个匈牙利出生的英国人和一个匈牙利出生的法国女人已在那里安居乐业，此外还有一个诺曼主教的侄子生活在那里。这些事情意味着不少长途旅行是存在的，只是我们不知道，没有被记录下来而已。[13]

教廷使团往访蒙古朝廷十年之后，威尼斯商人尼科洛和马费奥·波罗兄弟俩（Niccoló and Maffeo Polo）开始了他们进入远东的第一次伟大冒险。在他们第二次前往远东时，他们带上了尼科洛的儿子马可。但13世纪意义最重大的长途旅行或许是方济各会教士乔瓦尼·德孟高维诺（Giovanni de Montecorvino）1289年的出使中国。此次远东跋涉，他作为使节去觐见中国的征服者忽必烈汗。孟高维诺于1294年抵达北京，此时忽必烈汗刚刚驾崩。他留了下来，开始劝导中国人皈依基督教，他成为北京第一个大主教，那是1307年。

13世纪对大众来说不仅旅行变得普遍了，而且基督徒旅行者到达以前只存在于古老传说之中的地方。到1300年，基督教世界与最远的据点之间相隔近5400英里—从西方的格陵兰岛的加达（Garðar）到东方的北京。但两个地点的传教故事都没能长久：基督徒于14世纪被逐出北京，15世纪初越来越恶劣的气候也让加达的传教活动中止。但西方人的想象在不断改变，马可·波罗的游记就是最好的例证。这本书由马可·波罗在监狱里向狱友口述而成。在书中，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城市人口众多，财富遍地，令人神往。他栩栩如生地描述了东方的风土人情，它们与西方如此不同，让基督徒们兴奋不已。当这些故事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丝绸和香料流入欧洲的市场和集市时，人们开始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想象亚洲和世界的其他地方。如果你相信远东到处是巨龙和怪兽，那么去远东旅行是不明智的；但当你知道远东遍地是财富，还有一个基督教主教在北京，那么到远东去就成了充满诱惑的期盼。

小结

毫无疑问，13世纪的重大变化在于贸易。每个人都在国际化的阶梯上迈进了一步：农民对市场集镇更加熟悉；集镇的市民进出大城市更加频繁；大城市的富商们则走得更远更加频繁，他们甚至光顾国际性的贸易集市。于是我眼前产生这样一组画面：一个农民坐在木屋里雕刻一只木碗。突然，有人敲门。他打开门，见一个商人站在门外，要用白银交换他的木碗。另一个商人则牵着一头山羊紧跟其后，想用山羊交换农民刚赚到的白银。还有第三个商人，带着一只金属碗，这只金属碗要比农民用了一辈子的时间雕刻而成的木碗漂亮得多。他想用金属碗交换农民的山羊。一时间，人们纷纷向这位小市民提供商品来交换他的器物。曾经这里门可罗雀，此时却车水马龙、熙熙攘攘。这时，一个牧师的声音响起，敦促市民放弃这样的赚钱方式，仍旧恪守贫困和遵循克己之道。一个神职人员也忽而驾到，向农民展示他在庄园的一系列权利，以及他预留过冬的玉米的数量。外面的世界已经侵扰了他的生活，但很显然，他回不到从前了。

这些变化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它们的普遍性。甚至在莫顿，每个人的生活都受到了影响。1207年，教堂邻近的庄园土地变成了市场广场，被包围在大大小小的其他农田当中。我现在所居住的古老的房子就伫立在这个市场广场南端的路上。13世纪90年代，这里住着一位教士，莫顿的亚当。他肯定曾跟仆人一起漫步在摊贩之间，购买禽蛋和肉类，布匹和蜡烛。在集市期间，人们会从周围的村庄赶来。在圣玛格丽特节，这里的集市连续举办五天，有人会从更远的地方赶来。修士会在市场里布道。1300年，在亚当被任命为19英里外圣玛丽教堂的牧师后，他把这幢房子卖给了当地人亨利·苏特（Henry Suter）。他们曾拟定了一份财产转让契据，尽管苏特很可能是个文盲，但他的家人小心地保管着那份契据，直到1525年，他的后代卖掉了房子。但在此前的12世纪，这种交易根本就不会被记录下来，更别谈保留契据了。

同样，自13世纪80年代起，莫顿庄园法庭的诉讼过程开始被记录在法庭的卷宗上，就像邻近的多康比（Doccombe）庄园一样。多康比庄园的法庭卷宗现在还存在。莫顿人如果犯了道德罪过，会受到传唤，他们需要赶24英里的路，来到托特尼斯（Totnes）出席副主教辖区的法庭，他们会带来一群证人，发誓证明他们的清白。而那些犯了重罪的人则被强行解送到埃克塞特城堡等待审判。埃克塞特教区用来自羊毛贸易的收益新建了许多教堂。当主教在他的教区四处走动，为新建的教堂祀坛祭献时，他肯定走访过莫顿的教堂。在莫顿这样一个安静、偏远、没有人听说过马可·波罗和卢布鲁克的威廉的地方，日常生活永远改变了。

变化的主要推动者

如果这本书是关于世界历史的，那谁是变化的主要推动者就毫无疑问了。成吉思汗的大名会在血流中从中国漂流到里海，无人堪比。他和他的儿孙们对东欧造成的极大破坏直接导致东西方的第一次连接。他的种族灭绝行为摧毁了东方人主动把新的贸易带到西方的能力。因此他阴差阳错地拓宽了基督教世界的视野，也为基督教世界的商人们创造了新的机会。但在我们西方变迁的故事中，成吉思汗只是个配角。在欧洲的心脏，潜伏着一个更有影响的人物，他就是罗塔里奥·德孔蒂（Lotario de Conti），也就是教皇英诺森三世。

英诺森三世是整个基督教世界中最后几位在社会的各个层面都能够影响统治者和决策者的教皇之一。在最顶端，他不仅坚持反对英格兰的约翰国王，还强硬地取消了几桩皇室的婚姻，并且发布了最终建立了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间关系的“教令”（Venerabilem）。在底层，他理解他在精神上统领着的大众的喜好。他对阿西西的弗朗西斯的接受就是个好例子：如果他认定那个穷光蛋是个没出息的人，完全可以让他卷铺盖走人，还可将这群狂热的布道者称为异端。他因此也会使天主教会失去方济各会修士，而此时方济各会修士已成为天主教会最强有力的工具了。他对多米尼克·德古斯曼的激励也是这样。多米尼克最初是想使欧洲边缘地区的异教徒皈依；正是英诺森对他纠正异端进行了指导，借此他们赋予黑衣修士一个主要目标。英诺森规劝西班牙国王们在收复失地战争中通力合作，在拉斯·纳瓦斯·德·托洛萨战役中结出了胜利果实，这个胜利为该世纪末收复几乎整个西班牙铺平了道路。他试图使基督教每个大教堂都教育人们读写，这加速了对文盲的扫除。他毫无疑问是这个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基督徒。另一方面，他在某些方面又非常保守：他反对侵蚀君主专制政体，就像他声讨《大宪章》一样。但正如我们在克莱尔沃的贝尔纳身上所见到的，反抗变化的决心可能反而导致变化。在本书的结尾我们将重申这一论点。在清洁派教徒这件事上，英诺森的角色尤其能说明这方面的问题：他反对异端，特别是清洁派，这种坚定的立场不仅维护了天主教会的霸权，还导致了宗教法庭的诞生。基于所有这些理由，我找不出任何人比英诺森三世更能作为13世纪变化的主要推动者。

[1] Maurice Keen, Chivalry（Yale, 1984）, p. 87.

[2] 温切斯特的主教对他在萨默塞特郡的汤顿采邑中12岁以上的男性征收1便士的惯常人头税，该收入自1209年以来每年都记录在主教的国库卷档上。数目从1209年的2英镑11先令（612位男性）增长到1311年的6英镑4先令（1488位男性），年增长率为0.85%。参见N. J. G. Pounds, An Economic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1974）, p. 145。

[3] Samantha Letters, ‘Gazetteer of Markets and Fairs in England and Wales to 1516’, http://www.history.ac.uk/cmh/gaz/gazweb2.html. 2014年3月13日下载。

[4] 引自Pounds, Economic History, p. 251。

[5] 引自Pounds, Economic History，第100页。

[6] Fernand Braudel, Civilis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ies（3 vols, 1984）, iii, p. 93; Letters, ‘Gazetteer of Markets and Fairs’.

[7] Fernand Braudel, Civilis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ies（3 vols, 1984）, iii，第27页。

[8] 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指12—13世纪中欧的神圣罗马帝国与条顿骑士团诸城市之间形成的商业、政治联盟，以德意志北部城市为主。汉萨（Hansa，或Hanse）一词，德文意为“公所”或“会馆”。——编者注

[9] Braudel, Civilisation and Capitalism, iii, p. 113.

[10] Letters, ‘Gazetteer of Markets and Fairs’.

[11] Michael Clanchy, From Memory to Written Record: England 1066—1307（2nd edn, 1993）.

[12] 出自W. L. Warren, King John（1961）, pp. 245—246。

[13] 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ed.）, The Journey of William of Rubruck to the Eastern Parts of the World 1253—1255（1900）, pp. 211,223.

第四章 1301—1400 14世纪

中世纪的人们不懂社会史。当艺术家将《圣经》或古代罗马故事描绘于彩色玻璃上、再现于雕塑上以及插画手稿中时，他们展示了人们身着中世纪服饰、居住于中世纪的房屋、操控中世纪的船只的情景。但试设想一个极其博学又富有想象力的修道士，1300年在他的修道院里翻阅他能利用的一切史料，这无疑会让他相信人类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很幸运。或者用他那个时代的宗教话语来说：上帝对基督教世界一直很眷顾。经济上，西欧越来越强大，人口越来越兴旺。曾胆战心惊害怕受到攻击的城镇居民，现在已经得到很好的保护，乡村地区也不再受到威胁。这位修士可能理所当然地把教堂视为这些发展的主要建设者和推动者。在推动基督教世界的向外扩张上，在安抚内部派别纷争上，在将武力锁定在边远的特定目标上，教会扮演着和平使者的角色。教会帮助许多人学会了读书写字。它为基督徒制定了道德守则，鼓励法庭对破坏道德准则者实施惩罚。我们这位假想的修士可能很自信：上帝正在倾尽全力为整个基督教世界谋福祉。不过100年后他可能就不会如此自信了。

到1300年，形势已经开始不断变化。在13世纪最后的十年里，粮食连年歉收导致法国北部和低地国家食物严重短缺。1309年，雨水过多引起整个欧洲的大饥荒。接着，情况越来越糟。当然过去也有很多荒年，但灾后的粮食丰产，总能使人口迅速反弹。可是这回情况就不一样了。几十年的过度种植使土壤的含氮量持续减少，仅仅靠休耕已不再能够恢复土地的肥力了。1200年小麦产量曾高达6 ∶ 1（每播下一粒麦种，可以有6粒麦子的收获），到了1300年，小麦的产出和投入则只有2 ∶ 1了；而大麦和黑麦产投比则从4 ∶ 1减到了2 ∶ 1。[1]土地生产率如此低下，人口的快速恢复已是不可能的了。假设一个农民拥有25英亩的耕地，这对于一个14世纪早期英国的庄园佃户来说面积够大的了。又假设前一年是个丰年，他有了足够的玉米种子。他播种了50蒲式耳（约等于1820升—编者注）的玉米，并达到5 ∶ 1的产投比，因此他从25英亩土地上可以收获250蒲式耳玉米。那年年底，假使他相信来年还会有5 ∶ 1的产投比，他可能会这样分配他收获的玉米：留出50蒲式耳玉米做种子，50蒲式耳玉米留给牲畜，75蒲式耳留给自己和家人，还剩75蒲式耳则拿到市场出售。[2]但是，假如来年是个凶年，只有3 ∶ 1的产投比，他就只能收获150蒲式耳玉米了。如此一来，他就拿不出什么到市场贩卖了。除了家庭和牲畜用粮，他只剩下25蒲式耳玉米种子，这是他播种所需种子的一半。即使第三个年头又有5 ∶ 1的产投比，他也只够养活家庭和牲畜，没有多余的玉米留做种子了。

实际的情况比上面的例子还要艰难得多。多数农民都没有25英亩地，粮食产投比降至3 ∶ 1，而且天气可能造成的损失远远大于三年一次的歉收。霜降过早或过晚都能导致颗粒绝收，此时平均气温骤然下降，在高地地区引起严重后果，数以千计的人们死于饥饿。当粮食连年歉收时，灾难就势所难免。因此，欧洲人口甚至在1315—1319年那几场可怕饥荒之前就开始下降。据估计，曾有10%的人口死于这些自然灾害，这意味着基督教世界有超过1000万人要么饿死，要么死于营养不良。[3]它标志着三个世纪以来几乎不间断的人口和商业增长的结束。

但对比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这简直算不了什么。

黑死病

很难真正传达出黑死病的毁灭性质。每当我做关于14世纪英格兰的报告，强调1348—1349年是多么悲惨时，总会有人坚称它不可能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可怕，或不像闪电战一样令人恐惧。我解释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四年内英国的死亡率占总人口的1.55%：平均死亡率为每年0.4%。而当黑死病像波浪一样在全国传播时，大约七个月的时间里，就有约45%的英国人因此死亡：年死亡率为77%。[4]因而，1348—1349年的死亡率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200倍。或者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拿黑死病跟“二战”的轰炸比较：如果要复制瘟疫造成的死亡，我们除了在日本扔的两颗原子弹（每颗原子弹造成7万或0.1%的人口死亡），还要扔450颗这样的炸弹。也就是说七个月里每天在不同的城市里都有两颗原子弹发生爆炸。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了，没人会怀疑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难。但是那场瘟疫发生的时间离我们太远了，我们跟那些受害者的文化又如此生分，因而无法体会如此大规模死亡的感受。我们发现与14世纪里整个社区被消灭殆尽的命运相比，我们更容易理解“一战”中痛失爱子的父母的伤痛。

黑死病是第二次由动物疾病引起的流行病的第一波爆发，由于受染者的腹股沟和腋窝发生黑色淋巴结炎，通常也称为淋巴腺鼠疫。其病原体是一种杆菌，或称鼠疫耶尔森菌，通常由寄生在啮齿动物身上的跳蚤携带，但也可以被人蚤传播。在某些情况下，它也能通过感染者的呼吸传播。当今的看法是，如果在疾病的发展过程中发生肺炎，人就会呼出病菌，而疾病就会通过空气直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在这种形式下，把黑死病描述成淋巴腺鼠疫就不对了，它是一种危险性更大的肺炎鼠疫。

第一次大流行病发生在公元541年。那次黑死病的“先驱”在整个6世纪都持续毒害着人们，但威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减弱。最终于8世纪60年代消失。到1347年为止，这600年间欧洲几乎没有瘟疫，因此再次出现的后果令人猝不及防。此次黑死病在1331年首先见载于中国。它由沿丝绸之路旅行的商人们携带，于1347年秋天到达克里米亚。在这里，感染者登上前往君士坦丁堡的热那亚船只。再从君士坦丁堡开始蔓延到西西里、希腊、埃及、北非、叙利亚和位于巴勒斯坦的圣地。到1347年底它已经以最危险的肺炎鼠疫形式抵达基督教世界的商业中心威尼斯、比萨和热那亚等贸易城市。受感染的城市很快就看到尸体堆积如山：死亡率超过40%成为常态。

瘟疫的消息比感染本身传播得更快。收到预警的城镇紧闭城门，禁止旅行者进入。但当不得不偶尔开门运送食物和其他供给时，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小如跳蚤那样的东西。面对瘟疫，无人幸免：无论富人还是穷人，妇女还是儿童，基督徒还是穆斯林信众。在突尼斯，伊本·赫勒敦[5]写道：“就仿佛世上的生物发出了呼声，请求被遗忘……而世界响应了它的呼唤”。阿尼奥洛·迪图拉[6]描述他在锡耶纳的经历：

死亡始于5月。它残酷而恐怖。对它的种种残忍和无情，我不知道从何处说起……父亲弃子归西，丈夫没了妻子，兄弟接连死去。因为好像只要人一张嘴呼吸，一睁眼看东西，疾病就会来临。家人至多只能把死去的亲人拉到沟里，没有牧师，没有祈祷……而我亲手掩埋了我的五个孩子……那么多人死去，所有人都以为这就是世界末日。

佛罗伦萨是欧洲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大约有60%的人口死亡。一个亲历者报告说：

人们除了把尸体运出去掩埋，其他事情便无能为力了；许多人死前都来不及忏悔，或接受最后的祈祷；许多人孤独地死去，许多人死于饥饿。每个教堂都挖了深及地下水位的大坑，那些夜间死去的穷人被迅速收集起来，扔到坑里。早上当人们看到坑里已积有大量尸体时，就覆盖些泥土在上面；随后又有尸体堆放其上，人们再覆盖一层泥土，就像烤意大利宽面，铺一层通心粉，再加一层奶酪。[7]

诗人薄伽丘看到生者如何处理死者时，深受触动。他写道：“害怕被腐尸传染的恐惧，远远超过了对死者的慈悲，邻里们常见的做法就是用双手把尸体从房间里拖出来，放在门前，每个出来走动的人都能看见这些尸体。”[8]而佛罗伦萨作家乔凡尼·维拉尼（Giovanni Villani）自己也成了这场瘟疫的受害者。他笔记中的最后几个字是：“瘟疫一直持续到……”还来不及填上日期，瘟疫就用黑手捂住了他的嘴巴。

1348年1月，瘟疫已经抵达法国港口马赛。然后从那里北上穿过法国，向西进入西班牙。它的致命危害并没有减弱。在佩皮尼昂（Perpignan），125个公证员中有80个死亡，18个医疗理发匠有16个死去，9个内科医生死了8个。[9]城镇繁荣的信贷业务则完全停止。在法国的阿维尼翁（Avignon），自从克莱门特五世1309年移驾于此后，教皇们就一直驻跸在这里，有三分之一的红衣主教染疾去世。在朗格多克和普罗旺斯，有一半的人死亡。而疾疫仍在蔓延，向四面八方传播。勃艮第地区的日夫里（Givry）是个自1334年起就有教区记录的村庄，它见证了该村掩埋人数由年均23人，增加至四个月内就有626人下葬，这意味着死亡率达到50%左右。在英格兰，每个教区都有超过40%的牧师死去：埃克塞特失去了一半以上的神职人员。[10]在伍斯特郡（Worcestershire）农村地区，农民平均死亡率为42%，但这个苍白的数据覆盖了不同地区，从幸运点的哈特尔伯里（Hartlebury，19%），到疫情严重的阿斯顿庄园（Aston，80%）。英格兰的两个最大的城市，伦敦和诺威奇，死亡率都达40%。1349年7月初，有一艘来自伦敦的商船在挪威的卑尔根（Bergen）港口附近飘浮。当地负责人登船查看时，发现船员已经悉数死去。他们惊恐万分，赶紧下船回到岸边。但是太迟了：其中一人已经染上时疫，黑死病就这样来到了挪威。[11]

有多少人死于黑死病？罗马教廷官员计算出的数字是约2400万基督徒，占基督教世界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最近的研究表明死亡人数很可能更多：法国大部分地区的死亡率约达60%；英格兰、加泰罗尼亚和纳瓦拉地区可能略高于60%；意大利在50%—60%之间。[12]显然，如此规模的死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创伤，因为那些处理基本日常事务的牧师、仆人、厨师、放牧者、收割工人和幼童的母亲完全从日常生活中消失了。1340年，像1316—1319年饥荒年月那样高的死亡率已经超出想象了，几乎没有人会认为有比那时更糟的情况了。然而从1347年开始，欧洲人不得不为死亡做好一切准备。事实上，他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做好准备，因为这一年的黑死病只是流行疾疫袭击的第一波：它于1361—1362年、1369年和1374—1375年死灰复燃，并在接下来的三个世纪里平均每隔8—12年复发一次。尽管以后的爆发都不如第一次严重，但仍然造成数百万人的死亡。例如1361—1362年的瘟疫爆发一年内就抹去了英格兰10%的人口。一个世纪后，1478—1480年的大爆发同样夺去了10%—15%的人口的生命。即使黑死病过去300年后，瘟疫的爆发依然能夺走一个中等规模城镇15%的居民的生命。大城市情况则更为严重。1563年伦敦超过20%的人口死去，1576年的威尼斯、1649年的塞维利亚、1656年的那不勒斯、1720—1721年的马赛，死亡比例甚至更高。14世纪昭示着一个恐惧的时代。人们意识到每天晚上上床睡觉都可能是他们的最后一个夜晚。

然而，在这本书的语境里，瘟疫的致命性不是其最重要的特征。重要的是人们意识到，社会并没有崩溃。人口死亡过半并不意味着人们抛弃了财产所有权规则，或放弃了播种和收获的循环。一些地方法律和秩序的崩溃是暂时的。在佛罗伦萨，掘墓人洗劫弃宅，勒索不敢离开家园的受害者，欺凌无助妇女，但这类不法行为只持续了数周。尽管许多高级教士和权贵死于瘟疫，但很快有人接任。欧洲的统治者表现得也很勇敢。在英格兰，爱德华三世公开宣布，他将前往法国，而那里此时瘟疫肆虐。他确实去了，虽然只是很短一段时间。他还于1349年4月在温莎举办了一场参与者众多的骑士比武大会，并在期间成立了嘉德骑士团（Order of Garter），即使英格兰本身深受瘟疫之苦。他传达的信息很简单：他相信上帝对他的佑护。此外，他坚定地向臣民们展示，他相信自己受到上帝的认可。这是一种勇敢的姿态，尽管他知道自己的一个女儿已经罹难。

无论是从世俗层面还是从精神层面上来说，至关重要的是黑死病的长远影响。中世纪社会曾一度非常刻板，人们听任上帝分配他们以不同的位置。庄园主就是天生的武士，披坚执锐、领兵打仗。鞋匠就是鞋匠，其他什么也不是。耕种庄园主八英亩土地的非自由隶农就只是个隶农，仅此而已。这些角色是上帝的决定。现在人口急剧下降给这个僵化的结构带来了巨大的裂缝。最重要的是劳动力严重短缺。失去家庭的工人们不再接受被奴役的生活方式：因为没有什么好失去的，他们可以随便到最近的城镇出卖劳动力。对于家有挨饿的孩子的农民，如果邻近地主能提供更好的工价，他们就不再满足于为他们的主人耕种几片土地。如果主人想留下他继续服务，就得支付更高的工价或奖励他们更多的土地。

没有什么能像黑死病那样清楚地将中世纪分成早期和晚期。尽管本章一开始提到的饥馑暗示着13世纪的乐观主义在1347年之前已经荡然无存，但瘟疫彻底撼动了每个人对其在世间位置的理解。有些人不得不接受自己的聚落中的人几乎全部死光的事实，他们当然也会质问上帝为何如此不公，尤其是看到邻近村庄疫死人数较少的时候。能否认为上帝用这种令人痛苦和畏惧的疾病杀死摇篮中的婴儿是为人类谋求福祉？瘟疫对人类社会的毁灭提出了深刻的问题：为什么会有瘟疫发生？很多人开始反思卜尼法斯八世（Bonifare Ⅷ，1294—1303年在位）继位以来教皇的堕落。从他掌教开始，教会高层越来越唯利是图，牟取暴利。教皇们在法国国王的影响下不断堕落，他们在基督教世界的眼里已经蜕变为世俗国王苍白的影子。人们开始怀疑罗马教会是否引领他们在正确的道路上行走。也有人怀疑瘟疫是上帝因宗教领袖的堕落而对整个人类的惩罚。

瘟疫也改变了人们对死亡的看法。你可能以为死亡是人类生命中极少的必然环节之一，但事实上它极易变化。死亡本身并不存在，它没有实物，因此它只在生者心中有意义：当生命缺席和当人们相信死后有某种不同的生命形式时。后者是变化发生的地方。14世纪整个欧洲都与死亡结下了缘：文学中充满了魔鬼、炼狱和死后生活的色调；在宗教绘画和雕像中，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骷髅头这个意象。在英格兰，罗拉德派（Lollards）教徒提倡更有激情、更精神化的生活。该世纪末的罗拉德派骑士和高级教士的遗嘱越来越强调立遗嘱者肉身的可憎和罪衍。骷髅（Mementi mori）—我们所有人总有一天会变成的尸体之残骸—被刻在石头上，竖立在大小教堂之中。越来越多人赞助建立礼拜堂和虔诚的基础—建设桥梁、学校、济贫院和为旅行者服务的医院。在这些虔敬行为和对自我憎恨的举动下面，我们能觉察到某种更加深刻的东西：人类在上帝眼中的地位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要是上帝决定把人类整个抹掉怎么办？1348年之后，人类的灭亡看来存在着现实可能性。

然而，对某些幸存者来说，黑死病打开了一个充满机遇的世界的大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受惠者包括那些农民，他们发现自己可以出售劳力，赚取比以前在领地耕种更多的钱。英格兰和法国都出台过规定限制自由市场垄断工价，但收效甚微。农民意识到自己的劳动对主人来说非常重要；他们可以坚持要求得到更有尊严的对待。如果受不到足够的尊重，他们就可以反抗。以前农民没有反抗的意愿，但是一场瘟疫使他们获得了自我价值感。这引发了许多起义，比如巴黎的扎克雷起义（1358年）、佛罗伦萨的梳毛工起义（1378年）和英格兰的农民起义（1381年）。的确，我们在历史中很容易注意到，大量的死亡突出了男女劳力的重要性，无论是在他们自己还是在统治者眼中。

一些与瘟疫毫不相关的社会领域也受到深刻的影响。婚姻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332年，生活在多康比庄园的女奴斯莫尔里奇（Smallridge）的艾格尼丝，想要嫁给莫顿的一个自由人、剪羊毛的罗杰。这个请求被送到坎特伯雷的修道院副院长，即多康比领地的领主那里。副院长拒绝了，因为此次婚姻将使艾格尼丝获得自由。虽然1332年农奴制依然可以主宰人们的生活和幸福，但到了1400年，这个体制却几乎在西欧的所有地方都分崩离析了。1374—1375年第四次瘟疫流行之后，农民要付的地租下降了，因为佃户减少了，土地却很多。有些借贷过重的领主突然发现自己债台高筑，于是被迫把整个领地租赁或卖给城里的企业家。像斯莫尔里奇的艾格尼丝那样的女人，只要付给领主一点罚金就可以自由地嫁给她们的意中人了。把工人束缚在土地上的封建约束被金钱关系所取代。金钱取代了强制的忠诚。资本主义在城市取得胜利以后，又开始在农村取代封建主义。

我们在这里只粗浅地涉及黑死病带来的一些主要变化。尽管如此，如果基于此书的目的来评估这一时期，那么1347—1352年可能是我们历史上最重要的转型期。唯一能与其相比的可能就是两次世界大战时的那些岁月，因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人类都经历了迅速的社会变化和技术发展。但如果我们想象一下这样一个时代：那时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突然莫名其妙地痛苦死去，那么，即使两次世界大战也会黯然失色。

射击战

逛一个中世纪城堡主题的现代礼品店可能会给你留下这样的印象，中世纪的骑士肯定一天到晚巴望着抓住一切机会相互攻击。一些当代的材料支持这个观点。14世纪的加斯科涅地区的编年史显示，他们每个季节都要交战。中世纪的爱尔兰的历史则充满了故事，某领主偷了另一个领主的牲口，或者设伏谋害了他的儿子，以报复上一年对方同样的攻击。但实际上两位领主的大军很少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因为战场厮杀毕竟太冒险了。大多数时候军队间只有迫不得已才会短兵相接，并且一般来说，只有在一方确信占绝对优势，不可能输时才会近战。如果你知道敌人装备不良、疲惫饥饿、人员不足、疾病流行、士气低落或经受不住突然袭击，你可能就会做出搏杀的决定，但即使知道这些也不一定就有大规模的厮杀。国王们知道一切都取决于他们自己个人的死活。一个国王在战斗中被杀或被俘，不仅意味着溃败，还将被认为是上帝在支持敌方，因而就会丧失整个王国。如果幸运，把敌方的指挥官杀了，即使一支士气低落、装备落后的军队也可能赢得胜利。

在1300年，真正重要的是要拥有装备好、训练有素的部卒，而且数量上要有优势。因此骑士非常重要，特别是他们的大举进攻，自11世纪以来就是战斗胜利的法宝。一队队训练有素的骑士，手握长矛，驾驭着专门饲养的战马（destrier），驰骋战场，横扫一切：这是一种海啸般的长矛骑阵，所经之处一切灰飞烟灭。这样的骑阵战术并非每战必胜，有时策略性失误也会导致挫败，比如，追敌过深、失去步兵后援，或道路泥泞、马队难行、攻击乏力等。然而，到13世纪末，与英格兰爱德华一世对抗的威尔士和苏格兰军队找到了抵御骑兵大举进攻的有效方式。他们把军队排列成刺猬阵：将士持矛背靠背站成一圈，长矛斜插到地上，矛头向外，这样一来，前来攻击的战马或者被刺穿或者躲避而去。1314年在班诺克本（Bannockburn），自封的苏格兰王罗伯特·布鲁斯（Robert Bruce），用16英尺的长矛武装将士，布下刺猬阵，成功阻止了英格兰骑士的大举进攻。加上当时地面泥泞，刺猬阵立了奇功。结果英格兰的骑士精锐不得不掉转马头，仓皇遁去，躲避接踵而来的屠杀。

班诺克本战役是苏格兰的一次决定性胜利，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也播下了英格兰在该世纪余下的岁月中军事上占支配地位的种子。因为它点燃了那些在苏格兰拥有土地的英格兰北部领主们的复仇欲望。其中一个是亨利·博蒙特（Henry Beaumont），他是身经百战的士兵和颇有能力的领军人物。另一个是爱德华·巴里奥（Edward Balliol），他对苏格兰的王位有继承权，1329年罗伯特·布鲁斯死后，他心急火燎想要取得王位。1332年，这两个被历史学家们称为“被剥夺者”（the Disinherited）的人率领一群英格兰骑士进入苏格兰，他们要收复失去的祖宗的土地。博蒙特参加过班诺克本战役，他清楚地知道应该怎样对付苏格兰人。由于苏格兰刺猬阵行动迟缓，没有很好的铠甲保护，容易被弓箭手击溃，于是他决定带上1000个弓箭手。

踏上法夫（Fife）郡金霍恩（Kinghorn）的土地没多久，“被剥夺者”就发现自己被一支庞大的军队困住了。苏格兰历史学家说有4万人；英格兰的作家则估计有3万。[13]而博蒙特和巴里奥总共只有不到3000人，包括弓箭手。1332年8月10日，在杜普林沼地（Dupplin Moor）中，他们以1 ∶ 10的劣势背水一战。弓箭手平均分布在刺猬阵两侧，他们不仅破解了苏格兰的刺猬阵，而且挡住了苏格兰人的进攻，把他们困在歼灭区之内。苏格兰人无法撤退，因为后面的同伴把他们不断往前推；他们只得爬过倒下的尸体，因此暴露在致命的弓箭下。一个北方的编年史家记录道：“那天发生的事情简直不可思议，在以前的战役中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死者的尸体堆积得有一支长矛那么高。”大家记住，在1332年，一支长矛有16英尺长。[14]

亨利·博蒙特那天采用的策略成了现代战事的基本原则：不要等着与敌方短兵相接；在他们还没有逼近到砸碎你的头、刺穿你的肚子之前就射杀他们。这个策略的关键就是大规模使用射击武器，它们产生了类似机关枪的效果。几十个弓箭手就可能破掉一个刺猬阵，但是要阻挡装备精良的骑兵的进攻，就得有上千个弓箭手通力合作。一张长弓的准确射程是200码（约183米—编者注）左右，100码左右时才能射穿铠甲。如果想采取射倒进攻你的带头骑士的战术，那就意味着所有的目标都必须呈现在你面前，进入有效杀伤区内。每个弓箭手每五秒钟就能射出一支箭；在杜普林沼泽战役中，这意味着每分钟能发射1.2万支致命利箭。它们是否直接命中目标并不重要；它们就如同一阵弓箭风暴，密集落在英格兰阵前约100码的地方。面对如此致命的攻击，没有任何军队能够前进。这一切是亨利·博蒙特的事先计划还仅仅是运气，我们不得而知。不管怎样，没几天工夫，他胜利的消息就传到了英格兰爱德华三世的耳中。

爱德华出生之时就有人预言他将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杜普林沼泽的消息给了他实现预言的蓝图。[15]同一年，只有20岁的他带领一支人数不多但装备精良的英格兰军队在哈里登山（Halidon Hill）与苏格兰人对阵，报班诺克本一役之仇，而那只是开始。14世纪30年代末，他曾用长弓分别在海上和陆地上将法国人击败，这是因为他们在战争中站到了苏格兰人一边。最著名的战役发生在1346年。为了回应议会的劝勉，他带着1.5万人启航，在法国登陆，并进军巴黎。很难想象，像英格兰那样的小国敢于挑战法国的军事力量，法国当时可是基督教世界最强大的王国。但是1346年8月26日，在克雷西（Crécy），爱德华引诱法国人前来攻击。他的5000名弓箭手万箭齐发，首先击败了敌人的弩弓手，随后大败法国的骑士和步兵。他经过诺曼底崎岖不平的道路拉来的火炮射向敌人和他们的骑阵。法国人作战很英勇，但还是被消灭了。克雷西一役向世界展示了杜普林沼泽和哈里登山所采用的战略的高效：如果你的士兵装备射击武器，你就可以以少胜多。而且，你可以反复使用此战术，因为你的士兵受伤的风险较小。不管影响是好是坏，世界军事史翻开了新的一章。

爱德华三世最大的幸运就是他的王国里不乏好的弓箭手。苏格兰隔三岔五的侵犯导致英格兰北部集结了很多训练有素的弓箭手。[16]另外，1290—1320年，由于饥荒的发生，部分地区法律和秩序崩溃，导致很多人采取行动捍卫自己的社区。在英格兰北部和威尔士边界地区，存在一种非常积极的传统，人们从少年时期就学会了使用长弓。其他国家弓箭手地位低下，而在英格兰却备受尊敬。这种强大的弓箭文化还意味着弓箭的大量供给不成问题。爱德华三世只要一声令下，就能备齐300万支箭，根本不用等人专门制造。作为快速协同射击的整体，弓箭手在任何战役中都是他的王牌。

爱德华不是那种轻易把好运气视作理所当然的人。他意识到，用弓箭能做的事，用几十年前从中国引进的火炮同样也可以做到。14世纪40年代，他下令在伦敦塔制造和储存火药；到1346年，他每年都能制造两吨火药。他那短小粗壮的火炮，至少有0.75英里的射程。他还研发出多炮管的连珠炮。在1347年的加来（Calais）包围战中，他用大炮轰击城墙。在以后漫长的任期内，他在多佛（Dover）城堡、加来和昆伯勒（Queenborough）都建立了最早的炮兵防御工事，并装备了大炮守卫海防。到该世纪末，英格兰和法国彼此作战都使用大炮。大多数欧洲国家也如此行事。在斯德哥尔摩的瑞典历史博物馆，你可以看到14世纪早期的罗斯哈特（Loshult）火炮和1390年左右的摩尔扩（Mörkö）火炮。在德国科隆和纽伦堡、法国巴黎和普罗旺斯、意大利米兰和瑞士伯尔尼的博物馆也有14世纪的火炮陈列。

尽管后来火炮比弓箭优越，但在14世纪，火炮的效率不宜被过高估计。在那个时代，它们的主要价值在于包围战。1405年，七发炮弹就让沃克沃斯城堡（Warkworth Castle）放弃了抵抗。不久，一发巨型炮弹轰塌了贝里克（Berwick）郡的康斯特布尔（Constable）塔，苏格兰人不得不弃械投降。因此，大炮成了另一种攻城利器：基督教世界对抛石机和其他能够向城堡抛掷大石头把城墙摧毁的机械并不陌生。但是火炮缓慢、笨重又不准确：1000张长弓则更易于制造、维护、搬运和射击。因此，正是长弓主导着战局的重要变化。当亨利五世想要模仿他声名卓著的曾祖父在法国本土与法国人交战时，他在阿夫勒尔（Harfleur）的包围战中使用了火炮，但是1415年在阿让库尔（Agincourt）他还是依靠长弓击败了法国骑兵。

爱德华三世曾展示过长弓密集发射的效率，他鼓励他的弓箭手们主动把战斗往纵深推进。14世纪50和60年代，法国有大批的英格兰雇佣军和变节者。其他人，像约翰·霍克伍德（John Hawkwood）勋爵则把弓箭技能带到意大利，并在那里参与战争，大发横财。在1385年的阿勒祖巴洛特（Aljubarotta）战役中，一小队英格兰弓箭手曾帮助葡萄牙人战胜了法国骑兵。在英格兰境内，所有男人那时每个星期都进行弓箭射靶练习，以保持这种军事优势。只有到了16世纪，毛瑟枪、火绳勾枪和手枪技术才取代了长弓。而“疯狂的杰克”丘吉尔是个例外，这个特立独行的英格兰军官在“二战”中仍使用长弓。然而，那个基本的原则并没有消失，那就是远距离大规模地攻击敌方，而不与敌方短兵相接。这可以说是古代世界和现代世界最重要的分界线之一。

民族主义

我们大多数人，包括历史学家，都把民族主义[17]跟现代世界相联系。这大体上是因为它跟当代息息相关，以及它在20世纪所扮演的某些最大暴行的鼓动者角色。人们通常会说，中世纪的君主统治的是王国，而不是民族国家（nation）。但是我们的民族主义概念的根源却在中世纪，并且在14世纪强势兴起。更确切地说，那时候民族主义以三种形式出现。它首先是一种身份的表达，人们在异国他乡或者身处不同国家的人之中，需要描述自己属于哪个群体。其次，从教会的意义上说，“民族”这个词语意指基督教世界某个地方的一群高级教士。而就政治语境而言，这个词语开始时意指国王和他的人民团结一致，追求共同利益，而不是仅仅为了地方、贵族或王室的利益。这三种意义的民族主义综合起来代表一种强大的力量，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个力量自那时以来就一直塑造着整个世界。

13世纪以来，更加频繁的旅行、不断增长的国际贸易，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国外。可以理解的是，人们生活在外都希望身边围绕着使用共同语言、拥有共同的政治纽带，以及理解共同风俗和笑话的人。当汉萨同盟、日耳曼联盟和波罗的海贸易城市的商人在一个外国港口建立起一块领地时，他们团结在一起，并被称为一个“民族”。同样，在最受欢迎的国际大学里，来自同一个国家（country）的大学生们聚集在一起。在14世纪早期，巴黎大学有四个可以确认的“民族”：法兰西人、诺曼人、皮卡第人（Picard）和英格兰人。在某些边境城镇，一个王国的人用“民族”这个词来划分自己和来自另一个王国的朋友。比如，1305年，边境城镇贝里克郡的英格兰“民族”居民就向爱德华一世提交了一份请求，要求驱逐那些属于苏格兰“民族”的居民。因此，民族不仅定义了朋友，其含义也定义了敌人。

自1274年起，许多参加主教特别会议的大主教和主教就按“民族”聚集在一起，对提议进行讨论和投票。维也纳大会（1311—1312年）上，他们把自己划分为八个民族：德意志人、西班牙人、丹麦人、意大利人、英格兰人、法兰西人、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这些教会民族跟政治疆域并没有直接关系：1311年还没有西班牙王国这回事，而德意志民族同样也包括许多来自独立邦国的教士。在这个语境中，民族这个概念更多的是关于共同的文化、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旅行，而不是对世俗君王的效忠。1336年，教皇本尼迪克特十二世把教会民族减少到四个：法兰西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德意志人。英格兰人被纳入德意志人的范畴。[18]然而，爱德华三世接连战胜法国之后，英格兰的国际地位也上升到法国之上，英格兰人不再被归入德意志民族。比萨大会（1409年）上，教士们承认五个民族：英格兰人、德意志人、法兰西人、意大利人和缺席的西班牙人。康斯坦茨大会（1415年）上，民族的构成受到激烈讨论。法兰西人坚持认为，既然捷克人和匈牙利人是德意志民族的一部分，那英格兰人也必须再次归入德意志这个群体。而英格兰人立场坚定地主张独立，并撒了个弥天大谎来支撑他们的主张。比如他们声称，大不列颠群岛包括110个教区，奥克尼（Orkeney）群岛（由挪威统治，但在教会方面属于英格兰民族）有60个岛屿，总体上比法国还大。[19]

教会组织上的民族主义之所以引起热议，是因为它已具备了政治色彩。英格兰、苏格兰和法兰西的国王越来越需要扩大他们的支持者的基础，每一种忠诚来源对他们都是有价值的。例如，1302年，法兰西的腓力四世和教皇卜尼法斯八世之间的争论促使教皇发布《一圣教谕》（Unam Sanctam），扬言要使自己成为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统治者，兼摄世俗和宗教事务。作为回应，腓力第一次决定召集三级会议。来自整个法兰西的教会民族的领主、教士和主要城镇居民的代表们聚集一堂。他们有的是直接效忠于法兰西国王，有的是布列塔尼和勃艮第半自治公爵的属臣。如果能够号召整个教会民族支持国王的事业，那腓力就会大大地提高他的权威。同样，如果在一次宗教大会上，英格兰的代表们能够理所当然地被视为一个民族，那他们就拥有和法兰西人平等的发言权，就能够抵抗他们宿敌的攻击。

在英格兰，爱德华三世为了各种国内外目的而利用民族利益。他知道与苏格兰以及后来与法兰西保持长久战争状态，符合民族利益。因为这么做，他可以使治下最强大的领主们停止互相攻击。因此他给英格兰国内带来了连续几十年的和平。国会也因此赞同他的政策，支持他与法兰西进行战争，尽管战争会导致额外征税。通过提倡一种民族感，国王们能够培养出一种统一感：国家这一端的纳税人之所以纳税是为了保护国家另一端的同胞。不管来自哪个角落，英格兰人是由他们对法兰西人和苏格兰人的敌意来定义的，以及对文化上和地理上属于英格兰的一切事物的认同，而不仅依据对国王的忠诚。法兰西人和苏格兰人同样也是由他们对英格兰人的敌视来定义的。

政治上的民族主义也受到国王和教皇间关系的影响。1305年，在腓力四世策划下，一位法国人被选为教皇，得到教皇宝座的就是克莱门特五世。由于他对在罗马任职深恶痛绝，于是1309年他把教廷迁到了阿维尼翁。这样一来，天主教会实际上成了法国的一个机构：克莱门特的所有六位继任者和1378年以前产生的134位红衣主教中有111位都是法国人。教会不可避免地卷入法国与英格兰之间的政治冲突中。爱德华三世屡败法国人后，流传着一个充满嘲讽的英国笑话：“现在教皇成了法国人，而耶稣成了英格兰人；很快我们就会看到到底是教皇还是耶稣占上风了。”[20]通过立法限制教皇在英格兰的任免权限和在英格兰的收入，爱德华进一步遏制了教皇的权威。他还没收了那些属于法国的修道院的税收。英格兰的诗人们也开始写一些对法国人进行责骂的抒情诗，比如劳伦斯·迈诺特（Laurence Minot）在14世纪30年代就写下这样的诗行：“法国啊，外表柔弱，伪装虔诚，内实强悍，像只山猫；阴险狡诈，颇类狐狸；贪暴狠毒，复似豺狼；奸巧诡谲，或比美迪亚，尖刻傲慢，不输塞壬妖：你们浑身都是毒液。”[21]

权贵们经常在英格兰和法国的采邑间往来的年代已十分遥远，而教皇是圣彼得的后裔这一观念也过时了。由教皇引起的紧张的民族关系在1378年更加恶化，教皇格列高利十一世把圣座搬回了罗马。他不久就去世了，由一个意大利人接替他，而阿维尼翁的法国红衣主教们则选择了一个法国的教皇与之对峙。现在有两个教皇统治着基督教世界的不同民族。英格兰人、德意志人和意大利人听命于罗马教皇；而法国和西班牙各民族，加上苏格兰人，则支持阿维尼翁的法国教皇。所以，1415年为结束分裂状况的康斯坦茨大会花了很长时间争论民族构成问题并不奇怪，这些争论花了和讨论其他宗教事务一样长的时间。

在其他地方，人们对民族利益有不同的忠诚程度。在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角色和权力意味着对罗马帝国更高层面的责任。然而，人们对自己的领主或君主的忠诚实际上要排序在前。在伊比利亚半岛，文化差异意味着效忠不同的王国，因此葡萄牙、卡斯提尔—莱昂和阿拉贡等王国间存在着鲜明的区别。而斯堪的纳维亚诸王国则在卡尔马贸易联盟（Kalmar Union）中和平共处，这个联盟由丹麦、瑞典（包括芬兰）和挪威（包括冰岛、格陵兰和法罗群岛、设得兰群岛和奥克尼群岛）等王国组成。在这些地方，民族意味着兄弟情谊，而不是邻国间残酷的权力竞争。当然，意大利的情况有所不同。自12世纪以来，意大利诸城市和贵族们就分成圭尔弗（Guelphs）和吉柏林（Ghibellines）两个派别。前者支持教皇，后者支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4世纪吉柏林派失败后，圭尔弗派又分裂为黑圭尔弗派和白圭尔弗派，他们之间相互斗争。最后，意大利人不是效忠整个意大利，而是分别效忠他们的城邦，或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王国。此外，他们还分别效忠于圭尔弗派或吉柏林派的事业。意大利的民族主义直到19世纪才变成一股重要力量。

虽然民族主义有这些不同的色彩和程度，但也正是在14世纪，民族利益明显变得比基督教世界的统一或教皇的权威更为重要。1300年，有财产的人在世俗事务上效忠他们的领主，在宗教事务上效忠地方主教，而最终则效忠教皇。到1400年，情况就没那么简单了。无论是在地方上，还是在国家层面上，效忠的对象都是一致的。宗教道统、税收、议会代表、语言、法律和风俗全都被纳入民族的概念中。因此，你可能在反对国王的同时仍忠于你的民族。的确，在该世纪的进程中，有两个英格兰国王被议会废黜，一个是1327年的爱德华二世，另一个是1399年的理查二世，民族第一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甚至在爱德华三世漫长的一生行将结束时，还有人提出要废黜他。此外，在接下来的世纪里，人们还试图废黜亨利四世。尽管1300年之前，欧洲的君王被对手夺去王位不算稀奇，但是一个世袭君主因没有按民族利益行事而被废黜却是非常少见的（1247年葡萄牙的桑乔二世［Sancho Ⅱ］被废黜是罕见的个例）。14世纪情况却变了。至于对教皇的忠诚，到1400年，因民族利益人们对两个教皇中的一个有所质疑，如果不是两个都质疑的话。英格兰的神学家约翰·威克利夫（John Wycliffe）曾充分地思考了整个教会等级制度的弱点，并提出直接听从耶稣基督而不是教皇。这比前一世纪有显著的变化。在前一世纪，英诺森三世的声音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如雷贯耳，连国王们都为之颤抖。

方言

我们倾向于认为在我们有生之年事物变化得比以往都快。尽管就我们使用的电子设备来说，这也许是对的。但在当今时代，我们说话和书写的方式变化却是非常慢的。现今在英语世界，成千上万的人都能读懂简·奥斯汀，并欣赏英语这种语言。这种情况在过去的两百年中几乎没有变化。莎士比亚的作品对400年后的我们来说大部分是可理解的，即使偶尔这里或那里出现一些词义的变化和某些语法难点。然而在中世纪，语言却变化得相当快。你或许能理解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ncer）14世纪晚期创作的《坎特伯雷故事集》（Canterbury Tales）中的很大一部分，但很可能对一个世纪前他的前辈用中古英语所写的诗歌一头雾水。法语也是如此，法语在14世纪早期经历了飞速发展，随着它词尾变化系统的消失而从古法语发展到中古法语。随着中古高地德语转变成现代语言，德语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稍后，印刷技术将使词汇和句法固定下来，并且为每种语言设立标准。但在16世纪印刷技术普及之前，是没有固定语言文本的，因此语言代代不同。不言而喻的是，如果某些东西能够被标准化，它们就有可能几世纪不变，不管是度量衡制度，还是我们所用的语言。

然而在本书的脉络中，方言的重要之处，首先不在其内部的语言学变化，而在于它的运用，或者说在于它的外在历史。各种各样的欧洲方言在14世纪初始都已经发展成熟。现存最早的法语文献可追溯到9世纪，最早的盎格鲁—撒克逊语文献可追溯到7世纪，斯拉夫语可以追溯到10世纪晚期，挪威语和冰岛语文献可以追溯到12世纪，瑞典语和丹麦语文献则可以上溯到13世纪。但在欧洲，拉丁语是记载历史和进行正式文学创作的更常用的语言。在十二三世纪，贵族吟游诗人用欧洲南部的方言—加利西亚（Galicia）—葡萄牙语、欧西坦语（Occitan）、普罗旺斯语—写下数以千计的诗篇。但它们主要用于娱乐和消遣，对普通人的生活没有产生影响或影响甚微。用德语歌咏的爱情吟游诗人—恋歌手（Minnesingers）的情形也是如此。约1300年后，欧洲方言（虽然卡斯提尔略早一些）开始同前面提到的民族主义的各种形式结合，被统治者作为王国的主要语言。拉丁语则越来越被边缘化为学术和教会语言。就像教皇的影响力逐渐减弱、民族利益不断增长一样，民众所使用的本土语言在各地区的重要性也越发凸显。

民族自豪感和方言的结合在这一时期的英语文献中有清楚的显现。1346年，为确保议会对额外征税的支持，一份1338年的法国—诺曼底入侵计划摆在议会成员面前，计划上说这是“上帝的旨意……破坏及摧毁整个英格兰民族及其语言”。这个表述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1300年，几乎没有贵族和乡绅讲英语。但不到40年，保护英语却成了关系到英格兰民族生死攸关的大事。1362年，国王在《申诉法规》（Statute of Pleadings）中规定，允许人们用英语申诉，把英语确定为“国家语言”。不久，他的大臣就开始在议会开幕讲话中使用英语了。1382年，另一份议会文献把英语语言跟民族利益联系起来：

这个王国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处于危险之中。无论国内国外，有理性或有判断力的人，对此都有目共睹：如果上帝不赐福于这片国土，民众不奋起自我保卫，这个王国将濒临被征服的险境，臣服于它的敌人们。这当然非上帝所愿。如果是那样的话，英格兰这个民族和语言将被完全毁灭。因而，此刻我们面前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投降，要么捍卫自己。[22]

到该世纪末，英语已变成主要语言，大部分皇室成员都说英语。爱德华三世还用英语写了一些格言。1399年亨利四世在加冕礼上宣誓时使用的也是英语。对于约翰·威克利夫和他的支持者而言，《圣经》必须有英语版本，为的是鼓励对耶稣而不是教皇的直接忠诚，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杰弗里·乔叟选择用英语而非法语写作，其作品虽保留了法语诗歌的结构形式，但用自己民族的语言来表达。14世纪见证了英语逐渐成为民族自豪感的代表元素。

其他欧洲王国走过了相同的道路。14世纪初葡萄牙和加利西亚使用一种通用语言—加利西亚—葡萄牙语。对吟游诗人来说它是首选语言之一。但这种生动活泼的方言在14世纪随着葡萄牙人和加利西亚人各自独立而分崩离析。在13世纪晚期的托莱多，卡斯提尔语在卡斯提尔国王“智者”阿方索的个人影响下得到统一。他委托撰写了很多法律、历史、占星术和地质学的著作，并要求这些书要有卡斯提尔语版本，这样他的人民才能够理解它们。他开启的事业在14世纪得到延续，他的两位侄子比列纳（Villena）亲王胡安·曼努埃尔（Juan Manuel）和被誉为“西班牙的乔叟”的胡安·鲁伊斯（Juan Ruiz）承袭了他的工作。到该世纪末，卡斯提尔语已经取代加利西亚—葡萄牙语成为抒情诗首选的伊比利亚语言。贵族佩罗·洛佩兹·德阿亚拉（Pero López de Ayala）的许多著作就是使用卡斯提尔语完成的。他的著作包括编年史、一部社会讽刺作品，还有一本关于驯鹰术的书。同样，也有人试图统一阿拉贡语，并把它作为一种民族的语言。胡安·费尔南德斯·德埃雷迪亚（Juan Fernández de Heredia）曾是医院骑士团的总团长，他编辑了一部阿拉贡文学全集，使14世纪末成为阿拉贡语的黄金时代。

到了1300年，古法语已经声名远播。马可·波罗奇异的游记就是用法语而非威尼斯语写成的。尽管如此，这门语言的重要性也经历了巨大变化。在法国之外，它让位给其他语言，比如英语、意大利语和卡斯提尔语。但在法国边界之内，它慢慢地确立了民族语言的地位，它把二三十种区域性方言排除了出去。在法国北部，最后一个使用皮卡第方言的重要作家是傅华萨（Jean Froissart），他是14世纪末的史学家和诗人。14世纪末，中古法语开始扩张到使用欧西坦语和普罗旺斯语的一些地区。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城市和乡镇，信件、遗嘱和历史记录更多的是用德语书写的。在斯拉夫语系中，人们第一次用波兰语和捷克语创作文学作品。匈牙利语的作品在14世纪也首次出现。在教育和写作领域，整个欧洲到处都在进行语言变革，从拉丁语转变到地方语言。这种变革常常为一种新的民族自豪感所激励，并得到君主的支持。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意大利，对中世纪欧洲所有的描述几乎都不太适合意大利。不像我们在其他地方所注意到的，意大利方言的兴起缺少民族主义的伴随。意大利人很晚才摆脱拉丁语，理由很简单，因为意大利无疑是拉丁语的诞生地，也是罗马教会影响力最强的地方。现存最早的完全用意大利方言书写的文献可追溯到约960年，但1200年之前用意大利语完成的作品相当罕见。13世纪很多意大利诗人使用普罗旺斯语写作，而马可·波罗的写作助手也不是唯一使用法语的意大利人：布鲁内托·拉蒂尼（Brunetto Latini）是但丁的老师，也是一位用法语写作的意大利人。1300年，罗曼语族中的很多语言在意大利使用，但丁在他研究贵族方言的《论俗语》（De Vulgari Eloquentia）中对此有所描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论俗语》一书也是用拉丁语完成的。他的伟大作品《神曲》（The Divine Comedy）则是使用其出生地佛罗伦萨的语言托斯卡纳方言写成的。这部著作在整个意大利备受尊敬，它一经出版就成为意大利文化的基准，显示出方言所能达到的成就。很多佛罗伦萨的作家通过使用但丁的托斯卡纳形式的意大利语，肩负起拓宽文化视域的挑战。佛罗伦萨人乔凡尼·维拉尼就是用这种方言撰写历史的，他在著作里赞扬了但丁。但丁死后不久，薄伽丘写了但丁的第一部传记，当然是用意大利语写的。稍后，彼特拉克（Petrarch）为意大利语创造了永久的诗歌典范。在意大利，就像在欧洲其他地方，到了1400年，无论穷人富人，无论识字与否，民众的土语变成了首选的语言。

小结

这里提到的四种变化中有两种与死亡和悲剧密切相关。但在瘟疫和战争的乌云背后，却有许多微小事物闪闪发光。在该世纪之初的意大利，乔托（Giotto）绘制了一系列表情丰富的面孔，这些画面述说着人类的苦难。他是第一位表现深度和使用透视法的艺术家。到该世纪末，意大利艺术品在整个欧洲炙手可热，特别是装饰祭坛的艺术作品。在更加日常的层面，14世纪30年代，英格兰和法国宫廷里开始使用纽扣，使服装能够裁剪得优雅合体，而不是像从前那样从肩膀上披挂下来。现今在巴黎中世纪博物馆里存放着一朵黄金玫瑰，它是由阿维尼翁的锡耶纳的米尼丘（Minucchio da Siena）制作的，显示出那时金匠的手艺达到了多么精湛的水平。在文化上，14世纪光芒四射：珐琅金杯在欧洲宫廷里比比皆是；国王和大臣们意乱情迷地听着吟游诗人的朗诵；人们创作出千古绝唱的诗章。但是，这本书不是关于艺术作品的著作，它谈论的是整体社会，况且也没几个农民看过乔托的画。对绝大多数人民来说，这个世纪的典型特征就是饥荒、瘟疫、战争和征服。《启示录》中的四骑士都造访了城镇，弄得人人战栗。闪亮的财宝和贵族们绚丽的外衣可能会让我们联想起高雅的中世纪品位，但14世纪的人们更担忧死亡的迫近，而不是文化创新和世俗的享乐。

变化的主要推动者

14世纪，瘟疫比其他任何人和事物带来的变化都更大。但是，如果我们必须选出某个人，而此人比任何其他人都更有意识地改变了他所处的世界，那必定是英格兰的爱德华三世。

尽管此书中爱德华是唯一被当作“变化的主要推动者”的国王，但在今天他几乎被遗忘了。2002年BBC举办了一次民意调查，找出历史上“100位最伟大的英国人”，许多远远没那么重要的君王成为主角，而爱德华却榜上无名。这标志着他的声名急转直下。威斯敏斯特教堂的碑文是这么描述他的：“英格兰人的荣耀，往昔国王之花，后来国王的典范，仁慈的国王，和平的缔造者……战无不胜的勇士，第二个马加比（Maccabeus）。”甚至他故去300年之后，还有一个剑桥学者称他“也许是有史以来世界最伟大的国王之一”。[23]他如今被忽略的原因，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历史人物评价的标准变了，我们把越来越多的事物视为理所当然。今天很少人停下来思考这样一些问题：英语是如何成为英格兰民族的语言的，或者普通人而不是骑士阶层是如何开始成为战场上的主力的。此外，爱德华的成就也不是我们乐于念叨的事情。他展示了射击武器在欧洲战场上的效率，并且他比那个时代任何人都更致力于宣扬军国主义。但是，为了公平地评价他，我们必须记住，民族主义在14世纪是非同寻常的事情。通过国王和议会而建立一个彼此协商的民族国家，是中世纪一项非常开明的创举，而后世要靠专制王权才能做到。总之，爱德华对作战方式的发展做出过贡献，他推动了英格兰和法国的民族主义，他曾提倡使用英语方言，他也曾挑起后来演变成“百年战争”的冲突，有位现代军事史专家认为，这场战争“可能是欧洲历史上最重要的战争”。[24]不管你是否钦佩他，他都必须被单列出来，作为变化的主要推动者。

[1] 　Robert S. Gottfried, The Black Death（1983）, p. 25.

[2] 　根据Geoffrey Parker, The Global Crisis: War, Climate Change and Catastroph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2013）, pp. 19—20中的例子改编。

[3] 　基于附录中本人修正过的1300年欧洲人口的数字。

[4] 　1348—1351年死伤人员覆盖英格兰62.5%的地区，可参见Ole J. Benedictow, The Black Death, 1346—1353: The Complete History（2004）。45%这个数字，见本书附录。

[5] 　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 1332—1406），阿拉伯历史编纂者、历史学家，被认为是现代社会学和人口学的先驱。——编者注

[6] 　阿尼奥洛·迪图拉（Agnolo di Tura，生卒年不详），意大利历史编撰者。——编者注

[7] 　Benedictow, Black Death, p. 283，引语见Marchionne di Coppo Stefani, trans. in J. Henderson, ‘The Black Death in Florence: Medical and Communal Responses’, in Death in Towns（1992）,p. 145。

[8] 　Benedictow, Black Death, p. 291（mortality in Florence）; Gottfried,Black Death（1983）, p. 47（Boccaccio）.

[9] 　Gottfried, Black Death, p. 49.

[10] 　Benedictow, Black Death, p. 356.

[11] 　许多作家都写过这艘英国船只的故事。Benedictow, Black Death, p. 156，提到的时间是1349年7月初。

[12] 　Benedictow, Black Death, p. 383.

[13] 　Clifford Rogers, War Cruel and Sharp: English Strategy under Edward III, 1327—1360（2000）, pp. 40—41.

[14] 　Sir Herbert Maxwell（ed.）, The Chronicle of Lanercost（1913）,p. 271.

[15] 　Ian Mortimer, The Perfect King（2006）, pp. 20—21; Rupert Taylor, The Political Prophecy in England（New York, 1911; rep. 1967）, pp. 160—164; T. M. Smallwood, ‘Prophecy of the Six Kings’, Speculum, 60（1985）, pp. 571—592.

[16] 　人们常常认为爱德华三世的弓箭手是威尔士人。Jim Bradbury在其The Medieval Archer（Woodbridge, 1985; rep. 1998）, pp. 83—90中有详细讨论，并认为这种说法缺乏证据。事实上，在战术意义上取得重大进步的功臣——早期弓箭手是英格兰人。证据见于爱德华三世统治的第一个时期。1334年，国王和他的贵族们分别提供了481位和771位马上弓箭手，同时国王又从兰开郡和约克郡分别调集了4000和5000多弓箭手（参见拙作，The Perfect King, pp. 119—120）。虽然Bradbury得出结论说长弓“不属于任何特定的地区”（Medieval Archer, p. 84），但令人惊奇的是，爱德华三世在位的早期是多么指望北方给他提供长弓。在后来的年月中，素闻柴郡的弓箭手是国内最好的。

[17] 　民族主义（nationalism），nation这个词在英语中既有“国家”“国民”，也有“民族”之意。同时在现代历史和政治体系中，国家基本可以等同于民族国家。——编者注

[18] 　Louise Ropes Loomis, The Council of Constance（1961）, pp. 316, 456.

[19] 　Louise Ropes Loomis, The Council of Constance（1961），第340—341页。1415年，英格兰有17位主教和大主教，威尔士4位，苏格兰13位（他们并不忠于亨利五世），爱尔兰34位（其中鲜有忠于亨利五世者）。

[20] 　J. R. Lumby（ed.）, Chronicon Henrici Knighton, vel Cnitthon, monachi Leycestrensis（2 vols, 1889—1895）, ii, p. 94.

[21] 　T. B. James and J. Simons（eds）, The Poems of Laurence Minot, 1333—1352（Exeter, 1989）, p. 86.

[22] 　Chris Given-Wilson（ed.）, Parliamentary Rolls of Medieval England（CD ROM ed., Woodbridge, 2005）, Parliament of 1382.

[23] 　Joshua Barnes, The History of that Most Victorious Monarch, Edward III（1688）, preface.

[24] 　Rogers, War Cruel and Sharp, p. 1.

第五章 1401—1500 15世纪

你可能还记得本书开头引用的弗朗西斯·培根的话：“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三样东西改变了全世界所有事物的面貌和状态。”他所言的三大变化催化剂在15世纪都有所发展。1455年，约翰尼斯·古登堡（Johannes Gutenberg）通过印刷术完成了全本拉丁语《圣经》的出版，此后印刷技术被广泛引进西方。尽管人们认识火药已经有100多年了，但精致地铸造火炮的技术却刚获得显著的提升。比如1464年制造的青铜达达尼尔大炮，重37037磅，长17英尺，能把直径2英尺的炮弹发射到1英里之外。1453年土耳其人就是用这种大炮轰倒了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同样，指南针也在这个世纪随着探险家跨越大西洋和印度洋而登上历史舞台。最后，尽管弗朗西斯·培根没有提到，可还有文艺复兴这件小玩意儿。文艺复兴代表着人类的意识和思考两方面深刻而充满活力的变化。在表面看来，15世纪完全可以声称见证过去1000年来最大的变化。

但是，这个世纪压倒一切的特征就是战争。奥斯曼帝国的崛起给了基督教世界几次沉重的打击。君士坦丁堡，曾经辉煌一时的拜占庭帝国的首都，落入土耳其人之手，最后一位皇帝在绝望的城防战中与自己的士兵一道死去。土耳其人还占领了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保加利亚和希腊大部分地区；他们摧毁了黑海地区的热那亚人的贸易据点和地中海地区大量威尼斯人的财产。对于意大利人来说，这些损失不过是他们的诸多忧患之一。这是雇佣兵的黄金时代，只要有城市雇佣他们，他们就出售他们的服务，而且供不应求。1405年，威尼斯击败帕多瓦，佛罗伦萨征服比萨。威尼斯还对米兰发动了直到1454年才结束的长达21年的战争。而热那亚则于1464年向米兰的军队投降。佛罗伦萨与米兰的长期冲突最终在1440年得以解决，此后，佛罗伦萨人就能够专心对付那不勒斯和威尼斯了。那不勒斯人于1413年洗劫了罗马。15世纪90年代，法国人入侵意大利，击败了佛罗伦萨人，并在进击那不勒斯的途中顺带蹂躏了罗马。意大利诸城邦间，彼此连年征伐，几成嗜好，说起来简直滑稽。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意大利人与众不同。因为15世纪每个欧洲国家都经历过战争，许多国家还被内战这种最不高尚、最令人绝望的冲突闹得分崩离析。1400年，还有1500年，国王亨利统治着英格兰，他用武力从国王理查那里夺得皇位，并将其杀害。在把皇位传给他一个也叫亨利的儿子之前，他遭遇了许多次叛乱。两次嗣位之间血腥四起。亨利四世跟政见不同的威尔士领主欧文·格伦道尔（Owen Glendower）长期不睦。1415年，亨利五世气势汹汹地重启与法国的战端，以证明自己王朝的合法性。1422年，他死之后，他的继位者们必须不断用胜仗来证明他们对法国和英格兰的王位的拥有权。什么叫“有毒的圣杯”？1453年，英格兰人最后被赶出法国之后，英法间的战争转移到了英格兰本土。[1]那段时期的冲突，亦即玫瑰战争，从1455年开始间歇性地爆发，直到1487年的斯托克（Stoke）战役，几乎每户有土地的英格兰家庭在玫瑰战争中都损失过人口或土地。

西班牙也一样，我们会看到五花八门的军事冲突。有跟汉萨同盟（1419—1443年）间的战争，有15世纪40年代的内战，还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475—1479年）。接着是长达十年的攻打格拉纳达的战争，以1492年收复失地运动完成告终。荷兰人也与汉萨同盟交战（1438—1441年）并应付两次内战（1470—1474和1481—1483年）。在东欧，立陶宛人因继承权发生过一次内战（1431—1435年）；条顿的骑士最后于1466年被波兰人摧毁；匈牙利人和他们的同盟与土耳其人作战，直至瓦尔纳（Varna）一役土耳其人被粉碎（1444年）；还有发生在波希米亚的攻击扬·胡斯追随者的四次十字军东征。另外，不要忘了波希米亚和匈牙利还有一次十年战争（1468—1478年）。而且以上只是军事行动的冰山一角，其他地方性的小冲突则不胜枚举。

你可能会禁不住想，如果15世纪欧洲享有更持久的和平，那情况又会是怎样的呢？会有更多还是更少变化发生？确实，我们在此面临着一个复杂的历史问题。在现代社会，冲突无疑会加速技术进步，因为国家间相互竞争，对社会的发展能够产生积极的影响。但在15世纪是否也一样呢？意大利的诸多战争给文艺复兴艺术家们提供了大量的机会，他们的绘画技巧在相互竞争的家族或者城邦之间的宣传战中得以施展。工程师们修筑城墙和桥梁的技术也得到运用。但与此同时，军事费用的增多减少了对艺术家、科学家和作家的经济资助。暴力和不确定因素阻碍了贸易，并因此削弱了城镇和港口的活力，它们的生计受到陆地和海上敌人的威胁。事实上，很多城镇的规模在缩小。结果，公允的说法可能是，在古登堡和哥伦布的世纪，战争引发了某些方面的变化，阻碍了另一些方面的变化。

大发现时代

过去1000年的最深刻的变化之一就是西方的扩张超出了欧洲的边界。并不是指南针使这一切发生，尽管弗朗西斯·培根这么认为。指南针两百多年以前就被发明了，我们在12世纪那一章就看到了，但是它没有产生什么影响。14世纪早期的航海者们已经抵达加那利群岛（Cancary Islands），尽管这个群岛被发现的消息随着教皇任命“幸运岛王子”（加那利群岛那时的称谓）而传遍欧洲，但它并没有引发更多的发现之旅。正如通常的情况一样，真正起作用的不是技术的创新而是金钱和政治探险的决心。这两者经常彼此纠缠不清，技术只是使这种混合的、强化了的野心加速实现了而已。

这种突如其来的发现新岛屿的渴望背后的关键因素是那些描写异邦财富的手稿的传播。马可·波罗的著作风行一时，其中有黎庶蕃息的城市、异域情调的文化和奇珍异宝的故事。同样写于14世纪的《约翰·德曼德维尔游记》（Travels of Sir John de Mandeville）几乎完全出于虚构，其中珠环玉佩的故事更加广为流传。这些反复讲述的故事无疑向许多贫穷水手暗示，航海到地平线以外去，兴许能够发财。1406年，贾科莫·德斯卡佩里亚（Giacomo de Scarperia）将成书于2世纪的托勒密的八卷本《地理学》（Geography）从希腊语译成拉丁语，引发了大讨论。讨论的问题是世界的已知边界之外是什么，如何能够用经纬度来系统地将那里绘制出来。然而，探测是非常危险的，而且一般说来，能够读懂拉丁语《地理学》的那些扶手椅上的旅行家，并不是那种能够领导大家冒险开拓的人。而社会上的那些冒险家所受到的不是好奇心，而是黄金的驱使。于是，当一位受过良好教育、极具好奇心，又能够每年都装备得起一次远征探险的王子，碰到一群做梦都想着发财的水手时，世界就改变了。

这个王子便是航海家亨利（1394—1460），葡萄牙国王约翰一世的第三个儿子，英格兰爱德华三世的曾外孙。爱德华三世那时已名扬天下，被称为自查理曼以来基督教世界最伟大的骑士君主。1415年，年轻的亨利热心于自己的荣誉，说服他的父亲带领一支庞大的军队包围了具有战略意义的港口休达（Ceuta）。休达与直布罗陀海峡遥遥相对，在北非的尖角上。这次远征非常成功。休达沦陷，葡萄牙得到了它在今天的摩洛哥的第一个桥头堡。但这只是开始。自1419年起，亨利王子每年都派航船探索非洲更广大的地区。他们反复被阻于撒哈拉西部海岸博哈多尔（Bojador）海角，这个地方以浓雾漫天、惊涛骇浪和洋流湍急而臭名昭著。水手们称，如果他们的航船超越了此处，“黑暗之绿海”（阿拉伯人如是称呼它）就会把他们撕碎。[2]事实上，他们沿沙漠海岸航行几英里后，根本找不到任何理由要冒生命危险继续前行。然而，1434年，亨利王子的一个船长吉尔·埃亚内斯（Gil Eanes）在博哈多尔海角航行探索了一番后，安全返回。此后，那个古老的“黑暗之绿海”的借口不再令人信服了。

1441—1443年，阿方索·贡萨尔维斯（Afonso Gonçalves）和努诺·特里斯唐（Nuno Tristao）两位船长，分别到达比安科角（Cape Bianco），也就是撒哈拉海岸的尽头。他们的返回为非洲的探险设立了新的立足点，因为他们带回了黑奴和金沙。对大西洋危险的所有恐惧被即将到来的财富的兴奋一扫而空。1455年，亨利王子雇佣威尼斯水手卡达莫斯托（Cadamosto）航行到几内亚海岸，把已知世界的边界又向南推进了一步。此时，葡萄牙人开始在非洲的那一地区以马匹交换奴隶。如果你想知道交换率的话，我告诉你：一匹马换九或十个奴隶。为了方便这种贸易，葡萄牙的造船师对传统的船舶重新设计使之更能适应大西洋的环境。他们为船装上了大三角帆，这种轻快的船比以前任何船只都更能逆风而行。葡萄牙国王把南方探险所得利润的五分之一和唯一的授权探险的权力赐给了亨利，有效地给予他转包探险贸易的权利，包括奴隶贸易。

葡萄牙帝国的祖先可能流着骑士精神和十字军东征的热血，但到了亨利王子去世的1460年，推动它的却是利润。探险队的首领赚钱越多，就越容易说服支持者赞助他们的航行，他们也就越野心勃勃地觊觎南方。位于非洲大陆腋窝下的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岛在15世纪70年代被发现。1482年，约翰二世国王下令在黄金海岸上的埃尔米纳（Elmina）建立一个据点，以保护和维持葡萄牙在该地区的利益。这是葡萄牙人为经营其海上帝国而设立的诸多贸易点或“工厂”中的第一个。两年后国王派遣一队专家去检验通过推测太阳位置计算纬度的方法。1485年，迪奥戈·康（Diogo Cão）到达刚果河口南面的开普克罗斯（Cape Cross）。1488年，巴尔托洛梅乌·迪亚斯（Batholomew Dias）发现，向西南航行，往非洲大陆相反方向，可以利用西南风，使绕过好望角的航行加速。葡萄牙人由此发现了进入印度洋的路线。大发现是会传染的：它激励着其他人也去探险。约翰二世派使者经陆路到开罗、经海路到印度的卡利卡特，在那里学着与香料商人做生意。当然，他的目的是要支配这种贸易，从阿拉伯航海者那里夺取该贸易的控制权，这些阿拉伯人此前已经毫无阻碍地穿越了印度洋。1497年，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带领四艘船直接绕过好望角，一路驶往印度。其中两艘船于1499年安全返回葡萄牙。这次航行的消息使约翰二世的继任者曼努埃尔一世派出另一支包含13艘船的舰队。这支舰队由佩德罗·卡布拉尔（Pedro Cabral）指挥，由达·伽马的海员帮助领航。卡布拉尔的舰队向西跨过南大西洋，希望能够赶上迪亚斯11年前发现的那股海风。但他的舰队西进得太远了，以致在巴西海岸着了陆。过去只不过每年沿非洲海岸线南下深入几英里，现在变成了从葡萄牙横跨大西洋到巴西，再从巴西折回南大西洋，绕过好望角，然后沿非洲东海岸北上，跨过印度洋到印度南部的卡利卡特。至此，探险变成全球性的大规模航海贸易。这距亨利王子向他父亲建议葡萄牙人应该把休达作为在非洲的桥头堡只过去了85年。

许多年以来，葡萄牙都是唯一不断扩展西方地理知识之疆域的海事王国，所以意大利的水手竟然为葡萄牙王室服务就再自然不过了。1482年一个叫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的热那亚航海家开始为约翰二世服务，并航行至埃尔米纳。但哥伦布是个稀有人物：一位读过托勒密《地理学》的探险家。他于1485年向约翰二世递交了一份提议。如果国王给他三艘船、足够的供给、海洋舰队总司令的头衔，还有对其所发现之陆地的统治权，他将从葡萄牙向西航行抵达中国的海岸。他估算的距离是3000英里之内。他以为中国那么近是因为他按照托勒密的方法来推算，托勒密把地球的直径大大低估为18000英里（实际上是24901英里）。[3]约翰国王把哥伦布的提议交给他的谋臣们。他们很清楚托勒密算法的缺陷，知道中国比哥伦布想象得要远得多。他们建议国王拒绝那个雄心勃勃的热那亚船长。哥伦布毫不气馁，接着寻求卡斯提尔的赞助。王后伊莎贝拉同样把他的提议交给她的谋臣，他们跟葡萄牙的谋臣意见一样。他的同乡热那亚人、威尼斯的总督、英格兰的亨利七世全都拒绝了他。

现在回顾起来，这整个事件有些荒唐，但学者们是正确的：托勒密错了，而这个热那亚船长沉湎于自己的抱负中而无法认清。但哥伦布非常坚定。他回到葡萄牙，在那里再一次被约翰二世礼貌但坚决地拒绝了。这时他已经知道巴尔托洛梅乌·迪亚斯已绕过好望角，并找到了通往印度的海上之路。因此他比以往更义无反顾地再次回到卡斯提尔。1492年，卡斯提尔的王后伊莎贝拉和她的丈夫阿拉贡国王费迪南刚刚拿下格拉纳达，完成了收复失地运动。这次的成功使他们欣喜不已，最后同意了哥伦布的提议，无疑他们认为哥伦布会朝着落日驶去，不再回来。

1492年10月12日，哥伦布到达巴哈马（Bahamas）。他继续造访了古巴和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此岛现在为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共有），并在岛上建了一个堡垒，留下39名守卫。1493年3月4日，经历一场风暴之后，他停靠在里斯本维修船只。同时洋洋自得地四下证明葡萄牙专家们错了：他深信他到了传说中马可·波罗去过的远东。他踌躇满志地给费迪南和伊莎贝拉写了一封公开信，告诉他们和所有基督教世界的人他的发现，极力夸张岛屿上的财富。他力劝西班牙国王和王后再次赞助探险，他将带回巨大的财富。显然，他主要关心的是他自己的腰包。不像那些无心开辟疆土的葡萄牙先驱，哥伦布醉心于赢得自己的帝国。

那年年底，他回到新大陆的心愿得到准许，带着17艘船、1200名定居者和士兵扬帆起航，他们全都渴望大发其财。等他回到伊斯帕尼奥拉岛，却发现他的堡垒成了废墟，守卫士兵被土著尽数屠杀。他马上实施报复，此后也从未停止。他统治的特点就是通过强制开矿劳动、破坏家庭生活、奴役、折磨、死刑和疾病，来系统地减少土著人口。后来成为新世界原住民的权利辩护者的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指出，哥伦布的暴行导致伊斯帕尼奥拉岛的人口从300万下降到1508年的区区6万人：15年中死亡率达到98%。那些在第二次航行中跟随哥伦布的人不愿忍受他的肆意破坏：他们并没有得到他承诺的财富。到1500年，有关他暴政的言语传回西班牙，他被革去总督的职务。

哥伦布的行径令人发指。但是，作为领导横跨大西洋探险的第一人，他无情地剥削原住民也许并不令人惊讶。早期的探险者不愿意为了探险本身而忍受贫穷、痛苦和海上的危险，他们探险只是出于贪婪。他们越渴望黄金，就越愿冒更大的风险。而哥伦布所冒的风险比别人都大。如果他和手下在被风暴吞没之前碰巧遇到有价值的东西，那么他们什么都会做，包括拷打和杀死阻挡他们的人，然后继续航行。有些历史学家把伊比利亚半岛诸王国的海外扩张看作收复失地运动的延伸，并对此振振有词地加以论证。但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本人更像11世纪早期的北方海盗，而不是12世纪的十字军。

哥伦布的第一次航行异常重要。虽然他自己一直以为发现了亚洲的某些部分，但更敏锐的人知道他发现了一个全新的大陆，他们把它叫作“新世界”。而这个发现是许多变化的催化剂。在《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1494年）中，西班牙和葡萄牙瓜分了这个新世界。葡萄牙得到基督教世界之外的所有陆地，但必须在亚速尔群岛正西方向的一条长370里格的直线内。卡布拉尔1500年决定向西航行至巴西无疑是因为知道哥伦布在那个方向上发现了大陆。在英格兰也一样，亨利七世赞助了威尼斯航海家约翰·卡伯特（John Cabot）的航行。他在1497年发现纽芬兰。在东方，阿拉伯人和威尼斯人控制香料贸易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到1500年，欧洲的商人看准了可以从葡萄牙的海路运送大宗胡椒、肉桂和丝绸到欧洲，这比沿着威尼斯人控制的陆路通道大包小包地运输更加便宜。接踵而来的海运投资使经济实力的平衡发生了转换。本来处于已知世界边缘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现在变成了核心。并且，正如我们懂得的那样，“一个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城市总是位于中心地带”。两个国家的显赫家族和商人都富裕了。由于国际贸易的中心转移到了海运上，所以英格兰人、法国人和荷兰人的港口比威尼斯和热那亚更靠近交易现场。

但哥伦布的发现最重要之处是，他摧毁了一个神话，即以前认为任何该知道的东西都已经被希腊和罗马人发现了。沙特尔（Chartres）的贝尔纳在12世纪早期曾总结了这样的观点：中世纪的思想家之所以能够比古代的思想家看得更远，只是因为“他们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侏儒，因此尽管我们比他们感知到更多的东西，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目光更敏锐或者境界更高，而是因为我们凭借他们的巨大身姿而被抬举得更高”。

12世纪对古典文本的特别狂热，表明了古代智慧是怎么支撑中世纪思想的，这在15世纪依然如此。亚里士多德依然因其辩证思维和科学知识而排位在所有其他哲学家之上。盖伦依然因其医学著作而独占鳌头，托勒密则因其天文学和地理学而备受尊崇。但是，某些中世纪的学者却能够进行原创性的思考，而哥伦布的发现毫无疑义地向整个基督教世界表明，没有什么古典学问是绝对的。他的发现，还有卡伯特和卡布拉尔的发现，把托勒密的权威撕成了碎片。因为，如果古代世界最伟大的地理学家都可能连一个大洲都没有注意到，那我们还能在任何事情上信任他吗？因此，15世纪的最后十年至少见证了一次认知革命：一种突然到来的崭新的思考世界的方式。它不受已有知识的束缚，并且事实上超越了已有知识。

时间计量

机械钟的发明是14世纪早期的事。你也许会认为它的发明可能引起人们对古代思想局限性的关注，尤其是哥伦布地理大发现以前的思想局限性。时间测量的工具当然预示着人类历史的一个分水岭。但是，当时钟开始闯入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之时，很少人去留意那些时钟不存在时的岁月。莎士比亚在《麦克白》（以11世纪为背景）、《约翰王》（13世纪早期）、《辛白林》（前浪漫时期的不列颠）、《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古希腊）中都提到钟或者把时间描述为“几点钟”。他的戏剧《尤利乌斯·凯撒》甚至有一个舞台布景是在古罗马用钟声来宣布时间。显然他没有意识到（或者对他来说无关紧要）古代世界不知道钟为何物。

最早提到计时器的资料是1271年的一个文本，里面提到钟表匠们试图制造一种能够每天转一圈的轮子，“但他们没能很好地完善他们的作品”。[4]六十年后，问题解决了。当爱德华三世1332年前去造访的时候，圣奥尔本斯的修道院长沃灵福德（Wallingford）的理查正在研发一种叫作“四方物”的机械天文时钟。[5]它不仅能告诉你时间，而且能显示出太阳、月亮和星星的运动，还能给出伦敦桥下涨潮的时间。1335年，米兰的圣戈特哈德（St Gothard）教堂安装了一个24小时的机械钟。1344年，雅各布·德唐迪（Jacopo de Dondi）在帕多瓦的卡皮塔诺宫（Palazzo Capitano）的塔上安装了一台天文学时钟。四年后，他的儿子乔瓦尼开始制造中世纪最有名的钟—七面“星象仪”。这架仪器拥有七个钟面，显示24小时的时间循环，还有月亮和五个已知行星（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的位置。1368年这座钟完成时，意大利城市热那亚、佛罗伦萨、博洛尼亚、费拉拉，还有威斯敏斯特、温莎、昆伯勒和金斯兰利的英格兰皇宫，都有了按时敲响的公共时钟。法国的查理五世是那么喜欢他1370年在巴黎皇宫里安装的时钟的敲击声，以至于下令巴黎所有教堂都在它的引领下敲钟报时，并且在圣保罗饭店和文森城堡（Chateau de Vincennes）也装了两个。[6]

虽然这些材料都把钟表的发明牢牢锁定在14世纪，但1400年以前大部分农村和小集镇的工人是没听过钟声的。在《牧师的故事》的序言中，乔叟陈述说“十点钟了”，这意味着时间的计算和“钟”是同义词。但在那个例子中说话者承认他实际上并非指的是钟上的时间，他是在猜测。在《法庭差役的故事》里，诗人详细描述了在1386年人们通常是如何计算钟点的：其一是通过估算太阳移动过的天空的宽度，其次是通过估算树木的影子与树高的比例。我们不能说钟是乔叟时代报时的基本方式，因此它的影响更多地呈现为15世纪的一个变化。

不断增长的对钟的需求引起更多的生产、更高的金属加工技术和更多的式样设计。所有人们熟知的14世纪的范例都是塔楼上的钟或者天文学设备，但到了1400年，能随身携带的钟出现了。1377年，法国的查理五世得到一个便携钟，而后来的英格兰的亨利四世1390年就有一个可以放在篮子里的钟。[7]1422年亨利五世死时，在他的遗物中有一个箱式钟；1430年左右给勃艮第公爵“好人”腓力制造的一个发条钟，至今尚存。到了1488年米兰公爵可以定制三只怀表，可见钟表的发展速度。[8]同时，市政厅和公爵府也添加了天文钟，教区教堂和领主的宅邸也安装了基本的机械钟。1493年之后不久，埃奇库姆（Edgcumbe）家族在康沃尔的考特黑尔（Cotehele）宅第的小教堂里就装上了带有机轴式擒纵机构的无面时钟。这个钟现在还在那里，继续报时。

那又怎样？人们怎么计时真的重要吗？嗯，是的，真的重要。机械时钟的使用是在乔叟计时的方法上一个意义重大的进步：乔叟时代的人把太阳在天空的移动分成12等份来估算时间过去了多少。这种太阳推算法引发了两个问题。第一就是它不太精确；第二就是时间单位变化无常：夏天白昼的“一小时”可能达到冬日“一小时”的两倍长度，因为有两倍的白昼平均分成12小时。机械时钟标准化了时间单位，因此将具体化时钟的第九小时称为“9点钟”，这最终成了我们现代的术语。

如前所述，很多机械钟都是天文时钟。精确地观察太阳、月亮和星星对于准确地计算时间是基本要求。21世纪的我们可以不用太重视占星术，但是1600年以前，许多医学、地理和科学的工作都得依靠有关天体运动的精确知识，而时钟使这些工作大大专业化了。毋庸讳言，钟点的标准化对科学实验至关重要。时钟还校准了社会和经济用时。人们能够在特定的钟点会面，可以为工作时间和开放时间设立固定的周期。人们能更高效地计划他们的工作生活。基于这些理由，机械时钟应被认为是中世纪的伟大发明，它在15世纪的传播是那个年代最重要的变迁之一。时钟的普及标志着一个意义重大的转变。

其中还应谈到另一个更微妙的方面。那就是时间的世俗化。在中世纪，时间被教会支配。世界存在仅仅因为上帝创造了它，而时间存在仅仅因为上帝在创世的时候创造了万物的运动。因此时间是创世的一部分：它填充了神圣的空间。与这种神学时间概念一道的还有另一个更实用的时间概念。每年季节的循环是神的建构中的一部分，上帝规定了何时播种、何时收割、何时放牧等。在这神定的一年中，某些日子用来斋戒，比如基督降临节和大斋节，某些日子用来宴饮，某些日子则被尊奉为圣人的节日。在一年的每一天里，有些时辰被指定专门用来做圣事，比如说晨祷（Prime）、午后祷（Nones）、夜祷（Compline）和黎明祷（Matins）。时间不仅本身就是一种神圣的事物，它的每时每刻也具有精神意义。日复一日，教会通过钟声来标记城镇的钟点、召唤教众祈祷、宣布人的故去，并以此控制人们对时间的感知。

基于所有这些理由，时间不仅仅是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它还是上帝的恩赐。因此中世纪的教会不允许基督徒借钱给别人时收取利息，因为这样做就是收时间的钱，而时间是属于上帝的，基督徒没有权利出售属于上帝的东西。然而，由于时间变得越来越可被人造仪器所测量，它失去了一些神秘的宗教意味。时间好像被人类控制了，被钟表匠驯服了，而不再是神创的、无拘无束的了。最重要的是，轮到人造机器来命令教堂何时该敲钟，何时举行宗教仪式了。当距离、重量和体积的计量单位都还没有统一的时候，钟点成了第一个标准化的国际计量单位，超越了地方风俗和宗教权威。

个人主义

抛光金属镜和黑曜石镜古代以来就有了，因为这点，历史学家们往往略过玻璃镜的发明，仿佛它只是一个古老主题的变体而已。但玻璃镜的发展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变，因为它使人们得以第一次好好看看自己，看看自己独一无二的表情和特征。抛光的黄铜或青铜镜相比之下效果非常差，它们只反射约20%的光线，甚至银镜也必须异常平整才能提供有意义的反光。而且这些镜子还贵得让人望而却步：大部分中世纪的人只能在一洼水的倒影中模糊地一瞥自己的脸庞。

凸面玻璃镜是1300年左右威尼斯人的发明，可能跟最早的眼镜玻璃镜片的研发有关（眼镜发明于13世纪80年代）。到14世纪晚期，你可以在北欧看到这样的镜子。后来英格兰的亨利四世1387年花了六便士给一面破镜子换玻璃。[9]四年后，他在普鲁士旅行的时候，花了一英镑三先令八便士买了“两面巴黎的镜子”给自己用。[10]1422年他死的时候，他的儿子亨利五世在自己的房间里装了三面镜子，其中两面加起来值一英镑三先令二便士。[11]尽管这些对普通的农人或生意人来说依然太过昂贵，但是1500年富裕的城市商人已经能够买得起这样一件物品了。在这方面，拥有可支配收入的个人跟他1400年的祖先差别巨大：他能够看见自己的镜像，因此知道在世人眼中他长得是什么样子。

人们能够欣赏自己独特外貌的特质使得定制肖像画的数量大幅增加，特别是在意大利和低地国家。虽然14世纪保存下来的所有油画都是宗教性质的，但肖像画是少数例外。画肖像画的这股潮流在15世纪不断发展，最后统治了非宗教艺术。委托艺术家创作画像的重要人物越多，这些画像就越能被人看到，也就越激励着其他人去请人画像。肖像画邀请观看者“看着我！”，并且暗示着，这些画中人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或者是交游广泛的女人，因其有地位而值得一画。它们鼓励你谈论这些人，使他们成为被关注的焦点。

这个世纪最著名的油画之一是扬·凡·艾克（Jan van Eyck）的《阿诺菲尼的婚礼》（Arnolfini Marriage），它于1434年左右完成于布鲁日。画中背景墙上有一面圆圆的凸镜，向艺术家反照出画中题材的背面。如果凡·艾克前一年画的《戴头巾的男人肖像》（Portrait of a Man with a Turban）画的是艺术家自己（很可能就是），那么他那时也拥有一面平面镜子。我们从布鲁内莱斯基（Brunelleschi）在透视法方面的著名实验（我们稍后会回到这个主题）可知，那时候在佛罗伦萨也可买到平面镜子。凡·艾克之后的15世纪后期，自画像在意大利和荷兰到处都是。丢勒画了很多画，28岁（1500年）的时候以基督为形象的自画像成了他的代表作；他的内省跟17世纪的伦勃朗有得一拼。在这样一个艺术家的手中，镜子变成了一种工具，借此一个人能够开始研究别人是如何看自己的。此前艺术家们只画别人；现在他们可以把自己置入画中。艺术家执着地审视自己的脸庞，寻找自己本性的种种迹象，任何人看到这样的画面都会禁不住停下来，想想自己的身份。

这一切的意义远远超出一系列有吸引力的绘画。在镜中看自己或在肖像画中成为被关注的焦点，这种行为本身就激励一个人用不同方式思考他自己。他开始把自己看作独一无二的存在。以前人们对自己个体身份的视野被限制在与周围人的互动上，以及对自己一生的宗教见解上。因此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个体性那时并不存在：人们只在与其他群体，包括家庭、庄园、城镇或教区，以及与上帝的关系中理解他们的身份。偶尔有些个体以写作自传从人群中脱颖而出，比如彼得·阿伯拉尔的《我的灾难人生》（Historia Calamitatum）和乌尔里希·冯·利希滕施泰因在他自己的罗曼史中耀眼的角色。但是普通人只把自己当作群体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中世纪驱逐和流放是如此严重的惩罚。一个被逐出家乡的生意人将失去身份赋予他的一切。他将无法谋生、借钱或者销售货物。他将失去那些可以在物质、社交和经济上支持和保护他的人的信任。没有人将在法庭上证明他的清白或以前做过的善举，他将失去他所属教区的行会或兄弟会的精神庇护。15世纪发生的与其说是群体身份的解体，毋宁说是人们开始意识到他们与群体忠诚无关的独特性质。过去的集体身份感被个人的自我价值感所覆盖。

这种新的个体主义也有宗教的面向。中世纪的自传书写的通常不是他自己，而是写他与上帝的关系。同样，中世纪早期圣徒的圣徒言行录就是基督教善男信女的原型道德故事。即使在14世纪，一个撰写修道院编年史的僧侣或一个撰写自己城镇史的市民，也会把上帝纳入叙事，就好像故事的重要因素不是社区本身而是社区与上帝的关系。随着14世纪接近尾声，人们开始把自己视为本群体中的个体成员，开始强调与上帝的个人关系。你可以看到宗教界对这种转变的反应。如果1340年一个有钱人要为小教堂建一个礼拜堂为他的灵魂唱弥撒，他会用宗教绘画来装饰其内部，比如对可敬的东方三贤的描绘。到1400年建造者的后代重新装修时，他会叫人将自己作为三贤之一画上去。到15世纪晚期，通常的情况是，东方三贤的画像全都由自己的形象取代，艺术家绘入画中的信仰象征足以反映教徒所释放的宗教热情。

新的个人主义还延伸到人们表达自己的方式上。他们写给彼此的信越来越具个人性质。以前的写信人都注重形式、循规蹈矩，如今出现一种书写自己、抒发个人思想和情感的显著趋势。自传式书写的例子在15世纪比比皆是：英语中有《玛格丽·坎普之书》（The Book of Margery Kempe），卡斯提尔语中有《利奥诺拉·洛佩兹·德科尔多瓦回忆录》（Las Memorias de Leonora López de Córdoba），意大利语中有洛伦佐·吉贝尔蒂（Lorenzo Ghiberti）的《评述》（I Commentarii）。四本最早的英语私人书信集，斯托纳（Stonor）、普兰普顿（Plumpton）、帕斯顿（Paston）和西利（Cely）的书信，也都可追溯到15世纪。普通人开始记下他们出生的时辰和日期，这样他们就可以用占星术来获知更多关于自己健康和财运方面的情况。新的自我意识还使人们更渴望隐私。在过去几个世纪，房主和他们的家人完全共有同一个住处，常常跟他们的仆人在同一个大厅里吃饭和睡觉。现在他们开始为自己和客人分建与大厅隔开的私人房间。人们大都没有意识到他们这样做的重要意义，就像对历史中的其他变化一样。不管怎样，把自己视为个体而不仅是集体的成员，标志着从中世纪到现代的重要转变。

现实主义和文艺复兴自然主义

在某种程度上，现实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兴起紧密相连。两者都包含人们处理与周围环境的关系的新方式。两者都强调对人神关系以外的人性问题的兴趣。但是如果个体主义可以表达为通过反思达到人们对自我的理解和对自我的尊重的话，那么对现实主义最好的理解就是，学者和艺术家们对整个神造之物举起了一面镜子，并用它来解释纷繁复杂的世界和其中的一切。

你只要看看文艺复兴艺术中的自然主义就可以瞥见新思想的端倪。洛伦佐·吉贝尔蒂创作于1401—1402年的佛罗伦萨洗礼堂门口的雕像，由于其栩栩如生的程度和大胆运用透视法而成为一个奇迹。布鲁内莱斯基1420年进行的光学试验，使事情又前进了一步。他一手拿一面有洞的平面镜子，另一只手托起他自己的洗礼堂的画（也有个洞在上面）使其与真实的建筑相对。透过两个洞看真实的建筑并将其与他自己的画在镜中的映像相比较，他就能够确定支配透视法的几何规律，因此比一个世纪前乔托初次尝试线性的展现方式有巨大的进步。从1425年开始，佛罗伦萨的画家不需要去估算怎样再现建筑物。他们可以采用系统的规则来确保它们在观者看来是“现实的”。同时，现实主义悄悄渗进了宗教艺术。北欧艺术家比如罗伯特·坎平（Robert Campin）和罗杰·德魏登（Roger de Weyden）开始绘制大幅的、高度华丽的宗教场景，里面的人物的头部不再有光环围绕。意大利艺术家像基尔兰达约（Ghirlandaio）和莱奥纳多同样舍弃了光环；其他人则把它减弱为一个淡淡的、几乎看不见的光圈。这些艺术变化可能看起来很轻微，但是它们反映了一个优先级上的变化，即从象征性地对人物形象的再现变成把人物画得和实际上一样。

自然主义绘画在裸体内容的表现上更为集中。在中世纪，对裸体的描绘好像缺少文艺复兴时蕴含的那些色情内容。十字架上裸体或半裸的耶稣是个弱者，而不是一个色情的形象。诗集页边空白处描绘的裸体丑角们用屁股吹喇叭，也不是为了要勾起受过教育的读者的性胃口；他们放在那儿是用来嘲笑人类的骄傲或者逗读者开心的。同样，亚当和夏娃的画像强调的是羞耻，而不是色情。然而，在15世纪，裸体，即一丝不挂的色情人物出现了。15世纪40年代，多那太罗（Donatello）绘制了《圣经·旧约》人物大卫的裸体画，大卫只戴着一顶帽子穿着一双靴子，让人们能公开审视身体，它与稍早的雕塑和绘画中没有肉欲和肉体暴露的谨慎人物形成强烈对比。此外，多那太罗的作品是独立的，没有壁龛或任何其他建筑架构的支撑：裸体表现出的是一种傲慢和恣肆。它让我们回想起古代的维纳斯雕像，这不仅表明多那太罗在技法上能够与任何古典时期的雕像家媲美，也表明上帝所造的自然人的样子是适合公众注意和欣赏的物体。

到了该世纪末期，男性裸体变得稀松平常，从莱奥纳多的《维特鲁威人》到米开朗基罗的《大卫》（1504年），随处可见。女性裸体尽管比较少见，也第一次出现在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1484年）、汉斯·梅姆林的《夏娃》（1485—1490年）、米开朗基罗的《埋葬基督》（1500年），还有乔尔乔内极具诱惑力的《沉睡的维纳斯》（1508年）中。16世纪早期，在乔瓦尼·贝利尼和提香的手中，色情的女性裸体成了名正言顺的、成熟的艺术形式。在身体的裸露之上，画家和雕塑家也开始比以前更公开地描绘人的情感裸露，正如人们在米开朗基罗的《哀悼基督》（1498—1499年）或者《反抗的奴隶》（1513年）中可以看到的。人类不再被描绘为仅仅是上帝的慈悲或愤怒的接受者，而成为适合严肃研究的当之无愧的主题。

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还通过古典教育模式来提倡研究人类的内心生活。前一个世纪里拉丁语影响的衰退和大学课程的兴起，使年轻学者准备好了扮演专业性的学术角色—教授语法、研究神学、行医或从事法律工作。这就引起了那些熟知和欣赏古代世界教育标准的人的反对。过去大学的三学科（文法、逻辑、修辞）被人文研究（studia humanitatis）所取代，其中逻辑不再占一席之地，而历史、伦理学和诗歌，再加上语法和修辞成为良好教育的主要组成部分。作为开启古典世界智慧大门之钥匙的希腊语重新复活。柏拉图学院成了佛罗伦萨一个新教育机构的模型，这个学院由科西莫·德·美第奇创立于15世纪40年代，由人文主义者马尔西利奥·费奇诺（Marsilio Ficino）出任校长。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后，许多说希腊语的学者从该城市来到意大利，成为希腊语研究的又一动力。最重要的是，人文研究中艺术与科学不分家意味着它提供的是一种开放式教育，可以拓展人们的视野，而不是通过强迫大家教条地服从古代文献而限制他们。因此它是建立在中世纪知识探索的重要品质基础上的，即把自然现象当作上帝造物的面貌来观察，一切皆有可能，但任何事都不会毫无理由地发生，并给这些现象相应的解释。

你可能会想，这种新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是否真配得上被看作一种重要的变化？难道这不就是一种再现世界的方式取代另一种吗？至于文艺复兴中人文主义者所关心的“内在现实主义”，难道不就只是教育重心的转移吗？毕竟，即便对事物有深邃理解也并不必然带来重大的结果。想想莱奥纳多·达·芬奇，他常被认为是文艺复兴时期登峰造极之人，是西方产生过的最伟大的智慧人物之一。但在本书的范围内，不偏不倚地说，他的出现几乎是完全无足轻重的。就连尝试用马拉犁的15世纪农民对欧洲生活的影响也比莱奥纳的多大。他的天才大部分隐而未彰，隐匿于他的笔记本中，这个笔记本在以后的诸世纪里才让人们既惊叹又喜爱。他的大部分画作没有流传下来，因为他痴迷于新的、无人尝试过、没被验证过的颜料组合，其中许多组合损害了他的绘画。尽管他没有受过大学教育，但他能够专注于从肌肉如何工作到小鸟如何飞翔的广泛课题。虽然15世纪只出了一个莱奥纳多·达·芬奇，但却出了几百个天资稍低但有着同样的好奇心、随时准备研究周围现实世界的人。他们中有些人在一些看起来比较怪异的知识探索领域进行试验，包括数字命理学、占星术预测、天使学和梦的阐释等，其实，这些也是很重要的。这些东西我们现在看来很不科学，那是因为文艺复兴最后得出结论：它们是科学的死胡同。因此，15世纪发掘和描绘现实之本质的种种尝试，跟探索新世界的航行可以进行对比：两者都允许这样来发现事物，即打破先前的假定，研究未知的事物，不管是大洋的尽头还是飞翔中小鸟翅膀的运动。总归一句话，15世纪是全体西方人停止对抽象而神秘的上帝的探究，而得出这样的结论的世纪，即要理解上帝，必须研究他的创造物。

小结

有些读者也许会吃惊，我没有强调印刷术是15世纪的主要变化。这并不是要贬低印刷机的重要性：它很可能是过去1000年中最重要的发明。但它属于在前一个世纪发明却在另一个世纪中才有更大影响的又一个例子。事实上，古登堡于1455年在美因茨印刷的《圣经》是拉丁语的，因此大部分人都没办法阅读。[12]此外，1500年之前出版的大部分书都很昂贵，与有着宽边距和精心排版的手稿制作标准不相上下。并非所有买得起的人都能读，而许多能读的人又买不起。作为文盲的大多数人对它们根本没有任何兴趣。因此古登堡跟指南针的发明者一样，并没有改变世界。印刷带来的巨大变革由其他人做出，这些人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将他的发明做了广泛的应用。

15世纪意义最深远的变革可以总结为一个词：发现，对世界的发现和对自我的发现。尽管自我认知的微妙变化大体上不为人所注意，但哥伦布对新世界的发现却是人们有目共睹、竞相谈论的。在1492至1500年短短八年内，欧洲的航海家们就发现了两个新大陆（北美和南美）和一条通往亚洲的海上之路，这确实异乎寻常。这一切都发生在探索非洲南大陆之后。你想象一下，一觉醒来听见收音机上的新闻，听到探险家们发现了另外三个充满财富的大陆。这个比方看似荒谬，其实不然，因为人们此前确信这样一些地方是不存在的，就像那些建议葡萄牙、卡斯提尔和英格兰拒绝哥伦布的学者们。他们错得离谱，然而又是那么迅速地弥补了他们的错误。第一次以三维地图展现世界的最早的地球仪始于1492年，即哥伦布向西航行的同一年。[13]

变化的主要推动者

从上面也许可以明显看出，哪个15世纪的人对西方具有最重大的影响。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哥伦布只是完成了发现的众多船员之一。该世纪的前几十年，英格兰的船员经常航行到冰岛水域捕捞鳕鱼。格陵兰直到1409年之前一直是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因此有些船员知道如何横渡宽阔的大西洋。布里斯托尔（Bristol）人1480和1481年两次出发到海洋上探险，寻找神话传说中的“巴西群岛”。约翰·卡伯特之所以于1496和1497年从布里斯托尔出发，好像是因为这些水手已经发现大西洋彼岸的陆地，如果是那样的话，他们就比哥伦布还先行了一步。[14]还有一些诱人的迹象表明，卡伯特可能沿美洲的海岸向南航行了很长一段路，这将意味着他的威尼斯—英格兰远征队在南美洲的发现上先于葡萄牙远征队。不管事情的真相如何，15世纪80和90年代的空气中明显地弥漫着大发现的精神，由于哥伦布后来的名声和他自我吹嘘的才能，我们不能夸大其作为开拓者的作用。航海家亨利王子和葡萄牙的约翰二世甚至都比哥伦布更坚持不懈，更坚定不移，他们为欧洲的扩展提供了政治和经济的驱动力，值得称赞。哥伦布花了七年四处奔走缠着欧洲的君主们赞助他探险，但航海家亨利试图说服他的船员航行到博哈多尔角，就花了15年。约翰二世构想了一个海上贸易帝国，它由设防的基地相连接，使得小国葡萄牙能够在印度建立据点，而无须付出管理陆地帝国那样的代价。我很想说，这些人每一个都配得上被看作变化的主要推动者。

经过全面考虑之后，我们认为哥伦布的大发现是黑死病以来降临到欧洲的最为震撼的闪电。正是他建立自己领地的雄心壮志使西班牙走上了建立庞大的海外帝国的道路。正是由于哥伦布，西班牙语才成为今日世界上继汉语之后应用第二广泛的语言，并且也正是哥伦布自我推广的才能使得全欧洲都知道他的名字。因此也正因为有他，人们才突然意识到一个深刻的问题：如果古代世界的伟大作家对两个偌大的大陆都一无所知，那他们还遗漏了什么？

[1] 　关于这一点，进一步的讨论见Ian Mortimer, ‘What Hundred Years War?’, History Today（October 2009）, pp. 27—33。

[2] 　C. R. Boxer, The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1415—1825（1969）, p. 26.

[3] 　对地球直径的精确测量在古代确曾存在——埃拉托斯特尼（Eratosthenes）和波希多尼（Posidonius）都曾得出精确到千英里的数字，但哥伦布对他们的工作一无所知。

[4] 　Jean Gimpel, The Medieval Machine（2nd edn, 1988）, p. 153．一个由滴漏水银带动的天文钟出现在同一个十年的卡斯提尔语手稿中。

[5] 　Ian Mortimer, The Perfect King（2006）, p. 288.

[6] 　Gimpel, Medieval Machine, p. 169.

[7] 　Lynn White Jr, 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OUP paperback edn, 1964）, pp. 125—126; Ian Mortimer, The Fears of Henry IV（2007）, pp. 92—93.

[8] 　White, Medieval Technology, p. 127.

[9] 　The National Archives, Kew, London: DL 28/1/2 fol. 15v.

[10] 　Lucy Toulmin Smith（ed.）, Expeditions to Prussia and the Holy Land Made by Henry Earl of Derby（1894）, p. 93.

[11] 　Chris Woolgar, The Senses in Medieval England（2006）, p. 139.

[12] 　古登堡有可能并没有“发明”印刷机，而是学来了这个概念。众所周知，印刷术在中国为人们所熟知比在西方早几个世纪，朝鲜人也比古登堡早几十年使用活字。还有人说哈勒姆（Haarlem）的劳伦斯·扬松·科斯特（Laurens Janszoon Coster）在15世纪20年代早期就开始用木活字来印刷拉丁语文本了，在大火毁掉他家乡之前。古登堡之前几十年西方确实有人使用印刷木板。Asa Briggs and Peter Burke,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Media（2005）, p. 31。

[13] 　Asa Briggs and Peter Burke,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Media（2005），第33页。

[14] 　Evan T. Jones and Alwyn Ruddock, ‘John Cabot and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Historical Research, 81（2008）, pp. 224—254.

第六章 1501—1600 16世纪

在现代人眼里，16世纪开始于1501年1月。可在当时并非如此—除非你生活在热那亚、匈牙利、挪威或波兰。在威尼斯，新年开始于1501年3月1日。在英格兰、佛罗伦萨、那不勒斯和比萨，新年开始于3月25日。在佛兰德，新年即复活节，这意味着每年的新年都不一样。在俄罗斯，新年是在9月1日，在米兰、帕多瓦、罗马和许多德语国家，新年是从12月25日开始的。尤其令人深感困扰的是，法国的新年是以下四个日子中的一个，圣诞节、3月1日、3月25日或复活节，具体取决于你生活在哪个教区。只是1564年鲁西永（Roussillon）法令的颁布，规定从1567年开始，法国新年统一定于1月1日。如果说你以为过去的事情比现在简单，那么以上的历法问题应该会让你重新思考。

事实上，究竟把哪一天定为新年第一天还不是最复杂的历法问题。以上所提到的惯例都基于古罗马的儒略历。根据这个时间测量法，每过12个月时间会比地球绕行太阳轨道的实际用时少十余分钟。一年十分钟似乎并不多，但到了16世纪，12月25日已经比认定的耶稣出生那一年的圣诞节差了十天。于是在1582年，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提出一个激进的解决方案：从日历中减去十天。同时，凡是能被100整除的年份不再有闰年，除非这一年也能被400整除。因此，每400年能缩短三天（这个系统今天全世界都在用）。大部分天主教会从1582年10月4日星期四开始使用格列高利历；接下来的一天则成为10月15日星期五。当然，这就造成了许多国家和地区历法不同，如大部分新教国家把儒略历执行到18世纪。尽管英格兰和佛罗伦萨都在1583年3月25日庆祝新年，佛罗伦萨的庆祝比英格兰要提前十天。这些都反映出现代欧洲的早期是处于怎样一种杂乱状况，哪怕是涉及那些我们想当然地认为是日常生活琐事的事情。

引入格列高利历只是16世纪日常生活万千变化中的一种变化。在1500年，只有特别有钱的人才乘坐马车出行；而到了1600年，据说“世界已在轮子上运转”，正因为这样，人们也开始抱怨马路上交通事故的危险。与中世纪的房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世纪的房内陈设简陋，或许只有带支架的桌子、一对条凳、床、几个箱子、厨具，所有家具几乎就这些。而16世纪的房内则出现大量的木质家具和纺织品，如窗帘、毯子、帷幔、坐垫、碗柜和椅子。至于吃饭时间，在1501年，挪威没有多少人会吃早餐。中世纪一天两餐的节奏仍在继续：正餐大约是在早上11点，晚餐大约在下午5点。随着更多的人移居到城镇里，长时间地工作，他们吃晚饭的时间自然也被推迟到晚间。这就意味着正餐，一天中主要的一餐，不得不推后几个小时，并且成为午饭。因此你还得来一顿早餐，以便能挨到午饭时间。学校也有助于这个变化的发生，因为越来越多的男孩子进入学校，长时间的功课学习需要他们吃早饭。因此，到了1600年，城镇里吃早饭已经变成非常普遍的事了。

16世纪，人口数量在长时间停滞后又有所增长。人们开始抱怨人口过多。向个人主义的改变进展迅速。一面镜子，或“可看的玻璃”在1600年只需要花费一个普通工人日工资的一半，因此变得寻常起来。我们所知道的私人日记也发展起来，人们不断地把发生在生活中的事件记录下来，其中穿插着个人的体验和感悟。越来越多的有钱人开始请人为自己画肖像画，因此，16世纪的绅士和淑女长的样子比以前要更容易描述了，而他们中世纪先祖的长相我们则是完全不知情的。有钱人通常在自家窗户上安装玻璃窗格，他们比祖先能享受到更多进入室内的阳光。他们开始建造和维护消遣性质的花园，这些花园设计规整，有喷泉和古典的雕像；在此之前，花园只具备实用功能，用来种植蔬菜和草药。对很多城镇居民而言，此时的生活比起他们祖先要容易得多。而生活方式的选择成为宴会谈话的话题，也成为指南手册的咨询内容。

当然，社会底层的人则有所不同。莎士比亚早期戏剧首次演出时，成千上万的英国民众正在1594—1597年的大饥荒中遭受煎熬，这样的认识是正确的。但是，不那么富有的人也看到了自己生活方式的转变。根据威廉·哈里森（William Harrison）的《英格兰实录》（Description of England，1577年），近几年普通人在生活标准上经历了三次大的提升。首先，城镇中烟囱的数量增加的速度加快了。对现在的你而言，这听上去并不令人兴奋，可对当时那些不得不在房子中间用明火取暖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明火散发出来的烟会不停地在你身边缭绕，污染了你的衣服，刺激了你的眼睛，熏黑了你的肺，同时也熏黑了房子里的梁柱、椽子和墙壁。其次，普通人现在睡在铺着棉垫的床上，有枕头和亚麻床单；在此之前，他们只能在地上铺张草垫或毯子当床，用一段原木当枕头。第三，很多人可以用金属勺子和金属盘子吃饭，用金属啤酒杯喝酒，而在此之前，所有的餐具都是木质的。

到了1600年，大部分人的生活习惯我们现代人都能认同：早上起来后，他们洗脸、洗手和刷牙。他们吃早饭，8点左右去上学或上班。大约中午的时候，他们吃午饭，回家后用金属的刀叉从盘子里取食晚饭，在壁炉前取暖。在床上休息，床单铺在有床架的垫子上，头枕着柔软的枕头。如果你关心的主要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你会得出这样的结论，16世纪经历了1000年来最伟大的发展。但是，同时也经历了非常深刻的本质改变。

印刷书籍和识字

16世纪初期，欧洲大约有250家出版印刷机构；到1500年时，这些机构已经生产了约2.7万个版本的书籍。如果每个版本印刷500册，那么该有1300万书籍在8400万人口中流通。[1]这个数字令人印象深刻，但需要一定的背景解释。情况当然不是每15%的人都拥有一本书。绝大部分能够读写的人不拥有任何印刷书籍，更不要说90%的那些文盲了。大部分书籍是拉丁文印刷的神学书籍，它们的吸引力不大。另一方面，专门收藏书籍的有钱人，很有可能会拥有几本印刷书。如果在1500年世上存有1000万本书籍，大概500万人拥有这些书籍，其中许多拥有者是机构。可以确凿地说，不到1%的欧洲人拥有一本书。在1500年，流行的传播媒体依然是教堂和市场，而不是印刷文字。

改变这种情况的关键是本土语言《圣经》的出版。因为只有《圣经》，而不是其他任何书籍能够让人们如此渴望亲自去读。人们要亲自阅读上帝的语言，不再需要通过牧师来转述。这样做是为了在他人和上帝眼中提高自己尘世的名望，增加死后进天堂的机会。同时，人们也想为了亲友的利益来研读《圣经》，以便能够向亲友提供如何过一种神圣生活的建议。《圣经》因此成了基本的自学读物。本土语言《圣经》曾经在中世纪出现过，某些版本的《圣经》，如居亚特·德穆兰（Guyart des Moulins）翻译的法语《圣经史》，彼得·瓦尔多（Peter Waldo）的普罗旺斯语《圣经》，约翰·威克利夫的英语《圣经》都曾经很有影响。但是这些《圣经》版本只有手稿，数量不多，而且价格昂贵。印刷术使得《圣经》得以大量印制，而且价格便宜。然而印刷术并不是关键，本土语言在印刷上的使用才在本质上促成这种变化。没有受过必要的教育，普通人要用拉丁语阅读近乎不可能。当时几乎没人能用拉丁语阅读。所以，本土语言《圣经》可以帮助许多人进行阅读练习，并从中领会上帝的话语。因此，印刷出版机构、地方语言的使用和《圣经》的精神这三个综合因素共同挑战了教堂和市场在传媒方面的统治地位，最终把欧洲变成了一个能读写的社会。

不同的国家出现地方语《圣经》的时间不一。德语国家在1466年首先开始使用由约翰内斯·芒特兰（Johannes Mentelin）翻译的德语《圣经》。1471年尼科洛·马勒尼（Niccoló Malemi）在威尼斯印刷了第一本意大利语的《圣经》。1488年捷克语的《圣经》也随之出现。法语版的《新约》于1476年出现在里昂。1487年，让·德莱里（Jean de Rély）将德穆兰的法语《圣经》交付印刷。这些早期的版本都是从拉丁文《圣经》翻译而来。1516年，鹿特丹人文主义者德西迪里厄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翻译出版了希腊语《新约》后，才有了从希腊语翻译而来的《圣经》。1522年，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在伊拉斯谟的希腊语版本《圣经》的基础之上完成了德语《新约》的翻译。他参与翻译的德语版《旧约》也于1534年出版。新的法语版《新约》在1523年印制，《旧约》则在1528年付印。1526年威廉·廷代尔（William Tyndale）据伊拉斯谟的《新约》完成了英语版《圣经》的翻译，并在沃尔姆斯（Worms）付梓出版。但在遣词方面廷代尔与教会发生了冲突，1526年他被烧死在火刑柱上，罪名是属于异端性质的错译。那时廷代尔只完成了将近一半《旧约》，剩下的工作由约翰·罗杰斯（John Rogers）在1537年完成，稍晚于迈尔斯·科弗代尔（Miles Coverdale）翻译的第一本完整的印刷体英文版《圣经》。1539年，英国政府授权出版英语《大圣经》，命辖下每个教区都拥有一本。丹麦人和挪威人在1524年拥有了自己语言的《新约》，拥有全本《圣经》则是在1550年。瑞典语使用者分别在1526和1541年有了自己的《新约》和《旧约》。西班牙使用者则分别在1543和1569年有了自己的《新约》和《旧约》。波兰语使用者分别在1554和1563年有了自己的《新约》和《旧约》。威尔士语使用者则分别在1563和1588年有了自己的《新约》和《旧约》。1548年，米卡埃尔·阿格里科拉（Mikael Agricola）的芬兰语《新约》出版，芬兰人开始有了芬兰语书面文献。到1600年时，已经没有多少欧洲居民没有地方语《圣经》了，只有葡萄牙人和俄罗斯人要等到18世纪才有用自己语言印制的完整《圣经》。

人们通过阅读本地语《圣经》来学会阅读的重要性怎么夸大也不过分。在16世纪30年代前，英格兰的一半书籍是用英文印刷的，另一半则是拉丁文，但是到了16世纪30年代，英文印刷物的比例猛增到76%。1539年，《大圣经》出版之后，英文印刷书籍超过了80%。这里有个滚雪球效应：本地语书籍越多，特别是本地语《圣经》越多，则越多的人可以学会阅读，因此对新书的需求也就更大。在英格兰，图书品种在16世纪初有400余种，到了16世纪最后10年则超过了4000种。一个意大利作者在1550年抱怨道，可读的书太多了，以至于他连标题都读不完。[2]此外，书籍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曾几何时，拥有拉丁文书籍的富人会把图书珍藏在自己的图书馆里，只与受过良好教育的亲友分享；而现在大部分本地语的图书被传来传去，可以被不同的人读上十几遍。

大量知识能以书本的形式获得，对所有人而言阅读的价值越来越显而易见。学校数量迅速增长，大学也蓬勃发展。印刷成为传授和获取知识的必然工具。这对那些希望获得或传播科学理论的人格外有利。在印刷术普及之前的岁月里，科学书籍一直是由抄写员辛苦手抄而成，这些人并不理解他们所描述的概念，所以产生了很多错误。因此科学观念的传播非但不准确，而且速度缓慢。印刷术让科学观念传播得既快捷又准确，其结果是欧洲的科学界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圈子，他们在这个圈子内思考和评估彼此的创新。这让科学家们拥有了比之前更大的影响力。1543年，尼古拉·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出版，这本书的大量传播表明很多天文学家同时在讨论它的发现。此外，教会当局也无法压制这本书，尽管他们希望继续维持天体系统的地球中心说这一绝对真理。

可移动式印刷机让科学大步向前迈进。同样重要的是图片能够印制了。1542年，莱昂哈特·富克斯（Leonhart Fuchs）完成了含有漂亮插图的巨制《有关植物史的著名评论》（De Historia Stirpium Comentarii Insignes）。一些专业艺术工匠按作者的要求，手工刻出模版，印刷成彩色图书。植物志已经存在好几个世纪了，但此前这类科学著作从未受到过如此高的礼遇，或者说描摹得如此精美。当然也没有任何科学著作以这么高的水准批量印刷过。该书出版的第二年，安德烈亚斯·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的《人体构造》（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一书也印刷问世，图片印刷的重要性在这本书中显得更为突出。1300年，教皇卜尼法斯八世明令禁止尸体解剖。因此，蒙迪诺·德卢齐（Mondino de Luzzi）在盖伦和阿拉伯语的著作基础上于1315年前后完成于巴格达的《解剖学》（Anatomia Mundini）就成了整个中世纪晚期的基本解剖学著作。印刷版本的《解剖学》出现在1478年，先后印刷了40版，这个印刷版本使盖伦的观点得以传播。[3]当然书中的观点并非完美无缺，因为在古代世界人体解剖也不被允许；盖伦的结论大多来自对动物的解剖。因此，解剖学方面的严重错误持续了几个世纪。大部分医科学校每年仅能得到几具绞刑尸体用来解剖，解剖更像是一种仪式，而非科学实验。在个别场合，医学解剖中会有一个内科医生宣读蒙迪诺著作中的盖伦理论，而外科医生则进行相应的操作。观看解剖的医科学生会被告知心脏有三个心室，肝脏有五个叶片；在当时的解剖室里，学生们不能靠器官太近或质疑教学内容，因此展现在他们面前的解剖其实是在强化老师的权威，而老师却是在误导他们。维萨里的著作一扫以前的做法，引入了科学的解剖学研究。很多绘刻精美的模板展示了不同姿势的解剖身体，以显示骨骼和肌肉形状。这些图片改变了人们对解剖的看法，引导外科医生不顾教会的禁令，在解剖学领域里进行探索。

建筑学、地理学和天文学同样大大地受益于图片印刷。安德烈亚斯·帕拉第奥（Andreas Palladio）的《建筑四书》（Four Books of Architecture, 1570年）是以意大利文出版的，但它通过描绘维特鲁威和其他经典建筑家的建筑理论对整个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样是在1570年，图片印制技术的进步帮助亚伯拉罕·奥特柳斯（Abraham Ortelius）利用墨卡托（Mercator）投影法印制出了第一本现代地图集。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的《星体新论》（De Nova Stella）出版于1573年，该书插图可以显示出一年前超新星在天空出现的位置。他的《天体位置复原仪》（Astronomiae Instauratae Mechanica）出版于1598年，它详细描绘了他所在的天文台使用的技术，展示了他是如何在天体测量方面获那么高的精度的。同时，书中也谈到其他人可以怎样更深入地推进他的工作。因此，印刷不仅传授了知识，更成了科学进步的催化剂。

以上关于印刷革命的几个要点或许显而易见，没那么明显的是它所引发的社会效应。随着印刷文字的普及，识字人数随之增加，书面文字的重要性得到更大的强化。这种变化随即又改变了国王和臣民的关系。政府此时开始收集所有境内人口的信息。几乎欧洲每个国家都开始记录个人洗礼、婚礼和葬礼的信息。英格兰从1538年开始记录以上信息。法国从1539年开始保存洗礼记录，对婚礼和葬礼的记录开始于1579年。在德国，一些独立教区早在16世纪20年代便开始了登记制度，大部分地区从16世纪40年代起就开始有了系统的记录。在16世纪20年代的葡萄牙，每12个教区中已经有一个教区实施了民事记录。1563年特伦特（Trent）大公会议建议每个教区保存洗礼、婚礼和葬礼记录。此后30年内没有档案记录的天主教国家都建立了此项制度。以意大利为例，教区登记制度到1595年已无处不在。

民事登记制度只是冰山一角。在英格兰，政府开始要求保存大量其他文件材料。每个县必须保有地方法院的庭审记录。教会法庭须保有遗嘱认证材料，他们要保留数以百万计的遗嘱、财产清单和账本，作为办案的依据。教会检查学校老师、内外科医生和助产士的工作，并为其颁发执业证照。从1552年起，地方法官开始为客栈老板和船运供给老板颁发执照。每个教区，公路巡视员需要保存维护公路钱款的收支账目。教会管理者必须保留教区基金的账目，济贫监管人员必须建立账目记录支出事项。地方军事部门需要保留海防受训人员记录，以及兼职部队的供给账目及此项开支的征税记录。

中世纪以来王室建立的档案制度不再延续，这项事务交给了另外的独立部门来处理。到了该世纪末，这些部门已经开始收集统计数据，包括各教区疫病死亡人数、各地区酒馆和旅店的数目，并集中收集个人赋税信息。政府也开始禁止某些书籍的出版。除伦敦的出版社以外，仅有两家大学的出版社可以营运。所有出版社必须在出版同业工会（Stationer’s Hall）注册，以便王室官员检查所有的出版内容，审查与其利益相违背的一切内容。国家对新的印刷文化的控制，以及通过对书籍审查来监控民众是以前未曾有过的。今天我们或许觉得这样的干预很平常，但考虑到书籍印刷在1500年前尚未有所记录，到了1660年就成了政府严密监控的领域，这的确是一个巨大的跨越。

地方语印刷的一个不太明显的社会影响是妇女社会地位的变化。在中世纪，没有几个女孩学习阅读。如果一个女子能够写作，她肯定知道她的绝大部分读者是男性。如果这些人不喜欢她书中的内容，他们只需毁掉书稿就能轻易地让她噤声。印刷技术终结了这一状况：如果一本书有足够的印刷量，即便作者的对手想彻底清除该作品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样，书籍对读者们一视同仁：尽管很多老师还没有考虑到女孩的教育问题，但书籍并不介意读者是男性还是女性。聪明的女子很快认识到她们能够像男人那样通过读书获取知识。而且，女人们想识字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很多世纪以来女人们被告知在法律、生理、精神和社会地位上她们都从属于男性，因为当年在伊甸园，夏娃曾给过亚当一个苹果。既然她们能通过自学来阅读，那么她们也能自己解读《圣经》故事，表达她们对于两性不平等的看法。此外，她们可以把自己的看法印刷出来，并相信其他有文化的女性能看到并理解这些文字。以下这件事可能并不令人吃惊，在英格兰，男子的识字率在这个世纪翻了一番，从10%增加到25%，而女性的识字率相应地增加得更多，从不到1%增加到约10%。[4]

因不满于大众对女性被歧视的忽视，一些女性试图纠正性别对待中的不平衡。在意大利，图利娅·达拉戈纳（Tullia d’Aragona）写了一本名为《无尽爱情之对话》（A Dialogue on the Inf i nity of Love, 1547年）的书，指出在道德上性欲并没有错。把罪和女性以及性行为联系起来才是不道德的，是对女性的歧视。加斯帕拉·斯坦帕（Gaspara Stampa，1554年逝世）写了一系列激动人心的抒情诗，记录她被情人遗弃的情节。这些诗歌在一定程度反映了诗人的语言功底和论辩技巧，很少有男性作家能达到这样的水平。两性关系在这个世纪末的意大利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聪颖的女性回应了男性作家冷漠无情的观点。卢克雷齐娅·马里内拉（Lucrezia Marinella）在《女性的高贵与优雅和男性的缺点与邪恶》（The Nobility and Excellence of Women, and the Defects and Vices of Men, 1600年）中有力地回击了过去作家对女性的歧视。1600年莫德拉塔·丰特（Moderata Fonte）完成了《女性的价值：女性比男性高贵和优越的真实揭示》（The Worth of Women, wherein is Clearly Revealed Their Nobility and Superiority to Men）一书的写作。书中有七个威尼斯女性讨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男人和婚姻似乎注定带给女性的是不幸，如果她们保持独身的话那该有多好。

英格兰也发生了同样的争论。伊莎贝拉·惠特尼（Isabella Whitney）成为第一位用英语出版诗歌的女性。她的《改写成诗的书信：一位淑女致她多变的情人》（The Copy of a Letter, Lately Written in Meter, by a Gentlewoman to Her Unconstant Lover, 1567年）在略显单薄的诗行里表达出内心的苦涩。简·安格尔（Jane Anger）1589年出版了她精彩而火药味十足的《女性保护》（Protection for Women）一书，在书中她问道：“难道还有任何人像我们女性这样被虐待、被中伤、被责骂、被不恰当地恶毒对待吗？”在诗作《夏娃因为女性辩护而道歉》（‘Eva’s apology for the defence of women’）中，杰出的诗人艾米莉亚·拉尼尔（Emilia Lanier）代表众多女性推论出在伊甸园里由苹果引发的过错应该由亚当负责。上帝把亚当造得强大，就是让他为夏娃负责，如果他没有尽到责任，为何要指责夏娃？在英格兰和意大利，受教育的女性开始翻译经典文本。1613年，一位女子首次用英语创作出剧本《玛丽亚姆的悲剧》（The Tragedy of Mariam）。这个剧本由伊丽莎白·凯瑞（Elizabeth Cary）即福克兰（Falkland）夫人安排出版。

所有这些仅仅是一大批女性作品的一角。已经出版和尚未出版的女性作家作品包括书信、宗教小册子、日记、回忆录和食谱。到这个世纪末，出版或重印的女作家写给女性的自学书籍已经达到上千种。它们价格便宜，一般不超过技术工人一天的工资水平。这些书籍有助于塑造女性的身份认同，并加强她们日益增长的个体感。印刷因此成为整个女性和知识新关系产生的催化剂，同时，也成为推动女性和男性新关系产生的催化剂。

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起始于德语地区的萨克森，这对我们来说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到1517年，德语版《圣经》的出现已逾50年了，各种不同版本的《圣经》激发了很多人私下里阅读和讨论上帝的欲望。人们变得越来越焦虑。他们看到《圣经》里的早期教会与现实罗马天主教会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比如，在16世纪早期，你可以买一张赎罪券，这张纸券据说能解除你一部分或全部的罪恶。你支付给教会的钱越多，罪恶获得免除的范围也就越大。但是这种事情在《圣经》里并没有记载。是否真的能通过购买一张纸就能免除人们的罪？人们开始怀疑，那些无耻的牧师只是对《圣经》断章取义，使其符合自己的利益，同时压制那些不符合自己目的的内容。那些教会说有而《圣经》里却没有的东西又当如何？除了某些较为含糊的关于什一税的表述外，《圣经》的文本根本没有说过要给教区牧师们钱。《圣经》没有提到过修道院或教会地主。在基督的教义里，整个教会等级体系更是毫无依据。还有玫瑰念珠、结婚戒指、颂歌和教士法衣，所有这些教堂的繁文缛节到底都是从何而来？让很多人不安的是，宗教的真实目的是引导人们按照上帝的旨意生活在尘世，而那些教规则显得多余。

马丁·路德是个僧侣，也是维腾堡（Wittenberg）神学院博士，在对精神关注的背景下，他介入了宗教改革。罗马教会要求无知民众高价购买一纸赎罪券，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罗马圣彼得教堂的修建，这个要求让路德非常恼怒，他随即就教皇行为的正当性展开论辩。故事就这样在1517年10月31日开始了，路德把一份包括95个论题的清单钉在维腾堡城堡教会的大门上，这95个要点根本认为兜售赎罪券完全是教皇敛财的计谋。路德坚持认为教皇只能赦免他自己对别人的栽赃，唯有上帝才能免除罪恶和决定炼狱中魂灵的归宿。路德继而对教皇权威提出强烈的质疑。如果教皇真有能力从炼狱赎回灵魂，那他何不直接释放他们，而留下他们任其受苦？为什么人们还要为他们故去亲人的弥撒付费？最重要的是，既然教皇如此富有，为什么他不用自己的钱修建新教堂？

在1517年之前，天主教会的权威曾遇到过很多的挑战，其中有13世纪的清洁派、14世纪晚期的罗拉德派和15世纪早期的扬·胡斯派。但是路德的攻击最为有力，因为他准确表达了全欧洲人民的想法。而且与中世纪的异端思想不同，路德的观点在印刷术的助力下得到广泛传播。1520年当路德被教皇宣布为异端分子时，他已经是一位广受尊重的人物了，而且人们也开始按照他的教诲调整自己的信仰和敬拜上帝的方式。起初作为天主教内部改革的尝试很快瓦解了整个教会结构和基督教世界的团结。许多不同教派的改革者寻求重新设计教会，以便符合他们自己精神或世俗追求的目的。乌尔里希·茨温利（Ulrich Zwingly，一译慈运理）、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腓力·梅兰希通（Philip Melanchthon）和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tzer）都吸引了一些追随者前来聆听他们的各种教义。他们在诸如婴儿的洗礼是否必要，弥撒时基督神灵是否真正莅临抑或仅是个纪念仪式等问题上各有看法。1524年，黑森林的腓力（Philip of Hesse）是第一位把路德派教义定为州立宗教的政治领袖。他甚至寻求对路德的一夫多妻制主张加以支持，至少他自己一直想要娶第二房妻子。到1530年，宗教改革已经越过德语地区的边界扩散到英伦诸岛、低地国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东欧。随后罗马教会的威权进一步丧失。英格兰的亨利八世在1534年通过《君主至上法》（Act of Supermacy），最终与罗马教廷分道扬镳。1536年，丹麦正式放弃了天主教会而投向路德派。即使在那些当权者没有与天主教教会分裂的国家，新教改革者的数量也迅速增长。

这个问题为什么如此重要？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是谁以及生活在哪里。新教徒摆脱了天主教教会的压迫后感受到一种很大的自由。繁文缛节和旧的律法规则通通被抛弃，新教国家公民为此而欢欣鼓舞，他们不再需要购买赎罪券或向罗马教会支付其他税款。他们不必假装弥撒仪式上的面包是基督真实的肉体，这也减轻了部分人良心上的负担；不必害怕最终的归宿是炼狱也让很多人同样感到释怀。但是，其中也有消极的方面。尽管给教会的钱不必再流向罗马，但是这些付款名目并没有取消，它们只是付给了世俗地主和有产者。这就引发了新的道德问题：把教会的什一税给了庄园领主或是大学学院，这种做法是否合适？许多人因为传统宗教仪式的废止而失去了生计来源，比如那些为朝圣香客提供住宿的小旅馆店主，还有在宗教改革之前为有钱人的葬礼提供服务的殡葬人员。而在更深层面上，人们感到迷失了方向并陷入困惑。宗教与自然哲学纠缠在一起，或者用现代术语来说，宗教与科学缠绕在了一起；对宗教的疑惑会引发对科学的疑惑。且想想你自己的宗教信仰，无论你信仰什么，你都会信赖某些东西，也许是上帝的显灵或别的造物力量，也许是化学组合的随机事件，或是其他什么东西。你对这个世界以及与其相关的一切是怎么形成的有一套看法。它们不是你选择要信仰的那些东西—它与你公开宣称相信什么完全不同。它们是基于你的文化背景、你亲眼所见的证据和你对各种陈述以及他人观点的理解，得出的最有可能是真的解释。现在设想一下，你的信仰被大部分已知世界断然否定，而且这个世界要拿起武器阻止你继续信仰，其结果很可能是，你要么质疑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要么更猛烈地捍卫你所信仰的真理。

无疑，宗教改革会引起各种分歧。宗教改革不仅是新教与天主教的对抗，了解这一点十分重要。事实上，了解“新教”这个术语的确切含义很是困难。但是，人们确信他们在尘世间的行为将会影响他们不灭灵魂的命运。在1524年的苏黎世、1530年的哥本哈根、1540和1559年的英格兰、以及1566年的荷兰，一些激进的新教徒陷入打破偶像的亢奋之中，他们欢快地捣毁圣像，烧毁立在祭坛上的十字架，把装饰教会的画作《末日》和《最后的审判》刷白。当然，也有人对此忧心忡忡。即使憎恨教皇借赎罪之名行敛财之实，但并不意味着人们希望看到圣殿被捣毁，圣徒的遗物到处散乱。炼狱的问题尤其麻烦。过去，人们有义务为祖先的灵魂祈祷，而现在他们被告知这些灵魂要么直接去了天堂，要么直接去了地狱，他们的祈祷并无作用。在新教国家，所有为信众的灵魂而建造的寺院、礼拜堂和其他修道院都关了张，并被政府一卖了之。很多人深感不安的是，他们的家族墓地被王室充公，卖给富商，然后遭到拆毁，改建成舒适的乡村住宅。当初他们的先祖慷慨地把土地和财富捐给教会而不是留给下一代，可不是为了这个目的。

11世纪时，教会为了促进欧洲和平做了很多工作，而现在它自己却被撕裂了。国家之间以天主教或新教划分互相为敌，而这些国家内部的宗教派别也在内战中彼此相残，威胁到每一个人。“通往地狱的路由善意铺就”，这句古老的谚语是对当时的状况最好的写照。路德的初衷只是想终止教会内部的腐败。以任何标准来看，这都是一个值得嘉许的愿望。但是他引发的不仅是欧洲长达100多年的战争，还有此后300年间欧洲政府对宗教少数派的迫害。对宗教异端的排斥在部分地区甚至持续至今。只需看看16世纪的宗教冲突就明白了。首先爆发的是1524—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这是一场由路德和托马斯·闵采尔教义激起的大规模社会动乱。最后不管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都悉数被德国诸侯残酷镇压。此次凶猛的镇压成了以后宗教残杀的先兆。后来的杀戮包括1536年朝圣恩典对天主教徒的血洗、1549年对英格兰的祈祷书叛乱的镇压、对低地国家新教徒的镇压（从1566年起）以及巴黎的圣巴塞洛缪日大屠杀（1572年）。

宗教猜忌在16世纪下半叶加剧了民族国家之间暴力的紧张关系。对外国间谍活动的恐惧四处蔓延，政府于是开始监视自己的臣民。曾经一度对新来者开放的城市，难民被分置于新教徒或天主教徒贫民区。那些宗教少数派被课以重税，自由受到限制。如英格兰和西班牙船舰在公海相遇，由于宗教信仰不同，他们互视彼此为敌人，可以合法开火。在英格兰，一直以来很少因政见不同而使用酷刑，但在16世纪，政府开始对天主教徒动用酷刑，逼迫他们吐出秘密。在西班牙，宗教审判所被用来清除新教。特伦特大公会议再次确认天主教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并通过一系列内部改革寻求振兴，包括加强对教徒的纪律约束和禁止异教书籍。新建的耶稣会特别鼓励传播福音、严格管理教会和清理异端。在这个世纪，随着时间的推移，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积怨越来越深。宗教冲突和政治异见纠缠起来，形成一种混合爆炸物，它威胁着人们尘世间的福祉，也威胁着他们通向天堂之路。

宗教改革对教会的政治权威是沉重的一击。几个世纪以来，高级神职人员占据着与世俗统治者对应的非官方的位置，他们不仅给统治者提出建议，还对统治者加以限制。在英格兰，最著名的例子是12世纪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他因反对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并为此最终搭上了性命。[5]在大部分国家，高级教士是国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们与贵族和下院议员一道在政府里发挥重要作用。在13世纪的法兰西，12个贵族议员中就有6个是高级教士。在中世纪的德意志，七分之三的选帝侯是大主教，他们选出德意志国王，国王经常继而加冕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如今在很多地方，教会领导的权威与教会霸权一起衰落。1559年，所有由已故天主教女王玛丽一世任命的英格兰主教都拒绝接受伊丽莎白女王的和解协议。该协议禁止庆祝弥撒，并禁止效忠教皇。伊丽莎白随后解除了这些主教的职务，把职位交给服从她的教士们，新主教们承诺一旦任职就把昂贵的教会土地奉献给女王。这样的主教自然无法限制王权。1529年之前，几乎每一任英格兰首席大臣—这个政府中的最高职位都由主教或大主教担任。玛丽一世在她短暂的统治期间（1553—1558年）先后任命了三个高级教士接任这个职位，但她死后，这个职位的印玺不再由教士掌管。在法兰西这样一个天主教国家，高级别的教士仍被委以重任，如红衣主教黎塞留（Richelieu）和红衣主教马萨林（Mazarin）都是17世纪身兼高级教士和政治家双重身份的著名例子。但是他们现在只是国家的仆人，并不能独立行使政府职权。这样一来，宗教改革扫除了制约王室权力的重要障碍。不仅如此，改革确认国王或女王为本国教会的首脑，从而把世俗权力与神权结合在一起，正如古谚所言“教随君定”（cujus regio, ejus religio）。1555年，《奥格斯堡条约》（Treaty of Augsburg）结束了德意志路德教派州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班牙查理五世之间的敌对。这意味着该州的官方宗教应该是该州统治者的信仰。对此，路德本人没有预见到，也非他有意为之：他不经意间触发的连锁反应给了国王绝对的权力。否认这种权力的行为，不仅等同于叛国，而且可认定其为异端。

火器

1620年，当弗朗西斯·培根宣称枪支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事物状态时，他所指的不是15世纪的加农炮（cannon）。加农炮起先被用来摧毁城堡和城墙。它们是中世纪攻城设备的升级版，在私人口角中没多少用处，但在大规模冲突中具有重要意义，它们的重要性体现在防御性建筑的发展过程中。大约在1500年，意大利军事工程师开始试验意大利式要塞：这是一种多边的星形防御工事（trace italienne），墙体厚重而倾斜，它不仅能经得住敌人炮弹的轰击，而且防御者用自己的炮火可以覆盖住每一个潜在的进攻点。但在很多方面，大型火炮和意大利式要塞代表中世纪以来墙与机器对抗的延续。真正带来改变的是手持武器的出现。在1500年，较为便携的武器也是累赘的小型加农炮，以个人之力几乎举不起来，更不要说射击的速度和准确率了。一个人即便能够只身拿起并发射这样的武器，等他完成上膛、瞄准、点火等动作，敌人早把他干掉了。因此落后的技术几乎制约了它本该拥有的优势。负担一队弓弩手比负担一队装备了早期火绳枪的枪手更便宜、更易操练、更易转移，弩箭还更精准。英国的长弓有很大的优势，火绳枪在生产、射击速度或便携性上都不能与之相比。在1500年，如果100个枪手与100个弓箭手对决，结果应是毫无悬念的。在第一轮任意射击后，火绳枪手只能干掉少量的弓箭手，而剩下的火绳枪手会被弓箭手在第二轮攻击中射杀殆尽。16世纪见证了这一失衡状况的逆转。如果同样的力量对比相遇在1600年，其结果必将是弓箭手大败而逃。

让火绳枪手获得优势的是几次技术革新。为特定口径枪支制造的标准化子弹的引入，大规模降低了铸造成本，并且士兵也可以通用。转轮点火装置的发明和使用尽管昂贵，却保证了手枪和长筒枪的有效射击，而不用再使用不易燃的长火绳。1584年，奥伦治亲王（Prince of Orange）威廉成为被手枪暗杀的第一个国家首脑。到这个世纪末，冲突中的西班牙和荷兰，双方超过一半的军队都配备了便于携带的长筒枪。[6]16世纪初，控制欧洲陆地作战的瑞士雇佣兵经历了一系列失败，其中以帕维亚一役（1525年）最为惨烈，此后便越来越多地改用滑膛枪作战了。另一个表明火器日益重要的情况是全副铠甲装备从战场上消失了：胸甲、背甲和头盔现在成了大部分欧洲士兵的作战行头。一套沉重的铠甲因其重量而抵消了其战场价值，因为它们阻碍了行动，妨碍了视力和视线。这也意味着可以轻易识别出身着昂贵铠甲的贵族将领，并将他们击毙。如果在近距离的话，从长枪射出来的子弹能穿过哪怕是最好的盔甲。

一些历史学家曾讨论过1560到1660年的“军事革命”。他们认为这个世纪引入了税收制度和议会代表制度，这对大规模地以火器装备步兵非常必要，而此举又转而稳固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7]现实中，军事技术和战略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处于变化状态，至少从8世纪早期骑士作战中马镫的发展开始就一直如此。因此，把过去的1200年描述为一个军事进化比将其视为几次间歇的革命更有意义。[8]此外，此时“军事革命”的概念起源于对瑞典和丹麦的历史研究；然而，同样的税收制度、议会代表制度和大规模使用火器步兵的组合，在200年甚至更早之前的英格兰就已经有了。[9]但是，毫无疑问的是16世纪火器的发展大大改变了贵族主导的骑士世界。

当你分别想象1500和1600年亲临战场的国王，你就可以发现变革的到来。在这两个时间点上，他的性命都非比寻常：如果国王被杀，那就是战斗失败，甚至就是战争的失败。尽管如此，在中世纪人们的心目中，国王的御驾亲征十分重要，尤其是因为御驾亲征能最直接地表明胜利是上帝的旨意。在1500年，如果国王希望减少在战场上殉命的风险，他得穿上铠甲并且远离敌人弓箭手的射程范围。即使陷入混战，弓箭手也不太可能识别出国王并从远距离刺穿他的铠甲，国王的卫士会保护国王避免敌方骑士靠得太近。但是，如果国王参加了1600年的战争，那么他就面临敌人扣动扳机从近距离射杀他的风险。即使隐藏在外围，他也有可能遭受勇敢火枪手的射击。战场在这个世纪变得越来越危险。枪支使得战场硝烟弥漫，在这个充满恐惧和困惑、令人战栗的喧嚣之地，所有秩序都被打乱。一个平民战士在不知对方是贵族或国王的情况下，就可能将其击毙。因此，火器的出现要求国王们远离战场，并把指挥任务交给职业战士。在1500年，国王亲自指挥还是一件平常事。英格兰的理查三世在1485年战死在博斯沃思（Bosworth）；路易十二和弗朗西斯一世于分别在1498年和1525年在战场上被俘；苏格兰的詹姆斯四世于1513年指挥弗洛登（Flodden）战役时死于沙场；葡萄牙的塞巴斯蒂安（Sebastian）国王1578年在摩洛哥埃尔凯比尔堡（El-Ksar El-Kebir）死去。而在1600年之后，很少有在位的君王靠近战场，哪怕是战场的最外围。随之就衍生出别的问题。一个中世纪的国王御驾亲征，如果出了问题他谁也怪罪不了，那是上帝的旨意。但如果他全权信任某个将军，那么失败不再意味着国王不能再享有神的支持：他只需怪罪将军的无能。因而，越来越多的人不认为军事失败就代表着上帝的旨意。战争更多成为一种世俗的事物。

枪支的影响遍及全社会。爱德华三世最早集中使用长弓获得了对敌人的特殊优势。然而，火器的出现完全改变了这种状况。士兵们不必为使用火绳枪或步枪而从小接受训练；他们在几周之内就可掌握此项技能。因此，规模更大、装备更好的军队再次主导了战场。人数越多越强大，这个古老的作战法则得以重新确立。在15世纪70年代，法国和西班牙的军队人数分别达到4万和2万。到16世纪90年代，法国军队的人数保持在8万，而西班牙则是20万。[10] 17世纪早期军队的人数甚至更多：荷兰有军队10万，西班牙30万，法国15万。[11]整个欧洲，各国为了各自的军事目的组建了庞大的军队，国王和亲王不得不向人民课以重税以支付武器、训练和军队的费用。为了应对侵略威胁，政府认识到它们需要一种更好的国内防御力量，而不是像以前那样看到灯塔的警报，乡间民众就拿起剑或钩镰集合起来。一队队的民兵接受训练并配上小型武器。火药库组织起来向他们提供军火。人们按照意大利要塞的式样建造起低矮宽厚的城墙，保护海港的出入口。大国有能力大量征税，保持强大的军队，可以把小国从地图上抹去。小国也不得不做好防御准备。其结果是遍及欧洲的军备竞赛。战争不再是偶发的（如果经常发生的话）事件：备战成了成千上万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政府则利用和平间歇，加强防御，为下次冲突做准备。

枪支的发展同样影响到欧洲大陆以外的地区，因为枪支使得欧洲国家可以控制世界海域，并且在16世纪的后期，进一步开拓新的疆域。在这一点上，我们有必要澄清：并不是火器使西班牙人征服了南美。对南美的征服是一连串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包括当地的预言、迷信、内战和天花等。还有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上端嵌着石头的木棒和短射程弓箭根本无法与托莱多（Toledo）的钢刃和盔甲匹敌。但是，西班牙人当然是靠着大炮来保护他们的舰船出入新世界的。来自英格兰和摩洛哥的水手则喜欢劫掠那些装载金银、防御又一般的船只。由此引发了海军装备竞赛，这一竞赛可与手持武器竞赛媲美。就海上帝国而言，葡萄牙对火器的依赖更甚于西班牙。正如16世纪的葡萄牙作家迪奥戈·多科托（Diogo do Couto）所指出的，在印度洋和远东，他的同胞们需要和跟自己装备一样精良的敌人抗衡。[12]无论他们在何处修建一个贸易点或“工厂”，他们必须用要塞、大炮和小型武器进行防卫。正是以这种方式，在1500年尚未控制世界任何水域的欧洲国家，到1600年已成了海上世界的霸主。从此以后，欧洲国家虽然内部在分化，却控制了世界的长途国际贸易。凭借海上火器，他们将继续控制海洋，直到20世纪。

民间暴力的减少

你可能会想手枪的发展将导致谋杀率的增长，事实上，正好相反。在中世纪，暴力一直是地方顽疾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谋杀率通常保持在每10万人中约有40—50个受害者，有时可能还要高。在14世纪40年代的牛津大学城，曾达到每10万人中有110个受害者，这与道奇城（Dodge City）的谋杀率相差无几，道奇城是美国荒蛮西部枪械泛滥期间最危险的城市之一。[13]暴力通常完全无规律可循。在酒吧为女人打架、因各执己见而打架是司空见惯的事。就这一问题做过专门研究的历史学家曼努埃尔·埃斯内（Manuel Eisner）注意到，在1278年的伦敦，145起杀人案中就有2起是由下棋引发的。[14]但是，到了15世纪，谋杀案数量开始减少，到了16世纪数量突然减少了一半。从图6.1可见，谋杀平均率显著而持续地减少，从1500到1900年，每100年减少50%。

图6.1　谋杀率（每10万人）[15]

命案数量的减少引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是什么使得整个欧洲停止相互杀戮？传统上有两种解释。第一种来自德国社会历史学家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在其著作《文明的进程》（The Civilising Process, 1939年）中推断随着新的社会规则的产生和对礼节的重视，人们的野蛮行为在早期现代化过程中受到驯服。贵族间的暴力行为曾经比普通人之间的暴力更为寻常。现在贵族间的暴力需要通过决斗和类似的行为规范得到解决，这样才能够体现出“绅士”风度。日益崛起的市民阶级不断得到教化，他们厌恶暴力，向往宗教生活，教堂通过宣扬道德来控制劳工阶层。逐渐地，大家就都接受了同样的文明行为模式。第二个传统答案很简单，政府在惩罚罪犯方面更加有效，通过绞刑架的威慑，暴力犯罪被遏制了。

几年以前，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2011年）中也解释了这个问题。他主要采用了“文明进程”理论。他认为，暴力的减少是由两个根本原因促成的：一是“经济革命”，即人们通过互相贸易获得利益，二是国家权力的不断增长。[16]就经济革命而论，他说：“如果你与他人贸易时获利，你会忽然觉得，贸易伙伴活着比死了对你更有价值。”[17]平克的书提出很多有趣的观点，但是仔细推敲，他关于现代早期暴力减少的解释还是有些瑕疵。他所说的那种“经济革命”早在13世纪就已经发生了。事实上，在16世纪和17世纪，谋杀案在英格兰和德国锐减时，这两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是停滞或下降的。在英格兰，与人口相关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减少了6%，而在德国则下降了三分之一。[18]工人阶层对英国经济的萧条感受最明显，他们的收入事实上减少了近一半。[19]在16世纪和17世纪，经济和私人暴力减少之间没有根本联系。

平克还强调了另一个传统解释，即国家权力的增强。对此，他没有简单地将其解释为国家更多地使用了绞刑，他的观点是：更强大、权力更集中的政府阻止了贵族和骑士的械斗，并开启了文明进程。如他所说，“一个人通往财富的门票不再是成为这个地区最厉害的骑士，而是前往国王宫廷进行朝拜，屈从于国王和朝臣”。[20]但是，几个世纪以来贵族们一直在谄媚国王，同时贵族在庄园里也一直在恐吓农民。因此，谄媚国王并不意味着暴力的终结。而且，如上图所示，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已是宫廷礼仪之邦，但这段时期谋杀率却在增加。平克指出国家权力的加强是暴力减少的原因之一，这是正确的，但是他所描述的那种国家干预的机制则完全是错误的。为了了解事情的真相，我们需要超越传统解释，追问人们是如何和为什么要信奉国家的权力。

假设一下你有一个不错的果园，果树上长着最好的苹果，很多邻居经常偷你的苹果。过了一段时间，你实在忍无可忍，抓住偷果贼时就用棍子教训他们。大部分贼从此住手，但是还有一些贼继续行窃，因此你设伏等待，再逮到的时候就用砖头拍他的脑袋。那些贼听说之后，便不再偷了，害怕撞上你和你的砖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暴力是什么呢？当你忍耐的时候，只有犯罪没有暴力。当你采取有限行动对付小偷时，既有犯罪也有暴力。很明显，砖头的威胁标志着犯罪和暴力的终止。按照平克的观点，我们应该把砖头的威胁归为非暴力，因为没有人受到伤害。但是，如果没有暴力的威胁，小偷们还会回来。暴力还是存在的，只是隐蔽了起来。16世纪发生的事情多少就是如此，暴力事件少了，而更多的暴力处于隐蔽状态。

平克没有考虑隐蔽的暴力。他的观点是，各种形式的暴力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减少。在近几年中，这种观点支持者颇多。最近一篇评论文章指出：“不少学者同时独立地得出结论，（普遍而言）战争和暴力在最近……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上逐渐减少了。”[21]如果暴力仅仅是被定义为现实中发生的那种，并且与其他各种形式的暴力分离开来，那么这种观点是可以成立的。但是，正如苹果园故事所揭示的，把暴力仅仅看作是现实中发生的那种，那只是看到了事情的一半。如果我们希望了解当人们不再彼此攻击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就需要考虑暴力的各种形式。

在隐蔽状态中，暴力可以从一种载体转向另一种载体，例如从一个被侵犯的受害者身上转入一个法律体系之中。怎样可以阻止暴力实施者采取暴力行为呢？我们可以这样考虑，那就是受害者或许会求助更强大的实体实施报复，比如向国家求助，这就会导致更为严厉的报复。如果国家不承担这样的任务，潜在的恶人就会无所畏惧；他可以想多暴力就多暴力，正如我们看到的原始社会那样，暴力一直处在高水平。再看看黑死病时的佛罗伦萨，秩序和法律已经荡然无存，歹徒肆意抢劫强奸，却免于受惩罚。如果国家愿意承担行使暴力的责任，它就能够打垮施暴者，包括有钱有势的人。这就是为什么贵族逐渐停止了恐吓和虐待他们的佃农：与平克所言相反，这与贵族谄媚宫廷无关。真实的情况是贵族们越来越害怕一旦违法，他们将会被国家惩罚。这种情况也适用于社会中其他的阶层。当人们看到国家准备惩处施暴者，他们会在施暴之前多多思量。

因此，什么使得国家愿意在16世纪采取行动？与传统的解释不同，国家并没有绞死更多施暴者的意愿。从12世纪起，就有大量的罪犯因为偷窃和其他重罪被绞死。其实，这种改变来自我们之前讨论过的一个现象：识字率的提高。书写改进了集权国家与其地方官员之间的沟通。正如我们所知，此时产生了大量档案文件。最重要的是，地方当局为所有个人都建立了档案。在这个世纪的几十年中，越来越多的受害人相信政府将承担起维护法律和秩序的责任。受害人原来或许认为拔剑出鞘是荣誉所系，但是现在会想“我不愿以生命的代价来复仇，我要叫警察，通过法律寻求正义”。此处有三个原因让他选择不亲自动手复仇：第一，他逐渐信任司法系统，因为司法系统正变得更加有效；第二，他知道司法系统比他自己更强大，实施“报复”的装备也更好；第三，他担心，如果杀死最初的仇家，自己也会触犯法律或引发家族间的仇杀。同时，司法系统不断提高的效率对罪犯形成了威慑，使得罪犯被捕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伺机敲竹杠者现在认识到：“如果我被逮住，向我实施报复的不是那个可怜的受害人，而是国家。”因此，社会中更好的交流沟通和更为有效的司法系统同时遏制了受害者寻求复仇的冲动和潜在罪犯杀戮的念头。

如果说这就是私人暴力减少的根本原因，那就将问题简单化了。与此并行的一个因素是个人主义的滋生，个人主义的提升构成了“文明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种逐渐增强的自我感在16世纪下半叶呈现出成长趋势。人们开始写日记，在日记中表达他们的内心生活。人们对自我意识和对痛苦的感受的增加，也促使他们意识到他人的痛苦：我们在莎士比亚和其他16世纪晚期的作品中可以发现很多相同的情感，这种情感出现的频率远远超过中世纪他们前辈的作品。与此同时，个人主义和自我意识正缓慢地改变社会中自尊的本质。试想一下1340年牛津居高不下的谋杀数字，部分原因是，如在道奇城一样，存在着大量的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他们佩带着利刃，受到朋友的煽动和怂恿。到了1577年，佩刀的习俗还在流行。威廉·哈里森曾在《英格兰实录》中提到的，在伦敦几乎每一个年轻人都热衷于佩带匕首。不过，哈里森对这种现象非常反感。遇到冤屈时，人们期待品行良好的男人诉诸法律。伊丽莎白早期的英格兰清教氛围浓重，在宗教的习染下，人们反对暴力。这无疑进一步打击了那些佩带匕首在城里逛游的年轻人的信心。为了尊严，一个人曾经可以亲自复仇，而现在良好的教养使人们以这种暴力为耻。

最后我们还需注意，国家一如既往地继续致力于直接减少私人间暴力，通过公共事业解决这一问题，包括利用战争。中世纪的国王曾致力于引导臣民将暴力倾向对外宣泄，如十字军东征或与邻国交战，以此化解王国内部矛盾。同样的情形在现代依然可见：20世纪中期，美国在“二战”期间国内的命案明显降低。[22]因此，政府给年轻人一个社会认可的崇高目标，以此消耗他们的破坏性能量，降低了谋杀率。因此这个世纪既经历了手枪和大规模武器的出现，也目睹了个人暴力的减少，这并非完全是悖论。国家在实践一种文明使命，用公共事业解决个人暴力问题。

欧洲帝国的建立

哥伦布第一次航行后的几十年间，欧洲的探险者们圈定了数量惊人的土地。根据《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西班牙和葡萄牙瓜分了新发现的世界，两个国家为了各自的领土最大化费尽了力气。1502年哥伦布的第四次航海探索发现了美洲东海岸。1502年和1504年，佛罗伦萨的银行家阿梅里戈·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和贡萨洛·科埃略（Gonçalo Coelho）代表葡萄牙两次前往巴西探险，他们沿着海岸线航行，远至里约热内卢。瓦斯科·努涅斯·德巴尔博厄（Vasco Nuñez de Balboa）横跨了中美洲，于1513年发现了太平洋。同时，葡萄牙人继续他们在东部的探险，于1507年到达毛里求斯，1511年到达马六甲，1513年到达中国。西班牙人为了不在全球竞争中失去自己的份额，1519年派遣了一位葡萄牙船长费迪南德·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与270人分乘五艘船寻找到达中国的西行线路。这些人到达了南美的南端，他们绕过南端，穿越太平洋，到达了菲律宾。麦哲伦和大部分船员死在航行途中，剩下18个人在胡安·塞巴斯蒂安·埃尔卡诺（Juan Sebastian Elcanó）的率领下，乘坐一条危船于1522年回到西班牙。他们完成了环绕世界的航行。仅30年的时间，欧洲的水手们就从对大西洋那边一无所知，到对环球航行习以为常。

地理发现的速度没有放缓。的确，一个发现接着另一个发现。在埃尔卡诺回到西班牙之前，埃尔南多·科尔特斯（Hernando Cortes）摧毁了阿兹特克帝国，不久印加帝国也接踵衰败。布宜诺斯艾利斯作为西班牙人的定居点在1536年建成。西班牙的历史学家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德戈马拉（Francisco López de Gómara）在1522年宣称“所有的地方都被走过，所有的知识都被了解”。[23]到1570年，当亚伯拉罕·奥特柳斯编辑出第一部现代地图集时，其中已经可以看到南美和北美的轮廓。地图集中反映了南美大陆内陆的许多细节，以及北美的东海岸。在地图集中，欧洲、亚洲和非洲看上去跟我们现在所知的非常相像。澳大利亚和南极洲是仅剩的未被发现的大块陆地。但是，奥特柳斯的地图确实涵盖了“澳洲”大陆—这是基于火地岛位于南极大陆最北端的假设。但是不久，1606年真正的澳大利亚被亲眼所见。因此，16世纪毫无疑问是欧洲对新世界发现最多的一个世纪。

在西方，地理大发现带给人们生活的改变是巨大的。首先，它极大地扩展了基督教世界的地理边界。在此之前，基督教世界有相对鲜明的地理边界。越过某些地点，天主教会就无法发挥任何影响，在这些地方旅行者不得不接受当地统治者的规则，这些统治者与基督教统治者不同，他们既不效忠基督教义也不承担相应的义务。首次穿越大西洋发生在1500年，但是把新发现的土地归入基督教世界版图却又花了几十年的时间。事实上，到了1600年，拉丁美洲已经落入欧洲的控制之中。拉美大陆设有欧洲的总督，使用欧洲语言进行治理，并且把黄金和有价值的东西直接运回欧洲。在非洲和远东，尽管领土主权依然掌握在当地统治者手中，葡萄牙人却可以与许多不同的国家展开贸易。西班牙人也建立了一个国际贸易帝国，把白银从拉丁美洲直接运到中国，途中经过1571年发现的菲律宾马尼拉。虽然威尼斯曾经吸引了全世界的人不远万里来到他们的市场，而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却把市场开设到了全世界。

随之而来的社会和经济的变化不仅只影响到了西班牙和葡萄牙。有史以来第一次，欧洲经历了长期的通货膨胀，因为大量的黄金和白银从拉美流入西班牙财政部的金库，再由此汇入欧洲的经济中。象征财富的埃尔多拉多黄金国（el dorado）只是个传说，在现实中西班牙人1545年发现的波托西（Potosi）银矿却真能与之媲美。显然，这样的故事和发现激励着更多的探险者和征服者去寻求财富。英格兰的探险家们紧紧追随着西班牙同行的脚步。普利茅斯的约翰·霍金斯（John Hawkins）曾领导过三次贩卖黑奴的三角贸易探险，他在非洲强买或捕获黑奴，再卖给海地岛上的西班牙人，得到黄金和白银后，才返回英格兰。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参加过霍金斯的第三次贸易探险，在1577—1580年间指挥了第二次环球航行，而托马斯·卡文迪什（Thomas Cavendish）在1585—1588年间领导了第三次环球航行，这两人回来时都带着大量的财富。但他们只是大量财富追求者中少数的成功者，这些人中既有半官方的巡掠船员，也有彻头彻尾的强盗和冷酷的海盗。到这个世纪末，由葡萄牙、西班牙和英格兰组成的掠夺世界资源的列强中又加入了法国和荷兰。

冒险家们带回的不只是黄金和白银，还带回了在探险地区发现的动植物标本。火鸡、土豆、胡椒、西红柿、玉米和可可豆或许是其中最普通的新食材，此外还有调味品如香草、多香果和辣椒。从此，欧洲出现了橡胶和棉花。此外，以前极其难得甚至不可能得到的染料，如巴西苏木和胭脂虫现在也有了。烟草的引入给以前不抽烟的欧洲人提供了一个消费自然作物的新方法。在中世纪，香料从东方运到欧洲成本极高。现在大量的丁香、肉桂、胡椒、肉豆蔻和食糖通过大量海运，价格大幅度下降。来自东方的产品如丝绸、椰子和茄子，情况也是如此。1577年，威廉·哈里森曾惊叹：“每天都有这么多奇异的草药、植物和水果从印度群岛、美洲、斯里兰卡、加那利群岛和世界各地运到我们面前。”国王、贵族和富商把搜集来的各种域外物品陈列在自家室内以取悦宾客。这些陈列中有美洲本土的独木舟、印第安匕首、中国陶瓷和阿拉伯乐器。商人还把不同种族的人带到欧洲。来自美洲的土著人主要是为了满足欧洲人的猎奇心理。那些来自非洲亚撒哈拉地区的则被卖作奴隶。葡萄牙是最早从事奴隶贸易的国家，英格兰和西班牙后来也加入进来。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本人在16世纪50年代曾赞助过约翰·霍金斯爵士的奴隶贸易远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11世纪曾被“征服者”威廉公爵视为野蛮并禁止的奴隶贸易，在16世纪却得到了皇家继承人的支持。

小结

16世纪改变了你的食品和吃到它们的时间。16世纪也改变了你可以读什么。这个世纪见证了大量的人口从乡村来到城镇。在北欧，一系列舒适的新设施被引入家庭生活。这个世纪的谋杀命案也大大减少。这个世纪把人类最深切关注的事物带到眼前：人体内部是什么样子；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如何；世界是如何远远大于原先的想象的；为了拯救你的灵魂你应该做些什么。那么16世纪最重要的变化是什么呢？事实上，此处有两个特别有力的候选项，一是欧洲向识字社会的转变，二是欧洲向世界的扩张。而要确定这两者中哪一个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西方国家变化中更有意义则几乎是不可能的。而这一困境本身也说明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惊叹的世纪。

对比一下，看看莫顿汉普斯特德这里发生了什么，我们发现前面提到的各种变化在这里无处不在。教区文件档案制度显然建立起来了，跟莫顿和其居民有关的档案保存在埃克塞特和伦敦。第一批印刷书籍来到莫顿很可能是在16世纪。火器也是此时第一次出现在这里。地方民兵制度全部改组，1569年的花名册显示当地人都装备有长枪。至于宗教，亨利八世把英格兰从罗马天主教会分裂出来时，恐惧一度弥漫了整个社会，并由此引发了1549年的祈祷书叛乱。该叛乱发难于距莫顿14英里的桑普福德考特尼（Sampford Courtenay），经过一系列的战斗，叛乱结束时有超过5000人丧失了性命。德文是拥有两个海岸的郡。很多德文郡人在德文籍船长约翰·霍金斯、弗朗西斯·德雷克和理查·格伦维尔（Richard Grenville）的率领下远航非洲和新世界，回来时带着异域的动植物，也带回来一些黑人奴隶做富家的听差和用人。在居室的方面，英格兰的这一地区开始使用烟囱和玻璃窗。在我住的房子里，斯托宁顿（Stonington）家族在客厅里修建了一个结实的壁炉，烟囱在屋外，借此向邻居炫耀。窗户上的直棂，曾经可能用的是含铅玻璃，这同样证明了他们享受过舒适的生活。

除了这些东西，最重要的应当是大家认识到社会正在改变。以前的几百年间，人们知道战争、饥馑、瘟疫和灾难只是暂时改变了他们的境遇：这些事件总是来而复返。但是在16世纪末，人们看到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再也不会重蹈此前的老路了。新大陆已经发现，人们再也无法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每年都有新书和新发现引起大家的关注。在北欧，被毁弃的修道院满目疮痍，人们知道修道院式的生活方式已经过去了。他们看到荒废的城堡在炮弹的攻击下显得不堪一击。于是，人们也理解骑士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城市和乡村开始出版它们自己的历史，人们意识到命运的阴晴圆缺。的确，历史书写开始起步，史学家们使用了更广泛的资料，拼接起可以理性分析的过去，而不只是从旧编年史中逐字摘抄片段。其实，并不只是16世纪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而是这个时代的人们第一次意识到这些变化正在发生。这种意识是中世纪人和现代人意识的另一个重要区别。

变化的主要推动者

16世纪充斥着世家大族的名字。这个世纪产生了世界名画，莱奥纳多·达·芬奇于1503年创作了《蒙娜丽莎》；第二年，米开朗基罗的《大卫》这尊或许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雕像也出现了。我们还遇见过麦哲伦、科尔特斯、哥白尼、伊拉斯谟、布拉赫、培根和维萨里。这个时代同样也属于诺查丹玛斯（Nostradamus）、马基雅维里和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伽利略和莎士比亚都诞生于1564年，因此他们生命的前36年在这个世纪度过。虽然以上提到的五个巨大变化中的四个不能归因为某一个人，然而有一个却可以：教会的分裂与马丁·路德是紧紧捆绑在一起的。而且，路德不仅发起了宗教改革，他还以自己的布道、赞美诗、翻译作品、神学著作和书信指导着宗教的改革。他是第一批结婚成家的神父之一，他的个人生活对改革也有影响。路德不是唯一的新教改革者，但是如果少了他，其他神学门派的表述是否足够清晰，足够强大，足够包纳以至影响相当数量的人口，我们就不得而知了。至于那些表述是否有足够的技巧赢得众多世俗领袖，就更值得怀疑了。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路德的立场在1517年引发了过去1000多年中最为激烈的宗教震荡。正是出于这个原因，16世纪各种变化中最主要的执行者这个名号，当数马丁·路德。

[1] 　Asa Briggs and Peter Burke,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Media（2005）, p. 13.

[2] 　Asa Briggs and Peter Burke,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Media（2005），第15页。

[3] 　Roy Porter, The Greatest Benef i t to Mankind（1997）, p. 132.

[4] 　W. B. Stephens, ‘Literacy in England, Scotland and Wales 1500—1900’,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30, 4（1990）, pp. 545—571, at p.555.

[5] 　英格兰其他的例子包括赫里福德（Hereford）和林肯的主教，他们曾积极抵制爱德华二世；约翰·斯特拉特福德（John Stratford），坎特伯雷大主教，他曾试图抵制爱德华三世；托马斯·阿伦德尔（Thomas Arundel），坎特伯雷大主教，他曾反对理查二世；理查德·思克罗普（Richard Scrope），约克大主教，他反对亨利四世的统治；蒲福主教（Cardinal Beaufort）则曾试图逼亨利四世退位。

[6] 　William P. Guthrie, The Later Thirty Years War（2003）, p. 16; Geoffrey Parker,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1560—1660 — a Myth?’,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8, 2（1976）, pp. 195—214, at p. 199.

[7] 　迈克尔·罗伯茨（Michael Roberts）开启了这一话题的讨论，见The Military Revolution 1560—1660（Belfast, 1956）。

[8] 　关于迈克尔·罗伯茨引发的这场争论，见Lynn White Jr, 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OUP paperback edn, 1964）, pp. 1—39, esp. p. 24。

[9] 　此外，日本的例子说明至少在那个世纪，野心勃勃且实力雄厚的政府产生了对火器的需求，而非相反。参见Stephen Morillo, ‘Guns and Governmen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urope and Japan’,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6, 1（1995）, pp. 75—106。

[10] 　Parker, ‘Military Revolution’, p. 206.

[11] 　Geoffrey Parker, Global Crisis: War, Climate Change and Catastroph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2013）, p. 32.

[12] 　C. R. Boxer, The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1969）, p. 49.

[13] 　在大学城每10万人中有110个成人死于谋杀，与道奇城每10万人有165个成人死于谋杀相差无几。道奇城数据见Carl I. Hammer Jr, ‘Patterns of Homicide in a Medieval University Town: Fourteenth-century Oxford’, Past & Present, 78（1978）, pp. 3—23, at pp. 11—12; Randolph Roth, ‘Homicide Rates in the American West’, http://cjrc.osu.edu/ homicide-rates-american-west-randolph-roth。2014年1月20日下载。

[14] 　Manuel Eisner, ‘Long-term Historical Trends in Violent Crime’, Crime and Justice, 30（2003）, pp. 83—142, at p. 84.

[15] 　这张图的数据来源于：Eisner, ‘Long-term Historical Trends’。14世纪和16世纪英格兰的数据是1400年及1600年的均值，17世纪意大利的数据是1650年和1750年的均值。

[16] 　Steven Pinker, 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2011）, pp. 77—97.

[17] 　Steven Pinker, 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2011），第91—92页。

[18] 　Stephen Broadberry, Bruce Campbell, Alexander Klein, Mark Overton and Bas van Leeuwen,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270—1870（2011）.详细数据见本书“结论”部分“个人提升”一节的人均GDP表，出处一致。

[19] 　B. R. Mitchell,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1988, paperback edn, 2011）, pp. 166—169.

[20] 　Pinker, Better Angels, p. 89.

[21] 　Azar Gat, ‘Is War Declining-and Why?’,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50, 2（2012）, pp. 149—157, at p. 149.

[22] 　Eisner, ‘Long-term Historical Trends’, p. 107，引自Randolph Roth, ‘Homicid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1549—1800: The Need for a Quantitative Synthesis’, Crime, History and Society, 5, 2（2001）, pp. 33—68.

[23] 　引自Henry Kamen, The Iron Century: Social Change in Europe 1550—1660（1971）, p. 6。

第七章 1601—1700 17世纪

17世纪在我们面前是一个巨大的悖论。一方面，由于黑死病，生存成为最困难的事情。饥荒让百万人毙命。许多国家因内乱生灵涂炭。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德国的许多地方死亡率超过50%。法国在1648—1653年的投石党运动（Fronde）中损失了近100万民众。英格兰在1643—1651年的内战中几乎被撕裂。很多国家陷于或陆地或海洋上的激烈纷争。然而，尽管有种种冲突和破坏，大部分欧洲国家回望17世纪时，仍将其视为“黄金时代”。西班牙的黄金时代据说从1492年收复失地运动结束时开始，一直延伸到1648年三十年战争的结束。在英格兰，击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1588年）到莎士比亚去世（1616年）的这段时间被描绘为“黄金时代”。荷兰的黄金时代和法国的黄金时代大致与17世纪吻合。所有这些国家都目睹了艺术和文学的最高成就。法国拥有凡尔赛宫、普桑（Poussin）和克劳德·洛兰（Claude Lorrain）的艺术、莫里哀的戏剧。西班牙可以吹嘘委拉斯开兹（Velázquez）、牟利罗（Murillo）、埃尔·格列柯（El Greco）的艺术，塞万提斯、维加（Vega）的文学作品。在荷兰，我们可以找到伦勃朗、弗兰斯·哈尔斯（Frans Hals）、维梅尔（Vermeer）和一系列的风俗画画家。在罗马，巴洛克艺术达到了鼎盛期，卡拉瓦乔（Caravaggio）画出他的明暗对照画的杰作。全球危机和文化繁荣这种不太可能的组合将《第三个人》（The Third Man）中的著名台词带入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的脑海中：“在意大利，有30年是在博尔吉亚（Borgia）的掌控之下，人们经历了战争、恐惧、谋杀和流血，但是人们当中也出现了米开朗基罗、莱奥纳多·达·芬奇和文艺复兴。在瑞士，人们能享受手足之情，拥有500年的民主与和平—但是他们产出了什么吗？布谷鸟钟而已。”瑞士人陶醉了500年民主与和平的想法与真相相距甚远，而威尔斯所指的战争与文化繁荣携手共进确实适用于17世纪。

如果我们思考一下这个困难产生的背景，或许能够开始理解这个悖论。有钱人本应该住在带烟囱、玻璃窗和舒适家具的房子里，他们本应比营养不良的先祖吃得更好，但是在17世纪末期的巴黎，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只有23岁。如果你是日内瓦一个资产阶级市民的儿子，你有望活到30岁，女儿或许能活到35岁。在英格兰，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一直稳定在30岁，在24.7—35.3岁之间波动，数字的高低分别对应丰年（1658年）和凶年（1605年）。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比前一个世纪要低很多，这个数字在前一个世纪有时能超过40岁，很少低于30岁。[1]

此番惨境背后的一个根本因素是气候变化。在过去的40年间，历史学家把17世纪称为“小冰川时代”，但在最近，气候的全面影响才被认识到。正如我们在12世纪所看到的，平均温度下降0.5℃意味着第一次霜降将比平时早十天，最后一次霜降将比平时晚十天，有的收成会因此全遭毁灭。[2]即使温度只是略微降低，连续歉收的风险也会迅速增加，特别是在高海拔地区。此外，暴雨对庄稼的破坏可导致减产三分之一甚至一半。如我们在14世纪的那一章里所看到的，对一个农夫来说，并非完全的绝收才会让他无可交易，只要产出和投入比是3 ∶ 1而不是5 ∶ 1就会让他一无所剩。减产究竟是因为耕种过度导致土地缺氮，或刚经历了一个又冷又湿的夏天，二者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如果农夫70%的谷物要养家和养牲畜，另外留出部分为明年做种，那么一年减产30%就会让他剩不下任何东西拿去卖。这只是一系列反应的开始。那些住得离市场最近的人们欠缺谷物。面包价格上涨，因为物以稀为贵。如果人们花更多的钱在食物上，那么在非必需品上花的钱就会变少，比如家具、工具和小件饰物。对这类商品的需求降低，价格就会降低，生产这些商品的匠人赚的钱就变少，而他们仍需要花更多的钱在食物上。最后，在食物链底层的人就变得越来越羸弱，继而生病死亡。这就是收成减半的后果。而连续的歉收能导致上千人死亡，包括农夫和他们的家人，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种或吃。即使没有严重的霜冻，夏季平均温度降低2℃就会导致减产30%—50%，如17世纪40年代在北欧所发生的那样。[3]

恶劣天气的后果是极为可怕的。一位法国评论员在1637年宣称：“后人不会相信：人们靠花园里和地里的植物为生；他们甚至找寻死亡动物的尸体。很多人倒在路上……最后，就是人吃人。”不幸的是，这个作者错了：后人当然会相信这种事。1651年一个在圣昆廷（Saint Quentin）的观察家写道：“居民无法救治450个病人，其中200个被带出城外，我们看到那些被放在路边的人一个个死去……”其后十年，另一个法国人说：“狼的猎物成了基督徒的食物，当人们发现马、驴和其他死了的动物，他们会吃掉腐烂的肉。”[4]法国在1692年经历了特别严酷的冬天，紧随其后的是1693—1694年的大饥荒，导致2200万总人口中130万人死亡。1695—1696年的冬天，冻死了10%的挪威人和15%的苏格兰人；芬兰三分之一的人口和瑞典十分之一的人口在1696—1697年的饥荒中饿死。

比食物短缺更严重的是，人们必须与变异着的疾病种类做斗争。欧洲较大的城市曾经爆发过几次灾难性的鼠疫：1629年的米兰，1630年的威尼斯，1647年的塞维利亚，1654年的奥斯陆，1656年的那不勒斯和热那亚，1679年的维也纳。伦敦分别在1603、1625和1665年经历了一连串的鼠疫大爆发，阿姆斯特丹在1624、1636、1655和1663—1664年也是一样。天花—曾经被认为是孩子得的病—从1630年起变成一种非常可怕的病，成为孩子和成人致命的第二大疾病。饥饿和疾病二者都影响面广，死亡成为人们生活中更重要的一部分，它夺走年幼的兄弟姐妹、父母和孩子，还有那些虔诚的基督徒的生命。

饥荒和疾疫的背景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这个世纪的悖论和与它同时出现的“黄金时代”。人们受了很多苦，但后来记住这个时代的并不是受苦本身，而是人们为了摆脱它而付出的努力。实际上，人们什么都愿意做。那些不能靠土地谋生、养活饥饿家人的农民离开了土地搬到城市去了，这土地世世代代养活了他们的先祖。大约每年有6000人来到伦敦。大规模的迁移在进行中，到了1700年，美洲殖民地的人口超过了25万。苏格兰五分之一的成年男性离开了家乡，他们中的很多人去了波兰。他们可以去任何地方，找寻更好的生活。大约有25万的葡萄牙人离开故土，去葡萄牙帝国的其他地方寻求财富。[5]对很多法国人和西班牙人而言，战争就是他们的朋友。17世纪90年代，路易十四的军队中有25万男子不到5英尺7英寸高，他们的身高在童年时就被限制了。但是，因为他们能够摧毁莱茵兰的所有城镇，所以他们不愿意回到巴黎，忍受那里长期的食物匮乏。[6]至于荷兰，他们的“黄金时代”不仅归于对西班牙“八十年战争”的胜利，更归于他们帝国的富庶。

这些国家极端的财富差距同样促进了文化上的成就，引起所有人之间的竞争—从商人、建筑家，到作家和音乐家，因此留下了一笔笔辉煌的遗产。身处这个时代的艺术家，围绕其身边的既有饥饿空洞的双眼，也有新兴资产阶级刻板的微笑，对于前者他们怎能不悲悯，而对于后者又怎能不轻蔑。他们传给后代的正是这个时期一种巨大而强烈的生命力。在一个人人为生存而挣扎、为事业进步而奋斗的时代，人们将大能力大智慧发挥到了极致。这正可以重述17世纪英国诗人安德烈·马弗尔（Andrew Marvell）的著名诗句：人们知道自己没有“足够的空间和时间”。因此，他们需要抓住出现的每个机会，进行创新和实验，以便拯救自己。

科学革命

16世纪，学者们开始认识到他们读过的令人敬仰的古代先贤的作品并不总是正确的。盖伦的解剖学和真实人体的差异前面已经提到过，我还提到过古代地理学家的地理空白。这两门学科都必须通过长期的实验来探索古代知识的局限。那些洲际航海家们推动了科学发现，因为他们需要更多复杂的数学方法来在海上定位，确定方向和速度。他们的探险从新世界带来了未知的植物，使植物学家能对世界植物体系做出新的研究。这些发现也提出了新的科学问题。一些真正对事物本质感兴趣的人与那些热衷引述古代权威的做法相反，开始采用此后不久就被确认为科学的方法：先提出一个研究问题，并确定一套数据系统，在这个系统内通过推进假设，解答问题；然后再检验该假设，如果原来的假设被证明不够充分，就将之舍弃，换一个新的。这一套研究方法是由英格兰的弗朗西斯·培根于1620年在他的《新工具》（Novum Organon）中提炼出来的，但在培根时代，这个方法已经被整个欧洲的自然哲学家广泛应用。历史学家通常把这个转变称之为科学革命。

在可观测的所有现象中能让人们重新思考的莫过于星球，它最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并使人们运用新的方法来研究。第谷·布拉赫有一个著名的观测，他观测到1572年“新星”或超新星没有进入地球的大气层。后来人们发现这是一个新的、可移动的天空的一部分。这个看法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直接矛盾，亚里士多德认为恒星环绕着地球和行星组成一个晶体结构。布拉赫建立了一个新的实验室，把能绘出的所有星球都画在图表上以说明天空的样子。在他1601年去世之前不久，年轻的德国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约翰内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也加入了他的实验室，开普勒自己在1604年观测到一颗“新星”。运用第谷的数据，开普勒列出了著名的行星运动的两条定律，并将其发表在《新天文学》（Astronomia Nova, 1609年）上。这些是被科学检验过的理论：根据火星运动的数据，开普勒创立了火星的椭圆轨道理论；该理论继而给他提供了预测火星未来运动的方法。曾几何时，行星的运动是与奇迹和信仰相关的东西，现在它成为科学知识和可以被理解的事物。

当开普勒筹备通过出版机构出版他的手稿之时，在荷兰的小镇米德尔堡，一个镜头制造商汉斯·利伯希（Hans Lippershey）制造出了一架望远镜，可以把成像扩大三倍。1608年，他将此原理申请了专利。很快，有关他的发明的消息传到国外。第二年在英格兰，托马斯·哈里奥特（Thomas Harriot）造出的望远镜可以看到月亮的表面。在意大利，伽利略造出的望远镜可以把成像放大到33倍，被用来观测木星的四个最大的卫星。伽利略在1610年的《星际使者》（Sidereus Nuncius）中发表了他的成果。这是一个贴切的标题，因为这些望远镜就像是航船，带来了人类梦想之外的图景和知识。开普勒加入了伽利略探索木星卫星的工作，在1611年造出一个更好的望远镜，并在同一年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他把他和布拉赫对一千多个天体的测量概要发表在1627年的《鲁道夫星表》（Rudolphine Tables）上。这样其他的天文学家就可以自己观测开普勒所言是否正确：行星围绕太阳旋转。

在17世纪剩下的时间里，天文探索和实验大量涌现。在荷兰莱顿（1633年）、波兰格但斯克（1641年）、丹麦哥本哈根（1637—1642年）、法国巴黎（1667—1671年）和英格兰格林尼治（1675—1676年）都修建了天文台。在试验折射望远镜的过程中，约翰内斯·赫维留（Johannes Hevelius）认识到仪器越长，观察到的细节效果就越好。1647年，他建造了一架12英尺长的望远镜，能够把影像放大50倍。1673年，他又制造出一架150英尺长的望远镜，装在一个木质的管子里。这个新事物不是特别实用，因为它只能在室外使用，用绳子悬挂在90英尺长的杆子上，即使最微弱的风也能让其晃动，但是这个装置很好地说明了天文学家即将要探索的天文距离。对此装置做出改进需要一个天才。这个天才就是艾萨克·牛顿，他在1688年发明了反射望远镜。反射望远镜尽管只有1英尺，却能将成像放大到40倍。手中握有这样的装置，天文学家开始了对空间的进一步系统探索。他们中的许多人至今家喻户晓：热那亚的乔凡尼·卡西尼（Giovanni Cassini），他帮助建立起巴黎天文台，并且发现了土星的数颗卫星；约翰·弗拉姆斯蒂德（John Flamsteed），第一位英国王室的天文学家，他编录的星球数量是布拉赫的三倍；克里斯蒂安·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来自荷兰的博学人士，他在透镜和望远镜上的成就让他第一次正确观测到土星的光环，并测量了地球和太阳之间的距离—地球半径的2.4万倍（误差仅为2.3%）。

那又怎样？地外空间也不会影响地球上的生活。因此，这些研究究竟有没有真正的价值？事实上，在17世纪之初，许多人的确相信恒星确实影响到地球上的生活。天文学不仅是用占星术解读的迷信：一些星球被认为跟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相关联。如果你生病了，医生想要知道你的疾病开始于何时，他可能去寻找哪些行星在升起。同样，外科医生会建议你在幸运星球出现时放血。欧洲君主的王宫里有官方任命的星相学家。即便自然哲学家也很严肃地对待星相学：开普勒研究星球的初衷之一是他想对星座做出更准确的计算。因此，古代世界的观星术与天文观测的新科学发生冲突时，它的影响是巨大的。人们能看到众行星是在预定轨道上运动的天体，不是人之休咎的半魔半仙的仲裁者。他们能看到月球是一块块光秃秃的山地岩石。这样的东西怎么会影响人们的健康和福祉呢？一些人开始怀疑，是否远处的行星上也有像他们一样的人类居住。上帝的造物是否延伸到其他的世界？既然星球显然没有固定成为晶体结构，那么亚里士多德是否还搞错了别的什么呢？天堂在哪里，是像人们想的那样，在遥远星球的另一边吗？当我们能够就天文学发问“那又怎样”，这件事情本身，就标志着自1600年以来科学理解上的重大发展。

天文学还开启了其他领域的科学研究。正是对行星的兴趣，让英国医生威廉·吉尔伯特（William Gilbert）在其著作《论磁石》（De Magnete, 1600年）中提出假设：地外空间是一个真空，“电”是力，地球是含有一个铁核的巨大磁场，每日围绕着轴心旋转。在意大利，伽利略对地球的物理定律特别感兴趣，正如他对夜空一样地感兴趣。当还是一个年轻人时，他就有过对比萨教堂吊灯摇摆的著名观测。他注意到，完成一个弧形运动，即使距离减小了，摆动一个来回所用的时间也不会改变。后来他对摆动性能的研究使他设计出一个由钟摆驱动的时钟。这样一个想法，而非实物，传到克里斯蒂安·惠更斯那里就有了新发明。他在1656年制造出第一个时钟样品，比以前的任何计时器都要精准，它成为今后300年间时钟的典范。1675年，英国的自然哲学家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提出钟摆可以用来测量重力加速度，必要的实验随之进行，1671年让·里歇尔（Jean Richer）证明这一理论是正确的。惠更斯也和德国数学家和哲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一起工作，莱布尼茨设计了第一部机械计算器。与此同时，他与牛顿也分别发展出了研究微积分的数学方法。

这些人都是博学之士。他们的兴趣所在不仅是光学、物理和数学，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懂得化学、生物学和植物学。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在1675年展示了电可以在真空中传播，从而拓展了吉尔伯特关于电力的研究，他用气体做实验并用公式得出波义耳定律：气体的体积与其所受到的压强成反比。望远镜设计的进步与显微镜的发展可以相互媲美。伽利略关于显微镜的想法来自利伯希和他的同事扎哈里亚斯·扬森（Zacharias Janssen），但是伽利略研发出了一个更好的版本，他称之为“小眼睛”的显微镜。罗伯特·胡克再次在其著作《显微图片》（Mircographia, 1665年）中发表对植物“细胞”（他如此称呼它们）和果蝇的大量描述。荷兰微生物学家安东尼·范·列文虎克（Antonie van Leeuwenhoek）在微生物的探索方面超越了其他人。运用可以放大到200倍的显微镜，列文虎克发现了细菌、精子细胞、血液细胞、线虫、藻类和寄生虫。一些微细生物以前被认为是仅仅通过自我复制来繁殖，现在人们知道了，即使最小的生命形式也能进行有性繁殖。放大镜的应用使自然世界在人类的眼中变得大为不同。

所有这些科学知识方面的开拓工作在艾萨克·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hilosophiae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1687年）中达到顶峰。尽管这本书一度受到排斥，但后来却被誉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成就之一。这本书阐述了牛顿的重力理论。据说是一只苹果掉在他头上令他有了这个念头，从此结束了是什么让行星保持在它们轨道上的争论。它提供了计算重力作用的系数，因此，重力作用可以被定量研究，而不只是被定性地理解。它提供了测量行星和太阳相对密度的方法，还确认了哥白尼的日心说，并且解释了月球的运动和地球的潮汐是怎样受到太阳的影响的。此外，还有为什么彗星遵循着它们的轨道。书中也收录了牛顿的三大运动定律。伴随着他起始于17世纪70年代并最终于1704年发表成果的光学研究，牛顿的发现颠覆了亚里士多德关于自然世界的许多错误推理，还示范了一个更严谨的探索自然现象的方法的框架。

以上工作如此重要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这些发现很快在自然哲学家中间共享，因此一个人的研究可以建立在另一个人的知识的基础之上。他们不再是一些半隐居的抄写手稿的神秘主义者，那些手稿还未曝光就会悄悄地进入科学档案里。它们会出现在出版物上，而且整个欧洲都会谈论这些手稿。人们期待受教育的人了解最新的科学议题。人们期待百科全书能跟得上最新的科学成就。由小机构制作的一系列精美出版物可能成为畅销书，就像胡克的《显微图片》。当时领军的自然哲学家创立了一连串的国家性科学机构。在威尼斯，山猫学会（Accademia dei Lincei）建于1603年，伽利略是其成员之一。自然探索学院（The Academia Naturae Curiosorum），即后来的利奥波第那科学院（Leopoldina）在1652年由一群巴伐利亚的自然哲学家组建，并在1677年受到了帝国的认可。伦敦皇家协会（Royal Society of London）成立于1660年，并在1662年收到第一个皇家特许状。在法国，科学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由路易十四建于1666年。这些协会开始把有关新发现的杂志定期发行给他们的成员和其他订阅者。《自然科学会报》（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在1665年出现；利奥波第那科学院《历书》（Ephemeriden）第一次在1670年出版。很多人都有了这样的共识，那就是尚有很多领域有待人们探索和发现。很显然，人们不再认为经过几次重大突破之后，知识会达至稳定的状态。从此刻开始，科学知识将永远处于流动状态。

毫无疑问，科学的发现对当时的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起初，科学方法带有经验属性。弗朗西斯·培根不是唯一认识到经验主义终结了神学科学的人。在神学科学语境中，自然现象的原因和意义是通过《圣经》来解读的。此外，理性主义的崛起也很重要。理性主义相信知识是能够通过思维获得的一门哲学。这种思考方式最著名的倡导者是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经他演绎得出的结论“我思故我在”至今都被我们津津乐道。但是笛卡尔和后来的理性主义者，如莱布尼茨都既是科学家，也是哲学家。因此，系统阐述如何获得和确认科学知识的人们与那些做科学研究的人们之间保持着一种紧密的联系。这有助于保持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间的联系。人们自然地想通过实践检验所有通过理性获得的知识。人们偶尔会发现某个大思想家的理性主义仅仅是出自一种想象力。克里斯蒂安·惠更斯的最后一本书《被发现的天上的世界》（Cosmotheoros, 1698年）的部分内容是在讨论木星和土星的生活条件，这些行星上的居民是否住在房屋里，那里有没有水、植物、树或动物。按照他的推理，答案是肯定的。受益于此后300多年的研究，我们认为他的结论给他的理性主义罩上了疑云。但是那时候，人们完全接受有资质的学者对科学问题进行的思考，而一般民众相信他们也很正常。

以下我们将进入问题的关键。标志着重大改变的不仅是新知识，也与决定知识的权威的变化相关。中世纪，教会领袖和社区事务的决策者享有这个权威。从16世纪中期起，决定知识的权威落在了自然哲学家的手中。且想一想伽利略。1613年，他写信给托斯卡纳大公夫人，解释哥白尼的日心说理论。该信随即出版，伽利略也因此在1616年被带到罗马宗教裁判所。他被告知谈论宇宙的日心说理论是荒谬且异端的行为，地球昼夜旋转的想法是荒诞不经的。那次他只收到一个警告，并逃脱了惩罚。但在1633年他又一次因教授日心说而遭到起诉。这一次教皇乌尔班八世判处他终身监禁。然而，仅仅几十年之后，教皇对于科学问题所发表的见解就变得无足轻重了：人们期待科学著作的作者来解释什么是科学，而不再去咨询神学家了。这是真正的科学革命。1633年，对科学问题发表意见的权威尚在教会手中；而到了1670年，这个权威则完全转移到科学团体手中了。

人们经常认为权威的改变，使宗教与科学形成对立，于是二者分道扬镳，这其实是完全错误的。几乎所有取得重大科学发现的人都有着很深厚的宗教信仰：他们把他们的集体努力看作是对上帝创世本质的不断探索。弗朗西斯·培根写过一本小册子，轻蔑地攻击无神论。在《神正论》（Théodicée）中，莱布尼茨也试图调和他的基督教信仰和科学哲学主张，他说创世时上帝造出了“所有可能中最好的一个世界”。艾萨克·牛顿也是个虔诚的信徒，他花费毕生精力探寻《圣经》中的科学真理，包括世界末日的预言。这种宗教目的和科学研究的混合在17世纪是一杯醉人的鸡尾酒。宗教不应该被低估，对于那些试图通过科学实验来理解创世论的人们来说尤其如此。这些人反对迷信，他们认为迷信不仅错误而且荒谬。然而宗教和迷信并存已经好几个世纪了，现在宗教与科学共谋，联手驱除迷信，并向欧洲人灌输神的真理。

科学知识不久就开始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如在房屋的烟囱里埋猫这样的迷信行为中止了。人们不再使用掺杂有动物尸体粉末或粪便的药物，而是寻找那些有良好疗效的药物。最有意思的是，他们不再相信巫术。16世纪，英格兰和威尔士绞死了几十个巫师，还有上百个巫师在其他地方被烧死。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以及后来的美国，巫术被视为是世俗的罪行，而非异端。世俗罪适用于绞刑，异端罪则要被烧死。17世纪，处死巫师的数量达到上千人，然而，17世纪20年代，一系列特别严重的巫师迫害案却发生在德国。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班伯格（Bamberg）身为主教的诸侯建造了一个巫师审判室，被囚禁的人遭受到持续的折磨，直至他们供认实行了巫术行为，并影响了他人。然后受害者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如果他们把所有的财产献给这位身为主教的诸侯，则可被斩首。在整个欧洲，成千上万的巫师被残酷迫害和处死。但整个巫术迫害制度在17世纪后期崩塌了。最后一次对巫师的火刑发生在1679的法国，涉及佩龙内特·戈吉永（Peronne Goguillon）和她的女儿。英格兰最后一次因为行巫术被绞死的事件发生在1682年，事涉比德福德（Bideford）的巫师。在美国，1692年的塞勒姆（Salem）巫师审判是最后一次判处巫师绞刑。最后一次大规模因行巫术而动用极刑的案子是1697年苏格兰佩斯利（Paisley）地区的巫师案。

难道是科学革命终结了对巫术的信仰？有学者指出：很难想清楚为什么艾萨克·牛顿1687年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对天体运行轨道的思考会影响法官对巫术案的判决，为什么牛顿的思想会使村民们不再以巫术罪名相互指控。[7]提出这一点很有意思，因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时，估计整个欧洲也只有七个人能读懂这本书。如果科学的知识确实导致了迷信的整体衰落，特别是对巫术的信仰，这一切又是怎么发生的？

答案在于为什么人们一开始会相信巫术。巫师在几个世纪以来，是欧洲文化的一个特色，但是在15世纪末，巫术和异教的联系导致越来越多的巫师被送上教会法庭。这样的法庭听证会举行得越多，关于巫术的信息也就传播得越广。这些新闻就像一种宣传，警示着人们潜在的危险。尽管许多巫术的指控是由厌女症或是由仇恨引起的，但认为巫术是真实的这个想法却开始滋生了。与此同时，人们相信自然界中有看不到和无法解释的力量。日心说的宇宙观、电的发现和科学知识方面的其他进展让人们相信眼睛看不到的许多东西是存在的。一个像约翰·迪伊（John Dee）的数学家可能仍旧相信炼金术和星相学，他甚至看到有可能通过招魂术来理解天使的意愿。有谁真正知道应该相信什么？大量的发现似乎让人们疑惑他们是否真正了解这个世界。这就给人们的恐惧提供了传播和增长的空间，并最终抓住了公众的心灵。在17世纪中期，科学团体设法安定人们惶惑的心情，并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平衡。正如我们所见，科学家宣称行星不是人类命运的裁定者，它们是一种可以按预测的方式围绕太阳旋转的星体。这种知识已然变为正统，而且消除了迷信。由皇家特许状认可的科学机构提供了一种16世纪初所缺乏的稳定感。你不需要理解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但你相信牛顿自己和皇家协会的其他成员理解它，而且你相信他们能够解释那些让人困惑的宇宙的方方面面。有了这种新的信心，巫术行为完全缺少证据就不难解释了，其必然的结论就是，即使巫师是自首的也会被烧死或绞死，并不需要原因。

医学革命

17世纪的医学革命在很多方面从属于科学革命。但是，它的影响特别深远。医学知识与我们所有人都有关，因为疾病或迟或早都会光顾每一个人。这个问题并非整个社会是否感到在医疗问题上应该相信医生，还是相信教会领袖。这是个人信仰的问题。你到底信仰什么？如果你或者亲人病了，你是求医，还是求神？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自中世纪以来，外科医生、内科医生和药剂师就一直存在。自12世纪以来就有了医学培训。因此或许你会想，人们生病了，就请医生来，或者自己受了伤，就请外科医生。但是，事情并非那么简单。英格兰的遗嘱内容让我们能较为准确地判断出，人们在疾病晚期或重伤时会怎么做。大部分人并不寻求医疗救护，而是去请牧师拯救病人的灵魂。如果家人无法照顾病人，他们会付钱请当地的护士来缓解病人的痛苦，清洗衣服和床铺以及做饭。其结果是1600年，不到十五分之一的中等收入人群会在濒死之际，付钱寻求专业医疗救助。而到了1700年，大概有一半人会这样做。

图7.1　动产在100—200镑的东肯特郡家庭，临终病人付费求医和雇请护士的情况[8]

上面这张图的数据收集自资料保存最好的地区。但是伯克郡（Berkshire）和西萨塞克斯的其他资料显示了英格兰南部其他地区从护理到医疗方面的转变。还有研究表明大概在这个时期英格兰的有钱人开始更经常地接受付费医疗。[9]甚至在遥远的莫顿汉普斯特德地区情况也是如此，该地区在17世纪时仍旧交通不便，那里出了个执业医生：约书亚·史密斯（Joshua Smith），成为镇上第一个有资质的内科医生，他在1662年获得执照。[10]有趣的是，高水平的医疗救助显然只和有钱人相关。有钱人指的是那些动产超过200镑的人家，他们通常的医疗花费略微超出上图所示的数字。在穷人那一端，不能支付医疗服务的人由所在教区雇请的医生诊治。公平地说，到1700年大部分有需要的病人都可以获得医疗救助，尽管方式有所不同。

支撑相关医疗救助变革的是药物性质的改变。如果你在1600年病倒了，你的母亲、妻子或护士会向你供应病号饮食，或使用当地草药、动物和其他东西制成的药物。如果你的状态没有改变，接下来要么请医生，要么请教区牧师。这个医生很可能是一个兼职医生。他可能会根据病人小便颜色和病人生病时行星的位置开出昂贵的药方。正如上图所示的，事实上在1660年，超过90%的临终病人只会请来神父。一个垂死的病人唯一需要就是基督这位医生，或者说很多人这么认为。救助的重点不是在康复上，而是通过受苦赎回你的灵魂，即获得所谓的“善终”。

随着17世纪的进步，这个现象开始改变：请医生和请神父的人数都在增加。发生这个改变的根本原因是更严格的医疗方法。内科医生不再根据盖伦的教科书学习医学，而是采用更科学的方法研究人体。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发表了他的血液循环理论《心血运动论》（De Motu Cordis, 1628年）。这本书是了解人体的一个里程碑。在这个世纪出版了几十种其他的医疗著作。但是，变化发生的真正催化剂是一个傲慢的瑞士医生，他死于1541年。他叫菲利普斯·奥雷奥卢斯·特奥夫拉斯图斯·邦巴斯图斯·冯·霍恩海姆，不过在历史上，人们多称他为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在16世纪早期，他曾遍游欧洲，一边行医，一边从事占星术活动。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反对使用当时流行的医疗方法，而主张使用含金属药物和化学合成药物治疗疾病。到16世纪90年代，他的观念开始统治整个欧洲。含金属药物和天然药物被全欧洲的药剂师囤积。内科医生开始被称为医生（doctors），好像他们都有医学博士学位。这个称谓很明显表达的是对他们专业知识的信任。他们中的许多人定居在小镇上，到了1650年，几乎每个人都能够很容易地找到一个医生。因此，少数的专业人士满足了迅速扩大的医疗需求。他们能够处理人数快速增加的病人，针对不同的疾病开出不同的有效药方，而不是像以前那样，通过天文观测、迷信、品尝病人血液的味道或查看病人尿液的颜色弄出复杂的治疗方案。

记住垂危之人既要请医生又要请神父这一点很重要。信任医生并不意味着减少对上帝的信任。的确，信仰上帝是17世纪医学革命非常重要的部分。持证的内外科医生需要接受道德检查，以便确定他们值得成为上帝治愈力量的实施者。而且，随着远方更多的动植物的发现，产生了一种哲学，这种哲学相信上帝在创世时为世界上所有的疾病准备了解药。1608年，托马斯·锡恩（Thomas Thynne）爵士的妻子玛丽亚（Maria Thynne）写信给她生病的丈夫：“记住我们一定要让生命延续，尽管上帝的力量可以产生奇迹，然而我们不能因为上帝无所不能而停止作为。因为上帝并不会说他为了人类培育了草药。”[11]17世纪早期，在秘鲁发现的金鸡纳皮似乎确认了这个观点：它给疟疾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杀手提供了有效的治疗方法。此后，还有其他无意间发现的药物：石榴能够治疗消化问题，秋水仙/番红花可以治疗痛风。很多疾病在自然界中可以找到解药，这似乎是一个很大的巧合。因此给你开药方的医生和药物本身都有其宗教背景。服用由医生开的药不是祈祷，但是同样是把自己交付到了上帝手中。

因此，说起医药革命，我们不能认为人们突然从祈祷转为求医。人们的行为是逐渐地从前者转向后者的。从只相信祷告到既祷告又接受有宗教信仰的医生治疗阶段，再到品行端正的医生既作为上帝治愈力的工具又能开出各种药物阶段，最后达到的阶段是医生只管开药，不再问神了。不是所有人在同一时间，准确地从一个阶段转到下一个阶段的；在1700年时还有些人相信祈祷超过相信医生。但是，此时大部分人已经准备好接受专业医疗救治了。如果你回想一下，以前那些为了治病而建造的庙宇、礼拜堂、教堂和神龛，以及为了祈祷病人康复而去朝拜各种圣迹，你就会发现人类对身体健康的希望从上帝转移到专业医生，是社会所经历的最深刻的变革之一。[12]的确，这标志着欧洲过渡中的一个重要的阶段，人们从中世纪的高度宗教化和集体思考的团体成员变为能够审慎思考的现代个体。

世界殖民

看世界地图时没有人会忽略，在欧洲之外有多少地方以英格兰、荷兰、法国和西班牙的地名来命名。纽约（新约克，原名新阿姆斯特丹）、新罕布什尔、新英格兰、新伦敦（现在叫百慕大）、新荷兰（现在叫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与它们的同名地很少有共同点。北美东海岸的情况也是如此，波士顿、约克镇、普利茅斯、泽西、丹佛和达勒姆仅是其中的若干地方。还有一些地方的命名是为了纪念法国和英国的统治者：路易斯安那（纪念路易十四）、詹姆斯敦（纪念詹姆斯一世）、马萨诸塞的卡罗来纳和查尔斯敦（纪念查理一世）、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纪念查理二世）、威廉斯堡（纪念威廉三世）和马里兰（纪念玛丽二世）。以上所有地名都是在17世纪确定的。如果说16世纪经历了欧洲人对北美大陆的发现，那么17世纪则目睹了欧洲人对北美的命名、在北美定居、使用合法文件宣称对其占有、圈地运动，并用长枪对其予以保卫。

1603年英格兰的伊丽莎白一世去世的时候，她没有统治英伦诸岛以外的任何地方。但也有几个例外，有一个是在弗吉尼亚的罗阿诺克（Roanoke）的失败的殖民活动，殖民者在与印第安人的冲突中要么战死要么失踪；另一个例子是对纽芬兰宣布所有权。1497和1583年共宣布了两次，但是仍旧无人定居。她的继任者詹姆斯一世在1606年给伦敦的弗吉尼亚公司颁布了一份特许状，于第二年在詹姆斯敦建立起一个永久定居点。1609年，为该定居点提供补给的船队在百慕大沿岸搁浅，船上的幸存者就在当地建立了英国第二块殖民地圣乔治。1611年，弗吉尼亚建立的亨赖科（Henrico）镇，以国王詹姆斯的大儿子亨利王子命名。弗吉尼亚的烟草种植成了从1616年以来麻烦不断的殖民地的支柱产业，甚至在1622年遭到印第安人大屠杀之后情况依然如此。到那时，从布里斯托尔来的商人已经在纽芬兰的几个地方定居下来，一群来自英格兰被称为“朝圣先辈”（Pilgrim Fathers）的清教徒难民团体建立了普利茅斯殖民地。从弗吉尼亚出口烟草的数量增长迅速：1628年，有超过250吨的烟草被运到英格兰。同一年，另一群英格兰的定居者建立了马萨诸塞湾殖民地。那里或许没有金子，但是可以通过皮毛业、种植业和烟草业获得良好的生活。

新世界还提供了一种摆脱欧洲束缚的自由。到1650年，有超过5万的欧洲定居者生活在自治组织下的美洲东海岸，其中包括1600个被带来收割烟草的黑人奴隶。到1700年，这个数字已经越过25万，包括超过2.7万的黑奴。[13]特别重要的是，对那些渴望自由的人，这里有大片的土地可以使用。卡罗来纳的土地，授权给了八个英国地主，称之为领主。这块土地从大西洋绵延到太平洋，超过100万英里，约为英格兰面积的20倍。尽管大部分土地尚未被定居者占据，可到1700年定居者掌控了北美东海岸约7.5万平方英亩的土地，[14]并且还宣称占有哈德逊湾和纽芬兰的更多土地。到17世纪为止，这里甚至有了两座高等教育学府。哈佛大学建于1636年；威廉与玛丽学院建于1693年，跟那时英格兰本土的大学数目相同。

英国不是唯一看到北美是一块机会和自由之地的欧洲国家。1614年建于阿姆斯特丹的新荷兰公司收到了荷兰国会颁发的特许状，授予他们三年的贸易权利。他们希望从加拿大获取皮毛贸易利润。这个公司的继任者荷兰西印度公司，在1621年获得特许状，继续拓展北美的皮毛贸易。它还有权利控制大西洋地区，包括从非洲西海岸到北冰洋，开拓任何可以发现的商业利益。不久，它占据了美国特拉华河、非洲黄金海岸和西印度群岛的领土。国内的政治矛盾妨碍了荷兰重点投资保护他们在北美的领地。这些地方在1644年都让渡给了英国。同时，西班牙人加强了对佛罗里达和新墨西哥的掌控，他们大胆地进入了得克萨斯。一大批法国公司占领了加拿大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包括纽芬兰和大湖周边地区，一直延续到密西西比河和路易斯安那的中心地带。你可以看到，截止到1700年，当西班牙和葡萄牙在中美洲和拉丁美洲的领地增加时，欧洲国家在美洲统治的地区远超过他们在欧洲统治的地区。在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建议朋友“年轻人，去西部”之前，欧洲人心中已经建立起向西拓展寻求更好生活的信条了。

年轻的欧洲男人们面临一个选择：他们要么在南美或北美给自己建立一种新生活，要么加入全球贸易航行到东方。荷兰人首先发现了与东方进行贸易的巨大利益。作为联邦（包括荷兰共和国和其他六个小国），它的全部人口只有150万，却重挫了葡萄牙帝国。他们获取成功最主要的工具是建于1602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第二年，他们在远东的爪哇建立了第一个永久性港口。1605年，他们占领了香料群岛。东方总部于1611年建立在巴达维亚（现在的雅加达）。从那里，总督们全面控制了丝绸和香料贸易。葡萄牙人则设法控制住巴西和其他的非洲港口，但在远东他们只占据了几个贸易站点：澳门、小巽他群岛和果阿。荷兰人一边觊觎葡萄牙人的港口，一边又探索尚未开发的广阔世界，包括1606年发现澳大利亚，在1642—1644年间他们发现了塔斯马尼亚（Tasmania）、新西兰、汤加和斐济。1652年他们在非洲也建立了一个殖民地制造船只。1668年，他们的帝国达到全盛期。一个法国观察家估算当时在荷兰名义下行驶的船只有6000艘，还不包括单桅的小船。一个葡萄牙的耶稣会会士在1649年则估计荷兰船只数量当在14000艘左右，并且说这些船只比葡萄牙的舰队的船只还要多。[15]今天的历史学家一般同意在17世纪70年代，荷兰舰队的总装载量是60万吨，这相当于欧洲其他所有国家船只装载量的总和。

最后，我们一定要看看英格兰1600年建立的东印度公司是如何在东方推进的。到1612年，已经有九个获利颇丰的贸易企业回到英格兰。在那一年，东印度公司在孟买以北的苏拉特（Surat）建立了一个贸易基地。此后不久，平易近人的英格兰外交官托马斯·罗（Thomas Roe）爵士就确保了英国公司在印度内陆贸易的权利，并且明智地采取了一个政策，那就是绝不使用武力获取贸易利益。英国东印度公司还与在印度尼西亚的荷兰人小心翼翼地做生意，而在1623年几个英国人因反对荷兰被他们杀死之后，英荷间的贸易更加难做了。1661年，葡萄牙人把孟买交给英国王室作为布拉甘萨（Braganza）的凯瑟琳公主嫁妆的一部分，这是一个意想不到的礼物。这给了英国人在印度的第一块享有主权的领土，不久这里就变成公司的总部。此后的王室颁发特许状，授予该公司在印度的完全主权：公司可以发行自己的硬币，行使对英国臣民的管辖权，公司与地方统治者也达成多种协议。英国丢失了爪哇万丹的贸易后，东印度公司就放弃了与荷兰在印度尼西亚的竞争，转而关注在印度的贸易。他们带回东方棉布、香料、丝绸、靛蓝和制作火药的硝石。1684年，东印度公司在印度买入价值8.4万英镑的产品，转手在欧洲以400万英镑卖出。[16]

现代读者也许容易忘掉殖民统治这段时期，但不能否认的是它改变了世界，包括改变了欧洲自己。起初，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领土从1580—1640年是统一在一个王室之下的。它曾是世界上第一个“日不落帝国”，在五大洲都有殖民地。这个广阔的殖民地网络，将欧洲的技术传播到欧洲之外的地区。荷兰和葡萄牙之间的战争牵动了拉美、印度、非洲、远东，以及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这场战争还吸引了西班牙、法国、英国、丹麦和殖民地当地的统治者，这是一次世界级的大战。这个时期的殖民扩张也为日后大英帝国的建立打下了基础，特别是通过获得印度、西印度群岛和加拿大的主权领土。但同样重要的是，殖民地为缓解人口增长压力提供了一个安全阀门。整个16世纪，欧洲人口增加了三分之一还多，达到1.11亿。欧洲大陆与它在14世纪时一样拥挤。因为没有政府为需要养活的人口提供额外津贴，欧洲走向暴力的时机成熟了。年景不好的时候，人们变得绝望，冒着被捕的风险偷猎牲畜或偷窃面包。在法国，领主开始在自己的土地上施展淫威，到了暴政的程度。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封建领主掌握着由土匪组成的军队。革命和反叛在整个欧洲随处可见，包括俄国的博洛特尼科夫（Bolotnikov）起义（1606—1607年）、匈牙利的多饶（Dosza）起义（1614年）、上奥地利邦的农民战争（1626年）、英国的内战（1643—1649年）、法国的拿破仑战争（1647—1648年）和投石党运动（1648—1653年）等。此外，天主教徒、清教徒和犹太教少数派在很多国家遭到迫害。因此，航行到新世界的机会，自由地生活在自治团体之下，不必担心饥饿或宗教迫害，这一切都非常具有吸引力。即使此时真正移民的数量还很少，但它给人们的心理影响却很大。接下来的两个世纪可以看到人口压力的阀门将开放得更大，数以百万的欧洲人蜂拥到了新世界，他们建立起了一个社会，这个社会总有一天会与他们留在身后的那个社会展开激烈竞争。

社会契约

那些看似简单的非洲和美洲本土文化的存在给欧洲知识分子提出了重要的新问题。那些没有正式婚姻、金钱关系、文字契约或土地所有权的社会似乎佐证了《圣经》伊甸园故事中人类在原始阶段的存在状态。欧洲人只需看看他们自己的社会，那些枪支、印刷书籍和过去几百年间科学和航海的成就，便可以认识到他们脱离原始状态的速度有多迅速。最重要的是，发达与原始并存的状况让欧洲哲学家们开始重新考虑法律和道德的问题。统治全人类的自然法则究竟是什么？人们如何在道德上获得进步，人们是怎样从以个人欲望为主的自然阶段，发展到服从共同规则的社会参与阶段的？

就此问题第一个发表论述的是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利维坦》（Leviathan, 1651年）一书中，他提出社会的存在完全归于人们的互动，而不是神的干预。他的理论是自然状态中的人们有自然权利，但是他们生活在暴力之中。很多年以来，人们为了共同利益与他人达成协议，而放弃部分自然权利。比如，一群人同意放弃杀死彼此的权利，而选择保护彼此以抵御外人。他们对此行为的一致理解形成了一个社会契约，而社会契约又转而为共同体或政治体提供了哲学上的合法性。霍布斯认为当时存在着三种共同体：君主制、民主制和贵族制，在此三者当中以君主制为最佳。只要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即“利维坦”，就能维护和平和国内团结，并且保护个人及其财产。鉴于此，即便统治者的行为与人们的利益相违背，对君主制的反抗也从来不是正当的。此外，宗教在任何领域都不能比共同体拥有更大的权威，因此不能允许任何个人的精神领悟与君主的地位或国内法律竞争。

与霍布斯同时代的人却有不同的看法，特别是在什么样的政府形式才是理想的，人民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制约他们的统治者等问题上。但是，几乎所有人都同意自然权利的存在。这个概念吸引了激进分子，他们以此来抱怨政府官员和地主滥用了普通人的自然权利。这个概念也吸引了其他的哲学家。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约翰·洛克（John Locke），此人进一步在他的《政府论》（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1689—1690年）中阐发了这个概念。洛克提出所有人在自然状态中都是平等的，人们享有的自然权利有三：第一，生存权，这也是最为重要的；第二，自由权，只要不与第一条相冲突，人们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第三，享有财产的权利，只要它不与前两条权利冲突。洛克不赞同君主制一定是最好的政府形式，他甚至建议如果君主制不能保护人民的权利，那么人民就有权推翻它。事实上，洛克很赞赏英国的光荣革命（1688年），这是该项原则最近的一次现实实践。他也赞成随后的《权利法案》，该法案限制了王权。从此君主不能干涉法律或议会的工作。未经议会的授权，君王也不能私自征兵征税，不能使用或批准“残酷和非正常的惩罚”。但是，就个人的宗教观点不能超越社会契约这一点上，洛克却没有追随霍布斯。在洛克看来，宗教不宽容是对人的自由权的侵蚀。没有人能证明一个人的信仰是对是错，所以宗教不宽容的理由完全都是妄想出来的。

以这种方式，新大陆的发现激励着欧洲人在基督教神权等级框架之外进行思考，他们思考所有人的自由，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的自由，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的自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在发展这些理论的同时，却在非洲和美洲忙于剥夺土著人的自由，强迫其成为奴隶。除了这个悲剧，新大陆的繁荣在欧洲激发出一种更新更自由的生命观。其观点随后在18世纪和19世纪被引进北美和南美，促使当地人在各自的战斗中从大不列颠和西班牙宗主国那里获取自由。

中产阶级的崛起

1709年，维也纳的艺术家马尔科·里奇（Marco Ricci）绘制了伦敦海马基特（Haymarket）街上女王剧院排练厅里的三幕歌剧彩排的情景。这些画作展示的世界与一个世纪前的伦敦生活完全不同。在绘画中你所看到的一切在1600年都看不到。歌唱家穿的衣服是最新的式样，包括长而卷曲的假发，而一个世纪前的环状领不见了。肖像和风景画都挂在排练厅的墙上。在法国画家克劳德（1600—1682）之前，艺术家们不画风景画，除非是为了说明一个宗教场景，而且没有多少人把画挂在墙上。就歌剧本身而言，其形式在1600年的伦敦根本不存在：第一次上演真正的歌剧是在1597年的佛罗伦萨，直到17世纪80年代亨利·普赛尔（Henry Purcell）才写出第一部英语歌剧。里奇的三幅画作之一展示了意大利最重要的阉伶—尼科利尼（Il Niccolini）。这意味着如下变化：1600年，歌手们不能出国旅行；没有人为了让男孩子长大后音色更高而阉割他们。观众们坐在椅子上也是相当新的事物，因为单人椅子在一个世纪前很少见。其中一幅画面中，有一位观众甚至站立着，手中端着瓷杯和托盘，正在喝茶。最后，里奇画作中真正的焦点是室内景色，这与神话或传说都无关联。这些在1600年都是根本看不到的。这幅画讲述的是一个改变了的世界，并伴随着人物品味和观念的改变。

所有这些改变的根源是资产阶级的出现。那些从远东带回的丝绸和香料，其购买者并不是穷人而是新品味的鉴定者，他们是正在变得富裕的中产阶级。几个世纪以来，中产阶级的数量一直在增长。这要归因于城镇商人做买卖，赚到了钱。但是，以前并没有“上层中产阶级”（upper middle class）这个特殊的社会团体。当商人看到自己财富的增长达到了乡绅或贵族的水准，他们便售卖了所有商品，在乡下购置地产，事实上他们将自己归入到了上层社会的行列。在16世纪的英格兰，律师和公务员赚钱最多，但是没有多少成功人士通过够买地产来彰显自己的资产。但是，1600年之后，城市中产阶级和他们的财富迅速增加。统计学家的先驱格列高利·金（Gregory King）估算，在1695年，除了贵族、高级教士、有佩戴盾形纹章资格的非贵族，英格兰约有1万人从事办公室工作，其中不包括牧师和军官。他们的总收入达到180万镑。此外，还有1万个左右做国际贸易的商人，他们的总收入达到240万镑；有1万多个律师，他们有140万镑的收入；1.2万左右的无佩戴盾形纹章资格的士绅分享了290万镑的收入。整个国家的工资收入是4350万英镑，上层中产阶级几乎占全部收入的五分之一，相当于贵族和佩章非贵族收入总和的三倍多。[17]

显然，不是所有这些人都可以假装贵族。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试图以某种方式强调他们在社会中已提升的地位。他们穿着入时，尽量在公众场合露面，看戏剧或听歌剧，乘坐马车去参加适当的社交活动。他们使用具有现代特色的物品来装饰房屋：大玻璃窗、绘画、装饰印刷品、乐器、木雕或象牙质的桌面游戏、器具、书籍、镀金框架镜子、地毯、靠垫、窗帘和帷幔、刺绣台布、精美的银烛台、带钟摆的钟、威尼斯酒杯、远东进口的瓷器、带家族徽章标志的锃亮锡盘、通过精心雕刻镶嵌以及由车床加工的家具。他们对自己的教育也颇为骄傲，为了开阔视界他们游历四方。许多人拥有“小陈列室”，收藏着千奇百怪的物件，这些东西通常反映出古代埃及或新世界那些远方或远古的生活。他们还享受着精致的饮食。17世纪引进了茶、咖啡、巧克力、柠檬汽水、橘子汁和烈酒，如白兰地、“生命之水”（aquavit）和荷兰杜松子酒。他们对新近出现在法国的上等葡萄酒特别钟情，比如拉图（Latour）、拉菲（Laf i te）、玛歌（Margaux）、奥比昂（Haut-Brion）等酒庄的酒。1663年，伦敦的日记作家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就品尝过上面提到的那些酒。气泡香槟也是在这个时候被引进伦敦和巴黎的社交圈的。[18]

在很多方面，这些城市阶级创造了现代生活的模范样式。他们不再居住在宽敞的大厅里，而是住在大小适中的房屋里。1666年伦敦火灾后建造的三层砖结构排屋，成为接下来250年城市建筑的蓝本。这些房屋被划分为客厅、餐厅和卧室，而且采用了更小、更有效的壁炉。煤炭更多地被用来取暖。厨房在前几个世纪里通常是独立的建筑，现在被合并到了室内，设在离餐厅不远的地方。屋内还设有特别的洗涤室做各种清洁工作，如洗盘子洗碗，擦洗煎锅，清理鱼、肉和蔬菜等。理想的生活状态是一切东西都放置得秩序井然。荷兰画家的风俗画展现了中产阶级和普通人的显著区别：普通人的小酒馆里面光线黯淡，破旧的木板摇摇欲坠，以及颓败的壁炉、地板上的坑洼、破损的陶器和穿着破烂的人们，而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却生活在明亮、干净和整洁的房屋里。

在所有这些荷兰绘画中，你一定会注意到画面里中产阶级人群神情紧张，而大部分的笑脸属于那些红鼻子喝醉酒的穷人。或许中产阶级担心自己的生意问题或公务的压力太大，或许他们希望在画中表现出负责任的样子。向社会上层攀爬毕竟是件严肃的事情，而且这些人想要攀登的梯子伸得很高。17世纪英格兰、荷兰和法国的中产阶级不再有模仿贵族的压力，那些贵族家庭里通常有40个甚至更多的用人。但在几乎所有其他方面，中产阶级却不遗余力地模仿比自己更高的社会阶层。越来越多的家庭声称他们获得了佩戴徽章的权利。越来越多的人送他们的儿子上大学，拿学位。他们还宣称拥有其他的身份特征。1650年，一个法国观察家写道：“在本世纪以前，人们从未听说过要称秘书、律师、公证员和商人的妻子为夫人。”[19]在英格兰，男人越来越多地要求他人称自己为“先生”，女人为“夫人”。从17世纪60年代起，未婚女子则愿意别人称自己为“小姐”。新时尚成了社会礼节。路易十四在1669年接待奥斯曼帝国使节时，人们爱上了土耳其的一切。所有的人都在喝土耳其咖啡，读土耳其故事，戴土耳其包头巾，躺在成堆的小地毯和垫子上。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人们非常强调“别落在琼斯家后面”（不顾自己的经济实力盲目追赶时髦），而这是一切的开始。法国戏剧家莫里哀在1670年辛辣地讽刺过野心勃勃的中产阶级。《贵人迷》（Le Bourgeois Gentilhomme）讲述了茹尔丹（Jourdain）先生的故事。他是一个布商的儿子，为了模仿贵族，他什么事情都愿意做，在此过程中让自己成了一个笑料。

这并不意味着中产阶级一夜之间完全成熟了。在很多方面，17世纪后期的消费主义只是18、19世纪广泛的社会流动的序曲。但是，17世纪的欧洲经历了社会结构里中间阶层的膨胀，这一点在严格的社会控制中显得特别突出。

小结

似乎可以这样说，这个世纪标志着古代世界和现代的分水岭，人们把对福祉的期待从上帝转移到了人间。它反映了社会朝着世俗物质主义方向的改变。物质主义随处可见，从霍布斯的社会契约到战争行为。在先前的世纪里，一场战役的结果被看作是上帝意志的体现；而在17世纪，则被认为是指挥官作战时对可用资源调配得当与否的结果。在其他方面，17世纪似乎也在通过迅速减少迷信观念而进入现代世界，科学理性相应崛起，暴力行动继续减少。

前面已经说过，不是这个世纪所有的新奇事物都标志着向现代化的积极迈进。在英格兰和美国，清教主义曾对道德和神学改革倾注了极大的热情，现在却滋养出可怕的社会不公。1636年，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清教徒牧师约翰·科顿（John Cotton）起草了一条律法规范，据此已婚夫妇在妻子经期内进行房事，双方均应被处死。[20]1650年5月，英格兰通过了通奸法案，规定对有婚外性行为者处以极刑。一个丹佛女子苏姗·邦蒂（Susan Bounty）被指控通奸，孩子出生后，只允许她抱了一小会儿，然后孩子被带走，而她则被处以绞刑，这实在是令人震惊的故事。然而六年后，查理二世登基。已婚的查理二世有六个情妇，产下至少八个非婚生子女。了解到这些，人们的看法开始转变。看到1692—1693年的塞勒姆巫师审判中，19个人被处以绞刑，还有一个因为拒绝认罪而被处死，人们的看法就转变得更快了。然后，再想想因饥荒和社会不公引起的各种内战、革命和暴乱。尽管产生了科学思考、自然权利概念和中产阶级的优雅，事实是现代社会到来得十分不易。它像一个婴儿挣扎着要出生，哭啼着、踢踹着，浑身是血，嗷嗷待哺。如果我们认为17世纪最大的成就是人们开始理性地思考这个世界，那么我们需要记住，成千上万的人们也在此时死去，死在巫师监牢里，死在火刑柱上，死在欧洲的绞刑架上。

变化的主要推动者

引领17世纪的人物有三位竞争者—伽利略、艾萨克·牛顿和约翰·洛克。但我们也应该考虑一下其他人，特别是威廉·哈维、克里斯蒂安·惠更斯、安东尼·范·列文虎克。在这六人当中，牛顿因为塑造了现代世界而享有最高的声望。但是，我们应看到人们接受他的作品也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为每个世纪挑选一个带来变化的主要执行者，其意义并不是强调某人对他身后时代的深远影响。如果把这个当作标准，那么亚里士多德，而不是彼得·阿伯拉尔应成为12世纪的主要候选人。因此，我把伽利略放在第一位。他不仅让科学方法大众化，而且引领了仪器制造、基础物理、计时和天文学的方向。在反抗教会为保其权威而捏造知识的过程中，他的所作所为超过同时代的所有人。为了坚持他所深信的科学发现，他甚至牺牲了自由。所以，伽利略代表的不只是一套科学真理，他代表的是真理本身。

[1] 　Henry Kamen, The Iron Century: Social Change in Europe 1550—1660（1971）, p. 13（Geneva and Paris）; E. A. Wrigley and R. S. Schof i eld, 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England 1541—1871: A Reconstruction（1981）, pp. 532—533.

[2] 　Geoffrey Parker, The Global Crisis: War, Climate Change and Catastroph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2013）, p. 17.

[3] 　Geoffrey Parker, The Global Crisis: War, Climate Change and Catastroph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2013），第17、57页。

[4] 　Cecile Augon, Social France in the ⅩⅤⅡth Century（1911）, pp. 171—172, 189, quoted in the Internet Modern History Sourcebook, http:// www.fordham.edu/halsall/mod/17france-soc.asp. 2014年1月22日下载（200人死在路边）；Kamen, Iron Century, pp. 34—35（腐烂的肉）。

[5] 　Parker, Global Crisis, p. 100.

[6] 　关于军队士兵的身高，见上书第22页。

[7] 　James Sharpe, Instruments of Darkness: Witchcraf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1996; paperback edn, 1997）, pp. 256, 257.

[8] 　本图表中的数据取自Ian Mortimer,‘Medical Assistance to the Dying in Provincial Southern England, circa 1570—1720’（University of Exeter PhD thesis, 2 vols, 2004）, pp. 92—93。该样本基于遴选自与坎特伯雷主教管区的死亡男性的地产相关联的9689份遗嘱认证账户。图上的指定日期是数据范围的中心点，涵盖1570—1599、1600—1629、1630—1659（1649年）、1660—1689以及1690—1719年的数据。注意此处没有1650—1659年的数据，因此“1645年”的日期事实上代表着1630—1649年的记录。基于此数据但调整为只反映死者身份的一组图表在已出版的以下著作中可以找到：Ian Mortimer, The Dying and the Doctors: The Medical Revolution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2009）, pp. 19—20。

[9] 　Teerapa Pirohakul and Patrick Wallis, ‘Medical Revolutions? The Growth of Medicine in England, 1660—1800’, LSE Working Papers no. 185（January 2014）. Available at http:// www.lse.ac.uk/economicHistory/workingPapers/2014/WP185.pdf. 2014年4月29日下载。

[10] 　Ian Mortimer, ‘Index of Medical Licentiates, Applicants, Referees and Examiners in the Diocese of Exeter 1568—1783’, Transactions of the Devonshire Association, 136（2004）, pp. 99—134, at p. 128．约书亚·史密斯不仅是莫顿汉普斯特德的执业医师，他也住在这个这个教区，他的儿子1666年在此受洗，1672年他安葬于此，所有这些都有记录。他的儿子也叫约书亚，1700年获得实施外科手术的许可证。

[11] 　引自Ralph Houlbrooke, Death, Religion and the Family in England 1480—1750（Oxford, 1998）, pp. 18—19。

[12] 　Mortimer, Dying and the Doctors, p. 211.

[13] 　http://www2.census.gov/prod2/statcomp/documents/CT1970 p2—13. pdf.2014年1月2日下载。

[14] 　http://www.lib.utexas.edu/maps/historical/ward_1912/america_north_colonization_1700. jpg. 2014年1月2日下载。

[15] 　Fernand Braudel, Civilisation and Capitalism. Vol. 3: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orld（1979）, p. 190; C. R. Boxer, The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1969）, p. 114.

[16] 　Braudel, Civilisation and Capitalism, p. 522.

[17] 　Joan Thirsk and J. P. Cooper, Seventeenth Century Economic Documents（Oxford, 1972）, p. 780.

[18] 　Jancis Robinson,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Wine（Oxford, 1994）, p. 363.

[19] 　Kamen, Iron Century, p. 167.

[20] 　Faramerz Dabhoiwala, The Origins of Sex（2012）, p. 43.

第八章 1701—1800 18世纪

1738年，德文郡有个盗贼、无赖、流氓，叫班菲尔德·穆尔·卡鲁（Bampfylde Moore Carew），自称“吉卜赛之王”，因流浪被逮捕，以前他就因冒充遇难水手向旅行者讨钱而被逮捕过。在审讯时，法官问他曾经到过哪里，他回答道：“丹麦、瑞典、俄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加拿大和冰岛。”于是，法官将他流放到美国的马里兰，他将要在那里终生服役。卡鲁感谢法官送他到“快乐地”（Merryland），但是刚踏上新大陆，就立即成功脱逃。不久，他再次被捕，而且被戴上了一副沉重的铁项枷。顽强的他再次逃脱，而且与印第安人交上了朋友，印第安人帮他锯掉了项上的铁枷。之后，“吉卜赛之王”步行去了纽约，一路行骗一路乞讨，隐姓埋名地又回到了英格兰。不久后的一天，他手挽着长期遭受磨难的妻子在埃克塞特码头散步，不巧遇到了把他送往新世界的船长。随后是令人尴尬的片刻，因为法律规定从流放地逃跑要被处以绞刑。船长要揭发他吗？当然了。但是卡鲁很幸运，他没有被判绞刑，而是再次被发配到了“快乐地”。无需多言，他再次逃脱，历尽千辛万险又回到了家。1745年，在52岁时，他口述了他的回忆录，这本书成为全国的畅销书。100年之后，英格兰的人们还在谈论“臭名昭著的德文郡流浪汉和偷狗贼”的故事，并且把他与侠盗罗宾汉相提并论。

卡鲁和18世纪的海盗爱德华·蒂奇（Edward Teach），以及“海盗王”亨利·埃夫里（Henry Every）算是同一类人物。爱德华·蒂奇更常用的名字是“黑胡子”，他与亨利·埃夫里的经历，以及其他很多要犯的犯罪故事都收录在查理·约翰逊（Charles Johnson）的《海盗大佬的抢劫和谋杀通史》（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Robberies and Murders of the Most Notorious Pyrates, 1724年）中。你也可以把拦路劫匪迪克·特平（Dick Turpin）归入这类英雄豪强的行列。1739年被处决之后，他的故事很快印成图书出版发行。数以百计的类似的罪犯在这个时代的通俗文学和戏剧作品中都受到热捧，比如约翰·盖伊（John Gay）最为流行的讽刺剧《乞丐的歌剧》（The Beggar’s Opera, 1728年）。人们对犯罪的追捧或许让你困惑。毕竟，这是政治经济和科学实验得以启蒙的世纪。这是一个文雅和谐而有序的时代：这个时代诞生了维瓦尔第、巴赫、亨德尔、海顿和莫扎特的音乐；洛可可式的建筑；乔治·赫普尔怀特（George Hepplewhite）、托马斯·奇彭代尔（Thomas Chippendale）和托马斯·谢拉顿（Thomas Sheraton）的家具；兰斯洛特·布朗（Capability Brown）和汉弗莱·雷普顿（Humphry Repton）的园艺设计；卡诺瓦（Canova）的精美雕塑；卡纳莱托（Canaletto）和瓜尔迪（Guardi）等意大利画家；华托（Watteau）、布歇（Boucher）、弗拉戈纳尔（Fragonard）等法国画家。甚至英国人当中，也终于培养出约书亚·雷诺兹（Joshua Reynolds）、托马斯·庚斯博罗（Thomas Gainsborough）、约瑟夫·怀特（Joseph Wright）、乔治·斯塔布斯（George Stubbs）、乔治·罗姆尼（George Romney）和威廉·贺加斯（William Hogarth）这样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画家。最为重要的是，各种革命—美国的革命、工业革命和法国革命都集中在这个时代。把这些臭名昭著的罪犯的事放在18世纪的开始，看起来似乎不太合适，其实不然。今天的社会依然将社会中的弃儿、格格不入者、非难者和破坏者视为勇士。约翰·盖伊也有他的继承人：犯罪小说一直是最流行的文学种类，观看黑手党这类犯罪组织电影的人数众多。卡鲁、黑胡子、埃夫里和特平的故事受到18世纪公众的喜爱，人们向往这些人所代表的刺激和自由。的确，18世纪的矛盾有某种现代性，秩序与规则中有着浪漫的冲动和遁世的愿望。这在生活的很多方面都能表现出来，比如，从性生活和犯罪到宗教和歌剧。我们可以和前几个世纪的口味比较一下，如果说以前的味道可能是咸的、酸的、又苦又甜的，或如环境决定的那样只是苦，那么18世纪的味道则带着某一种活力，如烟火和弦乐四重奏在人类悲剧的泥沼上迸发。

交通和通讯

在18世纪末，因军事目的引入旗语信号之前，信息的传递速度取决于人们行进的速度。影响速度的因素很多：一年的某个时候白昼时间有多长；依季节而变的公路状况；发送信息的人有多少钱，这将影响到路上能雇几匹马；最后，目的地的远近。如果路况条件良好，骑手有几匹马可以换骑，那么速度就会很快，夏季可以达到一天120英里。但是，在1700年，好的路段非常少。如果目的地是一个偏远乡村，如莫顿那样闭塞，冬天的沼泽地、巨石散落的路段会严重地阻碍行进速度，信使一天可能只能走20英里。1800年之前，一个信使在一天内所能达到的最大行进速率发生在1603年3月，当时罗伯特·凯里（Robert Carey）爵士奉命把英格兰伊丽莎白女王驾崩的消息传给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罗伯特爵士在不到三天的时间里疾驰了397英里，从里士满到达爱丁堡，第一天走了162英里，第二天136英里。前一年，理查·波义耳（Richard Boyle）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从爱尔兰科克（Cork）郡旅行至伦敦，途中包括渡过从都柏林到布里斯托尔的海域，还克服了1月份路况的各种不利条件。[1]大部分长途旅行者都从未接近过这些速度。夏季的一天他们能行进30英里，已经算是幸运了。

17世纪晚期人们开始认真致力于改善欧洲的交通体系。起初，人们只是制造了悬挂式马车和新型轻便车厢。更为重要的是政府提升了路况。在英格兰，让当地人负责公路维护的旧法规中止了，取而代之的是公路使用者应该为其交付维护费用的信条。公路的修建必须获得议会批准，形成收费公路法案，同时建立公路基金信托机构对公路进行维护。这些机构得到授权许可之后就可以垄断一段公路的收费权利，而且可以花费所有基金对公路进行维护。到1750年，在英格兰大约有150个这样的收费公路基金信托机构，为到达东南部和中部大部分地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个世纪的中叶，人们修路的热情突然膨胀起来。各处公路都对轮式交通工具开放。从1750到1800年间，成立了超过550家的新信托机构。通过收费公路法案，一条从埃克塞特到莫顿汉普斯特德的新路被建造出来。不久，轮式交通工具第一次驶入了这个镇子。十年之后又修了一条穿过达特穆尔的路。1799年，莫顿白鹿客栈发布了出租马车的广告，旅行者们可以随时踏上快乐的沼泽之旅。这标志着自1646年以来的一个转变：在英国内战期间，费尔法克斯（Fairfax）将军的部队曾试图把带轮子的大炮拉到这个遥远的镇子，却没有成功。

这方面最重要的发展是信息传播速度的提升。自16世纪以来在英格兰就有邮政系统，但它仅仅覆盖四条线路：从伦敦分别到爱尔兰、普利茅斯、丹佛和爱丁堡。1696年又增加了一条贯穿全国的线路，从埃克塞特到布里斯托尔的邮政服务因之建立；随后在1735年建立了从兰开夏郡到西南部的邮政服务，以及1740年从布里斯托尔到索尔兹伯里的邮政服务。[2]将以伦敦为中心向外辐射的道路连接起来意味着信件不必再经由首都，因此传递的速度更快了。同样，用碎石铺设的收费公路也使信息能够更快地被送到伦敦。中尉约翰·理查兹·勒庞第艾尔（John Richards Lapenotière）曾创下一个新的信息传递纪录。他于1805年11月4日在法尔茅斯湾（Falmouth）登陆，他带来的消息是在特拉法加的一次大战中英国舰队打败了法国舰队。在37个小时之内，他奔驰了271英里的路程，到达位于伦敦的海军军部，途中换了21匹马，为此花费了46镑19先令1便士。

普通人也注意到了公路质量的不同。在16世纪，从普利茅斯到伦敦，215英里的行程要花费一周的时间。在19世纪早期，彼此竞争的马车公司在地方报纸上做广告说他们能在32小时内把你送达目的地：平均速度是每小时6.7英里。这与中尉勒庞第艾尔创造的每小时7.3英里的纪录相差不远。[3]坐马车旅行的费用也比100多年前便宜了不少。在1750年之前，一个自耕农从普利茅斯行至伦敦要在食宿和马的草料上有所花费。一周的旅程费用算下来将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在接下来的50年间，乘车的费用降低了，舒适程度和速度反倒是提升了。在1800年，那些运送旅客到伦敦的马车公司的广告说他们的费用“特别便宜”。马车的设计也有所改进，特别是1787年引入约翰·贝赞特（John Besant）的专利邮政马车之后。马车可以不停地行进，不必每天晚上在客栈投宿，而马车的费用则由车里多个乘客分担。

在法国，旅行同样发生了改变。工程师皮埃尔—玛丽—杰罗姆·特列赛杰（Pierre-Marie-Jérôme Trésaguet）研发了一种自行排水的碎石路面公路系统，大大改善了马车行驶的质量。法国政府大臣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Anne-Robert-Jacques Turgot）重视改革，他在1775年重新组织政府的邮政马车服务，大幅减少了信息在全国递送的时间。1765年，从巴黎发一封信到马赛要用12天，发到图卢兹要花15天；1789年，这两个地方的信息传递都能够在8天之内完成。[4]这极大地改善了像法国这样的大国的管理效率。如果一则信息从外省传递到首都要花8天时间，那么收到首都的反馈也需要8天时间。这意味着比起1765年从图卢兹发出信息再得到反馈，人们可以节省两个星期左右的时间。

在18世纪，信息的传播因报纸的出现变得更为容易。在17世纪偶尔有新闻信札在流通，但是定期出版物非常少。法国《公报》（Gazette de France）首次出版是在1631年；西班牙《公报》（La Gazeta）是在1661年；意大利的《曼托瓦公报》（Gazetta di Mantova）是在1664年；英国的《伦敦公报》（London Gazette，原《牛津公报》）是在1665年，但所有这些刊物以前都是周刊。英国第一张外省报纸《诺威奇邮报》（The Nornich Post）出现在1701年，第一份日报《每日新闻》（The Daily Courant）第二年出现在伦敦的报摊。大西洋两岸报纸的数量增长都很迅速。《波士顿简讯》（The Boston News-Letter）是第一份在新世界定期出版的报纸，它出现在1704年。到1775年，在美国殖民地出售的报纸达到42种。其中的一些报刊，包括《纽约新闻报》（New York Journal）和《费城晚报》（Philadelphia Evening Post），在争取独立的对英斗争中带有明显的党派政治倾向。一个到美国的法国人评论道：“如果没有报纸，美国革命不会取得成功。”到1800年，有178份周报和24种日报在美国出版。在法国革命中，出版物的重要性显得更为突出：在1789年下半年，新发行的报纸超过了250种。[5]当然，这些报纸是通过改善后的公路系统到达读者手中的。印刷和交通改进的组合意味着以前几个世纪中偶然而缓慢的新闻溪水已经变为来势凶猛的滔滔洪水了。这标志着政府与民众之间广泛交流的开始，即便在最偏远的地方。打个比方，特拉法加的新闻，1805年11月5日从克罗肯韦尔（Crockernwell）传到莫顿汉普斯特德要多久呢？克罗肯韦尔是勒庞第艾尔在11月4日路过的一个村子。勒庞第艾尔要及时赶到伦敦，因为新闻要登在11月6日的《伦敦公报》上，报纸的副本会在9日被派送到莫顿。因此，一则政府公告在三四天之内能够到达英伦诸岛任何地方。信息交流的速度与前几个世纪明显不同，早先，即使是国王驾崩这样的大事，在一些偏远地方人们几周后才能知晓。[6]

新修的公路主要用于客运，而水路则用于货运。1600年，要把货物安全送到法国各地，最容易的办法是通过卢瓦尔河、塞纳河、索恩河和罗讷河。问题是在某个地方，货物得从一条河转移到另一条河，这可不是轻松的事。1642年建成的布里亚尔（Briare）运河长35英里，设有40个船闸，能将水面抬升128英尺，降落266英尺。该运河连接起了塞纳河和卢瓦尔河。更为壮观的是建于1666—1681年150英里长的米迪（Midi）运河，它连接起了地中海和大西洋。在德国，奥得河、易北河和威悉（Weser）河在18世纪早期全都经运河相互连通。在英格兰，工程师詹姆斯·布林德利（James Brindley）监督布里奇沃特（Bridgewater）运河的建造，该运河在1761年开始运营。布里奇沃特公爵受米迪运河的启发，认识到用水路把他的煤炭从沃斯利（Wolseley）运到曼彻斯特将获利巨大，因此委托他人修建了布里奇沃特运河。这个工程的成功是英国在其后50年内再修建4000英里运河的催化剂。以如此廉价的方式，获得运输工业发展的必需资源对欧洲经济的发展极其重要。伴随着1784年中部（Centre）运河的开通，这个河流系统，包括塞纳河、索恩河以及后来加入的罗讷河，使重型货物直接从鲁昂、巴黎和英吉利海峡被运到地中海成为可能。

如果说航空器起源于18世纪，这听上去可能有点令人惊奇。其实，几千年以来人们一直有飞行的梦想，现在终于实现了。1783年11月21日约瑟夫—米歇尔（Joseph-Michel）和雅克—艾蒂安·蒙戈尔菲耶兄弟（Jacques-Étienne Montgolf i er）在巴黎第一次开始载人飞行。坐在热气球篮子里的勇士就是皮拉特·德罗齐耶（Pilatre de Rozier）和阿兰德斯侯爵（Marquis d’Arlandes），气球由粗布衣和纸做成。十天之后，雅克·查尔斯（Jacques Charles）和尼古拉斯—路易斯·罗伯特（Nicolas-Louis Robert）又在巴黎首次进行了载人氢气球的试航。一些人曾用带子捆上翅膀从中世纪的教堂塔上跳下，在落地摔死之前拼命地拍打着空气；至少从13世纪的罗杰·培根以来，很多自然哲学家都在设计精巧的装置，以便人们能像鸟儿一样飞行。最终人们证实了自己的信仰：人类飞行是可能的，尽管不是像从前想象的那些方式。

现在整个欧洲都为热气球而狂热。那些勇敢的飞行员的名字迅速传遍欧洲大陆。在英国，詹姆斯·泰特勒（James Tytler）于1784年8月在爱丁堡首飞；一个月后文森索·卢纳尔迪（Vincenzo Lunardi）在伦敦试飞。10月，让—皮埃尔·布兰夏尔（Jean-Pierre Blanchard）乘坐氢气球在南英格兰飞行了70英里。《伦敦杂志》（The London Magazine）的某个编辑报道了这些飞行活动，但对人们表现出的狂热十分不解，他的结论是：

事实上，很多这样的展示或许满足了社会中那些闲散懒惰之徒，但事务繁忙的人参与其中实在是严重浪费。那些笨拙而奇怪的大烟球一个接着一个展现出来，那要损失多少的宝贵时间呀。[7]

在此之后不久，1785年1月7日，布兰夏尔与美国赞助人约翰·杰弗里斯博士（Dr John Jefferies）一起飞越了英吉利海峡，其飞行高度达到4500英尺。在两个半小时后，他们把吊篮里所有的东西都扔了出去，飞过了加来。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成就。布兰夏尔于1月11日到达巴黎时，再没有人说什么“笨拙而奇怪的大烟球”之类的话了，而是以如下的方式予以报道：

［布兰夏尔］的表情带着成功的喜悦。旗帜飞扬、礼炮齐鸣、钟声回响，地方官员来到游行队伍中欢迎他，颁发给他和他的同伴一个黄金盒子，那是荣誉市民的标志。不久他被带到凡尔赛宫，觐见国王，国王颁发给这位勇敢的冒险家1.2万里弗（525英镑）的赏金和1200里弗（52镑10便士）的年金。[8]

数以百计的热气球博览会在欧洲和美洲举办。1797年，安德烈·加尔纳里安（André Garnerin）在热气球紧急降落中首先使用了折叠式的丝绸降落伞，这又引发了让人尖叫的新狂热。事实上，那位《伦敦杂志》编辑说得并无大错。气球飞行总是一个吸引眼球的事件，是露天马戏团里一般的新事物，几乎毫无实际用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做了几百年的飞行梦之后，对于热气球这项新发明，人们能做的只是抬起头呆呆地盯着它看。

农业革命

读到此处的读者，现在可以感觉到我们祖先面临的最大挑战一直是不稳定、不充裕的粮食供应。18世纪虽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但它见证了农业管理方面的重大进步。这种农业管理可以带来更高的粮食和牲畜的产出。农业管理为免去人们对饥饿的恐慌，曾走过漫长的道路。

农业革命曾被认为起源于英格兰，因为那里有些聪明的创新者。杰思罗·塔尔（Jethro Tull）是农业机械发明者，比如条播种子机（耧）的发明。在他1733年的著作《马耕农法》（Horse-hoeing Husbandry）中第一次勾勒出这种机械的想法。与他同时代的汤曾德勋爵（Lord Townshend）是“诺福克轮作法”的先驱，这一耕作方法包括以不同次序种植芜菁、翘摇、小麦。因此他得了个绰号“芜菁汤曾德”。还有罗伯特·贝克韦尔（Robert Bakewell）、查理·科林斯和罗伯特·科林斯（Charles and Robert Collings）兄弟，他们提倡牲畜的选择育种。这些开明地主推动的技术改良，可以形成一幅漂亮的历史画卷。事实上，对今天学院派的历史学家而言，这幅画卷甚至有点过于漂亮了。据一位历史学家说，这完全是一幅“严重误导的漫画”。在其中，贝克韦尔要被排除在外，因为他养的各种牲畜相继死去；汤曾德勋爵也应被排除在外，因为他没有亲自介绍用芜菁来改良土壤的方法。这位历史学家对另一个农业改革者莱斯特（Leicester）伯爵托马斯·科克（Thomas Coke）也不以为然，因为他仅仅是“一个伟大的宣传家”（特别是他自己成就的推销员）。[9]

农业革命的改革者在过去或许受到了过度的赞美，但是他们值得获得比修正主义历史学家所给予他们的更高的评价。首先，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长期农业改革实践，“伟大的宣传家”必不可少。杰思罗·塔尔的书并没有使农民们离开土地，让机器来播种。在1762年该书第四版的扉页上，编辑如是说：它让人们意识到机械改良是可能的。“芜菁汤曾德”宣称是他把芜菁引入诺福克或许是夸大其辞，但事实是，人们知道一位贵族通过简单的方法能够改良土地却是一种极好的宣传，这有助于在地主和佃农等各色人中传播土地改良实践。简单地说，农业革命的到来是因为一系列改革者改变了人们对农业可以丰产的认识。如果从这个角度考虑，罗伯特·贝克韦尔的优等绵羊和科林斯的优等黄牛，即便有个别的死亡也没有关系。这并不是说，他们在育种方面获得了巨大的进步，而是他们开始认识到牲畜的大小和形状不必和古代一模一样。如果能生产出肥大而值更多钱的羊，为什么还要饲养没有多少肉的羊呢？当贝克韦尔向租用他良种公羊的人要价80基尼（84镑）甚至更高的价格时，所有的农民都开始议论此事。这是对农业方法改良何等重要的宣传呀！

正如那些16世纪的开拓者和17世纪的自然哲学家，这些农业改革者也与他人分享他们的发现。的确，他们颇为自负。为什么他们会说出自己的商业秘密？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把自己视为科学家；其中还有几个被选为伦敦皇家协会的成员。我们可以肯定，他们中的一些人做生意赚了钱，买了乡间别墅，更加致力于改善农耕方法，以便能够轻松地在乡绅中占有一席之地。在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位农业改革者，从商人转为地主的约翰·莫蒂默（John Mortimer，他跟本书作者并无关系），他在埃塞克斯买下地产，并决计改良土地。1705年12月他当选为皇家协会会员，比汤曾德还早五个月。莫蒂默的两卷本著作《畜牧业的完整艺术或管理和改良土地之方法》（The Whole Art of Husbandry of Way of Managing and Improving Land）出版于1707年，到1716年已出到了第四版。在改善农业的大量观察中，他提到用冬季作物芜菁喂牛的诸多好处，其中也提到翘摇对土壤的好处以及混合畜牧的高效等。[10]他推荐土豆，说它们容易生长，特别是为了养猪应提高土豆产量。他详细介绍了各地用粪便、翘摇和黑麦草改善土壤的最好办法。正是像莫蒂默这样用系统科学方法思考的地主推动了农业革命。他们把个人的重要发现告诉许多其他的地主和少数农民。

给改革者加分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把企业经营的理念引入农业。迄今为止，土地带来的收入一直是稳定的，你不能指望从中获得巨额财富；经营土地更是一种巩固从别处赚来的钱的方式。现在，改革中的地主们想提高来自土地的收入，而且愿意为此投资。想想英格兰东南部低洼的罗姆尼沼泽，他们对此倾注了全力。多少个世纪以来除了滋生蚊子，它们几乎毫无用处，而且当地人因此深受疟疾之苦。现在，这个地区的地主开始把原来潮湿恐怖的死亡陷阱变为英格兰最富饶的草场。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让当地人免受疟疾的威胁，而因有利可图。增产的希望诱使其他地主尝试“芜菁汤曾德”的诺福克轮耕方法。有了这种方法，再没有必要像以前那样通过休耕来恢复耗损的地力。翘摇为土地增加了硝酸盐，而且还是很好的黄牛饲料；芜菁同样可以在整个冬季用作饲料。在18世纪末，利益驱动也促使自耕农采用新设计的耕犁。[11]金钱或许不是做事的最佳动机，但是在18世纪，金钱带来了大家所期待的食物增产。

对于佃农，利益不仅是以英镑、先令和便士来估算的，安全性也是考量的因素。在这种背景下，平凡的土豆就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17世纪晚期，土豆是英格兰西北部工人的主食，以后慢慢地扩展到南方，但是直到18世纪晚期土豆才开始被重视起来。在莫顿周围的田地，土豆的先期种植是为了开垦新地，为播种谷物做准备，土豆本身还能提供营养。土豆是非常好的保障作物，可以抵消谷物的欠收。土豆价格低廉，易于生长，可以提供相当于小麦2.5倍的卡路里。当你生活拮据却要养活不断增加的人口时，土豆就是值得开发的新食物。[12]

改革者新方法的意义不应该由改革者的知名度来判断，而应由此后农业的产出来判断。在中世纪的英格兰，1050万英亩的土地每年产出4950万蒲式耳的麦子；到了1800年，1150万英亩的土地能产出14000万蒲式耳。[13]此外，这块地的产出还能喂养比中世纪多133%的牛、多33%的羊和多50%的猪。所有这些牲畜都比它们中世纪的同类体型更大。在中世纪，一头肉牛平均能提供168磅的肉，而现在可以生产600磅肉；曾经平均可以提供22磅肉的羊，现在能产出70磅肉；而猪的产肉量从64磅，提高到了100磅。[14]皮和毛是副产品。同样，牲畜粪便可以回到农田，保持农业循环。优化培育的牲畜成长更快，而且能以更快的速度产肉。每次乡村博览会都会为最大的牛、猪和羊颁奖。从那些地主们授意绘制的画中可以看出，地主们为他们的获奖牲畜和育种成果感到非常骄傲。当一块公共土地被圈定，并被热心提升产量的地主接手后，农业效率就会提高。粮食供应改善的结果是18世纪英格兰人口从521万增长到了867万，增加了80%。

农业革命不仅限于英格兰。改革者遍布整个欧洲，大规模的人口增长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要归功于充裕的食物，它帮助人们度过一个又一个严酷的冬天。许多女孩也受益于更好的饮食，初潮年龄开始降低，这使每个女性可以生育更多的孩子。[15]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丹麦的人口增加了大约三分之一；瑞典和挪威人口增长了三分之二，爱尔兰人口的增长几乎超过了90%。整个欧洲大陆的人口增加超过50%，从1.25亿增长到1.95亿，比以前的总数要高很多。人口的增长强化了共同观念和共同价值观的重要性，这些观念和价值观把地主和佃农推上同一条道路。前者追求财富，后者则追求免于饥馑。

启蒙运动自由主义

伊曼纽尔·康德把启蒙运动描述为超越常规和教条的独立思考的能力。毫不奇怪，这样宽泛的定义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极富弹性的术语。它通常被当作是从简·奥斯汀清净优雅的世界，到17世纪烧死女巫的黑色深渊之间所发生的各种改变的同义词。它是一个理智的大桶，里面随意扔着些科学概念和理性主义理论，同时伴有政治经济的崛起和迷信的减少。在一般意义上，启蒙运动开始于17世纪的弗朗西斯·培根和伽利略，并包含了整个科学革命的过程，随着1815年拿破仑帝国的灭亡而结束。显然，这个定义太含糊，而且时间跨度太长。因此，就本书的目的而言，自由主义和经济理论这两个心智方面的启蒙变化在此将被分别对待。

启蒙的核心是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和让—巴蒂斯特·勒龙·达朗伯（Jean-Baptiste le Rond d’Alembert）在巴黎编辑的28卷本的《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这部著作的编辑历程持续了将近20年（1752—1771年），编者中有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杜尔哥和路易斯·德若古（Louis de Jaucourt，他一个人就编写了这部《百科全书》的四分之一）。他们围绕着《百科全书》工作就像是一群天才蝴蝶环绕着不灭的火焰振翅飞舞。整个工程远超过编撰时的预期：这套书试图从理性出发，重新排列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不再诉诸魔法、迷信和宗教。它把所有知识分为三个部分：记忆、理性和想象。为此编辑们创造出一个分类法，在这个系统中没有给神的意志或精神祈祷这类东西留下任何空间。他们的目的可以用一个标题来概括，整个的作品都服从于这个标题，那就是：理解。

支撑这些编辑和投稿人雄心壮志的是永不停歇的社会进步的理念。1750年杜尔哥在其著作《人类思维连续进步的哲学审视》（Philosophical Review of the Successive Advances of the Human Mind）中解释了这个概念。他以自然神论的假设开始：上帝是这个宇宙的“原始推动者”。这个概念是13世纪托马斯·阿奎那提出的，当时是为了证明上帝的存在。用启蒙运动的语言来说，上帝是个伟大的钟表匠，他让这只钟表开始运转，然后就离它而去。慢慢地，人类从自然状态中分离出来，经历了三个阶段：狩猎采集、游牧和农业。最终到达第四也即最后阶段，即商业阶段。在这条发展道路上，人们生产更多工农业产品的能力促进了一个阶段到下个阶段的转变。对杜尔哥来说，社会进步的证据在于事实上人类不断地增加新的知识。他推理道：基于我们的天性就是不断提出问题，因此人类将永远进步。

进步也可用在政治历史中。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卢梭都深受英国1688—1689年建立起来的君主立宪制的影响。伏尔泰作为政治流放犯在英格兰度过了三年时间，在此期间他学习英语，对这个国家产生了深深的爱：“我是多么地热爱英国人的勇敢呀！”在有关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桶的故事》（Tale of a Tub, 1704年）的一封信里他也说道：“我是多么热爱这些想什么就说什么的人呀！”[16]不幸的是他太热爱英国的政府理论，故而激烈地反对法国的君主专制。在回到法国后，他的《哲学家书信集》（Lettres Philosphiques, 1734年）的副本被一个皇室刽子手烧毁。伏尔泰明白其中的暗示，他第二次离开了法国。此后，他成了知识上的标新立异者和反抗者，尽管在18世纪40年代他有一段时间做过皇室史官。从1760年起，他开始调查那些牺牲者遭受国家迫害的原因，他发表文章和小册子为被国家杀害和受到不公待遇的人进行辩护。这些道德上愤慨的行为，伴随着他的小说《老实人》（Candide, 1759年）的巨大成功，使他成了自由的维护者和民族名流。他在《老实人》里，讽刺了莱布尼茨的《神义论》，严厉批判了教会和政府。

与伏尔泰同时代的让—雅克·卢梭对社会不公正的批评更为尖锐。如同17世纪的霍布斯和洛克，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Discourse on the Origin and Basis of Inequality among Men, 1754年）的出发点是把人类看作自然状态下的人类，不像霍布斯认为自然人不能理解道德，因此不得不邪恶。卢梭反驳说在自然状态中，人们既非道德也非不道德，而在本质上都是好的，因为在自然里，没有来自社会邪恶的引诱。卢梭的自然人没有表达恨的语言。他只对自我保存、获取足够的食物、睡眠和女性伴侣感兴趣。他不能理解死亡。卢梭的自然人是个逍遥自在者，他打动了现代的读者。但是生存的困难迫使他去抵御严酷天气和野兽的威胁。他这样做不仅是为他自己也是为他的族类。卢梭总结道：

从一个人开始站立的那一刻，他就需要另一人的帮助；任何个人一旦获得了足够两个人享用的食物，他就获得了优势；从这一刻起，平等就消失了，财产的观念产生了，工作变得必不可少，大片的森林成为希望的田野，人们不得不以汗水浇灌，奴隶制和苦难不久就开始发芽，与庄稼一起生长。[17]

在他最有影响的著作《社会契约论》（Social Contract, 1762年）中，卢梭致力于理解社会中自由的界限。此书开篇即冠以著名的台词：“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卢梭继续说如果一个国家不适当地压迫个人的自由，那么这个国家就是不正当的。一个国家要获得合法性，它必须包括两个因素：主权权力，代表所有人表达共同意志，并且制定法律；一个独立的机构，即政府，来行使这些法律和共同意志。就卢梭而言，人民应该参与到国家政府中，这一点很重要，人民不仅仅只是被政府代表。无论个人要求什么，政府应该毫无疑问立刻行动，但政府不应该向个人要求什么，除非是得到了共同意志的支持。财产的所有权作为一种权利应该被政府授给所有人。这本书影响巨大，卢梭和伏尔泰的作品为自由和民主提供了智慧上的论点，因此提供了法国大革命中最有力的理论依据。恰巧，这两位作者在1778年的几周内相继离世，伏尔泰死于5月30日，卢梭死于7月2日。

启蒙运动社会理论的重要部分是得出了社会对异议应更宽容的结论。我们有必要记住在18世纪初，对少数族裔的迫害还在增加。《南特敕令》（The Edict of Nantes, 1598年）曾允许法国新教徒享有信仰自由。这个文件在1685年又被路易十四废弃。所有的胡格诺教堂遭到毁弃，他们开办的学校被关闭；成百上千的人遭到流放。根据1689年的《宽容法案》（The Toleration Act），非国教的英国新教徒可以在自己的小教堂里礼拜，但当年就出台了对天主教徒一系列更严苛的措施，规定他们不准居住在距离伦敦十英里的范围之内。1700年英国通过了更多的反天主教的条例。但在18世纪中期，随着伏尔泰、卢梭和杜尔哥的观点在法国和更遥远的地方获得的大力支持，这个潮流发生了改变。路易十六最终在1787年同意所有法国人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四年后，大不列颠允许天主教徒展开宗教活动。虽然还是不允许天主教徒获得公职和进入大学，但这也是个开始。

自由逐渐渗透到社会的另一个指标是对婚前性行为态度的改变。尽管1660年英国的君主政体复辟废除了通奸者被处以死刑的立法，但对不法性行为的迫害一直持续到18世纪。在伦敦，通奸者、淫乱者和妓女都要被公开鞭打，关在车里绕城示众，并把印有其名字的海报或“黑名单”张贴在他们住所附近，对他们进行羞辱。星期日，教士会在教会里宣读这些罪犯的名字，迫使他们公开供认自己的性犯罪。地方官会判处其中一些人做重体力劳动。在18世纪的头十年，伦敦每年都会受理由社区送来的超过1000起的检举事件，以维护该城市的道德操守。[18]但是，这种愤怒逐渐地减退了。这不仅是因为伦敦各个社区赶不上首都的扩张速度，也赶不上成指数增长的性需求。而且这样的检举逐渐地被认为有违公允，因为惩罚只是针对穷人。[19]自由的概念助燃了这个辩论。妓女拉客是否应该被逮捕？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拉客不违法，把她锁起来又与《大宪章》的条款相悖。那通奸呢？是否违背了自然法，因此超出了容忍的界限？或者它只是违背了教会法？或者按照启蒙运动的精神对其自由放任，随它去吧？对此问题洛克自己的想法是，如果一个男子在婚姻之外与一个或多个女子有了孩子，这并不违背自然法，但是他很谨慎，没有在公开场合表达此意。这场辩论被苏格兰的哲学家大卫·休谟在《人性论》（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1739—1740年）中巧妙地解答了，休谟提出肉欲是一种欲望，“限制欲望是不自然的”。[20]的确，繁殖才是这个社会的基础。

到1750年，男人和女人在私下里可以支配自己的身体，做想做的事情，这个想法开始获得广泛的支持。该想法的文学表达出现在英国1748—1749年间出版的小说中。这些小说包括塞缪尔·理查森的《克拉丽莎》（Clarissa）和亨利·菲尔丁的《汤姆·琼斯》（Tom Jones）。这两本书都涉及婚外性行为的主题。同一年出版了约翰·克莱兰的《芬尼·希尔》（Fanny Hill）。在这本色情小说中几乎所有非野蛮的性恶习都出现了。在1740年后的法国，布歇（Boucher）的绘画提供了同样的视觉刺激，那些都是毫无羞涩感的漂亮女子摆出挑衅姿势的裸体色情绘画。对于那些真正想要享受鱼水之欢的人，则可以到妓女那里去，卖淫比以往两个世纪更为公开。从1757年起，在时尚的伦敦西区，各种档次的妓女的名字和她们的服务都发布在《哈里斯的考文特花园姑娘之名册》（Harris’s List of Covent Garden Ladies）的目录中。王室素有包养情妇的传统，查理二世和路易十四都不折不扣地保持了这个传统，这在海峡两岸的贵族成员中也很普遍。现在这个传统被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所效法。对他们而言，性只不过是另外一件商品。在某种程度上，南欧国家对性行为持更为世故的态度。天主教城邦国家威尼斯对非法的私情相对宽容，但也可以说在18世纪威尼斯也变得更为自由了。在那里出了个情圣贾科莫·卡萨诺瓦（Giacomo Casanova）。

在人文主义的传播中也可看到自由观念。沙俄女皇伊丽莎白在1744年废止了死刑，这让她的很多国人非常不悦。[21]在意大利，切萨雷·贝卡里亚（Cesare Beccaria）出版了《论犯罪和惩罚》（On Crimes and Punishment, 1764年）一书，他提出以死刑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毫无正义可言；终身监禁是更好的威慑手段，因为可以让罪犯遭到长时间的惩罚。于是托斯卡纳的利奥波德二世也废止了死刑。1766年伏尔泰引进了贝卡里亚作品的法语版，英语版出现在1767年。即使那些保留死刑的国家里，死刑执行的概率也减少了。阿姆斯特丹的行刑率减少了六分之一，伦敦大约减少了三分之一。[22]

考虑到法律的残酷，启蒙运动自由主义的影响更为明显。现在看来，使人极度痛苦的惩罚和官方的折磨更多的是在控诉国家的暴政，而非罪犯的歹意。在英国，《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 1689年）禁止“残酷的和非常的惩罚”，这意味着过去常用的刑罚，如剁去手脚，从此被废止不用了。从1775年起，也不再频繁使用颈手枷了。大概从同一时间起，对妇女的鞭刑也被终止。1779年烙刑被罚金所取代。在英国，最后一个犯轻微叛逆罪（谋杀丈夫或雇主）的女人在1784年被烧死，最后一个犯叛国罪的女子在1789年被处以火刑。不久之后的1791年，在火刑柱上烧死的惩罚最终被废止。人道主义关怀导致了一种非正式的处理方式，那就是一旦点燃了行刑之火，刽子手就会仁慈地勒死就刑的妇女。还有一些妇女被无罪释放，因为陪审团感到如此骇人的惩罚与她们所犯的罪行不相称。一些男性死囚也同样避过了绞刑。越来越多的英国罪犯在1776年前被运到美国，在1787年后则被运往澳大利亚，他们被免除了上绞刑架的厄运。在18世纪70年代，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发起了改革英国监狱的运动，他认为囚禁本身是一种残酷和屈辱的待遇。法国也废止了酷刑。1750年最后一个被活活烧死的法国人的罪名是鸡奸罪，最后一个犯男性强奸罪的法国人在1783年被活活烧死。1791年甚至出台过一个在法国完全废除死刑的动议。不幸的是，不久后革命发生，所有希望法国变为更包容国家的祈愿都被抛到九霄云外。但是综合考虑，法国革命的残酷应被看作是人道主义潮流的一次意外，而非终结。

经济理论

直到18世纪晚期大部分欧洲国家遵循的一系列经济原则可以统称为重商主义。其基本的思路是，世界上只有这么多的财富，你赚得越多，对手就赚得越少。因此，政府通过保持贸易顺差来限制金钱流向国外，同时通过国民的贸易活动来赢利和致富。因此大臣们发明了垄断和特许经营权，比如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特权。然后把这些垄断权利授予或出售给公司，这些公司则从它们所获得的专属权中寻求利益。通过征收路税和关税，国内贸易也以同样的方式被盘剥。这套制度在法国被发挥到了极致，让—巴蒂斯特·科尔贝（Jean-Baptiste Colbert）1683年去世之前，曾主管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其功能主要在于收费和罚款，通过规章制度对各个行业进行榨取。不久以后，人们开始谴责这种限制性的经济政策。17世纪90年代拜勒肆柏特领主（seigneur de Belesbat）提议，与其花费巨资与荷兰人作战以打破他们的贸易垄断，还不如跟他们进行商业竞争。这是一个全新的方式，其成功获利的平台将是自由的私人投资而非国家控制。皮埃尔·勒珀桑（Pierre le Pesant），布阿吉尔贝尔先生（sieur de Boisguilbert），同样赞成自由贸易和限制政府干预。但是，重商主义的势力依然坚挺。通过鼓励自由贸易获取经济增长的想法并不在大部分政治领袖的头脑之中。

18世纪早期，这堵经济的石墙终于有了裂缝。原因之一是政府有能力通过发行纸币来增加货币供应，另一个原因是通胀理论的流行，一些人相信更多的货币在经济领域里流通会让大家都受益。这二者的结合产生了明显的效果。一个苏格兰的膨胀论者约翰·劳（John Law）在1716年被任命为法国中央银行的领导，负责偿还法国国债。劳凭借他在美国密西西比公司负责人的地位，以在新大陆的大片土地作为担保发行纸币。以这种方式，他将现金注入经济，而经济流转又帮助政府偿还了债务。结果，投资者们握有的货币数目巨大，以至于人们造出了一个新词“百万富翁”来形容他们。[23]但是，建立在不可变现资产基础上的计划，风险是注定的，而人们依靠的是坚定的信心和无限的天真。劳的体系在1720年垮掉了。同年，英国的一个类似的股份体系—南海公司—也垮掉了。当然，这些事件吓跑了投机者，但是人们可以看到经济理论对于减少损失发挥了一定作用。了解经济运作中正在发生什么，这一点变得越来越重要。

伴随着各种统计数据的增长人们对经济的兴趣也在增长。到1600年，英国政府已经开始收集在伦敦附近的死亡数据和死亡原因，以便量化疫情爆发的状况。这些数据每年都会出版。1662年约翰·格朗特（John Graunt）用这些数据出版了第一部数据分析的著作：《死亡率法案的自然和政治观察》（Natural and Political Observations Made upon the Bills of Mortality）。同时，曾经是托马斯·霍布斯的私人秘书的政府部长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爵士也发表了几篇经济论文。由此，他开创了他的“政治算术”或基于“数字，重量和方法”的论证。配第不仅开始计算国家收入，他还发展了一个最初的货币数量理论，这个理论试图解释货币的供应和物价之间的变化关系。配第希望摸清一定数量货币下的经济潜力，并且确定货币的效率取决于它的转手速度。他的数字统计方法没有让人信服：乔纳森·斯威夫特在著名的《一个温和的建议》（A Modest proposal, 1729年）中讽刺了他的方法。在这篇讽刺文章里，斯威夫特用和配第同样的算术语言来计算爱尔兰的穷人怎么通过每年生育和出售10万个额外的孩子给富人做食物，来挣钱养活自己。但是，配第指出通过数学方法，精明的经济学家能够计算出国家繁荣的路径，这一点和天文学家能计算出行星未来位置是一样确凿无疑的。1696年，统计学家格列高利·金迈出更大的一步，根据阶级和地区划分，他编写出详细而精准的国家财富手册。手册的部分内容出现在1699年查尔斯·戴夫南特（Charles Davenant）《关于贸易平衡的论文》（Essay upon the balance of trade）中。这标志着计算国家财富的第一次严肃尝试。

有个重要的启蒙经济学家首先进入这一竞技场。理查德·康蒂永（Richard Cantillon）是爱尔兰人，他天性特立独行。在巴黎时，康蒂永参加了约翰·劳的金融集团，买卖密西西比公司估值高得离谱的股份。但是，当劳演砸的时候，康蒂永却玩了一个精明的游戏。他有洞悉膨胀最终方向的能力，公司坍塌之前他自己悄悄兑换出自己的纸币。因此，他成了为数不多毫发无损的“百万富翁”之一。后来，他在伦敦生活，在1738年被谋杀之前，他写下一篇真正的经济学论文《商业本质概论》（An Essay on the Nature of Commerce in General）。该论文以手稿的形式流传了很多年，1755年该论文最终出版。康蒂永采用了布阿吉尔贝尔抽象概念的方法，在这种方法里，经济学家们建立起一系列科学实验的标准，而且他们主张在“所有其他条件平等”的情况下，在某种理论实验室中测试了一个因素。他发展了一种如何确定商品价格的理论，提出价格的关键因素不是产品的成本，而是人们对该产品的需求，这个理论成了现代“供需理论”的鼻祖。他指出企业家在市场中承担风险是很重要的。他因此得出结论，利润是对风险的回报。他进一步推进了配第的货币数量理论。在这个过程中，他开始砍断长期以来捆绑欧洲经济的重商主义绳索。

康蒂永的书最终在法国出版，这对于新一代的法国思想家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是第一个经济理论“学派”，在历史上被称为重农学派。由弗朗索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博士领军，他们热切地宣扬自由贸易和无干涉主义，即免受政府干涉商务的自由的好处。他们把经济理论与洛克的自然权利的概念联系起来，建议只应该有一种税：土地税。他们认为土地税是所有财富的根源。他们有一篇表达信念的文章，它是一张复杂的数学图表，称为《经济表》（The Tableau Economique）。这篇文章由魁奈于1758年起草，目的是解释经济是如何运作的。即将成为法国大革命领导之一的米拉博（Mirabeau）伯爵，宣称《经济表》与文字和钱币一起都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大部分人随后发现《经济表》很难理解。但是，那时《经济表》已经强化了这样一个观点，即经济是可以被系统研究的。在采用重农学派原则来治理国家的统治者中，有巴登领地的侯爵卡尔·弗里德里希（Carl Friedrich）和托斯卡纳的大公利奥波德二世。这标志着一个很大的转折：过去政府部长偶尔涉足经济，而现在经济学专业人士开始为欧洲政府提供建议。

亚当·斯密关于自由市场的著作是一本经济学的《圣经》，它的出版标志着重商主义的终结。斯密曾经读过康蒂永的著作，也见到过重农学派的学者。他还是研究过货币量化理论的大卫·休谟的朋友。斯密的《国家财富的性质及其成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年）是一个世纪以来经济理论思考的恢弘巨制。这本书探讨了劳动分工和它的优势、货币的用途、价格水准、利率、劳动成本、经济增长的本质、新大陆殖民地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各种政治经济制度。最重要的是，斯密认为商人虽然自私，但不应是国家防范的对象，因为商人逐利的同时也增加了国家财富。他清晰地表达了支持自由贸易的论点：高额进口关税导致了走私；低关税则意味着在这个国家走私茶叶和酒不值得。他也指出以往的财富积累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国家不会靠堆放成山的金条但什么都不做而赢利。他的著作迅速成了畅销书。最重要的是，这本书引起了政治家们的注意，时任首相的诺思（North）勋爵，在对爱尔兰的税收和自由贸易的问题上接受了斯密的观点。他的继任者，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也完全拥护自由贸易。1786年他起草了一份对法国的协议，该协议使斯密的想法成为现实。

18世纪新的经济思考不只是关注政治经济学，事实上，它也涉及私人利益。正如我们在农业革命的部分所看到的，人们正开始投资土地，因为土地会带来更好的回报。投资土地的关键是资本。为了购买土地，或灌溉用水的支出，以及其他改良土地的举措，业主需要筹措资本。因此，18世纪经历了银行业的兴起。英国1750年大约有12家私人银行。1784年有120家，1793年增加到280家。[24]到1800年，仅埃克塞特就有五家银行，银行贷款给莫顿汉普斯特德人以及更远的人。这与本书的开头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那时在英格兰西南部几乎用不到现金。[25]这些银行提供的贷款比通货膨胀论者约翰·劳发行的纸币在货币供应上产生了更大的效果。如果储户在一家银行存款1000英镑，那么这家银行可以采取储备金政策，即保留存款的10%，然后把剩余的900英镑贷款出去。假如这900英镑投资在修建磨坊上，那么磨坊主可以把他收到的贷款存入另一家银行。如果这家银行也采取10%的储备金政策，那么第二家银行就能贷出810英镑。仅仅在两轮存贷之后，原先的1000英镑在账面上就发挥了2710英镑的作用。以这种方式，银行能让资本一直流通下去，为很多农业和工业发展埋单，这就极大地促进了国家的繁荣。

如果不提一下这个世纪最重要的另一位思想家就结束本章的内容显然不太合适。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是一位英国牧师，他深受亚当·斯密和大卫·休谟作品的影响。马尔萨斯反对启蒙作家如杜尔哥和英国人威廉·葛德文（William Godwin），因为前者似乎有一种盲目的乐观主义，而后者则相信进步永不停止。马尔萨斯把新经济学的原理应用到社会最根本的核心问题上，即是否所有人都能够有足够的食物。正如他的重要研究成果《人口原理》（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1798年）的第一版所指出的那样，赤贫是贯穿社会历史始终而无法摆脱的重要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已然存在，然而启蒙主义的乐天派们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会这样，或者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解决。正如马尔萨斯所言：

我非常欣喜地阅读了一些关于人类完美和社会完美的资料。我对他们描绘的迷人画面感到温馨和高兴。我热切地期待这些令人幸福的进步。但就我的理解而言，我看到的是通往这条路上巨大而不可克服的困难。

马尔萨斯认识到，人口数字以几何级数增长，而粮食供应只是以算术方式增长。因此，在粮食稀缺的时候人们无法养活增长的人口，而且不仅仅是如此。马尔萨斯解释道，如果一个700万人口的国家能轻松地养活自己，那么它的人口就会增加，直到曾经养活700万人口的食物面对750万甚至800万人口。因为有需求，粮食的价格就会增长。但是，穷苦的劳工发现因为他们的人口增加了，而他们的劳动力价值因为供应过剩而降低。因此，社会中的一部分人由于人口的自然繁殖而失去了食物。在现实中，某些因素抑制了人口增长。回望历史，马尔萨斯看到人口经常因饥饿、疾病和暴力而大量减少。人们也许会采取预防性措施限制人口的增长，包括推迟结婚、控制生育、独身和流产。不管采用什么方法，启蒙主义的社会进步论者从来都是志得意满的。在他们看来在趋向进步的社会中，所有成员的生活水平都在不断提高。但马尔萨斯的观点是，事实恰恰与此相反。

在当时和其后，许多人都不喜欢马尔萨斯说的话，直至今天，怀疑论者甚至极端到不提他的名字。他曾饱受人身攻击，被指责无情无义。那些相信进步的人错误地把他视为进步道路上的障碍，因为马尔萨斯宣扬的都是厄运。他们当然要向这位信使开枪，然而悲观的经济学家不应因经济的低迷而受指责。的确，比起乐观主义者他们对经济的伤害更少。此外，马尔萨斯与无情根本不相干。他是极少数真正关注穷人的困境而不只是关注利润的经济学家。他以下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假如进步是所有人的事，那么贫困问题必须要解决。事实上他悲观的预言并没有实现，这并不是因为预言本身是错的，而是因为发明家和企业家能够使用矿物燃料、找到更好的施肥方法和运送食物的方法，从而在经济的平衡中加入新因素。碰巧，阻止他预言实现的因素依赖着矿物燃料的不断供应。结果是，他仍在所有最重要的经济学作家中占据一席地位。他的名字和“马尔萨斯阻止理论”经常被那些预言人口增长和经济趋势的人们谈到。但是在此，作为18世纪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对利润关注最少，而对贫困关注最多，他代表了时下的经济思想已与重商主义以及皇权垄断经济思想相分离。

工业革命

今天人们广泛接受工业革命开始于18世纪的英格兰。因此，你可能会感到奇怪，这个术语是1799年由一个在柏林的法国外交官创造出来的，他使用这个术语来描述法国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个术语看起来是个自我矛盾的词汇，因为其中的“革命”实际上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起初，它悄无声息地发展，从英格兰各个完全不同的地区蔓延开来，从局部慢慢地拓展开来，直到把足迹印满整个欧洲大陆。只是在18世纪末，它的革命性才被辨识出来。正如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所言：工业革命“并不是有始有终的一个过程……因为在本质上，在此之后，革命性的变化成了常态”。[26]

今天，我们倾向于把工业革命与蒸汽机联系起来。首先，蒸汽机只是诸多改变中的一个方面，而且只是一个较小的改变。1800年，只有1200台蒸汽机被用在工业和采矿业中；当时更多的是靠水车产生出来的动力。的确，在1838年，水车还在为英国的工业提供超过三分之一的动力。[27]工业化的真正原因是商业竞争。如果你是一个磨坊主，你想赢得你的对手，那么你不得不降低产品的成本，把你能支配的所有资源的效能完全发挥出来。你必须改变工作方法，适应新的挑战。你必须在人力、机器和建筑上投资，追求利润最大化。在这个方面，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工作中通过高效率来实现赚钱的欲望。

在探寻工业革命根本原因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两个不同的新兴市场。一个市场对棉花和毛织品有需求；另一个市场对煤和金属制品有需求。如果我们从动力来源的角度来看，很明显一开始工业革命是两个独立的革命，最后两个革命并入了一个更大的工业革命。最早的纺织厂建于18世纪40年代，以畜力或水力为动力资源；在1780年之前，没有人用蒸汽机。那么为什么，煤炭的产量在18世纪增长得这么快？为什么需要蒸汽机从最深的矿井里抽水？1730年矿井的深度达到300英尺，20年后达到600英尺。[28]为什么世界上第一座铁路桥梁考西拱桥（Causey Arch）早在1726年建成以来，就被用来从达勒姆郡运煤到泰恩赛德（Tyneside）？

这些问题的答案在于1780年之前并非纺织工业对煤炭有所需求，即便有需求，规模也不大。铁器锻造和钢铁厂业主需要煤炭。酿造各类啤酒、杜松子酒和威士忌酒，食盐的生产、砖瓦的制造和玻璃的制造都需要煤炭。这些行业需要比木材产生更高的温度。传统上这些领域一直使用木炭，但是高质量的煤炭燃烧效果更好。16世纪以后，煤炭变得便宜了。英国家用燃柴曾一度短缺。原木可以用来造房子和造船，制造家具和大部分器皿。但是大量的原木在中世纪已经遭到砍伐。随着人口的迅速增加，越来越多的林地让位于屋舍用地。由于木柴燃料短缺，人们自然转向煤炭来满足对燃料的需求。砖砌房舍中的火炉可以使用煤炭替代柴火来加热洗衣用水和其他日常用水。1700年之前相当一段时间，煤炭就是伦敦的主要燃料。17世纪，伦敦的人口从20万激增到70万。每年首都大部分的煤，大约33.5万查尔特隆（chaldrons）（相当于443875吨），来自纽卡斯尔，运煤船在英国东海岸卸载。这已经是一条非常成熟的海运线路了，它能够满足伦敦似乎无法满足的燃料需求。到了1770年，伦敦煤炭需求翻了一倍。而这个城市及其郊区还在拓展。到了1800年，伦敦人口已逾百万。此时，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正经历着燃料从木柴到煤炭的转变。然而，1700年英格兰煤矿的总产量大约为260万吨，到1800年煤炭产量增长了四倍。煤炭价格有所下降，因为随着众多劳动力密集的小煤矿合并为几个大企业，煤的采掘成本不断地降低。这些大煤矿的业主们能够组织有效的配送体系。他们通过海运和河运，把煤炭的运输成本降低到一法寻（四分之一便士—编者注）每吨每英里的程度。[29]低成本进一步鼓励人们烧煤，因而这个循环得以继续。到了1850年，英国国内的煤炭产量增加到每年超过5000万吨。

19世纪对煤的需求呈指数级增加，原因是蒸汽机的大规模使用。蒸汽机在很多工业中成了不可或缺的设备。但是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蒸汽机不过是从地下深井里抽水的一台机器—一个为生产更多煤而被人们使用的燃煤机器。据说这个想法最初来自南德文郡莫德伯里（Modbury）的托马斯·萨弗里（Thomas Savery）。1698年他提交了一份专利申请：“用火力抽水并驱动所有机器的发明”。从专利的描述中，萨弗里清楚地表示他的设备的适用范围远不止开采业。但是，他在《矿工的朋友》（The Miner’s Friend）一书中，强调该设备的主要用途是抽干煤矿里的水。1699年，萨弗里在皇家协会进行了机器演示。同一年，议会通过法案，对该设计原理给予延长保护。至此，萨弗里有理由希望他的发明会让他变得富有，但不幸的是，他的机器还不够有效。该机器被德文郡的同乡，托马斯·纽科门（Thomas Newcomen）做了一番改进。于是，两个人同意合伙，于1712年，纽科门在杜德利（Dudley）附近的康尼格林（Conygree）煤矿安装了世界上第一台可以工作的商用蒸汽机。

纽科门的发明没有在一夜之间改变世界。它需要巨资安装并且耗煤量巨大。但是，那时深矿井的确是最需要蒸汽机的地方。问题在于蒸汽机比马力是否更便宜。刚开始时，蒸汽机的运转只便宜了11%，但这已足够吸引一些业主来投资蒸汽机。[30]随着煤井越来越深，节省的成本也越来越大。英国上百个矿井里逐渐安装了纽科门的机器。而且他们的蒸汽机还出口到国外。1727年，瑞典安装了第一台蒸汽机。到1740年，在维也纳、德国的卡塞尔（Kassel）、斯洛伐克的班斯卡什佳夫尼察（Banská Štiavnica）、比利时的列日（Liège）附近默兹河畔的瑞皮耶（Jemeppe-sur-Meuse）和法国巴黎附近的帕西（Passy）都安装了蒸汽机。[31]到1750年，蒸汽动力的成本降低到马力的60%，到1770年，又降到40%。1马力/小时节约1.5便士。蒸汽机迅速传遍整个欧洲，所有的蒸汽机都由英国工程师安装。当工程师约翰·斯米顿（John Smeaton）1767年行至英国东北部的煤田时，他发现工作中的纽科门蒸汽机不少于57台，而他记录到的动力总产出只有1200马力，因此他对设备进行了重新设计，以便提高功效。此后，在1775年，马修·博尔顿（Matthew Boulton）和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建立了合作关系，他们对瓦特发明的另一台更高效的蒸汽机进行了潜力发掘。通过使用一个单独的压缩机，这台新机器可以比纽科门蒸汽机节省75%的燃料，因此对那些煤炭供给有限的业主们非常具有吸引力。1775年约翰·威尔金森（John Wilkinson）为他的钢铁厂安装了博尔顿—瓦特蒸汽机。在18世纪80年代早期，在德比郡的威克斯沃思（Wirksworth），就有理查德·阿克赖特（Richard Arkwright）在他的棉花厂安装了一台。从此蒸汽动力革命进入了工厂系统，我们如今所认为的工业革命就此诞生。

棉花企业的发展是一系列技术革新的后果，它让布变得更平整，也更便宜。约翰·凯（John Kay）的飞梭在1733年获得专利。在18世纪40—50年代这种梭子被纺织企业广泛使用，促使产量翻倍增长，进一步促进了市场对纺线的需求。1741年在伯明翰，刘易斯·保罗（Lewis Paul）和约翰·怀特（John Wyatt）开办一家工厂，他们使用了保罗的滚筒纺纱机。尽管四年后工厂就关闭了，但是保罗使用滚筒的理念被理查·阿克莱特（Richard Arkwright）用在他的水力纺纱机上，并于1769年申请了专利。阿克莱特和保罗不一样，他是个精明的商人。在他的指导下，棉花纺织机开始赢利。1792年在他去世时，阿克莱特的地产价值大约是50万英镑。我们可以参考一下简·奥斯汀《傲慢与偏见》里达西先生1万英镑的年收入，以及宾利先生5000英镑的年收入，对于一个曾经不能支付他的第一个专利费用的人来说，阿克莱特的经济收入已经是相当不错了。[32]他的这些财富来自他的企业。他在诺丁汉、克罗姆福德、贝科威尔、马松、威克斯沃思、利顿、罗斯特、曼彻斯特和其他地方都开办了大规模使用机器生产的工厂。这些工厂一天开工24小时，工厂的灯火照亮了整个夜空。正如前面所说的，理查·阿克莱特早在亨利·福特之前就开创了流水线工厂。另一个积累同样多财富的实业家是乔赛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他是以他名字命名的高质量陶瓷工厂的创始人。乔赛亚是一个笃定和细心的人，他在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的伊特鲁里亚（Etruria）置下田产，以图仍在规划中的运河之便。这条运河对他工厂原料的供应和成品的市场投放具有很大的作用。他坚持工厂使用最好的材料，保持最高的清洁度。他的278名员工都是专业人士，企业的组织和管理非常严格。[33]他在私有土地上给员工们提供住房，并确立了病假津贴制度，以确保员工的忠诚。同时，他不断提高企业的技艺水准。他接受了夏洛特王后和俄罗斯帝国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巨额佣金，这意味着他的工业革命不再满足于产量的扩大，而是关注于成品质量的提升。

从18世纪80年代开始，工业化在英国走上正轨，并获得全欧洲商人的关注。据测算在这个世纪的前半叶，棉纺工业的年增长率是1.37%。1760—1770年之间，增长率为4.59%。18世纪70年代年增长率为6.2%，到了80年代增长率达到12.76%。工业产量的巨大变化发生在几乎所有工业门类中。英国生铁产量在1760年是3万吨，到了1806年，就增长到了24.4万吨。技术创新的比赛已经开始，因为这能给人们带来财富。在1700—1709年，只有31个专利申请被批准；1800—1809年，不少于924项专利申请获得成功。[34]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人们看到了更多的工业变化。煤炭的使用量成几何级数增长和各种创新也大量增加：在19世纪90年代，英国专利局收到了超过23.8万份专利申请。但是，18世纪各领域的工业革命的合力产生了“哥伦布效应”，它不仅完全改变世界，而且给人们指出了未来的方向。

政治革命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1688年的英国革命对全欧洲的政治思想家影响深远。议会和人民代表能够废黜国王、选出另一个国王，并且对新的君王权力加以限制，这些都彻底动摇了皇权政府的概念。但是，英国革命最关心的是国王和议会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府和人民的关系。这场革命对个体公民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不怎么关心。直到18世纪晚期的政治革命之时，人人平等的概念才形成，并且成为个人的政治权利。

美国革命最初是殖民地居民试图解决宗主国政府中缺少殖民地代表的一次尝试。在英国，长期以来的原则是，作为同意临时增加税收的回报，被选出来的议员有机会接触到国王，并提出立法建议。但美洲的殖民地居民们既不能接触到国王，对政府的立法也毫无影响力。即使他们给英国政府交了税，在威斯敏斯特依然没有他们的代表。如果读一下1689年的《权利法案》，这个做法是违宪的。殖民地选出代表获得英国议会席位的想法已经被讨论过很多次，但总是被英国政府以不切实际的借口否决。1765年的《印花税法》（Stamp Act），针对殖民地居民又进一步增加了税收，因而受到强烈抵制。殖民地居民认为这一法案违反了他们作为英国国王臣民的权利。1733年的《茶叶法案》（Tea Act），意在对运往美洲的茶叶征税，尽管这些茶叶来自东印度公司，理应是免税的。该法案在波士顿倾茶事件中遭到了暴力抵抗。在调解的努力失败后，13个殖民地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政府。这些殖民地包括弗吉尼亚、马萨诸塞湾、马里兰、宾夕法尼亚、特拉华、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佐治亚、新罕布什尔、新泽西、纽约、康涅狄格和罗得岛。每个殖民地都宣称自己是一个州，他们联合起来组成大陆议会。通过大陆会议，他们在1776年7月4日发布从大不列颠独立的宣言。《独立宣言》是这样开始的：

在人类事务发展的过程中，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同另一个民族的政治联系，并按照自然法则和上帝的旨意，以独立平等的身份立于世界列国之林时，出于对人类舆论的尊重，必须把促使他们独立的原因予以宣布。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是经被统治者同意授予的。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这些目标的实现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新政府所依据的原则和组织其权利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有可能使他们获得安全和幸福。

对此宣言，英国政府当然表示反对，因而派遣军队前去表明政府的立场。其后的战争一直持续到1783年9月3日签署《巴黎条约》。根据此条约，英国从先前的殖民地撤回，这些殖民地现在叫作美利坚合众国，拥有密西西比河以东、五大湖以南的领土。另外还通过一个单独协议，东、西佛罗里达移交给西班牙。

这些事件对美国及其今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革命的共和本质在任何地方都能引发巨大的共鸣。在过去也曾经有过短命的共和制。比如，英国共和国（1649—1660年）和科西嘉共和国（1755—1769年）。但是在欧洲建立的共和国规模都很小，如意大利的城邦国家和瑞士的州。乔治·华盛顿宣誓就职成为500多万人民的总统，这尚属首次。美国革命对整个西方寓意深远，尤其是法国，他们在美国人争取独立的斗争中给予了支持。

在法国，争取平等的诉求有着不同的背景和含义。美国《独立宣言》的作者们用到“平等”这个术语，这说明他们相信他们享有英国人享有的自由权利。但是，这只适用于缴税的公民。多数美国建国之父都不认为一切人都是平等的。奴隶们还是被视为财产。在1776年，享有私人财产的权利尚优先于奴隶地位平等的权利。早期也有奴隶解放的呼吁。1780年，宾夕法尼亚州通过了逐步废除奴隶制的法案。据此法案，所有奴隶的孩子都是自由人，因此在这样的世代传递中奴隶制便逐渐地消亡了，而不必迫使任何人放弃他们的财产。但是，美国南部主要的蓄奴州并未执行该法案。法国的1789年革命，在自由的愿望与平等中间没有太多冲突。那些要求自由的人，也要求与否认他们享有这些权利的人平等。因此，法国革命是一场完全不同的革命，他们是反对自己的政治制度而不是反对一个远方国家的帝国主义控制。

法国革命始于一次经济危机。当时的法国国王希望得到许可，对其政府进行必要的经济改革。为此他召集了三级会议。这是175年以来第一次召开这样的会议。当人民代表—第三级集合起来时，他们宣布自己是国家议会的成员。而且，无论有无贵族和教会代表的参加，他们都将推进政府的改革。为了阻止平民阶层的活动，国王关闭议会。577个国民大会的成员因此于1789年6月30日在网球场集会。在那里，除了一人，所有的人一起宣称会议将继续进行，直到路易十六接受一个限制王权的宪法。两周后，也就是1789年7月14日，巴黎的人民攻击了巴士底这个作为王室暴政象征的巴黎监狱要塞，并且杀死了巴士底监狱的长官。贵族们开始逃离这个国家。首都发生的暴乱蔓延到乡村。本来是让国王和其政府接受宪法的一次努力，最终演变成大规模的革命。

1789年8月米拉博伯爵提出《人权与公民权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of the Citizen）。这个文件于8月26日在国会通过。该文件的主导思想主要来自卢梭和以前其他政治思想家所倡导的社会契约和自然权利理论，它也受到最近在美国发生的辩论的影响。该文件包括17个条款，第一条就是“人生而自由平等，并一直保有这些权利”。它宣称：“一切政治组织的目的均在保护人们自然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与反抗压迫的权利。”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只能取决于法律。《宣言》继续声明，法律“对于所有的人，无论是实施保护或是惩罚都是一样的”，而“从法律角度而言，所有公民一律平等，享有接受尊严对待的权利，享有担任一切公职和从事一切职业的权利”。除非有违法律，公民有免于逮捕的自由；严禁酷刑；在证明有罪之前，嫌疑人均应被推定无罪；公民有免于宗教压迫的自由、出版自由、个人表达自由；公职人员应勤勉尽责；公民财产权应得到保证。

如果没有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所有这些都只能成为启蒙运动政治理论的结果。而事实上，这场革命变得越来越暴力。从1789年10月5日起，当巴黎愤怒的民众簇拥着大炮行至凡尔赛，迫使皇室成员回到首都时，整个局势就失控了。1790年，贵族制度被废止，教士们在法律上归属于世俗政府的管理。在很多地方，法律和秩序被打破，官方和民间的屠杀遍及整个法国。不久之前还是欧洲最强大的法国皇室权威，现在被废除了。国王以叛国罪被斩首。许多贵族，包括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也跟着国王上了断头台。教会的土地被充公，巴黎圣母院大教堂被理性崇拜者们接管。革命分子颁行了新的、革命性的历法。从1793年秋天，恐怖统治时期开始了。9月17日通过了《嫌疑犯法案》（Law of Suspects），打击面很广，很多人遭到逮捕。无政府主义的革命恐怖像烈火般蔓延。国家逮捕和囚禁了成百上千的人，处死的人数以万计，因担心这些人可能侵犯人民的自由。

《嫌疑犯法案》的滥用是全国性的悲剧，但是这些无法转移我们的论述重点：法国革命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革命。这场革命检验了1000年以来广为传播的一个观念，即人人价值相等。这个想法在远古世界是不存在的，在第一个千年也不存在。从源头上看它来自基督教，但是没有一个基督教国家将其付诸实施。然而，几个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在总体上是朝着社会平等的方向前进的。在本书中出现的每个世纪的变化，在《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的17个条款中都有所反映。11世纪奴隶制的终结在第一行中就得到了强调，“人生而自由平等，并一直保有这些权利”。12世纪的法律变迁预示着，唯一对自由的限制应是法律，而且法律的实施应确保对普通大众有益。13世纪对社会提出了更高的责任希望，在此反映为公务人员应该解释自己的行为，政府不得无故拘禁公民。公民和国家间的互动关系曾在14世纪以民族主义和议会代表的形式被朦胧地表达出来。个人主义的准确概念第一次出现是在15世纪，而在整个文件中都有所反映。免于宗教迫害的条款是对16世纪宗教分化的确认。约翰·洛克的想法，英国1689年的《权利法案》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都在自然权利的理念中得到回应，并在第二个条款中被表达出来。当然，如果把所有这些看作是持续的、不间断的、朝向以“平等”来衡量进步的社会，那就错了。平等本身是一个模糊的概念，除非与一个特定的价值观相连，否则缺乏真实的意义。但是如果你画一幅几个世纪以来普通人权利的曲线图，这条曲线将呈现出一个展开的S形：这条曲线以中世纪奴隶制的结束为开端，从黑死病时期缓慢地上升到18世纪早期，伴随着法国革命爆发开始向下大幅度倾斜，这个倾斜度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到20世纪中期，当平等或类似的理念获得认可时，这个倾斜度才结束。

法国革命在国外引发了多种多样的后果。为了遏制革命力量，奥地利和普鲁士在1792年4月对法宣战；大不列颠不久也被拖入这场冲突。恐怖中的极端主义、暴力和不公正也迫使这些国家中原本对革命富有同情心的改革者陷入被动。以伦敦通讯社（London Corresponding Society）这个组织为例，该协会曾试图在工人阶级中发展政治代表，现在不得不接受这种理想尚不成熟的现实。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的《法国革命论》（Ref l 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1790年）是一本颇为成功的书，但书中出现了对这场革命的谴责。托马斯·潘恩的《人的权利》（The Rights of Man, 1791年）是一本更加成功的书，该书也对革命有强烈的攻击。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人们对法国革命有着怎样深的意见分歧。法国革命的失败引出妇女权利的问题，该问题由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在《女权辩护》（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 1792年）中提出，再次点燃了有关女性社会地位的辩论。因此法国革命只是标志着我们平等曲线图中最极端梯度的开始。然而，正如本书中探讨过的许多其他的发展，法国革命给人们指出了一条前进的道路，并且让人们睁开双眼看到什么是可能的。如果没有法国革命，下个世纪的欧洲思想家们将不可能在人人平等的价值观基础上触及社会改革问题。政治平等也不会成为西方世界默认的道德立场。

小结

如果你愿意鸟瞰1800年的欧洲，你将敏锐地注意到，眼前的一切与你在1200年看到的鲜有变化。欧洲的城市面积大了些，当然数量也多了些。但是整体而言，山川土地主要还是乡村景色。即使你以前关注过英格兰，你几乎注意不到英格兰逐渐增多的磨坊和工厂。或许，这里或那里运河划出了一条条银线，旧磨坊的建筑或矿井的巷道会吸引你的眼睛，但是到目前为止，最明显的变化是绝大部分土地已经重新规划。英国的土地不再是由佃农耕种的条块土地，而是经过拼接连成大片土地。现代模式的小规模圈地开始成为主导格局。但是，我们不必指望巨大的变化会留下明显的物理痕迹。就像18世纪的飞行，那些伟大的发展影响更多的是人们的想象力，而不是地面景观。

此前曾经说过，这些田地需要我们牢记，因为它们代表的是粮食的供给，因此是“我们祖先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在迎接挑战的漫长道路上，18世纪彻底地改变了人与环境以及与神的关系。自中世纪以来，人们对社区的德行保持严格约束，因为他们相信社区中任何人的不道德行为将会使整个社区受到神的惩罚，比如上帝会以凶年提出警示。因此，如果一个社区的成员对邻里的不谨言行视而不见，他们自己也就有了罪，因而也要受到惩罚。但是，随着粮食供应的增加，1710年之后没有多少人再挨饿了，各种恐惧以及与其相伴的教化随即消失。同时，对人与环境关系的更多了解使人们能把对神的信仰与不幸的原因区别开来。在法国，当粮食供应在18世纪80年代又一次减少时，人们谴责的是他们的同胞，而不是神。这样想来，18世纪的农业变化不仅让人口增长，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劳动力，也使社会变得更为宽容、更为自由、更有善意。

变化的主要推动者

在18世纪的重大变革中，没有哪个变革完全是由一个人主导的。但是，至少从一定程度上说，化学的进步是由安托万·拉瓦锡（Antoine Lavoisier）主导的。拉瓦锡的名字直到此刻才被提起，好像我们已经把他从变革主要执行人的候选名单中排除在外。但公平地说，他与艾萨克·牛顿一样，是这个世纪最能影响我们对自然世界理解的人。但是，拉瓦锡的生平也有趣地反映了这个时期的暗流涌动。他领导了识别元素和系统排列元素的方法，这取代了亚里士多德的“泥土、空气、火、水”的系统。他通过分解化合物来找到构成单位，并且建立起分子与整体的关系。他有点像政治思想家卢梭，卢梭也曾对社会进行分解，以了解个人与整体的关系。拉瓦锡对燃烧和氧气的研究，自然而然地引导他把呼吸作为一个化学过程进行研究。他证明，呼吸实际上是一种气体交换，因此是一种缓慢形式的燃烧。身体的解密过程曾走过漫长的道路，《百科全书》编辑们的精神就是将生命理解世俗化。拉瓦锡建立了质量守恒定律，阐明在封闭系统中，反应前构成元素的质量与反应后所生成物质的质量相等。这种定量方法让人想起同一时期尝试计算国家财富的经济学家们所使用的方法。以这种方式，拉瓦锡为孔多塞（Condorcet）侯爵1795年出版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Sketch for a Historical Picture of the Progress of the Human Spirit）一书提出的原则添了彩，这个原则就是科学进步终将引发艺术、政治和道德的全面进步。但不幸的是，拉瓦锡的天赋以及他的工作与社会改革者的相似都无法挽救他。由于他曾在法国征税系统中供职，为法国革命的极端势力所不容。他在1794年5月8日被送上断头台，年仅50岁：他是罗伯斯庇尔恐怖统治的牺牲品。如果康德对启蒙运动所下的定义：独立思考、反对教条在某处被人忽略了，那就是这儿了。

那么谁是这个世纪变革的主要执行者？由于这个世纪经历了风车发明以来又一种新的动力形式，我们应该推举一位让工业革命成为可能的工程师。说到此处，此人肯定就是伟大的蒸汽工程师，托马斯·纽科门。虽然詹姆斯·瓦特的蒸汽机更加高效，但瓦特仅仅改造了纽科门设计的约500台机器。纽科门的影响显然更大。他在英国和欧洲总共建造了1200台蒸汽发动机。而且，纽科门展示出蒸汽机在商业用途上的优势，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但是，正如前文所言，1800年大部分磨坊和工厂依然是水车驱动。因此，蒸汽机真的极大地改变了18世纪的生活了吗？在我看来，1200台蒸汽机取代水车的变化可以类比为14世纪大炮取代攻城投掷机械的变化。这个技术的真正影响还在以后。

我认为真正改变18世纪大众生活的人是让—雅克·卢梭。或许卢梭的作品并非完美，但他的想法启迪了民众对宽容、自由和平等的召唤，所有这些把1789的经济危机演变为一场革命。不可否认，这场革命震撼了西方的每一个人，无论是王侯贵族，还是乞丐穷人。

[1] 　Shakespeare’s England: An Account of the Life and Manners of His Age（2 vols, 1917）, i, p. 202.

[2] 　R. C. Tombs, The Bristol Royal Mail: Post, Telegraph, and Telephone（n.d.）, p. 11.

[3] 　比如，1822年5月4日《普利茅斯及码头的电报和公报》（Plymouth and Dock Telegraph and Gazette）。关于该内容的插画出现在该书第二版部分。

[4] 　Fernand Braudel, Civilisation and Capitalism. Vol.3: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orld（1979）, pp. 316—317.

[5] 　Asa Briggs and Peter Burke,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Media（2005）, p. 81.

[6] 　据说，詹姆斯二世退位的消息三个月后才传到奥克尼（Orkney）群岛。见J. H. Markland, ‘Remarks on the Early Use of Carriages’, Archaeologia, 20（1824）, p. 445.

[7] 　London Magazine, 3（July-Dec. 1784）, p. 313.

[8] 　Gentleman’s and London Magazine, or Monthly Chronologer（1785）, p. 86.

[9] 　Mark Overton, http://www.ehs.org.uk/dotAsset/c7197ff4-54c5-4f85-afad-fb05c9a5e1e0. pdf（‘caricature’）; http://www.bbc.co.uk/history/british/empire_seapower/ agricultural_revolution_01.shtml（derogatory assessments）．均于2014年1月30日下载。

[10] 　John Mortimer, The Whole Art of Husbandry or the Way of Managing and Improving Land（2 vols, 4th edn, 1716）, i, pp. 32—33, 131, 157—160; ii, p. 177.

[11] 　Liam Brunt, ‘Mechanical Innovation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Case of Plough Desig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56（2003）, pp. 444—477.

[12] 　尽管种植土豆很有效，但它在1801年所有耕种的农田中，仅占不到2%。见Mark Overton,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England（Cambridge, 1996）, p. 102。

[13] 　E. A. Wrigley, ‘The Transition to an Advanced Organic Economy: Half a Millennium of English Agricultur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59, 3（August 2006）, pp. 435—480 at p. 440.

[14] 　Wrigley, ‘Transition’, p. 451.

[15] 　Claude Masset, ‘What Length of Life Did Our Forebears Have?’, Population & Societies, 380（2002）, www.ined.fr/fchier/t_publication/474/publi_pdf2_pop_and_soc_english _380.pdf（2014年1月27日下载），引自Élise de La Rochebrochard, ‘Age at Puberty of Girls and Boys in France: Measurements from a Survey on Adolescent Sexuality’, Population: An English Selection, 12（2000）, pp. 51—80; Peter Laslett, ‘Age at Menarche in Europe since the Eigh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2, 2（1971）, pp. 221—236。

[16] 　Ian Davidson, ‘Voltaire in England’, Telegraph, 9 April 2010.

[17] 　http://www.constitution.org/jjr/ineq_04.htm. 2014年2月24日下载。

[18] 　Faramerz Dabhoiwala, The Origins of Sex（2012）, pp. 57—59.

[19] 　Faramerz Dabhoiwala, The Origins of Sex（2012），第66页。

[20] 　Faramerz Dabhoiwala, The Origins of Sex（2012），第103页（洛克），第108页（休谟）。

[21] 　Cyril Bryner, ‘The Issue of Capital Punishment in the Reign of Elizabeth Petrovna’, Russian Review, 49（1990）, pp. 389—416, at pp. 391（废除死刑）, 416（不得人心）。

[22] 　1651到1690年，阿姆斯特丹执行了824起死刑；1761到1800年，有839起。鉴于城市规模的扩大（从18万增至22万人），处决率下降了六分之一。见Petrus Cornelis Spierenburg, The Spectacle of Suffering（Cambridge, 1984）, p. 82。在伦敦的老贝利（Old Bailey）街，1680到1699这20年间，法官审理了6244起案件，对其中的1082起下了死刑判决（17.3%）。一个世纪后（1780—1790年），审理案件14971起，下死刑判决1681起（11.2%）。数据来源：http://www.oldbaileyonline.org//。2014年4月27日下载。

[23] 　Murray Newton Rothbard, Economic Thought before Adam Smith: An Austrian Perspective o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2 vols,1995; 2nd edn, 2006）, i, p. 346.

[24] 　Juliet Gardiner and Neil Wenborn（eds）, The History Today Companion to British History（1995）, p. 63.

[25] 　这五家银行分别是埃克塞特银行（1769年）、德文郡银行（1770年）、城市银行（the City Bank, 1786）、通用银行（the General Bank, 1792）和西部银行（the Western Bank, 1793）。见http://www.exetermemories.co.uk/em/banks.php。2014年4月27日下载。

[26] 　Eric Hobsbawm, 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848（1962）, p. 46.

[27] 　A. E. Musson, The Growth of British Industry（1978）, p. 60.

[28] 　Gregory Clark and David Jacks, ‘Coal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00—1869’, 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 11（2007）, pp. 39—72, at p. 44.

[29] 　Richard Brown, Society and Economy in Modern Britain 1700—1850（2002）, p. 58.

[30] 　Clark and Jacks, ‘Coal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p. 47.

[31] 　Eric H. Robinson, ‘The Early Diffusion of Steam Power’,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4（1974）, pp. 91—107, at p. 97.

[32] 　J. J. Mason, ‘Sir Richard Arkwright（1732—1792）, Inventor of Cotton-Spinning Machinery and Cotton Manufacturer’, ODNB.

[33] 　Neil McKendrick, ‘Josiah Wedgwood and Factory Discipline’, Historical Journal, 4（1961）, pp. 30—55, at p. 33.

[34] 　本段数据来源于：Society and Economy, pp. 51（棉花）, 56（生铁）, 48（专利）。1700—1709年间专利数量由22个修订为了31个，见http://www.ipo.gov.uk/types/patent/ p-about/p-whatis/p-oldnumbers/p-oldnumbers-1617.htm。2014年2月2日下载。

第九章 1801—1900 19世纪

不管你身在何处读着这本书，19世纪的发明就在你的身边。如果你恰好坐着火车或者地铁，这种运输方式就来自19世纪。自然，公共汽车也是如此：到1830年，巴黎、柏林、纽约、伦敦和曼彻斯特都有了第一条公交线路。如果你恰好开着小汽车，听着这本书的有声版，请注意，汽车内燃机和录音技术就是源自19世纪晚期。如果你刚好躺在床上或者坐在飞机上，那么你很有可能是借着灯光读着这本书，而这种灯光就是来自19世纪70年代。如果你恰巧悠闲地躺在浴缸里看着书，请注意，浴缸的塞子源自19世纪。洗手间亦是如此。顺便说一下，1851年的世界博览会已经展出了第一批可批量生产的抽水马桶。而实际上，浴室这个概念是在19世纪产生出来的。早在1888年，J. M.巴里（J. M. Barrie）就提到过英国住房里的浴室：“如果下水管道在浴室里爆裂，那么政治算得了什么？”不好意思，我有点跑题。如果你正读着一本纸质书，请注意，纸就是由木浆制成，而这种木浆正是19世纪80年代发明出来的，用来替代尼龙碎布制成的优质纸。如果你正用着一台英文电脑，你会发现键盘中最高一排的字母是Q W E R T Y U I O P，而这种键盘布局源自1871年上市的打字机。如果你戴着手表，穿着牛仔裤或文胸，你其实就是直接使用着19世纪的发明。如果你想避开19世纪的发明，那你就只好赤裸地躲进灌木丛中去啦。如果你真的这么做，而且又恰巧读着这本书，那我可要惊呆啦。

19世纪是一个发明的时代，而且比20世纪更胜一筹。从上一章的结尾处我们看到，19世纪90年代，英国每年申请的专利达23826项；而到20世纪90年代，这个数字减少了一半左右，年均专利申请数为10602项。19世纪90年代的诸多发明都与我们的现代世界息息相关，这不仅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购买这些发明的最新版本。烤面包机、电风扇、缝纫机和电热水壶都来自19世纪。感谢北安普敦天然气公司的詹姆斯·夏普（James Sharp），1834年，第一个煤气灶开始上市销售。1807年，伦敦的户外最先出现了煤气街灯；到1823年为止，伦敦已有将近4000盏煤气街灯，与此同时，大多数的欧洲城市也在忙于建立类似的系统。室内电灯和煤气灯在1900年都已司空见惯。我写这本书时住在莫顿汉普斯特德镇的一座房子里，这座房子在1890年经历过一场大火。重建时，这座房子在入门玄关和主要房间的墙上都装了煤气灯。然而，人们很容易忘却人工照明给生活所带来的巨大改变：首先，人工照明给入夜后出门的人们带来了安全感。其次，原先室内烛光下难以看清的事物，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晰了。19世纪还有诸多其他重要发明。1806年，法国人为了支持拿破仑的军队发明了罐头食品。在美国内战（1861—1865年）初期，机关枪被发明出来。1886年，卡尔·本茨（Karl Benz）申请了摩托三轮车专利，这是第一辆商用的小汽车。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Lumière brothers）在里昂街头开始制作魔幻般的电影短片。第二年，世界上最早的面向公众的电影院就分别在纽约和新奥尔良开业。1805年，海军中将霍拉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在漏水的木甲板上殉命，当时他只能向敌人发射金属加农炮弹。如果他能活到1890年，他就能在使用电力的潜艇中，向敌人发射威力强大的鱼雷了。

从前面的章节里我们反复看到，发明并不意味着变化。尽管詹姆斯·夏普尽了最大的努力，在19世纪大多数人还是继续使用固体燃料做饭，而不是天然气。汽车和电影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还需要时日。甚至连文胸都需要一段时间才会流行，请原谅我这里的双关语[1]。看到这些新奇事物以外的东西才是至关重要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评估它们给社会带来的巨变，才能区分哪些是对西方生活造成深远影响的发明，哪些只是帮助我们生活得更容易。

人口增长和城市化

你可能会在想这本书快结尾了：是的，我们已经完成了八个章节，现在只剩下两章了。然而因此你可能会感到惊讶，因为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甚至连一半都还没讨论到。之所以有这样的差异，是因为历史不是时间，时间也不是历史。历史并非研究逝去的时光，而是研究过去的人。撇开人类不谈，时间只是科学家和天文学家们的事。假使一座不为人知、无人居住的岛屿被发现，那么这座岛本身是没有历史的：专家们只能从博物学、植物学和地质学的角度来研究它。在人们意识到南极的重要性和去接触它之前，我们根本无法书写它的历史。不管是一个物种还是个体，历史与我们的所作所为都息息相关。所以，意大利这样一个具有6000万人口和丰富文化遗产的大国，相比一个人口稀疏的小岛，其历史要悠久多了。这并非是对小岛的歧视。它只反映了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有着6000万人口的国家，每天所能见证到的人类活动的机会是只有60个人的小岛的100万倍。相应地，前者的人际交流、社会态度、疾病和痛苦也是后者的100万倍。我们所要考虑的不仅是时间的流逝，我们还要考虑人类时间，即每天或每年所发生的人类活动。

这种探究人类时间的量化方式，也适用于比较不同的世纪和国家。如果你把1001年到2000年，这1000年内欧洲人生活的所有日子加起来，你就可以看到以下饼图中每千年的人口比例。如果历史就是时间，那么下面的图表应该是360度的十等分。而实际上，图表中各板块的差异显而易见。我们可以看到，只有3%的欧洲人口真正经历了本书第一章中所讨论的变化。不到6%的人经历了16世纪那些惊天动地的变化。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以更短的篇幅来介绍这几个世纪，这些世纪见证了重大的变化，为随后发生的一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相反地，这确实意味着，如果我们只关注那些影响了大多数人生活的重大变化，那么我们对于前两个世纪的认识就会被严重扭曲。事实上，该图明显低估了西方世界的现代偏见，因为它没有包含美国、澳大利亚、南非，或者新西兰的人口；它也没有涵盖拉丁美洲、印度和远东地区被西化的人群。在世界范围内，只有大概三分之一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这一千年间的前八个世纪。如果任何变化的意义，都由经历变化的人数来衡量，那我们估计就会有巨大的分歧了。

图9.1　每个世纪欧洲千年人口（人数/天数）比例

在19世纪，并不是每个国家人口变化的速度都是一样的。在法国，人口数量从2870万增长到4070万（42%），这使19世纪成为自1001年以来第四个人口增长最快的世纪。意大利的人口增长更富戏剧性，从1800年的1809万飙升到1900年的3297万，82%的增长率是该国历史上最重大的变化。西班牙和葡萄牙也分别达到了75%和86%的增长率。德国的人口增长率达130%，俄国的欧洲部分则有181%之多。英伦三岛作为一个整体，其人口增长率达到153%，但这个数据掩盖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作为工业革命摇篮的英格兰，其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246%。这种现象在一个世纪之前是无法想象的。1695年，统计学家格列高利·金对英国人口进行了大量计算，他预测到1900年伦敦人口将超100万，到2300年整个国家人口预计达1080万。事实上，到1800年，伦敦人口含郊区已然达到100万，同年整个国家人口就达到1080万，比格列高利预测的时间足足早了五个世纪。然而，这些增长相对于新世界的人口变化而言，根本微不足道。19世纪美国非本地人口（包括奴隶）增长达1335%，加拿大为1414%，新殖民地澳大利亚则增长了72200%，从5200人上升到376万人。

人口增长主要受两大因素驱动：大量的食物供应和运输方式的改进。截至1800年，农业革命尚未停止：耕作方法得到持续创新，不断有新的投资进入机械设备领域。粮食开始有剩余，肉类和奶制品生产量不断提高。针对这些剩余粮食，欧洲开发出了全新高效的存储和运输方式。到1860年，英国将近40%的食物都靠进口。但是在马德里（1811—1812年）、爱尔兰（1845—1849年）和芬兰（1866—1868年），饥荒还是夺去了数以千计的生命。长途运输铁路系统建立后，和平时期的西欧基本上不再出现食物短缺。以前，人们能养活几个孩子就生几个；现在则是能生几个就生几个。出生率随着产妇死亡率的逐渐降低而上升。1700年，伦敦1万个产妇会有144个因为生孩子而死亡；到1800年，人数降低到77个；1900年，则只有42人。[2]

所有这些多出来的人口必须找到出路养活自己。过去，多数人都靠务农为生，以保证他们赖以生存的农业产量。但是随着农业的快速发展，耕种需要的人手越来越少。因为有了更好的轮作制度、犁和蒸汽动力机器，那些原本只能勉强养活一家人的农民，现在已经能够养活更多的人了。1700年，整个欧洲70%左右的人靠务农营生，但是1801年，根据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普查，只有18%的人口以农业为生。到1901年，这个比率已经下跌到3.65%。人们不再只待在农村谋生。在整个欧洲，人们开始离开农村，前往城市和城镇，那里有工厂可以提供工作机会。美国和加拿大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19世纪后半叶，移民们发现大多数土地已被占领。他们也需要移居城镇。

大西洋两岸逐渐增长的人口急需安家落户。特别是在那些高度工业化和快速城市化的英国城市，一排排房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之前，只有荷兰在1700年，它的黄金时代末期，见证过这么高比例的城镇人口。但是现在，荷兰城镇人口比例一直在下降：国家没有煤炭，工业化速度自然减缓。到1850年，英国已经超过荷兰，成为世界上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大国。1870年是另外一个转折点，这一年，英国城镇人口已超农村人口。只是如此说，还无法完全反映出这种变化。1800年，英格兰农村人口占80%，而1900年城市人口则占70%。紧跟着，工业化程度较快的两个国家是比利时和德国（1900年城市人口分别占52.3%和47.8%），在他们之后则是大规模扩张的美国（35.9%）。

图9.2　英国、欧洲和其他发达国家（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生活在总人口超过5000的城市中的人口比例[3]

新兴城镇不仅消费食物和饮料，而且消耗砖头和石板、木质家具和铁器、木炭和天然气。供应这些消耗品的基础设施，例如铁路、管道、船只、货车和马匹，也需要大量的原材料。而这些原材料也需要安排运输和加工。因此，城镇的兴起不仅促进事物的移动，而且需要企业家们从银行借钱，在扩大经营规模和提高发展速度的循环过程中把钱花出去。而为了参与到这种经济循环中，刚从农村过来的人必须先找工作，他们要么成为劳力（其实劳力已过剩），要么可以从事贸易活动。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在城镇生活和工作，那些想从事某种特定贸易活动的人不得不相互竞争，而竞争又促使他们革新。他们发现，只有去借钱投资新设备，才能比其他人更具商业优势。那些不想自己创业，最后加入工厂工人行列的人，不得不用从父辈那里学来的一般技能操控专业机器，重复性的操作使他们原有的技能丧失，逐渐沦为工业这一大引擎中的一个齿轮。1800年，大多数工作的人如果需要一件新的家具，他们只需买点木材，然后精雕细琢一番就可以了；而1900年，人们是去百货商店直接买一件工厂做好的现成的家具。于是，这就产生了一种膨胀循环：人口增长导致城市化，城市化促进工业和交通业的增长，工业和交通业的增长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人口增长、城市化进程、专业化分工等。人口增长和城市化加剧了工业革命带来的变化，结束了从石器时代就已经存在的农业中农民与土地的直接关系。用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话来说，就是欧洲绝大多数人们生活的难题不再是如何生存，而是怎么生活。

交通

没有交通的同步增长，城市和城镇是没法这么快速发展的。所以，19世纪是建立在道路和运河运输的便利之上的，这一点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提到过。它见证了新运河的建立、收费高速公路网的扩张，以及最重要的—铁路的出现。

几个世纪以来，铁路一直被用来运输重物，特别是早在1800年以前，马拉着货车在轨道上运输煤炭。1804年，理查德·特里维西克（Richard Trevithick）在南威尔士和英格兰东北部的矿场上，第一次将蒸汽机车和铁路运输结合起来。1812年，萨拉曼卡（Salamanca）蒸汽机车在利兹市附近的煤矿建造完工。1813年，威廉·赫德利（William Hedley）和托马斯·哈克沃思（Thomas Hackworth）为纽卡斯尔市附近的怀勒姆（Wylam）煤矿建造了帕芬·比利（Puff i ng Billy）蒸汽机车。接下来的十年，乔治·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建造了大量的工业蒸汽机车运煤，他父亲就是在怀勒姆煤矿工作的。1825年，斯蒂芬森在著名的斯托克顿—达灵顿（Stockton-Darlington）铁路的开通仪式上，以每小时24英里的速度驾驶了他满载乘客的蒸汽列车“机车”（Locomotion）号。1829年，他另外一辆十分有名的蒸汽机车“火箭”（Rocket），在利物浦—曼彻斯特铁路上以每小时35英里的速度赢得了比赛。1830年9月15日，利物浦—曼彻斯特铁路正式开通，但是开通仪式颇具戏剧性。当天，刚卸任的战争与殖民地事务大臣兼利物浦议员威廉·赫斯基森（William Huskisson）意外地跌倒在蒸汽机车“火箭”前面，一条腿被压碎，失血过多。于是，斯蒂芬森疯狂地以将近每小时36英里的速度将他送往埃克尔斯接受治疗。但是，赫斯基森先生最终成了这一行业的烈士，呜呼。因为赫斯基森的死，国内外各大新闻报纸非常详细地报道了这则事情。这就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人们看到了未来世界在向我们敞开大门。

斯蒂芬森的“火箭”蒸汽机车在英国引发了一场铁路热。成千上万的人们蜂拥而至，想来购买这些项目的股份，并把火车引进到他们所在的地方。这是一个相当烧钱的生意。首先，一家铁路公司必须要有国会颁发的建造新铁路的许可证，而单单这个就可能要花费上万英镑。其次，铁路公司还需要购买铺设铁轨的土地，而土地的拥有者甚至有成百上千之多。再次，铁路公司不仅要建造车辆、机车、车库和站点，还要雇佣合适的工程师和行政人员来执行这个项目。尽管如此，这个想法还是鼓舞了人们。铁路建成之后，没有带来想象中的利润，但是确实为人们提供了快速、远距离和低成本的交通方式。到1840年为止，不列颠群岛有1498英里铁路；1850年有6261英里；1860年有10433英里；1900年有21863英里。而从运量上来看，1838年，铁路能搭乘550万乘客；1842年，2450万乘客；1845年，3000万乘客；再以后，无论多少乘客都不在话下。《1844年铁路法案》强制铁路运营商们每天必须保证每条线路上至少有一列火车给三等乘客，火车票价格不得超过每英里1便士。1855年，每年有1110万的铁路乘客；到1900年，这个数字已经增长到11.1亿。[4]

铁路改变了全世界，这个说法一点都不夸张。1830年，第一条客运铁路开通。1835年，比利时和德国的第一列火车开通；加拿大是在1836年；奥地利、俄国、法国和古巴是在1837年；意大利、荷兰和波兰是在1839年。1841年，第一列国际铁路开通，连接了法国的斯特拉斯堡和瑞士的巴塞尔。到1850年，巴黎已经有六个主要火车站：圣拉扎尔车站（1837年）、蒙帕尔纳斯车站（1840年）、奥斯特利兹车站（1846年）、北站（1846年）、东站（1849年）和里昂车站（1849年）。那些生活在北美最广阔区域的人们是从这项新兴技术中获利最多的。到1835年，美洲人铺设铁轨的长度是英国的两倍，因为小马快递（the Pony Express）对这个世界来说是不够的。1869年，东西海岸终于连接到了一起。1900年，美国建成了22万英里多的铁轨：总长就如同把英国、德国、俄国、法国和奥匈帝国的铁轨全部加起来一样。不过，欧洲铁路以风格取胜。从1883年开始，人们可以乘坐东方快车从巴黎直达君士坦丁堡。铁路把整个世界的点都连在了一起。

表9.1　1840—1900年欧洲使用中的铁路轨道（英里）[5]

这种大规模扩张的后果，远不只是“方便”这么简单。铁路还给社会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同质性。之前，把一个国家所有的时钟设置成同样的时间是没有任何理由的；利物浦下午5点和曼彻斯特下午5点是否完全一致，根本无所谓。可一旦火车把两个城镇连在一起，进入同一个时间表，这个国家的时钟就必须一致。同样地，铁路建成之前，很多地名没有标准的拼法；现在，火车站的标识都有了官方拼法。这种同质性也适用于建筑。在铁路时代到来之前，房屋都是由当地的材料建造而成的。莫顿和达特穆尔地区有花岗石，科茨沃尔德（Cotswolds）有石灰岩，萨塞克斯有打火石，而肯特有木材。铁路可以把便宜耐用的砖头运送到国家的每一个城镇，传统建材逐渐被弃之不用。地方的建筑风格开始被标准的“现代”风格取代。铁路也在以其他方式破坏地方主义。曾几何时，通向城镇的道路上挤满了赶着牛羊去赶集的农民，他们把牛羊卖给当地屠夫。1866年，当铁路通到莫顿汉普斯特德镇时，农民们开始把家禽运输到火车站附近一个新的牲畜市场，在那里把它们卖给中间商。然后，中间商们通过铁路将家禽运输到更大的城镇—牛顿阿伯特（Newton Abbot）。最终，农民们跳过了中间商，通过铁路直接把牲畜运送到屠宰场。所以，当地的牲畜市场也就关闭了。德文郡原先有大概70个小市镇，而现在只有由铁路连接起来的二十几个中大型城镇。

今天，我们看待铁路的态度非常积极：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但是，我们也要知道“现代生活”曾经也是那个年代成千上万人的惨痛经历。很多人不得不离开他们从小生活的乡村。他们对城市生活毫无准备，因为他们所了解的文化都建基于一系列复杂的乡村关系之上。数以千计的农民丧失了成为社会一员的能力。1845年，英格兰要求每个郡都要开设一家疯人院，一些家庭就可以把他们没有能力照顾的亲人送到那里去。浏览这些收容所的记录，你就会发现很多凄惨的案例。有些女人就在那儿面无表情地盯着房间的某个角落，要么撕破她们的衣服，要么大声喊出她们的宗教顿悟；有些男人则异想天开，执拗地幻想自己如何在城市里一夜暴富，或者狂热地想要和维多利亚女王上床。[6]即使那些头脑清醒的农民也经历了痛苦，他们目睹整个社区不断衰落，朋友和家人不断离开。教堂出席人数也逐渐缩减，从1850年的40%降到1900年的20%。一些乡村教堂不得不关闭，乡村社区也随着教堂的关闭而消失。城市和较大的城镇汲取了英国乡村的生命力，而铁路就是那根吸管。

然而，对于很多人来讲，火车为他们提供了无数的机会。年轻的男女轻易地往返于全国各地，数以千计的宾馆和家庭旅馆涌现出来，满足了他们的需求。1850年之前，绝大多数英国人只与同一社区或邻近教区的某个人结婚。但是此后，来自不同郡或者国家的人们相互结婚的几率越来越高。看看我自己的家庭，我的曾祖母凯瑟琳·特里（Catherine Terry）就是铁路影响下新一代人的经典例子。1832年，她的母亲出生在萨福克郡的斯托马基特（Stowmarket）；1863年，曾祖母出生在肯特郡她父亲的伍德彻奇（Woodchurch）教区里。1883年，曾祖母跟随她父亲来到普利茅斯，遇到了我的曾祖父约翰·弗兰克·莫蒂默，并与他结婚，所以才在德文郡定居下来。有着中等财力的人们第一次发现，他们可以为了工作、愉悦、消遣或者爱情去长途旅行。此外，当想念自己出生的地方时，他们就可以回去看看。从普利茅斯到伦敦215英里长的旅程，17世纪需要花费一个星期的时间，1822年坐驿站马车需要32小时，而到1883年坐火车只需要六个多小时就够了。婚后不久，曾祖母在她的便条本上亲自记录了这次旅程：“坐火车从普利茅斯到滑铁卢，下午4 ∶ 14出发，晚上10 ∶ 30到达”。

火车并不是蒸汽动力改进旅行方式的唯一方式。1803年，尽管威廉·赛明顿（William Symington）被公认发明了第一艘蒸汽机船，接下来的十几年间美国“克莱蒙特”（Clermont）号也一直在哈德逊河上航行载客，但直到伊桑巴德·金德姆·布律内尔（Isambard Kingdom Brunel）在1838年建造了“大西方”号，蒸汽机船才被真正用于常规的海洋运输。在这之前，船舶横渡大西洋都要靠风行驶，没有风或者逆风的情况下，船只就无法航行。风向不太对时，船长可以抢风航行，但进程会异常缓慢又费力。而蒸汽机改变了一切。1843年，布律内尔的“大不列颠”号下水航行，这是那时世界上第一艘最大并配备了螺旋桨的铁壳船。尽管“大不列颠”号最终在澳大利亚航线上结束了它的航程，但它的创新设计使得穿越大西洋的时间从1838年“大西方”号的14.5天，缩短到1855年的9.5天，再到1900年的5.5天。于是，欧洲成千上万名移民找到了通往新大陆和新生活的方式，短时间的航程和可以容纳足够人数的船只使得他们足以完成他们的行程。1869年，随着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欧洲到印度和东非的航线变得相当快速、安全和便宜。旅行方式的这些改进也刺激了儒勒·凡尔纳的想象力，他就是《环游世界80天》（Around the World in Eighty Days, 1873年）的作者。该书主角斐利亚·福格（Phileas Fogg）在伦敦改良俱乐部和朋友打赌，他能在80天内环游世界并且回到俱乐部，最后他勉强完成旅程。不过该书出版之际，现实生活中环游世界已经成为可能，因为印度的铁路路线和汽船航线已经相连。1889年，一位美国记者内莉·布莱（Nellie Bly）只花了72天就完成了这一壮举。这已不是以前花费三年时间环游世界的状况可比的。

19世纪也见证了公路运输的革命。1769年，法国人尼古拉斯—约瑟夫·屈尼奥（Nicholas-Joseph Cugnot）发明了第一辆蒸汽汽车，但是最后失败了。19世纪早期，人们还尝试制造与铁路用车相匹敌的蒸汽动力公路用车，但是给这些机车加燃料实在是太脏了：有钱买蒸汽机车的人根本不想去铲煤。从1860年开始，很多创新发明使实用蒸汽动力交通工具进入了大众的视野。蒸汽压路机帮助建造了更好更平坦的公路。牵引机可以在这些公路上拖曳木材等重物。有了蒸汽拖拉机和耕种机，农民们不再需要马匹。

公路的真正革命不应归功于蒸汽，而是人力。19世纪60年代早期，第一辆自行车“脚蹬车”出现。刚开始它们都是由木头制成的，后来变成了金属框架和橡胶轮胎。1869年，一种前轮大后轮小的脚踏车开始投入生产。这种自行车看起来相当危险，在约翰·肯普·斯塔利（John Kemp Starle）1885年发明了另外一种更安全的自行车之后，它就被市场淘汰了。1890年逐渐有了齿轮链、护链罩、刹车杆和充气轮胎。对于很多人来说，自行车就是自由。人们不需要花钱去养马和维护马厩，就可以在一天之内骑自行车行走30或40英里，到达那些火车都无法到达的地方。他们也可以把自行车捎上火车，然后从最近的火车站点骑车到目的地。这样，人们可以单独出发，不需要消费太多的钱就能去几个一百英里外的地方。其实谈到自由旅行，19世纪就已经有了这种巨大变化，而非20世纪。

通讯

在前面的几个世纪，我们可以看到通讯和交通是紧密相连的。想要传递信息的人没有办法亲自快速去投递信息时，有人可以做到。但是，在19世纪这一连接是断裂的。在我们真正进入通讯世界之前，还是有必要来看一下古老的信息传递方式是如何得到改进的。

1837年1月，失意教师、小职员罗兰·希尔（Rowland Hill）向英国政府递交了一份《邮政改革：重要性与实用性》（Post Off i ce Reform: Its Importance and Practicability）的小册子。他抨击了邮资昂贵、手续繁琐的现象。那时，如果用两张信纸写信，邮局就会双倍收费；如果寄件距离远，邮资就要增加，而且是由收件人支付邮资。正因为有些收件人频繁拒付邮费，寄件产生的费用只能转嫁到其他收件人身上。所以，希尔提出了均一邮资的制度：不论距离远近，一律收费一便士，而且邮资由寄件人预付。邮资的支付凭证就是邮票。你可能会想，好主意！那么，谁会站出来反对这种方案？头号反对者就是时任邮政大臣的秘书威廉·利德·马伯利（William Leader Maberly）。他关注的是邮局是否继续盈利，而不是人们寄件是否便利、便宜。希尔赢了第一轮较量，开始介绍便士邮政法。1840年，世界上第一批邮票黑便士一经上市销售，就有成千上万的人开始使用，这证明了希尔的方案是正确的。1839年人均寄件量是3封，而到1860年已增加到19封。[7]但是马伯利却开始反击了。尽管寄件数量增加，但是邮局开始蚀本，所以1843年希尔失去了他的工作。同年，幸运的是，瑞士苏黎世和巴西采用了他的邮票发明。最终，在1846年政府的一番革新之后，希尔重返岗位，并成了国家英雄。

在希尔设法提高邮政传递的效率时，其他发明家们也在制订一个有关远距离即时传递信息的计划。1816年，弗朗西斯·罗纳尔兹（Francis Ronalds）发明了第一个成功的电报传递系统。他在哈默史密斯市的房子的后院接了八英里长的电线，而且电脉冲信号通过电线成功传递；这些电脉冲信号通过接收器被转换成了字母。由于这个装置只能在干燥天气使用，罗纳尔兹又设计了一种用玻璃管包裹的地下装置。认识到远距离即时通讯的重要性，他写信给英国海军部，想要展示这个装置。当时署名为“海军部秘书约翰·巴罗（John Barrow）”的回复，极有可能是电报历史上最大的失误。巴罗声称：“这种电报现在完全没有必要。”[8]这听起来好像非常不可思议，但是海军上将认为他们一直以来采用的旗语系统更有优势，旗语系统就是人们之间相互挥旗传递信息的方式。令人难忘的是，罗纳尔兹没有被这个挫折打倒。1823年，他出版发行了他的实验说明，而且继续研究怎么样才能自动记录这些系统装置的信息。多年之后，电报系统发展成熟，他就提交了一个希望承认自己电报发明者身份的请愿。但是，当局对这个请愿一直置若罔闻。直到1870年，首相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才承认这不公平，并且授予罗纳尔兹骑士的封号以感谢他所做的贡献。

19世纪30年代末，第一个实用的电报装置才出现。1838年，美国人塞缪尔·莫尔斯（Samuel Morse）和艾尔弗雷德·韦尔（Alfred Vail）改进了电报系统，发出了他们的第一份电报。1861年，美国电报系统已经把东西两岸连在了一起。英国发明家们也在独立地进行发明。查尔斯·惠特斯通（Charles Wheatstone）和威廉·福瑟吉尔·库克（William Fothergill Cooke）申请了电报的专利，并把它应用到英国大西部铁路上。1843年，人们架设了一条从帕丁顿（Paddington）到斯劳（Slaugh）的电报线路。两年之后，斯劳附近的索尔特希尔（Salthill），一位有两个孩子的妈妈莎拉·哈特（Sarah Hart）被发现氢氰酸中毒。凶手冷静地走到火车站，坐上了一辆前往伦敦的火车。哈特的邻居听到尖叫声赶过来时，已经发现她奄奄一息，于是赶紧求救。牧师E. T.钱普尼斯（E. T. Champness）跟踪凶手到了车站，亲眼目睹他上了火车，马上给帕丁顿的相关负责人发送了下面的电报：

索尔特希尔有人行凶。目击者发现嫌疑犯购买了19 ∶42从斯劳出发到伦敦的一等火车票。他一身贵格会信徒打扮，穿着棕色大外套，外套长度到脚踝。座位是一等座车厢第二节。

后来，帕丁顿站的警察认出了凶手，并尾随他上了巴士。凶手很快被捕，最终被处以绞刑。各大报纸对这个案件大肆报道，而且突出强调了电报对这次案件告破起到的重要作用。人们忽然间意识到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海军部确实可以采用旗语信号系统，但旗语系统和这个伟大的发明根本没有可比性。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普通民众以快于自己旅行速度的效率进行远距离信息传递。凶手也可以从利物浦坐船到纽约去逃避法律的制裁，但是从1866年开始，海底也铺设了电缆，所以即使他们到达纽约，还是无法逃脱。从1872年开始，人们可以发电报到澳大利亚，1876年可以发电报到新西兰。

随着电报线路的铺设，现在信息可以迅速地被传递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或城镇。从电报站到某人的房子这段距离，可能还是需要邮递员亲自传递，但这对整件事情来说，只是一个小延误。个人、企业和警察机关能够如此快速便宜地传递信息，这样的优势显而易见。这对政府来说，可能更为重要。回想以前的世纪，杜尔哥把巴黎到图卢兹的旅行时间从15天缩短到8天。现在，这段距离间的信息传递瞬间即可完成。如果图卢兹发生危机，当地行政机关就可以把事情报告给巴黎，然后等待政府回应。更甚者，中央政府需要他们即时报告信息；如果他们不这么做的话，就是不称职。这对于大英帝国来讲，尤为重要：伦敦现在可以给印度总督、加拿大高级专员和南澳大利亚的驻伦敦代表直接下达命令。政府现在很容易受到政敌、报纸和公众的指责，因为他们明白了政府直接下达命令的必要性，而不是让各地代表各自做决定。

1876年，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在英国和美国获得了“电话”的专利，这又是很大的一个进步。同年3月，贝尔打翻了化学药品玻璃罐，他在电话里对技术助理托马斯·沃森（Thomas Watson）喊出了第一句话：“沃森，快过来，我需要你！”1878年，一个从伦敦到诺威奇长达115英里距离的电话成功打通了，同年纽黑文市的电话指南也得以发行。两年以后，电话公司发行了第一个包含250个用户的伦敦市电话指南。随着电话用户的增多，接线员们处理起来越加困难，所以不久后就有了电话号码的使用。1886年，电话亭开始建立，话费为每三分钟两便士。到1900年为止，美国每1000个人就有17.6台电话。[9]这样，通讯业经历了第二次革新：起先，电报使得单向信息能够瞬间传递到遥远的地方；现在，电话使得双向交流成为可能。1900年，古列尔莫·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发射了从英国穿越英吉利海峡到达法国的无线电波；1901年底，他发射了穿越大西洋的无线电波。1899年，东古德温（East Goodwin）灯塔船收到了第一个海上求救信号，使得德国“埃尔伯”（Elbe）号船的全体船员被拉姆斯盖特（Ramsgate）的救生船救了上来。这与勒庞第艾尔中尉花37小时才将特拉法加战役的消息从法尔茅斯（Falmouth）传到伦敦的故事大相径庭。

公共健康和卫生

在所有的年代，城市发展都会出现三种常见的问题：臭味、过分拥挤和乞丐。如果有城市没有出现其中一个问题，我们就可以确定它要么不是自然地发展，要么就是有慈善家或者独裁者突发奇想，对城市进行了一番规划。19世纪初期，西方世界没有这种异想天开干净的城市。每个城市都臭气熏天，到处可见城市里住满了穷人。城市街道脏乱不堪，贫民窟里房子底下的污水坑所散发的臭气更加糟糕。邻居间疾病横行。贫穷滋生疾病，疾病加重贫穷，城市贫民陷入了悲惨的旋涡。1842年，伦敦贝思纳尔格林（Bethnal Green）区劳工的平均死亡年龄是16岁，而家道殷实之人的平均死亡年龄在45岁。[10]然而，社会对这种情况无动于衷。很多受过教育的人认为，最好的预防办法是在树木茂盛的郊区买房，让自己和家人与这些臭味和贫民隔离开来。对他们来说，穷人们如何以及为何要改变他们的生活与公众利益无关。类似地，找出他们为什么遭受更多的疾病也不是医学上的首要任务。法国的一个外科医生想知道为什么巴黎一条街的穷人的死亡率要比邻街中产阶级的死亡率高50%。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这要归咎于道德。如果穷人们低劣放荡的行为方式能够被教导和改造，他们就可以活得更久，他们的孩子也一样。[11]那些怀疑道德教育功效的人就会采用传统的解释：腐烂物质散发出的气味形成瘴气造成了臭味，而这种臭气进入人体使人生病。在他们眼里，穷人很邋遢，所以才生病。其实还有一种解释，就如吉罗拉莫·弗拉卡斯托罗（Girolamo Fracastoro）在他的《传染：传染疾病和治疗》（De Contagione, 1546年）中说的一样：疾病是通过“疾病的种子”传播，但人们早已忘记了这种解释。[12]这其实就是对疾病预防的麻木表现。

这种麻木的一个例外就是接种疫苗。18世纪90年代，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医生发现得了牛痘的挤奶场女工对天花是免疫的。1796年5月14日，詹纳给8岁男孩詹姆斯·菲普斯（James Phipps）接种牛痘，所用牛痘浆来自一位正患牛痘的挤牛奶少女。六个星期之后，他给男孩再一次接种了可怕的天花病毒，最后菲普斯安然无恙。詹纳非常高兴，想要劝说英国皇家学会发表他的发现，但英国皇家学会以实验证据过少拒绝了他的请求。1798年，詹纳进一步做了实验，在《天花疫苗因果之调查》（An Inquiry into the Cause and Effects of Variolce Vaccinoe）里公布了试验结果。他的著作立即受到广泛关注。到1803年为止，已经有了拉丁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荷兰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等各种版本。西班牙国王查理四世给他的儿女们也接种了牛痘疫苗，同时还派他的皇家医生弗朗西斯科·德巴尔米萨（Francisco de Balmis）和20个来自孤儿院的孩童前往天花蔓延的哥伦比亚。在穿越大西洋时，牛痘病毒是通过一个孩子传染给另外一个孩子这样的方式存活了下来。靠着这样的方式，德巴尔米萨在加勒比海和拉丁美洲给10万多人接种了疫苗。逐渐地，很多国家开始强制要求婴儿出生后必须接种天花疫苗，尽管英国到1853年才真正施行。但是，其他疾病还是和以前一样，照旧致人死亡，而主要重灾区是越来越拥挤的欧洲城市和新大陆。

还有一位匈牙利医生伊格纳茨·塞麦尔维斯（Ignaz Semmelwise），也登上了这个昏暗的医学舞台。1846年，他在维也纳医院工作，医院有两个产科门诊。他经常遇到产妇求他给安排到另外一个门诊去。因为他所在的第一产科门诊产妇死亡率高达10%，而第二产科门诊的产妇死亡率却低多了，在2.5%左右。没有人知道原因。两个门诊的所有设施都一样，除了工作人员：塞麦尔维斯所在门诊配备的都是合格的医生，而另外一个门诊配备的只是助产士。1847年3月，塞麦尔维斯的一个同事在尸检过程中不小心被学生的手术刀刺伤，不久就死了。塞麦尔维斯发现，同事尸体所呈现的症状与那些死在诊所里的产妇的症状非常相似。于是，他得出一个结论：尸检的时候，尸体里的“死尸因子”（cadaverous particles）传播到了学生的手术刀上，正是这些“死尸因子”杀死了他的同事。塞麦尔维斯意识到，这可能就解释了为什么与助产士相比，那些做过尸检的合格医学生如果来照顾产妇，产妇死亡率反而更高。于是他给自己所在的产科门诊制定了一个用漂白粉洗手的新规定。很快地，他们所在门诊的产妇死亡率就和第二个门诊一样低了。

塞麦尔维斯的学生非常震惊，赶紧把这个消息传播出去。但是，维也纳医学界对他的说法持否定态度。一些医生表示，这让他们想起了过时的传染病理论，如弗拉卡斯托罗的“疾病的种子”理论。还有一些医生认为“死尸因子”理论就是异端邪说，与科学理论格格不入。在塞麦尔维斯任职期满之后，他的合同没有续约，门诊又恢复到了陈旧、肮脏和致命的老样子。在他的下一份工作里，塞麦尔维斯也通过洗手和仪器消毒的方式减少了产妇的死亡率，但是他所在的医疗机构还是不接纳他的理论。最后在1861年，他出版了有关自己理论的书，然而糟糕的评论加剧了他不被理解的挫败感。他开始纠结自己的发现为何不被业界专家认可，而那些所谓的专家只关注自己的名声，不去帮助那些身陷恐惧中的病人。最后，他精神崩溃被送到了精神病院，还遭到保安的殴打。1865年，他死于血液中毒，享年47岁。直到20年后，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的论文才证明了塞麦尔维斯的“死尸因子”理论是正确的。

当塞麦尔维斯还在试图拯救怀孕的维也纳穷人时，社会改革家埃德温·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也在致力于改善伦敦穷人的生活。他的努力催生了1848年《公共卫生法案》（Public Health Act）的出台，该法案鼓励各城镇在当地建立健康委员会以改善贫民窟、下水道、屠宰场和供水系统的状况。但是，并非每个人都赞同这种做法。《泰晤士报》的一篇文章就这样说：“霍乱就是最好的卫生改革家。”[13]不过，在1854年霍乱爆发时期，查德威克的事业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支持。一位伦敦医生约翰·斯诺（John Snow）跟踪调查了霍乱的进展情况，并在一张地图上标明了所有死者住过的地方。他发现所有受害者们喝的水，都是从布罗德（Broad）街的井里抽上来的。为了避免感染更严重，斯诺拆掉了水泵的把手，最后发现霍乱的传染源就是离井口几尺远的污水坑。更重要的是，他向下议院的特别委员会提交了证据，霍乱不是直接传染或者由瘴气引起，而是通过水传播的。他建议，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改进排水系统和排水设备。1858年，伦敦市散发出一股“大恶臭”（the Great Stink）。这股臭气就是源于大量未经处理的污水，最后气味实在太刺激，连国会都不得不休会。于是，政府委任约瑟夫·巴泽尔杰特（Joseph Bazalgette）重建首都伦敦的整套排水系统。直到1875年，他才完成了这项大工程。同年，第二部《公共卫生法案》出炉，强制规定每座新房子必须有自来水和排水设备，每个地方的健康委员会必须设有卫生官员。与此同时，乔治—欧仁·奥斯曼（Georges-Eugène Haussman）也在重建巴黎，在主要大道之下修建了排水系统。人类遗留的狼藉之物，不会再腐蚀现代城市了。

尽管约翰·斯诺的实证研究表明霍乱是由水传播的，但是他没能够表明布罗德街的井是如何真正传播这种疾病的。1861年，路易·巴斯德无意中发现了一种方法，这可能就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巴斯德用培养器皿研究肉汤，他发现那些直接暴露在空气中的肉汤一会儿就发霉了，而与空气隔离开来的肉汤就不会发霉。他还注意到，当肉汤经过滤尘保护，即使与空气直接接触，也还是干净的，不会霉变。所以，肉汤是被空气中的某些颗粒感染，而不是被盛汤的器皿本身感染。巴斯德有关这个研究的论文激励了另外一个法国人卡西米尔·达韦纳（Casimir Davaine），他之前在一头得了炭疽病的羊身上发现了炭疽杆菌。1863年，达韦纳发表了一篇论文，表示炭疽病与他所观察到的微生物有关。在苏格兰，外科医生约瑟夫·李斯特（Joseph Lister）也看到了巴斯德论文的潜在意义，他怀疑空气中的那些颗粒可能就是他的病人伤口感染的原因。1865年，为了杀死那些可能引发炭疽病的微生物，他开始用石炭酸对伤口进行消毒并清洗手术器械，效果显著。在德国，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致力于炭疽病的病因学研究，他用达韦纳发现的杆菌做实验。1876年，他得出明确的结论：细菌产生孢子，然后动物吸进那些孢子或者孢子直接进入血液系统并在血液里繁殖，最终杀死宿主。1878年，科赫继续研究导致血液中毒的细菌。1882年，他发现肺结核杆菌乃是历史上的最大杀手之一。巴斯德自己则亲自研制了炭疽病、鸡霍乱和狂犬病的疫苗。还有一件轶事。1885年7月6日，他给一个9岁男孩约瑟夫·迈斯特（Joseph Meister）接种疫苗。这个小男孩两天前被一只疯狗咬得很厉害，最后被巴斯德救活。三个月以后，又一个男孩为了保护其他小朋友，自己被疯狗攻击，又被救活。巴斯德口中的细菌理论的时代终于来临了。

所有的医学发现或多或少都与公共卫生相关，在这里我们还可以涉及更多进步的发明。其中一个是19世纪40年代的麻醉学，还有一个是成功实施的剖腹产手术。19世纪初期，剖腹产手术只是最后选择，因为它会导致产妇失血过多而死亡。在很多情况下，19世纪早期的医生都倾向于胎儿破颅术：为了保住产妇的生命，只能压碎胎儿的头骨，然后通过阴道把胎儿挤压出来。早期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产妇和婴儿都存活下来的剖腹产案例，那是1820年英国军医詹姆斯·巴里（James Barry）在南非主刀的手术。而直到他死的那一天，人们才发现巴里医生是女人，“他”的一生都在乔装成男人。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这种手术被越来越频繁地应用到实践中，很多婴儿和母亲得到保全。经过整个世纪的发展，全欧洲的平均寿命在增加，从30岁左右增加到50岁左右。基于此，以上进步已经远不只是医学胶囊里的小事情了。19世纪，西方努力研究疾病的根源，并且通过大量实验找出预防和治疗疾病以及限制这些疾病蔓延的方法。

摄影术

不久前，我受一家电视节目邀请，谈论有关中世纪的话题。没过多久，就有一个图片编辑打电话问我，哪里可以找到我之前提到的那个人物的图像。我说没有，她说如果真的没有，她只能删除那个人的所有其他信息。这个小插曲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对过去的集体意识和知识主要都来自视觉信息。

历史图像有着完整的等级性：我们了解过去的能力与现存图像的数量、种类和范畴有着密切的联系。想象16世纪的人物比想象中世纪的人物要容易很多，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前者的图像。18世纪则更容易识别，因为我们有街景、室内景，还有肖像画。就所有的历史图像而言，照片的影响力最大。为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比拿破仑战争对现代公众的意义更大？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满是泥泞和战壕的图片，可以看到前往战场依然笑容满面的士兵。我们对他们即将前往的尸横遍野的战场也非常熟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保罗·卡斯泰尔诺（Paul Castelnau）拍摄了一张照片，里面一位穿着蓝色制服的法国士兵正小心谨慎地穿过敌人的战壕。相比那些描绘过去战争中类似场景的绘画和雕塑，这样的彩色照片更具现实意义，震撼力也更强。

上述说法对历史学家而说，并不是从照片的未来价值角度来考虑将19世纪的摄影作为一个重大变化来谈，而是因为摄影比其他形式更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的自身形象。摄影之于社会，就如15世纪的镜子之于个人。如果看到一幅有关拿破仑战争时期伤亡人员的绘画，你会立即想到画家肯定出于某种原因才会勾画那样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很有可能是名军官，那么，你就会想当然地认为这幅画就是为了凸显他的英勇行为。绘画本身也比较费时，所以当画像完工时，它所描绘的瞬间也早已逝去：我们的英雄已经不再因为疼痛而紧锁愁眉，他的伤口也早包扎好了。所以，你就会知道画家作画时早就有想法在心中：哪部分的伤口要露出来，哪部分要隐藏起来。形成强烈对比的是，100年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拍摄的照片，向我们展示了真正的恐惧：平民百姓的尸体在残垣败屋之前撕裂；泥土就像炮弹爆炸一样，在空中狂怒喷射；一颗落到妇科医院的迫击炮弹把一个抱着孩子的半裸妇女炸到了半空。[14]一张张图片直接展示了死亡的气息。它们透过镜头展示了拍摄瞬间的对象，不管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甚至还包括一些摄像师们在拍照瞬间没能注意到的细节。当然，拍摄照片有着各种各样的意图，而且大部分照片是为了宣传目的，但是人们开始相信照相机可以抓住真实的场景。照相机快门一闪，拍摄的对象就会述说自己的故事。照片再也不会因为受到高雅艺术家们想象力和记忆力的影响而有所更改。

19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出现许多独立的摄影先锋者：法国的约瑟夫·尼塞福尔·涅普斯（Joseph Nicéphore Niépce）和路易·达盖尔（Louis Daguerre）、英国的亨利·福克斯·塔尔博特（Henry Fox Talbot）以及巴西的埃库莱斯·弗洛伦斯（Hercules Florence）。1839年，法国政府购买了达盖尔（Daguerre）摄影法的专利作为献给世界的礼物，银版照相法成为最主要的摄影形式。它不是可以放入钱夹里的照片，需要一块铜版通过硝酸银显影，然后保存在玻璃里面。曝光时间很长，所以较难操作。无论如何，它们在当时非常流行。那些从来没想过有朝一日能有一幅自画像的人，第一次坐着拍了一张自己的照片。19世纪50年代，玻璃干板照相法替代了银版照相法，1860年，锡板照相法替代了玻璃干板照相法。然后是名片式小照（carte de visite），这种方法可以用一张底片复制出无数张一样的照片。最后照片就可以放进你的钱包里了。很多中产阶级会把这些照片分给亲戚朋友。这就像几个世纪以前，富人们坐在那里让画家作出迷你自画像送给爱人那样。

如果不是可以印刷图像照片，摄影术的发明除了可以彰显中产阶级的自尊外几乎没什么意义。从某种意义来讲，这一发明的关键不是达盖尔在工作室给人们拍照，而是亨利·福克斯·塔尔博特生成负像的技术，有了这个技术人们才可以制作相簿。第一本影集，福克斯·塔尔博特的《自然的铅笔》（The Pencil of Nature，1844—1846年间分六卷出版），拍摄了他的家、莱科克（Laycock）修道院、静物画和诸如巴黎林荫大道和奥尔良大桥等地的风景。尽管那时大批量制作高品质照片不太可能，但是一些限量的植物药材技术书籍会使用蛋白印相的样本，不再只是雕刻画。这一技术使印刷画插入书籍成为可能，社会科学也因此受益良多。从1862到1871年，约翰·汤姆森（John Thomson）在远东地区旅行，出版了有关中国和柬埔寨的风景照片，第一次向英语读者展现了中国的街道、吴哥窟遗迹、柬埔寨神庙以及隐约可见的丛林。再强大的文字功力也无法如此生动地向读者描绘这些事物。此前的旅行者们已经制作了钢板印刷品，非常详尽地描绘了他们曾经去过的那些地方，威廉·亨利·巴特利特（William Henry Bartlett）就是其中之一。但是，这些景象仍旧是艺术创造的结果，不是物体自身的映像投射到银质的金属板上的结果。它们不像照片那样“真实”。从19世纪40年代《伦敦新闻画报》（Illustrated London News）的发行量来看，大众还是很喜欢看现代的钢板印刷图像，然而这只能说明人们在看新闻故事时渴望看到任何影像。如果能看到图片，自然更好。诸如《伦敦新闻画报》之类的出版物开始有图片插入：刚开始以雕刻画的形式模仿原始图像。之后开始使用19世纪90年代的技术，采用网线凸版的方式复制照片，做到了逼真模仿原始图像。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旅行刊物中，有关遥远的丛林、残败的庙宇和异国他乡的人物照片成为一种时尚。告诉读者旅行的故事和见闻远远不够，你还需要向他们展示你目睹的奇观。通过这些刊物，欧洲读者足不出户也能遨游全球，欣赏世界的奇观了。

1900年，摄影术成为出版业和新闻业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制作出眼前真实场景的图像，越来越成为一种必要。19世纪50年代，《伦敦新闻画报》刊登了罗杰·芬顿（Roger Fenton）拍摄的克里米亚战争的照片。接下来的十年，马修·B.布雷迪（Mathew B. Brady）雇用了一群摄影记者来持续报道美国内战（1861—1865年），《哈珀周报》（Harper’s Weekly）发表了他们的作品。故事配上图片，描述具体的战争场面，报道就变得更加深入人心。和平时期，摄影术也影响着公众对一些社会变化的看法，比如说逐渐消失的美洲原住民的生活方式或者贫民窟的住房条件。实际上，摄影术和报刊杂志引起了大众对社会不公和贫困现象的关注。亨利·梅休（Henry Mayhew）的《伦敦劳工与伦敦穷人》（London Labour and the London Poor, 1851年）对伦敦的贫困问题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文本描述，不遗余力地讲述了城市的肮脏和生活条件的恶劣。约翰·汤姆森的《伦敦街头生活》（Street Life in London, 1878年）通过图像展示了那些穷人们如何勉强维持生计。托马斯·安南（Thomas Annan）的《格拉斯哥的老巷和街道》（The Old Closes and Streets of Glasgow, 1872年）记录了城市的贫民窟被当局拆掉之前的样子。雅各布·里斯（Jacob Riis）的《另一半人如何生活》（How the Other Half Lives, 1890年）把文本与图像结合起来，展示了纽约贫民窟穷人们的生活，从七美分廉租房的吊床到地下室流浪者们睡觉的地方。

所以，摄像技术重新定义了我们对证据和真相的理解。它暗暗消解了艺术家的权威，他们那种叙事性的画像明显比照相机要主观得多。上百万人可以一起来见证一种场面。某些人是否情愿出现在画面中，已经无所谓。犯罪现场被拍下来，作为那些非法行为的证据。监狱保留了罪犯的照片。美国边境的城镇张贴着有逃犯照片的通缉令。警察机关拥有成千上万张嫌犯的照片。在摄像术出现之前，只能通过罪犯们的名字、性别、眼睛的颜色和身高进行辨别，人们根本没办法确切地找到那个六英尺高、有着蓝灰眼睛和棕色头发的中年男子。从1850年开始，科学家们逐渐开始使用摄像技术进行工作。特别是在天文学领域，1880年拍到了星云，1883年拍到了肉眼看不到的物体。到1900年，这种转变基本完成。1800年，“真相”主要取决于目击证人的认知和叙事技巧，而现在这种方式已经逐渐被客观证据替代，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摄影。

社会改革

在这本书里我们讨论了各种类型的政府，除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法国政府，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它们认为保护自己的国民、不让社会动荡是其职责所在。它们非常保守。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的几年里，它们对政治改革更加谨慎，而且只允许为了保持现状而进行的改革。1830年，英国首相格雷伯爵向国会提交《改革法案》的理由是：“我们改革的目的是为了避免革命……我之所以改革不是为了推翻，而是为了维持统治。”[15]于是，《1832年改革法案》（the Great Reform Act of 1832）真正通过之后，只是稍微增加了公民的选举权：当人数达到1330万时，有选举权的人数只从51.6万有土地的男人增加到了80.9万。[16]民主倡议者施加必要的压力以扩大欧洲议会的席位，民主的拥护者们还需要一段时间。

主要的变化发生在19世纪40年代末。1846年的一次大饥荒引发了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了大范围的国家改革。曾经在大革命期间见证过男性普选权的法国，现在重新要求采取这一做法。1848年2月，当巴黎的改革者们的宴会被国王取消之后，上千万的反对者涌上了街头。国民警卫队和军队都牵涉其中，国王逃脱。紧接着，一系列改革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柏林、维也纳、布达佩斯、布拉格、罗马和其他城市。但是，所有暴动最后都被镇压：法国重新恢复的男性普选权是这些改革唯一幸存的成就。事实的真相是，那些曾经的改革方案强有力的倡导者们，即律师、医生和银行职员等中产阶级，受到了自身利益的驱使，对赋予大众权利这件事变得十分谨慎。他们显然还没有准备好冒因革命而带来的无政府状态的风险。稳定的君主政体至少可以保证他们继续享有来之不易的财富和地位。

从某种重要的层面来讲，1848年革命并没有失败：它们是对全欧洲保守势力一次强有力的告诫，即1789年的革命可能再爆发，而且不止在法国。每一次革命就像沙滩上的一次浪潮，留下了一个高水位线，作为下次潮水可能再来的暗示。即便英国在1848年没有发生革命，但还是有很大的改革压力。激进派中最重要的活动是宪章运动，这个运动呼吁采用人民宪章的方式来保障男性的普选权。1848年，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出版，为革命准备了全新的知识框架。它以极其简单且极富影响力的方式阐述了马克思的想法，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历史进程中的斗争，以及如何建立共产主义国家。它指出，财富的主要来源是劳动者而不是土地，所以生产资料应该被工业无产阶级集体拥有。1848年以后，对很多工人而言，欧洲以巴士底狱为象征的暴政已经日益衰落。

尽管有1848年革命的影响，19世纪上半叶社会改革最大的浪潮是由单一议题倡导者们引领的，而不是那些革命分子。在英国，查德威克等人致力于改良穷人的生活水平。沙夫茨伯里（Shaftesbury）伯爵七世安东尼·阿什利—库珀（Anthony Ashley-Cooper），把他大部分的职业生涯用于改善精神病患者的护理状况以及工厂和煤矿里的女工和童工的生存条件。爱尔兰人丹尼尔·奥康奈尔（Daniel O’Connell）的名字将永远与《1829年罗马天主教解放法》（the Roman Eatholic Relief Act of 1829）联系在一起。该法案通过之后，天主教徒就有了进入议会的权利。不幸的是，我们没有足够的篇幅讨论各种残酷、疏忽和不公正状况的解决方案。所以，让我们来重点关注19世纪改革的四个主要方面：奴隶制、代表选举、女权和教育。这四方面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看到政府如何从拒绝社会变革到积极促进其转变的过程。

首先谈奴隶制这个古老又重大的社会问题可能是明智的。启蒙运动的思想已经告诉我们：奴隶制和天赋人权完全是矛盾的。1776年，美国人宣称他们有权不受外国政府的束缚，但是却束缚了本国民众。1780年，美国这个刚刚独立的国家有20%的人都是黑人，而这些黑人大多数都是奴隶。至于每个州政府的尴尬之处—也是其伪善的原因—这些奴隶是私有财产，并且这种财产受到美国宪法的保护。正是这种财产和自由之间的争论使得中世纪一直存在奴隶制。宾夕法尼亚州提议通过解放奴隶孩子的方式来逐渐废除奴隶制，但这并不能满足启蒙思想家和改革者们要求彻底解除人类束缚的需要。不管如何，只有少数几个州采用了同样的政策；在美国南部的几个州和其他大陆，人们还是热衷于奴隶交易。后来，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情绪逐渐高涨起来。1787年，英国成立了废除奴隶贸易协会。1794年，大革命时期的法国政府在其执政期废除了奴隶制，尽管1802年拿破仑又重新恢复了奴隶制。这都表明，西方的奴隶制很快就会成为过去。1807年，英美两国同时宣布奴隶贸易非法，由此终于结束了横跨大西洋、维持长达300年的奴隶贸易。1811年，西班牙在其领土范围内废除了奴隶制。1791年，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berforce）第一次向英国议会提交废除奴隶贸易的法案。1833年，在他的不断施压之下，所有的英属殖民地废除了奴隶制，奴隶们立即获得解放。议会也同意给予奴隶主2000万英镑的补偿。1861年，美国内战的主要原因也是奴隶制问题。在北方获得胜利和林肯再次当选总统之后，美国于1865年废除了奴隶制。四年以后，葡萄牙也在其殖民地废除了奴隶制，从而结束了西方国家的奴隶制。

选举代表权是欧洲大多数国家中产阶级活动家们的主要目标。在英国，《1832年改革法案》终止了少数地主阶级控制众议院的权利，并且没有遭到太多阻力。就像格雷伯爵所强调的那样，适当放宽权力的独占性，可以转移人们对“革命必要性”的注意力。这个法案为地主贵族争取到了35年的安逸，随后19世纪的另外两个法案对此做了进一步补充。我们不得不承认，英国地主阶级在维护其经济利益的同时，政治利益也得到了同样的维护。即使在1884年第三个《改革法案》之后，2440万人口中只有500万男性具有选举权。在代表选举权方面，其他西方国家比英国要走得快多了。截至1820年，美国各州除了罗德岛州、弗吉尼亚州和路易斯安那州之外，所有的白人都拥有选举权。1870年，美国的所有成年男子都拥有了选举权，不管他们有着什么样的肤色、来自哪个州。需要注意的是，在南部少数州，有些白人会通过恐吓、殴打等各种手段来阻止黑人投票。1848年，所有的成年法国男性也拥有了选举权。1900年，瑞士、丹麦、澳大利亚、希腊、西班牙、德国、新西兰和挪威的成年男性也都有了选举权。虽然要到下个世纪大多数西方国家才会开始实施男性普选权的政策，但这种趋势早已势不可挡。

那么女性选举权呢？1867年，人们第一次向英国议会提出女性选举权的请愿，结果被拒。同时，法国也有人提交了女性选举权的申请，结果也不乐观。另外，有些国家通过了有限的女性选举权：1862年开始，瑞典允许缴税的单身女性可以在市政府选举时拥有选举权。1893年，有一个国家实施了全民女性选举权，那就是新西兰。接下来，1894年的南澳大利亚、1902年澳洲的其他地区、1907年的芬兰和1913年的挪威都实施了女性普选制。但大多数欧洲女性直到“一战”后才有投票权。

为什么在19世纪立法者的眼中，女性地位如此低下？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政府认为他们不用那么害怕女性：因为女人们不太可能三五成群上街游行，男人们也不会专门上街为他们的妻女争取选举权。但最主要的原因是西方世界所盛行的性别歧视。男性和女性在各个方面都不平等，包括法律地位。所以，支持女性权利的活动家们有着比直接要求选举权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那个时候，女性不可以上大学，不可以当律师和医生，不可以担任公职。在英国法律中，已婚女子的可动产包括她们赚的钱，都属于她们的丈夫。而英国法律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各国的立法依据。只有经过丈夫的允许，已婚妇女才能出租或者售卖她们继承的房产或者土地。没有丈夫的同意，她们不能立遗嘱。没有丈夫的同意，妻子不能请客人来家里；但是如果妻子逃跑，丈夫有权去妻子的亲戚家把她带回来。丈夫殴打妻子是合法的，只要不打死她。而妻子不能在法庭上提供证据指证丈夫，也不能采用法律手段离开她的丈夫。在英国的偏远地区，普通民众有一种非正式的离婚方式，那就是丈夫可以把他的妻子卖给出价高的人，通常也就多值几个便士或先令。德文郡经常有类似拍卖妻子的行为。[17]当社会公认一个男人可以随便殴打甚至售卖妻子时，没有选举权对于很多妇女而言只是另一种不那么重要的不公而已。

卡罗琳·诺顿夫人（Mrs Caroline Norton）（娘家姓谢里登［Sheridan］）曾经这样说过：“我不要求我的权利。我没有权利。我有的只是错误。”[18]你可能认为她是一个幸运儿。她美丽活泼，还继承了祖父、著名剧作家理查·布林斯利·谢里登（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的才智。但是1817年，她父亲在南非去世，那时她才9岁，家里变得一贫如洗。之后的几年，她和母亲以及两个姐妹曾住在汉普顿皇宫的一个优雅的套房里。当她21岁到了适婚年龄时，没有嫁妆就意味着她在婚恋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所以，她接受了唯一向她示爱的求婚者：国会议员乔治·诺顿（George Norton）勋爵。但是这场婚姻不仅是个错误，还是一个悲剧。蜜月后不久，她目光短浅的丈夫在两个人发生争吵时殴打了她。他们之间的关系除了怨恨，似乎就是关于金钱的争吵。她丈夫把三个幼小的孩子从她身边抢走，并且不允许她去探望他们；其中一个孩子不久就死了。她母亲去世后留下的一点遗产也被丈夫拿走，因为这在当时是合法的。后来她在写作中找到了一丝慰藉，还赚了些微薄的收入，最终也落入了丈夫的口袋。被丈夫殴打、公开羞辱和排斥、夺走孩子，到最后还要把劳动所得拱手让给造成她所有不幸的人，她最终决定大胆反抗这个体系。她出版了一系列小册子，强烈抗议从母亲身边夺走幼儿的不公正行为，并且成功促使议会在1839年通过了《婴儿监管法案》（the Custody of Infants Act）。该法案允许母亲在孩子7岁之前有权利探望孩子。在这一领域成功之后，她把注意力转到了离婚权利的问题。

那时，在英国要想离婚，唯一的方式是先在教会法庭提出离婚要求，然后再获得议会的同意来解除婚姻。这是一个相当费钱的过程，只有非常富有的人才能负担得起这一切：从1700到1857年，英国平均每年只有两起离婚案被通过。不仅诺顿夫妇负担不起离婚的费用，最关键是她丈夫根本不想给卡罗琳自由。1857年，在卡罗琳活动的促进之下，帕麦斯顿公爵（Lord Palmerston）推动通过了《婚姻案件法案》（Matrimonial Causes Act）。这在当时却遭到了首相候选人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和牛津大主教塞缪尔·威尔伯福斯（前文提到的反对奴隶制活动家的儿子）的强烈反对。自此以后，婚姻作为一种世俗的合约，可以在离婚法庭内解除，离婚费用也变得合理了。

不久，这个由卡罗琳发起的减少妇女痛苦的活动得到了重视。1870年，议会痛过了《已婚妇女财产法案》（Married Women’s Property Act），允许妻子有权自己拥有财产和保留工资。1878年，弗朗西丝·鲍尔·科布（Frances Power Cobbe）在《当代评论》（Contemporary Review）上发表了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受折磨的英国妻子》（Wife-Torture in England）。文章非常详实地描述了身为工人阶级的丈夫如何定期殴打他们的妻子，有时甚至因为一些最微不足道的原因殴打妻子致死。这篇文章达到了目的。同年，《婚姻案件法案》第二版得以通过，允许受到丈夫暴力虐待的妻子有权要求离婚。到1900年，卡罗琳·诺顿和其他无数妇女所遭受的法律上的不公正都已不复存在。

说英国的经历就是西方世界的典型是不准确的。美国在立法维护妇女权利方面，与英国并驾齐驱：在19世纪40年代允许妇女拥有自己的财产；在19世纪70年代允许妇女为了自身利益管理财产；在内战以后允许妇女有权离婚。但是，很多天主教国家直到20世纪才允许妇女离婚。尽管如此，世界各地的妇女们都在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活动。从1850年开始，美国每年举行全国妇女权利大会。1865年，德国妇女协会成立。同年，妇女权利需求协会在法国成立。第二年，美国平等权利协会成立，代表了美国所有的公民，不分种族、信仰和性别。1869年，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和苏珊·B.安东尼（Susan B. Anthony）成立了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特别要求美国妇女的选举权。两年以后，巴黎的妇女联盟开始强烈要求妇女的平等权利。1881年，安娜·玛丽亚·莫佐尼（Anna Maria Mozoni）在米兰成立了妇女利益促进联盟。1888年，国际妇女协会在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的一次会议上正式成立。也正是这个时候，“女性主义”这个词开始被人们使用。100年来，改革家们一直受到自由平等思想的激励，热衷于改良男性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现在，妇女们也凭借这样的想法，不断地进行活动，以争取社会的认同。

可以说，19世纪妇女运动最有意义的突破是争取到了妇女读大学和获得专业资格的权利。16世纪后期有不少女性拥有做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的资格，但是到了17世纪，社会对拥有职业资格的女性越来越无法容忍。[19]1800年，世界上没有一所学校、医院和医学院会允许女学生入学。这种情形慢慢地开始改变。1833年，俄亥俄州的一个神学机构奥伯林（Oberlin）学院，允许女子听课，并于1837年授予她们学位。1847年，固执的伊丽莎白·布莱克威尔（Elizabeth Blackwell）成功进入纽约的日内瓦医学院学习，于1849年毕业。六年以后，爱荷华大学开始实施男女混合办学。1861年，37岁的记者朱莉—维克图瓦·多比（Julie-Victoire Daubié）在里昂获得了学士学位。1864年和1865年，两位俄国女性通过入学考试，进入苏黎世大学学习医学：其中一个叫娜代日德·索斯洛娃（Nadejda Souslova），她于1867年成功通过博士论文的答辩。英国的伊丽莎白·加勒特·安德森（Elizabeth Garrett Anderson）则自学通过考试，于1865年获得药师学会的执照。随后，她在伦敦女子医学院任教，该学院由索菲亚·杰克斯—布莱克（Sophie Jex-Blake）在1874年建立。1875年，法国第一个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女性也在此任教。至此，女性逐渐在这个顽固保护男性唯一高等教育权的领域崭露头角，特别是医学领域。剑桥的第一批女子学院—格顿（Girton）学院和纽纳姆（Newnham）学院分别在1869年和1871年建立，但剑桥大学在1948年以前都拒绝授予女性学位。1878年，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成为英国第一所授予女性学位的大学。同年，牛津的第一个女子学院玛格丽特夫人学堂成立。从1870年开始，瑞典和芬兰的大学允许女性入学；1871年新西兰的大学允许女性入学；1875年丹麦的大学允许女性入学；1876年，意大利和荷兰的大学允许女性入学。到1900年，英国大学女生人数达到全校学生的16%，瑞士大学女生数达20%，而她们主要来自俄国。[20]

这一系列的突破并不能说明1900年女性在专业领域已经获得平等对待。在伊丽莎白·加勒特·安德森取得执照后，药师学会通过了一项规定，杜绝其他女性获得从医资格。英国医学会也采用类似规定，在长达19年的时间里阻止了女性加入医学行业。很多工作和病房也根本不接纳女医师。1903年，诺贝尔委员会本来打算把诺贝尔奖单独颁给皮埃尔·居里（Pierre Curie），后来考虑到居里夫人对放射性研究工作的参与，正确地加上了她的名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1911年，玛丽·居里获得了第二个诺贝尔奖，成为两次获得诺贝尔奖殊荣的第一人。把这件事情作为社会普及妇女教育重要性的最佳例子，丝毫不为过。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玛丽·居里之所以进入巴黎大学并且遇到她的丈夫，是因为当时她所在的波兰的克拉科夫大学不接受女性学生。

虽然高等教育是女性争取权利的重要试验场，但我们不得不说这些有着重大成就的女性大多有着优于常人的背景，而且之前接受了良好的基础教育。对很多人来说，社会改革不是为了拿到一个学位：它是为了获得干净的水源、足够的食物以及识字。与这些相比较，教育又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到1800年书写虽然存在了将近5000年，但是发达世界中却还有超过半数的人仍是文盲。

普鲁士教育体系是强制性免费教育的原型，1717年由腓特烈·威廉一世创建，之后由其子腓特烈·威廉二世进一步发展起来。1774年，奥匈帝国采用了这个体系。1843年，贺拉斯·曼（Horace Mann）把这一体系引入美国，而马萨诸塞州（贺拉斯·曼在当地任教育委员会秘书）则在1852年成为第一个实施强制性义务初等教育的州。1857年，西班牙套用了美国模式，1859年意大利也效仿此举。1870年，W. E.福斯特（W. E. Forster）推行《教育法案》之后，英格兰和威尔士各地也设立了教育局，不过直到1880年它们才强制要求5到10岁的孩子入学。1881年，朱尔·费里（Jules Ferry）在法国推动建立了规定强制性教育的立法。因此，欧洲和美国这一代人的成长经历了从到处都是白丁到多数人都受过教育的过程。然而有一些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才能跟上这种节奏。例如，1900年葡萄牙男性识字率是36.1%，女性识字率为18.2%；而法国在18世纪晚期男女识字率分别是47%和27%，到1900年达到了86.5%和80.6%。英国男性识字率则从1800年的60%上升到1900年的97.5%，女性识字率从1800年的45%上升到1900年的97.1%。1900年美国的男女识字率分别为89.3%和88.8%。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特别是到世纪之交女性的识字率几乎与男性识字率持平。实际上，1900年加拿大女性识字率（89.6%）比男性识字率（88.4%）要高。[21]毫无疑问，如果没有教育的普及，我们根本不可能谈及男女在法律、道德和经济方面的平等，不可能有对所有社会成员的机会平等的观念，更不用说将这些观念变成事实了。

小结

19世纪向我们呈现了一波势不可挡的变革浪潮。它在有限范围内掀起了一系列令人惊讶的转变：从农村到城市生活；从文盲到识字；从农业到工业；从骑马旅行到时速接近每小时100英里的火车疾驰；从需要六周时间来发送一条英国到澳洲的信息到发送一条即时电报；从盲目的性别歧视到追求平等的女权运动。日常生活变化如此之快，根本就分不清哪个才是发展的主要趋势。如果有一个东西可以包涵上述各方面的内容，那就是蒸汽机。蒸汽火车、蒸汽机船、蒸汽动力工厂和蒸汽牵引机使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最深远的变化莫过于社会改革，或者正如早前我所说的那样，人人平等的想法被逐渐接受。

还有一种变化我们未曾讨论，那就是人们业余时间的日益增多。只有解决了温饱问题、不再为生计奔波之后，人们才有时间去玩游戏、培养兴趣。19世纪晚期，英国的人均收入瞬间飙升。人们逐渐在工作时请假，白天去观看或者参与体育活动，晚上就去剧院、音乐厅、古典音乐会或者歌剧院等。他们开始读小说，弹钢琴，甚至去国内外度假。你可能想知道，为什么世界上最流行的团队比赛例如足球、英式橄榄球、板球，都诞生在英国？这不仅是因为当时伦敦控制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还因为英国的工人们最早拥有足够的空闲时间离家去和其他团队比赛。到1900年，西方世界其他地方的工人阶级才有足够的时间和金钱，放下工作去踢个球。如果回到以前为了温饱而奋斗的年代，这一变化简直太了不起了。

变化的主要推动者

选出19世纪变化的主要推动者，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难。我们在前面陆陆续续提到这几个名字：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路易·达盖尔、查尔斯·达尔文、托马斯·爱迪生、迈克尔·法拉第、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罗伯特·科赫、卡尔·马克思、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尔和路易·巴斯德。很多人注意到的是这些发明家之间的竞争（贝尔对爱迪生）、医学研究者之间的竞争（科赫对巴斯德），以及科学家之间的竞争（麦克斯韦尔对法拉第）。达尔文的名字会使我们想起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曾经提出类似的进化论，但是我们只清楚记得达尔文，那是因为他的著作《物种起源》（1859年）是之后出现的有关宗教、科学和进化论的讨论的焦点。达盖尔也有一个强有力的对手，福克斯·塔尔博特，很多人认为后者对摄影术的发展贡献更大。19世纪的思想家人才辈出，所以谁才是这个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人，争议颇多。

在我看来，查尔斯·达尔文和卡尔·马克思是两位极具竞争力的候选人。达尔文之所以入选，是因为信仰问题。在前面的16世纪那一章我们发现，不管你信仰什么，你总归要相信某种东西，要么是上帝创造了一切，要么是一锅混沌的粥中某种化学变化引起了物种进化。然而，这两种想法有着本质区别，前者相信人类存在是上帝意志的结果，后者认为人类存在是自然发展的结果，不受任何精神力的影响。你可以真诚地向上帝祷告，不用去管前面提到的那锅混沌粥里发生的化学变化。你也可以相信造物主需要你顺从和崇拜，但是你不可以同时相信进化论的力量。如果人们同意是达尔文在让我们不再相信祈祷或精神力量能改变物质世界方面比其他人的贡献都大，那么我们必须要承认他在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中起到的重要作用。然而，他在这方面起的作用也颇具争议。1850年去教堂的人数已经降到40%，而九年之后《物种起源》才出版。读者已经足够老练，能够理解《圣经》中《创世记》的故事并不一定真实，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对其他部分的接受，特别是《新约》。所以，我们可以把达尔文对宗教的影响与医生们对17世纪医学的影响等同看待。药物能治病，却算不上奇迹，这并不意味着上帝就与此事无关。上帝与药物是否有关系，或是否参与了自然选择，这些都是个人信仰问题，这种信仰比直接接受一种科学理论要复杂得多。

所以，我认为卡尔·马克思是影响19世纪变革的最重要人物。这并不是因为我认同历史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或者我相信资本主义必败、无产阶级必胜。无论如何，马克思把工人阶级看作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力量，并促进了一场大规模的工人阶级解放运动，而这场运动主导了19世纪下半叶的政治形势。他的思想不仅是哲学或经济思想，而且是革命的真正动力。马克思推动了社会主义的建设，正如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所说，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奥秘”，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人们时刻准备着为之奋斗、献身。[22]马克思的思想推动建立了劳动者的政治组织，引起了工作场所的反抗和劳资纠纷，而所有这些促进了社会福利立法，政府希望能够阻止这波改革的浪潮。他的另外一个观点，历史是所有经济力量的总和，很有说服力。我们可能不同意他的某些观点，但在这一点上他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在社会和经济上都受与社会本身一样古老的规则制约。这种观点对20世纪的人们如何看待社会和社会改变的方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以至于另外一个重要又抽象的问题，人类到底是被创造出来还是演变而来的，已经变得没那么重要了。

[1] 　原文中的catch on既有“流行”，也有“抓住、抓牢”之意。——编者注

[2] 　Robert Woods, ‘Mortality in Eighteenth-Century London: A New Look at the Bills’, Local Population Studies, 77（2006）, pp. 12—23, table 2（1700, 1800）; Geoffrey Chamberlain, ‘British Maternal Mortality in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 99（2006）, pp. 559—563, fi gure 1（1900）. 1900年是整个英国的数据，而非伦敦的。

[3] 　本图数据基于Paul Bairoch and Gary Goertz, ‘Factors of Urbanis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Developed Countries: A Descriptive and Econometric Analysis’, Urban Studies, 23（1986）, pp. 285—305, at pp. 288, 291。

[4] 　B. R. Mitchell,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1988, paperback edn, 2011）, pp. 545—547.

[5] 　该表中的数据于2014年2月5日下载自the Internet Modern History Sourcebook, http:// www.fordham.edu/halsall/mod/indrevtabs1.asp。该资源引自The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 4. part 2。英国数据引自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与上述资料不符，特此略去。

[6] 　这些见闻来自阅读埃克塞特市鲍希尔（Bowhill）庄园圣托马斯精神病院（St Thomas Lunatic Asylum）的入院记录，现在是德文郡档案馆（Devon Record Off i ce）的所在地，参见3992F。

[7] 　C. R. Perry, ‘Sir Rowland Hill’, ODNB.

[8] 　http://www.theiet.org/resources/library/archives/featured/francis-ronalds.cfm. 2014年2月6日下载。

[9] 　美国数据来源：http://www2.census.gov/prod2/statcomp/documents/CT1970p2-05. pdf. 2014年2月9日下载。英国数据来源于英国电信（British Telecom）网站：http:// www.btplc.com/Thegroup/BTsHistory/Eventsintelecommunicationshistory.htm.2014年2月9日下载。

[10] 　Roy Porter, The Greatest Benef i t to Mankind（1997）, p. 410.

[11] 　Roy Porter, The Greatest Benef i t to Mankind（1997），第407页。

[12] 　Vivian Nutton, ‘The Reception of Fracastoro’s Theory of Contagion’, Osiris, 2nd series, 6（1990）, pp. 196—234.

[13] 　Porter, Greatest Benef i t, p. 412.

[14] 　这些照片出自Daily Mail出版的Covenants with Death。

[15] 　这则常遭误引的话出自格雷在1830年11月22日在上议院的一次辩论。见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16] 　Neil Johnston, ‘The History of the Parliamentary Franchise’, House of Commons Research Paper 13/14（2014年3月1日）, http://www.parliament.uk/briefing-papers/ RP13-14.pdf。2014年2月13日下载。

[17] 　Sabine Baring-Gould, Devonshire Characters and Strange Events（1908）, pp. 52—69.

[18] 　K. D. Reynolds, ‘Norton［née Sheridan］, Caroline Elizabeth Sarah’, ODNB.

[19] 　1568年，博德明（Bodmin）市的玛丽·科内利斯（Mary Cornellys）获得了埃克塞特教区外科手术的执业执照，见Ian Mortimer, ‘Index of Medical Licentiates, Applicants, Referees and Examiners in the Diocese of Exeter 1568—1783’, Transactions of the Devonshire Association, 136（2004）, pp. 99—134。玛格丽特·佩林还告诉我，另外两位女性阿德里安·科尔曼（Adrian Colman）和爱丽丝·格拉文（Alice Glavin）于16世纪晚期也获得了执照，见Margaret Pelling and Charles Webster, ‘Medical Practitioners’, in Charles Webster（ed.）, Health, Medicine and Moralit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Cambridge, 1979）, pp. 165—236, at p. 223。1572年约克郡的伊莎贝尔·沃维克（Isabel Warwike）获得执照。到17世纪中期，当“医生”（doctor）成为“医师”（physiciam）的代名词时，正规教育成为获得医学专业知识的关键，女性就被禁止获得从医资格。

[20] 　Deborah Simonton, The Routledge History of Women in Europe since 1700（2006）, pp. 118—119.

[21] 　Robert A. Houston, ‘Literacy’, EGO: European History Online, http://unesdoc.unesco. org/images/0000/000028/002898eb.pdf. 2014年2月14日下载。UNESCO, Progress of Literacy in Various Countries: A Preliminary Statistical Study of Available Census Data since 1900（1953）；英国数据来源于：Sixty-fourth Annual Report of the Registrar General（1901）, lxxxviii。

[22] 　George Orwell, Homage to Catalonia（Penguin edn, 1989）, p. 84.

第十章 1901—2000 20世纪

从我曾祖父约翰·弗兰克·莫蒂默20世纪早期的照片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穿了一套与现代西装非常相似的衣服。一想到他，我就意识到，他和我的共同点比1800年时他和他曾祖父的共同点要多得多。那时候，他的曾祖父还没有照片。我的曾祖父参与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选举投票。他年轻时晚上去溜冰场滑冰。他喜欢赌马，把集邮当作一种爱好。他和一个外来的女人结了婚。他的孩子们（生于1904—1908年）玩的是泰迪熊和玩偶。他拥有一辆自行车、一台留声机。家里还有电话，室内有照明灯、自来水以及一套厨灶。更令人出乎意料的是，他竟然还有一台机械驱动旋转式洗衣机，大概是因为当时家里做染布和洗布的生意。在他的家乡普利茅斯，晚上路灯明亮，还有警察巡逻。他和妻子会坐火车和船去国外旅游，周末时去达特穆尔高原做短途旅行。他们会看许多小说，参观博物馆，还去参加当时名流和时尚人物的讲座。他活到了72岁，她活到了82岁。当然，他的生活方式和我的有诸多不同。我不会溜冰，不去教堂，不赌马，也没有兴趣集邮。我对染布一窍不通，没有仆人，孩子小的时候也没有保姆照料。但是除此之外，我们生活方式的不同只是同一主题的不同变体而已。业余时间，我不集邮，但是弹吉他。我不去溜冰场，但是去电影院。我不发电报，但是发邮件。我曾祖父那代人对于工作与娱乐、需求与欲望、自由与责任、孤独与社交、教育与经历之间平衡的把控，与我们现在如出一辙。

了解了这些之后，我们可能会问：20世纪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是什么变化如此之大，以至于很多人认为其他世纪是不可能发生更多变化的？这一观点颇具争议。有这样一则故事：20世纪60年代早期，萨默塞特有一群退休农民，他们一直在讨论一个话题—一生中，到底哪项发明给农场工作带来了最大的变化。拖拉机、畜力卡车、联合收割机、肥料、杀虫剂、电动水泵、电围网和粮仓，都被一一讨论。然而，所有人都同意是威灵顿长靴的影响最大。[1]对我们生活产生影响最直接的并不一定都是那些最重大的变化，同样，它们也并不一定就代表了最伟大的成就。不仅如此，我们认为，给20世纪带来真正变化的是那些为人们带来舒适、高效、速度和享受的东西。

对此，我们不应感到惊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些关乎我们生命的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变化，都发生在较早的世纪。16—17世纪，社会中的暴力行为已经急剧缩减。从18世纪中期开始，我们已经相当安全，尽管开膛手杰克（Jack the Ripper）的故事可能会让你另作他想。至于社会变革，从18世纪章节最后部分的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社会普通人与同时代其他人的权利是呈S形发展的。西方世界的很多社会变化，都有着类似的发展模式：刚开始缓慢爬升，中间时增长迅速，之后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而趋于平稳，到最后发展越来越难或不可能。这整个发展过程，用专业术语来说，就是一条“文明曲线”。如果把日益增多的保持均衡饮食的社会人口比例、逐渐增多的居住在城镇的人口比例和拥有汽车的成年人口比例都画出来，我们就能看到类似的文明曲线。下图中有关铁路轨道建设的曲线，就很好地展示了这一形状。从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到，直到20世纪20年代，轨道英里数才到达最高点，但20世纪的变化幅度比19世纪要小。同样地，当我们观察食物供应、城市化、识字率和自杀率等现象时，这些曲线的最高点都发生在20世纪，可陡增现象都发生在更早的时期。

图10.1　1820—1940年间英国和爱尔兰火车轨道长度（英里）[2]

话虽如此，在2000年养活7.29亿欧洲人口，与1900年养活4.22亿欧洲人口是完全不同的。1900年，与大西洋彼岸的家人分隔两地是大事，而到了2000年这就算不得大事了，因为你只需坐上几小时的飞机就能回家。比起2000年，1900年英国的种族歧视似乎算不上非常重要的政治问题，因为在1900年很少有人会直接遭到种族歧视，也很少有人会公然反抗种族歧视。1940年之前，不会有原子弹袭击你的国家（因为那时还没有）；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之后，人们却体验到了那场一触即发的核战争是真有可能的。我们讨论20世纪时，语境至关重要。世界变化如此之大，而我们生活中的变化则愈加显得微不足道。

交通

这本书关注的是西方国家，在20世纪西方国家就像墨水一般洒满全球。随着全球交通枢纽在本质、范围和一体化方面的巨大进展，大多数国家开始在各个层面吸收西方文化。2000年，新西兰人、阿根廷人、日本人和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都穿起了西装；相比之下，我曾祖父在1900年穿的西装是否和我现在穿的西装一样，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同样，英语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语言和全球通用语言，那么即便英语在整个20世纪几乎没有发生变化，但这并没有多大关系。就市场而论，1800年以前市场都是纯地方性的，到了1900年就有了全国性的市场，到20世纪则可以见到全球性的市场了。供需关系也是如此，1900年前供给和需求的市场作用是跨越国界的，而到了2000年就有了全球性的供需关系了。这种全球化现象背后最大的一项变化，就是内燃机的大量生产。

1860年左右，艾蒂安·勒努瓦（Étienne Lenoir）发明了第一台内燃机，不久之后它被安装到一辆三轮车上。1886年，卡尔·本茨从他有钱的妻子伯莎（Bertha）那里筹到资金，申请了以汽油为动力的三轮汽车的专利，内燃机的商业潜力才得以实现。卡尔可能是位伟大的工程师，但却是一个蹩脚的销售员。于是1888年8月，伯莎决定为丈夫在销售方面的失利做点什么。在丈夫不知情的情况下，伯莎带着两个十几岁的孩子，把他的汽车从曼海姆（Mannheim）城开到65英里以外的普福尔茨海姆（Pforcheim），去看望自己的母亲。这来回130英里的路程，就是史上第一次长途汽车旅程。人们看到一辆没有马拉的三轮车在路上疾驰，感到非常惊讶。当他们看到还是一个女人在开车，更加惊讶了。伯莎在旅途中还充当修理工：她不仅用发夹疏通燃油管道，还请补鞋匠在木质的制动器上钉上皮革来改进刹车。这次旅程是个伟大的成功：她的尝试证明了新发明的可靠。1894年，卡尔开始生产四轮小车“韦洛”（Velo），销量很不错。到1900年，其公司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商，每年的汽车产量达500辆。

早期汽车业的发展是惊人的。1904年，英国的道路上已经有8000辆汽车、5000辆巴士和大客车，以及4000辆货车。1916年，摩托车数量超过了汽车数量，它们分别有15.3万辆和14.2万辆；到1925年，私人汽车的数量却后来居上，分别是58万辆汽车和57.2万辆摩托车。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汽车产量更是大幅增加。到2000年，英国道路上已经有2230万辆汽车和82.5万辆摩托车。[3]

当然，尤其在20世纪早期，世界范围内的汽车拥有量是不均等的。直到2000年，汽车数量才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增加。1960年，美国每1000人拥有411辆私家车，澳大利亚为266辆，法国158辆，英国137辆，但意大利只有49辆，以色列25辆，日本19辆，波兰8辆。2002年的对应数据分别是：美国每1000人拥有812辆私家车，澳大利亚632辆，法国576辆，英国515辆。在其他国家，这种不均衡也在改变：意大利每1000人拥有656辆汽车，日本599辆，以色列303辆，波兰370辆。而非西方国家的汽车拥有量依旧很少：2002年中国每1000人拥有16辆汽车，印度17辆，巴基斯坦12辆。全球的汽车总拥有量在1960年是1.22亿辆，到2002年增加到8.12亿辆。[4]

20世纪交通业的另一个重大转变，就是航空旅行的兴起。第一次重于空气的飞行—不以天然气或热空气为动力，是莱特兄弟共同努力的结果。在1903年莱特兄弟给第一架飞机“飞行者一号”（Flyer）配备汽油发动机和自制螺旋桨之前，也就是1899到1902年之间，他们一直尝试着滑翔飞行。1903年12月17日，奥维尔·莱特（Orville Wright）第一次尝试飞机试飞，他在12秒内飞行了120英尺。飞行所花费的时间，比阅读这段文字需要的时间还要短；可无论如何，这是20世纪最重要的12秒。十年期间，莱特兄弟一直是飞机研发的先行者，他们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去测试和改进飞行器的稳定性。到1905年底，他们已经可以飞行24英里了。到1908年底，他们甚至搭载了一位乘客。1909年，法国出现了一大批试图驾驶飞机飞越英吉利海峡，赢取1000英镑奖金的竞争者：最终，路易·布莱里奥（Louis Blériot）在7月25日赢得了这次比赛。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政府发现飞机是那个时期快速侦查敌人、定位大炮和海军舰队的最佳工具时，他们开始投巨资研发飞机。然而，飞机作为一种交通工具，还不是很稳定。战争即将结束之际，飞机依然太小、不稳定，尚不能运载空袭用的重型炸弹。战争结束之后，被当作轰炸机研制的飞机承担起了长途运输的任务。它们也最终冲破了大西洋的障碍：1919年6月14到15日，约翰·阿尔科克（John Alcock）和亚瑟·布朗（Arthur Brown）驾着改装过的“维克斯·维米”号飞机从纽芬兰直飞爱尔兰。这是另一个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意义重大的时刻：在这一天，人们终于可在各洲大陆之间自由飞行了。事实上，同一年第一架商用飞机也开始搭载乘客在伦敦和巴黎之间往返。各国政府都在支持国营航空公司的发展，特别是当它们发现外国公司对国内航空业垄断的威胁越来越明显时。然而，最早的跨大西洋的商务飞行服务是由德国的齐柏林飞艇提供的。直到1939年，航空公司才开始提供美洲与欧洲之间的飞机商务飞行服务。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飞机设计、无线电通信和雷达方面的技术创新大大提高了飞行的安全性。美国航空公司之间的激烈竞争为提高运输利润带来了压力。其结果是，出现了一种可以搭载21名乘客的DC—3型客机，它在1935年进行首航。现在，穿越北美大陆只需17个小时；穿越大西洋也只需24个小时。因此，航空旅行的需求急剧增加。从1937到1967年，英国航空公司的定期航班数量从每年8.7万次增加到每年34.9万次。同时，飞机越大，载客量越多，这也意味着乘客数量在呈正比增加：从1937年的24.4万人，增加到1967年的1230万人。[5]20世纪70年代，波音747等喷气式飞机已经能够搭载320多名乘客，大大降低了航空旅行的门槛。越来越多的人想要以更快的速度旅行，不管是乘坐国内航班出差，还是搭乘国际航班去国外小岛度假。人们也想在世界范围内快速地运输物品和资源。于是，为了方便起见，各种运输方式都连接了起来：铁路轨道延伸至海港和机场，机场延伸至大城市，停车场到处可见。其结果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全球运输网络。

这种转变的影响是深远的：有时令人印象深刻，有时令人难堪，有些地方也令人痛苦不已。整个世界在走向商业化，贸易和旅游网络打破了原来的政治界限。传统的势力均衡被西方涌入的资金打乱，被迫做出重新调整。有些国家原先未曾意识到自身资源的价值巨大—比如石油和铀，现在已经有能力出口那些资源了。而有些控制着战略性交通要道的国家，也开始利用他们的地理位置。在这些拥有丰富资源和地理优势的国家中，富裕地区在世界范围内显得相当富有；而贫困地区也越来越富有，因为这些地方的富人们在国内外都大把大把地花钱。随着贸易开启了世界资源之门，许多国家都开始繁荣发展。

图10.2　1975—2000年间途经英国机场的旅客人数（百万）[6]

这些交通纽带使得机器的出口更加快速而高效。它们方便了化肥和杀虫剂的运输，使大量农产品被运至各市场。一个能够支付得起进口农产品费用的国家，再也不用怕农业欠收了。这对世界人口的影响令人震惊。在19世纪，人口增长了6.79亿，但是其中的45%都来自发达国家。[7]从1200到1500年间，非欧洲国家的人口一直持续保持在3.07亿到3.5亿之间，只有16世纪达到了31%的增长率。17世纪非欧洲地区的人口增长率为18%，18世纪为37%，19世纪为60%，而20世纪则迅速蹿升到342%。卡车和货车不仅通过运输粮食、化肥和机器等物资，助长了这种惊人的增长势头，而且还为医疗援助提供了便利，特别是能把抗生素运到偏远地区。这样一来，交通的发展极大地增加了世界的财富并促进了人们的健康。当然，我们不能忘记，这种交通纽带也带来了不利影响。在粮食丰裕的情况下，一些粮食生产不稳定的国家会以低廉的价格出口剩余粮食，所获利润十分微薄。然而一旦危机爆发，他们却没有足够资金以国际市场的价格来购买必备物资，这就造成了粮食的地区性匮乏。所以，一些生活水准低下的国家还是会出现食品短缺和饥荒的现象。不过，当前在很多地方人们都能够减少或消除农业灾荒带来的损失。2000年，世界范围内遭受周期性饥荒的人数比例要比1900年少。而事实上，世界挨饿的人口的绝对数量不见减少，反而增多，那是因为世界人口数量不断激增，从16.33亿增加到60.9亿的结果。

由西方世界主导的世界交通网络的变化，导致的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制度和西装的输出。绝大多数西方国家把自己的世俗性、民主、物质主义、平等和道德自由等价值观看作文明的高峰，也想把这些价值观输送到世界其他国家去。发展中国家的商人和政治家们意识到，采用或者至少接受西方传统对他们是有好处的。快速的现代化促使这些国家的人也要经历一种类似于19世纪欧洲和美国发生过的技术专业化过程。所以，很多非西方国家在短短的几十年间，都进行了科学、医学、农业和工业方面的改革。交通网络的扩张必然带动其他领域诸多的变化：粮食产量不断在增加，人口数量不断增长，城市化进程持续加速，读写能力逐渐提升。1900年，世界上13%的人生活在城镇，20%左右具备读写能力。到2000年，世界上50%的人居住在城市，超过70%的人具备读写能力；整个世界陷入了由交通纽带、资本和商品流动构成的世界大市场的竞争。整个资本主义进程中，只有少数国家置身于这场大竞争之外，它们有些是因为政治壁垒阻碍了经济竞争，极少数是因为地理障碍妨碍了交通发展和全球经济的扩张。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提到了交通业对城市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粮食和其他资源必须要被运送到城市的中心地带，城市越大，机械化运输越有必要。所以，交通纽带比行人、花园、自行车专用道和个人生活空间显得更为重要，这让我们的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到了2000年，很多人一生都身处大都市中，除了在电影或电视上，他们很少有机会能欣赏到乡村风光。世界上一半的人都生活在城市风光之中，他们面临着噪音污染、光污染和空气污染，也逐渐厌倦了每个城市车道上挤满的快速行驶着的汽车、货车、巴士、自行车、摩托车和卡车。甚至到了夜晚，交通依旧主宰着城市景观，空旷的柏油路延伸着，分隔了人们的住宅区，交通灯红绿相间地不断闪烁。人们很难在城市之中寻到一个静谧之处。生活在大都市的居民，要想欣赏到类似于他们祖先曾经居住的乡村环境，必须开上一个小时以上的车程。也正因如此，很多人对环境变得不那么在乎了。埃德温·查德威克曾经在城市中发现了贫民窟和社会剥夺现象；而2000年的人们，却在城市中找到了他们想要的一切，包括工作和家庭生活，他们没有理由离开城市。

交通系统拓展了城市的偏远地区，但其重心仍在城市的中心区域。20世纪，市中心黄金地带房价飙升。为了使这些热门地区容纳更多人，建筑师们开始把房子建得越来越高，特别是那些商业区的建筑。1900年，世界上最高的非住宅建筑是986英尺高的巴黎埃菲尔铁塔。最高的住宅建筑，是纽约市391英尺高的公园街大楼。1931年，最高的办公楼是矗立在纽约街头、1050英尺高的帝国大厦，其著名的观景平台还要再高出174英尺。之后，摩天大楼不断拔地而起。2000年，你可以从1230英尺高的吉隆坡双子星塔的顶层俯瞰全城，它只比帝国大厦的观景台高出一点，但比其他大量的摩天大楼也高出不了多少。20世纪70年代，几十座300英尺高的大厦在巴黎拉德芳斯（La Défense）商业区建成，形成了巴黎西部的高低相间的天际线。1900年，英国最高建筑是伦敦圣潘克拉斯（St Pancras）火车站附近的米德兰（Midland）大酒店，它不过263英尺高。2000年，伦敦稍微高一点儿的建筑加拿大广场1号就有770英尺。

交通在改变我们生活环境的同时，还改变了我们的社会关系。在上一章节中，我们已经解释，铁路已经把社区逐渐分隔开来了。汽车则造成了进一步的破坏。从1945到1960年，廉价的公路交通不断崛起，取代了当地多条铁路线路。公路将数以千计的没有市场的孤立小城镇与最近的商业中心连接在一起。住在农村的人们不得不过着一种更加孤立的生活，他们越来越依赖汽车。那些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的老人们，要想继续在那里生活，变得异常艰难。他们太老，不能开车，只能被迫迁往城镇。同时，他们的孙辈们为了找工作也必须前往城市。到2000年，西方国家的大多数人都不认识他们的邻居。以前住在方圆三四英里内的300多人都能相互认识，但是现在，他们的亲戚熟人都分散在不同城镇，甚至全球各地。

类似的陌生化过程也发生在商品和服务的提供者和消费者身上。在较小的社区里，商家与潜在顾客相互熟悉，交货不及时就会损害商家的声誉。而在较大的城镇里，人们选择供应商的范围更大。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薄弱，为了战胜竞争对手商家经常采用各种商业手段，但是提供的服务不一定是最好的。这一点也适用于健康问题，其差异最具说服力。在地方社区，人们往往一起长大，亲戚都住在身边，因此病人和弱者的救助网络往往比城市社区更加坚固。在城市的社区中，制度化的救助体系花费昂贵，而且人情淡漠。

最后，交通业不仅在世界范围内更有效地运输粮食、输送农具和设备，而且促进了农业的专业化。全球交通纽带促使农民之间的竞争趋于国际化。如果英国人能以更低的成本从堪萨斯州买到小麦，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去地势起伏不平的德文郡采购小麦呢？为了使效益最大化，农民们很快放弃了他们从工业革命时期就开始实施的混合式农耕；相反地，他们开始注重单一生产方式，比如种植小麦或者养牛。1910到1920年间，美国在大规模生产拖拉机之后，开始实施精耕法。在法国，很多地区开始专门生产葡萄酒。在英国，山区的农场仅从事肉类的生产。到2000年，虽然农业是仅次于旅游业的第二产业，莫顿汉普斯特德地区方圆12平方英里之内没有一块可耕地或者一个奶牛场。所有的农场只提供牛肉和羊肉。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大多数发达国家放弃粮食自给自足的可能性，开始从国外以更低的价格进口一些必需品。20世纪50年代，英国只有40%不到的粮食是自己生产的。[8]当然，这个数据是全国性的：城市地区已经完全丧失了自给自足的能力。1973年，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之后，自给自足的能力才得以恢复到70%左右。

到2000年，西方世界已经完全依赖基础交通设施。为国家生产粮食的机器需要矿物燃料，输送粮食的机器也需要矿物燃料来提供动力。所有国家的命运都建立在十几个稳定生产汽油和柴油的炼油厂之上（而英国只有七个）。如果失去它们，尽管农业革命以来粮食生产一直在改进，西方世界的大部分人口还是会遭受两百年来的第一次饥馑。这种想法，并不为过。

战争

毫无疑问，20世纪的战争行为与以往完全不同。起初对士兵的描述很符合传统的定义，他们“行军时步伐整齐划一，赴死时尸体堆积如山”。很快，坦克、战壕、瓦斯毒气和铁丝网，改变了这种尸体“堆积如山”的状况。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战斗机、轰炸机、潜水艇和原子弹的使用进一步改变了这种战争结果，士兵们的尸体荡然无存了。到了20世纪下半叶，人们最担心的莫过于：幸运时，一些城市突然汽化消失；而不幸时，核战争爆发，全世界的人要么死于饥荒，要么死于核辐射。然而直到2000年，我们才发现，许多传统的战争因素仍然存在；甚至在一些内战中，瞬间汽化还是幸运的。在南斯拉夫战争中，暴行无处不在，尤其是强奸—对平民和儿童的性虐待行为比比皆是，这种情况时刻提醒着人们，以往极端暴力的行为并未消失。就16世纪民间暴力呈下降趋势的情况而言，我们所看到的情形是：如果没有更强大的潜在暴力阻止人们互相攻击，人们就极易回到以前那种富于侵略性和不文明的状态。人类潜在的本性依旧残忍、不人道。

不过，这里的重点不是说20世纪战争发生了什么变化，而是说战争如何改变了西方社会。我们需要纵观全局看待所有的变化，正如检视黑死病的影响一样。战争所带来的技术革新给人类生活带来了重大影响。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技术发展带来了直接影响，如计算机、喷气发动机、盒装牛奶、雷达，还有盘尼西林和杀虫剂的发展。德国V—2型火箭背后的技术，不仅促进了现代军事中导弹的发展，而且使人类能够向太空发射火箭，推动了现代天文学的进步。但是很多人都会质疑，所有这些发展有赖适当的时机，时机一到就会发生，战争不一定就是催化剂。不管如何，战争确实在极大程度上促进了各种发展，加速了20世纪后期人类生活的变化。当然，战争还会带来社会经济影响，包括国际关系的制度化等全球性的政治影响。这里所说的最重大变化，就是战争和社会之间关系的根本性转变。

1900年之前的战争，通常只影响部分平民的生活，那些要么在军工厂上班，要么生活在战争前线地区，或者生活在军队和战略物资必经之地的人们。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见证了史学家所定义的“全面战争”的到来，即整个国家的资源都投入了战争。为了追求军事目的，大量人力资源也投入了战争。在战争的大后方，战争相关产业得到全面发展，阻碍军工发展的社会声音暂时沉寂。配给制开始施行，运输系统进行调整以便提高军事供给效率。事实上，全面战争带来的影响，不仅仅停留在社会经济层面。航空技术的进步，使得每个人都成为潜在被攻击的目标。“一战”时，齐柏林飞艇的空袭造成了1000多名伦敦市民的死亡，而“二战”时超过2.8万伦敦市民死于空袭。在华沙、鹿特丹和大多数德国城市等地发生的轰炸，造成了数以万计民众的死亡，摧毁了无数的生命。轰炸使城市中心变得瓦砾遍地，十分荒凉。有些地方就像烈火焚烧过的地狱，没有人、没有动物，也没有物质财富。英国皇家空军对汉堡和德累斯顿的空袭尤其骇人听闻，造成的伤亡人数相当于1945年8月广岛和长崎两座城市死亡人数的一半。原子弹的使用无疑是另一种性质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在日本遭投放原子弹的两年后，芝加哥核武器专家把“末日时钟”定格在午夜前七分钟，希望引起大众广泛的关注，科技可能会导致地球上人类的自我毁灭。1953年，时钟被调至午夜前两分钟。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爆发之际，全世界的领导人都在公开讨论核战争这个“深渊”。最终，那个红色按钮没有被按下，但是潜在的危险仍然存在。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战争的牺牲品，不管他或她是否远离交战国。

在战争中，死亡率越来越高，这显然是对人类文明的最大讽刺。最早关于世界末日的概念，就是源自《圣经》故事中的“大洪水”和“末日审判”。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科学一方面慢慢取代了宗教对于认识世界的作用，并经常被用于对宗教说教的揭露；而另一方面，科学却找到了实现《圣经》所预言的恐怖的毁灭世界的可行方法。更有讽刺意义的是，为了满足民主选举出来的领导人的需求，科学家们已经设计好了一场潜在的世界大决战。几个世纪以来，君主专制、社会等级制度和宗教教条共同导致了许多战争和暴行，但它们却没有像20世纪末民主和科学的结合那样，威胁到全人类的生存。而最大的讽刺是，西方国家大多数人却受益于这种规模越来越大的战争，因为它为个人提供了新的价值。事实上，特别是20世纪上半叶的全面战争，带来了许多社会和经济变革，这些变革又大大增强了西方民众的政治力量，提供了更多的均等机会，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

在世纪之初，机会平等对于女性而言特别重要，她们仍想方设法寻求在社会与经济方面与男性受到同样的对待。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军工厂劳力缺乏，使得女性获得了比以往更大的自由。很多女性发现自己第一次有了工作，可以独立管理家事，还可以在没有男伴的陪同下自由旅行。毫无疑问，如果她们的丈夫从前线活着回来，那么就会导致许许多多家庭矛盾。但是无论如何，女性自己争取了更多的自由，这是事实。女性解放的社会压力变得势不可挡。每次世界大战之后，都有一些国家会立法，宣布给予女性和没有选举权的男性以选举权。1918年，英国规定给予所有超过21岁的男性（如果曾经参过战，则为19岁），以及超过30岁的拥有固定资产或大学毕业的已婚女性以选举权。同一年，波兰、捷克、奥地利和匈牙利也赋予了女性以选举权。1919年荷兰也这样做了，1920年美国和加拿大则相继跟进。1928年，英国政府最终颁布法律，规定女性享有和男性同等的选举权。从1944到1945年，由于女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杰出贡献，法国、保加利亚、意大利和日本都赋予了女性以选举权；1948年，比利时赋予女性选举权。男性和女性在政治经济上越来越独立，预示着仆人阶级越来越少。曾经充满仆人的大房子都关了张，而且永远不会重新启用。就像黑死病之后劳力短缺提升了劳动力的价值那样，全面战争也有力地提醒社会，每个成年人都是有价值的，而且进一步促使人们更自由地工作、赚钱、选举，以及（对女性而言）过比1900年更加独立的生活。

战争的另一个社会影响是掀起了一股反对帝国主义、君主专制和世袭权力的浪潮。20世纪初，六个帝国统治了大半个地球。最大的是大英帝国，统治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约五分之二的非洲国家、印度、英属几内亚和许多太平洋岛屿。法兰西帝国包括非洲北部和西部的大片地域、越南、柬埔寨，以及印度、中国和太平洋岛屿的殖民地。俄罗斯帝国的版图从太平洋横跨至黑海。德意志帝国的领土虽然小很多，但也伸展至非洲和太平洋。奥匈帝国不仅包括了奥地利和匈牙利，还包括了波希米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斯洛伐克和波兰、乌克兰、罗马尼亚以及塞尔维亚的部分地区。奥斯曼帝国包括了土耳其、圣地[9]、马其顿、希腊北部以及阿尔巴尼亚。不管如何，这些帝国都走到了尽头。1917年，俄罗斯帝国被革命者推翻。“一战”后，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分崩离析。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帝国也经历了非殖民化过程。“二战”后每个国家遭遇的经济压力也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过程。至于君主制，20世纪初，西方国家中只有法国、瑞士和美国是唯一不受世袭权力支配的。虽然很多国家已经是君主立宪制国家，但是国王和王后仍然对政府有巨大的影响力。到2000年为止，仍有极少数君主存在。英国、比利时、丹麦、荷兰、挪威和瑞典的王室仍拥有王位。1975年佛朗哥将军去世之后，西班牙王室也恢复了王位。即使在这些国家，王室也要服从民主选举出来的政府。2000年3月以后，尽管英国上议院绝大多数议员还是被任命的，其贵族特权还是几乎被取消了。[10]早在13世纪就开始的世袭制曾使一些人成了统治者，现在这个物种终于就要灭绝了。

现代战争的巨大规模和可怕特质，直接催生和发展了国际法和国际机构，以此来限制未来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慈善家和政治家就提议通过国际仲裁和对侵略国实施制裁的方法，来限制冲突的发生。1919年，作为和平协议的一部分，国际联盟（the League of Nations）在凡尔赛成立。但由于种种原因，该组织最终失败了。它将刚成立的苏联排除在外，也没有吸收包括当时新兴超级经济体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它没有军队，权力有限，而且理事国的所有成员都有否决权，他们不愿意对各自潜在的盟国采取行动。国际联盟成立之初，其宗旨是为了防止世界大战的发生，然而到了1939年它被证明毫无作用。不管如何，国际联盟20年的存在和有限的成就在于，它让人们意识到国际关系是可以制度化的。1945年10月，国际联盟的继承者联合国成立，其主要宗旨是为了防止国际冲突再度发生。当然，联合国的作用远远不止这些，它还关注着世界各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它在海牙设立了国际法院。国际联盟没能够把世界上四分之一的国家联合在一起，但是联合国几乎涵盖了世界上所有独立的国家。你可以说，20世纪的战争拉近了世界人民的距离。战争也导致了1949年《日内瓦公约》的修订，该公约旨在保护战地的平民、医务人员、非战斗人员，以及战地武装部队的伤者、病者和海事遇难者。这些条约在1864年就已提出，是人们继11世纪“上帝的和平”与“上帝的休战”运动之后，第一次试图通过国际人道法来减少战争中的残酷行为。它反映了人类对和平的向往，以及人类似乎无法控制的暴力倾向，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

预期寿命

正如我们刚刚看到的，现代战争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充满着讽刺意味。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是，战争对健康有着积极有益的影响。当然那些被枪击、挨饿、中毒气身亡、遭炮击、被烧死、被炸成碎片的人不会这么认为，但事实是战争需要健康的人去前线作战，在后方也需要健康的人从事军工生产、开动火车以及筹措食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政府持续关注劳动力的健康问题。职业健康与安全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铅中毒、汞中毒和炭疽病被规定为一级受控疾病，之后是硅肺病和皮肤癌。这场战争中，输血技术也获得了进步，这是因为，人们发现了第一批阻凝剂—柠檬酸钠和肝素，而且能够大量生产氯化血袋。此外，氨的生产也第一次上升到工业化规模，为化肥制造提供了原料。化肥生产起先是为了满足德国的战争需要，后来则用于养活全世界的人口。患弹震症的人主要是心理健康出了问题，这迫使当局对患者的心理健康进行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配合1944年的法国诺曼底登陆，大量生产了第一种抗菌药物—青霉素。今天，我们认为这样的医学创新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我们要记住，如果没有抗生素，手臂或膝盖上的一点外伤就可能导致血液中毒。从1944年开始，很多疾病，如脑膜炎和淋病等忽然有救了。1928年9月，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发现的那点霉菌后来成了现代世界中最重要的救星。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药物的发明至关重要，而和平时期，医学和社会进步也同样重要。西方国家凭借高额的政府补贴，建立了国家医疗体系。国家为老年人和体弱者设立了养老金制度，尤其降低了老龄化对穷人的消极影响。失业救济金和残疾抚恤金等社会改革，使穷人的生活水平远高于19世纪。护理、助产和产科手术方面的进步普遍，大幅度降低了婴儿的死亡率。英国孕妇分娩时的死产率，从1900年的14%下降到了1930年的6.3%，到1997年则为0.58%。新生儿死亡率则从1931年的3.2%下降到了2000年的0.39%。[11]与此同时，产妇死亡率也大幅下降。1900年，英国每1万名孕妇分娩会有42人死亡，美国每1万名孕妇分娩会有80人死亡。到2000年，发达国家的产妇死亡率是每1万名产妇会有2人死亡。

图10.3　英格兰、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人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岁）

上图的线条走势，几乎适用于所有发达国家。2000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希腊、冰岛、意大利、日本、新西兰、挪威、新加坡、西班牙、瑞典和瑞士等国，男性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是75岁或以上。英国的男性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是74.8岁，美国是73.9岁。在以上所有国家以及奥地利、比利时、芬兰和德国，女性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是80岁或以上。相应地，英国女性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是79.9岁，美国是79.5岁。[12]2000年，整个发达世界婴儿的预期寿命是1900年的两倍。当然，20世纪早期婴儿出生时就夭折的现象降低了成人的预期平均寿命，但即便如此，生命的活跃期仍在显著延长。1900年，一个正常的20岁的美国年轻人还能再活42.8年；到2000年，他或她可能再活57.8岁。这意味着寿命足足多了15年：对于科学家、医生、牧师、政治家和学者来说，多的是足足15年的经验。这样，他们专业训练的回报期就大大延长了。人们可以活到正常退休，所以一个人工作效率较低的那几年—大概是每个人生命的最后十分之一阶段，不会影响到他们的职业生涯。[13]1900年，一个合格的25岁医生的平均预期寿命是62.8年，在生命的最后十分之一时段里，因为健康的原因，他要么停止工作，要么只能做兼职。在健康的情况下，他的有效职业生涯是31.5年。到了2000年，这样的一个医生可以继续全职工作14年，直到他70岁为止。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那就是缓解了人们对英年早逝的恐惧。哪个56岁的人不愿意再健康地多活15年？因此我们认为，有效生命的延长是目前为止我们所讨论的最重要变化之一。

媒体

如果拿起一份1901年的报纸，比如《泰晤士报》，你会注意到它没有通栏大标题：头版页面几乎都被小字广告占满。这可能比没有图片更让你印象深刻。深受大众喜欢的《每日邮报》（Daily Mail）的字体稍大，排版也活泼些，但头版页面还是缺乏图片，而且还充满广告。到1914年，情况有所改变。当《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m）的头版还是充斥着小广告时，其他报纸已经把重大新闻放在了首位。在我们看来，1914年8月2日的《格拉斯哥晚报》（Glasgow Evening Tiems）就比较现代了，其新闻大标题是：“战争硝烟四起”，副标题则是：“宣战。德国责任重大。英国会应战吗？今日国会决定。”这一时期，美国报纸不仅有横栏标题，还有网线凸版印刷的照片。报纸向这种吸引眼球和影响舆论的模式的变化，促使“一战”时期的政客们更加关注报纸上的信息，以及如何选择和呈现新闻的方式。越来越多的记者可以接触到政治领导人，因为他们一方面需要报纸支持自己连任，另一方面也希望自己的政策和决策以某种特定方式得到报道。这就是权力和媒体之间亲密却不稳定的关系的开始。

随着报纸的大量发行，电影业也开始给人们提供娱乐和新闻。在英国，电影最早上映是在19世纪末。它们在博览会和音乐厅放映，逐渐受到大众欢迎。1906年，仅伦敦一地，每日观影人数就达到4000。1907年，英国第一个专营影院开业，同年上映了467部英国电影。1909年，英国开始实施《电影法》，规定开办电影院必须有当地机构颁发的许可证，但这并没有减慢电影院开张的速度。1911年底，普利茅斯镇（人口11.203万）至少有12家电影院，每家电影院能容纳300多人。[14]1910年，第一则新闻影片把时事图像传播到了全国各地。20世纪30年代，解说员的语音传递信息比字幕更快，人们接触到了一系列时事政治、社会新闻和道德观念。1939年，英国每周去电影院的人数达1900万。其中，31%的电影观众每周去一次电影院，13%的电影观众每周去两次电影院，3%的电影观众每周去三次电影院，2%的电影观众每周去四次电影院。只有12%的英国人从未踏进过电影院的门。[15]如果这些已经足以令人印象深刻，那么看看以下的情况：“二战”期间，电影观众增加了三分之二，1946年达到顶峰，每周去看电影的人数达到3150万。这相当于英国的每位成年人每周至少去一次电影院。很多电影开播之前都会有新闻短片，因此，全国各地的观众几乎可以同时看到新闻。电影院不仅是广泛快速传播信息的媒介，还造就了一大批国际明星。上百万观众很快记住了他们的长相，人们甚至开始认真接受这些明星对各种问题的看法了。这样，大量发行的报纸、杂志和电影把全国的视线都聚焦在重要的道德和政治议题上。有时在一系列国际辩论中，整个国家倾向于团结一致。如果说每个国家在20世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团结，那么媒体就是一个重要的促成因素。

促使国家更进一步团结的是收音机和电视机的发明。从1920年美国通过无线电广播公布选举结果开始，无线广播电台传播新闻消息的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了。1922年，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广播机构—英国广播公司（BBC）成立。1934年，尽管战争期间电视暂时停播（比如在法国和俄罗斯），电视节目的内容还是通过广播电台播放出来。1946年，英国超过1000万个家庭拥有无线电执照。2000年，2330万户家庭开通了电视和电台节目服务。

图10.4　英国每年购买的无线电和电视执照数量（千）[16]

1960年，西欧各国都有了固定的电视广播节目，很多拉丁美洲和东欧国家也开始提供这些服务。虽然他们无法及时或持续地传递新闻，但却可以不时地中断节目插播新闻简报，这种能力意味着他们可以随时把重要的信息传递到全国各地。有时候，几个频道可以同时播出国家新闻。数百万观众可以看同一部肥皂剧，随着情节的发展，他们还可以一起讨论里面的道德困境。电视节目让公众认为自己所关心的问题成为话题。通过定期进行新闻播报，罢工、游行和社会抗议进入大众的视野。借助电视剧和新闻电视，那些如校园欺凌、同性恋恐惧症和男女同工不同酬等道德问题，成为全国性话题。即使你是从一个偏远的纯白人社区长大，你周围还是大量传播着关于种族主义极具破坏力、会分裂社会和国家且不道德的信息。前一天在首都流行的趋势，第二天就会被全国上下认为是最好的。因此，媒体逐渐把每个国家人们的思想交织在一起。2000年的城市富豪和乡村贫民，比他们1900年各自的祖辈，会更多地思考同样的问题。

最后，20世纪末，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互联网看作是他们信息、教育和娱乐的主要来源。但是，我们必须记住，数字时代在20世纪的时间表中来得有点晚，以至于2000年还有很多人根本没有接触过互联网。1969年，四个美国大学把他们特别设计的电脑连接起来，互联网才得以建立。十几个研究机构随即加入了他们。但是直到1991年8月，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的万维网开始运行，互联网作为潜在的大众传媒渠道才被公众认可。万维网是一个免版权使用费的系统，所以增长速度极其惊人。就像19世纪的铁路一样，人们对互联网忽然有了一种强烈的兴奋，但大多数投资互联网的人都没能获得利润。虽然如此，到1995年底为止，世界各地运行着超过100万个网站。到2000年12月，有3.61亿人在使用互联网：这相当于世界人口的5.8%。在英国28%的成年人可以在家上网。[17]在其开通的最初九年，万维网影响巨大：就像在前几个世纪报纸、电影、广播和电视把整个国家连接起来那样，它为整个世界搭建起了沟通的桥梁。到2000年为止，网络购物还没有风靡到人们开始讨论实体商店消亡的地步；它也还没有足够的政治影响力导致2010至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那样的事件的发生。但是，人们却能够预计到，它用不了多久就会改变整个世界。

电子和电气设备

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和家人暂住在萨福克郡的一所老房子里。一天晚上，暴风雨打断了电缆，接下来的几天里电力公司全力抢修，结果还是没能成功。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是多么依赖电力呀。房子里的炉灶是用电的。因此，如果没有电，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加热任何东西，甚至不能烧水泡杯茶喝。厨房里的用具完全没用了。电视机和收音机都不能用了，我们没有任何形式的娱乐和通讯方式；过了一会儿，笔记本电脑没电了。吸尘器也名不副实，成了积尘器。冰箱既不冷也不“酷”（cool）。我们不能洗澡或淋浴。洗碗机、洗衣机和烘干机都无法运行。更惨的是，咖啡机也不能用了。虽然我不用电动剃须刀，也不需要吹风机，但这些东西也都抛弃了我。当然，灯也不亮了。当我坐在烛光下草草记录关于这本书的一些想法时，我反思了我们生活的电气化过程。

20世纪之初，常见的家用电器只有一个，那就是电灯泡。即便如此，只有少数家庭使用电灯，大多数人还在用煤气灯。然而“一战”以后，很多公司开始为各种快速发展起来的电子小装置打广告。1891年，康普顿公司首次生产出电热水壶。但直到1922年，天鹅公司制造出一个具有内部加热元件的设备之后，电水壶才开始流行起来。[18]我们在前一章中提到，燃气灶在19世纪就已经存在，但并没有大的销售量，因为市场需求不足。随着20世纪初输电网络深入各城镇，新公寓和房屋的住户们开始使用电炉。20世纪30年代新开发的居民区都配置了供电系统，预先安装好的电炉也令新业主感到自豪。1927年，第一台电冰箱进入市场，并在商业上取得成功，令食物保鲜期比过去长了许多。此一时期，电器的销售对象主要还是那些做饭、打扫卫生和做家务的妇女。1935年1月印刷的一份销售目录上，首页就是一位年轻女性，标题是“每个家庭主妇都想拥有让自己省力的马涅家用电器”。目录还提供了两种型号的水壶、一款烤面包机，以及熨斗、吹风机、立式真空吸尘器、立式地板抛光机、六种型号的电暖炉、炉灶、热水洗衣桶、刺激器（一种锻炼设备）和一种汽车发动机散热器（在寒冷的天气下放在汽车引擎罩下面，以防止机件损坏）。[19]大量其他电器也如潮水般涌来。1970年，几乎每个家庭都配备了下列电器产品：音响和电视设备、电钻及其他电动工具、电热毯、榨汁机、闹钟、电茶壶和割草机等。

到1970年为止，很多日常电器的设计都更加可靠，而且还在继续改进中。随着芯片在家用电器中的使用，20世纪70年代我们购买电器产品的爱好、倾向有了转变。我小时候见到的第一种带芯片的电子产品是袖珍计算器。不到十年的时间，我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有了第一台自己的电脑，因为学校强制要求使用电脑。1986年之后，我大学本科所有的论文都是用电脑完成的。到2000年，从汽车的仪表盘到儿童玩具，芯片随处可见。这些都大大增加了工作场所对电力的依赖。20世纪60年代，你可能会在办公室看到电传打字机，在银行看到电动打字机。20世纪70年代，复印机普遍可见，还有盒式磁带留言机、传真机、碎纸机、袖珍计算器，以及该年代末的电脑。到了2000年，台式电脑、打印机和扫描仪成了基本配置。政府和企业基本上舍弃了他们过时的纸质档案系统。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存储、操控和分配数据的新系统不断出现。

你可以这样说，所有这些好像并没有带来大的变化，即电子产品、电脑和传真机并没有改变我们行为的本质，它们只是让我们以更快的速度做同样的事情。每天早晨，打开电暖器的开关确实比点燃壁炉里的煤要快得多，但是它们的效果并没有截然不同。写电子邮件和写信差不多，只是前者可以立即接收，后者至少要第二天才能送达。那么，变化在哪里呢？速度很重要。家里和办公室里节省劳力的各种设备，可以使人们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工作和生产上面。信息可以立即转发，也就是说在转发之前，完全不需要重新复制。你可以在琐碎的时间里在数据库里查询资料，而不需要花时间去阅读卡片索引，特别是无需再去分辨前人潦草的字迹。20世纪的主要变化，就在于人们可以通过使用电子设备完成更多的任务，解决更多的难题。

在萨福克郡那座小屋的烛光之下，我想起了20世纪我们在其他方面对电力的依赖。在国内，我们也经历了19世纪时工厂工人的去技能化过程。工业革命之前，作坊的工人都是自己制作工具和产品，这是年轻学徒的必经过程。一个轮胎制作商知道如何指导铁匠按照他的要求打造他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从刨子到轮胎辋圈。大多数人都会木工手艺，能修补房门、百叶窗和日益增多的新家具。但是当工厂老板引入生产线时，工人们只需要操作自己那台机器就行了。操作机器并不需要制造工具的经验，而且操作机器的能力也不需要传授。所以，机械工作使得工人技能退化，进入无需技能的状态。20世纪，类似的过程也影响到我们所有人的家庭。1900年，家庭主妇会用煤炭、荆豆或柴把来点火，然后再将面包放入烤炉烤制。她知道如何筛选、混合和搅拌各种食品材料。你试过在没有电的情况下做清炖肉汤吗？或者直接用水果和鹿茸碎末做果冻？20世纪以来，我们丧失了大量相关的家庭技能，包括很多实用的基本技能，例如如何搭建一个可以快速烧开大量水的壁炉（不同于烧饭的壁炉），如何不用熨斗熨平衣服，如何不用冰箱就能长期保存食物。我们对电力日益依赖的主要后果是，没有电，我们生存的能力就会逐渐丧失。

毋庸置疑，这种情况也发生在我们的工作场所。表面看来，从卡片索引到数据储存好像是可以逆转的，毕竟卡片索引从来都不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技术活。但是，这种转变并不这么简单。随着2000年临近，专业人员警告说，很多计算机系统无法进行两位数日期即从“99”到“00”的过渡。人们开始意识到他们的电子系统是多么脆弱。之后，计算机化的复杂性变得异常明显：不仅数据储存在一个不稳定的系统里，而且要想回到一个非电子系统也是不可能的。要那样做的话，你必须要重新开始编写卡片索引。电子计算机化是一条不可逆行的单行道。

确定那种无处不在的变化所带来的意义是很困难的。时钟是15世纪的发明，但是当它进入我们的生活之后，我们就把这个发明看作是理所当然的。那么，评定某种变化的意义的一种方法，就是问问自己撤销这种变化是否容易。在萨福克郡小屋停电几天之后，我得出的结论是：要我们放弃对电力的依赖，还不如让我们重新回到19世纪之前，挖掉铁路、恢复奴隶制、恢复对女性的压迫和取消富人之外所有人的投票权。我们需要电来维持社会的运转，包括我们的银行账号、付款记录、信用卡，以及医生、牙医和警察拥有的记录。没有电力，就没有信号灯和动力，现代列车就不能运行，飞机也会坠毁。股票市场将停止运行。我们供应食物的物流会崩溃。我们用以娱乐和消遣的设备和主要的家庭电器也不能运作。此外，整个电气和电子系统也存在着内在的脆弱性。如果我们再经历一次像1859年卡林顿事件（Carrington Event）那样强大的太阳风暴，它摧毁了早期的电报系统，北极光那样的光环包围了整个世界，届时，所有的卫星、通信系统、计算机、吹风机和咖啡机的功能也都会被摧毁；那么，20世纪由电力带来的变化的意义也会被充分重视。[20]

未来的发明

你可能还记得14世纪那一章的开场白，我解释了为什么中世纪的人们不了解社会历史。显然，他们对未来更没有概念。13世纪，罗杰·培根在他的寺院里，也许会令人惊奇地推导出人们以后有可能会制造出小汽车、飞行器、吊桥和潜水服，但他对未来没有任何憧憬。他的推导基础是这些工程成就是人类可以取得的。中世纪的人没有未来和过去的概念，他们想到的只是无止境的现在。然而，16世纪逐渐有了过去的意识。到了18世纪，人们感觉到西方社会在不断变化，这种感觉逐渐演变成杜尔哥和孔多塞提出的“进步”概念，这促使人们开始想象未来。黑格尔认为，自由主义价值观将持续盛行，当世界上每个人都接受同一种最有益的政府形式时，这就标志着“历史的终结”。当然，对于卡尔·马克思来说，这就是社会主义。他绝不是唯一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是人类发展的最终产物的人。20世纪末期，历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看到截至柏林墙倒塌的西方世界的发展轨迹，发现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逐渐接受了自由民主的价值观。

未来并不只存在于政治分析和乌托邦式的意识形态之中。科幻小说把未来介绍给那些对马克思和黑格尔不感兴趣的读者。19世纪80年代，好几部小说通过对主人公入睡后在未来苏醒的描述，假设了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最著名的应该是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的《回望：2000—1887》（Looking Backward 2000—1887, 1888年），在这部小说中2000年的美国被设定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一部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乌有乡消息》（News from Nowhere, 1890年），它提出了作者对未来社会的社会主义展望。这些作品以现实世界为背景，都是作者的理想主义表达，也是作者希望自己的社会能朝着这样的方向发展。很多评论家吸收了西方世界“进步”的概念，用带着玫瑰色的眼镜展望未来。1900年，《妇女家庭杂志》（The Ladies’ Home Journal）中写到有一位叫小约翰·艾尔弗兰斯·沃特金斯（John Elfreth Watkins Jr.）的人，对2000年的生活做了下述预测。他称列车速度将达到每小时150英里；汽车会比马车更便宜；农民会拥有汽车运草车；照片可以用电报传输到世界各地；每个人的大学教育将是免费的；会有空中战舰和车轮上的堡垒；人们会以从面包店买面包的方式从商店里买到快餐；销售的食物不会直接暴露在空气中。他还有一些不那么成功的预测：在家里水力发电会代替煤炭；蚊子和苍蝇会被根除；野生动物会消亡；药物不需要直接吞咽；草莓会和苹果一样大。那些对缥缈不定的未来进行预测的政客也很乐观。1930年，伯肯黑德（Birkenhead）伯爵写道：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间，“暴力战争不会增加。整个文明世界正在迅速成为一个经济体……一个国家的灾难就是所有国家的灾难”。[21]

20世纪初，在文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政治学家和他们的读者心中存在着各种各样有关未来的猜想—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那时，知道如何预测未来—未来真的会发生什么，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其中一个观点就是，社会将进步到某个特定阶段，当所有人都能感到幸福时，它就会开始停止变化。事实上，对未来的所有展望都是乐观的。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它震惊了很多自鸣得意的乐观主义者们。那些文明的国家和帝国怎会如此恐怖地相互摧残？“一战”以后，阅读那些年迈历史学家的宏伟叙事是令人十分不安的。他们称颂每一次有助于建立当前世界秩序的革命，而结果是比起500年前充满封建思想和等级制度的政治体制，这个理应更加优越的现代却给人类生活带来了更大的破坏。同时，人们也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社会主义改革并不一定会产生爱德华·贝拉米和威廉·莫里斯所期待的天堂。接下来，就出现了一系列反乌托邦的设想。最负盛名的有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1932年）、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s Wells）的《未来事物的形态》（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 1933年）和乔治·奥威尔的《1984》（1949年）。可以说最有先见之明的作品，应该是E. M.福斯特（E. M. Forster）写于“一战”之前的短篇小说《机器停止》（The Machine Stops, 1909年）。这部作品提到地球被污染，生命在地球表面无法生存；人们被迫转移到地底下的小房间，一台网络化的机器控制着人们的所有生活；人们之间靠视频相互沟通，各种需求也靠这台机器来提供。人们对这台机器越来越依赖，以致到最后他们甚至失去了与自然世界的联系，也失去了生活的意义。机器崩溃之后，人们没有任何赖以生存的资源和技术，最终也归于寂灭。

不管对未来的猜想是好是坏都得到了火箭的助推，1957年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Sputnik—1）进入地球轨道，引发了一场航天技术竞赛。1969年7月，“阿波罗11号”的两个航天员登月，激励了那些以太空探险为题材的科幻小说家把目光投放到地平线以外进行思考。这是个人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与此同时，对未来的更重要思考还在酝酿之中。1956年，地质学家M.金·哈伯特（M. King Hubbert）曾预测石油产量会遵循一条数学曲线：石油产量开始缓慢上升；一段时间之后，它会急剧上升而到达顶点；然后随着石油储备的不断消耗，石油产量骤降；直到更长一段时间石油能源枯竭，石油产量也就此终结。这条曲线形状类似一口钟。哈伯特利用它预测到，1970年世界石油资源就有可能枯竭。幸运的是，更多石油资源被不断发现。但是天然气、煤炭和铜很有可能会出现类似情况。那么，我们可以预测出消费模式，估算一下资源的储备，然后至少从理论上提出对此采取预防措施。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晚期，各国政府并没有下定决心限制开采世界矿产资源；他们似乎认为任何短缺都会导致价格高涨，因此会促进替代产品的发展。然而，世界资源有限的意识，使许多普通民众开始担心起来。1968年12月24日，宇航员乘坐“阿波罗8号”环绕月球航行时拍摄的《地出》（Earthrise）照片发表后，震惊了许多人—这是第一张人类从太空拍摄地球的照片。看着这样的地球，人们清晰地意识到，不管你信仰什么宗教，或者人类技术多么高明，这颗小星球就是人类所拥有的一切。同年早些时候，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的著作《人口爆炸》（The Population Bomb）预测到，按照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由于前几十年人口爆炸性增长，到了20世纪70年代，数百万的人会饿死。更准确地说，由罗马俱乐部—大约包括80名经济学家和其他知识分子—所做的报告《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of Growth, 1972年）指出，如果资源每年都在持续消耗，那么计算当前的剩余资源毫无意义。地球资源的消耗比人们意识到的还要快。此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开始定期统计长期的人口数量。1968年，该组织统计学家估计，世界人口将在2075年达到顶峰，稳定在122亿左右；1990年，他们预期到2200年才会出现人口峰值，稳定在116亿左右。与此同时，他们承认可能存在误差：如果保持高生育率，到2150年世界人口就可能达到280亿，反之如果保持低生育率，人数可能只有43亿。

20世纪末，对未来进行预测是很多行业的惯例之一。除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人口、城市化、老龄化、贫困、教育的筹划，经济学家们也会对未来几个月或几年的经济趋势进行预测，最后得出各种结论。气象学家天气预测的准确性时高时低。舆论监测组织和市场研究人员试图预测一切，包括即将到来的选举结果，或者超市货架上某些产品成功的可能性。人口学家们统计某一城市的人口增长和老龄化程度，然后计划安排未来的住宿、教育和交通需求。地方政府对新住宅小区、垃圾填埋场和能源开采的位置进行统筹。国家则对未来的基础设施和防御策略进行规划。国际方面，科学家们越来越多地对全球变暖现象和地球冰冻圈进行监测。到1988年，这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海平面上升，极地冰帽融化，世界上许多沿海城镇受到了破坏以及大量物种的灭绝。20世纪以社会主义乌托邦的梦想和对人类进步的积极预测为开端，却以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焦急地窥探黑暗的未知世界而告终。

小结

对这一章进行总结并不容易。我选择了上述六种变化来代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和一些令人不安的潜在主题。这么做肯定会有人抗议，我应该把太空飞行和手机涵盖其中，还有人会因为我没有聚焦俄国革命和大萧条而感到愤怒，甚至有人会因为我没有提到猫王和玛丽莲·梦露而感到失望。的确，我相信有人会认为玛丽莲·梦露的曲线远比上面所提到的任何文明曲线影响更大。但是就像我在本章引言部分所提到的，我们需要平衡一下我们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平衡一下太空旅行带给大多数人的影响和战争、汽油发动机带给人们的影响。登月虽然难以置信，但如果它没有发生，我们今天的生活也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但是如果两次世界大战没有发生或者汽油发动机没有流行，我们的生活将难以想象。

在我看来，20世纪有三个重大变化对西方生活环境产生了重大影响：全球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以及我们生活水平的不可持续性。我希望，通过最后两章对交通运输的全球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不可持续性的阐述，引起读者足够的关注。那么，我们能说20世纪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吗？如果我们能画一条线，以2000年为界，将2000年以后发生的事排除在外。到2000年为止，世界没有发生核战争；电子系统也没有因为太阳风暴而突然起火；全球变暖和人口增长并没有导致世界混乱和大规模死亡。所以，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1900年的世界和2000年的世界，最大的不同在于交通业和它造成的影响。

然而，事实上如果我们希望这本书与现在有关，我们就不能画这样一条以2000年为界的线。正如我在19世纪这一章所提到的，历史不是研究过去而是研究人。研究社会各个阶段的最重要原因是为了了解我们自己—在各种情况之下，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我们为何如此应对，以及未来我们会发生什么。因此另外两种变化也同等重要。我们不能因为核战争没在1962年10月或之后爆发，就忽视它的威胁：我们仍然生活在危险之中。我们也不能因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所预测的饥荒问题在2000年没有发生，就不关注人口增长问题。实际上，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警醒：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我知道我选择交通为20世纪最大的变化是没有价值的。如果只是研究过去，这种选择可能是准确的，但是从历史范畴上讨论20世纪变化的重要性，还有待商榷。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如果明天恐怖的太阳风暴袭击地球、摧毁世界经济和基础交通设施，那么我们对20世纪人们对电力持续依赖的看法就会发生变化。这就是我们在总结这本书，以及思考所有这些变化对21世纪和未来的我们意味着什么时，需要考虑的问题。

变化的主要推动者

唯一例外的是，20世纪变化的主要推动者非常显而易见。莱特兄弟通过不懈的努力为他们的滑翔机提供动力，这不仅向世界证明飞行是可行的，而且他们先进的航空技术也使全世界去探索安全飞行的方法。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有关相对论的著作，不仅使他成为20世纪最有名的大人物，而且使他成为这些科学领域的关键人物—他们证明了战争的危险性和放射性金属的价值。在说服罗斯福总统批准曼哈顿计划这一事件上，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这一事件促进了原子弹的发展。我们需要考虑的第三位代表人物，就是约瑟夫·斯大林。他迫害和威胁了成千上万的苏联人民，建立了苏联帝国，促进了国家的工业化，为他的帝国研制了原子弹，并在打败希特勒和挑起冷战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不显眼却值得一提的代表人物是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作为一名德国犹太裔科学家，他和妹夫卡尔·博施（Carl Bosch）一起发明了哈伯—博施法，被用来制造氨肥，致富全世界。因为他的发明而存活至今的人估计有数亿甚至数十亿之多。你可能会说，这是对人类多大的恩赐啊，简直是我们的救世主。但是，此人也要为化学武器的发明负责。他不仅发明了氯气，而且在1915年伊普尔（Ypres）战争中亲眼目睹了氯气对英法军队的伤害。据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所说，正因为他发明的硝酸在炸药上的应用和氨化肥，第一次世界大战整整延长了一年。他的一生颇具争议。他希望通过他对战争的贡献来证明：尽管身为犹太人，他仍然爱国。但他同为科学家的妻子，因为接受不了他研究化学武器的工作（更不用说他对她职业生涯的无视），在他被提升到上尉军阶的那一天开枪自杀了。糟糕的事情接踵而至。“一战”之后，哈伯领导的团队发明了以氰化物为基础的杀虫剂—齐克隆B（Zyklon B）。“二战”期间，纳粹死亡集中营正是使用这种化学物质屠杀了大量犹太人。在这一章的结尾部分，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似乎很恰当的有关战争的讽刺：那个拯救了无数生命的人，同时造成了数百万人的生灵涂炭。就像拉瓦锡象征着18世纪那样，哈伯也象征着这个充满矛盾和悲剧的20世纪。当然，我们要意识到，他本人不该为所有用他的发明进行破坏的行为负责。他纯粹只是一个想要取悦他的政治领袖的科学家。真正的祸首应该是那些打开种族灭绝和战争之门的政客。

最后，造成20世纪变化的主要代表人物还包括阿道夫·希特勒。他要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负责。他极富侵略性的种族优越论及其残暴后果，大大破坏了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民族主义，即使它在此之前也曾风行欧洲几个世纪。他计划并实施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直接造成战场上大规模人员伤亡，并且破坏了整个欧洲、非洲、苏联、中东和远东等地区。他企图研制原子弹的威胁，促使爱因斯坦推动美国政府实施曼哈顿计划。然而，黑暗中总有一线光明，他发动的战争也促进了一系列技术和医学方面的进步。这些进步对20世纪下半叶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从探索太空到使用青霉素。毫无疑问，如果没有他，今天的世界将大不相同。

[1] 　在此十分感谢来自丘马格纳伍德邦农场的尼克·哈塞尔（Nick Hasel）分享的趣闻。

[2] 　图中数据来自B. R. Mitchell,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1988, paperback edn, 2011）, pp. 541—542。

[3] 　1904—1977年间的数据来自Mitchell,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 pp. 557—558。1977—2000年间的数据来自Vehicle Licensing Statistics, http://www.dft.gov.uk/statistics/series/vehicle（-?）licensing//。2014年2月17日下载。

[4] 　全球汽车保有量数据来自Joyce Dargay, Dermot Gately and Martin Sommer, ‘Vehicle Ownership and Income Growth, Worldwide: 1960—2030’, Energy Journal, 28（January 2007）, pp. 143—170, at pp. 146—147。

[5] 　Mitchell,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 p. 561.

[6] 　http://www.caa.co.uk/docs/80/airport_data/2000Annual/02.3_Use_of_UK_ Airports%201975_2000.xls. 2014年2月18日下载。请注意，1975—1980年间，该民航局（CAA）的数据与上文所引的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数据并不完全吻合。

[7] 　欧洲人口为2.27亿，美国7110万，加拿大450万，澳大利亚370万，新西兰还不到100万。

[8] 　David Colman, ‘Food Security in Great Britain: Past Experience and the Current View’, http://www.agr.kyushu-u.ac.jp/foodsci/4_paper_Colman.pdf. 2014年7月1日下载。

[9] 　圣地（the Holy Land），是约旦河与地中海之间的区域。传统上是“圣经以色列”和历史上的“巴勒斯坦地区”的同义词，如今通常指代现代以色列、巴勒斯坦领土、西约旦、南黎巴嫩部分地区和西南叙利亚。——编者注

[10] 　1999年《上议院法案》只允许92名世袭议员继续担任上议院议员。

[11] 　http://www.parliament.uk/documents/commons/lib/research/rp99/rp99-111.-pdf. 2014年2月20日下载。

[12] 　女性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如下：澳大利亚（82.1岁）、奥地利（81.4岁）、比利时（80.9岁）、加拿大（81.5岁）、芬兰（80.9岁）、法国（83.1岁）、德国（80.6岁）、希腊（80.8岁）、冰岛（81.8岁）、意大利（82.4岁）、日本（84.7岁）、新西兰（80.9岁）、挪威（81.4岁）、新加坡（80.2岁）、西班牙（82.3岁）、瑞典（82岁）和瑞士（82.5岁）。男性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如下：澳大利亚（76.6岁）、加拿大（76岁）、法国（75.2岁）、希腊（75.4岁）、冰岛（77.1岁）、意大利（76.0岁）、日本（77.5岁）、新西兰（75.9岁）、挪威（75.7岁）、新加坡（80.2岁）、西班牙（75.4岁）、瑞典（77.3岁）和瑞士（76.7岁）。数据来自http://www.health.gov.au/ internet/main/publishing.nsf/Content/FAEAAFF60030CC23CA257BF00020641A/$Fi le/cmo2002_17.pdf. 2014年2月20日下载。

[13] 　这里的“十分之一”基于此图中若干国家的数据：http://www.health.gov.au/internet/ main/publishing.nsf/Content/FAEAAFF60030CC23CA257BF00020641A/$File/ cmo2002_17.pdf．它显示平均有效生命的范围不等，从俄罗斯出生时预期寿命的84.5%到丹麦出生时预期寿命的92.8%。大多数国家的有效生命在91%左右。英国是91.3%。

[14] 　Brian Moseley’s online encyclopedia of Plymouth history, http://www.plymouthdata.info/ Cinemas.htm（2014年2月23日下载）提到：1909年4月10日，豪华影剧院（联合街店）开业；1910年8月1日，安德鲁斯电影院（联合街店）开业；1911年9月11日，贝尔格雷夫大影院（木特雷普兰大街店）开业；1911年11月27日，辛德露姆电影院（埃布林顿大街店）开业；1910年3月23日，豪华影剧院（联合街店）获得许可证；1910年5月21日，电影大剧院（圣奥宾大街店）开业；1910年7月29日，帝国电影院（联合街店）开业；1910年10月20日，莫里斯镇电影院（德文波特市，威廉街店）获得许可证；1912年12月，柏丽宫电影院（沃克斯豪尔街店）获得授权；1910年12月21日，人民电影院（洛厄街店）获得许可证；1910年5月9日，精英剧场影剧院（埃布林顿大街店）开业；1911年1月26日，蒂沃利电影院（德文波特市，福尔大街店）开业。此外，1914年2月6日之前，辛德露姆电影院（木特雷普兰大街店）开业；1912年1月之前，电动电影院（德文波特市，福尔大街店）开业；1912年1月之前，电影院（卡特唐大街店）获得授权。

[15] 　http://www.screenonline.org.uk/f i lm/cinemas/sect3.html. 2014年2月23日下载。

[16] 　Mitchell,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 p. 569.

[17] 　http://www.ofcom.org.uk/static/archive/oftel/publications/research/int1000.htm. 2014年2月23日下载。

[18] 　http://uk.russellhobbs.com/blog/kettles-guide/the-electric-kettle-a-brief-historical（-?）overview/. 2014年2月24日下载。

[19] 　http://collections.museumoflondon.org.uk/Online/object.aspx?objectID= object-739956& rows=1&start=1. 2014年2月24日下载。

[20] 　2012年12月18日，约翰·贝丁顿（John Beddington）爵士曾就卡林顿事件对英国的影响做过一次风险评估。他指出，英国面临的风险要比美国的少，因为英国的电线比美国要短得多。英国国家电网估计，1%的变压器可能会损坏，会扰乱接下来几个月的电力供应，之后也会影响航空业。对数字通信的影响则没这么容易估计和解释。http://www.parliament.uk/documents/commons-committees/defence/121220-PM-to-Chair-re-EMP.pdf. 2014年7月2日下载。

[21] 　The Earl of Birkenhead, The World in 2030 AD（1930）, p. 27.

第十一章 结论：哪个世纪变化最大？

我知道，必有一个时代，人们都愿驻足。你继而追问：哪个时代，你愿整个人类来停留？

——让—雅克·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4年）

过去的十个世纪，就像一排丑陋的选美皇后向你走来，一个个咧开嘴微笑却没有牙齿，她们饱受瘟疫和饥荒之苦，饱受战争的折磨，经历了各种革命的喧嚣。像很多选美比赛一样，每位候选人都有充分的夺冠理由。最容易做的，是把她们按时间顺序排列起来。那么先从11世纪开始，因为没有11世纪的变化，就不可能有12世纪的变化；没有12世纪的变化，13世纪也会大不相同，依此类推。但是，我们一定要抵制住这种诱惑，理由很简单：尽管某个世纪是后面所有世纪的基础，但是它的某个成就并不一定就表明它变化更大。同样，我们也必须抵制住现代的错觉，即因为现代的成就最新、最复杂、最令人眼花缭乱，就认为它变化最大。当然，这本书不是讨论成就本身。人类的存在，不是为了与星辰赛跑，也不是为了与真理赛跑。它更像是一种平衡行为，沿着一条钢索踟蹰而行，为了到达一个更好的地方不断冒险向前。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定期地往回看看。

不管如何，我的个人感觉是：对于曾经居住在我这个老房子里的先祖们来说，16世纪和19世纪经历的变化最大。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的感觉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要抛开自己的想法和可能的偏见，制定出一些标准，依照这些标准最终做出客观的判定。这些标准不仅可以为讨论这一问题提供语境，也可以为解释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提供一个框架。

然而，确定这些标准时，标准自身也有问题。在写这本书时，我在伦敦的一个柜台遇到了一位投资银行家，他十分确定地对我说在过去的1000年里，最重要的变化是电子转账。他的理由是，如果没有它，“我就不能快速抓住商业机会，因此我也不能做现在正在做的事”。即便我提醒他哥伦布、路德、伽利略、马克思或希特勒可能对当今世界的影响更大，他还是不做让步。这让我想起了新加坡一个蟑螂滋生的后街酒吧，1990年8月在酒吧里我听到一位伊拉克船上的木匠讲的一些事。这个人告诉我，因为萨达姆·侯赛因在入侵科威特，他们如果回国就要参军，所以船员们故意使船只搁浅。木匠自己更乐意被困远东，再赚点美金：此前的几年中，他一直在参与萨达姆发动的伊朗战争，他曾经发誓再也不会这么干了。我问他，如果他不待在新加坡，那么他最喜欢待在世界上的哪个地方？“伦敦”，他没有丝毫犹豫。“为什么？”“因为一天24小时你都能买到药。”显然，投资银行家和船上木匠优先考虑的事情完全不同。但是他们的故事都说明，我们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很自然地判断生活中什么最重要。

稳定与变化

人们普遍认为社会在以更快的速度发生变化，但奇妙的是，很多方面反映出来的事实刚好与之相反：事情倾向于变得越来越稳定。为了说明这一点，请想象一下：你身处原始森林的一眼泉水旁，前方有一处高地可作庇护之所。如果从前没有人从泉边到过那处高地，那么森林中任何一条路径都可以到达那块高地。前人极有可能越过泥泞之处和倒下的树木，走最容易的路径。如果以后发现了另一条更方便快捷的路径时，之前的路径就会被摈弃不用。不久，最佳路径可能就形成了。经过几个世纪的使用，它有可能变成一条道路。如果这样的话，人们最终会占用道路两侧的土地，平整之后作为农耕之地或者用来搭建房子。然后，所有其他的路径都被废弃不用了：每个人都会走那条约定俗成的道路。再进一步的变化将难之又难。

这种简单的模式，也适合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我们在18世纪、19世纪和20世纪所遇到的“S”形文明曲线，是书中所讨论的诸多变化的反映：刚开始发展缓慢，后来快速而猛烈，最终又趋于平衡。而它们之所以能到达最终阶段，是因为新的行为方式已经普遍化了。如果100%的成年人都有了选举权，那么就没有新增选举权的可能了。有些事情变得根深蒂固之后，就很难改变。受到许多传统的限制，每一位新当选的政客都会惊讶地发现现实中的他们拥有的权力极小。从度量衡单位的采用到法律和专业标准的制定，这种固定的力量无处不在。随着时间推移，某些行为方式被人们奉为传统，所以其他选择就会变得陌生，缺乏吸引力，甚或成了对现有秩序的威胁。当狩猎者们赖以生存的野生动物迁徙到30英里以外的新地方时，他们的部落可能也会发生分裂和变化，但非永久性的房屋结构使得他们能更容易地适应新情况。如果兽群迁徙，那么部落也跟着迁徙。但是在现代城镇，如果30英里以内的所有商店都出现食物短缺，那么问题就严重了。最重要的变化往往发生在社会被迫改变传统行为模式的时候。当初，新荷兰更名为澳大利亚，新阿姆斯特丹更名为纽约，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想象一下，如果今天要重新命名澳大利亚和纽约，你会面临多么巨大的物流压力、政治动荡和通讯混乱啊。我们的行为模式越稳固，要摈弃它就越困难。我们在这个星球上留下的足迹越浅，我们行为方式转变的意义就越小，发生的变化也就越小。

那么，为什么几个世纪以来变化一直没有停止呢？显然，如果我们的行为方式越来越稳定，那么变化也会越来越少。可以解释这一悖论的是另一个悖论：一成不变的事情越多，需要改变的也就越多。稳定本身就是一个不稳定因素。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指出，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稳定会导致自满、大量借贷以及繁荣与萧条的交替循环。至于人口方面，正如马尔萨斯两百年前所解释的那样，稳定会导致人口增长，反过来又带来粮食供给的压力。此外，系统开发任何有限的资产或资源都会导致枯竭，而引发大的变化。传统的渔场被过度捕捞。在一块土地上连年耕作，土壤就会失去氮，不再肥沃。丰富的矿石被采尽后，矿山也变成累赘。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很多人通过改变事物来赚钱。建筑商、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把改变景观作为他们工作的一部分。同样，科学家、发明家和企业家也必须以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为己任。接下来，我们就要考虑文化冲突问题了。刚开始，稳定的移民涌入对一个小岛来说是受欢迎的，但随着移民数量越来越多并侵蚀到小岛的文化时，小岛对移民的态度就可能发生变化。就连有意抵制变化的行为，也会变成新的行为模式。以前，为了给新建筑腾出地方，老建筑通常被推倒；现在，老建筑可能会被保留下来，同时引入新的机制确保它们继续发挥功用。如果一个群体不想经历不断的社会变化，它不仅要孤立自己，做到自给自足，没有资源耗尽的风险，不用捍卫资源，不需要利用技术进步，而且死亡率和出生率也要保持一致。当今世界，类似的群体是否存在，这点令人怀疑。当然，亚马逊流域的热带雨林地区可能还生活着这样的部落，他们仍然按照最古老的模式生活。

说到这里，如果我们能够找出社会变化如此之少或者基本不变的原因，那也就意味着，我们找到了影响变化的标准。关键词就是“需求”。如果一个社会完全不需要做正在做的事情，那么它发生变化的几率就会大大减少。如果我们专注于这个关键要点，就能通过需求的结果来衡量几个世纪以来的变化。也就是说，它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社会最重要的需求。因此，我们必须搞清楚，这些需求是什么。

需求层次

是什么促进了有意义的社会发展？这并不是说，有人想了一个好主意，然后其他人跟着做；事情从来都不是这么直接。一个好的想法，需要植根于适当的社会环境中。指南针在真正被用于航海之前，已经存在了几百年；早在马丁·路德之前，就有很多人质疑罗马天主教会的信条；弗朗西斯·罗纳尔兹的电报系统也曾被英国海军拒绝。正如我们在这本书里经常看到的那样，并不是发明导致了变化，而是大多数人使用了发明才引起变化的产生。发明要得到推广还必须有大量的需求。也就是说，需求并不总是有清晰的外在表现。1900年，几乎没人需要快速长距离地飞行。但是，空中运输的优势显而易见。例如，军事指挥官不需要大规模入侵，就可以袭击敌人的省会城市。人们可以为了商务或者休闲环游世界。飞行器在专用的发动机推动下飞行成功之后，还可能有一系列发展的可能性。如果内燃机在原本推出时间的60年前，也即1800年出现，那么就不可能有以后客运铁路的发明：因为没有了这方面的需求。

是什么刺激了某个层面的需求，导致一种发明出现，从而改变了世界？回顾这1000年，13世纪似乎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启示录》中的“四骑士”—征服、战争、饥荒和疾病—给人类历史造成了巨大的变化。但人类社会只在我们所提到的头两个世纪受到它们的威胁。11世纪城堡的修建、抵御海盗的入侵和教会影响力的扩散，都与征服、战争和威胁息息相关。12世纪，人口扩张与粮食供应有关，医学和法律的发展与疾病和社会动荡、社会失序的角度有关。但是，13世纪金钱进入了历史的画面。人们竭尽所能避免财务上的损失，除非他们是修道士。很多人通过自身努力成了富人，最成功的城市商人可以与旧贵族在权力和地位上相匹敌。此时，整个欧洲明显展开了一种国际间对话，这些对话并不完全受国王或贵族指令的驱动，商人和市场也开始参与其间。人们开始质疑这一古老的谚语：上帝创造了三个等级，即征战者、祈祷者和劳作者。这种逐渐出现的个人致富的愿望，是所有变化的潜在原因。16世纪的探险家、17世纪的资产阶级、18世纪的土地改革者和19世纪的工商业者都有发财梦。20世纪的商人和女性把致富变成了一种艺术，他们用世界的资产来玩真人版《大富翁》游戏。所以，我认为1000年来支撑这些变化的主要力量是：天气及其对粮食供应的影响、对安全的需求、对疾病的恐惧和个人对财富的欲望。

这四种主要力量并不能直接引导我们找出变化最多的那个世纪，但是它们确实给了我们一些启发。这四种主要力量与1943年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是一致的。[1]马斯洛把需求分成以下几种：生理需求（例如食物、水、空气、温暖）；安全需求，包括健康；爱；尊重以及自我实现。这样排列的次序非常重要：如果一个人没有足够的食物，那么人们是否创造出了伟大的艺术品或是否乘火车旅行，对他们来说根本无所谓。正如马斯洛所言：

对于长期处在极度饥饿状态的人来说，理想中的乌托邦就是有充足食物的地方。在他看来，只要余生衣食无忧，就是幸福，绝不企求更多的东西。生活本身就是吃饱饭，其他东西都是次要的。自由、爱情、社区归属感、尊重和人生观，全都可以置之不理，因为它们不能填饱肚子所以毫无用处。

如果一个人吃饱喝足了，他最关注的就是安全问题；只有安全健康了，他才会去寻求情感支持和自尊。最后如果这些需求都满足了，他关注的就是自我实现。关于这一点，马斯洛从各个方面进行了解释，例如除了前面所说的情况，还要追求真理、美、满足感和意义。在这里，我们可以用他的话做个总结：“音乐家必须懂得音乐。”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与我们前面几个世纪没有太大关联。我们很多祖先都把宗教信仰放在安全或者食物之前，譬如，16世纪的人们为了信仰宁愿被烧死也不愿公开认错；中世纪的贵族宁愿去战斗，也不愿躲在他的领地安享和平。在他们看来，自我实现优于一切。马斯洛把“不受偏见的束缚”看作自我实现的一方面。但是在17世纪自由主义崛起之前，人们认为偏见也是一种美德，这时的自我实现意义不同。说了这么多，马斯洛的著作清楚地告诉我们，某一种需求必然优先于其他需求。如果你正在遭受瘟疫，那么有没有最新的手机对你而言根本无所谓。我们必须更注重吃喝、温暖、安全和健康，而不是更换奢侈品和追求便利。意识形态的相对重要性比较难评估。对于那些为了政治信仰而绝食抗议的人，意识形态比食物更加重要；对于那些起身反抗种族偏见的人，信仰比人身安全更重要。考虑到等级制度中意识形态的不同地位，我们就从历史的角度来确定一下更具代表性的需求层次，然后我们再来评估社会的变化：

（1）生理需求：社区成员是否有足够的食物、温度和住处来维持生命；

（2）安全需求：社区是否远离战争；

（3）法律与秩序：社区成员在和平时期是否安全；

（4）健康：社区成员是否会生病；

（5）意识形态：社区成员是否免受道德制约和社会或宗教的歧视，这些歧视偏见会阻止他们去寻求以下几项需求，或者令他们放弃以上提到的需求；

（6）社区支持：社区成员在生活的社区内是否能够享有足够的友谊与交往，包括情感上的满足；

（7）个人提升：他们是否能够提升自己，实现抱负，或者说自我满足；

（8）社区提升：他们是否能够帮助社区的其他成员，如果他们有上述任何需求。

一般来说，如果对上述任何问题，有人或社区中的一部分人的回答是“不”，那么需求层次就到此为止了（请记住意识形态重要性不同的警告）。如果答案为“是”，那么下一个标准就能界定他们的需求。很显然，并不是社会上每个人在同一时刻都面临着相同的需求。中世纪的贵族如果身体健康、领土安全，那么他的所有八个需求都已满足，但是为他耕地的农民可能连第一个需求都没能满足。无论如何，整个需求阶梯应适用于每个人，大家都能找到自己对应的位置。因此，它既能界定社会的集体需求，也允许我们同时评估众多的重大变化，否则用其他方法是很难进行集体量化评估的。例如，在衡量是否能满足生理需求的同时，我们可以对农业和运输方式的变化以及社会改革的影响进行评测。法律和秩序发生了变化，我们就可以在道德发展和司法效力方面进行评测。如果变化与需求没有任何关联，那么用马斯洛的话来说，这是一个“无用的东西”，可以完全置之不理。

社会变化与需求层次

（1）生理需求。衡量一个社区是否有足够的食物、温度和住房来维持生命的最佳方法，就是考察其人口是否有所增长。道理很简单，如果人口增长了，他们肯定衣食无忧。如果人口收缩了，也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就没有足够的食物，避孕、移民、疾病或战争都可能是原因。但是如果出现长时间的粮食短缺，人口就无法增长。粮食供应的增长也相对比较容易量化。[2]

本书附录中的数据非常明确地显示，欧洲19世纪变化最明显（116%），20世纪居其次（73%），接下来是18世纪（56%），12世纪（49%）和13世纪（48%）。并不是欧洲的每个国家都遵循同样的模式。到目前为止，英国的19世纪经历了迄今为止最快的人口增长（247%），然后是16世纪（89%）和12世纪（83%）。法国的13世纪是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71%），其次是12世纪（48%）。但总的来说，整个欧洲在粮食供应方面，19世纪的变化是最明显的。[3]

在经济低迷、粮食供应不足时，情况又如何呢？每个世纪都发生过饥荒，即便是丰饶的19世纪，也有数百万的爱尔兰人因1848年的马铃薯枯萎病而挨饿。但是，由于交通和通讯状况欠佳，以前几个世纪更普遍地经历了饥馑的折磨。我们无法量化1200年以前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但是那以后最严重的粮食短缺出现在1290—1322年和1590—1710年的饥荒中。然而，因为饥荒降低了人们对生活中其他方面的兴趣，所以荒年中社会的变化受到遏制。正如马斯洛所说，对于身陷饥饿状态的人来说乌托邦是由食物来界定的。当挨饿时，你不会像达·芬奇那样通过绘画来消磨时间。饥荒是十分悲惨的，但是饥荒时期一般较短，长期的社会影响很小。在满足生理需求方面，最主要的变化是减少饥饿，所以19世纪见证了这方面最大的变化。

（2）安全需求。相对来说，欧洲各国所面临的战争威胁更麻烦。我们可以简单地把每个国家处于战争状态的年数统计出来。不过，我们不能准确统计出早先几个世纪的情况，因为其中包括一些短暂、血腥的战役以及战后惶恐不安的和平时期。1001年，很多战争都是区域性的。之后，长期战争如“百年战争”、“八十年战争”等都很好确定。因为几十年间它们宣布处于战争状态中，但是冲突诸方之间的争斗多是间歇性的。这些战争旷日持久，但不是说期间没有休战，而是说缺少长期的和平状况。另一种研究方法是，我们把研究限制在国内战争的范围内，但这样做的话，我们就会把两次世界大战排除在外。就英国而言，在国际冲突中只有英格兰南部曾成为轰炸目标。这样的研究方法会导致我们对战争影响的看法更加不切实际。

我们真正需要考察的是安全需求方面的变化—军事力量的强弱和战争时间的长短。在这里，社会学家皮蒂里姆·索罗金（Pitirim Sorokin）的著作很有借鉴意义。[4]1943年，他试图从几个方面来衡量战争的相对后果。在一次研究中，他以四个国家为例，从可得到的资料中统计出所有战争伤亡人数，然后把伤亡人数与这些国家的总人数进行比较，最后得出以下结果。

表11.1　皮蒂里姆·索罗金对英国、法国、俄罗斯和奥匈帝国战争伤亡人数的估计

然而，参考索罗金的数据时，我们还需要注意一些问题。他对早期几个世纪伤亡人数估算的依据是一些不完整的历史记载，而这几个世纪的人口数据明显偏低。他有关20世纪的数据也只包含了前25年的伤亡人数，因为他的书出版于1943年，他并没有把“二战”时期的灾难性伤亡后果考虑在内。我们还需要考虑一/td个问题，他的数据只针对士兵，并没有包括平民。然而尽管存在以上这些问题，索罗金的量化分析依然是我们思考这些问题很好的切入点。

首先，从索罗金对较早几个世纪相对较低的人数估计来看，如果他能获得更准确的人口数据，那么实际士兵伤亡人数与总人数的比例可能比表格中的数据还要低。至于20世纪的数据，我们可以这样考虑—尽管20世纪上半叶死亡率相当高，但下半叶的死亡率却低很多。至于平民伤亡方面，这么高的士兵伤亡人数可以反映出平民伤亡人数应该也很多：除了少数例外（如拿破仑战争），1950年之前的军事活动通常不会放过平民，大规模杀死士兵的作战方法也同样适用于大规模杀死非战斗人员。如果我们把“二战”死亡人数加入索罗金的数据中，那么毫无疑问，20世纪的战争对社会的影响最大。人们日益面临着战争的威胁，这刚好与安全需求的满足相反，全面战争时代的到来更强调了这种看法。位列第二的是17世纪，这不仅是基于上述数据，也是因为“三十年战争”导致了包括平民在内大约750万到800万人口的死亡。大多数德意志邦国，死亡率超过了20%；也有少数邦国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战争中死亡率达到了50%。[5]

战争对社区的影响效果取决于很多因素，但显然杀人武器的利用是一个关键因素。尽管我们认为中世纪是一个特别血腥的年代，但那时的战争效率很低，因为战争费用昂贵，需要装备士兵，穿越复杂地势或危险海域。士兵还需要徒手搏杀。与军队直接接触的平民会遭殃，不是死于暴力，就是死于战争带来的饥馑或疾疫。指挥官通常对战场厮杀十分谨慎，因为他们不愿承担在异国他乡失去军队的风险。因此，士兵死亡人数相对较少就不足为奇了。索罗金发现，士兵伤亡人数从12世纪的2.5%慢慢上升到了16世纪的5.9%。他指出17世纪突然增加到15.7%，是因为前一世纪的武器革命导致了死亡率的增加。此后，死亡率几乎保持不变，直到20世纪初突然蹿升到38.9%。[6]主要原因是军队的大规模扩张和此时武器的致命性。20世纪大规模运输军队的能力得到提高，到1945年已经可以通过空运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输送到世界各个角落。毋庸置疑，20世纪就成了变化最多的世纪。在安全需求这方面，哪两个世纪占据前两个位置很容易确定。

根据索罗金的数据，14世纪的战争伤亡人数排名第三。这个世纪出现了爱德华三世的长弓和英格兰的民族主义，还有意大利的战争（它不在索罗金的数据范围之内）。然而，索罗金对这四个国家的选择，歪曲了英格兰和法国以及英法百年战争。因而，我们可以用16世纪来代替14世纪：17世纪死亡率为什么这么高，是因为1600年之前军队和武器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也需要考虑无法预测的11世纪：此时，欧洲诸国之间存在着战争风险，大量的城堡、封建领主的防御力量以及教堂在整个欧洲大陆发挥的稳定作用，极大促进了社会的安全。与此同时，北欧海盗的劫掠也有所下降。1001年，对于那些突然来犯的侵略者，人们除了逃离，别无良策；但到了1100年，人们至少有了避难所和保护人。这种变化直接导致12世纪人口的大量增长。至于19世纪，毫无疑问，武器技术变化巨大，但是，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战争都发生在欧洲大陆之外，大陆本身经历了长时间的和平。因此我认为，从社会安全的需求角度来看，排位第三、第四和第五的多变世纪应该是17、16和14世纪。

一般来说，以上数据不包括内战。索罗金确实对政治动荡的估量做了一番尝试：他设计了一种指数。通过计算指数，可以评估动乱属于地方性还是全国性，以及动乱持续时间的长短。然后，将所有动乱的指数整理出来，就可以看出变化是增多了还是减少了。但是对我们来说，他的结果完全没用，因为其成立的主要前提是资料的有效性。不出所料，他掌握资料越多的国家（英国和法国）动乱就越多，而资料越少的国家（古希腊和古罗马）则越平静。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黑死病肆虐之前，阶级性的内乱是很罕见的。早期的内战主要是为争夺王位，显然，他们在国内作战，交通运输方面的困难少，创新也少。但他们往往凶暴异常，因为内战失利的那一方没有任何尊严可言：战胜方对战败方大肆屠杀也不足为奇。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除了20世纪早期爱尔兰独立战争，以及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与格鲁吉亚之间的分离主义战争之外，17世纪之前的欧洲几乎没有大规模内战。20世纪最重要的例外，当属俄国革命和随后的内战，以及西班牙内战。今天，欧洲各国内乱仍属常见，但西方世界的死亡率却极低，略高于总人数的1%，完全没有国际冲突带来的那种恐惧感。但是当内战蔓延至整个国家，就像17世纪的英格兰内战和20世纪的西班牙内战，那些导致17世纪和20世纪高死亡率的诸因素也同样适用于这些国内冲突。

（3）法律与秩序。直到19世纪晚期，大多数国家才开始保留犯罪记录。但这些记录并不适用于我们的研究，因为大多数国家对犯罪有着不同的定义。现在被认为是犯罪的行为在过去是合法的，而过去被认为是犯罪的行为（比如同性恋）现在却合法了。随着社会价值观的变化，犯罪的定义发生了变化。然而，有一种犯罪行为向来有明确的界定，而我们也掌握着不少相关数据，那就是谋杀。虽然我们没有早期的数据，但我们有足够理由相信，那些年代的数据绝不会低于14世纪的。

在16世纪那一章中我们提到，从15世纪晚期到1900年，在有大量新教徒的北欧地区，谋杀率每一世纪下降50%左右。20世纪上半叶，谋杀率仍然保持很低的状况，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又再次上升。16世纪谋杀率下降最多，其次是17世纪。15世纪，北部地区见证了谋杀率大比例的下降，应排位第三，但同时意大利的谋杀率却大幅上升，这一对立使谋杀率的平均值显得混乱，同时也引起了两个变化。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第四次谋杀率的大幅下降发生在18世纪。此外，我们还需记住，12世纪引入了法律体系，通过清除社会上的危险杀手肯定对谋杀率有所影响。因此，从性质来看，我认为12世纪应该排在第五位。19世纪和20世纪的命案数量变化只有轻微波动，所以排序在后。

（4）健康。在衡量健康方面的变化时，我们一直在评估两件事情：相对的生病可能性和相对的康复能力。如果只考虑前者，哪个世纪变化最大是毋庸置疑的：黑死病肯定是罪魁祸首。医师们没有阻止死亡的能力；他们只能建议人们预防感染。黑死病影响重大，但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在疫前疫后基本没有变化。和17世纪一样，13世纪法国人的平均寿命基本在23至27岁之间。[7]13世纪末，英格兰人平均寿命刚超过25岁；16世纪晚期，英格兰人平均寿命在40岁左右；最后，18世纪末又跌回了35岁。[8]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来假设，1348年活下来的那群人的寿命极有可能减半，但黑死病前后出生的人，寿命预期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尽管瘟疫每八年左右重新爆发一次，每次都使城镇丧失10%—20%的人口，但是对幸存者来说，他们能拥有更高的生活质量和更好的营养。这也算是一种补偿吧。结果，健康若按出生时人均预期寿命来衡量，那么现代时期经历了最为巨大的变化。

显然，在20世纪的100年中有33年人口预期寿命增加了，这是以往任何时候都没发生过的事。根据数据提示，19世纪应排第二位。1800年之前，预期寿命的变化相对较少；所以瘟疫横行的14世纪在健康方面排第三。从量化的角度来看，排第四、第五的应该是17世纪和16世纪。前者广泛采用了医疗策略，并结束了盖伦医学时代；后者重新发现了解剖学、引入了化学疗法，并在专业医学知识上取得了巨大进步。[9]

表11.2　五个欧洲国家人口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岁）[10]

（5）意识形态。上述关乎生死的四种需求，都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进行量化。而下面的几种需求是无法进行量化的。尤其是意识形态偏见，由于其数量和种类的特殊性难以衡量，即使进行定性研究也很难。我们需要考虑下列因素：11世纪奴隶制的终止、19世纪奴隶制的正式废除，以及在此期间通过的针对宗教少数群体的法律。我们也需要考虑到18、19世纪的人道主义以及逐渐形成的保护妇女和儿童的法律措施。某些特定的少数民族在不同时期遭到歧视。犹太人在13世纪被赶出英格兰，17世纪被逐出西班牙，20世纪受到了希特勒的残酷迫害。对“埃及人”（Egyptian，旧时也指吉卜赛人）的迫害主要始于15世纪，他们被从很多欧洲城市和邦国驱逐出去。1530年，英国颁布《吉卜赛人法》，要求把吉卜赛人驱逐出境。1554年，第二个类似的法案颁发，要求对他们施以绞刑。最后，我们也不能忽视对那些穷人、妇女和儿童的普遍偏见。

为了确定上述各个层面所发生的变化，我们需要考察一下种族、宗教、性别和阶级等方面存在的歧视和偏见。

其一，中世纪西方的种族歧视主要针对的是基督教国家周边地区的民族和犹太人。十字军东征过程中曾有过对异教的极端仇恨时期和更强烈的反犹太主义暴力，但总体来说前五个世纪的种族歧视的表现时强时弱。由于对非洲的不断探索，种族歧视产生了一种新的维度，这导致了16世纪晚期对黑人的恐惧。随着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中重新实行奴隶制，种族歧视进一步扩大。直到18世纪，这类种族歧视才开始明显减弱。到了20世纪，对黑人的种族歧视更进一步减少。

其二，中世纪时期，宗教歧视程度一直呈周期性的起伏波动。例如13世纪针对阿尔比教派的十字军东征、14世纪罗拉德派运动和15世纪的胡斯战争都与宗教歧视相关。16、17世纪宗教歧视达到顶点，异教徒受到酷刑和火刑摧残，宗教战争时有发生。宗教歧视到18世纪逐渐减弱，19世纪又进一步减弱，直到20世纪末在世俗化的西方世界，宗教歧视仅仅成了一个地方性问题。

其三，在中世纪，性别歧视仅次于阶级歧视。例如，一个贵妇人在家庭中的位置次于她的丈夫，但高于家中的其他男子。受阶级歧视和对女性歧视的影响，女性往往遭受羞辱，例如在15世纪的第戎等城市，经常发生年轻女子被镇上一半以上男子轮奸的事情。对于那些贵族女性而言，社会地位有可能使这一时期的男性至上主义有所收敛，但是对于那些身处社会底层的女性，性别歧视仍然时刻存在于各行各业之中。伊甸园的故事表明，性别歧视内在于整个基督教的信仰体系之中。在16、17世纪，对女性的压制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知识女性和早期女权主义出版物的挑战。然而，与此同时，女巫的活跃又引起对女性迫害的加强，特别是对那些地位低下的女性。17世纪见证了女性权利的消解，这归因于当时对性别角色的苛求：女性主持家务，丈夫上班挣钱。在北欧和美国，清教徒的性行为观念导致女性会因为性过失而受到道德谴责以及法律惩罚，极端的情况还可能使女性被处以极刑。18世纪，女性处境稍微好转。19世纪，已婚妇女被允许拥有财产，在某些国家她们还可以与虐待她们的丈夫离婚，女性地位得到了大幅提升。直到20世纪，女性地位真正发生了重大变化。

其四，在早期的世纪里，随着国家不再承认奴隶制，进而改善农奴境遇，阶级歧视方面的变化很大。13世纪城镇的兴起，使许多隶农有机会摆脱奴役的束缚。黑死病造成的人口减少使劳动力价值提高。16世纪见证了下层阶级贫困化的趋势，贫富之间的差异有所加大。当时，英格兰普通工人的实际财富大大缩水（见下表），直到18世纪才开始恢复。19世纪晚期，整个西方都在追求各阶级的平等。这种企图打破阶级间隔阂的努力一直持续到20世纪。

表11.3　英格兰南部建筑工匠的实际工资指数（1451—1475=100）[11]

如果我们把所有这些变化都考虑在内，这1000年中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们的地位似乎基本呈一种上升的趋势。从奴隶到农奴，然后到隶农，最终到自由劳动力。社会阶层较低的人特别得益于20世纪较高的劳动报酬和政治权利。这可以看作一种长期而又坎坷的阶级歧视逐渐弱化的过程。然而，我们必须把1500年以来更明显的种族、宗教和性别歧视与这种阶级歧视的弱化进行一下对比。假设有一张钟形图—曲线代表歧视—这条曲线在16世纪时急剧上升，17世纪达到一个浅峰值，18世纪逐渐下降，到19、20世纪则大幅下降。工人阶级的经济拮据状况也遵循这条曲线。所以，在意识形态歧视的影响和摆脱歧视方面，我把16世纪放在第一位（歧视曲线上升最快的一段），19世纪居第二（歧视曲线急剧上升后下降最快的一段），然后18世纪第三，紧接着是20世纪和17世纪。

（6）社区支持。爱情是马斯洛需求理论中第三个层面的要求，我们需要假设几个世纪以来，它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男女交往，这是1000年来为数不多的常态。但也有一些变化，例如，中世纪一些家庭的子弟会因为缺少金钱而不能结婚。同时，封建制度会限制一些隶农结婚。所以，我们可能会把14世纪封建主义的衰落和14、15世纪时农民收入的增加（如表11.3），看作男人和女人比他们的祖先更容易获得爱情的原因。然而，封建领主的兴趣不在于阻止隶农结婚和繁殖后代，所以我们不应该夸大这个因素的重要性。直到1400年，一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都无法与他们的意中人结婚。这种情况也发生在一些社会地位较高的人身上，因为一般富裕人家之间的婚姻缔结都由家族来安排。从爱情的角度来看，底层民众的婚姻并不一定都是不好的，至少比那些因爱而结婚后来却得不到真爱的要好。后者的问题在于，一辈子都要受到讨厌的或者无爱的伴侣的束缚。所以，获得情感满足的最重要变化无疑是19、20世纪发展起来的离婚机制。这样一来，即使一步走错，你的人生也不至于完全被毁。从中世纪到19世纪，在基督教看来，同性之爱是罪大恶极的。1835年，最后两位鸡奸罪犯人英国人詹姆斯·普拉特（James Pratt）和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被处以绞刑；和离婚一样，19和20世纪是该领域发生最大变化的世纪。

我们必须知道，男女爱情不是爱的唯一形式，还有邻居和朋友的关爱和支持。从这方面来看，几个世纪以来社区融合变化很大。开始时，乡村大多数人生活在自给自足的小群体中；要生存下去，群体成员必须互相支持。城镇居民也同样需要社区的认可和尊重。很多城市法律就包括最终制裁，如果城市居民屡次破坏法律法规，他们就会被驱逐。这种惩罚比现代的惩罚更为严厉，因为它意味着这个人将失去所有的朋友和支持者。这些人原本会在法庭为他出庭作证，在大街上保护他，为他提供钱财和食物。这种对社区的依赖在中世纪晚期已经盛行了，那时城市的扩张才刚刚开始；无论是小村庄还是大城市，你来自哪里都是你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16世纪，随着宗教改革和旅游的发展，这种依赖在城市中开始消解，但在小城镇和乡村依然强烈。然而，19世纪铁路的出现，对各地社区的融合造成了巨大打击。大城市无法像小城镇和乡村那样为全体居民提供支持和保证。通常情况下，大城市同一街区的孩子不会在一起长大，新交的朋友总没有一起长大所带来的那种信任感和发小情谊。人们开始生活得离家人和朋友越来越远。19世纪中期，外向移民数量与日俱增。因此，由于支持性社区被破坏和互相疏远的集合城市群的兴起，19、20世纪再一次经历了最大的变化。这两个世纪哪个变化更大，其中一个决定性因素是城市化的进程。1900年之前，大多数西方国家的人住在乡村，早期只有英格兰和荷兰的城市化进程使城市的比例达到50%。所以，如果把西方世界看作整体，20世纪似乎比19世纪变化得更大。

根据上述因素，找出变化排名第三、第四和第五的世纪也很有必要。16世纪旅游业的不断增长及宗教改革都分裂了社区，所以我们建议给它排名第三。14世纪，黑死病导致大量人员伤亡，许多住宅区瓦解，理应排名第四。12世纪人口增长，社会安定，人们齐心协力开垦土地，所以它应该排在第五位。

（7）个人提升。很显然，过去的每个世纪都有富人。从某种程度而言，大多数世纪的财富差距要比20世纪大。但是毫无疑问，在整体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方面，20世纪变化最大。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世界经济研究对西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估算如下：

表11.4　国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990年国际元）[12]

如上表所示，20世纪人们的购买力增长了400%之多。一般而言，财富增速第二的是19世纪。从麦迪森假设的标准增长水平来看，1800年之前的世纪不太容易分辨，很多情况下，每个世纪增长15%。然而，经济历史学家对1300—1800年的最新研究反映出过去的变化迹象，具体见下表。19世纪上半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超过了以往任何世纪的增长，所以排名第二。排名第三的应该是18或14世纪。16世纪英格兰、意大利和德国这三个国家的平均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20%，这下降率比之它们在14或18世纪的增长率还要多。然而，西班牙特别是荷兰的数字，在表格中显得有些另类。13世纪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虽然很难衡量，但是非常重要。从质变角度来看，新建市场和集市数量的增多为转向货币经济打下了坚实基础，因此，13世纪似乎可以排名第三。16世纪排名第四，因为除了荷兰外，这些国家的人均财富大量减少。14世纪优先于18世纪，是因为在18世纪英格兰以外的变化很小，可忽略不计，而全欧洲农民的人均财富在黑死病之后大幅增长。

表11.5　国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990年国际元）[13]

并不是所有致富的形式都表现为货币的增长。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艺术之美和19世纪早期的音乐都满足了美术和浪漫管弦乐的需求。但是，我们不能说一个世纪需要另一个世纪的文化价值。而是，这正如马斯洛需求层次所示，这些高级的需求只有对那些已经满足了迫切需求的人来说才有意义。现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渴望文化提升，这是因为现代的人们较少会像以前的人那样挨饿、受冻、遇险或者生重病。但是毫无疑问，如果我们有更多的人拥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来为艺术家、作家、音乐家和电影制作人的作品埋单，我们的需求就会更加得到满足。如果社会没有多余财富来满足艺术家，那么就不会有艺术的存在。所以，测量这几个世纪里所有致富方式（包括文化致富或者经济致富）的最佳办法是对这几个世纪实际收入的变化进行量化评估，而不是对艺术价值进行主观判断，譬如将多那太罗（意大利雕刻家）与达利（西班牙画家）相比。

（8）社区提升。1000年来，人们使社区富裕的能力也发生了变化。11世纪，只有拥有可支配资产（例如庄园和磨坊）的贵族有能力为社会做贡献。他们可以捐款给教会或者给那些照顾穷人的医院。同样，只有他们拥有足够的财富和土地来建造桥梁，或允许佃户在庄园林地砍柴。13世纪，一些商人成了社会层面的捐赠人；16世纪以及以后所有世纪，主要是纳税人在支持着社区和国家。现代时期，大量资金流入社区，这些钱来自所得税，以及增值税、资本收益税、遗产税和地方税收等间接税。毫无疑问，20和19世纪最大的变化在于使社区富足的能力，比如社区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提供福利，包括失业救济金、养老金和残疾人救助支持。今天的税收水平远远超过中世纪和近代时期。因此，致富社区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这一部分应该关注的变化与“个人提升”那一部分的变化基本一致。这里似乎没有继续讨论的必要。

小结

基于社会的最基本需求和使用最准确的量化数据进行变化评估，结果最大的变化无疑指向现代世界。

表11.6　变化汇总

在我所定义的八个重要的需求里面，20世纪占据了五个第一。事实上，如果你用一个评分系统对这些变化进行评估，第一名五分，第二名四分，第三名三分，这样就得出一个有意义的模式。按照我们的需求层次，20世纪的变化最大。毫无疑问，黑死病是人类有史以来所经历的最痛苦的事件。然而，我们的适应能力使我们能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恢复正常生活。在20世纪，同样的适应能力也使我们与祖先们渐行渐远，因为我们愿意接受其他的行为模式。所以，这下子真是我错了，我不得不承认1999年12月电视节目主持人是对的。虽然这么说，但我并不认为质疑她的结论这一点有错，因为她的观点是建立于“技术和社会变化之间的关系”这个不充足的假设之上的。此外，就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很多读者读到现在就会意识到答案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分析问题的过程。把这种包罗万象的变化分割成诸多小块，使得我们可以看到人类长期发展的动力。我们可以看到，并不是所有的变化都是技术性的，它还包括语言、个人主义、哲学、宗教分裂、世俗化、地理发现、社会改革和天气等。事实上，1800年之前的重大创新很少是技术性的创新。但是自19世纪中期以来，我们的生活完全变样了。我们现在的生活完全取决于经济，而不是土地，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图11.1　与本书需求层次相对应的变化

历史的终结？

今天生活在西方的人，其需求似乎基本得到了满足。当然，那10%最穷的人会提出反对意见，但是每个世纪总有10%的人口是穷人，是弱势群体。然而，今天这些相对贫穷的人比起1900年最穷的10%的人已经足够幸运了。今天我们的社会还存在着不公正和不平等，但这些只是社会制度的副产品。大多数人的需求在这个社会中已经得到满足。然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如果这么多社会因素都遵循文明曲线到达2000年的制高点，那么20世纪仍旧能占据变化最大的鳌头吗？

这个问题与历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他的著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1992年）中所论述的有很多共同之处。自启蒙运动以来，很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们都认为社会有一天会发展到一个顶点，然后停滞不前。最终，每个人都会认为这是社会的最完美形式，不管它是一个自由民主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整个世界的政治发展也会减缓甚至停止。这种从狩猎采集社会到社会最终状态（福山坚信是自由民主社会）的发展，就是普世史（Universal History）。福山认为，普世史到达终点时，仍有“历史”以事件的形式呈现。战争会爆发，疾疫会继续蔓延，发明还会造福人类。但这些只不过是平静大海中的一丝丝涟漪。世界的政治会达到一个理想和稳定的状态。人人丰衣足食，接受教育，健康能够得到保证。在意识形态方面，没有人会反对政府，因为他们很满意。福山认为，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的倒塌预示着西方自由主义才是能够持久的政治范式，所以他写了《历史的终结》来支持他的观点。

这么多文明曲线的存在代表着诸多有益变化已达到顶点，所以我们可以合理地得出结论：本书的后半部分（如果不是整本书）支持“历史的终结”的概念。我们已经绘制了一条通往平等、自由民主的道路，这条道路与福山所言那种会被大家接受的政治模式走向大致相同。未来的世纪会经历更多的变化吗？一旦你到达了，那里就是终点。虽然历史会有终结这个结论是合理的，但却不正确。与福山以及1945年以前其他著名政治经济学家一样—马尔萨斯除外，我们只考虑到了支撑着人类生存的广泛的经济交换的一个方面：那就是我们只考虑了需求的方面。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考查了我们想要的：我们的需求是什么，我们如何使自己和整个国家变得富有，我们如何分配财富，我们如何满足自己的需求。但是，经济交换还包括供应这一方面。福山和黑格尔及其他普世史上没那么重要的主角一样，忽视了经济交换中人与环境关系的一面。

这种关系的“供应方”提供了可用的资源，包括水、土地、空气和阳光，还包括木材、煤炭、金属矿石、石油和天然气等基本物资。过去，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世界上有着足够的土地和自然资源，唯一值得争的是谁来控制它们。然而，1968年刊登的《地出》照片以简洁而唯美的方式展示了地球多么渺小，我们的资源又多么有限。事实上，这对20世纪60年代的奢侈生活没有造成直接威胁，也没有引起悲观主义。对世界的短暂注意力很快转移到其他事情上去了。少数善良人士试图向政治领袖提出忠告，我们正在过度开采世界资源。但是大多数领袖认为，担心这样的事情还为时过早，这不是需要我们优先考虑的问题，不必为此分心。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鼓励商业和进行国际竞争，以及，最重要的是经济增长。

毫无疑问，在地球这个弹丸之地上，制造业和食品生产是不可能无休止地增长的。然而，一些乐观的经济学家认为，尽管我们资源有限，但持续的经济增长还是可能的。这是因为经济增长是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的：理论上GDP无休止增长是可能的，因为资源可以无穷尽地循环使用，并且在每个阶段还能增值。这些乐观的经济学家经常以铜为例。如果旧电器中的铜被重新使用到最新的技术设备里，它的价值就增加了，而且还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而更新后的电气老化被淘汰之后，其中的铜又可以用于更好的、有附加值的产品中，增长周期继续着，且并不再需要新的铜介入。然而，世界上的大多数资源并不适用于这一模式。在19世纪那一章的开头部分，我们用量化的方法来研究历史：1000年以来，欧洲超过一半的人口都生活在最后两个世纪。这意味着这段时间的人均矿产资源消费量远远高于1800年之前的消费量。如果我们画一个饼图来显示过去1000年的金属消费量，我们将发现几乎所有的消费量都发生在1800年之后。针对乐观者们无休止增长的例子，我们强调的是，自青铜时代以来，超过95%开采出的铜都在20世纪被消耗了。过去1000年的所有石油都在20世纪被钻探、抽取和消费。至于煤炭，20世纪的消耗量远超19世纪的消耗量，相比之下1800年之前的煤炭消费可以完全忽略不计。在很大程度上，甚至铁的使用也是一种现代现象。目前，欧洲每年的钢铁消耗约人均400—450公斤，在一些高度工业化的制造业国家，钢铁消耗量甚至是这个数字的两倍。1800年之前，人均年钢铁消耗量甚至不会超过10公斤。在此基础上，95%的铁都是在工业革命之后被人们使用的。世界的铁供应十分充足，但生产钢铁需要煤炭。按照不同的冶炼方法，每一吨钢铁需要0.15至0.77吨煤炭。钢铁和铜可以回收，但煤不可以，天然气不可以，石油也不可以。因此，在越来越多的人还在消耗世界资源的情况下，认为通过回收废铜烂铁就可以实现经济无止境增长的观点是不切实际的。

人类的交换行为在地球的需求和供应两个方面应该取得一致。20世纪，我们不仅满足了比以往更多的需求，而且还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耗着世界上的不可再生资源。所以，20世纪与其他任何时期都不一样。用社会经济学的术语来说，我们实际上是生活在一个新发现的地球上。

当然，问题是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如果我们想要获得更多的资源和过上更舒服的生活，在一个世纪里用尽地球的所有可用资源是不明智的。以往的政治思想家们，包括黑格尔的信徒和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从来没有考虑过人类与地球关系中供给方面的重要性。他们只对人类的需求感兴趣，或者更精确地说，是他们认为人类需要什么。有的认为这是谁控制资源、生产资料和市场的问题：如果这些都是由某一阶级来控制，那么这一阶级就能受益。然而，如果地球上人数翻倍，那么这一阶级群体分享的资源就会减半，因此人口膨胀最终会使这一阶级变得贫穷，不管他们是否拥有生产资料。此外，即使人口保持稳定，他们拥有的资源还是不会持久。一些石油生产国会比其他国家更早耗尽资源，后果是依赖资源的那些人的经济和社会福祉会遭到破坏。最终，相比那些资源已枯竭的国家，少数拥有盈利性石油储备的国家生存下来，他们的经济将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有些人仍然认为我们永远不会耗尽资源。1492年收复失地运动结束，基督教国家实现了最大可能的扩张时，哥伦布迅速穿越海洋发现了伊斯帕尼奥拉岛。五年之后，意大利航海家卡伯特抵达纽芬兰。这些乐观主义人士认为冒险精神并未消失，它会指引我们去开发其他星球。不幸的是，20世纪使这个梦想破灭了。如本书所言，“冒险精神”其实是追求财富、追求利益的委婉说法。哥伦布和卡伯特都是受致富梦想的激励，当然那些支持他们的政府也在做发财梦。探索非洲海岸是博哈多尔角探险的继续，因为吉尔·埃亚内斯早在那里发现了黄金和奴隶。18世纪，人们并不希望通过新的农业技术来养活全世界，他们那么做只是为了盈利。但是20世纪，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扩张的极限：我们发现离开太阳系永远是无利可图的。也许有一天在火星上开采稀有的金属值得尝试。但是，我强烈怀疑耗费数十亿美元到这个寸草不生、寒冷缺氧的火星上采矿是否划算，这样做并不比与资源富国结盟或直接从经济或军事弱国掠取成本更低。但是，想从商业上解决这样的扩张难题，除火星之外别无他法。太阳系里其他行星不适合人类定居和采矿。另一个太阳型恒星天苑四（Epsilon Eridani）距离太阳10.5光年，其行星也都不宜人类居住。火星之外，离地球最近最有可能适合人类居住的行星，叫格利泽667Cc（Gliese 667Cc），它距离太阳22光年。但是如何到达那里，本身就是一个难题。我们载人飞船的最快飞行速度是每小时2.5万英里：那么，完成这个旅程至少需要58.9248万年。然后，我们还需要回来，往返就超过100万年。这么长的时间，无论回报是什么，也永远不会激起投资者的兴趣。而且你也无法回来或有什么回报。

要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靠科幻小说的话，那就得进军科学界了。2010年4月，斯蒂芬·霍金提出假设，如果一个巨大的飞行器携带足够燃料，持续燃烧两年，就可以接近光速的50%（33480万英里/小时）。如果它有足够的燃料飞行十年，就能接近光速的90%（60264万英里/小时）。这样的话，从地球往返格利泽667Cc的时间就能缩减到58.6年。我也很乐意接受霍金教授的保证，由于时空的特质，人在飞行器上以接近90%的光速飞行时他们只会经历一半时间的流逝：37.3年，而不是整整58.6年。但是，我很想知道哪里可以安置这个超过10亿吨液氧和液氢的燃料箱（供来回行程之用）。还有，这么重的飞行器飞得起来吗？在太空中能够续加燃料吗？很显然，提出这么傻的问题，可能就是为什么我不是火箭科学家的缘故。现在一想，霍金也未必就知晓答案。但我知道去往另一个太阳系的太空航行基本无利可图。并不是技术的欠缺让我这样认为，而是距离，我们无法以光速飞行，此外还有巨大的航天成本等综合因素。依我之见，与其花费数万亿美元委派几个人前往另外一个太阳系去做长期的绝望探索，不如立足地球，节省开支，就资源短缺问题与邻邦协商。

所以空间—我们所谓的“最后的边疆”，并不能为我们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然而，它确实引导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某些力量上去，这些力量对未来的自然界将产生影响。这本书中所讨论的许多变化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与打破边界有关：哥伦布、卡伯特和其他早期探险家打破了地理上的边界；1572年第谷发现的超新星、显微镜和望远镜打破了认知的边界；法国大革命和19世纪的改革家们拆除了整个西方的社会边界；20世纪则破坏了地球的大气层。大多数边界的跨越都可以用“去西部吧，年轻人”这一范式来理解。向西走，你就会发现它的边界，穿越它，你就能有所得，变得富有。这一范式主要表现在北欧海盗、诺曼人、十字军和新世界探险家们的扩张身上，这些扩张有利于科学发现、世界开发和经济增长。但是当我们意识到地球上燃料资源即将枯竭的时候，这种打破界限的意识也就过时了。现在的挑战不是扩张而是如何自我约束：我们面对一系列问题，而这些问题是一向所向披靡的男人无法解决的。我们这些“智人”从来没有想过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直觉竟然会威胁到自己的存在；我们的直觉一直都是为了我们的利益、我们的基因存活而存在的。我们现在的战场，不在地平线上，不在宇宙空间，而是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中。

变化的主要推动者

在这本书的前十章中，我们已经推举出了十位迥然不同的人物作为变化的推动者。在一场盛宴的贵宾名单中有这样一些卓越不凡的大名：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彼得·阿伯拉尔、教皇英诺森三世、国王爱德华三世、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马丁·路德、伽利略·伽利莱、让—雅克·卢梭、卡尔·马克思和阿道夫·希特勒。这份名单由四个意大利人、三个德国人（一个生于奥地利）、两个法国人和一个英格兰国王组成，他们的祖先都来自欧洲大陆。那么这些人当中，谁是这1000年来最重要的变化推动者？影响了几个世纪的推动者抑或另有其人？是亚里士多德？还是艾萨克·牛顿？

究竟谁才是这1000多年当之无愧的变革的主要推动者？毫无疑问，这位推动者就是上帝。就我个人而言，我不相信上帝。然而，这与我的个人信仰无关。尽管在我看来上帝并不存在，但是他对西方世界的影响力比任何一个人都要大。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这本书里我心安理得地仍旧使用大写的“他”来指谓上帝。“上帝的和平”与“上帝的休战”运动和11、12世纪奴隶制的终止，都是天主教会对上帝意志感知的结果。整个中世纪，上帝是国际和平的唯一推手。基督教徒对上帝的崇拜，使整个西方世界愿意接受教皇的统治。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带来了12世纪的文艺复兴，也是西方世界知识和科学兴起的开端。13世纪之前，教会的男性几乎是读写能力的唯一护持者。在印刷术被发明之后，在研究《圣经》中的上帝时，普通男女学会了如何阅读，女性也第一次得到了在众多其他女性面前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读写能力的普及带来了更好的政府管理和官僚主义，并进而减少了个人暴力的发生。他们认为，正是他们对上帝创造万物的不断探索，才使无数科学家用毕生的精力来揭开宇宙的奥秘，来确定世界各地植物标本的属性。他们还相信，正是上帝的治疗能力，给了17世纪许多医生以足够的自信去救助那些病人、弱者。19世纪，人们认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样的想法让许多人相信：男女平等、黑白平等、贫富平等，是唯一合乎情理的道德主张。这本书中，只有20世纪的重大变化没有明显受到上帝的影响。

在那些真实存在的人物当中，到底是谁真正称得上变化的主要推手？问题是根本没有这样的人。如果一定要选一个人，我要么选哥伦布，他代表了欧洲扩张的重要性；要么就选伽利略，他代表科学终于战胜了宗教。但这些都是我的个人选择，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象征性的；事实上，这真的不太重要。否则我们就成了在客厅中高谈阔论的人了，再者，美化历史人物不是这本书的目的。

列出每一章的“变化的主要推动者”部分，都隐含着三个目的。首先，考虑的是推手，一个人到底能给一个世纪带来多大规模的变化？或者，多么微不足道的变化？历史上哪个人有能力阻止前文50个变化中的任何一个？目的之二，是通过举例来说明，我们只选择那些促使事情发生变化的主要代表人物。如果我建议18世纪的主要推动者是罗伯特·马尔萨斯，你可能会嘲笑我。但他是现代社会之前，唯一研究人类和地球关系中供给问题的主要经济学家。他其实没有做什么具体的事情。我们的读者希望这些推手是些做实事的人，而不是头头是道的理论家。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谈到改变自然环境和放弃“去西部”的口号时，我们民主选举的领导人都有点无动于衷。大多数变革的主要推动者，甚至与他们所在的那个时代发生的最大变化没有关联。没有人能控制社会经济的变化。历史上也从来没有人控制过。

第三个目的是建立在前两个目的的基础之上的。你应该注意到，这么多变化的主要推手中没有一个女性。如果我提议，卡斯提尔女王伊莎贝拉、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或者玛丽·居里等女性也是推手，大家可能会理解为，这不过是象征性地摆摆样子或者政治上赶时髦的做法而已。大家会认为，这些女性的影响力远不及哥伦布、路德、伽利略或者希特勒。西方社会从本质上就是有性别歧视的：直到现代，女性才有机会对西方世界产生真正影响。我在这里强调过去缺乏真正具有影响力的女性，是为了让大家关注未来的事情可能会不同。我在前面谈道：“现在的挑战不是扩张而是如何自我约束：我们面对一系列问题，而这些问题是一向所向披靡的男人无法解决的。”这里对男性的强调并不是偶然的。我们通常所强调的女性特质，不是指以荷尔蒙为驱动力的征服行为，而是关乎养育和保护，这些女性特质能更好地指引我们走向未来。如果男性在本质上发生变化，那么毫无疑问，女性也会变化。这将是一个巨大的危险：对整个世界而言，如果女性只是增加了男性的特质，那将毫无益处。无论如何，要使人类的将来充满希望，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观点：倘若21世纪的主要推动者是位女性，我们的将来可能会更美好。

[1] 　Abraham Maslow,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50（1943）, pp. 370—396. http://psychclassics.yorku.ca/Maslow/motivation.htm. 2014年1月4日下载。

[2] 　这里需要补充一点，即使有大量移民涌入，移民本身也会导致群体对粮食供应需求的增加，所以这一因素不需要与自然人口增长区别开来。

[3] 　除了粮食供应之外，20世纪人口增长还受到其他因素的限制——例如选择少生几个孩子，人口增长和粮食供应增量的关系就会被打破了。20世纪的成就之一，便是满足了所有人的食物需求。然而，成就不是变化。比起把食物需求从75%提升至90%，满足食物需求的90%到满足食物需求的105%（所以部分属于浪费）之间的变化所带来的意义不大。即使20世纪在满足生理需求方面所带来的变化水平与19世纪一模一样，20世纪的过度供给意味着某些供应与需求无关，而且没有必要，所以是“无用的东西”（马斯洛语）。然而，毫无疑问，19世纪在满足粮食需求方面的进步比20世纪大。当然，这只适用于西方，世界各地的情况各异，例如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的变化远远多于19世纪。

[4] 　Pitirim Sorokin, Social and Cultural Dynamics（4 vols, 1943）.

[5] 　Henry Kamen, The Iron Century: Social Change in Europe 1550—1660（1971）, p. 43.

[6] 　Sorokin, Social and Cultural Dynamics（1962, single vol. edn）, p. 550.

[7] 　Ole J. Benedictow, The Black Death, 1346—1353: The Complete History（2004）, p. 251.

[8] 　Ole J. Benedictow, The Black Death, 1346—1353: The Complete History（2004），第252页。E. A. Wrigley and R. S. Schof i eld, English Population from Family Reconstitution 1580—1837（1997）, p. 614.

[9] 　Massimo Livi Bacci, Population of Europe（2000）, pp. 135, 166.这些图表里没有1750年西班牙的数据，所以这里用的是1800年的数据。2000年的数据来自第十章，注释11，男女性的平均数。1950年瑞典的数据来自International Health: How Australia Compares, http://www.aihw.gov.au/WorkArea/DownloadAsset.aspx?id=6442459112。2014年3月3日下载。

[10] 　1977年，E. A. Wrigley和R. S. Schof i eld提供的英国数据表明，1591—1611年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是38.18岁，1691—1711年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是37.98岁，1791—1811年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是40.19岁，所以17世纪早期医学的专业化可忽略不计——因为17世纪出现了更大的生命逆境。18世纪预期寿命的增加也相对较少。

[11] 　B. R. Mitchell,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1988, paperback edn, 2011）, pp. 166—169.

[12] 　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2001）, p. 264.

[13] 　Stephen Broadberry, Bruce Campbell, Alexander Klein, Mark Overton and Bas van Leeuwen,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270—1870（2011）. http://www.lse.ac.uk/ economicHistory/seminars/ModernAndComparative/papers2011-12/Papers/Broadberry. pdf. 2014年3月3日下载。

第十二章 后记：变化缘何重要？

本书的结束语要交代几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果《地出》让我们确信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在下一个千年里，这对人类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能够确定这50个历史变化中，哪些将被扩大或者逆转吗？如果我们无法享受自由资本主义的恒久状态，在未来的几个世纪里对于文明曲线的波峰喜不自禁，那我们的后代将从我们这里继承一个怎样的世界？

我要说明的第一点是，我不相信人类能够有意识地改变本性来满足自己。在这一点上，我可能是错的；也许我们可能可以成为驯服的、温和的生物，有微小的自我和欲望，谦卑地耕耘自己的小块土地，很容易接受不要生大量孩子的劝诫。在1985年的小说《加拉帕戈斯群岛》（Galapagos）中，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建议我们可以进化成流线型头毛茸茸的水生哺乳动物，大脑更小、更简单，嗜好吃鱼。但我怀疑这些设想都难以发生。首先，我们不断繁衍再生的内驱力巩固了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的成功基础；在历史意义上，这让我们在饥荒和瘟疫过后能够迅速重建我们的社会。与此同时，个人野心也是我们本性的一部分。总有一些人想超越其他人，我怀疑，很大一部分人口将继续被这些人牵引，无论在生殖上或社会关系上，迫使我们当中更多的人参与竞争。即使有一些国际政治协议限制我们的行为，那也很快就会被削弱或推翻。事实是，人类不喜欢臣服于体制、规则和限制。我们热爱听到有人突破限制，摆脱压迫。热爱自由内在于人类精神。因此，我怀疑我们就像威尼斯共和国：注定要失败，因为我们无法忍受成为非我的其他面貌。

在所有会萎缩的资源中，石油在人们心目中是首要的问题。它支撑着我们的生活—从食物、交通，到法律和秩序、国防及娱乐。而石油将在本千年期内耗尽，这是毫无疑问的，只是时间问题。目前已探明的储量是世界年消费量的50倍，但这个比率有相当大的波动。随着更多的油田被发现，这个数字可以增大；2012年的总探明储量明显比2000年更多。[1]另外，随着人口膨胀和工业化进程日趋加速更快地耗尽能源储备，这个数字也可以缩减。然而，在这里，是否需要另一个30、50或70年并不重要。在某一时间点上，石油供应将无法满足世界的需求—很有可能在我们孩子们的有生之年。我们目前生产化肥所依赖的天然气也是如此。在撰写本书的时候，已探明的天然气储量大约是每年全世界消费总量的60倍，但总消费量每年都在以2%—3%的比率增长。页岩气大大扩展了天然气的储备量，还有可能进一步扩大，但是这些额外的能量已经被廉价出售。你可能会认为政府也许能定量配给这些意外之财，如此一来，这种能源就能被持续使用足够长的时间，让我们可以找到并生产可行的产品，替代化石燃料。伊索寓言中有《蚂蚁和蚱蜢》的故事。在故事中，蚂蚁整个夏天辛勤工作，为即将到来的冬天做准备，而蚱蜢只是在阳光中歌唱，到季节变换时，生计全无着落，这表明不知未雨绸缪的人所要遭遇的命运。然而，西方政府，就像蚱蜢，一切从当下出发：政治家们不是给未来的人们，而是给那些投他票的人唱赞歌。正如我在本书引言中所提及的，独裁者却能做千年规划。

在这种情况下，一系列可能的结果在我们面前展开了。一端是可持续的未来。在这个场景中，我们发现了如何用可持续的资源生产所有的能源和肥料，这样，社会大体可以一如既往地运行。而在另一端是宇宙的危机：黑死病级别的灾难，起因是在化石燃料耗尽之前，全世界都没有寻求替代产品。我认为两个极端都让社会等级差距拉大并降低人类的自由性。

让我们首先考虑比较甜美的结局，即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每一个农场展示的画面都是山坡溪流中的水力发电机，田野里的太阳能电池板和山顶的风力涡轮机。想象所有的房屋和每座城镇工业建筑的墙壁和屋顶都有光伏电池闪闪发光，每一座农宅都有生物质锅炉。巨大的海上风车利用海风的力量，在每一次海浪的助推下，安装在悬崖隧道里的巨大活塞都会把能量注入国家电网。飞机靠生物燃料飞行。拖拉机和农业机械使用生物柴油。电动货车把谷物和动物运到城市的市场，再用电动火车从那里运到屠宰场和加工点。但即使在这种和谐的状态中，对资源也会有更激烈的竞争。特别要指出的是，对土地的争夺将不会有任何妥协。

以英国为例，假设我们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大力投资兴建太阳能、风能和水力发电设施，到2050年，我们能够因此利用这些资源生产出所有的电力。[2]这是一个很大胆的假设，然而出于讨论的目的，让我们假拟它是可能的。事实上，我们可以走得更远，想象一下人们遭遇石油危机那一刻（随便什么时候），我们不仅能满足所有的电力需求，而且能从可再生资源中产生如此多的电力，以至于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消费都降低了一半。拿什么来替代剩下的一半来自化石燃料的能量仍将是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目前在尝试的所有形式的生物燃料—油菜籽、各种坚果、藻类、玉米和甜菜—都需要土地。仅仅满足英国当前公路运输所需的一半柴油和汽油的需求量就需要专门拨出1130万公顷的土地—这几乎是英格兰总面积的87%，而且比全英国所有可耕农田的面积都大。[3]而且，这还不包括非道路运输需求，如制造业、塑料生产、农业机械和航空燃料。另外，人口增长对能源需求的增加也没被考虑在内。虽然有些人可能会说再多建几十个核电站是解决办法，即使政治上可接受，这也只会是权宜之计。已探明的世界铀供应目前不到全球年消费的100倍，而且随着煤、天然气和石油的减少，对铀的需求很可能将急剧增加，因此它比石油多用不了几十年。[4]因此，从长远来看，可持续的未来不仅要求在可再生资源方面进行天文数字般的高水平电力投资，还要用大量农田去生产生物柴油、生物乙醇或其他新燃料，这会使食品和燃料生产之间形成一种紧张的关系，在一些身处困境的国家里，就政治意义而言，这将会是爆炸性的。

人口膨胀和随之而来的建造越来越多的房屋的需要加剧了土地竞争。在英格兰，城市、乡镇和村庄的中心以及城市的基础设施共占国土面积的10.6%。[5]林地、海岸边缘如沙丘和河口、淡水湖、河流、山脉、沼泽地和荒野占15.9%。剩下的73.5%为农业用地。从表面上看，还有大量的空间可用来造新房。然而，目前所有的农业用地只能生产我们所需食物的大约59%。当然，一些食品需要进口，因为它们在这里无法生长，但是把这些食物从等式中去除，我们只有72%的食物能自给自足。[6]这意味着，即使是我们大量种植的农作物，如小麦、大麦、燕麦、亚麻籽和油菜的数量也没有达到我们可以减产的程度。2008年，小麦产量有10%的剩余。那是一个好年景。2012年，发生了一次真实的逆转：低产意味着我们进口超过了出口。[7]我们的肉产量也不能自给自足。[8]在农业用地上建造楼房可以为人们遮风挡雨，但是从长远来看，那对养活他们无益。

有些人可能不同意最后的表述。他们会认为那样做能够有助于养活他们—用产生的收入来购买其他国家的剩余产品。但这只能是一个短期的策略。一块土地一旦用于造房，它就无法再生产食品或燃料。假设你每年要交出一小部分英国的农业土地用以开发房地产—数量与目前的人口增长量相符。作为农业用地，那部分土地价值约每公顷2万镑；现在作为建设用地，根据位置，它的价值立刻变为每公顷100万镑或更高。在国家资产负债表上，每公顷的土地开发至少因此提高了98万镑。这额外的资金可以注入经济、支持就业和提高利润。现在假设我们在21世纪剩余的时间里一直这样做。按照目前的人口增长速度—每年0.76%—英格兰的人口到2100年将翻番，达到1.04亿左右。[9]根据之前已开发出的场地利用率，为额外的5000万人提供房屋、工作场所和基础设施，需要再开发出大约6.8%的国家土地。[10]在英国，这是农业用地的9%，除非剩下的土地能更集中地耕种，否则这就意味着国内产量将比目前下降9%。但那些土地现在要养活更多的人口。我们减少的农业用地只能养活33%的人口，而不是满足72%的国内食物需求。我们会依赖外国的食物。因此，问题出现了，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国家人口增长速度比英格兰快：目前世界人口年均增长率是1.2%。所有这些国家都忙着将农业土地从生产用地改为建筑用地，满足房屋消费。这将逐渐侵蚀它们为国人生产食物的能力，更不要说有额外的食物供出口了。在某种程度上，国际市场出售的主要农作物的总量将达到最大，然后开始迅速下降。全球价格将会上升，不可避免地，只有少数人才能够负担得起。国际援助组织和慈善机构将会面临压力，无法花钱养活海外的饥荒难民，而只能在国内减轻贫困。最重要的是，上述模型没考虑大量用来发电和制造生物燃料所需的土地—如果没有大片的土地用于生产那些形式的能量，就没有农业，没有长途旅行，也没有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上述情况是以对英格兰未来86年发展趋势的推演为基础的。只有86年。我们理论上考虑的是本千年的剩余时光，而且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希望在此之后，人类还会有成千上万年的健康和幸福岁月。因此我毫不怀疑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整个世界有一天会进入永久的自由资本主义—是错误的。支撑这个愿景的必要资源本来就是不存在的。相反，资本主义将侵蚀自由主义的核心。随着对土地需求的增加，我们将不得不在用土地生产食物、能量或者用土地建设非生产性住房之间做出选择。因此，我们将生产一些食物、一些生物燃料、有限的电力和数量不断下降的住宅。但这些将不足以按今天的标准满足每个人在食物、交通和居住方面的需求。每个社会中最贫穷的人群都会被淘汰，包括相对富裕的国家里最贫穷的地区，因此，前工业社会的等级化特征将再次出现在后工业时代。

当资源有限的时候，等级化结构似乎是人类社会的默认状况。正如在本书中我们所看到的，富人的欲望在其余人之前得到了满足；结果，在危机到来之际，赤贫的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距，就越来越大，富者愈富。相反，当资源供大于求的时候，会有更多剩余的资源留给穷人，富人的相对财富就减少了。在19世纪和20世纪我们无情地开发利用石油、煤炭和天然气—因此显著降低了饥荒和疾病的风险并减少了财富相对的不平等。现在，因为这些不可替代的资源开始减少，社会结构开始回返到化石燃料被利用之前。

以上是社会的等级化结构并非不可持续的经济周期即将结束造成的简单结果；它也是由于富人倾向于采用垄断行为—与他们的财富成正比的排他性。这就是为什么20世纪的经济增长只能是加剧社会的不平等：最终的关键资源仍属于富人，富人又和其他富人联姻，从而控制着大量的资本。当人口增加的时候，这样的排他模式尤为重要。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在一个世纪内翻一番，比如，富人会变得更富（因为他们倾向于和其他富人结婚并把他们的资产大致保留在相同数量的家庭里），而穷人的人均财富会显著减少（因为少量的资本会分给两倍的人数）。结果就是在社会范围内财富的天平向两端延伸：富人更富，穷人更穷。

婚姻并不是产生财富集中这个垄断行为的唯一形式。特权与精英政治加强了与阶级、财富和地位相关的一些界限。一代成功人士不仅传递他们的聪明基因，还花钱让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在社交方面，让孩子与其他富有的成功人士接触，并鼓励他们成年后追求显赫的经济收益。因此，下一代会顺利接过前辈的班。“老友网络”是另一种排他的行为，因为处于要职的人们会选择那些来自相似背景的人来填补其他要职。在生活中，明显的事实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种行为的极端形式包括腐败和政治偏袒。看一下苏联瓦解后俄罗斯所发生的事情，就可以看出一个领导者会如何通过奖励他的朋友创建一个等级社会。据最新报道，俄罗斯35%的财富掌握在区区110人手里—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同僚。与此同时，那个国家里的50万人生活在奴役中。[11]

关于社会等级和财富越来越明显的观点，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最近在他的研究成果《21世纪资本论》（Capital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中从经济学角度进行了特别强调。皮凯蒂的创新之一是比较在不同时期资本分布的不平等—通过把一个国家总资本和该时期的货币收入的比率进行比较。在19世纪欧洲这一比率超过650%；由于世界大战，在20世纪中期下降到250%，但自1950年后再次上升，目前约为550%。[12]这意味着，现在同19世纪一样，相对而言更强的赚钱能力掌握在已经拥有丰厚财富的人手里，意即为谋生而工作的人赚钱能力较弱。皮凯蒂用资本回报率来解释和平时期资本的增长趋势，表现形式为“利润、股息、利息、租金和其他来自资本的收入”，他用r来表示，r持续超过经济增长g。[13]他这个r＞g的公式意味着掌控资本的富人们的收入让他们比为谋生而工作的人更快地富有起来。这反过来让那些拥有大量资本的人们用越来越多的收入再投资，而工人们要消耗所有的收入来维持他们的生活标准。因此，在一个永久自我实现的循环中，大量财富创造更大的财富。他把这个结果称为“祖传的资本主义”，因为财富越来越多地集中于家族王朝。此外，他认为在未来整体的r和g之间的差距会不断扩大。正如他所说：“如果财务竞争照逻辑发展的话—这是可能的—r和g之间的差距将在21世纪的某个时间点回归到接近19世纪的水平。”[14]

皮凯蒂使用统计数据的方法受到了一些批评，但他的基本公式r＞g是合理的。的确，它可以说是一个发达经济体的标志。[15]如果一个地区所有的土地和自然资源已被占有并充分利用，经济增长就困难了。如果人口同时也在扩张，资本如何利用的竞争就会更激烈，r也将面临持续的增长压力。考虑到地球的有限资源，很可能皮凯蒂r＞g的规则将永远适用于西方—除非由于缺乏对土地及资本财富的需求，人口崩溃并且r缩减。一般说来，大量资本所有者将继续比我们其余的人富裕，直到富人和穷人的差距达到饱和点—可能相当于19世纪的财富不平等现象。

这种日益增长的经济不平等所带来的政治影响显而易见。由于财富和政治的力量往往齐头并进，富人将再次成为社会的主宰者。东欧似乎已经返回这个方向，比如俄罗斯就不是大多数人会认同的自由民主社会。类似的未来在等待着财富占主导地位的其他社会。在美国，有一项学术研究测量了各种利益集团对政治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出版时间与本书大致相同，其结论是“经济精英和代表商业利益的有组织团体对美国政府决策有实质性的、独立的影响，而普通民众和大众利益集团在这方面的影响极小，或根本没有独立的影响”。[16]简而言之，美国已经显示出寡头政治的迹象。今后，随着资源的有限性开始产生严重影响，这种模式将遍布西方。经济上的等级制结构并不仅仅意味着富人和穷人之间的资本差距更大，它也意味着劳动人民几乎无法行使自己的权力。

财富和政治权力集中在相对少数的家族手中，将是资本主义破坏自由主义的一种方式，穷人的赤贫状况则是另一种。此处问题的关键在于，一小部分财产属于最贫穷的那一半人口，可是随着每一个新生儿的到来，这部分财产将更加分散，捉襟见肘。在欧洲的一些地区，公寓或住房已经贵得让大多数年轻人都买不起了。在英国，住房的平均价格是平均工资的七倍，一些地区还要更高。原因不难发现：太多的人在竞争太少的土地。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410人—高出法国（每平方公里120人）三倍以上，将近是中国（每平方公里145人）的三倍，几乎和印度在一水平上（每平方公里416人）。[17]荷兰是欧洲唯一人口高密度的国家（每平方公里约497人）。在英格兰和荷兰等人口密度大的国家，不仅仅房屋的所有权受到影响，租房的价格也会增加，因为房东必须收取相当高的租金以反映他们投资的价值。完全拥有自己住房的富人们过得舒服惬意：他们的收入花得随心所欲，而那些租房和刚买房的人必须要花费三分之一的收入方可保住头上的片瓦。因此，有限的土地资源让无产者穷困潦倒，这与人工化肥和廉价的运输成本出现之前的情形如出一辙。如果你要让那些无自住房屋者在廉价的生活贷款和投票之间选择，许多人会选择廉价贷款。由此可见，社会改革过程中文明的曲线未必是单行道。人们享有政治权利的程度和他们的投资一样，可上可下。

说到这个问题，我怀疑自由普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甚至几个世纪内，仍将是自由的象征，很多富裕的西方国家是把自由普选作为接受某些共享价值的标识。没有一个政府想要打破这种模式—至少不是以一种明显的方式。但是，通过政党控制的选举体系，投票选举的权利将被弱化。对自由主义的威胁来自政党将越来越多地由提供给他们资金的寡头控制，它们会调整自己的议程来迎合未经选举的政治精英们的要求。上面提到的美国的研究显示，普通人没有方法介入政府的政策；他们只是参与一个体系，这个体系选择与非民选政治精英相关的发言人去支持由同样的精英提出的方案。结果，在一定程度上，19世纪和20世纪其他的社会改革和改良显得更加不堪一击。随着穷人人均财富的减少，他们的生活条件将恶化。急需金钱的劳动人民将冒着更大的风险去从事更危险的交易。负担不起高租金的家庭将生活在肮脏的环境里。在严重的经济衰退情况下，政府将采取极端措施：削减支付给穷人的福利，以及医疗保健和其他社会服务。

卡尔·马克思会悲叹。在有生之年他强烈反对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但最终他的愿景被马尔萨斯描述的力量打破。尽管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马尔萨斯彻底错了，他们的依据是马尔萨斯未能预见到技术给世界粮食供应带来的影响。然而现在真相大白了，技术创新只是延迟而非终结了马尔萨斯的观测。在未来的200年内，如果技术变革使我们能从土地上获得大大改善的结果，人口将同比增长，直到人口与资源的比例达到临界水平；然后上述所有的自我保护、排他行为将开始迅速把富人和贫穷、饥饿的人们进一步分开。即使现在世界人口稳定，略高于70亿，但依然在增长，因为我们在世界范围内运输过剩食物的能力在衰减。然而世界人口远远不够稳定：它在未来40年有望达到95亿。我们也无法阻止这种态势：中国，一个在近年限制人口增长的大国，1979年推出了独生子女政策，人口数量也增加了30%以上，从不到10亿人增加到超过13.55亿人。因此，我们有理由确信，除非有严重的全球性瘟疫，人口将继续增长，生产资料将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社会等级制结构将变得更加明显。以后很可能不是因为要实现雄心抱负，而是因绝望而发生革命，目的就是为了重新分配财富。但革命本身不养活人；革命只是重新分配财富。由于石油日趋昂贵，食品价格继续上涨，最贫穷的公民将无力负担合理饮食、通勤、旅行和租房的费用，更不用说让家中有电和暖气。也许他们仍拥有投票权，许多人不会再在意。如果不能保证合理的生活水准，民主将被视为无关紧要。对一些人来说，帮助一个贫困家庭吃上足够的食物会再次优先于学校教育。卖淫将再次盛行，特别是在穷人当中，这将导致对女性尊重的减弱。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事实上的奴隶阶级可能在整个西方再次出现。事实是，许多人宁愿用自由来交换食物和住所也不愿意看到家人饿死。微笑着的民主政治自信地把经济增长认定为“常态”，将逐渐变成理想幻灭、失望痛苦的表情。

这就是为什么《地出》的画面给了我一个深刻的思考机会。它向我们展示了我们有限的规模，浅薄的口袋和我们梦想自由、全民福祉和机会平等那不现实的本质。在1968年之前，我们能够谈论进步、增长以及无休止的倍增。逐渐地，我们意识到这远非实情—地球的有限资源让我们确定地预想到我们的未来。我们占有的永远不会比现在更多。我们将永远不会见到真正的经济增长回到20世纪曾经企及的高水平。当我们展望未来的时候，我们必须在心里计划好应对危机的方案，而不是心怀理想主义。乌托邦式的思维已经属于过去。

显然，我发现这令人非常沮丧。但是我宁愿看到我们向可持续的未来前进—即使我们不能完全到达，也不愿意让自己跌到另一个极端，即全球危机。在这场危机中，太阳能、水能、风能和生物燃料不能成为填补能源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有序的等级制社会不会出现，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无序的社会。边缘国家的经济将会崩溃。他们的政治体制将很快停止发挥作用，无政府状态将出现。在西方的核心地区，出口将下降。进口食物也将减少，因为贸易国的经济已经崩溃。价格将会上涨，通胀将迅速出现，人们不再花钱买非必需品。依赖奢侈品的生意将彻底破产。商店里货架空空，接下来就会实行配给制。法律和秩序开始遭到破坏。西方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将枯竭。军队将走上街头。那些有能力的人们将保护自己的食物供给不被掠走—他们必须这样做，别无选择。当经济进一步萎缩，武装部队解散并进入社区保护自己的家人之际，将要发生的事情既容易想象又令人毛骨悚然。任何人以任何方式依赖医疗保健、商业性援助、福利等，都将是不堪一击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有私人食物供应并能保证养活其他人的人们将很有权威—只要他们能保持住这种能力。即使在农村地区也很难恢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由于众人，特别是农业劳动力的技术退化，我们失去了在18和19世纪初的农业革命时期我们如此成功采用的耕作方式。不会再有盈余的食物供应城镇和城市。顺着这些思路，像黑死病期间在一些地区经历的高达60%的死亡率这样的危机显而易见。人口很可能恢复到17世纪的水平，人们要努力适应没有汽车、卡车、拖拉机、人工化肥和机动渔船的世界。唯一与生存有关的事情就是拥有财产，就像黑死病后和17世纪的危机期间。随着再次稳定，人口锐减，幸存者将会竭尽所能尽快占有财富。他们将开始重建社会，返回本书后半部分强调的步骤，结局很可能是在可持续的未来中可以设想的某种寡头政治。但随即，那些幸存者实际上会像他们中世纪的祖先一样成为附庸。独立军阀将控制一个非常危险的新封建系统，他们的军队保护他们及其田地和工人免受对手的攻击。

考虑到这两个极端，有什么方法能预测我们是否会找到一个与可持续未来近似的点？在这一点上，世界虽然被等级制和贫穷所分裂，但基本稳定，相对和平；或者，有什么方法能预测我们必须要经历全球危机那个可怕的熔炉吗？每种情况都有支撑点。害怕灾难性结局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社会的自鸣得意。那些对历史了解甚少，无法想象他们的财富会突然地、灾难性地衰退的人们拒绝承认他们或他们的孩子将不得不改变自己对于“正常”的生活方式如何构成的想法。他们将继续要求享有20世纪后期所有的社会特权—直到一切为时已晚。

图12.1　能源消费总量与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比照，1965—2013（相当于数百万吨石油当量）[18]

人类的自鸣得意被上面这四张曲线图清楚地显示了出来。到2050年为止，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可以通过可再生能源满足哪怕目前一半的需求。只有一个国家，德国，目前超过10%的需求取自可再生能源。当今的报纸和杂志经常告诉我们由于目前的肥胖趋势，现在出生的孩子预期寿命较其父辈要短，然而上述图表显示，短命的预断将基于完全相反的原因：食物供应不足，那一天已经为时不远。

有两个原因让我相信我们能避免灾难，最终能抓住可持续的未来。首先，时间还允许那些现实、负责并有远见的人们为化石燃料的末日做出规划。这些人包括非常富有的人们，过度扩张的国际经济灾难性的内爆会让他们损失最大。还包括像我这样处于社会中层的人和那些较弱势的人们。让我澄清一点：我说更严重的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时候，并不是说没有必要限制它。即使自由民主和社会福利的大船在慢慢下沉，其浸没在不平等和苦难的惊涛骇浪中似乎已经不可避免，但任何人最不愿意做的一件事就是开始在船体钻孔使最终的结果来得更快。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使其漂浮的时间尽可能的长。用足够的时间，我们可以降低我们的个人需求和期望，这样，整个社会就能以建设性的方式走向更加自给自足和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我们应该能够改善上图中展示的前景。例如，如果英国每年用可再生能源增产相当于250万吨的石油—略低于2012至2013年的增长数量，同时每年减少其一次能源消费量的1%—比它过去十年间的平均数量稍减少一些，那么它可以用可再生资源生产足够的能源来满足其2059年以前降低的总需求。

我乐观的第二个理由是人类的适应能力极强。我们对付黑死病时，社会没有显著地崩溃。我们不仅应对了17世纪无休止的战争和饥荒，同时还努力创作了一些史上最伟大的艺术、建筑和文学作品。在更宏大的局面之下，认为人类不会从即将到来的前所未有的危机中解脱出来是不可能的。如果正确的农业和技术知识重新被引入社会中，在可持续的能源发电、有计划的农作物种植、有限的畜牧生产和非必要制造业的缩减等方面准备充分，那么大多数西方国家就没有理由无法支持庞大的人口数量。有了水电和太阳能等现代技术以及用生物燃料制造人工化肥的能力，设想不用化石燃料，高度组织化的粮食增产和分配方法可以养活数量庞大的人口是合理的。但它不可能使所有人维持我们目前的生活标准。正如保罗·埃利希最近给英国皇家学会的一封信上所指出的：

可持续地支持今天的70亿人口（即一如既往，以当前的技术手段和生活水准）需要额外的半个星球；如果地球上的所有公民都按照美国的标准消费资源，养活今天的70亿人口就要再多四到五个地球。到2050年，预计增加的25亿人口将使人类文明的生命支持系统遭受更恶劣的攻击，二者不成比例，原因是人们到处都面对非线性的响应系统，其中环境破坏增长的速度随着每个增加的出生人口而加快。[19]

由此可见，就像13世纪的农民一样，穷人必须以素食为主，原因很简单，同样的土地，用于种植主食谷类作物比用于养殖牲畜能产出十多倍的食物。[20]人口也不能再自由地增长了。如果人类可以适应不同的饮食习惯，更多的体力劳动模式，更少的旅行和更小的家庭，我们就有理由看着自己朝着可持续的未来前进。

乐观地说，某些文明发展带来的益处在未来的几个世纪还会与我们同在。人人能阅读既符合政府的利益，也符合个人的利益。这反过来将确保有益于人类的知识不会丢失，例如，我们不太可能再对基本的医疗问题一无所知，如血液循环或微生物理论。人们将继续在可预见的未来享受避孕带来的好处，这关涉到性安全以及避免意外怀孕。低能耗技术设备如手机和电脑会让我们保持联系。国家将很可能继续抑制私人暴力。一些负面的变化甚至可能被逆转。在本书中我们看到布罗代尔规则的普遍性—“一个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城市总是位于中心地带”。不难看出，当化石燃料耗尽，当前的分配模式就要改变了。贸易区域在国际和当地都将发生巨大变化，例如，从经济角度考虑，把芦笋从秘鲁空运到莫顿汉普斯特德就不再可能。因此，当地市场将恢复其重要性，因为人们不想走几英里以上去购买杂货。社区将变得更强大。个人会更有理由加强与邻居的关系。技术退化的情况可能会逆转。总的来说，资源消耗不应该抵消本书前八章中提到的任何积极的变化，尽管不能均衡，但1800年以来许多的技术进步应该让我们继续受益。

你是否把下面的观点看成是一个积极的迹象纯属个人问题。在我看来，随着社会差距越来越大，大多数人变得相对贫穷，宗教极有可能在西方更加盛行。因为盖洛普调查显示，在世界范围内，宗教和贫困关系密切。

上述内容并不意味着贫困导致了人们信奉宗教—金钱和宗教之间的关系并不那么简单。更有可能的是相反的情形：金钱导致缺乏精神奉献。无论哪种方式，我猜想宗教带来的对信念和社会群体的安慰作用在将来会十分重要。世界上的传统宗教多少世纪以来都既满足主子也满足仆人，似乎就是为一个等级制社会量身定制的。当我们回到这样一个等级社会，我完全相信世界的信仰将大行其道。

表12.1　2009年盖洛普国际调查表明财富对宗教重要程度的影响[21]

综上所述，之所以说20和19世纪见证了最大的变化，就是因为这两个世纪的进步依赖于异常的能源横财，而在将来的某个时候这无疑会逆转。因此社会将极有可能在21世纪或下个世纪经历一整套社会变化，这些变化甚至比20世纪的还要大。这可能需要100年或更久，但是我们将会看到回归前工业时代的极端的等级制结构。未来的几千年，我们将见证西方一般生活标准的下行曲线及其富有者权力的加强。在社会结构方面，我们将回到一个状态，与2000年相比，这一状态与1800年将会有更多的共同之处。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痛苦、突然地到达那一点，还是逐渐到达那里。

外面阳光灿烂。我坐在这里可以听到莫顿汉普斯特德教堂的钟声响起，几世纪以来一直如此。当骑手从埃克塞特一个角落里冲到路上，我能听到一辆摩托车油门使劲扭动的声音。我的思绪回到1000年前，教士们步行来到这里，站在这所房子外的十字架附近，宣讲神的话语，最终将这个小地方联结到人类的庞大网络中。明天的报纸将充斥现代生活的鸡零狗碎—国际危机、股票市场报告、谋杀案审判、性丑闻、飞机在中国南海失踪却没有留下一点痕迹等。一切都结束时，我发现自己在想过去几千年什么是没有改变的，什么将不会改变。这些问题起初看起来庞杂、意义重大。但接下来再思考时，我开始想象一个民谣歌手在大厅火光的阴影里歌唱。我想象成千上万的人走在狭窄街道飞悬的屋檐下去看莎士比亚的戏剧。我听到17世纪小酒馆里昏暗的烛光下喝醉酒的农场工人们的呼喊，而当时扬·斯滕（Jan Steen）在研究他们红润的面庞，准备描绘他们。简单的答案让我微笑。不会改变的是，我们发现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一样有价值—爱、美、孩子、朋友的安慰、讲笑话、一起吃喝的喜悦、讲故事、智慧、笑声、音乐、大海的声音、太阳的温暖、看月亮和星星、唱歌和跳舞……

什么是不变的？一切在当下让我们沉浸其中的事物。

一切值得梦想的事物。

一切无法用价值衡量的事物。

[1] 　2012年的探明储量是1668.9亿桶，而2000年是1258.1亿桶。除非特别说明，这部分的化石燃料统计数据均来自英国石油公司的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2013），详情请见：http://www.bp.com/content/dam/bp/excel/Statistical-Review/statistical_ review_of_world_energy_2013 _workbook.xlsx。2014年3月7日下载。

[2] 　目前，英国14%的电力是由可持续的方法产生的，相当于我们消费总能量的5.2%。可参阅Renewable Energy in 2013, pp. 1—2，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 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323429/Renewable_energy_in_ 2013。2014年6月28日下载。显然，把可持续能源供应从14%提高到100%，不仅要再增加目前需求的86%，而且要满足这个国家2050年前增加的额外人口之100%的需求，这个额外增加的人口数字轻而易举就会达到1200万。

[3] 　1公顷的油菜籽产量每年可产1.1吨生物柴油，相当于1311升。1英亩的甜菜生产4.4吨生物乙醇，即5553升（数据来自http://www.biomassenergycentre.org.uk，2014年3月23日下载）。英国交通耗油量为每日6800万升柴油和5600万升汽油（http:// www.ukpia.com/industry_information/industry-overview.aspx. 2014年3月22日下载】。所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我们大约需要用1890万公顷的土地满足对柴油的需求，近370万公顷的土地才能满足对汽油的需求。总计是2260万公顷：将这个数额除以2后，得出文中1130万公顷的数值。

[4] 　当前全球铀的消耗量约为每年6.8万吨。2011年已知的可回收资源数量是532.7万吨。http://www.world-nuclear.org/info/Nuclear-Fuel-Cycle/Uranium-Resources/Supply（-?）of-Uranium/. 2014年6月28日下载。

[5] 　林地占9%（和欧洲邻国相比，比例较小）；海岸边缘如沙丘和河口仅占不足1%；淡水湖和河流刚过1%；4.8%为山脉、沼泽地和荒野，其中大部分为国家公园或者类似的保护景观。见UN National Ecosystem Assessment（2012）, Chapter 10。

[6] 　数据来自于http://www.agr.kyushu-u.ac.jp/foodsci/4 _paper_Colman。2014年6月16日下载。

[7] 　Robyn Vinter, ‘UK Becomes Net Importer of Wheat’, Farmers Weekly（10 October 2012）.

[8] 　2008年，我们只能生产所需牛肉的82%，所需猪肉的52%，所需羊肉的88%，所需鸡肉的92%。数据来自Table 7.4 of the UN National Ecosystem Assessment（2012）。

[9] 　0.76%的增长速度是根据2001年（49138831）和2011年（53012456）的英国人口普查数字得出。经过计算，2014年6月The Off i 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公布的数据表明，英格兰的人口仍以每年0.7%的速度增长。

[10] 　目前约75%的新住房建在以前开发的土地上。但这些土地的数量是有限的。这个数字假拟每过十年，就像前十年一样，三分之二的建筑开发可以在棕色地带（指城中旧房被清除后可盖新房的区域）进行。因此，2020年之后，只有50%的新住房建在以前开发的地址上，2030年为33%，2040年为22%，以此类推，到2060年之后，只剩下10%——但这一水平要保持不变才行。目前实际的建筑速度是很难确定的。仅看国内的住宅存量，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英国2007—2008年建了22.3万套新房，是房屋总存量2228.8万套的1.1%。2012—2013年仅仅建了12.5万套新房，是房屋总存量2323.6万套的0.54%。这两个数据的平均值略高于我们假设的0.76%。然而，正如2014年女王演讲所表明的那样，当前政府和其他各方都希望看到房子数量大幅增加。因此，我们应该期待房屋建筑远远超过引用的数据。

[11] 　110这个数字来自于英国媒体广泛报道的Credit Suisse, Global Wealth Report（2013）。至于奴隶制，虽然已被正式废除，但它还在许多国家存在着。依旧实行的有印度、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俄罗斯、泰国、刚果、缅甸和孟加拉国。2013年受奴役的人数估计有3000万人，印度近1400万。见http://www.ungift.org/doc/ knowledgehub/resource-centre/2013/GlobalSlaveryIndex_2013Download_WEB I. pdf。2014年3月23日下载。

[12] 　Thomas Piketty, trans. Arthur Goldhammer, Capital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2014）, p. 165.

[13] 　Thomas Piketty, trans. Arthur Goldhammer, Capital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2014），第25页。

[14] 　Thomas Piketty, trans. Arthur Goldhammer, Capital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2014），第356页。

[15] 　为了说明这一点，不妨做个相反的假设：在一个经济完全不发达的国家里有一个人烟稀少的地区。如果一个人有剩余的种子，希望为他的家人再多种几英亩地，那么他可以自己开垦荒地。使用新土地无需花销，因此r是零，但g不是：他的劳动导致了经济增长。所以，不可避免地，当一个经济体处于发展的初始阶段，资本回报率低于增长，即r＜g。然而，在所有的土地都有主人以后，r就开始变为正数了，因为任何寻找土地的新农民都必须向地主支付租金。最初，没有其他人争夺土地，r很可能仍保持低价，但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对土地的需求增长，农民支付的价格将会上升。可能在这一点上，r仍然小于g，因为发现过剩的新资源，如石油，可能允许经济产出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但这将最终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资源要么将枯竭，要么就是增加对土地的需求以及让r承担通货膨胀的压力，人们更加激烈地竞争土地，支付更高的租金。经过一段时间，当该地区所有的土地都被认领并充分利用，不可再生资源逐渐用光，积极的经济增长就越来越困难，因此，g将缩减，r＞g就成为常态。

[16] 　Martin Gilens and Benjamin I. Page, ‘Testing Theories of American Politics: Elites, Interest Groups and Average Citizen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forthcoming, 2014）.

[17] 　除英格兰以外其他国家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http://data.worldbank.org/ indicator/EN.POP.DNST。2014年7月12日下载。2013年英国人口估计数字是5350万，来自http://www.ons.gov.uk/ons/rel/pop-estimate/population-estimates-for-uk-england（-?）and-wales-scotland-and-northern-ireland/mid-2011-and-mid-2012 /index.html。2014年7月12日下载。英格兰地区的面积为13.04万平方公里。

[18] 　数据来自英国石油公司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2014）。

[19] 　Paul R. Ehrlich and Anne H. Ehrlich, ‘Can a Collapse of Global Civilisation be Avoided?’,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280: 20122845. http://dx.doi.org/10.1098/ rspb. 2012.2845. 2014年3月24日下载。

[20] 　Geoffrey Parker, The Global Crisis: War, Climate Change and Catastroph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2013）, p. 19.

[21] 　http://www.gallup.com/poll/142727/religiosity-highest-worldpoorest-nations.aspx. 2014年3月8日下载。

附录：人口数字估计

欧洲人口数据在1500年之前的最初几个世纪里很难被准确估计。保罗·马拉尼马（Paolo Malanima）在他研究中世纪人口增长的论文中，直接引用了一些人口统计学家对1000年的估计数字。[1]乌拉尔尼斯（B. T. Urlanis）（1941年）估计欧洲有5640万人；比拉邦（J.—N. Biraben）（1969年）估计有4300万；罗素（J. C. Russell）（1973年）估计有3850万；麦克伊韦迪（C. McEvedy）和琼斯（R. Jones）（1978年）估计有3600万；勒布拉（H. Le Bras）（1993年）估计有4300万；麦迪森（A. Maddison）（2007年）估计有3920万；马拉尼马自己（2009年）估计有4700万。除掉这些数据中最高的和最低的，其余的平均值是4210万。关于1500年的人口，同样的人口统计学家提供了以下数据：1.004亿（乌拉尔尼斯）；8400万（比拉邦）；8180万（罗素）；8100万（麦克伊韦迪和琼斯）；8400万（勒布拉）；8770万（麦迪森）和8480万（马拉尼马）。再次，去掉最高和最低的数据，其余的数据平均值是8450万。这与1500年的数据基本一致。只有最早的人口统计学家乌拉尔尼斯的数据与8400万+/—370万这个范围不同。8400万这个数据也引起了马西莫·利维·巴奇（Massimo Livi Bacci）的关注，他最近从国家数据算出了他的数据。[2]

考虑到1500年前那个时期的数据变化范围极大，我重新审视了历史档案记录与保存最完整的三个国家的估计数据来组成一个核心，进而构建我自己的估计数字。幸运的是，这三个国家作为欧洲的代表是合理的，一个在北欧（英格兰），一个在中欧（法国），另一个在地中海地区（意大利）。

英格兰

表1中1086—1540年间的数字是根据庄园数据的年增长率统计得来，数据采集者是华威大学的斯蒂芬·布罗德伯里（Stephen Broadberry）、布鲁斯·坎贝尔（Bruce M. S. Campbell）和巴斯·凡莱文（Bas van Leeuwen），发表在《英国中世纪的人口：协调时间序列和横断面的证据》（English Medieval Population: Reconciling Time Series and Eross-sectional Evidence, 2010）一文中。[3]

表1　英国每20年的估计人口（百万）

这些数据意味着在1348—1351年间人口下降了46%。奥利·本尼迪克托（Ole Benedictow）的研究表明，这些年来英格兰全国的死亡率大约为62.5%。[4]为协调这些不同的数据，我们必须注意到本尼迪克托提供的纳税人减少的数据稍微低了一些，50%—55%，这个人群更接近华威大学研究人员使用的数据来源中显示的人口。这仍有不符之处，尽管仅有4%—9%。如果我们真的采用本尼迪克托的55%的英格兰人口下降率，那就表明1300年人口大约有580万，1200年人口约有400万，1000年人口约有220万（用反推的办法），这进一步表明《末日审判书》时的人口是200万，这并非不可能。然而，华威研究小组的数据有其完整性，无法用一个样本中的死亡率叠加在另一个之上。例如，本尼迪克托的高死亡率样本在1348年之前的增长比华威小组的要迅速。此外，华威小组分析英格兰的农业产量估计峰值为481万（1348年），并认为很难养活那么多人口，更不用说再多100万人了。在1700年之前，英格兰没有任何时期人口持续超过540万。很可能真实情况是介于两个极端之间—也就是说，在华威小组的模型和540万之间。由于表面价值，我选择使用华威小组的数据，目的就是不夸大1300年英格兰的人口数，并进而推广到当时的整个欧洲。

在表2中（见第390页），1000年有人口150万只是一个大约数，根据是直到1050年之前人口增长非常缓慢，然后逐渐加快，直到12世纪才达到0.58%这个假设的百分比，所估计的150万意味着在1000—1086年间年均增长率仅仅在0.15%以上。以后几个世纪的数据来源见文末注释。[5]

法国

表2中1000—1400年期间的数据最初来自罗素的研究。[6]这些数额巨大的数字与费迪南·洛特（Ferdinand Lot）估计的数据是一致的，即根据当年壁炉税的记载，法国的人口在1328年有2200万左右。洛特关于人口密度的估算后来在诺曼·庞兹（Norman Pounds）与查尔斯·鲁姆（Charles Roome）从事的壁炉税研究中也得到独立的印证。[7]2000多万这个数字与本尼迪克托估计的法国1347—1351年间的高死亡率（50%—60%）是一致的。全国统计和经济研究院的网页显示，1328年在法国的24150个教区所记载的2411149个壁炉表明该国的总人口是1900万，比洛特估计的少300万。[8]基于这一点，1300年2040万这个数字就被认为人口在黑死病之前没有增加多少，最高点是1340年的2100万。这比1700年英格兰每平方英里103人的可持续人口最大值要低，也低于法国1700年的2260万（每平方英里92人）。根据本尼迪克托估计的死亡率，1347—1351年间人口下降50%与这个数字相符。法国人口下一个合理可靠的数据是16世纪中叶大约有1950万。[9] 2100万人口承受50%的死亡率会要求人口平均年增长率为0.31%，这样到1550年才可以恢复到1950万。根据此数字就可推出1450年的法国人口约有1430万。这非常接近庞兹和鲁姆估算的法国在1450年前后人口密度大约是1328年的三分之二。因此，表2采用的就是这个数据。以后几个世纪的数据来源见文末注释。[10]

意大利

把本尼迪克托估计的意大利较高瘟疫死亡率数据（50%—60%）运用于费代里科（Federico）和马拉尼马在2004年发表的文章中公布的数据，可以表明意大利的人口在1347—1351年的瘟疫之前大约是1490万。[11]每平方英里128人，这个人口密度大大超过英格兰1700年每平方英里103人和同年法国每平方英里92人的人口密度。如果贸易网络允许，高人口密度是可能的，比如荷兰和比利时1700年所达到的高密度（每平方英里分别为153和172人），但是就意大利而言，尽管该国有发达的贸易，特别是一些邻国可以生产大量便于运输的盈余食物，还是很难想象它在1300年如何维持1700年之前最大的人口数量。出于这个原因，本尼迪克托的意大利黑死病死亡率估计数值范围被认为偏高。然而，由于他的黑死病死亡率数据在费代里科和马拉尼马撰写他们的文章时并没有发表，因此他们似乎并没有把1300年的1300万人口的可能性考虑在内。因此，我更赞同马拉尼马在《前现代的欧洲经济》（Pre-modern European Economy, 2009）第一章中对意大利数据所做的修正，认为1300年有1250万人。以后几个世纪的数据来源见文末注释。[12]

表2　英格兰，法国和意大利的人口（百万）

注：请注意所有的总数和百分比都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或三位

欧洲和世界

表2中的数据显示的情况与本附录开头列出的人口估计数字不同。根据利维·巴奇提出的1550年的数字，英格兰、法国和意大利的人口占到欧洲总数的35%。马拉尼马的数据显示，除去威尔士大约30万人口，在1500年的8485万总人口中，英格兰、威尔士、法国和意大利总计有2750万人，这表明，英国、意大利和法国代表欧洲总人口的32%。继续使用马拉尼马的估计推算，这三个国家在1400年占欧洲总数的33%；1300年为34.9%；1200年为34%；1100年为35%；1000年为34.5%。这一切显得十分一致：不低于32%，不超过35%。表2中1500、1600和1700年显示的数据还说明在农业革命之前，这三个国家和地区始终占据着整个欧洲人口的33%。如果使用三个国家和地区占33%作为样本来估计欧洲的人口，然后表2中的数据乘以1 ∶ 0.33所得的人口估计数字，如表3中的“方法A”。另外，使用表2中计算出的三个国家和地区的增量，从1500年的8400万人反向投影推算，产生了“方法B”。这些数据与本附录开头人口统计学家得出的1000年4210万人这个平均数很接近。这些数字还与马拉尼马提供的1200和1400年的数据接近（与别人的相比偏高）。然而，1300年的数字远高于前面任何人所提到的。

表3　1000—1500年的欧洲人口估算（百万）

表2中支撑方法A和方法B的数据都基于欧洲最可靠的数据。认为这三个国家和地区仅仅在1300年截然不同—人口不是欧洲总数的33%，是没有理由的。因此，欧洲的人口在1300年似乎上升到了1.12亿。值得注意的是，下一次这三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上升到3700多万是在1700年，整个大陆的人口达到1.25亿。这发生在农业革命立足未稳之际，所以就进一步支持了黑死病前欧洲能养活1.12亿人口的理论。

过去欧洲的人口学家为什么没有提出这一点呢？原因很可能是没人领会到黑死病导致的死亡率有多高。本尼迪克托的数据显示人口下降幅度比2004年以前大多数人口学家想象的都要高。但不应该认为我们只是在表面上接受了他人口减少的结论，实际上，我们采用比他发现的数字低得多的死亡率，已经犯了谨小慎微的错误。很多历史学家认为英格兰的人口在1300年超过了500万，洛特提出法国有2200万。如果我们认为英格兰1348—1351年人口减少了55%—仍然比本尼迪克托估算的62.5%低得多，那么我们可以重构英格兰1300年的人口为580万，而这又把样本数据增加了整整100万人口。基于洛特的研究结果，给法国额外增加100万人口意味着欧洲总人口接近1.2亿。因此1300年欧洲人口有1.12亿的估算就保守了，尽管它比以前任何人提出的数据都高。

我在这本书中使用的是表4中的数据。从1500年起的欧洲人口，我使用了利维·巴奇的《欧洲人口史》（Population History of Europe）第8至9页的数据。2000年的数字来自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人口司的一份报告：《世界人口前景（2012年修订）》（2013年）。下表中的世界人口数据，我用的是美国人口普查部门援引的比拉邦的数据。[13]这些数据还没有调整，1300年欧洲较大的人口数没有被考虑在内。

表4　欧洲和世界人口（百万）

[1] 　Paolo Malanima, ‘Energy and Population in Europe: The Medieval Growth’（2010）, pp. 3—4.http://www.paolomalanima.it/default_file/Papers/MEDIEVAL_GROWTH.pdf. 2014年2月12日下载。

[2] 　Massimo Livi Bacci, Population of Europe（2000）, pp. 8—10.

[3] 　草稿见http://www.lse.ac.uk/economicHistory/pdf/Broadberry/Medievalpopulation.pdf。2014年1月15日下载。

[4] 　Ole Benedictow, The Black Death 1346—1353: The Complete History（2004）, p. 383.

[5] 　表1.2中英国1541—1871年间的数字来自E. A. Wrigley and R. S. Schof i eld, English Population History from Family Reconstitution 1580—1837（1997）, p. 614，经修订而得。1900年和2000年的数据实际上来自1901年和2001年的人口普查：Off i 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Census 2001: First Results on Population for England and Wales（2002）, p. 5。

[6] 　实际来源于David E. Davis, ‘Regulation of Human Population in Northern France and Adjacent Lands in the Middle Ages’, Human Ecology 14（1986）, pp. 245—267, at p. 252。1798年的数据边界放大了1.3倍来代表整个法国，使其与后面的计算可以兼容。

[7] 　Norman Pounds and Charles C. Roome, ‘Population Density in Fifteenth Century France and the Low Countries’,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61（1971）, pp. 116—130.

[8] 　‘Le recensement de la population dans l’Histoire’, http://www.insee.fr/fr/ppp/ sommaire/imeths01c.pdf. 2014年2月3日下载。

[9] 　Livi Bacci, Population of Europe, pp. 8—10.

[10] 　1600年和1700年的数据出处Livi Bacci, Population of Europe，第8页。1800年和1900年的数据出自Jacques Dupaquier, Histoire de la population Française（4 vols, Paris, 1988）。2000年的数据来自2001年法国的人口普查。

[11] 　Giovanni Federico and Paolo Malanima, ‘Progress, Decline, Growth: Product and Productivity in Italian Agriculture 1000—200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57（2004）, pp. 437—464.

[12] 　1500—1800年的数据出处Giovanni Federico and Paolo Malanima, ‘Progress, Decline, Growth: Product and Productivity in Italian Agriculture 1000—200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57（2004），第446页。1900年和2000年的数据来自意大利统计局的人口普查。

[13] 　https://www.census.gov/population/international/data/worldpop/table_history.php. 2013年2月3日下载。

译名对照表

阿伯拉尔，彼得　Abelard, Peter

阿德拉德，巴斯的　Adelard of Bath

阿尔布卡西斯　Albucasis

阿尔法努，萨勒诺主教　Alphanus, bishop of Salerno

阿尔弗雷德大帝，韦塞克斯国王　Alfred the Great, king of Wessex

阿尔科克，约翰　Alcock, John

阿方索，“智者”，卡斯提尔国王　Alphonso the Wise, king of Castile

阿方索九世，莱昂国王　Alphonso Ⅸ, king of León

阿格里科拉，米卡埃尔　Agricola, Mikael

阿克赖特，理查德　Arkwright, Richard

阿奎那，托马斯　Aquinas, Thomas

阿兰德斯侯爵　Arlandes, Marquis d’

阿雷蒂诺，圭多　Aretino, Guido

阿列克塞一世，拜占庭皇帝　AlexisComnenus, Byzantine emperor

阿曼苏尔　Almanzor

阿瑟林，克雷莫纳的　Ascelin of Cremona

阿维尼翁　Avignon

阿维森纳　Avicenna

埃尔·格列柯　El Greco

埃尔卡诺，胡安·塞巴斯蒂安　Elcanó, Juan Sebastian

埃夫里，亨利　Every, Henry

埃克哈特大师　Eckhart, Master

埃利希，保罗　Ehrlich, Paul

埃利亚斯，诺伯特　Elias, Norbert

埃莉诺，阿基坦的　Eleanor of Aquitaine

埃塞雷德，“邋遢王”，英格兰国王　Ethelred the Unready, king of England

埃斯内，曼努埃尔　Eisner, Manuel

埃亚内斯，吉尔　Eanes, Gil

艾克，扬·凡　Eyck, Jan van

爱德华二世，英格兰国王　Edward Ⅱ, king of England

爱德华三世，英格兰国王　Edward Ⅲ, king of England

爱德华一世，英格兰国王　Edward Ⅰ, king of England

爱迪生，托马斯　Edison, Thomas

爱洛伊斯　Héloise

爱因斯坦，阿尔伯特　Einstein, Albert

安德鲁，隆格瑞莫　Andrew of Longjumeau

安德森，伊丽莎白·加勒特　Anderson, Elizabeth Garrett

安东尼，苏珊·B.　Anthony, Susan B.

安格尔，简　Anger, Jane

安南，托马斯　Annan, Thomas

奥尔德利库斯　Ordericus

奥康奈尔，丹尼尔　O’Connell, Daniel

奥斯曼，乔治—欧仁　Haussman, Georges-Eugène

奥斯汀，简　Austen, Jane

奥特柳斯，亚伯拉罕　Ortelius, Abraham

奥威尔，乔治　Orwell, George

巴尔米萨，弗朗西斯科·德　Balmis, Francisco de

巴里，J. M.　Barrie, J. M.

巴里，医生詹姆斯　Barry, Dr James

巴里奥，爱德华　Balliol, Edward

巴罗，约翰　Barrow, John

巴奇，利维　Bacci, Livi

巴斯德，路易　Pasteur, Louis

巴特利特，威廉·亨利　Bartlett, William Henry

巴西尔二世，拜占庭皇帝　Basil Ⅱ, Byzantine emperor

巴泽尔杰特，约瑟夫　Bazalgette, Joseph

柏克，埃德蒙　Burke, Edmund

柏拉图　Plato

柏拉图，蒂沃利的　Plato of Tivoli

柏郎嘉宾，乔瓦尼　Pian del Carpine, Giovanni

拜勒肆柏特领主　Belesbat, seigneur de

薄伽丘，乔瓦尼　Boccaccio, Giovanni

保罗，刘易斯　Paul, Lewis

贝尔，亚历山大·格雷厄姆　Bell, Alexander Graham

贝尔纳，克莱尔沃的　Bernard of Clairvaux

贝尔纳，沙特尔的　Bernard of Chartres

贝尔纳特·德旺达多恩　Bernart de Ventadorn

贝卡里亚，切萨雷　Beccaria, Cesare

贝克特，托马斯　Becket, Thomas

贝克韦尔，罗伯特　Bakewell, Robert

贝拉米，爱德华　Bellamy, Edward

贝利尼，乔瓦尼　Bellini, Giovanni

贝赞特，约翰　Besant, John

本茨，伯莎　Benz, Bertha

本茨，卡尔　Benz, Karl

本尼迪克特九世，教皇　Benedict Ⅸ, pope

本尼迪克特十二世，教皇　Benedict Ⅻ, pope

本尼迪克特十世，教皇　Benedict Ⅹ, pope

本尼迪克托，奥利　Benedictow, Ole

比拉邦，J.-N.　Biraben, J.-N.

彼特拉克　Petrarch

波埃修斯　Boethius

波罗，马可　Polo, Marco

波纳文图拉　Bonaventure

波提切利　Botticelli

波义耳，理查　Boyle, Richard

波义耳，罗伯特　Boyle, Robert

伯肯黑德伯爵　Birkenhead, earl of

伯纳斯—李，蒂姆　Berners-Lee, Tim

博尔顿，马修　Boulton, Matthew

博蒙特，亨利　Beaumont, Henry

博施，卡尔　Bosch, Carl

卜尼法斯八世，教皇　Boniface Ⅷ, pope

布阿吉尔贝尔先生，皮埃尔·勒珀桑　Boisguilbert, Pierre le Pesant, sieur de

布拉赫，第谷　Brahe, Tycho

布莱，内莉　Bly, Nellie

布莱克威尔，伊丽莎白　Blackwell, Elizabeth

布莱里奥，路易　Blériot, Louis

布兰夏尔，让—皮埃尔　Blanchard, Jean-Pierre

布朗，亚瑟　Brown, Arthur

布雷迪，马修·B.　Brady, Mathew B.

布林德利，詹姆斯　Brindley, James

布鲁内莱斯基　Brunelleschi

布罗代尔，费尔南　Braudel, Ferdinand

布罗德伯里，斯蒂芬　Broadberry, Stephen

布洛赫，马克　Bloch, Marc

布律内尔，伊桑巴德·金德姆　Brunel, Isambard Kingdom

布歇，弗朗西斯　Boucher, François

查德威克，埃德温　Chadwick, Edwin

查理，沃灵福德的　Richard of Wallingford

查理二世　Charles Ⅱ

查理四世　Charles Ⅳ

查理五世　Charles Ⅴ

查理一世　Charles Ⅰ

成吉思汗　Genghis Khan

茨温利，乌尔里希　Zwingli, Ulrich

达尔文，查尔斯　Darwin, Charles

达盖尔，路易　Daguerre, Louis

达韦纳，卡西米尔　Davaine, Casimir

大阿尔伯特　Albertus Magnus

戴奥吉尼斯，罗曼努斯，拜占庭皇帝　Diogenes, Romanos Byzantine emperor

戴夫南特，查尔斯　Davenant, Charles

但丁·阿利吉耶里　Dante Alighieri

德雷克，弗朗西斯　Drake, Francis

德魏登，罗杰　Weyden, Roger de

狄奥多西　Theodosius

狄德罗，德尼　Diderot, Denis

迪图拉，阿尼奥洛　Agnolo di Tura

迪亚斯，巴尔托洛梅乌　Dias, Bartholomew

迪伊，约翰　Dee, John

笛卡尔，勒内　Descartes, René

蒂奇，爱德华（黑胡子）　Teach, Edward（Blackbeard）

丢勒，阿尔布雷特　Dürer, Albrecht

杜尔哥，安—罗伯特—雅克　Turgot, Anne-Robert-Jacques

多比，朱莉—维克图瓦　Daubié, Julie-Victoire

多那太罗　Donatello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　Engels, Friedrich

法拉第，迈克尔　Faraday, Michael

凡尔纳，儒勒　Verne, Jules

菲尔丁，亨利　Fielding, Henry

菲拉莱图斯　Philaretus

腓力，黑森林的　Philip of Hesse

腓力·奥古斯都，法兰西国王　Philip Augustus, king of France

腓力四世，法兰西国王　Philip Ⅳ, king of France, 99, 100

腓特烈二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Frederick Ⅱ, Holy Roman Emperor

腓特烈一世，“红胡子”，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Frederick Ⅰ Barbarossa, Holy Roman Emperor

费代里科，乔凡尼　Federico, Giovanni

费迪南　Ferdinand

费尔南德斯·德埃雷迪亚，胡安　Fernández de Heredia, Juan

费里，朱尔　Ferry, Jules

费奇诺，马尔西利奥　Ficino, Marsilio

芬顿，罗杰　Fenton, Roger

丰特，莫德拉塔　Fonte, Moderata

冯内古特，库尔特　Vonnegut, Kurt

弗拉卡斯托罗，吉罗拉莫　Fracastoro, Girolamo

弗拉姆斯蒂德，约翰　Flamsteed, John

弗莱明，亚历山大　Fleming, Alexander

弗朗西斯，阿西西的　Francis of Assisi

弗朗西斯一世，法国国王　Francis Ⅰ, king of France

弗罗盖蒂，罗杰　Frugardi, Roger

弗洛伦斯，埃库莱斯　Florence, Hercules

弗洛伊德，西格蒙德　Freud, Sigmund

伏尔泰　Voltaire

福尔贝（圣母院教堂教士）　Fulbert（Notre-Dame canon）

福山，弗朗西斯　Fukuyama, Francis

福斯特，E. M.　Forster, E. M.

福斯特，W. E.　Forster, W. E.

傅华萨　Froissart, Jean

富尔克·内拉，安茹伯爵　Fulk Nerra, count of Anjou

富克斯，莱昂哈特　Fuchs, Leonhart

伽利略·伽利雷　Galileo Galilei

伽马，瓦斯科·达　Gama, Vasco da

盖伦　Galen

盖伊，约翰　Gay, John

哥白尼，尼古拉　Copernicus, Nicolaus

哥伦布，克里斯托弗　Columbus, Christopher

格拉提安　Gratian

格莱斯顿，威廉　Gladstone, William

格兰维尔，兰纳夫·德　Glanvill, Ranulph de

格朗特，约翰　Graunt, John

格雷，伯爵　Grey, Lord

格里利，霍勒斯　Greeley, Horace

格列高利，图尔的　Gregory of Tours

格列高利九世，教皇　Gregory Ⅸ, pope

格列高利六世，教皇　Gregory Ⅵ, pope

格列高利七世，教皇　Gregory Ⅶ, pope

格列高利十三世，教皇　Gregory ⅩⅢ, pope

格列高利十一世，教皇　Gregory Ⅺ, pope

格列高利一世，教皇　Gregory Ⅰ, pope

格伦道尔，欧文　Glendower, Owen

格伦维尔，理查　Grenville, Richard

葛德文，威廉　Godwin, William

贡萨尔维斯，阿方索　Gonçalves, Afonso

古登堡，约翰内斯　Gutenberg, Johannes

古斯曼，多米尼克·德　Guzman, Dominic de

贵由大汗　Guyuk Khan

哈伯，弗里茨　Haber, Fritz

哈伯特，M.金　Hubbert, M. King

哈尔斯，弗兰斯　Hals, Franz

哈克沃思，托马斯　Hackworth, Thomas

哈里奥特，托马斯　Harriot, Thomas

哈里森，威廉　Harrison, William

“好人”腓力，勃艮第公爵　Philip the Good, duke of Burgundy

哈斯金斯，查尔斯·霍默　Haskins, Charles Homer

哈特，迈克尔　Hart, Michael

哈特，莎拉　Hart, Sarah

哈维，威廉　Harvey, William

航海家亨利　Henry the Navigator

赫德利，威廉　Hedley, William

赫尔曼，克恩滕的　Hermann of Carinthia

赫拉班·毛鲁斯　Hrabanus Maurus

赫勒敦，伊本　Khaldun, Ibn

赫斯基森，威廉　Huskisson, William

赫维留，约翰内斯　Hevelius, Johannes

赫胥黎，阿道司　Huxley, Aldous

黑胡子　Blackbeard

亨赖科　Henrico

亨利，王子（詹姆斯一世之子）　Henry, Prince（son of James Ⅰ）

亨利八世，英格兰国王　Henry Ⅷ, king of England

亨利二世，英格兰国王　Henry Ⅱ, king of England

亨利七世，英格兰国王　Henry Ⅶ, king of England

亨利三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Henry Ⅲ, Holy Roman Emperor

亨利四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Henry Ⅳ, Holy Roman Emperor

亨利四世，英格兰国王　Henry Ⅳ, king of England

亨利五世，英格兰国王　Henry Ⅴ, king of England

亨利一世，英格兰国王　Henry Ⅰ, king of England

洪诺留三世，教皇　Honorius Ⅲ, pope

侯赛因，萨达姆　Hussein, Saddam

忽必烈汗　Kublai Khan

胡安·曼努埃尔，比列纳亲王　Juan Manuel, prince of Villena

胡克，罗伯特　Hooke, Robert

胡内恩　Johannitius

花剌子密　al-Khwarizmi

华莱士，阿尔弗雷德·拉塞尔　Wallace, Alfred Russel

华盛顿，乔治　Washington, George

怀特，约翰　Wyatt, John

惠更斯，克里斯蒂安　Huygens, Christiaan

惠特尼，伊莎贝拉　Whitney, Isabella

惠特斯通，查尔斯　Wheatstone, Charles

霍布斯，托马斯　Hobbes, Thomas

霍布斯鲍姆，艾瑞克　Hobsbawm, Eric

霍华德，约翰　Howard, John

霍金，史蒂芬　Hawking, Stephen

霍金斯，约翰　Hawkins, John

霍克伍德，勋爵约翰　Hawkwood, Sir John

基尔兰达约　Ghirlandaio

吉贝尔蒂，洛伦佐　Ghiberti, Lorenzo

吉尔伯特，威廉　Gilbert, William

吉斯卡德，罗伯特　Guiscard, Robert

加尔纳里安，安德烈　Garnerin, André

加尔文，约翰　Calvin, John

杰弗里斯，博士约翰　Jefferies, Dr John

杰克斯—布莱克，索非亚　Jex-Blake, Sophie

杰拉德，克雷莫纳的　Gerard of Cremona

金，格列高利　King, Gregory

居里，玛丽和皮埃尔　Curie, Marie and Pierre

君士坦丁大帝　Constantine the Great

卡伯特，约翰　Cabot, John

卡布拉尔，佩德罗　Cabral, Pedro

卡达莫斯托，阿尔维塞　Cadamosto, Alvise

卡尔·弗里德里希　Carl Friedrich

卡拉瓦乔　Caravaggio

卡鲁，班菲尔德·穆尔　Carew, Bampfylde Moore

卡佩，休，法国国王　Capet, Hugh, king of France

卡萨诺瓦，贾科莫　Casanova, Giacomo

卡斯泰尔诺，保罗　Castelnau, Paul

卡文迪什，托马斯　Cavendish, Thomas

卡西尼，乔凡尼　Cassini, Giovanni

开普勒，约翰内斯　Kepler, Johannes

凯，约翰　Kay, John

凯恩斯，约翰·梅纳德　Keynes, John Maynard

凯里，爵士罗伯特　Carey, Sir Robert

凯瑞，伊丽莎白　Cary, Elizabeth

凯瑟琳，布拉甘萨的　Catherine of Braganza

坎贝尔，布鲁斯　Campbell, Bruce M. S.

坎平，罗伯特　Campin, Robert

坎普，玛格丽　Kempe, Margery

康，迪奥戈　Cão, Diogo

康德，伊曼努尔　Kant, Immanuel

康蒂永，理查德　Cantillon, Richard

科埃略，贡萨洛　Coelho, Gonçalo

科布，弗朗西丝·鲍尔　Cobbe, Frances Power

科顿，约翰　Cotton, John

科尔贝，让—巴蒂斯特　Colbert, Jean-Baptiste

科尔特斯，埃尔南多　Cortes, Hernando

科弗代尔，迈尔斯　Coverdale, Miles

科赫，罗伯特　Koch, Robert

科克，托马斯，莱斯特伯爵　Coke, Thomas, earl of Leicester

科林斯，查理和罗伯特　Collings, Charles and Robert

科托，迪奥戈·多　Couto, Diogo do

克拉拉，阿西西的　Clara of Assisi

克莱兰，约翰　Cleland, John

克莱门特二世，教皇　Clement Ⅱ, pope

克莱门特五世，教皇　Clement Ⅴ, pope

克劳德·洛兰　Claude Lorraine

克努特，英格兰国王　Cnut, king of England

孔多塞侯爵　Condorcet, marquis de

库克，威廉·福瑟吉尔　Cooke, William Fothergill

魁奈，博士弗朗索瓦　Quesnay, Dr François

拉蒂尼，布鲁内托　Latini, Brunetto

拉戈纳，图立娅·达　Aragona, Tullia d’

拉尼尔，艾米莉亚　Lanier, Emilia

拉斯·卡萨斯，巴托洛梅·德　las Casas, Bartolomé de

拉瓦锡，安托万　Lavoisier, Antoine

拉兹　Rhazes

莱奥纳多·达·芬奇　Leonardo da Vinci

莱布尼茨，戈特弗里德·威廉　Leibniz, Gottfried Wilhelm

莱里，让·德　Rély, Jean de

莱特兄弟　Wright brothers

莱文，巴斯·凡　Leeuwen, Bas van

兰顿，斯蒂芬，坎伯雷大主教　Langton, Stephen,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朗伯，让—巴蒂斯特·勒龙·达　Alembert, Jean Baptiste le Rond d’

劳，约翰　Law, John

勒布拉，H.　Le Bras, H.

勒庞第艾尔，约翰·理查兹　Lapenotière,John Richards

雷蒙德主教，托莱多的　Raymond, bishop of Toledo

黎塞留，红衣主教　Richelieu, cardinal

李斯特，约瑟夫　Lister, Joseph

里奇，马尔科　Ricci, Marco

里斯，雅各布　Riis, Jacob

里歇尔，让　Richer, Jean

理查二世，英格兰国王　Richard Ⅱ, king of England

理查三世，英格兰国王　Richard Ⅲ, king of England

理查森，塞缪尔　Richardson, Samuel

理查一世，英格兰国王　Richard Ⅰ the Lionheart, king of England

利奥波德二世，托斯卡纳大公　Leopold Ⅱ, grand duke of Tuscany

利奥弗里克，主教　Leofric, bishop

利奥九世，教皇　Leo Ⅸ, pope

利伯希，汉斯　Lippershey, Hans

利希滕施泰因，乌尔里希·冯　Lichtenstein, Ulrich von

列文虎克，安东尼·范　Leeuwenhoek, Antonie van

林肯，亚伯拉罕　Lincoln, Abraham

隆巴尔，彼得　Lombard, Peter

卢米埃尔兄弟　Lumière brothers

卢纳尔迪，文森索　Lunardi, Vincenzo

卢梭，让—雅克　Rousseau, Jean-Jacques

鲁道夫，布鲁日的　Rudolf of Bruges

鲁姆，查尔斯　Roome, Charles

鲁伊斯，胡安　Ruiz, Juan

路德，马丁　Luther, Martin

路易十二，法国国王　Louis Ⅻ, king of France

路易十六，法国国王　Louis ⅩⅥ, king of France

路易十四，法国国王　Louis ⅪⅤ, king of France

伦勃朗　Rembrandt

罗，爵士托马斯　Roe, Sir Thomas

罗贝尔，库尔松的　Robert de Courçon

罗伯特，凯顿的　Robert of Ketton

罗伯特，尼古拉斯—路易斯　Robert, Nicolas-Louis

罗伯特，切斯特的　Robert of Chester

罗伯特，雅克·查尔斯　Robert, Jacques Charles

罗伯特一世·布鲁斯，苏格兰国王　Robert Ⅰ Bruce, king of Scotland

罗杰，豪登的　Roger of Hoveden

罗杰二世，西西里国王　Roger Ⅱ, king of Sicily

罗杰斯，约翰　Rogers, John

罗纳尔兹，弗朗西斯　Ronalds, Francis

罗齐耶，皮拉特·德　Rozier, Pilatre de

罗斯福，富兰克林·D.　Roosevelt, Franklin D.

罗素，J.C.　Russell, J. C.

洛克，约翰　Locke, John

洛佩斯·德戈马拉，弗朗西斯科　López de Gómara, Francisco

洛佩兹·德阿亚拉，佩罗　López de Ayala, Pedro

洛佩兹·德科尔多瓦，利奥诺拉　López de Córdoba, Leonora

洛特，费迪南　Lot, Ferdinand

马伯利，威廉·利德　Maberly, William Leader

马尔萨斯，托马斯·罗伯特　Malthus, Thomas Robert

马弗尔，安德烈　Marvell, Andrew

马基雅维里，尼科洛　Machiavelli, Niccolò

马可尼，古列尔莫　Marconi, Guglielmo

马克思，卡尔　Marx, Karl

马拉尼马，保罗　Malanima, Paolo

马勒尼，尼科洛　Malemi, Niccoló

马里内拉，卢克雷齐娅　Marinella, Lucrezia

马萨林，红衣主教　Mazarin, cardinal

马斯洛，亚伯拉罕　Maslow, Abraham

马歇尔，威廉　Marshal, William

玛蒂尔达皇后　Matilda, empress

玛丽·安托瓦内特，法国王后　Marie Antoinette, queen of France

玛丽二世，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王国女王　Mary Ⅱ, queen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玛丽一世，英格兰女王　Mary Ⅰ, queen of England

迈克尔主教，塔拉索纳的　Michael, bishop of Tarazona

迈诺特，劳伦斯　Minot, Laurence

麦迪森，安格斯　Maddison, Angus

麦克斯韦尔，詹姆斯·克拉克　Maxwell, James Clerk

麦克伊韦迪，C.　McEvedy, C.

麦哲伦，费迪南德　Magellan, Ferdinand

曼，贺拉斯　Mann, Horace

曼德维尔，爵士约翰·德　Mandeville, Sir John de

曼努埃尔一世，葡萄牙国王　Manuel Ⅰ, king of Portugal

芒特兰，约翰内斯　Mentelin, Johannes

梅兰希通，腓力　Melanchthon, Philip

梅林姆，汉斯　Memling, Hans

梅休，亨利　Mayhew, Henry

美第奇，科西莫·德　Medici, Cosimo de

蒙迪诺·德卢齐　Mondino de Luzzi

蒙福尔，西蒙·德（十字军领袖）　Montfort, Simon de（Crusader）

蒙福尔，西蒙·德（议员；上者之子）　Montfort, Simon de（statesman; son of the above）

蒙戈尔菲耶，雅克—艾蒂安　Montgolf i er, Jacques-Étienne

蒙戈尔菲耶，约瑟夫—米歇尔　Montgolf i er, Joseph-Michel

孟德斯鸠，查理—路易·德·塞孔达，拉布雷德，男爵　Montesquieu, Charles-Louis de Scondat, baron de la Brède et de

孟高维诺，乔瓦尼·德　Montecorvino, Giovanni de

梦露，玛丽莲　Monroe, Marilyn

米开朗基罗　Michelangelo

米拉博伯爵　Mirabeau, comte de

米尼丘，锡耶纳的　Minucchio da Siena

闵采尔，托马斯　Müntzer, Thomas

明斯基，海曼　Minsky, Hyman

莫蒂默，约翰　Mortimer, John

莫蒂默，约翰·弗兰克　Mortimer, John Frank

莫尔斯，塞缪尔　Morse, Samuel

莫里哀　Molière

莫里斯，威廉　Morris, William

莫扎特，沃尔夫冈·阿玛多伊斯　Mozart, Wolfgang Amadeus

莫佐尼，安娜·玛丽亚　Mozoni, AnnaMaria

牟利罗，巴托洛梅·埃斯特万　Murillo, Bartolomé Esteban

穆兰，居亚特·德　Moulins, Guyart des

耐克汉姆，亚历山大　Neckham, Alexander

尼古拉斯二世，教皇　Nicholas Ⅱ, pope

尼科利尼　Il Niccolini

涅普斯，约瑟夫·尼塞福尔　Niépce, Joseph Nicéphore

牛顿，艾萨克　Newton, Isaac

牛津，伯爵　Oxford, Earl of

纽科门，托马斯　Newcomen, Thomas

努涅斯·德巴尔博厄，瓦斯科　Nuñez de Balboa, Vasco

诺伯特，克桑滕的　Norbert of Xanten

诺查丹玛斯　Nostradamus

诺顿，卡罗琳　Norton, Caroline

诺顿，勋爵乔治　Norton, Hon. George

诺思，勋爵　North, Lord

帕麦斯顿，公爵　Palmerston, Lord

潘恩，托马斯　Paine, Thomas

庞兹，诺曼　Pounds, Norman

培根，弗朗西斯　Bacon, Francis

培根，罗杰　Bacon, Roger

佩里，将军马修　Perry, Commodore Matthew

佩皮斯，塞缪尔　Pepys, Samuel

配第，爵士威廉　Petty, Sir William

皮凯蒂，托马斯　Piketty, Thomas

皮特，威廉，小　Pitt the Younger, William

平克，斯蒂芬　Pinker, Steven

普拉特，詹姆斯　Pratt, James

普里马斯，休　Primas, Hugh

普赛尔，亨利　Purcell, Henry

普桑，尼古拉　Poussin, Nicolas

欧几里德　Euclid

欧里亚克的杰拉德，圣　Gerald of Aurillac, St

帕克，杰弗里　Parker, Geoffrey

帕拉第奥，安德烈亚斯　Palladio, Andreas

帕拉塞尔苏斯　Paracelsus

钱普尼斯，E. T.　Champnes, Revd E. T.

乔尔乔内　Giorgione

乔叟，杰弗里　Chaucer, Geoffrey

乔托　Giotto

琼斯，R.　Jones, R.

丘吉尔，“疯狂的杰克”　Churchill, ‘Mad Jack’

屈尼奥，尼古拉斯—约瑟夫　Cugnot, Nicholas-Joseph

若古，路易斯·德　Jaucourt, Louis de

萨弗里，托马斯　Savery, Thomas

萨拉丁　Saladin

塞巴斯蒂安，葡萄牙国王　Sebastian, king of Portugal

塞麦尔维斯，伊格纳茨　Semmelweis, Ignaz

塞普林罕的吉尔伯特，圣　Gilbert of Sempringham, St

塞万提斯，米格尔·德　Cervantes, Miguel de

赛明顿，威廉　Symington, William

桑乔二世，葡萄牙国王　Sancho Ⅱ, king of Portugal

色路拉里乌斯　Cerularius

沙夫茨伯里，安东尼·阿什利—库珀，伯爵七世　Shaftesbury, Anthony Ashley-Cooper, seventh earl of

莎士比亚，威廉　Shakespeare, William

史密斯，约翰　Smith, John

史密斯，约书亚　Smith, Joshua

司各脱，邓斯　Scotus, Duns

斯大林，约瑟夫　Stalin, Joseph

斯蒂芬森，乔治　Stephenson, George

斯蒂芬一世，匈牙利国王　Stephen Ⅰ, king of Hungary

斯蒂芬一世，英格兰国王　Stephen Ⅰ, king of England

斯卡佩里亚，贾科莫·德　Scarperia, Giacomo de

斯米顿，约翰　Smeaton, John

斯密，亚当　Smith, Adam

斯诺，约翰　Snow, John

斯塔利，约翰·肯普　Starley, John Kemp

斯坦顿，伊丽莎白·卡迪　Stanton, Elizabeth Cady

斯坦帕，加斯帕拉　Stampa, Gaspara

斯威夫特，乔纳森　Swift, Jonathan

苏特，亨利　Suter, Henry

索罗金，皮蒂里姆　Sorokin, Pitirim

索斯洛娃，娜代日德　Souslova, Nadejda

塔尔，杰思罗　Mortimer, Jethro

塔尔博特，亨利·福克斯　Talbot, Henry Fox

塔玛，格鲁吉亚女王　Tamar, queen of Georgia

泰特勒，詹姆斯　Tytler, James

汤曾德，勋爵　Townshend, Lord

汤姆森，约翰　Thomson, John

唐迪，雅各布·德　Dondi, Jacopo de

特里，凯瑟琳　Terry, Catherine

特里斯唐，努诺　Tristao, Nuno

特里维西克，理查德　Trevithick, Richard

特列赛杰，皮埃尔—玛丽—杰罗姆　Trésaguet, Pierre-Marie-Jérôme

特平，迪克　Turpin, Dick

提香　Titian

廷代尔，威廉　Tyndale, William

托勒密　Ptolemy

瓦尔多，彼得　Waldo, Peter

瓦卡利乌斯　Vacarius

瓦特，詹姆斯　Watt, James

威尔伯福斯，塞缪尔　Wilberforce, Samuel

威尔伯福斯，威廉　Wilberforce, William

威尔金森，约翰　Wilkinson, John

威尔斯，H.G.　Wells, H. G.

威尔斯，奥逊　Welles, Orson

威克利夫，约翰　Wycliffe, John

威廉，奥卡姆的　William of Ockham

威廉，奥伦治亲王（16世纪）　William, prince of Orange（16th century）

威廉，伯爵阿基坦的　William, count of Aquitaine

威廉，卢布鲁克的　William of Rubruck

威廉，普瓦捷的　William of Poitiers

威廉，尚波的　William of Champeaux

威廉“狮王”，苏格兰国王　William the Lion, king of Scotland

威廉三世，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王国国王　William Ⅲ, king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威廉一世，“征服者”，英格兰国王　William Ⅰ the Conqueror, king of England

威廉一世，西西里国王　William Ⅰ, king of Sicily

韦尔，艾尔弗雷德　Vail, Alfred

韦奇伍德，乔赛亚　Wedgwood, Josiah

韦斯普奇，阿梅里戈　Vespucci, Amerigo

维加，洛佩·德　Vega, Lope de

维拉尼，乔凡尼　Villani, Giovanni

维拉斯开兹　Velázquez

维梅尔，扬　Vermeer, Jan

维萨里，安德烈亚斯　Vesalius, Andreas

窝阔台，蒙古大汗　Ogedai, Mongol khan

沃森，托马斯　Watson, Thomas

沃斯通克拉夫特，玛丽　Wollstonecraft, Mary

沃特金斯，约翰·艾尔弗兰斯，小　Watkins, John Elfreth, Jr

乌尔班八世，教皇　Urban Ⅷ, pope

乌尔班二世，教皇　Urban Ⅱ, pope

乌拉尔尼斯，B. T.　Urlanis, B. T.

西奥菲勒斯　Theophilus

西尔威斯特三世，教皇　Sylvester Ⅲ, pope

希波克拉底　Hippocrates

希尔，罗兰　Hill, Rowland

希尔德加德·冯·宾根　Hildegard von Bingen

希特勒，阿道夫　Hitler, Adolf

锡恩，爵士托马斯　Thynne, Sir Thomas

锡恩，玛丽亚　Thynne, Maria

夏普，詹姆斯　Sharp, James

休谟，大卫　Hume, David

亚当，莫顿的　Adam de Moreton

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亚历山大，黑尔斯的　Alexander of Hales

亚历山大三世，教皇　Alexander Ⅲ, pope

亚瑟王　Arthur, King

扬森，扎哈里亚斯　Jansen, Zaccharias

叶卡捷琳娜大帝二世　Catherine Ⅱ the Great

伊德里西，穆罕默德　al-Idrisi, Mohammed

伊尔内留斯　Irnerius

伊拉斯谟，德西迪里厄斯　Erasmus, Desiderius

伊丽莎白，沙俄女皇　Elizabeth, empress of Russia

伊丽莎白一世，英格兰与爱尔兰女王　Elizabeth Ⅰ, queen of England and Ireland

伊内，韦塞克斯国王　Ine, king of Wessex

伊莎贝拉，卡斯提尔王后　Isabella, queen of Castile

伊西多，塞维利亚的　Isidore of Seville

英诺桑二世，教皇　Innocent Ⅱ, pope

英诺桑三世，教皇　Innocent Ⅲ, pope

英诺桑四世，教皇　Innocent Ⅳ, pope

尤金三世，教皇　Eugenius Ⅲ, pope

约翰，索尔兹伯里的　John of Salisbury

约翰，英格兰国王　John, king of England

约翰·德苏利，爵士　John de Sully, Sir

约翰二世，葡萄牙国王　John Ⅱ, king of Portugal

约翰一世，葡萄牙国王　John Ⅰ, king of Portugal

赞吉　Zengi

詹姆斯四世，苏格兰国王　James Ⅳ, king of Scotland

詹姆斯一世和四世，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王国国王　James Ⅰ and Ⅵ, king of England, Scotland and Ireland

詹纳，爱德华　Jenner, Edward

Table of Contents

出版说明
献词
图表目录
译序
致谢
引言

第一章 1001—1100 11世纪

- 西方教会的发展
- 和平
- 奴隶制的中止
- 结构工程
- 小结
- 变化的主要推动者

第二章 1101—1200 12世纪

- 人口增长
- 修道院网络的扩张
- 知识复兴
- 医药
- 法律规则
- 小结
- 变化的主要推动者

第三章 1201—1300 13世纪

- 贸易
- 教育
- 问责制
- 修道士
- 旅行
- 小结
- 变化的主要推动者

第四章 1301—1400 14世纪

- 黑死病
- 射击战
- 民族主义
- 方言
- 小结
- 变化的主要推动者

第五章 1401—1500 15世纪

- 大发现时代
- 时间计量
- 个人主义
- 现实主义和文艺复兴自然主义
- 小结
- 变化的主要推动者

第六章 1501—1600 16世纪

- 印刷书籍和识字
- 宗教改革
- 火器
- 民间暴力的减少
- 欧洲帝国的建立
- 小结
- 变化的主要推动者

第七章 1601—1700 17世纪

- 科学革命
- 医学革命
- 世界殖民
- 社会契约
- 中产阶级的崛起
- 小结
- 变化的主要推动者

第八章 1701—1800 18世纪

- 交通和通讯
- 农业革命
- 启蒙运动自由主义
- 经济理论
- 工业革命
- 政治革命
- 小结
- 变化的主要推动者

第九章 1801—1900 19世纪

- 人口增长和城市化
- 交通
- 通讯
- 公共健康和卫生
- 摄影术
- 社会改革
- 小结
- 变化的主要推动者

第十章 1901—2000 20世纪

- 交通
- 战争
- 预期寿命
- 媒体
- 电子和电气设备
- 未来的发明
- 小结
- 变化的主要推动者

第十一章 结论：哪个世纪变化最大？

- 稳定与变化
- 需求层次
- 社会变化与需求层次
- 小结
- 历史的终结？
- 变化的主要推动者

第十二章 后记：变化缘何重要？
附录：人口数字估计
译名对照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