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书名：逆流

作者：［法］于斯曼

ISBN：9787532771264

译者：余中先

责任编辑：黄雅琴

产品经理：邵明鉴

余中先译

根据法国Gallimard

由法兰西学士院院士Marc Fumaroli整理并注释的1977年版本译出

同时参考了

Les Editions G. Crèset Cie，1922年版

以及

Union Générale d’Editions 1975年版

以及

Imprimerie nationale，

由Rose Fortassier整理和注释，Jean Marzelle插图的Paris 1981年版

以及

Flammarion，

由Daniel Grojnowski整理并补充材料的2004年版

逆流

中译本序言

记得，那是十多年前（但已被人们普遍称为“上世纪90年代”了），当我首次把法国人的《理想藏书》翻译过来后，国内有读书人对照了其中所选法国文学的篇目，发现有那么几篇还没有中译本，它们是阿尔贝·柯恩的《主的美女》、于斯曼的《逆流》、福楼拜的《布瓦尔和佩居谢》，等等。于是，他们带着满腔的期望一再呼吁，中国的法语文学翻译和出版人，应该赶紧把这几篇小说译介过来。

一本有文学价值的小说，迟迟没有翻译过来，其原因大致可以猜想。是作品太难了，不太好翻译？还是作品不太不合国人的口味，或者说不太合国情？是作者“反动”、“消极”，还是反华、仇华？再不然，就是题材不合适？为色情、暴力，怕出版上通不过？

实际上，《逆流》跟反动、暴力统统不沾边，至于色情，也只局限于幽默含蓄地描绘，不属于挑逗性欲的porno。要硬说它有什么趣味上的毛病，恐怕只有一点：“颓废”。

那么，于斯曼的《逆流》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颓废”呢？这个问题不是一句话就能说清楚的。首先，我们恐怕得认识一下这位于斯曼。

*

其实，《逆流》的作者若利斯·卡尔·于斯曼（Joris-Karl Huysmans， 1848—1907）真正是法国文学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他早期参与了左拉为首的自然主义文学流派的活动，以一篇小说《背包在肩》而成为“梅塘集团”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同为该集团的成员，除了左拉、于斯曼，还有莫泊桑、阿莱克西、塞阿尔和埃尼克。而代表自然主义“宣言”的短篇小说集，除了于斯曼的《背包在肩》，还有更著名的左拉的《磨坊之役》和莫泊桑的《羊脂球》。

不过，自然主义流派的好景不长。后来，于斯曼因为小说美学的趣味、诗学倾向的追求、宗教观念上的观点与左拉相抵牾，逐渐离开了自然主义流派。

于斯曼发表的小说作品，除这一部最重要也最有名的《逆流》（1884）之外，还有《玛特，一个妓女的故事》（1876）、《瓦达尔姐妹》（1879）、《同居》（1881）、《顺流》（1882）、《那边》（1891）、《路上》（1895）、《大教堂》（1898）、《居士》（1903）等，被后人认为是19世纪后期法国文学中某种从现实、科学的潮流走向象征、神秘倾向的代表，受到后来一些现代主义文学理论家的推崇。他的艺术评论集有《现代艺术》（1883）、《某些画家》等，对当时还尚未成名的塞尚、德加、瑟拉等印象派画家大加赞赏。

在于斯曼的前期小说作品中，《玛特，一个妓女的故事》以写实的笔法描述了当时法国合法妓院中的情景；《瓦达尔姐妹》则讲述了在巴黎一家书籍装帧工厂中工作的工人两姐妹的故事。《同居》讲述了小说家安德烈·雅扬的生活，他婚后发现妻子贝妲不贞，便离开她而前后与一个叫布兰雪的高级妓女和一个叫雅娜的女工同居。《顺流》讲述了一个受蹂躏的巴黎小书记员让·弗朗丁的故事，他始终在寻找精神的幸福和物质的舒适，却屡屡遭受挫折。以上作品，都因其高度写实的风格、直接描绘社会的主题，而成为自然主义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到了于斯曼的写作后期，即以《逆流》一书为标志而告别自然主义流派之后，他的主题和风格大大地改变了。《那边》讲一个平庸的巴黎作家杜塔尔对法国历史上被认定为罪人的吉尔·德·雷斯展开了调查研究，这些研究引起了尚特露弗夫人的极度兴趣，她不久就投入了杜塔尔的怀抱，两人从此进入了撒旦的世界中。这部作品通过主人公的口，宣告自然主义已走进死胡同，而只有神秘主义才有出路。在于斯曼皈依宗教期间发表的三部小说《路上》、《大教堂》、《居士》中，作者讲述了自己的宗教生活体验，这些作品明显影响了后来一些法国作家的宗教信仰，如布尔热、贝矶、克洛代尔甚至莫里亚克等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于斯曼在1903年担任了龚古尔文学院的第一任主席，主持评选一年一度的龚古尔文学奖。

*

《逆流》（A rebours， 1884）是于斯曼最主要的作品，也是法国小说史上一部毋庸置疑的杰作。一方面，是于斯曼成就了《逆流》，而另一方面，更应该说，是《逆流》这部非凡的作品成就了于斯曼。

小说一开始写到，主人公贵族后代德塞森特厌倦了早年在巴黎的放荡生活，并且跟都市的资产阶级时尚文化格格不入，便幽居到离巴黎稍稍有些距离但又交通便利的郊区乡下，在丰特奈玫瑰镇买下一所宅子，去那里过着一种被当时和后来的一些人认为是“颓废主义”的生活。

小说的主要内容就是德塞森特在乡下隐居期间的日常生活，它从头到尾没有连贯的故事情节，只是杂乱地、随心所欲地、充满细节真实地描写家里家外的各种事物，以及主人公看到这些事物时心中的种种联想。而这些联想，分别涉及到自然现象、社会生活、艺术现象、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出了作者对当时的时尚文化、传统的文明、各种艺术的发展情况、各种风俗习惯的演进所做的个性化的价值评判，颇有一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味道。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本小说可以作为那个时代的文化百科全书来阅读。

《逆流》全书一共十六章。每一章各涉及一个话题。

作为楔子的“说明”一章，追述了德塞森特的祖上家谱，以及他幽居之前形骸放浪的往昔生活，说明主人公德塞森特的没落贵族血统，从这一点描写中，依稀还能看出左拉倡导的自然主义文学理论的些微影响。

从第一章到第三章，分别写德塞森特乡间新居房屋的布局构造、家中的家具摆设、书房的藏书分类，其中关于颓废文学藏书的那一章即第三章，作者以大量的篇幅列举了有关的作家和作品名称，显然有些掉书袋的意味。

第四章详细描绘了一只作为装饰品、浑身缀满了珠宝的乌龟的命运，德塞森特如何把它买下，又如何请人为它的甲壳点缀珠宝，镀上一层金，最后，它又是如何默默地死于珠光宝气之中。其间，还穿插对各种各样的利口酒的音乐调性作了极富想象力的比较。

第五章中，作者用文字描绘了德塞森特家中收藏的莫罗、吕肯、伯莱斯丁、勒东、泰奥科普利等几位画家的绘画作品，以及与一种隐士生活相适应的房间布置和家具配备。

第六章，分别涉及德塞森特对两位朋友的回忆，一个是婚后陷入到夫妻共同生活之不幸中的戴古朗德；一个是在他的教唆下开始学会嫖娼酗酒的十六岁顽童奥古斯特。

第九章，是德塞森特对自己恋爱经历（一个身材健美的杂技女演员尤拉妮娅小姐、一个会腹语术的女子，以及一段同性恋）的回顾和思考。

第七、第八、第十章，分别涉及到宗教信仰与渎圣、花卉与噩梦、香水与气味，从中可见作者在这些方面的丰厚学识和怪异趣味。

而第十一章，则描述了一次本来计划得很确切周密，但到最后却不了了之的伦敦之旅，同时穿插着漫谈了英国的小说和绘画。一开始德塞森特突发奇想，要去伦敦，便立即命令仆人整理行装，冒着大雨，坐火车从丰特奈玫瑰镇赶往巴黎，在巴黎坐了马车，吃了饭，喝了酒，就在火车站门口准备登上前往伦敦的列车之前，他断然决定放弃此行。这次未遂的英伦之行，颇有些中国古代文人故事中“王徽之雪后月夜赴剡溪访戴逵”的味道。

从第十二到第十五章，分别以非宗教类藏书、病痛不适与卖淫业、当代文学、音乐等为主题。其中的第十四章，专门论及法国当时的文学，尤其是后来被认为是“颓废派”的那些诗人，表达了作者的文学观念，实际上也可看作是对小说第三章“古罗马颓废文学”的一个简明的补充说明。

最终，第十六章，德塞森特在丰特奈玫瑰镇的隐居生活以失败告终，他的健康也每况愈下，在医生的劝告下，他决定摆脱这隐修士一般的孤独生活，重返金钱占统治地位的巴黎，回到世俗的公共生活中去。

十六个章节，对应十六个以上的话题，于斯曼就这样借德塞森特之口，浓墨重彩、不厌其烦地描述隐居生活中的种种感官享受，种种奇异趣味；另外还大发议论，滔滔不绝，将自己不俗的见解一吐为快。

*

这样的写法，以精致、细腻为特点，以感官的愉悦为目的，在以往的小说中似乎并不多见，故意为之的仿佛就只有于斯曼一个人。可以说，于斯曼是用十六章的离题话，描写了一个隐居的文人德塞森特所经历的物质生活和精神遐想。用作者自己后来的话来说，这部作品的“每个章节都变成了一种特殊风味的酱汁，一种不同艺术的升华；它浓缩成宝石、香精、花卉、宗教与世俗文学、非宗教音乐和素歌的一种‘精华’”[1]。

说是“精华”也好，或者“百科全书”也好，都是一个意思。《逆流》以其特殊的笔触关注到了人物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各方面，让“颓废”存在于生活诸方面。

小说第五章中关于画家古斯塔夫·莫罗的那幅《莎乐美在希律面前跳舞》的描写，是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例子之一，它充分体现出主人公所追求的颓废生活的审美趣味。小说花费了大量笔墨，仔细描绘了这幅画的画面，以及绘画本身带给人们的感官享受。在此，我们仅只引用其中关于莎乐美形象的那几段：

在熏香的邪恶气味中，在这一教堂的热烈氛围中，莎乐美伸展左臂，做出一个下命令的姿势，右臂则弯曲，举着一朵大莲花，举到脸孔的高度，还踮起脚尖，按照一个蹲在侧旁的女子拨弦弹琴的节拍，徐徐前行。

她表情安详，肃穆，几乎可称为崇高，开始跳起应能唤醒老希律王昏钝感觉的淫荡之舞来；她的胸脯波动起伏，随着旋转不止的项链的摩擦，乳尖很快尖尖地挺立；一颗颗钻石紧贴在她湿润的皮肤上，闪闪发亮；她的手镯，她的腰带，她的戒指，喷发出点点星火；她鲜艳的衣裙上镶有珍珠，嵌有银片，缀有黄金，披金挂银的护胸甲上，每一个小网眼上都是一粒宝石，它们如火燃烧，蛇形的火焰彼此交错，在暗色的肌肤上，在玫瑰茶色的皮肤上躜动，宛如一些灿烂辉煌的昆虫，带了耀眼夺目的鞘翅，胭脂红的纹路，霞光黄的斑点，钢蓝的杂色，孔雀绿的条脉。

可与之媲美的还有作者对莫罗另一幅叫《显灵》的水彩画的描述，于斯曼借德塞森特的眼睛，看到那个舞女的妖艳和热辣：

她几乎全身赤裸；舞到炙热时，裙纱已全乱，锦缎早坠地；她身上只剩金银和珠宝饰物；一段护带紧紧围在脖子上，像是一根腰带围在腰上；而一颗精致的宝珠就像一个美妙的搭扣，投射出一道道闪光，照在两个乳房间的乳沟上；更低处，胯上系有一条带子，遮住了大腿的上部，那里垂晃着一个硕大的水晶坠子，从中流泻出一条红宝石和祖母绿的小河；最后，赤裸的身体上，护颈带和腰带之间，是鼓鼓的肚子，肚脐凹进一个洞，很像一枚缟玛瑙雕成的印戳，乳白的，带有指甲盖的玫瑰色。

就在从施洗者脑袋中散发出的热腾腾的光线底下，珍珠宝贝的所有小小表面都在燃烧；宝石有了活力，用闪亮的光线描绘出女人的肉体；一点一点的热火，刺在她的脖子上、小腿上、胳膊上，鲜红如煤火的烈焰，亮紫如煤气的火花，艳蓝如酒精的火苗，洁白如星辰的火光。

读着这些文字，我们感觉如在享用一道视觉的盛宴，甚至可说是色情形象的盛宴。而整篇小说中，类似风格的描写段落还有很多，充分体现出于斯曼对“颓废”这一艺术形式和生活方式的极其细致深入的研究和揣摩。

再比如，单单是黑与白，主人公德塞森特也能看出其中的幻觉般的妙处来。如第四章中这样一段“夜里窗前观雪”的描写：

下雪了。灯光下，冰之草正在蓝盈盈的窗玻璃后面生长，而霜之花就像溶化的白糖，在带有小小金色斑点的瓶底状窗玻璃中闪光。

一种深沉的寂静笼罩了沉湎于黑暗中的小房子。

德塞森特想入非非；燃烧的柴火散发出热腾腾的气息，灌满了房子；他把窗户开了一半。

天空像一道高高的黑底银斑纹的帷幔，在他面前升起，黑黑的，夹着几点白斑。

一阵寒风刮过，加剧了漫天雪花的飞舞，一时间里颠倒了颜色的秩序。

天空的纹章帷幔翻转过来，变成了一种真正的白鼬皮，银的底纹，白白的，夹着几点黑斑，那是夜的斑点散布在雪花之间。

如此精致的描写，恐怕只有于斯曼能捕捉其中的细腻感受了。

*

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谈一谈“颓废”了。

“颓废”一词，在法语中为“décadence”，本来指古罗马文学中继黄金时代（大致相当于公元前1世纪，以西塞罗、维吉尔、贺拉斯等人的作品为代表）之后的一个“衰微”阶段的文学，即公元1世纪之后的罗马社会。故而“décadence”也可翻译为“衰微”，或为“衰颓”。那个时期的一些罗马作家，如《萨蒂里孔》的作者佩特罗尼乌斯，所写的作品中也没有什么复杂情节和错综的情感纠结，只是用精致华美的语言，尽量细致而客观地描写当时走向没落的罗马社会（尤其是贵族社会）的颓废风俗和享乐生活。

于斯曼正是在古罗马颓废时期的这一类作品中，看到了一种写作的可能性，即以各种各样的文字手段，来穷尽自然、生活、艺术、人为模仿所能给人带来的一切享受。

现在，“颓废”一词，在文学史上，倒反是特指19世纪末期的那些法国诗人，尤其是那些象征派诗人，例如波德莱尔、马拉美、魏尔兰、兰波、科尔比埃、泰拉德、雅里、拉福格等人，当然，还包括同时代英国的晚期唯美派诗人，如王尔德、西蒙斯等。1886年到1889年，法国诗人阿纳托尔·巴茹（Anatole Baju）创办了叫《颓废》的杂志（Le Décadent），更是标志着颓废主义作为文学流派的存在。当然，于斯曼的这部《逆流》，一直被文学史家们看作是颓废主义的圣经。

当然，于斯曼在这种颓废的情调、颓废的生活、颓废的趣味之上，加入了他的现代享乐主义，他的神秘主义，他的象征手法，他的宗教情怀……

就这样，以于斯曼等人为代表的颓废派作家，在19世纪末期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文学“逆流”。

*

于斯曼及其同道喜爱人工仿造更甚于现实，喜爱字词更甚于思想。这是他写作的一大特色，也是颓废派的一大特色。

在《逆流》中，作者借德塞森特之口说，“人为的仿造是人类才华的独特标志”。他甚至声称：“大自然的著名发明中，没有任何一项会是那么微妙，或那么崇高，以至于人类才华无法创造；没有任何一座枫丹白露森林，没有任何一道月光清辉，不能用充满电灯光的布景来制造；没有任何一道飞流瀑布，不能由水利设施来模仿得惟妙惟肖；没有任何一片怪石巉岩，不能用硬纸板来逼真地拼凑；没有任何一朵鲜花，不能由特殊的绸缎和奇妙的彩色纸来与之媲美！”

于斯曼为了说明他的观点，甚至拿“北方铁路线上采用的那两种火车头模式或类型”来比喻不同种类女人的形象，“好好辨别一下自然作品中被认为最精美的那种，其创造物中被公认为具有最独特和最完美的美的那种：女人；难道人类不是仅仅靠着自己，就制造出了完全抵得上女人的一种活生生的和人造生命，至少在造型美上是如此？”

在接下来的那两段中，作者沉醉于对两种火车头所作的女性人物的精细描绘中：

其一，克兰普统，一个令人赞叹的金发女郎，尖利的嗓音，苗条高挑的身材，束缚在闪闪发亮的黄铜胸衣中，恰如母猫柔软而又神经质的舒展身躯，一种娇艳和鲜亮的金发女郎，其异常的优雅令人敬畏，当她绷紧了钢铁的肌肉，挥发出温暖腰身上的汗水，她便启动巨大的玫瑰花窗般的精美轮子，生气勃勃地向前冲锋，位于激流和浪潮之首！

另一个，恩格尔特，一个肤色发暗的巨大的褐发女郎，喊声低沉而沙哑，腰肢短粗，被死死地束缚在一件生铁盔甲中，一个魔鬼般的野兽，冒着披头散发似的黑烟，有六对低矮的轮子；当她稳稳当当、慢慢悠悠地牵动笨重的货物车厢长尾，让大地颤抖不已时，她显现出了何等压倒性的强力啊！

在婀娜多姿的金发美女和丰满壮硕的褐发美女中，肯定再也没有同一类型的纤细苗条和骇人力量；我们可以确定无误地说：人类能够在其自身属性规定的范围内，做得跟他们所相信的上帝一样好。

小说第二章中，作者通过对塞纳河上一条驳船上的维捷浴场的描绘，说明了人们是如何“伪造”出了一种海水浴的美好感觉。而在第十章中，则通过香水的制造来说明仿造品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还有一个例子，也很能说明作者对人造的生活氛围的刻意追求，那便是居所中色彩带给居住者的视觉感受。为了让住宅中墙壁、地板、家具的颜色符合一个夜猫子在烛光下的视觉愉悦，主人公德塞森特对色彩的种种变化的可能性做足了研究：

在烛光中，蓝色转向了一种假绿色；假如是深色系的蓝，如钴蓝和靛蓝，那么它就变成黑色；假如它很浅，它会变灰；假如它色泽本真，温和，泛着青绿，它便发暗，发冷。［……］

而铁灰色，依然皱眉沉脸，并显得笨重；珠灰色则丢失了其清亮，变形成一种脏白色；褐色沉沉入睡，渐渐冷却；至于深绿色，还有皇室绿和香桃木绿，它们的情况跟海蓝色一样，会融合在黑色之中；剩下就是更浅的绿色了，例如孔雀绿，以及辰砂色和生漆色，但是，那时候灯光会流放它们的蓝色素，而只监禁它们的黄色素，而这黄色素只保留下一种虚假的色调，一种混浊的味道。

由于种种原因，主人公最终选定的主色调是橙色。

很显然，这一切“人工仿造”的享受给人带来的快感毕竟是有限的，但于斯曼就是要用“字词”使这一有限的享受达到其顶峰。除了色彩方面的视觉享乐，小说中还有多处描写了味觉、触觉、听觉、嗅觉等的感官享乐，其中第四章中对被称作“对嘴管风琴”的利口酒的桶库的描写，则同时体现出听觉上天籁之音和味觉上琼浆玉液的结合。

*

关于小说《逆流》的重要性，法国书评专家们编著的《理想藏书》是这样评价的：“世纪末纨绔子弟德塞森特的品行与遭际。感觉世界的一次博学的、程序化的探索。小说词汇如香水一般精致细腻。”[2]《理想藏书》竭力推荐《逆流》，把它选为最佳二十五本“法国小说”之一。

作者于斯曼自己二十年后总结本书时说：“《逆流》之后我所写的所有小说都能在这本书中找到萌芽。确实，它的那些章节只是后来各部作品的端倪。”[3]

《逆流》出版后，立即获得了不少作家的赞誉，这从我们收集在本译本后面的“《逆流》在同时代作家中引起的反响和评价”可见一斑。例如，保尔·瓦雷里这样说：“于斯曼是当今天下人里头跟我的心最合拍的人。我一直在重读《逆流》；这是我的圣经，我的床头书。最近二十年来，再没有比它更有力的作品了。这是创造了一种文风、一种典型，还几乎创造了一种新艺术的罕见杰作之一。德塞森特在自身趣味上是相当的堕落，行为又是相当的神秘，足以诱惑我，我不断地嫉妒他那在精细的孤独中和在精神的魔力中的长久憩息。”[4]而马拉美，他甚至就把《逆流》称为他自己所期盼的“唯一的书”[5]。

最令后世的文学爱好者津津乐道的是，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在其名著《道林·格雷的画像》中，让主人公道林·格雷成了《逆流》的忠实读者，在此，我们不妨引用一段王尔德借道林·格雷之口对《逆流》的看法：

这是一本没有情节的小说，只有一个主人公。一切归结于对一个年轻巴黎人的心理学研究，此人，在十九世纪中叶，把他生命中的精力全都贡献给了对以往时代所有的激情，所有的思想方式的沉思，他寻求，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他自己心中，总结人类精神所曾经历过的各种形态；他喜爱那些被愚人们叫做美德的放弃，只因为它们的人为痕迹本身，同样也喜爱那些仍然被智者叫做罪孽的本能反抗。作品以一种精细雕琢的奇特风格写成，既闪闪发亮，又隐晦曲折，充满了俚语、老派说法、技术名词，以及博学的长篇大论，它们正是法国象征主义者中某些最完美的艺术家的作品的特点。人们从中能找到其奇异怪诞堪比一些兰花的暗喻，还有同样微妙的一套色彩。感官的生命在这里以神秘主义哲学的术语得到了描绘。有时，人们不再知道，他们读到的到底是一个中世纪圣人的精神自述，还是一个现代罪人的死气沉沉的忏悔告白。这是一本毒液四溢的书。在书页周围，飘荡着一股沉重的熏香，熏得人脑袋生疼。句子的韵律本身，从音乐性上来说充满了节奏和微妙的单调，随着章节的展开，在一个年轻人的精神中，决定了某一种麻木迟钝，一种病态的梦幻，它会剥夺他整个关于太阳下山和阴影匆匆滑过的意识。[6]

当然也有一些作家对《逆流》很不以为然，例如左拉，他在致作者的信中就说，他已经“闻到愚昧无知的气味了”[7]。

于斯曼心里很清楚，左拉一定会指责这本书偏离了自然主义道路：“他说我给自然主义带来了可怕的一击，我让流派误入了歧途，我用这样一本小说给自己破釜沉舟地自断了后路，因为不可能用任何一种文学类别来界定在这样一本薄薄的书中一鼓而穷尽的这一文类”，而且，左拉会督促他“把自己束缚在一种风俗研究中”[8]。

对于自己与左拉之间的美学思想分歧，于斯曼毫不含糊地认定自己的理由：“首先，是我体验到的那种迫切需要，要打开窗户，逃离一个令我窒息的环境；其次，是强烈的欲望，要打破偏见，打破小说的界限，让艺术、科学、历史进入小说，总之，一句话，只把这种形式用来作一个框框，让更严肃的内容进入其中。”[9]他对自然主义非常失望：“这一流派，本应对把真实人物定位于确切的环境中作出令人难忘的贡献，却落得一个反复唠叨、原地踏步的下场。”他认为，自然主义的追随者会“走进一条死胡同”，“撞在一堵死墙上”[10]。

左拉作为自然主义的旗手，当然要坚持自己的美学观念，但早已另辟蹊径的于斯曼怎么可能再回头来尝试他认为庸俗不堪的老手法呢？

*

诚如本序言一开始便指出的那样，因为翻译困难的原因，国内多年来一直没有比较像样的《逆流》译本出版，直到201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才在国内首次推出了中译本，题目译为《逆天》，尹伟和戴巧翻译。

也正是在那一年，本人对《逆流》的翻译刚刚完成了初稿，为了在修改之前好好地冷静一下，我把译本初稿打印出来，搁置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并在当年秋带去法国作第一次修改。在法国，我开始在图书馆里修改译本，对照了至少三个版本的资料，还在书店里买了现有的两个版本，以方便回国后继续对照作第二遍修改。

在法国期间，我还仔细阅读了尹伟和戴巧的译本，从中获益颇多。同时，我也发现，这个译本中存在不少问题，包括疏漏和差错。尤其是对书名翻译成《逆天》，我颇有些纳闷。我想，译者这样译，大概想强调这部作品的“逆反”程度吧！

不过，思来想去，我还是坚持把书名翻译为《逆流》。其理由有四：一是法语原名为“À rebours”，这个词的大致意思是“反方向地”、“逆向”，汉语中“逆流”已经有此意思了；二是，于斯曼另有作品《顺流》（À vau-l'eau），À vau-l'eau说的是“顺着水流的流向而走”，与《逆流》恰成对照，恰如作者自己所说的，《逆流》为“《顺流》的一种对应物”，只是“被搬移到另一个世界中”而已[11]；三是，作家巴尔贝·多尔维利后来有言评价什么是《逆流》的“逆流”：“逆常识之流，逆道德感之流，逆理性之流，逆自然之流，这本书就是如此，像一把刮胡刀——但那是一把浸了毒液的刮胡刀——对准当代文学荒谬不堪与大逆不道的平淡无奇割下来”[12]。其四，主人公在丰特奈玫瑰镇隐居时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自己跟自己较劲”，而最后，他终于放弃了这种较劲，准备“闭上眼睛，任凭自己被这股水流卷走”。他的行为属于“逆行”、“逆向”、“逆流”之类，恐怕还不至于到“大逆不道的”“逆天”。

*

记得，那是2010年秋天，为了更好地了解《逆流》的作者于斯曼，我趁访问法国的机会，在巴黎和郊区，游历了跟于斯曼有关的几处景点。

于斯曼出生在巴黎左岸的圣日耳曼德普雷街区，那天我去见P.O.L.出版社的老板Paul Otchakovsky-Laurens（P.O.L.恰恰是他姓名的首写字母）。他的办公室窗户正对着的，就是当年于斯曼出生的那栋房子：那是Suger街的9号。Paul Otchakovsky-Laurens先生热心地领我出后门，来到那9号的门前照相留念，并预祝我翻译《逆流》顺利。

又一日，我从Saint Placide地铁站出来办事时，专门绕道到Saint Placide街31号，那是于斯曼的故居。1907年5月12日，于斯曼就死在这栋楼里，享年不满一花甲。

另外，我还特地去了向往已久的小镇丰特奈玫瑰。因为这是于斯曼写不朽小说《逆流》时，想象主人公所居住的地方。一经过丰特奈玫瑰镇的小树林，《逆流》的感觉就扑面而来了，离巴黎那么近，却那么安静，这应该就是于斯曼的选择。告别巴黎，告别科学，告别自然主义流派，告别左拉；走向寂寞，走向孤独，走向神秘，走向象征森林。

最后，我还去了他的坟墓，那是在巴黎左岸的蒙帕纳斯墓地，第二墓区中，墓碑石上最醒目的是一个大大的十字架形状的凸雕。

他的坟墓附近，就有不少法国作家长眠的安息处，如莫泊桑，如波德莱尔，前者曾是“梅塘集团”中于斯曼的同党，人们一说到于斯曼的《背包在肩》，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莫泊桑同样在梅塘小镇左拉的家中讲述的《羊脂球》；而波德莱尔则可被看作是于斯曼的精神导师，一本《恶之花》，无疑极大地影响了《逆流》。一百多年来，于斯曼始终与莫泊桑、波德莱尔为邻，而他的《逆流》，则在读者的心中，跟《羊脂球》和《恶之花》一样，标志着19世纪法国文学史的那一段：从自然主义到象征主义，从现实走向神秘……

余中先

2011年圣诞节写于

北京蒲黄榆寓中

改定于2011年最后一天

[1] 见作者序言（写于小说发表二十年后）。

[2] 见《理想藏书》（新版，余中先、余宁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22页。

[3] 见“作者序言”。

[4] 见本书附录：“《逆流》在同时代作家中引起的反响和评价”。

[5] 见本书附录：“《逆流》在同时代作家中引起的反响和评价”。

[6] 见本书附录：“《逆流》在同时代作家中引起的反响和评价”。

[7] 见本书附录：“《逆流》在同时代作家中引起的反响和评价”。

[8] 见“作者序言”。

[9] 见“作者序言”。

[10] 见“作者序言”。

[11] 见“作者序言”。

[12] 见本书附录：“《逆流》在同时代作家中引起的反响和评价”。

我必须超然于时间之上尽情

享乐……尽管世界厌恶我的欢乐，

它的粗野不知我要说的是什么。

吕斯布鲁克[1]

[1] 吕斯布鲁克（Rusbrock，通常写作Jean Ruysbrock， 1293—1381），中世纪欧洲神秘主义学者。据不完全统计，小说《逆流》先后提到了历史人物多达266人，其中最多的是作家，古希腊罗马的作家就有25人，中古时期的作家73人，近代作家61人，再加上画家、音乐家等艺术家，为数众多。为帮助中文读者的理解，译者在这里尽可能地作了简单注释。

作者序言

写于小说发表二十年后[1]

我想，所有的作家都跟我一样，作品一旦发表就决不会再去读。确实，没有什么比多年后回头再来读自己的句子更幻灭，更艰难的事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滗析之后沉淀在了书页深处；而，大多数时间里，书籍不会像葡萄酒那样，年头越老越醇厚美味；一旦被岁月摧落叶瓣，书章便走味，其花束便萎缩。

对摆放在《逆流》架子上的某些玻璃瓶，我有过这样的感觉，我得把它们的塞子都打开。

而，在翻阅这些书页时，我相当忧伤，试图回想起我写下它们时的那一刻可能有过的心灵状态。

那时人们处在自然主义的全盛阶段；但这一流派，本应对把真实人物定位于确切的环境中作出令人难忘的贡献，却落得一个反复唠叨、原地踏步的下场。

它不假设有什么例外，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于是，它局限于对共同生存的描绘之中，并借口逼真，竭尽全力地创造一些跟普通人的平均状态尽可能相像的生命。这一理想，在其文类中，早已在一本杰作中实现了，这就是比自然主义典范《小酒店》还更典范的居斯塔夫·福楼拜的《情感教育》；这部小说，对我们所有人，对“梅塘之夜”的作者来说，是一部真正的《圣经》；但它只带来了太少的成果。它已经尽善尽美，即便对福楼拜本人来说也不可再开始；于是，我们全体在那时只好退而求其次，在一些多少已被开发的道路上，在其周围，曲折迂回，从容溜达。

美德，必须承认，在此界是一个例外，因此，它甚至被排除在自然主义的层面之外。我们没有天主教关于颓败和诱惑的概念，也就不知道它是出自人们何等的努力，何等的痛苦；英雄主义的心灵，胜利摆脱了障碍，与我们擦肩而过。我们恐怕想不到去描绘这一斗争，它的高尚与它的卑下，它奸诈的进攻和佯攻，还有它灵巧的援助，不过，来自修道院深处遭魔鬼打击的人的这些援助，常常是鞭长莫及；在我们看来，美德似乎是没有了好奇心或丧失了感觉的人的特产，总之，从艺术角度来看，处理起来不怎么令人激动。

剩下的就是罪孽；但其地盘，若要开垦的话，则很有限。它局限于七宗罪的领地，而且在这七宗罪中，只有一种，即违背上帝第六诫的罪，几乎还可触及。[2]

其他的被可怕地收获得干干净净，几乎没留下什么果实可采摘。比如说，“贪婪”，早已被巴尔扎克还有赫罗[3]榨取了最后一滴汁液。“骄傲”、“愤怒”、“纵欲”曾在所有的罗曼蒂克出版物中拖延，而这些戏剧主题已被场景的滥用如此强烈地歪曲了，以至于真的需要有天才在一本书里将它们重新焕发青春。至于“饕餮”和“懒惰”，它们似乎可以更多地体现在次要人物的身上，更适合于一些哑角，而不是风俗小说中的雇主或者一流歌女。

实际情况是，在残暴待人和虚假谦卑的可怖分支中，“骄傲”是需要研究的最精彩的大罪，而“饕餮”则随身带来了“淫荡”和“懒惰”，它跟“偷窃”是人们应作惊人挖掘的对象，假如人们用“教会”，当然首先是“信仰”的灯和吹管来探测这些罪孽的话；但我们中还没有人准备好要做这一工作；于是我们不得不忙于反复咀嚼所有罪行中最容易去壳的一种，即在其所有形式下的“淫荡”之罪；而上帝知道我们是不是反复咀嚼了它；但是这样的一种旋转木马走得路程太短。无论人们虚构什么，小说总能用这样几行字来作简述：知道为什么某某先生会跟某某夫人犯下或不犯下通奸之罪；假如人们想与众不同，想露它一手，就像一个格调雅致的作者那样，人们就把肉体行为安排在一个女侯爵和一个伯爵之间；相反，假如人们想做一个大众作家，一个内行的散文家，人们就把它安置在一个栅栏后咏叹不已的求爱者和随便某一个姑娘之间；唯有情景的不同而已。在我看来，区别现在早就体现在了读者的美妙雅趣中，因为我看到，目前，他并不满足于平民的或市民的爱情，而是继续品味着女侯爵[4]的迟疑，前去楼房中一个小小的夹层面见她的诱惑者，而这一夹层的外表则要根据当时时尚的挂毯式样来改变。将落下？将不落下？这就叫做心理学研究。我很愿意这样。

然而我承认，当我打开一本书，并从中发现永恒的诱惑以及同样永恒的通奸时，我会匆匆地阖上它，根本就不想去了解那一曲牧歌将如何收场。内中没有确切文献资料的册籍，什么都不能教我的书本，我是再也不感兴趣了。

《逆流》出版之时，就是说在1884年，情况是这样的：自然主义在同一个圆圈中缓慢地费力转动着石磨。每个人曾积累的观察数量，无论是对自己的，还是对其他人的，都开始枯竭。左拉本是一个漂亮的戏剧布景师，靠描画一些多少算是很精确的布面画而勉强度日；他很好地假设了运动和生命的幻觉；他的主人公都缺乏灵魂，纯粹受种种冲动和本能的支配，这便简化了分析工作。他们活动着，完成一些基本的行为，让背景生长出一些相当自由的身影，并成为他戏剧中的主要人物。他由此赞扬菜市场、新产品商店、铁路、煤矿，而迷失在这些地点中的人类则只扮演着一般角色和哑角；但左拉毕竟是左拉，就是说，他是一个稍稍滞重的艺术家，但拥有强壮的肺和粗大的拳头。

我们其他人，不那么壮实，却关注一种更精细、更真实的艺术，我们不得不问自己，自然主义是不是会走进一条死胡同，我们是不是会很快就撞在一堵死墙上。

说实话，这些想法只是很久后才在我心中生成。我模模糊糊地寻求着从一个令人窒息的绝境中逃逸，但我没有任何的确定计划，而《逆流》让我从一种毫无出路的文学中解脱出来，让我透了口气，它是一部绝对无意识的作品，想象时既不带什么先入之见，也没有对未来的保留意见，什么都没有。

它首先以一种奇特的短篇小说的形式出现在我眼前，像一个简短的奇思怪想；从中，我多多少少看到了《顺流》的一种对应物，被搬移到另一个世界中；我想象了一个叫弗朗丁的先生，更有文采，更为精细，更加富有，他在写作手法中发现了一种摆脱厌恶的消遣，而那种厌恶，则是生活的烦恼和当时的美国风俗给他带来的；我勾勒出他，振翅一飞逃亡在了梦幻中，躲避在了怪诞童话的幻觉中，活生生，孤零零，远离他的世纪，处在对更亲切时代和更美好环境的回忆中。

而，随着我反复思考，主题越来越大，迫使我作一些耐心的探索：每个章节都变成了一种特殊风味的酱汁，一种不同艺术的升华；它浓缩成宝石、香精、花卉、宗教与世俗文学、非宗教音乐和素歌的一种“精华”[5]。

奇怪的是，我被我工作的性质本身带动着去研究在其多种面貌之下的教会，这一点连我自己一开始都没猜想到。确实，人们只要追溯到他们所认识的仅有的那些年代，直到中世纪，就不可能不证实，正是教会承担着一切，艺术只存在于它之中，而且由它所推动。由于没有信仰，我就那么瞧着它，稍稍带些怀疑，惊讶于它的规模和它的荣耀，我不禁问自己，一种在我看来只为儿童而创建的宗教怎能够启迪出如此美妙的作品。

我稍稍摸索着在它的周围溜达，猜测着而不是真正看到，用我在博物馆和书籍中找到的那些碎屑，为我重新建构一个整体。而今天，在经过更长期和更确信的调查之后，我又浏览了一遍有天主教主义和宗教艺术特点的《逆流》，我发现，这一小小全景图，在笔记本的纸页上画成，是那么确切。我那时所画的很简单扼要，缺少展开，但很真实。此后我便局限于扩大我的素描，并把它们调整到位。

现在，我完全可以在《逆流》关于教会的那些章节上签下我的名字，因为它们完全像是出于一个天主教徒的笔下。

然而我曾认为自己离宗教很远！我梦想不到，从我狂热赞赏的叔本华，到《传道书》和《约伯书》，其间只有一步之遥。关于悲观主义的前提也是同样，只不过，当需要作结论时，哲学家躲避起来了。我喜欢他关于生活之可怖、关于世界之愚蠢、关于命运之严酷的想法；我同样也喜欢它们在圣书中的表达；但叔本华的观察并不导致任何什么；可以这么说，他让你停留在计划中；他的格言警句，总之，只是一系列嘶哑的抱怨；天主教会，它，解释起源和原因，指明目的，提出办法；它并不满足于给你一种心灵的咨询，它为你治疗，它把你治愈，而这个德国江湖郎中在向你指出你的内心痛苦无药可治之后，便冷笑着把脊背转向你。

他的悲观主义不是别的，正是《圣经》中的那种，是从那里借来的。他说的并不比所罗门更多，比约伯更多，甚至也不比《仿耶稣基督书》[6]更多，这本书远在他之前，便用一句话概括了他的整个哲学思想：“活在大地上真正是一种悲惨！”

远远看去，这些相似和这些不同是显而易见的，但在那个时代，如果说我感觉到了它们，我却并没有纠缠于它们；我并不渴望去作总结；叔本华开辟的道路很广阔，面貌也很多样化，我平静地漫步其中，无心去了解哪里是个头；那时候，我对所谓的报应之日没有任何真正的明了，对结局没有任何感知；基督教信条的奥秘在我看来很幼稚；此外，如同所有的天主教徒一样，我对我的宗教彻底无知：我没有意识到一切皆为神秘，我们只生活于神秘之中，如果存在着偶然，那么它会比天命还更神秘。我不承认一个神会让人蒙受痛苦，我想象悲观主义会是高尚灵魂的安慰剂。何等的愚蠢！恰恰是这个，那么缺乏实验性，那么缺少人类文献，被我用作了对自然主义来说非常宝贵的一个词语。悲观主义从来都没有带来安慰，无论是给肉体的病人还是给心灵的卧床者！

我微笑，而在那么多年之后，我重读那些书页，里面的那些理论被证明是如此虚假。

但是，在这一阅读中，给我最大打击的是这一点：《逆流》之后我写的所有小说都能在这本书中找到萌芽。确实，它的那些章节只是后来各部作品的端倪。

关于罗马帝国衰微时期的拉丁语文学的章节，即便我没有展开，至少我也更深化了，我在《路上》和在《居士》中探讨了礼拜仪式。今天，我将把它印出来，一点儿都不加改动，除了关于圣安布罗斯[7]的话，我始终不喜欢他含水太多的散文和浮夸的雄辩。在我看来，他依然还是我曾形容的那样，“令人讨厌的基督徒西塞罗”，但是，相反，他作为诗人很迷人；他的颂歌以及出现在“日课经”中的他那一派的颂歌，是教会所保留的最优美的篇章之一[8]；我还要补充说，没错，稍稍有些特殊的颂歌类文学，是可以在这一章节所保留的包厢中找到位子的。

如今，我并不比在1884年更迷恋马罗[9]和鹰嘴豆[10]的经典拉丁语；如同在《逆流》那一时代，我喜欢“拉丁语版圣经”的语言超过了奥古斯都世纪的语言，甚至还超过了衰微时期文学的语言，尽管它更为好奇，带着它野水禽的香味和它含有脂肪的花彩肉色。为达到迄至那时为止还尚未表达过的一类概念，教会在对它消毒并使之年轻化之后，创造了一些浮华的词汇和柔美精致的小词，由此制造出一种远比异教的方言更高级的语言，关于这一点，杜塔尔[11]依然想得跟德塞森特一样。

关于宝石的章节，我在《大教堂》中重写了，我那时候更关注宝石的象征意义。我激活了《逆流》中的死宝石。无疑，我并不否定，一颗漂亮的绿宝石会因它在绿水之火中闪耀的光芒而得到赞赏，但是，假如人们并不了解饱蕴象征的话语，那么，它难道不就是一个陌生物，一个外来物吗？人们不是无法跟默默无语的它维持关系吗，因为人们根本不明白它的句型？然而，它远非如此，它要远远丰富得多，强得多。

用不着牵连上十六世纪的一位老作者艾蒂安·德·克拉夫[12]，用不着承认他的说法，宝石，当然还有自然的人，皆尽出自播撒在大地之腹中的种子，用不着那样，人们就可以说，它们是含义丰富的矿物，是饶舌的物质，一句话，它们是一些象征。从最遥远的古代起，它们就得到人们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考证，而宝石的拓扑学便是这一基督教象征的一个分支，它被我们时代的教士们和教徒们彻底遗忘了，而我则试图在我关于夏特大教堂的书中重新粗线条地构建起它来。

由此，《逆流》的章节只是肤浅的，只是镶嵌宝石的底花。它不是它本来应该的样子，彼界的一种珍宝。它由一些首饰构成，这些首饰多多少少得到了很好的描述，多多少少很好地陈列在一个玻璃展柜里，但仅此而已，这当然远远不够。

古斯塔夫·莫罗的绘画，吕肯的版画，伯莱斯丁和勒东的石版画，[13]还是我所看到的那样。在这小小博物馆的布局中，我没有任何东西要改变。

至于可怕的第六章，而数字六，丝毫没有故意的预定，正好跟它所冒犯的上帝的第六条训诫有关，另外还有第九章中可以包括进来的某些部分[14]，我显然不会再写成那样了。至少也会以一种更钻研的方式，由那种魔鬼般的邪恶来解释它们，而那种邪恶，尤其从淫荡的角度来看，已经钻入了人们疲竭的脑子。确实，神经的疾病，神经官能症，看来已经在心灵中打开了缝隙，而“恶的精神”通过这些缝隙钻了进来。这里面有一个谜仍不明晰；歇斯底里这个词什么都解决不了；它只能明确一种物质状态，记下感觉的不可抗拒的骚动，它无法推断出与之紧密相关的精神结果，尤其是隐匿与撒谎之罪，而它们，则几乎总是嫁接在一起的。这一小罪之病的四周相邻者都是些什么人，心灵受感染的人的责任会减轻到什么范围？而心灵的某种魔怔又往往嫁接到他不幸的杂乱的肉体上。没有人知道；在这方面，医学胡言乱语，而神学沉默无语。

由于缺少一种他显然无法带来的解决办法，德塞森特不得不从差错这一角度思考这一问题，并至少表达出某种遗憾；他克制着不自我斥责，而他错了；但是，尽管他是由耶稣会教士抚养大的，而且比杜塔尔还更加赞颂他们，他后来还是变得对神圣的束缚那么具有反抗心，那么顽固地陷在他肉体的泥淖中行走！

总之，那些章节像是无意中竖立的标杆，为的是标志《那边》的道路。此外，还要指出的是，德塞森特的书柜中收藏了一定数量的魔法书，而在《逆流》第七章中揭示的关于渎圣的概念，则是一本更深入地探讨该主题的未来之书的钓饵。

那本吓坏了那么多人的叫《那边》的书，它也一样，我是再也不会去写了，既然我已经成为天主教徒，以同样的方式。确实，书中得以展开的邪恶的和感官的方面应该受到谴责；然而，我可以肯定地说，我做了掩饰，我什么都没说；它所揭示的资料，跟被我删除的以及我在档案室中拥有的资料来比，则只能算是一些无味的糖衣果仁，修女们做的一些无滋无味的针线活！

然而，我相信，尽管这部作品有着头脑的错乱和下腹的疯狂，它依然以其揭示的主题本身，证明了自己的用处。它提醒人们注意那曾成功地否定了自身“魔鬼”的小诡计；它曾是所有那些已有所更新的关于魔鬼崇拜的永恒审判的研究的出发点；它通过揭露其面目，帮人们取消了咒语魔法的可恶实践；它下定了决心并坚决地战斗，总之，赞同教会，反对魔鬼。

还是回到《逆流》吧，《那边》只是它的一个代用品，关于那些花，我可以重复我已叙述过的关于宝石的那些话。

《逆流》只是从轮廓和色调的视角出发观察它们，而绝不是从它们所显示的意义出发；德塞森特只选择了一些奇特的却沉默寡言的兰花。应该说，很难在这本书中让一类患了无语症的花卉，一类哑默的花卉开口说话，因为植物的象征话语已随同中世纪而死亡了；而德塞森特珍爱的植物方言是当时的评论阐释者们所陌生的。

这一植物学的对应物，我此后在《大教堂》中写到过，当时探讨的是那种礼仪园艺学，后者曾影响过圣女希尔德格拉德、圣梅利同、圣欧歇尔等人[15]的那些奇特篇章。

至于气味，那是另外的问题了，我在同一本书中揭示了它们的神秘纹章。

德塞森特只关注那些异教的香味，简单的或提取的，那些世俗的香味，合成的或集束的。

他同样也应能体验教会的那些香味，熏香，迷迭香，还有《圣经》中提到的那奇怪的香坛，它还被提到用在典礼中，说是应该跟熏香一起，在钟坛的下面焚熏，行洗礼时，主教先得用圣水把他们洗一下，并用圣乳油和衰弱者的油做标记；但是这一芳香似乎被教会本身给遗忘了，我相信，假如人们要求一个神甫建一个香坛，那一定会令他十分吃惊。

然而，这一配方在《出埃及记》中有过记载[16]。香坛由安息香、古蓬香、熏香和奥尼查构成，而这最后一种东西并不是别的，是某种贝壳的膜盖，这种属于“荔枝螺”类的贝壳可以在印度的沼泽地里捕到。

然而，要准备真正的香坛，即便不能说根本不可能，至少也是很难的，因为这一贝壳的不完整体貌特征及其来源地的不明确；真是遗憾，因为假如情况正好相反，那么这一失传的香就肯定会在德塞森特心中激起对东方的盛大典礼和礼拜仪式的骄傲回顾。

至于涉及当代的异教和宗教文学的篇章，在我看来，它们跟关于拉丁文学的篇章一样，还是很公正的。涉及到世俗艺术的章节有助于着重强调当时还不为公众所熟悉的诗人：科尔比埃[17]、马拉美、魏尔兰。对我十九年之前写的东西，我没有任何要删除的；我保留了对这些作家的崇敬；我对魏尔兰表示的崇敬甚至还增加了。阿图尔·兰波和儒勒·拉福格还很值得出现在德塞森特的诗选中，但在那个年代，他们还没有印行任何诗歌，只是在多年之后，他们的作品才出版。

此外，我不能想象，我有朝一日将会欣赏遭到《逆流》洗劫的现代的宗教作家们。人们不可能把这样一个想法从我脑子里抹除，即已故的奈特芒[18]的批评是愚蠢的，而奥古斯图斯·克拉文[19]夫人和欧也妮·德·盖兰小姐[20]是十分迟钝的女才子和十分虔敬的不生育者。她们的糖浆药水在我看来淡而无味；德塞森特把他对香料的趣味转给了杜塔尔，而我相信，他们两人，彼此间依然得相当理解，以配制一种佐以艺术成分的香精，来代替那些黏稠的乳剂。

关于普儒拉和热努德[21]一类社团的文学，我也没有改变意见，但现在我对肖卡纳神甫[22]这位错字连篇的著名虔信者会不那么严厉，因为他至少撰写了几页关于神秘主义的精髓文字，写在他为圣胡安·德·拉·克鲁兹[23]作品而作的导言中，我同样也将对蒙塔朗贝尔[24]更为温和，江郎才尽的他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僧侣的一种不协调、不齐全却又令人激动的作品；我尤其不会再写道，福利尼奥的安婕拉[25]的视觉是愚蠢和变幻无常的，实际上正好相反，但我应该为自己证明，我只是读到了赫罗的译本。然而，后者心中萦绕着一种狂热，要对神秘主义进行删减，冲淡，掺杂，生怕侵害到天主教徒的虚假羞耻心。他把一种热情洋溢的、充满生命力的作品放在了压榨机底下，从中只榨出一种无色而又冰冷的汁液，在他文体的可怜小蜡烛上，勉强地隔水加了热。

话虽如此，如果说作为翻译者，赫罗显示出是这样一个诊脉者[26]，一个虔诚者，人们却公正地证明了，当他为自己的利益而努力时，他是一个独特创见的操纵者，一个目光敏锐的阐释者，一个十分强有力的分析者。在他接触到的那些作家中，他甚至是唯一的一个思索者；我赶来援救多尔维利[27]，为的是夸奖这个人如此不完整却又如此有意思的作品，而《逆流》，我想，为他最好的书《人》在他死后取得的小小成功帮上了一个忙。

关于现代教会文学的那一章的结论是这样的，在宗教艺术的一群阉马中，只有一匹种马，巴尔贝·多尔维利；这一观点依然是正确的。从纯粹意义上说，后者是当时的天主教主义所产生的唯一的艺术家；他是一个伟大的散文家，一个令人赞赏的小说家，他的胆魄让教堂执事佬大喊大叫，因为他句子的那种爆炸性热情让他们恼火。

最后，如果有什么章节可以被看作是别的书的出发点，那就是关于素歌的那一章，此后，我就在我所有的书中，在《路上》中，尤其是在《居士》中扩展了。

在对《逆流》的橱窗中陈列的各种特色物品作了这一简短考察后，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本书是我的天主教作品的一个开端，在这部作品中，我的天主教思想已经成型为完整的萌芽。

而某些盲信者和某些不安的僧侣的不理解和愚蠢，再一次显得那么不可思议。多年中，他们欢呼这一著作的毁灭，而实际上我对这部著作并不拥有所有权，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如果没有了它，那么，它之后的那些神秘主义作品便无法理解，因为，我再重复一遍，它是基础，一切都是从那里出来的。再说，对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假如不从一开始就拿住它，假如不紧紧地跟上它，又如何能珍视它呢；尤其是，假如擦去了自己经过的脚印，假如抹除它所留下的最初痕迹，又如何能意识到优雅在一个心灵中的步伐？

总之，可以确定的一点就是，《逆流》跟以前的作品，跟《瓦达尔姐妹》、《同居》、《顺流》有了决裂，它让我进入了一条我毫不怀疑有出路的道路。

跟天主教徒有不一样洞察力的左拉，感觉到了这一点。我记得，就在《逆流》出版后，我去梅塘住了几天。一个下午，我们俩一起在田野里散步，他突然停下脚步，怒目圆睁，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冲我指责起了这本书，他说我给自然主义带来了可怕的一击，我让流派误入了歧途，我用这样一本小说给自己来了破釜沉舟的自断后路，因为不可能用任何一种文学类别来界定在这样一本薄薄的书中一鼓而穷尽的这一文类，而且，他很友好地——因为他是一个很正直的人——督促我迷途知返，把自己束缚在一种风俗研究中。

我听着他，心里想，他的话说得又是有道理，又是错了，说他有道理，是他谴责我颠覆自然主义，并堵塞了自己的任何道路，说他错了，是说他想象的那种小说，在我看来已是垂死的，无论他愿不愿意，对我来说全是老调重弹，毫无意思。

有很多东西，左拉是无法理解的；首先，是我体验到的那种迫切需要，要打开窗户，逃离一个令我窒息的环境；其次，是强烈的欲望，要打破偏见，打破小说的界限，让艺术、科学、历史进入小说，总之，一句话，只把这种形式用来作一个框框，让更严肃的内容进入其中。在那个时代，正是这一点尤其震撼我，我，要取消传统的情节，甚至还有激情、女人，而把光明的笔触聚集在唯一的一个人物身上，不惜一切代价地创新。

左拉没有回答我试图说服他而采用的那些论据，他不断重申他的肯定：“我不允许人们改变方式和看法；我不允许人们毁坏他们曾崇敬的。”

好家伙！他不是也一样，也没有扮演过好西坎布尔人[28]的角色吗？确实，他即便没有改变他编排和写作的方法，至少也改变了他构思人性以及解释生活的方式。在他最初那些书的黑色悲观主义之后，我们难道不是看到了，在社会主义的色彩下，他最后那些作品的欢乐的乐观主义吗？

必须坦承这一点，没有人比自然主义者更不明白心灵了，尽管他们自诩以观察心灵为己任。他们把人生看作铁板一块；他们看它老是受一些真实性因素的限制，而我，在此之后，我却凭借经验明白到，在世界上，不真实性并不总处于例外状态，罗康波尔[29]的历险有时跟谢娃丝以及古波[30]的历险同样确切。

但是，要说德塞森特会跟他笔下的那些人物同样真实，这样一种概念几乎会刺激左拉，令他困惑。

到目前为止，我用了几页篇幅，主要从文学和艺术的角度谈论了《逆流》。现在，我应该从神恩的角度来谈一谈它了，显示一下在一本书中常常会有什么样的陌生方面，什么样的心灵投射。

《逆流》的天主教主义倾向是那么明显，那么明确，我承认，它对我还是有些无法理解。

我不是在教会学校中长大的，而是在一所普通学校里，我年轻时代从来就不虔信，而通常在改宗中占据一个重要地位的我的童年回忆、初领圣体以及教育，却在我的改宗中没有占据任何地位。而使困难变得更加复杂并导致分析偏离的，还有这样一点，当我写《逆流》时，我的脚还没有踏进过一个教堂，我还不认识任何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也不认识任何一个神甫；我没有体验到任何的神圣触动，激励我走向教会，我平静地生活在我的食槽中；我觉得，满足自己心血来潮的感官是天经地义的事，我甚至都没有想过，这样的一种竞技考验是禁止的。

《逆流》出版于1884年，而我出发去一个苦修院改宗是在1892年；在这本书的种子发芽之前，差不多有八年时间流逝了；就算它要用两年时间，甚至三年时间吧，这样的一种神恩之功，沉默，顽固，有时还很敏感；那至少还剩下五年时间，其间我不记得体验过丝毫的宗教意愿，我对自己过的日子没有丝毫遗憾，也没有丝毫渴望要颠覆它。我为什么，又如何被引导到了一条那时对我来说迷失在黑夜中的岔道上呢？我实在说不上来；除了修女院和修道院的亲属关系，以及我不太熟悉的虔诚的荷兰流派的祈祷，就没有什么还能解释最后呐喊的完美无意识，解释《逆流》最后一页的宗教召唤。

是的，我知道得很清楚，有一些强者，制订人生计划，提前安排生存的路线，并遵循它们，甚至可以说，假如我没弄错的话，有志者事竟成；我很愿意相信，但是，我，我坦承，我从来就不是什么顽强者，也不是一个诡诈的作者。我的生活和我的文学有一种消极、不为人知、不由自主的成分。

天命对我是慈悲的，圣母对我是仁爱的。当它们证明了它们的意愿时，我便局限于不对抗；我乖乖服从；我被人们所谓的“非同寻常之路”带着走；假如说有某个人不靠上帝的帮助，就能确信自己是虚无，那就是我。

没有信仰的人会反对我说，带有这样的想法，人就离宿命论和否定任何心理学不远了。

不，因为对救世主的信仰并非宿命论。自由的裁决者始终平安。我能够，假如我乐意的话，继续向声色犬马让步并留在巴黎，而不是去一个苦修院受苦。上帝无疑不会执意坚持的；但是，在证明意愿依然如旧的同时，必须承认，救世主在其中加入了很多他的意愿，他骚扰你们，他围捕你们，他“审问”你们，在此不妨借用一下一种警察用的强力词语；但是我还要重复，人们可以顶风冒险，把他撵走了事。

说到心理学，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假如我们以一种改宗的视角看待它，就如我看待它那样，那么，在它的序幕中，它是不可能梳理清楚的；某些角落兴许可触知到，但其他的，不能；心灵的地下活动摆脱了我们。在我写《逆流》的时候，无疑曾有过一种泥土的移动，一种地面的穿孔，以便安下地基，但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上帝挖掘并安放下了他的导火索，而他只是在心灵的黑影中，在黑夜中行动。什么都感觉不到；只是在很多年之后，星火才开始沿着导火索跑过。那时我感到心灵在这些震撼中激动；但依然既不很痛苦，又不很明显：礼仪、神秘、艺术则是它的载体或手段；它通常发生在教堂中，尤其是在圣塞弗兰教堂[31]，我是出于好奇而闲逛着走进它的。我只感到，在出席典仪时，有一种内心的震颤，这是人们通过观看、倾听、阅读一部美妙的作品而感受的不停的小小颤动，但是，没有确切的打击，没有明显的催促。

我只是渐渐地脱离了我那不纯的外壳，我开始厌恶自己，但在信仰问题上，我依然持拒绝态度。我提出的异议似乎是不可抵抗的；某一天早上，当我醒来时，它们就已经被解决了，连我也不知道是怎样解决的。我第一次祈祷上帝，炸弹终于爆炸了。

所有这一切，对那些不相信神恩的人来说，显得很疯狂。而对那些感同身受的人来说，却没有任何惊讶可言；而如果说有什么惊奇，它也只能存在于潜伏期中，那时，人们什么都看不到，什么都感觉不到，那是清理和打地基的时期，人们甚至猜都猜想不到。

总之，我明白，从1891年到1895年，从《那边》到《路上》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而从1884年到1891年，从《逆流》到《那边》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却一无所知。

如果说，连我自己都没能明白德塞森特的冲动，那么其他人当然就更不明白了。《逆流》就像一颗陨石落在文学集市中，引起的既是一种惊讶，也是一种愤怒；报界乱成一团：从来没有那么多的文章泛滥；在把我看作愤世嫉俗的印象派，并把德塞森特形容为狂躁症患者和繁杂的蠢货之后，勒迈特先生一类的巴黎高师帮[32]因我没有赞扬维吉尔而愤怒，并用一种专断的口吻宣称，在中世纪，用拉丁语写作的那些作家只是“一些话篓子和一些傻瓜蛋”。另一些批评者也想告诉我，在一个温泉监狱中，让我忍受一下淋浴的鞭子也许是有益的；而那些开讲座者也纷纷掺杂进来[33]。在嘉布遣会修女大道的剧院大厅[34]中，执政官萨尔塞[35]大声地叫嚷道：“我若是能明白这篇小说中的一个词，就让我天打五雷轰！”最后，像是为了配合齐全，那些严肃的杂志，例如《两世界杂志》，急忙派遣他们的领袖，布吕纳蒂安[36]先生，来把这部小说跟瓦夫拉尔和富尔根斯[37]的滑稽剧作比较。

在这一阵喧嚣中，只有一位作家看得很清楚，这就是巴尔贝·多尔维利，而且，他还根本不认识我。在发表于1884年7月28日《宪政报》，后来又收入在出版于1902年的他的《当代小说》中的一篇文章中，他这样写道：

在一本这样的书之后，作者可选择的东西就只有两样，手枪的口或者十字架的脚。[38]

而这已经做了。

J.-K.于斯曼

（1903）

[1] 1902年，珍本爱好者百人协会向于斯曼请求出版小说《逆流》，于斯曼欣然同意，但提出一个要求，即为该书的出版专门撰写一篇序言。这篇序言就是以下的文字。

[2] 见下文中的说明。

[3] 赫罗（Ernest Hello， 1828—1885），法国评论家。

[4] 这里说到的女侯爵，应该是后来法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说法之一“女侯爵五点钟出门”的原型。于斯曼对传统文学的批评，令人联想到后来安德烈·布勒东在《超现实主义宣言》中的主张，以及“新小说”派的理论。

[5] 原文为of meat。

[6] L'Imitation是从14到15世纪时留传下来的一部无名氏作品，宣扬基督教道德。

[7] 圣安布罗斯（Saint Ambroise，约330—397），罗马帝国高官，被米兰的市民拥戴为主教，成为著名的基督教拉丁神甫。

[8] 这句话曾引得另一位法国大作家保尔·克洛代尔的赞赏，后者在其《五大颂歌》的第五首中引用了此语。

[9] Maro，即维吉尔，他的全名为布伯里乌斯·维吉里乌斯·马罗。

[10] Pois chiche，指西塞罗，因为据说他脸上长有一个像鹰嘴豆那样的痦子。

[11] Durtal，这是作者的“杜塔尔的故事”系列四部小说《那边》、《路上》、《大教堂》、《居士》中的主人公。

[12] 艾蒂安·德·克拉夫（Estienne de Clave， 1585—1645），化学家，写有关于炼金术的著作。

[13] 古斯塔夫·莫罗（Gustave Moreau， 1826—1898），法国象征派画家，小说《逆流》第五章中专门谈到莫罗的绘画作品。吕肯（Jan Luyken， 1649—1712），荷兰诗人、插图画家、版画家。伯莱斯丁（Rodolphe Bresdin， 1822—1885），法国版画家。勒东（Odilon Redon， 1840—1916），法国象征派画家。

[14] 作者在此指的两条上帝之诫为“不可奸淫”和“不可觊觎他人之妻”。

[15] Saint Hildegarde、Saint Méliton、Saint Eucher都是基督教的圣徒，在《大教堂》中有些涉及。

[16] 见《圣经·旧约·出埃及记》30：1—10。

[17] 科尔比埃（Corbière， 1845—1875），法国诗人。1873年自费出版诗歌集《怨爱集》。

[18] 奈特芒（Nettement， 1805—1869），法国历史学家、文学家。

[19] 奥古斯图斯·克拉文（Augustus Craven， 1820—1891），法国女作家。本名叫波利娜-玛丽-阿尔芒德·克拉文。

[20] 欧也妮·德·盖兰（Eugénie de Guérin， 1805—1848），法国女作家。

[21] 普儒拉（Poujoulat， 1808—1880），法国历史学家、记者。热努德（Genoude， 1792—1849），法国教士、记者、随笔作家。

[22] 肖卡纳神甫（Chocarne， 1826—1895），法国作家，曾写过《圣胡安·德·拉·克鲁兹传》。

[23] 胡安·德·拉·克鲁兹（Juan de la Cruz， 1542—1591），西班牙圣徒，神秘主义者。

[24] 蒙塔朗贝尔（Montalembert， 1810—1870），法国政治家。

[25] 福利尼奥的安婕拉（Angèle de Foligno， 1248—1309），意大利芳济会修女，最早得到天主教会承认的神秘主义者之一。

[26] 诊脉者，原文为tâte-pouls，Flammarion 2004年版用的是tâte-poule，可译成“诊鸡者”，意思是“关注鸡毛蒜皮的人”。

[27] 多尔维利（Barbey d'Aurevilly， 1808—1889），法国小说家。后文提到的《人》应该是他的《作品与人》（1860—1909）。

[28] Sicambre，指当年入侵西欧的法兰克族的人。法兰克人的君王克劳维改宗皈依时，圣雷米主教为他行洗礼，曾说：“低下头来，高傲的西坎布尔人！”这里，作者喻指作为小说家的左拉其实也在改变。

[29] 罗康波尔（Rocambole），法国19世纪作家蓬松·迪·泰拉耶（Ponson du Terrail）写作的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

[30] Gervaise、Coupeau，左拉小说《小酒店》中的人物。

[31] Saint-Séverin，位于巴黎的拉丁区。

[32] 指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那些人物。

[33] 从“在把我看作愤世嫉俗的印象派”，到“那些开讲座者也纷纷掺杂进来”这一段，是作者应“珍本爱好者百人协会”的要求添加的，目的是为了排版的美观，原稿中并没有这一段，序言的这最后一页上只有短短两行字。

[34] 在巴黎的歌剧院附近，该剧院常常被用作讲座的场所。

[35] 萨尔塞（Francisque Sarcey， 1827—1899），著名记者和戏剧评论家。

[36] 布吕纳蒂安（Brunetière， 1849—1906），法国文学史家、评论家。

[37] 瓦夫拉尔（Wafflard）和富尔根斯（Fulgence）曾共同写作有《单身汉》和《结了婚的男人》等喜剧，在19世纪初期上演。

[38] 参见本书附录：“《逆流》在同时代作家中引起的反响和评价”。

说明

若要从鲁尔普城堡[1]珍藏的某些肖像画来判断，以往德·弗罗莱萨·德塞森特[2]家族的祖先可能由一些皮粗肉糙的健汉、面目狰狞的外籍骑兵构成。他们撑张开宽阔强健的肩膀，局促地硬挤在狭窄的旧画框中，他们那凝眸而视的眼睛，他们那土耳其弯刀一样翘翘的小胡子，他们那用饱满的曲线把巨大的盔甲撑得鼓鼓的胸脯，令人不免心中发憷。

那些人是家族的祖先；他们后代的肖像则没有；这一支脉的容貌之链存在一个空缺；只有一幅油画当作了中介，在往昔与现在之间加了一个缝合点，那是一张神秘而又狡猾的脸，面部线条死板，颧颊上满是点点脂粉，头发抹了发胶，卷成一颗颗珍珠的样子，扑了粉的脖子僵挺着，从僵硬的绉领褶纹中支棱出来。

在戴佩尔农公爵[3]和朵侯爵[4]最亲近和最熟悉者之一的这一形象中，已显露出脾性贫乏的瑕疵和血液中过多的淋巴液。

这一古老家庭的衰退，毫无疑问，循序渐进地遵从了自然进程；男子们的柔弱化有增无减；像是为了完成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任务，德塞森特家的人在两个世纪期间，让他们的孩子彼此通婚，消耗他们在血亲婚姻中所剩无几的精力[5]。

以往人口如此众多，几乎分散在法兰西岛和布里地区所有土地上的这一家族，如今只有一个后代还活着，那就是若望公爵，一个三十岁的柔弱男子，绵弱无力而又神经质，面颊塌陷，冷钢般的蓝色眼睛，鼻子笔挺却有些漏风，双手瘦削而又干枯。

通过一个奇特的返祖现象，家族中的末代子嗣跟老祖宗，跟那宠儿十分相像，也长了一把浅得出奇的金黄色尖胡子，构成暧昧的表情，既慵懒又灵巧。

他的童年是一场悲剧。受淋巴腺结核的威胁，被顽固的发烧纠缠，然而，全靠了新鲜空气和精心护理，他还是成功地跨越了婚龄的岩礁，于是，他的神经终于恢复过来，制服了萎黄病的委靡和懒散，把成长进程推向了彻底。

母亲，一个文静而又白皙的高个子女人，死于劳累，而父亲也紧跟着死于一种莫名的疾病；那时，德塞森特才刚满十七岁。

对父母，他只留有一种恐惧的回忆，毫无感激，毫无亲情。父亲通常待在巴黎，他几乎不认识他；母亲，他还记得她，总是一动不动地躺在鲁尔普城堡一个昏暗的房间里。夫妻俩总是离多聚少，对那些相聚的日子，他还能回想起一些褪色的会面，父亲和母亲，相对而坐在一张独腿桌前面，只有这桌子被一盏灯罩又大又低的灯照亮，公爵夫人无法忍受过亮的光和过大的声音，有可能神经发作；昏暗中，他们勉强交换一两句话，然后，公爵无动于衷地离开，匆匆去赶第一趟火车。

若望被送到耶稣会修士那里，开始他的学业，他在那里的生活更和谐，更温馨。神甫们开始疼爱起这孩子来，他的智力令他们惊讶；然而，尽管他们付出了极大努力，却无法使他不偏科；他学得进某些课程，在拉丁语方面表现出一种早熟的精通，但反之，他却连两个希腊语单词也无法解释，而且对活的语言没有显示出丝毫灵气，另外，一旦人们开始教他最基础的科学知识，他便迟钝得像是一块榆木疙瘩。

他的家人不怎么关心他；父亲有时候来寄宿学校看望他，带来白天或晚上的问候：“怎么样，挺好吧，乖乖听话，好好读书。”夏季，假期里，他返回鲁尔普城堡；他的来到也无法把母亲从梦幻中唤醒；她几乎感觉不到他，只是瞧他几眼，几秒钟时间，带着一种近乎痛苦的微笑，然后又重新陷入到厚窗帘紧裹的房间制造出的黑夜中。

仆人们年纪很老，也很无趣。孩子孤零零的没人照应，下雨天时，便在书堆里淘腾；下午天气晴朗时，便在田野里游逛。

他最开心的事，就是走下谷地，来到朱蒂尼，这是山岭脚下的一个小村，有小小的一片小房子，屋顶盖着茅草，茅草中零零碎碎地夹杂有一蓬蓬石莲花，还有一束束苔藓。他就躺在草地上，在高高的麦垛的阴影里，闲听水磨的低沉声响，嗅吸着弗尔齐[6]的新鲜气息。有时候，他会一直走到泥炭地，一直到隆格维尔那绿黑相间的小村庄，或者爬上和风吹荡的河岸，瞭望从那里开始伸展的无垠旷野。在那里，一边，他的脚下，有塞纳河谷一路蜿蜒流淌，在远处跟闭合的碧蓝天空融成一体；另一边，高高的地平线上，是普罗文的一座座教堂以及高塔，在阳光下，在粉末状的金黄色空气中，似乎在微微颤抖。

他阅读或梦想，如饥似渴，直到孤独的夜晚；由于总是沉湎于同样的思考中，他的精神很专注，他那些不明确的想法臻于成熟。每次假期之后，他回到老师们身边时都会更善思考，更执着；这些变化逃不脱老师们的眼睛；他们精明又奸诈，因职业而习惯探测人的心灵最深处，对这一觉醒的、桀骜不驯的智力决不会看错眼；他们明白，这个学生永远不会为他们增光添彩，另外，由于他家境富裕，似乎根本用不着为未来操心；他们便很快放弃了培养他从事有利可图的生涯；尽管他很愿意跟他们讨论所有关于神学学说的话题，尽管他痴迷于它们的微妙和诡辩，他们却不想劝他入修会，因为无论他们怎么努力，他的信仰始终薄弱；最后，出于谨慎，也出于畏惧，他们便让他单凭自己的兴趣钻研，而忽略其他课程，不愿意跟这一独立精神作对，生怕引来世俗学监们的纠缠。

就这样，他生活得很幸福，几乎感受不到神甫们严父般的桎梏；他继续他拉丁语和法语的学习，随心所欲，虽然神学并不出现在他那个班级的课程表中，他却完成了他早在鲁尔普城堡中就已经开始涉猎的这一学科，那还是在他曾叔祖父多姆·普罗斯佩遗留下来的图书室里，这位祖先当年是圣吕夫[7]的修道院长。

然而，他不得不离开耶稣会教士们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他到了成年年龄，成了他财产的主人；他的表兄兼监护人蒙舍弗雷尔伯爵把账户移交给了他。他们之间的关系只维持了很短一个时期，因为在这一老一少两个男人之间，不可能有任何的交叉点。出于好奇，出于闲散，出于礼貌，德塞森特常常光临这人的家，好几次，在这个表兄位于椅子街[8]的府邸中，他忍受了一些令人厌倦的晚会，那些晚会中，一些跟世界一般古老的女眷彼此间闲聊着贵族的象征，纹章的图案，过时的礼节。

除了寡妇老太太，男人们也围在一起，打打惠斯特牌，由此显现出自己的永恒不变和一无是处；早先骑士的后代，封建世代的最后分支，在德塞森特面前，就是一副患重鼻炎和狂妄症的老人样，反复唠叨着乏味的说辞，几百年的老生常谈。而他，就像是一丛被连茎割断的蕨草中的一朵百合花，这才是在那些老朽脑壳的衰退的脑髓中留下的唯一痕迹。

对于埋葬在庞帕杜尔风格的木石棺墓中的木乃伊，这个年轻人产生出一种难以描述的怜悯，那些该诅咒的慢人[9]，他们活着，眼睛始终牢牢盯住一个隐约模糊的迦南，一个想象中的巴勒斯坦。

在这种场合露了几次面之后，他便决定，不管人们怎么邀请和责怪，再也不踏入那些地方一步。

于是，他就只跟年龄相仿出身相似的年轻人来往。

其中一些人跟他一起在教会寄宿学校中学习，保留了那种教育的一个特点。他们做弥撒，在复活节领圣体，结交天主教圈内人士，他们垂下眼睛，像隐瞒一种罪孽那样隐瞒着他们对姑娘们发动的进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一些自炫其美的人，既不怎么聪明，又很顺从，还有一些是成功地让教师们丧失了耐心的差生，但他们满足了教师们向社会推荐服从者和虔诚者的意愿。

而另一些人，在国立中学或一般中学接受教育，不那么虚伪，也更为自由，但他们既不会更有趣，思路也不会更开阔。那些人花天酒地，喜爱轻歌剧和赛马，喜欢玩朗斯科奈纸牌和巴卡拉纸牌，在赛马中，在牌局上，在头脑空洞者所珍爱的各种娱乐中赌上他们的家产。一年的考验之后，一种巨大的厌倦在他心中生成，这一圈子的放荡行径在他看来低俗、浅薄，毫无情趣的鉴赏力，毫无狂热的奢华，毫无热血沸腾和心神激昂的真正大刺激。

渐渐地，他远离了他们，靠近了文人们，跟文人在一起，他应该感到更意气相投，更自由自在。但这只是一种新的诱饵；他停留在忿忿不平中，因他们满心记恨和斤斤计较的判断，因他们如教堂大门一样平庸的谈话，因他们令人反感的讨论，只凭一部作品的出版次数和销售利润来评判它的价值。同时，他也认识了那些自由的思想家，那些资产阶级的空论家，一些鼓吹各种各样的自由以扼杀他人观点的人，还有一些贪婪无耻的清教徒，他认定这些人的教养水准远在街区的鞋匠之下。

他对人性的蔑视与日俱增；他最终明白到，世界上的大部分人都是无赖和傻瓜。无疑，他根本不指望在他人身上发现同样的渴望和同样的仇恨，不指望跟一种同他一样热中于某种绞尽脑汁刻苦钻研的智力相结合，不指望从一个作家或一个文人那里找到一种跟他一样尖锐、一样突兀的精神。

他为所交换、所接受的种种思想的毫无意义而感到气恼、不自在、愤怒，他变得很像是尼古拉[10]说过的那种到哪里都很悲痛的人；到后来，他竟然不断地剥去自己的表皮，因每天早上在各家报刊上兜售的爱国的和社会的废话[11]而痛苦，并夸大着万能的公众始终对那些写得毫无思想、毫无风格的作品所认为的成功意义。

他早已梦想着一个精致的隐居地，一个安逸的荒野大漠，一个岿然不动的温暖方舟，他可以躲避在里面，从而远离永不止息的人类之愚蠢的大洪水。

只有唯一的激情，女人，本来还能把他留在这一将他伤得不轻的对万物的轻蔑中，但这一激情，它也一样，已经陈旧了。他品尝过肉欲的盛宴，带着一种任性妄为者的胃口，病态[12]的情感，缠人的饥渴，但是，其味觉很快变得迟钝并彻底麻木；在他与乡绅为伍的日子里，他参加过那些阔绰的宴会，喝醉的女人们吃甜食时就解衣宽带，松开搭扣，拿自己的脑袋撞桌子；他同样也跑到剧院的后台去，试探一些女演员和女歌手，除了女人天生的蠢举之外，还忍受过蹩脚女演员谵妄的虚荣心；然后，他也曾包养过已经成名的姑娘，并为那些以金钱为交换提供有争议愉悦的行当的繁荣作出了贡献；最终，他餍足了、厌倦了这类似的豪华，这相同的抚摩，就一跃深入到底层，希望能以鲜明的反差来激励自己的渴欲，以为靠着悲惨生活中的脏话就能刺激迟钝的感官欲念。

无论他尝试什么，无边无际的厌烦始终压迫着他。他努力反抗，求援于高手们危险的爱抚，但这时，他的体质下降了，他神经系统的病情加剧了；脖子已经变得敏感易痛，右手抓起一件重物时就颤抖不止，但拿起某个轻东西，例如举一个小酒杯时，只是稍稍跳动和歪斜。

医生们的诊断让他害怕。该是时候了，要制止这种生活，丢弃这些耗损精力的恶习。一段时间里，他停留在平静的生活中；但是，很快地，小脑就兴奋起来，重新呼唤拿起武器。跟那些春情萌发的小姑娘一样，饥不择食地渴望变质或下流的菜肴，他也在梦想，在实践异常的爱情，畸形的快乐；于是，结局便来了；由于一味满足于耗竭全力，由于疲劳不堪，他的感官陷入了麻木，阳痿临近了。

他又停在了半路上，清醒，孤独，极度厌倦，企求着一种肉欲的疲乏妨碍他达到的结局。

他那些蜷缩起来远离世界的想法在加强，他要隐居在一个僻地闭门不出，要像人们为那些病人消除杂音而在门前街上铺干草[13]那样，消除不屈不挠的生活那滚滚不断的嘈杂喧哗。

此外，作决断的时候到了；对财产的清点吓了他一跳；阔绰的聚会，盛大的庆典，吞噬了他的大部分遗产，而另一部分，投资在土地上，只带来微不足道的利润。

他决定出卖鲁尔普城堡，再也不回那里去，但对城堡的回忆和遗憾，他不会彻底遗忘在脑后；他还清理了其他财产，购买了国债，从而保障每年有五万镑收入，此外，他还为自己留了一整笔钱，用来买房子和添家具，有了它，他才能彻底沉浸在一种安宁中。

他把首都郊区搜了一个遍，发现有一座旧屋要出售，就在丰特奈玫瑰镇[14]的上城，一个僻静的角落，靠要塞很近，周围没有邻居：他如愿以偿了；在这个还没怎么被巴黎人破坏的地方，他肯定自己能得到荫庇；交通很不便利，只有一条可笑的铁路，位于城镇的一端，还有一些小型有轨电车[15]，随心所欲地出发和运行，这让他很放心。一想到如他所愿安排好的新生活就在眼前，他便体验到一种强烈的喜悦，尤其是看到自己隐居得已相当远，在河岸的高处，巴黎的波浪再也不会拍到他，同时又相当近，因为遥遥在望的首都能让他在孤独中定下心来。确实，人们只要被困住而不可能前往某一地点，前往那里的愿望就能立即俘获他们的心，既然如此，他就很走运了，只要不把自己的路完全堵死，他就不会有任何的困顿、任何遗憾，担心自己无法回归社会。

他打发泥瓦工前往他得手的房子，然后，突然，有一天，他摆脱了早先的家具，辞退了用人，对自己的计划秘而不宣，他消失了，根本没有给看门人留下任何地址。

[1] 鲁尔普城堡位于朱蒂尼村附近，离普罗文有7公里。作者于斯曼曾于1881年在那里住过几天，后来又于1884年和1885年的夏季在此小住。

[2] 据考，德塞森特这个姓是作者于斯曼从一本《镇名词典》中选出来的。

[3] 戴佩尔农公爵（Duc d'Epernon，1554—1642），法王亨利三世的重臣和嬖幸。

[4] 朵侯爵（Marquis d'O，1535—1594），法王亨利三世的重臣，曾任财政大臣。

[5] 关于遗传的这一话题是自然主义文学流派的老生常谈，但在这里却被用作了“生理衰退”的神话。

[6] 弗尔齐（La Voulzie），这是当地的一条小河。

[7] Saint Ruf，本是公元4世纪的一个天主教教士，后任阿维尼翁的第一任主教。从11世纪到16世纪，南方的一个修道院曾以他的名字为名。

[8] 椅子街在巴黎，作者于斯曼常常在街角的一家餐馆吃午餐，这家餐馆今天还在，叫“小椅子”。

[9] 原文为lendores，于斯曼在手稿中，对这个词的意思作了解释：“懒惰的、慢性子的、不爱运动的人。”

[10] 皮埃尔·尼古拉（Pierre Nicole，1625—1695），法国道德神学家，冉森派教士，著有《道德随笔》。

[11] 作者正是针对这种“爱国的废话”（原文为des balivernes patriotiques）才写出了他的短篇小说《背包在肩》（收入在左拉、莫泊桑、阿莱克西、塞阿尔、于斯曼和埃尼克合作的短篇小说集《梅塘之夜》中）。

[12] “病态”的原文为maladie，但1981年的版本根据手稿改为malacie，可以译成“萎靡不振”。

[13] 19世纪时人们有一个习惯，当家中有重病人或临死者时，家人要在门窗前的人行道和马路上铺一些干草，以减轻车马噪音对病人的影响。

[14] 作者于斯曼本人曾于1881年7月5日到10月22日居住在丰特奈玫瑰镇（Fontenay-aux-Roses），后也是在这里发表的《逆流》。但他的故居已于1951年被拆除。

[15] 据考，当时这条有轨电车线路从圣日耳曼德普雷到丰特奈玫瑰镇，大约每十分钟发一趟车。

一

两个多月时光过去了，德塞森特才得以沉浸到丰特奈居所宁静的歇息中；各种各样的购物迫使他不断前往巴黎，东奔西跑地走遍整个城市。

然而，他是在经过了一番何等细致的调查，投入了一番何等繁杂的思考之后，才把他的住所托付给了地毯商的啊！

很久以来他就成了色彩的真实性和虚假托词的专家。以往，为了在自己家中接待女人，他构建了一个小客厅，在用日本樟树雕镂成的各种各样的小家具中间，在一种玫瑰色印度绸缎做成的帐篷底下，在被锦缎过滤后显得矫揉造作的光线衬映下，美人的肌肤变得五彩缤纷。

这个房间在姑娘中间曾是那么有名，一面面镜子在墙上相对而挂，如回声一般反射出玫瑰色小客厅无穷无尽的映像，姑娘们热中于把自己的裸体浸泡在这一温暖的肉红色中，而家具木料发出的薄荷味使它更为芳香。

这一矫饰的脂粉气似乎往人们的皮肤底下输送了一种新鲜血液，而这皮肤则早已被常用的浅白妆粉和过多的夜生活弄得失了鲜，遭了损，但是，且不说这种空气带来的种种好处，他还在这慵懒的环境中品尝到一些特殊的欣喜，一些愉悦，而从某种程度上说，对往昔的苦、对消亡了的烦恼的回忆使这些愉悦变得极其美妙，极度活跃。

由此，出于仇恨，出于对自己童年的轻蔑，他在房间的天花板上挂了一个小小的银丝笼子，笼子里关了一只蟋蟀，它鸣唱着，仿佛身处鲁尔普城堡的壁炉灰烬中；这一嘶鸣，他曾经许多次地听到过，那是在他母亲家中每一个拘束的、哑默的晚上，而当他现在又听到这一叫声时，整整一段痛苦的、压抑的青春岁月的景象便又历历在目，于是，当他机械地抚摩着女人颤抖的肉体，任凭她们的话语或笑声打破他的幻觉，把他猛地带回到现实中、客厅中，脚踏实地时，一种嘈杂便在他的心灵中升腾，那是一种对他所忍受的忧伤的复仇需要，一种要以卑鄙行径来玷污家族回忆的狂妄，一种要在肉蒲团上喘气的疯狂愿望，要耗尽最激烈、最苦涩的肉欲狂暴的最后几滴汁液。

还有几次，在秋雨绵绵的季节，当忧郁压上心头，对街道、对自己家、对黄色淤泥一般的天空、对碎石路一般云彩的强烈反感向他袭来时，他便隐蔽在这一掩体中，轻轻地摆弄笼子，瞧着它反照在无穷无尽的镜子游戏中，直到他迷茫的眼睛发现，那笼子已停止了动弹，但整个小客厅却摇晃和转动起来，玫瑰色的华尔兹充盈了整栋房子。

然后，在他认定有必要显得与众不同时，德塞森特也创造了一些奇特异常的室内装饰，他把客厅分隔为一系列小隔间，分别挂上不同的壁毯，但那些挂毯彼此间又有一种细微的相似性，一种隐约的和谐，能以或欢快或隐晦、或微妙或野蛮的色彩，跟他所喜欢的拉丁语或法语作品的特点挂上钩。他会依据隔间的布景，看看到底哪一个最吻合他心血来潮时想阅读的作品的实质，来选择安坐到哪一个隔间里去。

最后，他让人装修了一个高高大大的客厅，专门用来接待他的供货商；他们进来，彼此并肩而坐，坐在教堂一样的祷告席上，这时，他就爬上一个高大的布道台，开始一番关于时髦的布道，恳求他的鞋匠和裁缝，在裁剪方面绝对无条件地服从他的敕书，并威胁他们说，假如他们不顺从他在谕告和诏书中列举的条文，就让他们尝尝一种撤销资金的厉害。

他赢得了怪僻者的名声，这都是因为他的刻意打扮，法兰绒的白色上装，带金丝银线饰带的背心，不用领带，却在衬衫领子的缺口处插了一束淡紫色的兰花，还有为那些文人提供引起轰动机会的晚餐，其中有一次，为纪念最微不足道的不幸事件，他延续十八世纪的做法，安排了一次丧宴。

他家餐厅里挂起了黑色布幔，餐厅面对的花园也突然变了模样，小径上全都撒上了煤粉，小小的水池现在也围起了一道玄武岩石井栏，池子里倒了墨水，而花坛中则摆满了松枝和柏枝，晚餐被端到一张铺了黑布的桌子上，桌布上还放着紫罗兰和轮峰菊的花篮，被一些燃着绿色火焰的大灯台和点着蜡烛的小烛台照亮。

一个隐匿的乐队演奏着葬礼进行曲，食客们由一些裸体黑女人服侍，她们穿着高跟拖鞋和银丝的长袜，丝线上还挂着泪滴似的珠子。

人们使用镶了黑色边沿的盘子，吃的，有甲鱼汤、俄罗斯燕麦面包、土耳其熟橄榄、鱼子酱、腌鰡鱼子、法兰克福熏血肠、配了甘草汁和鞋油色佐料的野味、浓汁块菰、奶油巧克力、布丁、油桃、葡萄原浆、桑葚、黑樱桃；喝的，装在深色杯子里，有利玛涅、鲁西永、特内多斯、帕纳斯谷的葡萄酒，以及波尔图甜酒；在咖啡和核桃酒之后，还能品尝到格瓦斯、波特啤酒和世涛啤酒。

宣告阳刚气一时衰亡的晚宴，这就写在像是恭请出席葬礼的邀请信上。

但是，他以往赢得荣耀的这些荒唐事却消耗殆尽；今天，他对那些幼稚且陈腐的炫耀，那些奇装异服，那些怪异的住宅装饰却只有蔑视。他只是，为了他的私人愉悦，而不再是为了哗众取宠，他还梦想以一种罕见的方式，构建一个舒适的、装饰精美的室内环境，创造出一种奇特而又宁静的起居生活，以适应其孤独未来的种种需要。

当丰特奈的房屋由一个建筑师按照他的意愿和方案整修就绪，当只剩下家具和装饰的陈设要确定时，他重新久久地审视了一番各个色系。

他想要的，是一些会在人为的灯光下表达出情趣的颜色；他根本就不在乎它们在白天的光线中会显得平淡无奇或者毛糙生硬，因为他几乎只生活在夜间，在他看来，只有在对影成双时，才更觉得是在自己家里，才更孤单，精神才会真正地兴奋和骚动起来；他还觉得，在一座座被黑暗和沉睡团团包围的房屋中，待在唯一那间灯火通明、依然清醒的房间里，真是一种特殊的享受，进入这样一种享受，兴许是一丝虚荣心，一种奇特的满足感，这是熬夜工作者所熟悉的，当他们撩起窗帘时，他们会发现，周围一切都熄灭，一切都哑默，一切都死寂。

慢慢地，他挑拣着色调，一种接一种。

在烛光中，蓝色转向了一种假绿色；假如是深色系的蓝，如钴蓝和靛蓝，那么它就变成黑色；假如它很浅，它会变灰；假如它色泽本真，温和，泛着青绿，它便发暗，发冷。

除非把它作为添加剂，跟另一种颜色混合起来，它绝不可能成为一个房间的主色调。

而铁灰色，依然皱眉沉脸，并显得笨重；珠灰色则丢失了其清亮，变形成一种脏白色；褐色沉沉入睡，渐渐冷却；至于深绿色，还有皇室绿和香桃木绿，它们的情况跟海蓝色一样，会融合在黑色之中；剩下就是更浅的绿色了，例如孔雀绿，以及辰砂色和生漆色，但是，那时候灯光会流放它们的蓝色素，而只监禁它们的黄色素，而这黄色素只保留下一种虚假的色调，一种混浊的味道。

橙红色、玉米色和玫瑰色，也用不着想得更多，其女性化倾向跟隐居的概念格格不入；最后，在灯光下会失色的紫色，也没什么好说的；到晚上，只剩下残留的红色，那是什么样的红色啊！一种黏糊糊的红色，一种可疑的绛红；此外，他总觉得没必要求助于这种颜色，因为只要添加一定剂量的山道年[1]，人们就能看出紫色，从此根本用不着去动它，就很容易改变帷幔的色调。

这些颜色排除掉后，就只剩下三种了：红色，橙色，黄色。

在所有颜色中，他最喜欢橙色，由此，用他自己的例子就能证实一种理论的真实，他宣称这理论有一种近乎数学般的精确性：要知道，在一个真正艺术家的感觉本性和他的眼睛以一种更特殊、更生动的方式所见到的颜色之间，存在有一种和谐。

确实，他忽略了大多数普通人粗糙的视网膜，因为它既发觉不了每一种色彩特有的韵律，也发觉不了它们明暗渐变和它们细微差异的神秘魅力；他还忽略了那些资产者的眼睛，因为它们对激动而又有力的色调的宏大和胜利无动于衷；于是，他只保留了那些经过文学与艺术的训练而具有精睛明眸的人，他似乎认定了，他们中那个梦想完美、向往幻觉、在夕阳中刺激视野盲点的人的眼睛，通常会被蓝色及其衍变色所抚摩，例如浅紫色、丁香色、珠灰色，只要这些颜色还是细嫩的，不超越边界，否则就会丧失其个性，转变为纯粹的紫色，通透的灰色。

相反，那些举止粗野者，那些血相旺盛者，那些漂亮的多血质[2]者，那些根本无视种种开场白和插曲，争先恐后地冲锋，很快就昏了头的强壮男子，他们中的多数往往津津乐道于黄色和红色的鲜艳光线，以及朱砂和铬黄的铙钹之击，心甘情愿地被冲得目眩眼花，心醉脑晕。

最终，那些虚弱和神经质的人的感官胃口寻找熏制和卤制的美食，而那些极度激动者和精瘦者的眼睛，几乎全都一样，则钟情于这一撩人和病态的颜色，虚构的辉煌，尖酸的狂热：橙色。

德塞森特的选择不会授人以丝毫怀疑；但是，毋庸置疑的困难依然还在。如果说红色和黄色在光芒中显示出了崇高，它们的复合色橙色却并不总是如此，它会被带走，并且常常蜕变为一种金红，一种火红。

他在烛光下一一察看它那差别细微的种种色调，终于发现有一种跟他所期待的种种苛求应该不会有什么不协调，有什么冲突；准备工作一旦结束，他便尝试着，尽可能避免使用东方的织物和挂毯，至少对他的工作室而言是如此，因为发了横财的批发商低价进货，将其囤积在新品商店中，这些东西变得如此枯燥无味，如此庸常平凡。

他最终决定，把他的墙壁像书籍那样装帧起来，用摩洛哥山羊皮，带有大又平的颗粒面，或者用开普敦公羊皮，由坚硬的铁板在强压之下轧光。

护壁一旦包起来后，他就让人在护条和高高的勒脚上涂上一种深深的靛青色，一种很像是轿车车身制造者用来给车门上色的靛青色的漆，而同样蒙上了摩洛哥山羊皮的稍呈圆形的天花板上，则打开了一个由国王蓝的丝绸铺就的圆圆的苍穹，后者镶嵌在橙色的皮革中，活像一个巨大的牛眼窗，一些银色的六翼天使在苍穹中正展翅升腾，那是由早先科隆织工行会的师傅特地为一件很古老的斗篷而绣的。

作完一系列的调整后，到晚上，所有一切都妥协了，缓和了，就位了：细木护壁板凝定了鲜明的蓝色，而且似乎因橙色而发热，而橙色则维持住了自身，并未伪造篡改，反而得到加强，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被蓝色那咄咄逼人的气息撩拨得更旺。

至于家具方面，德塞森特并没有寻寻觅觅，这个房间中唯一的奢华，应该就是书籍和珍奇花卉；他保留着不动，等以后再用某些素描或者绘画，来装饰始终赤裸裸的板壁，目前，他所要做的只是在大部分墙面上安装用来放书的乌木架子和格子，在地板上铺上猛兽皮和蓝狐狸毛皮，在十五世纪兑钱用的大桌子旁边，安放那些带有侧耳的深凹的扶手椅，一张礼拜堂的铸铁旧课桌，这是一张古老的斜面经书桌，早先，教堂执事会在这书桌上放上对经唱谱，而现在，它则承受着一本分量极重的大开本的杜康热[3]的《中古拉丁语词汇》[4]。

窗子的玻璃呈碎裂状的花纹图案，蓝荧荧的，上面布满了墨绿色斑点，隆起部分则缀上了金色，截断了乡野的景色，只让一丝虚假的光线进入，搭配的窗帘用古老的教士襟带缝制成，其暗淡的、几乎被烟熏黑的金色，熄灭在一种几乎死寂的棕红条纹中。

最后，壁炉的帷幔，它也一样，用一种佛罗伦萨塔夫绸的豪华无比的教士祭披剪裁出，而就在壁炉上，在两个来自于比埃夫勒古森林修道院的拜占庭风格的黄铜圣体显供台之间，放着一个美妙无比的弥撒经牌，它分为三个互相分隔的格子，装饰了一圈花边，在它的玻璃框架下，波德莱尔的三部作品，用令人赞叹的祈祷书字母和美轮美奂的彩色装饰字母，抄写在一种真正的精制犊皮纸上：在左边和右边，十四行诗标着这样的题目《情人之死》和《敌人》；而在中间，那首散文诗的标题则是：Anywhere out of the world，意思是“世界之外，无论何地”。

[1] Santonin，是从菊科植物中提取的一种生化物质，可作驱肠虫剂。

[2] 根据希波克拉底的分类，多血质的人一般性格活泼、善交际。

[3] Du Cange，本名夏尔·杜·弗莱纳（Charles du Fresne，1610—1688），通称杜康热爵爷（Sieur du Cange），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文献学家。

[4] Glossariuni mediae et infimae latinitatis，1678初版。

二

变卖家产后，德塞森特留下了那两个曾经照顾过他母亲，同时还做过鲁尔普城堡管家和门房的老仆人，一段时间来，城堡一直无人居住，空空荡荡的，直至被拍卖。

他让这一对夫妇前来丰特奈，因为他们习惯了照应病人的工作，一种有规律的护理任务，时不时为病人喂一勺勺药汤和药茶，他们也习惯了修道院僧侣般严酷的寂静，绝不跟外界有任何交流，永远待在门窗紧闭的房间中。

丈夫负责清扫房间，外出采购，妻子负责做饭做菜。他让他们住在二楼，迫使他们穿上厚厚的毡绒袜鞋，让人给房门的门枢上足了油，用一些鼓形的绷圈圈起来，还在地板上填上厚厚的地毯，以求永远都听不到他们的脚步声在他头顶之上响起。

他还跟他们约定了某些门铃的暗号，依据铃声的不同次数，或长或短的不等节奏，确定它们的专门含义；在书桌上，他专门指定了那个确切地方，每个月，他们都得在他睡觉的时候，把当月的账本放到那里；总之，他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根本就用不着经常跟他们说话或者看到他们在场。

然而，由于那女人有时得绕过房屋，去棚屋里搬柴火，他希望她穿越他窗户格子的时候，身影不要那么扎眼，他特地让人为她做了一件弗拉芒黑罗缎的上衣，带有白色的帽子和宽大的黑色帽兜，耷拉下来，就像冈德修女院那些不发愿的修女还在穿戴的那样。黄昏中，这个戴着帽子的剪影在他面前掠过，给了他一种隐修院的感觉，令他回想起那些哑默而虔诚的村庄，那些在生气勃勃的城市角落里被隔绝、被埋葬的死寂街区。

他同样还规定了每日餐饭雷打不动的时间；反正饭菜也不怎么复杂，甚至可说是十分简单，他那虚弱的胃不再允许他消化花样繁多或油腻滞重的菜肴。

冬天，五点钟，日光西沉之后，他稍微吃上两个煮鸡蛋，再加一点儿吐司，喝点儿茶，权当中饭；然后在十一点左右吃晚饭；夜里，喝点咖啡，有时也喝茶和葡萄酒；大约凌晨五点钟，上床之前，稍稍还吃几口夜宵。

他饭菜的菜谱和菜单，是在每个季节一开始就一劳永逸地定好了的，餐桌放在一个小房间的中央，这房间跟他的工作室由一个填充了隔音材料的走道分隔，走道密不透风，不让丝毫气味和声音渗透，进入到它所连接的这两个房间。

这餐室很像是一艘军舰上的舱室，带有圆拱形顶板，安有半圆形房梁，壁板和地板用的是油松木，小窗子可以在细木护壁中打开，像一个舷门中的舷窗。

就像那种日本套盒一样，一个套在另一个里面，这个房间也是套在另一个更大的房间中，即本来由建筑师所造的真正餐室。

这个餐室有两个窗户，其中一个，现在看不见的，被隔板遮住，隔板的开闭由一个弹簧来自由控制，以调节空气，空气得以通过这一出口在松木舱室周围流通，并钻入里面，另一个窗子，明晰可见，因为它正好位于细木护壁中的舷窗对面，但被封死了；一个硕大的鱼缸占据了舷窗和开在真正墙壁中的真正窗户之间的整个空间。于是，阳光要照亮整个隔间，首先要穿透窗子，只不过那窗子的方格子早已换成了一面没有涂水银的镜子，其次要透过鱼缸里的水，最终还要透过舷门上的玻璃窗。

秋天，当俄式茶炊在桌子上冒出热气的时刻，太阳已悄然消失，鱼缸中整整一上午微微透亮而又带点儿混浊的水，现在被炭火的微光映亮，在一片金色的板壁上，滤出一丝丝红色来。

有时候，下午，很偶然，当德塞森特醒来起床时，他会叫人来玩一套水管和水道的游戏，排空鱼缸的水，又重新灌上干净水，他还让人倒进几滴彩色鲜艳的香精，由此，随心所欲地让鱼缸里的水有了真正河流才有的色调，或碧绿，或海蓝，或乳白，或银白，而这些颜色则是依据天空的颜色，太阳或强或弱的热度，还有雨水或重或轻的威胁，总之一句话，是按照季节和气候的状态而变化的。

于是，他想象自己就在一艘双桅横帆船的甲板间，正好奇地观赏着美妙无比的机械鱼，只见它们装配成钟表零件的样子，在舱室的玻璃前来回游动，并停靠在假水草上；或者，进入餐厅之前，他先让人使劲往里面灌输柏油味，然后，他一面嗅着这气味，一面细细察看着挂在墙上的那些彩色版画，它们就像客轮公司和劳伊德公司内悬挂的版画，再现了正驶向瓦尔帕莱索和拉普拉塔的汽轮，他还察看那些带框的表格，那上面标出了王家邮轮公司、洛佩兹和瓦莱里公司的航行线路，以及大西洋邮政服务的运费标准和停泊地点[1]。

然后，当他看阅这些说明看得厌倦了，他就休息一下眼睛，瞧一瞧秒表、罗盘、六分仪、圆规、望远镜，以及散放在一张桌子上的地图，这张桌子上只竖立着唯一的一本书，海豹皮封面的《阿瑟·戈登·皮姆历险记》[2]精装本，特地为他印刷在一种直纹纸上，纯粹的纤维纹路，每一页都是单独挑选的，带有一只水印的海鸥。

最后，他还能发现一些钓鱼竿，一些鞣制的褐色渔网，一些卷起来的棕红色帆布，一个小小的软木锚漂，漆成了黑色，全都堆成一团，旁边就是通往厨房的那道门，门外是一条走廊，直通厨房，墙面上塞满了柔软的垫料，跟那条连接餐室和工作室的走廊一样，可以吸收从厨房传来的各种各样的气味，还有各种各样的声响。

这样，用不着挪窝，他就能为自己提供一种长途旅行带来的那些迅速的几乎转瞬即逝的感觉，还有那种只通过回忆才存在的，而在当时、在他践行的那一分钟里却几乎从未有过的移动的愉悦，他尽情地吮吸它，自由自在，毫不疲倦，毫不烦恼，就在这小小的乱糟糟的舱室中，其过渡性的面貌和暂时性的安置，倒是跟他的临时逗留，以及他有限的用膳时光相当精确地相吻合，而且以一种绝对的方式，跟他的工作间形成鲜明对照，而后者则是一个收拾得整整齐齐、摆设得井井有条的房间，体现出深居简出的严谨风格。

运动在他看来没有用处，想象可以轻而易举地为他填补这一平庸的现实。照他的观点，只要依靠一种轻松的花招，依靠对欲望所追逐的对象的一种大致模拟，即使是正常生活中那些被认为是最难满足的欲望人们也可以借此得到满足了。由此，很显然，今天的任何美食家都会很开心，在以家酿美酒而著称的餐馆中，畅饮按巴斯德先生的方法发酵制造的、仿照高质量佳酿的普通酒。然而，不管是真是假，这些葡萄酒有着同样的芳香，同样的颜色，同样的滋味，同样，人们在品尝那些变质的人工饮料时体验到的愉悦，跟他们在享受自然纯酒时的愉悦，是绝对一样的，更何况，那纯粹之酒，任你踏破铁鞋都求不得，即便用黄金高价也买不到。

通过把这一似是而非的迂回，这一巧妙的谎言搬移到精神世界中，毫无疑问，人们可以就跟在物质世界中一样轻而易举地享受到类似的、各方面的、真正的奇幻美味；比如，人们在必要情况下，毫无疑问可以通过炉火旁的启发性阅读，阅读一部讲述遥远旅行的作品，来投身于一些漫长的探险，来启迪一下或倔强或迟钝的头脑；同样，人们毫无疑问根本不用离开巴黎就可以获得一种海水浴的美好感觉；他只要径直来到位于塞纳河一条驳船上的维捷浴场[3]就行。

在那里，人们按照药典的配方，往水中掺入硫酸钠、氢氧化镁和石灰，把浴缸中的水弄咸；从一个被螺栓紧紧封闭住的盒子中拉出一个小线团或者一段很小很小的缆绳，此物是从那些绳缆大货场特地找来的，那里的大商店和地下室总是飘浮着一股股潮汛和码头的气味；通过嗅闻那些应该还被这根细绳或这截缆绳保留住的气味；通过查看一张赌场的真实照片，通过热情地阅读乔安娜导游材料，看它描绘的人们渴望前往的海岸的美丽风光；还通过浴缸中由观光游艇掀动的波浪的任意摇晃，任凭小小的旋涡卷过浴室的甲板；最终，还通过倾听从桥拱底下灌入的风儿的呜咽，还有几乎就从你头顶上方，在王室大桥上，慢慢驶过的公共马车发出的那种低沉声响，大海的幻象确确实实，咄咄逼人，无可否认。

关键要善于动手做出来，善于集中精力于唯一的一点，善于用足够的抽象来带动幻觉，并能用现实之梦来代替现实本身。

此外，在德塞森特看来，人为的仿造是人类才华的独特标志。

如他所说，自然早已造就过了它的时代；景色和天空令人厌恶的千篇一律彻底摧毁了高雅人士的认真耐心。实际上，固步自封于自己领域的专家是多么庸俗，专卖某种物品而排斥其他一切的小店主是多么渺小，牧场和森林的商店是多么单调，而群山和大海的会社则是多么平庸！

另外，大自然的著名发明中，没有任何一项会是那么微妙，或那么崇高，以至于人类才华无法创造；没有任何一座枫丹白露森林，没有任何一道月光清辉，不能用充满电灯光的布景来制造；没有任何一道飞流瀑布，不能由水利设施来模仿得惟妙惟肖；没有任何一片怪石巉岩，不能用硬纸板来逼真地拼凑；没有任何一朵鲜花，不能由特殊的绸缎和奇妙的彩色纸来与之媲美！

毋庸置疑，这种没完没了的颠三倒四，现在已经耗费尽了真正艺术家们宽厚的景仰，应该是替换它们的时候了，尽力而为吧，用人工的装置。

然后，就来好好辨别一下自然作品中被认为最精美的那种，其创造物中被公认为具有最独特和最完美的美的那种：女人；难道人类不是仅仅靠着自己，就制造出了完全抵得上女人的一种活生生的人造生命，至少在造型美上是如此？难道在这世界上还存在着一种在交合的快乐中孕育，并在一个子宫的阵痛中诞生的生命，其模式，其类型，比起北方铁路线上采用的那两种火车头模式或类型来，竟然还要更光辉、更灿烂吗？

其一，克兰普统[4]，一个令人赞叹的金发女郎，尖利的嗓音，苗条高挑的身材，束缚在闪闪发亮的黄铜胸衣中，恰如母猫柔软而又神经质的舒展身躯，一种娇艳和鲜亮的金发女郎，其异常的优雅令人敬畏，当她绷紧了钢铁的肌肉，挥发出温暖腰身上的汗水，她便启动巨大的玫瑰花窗般的精美轮子，生气勃勃地向前冲锋，位于激流和浪潮之首！

另一个，恩格尔特[5]，一个肤色发暗的巨大的褐发女郎，喊声低沉而沙哑，腰肢短粗，被死死地束缚在一件生铁盔甲中，一个魔鬼般的野兽，冒着披头散发似的黑烟，有六对低矮的轮子；当她稳稳当当、慢慢悠悠地牵动笨重的货物车厢长尾，让大地颤抖不已时，她显现出了何等压倒性的强力啊！

在婀娜多姿的金发美女和丰满壮硕的褐发美女中，肯定再也没有同一类型的纤细苗条和骇人力量；我们可以确定无误地说：人类能够在其自身属性规定的范围内，做得跟他们所相信的上帝一样好。

当风儿为德塞森特带来了在巴黎和苏城之间行驶在陀螺般转着圈的简易铁轨上的火车那微弱的汽笛声时，他的脑子里便生出这样一番思考；他的家离丰特奈车站约有二十分钟路程，但是房子所在的高度，加之地处偏僻，所以，每逢星期天不可避免地被吸引到火车站附近的众人的喧哗声是不会传到房子跟前的。

至于村庄本身，于他几乎还很陌生，一天夜里，他曾透过窗户观望过周围静悄悄的景色，但见村子一路蜿蜒，下伸到一个山坡脚下，而在山岭顶上，矗立着维里埃尔森林的炮台。

黑暗中，左边，右边，层层叠叠地滞立着一些模模糊糊的大团影子，远处，影子上方，则矗立着另一些炮台，另一些要塞，其高高的斜坡在月光底下像是一幅水粉画，给一片暗色的天空渲染上了一层银色。

山岭落下的影子把平原中央逼得更狭窄，像是扑了一些淀粉，抹了一层白色的冷霜，在温和的空气中，褪了颜色的野草随风晃动，分泌出香料作物的微微香气，树木被月光染上了白粉，苍白的叶子乱蓬蓬的，把树干拆得一片凌乱，让它的影子在石膏般的地面上打上黑色条纹，但见地上的石子如同盘子碎片那般闪闪发光。

扑朔迷离的装扮，矫揉造作的氛围，这片景色并不怎么让德塞森特讨厌；但是，自从那天下午忙于在丰特奈小村里寻找一座房屋以来，他还从来没有大白天里在路上散步过；另外，这地方的一片绿荫也没有引起过他的任何兴致，因为它甚至都提供不了在郊区瓦砾堆上，在城墙之外艰难生长的那些病态的、令人同情的植物所显示出的微妙而凄惨的魅力。此外，那一天，他发现在村庄里，有一些留有髯须的大腹便便的市民，还有一些留小胡子的穿正装的人，如同佩戴圣体一样，佩戴着法官和军官的头像，从那次遭遇后，他对人类面目的憎恶平添了好几分。

逗留巴黎的最后几个月，当他受神经衰弱的折磨，受忧伤情绪的打击，几乎绝望时，他的神经达到了一种极其敏感的地步，一看到讨厌的物件或者讨厌的人，他们就会在他脑子里深深扎下根，他得花好几天时间，才能稍微抹除掉一点点他在大街上碰到的人们的痕迹，而这成了挥之不去的酷刑之一。

这么说吧，他见到某些相貌就痛苦不已，他几乎把某些面容或慈祥或粗糙的神态，看成是一种折磨，对那位一副博学多才的派头、闭着眼皮闲逛的先生，对另一位面对着镜子微笑，还摇晃着身子的先生，他迫不及待地想狠狠给他一巴掌。最后，对那位一边皱着眉头，一边囫囵吞枣地读着报纸上的冗长文章和社会新闻，似乎搅动着整整一个世界的思想的先生，也来上他一巴掌。

他觉察出，人们对他的想法有一种如此根深蒂固的愚昧，一种如此恶毒的诅咒，对文学，对艺术，对他所喜爱的一切有着一种如此的蔑视，这些恶意全都根植于、锚定于那些小商人的小小脑袋瓜里，他们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只关注作弊和赚钱，只热衷于平庸精神的那种低俗消遣，政治，看到这些，他便气呼呼地返回家中，和书籍为伴，闭门不出。

最后，他还咬牙切齿地憎恨新的一代人，这个粗野、可怕的阶层什么都不懂，只会在餐馆和咖啡馆里高声说笑，他们在人行道上挤了你，根本就不会说一声对不起，当他们把一辆童车的轮子别到你的腿上时，根本就不会道一声歉，甚至连一声招呼也不会打。

[1] 这几家轮船公司都是当时确实存在的，而且在巴黎设有分部。

[2] 指《阿瑟·戈登·皮姆的故事》，是爱伦·坡的一部小说。

[3] Bain Vigier，位于新桥附近的塞纳河畔。

[4] La Crampton，一种火车机车头，以其发明者英国工程师Thomas Russell Crampton的名字命名。

[5] L'Engerth，一种火车货车车头，以其发明者奥地利工程师Engerth的名字命名。

三

固定在以橙色和蓝色为主色调的书房墙壁上的一部分搁板，上面一律覆盖着拉丁语著作，被索邦大学那些不幸的课程所奴役的知识分子，会用这样一个名称来指定它们：“颓废”[1]。

确实，拉丁语，恰如它在教授们依然执意称之为“伟大世纪”的那一阶段被人实践的那样，并没有怎么激起他的兴趣。这一语言规矩颇多，种种表达结构屈指可数，几乎不变，缺少句法上的柔软性，没有色彩，也缺乏色调变化，这一语言从头到尾被刮得精光，删除掉了生硬却又充满了往昔时代中很形象的表达法，严格地说，可以陈述那些已经由雄辩家们和诗人们反复唠叨的貌似宏大的陈词滥调，虚头巴脑的老生常谈，但是，它在语言学研究中显现出的漠不关心和厌烦，必须等到路易十四世纪的法兰西语言风格形成，才会遭遇一种旗鼓相当的语言，同样自觉地被弱化，同样一本正经得令人疲乏和厌倦。

其中就有温和的维吉尔，被迂夫子们戏称为曼图亚的天鹅的那一位，这大概是因为，他并不出生在这一城市[2]，在德塞森特看来，他像是古往今来最可怕的学究之一，最可怖的讨厌鬼之一；他作品中的牧羊人们洗得干干净净，打扮得漂漂亮亮，轮流着往读者脑袋上浇下满瓦罐的冷冰冰的说教式诗句，他那被他比作一只热泪滚滚的夜莺的俄耳甫斯，他那会为蜜蜂而哭泣的阿里斯塔俄斯[3]，他的埃涅阿斯，这一优柔寡断、随波逐流的人物，四方漫游，像是一个中国皮影，以木偶般的动作，存在于其诗歌难以被奴役、难以被润滑的透明背后，这些全都令他恼火。他本来也会接受那些木偶彼此间交换的，或者对牛弹琴，或者无的放矢的枯燥乏味的废话；他也还会接受对荷马、忒奥克里托斯[4]、艾尼乌斯[5]、卢克莱修等人厚颜无耻的借鉴，还有马克罗比乌斯[6]为我们揭示的《埃涅阿斯纪》中第二歌的简单剽窃，它几乎就是对皮桑德尔[7]一首诗歌一字不差的抄袭，总之，整个关于这一大堆诗歌的难以叙述的空洞无物；但是，令他更毛骨悚然的，还是这些六音步诗句的写法，听起来如同中空的铁壶，发出白铁皮的响声，按照一种学究气、干巴巴的诗韵学长年不变的规则，在容器中掂量它们众多字词的分量；还有那些粗陋不堪却又一本正经的诗句的结构，在它们官方的模样中，在它们对语法的些微崇敬中，这些被一种不可动摇的分行机械地割断的诗句，始终以同样的方式，在诗行的尾巴，让一种扬抑抑格跟一种扬扬格狠狠地碰撞一下。

借鉴于卡图卢斯[8]精美熔炉的这种亘古不变的格律学，缺乏幻想，缺乏仁慈心，充塞了无用的字词、填充料、为凑音步而补的赘词，一模一样的花头，事先规定的老套套；这种荷马式修饰语惨兮兮地不断返回，什么都不指明，什么都不让人看到，这整整一套贫乏的词汇，色彩沉闷而平淡，着实让他遭罪。

应该公正地补充一句，如果说他对维吉尔的敬意实在是再有限不过了，如果说，他对奥维德喷涌的才华的兴趣是最隐秘、最沉默的话，那么，他对贺拉斯的宏大而又繁杂的优雅的厌恶，他对这令人绝望的矮胖子的喋喋不休，对这老小丑装腔作势的下流无耻的厌恶，却是无限的。

散文方面，鹰嘴豆[9]那啰嗦的语言，累赘的隐喻，晦涩艰深的离题话，也都不怎么让他来劲；他那张狂的招呼，他那汹涌澎湃的爱国主义陈词滥调，他那过分的夸夸其谈，他那文笔的冗重分量，饱满的，多肉的，但又偏肥偏油，缺乏骨头与骨髓，他那句子一开头便上来的冗长副词，简直就是令人无法忍受的糟粕，他那始终不变的连接套式，简直就像用一根纤维把脂肪组织胡乱地串联起来，总之，他那同义反复的累人习惯，并不怎么能迷惑他；而恺撒，也不比西塞罗强到哪儿去，尽管他以简明扼要而出名，却并不能令他激动；因为正好相反的极端体现出了一种枯燥无礼的专横，一种备忘录般的贫瘠，一种无法想象的、违背惯例的便秘。

总而言之，无论是在这些作家当中，还是在那些假充文人以博一乐的人当中，他都找不到滋补的精神食粮：然而，比起其他人来，萨卢斯特[10]毕竟还要少一些乏味；李维[11]很伤感和浮夸；塞内加则浮肿而苍白；苏埃托尼乌斯[12]呢，迟钝而又懒散；塔西佗，在其造作的简明中最为神经质，在所有那些人当中最粗砺，最有肌肉。在诗歌方面，尽管尤维纳利斯[13]的某些诗行差强人意；尽管佩尔西乌斯[14]的影射颇为神秘，这两位都让他心里发冷。忽略不计的则有提布卢斯、普洛佩提乌斯、昆体良、大小普林尼、斯塔提乌斯、比尔比利斯的马提雅尔[15]，甚至还包括泰伦斯，而普劳图斯，其充满新词的切口，其复合词，其昵称词都能令他喜欢，但其卑下的幽默和粗俗的佐料则令他厌恶，德塞森特之所以开始对拉丁语感兴趣，只是因为那一位鲁卡努斯[16]，因为这种拉丁语已经扩展了，更富有表达力了，不那么抑郁；那种精心制作的盔甲，那些嵌了珐琅，镶了宝石的诗行，俘获了他的心，但是这种对形式的专一关注，这些清脆响亮的音调，这些金属般的铿锵，并不能彻底掩盖思想的贫乏，还有那些令《法萨卢斯战纪》[17]的皮肤上肿起的凹凸不平的疱疹。

他真正喜爱的作家则是佩特罗尼乌斯[18]，正是后者让他下了决心，把鲁卡努斯闻名遐迩的灵巧一劳永逸地流放到他的阅读范围之外。

这位佩特罗尼乌斯是一个洞察敏锐的观察家，一个微妙细致的分析家，一个奇妙的画家；他平心静气地描绘了罗马的日常生活，毫无成见，毫无仇恨，在他发人深省的《萨蒂里孔》的小小篇章中，叙述了他那个时代的风俗。

通过逐一记述社会事实，以一种确定的形式来证明它们，他展现了人民生活的细枝末节，他们的插曲故事，他们的兽性，他们的情欲。

这厢里，是带家具房屋的督察在询问刚刚进入的旅人姓甚名谁；那厢里，则是妓院，人们围绕着站在告示牌之间的裸体女人溜达，而透过没有关严的房门可以瞥见一对对男女的嬉戏；还有，那儿，富丽堂皇的豪华别墅透出一副穷凶极恶、高傲轻慢的模样，而书中比比皆是的小旅店，则透出破败的景象，破旧的帆布床上爬满了臭虫，当时的社会历历在目：狡诈的骗子，如阿斯基托斯和欧摩尔坡斯[19]四处寻找着某种意外收获；年老的梦魔把衣袍的下摆高高撩起，面颊上涂着铅白和桃红的脂粉；吉托一般的十六岁侍童，胖嘟嘟的，一头卷发；被歇斯底里击垮俘虏的女人们；追逐遗产者，把自家的少年郎和姑娘奉送给荒淫无度的立遗嘱人；所有人在书中你追我逐，在街上你争我夺，在浴场你搂我摸，仿佛在一出哑剧中那般互相打闹。

这一切均通过一种奇特的青涩风格，一种准确的色彩来叙述，那是一种使用各种方言的强劲风格，借用了在罗马流行的所有语言独特的表达法，突破了所谓伟大世纪的一切界限，一切羁绊，它让每一个人都说自己的话：让没受教育的自由奴讲大众拉丁语，街头的俚语；让异邦人讲他们野蛮的方言，夹混了杂七杂八的非洲话、叙利亚话、希腊话；让愚蠢的学究，像书中的阿伽门农，讲一种雄辩浮夸的话语，满口假语村言。这些人物全都一笔描就，躺卧在一张桌子周围，交换着平淡无奇的醉话，兜售着过时的格言，荒谬的蠢话，嘴脸转向特里玛尔奇奥，只见他一边剔着牙，一边为众人送上夜壶，跟他们谈论肚子的健康，还放起了响屁，同时请他的食客们不必在意，随意自便。

不管人们会怎样说，这部写实主义的小说，这一层从罗马人生活中切下来的活生生的现实，丝毫没有顾及什么革新和讽刺，也丝毫不需要什么矫揉造作的道德意图；这个故事既没有情节也没有动作，却把所多玛之猎物[20]的历险搬上了舞台；它以一种恬静的细腻，分析了这些爱情以及男女们的欢乐与痛苦；它既没有让作者自身露一次面，没有让他投身于任何注释，也没有让他赞同或诅咒其人物的行为和思想，却用一种金碧辉煌的语言，描绘出了一种衰退的文明、一个破裂的帝国的罪孽，这吸引了德塞森特，他在该作品文笔的精致中，观察的尖锐中，方法的缜密中，隐约看出了它跟他所支持的那一些法国现代小说奇特的相似，怪异的雷同。

当然，他痛心疾首地为《尤斯提翁》和《阿尔布提亚》感到惋惜，普朗西亚德斯·富尔根蒂尤斯[21]所提到的佩特罗尼乌斯的这两部作品，已经永远失传了；但是，作为藏书爱好者的他终究还是安慰了作为学者的他，因为他手不释卷地抚弄他拥有的《萨蒂里孔》的珍贵版本，标志有年份号1585、出版地莱顿，以及J·杜萨[22]姓名的八开本。

离开佩特罗尼乌斯之后，他的拉丁语书籍收藏就进入到公元二世纪，跳过了演说家弗隆通[23]，又跨过了奥鲁斯·盖利乌斯的《阿提喀之夜》[24]，前者的词语过时，修补得不好，文饰得不好，后者是前者的弟子和朋友，一个有洞察力的、兴趣广泛的思想者，同时却又是一个笨拙的作家，陷在一种黏糊糊的泥淖般的文风中，过了这两人后，收藏停滞在了阿普列尤斯面前，他保留了其作品的基本版本，1469年印刷于罗马的对开本。

这个非洲人令德塞森特开心不已；拉丁语在他的《变形记》中生机蓬勃，汹涌澎湃；它冲刷了河泥，引来了源自各个省份的混合之水，将一切杂糅其中，合成为一种奇怪的色泽，充满了异国情调，几乎焕然一新；拉丁社会的种种新矫饰和新细节终于发现，为适应对话的需要，应该模仿罗马帝国在非洲一个角落的榜样，来创造新词；此外，让他感到兴致盎然的，还有此人显然十分丰厚的人性快乐，以及他那南方人的热情洋溢。他站在同一世纪的基督教卫道士们身边，俨然一副他们当中某个既好色又开心的同行的模样，那些基督教卫道士中有令人厌倦的米努西乌斯·费里克斯[25]，这个假古典作家，在他的《屋大维》中大肆兜售在西塞罗那里就已很浓厚的苦杏仁味，甚至还有德尔图良[26]，他保留此人的作品，更多地是看在阿尔德[27]版本的分上，而不是作品本身。

尽管他对神学相当在行，孟塔努斯[28]派关于反天主教会的争论，还有反诺斯替教派的论战，还是让他不寒而栗；同样，尽管他对德尔图良的文笔相当好奇，那是一种简明的文笔，充满了模棱两可的含义，通篇建立在分词的基础上，处处碰撞有对立词语，矗立着文字游戏，还有刻薄的讽刺话，布满了从法律学和希腊教会神甫们的语言中挑选来的杂七杂八的词汇，话虽如此，他却不再怎么翻开《护教篇》和《论耐心》，最多只是阅读几页《论女性妆扮》，在这本书中德尔图良告诫女人不要拿珠宝和珍贵的绫罗来文饰自己，并禁止她们使用化妆品，因为化妆是在试图改变自然，美化自然。

这些想法，跟他自己的想法截然相反，不禁让他哑然失笑；另外，德尔图良在迦太基主教职位上所扮演的角色，不免启迪了他一些美滋滋的遐想；实际上，跟作品比起来，其人本身倒是更吸引他。

确实，他生活在一连串风雨飘摇的年代，经历了种种可怕的动乱，在卡拉卡拉时代，在马克里努斯时代，在惊人的艾梅萨大祭司埃拉加巴卢斯的时代，[29]他平静地准备着他的布道，他的学说文字，他的辩护词，他的训诫，而与此同时，罗马帝国摇摇欲坠，亚细亚的疯狂，异教的垃圾正朝它汹涌袭来；他带着最漂亮的冷静，节制肉欲，控制饮食，简化衣装，而埃拉加巴卢斯则正相反，行走在银粉和金沙之上，头戴锥形圆冠，衣服上缀满了珠宝钻石，在一群宦人阉奴的簇拥下，男扮女装，让人叫他为女皇，每夜都要换一个男皇，而且希望能从理发匠、厨师帮手和马戏团车夫中选出这个一夜之皇来。

这种对比让他喜出望外；然后，在佩特罗尼乌斯笔下达到了辉煌成熟期的拉丁语，这时候将开始土崩瓦解；基督教文学有了一席之地，带来了种种新的思想，新的词语，从未用过的结构，陌生的动词，含义细腻的形容词，抽象的词语，这在罗马的语言中依然还相当罕见，而德尔图良作为率先使用者之一，已经开始熟悉它们了。

只是，等德尔图良死后，由他的学生圣西彼廉，由阿诺比乌斯，由文笔黏滞的拉克坦提乌斯继续的这一衰退状态早已丧尽魅力。[30]这是一种不完全的、缓慢的变质变味过程；这是向着西塞罗式的夸张的笨拙回归，还没有那种在四世纪，尤其是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基督教主义的气味将给予异教语言的特殊芬芳，到那时，异教者的语言将像一块野猪肉那样变质分解，在自我粉碎的过程中，也将彻底风化掉旧世界的文明，而与此同时，在野蛮人的推动下，罗马帝国将因腐臭了几个世纪的血脓而轰然倒塌。

只有一个基督教诗人，迦扎地方的科莫狄亚努斯[31]，在他的藏书中代表了纪元第三时代[32]的艺术。写于259年的《护教诗》，是一本训诲诗集，扭曲成了藏头诗，用很通俗的六音步写出，按照英雄诗体的方式换行，写得根本就不考虑音节数量和元音重复，而且常常伴随有教会拉丁文后来提供了许多例子的那种韵脚。

这些紧凑的、阴郁的诗歌散发出野兽味道，充满了通行语言的大量用语，还有拐弯抹角地包含了种种原始意义的词语，它们非常吸引他，让他大感兴趣，远远超过了阿米亚努斯·马塞里努斯[33]和奥勒留斯·维克托[34]这样的历史学家，还有书简作家西马库斯[35]以及语法学家马克罗比乌斯[36]那过分成熟的、已经有些发绿的文体；他确实更喜欢它们，而不是那些真正的格律诗歌，不是克劳迪亚努斯[37]、卢蒂里乌斯[38]以及奥索尼乌斯[39]所使用的那种色彩斑斓的美妙语言。

那些人是艺术大师；他们让行将灭亡的帝国充满了他们的呐喊呼叫；基督徒奥索尼乌斯用他的《婚礼集句》，还有他那花枝招展的诗歌《莫瑟尔》；而卢蒂里乌斯则用他尽情赞美罗马的颂歌，用他反犹太人和反僧侣的诅咒，用他从意大利到高卢一路旅途中记录下的见闻感受，倒映在水面上的波光浪影，海市蜃楼似的氤氲之气，还有缭绕在崇山峻岭上的彩云迷雾。

克劳迪亚努斯是鲁卡努斯的某种变形，以他那诗歌的嘹亮号角统领了整个的四世纪；这是一个锻造了铿锵有力的六音步诗句的诗人，他的诗句迸发出火花，脆生生地打击着定语，达到了某种崇高，以强大的气息激扬起作品。在越来越摇摇欲坠的西罗马帝国，在四周历经铁蹄蹂躏的烂泥中；在眼下成群结队地聚集在帝国城墙外的野蛮人持恒不断的威胁中，在城门铰链的嘎吱嘎吱声中，他激活了古代，歌唱了普洛塞皮娜[40]的劫持，镶饰了他那颤巍巍的色彩，把所有这些熊熊的火焰带到被黑暗侵占的世界。

异教精神在克劳迪亚努斯身上复活，吹响了它最后的号角，把它最后的伟大诗人抬高到基督教主义之上，虽说基督教主义从此就将彻底淹没语言，就将永远地成为艺术的唯一主人，他们有奥索尼乌斯的学生保利努斯[41]；有把《福音书》翻译成诗歌的西班牙教士尤文库斯[42]；有骷髅诗的作者维克托里努斯[43]；有波尔多的桑克都斯[44]，他在一篇模仿维吉尔的牧歌中，让牧人艾贡和布库鲁斯哀叹他们染疾的羊群；还有整整一系列的圣人：普瓦提埃的奚拉里[45]，圣父圣子同质论的捍卫者，这个西方的亚大纳西[46]，人们就是如此称呼他的；安布罗斯，这个令人倦烦的教义的作者，令人生厌的基督徒中的西塞罗；达马苏斯[47]，简明的讽刺短诗的炮制者；哲罗姆[48]，拉丁语《圣经》的翻译者，还有他的对手，科明热地方的维吉兰提乌斯[49]，他攻击对圣人的崇拜，对神迹故事的滥用，以及禁食，并已经在用后人将不断重复的一些论据，积极反对教士的对神誓愿和恪守独身。

终于到了五世纪，有希坡的主教奥古斯丁，对这一位，德塞森特是再熟悉不过了，因为他是教会中最负盛名的作家，是基督教正统教义的创始人，天主教人士把他看作是一个神迹，一个至高无上的大师。不过，德塞森特却不再打开他的书，尽管他在《忏悔录》中歌唱了对大地的厌恶，而且，在《上帝之城》中，他那如诉如泣的虔诚也曾试图平静地向世人承诺给以更好的命运，来平息世纪那可怕的悲恸。还在他经常研习神学的时代，德塞森特就已经厌倦和迷茫于他的说教和他的哀诉，他关于天命和神恩的理论，还有他反对教会分裂的斗争。

他更喜欢翻阅普鲁登蒂乌斯[50]这位寓言诗发明者的《灵魂的奋斗》，后来，到了中世纪，此人的寓言诗不断为后人称颂，他也喜欢读西多尼乌斯·阿波利纳里斯[51]的作品，此人的书简夹杂了种种讽刺、揶揄、古语、谜语，深深地迷住了他。他很乐意重读这位教士的颂歌，在这些颂歌中，作者凭借他虚幻的赞美，回顾了异教的神明，尽管如此，他却感到自己弱得甘拜下风，深深折服于诗中的充沛情感和言外之意，感到这诗歌的制造者是一个聪明的机械师，精心地保养他的机器，润滑他的齿轮，必要时还会发明出一些复杂而又无用的配件。

在西多尼乌斯之后，他还经常阅读颂歌作家梅罗波德斯[52]；读塞杜里乌斯[53]——韵文诗和通俗颂歌的作者，他的某些颂歌已归教会所有，以供礼拜之用；他还读马里乌斯·维克多里乌斯[54]，其论及《风俗之堕落》的深奥著作不乏闪光之处，如萤火虫一般，东一点西一点地亮起磷火；他还读佩拉地方的保利努斯[55]，写出了让人哆哆嗦嗦的《圣事诗》的诗人；他还读奥林提乌斯[56]，这位奥什地方的教士在其二行诗《罪孽警示录》中，抨击了女人的放荡，认为红颜祸水，美貌毁人。

德塞森特对拉丁语的兴趣始终不减，即便它已经挂在那里，彻底腐败，丢了胳膊腿脚，流淌着脓水，浑身上下可怜没剩下几块好肉，基督教徒把它们摘下，好腌泡在新语言的盐卤中。

五世纪下半叶来临了，恐怖的时代，可怕的颠簸震撼了大地。野蛮人洗劫了高卢；罗马帝国瘫痪了，听任西哥特人蹂躏，感到它的生命在冻结，看到它的西端和东端挣扎在血泊中，一天天走向衰竭。

在一派大崩溃中，在一代代恺撒的谋杀中，在响彻整个欧洲大地的阵阵杀戮声中，震响起一声吓人的乌拉，窒息了呼唤，覆盖了嗓音。多瑙河河畔，千百万人骑跨在小马上，披戴着老鼠皮的盔甲，这些凶残的鞑靼人，长了巨硕的脑瓜，瘪塌的鼻子，布满了伤痕和刀疤的下巴，掉了毛而发黄的面孔，马肚皮贴地，裹挟了片片尘埃，争先恐后地奔向后期罗马帝国的领土。

一切消失在铁蹄的尘埃中，战火的硝烟中。黑暗形成，惊愕的各民族人民颤栗不已，听着可怕的龙卷风席卷而过，发出雷霆般的响声。匈奴人的马队扫荡了欧洲，冲向了高卢，粉碎在了夏隆的平原上，在那里，埃提乌斯[57]以一个骇人的冲锋击垮了他们。平原上血流成河，仿佛一片红色的海洋，翻腾起血腥的波涛，二十万死尸堵塞了道路，粉碎了这一雪崩般的攻势，令其改道，发出雷鸣的巨响，坠落在意大利，那里的城市被彻底洗劫，像麦垛一样熊熊燃烧。

西罗马帝国在冲击下崩溃；它那在愚蠢和肮脏中苟延残喘的生命之火渐渐熄灭；宇宙的末日似乎近在旦夕；被阿提拉遗忘的众多城市纷纷毁于饥馑和瘟疫；拉丁语似乎也跟着垮在了世界的废墟底下。

多少年时光过去了；野蛮人的方言开始得到调整，脱颖而出，构成真正的语言；被隐修院从大崩溃中拯救下来的拉丁语，则幽居于修士的寺院和教士的堂区中；东一点西一点的，一些诗人崭露头角，迟缓而又冷淡：非洲人德拉康蒂乌斯[58]以他的《创世六日》，克劳蒂乌斯·马梅提努斯[59]以其典仪诗；维艾纳地方的阿维图斯[60]；然后是一些传记作家，例如恩诺蒂乌斯，他讲述了圣埃皮法尼乌斯的神迹，[61]这位英明而又受人敬重的外交家，正直廉洁而又警觉的牧者；例如尤吉普斯，他为我们描绘了圣塞弗林举世无双的生平，[62]这位神秘的隐修士，谦卑的苦行僧，像一个仁慈的天使，出现在充满了痛苦与恐惧的痛哭流涕的人民当中；还有一些作家，例如撰写了一篇关于禁欲的小小论文的热沃当地方的维拉尼乌斯，又如编撰了一些教会经典的奥雷里安和费雷奥鲁斯；一些历史学家，例如因写过一部失传了的匈奴史而出名的阿格德地方的罗特里乌斯。[63]

此后各个世纪的著作零零散散地藏于德塞森特的书房。六世纪仍然还以普瓦蒂埃的主教福蒂纳图斯[64]为代表，此人的颂歌和《王者之旗》用拉丁语的陈尸腐肉雕琢成，撒上了教会的香料，在相当一段日子里迷惑了他；另一些代表则是波艾提乌斯、图尔的老格里高利和约尔南德斯；[65]然后是七世纪和八世纪，由于帝国末期的拉丁语作家，除了那些编年史学家如弗雷德盖尔、保罗·迪亚科诺，[66]除了包含在班戈的对经唱谱中的诗歌——对此，他只是偶尔读一读歌颂圣孔吉尔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单韵颂歌——除此之外，文学几乎就局限在圣徒传记的范围内，在隐修士约纳斯所写的圣高隆班[67]的传说中，还有，在尊贵者比德[68]根据林迪斯法恩的一个无名僧侣的笔记所撰写的至福者库思伯特[69]的传记中，德塞森特只局限于在厌烦的时刻，翻阅一下这些圣徒传记作家的作品，并重读一下圣女卢丝蒂古拉和圣女拉德贡德[70]生平传记的某些段落，前者是由利古盖的教士德芬索里乌斯叙述的，而后者，则是由普瓦蒂埃的天真而又谦逊的修女波多妮薇娅[71]讲述的。

但是，盎格鲁-撒克逊作家撰写的一些奇特的拉丁语文学著作更能引诱他：那便是阿德赫姆、泰特温、欧瑟伯整整一系列的谜，这些辛弗西乌斯的后人，[72]尤其是由圣博尼法斯[73]编制的谜语写成了藏头诗，其谜底就隐在诗行的首个字母中。

随着这两个世纪的末期来到，它的吸引力也减弱下来；总之，德塞森特对加洛林时代沉重冗长的拉丁语作品兴奋不起来，如阿尔昆[74]和艾因哈德[75]的作品，他满足于那些作为九世纪的语言样板的作品，比如，无名氏关于圣加伦[76]的历史，弗雷库尔富斯[77]和雷吉侬[78]的历史学作品，还有由驼背人阿波[79]编的关于巴黎围困的诗歌，本笃会修士瓦拉弗里德·斯特拉博[80]的教训诗《园艺赞》，其中赞美象征丰饶生殖力的南瓜的篇章更是令他爱不释手；黑皮肤艾尔莫杜斯[81]的诗歌，歌颂的是宽厚者路易[82]的功绩，一首六音步的格律诗，风格庄严，几近忧郁，用的是一种在僧侣之水中淬过火的铁的拉丁语，坚硬的金属中处处散见丝丝缕缕的情感；还有马凯尔·弗罗里杜斯[83]的诗歌《草的力量》，他尤其喜欢作品中充满诗意的偏方，以及它赋予某些植物、某些花卉的奇异功能：例如马兜铃跟牛肉掺混在一起后，贴在孕妇下腹部，准保能让她生一个男孩；再如琉璃苣浸泡后撒在一个餐室中，就能让赴宴的人们轻松活泼；而牡丹花的根研碎后，便能彻底治愈癫痫；至于茴香，敷在一个女人的胸脯上，就能净化体液，并减轻痛经。

他的拉丁语藏书基本上停留在了公元十世纪初期，除了几本无法归类的专门大部头，还有一些现代的或无日期的解释《旧约》的书，一些医学和植物学的著作；还有那么几卷独树一帜的米涅[84]的教会圣师著作，包含了一些几乎难得一见的基督教诗歌，还有温斯多尔夫[85]的拉丁小诗人作品选，当然，这里要除去莫尔西乌斯的作品，弗尔贝格的经典色情读本，[86]为忏悔者所用的论通奸书和执事行为准则手册，说实在话，对这些书，他平常很难得为它们拂一次灰尘。

确实，对基督教语言的好奇心和复杂的天真，全都渐渐地黯淡了。哲学家们和评注家们的连篇废话，中世纪的泛泛空谈，长时间地占据了霸主地位。编年史和历史书的厚厚烟炱，教堂文献的铅锭逐渐积累，而僧侣们结结巴巴的优雅，以及有时显得相当精致的笨拙，这些曾把古代诗歌剩菜折弄成一锅虔诚的大杂烩的东西，都已经死亡；带纯真汁液的动词，散发出熏香味的名词，粗粗地用黄金雕琢的奇特形容词，带有哥特人珠宝那野蛮而又诱人的趣味，制造这些东西的工场已经毁灭。德塞森特所珍爱的古老版本书风光不再——经过众多世纪的神奇一跃之后，那些书现在全都束之高阁，取消了一个个年代的中转，径直来到本世纪的法兰西语言。

[1] 原文为la décadence，指“罗马帝国衰微期作家”。后来，在文学艺术领域中，这个词渐渐地有了“颓废”、“没落”的意义。如今，这个词特指19世纪末期法国的那些“颓废派”诗人。

[2] 维吉尔生于如今意大利北部曼图亚（Mantoue）附近的安德斯村。

[3] 希腊神话中太阳神阿波罗与女神库瑞涅之子，教人类养蜜蜂和种植葡萄等。

[4] 忒奥克里托斯（Théocrite，前315—前250），希腊诗人，牧歌的创始人。

[5] 艾尼乌斯（Ennius，前239—前169），罗马作家。

[6] 马克罗比乌斯（Macrobe，370—？），罗马作家、哲学家、文献学家。

[7] 皮桑德尔（Pisandre，前645—前590），希腊诗人。

[8] 卡图卢斯（Catulle，前87—前54），古罗马诗人。

[9] 见“作者序言”P9注释④。

[10] 萨卢斯特（Salluste，前86—前34），罗马政治家、军人、历史学家。

[11] 李维（Tite-Live，前59—17），罗马历史学家。

[12] 苏埃托尼乌斯（Suétone，约69—约122之后），罗马传记作家、文物收藏家。

[13] 尤维纳利斯（Juvénal，55/60—约127），罗马讽刺诗人。

[14] 佩尔西乌斯（Perse，34—62），罗马诗人。

[15] 提布卢斯（Tibulle，前55—前19），罗马诗人。普洛佩提乌斯（Properce，约前50—前15），罗马哀歌诗人。斯塔提乌斯（Stace，约45—96），罗马史诗和抒情诗诗人。马提雅尔（Martial，约38/41—约104），罗马铭辞作家，出生于罗马在西班牙的移民地比尔比利斯（Bilbilis）。

[16] 鲁卡努斯，又译卢卡（Lucain，39—65），罗马诗人。

[17] La Pharsale，鲁卡努斯留传下来的唯一一部著作，记述了恺撒与庞培之间的罗马内战。

[18] 佩特罗尼乌斯（Pétrone，？—66），罗马作家，欧洲第一部小说《萨蒂里孔》的作者。

[19] Ascylte和Eumolpe（原文如此，应该是Encolpe），均为《萨蒂里孔》中的人物，下文中的阿伽门农（Agamemnon）、吉托（Giton）、特里玛尔奇奥（Trimalchio）也是。

[20] 指同性恋。

[21] 普朗西亚德斯·富尔根蒂尤斯（Planciade Fulgence，活动时期为5世纪末至6世纪初），基督教拉丁语作家。

[22] J·杜萨（Janus Dousa，1545—1604），荷兰政治家、史学家、诗人和语言学家。

[23] 弗隆通（Fronton，100—170），罗马语法学家、修辞学家。

[24] 奥鲁斯·盖利乌斯（Aulu-Gelle，约115/120—180），罗马语法学家。

[25] 米努西乌斯·费里克斯（Minucius Félix，生活在公元2—3世纪），基督教拉丁语作家。

[26] 德尔图良（Tertullien，155—222），基督教拉丁语作家。

[27] 阿尔德（Alde），可能指阿尔德·玛努佐（1449—1515），威尼斯出版商。

[28] 孟塔努斯（Montanus），公元2世纪时一个基督教教派的创始人。

[29] 卡拉卡拉（Caracalla，188—217），罗马皇帝（211—217年在位），通常认为是一个嗜血成性的暴君。马克里努斯（Macrin，165—218），罗马皇帝（217—218年在位），本是卡拉卡拉的禁卫军统领。埃拉加巴卢斯（Elagabal，204—222），罗马皇帝（218—222年在位）。他是卡拉卡拉的表兄弟，但其母亲假称他是卡拉卡拉的私生子，骗得元老院的承认，即位后将崇拜太阳神的宗教强加给罗马世界。艾梅萨（Emèse），当时叙利亚的一个城市（即今天的霍姆斯）。埃拉加巴卢斯在当皇帝之前便是那里太阳神庙的大祭司。

[30] 圣西彼廉（Cyprien，200—258），迦太基主教、殉道者。阿诺比乌斯（Arnobe），公元3世纪时的基督教拉丁语作家。拉克坦提乌斯（Lactance，约250—325），基督教护教士，拉丁语修辞学家，是阿诺比乌斯的学生。

[31] 迦扎地方的科莫狄亚努斯（Commodien de Gaza，活动时期为公元3世纪），最早的基督教拉丁语诗人之一，是德尔图良和圣西彼廉的弟子。

[32] 原文为l'an III，指公元3世纪。

[33] 阿米亚努斯·马塞里努斯（Ammien Marcellin，330/335—约395），罗马历史学家。

[34] 奥勒留斯·维克托（Aurelius Victor，320—390），罗马历史学家、政治家。

[35] 西马库斯（Symmaque，342—约402/403），罗马作家。

[36] 马克罗比乌斯（Macrobe，370—？），罗马作家。

[37] 克劳迪亚努斯（Claudien，370—404），罗马诗人。

[38] 卢蒂里乌斯（Rutilius，活动时期为公元5世纪），罗马诗人。

[39] 奥索尼乌斯（Ausone，约310—约385），罗马诗人。

[40] 普洛塞皮娜（Proserpine），罗马神话中的冥后。这是一个经典的神话故事，冥王劫走普洛塞皮娜至冥界，并娶了她。

[41] 保利努斯（Paulin，353—431），基督教拉丁语诗人。

[42] 尤文库斯（Juvencus，活动时期为公元4世纪），西班牙基督教拉丁语诗人。

[43] 维克托里努斯（Victorin，？—约370），罗马雄辩家和语法学家。

[44] 原文为Sanctus Burdigalensis，从这个名字来看，他应该是波尔多人。

[45] 普瓦提埃的奚拉里（Hilaire，315—367），基督教教义师，普瓦提埃的主教。

[46] 亚大纳西（Athanase，约293—373），基督教神学家，曾严词批驳“圣子为受造，与圣父不同质”的异端学说。

[47] 达马苏斯（Damase，305—384），意大利籍教皇。曾责成哲罗姆修订拉丁语版的《圣经》。

[48] 哲罗姆（Jérôme，347—419/420），基督教拉丁神甫，《圣经》学者。他将《圣经》的希伯来文《旧约》和希腊文《新约》翻译成拉丁文。

[49] 科明热地方的维吉兰提乌斯（Vigilantius，活动时期为公元4世纪末期），基督教教士。

[50] 普鲁登蒂乌斯（Prudence，348—415），基督教拉丁语诗人。

[51] 西多尼乌斯·阿波利纳里斯（Sidoine Apollinaire，430—486），罗马政治家、作家，教士。

[52] 梅罗波德斯（Flavius Mérobaudes，活动时期为公元5世纪），拉丁语诗人。

[53] 塞杜里乌斯（Sédulius，活动时期为公元5世纪），基督教诗人。

[54] 马里乌斯·维克多里乌斯（Marius Victor，？—446），基督教诗人。

[55] 佩拉地方的保利努斯（Paulin de Pella，376—460），基督教拉丁语诗人。

[56] 奥林提乌斯（Orientius，活动时期为公元5世纪），基督教拉丁语诗人。

[57] 埃提乌斯（Aétius，？—454），罗马将军、政治家，曾率兵打败西哥特人和匈奴人。

[58] 德拉康蒂乌斯（Dracontius，活动时期为公元5世纪），基督教拉丁语诗人。

[59] 克劳蒂乌斯·马梅提努斯（Claudius Mamert，活动时期为公元5世纪），拉丁语诗人。

[60] 维艾纳地方的阿维图斯（Avitus，494—523），拉丁语诗人。

[61] 恩诺蒂乌斯（Ennodius，473/474—521），高卢基督教诗人、修辞学家。圣埃皮法尼乌斯（Epiphane，约315—403），基督教教士。

[62] 尤吉普斯（Eugippe，约465—533），基督教教士，圣塞弗林的弟子。圣塞弗林（Saint Séverin，约410—482），基督教教士。

[63] 维拉尼乌斯（Véranius，生卒年不详），卡瓦永地方的主教。奥雷里安（Aurelian，523—551），阿尔勒城的主教。费雷奥鲁斯（Ferreolus，530—581），于泽斯地方的主教。罗特里乌斯（Rothérius，生卒不详）。

[64] 福蒂纳图斯（Fortunat，约540—600），诗人，普瓦蒂埃的主教。

[65] 波艾提乌斯（Boëce，480—525），拉丁哲学家。图尔的老格里高利（Grégoire de Tours，539—594），基督教历史学家。约尔南德斯（Jornandès，活动时期为公元6世纪），哥特拉丁历史学家。

[66] 弗雷德盖尔（Frédégaire，活动时期为公元8世纪），历史学家。保罗·迪亚科诺（Paul Diacre，约720—799），意大利历史学家、诗人、教士。

[67] 圣高隆班（Saint Columban，约559—615），爱尔兰传教士。

[68] 尊贵者比德（Bède，672/673—735），盎格鲁-撒克逊神学家、历史学家。

[69] 库思伯特（Cuthbert，634/635—687），英格兰教士。

[70] 卢丝蒂古拉（Rusticula，？—632），天主教修女。拉德贡德（Radcgonde，519—587），曾是法兰克人的一个王后，后出家修行。

[71] 波多妮薇娅（Baudonivia，公元6世纪末到7世纪初在世），法国天主教修女。

[72] 泰特温（Tatwine，670—734），坎特布雷的主教。阿德赫姆（Adhelme，活动时期为公元8世纪）、欧瑟伯（Eusèbe，生卒年不详）都是文人，而辛弗西乌斯（Symphosius，生卒年不详）曾编撰过一册《谜语诗集》。

[73] 圣博尼法斯（Saint Boniface，680—755），日耳曼的布道者，曾为法兰克国王矮子丕平加冕，最后在荷兰北部被弗里施人刺杀。

[74] 阿尔昆（Alcuin，732—804），英国学者。

[75] 艾因哈德（Eginhard，775—840），法兰克人学者。

[76] 圣加伦（Saint Gall，550—646），爱尔兰圣徒。

[77] 弗雷库尔富斯（Fréculfe，活动时期为公元9世纪），里济厄地方的主教。

[78] 雷吉侬（Réginon，842—915），日耳曼历史学家。

[79] 驼背人阿波（Abbo le Courbé，850—923），法国诗人。

[80] 瓦拉弗里德·斯特拉博（Walafrid Strabo，808—849），法兰克人，天主教教士。

[81] 黑皮肤艾尔莫杜斯（Ermold le Noir），原名Ermoldus Nigellus （790？—838？），法国教士。

[82] 指虔诚者路易一世（Louis le Débonnaire，778—840），法兰克人的皇帝。

[83] 马凯尔·弗罗里杜斯（Macer Floridus），9世纪时的作家。

[84] 米涅（L'abbé Mugne，1800—1875），天主教教士、修道院长。

[85] 温斯多尔夫（Wernsdorff，1723—1793），德国教士，他编的《拉丁小诗人》出版于1780—1798年。

[86] 莫尔西乌斯（Meursius，1579—1639），荷兰古代经典研究学者。弗尔贝格（Forberg，1770—1848），德国古代经典研究学者，他的《经典色情读本》在他死后出版于1882年。

四

一天，近傍晚时分，一辆车子停在了丰特奈镇他的家门口。由于德塞森特从来没有来访者要接待，又由于邮递员从来就不冒险来这荒无人烟的地带，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任何报纸、任何杂志、任何信件要送，仆人们便犹豫再三，寻思着是不是该去开门；然后，当门铃清脆地响起，向墙壁送来一阵阵声波时，他们大着胆子拉开了镶嵌在门上的窥视孔的挡板，他们发现了一个先生，他的整个前胸，从衣领一直到肚子，都被一面巨大的金盾牌覆盖了。

他们赶紧去通报正在吃午饭的主人。

“好极了，快带他进来，”他说，因为他回想起来，他曾经把自己的地址给过一个宝石商，请他送一份订货。

那先生进了餐室的门，打招呼，把他的盾牌放在油松木的地板上，但见盾牌微微摇晃起来，微微挺了挺身，伸出了一颗蛇一般的乌龟脑袋，突然又有些畏惧，便把脑袋缩回甲壳下。

这只乌龟是德塞森特离开巴黎前不久的一个突发奇想。那一天，他借着烛光，瞧着一块东方地毯，只见它随着落到羊毛纤维上的银白色微光而生出异光，阿拉丁灯的暗黄，李子的紫色，他便对自己说：最好这地毯上有某种能动弹的东西，好让它的暗色调使那些色泽更显生动。

带着满脑子这样的想法，他信步闲逛在街上，不知不觉来到了王宫街区，脑门竟然磕在了舍维店[1]的橱窗上：那里有一只巨大的乌龟，待在一个水池中。他便买下了它：然后，把它放在地毯上，在它面前坐下，久久眨巴着眼睛，观察着它。

甲壳是黑人脑袋的深棕色，还带有锡耶纳生土色调，无疑污脏了地毯的反光，根本映衬不出其鲜亮来；地毯那占主调的银光现在几乎微乎其微，以赤裸裸的锌白冷色调潜入到这一坚硬而又暗淡的硬壳边缘。

他咬着自己的手指甲，想方设法要促成这些不和谐色彩间的姻缘，阻止这些色调的执意离异；他最终发现，先初的想法是错误的，他无法通过地毯上的一个色泽阴暗物件的活动来拨旺料子上的火；总之，这地毯依然还太鲜艳夺目，太活跃，太新。颜色减弱和淡化得还不够；他需要推翻原来的设想，通过一个鲜亮的物件来缓和色调，来熄灭那些色调，来粉碎周围的一切，向苍白的银色投撒出金色的光芒。问题这样一提出，就变得简单，迎刃而解了。于是他打定主意，给乌龟的背壳镀上一层金。

一旦被带离艺匠的家，离开了它的寄宿地，那畜生就像太阳那样闪闪发光，光芒从西哥特式样的盾牌上投射出来，这鳞片形状却经由一个趣味野蛮的手艺人排列，映照得地毯上的色泽更显黯淡。

德塞森特起初着迷于这一效果；随后他想到，这一巨大的饰物还只是个半成品，只有为它镶嵌上罕见的宝石之后，才能算大功告成。

他在一套日本艺术收藏集里挑选了一幅素描，画的是一根细树枝上密密匝匝地开满了鲜花，他把这幅画带到了一家珠宝店，为这束花配了一个椭圆形的框架，他还让那位珠宝商把那些叶子，还有这些花的每一片花瓣，都做成玉石的，并且镶到那畜生的鳞片上去，珠宝商听了惊得目瞪口呆。

宝石的选择着实为难了他好一阵；自从所有的商人都在小手指头上戴上了钻石，钻石就变成了大路货；东方的绿宝石和红宝石倒不怎么贬值，它们会喷发出光彩夺目的火焰，但它们过多地令人想起某些公共马车上的那些绿眼睛和红眼睛，就是安在边框上的这两种颜色的信号灯；至于黄玉，无论是熟玉还是生玉，都是一些廉价的宝石，为小市民所钟爱，打成首饰塞在一个带镜子的大衣柜中；另一方面，尽管教会为紫水晶保留了一种圣器的特点，滑腻而又庄重，这种宝石同样也在肉铺老板娘血红的耳朵上和圆管般的手上自糟自践，她们花上一份不多的钱，就想用真正的有分量的珠宝打扮自己；在这些宝石中，只有蓝宝石保留了未被工业和金钱的蠢行玷污的火一般的光彩。它那如在一种清澈而又清凉的水上噼啪作响的火星，从某种程度上说，保证了它矜持而典雅的高贵不受任何污染。不幸的是，在灯光下，它清新的火焰不再哔哔剥剥作响；蓝色的水回到了它自身，似乎沉沉熟睡，只在黎明时分醒来，噼噼啪啪地响起来。

确实，这些宝石中没有任何一种让德塞森特满意；此外，它们还太文明化，太有名气了。他让一些更惊人、更奇特的矿石在手指间流来流去，终于挑选了一系列天然的和人造的宝石，相信它们的混杂应能制造出一种迷人的、惊心动魄的和谐来。

他就这样构成了他的花束：叶片使用一些带一种脆生生的碧绿的宝石：芦荟绿的金绿玉；葱绿的清松石；橄榄绿的橄榄石；它们从茎枝上突兀出来，而树枝则以一种红里透紫的铝榴石和绛铜石构成，放射出一种带丝丝的闪光来，就像是那些酒石薄片，在酒桶里微微闪光。

至于那些花儿，跟枝条分离，与底部相距甚远，他用的是蓝色的碳酸铜；但他显然排斥了通常用来做胸针和镯子的那种东方绿松石，它们跟平庸的珍珠和丑恶的珊瑚相配，深得小老百姓的喜欢；他只选择西方的绿松石，还有那些实际上只是一种象牙化石的宝石，它包含有一些铜化物，其泛蓝的灰绿色有些壅塞、模糊、含硫，像是略略发黄的胆汁。

这之后，他现在就可以在花束中间镶嵌那些怒放的花瓣，那些靠得最紧的花，离枝干最近的花，他选用一些透明矿石，发出毛玻璃般透亮和病态的微光，光束狂躁而又尖锐。

他只用锡兰猫眼石、波光玉和假蓝宝石。

这三种宝石确实放射出神秘而又邪恶的闪光，并且从它们混浊的冰冷底色中痛苦地扯离出来。

灰中带绿的猫眼石，带有同心圆状的脉纹，在光线的作用下仿佛在变动，随时随地都在移位。

波光玉带有蓝色的波纹，在内部微微飘荡的乳白色泽之上穿越而过。

假蓝宝石在巧克力一般的褐色底子上闪耀出蓝莹莹的磷光。

珠宝商在应该镶嵌上宝石的地方一一标出记号。“那么甲壳的边框呢？”他问德塞森特。

德塞森特一开始想到了某些乳白石和水透玉；但是这些以其色彩的变幻不定，以其光泽的疑惑而令人感兴趣的玉石，实在是太不顺从、太不忠诚了；乳白石有一种风湿症病人的敏感；它的光泽会因湿度和冷热的变化而变；至于水透玉，它只有在水中才发光，只有当人们把它弄湿时，才会同意点燃它灰色的火焰。

最后，他决定要那些其反光能交相辉映的矿石：贡波斯泰尔的红锆石，桃心木红的；海藻石，青绿色的；尖晶石，玫瑰醋色的；苏德马尼亚的红宝石，浅瓦红色的。它们微光的闪烁足以照亮黑暗的鳞片，让周围有一圈细细的朦胧火环的宝石花显现光彩。

现在，德塞森特瞧着那乌龟，蜷缩在餐室的一个角落，在昏暗中微光闪闪。

他感到由衷的幸福；在这黄金底盘的辉煌的火焰之冠中，他的眼睛眯缝起来；然后，他一反惯例，胃口大开，把涂了特等黄油的面包片浸在一杯茶里，那是一种由丝雅霏韵、墨云淡和汉斯开[2]混合而成的无与伦比的茶，一种黄茶，当年由一些奇特的商队从中国运往俄罗斯。

他喝了盛在被称作蛋壳薄胎的中国瓷器中的香茶，瓷器是如此清亮似透，如此轻盈若无，再无什么能比这精致的杯具更合适品茗，同样，说到餐具，他也只使用那些真正的镀金银器，稍稍有些褪去金色，而在疲倦的金层底下，露出一点点银色，这赋予了它一种具有某种古老柔和质地的色彩，那么枯竭，那么垂死。

他喝完最后一口茶后，便回到他的工作室，并让仆人把执意不愿动窝的乌龟带过来。

下雪了。灯光下，冰之草正在蓝盈盈的窗玻璃后面生长，而霜之花就像溶化的白糖，在带有小小金色斑点的瓶底状窗玻璃中闪光。

一种深沉的寂静笼罩了沉湎于黑暗中的小房子。

德塞森特想入非非；燃烧的柴火散发出热腾腾的气息，灌满了房子；他把窗户开了一半。

天空像一道高高的黑底银斑纹的帷幔，在他面前升起，黑黑的，夹着几点白斑。

一阵寒风刮过，加剧了漫天雪花的飞舞，一时间里颠倒了颜色的秩序。

天空的纹章帷幔翻转过来，变成了一种真正的白鼬皮，银的底纹，白白的，夹着几点黑斑，那是夜的斑点散布在雪花之间。

他又关上了窗子；这一毫无过渡的突变，从酷热异常到严冬的彻寒，一下子就攫住了他；他蜷缩在炉火旁，真想喝上一口烧酒，暖一暖身子。

他走进餐室，在一堵隔墙中，立着一个大柜子，里面搁了一长溜小酒桶，在檀香木的小小桶架上排得整整齐齐，每个酒桶的下腹部都安了一个银制的龙头。

他把这利口酒的桶库，叫做他的对嘴管风琴。

一根管子能够接到所有的龙头，只用一个小小的动作就能控制它们，一旦器械到位，只需轻轻碰一下隐藏在护墙板中的一个摁钮，就能让所有龙头同时转动，给放在底下那些看不见的杯子灌满酒浆。

于是，管风琴露了出来。标签了“长笛”、“法国号”、“天堂之音”字样的气阀打开了，随时准备服从听命。德塞森特东喝一口，西喝一滴，给自己演奏着内心的交响曲，终于在喉咙口享受到了跟音乐流入耳朵中的相同感觉。

确实，依他看来，每一种利口酒的滋味都相当于一种乐器的音色。比如，苦味柑香酒相当于单簧管，其歌唱是酸涩刺耳的，毛茸茸的；大茴香酒好比双簧管，其嘹亮的音色稍带鼻音；薄荷酒和茴香酒则像长笛，同时带着甜味和辣味，仿佛搁了胡椒和糖；而为了配全乐队，樱桃酒愤怒地吹响了小号；金酒和威士忌则用它们圆号和长号的活塞那刺耳的巨响，刺激味蕾，把上腭带走，葡萄渣烧酒则以大号的低沉吼声在口中咆哮，与此同时，挥动胳膊滚响雷鸣之声的铙钹和大鼓，则可比作在口腔中震响的基奥茴香酒和希腊乳香酒！

他还想，这一类比还能再延伸，弦乐四重奏可以在硬腭底下演奏，小提琴代表的是陈年老烧，雾腾腾而又纤细，尖利而又脆弱，人为的中提琴则述说了更为强壮、更像打鼾、更加低沉的朗姆酒；维斯佩特罗健胃酒呛人而又有后劲，忧伤而又安慰人，像是一把大提琴；而低音提琴，又厚实，又坚固，又阴郁，就像一份纯粹的陈年苦开胃酒。假如人们想构成一个五重奏，甚至还可以再加上第五件乐器，竖琴，由一个同类干枯茗酒来模仿，颤抖的滋味，银铃般清脆的音调，两者是再相像不过了。

相似性还在延续；等音关系存在于利口酒的音乐中；只举一个音调为例，可以说，本笃会修士利口酒[3]体现为这一酒精大调中的小调，商业乐谱把它标定在查尔特勒绿甜酒的符号下。

这些原则一旦确立，他便能靠着博学的经验，用舌头成功地演奏出寂静的旋律，场面壮观的沉默的葬礼进行曲，并在他的嘴里，听出薄荷酒的独奏，健胃烧酒和朗姆酒的两重奏。

他甚至还能把真正的音乐段落搬运到他的牙床中，亦步亦趋地跟着作曲家，通过利口酒的集体聚合或者相邻对照，通过睿智的大致混杂和融合，转达出它的思想、效果、微妙区别。

有时，他自己也作曲，用黑茶藨子酒在喉咙口一通猛漱，滚出一阵珍珠落盘般的夜莺之歌，来演奏田园诗；用温和的可可舒瓦酒吟哼出糖浆般甜腻的牧歌，例如往昔的《爱丝泰尔的罗曼司》[4]和《啊！妈妈，我要对你说》[5]。

但是，那天晚上，德塞森特根本就没有听音乐滋味的兴趣；他只满足于在管风琴的键盘上剥出一个音符来，同时拿走一小杯他早就预先倒好的正宗爱尔兰威士忌。

他坐回到扶手椅中，慢慢地抿着这由燕麦和大麦酿成的醇酒；一种可称为杂酚油的难闻气味在嘴里回荡。

几口酒下肚后，渐渐地，他的思维追随着上腭处活跃起来的感觉，跟在威士忌的味道后亦步亦趋，一种气味之风猛地吹来，唤醒了他尘封多年的记忆。

这一含有苯酚的苦涩的花香味，让他切切实实地回想起一种一模一样的气味，牙医当年捣鼓他的牙龈时，满舌头都是这一股味道。

他的遐想一开始还分散于他所认识的所有开业牙医，但一旦投身于这一踪迹中，回忆紧接着就聚合到其中一人身上，因为对这一牙医的遥念更特殊地铭刻在他的脑海中。

那是在三年前，一天深夜，他突然牙疼发作，便用棉花塞在牙床上，一会儿靠在家具上，一会儿像个疯子似的在房间里来回踱步。

那是一颗已经补过的臼齿；根本不可能彻底治愈；只有牙医的钳子才能解决疼痛。他忍痛捱等天亮，决心接受最可怕的手术，只要能止住痛苦就行。

他一面托着腮帮子，一面问自己该怎么办。给他治疗的牙医们都是富裕的大买卖人，很难随时见上一面的；必须跟他们商定就诊时间，约好钟点。这根本无法接受，他心说，我再也不能拖延了；他决定去找最近的那一家，跑着去见一个为老百姓拔牙的主，一个铁腕之人，尽管不懂得包敷龋齿、封闭蛀洞的无用技艺，却知道怎么以一种举世无双的速度，麻利地拔去最顽固的破牙；这样的牙科诊所，天一亮就开门，根本不用等。终于，钟敲响了七点。他匆匆跑出家门，回想起一个自称大众牙医的机械师的鼎鼎大名，就住在一条滨河街的角上，于是，他一边咬着他的手绢，忍着眼泪，一面匆匆跑到街上。

来到那栋房子前，只见一块硕大的黑色木牌上书“加托纳克斯”这个姓氏，写成了笋瓜色的巨大字母，还有两个小小的玻璃箱，里面的面团牙齿仔细地排列在玫瑰色的蜡制牙床上，每颗牙之间都用黄铜的机械弹簧来连接，他气喘吁吁，额头上全是汗水；一种可怕的感觉涌上他心头，一阵颤栗掠过皮肤，平静产生，痛苦停止，那颗蛀牙噤声不语了。

他傻乎乎地站在人行道上；最终，他使劲克制住焦虑，大步爬上一段漆黑的楼梯，一直来到四层楼。他站在一道门前，门上有一块搪瓷门牌，上面用天蓝色字母重复了楼下牌子上的姓名。他拉响了门铃，然后被粘在楼梯上的大摊红色血水吓了一跳，来了一个向后转，心想还不如让牙齿疼上一辈子得了，正在这时，一声尖利的叫喊钻透了板壁，响彻在楼梯过道，吓得他被牢牢钉在了原地，同时，一道门开了，一个老太婆让他进去。

耻辱感压倒了恐惧感；他被引入一个餐室；另一道门嘎巴一响，闪出一个彪形大汉，只见他身穿一件黑礼服，一条黑裤子，木头似的笔挺僵直；德塞森特跟着他走进另一个房间。

从此刻起，他的感觉就变得模糊了。他隐约回想起，他坐在一把扶手椅中，面朝一个窗户，他一根手指放在牙上，结结巴巴地说：“它已经补过了，怕没什么可做的了。”

那人立即打断了这些解释，用一根巨大的食指伸进他嘴里；然后，在他钩子一般上翘的锃光油亮的小胡子底下嘟囔了几句，从桌子上抄起一件家伙。

于是，好戏开始了。德塞森特紧紧抓住椅子的扶手，感到脸颊上一丝冰冷，然后，他的眼前直冒金星，感到一种剧痛，开始使劲蹬起腿来，像一头待宰的畜生那样嚎叫开来。

只听得咔嚓一响，破牙应声而碎；这时他好像被人揪下了脑袋，砸破了脑瓜；他失去了理智，大呼小叫起来，愤怒地抵挡着那个又要冲过来，仿佛想把整条胳膊捅进他肚子里去的人，但那人猛一下退了一步，抬起了病人本来跟钳子紧粘在一起的身子，并让这身子向后倒去，陷在了扶手椅中，他自己却站在窗前，身子挡住了窗口，大口地喘气，挥舞着那把还夹着一颗流着红血的烂牙的弯钳！

德塞森特颓丧万分，吐了满满一盆血水，摆了摆手，拒绝了进屋来的老太婆送上的那颗残牙，她正准备用一张报纸把它包起来呢，他付过两法郎，赶紧开溜，也把一口口血水吐在楼梯上，说话间，他早已来到大街上，很开心，年轻了十岁，对一切都好奇得要命。

“噗！”他长吁一口气，因这回忆的袭击而颇感忧伤。他站起来，打断这一幻觉的无穷魅力，回到当下生活中，很替乌龟担心。

它始终就不动弹，他拨楞了它一下；它早死了。它无疑习惯了一种深居简出的生存，一种在其可怜的甲壳底下的卑贱生存，无法忍受别人强加于它的炫目豪华，别人给它披上去的璀璨斗篷，还有别人镶到它背上像圣体盒一样的一堆宝石。

[1] 一家著名的食品店，橱窗中展示有大鱼缸。

[2] 原文为Si-a-Fayoune、Mo-you-tann、Khansky。应该是作者自己虚构想象的茶叶品种。

[3] 参见P216注释①。

[4] 《爱丝泰尔的罗曼司》（Estelle）是弗罗里安（Florian）的一部著名田园诗（1787），讲牧羊男内莫林和牧羊女爱丝泰尔的爱情故事。

[5] 《啊！妈妈，我要对你说》（Ah！ vous dirai-je，maman）则是18世纪时无名氏的一部田园罗曼司，讲述的也是男女牧羊人的爱情，因莫扎特改编的钢琴曲而格外有名。

五

同时，他急切地渴望逃避一个充满了丑恶嘴脸的可恨时代，不愿再看到那些或是表现在巴黎的室内面壁苦干，或是在街头四下游荡以寻求金钱的人像画，这样一种需要对他来说变得越来越迫切了。

在对当代生存丧失兴趣之后，他决定不再把会引起反感或遗憾的恶鬼带进他的小房间，因此，他想要一幅精美细巧的画，沉湎于往昔的一个旧梦，一种古老的堕落，远离我们的世风，远离我们的时日。

为了他精神的乐趣和视觉的愉悦，他很想要某种能使人浮想联翩的作品，能带他进入一个陌生的世界，能为他揭示某些新猜想的线索，能通过博学多才的歇斯底里、错综复杂的噩梦、麻木不仁而又残忍可怖的幻觉来刺激他的神经系统。

所有艺术家中，有一位的才华令他着迷，长久地激动不已，他就是古斯塔夫·莫罗。

他得到了莫罗的两幅杰作，多少个夜晚，他会面对其中一幅想入非非，这幅莎乐美的画像，是这样构思的[1]：

一个宝座矗立，像是一个大教堂中的主祭台，上方有无数拱顶，由粗大的圆柱和罗曼式立柱支撑，拱顶上贴有多彩的瓷砖，覆盖有马赛克图案，镶嵌着天青石和红玛瑙，那是一个宫殿，很像是一种穆斯林和拜占庭混合建筑风格的教堂。

圣幕下矗立着祭台，祭台前的台阶呈半个承水盆的形状，祭台上端坐着四省总督希律[2]，头戴一顶三重冠，两腿并拢，两手放在膝盖上。

他脸色发黄，皮肤跟羊皮纸一般干瘪多皱，饱经风霜；他长长的胡须像白云一样，飘拂在胸前衣袍那星罗棋布的宝石之星上。

在这纹丝不动的、凝滞于一种印度教天神般呆板姿势的雕塑周围，焚着一些熏香，散发出缭绕的香烟，烟雾中不时透出镶嵌在宝座四壁上宝石的光焰，活像野兽眼睛的磷光；然后，香烟轻扬荡漾，飘散在穹顶底下，蓝色的烟雾跟从圆顶上落下的金色阳光中的尘埃交融在一起。

在熏香的邪恶气味中，在这一教堂的热烈氛围中，莎乐美伸展左臂，做出一个下命令的姿势，右臂则弯曲，举着一朵大莲花，举到脸孔的高度，还踮起脚尖，按照一个蹲在侧旁的女子拨弦弹琴的节拍，徐徐前行。

她表情安详，肃穆，几乎可称为崇高，开始跳起应能唤醒老希律王昏钝感觉的淫荡之舞来；她的胸脯波动起伏，随着旋转不止的项链的摩擦，乳尖很快尖尖地挺立；一颗颗钻石紧贴在她湿润的皮肤上，闪闪发亮；她的手镯，她的腰带，她的戒指，喷发出点点星火；她鲜艳的衣裙上镶有珍珠，嵌有银片，缀有黄金，披金挂银的护胸甲上，每一个小网眼上都是一粒宝石，它们如火燃烧，蛇形的火焰彼此交错，在暗色的肌肤上，在玫瑰茶色的皮肤上躜动，宛如一些灿烂辉煌的昆虫，带了耀眼夺目的鞘翅，胭脂红的纹路，霞光黄的斑点，钢蓝的杂色，孔雀绿的条脉。

她全神贯注，眼神凝定，像是一个梦游神，既看不到颤抖的总督，也看不到她母亲，这个正监视着她的凶残的希罗底，也看不到那个两性人或阉人，他正手握弯刀，站在宝座下方，一张半遮半露的凶脸，在他杂有橙黄色的衣袍底下，肥胖的胸乳下垂着，像是一个葫芦。

这一位令艺术家和诗人们梦牵魂系的莎乐美，多年来一直让德塞森特牵挂不已。有多少次，他在由鲁汶大学的神学博士们翻译的皮埃尔·瓦尼凯[3]的旧版《圣经》中，读到《马太福音》的那一段，它用简洁明了的句子，叙述了施洗者的斩首；有多少次，他在这几行文字之间陷于幻想：

“希律生日摆宴的那一天，希罗底的女儿在宾客前跳舞，深得希律的欢心。

“他便对她发誓说，无论她要求得到什么，他都答应给她。

“于是，她在母亲的唆使下就说：把施洗者约翰的脑袋盛在一个盘子里给我。

“王十分为难，但他已经当着在座宾客的面发了誓，他只得命令照她说的办。

“差人去监牢里，砍了约翰的头。

“此人的脑袋就这样盛在一个盘子中，给了那姑娘；她把它献给了她母亲。”

但是，无论是圣马太也好，圣马可也好，还是圣路加，还是其他的《福音书》作者，谁都没有铺展文笔详述那舞女迷人的魅力，还有她处心积虑的堕落。她的形象被抹掉了，消失了，神秘而又模糊，在众多世纪的重重浓雾中，令人们确切而实在的思想无从捉摸，只能被那些敏感锋锐的，被神经官能症弄得幻觉满满的头脑所触及；她在注重肉感的画家那里成了叛逆形象，鲁本斯把她改画成一个佛兰德斯的肉铺老板娘，让所有的作家无法理解，他们可从来都没能表现出这舞女令人不安的狂热，还有女凶手精细的崇高。

在古斯塔夫·莫罗依据整整一部《新约》之外的材料构思的作品中，德塞森特终于看到了这样一个莎乐美的形象，他梦寐以求的奇特的女超人。她不仅仅只是个舞蹈艺人，能用婀娜多姿的诱人身段从一个老人那里博取一声充满肉欲和渴望的呐喊；她不仅仅用乳房的颤动，肚皮的哆嗦，大腿的抖动，粉碎了一个王的能量，融化了他的意志；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已从所有女人中被选出，成了不可摧毁的奢华的神圣象征，成了不朽的歇斯底里的女神，成了可咒的美神，蜡曲症让她肌肤发僵，肌肉发硬；让她如野兽魔怪，无动于衷，冷漠如霜，毫不敏感，恰如古代的海伦，毒化靠近她的一切，看到她的一切，还有她所触及的一切。

如此理解的话，她便属于远东的神谱；她不再来源于《圣经》的传统，甚至不再能联系上巴比伦的鲜活形象，《启示录》中的大淫妇[4]，尽管她也跟她一样，穿着大红大紫的服装，涂脂抹粉；因为这一位并没有被命运的强力，被一种至高的力量抛弃到诱人却又卑鄙的荒淫中。

此外，画家似乎还想表明他游离在各个世纪的历史之外的决心，根本就不点明故事的起源、国家、时代，而把他的莎乐美放在这样一个建筑风格混杂而又崇高的无与伦比的宫殿中，让她穿上奇幻无比的奢华衣裙，戴上一顶不确定的王冠，就像萨朗波所戴的那种腓尼基高塔形状的高冠，最后，还让她的手中拿上伊西斯[5]的权杖，埃及和印度的神圣之花，大莲花。

德塞森特寻找大莲花这一象征的意义。它是不是具有印度原始文化所赋予它的那种男根崇拜的含义呢？它是不是向年老的希律宣告了一种贞操的奉献，一种血脉的交换，一道不洁的伤口，以作为一种谋杀的明文规定的先决条件？或者，它代表了丰饶的寓意，印度教的生命神话，一种维系在女人指间的生存，受到一种醉意发作、谵妄入侵的男人之手的揉搓和压榨？

兴许，画家为其笔下的神秘女神赋予一朵尊贵的莲花，是想到了舞女，致命的女子，污脏之盆，世间万罪与万恶之源：兴许，他还回想起了古埃及的礼仪，临终膏油的仪式，那时，方术之士和祭司要把女人的尸体摊展在一把碧玉长椅上，用一些弯针把脑浆从鼻孔中掏出，把内脏从左肋处抽出，然后，在为她的指甲和牙齿镀金之前，在为她涂上油膏和香料之前，要在她的性器官里，塞入一些神圣花朵的贞洁花瓣，以为纯洁。

无论如何，一种无法抵挡的刺激从这幅绘画中散发，但是名为《显灵》的水彩画或许还要更令人不安。

在这幅画中，希律的宫殿像是一个阿尔罕布拉宫[6]，高高地耸立在有摩尔人方格贴面的轻巧的暗红色柱子上，那些方块，像是由银子的混凝土和黄金的水泥紧贴在柱子上；一些龙飞凤舞的阿拉伯图案从菱形的壁琉璃出发，沿着整个穹顶的表面流动，而在琥珀色的细木镶嵌上，攀爬着一些彩虹的微光，棱柱之火。

谋杀已完成；现在，刽子手无动于衷地待在那里，两手握住血迹斑斑的长剑的把柄。

圣者被砍下来的脑袋从放在石板地上的盘子中升起到半空，它睁眼瞧着，脸孔苍白，嘴巴张开，唇无血色，脖子深红，滴着眼泪。一幅马赛克镶嵌画圈定了那张脸，脸上散发出一轮光环，在门廊底下光芒四射，照亮了可怕的脑袋升腾场景，也点燃了无神的瞳孔圆球，只见它们痉挛一般紧紧盯住了舞女。

莎乐美用一个惊恐的动作，推开了把她紧钉在那里的吓人幻象，然后就踮着脚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她的眼睛睁圆了，一只手哆嗦着按住了自己的喉咙。

她几乎全身赤裸；舞到炙热时，裙纱已全乱，锦缎早坠地；她身上只剩金银和珠宝饰物；一段护带紧紧围在脖子上，像是一根腰带围在腰上；而一颗精致的宝珠就像一个美妙的搭扣，投射出一道道闪光，照在两个乳房间的乳沟上；更低处，胯上系有一条带子，遮住了大腿的上部，那里垂晃着一个硕大的水晶坠子，从中流泻出一条红宝石和祖母绿的小河；最后，赤裸的身体上，护颈带和腰带之间，是鼓鼓的肚子，肚脐凹进一个洞，很像一枚缟玛瑙雕成的印戳，乳白的，带有指甲盖的玫瑰色。

就在从施洗者脑袋中散发出的热腾腾的光线底下，珍珠宝贝的所有小小表面都在燃烧；宝石有了活力，用闪亮的光线描绘出女人的肉体；一点一点的热火，刺在她的脖子上、小腿上、胳膊上，鲜红如煤火的烈焰，亮紫如煤气的火花，艳蓝如酒精的火苗，洁白如星辰的火光。

可怕的脑袋闪闪发光，始终在流血，胡子和头发尖上生出暗红色的小晶片。只有莎乐美一个人能看到它，而它那死沉沉的目光，既不去注视那寻思着终于报了仇的希罗底，也不看那总督，总督稍稍朝前俯着身，两手搭在膝盖上，还在叹气，惊讶于这一女人的裸体竟然沉浸在野兽的气味中，滑润在油膏中，陶醉在熏香和迷迭香中。

就像那个年老的王一样，德塞森特在这一舞女面前也惊呆了，震撼了，脑袋直发晕，尽管她远不如那幅油画上的莎乐美来得崇高和端庄，却更撩人。

在无动于衷和冷漠无情的雕塑中，在纯洁而又危险的偶像中，人类的情欲和恐惧暴露无遗；大莲花消失了，女神蒸发了；一个可怖的噩梦现在掐住了这已被旋转和舞蹈弄得心醉神迷的女戏子，吓得魂飞魄散，五迷三道的交际花。

这里，她是个真正的妓女，她服从于自己热情而又残忍的女人脾性；她活得更精细，也更野蛮，更可憎，也更精美；她用她那生在可咒土层中，长在该死温室中的淫秽大花的魅力，轻而易举地唤醒男人心中迟钝的感觉，十拿九稳地巫化和驯服男人的意愿。

恰如德塞森特所说，在任何一个时代，从来就没有什么水彩画能达到这样绚丽的色彩；这可怜单调的化学颜色从来没有在纸上表现出宝石一样璀璨的闪光，像太阳照耀下的彩绘玻璃一样的缤纷光彩，还有如此奇幻、如此耀眼的奢华的衣料和肌肤。

他沉湎在冥想中，考察起这一伟大艺术家，这一神秘异教徒，这一有幻觉的人的起源来，感叹他竟能摆脱滚滚红尘，在都市巴黎，看到在其他时代曾经登峰造极的残酷幻象和美丽仙境。

他的来龙去脉，德塞森特几乎追踪不到；东一点西一点，隐约有对曼特尼亚和贾科波·德·巴尔巴里的模糊回忆；[7]东一点西一点，有对达·芬奇以及对德拉克洛瓦式的疯狂颜色的依稀怀念；但是，总的来说，这些大师的影响难以觉察：事实是，古斯塔夫·莫罗并没有师从过任何人。前无真正的祖师爷，后无可能的继承人，在当代艺术中，他是独一无二的。他追溯人种志起源以及神话学根源，比较和梳理了其中血腥的谜；他集中了来自远东并被其他民族的信仰所变形的种种传说，将它们融为一体，这就证实了他作品中构筑风格上的杂糅，材料上奢华而又意外的杂烩，还有他由一种现代的神经系统功能紊乱的忧心的明晰所磨练出来的庄严而悲壮的讽喻；他永远处在痛苦中，念念不忘那些象征物，超人类的邪恶和爱恋的象征，被若即若离地无望消耗着的神圣的伤风败俗的象征。

在他绝望而又博学的作品中，存在着一种奇特的迷醉，一种咒语，能搅乱你的五脏六腑，就如波德莱尔某些诗歌中的诅咒，面对这一艺术，人们会目瞪口呆，想入非非，它突破了绘画的界限，从写作艺术中借鉴了它最微妙的联想能力，从里摩赞世家的艺术中[8]吸取了它最神奇的光辉，从宝石匠和版画家的艺术中获得了它最精致的细腻。对莎乐美的这两个形象，德塞森特的崇敬之情是无限的，它们就栩栩如生地活在他眼前，挂在他工作间的墙上，在书架之间留空的护壁板上。

但是，他为点缀自身孤独生活的目的而购买的绘画作品，并不仅仅局限于此。

尽管他省略掉了他自己完全不住的整整一层也是作为唯一楼层的二楼，底楼本身就需要为数众多的绘画以点缀墙上的空间。

底楼一层是这样分布的：

一个卫生间，连接着卧室，占据了房屋的一个角落；从卧室可以走到书房；而书房则直接通向餐室，餐室构成了房屋的另一个角落。

这几间占据了住房的整整一面，它们呈直线伸展，墙上开有窗子，朝向奥内谷地。

房子的另一面由四个房间构成，它们在布局结构上跟前面说的四个房间几乎一模一样。厨房位于角落，相对于餐室；一个很大的衣帽间，用来当门厅，相对于书房；一个小客厅，相对于卧室；厕所则描绘出了一个角落，相对于卫生间。

所有这些房间采光于奥内谷地相反的方向，与克鲁瓦和夏蒂雍的高塔遥遥相望。

至于楼梯，它设在外面，紧贴着房屋的一面侧墙；这样，仆人们摇撼着梯级的脚步声，传到德塞森特耳朵里就不那么明显，就更低沉些。

他让人在小客厅里铺上了鲜红的地毯，在房间的四面板壁上，挂上了配有乌木画框的扬·吕肯的铜版画，这是荷兰的一个老版画家，但在法国却几乎默默无闻。

他拥有这位魔幻而又凄凉，热烈而又粗犷的艺术家的作品，《宗教迫害》系列，可怖的版画上反映出宗教狂人发明的所有酷刑，人类痛苦的种种场景，画面上，人在悲嚎，肉体在炭火上烤得焦黄，脑壳被弯刀削掉，拿铁钉凿穿，用锯子锯开，肠子从肚子里掏出，被卷在圆轴上，指甲用钳子慢慢地拔掉，眼珠子被抠出来，眼皮被尖刃割翻，四肢被弄脱臼，仔细地折断，骨头露在体外，被尖刀久久地刮剔。

这些充满了恐怖想象的作品，散发出焦糊味，流淌着血污，充斥着惨叫和咒骂，令德塞森特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呆在这红色的小厅中久久说不出话来。

但是，除了它们引起的人心的颤栗，除了此人可怕的才华，其笔下人物栩栩如生的异乎寻常的生活，人们还会发现，在他作品那人群惊人的麇集中，在他那以卡洛[9]一般的精巧笔触，同时又以一种这个滑稽的涂鸦者所从不曾有过的强力描绘出的人山人海中，有着当时当地社会情景的奇特重构；建筑，服饰，风俗人情，马加比家族时代[10]的希腊，迫害基督教徒时期的罗马，宗教裁判所统治时期的西班牙，中世纪以及圣巴托勒缪[11]和龙骑兵[12]时代的法国，这些都得到了一种极其细腻的观察，并以一种极端的科学方法记录下来。

这些铜版画是一些信息丰富的资料：人们可以一连好几个小时地观赏它们而毫不厌倦；它们引人沉思冥想，常常帮助德塞森特打发那些不愿静心读书的时日。

吕肯的生平对于他另是一种吸引；它还解释了他作品中的幻觉如何而来。作为狂热的加尔文主义者，坚定的宗派分子，对赞美诗和祈祷如癫似狂的人，他创作了一些宗教诗歌，并亲自为之插图，把一些圣诗改写成诗行，专心致志地研读《圣经》，直读得头昏眼花，嘴角歪斜，神志迷茫，满脑子血腥的话题，宗教改革的诅咒，恐怖与愤怒之歌。

因为这一切，他蔑视世界，把他的家产散给穷人，只靠一块面包头度日；最终他上了船，带着一个受他影响而同为狂热信徒的年老女仆，四处漂流，船儿每靠一岸，他便到处传播福音，还试图不再进食，差点儿变成疯子，几乎成了野人。

隔壁那个更宽敞的房间里，有松木护壁板，颜色像雪茄盒的衣帽间里，层层排列有另一些版画，另一些奇怪的素描画。

伯莱斯丁的《死神喜剧》[13]，画面是一片很不真实的景色，树木耸立，荆棘和灌木丛生，幻化成魔怪和幽灵的形象，上面停栖着长了老鼠脑袋和豆荚尾巴的鸟儿，在一片遍撒了脊椎骨、肋骨、骷髅头的地上，挺立着几棵柳树，盘根错节，表皮皲裂，上面有手舞足蹈的尸骨，只见它们伸开胳膊，舞动一束花，吟唱一首凯旋曲，一个基督正向着一片布满云彩的天空逃逸，而一个修士正隐坐在一个洞穴中，双手抱住脑袋沉思，一个可怜鬼被剥夺了一切，饿得筋疲力尽，仰躺在地，双脚伸到了一片沼泽前，正在死去。

同一位艺术家的《乐善好施的人》[14]，一幅巨大的羽笔素描，刻成了石版画：乱蓬蓬的一大丛棕榈树、花楸树、橡树全都长在一起，全然不顾季节和气候，构成一片处女林，有猴子、猫头鹰、夜猫子，树木老根交错，跟曼德拉草的根系一般奇形怪状，一片神奇的高大乔木林正中央露出一块空地，隐约可以看到，在一头骆驼以及乐善好施者和受伤者的背后，远远的有一条河流，然后就是一座仙境城市，攀上了地平线，升到了一片奇异的空中，空中点缀有飞鸟，云朵如大海的波浪，像是被吹得鼓鼓的气球。

人们会说，那是一幅原始人的素描，一个隐约的阿尔伯特·丢勒，成形于一个被鸦片烟熏得五迷三道的脑子；但是，尽管德塞森特喜欢这幅版画细节的精细和气势的宏大，他还是更特意地停留在同一房间中的另一些画框前。

它们都有作者的签名：奥狄隆·勒东。

它们用镶了金边的生梨木护条，紧紧裹住了一些难以设想的幻象：一个墨洛温时代风格的脑袋，放在一个酒杯中；一个大胡子男人，既像是僧侣，又像是公众集会上的演说家，用一根手指头碰触一颗巨大的炮弹；一只可怕的蜘蛛的身子中央映出一张人脸；另外还有一些木炭画，在被脑充血所折磨的恐怖梦境中跑得更远。有一幅展现了一个巨大的骰子，上面有一个忧伤的眼睛在眨巴；另一幅，则是风景，萧瑟，干涩，烧焦的平原，动荡的大地，爆发的火山，喷涌的岩浆和烟雾，苍白而凝重的天空；甚至还有一些主题似乎借鉴自科学的噩梦，可追溯到史前时代；一朵魔幻之花在岩石上怒放；到处都是漂浮的大冰川，冰冷的烂泥，一些人物，其中有的很像猿猴，厚颌骨，突眉弓，塌额头，平头顶，令人联想到远古祖先的脑袋，第四纪初期的人脑袋，尚处在采食果实、不会说话时期的人类，和猛犸象、隔鼻犀、大狗熊同时代的人类。这些画处在一切之外；而且绝大多数都超越了绘画的界限，创造出一种很特殊的魔幻怪象，一种病态和谵妄的魔幻怪象。

确实，就像那些被巨大的眼睛，被疯狂的眼睛所吞噬的面容；就像那些无休止地增大，或者透过玻璃水瓶而变形的躯体，对伤寒病的一些回忆在德塞森特的记忆中被激活，那是童年时一个个发高烧的夜晚，还有那可怕的幻觉。

在这些图画面前，就像在它们回顾到的戈雅[15]的某些格言画面前，德塞森特会感到一种莫名的不适；同样，如同刚刚读完爱德加·坡的作品，奥狄隆·勒东似乎用另一种不同的艺术，把坡作品中的幻觉和恐怖效果搬到了绘画中，他会揉揉眼睛，仔细打量一个容光焕发的形象，见他在这些骚动不安的版画中，安详而宁静地站立，一个忧伤的形象，以一种懒洋洋、死气沉沉的姿势，端坐在一颗圆圆的太阳前，在层层的岩石上。

说来也神奇，黑暗渐渐消散；一种魅力无穷的忧伤，一种某种程度上几近疲软的遗憾，在他的头脑中流动，他在这件作品前久久沉思，这画以其散布于软黑铅笔中的点点水粉，在那些炭笔画和铜版画不间断的黑白色中，脱落出一种水绿和浅金的光彩。

除了勒东的这一系列作品装点满了门厅几乎所有的墙板，德塞森特还在自己的卧室中挂了泰奥科普利[16]的一幅草稿图，一个表情奇怪的基督，线条夸张，色彩野蛮，精力错乱，属于这位画家的一部另一风格之作，要知道，他总是处心积虑地不想跟提香雷同。

这幅阴郁沮丧的画，带有地板蜡和尸体绿的色调，恰好跟德塞森特关于室内陈设的某种想法不谋而合。

依他看来，只有两种安排卧室布局的方式：或者把它变成一个令人兴奋躁动的凹室，一个夜间作乐的地方；或者把它安置成一个孤独和休息之地，一个思想隐居退歇之地，一种祈祷之地。

第一种情况下，对神经纤弱的人，尤其对那些被脑子极度兴奋所累的人，必须配备路易十五风格的家具：确实，只有十八世纪才懂得把女人紧紧包裹在一种淫荡的氛围中，按照她魅力的形态来确定家具的轮廓，用木器和铜器的蜿蜒曲线，来模仿她愉悦的抽搐，她痉挛的涡旋，用它鲜明敞亮的背景，来为金发美人甜腻腻的慵懒添加一点刺激，用水溶性的、几乎平淡无味的、温和色调的挂毯，来调节褐发女郎放肆的重口味。

这一卧室，他早先在巴黎的住所中就有过，一张宽大的白木床，只漆了一层清漆，这就多了一份辣椒般的刺激，一种老色鬼的堕落，它在格律兹笔下年轻姑娘们的伪正经面前，在她们的假羞涩面前，在一张淫床矫揉造作的天真样面前，嘶嘶鸣响，散发出孩子与少女的气息。

在另一种情况下——既然他想跟往昔生活的诱人回忆决裂，那么，这也就是唯一可能的情况——就必须打造一个修士单人间那样的房间；但那样一来，困难就会接踵而至，因为他拒绝接受用作忏悔和祈祷的道貌岸然的庇护所。

从各个侧面翻来覆去探讨这同一个问题之后，他最终得出结论，要达到的目的，可以归结为这一点：他要用一些喜庆的物件归置出一个忧伤的东西，或者不如说，通过保留其丑陋的特点，为整个房间渲染出某种优美和高雅；他要推翻戏剧舞台的视觉效果，因为在舞台上，俗气的旧衣物看上去往往成了衣料奢华而又珍贵的服装；他要通过使用华丽辉煌的衣服，给人以一种丝丝缕缕的印象，从而获得绝对相反的效果；总之，他要布置成一间修士房，它的样子要真实，但实际上，它当然不是真实的。

他采用这样一种方式：为模仿赭石色的灰浆，即行政和神职机构的黄颜色，他让人在墙上挂了藏红花色的丝绸：为了反映出这类房间常用的巧克力色的墙基，他在板壁上贴了一些深紫色的木嵌条。效果很是诱人，远远看去，它使人想起他依照却又改了样的模型那种令人不悦的僵硬；天花板上则蒙了白色的坯布，足以冒充石膏，却又没有石膏刺眼的光亮；至于房间冰冷的地面，他靠了一块图案为红色方块的地毯，相当成功地复制了方砖地，地毯中有些地方露着白花花的羊毛，能冒充拖鞋长年磨损和靴子时常摩擦的痕迹。

他在房间里放了一张小小的铁床，一张假的修士床，是用旧铁器重熔重铸重新抛光后做的，床头和床脚的高帮上，有一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装饰图案，怒放的郁金香盘缠在葡萄饰上，借鉴自某个古老府邸精美的楼梯栏杆。

在床边，他放了一个很旧的跪拜桌凳，代替床头柜，里面可以装一个尿壶，外面则撑起一个摆祈祷书的架子；在对面墙前，他摆了一套教堂用的长椅座，上面饰有垫板，就直接雕刻在木头上，顶上覆有高大的华盖，他还为燃起教堂般的蜡烛之焰准备了真正的蜡，是在一家专供礼拜之需的特殊商店买的，因为他对石油，对煤油，对煤气，对硬脂蜡烛，对所有那么鲜艳夺目、那么耀眼生硬的现代化照明，奉行了一种避而远之的态度。

早上睡觉之前，他躺在床上，脑袋靠着枕头，瞧一眼他的泰奥科普利，其野性的颜色粗暴地对待黄色布料的微笑，让他回想起一种更生硬的色调，这时，他轻松地感到，自己生活在离巴黎有百里之远，远离尘世的偏僻隐庐中。

总之，幻觉很容易产生，既然他过着一种跟教士几乎一模一样的生活。就这样，他既拥有深居简出的好处，又避免了它的不便：士兵般的严格纪律，生活缺乏照顾，肮脏，杂乱，单调的消遣。他把他的单人间变成了一个舒适温暖的卧室，也就让他的生活变得正常，温馨，惬意，既充实，又自由。

恰如一个隐修者，他成熟地选择了与世隔绝，他疲于生活，不再期待从生活中得到什么；同样，又恰如一个僧侣，他被一种巨大的厌倦，一种退隐的需要所压垮，他渴望不再跟红尘中人有丝毫共同处，在他眼中，那些人都是一些愚蠢的功利主义者。

简而言之，尽管他体验不到对神恩境界的丝毫向往，他却感到与那些关在修道院里的人拥有一种真实的共鸣，一个充满仇恨的社会在迫害他们，既不饶恕他们对它的公正蔑视，也不饶恕他们赎罪的意愿，其实，他们就是想通过一段长期的沉默，赎救和补偿他们稀奇古怪或荒唐透顶的对话中始终有增无减的胡思乱想。

[1] 这幅画名为《莎乐美在希律面前跳舞》。

[2] 《圣约·新约》中的犹太王。

[3] 皮埃尔·瓦尼凯（Pierre Variquet，17世纪初—1686），一个出版印刷商。

[4] 见《圣约·新约·启示录》17：1—6。

[5] 伊西斯（Iris），古埃及人的神。

[6] 中古时代西班牙格拉纳达城附近阿拉伯诸王的宫殿。

[7] 曼特尼亚（Mantegna，1431—1506），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贾科波·德·巴尔巴里（Jacopo de Barbarj，1440—1516），意大利威尼斯画家。

[8] 是法国瓷器之都里摩日的一个彩釉制造工艺世家。

[9] 雅克·卡洛（Jacques Callot，1592—1635），法国画家、版画家。

[10] 犹太教世袭祭司长家族，在保护犹太民族的宗教和文化、避免希腊化的历史中起了很大作用。

[11] 当指查理九世治下的1572年8月24日这个“圣巴托勒缪之夜”（Saint Barthèlemy），在巴黎发生的大肆屠杀新教徒的事件。

[12] 指路易十四时代龙骑兵对新教徒的迫害。

[13] 作于1854年。

[14] 作于1861年。

[15] 戈雅（Goya，1746—1828），西班牙画家。

[16] 泰奥科普利（Théocopuli，1541—1614），通称格列柯（El Greco），西班牙画家、雕刻家、建筑家。

六

德塞森特深陷在一把带靠耳的宽大扶手椅中，双脚搁在壁炉前镀了金的梨子形柴架上，拖鞋被炉火烤得热乎乎的，只听得柴火呼呼喷射，噼啪作响，火苗子蹿起老高，仿佛被一杆喷管的愤怒气息吹旺，他放下手中的四开本旧书，把它撂在桌子上，伸了伸懒腰，点燃了一支香烟，然后便美滋滋地做起了白日梦，让自己的思绪驰骋在一条回忆的轨道上，几个月以来，这记忆已经有些模糊，但又突然被一个毫无来由地出现的名字唤醒。

他似乎又看到了他当年的同学戴古朗德的难堪景象，而且以一种令人惊讶的清晰度，当时，在一次坚韧不拔的单身汉的聚会上，此君不得已承认自己在为一次婚姻作最后的准备。听众纷纷大呼小叫，为他描绘同一个被窝中同睡共眠的可恶弊端；他什么也听不进去，全当作耳旁风：他实在是昏了头，只相信他未来妻子的聪慧，并宣称在她身上发现了忠诚和温柔的异常品质。在这帮年轻人中，唯有德塞森特鼓励了他的决定，因为德塞森特得知，此君的未婚妻很想住在一条崭新的林荫大道的街角，搬进那样一套拐成圆堡的现代公寓中。

他坚信，这些可怜小苦难的无情力量，比起大不幸来，对人们坚强的脾性要更具杀伤力，他的判断基于这一事实，即戴古朗德本无什么财产，而他妻子的嫁资也算不得丰厚，在这一简单的祝愿中，他早就瞥见了一个充满无限滑稽痛苦的前景。

确实，戴古朗德购买了一些做成圆形的家具，一些后面挖空后构成圆弧的托架，弄成圆拱的窗帘架，修剪成月牙形的地毯，总之，全部家具都得专门定做。他就这样花费了比常人多一倍的钱，后来，他妻子再没有钱买化妆品，厌倦起住在这一圆堡里，搬到了一个不那么昂贵的方形公寓中时，却没有一件家具还能再适用，再坚持。渐渐地，这套家具骑虎难下，成了无尽懊恼的一大根源；夫妻间的彼此理解早被一种共同生活撕裂了口子，日复一日地动摇；他们相互赌气，相互指责，怪对方不能留在这样一个客厅中，实际上，在他们家客厅中，长沙发和托架都靠不到墙上，尽管底下都垫稳了，你一动，它们还是会摇晃。另外，他们缺钱来维修家具，再说，真要修恐怕也修不了。一切都成了抱怨和争吵的理由，一切，什么抽屉在不稳当的柜子中滑进滑出啦，女仆的小偷小摸啦，她会趁主人吵闹时不注意从盒子里偷钱啦；总之，他们觉得这生活实在难以忍受；他，出外闲逛寻欢；而她，则在苟且的通奸中，企图遗忘掉她那阴雨连绵般单调的生活。最后，他们一致同意，解除他们的婚姻，重获肉体的分离。

“我的作战计划是正确的，”于是德塞森特自言自语道，他体验到这种战略家一般的满足，似乎他预先制定的部署大获成功。

眼下，炉火前，他沉湎于对这一家庭的回忆片断中，想当初，他还曾以美好的建议支持过他们的结合呢，他又给壁炉添了一捧柴，让思绪继续飞舞在梦境中。

另一些回忆也接踵而来，属于同一类想法。

那是在好几年前，一天晚上，他在里沃利街遇到一个大约十六岁的顽童，一个面色苍白的小机灵，跟一个姑娘那样诱人。他费力地吸着一支香烟，但烟纸被劣质烟草的尖梗刺破了，烂糟糟的，他一边骂骂咧咧，一边在大腿上划着厨房用火柴，但总是划不着火；他把一包火柴全都划坏了。这时，他发现德塞森特在瞧着他，就凑了过来，手在帽檐上碰一下，有礼貌地向他借火。德塞森特便把自己添加了香精的杜贝克香烟[1]送他一支，然后，他们就攀谈起来，他让那孩子讲一下他的故事。

故事十分简单，孩子名叫奥古斯特·朗格鲁瓦，在一家纸板厂干活，母亲死了，只有一个父亲，整天像打石膏那样揍他。

德塞森特一边听他讲，一边思考着，然后说：“来吧，我们去喝一口。”于是，他带他进了一家咖啡馆，让酒保给他倒了一杯很烈的潘趣酒。那孩子低头喝着，一声不吭。“这样，”德塞森特突然开口说，“今天晚上，你想玩个尽兴吗？我来付钱。”于是，他把小家伙带到了劳拉夫人那里，这女人在第三区的莫斯尼埃街上开了一家花店，里面有一系列的红颜色房间，装饰有圆圆的镜子，摆着长沙发和水盆。

奥古斯特大为惊讶，一面揉着帽子的布，一面瞧着一大帮女人，一个个全都涂脂抹粉，一张张抹得鲜红的大嘴纷纷开口。

“啊，小伙子！瞧，他真不赖呢！”

“哎，我说，我的小家伙，你还没到年龄呢，”一个高大的褐发女人说，她的眼睛凸凸的，鼻子尖尖的，在劳拉夫人这里扮演了不可或缺的犹太美女角色。

德塞森特就像到了自己家一样，安坐下来，跟老板娘低声交谈起来。

“别害怕，傻蛋，”他转过身来，对孩子说。“来吧，你自己选一个，我请客。”说着，他轻轻推了一下小家伙，小家伙就倒在一个长沙发上，两个女人之间。夫人一个眼色，那两个女人往中央挤了挤，用她们的睡衣，紧紧裹住了奥古斯特的膝盖，并把她们抹了香喷喷粉霜的温暖的肩膀凑到他鼻子底下，他便低下了眼睛，不再动了，脸涨得通红，嘴巴发干，偷偷地将好奇的目光转到底下，死死地盯着她们的腿。

范妲，那个犹太美女，搂住了他，给了他一些好建议，嘱咐他要听父亲、母亲的话，同时，她的两手慢慢地游荡在孩子身上，他的脸已经变了，身子后仰，支棱着脖子。

“这么说，今晚上你不是为你自个儿来的啦，”劳拉夫人对德塞森特说。“你从哪个见鬼的地方找来的这小鬼？”她又说，这时，奥古斯特早已被犹太美女带走，没了影儿。

“在街上啊，我亲爱的。”

“你倒是没有醉，”老夫人喃喃道。想了想之后，她又充满母爱地微笑道：“我明白，讨厌鬼，这么说吧，是你自己需要年轻人，你！”

德塞森特耸了耸肩膀。“你没说对；哦！根本不是，实际上，我只是想培养一个杀手。请听明白我的想法。这小伙子还是个雏儿，已经到了血脉偾张的年龄，他会追逐自己家附近的小姑娘，很真诚，同时又很开心，总之，他拥有他自己作为穷人的那一小份单调的幸福。相反，我把他带到这里来，一个他甚至做梦都猜不到、他将永远铭刻在记忆中的奢华环境；每隔半个月，我都送他一种如此的意外甜头，那样一来，他将会习惯享受他自己根本无力为自己提供的这些快乐；用不了三个月，这样的寻欢作乐对他就会变成绝对的不可缺少——像我这样隔三岔五地给他来一下，是不会让他餍足的——这样，三个月之后，我就取消预支给你的这笔小小费用，那样一来，为了能继续在这里享乐，他将会去偷；为了在这沙发上，在这煤气灯下尽情地撒欢，他会荒唐地来上他的一百十九招。

“等事情发展到了极端，他会去杀人，我希望，杀死狭路相逢的冤大头先生，谁让他在撬办公桌的时候被这先生撞见呢；那样，我的目的就将达到，我将在财力允许的范围内，成功地创造出一个无耻之徒，为勒索我们的这一可恶社会再添一个敌人。”

女人们睁大了眼睛。

“你回来了？”他看到奥古斯特返回了客厅，红着脸，神态尴尬，躲在犹太美女身后。“来吧，小伙子，时间不早了，向这些女士告个别吧。”在楼梯上，德塞森特向他解释说，每两个星期，他都可以来一次劳拉夫人这里，而且不用自己解囊掏钱；然后，一来到街上，来到人行道上，他便瞧着昏头昏脑的少年说：

“我们不要再见面了，”他说；“赶紧回你父亲那里去，他的手闲得都痒痒了，别忘了这句《福音书》一般的话：己所不欲，施之与人；照这条格言去做，你将会前途无量。”

“再见。”

“尤其不要忘恩负义，尽可能早一点在报纸的法律新闻版上告诉我你的消息。”

“没良心的，小犹大！”德塞森特现在一边喃喃道，一边拨了拨炉火；“我从来没有看到他的名字出现在社会新闻版面上！没错，我实在不可能不让对方钻空子，我能预料到但不能取消某些偶然事件，例如劳拉大妈的小偷小摸，拿了钱却不给货；这些女人中不定有哪一个还当真迷恋上了奥古斯特，三个月后，这家伙还可能吃上了白食呢；甚至，犹太美女变质的邪恶没准还吓倒了这个太年轻太没耐心的少年郎呢，以至于他无法应付那缓慢的开场白和迅雷不及掩耳的结尾曲。除非他很久之后才有什么司法纠纷，反正我搬到丰特奈后就不读报纸了，看来，我被人骗了。”

他站起来，在房间里转了好几圈。

“毕竟，还真有点遗憾呢，”他心里说，“因为做到这分上，我已经实现了世俗的寓言，普遍教育的寓言，它并不追求别的，只求让所有人都蜕化为朗格鲁瓦这样的人，因此，它并不想带着同情心，彻底地蒙上悲惨者们的眼睛，而是想方设法地让他们睁大眼睛，让他们发现身边那些不应得的和更宽容的命运，更短暂的、更敏锐的，因此也是更诱人的和更珍贵的快乐。”

“事实是，”德塞森特还在遐想，继续他的推理，“事实是，鉴于痛苦是教育的一种结果，只要有思想诞生，痛苦就会渐渐地扩大，百炼成钢：人们越是竭力肢解智力，越是细剖那些可怜虫的神经系统，就越是在他们心中催生精神痛苦和仇恨的如此活跃的萌芽。”

油灯嘶嘶地响着。他挑高了灯捻，看了一眼表。——凌晨三点钟。——他点燃了一支香烟，又沉浸到方才被自己的梦想打断了的读物中，那是拉丁古诗歌《贞操赞》[2]，维艾纳城的主教阿维图斯在龚德博德[3]统治的时代写的。

[1] 一种荷兰制造的香烟。

[2] De laude castitatis，作者是维艾纳城的主教阿维图斯。

[3] 龚德博德（Gondebald，？—516），布尔戈涅国王，曾统治从卢瓦尔河流域到地中海的大片区域。

七

自从那天夜里，毫无表面理由地触发了对奥古斯特·朗格鲁瓦的忧伤回忆，他又重新回顾了他以往的日子。

现在，他根本无法理解他正在阅读的书；他的眼睛甚至都不在读；他仿佛觉得，他那被文学与艺术浸透的精神拒绝更进一步吸收它们。

他靠他自己活着，靠他自身的物质滋养，就像那些懒洋洋的冬眠动物，蜷缩在一个洞里，整整一个冬季；满脑子生出了孤独感，像是一种麻醉药。一开始把他刺激得很焦躁紧张，随后便带来了一种萦绕有朦胧梦境的扭曲；它摧毁他的意图，粉碎他的意愿，引来一系列梦幻，他只得被动地忍受，连想都没想过要摆脱它们。

隐居以来积累的大量混乱的阅读，还有艺术沉思，就像一道堤坝，阻挡着往昔回忆之流，现在突然一下子决了堤，激流喷涌而出，冲溃了现在和将来，把一切淹没在往昔的表层底下，往他的心里灌入了一片巨大的忧伤之水，水面上漂浮着一些关于他存在的无趣的插曲，一些毫无意义的荒诞事，像是一些可笑的沉船残骸。

手中捧的书落到了膝盖上；他耽于遐想，带了厌恶和惊恐，看着自己往昔岁月消逝的画面在眼前一一掠过；它们旋转，奔腾，围绕着对劳拉夫人和奥古斯特的回忆，这回忆巍然矗立于这些旋涡中，像是一截坚实的木桩，一个鲜明的事实。那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时代啊！一个个上流社会的聚会，赛马，牌局，预先订购并在午夜钟声敲响时及时送到的男女私情，就在他玫瑰色的小客厅里！他回忆起一些面孔，一些神态，还有连篇的废话，它们是如此固执地缠绕着他，就像人们情不自禁会去哼哼的一些庸俗小曲，但就在人们料想不到的时候一下子枯竭了。

这一阶段持续的时间很短；他打了一个记忆的盹，重又沉浸到了他的拉丁著作研究中，以彻底抹除这些回顾的痕迹。

一旦启动，便势如破竹；第二个阶段几乎紧接着第一阶段来到，那就是他的童年回忆阶段，尤其是在教会学校和神甫度过的好几年。

那些回忆更遥远，也更确实，以一种更有保证和更稳当的方式铭刻在心底；草木蓬勃的公园，幽长的小径，花坛，长椅，所有的物质细节都在他的房间里明朗起来。

然后，一个个花园充满了人，他听到了下课时学生们的叫喊，中间还混杂有教师们的嬉笑，他们玩着垒球，那长袍撩起来，紧紧地夹在膝盖之间，或者，他们跟年轻人在树底下聊天，一点儿都不摆架子，也没有丝毫傲慢劲，就像是相同年龄的同学。

他回想起那些跟惩罚根本不搭界的充满父爱的约束，拒绝处罚他抄写几百行或上千行诗，只让他在其他人疯玩的时候“修补”还不会的功课，他们更经常地求助于简单的斥责，以一种积极而又温柔的方式监督他，试图让他觉得舒服，同意他星期三去他觉得合适的地方漫步，抓住未被教会宣告为正式宗教节日的一切小节日机会，在普通饭菜之外，增添蛋糕和葡萄酒，让他享用乡村郊游的美味佳肴；一种充满父爱的约束，并刻意不让这学生厌烦，既把他看作大人，跟他讨论问题，同时又对他留存着一个受宠孩子应有的溺爱。

他们就这样终于对这孩子施加了真正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将他们培育的那些聪明孩子塑造成形，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引导着他们，并把一些特别的想法嫁接到他们的头脑中，保证了他们思想的无限生长，通过一个迂回曲折、虚情假意的办法，通过在生活中竭力跟踪他们，在职业中支持他们，通过给他们写去热情洋溢的信，就像多明我会修士拉科尔代尔写给他索莱兹学校的弟子们那样。[1]

德塞森特自己就意识到，对如此的栽培，他会被迫忍受，但它注定将毫无结果，他那叛逆性格不爱听劝，却爱找碴，爱四处探听，爱争辩，这妨碍了他被他们的纪律驯服，被他们的课程奴役；一旦从学校中出来，他的怀疑主义有增无减；他跟一个正统主义的、不宽容的、狭隘的社会的短暂接触，他跟一些脑瓜子不灵光的教区管理人以及下层修士的会话——这些人的笨拙撕破了耶稣会教士们如此睿智地编织起来的面纱——更加铸造了他的独立精神，增强了他那对无论哪一种信仰都持一定怀疑的态度。

总之，他认定自己摆脱了任何羁绊，任何束缚；他只是，跟所有那些从普通中学或世俗寄宿学校中出来的人正相反，保留了对他学校和老师们的一种极佳回忆，而现在，他扪心自问，那些种子是不是都落在了一片贫瘠的土地上，到如今都还没有开始发芽。

确实，几天来，他处在一种无以名状的精神状态中，瞬间一秒钟里，他充满了信仰，本能地走向宗教，然后，根本就没有丝毫理由，他信仰的吸引力就破碎了；但不管怎样，他的内心始终十分紊乱。

然而下到内心深处，他明白，他恐怕永远都不会有真正基督徒的忍辱和忏悔精神；他深信不疑地知道，拉科尔代尔所说的那种时刻，那种“最后一道光线钻入心灵，并把散在那里的真理聚集到一个共同的中心”的神恩时刻，永远也不会来临到他身上；他体验不到那种苦修和祈祷的需要，而如若我们听信大多数神甫的话，没有这种需要，任何改宗便都是不可能的；他感觉不到任何欲望要去祈求一个上帝，因为在他看来，上帝的仁慈是最没有可能性的东西了；然而，他早先对那些老师保留的好感，终于还是让他对他们的事业、对他们的学说产生了兴趣；那些远比他聪明的人说起话来不可模仿的坚信音调，还有热情洋溢的嗓音，回到了他身上，引导他怀疑他的精神和他的力量。在他这种孤独的生活中，没有新的食粮，没有新鲜的感觉，没有思想的更新，没有跟来自外部的那种感官交换，没有跟世界、跟普通人的生存的接触；在他如此固执地与自然相悖的这一幽居生活中，他在巴黎居住期间所忘记的所有令人烦恼的问题，又重新提了出来。

他喜欢阅读的拉丁语著作，几乎全由主教和教士们撰写的著作，无疑促成了这一危机。紧裹在一种修道院的氛围中，在一种熏得他昏头昏脑的熏香中，他的神经以及思想全都跟着激动起来，这些书终于抑制了他青年时代的回忆，点亮了他在神甫们的教会学校度过的少年时代的回忆。

“没什么好说的。”德塞森特心想，试图理性地自我控制，在丰特奈追踪起耶稣会这个元素的渗透过程；“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从童年起，我身上就带有这块还没有发酵的酵母；而我自幼便有的那种对宗教事物的爱好，很可能就是一种证明。”

但是，他企图说服自己相信事情正相反，他不满意他不再是自身的绝对主宰；他找到了一些理由；他之所以不得不转向圣职人员那一面，是因为只有教会收集和保存了艺术，这一丢失了好几个世纪的形式；它已经在那些廉价的现代复制品中，固定了金银器的边线形状，保留了像是矮牵牛花的细长圣餐杯，还有腰线简洁光滑的圣体盒的妩媚；即便是在铝制品中，在假珐琅中，在彩色玻璃杯中，也保留了以往的优雅方式。总之，在克吕尼博物馆[2]中展出的，神奇地躲避了无套裤汉们[3]野蛮行径的绝大多数珍贵物件，都来自法国的旧修道院；同样，教会也在中世纪让哲学、历史和文学免遭野蛮之灾，它还拯救了造型艺术，使那些美妙的织物和珠宝的典范一直留传至今，尽管圣物制造者们尽可能地糟蹋它们，却不可能改变其原本的精美形式。因此，他追逐这些古董玩意，他跟众多收藏家一起，把这些文物从巴黎的古董商那里，从乡村的小商贩那里收过来，这种举动也谈不上令人大惊小怪了。

但是，他再怎么提这些理由都徒劳无用，他还做不到彻底地信服。当然，简而言之，他始终坚持把宗教看作一个美妙的传说，一个辉煌的冒充，然而，尽管他对此有种种解释，他的怀疑主义已经开始动摇了。

显然，这一怪异的事实存在着：他现在比童年时期更吃不准了，因为那时，耶稣会教士的关怀是直接的，他们的教诲是不可回避的，他被捏在他们手中，属于他们，无论肉体还是灵魂，没什么家庭关系和外来影响能和他们相抗衡。他们还反复向他灌输某种神妙的趣味，它慢慢地、悄悄地在他心灵中发芽分蘖，而今天，它已在孤独中绽放，对他那沉默的、拘禁和漫步于固定概念狭窄场地中的精神产生影响。

通过检查自己的思想轨迹，通过寻求重新连接其线索，发现其起源和原因，他总算说服了自己，使自己相信，在世俗生活中，他的行为都是他接受的教育产生的结果。因此，他偏爱人工技巧的倾向，他偏离中心的需要，总起来说，并不是华而不实的研究、穷奢极欲的精细、几近神学式的思辨的结果；相反，是一些激昂，一些冲动，冲向一种理想，冲向一个陌生的宇宙，冲向一种遥远的真福，就像圣书向我们承诺的真福那样令人渴望。

他猛地停住，挣断了他的思维之线。“看来，”他心里说，很恼恨，“我比我想象得到的伤得更重；瞧瞧，我就这样跟我自己来辩论，活像一个诡辩家。”

他若有所思，似有一种哑默无言的惧怕在他心中折腾；当然，假如拉科尔代尔的理论是对的，他就没什么可猜疑，因为皈依宗教的神妙之击并不会在一种惊跳中产生；要带来爆炸，就必须先在地面上长久地、持恒地布雷；但是，既然说有小说家谈到了爱情上一见钟情的雷霆之击，那么，就也有一些神学家谈到了宗教方面如醍醐灌顶的雷霆之击；假如这一学说是真的话，那就没人敢肯定自己会不屈服。这样，就再没有什么分析要对自己做，没有预感要权衡再三，没有预防措施要采取，神秘主义心理学也就一无所用。事情就这样，因为它就是这样，仅此而已，毋庸赘言。

“哎！我变蠢了，”德塞森特心说；“假如再这样一直持续下去，那么，越是害怕这一毛病，最终这毛病就越是发作无疑。”

他终于稍稍摆脱了这一影响；他的回忆平息了，但另外的病态症候出现了；现在，公园、功课、耶稣会教士们全都远去；而只剩下争论的主题还在纠缠他；他整个人都被抽象所支配；他情不自禁地想到了对教义的种种相互矛盾的解释，想到了拉卜神甫[4]关于主教会议的著作中的弃教言论。这些教会分裂的残片，异端思想的碎屑，在好几个世纪期间区分开了西方和东方的各大教会，现在，那些只言片语又回到了他的脑海。这里，聂斯托利[5]否认圣母马利亚上帝之母的名，因为，在神秘的肉身体现中，她的肚肋所怀，已经不是上帝本身，而是人类造物；那里，欧蒂凯斯[6]宣称，基督的形象不可能跟其他人的形象相像，因为神选择了他的肉体作为居所，并由此完全彻底改变了这一肉体的形式；还是在这一点上，另一些吹毛求疵的人认为，救世主根本就没有过肉体，圣书中的这一表述应该被看成一种象征的转义；而德尔图良则这样阐述他著名的准唯物论公理：“只有不存在的，才没有躯体；所有存在的一切，都有一个适合于它的躯体”；最终，还有这一早已讨论了多年的古老问题：基督是独自一身被钉在十字架上，还是作为三位一体中的一体，三个人中的一个，在其三重的实体中受苦，被钉在骷髅地的十字架上？这些问题在压迫他，刺激他——而现在，他就像在温习一门以前学过的功课，十分机械地对自己提出一系列问题，然后又自己给出答案。

接连好几天，他的脑子乱哄哄的，里面满是一大片蠢蠢欲动的悖论，一大堆微妙的矛盾，一大团一剖为四的头发丝，一大堆跟法典条文一样复杂的规则，它们引发种种含义，种种文字游戏，导致一种最细微、最巴洛克的天堂法律学；然后，就在墙上的古斯塔夫·莫罗绘画作品的影响下，抽象的那一面被抹除，代之而来的是具形的整整一面。

他看到一连串的教士列队而过：有修道院长，有大主教，高举起披金挂银的胳膊，为下跪的人群祝福，他们雪白的胡子在阅读和祷告时随风拂动；他看到静悄悄的忏悔队伍深入漆黑的地下礼拜堂中，他看到巨大的教堂耸立起来，里面身穿白袍的僧侣在讲坛上大声喊叫。就像德昆西[7]吸了鸦片烟之后，一听到“罗马执政官”这个词，便回想起李维的整页整页的历史叙述，仿佛看到执政官们庄严地向前走去，威武雄壮的罗马军队向前冲锋；而他现在，在一番神学的表达中，气喘吁吁打量着人山人海的群众，还有出现在大教堂火一般通亮的尽头的主教们；这些场景的魅力让他看得如痴如醉，飞跑过一个又一个年代，一直来到现代的宗教典礼，卷入一种无尽的温柔而又动人的音乐中。

那里，他再没什么推理可做，没什么争论要忍受；那是一种无以名状的崇敬和畏惧之感；艺术家的感觉折服于天主教教士们如此精心算计的那些场面；面对这些回忆，他的神经颤抖了，然后化为一种突然的逆反，一种迅速的飞转，种种恶魔般的想法在他心中生出，那是在倾听忏悔的神甫的手册中早就预见到的一些渎圣想法，对圣水和圣油可耻而又可恶的滥用。面对万能的神，现在站立起一个充满力量的对手，恶魔，他似乎觉得，一种可怖的崇高应该源自在教堂中犯下的罪孽，由一个狂热的信仰者以一种可怕的喜悦，一种虐待狂般的快乐，来亵渎、侮辱、凌辱本该崇敬的圣物；疯狂的魔法，黑色弥撒，巫魔夜会[8]，可怕的中魔和驱邪，这一切纷纷出现；他不禁问起自己来，像他那样占有了以往的供圣之物，教堂的圣典、祭披和帷幕的人，是不是犯了一种渎圣罪；而这样一种小罪小孽的想法给他带来了某种骄傲和轻松；他从中分辨出渎圣的快乐，不过那只是一些可疑的渎圣，总之，不太严重，既然他喜欢这些东西，而且也不讨厌对其浅尝辄止；他就这样掂量着这些谨小慎微的想法来安慰自己，毕竟，他多疑的心灵阻止了他犯下明显的罪恶，剥夺了他自觉自愿地作下滔天罪孽的必要勇气。

渐渐地，这些遁词终于烟消云散。从其心灵高度上，他仿佛看到了教会的全景图，许多世纪以来它对人类的世代相袭的影响；他在回忆中将其重现，悲壮而崇高，向人类揭示了生活的可怕，命运的无情；宣扬忍耐、悔恨、牺牲精神；通过展示基督那血淋淋的伤口，竭力包扎种种伤疤；确保神圣的特权，允诺天堂的最美好部分留给痛苦者；勉励人类忍受痛苦，要将其磨难，其冒犯，其劫难，其苦难，如一种燔祭奉献给上帝。它对悲苦大众真正变得雄辩，充满母爱般的怜悯，同情被压迫者，同时，威胁那些压迫者和专制者。

德塞森特清醒过来，重又站稳脚跟。当然，他心满意足地承认有社会垃圾，但是他也反对那种寄希望于另一种生活的渺茫药方。叔本华说得更切实；他的学说跟教会的教义发自同一个观点；他也一样，以世界的不公正和卑鄙为基础，他也一样，以《仿耶稣基督书》[9]来发出这一痛苦的呼吁：“活在大地之上真是一种悲惨！”他也一样，鼓吹生存的虚无，孤独的好处，他告知人类，无论他们做了什么，也无论他们转向何处，他们都将是不幸的：贫困者，因被夺而痛苦；富有者，因充盈而产生不可克服的厌烦；但是，他不会给你们开出任何万灵之药，也不以任何的诱饵来安慰你们，来治愈不可避免的病痛。

他不支持你们叛逆的原罪体系；根本不想向你们证明它本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仁慈上帝，会保护无赖，帮助愚笨，粉碎童年，愚弄老年，惩罚无辜；他不颂扬那样一种天命的好处，因为它发明了那种无用的、无法理解的、不公正的、无能的可恶之事，即身体痛苦；更不会尝试跟教会一样去证实折磨与考验的必要，在他愤怒的仁慈中，他喊道：“如若一个上帝创造了这世界，我倒更希望我不是这一上帝；不然，世界的悲惨会撕裂我的心。”[10]

啊！只有他掌握了真理！跟他精神卫生学的论著相比，福音的药典又都算得了什么呢？他从不宣称能治什么病，也不给病人提供任何补偿、任何希望；但是他的悲观主义理论，对那些入选的智力、高雅的心灵，却是一剂安慰良药；它揭示了社会的本来面目，揭示了女人们天生的愚蠢，为你们指明常规，通过告诫你们尽可能地收敛起希望，从而把你们从幻觉中拯救出来，它让你们不要以为——假如你们还感受到有力量这样做——只要还没有大块大块的瓦片意想不到地滚落到你们的脑袋上，你们自身就算很幸福了。

这一理论与《仿耶稣基督书》从一样的轨道上冲出，也将到达同一个地点，即屈从天命，逆来顺受，但它不会迷失在神秘莫测的迷宫和似是而非的道路中。

只不过，如果说这样的一种听天由命，源于对一种可悲的事物状态的屈认，源于无能为力对此作任何改变，还可以被精神富有者所接受，那么，它就实在很难被精神贫瘠者所领悟，而后者信奉的宗教这时会更容易地平息种种要求和愤怒。

这些思索把德塞森特从一种重压中解脱出来；德国伟人[11]的警句格言止息了他思维的颤抖，然而，这两种学说间的接触点帮它们在他的记忆中彼此回想起了天主教教义，他无法忘记这一点，他曾彻底浸泡其中并通过所有毛孔吸取其精华的这一天主教教义，是如此富有诗意，如此令人伤感。

对信仰的回归，对宗教的领会，在他健康状态出现紊乱之后尤其折磨着他；它们正好跟复发的神经紊乱不期而遇。

从他年幼时起，他便遭受到种种无法解释的厌恶，还有一些情不自禁的颤抖的折磨，比如说，当他看到一个女仆使劲拧湿衣服时，他就会脊椎发冷，牙齿打战；这些反应始终存在；直到今天，每当听到一匹布撕裂的声音，每当一个手指头摩擦一截粉笔头，每当用手触摸一块马海绒料子时，他都会感到真切的痛苦。

无度的单身汉生活，脑子的极度紧张，更加重了他原有的神经紊乱，祖辈赋予他的早就衰败的血统越发疲弱；在巴黎，他不得不接受一些水疗，为了治疗他的手指头颤抖，还有可怕的面部神经疼，疼痛发作时，他的脸仿佛要被一劈为二，太阳穴受到持续的打击，眼皮针刺一般，还引来恶心感，他根本无法抵挡，只能仰躺在阴影中。

靠了一种更有规律、更平静的生活，这些事故本来已经渐渐消失了；现在，它们又开始威胁他，变了形式，乱钻乱窜地扩散；痛苦离开了脑袋，前往因胀气而坚硬的肚子，前往像被一根火热的铁条穿透的肠子，前往无用而又压迫性的疝气；然后，神经质的咳嗽，撕心裂肺般的，干涩的，会在某一钟点准时开始，持续好几分钟，每次都一样长时间，把他弄醒，将他窒息在床上；最后，胃口没了，热腾腾的酸水直往上冒，干巴巴的热火在胃里乱窜；他膨胀，憋气，每一次餐饭的诱惑之后，都无法再忍受一条扣了纽扣的裤子，一件系得紧紧的马甲。

他戒了烈酒、咖啡、茶，光喝乳制品，求助于凉水疗法，给自己喂大量的阿魏、缬草、奎宁；那些下雨的日子里，乡野变得寂静而空旷时，他甚至还想走出房屋，稍稍来个散步；他迫使自己步行，好好练一练腿脚；最后，他暂时放弃了阅读，心中充满厌烦，他决定，为了充实自己太过空闲的生活，要实现一个他安居丰特奈以后因懒惰，因怕被打扰而不断拖延的计划。

他不再能重新沉湎于文笔的魔术中，也不再能专注于罕见修饰语的美妙魔法，那些词语用得恰到好处时，便能启迪内行人无穷无尽的想象力，他决定彻底完成居所的陈设配置，寻来一些珍贵的温室花卉，为自己提供一种物质条件，得以消遣一下，放松一下神经，休息一下脑子，同时，他还希望，看到它们奇特的精彩的色调能多少补偿一下因为文学禁食而暂时忘却或丢失的那些奇幻而又真实的风格色彩。

[1] 拉科尔代尔（Lacordaire，1802—1861），法国天主教多明我会修士，法兰西学士院院士。索莱兹学校（Sorèze）本来属于耶稣会，后于1840年转属于多明我会。

[2] 巴黎的一家中世纪博物馆。

[3] 所谓的无套裤汉，是法国大革命期间贵族阶层对只穿长裤而没有“高贵的”套裤的平民阶层的蔑称。

[4] 拉卜神甫（Père Philippe Labbe，1607—1667），天主教学者，著有《主教会议集刊》十多卷。

[5] 聂斯托利（Nestorius，384—451），君士坦丁堡的早期主教（428—431）。

[6] 欧蒂凯斯（Eutychès，早于378—约454），君士坦丁堡附近某修道院的院长。

[7] 德昆西（De Quincey，1785—1853），英国作家，曾著有《一个英国鸦片服用者的自白》。

[8] 指中世纪传说中巫师、巫婆等在魔鬼主持下的夜间聚会。

[9] 历史上，以《仿耶稣基督书》为题的书有多种，如拉梅内写的《仿我主耶稣基督》。参见“作者序言”P7注①。

[10] 这句话摘自叔本华的著作。

[11] 指叔本华。

八

他向来酷爱花卉，但是这一爱好，一开始，在他居住朱蒂尼期间，只是针对花卉整体，根本不分什么类别和品种，到最后才逐渐精确到，提炼到唯一的一个等级。

长久以来，他一直瞧不起巴黎露天集市货摊上竞相争艳的大路货植物，栽种在花盆的湿土里，放置在绿色的遮阳布篷或颜色发红的太阳伞底下。

与此同时，他的文学趣味、他的艺术思考也都精细化了，只关注那些受到严格过滤挑选的，由一些精妙的深思熟虑的头脑蒸馏出的作品；同时，他也坚定了对传播得很广的一些思想的厌倦，于是，他对花卉的喜爱，也从所有的渣滓上，所有的沉淀物上脱离开来，它净化了，从某种方式上说，精馏了。

他很愿意把一个园艺家的商店理解为一个微观世界，里面再现了所有的社会阶层：贫苦和下等的花，陋室破屋中的花，只有当它们栖息在屋顶老虎窗的边沿，把根扎在奶罐头和旧钵头里时，它们才算处在自己的真实环境中，比如紫罗兰；那些自命不凡、俗套、愚蠢的花，只配栽种在年轻姑娘描画的瓷器花盆中，例如玫瑰花；最后，还有高贵品种的花，例如兰花，既娇嫩，又迷人，既蓬勃，又脆弱；而异国花卉流亡到巴黎后，则生活在温房中，在玻璃宫殿中；植物王国的公主则隐居在幽僻之地，跟街头植物以及市民花卉毫无共同之处。

总之，对长在穷人的街区，被阴沟和污水槽的臭气熏得疲惫不堪的下等花，他兴许体验到某种兴趣，某种怜悯；相反，他憎恶那些跟新房子奶油色或黄金色的客厅和谐一致的花束；最后，他还保留了精美的、罕见的、来自远方的植物，在火炉烧出的热气所制造的虚假赤道线上，万分精心地培植，以此满足视觉的彻底愉悦。

但是，对温室花朵的这一最终选择，本身也在他的一般思想、在他对一切事物现已不可动摇的观点的影响下有所改变；以往，在巴黎，他与生俱来的倾向导致他舍弃真花，而爱好人造花，着迷于它那靠橡胶和丝线、丝光衬里花布和塔夫绸、彩纸和法兰绒创造的奇迹，忠实模拟出来的形象。

他拥有一系列神妙无比的热带植物藏品，都是由手艺匠灵巧的手指模仿了自然真花做成的，它们一步一步地重新创造出花的生长过程，从它发芽起，跟随它走向盛开，模仿它直到凋零；记录下它醒来或憩息时最细微的色调变化，最短暂的色泽变幻；观察花瓣的种种形状，被风儿卷起或被雨水润皱；往它那清晨的花冠上抛下树胶的露珠；仿制它盛花期时的艳丽，当花枝被汁液的重量压弯了腰时，或者，再现花萼的枯萎，当叶子飘落，干巴巴的枝条直直地挺起，壳斗变得干瘪时。

这一惊人的艺术曾长久地诱惑着他；但是，他现在梦想的是另一种花卉的组合。

在赞赏了戏仿真正花卉的人造花之后，他现在要的是模仿了假花的自然花。

他让思维飘向这一方向；他根本用不着寻找太长时间，走得太远，既然他的家就位于诞生伟大园艺家们的地方。他干脆动身去参观夏蒂雍大道上和奥内谷地的温室，回来时疲惫不堪，囊中空空，为他亲眼所见的珍稀植物惊叹不已，心里只挂念他定购的品种，无休止地惦记那些奇妙无比的圆形花坛。

两天后，送货的车子到了。

德塞森特手持清单，一声声地点名，一件件地确认他的订货。

园丁们把各种杯芋从小推车上卸下来，它们挂靠在一些长满了乱蓬蓬叶子的浮肿的枝条上，构成一颗心的形状；它们之间保留了一种十分相似的样子，却没有一个是在重复。

还有一些珍稀罕见的品种，玫瑰色的，有维吉纳尔，它像是从染色布上，从涂了层树胶的英格兰塔夫绸上剪下来的；白色的，有阿尔巴纳，它仿佛从一种蛋清般透明的膜衣中，从一个半透亮的猪尿泡中雕刻出来；还有一些品种，尤其是马姆夫人，与白铁皮并无二致，滑稽地模仿了锻压出来的金属块，染上了皇帝绿，沾上了一点一滴的油彩、铅丹和铅白；还有些花，如博斯普鲁斯，给人以一块上了浆的平白布的幻觉，点缀有绯红和香桃木绿；再还有一些，如叫北极光的植物，伸展开一片生肉色的叶子，肿胀的叶片上带有一条条深红的筋脉，发紫的微纹，滴淌出蓝色的酒和红色的血。

北极光跟阿尔巴纳恰成对照，表现出性格上截然相反的两种色调，是同一种植物呈现出中风和萎黄病的两种表现。

园丁们还带来了一些新品种；这一次，它们伪装出一种爬满了青筋的人造皮肤的外表；而大多数仿佛染上了花柳病和麻风病，伸展开苍白的肌肤，上面长了白白的玫瑰疹，满是皮疹的纹路；另一些则显出正在愈合的伤疤的新鲜玫瑰色，或是已经结了痂的褐色斑块；还有一些像是被烙坏灼伤了，烧焦烤糊了；再有一些，显露出带毛的表皮，坑坑洼洼的，溃疡的凹口，下疳的疙瘩；最后，还有一些，像是缠上了绷带，涂了一层含汞的黑油膏，绿色的颠茄软膏，还撒上了碘仿粉的黄色结晶，像是结了一层灰尘粒。

这些花儿挤在一起，在德塞森特面前耀眼夺目，比他早先撞见它们时可怕多了，当初，它们跟其他花混杂在一起，在温室的玻璃大厅中，就像在一所医院里。

“哎呀！”他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

一种新植物，跟杯芋很有些相似，叫“金属海芋”[1]，令他惊诧不已。这种植物的叶子像是涂了一层铜绿，铜绿之上滑闪过银色的反光；它是人造的杰作；简直可说是一段火炉管子，被一个炉匠剪成了铁矛样。

人们随后又卸下满团满簇的叶片，菱形的，酒瓶绿的颜色；中央立起一根茎秆，茎秆顶端抖动着一个很大的红桃A，上了釉似的，跟一根辣椒一样鲜亮；又像是为了嘲弄种种植物所有已知的面貌，从这鲜艳的红桃A中央竖起了一根胖嘟嘟的尾巴，棉花一样的，又黄又白，有的直挺挺的，瓶塞起子一般，有的则像猪尾巴一样，高高地耷拉在花芯中。

这是蜡烛花，一种最近才从哥伦比亚进口到法国的天南星科植物；属于同一科的还有魔芋属[2]植物，那是交趾支那的一种植物，长着形状如鱼刀[3]一样的叶片，黑色的长梗，绕着一道道刀痕，很像是黑人损伤了的四肢。

德塞森特大喜过望。

人们还从车上卸下一大批新的怪物：有凌霄花，从棉絮般的纤维中长出一种可恶的残枝玫瑰的花来；有巢凤梨，在弯刀的尖刃中，劈开了大大的裂口；有“紫花凤梨”，拉出了有缺刃的刮刀，葡萄汁的颜色；有兜兰，轮廓复杂，很不协调，由一个精神错乱的发明家想象出来。它很像是一只木屐，一个杂物盒，上面卷着一条人的舌头，张开了网，就像人们在论述喉咙与嘴巴功能的著作插图中看到的那样；两边有两个小小的翼片，枣红色的，像是借自于一个儿童风车，为这一巴洛克的集合体补上了一个舌头根，渣滓和板岩的颜色，还有一个吊灯形的囊袋，衬里中分泌出一种胶质的黏液。

他的目光无法从这一来自印度的似是而非的兰花上挪开；被懒洋洋、慢腾腾的作风弄得颇有些厌倦的园丁们，开始大声念起插在花盆中的标签来。

德塞森特惊愕地瞧着，听着这些绿色植物的可恶名称响起：“东开普蓝苏铁”，一种巨硕的坚硬的尖钩漆成了铁锈色，活像被人摆在城堡大门前的那种东西，以防有人逾越；“米卡尼亚椰”，是一种棕榈，又细又长，锯齿形，四面都围绕有高高的叶片，像是一柄柄或短或长的船桨；“扎米亚-莱赫玛尼”，一种巨大的菠萝，一种神奇的柴郡干酪面包，栽种在了灌木叶腐殖土中，其顶端支棱着蒺藜枪和野人箭；“金毛狗草”，以其疯狂的结构超越同科植物，向梦想发起挑战，在棕榈般的叶丛中，突兀出一条巨大的猩猩尾巴，一根毛茸茸的褐色尾巴，顶头扭曲，如一柄主教权杖。

但是，他只是稍稍打量了它们一会儿，便急不可耐地等待着一系列让他着迷的植物来，这其中有吸血鬼植物，食肉植物，如安得列斯捕蝇草，它那毛茸茸的瓣片分泌出一种有消化能力的黏液，带有能卷能曲的弧形尖刺，一个勾在另一个上，构成一道栅栏，把抓住的昆虫囚禁起来；有泥炭层的毛毡苔，长满了腺体状的刺；有瓶子草，脑瓜草，张开了血盆大嘴，准备吞噬、消化真正的肉食；最后，还有猪笼草，它的怪诞远远超越了种种怪僻形式的已知界限。

他会把栽种了这种奇异花卉的花盆拿在手中，翻来覆去不知疲倦地端详。它那长长的叶片就跟橡胶一样，发出一种金属般的深绿色，但在这叶片顶端，悬挂有一根绿色的细线，吊下来一根脐带，支撑起一个绿莹莹的尿壶，透出一点浅紫，很像一种德国的细瓷烟斗，一个奇怪的鸟巢，自在地摇来晃去，显露出一个铺垫了绒毛的内壁。

“这玩意儿也太神奇了，”德塞森特喃喃道。

他不得不收敛起他的喜悦，因为园丁们急着要走，清空了他们的大车，把那些带块茎的秋海棠，还有那些带铅红斑点的黑瓦楞铁一般的巴豆，撂得满地都是，乱七八糟。

这时候，他发现还有一个名字留在他的清单上。新格林纳达的卡特莱兰花；有个花匠给他指了指一种带翼的小铃铛，一种极淡的丁香色，一种几乎褪尽的浅紫；他凑近过去，鼻子贴住花嗅了一下，突然后退了一步；它散发出一种上了清漆的冷杉木，一种玩具盒的气味，令人联想到元旦那天的可怕情景。

他觉得最好还是提防着它一点，几乎有些后悔当初竟买了它，这种兰花最容易激起他心中忧伤回忆，竟然跻身于他拥有的无嗅无味的植物之中。

等到只剩下他一个人，他便瞧着这植物的浪潮翻滚在他的门厅中；它们彼此混淆，交叉起它们的利剑，它们的短刃，它们的标枪，描画出一束绿色的武器，而在它们上面，则飘荡着色彩耀眼的鲜花，如野蛮人的小旗。

房间里的空气稀薄起来；很快地，在一个黑暗角落中，镶木地板旁，一道光线蔓延开来，白色的，温柔的。

他碰到了它，发现那是一些根形菌，它们一边呼吸，一边发出那种长明灯似的微光。

“这些植物真叫人莫名其妙，”他心说；然后，他后退一步，瞥了它们一下：他的目的达到了；没有一个像是真实的；布料，纸张，瓷器，金属，看来都被人拿来借给了自然，以允许它创造出它的怪物。当它不能够模仿人类作品时，它便局限于复制动物身体中的内膜，从它们那腐败的肌肤借来鲜亮的色泽，从它们的坏疽中获得辉煌的丑陋。

“一切都只是梅毒，”德塞森特想道，眼睛被吸引，束缚在了被一道阳光抚摸的杯芋的可怕虎纹上。他突然觉得看到了不断遭受古老病毒折磨的人类。自世界开创之日起，一代传一代，所有的造物都在传承无用的遗产，这种蹂躏了人类祖先的永恒疾病，直到现在，其痕迹还铭刻在古老坟茔中的骨头上！

它跑过了一个个世纪，从不疲倦，今天，它依然在泛滥，偷偷摸摸地形成阴险的痛苦，隐藏在偏头疼和支气管炎的症候下，头晕，流鼻涕，它还不时地浮上表面，优先打击那些照料不周、营养不良的人，它散发出金币的光芒，出于嘲讽，在那些穷鬼的脑门上，装点出一种有埃及舞女图案的钱币，而为了补全其惨象，还要在他们的皮肤上，刻上银钱和财富的形象呢！

而它又重新出现了，在植物的彩色叶片上，闪耀出它最初的光辉！

“没错，”德塞森特继续道，又回到他推理的出发点，“没错，大多数时间里，仅仅靠自然本身已无法提供如此病态，如此邪恶的种类；它提供原材料，种子和土壤，养育果实用的子房，以及其他各种成分，然后，人们还要随心所欲地对植物进行培植，塑造，润色，雕琢。

“无论大自然多么顽固，多么混乱，多么有局限，它最终还是屈从了，而它的主人依靠化学反应，终于改变了土地的物质成分，得以利用日积月累方才成熟的化合结构，以及慢慢进行的杂交，施行科学插穗，合理嫁接，现在，他可以让它在同一根枝条上长出各种不同颜色的花，还发明出新的色调，并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变植物的百年形状，打磨了原料，大致确定了坯样，给它们打上了模子，盖上了他的艺术之印。

“没什么说的，”他想，给他的思索作了总结，“人可以在几年时间里实现一种选择，而懒惰的自然需要用几百年岁月才能完成；确实，从流逝时间的长短来衡量，园丁们才是唯一和真正的艺术家。”

他稍稍有几分厌倦，窒息在室内植物的氛围中；几天内完成的采购把他击垮了；露天的空气和温暖的住宅之间，一种隐居生活的静止和一种自由生存的运动之间，过渡得也实在太突然了；他离开门厅，躺到床上；但是，因长久沉湎于唯一的主题，他的脑子就如上紧了发条，尽管已经入睡，精神却无法彻底松弛，很快地，他就滚入了一场阴郁疯狂的噩梦之中。

黄昏时分，他置身密林深处，一条小路的中央；他身边走着一个他从不认识也从没见过的女人；她很瘦，亚麻色头发，獒狗样的脸，脸上满是雀斑，一个塌鼻子底下，向前呲着几颗大龅牙。她穿一条女仆的白围裙，一条长长的头巾耷拉下来，在胸前纵横四分为牛皮带子，脚上穿一双普鲁士士兵的半统靴，头上戴一顶黑帽子，缀有褶裥饰边，还插了一个甘蓝形的缎结。

她像是流浪艺人，一副集市上卖艺者的外表。

他心里疑惑，这女人究竟何许人也，他觉得她很久以来就进入并移植在了他的内心和生活中；他无谓地寻找她的来源，她的姓名，她的职业，她的存在理由；关于这一无法解释却又切实的私密关系，没有任何回忆进入到他的脑子里。

他还在挖掘记忆，这时，突然有一张奇怪的脸出现在他们面前，此人骑着马一溜小跑了一分钟，然后从马鞍上转过身来。

于是，他浑身的血只流了一圈就凝固了，他被恐惧死死地钉在了原地。这张绿颜色的脸模棱两可，难辨男女，紫色的眼皮中张开一双浅蓝的眼睛，目光冷淡，十分可怕；嘴边长满了粉刺；胳膊瘦得可怜，几乎是皮包骨头，胳膊肘以下全从褴褛的袖口中露出来，因寒热而颤抖，两条精瘦无肉的腿也在过于宽大的靴子中哆嗦着。

那道恐怖的目光盯住了德塞森特，钻入他体内，他的骨髓都觉得发冷；那个獒狗脸女人更害怕，紧紧靠在他身上，要命地叫嚷起来，脑袋仰倒在僵硬的脖子上。

他当即明白了这一可怖幻象的含义。眼前分明就是梅毒大神的形象。

在恐惧的追逼下，他昏了头，慌忙中钻进边上的一条小路，快步来到了左手边矗立在金雀花丛中的一栋小楼；进屋后，便一屁股坐到走廊中的一把椅子上。

过了一小会儿，他开始缓过气来，一声声哭泣让他抬起了头；獒狗脸女人站在他面前；她悲哀无比，同时也滑稽可笑，直哭得热泪纵横，说是她奔逃中掉落了所有牙齿，还从仆人围裙的兜里掏出陶土烟斗，把它们砸碎，把白色的碎陶片塞到她的牙龈洞里。

“啊！这，她可真是荒诞，”德塞森特心里想：“这些碎陶瓷绝对撑不住的，”——果不其然，一颗接一颗，它们全都从牙床上掉了下来。

这时，一阵马蹄声传来，由远及近。一种由衷的恐惧紧紧揪住了德塞森特；他双腿发软；蹄声紧迫起来；绝望如一记鞭打让他重振精神；他猛扑到正在踩踏陶瓷碎屑的女人身上，求她再别出声，别让靴子声把他俩暴露了。她拼命挣扎，他把她拉到走廊尽头，掐她的脖子，阻止她叫喊；突然他发现了一道小咖啡馆的那种百叶门，漆成了绿色，没有插销，他便一把推开门，冲了过去，停住脚步。

面前是一片宽阔的空地，有一些巨大的白衣小丑像兔子一样在月光下跳跃。

丧气的泪水涌上了他的眼眶；永远，不，他永远都不能越过门槛。“我将被粉碎，”他想道，仿佛是为了证实他的畏惧，巨大的小丑成倍增多；他们的筋斗现在充满了整个地平线，他们的脑袋和脚不时敲击着整片天空。

这时，马蹄声停住了。它就在那儿，在一个圆圆的老虎窗后面，在走廊中；德塞森特像死人一样转过身，通过牛眼窗，看到了笔挺的耳朵，黄色的牙齿，喷出两道白气的鼻子，一股石炭酸味。

他身子一瘫，放弃了搏斗和逃跑；他闭上眼睛，不想再看到梅毒之神透过墙壁投在他身上的可怖目光，但他还是在紧闭的眼皮底下遇见了它，他感到它正滑行在他潮湿的脊椎骨上，在他冷汗淋漓寒毛直竖的皮肤上。他准备迎接一切，甚至希望来一记致命一击，好让这一切终结；一个世纪过去了，兴许只持续了一分钟；他颤抖着又睁开眼睛。一切都已烟消云散；恰如通过一个视角变换，一个布景游戏，一种可怕的矿物风景就毫无过渡地逃之夭夭，出现了一种苍白的、荒芜的、沟沟壑壑的、死寂的风景；一道光线照亮了这一荒凉的景象，一道宁静的、白色的光线，令人联想起溶解在油脂中的微微磷光。

地面上有东西在动，变成了一个面色苍白的裸体女子，腿上穿着绿色长丝袜。

他好奇地盯着她瞧；她的头发像是被太热的烙铁卷烫过的纤维，蓬蓬地鬈曲着；尿盆形的猪笼草吊在她的耳朵上；熟小牛肉的色彩在她半张半合的鼻孔中闪亮。她瞪着愣愣的眼睛，低声地召唤他。

他没有时间回答，因为那女人已经又变了；火焰的颜色在她的眸子中闪过；她的嘴唇染上了蜡烛花的那种猩红；她的乳头鲜艳夺目，红亮红亮的，恰似两根红辣椒。

一种直觉突然在他心中闪现：“这是花神，”他心里说；狂热的理性在噩梦中固执己见，就像白天那样从植物偏移到病毒。

于是，他观察了乳房和嘴巴的可怕刺激，在周身皮肤上发现了一些茶褐色和铜绿色的污迹，不禁惊讶得连连后退；但是，那女人的眼睛引诱着他，他又慢慢地走上前来，试图把鞋跟踩进土里，好不再前进，让自己倒下，但他还是站起来，朝她走去；他几乎都碰到她了，却不料黑色的魔芋从四处窜出来，冲向那个像一片海水那样涌起又落下的肚子。他把它们撩开，推倒，看到这些又温暖又坚硬的茎秆在他的手指间乱攒乱动，便感到一种无比的恶心；然后，这丑陋的植物突然消失了，两只胳膊试图把他抱住；一种吓人的焦虑让他的心一阵阵地猛响起铃声，因为那眼睛，那女人可怕的眼睛变成了浅蓝色，冷冰冰的，十分可怖。他使出浑身解数，想摆脱她的拥抱，但她以一个不可抗拒的动作，把他紧紧拽住，死死揪住，他看到，在腾空的大腿底下，那凶残的巢凤梨正在盛开怒放，它流着血，在弯刀一般的尖刃中裂开了口。

他的身体轻轻擦过这植物丑陋的伤口；他感到自己正在死去，但一个惊厥就醒了过来，他浑身冰冷，透不过气，怕得要命，叹息道：

“啊！这只不过，感谢上帝，是一个梦而已。”

[1] 原文为Alocasia Metallica。

[2] Amorphophallus，从字面来看，可理解为萎靡不振的阳具。

[3] 指吃鱼时用的薄刀，很像抹灰泥的镘刀。

九

这样的噩梦总是重复；他害怕睡着觉。他躺在床上，一连好几个小时，一会儿处在顽固的失眠和狂热的折腾中，一会儿又陷于恐怖的睡梦中，惊厥着醒来，因为梦见了脚底打滑，从楼梯上一滚到底，一直滚入一个洞穴深处，无法起身。

一连好几天，他的神经一直很麻木，好不容易恢复过来后，又在新的形式底下变得更警觉，更固执。

现在是被子在妨碍他；他窒息在被单底下，浑身上下麻痒麻痒的，满腿都是挠的和跳蚤咬的疙瘩，还有血印；这些症候之外，很快又加上了颌骨的隐隐作痛，感觉有一把老虎钳在夹他的太阳穴。

他的不安在增加；很不幸，对付这种无情的病，还真没什么好办法。他本想在卫生间里安装一些水疗仪器，但没能成功。他根本无法把水引到他那房屋所在的高度，在这样一个村子里，他无法获得足量的水，这里的人精打细算，水池只在某些时刻才运作供水，这一困难使他不得不放弃了原计划；喷射到脊椎上的激流得足够有力才能制服失眠，为他带来宁静，但由于得不到从莲蓬头喷出的水柱子，他只得满足于在他的浴缸或浴盆中，来一些短暂的洒水，简单地泼一泼凉水，随后让仆人用马鬃手套给他使劲搓一搓背。

但是，这些似是而非的淋浴根本就奈何不了神经官能症的发作；他至多只感到几个小时的放松，而昂贵的代价却是随后更猛烈、更活跃的复发。

他的厌烦变得无边无际；拥有奇花异草的那种快乐枯竭了；他对花草的纹理组织以及色泽变化已经麻木；还有，尽管他对他那些植物依然上心，它们中的大多数却已萎靡；他让人把它们从房间里挪走，但是，他的眼睛又被那些植物曾占据的位子留下的空缺所伤害，处于一种极端敏感的状态，因为再也看不到它们而烦躁不已。

为了消遣，为了打发无穷无尽的时刻，他继而转向他的铜版画收藏，整理那些戈雅的作品；某些《随想曲》版画，一些靠发红的色调还依稀可辨的草稿画，以往用重金从拍卖行买来的，还保持了最初的状态，这让他露出笑脸，他沉湎于它们之中，追随着这位画家的奇思怪想，着迷于那些令人眩晕的场景，他那些跨骑着猫儿的女巫，他那些从吊死鬼嘴里拔牙的女人，他那些强盗，他那些专跟熟睡中的男人交媾的女魔头，他那些恶魔和侏儒。

然后，他浏览了戈雅所有其他的腐蚀铜版画和仿水墨蚀刻画系列，他那如此可怕瘆人的《谚语画》[1]，他那如此凶残狂暴的战争题材画，最后，还有他的版画《绞刑》[2]，他特别喜爱其中一幅美妙无比的试作，印在厚厚的非施胶纸上，纸上全是一道道看得见的帘痕。

戈雅那野性的激情，那艰涩而又狂乱的才华俘获了他；但戈雅作品从大众那里赢得的普遍景仰还是让他稍稍有些收敛，多年来，他一直拒绝把它们镶在画框中，生怕来这里的第一个傻瓜会如此看重它们，当着它们的面便心醉神迷，以至于认为有必要对其大放厥词。

他时不时拿出来悄悄细看的伦勃朗的作品也是如此；确实，如果说世上最美的曲调一旦被公众瞎哼哼，一旦被管风琴强行演奏，便会变得平庸之极，令人不忍卒听，那么，那些艺术作品，对假艺术家们也不会无动于衷，也不会因愚笨者的意见而引起争议，也不会满足于只激发少数人的热情，对内行人来说，它们也因此而变得污浊，平庸，令人望而却步。

敬仰中的这种杂乱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之一；无法理解的成功让他永远地惯坏了以往那些珍贵的绘画和图书；面对着一致赞同，他最终发现了它们难以察觉的瑕疵，他把它们抛弃了，他不禁问自己，他的嗅觉是不是不对头，是不是受了骗。

他又阖上了放画的硬纸盒，又一次，他茫然不辨方向，倒在了忧郁中。为了改变思维的流向，为了冷却一下脑子，他试图作一些缓和性的阅读，来一点点艺术的镇静剂，读一读那些魅力无穷的书，对康复者和不适者来说，被更像是患了破伤风或更富磷酸酯的作品弄得疲惫不堪的人，它们确实是好书，这就是狄更斯的小说。

但是这些书产生了一种跟他期待的正相反的效果：这些贞洁的恋爱者，这些新教徒女主人公，上衣扣子一直扣到脖子，是在星辰之间相爱，她们只是低下眼睛，红一红脸，彼此握一握手，流下幸福的泪水。很快地，这一夸张的纯洁便把他抛向了一个相反的极端；按照对照法则，他从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回想起浪荡和猥亵的场景，梦想男女间的凡人行为，缠绵的亲吻，鸽子之吻，就像羞涩的修士所指称的那样，让他们从嘴唇之间彼此融为一体。

他中断了阅读，思绪远离一本正经的英格兰，反思那些浪荡的小过失，那些遭教会谴责的淫荡诱惑；一阵震动摇撼了他；他本以为早已一去不复返的精神上和肉体中的性冷淡突然不治而愈；孤独又一次对他神经的缺损起到作用；又一次，纠缠他内心的不是宗教信仰本身，而是它要惩罚的那些行为和罪孽的恶念；它那些祈求和那些威胁的习惯主题独自支撑了他；几个月前就没有了感觉的肉欲开始受到紧张的虔诚阅读的触动，然后，就在一种神经发作中，被英国式的假正经所唤醒，起来，挺立，而兴奋的感觉却把他带回到从前，陷入到了在旧污水坑中蹒跚难行的回忆中。

他站起来，神情忧伤地打开了一个镀金的小银盒子，盖子上镶嵌有一粒粒沙金石。

里头装满了紫色的糖果；他拿起一颗，在手指头中掂了掂，想起了这一像是裹了一层糖霜的夹心糖的奇怪属性；过去，每当他出现了阳痿症状，而他同时又不带尖刻，不带遗憾，不带新欲望地想到了女人，他就拿一颗这样的糖果放在舌头上，任其融化，随着一种无穷的甜味在唇齿间传来，对古老猥亵行为的一些早已模糊、凋零的回顾会陡然历历在目。

这种糖果由西罗丁[3]发明，有一种可笑的称呼，叫“比利牛斯珍珠”，是蜈蚣兰香精的一种滴剂，一种女性香水的滴剂，结晶为一块糖果；它们钻进口舌的乳突，令人回忆起因加了稀罕的醋而变得乳白的水，浸透了各种气味的深深亲吻。

通常，他会带着微笑，嗅闻这一爱的芳香，这一抚摩的影子，它会在他的脑子里开辟出一个裸体女性的角落，在短短一秒钟里，唤醒了以往某些女人很得赞赏的滋味；今天，它们不再只是悄悄起作用，不再只是激活那些遥远而又模糊的混乱形象；相反，它们撕破面纱，把肉体的、急迫的和暴烈的现实径直扔到他眼前。

这糖果的滋味帮助他寥寥几笔便描绘出一支情妇的队伍，头里有一个人停住了脚步，露出了又长又白的牙齿，缎面般光滑的粉红色皮肤，一个有棱有角的鼻子，老鼠般的眼睛，剪成刘海齐眉的金发。

这便是尤拉妮娅小姐，一个美国人，身材十分健美，有力的腿脚，钢的肌肉，铁的臂膀。

她曾是马戏团里最著名的杂技演员之一。

德塞森特曾在许多漫长的夜晚认真地追随过她的表演；最初几次，她以本来面貌出现在他眼前，就是说，美丽而又健壮，但他的心中根本就还没有产生接近她的愿望；她也没有任何魅力可以勾引起一个麻木者的贪婪之心，然而，他却被不知什么东西迷住，被一种很难界定的情感所驱使，频频光顾她的马戏团。

随着对她察言观色的深入，一些奇特的概念渐渐诞生；随着他对她的柔和、她的力量的欣赏，他看到她身上产生了一种人为的性别改变；她那女性的优雅做作以及妩媚娇柔越来越被抹除，而一种男性特有的灵巧和强壮却在逐步发展；总之，她在一开始曾为女儿身之后，随后迟疑不决地越来越靠近雌雄共体，最后似乎下定了决心，毅然决然地，彻底地变成了一个男儿身。

“于是，就如同一个强健的壮汉爱上了一个柔弱的姑娘，这个女小丑出于本性应该会爱上一个很像我这样脆弱、顺从的家伙吧，”德塞森特心里说，停住了喘息；他瞧着自己，任由比较的精神自由发挥，终于感觉到他自己正在女性化，他特别渴望拥有这个女人，就像一个患了萎黄病的小姑娘，一味憧憬着力大无比的海格立斯的拥抱，巴望他一胳膊把她搂进怀里。

尤拉妮娅小姐和他之间的这一性别对换，让他倍感刺激；“我们彼此很相配，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他确信；他一向憎恶粗野力量，如今却对它有了这种突如其来的崇敬，此外，随着这崇敬而来的，还有对污浊的、下贱的卖淫过分的好感，甚至不惜为一个皮条客的粗鲁温柔付出昂贵代价。

就在他期待着要下决定诱惑那杂技女演员，要竭尽全力实施计划时，他证实了他的梦想，把他自己的一系列想法安到了那女子无意识的嘴唇上，从那位在高空秋千上腾跃飞转的女戏子凝定的微笑中，他反复阅读自己的意图。

一天晚上，他决定打开缺口。尤拉妮娅小姐相信，对方若无事先的大献殷勤，自己绝无必要让步；然而她表现得并非不留余地，她都听说了，德塞森特是一个富人，而且其姓氏有助于女人的崭露头角。

但是，愿望一旦得到满足，沮丧也很快就超越了限度。他想象那个美国女人会愚笨和野蛮得像一个集市上的角斗士，而且很不幸，她的蠢行还都是女性化的。当然，她缺乏教养和分寸感，既没有理性也没有思想，而且她在饭桌上表现出一种动物般的热情，但是，女人的所有幼稚情感依然存在于她心中；她也像爱说废话的姑娘们那样饶舌和轻佻；说什么男性思想在她女性肉体中的蜕变，这根本就不存在。

另外，她有一种清教徒般的自制力，在床上，她丝毫没有表现出他既希望她有，又害怕见到的竞技者般的粗野；她并不像他曾一度希望的那样，对他的性骚扰有所响应。他探测到自己的贪欲放了空炮，他兴许已经发现了她的一种趋向，更倾向于一个纤细和瘦弱的个体，倾向于跟他的脾性彻底相反的一种脾性，但是，这时，他兴许也发现了自己的一种爱好，他可能不怎么喜欢一个小姑娘，而是喜欢一个快乐的纤弱男子，一个滑稽的瘦小小丑。

德塞森特迫不得已回归到了暂时被遗忘的男人角色中；他的女性化气质，脆弱感，付代价换来的安全感，甚至还有恐惧感，全都消失得干干净净；不再可能有什么幻觉了；尤拉妮娅小姐是一个普通的情妇，跟别人没什么两样，无论以何种方式，他根本就无法说清楚她当初为何在他头脑中催生出了那种好奇心。

尽管她鲜活的肉体、她灿烂的美貌散发出的魅力一开始就让德塞森特惊讶，并迷住了他，他还是竭力躲避这一偷情，并急于分手，因为他的阳痿早泄在这个女人冷冰冰的温柔前，在她拘谨的被动前有增无减。

然而，在他不断过度的奢侈荒淫生活中，她倒是第一个在他面前停下了脚步；但是，如果说，比起一大群其他人来，她在他的记忆中留下了更鲜活的痕迹，如果说，那一大群人的魅力要更少些欺骗性，带来的愉悦也更少些限度，实际上都是由于她身上那股健康而卫生的野兽气味；她这精力充沛的健康正好是他贫血的反面，可怜他还要用香水来掩饰自己的贫血，在西罗丁的微妙糖果气味中去寻找这一健康的一丝丝气息。

恰如一个芬芳馥郁的反衬，尤拉妮娅小姐命中注定强行闯入他的回忆，但是，被一种意外的自然原生芳香撞了一下后，德塞森特几乎马上转向了那些文明的气味，不可避免地想起了他的其他情妇；她们成群结队地拥入他的脑海，但是，在她们所有人之上，现在昂首阔步地走着那个女人，其惊人的怪异在好几个月期间曾那么地令他满足。

这一位是个干巴巴的小个子女人，黑眼睛，褐色的头发上涂了发蜡，平平地贴在头顶上，像是用一支笔画出来的，还在一侧的太阳穴旁边分开，梳出一条男孩子一样的头路来。他是在一个咖啡馆音乐会上认识她的，当时她表演了腹语术。

她的表演让一群人看得目瞪口呆，只见她让一些硬纸剪成的儿童玩偶像排箫那般整整齐齐坐在椅子上，然后让他们轮流开口说话；然后，她又跟一些几乎活生生的木偶对话，大厅中静悄悄的，甚至能听到一些苍蝇围绕着吊灯在嗡嗡乱飞，听众们偶尔发出窃窃私语声，他们一脸惊讶地坐在那里，在自己的座位上本能地向后退，因为一系列想象中的车子正从门口直奔舞台，冲他们驶来。

德塞森特看得如痴如醉；一大堆想法在脑子里生成；首先，他急于依靠大把大把的钞票来征服这位腹语术演员，她跟那个美国杂技女艺人恰成鲜明的对照，这让他感到愉悦。这个褐发女子身上散发出造作的、不卫生的、醉人的香味，她像一个火山口那样燃烧；尽管德塞森特施尽种种花招，不到几个钟头，他就黔驴技穷了；他并没有招架几下，就乖乖地被她俘获了，因为除了情妇之外，腹语术也让他着迷。

此外，他设想的计划早已成熟。他决定完成那些迄今为止尚无法实现的计划。

一天晚上，他让人带来一个小小的斯芬克司雕像，黑色大理石的，经典的卧躺姿势，爪子前伸，脑袋又僵又直，还有一个奇美儿[4]，彩色陶土的，抖擞着一脑袋浓密的鬃发，怒目圆睁，摇动尾巴给自己扇扇，肋部一起一伏地鼓动，喉咙发出喘息声。他把这两个怪物分别放在房间两头，熄了灯，只有炭火在炉膛中熊熊燃烧，隐约照亮了房间，把几乎淹没在黑影中的物件全都放大了许多。

然后，他爬上一条长沙发，躺在女人身边，她纹丝不动的脸被一团炭火的微光映红，他等待着。

她用好几种他事先早让她耐心练过的奇怪音调，模仿起一番对话，嘴唇动都不动一下，眼睛甚至瞧都不瞧一下那两个怪物。

在黑夜的寂静中，奇美儿和斯芬克司之间奇妙的对话开始了，只听得深沉的喉音传来，一会儿沙哑，一会儿又变得尖利，完全是超人类的。

“这里，奇美儿，给我停住。”

“不，就不。”

在福楼拜迷人的散文[5]的抚慰下，他屏住喘息，听着这可怕的二重唱，直听得毛骨悚然，从脖子到脚面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这时，从奇美儿嘴里蹦出来这个庄严而又神妙的句子：

“我寻找新的香味，开得更绚丽的花儿，未曾体验的愉悦。”

啊！这跟魔咒一样神秘的嗓音，正是在对他本人说话呢；她正是在对他叙说着她对陌生事物的狂热，她未满足的理想，她摆脱可怕的生存现实的需要，要冲破思想的界限，要在艺术之外的迷雾中摸索那永远无法达到的一种确信！——她自身一切努力的可悲压抑了他的心。他温柔地抱紧了这个静悄悄地待在身边的女人，像一个得不到安慰的孩子，在她裙裾下寻求庇护，他甚至都看不到那女演员一脸阴郁的神情，她不得不在休息时间里，远离舞台，在她自己家中表演一场戏，实践她的职业。

他们的恋情在继续，但是，很快地，德塞森特的虚弱又加剧了；他沸腾的脑子再也融化不了他肉体的冰块：神经不再听从意志；年老的疯狂激情支配了他。他感到，在这个情妇身边，自己变得越来越优柔寡断，他求助于对付老年人无端的饥渴最有效的佐药，害怕。

某日，就在他把女人搂在怀里时，一个醉鬼般嘶哑的嗓音在门后响起：“你开不开门？我知道你跟一个大圆面包[6]在一起，你等着，我们等着瞧好吧，脏货！”——当即，就像是那些浪荡子害怕被人发现劣迹，光天化日之下，在河岸上，在杜伊勒里花园，在一个朗比托小便亭[7]中或者在一把长椅上，正干着那罪恶的勾当，他惊恐之下反而来了劲，暂时重新找回了力量，急忙扑向腹语术女演员，只听得她的嗓音还继续在室外回响，他在这一拥挤的人流中，在这一惊惶不安中，体验到了前所未有过的轻松灵巧，像是一个铤而走险的男人，在其下流行为中匆匆了事，戛然而止。

不幸的是，这样的场景实在太短暂了；尽管他付了高得邪乎的价钱，腹语术演员还是告别了，当天晚上，她就委身于一个壮汉，他的要求远不那么复杂，腰杆子也远远硬朗得多。

这个女人，他实在很怀念，每每回忆起她的诡计，而其他女人在他看来都缺乏那么一点点味道；童年的恩泽在他看来已经腐败、枯萎；他对她们千篇一律的媚脸的轻蔑变得如此强烈，再也无法毅然决然地忍受它们了。

有一天，他独自一人在拉图尔-莫堡大道上散步，一边走，一边在心中反复回味他的厌恶，他走到残废军人院附近，遇见了一个年轻人，那人向他打听去巴比伦街最近的路怎么走。德塞森特为他指了路，由于他也要穿过那个空地，他们便一起走着。

像是为了获得更多信息，年轻人的嗓音坚持不懈地响着，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说道：“那么，你认为向左转的话，路会更长啰；然而有人告诉过我，从大街那里斜插过去，我会到得更快，”语气中带了某种恳切和腼腆，很低沉，也很温和。

德塞森特瞧了他一眼。他看来是从中学逃学出来的，穿得很破旧，上身是一件羊毛短外衣，紧紧地裹住胯部，勉强盖住了腰身，下身是一条黑色短裤，紧绷绷的，衣领下翻，领口露出一条鼓蓬蓬的深蓝色领带，带白色细条纹，拉瓦利埃[8]的式样，打了个大花领结。他手中拿了一本硬纸封面的课本，头戴一顶褐色的窄檐圆顶帽。

这张脸令人心慌意乱；苍白而消瘦，黑色的头发底下五官端正，湿漉漉的大眼睛光彩照人，眼皮上有一圈青黑，鼻子靠眼睛很近，上有几个红斑，鼻子底下张开了一张小嘴，嘴唇很厚，有棱有角，中间有一道樱桃那样的缝。

一时间里，他们面对着面，彼此打量了一番，然后，年轻人低下了眼睛，并凑过身子来；他的胳膊蹭了一下德塞森特的胳膊，后者减慢了脚步，若有所思地端详起了这年轻人有些摇晃的脚步。

从这一偶然的邂逅中，诞生了一段掺杂有怀疑的友谊，前后延续了好几个月；德塞森特想起来每每不寒而栗；他从来就受不了一种更诱人，更专横的租借；从来就未见识过如此危险，也从来没感觉自己曾经更痛苦地满足过。

当他独自一人时，萦绕在他脑际的种种回想中，那种互相的爱慕压倒了其他一切。一个神经受到高度刺激的脑子所能包含的整个的迷惘酵母正在发酵；他耽于这些回忆，耽于这一忧郁的乐趣——而神学则把它叫做古老耻辱的复现——他在肉身的视觉中，掺入了深受以往阅读影响的精神热情，对那些决疑论者的阅读，布森鲍姆[9]、迪亚纳[10]、利古奥里[11]、桑切斯[12]，论及十诫中第六和第九条中所禁的罪行[13]。

宗教不仅在心灵中催生了超人类的理想，它沉浸于这一心灵，一种起源于亨利三世时期的遗传兴许还让它天生具有这种倾向，宗教还激起了荒唐肉欲的非法理想；一些浪荡而又神秘的顽念彼此杂糅在一起，纠缠着他的脑子，总是产生出一种顽固的渴望，想摆脱平庸的凡世，远离人们尊重的习俗，躲避到原始的迷醉中，到天堂般或魔鬼般的发作中，而无论是天堂般还是魔鬼般，全都是毁灭性的，因为它们消耗着它们引起的磷火。

如今，他已经走出了这些梦幻，被消灭，被粉碎，几乎奄奄一息，他立即点燃了蜡烛和灯，沐浴在光亮中，相信由此听见了血脉在脖子皮肤下面强劲有力的搏动，发出那低沉、坚强、不可饶恕的声音，尽管它们已远不如在黑暗中那么明显。

[1] 指戈雅的题为《战争的苦难》的版画系列，1863年以后为法国人所熟悉。

[2] 又称《绞刑犯》，是戈雅最著名的画作之一。

[3] 西罗丁（Siraudin），当时巴黎的一个著名糖果制造商，他有一种拿手的甜点叫“比利牛斯珍珠”，在龚古尔兄弟的日记中经常提到。

[4] 西方传说中一种非人非兽的奇怪幻象，狮头，羊身，龙尾。

[5] 福楼拜在其小说《圣安东的诱惑》中，曾描写过奇美儿和斯芬克司的对话。

[6] 指嫖客。

[7] 以推广这种小便池的政治家朗比托（Rambuteau）的姓名命名。

[8] 拉瓦利埃（La Vallière，1644—1710），法国贵妇，国王路易十四的情妇。

[9] 布森鲍姆（Busembaum，1600—1668），耶稣会教士，神学家。

[10] 迪亚纳（Antonio Diana，1586—1663），西西里人，天主教道德神学家。

[11] 利古奥里（Liguori，1696—1787），那不勒斯人，天主教教士，神学家，赎世主会创立人。

[12] 桑切斯（Thomas Sanchez，1550—1610），西班牙人，耶稣会教士，著名的决疑论者。

[13] 依据后人的理解不同，十诫中第六和第九条分别是“不可杀人”和“不可作假证陷害人”，或者是“不可奸淫”和“不可觊觎他人之妻”（在第一种解释中，这两条分别为第七和第十条）。在这里，小说作者明显是在指“不可奸淫”和“不可觊觎他人之妻”。

十

这奇特的疾病要吸尽人最后一滴血，猛烈地发作之后会转而有一些突如其来的平静；一天早上，德塞森特醒来时，感觉浑身是劲，连他自己都无法解释其中的原因；再也没有了揪心揪肺的咳嗽，后脖子上也再没有了锤击般的凹痕，相反，倒有一种轻松自如的感觉，头脑一片清醒，思维十分清晰，从模模糊糊和朦朦胧胧，变得明快流畅，艳若彩虹，就像色彩缤纷的肥皂泡。

这一状态持续了好几天；然后，一个下午，气味的幻觉一下子突显了出来。

他的卧室飘荡着一股鸡蛋花的清香；他想证实是不是有一瓶香水忘了盖上盖，泄露了气味；然而，房间里根本就没有香水瓶；他走到书房，走到餐室：香气依然如故。

他摁铃叫来仆人，问他：“你没闻到什么吗？”那一位使劲嗅了嗅空气，宣称没闻到丝毫花香：事实确凿无疑；在一种新的感官幻象的外表下，神经官能症又一次复发了。

他被这想象中的芬芳的顽念弄得疲惫不堪，决定投身于真正的芳香中，希望这一嗅觉的顺势疗法能将他治愈，或者至少也能延缓一下鸡蛋花香味的执着纠缠。

他来到卫生间。那里，在一个当脸盆用的旧圣洗池旁的墙上，挂着一面铸铁长镜子，就像是一道被月亮照得银光闪闪的石井栏，囚禁住了镜面上死一般平静的绿水，镜子底下，象牙架子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各种大小、各种形状的瓶子。

他把瓶子全都放到一张桌子上，将它们分成两类：一类是单一香型，就是说，是一些提炼物，或者是一些香精，另一类是复合香型，以花束的统用名称一一标明。

他坐在一把扶手椅中，陷入了沉思冥想。

多年来，他在嗅觉技能方面一直很灵敏；他认为，嗅觉可以使人体验到跟听觉享受和视觉享受一样的享受，每一种感官都可能以一种天赋的倾向和一种博学的培养，体会到一些新的印象，使它们成倍增加，使它们彼此协调，由此构成一个整体，形成一部作品；总之，存在着一种能让物体散发出飘逸香气的艺术，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恰如另一些艺术能传出清脆的声波，或者能以五彩缤纷的光线冲击人眼的视网膜；只不过，如果没有一种因修习而获得的特殊直觉，就没有人能分辨一幅出自大师手笔的画和一幅拙劣的涂鸦，一首贝多芬的乐曲和一首克拉比松[1]的乐曲，同样，如果没有入门研习，也就没有人能一下子区分清楚由一个真诚的艺术家创作的一束花，跟一个工业家为小杂货铺和集市摊贩的买卖而制的一个大杂烩。

香水艺术中，有一方面曾特别吸引过他，那就是人为规定的精确度这一点。

实际上，香水几乎从来就不是来自它采用其名的那种花；只敢向自然物借用其成分的艺术家只能生产出一种杂种作品，没有真实性，也没有风格，因为通过花的蒸馏而获得的香精，虽然能提供一种类似于那些活生生的花在大地上散发的一阵阵芬芳清香，但这一类似性仍是很遥远、很平庸的。

因此，除了拒不接受任何伪造、任何雷同，几乎将一切复制拒之门外的无法模仿的茉莉花，所有其他的花完全可以由酒精和香精的结合物来代表，从原型那里窃得其个性，并添加上这小玩意，这额外的色调，这醉人的芳香，这点睛之笔，从而最终完成艺术品。

简而言之，香水业中，艺术家穷尽了大自然的原始气味，他分解其气息，并把它配出来，就像一个珠宝匠净化宝石中的水色，提升其价值。

最被所有人忽略的这一艺术的秘诀渐渐地在德塞森特面前展现出来，他现在破解了这一跟文学语言一样含沙射影、变化多端的语言，在其飘逸和隐约的外表下，具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确风格。

要做到这一点，他首先得研究气味的语法，理解它们的句法，钻透支配它们的规则，而一旦熟悉了这一方言后，就可以对照大师们的作品，艾特金森的，吕班的，夏尔丹的，维奥莱的，勒格朗的，派西的，[2]区别清楚它们的句子结构，掂量它们字词的比例，以及它们周期性的位置分布。

然后，在这一流体的话语中，必须用经验来支持常常不太完整而且很平庸的理论。

确实，经典的香水制造单调少变，平淡无色，持恒地流动在一个由古老化学家们铸定的模子中；它啰啰嗦嗦，反复唠叨，局限在旧蒸馏器中，直到浪漫时代诞生，并改变了它，让它变得更年轻，更柔韧，更柔软。

它的历史亦步亦趋地追随了我们语言的历史。路易十三的香味风格由当时的种种珍贵成分所构成，鸢尾香粉、麝香、灵猫香，还有当时已被叫作天使之水的爱神木水，却只能勉强地表达骑士般的优雅，还有当时略微生硬的世风色彩，圣阿芒[3]的某些十四行诗为我们保留了这方面的痕迹。后来，随着没药、乳香的运用，神秘、强劲而又庄严的香味使得伟大世纪的威严气派几乎变得可能，如雄辩术冗长累赘的矫揉造作，还有博舒埃[4]和说教大师们那宽阔、扎实、和谐匀称的风格；再后来，路易十五时代穷奢极欲而又博学的优雅，在鸡蛋花和马蹄莲香粉中，更容易地找到阐释，这两种香以某种意义赋予了这一时代一个总结；然后，第一帝国大肆滥用古龙香水和提炼迷迭香，让人厌烦又无趣，香水业跟随着维克多·雨果和戈蒂埃的步伐，走向了阳光明媚的地带；它创造了东方风味香水，即兴调配的混合花香，发现了新的韵调，到那时为止还不敢用的配方，并挑选和重取了古旧的色调，使它们更复杂，更细微，更协调；最后，它坚决地抛弃了那种自愿的衰败，而以往，马勒塞尔伯、布瓦洛、安德里厄、巴乌尔-罗尔缅，[5]那些香水诗的卑下酿造者都曾让它沦陷于这一衰败中。

但是，这一语言，从1830的那个年代起，并没有固定不变。它始终在演变，随着世纪的进展，它也跟其他艺术一起并驾齐驱地前进；为迎合爱好者和艺术家的意愿，它扑向中国和日本情调，想象芳香的谱册，模仿富津[6]的花束，通过薰衣草和丁香的联姻来获得朗德木的气味；通过广藿香和樟脑的婚姻，得到中国墨汁的特殊香味；通过柠檬、丁香和橙花的组合，获得日本枳椇花的挥发物。

德塞森特研究和分析这些飘散物的灵魂，给这些文本作注释；为了自身的满足，他很乐意扮演一个心理学家的角色，卸下并重新装上一部作品中的各种成分，拧下某个复合芳香结构中的零件，而在这一练习中，他的嗅觉百试不爽，达到了几乎完美的程度。

就像一个葡萄酒商，只要伸出舌头舔一舔一滴酒，就能辨认出品牌，就像卖啤酒花的商人，只要嗅一下口袋，就能马上确定它的精准价值，就像一个中国茶商，闻一闻茶的气味，就能立即指出它的产地，说明白它到底种在北山[7]上的哪个茶园，哪家佛寺中，茶叶采于哪个时节，说清楚焙茶的温度，还有附近栽种的浓香袭人的梅花、米兰、木犀榄对其产生的影响，所有那些花香都可能稍稍改变茶叶的品质，为它增添一丝意外的亮点，在它稍显干涩的芳香中引入一丝远方新鲜花卉的奇香；同样，德塞森特只需闻到一丝丝气味，就能立即告诉你它的各种混成物的比重，解释清楚它混杂的心理学，几乎能报出发明了它并为它打上自己个性风格烙印的艺术家的大名。

显而易见，他拥有香水商们销售的所有产品；他甚至拥有真正的麦加香膏，这如此珍稀的香膏只在阿拉伯半岛中部某些岩石地带才能采到，其专利只属于伟大的救世主。

现在，他坐在卫生间里，他的桌子前，梦想创造出一种新的花香来，就像经过几个月休息，已然准备好重新开始一部新作的作家那样，陷入在他们再熟悉不过的那种犹豫时刻中。

就如巴尔扎克迫切需要先乱涂一通，写黑很多张纸，才能步入正轨，德塞森特也一样，认定一种必要性，要以某些毫不重要的工作来试一试身手；他想制造一种天芥菜花的香味，便掂量了一番装有杏仁和香草香精的瓶子，然后他改变了想法，决定采用香豌豆来一尝。

他不知道该用什么手段来表现这种芳香；他便摸索着干；总之，在这一花香中，橙花味占主导：他尝试了多种组合，把晚香玉和玫瑰加到橙子中去，最终用一滴香草精达到了理想的韵调。

不确定性一扫而光；一阵小小的激动折腾着他，他准备要着手干了；他把金合欢和鸢尾花混杂在一起，配制出茶香，然后，他有了把握，决心放手一搏，镶贴一个爆炸性的句子，以其威严的震响摧毁依然潜行在他房间中的鸡蛋花香的诡谲嗫嚅。

他摆弄琥珀和安南麝香的碎片，还有广藿香，这是植物香中最呛人的一种，其花朵绽放时会散发一种带腥锈的霉臭味。无论他做什么，十八世纪的眷顾始终萦绕在他心头；带撑环、饰有荷叶边的裙子在他眼前不停地旋转；他回想起布歇笔下的种种《维纳斯》，浑身全是肉，没有骨头，塞满了玫瑰色的棉花，仿佛安顿在他的墙上；他追忆起《泰米多尔》[8]，还有那个卷起裙子于火焰色绝望中显得美妙动人的萝塞特[9]，他们总在追逐他。他愤怒地站起来，试图解救自己，使劲地猛嗅纯粹的小穗甘松[10]香精，东方人视之如珍宝，欧洲人却觉得这种香味不舒服，因为它有一种太明显的缬草味。在强烈的冲击下，他竟有些茫然不知所措；仿佛被一锤子击碎，这丝丝缕缕的微妙香味接着便消散殆尽；他利用这一暂缓的间歇，赶紧逃避那一个个消亡的世纪，那一团团过时的气味，以便像以往那样进入到不那么受局限或者更新鲜的作品中。

他曾经很喜欢沉湎于香水的调和；他采用了诗人们爱用的手法，从某种程度上说，运用了波德莱尔某些诗篇的惊人手法，例如《无可救药》和《阳台》，在这两首诗歌中，构成每一节五行诗的最后一行，都是其第一行的重复，如此恰如一段反复的副歌，将心灵淹没在无穷无尽的忧伤和阴郁中。

他迷失在芬芳的诗节唤起的梦境中，突然被带回到他的出发点，带回到他的沉思动机中，原始主题的回归以安排好的间隔，反复出现在诗歌的芳香配器法中。

目前，他想游荡在一个奇异而变幻的风景中，以一个响亮而饱满的句子作为开场白，一下子就打开广袤原野中的一片空间。

他用喷雾器在房间里喷洒了一种由土荆芥、米彻姆薰衣草、香豌豆、混合花香构成的香精，这样一种香精，当它由一位艺匠提炼成时，的确配得上所谓“百花牧场之精粹”的美称；然后，在这牧场花香中，他引入一种精心配制的合成物，混杂有晚香玉、橙子花、杏花，人工的丁香立时诞生了，而同时，由伦敦椴的香精冒充的椴花香飘荡起来，在地面上散发出清香的气息。

这一摆成几条大粗线的背景，在他紧闭的眼睛下，一望无际地延伸开来，他又吹洒了一阵体香的小雨，那是人类的或几乎可以说是柔媚的体香散发出的石榴裙气味，宣告了涂脂抹粉的女人到来，马达加斯加茉莉、三脉佩兰、卡他夫没药、塞浦路斯橘、黄兰、小叶寄树兰，在这之上他又加了一点点山梅花，于是它们所揭示的这脸谱化的人造生命有了一种自然的花香，仿佛有人欢笑得香汗淋漓，开心地飞跑在阳光下。

随后，他用风扇吹散了芳香之波，只保留下乡野的气息，他把它更新，夸大，迫使它像一段间奏曲在歌唱中不断返回。

女人们渐渐地化为乌有；乡野变得荒芜一片；于是，在迷醉的地平线上，耸立起了一些工厂，高大的烟囱顶上喷出火团，像是一碗碗潘趣酒。

工厂和化学产品的气息现在渗入到他扇动的微风中，在这脓包般腐败的空气中，大自然依然散发出温柔的气息。

德塞森特把玩着一粒安息香丸，捏在手指头之间捂热了，一股很怪异的气味在房间里升起，一种既熏人又精致的气味，兼有黄水仙的甘甜香气和马来橡胶及煤油的恶臭。他给自己的手消了毒，把这树脂丸子放进一个密封的盒子，工厂随之也消失了。之后，他在椴树和牧草的新鲜芳香中，洒上几滴新割干草[11]的香精，于是，暂时不带丁香气味的神奇景色中央，升起了一捆捆干草，捎带来一个新季节，在这气味的盛夏中，挥发出它们细微的气息。

最后，当他品尝够了这一场景时，他便匆匆喷洒出种种异国情调的香水，耗尽了他喷雾器中的溶液，加速浓缩香精的挥发，放任他所有的香膏自流，在过于闷闭的房间中爆发出一个荒唐而又精美的自然，他屏住气息，在一种人工的微风中添加疯狂的醑剂，一种不真实但又很有魅力的十分矛盾的自然，把热带香料、中国檀香和牙买加海迪奥斯米亚[12]的辛辣气味全聚集到法兰西的茉莉花、山楂花、马鞭草的气味中，仿佛种类繁多的树，颜色和气息完全对立的花，全都不分季节和气候地生长在一起，以种种色调的融合和碰撞，创造出一种普遍的、无名的、意外的、奇怪的香，这里头混合了丁香花和椴花的大牧场气味，一阵接一阵地吹来，就像一段执着反复的副歌，不断显露出开始时的装饰性乐句。

突然，一种尖锐的疼痛刺透了他；他觉得有一根曲柄轴的钻子在钻他的太阳穴。他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待在卫生间中央，坐在桌子前；他很艰难地朝半开的窗走了几步，有些昏头昏脑。一团空气缓解了把他裹得紧紧的憋屈气氛；他来回踱步，想让腿脚硬朗一下，踱过来又踱过去，眼睛瞧着天花板，那里像是有螃蟹和带着盐粉的海藻，突显在一片麻麻粒粒的如海滩沙子一般金黄的背景上；一个如此的布景穿上了勒脚，团团围住了挂有水绿色日本绉丝的隔板，这绉丝略略发皱，模仿着一条小河被风吹皱了的水面，在清风微波中，漂游着一瓣玫瑰花，花瓣周围有一群小鱼快乐地打着转转，是用毛笔唰唰两下描出来的。

但是他的眼皮很沉重；他停止步量圣洗盆和浴缸之间的窄小空间，依靠在窗户的栏杆上；眩晕止住了；他小心地一个个盖上小玻璃瓶的盖子，趁此机会来整理一下他那乱糟糟的化妆品。自从来到丰特奈之后他就没有再动用它们，现在，他不无惊讶地又看了一遍以前得到过那么多女人眷顾的这套用品。瓶瓶罐罐，彼此倚靠，堆叠在一起。这里，有一个瓷盒，绿釉的，里面装着施努达底霜[13]，这一美妙的白色乳霜，抹到脸上后，就会在空气的作用下变成温柔的玫瑰色，然后又变成一种非常真实的肉红色，形成一种皮肤血色充足的逼真幻觉；那里，有一些漆器，镶嵌了螺钿，里面放了日本金和雅典绿，斑蝥翅膀的颜色，黄金和翡翠的颜色，一旦弄湿后，就变幻为一种深红色；一边，有装满了榛子仁霜、穆斯林后宫惯用的基斯胭脂[14]、克什米尔百合苦仁霜、草莓露和接骨木混剂的小罐，另一边则有一些装了用来涂眼睛的中国墨和玫瑰露的小瓶子，在它们旁边，有一些象牙的、螺钿的、钢铁的、银的器具，零散堆放着：钳子、剪刀、搓澡刮、擦笔、假发卷、粉扑、不求人、塔夫绸做的假痣、锉刀，另外，还有一些用来刷牙的苜蓿纤维筋。

他摆弄着这整套器具，那是以前在一个情妇的要求下买的，她对某些香料和香膏的需求可谓如痴如狂，这是一个精神有些错乱的神经质女人，喜欢把自己的乳头浸泡在香料中，但是，只有当别人用梳子给她梳头时，或者，当她在尽情的抚摸中能嗅到正在建造的房屋在雨中散发出的烟炭味和石膏味时，或者，夏天里闻到被暴雨大颗大颗的雨滴淋湿的灰烬时，总之，只有那样，她才能体验到一种美味袭人的迷醉。

他反刍着这些回忆，一个早已消逝的下午，因为那么无所事事，那么好奇，而在这个女人陪同下去庞坦[15]，去她的一个姐姐家度过的下午，又返回到他的脑海，在他心中掀动了一个满是陈旧想法和古老香味的被遗忘的世界；就在两位女士唧唧喳喳地议论，彼此显耀各自的衣裙时，他走近了窗户，透过满是粉尘的玻璃窗，他看到了在泥泞中伸延的街道，听到了街石在木底皮套鞋拍打水洼时，发出劈里啪啦的声响。

这一早已远去的场景突然清晰地浮现出来。庞坦就在那里，在他眼前，那么鲜活，栩栩如生，在带月光边栏的镜面里，在这死寂的绿水中，他的眼睛无意识地落到了那里；幻觉带他远离了丰特奈；镜子把街道，把这街道早先催生出的、现在却破损在一个梦境中的种种反射图像给他映照了出来，他重复起他当时返回巴黎后马上就记下来的这一机智、忧伤、给人慰藉的赞美歌迭句：

“是啊，大雨时节来临了；瞧啊，那些下水沟尽情地呕吐，在人行道底下歌唱，粪便腌泡在水洼中，把它们的牛奶咖啡装进碎石路面中挖出的那些碗里；卑贱的行人，到处，有水龙头在为他们冲脚。

“天低云暗，在软绵绵的空气中，房屋的墙流出了黑汗，地下室的气窗发出恶臭；生存的肮脏触目惊心，忧伤的气氛令人压抑；每个人心灵中的垃圾种子都在发芽；酩酊大醉的需要玷污了威严的人，而在正人君子的头脑中，苦役犯的欲望将要诞生。

“然而，我在熊熊的炉火前取暖，桌上那个鲜花怒放的花篮散发出一种混合了安息香、天竺葵、香根草的香味，弥漫于整个房间。十一月的天气，在庞坦，巴黎街，春季还在延续，于是，我心里暗自嘲笑起那些胆怯的家庭来，他们为躲避寒冷的来临，一溜烟地逃亡到昂底布或戛纳[16]。

“严酷的大自然在这异常现象中实在没有贡献什么；我们得这么说，庞坦应该把这人造的温暖季节归功于独一无二的工业。

“实际上，这些花都是塔夫绸的，用细细的黄铜丝扎成，这样，春天的气息便从窗户缝里渗进来，从附近的工厂中飘来，从皮诺和圣詹姆斯的香水商店飘来。

“对那些受尽作坊中苦活累活折磨的艺匠，那些常常还身为一家之主的小雇员来说，多亏了这些商人，一点点新鲜气息的幻觉变得可能了。

“然后，从这变幻出一片乡野景色的神奇花招中，产生出一种聪明的治疗措施；人们以往打发到南方去的患肺病的寻欢作乐者，因不得不跟他们的生活习惯告别，因怀恋他们不忍心放弃的巴黎的放荡，会在那里苟延残喘，奄奄一息。而在这里，在一种假气候下，在火炉口的帮助下，自由散漫的回忆将复活，那么温柔，带着从工厂喷涌出来的醉人的女性气息。对于病人，医生可以瞒天过海，用巴黎小客厅的氛围还有姑娘们，来代替外省生活的致命厌烦。通常，要作治疗，病人只须有稍稍丰富一点的想象力就行。

“既然由于时代的变迁，已经不存在健康卫生的东西了，既然人们喝的葡萄酒，还有人们拥戴的自由都已掺了假，走了样，既然人们最终得抱有一种相当的善良愿望，才能相信统治阶级是值得尊重的，被奴役阶级是配得上救济或者抱怨的，我觉得，”德塞森特总结道，“问我的邻人要一些幻觉，数量恰好相当于他每天为一个愚蠢的目的所需的消耗，想象庞坦城就是一个人造的尼斯，一个仿真的芒通[17]，这样做既不更可笑，也不更疯狂。”

“尽管有了所有这一切，”他想道，只觉得浑身虚弱不堪，便从思索中跳出来，“我还是得提防那些压得我够呛的美味而又可怖的试验。”他叹了一口气：“嘿！又是一些欲望要克制，一些预防措施要采取，”他躲避在书房里，心想，这样就能更容易地摆脱这些香味的纠缠。

他把玻璃窗开得大大的，幸福地洗了一个空气浴；但是，突然间，他仿佛觉得微风卷过来一丝隐约的香柠檬气味，跟它融合在一起的，还有茉莉花、金合欢和玫瑰露的浓香。他深吸一口气，问自己是不是确实没处在中世纪时人们设法禳解的那种魂灵附体的重压底下。随后，气味变了，顽固坚持的同时又有所变化。一种说不准的气味，混杂了妥卢香脂[18]、秘鲁香膏、藏红花，由几滴琥珀和麝香所焊接，正从山坡脚下的一个村庄中飘逸过来，突然，变形发生了，这些零散的碎片重新连接起来，那是鸡蛋花的香味，他的嗅觉已经感知到了它的本质，并准备好要对它作分析，它再次从丰特奈谷地渗出，一直飘上要塞，进攻他疲乏的鼻孔，还动摇了他脆弱的神经，将他掷入衰竭中，使他昏沉沉地、几乎可说是垂危一般地倒下，倒在窗户前的支撑杆上。

[1] 克拉比松（Louis Clapisson，1808—1866），法国作曲家、古乐器收藏家。

[2] 都是著名的香水专家，在巴黎开办香水店。派西写有关于香水的作品。艾特金森和派西是伦敦人。

[3] 圣阿芒（Saint-Amand，1594—1661），法国诗人。

[4] 博舒埃（Bossuet，1627—1704），法国神学家、散文家。

[5] 马勒塞尔伯（Malherbe，1555—1628），法国诗人。布瓦洛（Boileau，1636—1711），法国诗人、文学理论家。安德里厄（Andrieux，1759—1833），法国诗人、剧作家。巴乌尔-罗尔缅（Baour-Lormian，1770—1854），法国诗人、剧作家。

[6] 日本的一个城市。

[7] 原文为Monts Bohées。

[8] 《泰米多尔》（Thémidore），又名《我和我情妇的故事》（1745）。

[9] 《泰米多尔》中的女主人公。

[10] 原文为spika-nard，是薰衣草的一种通俗称呼。

[11] 原文为英语new mown hay。是一种香水的名称。

[12] 从牙买加一种灌木中提炼的香水。

[13] 一种化妆用底霜，本无色，但能使皮肤变得红润，又被称为“亲热粉红”。

[14] 一种胭脂。

[15] 庞坦（Pantin），法国近郊的一个工业小镇。

[16] 昂底布（Antibes）和戛纳（Cannes），这两个城市都在法国南部的蓝色海岸。

[17] 芒通（Menton），法国蓝色海岸上的小镇，靠近意大利边境。

[18] 这是哥伦比亚妥卢地方产的一种芳香树脂。

十一

仆人们吓得手忙脚乱，赶紧去找丰特奈的医生，医生对德塞森特的病情横竖是看不懂。他结结巴巴地念叨了一些医学名词，给病人把了把脉，看了看舌头，本想让他开口，却没能做到，便开了一些镇静剂，叮嘱病人好好休息，答应第二天再来看他。德塞森特倒是又有了些许力气，责怪仆人的热心巴结，并用一个表示否定的手势打发走了那位不速之客。医生悻悻地走了，并且没忘记告诉村里人，说这栋房屋实在太偏僻，而且屋里的家具陈设惊得他目瞪口呆，僵在了原地。

用人不敢再有疏忽，但令他们大为惊讶的是，这家主人几天后就恢复了健康，他们看到他劈里啪啦地敲响玻璃窗，一脸焦虑地瞧着天色。

一个下午，铃铛声响起，发出简短的召唤，德塞森特命令他们准备好大箱子，他要出远门旅行。

当那一对男女在他指点下，选定要带走的物件时，他却在餐室中狂热地踱起了方步，一会儿查询轮船航班，一会儿又跑到书房去，带着一种彻底的不耐烦而又满足的神态，继续观察云天。

已经有一个星期了，天气一直就很糟。烟炱的河流不间断地滚动在天空的灰色平原上，大块大块的云团就像是从地面上连根拔起的岩石。

不时地骤雨倾盆，把谷地淹没在它的急流下。

这一天，苍天改变了面貌。黑墨之波蒸发并枯竭，凹凸起伏的云彩消散融化；天空变得平板一块，覆盖有一层不是滋味的薄膜。渐渐地，这层薄膜似乎在下降，便有一团水雾裹住了乡野；雨水不再像头一天那样倾盆泼落，但还在下，不停不歇，蒙蒙细微，却又无孔不入，使劲地钻，泡软了小径，损坏了公路，用它无数的线条把大地跟天空连成一体；光线变得模糊；一丝苍白的天光照亮了现已变成一片污水泥汤的村庄，一眼看去，仿佛有千万枚水滴之针，以银白色的尖头，扎入水洼泥浆中；在一片荒芜的自然中，所有的颜色全都枯萎，只剩下屋顶还在墙面那暗淡的色调之上微微发光。

“什么鬼天气啊！”老仆人叹息道，把主人要的衣服放到一把椅子上，那是以前在伦敦定购的一套正装。

德塞森特搓了搓手，算是回答，他在一个带玻璃门的书柜前安坐下来，玻璃橱窗里，一组丝袜摆成了一个扇面；他犹豫再三，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好，然后，考虑到天不作美，自己衣服的色彩又过于单调，还想到了自己要达到的目标，便很快选了一双枯叶色的丝袜，匆匆穿上，外面再穿带扣的、有锯齿形边的半统靴，上身穿正装，鼠灰色的，有灰泥色的方格，貂皮的虚线，头上戴一顶小小的圆顶帽，外面再披一件亚麻蓝的大斗篷，身后跟着的仆人被行李的重量压弯了腰，一只大箱子，一只手提箱，一个旅行袋，一个帽子盒，一条旅行用毯子，裹住了雨伞和手杖，他来到了火车站。到了车站，他对仆人宣布，他还不能确定回家的日期，他可能在一年后，一个月后，一个星期后回来，兴许还会更早些，他嘱咐，家中的一切都不许变动，还拿出一笔必要的钱，数目大致可保证他外出期间维持家用，然后，他跳上车厢，任凭老仆人张口结舌、两手空空呆立在栅栏后面，瞧着火车启动。

他一个人坐在包厢中；一片乡野，模糊，肮脏，仿佛是透过鱼缸的浑水看出去的样子，朝着被雨水冲刷的列车的反方向飞快掠过。德塞森特闭上了眼睛，陷入了沉思。

这一如此热切渴望赢得并终于得到的孤独，又一次让他感到一种可怕的苦恼；过去，寂静在他眼中显得如此宝贵，如同对多年来听闻的种种蠢话的一种报偿，如今，它却像一个无法承受的重负压在他身上。一天早上，他醒来时烦躁不安，仿佛被关进了监牢的囚徒；他那神经质的嘴唇翕动着，想要说话，眼泪涌上了眼眶，他哽咽了，像一个一连哭泣了好几个钟头的人。

他被一种急切的渴望所吞噬，想走一走，瞧一瞧一个人的面孔，跟另一个人说一说话，参与到人类的共同生活中，因此，他找了个借口，把他的仆人们叫了来，并留在了身边；但是，跟他们的对话根本就不可能；更何况这对老年夫妇，多年来已经养成了照看病人的沉默习惯，几乎成了哑巴，德塞森特始终让他们保持的距离，决不是用来让他们松开牙关的。此外，他们死气沉沉的头脑迟钝得很，根本回答不了他提出的问题，只能回报以唯唯诺诺。

如此，不可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的办法，任何的轻松；但是，一个新的现象产生了。他早先为减轻精神负担去阅读狄更斯的作品，却只达到了恰好与预期相反的卫生效果，而现在，这一阅读开始以一个意外的方式慢慢地起作用，形成了一些关于英国人生存的幻觉，令他一连几个小时不停地反刍；渐渐地，在这些虚构的沉思中，混入了一些关于确切的现实、已完成的旅行、被证实的梦幻的概念，而在这些梦幻中嫁接了一种欲望，要体验一些新印象，要由此摆脱昏头昏脑的、如空转石磨般的烦人的精神空想。

浓雾细雨的恶劣天气非常有助于产生那些想法，使他回忆起当年的阅读，给自己眼前引来一个迷雾与泥泞国度的永恒形象，阻止自己的渴望偏离先初的出发点，迷失其根源。

他支撑不下去了，有一天，他突然下定了决心。他是如此的急迫，竟提前逃跑了，他想躲避现在，想自我感觉沉浸于街道的嘈杂中，车站和人群的喧闹中。

“我总算吐了一口气，”他心里说，就在列车减慢它的华尔兹舞步，在转台圆盘刺耳的噪音中，有节奏地完成最后的旋转，停息在苏镇[1]线月台圆亭机车库的那一刻。

一来到昂菲尔林荫大道[2]，他便大声召唤一个正在街上的马车夫，他很开心，尽管他已经被行李箱和包裹纠缠死了。靠着承诺一份不菲的酒钱，他便跟那个穿核桃色裤子和红色背心的男人达成了一致：“到时候，”他说，“在里沃利街，你就在《加利纳尼信使报》[3]前停一下；”因为出发之前，他很想买一份贝德克尔或者穆雷[4]版本的伦敦旅游手册。

笨重的马车摇摇晃晃地启动了，车轮周围溅起了一圈圈泥浆；简直就像航行于一片沼泽地；在几乎要把屋顶压垮的灰色天空下，墙壁上雨水哗哗直流，雨槽漫溢，满街的石头变成了面包糊一般的泥泞，行人踩上去一不小心就得摔跤；公共马车飞速擦过人行道的边，一些人在人行道上停住，紧紧挤成一团，女人们把裙子一直撩上了膝盖，蜷缩在雨伞底下，身子紧贴住背后的店铺，以躲避飞溅的泥浆。

雨水从车门中斜飘进来；德塞森特不得不把窗玻璃拉上，水便在玻璃上流成了一道道，同时有点点滴滴的泥浆，像焰火一般向马车四周喷射出去。阵雨落在箱子上和马车顶棚上，像是有几袋子豌豆在他头顶上摇动，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在这单调的声音中，德塞森特梦想着他的旅行；他在巴黎的鬼天气中品尝到的，早已是英国的一点点好处了；一个多雨的、巨大的、宽广的伦敦，散发出热乎乎的铸铁和煤炭气味，烟气不断地融入迷雾，这个城市现在正掠过他的眼前；然后，则是一长溜延伸到天际的码头，满是起重机、绞盘、大包、小包，许多人麇集在桅杆上，骑坐在横桁上，而在码头上，则有成千上万的其他人俯着身子，撅着屁股，把一只只大木桶推进地窖。

河的两岸是一派繁忙景象，那一个个巨大的货栈，似乎全被一条想象中的泰晤士河长满癣瘢的聩聋的河水浸泡了，条条桅杆的乔木林，根根柱梁的森林，好像要把苍天暗淡的云层刺破，数列火车飞也似的在半空中驶过，而另一些火车则在地下滑行，吼出一声声可怕的尖叫，从井口吐出大团大团的烟雾，在一片永恒的黄昏暮色中，从所有的林荫大道，所有的大街小巷，无耻地闪亮起魔怪一般却又鲜艳夺目的广告，车辆的洪流汹涌磅礴，在行人中间呼啸穿梭，而一根根柱子般沉默无言的行人则显得忙忙碌碌，两眼朝前，胳膊夹紧身子。

德塞森特美妙地颤抖了一下，他感觉自己融进了商人们的可怕世界，这一与世隔绝的浓雾中，这一不停的活动中，这一无情的齿轮系统中，那齿轮明明正在吞噬千百万的被剥夺者，而慈善家们却还在鼓励他们背诵诗篇，颂唱赞歌，以为安慰。

然后，马车一记猛颠，幻象突然熄灭，车子一弹，他从车座上跳将起来。他打车门一看；夜幕已降；一片迷雾之中，煤气灯嘴在一团黄色光晕中一闪一闪；一条条灯火的光带在水洼中游荡，似乎绕着车轮转动，而车轮则在肮脏的液体火焰中跳动；他试图认出马车到了哪里，结果发现了骑兵竞技场商廊，突然间也不知是怎么了，兴许是颠簸导致他在虚假空间的高处简单反弹，他的思维倒退到对一个俗气小事故的回忆中：他回想起，仆人想必忘了一件事，当初看他整理行李时他就注意到了，仆人忘记把牙刷放进洗漱包里了；于是，他回顾起他的旅行物品单；所有东西都放在了行李箱中，但是，唯独这把牙刷的缺失始终在他的心中纠了一个结，老是让他放心不下，直到车夫猛地停下车，才扯断了这条记忆与后悔之链。

他到了里沃利街，就在《加利纳尼信使报》门前。中间是一道门，毛玻璃的，上面贴了许多告示，还配有带活动底板的镜框，里面是报刊剪报和天蓝色的电报带子，门两边有两个大橱窗，里面摆放着画册和书籍。他走过去，被那些五花八门的纸板书皮吸引，它们有的是假发蓝，有的是卷心菜绿，式样多种多样，带银的和金的花纹图案，还有一些是布做的封面，淡褐色，葱绿色，鹅粪色，醋栗色，还有的用冷铁在封面和书脊上镌印了黑色网格线。这一切有一种与巴黎截然相反的色彩，一种贪财重利的笔触，比起法国的那些蹩脚装帧来，要更唐突，却不那么低贱；在翻开的画册中，到处可见杜莫里埃和约翰·李奇笔下幽默场景的重现[5]，或者是卡尔德考特[6]的石印画中那种穿越大平原的浩浩荡荡的疯狂马队，一些法国小说也混杂在这些绿葡萄汁的颜色中，一些自得其乐和自满自足的平庸之作。

他终于从这番沉思中跳出来，推开门，走进了一个宽敞的图书室，里面全是人；一些外国女人坐在那里，打开了一些地图，并且用陌生的语言含混不清地说着她们的看法。一个店员为他拿来了整整一大套导游书。他便也坐下，翻起这些书来，它们那弹性十足的硬纸封面折弯在他的手指头之间。他浏览它们，停在了贝德克尔那本书的一页上，是描绘伦敦的博物馆的。他对导游书简明而又准确的细节产生了兴趣；但他的注意力从英国的古绘画偏移到了新绘画上，后者更让他动心。他回想起他在博览会上曾经看到过的某些样本，他梦想他兴许能在伦敦再看到它们：米莱斯[7]的绘画，一种绿中透银的月光清辉般的《圣女阿涅丝的守灵》，瓦兹[8]的绘画，奇怪的色彩，花里胡哨，夹杂了藤黄和靛青，还有那些绘画，由一个生病的古斯塔夫·莫罗匆匆起草，由一个贫血的米开朗琪罗一气呵成，最终由一个淹没在蓝色中的拉斐尔修改过；在那些作品中，他清楚地记得一幅《该隐的告发》，一幅《伊达》，几幅《夏娃》，在那里，在三位大师奇特而又神秘的大杂烩中，涌现出了一个博学而又想入非非、内心受到挥之不去的凶残腔调折磨的英国人那既精细又粗犷的个性。

所有这些画全都一股脑儿充塞了他的记忆。店员对这位在桌子前出神的顾客很吃惊，便问他最终选中了哪一本导游手册。德塞森特一时间里目瞪口呆地回不过神来，然后便连连道歉，赶紧买下了一本贝德克尔版的，匆匆出了店门。湿冷的空气把他冻住了；风从侧面吹来，裹着雨滴，像鞭子一样抽打着连拱廊。“走吧，去那儿，”他对马车夫说，用手指着一段街廊的尽头，那是里沃利街和卡斯蒂里奥内街拐角上的一家店，它那白花花的方玻璃窗从室内被照亮，看起来很像是一盏巨大的长明灯，燃烧在这不适的浓雾中，在这病态天气的悲惨中。

这就是叫“堡代佳”[9]的酒窖酒吧。德塞森特迷失在了一个广阔的大厅中，它延展成一条走廊，由一些生铁立柱支撑着，每一边墙上都垒放了一些高大的木桶，直立在架子上。

这些酒桶都箍了铁圈，鼓鼓的腰肚上安有木头槽帽，佯装成一个烟斗架，就在那些卡槽中，挂着几个郁金香形的玻璃杯，杯底朝天；酒桶下腹部的孔眼上塞了一个粗陶的塞子，酒桶上饰有一个王家徽章，并在彩色标签上标明酒庄的名称，酒桶的容积，还有葡萄酒的价格，依据它们是论桶卖，论瓶卖，还是按杯品尝，价格各有不同。

在这一排排酒桶之间的自由走道上，在灯嘴漆成铁灰色、嗡嗡作响的煤气灯的火焰下，有一些桌子，上面放了一些篮筐，里面盛有帕尔默面包干，还有咸味干点心，一些小盘子里堆满了薄片馅饼和三明治，它们褪了色的外皮底下遮掩了热情似火的芥末酱，这些桌子一字儿排开，中间隔有椅子的栅栏，一直排到地窖尽头，整整一长溜的地窖都堆放上了新的容积为一姆伊[10]的大酒桶，脑袋上还顶着一些小酒桶，全都横躺，橡木桶板上用火铁烙上了品牌名称。

当德塞森特在这沉睡着强劲葡萄酒的大厅中落座时，一股烈酒味顿时紧紧攫住了他。他不禁瞧了一眼周围：这一边，有整整齐齐的一排大桶，细分出一系列波尔图甜酒、涩味或果味的葡萄酒，桃花心木或苋红的颜色，由一些赞美性的修饰语来区别：“陈酿波尔图，清淡细腻，科伯恩酒醇润无比，美味绝伦的陈酿蕾吉娜”[11]；那一边，一些庞大的酒桶挺着圆鼓鼓的大肚子彼此紧挨在一起，里面装的是好战的西班牙葡萄酒，赫雷斯白葡萄酒及其变种，焦黄或生涩的黄玉色，圣卢卡、帕斯托、本色干邑、奥罗洛索、阿蒙提雅多，或甜或干。

地窖中已是满满当当；德塞森特向一个绅士样的侍者点过了酒，趴在桌子一角，等着那杯波尔图，那绅士正在给装有起泡苏打水的椭圆形酒瓶开塞，说得夸张一点，瓶子中的内容不禁令人联想到药剂师们用来遮掩某些苦药味的明胶和谷蛋白胶囊。

他身边聚坐着一些英国人：面色苍白的牧师露出怪相，从头到脚一身黑，头戴软帽，脚登系带的皮鞋，穿长得几乎无尽头的礼服，胸前满是小小的纽扣，还戴了圆圆的眼镜，下巴刮得干干净净，头发又油亮又平整；还有一些卖下水者的鬼脸，看门狗的嘴鼻，中风者的脖子，西红柿一样的耳朵，带酒晕的脸颊，充血而又傻呆呆的眼睛，络腮胡子就像大猴子脸上的毛；更远处，酒库尽头是一个头发如乱麻似的傻大个儿，下巴上有白毛，像是一颗朝鲜蓟的底部，手握一柄放大镜，正在那里辨读一张英国报纸上细小的正体罗马字母；正对面，一个美国海军军官模样的人，矮胖，秃顶，黝黑皮肤，蒜头鼻子，毛茸茸的嘴角上叼了一根雪茄，似乎正在打盹，眼睛却瞧着挂在墙上的几个镜框，里面是一些香槟酒广告，毕雷香槟、路易王妃香槟、白雪香槟、玛姆香槟等品牌，还有一个戴了修士风帽的脑袋，旁边用哥特体字母写的名称，那便是兰斯的唐培里侬香槟王。

在这种警卫队的氛围中，德塞森特体验到了精力的某种虚软不济；他被英国人之间的那种喋喋不休弄得有些头昏脑涨，不禁浮想联翩，面对酒杯中满满的大红色波尔图，他回想起了狄更斯笔下的人物，他们全都那么喜爱喝这酒，他想象这些新的人物占满了这个酒窖，这边，他看到了威克菲尔先生的白头发和红脸膛[12]；那边，则是图金霍恩先生[13]，《荒凉山庄》的那个可恶的法律代理人拥有冷漠而又狡诈的神情，还有无情的眼神。所有这些人全都脱离了他的记忆，带着他们的千姿百态，稳稳当当地安顿在了堡代佳酒吧中；他的回忆被最近的阅读刺激得栩栩如生，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晰度。小说家的城市灯火通明、暖意融融、大门紧闭、万般舒适的家，由小杜丽，由多拉·科波菲尔，由汤姆·平奇的妹妹缓缓倒满的酒杯，[14]在他看来好像一条温暖的方舟航行在污泥和烟炱的一片大洪水中。他闲庭信步地游荡在这一虚构的伦敦，因得到了庇护而心满意足，倾听杜伊勒里花园后面的桥附近的拖轮发出悲伤的嘶鸣，仿佛它就行驶在泰晤士河上。他的杯子空了；尽管在雪茄和烟斗的熏蒸下，酒窖里热气腾腾，烟雾缭绕，但他重新坠落到现实中，复归于这一恶臭的潮湿天气中，他还是感到了一阵冷意，不禁微微颤抖。

他点了一杯阿蒙提雅多白葡萄酒，但是，面对这杯又涩又干的酒，那位英国作家安慰性的故事和甜美的锦葵科植物纷纷落叶凋零，而爱德加·坡无情的诱导剂和痛苦的皮肤增红剂则冒了出来；阿蒙提雅多酒桶以及囚禁在地下室中的那人冰冷的噩梦，一下子就揪住了他；占据了这个大厅的美国和英国顾客友善而单调的脸，似乎反映出一些不自愿的可怕想法，一些直觉的可恨意图；然后，他发现自己已经孤零零地落了单，而晚餐时刻即将来临；他付了钱，推开椅子，晕晕乎乎地来到门口。脚刚一踏上外边的地，迎面就挨了一记湿风的猛吹；浸泡在雨水和烈风中的路灯，挥舞着它们小小的火焰之扇，几乎照不亮什么；天空连连下降高度，一直落到房屋的肚腹。德塞森特打量了一下里沃利街的连拱廊，见它们淹没于阴影中，又浮现在水面上，他觉得自己似乎就待在泰晤士河底死气沉沉的隧道中；胃里的一阵阵痉挛又把他拉回到现实；他返回马车，把要去的阿姆斯特丹街咖啡馆的地址扔给了马车夫，就在火车站附近，他瞧了一眼手表：七点钟。他刚好有时间吃晚饭；火车要到八点五十分才开，他屈指估算了一番从迪耶普渡海到纽黑文所需的时间，对自己说：“假如时刻表上的数字准确的话，那么，明天中午十二点半我就在伦敦了。”

马车停在了咖啡馆门前；德塞森特又一次下了车，钻入了一个长长的大厅中，它一片褐色，没什么豪华装潢，由一些半人高的隔栏分成一个个隔间，形成一连串像是马厩的包厢；在靠近门口呈喇叭口形的大厅中，有很多啤酒泵矗立于吧台，边上有一些像旧提琴那样颜色发黑的火腿，一些铅丹色的龙虾，一些海鲭鱼，配上一些圆圈形的洋葱片，生胡萝卜，柠檬片，几束月桂和百里香，而一些刺柏浆果和大粒胡椒则漂游在混浊的调味汁中。

那些厩栏有一个还空着。他赶紧过去占了，招呼一个身穿黑衣的年轻人，他过来弯下腰，说了一通不明不白的词语。趁着摆餐具的当儿，德塞森特打量了一番邻桌；跟在堡代佳一样，尽是一些岛国之民，珐琅般的眼睛，脸色红润，神情或沉思或高傲，浏览着外国报纸；还有一些女人，没有骑士陪同，面对面地一起用餐，长着小伙子脸的魁梧英国女人，牙齿宽大如铲子，脸颊多彩如苹果，手也长，脚也长。她们以一种真正的热情，攻打一份牛腿排馅饼，那是一种用蘑菇汁煮熟的热肉，外沾一层面包皮，就像米粉肉那样。

在长时间大倒胃口之后，他面对那些不害臊的贪吃女人不禁茫然失措，她们的狼吞虎咽让他倍感饥饿。他点了一份牛尾蔬菜汤[15]，便享受起这一既柔又黏，肥而不腻的牛尾巴汤来；然后，他审视了一遍鱼肉菜单，要了一个黑线鳕[16]，一种熏制的无须鳕，他觉得很值得一尝，见别人在侧旁暴饮暴食，他越发觉得饥饿难忍，便吃了一份土豆牛排，大口灌下了两品脱淡色啤酒，说实在的，他早已被这浅色淡啤酒散发出的带麝香的精细滋味刺激得饥不择食了。

辘辘的饥肠好不容易得到了填充；他小口品味了一块斯提尔顿蓝纹奶酪，其味道甜中带苦，他还啄食了一块大黄馅饼，为了换一换口味，他还用英格兰黑啤[17]来解渴，这种黑啤酒闻起来有脱糖的甘草汁味道。

他吐了一口气；他已经很久没这样狼吞虎咽，这样畅饮豪食了；这一习惯的改变，对瓷实食物的这一意外选择，把他的胃拉出了沉睡状态。他倒坐在椅子中，点燃了一支香烟，等着品味他那杯加了一点点金酒的咖啡。

雨还在继续下；他听到雨水劈里啪啦地打在屋子尽头的玻璃天窗上，并在雨槽管中流成了小瀑布；大厅中没有人动；所有人都很舒坦地搁浅在滩岸上，跟他一样，面对小小的酒杯。

一条条舌头鼓动不已；几乎所有这些英国人都一边说话，一边抬眼瞧天空，德塞森特便认定，他们是在交换关于鬼天气的话题；没有人笑，所有人都穿着灰色的毛料上装，衣服上有米黄色和玫瑰色吸墨纸般的直线。他朝自己的服装投去一瞥，惊喜地发现它们的颜色和剪裁式样跟其他人并无太明显的区别，他感到满意，不但不会跟这环境不协调，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的外表已经跟伦敦市民同化了；然后，他猛地一激灵。火车发车时刻？他心里说。他瞧了一眼他的表：八点差十分；我还有差不多半小时可待；他再一次思虑起了他的旅行计划。

在他深居简出的生活中，只有两个国家吸引过他：荷兰和英国。

他已经实现了去第一个国家的愿望；有一天，他迫不及待地离开了巴黎，访问了低地之国[18]的那些城市，一个接一个。

总之，那次旅行留给他的是幻想的残酷破灭。他根据特尼尔斯、斯滕、伦勃朗和奥斯塔德的作品，[19]为自己提供了一个荷兰的形象，他曾预先假想了无可比拟的犹太区，跟阳光下科尔多瓦[20]的皮革一样金光闪闪；他想象了神奇无比的露天游艺会，还有乡村中持续不断的胡吃海喝；他期待看到年老大师们赞美的那种古朴的天真善良，那种气氛欢快的盛宴。

当然，哈勒姆和阿姆斯特丹曾让他着迷；在真正乡村中看到的人民，还未开化，很像凡·奥斯塔德画笔下的那种，带着他们未经雕琢、粗糙淳朴的孩子，还有他们丰腴肥硕的女人，一个个都是丰乳肥臀；但是，要说无节制的寻欢作乐，还有家常便饭似的酗酒醉饮，则根本就没有；简而言之，他必须承认，卢浮宫里的荷兰画派让他迷了路；它只是被他用作了梦想的跳板；他一头飞冲在、跳跃在错误的跑道上，游荡于无与伦比的幻觉中，他在大地上根本就没发现他期待的那个神奇和真实的国度，根本就没看到，在遍布酒桶的草地上有穿着裙子和套袜轻松愉快地大跳其舞的村夫村姑，开心地流泪，幸福地跺脚，痛快地大笑。

不，确实一点儿都看不到这般景象；荷兰跟别的国家并无二致，而且，还根本不是一个原始的国家，根本不是一个古朴的国家，因为新教已在那里开花结果，带着它僵化的虚伪，死板的庄严。

那种失望的醒悟又回到他身上；他又瞧了瞧表：离开车还有十分钟。该付账走人了，他心里说。他感到胃极端沉重，而且浑身上下都疲倦极了。瞧瞧，他说，为了给自己灌注一点勇气，让我们喝下临行前的一口；他一边倒了一杯白兰地，一边喊了声结账。一个身穿黑衣的管家模样的人，胳膊上搭了一块餐巾，又尖又秃的脑袋，一脸很硬的灰白大胡子，却没留小胡子，耳朵后夹了一支铅笔，朝他走来，停在他面前，一脚前一脚后，像一个歌唱家，他从衣兜里掏出一个记事本，看也不看那纸片，却把眼睛盯住了天花板，目光聚在一盏吊灯旁边，心中一算，手上便写出了数目。请过目，他说，同时撕下记事本上的那张纸，递给德塞森特，后者好奇地瞧了它一眼，像在瞧一个珍稀动物。多么令人惊奇的约翰牛[21]啊，他想道，同时打量着这个冷静的人，那刮干净了小胡子的嘴给了他一个美国海军舵手的模糊外表。

这时，咖啡馆的门开了；一些人走了进来，随身带来一股湿狗毛的气味，跟它混杂在一起的还有一种煤烟味，但它被厨房中吹来的风给压住了，只听得没有锁头的厨房门咯咯地响；德塞森特实在无法挪动腿脚；一种柔顺和温暖的慵懒滑过他的四肢，甚至妨碍了他伸出手点燃一根雪茄。他对自己说：来吧，瞧，起来，该走了；但立即就有异议违抗他的命令。当你在椅子上就能完成如此精彩的旅行，挪动步子又还有什么用？他难道不就在伦敦吗？伦敦的气味，伦敦的氛围，伦敦的居民，伦敦的食粮，伦敦的器皿，不是都在他身边吗？除了新的幻灭，如同那次在荷兰，他还能期望别的什么呢？

他只剩下跑去火车站赶车的时间了，一种对旅行的巨大憎恶，一种想安安静静待一会儿的迫切需要，压在了他肩上，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固执。他若有所思，让几分钟时间流逝掉，就这样自断了退路，对自己说：现在，他本该冲到售票窗前，还得记着照料行李；真是烦死了！简直是一项苦役！然后，他再一次重复道：总之，我感受了并看见了我想感受和看见的东西。我从我出发的那一刻起就体验了英格兰生活；除非我疯了，才会通过笨拙的出行让那不朽的感觉丧失殆尽。总之，我当时心中有了何等的错乱，以至于想尝试否定古老的想法，去惩罚自己头脑中那些乖巧的幻影，像一个真正的黄口小儿一样相信必然性，相信好奇心，相信一次远足的趣味？——行了，他说，瞧着自己的表，该是回家的时候了；这一次，他稳稳当当地站起来，出了门，吩咐马车夫再把他送到去苏城的火车站，然后，他带着他的大箱子、他的包裹、他的手提箱、他的被单、他的雨伞和他的手杖，返回丰特奈，再次感受一个经过一次漫长而又危险的旅行返回家中的男人会碰到的身体困倦和精神疲惫。

[1] 在巴黎南面，跟丰特奈在同一铁路线上，这条线也被叫做苏镇线。

[2] 指郊区小火车从丰特奈开出后到达巴黎的昂菲尔车站。

[3] 这份英语报纸创办于1814年，在法国传播采编自英国报刊的消息。这里当指发行该报的门市部。

[4] 贝德克尔（Karl Baedeker，1801—1859），德国出版商，于19世纪30年代出版最初的旅行指南书册。穆雷（John Murray）则是同时代的英国出版商，差不多也在那个时候开始出版他的《旅行者手册》。

[5] 杜莫里埃（George du Maurier，1834—1896），英国作家和漫画家。约翰·李奇（John Leech，1817—1864），英国漫画家和插图作家。

[6] 卡尔德考特（Randolph Caldecott，1846—1886），英国画家和插图作家。

[7] 米莱斯（John Everett Millais，1829—1896），英国画家。

[8] 瓦兹（George Frederic Watts，1817—1904），英国画家、雕塑家，与象征主义运动联系紧密。

[9] 原文为西班牙语Bodéga，意思是地窖、酒窖。

[10] 姆伊为旧的容积单位，一姆伊约合200升到500升不等。

[11] 原文为英语：“old port，light delicate，cockburn's very fine，magnificent old Regina”。

[12] 狄更斯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人物。

[13] 狄更斯小说《荒凉山庄》中的人物，戴德洛家族的律师，精明狡诈。

[14] 小杜丽是狄更斯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多拉·科波菲尔、汤姆·平奇的妹妹也分别是狄更斯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和《马丁·恰兹莱维特》中的人物。

[15] 原文为英语。

[16] 原文为英语。

[17] 原文为英语。

[18] 低地之国即荷兰。

[19] 特尼尔斯（Teniers），父子都是佛兰德画家，老特尼尔斯（1582—1649）还当过画商，小特尼尔斯（1610—1690）以农民生活风俗画著名。斯滕（Steen，1626—1679），荷兰画家。奥斯塔德（Ostade，1621—1649），荷兰风俗画和风景画家。

[20] 科尔多瓦（Cordue），是西班牙一地。

[21] 指代英国人。

十二

德塞森特回来后的几天里，格外看重他的书，一想到他本来会跟它们分离好长一段时间，心中就生出一种满足，仿佛经过一次严重的缺席之后，他重又找回了那些书。在这一情感的推动下，这些物件的面貌在他眼中焕然一新，因为他发现它们具有了从他拥有它们的那一时刻起就一直被遗忘的美。

一切，书籍，小玩意，家具，在他眼里获得了一种特殊魅力；他的床跟他要在伦敦占据的铺位相比，显得更软乎；仆人们谨慎而安静的伺候令他陶醉，因为一想到旅馆侍者那喋喋不休的唠叨，他就觉得累得慌；自从舟车劳顿的长途奔波变得可能之后，他那井井有条的生活安排反倒给他带来了更令人艳羡的生存效果。

他又浸泡在这一习惯之浴中，而矫情的懊悔从中又掺入了一种更养生和更滋补的功能。

但是，吸引他主要精力的，还是那些书籍。他逐一检查它们，把它们重新排列到书架上，为了确认，从他来到丰特奈后，炎热和雨水没有损坏装帧，侵蚀珍稀的纸页。

他开始挪动他所有的拉丁语藏书，然后，他按新的顺序排列了阿基劳斯、大阿尔贝特、卢勒、阿尔诺·德·维拉诺瓦论述通神魔法和神秘科学的专著；[1]最终，他还一本一本地查阅了他收藏的现代作品，并且很开心地证实，它们全都干燥如初，未被染指。

这套藏书花费了他很大一笔钱；确实，他不能允许，他所爱惜的作家，不论是在他的藏书中，还是在别人的藏书中，被刻印在糟糕的棉纸上，还穿了奥弗涅农民的带钉皮鞋。

以往，在巴黎，他曾雇来专业技工，只为他一个人印制一些书，那是手工印刷的；有时，他求助里昂的佩兰印刷所，他们那里苗条而纯净的字体很适合印制重版的旧书；另一些时候，为配合本世纪的著作，他让人从英国或美国弄来新体字母；还有一些时候，他向里尔的一家印书馆求助，好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拥有整整一套哥特体铅字；最后，有时候，他借助于哈勒姆的恩斯赫德老印刷所，他们的铸造作坊保留了叫做文明体的草体的字冲和字模。

他同样也为纸张操心费神。一天，他厌倦了银色的中国连史纸、镀金珠光色的日本纸、白色的瓦特曼绘画纸、灰褐色的荷兰直纹纸、淡黄色的土耳其牛皮纸和塞夏尔-米尔纸，同样，也对机械生产的纸张感到厌恶，就向维尔的一些旧手工作坊订购带特殊格式的直纹纸，那些作坊还在使用以往常用的锻锤来研捣麻纤维。为了给他的收藏引入一点点多样化，他还前后好几次让人从伦敦寄来一些矫揉造作的布料，一些带毛的纸，一些棱纹纸，而为了支持他作为珍本爱好者的轻蔑高傲，吕贝克的一个批发商还为他备制了一种精美的蜡烛纸，蓝盈盈的，沙沙作响，有些发脆，在它的纸浆中，麦秆被很像是但泽烧酒中的那种小金片所代替。

在这种情况下，他获得了一些独一无二的书，采用的是从未用过的开本，请罗蒂克、特罗兹-波佐奈、尚波尔，[2]还有卡佩[3]的后继者给他做封面，无可挑剔的装帧，古老丝绸的，牛皮压模的，开普敦公羊皮的，全精装的，带烫金图案的和马赛克的，衬有波纹或者宽纹绸，跟经书一样装饰有搭扣和铁角，有时甚至还由格雷艾尔-恩格尔曼[4]点缀上氧化银和明亮的珐琅。

就这样，他让人用古老的教士印刷所那令人赞赏的主教体字母，印刷了波德莱尔作品的大开本版本，这令人联想到祈祷书的开本，就印在一种很轻的、吸水的日本毛毡纸上，柔软得就像一根接骨木的茎髓，在它乳白的底色上，稍稍有些粉红的色泽，几乎难以察觉。这个版本还用乌黑的中国墨印制了一册样书，书的外皮和内里都穿上了一层美妙的真母猪皮，真正是百里挑一，原肤色的，毛孔处有一粒粒小斑点，点缀有冷烫的黑色花边，出自一个伟大手艺匠之手，令人叹为观止。

这一天，德塞森特从书架上取下这本无与伦比的书，虔诚地抚摸了一番，重读了其中的几篇，他觉得，在这简单却又无可估量的框架中，它们比平常要更为透彻。

他对这位作家无比敬仰。在他看来，文学上，迄今为止，人们只是局限于发掘灵魂的表面，或者仅仅进入了它可触及的和光明的下一层，东一处西一处地开挖罪孽的矿层，研究它们的矿脉，它们的生成，记录心灵的成层现象，例如巴尔扎克那样，无论它是由一种偏执的激情、由野心、由吝啬、由父辈的愚蠢所造成的，还是由忘年爱所导致的。

毕竟，这是美德与恶行的最佳健康状态，普通情况下脑子的安稳活动，通常概念的具体现实，既没有病态堕落的理想，也没有彼世的寄托；总之，分析家们的发现止步于非坏即好的思辨，全由教会来界定；这种调查过于简单，就如一个植物学家的普通观察，只是紧紧跟踪自然土壤中栽种的常见花卉的预期发育。

波德莱尔则走得更远；他一直下到了无穷无尽的矿藏的深处，穿行在被遗弃的或无人问津的坑道中，深入到了心灵底层那思想如怪异植物盘根错节的区域。

就在那里，就在寄居了错乱、疾病、神秘的破伤风、荒淫奢靡的热烧、罪孽的伤寒与呕吐的那些边界附近，他发现了情感与思想的可怖更年期，正在“厌烦”这口死气沉沉的大钟底下酝酿。

他揭示了那种已感到步入暮秋的病态心理；叙述了陷于痛苦中、受到忧愁折磨的心灵症状；展现了越来越大的印象的坏疽，而年轻时代的热情和信仰则枯竭了，剩下的只有对忍受的悲惨、遭受的排斥、经历的伤害的苦涩回忆，而这些全都是因为被荒诞命运压制的聪明才智所造成的。

他关注了人生这一悲秋时节的所有阶段，眼瞧着人类听任自己日益刻薄，习惯于彼此欺诈，互相作弊，结果却更加痛苦，并因为自己的分析和观察，提前糟蹋了任何可能的幸福。

然后，在激发起的心灵敏感中，在将碍人的忠诚热情、将善意的凌辱排斥在外的思考的野蛮中，他渐渐看到，浮现出对年老激情、成熟爱情的厌恶，这里，一方还在投入，而另一方却已有意避之，这里，疲倦向一对对男女呼吁，来一些子女般的抚摩，其表面的青春活力颇显新颖，来一些母性的坦率，其闲适的温柔，可以这么说吧，会停息下来，并让位给一种隐约乱伦的有趣悔恨。

在辉煌的书页中，波德莱尔展示了他那混乱的爱，被无能所激怒的爱，这些爱自得其满，那些令人惊愕的和有毒的危险谎言被请来帮忙，让痛苦休眠，让厌烦退色。在文学将生活的痛苦几乎只归咎于被误解的爱带来的不幸或者通奸带来的嫉妒这样一个时代，他忽视了这些童稚的毛病，想到了那些更无法治疗、更活跃、更深层的伤痛，它由厌腻、幻灭、蔑视在废墟般的心灵中挖出，而这些心灵受到现世的折磨，往昔的厌恶，未来的恐吓，走向了绝望。

德塞森特越是重读波德莱尔，就越是在这位作家身上认出一种难以表述的魅力，在一个诗歌只用来描绘人与物表象的时代，这一位却依靠一种肌肉丰满的语言，成功表达了无法表达的东西，他的语言比任何其他语言都更拥有那种美妙无比的力量，能以表达上的一种奇怪健康，来确切指明疲倦的精神和忧伤的心灵那最不可捉摸、最颤栗的死气沉沉的状态。

波德莱尔之后，排列在他书架上的法语作家，人数就很有限了。他对一些作品当然无动于衷，对它们，他有一种所谓发愣的正当趣味。“拉伯雷崇高的大笑”和“莫里哀坚实的喜剧性”也不能让他露出笑脸，他对这些闹剧的反感甚至还走得相当远，根本就不怕从艺术角度把它们看成一类为欢乐的集市助兴的哗众取宠的小丑玩意。

确实，古老的诗歌，他只读维庸，那忧思满怀的歌谣很能感动他，另外，多多少少也读一点多比涅[5]，此人的诗以其警诫以及诅咒的难以想象的辛辣，酣畅淋漓地鞭打了他。

散文方面，他不怎么看重伏尔泰和卢梭，甚至还包括狄德罗，后者颇受人称赞的“沙龙”画评，在他看来只是一味充斥了道德废话和天真憧憬；出于对所有这些杂物的仇恨，他的阅读几乎局限于基督教的雄辩作家，局限于布尔达鲁[6]和博舒埃，后者那响亮而又花哨的和谐复合句强加在了他头上；但是，还有他更喜欢的，他津津有味地品尝那些浓缩成严肃而又强大句子的骨髓，就像尼科尔[7]在他思想中所展示的那样，尤其是帕斯卡尔，他那高傲的悲观主义，他那痛苦的忏悔真是说到他的心坎里去了。

除了这几本书，在他的藏书库中，法国文学只是在这一世纪才开始。

它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包括了普通的、世俗的文学；另外就是天主教文学，一种特殊的文学，几乎陌生，然而，却由一些历史悠久的大出版社传播到了五洲四海。

他曾有勇气游荡在这些地下墓穴之中，如同在世俗艺术中那样，他在一堆堆平淡无奇的故纸底下，发现了某些出自真正大师之手的作品。

这一文学的鲜明特点，是其思想及其语言的恒久稳定性；就像教会始终传承了圣物的基本形式一样，文学也保留了其学说的遗骨，并虔诚地保存了珍藏它们的圣柜，伟大世纪的演说语言。恰如其中一位作家奥扎纳姆[8]所宣称的，基督教文风根本就不需要卢梭的语言；他只应该运用布尔达鲁和博舒埃所使用的方言。

尽管有此断言，教会本身却表现得更宽容，对某些表达法，对某些借自本世纪世俗语言的说法眼开眼闭地默认，而且天主教话语多少还脱离了那些累赘、笨重的句子，尤其是在博舒埃作品里的那种，由冗长的插入句和代词间的可怕连接为特点的句子；但是，让步就此为止，别的兴许就没有了，因为，这一愉快的散文足以成为教会不得不论述的有限主题。

这一语言虽无能力抨击当代生活，不能让人与物的最简单面貌展示出来可触可见，也不适合解释一个对神恩无动于衷的头脑颇为复杂的狡黠，却擅长探讨抽象主题；在一种激烈的论战中，一种理论阐述上，一种不确定的注释中都很有用，比起任何别的语言来，它更具备必要的权威，得以毫无争辩地肯定一门学说的价值。

不幸的是，在这里如同在别处，一支人数众多的学究部队入侵了圣殿，并且以其无知、以其缺乏才华，玷污了它端庄且高贵的仪表；而且还要更糟，虔信的女人也掺和了进来，一些笨头笨脑的圣器室以及冒冒失失的沙龙，跟一些天才的作品一样，激发起了这些女人的可怖饶舌。

这中间，德塞森特好奇地读了斯威钦夫人[9]的作品，这位俄罗斯将军夫人，她在巴黎的家是那些最虔诚的天主教徒爱去的地方；对他来说，它们体现出的是一种经久不衰的和吓人的厌烦；它们岂止只是糟糕；简直就是平庸；这让人产生一种回声的错觉，那是在一个聚集了一大帮人的小礼拜堂里的回声，一本正经的、虔诚无比的人物喃喃低声地唠叨着他们的祷告，低声地彼此打听消息，一脸神秘和深沉地重复某种老生常谈，关于政治，关于气象预报，关于当前的气候。

但是，还有更糟的呢：一个得了学院证书的女获奖者，奥古斯图斯·克拉文夫人，《一个修女的故事》、《艾丽亚娜》、《弗勒朗日》的作者，这些作品得到了整个使徒传媒界的蛇形风管与管风琴的一片赞美声，从来，不，德塞森特从来就没有想象过，会有人写出如此没有意义的玩意。这些书，从构思上来说，实在是一种蠢得不得了的愚蠢，它们用一种如此恶心的语言写成，以至于变得几乎很是个性化，几乎十分稀罕了。

此外，对于心灵不太清澈、本性不太伤感的德塞森特来说，绝对不会在女人中间见识到一种符合他趣味的文学退隐。

然而，他还是想方设法强打起精神，压抑极度的不耐烦，来品味所谓天才姑娘欧也妮·德·盖兰的作品，这个出类拔萃的蓝袜子处女；但他的努力白费了；他根本就咬不住那本《日记》，还有那些《书信集》，女作家在里头不加任何掩饰地赞美她一个弟弟[10]的神奇才华，他以一种如此的聪颖，一种如此的优雅来作诗，你必须回溯到德·儒伊先生和艾库夏尔·勒布伦先生的作品，[11]才能找到可与之比肩的同样大胆、同样新颖的东西！

他还尝试着去理解这些作品的微妙之处，但毫无成效，里头有这样一些故事：“今天早晨，我在爸爸的床头挂了一个十字架，那是一个小姑娘昨天刚给他的；”——“咪咪和我，我们被邀请明天去罗基埃先生家，参加一口钟的祝圣仪式；这一趟走动不会让我不开心的；”——人们记下具有此等重要性的一些事件：“我刚刚在脖子上挂了一枚露易丝寄给我的圣母像章，以防霍乱的传染；”——这一类的诗歌：“哦美丽的月光照在了我正阅读的《福音书》上！”——最后，还有像这样如此敏锐、如此细腻的观察：“每当我看到一个人走过十字架前便在胸前画十字，或者摘下帽子，我就对自己说：走过的是一个基督徒。”

描写就这样一路继续，不停顿，不间断，直到莫里斯·德·盖兰死去，他姐姐用一些新的篇章为他哭泣，它们用一种水性的散文写成，其中散见有一行行诗，其丢脸的贫瘠最终激起了德塞森特的怜悯。

啊！这可不是说说而已，但是，天主教派对女性受保护人的选择实在不怎么刁难，也实在谈不上有什么艺术！这些淋巴液[12]，天主教派是那么地疼爱她们，为了她们，它都不惜穷尽了它的纸页，她们写起来全都像寄宿在修道院中的修女，以一种白描的语言，以那样一种语句之波浪，滔滔而来，势不可当！

因此，德塞森特带着厌恶，远离了这一文学；但是，从事圣职的现代大师们并没有提供给他足够的回报，得以治愈他的失望。他们是一些无可挑剔和正确无比的说教者或论战作者，然而基督教语言在他们的演说和著作中，最终变得毫无个性，凝固在一种或动或静皆如预料、大事小事均运筹于帷幄的雄辩中，在根据唯一的模型而创造的一系列和谐复合句中。确实，所有教士写得都差不多，带着或多或少的放松或夸张，在那些老爷大人们和尊敬的神甫们编织的平淡无奇的黑白格子布之间，区别几乎可说是没有，杜庞鲁或是朗德里奥，拉布伊里或是戈姆，多姆·盖朗热或是拉蒂斯邦神甫，弗雷佩尔大人或是佩罗大人，拉维尼昂或是格拉特里，耶稣会的奥利万、加尔默罗会的多西泰、多明我会的蒂东，或者早年圣马克西曼的修道院院长，尊敬的肖卡纳神甫。[13]

德塞森特常常这样想：必须拥有一种真正的才华，一种十分深刻的独特性，一种坚定不移的信仰，才能融化这一如此冰冷的语言，才能激活没有任何未料的思想、没有任何勇敢的论据能支撑的这一雷同风格。

然而，还是有一些作家存在着，其热情如火的雄辩口才融化并折磨着这一语言，尤其是拉科尔代尔，他是多年来教会出产的为数寥寥的作家之一。

他跟他所有的同行一样，封闭在正统教派思辨的小圈子里，他跟他们一样，被迫原地踏步，只接触由教会神甫们传播和奉献、由讲坛大师们阐发的思想观点，他终于有所建树，通过一种更个性化、更活跃的形式，让它们变得年轻化，几乎改变了它们。在《圣母院的讲座》中，到处都有表达上的新发现，用词大胆，对爱作了精彩的强调，有欢心的跳跃，喜悦的叫喊，激情的抒发，这些都在他的笔底给陈旧的文风施了肥。这位敏捷而又温和的僧侣不仅是才华横溢的演说家，将其机智和努力耗费在了调和一个社会的自由学说和教会权威教义这一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他身上还有一种脾性，综合了热情洋溢的慈爱和外交场合的柔情。在他写给年轻人的书信中，处处显现出充满父爱的谆谆教诲，饱含微笑的责备，循循善诱的建议，宽容为怀的歉意。一些书信实在魅力迷人，他在里面承认他情感上的饕餮，另一些则几乎有些咄咄逼人，以他坚信不疑的宗教信仰，支持对方的勇气，消除对方的怀疑。总之，他笔下显得有些微妙和女性味的这一父爱情怀，为他的散文印刻了一种在整个宗教文学中独一无二的调性。

在他之后，具有某种鲜明个性的僧侣教士就凤毛麟角了。至多，也只有他的弟子佩雷弗院长的几页篇章还能经得起阅读。他为后人留下了他老师感人的生平传记，写下了一些亲切的书信，还用清脆嘹亮的演说语言，写了一些文章，还发表了一些赞美词，其中浮夸的惊叹语气也实在过多了一些。当然，佩雷弗院长既没有拉科尔代尔如海的深情，也没有他如火的热情。他实在太多是神甫，而太少是凡人了；然而，在他雄辩的宣道中，到处闪耀着一些奇特的比喻，浑厚而又坚实的句子，几近庄严的高雅。

但是，如果真想找到值得人停下来细细欣赏的散文家，那就得寄希望于那些根本没有受任圣职的作家，那些对天主教教义感兴趣并忠诚该事业的世俗作家。

主教风格，经过高级教士们如此平庸的处理之后，现已得到重新锤炼，并且，从某种程度上说，到了德·法卢[14]伯爵的笔下，又获得了一种阳刚气。在敦厚谦逊的外表下，这位院士渗透出敌意浓浓的怨恨；他于1848年在议院发表的演讲，是那么混乱和模糊，但他那些收集在《通信者》中的文章，则在有些夸张的彬彬有礼的形式下，显示出尖锐和辛辣。它们作为训话来构思，包含了某种苦涩的激情，并且以其偏执的信念而一鸣惊人。

法卢伯爵因善于设置种种陷阱而成为危险的笔战者，诡计多端的逻辑学家，他常常溜着边走旁门，冷不防就敲你一下，他还就斯威钦夫人之死写过一些动人肺腑的篇章，他收集了这位夫人的一些小册子，并像尊敬一位圣女那样来尊敬她。

但是，真正体现作家禀赋之处，还是他的两本小册子，一本出版于1846年，另一本出版于1880年，后一本的题目是：《民族整体》。

这位无情的正统主义斗士心中充满了一种冰冷的狂热，这一次一反常态地冲在前面，在结论部分，他把如下震雷般的斥骂，一股脑儿抛到了那些怀疑者的头上：

“你们，典型的乌托邦主义者，把人类本性抽象化，你们，无神论的庇护者，满脑子的幻象和仇恨，女人的解放者，家庭的毁灭者，猴类的谱系学家，你们的名字，以前就是一种咒骂，现在，你们就满足吧：你们本来会是先知，你们的弟子将是可怖的未来世界的大祭司！”

另一本小册子的题目是《天主教派》，完全是冲着《宇宙》的专制主义而写的，是反韦约[15]的，它甚至拒绝提到他的名字。于是，在这里，拐弯抹角的攻击重又开始，毒液从每一行字词底下渗出，这位浑身青痕的绅士以侮辱人的讥讽嘲笑来回答角斗者的踢打。

就他们俩来说，两个人代表了教会的两个派别，彼此间的意见分歧使他们演变为死敌，结下不共戴天的仇恨；德·法卢更高傲，也更狡黠，属于那个自由教派，在这教派中，已经聚集了德·蒙塔朗贝尔、科钦、拉科尔代尔、德·布罗里[16]等人；他彻底倒向《通信者》的观点，那是一本致力于给教会的专制理论涂上一层宽容色彩的杂志；而韦约，则更落拓不羁，更直率，扔弃了那些面具，毫不犹豫地证明了超世俗意愿的暴君统治，承认并高声欢呼了它那学说的无情桎梏。

为了斗争，这一位制造了一种特殊的语言，在这语言中，他搬进了一些拉布吕耶尔的风格，一些粗砾石郊道人[17]的风格。这一亦庄亦谐的风格，由这一粗犷的个性所张扬，获得了一种棍棒的可怕重量。他固执和勇敢得出奇，用这一可怕的武器大打出手，用力猛击那些自由思想家和那些主教，公牛般地冲向敌人，不论他们属于什么派别。这个流氓般的教士被教会牢牢牵制于怀疑中，教会既不允许他那种走私犯风格，也不允许这些街垒路障的设置，他却以其才华咄咄逼人，把被他在《巴黎的气味》中敲打得遍体流血的整个媒体抛在身后，迎头痛击所有的进攻，一脚脚地踢去，摆脱所有那些试图从他腿上跳过去的卑贱的文抄公。

很不幸，这一毋庸置疑的才华只是在打架争斗中才存在；平静下来时，韦约就只是一个平庸的作家；他的诗歌和小说启迪人的同情心；他那加了胡椒盐的语言也就走了味，不再辛辣有力；天主教斗士[18]在休息时，变成了一个体弱多病的人，咳嗽出平庸的絮絮叨叨，还结结巴巴地唱出幼稚的颂歌。

更拘谨，更受约束，更严肃的，还是教会所宠爱的卫道士，基督教语言的审讯官奥扎纳姆。见多识广的德塞森特虽然很难再对什么事物心生惊奇，却还是吃了一惊，这个作家本该对他提出的那些似是而非的说法举出证据来，却居然在那里谈论上帝无法猜透的意图；此人以最漂亮的冷静，歪曲了事实，比其他派别的吹捧者还更恬不知耻，对历史承认的文献提出反驳，证明教会从来没有掩饰过它对科学的肯定，认定异端学说是有毒的疫气，还以一种极端轻蔑的态度对待佛教和其他宗教，甚至表示，对它们学说的攻击恐怕都会污染了天主教的文字篇章。

有时，宗教激情为他的布道语言注入某种热情，在这语言的冰层底下，涌动着一股暴力的暗流；在这个人关于但丁，关于圣方济各，关于《圣母哀痛》的作者，关于圣方济会诗人们，关于社会主义，关于商业法，关于一切的无数著作中，他为他认定永存的梵蒂冈辩护，不加区别地看重其所有的事业，只依凭它们跟他的亲疏关系来确定对它们的态度。

这一以同一个观点来看待种种问题的方式，正是这个粗制滥造的蹩脚作家的方式，不少人因此把他当作一个叫奈特芒的人的敌手。后者倒不怎么刻板，表现出种种少了些傲慢气而多了些世俗味的抱负；他反复多次地走出了奥扎纳姆自囚其中的文学修院，浏览了非宗教作品，来评判它们。他摸索着进入里面，像一个孩子进到漆黑一团的地窖里，看不到周围的一切，一片黑暗中只发现前面几步远处那蜡烛的微光照亮着他。

在对身处位置的无知中，在这一阴影中，他动辄就会绊脚，比如谈论到米尔热[19]时，说他“琢磨过精雕细刻的风格”，谈论到雨果时，则说他寻找着恶臭和污秽，敢于将他比作德·拉普拉德先生[20]，谈论到德拉克洛瓦时，称他蔑视规则，他还谈论到保尔·德拉罗什[21]，以及被他赞颂的诗人勒布尔[22]，因为在他看来，他们都具有信仰。

面对这些可怜的观点，德塞森特只能无奈地耸耸肩，它们披着一种受接济的文字外衣，而那衣料已经穿旧，在句子的每一个角落都挂了刺，撕破了。

另一方面，普儒拉、热努德、蒙塔朗贝尔、尼科拉、卡尔内的著作，[23]无法引起他更活跃的关切；他对布罗里公爵以一种博学的关注和一种可敬的语言所探及的历史的好感，还有他对亨利·科辛[24]涉及的社会问题和宗教问题的兴趣，这些基本上都没表达出来，那位科辛在一封信中透露了自己的心迹，讲述了在圣心大教堂中一次激动人心的出家修道仪式。德塞森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碰这些书了，他早就把阴沉沉的蓬马丁和微不足道的费瓦尔[25]那些充满稚气的胡言乱语扔进了故纸堆，另外，他还把奥比诺和拉塞尔的小故事，[26]那些卑下的圣徒传记作者所写的、由图尔地方的杜邦先生和圣母完成的奇迹，都送给了他的仆人们共同使用，而这些都已经是很遥远时代的事了。

总之，德塞森特从这一文学中提炼不出任何精华，它只不过是他烦恼时刻的一种临时消遣；故而，他把他早年离开那些神甫时曾研读过的这一大堆书，全都推到了书房的阴暗角落。当他从其他书后面，拖出来一些尤其让他难以忍受的书，拉默奈[27]修道院长的书，还有那个铁杆宗派分子，如此威严、如此高傲地厌烦和空虚的约瑟夫·德·迈斯特[28]伯爵所写的书时，他心想，我真该把它们丢弃在巴黎。

只有一卷书留在一层书架上，伸手可及，恩斯特·赫罗的《人》。

这一位是他同行们在宗教上的绝对对立面。恩斯特·赫罗在虔诚者队伍中几乎被孤立，因为他的行为举止把他们都吓坏了，他最终离开了这条从大地通向上天的交流大道；他无疑被这条平庸的道路，被那些喧闹的文学朝圣者弄得很恶心，好几个世纪以来，他们排好队一个接一个地上路，亦步亦趋地走在同一条路上，在相同的地方停留，彼此交换相同的老生常谈，关于宗教，关于教会的神甫们，关于他们相同的信仰，关于他们相同的大师，而他却另辟蹊径，从小小的斜路出发，钻进了帕斯卡尔那阴森森的林中空地，久久地停留在那里，大口喘气，然后，他继续前进在路上，并且，比他曾嘲笑过的那位冉森主义者[29]还要更深地进入到人类思想的领域。

拐弯抹角而又附庸风雅，一本正经而又心结复杂，赫罗以其辨析锐利的诡辩，令德塞森特联想到上一世纪和本世纪某些不信宗教的心理学家做过的深入而又明确的研究。在他身上，存在着某种天主教的杜朗蒂[30]，但又更独断教条，更敏锐尖利，一个操纵放大镜的经验老到者，一个睿智的心灵工程师，一个修理脑子的能工巧匠，很高兴地检查一种感情的机械系统，并用配套的齿轮来作解释。

在这奇特的不谋而合中，存在着种种有关联的思想，种种意料之外的近似和对立；然后，还有一种奇怪的方法来构成字词的词源，一块迈向思想的跳板，而思想的组合有时变得很纤细，同时又几乎总是巧妙而又活跃。

就这样，尽管其内部结构很不平衡，他还是以一种奇特的洞察力，让“吝啬鬼”、“平庸人”局促不安，分析了“世界的趣味”、“不幸的激情”，揭示了在照片行为和回忆行为之间可能建立起来的种种有意思的比较。

但是，摆弄从教会敌人那里窃得的精美分析工具的这一灵巧性，只体现出此人脾性多侧面中的一面。

在他身上，另一种生命依然存在：这一精神具有两重性，而在正面之后，作家的反面随即出现，一个狂热的教士和一个《圣经》传说般的先知。

如同他随处回想起其思想与句子均信马由缰的那位雨果，恩斯特·赫罗满心喜悦地表演着小小的圣约翰在帕特莫斯岛[31]；他高踞于圣絮尔皮斯街[32]宗教饰物店制造的一块岩石上，主持礼拜仪式并预卜未来，用一种被苦涩的以赛亚[33]撒满了盐的、启示录一般的语言，向读者高谈阔论。

他显现出满腔深不可测的抱负；某些爱吹牛拍马的人甚至大呼天才降临，假装把他当作伟人，当作世纪的科学之井，这兴许是一口井，但是，在它的底部人们却常常什么也看不到，连一滴水都没有。

在他《上帝之言》一书中，他改写了《圣经》故事，努力把它们几乎已很清楚的意义弄得更为复杂；在他的另一本书《人》中，在他以一种支离破碎、隐晦曲折的《圣经》风格撰写的小册子《救世主之日》中，他以一个爱记仇的、孤傲的、内心备受煎熬的天使面貌出现，同时，又表现得像是一个患了神秘主义癫痫病的教会执事，如同一个还有些才华的德·迈斯特，一个一触即怒的、凶狠无比的宗派信徒。

只不过，德塞森特心想，这一病态的放荡常常堵塞了他这位宗教决疑论者的创造性突破；他比奥扎纳姆还更不容异己，坚决否定并不属于其帮派的一切，宣扬最让人瞠目结舌的公理，以一种令人困惑的权威，坚持认为“地质学转向了摩西”，而自然史、化学、整个的当代科学都证实了《圣经》的科学精确性；他作品的每一页，涉及的都是唯一的真理，教会的超人智慧，一切都撒满了警句格言，远非危险两字能说清，还有对上一个世纪的艺术一吐为快的狂妄诅咒。

在这奇特的混杂之外，还要加上对甜美真福的爱，对福利尼奥的安婕拉的《幻象》一书，以及对令人敬仰者约翰·吕斯布鲁克作品选的翻译，前一本书体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变幻无常的愚蠢，后者则是十三世纪时的一个神秘主义者，其散文提供了一种不可理解却又诱人的大杂烩，充斥了阴郁的心理亢奋，撩人的情感吐露，苦涩的内心表白。

赫罗那副自高自大的大祭司派头，在为这本书而写的一篇令人难以置信的序言[34]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如同他让人注意到的那样，“异乎寻常之事只能结结巴巴地道出”，而他也确实结结巴巴地宣称道，“吕斯布鲁克伸展其老鹰翅膀的那片神圣黑暗，是他的海洋，他的猎物，他的荣耀，而四边的地平线对他来说会是一件太紧的窄衣”。

无论他是什么，德塞森特总感到自己被此人不平衡却又很微妙的精神吸引；灵巧的心理学家和虔诚的学究间的融合还无法实现，这些障碍，这些不一致甚至还构成了此人的个性。

德塞森特遴选出了包括他在内的这样一帮子作家小团体，他们都冲在教士阵营的战斗前列。他们不属于大部队，从严格意义上说，是一种宗教的侦察兵，而这宗教总是提防着才华之士，例如韦约，例如赫罗，因为在它看来，他们既不够顺从，也不够平庸；实际上，它需要的是一些不会推理的士兵，那样一帮盲目的战士，那样一些庸常之人，赫罗曾以一个忍受过其桎梏的人的愤怒谈到过那种人；因此，天主教主义急急忙忙地把它的战将之一从它的散页印刷品中剔除出去，一个愤怒的政论作者，写出来的是一种既言辞激烈又文饰过度，既傻乎乎又野性十足的语言，此人便是莱翁·布鲁瓦[35]，同样，它还把另一个作家的书扔到了它的书店外，仿佛它们是一种瘟疫，是一种脏病，而这位作家曾声嘶力竭地为它唱过赞歌，这就是巴尔贝·多尔维利。

没错，这一位实在太会连累人，实在太不乖巧温顺了；总之，其他人在警告声中都低下了脑袋，回到了队伍中；而他呢，则是小捣蛋鬼，不为宗派所承认；他以文学手段来追姑娘，然后把敞胸露背的姑娘带到圣器室。甚至需要有这种巨大的蔑视，就像天主教主义对才华之士所做的那样，才能借助于一种明文规定的逐出教门的惩罚，不让这个奇怪的奴仆逍遥法外，要知道，这家伙借口纪念他的老师们，打碎了小礼拜堂的窗玻璃，拿圣体盒当玩具耍，还在祭坛周围跳起性格舞[36]来。

巴尔贝·多尔维利的两部作品特别煽动了德塞森特，那就是《结了婚的神甫》和《恶魔》。另一些，如《魔女》、《德图什的骑士》、《一个老情妇》，当然更匀称，也更完整，但它们不能令德塞森特心动，他感兴趣的实际上只有病态的作品，因狂热而衰弱和激昂。

凭借这些几乎算是健康的作品，巴尔贝·多尔维利一直迂回曲折地前进在这两条如今终于合拢的天主教深沟之间：神秘主义和萨德主义。

在德塞森特翻阅的这两本书中，巴尔贝丧失谨慎，放松了勒马之缰，飞马出发，奔驰在他曾走过的路上，一直要走向最极端的远点。

中世纪的整个神秘恐怖笼罩在《结了婚的神甫》这本很不真实的书上；魔法掺杂在宗教中，幻术进入了祷告，比魔鬼还更无情、更野蛮的原罪的上帝，毫不松手地折磨被他弃绝的嘉丽克丝特[37]，面对这个天真无辜的女子，他把一个红十字标记在她的额头上，就像以往他让一个天使一一标记出他要杀死的那些不忠诚者居住的房屋。

由一个满脑子狂想的禁食的僧侣所构思，这些场景在一个狂躁者那胡乱跳跃的文笔中铺展；不幸的是，在这些类似霍夫曼笔下葛蓓莉亚[38]一般精神不正常的造物中，有那么一些，例如内艾尔·德·内胡[39]，似乎是在毛病发作过后的那段虚弱期里想象出来的，它们在这一阴郁疯狂的整体中很不协调，它们带来不由自主的喜剧因素，显现为一个锌制的小小贵族老爷的形象，穿着软底靴，站在一口摆钟的底座上吹号。

在这些神秘主义的胡言乱语之后，作家迎来了一个平静阶段；然后，一次可怕的故伎重演发生了。

这样一种信仰，即人是一头布里丹之驴[40]，是在两种同样强大的力量之间摇摆不定的一个存在，那两大强力则轮流成为他心灵的胜者和败者，这样一种坚信，即人类生命只是地狱与天堂间一种胜负难卜的斗争；这样一种相信，即撒旦和基督是两大对立实体，它们注定会导致心和灵的不和，而在一种永不止息的斗争推动下，心灵会在某种程度上因承诺和威胁而躁热，最终自我抛弃和自我糟蹋，臣服于两部分中追逐得最固执的那一个。

在《结了婚的神甫》中，巴尔贝·多尔维利尽情赞美了施展诱惑并获成功的基督；在《恶魔》中，作者向魔鬼让步，并赞誉它，于是，出现了萨德主义，天主教主义的这一杂种，而在好几个世纪中，天主教本身曾用驱魔法以及火刑堆，对它穷追猛打。

确实，这一如此奇特和如此难以确定的状态，不可能诞生于一个异教徒的心灵中；它并不仅仅沉溺于由血腥的残暴刺激起的过度放纵的肉欲中，因为，那时它将只是一种生殖意义上的偏离，只是一种发展到最成熟期的求雌狂的情景；它首先应该包括一种渎神的实践，一种道德的逆反，一种精神的放荡，一种彻底理想化的、彻底基督教意义上的反常；它同样还存在于一种因害怕而有所收敛的欢乐中，在一种跟违抗命令、挑战禁忌的孩子拥有的那种不良满足感类似的欢乐中，那些孩子没什么别的意图，只不过他们的父母越是禁止他们接触，他们便偏要玩一玩。

确实，假如萨德主义根本就不包含一种渎神，它就没有了存在的理由；另一方面，渎神自身恰恰来源于一种宗教的存在，也只能由一个信神者来有意识地、坚定不移地完成，因为，一个人在亵渎一种或是与他不搭界或是很陌生的戒律时，都将体会不到任何喜悦。

萨德主义的力量，它体现的诱惑力，整个地寄寓在把本应给予上帝的敬意和祈祷转达给了撒旦的违禁的愉悦中；它寄寓在对天主教训诫的不尊中，人们为了更狠地嘲笑基督，甚至还故意逆其流而行，犯下基督曾万分严厉地诅咒的罪孽：对崇拜的玷污和肉体的狂欢。

实际上，萨德侯爵赋予了其名的这一罪孽，跟教会本身一样古老；它在十八世纪肆虐，以一种简单的返祖现象，重新带回了中世纪——我们暂且不再上溯得更早——蔑视宗教的巫魔夜会实践。

只需去查阅一下《巫魔的铁锤》[41]，雅各布·斯普兰格的这一可怕的代码，这部帮助教会用可怕的火焰来消灭成千上万卜卦者和巫士的书，德塞森特就会认出来，在巫魔夜会中，早已有了所有的淫秽实践，所有萨德主义的渎神行为。除了魔鬼所喜爱的那些淫亵场景，那些连续的、合法的和违规的交媾的夜晚，那些因发情的兽性而充满血腥味的夜晚之外，他还发现了对宗教游行队列的戏仿，对上帝的侮辱与威胁，对上帝敌手的忠诚，其时，人们在诅咒面包与葡萄酒的同时，歌颂着黑弥撒，他们在一个手脚并用满地爬行的女人背上领受一种黑色的圣餐，把她常被玷污的赤裸裸的胯部当作祭坛，参与者沉迷于谵妄中，圣餐的面团中明显地印刻上了一头公羊的形象。

淫秽玩笑和污脏耻辱的这一倾吐，在萨德侯爵那里是显而易见的，他还添加了他那可疑的充满亵渎和侮辱的欲念。

他冲天而吼，召唤路西弗，视上帝为粪土贱民，为无赖，为笨蛋，往圣体上吐唾沫，试图用卑贱的废物来玷污一种神圣性，他衷心希望狠狠地惩罚它，但是为了对抗它，口中却一再宣称它并不存在。

这一心理状态，巴尔贝·多尔维利同样有之。如果说，他走得不如萨德那么远，并没有对救世主连声恶毒诅咒的话，如果说，他做得更谨慎，或者更畏惧，总是口口声声说他尊重教会的话，他却并没有少对上帝连连发难，如同在中世纪那样，而且，他也一样，为了挑战上帝，滑向了恶魔般的色情狂，还锻造出一些感官怪物，甚至在写《一个无神论者的晚餐》时，还刻意仿效《闺房哲学》的某个插曲故事，添加了种种新佐料。

这本极端的书深得德塞森特的欢心；因此，他让人印制了《恶魔》的一本样书，主教服的紫色，四周是枢机主教服饰那种大红色的方框，印在罗特[42]的听众们曾祝福过的一种真正的羊皮纸上，印成那种叫文明手写体的字体，字母的弯钩奇形怪状，其花押之缀不是翘着尾巴，便是伸出爪子，透出一种撒旦般的邪恶面目。

在波德莱尔模仿巫魔相会之夜的那些赞歌，一味高歌赞美地狱之声的某些篇章之后，这部作品，在当代使徒文学的所有作品中，可算是对这一既虔诚笃信又大逆不道的精神立场的唯一证人，天主教主义的旧态复萌，在极度发作的神经官能症刺激下，常常推动德塞森特转向这一立场。

到巴尔贝·多尔维利这里，宗教作家系列就算收了场；说实话，这个被社会遗弃的贱民，从各个角度来看，更多地属于老派文学，而不属于他总是苦苦寻求而不得一席之地的另一种文学；他那种古怪浪漫主义的语言，充满了扭曲的词组，难得一见的表达法，冒失猛浪的比较，如阵阵鞭策，通篇蹦跶出他那如尥蹶子般的句子，丁零当啷地闹出大动静来。总之，多尔维利露面了，如一匹种马，在伏聚于山那边[43]马厩中的阉马群中脱颖而出。

德塞森特一边重读这本书的某些段落，东读读，西读读，一边作着种种思索，把这一神经质的和花样多变的文笔，跟他同行们那种淋巴质的和固定呆板的文笔做比较，同时还想到了达尔文所正确揭示的语言的那种进化。

巴尔贝混杂于渎神者的行列，成长于浪漫流派、新作品潮流的阵营，习惯于现代出版的买卖，他显然拥有一种方言，这种方言，从伟大世纪以来，经历了众多的深刻变化，自身也已焕然一新。

相反，教会神职人员却固守在自己的领地中，囚禁在一成不变的古老读物中，不敢越雷池一步，全然不知各个世纪的文学运动，甚至还决定，必要时自毁眼睛，为的是不再看见那一切，他们不得不使用一种凝滞不动的语言，恰如定居到加拿大的法兰西后代还能流利地说和写的那种十八世纪的语言，没有任何表达法或词语选择能产生在他们封闭隔离的行话中，因为它早就跟宗主国完全分开了，而且被英语紧紧地包裹。

就在这一时刻，一记银铃般的小钟声敲响了三经钟，向德塞森特宣告，午餐已备好。他放下书本，擦了擦脑门，走向餐室，心里说，在他刚刚整理过的所有书中，巴尔贝·多尔维利的作品依然是独一无二的，从思想上和文笔上都能代表那些储藏到微微变质程度的野味[44]，那些不太健康的斑点，那些受伤的流行病，还有过分成熟的味道，而在以往时代颓废的、拉丁和教会作家中，他是那么喜欢琢磨这种趣味。

[1] 阿基劳斯（Archélaüs，活动时期为公元5世纪），古罗马诗人、炼金术士，写有《神圣艺术》一书。大阿尔贝特（Albert le Grand，1193—1280），德国神学家、哲学家。卢勒（Lulle，1235—1315），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神学家、哲学家、诗人、炼金术士。阿尔诺·德·维拉诺瓦（Arnaud de Villanova，1235—1313），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医生、炼金术士。

[2] 罗蒂克（Lortic）、特罗兹-波佐奈（Trautz-Bauzonnet）、尚波尔（Chambolle）都是当时的图书装帧师，在巴黎开业。

[3] 卡佩（Capé），生平不详，应是当时一位著名的图书装帧师。

[4] 格雷艾尔-恩格尔曼，这是两个合作开业的出版商和图书装帧家。

[5] 多比涅（D'Aubigné，1522—1630），法国诗人。

[6] 布尔达鲁（Bourdaloue，1632—1704），法国天主教作家。

[7] 尼科尔（Nicole，1625—1695），法国作家。

[8] 奥扎纳姆（Ozanam，1813—1853），法国学者，天主教自由派。

[9] 斯威钦夫人（Swetchine，1782—1857），原名Anne-Sophie Symonoff，嫁给斯威钦将军后被人通称为斯威钦夫人，俄国神秘主义女作家。

[10] 指莫里斯·德·盖兰（Maurice de Guérin，1810—1839），法国诗人，欧也妮·德·盖兰的弟弟。生前，他姐姐与他保持着通信，死后，他姐姐为他写了很多诗歌纪念他。

[11] 艾蒂安·德·儒伊（Etienne de Jouy，1769—1846），法国戏剧作家。艾库夏尔·勒布伦（Ecouchard Lebrun，1729—1807），法国诗人。

[12] 淋巴液的原文为lymphes，或许是nymphes的笔误，nymphes的意思是希腊神话中的“仙女”。

[13] 这里提到的天主教神职人员作家都史有其人，而且都是作者的同时代人。其中最有名的是杜庞鲁（Doupanloup，1802—1878），奥尔良的主教、法兰西学士院院士；朗德里奥（Landriot，1816—1874），学者、思想家；拉布伊里（La Bouillerie，1810—1882），卡尔卡松的主教；戈姆（Gaume，1802—1879），古代异教文化研究者；多姆·盖朗热（Dom Guéranger，1805—1875），索来姆的修道院院长；拉蒂斯邦神甫（Père Ratisbonne，1802—1884），作家，本是犹太教教士，后改宗；弗雷佩尔（Freppel，1827—1891），神学家、政论作家；佩罗（Perraud，1818—1906），奥屯的主教、散文随笔作家；拉维尼昂（Ravignan，1795—1858），修道院院长，教会史研究者；格拉特里（Joseph Gratry，1805—1872），修道院院长，政论作家；奥利万（Olivain，1816—1871），耶稣会神甫，以日记和书信的写作著名，巴黎公社期间被杀；多西泰（Dosithée，生卒年不详），加尔默罗会神甫；蒂东（Didon，1840—1900），多明我会神甫、教育学家、作家；肖卡纳（Chocarne，1826—1895），修道院院长、传记作家、翻译家。

[14] 德·法卢（De Falloux，1811—1886），法国政治家、政论作家、法兰西学士院院士。

[15] 路易·韦约（Louis Veillot，1813—1883），法国记者、作家。

[16] 科钦（Cochin，1823—1872），法国政论作家。德·布罗里（De Broglie，1821—1901），法国历史学家、法兰西学士院院士。

[17] 粗砾石的原文为Gros-Caillou，指巴黎市从塞纳河岸到军事学校之间的街区。郊道人，有学者认为指的是赫罗。

[18] “斗士”的原文为arpin。

[19] 米尔热（Mürger，1822—1861），法国诗人、小说家。

[20] 德·拉普拉德（De Laprade，1812—1883），法国作家。

[21] 保尔·德拉罗什（Paul Delaroche，1797—1856），法国画家。

[22] 勒布尔（Reboul，1796—1864），法国诗人。

[23] 普儒拉、热努德，见“作者序言”P15注⑤。尼科拉（Nicolas，生卒年不详），文学研究者。卡尔内（Carné，1804—1876），政客，狂热的天主教徒。

[24] 亨利·科辛（Henry Cochin，1687—1747），法国律师。

[25] 蓬马丁（Pontmartin，1811—1890），法国批评家、作家。费瓦尔（Féval，1816—1887），法国小说家、戏剧家。

[26] 奥比诺（Léon Aubineau，1815—？），写过一些圣徒故事等作品。拉塞尔（Paul Lasserre de Monzie，1828—1900），写过一些圣母显灵和圣徒生平的故事。

[27] 拉默奈（Lamennais，1782—1854），法国教士、作家。

[28] 约瑟夫·德·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1753—1821），法国作家、哲学家。

[29] 指帕斯卡尔。

[30] 杜朗蒂（Duranty，1833—1880），法国小说家、艺术批评家，《现实主义》杂志的编辑。

[31] 在西方，有众多作品，主要是绘画作品，表现圣徒约翰遭迫害，被迫流亡到帕特莫斯岛的情景。其中最有名的是15世纪时由让·富凯所作的绘画，图中的圣约翰坐在一个小岛上。

[32] 巴黎圣絮尔皮斯大教堂所在的圣絮尔皮斯街上，有很多宗教饰物店。

[33] 《圣经·旧约》中的著名先知。

[34] 这篇序言是皮埃尔·拉塞尔（Pierre Lasserre）写的。

[35] 莱翁·布鲁瓦（Léon Bloy，1846—1917），法国小说家、随笔作家。

[36] 性格舞是古典芭蕾中的一种舞蹈体裁。

[37] 巴尔贝·多尔维利小说《结了婚的神甫》中那个神甫的女儿。

[38] 《葛蓓莉亚》（Coppélia）是由法国作曲家德利布作曲的芭蕾舞剧，剧本作者是尼泰和圣-莱昂，根据霍夫曼《睡魔》的故事改编。

[39] 巴尔贝·多尔维利作品中的人物。

[40] 布里丹之驴是以14世纪法国哲学家布里丹的名字命名的思辨悖论，其表述是，一头恰处于两堆等量等质的干草中间的完全理性的驴将会饿死，因为它不能对究竟该吃哪一堆干草作出任何理性的决定。

[41] Malleus Maleficorum，是一部关于巫魔的著名论著，由天主教的宗教裁判官瑞士人海因里希·克拉默（Heinrich Kramer）和教士雅各布·斯普兰格（Jacob Sprenger）写于1484年。

[42] Rote，为罗马的教会法庭，专门审判婚姻的废除事宜。

[43] 所谓“山那边的”，本指法国东南阿尔卑斯山另一边的意大利，这里转义指“教皇绝对权力主义者”。

[44] 西方人有一习惯，某些野味猎得后，是不能马上烹调食用的，必须把它们放上一段时间，等着野味的肉质稍稍有些变质时，方能开始宰、洗、烹食。

十三

季节交替自乱阵脚；这一年，四季彼此混淆；在疾风和迷雾之后，热腾腾的天空几乎有些白热化，活像是一块块瓦楞铁皮从地平线上钻出来。短短两天里，没有任何过渡，先是浓雾密布的湿冷，接着是淅淅沥沥的雨水，紧跟着酷热，一种沉闷得令人压抑的气氛。仿佛被一根愤怒的拨火棍捅开了似的，太阳从云中露出了脸，像一只火炉放射出一道几乎白炽的光芒，灼烧着人们的视线；一股火焰之尘在炭化的道路上飞扬升腾，烤焦了发干的树木，烘黄了草坪上的绿草；涂了石灰的墙壁反射出奶白色的光，锌皮屋顶上和窗玻璃上亮闪闪的光源直晃人眼；一种铸铁作坊的火热温度压迫了德塞森特的住所。

他半裸着身子，打开了窗户板，一团炉火般的热浪劈面扑来；他藏身在餐室中，那里热气逼人，稀薄的空气在沸腾。他坐下来，沮丧之极，因为在他一边整理图书，一边做着黄粱美梦时曾经支撑了他的那种超级刺激，现在已经告罄。

就像所有受到神经质折磨的人那样，炎热把他摧垮了；天冷时被压抑的贫血，现在又恢复了肆虐，大量的出汗弄得他更加虚弱不堪。

衬衫粘在湿漉漉的背上，阴潮乎乎的，大腿和胳膊也都黏嗒嗒的，额头上满是汗，像泪水那样咸咸地流到脸颊，德塞森特瘫死一般地坐在椅子上；这时刻，见到肉食摆上桌子，他就觉得恶心；他要求立即让它消失，换一份溏心煮鸡蛋来，他试图吞下蘸了蛋黄汤的面包片，但它们竟卡在了嗓子眼里；恶心感涌到了嘴唇边，他忙喝下几口葡萄酒，只觉得胃里如有针扎，小小的火焰仿佛在里头灼烧。他擦了一把脸；汗水刚才还是温乎乎的，现在却有些发冷，从太阳穴处流下；他赶紧往嘴里塞进几块冰，吮吸起来，想以此欺骗胃里的恶心；但不顶事。

无比的消沉让他趴在了桌上；他觉得气短，站了起来，但面包片膨胀了，在堵塞的喉咙中慢慢臌起。他从来没有感到过如此的担忧，如此的难堪，如此的不适；随之，他的眼睛迷糊了，他看到物体都是双重的，绕着它们自身转动；很快，距离感丧失了；他的酒杯仿佛离他有一里路之远；他心里说，他成了感官幻觉的玩具，根本无法作出反应；他去客厅的长沙发上躺下，但这时，一种航船般的颠簸如摇摇篮一样摇晃着他，恶心感加剧了；他又站起来，决定用一种消化酒来把堵在嗓子眼的鸡蛋赶紧送下去。

他又返回餐室，在这小间里，忧郁地把自己想象成晕船的乘客；他趔趔趄趄地走向大橱柜，检查了一下那笙管般的酒器，但根本就没有打开它，而是到更高处的一个台子上，抓了一瓶甜酒，他特地留着这瓶酒是因为它的形状似乎隐喻了某些想法，既透出微微的淫荡，又带有丝丝的神秘。

但是，眼下，他怅然若失，以一只迟钝的眼睛，瞧着这个又矮又胖的深绿色瓶子，若是在别时，它应该会以其模样，让他在心中追忆起中世纪的那些修道院，瞧它那古老的僧侣式臌肚子，脑袋和脖子上戴上了一顶羊皮纸的风帽，红色蜡封被三顶银质主教冠分开在海蓝色的底子上，在瓶颈，它的标签像一枚印玺那样，被一些铅的锁链封住，用一种响亮的拉丁语写在一张仿佛已被岁月褪去了色彩的发黄的纸上：费康修道院本笃会修士利口酒。[1]

在标上了一个十字架并有缩写字母P. O. M.[2]的修道院味道十足的衣袍底下，沉睡着一种藏红花颜色的利口酒，紧紧地挤在它的羊皮纸和绳索中，就像一份真正的宪章，看起来精美绝伦。它散发出当归和海索草的一种过分精妙的芳香，而这两种植物芳香中混杂了一些海草，含碘，含溴，因糖分而无精打采，它以隐藏在一种彻底纯洁的、彻底生涩的甜食底下的浓烈酒精，火辣辣地刺激了上颚，以一丁点儿裹在既幼稚又虔诚的抚摩之中的变质，抚慰了嗅觉。

这一欺骗性，由容器与内容物之间的矛盾，由小酒瓶那蕴含了礼拜仪式的轮廓与其灵魂——那么女性化，那么现代化的灵魂——之间异乎寻常的不和谐所造成，曾让他不停地想入非非；总之，面对这瓶甜酒，他长时间地浮想联翩，想起了那些酿造并销售此酒的僧侣，想起了费康修道院的本笃会修士，他们属于因其历史功绩而赫赫有名的那个圣默尔修会，在圣伯努瓦的原则下积极活动，但是，他们根本就不听从西都会的白僧侣和克吕尼的黑僧侣的教规戒律。在他眼中，他们不可避免地显得就如在中世纪，培育简单的药草，加热蒸馏瓶，在蒸馏器里提炼最高级的万灵妙药，屡试不爽的仙丹神药。

他喝了一口这种利口酒，几分钟里，感受到一种轻松；但是，一点点酒在他腹腔中点燃的这股火，很快就烧得很旺。他扔掉了餐巾，回到工作间，来回踱着步；他觉得自己被罩在一个抽走了气的钟形罩底下，空无逐渐形成，一种温柔得可怕的虚弱从他的脑子流向四肢。他身子发僵，支撑不住，兴许是来到丰特奈后的第一次，他躲到了花园中，栖身在一棵大树那圆圆的绿荫底下。他坐在草地上，神情呆板地瞧着仆人栽种的一畦畦蔬菜。他就那么瞧着它们，而只是在一个钟头后，他才发现它们的存在，因为有一层绿兮兮的雾气在他眼前飘荡，只让他隐约看到一些不确切的形象，而且它们的面目和色彩还在不断变化，就像看水底的东西那样模糊。

然而，到最后，他总算恢复了平衡，清晰地分辨出了洋葱和白菜；更远处，是一地的奶白生菜，而尽头，沿着绿篱，有一连串白色的百合花，在沉闷的空气中一动也不动。

一丝微笑在他的嘴唇边咧出，因为突然间，他回想起了老尼康德尔[3]的奇怪比较，此人根据两者相似的形状，把百合花的雄蕊比作驴子的生殖器，另外，他同时还想起了大阿尔贝特的一个说法：在一段文字中，这位会魔术的人教给了人们奇特的一招，他可以凭借一棵奶白生菜，来检查一个姑娘是否还是处女身。

这些回忆稍稍让他开心了一点；他审视了一番花园，饶有兴趣地瞧着热得蔫头耷脑的植物，还有热腾腾的土地，只见从地里冒出一股股热气，跟空气中燃烧的粉末混在一起；然后，在把低洼的花园跟远处通向要塞的稍高的道路隔开的那道绿篱上，他看见了一些孩子，在太阳下，在光线中嬉戏打滚。

他把注意力集中到他们身上，只见另一个孩子出现了，个头略小一些，看起来很邋遢；一头海藻似的头发积满了沙土，鼻子底下挂着两个绿色的鼻涕泡，令人恶心的嘴唇，周围全是白白的污垢，一看就知是吃了脱脂鲜奶酪后没擦干净，干酪嘎巴上还粘有面包渣，以及洋葱的绿丝。

德塞森特嗅了嗅空气；一种异食癖，一种心理倒错抓住了他；这肮脏的面包片让他流出了口水。他似乎觉得，他那本来拒绝一切食物的胃会消化这一可恶的食品，而他的口腔将会享受它，如同享受美味佳肴。

他一下子跳起来，冲进厨房，让仆人去村里找一个圆形大面包，白奶酪，洋葱，命令他们给他准备一份跟那个顽童吞食的绝对一样的面包片，然后，他又转回去坐到树底下。

孩子们现在打起架来。他们彼此争抢面包渣，直往嘴里塞，弄得满脸都是渣渣，还不时地舔着手指头。拳头和脚头如雨滴一般落下，那些最弱小的孩子已经倒在地上，一边打滚，一边哭叫，屁股被路面的碎石子刮疼。

这一场景让德塞森特来了精神；投入到斗殴中的兴趣，让他从难受中解脱出来；在这帮恶毒小家伙的激斗面前，他想到了残酷而又可恶的生存之争法则，尽管孩子们行为丑陋，他还是情不自禁关心起了他们的命运，并认为，其实，他们的母亲当初最好还是别把他们生下来。

确实，人从最初的岁月起，就经历了种种苦痛，长脓包，肚子疼，发高烧，还有麻疹，还有耳刮子；到了十几岁上下，便遭靴子踢，还有使人愚钝的活儿；一旦进入成年，则是女人的欺骗，大病小病，戴绿帽子；到了下坡期，便是肢残体疾，苟延残喘，呆在一个乞丐收容站，或是一个济贫养老院里。

总而言之，对于所有人，未来都是平等的，无论是谁，只要心存一点点理智，就不会互相羡慕了。那些富人虽各自处于不同的环境，却有同样的激情，同样的忧烦，同样的难处，同样的疾病，而且，还有同样平庸的享受，无论那是酒精、文学，还是肉欲。甚至，还存在着对所有苦难的一种隐约的报偿机制，不妨算作是某种正义，重建起各阶级各自不幸生活间的平衡，因为，它让穷人们更轻易地忍受一些生理痛苦，而同样这些痛苦却更无情地摧残着富人们更虚弱、更清瘦的肉体。

生儿育女，这是何等疯狂的事儿啊！德塞森特心里想。要知道，那些起誓发愿不生育后代的教士们，甚至已把这轻率的言行推向了极致，竟然为圣樊桑·德·保尔[4]封了圣，因为他为那些无辜者保留了无谓的折磨！

全凭他那些可恶的措施，多年期间，这位神甫成功地推迟了那些欠聪明和欠敏感的人的死亡，以至于到后来，他们几乎都变得很有理解力，而且，总起来说，很能承受苦痛，就这样，他们能预见未来，能等待并畏惧这一死亡，而以前他们却连它的名字都不知道，有些人甚至还召唤它的到来，因为他们憎恨那以一个荒诞的神学典章强加给他们的生存惩罚！

自从这位老者去世后，他的思想已渐渐深入人心；人们往往会接纳被遗弃的孩子，而不是任由他们毫无意识地慢慢死去，而人们为他们保留下的这一人生，却变得一天比一天更酷烈，更严峻！在自由和进步的借口下，社会还在发现办法，加剧人的悲惨处境，把人从他的家里拉出来，给他穿上一套滑稽可笑的服装[5]，分发给他一些奇特的武器，使他在一种奴隶制底下变得粗野愚钝，而这一奴隶制，就跟以前人们出于怜悯把黑人从中解放出来的奴隶制一模一样，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让他去杀害他的同类，而不必像那些普通杀人犯一样，要冒上绞刑架的险，更何况，后者都是单独行动，不穿制服，携带的武器也不那么威力巨大，不那么便利快捷。

眼下这一时代是多么奇特啊，德塞森特心里说，一边强调人类的利益，一边却又寻求完善那些麻醉药，以消除肉体痛苦，与此同时，还备制了一些如此有效的兴奋剂，来加重人的精神苦痛！

啊！如果有一天，要以仁慈的名义，让无用的生育归于消亡，那就是现在！但是，今天，由波塔利斯们或者郝麦们制定的法则还在出炉，[6]野蛮而凶残。

司法会认为，在生殖后代问题上弄虚作假，是完全符合自然本性的；这是一个事实，被承认，被允许；世上任何一个家庭，无论他们多么富裕，都会清除掉不想生下来的孩子，都会使用人们可以自由买卖的药品，反正，任何人都不会产生谴责他们的想法。然而，假如这些预防措施，或者，假如这些诡计还不够有效，假如弄虚作假失效了，那么，为了补救，人们还会求援于更有效的办法，啊！这时候，就没有足够的监狱，足够的集中营，足够的牢房，来关押那些受到其他个体惩处——而且，还是出自真心诚意——的人，而那些好心人，到了晚上，在他们的婚床上，保不齐会尽可能地作弊，为的是不孕育出婴儿来！

欺骗本身不是一种罪，但对这一欺骗的修正则是一种罪。

总之，对社会而言，杀死一个能活下去的生命体的行为，是一种臭名昭著的罪孽；然而，驱除一个卵子，人们只是在毁灭一个动物，不那么成形，不那么有生命，当然，也就比一条狗或一只猫更不聪明，更丑陋，而狗儿猫儿的，人们满可以在它们出生时就狠狠掐死而不受制裁！

为公道起见，最好再补充一句，德塞森特心想，通常是女人，笨拙的牺牲品，恰恰是她，因为拯救了一个无辜婴儿的性命而受苦赎罪，而同样笨拙的男人却匆匆忙忙地逃避消失了！

难道还得让这世界充满了偏见，让人们来制止如此自然的手段吗？它是那么自然，连原始人，还有波利尼西亚的野蛮人也被吸引来实践它，这纯粹出于本能的需要！

仆人打断了德塞森特正在反刍着的慈悲为怀的思索，为他端来一个镀金的银盘子，盘子里放着他本来非常渴望的面包片。一阵恶心让他身子抖了一抖；他没有勇气咬这片面包，因为胃的病态刺激已经停止；一种可怕的衰败感又回到他身上；他不得不站起来；太阳转了过来，渐渐地晒到了他的身上；炎热变得逼迫人，同时也更加暴烈。

“把这面包片扔了吧，”他对仆人说，“扔给在路上互相屠杀的那些孩子；让那最弱者残缺不全，得不到半片面包，而且，当他们撕破了短裤，眼睛青肿地回到家里时，还要被家里人再痛打一顿；这会让他们明白，等待着他们的未来生活是个什么面貌！”说着，他返回了房屋，倒坐在一把扶手椅里。

“不过，我总得试着吃一点什么吧，”他心里说。于是，他把一块面包干浸到一杯陈酿的J.-P.克罗艾特的康斯坦蒂亚酒[7]中，地窖里还存着好几瓶这种酒呢。

这种葡萄酒，洋葱的紫红色，带一点焦糊味，有些像马拉加产的麝香味酒和波尔图甜酒，但有一种甜丝丝的芳香，很特别，还有一种因阳光充足而汁液浓缩并且味美的好葡萄的后味，有时，它会帮他提神，而且，常常会给他那忍受强迫禁食而虚弱不堪的胃输入一种新活力；但是，这一滋补药，平时如此忠心耿耿，如今也失败了。于是，他希望有一种缓和剂，能冷却一下烧得他心里热腾腾的热铁，便去求援于纳里夫卡酒，一种装在暗金色酒瓶中的俄罗斯甜酒，这一黏稠的覆盆子味的糖浆，同样也那么无效。可惜啊！德塞森特拥有强健的体魄已是那么久远的往昔了，当年，在炎炎热天中，在自己家，他会爬上一辆雪橇，身上紧裹动物的毛皮，还把毛皮拉到胸前，竭力打着哆嗦，学着让上牙跟下牙打架，对自己说：“啊！这风冰凉冰凉的，在这里，我都快冻僵了，快冻僵了！”说到后来，连自己都几乎会相信，天气还真的很冷！

不幸的是，自从他身上的病痛变成现实后，这些办法都已经不灵了。

因为这个，他根本就无法服用阿片酊；这一镇静剂不但不能让他平静，反而会刺激他，直到彻底剥夺他的休息。过去，他想过靠鸦片和印度大麻来获得幻觉，但这两种物质会导致呕吐和强烈的神经紊乱；很快地，他便不得不放弃了它们，而没有了这些粗陋的兴奋剂的帮助，就只有求助于他的脑子本身，求它把他带到梦幻中，远离生活。

这是光天化日啊！他心里说，现在，他擦了擦脖子，感觉到自己还剩下的几分力气全都化作了新生的汗水；一种热乎乎的躁动阻碍他停在原地；又一次，他在那几个房间里游荡，轮流来到每一把椅子前，试着在上面坐一坐。最终，他懒得再动了，一屁股倒在书桌前，趴在桌子上，脑子里什么都不想，机械地玩弄着一个用来当镇纸的，压在一大摞书籍和本子上的天文仪。

这一镀金的镌镂花纹的铜质工具产自德国，十七世纪时的制品，是他有一次参观了克吕尼博物馆之后，在巴黎的一家旧货店里买的，当时他在一件象牙镂雕成的精妙行星仪前久久发愣，其神秘的造型令他如痴如醉。

这个镇纸在他心中触动了一连串回忆。受这件宝物外表的策动和驱使，他的思维从丰特奈出发，奔向了巴黎，来到了出售此物的古董店，随后，又倒退着，一直来到温泉浴池博物馆[8]，于是，他的眼睛继续观察着桌上那个铜制行星仪，但并没有真正看见它，内心中，他又见到了象牙行星仪。

然后，他随思绪走出博物馆，没有离开城市，而是在路上闲逛，游荡在杜·索默拉尔街和圣米歇尔林荫大道上，还转悠到附近的小巷中，并在一些店铺前停下来，那里的人群以及特殊的服装曾好几次打动他。

由行星仪引导的这一精神之旅，最后一直到拉丁区那些下等小酒馆为止。

他回想起了在整条王子先生街，在沃日拉街靠近奥德翁的那一头开满了小酒馆；它们鳞次栉比地铺展开，就像安特卫普城里鲱鱼运河街上那些古老版画[9]显示的那样，一家接一家，整整齐齐地矗立在人行道上，铺面几乎一模一样。

透过半开半闭的门，以及没能被彩色窗玻璃或窗帘布封死光线的窗户，他记得曾隐约看见过一些女人在走动，拖曳着步子，伸长了头颈，像是一些鹅；另一些女人沮丧地坐在长椅上，胳膊肘的袖管在大理石桌面上磨损，两手托定了太阳穴，一边哼唱歌曲，一边想入非非；还有一些女人，在镜子前左摇一摇，右晃一晃，手指尖抚弄由某个理发师做的假发；再有一些女人解开弹簧已经松了的大钱包，从中掏出一大叠白花花的钱币，还有小铜钱，很机械地把它们码成一小堆一小堆。

大多数女人都有夸张的面部线条，嘶哑的嗓门，柔软的胸脯，涂了彩的眼圈，所有人，全都像由同一把钥匙上了弦的自动玩偶，以同样的音调发出同样的劝诱，以同样的微笑说出同样奇怪的话语，兜售着同样巴洛克式的思索。

种种想法在德塞森特的头脑中连贯地形成，既然他现在已通过回忆，一览无余地鸟瞰了这一个个小酒馆和一条条街道，那么他就能得出一个结论了。

他明白到这些咖啡馆的意义，它们回答了整整一代人的心灵状态，从中突显出了时代的综合精神。

而且，确实，种种征兆是明显而确切的；卖春的妓院消失了，随着其中一家的关闭，便会有一家小酒吧酝酿着开张。

因偷情的增加而导致卖淫业的缩减，显然只寄居于男人们不可理解的幻想中，肉欲方面的幻想。

无论这显得有多么可怕，小酒吧总是满足了一种理想。

尽管，由遗传基因所传承的，并且由学校教育的过早不讲礼貌和持续粗暴言行所发展的功利主义倾向，使得当今的年轻人奇怪地缺乏教养，而且还奇怪地过分实际，冷漠无情，他们毕竟还是在内心深处保留了一朵陈旧的蓝花，对麻木和模糊的情感抱有陈旧的理想。

今天，当他们血气偾张时，他们无法通过进入、消费、付钱、再出来而获得满足；在他们眼中，这是一种兽性，是发情的公狗直截了当地与一条母狗交配；再者，得不到满足的虚荣心要逃离那些妓院，因为在那里，既没有装模作样的抵抗，也没有虚情假意的胜利，更没有期待的意中人，甚至连从老板娘那里赢得的恩赐也没有，她只是依据价钱来衡量温情。相反，在酒吧中追逐一个姑娘，则需要掌控爱情的所有敏感成分，情感的所有微妙之处。对酒吧女郎，人们会互相争夺，而她答应献身的那些男人，则需花费很大价钱，才能定下幽会，并真心实意地想象，自己已经战胜了一个情敌，受到了礼遇，得到了珍贵的爱慕。

然而，这样的一种奴婢，跟标有门牌号的妓院中提供的那种奴婢，同样愚不可及，同样唯利是图，同样邪恶，同样贪婪。跟妓女一样，她们也是不渴而饮，无端而笑，迷恋于一个穿工装者的抚摩，毫无来由地便彼此破口咒骂，互相揪对方的头发；很久以来，巴黎的年轻人还没有发现，小酒吧中的女招待，无论从造型美的角度来看，还是从言行举止的睿智和梳妆打扮的得体来看，都要远远逊色于关在奢华沙龙中的女人！我的老天，德塞森特心想，那些像蝴蝶一般围绕着酒吧打转转的人，可真是一群呆头鹅；因为，他们明知道自己的幻想幼稚可笑，却偏偏忘记了那些堕落而又可疑的诱饵的危险，而且还不屑于考虑花在由老鸨子预先定了价的名目繁多的消费项目上的钱，还有白白等待为提价而故意拖延的服务所浪费的时间，还有反复再三的催促，告诉你该赶紧掏钱付小费了！

这一与实用的野蛮性紧密掺杂在一起的愚蠢的伤感主义，代表了本世纪的主导思想；那同一些人，为挣十个铜钱，就敢把别人的眼睛挖出来，在无情地盘剥并且不停地敲诈他们的那些邪恶的酒吧女郎面前，他们实在是丧失了清醒的头脑，灵敏的嗅觉。一个个工业企业运作起来，一个个家庭，以商业贸易为借口，互相骗取钱财，到头来却让各自的儿子偷走了金钱，而他们的儿子则接着被这些女人骗走钱财，而这些女人，最终则被真心的情人们盘剥得干干净净。

整个巴黎，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是一条一环扣一环的胡萝卜之链[10]，一种连续不断的、有组织的、逐渐引起反响的诈骗之链，所有这一切，全是因为人们懂得，最好不要马上满足那些人，而要慢慢吊足他们的胃口，让他们乖乖等待。

说到底，人类智慧的精髓全在于，做任何事都要缓缓地拖着；先说不行不行，然后再说行；因为，唯有欲擒故纵，才能真正地掌控一代代人！

“啊！假如对付胃也能用同样的办法就好了，”德塞森特叹息道，一阵胃痉挛让他躬弯了身子，并把他迷惘在远方的内心一下子带回到了丰特奈。

[1] 原文为拉丁语：liquor Monachorum Benedictinorum Abbatioe Fiscanensis。Fiscanensis一词似乎应为Firca mensis。

[2] 疑应为D. O. M.，是Deo optimo maximo的缩写，意思为“致吾至善至尊之主”。

[3] 老尼康德尔（Vieux Nicandre，活动时期为公元前2世纪），希腊语法学家、诗人、医生。

[4] 樊桑·德·保尔（Vincent de Paul，1581—1660），法国天主教神甫，以仁爱，尤其是对苦役犯、孤儿、弃儿、乡村大众的爱心出名。

[5] 指军装，1872年后，法国议会在梯也尔的倡议下，模仿普鲁士的做法，恢复了义务兵役制的法令。

[6] 波塔利斯（Portalis，1745—1807），法国政治家、法学家，曾参与编撰《拿破仑法典》。郝麦，是福楼拜小说《包法利夫人》中的人物，一个药剂师，社会守旧思想的代表。

[7] 一种产自南非的酒。

[8] 即巴黎的克吕尼中世纪博物馆，当年曾为罗马人的温泉浴池。

[9] 原文为rydeacks，这是一个弗拉芒语词，有研究者认为特指一种表现女人梳妆打扮的版画。又有版本作riddecks，被认为指的是“小酒吧”。

[10] 即诈骗之链。

十四

就这么勉强对付着，好几天过去了，全靠一些诡计，成功诱骗了胃的怀疑，但是，一天早上，德塞森特再也无法接受遮掩了肉类油脂味和血腥味的腌卤汁，焦虑不安的他不禁自问，他那已经虚得很厉害的身体是不是还会更虚，导致他卧床不起。一道微光突然在他的困境中照亮；他回想起一个朋友，早先也曾病得很重，后来，在一种小蒸锅的帮助下，居然成功地抑止了贫血，控制了衰弱，保留了他不多的力气。

他赶紧打发他的仆人去巴黎，寻找这一宝贵的器具，根据制造商所附的说明，他亲自教厨娘如何把牛肉切成小块，直接扔进那口锡锅，也不放水，只放上一些大葱和胡萝卜，然后，旋紧这小锅盖，把它们放在滚水中，隔水蒸煮，一连煮上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之后，他就压一下那肉块的纹理纤维，喝一调羹留在锅底上的带了咸味的烂糊糊的肉汁。这时候，他感到一种温暖的精髓，一种柔滑的抚摩，沿着肠胃顺流而下。

这一食品精华制止了空腹的痉挛和干呕，甚至还调动起了胃，它开始并不排斥那几调羹浓菜汤。

全靠这种蒸锅菜，神经官能症终于止住了，于是德塞森特心说：“至少还不错嘛；兴许，气温也会变，但愿天空会落下一点点灰烬，挡住这让我筋疲力尽的万恶的太阳，而这样，遭不了太多罪，我就将迎来第一阵云雾和第一丝凉意。”

在他陷入的这种懒洋洋状态中，在这百无聊赖的厌烦中，还没有收拾完毕的图书室让他心里别扭；他不再在扶手椅中动弹，只是持久地打量着眼前的这些世俗之书，见它们全都七扭八歪地堆在搁板上，你压着我，我压着你，彼此相摞，或者干脆跟嘉布遣纸片[1]一样，侧身歪倒躺在地上；这一混乱景象令他很吃惊，尤其因为它跟宗教著作完美无瑕的井井有条形成鲜明对照，后者靠着墙排列成行，整整齐齐，耀武扬威。

他试图结束这一混乱状态，但工作了十分钟后，就大汗淋漓，浑身湿透；这一努力让他疲惫不堪；他倒在一条长沙发上，精疲力竭，打铃叫来仆人。

在他的指点下，老人开始干起来，把书一本一本给他拿过来，他察看之后，再告诉他应该摆在什么地方。

这一差事持续时间不长，因为德塞森特的藏书中，当代非宗教作品的数量相当有限。

通过将它们一一地过一遍脑子，就如人们把一些金属条送入一个钢铁拉丝模，出来时就变得纤细，轻柔，几乎成了难以觉察的细丝，他最终不再拥有那些对如此处理方法顽固抵抗的书，那些书似乎淬过了火，相当坚固，足以忍受一种阅读的新压轧；因为要如此地精细化，他便大大缩减了，甚至几乎扼杀了所有的享乐，并进一步增强了存在于他的思想和他偶然降生的这一世界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现在，他达到了这么一种境地，他无法再找到一本能满足他秘密欲望的书；甚至连他的赞美都告别了那些书籍，那些曾毫无疑问地帮助过他磨砺了意志，使他变得那么疑心重重，那么谨小慎微的书。

在艺术方面，他的思想却从一个简单的观点出发；对他来说，种种流派根本就不存在；只有作家的个人气质才是最要紧的；无论涉及什么样的主题，只有他脑子里的工作才有意义。不幸的是，这一值得欣赏的真理，真正配得上拉帕利斯[2]，实际上几乎无法实现，因为理由很简单，每个人尽管都渴望能摆脱偏见，能克制所有的个人偏好，但实际上都更喜欢从根子上跟自己的气质最相吻合的作品，最终，他会把所有其他的书降级，排到后面去。

选择工作在他心中慢慢地做着；过去他最崇拜伟大的巴尔扎克，但是，当他的肌体组织渐渐失去平衡，他的神经开始占了上风时，他的倾向有所改变，他的崇拜也变了。

不久后，尽管已意识到，他对《人间喜剧》的神奇作者有失公允，他还是不再打开后者的书，因为它们扎实的艺术风格触犯了他；现在，另一些渴望在激奋他，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变得无法定义。

然而，通过试探摸底，他首先明白到，一部作品若要吸引他，就得具有爱德加·坡所要求的怪异这一特征，但是他心甘情愿地在这条道路上探索得更远，召唤脑子的拜占庭花神，以及语言的复杂衰退；他盼望一种令人惶惑不安的不明确，他可以在这基础上浮想联翩，直到按自己的意愿做成它，或是更渺茫，或是更坚实，全得看自己即时的心灵状态。总之，他想要一件艺术作品，还想让它就是本来的样子，让它可以同意借给他一点启发；他想与它同行，靠着它，如同被一副补药支撑着，如同由一辆车子捎载着，走在一个圆圈中，崇高的感觉就会在他心中留下一个意外的震动，很长时间里，他一直在试着去分析，却怎么也分析不出这一震动的原因。

总之，自从他离开了巴黎，他越来越远离现实，尤其是远离他带着一种不断增长的厌恶所看待的当代世界；这一仇恨明显影响到他的文学和艺术趣味，他总是尽可能地避开那些主题囿于现代生活中的画和书。

因此，他丧失了不加区别地欣赏无论何种形式的美的能力，对福楼拜的作品，他更喜欢《圣安东的诱惑》而不是《情感教育》，对龚古尔兄弟，更喜欢《拉福斯坦》而不是《热尔米妮·拉赛特》，对左拉，更喜欢《穆雷教士的过失》而非《小酒店》。

这一观点在他看来很合逻辑；这些作品不那么当下，却同样有震撼力，同样富有人性，使他钻入这些大师的脾性更深处，看到他们以一种更真诚的潇洒，释放出自己生命最神秘的冲动，它们同样也带走他，比其他作品带得更远，使他脱离他已经那么厌烦的这一平淡无奇的生活。

然后，他跟这些作品一起，进入到与创作作品的作家们彻底的思想交流中，因为他们当时的精神状态正好跟他现在完全一样。

确实，当一个天才艺术家被迫生活在平庸而又愚蠢的时代中时，不知不觉地，他会怀恋起另一个世纪来。

除了难得的几次，他无法跟所处的环境和谐相适；在对这一环境以及能忍受它的那些造物的审视中，他不再发现有什么足以让他散心的观察和分析的乐趣，他感到从内心中喷涌和绽放出一些特殊现象。一些模模糊糊的迁移欲望升腾起来，在思索和研究中渐渐明朗。通过遗传而获得的本能、感觉、趋向，以一种咄咄逼人的自信而觉醒，而明朗，而确立。他回忆起了他并不直接了解的那些人与物，有那么一刻，他猛然逃脱了他那个世纪的感化院，自由自在地游荡在另一个时代，而出于最后的幻觉，他似乎还觉得，他跟那个时代会相处得更和谐。

在一些人那里，这是回归流逝的岁月、消失的文明、死去的时光；对另一些人而言，则是向着魔幻和梦境的一种突进，是一个将要诞生的时代的一种或强或弱的幻觉，而这一时代的形象，他根本就想不到，会以一种返祖现象再现往昔的形象。

在福楼拜作品中，那一些宏大而又庄严的景象，一些阔绰豪华的大场面，在那野蛮而又辉煌的情景中，团团转悠着一些生气勃勃的、神秘莫测的、微妙的、高傲的造物，一些有钱的、竭力打扮得尽善尽美的、心灵痛苦的女人，在那些女人的心底，他辨识出种种可怕的紊乱，疯狂的渴望，还有忧伤，因苦苦追求可能诞生的快乐而陷于咄咄逼人的平庸。

这位伟大艺术家的气质脾性，闪耀在《圣安东的诱惑》和《萨朗波》这两部无与伦比的作品中，书中，他远离我们鄙俗的生活，追忆了古老时代的亚细亚辉煌，它们灿烂四射的光芒，它们神秘的消沉，它们闲散的荒唐，它们被沉重的厌烦所操纵的凶残，而这厌烦曾从貌似汲之不尽取之不竭的丰饶和祈祷中源源流淌而出。

在德·龚古尔那里，则是对上个世纪的怀恋，向着一个一去不复返的社会的种种优雅的一种回归。那种宏伟的背景，拍打着堤坝的惊天骇浪，酷热的苍穹底下一望无际的荒漠，并不存在于他的怀古作品中。他作品的场景，总是一个温馨的闺房小客厅，紧挨着一个宫廷公园做背景，客厅中散发出一个女子的阵阵肉欲之波，她绽开疲惫的笑容，邪恶地噘着嘴，眼珠子中透出一种不服从，一种若有所思。龚古尔赋予他那些人物的灵魂，已不是福楼拜为其造物所注入的那种灵魂，不是那种因为认识到任何新的幸福都不再可能这一无情的既定事实所以注定反叛的灵魂；那是一种事后反叛的灵魂，因为它毕竟已尝试了种种试验，付出了种种努力，他本想尝试着编造一些新颖的精神交往来医治已在多少个世纪中渐渐消散于男女间或巧妙或笨拙的满足中的古老享乐，但是无功而返。

尽管拉福斯坦就活在我们中间，尽管她确确实实活生生地处于我们的时代，从先辈潜移默化的影响力来说，她毕竟是上世纪的造物，她拥有那个世纪的精神特质：心灵花哨，脑力疲倦，肉欲过剩。

爱德蒙·德·龚古尔的这本书是德塞森特最爱不释手的书之一；确实，他所需要的那种梦幻暗示，已从作品中漫溢而出，白纸黑字下，透显出另一层只有精神才能看得见抓得住的意思，它由一个形容词来表示，打开了激情的逃逸之道，它还由一种犹疑来表示，让人去尽情猜测心灵的无止境无限度，没有任何一种话语能够穷尽；另外，这本书拥有一种无法模仿的华丽的语言，已不再是福楼拜的语言，这是一种敏锐而又病态的，神经质而又奸诈的文笔，勤快得足以记录下难以琢磨的印象，触动感觉，确定感受，这是一种行家的文笔，能曲径通幽，灵妙探微地处理一个时代的复杂的色调差异，当然，这一时代本身同样也复杂得要命。总之，这是对种种衰老的文明不可或缺的文笔，而无论这些文明再现的是什么时代，要表达它们的种种需要，都要求有一些词义，一些句法，一些新字，一些新句子和新词汇。

在罗马，垂死的异教以奥索尼乌斯、克劳迪亚努斯、卢蒂里乌斯的作品，改动了它的诗律学，改变了它的语言，他们那精益求精、一丝不苟、醇厚醉人和脆生生的风格，体现出跟龚古尔风格的一种必然相似，尤其是在对光线反射、阴影、色调变化的描述性部分。

在巴黎，文学史上一个独一无二的事实产生了；十八世纪这个濒于朽亡的社会，曾有过一些画家、雕塑家、音乐家、建筑家，浸透了世纪的趣味，充溢了时代的学说，却无法制造出一个真正的作家。能把社会病态的优雅凄美表现得惟妙惟肖，能将其付出了那么艰辛代价的、那么狂热喜悦的精华表达得恰到好处，就得一直等到德·龚古尔的出现，其气质由回忆、遗憾所构成，而且因他们那个时代的贫困智力与卑微憧憬的痛苦场景而更显其生动，这使得，不仅仅在他们的历史书中，而且还在一本如《拉福斯坦》那样的怀旧作品中，可以让那个时代的灵魂复活，在这位女演员身上体现出它那神经质的微妙，如此受煎熬，几乎揪心撕肺，绞尽脑汁，为的是完全彻底尝透爱情与艺术的痛苦诱导。

在左拉那里，对彼外世界的怀恋则大不相同。他没有任何欲望，向着已消逝的制度、向着迷惘于蒙昧时代的世界迁徙；他的气质，强劲，坚毅，着迷于繁茂的生命力，蓬勃的活力，健康的道德，使他偏离了上世纪人为的优雅和粉饰的萎黄，以及古老东方僧侣般的一本正经、残暴透顶的凶狠、娇柔和暧昧的梦幻。到了那一天，他也一样，他的心也被这一怀旧、这一需要所缠绕，而这需要实际上就是诗意本身，他要远远逃离他正研究着的这个当今世界，他要冲向一个理想的乡村，那里，艳阳底下，一切全都那么生气勃勃；他梦想到上天的怪诞发情，大地的长久昏厥，丰饶的花粉之雨飘落到鲜花抖动的器官上：他达到了一种宏大的泛神论之境，兴许，还不知不觉地在安置了自己的亚当和夏娃的这一伊甸园般的环境中，创造了印度人的一种神妙诗歌，大团大团的重彩浓墨，仿佛由一种奇怪的印度亮彩直接铺洒，他用这种文笔来赞美肌肤，这一物质，活生生，鲜灵灵，以其世代的激情，揭示出人类的创造，爱情的禁果，它的喘息，它本能的抚摩，它自然的姿势。

再加上波德莱尔，这三位大师在法国现代和世俗文学中，是最能抓住德塞森特的心，最能陶冶其情操，但是，随着他不断地重读他们，他已浸透在他们的作品中，了解它们的全部，烂熟于心，而为了进一步吸收它们，他不得不尽力忘记它们，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将它们束之高阁，歇息一下。

因此，当仆人把它们拿来给他时，他也只是稍微翻上一翻。仅仅指明它们应该占据的位子，监视着它们回归原位，井然有序，自在自得。

仆人新给他拿来了一系列书；那些书让他更加压抑；不过，他的喜好却也在渐渐地偏向它们，使他从中稍稍得到一番消遣，甚至，它们还以其缺陷，让他从那些大腕作家的完美作品中多少摆脱出来；这里，也一样，本着精炼的愿望，德塞森特还是在混乱的书页中寻找到一些句子，它们放射出某种电光，令他心头为之震颤，似乎在一个一开始好似绝缘的环境中释放出了电流。

他喜欢缺陷之美本身，只要它不是寄生的，不是奴性，兴许，在他的理论中有那么一定量的真理，反正他认为，次一等的颓废作家，尽管不那么完备，却更有个性，会比同一时代中真的很伟大，真的很完美的艺术家，提炼出一种更刺激、更诱人、更尖酸的精华。在他看来，正是在他们杂乱不堪的初创作品中，人们发现了最敏锐的激昂情感，最病态的心理任意，最古怪的语言堕落，而这一语言最终拒绝包含和裹藏感触与思想的动荡之盐。

因此，在大师之后，他注定会去读另一些作家，正因为公众无法理解他们，轻视他们，他才感觉到他们更有用，更珍贵。

他们中的一位，保尔·魏尔兰，曾以一部叫《愁诗集》的集子初出茅庐，这是一个几近脆弱的集子，充斥了对勒贡特·德·利尔的模仿，还有浪漫修辞学的练习，但是，透过其中的某些诗篇，例如题为《亲切的梦》的十四行诗，诗人真正的个性可见端倪。

德塞森特想寻找魏尔兰的先驱，便透过他一些变化莫测的初稿，发现了一种早已深深浸透了波德莱尔风格的才华，波德莱尔的影响后来显得尤为深远，尽管，永久不衰的大师所许可的赏赐并不那么显山露水。

然后，魏尔兰的另一些作品，《美好的歌》、《戏装游乐图》、《无词浪漫曲》，以及他最后那部诗集《智慧集》，都包含有一些篇章，一眼可见原始作家留下的痕迹，这与他那为数众多的同行恰成明显对照。

他诗行的韵脚往往因动词的时态而得，有时甚至落在前面有一个单音节词的长长的副词上，仿佛从一块岩石的边缘跌落，形成一串沉重的瀑布，另外，他的诗行被难以置信的顿挫切断，常常变得奇幻深奥，带有大胆的省略，一些不合诗律的奇怪之处却也不无优雅。

他比不止一人更善于把玩诗歌的韵律，还曾尝试让形式固定的格律诗面貌焕然一新：他把十四行诗翻转过来，尾巴朝天，就像是某些日本彩陶鱼，安放在基座上，鳃孔在下；或者他改变其性质，只押阳韵，仿佛他对阳韵有一种偏爱；同样，他也常常使用一种怪异的形式，一种三行一节的诗，中间那一行不押韵，或者另一种三行的诗节，单韵到底，后面再跟单独的一行，扔在那里当作迭句，跟它自己构成回音，例如《街道》一诗中“让我们跳起快步舞”那一句[3]；他还采用另外的节奏，让几乎被抹除的音响只在遥远的诗节中听到，犹如一记湮灭的钟声。

但是，他的个性尤其体现在：苍茫暮色中，他曾能低声吟唱一些朦胧而甜美的隐情。孑然一人时，他能让人猜度他心中些许不安的心绪，思维中如此低声的私语，如此静悄悄的、如此断断续续的内心供认，就连听到它们的耳朵，也会停留在犹豫彷徨中，流向与其说感觉到还不如说猜测到的神秘灵感弄得更萎靡不振的心灵。魏尔兰的整个独特腔调全都体现在《戏装游乐图》这些可爱诗行中了：

夜幕降临，秋季一个暧昧的傍晚，

美人儿梦游般挎着我们的手臂，

悄声道出似是而非的奇特字眼，

使我们的心灵从此惊诧得颤栗。[4]

这已不再是被波德莱尔那令人难忘的大门所开启的巨袤地平线，而是在朦胧月色下，向着一片更有限和更私密的领域微微开裂的一道缝，总之，它对作者来说十分特殊，而就在德塞森特狼吞虎咽地贪吃的这些诗行中，作者明确形成了自己的诗歌体系：

因为我们要的仍是细微的色调差别，

而不是颜色，只要细微的色调差别

…………

其余一切便是文学。[5]

德塞森特很乐意伴随他，读了他各色各样的作品。《无词浪漫曲》在桑斯的一家报纸印刷厂出版之后，魏尔兰很长时间里保持了沉默，然后，他以带有维庸甜美而又冷僵特色的迷人诗行，重返诗坛，歌唱圣母，“远离我们那精神淫荡，肌肤忧伤的时代”[6]。德塞森特常常重读这部《智慧集》，设想自己直面他的诗，产生出一些秘密的梦幻，虚构出一种对拜占庭圣母隐秘的爱，在某一时刻，这位圣母化身为一个在我们世纪中迷途的希达莉丝[7]，那么神秘莫测，那么撩人魂魄，人们简直就不知道，她到底是不是憧憬着如此可怕的堕落，以至于一旦失足后，堕落就会变得不可抗拒；或者，她自己是不是会扑向梦境，扑向一个纯洁无瑕的梦，梦中，心灵的崇敬将始终漂浮在她周围，让她处于持续地不明言、持续地纯洁无辜的状态。

另一些诗人也在激励他信赖他们，例如特里斯坦·科尔比埃，1873年，在众人的漠然无视中，此人抛出了一本最怪僻离奇的诗集，题为《怨爱集》。一贯仇视平凡和庸常的德塞森特，当然会接受最奇特的疯狂，最巴洛克的怪诞，跟这本书一起度过了一段轻松的时刻，书中的离奇古怪与一种放纵无度的能量混杂在一起，令人惊讶的诗行在一种完美的晦涩诗篇中闪闪放光，例如在《睡眠》中的连祷文，他在某一特定时刻，把它形容为

生而胎死的虔诚女信徒的淫邪听忏师。[8]

简直算不得是法语；作者尽说黑话，使用一种电报码的语言，大肆删除动词，喜欢开粗俗玩笑，满口都是令人无法忍受的行贩的俏皮话，然后，就在这一番杂乱中，突然扭动起一些平庸的奇思怪想，一些可疑的撒娇献媚，猛然，又爆发出一记痛苦的尖叫，仿佛大提琴的一根弦绷断了。带着这一切，在这一生硬的、干巴巴的、自甘消瘦的、充满了不通用词汇和意外新词的文风中，闪烁着一些新发现的表达法，一些被截除了韵脚的出色的流浪诗行；最后，除了他的《巴黎诗歌》——德塞森特从中记下了对女人这样一个深刻的定义：

永恒丑角的永恒女性，

特里斯坦·科尔比埃还以一种几乎可称强力的简练风格，赞颂了布列塔尼的大海，水手们的宫殿，圣安娜的恩宠，他甚至还把自己提高到散布仇恨的雄辩家高度，提到龚利营地[9]时，竟大肆辱骂被他冠以“九月四日赶集人”[10]之名的那些人。

这位诗人为他提供的这份储存得恰到好处的野味，带着抽搐变形的形容语，带着始终停留于稍稍可疑状态中的美，令他垂涎三尺，而德塞森特在另一位诗人泰奥多尔·阿侬[11]的作品中也发现了这一点，他是波德莱尔和戈蒂埃的一个弟子，深受一种带有娇柔优雅和矫揉快乐的非常特殊感觉的影响。

泰奥多尔·阿侬与魏尔兰正好相反，魏尔兰从波德莱尔那里单向继承的，尤其是在心理方面，是思想的诡辩色彩，是情感的博大精深，而泰奥多尔·阿侬从大师那里传承的，则尤其是在造型方面，人与物的外部视像。

他那诱人的颓废堕落，命中注定跟德塞森特的脾性爱好相吻合，每当天有雾，或者天下雨，德塞森特就把自己关在这位诗人所想象的退隐处，以他闪烁光彩的衣料，以他璀璨照人的宝石，以他唯独的物质奢华，一饱眼福，它们像一种西班牙芜菁的孢子粉，促使大脑亢奋，飘飘欲仙，腾腾而上，升到一团温馨熏香的云雾中，飘向一个脸上涂脂抹粉，肚腹上香气缭绕的布鲁塞尔偶像[12]。

除了这些诗人以及斯特凡·马拉美，德塞森特很少被诗人吸引。马拉美当然是例外，他特别交代仆人把马拉美的作品单搁一边，另行摆放。

尽管勒贡特·德·利尔的诗歌具有华丽的形式，尽管它有咄咄逼人的姿态，并以光辉的形象傲然挺立，甚至连雨果的六音步诗句都相形逊色，显得阴沉和聩聋，但勒贡特·德·利尔现在已经不能满足他了。由福楼拜如此美妙地复活的古代，在他笔下始终冰冷僵硬，死寂不动。他的诗中，没有任何跳动的东西，只有一个外壳，而大部分时间里，也没有任何思想来支撑这一躯壳；这些荒漠诗歌中没有丝毫的勃勃生机，冷漠的神话最终将他冻僵。另一方面，在长时间看重戈蒂埃的作品之后，德塞森特最后也对它失去了兴趣；他对这位无与伦比的画家的赞赏，也随着时间的一天天流逝化为乌有，现在，面对他那些无关紧要的描述，他更多的是惊讶，而不是赞叹。对客体的印象凝固在他有非凡感知力的眼睛中，但也只是定位在那里，没有更进一步深入到他的脑子，到他的肌肤中；就像是一架奇妙的反射镜，他总是局限于以一种毫无个性色彩的清晰度，客观地反映周围环境。

当然，德塞森特仍喜欢这两位诗人的作品，就像他喜欢珍稀的宝石，喜欢珍贵和死亡的物质，但是，这些完美的乐器演奏家的任何变奏，已不再能令他迷恋，因为没有任何乐曲能随从梦境，没有任何乐曲能打开——至少对于他——那样一条鲜活的通道，帮他加快时光的慢速流逝。

他从这些书中出来时空着肚子，而读完雨果的书时也是同样感觉；东方的和父系氏族家长的一面实在太陈腐，太空虚，根本无法留住他；而既是孩子保姆又是慈祥祖父的那一面，则有些激怒他；得等他读到《街道与树林之歌》[13]时，才能为作者诗律学那完美无缺的手腕而欢叫喝彩，但是，总而言之，他还是那么愿意把所有这些强有力的技巧，换成波德莱尔的一部能与旧诗媲美的新作，因为，说到底，他几乎是唯一的一位诗人，其诗行在辉煌的外貌下，包含了一种芳香扑鼻的和有滋养力的精髓！

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从缺乏思想的形式，跳到缺乏形式的思想，德塞森特始终保持了同样的谨小慎微，同样的沉着冷静。司汤达的心理学迷宫，杜朗蒂的曲折分析诱惑了他，但他们平淡无奇、枯燥无味的行政化语言，他们招租启事的行文，至多只能适用于卑下的戏剧，让他敬而远之。此外，他们有趣的精明的拆分解析，可以这么说，对一些豪情万丈的头脑起了影响作用，却根本无法打动他。他很少关注一般的情感，也不爱理会平常的思维组合，既然他精神的滞留夸大到了极点，感兴趣的只有极其细腻的感觉，只有天主教的和肉欲上的苦恼。

要想享受到一种能遂其心愿的作品，既有一种犀利的文风，又有一种透彻狡黠的分析，他得等到诱导大师的来到，那位深刻而又奇特的爱德加·坡，而他自从重读了这一位的作品，对他的爱便与日俱增了。

比起其他人来，这一位兴许以其私密的亲和力，更好地解答了德塞森特的沉思命题。

如果说，波德莱尔在心灵的天书中，破译了情感与思维的更年期，那么爱德加·坡，则在病态心理学的道路上，更为特别地探索了意志的领域。

在文学界，他在“邪恶魔鬼”这样一个颇有寓意的称号下，第一个密切观察了意志不知不觉地屈服于那些不可抗拒的冲动，而目前，大脑病理学则能以一种几乎可靠的方式来解释这些冲动；同时，他也是第一个，即便不能说揭示了，至少也能说是透露了恐惧施加于意志的令人沮丧的影响，这就如同，麻药使感觉瘫痪，箭毒能杀死运动神经；正是在这一点上，在意志的麻木消沉方面，他汇集了他的研究，分析了这一精神毒药的效果，指明了它的进展征兆，一开始是与担心相交织的心绪紊乱，然后便是焦虑，最后明显表现为恐惧，它瓦解意志力，却又并不让智力枯萎，尽管后者受到了震撼。

至于所有剧作家都大肆滥用的死亡，他从某种程度上把它磨得更尖锐了，变成了别的样子，从中引入了一种代数学和超人类的因素；但是，说实话，他所描写的已远不是临终者真实的垂死，而是站在凄惨者床前的幸存者精神的垂死，由痛苦和疲劳所引起的奇形怪状的幻觉。他带着一种残忍的迷惑力，没完没了地强调行为的恐怖，意志的崩溃，冷静地分析它们，渐渐掐住读者的喉咙，让他们气喘吁吁，窒息在这些由高烧机械安排的噩梦前。

他笔下的人物因遗传的神经官能症而抽搐，因精神舞蹈病而癫狂，只靠精气神活着；他笔下的女人，莫蕾娜们，丽姬娅们，[14]拥有渊博的学识，浸透了德国哲学的迷雾，以及古老东方通鬼附魔的神秘，而且全都有着天使般毫无生气的平胸，全都，可以这么说，毫无性别特征。

波德莱尔和坡，这两位思想者，常常被人放在一起比较，因为他们共同的诗学，他们对精神疾病研究的共同倾向，但他们有一个根本的不同，那就是对情感的体悟，后者在他们的作品中都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波德莱尔的爱是歪曲的、不公道的，其残忍的厌恶令人想到宗教裁判所的种种报复；而坡，他的爱则是贞洁的、空灵的，其中并不存在种种感官，孤独的头脑清扬而上，跟肉体器官毫无关系，而即便有肉体器官的存在，它们也将永远冰冷、纯洁。

在这大脑的诊室中，心灵外科医生在一种令人窒息的气氛中做活体解剖，一旦他的注意力松懈下来，他就变成了自己想象力的猎物，而这想象就在四处飞扬，像是美味的疫气，像是梦游神和天使般的幽灵，而对德塞森特来说，这一诊室就是一种源源不断的猜想的源泉；但是，既然他的神经官能症已经加剧，有些日子，这些阅读就会压垮他，有些日子，他就两手颤抖，侧耳细听，像是那位可怜的厄舍尔[15]，感到自己被一种无名的忧虑，一种哑默的恐惧所缠绕。

因此，他得有所节制，勉强服用一些可疑的酏剂，同样，他再也不能逍遥自在地参观他那红色门厅，如痴如醉地欣赏奥狄隆·勒东笔下的黑暗和扬·吕肯画中的酷刑。

然而，当他面对从美国引进的这些精妙的迷魂药，处于如此精神状态时，整个文学在他看来就索然无味了。于是，他转向维利耶·德·利勒-亚当的零散作品，从中他注意到一些很具煽动性的观察，一些依然带痉挛性的颤抖，但除了《克莱尔·勒努瓦》，它们已不再投射出一种如此吓人的恐惧。

这部《克莱尔·勒努瓦》1867年发表于《文学艺术杂志》，是一系列以“忧郁故事”为题的短篇小说的开篇。在一种明显从老黑格尔那里借鉴来的晦涩思辨的背景中，行动着一些奇形怪状的人，一个叫特里比拉·博赫麦的大夫，自命不凡而又幼稚，一个叫克莱尔·勒努瓦的女人，滑稽而又凶险，戴着蓝色眼镜，又圆又大的镜片，有一百苏的钱币那么大，覆盖在她几乎死寂的眼睛上。

这个短篇以一件简单的通奸案开篇，以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怖结尾，当博赫麦来到克莱尔的病床前，扒开她的眼皮，用可怕的探头钻进去，清晰地发现眼珠中反射出丈夫的形象，只见他大声高唱战歌，手中挥舞着割下来的情人脑袋，活像一个喀那克人[16]。

这个故事以那种多多少少也算精确的观察为基础，即某些动物的眼睛，例如牛眼睛会一直保留着临死前最后看到的人与物的形象，直到解体腐烂为止，就像照相机的底版那样，这故事显然是从爱德加·坡那里演变来的，他把后者作品的诡辩推理和恐怖色彩都拿来为己所用了。

后来收入在《残酷故事集》中的一篇《神秘交感》也是如此，那个集子体现出一种无可争议的才华，其中一篇叫《薇拉》的短篇小说，被德塞森特认为是小小的杰作。

在这里，幻觉被蒙上了一层精美温柔的面纱；它再也不是那位美国作家的黑暗幻影，而是一种温暖而又流畅的幻象，几乎天堂一般明亮；它是爱德加·坡同类体裁中贝亚特丽丝[17]和丽姬娅的对立面，而后者，那些忧郁的白色幽灵，则是由黑色鸦片的无情噩梦所孕育！

这篇故事还探讨了意志的运作，但它不再涉及在恐惧的作用下意志的衰弱和瓦解；相反，它研究了，在一种已转化为固定思想的坚定信念的推动下，意志的激昂程度；它显示了意志的强力，这强力甚至能渲染气氛，并把信念强加于周围事物。

维利耶的另一部作品《伊西斯》，在他看来似乎跟别的书的关系很不一般。克莱尔·勒努瓦杂乱的哲学思想同样也充斥在这部作品中，作品提供了一种令人难以相信的混乱景象，有冗长而模糊的观察，有对老式情节剧的回忆，什么地下密牢，匕首短刀，逃命的绳梯，所有那些浪漫的新桥民谣[18]，维利耶根本就不应该让它们在他的《艾莱恩》、《摩尔根仙女》中花样翻新，这是一些被人遗忘的小剧本，由圣布里厄地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印刷商弗朗西斯克·基雍老爷印行。

这本书的女主人公，一个叫杜丽娅·法布利亚娜的女侯爵，被认为兼有爱德加·坡笔下女人们占星算命的本事，以及司汤达小说中桑塞维利娜-塔克西斯[19]那种圆滑老练的洞察力，此外，她还混杂有古老的喀耳刻[20]和布拉妲蔓特[21]那样谜一般的行为举止。当作者写作这部不会少于七大卷的作品的序言时，这些不能溶解的混杂显现为隐晦的烟雾，而在这隐隐的迷雾中，哲学与文学的影响相互碰撞，却还不能井然有序地共处于作者的脑子中。

但是，维利耶的气质中，还存在着另一面，尤为敏锐，尤为清晰，那是黑色玩笑和冷酷讥讽的一面；它已经不再是爱德加·坡的悖论的神秘玄虚，而是对某种忧郁喜剧的一种嘲弄，就像斯威夫特[22]勃然大怒时那样。一系列剧本，《比安费拉特的小姐们》、《天堂的告示》、《荣耀机器》、《世上最美的晚餐》，显示出一种特别富有创造性的尖刻的揶揄精神。当代功利主义思想的整个垃圾堆，本世纪唯利是图的一切丑行，全都在这些剧本中得到了展示，其中刻薄的讽刺意味让德塞森特叹为观止。

像这一类严肃而又辛辣的戏谑作品，全法国恐怕再找不出第二本来了；最多还可勉强算上夏尔·克罗[23]的一部短篇，《爱的科学》，早先发表在《新大陆杂志》中，还能以其神秘的疯狂，其做作的幽默，其冷静诙谐的观察令人惊讶，但是乐趣只是相对的，因为是通过一种难以忍受的方式实现的。维利耶遒劲、多彩，而且经常别具一格的风格，在此消失得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则是一团从随便哪一个人的文学砧板上刮下来的肉酱。

“我的天啊！我的天！值得重读的书实在是太少啦，”德塞森特一面叹息，一面瞧着仆人从矮凳上爬下来，仆人一下来就赶紧闪开，以便让主人微微一瞥，就能把书架上所有的书尽收眼底。

德塞森特赞赏地点了点头。桌子上只剩下了两本小册子。他做了个手势，打发走了老人，匆匆翻阅了几页用野驴皮做封面的精装书，只见它像是经过液压机轧制过那样光滑如缎，水彩画一般地布满银色云团，衬页上带有老式的彩花细锦缎，花纹稍有些暗淡，却拥有马拉美在一首精美的诗中赞美过的枯萎之物的那种优雅。

小册子一共九页，是从头两册《帕尔纳斯》[24]的残留孤本中选取的篇章，印在羊皮纸上，前面有这样的书名：《马拉美诗抄》，由一个惊人的书法家书写，用了安色尔体，带彩的，很高雅，像是早先手抄本上的字体，缀有金色斑点。

收在这本小册子里的十一首诗中，有那么几首，《窗》、《尾声》、《蓝天》吸引了他；但是另外一首，《希罗底》的片断，在某些时刻，如一种魔法迷住了他。

有多少个夜晚，在油灯低低的微光照耀下，静悄悄的房间里，他难道一点儿都没感觉自己被古斯塔夫·莫罗作品中那位希罗底[25]轻轻抚摩吗？而如今，她被笼罩在黑影中，被更轻柔地抹去了，只让人隐约瞥见一座模糊的雕像，在那宝石的幽幽微光中依然显出白色！

黑暗隐藏了鲜血，催眠了反光和金色，抹黑了远处的庙宇，湮没了罪行的帮凶，让他们全都沉浸在自身死寂的色彩中，只储留了白色的水粉，还让那女子从她那珠光宝气的衣服中露出来，让她显得更加赤裸裸。

他情不自禁地抬眼朝她望去，辨认出她那未被忘怀的轮廓，她又栩栩如生地复活了，微微开启嘴唇，回顾了马拉美赋予她的奇怪而又柔美的诗句[26]：

……

哦，镜子！

厌倦得如一潭死水留在你冰冷的框中

多少次，一连数小时，忧伤地

停在梦乡，寻找我的回忆

它们就像叶片簇拥着你深洞般的玻璃，

我出现在你身上，像一个遥远的影子！

但是恐惧啊！夜晚，在你严厉的水泉中，

我认识了我那纷繁梦境的裸体！

这些诗行，他很喜欢，就像他喜欢这位诗人的其他作品，在一个公民普选的世纪，一个追逐利润的时代，诗人出于高傲的轻蔑，远离文学界，远离尘嚣，躲避周围的愚昧而活着，追求智性的意外效果，以及自己脑子里的幻象，过分讲究似是而非的思想，把它们跟拜占庭风格的细腻精致嫁接在一起，通过一根看不见的细线，勉强连接起稍稍得到暗示的推理，使这推理永远光辉不朽。

他用一种句子紧凑，表达简练，比喻大胆的语言，一种有胶合力、孤独和秘密的语言，把这些交错而又珍贵的概念连接在一起。

他感觉到事物中那些最遥远的相似性，便常常以一个靠了某种类比效果，就能同时给出形式、气味、颜色、质地、光亮的词语，来表明物体或生命体，而假如这些物体和生命体只是由其技术名称简单指明的话，那他就还得使用众多不同的形容语来修饰它们，以揭示它们所有的面貌，所有的细微差别。这样，他就能消除读者通过类比一旦钻入象征后便已在头脑中自行建立起的比较，他就用不着把注意力浪费在排成长队的一个个形容词或许能体现的每一种品质上，而是把它集中于一个唯一的词，一个代表了整体的词，产生出——就像对于一幅绘画——一种唯一而又完整的面貌，一个全部。

这成为了一种精炼浓缩的文学，一种基本营养液，一种艺术升华：这一策略，马拉美一开始就以一种有节制的方式用在其最初作品中，在关于泰奥菲尔·戈蒂埃的一个剧本中勇敢地作了尝试，然后就是在《牧神的午后》中，这是一首田园诗，诗中，感官愉悦的微妙之处展现成为神秘莫测和柔情绵绵的诗行，突然，凭空响起了牧神那疯狂和野性的叫喊：

于是我将醒来怀着太初的热望，

独自玉立沐浴古老的波光，

百合！你这万花中的一朵，多么淳朴。

带有单音节起首词“lys（百合）！”的这一跨行句，让人联想起某种坚硬、细长、洁白东西的形象，作为韵脚的名词“ingénuité（淳朴）”则再一次加强了这一形象的意义，它以唯一的一个词，颇为讽喻地表达了处子牧神一时间的状态，激情、骚动，因为见到了林泽仙女而情欲奔放。

在这首无与伦比的诗歌中，一些未见过的意外的新形象接二连三地出现，诗人描绘着长了山羊腿的牧神的冲动和遗憾，他凝视着池塘边的芦苇丛，那上面还有美人儿的身形留下的凹痕，像是一个昙花一现的模子。

随后，触摸着这本小小的册子，德塞森特还感受到了似是而非的乐趣，书的封面和封底是日本毡绒，颜色跟炼乳一般洁白，由两根绸带系住，一条粉色，是中国玫瑰红，另一条黑色。

隐藏在封面后面的粉色丝带，像是给那古色古香的白纸，给那书册的天真肤色抹了一些些香粉，一点点日本的现代脂粉，一种放纵的添加剂，而黑色丝带又过来缠住它，跟它结成一个轻盈的圆花饰，将自己的暗色调跟粉带子的明亮色交织到一起，暗示了在感官激动弱化后，兴奋劲平静下来后，这一遗憾的谨慎提醒，这一忧伤的模糊威胁。

德塞森特把《牧神的午后》放回桌子，翻阅起了他为自己之用而让人印制的另一本小册子，那是一册散文诗选，一座小小的礼拜堂，耸立在波德莱尔对灵感的祈求中，面向其诗歌作品的教堂广场。

这本诗选包含了异想天开的阿罗伊修斯·贝特朗[27]的一篇《夜的加斯帕》，把莱奥纳多·达·芬奇的方法借用到散文中，用金属氧化物画了一些小型画，其鲜艳的颜色绚丽多彩，如半透明的彩釉一样闪耀光芒。德塞森特还加上了维利耶的《人民之声》，这是一篇用黄金风格精心打造出来的作品，模仿了勒贡特·德·利尔和福楼拜的文笔，另外，还有那本精妙的《玉书》[28]的节选片断，其中，人参和茶的异国芳香融到了水的清香中，从书的开头到结尾，一直伴随着明月的清晖，潺潺流淌。

但是，这本集子中，还摘录了从绝版杂志中抢救下来的某些诗歌：《相似之魔鬼》、《烟斗》、《面色苍白的可怜孩子》、《中断的表演》、《未来现象》，尤其是《秋之呻吟》和《冬之寒战》，它们是马拉美的杰作，同样可算是散文诗的杰作，因为它们把一种组织得如此精妙的语言，一种带有忧伤的咒语，迷人的旋律，本身就极能抚慰人的语言，跟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暗示的思想结合在一起，跟有感觉的心灵搏动结合在一起，其激动的神经剧烈地振动，一直钻入你心中，引起陶醉，带来痛苦。

所有的文学形式中，德塞森特最喜爱散文诗。依他看来，在一个天才炼金术士的摆弄下，它以其小小的体积，应能包含种种精华，既具有小说的强大力量，又能省去小说冗长的分析和累赘的描写。德塞森特经常思考这令人焦虑的问题，如何写作一部浓缩为几句话的小说，却又能包含好几百页书中的精髓，而一般长达好几百页的小说，总要设置环境，描写人物性格，并堆积种种观察和细小事实作为支撑。这样，被选中的词将是如此不可替换，以至于它们会补充所有其他的词；以一种如此灵巧、如此确定的方式安置的形容词，简直不能被合法地剥夺地位，它将打开一些前景，令读者一连好几个星期里，不禁对它既明确无疑又多重复杂的意思浮想联翩，察觉人物心灵的现在，重建其过去，猜测其未来，而它们的奥义，则正是由这唯一修饰语的微光所揭示的。

如此构思，如此浓缩成一页或两页的小说，将成为一个神奇作家和一个理想读者之间的一种思想沟通，成为散布在宇宙中的十个高等人之间一种心照不宣的精神合作，一种只配提供给精致者，且只能被他们接受的惬意。

一句话，散文诗，对德塞森特来说，代表了具象的精华，文学的原汁，艺术的精油。

这一美味发展并浓缩成了一滴，它在波德莱尔的作品中就已存在，它同样也存在于马拉美的那些诗歌中，他怀着一种深深的喜悦，尽情地嗅闻它。

当德塞森特阖上这本文选时，他对自己说，他的藏书将止于这一册最终之书，兴许再也不会增添什么了。

确实，一种文学的颓废，因思想的老迈而衰弱，因句法的滥用而疲竭，无可救药地伤害了其肌体，它只对那些使病人发烧的好奇心敏感，然而却在没落过程中急于表达一切，执意弥补所有被遗漏的享乐，并在弥留之际遗赠最微妙的痛苦回忆，它以最浓缩和最精美的方式，体现在马拉美身上。

这就是波德莱尔和坡的精髓，被推向表达的顶峰；这就是他们细腻和强大的精华养分，还在蒸馏出来，散发新的香味，带来新的陶醉。

这是古老语言的垂亡，在行使了一个又一个世纪的点缀功能之后，终于溶解了，终于也患上了拉丁语的精神错乱，当年，拉丁语也正是在圣博尼法斯和圣阿德赫姆[29]的神秘概念和谜一般的表达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总之，法语的解体是一下子就完成的。对拉丁语来说，则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渡期，在克劳迪亚努斯和卢蒂里乌斯华美庄重的言词和公元八世纪时颓废的言词之间，存在一段四百年的间距。而对法语来说，则没有任何的过渡时间，没有任何时代的前后相继；德·龚古尔兄弟华美庄重的风格和魏尔兰以及马拉美的颓废风格在巴黎相遇，活在同一时代，同一年代，同一世纪。

德塞森特笑了，瞧着展开在他礼拜用斜面书桌上的一部对开本图书，心里想，一位博学者为法语的颓废而准备编撰一部词汇汇编的时刻就要来到了，它类似于大学者迪康热的那种词汇汇编，当年，此人就曾记录下了在幽静的修道院深处风烛残年、苟延残喘的拉丁语最后的结巴，最后的痉挛，最后艳丽的回光返照。

[1] 这是一种儿童游戏，把折好的一张张嘉布遣会修士风帽模样的纸片竖立排好，然后推倒最末一张，纸片便依次倒下。类似于多米诺骨牌。

[2] 拉帕利斯（La Palisse，1470—1525），法国贵族和军人，位至元帅。

[3] 《街道》（Streets）是魏尔兰《无词浪漫曲》中的两首同题诗，而“让我们跳起快步舞”（Dansons la Gigue）则是其中第一首的迭句，一般也以此句为题目。

[4] 这是魏尔兰的《戏装游乐图》中的一首《天真汉》的最后四句。

[5] 这是魏尔兰的《诗艺》中几句。《诗艺》曾被一些年轻诗人看作是“象征派的宣言书”。

[6] 这是魏尔兰《智慧集》（之一）中第十首中的一句。

[7] 希达莉丝（Cydalise），本是西方传说中一个放荡的神女。19世纪时，作家戈蒂埃曾爱上一个也叫希达莉丝的女子，但她23岁时就死了，后来，诗人奈瓦尔曾多次在诗歌和散文作品中提到这个早逝的爱人形象希达莉丝。

[8] 科尔比埃的原诗，题目叫《睡眠的连祷文》。

[9] Conlie，法国卢瓦尔河流域一地。1870年，普法战争中，甘必大领导的共和国政府在这里建立了一个营地，作为对普鲁士占领者的反攻基地。

[10] 1870年9月4日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宣告诞生的日子。

[11] 泰奥多尔·阿侬（Théodore Hannon，1851—1916），比利时法语诗人。

[12] 偶像，原文为Idole，首字母I刻意大写，曾是诗人阿尔贝·梅阿一个诗集（1869年发表）的名称，魏尔兰和兰波对他多有戏仿。

[13] Chansons des rues et des bois，这是雨果的一部诗集。

[14] 莫蕾娜（Morella）和丽姬娅（Ligeia）是爱伦·坡两篇短篇小说中的人物，也是那两篇小说的题目。

[15] 厄舍尔（Usher）是爱伦·坡作品中的人物。

[16] 喀那克人（Canaque）是西方人对南太平洋新喀利多尼亚地方土著的称呼。

[17] 原文Béatrice，应为Berenice，跟丽姬娅一样，是爱伦·坡作品中的人物。

[18] 所谓新桥民谣（ponts-neufs），指一些套用老曲调的大众歌谣。

[19] 桑塞维利娜-塔克西斯（Sanseverina-Taxis）是司汤达小说《巴马修道院》中的人物，公爵夫人，在当地红极一时。

[20] 喀耳刻（Circé），希腊神话中的一位美丽仙女，精通巫术。

[21] 布拉妲蔓特（Bradamante），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一个虚构人物，出现在《疯狂的罗兰》等作品中。在《疯狂的罗兰》中，她是一个女战士，罗歇王子的情人。

[22] 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英国作家，《格列佛游记》的作者。

[23] 夏尔·克罗（Charles Cros，1842—1888），法国诗人、作家。

[24] 即诗歌丛刊《当代帕尔纳斯》，曾不定期出版过三册，马拉美最初在这一丛刊上发表诗作。

[25] 希罗底是莎乐美的母亲，关于古斯塔夫·莫罗以《莎乐美》为题的那幅画，见上文第五章。

[26] 以下是马拉美诗歌《希罗底》中第二部分“场景”中的一段。

[27] 阿罗伊修斯·贝特朗（Aloysius Bertrand，1807—1841），法国诗人、剧作家、记者。被认为是散文诗的创造者，《夜的加斯帕》是他的遗作。

[28] 《玉书》（1867）是作家泰奥菲尔·戈蒂埃的女儿爱迪特·戈蒂埃（Judith Gautier，1845—1917）的作品。

[29] 圣阿德赫姆（Saint Adhelme，活动时期为公元8世纪），英格兰教士。

十五

像一堆燃尽的干草，德塞森特对蒸锅肉的热情最终也消失殆尽。他神经质的消化不良症在麻木了一阵子之后，又复发了，而后，这种发热的精华食物在他肠胃中引起了刺激，他不得不早早停止这一疗法。

疾病卷土重来；一些陌生的现象随之产生。噩梦，嗅觉的错觉，视觉的紊乱，跟时钟一样有规律的拼命咳嗽，动脉和心脏的杂音，出冷汗，这一切之外，还出现了幻听，这些通常只在痛苦的最后阶段才会发生的变质。

德塞森特受到一种高烧的折磨，竟然听到了潺潺的流水，嗡嗡的黄蜂飞舞，随后，这些声音融合成了一体，很像是一台车床的轰鸣；这隆隆声越来越明显，然后又越来越轻微，并渐渐转化成一种清亮的钟声。

于是，他感到他那发疯的脑子被带到了音乐的声波中，在他童年的神秘旋涡中团团转。从耶稣会教士那里学会的歌曲仿佛响彻在耳边，自行就把寄宿学校和礼拜堂一一建了起来，在那里，歌声回荡，把它们的错觉反射给嗅觉和视觉器官，满堂缭绕的香烟，还有高高的拱顶下被彩绘玻璃微光所辐射的黑暗，蒙蔽了它们。

在神甫那里，种种宗教仪式隆重举行；一个优秀的管风琴演奏师和一个引人注目的唱诗班，把这些精神练习变成了一种崇拜礼仪的有益的艺术享受。管风琴演奏者万般崇敬古老的大师们，节日里，他演奏帕莱斯特里纳和奥兰多·拉索的弥撒曲，[1]马尔切罗[2]的赞美诗，亨德尔的清唱剧，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圣歌，他不那么爱演奏受到神甫们特别宠爱的朗比罗特教士[3]那柔和易懂的改编曲，却尤其偏爱演奏十六世纪的“圣歌”[4]，其神圣的美不止一次俘获了德塞森特的心。

但是，他在听由管风琴演奏者全然不顾新想法而执意伴奏的单旋圣歌时，尤其感受到不可言喻的喜悦。

这一形式现在被看作基督教礼拜仪式一种过时的和哥特式的形式，一种考古学的好奇，古代的遗物，它是古老教会的圣言，是中世纪的灵魂；那是歌唱出的永久祈祷，随着心灵的冲动而显出抑扬顿挫，是多少个世纪以来人们向着上苍发出的永恒赞歌。

这一传统旋律，以其强有力的齐唱，其庄严宏大的和谐，恰如巨大的砌石，是唯一一种能跟古老的大教堂相匹配的旋律，它萦绕于罗曼式的圆拱之间，仿佛就是从圆拱中释放出来的嗓音本身。

有多少次，德塞森特被一种不可抵抗的气息抓住并敬畏不已，当格里哥利圣咏中“基督服从至死”的歌声升扬在内殿上空，连柱子都在袅袅缭绕的香烟中颤抖不已，或者，当“哀悼经”的三声部对位呻吟起来，凄惨悲哀，如一阵持续的呜咽，令人心碎肠断，又如人类一声绝望的召唤，为自己可悲的命运哭泣，乞求大慈大悲的救世主那一腔柔情！

相对于由教会的天才人士创造的这无人称的、匿名的辉煌圣歌，如同那不知道是谁发明的管风琴本身，其余的整个宗教音乐在他看来都很世俗。实际上，约梅利、波尔波拉、卡里西米、杜朗特的所有作品中，[5]亨德尔和巴赫最令人赞叹的构思中，并没有对一种公开成就的放弃，为求一种艺术效果而作的牺牲，对一种自祷自听的人类骄傲的抛却；至多，靠着在圣罗克教堂演奏的勒叙厄尔[6]的恢弘壮观的弥撒曲，宗教风格得到了确认，庄严而宏伟，就其粗粝的赤裸来说，很接近威严庄重的单旋圣歌。

从此，德塞森特就被佩戈莱西[7]和罗西尼作品中想象的《圣母悲哀》之类的东西，被世俗艺术对宗教礼拜艺术的这一彻底入侵弄得绝对逆反，自觉远离这些被宽宏大量的教会纵容的暧昧作品。

此外，这一默认的偏好，一方面出于人们对艺术秘诀的渴望，另一方面也由于虚假表象对虔诚信徒的吸引力，立即就导致了一些歌唱的产生，它们借鉴意大利歌剧，卑下的抒情咏叹调，下流的四对舞舞曲，在改头换面成了闺房小厅的教堂中上演得轰轰烈烈，让一些蹩脚的戏剧演员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而在台下，穿戴得花花绿绿的女人们却在演员的叫嚷中涂脂抹粉，竞相媲美，任凭他们污脏的嗓音玷污管风琴的神圣音响！

多年来，他始终固执地拒绝出席那些虔诚的仰饮，而停留在童年的回忆中，甚至因自己曾听了几次大师们创作的“感恩赞”而后悔，因为他回想起了那令人赞叹的单旋圣歌“感恩赞”，这一如此简单、如此宏伟的赞歌，由某一个圣人，一个圣安布罗斯或者一个圣奚拉里谱曲，尽管缺少乐队的复杂组合，缺少现代科学的音乐机械，却揭示出一种热情的信仰，一种疯狂的喜悦，它们从人类心灵中飞出，形成坚定不移、坚信不疑的音调，几乎就是天籁之音！

此外，德塞森特关于音乐的想法，跟他公开主张的关于其他艺术的理论明显大相矛盾。对宗教音乐，他实际上只看重中世纪的修道院音乐，这一单薄的音乐本能地作用于他的神经，就像某些拉丁语的古老基督教文献那样；还有，他自己也承认，他没有能力理解当代大师们会在天主教艺术中引入的狡猾手段；首先，他就没有怀着对绘画和文学曾有过的那种热忱来研究音乐。他弹钢琴，就跟随便遇见的任何人一样，经过长期磕磕绊绊的训练后，勉强能够辨读一篇乐谱，但他不懂和弦，而和弦却是一种必要的技术，掌握了它，才能真正抓住一种细微的音调变化，才能欣赏一种细腻，才能知其所以然地领略一种精练。

另一方面，世俗音乐是一种混成的艺术，人们不能在自己家里独自阅读，就如读一本书那样，要品尝它，就得混迹于那帮子坚定不移的听众，跟他们一起拥进剧院，挤在这个冬日马戏场中，在一道斜斜掠过的阳光下，在一种洗衣房的氛围中，看到一个举止宛若木匠的男人，向空中喷出一股芥末醋的气味，在一群无意识观众的巨大喜悦中，屠杀瓦格纳一些开了焊的插曲作品！

他不曾有勇气跃入这澡堂般纷乱嘈杂的场所，前去听柏辽兹的作品，而它们的一些片断却以汹涌澎湃的激情和奔腾激越的热情征服了他，尽管他清楚地知道，在神奇的瓦格纳的一出歌剧中，没有一场戏，甚至没有一个乐句，可以脱离开作品整体而不遭恶果。

那些用作音乐会曲目的作品片段，被割得零零碎碎，失去了任何含义，变得毫无意义，鉴于音乐作品很像是书的章节，互相补充，走向完整，走向同样的结论，同样的目的，瓦格纳的旋律被用来描绘人物的性格，体现他们的思想，表达他们或外露或秘密的内心动机，而他们复杂而又持恒的曲折过程，则只有那些从它一开始展开起就追随主题，并看到人物在一个环境中渐渐明显起来、高大起来的听众才能明白，而人物一旦从这一环境中被拔出来，就会丧失生命，恰如枝条脱离了树木必然枯萎。

因此，德塞森特认为，那帮星期天坐在长椅上听得心醉神迷的喜爱音乐的乌合之众中，最多只有二十来人了解已被人谋杀的乐谱，那还得让女领座员闭上嘴，让人能够聆听乐队的演奏。

同样，鉴于智性的爱国主义阻碍一个法国剧院上演瓦格纳的一部歌剧，对那些根本不懂音乐的秘诀，或者不愿意前往拜罗伊特[8]的好奇者来说，那就只有留在家里，而这也正是他采取的理性做法。

另一方面，更通俗、更容易的音乐，老歌剧的独立片段，也都不怎么能留住他；奥柏、布瓦耶勒迪厄、亚当、弗罗托夫的低音副歌，[9]圣安布罗斯·托马斯和巴赞主张的雄辩学上的那些普通常识，[10]跟意大利人陈腐的造作以及媚俗之雅一样，让他很反感。于是，他毅然决然地远离了音乐艺术，从他苦苦压抑自己的那么多年以来，他能开开心心回想起来的，就只有几场室内乐演出，他聆听了贝多芬的作品，尤其是舒曼和舒伯特的作品，它们以爱德加·坡最私密、最动荡的诗歌的那种方式，研捣着他的神经。

舒曼的某些大提琴曲以其令人窒息的歇斯底里旋律，确确实实让他心跳过速，气喘气短；但尤其是舒伯特的抒情曲令他激奋，忘乎所以，然后又沉沦于沮丧中，就像是经历了神经律动的一次衰退，心灵的一种神秘的酩酊大醉。

这种音乐一直颤抖着钻进他的骨头缝，并在他心中抑制了被遗忘的无限苦痛，陈旧的忧伤，惊讶于其中竟还包容了那么多模糊的悲伤和隐约的痛楚。这忧伤的音乐从生命的最深层发出喉声，让他惊恐，又让他着迷。当他重复《少女的诉怨》时，每一次，他都禁不住流下神经质的眼泪，因为，在这首挽歌中，有某种比忧伤更多的东西，某种搅得他五内俱焚的东西，某种像是在一片忧郁风景中终结的一段爱情的东西。

每一次，当这精美而又哀伤的诉怨来到他嘴边时，总能令他回想起一片郊区景色，一片吝啬、哑默的景色，远处，无声无息的人流弯背躬身，被生活折磨得筋疲力尽，消失在黄昏的暮色中，而他，苦涩浇灌心田，厌恶卡在喉头，就在哀怨的大自然中，他感觉自己孑然一身，孤苦伶仃，已被一种无以名状的忧伤，被一种固执的悲戚击垮，其神秘的力度排斥了任何慰藉，任何怜悯，任何安宁。就像一阵长鸣的丧钟，这绝望的歌唱缠绕在他心头，他现在躺了下来，因发烧而浑身乏力，因焦虑而心潮激荡，而这心绪之潮，更因不明其因而无法平息。终于，他被突然冲毁了堤坝的这一音乐的忧虑激流所裹挟，任凭洪流把他卷走，一分钟里，赞美诗的歌声缓缓升腾，以一种又慢又低的音调，冲进他的脑袋，丧气的太阳穴仿佛被这乱哄哄的钟锤敲打得晕乎乎的。

然而，一天上午，这些喧闹声全都静了下来；他感觉更能自控了，便让仆人给他拿来一面镜子；但镜子几乎马上从他手中滑落；他简直都认不出自己来了；面容灰白如土，嘴唇浮肿、干涩，舌头发皱，皮肤粗糙；从他得病以来，仆人就再没有为他修剪过头发和胡子，这更为他凹陷的脸庞增添了一丝恐怖，像是喝了酒之后瞪得大大的眼睛，在这个毛发蓬乱的骷髅头中闪耀出一种狂亮的光芒。他浑身虚弱，无论尝试着吃什么，都会忍不住统统吐个干净，还有，他明显瘦了许多，这些都让他担心，但相比较而言，还是面容的巨变把他吓得够呛。他以为自己完蛋了；然后，在压倒性的虚弱中，一种走投无路者的能量却让他站了起来，给了他力量，他给在巴黎的医生写信，并吩咐仆人立即出发去找医生，并不惜一切代价，当天就把他带来。

突然，他从最彻底的心灰意冷转向了最令人振奋的希望；这医生是个著名专家，一个治疗神经疾病的赫赫有名的大夫：“他应该治好了比我病情还严重得多、危险得多的病人，”德塞森特心说，“毫无疑问，用不了几天，我就又能下地了。”信心之后，随之而来的则是一种绝对的彻底醒悟；无论医生们多么博学多才，多么直觉敏锐，他们还是对神经官能症一无所知，甚至连它们的根源都搞不明白。跟别的医生一样，这位医生恐怕会为他开千篇一律的药方，氧化锌和奎宁，溴化钾和缬草根；“天知道，”他继续想道，拼命抓住最后一根稻草，“如果说，这些药对我一直都很不管用，那兴许是因为，我从来就没有恰当把握好它们的剂量。”

无论如何，等待病情的减轻让他感到宽慰，但他又有了一种新的担忧：但愿医生身在巴黎，同时也愿意受累跑一趟，但他怕就怕仆人会找不到他，于是，他不禁又变得忧心忡忡起来。他又开始消沉，从这一秒钟到那一秒钟，从最邪性的希望跳入最疯狂的担忧，不仅过分夸大他突然痊愈的机会，同时也夸大他对不测之险的担忧；几个时辰就这样流逝过去，绝望和疲竭的那一刻终于来到，他都以为医生不会来了，怒不可遏地对自己重复说，假如他能得到及时治疗，他肯定早就获救了；然后，他把怒气撒到仆人头上，撒到医生头上，认定医生对他见死不救，最后，他对他们的气消了，又生起自己的气来，指责自己竟等了那么长时间才想起去求援，并试图说服自己相信，假如他从上一天起就要求服用强效药，要求得到悉心照料，那么他现在病早就已经好了。

在他空空的脑袋中交替出现并折腾不已的这些警报和希望，渐渐地平静了下来；这些冲突终于把他粉碎了；他倒在一种不时穿插了不和谐梦幻的疲乏的睡眠中，倒在某一种伴有无意识苏醒的昏厥中；他终于丧失了他对渴望和对畏惧的感觉，不禁昏昏然地麻木在了那里，丝毫感觉不到任何惊讶，任何欢乐，而就在这时候，医生突然进了门。

仆人兴许已经告诉了医生，德塞森特的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另外还告诉了医生，从那一天他把主人从窗户旁的地上扶起来，几乎被一阵强烈的香水味熏倒之后，他自己观察到的主人的各种症状，因为，医生并没怎么询问病人，更何况他多年来对德塞森特的既往病史早就烂熟于胸了；但医生还是为他作了检查，听诊，并细致观察了他的尿，尿里的某些白色条状痕迹显示了他神经官能症最确切的病因之一。他开了一纸药方，只告诉了一声下次他还来，但对病情却一个字都没有说，就离开了。

这次出诊给德塞森特带来了安慰，然而，他对医生的缄默感到害怕，便求仆人赶紧毫无隐瞒地把实情全都告诉他。仆人担保，大夫没有表现出丝毫焦虑，无论德塞森特多么疑心重重，他都无法抓住任何迹象，能透过老人脸上的那种宁静来发现谎言的蛛丝马迹。

于是，他的心情松快了一些；另外，他的痛苦也缄口不语了，而他的四肢感受到的虚弱也嫁接上了某一种甘美，某一种不明确的和娇滴滴的迟缓；他最终惊愕万分地满足于还没有被药品和药瓶所困扰，当仆人为他带来一种含蛋白胨的营养灌肠剂，并告诉他得在未来二十四小时中连续服用三次时，他嘴唇上掠过一丝苍白的微笑。

药疗获得了成功，德塞森特克制不住要暗自祝贺一下，从某种程度上说，此事为他自行创造的生存加了冕；他喜欢人造物的天性，没料到如今得到了最高的报偿；人们不可能做得更好了；被如此吸收的食物，毫无疑问成了人们可能作出的最后偏离。

他心说，假如我恢复了健康，还能继续这一简单的饮食制度，那可真美味啊。多么节省时间啊，肉食，你为丧失胃口者的厌恶情绪提供了多么彻底的释放啊！多么彻底的摆脱啊，对这总是来源于有限的菜肴选择的厌倦！多么强有力的抗议，针对卑下的贪食之罪！最后，它还是多么具有决定意义的凌辱啊，劈脸向那古老的自然狠狠地掷去，其千篇一律的需求将一劳永逸地灭绝！

他继续小声地自言自语：要刺激饥饿其实很容易，只要狼吞虎咽地喝下一份严厉的开胃酒，然后，人们就会很合逻辑地对自己说：“已经几点钟了？我觉得好像该吃饭了，我的胃都掉到了脚后跟。”人们便会摆起餐具，把威严的刀叉放到桌布上，然后就是背诵饭前经的时间，这样，人们就能取消麻烦而又平庸的餐饭苦役了。

几天后，仆人给他带来了一种灌肠剂，颜色还有气味全都跟含蛋白胨的那种绝不一样。

“可是，这跟它完全不一样啊！”德塞森特叫嚷起来，他很激动地瞧着液体被倒进仪器。他像在一家餐馆中询问菜单那样，打开了医生的药方，他读道：

鳕鱼肝油………………20克

牛肉茶[11]………………200克

布尔戈涅葡萄酒………200克

蛋黄……………………第一号

他想入非非。他这人，由于肠胃破败不堪，向来就没有对烹调艺术真正感兴趣过，可现在，他突然发现，自己居然思考起了仿制食品的合成成分；然后，一个稀奇古怪的念头在他的脑子里一闪。兴许医生还认为，他这病人的奇特上颚已被蛋白胨的味道弄得疲倦不堪了；兴许他想跟一个灵敏能干的大厨那样，改变一下食物的味道，以防单调的菜肴导致一种彻底的食欲不振。一旦投入到这些思索中，德塞森特便写出一些前所未有的配方，为星期五的晚餐准备一些素净的菜肴，他加大了鳕鱼肝油和葡萄酒的用量，同时删除了牛肉茶以及一道被教会明文禁止的腻菜；但他很快就不必再考虑那些营养性的浓汤了，因为医生已经渐渐控制了他的呕吐，并让他通过正常渠道，吞吃一种含肉松的潘趣酒糖浆，它那可可的隐约芬芳令他的嘴确实感到舒服。

几个星期过去了，他的胃决定正常运作；某些时刻，恶心还会重复，然而，姜汁啤酒和里维埃尔止吐药水成功地缩减了它的发作。

最后，渐渐地，各种器官都恢复了功能；在胃蛋白酶的帮助下，他连真正的肉也能消化了；体力也恢复了，德塞森特可以在他房间里站立住，并试图撑在一柄手杖上，同时扶住家具的边边角角走上几步；他不仅没有为这一成功欢欣鼓舞，反而忘记了他那已消逝的痛苦，对漫长的恢复期愤怒不已，还指责医生如此小步地拖住了他。没错，一些徒劳无益的尝试减慢了治疗；铁剂也并不比奎宁更强，尽管已被鸦片酊减弱了，却依然不被接受，经历了半个月无用的努力后，就像德塞森特很不耐烦地证实的那样，不得不用砷酸盐来替换它。

最后，他恢复得相当不错，可以整整一下午都站立着，而且不要别人帮助，就可以在各个房间里转悠着散步。这时，书房却让他心里别扭；长期缺席后一旦又返回时，早先他习以为常的种种缺陷，就显得特别扎眼了。当初选择的在灯光下看来很悦目的颜色，现在却显得跟白天的微光格格不入；他想把它们换掉，好几个钟头里，他盘算着如何统筹协调那些杂七杂八的色泽，让不同的织物与皮革相搭配。

“很明显，我在走向健康，”他心里说，细细回顾了他往日里种种的关注和陈年的种种嗜好。

一天早晨，当他凝望着他那橙色和蓝色相间的墙壁，梦想着用希腊东正教教士长绸带制造成的理想色彩，还幻想着带有金银线饰条的俄罗斯王袍，装饰有斯拉夫字母图案、镶嵌有一粒粒乌拉尔山钻石和一条条珍珠的锦缎斗篷，这时，医生走了进来，打量了一番他那病人的目光，便询问起他的病情来。

于是，德塞森特就把自己种种无法实现的希望告诉了他，他开始密谋起了新的色彩探索，谈论起了他安排的色调的同居和决裂，这时，医生给他当头浇了一桶冷水，以一种不容置疑的方式，对他断言，无论如何，他都不会在这座房子里实施自己的计划。

医生不容他有时间喘上一口气，便宣称，恢复消化功能只是走出了最迫切的康复第一步，他现在还得向神经官能症发起进攻，它还一点儿都没有治愈，需要作长年的饮食调理和日常照料。他最后还补充说，在尝试任何治疗之前，开始任何水疗法之前，他不能再在丰特奈住下去了，他得摆脱这一孤独，重返巴黎，回到公共生活中去，总之，努力地像其他人那样消遣。

“可是，别人的快乐，那我可是无法消受的，我！”德塞森特生气地嚷嚷道。

医生并没有跟他争辩这一观点，只是简单地断言，他所要求的这种根本性的生存改变，在他看来，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一个要健康还是要疯狂的问题，弄不好，精神的疯狂还会导致短期的肺结核。

“如此说来，我要么选择死亡，要么选择服苦役啦！”恼怒的德塞森特咆哮道。

医生的心中充满了一个世俗之人的所有偏见，微笑着走向门口，根本就没回答他。

[1] 帕莱斯特里纳（Palestrina，1524？—1594），意大利音乐家。奥兰多·拉索（Orland Lasso，1530—1594），比利时音乐家。

[2] 马尔切罗（Marcello，1669—1747），意大利贵族、音乐家、诗人。

[3] 朗比罗特（Lambillotte，1796—1855），比利时教士、音乐家。

[4] 原文为Laudi spirituali。

[5] 约梅利（Jomelli，1714—1774），波尔波拉（Porpora，1686—1768），卡里西米（Carissimi，1605—1674），杜朗特（Durante，1684—1755），均为意大利作曲家。

[6] 勒叙厄尔（Lesueur，1760—1837），法国作曲家。

[7] 佩戈莱西（Pergolèse，1710—1736），意大利作曲家。

[8] 拜罗伊特（Bay reuth），德国北巴伐利亚州一城市，以音乐节而闻名世界。

[9] 奥柏（Auber，1782—1871）、布瓦耶勒迪厄（Boieldieu，1775—1834）、亚当（Adam，1803—1856），均为法国音乐家。弗罗托夫（Flotow，1812—1883），德国音乐家。

[10] 圣安布罗斯·托马斯（Ambroise Thomas，1811—1896），法国音乐家，尤其以歌剧出名。弗朗索瓦·巴赞（François Bazin，1816—1878），法国音乐家，写过不少歌剧。

[11] 这是一种用微火炖出来的牛肉浓汤。

十六

德塞森特把自己关在卧室里，塞住耳朵不去听仆人给行李箱钉钉子的锤打声；每一记敲击都打在他的心上，都把一种活生生的痛苦敲进他的肌肤。医生的判决正在执行中；再一次，他害怕忍受他已遭受的痛苦，担心会有一种残暴的临终，这一切，比起对被医学判决所惩罚的可憎生存的仇视来，更强有力地影响到了德塞森特。

然而，他心里说，有些人的确生活在孤独中，跟谁都不说话，离群索居，隐匿于世界的夹缝中，恰如徒刑犯和苦修僧，没什么能证明，这些不幸的人，这些睿智的人，会成为痴人疯子或结核病人。这些例子，他已经给医生列举过，但没能生效；医生始终以一种干巴巴的声调，不许有任何反驳地重申，对他的判决得到了所有神经官能症疾病分类学家观点的认可，没有什么别的方法，只有散心，娱乐，快乐，只有这些措施才能对这一疾病施加影响，而该疾病的任何精神侧面全都不能靠药物的化学力量来解决；由于对他病人的反驳很不耐烦，医生便最后一次宣称，如果病人不同意换换空气，在新的卫生条件中生活，他就拒绝继续为他治疗。

德塞森特立即去了一趟巴黎，去别的专家那里就诊，不偏不倚地向他们陈述了自己的病例，不料所有医生全都毫不犹豫地赞同了他们同行的处方，他只得在一栋新房子中租下了一套公寓，返回丰特奈时，气得脸色发白，下令让仆人准备衣箱。

现在他蜷缩在扶手椅中，反复思考这一匆匆作出的医嘱，认为是它打乱了他的计划，挣断了他目前生活的束缚，葬送了他未来的规划。就这样，他的极乐之福结束了！这一给予了他庇护的避风港，他不得不抛弃它，彻底返回以往曾经打击过他的那个糟糕透顶的愚蠢之地！

医生们一味地空谈消遣和娱乐；他们想让他跟什么人，跟什么东西，去开心，去寻乐子呢？

他难道不是把他自己置于了社会的边缘吗？他难道还认识那样一个人，其生存，就如他的生存那样，将打发他自身去沉思，把自己羁押在睡梦中？他难道还认识一个人，能够欣赏一个句子的微妙，一幅绘画的细致，一种思想的精巧，认识一个人，其心灵相当的清澈透亮，得以理解马拉美，喜爱魏尔兰？

他应该在哪里，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样的世界中探测，以求发现一个双胞胎似的心灵，一个不落俗套的心灵，视寂静无言如一种善行，忘恩负义如一种放松，怀疑如一种停泊，一种港湾？

回到他出发来丰特奈之前曾经生活过的世界吗？——但是，他早先接触的大多数乡绅，从这一时代起，肯定已经在沙龙中更消沉，在游戏桌前更愚蠢，在姑娘们的嘴唇中更堕落了；大部分甚至都应该结了婚；长期以来，他们曾有着小流氓们玩过的剩货，而现在，则是他们的妻子拥有着女流氓们玩过的剩货，说到底，只有普通老百姓才是初恋的主人，才不会有什么渣滓！

多么漂亮的对调，多么美丽的交换，被一个假正经社会采用的这种习惯！德塞森特心里说。

然后，分化瓦解的高贵者死亡了；贵族阶级陷入到了愚蠢和垃圾中！它熄灭在其子孙后裔的老糊涂之中，他们的机能一代不如一代，最终衰退到只剩下马夫和骑师的脑袋瓜里骚动不安的大猩猩似的本能，或者，就像舍瓦瑟勒-普拉林、波利尼亚克、舍弗勒斯家族那样，[1]翻滚在诉讼的淤泥中，弄得跟其他阶级卑鄙无耻的行径相提并论。

甚至连这一古老特权阶层的府邸、历史悠久的纹章、带徽章的服饰、浮夸的举止，也都消失了。土地不再带来收益，它们跟城堡一起被拍卖，因为，古老高贵血统的愚笨后代们现在缺钱，难以购买性欲的巫术！

其中那些最不谨慎，最不迟钝者，抛弃了所有羞耻心；他们沉浸在一派混乱中，簸扬生意的烂泥，像庸俗不堪的扒手那样，被带到刑事法庭，用来稍稍增强一下人类的正义，尽管这一正义不可能总是摆脱偏见，因为他们最终往往被命名为监狱的图书管理员。

这种对赢利的贪婪欲念，对利润的迫切渴望，同样也体现在另一个始终依赖于贵族的阶级中，这就是教士阶层。现在，人们在报纸末版上，会发现一些启事，宣称某位教士能治鸡眼。修道院摇身一变，成了产生药剂师和甜酒酿造者的工厂。他们或出售秘方，或自己制造：西多会修士就制造巧克力，特拉普派修女则生产粗面粉，还有山金车泡酒；主母会的修士生产用来做药用石灰和消毒水的磷酸二氢钙；雅各宾会的修道士，生产防中风的酏剂；圣伯努瓦的弟子们，酿造本尼狄克丁廊酒；而圣布鲁诺会的修士，酿的则是查特酒。

商贸交易侵入了修道院，又厚又大的账本代替了对经唱谱，放在了唱诗台上。世纪的贪婪像一种麻风病，扫荡了教会，让僧侣们向盘货清单和发票单据鞠躬弯腰，把高级神甫变成了糖果蜜饯商和江湖医生，在俗的办事教士和杂务修士则变成了庸俗的包装工和低微的配药人了。

然而，德塞森特毕竟还是只在那些教士当中，才有望找到一些趣味相投、惺惺相惜的知己；在通常算是有学问、有教养的教士圈子中，他还能度过几个亲切美好的夜晚；但是，那样一来，他就得分享他们的信仰，而不能摇摆于怀疑论思想和时不时被童年回忆托出水面、浮在上面的坚信冲动之间。

其实本该有一些相同的观点，不允许——内心狂热之际，他也很愿意那样做——那样一种稍带魔法味道的天主教主义，像亨利三世时代那样，或是稍稍有些萨德主义，像上个世纪末那样。某些时候，他正在走向的这一特殊的教权主义，这一变了味的、艺术上堕落的神秘主义，甚至都不能跟一个神甫讨论，神甫要么无法理解他，要么就会立即嫌恶地排斥他。

已经是第二十次了，这个不可解决的问题搅得他心神不安。他很想让这一猜疑状态——他在丰特奈时就在其中无谓地挣扎来的——快快结束；现在，既然他得脱胎换骨，他就想迫使自己拥有信仰，强迫自己把它拿来，并镶嵌到脑子里，用铁钩把它紧紧地拧在灵魂中，最终让它处于保护中，免遭所有那些思考的震撼和动摇；但是他越是希望如此，他精神的空白就越是无法被填满，基督就越是迟迟不降临。随着他的宗教饥渴逐渐增长，随着他竭尽全力地召唤这一信仰，作为未来的一种代价，作为他新生活的一种补助，这一虽已露出了面貌，但需他跨越的距离却让他畏惧的信仰，种种想法在他始终发热的头脑中拥挤着，排斥着他那还不稳固的意愿，并依据常识的动机，依据数学的证明，抛弃奥秘和教条！

必须能阻止自己跟自己较劲，他很痛苦地想道；必须能闭上眼睛，任凭自己被这股水流卷走，忘记两个世纪以来从上到下地摧毁了宗教结构的这些可咒的发现。

他叹了一口气，接着想道，还有，摧毁了天主教主义的，既不是生理学家们，也不是不信神的人，而是教士们，是他们自己，他们笨拙的作品将根除最根深蒂固的信念。

在多明我会的藏书中，有一个神学博士，一个布道的教士，尊敬的鲁阿尔·德·卡尔，也不知道怎么找到的材料，就写了一本名为《论圣事物品的掺假》的小册子[2]，不容置辩地明言，绝大部分弥撒都是无效的，理由很简单，用于礼拜仪式的那些材料都被商人们掺了假。

多年来，伪造的圣油中掺了家禽脂肪；蜡烛，则掺了炭化的骨头；熏香，则有平庸的树脂和古老的安息香。但最糟糕的是，圣祭中不可缺少的两大物质，缺了它们则任何祭献都将不可能的两大物质，它们也一样，也都变了质：一是葡萄酒，它经过了多重勾兑，还违法地添进了苏木、矮接骨木浆果、酒精、明矾、水杨酸盐、一氧化铅；二是面包，这圣餐的面包，本该用精细的小麦之花揉捏而成，如今却由菜豆粉、碳酸钾和烟斗土[3]来代替！

现在，人们甚至走得更远；人们干脆彻底取消了小麦，不要脸的商人用土豆淀粉来制造几乎所有的圣体饼！

然而，上帝拒绝降临到淀粉中。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确定；在古塞[4]红衣主教殿下伦理神学的第二卷中，他同样也长篇累牍地论述了这一在圣体上作弊的问题；而根据这位大师无可争议的权威说法，人们不能奉献由燕麦、荞麦或大麦粉做成的面包，尽管许不许可用黑麦做面包尚在争论之中，但使用土豆粉，那根本就不在讨论之列，无需任何争论，按照教士们的说法，任何情况下它都不是做圣体饼的合格材料。

鉴于土豆粉制作十分迅速，而且用此材料做出来的无酵饼外表十分漂亮，这种可耻的欺诈已得到了如此的普及，以至于变体的神秘几乎已不再存在，神甫和信徒们茫然不知地把一些中性物类当作圣体来领受。

啊！法兰西王后拉德贡德[5]亲手制作面包奉献给祭坛的时代已经远去，按照克吕尼的习惯，做圣体饼时，三个神甫或三个副祭要先戒斋沐浴，穿白色长衣，里衬领巾，一粒一粒地挑选小麦，用石磨研碎，兑进清净的凉水，揉成面团，并一边高唱赞美诗，一边用明火蒸熟，而那样的时代也同样远去了！

所有这一切全都是徒劳的，德塞森特心里说，人们经常受骗，甚至就在圣桌上也受骗，这一前景根本无助于让本已很脆弱的信仰深深扎根；还有，如何承认被一小撮土豆粉和一点点烈酒阻挡住的万能之神呢？

这些思索使他未来生活的面貌更阴暗，让他的前途变得更危险，更黑暗。

确实，没有任何锚地、任何滩岸留给他停泊。在这他既无家庭又无朋友的巴黎，他将变成什么？再没有任何纽带把他粘在这圣日耳曼郊道，这街区发出老年人颤巍巍的叫声，化为一团陈年的灰尘，像一个衰老而空洞的果壳，安息在一个新社会中！在他跟这个渐渐上升的资产阶级，这个利用各种灾难让自己发财致富，激起所有灾祸来骗取人们对它谋害和盗窃行为的尊敬的资产阶级之间，还存在着什么样的接触点？

在血统贵族之后，现在又来了金钱贵族；这是商行的哈里发，桑蒂埃街[6]的专制，商业的暴政，贪婪而又狭窄的思想，虚荣而又狡诈的天性。

资产阶级比被剥夺的贵族，比失势的教士还更卑鄙，更下贱，它还从它们那里借得了轻浮的卖弄夸耀，失效的吹牛拍马，但它因为缺少生活礼仪而降低了身份，它甚至还偷来了它们的缺陷，使之转变为虚伪的缺点；它专制，阴险，卑微，胆怯，毫不留情地攻击它永恒和必然的受骗者，下等民众，它亲自放纵他们并布置他们的埋伏，好让他们一跃而起，掐住旧特权阶层的喉咙！

现在，这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一旦任务结束，平民阶层被所谓的卫生措施放尽了鲜血；资产者借助于金钱的力量和愚蠢的风气，心安理得地登上了宝座，春风得意。登基的结果，就是对一切知识理性的粉碎，对一切正直廉洁的否定，对一切艺术的宣告死亡，确实，贬值的艺术家们卑躬屈膝，匍匐在地，热心地亲吻高大的马贩子和低矮的暴君那恶臭的脚，恳求他们的施舍，以苟活在世！

绘画方面，是一场软弱无力无聊透顶的大洪水；文学方面，则是一种平庸文笔和软弱思想的大放肆，因为，即便是生意投机者也得正直，即便是小偷蟊贼也得有道，他们会为自己的儿子追寻嫁资，却拒绝为女儿支付嫁妆；即便是伏尔泰的信徒，也得有贞洁的爱，他们要指责教士犯下的强奸罪，却跑去混乱的房间中，虚伪地、愚蠢地、丝毫不失真正艺术趣味地，嗅闻脸盆中油乎乎的水，以及肮脏裙子上不冷不热的胡椒粉！

这是被搬到我们大陆上的美洲苦役犯大监狱；总之，金融家和暴发户那巨大的、深奥的、难以估量的横蛮粗鲁，它放射出光芒，像是一颗卑鄙的太阳，俯卧在崇拜偶像的城市上，面对一家家银行那亵渎宗教的神龛，射出淫荡的赞美诗！

哎！坍塌吧，社会！死去吧，古老的世界！德塞森特大声叫嚷道，因他回想起的丑陋场面而愤怒不已；这一声叫喊打断了始终压抑着他的噩梦。

“啊！”他说，“要说，这一切都不是梦！而且，我就要回到卑劣的和充满奴性的人世嘈杂中了！”他求助于叔本华慰藉性的箴言为自己疗伤；他重复着帕斯卡尔的痛苦公理：“当灵魂想到痛苦时，就看不到还有什么会让它痛苦了”，但是，那些字词回响在他的头脑中，只有声音，失去了意义；他的厌倦瓦解了它们，夺走了它们所有的意义，所有的镇静功能，所有有效和温和的活力。

他最终发现，悲观主义的推理根本就不能宽慰他，只有对一种未来生活的不可能的信仰才是一剂舒缓药。

他尝试着逆来顺受，他试图无动于衷，但一阵狂怒的发作像一场暴风雨，把他的努力一扫而空。他无法再自欺欺人，他什么都没有了，再也没有了，一切都垮了；资产者如同就在克拉玛，跪在地上，在纸堆里，在变成了一个幽会之地、一堆残垣断壁的教堂的宏大废墟底狼吞虎咽，而这废墟，早已被无法形容的嘲笑话和丑闻般的下流话污染了。难道，为了真的表示一次它们曾存在过，《创世记》中的可怕上帝，还有从各各他钉架上搬下来的苍白的耶稣，根本就无法激活已灭绝的灾难，不再点燃曾烧毁了那些受惩城市的火焰之雨？难道，这片烂泥浆将继续流淌，并以其恶臭覆盖这一旧世界，那里将什么都长不出来，只有邪恶的种子，耻辱的收获？

门突然开了；远处，显现在门框中的，是几个戴三角帽的男人，脸刮得精光，嘴唇底下有丛小小的胡子，他们搬起箱子来，往大车上装家具，然后，门又关上了，仆人抱着几包书走了出去。

德塞森特疲惫不堪，倒在了一把椅子上。——两天后，我就将在巴黎了；走吧，他说，一切都结束了；就像一股潮水，平庸的人性浪潮一直升腾上天，它们将淹没被我不由自主地打开了堤坝的避难所。啊！我实在没有勇气，我的心就要跳出胸口！——救世主啊，怜悯怜悯这心存疑虑的基督徒吧，怜悯怜悯这本愿有信仰的不信教者吧，怜悯怜悯这终生的苦役犯吧，他在深夜独自一人上了船，而古老希望的安慰之灯已不再能把他头上的这片天空照亮！

[1] 都是法国有名的贵族世家。其中，舍瓦瑟勒-普拉林公爵在1847年曾因与自己孩子的女教师的奸情而杀死了妻子。波利尼亚克伯爵身为首相（1829—1830），因镇压失当，导致了国王查理十世的倒台。至于舍弗勒斯女侯爵，则参与了投石党的作乱。

[2] 此书出版于1856年，于斯曼的书房中就藏有此书。作者鲁阿尔·德·卡尔（Rouard de Card），生平情况不详。

[3] 所谓烟斗土指一种白色的细陶瓷。

[4] 古塞（Gousset，1792—1866），法国红衣主教、神学家。

[5] 拉德贡德（Radegonde，519—587），法兰克人的王后。

[6] 桑蒂埃街（Rue du Sentier），巴黎的一条商业街。

《逆流》在同时代作家中引起的反响和评价

爱德蒙·德·龚古尔

（1822—1896）

我刚刚翻阅了——以后还会重读的——《逆流》。但你要知道，它稍稍有一种论文的样子，像是《亲爱的》的女主人公[1]应该嫁的那个丈夫写的。我在你那漂亮而又独特的书中发现了一些很可爱的章节，还为我的写作留了位子。我要告诉你，我很希望能有你的年轻主人公印在荷兰纸上[2]［……］

致于斯曼的信，1884年5月15日，

载《逆流》，弗拉玛里翁2004年版

于斯曼的《逆流》，它有我宝贝儿子的一本书的模样，有未来的《亲爱的》的身影。好一个漂亮的神经官能症患者。人们会说出想说的一切来反对这本书，这是一本给脑子带来一种轻微热度的书，而能产生这一点的书，都是天才之人的书。从中体现出一种艺术家的文笔。很好，很好，文学，或者不如说，我们的文学。

（《文学生活的日记》，1884年5月16日，第八卷，第121页）

斯特凡·马拉美

（1842—1898）

1884年5月18日星期日

于罗马街89号

我亲爱的于斯曼：

它就在这里，这本唯一的书，它应该写出来——也确实写出来了，而且是你写出来的！——不是在任何别的文学时刻，而是在当前！

真的，就如我看到的那样，它静静地呆在我的桌上，虽然阖上了，它的整个学问之宝却在人们的目光下沉思冥想，我无法不这样构思它；你知道的，阅读之后的那一梦想时刻，人们所喜爱的那本书，通常几乎总能被替代，被另一本不同的书。但是，这一本，不！无法代替，它什么都不缺，香水，音乐，甜酒，还有旧书，甚至是未来的书；还有那些花卉！对一个定位于野蛮的或现代的享乐趣味的个体来说，这是绝对的幻觉，唯一能打开天堂之门的感官所感觉到的一切。这一切中令人赞叹之处，同时也是你作品中的力量（人们将赞叹发狂的想象力，等等）是，它没有一个魔幻的原子：你做到了，在对所有物种的这一精细品味中，体现得比任何人都紧密地依靠文献，只使用现成的事实，或者真实存在的、跟粗俗的事物达到同一程度的材料；细微精妙，渴望一位君王的眼睛，仅此而已。但是，因为享乐要求人们越来越剥夺其快感，谁若能做到紧张和细微，谁就将达到这一点，这是确定无疑的。人们终将达到这一点，不会走得更远，也不会呈现出另外的样子；停止在由你证实的那一点上。由此说来，你的作品在精神上具有了一种吓人的面貌；提出了某种决定性的东西。

当我将荣幸地见到你时，而这应是必须做的——我们将谈论这篇叙事中的一切，一章接着一章地，全都不落下，在这故事中，除了伦敦之行，以它当即历险的可能性把他累得半死，往昔的一切都只通过回忆，精彩地浮现于这孤零零的主人公的脑中，最终结束于德塞森特的一次比失踪于死亡中还更悲怆的壮行，离开丰特奈，为的是返回唯独他一个人找不到位子的这一滚滚红尘。那里，没有他的任何东西，什么都没有，除了他年轻时的那个学习阶段，几乎一无所有：人们停下来，不再读下去，人们不再想知道结果，人们是那么害怕，担心会找到一种相当于那令人伤心的人造物的同情心。

这难道不是一个精彩的故事结尾吗？

我所期望的，不是感谢你（因为你不是为取悦我才那样说的），而是简单地和深感幸福地对自己说，我的名字像在自己家中那样行走在这部漂亮的书（你的精神家园）中，像个主人，粉饰有用最精美的艺术笔法编织成的何等令人骄傲的衣袍！我只相信两种幸福感，两者几乎同样的奇异：一种是来自一帮狂热的人，你可以通过艺术手法为他们造出一个新的偶像；另一种是当你作为一本特别喜爱的书的读者时，竟然看到自己出现在它的书页上，自己却不知道，而且这原来还是作者的意愿。而你，你让我感受到了这一种感觉。我的天！真令我无限陶醉。

再见了，一想到那些自以为是的人，我就发笑，他们以为已经了解了当今的一切，却从来连想都没想过这本异乎寻常的书《逆流》所包含的一切。何等的令人惊喜，对那些普通的小说家，他们将把眼睛睁得大大的。

（《通信集》，第261页）

艾弥尔·左拉

（1840—1902）

1884年5月20日，于梅塘

亲爱的于斯曼：

我读完了《逆流》，想立即对你谈一谈我真诚的想法。

作品的开头很清楚，让我无比愉悦，尤其是那几页关于城堡，关于弗尔齐河畔的景色，还有移居丰特奈的过程的描写，十分有趣；还有后来的那几页，关于色彩，关于餐厅的陈设布置，鱼缸，就餐时刻想象中的匆匆旅行。彼此间隔开的关于文学的那三章，我更喜欢谈论拉丁颓废文学的那一章：其中有极富文采的精美段落；你如此的滔滔不绝，以至于某些段落变成了欢呼。另外还有一些些含糊。说到当代宗教文学，我认为你有些过分夸大了那些个壮汉；我把巴尔贝算在之外。至于我们这些人，在最后，我们在那里多少是因为作者的好意，不是吗？德塞森特很奇怪地化身成了马拉美。对波德莱尔有一种很奇怪的定义。那乌龟，很精致，尤其是它背上镶嵌的珠宝钻石，实在细腻得很。一种资产者的关注为我打扮了它；幸亏它最终还是死了，要不它会在地毯上拉屎的。利口酒对嘴管风琴的比喻，也是很有趣的想象，但不像物体摆设那样容易明白。对德塞森特所喜爱的画家的那几页艺术批评都写得很漂亮。以我个人的趣味，我只对古斯塔夫·莫罗感兴趣。我还要嘲笑那个非要住进圆形边角公寓，不得不把家具都弄成圆弧形的女人的蠢行。我觉得奥古斯特·朗格鲁瓦的故事写得很卖力，尤其是因为它没有最终写完。但是，德塞森特早先的爱情令我赞叹，尤其是杂技女演员，腹语术女演员，哦！腹语术女演员，一首诗歌，还不能忽视那个嘴唇“中间有一道像樱桃那样的缝”的小男孩。关于植物的那几页，可说是多姿多彩，尽管有些含糊，而且我认为间杂有不少谬误。我更喜欢关于香水的那几段，它们绝对是成功的，带有一种威严的确切和一种抒情的魔幻。作为整整一章，伦敦之行甚为美妙。其中有一场异常的瓢泼大雨。你对雨水真有感觉，我已经在《瓦达尔姐妹》中见识过它了，它时时纠缠着我的心。最后，作假的圣餐和滋补性的洗肠，用笑话的形式严肃地讲出来，并得到了艺术家的精心雕琢，应是我所见识过的最奇异的东西了。

现在，你愿不愿意听我对你直率地说一说书中让我感觉别扭的东西？首先，我再重复一遍，全书混乱不堪。兴许是由于我建造者的气质作祟，但是，让我觉得很别扭的是，德塞森特从开头到结尾始终都那么疯疯癫癫，没有一种什么进展，所有的片段都是由作者内心中一种艰难的过渡所带来，总之，你是在为我们显示一种随心所欲的神奇的走马灯。是不是你那主人公的神经质把他扔到这一离奇的生活中，或者，反过来，是这一离奇的生活让他有了这一神经质？这里头有一种互动性，不是吗？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没得到清楚的交代。我认为，假如你能更逻辑地把握作品，而不管它有多么疯狂，那么，它本来恐怕会有一种更震撼人心的意义，尤其在另一世界中。另外的意见：为什么德塞森特面对疾病时会那么害怕？他不是一个叔本华主义者，不畏死亡吗？对他来说，最好还是被胃病带走了事，既然这世界在他看来不适宜他居住。你设想的结局，让他屈服于愚不可及的生存，多少有些把他宠坏了。假如你实在不愿以一种死亡的低下趣味告终，那么，还不如让他在死亡问题上大钻牛角尖，哪怕这样会让他越来越糊涂。

亲爱的朋友，这就是我的保留意见。我并不想遮遮掩掩，因为你相当了解我，你会猜想到，不是吗，矫揉造作并不是我的所长。但幸运的是，你的作品中还有别的，有一种艺术的夸张，让我陶醉，有一种独特的尖锐感觉，足以让你出类拔萃地脱颖而出。总之，你让我度过了三个非常幸福的夜晚。这本书至少能算是你所有作品中的奇货；你就为创造了它而自豪吧。人们还会说什么呢？假如他们不缄口不语，他们就能很好地引出一场巫魔夜会了，或者，就能把它朝你，朝我们劈头盖脸地扔过来，作为我们文学的最后腐烂物。我觉得我已经在空气中闻到愚昧无知的气味了。望你多些勇敢，祝你多些成就。至于我，我尽力会平静地工作，但我拒绝对我所做的看得过于清楚，因为，越是要那样，我就越是相信，我们构思的作品会绝对摆脱我们的意愿。

诚挚的问候。

（载《于斯曼学会公报》第19期，1942年）

儒勒·巴尔贝·多尔维利

（1808—1889）

《逆流》！是的！逆常识之流，逆道德感之流，逆理性之流，逆自然之流，这本书就是如此，像一把刮胡刀——但那是一把浸了毒液的刮胡刀——对准当代文学荒谬不堪与大逆不道的平淡无奇割下来［……］《逆流》是于斯曼先生发现的一个心灵故事，他把它描绘在一本几乎具有魔鬼般独特性的书中——但是它，当然了，并不是一种悖论，一种新的洗牌方式，以求在小说中更新牌局，而它，在今天是那么普通，那么残忍地令人厌烦。

显而易见，远远不止这些。于斯曼先生笔下的主人公是一个病人——而我们所写的小说的主人公多少总是我们自己——恰如这一病态时代中所有的小说主人公。他被世纪的神经官能症俘虏了。他是夏格特医院的病人。一个身体健康，彻底平衡地发挥着自己所有功能的小说主人公，是一个无与伦比的稀罕物，而且几乎是一种现象。以前，这一现象就存在着。激情——是它在创作小说——打乱了这一平衡，让人的自由错乱，但并没有取消它，而现在，人们已经取消了它。在人们还装作相信的一切自由中，人们最相信的，是心灵的自由，现在，在充满激情之前，人们就已病了……人们甚至发明了种种诞生之前就已有的疾病——这一点根本就不让我为难，我这个基督教徒，相信原罪的人，但是这至少会让那些否定原罪的人好好地思索……它叫隔代遗传，如今正在文坛大行其道。于斯曼先生的主人公有一些祖先是亨利三世的朝中人，这就解释了他身上的一种恶习。对我们这些说着另一种语言而不是这一科学方言的人，于斯曼先生笔下的神经病患者是一个患有无限之病的心灵，他不幸生活在一个只相信有限事物的社会中。

（《宪政报》1884年7月28日；文章转载于《当代小说》，

收入于《作品与人》，第18卷，1902）

迄至那时，于斯曼先生满足于跟那帮文学人一起，亦步亦趋地跟在领头羊左拉先生后面，在小说中啃吃最为卑下的现实社会的百里香。这是一个被他们称为“自然主义作家”的人。这个词选得不好，但他们的野心把它拿了来，甚至强加给那些并无他们这一野心的人。于斯曼先生，《瓦达尔姐妹》的作者，似乎应该留在那帮目前形成了流派，却没有灵魂、没有思想的摄影师当中，不过，他看来还是有灵魂的，而且更多的是为自己的目的，而不是为了他所属的作家集团的目的，而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今天跟他们分手了。分裂是有威胁性的，假如它不很彻底的话。于斯曼先生，他，可没有左拉先生那种浓厚的乐观主义！他，可没有生活的乐趣[3]！而恰恰是因为他没有这些东西，他才想冲着这一切来一次逆行！

这荒唐得几无理智，但又实在太绝！它远远不是那些文学的摄影师所能给予的！因此，于斯曼先生——对他来说，生活并不是左拉先生的牧场——的新书，实际上是一本令人叫绝的书，而且，假如作者不以一句惊人的而且兴许还有警示性的题铭[4]来强调的话，它的书名恐怕还不能道尽它的意义［……］

啊！救世主，给予我力量和勇气

能毫不厌恶地洞察我的肉体和心灵！

波德莱尔，撒旦般的波德莱尔，死为基督教徒，应该是于斯曼先生崇敬的对象之一。人们感觉到他的存在，像一股热量，藏在于斯曼先生写的那些最漂亮的书页后面。嗨！有一天，我曾经挑战波德莱尔的独特性，让他重新开始《恶之花》，并在渎圣的意义上再向前迈一大步。今天，我兴许能向《逆流》的作者发出同样的挑战。“在《恶之花》之后，”我对波德莱尔说过，“从逻辑上来说，你就只剩下一把手枪的口或者十字架的脚了。”[5]波德莱尔选择了十字架的脚。

但是，《逆流》的作者将会对它们作出选择吗？

（《国家报》1884年7月29日）

莱翁·布鲁瓦

（1846—1917）

友谊时期

有谁读过于斯曼的最后那本书，那部病态而又孤寂的作品吗？其题目《逆流》，很不幸，并没有以被蹂躏的理想的名义，显现出唯灵论的吓人深度，以及谴责的惊人能量。

这样！自然主义者于斯曼，《瓦达尔姐妹》的作者，左拉及其体现为《梅塘之夜》的可恶集团的合作者，今天摇身一变，成为了已经亡故的基督教唯灵论的孤独哀叹者。这令人万万没有想到，令人惊诧万分，兴许这是人们能想象的最叫人窘困不已的事情，但它确实如此——上帝才知道这有多么强烈！［……］

在能使现代思想感兴趣到某种程度的这一切的千变万化的行列中，没有任何东西受到这愤世嫉俗者的斥责、嘲笑、诋毁和诅咒，他并不认为，他到处都能看到的卑鄙之人就是人类的真正终结，他狂热地要求着一个上帝。除了帕斯卡，还从来没有人流露出过如此震撼人心的悲叹。

（《司芬克斯的报复》，载《黑猫》，1884年6月14日）

闹翻之后

未来将会惊讶于一本成功之书闻所未闻的幼稚，举例说，在书中，印度的兰花得到了远远超过西方最美丽鲜花的评价；只因这样一个理由，勉强说得过去的荷兰人的理由，即很难得到它们，而且要花费很多钱！……没错，经验最终会带来一种有益于健康的厌恶。作者本人，因其自身的反复唠叨而感到恶心，突然就阖上了书，向上帝发出一声叫喊……如何猜得到这一呼唤依然还是一种文学上的人为造作呢？

（《副词的体现》，1891年5月14日）

（这两篇文章都收集在《在于斯曼的坟墓之上》中，

巴黎，文学珍奇丛书，1913年，第1—16和49页）

居伊·德·莫泊桑

（1850—1893）

小说家若·卡·于斯曼，在一本名叫《逆流》的令人瞠目结舌的书中，刚刚以最睿智、最滑稽和最意外的方式，分析了那样一个感觉厌烦的人的毛病。

他的主人公，让·德塞森特，在品尝了所有的愉悦，所有迷人的著名事物，所有的艺术，所有的趣味之后，觉得生活平淡乏味，时光单调而又雷同，想凭借着魔幻的想象力，建造一种绝对人造、绝对离奇的存在，真正逆普通事物之流而行［……］

我无法对于斯曼的书作出完整的分析，这是一本怪诞的、惹人发笑的书，充满了艺术品位、奇特的幻想、精细和透彻的文笔，人们可以称之为“一种神经官能症的历史”。

但是，为什么在我看来，这位神经官能症患者竟是唯一一个真正聪明、睿智、能干的人，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和世界诗人，他当真存在吗？

（载《吉尔·布拉斯报》，1884年6月10日）

莫里斯·巴雷斯

（1862—1923）

我们研究的对象决不是美学；《逆流》的主人公，那位德塞森特，是作为典型让我们感兴趣的，跟马拉美或者罗利奈[6]具有同样的文献意义。因为，实际上，在我们曾倾听过的、而他们自己也通过把自己固定地归类，至少也能从痛苦中得到一些安慰的那些人周围，攒动着一些对这一氛围想入非非的可怜的不幸者；小小的很有意识的年轻人，奇形怪状的假发的制造者，餐馆中的神经紧张者，他们同样也想玩比尔包开球，甘心让球砸破自己的鼻子；野心勃勃的落魄之人，诚心诚意地辱骂他们不明白的东西，他们并不知道任何天才和波德莱尔的成功得以依赖的传统，他们运用作弊的手段，偷拿形容语，却又没有激情，没有趣味，甚至连奇特的幻想都没有，艰难地撰写一些很不恰当的集子。在这帮庶民中，我们是那么孤独，让我们向一些不幸者致意，他们被生存的平庸所折磨，他们自己的感觉也不能满足他们，他们不屑于，或者不愿意，在这一自传性艺术的无羞无耻中得到慰藉，他们将到死都吃不饱肚子，从健康之家一直飘浮到上帝之家。

（《墨迹》，1884年，载《莫里斯·巴雷斯作品集》，

正人君子俱乐部版，第一卷）

儒勒·勒迈特尔

（1853—1914）

［……］这本说来还很有趣的书的不幸就在于此：它实在太像是一次打赌，而人们害怕会因把它看得太认真而受骗。

于是，全部的印象变得模棱两可。人们清楚地看到，德塞森特是一个狂热者，一个疯癫者，或者干脆是一个心思复杂的傻瓜。但是（而我们的别扭也由此而来），作者似乎为我们把这个蠢人展现为一个强有力的人，其精细的心思中有一些奥秘，只有像他一样强有力的人才能探得这些奥秘。他似乎在对我们耳语道：“你们知道谁是最伟大的拉丁文学作家吗？是卢蒂里乌斯。而最伟大的艺术家呢？是奥狄隆·勒东。最伟大的诗人呢？是斯特凡·马拉美。颓废文学！哦！颓废文学！……人工仿造！哦！人工仿造！！这是终结之终结！”［……］

无论如何，尽管有那些幼稚可笑的和前后不一的过分之处，于斯曼先生还是描绘出了一种例外的和奇特的精神状态，不过，我们还是能不费什么力气地进入其中，而且，我相信，这还是相当数量的年轻人的精神状态。他的德塞森特，他留在了人们记忆中，变质、腐败、起斑得恰到好处——他恐怕应该叫做蠕虫：几乎有些魔幻的甘当颓废派的颓废派典型——他将带着虚荣的得意，走向解体，化为液体。

场景很完整，因为语言跟其他东西一样地腐烂了，充满了无用的新词，不当的用法，还有被学究们称为语法错误和句法不规范的东西。

［……］

这些新来者制造出了一些很平庸的人类：显得仿佛他们是在谈论经典作品。他们没有任何东西会妨碍他们自己；他们似乎觉得，什么都还没有说呢。他们很好玩地瞧着：实际上这是一些原始人，一些野蛮人——但又是一种古老文明结束期的野蛮人，其神经十分脆弱。真的，他们确实比名士要人还更鲜明地看到了，感觉到了。在很多的天真、幼稚、愚笨中间，他们有着惊人的发现，有时候还发明出两千年以来早已经发明的东西。必须怀着善意参与到珍奇的野蛮人的这一入侵中：因为，兴许，这是一种行将灭亡的文学的最后一次独特推动，而且，在他们之后，将不会再有什么，什么都不会再有。

（《于斯曼》一文，载《当代杂志：文学、政治和哲学》，

1885年4月，第544—559页）

保尔·瓦雷里

（1871—1945）

于斯曼是当今天下人里头跟我的心最合拍的人。我一直在重读《逆流》；这是我的圣经，我的床头书。最近二十年来，再没有比它更有力的作品了。这是创造了一种文风、一种典型，还几乎创造了一种新艺术的罕见杰作之一。德塞森特在自身趣味上是相当的堕落，行为又是相当的神秘，足以诱惑我，我不断地嫉妒他那在精细的孤独中和在精神的魔力中的长久憩息。他有没有一个家园？他是共和派？还是别的什么。

（致阿尔贝·杜克里普的信，1889年末；

载《致某些人的信》，伽里玛版，1952，第11—12页；

又载《瓦雷里文集》，七星丛书，第一卷，第1742页）

我刚刚又——出于偶然——第五次重读了《逆流》，我只想再一次地读它。别太看不起我，这是我的书。当我感觉看我自己看得过于腻味了，我就细细品尝那几页，关于莫罗画笔下的莎乐美形象，虚构的伦敦之行，还有阴沉得如此奇特的结尾场景，我就会满心喜悦。假如人物站不住脚，假如其中表达的文学批评一文不值，那就活该，我依然非常喜欢其余的一切，我发现里头有一些东西，能抚慰我心中的三种趣味，它们其实也就是我的整个人：这些，很久以前你早就了解了……

（致皮埃尔·路伊斯的信，1890年11月19日；

载《致某些人的信》，第35页）

先生，我在外省跟德塞森特一起生活了两年，还跟厄舍尔，以及其他一些很瘦的人。我们在一种封闭的寂静中交谈了很多很多，我们在晚上用一些宗教礼仪稍稍照亮了沉睡在我们古老心灵中的黑暗真相。有时候，还表现出伤感主义的表象，死去的尤娜路姆[7]的音乐幽灵，让我们消遣……/我几个钟头前刚刚到巴黎，我觉得人群在践踏我的脑壳，而人们命名为咖啡馆的那些疯狂的水晶劈柴堆，则过于耀眼地迷惑着它，所以我命令我自己来看你——好奇一个如此令人赞叹的盲人竟能长久地精心塑造一个离他自己那么远的脆弱而又美妙的人物范型。/因此，我斗胆地要求你给我一个小时和一天。/保·瓦雷里。

（致于斯曼的信，1891年。

见保存于雅克-杜塞文学图书馆中的草稿。

连同J.-P.莫诺整理的异文，第一次发表于

《对瓦雷里的看法》，1947年，第24—25页）

皮埃尔·路伊斯

（1870—1925）

我答应过你，对你说说我对“你的《圣经》”的想法。哪怕你的友谊会来抱怨我，我还是会这样做的，因为这一话题就挂在你心上，我不能继续长时间地对它保持沉默。

当我离开大修道院时，我已经读了，品尝了，琢磨了最开头的九十页，我不知道，迄今为止是不是曾有过一本书像《逆流》那样让我激动……但是最后的二百页，在我看来，是那么糟糕，我不禁要问自己，我在阅读开头部分时是不是成了一种幻觉的牺牲品，我是不是没有发现并不存在的美。于斯曼犯了跟夏多布里昂一样的错：他作为一个疯狂的、极其例外的个体，观察着现代心灵的一种自然演变。就如同在勒内[8]这一人物身上，有一种被自然场景所震撼的精神，彻底位于人类生存条件之外，属于杂糅的激情，魔怪的爱情，同样，德塞森特似乎也被一种性格带向了对人工造物的狂爱，而那种性格，一开始，只是被对艺术的一种稍有偏离的、精细的爱所占据。

由此，人们读到这本书时，就会看到这一不断更新的纠正德塞森特的欲望，总想要从他身上剥夺本属于纯粹小说的一切，剥夺使典型浮肿，而使个性获益的一切，总之，剥夺来自推理演绎的一切，还有于斯曼自己没有观察到但已猜测到的一切。

（由亨利·蒙多尔引用，

《瓦雷里的成熟》，第218到219页）

奥斯卡·王尔德

（1854—1900）

《逆流》的读者道林·格雷

这是他曾经读过的最奇特的书。他似乎看见了世上的一切罪孽从他面前列队而过，在最美丽的装扮中，并且在笛子悠扬的旋律中表演哑剧动作。那么多东西，直到那时为止还只是被模模糊糊地猜测到，却在他的眼前显现于现实中；另外还有一些，还没有被猜到，正在缓缓地掀开面纱。

这是一本没有情节的小说，只有一个主人公。一切归结于对一个年轻巴黎人的心理学研究，此人，在十九世纪中叶，把他生命中的精力全都贡献给了对以往时代所有的激情，所有的思想方式的沉思，他寻求，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他自己心中，总结人类精神所曾经历过的各种形态；他喜爱那些被愚人们叫做美德的放弃，只因为它们的人为痕迹本身，同样也喜爱那些仍然被智者叫做罪孽的本能反抗。作品以一种精细雕琢的奇特风格写成，既闪闪发亮，又隐晦曲折，充满了俚语、老派说法、技术名词，以及博学的长篇大论，它们正是法国象征主义者中某些最完美的艺术家的作品的特点。人们从中能找到其奇异怪诞堪比一些兰花的暗喻，还有同样微妙的一套色彩。感官的生命在这里以神秘主义哲学的术语得到了描绘。有时，人们不再知道，他们读到的到底是一个中世纪圣人的精神自述，还是一个现代罪人的死气沉沉的忏悔告白。这是一本毒液四溢的书。在书页周围，飘荡着一股沉重的熏香，熏得人脑袋生疼。句子的韵律本身，从音乐性上来说充满了节奏和微妙的单调，随着章节的展开，在一个年轻人的精神中，决定了某一种麻木迟钝，一种病态的梦幻，它会剥夺他整个关于太阳下山和阴影匆匆滑过的意识。

（《道林·格雷的画像》，法国斯托克版，第159页）

[1] 《亲爱的》是爱德蒙·德·龚古尔1884年的一部小说。

[2] “印在荷兰纸上”，指出版印在荷兰纸上的精装本。

[3] 《生活的乐趣》是左拉的一部小说。

[4] 即中世纪欧洲神秘主义学者吕斯布鲁克的那句话：“我必须超然于时间之上尽情享乐……尽管世界厌恶我的欢乐，它的粗野不知我要说的是什么。”

[5] 1857年7月，巴尔贝·多尔维利在他关于《恶之花》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在写了《恶之花》之后，催花而开的诗人就只剩下两种决定可作：要不就让自己的脑子开花……要不就成为基督教徒。”

[6] 罗利奈（Maurice Rollinat，1846—1903），法国诗人。

[7] 尤娜路姆（Ulalume），本是爱伦·坡的一首诗歌名。

[8] 当指夏多布里昂笔下的小说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