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的百年史
Author: 吉田茂, SoBooKs.cc
Date: 2018-07-31T16:00:00+00:00

版权信息

激荡的百年史/（日）吉田茂著；袁雅琼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ISBN 978-7-208-15359-2

Ⅰ.①激…　Ⅱ.①吉……②袁…　Ⅲ.①日本历史近现代　Ⅳ.①K3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69591号

责任编辑　张晓玲

封面设计　微言视觉工坊|苗庆东

激荡的百年史

[日]吉田茂著

袁雅琼译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6.5

插　　页　2

字　　数　154，000

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5359-2/K·2771

定　　价　42.00元

目录
版权信息
出版说明
译者前言
自序

第一章 明治伟业的开端——冒险及成功
领导者的睿智

勤勉与灵活性

德川时代的遗产

第二章 近代化的两难性
引进西洋文明的代价

明治日本的终焉
转换期的痛苦
严重的失策

第三章 战后二三年——困难及努力
对明天充满信心的日本人

为每日的温饱而奋斗
接纳改革者的人们
理想与现实之间

第四章 奇迹般的经济发展——勤勉及幸运
向自立的转变

和解与信赖的媾和
连续不断的上升
登上世界舞台

第五章 奇迹之后的目标
败而不馁的楷模

新的理想与目标

附录 随忆录
一、战后的十年岁月——麦克阿瑟元帅“不为人知的善意”

二、被宪兵队召唤——哈哈，是关于潜水艇的那件事吧？

三、“近卫奏折”的内容？——这正是宪兵队想要知道的

四、谋反者转身成为“阁下”——勤奋的书生 ，其实是宪兵的间谍

五、豪斯上校的忠言——所谓“外交意识”

六、赫尔备忘录的秘密——究竟是不是“最后通牒”？

七、珍珠港真的是奇袭吗？——对方事先已经知道？！

八、被埋没的和平工作——推出近卫、策划渡欧

九、不知不觉、酒醉过了头——香槟变成了靴子

十、借来的靴子和委任仪式——战败国外务大臣的悲哀

十一、日本人要有自信——别忘记我们优秀的国力和国民素质

十二、不要迷惑国民——外交应当谨慎和明确

十三、“基地扩张”是义务——英法的国民不会为此而吵闹

十四、“中立主义”的空论——不要因保守合同而造成“不信任”

十五、不要急于进行邦交调整——贸易促进只是幌子

十六、引导中共走向开放——必须要使其脱离和苏联的关系

十七、关注移民和渔业——不可懈怠对外债务的履行

十八、逐渐增强自卫力量的准备——军队不可急速扩充

十九、拥有更广阔的视野——贸易上也需要“善意和耐心”

二十、走向复兴和安定——西德国民的进取精神
二十一、减轻国民负担——用心获得人气的政策
二十二、引进外资的矛盾——是岛国劣根性所致？
二十三、松方的收藏品——走向西洋的日本佛龛
二十四、外国文化的普及——要接触优秀作品
二十五、“世界的宝库”东南亚——贸易开拓要抓紧
二十六、对政治批判要谨慎——过多的恶意宣传

二十七、军备需要深谋远虑——世界的形势是要回避战争

二十八、民主政治的道路——应该学习英国政界的惯例

二十九、日本的财政信用——吸引外资并非难事
三十、无法忘却的政治家——先辈的言传身教
三十一、为国家的未来感到担忧——回想先辈的苦心
三十二、开战和终战的时刻——回忆东乡外相的苦心

出版说明

本书是由曾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撰写的自明治维新以来的百年日本历史，这是吉田茂在《大英百科全书》关于日本的卷首论文的基础上润色而成，出版后成为一部了解日本的重要历史著作。

1946年至1954年，吉田茂五次组阁，在日本战后的艰难时期，亲自参与见证了日本战后复兴道路上的一些根本性、方向性的重大历史事件。作为外交官出身的政治家，吉田茂对于战后国际环境、对日本的现实处境有清醒的认识，始终以现实主义的视角和技巧来应对处理国内、国际矛盾，其主张教育兴国，拒绝美国提出的重整军备的主张，全力投入经济建设，对日本战后复兴、重新崛起具有深远的影响。此次出版，还首次收入了吉田茂的32篇“随忆录”作为附录，便于更全面地了解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历史。

吉田茂在本书中，对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争责任虽有反省之语，但也有含糊不清、混淆是非之处。此外，吉田茂是亲英美的首相，在当时冷战的背景下，他站在西方的立场上来看待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和中国，对中日关系以及社会主义国家有些片面或失当的描述，还有其他种种持特定立场的偏见。为保持本书原貌，也为真实反映历史过程，本书仅对个别表述或段落做了修改和加注说明，请读者鉴别。

译者前言

二战后的日本，仅用了10年时间就从战争亡国的废墟上站立起来，完成了国家重建和经济复兴，并以钢铁、造船及晶体管等出口商品为桥梁，重新开始与世界经济接轨。第二个10年（1956—1965）期间，日本进入了以技术革新为标志的经济高速增长期，不仅黑白电视机、冰箱和洗衣机的家用电器“三神器”的普及率达到90%以上，电动自行车、电饭煲、收音机、录音机、录像机、果汁机等除空调以外的几乎所有的家用电器都进入了普通百姓的家庭，并向世界展示日本商品。1962年，东京开通了最初的都市高架道路。1964年，大阪与神户间的高速公路开通，东海道新干线建成并投入使用。同时，东京完成城市大改造，并成功举办了奥运会，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在亚洲国家举办的奥运会。

1967年，当吉田茂应邀在《大英百科全书》年鉴上发表《激荡的百年史》时，正是日本再次抬头仰望“坂上之云”，继续以疾风怒涛之势准备迎接时代顶点之时：“近年来，世界舆论对日本评价之高令人吃惊。尤其是对日本在明治时代引进西洋文明，成功实现了近代化，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完成复兴及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人们认为，日本的先例能够为目前尚在近代化道路上艰苦摸索前进的亚非新兴国家提供巨大的鼓舞和宝贵的经验教训。”就在这一年，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仅用7年就提前得以实现，人口也达到了1亿。翌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西德，成为自由世界第二位的经济大国。1970年，大阪举办世界博览会，这也是第一次在亚洲国家举办的世博会，为此前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世博会。

《激荡的百年史》共有五个章节。前四章分别阐述日本在明治维新以来的百年中所经历的波折起伏，第五章总结了日本取得成功的原因和经验。吉田茂指出，“战后的日本和明治时代的日本一样，都接受了巨大的挑战”，“日本在战后所取得的成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日本在明治时代完成的事业的再现，而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它又是日本自明治时代开始的事业的完成”。在此过程中，尽管日本多次“赶上了历史赋予的机遇”，“最重要的还是要归功于日本人是非常好学的国民”，“只有教育才是重建日本的原动力”。“因勤勉而激发出的力量，赋予日本人特有的进取向上和竞争精神，促使他们不断勇往直前。日本人放眼全世界，专心致志地汲取着世界的长处”。同时，吉田茂还提出了日本今后需要努力的方向，“在当今的世界中，正确地认识自己的使命所在，并正确地付诸执行，不是那么容易的。尽管日本人遭到了失败，但是回顾过去的百年中日本在整体上获得的辉煌成就，然后再放眼世界的话，日本人应该会慢慢地清醒什么才是自己该做的事情”。

吉田茂认为，战后日本的复兴和腾飞，首先要归功于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的治政有方：“他将日本从投降后的混乱和疲惫中拯救了出来，并在日本社会的各个角落撒下了民主的种子。”而被称为“日本丘吉尔”的吉田茂在战后重建的过程中同样也是不可或缺的主角。这个外交官出身、拥有敏锐的国际观察力和卓越的宏观政治智慧的“顽强的现实主义者”始终坚持“教育兴国、经济建设优先、拒绝重整军备”的方针，为日本的重新崛起作出了重要贡献。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对麦克阿瑟与吉田茂的合作关系极其推崇：“日本是在这两人的特殊的合作下重建的。麦克阿瑟是法典的制定者，吉田则是执行者。前者抛出法令的大纲，后者再把它们细化成为适合日本需要的东西。结果，在短短的几年中，日本就从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变成一个民主的国家，其业已崩溃的经济也一跃而跻身于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之列。”

出生于武士家庭的吉田茂继承了生父竹内纲、养父吉田健三及岳父牧野伸显的自由主义理念及坚忍、实干和富有勇气的品格，二十多年的外交官生涯又让他拥有超常的先见性和大局观。将密切日美关系作为政策基础的吉田茂，并不是“软骨的媚外主义者”，更没有想要永远做美国的附庸。事实上，在他执政期间，日美两国政府的关系始终处于时而密切合作、时而互相摩擦的状态。在世人眼里，他是“一个总是迫不及待地、怒气冲冲地否定麦克阿瑟关于劳动、教育和警察方面的改革的人，一个使人不愉快的老式保守分子”。

为了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吉田茂在执政期间培养池田勇人等一批政界领导人，因此，吉田内阁之后的日本各届政府仍大体继承了吉田茂的对内对外政策，他们以经济至上主义在动荡的国际局势中折冲樽俎，运筹帷幄，使日本在最短的时间里实现战后经济腾飞。

为了有助于理解《激荡的百年史》及其时代背景，本书选译了吉田茂的《随忆录》作为附录，供读者参考。译本中的注释未加注明的，均为译注。

自序

闻名世界的《大英百科全书》每年都以附录的形式出版补充年鉴。本书是将我给该年鉴1967年版写的卷首论文稍加润色而成。

近年来，世界舆论对日本评价之高令人吃惊。尤其是对日本在明治时代引进西洋文明，成功实现了近代化，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完成复兴及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人们认为，日本的先例能够为目前尚在近代化道路上艰苦摸索前进的亚非新兴国家提供巨大的鼓舞和宝贵的经验教训。《大英百科全书》将日本走过的百年历程以年鉴卷首论文的方式予以发表，可以说正是反映了这种思潮。现在的日本，与20年前那个打了败仗、几乎行将从世界历史上销声匿迹的时期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虽然是令人可喜的事情，但我认为我们日本人不能沉溺于这种赞扬而骄矜不前。

去年夏天，美国大使赖肖尔[1]先生离开日本前，我和他见了面。因为赖肖尔先生对日本赞赏有加，我不得不谦逊地说，希望不要把日本人捧得太高。我也和大家一样，对日本过去的成绩和今天的实力感到自豪并充满自信，但作为一个亲历了大半个明治百年的人，我是不敢过于自大的。

的确，日本人非常努力，但同时也不得不承认，日本是极大地得到了幸运的眷顾。明治时代，因为有大受欢迎的商品“丝绸”换取外汇，促进了工业化。战后，虽然原先仅有的一点资源都因战争而消耗殆尽，但技术革新的大幅度进步弥补了资源缺乏带来的不利。诸如此类的幸运一个个接踵而至，多得不胜枚举。

此外，日本虽然在太平洋战争中遭到惨败，但就总体而言，在国际政治的惊涛骇浪中还是机智地把握住了方向。[2]当然，这也是由日本人特有的“洞察力”所赐予的。尤其是明治时代的领导者们，都具有非常敏锐的“洞察力”。所以，我遇事就会强调这种“洞察力”的必要性。但是“洞察力”这东西和幸运一样，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它们是上天赋予拥有卓越的历史敏感并且勤奋工作的日本国民的一种“礼物”。而对于那些在成功面前自我陶醉、过分相信自身实力的人们，上天决不会给予他们这种幸运和“洞察力”，日本的历史也证实了这一点。

回顾明治以来的百年史，我对此有非常痛切的认识，希望今后肩负日本重任的人们也能明白这个道理。这本书如果能在这方面起到一些微小的作用，我将感到无比欣慰。

1967年5月

吉田茂

第一章　明治伟业的开端——冒险及成功

领导者的睿智

1860年（万延元年），为了交换《日美通商条约》[3]批准书，日本使节乘坐美国的军舰前往美国时，随行的胜海舟等人另行乘坐250吨的“咸临丸”一起横渡了太平洋。这是日本人首次驾驶蒸汽轮船直航横渡太平洋。在此前不久，日本人还没有见过蒸汽轮船，学习航海技术，也只有几年工夫。但是，胜海舟等人为了提高日本人的士气，尝试挑战横渡太平洋，在有美国海军军人的同乘和援助的鼓励下，成功地完成了这次远洋横渡。

这件事，恰如日本拉开近代序幕时的一个象征。即，尽管日本是在外国的压力下被迫开放了门户，但是，一旦决定开国之后，面对西方的冲击，便显示出勇于冒险的气魄和能力。

在1853年（嘉永六年）6月，美国的佩里[4]率舰队来到浦贺港以前，日本是一个停滞的封建国家。“士农工商”的身份秩序全面制约着日本人的生活，甚至渗透到文字和语言的用法等细节。儒教道德是构筑上下尊卑、服从及效忠等社会关系的基础。幕府为了维护这种封建秩序的安定，不希望它有任何的改变。正如1856年作为第一任总领事来到日本的哈里斯在日记中所写的那样，日本对于任何事情都是遵守“一成不变”这一格言的。

同时，到那时为止，日本还是一个与世隔绝、过着太平生活的国家。1636年，日本颁布“锁国令”，断绝了同世界的往来。除荷兰船和中国船以外，一律禁止外国船只来访。而且即便是这两个国家，也被严格限制在规定的贸易港口和居住地区内。海外的信息只是通过在长崎的一些有限的接触少量地传入日本。这是日本之所以能够享受近三个世纪的太平之世的一个很大的要因。但是在那二百多年里，除了因意外漂流到海外的渔民之外，日本人是谁都不能到外国去的。

这种停滞、太平和孤立的状态，因佩里率领美国舰队来到日本、以军事力量胁迫日本开放门户而被打破。1854年，佩里率领美国舰队再次来到日本，并深入江户湾，要求日本对他前一年递交的美国总统的书信作出答复。以下这段文章非常形象地反映出当时日本人见到蒸汽轮船时的惊奇和恐慌。

美国军舰于正月二十八日由浦贺出发，至神奈川湾抛锚停泊，幕府惊恐万状，担心美舰会绕过羽田滩而直抵品川，而一旦谈判破裂，江户则将在彼等大炮之下化为黑烟。故在神奈川至江户之间，配置了众多瞭望哨所，告急文如雪片般飞来。将军所居城堡内，忽报夷船正向江户驶来，于是惊慌一片；忽报夷船驶往浦贺，则又暂安一时。如此忽惊忽安者，日达数次。后经详查其向背之因，发现舰船乃是受潮汐涨落及风向之影响而发生移动而已。但哨所不明就里上报眼见表象，从而引起一场虚惊。

——福地源一郎《幕府衰亡论》第50—51页，

引自冈义武《近代日本政治史Ⅰ》第19页

面对美国舰队的威胁，幕府不得不决定作出让步。担任谈判的幕府官员们知道清朝在鸦片战争及“亚罗号”船事件中战败的情况，深恐日本重蹈覆辙，于是，打破持续了两个多世纪的传统，与美国缔结《日美亲善条约》，开放下田、函馆二港，并于1858年（安政五年），在美国总领事哈里斯的强硬要求下，缔结了《日美通商条约》。

围绕缔结通商条约问题，当时日本的舆论分为了两派。一派为开国论者，他们主张，如果坚持锁国方针，则会导致同西方诸国的战争，而且日本有败北的危险，因此除了开放国门之外别无他途。与此相对立的另一派则是攮夷论者，他们主张拒绝外国提出的开国要求，用武力击退外国船只。在这些攮夷论者当中，虽然有些人出于原始的排外思想而反对开国，但并非所有的攮夷论者都是单纯的排外思想的狂热信徒。在攮夷论者当中也有一些人认为，在西方的军事威压之下实行开国，会对国家的独立性造成危害，从而主张首先赶走洋人，击退来自西方的压力，随后再根据自主意愿来开放国门。他们认为，因无可奈何而实行开国的这样一种失败主义的思想方法，无法保证日本的国家独立。在这些意见之外，还有人认为现有的幕府政治体制无法对抗外国的强压，从而倡议天皇亲政。也有人主张固守幕府的传统政治制度。这些互相对立的意见纷纭交杂，使当时的政治局势发生了激烈的动荡。

然而此后不久，萨摩与长州的攮夷论者们试图用武力攮夷，结果却被西方各国的炮舰击败的事实终于让人们醒悟到攮夷是不可行的。同时，积极的开国论，即：应当通过开国使日本实现富强，并拥有能够与西方各国抗衡的实力的主张开始被更多的人所接受。比如，后来担任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曾经于1863年秘密留学英国[5]，他在伦敦等地见闻了西方的情况以后认识到攮夷是轻率的，实行攮夷只会使日本灭亡。“即便我们在学问上取得了成果，但如果自己的国家灭亡了，任何学问都将无济于事”，因此他立即回国，努力投身于消除攮夷思想的工作。

但是，人们在痛感西方军事力量的优越之后，对幕府的不信任感也越来越强，要求以新的政治体制取代幕藩制度的力量变得强大起来。结果，以德川时代曾经完全只是形式上权威的天皇为中心，诞生了一元化的新政权。在幕藩体制转换到天皇亲政的过程中，虽然也发生了一些斗争，但因日本的领导者在政治上的睿智，终于以幕府将军将大政和平奉还于天皇的形式实现了明治维新。

就这样，明治日本的基本政策得到了明确。即：开放门户，应允与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同时，实行富国强兵政策，以确保国家的独立。而实行这些政策的都是富有想象力和领导能力的人，这对日本而言是非常幸运的。他们的进取精神充分体现在明治天皇的声明书“五条誓文”中。

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二、上下一心，盛行经纶；

三、文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人心不倦；

四、破旧有之陋习，秉天地之公道；

五、求知于世界，大振皇基。

为了把日本建设成为一个能够保持国家独立的强国，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明治的领导者们对必要的措施都予以了果断坚决的执行。一方面他们具有在倒幕运动过程中锻炼出的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另一方面，在攮夷的失败以及其后的外国旅行中，他们亲身感受到了西洋文明的优越性，确信有引进的必要。

比如，明治维新领导人之一的大久保利通，是殖产兴业的功劳者。明治维新四年后，四十三岁的大久保去欧洲旅行时，对英国的工厂、道路、铁路和运河等赞叹不已。痛感到日本的差距，他情不自禁地感慨说：“像我这样有了一定年纪的人，对今后已经无能为力。无法应对时代的要求，只能隐退了。”此后，他之所以能够为殖产兴业不惜付出全身心的努力，正是因为能够准确并切身了解了这一现实的缘故。

明治政府在维新四年之后的1871年废藩置县，派出由中央政府任命的知事对各县实行管理。通过这一改革，德川时代拥有大量土地的藩主们丧失了权力，新的中央集权体制得以形成。同时，身份等级制度被废除，武士的俸禄也随即被停止，从此，依靠身份过活的保障不复存在，人们必须依靠职业，如官员、教师或产业家等来自食其力地谋生。此外，新政府还施行了新的教育制度，给予国民以平等的教育机会。因为明治的领导者们认为，维新大业不能只靠领导人自己，必须借助于大多数接受过教育的国民之手来共同推进。这就是明治领导者的胸怀。他们还根据所掌握的西方各国兵役制度的知识，结合德川末期兵役制度改革的经验和教训，认识到保卫国家不能只依靠武士，而是需要全体国民的共同参与。以此为目标，他们创建了近代化军队。与此同时，解除了农民对土地的隶属关系，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对于这些根本性的改革，当然有人反对，尤其是武士们，不仅数次暴动，最终还引发了小规模的内战1[6]，但是明治的领导者们解决了这些问题。这样，新政府建立起近代国家体制之后，便以此为基础谋求殖产兴业。首先，由国家着手建立铁路、电信和邮政制度等振兴产业所必需的“动脉”和“神经”，并由政府创办一些示范工厂，以引导民间兴办类似企业。对于想办企业的人，政府不惜提供援助给予贷款。同时，政府进一步重视对一般国民的启蒙教育，鼓励阅读报纸，大力降低报刊的邮费，或者对投寄给报社的稿件实行免邮资政策，以帮助新闻报业的发展。这些政策对于实行近代化所必须的思想方法的转变，例如，从鄙视赚取金钱的儒教道德向鼓励赚取金钱的道德观念的转变方面起到了很好的助推效果。

勤勉与灵活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明治政府努力普及教育、培养人才的措施。明治的领导者们认为，要使国家富强，必须增进一般民众的知识。振兴近代工业，需要有推进这项工作的人才。在近代化军队中，不仅要求军官同时也要求士兵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准。而且从国家统一的角度来看，教育也是极其重要的。因此他们计划在全国范围兴办学校，普及教育，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的面貌。

但是，设立小学时，政府没有支付补助金的余力，因此，大部分的小学是由国民出资兴办的。为生活所迫的民众虽然并不十分愿意把孩子送进学校，但政府却不惜一切努力来提高就学率，各地的地主们也认识到国民教育的必要性，慷慨解囊捐资兴办学校。从德川时代开始积蓄起来的财富和知识，以及对地方文化的责任感促使了他们的善举。而一般民众也从德川时代以来就有到寺院开设的私塾读书的习惯，举国上下尊重教育的意识非常强烈。于是，国民教育迅速得到普及，到明治末年[7]时，就学率已超过95%。直到今天，人们到乡村旅行时仍然可以看到大多数地方的小学校舍都是村中最好的建筑物，这就是日本人尊重教育的表现。

明治时代义务教育的就学率（黑色部分，左侧为男子，右侧为女子）

在高等教育方面，政府为了大力培养学者，或出高薪聘请外国教师来日，或派遣日本学生留学外国。此外，未能参与政府工作的知识分子大多都创办了私立学校，从事教育工作。为了实现近代化而重视教育事业，是日本近代化过程中的一大特征。

推进这些改革的不仅是那些成功进行了明治维新的领导者，其后出现的知识分子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人虽然没有参与明治维新运动，但在德川时代末期，或是在幕府的翻译部门，或是在各自的藩内进行着对西方各国的研究。他们当中，有的像大隈重信那样就任官职，有的像渋泽荣一那样进入产业界，或者像福泽谕吉那样从事培养近代化人才的教育事业。尽管从事的行业都各有不同，但他们都一致主张要大胆引进西方的技术和制度。这些人都是武士出身，没有从事经济活动的经验，但在从事新型经济活动时，这些反而成了有利条件。这是因为从事新型经济活动所需要的才能就是敢于冒险和富有探索精神。旧武士因为没有任何会受其束缚的商业经历和传统，所以才能大胆地接受新事物。就像他们曾经乘坐“咸临丸”横渡太平洋一样，冒险精神是他们的推动力。

但是，仅仅靠这些具有冒险精神的先知先觉还是无法实现近代化，必须要有许多人来追随先知先觉，而且，还需要有一批为实现近代化而勇挑重担的人们。就此意义而言，日本国民在“文明开化”的号召下，主动吸收西方文化并努力工作，积极储蓄、完成了实行近代化所必须的资金积累，这是日本能够成功实现近代化的最基本的要因。

日本国民的消费态度，带有强烈的儒教道德特征。一方面，它把获取利润视为不道德的行为，这种观念阻碍了产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它认为勤俭节约是一种美德，奢侈是一种罪恶，从而促使了人们踊跃储蓄，又帮助了产业的发展。在对待西洋文明的态度上，领导者们决定开放国门、引进西洋文明之后，国民对此不仅没有抵抗，反而显示出欣然和欢迎的态度，甚至有一段时间还出现了轻视日本固有的文化遗产，认为新的东西什么都好的潮流。有一段讽刺当时这种状况的文章是这样写的：

“文明开化”这句话，最近已经成了人们的口头禅了。可是，真正了解“文明开化”的内涵而使用这个词的人却不多见。去听一下他们说的那些话，什么“吃了猪肉就文明了”、“那个家伙最近走路时一直撑着洋伞，真是太文明了”、“穿着的鞋，不脱就直接进入铺着榻榻米的房间”。这些所谓的“文明”可真是让人受不了。如果不了解“文明”的真正含义，胡乱把一些看到听到的新鲜事物都看作“文明开化”，就会闹出啼笑皆非的笑话。

那时，所谓的“舶来品”被人们争相抢购。有人主张对日本文字进行改革，其中包括森有礼提出的“废除汉字、使用英文字母”之类的建议。甚至还有人倡议改善日本人的体质，说“日本人虽天性聪慧，但缺乏毅力，此皆因不食肉所致”。所以，要从幼儿时期即哺以牛奶，以后再让他吃牛肉长大，那么日本人也将成为富有毅力的国民。因为“牛是鲁钝之兽，吃牛肉长大的东西，一定会像牛一样有忍耐力”。有的还提议说要同外国妇女结婚以改良人种。明治时期的日本，就是这样想要一下子改变所有的事物。虽然这种状况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弊病，但毫无疑问，它会让日本更容易引进西洋文明。

看上去这似乎和德川末期的攮夷运动完全不同，但其实主动吸收外国文明的精神才真正是日本人的传统性格。自古以来，日本人就是如此，从正面角度看，是对其他民族、其他文明的宽宏大量，从负面角度看，则是容易醉心于外国文明的模仿者。日本人很早以来就醉心于中国，并为吸收中国文化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圣德太子不仅用汉文撰写了日本最初的宪法、即十七条宪法，而且引进中国服装，收集中国物品，想让生活方式全部都实行中国化。同样，在16世纪西欧各国初次进入日本时，日本人也争相引进西洋文化。在当时的文献中可以看到，来到日本的传教士们对于洋枪在日本的普及感到吃惊，他们由此看到了日本与其他东方各国之间的不同。

日本人对外国所持的这种态度，是因历史原因而形成的。日本没有能够对它产生威胁的紧邻的大国，只有一个可以引进其文化、相隔较远的中国。古代的中国拥有非常先进的文明，对日本而言，能够向中国学习是一种莫大的恩惠。但是，就古代的交通手段而言，日本与中国相隔甚远，中国无法统治日本。日本人的这种对外国文明不加警惕、反而积极引进的性格，可以说就是在这种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

19世纪中叶，西方各国带着军事力量来到日本时，日本人起先对此进行了强烈反抗，因为他们担心日本会丧失独立。但是不久后，当他们发现为了维护日本独立必须要引进外国文明时，日本人便一心一意为引进西洋文明而不遗余力。而且，随着对西洋文明优越性的理解，他们愈发赞扬西洋文明了。

为了国家的独立，理解外国文明优越性的明治时期的日本人对待外国的态度，可以从他们在对待大津事件的态度中看到典型的表现。明治二十四年（1891年），俄国皇太子访问日本时，被国粹主义者的警察所刺伤。事件发生时，日本人感到极大的遗憾，他们从日本各地将慰问信和慰问品送到俄国皇太子那里。同时，许多人还向身在俄国的沙皇发出了深表遗憾的电文。日本国民为这种对外国宾客的非礼行为从内心感到歉疚。围绕这一事件，还有一段插曲是关于审理此事件的审判官的。日本政府担心俄国会以这一事件为借口来为难日本，因此主张对犯人的惩处应当适用对皇室犯罪的法律而处以死刑。然而，大审院[8]院长儿岛惟谦并不屈服于这种政治压力，采取了维护司法权独立和法律正义原则的行动。他指出那样做是枉法的，他对被告作出的判决是无期徒刑。参与审判的当事者们，满怀着“日本是法治国家”的自豪感和独立精神，做了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这件事不仅可以看出国民大众对俄国皇太子的友好态度，同时也表现出明治时期日本优秀的一面。

日本的领导者们因为担心在经济上受到外国资本的控制而没有引进外资，但他们认为，为引进外国的技术，聘用一些外国人的做法是安全的，于是就出高薪聘用外国人。这些“被聘用的外国人”几乎涵盖了法律、军事、经济等所有领域，他们认真为日本工作，不仅提供了必要的知识，还主动为日本出谋划策。

外国聘用人员的人数推移表（明治五年至明治十八年）[9]

他们对日本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其中，有像费诺罗萨[10]那样的人，他在参与日本教育工作的同时，还将日本的美术介绍到欧洲。还有像外务省聘请的丹尼森[11]那样的人，在日清战争[12]和日俄战争时，他在外交方面向日本提供了重要的建议。丹尼森曾以随员身份参加朴次茅斯会议，当时他曾被时任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开玩笑说：“你是美国人，还是日本人？”因为丹尼森的行动完全就像是一个日本人。

这些“被聘用外国人”之所以能够活跃在各个领域，不仅是因为日本人对外国人态度友好，更是因为外国人忠于职守的西方道德观念。这给日本人树立了重要的榜样。

此外，在那时，无论是日本还是欧洲都还没有出现排外的民族主义，这对日本来说，可以说是极其幸运的事情。明治时期日本的惊人发展，正是因为具备了上述的各种因素才得以实现的。

德川时代的遗产

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把注意力局限于明治时期的话，可能无法理解明治时期日本近代化的秘密所在。正如我们从以上的叙述中可以看出的那样，明治时期日本的发展，是因为立足于日本过去的遗产之上才成为了可能。比如，努力工作而不浪费挥霍这样一种道德观念，就是儒教的遗产。日本于德川时代形成了统一的国家，有了通用的语言，这同样是一项重要的遗产。

更准确地说，德川时代的太平、停滞和孤立的二百六十年，给日本创造了“社会资本”。这和欧洲各国当时的情况一样，封建制度建立了近代国家的基础。首先，在德川时代的统治制度下，日本已经形成若干有助于建立近代国家基础的资产。作为执行统治的阶级，武士们积累了经验，他们不仅建立了官僚体制，而且还培育了一批具有组织能力的人才。前文中已经论及在殖产兴业时旧武士所起到的作用，他们有一个强项，就是具有利用组织采取行动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他们在幕府或各藩的政治训练中获得的。

此外，日本的武士们虽然社会地位很高，而且被赋予重要责任，但生活却并不富裕，这就有利于把他们培养成富有使命感和冒险精神的领导者。尤其是19世纪初叶，在预感到外国威胁的情况下，他们创建的大批藩立学校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在这些学校里，学习古人之道的儒家教育被代之以西方军事学和“实学”，即培育面对困难局面，拥有智慧、意志及实际解决能力的人才教育。各藩不仅施行人才教育，还制订了在19世纪上半叶录用这些人才的计划。正因为如此，日后成为明治维新领导者的下级武士才有机会登上政治舞台，像涩泽荣一[13]那样的人也才有可能由半农半商之家的子弟成为明治时期产业界的领袖。

同时，明治维新并非完全是因为受到了外国的压力才实现的。德川时代太平的260年间，已经平稳而又缓慢地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变化，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发达和商人的兴起。太平时期内，由于生产的逐渐扩大，城市的消费生活出现了盛况，商人因此而积累起财富。尽管他们的身份仍属于社会最下层，但武士在他们面前却抬不起头来。随着货币和度量衡的统一、道路的修建及水上航路的完善，以稻米为首的全国性流通经济已经形成。商业经营技术也以账簿及隐名合伙的方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所有这些，都在明治时期殖产兴业的时候充分发挥了作用。而且，商人的兴起让原有的社会制度出现了动摇，早在19世纪初期时，武士们就已经开始认真思索社会改革的问题。在思考如何应对国外的压力和国内的不稳局面时，明治维新的领导者们发现并明确了推翻幕府的必要性。另外，当时一般农民所掌握的农业技术水准之高、纺织等手工业技术之发达，以及初级教育的普及等，都为明治时期实行近代化提供了基础。

除此以外，日本的近代化还多次得到了机遇的垂青。其一是当时刚进入19世纪的下半期，虽然大多数的先进国家都已经历了工业革命，但从其技术水平来看，尚处于从提高熟练程度和积累经验的阶段进入在科学上对技术进行验证的时代。近代的钢铁工业刚刚开始发展，化学工业几乎还不存在。铁路也刚刚进入兴建热潮，蒸汽轮船还没有完全替代帆船。因此，日本的技术水平与他们的差距还不甚显著，日本人这才有可能在活用传统技术的基础上，通过加倍的努力，赶上了先进国家。不仅如此，日本还毫不犹豫地成功引进了以铁路和轮船为中心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以及同时期出现的全民基础教育和国家保护殖产兴业等一些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方法。除此之外，日本还有丝绸这种大受欢迎的出口商品。它在为日本的产业发展提供必须的资金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就这样，明治时代的人们以其惊人的努力，借助德川时代的遗产以及时代给予的机遇，促进了日本近代化的成功。

第二章　近代化的两难性

引进西洋文明的代价

明治时期的日本虽然在迅速实现近代化上获得了成功，但其过程绝不是波澜不惊、一帆风顺的。相反，那是一段不断出现困难问题并与之斗争的历史。

首先，明治维新的领导者们必须对封建制度进行坚决的清算。如前所述，其棘手程度甚至导致了内战的发生。由于明治的领导者们采取了毅然决然的态度，事态最终得以收拾。但比这更困难的是，接下来该如何建立近代国家体制的问题。关于日本应该采取怎样的国家体制这一问题，曾经有过各种不同的意见。一些激进分子要求设立议会，并主张赋予议会以巨大的权限。他们提出了约翰·穆勒[14]的《论自由》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15]为其主张的依据。而另一些持有相反观点的人则站在旧道德观的立场上，主张赋予天皇以巨大权限，希望利用天皇的权威来实现国民精神上的统一。而政府相关人员的立场可以说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他们中的有些人希望采取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也有些人比如伊藤博文，他们虽然反对英国式，但又认识到立宪政治的必要性。还有一些人如山县有朋[16]，则是反对立宪政治的。

这些意见的对立，反映出明治时期日本所面临的问题的多样性。首先，自由民权运动者之所以强烈要求设立议会，原因在于组成明治政府的基础范围非常狭隘。明治维新是以萨摩、长州、土佐和肥前四藩[17]为中心进行的，其中萨摩和长州又起到了主要的作用。因此，明治政府主要由这四个藩出身的人组成，而且在高级官员中，这四个藩出身的人更是占到了总人数的三分之二。虽然他们并没有为“藩”的狭隘立场所束缚，而是完全从国家全局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但是那些未能加入明治政府的人们却对他们怀有极大的不满。自由民权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活跃起来的。

其次，那些主张利用天皇权威来谋求国民精神统一的人也并非单纯的复古主义者，那是他们为解决明治时期的日本在迅速实现近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道德混乱问题而尝试的方法之一。

明治政府急速推行近代化，使人们在陶醉于文明开化的同时出现了道德上的混乱。这是在引进外国文明时不可避免地需要付出的代价。引进外国文明时，总会伴随一些或将破坏本国原有的社会、文化及精神上统一的危险。德川末期的思想家们曾经设想以“东方的道德、西方的艺术”或是“和魂洋才”来作为应对这种危险的公式。

但是，一旦真正推行近代化就会知道，这样的公式是难以执行的。因为文明原本是一个整体，无法只单独采用它的科学技术文明。例如，为了引进西方优良的军舰和武器，就必须建造生产它的造船厂和兵工厂，而为了让造船厂和兵工厂能够发挥功能、有效地进行生产，又必须要让构成产业基础的经济活动能够顺利展开。这就和将追求利润视为不道德的儒教伦理发生了矛盾，因此，拥有军舰的结果就是，将不可避免地对该国的核心文化造成冲击。

此外，即便引进外国的科学技术文明不成问题，但要引进构成其文明基础的政治体制、文化以及思想方法却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这种所谓的价值体系，如果不是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依靠国民自身力量形成的话，是无法被人们接纳为真正的道德基础的。因此，那些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被迫引进外国文明的国家，便会面临一种进退维谷的困境，而明治时期的日本所面临的，正是这种困难的局面。

“孔孟之道既衰，西方理学未入，宛如日已没而月犹未升之状焉。”当时一个学者说过的这句话恰好表明了对他们而言什么才是最大的问题。

为此，政府相关人员从如何才能让国家迅速发展、尽快建立起一个富强的日本这个实际问题出发探讨了国家体制问题。对于他们来说，国家必须是一个强有力的整体，从这个意义来考虑，就不能把重点放在理论性的设立议会论上。但是，他们同时也认识到，政府不能由少数人来实行专制，而必须要调动国民的力量共同参与。他们还清楚地知道近代化会带来混乱，他们并非对此漠不关心，只是他们确信，近代化才是最重要的必须完成的任务。

在设立议会的同时，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日本颁布了宪法，赋予天皇以超出君主立宪国家惯例的巨大权限，接着又于翌年的1890年，以天皇亲颁诏书的形式公布了教育基本原则[18]。这些都是他们基于上述想法而采取的措施。这些措施奠定了明治时期日本的基本构造。而这种构造又让以天皇为中心的强大的寡头政治得以存续，在这一点上虽然与西方的近代国家有所不同，但它承认了国民参与政治的概念，同时，它还巩固了家族、共同体组织以及生活感情等构成国民大众精神支柱的传统社会体系。这种构造大体上都是与国民的想法相吻合的。国民们与其说期望在个人主义基础上建立国家，不如说他们更愿意保持以前的家族主义。“教育敕语”公布之后，特别表示欢欣的是在第一线担任实际教学工作的教员们。

尽管以天皇为中心的明治的领导者们出于巨大的责任感而保持了决定权，但他们对吸取国民的力量并加以活用这一点却是非常积极的。他们热心于人才的培养，而培养领导人才的大学不问出身和贫富，只要有能力，穷人家的子弟也能够入学。这种平等制度在当时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看不到的。所以，能够拥有明治天皇这样一位杰出的君主，对日本而言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政治上的重要决定，由天皇和元老进行决策，在军事方面，天皇也参与所有的议事，他对高级将领的性格和能力都了如指掌。明治天皇熟悉领导者的人品，总是根据他们的个性来发挥其才能。

此外，对一般国民来说，天皇也并非是高不可及的存在。天皇对于国民的状况经常表示深切的关怀，尤其是他的“和歌”强有力地感动了国民的心灵。比如在日俄战争期间所作的下述和歌，充分表达了明治天皇的心情。

儿郎悉皆从军去，独留老翁守山田？

因此，明治时期的日本一方面是一个近代化的法治国家，拥有能够调动国民积极性的巨大的国家组织，另一方面，其中枢部门又是由少数领导者构成，他们因有自明治初期以来一直共同工作的经历而紧密团结在一起。正因为如此，日本才能够在帝国主义时代严峻的国际环境中成功渡过难关。在不幸的不得不进行的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中，由于明治天皇发挥了他的领导才能，并调动了响应其号召的国民的积极性，日本才能两次都一反世界的预料而在战争中取得胜利。

然而，明治的国家体制毕竟是用来度过非常时局的例外体制，无法一成不变地永远延续下去。这个体制是因为有圣明的天皇，以及由共同的思想基础牢固地团结起来的强势的元老们的存在，才能发挥它的机能而未产生弊病。因此，明治天皇的驾崩是一件改变时代的大事。著名的小说家夏目漱石曾经这样写道：“在一个盛夏炎热的季节，明治天皇驾崩了。这时我似乎感觉到明治精神乃随天皇而始，又随天皇而终了。”

随着明治天皇的驾崩，以富有冒险精神以及调动年轻国民的能量为特征的明治的创业时代即告终止，一个艰苦的转换期开始了。

明治日本的终焉

但是，如果仔细观察便可以看到，日本的这个转换期早在天皇驾崩之前、日俄战争之后就已经开始了。日俄战争的胜利，使国家独立这一明治维新以来的目标得到了实现，但日本人也因此而迷失了全民奋斗的方向。他们一方面陶醉于战争的胜利，另一方面又对战争带来的艰苦生活以及战后的混乱局面发泄出强烈的愤怒。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伊藤博文在哈尔滨被暗杀事件，极大地削弱了元老们所掌握的统率力。更需注意的是，由于近代化的急速进展，在公布宪法和教育敕语之后还不到二十年，日本社会的个人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就得到了壮大，并与传统道德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于是，旧的生活方式日益崩溃。在明治中期，当人们叹息日本人道德混乱的时候，其实那时还保存着不少日本人的优良风尚。但是，旧的道德和伦理在此后的二十年时间里迅速瓦解。为明治天皇殉死的乃木大将[19]在其遗书中严厉谴责了日俄战争后日本出现的道德混乱，他的观点正反映了这种矛盾的存在。此外，夏目漱石对日本在面对外来压力时急速推进近代化，使日本人失去了良心与诚实，令社会变得虚伪又浅薄的现状予以了批判，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

大正中期，仿佛象征着旧的日本社会的崩溃一般，发生了“米骚动”（1918年，即大正七年）和关东大地震（1923年，即大正十二年）这两件大事。不堪米价暴涨的民众袭击米店，暴动相继在各个城市扩展开来。为了排挤进口粮食，企图依靠人为抬高米价的所谓保护政策来维持自身立场的地主们，在“米骚动”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事件结束后，政府在北海道等地区都采取了生产稻米以增加粮食的措施。但这一措施对于日本内地从事农业的人来说，则意味着竞争对手的出现，为此，内地的农业不得不再一次经受因新的转型而带来的痛苦。“米骚动”事件预告了传统的农村社会的终结，而关东大地震和接着发生的火灾则毁坏了大半个东京，从而使古老的东京遭到了彻底的破坏。包括东京和横滨在内，死者人数达到了10万，刚刚在浅草建成的十二层大厦一下子被震塌，东京的许多建筑物都因灾害而毁坏。震灾后，日本依靠来自美国的1.25亿美元的借款和来自英国的贷款援助，成功地完成了东京的复兴，东京因此而完全改变了面貌。

当时，第一高等学校的学生石田英一郎在地震发生后不久所写的作文，对大地震作了如下的描绘。

月亮的死相（本乡[20]）

石田英一郎

我和K君正在“西川”餐馆吃午饭，忽然感到摇晃起来。正想着这次震得有些厉害的时候，旁边架子上摆着的啤酒瓶就摇晃着一起掉了下来。碎玻璃像水珠似地向脸上飞来。我大吃一惊，跑到餐馆外面，只见大地就像在巨浪中颠簸摇晃。电线杆也像被卷入波浪中的船的桅杆一样来回摇摆，屋顶上的瓦片哗啦哗啦地往下坠落。到处烟尘弥漫。眼前突然出现一个慌忙跑出来的男人，被紧急刹车的电车卡在了车头下方的金属救护网上，四肢着地。

又发生了第二次震动。屋瓦和墙土就像降雨一样哗哗地下落。顿时感到自己脚下的大地好像要裂开似的，令人毛骨悚然。

好像暂时平静下来了。可是，就像断了气的禽兽的心脏仍在怦怦跳动那样，依旧感到大地在颤动。

这次地震真的非常恐怖。在回家途中，不论哪条街道中间都挤满了人群。他们好像害怕再来一次强震而战战兢兢。我看到一个满身血迹的老人被从家里抬了出来。伤情严重，令人目不忍睹。

回到家里一看，四邻的人们和家人都跑到了前面的广场上。火势在各处腾起红黑色的烟柱。转眼之间几条烟柱汇合起来，如山峰般连绵着，遮住了整个下町地区的天空。

邻居M先生也回来了。他带回了神田方面全部遭毁的消息。到处都在燃烧。这里、那里都在发生火灾的消息不断地传来。“烟山”每一刻都在翻滚膨胀，在乌黑的“烟山”顶端刚刚露出雪白的云峰，忽而又崩塌下去。人们清楚地看到大半个东京市都被火海包围了。他们不禁互相询问：“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但是谁也难以回答。

一小时、二小时、三小时过去了，人们发现小石川方面似乎比较安全。大家陆续把草席、餐具和椅子等搬到前面的广场上。平时蜗居在家庭的狭小范围里、在路上碰到时连寒暄都不道的人们，这时变得非常亲密起来，一起交谈，互相安慰。

夜幕降临了。火光从东到南将天空映成红色。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没有煤气，也没有电车，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呢？正是在这样的时刻，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更加令人感到温馨、亲近和崇高。

夜深了。月亮啊，月亮，今天的月色真可怕！既不是黄色，也不是白色，就像是脸上渗满血污的颜色。月亮呈现出一种死相。真的非常可怕。

夜越来越深了。筋疲力尽的人们话语逐渐少了，但大家心里仍然在想：“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呢？”

第一高等学校国语汉文科编《大震之日》

大正十三年，六合馆出版

就在日本遇到困难的转换期的时候，世界政治也进入了动乱时期。明治时代即将结束的1911年（明治四十四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清王朝垮台了。那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开端。但是，拥有广大国土的中国在一个政权倒台之后再到建成民族主义的中央政府为止，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也就是说，辛亥革命以后，中国进入了很长的混乱时期。

转换期的痛苦

明治天皇驾崩二年后，在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次战争在给人类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巨大破坏以后，终于在1918年（大正七年）宣告结束。但是战争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物质破坏却给后世留下许多问题。而且，大战的巨大负担使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的帝国政府陷于崩溃，尤其是俄国，还建立起了共产主义政权。俄国以这种不同的正义原则为立脚点，否定了以前国家的正当性，成为一个具有攻击性性格的国家。苏联的诞生给国际政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因此，以何种形式重建国际社会秩序，便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了避免再次发生招致巨大破坏的战争，人们采取措施、建立了国际联盟。1921年（大正十年）华盛顿裁军会议召开，会议上对海军力量进行了限制，同时还否定了帝国主义，将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所拥有的殖民地移交国际联盟托管。但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新的国际秩序依然只是一种转换期的尝试。

例如，帝国主义虽然在原则上被否定了，但是，德国以外国家的殖民地依然原封不动地继续存在，而且托管在实质上和殖民地也没有什么不同。此外，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大国都没有加入国际联盟。尽管从总体上看，国际联盟盟约是一份具有极其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的文件，但是日本代表提出的在盟约中列入人种平等原则的意见却未被通过，怎么看都让人感到有一种别扭的印象。毫无疑问，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相比，国际政治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此后能否按照国际联盟盟约的规定行事却是值得怀疑的。

在上述国内外形势下，从大正到昭和期间的日本历史成了不断尝试和迷茫的历史。在国内，向往民主主义政治体制的运动蓬勃发展。其中，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设立的议会势力开始壮大。议会最初并没有掌握实质性的权力，但是随着基础教育的普及和国民政治意识的增强，已经无法再拒绝国民参与政治。明治政府的领导者们也认为，与其无视议会、视其为对立面，莫如与其合作更为适宜。1900年（明治三十三年），伊藤博文亲自组织了政党。到了1918年（大正七年），多数党领袖原敬[21]被任命为首相。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民主主义国家取得了胜利，三个帝国全部崩溃，显著地提高了民主主义的威信。追求民主主义的人们因此受到了很大的鼓舞。1919年，日本降低了纳税资格，有选举权的人数从45万增加到了300万。1925年（大正十四年）还实行了男子普选制度。

同时，那个时代也是国际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时代。美国总统威尔逊倡导的理想[22]唤起了日本人发自内心的共鸣。国际联盟和华盛顿会议，尤其是后者，向国民展示了国际政治的巨大变化。日本遵照华盛顿会议的决定，从山东和西伯利亚沿海州[23]撤兵，不久又主动采取措施，将陆军的兵力削减了四个师。币原[24]外相以同英美协调合作以及不介入中国内战为中心的“和平外交”政策受到了极大的瞩目。

这些新的尝试对社会整体的气氛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民主主义和国际主义似乎为人们提示了一种可能，来替代开始走向穷途末路的明治国家体制。这种思潮特别符合那些因近代化产生出来的新阶级，即大学教授、医生、律师、作家和白领的要求。他们具有强烈的求知欲，厌恶家族主义的束缚，崇尚个人主义。他们排斥抑制欲望的儒教道德，开始公开地追求欲望。体育运动、跳舞、旅行、登山等开始流行起来。

但是，这些新的尝试根底都不深，而且并不完全适合日本国内外的现实。随着政党政治的出现，政治家之间丧失了统一。由天皇和元老构成的最高领导阶层几乎完全消灭了。继承他们的第二代领导者们，有的来自官僚，有的来自军部，有的来自经济界，还有的则是政党出身。他们不像第一代的领导者那样，因拥有共同的经验和一致的思想基础而团结在一起。结果，在日本面临的各种问题面前，政党政治未能发挥必要的领导能力，实际上还是官僚制度在政治上起到了主要作用。同时，政党政治还染上了在未成熟时期非常容易产生的腐败的弊病。结果导致了要求实行民主主义的人们对现实政治产生强烈的不满。但是，追求民主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运动基本上没有波及农村，农村的人们反而对城市出现的新风尚感到强烈的反感，他们担心那会使日本人失掉原有的优良传统。

和平外交也存在着问题。各国虽然承认国际协调的原则，但未完全落实在行动上。贸易并不自由，殖民地依旧是国力的重要源泉。因此，日本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等弱点，令许多人对此深感忧虑。

特别是对日本具有重大利害关系的中国，以长期内战的形式进行着民族主义革命，这给日本外交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当时领导日本外交工作的币原外相遵照华盛顿会议后的和平外交原则，采取了避免介入中国内政，守望其发展趋势的方针。这看来似乎是一种明智的政策。因为华盛顿会议以后的和平外交路线正是来自对之前的对华外交失败的反省。具体地说，就是日本提出的对华“二十一条”要求除了引起以美国为首的列强的反对，并激起了中国的排日运动以外，以一无所获而告终。和平外交就是对这种痛苦经验的反省。

但是也有人认为，华盛顿会议以后的日本外交是在美国和英国的压力下迫不得已的退却。的确，英国认为日俄战争以后的日本随着国力的增强已经逐渐变成一个难以对付的国家。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提出了对华“二十一条”的要求，给人留下了企图对中国进行政治统治的露骨印象。而且，虽说有日英同盟的义务，但是日本却在英国未必同意的时期、以英国未必同意的方法对德宣战，夺去了德国在青岛和山东半岛一带的势力。这就让人们认为，日本是乘英国和其他列强正在进行有关生死存亡的欧洲战争之机，采取了趁火打劫的行动。

通过大战迅速增强了实力的美国，也对日本的对华态度产生了怀疑。因此，美国利用华盛顿裁军会议的机会，向中国抛出了机会均等、门户开放的原则，开始采取牵制日本的措施。不用说，“海军裁军条约”对于当时日趋激烈的全球性建舰竞赛热潮起到了刹车和镇静剂的作用，是一个有效而且恰当的措施，但是，关于中国的九国公约则明显地限制了日本的行动。美国说服英国废除了多年的日英同盟，其意图无疑就在于限制日本的行动。

对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开始时，日本国内就有人主张应该同德国结盟以对抗英国，虽然这种呼声当时并不强烈。此外，也有人坚信，必须采取对华“二十一条”那样的形式介入中国。这种人大多属于军部，他们把华盛顿条约开始、到废除日英同盟的这一系列措施理解为英美对日本的封锁政策，并且进而认为这些国家是日本向大陆发展的妨碍者。他们有这种认识也是一种无奈的必然趋势。

即使没有达到上述地步，日本在中国拥有特殊的利害关系这样一种想法也是广泛存在并根深蒂固的。尤其对于满洲，日本人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但是，内战带来的混乱状态以及交织在内的抗日运动使居住在中国的日本人受到了压迫，满洲的中国地方军阀对日本人采取了极端的高压姿态[25]。对此，日本政府却并没有充分保护日本国民的利益，结果日本人不得不从满洲撤退。这就是说，对于像中国那样处于混乱状态的国家，要执行按法律办事的规则是有难度的。在居住在中国的日本人看来，日本政府在保护国民利益这一点上，远比英国等国要缺乏灵活性。

这个时代的各国外交，中央政府的外交和地方上的外交多少都有些不同。具体地说，即中央政府奉行以国际联盟盟约为代表的新外交原则。而在当地却仍然实行着以武力保护其利益的方法。在那些对当地玩弄权术的实际状况非常了解的人们看来，币原外相始终坚守原则的做法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而且，币原外相出于职业外交官的责任感和自信心，不太在意人们的舆论，因而没有为取得国民的理解而作出必要的努力。就这样，由于没有理解中国的复杂性以及相当多的日本人都对中国，尤其是满洲怀有特殊的感情，币原外相的外交虽然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却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

严重的失策

对于处在这样一个艰难转折点的日本来说，1929年（昭和四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它使日本的出口急剧减少。例如，丝绸的出口从1925年的8.5亿日元减少到3.42亿日元。由于丝绸占日本总出口的35%，日本的多数农家都依靠丝绸生产来获得收入，因此，他们所受的打击是极其严重的。面临这样巨大的经济危机，日本的领导者和国民鼓起勇气应对危机。他们为了寻找新的市场，走遍了非洲、南美、澳大利亚、欧洲，取得了惊人的成果。

例如，从1931年到1934年期间，向包括墨西哥和古巴在内的北美拉丁语系各国的出口增加了1200%，向南美各国的出口增加了500%。向印度的出口从1.1亿日元增加到2.58亿日元，向英国的出口增加了2倍，向澳大利亚的出口增加4倍，向南非的出口增加2倍，向新西兰的出口增加了400%。总的说来，从1931年到1934年期间，出口总值从11.5亿日元增加到21.75亿日元，共增加了90%。它显示了日本这个年轻国家所具有的能量。

经济危机后进出口的停滞和急增示意图

但是，也有一些拥有同样能量的人打算采取另外一种形式来解决这一危机。他们就是军部的一伙人。这些人于1931年（昭和六年）在满洲擅自采取了军事行动，强制性地把日本拉向了建设“满洲国”的道路。少壮派军官和士兵们是发起这一行动的骨干，他们大多都来自农村。他们在满洲看到日本人自日俄战争以来苦心经营才得到的在满蒙的权益已经濒临危机，从而对币原外交心怀不满。他们还看到在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日本农村的贫困日趋严重，由此认为必须不择手段地摆脱这一困境。这些军人怀有强烈的使命感，但却不了解世界局势，因此，他们在满洲采取了武力行动。世界各国虽然就此而谴责了日本，但未在实际上采取有效的行动。日本政府也没有断然处理这些军人的独断行动，因而对军人们的管制力被大大地削弱了，开创了容许军人擅自行动的先例。

此后在国外，军人们乘中国局势的混乱和政府软弱之危，凭借武力由满洲向华北扩张了势力范围。在日本国内则通过武装政变确立了军部的领导权。不幸的是，当时日本没有一个政治家能够出面阻止军人们的对外侵略。一方面是由于负责担当的政治家们缺乏决断力，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明治时期的政治体制遗留下来的缺陷。明治宪法中规定，军队被置于天皇的统帅之下，首相没有直接指挥军队的权限。因此，当天皇和元老无法发挥实际有效的领导力量时，就没有人能统辖军队了。明治天皇的驾崩、元老的死亡或因其年老而丧失领导能力以后，制度的巨大缺陷就显现了出来。

加之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政治局势变化多端、极其复杂，这种状况只有放眼世界才有可能把握。但是，当时领导日本政治的那些人却把目光局限在亚洲范围内，根本无法充分理解欧洲的政治动向和美国的想法。他们由此而误认为只要缔结三国同盟，就能加强日本对美国的立场，并可以就中国问题同美国达成妥协。尽管在日本国内以当今天皇为首的许多人都希望采取措施防止战争的爆发，但是日本最终还是遗憾地在1941年12月发动了同美英的战争。这场战争是由上述那些错综复杂的原因而产生的一个大悲剧。

第三章　战后二三年——困难及努力

对明天充满信心的日本人

1945年8月15日，已经疲惫不堪的日本终于停止了战斗行为。这个历史上最大的失策给日本的国土和国民带来的损失是相当巨大的。日本战前创造出来的许多财富，都因此而丧失殆尽。日本失去了68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相当于战前领土的近一半。因战争而死亡的人数多达200万以上。其中，战死者155万5308人，空袭死亡者66.8万人。除京都和奈良以外，几乎所有的主要城市都因空袭而受到破坏。遭到完全毁坏的建筑物多达250万处，其中包括200万户的居民住房。东京有70万9906户受到破坏或损伤。200万吨碎片堆满街头。大阪有32万8237户、神户有13万1528人、名古屋有13万6556户的房屋都受到破坏。

日本的首都、也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东京，1940年时的人口为670万，由于战争时的疏散和死伤，到了1945年8月时只剩下280万人。而且，留在东京的大多数人都没有满意的住房，只能在临时搭建的小屋里暂避风寒。高层建筑已被轰炸得片瓦无存，从首相官邸所在的小山丘上可以一眼直接望到远处的东京湾。

经济几乎完全陷入崩溃状态。由于战时人们不计后果地只顾提高生产，使机器受到了损伤，煤矿和森林资源也遭到了破坏。猛烈的轰炸破坏了生产设备，切断了交通。为躲避轰炸而分散了的劳动力无法充分发挥作用。商船队消失得无影无踪，即便能从国外买到原料也根本无法运输。在被重重困难包围的恶劣条件下，工业生产显著下降。1946年（昭和二十一年）时的工业生产只有1941年战争开始时的七分之一，最糟糕的是从1945年末到1946年的那一个月，煤炭产量只有战前的八分之一，生铁产量只有二十分之一。

然而，最重要的问题是缺乏生活必需的粮食。日本原本就无法足量生产国民所必需的粮食，一直依靠大量的进口来弥补粮食不足。因此，海外贸易的中断给日本带来了极其严重的问题。据统计，在战争刚刚结束的二三年中，国民的恩格尔系数、即收入中用于伙食的比例尽管超过了60%，但国民所摄取的热量却低于2000卡路里。为了弥补政府按照法定牌价配售的粮食的不足，人们经常出入黑市，或者乘坐拥挤的火车去购买白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日本人，对此都是记忆犹新的。

此外，由于战败，日本人在精神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相当多的日本人原先都相信日本不可战胜的神话，并对日本的战争目的的正确性深信不疑，因此作出很大的牺牲去支援战争。但是，日本却战败了，而且还被告知这次战争完全是非正义的。于是，许多日本人产生了激烈的动摇。这意味着几乎所有的权威都严重失去了信用。以黑市和通货膨胀为代表的战后的混乱状态，更是破坏了日本人的道德观念。不去参与黑市这种小小的非法活动就不能维持生活，有的人甚至连排好队依次乘坐火车和电车之类的事都做不到了。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最困难的时期也是人们的良好素养最能发挥作用的时候。如果对战争刚结束时养无食、居无屋的日本进行仔细观察的话就会发现，绝大多数的日本人并没有丧失原有的优良品质，同时还可以预测到，日本不久后就会从战败的废墟中重新站立起来。尽管经历了十几年的战争并且最终战败，但日本人没有从根本上发生变化。彬彬有礼和诚恳亲切的风尚虽然一度受损，但还是保留了下来，国民依然还是勤勉的。在忍饥挨饿和通货膨胀严重的恶劣条件下，靠奸诈狡猾为生的国民为数甚少。虽然内心感觉不平，但绝大多数人都能坚持认真工作。

日本人基本上都是乐天派的国民。战败确实使他们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是，日本国民从建设“文化国家”、复兴经济，或者重建自己的生活等方面找到了生存的意义，并对未来充满信心。那种无论怎么努力也无济于事的悲观主义思想没能在日本人那里得到滋生。而且最为重要的是，日本人是受过高等教育、非常有才能的国民，这在日本实现工业化时成为了一项巨大的财富。这种素养，随着日本的复兴而越来越多地显示出来。

首先，日本人坦率地承认了战败。这从在日本本土决心战斗到底的军队和遍布亚洲各地的百万驻军全部能够顺利地解散，就是最好的证明。关于这一情况，英国记者赫塞尔·蒂尔特曼[26]曾经这样报道：

1946年，我站在大沽码头，眺望着帝国[27]军队的官兵们为搭乘遣送他们回日本的美军运输船LST[28]，乘坐无盖货车满载到达的情景。成群的士兵一下车，军官们就开始点名、并高声下达命令。接着，士兵们将随身携带的东西背到肩上，秩序井然地列队走向运输船。此后，我在上海、新加坡和亚洲其他地方都同样看到了日军官兵被遣返的情景。在新加坡，我和几百名日本兵同船出发、前往日本。在这次航海中，全体士兵在军官的指挥下，在甲板上度过了一段时间。他们的纪律和健康状态，总体说来，和我先后两次在满洲、华北和华中做日军随军记者时所见到的情况完全一样。只是这次配有武装护送兵这一点，是战败投降军队的唯一标志。

此外，美国进驻日本时，以深入敌国领土的思想准备制订了严密苛刻的占领计划，但进驻后并未出现他们原先担心的骚乱状态。这同样是因为日本人坦率承认战败的缘故。当然，日本人服从权威的传统性格，也在其中起到了作用。与此同时，进驻日本的美军官兵纪律严明、态度友好这一点，给日本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比如在日本狭窄的道路上，美军士兵在将要和日本人发生碰撞时会说“对不起”，不少日本人听到美军士兵这样打招呼都感到非常吃惊。

如果日本人没有坦率承认战败的勇气的话，情况也许就会完全不同。战争结束一个月后我被任命为外务大臣时，见到了当时的总理大臣铃木贯太郎。那时铃木先生对我说：“关于战争，胜者固然要有胜者的风范，而败者也要有败者的风度。就好比鲤鱼被放到砧板上，即使刀刃临身也决不退缩。希望能以这种觉悟作出战败的姿态。”铃木先生的这句话，成为之后我同占领军谈判时的原则。但仔细想来，这也许是日本人普遍都会有的想法。对于占领军的政策，若对方有认识上的错误或不符合日本国情时，我就明确地提出意见。但是，若此后事情依旧按占领军的主张作出决定时，我就采取遵从的态度，等以后有机会能纠正对方的错误或过失的时候再说。总之，我的态度就是，该说的说，说了以后就干脆照办。

或许拥有相同想法的日本人在日本的各地，都以同样的态度在和美军进行着交涉。当然，任何朝代都会有趋炎附势、令人厌恶的人。例如，有的日本人向占领军总部的人摇尾献媚，企图得到某些好处。也有人崇拜占领军，认为他们所说的全都正确。还有人利用占领军整肃日本公职人员的机会，整治自己的对立面，企图借此扩充自己的势力。但从整体来看，绝大多数日本人对占领军的态度可以说是光明磊落的。

同时，一般国民都以同样坦率的态度接受了战败的严峻现实，不吐怨言，一心工作。因此，在极其恶劣的经济条件下，仍能保持社会秩序，很少有犯罪行为，而且只在很少数人那里出现了腐败和混乱现象。在此需要提及的是，战败后的混乱现象之所以能够被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天皇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天皇在战争的最后阶段，遏制了主张抗战到底的军部，作出了停战求和的艰难决定。随后，天皇破例亲自拿起麦克风，向国民传达了接受战败的决定，并号召国民同心协力，为日本的复兴而奋斗。出于同样的考虑，天皇陛下于美军进驻日本后不久的9月27日访问了占领军统帅麦克阿瑟将军。根据麦克阿瑟的回忆，天皇对他说：

我，对自己的国民在战争时期，在政治和军事两方面所做的一切决定和行动负有全部责任。所以，专程为听任贵方所代表的各国对我本人进行裁决而来。

这句话使麦克阿瑟深受感动，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被极大地感动到了。天皇冒着被处死的危险，决心承担所有责任，但根据我所掌握的种种事实，这一责任显然不应由天皇来担负。这种充满勇气的态度，令我感到极度的震撼。在那一瞬间，我深深感到，在我面前的天皇，哪怕就是作为一个普通人而言，也是日本最高尚的绅士。……占领的成功，天皇的真诚协助和影响力所给予的帮助是非常多的。

——《麦克阿瑟回忆录》，朝日新闻社

此外，天皇为了亲近国民，到日本各地巡视，给正在努力重建生活的国民大众以极大的鼓励。他举起灰帽回应着国民的欢呼，视察各地时天皇那种不以英雄自居的亲民态度不仅改变了皇室的形象，还让国民产生了对皇室和它所象征的日本的深沉的热爱之情。战败的日本元首、当今天皇的性格，和两次战争[29]的胜利者明治天皇是完全不同的。明治天皇本人就是政治的中心，喜欢政治和军事。相反，当今天皇是作为统而不治的立宪君主成长起来的，而且爱好生物学，性情温厚恬静。但是，立宪君主制的尝试以失败告终，战争爆发了。当战争使日本陷入破局时，当今天皇为了支撑因受战败打击而濒临崩溃的日本，这才使用了自己的权威。

为每日的温饱而奋斗

尽管如此，战后一二年的日本面对的是一种看不见明天的混乱状态。其中包括在战争末期时就已经开始恶化的粮食问题。1945年，因发放陆海军的储藏物资而暂时摆脱了危机，但由于1945年的严重歉收，预计在1946年的收获前，严重的危机将再次出现，社会上因此还出现了可能要饿死1000万人的流言蜚语。而当时的确也有一种说法，即根据农林省的计算，如果不大量地进口450万吨的粮食，就会出现有人饿死的危险。事实上1946年（昭和二十一年）5月时，连原本就不足的规定配给量都没能维持，以致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不能及时供应或根本没有粮食供应的现象。这种粮食供应的不稳定，被当时急进过激的捣乱分子所利用，街上出现了暴力示威游行。这就是我就任首相时的局势。

为了摆脱这一危机，内阁采取了确保征收的措施，同时，根据农林省提供的数字向占领军提出了大量进口大米的请求。最后，在七八月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占领军发放了英国和澳大利亚的驻日军队保有的五十余万吨大米，9月以后，又继续发放了进口的粮食，并且配给了当年收获的新米和白薯，这才勉强度过了青黄不接的时期。关于当时的情况，东畑精一[30]作了如下的描述。

1945年秋季的大米产量，据公布只有3900万石[31]，仅为平年收成的60%再多一点，为状极惨。这一年，气候寒冷、肥料缺乏、劳动力不足等一切不利条件都叠加到了一起，战败后，原先所有的国家秩序又全都陷入了崩溃，政府无法再像过去那样确切掌握大米的产量了。征收大米的执行力削弱很多。此时，最大的问题就是怎样让百姓活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吉田先生不得不出面组织第一次内阁。1946年5月的一天下午，我的老友、前农林大臣石黑忠笃突然带着当医生的武见太郎——后来得知他是吉田先生的亲戚——来到我大学的研究室。他们说是受吉田先生之托而来，吉田先生将于明天接受组阁的“钦命”，他希望我出任农林大臣。事情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又很急迫，而且对我来说，这意味着自己至今为止的半生将要发生180度的大转变。为此，我提出需要仔细考虑一夜后再作答复，便请他们先回去了。

当天的傍晚，吉田先生又托人捎口信说，希望能在银座的武见博士的诊疗所同我会晤。到了那里以后，吉田先生极其热情而且诚恳地告诉我，他从明天起开始组阁，新内阁的任务有两项：一项是制定新宪法；另一项是解决粮食问题。完成这两项紧急任务是新内阁的使命。今后半年的工作，特别是粮食问题，只要能设法维持到今年的秋收期，便算告一段落，他希望我在这个期间暂且牺牲一下自己，出任农林大臣。

在这以前，即币原内阁的末期，在农林省内曾设立过粮食对策审议会，当时我被选为该会的主席。当审议会报告已经基本完稿，就连《总理大臣告全体国民书》的初稿也即将完成的时候，币原内阁辞职，这两个文件也因此被束之高阁。吉田先生的使者石黑先生以及吉田先生本人，都是因为看中我曾担任过粮食对策审议会主席而来交涉参加内阁事宜的。

然而对我来说，这同样也是一个重大问题。前述的审议会报告的内容已经完全忘记，只是模糊地记得一个数字，那就是在1946年粮食年度（到同年10月底止）内，无论怎样努力使农民交售粮食，并且执行计划性延期供应（每月迟延三天，半年共迟延十八天），也还缺少一百多万吨（700万石）大米。100万吨啊！这是在尽全力调配后以细水长流的方式勉强维持配给的情况下保证国民口粮的最低数字。但在当时来说，也是最高的数字，对正和饥饿作斗争的政府而言是最大而且唯一的目标。进一步努力使农民多交售粮食、搜出隐匿的大米、请求占领军总司令部进口粮食等，解决粮食问题的方法看上去有很多，但因缺乏执行的实力，希望十分渺茫。

虽然我能以主席的身份向“别人”提供建议，但对自己所提供的建议是否能够奏效却没有自信，为此苦恼得一夜不曾入睡。第二天早晨，我同石黑先生以及被监禁三年后再度出任农政局长的和田博雄都商量了这个问题，但是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和田鼓励我说，如果需要的话，他可以出任农林省的次官，和我一起奋斗。这番厚意使我非常感激，但我是无法接受的。

当天晚上，我按照约定的时间在当时的外相官邸拜访了吉田先生。向他说明理由之后，谢绝了出任农林大臣的邀请。由于那时吉田先生已经受命为总理大臣，所以新闻记者包围了官邸。我去的时候是悄悄地从后门走进的，但出来的时候，以为组阁的事已与我无关，因而如释重负一般轻松地从正门走了出来。因当时还没有传出内阁成员人选的消息，所以新闻记者们只问我“是介绍粮食情况吗？”

第二天早晨，我像平时一样拿起报纸阅读时大吃了一惊，因为吉田新内阁的成员候选名单中竟有我的名字。此事一旦为世人知晓，我的家庭和家属们都将无法应付，更令我吃惊的是，吉田总理及其他有关人员竟然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口。吉田先生诚恳地希望我能再考虑一下。……

当然，我怀着诚意再次作了仔细考虑。社会上谣传我因为不赞成吉田内阁的性格所以不参加内阁。但是当时我并没有十分重视这个性格问题。对我来说，问题的重点是在那不足的100万吨大米上。不过我也知道，为了筹措这些大米，新方案中规定的国内征购量要比最初定下的方案有所增加，这是和内阁的性格有关系的。因此，虽然不是绝对条件，但当时我的脑中掠过了这样一个念头，如果能请大内兵卫和我一起参加内阁，或许还能将征购量再推高一些。听说吉田先生也拜访了这位大内先生，但是没能成功邀请到他来参加内阁。

在这个期间，有许多人劝我参加内阁。我很感激他们的厚意和热情，但是除了一个人以外，谁都没有用大米给我作“礼物”。到底不愧是吉田总理，他给我送来了喜讯，说他不久前同麦克阿瑟司令部进行了交涉，已经获得进口若干粮食的保证。此后获悉，美国政府将在本年度内批准向日本出口大约60万吨的粮食，令人得到了极大的宽慰。

这段时间，吉田先生的热情使我深受感动，而且我十分钦佩他那种顽强精神以及问题一经决定后便寸步不让的固执作风。最后一天时，为了消除数日来的疲劳，我接受了弟弟的邀请一同前往他在田园调布租借的寓所去修养。路上我对他说，为了这样一点事情就把身体弄得这样疲乏，真是太无用了，可见自己决不是肩负国务的人才。平沼内阁为了缔结三国同盟条约的问题，开了一百多次会议还不能作出决定，最后只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妙语便辞了职，他那种顽强精神是可贵的。我一面和弟弟谈话一面走进他家门时，突然发现刚才访问寒舍的吉田先生和石黑先生等人已经比我们先赶到这里、在等我们了！

我们请主人腾出了客厅和里间，在那里讨论了足有五个小时之久。在我个人来说，实在感到惭愧，而对于吉田老人的这种热情和诚心，我也并不是无动于衷。他甚至把话说到了“麦克阿瑟元帅也说了，绝不让一个日本人饿死”的程度，因此，我这个对于大米问题没有信心的人，那时竟也有了一丝动摇，产生了想参加内阁试试看的念头。但是再三考虑的结果，我还是不得不低下了头请他原谅。吉田先生一定是非常扫兴的。一直到傍晚很晚的时候他们才告辞。我在门口给吉田先生穿大衣时忍不住地对他道歉。对于石黑先生，我也同样是内疚的。

（东畑精一《第一次吉田内阁时期的粮食问题》吉田茂《十年回忆》第二卷第219—222页，新潮社）

原先农林省计算的需要进口450万吨大米的这个数字有些夸大了，实际上进口了70万吨就解决了问题。因为这件事，麦克阿瑟元帅曾经指责日本编造统计数字，我对他说，战前如果日本能够精确统计数字的话，或许就不会发动那场鲁莽的战争了，即便发动，说不定还会取得胜利。说完我们都笑了。但是，事后思考这件事，农林省的官员们应该是迫切地想要解决粮食危机才做了那么夸大的估算。当然也不排除是因那种自战争开始以来就养成的习惯，就是动辄有意或无意地发表对自己有利的数字。

除了解决当面的粮食危机以外，我们的另一个困难是，要在抑制通货膨胀的同时，恢复粮食和煤炭等必须的重要物资的生产。之前，因战争的需要发行了大量的纸币，现在生产急剧下降，所以出现通货膨胀是理所当然的，如何收拾这种局面是一个极有难度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占领军中有许多都是信奉统制经济的新政派人物，他们认为可以通过执行计划经济来获得成功。出于想要解决问题的热情，他们几乎每件事情都想对日本政府进行幕后领导，为此，同他们进行对接的石桥大藏大臣及属下负责人员是非常辛苦的。最后，他们出台了一个理想化的政策，即：制订新的物价体系，并使工资标准与之相协调，以此取得经济的平衡和稳定。但事实上，政府制定的物价标准很快就被黑市物价打破，人们为了要求工资标准赶上物价而举行了罢工，最终导致了物价与工资的恶性循环。

从1946年秋到1947年春，大米、煤炭、工资、罢工、追加预算、黑市物价等问题以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此起彼伏地循环出现。日本银行的纸币发行量从1945年末到1946年夏、维持了一段时间的稳定之后便开始增长，9月的发行额达到644亿日元，12月为933亿日元，到了1947年底时猛增到了2191亿日元。实话说，我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多少是有些忐忑不安的。负责经济问题和劳动问题的内阁成员们为了解决不断连续出现的问题而辛苦万分，甚至还有一些筋疲力尽的感觉。坦率地说，我觉得在日本当时那种缺衣少食的情况下，以为人为规定的物价标准能够行得通的想法是错误的。

通货膨胀及零售价格的飞涨，资料来自日本银行《日本经济统计》

那么，是否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呢？日本当时既无经济实力，政府权力又很薄弱，似乎只能听天由命了。但是，由于那时工人的攻势非常猛烈，如果不设法创造一个能够使国民勤勉认真地进行工作的经济环境，就会落入过激分子的圈套，日本就将陷入不可挽救的混乱之中。因此，当时政府的主要课题就是如何采取措施来确保国民生活的基本稳定。现在想要回顾一下当年自己究竟做了哪些事情，竟然发现自己的记忆中并没有留下什么特别值得一提的。在当时的状况下，不要说什么百年大计了，就连为下一阶段考虑的余力都没有。极端地说，每一天的生活都处于困境之中。而且国民也和政府一样，每天都为生活所迫，不得不为生存而奋斗。

接纳改革者的人们

但是，不知是祸是福，由于占领军命令日本政府要进行彻底的改革，所以我们不仅要关心百姓每天的生活，而且还要考虑日本今后的前途。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驻日本的占领军是史无先例的。就是说，美军不仅是作为胜利者、更是作为改革者，为推进日本的“非军事化”而进驻日本。他们认为，战争的起因在于日本和德国的军国主义。为了建设和平的世界，只有对日本滋生了军国主义的社会结构进行改革，使日本在军事上无能化，才是最根本的问题。为此，他们在进驻日本前就制订了计划，而且无论是否进驻日本，都按这个既定计划在日本推行非军事化和民主化。

占领军于1945年8月末进驻日本以后，雷厉风行地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解除军事化方面，首先于9月11日逮捕了东条前首相等战犯，接着彻底解除了日本军队的武装，废除军事机构，解散国家主义团体（1946年1月）。在民主化方面，整肃不被欢迎的公职人员，废除思想警察和政治警察（1945年10月），赋予妇女参政权（1945年12月），组织工会（1945年12月）等等。此外，教育改革、土地改革、解散财阀和制订新宪法等措施也大多在一二年之内得到了执行。这些巨大的变化，我们无可挑剔地称之为“不流血的革命”。

为了上述目的而在美国国内组织起来并做好准备来到日本的那些人，充满着对日本实行改革的热情。他们全都是典型的美国人，精力旺盛又充满乐观主义精神。由于他们本质上的善意，成功地获得了日本人的尊敬和合作。但是同时，他们又有些尊大而且苛刻。他们不认为日本有复兴经济的必要。1945年11月，美国政府在给麦克阿瑟总司令官的指示中这样写道：“对于日本经济的复兴或加强，你不需要负任何责任。”此外，他们对破坏旧的政治结构、实行彻底的社会改革会给日本人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这一点，也是抱着单纯的乐观主义态度。

在这些人中间，新政派人物是非常典型的。他们注重计划和理念，并集中精力付诸实行。至于这些计划和理念是否符合日本的实际情况、能否取得良好效果，则似乎不甚关心。不仅如此，日本政府方面相关负责人为配合实施改革而提出的一些建议和忠告，即便是有助于顺利推进计划或是有利于执行计划，也往往会被他们视为抗拒占领政策，甚至有时还被理解为阻挠占领政策。看上去美国人很容易偏重理想而轻视对方的感情。他们纸上谈兵地制订出理想的计划，一旦决定付诸实行以后，就不顾一切地强迫对方执行。如果对方拒绝执行或表示不悦，他们就大发雷霆。尽管是出于善意，但他们往往会忽视对方的感情、历史和传统。同这样一种热心的改革者进行交涉，对日本人来说，是一种异乎寻常的体验。不过，并非所有的美国人都像他们这样。战争时期跟随麦克阿瑟元帅作战后一起来到日本的军人们则似乎更关心占领的成功。由于他们的出面，对部分改革者的过火行动多少起到了一些制约作用。

例如，以下这段对运输省最高司令官贝森准将的叙述，就体现了美国人的风度。关于日本人是否有才能，他的态度非常坦率。

1945年9月2日，在美舰“密苏里”号上举行的日本签字投降仪式刚结束，占领军总部就通知日本运输省：“明天（9月3日），运输省最高司令官贝森准将一行计划以一天的行程视察横滨、东京、大宫、新宿和厚木等东京地区。”在当时疮痍满目的状态下，这么多的行程要安排在一天内完成是不可能的，“国铁”[32]方面费尽周折想要婉拒，但占领军总部最终还是在同意取消部分地区的前提下坚持进行了视察。

这一天，贝森准将在视察后承认了日本国营铁道的技术和组织的优越性，并作出了“与铁路运输有关的一切运营均由日方负责，美军只需掌握基本方针”的决定。其实，就和日军在中国大陆及东南亚曾经做过的一样，美军在进入日本以前就制订了对铁路运输实行完全军管的计划。贝森的这个措施，不知为需要解决生存问题的日本人带来了多大的好处！真的是不可估量的。虽然占领军总部里曾有过各种各样的人物，但是听说贝森准将现在依然作为陆军上将位居美军的核心地位。

[有泽广巳监修：《日本产业百年史》（全一卷本），第435页，日本经济新闻社]

结果，美国占领军对日本进行的改革取得了极大的成功。首先，这些理想主义的改革，给战后处于混乱和绝望状态的日本人带来了对未来的希望。至少它让日本人的生活没有止步于每天的温饱。大概日本人与乐天主义的美国人有某些共同之处。但最重要的是，日本人拥有足以消化美国理想主义改革的能力。在这一意义上来说，首先不能忘记的是，以失败而告终的大正时代对民主政治的尝试给战后的这一巨大改革奠定了基础。日本人对主权属于天皇到主权属于国民这一根本性的政治制度改革不仅未感到困惑，反而表示了欢迎。如果没有经历过始于明治时代、并在大正时代达到高潮的议会政治的经验，这种事情恐怕是无法想象的。很多人都怀念议会政治并对其表示欢迎，也正因为有过议会政治的经验，所以减少了引进选举制度时容易产生的混乱和弊病，而且尽管这是一项巨大的改革，但过去的经验却使政治产生了连续性。因为选民们给大正时代以来的政党的议员投了许多票。这种情况也许让新政派以及希望实行彻底改革的人们感到失望。但它的确在抑制改革方面起了作用，然而正是由于这一点，日本的社会才很少出现混乱现象。

今天回顾起来，我完全不认为当时的改革还应该再进行得更彻底一些。相反，如此巨大的改革竟然在没有发生大的动乱的情况下成功地得到了实现，我对此感到不可思议。首先，改革明确了主权由天皇转移到国民，议会成为“最高权力机关”，也是“国家唯一的立法机关”。在旧宪法中一般会以但书[33]的形式对此加以限制，但新宪法中不再出现模棱两可的但书，而是具体规定了权利不可侵犯。对权力加以限制这一近代宪法的原则也适用于司法权，因此，司法权也实现了独立。而在战前的体制中，行政部门行使广泛的司法权，全部审判机构都受到司法省相当大的影响。其次，为了缩小中央官僚对国民行使的实际权力，以及增加国民接受政治训练的机会，在解散内务省及其股肱的中央直辖的警察力量的同时，地方自治体议会被赋予相当大的权限，地方自治体的首脑则由居民选举产生。

这些重大的改革，大体上都得到了多数国民的支持。比如新颁布的宪法就受到了国民的拥护。不过，修改宪法的主导权掌握在占领军手中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因此，新宪法未能像日本人提议制订的宪法那样容易地在日本社会扎根。

此外，对于修改宪法这样的变革，人们是按照各自的喜好来理解接受的。比如规定放弃战争的宪法第九条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对于是否连用来自卫的武装也要放弃的问题，从一开始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普通国民对此并未深思熟虑，他们只是因为反对战前的军国主义，所以拥护宪法第九条。总之，变更法律、修正政治体制并不是一件难事，但要使它扎根却不那么容易。总之，战后进行的改革中，最终能在日本落定生根的都是原先在日本国内就有某些基础的改革。而原先没有基础并且不适合日本国情的改革，在日本恢复独立以后似乎都被作了修改。

譬如土地改革，就具有在日本扎根的理由，并因此而获得了成功。在非共产主义世界中，日本的土地改革是最彻底的，土地改革以前占46%人口比例的佃农在土地改革后减少到了10%以下。而这种彻底的改革之所以能够扎根，是因为土地改革在日本早已有准备。从发生米骚动的大正时代以来，已经有许多人一直在强调对土地实行改革的必要性。农村发展的停滞不前与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而且已经出现了大米无法自给、不得不从国外进口大米的现象。很显然，如果再不提高日本农业的生产率，农村就无法继续维持下去。于是，以提倡建立和扶植自耕农为开端，人们对农业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比如战后负责土地改革工作的农林大臣和田博雄，作为农林省的官员，战前就已开始着手农业的实况调查，并起草了土地改革计划。那是一种全面、正规的研究，并对实际情况进行了非常翔实的调查。因此，在占领军发出指示以前，日本方面就已经提出了土地改革的计划。

与土地改革有利害关系的人当然提出了各种反对意见。而且这些意见相当尖锐，如果没有占领军在背后的支持，土地改革也许不会取得成功。土地改革能够做到“保有佃耕地的限度平均为一町步[34]”这样彻底的程度，就是因为有了占领军的指示才得到了实现。可以说土地改革是先由日本政府主动提出，然后得到了占领军的支持，而且，占领军的指令超出了日本政府最初的计划范围，最终实行了更为彻底的改革。

日本人长期以来对农业改革所进行的研究有助于这种彻底的土地改革在日本扎根。农业的实况调查使土地改革进行得非常切合实际。此外，从战前就存在的要求解放佃农的农民运动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当佃农们知道要实行土地改革时都非常高兴，他们满怀热情地协助了土地改革的执行。同时，很多农村的下级官吏和职员都赞成土地改革，并为实施改革而全力以赴。而旧时的地主们则克制了对土地被没收的不满，服从政府的决定，才使巨大的改革在没有发生流血事件的情况下得到了实现。

理想与现实之间

与土地改革相比，教育改革的成功不那么明显。虽然占领军对教育改革充满着理想，他们的理想主义也引起了众多日本人的共鸣，但所实行的改革中同样有不符合日本国情之处。为了改革教育制度，占领军于1946年（昭和二十一年）3月派遣教育代表团来到日本，不久该代表团就提出了以尊重人权和教育机会均等为原则的改革教育制度的建议。与此相呼应，日本政府于同年8月设立了教育革新委员会，参考教育代表团提出的建议方案，开始了关于教育民主化的审议。教育革新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对建议方案都表示了强烈的支持，并于1946年年底确定了小学六年和中学三年为义务教育，并向政府提出了于次年付诸实施的意见。这一意见博得了国民的热烈拥护，他们纷纷写信给文部省、教育革新委员会、议会和占领军等有关方面，表示赞成教育改革。这些书信异口同声地表达了这样一种心情：“要使日本复兴，除教育以外别无他途。我们因进行战争而使国家荒芜、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留给子孙后代，但是至少希望他们能够接受好的教育。”这些信件来自各个阶层，所以有的字迹秀丽，有的潦草，文章也瑕瑜互见，但内容却是相同的。这些尚在为温饱奋斗的人写来的对教育表示关心的书信，使相关人员，特别是占领军总部的美国人深受感动。于是，他们对理想主义的正确性更加确信不疑了。

毫无疑问，上述情况表现了日本人优秀的一面。日本人是极其讲求实际的国民，同时也是十分相信精神力量的国民。尤其是在战后的黑暗时期，这一点表现得特别明显。一方面，人们为维持每天的生活而拼命地努力工作，另一方面，他们主张将日本重建成一个文化国家，因而非常关心教育。这种态度就是使日本实现了复兴的国民素质。

然而，如果考虑到当时财政上的拮据，以及大多数的学校的校舍都已经在战争中被烧毁的实际情况，就可以看出教育革新委员会提出的计划并没有考虑到现实问题。当时日本政府方面认为，这个计划不可行，希望中学的义务制能宽限到在三年内实施，而全部的六、三、三、四制则在大约十年的期间内付诸实施。实行六三制需要巨额的经费。即使是在战前日本最强盛的时期，六年的义务教育也是好不容易才实现的。战争时期，虽然在法律上有八年义务教育制的规定，但实际上并未执行。战败后又想把它改为九年义务教育制，从财政上看，真能办得到吗？国民连吃饭都还没得到保障，再不负责任地把这种负担强加在他们身上是不行的。当时通货膨胀一天比一天严重，财政已经陷入困境，若要将义务教育再延长三年，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

当时我的想法是两方面的，即：计划本身是好的，但执行应该从缓。但是舆论以及教育工作者的意见却认为哪怕有困难也要尽快推行计划。这其中一部分是来自美国占领军的行政官吏中一些年轻人的善意，但同时也反映出了他们的轻率。另一部分则是所谓的日本进步主义者中一些机会主义分子的意见反映到了舆论方面的缘故。

不管怎样，事情再好，但欲速则不达。我是这么认为的。文部大臣田中耕太郎和文部次官山崎匡辅两位专家的想法也和我一样。他们对占领军操之过急的作法似乎都提出过抗议和忠告。他们一定为此操碎了心。不久，占领军总部发来催告，要求必须在1947年开始实行六三制。为人诚实的田中文相等人夹在中间、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政策的本意虽好，但若认真考量战后日本的情况就会明白，根据国民经济逐渐复兴的程度，依次地将小学、中学、高中和大学变更为新制度的方法才是明智的。田中文相他们的这种想法是合理的。但这只是文相们的立场。占领军总司令部的态度却是要求从1947年起的三年内，逐年将小、中、高、大等学校改为新制度，因此，政府当局感到非常为难。田中文相和山崎次官为此作了抗争。当我感觉到抵抗达到了极限的时候，便建议田中去休养。因为我觉得如果再继续对抗下去，对日美双方都是不利的。

六三制最终依然还是被强制推行。相关负责人员在此过程中所承受的艰辛，我是从始至终都看在眼里的。通过这件事情我深切地感到，理想虽然美好，但负责把理想变为现实的人们所经历的辛苦也是非同一般的。在当时急于实施教育改革的气氛中，受影响最大的是教育革新委员会。当时在文部省工作的日高第四郎谈到了如下情况：

下面，我以当时文部省内部人员的身份，谈谈新学制开始时的内幕情况。

当时的占领政策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作为应急措施，对教育界进行彻底大清洗的阶段。1945年10月25日发表了“关于教育的管理政策”。与此相关联，整肃了那些鼓吹军国主义或者过激的国家主义的教育工作者。那年年底，发表了停止讲授修身、日本历史和地理等学科的指示。就这样，首先开始了对教员和教育内容的大清洗。

接下来是采取建设性措施的第二阶段。大致说来，不像实行军政那样以单方命令的方式敦促日方执行，而是试图采取“幕后领导”的方式对日本的教育进行改革。也就是说，军人本身并不公开露面对我们进行领导。1946年3月5日和6日，由美国教育工作者27人组成的教育代表团来到东京，和日本有关人员会谈了近一个月以后，于3月31日向麦克阿瑟总司令官提交了报告书。在报告书中他们提出了今后日本教育应有的状态和理想的构造。

这份报告书给战后日本的教育改革“间接地”带来很大的影响。我也看到过它的内容，尽管其中有个别令人难以赞成的地方，但总的说来，报告书提出的建议都是公平妥当的，而且充满了对日本人的理解和善意。顺便要说的是，教育代表团来到东京时，当时的文部大臣安倍能成先生曾致辞欢迎。那是一篇不卑不亢、内容相当精彩的致辞。教育代表团本是怀着战胜国的自豪，以处理日本教育问题的气势兴致勃勃地来到日本的，他们一定没有想到接受处理的国家的代表，竟然能够毅然发表那样的意见。这不仅是告诉代表团，在我们中间也有出色的人物，而且也毫无疑问地给代表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教育代表团的报告书之所以能够那样公平和留有余地，我想应该是因为他们倾听了安倍文部大臣的意见以后产生了同感和信赖的缘故吧。

前面曾经谈到幕后领导，但它究竟是怎样一种形式呢？当时，以接待教育代表团的十几名委员为主设立了教育革新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是总理大臣的智囊团，由50人左右的学识渊博、富有经验的人士组成。从1946年9月开始工作，到1952年1月11日为止的五年多时间里，对日本的教育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和研究，并向总理大臣提出了35次建议。在此期间，设立了21个特别委员会，召开了192次全体会议，提出了全面改革日本教育的方案。根据这些方案，占领军总司令部的民间情报教育部（CIE）会同教育革新委员会和文部省进行协商，并由文部省将协商结果制订成法律草案，提交议会（此后的国会）进行审议。那个时候，文部省就像是高级的勤务员。因为文部省不能在教育革新委员会中进行主动、积极的发言，只有在被询问时才可针对问题进行回复，是被当做了一个没有资格的旁听者。在连续进行的协商过程中，负责实施改革方案的文部省的意见和希望往往不被重视。1946年12月27日，教育革新委员会确定了向总理大臣提出的关于六三·三四学制的建议，并决定从1947年4月开始实施六三制。这是毫无道理的。我们列席小委员会和大会时就已经察觉到将会提出这样的无理要求。当时，学校教育局的稻田次长（现在的次官）无可奈何地发言说，“赶快实施”固然很好，但是还没有做好从1947年度开始实施的准备，希望能够暂缓执行。然而，有一个委员却出来指责说：“这是官僚逃避责任。”这种不考虑执行者立场的做法，难道就是民主吗？为了实行民主，他们采用了如此非民主的方法。但是，如果说这是一场革命，就没有办法，只能把话说到这里。这就是当时的亢奋状态。所以说，当时的文部省是被当作了高级的勤务员。

（日高第四郎《民主教育的回顾与开展》，学习研究社，非卖品）

第四章　奇迹般的经济发展——勤勉及幸运

向自立的转变

日本从战争刚结束时要为每天的温饱而奔命的困难状态正式转向经济的复兴和建设，是从1948年（昭和二十三年）秋、我第二次组阁以后开始的。我自1947年春把政权让给社会党以来，虽然只有一年半的时间，但在此期间，国情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战争刚结束时最迫切的粮食不足问题，出现了一些好转的苗头。1947年秋，日本获得了大米丰收。虽然因公定价格和黑市价格的差距，大米供应仍然经常出现不足。但是，丰收毕竟是值得庆幸的事。同时，在工业生产方面，由于采取了将原料、物资、劳动力和资金都集中到钢铁和煤炭等所谓超重点产业上的倾斜式生产方式，尽管加剧了通货膨胀，但生产力却逐渐趋于恢复。

就在日本的农业和工业逐渐恢复元气时，美国的对日政策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美军进驻日本之初，在激进的理想主义的鼓动下，彻底地推行了日本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而对日本的经济复兴漠不关心。他们甚至欢迎共产党的发展，公然保护和扶植工会，但是，这些措施都带有矫枉过正的性质。因此被破坏势力利用，他们乘战争刚结束、国民对生活不安之机，组织了许多极有政治色彩的示威运动和劳资纠纷，助长了社会的混乱。

针对上述情况，就在占领军开始反省这些过度的措施时，美国和苏联的对立日益加剧，结果，美国重新研究了它的世界战略，对日政策也转变为通过帮助日本复兴经济，防止共产主义势力渗透的方向。到1948年，这种转变已经十分明显。美国采取了为促进贸易而提供资金援助，根据对外援助法提供物资，以及停止中间赔偿[35]等一系列措施。同时，放宽了经济力集中限制法和禁止垄断法，由此解除了对日本经济的严重束缚。

从粮食情况来看，进入1948年以后，原先一直不乐观的全世界粮食情况，由于气候良好和肥料生产的恢复而有了明显的好转，美国的援助也突然积极起来。由于进口粮食的增加，日本的粮食情况已经逐渐好转。工业生产方面，从1948年开始实行的工业原料的供应，明显地有助于生产的恢复。

与此同时，人们的精神面貌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战争刚结束后的一二年，人们因战败的打击和生活的不稳定而不安，同时又为连续实行的重大变革而感到兴奋。当时的报纸充分反映了这种混乱和极具改革色彩的社会氛围。那时，因纸张紧缺，报纸都是对开版的小报，正面登载的都是与占领政策有关的令人稍稍有些兴奋的消息，背面则报道粮食不足和一些社会的混乱现象。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情绪逐渐安定下来了。一方面从战败的打击中重新振作了起来，另一方面也从改革的热情中清醒了过来。这两方面都促使了人们认真工作，并逐渐深刻地认识到复兴日本经济的必要性。就这样，日本从改革和混乱的时代走向了复兴的时代。人们的这种精神面貌的变化，是使我领导的自由党在1949年（昭和二十四年）1月的大选中能够获得大胜，并在战后第一次出现了单独取得过半数议席的原因之一。

因此，1948年秋第二次组阁时，我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抑制通货膨胀，换言之，也就是如何终止物价与工资的恶性循环，以促进经济的稳定与重建。然而，在听取党内外人士的各种意见和想法的过程中，我听到有这样一种主张：为了与国际经济接轨，必须要用单一汇率取代当时实行的不同商品不同汇率的政策，以调整和稳定国内物价，力求企业经营的合理化。相关经济方面的详细理论姑且不谈，对于必须让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这一点，由于多年海外生活的经验，以及对国际关系敏感的缘故，我也凭着直觉理解了其中的意义。

日本因战败而丧失了领土，国库也已耗尽，而且人口又迅速增加。这种情况下，如果日本经济局限在本国范围内，无论如何努力，其效果也是有限的。日本必须刻不容缓地回到国际经济之中。如果不下定决心让日本的经济接受国际经济风暴的考验，怎么能够真正做到经济的重振呢？过程也许很痛苦，但不这样做就永无出头之日。经济专家和党内人士中也有人持有这种想法。

为此，必须放弃依靠计划控制或补助来管理经济的想法，引导日本经济朝着自立的方向发展，同时，还必须改变占领军总司令部的新政派们一直采用至今的方针。我认为美国之所以能够实行新政那样的计划经济，归根到底，是因为它本身是一个经济力量雄厚的大国，也没有亲身经历过国际经济狂澜的冲击。在实行计划经济的过程中，也未产生切身的严重问题，所以才获得了成功。但是，日本的情况和美国不同，因此我的想法是，不能改变经济的运行方式、用人为的“经济规律”对其加以束缚，而必须让它在自然的经济法则中接受锻炼。

基于这样的想法，1949年年初我请池田勇人出任大藏大臣时，和我们持有相近想法的道奇[36]来到日本，提出了如下的建议：制定严格的平衡预算来结束通货膨胀，规范用于资助进出口贸易的补助金，把日本经济的整体都置于商业基础之上。这些建议对我们来说是非常令人感激的。道奇的巨大威信对抑制新政派的做法起了很大的作用。最后，我们制定了平衡预算，调整了补助金，并确定了1美元折合360日元的汇率。此后，我们将这个汇率作为日本经济运营的主轴，开始了先稳定日本经济，再增加出口，逐步实现复兴日本经济的工作。我们认为，只有立足于这一基础之上，复兴金融金库[37]等用于设备投资的国家援助才能得到有效利用。

不用说，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这项政策虽然抑制了通货膨胀，但却未能规避国内银根吃紧和滞销货物增加的现象。而且不巧的是，正好赶上了美国经济衰退和英镑不稳定的时期，日本的出口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致使走向经济自主的艰苦历程一时变得更加艰难。这时，为了增加出口，日本作出了更大的努力，到了1950年时，出口便开始有所增加。

与此同时，要求部分修改通货收缩政策的呼声也不容忽视。因为银根吃紧和货物滞销的结果，导致了中小企业的破产和歇业，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而且，随着占领时间的延续，国民逐渐出现不满情绪，特别是实行了道奇的新政策以后，不满情绪日趋强烈。如前所述，道奇的政策虽然正确，但是人们却以为道奇这个外国人想要强迫日本人过艰苦生活而误解他的政策，所以，生活的压迫感转变为了对占领的不满。

和解与信赖的媾和

这时，就需要为调整通货紧缩政策同美国进行协商，顺便试探美国对媾和问题的态度并传达日本政府的想法。美国恰好也有想法，希望早日缔结和平条约，以建立更为正常的关系，因此，以1950年（昭和二十五年）4月池田大藏大臣赴美为开端，同年6月，被任命为国务卿艾奇逊顾问的杜勒斯为起草和约来到了日本。杜勒斯认为，关于日本的安全保障问题，从当时的国际局势来看，已经不允许日本再继续保持没有军备的状态，因此，作为媾和的条件，他主张日本重整军备。

但是，我从正面反对了这种重整军备论。因为那时日本在经济上还没有复兴，而且如上所述，当时为了实现经济独立，日本正处于不得不强迫国民过艰苦生活的困难时期。这时若在非生产性的军备上花费巨额资金，将会严重推迟日本的经济复兴。举例来说，这种做法就好比让瘦马负荷重载一样。尤其是现代的军备花费非常昂贵，因此，如果要建造实际有用的军备，日本的经济就会遭到破坏，要不然，就只能造一些无济于事的军备。何况日本早已失去重整军备的心理基础，对于曾经被迫参加毫无道理的战争的国民来说，战败的创伤依然存在。再者，日本如果重整军备，也许还会刺激亚洲的邻国。根据这些理由，我反对重整军备，直至今天我依然认为反对是正确的。如果那时过早地重整军备，也许日本经济就不会有所谓令人惊奇的发展了。

此事姑且不论，杜勒斯来到日本几天以后就爆发了朝鲜战争。时局极大地帮助了当时因道奇路线而逐渐上升的日本经济。其表现之一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不到两个月的8月15日，即停战五周年纪念的那天，就在报纸上出现了这样的标题：“再见啦，靠典当度日的生活”，“从买不到东西的票证到不再需要的票证”，等等。在一个多月后的9月下旬，衣料配给制度便废除了。从战争时期开始一直到那时为止，所有的衣料都被规定了所需的布票数量，如果没有足够数量的布票，即使有钱也买不到衣料，有时甚至手上有布票也买不到布料。朝鲜战争爆发后没多久，衣服的供应就变得丰富起来，人们感到生活从整体上开始宽裕了。可以说，这种情况表明了在朝鲜战争开始时，日本经济已经攀升了。

同时，当不再依赖补助金资助的进出口贸易初具规模时，日本获得了朝鲜战争的军需物资的订单。此外，海外市场也出现了全面繁荣，日本的商品出口有了飞跃性增长。这对日本经济来说都是极大的助推力。朝鲜战争开始一年后，日本的工矿业生产增加了50%，公司法人的收入在1949年到1951年的两年期间增加到了三至四倍。

朝鲜战争以后日本经济的发展

关于缔结对日和约，原本担心会因朝鲜战争的爆发而被推迟，但是爆发战争那年的秋天，美国政府就授权杜勒斯开始媾和预备交涉，并展开了与相关国家的磋商。1951年（昭和二十六年）1月，杜勒斯以总统特使的身份访日，正式开始了缔结和约的谈判。杜勒斯说：“我们已经不再是缔结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和约，而是在考虑缔结友邦之间的条约。”正如他所说的那样，美国打算对日本缔结宽厚的和约。

但是，杜勒斯所最关心的是日本能否对自由世界作出贡献，为此，日本的安全保障和重整军备的问题再次被提及。他重申了日本重整军备的必要性，但是我同样反复强调了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受欢迎的。为此日本方面提出了与美国缔结协定以保障日本安全的建议。我们认为，从理论上来说，虽然可以考虑依靠联合国来保障日本的安全，但是实际上我们究竟能从联合国究竟得到多大的支持，却是不明朗的。

和平条约的轮廓大体在杜勒斯特使第二次来日时就完成了。双方不仅就日本的安全保障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同时还就以下一些问题达成了谅解：为避免将占领时期的改革政策恒久化，不将其列入和平条约中。战争赔偿原则上采取实物赔偿方式以规避日本的外汇负担。对战犯不再进行新的起诉，并对已判决的战犯设法进行赦免、减刑，等等。

为了就上述方针与相关国家交换意见，杜勒斯特使周游访问了各国。在相关各国中，有的国家坚决要求赔偿，有的国家主张在和约中规定限制日本的军备，还有一些英联邦成员国要求限制日本的经济能力。英国对日本依然抱有强烈的不信任，担心日本会在贸易、海运等方面与其竞争。此外，还有一些英联邦成员国则要求限制日本的渔业。但是，杜勒斯说服了这些意见，为“和解与信任的和平”作出了不断的努力。1951年（昭和二十六年）9月，《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38]签订。

不用说，也有人对这个和约进行了各种批判。由于旧金山和约明确地让日本成为自由世界的一员，苏联厌恶这一点，最终没有在和约上签字，那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苏联代表葛罗米柯公然地说，《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是为下次战争作准备的和约”，这是与事实截然相反的言论。其后，并没有发生什么战争，而且，看到最近日本和苏联正在增进友好关系，感到非常不可思议。此外，在日本人当中，也有人像是同苏联的主张互相呼应一般，对于日本和美国的合作关系作出挑拨离间的言论及行动。那种认为日本如果追随美国，就会成为“亚洲孤儿”的言论就是最好的例子。

事实上，日本和美国的合作关系是符合双方利益的极其自然的事情。如前所述，日本自开国以来，一直是以同英美两国取得政治及经济上的协调为基本原则的。破坏了这个基本原则，同德国和意大利结盟，才是鲁莽轻率地投入战争的原因所在。日本与美国在经济上的交往开始于明治时期，其关系是极其深远的。日本同美国的贸易额一直都保持在30%左右。像日本这样以贸易为主的国家同美国的关系，其重要性完全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从占领到独立这一期间，这种历史性的密切关系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加深。在此期间，日本正是依靠与自由世界各国，特别是与美国在政治及经济上的结合来推动复兴和重建的。因此可以说，日美两国的关系并非因人们的意图而产生，而是自然、又必然的历史发展的结果。

日美共同防卫体制也同样如此。战败后的整个占领时期，日本的对内对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对美关系的支配，这既是事实，也是必然。有人认为，这种状态已演变为一种惰性，即使独立以后，日本的政策也依旧在追随美国。但是这些人却忘记了随着日本在经济上的发展和实力的逐渐增加，情况已在自然地发生变化。不管怎样，历史事实表明，旧金山和会以后，日本加深了同亚洲各国的友好关系，甚至连苏联等共产主义各国也热烈要求同日本修好和通商。就这样，旧金山和会成为了日本重新出发的基础。

最困难的是同“国民政府”恢复邦交的问题。

从所谓中日事变[39]开始一直到大东亚战争[40]结束为止，日本始终与以蒋介石为领导者的国民政府、即中华民国为交战的对方。战争结束时，由于蒋统的宽大处理，日本在中国的军队和侨民才得以安全归国。然而在以后的几年里，中国大陆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当美国和有关各国磋商对日和约的时候，“国民政府”[41]已经移到台湾，它的“统治权”只限于台湾的狭小范围，而中国大陆则在北京的共产党政权的统治之下。尽管“国民政府”仍然“保留”着联合国成员国的资格以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并且自称对中国大陆具有“主权”[42]，但是，作为现实问题，英国率先承认了共产党政权，此后，印度、缅甸等亚洲各国也相继追随了英国。

这些国家强烈反对美国要求“国民政府”代表中国出席和会的主张。因此，最后美国决定中止邀请“国民政府”参加和会。同时，日本恢复邦交的对象究竟是共产党中国还是“国民政府”，由日本在“独立”后自行选择。经过这样处理以后，才总算举行了和会。

但那时，朝鲜战场上由于中共军队的介入，战争呈现出极其惨烈的状态，使得美国国民对北京政府的感情恶化到了极点。因此，媾和“独立”之后的日本在北京和台湾之间究竟选择哪一方为“建交”对象，便成了美国特别关心的重大问题。万一日本为贸易和其他经济利益所动而同北京政权之间开始建立某种友好关系，美国对共产主义国家的政策将不能不发生很大的动摇。因此，在美国参议院批准和约及其他条约之前，日本向美方明确表示，只同“国民政府”“恢复邦交”。这就是我在1951年底给杜勒斯特使写信的原因。

具体说来，当时围绕批准和约的美国舆论的氛围是，认为日本应在美国批准和约之前同“国民政府”媾和。如上所述，这是因为他们担心日本在“独立”后有可能向新中国政府靠拢的缘故。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确实证据来证明日本一定会选择“国民政府”为“恢复邦交对象”，那么，美国参议院就难以批准和约。

在我来说，同中国台湾“缔结友好关系”、促进经济交流，当然是我所希望的，但是，我也想避免站在否认新中国政府的立场上去和中国台湾进一步加深关系。因为当时中共政权虽然看上去和苏联保持着密切关系，但是中国民众在本质上存在着和苏联人无法相容之处。我认为，文化不同，国民性不同，政治情况也不同的中苏两国，最终必将形成互不相容的状态。因此，我不希望使日本同中共政权的关系彻底恶化。

然而，台湾的“国民政府”尽管实际的统治范围狭小，但它毕竟是自中国事变以来日本的交战国的“政府”，在联合国中所占的“地位”也很重要，[43]再加上战争结束后使日本军民平安撤离中国的情谊，我们在选择媾和对象时，到底还是无法做到无视它的存在。因此，我没有急着去做这个选择，而是尽可能地往后推迟，以便观察形势的变化后再作决定。

但是如前所述，美国参议院方面却是强烈要求日本明确表示态度，看上去如果日本不作出令其满意的表态，就会妨碍和约的批准。这样的话，日本对中国的立场固然微妙，但拖延和约的签订会使问题更加严重。而且联合国大会已经通过决议，给中共政府贴上了“侵略国”的标签，也就是说，联合国和北京政府正处于战争状态中。此外，中共政府在和苏联签订的同盟条约中，也把日本当做了共同的假想敌国。在中共政府不改变这种态度的情况下，我们同它建立友好关系是毫无道理的。因此，在必须早日表明态度的情况下，日本当时除了同“国民政府”签订和约之外，别无他策。

连续不断的上升

毋庸置疑，旧金山和会充分完成了预期的目标。因为和约签订后日本实现了不断持续的发展。由于对日媾和的条件过于宽大，在东南亚各国中，有的国家拒绝参加旧金山和会，也有的国家在和会上追究了日本的赔偿责任。但是，这些问题不久以后都分别得到了解决。虽然和约规定了赔偿只限于劳务赔偿，但是日本并未打算固守这一规定。这不仅是因为日本有责任向战争中遭受损失的国家进行赔偿，同时我们还希望能够通过支援这些正在努力从事建设的新兴国家发展经济和提高生活水平，从而获得亚洲地区的普遍稳定，携手共进、一起走向繁荣。

而且，促进东南亚的繁荣是与共产主义抗衡的最根本的办法。我于1954年（昭和二十九年）访问欧美各国时，在加拿大同英国驻东南亚高级专员马尔科姆·麦克唐纳进行了会谈。我认为，对东南亚的根本政策是，由自由主义各国提供人力和物力资本，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如果东南亚地区因此而繁荣起来，那么，东南亚的局势或许就会趋稳而不发生动乱，同时，贸易也会必然增加。如果南洋的华侨们明白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赚不了钱，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能赚钱，他们就不会拥护共产主义，而且还可以通过他们让中共的国民知道世界的实际状况。最近，美国开始热衷于东南亚的开发了，但是我曾想，如果从50年代初就开始这样做，那该有多好啊！

根据上述想法展开的对东南亚各国的赔偿，首先是与缅甸方面的谈判。双方同意以提供生产资料和劳务服务的方式进行赔偿，同时再进行经济合作。其后，日本与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也分别签订协定，并建立了合作关系。1956年（昭和三十一年）同苏联恢复邦交以后，日本加入了联合国。同欧洲各国的关系也日益加强，1964年（昭和三十九年）日本被批准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并开始了与英国的定期协商。

在上述外交关系扩大的基础上，日本的经济有了惊人的复兴和发展。日本经济从朝鲜战争爆发的1950年（昭和二十五年）开始出现了急速的发展，一旦离陆起飞后，即使1951年朝鲜战争停战，也基本未受影响而继续上升。其后持续可见的大体量投资这一特征，从这时便已开始出现。1950年时，民营企业无论利润是否上升，都为更新设备而进行了大量的投资。政府也通过贷款等措施积极扶持日本经济的基本建设，例如，提高钢铁的生产率以配合设备的近代化。设定造船计划，建造贸易上不可或缺的船舶。在日本各地修建水坝以扩大能源，等等。同时日本人那种勤奋工作，乐于储蓄的性格也完全没有改变。

但是日本人的生活态度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却有了很大的改变。因为商品在日本国内市场上开始畅销了。正如人们将1952年到1953年的市场繁荣景象称为消费热潮那样，商店和百货公司的生意非常兴隆。日本人又尝到了久违的购买衣料的乐趣，并且还能够去餐馆就餐了。但是，这并非是单纯的“恢复正常”，比起战前，更广泛的阶层参与了这一消费热潮。这是因为战后的改革采用了两种方法来扩大日本的经济基础。一是土地改革，它使原先为负债的重压而苦恼、不得不忍受低水平生活的佃农富裕了起来。当时占国民总人数四分之一的贫民从几乎没有购买力的状态变成了具有相当购买力的顾客。二是民主主义思想的普及与工会的成长结合起来，使工业部门的财富分配更加平等，这也使顾客的数目有了飞跃性增加。

平均化的收入水准：制造业不同规模企业的（男性劳动者）收入变化资料来源：劳动省《工资构造统计调查》。

因此，战后的日本，首先是将商品在国内市场销售以降低成本，然后再将这种商品出口到国外。而战前的日本最具有代表性的出口商品——丝绸和棉布的雇主，为了在出口竞争中取得胜利，用微薄的工资雇佣贫穷的农家少女来劳动以降低成本。但是到了战后，情况就完全改变了。日本人喜爱照相机是很有名的。正是由于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购买照相机，有的人甚至一个人就买好几部照相机，才能降低照相机的生产成本，从而使照相机可以向国外出口。

电视机也是同样的情况。最初电视机是由美国占领军带入日本的，那是从美国进口的高价商品。人们都聚集在咖啡馆或集会场所观看电视。不久以后，日本就实现了电视机的国产化，随着价格的逐步下降，聚集到茶馆和集会场所的人就越来越少了。每个家庭都开始有电视机。而且，当电视机成为一件极其普通的东西的时候，日本就开始向美国出口电视机了。

当然，日本也有经济衰退的时候。例如，1950年（昭和二十五年）到1953年的繁荣之后，1954年时就出现了停滞的迹象。不过，不到一年出口又开始增加，经济再次景气起来。那是因为三四年前盛行的大规模设备投资，提高了日本产业的生产率，从而增强了竞争能力。同时，由于国内市场的扩大，日本经济已经立足于更为牢固的基础之上。同时，这也是日本商人付出努力的结果，他们为了扩大出口走遍了世界各地。占日本贸易总量三分之一的美国，从战前开始就有经济关系，但是，同样占三分之一的中国，战后断绝了贸易关系，为了弥补这部分的空缺，只要有希望的地方，日本的商人们都去作了努力。他们一边勤奋学习，克服语言的障碍，一边开辟了新的市场。

1955年（昭和三十年）日本恢复经济繁荣的另一原因是国内的农业生产有了显著的增加。大米的产量达到了历史上最高水平。而且，农业的生产连年持续增长，“丰收”和“历史最高产量”的报道每年都接连不断。其中，最根本的原因要归功于土地改革。改革使佃农获得了土地，从而鼓舞了他们的生产热情。此外，战后的粮食困难和黑市，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日本的一种恩赐。战前的日本，同急速发达的工业相比，农村显著落后，农村的贫困甚至成了一个社会问题。可是到了战后，尽管只是暂时的现象，农民的生产力比城市居民的还高。农民因高价出售粮食赚得了相当的财富，积累了一定程度的资本。

与此同时，政府采取了稳定大米价格以保护农民的政策。它虽然存在着种种问题，但对农民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因此，日本的农民就有了热情和资本，积极采用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一直到战后开发的农业技术。使用农药驱除害虫、大量使用肥料等，都只是其中一个例子而已。日本的许多大学和分设在各地的农业试验所的研究人员支援了这种技术革新。战争刚结束时，占国民人数一半的农民，在其后不到二十年期间便减少到四分之一。尽管许多农民转业到工业和商业部门，但是农业生产仍然增长将近一倍，有力地证明了农业技术革新的成功。

技术革新在工业生产上也得到了运用，特别是1955年以后，出现了技术革新的热潮。日本人敏锐地认识到电子工业和石油化学工业的兴起以及其他工业部门的自动化与合理化等产业界的新动向，并引进了最新的技术。日本人积极向前、不愿落后于世界前进步伐的进取精神，鼓舞了他们进行技术革新。而且，他们对世界经济的未来趋势也作了充分的预测，从而找到了增加出口的良策。

正如明治时代以大藏省为中心的官员们具有推进近代化的才能那样，战后，日本经济部门的官员们同样地对经济的发展做出了正确的指导。50年代初，日本的轻工业品仍然占出口的半数，但官员们意识到必须把出口项目的重点转移到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产品方面，并且为此制订了周密的计划。他们预测到不发达国家将会生产纤维等轻工业品，成为日本出口贸易的竞争者，因此，对于日本经济发展而言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加速改变出口商品的结构。他们采取了措施，将生产集中到那些被预测为今后有发展前途的商品上。因此，那些正在逐步夕阳化的产业即便其产品出口略有下降，也不必过于担心。

1956年度的《经济白皮书》对于日本经济应有的发展方向，作了如下的正确描绘：

战后日本经济恢复之快，的确出乎世人的意料。那是因日本国民的勤奋努力而得到的结果，也是由世界形势的顺利发展而造就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是因战败而陷入谷底深渊这一事实加快了摆脱困境的速度。这个推动经济上升的力量是不可或缺的。借助这股力量，日本的经济政策只需在经济上升过程中尽力避免国际收支的恶化和通货膨胀的出现。消费者总是希望能够买到更多的东西，企业家则随时准备进行更多的投资。而今天，恢复经济的推动力几乎已经使用殆尽。的确，日本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同世界各国相比，它的消费和投资的潜在需要也许还很高，但是同战后那一个时期相比，欲望的强烈程度已经明显下降。现在早已不是“战后”那个时期了。如今我们正面临着不同的事态。恢复时期的经济成长已经结束。今后的经济成长要靠近代化来支持。而近代化的进步，只有依靠高速而且稳定的经济成长才可能实现。

接受新事物时通常都会遇到阻力。在经济社会落后的地方，人们或许会感到近代化似乎反而使社会的矛盾更加激烈起来。但是从长远来看，中小企业、劳动和农业等方面存在的各种矛盾，只能通过经济发展来克服。如果说近代化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唯一方向，那么，国民就必须根据各自的力量共同分担在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所谓近代化（变革），就是自我改造的过程。改造的手术不经过痛苦是不行的。明治初期，我们的前辈实行了这种手术，总算把落后的农业日本改造成了亚洲先进的工业国家。此后的日本经济没有经历过与此相匹敌的巨大的结构改革。于是人们打算逃避自我改造的痛苦，试图按照自己的条件来改造世界，结果就造成了军事上的膨胀。

世界上两种体制的对峙也已经从核武器的竞争转向了和平竞赛。所谓和平竞赛，就是经济增长率的较量，就是提高生产率的比赛。战后的十年，在我们努力恢复生产量期间，先进国家则将复兴的目标放在提高生产率上。法国将复兴计划命名为实现近代化的计划。

我们必须尽快地主动适应因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而不断变化的世界环境。如果忽视这一点，我们同先进国家之间在技术水平上的质的差距将会越来越大，而且同那些制订了长期计划来发展工业的后进国之间在工业生产上的量的差距也将会逐渐缩小。

对照世界的发展趋势就可以看出，我们不能陶醉于因历史机遇而获得的数量景气[44]的成果，而要乘着世界技术革新的潮流，开始日本的新一轮国家建设，这才是当前最重要的事情。

（1956年度《经济白皮书》）

登上世界舞台

平均而言，日本人恐怕是世界上受高等教育人数最多的民族，这一点非常有助于推行技术革新。战前日本儿童的就学率就已经很高，战后的教育改革更是进一步提高了这个比率。大学由于设立的数量较多，质量虽然多少有些降低，但在培养出大量优秀的技术人员这一点上却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不论是农业的技术革新，还是工业的技术革新，这种高水平的教育是令其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此外，在战争爆发以前的十年期间，日本为战争的目的而拼命开发的技术也成为了巨大的财富。钢铁、车辆、以及半导体收音机等电子工业就是其中的代表。

这种技术革新的热潮，在1958年（昭和三十三年）至1959年时虽一时有所减弱，但从1960年开始，随着有名的“收入倍增计划”[45]的实施，技术革新再次出现炽热化，到1961年，民营企业的设备投资额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竟然异乎寻常地高达23%。这个“收入倍增计划”停止了以往的外汇分配和汇兑管制，几乎完全转入了自由贸易体制，因此，它又是一个旨在用设备投资方式推动技术革新，提高生产率，以增加出口竞争能力的计划。

采取自由化措施，一方面是因为有必要加深同欧洲的贸易关系。到这时为止，西欧各国仍然继续限制从共产主义国家的进口和从日本的进口。因为当时日本限制从西欧的进口，因此西欧国家对日本采取进口限制措施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对日本而言，开辟西欧市场、增加向西欧的出口显得越来越重要。另一方面，美国也要求日本实行自由化。因为过去日本一直都是贸易入超，可是到了1959年时，日本的出口已经超过了进口。这种情况表明，日本的经济已经能够自立了，所以，有必要停止一切保护措施，让其投身到经济竞争的惊涛骇浪中来。

从产品排名顺序看日本经济

贸易和汇兑的管制，原本是在日本经济基础薄弱、黄金和外汇的储备不足、贸易出口量也未能达到预期量的时候，为了重点进口经济复兴所必需的物资而采取的措施。这种措施不知不觉地成了保护和扶植日本国内产业的方法。日本的产业好像进入了温室之中。而拆除这个温室的正是自由化。为了增加拆除温室所必需的力量，就要实施“收入倍增计划”，通过对设备的投资，努力提高生产率。

这一措施因国民的支持而获得了成功。日本的经济在资本集约型产业方面达到了世界第一流的水平。在炼铁、造船、车辆、电视机、收音机、照相机等广泛的领域里，每个工人一个月的生产率已经大体上等于西欧的平均值。而且就产量而言，日本的造船和摩托车占世界第一位，轴承、照相机、收音机、电视机、钟表占第二位，钢铁占第三位。而其中的造船充分体现了日本经济优越的一面。由于拥有众多受过大学教育的技术人员，使工人的生产效率得到了提高。同时还采用了接合等新技术，并能用电子计算机制订造船的计划，不仅可以知道船在哪一天下水，甚至能够了解在几点钟下水。

这种情景，对于经历过战后困难时期的人来说，简直就像梦境一般。但是，日本经济的自立正是在那时艰苦的条件下描绘出来的蓝图。为使日本经济走向自立，曾经作为大藏大臣采取了艰苦措施的池田勇人，又作为总理大臣，果断实施了使日本经济实现自立的最后措施，看上去这像是一个偶然的巧合，但也许并不仅仅是巧合。

第五章　奇迹之后的目标

败而不馁的楷模

日本在战后所取得的成果，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日本在明治时代完成的事业的再现，而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它又是日本自明治时代开始的事业的完成。换而言之，日本在战后通过惊人的经济发展赶上了西欧发达国家，这正是明治时代的先辈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同时，也是因为有了明治以来许多人努力的成果以及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培养起来的日本人的素质，才有可能实现的。战后的日本人在根本上发挥了和明治时代的日本人同样的素质，并且同样地抓住了历史赋予的机遇。

战后的日本和明治时代的日本一样，都受到了巨大的挑战，而且都采取了大胆的行动。一切的文明在其根本上都包含着冒险精神。明治的日本人在面对陌生而又强大的文明时，放弃了长期以来已经养成的习惯，毫不畏惧地引进了外国的文明。同样，战后的日本人在面临战败和被占领的情况下，并没有用狡猾的态度来迎接占领军，而是光明磊落地接纳了占领军巨大变革的指示，在表明了该表明的主张以后，就执行改革，并在这种改革中寻求重建日本的方法。日本人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没有对过去的错误耿耿于怀，而是正视现实、孜孜不倦地埋头工作。就像攮夷失败的武士们在知道了西欧各国的实力后毅然决定实行开国那样，战败后的日本人同样承认了敌人的长处。虽然不认为占领军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但是，日本人承认美国和英国总体上都拥有卓越的文化。毫无疑问，日本是一个“Good Loser”（败而不馁的楷模）。

日本人之所以能够在情况发生巨变的状态下依然继续埋头工作，因为他们是在内心深处没有失去希望之光的乐天主义者。战争刚结束时的二三年，是日本有史以来最为黑暗的时期，但其中依旧蕴藏着光明的希望。因无家可归而睡在办公桌上，早晨一起来就为确保粮食的配给供应而大伤脑筋的公务员们，没有一刻忘记要为日本的未来制订远大的计划。因为没有教室而在露天授课的教师们，也是最充满热情的教师。因为他们深信，只有教育才是重建日本的原动力。

因勤勉而激发出的力量，赋予日本人特有的进取向上和竞争的精神，促使他们不断勇往直前。日本人放眼全世界，专心致志地汲取着世界的长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派往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同明治时代的留学生一样，显示出旺盛的求知欲，并取得了优异成绩。他们赞赏美国的活动能力、英国的政治安定、德国“大众汽车”的优良和丹麦农业生产的高效率，他们回忆日本的情况并与之相对照，学习那些日本应该学习的地方。为此，日本人虽然有时也会急躁，但因为他们具有乐天主义的性格，所以没有失去锐气。而且由于这种进取精神，日本确确实实地充分吸收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技术革新的成果。

日本的留学生多半都去了美国。他们之所以能够到美国去留学，是因为有诸如富布莱特项目那样的官方奖学金，也有格鲁基金那样的私人奖学金，这些为数众多的奖学金是美国赠给日本的最宝贵的礼物。不仅如此，美国还通过供给粮食和工业原料等各种援助，帮助了日本经济的复兴。此外，遍及各个领域的改革，虽然使日本社会出现了一些混乱，但对日本的重建作出了贡献。其中最好的例子就是前述的土地改革。

比起上述这些原因，最重要的还是要归功于日本人是非常好学的国民。尽管日本国民的这个特性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但无论是在明治时代还是在战后，教育都给予了日本人以巨大的力量。可以说日本近代化的最大的特征就是教育在近代化过程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正是由于教育制度的优越，明治时代的日本人才能学到西方的新技术。而且，教育给予人们的锻炼，使日本人能够应对所遇到的危机。同样，高水准的教育在战后的复兴中成为巨大的力量。日本人因战争而失去了许多财产，但没有丧失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的能力。虽然教育改革进行得有些急促，从而带来了一些弊病，不过如前所述，它也产生了一些好的效果。日本高质量的劳动力常常令人羡慕，那也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培养起来的。

当然，令人惊奇的日本经济复兴与发展伴有幸运的一面。比如，正当日本经济开始进入上升轨道时，因朝鲜战争的爆发，出口贸易得到了急剧的扩大。比起这种偶然，日本还遇到了更大的机遇。那就是在战前被认为对日本不利的一些条件，在战后局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反而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利益。战前的日本人认为，日本是个狭小的岛屿却拥有大量人口，还缺乏天然资源，这是日本的致命缺陷。日本的军人们就是因为有这个想法，所以无论采取什么手段都想要确保“满洲”。战后也有许多经济专家基于同样的理由预言日本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为贫困而感到苦恼。然而，事情慢慢地明朗起来，所有这些特征其实全都是一种变相的幸运。

首先，日本是一个狭小的岛国，而且还是一个细长的带状岛屿，它给运输带来了双重的好处。其一是沿海岸线修筑铁道和公路，只要建成若干条这样的干线道路以后，就能为发展产业提供运输手段。主要的生产活动可以集中在铁路干线周围，这样，只需少量的资金就可以把许多生产活动紧密地连接起来。而且早在德川时代，日本的沿岸海运就已经非常发达，并形成了全国性的经济网络，它们在明治时代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明治时代的日本为实行工业化采用的运输手段，就是这种自古以来发达的沿岸海运以及进入明治以后新铺设的铁路。此后，日本的铁路继续发展，尽管铁路在许多先进的工业国家已经日趋没落，但是日本的铁路依然发挥着压倒性的重要作用。最近开发建成的新干线，只要三小时就可完成从东京至大阪之间550公里的行程。这就是日本人能够把从外国学到的技术根据自己的需要加以发展，然后制造出更优良产品的一个例子。

其次是与外国进行贸易有关。日本拥有很长的海岸线和优良的港湾，而且因山脉多、平原少，日本的城市和工业毫无例外地都集中在沿海地区。因此，进行对外贸易时就能够更方便地利用船舶进行大量运输。随着大型货轮和各种专用船舶的普及，这种优点愈趋明显。世界贸易变得更加自由之后，更加凸显了它的有利性。

再次，初级产品的重要性降低对于缺乏原料的日本而言，又是一件幸运的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种合成物质相继被研制成功，从橡胶产品就可以看出，原料的重要性减少了。同时，地下资源的开发取得进展以后，铁矿石和石油等资源不断被发现，从而使买方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就这样，日本可以不必再为本国没有资源而担忧。

原料的价格下降了，但日本的人口却依然很多。不过，只要他们是优秀的劳动力，即便人口多也不是问题。一亿的人口，对经济主体来说反而是极其合适的。此外，关于人口问题，曾出现过一种暂时现象。战后的日本由于士兵回国等原因，出生率曾一时有所增加，其后，由于采取节育等措施，出生率又下降了。为此，需要抚养的幼儿人数减少了，而且还获得了许多青年工人。这虽然是暂时的现象，但却是十分有利的情况。这种社会情况，是日本能够将大量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

战后的日本就是这样受到了幸运的眷顾。然而面对这些幸运，假如日本人采取了不同的做法，也很容易变成不利因素。但是，日本人的勤奋努力、积极进取以及独创精神，让他们抓住了这些幸运。“自助者天助之”这一谚语，在战后的日本得到了验证。

战后的日本因为上述的努力和幸运，取得了经济发展的成果，政治在其中所作的贡献绝对是不多的。不过，日本政府战后不久就下定了自立的决心，为此要求国民一起忍耐艰苦的生活，同时，按照签订和平条约之前作出的决定，集中力量、努力建设日本的经济这几项措施却是非常重要的。根据这些措施，日本把精力用在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上，从而成功地打下了经济发展的基础。

新的理想与目标

日本就这样完成了复兴，并且发展起来了。我们可以为此感到骄傲。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日本战后实现了惊人的发展、正在赶上欧美先进国家而骄矜不前。这是因为随着实力的增强，日本所担负的责任也越来越大。1950年，在和约谈判时，我反对重整军备，主张应该让日本首先发展经济。在当时，那是唯一可行的政策，而且是明智的政策。但是今天围绕日本国内外的各种条件都已与那时明显不同。在经济方面，日本已经摆脱了期待他国援助的困境，甚至还达到了能够向不发达国家提供援助的状态。在防卫方面，日本也即将跨过依靠他国力量的阶段。看自由世界各国，它们都在尽本国的责任，努力为世界和平与繁荣作贡献。如果日本继续采取在战后的艰苦条件下不得已而采取的那些政策，也许就会被指摘赚钱过多而在国际关系上却毫不进行合作。

在这种情况下，最大的问题是，日本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尽到自己的责任。仅仅是增加军备，或许并不是一个好的政策。使东南亚局势稳定下来，并借此与中共进行对话，才应该是最根本的策略。特别是最近几年，东南亚处于持续的混乱状态，仿佛就是世界的台风中心，因此，让东南亚的局势趋向稳定的必要性就越来越明显了。日本对东南亚的贸易在战后稳步增加，如今已经达到总出口额的30%，几乎与对美国的出口额相匹敌。但是，东南亚各国决不是富裕的国家，而且在贸易计算上也是日本出超。因此，为了进一步增加出口，必须向他们提供经济援助。

然而，要有效地进行经济援助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只有自己自立了，才能去更好地帮助别人。光投入资金的做法并不能算作援助，仅仅注重经济方面而不搞好政治关系，最终结果往往是连经济援助也不会成功。随着今后援助活动的正式开展，日本恐怕会遇到更多的困难，经历更多的失败。此外，为了构筑同东南亚各国的合作关系，不仅要同这些国家建立良好的双边关系，还必须借助环太平洋各国的力量，需要进一步加强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南美等国家的合作关系。

日本对世界各大洲的进出口贸易状况（大藏省税务局调查）

日本在国际社会所承担的责任中，最困难的恐怕是同中共的关系。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捉摸不透的国家，它虽然是东方最优秀的民族，但是自古以来就不能顺应世界大势，或自我孤立、或奉行自命不凡的中华主义，结果走上了一条被孤立的道路。但是，中国也不可能永远保持现在的状态，因此，日本不能把中国视为眼中钉，而必须拥有引导其向好的方向发展的胸怀。不过，要同中共这种认为自己国家最伟大的过于自负的强国交往也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在的日本很像日俄战争后的日本。由于日俄战争的胜利，明治初期人们所期望的目标大体上已经实现。现在的日本，战后开始进行的事业也已经大致获得了成功。但是，日俄战争后的日本在寻求新的目标时迷失了方向，不知不觉中误入了歧途。现在的日本人如果逃避应该肩负的责任，拥有卓越的能力却没有目标的话，就会存在同样的危险。

可是，把目前的状态看作是日本人在精神上的迷茫也未必正确。时不时地还有人说，日本在物质上达到了繁荣，但在精神上还没有得到恢复。这种说法同样未必准确。战争刚结束时日本的确出现过一种虚脱状态，那是因为日本人自战前开始到战争期间，使命感过于强烈，以至于战后走向了什么都不相信的另一个极端。而战后的变化，又令许多日本人感到困惑迷惘，并使社会动荡不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人已经恢复了自信，并且从战败的打击中重新站立了起来。如果今天的日本人看上去好像还没有恢复使命感，那也是因为日本人在实现了国家自力更生的目标以后拥有了安宁的心态，同时，也是对盲目的使命感产生了怀疑态度的一种健全的表现。在当今的世界中，正确地认识自己的使命所在，并正确地付诸执行，不是那么容易的。尽管日本人遭到了失败，但是回顾过去的百年中日本在整体上获得的辉煌成就，然后再放眼世界的话，日本人应该会慢慢地醒悟什么才是自己该做的事情。

日本人原本就是富于冒险精神的国民。而且，他们的视野也并没有局限在日本这个范围内。明治天皇的“五条誓文”表现了日本人的进取精神。对于今天的日本而言，最重要的事情是，拥有梦想，并到广阔的世界中去寻求舞台。

附录　随忆录[46]

一、战后的十年岁月——麦克阿瑟元帅“不为人知的善意”

二战结束后，从那一年的8月15日起算到现在已经整整十年过去了。尽管战争结束时日本所处的状态正在逐渐被人们遗忘，但我仍想回顾当时的情况，以唤起我们国民诸君的记忆。

日本投降以后，进驻日本本土的占领军的所谓占领政策，主要是在华盛顿的远东委员会的指导下、由麦克阿瑟元帅负责实行的。远东委员会由英、美、法、苏、荷兰等十一个国家的代表组成，内部交错着各国政府的利害关系，因此，要决定一个政策并非是件容易的事，而且，委员会的指令往往不是不符合实际情况，就是没有可行性，所以，很多时候都交给麦克阿瑟元帅一个人来判断作出决定。麦帅主张尽可能地保持并利用日本政府原有的功能来实施占领，而并非像对待德国那样彻底摧毁其政府本身的力量，他希望通过彼此的合作来取得占领的成功。

在远东委员会的成员国中，的确存在将我国视为战败残废国、希望彻底破坏我们的国家和社会组织、从此以后再也无法恢复国力去重建一个新国家的极端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和想让德国成为一个彻底的乳畜业国家的想法如出一辙。还有的国家希望破坏我们的产业组织，这样，今后的日本就不会作为一个产业国家对世界的通商造成威胁。也有如苏联那样的国家，抱着对我国北方的觊觎之心、提议进驻北海道。面对希望实行如此复杂多样政策的各成员国，美国，尤其是麦克阿瑟元帅为了协调他们的意见，费尽了苦心。此后麦帅逐步说服远东委员会，没有采取对日本进行极端破坏的政策，对我们而言是极其幸运的事。

与远东委员会一样，对日理事会也是一个以监视麦帅的占领政策为目的的组织，苏联企图通过这个理事会大力主张本国的政策，但最终对日理事会还是成为一个完全有名无实的理事会。元帅从厚木机场进驻日本之后不久（那时我正担任东久迩[47]内阁的外务大臣），天皇陛下表示想和元帅见面。我考虑了很久，觉得还是让他们见面比较好，于是传达给了元帅。元帅也非常赞成会见，“但要我去宫中是不行的。如果陛下可以到我这里来，任何时候我都将非常乐意与他会面”。他们第一次见面以后，我见到元帅时，元帅高兴地告诉我：“我从没见过像陛下这样纯真善良的人。他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似乎陛下也非常喜欢元帅，毫无隔阂地与元帅进行了交流。据说大个子的元帅亲自走到了美国大使馆的大楼门口，以亲切的拥抱迎接了陛下。会见结束后，元帅同样送到了大楼门口，并行了拥抱礼。

为处理战犯开设的东京审判不久就将进入传唤证人——“满洲国”前皇帝溥仪的阶段。那时，对日理事会中出现了“主张传唤天皇陛下为证人”的意见，震惊了世界。对此表示反对的是元帅和季南[48]检察官。元帅作为总司令官，负有尊重对日理事会意见的义务，但同时也拥有决定权，没有元帅的认可，是不可能实行的。元帅多次与天皇陛下见面，非常尊重陛下的人品，他还对我说，“日本虽然打了败仗，但是皇室的存在依然重如磐石。如果没有以皇室为中心的团结，日本的重建将会很难”。我推测正是因为有这些想法，所以元帅没有认可“传唤天皇陛下”的意见。因为这件事，元帅遭到了华盛顿最猛烈的攻击，尤其是美国的共产党人，始终都对他进行着严厉的抨击。

此外，元帅到达厚木机场、来日本赴任时，只带了少数几个随行人员，不仅自己身上没有佩带任何武器，还命令随行的将校取下佩戴在军服上的枪械。他乘坐汽车从厚木到横滨，一路上担任护卫的是日本的军队，但元帅一路上都没有因为担心而回头看过一次，直接抵达了横滨的新格兰德酒店，并在那里度过了几周时间。他的这些举动，不仅给日本人留下了极大的好感，还大大消除了人们对美国军人登陆敌国的恐惧感。

对日本的理解和信念，在元帅占领日本期间的所有方面都得到了体现。他在占领国的美国和被占领国的日本人之间，几乎毫无障碍地建立起了亲善关系。这全都是仰仗了元帅的指导有方。我对元帅在面对因对皇室采取的措施而受到责难时表现出的勇气，在此特别表示满腔的敬意。

二、被宪兵队召唤——哈哈，是关于潜水艇的那件事吧？

8月15日的终战前后，由于先前被宪兵队监禁时因营养不良造成的溃疡发作，我正在大矶[49]的家里卧床休息。虽然不是范增，却也差不多就是“一怒之下，背生毒疮”的情形。

那个时候，日本要被打败的样子越来越明显，美军的空袭也愈发激烈，还有消息说他们将从相模湾登陆日本。总之，我每天的生活都毫无乐趣可言。也没有人上门，只有细微的松涛和海浪冲击岩石的波涛声送来一丝安慰。所以日本的战败是在听了天皇陛下的广播后才知道的，详细的消息也是第二天在报纸上看到的。刚才说是说没有人上门来找我，其实，在我被宪兵队释放的六月下旬的时候，近卫文麿公[50]突然从海岸边的松林里走出来，到我家来看过我一次。近卫公身穿着威严的国民服，管家的下人还以为又是宪兵队来了，一开始有点狼狈。近卫公也是一边小心翼翼地问“喂，家里没有宪兵队在吧？”一边走了进来。

我推测近卫公来看我的原因是他觉得我的宪兵队事件是因他而起的。我被九段的宪兵队监禁是在终战那一年的4月。有一天宪兵突然来到大矶，要我跟他们去一趟。当时我隐约察觉到了自己为什么会被宪兵队盯上。我原本就是一个和平论者，而且前一天还为了和平的事情，刚刚去大本营拜访过军令部次长小泽。因为外务省的前辈、我岳父牧野[51]的小姨子的夫婿秋月左都夫打电话给我说，“有件事要和你商量，赶紧来一次”。我去位于世田谷豪德寺的秋月家拜访的时候，秋月正卧病在床，他说：“现在海军内部正在计划通过英国进行和平谈判，能代表出面谈判的人选除了你没别人了。这件事越快越好。怎么样，能不能去跑一趟？”

秋月这个人有时会思考一些不着边际的事情，我问：“四面都是敌人，怎么突围？”他回答说：“可以坐潜水艇去。”我再问：“就算可以坐潜水艇去，潜水艇的燃料在哪里可以得到补给？”他回答说：“万事都由军令部的小泽安排，详细的事情你去问他。就算中途牺牲了，又有什么关系？你给我去一趟！”秋月的态度还真有点粗暴的样子。

但是，我去军令部找到小泽次长谈起秋月那番话时，小泽冷若冰霜地回答我说：“没有那样的计划。”我不认为秋月是在骗我。我想，小泽一定是担心这个话题敏感而存有戒备之心，所以才那样回答我。于是我对他说：“这样吧，我先回大矶，这件事希望你和秋月打个电话说一下。”说完我就回去了。第二天宪兵就到我家来了。我立即就想到“啊啊，一定是为了那件事了”。估计是小泽和秋月的电话被监听了，我一边猜测着一边坐到了宪兵队的汽车里。

以前听说过我的生父竹内纲也曾因为某个事件而被关到新泻的监狱里去过，不知道自己这一次是不是属于“父债子还”那一类的。但是，宪兵队对我的盘问丝毫没有涉及秋月的事情。“2月的时候近卫公曾上奏陛下，内容你都知道吧，老实交代！”原来这才是他们想知道的，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不会忘记那是2月13日的晚上，近卫公到我平河町的家里来访问。当时美国军队已经在菲律宾、吕宋岛的仁牙因湾强行登陆，日军渐渐地撤退到了山岳地带。大家都觉得战争已经进入了最终阶段。

开战以来一次都没有召见过重臣，除了木户内府、东条和小矶两位首相以及大本营的陆海军的负责人以外，也没有见过其他人的天皇陛下突然召见了各位重臣。召见近卫公和牧野公的时候，没有让藤田尚德侍卫长伺席，而是由木户内府陪同。可见陛下有多么重视二位的意见。

那天晚上，近卫公让我看了他的上奏草稿。文章以“败战虽然遗憾，但事到如今已经不可避免。以下内容均以此为前提陈述”开头，以下是理由的详细说明，并论及败战后的共产革命：“败战虽然会成我国国体上的一个瑕疵，但是，英美的舆论尚未进展到要求对国体进行变革。因此，如果仅仅是战败的话，国体还不至于担忧。但比起维护国体的原则，最应担忧的是会因战败而引发共产革命。”

近卫公的这个意见我也是极为赞成的，那天晚上我和他一起讨论修改上奏文，还抄了一份复写件，一直聊到了夜深时。宪兵队的调查是针对这件事的。

三、“近卫奏折”的内容？——这正是宪兵队想要知道的

我之所以抄了一份复写件，是因为近卫公希望让牧野公也看一下上奏的内容。

近卫公在奏折中写道：“军部里那伙人的所谓革新论的目的未必就是共产革命，但是涉及其中的一部分官僚以及民间有志者包藏祸心，有意识地想把日本引向共产革命，无知单纯的军人被其策动而奋起，故无大过。”我无法忘记他在奏折中作出的这一判断。近卫公按原计划于14日奉召觐见天皇，他说过要在回去的路上到我这里来，于是我就在家等着。下午四点左右，近卫公笑着走进我家，告诉了我觐见天皇时的情形：“今天因为是木户侍席，我把心里想的全都上奏了。大概有一个小时左右，陛下也问了我很多问题。”根据他告诉我的内容，我知道了陛下提出的那些问题都是因为“梅津参谋总长的意见是，如果不达到破坏日本的国体、把日本的国土烧成焦土的目的，美国是不会罢休的。他认为我们应该借助苏联的好意为后援，彻底地继续与美国抗衡。这和卿的意见正好完全相反……”这一点。

对陛下的提问，近卫公回答说：“臣认为，除了和美国讲和以外别无他途。即便无条件投降，如果对方是美国的话，臣确信一定不会发生要求国体变革以及要求废除皇室的事情。”陛下也同意了这个看法。近卫公又进一步地回答说：“不管做什么，都要先控制情绪亢奋的陆军。而这需要陛下的英明决断。”即使知道这些前后经过，我也决定在宪兵队盘问时坚决保持沉默。元老的亲书[52]即便是在旧宪法下也受保护，因此完全没有必要公开奏折的内容。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行使缄默权。

但是后来宪兵队到我家抄家的时候，搜走了我为牧野抄写的那份奏折复写件，因此，关于奏折的内容他们应该已经知晓。宪兵队最想了解的是近卫公是如何回答上奏以后陛下提出的那些问题的，同时，我和近卫公两人谈话到深夜、究竟谈了一些什么内容。看来他们是想根据我的回答来判断是否需要拘禁近卫公。后来我才知道，宪兵队对这个奏折非常警惕，除了我以外还调查了原田雄熊、桦山爱辅等人。总之，我对近卫公的事情没有吐露一个字。6月下旬他到我在大矶的私宅看我时，应该是他觉得我是为了他而被关进去的，所以特意来慰问。

宪兵队还调查了英国的克雷吉大使以及美国的格鲁大使和我的私人关系。尤其是格鲁大使，因为我和他交往很多，开战后他被软禁在大使馆内，我时常会找机会给他送点食品进去。此后不久，听说格鲁大使接到命令被强制遣返回国，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宪兵队审讯时问我关于这封信的事，“你一定和美国的格鲁大使约好秘密见面了。你们约在哪里？密会的目的是什么？”他们问的问题还真有些奇怪，我回答道：“我们没有约定过什么密会。”“不要瞎说！我们有证据！”他们说。“那你拿出来看看？”在我的要求下，宪兵队拿出了那封信的复写件。原来这封信也被查到了。我告诉他们这是一封“写给格鲁的私信”，他们不相信。他们指着信中的一行字，问：“这写的是啥？”我告诉他们：“这是后会有期的意思。”他们还是不愿相信：“这不就是约定下次再见吗？”我又不得不告诉他们：“这只不过就是日语中‘再见’的意思，英语就是那样写的，并不是什么要秘密见面之类的夸张的事情。”他们的话听上去真的很傻，我很努力地向他们解释了一番，不过，最终他们好像还是没明白过来。我想，他们或许是根本就不想明白。

由于自己和当时的铃木贯太郎首相、阿南陆军大臣关系都比较好，所以我约摸估计了一下，自己应该不会因为这件事被判死刑。在阿南还是陆军次官的那个时代，他的宿舍在平和町，和我是邻居，早晨散步时我们经常会碰到打招呼，他对我的印象似乎非常好。九段的宪兵队对我的态度非常恭敬，可能也是他特地关照的。不管怎样，这种地方平时几乎是不会来的，我轻松地想，正好借此机会好好参观一下，单人牢房的生活并未令人感到有多大的痛苦。没有人来见我，只有宪兵的审讯每天都在进行，但也不是特别麻烦。但是说实话，这样的日子过了三四天后，我也厌倦了。自由是多么的宝贵，没有比那个时候对此体会更深的了。

四、谋反者转身成为“阁下”——勤奋的书生[53]，其实是宪兵的间谍

在九段的宪兵队待了两周以后，我和犯偷窃罪被关进来的那些人一起被移送到代代木的陆军监狱。

很幸运，这里的单人牢房非常干净，跳蚤、头虱之类的总算都看不见了。和九段不同，这里既没有审讯，外面的人也可以自由地送东西进来，一日三餐都是从外部送进来的。我把分配给自己的食物转送给其他牢房的人或是看守，他们都非常高兴。我的隔壁牢房里住的是殖田俊吉君[54]。空袭越来越厉害，代代木原周围的涉谷一带化成了火的海洋。陆军监狱也中了燃烧弹，情况非常凄惨。每当空袭的警报响起，就会有宪兵带我到地下的蔬菜仓库去避难，“看来今晚空袭会更厉害的，不过这个地下仓库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正说着的时候，地下仓库的空气开始变得越来越热。即便火烧不进来，如此高的温度还是会让人受伤的。我正心想着这件事的时候，宪兵说：“这里太热，我们去那边。”我们两人直冲监狱的大门走去，到明治神宫外苑那里避难去了。后来的事情现在已经记不太清了，总之此后移送到目黑的刑务所也遭到空袭，于是又转到目黑小学校，前后一共转移了四次。在小学校住了四五天以后，他们告诉我可以回家了，是临时释放。不管怎样，在被关进九段的监狱四十天以后，总算是出狱了。

此后的一周时间，我都在大矶的私宅里休息静养。突然，目黑小学校那里传话来要我去一次。尽管觉得他们很烦人，但还是去了。到了小学校以后他们告诉我，“岛田法务中将在里面等您”。我感觉有点奇怪。他们将我带到一个房间，只见岛田中将对着我连呼“阁下、阁下”，并说“没有人比您更是爱国者了”。昨天还是谋反者，今天突然成了“阁下”和爱国者，我忍不住要苦笑。看来自己应该是无罪了，于是向他道谢。“请等一下，先听我把话讲完。”岛田说。我心想该不是有什么附加条件吧？他接着说道，“其实阁下的事情，究竟是起诉还是不起诉，在陆军内部也是一个有分歧的问题。我主张不起诉，但是主张起诉的人也很多。最后，由阿南陆军大臣裁决为不起诉。”说完后他才让我致了谢。

总之，我很感谢他们最终对我采取了不起诉的处理。但是他们通过对我的调查，究竟得到了一些什么结果呢？其实，宪兵队的做法是有些奇怪的。

在被宪兵队关押的时候，无论是九段还是代代木和目黑，他们给我的待遇都很好。代代木监狱的所长因为是负责人，战后以虐待俘虏的罪名被指定为战犯并被宣告判处死刑。在代代木监狱的时候，和我一起被关押的好像还有战俘。当然我当时对此是一无所知的。有一天，这个战犯的友人突然来拜访我，说：“实际上，不久以后他就将被执行死刑，他说，你在狱中的时候对他很关照。他想问一下，你有没有办法能够让他减刑？”于是我到横滨的第八军司令部试着向艾克尔伯格中将请愿。当时还有其他的将校在场，艾克尔伯格中将一边说“外务大臣这样对我请求，让我有些为难”，一边还是详细地听我讲了那个战俘和我之间的关系。虽然不知道他们后来是如何处理的，我想应该是采取了减刑的措施的。

还有这样一件事。有一个也算不上是男佣的人，家里的女佣牵线介绍说是她的“表兄”，来到我们家当书生。他干活儿非常勤快，家里人都很器重他，但就在我被宪兵队逮捕前，突然从我家消失了。然后，介绍他来我家的那个女佣也没了踪影。虽然当时我发现这事有点奇怪，但也没去往深里想。后来调查了这件事，才知道他是宪兵队为了监视我的行动派到家里来的间谍，和女佣串通好，安排进入了我的家里。这个间谍是个很厉害的人，完成在我家的任务后，他又跑到近卫公在小田原的别邸那里，钻到廊檐的地板下装上窃听器，把屋内的会话全部都给录了音。

战争结束后，他突然跑到我这里，向我道歉说：“战争时做了对不起您的事，虽然那不是出自我的本意。请原谅我不得不服从给我的命令。给您添麻烦了，非常抱歉。”我鼓励他说：“你是忠于职守，完成工作而已，没有必要向我道歉。”此后，他来请我帮忙找工作，因为他在我家工作时表现非常出色，我给他做担保介绍了一份工作。此后便再也没有联系过他，不知此时他在哪里，是否过得还好。

五、豪斯上校[55]的忠言——所谓“外交意识”

1939年，我在担任驻英大使以后就告别了外交官的生活。从那时起一直到战后加入东久迩内阁、就任外务大臣时为止的六年间，一直处于浪人状态。尽管无官一身轻，但仍有很多机会接触到来自各方面的信息，了解到日本在国际上的立场越来越险恶，我日夜都在痛心。

其中，美国对日本和德国的敌对态度一天比一天露骨，为此我感到无比担忧。美国总统罗斯福已经于1937年10月在芝加哥举行了有名的“日德隔离演说”，直截了当地表明了将日本和德国驱逐出国际社会的必要性。1938年开始，又集中精力根据武器租借法案向英国提供援助，并转让几十艘驱逐舰作为租用军事基地的费用，还命令美国海军护送那些运送对英援助物资的商船。到了1941年8月，罗斯福总统在停泊于大西洋上的“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上与丘吉尔会见，签署了所谓的“大西洋宪章”，美英一起商定了“打倒德意志”的秘策，并确立了美英一体的政策。在这种形势下，第二次近卫内阁在7月2日的御前会议上下了对美英作战的决心，决定进驻法属印度支那的南部，并在此后的第三次近卫内阁时对此决定予以了实施。

针对日本的这些行动，美英于8月6日发表了共同宣言，宣告终止日美通商条约，冻结日本在海外的资产，进一步加强了对日本的经济封锁。因为担心形势的进一步恶化，我拜访了正在逗子[56]的别墅中静养的英国大使克雷吉，希望英国能缓和对日本的态度，同时，还请他务必向丘吉尔首相和艾登外相转达一个请求，希望尽可能避免刺激日本国民感情的事情。大使欣然接受了我的请求。这件事应该是通过大使传达到了丘吉尔首相那里，因为经过几次见面后，在11月底见到大使时他说：“11月23日丘吉尔首相的演说，把好不容易斡旋好的事情给搞砸了，现在可真的难办了。”

他说的丘吉尔首相的演说是指“如果日美战争爆发，英国将在一个小时以内与美国并肩战斗”那段丘吉尔用来激励美国的讲话。毋庸置疑，这篇演说刺激了日本的主战论者，甚至还刺激到了海军内部的消极论者。大使应该也是看到了这些情况所以才对我那样说的。听了他的话，我竟一时词穷，不知该如何回答才好。

现在回想起来，为自己的那份好意竟是那样的微小无用而感到害羞，同时，日本草率地发动战争以至于陷入了今日这种事态，令人想起了豪斯上校的那句话。1932年，我在出任在外公馆监察官周游世界[57]进行访问时，通过牧野的介绍在华盛顿见到了豪斯上校。上校对我说，“没有Diplomatic Sense的国民一定会凋落”。这个词应该翻译成“外交意识”或许比较妥当吧。豪斯上校说，他曾按照威尔逊总统的指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访问了德国。在和德国皇帝会谈时他说：“如果不发动轻率的战争的话，德国将会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国家而繁荣。如果发动战争的话，则是避免不了亡国的悲惨命运的。”

当时的德国是个发展迅速的新兴国家，无论是经济还是军备，都超过了英国。上校继续忠告我说，“日本也是同样，将来万一走上战争道路的话，一定会自取灭亡。殷鉴不远，德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请记住一个有经验的老人说的这番话”。那时，日本正从侵略满洲开始逐渐显示出向世界挑战的势头。他所指的外交意识是指不要制造不必要的敌人吧。我把这些话反反复复地和克雷吉和格鲁两位大使说了，直到最后都没有放弃希望，一直在提出进行和平谈判的请求。但是，所有的努力都成了徒劳。今日想起豪斯上校那番具有远见卓识的忠言，不禁悲从心起。当时我们的国民如果具有豪斯上校所说的外交意识的话，应该是不会看到战败的悲惨结局的。

第三次近卫内阁集体辞职的那天是1941年10月16日，此后，东条内阁成立，日美交涉以东条外相为中心展开。我在平河町的自宅里每天过着的不是晴耕雨读、而是晴读雨读的日子。我从牧野那里听到了那段时间里发生的一些事情，一边担心新内阁诞生后军部的专横跋扈会越来越厉害，一边预测到日美交涉会走向对立，因此每天的日子都不好过。但是，又觉得自己应该为缓和事态做些什么，于是悄悄地和牧野谈了自己的想法。

六、赫尔备忘录的秘密——究竟是不是“最后通牒”？

近卫内阁倒台后，成立了东条大将的内阁。每次提到这个话题，都感觉到日本马上就要陷入战争而难以控制内心的不安。

就在那个时候，出现了所谓“赫尔备忘录”的问题。大家应该还记得，那是以美国国务卿赫尔[58]的名义送来的写于11月26日的通牒，以最激烈的口吻批判了日本，并对日本提出了令人难以接受的条件[59]，当时大家都认为那是一份事实上的最后通牒。但是，我要借今天这个机会提醒各位国民注意一个问题，这份“赫尔备忘录”究竟是否真的是最后通牒？我对此是抱有疑问的。

那是在11月27日，现参议院议员的佐藤尚武作为东乡外相的代理来到我在平和町的家。记忆中当时佐藤担任外务省顾问。他带来了一封英文文书，并带来了外相的口信，说这是来自美国的非常重要的文件，希望我能把它给牧野看看。这就是那份“赫尔备忘录”，上面详细地写了日本的主张，以及美国针对这些主张的意见（当时被公布的只有美国方面的意见）。文件的左上方明确地写着“tentative”（初步方案），同时写明此文件是“Basis of Negotiation”（谈判的基础），并非“Definitive”（决定性）文件。不管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至少在外交文书上这不是一份最后通牒。

此外，格鲁美国大使还派人到我这里来传话说想立刻见我，于是，12月1日我到虎之门的东京俱乐部去见了大使。大使见到我后，把我带到另一个房间里问我“有没有看过赫尔备忘录？”虽然我看过了这份文件，但因为那时我是一介浪人之身，并非此事的当事者，所以就回答说：“知道有这件事。”大使从座椅上探出身来，问：“你怎么看那份备忘录？”我回答说：“我听说那是一份决定性文件。”大使当场就拍了桌子，气愤地说：“真的是这样啊！日本政府把它解释为最后通牒，大肆宣扬日美之间的外交决裂。但那是错误的！可能日本方面也有自己的说辞，但赫尔长官强调它只是作为日美谈判基础的一个草案。希望日本能够充分理解他的意思。关于这件事，我想见一下东乡外相。吉田君，你能否替我斡旋一下？”我十分理解急得走投无路的大使的心情，于是当天就打电话给外相，并亲自到外务省去转达大使的口信。外相听了我转达的口信后含糊其辞，并不想见格鲁大使。如果当时他们见了面，此后的局面又会如何呢？现在想起来，恐怕结果是一样的。因为那时已经定下了奇袭开战的方针，舰队好像已经开始行动了。作为外相，和格鲁大使的见面一定会令他尴尬不已，但是作为一名外交官，我坚信将谈判坚持到最后是必须要走的步骤，为此，我感到了无法忍受的万分心痛。

根据东乡外相的要求，我将通牒的复写件给当时住在涉谷的牧野看了。把文件拿在手上看的牧野，渐渐地表情开始严肃起来，说了一句“写得还真有点刻薄呢”。此后就一直沉默着。于是我说，“外务大臣要你看这份文件，应该是想听听你的意见的吧”。过了一会儿他说，“你去告诉他，明治维新的大业是仰仗鹿儿岛的前辈西乡和大久保的苦心努力而得以成就的。眼下这个时候，应当多想想前辈们的伟业，慎重考虑为好”。他的意思是，不应该发动战争，因为那会让前辈们[60]的远大理想毁于一旦。我将牧野的这番话原封不动地转达给佐藤时，佐藤流出了眼泪，说：“我一定转达给外相。如果真的发动战争了，我准备辞去现在的职务（外务省顾问）。”我还把复写件给当时同为浪人的币原喜重郎看了。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到东乡外相那里，耐心地向他说明了备忘录的宗旨，要求他重视这件事。东乡说，“就像你们说的，我会继续和美国进行谈判的”。当时我有些粗暴地对他说，“如果你听不进我们的劝，那就请你辞去外务大臣的职位！因为你辞职的话，内阁会议就召开不了了，军部也多少会有些反省吧。即便是死在那里了，那不正是男人该有的样子吗？”

七、珍珠港真的是奇袭吗？——对方事先已经知道？！

我在拜访东乡外相、请求他为避免战争作努力后，紧接着又去拜访了秩父宫和高松宫二位亲王殿下。我以赫尔备忘录为中心，告诉了他们格鲁大使的心情，以及我对此事的一些看法，并恳请他们尽最大努力争取避免战争。秩父宫问：“这件事你直接和陛下说不是更好吗？”我回答说：“如果可以的话，还是想请您告诉陛下。”但他没有再接我的话。高松宫对我说：“吉田君，已经来不及了。”他这样说也不是没有道理。事后才知道，其实那时军部已经开始行动了。

联合舰队已在11月22日到达千岛列岛的海域中等待命令，29日的重臣会议以后，必要的手续在12月1日的御前会议上也已得到正式通过。迟钝的我完全不知道这些事态的发生。2日，我来到美国大使馆拜访格鲁大使，告诉他“东乡外相不想见你”。大使听到后一脸的沉重，但还是对我说：“吉田先生，非常感激你的努力！”战争结束后发行的格鲁氏的著作内使用了这样的词语：“当时，吉田茂是我们的informant。”这个词的意思是告密者或是提供消息的人。总之，因为这个原因，难怪我要被宪兵队盯上。此后，一直到12月8日，随着对美开战，大使也于同一天开始被软禁在美国大使馆内，我一直都在尝试着努力。和东乡外相一样，当时重臣中有许多人尽管内心都反对战争，但在11月29日的重臣会议上面对陛下的提问，好像没有一个人能够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意见。

当然，在这其中有来自军部的压力的因素，或许还交错着一丝淡淡的或许会打胜仗的侥幸心理。但是，作为外务大臣，原本应该将与外国使臣的谈判坚持到最后一刻，但东乡却在离开战还有时日的情况下，拒绝了与格鲁大使的会见，完全不是一个外务大臣应有的态度，不得不说这真是一件令人痛恨的事。12月8日一早，就在东乡外相向格鲁大使转达对11月26日的赫尔备忘录的回复的同时，在枢密院正式会议上决定了要对美国、英国和荷兰三国宣战。尽管那时珍珠港袭击已经开始，但格鲁大使完全不知道日美已经开战的事实，还将东乡外相亲手递交的终止日美谈判的通告当作是对26日的备忘录的回复予以了接受。

虽然日本袭击珍珠港事件被舆论宣传为奇袭作战，但是，另有一种“美国方面通过解读我方的电报已经事先知晓了这个行动计划，只是当时美国国内反对战争的空气相当浓郁，为了统一国家的舆论，才不惜利用这个机会甘愿受了一次‘奇袭’”才是真相的说法。在我任职期间，一位来日的美国政府要人也曾告诉过我，美国是事先知道会发生珍珠港袭击的，因此我也认为那才是事情的真相。1954年秋天去欧美旅行回国的途中，我曾顺路到夏威夷的檀香山休息了一天。夏威夷州的州长好意地安排一辆车给我们使用。汽车驾驶员用手指指着一个方向对我们说：“瞧！那就是珍珠港！”随后还很得意地加了一句，“就是那里，受到了贵国的攻击”。到了海军司令部以后，被站在门口的两三个年轻士官叫停了脚步，他们和汽车驾驶员一样，用手指指向那里，对我说：“那里就是珍珠港哦！”脸上显示出非要我说“知道了”才肯罢休的样子。

当然，无论是驾驶员还是年轻的士官，他们都知道我是日本的首相，相信他们都是出于好意给我这个“贵客”介绍夏威夷的“名所”，但是，我却听得实在是不耐烦。因为我在这些当年被奇袭，而且还遭受了相当大损失的人的脸上看到了一种对打了败仗之国的人的趾高气扬（至少在我眼里是这样……）的表情，他们的手指动作传递着“谁都知道你们要来袭击我们的”潜台词。我的这种看法也许是我的偏见，但是，哪怕没有发生过这些事，我仍然坚信，珍珠港袭击绝非是一个奇袭。

此外，珍珠港“奇袭”时的责任者、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金上校，此后被提交军事法庭审判，但最终受到的处罚是非常轻微的。当然，其中的真相局外人是无法知道的，我认为，也许是因为在计划中他原本是应该“牺牲”的对象。

八、被埋没的和平工作——推出近卫、策划渡欧

珍珠港袭击的发生，意味着我此前一直都在努力避免开战的工作最终都成了徒劳，而且，还和近卫公一起被醉心于“打胜仗”的军部刻上了“要注意对象”的烙印。不过我的私人生活并未受到威胁，依旧每天过着无拘无束的日子。也许是因为我的愚钝，战争初期，尽管我仍然在坚持和平工作，但因力量不足最终未能实现。在各地的战役中，有些留下了赫赫战果，军部的势力不可阻挡。开战第二年的1942年2月11日，我去拜访了久违的牧野，他说，虽然没能在原本期待的纪元节[61]的吉辰良日里攻下新加坡，但新加坡的陷落已经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一边收听着广播，牧野告诉我木户内府觐见了天皇陛下并上奏了一些事情，间接地说明了“目前战况虽然对我方有利，但前途多难”的状况。记得他所说的木户上奏的主要内容是：敌人的战意一点都没有消失，战争应该不会那么容易就结束，最终结局将是不得不进行彻底的战斗。所以，应当努力抓住机会，尽快进行和平谈判。

如果我来开展和平工作的话，是决不会放弃攻陷新加坡这个好机会的。于是我谈了自己的想法：“新加坡是联合军、尤其是英军的生命线。控制住这里便可迎来转机，让此后的状况变得对我们更有利些。现在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开展和平工作，这样就能让战争早一天结束。”牧野听了以后也完全同意我的想法，说：“那你就来考虑一下如何？”后来，友人松平康昌（当时的内大臣府秘书长）到我这里来说，木户内府曾对他说过：“新加坡陷落后，敌人的ABCD线就全部崩溃了，现在正是和平谈判的好机会。”听了他的话我暗暗地想，自己正在考虑的派近卫公到瑞士去开展和平工作一事看来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行性。我多少有了一点自信。

就在这个过程中，6月初，听到了中途岛作战失败的战况报道，立即想到如果因此而丧失和平谈判的机会就太可惜了，于是马上就去了荻窪的荻外庄[62]找近卫公，并试探性地问：“我已经和牧野商量过了，不知道您是否愿意和我一起到瑞士去进行和平谈判？”近卫公一脸惊讶的表情，但我对他说明了此事的必要性，并劝说道：“从海路和空路走的话太危险，但若从朝鲜、满洲走，利用西伯利亚铁路的话，虽然仍会有些困难，但还是能够到达瑞士的。您可以在日内瓦的湖边钓钓鱼，由我来负责和英美荷各国进行交涉。您的知名度和人脉很重要，请和我一起去吧！”近卫公听了以后问：“你有胜算吗？”“有没有胜算要试了才知道，但至少可以显示日本方面对和平的诚意，就这一点而言，应该会有作用。舍命走一次，怎么样？”我又追问了一下。

近卫公久思不语，我又说：“您是陛下的亲信，请您也向陛下上奏一下此事。”近卫公说，“可以上奏给陛下，但在这之前，请你和木户内府先说一下。”记得是在6月11日那天，我给木户内府打了电话，约好三点半在青山的松平康昌府邸见面。到了那里之后，我先谈了自己的想法，并向他说明：“这件事我和近卫公也商量过了，他让我来听一听你的意见，所以我来了。”木户内府回答说，“为结束战争作努力的想法我没有不同意见，但是，现在是否可以立即让近卫公去欧洲的事情还需要再考虑一下。”

那时，木户内府对近卫公的事情没再说什么。在去见木户之前，东条首相告诉我曾接到过内府的命令，要求对近卫公的言行加强监管，所以，我一边注意到内府对我的话显示出一些犹豫，一边告辞回家了。我的这个提案被内府束之高阁，此后再也没有任何消息了。虽然这个和平谈判并非事先就有胜算，但是如果实现的话，可能是会起到一点作用的吧。我心中对此不免还是感到有些遗憾。

九、不知不觉、酒醉过了头——香槟变成了靴子

东久迩内阁是为了进行战后处理而诞生的内阁。8月17日，如前所述，我因后背生疮正在大矶的私宅里疗养。具体的日期已经忘记，近卫公[63]因为有个问题想要让我去听一下牧野伸显的意见而联络了我。于是我去见闭关隐居在千叶县我孙子[64]那里的牧野。回程的时候，顺道去了永田町的近卫官邸去汇报结果。

本想汇报完就立即回家的，后来小畑国务卿[65]也来了。互相打了招呼后，近卫公和小畑氏都说，“难得一见，一起吃个饭吧”。我就没有推辞，三人一起去了近卫公的荻外庄的家里。近卫夫人也加入我们一起欢谈，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了战争时期的事情上去了。夫人亲手做的料理和近卫公特意准备的香槟让我们忘记了时间。正想站起身回家的时候，忽然有些酩酊状，脚步有些摇晃起来。夫人说让我留宿一晚再走，但我因为大矶那边还有事，还是决定回家。近卫公有些担心，派了一辆车送我，于是，我在近卫公家书生的陪同下来到了新桥站。小汽车的晃动让我的醉意更深了一些，自己是怎样下的小汽车、又是怎样再坐上回程列车的，都完全没记忆了。不知道过了多久，突然感到背后一阵冷，我睁开眼睛看了一下周围，觉得很奇怪，发现自己睡在了车厢与车厢之间连廊的地板上，同时还惊讶地发现，在夜里也能看清自己的右边是山，左边是海。我不记得到大矶为止的一路上有过这样的风景。这到底是哪里呢，我完全找不到方向。而且，稍微翻一下身竟然就成了这个状态，自己都觉得有点胆颤心惊。车停了，我下车一看，是热海。原来自己坐过站很远了。本想立即返回的，无奈末班列车早就已经发车。真是不凑巧，没有办法，只能在热海车站的长凳上等候天亮了。

实际上直到那个时候我才发现，自己在列车中瞌睡时也紧抱着不脱手的重要的东西，原来是近卫公给我的一瓶香槟。生来好酒的我，就是再重的酒也能够不怕重而一直都抱在怀里。生平第一次睡长凳，对疲惫不堪的我而言，也是无可挑剔的一张床。

早晨睁开眼，发现有很多人正在排队。听说不排队就买不到票，于是我赶紧起身加入了队列中。但是，排到我前面两三个人的时候，挂出了“车票售罄”的小牌子。虽然有些生气，但是没有办法，下一班列车的车票起售时间要等两个小时以上。感到肚子有点饿。那时和现在不一样，周围没有吃饭的地方。我绞尽脑汁地想附近有没有认识的人，突然想到一个人，那是我在出任驻英大使的时候，到伦敦留学的有一个学生叫蜂须贺[66]。他的话，应该不用客套。我自说自话地就这样决定后，也没车可坐，就提着那瓶香槟，这样走着去了。“喂！给我弄点早饭吃吧！”我向他打了个招呼。他问我是怎么了。我向他说明了原因之后，在他家吃上了早饭。

早饭吃完的时候，蜂须贺说：“我要给你一样好东西。”边说着边拿出一双靴子，“是英国产的靴子”。我想，这可太好了，于是拿出了带来的东西，说：“这样吧，我把这瓶香槟送给你。这是近卫公给我的……”我把东西递了过去。蜂须贺说：“我的这双靴子要五个英镑呢，你这瓶香槟才值一个英镑……”我生气地说，“你说什么呢？！你说要送我靴子，我这才把香槟留给你的。这不是多少钱的问题，你别说傻话了！”然后我就把那双靴子带走了。后来在见到近卫公的时候，他问我：“那天你不要紧吧？”我一边笑着一边告诉了他那天发生的事情，他说：“那天你喝了好多酒哦。”看上去我是喝了很多。不过，我没告诉近卫公他给我的那瓶香槟变成了靴子的故事。

十、借来的靴子和委任仪式——战败国外务大臣的悲哀

记得是战争结束那一年的9月17日的傍晚，东久迩内阁的绪方书记长（现自由党总裁）打电话到我大矶的家里，“现在派车过来，其他不用管，只要记得把常礼服带来就行”。虽然不知道是为什么，我以为是让我到总司令部去办什么事情，于是傍晚六点左右，我坐上了来接我的车到东京去了。

到达官邸见到绪方的时候，他突然告诉我：“重光外相今天提出了辞呈，所以想请你接管他的工作……”我说，“应该让大人物来接管才对呀”，绪方一边说，“东久迩宫已经等你好久了，你先进去再说”，一边把我引到了东久迩宫正等着的总理大臣办公室里。东久迩宫看上去很憔悴，他对着我说：“吉田君，我现在很为难啊！”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才好，于是，接下了外务大臣的差事。然后，因为宫中还有其他安排，他们希望晚上八点前能够把委任仪式举行完毕。我突然发现自己虽然带来了常礼服，但是忘了带重要的黑皮鞋。后来不知是谁，名字已经忘记，一个内阁职员为我借来了一双黑皮鞋。不过，这双皮鞋还真是大，而我的脚又小，所以，好几次都差点掉下来，令人尴尬不已。走在天皇陛下的旁边，脚底下却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何况周围还非常安静，因此那声音就像傻瓜般地更加刺耳了。为了怕鞋子掉下来，我很注意地在脚上用力，结果小个子的我又差一点向前摔倒。哎呀，那时我真是出了一身的冷汗。向陛下告辞退下后，我忍不住地为自己那副很符合战败国外务大臣形象的窘相而苦笑。

还有一个题外话也是类似情况。1928年御大礼（昭和天皇即位仪式）举行的时候，我因为担任着外务次官，所以被允许列席典礼。岳父牧野伸显和我的官职品级不同，属于所谓的殿上人[67]，而我是属于末辈，规定要衣冠束带另加木屐，在紫宸殿前方的沙地里排队参加庆贺仪式。我是个小个子的男人，不知为什么木屐却是非常大，一走就掉，完全无法行走。我的注意力全都在脚上了，还因此忘记了背在身上的箭。

好不容易完成了庆贺队列仪式，回去的时候可真够呛。估计是因为前面太累的缘故，我已经走不动路了。不得已将木屐拿在手上，赤着脚慌慌张张地走了回去。顺便再说一件事。在这次大礼仪式的预习彩排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大雨。我的前面是黑田英雄（当时的大藏次官），雨点落在他那有名的秃头上后，溅到了我的身上。因为很脏，实在没办法，我小声地对他说，“喂，你的那个秃头，是不是可以想想办法？”黑田默默地将秃头歪到一边后说，“这个我也实在是没有办法”……

题外话就讲到这里。虽然接任了外务大臣，但因为当时日本处于占领军管辖之下，我无法将自己的见解付诸实施。而且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总司令部也忙于部署陆海空部队的配置以及与此相关的运输等其他任务，特别是旧日本军队的处理，即战后处理，所以和他们的直接交涉非常少。事情有点前后跳跃，我想起来一件与交涉有关的有趣的事。东久迩内阁瓦解以后，我要奏请推荐币原喜重郎担任后继的首相。基于外务大臣的职责，为了获得对币原这一人选的许可，我去拜访了总司令部的麦克阿瑟元帅。

到了总司令官的副官办公室以后，被告知麦帅不在。正在想怎么办的时候，参谋长萨瑟兰[68]少将过来了，我将来意告诉他，并和他聊了一些关于币原的事情。就在那时，元帅走了进来，问：“你们在谈什么呢？”我回答说：“我来奏请关于推荐币原喜重郎担任东久迩内阁的后继首相的事情。”元帅问：“从没听说过币原这个人，他多大岁数了？”“今年应该74岁了。”“那么大年纪啊？！那他会说英语吗？”“会！”“是吗？那可以。”元帅同意了。那时我想，英语远比我好得多的币原如果听到了一定会觉得遗憾的。在币原生前时，我曾想把这事告诉他，但是最终没有找到机会。虽然对前辈会有些不敬，但还是很想看看他的反应。

币原和元帅之间的交情看上去并不很深。双方都是爱死抠道理的人，他们的会谈应该会持续很长时间吧。在那以后，再也没有听到元帅谈起过币原的事情。关于这件事，惠特尼[69]少校在他的著作《麦克阿瑟元帅》中写道：“吉田为了币原的事情来到总司令部的时候，元帅严肃地忠告了他，日本的总理大臣必须是一个有能力能够让日本实现民主政治的人。”其实完全没有这回事。首先是因为那一天，惠特尼少校（当时是准将）根本没在现场。

十一、日本人要有自信——别忘记我们优秀的国力和国民素质

“随忆录”的连载停了一段时间，终战纪念日也已经过去，关于战争结束时期的那些回忆暂且到此，我们换一个话题，谈几点感想。

毫不逊色的历史和文化

无论哪个国家都有能够自夸的东西。这些东西不久就变成了国民的真实面目，变成他们的性格及历史。英国自称大英国。日本过去也曾自称过大日本，韩国也自称大韩民国。自己称自己大，就是自夸，是那个国家所拥有一种自豪感。这种自夸不久还会演变为讲邻国的坏话，法国人就将英国人谑称为“阿尔比恩[70]”，嘲笑德国人是“鲍施”。日本人或许也有自豪的地方，或许没有，但没有像英国人或法国人那样在外国人面前堂而皇之地大声说话的习惯。虽然不知道这是出自谦逊还是因为没有自信，抑或是因为岛国的劣根性，总之，日本人在外国人的面前非常腼腆和客气。但是我觉得，我国无论是国情、风景、文化还是历史，都可以大胆地拿出来和外国作比较，可以说，全部都是优秀而毫不逊色的。

日本主导亚洲的兴起

坐船从国外回到日本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富士的灵峰和绵延相连的日本阿尔卑斯山脉。房总、三浦、伊豆、纪伊等众多半岛的风景自不用说，濑户内海的风景也同样，比起法国的里维埃拉、意大利的卡普里、索伦托、阿马尔菲，即便不比它们更优秀，但也丝毫都不逊色。一直到此次的战败，日本在历史上从来没有遭受过外族的入侵，是个金瓯无缺的国家。

而且，自佩里来朝、日本开国以后不到一百年时间里，日本这个远东的无名岛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加入了世界五大国的行列。此后还成为三大海军国之一，与英美先进国的海军抗衡，获得了五、五、三的比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竟然向世界最大强国的美英发起了一场大战争。尽管这一次不幸地遭遇了惨败，但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国势膨胀的国家，古今东西哪里有过呢？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的。

此外，在文化方面，我国对近代科学、科技也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我国的北方位于寒带，南方位于热带附近，地势恰如拥抱着亚洲大陆，四周有大海的保护。因而很少受到来自大陆的政治、军事影响，但却可以自在地进出大陆。因此，国民长期以来就像在武陵桃源的乐土上，吸收来自印度和中国的文化，创造出日本自成一体的独特文化。在近代接触西欧文化以后，无论是科学还是产业，甚至在文艺和绘画方面都消化良好，并完成了毫不逊色于欧美先进国家的发展。

战后，我国的海运几乎处于全灭状态，如今，保有的船只已经恢复到300万吨级，我们的渔船正活跃在世界各地的渔场。在工业方面，棉纺织业当然不用说，日本在造船、炼钢、轻金属、汽车、机械、橡胶、制药、炼油、电线、化学工业等各方面都显示出可以向他国夸耀的技术，至少在亚洲，日本是唯一的工业国和产业国。战后独立的亚洲各国在经济、文化方面，原先都没有足够的经验，还有很多地方至今尚未实现独立。最终结果还是要由日本来帮助它们。如果日本不伸出援助之手，亚洲的兴起和未来就难以期待，这似乎已成为今日的定论。甚至还有人说，苏联的亚洲攻略的最终目标就是日本。

在德川幕府三百年的历史中，从幕府到各地的大小藩政都竞相为人民谋求利益，热心吸收海外文化。尤其是随着明治维新的开国，日本非常努力地引进近代科学，这就使得我国的国力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得到了惊人的发展，富强程度甚至令欧美先进国家感到了威胁。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些，毋庸置疑，是因为我们的国民具有这样的素质。所以，国民即便回首过去，也应坚持更卓越的认识和自信。

外国早已承认日本的优秀

明治维新前夕，长州藩通过英国的商社怡和洋行将伊藤博文、井上磬、山尾庸三、井上胜等留学生送到伦敦。怡和洋行将这些留学生的教育委托给了伦敦大学的威廉教授。威廉教授对这些日本留学生表现出的优秀素质感到非常吃惊，相信日本的将来一定会令人刮目相看，此后，在决定派往日本教学的外国人教师人选时也加以了特别的注意。派到日本的外国人教师在完成任期回到英国以后，仍都能在英国学界的各个领域获得相当的名誉和地位，从这一点上也可看出威廉教授在决定这些人选时的眼力。此外，还有到剑桥大学留学的菊池大麓，求学时留下了极其优秀的成绩，至今剑桥大学里还留有他的记录。最初到美国留学的那些留学生也同样留下了许多佳话。

就这样，外国很早就已经承认日本人的优秀素质了。但是，大概是因为长年锁国造成的祸害，刚开国的一段时间，在外国人面前，日本人总是没有自信，感到卑屈，该说的话也不说，犹豫不决。直到日清、日俄两次战争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国民才逐渐产生了自信的意识。不过，结果又走过了头，自信变成了自大和傲慢，把外国对日本的好感和友情一下子变成了反感和敌意，最终以凄惨的败战收尾。不仅将明治以来先辈政治家们苦心积累起来的国力毁于一旦，还让国民饱尝了战败的痛苦。尽管如此，我国的国力和国民素质原本都是非常优秀的，就这一点而言，日本人完全可以充满自信。

十二、不要迷惑国民——外交应当谨慎和明确

英法人的爱国性战斗意识

经常会有人将日本人的国民性和英国人、法国人的相比较，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巴黎受到德军的攻击，法国人的英勇抵抗是非常令人敬佩的。首相克列孟梭号召大家“迎击敌人，到巴黎的外面去战斗，到巴黎的内部去战斗，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我们都要战斗”。爱国精神鼓舞了法国人英勇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英法联军在德军猛烈的炮火攻击下退到德法两国边境，当他们开始从敦刻尔克撤退时，英国东南一带的海边突然有大小数百艘舟艇聚集到敦刻尔克附近的海岸，在短短的两周时间内就让英法联军的34万人、即撤退军队的一大半人成功撤回。了不起的英国魂，人们不得不对它赞叹不已。

像英法的国民那样即便打败也不气馁的勇敢爱国的战斗意识，并非形成于一朝一夕，而是在过去遭遇的许多次国难中逐步培养起来的。我们国家在以往的历史中很幸运地没有遇上过如此悲惨的战败的经验。直至近年，遇战必胜，而且，打了胜仗之后国力得到进一步的增强。于是，人们便以为天佑总是会在我们这一方，便突然发动战争，这才初尝战败的苦恼滋味。现在看来，这次的战败对国民而言是一个很好的考验和教训，对掌握国政的人而言，则是一个最好的前车之鉴。

为此，我们还需要记住的是，不管到什么时候，外交始终都要坚持慎重的原则。若非如此，即便是多年积累起来的国力也会毁于一旦。这是一个非常简单明了的道理，但过度受到天惠的日本国民轻率地发动了大东亚战争，最终遭遇了悲惨的战败。

豪斯上校给近卫公的告诫

在谈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总是会想起一件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政治辅佐官豪斯上校说过一句话，我是从已去世的近卫公那里听来的。大战前，威尔逊总统察觉到了局势的恶化，为阻止战争的爆发，在他的授意下豪斯上校访问了德国。豪斯上校告诫德国国王说，战争不应当被轻易地发动，没有外交意识的国民一定会遭到灭亡的命运。豪斯上校对近卫公提起了这件事，并告诫他说，“殷鉴不远，就在德国。如果日本不发动轻率的战争，自然会成为世界的大强国。老人根据自身多年的经验总结出来的话，一定要听进去才好”。

很不幸，我国没有倾听豪斯上校的训诫，发动了鲁莽的战争而导致战败。虽然历史已无法改变，但假如当初日本没有发动战争，而是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样，避免成为战争的主角，那么我们就能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样获得国力的增强。毫无疑问，我们会和美英一样成为世界最大的强国。然而，对自己的国力不自量力，被“八纮一宇”[71]的妄想冲昏头脑，把德国人的妄论虚说视为真理，结果，该结盟的没结，不该结盟的却结了盟，发动战争后遭到了惨败。如果直截了当地说的话，那就是，不具备世界性外交意识和判断能力的军人和政治家将国家引入了歧途。

不明了的最近的外交方针

最近，我国正在提倡和共产国家恢复邦交，自由国家群，尤其是美国，对我国的外交方针的定位抱有诸多疑问，以至于现在的日美关系变得非常复杂。最近，伦敦《泰晤士报》很明确地说：“不知道日本外交的重点在哪里？希望重光葵外相去美国以后，能将这个问题说个明白。”一方面倡议和共产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一方面又将对美关系作为我国外交的基调，那么我国外交的重点究竟在哪里？对此感到疑问也是非常正常的。作为政府这一方而言，或许自己心中明白，但是对作为旁观者的外国方面而言，却是非常看不明白的事情。所以，外交的第一要点就是要有明确清晰的态度。

对现内阁的态度，国民自身都觉得非常含糊。外国政府对此感到疑惑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很自然地我们就能联想到这会对日美关系造成阴影。我国目前所处的立场，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或国防来看，都应将日美友好关系作为基调。因为在国防上，我们有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在贸易上，日美贸易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此刻，当日美关系出现阴影的时候，豪斯上校所说的外交意识，尤其应当成为我国在外交上最应该注意的要点。

十三、“基地扩张”是义务——英法的国民不会为此而吵闹

被过高评价的日本的力量

美国的政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对美国的占领政策曾经这样评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政府犯了两个重大的错误。即，开战时过度看轻日本，战争结束时又对日本作出了过高的评价。”这可真是看穿实情的真知灼见。日本军队在珍珠港奇袭之后一直到瓜达康纳尔岛战役，以破竹之势席卷了南方各地区，连英国的丘吉尔首相也在广播中一边讲述战争的前途以鼓励民众，一边也承认日本军队势不可挡的勇猛，并公开了自己轻视了日军的错误。据此，我们足以想象我军当年的勇猛之势。

日军如此勇猛，或许也是造成美国政府错误地过高评价日本的原因所在。最初的占领政策之所以极其苛刻的理由也由此可窥一斑。换而言之，他们认为，我们国家的社会组织建立于军国主义的基础之上，为了维护太平洋地区未来的和平，必须根除我们的军国主义和国家社会组织。他们之所以这样想，想必也是因我军在初期时攻势勇猛所致。

其结果就是，占领政策既是宽大的，又带有苛刻的一面，从而造成了占领过了头的结果。比如，战争审判、革职、反垄断法、劳动三法、教育法、诉讼法及其他法律改革，在我们看来都做过了头，很多都不符合我们的国情也是事实。但是，在占领的过程中，美国和共产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逐渐尖锐起来，日本的地理位置被明确是处在对共产国战略的重要防御线上，当初苛刻严格的占领政策由此而逐渐得到缓和。而且，他们痛感有必要让日本成为拥有军备的独立国家，因此，不仅和日本达成了和平条约和安全保障条约，美国的对日援助也更加明了并持续至今。

为日本复兴尽力的美国

因为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政策过于苛刻而使日本产生了一种反美思想，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从占领政策的整体来看，应该说正因为是美国，才使得对日本的占领在这种程度上就完成和结束了。美国政府一方面采取了严格的政策，另一方面又将日本国民从饥饿中拯救了出来，并帮助日本重建了经济。其结果就是，战后仅用了十年，日本就走出了战败的废墟，实现了今日的复兴。过去任何的历史里都找不到这样的例子，一个战胜国不仅没有破坏战败国，还将其国民从饥饿中解救出来，并进一步伸出援助之手帮助其进行复兴重建。这只有美国才能做到。假如当初是由英军作为占领军的主力，恐怕政策的严厉程度就不止于此了。再打一个比方，如果是由苏联作为占领的主力，战败之上另外再加一层悲惨的状况是不难想象的。

责骂向美一边倒的无知

因美国的占领政策最终产生的结局就是，基于日本的独立和国防安全的两全考虑而产生的日美两国的相互防卫体制，即，和平条约和安全保障条约。社会舆论对此恶声不断，或批评安全保障条约，或责骂政府向美一边倒，或称对美国的依赖是日本的国耻。但我们不得不说，这正表明了这些人对近代国际关系的完全的无知。现在，英国外交也是向美一边倒，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事实。而且，英国政府非但没有因此而受到国民的攻击，而且美英合作是受到国民一致赞成的。

近年的国际关系的基调是相互依存，共同合同、互助互援。现在无论是NATO（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方式还是西欧同盟，国际相互援助都是其根本精神。英国境内驻有美国空军，法国境内驻有英军和美军，都是为了相互援助的目的。

一个国家的独立由本国国民自己来守卫是理所当然的，也希望是如此的。但是，自由国家之间的相互帮助和互相保护，是与国耻和国民荣誉无关的问题。从没有听说过英国因为美军驻屯在英国、英国国民感到是耻辱而骚乱的事情。法国及其他国家也同样没有听说过。更何况基地的设定和扩张是条约中规定的国际义务，不仅从没听说过当地的居民因此而发生骚动，或是举行游行等类似的事情，反而是将美军在国防上的支援视为国际利益一致的表现而受到国民的欢迎。

美军承担了我国国防的一部分责任，这不仅是出于美国的好意，还是为了维护两国以及世界和平的目的。对此，国民应当感谢才对。无视这份好意，对此感到反感的想法都是狭隘的爱国心的表现，不得不说它和大国国民之间的差距是要差得多了。如果不抛弃这种小国国民的劣根性，我国是不可能重新成为世界强国的。

十四、“中立主义”的空论——不要因保守合同而造成“不信任”

要建立与国力相配的国防军

今日的对外关系是自由国家群和共产国家群之间的对立，这个问题一时是难以得到化解的。在两者之间，有一种以中立主义维持国家安全的论调。如前所述，就国际关系的现实而言，很明显这是没有知识观念的人提出的主张。

邦交正常化、友爱外交等词语，看上去很漂亮，但这仅仅只是言语上的修辞，在外交上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最近我国的外交也许并不是中立主义，但看上去是在迎合中立外交论者的意见。这种状态一不小心就会被误解为中立主义，会招致被两个国家群都不信任的风险。

其实，以中立主义来维护国家独立完全是没有意义的空论。以中立来维持国家独立的比利时，每一次的大战，第一个被侵略的就是它。瑞士也是一个以中立为原则的国家，但瑞士将国民皆兵作为国家的基本方针，不仅自身拥有相当的兵力，每一次战争时，为了维持中立的立场都苦心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仅仅凭中立或是不可侵条约来守卫国家的想法只是理想家做的美梦。战争结束的一周前，苏维埃不仅无视日苏中立条约“侵入”满洲，[72]还将日本人俘虏关押至今的事实是再明了不过的了。

因此，用自身的力量来保护国家的独立，是一个独立国家的基本原则，但是另一方面，也要拥有与国力相符的国防力量。急速增加与国力不相符的兵力，并不等于是将军队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因建立过于庞大的军队而陷入军国主义，并梦想着制霸世界的幻象，军人因此而怀有左右国政的野心，这就是日本战败的原因所在。所以在充实国防力量的过程中，必须要小心把握这个分寸。

也就是说，国防力量必须要与国家的实力相称，而且，一定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缓慢地增加才行。想要急速增强国家军队力量的有关责任当局必须对此慎重考虑，不能让国家再一次遭受百年之祸。这正是日美之间缔结安全保障条约的原因所在。为谋求远东地区的和平，要求美国提供援助，因而美国向我们提供了这种援助。今日的世界和平如果不借助国际合作是无法保持的。现在，国防问题显得越来越重要，因为有危险存在。不仅获得援助不是国耻，提供援助也会成为国家的荣誉，决不会被认为是国耻。

外交上要牢记丘吉尔的告诫

毋庸置疑，我国外交的根本原则应建立在日美合作关系上。关于美国在二战以后对日本采取的援助行动已经没有必要一一列举，但纵观世界历史，像美国那样一个战胜国帮助战败国进行复兴重建，为此不仅采取宽大的政策，还借予将士、兵器和船舰，进一步在国防上分担重担的国家是从来没有过的。即便这是出于美国的需要，但同时也毫无疑问是对日本的一份好意。坦率地理解这份好意，明确地表达谢意，这难道不正是一个大国的国民应有的态度吗？至少日本国民有必要以同样的好意来对待对方的国家。

外交一定要坦率，而且一定要明确，这已经在前面讲过了。在此之上，还必须有持续性。同时，对对方的国家一直都要保持善意和忍耐力。丘吉尔在回忆录中也提到了“善意和耐心”，并且以“因为有了它，我们才回避了许多战争。没有它的话，国际间就会发生不幸的事变，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必须以‘善意和耐心’贯彻始终”的原则来告诫短视、肤浅的外交。老练的政治家的训诫，我们必须永远铭记在心。

政党政治必须明朗而光明正大

我国之所以能够成为自由国家的一员，是因为在内政上实行民主制度，外交也得到了国民的支持，这一点是必须得到明确的。民主政治的确立，意味着议会政治一直都在民主的政党政治的路线上得到执行。对在议会上动用暴力控制论坛，或以利害关系进行引诱，或收集并散发来路不明的资金以扩充势力之类的事情必须要加以严重的戒备。如果国会内外都充斥着以上这些可疑之处，那么，这样的政治不仅很难赢得自由国家群的信任，而且还不能说民主政治已经得到了确立。所以，我国的议会和政党政治必须要在更明朗、更光明正大的政治纲领和政策基础上，将堂堂正正的事实向内外明示。即，政党、议会、政府都要以政策为基础，并以政策为中心开展行动，不能只是以接近权力或维持权力为目的。政党自身必须时刻牢记这一点，同时，国民也应当不被挂着美名但行动诡异的政党所迷惑，而要一直对政界的动向加以深切的注意，以确保民主政治和政党政治的正常运行。

最近，在我国的政界有人倡导所谓保守合同，一面伤害政界长期以来的安定，一面与不知羞耻之辈合体，要求实现所谓政界的稳定。在明白道理的人来看，这是非常难以理解的。其中或许有令人捧腹绝倒的事情。说不定这还是一种欺诈。因此，让国民为了一个无法实现的目标而奔走，说得不好听的话，可能就会演变为一种欺骗民众的行为。而且，还会让我国的民主议会和政党政治都遭到国内外的不信任。为此，不得不提醒政治家要引起严重注意。

十五、不要急于进行邦交调整——贸易促进只是幌子[73]

被共产主义宣传洗脑的危险

万一实现了所谓的邦交正常化，共产国就会在我国设置大公使馆，随后必定会有拥有数百人或更多数馆员的大外交机构出现在日本，并在日本国内进行宣传，指导日本国内的共产党。日本占领时期，苏联代表部派遣了数百人进驻东京进行大力宣传。此后因占领军的抗议而减少到百余人，但现在仍有若干馆员留下，听说他们在进行谍报和策划工作。自从提倡和共产国的邦交正常化以后，首先就可以看到原先一度销声匿迹的共产党突然又开始活跃起来，潜伏在地下的几名干部开始公然在社会上露脸，并开展了游行和其他活动。

关于共产主义宣传的危险性，到现在了，即便不说大家也应该非常明白了。但是，说最近苏维埃的态度变得和平了，可以解除警戒的人开始多了起来，对此我感到难以理解。苏维埃根据自身的需要，结合国际形势，时而威压时而妥协，不停地改变着它的态度，这是以前就一直常用的老套手段了。成为其“爪牙”的共产党也是一样。一面号称自己是被爱戴的党，一面动用暴力、煽风放火。干完这些勾当之后，又自称是被爱戴的党。从邻国的角度看，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国家。这样一个靠不住的危险的国家，哪里有必要去急着和它建立亲善关系呢？表面上看邦交正常化是件好事，但实际上，那只是用美丽的辞藻来欺骗人的把戏，就像是把自己投向一头饥饿的老虎口中一样。

无法期待的对中苏贸易

所谓邦交正常化，背后还隐藏着希望开始通商贸易的暗示。他们说，要通过和共产圈的通商来发展日本的贸易，这看上去也不是一件坏事，但是他们期望的效果最终能达到吗？这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前些年，几个女性议员鼓吹的到北京缔结了三千万英镑的贸易协定等，全部都是宣传用的幌子，实际的业绩只有一丁点儿，最终还是不了了之了。在英国和苏联之间的贸易上就有一个例子。苏联一方总是强调贸易的总额，但英国一方则坚持“比起订单的总额，更应该了解其内容，是什么东西和什么东西，分别以什么样的价格和数量进行了订购，如果没有显示准确的数字，那就不应该进行交易。”尽管苏联方面大肆鼓吹了这个贸易订单，但事实上自从进入具体的订单项目确认阶段后，交易合同就被逐步取消了。

对中贸易也是如此。比如在中国经商多年的怡和洋行，听说他们因为对中国市场感到失望，正在计划搬到马来西亚去。现在中共主要和苏联保持贸易关系。假设中共向我国发出了一个很大的订单，他们对进口订单的支付担保最终还是要依靠其出口。但他们的出口对象只有苏联，如果其金额也不大的话，就会发生贸易入超，那他们该如何进行支付呢？这时就会发生令人不安的事情，最终可能就是无法完成支付，挂的账就会被无限制地拖延。所以说，促进贸易也要看对象，并没有那么简单。东西是销售出去了，但货款一直收不回来，最终成为巨额的坏账留下来的例子并不少见。对这样的贸易是无法多加期待的。所以，和所谓牢靠的贸易公司进行交易也是不现实的。简而言之，不能把过多的希望寄托在和共产圈的贸易上。明知如此，还主张能够期待成果的就是幌子。

此外，如果我们因为和无法有更多期待的共产圈开始通商而失去现有的和台湾的贸易，自由国家群一定会对我国外交的真意产生怀疑。听上去好听的和共产圈的邦交正常化，对日本而言是弊多利少的事情。

十六、引导中共走向开放——必须要使其脱离和苏联的关系

中苏的疏远并不是空想

看上去苏联和中共等共产主义国家比自由国家群有优势，外交的主导权似乎捏在他们手里，那是因为这两个国家占据了欧亚两大陆的一大板块，所在的位置能够随处攻击自由国家的弱点。他们之间的结合看似非常牢固，但事实并非一定如此。

中国的国民拥有古老的传统和历史，自称中华，在其他国家的国民面前拥有优越感。苏联的国民是将空想和梦想的理论作为前提来论证理论。相反，中国的国民非常现实，对利益非常敏感。从国民性而言，很难相信这两个国家的国民能够进行永久的合作。事实上，在日内瓦或是其他的国际会议上，原先在态度上一直表现出隶属于苏联之下的中共开始占据主动的地位。如果中国的国民清醒地认识了现实，中苏两国的分离不一定就是空想，只要引导方法准确，应该不是件难事。

中共将贸易国营主义作为国策，对世界市场而言实际上是处于锁国状态。将它从苏联共产主义那里剥离，再引导其进行开国，不仅对它自身有好处，对世界的和平、贸易和经济也都有益。而能够引导中共进行开国的，除了同文同种的我国国民的力量以外，别无他法。

那么，究竟怎样才能引导中共执行开国的方针呢？改革开放不仅有利于中国国民，还是能够为远东的开发以及世界经济作出贡献的最好的政策。要晓之以理，并进行善导。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历史上，和中共关系最深的就是我国的国民，推动这个政策的实行应该是有可能的。而且，通过把中共从苏联共产主义剥离，还可能有利于改善自由国家群和共产国之间的关系。

俊敏的英国外交会作出怎样的对策？

日本人和英国人，都与中国打了很长时间的交道，应该在这一点上为世界经济作出努力。在这里有个问题我想敦促英国人考虑一下。以前帝政俄罗斯在进入远东时将铺设满洲铁道和租借旅顺、大连等作为国策，并成功地实施了这些政策。为此，当时英国的政治家提议建立日英同盟，采取保护中国的措施以针对帝政俄罗斯的侵略。日本为了防止面临相同的危险，接受了日英同盟的提议，并付出牺牲，进行了日俄战争。因此不仅有效防止了帝政俄罗斯进入远东，还借此奠定了成为世界强国的基础。

最近，共产国苏联不仅将中共收入其伞下，还试探着进入从西面的地中海一直到东亚的各地，使自由国家群陷入了为应对它而疲于奔命的状态。以前曾提议日英同盟的俊敏的英国外交，看到今日的这种状态不知会作出如何的反应。这是我们最想倾听的。

如今，法国的势力已被赶出法属印度尼西亚，共产主义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东南亚。美国提出第四点计划[74]，希望通过技术援助帮助东南亚的国民改善生活，防止共产主义的侵蚀。不知这个政策此后的业绩如何。现在看到印度尼西亚正在为共产党的活动而困惑，非常想听听美英两国国民对此会作出怎样的对策。

远东政策要以日本为中心

回想日英同盟以后的那些旧事，英美远东政策的失败，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将日本排除在外。当然，被排除在外的日本也不是没有责任。但在考虑与东亚有关的事务时，若将日本排除在外，将很难获得成功。这一点，过去的历史已经给予了教诲。比如英国，它首先撕毁了日英同盟，并帮助中国开展排日运动以牵制日本的行动。美国也通过对日本施加压力来染指中国，并在此后与中共达成妥协，失去了所有的权益。美国领悟到占领政策对日本过于苛刻，此后改为执行援助政策。虽然这是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作出的判断，但它证明了不以日本为中心的远东政策最终都是不会取得成效的。

只有东南亚得到开发，中共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才能期待我国经济的独立和发展。德国在复兴重建时尽管遇到的困难要比我国多得多，但它之所以能在产业和贸易上得到强有力的复兴，是因为德国国内拥有优质的煤矿，国民富有科学和技术的素养，而且邻国又有优质的铁矿。同时，周边还有英法及其他富裕的欧洲市场。但我们国家不仅工业资源匮乏，而且东亚一带都是贫瘠的市场，这些也都是影响我国复兴速度的原因。假如资源丰富、而且船舶能开往任何地方的东南亚各国得到开发并成为世界的贸易市场，仅凭这一点就可使我国的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而且，中国和其他亚洲一带都向世界贸易敞开大门的话，毫无疑问，世界经济将会迎来巨大的飞跃。

十七、关注移民和渔业——不可懈怠对外债务的履行

等待日本技术的东南亚

因为战败，对贸易和移民等国民的海外活动寄予的期待就会很大。意大利尽管资源不足，但海运和国内经济在战后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海外移民及其输送起到了很大作用。最近，就连英国也开始欢迎来自意大利的优秀的技术劳动者。作为季节性移民，意大利将许多国民劳务输出到法国和其他国家。就这样，来自南北美洲大陆的意大利移民的汇款滋润了意大利的经济，并带来了贸易的繁荣。

我国的海运曾拥有过600万吨以上的商船队，但在战争中遭到了毁灭性打击，海运的复兴至今才刚恢复到300万吨级。海运的复兴与移民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东南亚，是我国的工业原料和食品的最理想的贸易地，对东南亚的开发，我国的熟练的劳动移民是最合适的人选。其中，印度尼西亚有许多诸如石油、橡胶、铁和锡等我国产业界最需要的原料，同时，他们也最需要我国的熟练劳动者。南美的开发也同样，他们不仅需要我国的农民，还希望得到我们的熟练工。

如果要借助移民的力量来助推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那就要在移民的人选、教养和教育等方面多加注意，要努力送出优秀的移民，而不能像以前那样，让移民成为权力社会的剥削对象，或成为他国抵制日本人的原因。送出移民时，包括到定居为止的准备资金在内，如果没有制订充分的计划，那么，移民就会成为弃民，成为移居国家的累赘，移民的计划也无法继续，并成为抵制日本的理由。

这些要点，在对移民计划进行立案时必须予以充分的考虑。如果移民不了解移居国家的语言、风俗、习惯等一般教养的话，就不太容易成功。幸运的是，移民公司[75]即将成立，政府开始关心海外移民了，这是一件大好事。

对渔民的指导需要周到万全

今天，我们的渔民又活跃在南极、北极，以及太平洋各处，对他们的活动也必须要加以注意。对渔民的乱捕、乱卖要予以规范，对市场也要关心。如果听任渔业者的所作所为、放弃管理，恐怕会给将来带来祸害。因此，政府对渔民的指导教育需要周到万全。渔业工会也需要自我反省和自我约束，要严格遵守条约上规定的鱼类保护、防止乱捕等义务，避免受到其他国家的指责。只有尊重国际条约规定的内容，履行规定义务才是世界大国应有的素质。像苏联或者中共那样的国家，随意撕毁条约或无视条约内容、侵犯他国领土，日本过去就吃了这个亏所以遭到了失败，在今天的世界形势下更是难以被允许的，也是无法得到世界的尊敬的。中共近年之所以不被自由各国接纳，就是因为它无视条约、懈怠履行国际间的义务，扣押他国人员或以间谍的罪名处刑等一系列的行为受到了各国的强烈反对。[76]

赔偿和债务要尽早偿还

尽管我国尊重国际条约，从不懈怠义务的履行，但是，很多国际债务至今仍未能偿清。比如，对法国的债务（东京市法币公债）的支付就是一个系争问题。在南方作战中对荷兰造成的损害赔偿，对东南亚的赔偿，以及对意大利在战争中的军需品互相供给的支付都没有结束，对美国还有一笔“占领区治理和救济政府资金”没有得到解决。

国际债务的支付与国库资金有关，原本就不是简单的问题，但是，如果懈怠了债务的偿还，就会对国家名誉造成损失。比如对东南亚的赔偿，应当努力尽快偿清。

出于这些考虑，战争结束后我们立即就日本的公债偿还事宜与各有关国家开始了谈判。首先是向英格兰银行存入日本公债本息支付保证金的2000万英镑，随后，开始和纽约市场协商日本公债本息支付事宜，对占领区治理和救济政府资金及其他款项，在美国政府提出申请前先向其明确了日本政府愿意支付的态度，现在此事正在协商之中。我相信，正是因为做了这些工作，前段时间的移民借款[77]谈判才会进行得那么顺利。

如今，我国的复兴重建工作还有许多事业没有完成，比如道路、铁道、电信电话的改良新设等。其中有急需借助外债才能进行的项目，由于我国尊重对外债务的态度一向都非常明了，纽约的银行家说，只要明确借款目的和本息偿还方法，借款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今后，我们还有许多事业需要借助外债的帮助，所以一定要继续尊重对外债务，以国家的名誉担保日本在海外的信用。我国必须用心履行条约规定的义务，尤其是和美国的关系，一定要加以特别的注意。就从国际信用的角度而言，以所谓邦交正常化为名的脚踩两条船外交是不被允许的。

十八、逐渐增强自卫力量的准备——军队不可急速扩充

打了败仗的日本，万幸还有这样的将士

占领开始之初，陆海军省（此后的复原省）的工作主要是军队的解散、复员、在外军队及舰艇的撤回、国内军事设施的交割、撤收和破坏等。米内海军大臣、下村陆军大臣及其属下的将士官兵们日夜都在为军务奔忙。在旁观者看来，他们实在是辛苦得可怜，但他们作为军人，一边忍受着无法忍受的痛苦，一边执行任务，他们的献身精神，至今回想起来都会潸然落泪。因为有了他们，这份重要的工作才得以及时完成。打了败仗的日本，万幸还有这样的将士，国家的前途可以不必担心。当时我就在心里暗暗感到欣慰。

不难想象，战争结束时有700万人以上的士兵和军属分别留在远东及南洋一带广阔的战场上，战败后收拾残局，面临的困难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但我们的陆海军将士没有吐露任何的不平和不满，长年默默无闻地尽职，在海外征战多年后回到家乡，乡里人却将他们视为败军之将士。面对他们如此的辛酸，不禁感慨万千。我对他们深表同情。

最近，报纸上充斥着关于重建军备、新设国防省，修改安保条约等在外行看来是很勇敢、很活跃的一些议论。其实，关于设置自卫队，尽管那时已是战后，它是在我们召集了军事专家，经过了最慎重的研究讨论后才得出的结果，对于自卫队的处理，决不能轻率。

虽然有宪法第九条的规定，但日本作为一个独立国家，一个自然国家拥有自卫权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如何进行国家防卫是必须要考虑的立国要策。我国宪法的原则是以自我防卫为主，军事力量不作为解决国际纷争的手段，因此，不被允许保持军事力量。以自卫为目的组织的军队负责国内治安，当有外国入侵时，在拥有战斗力的美军的援助下保卫国防。在以上的方针之下，我们才设置了自卫军。

军队非一日建成

创设自卫军队的目标一方面是为加强前线的防御力，另一方面是为了培养军队干部，在旧军队中他们被称为将校。但无论哪一方面，都是以自卫为目标，担任最前线防卫的自卫队及干部将校的培养，都建立在这两个目标之上。自卫队的建立，重点应放在长时间的训练，在一段很长的时期内完成最终的编制。急速地编制临时军队的想法不符合自卫队建立的宗旨。在不成熟的时候凑集而成的军队，不会产生深厚的思想基础。罗马非一日建成，作为一国的防卫中心的军队必须是以坚实的拥护国家的精神和满腔的爱国心构筑而成的精锐。因而我们暂且从旧军队中选出了自卫队的教官，并在其中严格选拔了成绩最优秀、思想最坚实的旧将校。另一方面，我们采取了文官优先的方式，防止狭隘的军国主义卷土重来，在采用指导官时注重考查其是否拥有健全的常识和思想，尤其是上级指导官的人选，我们为此付出了很多心血。

尽管受到了来自旧军人和其他方面的责难，作为当局者，我们以坚持严守规定的方针建立了新军队。自卫队力量的增强主要采取渐进主义，以随国力增强而相应增加为方针，努力避免急速的扩大。所以在自由党内阁时代，防卫厅曾对国力的发展作出预测，并据此制定了若干年计划，但此计划没有成为内阁会议的决定方案。

武器的发达是工业的发达

军费可以增加，但优秀的军队无法快速建成。勉强地快速建立军队是绝对不可以的。万幸的是，日美两国之间缔结了安保条约，因此总算建立起了国防的框架。如果轻率地修改条约或放弃条约，就会让日本陷入无防御状态，我无法理解有那种想法的人是如何考虑问题的。

此外，一国的国防必须有发达的军需产业。事实上，很多国家的工业都是因军需而得到了发展。每一次战争都会伴随武器的改良和发展，可以说是武器的发达促进了一个国家的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最近的武器发展，雷达、电子兵器、飞行器等都在战后发展得特别迅猛。尽管国防离不开兵力，但精锐的武器装备也是必须的。

日军和美军当局之间曾经就以下的想法达成一致。即：在日本重新建设新的军需工业，重点制造新锐兵器以供给东南亚一带的自由国家群。比起对日本自身进行再军备，更重要的是增强自由国家群的武器精锐化。这是麦克阿瑟元帅提出的方案，主要是以日本原海陆军工厂的闲置设备为基础，美国方面提供新兵器的制造技术。美方提出以后，日方表示了赞成，双方共同设立了日美合同委员会，对实施方法进行了研究。这个方案至今仍作为当局者之间的一个悬案存在。为此，四日市、德山等地的原海陆军工厂所在地的出让和转借都已全部停止，成为政府所有而保留了下来。

十九、拥有更广阔的视野——贸易上也需要“善意和耐心”

英国了解日本的立场

战败后的日本，立国的基础除了海外发展以外别无选择，这是非常明确的。我国国民的所谓岛国劣根性，往往会将外国对我们的好意视为偏见，散布类似的流言、破坏自身信用的事是屡见不鲜的。之前曾经引用过丘吉尔的话，对外国一定要始终保持善意和耐心，何况对于抱有好意的外国人，如果总喜欢以敌对意识去看待的话，会对海外发展造成障碍。

有一件经常被作为例子讲到的事情。虽然有些英国人将我国视为通商贸易方面的竞争对手，认为我们是不正当廉价倾销的发源地，但我相信，英国的立场和我国非常相似，是最应该同情日本的立场、也最了解日本的国家。根据我以往的经验来看是可以这么认为的。比如关于我国的棉业，有人说，英国兰开夏郡的棉业者将我国的棉纺织业者看做是竞争对手，对我国的棉制品的出口进行百般阻挠。也许有一部分人是这么想的，但是，三四年前来日本访问的英国纺织代表团团长就对我们说，误解将会造成对彼此的厌恶和嫉妒，所以同业者之间一定要不断地进行开诚布公的恳谈。我们也同意这一观点，于是，派遣了日本代表团到英国，在伦敦和他们进行了会谈。当然，一次会谈是无法解决问题的，类似的会谈每年都要坚持举行。

日英纺织业者的相互援助

还听说我国有些人认为，英国政府一直都支持棉纺织业者来针对我们。其实从英国政界的实情来看，兰开夏郡在选举的时候，是保守党和劳动党必争的生死之地，此地的胜败决定着两党的势力，所以，无论哪个政党都不得不尊重兰开夏郡的舆论。这就如日本政府一定不能无视关西纺织业者的意见一样。看上去政府仿佛是在支持业者，但实际上，两国的纺织业者只有互依互助才能共同实现在世界贸易市场上的扩张，这一立足于更广阔视野的观点才是存在于有常识的两国同业者之间的有力的说法。

据说法国和意大利在丝绸上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实际上，欧洲的养蚕业因劳资关系的失衡已经无法存续下去。所以我国的养蚕业者如果能和法意的丝绸织物业者合作、一起探讨相互援助的方法，我确信，我国对法意的丝绸出口不仅决不会令人绝望，相反还能开拓出新的销售渠道。

广告宣传不足的日本丝绸

有人说，我国的天然丝绸的销路很窄是因为美国的尼龙和其他人造丝绸发达的缘故。我国的天然丝绸拥有人造丝绸所没有的特长，两者各有特色，应该可以共存。我给海外友人的圣诞节礼物主要都以丝绸为主，其中有友人在给我的感谢信中就写道：“这么漂亮的丝绸在美国市场上是见不到的。为什么不为这些丝绸的出口多做一些广告呢？”加拿大的麦肯齐·金首相曾回给我一封极其幽默的感谢信，“如果我有女儿的话（首相是独身），她的结婚礼服要用日本的丝绸来做”。

换而言之，因为日本丝绸在美国市场上的宣传效果不足，所以今天的美国妇女大多只知道人造绢丝而不知道天然绢丝的存在。不了解天然绢丝的好处和特长，带来的结果就是我国的丝绸出口出现停滞或减少。我认为，战争时期我们对绢丝和绢织物的广告宣传的不足是造成今日现状的原因所在。

以前在纽约的日本领事馆内曾设立过一个丝绸的样品室，但最终没有收到有效的成果就结束了。让公务员来做推销的确有不合理的地方，但这也是因公务员自身的局限性造成的对拓展日本商品销售渠道热情不足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日本的商人对这个样品室的使用缺乏热情的原因。

二十、走向复兴和安定——西德国民的进取精神

今日过于奢侈的国民生活

我国在从战败到进入重建的那段日子里，每天都忙于战后的处理、海陆军的复员整理、战祸的善后处理、国民及海外回归者的保护救济等应急处理，时间原本就已不够用，还要为国民的衣食住、特别是粮食储备和战败财政的处理煞费苦心。社会形势就和明治维新当时一样，完全改变了模样，昨日的富人变成了穷人，但原来的穷人却不一定会变成富人，全国都出现了粮食不足，为生活所迫的人越来越多，呈现出一片悲惨的景象。

回想起这些战败当时的艰苦状况，再看今日的国民生活，担心是否走过了头，是否过于奢侈了。法国巴黎的妇人们是以华美而闻名的，但今日的巴黎已经完全不同以往，大街上不再看得到以前常见的豪华的大帽子，以及被称为“柳腰”的那种时髦，现在全部都开始讲究实用性了。据说一流的饭店都被外国人占据了。看法国国民过着简朴的生活并勤劳地工作，国家之所以繁荣的理由就一目了然了。如果单单是表面的繁荣，那么它的反作用就很让人担心。外国现在正处于经济景气中，假如说我国的经济也受其影响开始好转了的话，比起满足于现状，更应该借此机会巩固生活的基础。这一点政府应该有带头做榜样的觉悟。

不罢工的西德劳动者

西德波恩政府的相关人员说，德国的国民正在团结一致为国家的复兴而努力。劳动者们为了德国产业的复兴，自觉地认为现在不是举行罢工的时候，所以一直到实现复兴为止，德国基本没有发生过像其他国家那样的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罢工，劳动者自身充满了火热的复兴精神。同时，他们从每天都有的数千名从东德逃亡到西德的难民口中直接听到了东德共产党政府完全不为提高人民生活和发展经济着想的做法，以及国民的生活因镇压而受到威胁等现实情况。所以，西德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阻止共产党的宣传活动，因为国民自身拥有的关于共产党的知识就能有效阻止共产主义的影响。所以，尽管没有特别的反共政策，但共产党在西德的活动是受到阻止的。他山之石，应该是用来攻玉的。

在日本，我们的国民没有机会获得这种自然的理解，没有头脑的年轻教师、青年和学生往往因追求新奇的求知欲而在不知不觉中被共产党的宣传所迷惑。我国是和苏联隔海相望的邻国，朝鲜的北半部已经赤化，中国也已被共产党全部收入伞下。在这样的状况下，国民还感受不到共产党的威胁，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当年自由党内阁每次进行选举时，共产党都会失去它在国会的议席，作为国内的一股政治势力，它隐藏了起来。他们将自己的选票大多数都给了社会党左派，不敢以共产党的名义站出来。但是最近，潜伏在地下的共产党干部又浮现到表面，他们组织的劳动争议、基地纷争等运动在各地不断涌现。或许还有其他各种理由，现内阁的政策，尤其是提倡和共产国的邦交正常化的背后，有共产党势力复活的痕迹。真是遗憾万千。

以产业发展来阻止共产党

共产党的活动往往在国民生活水平低下时得势。像英国那样，今日正出现一股经济景气的热潮，不仅几乎实现了本国劳动者的完全雇佣，而且还因劳动力不足而从意大利输入熟练工，所以，共产党完全没有活动的余地。这是因为经济景气带来了劳动力需求旺盛的缘故。对付共产主义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国的产业的膨胀和经济的发达。美国的近况也是如此，经济景气让共产党的活动无法进行。

我国要阻止共产主义，最好的方法也是和英美一样招徕经济景气。我国产业的发展、道路建设、农地开垦等事业都需要资金，美国金融界应允可以提供相当的援助。我国是至今为止从未懈怠过对外债务的本息支付的国家，所以，在纽约金融市场发行公债的话，只要计划确实，投资者踊跃的氛围非常浓厚。这种氛围也促成了前述移民借款的成功。保护我国不受共产主义侵害、实现日本经济的独立，就是反共政策的一部分，如移民借款那样，纽约的银行家是非常乐意和我们合作的。

二十一、减轻国民负担——用心获得人气的政策

欧洲各国的快速复兴

除了美国以外，几乎所有的交战国都蒙受了二战造成的经济荒废。但就在这片战争留下的废墟中，比利时、法国、意大利、英国、西德等国家依次迈开步伐、走向了经济复兴的道路，尤其是比利时，今天的繁荣甚至超过了战前。这些国家之所以能获得成功，首先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国民的性格和觉悟。即便是英国，经济复苏的迹象也非常明显，外汇储备量曾一度接近三十亿美元。虽然最近英国的外汇储备下降成为了一个问题，但其贸易的确重新恢复到了战前的水平。去年开始又出现一股势头强劲的经济热潮，几乎实现完全雇佣，出现的劳动力不足现象还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因此要从意大利输入熟练工。整个欧洲大陆都出现了经济景气，日本也蒙受余荫，1954年以来贸易呈现出意外的盛况。

像日本这样失去了海外的领土，也没有充分资源的国家，无论如何都必须向海外谋求发展，因此不得不依赖贸易。同时，贸易市场受交易国的经济景气所左右，在获得原料和食品，以及维持出口市场方面一定要比战前更多加注意。日本是一个国内有劳动争议容易造成生产不安定的国家，比其他国家更应注意国内外的动向。

最大的烦恼是成本高

我国的贸易现在最大的烦恼就是成本高。为了降低成本，需要防止通货膨胀、减轻国民负担。政府在制定经济、财政政策时费了相当的苦心，虽然部分获得成功、多少降低了成本，但不能说是充分的。

首先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减轻国民的负担。这个负担的减轻一直都是政府当局者费尽苦心的事情。随着国势的发展，自然会有相应的年度财政支出的需要，同时，还有因风水灾害等天灾造成的年度应急支出，这些都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应当极力控制那些并非急需的财政支出。

在热心勤勉的国民的影响下，公务员们也热心工作，大臣以所获预算的多少体现其政治力的强弱。所以，政府的事业费不断在膨胀。如果这些经费都得到了有效利用也就作罢，但是，看每年会计检查院揭发的案例，就会发现土木建设费等不正当支出以及违反规则的数量相当多，无法说政府的事业费只用在了正常支出上。

阿尔弗雷德·米尔纳[78]是个稳重踏实、推崇紧缩财政方针的政治家。他告诫当局者在做新事业的立案时，相比事业的性质，更应注重预算的合理性，费用和财源是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我也认为这是财政当局应当遵守的铁则。但现在很多都是为了获得一时的人心，只考虑受大众欢迎度的项目，这样就会经常拖累财政。虽然“争取人气”是民主政治难以避免的问题，但同时也是最应该鄙视的。当政府和执政党的品质出现低下的时候，自然就会采取博取人气的政策。尤其是我国，经济尚处于经济复苏途中，特别需要注意这一点。最近连续发生了防卫费的增加、对菲律宾的战争赔偿等有关国家负担的问题，这些问题还涉及对外关系，绝非是简单的财政问题，但毫无疑问都会给国家带来沉重的负担。所以，对那些为了博一时的人气而给国家造成永久负担的问题不能轻率处理，必须要谨慎。

以竞选为目的的事业费乱用

在全国的府县中，现在没有发行地方债或没有银行贷款的地方政府只有二三而已。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来自选举制度，为了竞选知事、市町村长而乱用事业费。中央也是如此，为了竞选，在立法和财政支出上都未能加以充分的注意，这是事实，也是件可悲的事情。政党应当对选举制度的修订、知事的官选、小选举区、府县的合并等问题在立法制度上进行合理的修正。

本年度的年度预算额，以投融资及其他方法计算，名义上是在一兆日元的框架内，但实际上是超过一兆日元的。有人说，下一年度名义和实际都将难以控制在一兆日元以内，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也有意见说，因为国民所得增加了，所以没有必要维持一兆日元这个框框的限制了，但我依然认为，坚持财政紧缩政策，减轻国民负担才是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为此，即便有一时的不景气或是责难，政府当局仍然应当努力克服困难、执行财政紧缩政策。

就拿英国来说，今天的财政均衡就是过去曾经断然执行财政紧缩政策的功劳。为了奖励出口、获得外汇，极力减少国内消费和非紧急用品的进口，结果就带来了今日的盛况。英国政府的紧缩政策曾遭到国内相当多的责难和攻击，政府为此也陷入苦境，但是，国民们主动援助政府，黑市行情和黑市都销声匿迹了，令人不得不佩服他们到底是英国人。我们应当多参考英国的经验。

二十二、引进外资的矛盾——是岛国劣根性所致？

经济飞跃及其原动力

明治维新时，为了赶上欧美先进各国，针对新政府应该如何培养国力、发展产业，或是建立国家新的经济组织等问题，大久保、松方、大隈、井上及其他元老政治家为了制订计划都操碎了心。新政府建立了日本银行作为金融的中央机关，为开展外汇业务设立了横滨正金银行[79]，为开展海外贸易指导并奖励三井、三菱和住友等实业家，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三菱之所以会关注海运业[80]和造船业，或许是因受到西南战争的刺激，但更多的是因为有来自政府当局的指导。

就这样，所谓的财阀开始兴起。财阀们开始在海外开展活动，新兴日本的贸易和海运得到迅猛的发展，势头直逼英、德、法等先进国家，最终招致了它们的敌视。

众所周知，这些代表性的实业家成了新兴日本的中心，他们逐渐扩大事业范围和规模，发展成了巨大的组织。这些财阀在起家的时候，或许曾有过激和粗暴的地方，但同时他们互相竞争、共同努力，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成为日本经济强有力的支柱这一点是不得不承认的。原先曾有人说，财阀是挑起战争的元凶，但在那个声势浩大的东京战犯审判上，没有一个实业家被追究了责任。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英美等国都有更巨大的财阀存在。

财阀的解体及再统合

尽管如此，战败后，为了避免日本的财阀将势力恢复到战前的水准、再给欧美的同业者造成激烈的竞争，联合国制订了所谓财阀解体、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排除法、反垄断法及劳动立法。这些法律成为我国经济复兴过程中的沉重负担。此后，一度分散的经济力逐步得到再次统合，以三井、三菱为名的公司开始增多，三菱商事和三井物产等公司尽管规模不如从前，但也总算得以复活。就这样，经济力得到了适当的充实和安定，相信今后应该会有进一步的发展。

然而，明治以来多年积累下来的经济力一旦因战争遭到破坏，想要再恢复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严重的资金不足。无论做什么，都会遇上资金难的问题。我们的各大银行为了配合战后金融，仅凭手头的资金无法运转而不得不向日本银行借入大量贷款，同时，又因超过自身能力的过度放贷，及多面存款的课税，使得资金的积累并不如想象中那样顺利。在这种情况下，就非常有必要引进外资，但此时又出现了妨碍外资引进的因素。

政策颠三倒四的弊害

有一个实体公司在与外国资本建立联系时[81]，立即有人对此进行了阻挠，跑到相关银行和中央主管部门做工作，阻碍外资的引进。虽然政府提倡引进外资，但政府内部的有些部门和人员却对此进行阻挠。看上去这是非常矛盾的事情，而事实上，这个外资引进计划的确因此而被终止了。

这就是我们的岛国劣根性，无论做什么事，总会有一股反面力量出现、逆向作用。就在我国经济以复兴重建为目标需要积极开展活动时，一部分只考虑自身利益、不顾全大局的人却对此进行阻挠。照理说这种人不该出现，但事实上是出现了。前面曾提及德国的国民，看到他们举国上下团结一致，为国家重建而努力工作的令人羡慕的国风，真是应该向他们学习。既然国家已经下决心要进行复兴重建，那么上层首脑就应该毅然阻止那些为谋私利而进行的运动。

为了实现国家的复兴，国内需要成立相当有力的资本团体，同时，必须由强硬且稳重的政府建立相关产业经济的方针。政府如果早上被一部分团体说服，傍晚又为其他团体心动，政策出现颠三倒四的状况时，外国资本家是无法安心进行投资的。为了日本的经济独立，政府应当强有力地坚持既定方针。

二十三、松方的收藏品——走向西洋的日本佛龛

在外国看本国的美术品

在这里，想稍稍谈一下文化方面的事情。

在意大利的罗马，有各国设立的美术研究所（学术团体）。我问美国的美术研究所所长，为什么要在罗马建立研究所。他说，即便是同一个画家，画家在意大利画的画，和他在自己国家或其他地方画的画总是微妙地有所不同。理由无法说明，也许是受意大利的文物和风土的影响，总之，会产生一种特别的味道。这对美术家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各国都在这里设立了美术研究所。我觉得他所说的无法用道理来说明的地方是非常值得玩味的。也就是说，这里面确实是有某些因素存在的。

听说墨索里尼想让日本也在罗马设立一个美术研究所，还在罗马指定了一个地点。此话的真伪不知。还有人说为了促进日意文化交流，希望在罗马设立美术研究所，并从日本派出美术学生。同时，在京都和奈良附近设立意大利的美术研究所。不知道是不是这些美梦一般的说法的原因，据说在罗马的确有为日本的研究所预留的一块地。而在我国，日意协会在京都设有美术研究室，并向意大利的画家提供住宿。事实究竟如何暂且不说，日意之间建立那样的文化交流机构是有益于两国亲善的。

关于松方的收藏

接着要讲另一件事情。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松方幸次郎[82]计划到巴黎去购买法国的名画和雕塑送回日本。有一天，松方在宾馆设晚宴招待协助他进行收集的英法美术家及伦敦的日本大使馆馆员。当时的驻英大使是林权助男，他和松方是莫逆之交，于是就有了一场幽默的致词：“松方君现在是大富翁了，不过，不久可能就会破产吧。趁现在还没破产，赶紧收集一些法国的名画送回日本，也算是对国家的一点贡献。请一定要多收集一些名画。”他的话让在座的人都大笑了起来。

当时松方收集的美术品（雕塑和绘画）的大部分[83]都在战后被法国政府作为敌国财产没收而留在了巴黎。很偶然的机会，我在旧金山和平会议上见到法国外相罗贝尔·舒曼时，对他讲了以前去莫斯科的时候的一些事情，并提到了松方的收藏。

我有一个到各国首府的动物园去的癖好，去莫斯科的时候也去了莫斯科动物园。但是，那里并没有什么动物。记得动物园是在一个叫做“雀之丘”的地方，我对向导说，“除了地名以外，竟然没有其他动物吗？”于是，向导就把我带到了莫斯科的法国美术馆。看到那里陈列着的绘画，连我们这种外行人也感觉到原来法国的美术是那么地了不起。仿佛就像是行走在沙漠中，突然看到有一片绿洲出现，第一次被它的美所震撼那样。在巴黎的时候，无论看到装饰了多少的名画，都感触不深，但是到了莫斯科的美术馆之后，即便是外行，也能真正感觉到法国美术的价值所在。

我告诉了舒曼外相这段在莫斯科的经历，并对他说：“就和这件事一样，如果有人在东洋这片荒野上旅行，到达东京，然后看到了松方的藏品展览，他的感受一定和我在莫斯科的时候是一样的。这样不仅能吸引世界的游客，还能充分满足日本人对法国绘画的憧憬，有效实现日法的文化交流。签订日法文化交换条约虽然也是个不错的方法，但我认为先把松方的收藏移送到日本才会更有意义。”舒曼当即就表示同意我的想法，回国后，他非常尽力，克服了法律上及其他方面的种种困难，终于达成了将松方的收藏送回日本的谅解协议。在舒曼外相的厚意和法国政府的好意下，相当多的美术馆都为确认松方的收藏做了准备。听说文部省已经着手具体的方案[84]，希望松方的收藏能早日实现回归。

被认可的日本建筑之美

最近美国人对日本的风俗、习惯、美术等非常感兴趣，经常听说他们在热心地介绍日本的艺术及绘画。比如洛克菲勒，他在纽约的近代美术馆内特意建造了一个日本风的房屋来介绍日本。也有人将日本风的纸门窗移入美国的建筑物内。1954年从德国来了一个技师，对日本的佛龛大为赞赏。他认为日本的美术鉴赏方法并不是摆设很多装饰品，而是只需挂一幅卷轴，然后将注意力集中到那里进行欣赏，才是真正有意义的。最近卢浮宫也根据这个原则更改了陈展的方式，原来他们是将大量的绘画和雕塑密密麻麻地陈列在一起，现在则是挑选一部分名作展出，让大家可以更仔细地观赏。

以上这些都只是说明西洋的建筑家非常关注日本建筑的一个例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首任驻日德国大使威廉·索福博士也同样对日本的佛龛非常感兴趣，他回国时特意将佛龛原封不动地带回到自己德国的家里，还按照日本的习惯，在那里挂上了日本的卷轴来装饰。

二十四、外国文化的普及——要接触优秀作品

对文化的理解和国际融合

关于文化还想再说一句，如果我们的国民能够更多地理解外国文化，并进一步拥有与外国的美术、音乐、文艺等有关的文化知识的话，不仅能带动我国的文化向上发展，还能加深对海外各国的理解，并使邦交关系更加融洽。而一个在文化上处于世界边远地区的国家，非常容易发生思想偏狭或毫无根据的乖僻猜疑，并滋生狂躁的爱国心和傲慢心理。

在我国，一部分人对外国文化非常理解，但另有一些无知且自以为是的人则对外国文化作出低级的评价。如果国民的平均理解水准得不到提高的话，一部分优秀的见解最终也会被低级的知识所埋没。那么怎样才能提高对外国文化的理解水准呢？除了让国民更广泛地接触外国的优秀作品以外别无他法。政府应该率先作出努力，公正、公平地为国民普及对外国文化的理解。

苏联虽然拥有稀世的大文豪，比如托尔斯泰、果戈理等罕见的文学家，但大半的国民都是像伏尔加河边的芦苇草一样，既不识字、也未接受过教育。中国也同样，过去有过很多的诗圣和画伯，但一般国民的水准都比较低。我国虽然不像他们一样，但国民对外国文化的理解能力有高有低，就平均水准而言，不得不承认还是比较低的。希望那些向我国介绍外国文艺作品的人，在介绍名作名著的同时，注意加强对外国文化的一般知识的培养和提高。

知识水准和国民的品位

不仅是文化，政治和经济也同样，知识的水准决定了国民的品位。在英国人的家庭里，妇女对政治、经济、文学等问题也都持有自己的见解，如果进行讨论的话，她们会叙述自己的意见。在法国，除了文人聚会的特殊的咖啡店以外，在普通人去的俱乐部或酒店里，我曾见过妇女们毫不理会她们那喋喋不休的丈夫，对歌剧、演剧、音乐、或文学，有时甚至是哲学问题展开议论，或加以批评。我非常惊讶她们那种对文化的憧憬以及知识水准之高。最近，听说我国的年轻人对外国的音乐和绘画开始有兴趣并展开讨论，感觉他们已经拥有了一定的知识。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但尚未能够普及到一般的国民。说得贪心一点的话，就是感到还非常不够。

广阔的视野和高度的文化水准

先进国家的国民，其知识水准之所以那么高，是因为国家本身越来越具有国际性，而且很多国民都到世界各地去旅行，他们很自然地就会在世界性的视野中开展他们的日常工作。因此，博物馆、美术馆及其他各种学会、俱乐部等文化设施就会得到健全，知识的范围也会被扩大。同时，报纸和杂志上的那些评论也不是一知半解的自以为是，含蓄的批评不断带动着国民知识水准的提高。

外国的音乐家对日本听众对音乐的敏感性非常赞赏，这个所谓的敏感性，显示着我国的文化水准终于开始向上发展了。我相信，国民的这种敏锐的感觉是日本文化向上发展的一个前奏。

近年来，由于日本的美术、舞蹈、演剧等被介绍到国外，国际社会对日本的理解和关心越来越多。但是我们要注意，不能把单纯地满足外国人一时的好奇心作为目的，而一定要介绍足以唤起外国文化人注意的精粹文化。哪怕是语言不通，但就凭所谓的文化敏感性，我国的一流艺术已经激起了他们极大的兴趣。也就是说，好的东西就是好的，能够跨越语言的障碍。1954年在威尼斯召开的国际演剧节上听了外国人对日本能乐的评论后知道，他们对能乐具有很深的理解，并对能乐大加赞赏。因此，我觉得在去欧美公演日本的演剧和舞蹈时，出发前有必要先对外国观众的兴趣和嗜好做一个详细的研究。

二十五、“世界的宝库”东南亚——贸易开拓要抓紧

连贯的外交政策的重要性

英国和法国之间有时会关系疏远，也经常发生战争，但英国人，尤其是上流社会，多年来一直仰慕法国的文化，对法国的宫廷、贵族和美术抱有尊敬和热爱。这种感情影响到他们的政治，在欧洲的国际关系上，英国始终保持着支持法国的立场，从不改变，近年尤其如此。法国人这一方看上去对英国并没有那么多的尊敬和热爱，但在英法的外交之间有一脉相通的地方。特别是在最近的两次世界大战上，英法之间更加亲善，乃至推行共同外交，有事之时，两国的政治家总是共同协商。

反过来看英美的关系，他们彼此都是所谓英语圈的国民，所以采取互助的方针。因为这样的做法有利于保护两国的共同利益，增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英国比我国更要向美一边倒，国民一般对此都认可，只有一小部分劳动党的野心家有时会喊起反美的口号。

美国政府虽然也会经常指责和批评英国政府，但大体上是对英一边倒的。美国的舆论尽管比较杂乱，批评也有过分粗暴的地方，但凡涉及国家大局及利益的时候，都能自然地找到目的地。美国的政党分共和与民主两大党，外交被置于党争之外，并竭力避免颠三倒四的外交政策。艾森豪威尔总统有真挚的人格和老练的手腕，无论敌友都对他敬爱和欢迎。只要总统表态，大家就会相互谦让。这样，外交上就能保持连贯性，在国际社会上自然地就能获得威严、声望和信赖。

政治性仁义的低水准

然而在我国，政治常识的水准至今仍未能发展到这个境界，实乃遗憾万千之事。对反对党的政策进行毫无理由的反对并自我得意，还将反对党出于许多原因最终为顾全大局而回避的问题故意提出来、扰乱人心。不仅如此，当执政党的政治家代表国家出访外国时，出于内政关系上的恩怨过节，肆无忌惮地散布谣言，不仅对政治家本人，也对国家威信造成伤害。于是在和外国进行协议商谈时，因失去了对方的信任，原本能够完成的事情也无法完成。这种做法，绝不会是符合国家和国民利益的。刚才说到国民对外国文化的认识水准至今仍然不高，在对外国的礼仪上，以及对政治的洞察力方面，我们的国民都应当作进一步的深刻反省。

有些人在评论东南亚等未开发国家的国情时，所作的批判过于苛刻，我认为这是失当的。这些国家长期以来处于欧洲各国的支配之下，战后刚独立没几年。它们就像是明治维新时期的我国一样，还是青年国家。这些国家的发展会在将来得到实现，带着宽大和亲切的眼光去视察，才会对这些年轻的新兴国家有帮助。所以，对有伤其企业心的言论一定要谨慎。

东南亚国家资源丰富，国民有发展前途。到日本来访问的这些国家的国民都非常朴素和善良，而且乐意听取别人的意见作参考。东南亚有许多未开发的石油、橡胶、锡、铁矿资源，被称为远东的南斯拉夫。对一直需要进口食品和工业资源的我国而言，应该希望东南亚的开发越早越好。这些新兴国家通过开发、增加购买力以后，不仅可以成为我们的市场，还可以成为世界贸易发展的新富源。因此，对这些新兴国家的开发寄予希望，并帮助其进行改良和进步，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南洋群岛以前在我们的托管之下，那里曾经有过我们十几万的移民。但战败后的今天，那里却成为了与我们无缘的地方。澳洲据说是因为害怕我们的侵略，所以反日情绪非常高涨。但是，今天的日本已经不再是军国主义的国家，他们不再有嫌弃我们的理由。现在，日本从澳洲购买棉花、食品、麦子和其他商品，日澳间的贸易关系已经建立了很多年。我们的国民应该齐心合力、努力恢复和这些国家的邦交关系，开拓贸易的新渠道。总之，加强与南洋及澳洲各国的贸易是我们的国民应当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二十六、对政治批判要谨慎——过多的恶意宣传

根据好恶作出的非理性批判

最近，很多日本艺人有机会到海外公演，尤其是舞蹈、能乐、歌舞伎等日本固有的艺术被频繁地介绍给外国人，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对这些艺人在海外的业绩进行评判时，毁誉贬褒、众说纷纭。尤其是一部分报纸上的批评，让人感觉其中带有作者的个人好恶，怎么看都有失公正性。或许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总会令人感到非常不愉快。

这种事情不仅发生在艺人身上，外交官、政治家和实业家在海外活动时，同样会见到类似的报道。这些观点不顾国家和国民的名誉及利益，仅凭个人好恶就进行非理性的批判。有些人对演说本身既不仔细听、也不做调查，仅凭道听途说的一些内容就口吐恶言、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这难道就是所谓的言论报道的自由吗？总觉这些评论者的心里缺少了一些什么东西。

张伯伦首相的例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到德国与希特勒见面，举行了历史上有名的慕尼黑会谈。过度热心于维持和平的张伯伦首相盲目相信了希特勒除苏台德区以外没有野心的谎言，和法国一起强迫捷克接受割让，获得了局势一时的稳定。尽管此事后来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当时英国的政界对张伯伦的做法和想法也有相当的批判和异议，但会谈结束后，英国的民众不仅到机场迎接首相回国，还对首相在机场作的“用名誉带回了和平”的演讲报以了热烈的掌声。对他国的首相或其他的代表性政治家的言论表示一定的敬意是英国人的习惯，更何况是作为本国代表的政治家，对其出访外国时的言论表示尊敬是理所当然的。

首先传播的都是责难和妄评

然而，我国的情况恰恰与此相反。在这种场合下往往有一股风气，完全不考虑在国际上的体面，根据某一篇报道来理解当事者的言行，并加以恶意的严厉批评。这种倾向绝不是最近才有的。最过分的例子就是开完朴次茅斯会议后回国的日本全权代表小村寿太郎外相遇到的那件众所周知的事情。不仅在他回国前就已频频传出各种恶评杂言，回国时他还冒有生命危险。小村全权代表在新桥车站下车的时候，桂首相和山本权兵卫海军大臣陪在他的左右两侧，一起从站台走到了出口。他们是怀着要死就一起死的觉悟，排成一排走出来的。

日本作为五大战胜国之一参加凡尔赛会议以后，西园寺首席全权代表及手下回国时的欢迎仪式也不是非常热闹的。因为在他们回国之前就已有传闻说什么日本是战胜国，但分到的太少了。或日本没能参加五大国会议之类的话。同样，出席伦敦裁军会议[85]的若槻全权代表在回国到达神户时，也曾处于生命受到威胁的紧张状态。

以上大多数的场合，都是对会议的经过以及成果等都还不了解的情况下，责难和妄评就已满天飞了。最近我们看到的倾向也同样如此，都是毫无根据的谣言，说得极端一点的话，就是在那些只想伤害别人的恶意宣传下，舆论受到了蛊惑和挑拨。实在是令人难受的事情。不知道所谓东洋君子之国的风貌究竟在哪里。这样的风气不仅会降低国家和国民的品位，最终还会成为招致国际社会鄙视的原因。

二十七、军备需要深谋远虑——世界的形势是要回避战争

谨慎对待充实军备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同样蒙受了战争的灾害。战争让战胜者也得不到利益，更让战败者受到极大的损害，有时甚至被破坏到难以重建家园的程度。特别是新发明的原子弹这种武器，不仅让敌我双方都蒙受大的损害，还非常明显地有招致全人类灭亡的危险。厌恶战争的空气变得越来越浓厚。

为了规避战争，如何对军备加以限制或废止，已经再次成为世界的问题，并且还将成为即将在10月召开的外相会议及此后召开的巨头会议的主题。所以从今天的形势来看，关于再军备和增强国防的若干年计划等话题不应再被高调夸张地讨论。有很多人无视当今世界的潮流，也对世界形势毫无常识，视野中只有国内的政治和政党关系。对这些人，希望他们能够充分考虑国际影响以后再慎重地讨论军备问题。另有海外派兵问题，现在重光葵外相对此予以了否定。继续徒然刺激内外的舆论、感情以及对外关系的议论，对国家没有好处。

此外，因战争而成为俘虏、或死伤失踪的人也不在少数，国内还有多达几千万的蒙受战争灾害的家属，许多人至今还被关押在巢鸭监狱。作为政治家，应该将这些人及他们的家属的感情也考虑在内。何况再军备会造成国民的沉重负担，有头脑的人应该为了国家和国民更加深谋远虑。

今天，世界的形势正在向厌恶战争、用协商的办法解决国际间各种问题的方向转变。据说苏联的外交现在也变得颇具柔软性了。世界的形势，让苏联这样的国家也不得不采取柔软的外交态度了。在这种状态下，因大东亚战争而被强迫贴上好战国标签的日本，如果在军备问题上的言论缺乏慎重的话，恐怕对国内外都会造成极大的影响。

应当关注欧洲的复兴

战后，英国承认了其在印度及东亚其他地区的殖民地的独立。为了支付巨额的战争费用，英国失去了它在海外的大部分投资。不仅如此，劳动党内阁为了博得人气采取了极富社会主义色彩的财政政策，国民从出生到死亡的所有个人生活均由国家承担。这种轻率的政策没多久就使英国的财政出现了危机。于是，劳动党的财政大臣克里普斯开始推行经济紧缩政策，此后继任的保守党财政大臣巴特勒继续坚持紧缩方针，极力压缩国内消费和进口，集中精力推动和振兴出口，才使财政得到了恢复。紧缩政策对威士忌的国内消费进行了禁止或限制，对外国人在英国的消费予以免除物品税，并将英国人的海外旅费限制在每人最多十五英镑，所以英国的对外支出锐减，最少时减少至16亿美元级，同时外汇储备则逐渐恢复到了30亿美元级[86]。

德国因战败结果和我国一样，领土缩小、资源丧失，海外贸易被停止，首都柏林被英法美俄分割控制，其窘况是我国无法与之相比的。但是，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劳动者，为了国家的重建和复兴，锐意恢复国内秩序，努力加强生产，结果，贸易很快就得到了恢复和增进，金融也逐渐得到缓和。现在，汉堡附近的造船业呈现出空前的盛况，据说未来两年的订单都已经排满，经济十分景气。我国的复兴虽然也已令人可喜地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但和德国比起来还相差很远。这是因为德国国内有优良的煤矿，邻国还有许多丰富的铁矿资源，同时，还有英、法等欧洲富裕的市场近在咫尺，这些都让德国的复兴得以取得惊人的成果。我和阿登纳首相几乎在同一时间组阁，都负有重建和复兴国家的重任。因为德国的战灾比日本严重，在复兴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应该数倍于日本，所以我曾暗自以为日本的复兴应该能比德国好几倍吧。但是，当我到伯恩时却发现事实恰恰相反。我对阿登纳首相说，我要向他举白旗，甘拜下风。

集中进行政治净化

领土狭小的比利时，其财政状况在欧洲财界最具优势，目前它已经恢复到能够向英国发放长期贷款、予以财政援助的程度，成为欧洲第一的财政富裕国。法国也同样，虽曾有一时的财政危机，也有政局的不安定和外交的困难，但因国民勤俭储蓄的热情非常高，法国的财政也越来越稳固。其他欧洲各国在战争结束时都一时面临过窘境，也都因国民齐心协力、锐意复兴而获得了今日的经济景气。

我国在战后致力于国民生活的提高，但随着生活的改善，浪费的现象开始出现，赛马、赛车[87]等投机性游乐活动开始流行。如果不阻止浪费的倾向，国民既不注意勤俭储蓄，又没有自力更生的决心的话，国家复兴的前途是非常令人担心的。

只有树立更为扎实的财政政策，不为党争、政争、利权运动所左右，将精力集中到进一步健全财政、净化政治方面，才有可能吸引外资。

二十八、民主政治的道路——应该学习英国政界的惯例

对自我高标准，对他人宽大

为了让我国真正成为自由国家群的一员、加入到其体制中去，在政治上始终需要有坚持民主主义的决心。在国会的运营上，政党若因利权和政权的影响而再三改变其去留进退或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或政党不按照其主义和政策进行行动、仅为政权而聚合离散的话，不仅无法期待来自自由国家的尊敬，甚至还会招致他们的蔑视。比如所谓的保守合同的理论，如果不是根据政策而是以政权为目标的合同的话，不如说我国的政治将会导致自由国家的轻蔑。

纵观英国的历史，考量其从19世纪前半叶政治处于腐败浑浊的时代到后半叶进入维多利亚时代的政治明朗期的经过，我国的政党和国会应该走的道路自然就会一目了然了。问题是直到进入明朗政治期为止我们会经历何种曲折，而这种曲折经历的时间越长，就越会成为我们国民的麻烦和不幸。虽然因战败而引起的国民思想的混乱是导致今日混沌的政治现状的原因，但我们的政党和政治家是否也应该研究和参考先进的民主国家的政治历程来改善我国的政治呢？

民主政治是对自我高标准，对反对党宽大，该让则让，该批评则批评，所谓争议也是君子之争，这才是理想的民主政治。相反，假如对自己宽大、对他党苛刻的话，便难以期待民主政治的顺利运行。英国政治家的态度正是以上的理想状态。

不将私情带入政治的自豪感

在欢迎外国的著名政治家时，丘吉尔前首相会邀请反对党的领袖一起参加并向来宾恳切地进行介绍。在他的八十寿辰庆祝会上，丘吉尔自豪地说，“不将私情带入政治，是英国政治的特征”。丘吉尔将英国政治的精髓用一流的名言进行了简单而又含蓄的概括。在政治中掺杂私人感情，或受利益驱使搅浑政治是英国政治家最忌讳和厌恶的事情。相反，与反对党的政治家之间的正常的社交关系被他们看做是一种名誉。这种风气和习惯是非常具有美感的。

看英国议会的讨论会，他们以协调商议的方式开展反对意见的讨论，若出现不妥当的言辞时，立刻会受到议长的提醒，完全遵守绅士的礼仪。至今为止很少见到在议会的讨论会上暴力动武的事情。

在英国，议会政治和官僚政治相辅相成、助推着政治的顺利运行。政党倾听官僚的意见后推行政策，而官僚则根据自身的经验自由地提出意见供政党参考。政策一旦被决定以后，官僚就虚心坦率地执行政策，努力避免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大的错误。同时政党会尽量注意避免让官僚染上政党的颜色。这是由多年来的政治经验得出的习惯，而且这种习惯已成为一种不成文的法律被不断实践。这就是英国政治的特色，因此，官僚能够在政党政治之下安心执行职务，政党能够信任官僚的忠实并听取其意见。健全的政治思想和行政惯例是英国的那些不成文法律的基础所在。

英国的这种惯例是在长期的过程中形成的，如果政党政治的经验不足就很难达到相同的境界。虽然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我们要以这种境界为目标而作出努力。

指导者的公平处理非常重要

在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有时会在政治上发生激烈的抗争，但总统的地位和威望具有缓和抗争的力量，因此议会政治能够得到顺利运行。比如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两党中均有威望，经常能够在两党的不同意见之间进行协调，令人羡慕不已。正因为有那样的总统，复杂的美国政治局势才会那样和谐。法国因为有勒内·科蒂总统的政治手腕和完美的人品所以能够保持政界的融合，西德的阿登纳首相也同样，以强硬的意志力和软硬兼施的手腕处理着内外的政治。

换而言之，政治的运用在于人。统帅政治的政治家始终要公平处理国家的重任才是政治的真谛之所在。指导者如果掺杂私心、只关心政权，没有强有力的意志和方针并在政策上朝三暮四的话，不仅会失去国民的信赖，还会使民主政治无法得到顺利运行。

二十九、日本的财政信用——吸引外资并非难事

英国货币公债的低利息展期贷款

当我在伦敦出任大使的时候，有一天张伯伦首相打来电话让我去一次，于是我就去了唐宁街他的官邸。在交谈的各种话题中提到日本的公债时，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日本的六分公债在伦敦的金融市场上实在太贵了。考虑到日本的经济状况，希望能够让我们换成低利息的公债。日本从未拖欠过本息的偿还，但却支付着和巴尔干地区的小国一样的利息。我打算告诉日本政府，我们也可以时不时地拖欠一下本息支付的。”首相看着我微微笑着说：“你的呈报就不用了，但我们可以考虑转成低利息公债的事情。”令人惊讶的是，第二天日本的公债就飞涨了六英镑，从市价89英镑一下子涨到了95英镑。

展期贷款的事情或许没有进行得那么顺利，此后英国财政部的李滋罗斯问我：“我们准备给予5000万的信用贷款，不知日本政府是否愿意接受？”我告诉他，比起信用贷款，我国政府还是希望能够将高利的公债改成低利息的展期贷款。因为在我到伦敦赴任前，深井前日本银行总裁曾告诉过我希望变更高利息公债，所以我乘此机会重申了一次。在这次谈话以后，和上一次一样，伦敦市场又出现了一波日本公债上涨的行情。当时有传言说日本正在和德国走近，看来英国政府的神经受到了相当大的刺激，所以一场谈话也能一下子就影响到公债市场。

对英国和瑞士的付款

二三年前，日本政府为了对因二战而一时停止的日本公债的本息支付进行担保，向英国银行存入了2000万英镑。1954年我到伦敦会见英国政财界的要人时，这2000万英镑的事情进入了我们的话题，他们对日本政府重视对外债务的姿态予以了极大的赞赏。

旧金山和平条约第十六条规定，日本需要对战争中受到损害的英国军人进行赔偿。同时，瑞士政府在二战中曾作为日本的利益代表国为日本垫付过资金，所以瑞士向我们提出应该先归还这笔资金以后再对英国进行旧金山和约规定的赔偿。为此，瑞士与英国之间产生了摩擦。而日本政府的相关部门认为，瑞英两国政府之间的谈判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日本本身并不打算逃避履行义务，所以没将此事提交内阁进行讨论，也未将赔偿列入议事日程。然而当皇太子殿下访问英国时，在相关军人的出生地纽卡斯尔发生了反对欢迎皇太子的运动。我在英国期间，也被相关的受害军人代表要求约见，他们直接向我陈情要求日本进行赔偿。我非常坚定地向他们保证，这是条约上规定的义务，日本政府一定会执行赔偿。英国政府对这个社会动向也不敢无动于衷，终于向东京派出特派委员开始与日本方面进行交涉。内阁会议对此事进行了审议，承认瑞士政府的请求亦为理所当然，而第十六条规定的赔偿同样是和平条约规定的义务，两者皆不应当懈怠。于是，大藏省从国库中另行提取资金，向瑞士政府和英国政府同时偿清了债务。这也是我亲历的一件事。

从未下降的日本财政信用

日俄战争时期，因高桥是清财务官的请求购买了日本发行的公债以后，纽约市场便和日本的财界建立了联系。二战结束后，美国通过东京的花旗银行分行及其他美国银行经办我们手持的外汇，因此这些美国银行向我们的对美贸易商社提供了金融上的便利，彼此间建立了非常良好的关系。再加上日本政府向来按期执行对外债的本息支付已有口碑，在纽约市场上日本的对外信用至今都未有过下降，先前那笔移民借款也因此而没费周折就获得了成功。最近还有实力派银行对我说，为了日本经济的独立，如果需要筹集资金，发行新的公债也是可以的。因此，只要在正确的招投标书中明确起债的宗旨和本息支付的方法，我相信，引入外资并非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东京都的法郎公债目前因条约的相关条款发生系争，正在等待仲裁的判定，在适当的时候尽早进行妥协是非常重要的。早年在法国发行法郎公债时，法国的中产阶级非常踊跃地认购了我们的公债，因此，圆满解决目前的系争，今后我们就会拥有在法国市场或者比利时市场再次发行公债的机会。有借有还，再借不难，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三十、无法忘却的政治家——先辈的言传身教

既严肃又好好先生的寺内正毅[88]

因多年的海外生活，我和先辈政治家接触的机会很少。因一件偶然的事情，我与寺内正毅开始了亲近的交往。其中大多数还是在朝鲜总督时代[89]。寺内这个人非常正直，是那种连小事也很顶真的性格，平时非常严肃而难以接近。但是，一旦能让他开心，他那好好先生的另一面就立即显示出来。

以前曾有人评判长州人和萨摩人的气质，说萨摩人是如何地宽宏阔达，大手门[90]是谁都给进的。但本丸[91]是外人不得进入的。而长州人是进入大手门前问这问那，不让人轻易进入。但一旦进入了大手门，便可直达无人防守的本丸。我觉得这个说法太对了，好多次我都碰到了这样的事。

首先寺内本人就是这样。被称为福神的他，穿上军服佩剑而立的时候非常威严，而一旦破颜之后就完全没有架子了，本丸完全处于无防备状态。这时无论跟他说什么，哪怕是有毒的话，他都能毫不生气地仔细听取，是一个充满温情的人。

过去有一次在京城的总督官邸举行晚餐会时，他将一只活的小老虎带来放到桌子底下。虽然是只小老虎，但毕竟是老虎，不保证它一定不会对我们放在桌底下的腿咬上一口，所以我们都不得不戒备着。列座的诸豪不用说也一样紧张，特别是那些妇人，个个脸上显出为难的神情。只有秃头童颜的总督一个人开心得不得了的样子。实在是稚气可人。

被西园寺公望的一言击中

作为巴黎和平会议的随员，我有机会接触到了西园寺公望公爵。西园寺公的态度非常悠扬而稳重，但有时也会显出刚烈的一面。曾有个新闻记者将巴黎生活中若有若无的一些阴暗面写成报道发回日本在报纸上发表，西园寺公看到以后非常愤慨，他说现在正是日法关系的重要时期，这种报道看上去似乎是不起眼的小事，但绝非是件小事，他托了一些关系，最终禁止了那个记者的出入。

回想起日本脱离国际联盟时的一些事情。日本作为国际联盟理事国的地位，是当年在巴黎和会上作为战胜国而获得的。这是日本作为大国、可以对世界政治外交的相关问题进行发言的唯一的宝贵机会。松冈洋右出发去日内瓦的前夜我去见了他，告诉他脱离国际联盟是一种轻率的行为，松冈对此表示了同感。到达会议地后不久，日本脱离国际联盟的消息就开始见诸报端。于是我想要抽一天时间去拜访一下西园寺公。

访问西园寺公的前一天，偶然看到报纸上刊登的齐藤总理大臣访问兴津的报道，心想，万事休矣。但我还是去见了西园寺公，并对他阐述了自己认为日本不应该脱离联盟的意见。西园寺公说：“从抽象的方面而言，我赞成你的意见。从具体的方面而言，我反对你的意见。”他进一步对我说：“在议论国家大事时，没有献身的觉悟是不行的。你有这个觉悟吗？”那时，西园寺公的态度令人不得不肃然起敬。

其实我在谈论那个话题的时候的确有点盛气凌人，但完全没有想过要将这个问题和自己的生命连在一起。原来在议论国事时，如果没有这种气概，就不应该多嘴，或者不应该去进行议论。那天西园寺公表现出的严肃的态度，至今仍会经常浮现在眼前。

关于山本权兵卫[92]伯爵

那是伦敦裁军会议时的事情。作为外务次官，我觉得有必要向山本权兵卫了解一下他关于裁军的见解，通过牧野的介绍我去拜访了他。山本对我讲述了他的意见，在他滔滔不绝的口才面前，我完全没有插话的余地。

于是我改变了自己的态度和战法，问：“阁下的意见似乎只是出自海军军人的角度，但如今阁下不仅是海军军人，还拥有元老重臣的地位。是否也应该听听海军以外的我们的意见呢？”山本听了以后立即对我谈起了对厦门事件的处置：“福州事件时，有传说陆军要准备攻击厦门。我对他们说，如果陆军真的准备那样做的话，海军不仅不会援助陆军，还会在海上击沉陆军的输送船，终于打消了陆军的念头。尤其是和外国有关的问题，没有陆军、海军之分，应该为了国家大局果断地对事情进行处理。那种果断，徒有其表的人能做到吗？将来如果你也到了肩负责任的地位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能因为该断不断而误事。”

我至今无法忘怀山本那时的模样。当我们谈论到这件国家的大事时，在他的语气中自然地流露出了当时现场的气氛，令我仿佛看到了山本的气骨和精神。

原敬[93]总理大臣的法语

有一次，我受邀陪同巴黎和会的牧野全权代表及其随员一起去宫内用餐。席间谈到了外语很难的话题，大正天皇陛下对原敬总理说，“听说你还会说法语。”原敬总理用我们坐在桌尾的人都能听到的洪亮的声音回答说，“我的法语是彻头彻尾的蒙混和糊弄。”

这句话可不是谁都能说得出来的。作为总理大臣，谁都愿意相信他是懂法语的，但是，他不愿意用外表的假象来修饰自己，现在回想起来，这也只有直率的原敬才能做到。虽然是一件谈笑间的小事，但表现出的却完全不是小事。

三十一、为国家的未来感到担忧——回想先辈的苦心

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西乡隆盛

如前所述，明治的先辈政治家们互相帮助、成就了维新的大业，但他们不仅是互相帮助，还有人一心为公，为了完成肩负的使命将生死置之度外。

虽然西乡隆盛因主张的征韩论得不到支持而最终下野，但那时他想主动承担与韩国进行交涉的任务。当时去韩国是需要赌上身家性命的事情，万一因此而失去生命的话，可以借杀害日本使节的理由让出兵朝鲜。换而言之，他在提出征韩论的主张时，完全没有考虑过个人的安危。

抛却私情的大久保利通[94]

西南战争爆发时，大久保利通站到了挚友西乡隆盛的敌对阵营里，内心想必一定是非常痛苦的。在是非面前大久保利通没有顾及私人情面，断然地和西乡及其乡党分道扬镳，集结起了征讨大军。

当时明治天皇正在京都，各路大官也集中在此，西乡起兵的消息让百官惊慌失措，二条城中也出现一片混乱。那时，大久保慢了一步，从东京由海路到达大阪后，正在赶往去京都的路上。据说他一进入京都，二条城内立刻就安静得鸦雀无声，可想而知大久保这个人对朝廷而言有多么重要。那时，大久保应该就已经做好了清水谷事件[95]的思想准备了。

在内阁中担任国家重任者，遇事时当要勇断，心中要有想国民之想的决心和勇气。

国家的栋梁伊藤博文[96]

伊藤博文公，虽早已拥有功成名就的地位，为了国家的兴隆和东洋的和平，日夜都在为国家大事操心，最终在哈尔滨车站被刺杀。我相信他死的时候没有留下任何遗憾的事情。因为有了他，国家才有了分量。

我们国家继承了这些先辈政治家苦心经营的成果，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终于跻身于世界五大国的行列。但是不久之后就开始骄傲自满、放松警惕，并逐渐忽视外部世界的动向，只顾内部斗争，最终让军部插手政治，轻率地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先辈们的大业毁于一旦。而且战败以后，政治家们依然热衷于争夺政权和利益，忘记了应该把重心放到国家和国民的利益上，这种混乱迷惘的状态，非常令人担忧。如果对我国过去的历史不进行反省，也不为将来作深远打算的话，日本的重建和复兴是难以期待的。

观察我国最近的政治局势，政府内部缺乏统一，阁僚各持己见，对自身没有反省。政府内部的不同意见就和阁僚的人数一样多，而且各自对立。这种状态持续下去，必然会招致内外的不信任。

三十二、开战和终战的时刻——回忆东乡外相的苦心

最后的这篇文章和第六回有部分重复，作为对第六回的拾遗补阙而放到最后。

赫尔备忘录和美英大使

1931年的夏天，日本和德国接近以后，军部的对中和对法属印度尼西亚的活动就越来越露骨。日本和英美的关系开始恶化和紧张，战争的威胁也越来越明显。

英国大使克雷吉和美国大使格鲁为了规避战争、维持和平而频繁奔走。格鲁美国大使在任时间长，和日本人之间的交流非常广泛，是最理解日本人的一个大使，所以他极其热心地在我国朝野之间奔走，并积极向美国政府提供各种建议。

克雷吉英国大使是受在英德关系的危机中看到日英关系重要性的张伯伦首相之命紧急派遣到日本来的。他对维持和平作出的努力是非常充满热情的。

但是，我们的军部越来越盛气凌人，自以为只有军部才知道世界的大势，丝毫不把政府的意向放在眼里。他们的做法刺激到了英美两国的政府，外交关系呈现出非常无趣的僵局状态。

在这种局面下，11月23日丘吉尔首相在议会上对日本政府的态度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并要求美国一起参战。为此，克雷吉大使也意识到战争最终将无法避免，便停止了在日英之间的斡旋工作。此后，只有格鲁大使一个人继续对日美关系开展协调工作。当他收到11月26日的赫尔国防长官的备忘录以后，开始了更加频繁的奔走，并通过平时关系最好的日本友人向东乡外相提出了会见的请求。他希望日本政府不要将赫尔备忘录误解为是最后通牒，指出备忘录只是为了日美两国政府进行协商的一个基础文件，如果有必要的话，他愿意当面向东乡外相进行说明。

牧野伯爵给东乡外相的口信

当时我国政府认为不应该去挽救日美关系，所以就趁接受赫尔备忘录之机将译文作了一些能够刺激国民感情的修改后递交到了枢密院。备忘录的原文采用了将日美两国政府的主张对照并列的排版方式，并且在文章开头写明了此备忘录并非最后通牒，而是作为两国政府协商基础的一个试行方案。当然，美国方面考虑到双方一旦开战、这份备忘录有可能被公开，因此，从有利于美国政府的角度准备了这份备忘录，并表明了美国政府的主张。如果我国政府没有决意要开战、仍然愿意继续谈判的话，还是有协商余地的。

当时牧野伸显伯爵托人捎口信转告东乡外相：“明治维新的大业是西乡、大久保等萨摩的先辈们付出了非常艰苦的努力辅佐明治大帝才得以成就的。今天，如果日美开战，明治维新的大业将毁于一旦，你不仅作为外相责任巨大，面对这些先辈，你的责任也是不轻的。不仅是作为同乡，更是作为阁僚的一员，决定和或战，需要最慎重的考虑。在这个重要的时刻，希望你作为外相不要做出错误的判断。”

事后想来，在12月1日的内阁会议上，政府已经决定开战并已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牧野的口信即便是在12月1日以前已经转达给了东乡首相，想必也已经晚了。还有希望和东乡外相会面的格鲁美国大使也同样，假定当初得到了直接会面的机会，但也已经为时过晚，所以外相最终没有会见大使。但是在今天来看，即便是政府的态度已经决定，到开战之日为止，作为外相而言，回避与外国使臣的会谈是不应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外相爱德华·格雷将与德法两国大使之间的谈判和交涉一直坚持到了开战前的最后一刻。外务当局者应当将这种事例时刻牢记在心头。

当时牧野的意见想必给东乡外相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作为终战时期的内阁外相，同样也是东乡，为了辅佐铃木首相收拾事态、准备结束战争，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我相信，这是东乡怀着对开战负有的责任感，作为终战时期的外相竭尽全力为收拾时局作出了努力。

作出终战决断的巨大功绩

内阁在讨论是否应该接受波茨坦公告时，铃木首相和米内海军大臣、东乡外务大臣认为应当接受，但以陆军大臣为首的其他人则主张哪怕在本土进行交战也不应当接受。因各方的意见未能达成一致，铃木首相最终决定将阁议提请至御前会议，请求天皇陛下的圣断。陛下的命令一下，这才终于看到了战争的结束。

东乡是个寡言少语、脸无表情、态度冷淡的人，现在回想起最后那次内阁会议时外相的神情，对他有了一些理解。为结束战争所做的促进工作，防止了战祸的进一步扩大，在今日来看其因果是显而易见的，而当时能够走到结束战争的那一步，尽管主要是铃木总理的决断，但东乡外相和米内海军大臣对总理的辅佐也绝对是功不可没的。

此外，战争结束后，海陆军服从天皇陛下的命令，在不伤一兵、不发一枪的状态下迎接了占领军，并完成了军人复员的工作，军队当局付出的苦心和努力也是可以想象的。米内海军大臣、下村陆军大臣、上月复员局次长以及负责海外几百万军队安全撤回的今村均大将等人的功绩将永远留在国民的记忆之中。

[1]埃德温·赖肖尔（Edwin Reischauer，1910—1990），美国历史学家、外交家、日本问题专家。出生于日本，其父是赴日传教的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东京女子大学创立者奥古斯特·赖肖尔。17岁回美国，1932年取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33—1938年获得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赴法国、日本、中国等地进行语言和历史研究，1939年因研究日本天台宗三祖圆仁法师所著的佛教史传《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取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其后在哈佛大学任教，并与美国汉学家费正清一起开设东亚文明课程。1942—1945年在美国陆军部工作。二战后任职于国务院远东司。1961年出任美国驻日本大使，在任期间日美关系出现了战后最好的蜜月期。1966年辞任后回哈佛大学，开设日本语言和日本史课程。1973年创办哈佛大学日本研究所。为纪念其功绩，1985年该所更名为“埃德温·赖肖尔日本研究所”。其妻为日本明治时期的首相松方正义的孙女。

[2]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无条件投降后致力于经济开发，取得经济繁荣。

[3]即：《日美友好通商条约》，这是继《日美亲善条约》之后，日本同美国缔结的第一个承认贸易自由和通商开国的条约。1858年7月，由美国首任驻日总领事汤森·哈里斯（Townsend Harris）与江户幕府代表于停留在江户湾内的美国军舰“波瓦坦号”上签订。1860年在华盛顿互换批准书。

[4]马休·佩里（Matthew Perry，1794—1858），美国海军将领，因率领黑船打开锁国时期的日本国门而闻名于世。1854年，他与日本签署了《日美亲善条约》。

[5]1863年，伊藤博文、山尾庸三、井上胜、井上馨、远藤谨助等五人受长州藩政府秘密派遣前往英国留学。他们此后支持开国和富国强兵论，积极参与倒幕维新运动，并在明治新政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6]指发生在明治十年（1877年）2月至9月间的西南战争。这是明治新政府平定以西乡隆盛为代表的鹿儿岛士族叛乱的一次著名战役，因鹿儿岛地处日本西南，故称之为“西南战争”。

[7]1912年。

[8]日本近代的最高法院，设立于明治初期。

[9]1872年至1885年。

[10]欧内斯特·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1853—1908），美国著名东洋美术史学家、哲学家和诗歌理论家。1878年（明治十一年）到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同时研究日本美术，协助创办东京美术学校。1890年归国后担任波士顿美术馆东洋部长，继续向世界介绍日本文化及日本美术。著有《东洋美术史纲》等。

[11]亨利·丹尼森（Henry Denison，1846—1914），美国人，日本外交部顾问。1869年到日本，担任横滨美国领事馆裁判所法官，后成为副领事。1880年进入日本外务省担任“万国公法副顾问”，曾为中日《马关条约》、日俄《朴次茅斯和约》出谋划策。1914年在日本去世。

[12]即中日甲午战争。

[13]涩泽荣一（1840—1931），日本明治和大正时期的大实业家，一生创办了500多家企业，被称为“日本企业之父”。他将《论语》作为第一经营哲学，他的著作《论语与算盘》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既讲精打细算赚钱之术，也讲儒家的忠恕之道。

[14]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美国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

[15]又译《民约论》。

[16]山县有朋（1838—1922），原名山县狂介。日本幕府末期和明治、大正时期的军事家、政治家，两届首相，日本近代陆军的奠基人。

[17]大致为现在的鹿儿岛县、山口县、高知县和佐贺县。其参与明治维新的主要人物被称为明治的元老或元勋。

[18]即：教育敕语，是山县有朋内阁的内阁法制局长官井上毅等人负责起草，1890年10月由明治天皇颁布的训谕。其中主要阐明了日本“国体之精华”乃忠孝二字，国家道德之本就是教育之本，同时指出“孝、友、和、信、恭俭、博爱、学习、成德、公益世务、重宪遵法”等十大德行是“德育”的主要内容，德育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义勇奉公的忠良臣民。教育敕语颁布后便成为明治维新后日本近代教育的主轴。1948年被废除。

[19]乃木希典（1849—1912），日本陆军大将。1912年明治天皇病逝后，同其妻剖腹殉节，成为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典型代表。

[20]本乡，现属东京都文京区。当时是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所在地。

[21]原敬（1856—1921），日本第19任首相，也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平民宰相”，但是在任内被暗杀。

[22]即威尔逊总统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提出的“海洋自由”、“取消关税”、“限制军备”、“民族自决”等十四点原则。

[23]今俄罗斯远东联邦管区辖下的滨海边疆区，与中国黑龙江省及朝鲜接壤。该地区在历史上与中国有密切的关系，清代属于吉林省辖地。1860年中俄签订《中俄北京条约》时划归俄国所有。

[24]币原喜重郎（1872—1951），日本第44任首相，外交家。生于大阪地主家庭，三菱财阀岩崎弥太郎之四女婿。帝国大学法科毕业后进入外务省，在仁川、伦敦、比利时、釜山等领事馆工作后，出任驻美、驻英大使馆参事及驻荷公使。1915年起任第二次大隈重信内阁、寺内正毅内阁、原敬内阁的外务次官，其间曾任驻美大使、华盛顿会议日方全权代表。1924年起任加藤高明、若礼次郎、浜口雄幸等内阁的外相，历经五次内阁变更、故有“币原时代”之称。因其主张同英美协调，“尊重”中国的合理要求，与军部的军扩自主路线“田中外交”对立，被称为“软弱外交”。1945年10月9日组阁，任内按二战同盟国盟军总司令部指令，实行确保人权的五大改革，给妇女以参政权，鼓励组织工会，改革教育制度，废除秘密警察，实现经济机构的民主化等。发表“天皇人间宣言”，公布金融紧急措施令等，1946年4月总选举后辞职。1949年任众议院议长。第一次吉田茂内阁时任副总理、进步党总裁。著有《外交五十年》。

[25]实际上当时的中国地方军阀对一些日本浪人的胡作非为大多数时候持纵容的态度。

[26]休伯特·赫塞尔·蒂尔特曼（Hubert Hessell Tiltman，1897—1976），英国记者，《大英百科全书》编委。1935—1941年作为英国《每日快报》最初的常驻特派员赴日。任期结束后赴欧洲战线当战地记者。二战后成为驻日联盟军专属记者，兼英国《每日先驱报》、美国《华盛顿邮报》及英国新闻周刊《经济学人》特派员。协助设立日本外国特派员协会。因其对日英两国友好作出的贡献，1959年荣获日本天皇颁发的勲四等瑞宝章，英国政府也授予其英帝国勋章。1961年离日回国。1976年再度赴日时在船上去世。著有《满洲—亚洲之战场》（Manchuria：the cockpit of Asia）（1932）、《远东临近》（THE FAR EAST COMES NEARER）（1937）、《日本复兴的条件》（1948）、《英国著名记者亲历的日本的战争、占领和复兴：1935—1965》（复刻版，2016）。

[27]指日本。

[28]LST是指两栖坦克登陆舰。

[29]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

[30]东畑精一（1899—1983），日本的农业经济学者、农学博士、东京大学教授。曾留学美国和德国，二战后任农业综合研究所所长、亚洲经济研究所所长、税制调查会会长等许多调查研究机构和政策委员会的要职，在多方面对战后的日本社会影响巨大。

[31]石，日本的容积单位，通常用来量米。日本的1石米大约相当于现在的150公斤米。

[32]日本国营铁道公司。

[33]法律条文中“但”或“但是”以下的部分，指出本条文的例外或限制。

[34]町步是日本的一种面积单位，1町步=9917平方米，约等于1公顷。

[35]中间赔偿是指二战结束后，由1945年11月进驻日本的美国赔偿调查团实施的最初的日本战争赔偿政策。这是一种用日本国内军用工厂的机器设备等进行战争赔偿的实物赔偿方式，兼有解除日本产业武装的作用。因这种赔偿并非此后的和平条约中规定的最终赔偿，故被称为“中间赔偿”。至1950年5月为止，占领军共从日本拆撤出四万三千九百多台机器，作为“中间赔偿”分给中国（54.1%）、荷兰（11.5%）、菲律宾（19%）和英国（15.4%）。

[36]约瑟夫·道奇（1890—1964），占领军经济顾问、底特律银行董事长。美国帮助包括战败国德、日在内的相关国家的经济复兴，先在欧洲实施了“马歇尔计划”（1947—1951），接着又在日本推行了“道奇计划”（1949—1951）。为此，道奇于1949年2月赴日，具体实施计划。

[37]设立于1947年1月，由政府拨款和发行特别债券，为特定部门提供普通金融机构无法提供的非凡金融。复兴金融金库的贷款主要对象是煤炭、钢铁、电力等重点行业。复兴金融金库于1951年解散，其职能由日本开发银行继承。

[38]《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由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准备、拟制和签订，是非法的、无效的，该和约的声明中国也没有承认。

[39]即卢沟桥事变。

[40]即太平洋战争。

[41]1949年，国民政府垮台，国民党退踞台湾，此处及以下对此表述仅作加引号处理，是为了客观反映作者立场，请读者鉴别。

[42]当时，台湾当局自称“代表”全中国。

[43]中国事变即卢沟桥事变，实际上是九一八事变后即是交战状态，但国民党政府1949年垮台，后台湾当局非法占有联合国席位。

[44]数量景气是指在物价并不上涨的情况下，只是由于交易额的增加而使企业增加收益的现象。与此相对，因价格上涨带来交易额的增加而使企业增收的现象则被称为价格景气。

[45]1960年12月池田内阁推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最重要的经济计划。通过充实社会资本、提升产业结构、推动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提高国民能力及振兴科学技术、缓和现代产业与传统产业并存的矛盾，保证社会安定等措施，使国民生产总值及国民收入在1961—1970年的10年中增加一倍，实现充分就业和贸易自由化，跨入先进国家行列。计划发表时曾引起争论，许多人怀疑其实现的可能性，但事实上计划目标在1967年就提前完成。

[46]随忆录是1955年7月26日—8月4日及8月29日—9月20日，吉田茂在《时事新报》晚报上刊登的连载。

[47]东久迩宫稔彦王（1887—1990），昭和天皇的叔叔，陆军大将，日本唯一的皇族首相，也是世界上在位期间最短的首相。1920年—1926年留学法国，1922年毕业于法国陆军大学。曾作为第二军司令官驻守华北，后成为日本本土防卫军总司令。1945年8月17日就任第43任内阁总理大臣，10月15日内阁总辞职。在短短54天的任期内，迅速平稳地解除了700万日本海陆军的武装。同时还完成了对旧政府的改造，提出把一亿“玉碎”的口号改成一亿总忏悔，迎接美军进驻以及签订投降书等工作。

[48]约瑟夫·季南（Joseph Keenan，1888—1954），美国政治家、律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兼盟军总部国际检察局局长。

[49]位于神奈川县南部的湘南地区，从明治中期起至昭和初期，日本许多政财界要人，如山县有朋、西园寺公望、伊藤博文、大隈重信、陆奥宗光、岩崎弥之助、安田善次郎、吉田茂等都在此建立宅邸或别墅。吉田茂晚年在大矶隐居，但仍对政界具有影响力，故“大矶”也成为吉田茂的代名词，国内外要人依旧纷至沓来。吉田茂去世后，1979年的日美首脑会议就在大矶吉田茂旧宅举行。2009年旧宅因火灾烧毁，后重建，2017年4月作为大矶乡土资料馆别馆对公众开放。

[50]近卫文麿（Konoe Fumimaro，1891—1945），五摄家（门庭仅次于天皇家的日本豪族家庭）之一近卫氏的第30代当主，后阳成天皇第12世孙。公爵，贵族院议长、日本第34、38、39任首相。1945年12月因被指控为战犯服毒自杀。

[51]牧野伸显（Makino Nobuaki，1861—1949），鹿儿岛人，明治维新功臣大久保利通之子。政治家，外交官。历任外务大臣、内大臣、枢密顾问官等要职，是大正、昭和两朝重臣，从一位勋一等伯爵。巴黎和会全权委员。二战前日本政界“亲英美”派首领，因主张国际协调论、拥护立宪政治而被军部及民间革新派视为“君侧之奸”，二·二六事件时作为“亲英美”的代表被袭击。

[52]指奏折。

[53]原指日本明治、大正时期，寄宿在他人家里，帮助打杂以减轻生活负担的学生。在世界经济危机时代后，不仅指学生，还包括一些寄宿在政治家或作家家里打杂或学徒的人。

[54]此后担任吉田内阁的法务总裁。——原注

[55]豪斯上校（1858—1938），著名的美国军人兼外交官，也是自认兼公认的威尔逊总统的心腹好友。——原注

[56]地名，位于神奈川县。

[57]1932年至1933年的世界周游。当时的外务大臣是内田康哉，外务次官是重光葵。——原注

[58]开战当时的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1954年7月23日去世，享年83岁。——原注

[59]重光葵在“昭和的动乱”中写道：“美国在回复中要求我们将所有的都恢复到‘满洲事变’之前的状态去，总统和国务卿都没有想到日本不仅不想接受……”原内府的木户幸一在东京审判中作的证言中也说道：“11月26日，我们接到了美国的最终答复……”——原注

[60]牧野伸显是大久保之子。和东乡茂德一样，都是鹿儿岛人。——原注

[61]日本祝祭日中四大节（纪元节、四方节、天长节、明治节）之一，纪念日本建国之日（即《日本书纪》中神武天皇即位之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修改宪法，纪元节被废除。1966年以“建国纪念日”之名重新设立，日期定于新历2月11日，为日本法定假日。

[62]原为入泽家族在东京郊外的别墅，1930年代为近卫文麿所购，近卫后人居住至今。入泽达吉（1860—1938），日本著名内科医学专家，曾于1920年代作为日本特使访华。

[63]当时近卫文麿作为东久迩内阁的辅佐官，属于内阁成员。——原注

[64]地名。

[65]原陆军中将小畑敏四郎。——原注

[66]蜂须贺正氏侯爵。有名的哺乳动物及小鸟的研究家。——原注

[67]是指旧时日本宫廷中服侍天皇的官吏。

[68]理查德·克伦斯·萨瑟兰（Richard Kerens Sutherland，1893—1966）美国陆军参谋长。

[69]考特尼·惠特尼（Courtney Whitney，1897—1969），律师、法学博士，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美国陆军将官。战后任占领军司令部民政局局长，作为宪法草案制订会议的责任者，指挥修订了日本宪法草案。

[70]阿尔比恩（Albion），不列颠岛古称。

[71]“八纮一宇”是当时日军宣扬大东亚战争“正当性”的用语，意为“天下一家”。最早由日本第一任天皇——神武天皇提出，旨在树立天皇的宗教权威。

[72]1945年，苏联在打败德国法西斯后，根据《雅尔塔协议》，于8月8日对日宣战，8月9日出兵中国东北。

[73]由于吉田茂本人的立场和当时冷战的国际环境，造成他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和中国有些错误描述和偏见。

[74]第四点计划（Point Four Program），美国全球战略的一部分，也称“技术援助落后地区计划”。

[75]移民公司：作为移民借款的接受机关而成立的半官半民的海外移住振兴株式会社。总裁是田中铁三郎。近期内就将成立。——原注

[76]实际上，当时在冷战的环境下，是美国持侵略态势，我国维护主权的行动常常反被歪曲。

[77]移民借款：吉田外游时带回来的“礼物”：五年期借款1500万美元。贷方为花旗等三家银行。——原注

[78]阿尔弗雷德·米尔纳（1854—1925），英国人，曾担任埃及财政顾问、南非高级专员、劳合·乔治内阁的陆军大臣和殖民大臣。——原注

[79]明治十二年建立的半官半民的银行，占领后被封闭。但此后作为一个纯民间的外汇银行，在继承横滨正金银行原有的人员和国内资产的基础上，1947年1月成立了东京银行。——原注

[80]此后成为日本邮船会社。——原注

[81]日本轻金属和加拿大的铝业公司的资本合作虽已进入备忘录阶段，但最终未被批准。此案件因缝纫机行业（PINE、胜家）、玻璃纤维行业（旭硝子和欧文斯科宁公司）、石板行业（小野水泥和Johns-Manville Corporation）的反对意见而夭折。——原注

[82]明治的元老松方正义的三儿子，当时任川崎造船所（现川崎重工的前身）的总裁。——原注

[83]绘画作品约三百件，雕塑作品约七十件。——原注

[84]以国库、东京都、民间三方合作的方式募集资金三亿五千万日元，在上野公园建设国立西洋美术馆，1955年10月，法国的设计者计划来日。——原注

[85]即伦敦海军军备会议。

[86]最近又出现了减少。

[87]自行车。

[88]陆军大将元帅寺内正毅，担任朝鲜总督以后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大正八年去世。太平洋战争中担任南方军总司令的寺内寿一元帅是其长子。——原注

[89]即1910年8月29日至1945年8月15日间，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接受日本殖民统治的时期。

[90]日本城堡中最外围的出入口。

[91]日本城堡中最重要的中心部分。

[92]伯爵山本权兵卫。海军大将，两次组阁。是日本海军的权威。1933年去世。——原注

[93]原敬。三代政友会总裁。一九一八年第一个以平民身份组阁的人。1921年在东京车站被暗杀。——原注

[94]大久保利通。明治维新的元勋，新政府的内务卿。1878年5月14日在麹町纪尾井町的清水谷公园内被岛田一郎等人暗杀。——原注

[95]又称纪尾井坂之变。1878年5月14日，时任内务卿的大久保利通在东京府麹町区纪尾井坂的清水谷被自由民权派的征韩党士族袭击身亡。

[96]伊藤博文。曾任日本首相，开设国会，制订明治宪法，是政友会的首任总裁。1909年10月26日，在哈尔滨车站被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击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