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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作品精选系列：老人与海

作者：（美）欧内斯特·海明威

译者：孙致礼

品牌方：九久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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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老人与海

译者序

欧内斯特·海明威于1899年7月21日出生于美国伊利诺州芝加哥市西郊的橡树园镇。他父亲是医生，酷爱钓鱼、打猎，母亲则爱好音乐、美术。由于受父母亲的影响，海明威从小就兴趣广泛，尤其喜欢摆弄枪支，常到密执安州北部的树林地带打猎、钓鱼。上高中时，海明威热衷于参加学校的拳击、足球等体育运动，同时还参加学校的演讲协会和乐队，并向校报、校刊积极投稿，很早就显示出他在体育和写作方面的才华。17岁中学毕业后，海明威没有顺从父母要他上大学的愿望，跑到堪萨斯城应征入伍，因年龄问题遭到拒绝后，他到该市的《星报》当记者，并把自己的年龄增加了一岁。当记者期间，海明威不仅加深了对社会的了解，还学会了怎样撰写简洁有力的新闻报道，为他以后文学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18年5月，海明威报名参加美国红十字会战地救护队，6月随救护队开赴欧洲战场，来到意大利当救护车司机，7月8日被炮弹炸伤双腿，住进米兰一家医院。经过十多次手术，他的腿伤终于治愈，便带着一只铝膝盖和意大利政府授予他的两枚勋章，加入了意大利陆军。然而，战争给他心灵造成的创伤是永远难以愈合的，加上他在意大利疗养期间爱上了一位美国护士，可这位护士战后却嫁给了他人，使海明威越发受到了巨大的精神刺激。

1919年初返回家乡，海明威只好重操旧业，到加拿大多伦多《星报》当记者。1921年，他与哈德莉·理查森结婚后，一同赴巴黎担任该报驻法特派记者。在此期间，海明威结识了许多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特别是许多旅居巴黎的美国作家，如格特鲁德·斯泰因、舍伍德·安德森、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埃兹拉·庞德等。以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等为代表的一批美国青年，或是直接或是间接目睹了人类一场空前的大屠杀，经历了种种苦难，因而对社会、人生大为失望，便通过创作小说描写战争的残酷，表现出一种迷惘、彷徨和失望的情绪。斯泰因称他们为“迷惘的一代”。

海明威的文学创作之路，是从短篇小说和诗歌开始的。1923年，他在巴黎发表了处女作《三个故事和十首诗》，但却没有引起反响。两年后，他又发表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全书由18个短篇小说组成，描写主人公尼克·亚当斯从孩提时代到战后带着战争创伤退伍还乡的成长经历，初步显示了海明威凝练、独特的叙事艺术和写作风格，引起了评论界的注意。不过真正使他一举成名的，还是他于1926年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小说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批青年流落欧洲的情景，反映战争给青年一代造成的生理和心理创伤，以及他们对生活和前途的失落感和幻灭感。因此，该书发表后被誉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海明威也成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言人。

1927年，海明威辞去报社工作，潜心写作，同年发表了第二部短篇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在收入其中的《杀手》《打不败的人》《五万大洋》等著名短篇中，海明威塑造了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硬汉性格”的人物，对此后美国通俗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与此同时，海明威着手创作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也是第一部战争小说《永别了，武器》。1929年，《永别了，武器》终于问世，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涌现出来的众多反战小说中最为著名的一部。海明威返美后，先在佛罗里达居住，后侨居古巴，并曾到西班牙看斗牛，到非洲猎狮子，其间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最著名的包括《死在午后》（1932）、《非洲的青山》（1935）、《乞力马扎罗的雪》（1936）。1937年，海明威发表了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有钱的和没钱的》，但不是很成功。同年，海明威再次以记者身份奔赴欧洲，采访西班牙内战，积极支持年轻的共和政府，创作了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剧本《第五纵队》（1938）。内战结束后，他回到哈瓦那，于1940年发表了他的第四部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小说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叙述了美国人乔丹奉命在一支游击队配合下炸桥的故事。跟《永别了，武器》中失去信念、没有理想的悲剧人物亨利不同，乔丹是一个具有坚强信念，并甘愿为之而献身的英雄。由此可见，《丧钟为谁而鸣》反映了海明威在创作思想上的转变，从消极反战到积极投身到正义的战争中去。小说出版后大受欢迎，被誉为“20世纪美国文学中一部真正的英雄史诗”。不过，该书也遭到了评论界的批评，有人指责海明威抛弃了他原先那种凝练、白描、纯净的艺术风格和“冰山”原则，取代的是情感的宣泄和思想的直露，因此《丧钟为谁而鸣》也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海明威在创作上走下坡路的开始。

20世纪40年代初，海明威曾来中国报道抗日战争。1952年，海明威发表了富有寓意和诗化之美的中篇小说《老人与海》。小说发表后为海明威赢来了巨大的荣誉。1953年，小说获得普利策奖；1954年，瑞典皇家文学院以“精通于叙事艺术，突出地表现在他的近著《老人与海》中，同时也因为他在当代风格中所发挥的影响”为由，授予海明威诺贝尔文学奖。1961年7月2日，海明威自杀身亡。

《老人与海》的基本素材，来自作者1936年4月在《乡绅》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题为“蓝海上：海湾来信”的通讯，其中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古巴老渔夫出海捕到一条马林鱼，那条鱼极大，“把小船拖到很远的海上”，两天两夜后，老人才把它钩住。后来遭到鲨鱼的袭击，老人与之展开搏斗，最后“累得他筋疲力尽”，鲨鱼却把能吃到的鱼肉全吃掉了。当渔民们找到老人时，他都“快气疯了”，“正在船上哭”。

经过十多年的酝酿，海明威对这个故事进行了加工和提炼，写成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名叫圣地亚哥的古巴渔夫，接连出海八十四天没有捕到一条鱼，终于在第八十五天钓到一条他有生以来见到的最大的马林鱼。他竭尽全力，经过两天两夜的奋战，终于将大鱼捕获，绑在船边。但是在归途中，遭到鲨鱼的疯狂袭击，老人在疲惫不堪中，与鲨鱼展开了殊死搏斗，虽然杀死了好多鲨鱼，但却失去了鱼叉、船桨和舵柄，自己也受了伤。最后，虽然总算击退了鲨鱼群，可是回到海港时，绑在船边的马林鱼只剩下一副空骨架。老人回到棚屋便倒头睡着了，梦中见到了狮子。

小说中的圣地亚哥是一个在重压下仍能保持优雅风度的老人，一个在精神上不可战胜的硬汉。他具有一般硬汉所共有的勇敢、顽强、百折不挠的特点。在长期令人难以忍受的失败中，他表现出令人难以想象的刚强与坚毅；在与大马林鱼和鲨鱼的殊死搏斗中，他显示了超凡的体力、技艺和斗志。他是明知要失败而不怕失败的英雄，他说：“人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人尽可被毁灭，但不可被打败。”他不畏失败的顽强拼搏，昭示了人类那不可摧毁的精神力量。虽然海明威并不承认自己的作品含有什么寓意，但是文学界似乎达成了一个共识：《老人与海》显示了作者高度的艺术概括力，达到了寓言和象征的高度。正是由于这一特色，《老人与海》很可能成为海明威最为不朽的传世之作。

海明威是个文体家，一个独一无二的文体家，而《老人与海》又是最能集中体现海明威艺术风格的代表作。在这部思想深邃、风格纯净的小说中，海明威恢复了他在《太阳照样升起》《永别了，武器》等作品中表现出的那种优雅、紧凑、凝练的写作风格，将他的叙事艺术推上一个新的高峰。

海明威的艺术风格，可以概括成两大特征：一是“冰山”原则，二是“电报式”文体。

海明威曾把文学创作比作漂浮在大海上的“冰山”，认为用文字直接写出来的仅仅是“露出水面的八分之一”，隐藏在水下的占冰山的“八分之七”。一个优秀的作家，就是要以简洁凝重的笔法，客观精确地描绘出意蕴深厚的生活画面，唤起读者根据自己的生活感受和想象力，去开掘隐藏在水下的“八分之七”，对现实生活作出自己的判断。海明威说，他本来可以将《老人与海》写成一部一千多页的巨著，把渔村的每一个人物，以及他们怎样谋生，怎样出生、受教育、生孩子等过程都写进去，但实际上他献给读者的却是不到六十页的一个中篇，有关人物的背景、身世及其相互关系，仅作极其简约的交代，而集中描写老人在海上那场惊心动魄的搏斗，尽量突出主人公的行动和心理，借以彰显他那种历尽千难万险却能屹立不倒的英雄气概。

对于海明威的行文风格，英国作家赫·欧·贝茨有一个精辟之见：自19世纪亨利·詹姆斯以来一派冗繁芜杂的文风，像是附在“文学身上的乱毛”，被海明威“剪得一干二净”。他说“海明威是一个拿着一把板斧的人”，“斩伐了整座森林的冗言赘词，还原了基本枝干的清爽面目”，“通过疏疏落落、经受过锤炼的文字，眼前豁然开朗，能有所见”。海明威的“电报式”文体，采用结构简单的句子，常是短句，或并列句，用最常见的连接词联结起来。他讨厌大字眼，总是摒弃空洞、浮泛的夸饰性文字，习惯于选用具体的感性的表达方式。他总是保持冷静而克制的笔调，尽量用动作词汇来写，删去不必要的形容词，能用一字则不用两字。

我是2011年翻译《老人与海》的，在此之前，我国已出版了该书的二三十个译本，我为什么还要再来一个呢？除了我对原作有一些独到的见解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试图更加忠实有效地再现海明威的风格，向读者奉献一个更有海明威韵味的译本。

概括起来说，我现在的翻译观与前期相比，有三个主要演变和发展：

第一，我做文学翻译的前期，曾信奉这样的观念：译作风格应是“原作风格加上若隐若现的译者风格”。到翻译《老人与海》时，我早已放弃了这个老观念，一心只考虑如何再现作者的风格，而不再讲究自己的特色。也就是说，我要“最大限度地尊重作者，尽量照原作来译”。

第二，在语言的转换上，我曾信奉过“发挥译语的优势”一说，后来逐渐认识到其弊端，便转而在发挥译语的韧性和潜力上下功夫，尽量寻求两种语言的交融互补。

第三，对于作者刻意追求的艺术效果，不能随意舍弃，而应尽量加以再现。

基于这样几个原则，我在翻译《老人与海》的过程中，主要抓住这样几个环节：

一、尽量展现作者用词凝练、干脆、生动的特色。《老人与海》以老人对大马林鱼“追逐——捕获——失去”为主线，展开了跌宕起伏的描写。作者的描写常常从视觉、感觉、听觉和触觉入手，使人物的语言、行动和心理描写以及场景刻画，都达到了惊人的凝练和生动。所以，我尽量模仿作者的用词特征，以小词对小词、以具体传具体，简洁干脆，不事夸饰，更不拖泥带水。

二、尽量采取原文的表意方式。文学翻译，特别是经典文学翻译，不仅要译意（说了什么），而且要重视对表意方式（怎么说）的传译。准确而恰当地传译原文的表意方式，不仅可以更准确地传达原文的意义，而且可以展示原文的艺术美。

三、尽量遵从原文的句法结构。对于诸如描写人物心理活动的句式，我不随心所欲地加以改动，而是尽可能遵循原文的句法结构来译，借以忠实地再现原文所蕴含的思维轨迹和内在节奏。

四、尽量体现原文的陌生化手法。海明威的小说是用英语写就的，读者对象自然是英语读者。但是，小说描写的老人是古巴人，他讲的是西班牙语。于是，作者在书中插入了约二十处西班牙文词语，既借以烘托老人的身份和背景，又通过陌生感来激发兴趣和美感。对于这些外来词语，我完全尊重原文，如数保留西班牙文，并加脚注解释其义。

总之，我希望我这部新译能不同凡响，成为一部最能展示原作艺术风貌的全新译作，读起来完全感受不到译者的存在，似乎是在读一本海明威本人用汉语撰写的作品。当然，契合是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好的译文不仅能充分传达原作的意蕴，而且丝毫不露生硬拗口的痕迹。

阅读《尤利西斯》那种“天书”般的意识流小说，固然是对读者阅读能力的极大挑战，阅读《老人与海》这种简洁凝练的文字，读者也不见得有多么轻松，因为你要从那简洁到不能再简洁的“八分之一”的描写中，领悟那深藏不露的“八分之七”的深厚意蕴，同样不会是一件轻松的差事。

老人与海

他是个独自在湾流[1]一条小船上打鱼的老人，现已出海八十四天，一条鱼也没捉到。头四十天，有个男孩跟他在一起。可是，过了四十天还没钓到一条鱼，孩子的父母便对他说，老人如今准是极端salao[2]，就是说倒霉透顶，那孩子便照他们的吩咐，上了另一条船，头一个星期就捕到三条好鱼。

孩子看见老人每天划着空船回来，心里很难受，总要走下岸去，帮他拿卷起的钓绳，或者鱼钩和鱼叉，还有绕在桅杆上的帆。帆上用面粉袋打着补丁，卷起后看上去像是标志着永远失败的旗子。

老人又瘦又憔悴，后颈上凝聚着深深的皱纹。两边脸上长着褐斑，那是太阳在热带海面上的反光晒成的良性皮肤瘤。褐斑顺着两腮蔓延下去，由于常用绳索拉大鱼的缘故，两手都留下了很深的伤疤。但是这些伤疤中没有一块是新的，全都像没有鱼的沙漠中被侵蚀的地方一样年深月久。

他身上的每一部分都是老迈的，除了那双眼睛，它们跟海一个颜色，喜盈盈的，从不认输。

“圣地亚哥，”他们俩从停船的地方爬上岸时，孩子对他说，“我又能跟你出海了。我家挣到了一些钱。”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很爱他。

“别，”老人说，“你跟了一条交好运的船。就跟下去吧。”

“可是你该记得，你有一回接连八十七天钓不到一条鱼，接着我们有三个星期天天都逮到大鱼的。”

“我记得，”老人说，“我知道你不是因为信不过而离开我的。”

“是爸爸叫我走的。我是个孩子，不能不听他的话。”

“我知道，”老人说，“这很正常。”

“他没多大信心。”

“是的，”老人说，“可是我们有。是不是？”

“是的，”孩子说，“我请你到露台酒吧喝杯啤酒吧，然后把东西拿回家。”

“干吗不？”老人说，“都是打鱼的嘛。”

他们坐在露台酒吧，不少渔夫拿老人开玩笑，老人并不生气。另外一些上了年纪的渔夫望着他，心里很难过。但是他们并不流露出来，只是客气地谈论海流，谈论钓绳投入水中的深度、持续不变的好天气以及他们的见闻。当天交了好运的渔夫都已回来，把他们的马林鱼剖开，横放在两块木板上，每块木板的一头由两个人抬着，踉踉跄跄地送到收鱼站，在那里等着冷藏车把它们送往哈瓦那的市场上。捕到鲨鱼的人们把鲨鱼送到海湾对面的鲨鱼加工厂去，吊在带钩的滑车上，除去肝脏，割掉鱼鳍，剥去外皮，把鱼肉切成一条条，以备腌制。

刮东风的时候，从海港那边的鲨鱼加工厂飘来一股腥味；但今天只有一点淡淡的气息，因为风转向了北方，后来又渐渐平息，露台上和煦宜人。

“圣地亚哥。”孩子说。

“唉。”老人说。他握着酒杯，想着多年前的事情。

“我去弄点沙丁鱼来给你明天用好吗？”

“别，你去打棒球吧。我还能划船，罗赫略会替我撒网的。”

“我很想去。我即使不能跟你一起打鱼，也想替你做点事儿。”

“你给我买了一瓶啤酒，”老人说，“你已经是个大人了。”

“你头一回带我上船时，我有多大？”

“五岁，那天我把一条活蹦乱跳的鱼拖上船，它差一点把船撞得粉碎，你也差一点送了命。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鱼尾巴吧嗒吧嗒地直扑打，船上的坐板给打断了，还有你拿棍子打鱼的声音。我记得你把我直往船头上推，那儿放着湿漉漉的钓绳卷，我觉得整条船都在颤抖，听到你噼里啪啦用棍子打鱼的声音，像在砍倒一棵树，我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甜丝丝的血腥味儿。”

“你当真记得那回事呢，还是我告诉你的？”

“打从我们头一回一起出海的时候起，什么事儿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老人用他那常年日炙、充满自信和慈爱的眼睛望着他。

“你要是我的孩子，我就会带你出去闯一闯，”他说，“可你是你爸爸妈妈的孩子，你又跟了一条交好运的船。”

“我去弄沙丁鱼来好吗？我还知道上哪儿去弄四份鱼饵来。”

“我还有我今天剩下来的。我把它们放在盒子里腌上了。”

“我给你弄四条新鲜的来吧。”

“一条。”老人说。他的希望和信心从没消失过，这时就像微风乍起时那样给鼓得更足了。

“两条吧。”孩子说。

“就两条。”老人同意了，“你不是偷来的吧？”

“我倒想去偷，”孩子说，“不过我是买来的。”

“谢谢你。”老人说。他心地单纯，不会去琢磨自己什么时候变得如此谦虚。但他知道他已经变谦虚了，还知道这并不丢脸，也无损于真正的自尊。

“看这海流，明天会是个好日子。”他说。

“你打算上哪儿？”孩子问。

“去得远远的，等风向转了再回来。我想不等天亮就出发。”

“我要设法让他也到远海去打鱼，”孩子说，“这样，你要是钓到一条足够大的鱼，我们就可以来帮你的忙。”

“他不喜欢去太远的地方打鱼。”

“是呀，”孩子说，“不过我能看见他看不见的东西，比如说有只鸟儿在觅食，我就会叫他去追鲯鳅。”

“他的眼睛那么不中用吗？”

“差不多全瞎了。”

“这就怪了，”老人说，“他从没去钓过海龟。那可最伤眼睛啦。”

“可你在莫斯基托海岸[3]钓了多年的海龟，你的眼睛还好好的。”

“我是个不同寻常的老头。”

“不过你现在还有力气对付一条真正的大鱼吗？”

“我想还有。再说还有好多诀窍呢。”

“我们把东西拿回家吧，”孩子说，“这样我才能拿了网去捉沙丁鱼。”

他们从船上拿起器具。老人扛着桅杆，孩子拿着木盒，里面盛着卷起来扎得很紧的褐色钓绳，还有鱼钩和带柄的鱼叉。盛鱼饵的盒子连同一根棍子放在船尾下面，那棍子是等把大鱼拖到船边时用来制服它们的。谁也不会来偷老人的东西，不过还是把船帆和粗钓绳拿回家为好，因为露水有害于这些东西，再说老人虽然深信当地人不会来偷他的东西，但他觉得把鱼钩和鱼叉丢在船上总是不必要的诱惑。

他们顺着大路一起走到老人的窝棚，从敞开的门走进去。老人把裹着帆的桅杆靠在墙上，孩子把木盒和其他器具放在桅杆旁边。桅杆差不多跟单间的窝棚一样长。窝棚是用王棕树上名叫guano[4]的坚硬苞壳搭成的，里面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泥地上还有一块用木炭烧饭的地方。在这用结实的guano纤维板压平了交叠着铺成的褐色墙上，有一幅彩色的耶稣圣心图，还有一幅科布雷圣母图。这都是他妻子的遗物。过去墙上曾挂着他妻子的一幅着色照，但是一瞧见就觉得自己太孤单，便把它取下来了，放在屋角的架子上，在他的一件干净衬衫底下。

“有什么吃的？”孩子问。

“有一钵鱼煮黄米饭。要吃点吗？”

“不。我回家吃去。要我给你生火吗？”

“不用。过一会我自己来生。要不就吃冷饭算了。”

“我把渔网拿去好吗？”

“当然好。”

其实并没有渔网，孩子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卖掉的。可是他们每天都要把这戏重演一遍。也没有鱼煮黄米饭，这一点孩子也知道。

“85是个吉利的数字，”老人说，“你想不想看见我捉到一条收拾好了还有一千多磅的鱼？”

“我拿渔网逮沙丁鱼去。你坐在门口晒晒太阳好吗？”

“好的。我有昨天的报纸，可以看看棒球消息。”

孩子不知道昨天的报纸是否也是编造的。不过老人还是把它从床底下取出来了。

“佩里科在bodega[5]给我的。”他解释说。

“我弄到了沙丁鱼就回来。我把你我的鱼一起拿冰镇着，明天早上我们合着用。等我回来了，你给我讲讲棒球消息。”

“扬基队不会输。”

“可我怕的是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

“相信扬基队吧，孩子。想一想了不起的迪马乔[6]吧。”

“我怕的是底特律老虎队，也怕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

“当心点，不然你连辛辛那提红人队和芝加哥白袜队都要怕啦。”

“你看看报，等我回来了给我讲讲。”

“你看我们该去买一张末尾是85的彩票吗？明天是第八十五天。”

“可以这么着，”孩子说，“不过你以前那张末尾是87的了不起的彩票怎么样？”

“这种事儿不会碰上第二遭的。你觉得你能弄一张末尾是85的彩票吗？”

“我可以去订一张。”

“订一张，那要两块半。我们向谁去借这笔钱呢？”

“这好办。我总能借到两块半的。”

“我想或许我也能借到。不过我尽可能不去借。先是跟人借，然后就乞讨。”

“穿暖和些，老人家，”孩子说，“记住我们这是9月。”

“正是大鱼游来的时候，”老人说，“在5月，倒是什么人都能打鱼。”

“我这就去捉沙丁鱼。”孩子说。

孩子回来的时候，老人在椅子上睡着了，太阳已经落山了。孩子从床上拿起一条旧军毯，搭在椅背上，盖住了老人的双肩。这两个肩膀真够奇特的，尽管人很老了，肩膀依然很强健，脖子也依然很壮实，老人睡着了头向前耷拉着的时候，皱纹也看不大出来。他的衬衫不知道补过多少次，弄得就像他那张帆一样，那些补丁被太阳晒得褪成了种种深浅不同的颜色。老人的脑袋非常苍老，眼睛一闭，脸上没有一点生气。那张报纸摆在他的膝头上，给一只胳膊压住了，才没有被晚风吹走。他赤着脚。

孩子这时离开了老人，等他回来时，老人还睡着。

“醒醒吧，老人家。”孩子说，把一只手搭在老人的膝盖上。

老人睁开眼睛，一时间仿佛从遥远的地方刚回来。随即笑了笑。

“你弄到什么了？”他问。

“晚饭，”孩子说，“我们吃晚饭吧。”

“我肚子不大饿。”

“来吃吧。你不能光打鱼不吃饭。”

“我就是这样的。”老人说，一面站起身，拿起报纸叠好，然后又动手折叠毯子。

“把毯子围在身上吧，”孩子说，“只要我还活着，就不能让你不吃饭就去打鱼。”

“那就祝你长命百岁，保重自己，”老人说，“我们吃什么？”

“黑豆米饭，油炸香蕉，还有些炖菜。”

孩子是把这些饭菜放在双层铁盒里从露台酒吧拿来的。他口袋里放着两副刀叉和汤匙，每一副都用餐巾纸包着。

“这是谁给你的？”

“马丁。老板。”

“我得谢谢他。”

“我已经谢过他了，”孩子说，“你不用再谢他了。”

“我要给他一条大鱼肚子上的肉，”老人说，“他不止一次这样帮助我们了吧？”

“我想是这样的。”

“那我要送他比鱼肚子肉更好的东西。他对我们真关心。”

“他还送了两瓶啤酒。”

“我顶喜欢罐装的啤酒。”

“我知道。不过这是瓶装的，阿图埃伊啤酒[7]，我还要把瓶子送回去。”

“你想得真周到，”老人说，“我们这就吃吗？”

“我就是在让你吃哪，”孩子亲切地说，“不等你准备好，我是不想打开饭盒的。”

“我准备好啦，”老人说，“我只不过要点时间洗一洗。”

你上哪儿去洗呢？孩子想。村里要沿着大路过去两条街才有水。我该为他把水提到这儿，孩子想，还该准备块肥皂和一条干净毛巾。我怎么这样粗心呢？我该给他再弄一件衬衫、一件过冬的外套、一双什么样的鞋子和另一条毯子。

“你拿来的炖菜真棒。”老人说。

“给我讲讲棒球的消息吧。”孩子请求说。

“在美国联盟中，就像我说的，扬基队是最棒的。”老人兴高采烈地说。

“他们今天可输了。”孩子告诉他说。

“那没关系。了不起的迪马乔又恢复状态了。”

“他们队里还有其他队员呢。”

“那当然。不过有他没他不一样。在另一个联盟[8]中，布鲁克林队对费城队，我看布鲁克林队准赢。不过我还想着迪克·西斯勒和他在老球场打出的那些好球[9]。”

“谁也打不出那么棒的球。我从没见过像他打得那么远的球。”

“你还记得他常来露台酒吧吗？我很想带他去打鱼，可我不好意思向他开口。于是我就叫你去说，可你胆子也太小。”

“我记得。那是个极大的错误。他很可能会跟我们一起去的。那样一来，我们就会有一段终生难忘的回忆了。”

“我很想带那了不起的迪马乔去打鱼，”老人说，“听人说，他父亲就是个打鱼的。也许他当初跟我们一样穷，会领情的。”

“了不起的西斯勒的父亲从没过过穷日子，他父亲像我这么大的年纪时，就在大联赛里打球了。”

“我像你这么大的年纪，就在一条开往非洲的横帆船上当水手了，我还看见狮子傍晚来到海滩上。”

“我知道。你跟我讲过。”

“我们是谈非洲还是谈棒球？”

“我看还是谈棒球吧，”孩子说，“给我讲讲了不起的约翰·J.麦格劳[10]。”他把J说成Jota。

“以前他有时也常到露台酒吧来。不过他一喝酒就变得很粗暴，说话难听，不好相处。他脑子里尽想着赛马和棒球。至少，他不管什么时候口袋里总揣着赛马的名单，常在电话里说到马的名字。”

“他是个了不起的经理，”孩子说，“我爸爸认为他是个顶了不起的经理。”

“那是因为他来这儿的次数最多，”老人说，“要是杜罗切[11]也每年来这儿，你爸爸就会认为他是顶了不起的经理。”

“说真的，谁是顶了不起的经理，是卢克[12]，还是迈克·冈萨雷斯[13]？”

“我想他们不相上下。”

“不过，最棒的渔夫是你。”

“不。我知道还有比我强的。”

“Que va[14]，”孩子说，“好渔夫多的是，有些还很了不起。不过只有你是最棒的。”

“谢谢你。你的话让我听了高兴。我希望不要来一条大得不得了的鱼，证明我们的说法有问题。”

“只要你还像你说的那样强壮，就不会有那样的鱼。”

“也许我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强壮，”老人说，“不过我懂得不少诀窍，我也有决心。”

“你该睡觉了，这样你明早才会有精神。我把这些东西送回露台酒吧。”

“那就晚安吧。明早我去叫醒你。”

“你是我的闹钟。”孩子说。

“年纪是我的闹钟，”老人说，“为什么老人醒得这么早？为了白天过得长些吗？”

“我说不上来，”孩子说，“我只知道年少的孩子睡得沉，起得晚。”

“我会记得的，”老人说，“到时候我会叫醒你的。”

“我不愿让他来叫醒我。好像我比不上他似的。”

“我知道。”

“好好睡吧，老人家。”

孩子出去了。他们刚才吃饭时，桌上也没点个灯，老人脱掉裤子，摸黑上了床。他卷起裤子当枕头，把报纸塞在里边。他用毯子裹住身子，躺在床垫弹簧上铺着的旧报纸上睡下了。

他不久就睡着了，梦见了他小时候见到的非洲，漫长的金色海滩和白色海滩，白得刺眼，还有高耸的海岬和褐色的大山。如今他每天夜里都待在那海岸边，在梦中听到海浪在咆哮，看见当地人驾船破浪而行。他睡梦中闻到甲板上柏油和麻絮的气味，闻到早晨陆风送来的非洲气息。

通常，他一闻到陆风就会醒来，穿上衣服去叫醒孩子。可是今夜陆风的气息来得很早，他在梦中知道为时过早，便继续做梦，梦见海岛的白色峰顶从海上升起，然后梦见加那利群岛[15]各式各样的港湾和锚地。

他不再梦见风暴，不再梦见女人，不再梦见重大事件，不再梦见大鱼、打架和角力，不再梦见他妻子。如今他只梦见一个个地方和海滩上的狮子。狮子在暮色中像小猫一样嬉戏，他像爱那孩子一样爱它们。他从没梦见过那孩子。他就这么醒来，往开着的门外望去，瞧了瞧月亮，打开裤子穿上。他到窝棚外面撒了尿，然后顺着大路走去叫醒孩子。早晨的寒气让他直打哆嗦。但是他知道，打哆嗦会感到暖和些，再说马上就要划船了。

孩子住的那所房子没有锁，他推开了门，光着脚悄悄走了进去。孩子睡在外间屋里的帆布床上，老人借助渐渐隐去的月亮透进来的光亮，可以清楚地看见他。他轻轻地抓住孩子的一只脚，握在手里直至孩子醒来，转过脸来望着他。老人点点头，孩子从床边椅子上拿起裤子，坐在床上穿了上去。

老人走出门，孩子跟在后面。他还很困，老人搂住他的肩膀说：“对不起。”

“Que va，”孩子说，“男子汉就该这么干。”

他们顺着路朝老人的窝棚走去，黑暗中，赤脚的渔人扛着他们船上的桅杆在走动。

来到老人的窝棚，孩子拿起放在篮子里的钓绳卷，还有鱼叉和鱼钩，老人扛起了裹着帆的桅杆。

“想喝咖啡吗？”孩子问。

“咱们先把器具放到船上，再去喝点咖啡。”

他们在一家供应渔人的早餐店里，喝着盛在炼乳罐里的咖啡。

“你睡得怎么样，老人家？”孩子问。他现在渐渐醒过来了，虽说要完全赶走睡意还不大容易。

“睡得挺好，马诺林，”老人说，“我觉得今天挺有把握。”

“我也一样，”孩子说，“现在我去拿你和我的沙丁鱼，还有你的新鲜鱼饵。我们家的器具他自己去拿。他从不让别人拿什么东西。”

“我们可不一样，”老人说，“你才五岁我就让你拿东西了。”

“我知道，”孩子说，“我马上回来。再喝杯咖啡吧。我们在这儿可以挂账。”

他走开了，光着脚踩在珊瑚岩上，向存放鱼饵的冷库走去。

老人慢慢地喝着咖啡。这是他今天一整天的饮食，他知道应该把它喝下去。近来他一直厌倦吃饭，因此从来不带午饭。他在船头放一瓶水，他一天靠这就够了。

这时孩子拿着沙丁鱼和包在报纸里的两份鱼饵回来了，两人便踩着夹有卵石的沙地，顺着小路向小船走去。他们抬起小船，把它推下水去。

“祝你好运，老人家。”

“祝你好运。”老人说。他把桨索系在桨栓上，然后俯身向前，借着桨叶在水中的推力，在黑暗中把船划出港去。别处海滩上也有船只往海上驶去，这时月亮已经落到山后面，老人虽然眼睛看不见那些船，却能听见木桨入水和划动的声音。

时而有的船上有人在说话。但是除了桨声外，大多数船上都静悄悄的。出了港口，船只便四散开来，向可望捕到鱼的海面驶去。老人知道自己要划向远方，把陆地的气息抛在身后，驶进大洋早晨清新的气息里。他划过一片水域时，看见果囊马尾藻发出的磷光，渔夫们管这片水域叫做大井，因为这儿海深突降到七百英寻，海流冲击在海底峭壁上激起了漩涡，因此各种鱼类都在此汇集。在那最深的海底洞穴里，聚集着小虾和饵鱼，有时还有成群的枪乌贼，它们在夜间浮近水面，在周围游荡的鱼都以它们为食。

在黑暗中，老人能感觉到早晨在来临，他边划边听到飞鱼出水时的颤动声，还有它们在黑暗中凌空而去时直挺挺的胸鳍发出的嘶嘶声。他非常喜欢飞鱼，因为它们是他在大海上的主要朋友。他为鸟儿感到难过，特别是那些娇小的黑燕鸥，它们总是在飞翔，在寻觅，却几乎总是一无所获，于是他想：“鸟儿除了海盗鸟和壮实的大鸟以外，日子过得比我们还要苦。既然大海如此残暴，为什么像海燕那样的鸟都给弄得如此柔弱、如此纤细呢？大海是仁慈的，也很美丽。但是她又能变得非常残暴，而且来得非常突然，那些飞鸟扑下来觅食，发出细声细气的哀鸣，它们生来就柔弱得不适宜在海上生活。”

他总是把海视为la mar[16]，这是人们喜爱大海时用西班牙语对她的称呼。有时候喜爱大海的人也说她的坏话，不过说起来总是把她当作女性。有些年轻的渔夫用浮标当钓绳的浮子，并把鲨鱼肝卖了好多钱置备了汽艇，都把大海称作男性的El mar。他们把大海说成是竞争对手，或者是一个去处，甚至是一个敌人。不过老人总是把大海当作女性，当作赐予或不赐予大恩的主，她要是做出什么粗暴或可恶的事，那是因为她情不自禁。月亮撩动大海，就像撩动女人一样，他想。

他沉稳地划着，并不觉得费力，因为他远没有超过他平常的速度，而且除了海流偶尔打个漩儿之外，海面是平平静静的。他让海流替他做三分之一的活，天快亮的时候，他发现他已经划到了比他预期此刻所能达到的更远的地方了。

我在那深渊里折腾了一个星期，可是一无所获，他想。今天我要找到鲣鱼群和长鳍金枪鱼群，也许会有一条大鱼跟它们在一起呢。

天还没有大亮，他就放出了鱼饵，让船随着海流漂移。一个鱼饵下沉到四十英寻。第二个下沉到七十五英寻，第三个和第四个分别下沉到一百英寻和一百二十五英寻的蓝色海水中。每个鱼饵都是头向下垂着，钓钩的钩身扎在饵鱼体内，系得紧紧的，缝得牢牢的，因此钓钩的所有突出部分，包括钩弯和钩尖，都裹在新鲜的沙丁鱼里。每条沙丁鱼都用钓钩穿过双眼，于是那双眼便在突出的钢钩上构成了半个花环形状。整个钓钩，大鱼所能接触到的部位无不喷香可口。

孩子给了他两条新鲜的小金枪鱼，或者叫长鳍金枪鱼，都像铅锤似地挂在两根最深的钓绳上；在另外两根钓绳上，他挂上一条大青鲹和一条黄狗鱼，这两个钓饵以前都用过，不过都还完好无损，而且还有上好的沙丁鱼给它们增加了香味和诱惑力。每根钓绳都像支大铅笔那么粗，缠在一根被侵蚀得发绿的钓竿上，只要鱼朝鱼饵上一拉或一碰，钓竿就会往下沉，每根钓绳都有两个四十英寻长的钓绳卷，还可以接到别的备用钓绳卷上，因此，如有必要，可以让一条鱼拖出三百多英寻长的钓绳。

这时老人注视着架在船边的三根钓竿，一边缓缓地划着桨，使钓绳保持直上直下，还要保持应有的深度。天大亮了，太阳随时会升起来。

太阳淡淡地从海上升起，老人看得见别的船只低低地伏在水面上，离海岸很近，散布在海流四处。随后太阳更亮了，耀眼的光芒照射在水面上，接着太阳完全升起来，平坦的海面把阳光反射到他眼里，两眼刺得厉害，他便把目光移开，只管划下去。他俯视着水中，望着直伸到黑沉沉深水里的钓绳。他把钓绳保持得比什么人的都直，这样，在黑暗的海流的每个层面，都有一个鱼饵恰好放在他所希望的位置，等着游到那儿的鱼来吃。别的渔夫让钓绳随着海流漂移，有时钓绳只在水下六十英寻，那些渔夫却以为已经入水一百英寻。

不过，他想，我把钓绳放在准确的位置。只不过我不再走运了。可是谁说得准呢？也许今天行。每天都是个新日子。走运当然好。不过我宁愿搞得准确一些。这样，运气来的时候，你就有准备了。

这时太阳升起了两个小时，朝东看已经不那么刺眼了。眼下只望得见三条船，显得非常矮小，远在近岸的海面上。

我这一辈子，早上的太阳总是很刺眼，他想。不过，我的眼睛还是好好的。傍晚，我可以直盯着太阳，眼睛也不会发黑。阳光在傍晚还更强些，不过在早上才会刺痛眼睛。

就在这时，他看见一只军舰鸟鼓着长长的黑翅膀在他前方的天空盘旋。它倏地斜着后掠的双翅俯冲下去，然后又盘旋起来。

“它准是盯上了什么，”老人大声说道，“不仅仅是在搜寻。”

他缓慢而沉稳地朝那鸟盘旋的地方划去。他划得并不急，使钓绳保持上下垂直。不过他有点靠近海流，因而还能保持正确的捕鱼方式，若不是想利用那只鸟的话，他的动作可能要慢些。

那鸟往空中飞得高些了，又盘旋起来，双翅一动不动。它随即蓦地俯冲下来，老人看见飞鱼从水中跃起，拼命地掠过水面。

“鲯鳅，”老人大声说道，“大鲯鳅。”

他收起船桨，从船头下面取出一根细钓绳。钓绳上有一条金属接钩绳和一个中号钓钩，他往钩上装了一条沙丁鱼，把钓绳从船舷上放下去，然后把它系在船尾带环的螺栓上。接着他又给另一根钓绳装上了鱼饵，把它成卷地放在船头的阴影里。他又划起船来，望着那只长翅膀的黑鸟这时正低低地在水面上觅食。

他望着望着，那鸟又斜着翅膀往下冲去，然后疯狂而徒劳地拍动翅膀去追逐飞鱼。老人能看见海面微微鼓了起来，那是大鲯鳅追逐逃命的飞鱼时搅起来的。鲯鳅顺着飞鱼的飞行路线，在下面破浪而行，等飞鱼一落下，就迅疾地扎进水里。这是一大群鲯鳅，他想。它们撒得很开，飞鱼很难有机会逃脱。那只鸟也没有机会。飞鱼对它来说太大了，而且又飞得太快。

他望着飞鱼一再冲出水面，望着那只鸟一次次徒劳的行动。那群鲯鳅已经跑开了，他想。它们跑得太快太远了。不过，也许我能逮住一条离群的，也许我的大鱼就在它们周围。我的大鱼一定在什么地方。

这时陆地上空涌起了山一般的云，海岸已变成了一长条绿色的线，背后是些灰蓝色的小山。海水现在变成了深蓝色，深得几乎发紫。他低头朝海里望去，看见黑暗的水里散布着斑斑点点的红色浮游生物，也看见了太阳这时映出的奇异光彩。他注视着他的钓绳，看见它们笔直没入水中看不见的地方，他很高兴看到这么多浮游生物，这意味着有鱼。这时太阳升得更高了，它在水中变幻出奇异的光彩，说明天气会很好，陆地上空云彩的形状也说明了这一点。但是那只鸟现在几乎没影了，水面上什么东西也见不到，只有几片黄色的、被太阳晒得发白的马尾藻，还有一只僧帽水母那紫色的、具有一定形体的、像彩虹似的胶质泡囊，在贴着船边漂浮。那泡囊侧向一边，然后又竖直了。它像个气泡似的兴高采烈地漂浮着，它那长长的紫色毒丝在水里拖了一码长。

“Agua mala[17]，”老人说，“你这婊子。”

他从轻轻划桨的地方朝水里望去，看见像拖着的触须一样颜色的小鱼，在那些触须之间和泡囊漂浮时所投下的小小阴影里游动着。小鱼不会受到毒害。可是人就不同了，老人往上拽鱼的时候，要是有些触须缠在钓绳上，让紫色的黏液粘在上面，他的胳臂和手上就会出现伤痕和肿痛，就像碰上毒藤或毒漆树一样。但是这agua mala的毒素发作得很快，痛得像挨鞭子抽。

彩虹似的泡囊非常美。可它们又是海里最虚假的东西，老人就爱看大海龟把它们吃掉。海龟一看见它们，就从正面向它们逼近，然后闭上眼睛，身子完全藏进背甲里，把它们连同触须一并吃掉。老人爱看海龟把它们吃掉，也爱等风暴过后在海滩上踩踏它们，听到他长着老茧的硬脚板踩上去时发出砰的爆裂声。

他喜欢绿色海龟和玳瑁，它们姿态优雅，速度快，价值高。他对又大又笨的蠵龟抱着友好而轻蔑的态度，它们长着黄色的甲壳，有着奇特的做爱方式，闭上眼睛兴致勃勃地吞食僧帽水母。

虽然他在捕龟船上干了多年，他对海龟并没有什么神秘主义的想法。他为所有的海龟伤心，甚至包括那些跟小船一样长、重达一吨的大梭龟。人们对海龟大多是冷酷无情的，因为海龟被剁开宰杀之后，它的心脏还要跳动好几个钟头。可是老人心想：我也有这样一颗心脏，我的手脚也跟它们的一样。他吃白色的龟蛋，好给自己长力气。他五月份整整吃了一个月，以便在9、10月变得身强力壮，去对付真正的大鱼。

他每天还到许多渔夫存放渔具的窝棚里，从大桶里舀一杯鲨鱼肝油来喝。那肝油就放在那里，渔夫们谁要喝就喝。多数渔夫都讨厌那味道。不过那味道并不比早起更叫人难受，而且喝下去还可以预防伤风感冒，对眼睛也有好处。

这时老人抬头望去，看见那只鸟又在盘旋了。

“它找到鱼啦。”他大声说道。可是没有飞鱼冲出水面，也没有饵鱼四散逃奔。然而老人正望着，一条小金枪鱼突然跃向空中，转了个身，头朝下落进水里。金枪鱼在阳光下闪烁着银光，等它掉回到水里，又有一条接一条的金枪鱼跃出水面，朝四面八方跳去，搅得水花四溅，跳出好远去追饵鱼。它们围着小鱼转，跟在后面追赶。

要不是它们跑得太快，我会逮住它们的，老人想。他眼看着鱼群把水搅成白色，那鸟这时也俯冲下来，扑到小鱼群里，那些小鱼在惊慌中被迫浮上水面。

“这鸟帮了大忙。”老人说。就在这时，他在船尾往脚上绕了个圈的那根钓绳突然绷紧了。他放下桨，紧紧抓住钓绳，动手往船里拉，感到小金枪鱼在颤悠悠地拽动。他越往里拉，鱼就拽动得越厉害，这时他能看见水里蓝色的鱼背和金灿灿的两侧，然后用力一甩，把鱼拽过船舷，扔进船里。鱼躺在船尾的阳光里，身子结实，形状像颗子弹，直瞪着两只迟钝的大眼睛，那条灵巧利落的尾巴噼里啪啦地拍打着船板，到后来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老人好心地敲击它的脑袋，用脚踢它，它的身子还在船尾的阴暗处抖动。

“长鳍金枪鱼，”他大声说道，“做鱼饵可棒了。能有十磅重。”

他记不得他独自一个人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声说话的。以前他独自一人曾唱过歌，有时候在夜里唱，那是轮到他独自在小渔船或捕龟船上值班掌舵的时候。他大概是在那孩子走了以后，才在独自一人时开始大声说话的。不过他记不清了。他跟孩子一块打鱼时，通常只在必要的时候说说话。他们在夜间说话，或者天气不好，被暴风雨所困的时候。在海上没有必要就不说话，这被视为一种优点，老人一向这么看，也加以遵从。可是现在他已经多次大声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反正没有人会受到他的打扰。

“别人要是听见我在大声说话，还会以为我疯了，”他大声说道，“不过既然我没有疯，我也就不在乎。有钱人在船上有收音机跟他们说话，还给他们带来棒球消息。”

现在可不是想棒球的时候，他想。现在只能想一件事。就是我生来要干的事。那个鱼群周围可能有一条大鱼，他想。我只是在捕食的长鳍金枪鱼中捉到一条离群的鱼，不过它们游得太远、太快了。今天凡是露出海面的，都游得很快，都朝东北方向。难道一天的这个时候都是这样吗？要不就是我摸不透的一种天气征兆吧？

这时他看不见绿色的海岸了，只看得见蓝色山峦的山顶，看上去白茫茫的，仿佛覆盖着白雪，还能看见那上空的云彩，看上去像是高耸的雪山。海水黑魆魆的，阳光在水中映出五彩斑斓的光柱。那不计其数的斑斑点点的浮游生物，这时被高空的太阳照射得都看不见了，老人把他的钓绳垂直下到一英里深的水中，所能看到的只是蓝色海水深处那巨大的光彩夺目的光柱。

金枪鱼（渔夫们把这类鱼统称为金枪鱼，只在把它们出售或者拿来换鱼饵时，才叫它们各自的正式名称）又沉下去了。这时太阳热了起来，老人觉得脖颈上热辣辣的，他一边划船，一边感到汗水沿着脊背往下淌。

我大可让船随波逐流，他想，只管睡去，把钓绳打个扣套在脚趾上，有动静就把我弄醒。不过今天是第八十五天，这一天我得好好钓鱼。

就在他两眼瞅着钓绳的时候，他看见露出水面的一根绿色钓竿猛地沉入水中。

“好啊，”他说，“好啊。”说着便放好船桨，一点也没撞着船。他伸手去拉钓绳，把它轻轻地捏在右手拇指和食指之间。他觉得钓绳并没有拉紧，也没有什么分量，便轻轻地抓着。接着钓绳又往下一沉。这一次是试探性的一拉，拉得既不猛又不重，这下他可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在一百英寻的水下，一条马林鱼正在吃包着钩尖和钩身的沙丁鱼，这个手工制作的钓钩是从那条小金枪鱼的头部穿出来的。

老人灵巧地抓着钓绳，用左手把它从竿子上轻轻地解下来。这时他可以让它在他指间滑动，而不让鱼感到丝毫的拉力。

在这么远的地方，长到这个月份，这一定是一条好大的鱼，他想。吃吧，鱼儿。吃吧。请吃吧。多么新鲜啊，你却躲在六百英尺深的黑漆漆的冷水里。从黑暗里再转个身，回来把它们吃了吧。

他感到轻微的一拉，接着是较重的一拉，一定是沙丁鱼的头很难从钩子上扯下来。随后便没有动静了。

“来吧，”老人大声说道，“再转回身来。闻一闻。不是挺鲜美吗？趁着鲜美的时候吃下去，回头还有金枪鱼呢。又结实，又清爽，又鲜美。别怕难为情，鱼儿。吃吧。”

他把钓绳捏在拇指和食指中间，一边等待，一边盯着那根钓绳，同时也盯着别的钓绳，因为鱼可能游上游下。接着又是同样轻微的一拉。

“它会吃下去的，”老人大声说道，“上帝帮忙让它吃下去吧。”

可是它并没吃下去。它走开了，老人什么也感觉不到了。

“它不会走掉的，”他说，“天知道它是不会走掉的。它不过是转个弯罢了。也许它以前上过钩，现在还有点记忆。”

随即他觉得钓绳轻轻地动了一下，便高兴起来。

“它刚才只是转个身，”他说，“它会上钩的。”

感受到这轻微的扯动，他心里很高兴，接着他又感到猛地一拉，力量大得让人难以置信。这是来自鱼的分量，他就松手让钓绳往下滑，往下滑，再往下滑，把两卷备用钓绳中的一卷全放下去了。钓绳从老人的手指间轻轻滑下去的时候，他依旧感到巨大的分量，虽然他的拇指和食指几乎感觉不到什么拉力。

“好大的鱼啊，”他说，“它把它斜叼在嘴里，正带着它跑呢。”

它会转过身来把它吞下去的，他想。他没把这话说出来，因为他知道，好事一旦说出口，就不会成真了。他知道这是条好大的鱼，便猜想它嘴里横衔着金枪鱼，在黑暗中游开去。这时他觉得那鱼停止不动了，可是分量依然还在。接着分量加重了，他就再放出一点钓绳。他把拇指和食指捏紧了一下，钓绳上的拉力增加了，一直传到水底下。

“它咬住啦，”他说，“现在我要让它吃个痛快。”

他让钓绳从指间滑下去，同时伸出左手，把两卷备用钓绳松开的一头系在另一根钓绳的两个备用卷的环扣上。他现在准备好了。眼下除了他正在使用的那个钓绳卷，他还有三个四十英寻长的钓绳卷。

“再吃一点吧，”他说，“好好地吃吧。”

吃下去吧，好让钓钩的尖头戳进你的心脏，把你弄死，他想。大大方方地上来吧，让我把鱼叉扎进你身上。得啦。你准备好了吗？你进餐的时间够长了吧？

“来吧！”他大声说道，用双手猛拽钓绳，收进了一码，然后又拽了又拽，使出全部的臂力，拿浑身的重量作为支撑，两臂轮换拽动钓绳。

丝毫没用。那鱼只管慢慢地游去，老人连一英寸也拽不上它来。他的钓绳很结实，是用来钓大鱼的，他把它贴在背上拽得紧紧的，上面都溅出水珠来。后来钓绳在水里慢慢发出一阵丝丝的声音，但他依旧抓住不放，坐在坐板上鼓起劲硬撑着，仰着身子来抵消鱼的拉力。船慢慢向西北方移动。

大鱼沉稳地游着，小船在平静的海面上缓缓移动。别的鱼饵还在水里，可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要是有那孩子就好了，”老人大声说道，“我给一条鱼拖着走，变成一根系缆桩。我可以把钓绳系牢，不过那样一来，那鱼就会把它扯断。我得拼命拉住它，它要钓绳的时候，就给它放长些。感谢上帝，它还在向前游，没有往下钻。”

如果它非要往下钻，我该怎么办，我不知道。如果它潜到海底死了，我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不过我得想出点办法来。我的办法多着呢。

他贴着背拽住钓绳，望着它斜着穿入水中，小船不停地向西北方驶去。

这会要它的命的，老人想。它不可能永远撑下去。可是四个钟头后，那鱼照样拖着小船，不停地向远海游去，老人依旧紧紧地拉住挎在背上的钓绳。

“我是中午钓上它的，”他说，“可我一直还没看见过它。”

他在钓住这条鱼之前，就把草帽拉下来，紧扣在脑袋上，把脑门勒得好痛。他还觉得口渴，于是便跪下双膝，一面当心不要拽动钓绳，一面尽量朝船头爬去，然后伸出手去拿水瓶。他打开瓶盖，喝了一点水。然后便靠着船头歇息。他坐在从桅座上卸去的桅杆和帆上，竭力不去想什么，只管坚持下去。

然后他回头瞧了瞧，发现陆地已经见不到影了。这没有关系，他想。我总能借着哈瓦那的灯火回到家。离太阳落下还有两个钟头，也许不到那时它就浮上来了。如果到这时还不行，也许月出时会上来。如果这时还不行，也许日出时就上来了。我没有抽筋，觉得有的是力气。倒是它的嘴给钩住了。不过拉力这么大，该是多大的一条鱼啊。它的嘴一定被钓钩紧紧地钩住了。真想能看到它啊。真想哪怕看它一眼，也好知道我碰到的是什么样的对手。

老人凭着观察星星，就能看出那鱼一整夜都没有改变路线和方向。太阳落下后，天气变冷了，老人的脊背、胳膊和老腿上的汗晾干了，觉得凉丝丝的。白天，他把盖在鱼食盒上的麻袋取下，摊在太阳下面晒干。太阳落下去以后，他用它裹住他的脖颈，让它披在脊背上，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塞在斜挎在肩上的钓绳下面。有麻袋垫着钓绳，他就可以俯身向前靠在船头上，这样差不多可以算是舒服了。这种姿势其实只能说是勉强好受一点，可他却认为几乎可以算是舒服了。

我拿它没办法，它也拿我没办法，他想。它只要这样撑下去，我们谁也奈何不了谁。

有一次他站起身，往船舷外面小便，然后望望星斗，查看一下航向。钓绳从他肩上直垂下去，看上去像一道磷光。这时他们的行动放慢了，哈瓦那的灯火也不那么辉煌了，于是他知道海流一定在载着他们往东去。要是看不见了哈瓦那的灯火，我们一定是到了更东的地方，他想。因为，要是鱼的路线保持不变的话，我一定还可以看到好几个钟头的灯火。我还不知道今天棒球大联赛的结果怎么样，他想。干这一行的有一台收音机该多美。接着他又想，老是想这玩意。想想你正在干的事吧。你可不能干傻事。

随即他又大声说道：“我要是有那孩子在就好了。可以帮帮我，看看这光景。”

人上了年纪可不能孤零零的，他想。不过这又是不可避免的。要想身强力壮，我得记住趁金枪鱼没坏的时候把它吃掉。记住，不管你多么不想吃，你还得在早上把它吃掉。记住，他对自己说。

夜间，两条海豚游到小船附近，老人能听见它们在翻腾、喷水。他能分辨出雄海豚喷水声音喧嚣，雌海豚喷水好像叹息。

“它们都挺不错，”他说，“一起玩耍、戏闹，相亲相爱。它们像飞鱼一样，都是我们的兄弟。”

随即他可怜起给他钓住的那条大鱼来。它真了不起，真奇特，谁知道它有多大岁数了，他想。我从没见过这么壮的鱼，也没见过行为这么奇特的鱼。也许它太聪明了，不肯跳出水来。它只要一跳，或是猛地一冲，就会要我的命。不过，也许它以前上过好几次钩，知道它就应该这样对抗。它不会知道它的对手只有一个人，也不知道他是个老人。不过它是多大的一条鱼啊，它的肉要是好的话，在市场上能卖多少钱啊。它吃起鱼饵来像条雄鱼，拖起钓绳来也像雄鱼，对抗起来一点也不惊慌。不知道它有没有什么计划，还是跟我一样准备拼命？

他想起了有一次他钓到一对马林鱼中的一条。雄鱼总是让雌鱼先吃东西，而那条上了钩的雌鱼就疯狂地、惊慌失措地、没命地挣扎起来，不久就筋疲力尽了，这时雄鱼始终跟着它，从钓绳旁边穿来穿去，陪它在水面上一起打转。它靠得太近，老人生怕它用尾巴把钓绳劈断，那尾巴像大镰刀一样锋利，大小和形状也跟大镰刀差不多。老人用鱼叉把雌鱼叉住，拿棍子敲击，抓住边缘像砂纸一样的剑形长嘴，又朝它的头顶打去，直打得它身上的颜色变得跟镜背的颜色差不多，然后那孩子帮他把它拖上了船，那雄鱼一直守在船边。接着，就在老人收拾钓绳，拿起鱼叉的时候，那条雄鱼从船边高高地跃到空中，看看雌鱼在什么地方，然后落下去钻进深水里，它那淡紫色的翅膀，也就是它的胸鳍，大张了开来，它身上所有的淡紫色宽阔条纹都露出来了。老人记得它很美，而且一直守着不走。

这是我看到的最让人伤心的情景了，老人想。孩子也很伤心，于是我们请求它原谅，马上把它宰了。

“那孩子在这儿就好了。”他大声说道，随即把身子靠在船头的圆板上，通过斜挎在肩头的钓绳，感到了大鱼的力量，它正朝它所选择的方向稳稳地游去。

由于上了我的当，它也就不得不做出选择了，老人想。

它的选择就是待在黑暗的深水中，远远避开一切诱惑、陷阱和诡计。我的选择是到什么人都没去过的地方找到它。到那世界上什么人都没去过的地方。现在我们已经拴在一起了，从中午起就是这样。我们俩谁也没有帮手。

也许我不该当渔夫，他想。不过我生来就是干这一行的。我一定要记住，天亮后把那条金枪鱼吃掉。

天还没亮的时候，有什么东西咬住了他背后的一个鱼饵。他听见钓竿啪的折断了，钓绳从船舷上往外急速滑去。他在黑暗中拔出刀子，用左肩承受着大鱼的所有拉力，向后仰着身子，抵着舷板把钓绳割断。接着他又把离他最近的一条钓绳割断，摸黑把两个备用钓绳卷的活头系紧。他用一只手熟练地打着结，一只脚踩住钓绳卷，把结子拉得紧紧的。现在他有六盘备用钓绳卷了。刚才给他割断鱼饵的两根钓绳，每根都有两卷备用钓绳，加上被大鱼咬住鱼饵的那根上的两卷，全都系在一起了。

等天亮了，他想，我要回过头来解决四十英寻深处的鱼饵，把它也割断，把备用的钓绳连起来。我要损失两百英寻长上好的加泰罗尼亚[18]cardel[19]，还有钓钩和接钩绳。这些都是可以替代的。但是，如果我钓上了别的鱼，却让这条鱼跑了，那么谁来替代它呢？我不知道刚才上钩的是什么鱼。可能是马林鱼，或者是剑鱼，或者是鲨鱼。我压根儿摸不透它。我不得不赶快把它处理掉。

他大声说道：“我要是有那孩子在就好了。”

可是孩子并不在这儿，他想。你只是孤身一人，现在最好还是回到最后一根钓绳那儿，不管天黑不黑，把它割断，系上那两卷备用钓绳。

他就这么做了。摸黑干可不容易，有一次那鱼掀起一道大浪，把他脸朝下拖翻在地，眼睛下面划破了一道口子。血从他的脸颊上淌下来，不过没流到下巴就凝结、干掉了，于是他硬撑着走回到船头，靠在木板上。他整了整麻袋，谨慎地把钓绳挪到肩膀的另一个地方，用双肩把它撑住，小心地试了试鱼的拉力，然后把手伸进水里感受一下小船的行进速度。

不知道那鱼刚才为什么要那样拽动，他想。钓绳一定在它高高隆起的脊背上滑来滑去。当然它的脊背不会像我的这样痛。不过，不管它有多么了不起，它总不能永远拖着这条小船。现在，凡是会招来麻烦的东西都清理掉了，我还有好多备用的钓绳；一个人所能要求的也不过如此吧。

“鱼呀，”他温和地大声说道，“我至死也要缠住你不放。”

我想它也会缠住我不放的，老人想。于是他就等着天亮。眼下正当快要破晓的时分，天气冷飕飕的，他紧抵着木船舷取暖。它能撑多久我就能撑多久，他想。在黎明的曙光中，钓绳往外伸展着，朝下钻进水里。小船沉稳地移动着，太阳一露边，阳光就照射在老人的右肩上。

“它在往北游。”老人说。海流要把我们远远地往东漂去，他想。我倒希望它顺着海流转。那就说明它疲倦了。

等太阳再升高些，老人才意识到那鱼没有疲倦。只有一个有利的征兆。钓绳的斜度说明它在较浅的地方游动。这并不一定意味它会跳。不过它也可能会跳。

“上帝让它跳吧，”老人说，“我有足够的钓绳对付它。”

要是我能把钓绳稍微拉紧一点，也许它会痛得跳起来，他想。既然是白天了，就让它跳吧，这样它那沿着脊骨的气囊里就会充满空气，它也就没法钻到海底去死了。

他极力想拉紧些，可是自从他钓上这条鱼以来，钓绳已经绷紧到快要折断的地步，他向后仰着身子来拉的时候，只觉得硬邦邦的，就知道没法拉得更紧了。我再也不能猛拉了，他想。猛拉一次，就会把钓钩划出的口子拉宽一些，等鱼一跳，就会把钩子甩掉。不管怎样，太阳出来后感觉好多了，这下我不用盯着它看了。

钓绳上挂着黄色的海藻，不过老人知道这只会给鱼增加阻力，心里觉得很高兴。夜里发出闪闪磷光的，就是这种黄色的马尾藻。

“鱼呀，”他说，“我爱你，还很尊敬你。不过今天天黑之前，我要把你杀死。”

但愿如此，他想。

一只小鸟从北面朝小船飞来。那是只刺嘴莺，在水面上低低地飞着。老人看得出它已非常疲惫。

小鸟飞到船尾，在那儿歇一歇。接着它又绕着老人的头顶飞旋，随即落在钓绳上，觉得那儿舒服些。

“你多大了？”老人问小鸟，“这是你第一次出游吧？”

他说话的时候小鸟望着他。它太疲惫了，也顾不上查看那钓绳，就用两只纤细的小脚紧紧抓住，在上面晃来晃去。

“稳着呢，”老人对它说，“太稳当啦。夜里也没有风，你不该这么疲倦呀。鸟儿们都怎么啦？”

因为有老鹰，他想，飞到海上来捉它们。但是他没对小鸟说这话，反正它也听不懂，而且很快就会领教老鹰的厉害了。

“好好休息一下，小鸟，”他说，“然后再去闯一闯，碰碰运气，像所有的人、鸟、鱼那样。”

他的脊背夜里发僵，眼下真有些痛。说说话提起了他的精神。

“鸟儿，你要是愿意，就待在我家吧，”他说，“很抱歉，我不能趁眼下刮起的小风，扯起帆来把你带回去。不过我总算有个朋友陪伴了。”

就在这当儿，那鱼突然猛地一拽，把老人拖倒在船头上，要不是他硬撑住了，放出一段钓绳，他准给拖到海里去了。

钓绳给猛地一拉，小鸟就飞了起来，老人甚至没有看见它飞走。他用右手小心翼翼地摸摸钓绳，发现手上在流血。

“那它是给什么东西弄痛了。”他大声说道，一面把钓绳往回拉，看看能不能叫鱼转回来。但是拉到快绷断的时候，他就稳稳地拽住，身子往后仰去，靠着拉紧的钓绳。

“你现在觉得痛了吧，鱼儿，”他说，“上帝为证，我也觉得痛啊。”

这时他朝四下寻找那只鸟，因为他喜欢有它做伴。可是小鸟已经飞走了。

你没待多久啊，老人想。不过，在你没有飞上岸以前，你飞到哪儿都会是风狂浪涌的。我怎么会让那鱼猛地一拉，就把手划破了呢？我一定是太笨了。也许是因为我光顾得看那小鸟，一心想着它。现在我要专心干我的活儿，然后还要把金枪鱼吃下去，这样才不会没力气。

“那孩子在这儿就好了，还要有点盐就好了。”他大声说道。

他把钓绳的重量移到右肩上，小心翼翼地跪下来，放到海水里去洗手，把手在水里浸了一分多钟，望着血在水中一缕缕地漂去，而海水随着小船的移动在他手上不停地拍打。

“它游得慢多了。”他说。

老人本想把他的手在咸水中多浸一会，但是又怕那鱼再突然猛地一拽，于是他站起身，打起精神，举起手来挡住太阳。他不过是被钓绳勒得割破了肉，可割破的正是手上最用劲的地方。他知道事情没完之前他还需要这双手，不想事情还没开始就负伤。

“好啦，”等手晒干了，他说，“我该吃小金枪鱼了。我可以拿鱼钩把它钩过来，在这儿舒舒服服地吃。”

他跪下去，用鱼钩在船尾下钩到了金枪鱼，留心不让它碰到钓绳卷，把它钩到自己身边来。他再次用左肩挎着钓绳，用左手和左臂撑住身子，从鱼钩上取下金枪鱼，再把鱼钩放回原处。他用一只膝盖压住鱼身，从头颈到尾巴纵向割下去，割下一条条深红色的肉来。这些肉都给切成了楔形，从靠近脊骨的地方一直割到肚子边。他切好了六条，把它们摊在船头的木板上，在裤子上擦擦刀子，然后抓着尾巴拎起鲣鱼[20]的残骸，扔到了海里。

“我想我是吃不下一整条的，”他说，一面拿刀子切开一条鱼肉。他感觉得到那钓绳一直拉得很紧，他的左手抽起筋来。这只手紧紧地抓住粗钓绳，他厌恶地朝它瞅瞅。

“这算什么手啊，”他说，“想抽筋你就抽吧。变成鸟爪子吧。对你不会有好处的。”

快点，他想，一面朝黑暗的深水里望着倾斜的钓绳。马上把它吃掉，这样手上就会有力气。也难怪这只手，你跟这条鱼已经周旋了好几个钟头了。不过你能跟它周旋到底的。马上把金枪鱼吃了。

他拿起一块鱼肉，放在嘴里慢慢咀嚼。还不是很难吃。

好好嚼吧，他想，把肉汁都咽下去。要是加上一点酸橙，或者柠檬，或者盐，那味道可不会坏。

“你觉得怎么样，手啊？”他问那只抽筋的手，它几乎跟死尸一样僵硬，“我要为你多吃一点。”

他把他切成两片的那块肉的另一片也吃了下去。他细细地嚼着，然后把皮吐出来。

“怎么样，手啊？是不是还没到时候，说不上来？”

他又拿起一整条鱼肉，嚼了起来。

“这是一条既壮实、血又旺的鱼，”他想，“我幸而捉到了它，而不是鲯鳅。鲯鳅太甜了。这条鱼几乎没有甜味，吃下去还能长力气。”

不过，不讲实际真没意思，他想。我有点盐就好了。我不知道太阳是会把剩下的鱼给晒臭，还是晒干，所以还不如把它们都吃光，尽管我现在不饿。那条大鱼又从容又沉稳。我要把这些鱼肉全吃掉，这样我就有备无患了。

“耐心点，手啊，”他说，“我是为了你才吃东西的。”

我真想喂喂那条鱼，他想。它是我的兄弟。可是我得杀死它，我要保持身强力壮，才能干成这件事。他慢慢而认真地把那些楔形鱼肉条都吃了下去。

他直起身来，在裤子上擦了擦手。

“好啦，”他说，“你可以放掉钓绳，手啊，我可以只用右臂来对付它，直到你不再胡闹。”他用左脚踩住原先用左手抓住的粗钓绳，身子朝后仰，用背部来顶住钓绳的拉力。

“上帝帮助我，让我别再抽筋了，”他说，“因为我不知道这条鱼还会怎么着。”

不过它似乎很镇静，他想，而且在照它的计划行动。可是它的计划是什么，他想。我的计划又是什么？由于它个头太大，我必须根据它的计划，随机应变地做出我的计划。它要是想跳，我就可以杀死它。不过它总是待在下面。那我就跟它奉陪到底。

他把他那只抽筋的手在裤子上擦了擦，想活动活动手指。可是他的手伸不开。也许等太阳出来就能伸开了，他想。也许等那补养人的生金枪鱼消化后，他的手就会伸开的。如果非要靠这只手，我会不惜一切代价把它伸开。不过现在我不愿意把它硬伸开。让它自己张开，自动恢复过来吧。昨夜不得不把几根钓绳解开系在一起时，我毕竟把它使用过度了。

他眺望着海面，发觉他眼下是多么孤单。但是他可以看见黑魆魆的深水里的灿烂光柱，看见向前伸展的钓绳以及平静海面上的奇异波动。云在聚集，等待贸易风的到来，他向前望去，看见一群野鸭在水面上飞，在天空的映衬下现出清晰的身影，接着又模糊不清了，随即又清晰起来，他知道，人在海上是从不孤独的。

他想到有些人害怕乘小船驶到望不见陆地的地方，而且知道恰恰处于天气会突变的季节。可眼下正碰上飓风季节，而这飓风季节的天气，在不刮飓风的时候，又是一年中最好的天气。

如果要刮飓风，而你又在海上的话，你总会在前几天就看到天上有刮飓风的征兆。人们在岸上可看不到，因为他们不知道要看什么，他想。陆地对于云的形状也一定是有影响的。但是眼下不会刮飓风。

他望望天空，看见一团团白色的积云，像是一堆堆可人的冰激凌，而高居积云之上的，是一缕缕薄薄的羽毛似的卷云，映衬着9月的高空。

“轻轻的brisa[21]，”他说，“这天气对我比对你更有利，鱼啊。”

他的左手仍然在抽筋，不过他在慢慢地把它扳开。

我讨厌抽筋，他想。这是对自己身体的背叛行为。由于吃下腐败的食物而引起腹泻，或者因此而呕吐，是在别人面前丢脸的事。但是抽筋呢（他想到calambre[22]这个字），是自己丢自己的脸，特别是独自一人的时候。

要是那孩子在这儿，他可以替我揉一揉，从前臂揉松下去，他想。不过，它总会松下来的。

接着，他用右手一摸，觉得钓绳的拉力跟以前不一样了，这才看见它在水里的斜度也变了。随即，他靠在钓绳上，用左手急骤地猛拍大腿，看见钓绳在慢慢向上升起。

“它上来啦，”他说，“快点，手啊。快点吧。”

钓绳缓慢而不断地往上升，这时小船前边的海面鼓起来了，那鱼露出来了。它不停地往上冒，水往它身边泻下去。在阳光下，它浑身亮闪闪的，脑袋和背都是深紫色，两侧的条纹在阳光下显得宽宽的，呈现出淡紫色。它的嘴长得像棒球棒一样长，像一把长剑渐渐细下去，它把全身跃出水面，然后又像潜水鸟似的滑溜溜地钻进水里。老人看见它那大镰刀似的尾巴没入水中，钓绳迅疾地滑下去。

“它比小船还长两英尺呢。”老人说。钓绳飞快而又稳当地滑出去，那鱼并没有惊慌。老人竭力用双手拉住钓绳，使它不至于被扯断。他知道，要是他不能施加平稳的压力让鱼游慢一些，它就会把钓绳全部拖出去，把它扯断。

这是条大鱼，我得稳住它，他想。我决不能让它知道它有多大力气，也不能让它知道它要逃跑会有多大能耐。我要是它的话，马上就使出浑身的力气，直到把什么东西扯断为止。但是感谢上帝，它们可不像杀害它们的人那样聪明，虽然它们比我们更崇高，更有能耐。

老人见过好多大鱼。他见过好多重达一千多磅的鱼，生平捉到过两条这么大的，但都不是独自一人捕到的。现在他是孤身一人，而且看不见陆地，跟他所见过的最大的、比他听说过的还大的鱼拴在一起，而他的左手依然绷得紧紧的，就像抓紧的鹰爪一样。

不过抽筋会好的，他想。它一定会好了来帮助我的右手。有三样东西是亲兄弟：那条鱼和我的两只手。抽筋一定会好的。抽筋本是很掉价的事。鱼又慢下来了，用它寻常的速度在游。

不知道它为什么要跳，老人想。大概是跳一跳让我看看它有多大吧。不管怎么样，我现在是知道了，他想。我希望我也能让它看看我是什么样的人。不过那样一来，它就会看到这只抽筋的手了。让它以为我比实际上更有男子汉气概，我也会是那样的。但愿我就是那条鱼，他想，具有它的全部力量，而要对抗的仅仅是我的意志和智慧。

他舒适地靠在木板上，疼痛的时候就忍着。那鱼沉稳地游着，小船在黑暗的水里慢慢移动。随着东方吹来一阵风，海上激起一道小浪，到中午时分，老人的左手抽筋好了。

“这对你可是个坏消息啊，鱼儿。”他说，一面把钓绳从垫着他肩膀的麻袋上挪了个位置。

他感到还舒服，但又挺痛苦，虽然他压根儿不承认这痛苦。

“我并不虔诚，”他说，“但是我愿意念十遍《天主经》和十遍《圣母经》，好让我逮住这条鱼，我还许诺，要是我逮住了它，我就去朝拜科布雷的圣母。这是我的许诺。”

他开始机械地做起祷告来。有时他太疲倦，记不住祈祷文了，就说得特别快，以便能顺口而出。《圣母经》要比《天主经》容易念些，他想。

“万福马利亚，你满受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女人中是有福的，你的儿子耶稣也是有福的。圣洁的圣母马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这些罪人祈祷吧。阿门。”然后他又加上两句：“万福圣母马利亚，让这条鱼死去吧。虽然它很了不起。”

做完了祈祷，他觉得好受多了，但是还跟刚才一样痛，也许还要更痛些。他倚着船头的木板，机械地搬弄起左手的手指来。

这时，虽然轻轻地刮起了微风，但是太阳已经很热了。

“我最好把架在船尾的那根小钓绳重新装上鱼饵，”他说，“要是那鱼打算再待上一夜，那我就需要再吃点东西，可是瓶里的水已经不多了。我想在这里除了鲯鳅以外，我是搞不到别的东西的。但是，趁着新鲜的时候吃，味道也不会差。我希望今天夜里会有一条飞鱼落到船上。可惜我没有灯光来引诱。飞鱼生吃味道好极了，还不用把它们切开。我现在要保存全部的力气。天呀，真没想到它有这么大。”

“不过我要宰了它，”他说，“尽管它那么大，那么了不起。”

虽然这是不公正的，他想。不过我要让它知道人有多大能耐，能忍受多少磨难。

“我跟那孩子说过，我是个不同寻常的老头，”他说，“现在是证实这话的时候了。”

他已经证实过上千次了，那都算不了什么。现在他要再证实一次。每一次都是一次新的经历，他这么做的时候，从不去想过去。

但愿它睡着了，这样我也能睡着，梦见狮子，他想。怎么脑子里总是想着狮子呢？别想了，老家伙，他对自己说。眼下轻轻地靠在木板上休息，什么都不要去想。它正在卖力地干呢。你可要尽量少花力气。

眼看就到下午了，船依旧缓慢而不停地移动。不过这时东面来的微风给船增添了阻力，老人让船随着小小的波浪缓缓地漂流，斜挎在肩上的钓绳使他感觉舒适些、顺溜些了。下午有一次，钓绳又升上来了。可是那鱼只在稍高一点的水面继续游着。太阳照射在老人的左臂、左肩和脊背上。于是他知道这鱼已经转到东北方去了。

他见过那鱼一次，也就能想象它在水里游泳的情景，它那紫色的胸鳍像翅膀似地大张着，竖直的大尾巴从黝黑的海水中划过。不知道它在那样的深度能看见多少东西，老人想。它的眼睛很大，马虽然眼睛小得多，但在黑暗中也看得见东西。以前我在黑暗中能看得很清楚。可不是在漆黑的时候。不过差不多能像猫一样看东西。

太阳的照射和他手指的不停动弹，这时使他左手的抽筋完全好了，他开始让它多承担一些拉力，并且耸耸肩上的肌肉，把钓绳从勒痛的地方挪开一点。

“鱼啊，你要是还不累的话，”他大声说道，“那你可就太不可思议了。”

他现在感到非常疲乏，他知道夜晚即将来临，便竭力去想些别的事。他想起了大联赛，用他的语言说，就是Gran Ligas[23]。他知道纽约的扬基队在和Tigres of Detroit[24]比赛。

已经是第二天了，可我还不知道juegos[25]的结果，他想。但是我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对得起那了不起的迪马乔，他即使忍受着脚后跟骨刺的疼痛，仍然样样干得十全十美。什么是骨刺？他问自己。Un espuela de hueso[26]。我们没这玩意。那会像斗鸡脚上的距铁扎进脚跟那样痛吗？我想我忍受不了这种痛苦，也不能像斗鸡那样，一只眼甚至两只眼斗瞎了，还能忍住继续斗下去。人跟利害的鸟兽相比真算不了什么。我还是情愿做待在黑魆魆水里的那个大家伙。

“除非有鲨鱼来，”他大声说道，“要是有鲨鱼来，愿上帝怜悯它和我吧。”

你认为了不起的迪马乔会长久地守着一条鱼，就像我这样长久地守着这条鱼吗？他想。我敢说他会的，而且比我守的时间更长，因为他年轻力壮。更何况他父亲是个渔夫。不过骨刺会不会让他痛得太厉害了？

“我说不上来，”他大声说道，“我从没长过骨刺。”

太阳落下去了，为了给自己增强信心，他回想起在卡萨布兰卡[27]一家酒店里，他跟从西恩富戈斯[28]来的黑人大汉比手劲，那可是码头上最强壮的人啊。他们把胳膊肘撑在桌面的粉笔线上，前臂朝上伸直，两手紧握着，就这么掰了一天一夜。双方都竭力想把对方的手按到桌面上。很多人都下了赌注，人们在煤油灯下走进走出，他瞧了瞧那黑人的胳膊、手和脸。过了八个钟头后，每隔四个钟头就换一名裁判，好让裁判轮流睡觉。他和黑人的手指甲里都流出血来，两人都盯着彼此的眼睛、手和前臂，下注的人打屋里走进走出，坐在靠墙的高椅上观战。四壁是木板墙，漆成鲜艳的蓝色，灯光把两人的影子投在墙上。黑人的身影非常高大，随着微风把灯吹得摆来摆去，他的影子也在墙上来回移动。

一整夜，优势总是变来变去，人们给黑人喝朗姆酒，还给他点香烟。黑人喝了酒，就拼命使劲，有一次竟把老人（当时还不是老人，而是El Campeon[29]圣地亚哥）的手压下去将近三英寸。但是老人又把手扳回成势均力敌之势。当时他满以为他把那个好样的黑人、那个了不起的竞技高手打败了。天亮时，打赌的人都要求判为和局，而裁判摇头不同意，老人使出了浑身的力气，硬把黑人的手一点一点往下扳，直至压倒在桌面上。这场比赛从星期天早上开始，到星期一早上才结束。好多打赌的人都要求算成和局，因为他们得到码头上去把一袋袋的蔗糖装上船，或者上哈瓦那煤矿公司去干活。不然谁都想看他们决出个高低。不过他总算结束了这场较量，而且还赶在大家得去上工之前。

此后很久，人人都管他叫冠军，春天又举行了一场复赛。不过这次赌注下得不多，老人轻而易举地赢了，因为在第一场比赛中，他摧毁了那个西恩富戈斯黑人的信心。后来他又参加了几次比赛，往后就再也没比过。他断定，只要他有强烈的取胜欲望，他就能击败任何人；他还断定，这对他用右手钓鱼是不利的。他曾尝试用左手参加了几次练习赛。但是他的左手总是背叛他，不肯听他的使唤，因此他信不过它。

现在太阳会把我这手晒舒展了，他想。它不会再抽筋了，除非夜里太冷。不知道今天夜里会怎么样。

一架飞机从他头上掠过，朝迈阿密飞去，他望着它的影子惊起了成群的飞鱼。

“既然有这么多飞鱼，那就该有鲯鳅。”他说，一面把身子仰靠在钓绳上，看能不能把鱼拉近一点。但是拉不动，钓绳绷得紧紧的，上面的水珠也在抖动，眼看快扯断了。小船缓缓地向前驶去，他盯着飞机，直到看不见为止。

坐在飞机里一定感觉很奇异，他想。不知道从那么高的地方往下瞧，海会是个什么样子？坐在上面要不是飞得太高，一定能把鱼看得清清楚楚。我倒想在两百英寻的高度慢慢地飞，从上面往下看鱼。在捕龟船上，我曾坐在桅顶的横杆上，即使从那样的高度也能看到不少东西。从那里望下去，鲯鳅显得更绿，你能看见它们身上的条纹和紫斑，能看见它们整群地在游动。不知道为什么在黑暗的水流中游得很快的鱼都有紫色的脊背，往往还有紫色的条纹或斑点？鲯鳅看上去当然是绿色的，因为它们实在是金黄色的。但是它们一到饿得慌、想吃食的时候，身子两侧就像马林鱼一样出现紫色条纹。是因为发怒，还是由于游得太快，才使这些条纹显现出来的？

就在天快黑的时候，船从好大一片马尾藻旁边经过，那马尾藻在轻柔的海波中颠簸摇荡，仿佛海洋正同什么东西在一条黄毯子下做爱，这时他那根小钓绳给一条鲯鳅咬住了。他先看见它跳到空中，给夕阳照得真如金子一般，在空中疯狂地扭动拍打。它在惊恐中一次次地跳出水面，像是杂技表演，老人吃力地挪回到船尾，蹲下身来，用右手和右臂拽住粗钓绳，用左手将鲯鳅往回拉，每拉回一段钓绳，就用光着的左脚踩住。等鲯鳅被拉到船尾，拼命地左右乱蹿乱跳时，老人探出身去，把这条带紫斑的金光灿烂的鱼拎进船来。它那钩在鱼钩上的嘴一张一合，急促地抽搐着，还用它那又长又扁的身子、尾巴和头拍打着船底，直至老人用棍子朝它那金光闪亮的头上打去，它才抖了抖不动了。

老人把鱼钩从鱼嘴里取出来，重又装上一条沙丁鱼，把钓绳甩进海里。然后他又吃力地慢慢挪回到船头。他洗了洗左手，在裤子上擦干。随即他把那根粗钓绳从右手换到左手，把右手伸进海里洗一洗，一面望着太阳沉入大海，粗钓绳斜入水中。

“它还是一点没有变。”他说。但是他望着海水冲刷着他的手的时候，注意到船走得显然慢些了。

“我要把两支桨绑在一起，横着架在船尾，这样能让它在夜里走得慢些，”他说，“它到夜里就来劲了，我也是。”

最好稍等一会儿再给鲯鳅开膛，这样可以把血留在鱼肉里，他想。这可以等一会儿再干，同时把两支桨绑在一起，增加些阻力。眼下还是让鱼安静些，别在日落的时候多去打扰它。对所有的鱼来说，日落是个艰难的时刻。

他把手举起来晾干，然后抓住钓绳，尽量放松身子，靠着木板任凭自己被拖向前去，让船承受跟他一样大，甚至比他更大的拉力。

我渐渐学会怎么办了，他想。至少在这方面我学乖了。另外还要记住，它自从上钩以来还没吃过东西，而它身躯庞大，需要大量食物。我吃了一整条的鲣鱼。明天我就吃鲯鳅。老人管它叫dorado[30]。也许我该把它弄干净吃上一点。它比鲣鱼要难吃些。不过，话又说回来，什么都不容易。

“你觉得怎么样，鱼儿？”他大声说道，“我感觉良好，我的左手好些了，我有一天一夜的食物。拖着船走吧，鱼儿。”

他并非真的感觉良好，因为钓绳勒在他背上造成的疼痛几乎超越了疼痛，变成了一种他不大放心的麻木。不过，我还有过比这更糟糕的事情，他想。我一只手仅仅割破了一点，另一只手已经不再抽筋了。我的两条腿都好好的。更何况我在食物问题上也胜过了它。

这时天黑了，因为9月间，太阳一落下，天很快就黑了。他靠在船头的旧木板上，尽可能歇一歇。初夜的星星出来了。他不知道其中有一颗叫Rigel[31]，但是看到了它，就知道那些星星很快都要出来，他又要有这许多遥远的朋友了。

“这条鱼也是我的朋友，”他大声说道，“我从没见过也没听说过这样一条鱼。不过我一定要把它弄死。幸好我们用不着去弄死那些星星。”

想想看，要是人每天想要弄死月亮，他想。那月亮就逃跑了。不过再想想，要是人每天想要弄死太阳呢？我们生来是幸运的，他想。

这时他替那条没有东西吃的大鱼感到难过，但他要杀死它的决心绝没有因为替它难过而削弱。它能供多少人吃啊，他想。可他们配吃它吗？不配，当然不配。从它的举止风度和非凡尊严来看，谁也不配吃它。

这些事我不懂，他想。不过好在我们用不着去弄死太阳、月亮或星星。在海上过日子，杀死我们的亲兄弟，已经足够了。

现在，他想，我得想一想增加阻力的事。这样做有危险，也有好处。要是鱼使劲地拉，船桨造成有效的阻力，小船就没那么轻便了，那我就会放出很长的钓绳，结果也让大鱼跑掉。船身一轻，就延长了我们双方的痛苦，不过我却保险了，因为大鱼有极快的速度，只是没有施展出来罢了。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取出鲯鳅的肠肚，免得让它烂掉，然后吃下一些长长劲儿。

现在我要再休息一个钟头，等我觉得它强壮稳定了，再回到船尾去干活，做出决断。在这期间，我可以看看它怎样行动，有没有什么变化。那两支桨倒是一个妙招，可是已经到了该稳妥行事的时候。它仍然活生生的，我看见鱼钩挂在它的嘴角，它把嘴闭得紧紧的。鱼钩的折磨算不了什么。更严重的是饥饿的煎熬，加上碰上了让它摸不着头脑的对手。休息吧，老家伙，让它去忙活它的吧，等轮到你尽力的时候再说。

他相信自己已经休息了两个钟头。月亮还迟迟地没有出来，他没法判断现在是什么时候。其实他也没好好休息，只是稍微歇了歇。他肩上依然承受着鱼的拉力，不过他把左手按在船头的舷边上，越来越靠小船本身来抗拒鱼的拉力。

要是我能把钓绳拴紧，那有多简单啊，他想。但是它只要稍微一挣，就能把钓绳扯断。我一定要用我的身子来缓冲钓绳的拉力，随时准备用双手放出钓绳。

“不过你还没睡觉呢，老家伙，”他大声说道，“已经过了半个白天和一夜，现在又是一个白天，可你一直没睡觉。你必须想个办法，趁鱼平静安稳的时候睡一会。你要是不睡觉，脑子就会不清楚。”

我脑子很清醒，他想。太清醒了。就跟我那些星星兄弟一样清醒。不过我还得睡觉。星星睡觉，月亮和太阳都睡觉，有时在风平浪静、没有激流的日子，就连大海也要睡觉。

不过记住要睡觉，他想。一定要让自己睡觉，想出一个简单而稳妥的办法处置那些钓绳。现在回过去把鲯鳅收拾好。你要是非得睡觉的话，把桨绑起来拖在水里可就太危险了。

我不睡觉也能行，他对自己说。不过那太危险了。

他用双手双膝爬回船尾，小心翼翼地不要惊动那条鱼。它也许半睡半醒着，他想。可是我不想让它休息。非要让它拖到死去。

回到船尾以后，他转过身来，用左手撑住挎在肩上的钓绳，用右手把刀子从刀鞘里拔出来。这时星星亮晶晶的，他清楚地看见那条鲯鳅，便把刀子戳进它的头部，把它从船尾下面拉出来。他用一只脚踩在鲯鳅身上，迅疾地一刀从肛门切到下颚的尖端。随即他放下刀子，用右手掏出内脏，掏得空空的，再把鱼鳃挖干净。他觉得鱼胃在手里沉甸甸，滑溜溜的，就把它剖开来。里面有两条飞鱼，又新鲜又坚实，他把它们并排放着，把内脏和鳃从船尾扔到水里。它们沉下去时，在水里留下一道磷光。这时鲯鳅在星光下冷冰冰的，显得像麻风病患者一般灰白。老人用右脚踩住鱼头，把鱼身上一边的皮剥去。然后把鱼翻转过来，又剥去另一边的皮，再把鱼身两边的肉从头到尾割下来。

他把鱼骨头轻轻地扔到船外，看看它是不是在水里打旋。但却只见到它慢慢沉下时的磷光。接着他转过身，把两条飞鱼夹进两块鲯鳅肉里，又把刀子插进刀鞘，慢慢挪动身子回到船头。他的脊背被钓绳的分量压弯了，右手拿着鱼肉。

回到船头后，他把两块鲯鳅肉摊在船板上，旁边放着飞鱼。然后他把挎在肩上的钓绳换了个位置，又用左手抓住它靠在船舷上。随即他往舷外俯下身，把飞鱼放在水里洗了洗，注视着水向他手上冲击的速度。他的手在剥鱼皮时沾上了磷光，他仔细察看水流冲击他手的情景。水流并不那么急了，当他把手边对着船板擦的时候，水面上泛起点点磷光，慢慢朝船尾漂去。

“它累了，要不就是在休息，”老人说，“现在让我把这鲯鳅吃下去，歇一歇，睡一会。”

在星光下，夜越来越冷，他吃下了一块鲯鳅肉的一半，还吃了一条挖去了内脏、切掉了脑袋的飞鱼。

“鲯鳅烧熟了吃该有多美呀，”他说，“生鱼好难吃啊。以后不带盐或酸橙，就决不再出海了。”

我要是有头脑，就会整天把海水泼在船头上，等水干了就会有盐了，他想。不过我是快到太阳落下时才钓到鲯鳅的。准备还是不足啊。不过我还是津津有味地全吃下去了，一点也不恶心。

东边天空阴云密布，他熟悉的星星一颗颗地不见了。这时他仿佛走进了一个云朵大峡谷，风也停了。

“三四天后会有坏天气，”他说，“不过今晚不会，明天也不会。现在安排一下，老家伙，趁鱼平静安稳的时候睡上一会。”

他把钓绳紧紧抓在右手里，然后用大腿抵住这右手，把全身的重量都靠在船头的木板上。接着他把挎在肩上的钓绳稍微放低一些，再用左手撑住。

只要把钓绳撑紧了，我的右手就能抓得住，他想。我要是睡着了钓绳松了往外滑，我的左手就会把我弄醒。这样右手会很辛苦。不过它吃惯了苦。哪怕睡上二十分钟，或者半个钟头，也是好的。他朝前躺下，用整个身子夹住钓绳，把全身的重量都压在右手上，然后睡着了。

他没有梦见狮子，却梦见了一大群海豚，绵延八到十英里长，眼下正是它们的交配季节，它们会高高地跳到空中，然后又落回跃起时在水中搅成的水涡。

接着他梦见自己躺在村里自己的床上，外面刮着北风，他浑身冷嗦嗦的，右臂都麻木了，因为他的头把它当枕头枕在上面。

随后他开始梦见了那长长的黄色海滩，看见了黄昏时分来到海滩上的第一头狮子，接着其他狮子也来了。他把下巴靠在船头的木板上，船迎着吹向海面的晚风停在那儿。他等着看有没有更多的狮子来，感到很快乐。

月亮升起好久了，可他还在睡。那鱼沉稳地向前拖着，把船拖进云涡里。

他的右拳猛地砸在他脸上，把他惊醒了，钓绳从他右手里滑出去，只觉得火辣辣的痛。他的左手失去了知觉，便极力用右手拽住，可是钓绳还是冲了出去。最后他用左手抓住了钓绳，仰着身子硬撑着，这时钓绳又勒着他的脊背和左手，这左手承受了全部的拉力，给勒得痛得厉害。他回头望望钓绳卷，看见钓绳在顺畅地往外放。正在这时，那鱼猛地一跳，使海面轰然迸裂开来，然后又重重地跌落下去。随即它又一次次地跳起来，船走得很快，虽然钓绳依旧在飞速地向外放，老人把它拉得快要绷断，而且一次次地拉到这个地步。他给拉倒了，紧紧地伏在船头，脸贴在那片切下的鲯鳅肉上，身子动弹不得。

这就是我们所等待的，他想。那现在就让我们来承受吧。

要让它为那钓绳付出代价，他想。要让它为钓绳付出代价。

他看不见鱼在跳，只听见大海的迸裂声和鱼落下时水花剧烈的飞溅声。飞速滑走的钓绳把他的手勒得痛极了，但是他早就知道这是免不了的，他就设法让钓绳勒在长茧的部位，不让它滑到手掌上，或者勒伤手指。

要是那孩子在这儿，他会弄湿那些钓绳卷的，他想。是呀。要是那孩子在这儿就好了。要是那孩子在这儿就好了。

钓绳在往水里滑呀，滑呀，滑呀，不过现在渐渐慢下来了，他在让鱼为它拖出的每一英寸付出代价。这时他从木板上抬起头来，脸也离开了先前压碎的那片鱼肉。接着他跪起来，然后慢慢站起来。他在放出钓绳，可是越来越慢了。他慢慢地挪回到可以用脚碰到但却看不见的钓绳卷那儿。钓绳还多的是，现在这鱼不得不拖着这许多摩擦力较大的新钓绳了。

是啊，他想。现在它已经跳了十几次了，把沿着脊背的气囊灌满了空气，所以不会钻到深水里去死，让我没法拖上来。它马上就会打起转来，这一来我就得好好对付它了。不知道它怎么会突然跳起来？难道是饿急了，还是夜里被什么东西吓着了？也许它突然害怕起来。不过它是那样沉着，那样健壮，看来又那样无所畏惧，那样满怀信心。真是奇怪。

“你自己最好也无所畏惧、满怀信心，老家伙，”他说，“你又把它拖住了，可你没法收回钓绳。不过它马上就得打转了。”

老人这时用左手和两边肩膀拽住它，弯下腰去，用右手舀了一把水，把脸上的碎鲯鳅肉洗掉。他怕这肉会使他恶心，吐起来没了力气。他擦干净脸以后，又把右手放到船舷外面的水里去洗，然后把它浸在那咸水中，一面注视着日出前的第一缕曙光。它差不多在往东去，他想。这表明它疲乏了，随着水流漂流。它马上就要打转了。那时我们可要真正干起来了。

他估计他的右手在水里浸的时间够长了，便把它拿出来，朝它望了望。

“还不赖，”他说，“疼痛对男子汉来说算不了什么。”

他小心谨慎地抓住钓绳，不让它嵌进新勒伤的地方，随即挪了挪身子的重心，好把左手伸进小船另一边的海水里。

“你这没用的东西，还算干得不错，”他对左手说，“可是有一阵，你都不听我使唤了。”

我怎么不是生来就有两只好手呢？他想。也许只怪我没有好好训练这只手。可是天知道它有的是学习机会。不过它夜里干得还不错，仅仅抽了一次筋。它要是再抽筋的话，就让钓绳把它割掉吧。

他想到这里，知道自己的头脑不怎么清醒了，觉得应该再吃一点鲯鳅肉。可是我不能吃，他对自己说。与其吃了吐得没力气，还不如晕头晕脑好些。我知道我吃了胃里也搁不住，因为我的脸曾经贴在上面。我要把它留着应急，直到腐烂为止。不过要想靠吃东西来增添力气，现在已经太晚了。你真蠢，他对自己说。把另外那条飞鱼吃了吧。

鱼已经收拾好了，现成地放在那里，他用左手把它捡起吃了起来，细细地嚼着骨头，从头到尾全都吃了下去。

它几乎比什么鱼都有营养些，他想。至少有我需要的力气。现在我已经尽力而为了，他想。让它打起转来，让战斗开始吧。

鱼开始打转的时候，太阳正在出来，这是他出海以来，第三次出太阳。

他从钓绳的斜度上还看不出鱼在打转。这还为时过早。他只感觉到钓绳的压力稍微减少了一点，便开始用右手轻轻地拉。钓绳又像往常那样绷紧了，可是就在快绷断的时候，却又开始往回收了。他把肩膀和头从钓绳下面抽出来，开始缓慢而平稳地往回拉。他前后摆动着双手，尽量使出全身和双腿的力气来拉。他一把把地拉着，他的老腿和老肩膀也在跟着摆动。

“这可是个好大的圈子呀，”他说，“可它总算在打转啦。”

后来钓绳再也收不进来了，他还是抓住不放，看见阳光下钓绳上溅出了水珠。接着钓绳又忽地滑出去了，老人跪下来，好不情愿地让它又滑到黑暗的水中。

“现在它绕到圈子的对面去了。”他说。我一定要拼命拽住，他想。只要拽紧了，它兜的圈子就会一次比一次小。也许不出一个钟头我就能见到它。现在我得稳住它，然后得弄死它。

但是这鱼还在继续慢慢地打转，两个钟头后，老人浑身汗淋淋的，累得骨头都发酸。不过现在的圈子已经小得多了，而从钓绳的斜度可以看出，那鱼一边游一边不断地往上升。

有一个钟头光景，老人一直看见眼前有黑点，汗水渍痛了他的眼睛，渍痛了他眼睛上和脑门上的伤口。他不怕那些黑点。他这么紧张地拽住钓绳，眼前出现黑点是正常的。不过他有两次觉得头昏眼花，这可让他有些担心。

“我不能自己不争气，像这样为一条鱼送了命，”他说，“既然我已经让它这样乖乖地过来了，求上帝帮助我坚持下去吧。我要念一百遍《天主经》和一百遍《圣母经》。不过眼下还不能念。”

就权当我已经念过了，他想。等一会儿再念吧。

就在这时，他觉得自己双手攥住的钓绳突然砰的一声给硬拉了一下。来势很猛，只觉得硬邦邦、沉甸甸的。

它在用它的长嘴撞击接钩绳，他想。这是免不了的。它不得不这样做。不过这样它就会跳起来，我倒宁愿它继续打转。它必须跳起来呼吸空气。但是每跳一次，钓钩造成的伤口就会加宽一些，然后它就可以把钓钩甩掉。

“别跳，鱼啊，”他说，“别跳。”

那鱼又撞了接钩绳几次，它每甩一次头，老人就放出一点钓绳。

我一定要让它的疼痛局限在原来的地方，他想。我疼痛不要紧。我能克制住。但是它痛起来能把它逼疯的。

过了一会儿，鱼不再撞击接钩绳，又开始慢慢打起转来。这时老人不停地收进钓绳。但是他又感到头晕了。他用左手舀起点海水，洒到脑袋上。然后又洒了些，擦一擦脖颈。

“我没抽筋，”他说，“它马上就浮上来了，我能坚持住。你得坚持住。说都不用说。”

他靠着船头跪下，一时又把钓绳拉到背上。他拿定主意：现在趁它往外打转的时候歇一歇，等它转回来时再站起来对付它。

他多想在船头上歇一歇，让鱼自己去兜一圈，而不把钓绳往回收。但是等到钓绳的拉力表明鱼已经转身朝小船游来的时候，老人就站起身，开始左一把右一把地拽动，把他能收进的钓绳全拉上来。

我从来没有这样累过，他想，现在又刮起贸易风了。不过正好可以借助贸易风把它拖回去。真是巴不得呀。

“等它下一趟兜圈子的时候，我要歇一歇，”他说，“我感觉好多了。再兜两三圈，我就能制服它。”

他的草帽给推在后脑勺上，他感到鱼在转身，让钓绳一拽，一屁股坐在了船头。

你忙你的吧，鱼啊，他想。你转回来我就收拾你。

海水涨了不少。不过眼下刮的是晴天的微风，他得靠这样的风回家去。

“我只要朝西南方划去，”他说，“人在海上是绝不会迷失方向的，何况这又是个长长的岛屿[32]。”

鱼在第三次转身时，他才第一次看见它。

他起先看见的是一个黑乎乎的影子，那黑影费了好久才从船底下穿过去，他不敢相信它会有那么长。

“不会的，”他说，“它不会那么大。”

不过它还真有那么大，等这一圈转完了，它出现在只有三十码开外的水面，老人看见它的尾巴露出水来。那尾巴比一把大镰刀的刀身还要高些，在深蓝色的海面上现出了淡淡的浅紫色。它向后倾着划过水面，当鱼贴着水面游的时候，老人能看见它庞大的身躯和身上的紫色条纹。它的脊鳍向下耷拉着，巨大的胸鳍张得很开。

这次鱼打转时，老人能看见它的眼睛和围着它游来游去的两条灰色鱼。有时候它们恋恋不舍地跟着它。有时候又忽地游开了。有时候会在它的阴影里悠闲地游着。两条鱼每条都有三英尺长，游得快时像鳗鱼一样甩动整个身子。

老人这时在淌汗，但不光因为太阳，还有别的原因。鱼每次沉着、平静地转回身时，他都收回一段钓绳，他深信鱼再兜上两圈，他就有机会把鱼叉戳进去了。

可是我必须把它拉近，拉近，再拉近，他想。千万不能戳脑袋。一定要扎进它的心脏。

“要沉着，要有力，老家伙。”他说。

又转了个圈，鱼的脊背露出来了，不过离船太远了点。再转一圈，还是离得太远，不过它已经更高地露出在水面上，老人相信只要把钓绳再收进一些，他就可以把鱼拽到船旁边来。

他早就把鱼叉准备好了，鱼叉上的那卷细绳子放在一只圆筐里，一头拴在船头的系缆桩上。

这时鱼兜了个圈子又回来了，既沉着又优美，只有那条大尾巴在摆动。老人竭尽全力去拽，想把它拉近些。一刹那间，那鱼朝他这边稍微转过来一点。随即它又伸直了身子，又打起转来。

“是我把它拉动的，”老人说，“那是我把它拉动的。”

他又觉得头晕，但还是使出浑身力气拽住大鱼。是我把它拉动的，他想。也许这一次我能把它拉过来。拉呀，手，他想。站稳啦，腿。为我坚持下去，头。为我坚持下去。你从没晕倒过。这一次我要把它拽过来。

但是，还没等大鱼来到船边，他就使尽浑身力气，拼命去拉钓绳，那鱼转过来了一点，随即又摆正身子游开了。

“鱼啊，”老人说，“鱼啊，你横竖是死定了。难道你非得把我也弄死吗？”

那样一来就会一事无成，他想。他嘴巴干得说不出话来，而眼下又够不到水。这次我一定把它拉到船边来，他想。它再多转几圈，我就不行了。不，你行的，他对自己说。你永远是行的。

转下一圈时，他几乎把它拽到身边了。可是那鱼又摆正了身子，慢慢地游走了。

你想把我给弄死啊，鱼，老人想。不过你有这个权利。兄弟，我从没见过一个比你更大、更美、更沉着、更尊贵的家伙。来，把我弄死吧。我不在乎谁弄死谁。

你现在头脑糊涂了，他想。你应该保持头脑清醒。保持头脑清醒，像男子汉那样懂得如何吃苦。要么像条鱼似的。

“清醒一下，脑袋，”他用几乎连自己都听不见的声音说，“清醒一下。”

鱼又转了两圈，还是老样子。

我搞不懂，老人想。他每次都觉得自己快要垮了。我搞不懂。不过我还要再试一次。

他又试了一次，等把鱼拉得转过来时，他觉得自己真要垮了。那鱼摆正了身子，又慢慢地游开了，大尾巴还在空中摆来摆去。

我还要试一次，老人许诺说，尽管这时他的双手已经软弱无力，眼睛只能一闪一闪地看清东西。

他又试了一次，结果还是一样。原来如此，他想，还没开始动手，就觉得自己要垮了；我还要再试一次。

他忍住一切疼痛，拿出剩余的力气和早已失去的自尊，用来对付那鱼的痛苦挣扎。鱼来到了他身边，侧着身子轻轻地游着，嘴几乎碰到了小船的外板。它开始打船边游过去，身子又长，又高，又宽，银光闪闪，还缀着紫色条纹，在水里显得看不到尽头。

老人放下钓绳，用脚踩住，尽可能高地举起鱼叉，随即使出全身力气，加上刚刚鼓起的劲儿，把它一下扎进鱼腰上，就在那大胸鳍后面一点的地方，这胸鳍高高地挺在空中，跟老人的胸膛一般高。他感觉那铁叉扎下去了，便把身子靠在上面，让它扎得更深些，然后用全身的重量把它戳进去。

这时那鱼死到临头，倒变得活跃起来，从水里高高跃起，把它那超乎寻常的长度和宽度，它的威力和美，全都显现出来。它仿佛悬在空中，就在船中老人的头顶上。接着，它轰的一声掉进水里，浪花溅了老人一身，溅了一船。

老人觉得头晕，恶心，眼睛看不大清楚。不过他放开了鱼叉上的绳子，让它从他那划破了皮的手中慢慢地滑下去，等他眼睛看得清的时候，他看见那鱼仰天躺着，银白色的肚皮翻到上面来。鱼叉柄斜插在鱼的肩部，海水被它心脏里流出的血染红了。起先这血黑乎乎的，就像一英里多深的蓝色海水中的一块暗礁。接着就像云彩一样扩散开了。那鱼是银白色的，一动不动，只是随波漂流。

老人用他那一闪一闪的目光仔细看了看。接着他把鱼叉绳往船头的系缆桩上绕了两圈，然后把脑袋靠在双手上。

“让我的头脑保持清醒，”他靠着船头的木板说，“我是个疲乏的老头。可我杀死了这条鱼，它是我的兄弟，现在我得做苦役了。”

眼下我得准备好套索和绳子，好把它绑在船边，他想。尽管只有我们俩，即使把船灌满了水将它拉上来，再把水舀出去，这条小船也绝对盛不下它。我得做好一切准备，然后把它拖过来，好好绑住，竖起桅杆，张起帆回家去。

他动手去拖鱼，想把它拖到船跟前，好用一根绳子从它鳃里穿过去，再从嘴里拉出来，把它的脑袋绑在船头上。我想看看它，他想，碰碰它，摸摸它。它是我的财富，他想。但是我倒不是为这想摸它。我想我刚才触到了它的心脏，他想。就在我第二次抓着鱼叉柄往里戳的时候。现在把它拉过来，牢牢地抓住，用一根套索拴住它的尾巴，用另一根拴住它的腰，把它捆在小船上。

“动手干吧，老家伙，”他说，他喝了一小口水，“虽说战斗结束了，还有好多苦活要干。”

他抬头望望天空，然后望望船外的鱼。他又仔细地望望太阳。刚过中午不久，他想。贸易风刮起来了。现在这些钓绳都没用了。回家以后，我要跟孩子把它们接起来。

“来吧，鱼。”他说。可是鱼没有过来。它反倒躺在海里翻滚，老人只好把小船划到它跟前。

等他划到跟鱼并拢了，让鱼头靠着船头时，他真不敢相信它有这么大。他把鱼叉绳从系缆桩上解下来，打鱼鳃里穿进去，从嘴里拉出来，在它剑状的长上颚上绕一圈，又打另一边鳃里穿进去，再在嘴上绕一圈，把双股绳子打个结，拴在船头的系缆桩上。随后他割下一截绳子，走到船尾去套住鱼尾巴。鱼已经从原来紫银相间的颜色变成了银白色，身上的条纹显出了跟尾巴一样的淡紫色。这些条纹比伸开五指的人手还要宽些，它的眼睛看上去像潜望镜中的反射镜或宗教游行队伍中的圣徒一样冷漠。

“要杀死它只有这个办法。”老人说。喝了水以后，他觉得好些了，他知道他不会垮掉，他的头脑还是清醒的。看样子它有一千五百多磅，他想。也许还重得多。要是收拾好了还有三分之二的分量，卖三毛钱一磅，那该赚多少钱啊？

“我需要有支铅笔来算一算，”他说，“我的头脑还不是那么清楚。不过我想了不起的迪马乔今天会为我骄傲的。我没有长骨刺。不过双手和脊背可痛得厉害。”不知道骨刺是怎么回事，他想。也许我们长了骨刺也不知道。

他把鱼拴在船头、船尾和中间的坐板上。这条鱼可真大，像是在船边绑上了一条大得多的船。他割下一截钓绳，把鱼的下颚跟它的尖嘴绑在一起，让它张不开嘴巴，船就可以顺顺当当地行驶了。接着他竖起桅杆，装上那根当鱼钩用的棍子和下桁，张起带补丁的帆，船开始移动了，他半躺在船尾向西南方驶去。

他不用指南针来告诉他哪儿是西南方。他只需要感受一下贸易风，瞧瞧帆的飘动。不如放一根带匙钩的细钓丝到水里去，弄点什么东西来吃吃，也好润润嘴。但他找不到匙钩，他的沙丁鱼也都发臭了。所以，等船经过一片黄色马尾藻时，他用鱼叉钩了上来，把它抖了抖，里面的小虾都落到了船板上。总共十多只小虾，像沙蚤一样活蹦乱跳。老人用拇指和食指掐去它们的头，连壳带尾巴嚼着吃下去。这些小虾虽然只有一丁点大，可是他知道它们很有营养，而且味道也不错。

老人的瓶里还有两口水，他吃了小虾后喝了半口。考虑到有那么大的累赘，小船行驶得还算不错，他把舵柄夹在腋下掌着舵。他看得见那条鱼，只消看看他的手，感觉到脊背靠在船尾上，就能知道这是千真万确的事，而不是梦。有一阵他感觉情势不妙时，曾觉得这也许是一场梦。后来他看见鱼从水里跳出，落下前一动不动地悬在空中，便觉得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莫大的奥秘，让他无法相信。当时他看不大清楚，不过眼下又像往常一样看得清楚了。

现在他知道那条鱼就在眼前，他的手和背也不是梦幻。这双手很快就会好的，他想。我让手上的血都流干净了，咸水会把它们治好的。这真正海湾里黑魆魆的海水，是世界上最好的良药。我要做的就是保持头脑清醒。这双手已经尽职尽责了，我们的船行驶得很好。鱼闭着眼嘴，尾巴直上直下地竖着，我们像兄弟一样行驶着。后来他的头脑又有点糊涂了，他心想究竟是它带我回家，还是我带它回家？要是我把它拖在后面，那就没有疑问了。要是鱼给放在船上，它的体面丢尽了，那也不会有什么疑问。可是它和小船是拴在一起并排行驶的，所以老人在想，它要是高兴的话，就让它带我回家吧。我只不过靠耍花招才占了它的上风，再说它对我也没有恶意。

他们行驶得很顺当，老人把手泡在海水里，尽量保持头脑清醒。头上有高高的积云，还有不少的卷云，因此老人知道，这风要刮一整夜。老人不断地望着鱼，好确信真有这么回事。这时离第一条鲨鱼来袭还有一个钟头。

这条鲨鱼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当一大片暗黑色的血在一英里深的海里下沉、扩散的时候，它就从深水底下蹿上来了。它蹿得很快，完全无所顾忌，哗的一声冲出蓝色的水面，来到了阳光里。接着它又落进海里，嗅到了臭迹，就顺着船和鱼所走的路线游来。

有时候它迷失了那臭迹。但是它总会重新嗅到，或者只嗅到一点点臭迹，然后就迅疾地紧追上去。这是一条巨大的灰鲭鲨，天生就能游得跟海里最快的鱼一样快，浑身除了上下颚以外，处处都很优美。它的背像剑鱼的一样蓝，肚子是银白色的，皮又光滑又漂亮。它长得像剑鱼一样，所不同的是它那巨大的两颚，眼下它就在水面下迅疾地游着，双颚紧闭着，高耸的背鳍像刀子一般划破水面，丝毫也不晃动。在它紧闭的双唇里，八排牙齿全都向内倾斜。跟大多数鲨鱼不同，它的牙齿不是角锥形的。这些牙像爪子一样蜷在一起时，形状就如同人的手指头。它们几乎跟老人的手指一样长，两边都有剃刀般锋利的刃子。这种鱼天生要吃海里所有的鱼，尽管那些鱼游得那么快，长得那么壮，装备那么齐全，以至于没有任何别的对手。这时它嗅出了新的臭迹，加快游起来，蓝色的背鳍划开了水面。

老人一见它来了，就知道它是一条毫不畏惧、为所欲为的鲨鱼。他准备好了鱼叉，把绳子系紧，一面瞅着那鲨鱼游向前来。绳子短了，缺了他割下用来绑鱼的那一段。

这时老人的头脑清醒好使，决心也大，但是不抱多少希望。好景不长，他想。他瞅着鲨鱼逼近的时候，望了望那条大鱼。这是一场梦就好了，他想。我没法阻止它来袭击我，但是也许我能弄死它。Dentuso[33]，他想。让你妈倒霉去吧。

鲨鱼飞速地逼近船尾，它袭击大鱼的时候，老人看见它张开了嘴，一双眼睛好奇异，牙齿咔嚓一声朝鱼尾上方的肉里猛咬进去。鲨鱼的头钻出了水面，背也露出水来，老人听见鲨鱼撕开大鱼皮肉的声音，便用鱼叉朝下猛地扎进鲨鱼的脑袋，正扎在两眼之间的那条线和从鼻子笔直通到脑后的那条线的交叉点上。其实并不存在这两条线。只有那又粗又尖的蓝色脑袋，两只大眼睛，和那咔嚓作响、伸得长长的、吞噬一切的两颚。不过那正是脑子的所在，老人刺了个正着。他使出全身力气，用沾满鲜血的双手，把一支锋利的鱼叉扎了进去。他扎下去时并不抱什么希望，但是满怀决心和狠毒。

鲨鱼翻过身来，老人看出它的眼珠已经没有生气了，接着它又翻了个身，身上缠了两圈绳子。老人知道它没命了，可鲨鱼却不肯认输。这时它肚皮朝上，尾巴噼里啪啦扑打着，两颚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像快艇一样划破水面。海水被它的尾巴拍打起一片白浪，它身子的四分之三脱出了水面，这时绳子绷紧了，颤抖着，随即啪地断了。鲨鱼在水面上静静地躺了一会，老人瞅着它。然后它就慢慢沉下去了。

“它吃掉了大约四十磅肉。”老人大声说道。它把我的鱼叉也带走了，还有整条绳子，他想，而眼下我的鱼又在淌血，还会有别的鲨鱼来。

他不愿再看这条鱼了，因为它已经给咬得残缺不全了。鱼遭到袭击时，就好像他自己遭到了袭击。

可是我把袭击我这条鱼的鲨鱼给宰了，他想。它可是我见到过的最大的Dentuso。天晓得我也见过不少大鱼呢。

好景不长，他想。但愿这是一场梦，但愿我压根儿没钓到这条鱼，正独自垫着报纸躺在床上。

“不过人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他说，“人尽可被毁灭，但不可被打败。”不过我很难过，把这条鱼给杀死了，他想。现在倒霉的时刻快到了，可我连鱼叉也没有。这条Dentuso又残忍，又能干，又强壮，又聪明。但是我比它更聪明。也许不是这样，他想。也许我仅仅是装备比它强。

“别想啦，老家伙，”他大声说道，“顺着这条航线行驶吧，有了事情就担当着。”

但是我一定要想，他想。因为我只剩下这件事可干了。这件事，还有棒球。不知道了不起的迪马乔喜不喜欢我那样扎中它的脑子？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他想。什么人都做得到。但是，你是不是认为我的手像骨刺一样给我招来很大的麻烦呢？我可说不准。我的脚后跟从没出过毛病，只有一次游泳时踩在一条刺鳐上，脚后跟给扎了一下，小腿就麻木了，痛得受不了。

“想点愉快的事情吧，老家伙，”他说，“每过一分钟，你就离家近一点。丢了四十磅鱼肉，船行驶起来就轻快些了。”

他很清楚，等他把船驶进海流中间时，会出现什么情况。可是眼下一点办法也没有。

“不，有办法，”他大声说道，“我可以把刀子绑在一支桨柄上。”

于是他腋下夹着舵柄，一只脚踩住了帆脚绳，把刀子绑在一支桨柄上。

“瞧，”他说，“我依旧是个老头。不过我不是手无寸铁了。”

这时又刮起了清风，船顺利地往前驶着。他只管瞧着鱼的前半身，又恢复了一点希望。

不抱希望才蠢哪，他想。再说，我认为这是一桩罪过。别想罪过了，他想。不想罪过，麻烦已经够多了。何况我也不懂这种事。

我不懂这种事，也说不准信不信这种事。也许杀死这条鱼是一桩罪过。我看是的，即使我是为了养活自己，为了养活许多人，才这么做的。不过那样一来，什么都是罪过了。别想罪过了。现在去想也为时太晚了，有些人是拿了钱来干这种事的。让他们去考虑吧。你生来是个渔夫，正如那鱼生来是条鱼一样。圣彼德罗[34]是个渔夫，跟那了不起的迪马乔的父亲一样。

但是他喜欢去想一切跟他有牵连的事，因为没有书报可看，也没有收音机，他就想得很多，不停地想到罪过。你不光是为了养活自己，为了卖钱买食品才杀死那鱼的，他想。你杀死它是出于自尊，因为你是个渔夫。它活着的时候你爱它，死后你还是爱它。你既然爱它，把它杀死就不是罪过。或许是更大的罪过？

“你想得太多了，老家伙。”他大声说道。

不过你以杀死那条Dentuso为快，他想。它跟你一样，靠吃活鱼维生。它不是食腐动物，也不像有些鲨鱼那样，游来游去地只顾贪吃。它又美丽又尊贵，无所畏惧。

“我是为了自卫才杀死它的，”老人大声说道，“杀得也很利索。”

再说，他想，在某种意义上，人间万物都是一物杀一物。捕鱼既养活了我，也快把我害死了。那孩子使我活着，他想。我不能过分欺骗自己。

他把身子探出船舷，从鱼身上被鲨鱼咬过的地方撕下一块肉。他嚼了嚼，觉得肉质不错，味道挺香。像兽肉一样，又坚实又多汁，不过不是红色的。肉里筋不多，他知道能在市场上卖最高价。但是他没法让肉的气味不散布到水里去，他知道大难就要临头了。

风不停地吹着，稍微转向了东北方，他知道这意味风不会减退。老人朝前方望去，但却见不到帆，也见不到任何船只或船上冒出来的烟。只有飞鱼从船头跃起，向两边飞掠过去，还有一簇簇黄色的马尾藻。他连一只鸟也看不见。

船已经行驶了两个钟头，他在船尾歇着，有时从马林鱼身上撕下块肉来嚼嚼，尽量休息一下，积攒些力气，这时他看见了两条鲨鱼中的第一条。

“Ay[35]。”他大声说道。这个字是没法翻译的，也许只不过是一个人觉得钉子穿过他的手钉进木头时，不由自主地发出的喊声。

“Galanos[36]。”他大声说道。他看见第二条鲨鳍在第一条鲨鳍后面冒出来，从那褐色三角形的鳍和那摆来摆去的尾巴，他认出这是两条铲鼻鲨。它们嗅出了臭迹，顿时兴奋起来，因为饿得发傻了，兴奋中时而将臭迹丢失，时而重又嗅到。不过它们始终在逼近。

老人系紧帆脚绳，卡好了舵柄。随即拿起了上面绑着刀子的桨。他把桨尽量轻轻地举起来，因为他的手痛得不听使唤了。接着他又把手张开，再轻轻地握住了桨，让手放松一下。随即他把手攥得紧紧的，让它们忍住了痛不缩回来，一面注视着鲨鱼过来。他看得见它们那宽大、扁平的铲子形的头，和那带白尖的宽宽的胸鳍。这是两条可恶的鲨鱼，气味难闻，既好吃腐食，又嗜杀成性，饥饿的时候，还会去咬桨和舵。正是这种鲨鱼，会趁海龟在水面上睡觉时咬掉它们的腿和鳍足，要是饿急了，还会袭击水里的人，即使人身上并没有鱼血或鱼黏液的腥味。

“Ay，”老人说，“Galanos。来吧，Galanos。”

它们来了。但是没有像灰鲭鲨那样游来。一条鲨鱼转了个身，钻到小船底下不见了，等它撕扯大鱼时，老人觉得小船在晃动。另一条鲨鱼用它一条缝似的眼睛瞅着老人，然后飞速地游过去，张开半圆形的大嘴，朝大鱼身上被咬过的地方咬去。在它褐色的头顶和脊背上，在脑子和脊髓相连的地方，有一条清晰的纹路，老人就用绑在桨上的刀子朝那交叉点扎进去，然后拔出来，再扎进鲨鱼那猫似的黄眼睛里。鲨鱼放开了大鱼，身子朝下滑下去，临死时还在吞它咬下的肉。

另一条鲨鱼仍在摧残那条大鱼，弄得小船还在摇晃，老人松开了帆脚绳，让船向侧面摆动，使鲨鱼从船底下露出来。他一看见鲨鱼，就从船舷上探出身子，拿刀子朝它猛戳下去。他只是扎到了肉，而鲨鱼皮又太坚韧，刀子几乎戳不进去。这一戳不仅震痛了他的手，也震痛了他的肩膀。不过鲨鱼又迅速浮上来，露出了脑袋，老人趁它的鼻子伸出水面挨上那条鱼的时候，对准它扁平的脑袋中央扎去。老人拔出刀来，朝同一地方又扎了下去。它依然闭紧嘴咬住大鱼不放，老人一刀戳进它的左眼。这鲨鱼还悬在那里。

“还不够吗？”老人说，随即又把刀子扎进它的脊骨和脑子之间。这一次扎起来很容易，他觉得鲨鱼的软骨断了。老人把桨倒过来，把刀子插在鲨鱼的两颚中间，想把它的嘴撬开。他把刀子绞了绞，鲨鱼松开嘴滑下去的时候，他说：“去吧，galano。滑到一英里深的水里去。去找你的朋友吧，也许是你的妈妈呢。”

老人擦了擦刀口，把桨放下。接着他扯起帆脚绳，鼓起了帆，让小船顺着航道驶去。

“它们一准把它吃掉了四分之一，而且吃的是顶好的肉，”他大声说道，“但愿这是一场梦，但愿我压根儿没有钓到它。我为此感到抱歉，鱼。真是一错百错。”他顿住了，这时也不想朝鱼看了。那鱼已经淌光了血，还受到海浪的冲刷，看上去像镜背镀的银白色，身上的条纹依然看得出来。

“鱼啊，我不该出海出得这么远，”他说，“对你对我来说都不该。我很抱歉，鱼啊。”

好吧，他对自己说。检查一下绑刀的绳子，看看断了没有。然后把你的手料理好，因为还会有麻烦呢。

“有一块磨刀石就好了，”老人检查了绑在桨柄上的绳子后说，“我应该带一块磨刀石来。”你应该带的东西多着呢，他想。但是你却没有带来，老家伙。现在不是想你没有什么东西的时候。想想你用现有的东西能做什么事吧。

“你给我出了许多高招，”他大声说道，“我都听腻了。”

他把舵柄夹在腋下，双手浸在水里，小船向前驶去。

“天知道最后那条鲨鱼撕去了多少鱼肉，”他说，“不过这船现在可轻多了。”他不愿意去想那鱼给撕得残缺不全的肚子。他知道鲨鱼每次猛扑上去，总要撕去不少肉，还知道大鱼这时给所有的鲨鱼留下了一道臭迹，宽得像海面上的一条大路。

这条鱼可以把一个人养活一冬天，他想。别这么想吧。还是歇一歇，把你的手调养好，守住这剩下来的鱼肉。水里有那么重的气味，我手上的血腥味也就算不上什么了。再说这手上也没淌多少血。划破什么地方也没关系。出出血会使左手不再抽筋。

我现在还有什么可想的呢？他想。什么也没有。我必须什么也不想，等待下一拨鲨鱼来。这要真是一场梦就好了，他想。可是谁晓得呢？也许结果会是好的。

接着来的是一条单独的铲鼻鲨。瞧它来的架势，就像一头猪奔向猪食槽，如果说猪有那么大的嘴，你都可以把脑袋伸进去的话。老人让它去咬那条大鱼，然后把绑在桨上的刀子扎进它的脑子里。但是鲨鱼朝后猛地一转身，那把刀子啪的一声断了。

老人便定下心来掌舵。他看也不看那条大鲨鱼，任它慢慢地沉下水去，先是跟真身一样大，随即渐渐变小，然后成了一丁点。这种情景总让老人看得入迷。可是这时他看都不看一眼。

“我现在还有鱼钩呢，”他说，“不过这没有用。我还有那两把桨、那个舵柄和那根短棍。”

它们这下可把我打垮了，他想。我太老了，没法用棍子把鲨鱼打死。但是只要我有桨、短棍和舵柄，我就要试一试。

他又把手浸在水里。这时渐渐到了傍晚时分，除了大海和天空，什么也看不见。天上的风刮得比先前大了些，他希望马上能看到陆地。

“你累了，老家伙，”他说，“打骨子里累了。”

直到快日落时，鲨鱼才又向他扑来。

老人看见两片褐色的鳍顺着大鱼在水里必然留下的宽阔踪迹游来。它们甚至不用去搜寻鱼的臭迹，就肩并肩地朝小船直奔过来。

他卡好舵柄，系好帆脚绳，伸手到船尾下去取那根短棍。那原是个桨柄，是从一支断桨上锯下来的，大约有两英尺半长。因为桨柄上有个把手，他只用一只手去抓才觉得对劲，于是便把它稳稳地抓在右手里，把手弯起来握在上面，一面望着鲨鱼的到来。两条都是galanos。

我一定要让第一条鲨鱼紧紧咬住了，然后再朝它鼻尖上砸下去，或者直朝它头顶上劈下去，他想。

两条鲨鱼一同紧逼过来，他一见离他较近的那条张开嘴咬进大鱼的银色胁腹，就高高地举起短棍，猛击下去，砰的一声砸在鲨鱼宽阔的头顶上。棍子落下去时，他觉得好像打在坚韧的橡胶上。不过他也感觉到了坚硬的骨头，就在鲨鱼从大鱼身上滑下时，他又朝它的鼻尖上狠狠地揍了一棍。

另一条鲨鱼一直出没不定，这时又张开大嘴扑了上来。它猛冲向大鱼，咬紧了嘴巴，老人看见它嘴角上漏出一块块白花花的鱼肉。他抡起棍子朝它打去，只击中了它的头，鲨鱼朝他望了望，然后把它咬住的肉撕去了。等它溜开要吞下那肉时，老人又揍了它一棍，不过只是击中了那又厚实又坚韧的橡皮般的地方。

“来吧，galano，”老人说，“再过来吧。”

鲨鱼又冲上来了，老人趁它一闭嘴，就给了它一棍。他把棍子举到不能再高的地步，结结实实地揍了它一下。这一回他觉得击中了脑后的骨头，于是朝同一部位又打了一下，鲨鱼动作缓慢地撕下嘴里咬着的肉，然后从大鱼身上滑下去了。

老人提防着它再回来，可是两条鲨鱼都没露面。后来他看见其中一条在水面上打着转儿游。他却没有看见另一条的鳍。

我没法指望杀死它们了，他想。我年轻的时候可能还行。不过我把它们俩都打成了重伤，它们谁也不会觉得好过。要是我能用双手抡起一根棒球棒，我准能把第一条打死。即使现在也能，他想。

他不愿朝那条鱼看。他知道它的半个身子给撕光了。他刚才跟鲨鱼搏斗时，太阳已经落下去了。

“马上就要天黑了，”他说，“到时候我就要看见哈瓦那的灯火了。我要是往东去得太远，就会看见哪一处新海滩的灯光。”

眼下我不会离港太远了，他想。我希望没人为我担心。当然，只有那孩子会担心。不过我相信他有信心。许多老渔夫也会担心。还有不少别的人，他想。我住在一个好镇子上。

他不能再跟这条鱼讲话了，因为它给毁得太不像样了。这时他脑子里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半拉鱼，”他说，“你本来是一整条鱼。很遗憾，我出海出得太远了。我把我们俩都毁了。可是我们杀死了不少鲨鱼，你和我一起，还打伤了好多条。你杀死过多少啊，老鱼？你头上的那只长嘴可不是白长的。”

他喜欢想这条鱼，想它要是能自由自在地游，它会怎样对付一条鲨鱼。我该砍掉它那只长嘴，拿着去跟鲨鱼斗，他想。可是没有斧头，刀子也没了。

但是，我要是真把那长嘴砍下来了，还把它绑在桨柄上，那该是多好的武器啊。那样一来，我们就会一起跟它们斗啦。要是它们夜里跑来，你会怎么办呢？你有什么办法呢？

“跟它们斗，”他说，“我要跟它们斗到死。”

但是，眼下一片黑暗，没有亮光，也没有灯火，只有风在刮，帆不停地扯动，他觉得也许他已经死了。他合上双手，摸一摸掌心。它们没有死，他只消把它们张合一下，就能感到生的痛苦。他把脊背靠在船尾，知道自己没有死。这是他的肩膀告诉他的。

我许过诺，要是我逮住这条鱼，我要把所有的祷词都念一遍，他想。但是我现在累得念不成了。我还不如把麻袋拿过来披在肩上。

他躺在船尾，一面掌舵一面察看天边有没有亮光出现。我还有半条鱼，他想。也许我运气好，能把这前半条带回去。我该有点运气啦。不，他说。你出海出得太远，把运气给败掉了。

“别犯傻啦，”他大声说道，“保持清醒，掌好舵。也许你有不少好运呢。”

“要是有什么地方卖好运，我倒想买一点。”他说。

我能拿什么来买呢？他问自己。难道我能用一把丢掉的鱼叉、一把折断的刀子和一双受了伤的手去买吗？

“也许可以，”他说，“你曾经想用出海八十四天去买。人家也差一点卖给你。”

我不能胡思乱想，他想。运气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的，谁能认得出来呢？我倒想有点运气，不管是什么形式的，而且要什么价钱我都给。但愿我能看到灯光，他想。我想要的东西太多了。但是我眼下就想要这东西。他想尽力搞得舒服些好掌舵，因为觉得疼痛，他知道自己没有死。

大约在夜里十点钟的时候，他看见了城里灯火的反射光。起初只是隐约可辨，就像月亮升起之前天上的幽光。接着，到了风大浪涌的时候，往海上望去，灯光就能看得清了。他把船驶进亮光之中，心想现在要不了多久，他就能驶到海流边了。

现在事情过去了，他想。也许它们还会向我袭来。可是在黑夜里，一个人没有武器怎么能对付它们呢？

这时他身子既僵硬又酸痛，在夜晚的寒气里，他身上的伤口和所有用力过度的地方都痛得厉害。我希望不必再斗了，他想。我多么希望不必再斗了。

但是到了半夜，他又搏斗了，这一回他知道搏斗也是白搭。它们是成群来的，他只看得见它们的鳍在水里划出的一道道线路，和扑向大鱼时身上发出的磷光。他朝鲨鱼头上打去，听到它们的嘴巴咔嚓一声咬下去，在船底下扯住大鱼搞得小船直摇晃。他只要感觉到什么，听到什么，就拼命地挥棒打去。他感到什么东西攫住了棍子，随即就丢掉了。

他猛地把舵柄从舵上拽下来，拿它又打又砍，双手攥住一次次地劈下去。但是它们这时都冲到船头，一条接一条地扑上去，时而又一拥而上，当它们转身再次扑来时，就把在水面下闪闪发亮的鱼肉一块一块地撕去了。

最后，一条鲨鱼朝鱼头扑来，他知道一切都完了。他挥起舵柄朝鲨鱼头上击去，鲨鱼的两颚卡在那厚实的鱼头上，怎么也撕不下来。他又劈下去一次，两次，又一次。他听见舵柄啪地折断了，就用断把向鲨鱼戳去。他觉得那断把戳进去了，他也知道这东西很尖利，就再把它往里戳。鲨鱼松开嘴，一翻身就去了。这是来袭的这群鲨鱼中的最后一条。它们再也没有什么可吃的了。

老人这时几乎喘不过气来，他觉得嘴里有一股奇怪的味道。那是一种铜腥味，还甜丝丝的，他担心了一番。但是味道不是很浓。

他朝海里啐了一口，说：“把这吃了，galanos。做个梦，梦见你们弄死一个人。”

他知道现在他终于被打垮了，没法补救了，便回到船尾，发现舵柄那锯齿形的断头还可以按在舵槽里，让他好掌舵。他把麻袋披在肩膀上，驾着小船顺着航线驶去。这时小船轻松地走着，他什么也不想，什么感觉也没有。他现在超脱了一切，只顾尽可能稳妥、尽可能机敏地把小船驶回港去。夜里又有鲨鱼来袭击大鱼的残骸，就像有人从饭桌上捡面包屑一样。老人不去理会它们，除了掌舵，他什么都不管。他只注意到小船由于旁边没有沉重的拖累，现在走得多么轻快，多么顺当。

船还是好好的，他想。还是完好的，除了舵柄，没受任何损伤。舵柄很容易配。

他感觉得到船已驶进海流里面，看得到海滨居住区的灯光了。他知道他现在到了什么地方，回家不成问题了。

不管怎么说，风还是我们的朋友，他想。随即他又加上：有时候是。还有那大海，海上既有我们的朋友，也有我们的敌人。还有床，他想。床是我的朋友。仅仅是床，他想。床要成为一件了不起的东西。你一给打垮，事情就好办了，他想。我从不知道居然会这么容易。那么是什么把你打垮的，他想。

“什么也没有，”他大声说道，“我出海出得太远了。”

当他驶进小港的时候，露台酒吧的灯光已经熄灭，他知道大家都已上床。风越刮越大，这时变得很猛了。不过港口里却静悄悄的，他把船驶到岩石下一小片卵石滩前。没有人来帮他，他只好把船尽量往岸上靠。然后他跨出船来，把它系在一块岩石上。

他拔下桅杆，卷起了帆，把它捆好。然后扛起桅杆，往岸上爬去。这时他才知道他疲乏到什么程度。他停了停，回头望了望，借助街灯的反光，看见那鱼的大尾巴竖立在船尾好后的地方。他看见了那白色的赤条条的脊骨，它那带着突出长嘴的黑乎乎的脑袋，而在这头尾之间光秃秃的没有一点肉。

他又往上爬去，到了顶上摔倒了，便在地上躺了一会，桅杆还横在肩膀上。他想爬起来，可是太吃力了，他便扛着桅杆坐在那里，望着大路。一只猫从路对面走过，不知在干什么事，老人拿眼望着它。随后他就只顾望着大路。

最后他放下桅杆，站了起来。他又拾起桅杆，扛在肩上，顺着大路走去。他不得不坐下歇了五次，才走到他的窝棚。

进了窝棚，他把桅杆靠在墙上。他摸黑找到一只水瓶，喝了一口水。然后他躺到了床上。他拉起毯子盖住两肩，然后裹住脊背和双腿，脸朝下趴在报纸上，两臂直伸，掌心向上。

早上他还在睡着，那孩子来到门口朝里张望。风刮得很大，漂网渔船都不能出海，所以孩子睡到很晚，然后就像每天早上一样，来到老人的窝棚。孩子看见老人喘着粗气，随即又看见老人那双手，便哭起来了。他悄悄地走出来，去弄点咖啡，一路上哭个不停。

许多渔夫围在小船周围，看着绑在船旁边的那个东西，有一位渔夫卷起裤腿站在水里，用一根绳子在量那副骨架。

孩子没有走下去。他早就去过了，有一个渔夫正在替他看管小船。

“他怎么样啦？”一名渔夫大声问道。

“在睡觉，”孩子大声叫道，他不在乎人家看见他在哭，“谁都别去打扰他。”

“它从鼻子到尾巴有十八英尺长。”那个给鱼量身长的渔夫大声嚷道。

“这我相信。”孩子说。

他走进露台酒吧，要一罐咖啡。

“要热的，多加些牛奶和糖。”

“还要别的吗？”

“不要啦。过后我再看看他能吃什么。”

“多大的鱼啊，”酒吧老板说，“从没有过这么大的鱼。你昨天逮到的那两条也很棒啊。”

“让我的鱼见鬼去吧。”孩子接着又哭起来了。

“你想喝点什么吗？”老板问。

“不要，”孩子说，“叫他们别去打扰圣地亚哥。我就回来。”

“告诉他我很难过。”

“谢谢。”孩子说。

孩子把一罐热咖啡拿到老人的窝棚，坐在一旁等他醒来。有一回眼看他快醒了，可他又沉睡过去，孩子便穿过大路去借点木柴来，好再热热咖啡。

最后老人终于醒了。

“别坐起来，”孩子说，“把这喝了。”他往一只玻璃杯里倒了些咖啡。

老人接过去喝了。

“它们把我打垮了，马诺林，”他说，“它们真把我打垮了。”

“它可没把你打垮。那鱼可没有。”

“是的。真没有。我是后来被打垮的。”

“佩德里科在看守小船和器具。你打算把鱼头怎么办？”

“让佩德里科把它剁碎了作鱼饵吧。”

“那长嘴呢？”

“你要就拿去吧。”

“我要，”孩子说，“现在我们得安排一下别的事。”

“他们找过我没有？”

“当然找过。出动了海岸警卫队和飞机。”

“海洋太大，小船太小，不容易看见。”老人说。他觉得真是快活，能有个人说说话，而不是只能自言自语，只能对海说话。“我可想念你，”他说，“你们捉到了什么？”

“头一天一条。第二天一条，第三天两条。”

“很好啊。”

“现在我们又要一起打鱼了。”

“不。我运气不好。我不会再交好运了。”

“让运气见鬼去吧，”孩子说，“我会带来好运的。”

“你家里人会怎么说呢？”

“我不在乎。我昨天逮了两条。不过我们现在要一起打鱼，因为我还有好多东西要学。”

“我们得弄一支能致命的好鱼镖，随时放在船上。你可以从旧福特车上弄来一块簧片做矛头。我们可以拿到瓜纳瓦科阿[37]去磨一磨。要磨得快快的，不要淬火，免得会断。我的刀子就断了。”

“我要再弄一把刀子，还要把簧片磨快。大风要刮多少天？”

“也许三天。也许还不止。”

“我要把什么都安排好，”孩子说，“你把你的手护理好，老人家。”

“我知道怎样护理了。夜里我吐出了一种奇怪的东西，觉得我胸膛里什么地方破了。”

“把那地方也调理好，”孩子说，“躺下来，老人家，我去给你拿件干净衬衫来。还弄点吃的来。”

“把我不在家时候的报纸，也随便带一份来。”老人说。

“你得赶快好起来，因为我还有好多东西要学，而你样样都能教我。你吃过多少苦呀？”

“可不少。”老人说。

“我去拿吃的和报纸，”孩子说，“好好歇着，老人家。我去药店给你弄点敷手的药来。”

“别忘了告诉佩德里科，鱼头是他的。”

“不会忘。我会记住的。”

孩子出了门，顺着磨光的珊瑚石路走去时，又哭起来了。

那天下午，露台酒吧来了一群旅客，有个女人朝下面的海水望去，看见在一堆空啤酒罐和死梭子鱼之间，有一条又粗又长的白色脊骨，一端有一条巨大的尾巴，当东风刮得港口外面不停地汹涌起伏的时候，那尾巴随着潮水一上一下地摇来晃去。

“那是什么？”她问一位侍者，一面指着那条大鱼长长的脊骨，那东西现在不过成了垃圾，只等着潮水来把它冲走。

“Tiburon[38]，”侍者说，“Eshark。”他正想解释是怎么回事。

“我还不知道鲨鱼有这么漂亮、形状这么优美的尾巴。”

“我也不知道。”她的男伴说。

在路那头的窝棚里，老人又睡着了。他依旧脸朝下睡着，孩子坐在旁边守着他。老人在梦见狮子。

[1]指墨西哥湾流，系海洋暖流，自墨西哥湾向北沿美国东海岸至纽芬兰与北大西洋水流汇合。

[2]西班牙语中有salado一词，意为“倒霉的”。古巴当地老百姓使用该词时，吃掉了浊辅音d。

[3]莫斯基托海岸（Mosquito Coast），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的加勒比海岸地区。

[4]西班牙文，系古巴的一种棕榈树。

[5]西班牙文，意为“酒店”，尤指边饮酒边谈论棒球比赛的酒店。

[6]乔·迪马乔（Joe DiMaggio，1914—1999），出生于旧金山的一个渔民家庭，1936—1951年效力于纽约扬基队，是当时美国最受追捧的棒球巨星。1954年与好莱坞著名影星梦露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

[7]古巴历史悠久的啤酒品牌。

[8]美国有两大职业棒球联盟，一是美国联盟（American League），一是全国联盟（National League）。美国职业棒球联赛分常规赛和季后赛两个阶段。先由两大联盟各决出一个胜队，再由两队进行总决战，产生两大联盟的最终冠军。

[9]迪克·西斯勒（Dick Sisler，1920—1998），美国职棒球员，1946—1951年间效力于费城费城人队，以善于击球得分著称。“老球场”指费城人队的比赛主场。

[10]约翰·约瑟夫·麦格劳（John Joseph McGraw，1873—1934），1891年加盟美国职业棒球联盟，在巴尔的摩金莺队和纽约巨人队效力，1899—1932年间先后担任这两个队的经理。

[11]利奥·厄内斯特·杜罗切（Leo Ernest Durocher，1905—1991），20世纪30年代著名棒球明星，1925—1945年间先后担任圣地亚哥教士队、辛辛那提红人队、布鲁克林道奇队、纽约巨人队经理。

[12]阿道尔福·卢克（Adolf Luque，1890—1957），生于哈瓦那，1914—1935年间先后在波士顿勇士队、辛辛那提红人队、布鲁克林道奇队、纽约巨人队打球，后任经理。

[13]迈克·冈萨雷斯（Mike Ganzalez，1890—1977），生于哈瓦那，曾在波士顿勇士队、辛辛那提红人队、圣路易红雀队和纽约巨人队打球，并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两度担任圣路易红雀队经理。

[14]西班牙文，意为“哪里，别这么说”。

[15]加那利群岛（Canary Islands），大西洋中的群岛，位于非洲西北部沿海，系西班牙属地。

[16]西班牙文，mar意为“海洋”，La是阴性定冠词，下文的El mar意为“阳性海洋”。

[17]西班牙文，原义“脏水、坏水”，此处是加勒比海一种僧帽水母的俗名，这种水母的触手含有毒液。

[18]原文Catalan，又称Catalonia，西班牙古地区名，现为东北部四省。

[19]西班牙文，意为“钓绳”。

[20]鲣鱼（bonito），属金枪鱼科。

[21]西班牙文，意为“微风”。

[22]西班牙文，意为“抽筋”。

[23]西班牙文，意为“大联赛”。

[24]西班牙文，意为“底特律老虎队”。

[25]西班牙文，意为“比赛”。

[26]西班牙文，意为“骨刺”。

[27]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摩洛哥西北部海港，濒临大西洋。

[28]西恩富戈斯（Cienfuegos），古巴南部海港。

[29]西班牙文，意为“冠军”。

[30]西班牙文，原意“金色的”，此处是当地人对“金色鲯鳅”的俗称。

[31]该词来自阿拉伯语的rijl（脚、足），系猎户座左足部最明亮的那颗星，我国天文学称之为参宿七。

[32]指古巴岛，东西长达一千多公里。

[33]西班牙语dentudo一词的变体，系当地人对灰鲭鲨的俗称，属六鳃鲨目。

[34]耶稣刚开始传道时，在加利利海边所收的四个门徒之一。

[35]西班牙文，意为“哎呀！”

[36]西班牙文，有“优雅、杂色斑驳”等意，是当地人对铲鼻鲨的俗称。

[37]瓜纳瓦科阿（Guanabacoa），欧洲人在古巴最早的殖民地之一，属现今哈瓦那市的一部分。

[38]西班牙文，意为“鲨鱼”。下文的Eshark系侍者照西班牙语的习惯用英语讲“鲨鱼”（shark）。

版权信息

海明威作品精选系列：太阳照常升起

作者：（美）欧内斯特·海明威

译者：吴建国

品牌方：九久读书人

目录

版权信息

第一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二部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三部

第十九章

现实与灵魂间的沟通——海明威《太阳照常升起》的元话语解读

引言

关于卷首题铭

展示生活原生状态精神结构的艺术真实

蕴涵在主题结构中的元话语

结语

本书献给哈德蕾[1]

和

约翰·哈德蕾·尼坎纳[2]

“你们统统都是迷惘的一代。”

——引自格特鲁德·斯泰茵的一次谈话[3]

“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急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地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

——引自《圣经·传道书》[4]

第一部

第一章

罗伯特·科恩曾经拿过一次普林斯顿大学中量级拳击比赛冠军。不要以为这么个拳击冠军的头衔就会使我肃然起敬，但是对科恩来说，其意义还是非同小可的。他一点儿也不喜欢拳击，事实上，他是嫌恶拳击的，然而他还是不辞劳苦、十分卖力地习拳练艺，目的是要以此来抵消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被人当作犹太人时所感受到的那种低人一等而又羞于启齿的心情。尽管他这人非常腼腆，也是个地地道道的正派小伙子，除了在健身房里练习拳脚，他从来不跟人打架斗殴，不过，他内心里还是有几分沾沾自喜的，因为他知道，他能把任何一个在他面前飞扬跋扈的人击倒在地。他是蜘蛛侠凯利[5]的得意门生。无论这些年轻绅士的体重是一百零五磅，还是二百零五磅，蜘蛛侠凯利一律都把他们当做羽量级拳击运动员[6]来教。不过，这种教法似乎挺适合科恩的。他出拳的动作确实非常快。鉴于他有如此出色的拳艺，蜘蛛侠便不假思索地安排他与力量悬殊的强手交锋，结果却使他终身落下了一个被打扁了的鼻梁。这件事进一步增加了科恩对拳击的反感，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了他某种异样的满足感，因为他的鼻梁确实变得比以前好看些了[7]。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最后一年里，他由于书读得太多，不得不戴上了眼镜。在他那个班上的同学中，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一个还能记得他的人。他们甚至都不记得他曾经当过中量级拳击比赛的冠军了。

我对所有说话坦率、头脑单纯的人一概都信不过，尤其是在听他们把自个儿的经历编得天衣无缝的时候，所以我始终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认为罗伯特·科恩也许根本就没有当过中量级拳击比赛的冠军，而且我老是觉得，他那张脸大概是被哪匹马儿踩踏过的，要不然就是他妈妈在怀胎时受到过什么惊吓或者看见过什么怪物，也有可能是他小时候自个儿不当心撞在某个物体上造成的，不过，我最终还是找人帮我从蜘蛛侠凯利那儿证实了他的这段经历。蜘蛛侠凯利不仅记得科恩。他还时常惦念着科恩后来的境遇呢。

就其父亲这一脉来看，罗伯特·科恩是纽约的一个极为富有的犹太家族的子弟，就其母亲这一脉来看，他又是一个有着极为悠久历史的名门世家的后裔。为了进普林斯顿大学，他在军事学校补习过，是该校橄榄球队的一名非常出色的边锋，在那里，谁也不曾让他意识到人与人之间居然还有种族之别。在他还没进普林斯顿大学的那段时间里，从来没有人使他感觉到自己是个犹太人，因而会跟其他人有所不同。他是个为人正派的小伙子，一个待人友善的小伙子，而且生性非常腼腆，这一点也使他深感苦闷。他便用打拳来宣泄这种情绪，后来，他带着痛苦的自我意识和他那只被打扁了的鼻子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了业，并跟第一个待他不错的姑娘结了婚。他有五年婚史，生育了三个孩子，几乎花光了他父亲遗留给他的五万美元，而家产的其余部分都已归在了他母亲的名下，由于和一个有钱的妻子过着不幸的家庭生活，他渐渐变成了一个感情冷漠、性格相当别扭的人；正当他拿定主意要休掉他妻子的时候，她却抛弃了他，跟一个专画微型人像的画家离家出走了。虽然休掉妻子的想法已在他脑海中盘算了好几个月，可他并没有付诸行动，因为他觉得，要硬生生地把她从自己身边赶走未免过于残酷，因此，她的这一主动出走的行为对他反倒是一次大有裨益的冲击。

离婚手续总算办妥了，于是，罗伯特·科恩便动身去了西海岸。在加利福尼亚州，他偶然结识了一帮文人雅士，由于他那笔五万美元的遗产还略有剩余，因此，没过多久，他就掏钱去扶持一家文艺评论杂志了。这家杂志创刊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卡尔梅勒市[8]，但后来在马萨诸塞州的普罗旺斯敦市[9]停刊了。在那段时间里，科恩纯粹是被当成一个后台老板来看待的，他的名字只是作为顾问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出现在杂志的扉页上的，不料，他后来居然成了这家杂志唯一的编辑。花的可都是他的钱啊，再说，他发觉自己也喜欢上了当编辑所拥有的这种职权。当这家杂志因开销过大而难以维持时，他才不得不撒手不管了，他还为此而深感惋惜呢。

不过，在那段时间里，他还有不少别的事情要操心。他已被一位满心希望能随着这家杂志一起出人头地的女士牢牢攥在了手心里。她这人非常强悍，科恩即便想不被她攥在手心里也根本没法找到任何机会，何况他也深信自己已经爱上了她。当这位女士看出了苗头，认为这家杂志不大可能有出头之日时，她便开始有点儿嫌弃科恩了，而且还拿定主意，要趁现在还有东西可捞时，不妨就捞它一把是一把吧。于是，她极力怂恿说，他俩应当去欧洲，科恩可以在那儿搞创作嘛。他们果然来到了这位女士曾经念过书的欧洲，在那儿待了三年。在这三年期间，他们把头一年全用在旅行上了，后两年则住在巴黎。其间，罗伯特·科恩结交了两个朋友，一个是布雷多克斯，另一个便是笔者本人。布雷多克斯是他文艺圈子里的朋友，我则是和他一块儿打网球的朋友。

这位拿捏着科恩的女士名叫弗朗西丝，在第二年的年终即将到来之际，她忽然发觉自己的姿色已日渐衰退，对罗伯特的态度便有了大大的转变，由过去肆无忌惮地掌管和利用他，变成了一心一意地要他娶她。在此期间，罗伯特的母亲已经做出决定，要按月支付给他一笔生活费，每月大概有三百美元左右。在这两年半的时间里，我相信，罗伯特·科恩绝对没有注意过别的女人。他过得相当幸福，只感到有一点美中不足，同许多侨居在欧洲的美国人的感觉一样，他也巴不得这是在美国，他还发现自己是能写点儿东西的。他写了一部小说，尽管这部小说确实写得非常蹩脚，但也不完全像后来那些评论家所说的那么糟糕。他博览群书，玩桥牌，打网球，还在当地的一家健身馆里练习拳击。

我是在有天晚上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吃了一顿晚饭之后，才第一次开始留意这位女士对科恩的态度的。我们那天是先在大路饭店[10]吃好晚饭，然后才去凡尔赛咖啡馆[11]喝咖啡的。喝完咖啡之后，我们又接着喝了几杯白兰地[12]，之后我说，我得走了。科恩当时恰好谈起了我们俩周末去什么地方旅行一趟的事儿。他很想离开喧闹的城市去外面痛痛快快地散散心。我就建议说，我们不妨可以坐飞机去斯特拉斯堡[13]，再从那儿步行前往圣奥黛尔[14]，或者到阿尔萨斯[15]地区的别的什么地方去走走。“我在斯特拉斯堡有一个熟识的姑娘，她可以带我们去城里兜兜风。”我说。

有人在桌子底下踢了我一脚。我以为那是谁在无意间碰到我的，便接着往下说：“她在那里已经有两年了，那个城市凡是该了解的事情她全都了如指掌。她是个非常新潮的漂亮姑娘呢。”

我在桌子底下又挨了一脚，赶忙抬眼一看，原来是弗朗西丝，就是罗伯特的那位情人，只见她正撅着下巴颏儿、板着面孔呢。

“真该死，”我说，“为什么要去斯特拉斯堡呢？我们可以北上去布鲁日[16]，或者去阿尔登森林[17]嘛。”

科恩似乎如释重负了。我也没有再挨踢。我向他们道了声晚安，就起身走了出去。科恩说他要去买份报纸，可以顺便陪我走到大街的拐角处。“看在上帝的分儿上，”他说，“你刚才为什么偏要提起斯特拉斯堡的那个姑娘呢？你难道没看见弗朗西丝的脸色？”

“没有。我为什么要看她的脸色？即使我认识某个住在斯特拉斯堡的美国姑娘，这跟弗朗西丝究竟有什么相干？”

“反正都一样。随便是哪个姑娘。我是去不成的，就这么回事儿。”

“别犯傻啦。”

“你不了解弗朗西丝。随便哪个姑娘都不成。你难道真没看见她那副脸色？”

“唉，算啦，”我说，“我们还是去桑利斯[18]吧。”

“别生气嘛。”

“我不生气。桑利斯是个好地方，我们可以住在雄鹿大酒店[19]，可以去森林里远足一次，然后回家。”

“好，那就太平无事啦。”

“嗯，明天网球场上见吧。”我说。

“晚安，杰克。”他说罢，立即返身朝咖啡馆走去。

“你忘记买你的报纸啦。”我说。

“倒也真是的。”他陪我一起走向了拐角处的那间书报亭。“你当真不生气吗，杰克？”他转过身来，手里拿着那份报纸。

“是啊，我为什么要生气呢？”

“我们网球场上见。”他说。我目送他拿着报纸返身朝咖啡馆走去。我挺喜欢他的，可是弗朗西丝弄得他日子很不好过呢，这是明摆着的。

第二章

这年的冬天，罗伯特·科恩带着他那部小说远涉重洋去了美国，书稿很快就被一位相当有眼光的出版商接受了。我听说他这次出远门还引起了一场言辞激烈的争吵呢，在我看来，弗朗西丝就是因为这场争吵才失去他的。再说，由于在纽约那边有好几个女人向他献殷勤，回到巴黎时，他已经大大地变了。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热衷于美国，人也不再那么单纯、不再那样一本正经了。出版商们把他那部小说捧得很高，这片叫好声着实冲昏了他的头脑。再加上又有好几个女人主动投怀送抱，向他大献殷勤，于是，他的眼界就完全变了。有四年时间，他的视野绝对只局限在他妻子的身上。有三年，或者将近有三年，他从未正眼看过弗朗西丝以外的女人。我敢肯定，他这辈子从来就没有真正恋爱过。

由于在大学里过的那段日子实在太窝囊，他在心灰意懒之际匆匆就结了婚，等到回过神来，他才发现，自己在第一任妻子的眼里并非就是一切。于是，弗朗西丝就趁他正处于失意落魄之时一下子就把他牢牢攥在了手心里。虽说他至今还没有真正恋爱过，但他已经意识到，自己还算得上是一个有人格魅力、能让女人着迷的人。就凭有女人喜欢他并愿意跟他生活在一起这一点来说，怎么也不能简单地把它说成是老天爷所赐予的奇迹呀。这就使他变了个人，因此，再和他相处时也就不那么令人愉快了。还有，他在跟他纽约的那帮哥儿们一块儿玩输赢相当大的桥牌时，他曾下过大大超出他财力的赌注，他拿到了一手好牌，一下子赚了好几百块钱呢。这使他很为自己的牌技感到沾沾自喜，他曾几次谈起，一个人要是被逼到了万般无奈的地步，总归还可以靠打桥牌来谋生的。

接下来再说说另外一件事。罗伯特·科恩一直在拜读威廉·亨利·赫德逊[20]的作品。这件事乍听上去倒像是一桩清清白白、无可挑剔的好事情，殊不知科恩却把《紫色的国度》读了一遍又一遍。人要是过了青春期再来读《紫色的国度》是非常有害的。这本书描写一位完美无缺的英国绅士如何在一个极具浪漫色彩的国度里与众多少女发生性爱关系的种种奇情艳遇。故事纯属虚构，却编得绚丽多彩，自然风光的描写也非常出色。一个男人到了三十四岁这把年纪还拿这本书当生活指南是很不可靠的，就像一个同样年纪的男人带着一整套更加注重实际的阿尔杰[21]的作品从法国修道院直接来到了华尔街一样。我相信，科恩对《紫色的国度》里的每一个词语都不折不扣地领悟了，就像研读罗伯特·格雷厄姆·邓恩[22]的报告一样。请不要误解我这话的意思，他这人还是有所保留的，不过，总的说来，这本书在他眼里是大有道理的。使他躁动起来的也恰恰正是这本书。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本书究竟使他躁动到了何等地步，直到有一天他忽然闯进了我的办公室。

“你好呀，罗伯特，”我说，“你是来给我鼓劲儿的吧？”

“你想不想去南美洲，杰克？”他问。

“不想去。”

“为什么不想去呢？”

“我也说不清。我从没想过要去南美洲。代价太高了。要是你想看南美人，在巴黎反正也能看个够。”

“他们算不上地地道道的南美人。”

“在我看来，他们就是地地道道的南美人。”

我有一星期的新闻通讯稿件要赶出来，好趁本班海铁联运的车船邮走，但是到现在才只写好了一半。

“你听到了什么丑闻没有？”我问。

“没有。”

“你那帮不可一世的朋友里难道没有一个在闹离婚的？”

“没有。你听着，杰克。要是咱俩的一应开销全都由我来处理，你愿意陪我去南美洲吗？”

“为什么要我去呢？”

“你会说西班牙语呀。再说，要是咱俩一块儿去，那一定会玩得更尽兴。”

“不，”我说，“我就喜欢这个城市，夏天我要去西班牙。”

“我这辈子就盼着能有这么一次旅行。”科恩说。他坐了下来。“恐怕没等去成，我就老得走不动啦。”

“别说傻话啦，”我说，“你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你有那么一大笔钱呢。”

“我知道。可我就是走不成啊。”

“打起精神来吧，”我说，“哪个国家还不都是电影里放的那样。”

可我真替他感到难过。他这日子过得苦不堪言呢。

“一想到我的生命消逝得如此迅速，而我却没有真正过上好日子，我就感到没法忍受。”

“除了斗牛士，谁也别指望能轰轰烈烈地过完一辈子。”

“我对斗牛士不感兴趣。那种生活很不正常。我想到南美腹地的乡野里去走走。我们的南美之行一定会很精彩的。”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可以去英属东非打猎？”

“没有，这种事情不是我的所爱。”

“我愿意陪你一起去。”

“不去，这种事情提不起我的兴趣。”

“这是因为你从没读过这方面的书。有一本书里描写的全都是人家怎么跟那些皮肤黑得发亮的美貌公主谈情说爱的，去找来看看吧。”

“我要去南美洲。”

他具有一种很难说服的、犹太人所特有的、冥顽不化的特质。

“走吧，我们下楼去喝一杯。”

“你的活儿不干啦？”

“不干了。”我说。我们顺着楼梯走下去，直奔位于大楼底层的那家咖啡馆。要想打发朋友走，这就是最好的办法，这一点我早就发现了。一杯喝完之后，你只消说上一句：“哎呀，我得赶紧回去发几份电讯稿呢。”事情也就算摆平了。在新闻这个行当里，你应当显得从来都不在忙于工作，这是若干准则中极其重要的一条。因此，想出这一类不会有失风雅的脱身之法是非常要紧的。不管怎么说，反正我们下楼去了那家咖啡馆的吧台，要了一瓶威士忌和苏打水。科恩望了望沿墙脚边一溜摆放着的一箱箱酒瓶。“真是个好地方啊。”他说。

“这地方有的是酒。”我附和着说。

“你听着，杰克，”他俯身向前趴在吧台上，“你难道从来就没有产生过这种感觉，你的年华在悄悄地流逝，而你却没有及时行乐？你有没有意识到，你这一生几乎半辈子光阴已经过去了？”

“是啊，每隔一段时间这种感慨就会油然而生。”

“你知道吗，再过大约三十五年，我们就死掉啦，你知道吗？”

“胡说什么呀，罗伯特，”我说，“纯属一派胡言。”

“我可不是在开玩笑。”

“这种事情说归说，但是我不会为这种事情而发愁的。”我说。

“你真该好好想想才是。”

“我时不时地就会有好多事情要操心呢。我已经懒得再操心啦。”

“唉，我就想去南美。”

“听我说，罗伯特，跑到别的国家去也起不了多大作用。这些我都尝试过。你不可能单凭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就自我解脱了。这样做无济于事。”

“可是，你从没去过南美呀。”

“南美，见鬼去吧！假如你带着现在这种心情去了南美洲，结果肯定还是原封不动的老样子。巴黎是个挺不错的城市。你怎么就不能在巴黎重整旗鼓呢？”

“我讨厌巴黎，我讨厌这个拉丁区[23]。”

“那就别待在拉丁区呀。闲来无事的时候，你就自个儿四处去溜达溜达，看看能碰上什么新鲜事儿。”

“什么也碰不上的。有一天夜里，我就独自一人在外闲逛了一整夜，却什么事儿也没碰上，只有一个骑自行车的警察拦住了我，要查看我的证件。”

“巴黎城的夜晚不是很美吗？”

“我不喜欢巴黎。”

你现在明白问题出在哪儿了吧。虽说我很同情他，然而这并不是一件你采取了什么措施就能帮得上忙的事儿，因为你一插手马上就得面对他那两个冥顽不化的想法：一是南美能解决他的问题，二是他不喜欢巴黎。他的第一个想法是从一本书上得来的，我估计，他那第二个想法也来自于一本书。

“哎呀，”我说，“我得上楼去发几份电讯稿啦。”

“你当真非走不可吗？”

“是的，我得赶紧把这几份电讯稿发出去。”

“如果我上楼来，在办公室里随便坐一会儿，你介不介意？”

“不介意，跟我上去吧。”

他坐在外间看报纸，而那位编辑和出版商加上我则辛辛苦苦地工作了两个小时。之后，我把一页页打字稿整理好，在文章的开头一栏打上了我的名字，将稿件装进了两只用马尼拉纸[24]做成的大信封里，再按铃叫一个听差的进来，让他把稿件送到圣拉扎尔车站[25]去。我走出办公室来到外间，只见罗伯特·科恩已经在那张大椅子里睡着了。他把头埋在两只胳膊上睡得正香呢。我不忍心叫醒他，但是我要锁门离开办公室了。我用手按了按他的肩膀。他晃了晃脑袋。“这件事我无能为力。”他说，头在胳膊弯里埋得更深了。“这件事我无能为力。说什么都不行。”

“罗伯特。”我说着，摇了摇他的肩膀。他抬起头来看了看。他笑了起来，朝我挤了挤眼睛。

“我刚才说出声来了吧？”

“说了几句。但是听不清楚。”

“上帝啊，做了个倒霉透顶的梦！”

“是打字机的催眠声催得你睡着的吧？”

“大概是的。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

“怎么啦？”

“一直在说话。”他说。

我能想象得出那种情景。我有个非常要不得的习惯，喜欢想象我那些朋友们在卧室里的各种场面。我们走出大楼，去纳波利咖啡馆喝开胃酒，去观赏傍晚时分林荫大道上人头攒动的街景。

第三章

这是一个暖春时节的夜晚。罗伯特走了之后，我仍坐在纳波利咖啡馆露台上的一张桌子旁，悠然自得地观赏着眼前的景致。此时，天色已渐渐暗淡下来，电灯广告牌一个接一个地亮了起来，指挥交通的红绿灯在交替闪烁着，人流熙来攘往。一辆辆单篷出租马车在拥堵得结结实实的出租汽车的阵容旁边“得得”地行驶着，“野鸡”[26]也在四处活动，她们有单身独行的，也有成双成对的，在寻觅晚餐。我注视着一个模样俊俏的姑娘从我的桌子边走了过去，并注视着她一步步走上了街头，直至从眼前消失，然后又接着去看另一个，过了一会儿，我看见先头那个又返身回来了。她再一次从我的桌子边经过时，我抓住了她的目光，于是，她便走了过来，落座在我的桌边。服务生跑上前来。

“喂，你想喝点儿什么呢？”我问。

“佩诺[27]。”

“这种酒小姑娘喝不好。”

“你才小姑娘呢。喂，服务生，来杯佩诺[28]。”

“给我也来杯佩诺吧。”

“怎么回事儿？”她问，“想乐一乐？”

“当然。你不想吗？”

“说不准。在本城谁也说不准。”

“你不喜欢巴黎？”

“对。”

“那你怎么不去别的地方呢？”

“哪儿有别的地方可去呀。”

“只要开心就好。”

“开心，见鬼！”

佩诺是一种绿莹莹的仿苦艾酒的饮品。兑上水就变成了乳白色。这种酒的味道颇似甘草糖，具有很好的提神作用，不过，喝多了也照样会使你浑身无力。我们坐在桌边喝着这种酒，姑娘板着脸，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

“喂，”我说，“你是不是要掏腰包请我吃顿饭呀？”

她咧嘴一笑，我立即明白她为什么故意板着脸不笑的原因了。倘若嘴闭着不笑，她确实是个相当漂亮的姑娘。我如数付了酒钱之后，我们走出酒吧，来到大街上。我喊来了一辆出租马车，车夫把车靠到人行道的路边石旁停下。我们安坐在慢慢腾腾、畅行无阻地轧轧行驶着的出租马车[29]的后排车厢里，顺着歌剧院大街[30]一路向前驶去，沿途的那些商店都已关门落锁了，但窗户里灯还亮着。这条大街很宽阔，路面亮光光的，却已几乎不见人影。出租马车驶过了纽约《先驱报》驻巴黎站，只见其橱窗里挂满了各式各样的时钟。

“那些钟都是派什么用的？”她问。

“用来显示美国各地的不同时间的。”

“别骗我。”

我们从歌剧院大街拐上了金字塔路[31]，穿过车水马龙的黎沃利路[32]，再穿过一道幽暗的大门，驶进了杜伊勒利花园[33]。她依偎在我身上，我用一只胳膊搂着她。她抬起头来，期待着我的亲吻。她伸手摸我，我推开了她的手。

“别介意。”

“怎么回事儿？你有病？”

“是的。”

“人人都有病。我也有病。”

我们驶出杜伊勒利花园，进入了灯火通明的大街，接着再跨过塞纳河，最后拐上了教皇路[34]。

“你要是有病，就不该喝佩诺酒。”

“你也不该喝。”

“我喝不喝没关系。女人无所谓。”

“怎么称呼你？”

“乔杰特。怎么称呼你呢？”

“雅各布。”

“这是个佛兰芒人[35]的名字嘛。”

“美国人也有。”

“你不是佛兰芒人吧？”

“不是，我是美国人。”

“好，我最讨厌佛兰芒人了。”

正在这时，我们到了餐馆。我喊车夫[36]停车。我们钻出车外，但乔杰特却不喜欢这个地方的外观。“这家餐馆不怎么样嘛。”

“可不是嘛，”我说，“你也许宁愿去‘福艾约’餐馆吧。那你刚才干吗不让马车继续往前走呢？”

我起初搭上她是出于某种隐隐约约的情感上的需要，以为有个人陪着吃饭总归是件挺惬意的事儿。我已经有好长时间没跟“野鸡”一起共进晚餐了，已经忘了这将是一件多么无聊的事儿。我们走进餐馆，从坐在收银台旁的拉维涅太太面前走了过去，进入了一个小包间。在饭菜的作用下，乔杰特的情绪好了一点儿。

“这地方还算不错，”她说，“虽然不雅致，但饭菜还可以。”

“总比你在列日[37]吃得好些吧。”

“你是说布鲁塞尔吧。”

我们又要了一瓶葡萄酒，乔杰特就此开了句玩笑。她笑了笑，却露出了满嘴的坏牙齿，我们频频碰杯。“你不是个坏种，”她说，“遗憾的是，你这人有病。我们还是挺谈得来的。你这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呀？”

“我在战争中负伤了。”我说。

“唉，这场下流的战争啊。”

我们本来也许会继续谈下去的，会交换彼此对这场战争的看法，会一致认为这场战争实际上就是对人类文明的一场浩劫，而且这场战争说不定还是可以避免的。我厌烦透了。就在这时，隔壁的包间里恰好有人在叫我：“巴恩斯！我说，巴恩斯！雅各布·巴恩斯！”

“有个朋友在叫我呢。”我解释了一下，便走了出去。

叫我的人是布雷多克斯，正和一帮人围坐在一张宽大的桌子边，在场的有：科恩、弗朗西丝·克莱恩、布雷多克斯夫人，还有好几位我不认识。

“你是来参加舞会的吧，对不对？”布雷多克斯问。

“什么舞会？”

“哎呀，就是跳舞呗。难道你不知道我们已经恢复舞会了？”布雷多克斯夫人插嘴说。

“你一定要来呀，杰克。大伙儿都去呢。”弗朗西丝在桌子的另一头说。她身材高挑，脸上挂着笑意。

“那当然，他会来的，”布雷多克斯说，“进来呀，跟我们一起喝咖啡吧，巴恩斯。”

“对。”

“把你的朋友也带过来吧。”布雷多克斯夫人笑着说。她是个加拿大人，浑身散发着加拿大人的那种优雅大方的社交风度。

“谢谢，我们马上就来。”我说。我返身回到小包间。

“你的朋友都是些什么人？”乔杰特问。

“作家和艺术家。”

“这种人塞纳河的这一边[38]多得是。”

“太多啦。”

“我看是。不过，他们中的有些人还是挺能挣钱的。”

“嗯，是的。”

我们吃完了饭、喝完了酒。“走吧，”我说，“我们跟那些人一块儿喝咖啡去。”

乔杰特打开她的手提包，对着小镜子往脸上补了补妆，又掏出唇膏把嘴唇重新抹了一遍，并整了整帽子。

“好了。”她说。

我们走进了那间宾朋满座的房间里，布雷多克斯和围坐在桌子边的那些男人都纷纷站了起来。

“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未婚妻，乔杰特·莱布伦小姐。”我说。乔杰特如此这般地嫣然一笑，接着，我们便迎上去跟众人一一握手。

“你跟歌唱家乔杰特·莱布伦[39]是亲戚吧？”布雷多克斯夫人问。

“不认识[40]。”乔杰特回答说。

“可是，你们俩同名同姓呀。”布雷多克斯夫人真心诚意地坚持说。

“不，”乔杰特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我姓霍宾。”

“可是，巴恩斯先生刚才在介绍你时，说的就是乔杰特·莱布伦小姐呀。他刚才确实就是这么说的嘛。”布雷多克斯夫人仍然坚持说，她一说法语就容易激动，很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他是个傻子。”乔杰特说。

“噢，这么说，刚才是在开玩笑咯。”布雷多克斯夫人说。

“对，”乔杰特说，“逗大家笑笑的。”

“你听到没有，亨利？”布雷多克斯夫人朝桌子那头的布雷多克斯大声说，“巴恩斯先生刚才在介绍他的未婚妻时称她是莱布伦小姐，其实她的姓氏是霍宾。”

“当然啦，亲爱的。她本来就是霍宾小姐嘛，我早就认识她啦。”

“啊，霍宾小姐。”弗朗西丝·克莱恩高声说，她的法语说得非常快，但她似乎并不像布雷多克斯夫人那样为自己脱口而出的正宗地道的法语而感到洋洋自得，一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样子。“你来巴黎很久了吧？你喜欢这里的生活吗？你很爱巴黎吧，对不对？”

“她是谁？”乔杰特扭头对我说，“我非得搭理她不可吗？”

她转身朝弗朗西丝望去，只见她正笑吟吟地坐在那儿，双手交叠着，脑袋一动不动地昂在长长的脖子上，嘴唇微微向上噘起，一副随时准备继续谈话的模样。

“不，我不喜欢巴黎。这地方既奢侈，又龌龊。”

“是吗？我怎么觉得这地方特别干净呢。是整个欧洲数得着的最干净的城市之一。”

“我觉得它很脏。”

“好奇怪啊！不过，你来这儿的时间也许还不算太长。”

“我在这儿待的时间已经够长了。”

“不过，巴黎这地方有些人确实还是挺不错的。这一点必须承认。”

乔杰特扭头对我说：“你交的这些朋友挺不错的。”

弗朗西丝已经略有醉意，若不是咖啡上来了，她没准还要滔滔不绝地说下去。拉维涅接着又给我们上了利口酒[41]，喝完酒之后，大伙儿全都涌出餐馆，兴冲冲地去布雷多克斯的那家跳舞俱乐部了。

这个跳舞俱乐部其实就是个“用手风琴伴奏的大众舞厅”[42]，坐落在圣杰尼维耶夫山[43]上的大街上。每星期有五个晚上，住在“先贤祠”一带的劳动人民都会来这里跳舞。每星期只有一个晚上归跳舞俱乐部使用。星期一的晚上一律不开放。我们到达那儿时，屋子里还是空空的，只有一名警察坐在门边，老板娘则守在用波纹镀锌铁皮做的吧台的后面，此外还有老板本人。我们刚走进屋里，老板的女儿就下楼来了。屋子里有许多长条板凳，还有一排排桌子，屋子的尽头才是舞池。

“但愿人们能早点儿来。”布雷多克斯说。老板的女儿走上前来，目的是要打听我们想喝点什么。老板登上舞池旁边的一只很高的凳子，开始拉起了手风琴。他有一只脚脖子上拴着一串铃铛，一边拉手风琴，一边用脚打着拍子。每个人都跳起舞来。屋里太热，我们走出舞池时已是大汗淋漓了。

“我的上帝呀，”乔杰特说，“简直像闷在蒸笼里！”

“真热呀。”

“太热啦，我的上帝。”

“脱掉帽子吧。”

“这主意不错。”

有人来请乔杰特跳舞了，我便走向了吧台。屋里确实非常热，而手风琴的乐曲声在这闷热难当的夜晚倒也显得悦耳动听。我一边喝着啤酒，一边站在门口领受着街面上吹来的习习凉风。有两辆出租汽车沿着坡度很陡的街道一路驶下来。两辆车都停在了舞厅门前。一群年轻人，有的穿着针织紧身运动衫，有的穿着长袖衬衫，钻出了车外。借着门里射出的灯光，我能看见他们的手和他们刚刚洗过的烫着大波浪的卷发。站在门边的那个警察朝我看了看，微微笑了笑。他们走进了舞厅。在他们挤眉弄眼、指手画脚、七嘴八舌地往里走的时候，我借着灯光看清了他们白白净净的手、烫成大波浪的卷发、白白净净的脸。跟他们走在一起的竟然有勃莱特。她显得非常可爱，看样子她跟他们已经混得相当熟了。

他们当中有个人看见了乔杰特，张口便说：“嘿，真是咄咄怪事啊。这儿有个货真价实的婊子呢。我要去跟她跳舞了，雷特。看我的。”

那个高个子、黑皮肤、名叫雷特的说：“你别这么冒冒失失的。”

那个烫着大波浪的金发碧眼的年轻人回答说：“你就别操心啦，亲爱的。”勃莱特竟跟这帮人混在一起了。

我非常生气。也不知究竟是怎么回事儿，这种人总是让我很生气。我也知道，他们本来就是来寻欢作乐的，你应当宽容些才是，可我偏偏就想挥拳击倒他们一个，随便是哪一个，把他们那种目空一切、傻笑中透着泰然自若的嚣张气焰砸个粉碎。然而转念一想，我却沿着街面走了下去，在隔壁那家舞厅的吧台前买了一杯啤酒。这杯啤酒很不好喝，我便又要了一杯干邑白兰地[44]来祛除嘴巴里的那股啤酒味儿，没想到，这杯白兰地的味道却更加糟糕。等我回到舞厅时，舞池里已是人头攒动，乔杰特正和那个金发碧眼的高个子青年在跳舞，这人跳舞时很夸张地扭动着臀部，脑袋歪斜着，两眼朝上翻着。这一曲刚结束，他们当中的另一个人又上来请她跳。她已经被他们包下了。这时我才明白，他们一个个都会跟她翩翩起舞的。他们就是这种人。

我在一张桌子边坐了下来。科恩在那边坐着。弗朗西丝正在跳舞。布雷多克斯夫人领来了某个人物，并介绍给我说，他叫罗伯特·普伦蒂斯。此人是纽约人，但从芝加哥来，是小说界正冉冉上升的一位新秀。他说话带点儿英国口音。我问他要不要喝一杯。

“非常感谢，”他说，“我刚刚喝了一杯。”

“再来一杯嘛。”

“谢谢，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吧。”

我们把老板的女儿叫过来，每人要了一杯兑了水的白兰地[45]。

“有人告诉我说，你是堪萨斯城人。”他说。

“是的。”

“你觉得巴黎好玩吗？”

“好玩。”

“真的？”

我已经有了几分醉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那种烂醉，而是恰好醉到了那种可以说话不计后果的地步。

“看在上帝的分儿上，”我说，“真的。难道你不这样认为？”

“嘿，你发起脾气来还真有些可爱呢，”他说，“我要是有你这种本事就好啦。”

我站起身来朝舞池走去。布雷多克斯夫人在身后紧跟着我。“别跟罗伯特一般见识，”她说，“他只不过是个毛孩子，你是知道的。”

“我没跟他一般见识，”我说，“我刚才只是觉得好像要呕吐了。”

“你的未婚妻正在大出风头呢。”布雷多克斯夫人眺望着舞池，舞池里，乔杰特正被那个高个子、黑皮肤、名叫雷特的家伙搂在怀里跳舞跳得正欢呢。

“是吗？”我说。

“相当拉风啊。”布雷多克斯夫人说。

科恩走上前来。“来吧，杰克，”他说，“咱俩喝一杯去。”我们朝吧台那边走去。“你这是怎么啦？你好像整晚都情绪激动的样子，什么事儿把你给惹火啦？”

“没什么事儿。只是眼前的整个这一幕让我感到恶心而已。”

勃莱特朝吧台走来。

“你们好啊，老朋友。”

“你好，勃莱特，”我说，“你怎么没灌得醉醺醺的呢？”

“绝对不会再喝得醉醺醺的啦。喂，怎么说也要给人家来杯白兰地加苏打水吧。”

她端着酒杯站在那儿，我发现罗伯特·科恩在打量她。他两眼直勾勾地望着她，如同他那位同胞看见上帝赐予他土地时准会显现出的那种表情一样[46]。当然，科恩要年轻多了。不过，他流露出的也是那种热切的、理所当然地充满着期待的表情。

勃莱特真他妈的好看极了。她穿着一件针织紧身套衫和一条苏格兰粗花呢裙子，头发是朝后梳着的，像个男孩子。流行于市的这种打扮全是她开的头。她身段的曲线凹凸有致，如同游艇的艇身，那件羊毛紧身套衫使得她的整个体型毕露无遗。

“你交往的这伙人真不赖呀，勃莱特。”我说。

“这些人难道不可爱吗？你不也一样嘛，亲爱的。你是在哪儿把她勾搭上的？”

“在纳波利咖啡馆。”

“度过了一个很开心的夜晚吧？”

“嘿，有趣极啦。”我说。

勃莱特哈哈一笑。“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杰克。这样做对我们大家都是一种侮辱。你瞧瞧那边的弗朗西丝，还有乔。”

她这话是说给科恩听的。

“这种事情属于交易管制的范围。”勃莱特说。她又是哈哈一笑。

“你头脑清醒得很嘛。”我说。

“对。我没醉吧？要是有谁愿意同我交往的这帮人待在一起，他也保险不会喝醉的。”

音乐声又响起来，罗伯特·科恩马上说：“这一曲能让我来请你跳吗，勃莱特小姐？”

勃莱特朝他微微一笑。“这一曲我已经答应跟雅各布跳啦，”她笑着说，“你取的是个绝妙的圣经里的名字呀，杰克。”

“那就下一曲吧，好吗？”科恩问。

“我们马上就要走啦，”勃莱特说，“我们在蒙马特[47]有个约会。”

我一边跳舞，一边隔着勃莱特的肩膀望过去，只见科恩依旧在吧台边站着，两眼还在直勾勾地盯着勃莱特看。

“瞧那边，你又迷住一个人啦。”我对她说。

“别这么说嘛。可怜的家伙。我以前怎么就一直没发觉呢。”

“唉，算了吧，”我说，“依我看，你恐怕是多多益善吧。”

“别说这种不着边际的傻话啦。”

“你不就喜欢这样嘛。”

“唉，好啦。我即使喜欢，又能怎么样？”

“不能怎么样。”我说。我们踏着手风琴的音乐声跳起舞来，有人弹起了班卓琴。屋里虽然很热，但我感到很快活。我们从乔杰特身边擦了过去，跟她在一起跳舞的已经换成了他们当中的另一个人。

“她什么地方迷住了你，才使你把她给带来的？”

“说不清，反正我把她带来了。”

“你这家伙越来越浪漫啦。”

“不，是出于无聊。”

“现在呢？”

“不了，现在不了。”

“我们离开这儿吧。会有人好好照顾她的。”

“你真想走？”

“我要是不想走，我能要你走吗？”

我们走出了舞池，我去墙边的衣帽架上取下我的外套，并把它穿在身上。勃莱特站在吧台边。科恩在和她攀谈。我在吧台前停下，想向他们讨要一个信封。老板娘找来了一个。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面额为五十法郎的钞票，把它放进信封里，封好口，然后把信封递给了老板娘。

“如果和我一起来的那位姑娘问起了我，烦请你把这个交给她，好吗？”我说，“如果她跟那帮先生中的哪一位一起走了，那就烦请你帮我把这个保管一下，好吗？”

“一言为定，先生[48]，”老板娘说，“你这就要走吗？走这么早？”

“是的。”我说。

我们起身朝门外走去。科恩还在一个劲儿地跟勃莱特说话。她朝他道了声晚安，随即便挽起了我的胳膊。“晚安，科恩。”我说。在外面的大街上，我们四处张望着想找辆出租汽车。

“你会白白丢掉你那五十法郎的。”勃莱特说。

“啊，是的。”

“怎么不见出租汽车呢。”

“我们可以走到先贤祠去，然后再叫一辆。”

“走吧，我们先到隔壁那家酒吧去喝一杯，可以在那儿打发一个人帮我们去叫一辆出租汽车嘛。”

“你连走到马路对面这几步路都不肯走啊。”

“能省点儿力气，就省点儿力气呗。”

我们走进隔壁那家酒吧，我随即便打发一个服务生去叫出租汽车了。

“嗯，”我说，“我们总算甩开他们啦。”

我们站在高高的波纹镀锌铁皮做的吧台边，彼此都没说话，只是默默地望着对方。那名服务生回来了，说出租汽车已经等在门外了。勃莱特使劲儿捏了捏我的手。我给了那名服务生一个法郎，随后，我们就走出了酒吧。“我应当叫司机往哪儿开呢？”

“哦，跟他说，就在附近随便兜兜吧。”

我吩咐司机开到蒙特苏里公园[49]去，然后就钻进了车内，嘭的一声关了车门。勃莱特仰靠在车厢的角落里，两眼紧闭着。我上了车，坐在她身边。出租汽车颠了一下便向前驶去。

“啊，亲爱的，我一直过得很凄惨啊。”勃莱特说。

第四章

出租汽车驶上了那座山冈，穿过灯火通明的广场，随后便钻进了黑暗之中。车子仍在爬坡，但没一会儿就开上了平地，行驶在圣埃蒂纳·杜·蒙特教堂[50]后面的一条僻静的街道上，平稳地顺着这条柏油马路径直往下驶去，经过一片小树林和停着公共汽车的康特雷斯卡普广场[51]，接着又拐上了鹅卵石路面的穆菲塔德。大街两旁，灯火通明的各色酒吧和夜市商场鳞次栉比。我们原本是分开坐着的，但车子在古老的路面上一路颠簸着，使我们紧紧挤在了一起。勃莱特的帽子已经脱掉。她的脑袋向后仰靠着。我借着夜市商店的灯光打量着她的脸蛋，但车子里随即又暗了下来，大街[52]等我们再次钻出黑暗、驶上戈贝林大街[53]时，我才清楚地看见了她的整个脸庞。这条街道的路面被破开了，工人们正借着亮得耀眼的乙炔灯的灯光在电车轨道上干活儿。勃莱特的脸蛋很白，她脖子的修长轮廓也清楚地显现在耀眼的灯火下。街面上又暗淡下来，我立即吻了上去。我们的嘴唇紧紧贴在了一起，可是她马上就扭过头去，身子紧靠在车座的角落里，想尽量躲得远远的。她向下耷拉着脑袋。

“别碰我，”她说，“请你别碰我。”

“怎么啦？”

“我受不了这个。”

“哦，勃莱特。”

“你别这样。你应该明白。我受不了这个，就这样吧。啊，亲爱的，请你谅解！”

“难道你不爱我？”

“不爱你？只要你一碰我，我的整个身子简直就要化成果冻啦。”

“难道我们什么也做不成吗？”

她这时已直起身来。我用一只胳膊搂住她，她仰面斜靠在我的身上，我们就这样十分平静地依偎着。她用她那特有的神情直愣愣地注视着我的眼睛，那种神情会使你疑惑她是否真的在发自内心地用自己的眼睛看你。仿佛等世界上别人的眼睛全都一个个不再睁开看了，她那双眼睛还会一刻不停地看下去。她就这样定定地望着我，仿佛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她会不用这种眼神来看待，然而事实上，她不敢正视的东西却多得很。

“这么说，我们真他妈的什么也干不成啦。”我说。

“我不知道，”她说，“我不想再受这种折磨了。”

“我们最好还是彼此躲得远远的。”

“可是，亲爱的，我不能见不到你。这种煎熬你并不完全明白。”

“是的，可是到头来还不总是变成这种样子。”

“都是我不好。可是，我们难道不是在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付出代价吗？”

她一直在定定地注视着我的眼睛。她的目光变幻不定，时而深不可测，时而又显得十分淡定。此时此刻，你简直可以望穿她的双眼，一直望到她的心灵深处。

“一想到我已经让好多小伙子为我吃足了苦头，我这心里就感到很不是滋味。我现在是在偿还这笔债呢。”

“别尽说傻话啦，”我说，“再说，落在我身上的这种遭遇本来就很荒唐可笑。我根本就没把它放在心上。”

“啊，是的。这我相信，你不会在意的。”

“算啦，这种事情我们就别再说啦。”

“我自己也曾笑话过这事儿呢，有过那么一回。”她望着别处躲开了我，“我哥有个朋友，从蒙斯[54]回到家中时也是这副样子。战争仿佛是个天大的笑话。小伙子们啥事儿也不懂，是这样吗？”

“是的，”我说，“大家都一样，什么事儿也不懂。”

我对这个话题已经十分厌倦，不想再谈了。曾几何时，我也许不止一次地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考虑过这件事，也包括这种情况，某些创伤，或者残疾，会成为别人取笑逗乐的对象，然而对那个负了伤或者有残疾的人来说，这依然是个十分严重的问题。

“这事儿真好笑，”我说，“非常好笑。当然，谈情说爱也有很多乐趣。”

“你真这样看的？”她的目光又显得十分淡定了。

“我指的不是那种乐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令人欢愉的感觉。”

“不，”她说，“我觉得这是人间地狱般的折磨。”

“彼此相见总归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

“不。我可不这样认为。”

“难道你不想和我见面？”

“我不得不这样。”

此时，我们像两个陌生人一样坐着。右边是蒙特苏里公园。那边有家饭店，饭店里有个养鳟鱼的水池，你可以坐在那里眺望公园的景色，不过那家饭店此时已经关门打烊了，黑洞洞的。司机朝我们扭过头来。

“你想去哪儿？”我问。勃莱特把头一偏。

“哦，去‘雅士’吧。”

“雅士咖啡馆，”我对司机说，“蒙帕纳斯大街[55]。”出租汽车绕过那尊守卫着驶向蒙特鲁奇地区[56]的有轨电车的贝尔福狮像[57]，径直朝前开去。勃莱特两眼直视着前方。车子一驶上拉斯帕埃尔大街[58]，蒙帕纳斯大街上的灯光就映入了眼帘，勃莱特说：“如果我要你做某件事，你该不会大惊小怪吧？”

“别犯傻啦。”

“趁我们还没到那儿，你再吻我一次。”

等出租汽车一停稳，我便下了车，把车钱付了。勃莱特钻出车外，并随手戴上了她那顶帽子。她从车上一下来就把一只手伸给了我。她的手在发抖。“喂，我这样子是不是显得太狼狈了？”她压低了她头上的那顶男式毡帽，迈步朝咖啡馆里走去。咖啡馆里，靠在吧台上、坐在桌子边的大多数都是刚才在舞会上碰到的那伙人。

“小伙子们，你们好，”勃莱特说，“我想喝一杯。”

“哎，勃莱特！勃莱特！”那个身材瘦小的希腊人从人堆里朝她挤过来，他是个画肖像的画家，自诩公爵，但人人都叫他齐齐。“我有好事儿要告诉你呢。”

“你好，齐齐。”勃莱特说。

“我想让你结识一位朋友。”齐齐说。一个胖子迎了上来。

“米比波波勒斯伯爵，这位就是我的朋友阿什莱夫人。”

“你好！”勃莱特说。

“哎哟，尊贵的夫人，请问，你在巴黎玩得开心吗？”米比波波勒斯伯爵问，他胸前那条表链上挂着一枚麋鹿的牙齿。

“相当开心。”勃莱特说。

“巴黎城好得没法说啦，”伯爵说，“不过，我猜想，你在伦敦那边肯定也有许多特别好玩儿的地方。”

“哦，是的，”勃莱特说，“好玩儿的地方多得很。”

布雷多克斯在那边的一张桌子旁朝我喊起来。“巴恩斯，”他说，“过来喝一杯。你那个女朋友刚刚跟人大吵过一架，吵得可凶呢。”

“为什么事儿吵起来的？”

“因为老板娘的女儿说了句什么。好一场劈头盖脸的对骂啊。她这方面可在行了，你是知道的。她使出了自己的拿手好戏，还逼着老板娘的女儿也使出来看看呢。啊唷，吵得真是不可开交啊。”

“最后是怎么收场的？”

“哦，有个人送她回家去了。那姑娘长得真不赖呀。骂人的话也是一套一套的，可精通呢。别走啊，坐下来喝一杯吧。”

“不行，”我说，“我得开溜了。看见科恩没有？”

“他陪弗朗西丝回家了。”布雷多克斯夫人插嘴说。

“可怜的家伙，他好像情绪很低落。”布雷多克斯说。

“我敢肯定，他情绪低落得很呢。”布雷多克斯夫人说。

“我得开溜啦，”我说，“晚安。”

我对站在吧台边的勃莱特说了声再见。伯爵正在掏钱买香槟。“你愿意陪我们喝杯葡萄酒吗，先生？”他问。

“不啦。非常感谢。我得走了。”

“真的要走？”勃莱特说。

“对，”我说，“我头痛得很厉害。”

“我明天来看你？”

“直接来编辑部吧。”

“恐怕不行。”

“那就算了。我来找你吧，你说在哪儿？”

“五点钟左右，随便在哪儿都行。”

“那就说定了，在河对岸找个地方吧。”

“好。五点钟我在柯丽荣宾馆[59]等你。”

“可别失约噢。”我说。

“别担心，”勃莱特说，“我可从来没让你失望过，对吗？”

“有迈克的消息吗？”

“今天来了一封信。”

“晚安，先生。”我对伯爵说。

我走出咖啡馆，来到外面的人行道上，并顺着这条人行道朝圣米歇尔大街[60]走去，一路上，只见洛东达咖啡馆门外的那些桌子旁边依然人头攒动、座无虚席，而马路对面的那家多姆咖啡馆则把桌子一直排放到了人行道的边缘。那边的一张桌子旁有个人在朝我招手，我看不出那人是谁，便自顾往前走去。我想早点儿到家。蒙帕纳斯大街上已是冷冷清清。拉维涅餐馆则已店门紧闭，丁香园咖啡馆[61]门前，人们正在把一张张桌子摞起来，准备关门打烊了。我从奈伊元帅[62]的雕像前走了过去，雕像矗立在刚刚吐出新叶的栗树丛中，笼罩在弧光灯的灯光下。有一个已经枯萎的绛紫色花环斜靠在雕像的基座上。我停下脚步，仔细辨认着镌刻在石碑上的字迹：波拿巴主义者党支部[63]所建，某年某月某日；具体日期我已经忘了。这尊雕像看上去煞是威武，奈伊元帅足登高筒马靴，在七叶栗子树碧绿的新叶嫩枝丛中高擎着手中的利剑。我的寓所就在这条马路的对面，沿圣米歇尔大街走下去几步路就到了。

门房里还亮着灯，我敲了敲门，女看门人把我的邮件递给了我。我向她道了声晚安，便上楼去了。拿到手的是两封信和几份报纸。我借着餐室里的煤气灯的亮光看了看。两封信都是从美国寄来的。其中一封是一张银行的结账单。结账单上显示的是：结余为2432.60美元。我取出支票簿，扣除自本月一号以来所开出的那四张支票的总金额，结果发现我还有一笔数额为1832.60美元的盈余。我在结账单的反面写下了这个数目。另一封信是一份结婚请柬。阿洛伊修斯·科尔比先生和夫人郑重宣布了他们的女儿凯瑟琳的婚事——我既不认识这位姑娘，也不认识即将与她结为夫妇的那个男人。这份结婚请柬想必已经发遍全城了。这个名字有点儿怪怪的。我敢断言，任何一个取名叫阿洛伊修斯的人我都忘不了。这是个挺地道的天主教的名字。请柬的抬头上印有一个顶饰。就像齐齐也有一个希腊公爵的头衔一样。还有那位号称伯爵的人。勃莱特也有一个头衔呢，叫阿什莱夫人。让勃莱特见鬼去吧。你就见鬼去吧，阿什莱夫人！

我点亮了床头的灯，关掉了那盏煤气灯，然后打开了那几扇宽大的窗户。床离窗户很远，我退到床边坐下，解开衣服，任由窗户开着。窗外有一列夜班车正行驶在有轨电车的轨道上，列车从窗前呼啸而过，把各色蔬菜运往各大市场。每当夜间睡不着，这噪音就显得特别恼人。我一边脱衣服，一边在床边大衣柜的镜子里打量着自己的形象。这是一种典型的法国人布置房间的做法。我估计，也挺实用的。浑身上下，怎么偏偏就伤在这个最伤不得的部位呢。我估计，伤在这种地方会让人觉得好笑的。我穿上睡衣，钻进了被窝。我有两份斗牛报，便拿过来拆开了封皮。一份是橙色的，另一份是黄色的。这两份报纸很可能会报道相同的新闻，所以，无论我先看哪一份，都会使另一份变得索然无味。相比之下，《牛栏报》要更有特色，于是，我先看起了这一份。我一口气把它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包括“读者小信箱”和“字谜与笑话”这两个栏目。我吹灭了灯。兴许这下我能入睡了。

我的思维竟然开始活跃起来。这块已成痼疾的心病又在作祟了。唉，在意大利那种被人当作笑柄的前线如此这般地负了伤，还溃逃，这种事情也太不光彩啦。在意大利的那家医院里，我们这一类人简直可以组成一个社团了。当时还得了个颇为滑稽的意大利语的名号呢。我不知道其他那些人后来怎么样了，那些意大利人。那是在米兰那家“总医院”[64]的庞蒂住院大楼里。隔壁那幢大楼就是臧达楼。医院的院子里有一尊庞蒂的雕像，也有可能是臧达的雕像[65]。这就是那位上校联络官来探望我的地方。真是滑稽，这大概可以算得上是头等滑稽的事情了。我当时全身绑着绷带，但是他们把我的情况告诉了他。于是，他就发表了一通精彩无比的宏论：“你，一个外国人，一个英国人（任何一个外国人在他眼里都是英国人），奉献出了比生命更加宝贵的东西呢。”多么绝妙的言辞啊！我真想把他这番宏论装裱起来挂在我的办公室里。他一点儿也没笑。我猜想，他是在设身处地地替我着想呢。“多么不幸！多么不幸啊！[66]”

我觉得，我过去从来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现在我要尽量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只求不要给别人制造出无端的烦恼。后来，他们用船把我运到了英国，要不是因为碰上了勃莱特，我也许永远都不会有任何烦恼的。依我看，她只不过是想追求她不可能拥有的东西罢了。唉，人就是这种德性。让人统统见鬼去吧！天主教会倒是有一种绝妙的办法来处理这一切的。不管怎么说，反正有一番忠告。这事儿就别再想啦。啊，那是一番绝好的忠告呢。今后就尽量忍着点儿吧。尽量忍着点儿吧。

我睡不着，躺在床上胡思乱想、心猿意马。接着，我无法控制自己了，便开始思念起勃莱特来，其他一切杂念也就随之烟消云散了。我思念着勃莱特，思绪不再四处奔突乱窜，有点儿开始一波一波地荡漾起来。就在这时，我突然开始哭泣起来。过了一会儿，心情慢慢地平复了，我躺在床上，听着沉重的电车在窗外隆隆驶过，沿街而去，随后，我渐渐进入了梦乡。

我一觉醒来。外面有人在争吵。我侧耳听了听，发觉有个声音听着耳熟。我穿上晨衣，赶忙朝门口走去。看门人在楼下大声嚷嚷着。她火气很大。我听见提到了我的名字，便朝楼下喊了一声。

“是你吗，巴恩斯先生？”看门人喊道。

“对。是我。”

“这里来了个这么不讲理的女人，她把整条街都吵醒了。深更半夜的这种时候来，哪会有什么好事情！她说她一定要见你呢。我告诉她你已经睡了。”

这时候，我听见了勃莱特的说话声。刚才正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我满以为是乔杰特来了呢。我弄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她不可能知道我的住址啊。

“请你让她上来吧，好吗？”

勃莱特走上楼来。我看得出，她已经喝得醉醺醺的了。“这事儿干得真荒唐，”她说，“惹出了这么大的一场争吵。我说，你没在睡觉吧，对不对？”

“你以为我在干什么？”

“不知道。现在是几点？”

我看了看时钟。此时已是四点半了。“糊里糊涂的，连几点钟都不知道了，”勃莱特说，“我说，你能不能让人家坐下来呀？别生气啦，亲爱的。刚刚跟那位伯爵分手。是他送我来这儿的。”

“他这人怎么样？”我边说边拿出了白兰地、苏打水和两只玻璃酒杯。

“只要一点点儿，”勃莱特说，“别不安好心，想把我灌醉。那位伯爵吗？嗯，人挺不错的。他是个性情中人，跟我们挺投缘的。”

“他是伯爵吗？”

“来吧，祝你健康。反正我觉得他是，这你知道。不管怎么说，能称得上伯爵吧。多懂得人情世故啊。这一套不知他是从哪儿学来的。他在美国开了好多家连锁糖果店呢。”

她抿了一口杯中的酒。

“你想想，他说自己的糖果店都开成连锁店啦。好像是这么说的。把各家糖果店都串并起来了。他跟我谈了点儿这方面的情况。真有意思。不过，他跟我们这些人挺投缘的。嗯，是挺投缘的。毫无疑问。这一点总归人家还是能看出来的。”

她又抿了一口酒。

“我干吗要大吹大擂地讲这些个事儿呢？你不会太在意吧，是么？他正在资助齐齐呢，这你知道。”

“齐齐当真也是个公爵吗？”

“反正我没怀疑过。是希腊公爵，这你知道呀。是个烂透了的画家。我还是比较喜欢那个伯爵。”

“你跟他去了什么地方？”

“嗯，什么地方都去了。他刚才把我送这儿来了。要给我一万美元呢，让我陪他去比亚里茨[67]。这笔钱值多少英镑？”

“两千左右吧。”

“好大一笔钱呢。我对他说，这事儿我不能干。他在这种事情上倒挺大方的。我对他说，我在比亚里茨熟人太多了。”

勃莱特哈哈大笑起来。

“我说，你这酒喝得也太慢啦。”她说。我刚才只是在慢慢呷着白兰地加苏打水。于是我就猛灌了一大口。

“这就对啦。太有意思了，”勃莱特说，“后来他要我陪他去戛纳[68]。我就对他说，我在戛纳的熟人也多得很。又说蒙特卡洛[69]。我告诉他说，我在蒙特卡洛的熟人也多得很。我告诉他说，我走到哪儿都有太多的熟人。这也是真话嘛。于是，我就叫他送我到这儿来了。”

她望着我，一只手撑在桌子上，一只手举着酒杯。“你别这样瞅着我嘛，”她说，“我对他说，我在爱着你呢。这也是真的。别这样瞅着我啦。他这人也真有涵养。明天晚上他要用汽车接我们出去吃饭呢。想不想去呀？”

“为什么不想去？”

“我现在该走啦。”

“为什么？”

“就是想来看看你的。傻得要命的念头呢。要不要穿上衣服跟我下楼去？他的车子就停在街那头。”

“那个伯爵吗？”

“就他本人。还有一个穿制服的司机。要带着我四处去兜兜风呢，然后在布洛涅公园[70]里吃早饭。有好几大篮子酒食呢。全都是柴黎饭店里弄来的。还有成打的瓶装菊花酒[71]呢。你馋不馋？”

“我上午还得工作呢，”我说，“跟你相比，我现在已经大大落伍啦，追不上你了，跟你们也玩儿不到一块儿了。”

“别扯了。”

“没办法。”

“好吧。给他带句好听点儿的口信？”

“随你怎么说都行。务必要带到。”

“再见啦，亲爱的。”

“别那么伤感。”

“你真让我感到难过。”

我们亲吻道别了，勃莱特浑身哆嗦了一下。“我还是走为上策啊，”她说，“再见吧，亲爱的。”

“你也不一定非走不可呀。”

“是啊。”

我们在楼梯口再次亲吻在一起，随后，我叫看门人打开了门，她躲在门后面嘟嘟囔囔地不知说了句什么。我返身上楼，站在敞开的窗户前注视着勃莱特在弧光灯下沿着大街一步步朝停靠在路边的那辆大型豪华型轿车走去。她钻进了车内，车子随即就开走了。我转过身来，环顾四周。桌子上放着一只空玻璃酒杯，另一只玻璃酒杯里还剩下半杯白兰地加苏打水。我把两只玻璃杯都拿进了厨房，把那半杯酒倒进了水槽里。我关上餐室里的煤气灯，踢掉脚上的拖鞋，钻进了被窝。就是这个勃莱特，想到她我就直想哭。我脑海里浮现出最后一眼目睹她沿着大街一步步走过去并钻进了那辆轿车时的情景，当然，不一会儿，我的心情便又糟透了。在大白天里，我很容易就能做到对什么都不动感情，但是到了夜间，那就完全是另外一码事儿了。

第五章

早晨，我沿着圣米歇尔大街朝索芙洛大街[72]走去，想去那儿喝咖啡，吃奶油圆球蛋糕。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七叶栗子树在卢森堡公园[73]里盛开着。街巷里有大热天的清晨所特有的那种凉爽宜人的感觉。我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看着报纸，接着又点起了一支香烟。卖花女们正陆陆续续从市场上过来，有的已经在忙着整理她们一天要出售的花束了。川流不息的大学生们有的是去法学院的，有的是去巴黎大学文理学院的。过往的电车和上班的人流使得这条街道热闹非凡。我登上一辆环城公共汽车，乘车去玛德莱尼教堂[74]，人就站在车后的平台上。我在玛德莱尼教堂下了车，沿着嘉布遣会修士大街[75]走到巴黎歌剧院[76]的门口，然后再向北，朝编辑部走去。我路过了一个卖跳蛙的人，接着又路过了一个卖玩具拳击手的人。我侧身绕开了他，免得踩在那根用来操纵玩具的操纵线上，给他当助手的那个女孩正用那根线操纵那个玩具呢。她人虽站在那儿，眼睛却在望着别处，那根线的线头就攥在她叠合着的双手里。那人正在一个劲儿地向两位游客兜售他的玩具。有三名游客停下了脚步，驻足观望着。我走在一个推着小推车的人的身后，只见他在往人行道上刷着CINZANO[77]这个字样，字母还是湿漉漉的。沿途的行人都是赶着去上班的。上班真是件令人快乐的事情。我穿过马路，拐了个弯，走进了编辑部。

在楼上的办公室里，我把法国的各家晨报浏览了一遍，吸了支烟，然后坐到打字机前，把整整一个上午的活儿都弄脱手了。到十一点钟时，我乘出租汽车去了凯道赛[78]，进去之后就和十几名记者坐在一起，听法国外交部的喉舌发布消息，发言人是《新法兰西评论》[79]派的一位年轻的外交官，戴着一副角质眼镜，讲话和回答问题的时间总共只有半个小时。法国参议院议长当时正在里昂发表讲话呢，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他那时正在返程途中。有几个人提了一些问题，不过，那只是说给他们自己听的，还有两三个问题是由那些想了解真相的几家新闻社的记者们提出来的。没有任何新闻可言。从凯道赛返回时，我跟乌尔赛和克鲁姆三人合租了一辆出租汽车。

“你每天晚上都在干什么？”克鲁姆问，“我怎么就从没见你出来溜达过呢。”

“哦，我现在住到拉丁区那边去了。”

“改天晚上我也过来看看。丁戈咖啡馆。那可是个绝佳的去处呀，对不对？”

“对。这家，或者新开张的那家雅士咖啡馆。”

“我早就想过去看看了，”克鲁姆说，“可是，有老婆、有孩子拖累着呢，你也知道那是个什么情况。”

“还打网球吗？”乌尔赛问。

“唔，不打啦，”克鲁姆说，“可以说，今年一年，我连一次都还没打过呢。我一直想抽空去玩儿一回，可是，一到星期天就下雨，再说，网球场也总是那么拥挤。”

“英国人星期六都不上班的。”乌尔赛说。

“那帮家伙真有福气，”克鲁姆说，“嗯，实话告诉你吧。总有一天，我会不当这个新闻社的记者的。那时候，我就有充裕的时间去乡下四处走走啦。”

“这才是值得一做的事情呢。住到乡下去，再弄辆小汽车。”

“我一直在考虑这事儿呢，打算明年买辆车。”

我敲了敲车窗玻璃。司机把车停了下来。“我到啦，我就住在这条街上，”我说，“进屋来喝一杯吧。”

“不啦，谢谢你，老兄。”克鲁姆说。乌尔赛摇了摇头。“我得把今天上午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讲话的内容整理出来呢。”

我把一枚两法郎的硬币塞进了克鲁姆的手中。

“你这家伙真是不可理喻呀，杰克，”他说，“这趟算我的。”

“反正都是编辑部出钱。”

“不行。这个钱我来出。”

我挥挥手告别了他们。克鲁姆从车窗里探出头来。“星期三吃午饭时见。”

“一言为定。”

我乘电梯上楼去了办公室。罗伯特·科恩正等着我呢。“你好，杰克，”他说，“出去吃午饭么？”

“好哇。我来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消息。”

“去哪儿吃呢？”

“哪儿都行。”

我正翻看着写字台上的东西。“你想去哪儿吃？”

“韦泽尔怎么样？那里的冷盘挺好吃的。”

在那家饭店里，我们点了冷盘和啤酒。那个专门负责斟酒的服务生送上了啤酒，大杯的，杯子外面结满了水珠，很冰。小吃有十几种不同花色。

“昨儿晚上有没有什么开心的事儿？”我问。

“没有。我看没有。”

“那本书写得怎么样啦？”

“很烂。这第二部我算没法写下去了。”

“谁都会碰到这种情况的。”

“嗯，这我明白。不过，还是挺让我发愁的。”

“还在想着去南美的事儿吗？”

“我念念不忘的就是这事儿。”

“哎呀，那你为什么还不动身呢？”

“因为弗朗西丝呗。”

“哎呀，”我说，“那你就带她一起去呗。”

“她不肯去南美。这种事情她才不喜欢呢。她喜欢的是人多热闹的地方。”

“那就叫她见鬼去吧。”

“我做不到。我得还她的人情债呢。”

他把一碟黄瓜片推在一边，把一碟腌渍鲱鱼拉到面前。

“你对勃莱特·阿什莱夫人的情况了解多少，杰克？”

“阿什莱是她夫家的姓。勃莱特是她的本名。她是个好姑娘，”我说，“她目前正在闹离婚，并打算跟迈克·坎贝尔结婚。迈克眼下在苏格兰那边。怎么啦？”

“这个女人特有魅力。”

“是吗？”

“她身上就是有那么一种气质，一种很优雅的气质。她好像绝对是一个天生丽质的人，而且为人也很直率。”

“她非常好。”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她那种气质，”科恩说，“依我看，这就是教养吧。”

“听你这口气，似乎对她喜欢得很。”

“的确如此。即使你说我爱上了她，我也不会感到奇怪的。”

“她是个酒鬼，”我说，“她跟迈克·坎贝尔正在热恋之中，马上就要嫁给他啦。迈克迟早会发大财的。”

“我就不信她真的会嫁给他。”

“为什么不信？”

“我也说不清。我就是不信。你认识她很久了吧？”

“是的，”我说，“我在战争中负伤住院时认识的，她恰好就在那家医院里工作，是志愿者救护队[80]的一名护士。”

“她那时肯定还是个小姑娘吧。”

“她现在三十四岁。”

“她是什么时候嫁给阿什莱的？”

“在战争期间。那时候，她真心相爱着的人刚刚因为那场痢疾一命呜呼了。”

“你这话颇有点儿挖苦人的意思嘛。”

“对不起。我并不是故意的。我只不过想告诉你这些事实罢了。”

“我就不信她会随随便便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人。”

“算了吧，”我说，“这种事情她已经干过两次啦。”

“我不相信。”

“行啦，”我说，“要是你不愿听到这些答案，你就别问我这么一大堆愚蠢的问题呀。”

“我并没有问你这个。”

“是你向我来打听勃莱特·阿什莱的情况的。”

“我可没叫你败坏她的名声。”

“哈，真是活见鬼了。”

他忽地一下从桌子旁边站了起来，脸变得煞白，气急败坏地站在摆满一碟碟小吃的桌子后面。

“坐下吧，”我说，“别犯傻啦。”

“你得收回你刚才这句话。”

“嗐，别再耍补习学校时的那套把戏啦。”

“收回这句话。”

“行。怎么着都行。勃莱特·阿什莱的情况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下总行了吧？”

“不行。不是那回事儿。是你说我活见鬼的那句话。”

“噢，那就不是活见鬼吧，”我说，“坐下别走。这顿饭我们才刚刚开始吃呢。”

科恩脸上又露出了笑容，并且坐了下来。看来他还是乐意坐下来的。他如果不坐下来，会干出什么傻事儿来呢？“这么难听的话你居然也能说得出口啊，杰克。”

“很抱歉。我这人就是口无遮拦。即使说了些很不中听的话，心里也绝不是那个意思。”

“这我知道，”科恩说，“你其实算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呢，杰克。”

愿上帝保佑你吧，我暗暗寻思。“我刚才说的那番话你就别往心里去啦，”我说出口来，“对不起。”

“没关系。现在没事儿啦。我刚才也只是一时生气。”

“那就好。我们另外再弄点儿吃的吧。”

吃完午饭后，我们沿着大街漫步到和平咖啡馆，在那儿喝起了咖啡。我能感觉到，科恩还想再次提起勃莱特的事儿，但是我把话题岔开了。我们聊了一通别的事情，然后我就离开了他，回编辑部去了。

第六章

五点钟，我准时在柯丽荣宾馆里等着勃莱特。她还没到，于是，我便坐下来，并提笔写了几封信。这几封信写得都不太好，不过，我希望柯丽荣宾馆的这些信笺信封能对此有所弥补。勃莱特还是没露面，于是，六点差一刻左右，我便下楼去了酒吧间，跟酒吧服务生乔治一起喝了杯杰克·罗斯[81]。勃莱特也没到这个酒吧间来，所以临出门前我又去楼上找了她一遍，然后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去雅士咖啡馆。过塞纳河的时候，我看见一长串空载的驳船正被拖着顺流而下，船身浮得很高，快要驶近桥洞时，船夫们都牢牢把持着操舵的大桨。塞纳河风光宜人。在巴黎，每次过桥都让人觉得心旷神怡。

出租汽车绕过那尊摆着打旗语姿势的旗语发明者的塑像，拐向了拉斯帕埃尔大街，我仰靠在座位上，任由汽车驶过这段路程。行驶在拉斯帕埃尔大街上总是让人感到沉闷。整个这条街很像巴黎——里昂——地中海那条公路上的枫丹白露[82]与蒙特罗[83]之间的那一段，每当走上这段路，我就老是觉得乏味、死板、沉闷，直到走过去为止。我估计，旅途中的这些使人感到死气沉沉的地段都是由人脑里产生的某些联想所造成的。巴黎还有几条街道跟拉斯帕埃尔大街一样丑陋。这条街我若是步行走过去是根本不会在意的。但是乘车走在这条街上却让我感到没法忍受。也许是因为我曾经看过描写这条街的哪本书的缘故吧。罗伯特·科恩对巴黎的一切印象就是这么得来的。我不知道科恩究竟看了什么书才对巴黎如此不欣赏。大概是受了门肯[84]的影响吧。我相信，门肯是非常厌恶巴黎的。许多年轻人的好恶观都是从门肯那儿搬来的。

出租汽车在洛东达咖啡馆门前停了下来。不管你在塞纳河的右岸叫哪个出租汽车司机带你去蒙帕纳斯的哪家咖啡馆，他们总是送你到“洛东达”。从现在起再过十年，很可能就会是“多姆”咖啡馆了。反正“雅士”也离此很近。我穿过“洛东达”门前的那些令人沮丧的餐桌，朝“雅士”咖啡馆走去。咖啡馆里面的吧台前站着几个人，而咖啡馆外面，孤零零地坐着的人竟是哈维·斯通。他面前已经摞了一大堆杯托，他也该刮刮胡子了。

“坐下吧，”哈维说，“我一直在找你呢。”

“什么事？”

“没什么事儿。只是想找你。”

“又出去看赛马啦？”

“没有。星期天以来再没去了。”

“有没有听到美国那边的什么消息？”

“没有。毫无音信。”

“怎么回事呢？”

“不知道。我已经跟他们断了联系啦。我已经跟他们彻底断绝来往了。”

他探过身来，直视着我的眼睛。

“你愿意听我说点儿什么吗，杰克？”

“说吧。”

“我已经有五天啥也没吃啦。”

我脑子里飞快地闪现出过去的一幕。就在三天前，在那家“纽约”酒吧里，哈维用摇扑克骰子的手段赢了我两百法郎呢。

“怎么回事啊？”

“没钱呗。钱还没汇来，”他顿了顿，“说来也真怪呀，杰克。我一碰上这种情况就只想独自一个人待着。我就想闷在自己的房间里。我真像一只猫啊。”

我摸了摸自己的口袋。

“一百法郎够解你的燃眉之急么，哈维？”

“够了。”

“走吧。我们去吃吧。”

“不急。先喝一杯再说。”

“还是先去吃吧。”

“不。到了这种地步，吃不吃，我都不在乎啦。”

我们喝了一杯。哈维把我的杯托摞在了他的那堆上。

“你认识门肯吗，哈维？”

“认识。为什么要问这个？”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个挺不错的人。他的某些话说得也非常有趣。上一回我和他共进晚餐时，我们说起了霍芬海姆。‘问题就在于，’他说，‘他是个穿吊带袜的磕头虫。’这是个挺不错的说法。”

“这的确是个挺不错的说法。”

“门肯的才智如今已经枯竭啦，”哈维接着说，“他已经写出的那些东西全都是他所熟悉的东西，可他如今所涉及的东西却都是他不熟悉的。”

“我猜想，他这人还是挺不错的，”我说，“可我就是读不下去他写的那些东西。”

“哦，他写的东西如今已经没人看啦，”哈维说，“除非是那些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学院念过书的人。”

“嗯，”我说，“那倒也不失为一件好事情。”

“那还用说嘛，”哈维说，于是，我们坐在那儿沉思了一会儿。

“再来杯波尔多红葡萄酒？”

“好啊。”哈维说。

“瞧，科恩来了。”我说。罗伯特·科恩正在过马路。

“这个白痴。”哈维说。科恩朝我们的桌子走来。

“喂，你们这帮游手好闲的家伙。”他说。

“喂，罗伯特，”哈维说，“我刚刚在杰克这家伙面前说你是个白痴呢。”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马上说出来。不许思考。假如你能够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你最愿意干什么？”

科恩开始思考起来。

“不许想。马上说出口来。”

“我不明白，”科恩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我的意思是，你最愿意干的是什么。你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什么。不管这个想法有多愚蠢。”

“我不知道，”科恩说，“我想，我大概最愿意再去玩橄榄球吧，用我现在所学到的这身技巧。”

“我错看你了，”哈维说，“你不是白痴。你只是个智力发育受到抑制的病例。”

“你这人说话也太放肆啦，哈维，”科恩说，“总有一天人家会把你的脸揍扁的。”

哈维·斯通哈哈大笑起来。“你可以这样想。但是人家才不会呢。因为我对这事儿是无所谓的。我又不是拳击手。”

“要是真有人揍了你，你就会觉得有所谓了。”

“不，不会有这种事情的。这就是你酿成大错的原因所在。因为你智商不够。”

“住口，不许再这样污蔑我。”

“说真的，”哈维说，“你说什么我都不在乎。你在我眼里什么也不是。”

“行啦，哈维，”我说，“再来杯波尔多吧。”

“不喝了，”他说，“我要上街吃东西去了。回头见，杰克。”

他走出门外，沿街而去。我注视着他在一辆辆出租汽车的间隙中横穿马路朝大街对面走去，他那矮小、壮硕、充满自信的身形缓缓移动在车水马龙之中。

“他老是惹我生气，”科恩说，“我真受不了他。”

“我喜欢他，”我说，“我对他还是挺有好感的。你犯不着跟他闹出一肚子气来。”

“这我知道，”科恩说，“他只不过让我感到心烦而已。”

“今天下午又在写书吗？”

“没有。我写不下去。比我第一本书要难写多了。我写得灰头土脸，正备受煎熬呢。”

他初春时节从美国回来时的那种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的派头早已不见了踪影。曾几何时，他对自己的写作还是那样地信心十足，只不过胸中老是怀着那些想要寻找奇遇的渴望罢了。如今，那种稳操胜券的派头早已消失殆尽了。不知何故，我老是有这种感觉，我还没有把罗伯特·科恩这个人物交代清楚。最根本的原因是，在他爱上勃莱特之前，我还从来没有听到他说过一句与众不同、能使他超凡脱俗的话来呢。他在网球场上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体格健美，而且一直保持着匀称的体型；他擅长玩桥牌，而且具有一种大学生才有的幽默风趣的气质。如果在大庭广众之中，他的谈吐一点儿也不突出。他穿着我们在学校念书时叫作马球衫的那种衬衫，现在兴许还叫这个吧，但是他并不像职业运动员那样显得年轻。我认为，他对自己的衣装并不十分讲究。他的外表在普林斯顿大学就已定了型。他的内心世界则是在那两个女人的长期训导之下铸成的。他身上始终带有一种可爱的、大男孩般的高兴劲儿，无论那两个女人怎么训导也没能把它给训掉，我没能好好表现出来的大概也就是他身上的这种气质。他打网球的时候特喜欢争强好胜。打个比方吧，他喜欢争强好胜的劲头一点儿也不亚于伦格仑[85]。不过话还得说回来，他输了球倒也并不气恼。自从他爱上勃莱特之后，他在网球场上就开始一败涂地了。以前根本没法跟他较量的人都能打败他。他倒也非常大度，从来不予计较。

不管怎么说，我们此时正坐在“雅士”咖啡馆的露台上，哈维·斯通也刚刚穿过马路。

“我们到‘丁香园’那边去吧。”我说。

“我有个约会。”

“几点？”

“弗朗西丝约好在七点十五分到这里。”

“瞧，她来了。”

弗朗西丝·克莱恩正从马路对面朝我们走来。她是个身材很高的姑娘，走起路来大摇大摆的。她朝我们挥了挥手，并笑了笑。我们注视着她穿过马路。

“你好，”她说，“很高兴能在这儿看见你呀，杰克。我一直想找你谈谈呢。”

“你好，弗朗西丝。”科恩说。他笑了笑。

“喔唷，你好呀，罗伯特。原来你在这儿呀？”她接着说，劈里啪啦地说得极快。“这日子我算过够了。这一位”——她把头朝科恩那边摆了摆——“连中饭也不肯回家吃了。”

“我没说定要回去啊。”

“哦，我知道。但是你怎么跟厨娘连声招呼也没打呢。再说，我自己跟波拉也有一个约会，可她没待在她那个办公室里。我就去里茨饭店[86]等她了，结果她根本就没去，当然啦，我身上带的钱也不够在里茨饭店用午餐——”

“那你怎么办？”

“嗨，出来呗，没话说的，”她装作挺开心的样子说，“我向来守约。现如今已经没人守约啦。我也该学乖点儿了。你怎么样，杰克，还好吗？”

“很好。”

“你带来参加舞会的那个姑娘真漂亮，可你后来却跟那个叫勃莱特的姑娘走了。”

“你不喜欢她？”科恩问。

“我觉得她长得迷人极了。你说呢？”

科恩没敢吭声。

“喂，杰克。我有话要跟你说。请你跟我去一趟‘多姆’咖啡馆好吗？你就待在这里吧，行不行，罗伯特？请吧，杰克。”

我们穿过蒙帕纳斯大街，在多姆咖啡馆门前的一张桌子边坐了下来。一个报童拿着《巴黎时报》走上前来，我买了一份，翻开看了看。

“什么事呀，弗朗西丝？”

“哦，没什么，”她说，“就是他想抛弃我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唉，他起先逢人就说，我们要结婚了，于是，我就告诉了我母亲和所有的至亲好友，可是他现在又不干了。”

“怎么回事呢？”

“他铁了心了，说他还没有享受够人生的乐趣呢。他当初去纽约的时候，我就料到这事儿迟早要变卦。”

她抬起头来，一边用她那双万分明亮的眼眸望着我，一边搜肠刮肚、前言不搭后语地说着。

“要是他不想干，我是不会嫁给他的。我当然不愿嫁给他啦。我现在说什么也不愿跟他结婚了。可是，这事儿对我来说未免也太晚了点儿，我们已经等了三年了，再说，我也刚刚办完离婚手续。”

我啥也没说。

“我们本来还打算好好庆贺一番呢，这下倒好，我们吵成了这副模样。简直如同儿戏啊。我们闹得可凶了，他还哭哭啼啼的，恳求我要放理智些，但是他说，他就是不能结婚。”

“倒霉透了。”

“可以这样说，就是倒霉透了。到如今，我在他身上已经白白浪费了两年半的青春啦。我真不知道现在是否还有哪个男人肯娶我。两年前，要是我愿意嫁给谁，我就能嫁给谁，在戛纳那边的时候。那时候，所有想娶个漂亮又时尚的姑娘好好过日子的老家伙全都像疯了似的围着我转呢。现在就甭想啦，恐怕一个也找不到了。”

“说真的，你现在还是可以想嫁给谁就嫁给谁的。”

“不，这话我不信。再说，我也很喜欢科恩。我还想生几个孩子呢。我总想着我们会有孩子的。”

她万般妩媚地望着我。“我这人从来就不大喜欢孩子，但是我也不愿想象我会一辈子没有孩子。我始终认为，我会有孩子的，有了孩子我也会喜欢他们的。”

“科恩已经有孩子了。”

“嗯，是的。他有孩子了，他也有钱，他还有个富妈妈呢，他还写过一本书呢，可是，谁也不肯出版我的东西，根本没有人愿意出版。我写的东西也不差呀。我也没有拿过一笔稿费。我本来是可以得到一笔赡养费的，可是我用最快捷的方法把离婚手续给办妥了。”

她又万般妩媚地望着我了。

“这样做是不对的。这件事既是我自己的过错，但也不完全是。我早就该学乖点儿了。我现在只要一提这事儿，他就哭哭啼啼，说他不能结婚。他怎么就不能结婚呢？我会做个好妻子的。我是个很好相处的人。我不会干扰他的事情的。一切都无济于事啦。”

“真是件遗憾透顶的事儿啊。”

“是啊，本来就是件遗憾透顶的事儿嘛。可是，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是不是？走吧，我们回那家咖啡馆去吧。”

“可不是嘛，这种事情我一点儿也帮不上忙。”

“是的。可是，你千万别让他知道我跟你说了这番话。我知道他想干什么。”这时候，她才第一次收起了她那万般妩媚、得意洋洋的神情。“他就想一个人回纽约去，在那儿等着他的书出版，书一出版，他就好博得一大帮时髦小妞儿的欢心了。他向往的就是这个。”

“她们不见得就喜欢那本书。我觉得他也不至于那样。真的。”

“你对他的了解哪像我这样深啊，杰克。他想干的就是这个。我明白着呢。这就是他不愿和我结婚的原因。他想在今年秋天去独享大功告成的喜悦呢。”

“还要回那个咖啡馆去么？”

“要啊。走吧。”

我们从桌子边站起身来——服务生根本就没有给我们送酒来——拔脚穿过马路朝“雅士”走去，科恩依然坐在那张大理石桌面的餐桌旁，隔着那张桌子朝我们微笑着。

“哎，你有什么好笑的？”弗朗西丝问他，“感到开心得很吧？”

“我在笑你和杰克呢，原来你们俩之间也有不少秘密呀。”

“哼，我对杰克说的话根本就不是什么秘密。这件事大家很快都会知道的。我只不过想给杰克一个体面的说法罢了。”

“是哪件事呢？是你要去英国的事儿吗？”

“对，就是有关我要去英国的事儿。噢，杰克！我忘记告诉你了。我打算去英国。”

“那简直太好啦！”

“是啊，那些非常高贵的名门望族都是用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的。罗伯特就想打发我走呢。他打算给我两百英镑，好让我去探望朋友啊。这样不是挺美吗？我那些朋友们对这事儿还一点儿都不知道呢。”

她转过身去朝科恩笑了笑。科恩这时却笑不出来了。

“你起先只想给我一百英镑的，对不对，罗伯特？是我硬要他给我两百英镑的。他确实非常慷慨。你难道不是这样的人吗，罗伯特？”

我真不明白罗伯特·科恩怎么能受得了人家当着他的面把话说得这么难听。世上往往有这样一种人，你是不能当面奚落他的。他们给你的感觉是，你只要一说诸如此类的话，他们就会暴跳如雷，仿佛天当场就要塌下来一样。但是这个科恩却在乖乖儿地领受着。瞧，这一切就发生在我眼前，而且我甚至连想出面去阻拦的冲动都没有。不过，这些话跟后来越说越出格的那些话比起来，就只能算作善意的玩笑了。

“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弗朗西丝？”科恩打断了她。

“你瞧他说的。我要去英国啦。我要去拜访朋友啦。有谁愿意去拜访对你并不欢迎的朋友哇？哦，他们总归会勉强接待我的，这没问题。‘你好吗，亲爱的？我们已经好久没见面啦。你那亲爱的妈妈还好吗？’是啊，我那亲爱的妈妈现在还好吗？她把她所有的积蓄都投进了法国的战争公债。是啊，她就是这样干的。像她那样干的人大概也算世上无双了。‘还有，罗伯特怎么样啦？’或者小心翼翼地绕着弯儿来打听罗伯特的情况。‘你可得小心又小心呀，千万别去提他，亲爱的。可怜的弗朗西丝已经受尽了苦难，她的这段经历也真够惨的。’是不是很有趣呀，罗伯特？你不觉得这样很有趣吗，杰克？”

她转过身来朝我粲然一笑，还是那种得意洋洋、万般妩媚的笑。有个听众在场听她这样诉说，她感到满意极了。

“你又打算去哪儿混呢，罗伯特？是我自己不好，都怪我。完全是我自己的过错。我当初逼你甩掉杂志社的那个小秘书时，我就该料想到，你也会用同样的手段甩掉我的。这件事杰克不知道。我该不该告诉他呢？”

“别说了，弗朗西丝，看在上帝的分儿上。”

“不，我就要告诉他。罗伯特当初在杂志社有个小秘书。那真是个美貌盖世的甜妞儿啊，他那时认为她漂亮极了，后来我杀了过来，他认为我也漂亮极了。于是，我就逼着他把那小妞儿赶走了。后来，他趁杂志社搬迁之机，把她从卡尔梅勒带到了普罗旺斯敦，可是他连回西海岸的路费都没给她。这一切全都是为了讨好我。那时候，他认为我还是很美的。你说对不对呀，罗伯特？”

“你可千万不要误解我这话的意思呀，杰克，他跟那个女秘书的关系纯属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甚至连精神恋爱都算不上。其实根本就谈不上有什么关系。只不过是她模样俊俏得让人家心动而已。他那样做的目的也仅仅是为了让我高兴。唉，照我看，以刀剑为生者，必死在刀剑之下[87]。这句话是不是很有文采呀？你写第二部书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把我这句话写进去啊，罗伯特。

“你知道么，罗伯特正在为他的一部新作搜罗素材呢。对不对呀，罗伯特？这就是他要离开我的原因。他一口咬定，我这人是上不了镜头的。你知道，在我们共同生活的这段日子里，他成天忙得不得了，都是为了写他这本书，把我们俩的事儿忘了个一干二净。瞧，他现在又要出去采风，去寻找新的素材了。好啊，我也巴不得他能够找到某些妙趣横生的素材呢。

“你听着，罗伯特，亲爱的。让我来奉劝你几句吧。你大概不会听不下去吧，对吗？不要跟你身边的那些年轻女子们吵架。尽量不要。因为你一吵架就会哭，然后就会自怨自艾，痛心疾首，根本就不记得对方都说过些什么。你这副样子永远也不会记得人家跟你讲过的话的。要学会克制，要保持冷静啊。我知道，这一点特别难做到。可是，请你记住，这样做是为了文学。为了文学，我们都该做出些牺牲嘛。你看看我。我马上就要毫无怨言地去英国了。这一切还不都是为了文学。我们大家都该扶持青年作家嘛。你说对不对呀，杰克？可是，你已经不算青年作家啦。你说呢，罗伯特？你已经三十四岁啦。不过，在我看来，你这个岁数对一个大文豪来说依然还算是年轻的。你看看哈代[88]。看看安纳托尔·法朗士[89]。他前不久刚刚去世。可是，罗伯特却偏偏又要妄自菲薄，觉得自己成不了什么大器。这话是他的几个法国朋友对他说的。他自己看不大懂法文书籍。跟你比起来，他哪儿算得上一个出色的作家呀，你服他吗，罗伯特？你以为他也是要去寻找素材呀？你猜猜他当初不肯跟他的那些情妇们结婚时，他都跟她们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他当时是不是也像这样哭哭啼啼的？啊，我想起来了，曾经有过这样一件事儿。”她抬起一只戴着手套的手挡在自己的嘴唇上。“我知道罗伯特不愿跟我结婚的真正原因了，杰克。我刚刚想起来的。有一回在‘雅士’咖啡馆里，神明忽然现身，给我送来了一个启示。你说神奇不神奇？有朝一日，那里也应当挂上一块铜牌。就像卢尔德城[90]一样。你想听听吗，罗伯特？我就说给你听听吧。简单得很。让我感到纳闷儿的是，我自己怎么就从没想到呢。哎呀，你知道么，罗伯特一直心心念念地想有个情妇呢，如果他不跟我结婚，喔唷，那他就有一个现成的情妇啦。小女子已经当了他两年多的情妇啦。你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吧？如果他和我结了婚，他一直这样信誓旦旦地说要跟我结婚的，那他的整个浪漫史也就宣告结束了。你不觉得我很聪明吗，居然悟出了这么深刻的道理？事实也是这样的。你瞧瞧他的脸色，看看是不是真的。你要去哪儿呀，杰克？”

“我得进去找一下哈维·斯通。”

科恩抬起头来，看着我走进了屋内。他脸色煞白。他为什么还坐在那里不走呢？他为什么要乖乖地坐在那里继续听她如此这般地奚落呢？

我站在吧台边朝外面望去，我可以透过窗玻璃看见他们。弗朗西丝还在滔滔不绝地继续教训着他，每问一遍“是不是这样啊，罗伯特？”时，脸上总是挂着灿烂的微笑，两眼紧盯着他那张脸。或许她这时已经不这样问了。没准她又说起了别的什么事情吧。我对吧台服务生说，我什么喝的也不要了，说罢，就从旁边的那扇便门溜了出去。临出门时，我又回头看了一眼，隔着两道厚厚的窗玻璃，我看见他们还在那里坐着。她仍在不停地数落着他。我顺着一条僻静的小巷朝拉斯帕埃尔大街走去。沿街驶来了一辆出租汽车，我上了车，告诉了司机我的住址。

第七章

我刚要迈步上楼，看门人在她的小屋里敲了敲门上的玻璃，我刚停下脚步，她就走出屋来。她有几封信件和一份电报要交给我。

“这是你的邮件。刚才有位夫人来过这里，她想见你。”

“她有没有留下名片？”

“没有。她是跟一位先生一起来的。她就是昨晚来过的那位。我总算看出来了，她这人非常好。”

“陪她来的是不是我的一个朋友？”

“我不认识。那个男的从没来过这里。他是个大块头。块头非常非常大。她人非常好。非常非常好。昨天晚上，她可能有点儿那个了——”她把脑袋歪过来垫在一只手上，然后上上下下地摇晃了几下。“我就实话实说吧，巴恩斯先生。昨天晚上，我觉得她并不怎么斯文。昨天晚上我怎么都觉得她不是个正派女人。可是，你听我把话说完嘛。她确实非常非常和蔼可亲[91]。她出身于非常高贵的人家。那种气质还是能看出来的。”

“他们没留下什么口信吗？”

“有。他们说，他们一小时过后还会再来的。”

“要是他们来了，就请让他们上楼来吧。”

“好的，巴恩斯先生。那位夫人，那位夫人看来不是个一般的人物。也许脾气有点儿古怪，但是，来头不小，来头不小啊！[92]”

这位看门人，在她成为这儿的一名看门人之前，在巴黎跑马场的赛道边上经营着一个专卖酒水的摊位。她的营生要靠场子里[93]的那些常客，可她的眼睛却老是瞟着过磅处[94]围栏四周的那些人，她还无比自豪地在我面前夸耀说，她一眼就能看出常来我这儿做客的那些宾朋好友中哪些人很有教养，哪些人出身于名门望族，哪些人是赛马迷[95]，赛马迷这个词她是用法语说的，重音落在“迷”这个音节上。最为麻烦的一点是，如果来找我的人根本不属于她这三类人当中的任何一类，那他们就很有可能会被告知，巴恩斯先生不在家，他家里没人。我有一个朋友，是个长得面黄肌瘦的画家，在杜齐纳尔太太眼里，此人显然既不很有教养，又非出身豪门，也不是个赛马迷，这位朋友后来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问我能不能给他弄张入门证，也好让他能偶尔在晚上过来看看我。

我上楼去公寓了，但心里一直在纳闷儿，不知勃莱特用了什么手段把这看门人搞定的。电报是比尔·戈顿拍来的，电报中说，他即将乘“法兰西号”到达。我把邮件放在桌上，返身走进卧室，脱去衣服，冲了个淋浴。我刚擦干全身，就忽然听见门铃响了。我穿上浴衣，趿上拖鞋，赶忙去开门。来人正是勃莱特。她身后站着那位伯爵。他捧着一大束玫瑰花。

“你好，亲爱的，”勃莱特说，“你难道不打算放我们进屋吗？”

“请进。我刚才正在洗澡呢。”

“你真是个有福之人啊。还洗澡呢。”

“只是冲个淋浴。坐吧，米比波波勒斯伯爵。你想喝点什么？”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喜欢鲜花，先生，”伯爵说，“我不揣冒昧地给你带来了这些玫瑰花。”

“来，把花给我吧。”勃莱特接过花来，“给我在这里面灌上点儿水，杰克。”我在厨房间里把那只大陶罐灌满了水，勃莱特就手把那束玫瑰花插进陶罐，搬进餐室，放在那张桌子的正中央。

“哇噻，我们痛痛快快地玩了整整一天呢。”

“你一点儿也不记得跟我在‘柯丽荣’还有一场约会的事儿了吧？”

“不记得啦。我们有过约会吗？我准是喝糊涂了。”

“你那会儿相当醉了，亲爱的。”伯爵说。

“我没有醉到那种地步吧？这位伯爵绝对像块砖头一样，是个挺实在的大好人。”

“你果真博得那个女看门人的欢心了。”

“我必须跟她搞好关系呀。我塞给了她两百法郎呢。”

“别再干这种傻事啦。”

“是他的。”她说，并朝伯爵点了点头。

“我觉得我们应该给她一点儿小意思，弥补一下昨天晚上的事儿嘛。昨天晚上确实也很晚了。”

“他真了不起，”勃莱特说，“过去的事情他样样都记得。”

“你也一样啊，亲爱的。”

“你想想看，”勃莱特说，“有谁愿意伤那个脑筋啊？喂，杰克，我们可不可以来杯酒啊？”

“你来呗，我进去穿衣服。你知道酒在哪儿。”

“那当然。”

在我穿衣服的当儿，我听见勃莱特叮叮当当地摆上了几只玻璃酒杯，随后又打开了一瓶苏打水，接着又听见他们在说话。我坐在床上，不急不忙地穿着衣服。我感到很疲惫，心情也糟透了。勃莱特款款走进卧室，手里端着一杯酒，并径直坐在床上。

“怎么啦，亲爱的？是不是觉得头有点晕啦？”

她冷冷地吻了吻我的前额。

“啊，勃莱特，我深深地爱着你啊。”

“亲爱的。”她说。接着就问：“你要我马上打发他走吗？”

“不。他这人心肠不坏。”

“我这就去打发他走。”

“不。别这样。”

“就要这样。我这就去打发他走。”

“你不可以这样做。”

“我怎么不可以这样做？你就待在这儿别动。他对我已是一片痴心啦，我告诉你。”

她旋即走出了房间。我面朝下趴在床上。我感到很难受。我听见他们在说话，我不想听也不行。勃莱特走进房间，又坐到了床上。

“我可怜的心上人啊。”她抚摸着我的头。

“你跟他怎么说的？”我趴在那儿，别过脸去躲开了她。我有意躲着不去看她。

“打发他弄香槟去了。他特别喜欢买香槟这种差事。”

后来她说：“你感觉好些了吗，亲爱的？头晕好点儿了吗？”

“好点儿了。”

“安心躺着吧。他到河对岸去了。”

“难道我们不能生活在一起吗，勃莱特？难道我们不能就这样住在一起吗？”

“我认为不行。我肯定会瞒着你跟别人发生关系的。你会受不了的。”

“我现在能承受了。”

“这是两码事。是我不好，杰克。我这人天生就这样。”

“我们能不能离开这儿，到乡下去住一段日子？”

“那也没什么用。如果你想去，我会跟你去的。但是我不可能安安静静地住在乡下的。我做不到，即使和我真正心爱的人在一起也不行。”

“我明白。”

“这不是很糟糕吗？我说我爱你，可是说了也没用呀。”

“你知道我是爱你的。”

“我们不谈这个吧。废话越说越无聊。我要离开你了，再说，迈克尔[96]也快回来啦。”

“你为什么要走？”

“为你好。也为我好。”

“你什么时候走？”

“尽快吧。”

“去哪儿？”

“圣塞瓦斯提安[97]。”

“我们能不能一起去？”

“不能。我们刚刚谈通了，你怎么又犯糊涂了呢。”

“我们从来就没有一致过。”

“唉，你心里和我一样清楚。别固执啦，亲爱的。”

“唉，好吧，”我说，“我知道你说得对。我只是情绪低落，我一情绪低落，就会像傻瓜一样胡说八道。”

我坐起来，探过身去，摸到床边的鞋子，然后穿上了鞋子。我挺直身躯站立起来。

“别摆出这副模样嘛，亲爱的。”

“你要我摆出哪副模样来？”

“唉，别犯傻啦。我明天就要走了。”

“明天？”

“是的。我刚才没说明白吗？我要走了。”

“那就让我们再喝一杯吧。伯爵就要回来了。”

“好吧。他也该回来了。你知道，他特别热衷于买香槟酒。在这件事上，他是根本不论价钱的。”

我们走进餐室。我拿起那瓶白兰地，为勃莱特斟了一杯，也为我自己斟了一杯。那边的门铃响了起来。我起身去开门，来人果然是那位伯爵。他身后跟着那位司机，提着一大筐香槟酒。

“我该吩咐他把这筐子酒放在哪儿呢，先生？”伯爵问。

“放在厨房间里吧。”勃莱特说。

“放在那里边，亨利，”伯爵指了指，“回头再下楼去取些冰块来。”他站在那儿，不放心似的照看着司机把那筐酒搬进了厨房门里面。“我想，你会觉得这是上等葡萄酒的，”他说，“我知道，如今在美国，人们不大有机会品尝到上等葡萄酒了[98]，这酒是我从一个做酿酒生意的朋友那儿搞来的。”

“呵，你什么行当里都有熟人呀。”勃莱特说。

“这位朋友是栽植葡萄的。他有几千英亩的葡萄园呢。”

“他叫什么名字？”勃莱特问，“是弗夫·克利科[99]吗？”

“不，”伯爵说，“是穆默。他是一位男爵。”

“简直太有趣了，”勃莱特说，“我们大家都有头衔。你怎么连个头衔也没有呢，杰克？”

“你就放心吧，先生，”伯爵把他的一只手搭在我的胳膊上，“头衔并不能给一个男人带来任何好处。绝大多数情况下只能使你多花钱。”

“噢，这我就不懂了。头衔有时候还是挺管用的。”勃莱特说。

“我从来不知道头衔究竟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

“那是因为你没有恰到好处地利用它。我的头衔给我带来了极大的荣誉呢。”

“你请坐，伯爵，”我说，“让我把你的手杖放好吧。”

伯爵正两眼直勾勾地望着坐在桌子对面煤气灯光下的勃莱特。她正叼着一支烟卷，并将烟灰弹落在地毯上。她发现我注意到她这个动作了。“我说，杰克，我并不想弄脏你的地毯。你就不能给人家拿只烟灰缸来吗？”

我找来了几只烟灰缸，把它们一溜儿排开。司机上楼来了，拎着一桶加盐的冰块。“放两瓶在里面冰着，亨利。”伯爵喊道。

“还有什么吩咐吗，先生？”

“没有了。在楼下车子里等着吧。”他转过身来面对着勃莱特和我，“我们要不要开车出去兜兜，到布洛涅公园吃饭去？”

“随你的便，”勃莱特说，“我什么也吃不下了。”

“我向来喜欢享用档次高的美味佳肴。”伯爵说。

“要我把酒拿进来吗，先生？”司机问。

“行。拿进来吧，亨利。”伯爵说。他掏出一个很厚实的猪皮烟盒，朝我递了过来。“想尝尝真正的美国雪茄吗？”

“谢谢，”我说，“等我把这支香烟抽完吧。”

他用拴在表链一端的金质小刀切去雪茄头。

“我喜欢抽真正通气的雪茄，”伯爵说，“我们平常抽的雪茄有一半都是不通气的。”

他点燃雪茄，一边一口口猛喷着雪茄烟，一边直勾勾地望着桌子对面的勃莱特。“等你离了婚，阿什莱夫人，你那个头衔就没啦。”

“是啊。真遗憾。”

“别遗憾，”伯爵说，“你用不着头衔。你浑身上下都透着高贵的气质呢。”

“谢谢。你可真会说话。”

“我可不是在开你的玩笑，”伯爵喷出一大口浓烟，“在我迄今为止所见过的人当中，就数你最具有这种高贵的气质。一句话，你的高贵气质是与生俱来的。”

“谢谢你说得这么中听，”勃莱特说，“我妈咪知道了准会高兴的。你能不能把这话写出来，我好附在信里给她寄去？”

“我跟她也会这么说的，”伯爵说，“我可不是在开你的玩笑。我从不跟人开玩笑。开人玩笑者必树敌。这是我常挂嘴边的话。”

“你说得对，”勃莱特说，“你说得太对了。我老是跟人开玩笑，所以我在这世上连一个朋友也没有。除了这位杰克。”

“你别开他的玩笑吧。”

“本来就是嘛。”

“那你现在呢，”伯爵问，“你是在开他的玩笑吧？”

勃莱特望望我，眉梢眼角都现出了鱼尾纹。

“不是，”她说，“我才不跟他开玩笑呢。”

“明白了，”伯爵说，“你不是在开他的玩笑。”

“说这些简直太无聊了，”勃莱特说，“把那香槟酒来点儿怎么样？”

伯爵伸过手去，把装在那只亮光光的冰桶里的酒瓶转了一圈。“这酒还没有冰好呢。你老是要不停地喝，亲爱的。你为什么不能就这样说说话呢？”

“我已经啰啰嗦嗦说了一大通话啦。我刚才已经把心里话全都告诉杰克了。”

“我倒真想听你实实在在地谈谈呢，亲爱的。你跟我说话时，从来都不把话说完，总是说半句留半句的。”

“留下那半句好让你来说呀。谁愿意谁就接着说呗。”

“这种说话的方式倒是挺有意思的，”伯爵伸过手去，把酒瓶又转了一圈，“可我还是愿意听你时不时地唠唠叨叨。”

“你看他傻不傻？”勃莱特问。

“瞧，”伯爵拿起一瓶酒来，“我看这瓶酒已经冰好了。”

我拿来一条毛巾，他把酒瓶擦干，举起来。“我就爱喝大瓶装的香槟酒[100]。这种酒口感要好一些，就是冰镇起来挺费事的。”他拎起酒瓶仔细端详着。我摆上了玻璃酒杯。

“我说，你可以开瓶啦。”勃莱特提醒他说。

“是，亲爱的。我这就把它打开。”

确实是顶呱呱的上等香槟酒。

“我说，这才叫酒呢，”勃莱特举起酒杯说，“我们总该有句祝酒词吧。来吧，‘为王室干杯’。”

“这么好的酒用来祝酒未免也太高档了吧，亲爱的。你喝这样的酒是不能大动感情的。那样的话，你就品不出这酒的味儿来啦。”

勃莱特的酒杯已经空了。

“你应该写一本论酒的专著才对，伯爵。”我说。

“巴恩斯先生，”伯爵回答说，“我喝酒纯粹是为了品尝酒中的滋味，以酒为乐。”

“那就让我们再品尝一点儿吧。”勃莱特把她的酒杯往前一推。伯爵小心翼翼地给她斟上了酒。“喝吧，亲爱的。这杯你品尝得慢一点儿，要不然你会喝醉的。”

“喝醉？喝醉？”

“亲爱的，你的醉态真迷人。”

“你听听这人说的。”

“巴恩斯先生，”伯爵边说边斟满了我的酒杯，“她可真是我迄今为止所认识的唯一的一位喝醉了也照样那么迷人的淑女呢。”

“你没见过什么大世面吧，对不对？”

“不对，亲爱的。我见得多了。我已经阅人无数，饱经沧桑啦。”

“喝你的酒吧，”勃莱特说，“我们都经历过风风雨雨。我敢说，这位杰克经历过的事情恐怕一点儿也不会比你少。”

“亲爱的，我相信巴恩斯先生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你别以为我不是这么想的，先生。但是我也是个见多识广的人啊。”

“你当然是个见多识广的人啦，亲爱的。”勃莱特说，“我刚才只不过是信口胡诌逗你们玩儿的。”

“我经历过七次战争、四场革命呢。”伯爵说。

“当兵打仗吗？”勃莱特问。

“有过几次，亲爱的。我身上还中了几处箭伤呢。你们见过箭伤吗？”

“让我们见识见识吧。”

伯爵站起身来，解开他西装马甲上的纽扣，接着又解开衬衣。他掀起那件贴身穿着的内衣，一直撩到胸脯上，然后亮相似的站立在那儿，灯光下，他的胸脯黑乎乎的，大肚皮上的肌肉一块块地鼓凸着。

“你们看到没有？”

在他最下面一排肋骨的沿线下方有两处隆起的白色伤疤。“你们看看后腰上箭头穿出去的地方。”在他后腰部位偏上一点儿的地方同样也有两个隆起的疤痕，有一根手指头那么粗。

“哇噻。那些个伤疤还真像那么回事儿呢。”

“完全穿透了。”

伯爵在把衬衣塞好。

“你在哪儿受的这些伤？”我问。

“在阿比西尼亚[101]。那时候我才二十一岁。”

“你那时是干什么的？”勃莱特问，“是在军队里服役吗？”

“我当时恰好去那儿做买卖呢，亲爱的。”

“我跟你说过的，他和我们是一路人。我说过没有？”勃莱特扭过头来对我说，“我爱你，伯爵。你是个可爱的宝贝。”

“你说得我非常开心啊，亲爱的。不过，这并不是你真心实意的话。”

“别说傻话了。”

“你瞧，巴恩斯先生，正因为我经历了那么多的坎坷，我今天才能如此尽情地享受人生的一切。你不觉得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吗？”

“是啊。绝对是这么回事儿。”

“我知道，”伯爵说，“这就是秘诀。你必须掌握人生的这些价值观。”

“你的那些价值观难道从来就没有出过什么问题吗？”勃莱特问。

“没有。再也不会出问题啦。”

“从来就没有坠入过情网？”

“常常坠入情网呢，”伯爵说，“我这人老是坠入情网。”

“坠入情网与你那些价值观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

“谈情说爱在我的价值观里也占有一席之地的。”

“你根本就没有什么价值观。你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如此而已。”

“不，亲爱的。你这话不对。我根本不是行尸走肉。”

我们喝了三大瓶香槟酒，伯爵把他那只装酒的筐子留在我的厨房间里了。我们在布洛涅公园里的一家饭店吃了饭。这顿饭很高档。美食在伯爵的那些价值观里绝对占有极重要的位置。美酒也一样。伯爵在用餐时举止很优雅。勃莱特的举止也很优雅。这是一次很愉快的聚餐。

“你们想去哪儿？”饭后，伯爵问。我们是这家饭店里唯一的一桌还没有离开的客人。那两名服务生站在那边，身子靠在门上。他们要回家了。

“我们不妨上山去吧，”勃莱特说，“我们不是刚吃了一顿极丰盛的宴席吗？”

伯爵满脸笑意。他非常开心。

“你们俩都是非常好的人。”他说。他又抽起了雪茄。“你们怎么不结婚呢，你们两个挺般配的？”

“我们想过我们自己的生活。”我说。

“我们有我们的事业，”勃莱特说，“走吧。我们赶快离开这儿吧。”

“再来杯白兰地。”伯爵说。

“到山上去喝吧。”

“不。就在这里喝，这里清静。”

“去你的，还有你那个‘清静’，”勃莱特说，“你们男人到底对‘清静’有什么感想？”

“我们喜欢清静，”伯爵说，“就像你喜欢热闹一样，亲爱的。”

“行啊，”勃莱特说，“我们就喝一杯吧。”

“总管[102]！”伯爵喊了一声。

“来啦，先生。”

“你们这里最陈的白兰地是哪一年的？”

“1811年的，先生。”

“给我们来一瓶。”

“哇噻。别摆阔气啦。叫他退掉吧，杰克。”

“你听着，亲爱的。花钱买陈酿白兰地比买任何别的古玩都值得。”

“你收藏了不少古玩吧？”

“满满一屋子呢。”

我们终于登上了蒙马特山。泽利咖啡馆里拥挤不堪，烟雾腾腾，人声嘈杂。你一进门就听到音乐声震耳。勃莱特和我跳起了舞。舞池里人头攒动，挤得我们几乎挪不开步子。那个黑人鼓手在朝勃莱特挥手致意。我们被夹在人堆里，只能在他面前原地不动地踏着舞步。

“你——好——吗？”

“挺好。”

“那——就——好。”

能看到的唯独只有他那一口耀眼的白牙和两片厚嘴唇。

“他是我很要好的朋友，”勃莱特说，“一位非常出色的鼓手。”

音乐停了，我们朝伯爵所坐的那张桌子挤过去。这时，音乐声又响了起来，我们只好接着跳舞。我朝伯爵望了望。他正坐在桌边抽雪茄。这一曲又停了。

“我们过去吧。”

勃莱特立即朝那张桌子挤去。音乐声又响起来，我们再次挤在人堆里跳着舞。

“你的舞跳得真烂啊，杰克。迈克尔是我认识的人当中跳得最好的。”

“他确实很棒。”

“他有他的优点。”

“我喜欢他，”我说，“我对他挺有好感的。”

“我打算嫁给他了，”勃莱特说，“真滑稽。我已经有整整一星期没想起他了。”

“你没给他写信吗？”

“我才不呢。我从不写信的。”

“我敢肯定他给你写信了。”

“那当然。信也写得非常好。”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我怎么知道？等我们一办完离婚手续吧。迈克尔想叫他妈妈拿钱出来举办婚礼。”

“我能帮你什么忙么？”

“别犯傻吧。迈克尔家的人钱多得堆成山了。”

这一曲又停了。我们走向了那张桌子。伯爵站了起来。

“非常好，”他说，“你们刚才跳得非常、非常好。”

“你不跳舞吗，伯爵？”我问。

“是的。我太老啦。”

“嗨，得了吧。”勃莱特说。

“亲爱的，我要是能从跳舞中得到乐趣，我会跳的。我喜欢看你跳。”

“那太好了，”勃莱特说，“改日我要专门跳给你看。哇噻，你那位小朋友齐齐呢？”

“实话告诉你吧。我资助那小子不假，但是从我个人感情上来说，我不想让他老在我身边转悠。”

“杰克也宁愿你这样。”

“他让我心里发毛。”

“唉，”伯爵耸了耸双肩，“至于他将来怎么样，谁也说不准。可是，不管怎么说，他父亲是我父亲的至交。”

“走吧。我们跳舞去。”勃莱特说。

我们跳起舞来。场子里拥挤不堪，密不透风。

“啊，亲爱的，”勃莱特说，“我好苦啊。”

我心头倏地掠过一种异样的感觉，这一切以前全都发生过。“一分钟前你还挺开心的呀。”

那名鼓手大声唱着：“你不能同时脚踏两只船——”

“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什么事儿啊？”

“不知道。我只感到心情糟透了。”

“……”那鼓手单调反复地唱着。随后又抡起鼓槌。

“想走了吗？”

我忽然感觉像在做一场噩梦，噩梦中的所有景象都在反复重演，这一切我已经备受煎熬地挺过来了，然而现在我还得从头再来一遍。

“……”那鼓手柔声唱着。

“我们走吧，”勃莱特说，“你别往心里去。”

“……”那鼓手声音高亢地唱起来，并朝勃莱特咧嘴笑了笑。

“好吧。”我说。我们从人群中挤出来。勃莱特去了盥洗室。

“勃莱特想走了。”我对伯爵说。他点了点头。“她想走了？那好哇。你们就用我的车子吧。我想在这里再待一会儿，巴恩斯先生。”

我们握手告别。

“今晚过得真愉快，”我说，“希望你能允许我略表心意。”我从口袋里拿出一张钞票。

“巴恩斯先生，别寒碜我了。”伯爵说。

勃莱特穿戴整齐地走了过来。她亲了一下伯爵，并伸手按住他的肩膀，不让他站起来。我们刚出门，我回头一看，已经有三位姑娘坐在他桌子边了。我们上了那辆大轿车。勃莱特把她下榻的宾馆地址告诉了司机。

“不，你别上去了。”她站在宾馆门口说。她已经按过门铃，门这时开了。

“真的不上去了？”

“对。请回吧。”

“晚安，勃莱特，”我说，“你心情糟透了，我感到很不安。”

“晚安，杰克。晚安，亲爱的。我不会再和你相见了。”我们站在门边亲吻着。她把我推开。我们再一次亲吻。“啊，别这样！”勃莱特说。

她迅速背过身去，并匆匆走进了宾馆。司机开车绕道把我送回到我的住处。我给了他二十法郎，他伸手碰了碰帽檐，然后说：“晚安，先生。”便随即开车走了。我按了按门铃。门开了，我直奔上楼，倒床便睡了。

第二部

第八章

我没有再跟勃莱特见面，直到她从圣塞瓦斯提安旅行归来。她从那儿寄来过一张明信片。明信片的背景是一幅孔查海滩[103]的风景画，上面写着：“亲爱的。非常清静，也有益于健康。请代向诸位好友问好。勃莱特。”

我也没有再和罗伯特·科恩见面。我听说弗朗西丝已动身去了英国，在此期间，我收到过科恩的一封短信，信中说，他打算到乡下去住两三个星期，具体去哪儿尚未拿定主意，不过，他要我别忘了我们去年冬天曾经谈过的想去西班牙作一次钓鱼旅行的计划。他在信中说，我可以随时和他取得联系，只要通过他的银行经纪人就行。

勃莱特已经走了，科恩也不会再拿他的那些麻烦事儿来打扰我，我也乐得不用再去打网球了。要干的工作实在太多，我得去赛马场看看，得约朋友吃饭，还得挤出时间在办公室里加班加点地提前赶出些东西来，好交给我的秘书去处理，这样，我就可以腾出时间在六月底和比尔·戈顿一起去西班牙了。比尔·戈顿到了巴黎，在我的寓所里住了两三天，然后就动身去了维也纳。他兴致很高，并啧啧称赞说，美国国内一片大好。纽约好得不得了。那里有规模宏大的戏剧节，有一大批新出现的年轻有为的轻量级拳击手。他们中的随便哪一个都大有希望成长起来，增强体重，最终击败邓普希[104]。比尔非常开心。他新近出版的一本书使他赚了一大笔钱，而且还会有大笔稿酬源源不断地来。他在巴黎这几天，我们过得很愉快，之后他就去了维也纳。他三个星期之后回来，那时我们将动身去西班牙，去领略一下钓鱼的乐趣，然后去参加潘普洛纳的狂欢节[105]。他来信说，维也纳是个好地方。后来又从布达佩斯寄来一张明信片：“杰克，布达佩斯真是个好地方。”再后来，我接到了一份电报：“周一回。”

星期一晚上，他果然来到了我的住处。我听见他乘坐的出租汽车停在楼下的声音，便走到窗前，朝他喊了一声；他挥了挥手，拎着几只旅行包就上楼来了。我去楼梯口迎接他，接过其中的一只旅行包。

“嗯，”我说，“我收到你的来信了，知道你这趟旅行挺快活的。”

“快活得很呢，”他说，“布达佩斯绝对是个好地方。”

“维也纳呢？”

“不怎么样，杰克。不怎么样啊。似乎比过去略好一点。”

“此话怎讲？”我正在拿酒杯和一瓶苏打水。

“我醉倒过，杰克。醉得不省人事呢。”

“这倒是一桩怪事。还是来一杯吧。”

比尔揉了揉他的额角。“简直不可思议啊，”他说，“你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突然之间就醉倒了。”

“醉了很久吗？”

“四天呐，杰克。醉了整整四天呢。”

“你去了什么地方？”

“不记得了。给你写过一张明信片。这件事倒是记得清清楚楚。”

“还干过别的什么事儿吗？”

“说不大准了。一切皆有可能。”

“说下去。说来听听吧。”

“记不得啦。我能回忆多少就给你讲多少吧。”

“接着说。喝了这杯，想想看。”

“也许还能回忆出一点儿来吧，”比尔说，“我记得好像去看过一场职业拳击比赛。维也纳的一场非常精彩的职业拳击比赛。有个黑鬼参加了。那个黑鬼我倒是记得很清楚。”

“接着说。”

“是个挺棒的黑鬼。长得很像‘老虎’弗劳尔斯[106]，只是块头有他四个那么大。突然之间，观众纷纷乱扔起东西来。我可没有。黑鬼刚把当地的一名小伙子击倒在地。黑鬼举起了他的拳击手套。准备发表获胜感言呢。是个仪表堂堂的黑鬼。刚要开口发言。岂料，那个当地的白种小伙子冷不丁地一拳朝他打来。他当即挥拳把那白种小子结结实实地击倒在地。然后观众都开始摔椅子砸板凳了。黑鬼搭我们的车一起回家。他连衣服都没法去拿。披着我的外套。总算回想起整个情景啦。那一夜也真是热闹。”

“后来呢？”

“我借了几件衣服给那黑鬼，然后就陪着他四处奔走，想方设法要拿回他应得的那笔钱。人家说，因为场子给砸了，黑鬼现在反倒欠他们钱了。也不知是谁当的翻译？是我吗？”

“大概不是你吧。”

“你说得对。根本不是我。是另外一个家伙。记得我们当时称那翻译为本地出的一位哈佛的高材生呢。现在想起来了。他是学音乐的。”

“后来怎么样？”

“不大妙啊，杰克。不公正的事情天底下无处不在。拳赛承办人坚持说，黑鬼答应过要让当地那个白种小子赢的。口口声声说是黑鬼违反了合同。不可以在维也纳击倒维也纳的拳击手呀。‘我的上帝啊，戈顿先生，’黑鬼说，‘我在拳击台上整整有四十分钟根本就没有认真还过手，只是在一味地忍让，想方设法让他赢。那白种小子准是在挥拳打我时没打着，却反而伤了他自己。我根本就没有出手打他。’”

“你们多少要到点儿钱了吗？”

“一个子儿也没要到啊，杰克。我们只拿回了那黑鬼的衣服。有人把他的手表也拿走了。这黑鬼真是了不起。跑到维也纳来真是个莫大的错误。这地方不怎么好啊，杰克。不怎么好。”

“那黑鬼后来怎么样了？”

“回科隆[107]去了。现在就住在那儿。已经结婚了。有老婆孩子了。要给我写信，还要把我借给他的钱寄还给我呢。这黑鬼挺仗义的。但愿我给他的地址没弄错。”

“你大概不会弄错吧。”

“行啦，我们吃饭去吧，”比尔说，“除非你还要我再谈些这趟旅行的见闻。”

“接着说嘛。”

“我们还是吃饭去吧。”

我们走下楼来，出了大门，在温煦的六月的黄昏中沿着圣米歇尔大街向前走去。

“我们去哪儿呢？”

“想去岛上[108]吃饭吗？”

“当然。”

我们沿着圣米歇尔大街往前走着。在圣米歇尔大街与登费尔特·洛歇罗路相交的十字路口坐落着一尊长衣飘拂的双人塑像。

“我知道这两个人是谁，”比尔瞥了一眼这座纪念碑，“发明药物学的两位绅士。别想拿巴黎的事情来糊弄我。”

我们继续向前走去。

“瞧，这是一家专门剥制和出售动物标本的商店，”比尔说，“想不想买一个？来只漂亮的狗标本吧？”

“走吧，”我说，“你这醉眼惺忪的家伙。”

“挺漂亮的狗标本呢，”比尔说，“肯定会使你的寓所满堂生辉的。”

“走吧。”

“你就买一个狗标本嘛。我可买可不买。可是，听我说，杰克。你就买一个狗标本嘛。”

“走吧。”

“等你把它买到手之后，这世上的任何一样东西你都不会要啦。简单的等价交换。你给人家钱。人家给你一个狗标本。”

“等回来的时候买一个吧。”

“好吧。买不买由你。反正下地狱的路上铺满了该买而没有买的狗标本。以后可别怪我没说。”

我们继续前行。

“你怎么忽然一下子对狗这么感兴趣了？”

“我向来对狗感兴趣。向来特喜欢动物的标本。”

我们停了下来，喝了一杯酒。

“我确实爱喝酒，”比尔说，“你以后不妨也偶尔试试嘛，杰克。”

“你曾经赢过我一百四十四点呢。”

“你不要因为这一点而感到气馁嘛。永远不要气馁。这是我成功的秘诀。我从来没有气馁过。从来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下气馁过。”

“你先前是在哪儿喝的酒？”

“顺路在‘柯丽荣’宾馆停留了一下。乔治给我调制了几杯‘杰克·罗斯’鸡尾酒。乔治这家伙很了不起。知道他的成功秘诀吗？永不气馁。”

“你大约三杯佩诺酒下肚之后就会气馁了。”

“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气馁的。我一感到快不行了就自个儿悄悄溜走。在这方面，我就像只猫。”

“你什么时候碰见哈维·斯通的？”

“在‘柯丽荣’宾馆里。哈维刚好有点儿撑不住了。整整三天没吃东西啦。什么也不肯吃。像只猫似的溜走了。伤心得很呐。”

“他不会有事儿的。”

“太好了。不过，但愿他不要老是像只猫一样溜掉。弄得我好不放心。”

“今晚我们打算干什么？”

“干什么都一样。只要我们别挺不住就行。你估计他们这儿有煮鸡蛋吗？如果他们这儿有煮鸡蛋，我们何必要跑那么远的路到岛上去吃呢。”

“那哪儿成啊，”我说，“我们就是要正儿八经地吃顿饭的。”

“只不过是个建议，”比尔说，“要不要现在就走？”

“走吧。”

我们又沿着圣米歇尔大街继续往前走去。一辆出租马车从我们身边驶了过去。比尔朝它看了看。

“看见那辆出租马车没有？我要把那辆出租马车制作成标本送给你作圣诞礼物。我打算给我所有的朋友都送动物标本。我是个博物学作家嘛。”

一辆出租汽车驶过来，有人在车里朝我们招手，接着又敲敲车窗叫司机停车。出租汽车打倒车停靠在人行道边上。车里坐着的人正是勃莱特。

“好一个美人儿啊，”比尔说，“想强行拐走我们吧。”

“喂！”勃莱特说，“喂！”

“这位是比尔·戈登。这位是阿什莱夫人。”

勃莱特朝比尔嫣然一笑。“哇噻，我刚刚回来。连澡都还没来得及洗呢。迈克尔今晚就到。”

“好啊。来吧，跟我们一块儿吃饭去，然后我们一起去接他。”

“我得先把自己弄弄干净才行啊。”

“嗨，废话少说！走吧。”

“必须先去洗个澡才行。他九点之前是到不了的。”

“那就先来喝一杯，然后再去洗澡吧。”

“这也未尝不可。你这话倒也不赖。”

我们上了出租汽车。司机回过头来看了看。

“哪家酒店最近就停在哪儿吧。”我说。

“我们不妨去‘丁香园’吧，”勃莱特说，“我可喝不下那些很烂的白兰地。”

“去‘丁香园’。”

勃莱特转身朝着比尔。

“你来这个伤风败俗的城市已经很久了吧？”

“今天刚到，从布达佩斯来。”

“布达佩斯怎么样？”

“好极啦。布达佩斯非常迷人。”

“你问问他维也纳怎么样。”

“维也纳嘛，”比尔说，“那是个不可思议的城市。”

“非常像巴黎吧。”勃莱特朝他嫣然一笑，笑得眉梢眼角全是鱼尾纹。

“一点儿不假，”比尔说，“很像此时此刻的巴黎。”

“好事儿全让你赶上了。”

我们坐在“丁香园”外面的露台上，勃莱特要了一杯白兰地加苏打水，我也要了一杯，比尔要的还是佩诺酒。

“你还好吗，杰克？”

“好得很，”我说，“我这段时间过得很愉快。”

勃莱特打量着我。“我像个傻瓜一样出去跑了一趟，”她说，“谁离开巴黎，谁就是一头蠢驴。”

“你这趟玩得开心吗？”

“嗯，还行吧。挺有意思的。不过也不是特别好玩。”

“见着熟人没有？”

“没有，几乎没碰到一个熟人。我根本就没出过门。”

“没去游泳吗？”

“没有。啥事儿也没干。”

“听上去很像维也纳嘛。”比尔说。

勃莱特眯缝着眼睛瞥了他一眼，眼角现出了鱼尾纹。

“这么说，维也纳也是这种样子啊。”

“完全跟维也纳一个样儿。”

勃莱特又朝他嫣然一笑。

“你这位朋友真不错呢，杰克。”

“他还行吧，”我说，“他是个专门制作动物标本的。”

“那是在另一个国家干的事儿，”比尔说，“再说，那些个动物也都是死的。”

“再喝一杯，”勃莱特说，“然后我就得赶紧走了。务必让服务生去叫辆出租汽车。”

“那边排着一长溜呢。就在大门口。”

“好吧。”

我们喝完这杯酒之后，就送勃莱特上了出租汽车。

“记住，你十点左右到‘雅士’去。叫他也去。迈克尔会准时去那儿的。”

“我们会去的。”比尔说。出租汽车发动了，勃莱特朝我们挥了挥手。

“好一个漂亮妞儿啊，”比尔说，“她人真好。迈克尔是什么人？”

“她马上要嫁的那个人。”

“罢了，罢了，”比尔说，“我每次结识到一个好女人，总是恰好撞在这种节骨眼儿上。我该送他们什么东西才好呢？你觉得他们会喜欢一对赛马标本吗？”

“我们还是去吃饭吧。”

“她当真是什么某某夫人吗？”比尔在出租汽车里问，我们正在前往圣路易岛的途中。

“哦，当然是啊。良驹登记册里记载得清清楚楚呢。”

“罢了。罢了。”

我们在位于小岛北端的勒孔特太太的饭店里吃大餐。饭店里座无虚席，挤满了美国人，我们只好站在那儿等座位。有人把这家饭店列进了“美国妇女俱乐部”的宣传册，称它为巴黎沿河码头边的一家格调古雅、却尚未被美国人光顾的饭店。于是，我们就不得不等了四十五分钟才等来了一张桌子。比尔1918年曾在这家饭店里用过餐，而且是在停战协定刚刚宣布之际，因此，勒孔特太太一见到他就格外忙不迭地招呼过来。

“就是没法帮我们安排一张桌子，”比尔说，“不过，这女人倒挺大方的。”

我们这顿饭很丰盛，有烤鸡肉、新上市的青豆、土豆泥、色拉，以及一些苹果馅儿饼和干奶酪。

“你把全世界人都招揽来啦。”比尔对勒孔特太太说。她扬起一只手。“嗐，我的上帝啊！”

“你要发大财喽。”

“但愿如此。”

喝完咖啡和白兰地之后，我们要来了账单，账单的格式依然跟过去一模一样，用粉笔写在一块石板上，这无疑是这家饭店“格调古雅”的特色之一，我们付了账，握手告别，然后就走出了饭店。

“你从此不想再来这儿了吧，巴恩斯先生。”勒孔特太太说。

“同胞太多了。”

“午餐时间来吧。那时候没有这么多人。”

“好。我下次一定来。”

我们沿着奥尔良码头那一侧的环岛河滨大道漫步在林荫下，枝繁叶茂的树木俯瞰着河面。河对岸是正在拆毁的一些老房子留下的断壁残垣。

“他们要开辟出一条大街了。”

“他们会这么干的。”比尔说。

我们继续漫步，在环岛河滨大道上向前走去。河面上一片漆黑，一艘客轮[109]驶过来，船上灯火通明，只见那客轮正速度很快而又声息全无地往上游驶去，消失在大桥下。河的下游是巴黎圣母院，蹲伏在那儿守望着夜空。我们沿着贝蒂纳码头边的跨河人行木桥朝塞纳河左岸走去，在桥上停留了片刻，眺望着塞纳河下游的巴黎圣母院。站在桥上看，只见整个岛上黑魆魆的，那片屋宇巍然耸立在夜空下，那片林木也影影绰绰。

“瞧这景色多壮观呀，”比尔说，“上帝啊，我真想回去了。”

我们倚在桥的木栏杆上，眺望着塞纳河上游的那些大桥上的灯光。桥下的水流平缓而漆黑。河水流过桥墩竟悄无声息。有一个男人带着一个姑娘从我们身边走了过去。他们彼此紧紧相拥着往前走去。

我们跨过人行木桥，走上了勒穆瓦纳大主教路。这是一条坡度很陡的路，我们沿着这条路一直走到康特雷斯卡普广场。弧光灯的灯光穿过浓密的树叶映照在广场上，树荫下停着一辆正要开动的环城公共汽车。音乐声从“快乐的黑人”咖啡馆门内飘了过来。透过“业余爱好者咖啡馆”的窗户，我能看见里面那个长长的用波纹镀锌铁皮做的吧台。外面的露台上有些工人在喝酒。在“业余爱好者”咖啡馆敞开式的厨房里，有个姑娘正在油锅里炸薯条。那里还有一铁锅炖肉。那姑娘用勺子舀了一些放在一只盘子上，递给了站在一旁的一个老头儿，老头儿手里提着一瓶红葡萄酒。

“要不要去喝一杯？”

“不，”比尔说，“我暂时不需要。”

我们离开了康特雷斯卡普广场，折向右边，走进了那些平坦、狭窄的街道，街面两侧的房屋高大而又古老。那些房屋有的突向街面。有的则往里面缩进。我们走上了“铁锅”路，并沿着这条路继续往前走去，直到走上笔直的南北向的圣雅克路，然后再顺着圣雅克路径直往南走，经过前有庭院、围着铁栅栏的瓦尔德格拉斯教堂[110]，走向了皇家港大街。

“你有什么打算？”我问，“到那家咖啡馆去见见勃莱特和迈克吧，行不？”

“怎么不行？”

我们沿着皇家港大街一路向前走去，直到这条街的路名变成了蒙帕纳斯大街，然后再一路往前，经过“丁香园”“拉维涅”“达穆伊”，以及那些小咖啡馆，接着再穿过马路到了对面的“洛东达”，再走过它门前的那些亮着灯火的餐桌，直奔“雅士”咖啡馆走去。

迈克尔从餐桌间向我们迎来。他的脸晒黑了，但气色很好。

“嗨——嗨，杰克，”他说，“嗨——嗨！嗨——嗨！你好吗，老伙计？”

“你看上去身体挺棒嘛，迈克。”

“噢，当然啦。我的身子骨棒得吓人呢。除了散步，我啥事儿也没有。整天就是散步。每天陪我母亲喝茶的时候顺便喝一杯酒。”

比尔去了吧台。他已经站在那儿跟勃莱特聊上了，勃莱特坐在吧台边的一只高脚凳上，两腿交叉着。她竟然没穿长筒袜。

“见到你真高兴啊，杰克，”迈克尔说，“我有点儿醉了，你知道。觉得很稀奇吧，是吗？你注意到我的鼻子没有？”

他鼻梁上有一块已经干了的血污。

“让一个老太太的旅行包给撞破的，”迈克说，“我本来想伸手帮她拿几个旅行包的，不料，那几个包全砸在我头上了。”

勃莱特在吧台边拿着她的香烟盒朝他做了个手势，又挤了挤眼睛，眼角笑出了鱼尾纹。

“一个老太太，”迈克说，“她的旅行包全砸在我头上了。我们进去见见勃莱特吧。我说，她可真是个万人迷啊。你真是一位可爱的夫人啊，勃莱特。你这顶帽子是从哪儿弄来的？”

“朋友买了送给我的。你不喜欢吗？”

“这顶帽子太难看。要弄顶好帽子戴戴嘛。”

“嗬，我们现在有这么多钱啦，”勃莱特说，“我说，你还不认识比尔吧？你真是一位可爱的东道主啊，杰克。”

她转过身去朝着迈克。“这位就是比尔·戈顿。这位醉汉就是迈克·坎贝尔。坎贝尔先生是一位债务还没还清的破产者。”

“我还不至于这么糟吧？你知道，我昨天在伦敦碰到我过去的合伙人了。就是把我拖下水的那位朋友。”

“他都说了些什么？”

“给我买了杯酒。我当时的想法是，我不如就喝了它吧。我说，勃莱特，你可真是个可爱的万人迷啊。你不觉得她很美吗？”

“美。长着这么个鼻子？”

“这是个很可爱的鼻子呢。来，把鼻子对着我。她是不是一个可爱的万人迷？”

“我们是不是该把这个人留在苏格兰？”

“哇噻，勃莱特，我们早点儿回去睡觉吧。”

“别说话这么不检点，迈克尔。别忘了，这吧台边还有不少女士呢。”

“她是不是一个很惹火的万人迷？你看是不是，杰克？”

“今儿晚上有一场职业拳击比赛呢，”比尔说，“想不想看看去？”

“职业拳击比赛？”迈克说，“谁上场？”

“莱杜对某某人吧。”

“他的拳术很精湛的，我是说莱杜，”迈克说，“我真想看看去，真的”——他竭力想打起精神来——“可是我不能去啦。我跟这个万人迷的东西已经有约在先了。我说，勃莱特，一定要弄顶新帽子戴戴啊。”

勃莱特拉下毡帽遮住一只眼睛，在帽檐下粲然一笑。“你们两个赶紧去看那场拳击比赛吧。我得带着这位坎贝尔先生直接回家了。”

“我没醉，”迈克说，“也许有那么一点儿了。我说，勃莱特，你真是个可爱的万人迷啊。”

“你们赶紧看拳击比赛去吧，”勃莱特说，“坎贝尔先生已经越来越难伺候了。你怎么忽然一下子变得这么多情啦，迈克尔？”

“哇噻，你真是个可爱的万人迷啊。”

我们道了晚安。“很抱歉，我去不了啦。”迈克说。勃莱特纵声大笑起来。我临出门时回头看了看。迈克一只手放在吧台上，正探过身去贴向勃莱特，嘴里在说着什么。勃莱特相当冷淡地望着他，不过她眼角还是带着笑意的。

走到外面的人行道上，我说：“你真想去看这场拳击比赛吗？”

“当然，”比尔说，“如果我们不必走着去的话。”

“迈克已经被他这个女朋友弄得神魂颠倒啦。”我在出租汽车里说。

“唉，”比尔说，“你可不能这么不近情理地责怪他呀。”

第九章

莱杜对基德·弗朗西斯的那场拳击比赛是在6月20日夜间举行的。这是一场精彩的拳击比赛。拳击比赛后的第二天早晨，我收到了罗伯特·科恩寄来的一封信，信是从昂代[111]写来的。他在信中说，他这段时间过得很清静，游泳，偶尔打打高尔夫球，经常玩桥牌。昂代有一片景色秀丽的海滩，不过，他渴望着原先说定的钓鱼之行能早日启程。他问我何时才能南下，如果我能帮他买一根双股的渔线，等我过来时，他会把钱如数付给我的。

同一天上午，我从办公室给科恩发了一封信，告诉他我和比尔将于25日动身离开巴黎，如有变化另行电告，并约他在巴荣纳[112]见面，我们可以从那里乘长途公共汽车翻过大山前往潘普洛纳。同一天晚上七点钟左右，我顺路在“雅士”咖啡馆停留了一下，想进去看看迈克尔和勃莱特。他们不在那儿，我便径直去了“丁戈”。他们果然正坐在里面的吧台前。

“你好，亲爱的。”勃莱特朝我伸出一只手。

“你好，杰克，”迈克说，“我明白，我昨晚确实醉了。”

“你哪儿会醉呀，”勃莱特说，“那是丢人现眼的事儿。”

“喂，”迈克说，“你什么时候去西班牙？要是我们跟你一块儿去，你会介意吗？”

“那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情哩。”

“你当真不介意？我去过潘普洛纳，你知道。勃莱特非常想去。你肯定我们不会成为遭人嫌的累赘吧？”

“别像个傻瓜似的胡说八道啦。”

“我有点儿醉了，你知道。不醉我也不会这样问你了。你肯定不介意吗？”

“哎呀，你就再别问啦，迈克尔，”勃莱特说，“人家现在当着面儿怎么能说介意呢？我回头再问问他吧。”

“反正你是不会介意的，是吗？”

“如果你不是存心要惹我生气，那你就别再问了。比尔和我25日早晨动身。”

“顺便问一下，比尔去哪儿啦？”勃莱特问。

“他出城去了，这时正跟几个朋友一块儿在香蒂利[113]吃饭呢。”

“他是个好人。”

“岂止是个好人，”迈克说，“好得不得了呢，你知道的。”

“你不会记得他的。”勃莱特说。

“我记得。他这个人我记得清清楚楚呢。听着，杰克，我们25日晚上动身。勃莱特早晨是起不来的。”

“确实起不来！”

“如果我们的钱汇来了，你又肯定不介意的话。”

“钱会汇来的，这没问题。我负责去办。”

“告诉我，需要什么样的钓鱼用具，我叫他们寄过来。”

“弄两三根带卷轴的钓竿，还有钓线，再弄些蝇形鱼钩。”

“我不钓鱼的。”勃莱特说。

“那就弄两根钓竿吧，比尔用不着买了。”

“好吧，”迈克说，“我给管家发个电报。”

“简直太好了，”勃莱特说，“西班牙！我们一定会玩得很尽兴的。”

“25日。这天是星期几？”

“星期六。”

“我们务必把一切都准备好。”

“我说，”迈克说，“我要去理发店啦。”

“我必须去洗个澡，”勃莱特说，“陪我走到宾馆去吧，杰克。好人做到底嘛。”

“我们住的这家宾馆最妙不可言了，”迈克说，“我看就是个妓院！”

“我们一进门就把旅行包寄存在‘丁戈’这儿，这家宾馆的工作人员马上就问我们开房间是不是只用一个下午。听说我们要在宾馆里过夜，他们好像大喜过望似的，高兴得不得了呢。”

“我认为这家宾馆就是个妓院，”迈克说，“我哪能不知道。”

“咳，别唠叨个没完啦，你赶紧理发去吧。”

迈克走了出去。我和勃莱特继续坐在吧台边。

“再来一杯？”

“行啊。”

“我需要再喝一杯。”勃莱特说。

我们顺着德兰博路向前走去。

“我这次回来后到现在一直还没见过你呢。”勃莱特说。

“是的。”

“你还好吗，杰克？”

“还好。”

勃莱特看看我。“我说，”勃莱特说，“这次旅行罗伯特·科恩也去吗？”

“去的。怎么啦？”

“你不觉得这次旅行会使他有些难堪吗？”

“怎么会呢？”

“你以为我这次是跟谁一起去圣塞瓦斯蒂安的？”

“恭喜你啊。”我说。

我们一路向前走去。

“你怎么说这种话呢？”

“我不知道。你希望我说什么？”

我们继续往前走，然后拐了个弯。

“他表现得也相当不错，不过后来有点儿兴味索然了。”

“是吗？”

“我本来满以为这对他会有好处的。”

“你可以从事社会公益事业啦。”

“别这么刻薄。”

“岂敢。”

“你当真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我说，“我大概压根儿就没想过这事儿。”

“你觉得这次旅行会不会使他感到过于难堪？”

“那得看他是怎么想的，”我说，“写封信告诉他，说你也要去。他可以随时决定不去嘛。”

“我这就给他写信，好让他来得及退出这次旅行。”

一直到6月24日的晚上，我才跟勃莱特再次相见。

“你收到科恩的回信没有？”

“当然收到啦。他对这次旅行可热心了。”

“我的上帝！”

“我自己倒觉得这事儿相当奇怪了。”

“他说他迫不及待地要来看我呢。”

“他会不会以为你是单独一个人去？”

“不会。我告诉过他，我们大家都去的，是结伴而行。迈克尔也在其中。”

“他可真行啊！”

“可不是嘛！”

他们预计他们的那笔汇款第二天就能到。我们约好在潘普洛纳会合。他们将直接去圣塞瓦斯蒂安，然后从那儿乘火车去潘普洛纳。大伙儿将在潘普洛纳的蒙托亚宾馆里相见。如果他们最迟到星期一还没有到达，我们就自行前往山区的布尔戈特[114]，开始钓鱼。去布尔戈特有长途汽车。我写下了一份详细的行程安排，这样，他们就能按图索骥找到我们了。

我和比尔从道塞火车站登上了清晨时分发车的那趟早班火车。这天的天气很好，也不算太热，一出城就是一派令人赏心悦目的田园风光。我们走进列车后面的餐车，在那里吃了早餐。离开餐车时，我向乘务员索要第一批就餐券。

“前四批连一张也没有啦，等着发第五批的吧。”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这趟列车上历来只供应最多两批午餐，而且每批总是有不少座位空着的。

“早已全部预定出去啦，”餐车乘务员说，“只有第五批了，三点半供应。”

“这下问题严重了。”我对比尔说。

“给他十法郎。”

“请收下吧，”我说，“我们想在第一批用餐。”

乘务员把那十法郎收进自己的衣袋。

“谢谢你，”他说，“我建议先生们买些三明治吧。前四批的所有座位早在铁路公司的办事处那儿就统统预定完了。”

“你前途无量啊，老兄，”比尔用英语对他说，“要是给你五法郎，我估计你大概要建议我们跳火车了。”

“你说什么？[115]”

“见鬼去吧！”比尔说，“做几块三明治，再来瓶葡萄酒。你告诉他，杰克。”

“有劳你送到隔壁那个车厢去。”我详细描述了一遍我们的座位在哪里。

我们这节车厢里还有一对夫妇和他们年幼的儿子。

“我估计你们是美国人，对不对？”那男的说，“旅途愉快吗？”

“快活得很呢。”比尔说。

“你们就该这样享乐。旅游要趁年轻啊。我和孩子他妈一直想过来走走，可是我们不得不左等右等，就是不能成行。”

“如果你真想过来，十年前就能来了，”他妻子说，“你老是说什么：‘要先在美国观光！’应当说，我们观光过的地方已经不少啦，不是这儿，就是那儿。”

“咳，这趟列车上的美国人还真不少呢，”丈夫说，“光是从俄亥俄州代顿[116]来的人就占了七节车厢。他们是去罗马朝圣的，现在要南下去比亚里茨和卢尔德[117]朝圣了。”

“原来是这样，他们就是这号人。来朝圣的。这帮该死的清教徒。”比尔说。

“你们这两个小伙子是美国什么地方人？”

“我是堪萨斯城人，”我说，“他是芝加哥人。”

“你们俩都要去比亚里茨吗？”

“不。我们要去西班牙钓鱼。”

“嗯，我从来不喜欢玩这个，本人不爱这个。不过，我家乡那边倒是有不少喜欢外出钓鱼的人。我们蒙大拿州有几处绝佳的钓鱼场所呢。我带孩子们去过，不过，我对这项活动一点儿也不感兴趣。”

“你那几趟出去一点儿没有少钓啊。”他妻子说。

他朝我们眨了眨眼睛。

“你知道娘们儿是个什么德性。你要是想来瓶威士忌助助兴，或者来它一箱啤酒，她们就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事情，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

“你们男人才这样呢。”他妻子对我们说。她捋捋平膝下宽松的裙摆。“为了讨好他，我对禁酒令投了反对票，因为我也喜欢在家里喝点儿啤酒，可是他竟然说出这种话来。这种人居然还能讨得到老婆，真是怪事儿。”

“喂，”比尔说，“那帮清教徒的遗老遗少们[118]已经把那节餐车给包圆儿啦，要一直占用到下午三点半呢，你知不知道？”

“你怎么说话呢？他们不可能干出这种事情来的。”

“你去试试，看看能不能找到两个座位。”

“哎呀，孩子他妈，看这架势，我们不如再去吃顿早饭吧。”

她站起身来，整了整衣裙。

“麻烦两位小伙子帮忙照看一下我们的东西，好吗？走吧，休伯特。”

他们三人都去了餐车。他们走后没一会儿，一名乘务员便穿过车厢一路吆喝过来，通知第一拨人去用餐，于是，那批善男信女，连同他们的随行神父，便纷纷沿着过道接踵而去。我们的旅伴和他的老婆孩子没有回来。一名服务生端着我们要的三明治和一瓶夏布利白葡萄酒顺着过道走来，我们立即招呼他进了我们这节车厢。

“你今天可要忙活啦。”我说。

他点点头。“现在是十点半，他们开始吃了。”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吃上饭？”

“嚯！我什么时候才能吃上饭？”

他留下两只喝那瓶酒的杯子，我们付了三明治的钱，并给了他小费。

“我过一会儿来拿盘子，”他说，“要不，你们就顺便带过来吧。”

我们一边吃着三明治、喝着夏布利酒，一边观赏着车窗外的原野。谷子刚刚开始成熟，地里盛开着罂粟花。牧场一片翠绿，树木生机盎然，间或可以看到烟波浩渺的大河和掩映在树林中的一座座古堡。

在图尔[119]，我们下车又买了一瓶葡萄酒。等我们回到那节车厢时，那位从蒙大拿州来的绅士以及他的老婆和儿子休伯特已经舒舒服服地坐在里面了。

“比亚里茨有地方能痛痛快快地游泳吗？”休伯特问。

“这孩子就爱游泳，不泡在水里就憋得慌，”他妈妈说，“带着这么大的孩子出门旅行真费劲儿。”

“那里有的是能痛痛快快地游泳的地方，”我说，“不过，有风浪的时候是很危险的。”

“你们吃上饭没有？”比尔问。

“我们当然吃上啦。我们找好位子安安稳稳地坐下来之后，他们才开始陆陆续续地进来，他们准以为我们是他们一伙儿的。有个服务生用法语对我们说了几句，之后，他们就打发其中的三个人回去了。”

“他们满以为我们也是‘磕头虫’呢，那才好啊，”那男的说，“仅凭这一点就能让你明白无误地知道天主教会的权势有多大了。可惜的是，你们两个小青年并不是天主教徒。要不是这样，你们也就能顺顺当当地吃上饭啦。”

“我是天主教徒啊，”我说，“让我感到十分恼火的正是这一点。”

我们一直等到四点一刻才终于吃上了午饭。比尔最后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了。他当胸一把揪住了一位神父的衣领，那神父这时恰好正领着另一批吃完了饭的清教徒往回走。

“什么时候才能轮到我们这些新教徒吃饭啊，神父？”

“这件事我一点儿也不清楚。你有就餐券吗？”

“这种行径足以逼着人去投奔三K党[120]了。”比尔说。那神父回过头来盯了他一眼。

餐车里，服务生们正在忙着给接踵而来的第五批已经入席的人上客饭。给我们这一桌上客饭的那名服务生已被汗水湿透。他身上那件白色外套的两个腋窝儿已经变成了紫褐色。

“他肯定喝了不少葡萄酒。”

“要不就是穿着绛紫色的内衣。”

“我们来问问他。”

“别问啦。他已经累得不行了。”

火车在波尔多[121]停靠了半个小时，我们下车沿着站台溜达了一会儿。进城肯定是来不及的。后来，我们的列车穿行在朗德省[122]境内，我们注意到夕阳已渐渐西沉了。这一带的松林中有人工开辟出来的一道道宽阔的防火带，远远望去宛如一条条林荫大道，一直伸向远方树木葱茏的山冈。大约在七点半左右，我们吃上了晚餐，在餐车里，我们坐在敞开的车窗前观赏着外面广袤的原野。这一带全是沙地，松树丛中长满了石楠。林中不时闪过几小块空地，散落着几幢房屋，偶尔有一家锯木厂从眼前闪过。天色已经黑了下来，暮霭沉沉之中，我们仍能感受到，车窗外是一片炎热、多沙、黑黝黝的原野，大约九点钟左右，我们驶进了巴荣纳。那位男士和他的妻子以及休伯特一一和我们握手告别。他们还要继续前行，到拉内格里斯镇[123]转车去比亚里茨。

“好啦，但愿你们吉星高照。”他说。

“看那些斗牛时要多加小心。”

“也许我们在比亚里茨还能再见面。”休伯特说。

我们背起旅行包和钓竿袋下了车，穿过昏暗的站台，出了车站，走向了灯火通明的站前广场，那里排列着一长串出租汽车和旅馆接客的公共汽车。那边，站在一大群乱哄哄地忙着拉客的旅馆工作人员当中的人正是罗伯特·科恩。他起初没看见我们。过了一会儿，他才赶忙迎了上来。

“你好，杰克。一路过来还顺利吗？”

“很顺利，”我说，“这位是比尔·戈顿。”

“你好！”

“走吧，”罗伯特说，“我雇了一辆出租马车。”他眼睛有点儿近视。我以前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一直在打量着比尔，想把他看看清楚。他自己也感到有些难为情。

“我们直接去我住的那家旅馆吧。那家旅馆没问题。是一家相当不错的旅馆。”

我们钻进那辆出租马车，车夫把我们的旅行包统统接了过去，放在他身旁的座位上，然后爬上驾驶座，“啪”地一声甩了个响鞭，车子便启动了，我们驶过黑咕隆咚的大桥，驶进了城里。

“有缘和你相识，我感到特别高兴，”罗伯特对比尔说，“我早就从杰克那里久仰你的大名了，你那几本大作我都拜读过。你把我的钓鱼线带来了吗，杰克？”

出租马车停在了那家旅馆的大门前，大伙儿钻出马车，走进了旅馆。这确实是一家挺不错的旅馆，旅馆服务台前的那些人也流露着非常高兴的神情，我们每个人都拿到了一间挺舒适的小房间。

第十章

清晨时分，天气晴朗，人们正在往城里的路面上洒水，我们聚在一家咖啡馆里吃早饭。巴荣纳是一座秀丽的城市。它很像一座一尘不染的西班牙小城，而且就坐落在一条大河的河畔。然而，这么一大早，横跨大河的那座桥上就已经暑气逼人了。我们出了咖啡馆，漫步走上桥头，然后在城里四处溜达了一遍。

迈克的钓竿能否准时从苏格兰捎来，我根本没有把握，因此，我们一路都在寻找有没有出售钓鱼用具的商店，最后在一家纺织用品商店的楼上给比尔买到了一根。卖渔具的那个人当时刚好不在店里，我们只得等他回来。最后，那人总算回来了，我们买到了一根相当漂亮的钓竿，而且价钱也很便宜，我们还买了两把抄网。

我们出了那家商店，继续沿着大街徜徉着，并去那家大教堂里看了看。科恩发表了一通见解，说这家大教堂是某某建筑风格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样板，我忘了究竟是个什么风格了[124]。这座教堂看上去十分壮观，典雅而又不显华丽，与西班牙的那些教堂很相像。之后，我们又继续前行，走过那座古老的要塞，一直走到当地那家“旅游事业联合会”办事处那儿，据说那里就是公共汽车的始发站。那里有人告诉我们说，公共汽车要到7月1日才能正式开始通车。我们先在这家旅行社打听清楚我们得花多少钱才能租一辆汽车去潘普洛纳，然后便绕过市大戏院，直接在那边拐角处的一家大型汽车修理厂里花四百法郎雇了一辆汽车。这辆车在四十分钟后就会来旅馆接我们，我们便在市政广场上我们吃早饭的那家咖啡馆里停了下来，每人喝了一杯啤酒。天气炎热，然而城里却有清晨时分的那种凉爽、清新的气息，坐在咖啡馆里让人感到心旷神怡。微风乍起，你可以感觉到这风是从海上吹来的。外面的广场上散落着成群的鸽子，周围的房屋一派黄色，像是被太阳烤焙而成的那种焦黄色，我舍不得离开这家咖啡馆。但是我们必须去旅馆收拾旅行包、结账了。我们付了啤酒钱，我们是采用抛掷硬币的方式来决定该由谁付账的，结果好像是科恩付的账，买好单之后，我们就径直去了旅馆。我和比尔每人只付了十六法郎的住宿费，外加百分之十的服务费，我们吩咐服务生把我们的旅行包送下楼，然后在楼下等待罗伯特·科恩下来。在我们等待的当儿，我忽然看见一只蟑螂正趴在镶木地板上，那只蟑螂至少有三英寸长。我指着那只蟑螂叫比尔看，然后一脚踩住了它。我们一致认为它准是刚从花园里爬进来的。这确实是一家干净得不得了的旅馆嘛。

科恩磨蹭了半天，终于下楼来了，我们一行三人出了旅馆，朝那辆汽车走去。这是一辆密不透风的大篷车，随车而来的司机穿着一件蓝领、蓝袖口的白色风衣，我们吩咐他把汽车的后蓬放了下来。他堆放好旅行包，我们随即就出发了，车子驶上大街，朝城外开去。我们经过了几处优雅别致的园林，眷恋地饱览着车后渐渐远去的市区，不一会儿就进入了城外的原野之中，这片原野青翠而绵延起伏，公路一直在向上爬坡。一路过来，我们看到有许多巴斯克人[125]在顺着公路驾驭着牛车或者驱赶着成群的牲口，还看到了许多富有诗情画意的农舍，低垂的屋顶，墙壁全都粉刷得雪白。在这片巴斯克人世代居住的地区里，土地看来都很肥沃，郁郁葱葱的，房屋和村落也呈现出一派富庶而又整洁的景象。每一个村庄都有一片回力球场[126]，有些球场上有不少孩子在顶着烈日玩球。沿途见到的所有教堂的墙上全都张贴着醒目的标语，上面写着严禁往墙上打球的字样，村村寨寨的房屋一律为红瓦盖顶。穿过这一地区之后，公路拐了个弯，路面开始陡峭起来，我们紧靠着山坡的一侧向山上行进着，另一侧的下方就是一条河谷，一座座山冈被甩在了身后，绵延不断地伸向大海。你从这里是望不到大海的。大海离此还远着呢。你只能看见绵延不断的山峦，除了山峦还是山峦，但是你知道大海在何方。

我们跨过西班牙国境线。这里有一条小溪和一座桥，桥的一侧是西班牙哨兵，头戴拿破仑式漆皮三角帽，背挎短柄马枪，另一侧是肥胖的法国哨兵，头戴有平顶和硬帽舌的军帽，蓄着小胡子。他们只打开了一个旅行包，把我们的护照拿进哨所仔细查验了一番。警戒线的两端各有一个杂货铺和一家小客栈。司机不得不走进哨所去填写了几张汽车通行证，我们便下了车，朝那条小溪边走去，想看看那里有没有鳟鱼。比尔试着跟其中一名身背短柄马枪的哨兵用西班牙语聊了几句，不过收效似乎并不大好。罗伯特·科恩用手指头指了指，问那条小溪里有没有鳟鱼，那哨兵说有，但是不多。

我问他有没有钓过鱼，他说没有，还说他对此不感兴趣。

就在这时，有个老头儿大步流星地走上了桥头，他的长发被太阳烤灼成了焦褐色，留着山羊胡子，衣服好像是用黄麻布袋缝制的。他手拿一根长棍，背上背着一只小山羊，小山羊被捆绑着四条腿，脑袋耷拉着。

背挎短柄马枪的西班牙方的那名哨兵立即挥动佩剑叫他回来。那老头儿一言不发转身就走，顺着白色的公路退回西班牙去了。

“这老头儿是怎么回事儿？”我问。

“他没有护照。”

我递给那哨兵一支香烟。他接了过去，说了声谢谢。

“那他怎么办？”我问。

哨兵朝尘土里啐了一口。

“哼，他会直接蹚水过河的。”

“你们这里走私挺严重吧？”

“嘿，”他说，“经常有人越境。”

司机出来了，边走边把那几份证件折叠好，放进了他风衣内侧的衣袋里。我们纷纷爬上车，车子随即发动起来，驶上了尘土飞扬的白色公路，开进了西班牙。起初，这一带乡间的景致与我们早先所看到的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到后来就一直在爬坡了，公路始终在顺着山势盘旋而上，我们穿过了山顶上的一个隘口，这才进入了真正的西班牙。这里有绵延不断的褐色群山，山上生长着一些松树，远方的山坡上有成片的山毛榉林。公路穿过一座山峰上的隘口，然后陡然下降，这时，司机不得不连连揿着喇叭，并放慢了车速，从路的侧面绕了过去，以免撞上那两头正躺在马路中央睡大觉的毛驴。我们一路向下，驶出了这片高山峻岭，接着又穿过了一片栎树林，林中有一些白色的牲畜在啃噬着嫩草。山下有几块草叶茂盛的大草甸，还有几条清澈见底的溪流，不一会儿，我们就跨过了其中的一条小溪，穿过了一个幽暗的小村庄，但随即又开始爬山了。我们不停地爬坡，爬坡，穿过了又一个位于高山之巅的隘口，然后顺着山势拐了个弯，公路急剧下降折向了右方，这时，又有一条山脉的全貌豁然映入了我们的眼帘，全都呈现出一派赭褐色，犹如被烤焦了一般，山中的沟壑纵横交错，千姿百态，蔚为奇观。

行驶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终于走出了群山，公路的两侧树木缤然成行，路边傍有一条小溪，还有成片的已经熟透了的庄稼，白得耀眼、平坦笔直的公路一直伸向前方，路面在远处微微升高，形成了一个小坡度，路的左边是一座山冈，山冈上矗立着一座古堡，古堡的周围团团环绕着一簇簇房屋，田野里的庄稼一直延伸到那边的墙脚下，麦浪在随风起伏。我是在前面同司机坐在一起的，这时回过身来看了看。罗伯特·科恩已在熟睡之中，比尔却朝我眨了眨眼睛，并点了点头。接着，我们穿行在一片宽阔的大草甸之中，大草甸的右方是一条浩瀚的大河[127]，隔着成排的树木也能看见它在阳光下波光粼粼，再往远处去，你可以看得见潘普洛纳高原从大草甸上冉冉升起，看得见潘普洛纳城的城墙、那座雄伟的灰褐色的大教堂，以及其他几座教堂的参差不齐的轮廓。那片高原的后面是崇山峻岭，极目远眺，只见处处都是大山，白晃晃的公路径直向前延伸，贯穿大草甸，直通潘普洛纳城。

我们从高原的另一侧进入了这座城市，公路的坡度陡然上升，路面上灰尘仆仆，路的两侧绿树成荫，但没一会儿，道路就变得平坦起来，穿过正处于建设中的位于老城墙外围的那片新城区。我们驶过那座斗牛场，那幢高大的白色混凝土建筑物在阳光下显得很坚实，随后，我们沿着一条小巷驶进了那个规模宏大的广场，在蒙托亚旅馆门前停了下来。

司机帮我们卸下旅行包。一大群孩子聚拢过来围观我们的汽车，广场上热烘烘的，绿树枝叶扶疏，有几面旗帜悬挂在旗杆上，好在广场四周都环绕着拱廊，避开日头的暴晒，躲进拱廊下的阴凉处还是挺舒服的。蒙托亚看见我们很高兴，与我们一一握手，并给我们安排了面向广场的好房间，安顿下来之后，我们洗漱干净，收拾整齐，就下楼去餐厅吃午饭了。司机也在这里就餐，饭后，我们把车钱付给了他，他便启程返回巴荣纳了。

蒙托亚旅馆有两个餐厅。一个设在楼上的二楼，窗外便是广场。另一个在楼下，比广场的平面低一层，那里有一扇门通往后街，清晨时分，成群的公牛在浩浩荡荡地沿街奔向斗牛场时，必定要经过这条街。楼下的餐厅往往比较凉快，我们在这儿享用了一顿非常丰盛的午餐。在西班牙吃的第一顿饭总是会让人大吃一惊，有好几种冷盘开胃小吃、一道鸡蛋做的菜肴、两道肉食、各色蔬菜、色拉，最后还有甜点和水果。你得喝大量的酒，才能把这些食物全都吞下肚去。罗伯特·科恩想说他根本不要吃第二道肉食了，可是我们不愿帮他翻译，结果是，那名女服务生换下了那道菜，给他上了另一道别的东西，我印象中好像是一盘冷肉。科恩自从在巴荣纳跟我们会合以来，一直是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他弄不清我们是否知道勃莱特曾经在圣塞瓦斯蒂安跟他同居过，这件事使他感到很尴尬。

“哎，”我说，“勃莱特和迈克今晚该到了。”

“我看他们不一定会来。”科恩说。

“怎么会不来呢？”比尔说，“他们当然会来的。”

“他们老是迟到。”我说。

“我认为他们不会来了。”罗伯特·科恩说。

他说这话时带有一种深知底细、仿佛比别人高明一等的口吻，顿时把我们俩都惹火了。

“我赌你五十比塞塔[128]，他们今晚准到。”比尔说。他一生气就要打赌，所以就常常赌得毫无道理。

“一言为定，”科恩说，“好。你记住，杰克。五十比塞塔。”

“我自己会记住的。”比尔说。我看他真的在生气，就想劝他消消气。

“他们会来的，这是铁定的事儿，”我说，“但是不一定在今天晚上到。”

“想反悔吗？”科恩问。

“不。我为什么要反悔？如果你愿意，来它一百比塞塔也行。”

“行啊。那就一言为定，赌一百比塞塔。”

“适可而止吧，”我说，“否则，你们打赌，我可要从中抽头了。”

“我没意见。”科恩说。他笑了。“反正打桥牌的时候，这笔钱你没准还能赢回去。”

“这笔钱你还没赢到手呢。”比尔说。

我们走出餐厅，在拱廊下缓步徐行地一路兜了过去，想去伊鲁涅咖啡馆喝杯咖啡。科恩说，他要到广场那边去刮刮胡子。

“喂，”比尔对我说，“这次打赌我有没有赢的希望啊？”

“你的运气烂透啦。他们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从来没有准时过。如果他们的钱没汇到，他们今晚肯定到不了。”

“我刚才一张嘴就后悔了。但是我不得不向他叫阵啊。依我看，他这个人不坏，可是，他究竟是从哪儿得知这内情的呢？迈克和勃莱特早就跟我们说定了要来的。”

我看见科恩从广场对面走了过来。

“瞧，他来了。”

“嗯，让他别那么自恃高明，也别耍犹太人的脾气。”

“理发店还没开门，”科恩说，“要到四点才开始营业。”

我们在“伊鲁涅”喝起了咖啡，坐在舒适的柳条椅子里，在拱廊下的阴凉处观赏着广场上的风景。过了一会儿，比尔回去写信了，科恩则去了对面的理发店。理发店仍旧没有开门，于是，他决定回旅馆去洗个澡，我独自在咖啡馆门前又坐了一会儿，然后去城里闲逛了一通。天气非常炎热，不过我一直专拣街道背阴的一侧走，穿过自由市场，尽兴尽致地再次饱览着这座城市的风光。我去了一趟市政厅，见到了那位每年帮我预定斗牛票的老先生，他早已收到我从巴黎汇来的钱，并为我续订好了票子，所以一切都已安排妥当。他从事的是档案保管工作，这座城市的所有档案都放在他这间办公室里。这与本故事无关。不管怎么说，反正他这间办公室里有一道用绿色厚羊毛毡包着的门和一道坚实厚重的木门，我出来后，那里只剩下他一个人坐在四壁全是档案柜的故纸堆中，我关上了这两道门，当我走出大楼正要迈步上街的时候，看门人拦住了我，要帮我刷掉外衣上的尘土。

“你肯定是坐汽车来的。”他说。

我衣领后面和两肩的上半部全都灰蒙蒙地沾满了尘土。

“从巴荣纳来。”

“哎呀呀，”他说，“我就知道你是坐汽车来的，瞧你这满身的尘土。”于是，我给了他两个铜币。

在街道的尽头，我看见了那座大教堂，便快步朝它走去。想当初，我第一次看见这座大教堂时，总觉得它的外观很难看，然而我现在却喜欢上它了。我走进了大教堂。教堂里朦朦胧胧的，光线很幽暗，那几个顶天立地的柱子高高耸立着，里面有不少人在做祷告，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香火味，有几扇奇异的大玻璃窗户很是耐人寻味。我跪下来，开始祈祷，为我能想起来的每一个人祈祷，为勃莱特、迈克、比尔、罗伯特·科恩和我自己祈祷，为所有的斗牛士祈祷，对我所喜爱的斗牛士，我分别为他们一一做了祈祷，其余的干脆就放在一块儿祈祷了，随后，我为自己又祈祷了一遍，可是，在为我自己祈祷的时候，我忽然发觉自己竟昏昏欲睡起来，于是，我赶忙做起了祷告，祈求天主保佑这几场斗牛赛都很精彩、今年的狂欢节热热闹闹、我们能好好钓几次鱼。我暗暗寻思着还有没有别的什么愿望可以在此一并祈祷一下的，接着便想到我还需要些钱，于是，我就祈求天主保佑我能赚到一大笔钱，随即脑子里便开始遐想着用什么方法才能赚到钱，一想到赚钱的事儿，我不禁想起了那位伯爵，紧跟着就开始寻思他现在人在哪里，并为那天夜里在蒙马特一别就再也没见到他而感到遗憾，还想起了勃莱特曾对我说过的有关他的一些滑稽可笑的事儿，由于我一直跪在那儿，额头枕在我前排木凳的靠背上，一边在做着祈祷，一边却在想着自己的事儿，我就感到有点儿害臊起来，为自己居然是这样一个烂透了的天主教徒而深感惋惜，然而转念一想，我对此也束手无策呀，至少在眼下这会儿，或许永远也改变不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天主教也是个伟大的宗教呀，我只盼自己能够有这么一份虔诚之心，也许下次来时我会有的；随后我就来到了外面的烈日下，站在大教堂前的台阶上，两根食指和右手的大拇指依然还湿漉漉的[129]，我感到它们渐渐被太阳晒干了。阳光热辣辣的，我沿着一些建筑物的边缘走到广场对面，再顺着小巷走回那家旅馆。

这天晚上，在吃晚饭的时候，我们忽然发现罗伯特·科恩已经洗了澡、修了面、理了发，还用洗发香波洗了头，并且在洗完之后又往头上抹了点什么东西，为的是让头发柔顺些而不至于翘起来。他显得很紧张，我也无意去宽慰他。从圣塞瓦斯蒂安来的火车应当在九点钟到达，因此，如果勃莱特和迈克真要来的话，他们就该乘这趟火车。九点差二十分时，我们的晚饭一半还没吃完，罗伯特·科恩就从桌边站了起来，说他要去火车站。我存心想戏弄他，就说我愿意陪他一起去。比尔说，要他在这时候离开满桌的美味佳肴，就等于在要他的命。我说我们马上就回来。

我们朝火车站走去。我一路上都在幸灾乐祸地欣赏着科恩那副神经紧张的样子。我也巴不得勃莱特乘坐的是这趟列车。赶到车站时才知道，这趟列车晚点了，我们便坐在搬运行李的车子上，在车站外面的黑地里等候着。在非战时的生活中，我还从没见过哪个人像罗伯特·科恩这么紧张——这么急切的。望着他那紧张兮兮的样儿，我心里高兴得直乐。看别人紧张而感到幸灾乐祸是很恶劣的，但是我当时的心情就是这么恶劣。科恩这人的身上就是有这么一种很奇妙的特质，他能让任何人内心深处最卑污的本性彰显出来。

等了一会儿之后，我们听到火车的汽笛声远远地从高原另一侧的山坡下传来，紧跟着就看见火车头的大前灯顺着那座山冈一路照耀过来。我们走进车站，与一大群人挤在一起，站在检票口处的栅栏后面张望着，火车缓缓驶进车站，停靠在月台上，人们开始鱼贯通过检票口处的栅栏出来了。

他们不在这群人里。我们一直等到人人都过了检票口，出了站，登上了公共汽车，或者乘上了出租马车，或者在亲戚朋友的陪同下穿过黑暗往城里走去。

“我早知道他们不会来的。”罗伯特说。我们正要动身返回旅馆。

“我本来以为他们说不定会来的。”我说。

我们走进旅馆时，比尔正在吃水果，一瓶葡萄酒已经差不多要喝光了。

“没来呀，呃？”

“是没来。”

“我明儿早上给你那一百比塞塔行吗，科恩？”比尔问，“我来这儿还没兑换过钱呢。”

“唉，这事儿就算啦，”罗伯特·科恩说，“我们来赌点儿别的吧。你愿不愿赌斗牛？”

“可以啊，”比尔说，“但是你大可不必赌这个。”

“这就好比是在拿战争来打赌，”我说，“你根本不需要有任何经济方面的顾虑。”

“我就想看看斗牛赛的结果。”罗伯特说。

蒙托亚朝我们的餐桌走来。他手里拿着一份电报。“是你的电报。”他把电报递给了我。

电文是：“夜宿圣塞瓦斯蒂安。”

“是他们拍来的电报。”我说。我把这份电报塞进了自己的口袋。若是在平时，我应当把它递给大伙儿看看的。

“他们已经在圣塞瓦斯蒂安过夜了，”我说，“拍电报来向你问好呢。”

我当时为什么如此情绪冲动地偏要戏弄他一番，我自己也不得而知。当然，我现在肯定是知道的。他的艳遇令我失去了理智，不依不饶地吃起醋来。尽管我把这事儿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但还是丝毫改变不了我的内心感触。我确实非常忌恨他。我觉得我从前其实并没有真心忌恨过他，直到他在吃午饭时表现得有那么点儿神气活现的张狂样儿——这还不算，他还专门去理发、洗头、抹油什么的大大折腾了一通。所以，我就把电报揣进了自己的口袋。电报反正是发给我的。

“就这样吧，”我说，“我们不妨乘中午的那班公共汽车出发去布尔戈特。如果他们明天晚上能到，可以随后赶来和我们会合。”

从圣塞瓦斯蒂安开来的火车每天只有两趟，一趟是早班车，另一趟就是我们刚刚去接的那班车。

“看来这倒是个好主意。”科恩说。

“我们越早赶到河边越好。”

“对我来说，什么时候动身都一样，”比尔说，“越快越好。”

我们在“伊鲁涅”坐了一会儿，喝了咖啡，然后出来散步，走了一小段路，到了斗牛场那边，再穿过一片田野，在悬崖边的树丛下俯瞰着笼罩在黑暗之中的那条河，回来后，我就早早上床了。我想，比尔和科恩大概是在咖啡馆里泡到很晚才回来的，因为他们回来时，我已经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我去买了三张开往布尔戈特的公共汽车票。这班车按计划在两点钟发车。没有比这再早的车了。我刚静下心来坐在“伊鲁涅”咖啡馆那边看报，却见罗伯特·科恩从广场对面走了过来。他径直走到我的桌边，在一张柳条椅子上坐下来。

“这家咖啡馆挺舒适的，”他说，“你昨晚睡得好吗，杰克？”

“我睡得可香了，睡得像根木头一样。”

“我没睡好。我和比尔在外面待得太晚了也是个原因。”

“你们去哪儿啦？”

“就在这里。这里关门打烊之后，我们就到那边的另外一家咖啡馆去了。那家咖啡馆的老掌柜会讲德语和英语。”

“那是苏伊佐咖啡馆。”

“就是那家。那老头儿人挺和善的。我觉得那家咖啡馆比这家好。”

“那里白天不怎么好，”我说，“太热。顺便告诉你一声，我已经买好车票了。”

“我今天不打算走了。你和比尔先走一步吧。”

“我已经帮你买好票了。”

“把票给我吧。我去把钱退回来。”

“票价是五比塞塔。”

罗伯特·科恩掏出一个五比塞塔的银币，把它递给了我。

“我应当留下来，”他说，“你知道，我就怕会出什么差错。”

“何必呢，”我说，“他们一旦在圣塞瓦斯蒂安寻欢作乐起来，没准三四天都不会到这儿来的。”

“正是因为这一点，”罗伯特说，“我怕他们会指望我在圣塞瓦斯蒂安跟他们会面，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待在那里没走的原因。”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嗯，我曾写信向勃莱特提过这个建议。”

“那你他妈的怎么不留在那里接他们呢？”我正想这么说，但是话到嘴边又打住了。我以为这主意是他自然而然地想起来的，然而我看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

他此时正在对我推心置腹地吐露心迹呢，能够有个体己的人听他倾诉衷肠，对他来说也不失为一桩快慰的事情，因为他知道我了解他和勃莱特之间的那点儿风流韵事。

“好吧，我和比尔吃好午饭就立即出发。”我说。

“我真希望能和你们一起去。这次钓鱼我们已经盼了整整一个冬天啦。”他忽然为这事儿变得多愁善感起来。“可是，我应当留下来。我真的应该留下来。等他们一到，我会马上带他们去的。”

“我们找比尔去吧。”

“我想去趟理发店。”

“那就吃午饭时再见吧。”

我在比尔自己的房间里找到了他。他正在刮脸。

“啊，是的，他昨天晚上把一切都告诉我了，”比尔说，“他这人一讲起知心话来还真有点儿滔滔不绝呢。他说他曾和勃莱特约好要在圣塞瓦斯蒂安幽会的。”

“这个爱撒谎的杂种！”

“哎，别这样，”比尔说，“别生气。别在出发前的这个关键时刻闹出一肚子气来嘛。不过，你到底是怎么无巧不巧地认识这个家伙的？”

“别故意触人痛处好不好。”

比尔回过头来朝我看了看，他胡子刚刮了一半，随即又转过身去，一边往脸上涂抹着肥皂沫，一边对着镜子继续讲下去。

“去年冬天，不是你叫他带着一封信来纽约找我的吗？感谢上帝啊，我这人经常外出旅行，没碰着。你难道就没有别的犹太朋友可以带出来一起旅行了吗？”他用大拇指抹了抹下巴，对着镜子照了照，然后又接着刮起来。

“你自己不是也有几个风度翩翩的朋友嘛。”

“哦，是的。我是有几个挺出众的朋友。可是不能跟这位罗伯特·科恩同日而语啊。有趣的是，他也算蛮可爱的。我喜欢他。不过，他黏糊起来还真叫人受不了。”

“他有时候也会变得非常可爱呢。”

“我知道。这才是最为可怕的一点啊。”

我哈哈大笑起来。

“是啊。你就接着笑吧，”比尔说，“昨天晚上你又没陪他在外面待到深夜两点钟。”

“他情绪很不好吧？”

“简直糟糕透了。他和勃莱特之间究竟怎么会发生这一切的呢？她当真跟他有过什么关系吗？”

他抬起下巴，用手拉着在镜子前左右扭动了一下。

“当然有啦。她跟他一起去过圣塞瓦斯蒂安。”

“这事儿干得真他妈的蠢啊。她怎么会干出这种事情来呢？”

“她想摆脱喧嚣的城市生活到外面去待一阵子，可是她孤身一人哪儿也去不了。她说她以为这样会对他有好处呢。”

“这等傻得要命的事情，人怎么就能干得出来呢。她为什么不跟她自家人一起去呢？或者跟你？”——这句话被他含混不清地一带而过了——“或者我？为什么不跟我一起去呢？”他在镜子里仔细端详着自己那张脸，将一大团肥皂沫涂在两边的颧骨上。“这可是一张诚实的面孔啊。这可是一张能让任何女人感到安全可靠的面孔啊。”

“她从来就没看见过你这副模样。”

“那就应该让她见识见识才对呀。应当让所有的女人都来见识见识这张脸。这张脸应当在全国各地的每一个银屏上放映出来。每一个女人在结好婚、离开圣坛的时候，都应当发给她一张印着这张脸的照片。做了母亲的人应当把这张脸好好儿地介绍给她们的女儿。我的儿啊，”——他用剃须刀指着我说——“带着这张脸到西部去，和祖国一起成长吧[130]。”

他低下头埋在脸盆上，用冷水把脸冲洗干净，又抹了些酒精，然后对着镜子仔细端详着自己，并用手拉扯着他那片很长的上嘴唇。

“我的上帝！”他说，“这不是一张很难看的面孔吗？”

他对着镜子左顾右盼着。

“至于这位罗伯特·科恩嘛，”比尔说，“他真让我感到恶心，他可以见鬼去了，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他留在这儿不走了，这样我们就不用带着他跟我们一块儿去钓鱼啦。”

“你说得真对。”

“我们要去钓鳟鱼。我们要在伊拉蒂河[131]里钓鳟鱼，我们现在该去吃午饭啦，要把这本地的美酒喝个够，然后登上公共汽车开始这美妙的旅行。”

“走吧，我们去那边的‘伊鲁涅’，从那儿开始。”我说。

第十一章

吃完午饭之后，当我们背着旅行包和钓竿袋出来，准备动身去布尔戈特时，广场上已是热得烤人了。公共汽车的顶层已经坐了不少人，还有不少人在顺着梯子往上攀爬。比尔爬上了顶层，罗伯特坐在比尔身边给我占座位，我返身回到旅馆，想弄两瓶葡萄酒随身带着。等我出来时，那辆公共汽车上已经挤满了人。汽车顶层的所有旅行包和行李箱上全都坐着男男女女的旅客，妇女们全都顶着烈日用扇子扇个不停。这天气实在太热了。罗伯特爬下车去，我赶忙挤进他替我占好的位置，那是个长条木凳，横贯汽车的顶层。

罗伯特·科恩站在拱廊下的阴凉处等着我们启程。有个巴斯克人，膝头上放着一只很大的皮酒袋，就地横躺在汽车顶层我们的座位前面，仰面朝天地斜靠在我们的腿上。他热情地把那只皮酒袋递给了比尔和我，当我刚把皮酒袋倒提过来想凑上去喝时，他忽然模仿汽车电喇叭的声音“嘟嘟”地叫了一下，模仿得那么惟妙惟肖，而且来得那么突然，吓得我一哆嗦，把酒泼掉了一些，也引得众人哈哈大笑起来。他说了声对不起，并让我再喝一次。片刻之后，他又“嘟嘟”地叫了一声，我又第二次上当。他模仿得非常像。那些巴斯克人也喜欢听他这样模仿。坐在比尔身旁的那个汉子在用西班牙语跟比尔聊天，但是比尔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于是，他便拿了一瓶酒递过去给那汉子。那汉子摆摆手表示拒绝。他说天太热，而且在吃午饭时也喝得有点儿过量了。当比尔再一次把那瓶酒递过去时，他便接了过去，长长地灌了一大口，随后，那瓶酒便在公共汽车那一侧的几个汉子手里传递开来。每个人都非常斯文地喝了一口，过了一会儿，他们才叫我们把酒瓶塞盖好、收起来。他们都希望我们也能尝尝他们皮酒袋里的酒。他们是进山去的农民。

终于，在模仿的电喇叭声反复叫了好几遍之后，这辆公共汽车启动了，罗伯特·科恩挥手向我们告别，车上所有的巴斯克人也都挥手向他告别。汽车一开上城外的公路，我们马上就感到凉快下来。坐在高高的汽车顶层，行驶在挨得很近的树冠底下，这情景着实令人感到惬意。公共汽车开得很快，一阵阵凉风扑面而来，当我们伴随着扑打在树梢上的尘土沿着公路向前疾驶、奔向山下时，我们也在饱览着沿途的风光，回头望去，透过浓密的树丛，只见那座风光旖旎的小城巍然耸立在那条河岸边的峭壁上。躺在我膝盖边的那个巴斯克人一边用他那只皮酒袋的瓶颈指着远处的景色，一边朝我们眨巴着眼睛。他点了点头。

“非常漂亮吧，呃？”

“这些巴斯克人为人都好得很呐。”比尔说。

躺在我腿边的那个巴斯克人被太阳晒得黝黑，肤色犹如皮马鞍。他穿着一件黑色罩衫，同其他那些巴斯克人的装束一模一样。他那被晒得黝黑的脖颈上布满一道道深深的皱纹。他翻了个身，主动把他那只皮酒袋朝比尔递了过来。比尔递给了他一瓶我们带来的酒。那巴斯克人朝他摆了摆食指，用手掌“啪”的一声拍上瓶塞，递回了那瓶酒。他举起那只皮酒袋使劲儿往上推着。

“举起来！举起来！[132]”他说。“把它举起来呀。”

比尔举起那只皮酒袋，脑袋朝后一仰，让一泓清酒如泉水般喷射进他的嘴里。等他中止酣饮、竖起那皮酒袋时，还有几滴酒在顺着他的下巴颏儿往下淌。

“不对！不对！”好几个巴斯克人异口同声地说，“不是那么喝的。”酒袋的主人正要亲自给比尔做示范，不料，旁边有个人一把将那酒袋从他手里夺了过去。那是个年轻小伙子，他两手捧着酒袋，双臂伸直，将酒袋高高举起，一只手同时在挤压着那只皮酒袋，于是，那道喷涌而出的酒泉便“咝咝”地射进了他的嘴里。他双手捧着那皮酒袋高擎在半空中，袋中酒形成了一道低平的、力道很足的射流径直喷进了他的嘴里，他不停地大口大口地往肚里吞咽着，喝得不紧不慢、酣畅淋漓。

“嗨！”酒袋的主人立刻大叫起来，“你喝的是谁的酒啊？”

那位嘴对着酒袋正顾自牛饮的人翘起一根小手指头朝他晃了晃，眼角带着笑意朝我们看了看。接着，他猛然刹住那道酒流，倏地一下竖起了皮酒袋，然后把它放下来，递给了酒袋的主人。小伙子朝我们挤了挤眼睛。酒袋的主人则一脸沮丧地晃了晃他的皮酒袋。

我们在途中经过了一座小镇，在镇上那家旅店[133]的门前停了下来，司机在那儿接下了几件包裹。随后，我们又继续向前进发，驶出这座小镇后，公路就开始越来越陡了。我们穿行在广袤的农田之间，周围是布满巉岩的山冈，山坡向下方伸展开去，湮没在庄稼地里。一块块生长着庄稼的梯田顺着山腰层层向上。随着我们越走越高，不时有一阵阵风儿吹来，田里的庄稼也在随风摆动着。公路白茫茫的，满地覆盖着尘土，尘土在车轮的碾压下飞扬起来，悬浮在我们身后的半空中。公路顺着山势盘旋而上，直通山里，将一块块丰收在望的庄稼地抛在了山下。这时，只有零零星星的几块庄稼地散落在光秃秃的山腰上和几条河道的两侧。我们的车子突然急遽偏向了公路边，为的是让出道来供一长串由六头骡子组成的队伍通行，那些骡子一头紧跟着一头，拉着一辆顶篷很高、满载着货物的大车。大车和骡子身上全都落满了尘土。紧随其后的又是一长串骡子和一辆大车。这辆大车上装载的是木材，我们从旁驶过时，那赶骡的车把式[134]身子朝后一仰，猛劲扳上了粗重的木闸，把车刹住了。在这一带地势很高的山区里，土地是相当贫瘠的，一座座山冈上乱石嶙峋，被太阳烤灼得硬邦邦的泥土又被雨水冲刷得沟壑纵横。

我们沿着一条弯道来到一座小镇前，左右两侧豁然开朗，赫然映入眼帘的竟是一片郁郁葱葱的山谷。一条小溪蜿蜒流经小镇的中心，一片片葡萄园爬满家家户户的屋前屋后。

公共汽车在一家旅店门前停下来，不少乘客都下了车，很多行李从盖着大油布的车顶篷下被解开并被卸了下来。比尔和我也下了车，走进了这家旅店。旅店里有一间低矮、幽暗的房间，里面堆放着马鞍、辔头、用白杨木制作的干草叉之类的东西，从屋顶上垂挂下来的是一串串绳底帆布鞋、火腿、腊肉条、白色的大蒜头和长长的红肠。这里很凉快，光线朦胧，我们站在一张很长的木头柜台前，有两名妇女在柜台后面给客人卖酒。她们身后是塞满各色杂货和日用品的货架。

我们每人喝了一杯烧酒[135]，两杯酒共计该付四十生丁[136]。我给了那老板娘五十生丁，多余的算作小费，但她以为我听错了价钱，又退还了我那枚铜币。

有两位和我们同行的巴斯克人走了进来，一再坚持要请我们喝杯酒。于是，他们出钱给每人买了一杯酒，我们随后买了一次，喝完之后，他们拍拍我们的脊背，又买了一次。我们接着又买了一次，再到后来，我们就一起走了出来，顶着烈日和热浪，重新爬回到公共汽车的车顶上。这时候车上有的是空座了，人人都能坐到座位，方才躺在白铁皮车顶上的那个巴斯克人这时就坐在我们俩之间。一直在店里卖酒那个老板娘用围裙擦着手走了过来，朝这辆公共汽车里的一个人说着什么。接着，司机走了出来，边走边晃悠着两个瘪瘪的皮制的邮袋，他也爬上了车，我们随即就出发了，车下的人都在朝我们挥手告别。

公路转眼间就离开了这片绿茵茵的山谷，我们又行驶在丛山之中。比尔和那个搂着皮酒袋的巴斯克人在聊天。有个人从那头的座位上探过身来，用英语问：“你们是美国人吗？”

“当然是啊。”

“我去过那儿，”他说，“四十年前。”

他是个老头儿，皮肤黑得跟其他人一样，满脸花白的胡子茬儿。

“那里怎么样？”

“你说什么？”

“美国怎么样？”

“哦，我去的是加利福尼亚。那地方好哇。”

“那你为什么要离开呢？”

“你说什么？”

“你为什么要回到这里来呢？”

“哦！我回来结婚的。我原打算再回美国的，可是我老婆，她不喜欢东跑西颠。你是什么地方人？”

“堪萨斯城人。”

“那里我去过，”他说，“我到过芝加哥、圣路易、堪萨斯城、丹佛、洛杉矶、盐湖城。”

他仔仔细细地历数着这些地名。

“你在那边待了多长时间？”

“十五年。然后我就回来结婚了。”

“来口酒么？”

“好啊，”他说，“你在美国搞不到这种酒吧，呃？”

“多得很呢，只要你肯花这个钱。”

“你们怎么到这儿来啦？”

“我们打算去潘普洛纳看狂欢节呢。”

“你喜欢看斗牛？”

“当然喜欢啦。难道你不喜欢？”

“喜欢，”他说，“我看我还是喜欢的。”

片刻之后，他又说：

“你们现在是要去哪儿？”

“到布尔戈特钓鱼去。”

“嗯，”他说，“但愿你们能钓到大鱼。”

他和我握了握手，然后转过身去，回到座位上重新坐好。这番交谈引来了其他那些巴斯克人的注意。他舒舒服服地端坐在那儿，每当我扭头去观赏山野的风光时，他都会对我微笑。不过，费劲儿地说了这一通美国英语之后，他似乎累着了。此后他再也没说什么。

公共汽车始终在沿着公路不停地爬坡。这一带山区显得很荒芜，巉岩顽石拱出泥土，兀自峭立着。公路两边寸草不生。回头望去，我们可以看到山下辽阔的原野。在茫茫原野的那一边，一块块翠绿色和棕黄色相间的农作物生长在山坡上。构成天边地平线的是褐色的群山。山形的构造十分奇特。随着我们越攀越高，天际边的群山在我们的视野里也在不断变幻着。当公共汽车沿着公路吃力地缓缓向上爬行时，我们看到另一条连绵不断的山脉横亘在南面。公路终于越过山顶，坡度渐渐趋于平坦，通向了一片树林。这是一片栓皮栎树林，阳光透过枝叶洒下斑斑驳驳的树影，树林的深处有畜群在啃食嫩草。我们穿过这片树林，公路伸展开去，绕过一道拔地而起的山梁，前方是一片绵延起伏的绿色平原，平原的那一边又是黑魆魆的群山。这一带山岭完全不同于那些已被我们甩在了身后的被酷热烤焦了的赭褐色山冈。这里的山岭上覆盖着郁郁葱葱的树木，山巅有层层云雾缭绕其间。这片绿色的平原辽阔平整。平原上围着一道道栅栏，一条白花花的公路掩映在两行树干粗大的林木之间，公路纵贯整个平原，通向北面。当汽车驶近那拔地而起的山梁边缘时，我们一眼就看见了前方的布尔戈特，那些红顶白墙的房屋一簇簇地矗立在平原上，远远望去，在第一座黑魆魆的山峰的山肩上，龙塞斯瓦列斯[137]修道院的灰色铁皮屋顶跃然在目。

“龙塞沃[138]到啦。”我说。

“在哪儿？”

“从那边数过去，第一座山上就是。”

“这一带的天气真冷啊。”比尔说。

“地势高的缘故，”我说，“海拔该有1200米吧。”

“简直冷得受不了啊。”比尔说。

公共汽车平稳地开下山坡，行驶在直奔布尔戈特的笔直的公路上。我们经过了一个十字路口，跨过了一座架设在一条小溪上的桥梁。布尔戈特的房屋在公路沿线的两侧整齐地排列开来。这里没有什么偏僻的小巷。我们驶过了那座教堂，驶过了学校的校园，随后，公共汽车便停了下来。我们下了车，司机卸下了我们的旅行包和钓竿袋。一名身背短筒马枪、头戴三角帽、十字交叉地披挂着黄色皮带的缉私警察迎上前来。

“那里面装的是什么？”他指了指钓竿袋。

我打开钓竿袋给他看了看。他要查验我们的钓鱼许可证，我就把那些证件全掏了出来。他查看了一下日期，然后就挥手让我们通过了。

“没什么问题吧？”我问。

“是啊。当然没问题。”

我们顺着大街朝那家小客栈走去，一路上经过了一些粉刷得雪白的石砌房屋，老老少少都坐在自家门口注视着我们。

经营这家小客栈的胖女人从厨房里走了出来，跟我们一一握了手。她摘下眼镜，用手擦擦，再把它戴上。客栈里很冷，外面开始刮大风了。老板娘指派了一名年轻姑娘陪我们上楼去看房间。房间里有两张床、一个脸盆架、一个大衣柜，还有一幅镶在一个大画框里的龙塞斯瓦列斯圣母的钢板画。风在吹打着百叶窗。这个房间恰好在小客栈的北侧。我们洗漱完毕，穿上毛衣，下楼走进了餐厅。餐厅的地面是石板铺就的，天花板很低，四壁镶着栎木做的板壁。百叶窗全都关着，可还是冷得能让你看见自己嘴里呼出的热气。

“我的上帝啊！”比尔说，“明天不会还这么冷吧。我可不想在这种天气里下河蹚水。”

有一架竖式钢琴摆放在屋子尽头的角落里，远远的隔着几张木制餐桌，比尔走过去弹奏起来。

“我得暖和暖和身子。”他说。

我走出餐厅去找那女老板，想问问她房租费和膳食费加在一起每天要收多少钱。她两手抄在围裙下面，把脸扭过去望着别处。

“十二比塞塔。”

“哇噻，我们在潘普洛纳也才付了这么多钱。”

她什么话也不说，只是摘下眼镜，在围裙上擦着。

“这个价钱太贵啦，”我说，“我们住大宾馆的价钱也不过这么多。”

“我们把浴室也算在内了。”

“你还有没有便宜点儿的房间？”

“夏天没有。现在正是旺季。”

这家小客栈里只有我们这两个住客。算了吧，我想，反正也只有几天。

“酒也包括在内吗？”

“啊，是的。”

“好，”我说，“就这样吧。”

我回去见了比尔。他对着我哈气，以此来表明这屋子里有多冷，然后又接着弹琴。我拣了一张餐桌坐下来，观看着墙上的几幅油画。有一幅上画的是兔子，全都是死兔子，有一幅上画的是一些雉鸡，也是死的，还有一幅画的是一些死鸭子。这些画全都色泽暗淡，像是被烟给熏黑的。屋里有一个满满的酒柜，里面摆放着一瓶瓶利口酒。我把这些酒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比尔还在弹琴。“来杯热潘趣酒[139]怎么样？”他说，“总不能让我永远靠弹琴来取暖吧。”

我走出屋去，对女老板讲了一通什么叫潘趣酒，以及该怎样调制。几分钟之后，一个姑娘就端着一只热气腾腾的石樽进屋来了。比尔立刻从钢琴边奔了过来，我们一边喝着热乎乎的潘趣酒，一边听着外面的风声。

“这里头没放多少朗姆酒嘛。”

我径直走到酒柜前，取出一瓶朗姆酒，往那石樽里倒了约半杯。

“好一个直截了当的行动，”比尔说，“这做法比磨嘴皮子强多啦。”

那姑娘进屋摆桌子准备晚饭了。

“这地方风刮得真凶啊。”比尔说。

那姑娘端来一大碗热腾腾的用蔬菜做的汤，还有葡萄酒。我们后来吃的是煎鳟鱼，好像还吃了一道炖肉什么的，最后是满满一大碗野草莓。我们在酒钱上没有吃亏，那姑娘人很腼腆，但是给我们拿酒却很殷勤。老太太来看过一次，数了数空酒瓶。

吃好晚饭后，我们直接上了楼，躺在床上抽烟、看书，这样可以暖和些。半夜里我醒来过一回，听见外面风刮得正紧。躺在热乎乎的被窝儿里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第十二章

早晨，我一觉醒来就走到窗前向外眺望着。天色已经放晴，山峦上空已不再云遮雾障。屋外的窗台下停着几辆二轮轻便马车，还有一辆旧时法国人用的老式驿车，因受经年风雨的剥蚀，驿车顶棚的木板已经破破烂烂，裂口大开。这辆破旧不堪的驿车准是在公共汽车时代尚未出现之前就被人遗弃在这儿了。一只山羊纵身跳上了一辆二轮马车，接着又跳到那辆旧驿车的顶棚上。它探头探脑地望着下面的那些山羊，我朝它一挥手，它就蹦了下来。

比尔仍在熟睡中，所以我就没有叫醒他，兀自穿好衣服，在外面的过道里穿上鞋子，然后走下楼来。楼下的人还没有一个起床的，于是，我拨开门闩，走了出去。因为还在清晨时分，外面依然很凉，风儿渐渐停息之后才落下来的朝露还没有被太阳晒干。我在小客栈后面的那间窝棚里搜寻了一圈，找到了一把像是鹤嘴锄的工具，然后朝那条小溪走去，想在那儿挖些蚯蚓做鱼饵。小溪清澈见底，水也很浅，就是不像有鳟鱼的样子。溪岸边水草茂盛，土也很潮湿，我举起鹤嘴锄朝泥土里刨去，撬松了一大块草皮。下面有蚯蚓。我刚把那块草皮搬起来，那些蚯蚓就溜得不见了踪影，我再小心翼翼地挖，最后捉到了好多条蚯蚓。我在湿地的边缘挖了一会儿，直到把两只空烟草罐都装满了蚯蚓，然后再在蚯蚓上撒了些细土。那几只山羊一直在看着我挖。

等我回到客栈时，那女老板已经在楼下的厨房里了，我请她给我们煮些咖啡，并告诉她我们想在这儿吃午饭。比尔已经醒了，正坐在床沿上。

“我在窗口看见你了，”他说。“没敢打扰你。你在那儿干什么？把钱埋起来吗？”

“你这懒汉！”

“在为我们共同的利益而出力？太好了。我希望你天天早晨都这样干。”

“得啦，”我说，“起床吧。”

“什么？起床？我就不起床。”

他又钻进了被窝儿，并把被子一直拉到他下巴边。

“试试你嘴皮子的功夫，看你有没有本事说服我起床。”

我继续寻找渔具，一件一件地把它们装进渔具袋里。

“你不感兴趣？”比尔问。

“我要下楼去吃早饭了。”

“吃早饭？你怎么不早说有吃的呢？我还以为你叫我起床纯粹是为了寻开心呢。吃早饭？好哇。你现在总算懂点儿道理了。你出去再挖些蚯蚓，我这就下楼。”

“呵，真是活见鬼！”

“为了大家的利益奉献你的力气去吧。”比尔套上了他的内衣内裤，“亮出你爱挖苦人的本事和同情心来嘛。”

我带着渔具袋、渔网、钓竿袋拔脚走出了房间。

“嗨！你回来！”

我把脑袋探进门里。

“你不想拿出点儿挖苦人的本事和同情心来吗？”

我用拇指顶着鼻尖儿，张开其余四指，冲他做了个轻蔑的手势。

“这哪算挖苦呀。”

下楼时，我听见比尔在唱：“挖苦和同情。当你感到……噢，挖苦他们吧，同情他们吧。噢，挖苦他们吧。当他们感到……那就稍稍挖苦一下。那就稍稍同情一下……”他从楼上一直唱到楼下。用的是《婚礼的钟声已为我和我的新娘敲响》那首歌的曲调。我这时正在看一份一周前的西班牙报纸。

“你这套挖苦和同情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难道你连《挖苦和同情》这首歌都不知道？”

“不知道。这是谁搞出来的？”

“人人都在唱呢。这首歌人家在纽约都唱疯啦。就像人们过去着迷于弗雷特利尼兄弟杂技团[140]一样呢。”

那姑娘端来了咖啡和涂了黄油的吐司。或者，更确切地说，就是把普通面包烤过之后涂上了点儿黄油。

“问问她，她这儿有没有果酱，”比尔说，“要挖苦她。”

“你有没有什么果酱啊？”

“这哪算挖苦啊。要是我会说西班牙语就好了。”

咖啡味道不错，不过我们是用大碗喝的。那姑娘送来了一玻璃碟莓子酱。

“谢谢你。”

“嘿！话不是这么说的，”比尔说，“说点儿挖苦的话嘛。说点儿挖苦普里默·德·里维拉[141]的俏皮话嘛。”

“我可以问问她，他们觉得他们在里弗山脉[142]陷入的是个什么样的果酱[143]。”

“不够味儿，”比尔说，“太不够味儿啦。你不会挖苦人。一句话，你不懂什么叫挖苦。你没有同情心。说点儿有同情心的话吧。”

“罗伯特·科恩。”

“还算不怎么蹩脚。比刚才好多了。说说看，科恩为什么就值得同情呢？要说得令人啼笑皆非才行。”

他咕嘟咕嘟地喝了一大口咖啡。

“啊呀，真见鬼！”我说，“这么一大早就开始耍贫嘴，不太好吧。”

“瞧，你又来这一套了。你还口口声声说自己也想当作家呢。你充其量只不过是一名新闻记者而已。还是一名流亡海外的新闻记者。你应当一起床就开始大说反话才对。你应当眼睛一睁开就满嘴尽是同情之辞才对。”

“你就接着说吧，”我说，“你这套乱七八糟的论调是跟什么人学来的？”

“跟所有人学来的。难道你不读书不看报？难道你从来不跟人打交道？你知道你自己是哪号人吗？你是一名流亡者。你怎么不住在纽约呢？要是你住在纽约的话，这些事情你自然也就明白了。你想让我干什么？每年千里迢迢地赶到这儿来向你汇报情况？”

“再来点儿咖啡吧。”我说。

“好啊。咖啡对人有好处。这是因为这里面有咖啡因。因为有咖啡因，我们才到这儿来的。咖啡因能把一个男人送上女人的战马，也能把一个女人送进男人的坟墓。你知道你的症结在哪儿吗？你是一个流亡者。是最最倒霉的那号人里的一个。有句话难道你就没听说过？凡是离开了自己祖国的人，没有一个能写得出什么值得出版的作品来的。甚至连值得在报纸上刊登的新闻报道也写不出来。”

他喝了口咖啡。

“你是一名流亡者。你已经跟滋养你的那块土地失去了联系。你变得越来越矫揉造作了。冒牌的欧洲道德标准已经把你给毁啦。你嗜酒如命。你怎么也摆脱不了性爱问题的困扰。你成天不务正业，把大好时光都消磨在夸夸其谈上了。你是一名流亡者，明白吗？你就热衷于泡咖啡馆。”

“听你这么一说，这种生活好像还挺时髦呢，”我说，“那我在什么时候干正事儿呢？”

“你不干正事儿的。有一帮人口口声声说，是好几个娘儿们在供养着你。另外一帮人却一口咬定，你是个性无能的男人。”

“不对，”我说，“我只是遭到过一次意外事故而已。”

“千万别再提这档子事儿了，”比尔说，“这种事情是不好四处张扬的。你应当想出个法子来，把这事儿搞成一个神乎其神的谜。就像亨利遭遇的那次自行车事故一样[144]。”

“不是自行车，”我说，“他当时骑的是马。”

“我听说他当时骑的是一辆三轮摩托车嘛。”

“得了吧，”我说，“飞机也是一种类似于三轮摩托车的玩意儿呢。飞机上的操纵杆和三轮摩托车的一样，用的是同一个原理。”

“但是那玩意儿不需要人用脚去踩。”

“是的，”我说，“我估计不需要用脚踩。”

“我们还是撇开这个话题吧。”比尔说。

“行啊。我只不过想解释一下三轮摩托车的工作原理嘛。”

“我认为他也算得上一位好作家，”比尔说，“而你呢，你这家伙就是个大好人。到目前为止，有没有谁当面夸过你，说你是个好人？”

“我不是好人。”

“听着。你这家伙真是个大好人呢，我喜欢你，胜过喜欢这世上的任何一个人。若是在纽约，我就不能对你讲这句话了。这句话一说，那就意味着我也是个脂粉气很浓的同性恋者。整个美国南北战争所涉及的就是这个问题。亚伯拉罕·林肯是个脂粉气很浓的同性恋者。他爱上了格兰特将军[145]。杰斐逊·戴维斯[146]也是这种情况。林肯解放黑奴无非是为了一次打赌。德莱德·司各特一案[147]是美国反酒吧同盟[148]预先设下的一个圈套。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由性爱问题所引起的。上校的太太和朱迪·奥格莱迪在骨子里都是女同性恋者嘛[149]。”

他说到这里忽然打住了。

“还想再听下去吗？”

“有屁就放呗。”我说。

“再多我也不知道了。吃午饭时我再给你讲点儿别的吧。”

“你这老油子。”我说。

“你这二流子！”

我们把午饭打了包，连同那两瓶酒一并塞进我们的帆布背包里，由比尔背着。我背着钓竿袋和抄网。我们动身顺着公路向前走去，穿过一大片草甸，找到了一条小径，小径穿过田野，直通第一座山坡上的那片树林。我们踏着这条沙土路穿过田野。田野地势起伏，遍地长满青草，不过草叶已被羊群啃噬得只剩下了短短的根茬儿。牛群都放养在山里。我们可以听见林中传来的阵阵牛铃声。

小径靠一座独木桥通向一条小溪的对面。这根圆木的表面被刨得平平整整，还有一棵小树被弯曲过来横跨在小溪两岸，权作独木桥的栏杆。小溪边有一泓浅浅的水塘，塘底的沙土上游动着星星点点的小蝌蚪。我们登上陡峭的溪岸，穿过起伏的田野。回头望去，布尔戈特尽收眼底，我们可以看见那些白墙红顶的房屋，还有那条白色的公路，一辆卡车正沿着公路向前行驶，车后扬起了一溜尘土。

穿过这片原野之后，我们又跨过了一条水流更加湍急的小溪。一条沙土路通向小溪下游可以涉水而过的浅滩，扎进了前方那片树林。在那个浅滩的下方又有一座独木桥，小径通过那座独木桥跨过小溪，与那条沙土路汇合，于是，我们走进了那片树林。

这是一片山毛榉林，树木都很古老。粗大的树根盘根错节地裸露在地面上，枝桠扭曲横生。我们行走在林中的大道上，道路两旁，老山毛榉粗大的树干排列成行，阳光穿过枝叶，斑斑驳驳地洒落在草地上。这些树木都很高大，枝繁叶茂，但林中并不幽暗。树下没有矮小的灌木，只有平整如茵的草地，碧绿而又鲜嫩，一株株灰色的参天大树间距疏密有致，仿佛这就是一座公园。

“这才是真正的乡野风光啊。”比尔说。

大道通向前方的一座山冈，我们走进了一片密林，道路一直在向上攀升。坡度偶尔会有小小的落差，但随即又陡然上升。我们不时会听到林中传来的牛铃声。大道终于穿出密林、到达山顶。我们此时正处于那拔地而起的山峰的最高点上，也就是我们起先从布尔戈特看到的那些连绵不断、树木葱茏的山岭的最高峰。山脊阳面山坡上的树林中有一小块空地，那里生长着许多野草莓。

道路在前方穿出密林，顺着绵延起伏的山脊边缘向前延伸。前方的山梁上树木稀疏，却生长着成片黄灿灿的金雀花。远远望去，映入我们眼帘的是那些峻拔突兀的悬崖峭壁，黑黝黝地覆盖着苍翠的树木和犬牙交错的灰岩，那里便是伊拉蒂河的河道。

“我们必须顺着山梁上的这条路往前走，翻过这些山头，穿过远在那边的山林，然后再下山，进入伊拉蒂河的河谷。”我向比尔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这分明就是一次艰苦卓绝的跋涉嘛。”

“走这么远的路去钓鱼，而且当天还要再走回来，这确实不是一件舒服的事儿啊。”

“舒服。这倒是个蛮好听的字眼儿。连去带回，还不知道能不能钓得到鱼，我们简直就是来找罪受的。”

这一段路虽然漫长，但山野里的景色也非常优美，不过，等我们走下陡峭的山路、钻出密密的山林、进入河谷、走到锯木厂边那条河的河边时，人已经累得精疲力竭了。

道路从浓浓的树荫下伸展出来，进入烈日当头的阳光之中。前方是一条河谷。河对岸是一座陡峭的山冈。山冈上有一块荞麦地。我们看见一幢白色的房屋掩映在山坡上的几棵大树下。天气十分炎热，我们在拦河坝附近的那几棵大树下停下来。

比尔卸下背包靠在一棵大树的树干上，我们接上一节节钓竿，装上卷轴，绑好钓钩，做好钓鱼前的一应准备。

“你敢肯定这种地方也会有鳟鱼？”比尔问。

“满河都是呢。”

“我打算用蝇钩来钓。你带没带麦金迪牌的蝇钩？”

“盒子里有几个。”

“你打算用蚯蚓做钓饵吗？”

“对。我打算就在水坝这边钓了。”

“好吧，那我就把蝇钩盒带走啦。”他绑上了一只蝇钩，“我去哪儿钓比较好呢？是去上游钓还是去下游钓？”

“下游最好。上游的鱼也很多。”

比尔顺着河岸朝下游走去。

“带一罐蚯蚓去呀。”

“不用，我不需要。如果它们不咬钩，我就随处多下几个地方。”

比尔在下游注视着溪流。

“喂。”他喊道，声音压过了水坝上“哗哗”的流水声。“把那瓶酒浸在路边的泉水里怎么样？”

“好啊。”我大声说。比尔挥了挥手，拔脚朝溪流的下游走去。我在背包里翻出那两瓶酒，拎在手里顺着大路朝有泉水的那个地方走去，泉水是从一根铁管子里流出来的。那泓泉水上有一块盖板，我掀开盖板，敲紧酒瓶的软木塞，把两瓶酒放下去浸泡在泉水里。泉水冰冷刺骨，我的整个手和手腕都冻得麻木了。我把那块木板重新盖好，希望谁也不会发现这儿有两瓶酒。

我提起斜靠在那棵大树上的钓竿，拿上鱼饵罐和抄网，走出树荫来到水坝上。人们修筑起这座拦河水坝是为了形成一定的水位差，好用来运送木材。水闸是关着的，那里堆放着不少已被锯得方方正正的木料，我坐在其中一根方木料上，注视着围在防护堤内尚未飞流直泻而成为瀑布的那潭波澜不惊的河水。水坝脚下，河水白浪翻滚，水位很深。在我挂鱼饵的时候，有一条鳟鱼从白花花的河水中一跃而起，窜进了瀑布，随即被冲了下去。我还没来得及挂好鱼饵，又有一条鳟鱼跳出水面朝瀑布窜去，在空中画出了一条同样美丽的弧线，消失在哗啦啦地奔泻而下的水流中。我装上了一枚大号铅坠子，把钓线投进了靠近水坝木闸边泛着白沫的河水中。

我没感觉到第一条鳟鱼究竟是怎么上钩的。我在动手收线时才感觉到已经钓住了一条，便立即拖住了它，奋力和它拼斗了许久，钓竿几乎被拽得对折过来，这才把它从瀑布脚下沸腾的河水中拖了出来，随后便猛劲把它甩上了水坝。这是一条很漂亮的鳟鱼，我抓着它的头朝木料上“嗙嗙”地撞击着，它蹦跶了几下就直挺挺地不动了，于是，我把它塞进了我的猎物袋。

就在我跟这条鱼展开搏斗的当儿，又有好几条鳟鱼跃出水面窜向了瀑布。我赶紧再装上鱼饵，钓钩一抛下，马上又钓住了一条，我如法炮制地把它甩上岸来。没一会儿工夫，我就捕获了六条。它们的个头差不多全都一个样。我把它们排列开来，一条紧挨着一条，头朝着同一个方向，然后再一条条仔细看过来。它们的颜色都很漂亮，由于生活在寒冷的河水中，它们的身体都很结实，硬邦邦的。这是个大热天，因此，我便把它们一一剖开，掏出内脏，撕掉鱼鳃等等杂物，把这些东西扔到了河对岸。我把这几条鳟鱼统统搬到了河边，在水坝边就着冰冷刺骨、波澜不惊的河水把它们一一洗净，然后去采集了一些羊齿植物，接着就把鱼统统装进了猎物袋中：先铺一层羊齿植物，放上三条鳟鱼，然后再铺一层羊齿植物，再放上三条鳟鱼，最后再用羊齿植物把它们统统盖上。这些鳟鱼裹在羊齿植物里个个都很好看，此时袋子显得鼓鼓囊囊的，我把它放在了树荫下。

水坝上非常炎热，于是，我把装蚯蚓的罐子也放在树荫下的猎物袋旁边，然后从背包里取出一本书，安安稳稳地坐在大树下一边看书，一边等着比尔什么时候过来吃中饭。

此时刚过正午，烈日下已没有多大的树荫，不过，在我坐着的地方倒是有两棵并排长在一起的大树，我背靠着其中一棵树的树干，坐在那儿聚精会神地看书。这本书是阿·爱·伍·梅森[150]的得意之作，我正读到故事中很精彩的一段情节，说的是一个男人在阿尔卑斯山中被冻僵了，因而掉进了一条冰川，并就此失踪了，他的新娘为了能亲眼看到他的尸体浮出冰碛，打算守在那儿等他整整二十四年，在此期间，那个真心爱她的情人也在等待着，比尔回来时，他们还在苦苦地等着呢。

“有收获没有？”他问。他把钓竿、猎物袋、抄网统统都提在一只手里，浑身大汗淋漓。由于坝上的流水声很响，我没听见他走上前来的脚步声。

“六条。你有什么收获？”

比尔坐下来，打开他的猎物袋，拿出一条个儿挺大的鳟鱼摆在草地上。他又拿出了三条，一条比一条大一点儿，然后把它们一溜儿排开摆放在树荫里。他满脸是汗，但显得很是得意。

“你的有多大？”

“比你的小。”

“拿出来看看嘛。”

“已经处理过了，都打好包啦。”

“到底有多大嘛？”

“全都跟你最小的那条差不多大。”

“你不是在故意瞒着我吧？”

“我巴不得是在瞒你呢。”

“全是用蚯蚓钓的？”

“对。”

“你这个懒惰的家伙！”

比尔把鳟鱼装进袋里，拔脚朝河边走去，边走边晃悠着那只敞开着口的猎物袋。他腰部以下全都湿淋淋的，由此可见，他刚才肯定下河蹚水了。

我沿大路走去，从泉水里拎出了那两瓶酒。两瓶酒都已冰镇好了。等我走回树荫下时，酒瓶上已经湿漉漉的结满了水珠。我把午饭摊开来，放在一张报纸上，打开了其中一瓶的瓶塞，把另一瓶倚在一棵树下。比尔一边走过来，一边擦干两只手，他的猎物袋里也鼓鼓囊囊地塞满了羊齿植物。

“我们来看看这瓶酒怎么样。”他说。他拔掉瓶塞，举起酒瓶就喝。“嗬唷唷！这酒辣得我眼睛好疼啊。”

“让我来尝尝。”

这酒冰凉冰凉的，带有点儿淡淡的铁锈味。

“这酒还不算太难喝。”比尔说。

“冰镇了一下要稍微好喝一点儿。”我说。

我们解开了那几小包权当午餐的吃食。

“是鸡肉呀。”

“还有煮鸡蛋呢。”

“有没有带盐来？”

“先来个鸡蛋，”比尔说，“然后再吃鸡。这个道理连布莱恩[151]都明白。”

“他已经去世啦。我是在昨天的报纸上看到的。”

“不。恐怕不是真的吧？”

“是真的。布莱恩确实已经去世了。”

比尔放下了手中他正在剥壳的鸡蛋。

“先生们。”他振振有词地说，并立即动手解开了一个报纸包，从中拿起一只鼓槌般的鸡腿。“我要把次序颠倒一下了。为了布莱恩。为了向这位‘伟大的平民’表示敬意。先吃鸡；后吃鸡蛋吧。”

“知不知道鸡是上帝在哪一天创造的[152]？”

“啊，”比尔一边说，一边吸吮着鸡腿，“我们怎么会知道？我们问也不该问。我们只是来去匆匆的过客，在这世上停留的时间并不多。让我们来快快乐乐地享受生活吧，让我们相信上帝、感谢上帝吧。”

“来个鸡蛋吧。”

比尔一手抓着鸡腿，一手握着酒瓶，朝我打了个手势。

“让我们来快快乐乐地享受上帝赐给我们的福分吧。让我们来好好享用这空中的飞禽吧。让我们来好好享用这葡萄园里的产品吧。你要享用一点儿吗，兄弟？”

“你先请，兄弟。”

比尔灌了一大口酒。

“来享用一点儿吧，兄弟，”他把他手里的酒瓶递给了我，“让我们打消怀疑吧，兄弟。让我们不要把猿猴的爪子伸进母鸡窝儿里去刺探那些神圣的奥秘吧。让我们依靠信仰、接受现状吧，只要简简单单地说上一句——我想让你跟我一起来说——可我们说什么呢，兄弟？”他用鸡腿指着我，顿了顿，又接着说。“还是让我来告诉你吧。我们要说，而且就我个人而言，要自豪地说——我要你跟我一起来说，要双膝着地跪着说才行呢，兄弟。在这辽阔的山野之中，即便是男人，也不必羞于下跪。记住，树林曾是上帝最早的圣殿呢。让我们跪下来说吧：‘不要吃那只母鸡——那是门肯。’”

“给你，”我说，“来享用点儿这个吧。”

我们把另一瓶酒也打开了。

“怎么回事儿？”我说，“难道你不喜欢布莱恩？”

“我非常喜欢布莱恩，”比尔说，“我们情同手足呢。”

“你是在哪儿认识他的？”

“他、门肯和我都是同窗，我们一起在圣十字架大学[153]念的书。”

“当时还有弗兰基·弗里奇[154]吧。”

“一派胡言。弗兰基·弗里奇上的是福特汉姆大学[155]。”

“喔，”我说，“我上的是罗耀拉大学[156]，跟曼宁主教[157]是同学。”

“一派胡言，”比尔说。“我才是曼宁主教在罗耀拉大学的同学呢。”

“你喝醉了，已经醉眼惺忪啦，”我说。

“这么点儿酒就能把我喝醉？”

“怎么不能？”

“是这儿湿度太高的缘故吧，”比尔说。“应当把这该死的湿度祛除掉才对。”

“再来它一口吧。”

“我们就带来这么点儿酒吗？”

“只有这两瓶。”

“你知道你是哪号人吗？”比尔深情地望着那酒瓶。

“不知道。”我说。

“你是‘反酒吧同盟’花钱雇来的内奸。”

“我跟韦恩·比·惠勒[158]在圣母大学[159]同过学呢。”

“又是一派胡言，”比尔说，“我跟韦恩·比·惠勒在奥斯汀商学院[160]同过学。他当时还是班长呢。”

“算了吧，”我说，“酒吧必须取缔。”

“这回算你说对啦，老同学，”比尔说，“酒吧必须取缔，好哇，这瓶酒就归我啦。”

“你都喝得醉眼惺忪啦。”

“醉了？”

“醉了。”

“嗯，也许是有点儿。”

“想打个盹儿吗？”

“好吧。”

我们躺下，脑袋伸在树荫里，仰望着头顶上方枝繁叶茂的树梢。

“你睡着啦？”

“没有，”比尔说，“我在思考问题呢。”

我闭上了眼睛。躺在地上的感觉真好。

“喂，”比尔说，“勃莱特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什么怎么回事儿？”

“你当真跟她有过恋爱关系？”

“当然。”

“保持了多长时间？”

“断断续续地保持了好长时间呢。”

“啊，真见鬼！”比尔说，“对不起，哥儿们。”

“没关系，”我说，“反正我一点儿也不在乎了。”

“真的？”

“真的。不过，我还是很不希望再谈起这件事。”

“我这样问你，你不生气？”

“我他妈的为什么要生气？”

“我想睡一觉了。”比尔说。他把一张报纸盖在了脸上。

“听着，杰克，”他说，“你当真是个天主教徒吗？”

“严格意义上说，是的。”

“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也说不清。”

“好吧，我现在真要睡觉啦，”他说，“可别再唠叨个没完，让我睡不成觉。”

我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等我一觉醒来时，比尔已经在收拾那只帆布背包了。此时已临近黄昏，婆娑的树影拉得很长，一直延伸到水坝那边。由于在地上睡了一觉，我感到四肢酸疼，浑身发硬。

“你是怎么搞的？终于睡醒啦？”比尔问，“你夜里为什么不好好睡觉呢？”我伸了个懒腰，揉了揉眼睛。

“我做了个美梦，”比尔说，“我回忆不出是个什么梦了，反正是个美梦。”

“我记得我没做梦。”

“你应该做梦才对，”比尔说，“我国的那些大名鼎鼎的实业家个个都是梦想家呢。你瞧瞧福特。你瞧瞧柯立芝总统。你瞧瞧洛克菲勒。你瞧瞧乔·戴维森[161]。”

我把我的钓竿一节节卸下来，把比尔的钓竿也卸了下来，把它们都收在钓竿袋里。我把几个卷轴装进了渔具袋。比尔已经收拾好了帆布背包，我们又往里面塞进了一个装鳟鱼的袋子。我提着另一个。

“嗯，”比尔说，“我们把所有东西都收齐了吗？”

“还有蚯蚓。”

“你的蚯蚓嘛。放在背包里吧。”

他已经把背包挎上了肩头，我把那两只装蚯蚓的罐子都塞进了他背包外面一个有翻盖的口袋里。

“这下你的所有东西都收齐了吧？”

我站在榆树脚下的草地上，把四周仔仔细细看了一遍。

“都收齐了。”

我们拔脚顺着大路朝那片树林走去。返回布尔戈特的这段路程显得很漫长，况且天色也已经黑了下来，等我们下山穿过田野走上那条公路，再沿着公路走在小镇两旁的那些房屋之间、走向那家小客栈时，家家户户的窗口都已亮起了灯。

我们在布尔戈特一住就是五天，也痛痛快快地过了一把钓鱼的瘾。这儿夜里很冷，白天却很热，不过，即便在大白天最热的时候，这里总归也会有阵阵微风吹来。白天确实是够热的，因此，在凉意袭人的溪流中涉水时的那种感觉很是美妙，等你走出溪水，坐在溪岸上时，太阳很快就把你的衣衫晒干了。我们发现有一条小溪竟连着一泓清潭，池水深得足以让人在里面游泳。到了晚上，我们就和一位姓哈里斯的英国人在一起打三人桥牌，他是从圣让·皮耶德波尔[162]那边徒步走来的，为了钓鱼才暂时歇脚在这家小客栈里。他是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跟我们一起到伊拉蒂河畔去过两次。罗伯特·科恩一点儿音信也没有，勃莱特和迈克也杳无音讯。

第十三章

有天早晨，我下楼去吃早饭，却见英国人哈里斯已经坐在餐桌边了。他戴着一副眼镜在埋头看报。他抬起头来，朝我笑了笑。

“早上好，”他说，“有你一封信。我顺路去了一趟邮局，他们把你的信和我的一并交给了我。”

那封信就放在餐桌上我坐的位置这边，斜靠在一只咖啡杯上。哈里斯又埋头看起报来。我拆开了那封信。信是从潘普洛纳转来的。寄出地是圣塞瓦斯蒂安，寄出日期为星期天：

亲爱的杰克，

我们是星期五到达此地的，勃莱特在火车上醉得不省人事了，所以我带她到我们在此地的几个老朋友家去休息三天。我们星期二去潘普洛纳的蒙托亚旅馆，几点钟可以到达那里我暂且还不清楚。劳驾你写封短信让那辆公共汽车捎来，告诉我们星期三该怎样走才能与你们再次相聚。向你们致以衷心的问候，并因迟到而深表歉意，只因勃莱特身体确实非常虚弱，但她星期二就有望完全康复，实际上现在已开始见好。我非常了解她，也会尽力照顾好她的，但是，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呐。代向大伙儿问好。

迈克尔

“今天是星期几？”我问哈里斯。

“星期三吧，我看是。对，一点儿没错。是星期三。在这高山峻岭之中，人怎么竟连星期几都记不清了呢，好哇。”

“可不是嘛。我们来这儿已经将近有一个星期了。”

“但愿你们不是在考虑要走的事儿吧？”

“就是在想这事儿。我们恐怕就乘下午那趟公共汽车走呢。”

“简直糟糕透了。我本来还指望我们能结伴儿再去一趟伊拉蒂河呢。”

“我们必须赶往潘普洛纳城啊。我们要去那儿跟几个朋友会合。”

“我这人运气烂透了。这几天我们在布尔戈特这地方玩儿得多快活啊。”

“跟我们一块儿去潘普洛纳吧。我们可以在那边打桥牌，再说，那规模盛大的狂欢节马上也要举行了。”

“我真想去。非常感谢你对我的邀请。不过，我最好还是留下来在这里再小住几天。我就没碰到过多少钓鱼的好时机。”

“你想去伊拉蒂河钓几条大鳟鱼吧。”

“啊唷，我就是这么想的，这你知道。那条河里的鳟鱼可大了。”

“我很想再去试一次。”

“那就去呀。再住一天吧。好人做到底嘛。”

“我们真的必须进城去了。”我说。

“真遗憾。”

早饭过后，比尔和我坐在客栈门前的长条凳上，一边晒着太阳，一边商量着这件事。我看到有个姑娘沿着公路从小镇中心区走了过来。她在我们面前停住脚步，从贴身挂在她裙子边的皮包里掏出了一份电报。

“是给你们的吧？[163]”

我看了一下电报。地址是：“布尔戈特，巴恩斯收。”

“对。是给我们的。”

她拿出一本登记簿让我签字，我给了她两三枚铜币。电文是用西班牙语写的：“我星期四到科恩。”[164]

我把这份电报随手递给了比尔。

“‘科恩’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比尔问。

“简直就是一份狗屁不通的电报！”我说，“他可以用同样的价钱拍发十个单词嘛。‘我星期四到’。这里面大有名堂呢，你说对不对？”

“凡是科恩所关心的那些名堂全包括在这里面了。”

“不管怎么说，我们反正要进城去了，”我说，“用不着把勃莱特和迈克折腾到这儿来，然后在狂欢节之前再折腾回去。这份电报我们还要不要回？”

“不妨就回一下吧，”比尔说，“我们可没有必要做得目中无人。”

我们走到镇上的邮局，要了一张空白电报稿纸。

“怎么写？”比尔问。

“‘今晚到。’这就足够了。”

我们付了电报费，返身走回客栈。哈里斯还待在客栈里，于是，我们一行三人边走边聊去了龙塞斯瓦列斯。我们把整个修道院仔仔细细看了个遍。

“这真是个绝妙的去处啊，”我们出来时，哈里斯说，“可是，你们知道，我对这种地方不太感兴趣。”

“我也一样。”比尔说。

“不过，这确实是个绝妙的去处，”哈里斯说，“不看不知道，一看真奇妙。我天天都想着要过来看看呢。”

“怎么说也比不上钓鱼呀，对不对？”比尔问。他倒是挺喜欢哈里斯的。

“那倒也是。”

我们此时正站在修道院古老的礼拜堂门前。

“马路对面的那间屋子是不是一家小酒馆呀？”哈里斯问，“要不然，是我的眼睛在欺骗我？”

“看那门面像是一家小酒馆。”比尔说。

“我看也像是一家小酒馆。”我说。

“哇噻，”哈里斯说，“让我们来享用它一下吧。”他已经从比尔那里学会了“享用”这个词儿。

我们每人要了一瓶葡萄酒。哈里斯不肯让我们买单。

他的西班牙语说得相当漂亮，于是酒馆老板就不肯收我们的钱了。

“哇噻。你们不知道啊，能够有幸在这山里与你们二位相识，对我来说，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啊。”

“这段时间里，我们在一起玩得可开心了，哈里斯。”

哈里斯已经有了点儿醉意。

“哇噻。说实话，你们真不知道这意义是何等的重大。自打这场战争结束以来，我就没享受过多少欢乐。”

“有朝一日，我们要再次相聚在一起钓鱼。你可别忘啦，哈里斯。”

“一言为定。我们度过的这段时光是何等的快乐啊。”

“大家再来分享一瓶怎么样？”

“好一个绝妙的主意呀。”哈里斯说。

“这回由我来买单，”比尔说，“否则这杯酒我们就不喝了。”

“请你别争了，就让我来买单吧。你知道，这样才让我感到高兴。”

“这回该让我高兴高兴了。”比尔说。

酒馆老板送来了第四瓶酒。我们仍旧用原来的酒杯。哈里斯举起他的酒杯。

“哇噻。你们知道，这酒确实是可以好好享用一番的。”

比尔在他后背上拍了拍。

“哈里斯，好老弟啊。”

“哇噻。你们知道么，我的姓氏其实并不是哈里斯。威尔逊—哈里斯才是我的姓氏。这是个复姓。中间有个连字符，你们知道吧。”

“威尔逊—哈里斯，好老弟啊，”比尔说，“我们就叫你哈里斯吧，因为我们实在太喜欢你啦。”

“哇噻，巴恩斯。你们真不知道这一切对我来说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啊。”

“来吧，再来享用一杯吧。”我说。

“巴恩斯。说真的，巴恩斯，说到底，你没法理解啊。”

“干了吧，哈里斯。”

我们俩是一路上架着哈里斯顺着那条公路从龙塞斯瓦列斯走回来的。我们在小客栈里吃了午饭，随后，哈里斯便陪我们一起去了公共汽车站。他给了我们一张名片，上面有他在伦敦的住址、他的俱乐部和他的商号的地址，在我们临上车的时候，他又递给了我们每人一个信封。我打开我的信封，里面装的是一打蝇钩。哈里斯亲自动手一个个打好结的蝇钩。他用的蝇钩全是他自己动手打的结。

“我说，哈里斯——”我刚开口想说点什么。

“没什么，没什么！”他说。他刚好在从公共汽车的顶层上往下爬。“这些蝇钩根本就算不上头等蝇钩。我只是想，如果你有朝一日用它来钓鱼，它说不定能使你回想起我们曾经度过的这段美好的时光呢。”

公共汽车开了。哈里斯伫立在邮局门前。他挥舞着手。等我们驶上公路时，他才转过身去，回到那家小客栈。

“喂，这位哈里斯是不是挺厚道的？”比尔说。

“我觉得他确实玩得很开心。”

“哈里斯吗？他当然玩得很开心啦。”

“要是他能来潘普洛纳就好了。”

“他要钓鱼嘛。”

“是啊。反正你也没法弄清那些英国人彼此之间究竟是怎么相处的。”

“我看是这么回事儿。”

我们驶进潘普洛纳城的时候，天色已将近黄昏了，公共汽车不一会儿就在蒙托亚旅馆的大门前停了下来。外面的广场上，人们正在忙着布设照明用的电线，以便在狂欢节期间能把整个广场照耀得灯火通明。公共汽车刚停下，就有几个小孩子围了上来，一位负责本城事务的海关官员命令所有从公共汽车上下来的人站在人行道边打开他们的行李包。我们走进旅馆，在楼梯口，我迎面碰到了蒙托亚。他微笑着跟我们一一握手，脸上带着他那惯常的局促不安的表情。

“你们那几位朋友已经到了。”他说。

“是坎贝尔先生吗？”

“是的。科恩先生和坎贝尔先生，还有阿什莱夫人。”

他微微一笑，似乎有什么我自己总归会听到的事情。

“他们是什么时候住进来的？”

“昨天。你们原来住的房间我一直给你们留着呢。”

“太好了。你给坎贝尔先生开的房间面朝广场吗？”

“当然啦。几个房间都是我们原先看过的。”

“我们的朋友现在在哪儿？”

“我估计他们看回力球去了。”

“有没有关于那些公牛的消息？”

蒙托亚露出了笑容。“今儿晚上，”他说，“今儿晚上七点钟，他们就把维利亚[165]公牛放过来，明天过来的是米乌拉[166]公牛。你们都去看吗？”

“啊，是的。他们还从没见过公牛是怎样被放出笼子赶进围栏时的情景[167]呢。”

蒙托亚把他的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

“我会到那边去找你的。”

他又微微一笑。他总是这样微微一笑，仿佛斗牛是我们两人之间的一桩非常特殊的秘密似的；一桩十分见不得人的但我们俩彼此都很清楚因而深藏在心底的秘密。他总是这样微微一笑，仿佛这秘密涉及了什么丑恶的勾当因而不能让外人知道、但我们俩却彼此心照不宣似的。将这秘密暴露给那些不明事理的人是万万使不得的。

“你的这位朋友，他也是个斗牛迷[168]吗？”蒙托亚朝比尔笑了笑。

“是的。他千里迢迢专程从纽约赶来，就是为了来看圣福明节[169]的。”

“是吗？”蒙托亚客气地表示怀疑，“但是他的着迷程度肯定比不上你。”

他又局促不安地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

“不，”我说，“他可是个地地道道的斗牛迷呢。”

“但是他对斗牛的热衷程度肯定比不上你。”

在西班牙语里，aficion这个单词的意思是“强烈的爱好”。一个aficionado就是“一个对斗牛怀有强烈爱好的人”的意思。但凡优秀的斗牛士都爱下榻在蒙托亚的旅馆里；也就是说，凡是对斗牛怀有“强烈爱好”的斗牛士都爱在这里下榻。那些以挣钱为目的的斗牛士或许会光临一次，以后就再也不来了。优秀的斗牛士却年年都来。蒙托亚的房间里有许多他们的照片。那些照片都是题献给胡安尼托·蒙托亚或者他姐姐的。凡是蒙托亚真正信得过的那些斗牛士的照片都镶在镜框里。那些对斗牛并不怀有“强烈爱好”的斗牛士的照片，蒙托亚则把它们统统收在他办公桌的一只抽屉里。这些照片上往往有极其谄媚阿谀的题词。但是内容空洞无物，并没有任何意义。有一天，蒙托亚把这些照片翻找出来，统统扔进了废纸篓里。他不愿让人看到这些照片。

我们常常谈论公牛和斗牛士。我每年都要来蒙托亚旅馆小住几日，已经有好几年了。我们从来没有哪一次交谈过很长时间。这种交谈，简单地说，就是一种乐趣，大家借此来了解一下彼此的感受。人们通常来自于四面八方的城镇，在离开潘普洛纳之前，他们往往会来这儿停留一下，与蒙托亚交谈几分钟关于公牛的事儿。这些人就是斗牛迷。凡是斗牛迷，即便旅馆里已经客满了，也照样能在这里弄到房间。蒙托亚曾把我介绍给他们中的一些人。他们起初总归是非常彬彬有礼的，到后来，使他们感到非常好笑的是，我居然是一个美国人。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儿，他们普遍理所当然地认为，一个美国人是不可能对斗牛怀有“强烈的爱好”的。他的“强烈的爱好”很可能是假装出来的，要不就是糊里糊涂地把一时的激动当成“强烈的爱好”了，怎么说他也不可能真正怀有这份“强烈的爱好”。当他们发现我确实怀着这种“强烈的爱好”时，何况又没有什么暗语，或者一整套预先设定好的问题能把这一点拷问出来，确切地说，这就是一种类似于在口头上进行的动机很纯洁的盘问，所问的问题多少总要有点儿涉及被问的人，当然也决不能问得过于直白，于是，接下来就是这种如出一辙的把手搭在人家肩膀上的尴尬动作，或者说一声“是一条好汉”[170]。不过，在多数情况下，总归会有一记实实在在的击掌动作。这个动作似乎表明，他们要碰碰你，才能确信事情的真假。

只要一个斗牛士对斗牛怀有“强烈的爱好”，蒙托亚什么都可以原谅。他可以原谅其突然发作的歇斯底里、毫无道理的惊慌失措、莫名其妙的恶劣动作，以及各种各样有失体统的举止。只要这个人对斗牛怀有“强烈的爱好”，他无论什么都可以原谅。因为我，他立即就原谅了我那几个朋友的所作所为。他只字未提他们的事儿，他们只不过是我们俩彼此之间羞于提及的有失颜面的一桩小事儿，就像在斗牛场上马儿被牛角挑破了肚皮肠子都流出来了这种事情一样。

我们一到这儿，比尔就径直上楼去了，等我上楼来时，看见他已经在自己的房间里洗澡、更衣了。

“嗯，”他说，“跟人家说了一大通西班牙语？”

“他刚才是在跟我说今晚要来一批公牛的事儿。”

“我们去找找那伙人，叫上他们一块儿去看吧。”

“行。他们大概就在那家咖啡馆里。”

“你拿到票没有？”

“拿到了。看牛出笼的所有票子都拿到了。”

“那是个什么样的场面？”他站在镜子前拉扯着腮帮子，看看下巴颏儿上是否还有没刮干净的地方。

“那可是个非常热闹的场面啊，”我说，“他们一次只从笼子里放出一头公牛，在牛栏里放了一些菜牛来迎接它们，为的是防止它们互相抵在一起，公牛会在菜牛群里横冲直撞，菜牛则四处奔跑，像老保姆一样想让公牛安静下来。”

“公牛会不会用犄角捅死菜牛？”

“当然会啦。有时候公牛会对菜牛穷追不舍，直到把菜牛捅死。”

“菜牛难道就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

“不是。它们只想跟公牛交朋友。”

“他们为什么要把菜牛放在牛栏里呢？”

“为了让公牛安静下来呗，免得它们撞在石墙上折断犄角，或者互相抵伤。”

“当菜牛一定非常有趣。”

我们顺着楼梯走下来，出了旅馆大门，再信步穿过广场，朝对面的伊鲁涅咖啡馆走去。两间显得孤零零的售票亭兀自矗立在广场上。售票亭的窗口上贴着“向阳券、半向阳券、背阴券”[171]的字样，但全都关闭着。这些窗口要到狂欢节的前一天才会打开。

广场的对面，伊鲁涅咖啡馆门前的那些白色的柳条椅子和桌子一直摆放到了拱廊的外面，延伸到了马路的边沿。我挨桌寻找勃莱特和迈克。他们果然在这儿。勃莱特和迈克，还有罗伯特·科恩。勃莱特戴着一顶巴斯克贝雷帽。迈克也戴着一顶同样的帽子。罗伯特·科恩没戴帽子，戴着眼镜。勃莱特看见我们找了过来，便朝我们招了招手。我们朝桌边走过来时，她一直在笑眯眯地抬眼望着我们。

“你们好啊，哥儿们！”她喊了一声。

勃莱特显得很开心。迈克以他一贯的方式同我们紧紧握手，他总是通过握手来表达他强烈的感情。罗伯特·科恩与我们握手是因为我们又重逢了。

“你们到底去哪儿啦？”我问。

“是我带他们到这儿来的。”科恩说。

“瞎说什么呀，”勃莱特说，“如果你不来，我们会到得更早。”

“你们可能永远也到不了这儿。”

“瞎说！你们俩哥儿们都晒黑了嘛。瞧瞧比尔。”

“你们痛痛快快地过了一把钓鱼的瘾吧？”迈克问，“我们本来是想赶过去跟你们一块儿钓鱼的。”

“还算不错。我们一直在惦记着你们呢。”

“我本来是想去的，”科恩说，“可是我又觉得我应当领他们上这儿来才对。”

“你领我们来的？简直胡说八道！”

“这次钓鱼真的钓得很过瘾？”迈克问，“你们钓了不少鱼吧？”

“有几天，我们每人都钓了十多条呢。还在那边结识了一个英国人。”

“姓哈里斯，”比尔说，“你认识他吗，迈克？他也参加了这场战争呢。”

“是个幸运的家伙，”迈克说，“我们经历了多么令人难忘的岁月啊。我多么希望那些宝贵的日子还能重现啊。”

“别像个傻驴似的好不好。”

“你上过战场吗，迈克？”科恩问。

“怎么没上过。”

“他是个出类拔萃的军人呢，”勃莱特说，“跟他们说说你的坐骑在皮卡迪利大街[172]上脱缰飞奔时的情景吧。”

“我不想说了。我已经讲过四次了。”

“你从来没告诉过我嘛。”罗伯特·科恩说。

“那段经历我就不说了吧。那是桩丢脸的事儿。”

“跟他们说说你那些勋章的来历吧。”

“我不想说。那段经历要是说出来，我就颜面扫地了。”

“那究竟是一段什么样的经历呢？”

“勃莱特会告诉你们的。她就爱讲那些败坏我名誉的事情。”

“说来听听嘛。还是你来说吧，勃莱特。”

“我来说，可以吗？”

“还是我自己来说吧。”

“你得到过哪些勋章？”

“我什么勋章也没捞着。”

“你一定有几枚的。”

“我估计，照道理说，一般的勋章我还是应当有几枚的。但是我从来就没有递交过要求授勋的申请。有一回，那边要举行一场规模空前盛大的宴会，威尔士亲王要亲自出席呢，请柬上写得清清楚楚，人人都必须佩戴勋章。果然不出所料，我一枚勋章也没捞着，于是，我就顺路到我的裁缝店去了一趟，那裁缝看了这份请柬顿时肃然起敬，我灵机一动，这不就是一笔好生意嘛，于是，我就对他说，‘你得帮我弄几枚勋章啊。’他说：‘什么样儿的勋章呢，先生？’我就说：‘啊，随便什么样儿的勋章。只要给我弄几枚就行。’于是他说：‘你手头有些什么样儿的勋章呢，先生？’我就说：‘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以为我整天都在读那要命的政府公报啊？‘只要多弄几枚给我就行。你自己看着办吧。’于是，他就给我弄了几枚勋章，你们知道的，就是那种小小的微缩型的勋章，他连同那只盒子一并递给了我，我随手把它塞进了口袋，可是出门就把这事儿给忘了。唉，我就这样去出席宴会了，恰好也就在那天晚上，亨利·威尔逊[173]遭人枪杀了，所以威尔士亲王就没有来出席宴会，英国国王也没有来，因此就没有一个人佩戴勋章了，出席宴会的那帮家伙全都在忙不迭地摘下他们的勋章呢，我的勋章依然原封不动地放在我的口袋里。”

他停下来等我们笑。

“这就讲完了？”

“讲完啦。也许我讲得不够好。”

“你确实讲得不好，”勃莱特说，“但是也没关系。”

我们全都哈哈大笑起来。

“啊，对了，”迈克说，“我现在想起来了。那是一次无聊透顶的宴会，我没法坚持到最后，所以就中途溜号了。后来，在当天夜里，我发现那只盒子还在我的口袋里。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呀？我说。是勋章吗？是沾满鲜血的军功章吗？于是，我就把它们从衬底布上统统扯了下来——你们知道，勋章全都别在一块布条儿上呢——然后就把它们当人情统统散发掉了。每个姑娘给一枚。好歹也是个纪念品啊。她们满以为我他妈的是个功勋卓著的军人呢。在夜总会里散发勋章。这家伙多潇洒啊。”

“把后面发生的事情都讲出来呀。”勃莱特说。

“你们不觉得这事儿很好笑吗？”迈克问。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就是很好笑嘛。我发誓，这件事肯定很搞笑的。不管怎么说吧，反正我那位裁缝后来写信向我索要那些勋章了。他派了个人到处找我。一连写了好几个月的信。那些勋章好像是某个哥儿们放在他那儿请他帮忙清洗的。那是个极其爱打仗的家伙。勋章多得简直好自己开一个铺子了。”迈克顿了顿。“那裁缝的运气也算烂透了。”他说。

“你想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吧，”比尔说，“我倒觉得那裁缝鸿运当头了呢。”

“他是一个极其善良的裁缝。压根儿就不相信我会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步，”迈克说，“我以前每年都付给他一百英镑，就是为了让他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这样，他就不会老是给我寄账单了。我一破产，他就受到了牵连，对他是个极其沉重的打击啊。勋章事件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这事儿。他的来信都带着一种相当沉痛的口吻呢。”

“你是怎么破产的？”比尔问。

“分两步走，”迈克说，“先是逐步破产，然后突然一下就完全垮掉了。”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朋友呗，”迈克说，“我有好多朋友。全是一帮酒肉朋友。后来我也有债主了。在英国，我的债主也许比任何一个人的都要多。”

“跟他们说说你在法庭上的事儿吧。”勃莱特说。

“我不记得了，”迈克说，“我当时刚好有点儿醉了。”

“还有点儿醉呢！”勃莱特说，“你都醉得不省人事了！”

“非常离奇的事儿，”迈克说，“前些日子，我遇见了一个我过去的合伙人。他主动要请我喝酒呢。”

“跟他们说说你那位很有学问的顾问的情况吧。”勃莱特说。

“我不想说，”迈克说，“我那位很有学问的顾问也是个长醉不醒的糊涂蛋。我说，这个话题未免也太扫兴了吧。我们到底还想不想过去看把那些公牛放出笼子的场面啊？”

“我们现在就过去吧。”

我们叫来了服务生，付了钱，然后就起身离开了这家咖啡馆，漫步穿行在城中。我原先打算陪勃莱特一起走走的，可是罗伯特·科恩却赶了上来，硬挤在勃莱特的另一侧。我们三人一块儿朝前走去，经过了阳台上悬挂着一面面彩旗的市政厅[174]，然后下坡走过农贸市场，再沿着那条路面很陡的街道朝横跨在阿尔加河上的那座大桥走下去。这条街道上人头攒动，大家都在赶路去看公牛，此外还有一辆辆马车从山冈上疾驶下来，奔上跨河大桥，车夫、马匹，以及时时扬起的皮鞭高高凌驾在沿街行走的人群的头顶上。过了大桥之后，我们拐上了那条通向牛栏的大道。我们途中路过了一家小酒馆，酒馆窗户里挂着一块招牌，上面写着：“上等葡萄酒，三十生丁一公升”。

“这种地方我们要等资金不足的时候再来光顾。”勃莱特说。

站在酒馆门口的那个女人注视着我们从她的店门前走了过去。她朝屋子里的什么人喊了一声，马上就有三个姑娘出现在窗前，瞪大眼睛朝外张望着。她们目不转睛地望着的人是勃莱特。

站在牛栏大门外的两个男人在向进场的人收门票。我们穿过大门走了进来。里面有一些树，还有一幢低矮的石砌房屋。远远望去，对面就是牛栏的石墙，石墙上开了很多小孔，像枪眼一样遍布在每一个牛栏的正面。有架梯子搭在墙头上，人们纷纷爬上梯子，然后散开来，站在将两个牛栏分隔开来的墙头上。当我们踏着树下的草皮朝对面那架梯子走过去时，我们看到了一个个漆成了灰色、关着一头头公牛的大笼子。每一个专门用来运送公牛的大木笼子里都关着一头公牛。这些公牛是用火车从卡斯蒂利亚[175]的一个公牛饲养场里运来的，在火车站卸下平板货车，再运到这里来，然后再放出笼子，关进牛栏。每一个笼子上都印着用模板印刷的公牛饲养人的姓名和商标。

我们爬上梯子，在墙头上找了一个能俯瞰牛栏的位置。石墙都已粉刷成了白色，地面上铺着麦秸，靠墙根儿放着一些用木头做成的饲料槽和饮水槽。

“瞧那边。”我说。

远远望去，大河的对岸高高耸立着这座城市所在的高原。古城墙那一带和狭长的堤垒上全都站满了人。那三道旧时的防御土墙已经变成了三道黑压压的人墙。高于城墙的各幢房屋的窗户里人头攒动。远处的高坡上，男孩子们已经爬上了树梢。

“他们肯定以为要发生什么重大事件了。”勃莱特说。

“他们在等着看公牛呢。”

迈克和比尔隔着下面那道牛栏站在对面的墙头上。他们朝我们挥了挥手。来晚了人只好站在我们背后了，别的人一挤他们，他们就会紧贴在我们身上。

“他们怎么还不开始呢？”罗伯特·科恩问。

有一个笼子上单单拴着一头骡子，那骡子把笼子拖到了牛栏墙壁的入口前。有几个人在用撬棍连推带撬地把那笼子移到了合适的位置上，抵住了那道门。有几个人站在墙头上，准备先拉起牛栏的闸门，然后再拉开笼子的门。牛栏另一边的一道门被拉开了，有两头菜牛跑进了场子里，摇晃着脑袋，一路小跑着，瘦瘠的两侧腹部颤悠悠地晃动着。它们并排站在牛栏的最里面，脑袋冲着公牛进场的那道门。

“它们看样子好像并不高兴嘛。”勃莱特说。

站在墙头上的几个人身子后仰，一齐使劲儿拉起了牛栏的闸门，接着又去拉开了笼子上的门。

我在墙头上探过身去，想看看笼子里面的情况。笼子里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清。有人拿了根铁棒敲了敲笼子。笼子里顿时好像有什么东西要爆炸了。那头公牛，左右开弓地用犄角来回撞击着笼子上的木栅栏，发出巨大的响声。紧接着，我看见了一团黑乎乎的牛拱嘴和两个牛角的幽影，就在这一刹那间，空荡荡的笼子的底板上响起了一片喀嗒声，那头公牛发足猛冲，一头撞进了牛栏，前蹄在麦秸里打了个滑，站住了，脑袋高昂着，脖颈上隆起的一大团肌肉紧绷绷的鼓突着，身上的一块块肌肉颤动着，抬头仰望着站在石墙上的人群。那两头菜牛吓得连连后退，靠在墙壁上，脑袋耷拉着，眼睛紧盯着那头公牛。

那公牛一看见它们就冲了过去。有人在一个饲料槽后面大叫了一声，用他的帽子敲打着板壁，那公牛，没等冲到菜牛那边，就猛然一个转身，铆足全身力气，朝那人刚刚站立的地方猛冲过去，右侧的犄角飞快地朝板壁上连刺了五六下，企图命中躲在板壁后面的那个人。

“我的上帝，它多漂亮啊！”勃莱特说。我们低头望着正处于我们脚下的那头公牛。

“瞧它多善于运用它那两只犄角啊，”我说，“它左一下，右一下，活像一个拳击手。”

“难道真是这样？”

“你注意看呗。”

“动作太快了。”

“等一等。马上又有一头要出来了。”

他们已经把另一个笼子拉了过来，顶在入口处。在对面那个角落里，有一个人躲在有防护板的地方，在逗引着那头公牛，趁那公牛扭头去看的当儿，闸门被拉了上去，这第二头公牛便冲出笼子，一头闯进了牛栏。

它直奔那两头菜牛冲过去，有两个人从板壁后面跑出来，大声吆喝着，想逗引它转过身来。公牛并不改变方向，这两人急得连声高叫着：“嗨！嗨！牯牛！”[176]并挥舞着他们的手臂；那两头菜牛侧着身子，准备迎接那公牛的攻击，公牛一头撞去，把一只犄角猛地抵进了其中一头菜牛的身躯里。

“别看。”我对勃莱特说。她正全神贯注地看着，已经看得入迷了。

“好吧，”我说，“只要它别一头朝你撞过来就行。”

“我看见了，”她说，“我看见它先用左角，然后换成右角抵上去的。”

“真行啊！”

被抵中的那头菜牛这时已经倒下了，脖子伸得老长，脑袋左右扭动着，它怎么倒下的还怎么躺着。突然，那公牛撇下了它，发足劲儿朝另一头菜牛冲去，那头菜牛一直远远地站在一边，晃动着脑袋，目睹着眼前发生的一切。菜牛开始笨拙地跑动起来，公牛追上了它，用犄角尖儿轻轻挑了一下它的侧腹，然后便转过身去，昂起头来仰望着站在墙头上的人群，颈脊上的肌肉鼓胀着。菜牛走到它跟前，摆出一副仿佛要闻闻它的样子，公牛敷衍了事地轻轻顶了它一下。随后，公牛也闻起这头菜牛来了，过了一会儿，这两头牛就并排一路小跑着朝先前进栏的那头公牛奔去。

等到第三头公牛出笼时，先进场的那三头牛，两头公牛和那头菜牛，已经并排站在一块儿了，头靠着头，一致对外地把犄角对准新来的公牛。几分钟之后，菜牛和新来的公牛也交上了朋友，使它安静下来，并使它成了它们当中的一员。等最后那两头公牛被释放出来时，这群牛全都站在一起了。

被挑伤的那头菜牛挣扎着爬起身来，靠在石墙边站着。没有一头公牛去接近它，它也无意加入到它们那一伙儿里去。

我们随着人群一边从墙头上爬下来，一边透过牛栏围墙上的那些枪眼似的小孔，最后再窥望一眼那些公牛。它们现在都已安静下来，脑袋低垂着。我们在外面找了一辆出租马车，乘车返回那家咖啡馆。迈克和比尔是半小时以后才回来的。他们在回来的途中停下来喝了好几次酒。

大伙儿这时都已齐聚在咖啡馆里了。

“这种事情才真叫精彩绝伦呢。”勃莱特说。

“最后进场的那几头公牛能跟第一头公牛斗得一样出色吗？”罗伯特·科恩问，“它们好像很快就安静下来了嘛。”

“它们彼此都很熟悉，”我说，“它们只有单独一头，或者只有两三头在一起时，才会变得十分凶恶。”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变得十分凶恶？”比尔说，“在我看来，它们全都十分凶恶呢。”

“它们只有在单独一头时才会伤人。当然，假如你钻进牛栏，你或许也能把一头公牛从它的种群里分离出来，这时候它就会变得十分凶恶了。”

“这事儿太复杂，”比尔说，“你可千万别把我从我们这个种群里分离出来啊，迈克。”

“哇噻，”迈克说，“这些公牛个个都挺厉害的，对不对？你们注意到它们的犄角没有？”

“怎么没有，”勃莱特说，“我原先还不知道牛角长什么样子呢。”

“你看见那头公牛袭击那头菜牛了吗？”迈克问，“那场面可真叫绝啊。”

“当菜牛太没意思了。”罗伯特·科恩说。

“你真是这么认为的？”迈克说，“我还以为你就喜欢当一头菜牛呢，罗伯特。”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嘛，迈克？”

“他们过着那么悠闲的生活。他们一声不吭，却老是在周围这样转悠着。”

我们都愣住了。比尔哈哈一笑。罗伯特·科恩很生气。迈克还在往下说。

“我还以为你就喜欢过这种生活呢。你从来都用不着说一个字的。来吧，罗伯特。来说点儿什么吧。别光坐着不说话呀。”

“我说过了，迈克。难道你这么没记性？我说过菜牛的事儿。”

“哦，再说点儿嘛。说点儿有趣的事情嘛。你没见大伙儿现在谈得多开心吗？”

“别再瞎胡闹啦，迈克尔。你喝醉了。”勃莱特说。

“我没醉。我根本不是在开玩笑。难道这位罗伯特·科恩真打算像头菜牛一样一直跟在勃莱特屁股后面四处转悠吗？”

“住口，迈克尔。说话要有点儿教养。”

“教养算个屁呀。不管从哪方面说，除了那些公牛，还有谁具备什么教养？那些公牛不是挺招人喜欢吗？难道你不喜欢它们吗，比尔？你干吗不说点儿什么呢，罗伯特？别坐着那儿哭丧着脸呀，像他妈的死了人似的。即使勃莱特跟你睡过觉，那又怎么样？跟她睡过觉的人多着呢，个个都比你强。”

“住口。”科恩说。他腾地一下站起身来。“住口，迈克。”

“嗬，别站起来呀，别装模作样的摆出一副想要揍我的架势吧。你那一手对我起不了任何作用的。告诉我吧，罗伯特。你为什么老是跟在勃莱特屁股后面转悠呢，像他妈的一头可怜兮兮的菜牛一样？难道你不知道人家不需要你吗？我就知道人家什么时候不需要我。你怎么就这么不知趣呢？你一路追到圣塞瓦斯蒂安，可是那里并不欢迎你呀，但你还是成天跟在勃莱特屁股后面转悠，像他妈的一头菜牛一样。你觉得这样做合适吗？”

“闭嘴。你醉了。”

“也许我是醉了。你怎么不醉呢？你为什么从来不喝醉呢，罗伯特？你是知道的，你在圣塞瓦斯蒂安压根儿就没有好好玩儿过，因为我们那帮朋友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愿意邀请你参加任何一个聚会。你几乎不能责怪他们。你能吗？我叫他们请你的。他们就是不干。你不能责怪他们，是吧。你能吗？好啦，回答我吧。你能责怪他们吗？”

“你见鬼去吧，迈克。”

“我都不能责怪他们。你还能责怪他们吗？你为什么老是围着勃莱特转悠呢？你还有点儿礼貌没有？你也不想想，你这样做给我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感受啊？”

“你这人倒是有趣得很，居然也大谈起礼貌来了，”勃莱特说，“你这么有礼貌啊，真是可爱极了。”

“算了吧，罗伯特。”比尔说。

“你老是围着她转悠想图个什么呢？”

比尔站起来，一把抱住了科恩。

“别走啊，”迈克说，“罗伯特·科恩还要请我们喝一顿酒呢。”

比尔拉着科恩走开了。科恩一脸土黄色。迈克尔还在不依不饶地说着。我坐着听了一会儿。勃莱特满脸厌恶的样子。

“我说，迈克尔，你何必要表现得像头该死的蠢驴呢。”她打断了迈克尔的喋喋不休。“我并不是在说他不对，你知道的。”她转过脸来对我说。

迈克语气中的愤激情绪总算渐渐平息了。我们大家还是坐在一起的朋友。

“我并没有醉得像我说的那么厉害。”他说。

“我知道，你没醉。”勃莱特说。

“我们没有一个是清醒的。”我说。

“我说的每句话都有我的用意。”

“但是你那番话说得也实在太恶劣了。”勃莱特笑着说。

“怎么说，他也是头蠢驴。他一路追到圣塞瓦斯蒂安，可是那里根本就没有人愿意去搭理他。他老是缠着勃莱特，老是色迷迷地盯着她看。这让我恶心透了。”

“他表现得确实也太不像话了。”勃莱特说。

“你听好了。勃莱特以前确实跟不少男人闹出过一些绯闻。她把一切都告诉我了。她把科恩这家伙写给她的信都交给我了，要我看。我不想看。”

“你这家伙真高尚。”

“不是这么回事儿，你听着，杰克。勃莱特是跟不少男人上过床。但是他们压根儿就不是犹太人，而且他们事后谁也没有死皮赖脸地还来纠缠她。”

“都是些极要好的哥儿们嘛，”勃莱特说，“谈这些事儿无聊透啦。迈克尔和我彼此都能相互理解。”

“她把罗伯特·科恩写给她的信都交给我了。我就是不想看。”

“不管谁的信，你都懒得看，亲爱的。你连我的信都不愿看呢。”

“凡是信件一类的东西，我都看不下去，”迈克说，“你说滑稽不滑稽？”

“你什么东西都看不下去的。”

“不对。这一点你说得不对。我看过很多书呢。我现在一回到家就看书的。”

“你下一步还要写书呢，”勃莱特说，“得啦，迈克尔。打起精神来吧。你必须把眼前这事儿处理好。有他在这儿呢。别坏了狂欢节的气氛。”

“好吧，那就让他放规矩点。”

“他会有所收敛的。我来跟他说。”

“你告诉他，杰克。叫他要么放规矩点，要么滚蛋。”

“行，”我说，“这种事情我来说最合适了。”

“喂，勃莱特。你跟杰克说说，罗伯特·科恩是怎么称呼你的。你知道，那称呼简直妙极了。”

“啊，不行。我说不出口。”

“说吧。大家都是朋友嘛。我们大家是不是朋友啊，杰克？”

“我不好意思告诉他。太荒唐了。”

“我来告诉他。”

“你不能告诉他，迈克尔。别傻得像个蠢驴似的好不好。”

“他叫她‘喀耳刻’[177]呢，”迈克说，“他口口声声说，她会把男人变成一个个猪猡的。真他妈的传神极了。我要是文艺界这帮哥儿们当中的一员该多好啊。”

“他这人其实还是有点文采的，你知道，”勃莱特说，“他写得一手好信呢。”

“我知道，”我说，“他从圣塞瓦斯蒂安给我写来过一封信。”

“那封信算不了什么，”勃莱特说，“他有时候真能写出令人捧腹大笑的信来呢。”

“那封信是她逼我写的。当时大家都以为她病了。”

“我也真生病了嘛。”

“走吧，”我说，“我们该回去吃饭了。”

“我该怎么见科恩呢？”迈克说。

“装呗，就当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过一样。”

“我倒无所谓，”迈克说，“我不会感到尴尬的。”

“如果他说起什么来，你就说你那会儿喝醉了。”

“对。不过，好笑的是，我现在才觉得我刚才那会儿是醉了。”

“走吧，”勃莱特说，“这几杯毒水的钱付了没有[178]？我得先去洗个澡，然后再去吃晚饭。”

我们漫步走过广场。天已黑，广场四周灯火通明，灯光是从拱廊下的一家家咖啡馆里射出来的。我们踏着树下的碎石子路朝对面的旅馆走去。

他们上楼去了，我停下来，想跟蒙托亚聊一会儿。

“嗯，你觉得今天这批公牛怎么样？”他问。

“好。是品种纯正的公牛。”

“还行吧，”——蒙托亚摇摇头——“今天这批还不算太出色。”

“它们哪方面让你不满意？”

“那倒也说不上。它们只是让我感觉还算不上特别出色。”

“我明白你的意思。”

“它们总体上还算过得去。”

“对。它们还是蛮不错的。”

“你那几位朋友觉得这些公牛怎么样？”

“很棒。”

“那就好。”蒙托亚说。

我走上楼去。比尔待在他自己的房间里，正站在阳台上朝广场上眺望。我走过去站在他身边。

“科恩在哪儿？”

“楼上，他自己的房间里。”

“他情绪还好吗？”

“糟透啦，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儿。迈克挺吓人的。他喝醉了酒的样子真叫人受不了。”

“他并没有醉到那种地步。”

“他要没醉才怪呢。我们来咖啡馆之前在中途喝了多少酒，我清楚得很。”

“他后来清醒了。”

“好吧。他当时真让人受不了。我并不喜欢科恩，上帝知道，我也认为他的圣塞瓦斯蒂安之行是一个很愚蠢的勾当，但是谁也没有权利像迈克那样说话呀。”

“你觉得这些公牛怎么样？”

“很壮观。他们把那些公牛一头头释放出来时的场面很壮观。”

“明天过来的是米乌拉公牛。”

“狂欢节什么时候开始？”

“后天。”

“我们务必做到不让迈克喝得烂醉。那种样子实在叫人受不了。”

“我们赶紧收拾收拾，准备去吃晚饭吧。”

“对。但愿这顿晚饭会吃得很愉快。”

“会不愉快吗？”

事实上，这顿晚饭还是挺愉快的一顿饭。勃莱特穿了一件黑色无袖的晚礼服。她显得格外美丽。迈克装得若无其事，仿佛什么不快也没发生过一样。罗伯特·科恩是我不得不上楼去把他请下来的。他很矜持，也很拘谨，脸依然绷得紧紧的，依然是一脸土黄色，不过，他最终还是露出了喜色。他情不自禁地盯着勃莱特。这样做大概能使他感到幸福吧。他望着她如此可爱的容貌，知道自己曾经和她私奔过一回，而且人人都知道这件事，内心肯定是沾沾自喜的。他们是没法剥夺他内心深处的这份得意的。比尔非常可笑。迈克尔也一样。他们惺惺相惜，凑在一起正好。

这顿饭很像我记忆犹新的在战争中吃过的某几顿晚餐。那种场面酒总归是少不了的，紧张感已被置之度外，还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即将打响的战斗是你没法阻止的。在酒的作用下，我的厌战情绪荡然无存，因而感觉很快乐。周围的人们似乎全都那么可亲可爱。

第十四章

我不知道自己是几点钟上床的。我记得我脱掉了衣服，换上了浴袍，走出去站在外面的阳台上。我知道我那会儿醉得相当厉害，后来，我走进了房间，打开床头顶上的灯，看起书来。我看的是一本屠格涅夫写的书。我很可能把其中相同的两页反复看了好几遍。我看的是《猎人笔记》中的一个短篇故事。我以前看过这篇，但似乎依然相当陌生。乡村的景色渐渐变得清晰起来，我头脑里的那种压迫感似乎也慢慢松弛下来。我醉得非常厉害，但我不愿闭上眼睛，因为眼睛一闭，整个房间就会腾云驾雾般地旋转个不停。如果我坚持看下去，那种感觉就会慢慢消失。

我听见勃莱特和罗伯特·科恩从楼梯口走上来。科恩在门外道了声晚安，就继续上楼朝他自己的房间走去。我听见勃莱特走进了隔壁房间。迈克已经睡下了。他是在一小时前跟我一起回来的。她一进屋，他就醒了，于是，两人就卿卿我我地窃窃私语起来。我能听见他们的笑声。我关了灯，想尽快入睡。不需要再看书了。我能闭上眼睛而不再有那种天旋地转般的眩晕感了。可我就是睡不着。没有理由因为这是在暗处，你对事情的看法就该不同于你在明处的看法吧。简直毫无道理嘛！

我曾经彻底想通过一次，可结果呢，有整整六个月，我电灯一关就怎么也睡不着了。这又是一个闪光的念头。让女人统统见鬼去吧，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你也见鬼去吧，勃莱特·阿什莱。

女人能成为赏心悦目的红颜知己。非常赏心悦目的红颜知己。然而，首要的一点是，你必须先钟情于一个女人，以此来奠定友谊的基础。我就一直拥有勃莱特这样一位红颜知己。我从来没有站在她那一方考虑过这一点。我一直在不劳而获。这种做法无非是推迟了账单送达的时日而已。账单迟早总归要来的。这是你能指望得到的妙不可言的好事之一。

我认为我已经把什么债都还清了。不像那个女人，总是在还债，还啊，还个没完。根本就没有想到过报应或惩罚。只不过是等价交换罢了。你奉献出某样东西，得到了另外某样东西。要不，你就努力去争取某样东西。你用某种方式付出代价，去换取一切对你多少有点儿好处的东西。我用我的方式付出了代价，取得了不少我喜欢的东西，所以我过得很愉快。你不是拿你了解的信息作为代价，就是拿经验，或者冒险，或者钱财作为代价。享受生活的乐趣就是学会别花冤枉钱，并且知道什么时候花钱最合算。你不会花冤枉钱的。这个世界是个挺不错的市场，可以让你尽情地购买。这似乎是一种很微妙的哲学理论呢。再过五年，我想，这种理论就会显得非常荒谬了，就像我曾经接触过的所有其他微妙的哲学理论一样。

不过，这话也许不一定对。随着生活阅历的增加，你说不定真能长点儿见识呢。我并不在乎这个世界怎么样。我一心只想弄明白究竟该如何生活在其中。假如你果真弄懂了怎样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你说不定也就能由此而得知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不管怎么样，我希望迈克对科恩的态度不要那么粗鲁得让人受不了。迈克是个爱耍酒疯的酒鬼。勃莱特是个文文静静的酒鬼。比尔是个文文静静的酒鬼。科恩从来不喝醉。迈克喝到一定分儿上之后就会大耍酒疯，惹人讨厌。我喜欢看他伤害科恩。但是我又希望他不要那样干，因为那会使我在事过之后对自己感到厌恶。这就是道德；有些事情在过去之后会使你厌恶自己的。不行，这肯定是不道德的行为。这是一种从大处着眼的说法。简直是一大通废话嘛，我在夜里还真能胡思乱想啊。瞎说，我耳边响起了勃莱特说的这句话。瞎说！只要你和英国人在一起，你就会养成用英国人的常用词语来思维的习惯[179]。英国人在口头上所使用的语言——至少在上流社会——词汇肯定比爱斯基摩语还要少一些。当然，我对爱斯基摩语是一无所知的。没准爱斯基摩语也是一种很优美的语言呢。还有切罗基语[180]。我对切罗基语也同样一无所知。英国人说话爱用语调曲折变换的短语。同样一个短语可以被他们用得出神入化，含义无穷。不过，我还是喜欢他们的。我喜欢他们说话的方式。就像哈里斯。然而哈里斯不算上流社会的人。

我又打开电灯看起书来。我看的还是屠格涅夫的这本书。这时候，我才忽然明白过来，喝了非常过量的白兰地之后，在头脑处于过分敏感的状态下看书，我就能记住书中的前后内容，而且过后好像还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这个办法我要永远保持下去。这是在你付出了代价之后才得到的又一样好东西。大约直到天快要亮的时候，我终于睡着了。

在接下来的那两天里，我们在潘普洛纳太平无事，也没有再发生任何争吵。全城都在忙碌着为狂欢节的到来做好一应准备。工人们竖起了一根根门柱，那是用来封死那些小街小巷的，好让那些公牛早晨从牛栏里被释放出来时，能顺着大街一路奔向斗牛场。那些工人挖好一个个坑，再插进一根根原木，每一根木料上都标有编号，放在规定的位置上。远远望去，城外的高原上，斗牛场的员工们正在那儿训练斗牛时用的马儿，赶着它们扬起四蹄飞奔在斗牛场后面那片坚硬的被太阳烘烤得焦黑的田野里。斗牛场的大门敞开着，里面的圆形看台上有人正在打扫。看台下的场地已经被碾压过，洒上了水，木匠们正在更换场地周围的栅栏上已经不结实或者已经开了裂的木板。倘若站在已被碾压得平平整整的沙地的边缘，你可以抬头看看那一层层目前还空无一人的看台，并且看到有几个老婆子正在清扫一个个包厢。

斗牛场外，从城区延伸过来的通向斗牛场入口处的最后那条大街两侧的栅栏已经安装就绪，形成了一条狭长的通道；第一场斗牛赛开场的那天早晨，人群会涌过来沿着那条通道向前奔跑，让公牛跟着他们身后狂奔。斗牛场对面的那一大块空地上，就是届时将设立牛马集市的那个地方，有些吉卜赛人已经在大树底下扎下了营盘。卖葡萄酒和烧酒的小贩们正在搭建他们的凉棚。有一个凉棚上打着“牯牛茴香酒”[181]的广告。那条横幅就悬挂在炎炎烈日下的木板壁上。市中心的大广场上目前还没有什么变化。我们坐在那家咖啡馆露台上的白色柳条椅里，观看着一辆辆公共汽车驶进城来，车里下来的是一批批从乡下进城来赶集的农民，我们望着这些公共汽车又满载着农民一辆接一辆地开走了，他们坐在车里，带着他们的褡裢，褡裢里装满了他们在城里买来的物品。这些高高的灰蒙蒙的公共汽车是这广场上唯一有生机的景象，除此之外，就是那些鸽子，还有那个拖着一条水管子在洒水的男人，他在用水龙头喷洒这沙砾铺就的广场，冲洗街道。

晚上的活动就是出去兜风[182]。晚饭过后一小时之内，所有的漂亮姑娘、当地的驻军长官，以及本城所有的时尚人士，都会无一例外地在广场另一侧的那条街道上散步，咖啡馆的桌子旁早已坐满了那些已经用过晚餐的常客。

早晨，我通常会坐在咖啡馆里看看马德里出版的那几份报纸，然后在城里转转，或者到城外的乡间去散散步。比尔有时候一同去。有时候他会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埋头写作。罗伯特·科恩总是利用早晨的时间学习西班牙语，或者挤出时间去那家理发店里修面。勃莱特和迈克不到中午是绝对不会起床的。我们都在咖啡馆里喝味美思酒。这倒是一种很清静的生活，况且也没有一个人喝醉过。我去过两三次教堂，有一次是和勃莱特一起去的。她说她要听我去忏悔，但是我对她说，这不仅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也不像她所想象的那么有趣，再说，即便我忏悔，用的也是一门她所不懂的语言。我们从教堂里出来时恰巧碰见了科恩，尽管他早就尾随我们来了，这是明摆着的，然而他表现得非常和蔼可亲，也很乖巧，于是，我们三人一起出了教堂，漫步朝吉卜赛人的帐篷走去，勃莱特在那儿让人给她算了个命。

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早晨，山峦上空高高飘拂着朵朵白云。夜里下了一点儿雨，高原上的空气很清新，也很凉爽，景色也煞是优美。我们都觉得心情很舒畅，我们都感到精力很旺盛，我觉得我当时对科恩的态度也相当亲切。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日子里，无论什么事情都不会惹得你不高兴的。

这就是狂欢节开始之前最后一天的情形。

第十五章

7月6日，星期天的正午时分，狂欢节的庆祝活动“爆发”了。没有任何别的字眼可以用来形容那种场面。整整一天，人们络绎不绝地从乡下涌进城来，不过，他们很快就融入到城里的节日氛围中去了，因此，你要是不留意就根本看不到他们。炎炎烈日下的广场和往常一样宁静。乡民们都待在远离市中心的小酒馆里。他们在那里开怀畅饮，准备参加狂欢节的庆祝活动。他们刚从平原和山区来到城里，因为初来乍到，他们需要慢慢适应，逐步地改变关于钱的价值观念。他们不能一上来就大把大把地在咖啡馆里花钱。他们要把钱实实惠惠地花在小酒馆里。钱的具体价值仍然是以干了多少小时的活儿和卖了多少蒲式耳[183]的粮食来衡量的。等到狂欢节进入后期时，他们就不在乎花多少钱，或者在什么地方花钱了。

终于到了圣福明狂欢节就要爆发的这一天，乡民们一清早就已聚集在市区那些小街小巷里的小酒馆里了。上午，我走过几条街道去那座大教堂里做弥撒，一路上都能听到他们的歌声从一家家敞开着门的小酒馆里飘扬出来。他们越来越起劲了。参加十一点钟这场弥撒的人很多。圣福明节也是个宗教节日。

我从大教堂走下山来，再顺着大街朝广场上的那家咖啡馆走去。再过一小会儿就到正午时分了。罗伯特·科恩和比尔正坐在一张餐桌前。那些大理石台面的桌子和白色的柳条椅子都已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铸铁桌子和简朴的折叠椅。咖啡馆就像一艘清除了一切不必要的杂物准备投入战斗的军舰一样。今天，那些服务生是不会让你安安静静地坐在这儿看一上午报纸而不来问你要不要点些吃的东西的。我刚坐下，就有一名服务生走上前来。

“你们想喝点儿什么？”我问比尔和科恩。

“雪利酒。”

“赫雷斯[184]。”我对那名服务生说。

没等那服务生把雪利酒送上来，宣布狂欢节正式开始的焰火弹就在广场上腾空而起了。焰火弹爆炸开来，一团灰色的烟雾高悬在广场对面嘉雅瑞剧院的上空。这团烟雾悬挂在半空中，就像一颗炸开花的榴霰弹，我正望着，又有一枚焰火弹升上了半空，在灿烂的阳光下吐出缕缕青烟。它爆炸开来时，我看见了那耀眼的一闪，随即另一朵烟云出现了。就在这第二枚焰火弹爆炸开来时，一分钟前还是空荡荡的拱廊里竟一下子涌来了那么多的人，弄得那名服务生不得不把酒瓶高高举过头顶，好不容易才穿过人群，挤到我们桌前。人们纷纷从四面八方涌入广场，我们听见大街上由远及近地传来了吹奏簧管、横笛和击鼓的声音。他们演奏的是“里奥—里奥舞”[185]的乐曲，笛声尖锐，鼓声咚咚，无数大人小孩跟着他们后面边走边跳着舞。笛声一停，他们全都在街上蹲伏下来，等到簧管和横笛再次发出尖锐的乐声，呆板、单调、沉闷的鼓声再次咚咚地敲响时，他们全都一跃而起，又跳起舞来。人群中，你只看见那些翩翩起舞的人的脑袋和肩膀在上下起伏。

广场上有一个人，向前弓着腰，也在吹着一根簧管，一大群孩子吵吵嚷嚷地跟在他身后，扯着他的衣服。那人向广场外走去，任由那群孩子跟在他身后，边走边为他们吹奏着簧管，从咖啡馆门前走了过去，拐进了一条小巷。当他吹着簧管打我们面前走过时，我们看见了他那木无表情、长满麻子的脸，那群孩子仍旧紧跟在他身后，边走边大呼小叫着，拉扯着他的衣服。

“他准是本村的那个傻子，”比尔说，“我的上帝啊！看那边！”

街头涌来了跳舞的队伍。大街上密密麻麻地挤满了跳舞的人，清一色的全都是男人。他们都在翩翩起舞，踏着节拍跟随在自己的笛手和鼓手的身后。他们大概是某个俱乐部的，全都穿着统一的劳动者的蓝色罩衫，脖子上系着红色的围巾，高擎着一幅用两根长竿撑开的巨大横幅。当他们被人群簇拥着浩浩荡荡地沿街开过来时，那条横幅也随着他们的舞步起伏有致地舞动着。

“美酒万岁！外宾万岁！”涂写在那条横幅上的就是这条标语。

“哪儿有外宾啊？”罗伯特·科恩说。

“我们就是外宾啊。”比尔说。

焰火弹不时腾空而起。这家咖啡馆此时已座无虚席。广场渐渐清空，人流慢慢散去，成群结队的人渐渐把各家咖啡馆挤占得满满当当。

“勃莱特和迈克在哪儿？”比尔问。

“我去找找他们吧。”科恩说。

“领他们到这儿来。”

狂欢节真的开始了。它将昼夜不停地持续七天。狂舞不停，纵酒不停，喧闹不止。只有在狂欢节期间才会发生的所有事情统统都会发生。到最后，一切都将变得如梦如幻，仿佛无论你怎么干都不会引起任何不良后果似的。在狂欢节期间，考虑后果似乎是不合时宜的。在节期的整个过程中，哪怕在没人大肆喧闹的情况下，你都有这种感觉，无论你想说什么话，你都必须大声喊出来，才能让别人听见。无论谁想要做出什么举动，都同样有这种感觉。这就是狂欢节，它将持续整整七天。

这天的下午有盛大的宗教游行。圣福明像被人们虔诚地从一个教堂请到另一个教堂。游行队伍中，来自社会各界的名流显贵比比皆是，有政界的，也有宗教界的。因为人山人海，我们没法看到这些人物。井然有序地行进着的游行队伍的前前后后都有大群大群在跳着“里奥—里奥舞”的人。人群里有一大批身穿黄衫的人在忽上忽下地跳着。通向广场的所有小街小巷及其两侧的人行道全都水泄不通地挤满了人，我们只能从熙熙攘攘的人群的头顶上看到游行队伍里的那些巨幅肖像：有几尊是雪茄铺子门前的印第安人的木雕像[186]，足足三十英尺高，有几尊是摩尔人[187]，还有一个国王和一个王后，那些雕像都在庄重地随着“里奥—里奥舞曲”的节奏旋转着，好像在跳华尔兹舞一样。

游行队伍在一座小教堂门前停了下来，圣福明像和那些身居要位的权贵们鱼贯而入，把卫队和巨幅画像统统留在了门外，那些原本钻在巨幅画像的肚子里跳舞的人这时就站在他们停放在地上的框架旁边，侏儒们手持巨大的彩色气球，在人群里钻来钻去。我们迈步走进教堂，里面有一股浓浓的香火味，人们随后摩肩接踵地走进了这座教堂，但是勃莱特刚踏进门内就被人家拦住了，因为她没戴帽子[188]，所以我们只好退出来，顺着大街从小教堂退回到城里。大街两旁的人行道上站满了人，他们仍站在老地方，等着游行队伍归来。有几个跳舞的人站成了一个圆圈，围着勃莱特跳起舞来。他们的脖子上全都套着花环似的大串大串的白蒜头。他们挽起比尔和我的胳膊，把我们也拉进了圆圈里。比尔也开始跳起舞来。人们都在齐声吟唱着。勃莱特也想跳舞，可是他们不让她跳。他们要把她当作一尊偶像来围着她跳。当那首歌曲随着一阵尖厉刺耳的“里奥—里奥！”声宣告结束时，他们一哄而上，簇拥着我们走进了一家小酒馆。

我们站在柜台前。他们让勃莱特坐在其中一个酒桶上。小酒馆里光线昏暗，人头攒动，而且清一色的全都是男人，他们都在放声歌唱，直着嗓门声嘶力竭地唱着。柜台后面，有人从酒桶里放出了一杯杯酒。我把酒钱放在柜台上，可是有个人立即捡起钱来，把它塞回我的口袋里。

“我想要一个皮酒袋。”比尔说。

“街上有个地方卖，”我说，“我这就去买两个。”

那帮跳舞的人不肯放我出去。有三个男人紧挨着勃莱特坐在高高的酒桶上，在教她怎样用皮酒袋喝酒。他们在她的脖子上挂了一串花环似的老蒜头。有个人硬要塞给她一只酒杯。有个人在教比尔唱一支歌。在冲着他的耳朵唱。在比尔的脊背上打着节拍。

我向他们解释说，我马上还要回来的。总算出了酒馆到了外面的大街上，我便沿街走去，边走边寻找那家制作皮酒袋的店铺。人行道上挤满了人，许多商店都已关门打烊，我没法找到那家店铺。我一边走一边左顾右盼地留意着大街的两侧，一直走到快要接近教堂了。这时，我向一个人打听了一下，那人却一把拉住我的胳膊，直接领我去了那家店铺。那家店铺的百叶窗已经关上了，但店门依然还开着。

店铺里面散发着一股刚刚鞣制好的皮革味儿和热焦油的气味。有个人正在往已经制作好了的皮酒袋上印花。成捆成捆的皮酒袋吊挂在天花板上。他拿下一只，吹足了气，拧紧喷嘴，然后纵身跳上皮酒袋，用脚在上面踩了几下。

“瞧！一点儿不漏气吧。”

“我还想再要一个。拿个大的吧。”

他从房顶上取下一只大皮酒袋来，这只皮酒袋的容量足足有一加仑，甚至还不止。他鼓起两腮对着酒袋口一顿猛吹，把它吹足了气，然后站到这只皮酒袋[189]上，手扶着椅背，用脚使劲儿跺了跺。

“你打算干什么用？拿到巴荣纳去卖吗？”

“不是。用它们喝酒。”

他在我脊背上拍了一巴掌。

“是条好汉。收你八比塞塔两个。最低价格。”

正在往新皮酒袋上印花的那个汉子将印好的一个个酒袋扔在一边，堆了一大堆，然后停下手来。

“这倒是真话，”他说，“八比塞塔是很便宜的。”

我付了钱，走出店铺，顺着大街走回那家小酒馆。小酒馆里比先前更加幽暗，而且非常拥挤。我没见到勃莱特和比尔，有人说他们进里屋去了。柜台前的那个姑娘给我灌满了这两只皮酒袋。一只装了两公升。另一只装了五公升。两只皮酒袋都装满共花了三比塞塔六十生丁。柜台前有个人，和我素不相识的一个汉子，硬要替我付这笔酒钱，不过，最后还是我自己付的。这位想替我付酒钱的汉子便掏钱请我喝了一杯酒。他坚决不肯让我买一杯回请他，却说他想从我的新酒袋里喝一口漱漱嘴。他倒提起那只容量为五公升的大皮酒袋，双手用力一挤，于是，袋中酒就嘶嘶地贴着他的喉咙直灌下去。

“还行。”他说，并把酒袋还给了我。

在里屋，勃莱特和比尔正坐在两只琵琶酒桶上，被那群跳舞的人团团围着。他们每个人都把胳膊都搭在别人的肩膀上，人人都在唱歌。迈克和好几个脱去外衣只穿着衬衫的人同坐在一张桌子旁，就着一个大碗吃洋葱醋熘金枪鱼。他们都在一边喝酒，一边用面包片蘸着碗里有油有醋的汤汁。

“喂，杰克。喂！”迈克喊道，“过来。我要介绍你认识一下我这几位朋友。大伙儿正聚在一起享用这份餐前小吃呢。”

我被介绍给了坐在桌边的这些汉子。他们向迈克通报了自己的姓名，并且叫人也给我拿一把叉子来。

“不要再吃人家的晚饭啦，迈克尔。”勃莱特从琵琶酒桶那边高声喊道。

“我可不想把你们的饭菜都吃光。”有个人把叉子递给我时，我说。

“吃吧，”那人说，“你以为大家来这儿图个啥？”

我拧开那只大号皮酒袋的喷嘴，把它递给了在座的各位。他们每个人都伸直胳膊倒提着那只皮酒袋，喝了一大口酒。

透过歌唱声，我们分明听见了游行队伍从门外经过时吹奏出的乐曲声。

“是不是游行队伍过来啦？”我问迈克。

“没有的事儿[190]，”有人说，“啥也没有。接着喝。把那皮酒袋竖起来。”

“他们在哪儿找到你的？”我问迈克。

“有个人带我上这儿来的，”迈克说，“他们说你们在这儿。”

“科恩在哪儿？”

“他已经醉得不省人事啦，”勃莱特大声说，“他们把他安顿到什么地方睡下了。”

“他现在人在哪儿呢？”

“我不知道。”

“我们怎么会知道，”比尔说，“我看他已经死啦。”

“他没死，”迈克说，“我知道他没死。他不过才喝了一杯‘猴牌茴香酒’[191]，就醉得不省人事了。”

在他刚用西班牙语说出“猴牌茴香酒”这个名称时，在座的有个人抬起头来看了看，从自己的罩衫里面掏出一只酒瓶来，并把它递给了我。

“不要，”我说，“不喝了，谢谢！”

“要喝的。要喝的。举起来！干了这瓶！”

我喝了一口。这酒入口有股甘草味，有一股暖流从嘴里一直烧到了肚子里。我感到胃里热乎乎的。

“科恩到底在哪儿呀？”

“我不知道啊，”迈克说，“我来问问吧。那位喝醉了同志在哪儿？”他用西班牙语问。

“你想见他吗？”

“是的。”我说。

“不是我要见他，”迈克说，“是这位先生。”

那位掏出“猴牌茴香酒”的汉子抹了抹嘴，站起身来。

“跟我来吧。”

在一间里屋内，罗伯特·科恩正静静地睡在几只酒桶上。屋子里暗得几乎看不清他的脸庞。他们在他身上盖了一件大衣，还有一件大衣被折叠起来垫在他脑袋下。他脖子上套着老大一串拧得像花环似的蒜头，一直拖到他胸前。

“让他睡吧，”那汉子低声说，“他没事儿的。”

两小时之后，科恩露面了。他走进前屋，脖子上依然挂着那串花环似的蒜头。那几个西班牙人见他进来都欢呼起来。科恩揉了揉眼睛，咧开嘴笑了。

“我刚才肯定是睡着了。”他说。

“哦，没有没有。”勃莱特说。

“你刚才简直就是个死人。”比尔说。

“我们要不要去用点儿晚餐？”科恩问。

“你想吃东西了？”

“是啊。怎么不想吃？我饿啦。”

“把那些蒜头吃了吧，罗伯特，”迈克说，“我说，你就吃那些大蒜头得了。”

科恩站在那儿没动。他这一觉睡得醉意全消了。

“我们还是去吃吧，”勃莱特说，“我得先去洗个澡。”

“走吧，”比尔说，“让我们把勃莱特这尊神请到旅馆里去吧。”

我们向许多人说着“再见”，跟许多人握手告别，然后走了出来。外边天色已黑。

“你们猜猜看，现在是几点钟。”科恩问。

“现在是明天，”迈克说，“你已经睡了两天啦。”

“别这样嘛，”科恩说，“现在到底是几点钟？”

“十点。”

“我们喝得可真多啊。”

“你这话的意思是，我们这些人喝得可真多吧。你刚才一直在睡觉嘛。”

沿着黑黝黝的大街走回旅馆的路上，我们看到一颗颗焰火弹从广场上腾空而起。走过通向广场的那些小街小巷时，我们看到广场上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人，广场中央的那些人都在翩翩起舞。

旅馆里的这顿饭着实非常丰盛。这是狂欢节的第一顿饭，价格是平日的两倍，当然也有几道新添的菜肴。晚餐过后，我们都离开旅馆进城寻欢作乐去了。我记得我当时下了决心要玩儿它个通宵达旦的，这样才能在第二天清晨六点钟观看到公牛群沿街奔跑的情景，然而，由于困得不行，我四点钟左右就上床睡觉了。其他人都整夜没睡。

我自己的房间是锁着的，我找不着钥匙，所以就去了楼上，睡在科恩房间里的一张床上。外面的狂欢活动夜间也没停息过，但是我实在困得不行，外面的动静再大也没把我吵醒。后来，我终于醒了，是一颗焰火弹的剧烈爆炸声把我惊醒的，那声爆炸表明，郊外的牛栏就要开始释放那些公牛了。公牛群会狂奔着穿街过巷，一路冲向斗牛场。我睡得很沉，醒来时感觉已经为时太晚了。我披上科恩的一件大衣，来到室外的阳台上。楼下那条小街空无一人。所有的阳台都挤满了人。突然，有一群人从街头涌了出来。他们都在奔跑，磕磕碰碰地挤成一团。他们经过旅馆门前，沿着大街朝斗牛场方向奔去，后面跟着另一帮人，跑得更急，随后是几个掉队的人，在拼命地跑着。人群过后有一小段空隙，紧接着，公牛群冲了过来，条条公牛都在发足狂奔，脑袋上下晃动着。转眼间它们就跑过街角不见了。有个人摔了一跤，赶忙滚进了街边的排水沟，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好在公牛群仍在照直向前狂奔，没去理会他。它们只顾成群结队地向前狂奔不已。

公牛群跑过去之后没一会儿，斗牛场那边便传来了一片震天响的吼叫声。那叫声经久不息。终于，“嘭”的一声炸响了一颗焰火弹，表明公牛群已经闯过了斗牛场中的人群，冲进了牛栏。我返身回到房间，上床钻进了被窝儿。我刚才一直是光着脚站在石砌阳台上的。我知道我们那帮人肯定都跑到斗牛场去了。重新回到床上后，我又睡着了。

科恩一进屋就把我吵醒了。他进门先脱衣服，然后走过去把那扇窗户关上了，因为街对面那幢房屋恰好对着我们的阳台，有人正在朝我们屋里窥望。

“那种阵势你看没看？”我问。

“看了。我们都在场。”

“有人受伤了吗？”

“有一头公牛冲进了斗牛场中的人群，一连撞翻了六到八个人。”

“那种场面勃莱特觉得怎么样？”

“事情来得太突然，谁也来不及去细想。”

“要是我也熬它个通宵就好了。”

“我们不知道你去哪儿了。我们到你的房间来找过你，可是你的房门是锁着的。”

“你们在什么地方待了一整夜？”

“我们在一家俱乐部里跳舞呢。”

“我那会儿实在困得不行了。”我说。

“我的天哪！我现在倒真是困得不行了，”科恩说，“这种事情还有完没完呐？”

“至少一星期之内不会完。”

比尔推开门，把脑袋探进来。

“你上哪儿去啦，杰克？”

“我在阳台上看过街的奔牛呢。怎么样？”

“够精彩的。”

“你上哪儿去？”

“睡觉去。”

没有一个人是在正午时分之前起床的。我们坐在摆放在室外拱廊下的餐桌边吃午饭。全城处处挤满了人。我们不得不等了好一会儿才等来了一张空桌。吃完午饭后，我们去了伊鲁涅咖啡馆。这里早已座无虚席，而且随着斗牛赛开赛时间的临近，这里还会变得更加爆满，桌子也会更加挤挤插插地紧挨在一起。每天在斗牛赛开赛之前，这里总是一片因为人多嘴杂而形成的低沉的嗡嗡声。这家咖啡馆平日里无论怎么拥挤，也不会像这样嘈杂。这种嗡嗡声连绵不断，我们身在其中，因而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每一场斗牛赛都事先预定好了六张票。有三张是“栅栏边的席位”[192]，就是紧靠斗牛场栅栏边的第一排座位，另外三张为“出入口上方的席位”[193]，座位有木头靠背，位于圆形看台的中段。迈克认为，勃莱特是头一回看斗牛，最好坐在高处，科恩则表示愿意陪他俩坐在一起看。比尔和我想坐在“栅栏边的席位”上，于是，我就把多余的那张票给了一名服务生，让他去卖掉。比尔对科恩大谈起看斗牛应该注意些什么，以及该怎样看才不至于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马的身上。比尔曾经看过整整一个赛季的斗牛赛。

“我倒不担心我是不是受得了。我只怕会感到乏味。”科恩说。

“你认为会吗？”

“公牛攻击那匹马之后，不要去看那匹马，”我对勃莱特说，“要注意看公牛的冲刺，要看骑在马上的那名手执长矛的副斗牛士[194]是怎样设法避开那头公牛的攻击的，但是，如果那匹马遭受了攻击，只要没有死掉，你就不要再去看它。”

“那情形会让我有点儿紧张的，”勃莱特说，“我担心的是，我有没有这个能耐把它好好看到底。”

“你会好好看到底的。没什么大不了，只有马儿受到攻击的那一节你看了会不好受的，再说，马儿在场上跟每头公牛周旋的时间也不过只有几分钟。如果情况不妙，你不看就是了。”

“她没事儿，”迈克说，“我会照顾她的。”

“我看你不会感到乏味的。”比尔说。

“我回旅馆取望远镜和皮酒袋去，”我说，“回头见。可别喝得醉眼惺忪的。”

“我陪你去吧。”比尔说。勃莱特朝我们嫣然一笑。

我们绕道穿行在拱廊下，免得走在广场上挨晒。

“科恩这人让我腻歪透了，”比尔说，“他那种犹太人的傲慢劲儿实在太过分了，他居然认为看斗牛只会使他感到乏味。”

“我们等会儿用望远镜来观察他。”我说。

“噢，让他见鬼去吧！”

“他在这方面花了不少工夫呢。”

“我倒真希望他在这方面多下些工夫。”

在旅馆的楼梯口，我们遇到了蒙托亚。

“来吧，”蒙托亚说，“你们想认识认识佩德罗·罗梅罗[195]吗？”

“好啊，”比尔说，“我们这就去见见他吧。”

我们跟随着蒙托亚走上一段楼梯，再沿着过道走下去。

“他住在八号房间，”蒙托亚解释说，“他正在着装，准备进斗牛场了。”

蒙托亚敲敲门，然后把门推开。这是一间光线很幽暗的房间，只有面朝小巷的那扇窗户有一丝亮光透进屋来。房间里有两张床，中间用一扇修道院用的隔板分隔开来。电灯开着。小伙子站得笔直，表情严肃，穿着斗牛服。他的夹克衫搭在一张椅子的靠背上。他们快要缠好他的腰带了。他的黑发在电灯的照耀下闪闪发亮。他身穿一件白色亚麻布衬衫，负责帮他执剑的那名助手替他缠好了腰带，站起身来，退在一旁。佩德罗·罗梅罗朝我们点了点头，我们和他握手的时候，他似乎显得很超脱，神情庄重。蒙托亚跟他嘀咕了几句，大意是说，我们是非常仰慕他的斗牛迷，我们祝愿他吉祥顺利。罗梅罗听得很认真。接着，他朝我转过身来。他是我平生所见过的最漂亮的英俊少年。

“你爱看斗牛。”他用英语说。

“你会讲英语。”我说，觉得自己简直像个傻子。

“不会。”他回答说，并笑了笑。

床上坐着三个人，其中的一个起身向我们走来，问我们会不会讲法语。“要不要我来给你们翻译？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问佩德罗·罗梅罗？”

我们婉言谢绝了他。你有什么好问的呢？这小伙子才19岁，除了那名帮他执剑的助手和那三名要仰仗他吃饭的扈从之外，身边再没有别的人了，而再过二十分钟斗牛赛就要开赛了。我们祝愿他“吉星高照”[196]，跟他握握手，然后就出来了。我们关上房门的时候，他仍然站在那儿，腰板笔直，英姿勃勃，孑然一身，独自同那几名随从待在房间里。

“这小伙子挺优秀的，你们觉得呢？”蒙托亚问。

“这孩子挺英俊的。”我说。

“他长得就像个斗牛士[197]，”蒙托亚说，“他天生就是这块料。”

“这小伙子长得真帅。”

“他究竟怎么样，我们会在斗牛场上看到的。”蒙托亚说。

在我的房间里，我们找到了那只靠墙脚边放着的大号皮酒袋，就拿了它，还有望远镜，然后锁好门，走下楼来。

这是一场精彩的斗牛赛。比尔和我都为佩德罗·罗梅罗的表现感到惊叹不已。蒙托亚就坐在离我们大约十个座位开外的地方。当罗梅罗杀死他的第一头公牛之后，蒙托亚捉住了我的目光，朝我点了点头。这是一位真正的斗牛士。已经有好长时间没见过真正的斗牛士了。至于另外那两位斗牛士，一个相当不错，另一个也还算过得去。但是谁也没法跟罗梅罗相比，尽管他那两头公牛都不怎么厉害。

在斗牛赛正在进行的过程中，我举着望远镜朝迈克、勃莱特和科恩观察了好几次。他们似乎一切正常。勃莱特并没有显露出紧张不安的样子。那三个人都探着身子趴在前面的混凝土栏杆上。

“让我也用望远镜来瞅瞅吧。”比尔说。

“科恩有没有显露出乏味的样儿来？”我问。

“这个该死的犹太佬！”

斗牛场外，斗牛赛结束之后，你在拥挤不堪的人群中是根本挪不开步的。我们没法自己挤出去，只好被整个人流裹挟着，缓慢地，像冰川一样，挪回城里。我们怀着那种久久不能平复的情感，每看完一场斗牛赛之后总是这样，同时也有一种意气风发的感觉，每看完一场精彩的斗牛赛之后也总是这样。狂欢节的庆祝活动仍在进行。无数的鼓被擂得震天响，无数簧管吹奏出的乐曲声激越刺耳，无论走到哪里，拥挤不堪的人流随时都会被一簇簇各占一方、翩翩起舞的人所打破。那些跳舞的人处在拥挤不堪的人群中，因此，你看不到他们那复杂缤纷的舞步。你放眼望去，满目皆是他们的脑袋和肩膀在忽上忽下地闪现着。最后，我们总算挤出了人群，朝那家咖啡馆走去。服务生给我们另外那几位也留了座儿，我们每人要了一杯苦艾酒，一边喝，一边观望着聚集在广场上的人群和那些在跳舞的人。

“你猜猜那是一种什么舞？”比尔问。

“好像是霍塔舞[198]。”

“这种舞人们的跳法不尽相同，”比尔说，“曲调不同，人们的跳法就会截然不同。”

“这种舞跳起来非常优美。”

我们前面的大街上有一块空旷的地方，一群男孩子正在那儿跳舞。他们的舞步非常复杂，他们的表情热切而又专注。他们跳舞时全都低头望着脚下。他们的绳底鞋在路面上踢踏作响。脚尖碰地。脚跟碰地。脚趾头相碰。过了一会儿，音乐声戛然而止，这套舞步也随之结束，他们随即手舞足蹈地沿着大街翩然而去。

“瞧，我们那帮正人君子们来了。”比尔说。

他们正从马路对面横插过来。

“喂，伙计们。”我说。

“喂，先生们！”勃莱特说，“你们帮我们留好座位啦？太好了。”

“哇噻，”迈克说，“那个姓罗梅罗叫个什么名字的小伙子真是个了不得的人物啊。我说得对不对？”

“噢，他多可爱啊，”勃莱特说，“穿着那条绿色的裤子。”

“勃莱特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过那条绿裤子。”

“我说，明天我一定要借你的望远镜来看看。”

“这场斗牛赛怎么样？”

“精彩极了！堪称完美无缺。哇噻，真是大开眼界呀！”

“那几匹马怎么样？”

“我还是情不自禁地看了。”

“她一直在恋恋不舍、两眼发直地望着那些马呢，”迈克说，“她真是个不同凡响的娘儿们。”

“它们确实遭遇了几次相当可怕的冲击，”勃莱特说，“不过，我也一直很忘情地看着它们呢。”

“你觉得还行吗？”

“反正我没有感到特别难受。”

“罗伯特·科恩不行了，”迈克插嘴说，“你当时都吓得脸色发青啦，罗伯特。”

“第一匹马的遭遇确实让我很不好受。”科恩说。

“你没有感到乏味吧，是不是？”比尔问。

科恩哈哈大笑起来。

“是的。我没有感到乏味。但愿你能原谅我说过这种话。”

“没关系，”比尔说，“只要你没有觉得乏味就好。”

“他没有流露出感到乏味的样子来呀，”迈克说，“我当时都以为他要呕吐了呢。”

“我从来没有感到那么难受过。幸好只是一小会儿。”

“我当时真以为他马上就要呕吐了。你没有感到乏味吧，对不对，罗伯特？”

“你别老是揪着这句话不放好不好，迈克。我说过，我很遗憾我说了这种话。”

“他当时真的不行了，你们知道。他真的被吓得脸色发青呢。”

“唉，这事儿别再提啦，迈克尔。”

“你头一回看斗牛就不该感到乏味，罗伯特，”迈克说，“那样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的。”

“嘿，这事儿就别再提啦，迈克尔。”勃莱特说。

“他还说勃莱特是个虐待狂呢，”迈克说，“勃莱特可不是虐待狂。她只是个人见人爱、健康活泼的娘儿们。”

“你是虐待狂吗，勃莱特？”我问。

“但愿不是。”

“他说勃莱特是个虐待狂，还不就因为她有旺盛的好胃口。”

“胃口再好也不会老是那么旺盛的。”

比尔劝迈克说点儿别的事情，不要再拿科恩开涮了。服务生送来了几杯苦艾酒。

“你真的喜欢看斗牛吗？”

“不。谈不上喜欢。我认为那是一场很精彩的表演。”

“天哪，说得好！多叫人大开眼界啊！”勃莱特说。

“我真希望他们不要让马儿那么遭罪。”科恩说。

“那一幕并不重要，”比尔说，“过了那一阵子之后，你就再也不会注意到有什么叫人厌恶的地方了。”

“有点儿刺激的也就是开头那一幕，”勃莱特说，“让我觉得挺恐怖的也就是公牛向那马儿发起攻击的那一刻。”

“那些公牛倒是挺健壮的。”科恩说。

“那些公牛都棒得很呢。”迈克说。

“下次我要坐在下面看。”勃莱特喝着她杯中的苦艾酒。

“她就想在近处看那些斗牛士。”迈克说。

“他们真了不起，”勃莱特说，“那个帅小伙儿罗梅罗还只是个孩子呢。”

“他真是个非常英俊的小伙子啊，”我说，“我们到楼上他的房间里去过，我还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美少年呢。”

“你估计他有多大岁数？”

“19或20吧。”

“简直匪夷所思啊。”

第二天的斗牛赛比开场的第一天还要精彩得多。勃莱特坐在迈克和我两人之间，在“栅栏边的第一排席位”上，比尔和科恩坐到上面去了。罗梅罗是全场关注的主角。我觉得勃莱特自始至终都没有正眼看过别的斗牛士。其他人当然也一样，除了那些顽固不化的行家。完全是罗梅罗的天下。场子里另外还有两位斗牛士，但是他们都变得无关紧要了。我坐在勃莱特身边，对勃莱特讲解着有关斗牛的一切事项。我对她说，当公牛向那位手执长矛骑在马上的副斗牛士发起冲击时，要注意看那头公牛，而不要看那匹马，叫她要留心观察那名副斗牛士是怎样将他手中的那杆长矛恰到好处地刺进公牛的要害部位的，这样她就能看出点儿名堂来了，这样她才能明白斗牛的意义所在，以及始终贯穿在整个斗牛过程中的特定的目的性，而不仅仅是一些不可名状的恐怖景象。我要她注意观察罗梅罗是怎样从倒地的马儿身边用那块斗篷引开公牛，怎样用那块斗篷吸引住公牛的注意力，然后平稳而又娴熟地逗引公牛转过身来，并且不使公牛无谓地损耗体力的。她看得出罗梅罗是怎样避免使用一切鲁莽的动作，保存他的公牛的体力，以便在他需要的时候作最后一击，不让它们气喘吁吁、烦躁不安，而要让它们顺理成章地垮下来。她看得出，罗梅罗在逗引公牛的时候总是那么近地贴着那头公牛，我便向她指出了别的斗牛士常常耍弄的那些花招，装出一副他们好像贴得很近的样子。她心里自然明白，为什么她喜欢看罗梅罗的那手斗篷功夫，也明白为什么她不喜欢看别人的。

罗梅罗从不故作姿态地扭摆身躯，他的动作总是那样协调一致，做得直截了当、干净利落、从容自然。另外那两位则把自己的身躯扭得像开塞钻，抬着胳膊肘，等牛角偏过去之后才倾身向前贴近公牛的胁腹，给人一种貌似惊险的假象。到后来，这一整套虚假的作派竟越演越烈了，使人感觉很不爽。罗梅罗的斗牛给人以真情实感，因为他的每一个动作都一气呵成的，保持着绝对的洗练，每次总是沉着冷静地让牛的犄角贴得很近与他擦身而过。他不必强调其惊险程度。勃莱特看得出为什么有些动作紧贴着公牛来完成就很优美，如果和公牛保持一点距离来做就会显得很可笑。我告诉她说，自从何塞利托[199]去世之后，斗牛士们都逐渐形成了一套技巧，用以激发这种貌似惊险的场面，给人以一种虚有其表的扣人心弦的感觉，而斗牛士本人其实并没有任何危险。罗梅罗采用的传统的技巧，通过将身躯最大限度地暴露在公牛面前来维护他的动作的洗练，他一方面居高临下地控制着公牛，使它觉得他是难以接近的，一方面也让公牛做好准备来迎接他那致命的一击。

“我从没见他有过任何笨拙的动作。”勃莱特说。

“你看不到的，除非他被吓坏了。”我说。

“他永远不会被吓坏的，”迈克说，“他太懂行了。”

“他一出世就什么都懂。他打娘胎里带来的本事别人一辈子也学不到手。”

“还有，上帝啊，多英俊的相貌啊。”勃莱特说。

“照我看，你瞧，她没准已经爱上这个斗牛的小哥儿们啦。”迈克说。

“我并不感到意外。”

“你就做个好哥儿们吧，杰克。别再跟她多说这小伙子的事儿啦。你告诉她，那帮人是怎么揍他们的老娘的。”

“再告诉我他们是一帮什么样的酒鬼。”

“嚯，可吓人啦，”迈克说，“成天喝得醉醺醺的，老是揍他们可怜巴巴的老娘呢。”

“看样子他会那么干的。”勃莱特说。

“可不是吗。”我说。

场子里的人用几头骡子套上那头死去的公牛，随后，几条鞭子啪啪地抽响，人们跑动起来，几头骡子奋力向前，骡腿猛蹬，突然飞奔起来，那头公牛，一只犄角朝上翘着，牛头侧面着地，身躯在沙地上扫出了一道又宽又长、平平整整的沟痕，被拖出了红色的大门。

“接下来这场就是最后一场了。”

“不一定吧。”勃莱特说。她俯身向前倚在场边的围栏上。罗梅罗挥挥手，示意他的助手们各就各位，然后伫立在场上，斗篷贴在胸前，眺望着斗牛场对面公牛出场的地方。

这一场结束之后，我们就出来了，前胸贴后背地挤在人堆里。

“这些个斗牛赛看得累死人了，”勃莱特说，“我浑身软得像块破抹布了。”

“啊，你该去喝一杯啦。”迈克说。

第二天，佩德罗·罗梅罗没有出场。全是米乌拉公牛，斗牛赛也非常不像样。根据日程安排，第三天没有斗牛赛。但是整天整夜的狂欢活动仍在照样进行着。

第十六章

早晨一直在下雨。一阵浓雾从海上弥漫过来，笼罩着群山。你没法看见连绵起伏的山峰了。这片高原沉闷而又阴郁，连树木和房屋的轮廓也变了样儿。我走出城外去观察天象。海上来的阴冷潮湿的气流漫卷在群山之间。

广场上的一面面旗帜湿漉漉地垂挂在一根根白色的旗杆上，那些横幅也淋湿了，湿淋淋地吊在家家户户的门前，淅淅沥沥下个不停的蒙蒙细雨之间时而会夹杂着一阵急雨，把人人都驱赶到了拱廊下，雨水积起的一个个水洼遍布在广场上，大街小巷全都湿漉漉的，黯然无光，冷冷清清；然而狂欢节的各项活动却照样在进行着，片刻也没有停息。狂欢节只是被雨水驱赶得躲起来了。

斗牛场里有顶篷的座位早已挤满了人，他们一边坐在那里避雨，一边观看巴斯克和纳瓦拉的舞蹈和歌手们的汇演，随后，卡洛斯谷[200]的舞蹈家们穿着他们的民族服饰在雨中沿着大街一路舞来，淋湿了的手鼓，声音听上去空洞而发闷，各个舞蹈队的领头人都骑着步履沉重的高头大马走在队伍的前面，他们的民族服饰被雨淋湿了，马儿的皮毛也被淋湿了。人们都挤在咖啡馆里，那些舞蹈家们也涌进门来，坐在咖啡馆里面，他们把紧紧裹着白色绑腿的脚伸在桌下，甩去系着铃儿的小帽子上的雨水，展开他们姹紫嫣红的外衣搭在椅背上，好晾晾干。外面的雨下得正急。

我离开咖啡馆里的人群，径直朝旅馆走去，想去刮刮脸，准备吃晚饭。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正在刮脸的时候，忽然听到有人在敲门。

“请进。”我喊了一声。

蒙托亚走进屋来。

“你还好吗？”他说。

“很好。”我说。

“今天没有斗牛。”

“是啊，”我说，“什么也没有，就光下雨。”

“你的朋友们上哪儿去啦？”

“去那边的‘伊鲁涅’了。”

蒙托亚笑了笑，流露出他那惯常的局促不安的表情。

“嗯，”他说，“你认识那位美国大使吗？”

“认识，”我说，“人人都认识那位美国大使。”

“他来本城了，现在就在这儿。”

“是啊，”我说，“人人都看见他们了。”

“我也看见他们了。”蒙托亚说。他没再说什么。我继续刮我的脸。

“请坐，”我说，“我叫人送杯酒来吧。”

“不用，我得走了。”

我刮好脸，把脸埋在脸盆里，用冷水洗净了脸。蒙托亚站在原地没动，却显得越发局促不安了。

“嗯，”他说，“我刚刚接到他们叫人从格兰特大酒店捎来的一封信，他们要佩德罗·罗梅罗和马西亚尔·拉朗达[201]今晚吃完晚饭后过去喝咖啡呢。”

“好啊，”我说，“这对马西亚尔不会有任何坏处。”

“马西亚尔要在圣塞瓦斯蒂安待整整一天呢。他和马尔克斯今天早晨开车去的。我估计他们今晚是回不来的。”

蒙托亚局促不安地站在那儿。

“这封信你就别给罗梅罗看了。”我说。

“你觉得这样做行吗？”

“当然行啦。”

蒙托亚听了这话非常高兴。

“我本来就是想来问问你的，因为你是美国人嘛。”他说。

“换了我，我也会这样办的。”

“瞧，”蒙托亚说，“人们竟然这样耍弄一个孩子。他们不懂得他的价值。他们不懂得他的意义所在。任何一个外国人都可以把他捧上天。他们从格兰特大酒店喝咖啡这种事情开始，不出一年，他们就把他彻底毁了。”

“像阿尔加贝诺[202]那样。”我说。

“对，就像阿尔加贝诺那样。”

“这样的人有一大批呢，”我说，“有一个美国女人现在就在这里搜罗斗牛士。”

“我知道。他们专挑年轻的。”

“对，”我说，“老的都发胖了嘛。”

“或者像伽罗[203]那样疯疯癫癫了。”

“嗯，”我说，“这事儿好办。你只要做到别让他看到这封信就行了。”

“这么优秀的一个小伙子，”蒙托亚说，“他应当与他自己的人民在一起才对。他不该参与这种事情。”

“你不来杯酒？”我问。

“不啦，”蒙托亚说，“我该走了。”他说走就走了。

我下了楼，走出门外，漫步在环绕着广场的拱廊下，绕着广场走了一圈。雨还在下着。在“伊鲁涅”门口，我朝里面望了望，想寻找我那帮朋友，他们不在这里，于是，我继续绕着广场走了一圈，然后回到旅馆。他们已经在楼下的餐厅里吃晚饭了。

他们在吃饭这件事上遥遥领先于我，我想赶也赶不上。比尔在不停地掏钱找人给迈克擦皮鞋。每当有擦鞋的推开临街的那道门朝里张望，比尔总是把他叫过来，让他下工夫给迈克擦鞋。

“这是第十一次擦我这双靴子啦，”迈克说，“哇噻，比尔简直就是一头蠢驴啊。”

那些擦鞋的显然早把这消息传开了。又有一个擦鞋的进来了。

“要擦鞋吗？”[204]他对比尔说。

“不，”比尔说，“是给这位先生擦。”

刚刚进来的这个擦鞋的跪在那个正在擦着的同行身边，开始擦迈克的另一只暂时还闲着的靴子，那只靴子在灯光下原本就是乌黑锃亮的。“比尔简直太搞笑了。”迈克说。

我在喝着红葡萄酒，因为远远落后于他们，我对整个擦鞋的这一幕感觉有点儿不大舒服。邻桌上坐着佩德罗·罗梅罗。我朝他点了点头，他立即站起来，邀请我过去认识一下他的一位朋友。他那张餐桌紧挨着我们的餐桌，几乎就连在一起。我结识了这位朋友，一位马德里的斗牛评论员，一个紧绷着脸的小个子男人。我对罗梅罗说，我非常喜欢他的斗牛技艺，他听了很高兴。我们用西班牙语交谈，那位评论员会讲一点儿法语。我伸手到我们的餐桌上去拿我的那瓶酒，但是那位评论员拉住了我的胳膊。罗梅罗嘿嘿一笑。

“在这儿喝吧。”他居然说的是英语。

他平时不太好意思开口说英语，但他实际上对自己的英语还是非常满意的，当我们接着谈的时候，他提出了几个他自己觉得不大有把握的单词，请我给他解释一下这几个词的真正含义。他急于想知道西班牙语中的Corrida de toros用英语该怎么说，该怎么贴切地翻译成英语。他对bull-fight（斗牛）这个译法深表怀疑。我解释说，英语的bull-fight，在西班牙语里指的是对toro的lidia。Corrida这个西班牙语单词在英语里的意思是the running of bulls（公牛群的奔跑）——翻译成法语是Course de taureaux，那位评论员插嘴说。西班牙语中没有哪个单词可以对应于英语的bull-fight。

佩德罗·罗梅罗说他曾在直布罗陀学过点儿英语。他出生在龙达。那座城市在直布罗陀北边不远的地方。他的斗牛生涯是从马拉加[205]的那所斗牛学校里开始的。他干这一行到现在也才只有三年。那位斗牛评论员便取笑他，说他的话语中带有不少马拉加方言[206]里的措辞。他说他今年19岁。他哥哥在跟他一起干，当他的助手[207]，但是他不住在这家旅馆里。他住在一家规模小一些的旅馆里，跟罗梅罗的另外几个随从住在一起。他问我在斗牛场里看见过他几次。我对他说，我只看见过他三次。其实只有两次，但是既然已经说错了，我也就不想再作解释了。

“还有一次你是在哪里看到我的？在马德里吗？”

“是的。”我撒了个谎。我看过刊登在斗牛报上的关于他在马德里那两次出场的报道，所以我能应付裕如。

“是第一场，还是第二场？”

“第一场。”

“第一场我表现得很差劲儿，”他说，“第二场要好多了。你还记得吗？”他扭过头去问那位评论员。

他一点儿也没有感到尴尬。他谈论起自己在斗牛场上的表现，就像在谈论一件与他自己完全无关的事情一样。话语中没有一点儿骄傲自满或自我吹嘘的意思。

“你喜欢看我在场上的表现，这一点我非常喜欢，”他说，“不过，你还没有看到过我真正精彩的斗牛呢。明天，要是我碰上一头漂亮的公牛，我会尽力施展出来给你看的。”

说完这番话，他微微笑了笑，生怕那位斗牛评论员或我会认为他是在说大话。

“我迫不急待地想看到这一幕呢，”那位评论员说，“我喜欢凭事实来说话。”

“他不怎么喜欢我在场上的表现。”罗梅罗转身对我说。他不是在开玩笑。

评论员辩解说，他还是非常喜欢的，只是这斗牛士始终都没有把他的技艺完全施展出来过。

“等看了明天这场再说吧，如果上来的是一头漂亮的公牛的话。”

“你看见过明天上场的那些公牛没有？”评论员问我。

“看见了。我亲眼目睹它们是怎样被放出笼子的。”

佩德罗·罗梅罗探过身来。

“你觉得这批公牛怎么样？”

“非常健壮，”我说，“大约有26厄罗伯[208]。犄角很短。你没看见它们吗？”

“哦，看见了。”罗梅罗说。

“它们的体重不到26厄罗伯。”那位评论员说。

“是的。”罗梅罗说。

“它们头上长的是香蕉，不是犄角。”评论员说。

“你把牛角叫香蕉？”罗梅罗问。他扭头朝我笑了笑。“你这位先生不会把牛角说成是香蕉吧？”

“不会，”我说，“牛角总归是牛角。”

“那些犄角是很短，”佩德罗·罗梅罗说，“非常、非常短。不过，它们再短也不是香蕉啊。”

“我说，杰克，”勃莱特从邻桌那边喊过来，“你扔下我们不管啦。”

“只是暂时的，”我说，“我们在谈公牛呢。”

“你可真有点儿自命不凡啊。”

“你告诉他，那些公牛都没有长鸡巴蛋。”迈克大嚷大叫地说。他已经喝醉了。

罗梅罗疑惑不解地朝我看了看。

“醉汉，”我说，“醉汉啊！十足的醉汉！”[209]

“你不妨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这两位朋友嘛。”勃莱特说。她一直在目不转睛地望着佩德罗·罗梅罗。我问他们是否愿意和我们一起喝咖啡。他俩都站起身来。罗梅罗脸色黧黑。他不仅彬彬有礼，而且态度也大大方方的。

我把他俩向大伙儿逐一作了介绍，他们刚要坐下，却发现座位不够，于是，我们全都转移到靠墙的那张大桌子上去喝咖啡了。迈克点了一瓶芬达多酒[210]，并且给每个人要了一只酒杯。接下来就醉话连篇了。

“告诉他，我认为从事写作是最没出息的，”比尔说，“说吧，跟他说呀。告诉他，我很惭愧我是个作家。”

佩德罗·罗梅罗坐在勃莱特身边，在听她说话。

“说呀。告诉他呀！”比尔说。

罗梅罗笑吟吟地抬起头来看了看。

“这位先生，”我说，“他是一位作家。”

罗梅罗顿时肃然起敬。“这里还有一位，他也是。”我说，并朝科恩指了指。

“他长得很像比利亚尔塔，”罗梅罗说，眼睛望着比尔，“拉斐尔，你说他长得像不像比利亚尔塔呀？”

“我看不出哪儿像。”那位评论员说。

“真的，”罗梅罗用西班牙语说，“他长得非常像比利亚尔塔。那位喝醉了酒的先生是干什么的？”

“什么也不干。”

“是不是因为这个他才喝醉的？”

“不是。他在等着跟这位女士结婚呢。”

“告诉他，公牛都没长鸡巴蛋！”迈克醉意十足地在桌子另一头朝这边叫喊着。

“他在说什么？”

“他喝醉了。”

“杰克，”迈克高喊着，“告诉他，公牛都没有鸡巴蛋！”

“你听得懂吗？”我说。

“听得懂。”

我敢肯定他没听懂，所以怎么说也没关系。

“告诉他，勃莱特就想看他是怎么穿上那条绿裤子的。”

“别再胡说八道啦，迈克。”

“告诉他，勃莱特死活想知道那条裤子他究竟是怎么穿上去的。”

“别再胡说八道了。”

在这期间，罗梅罗一直在用手指头拨弄着他的酒杯，跟勃莱特交谈着。勃莱特说的是法语，他说的是西班牙语，中间夹杂着一点儿英语，两人有说有笑。

比尔在不停地往大家的酒杯里斟酒。

“告诉他，勃莱特就想走进——”

“嗨，别再胡说八道了，迈克，看在基督的分儿上！”

罗梅罗抬起头来笑了笑。“‘别再胡说八道！’这句我懂。”他说。

偏偏就在这时，蒙托亚走进屋来。他刚要朝我微笑致意，却忽然看见了佩德罗·罗梅罗，见他手里端着一大杯科涅克白兰地，正嘻嘻哈哈地坐在我和一个肩膀袒露的女人之间，而且满桌都是醉汉。他甚至连头都没有点一下。

蒙托亚拔脚走出了餐厅。迈克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祝酒。“我们都来干一杯吧，为了——”他刚开了个头。“为了佩德罗·罗梅罗。”我马上接着说。大家都纷纷站起身来。罗梅罗非常认真地领受了，我们碰了杯，一饮而尽，我是故意抢上去说的，想让这事儿早一点了结，因为迈克正蠢蠢欲动地想要摊牌呢，他要祝酒的对象绝对不是这个。不过，事情总算太太平平地收场了，佩德罗·罗梅罗跟大伙儿一一握手告别之后就跟那位评论员一块儿走出了餐厅。

“我的上帝！他可真是个可爱的帅小伙儿呀，”勃莱特说，“我多么想看看他那身衣服到底是怎么穿上去的啊。他得用一个鞋拔子才行。”

“我刚要对他说，”迈克又开始说起来，“可是杰克偏偏老是打断我。你为什么不让我把话说完啊？你以为你的西班牙语说得比我好吗？”

“啊，不要再讲了，迈克。谁也没妨碍你说话呀。”

“不行，我得把这事儿做个了断。”他背过身去不再理我，“你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吗，科恩？你以为你能融入到我们在座的这些人当中来吗？你是想出来痛痛快快地玩儿的那种人吗？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别再这样吵吵嚷嚷啦，科恩！”

“啊，住嘴，迈克。”科恩说。

“你以为勃莱特需要你在这儿吗？你以为你是来给在座的各位助兴的吗？你为什么不说点儿什么呢？”

“那天晚上，该说的话我都说过了，迈克。”

“我可不是你们这帮文人圈子里的一员。”迈克摇摇晃晃地站不稳身子，便靠在餐桌上。“我头脑是不聪明。但是我却很知趣，知道人家什么时候不欢迎我。你怎么就这么不识相，看不出人家什么时候不欢迎你呢，科恩？滚开吧。滚开，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带着你那忧伤的犹太人的面孔滚蛋吧。难道你认为我说得不对吗？”

他朝我们看了看。

“好啦，”我说，“大家都到‘伊鲁涅’那边去吧。”

“不行。难道你认为我说得不对吗？我爱那个女人。”

“啊，不要再这样没完没了啦。别再纠缠这事儿啦，迈克尔。”勃莱特说。

“难道你认为我说得不对吗，杰克？”

科恩依然在餐桌边坐着。他的脸已经变成了土黄色，蜡黄蜡黄的，每逢受了侮辱，他的脸就会变得蜡黄，然而不知何故，他好像也挺受用的。大概是那种孩子般的、喝醉了酒之后产生出来的英雄气概吧。这毕竟是关于他和一位有头衔的夫人之间的私情啊。

“杰克。”迈克说。他几乎在呼号了。“你知道我没说错。听见没有，你！”他转身冲着科恩，“滚蛋吧！马上滚蛋！”

“我还就偏偏不走了呢，迈克。”科恩说。

“那我可要对你不客气了！”迈克绕过餐桌朝他逼去。科恩站起身来，并随手摘下了眼镜。他伫立在那儿等待着，满脸土黄色，双手微微低垂，傲气十足、毅然决然地摆好了迎候攻击的架势，准备为他心爱的女人放手一搏呢。

我一把拽住了迈克。“去咖啡馆吧，”我说，“你不能在这旅馆里揍他。”

“好哇！”迈克说，“好主意！”

我们拔脚便走。当迈克踉踉跄跄地走到楼梯口时，我回头看了看，发现科恩又重新戴上了他那副眼镜。比尔坐在餐桌边又斟上了一杯芬达多酒。勃莱特依旧坐在那儿，两眼出神地直视着前方。

外面的广场上，雨已经停了，月亮正努力钻出云层。有一阵风刮来。军乐队仍在演奏着，人群全都集中到广场的另一边去了，那位焰火设计师和他的儿子正在那边试放焰火气球呢。每一个气球都是忽闪忽闪地从斜刺里往上升起的，偏离的角度很大，所以不是被风扯破，就是被吹得撞在广场边的房屋上。有一些则掉落在人群里。镁光灯闪烁着，但焰火爆炸开来后却在人堆里乱窜。广场上没有一个人在跳舞。沙砾铺就的地面太湿了。

勃莱特和比尔一同走出来，与我们会合在一起。我们站在人群里观看焰火大王堂·曼纽埃尔·奥吉托的杰作，只见他站在一个小平台上，小心翼翼地用一根竿子把一个个气球送出去，他站在高处，身躯高于众人的头顶，好借着风儿放出气球。风把那些气球一个个全都吹落下来，堂·曼纽埃尔·奥吉托急得满脸大汗，整个人都笼罩在他自己制作的结构复杂的焰火的火光中，焰火不断掉落在人堆里，噼里啪啦地爆炸开来，在众人的腿缝里横冲直撞。每当一个新的光艳夺目的纸封罩歪歪斜斜地升起来、着了火、往下掉落时，人们就会爆发出一阵大喊大叫。

“他们在嘲笑堂·曼纽埃尔呢。”比尔说。

“你怎么知道他叫堂·曼纽埃尔？”勃莱特问。

“节目单上有他的名字。堂·曼纽埃尔·奥吉托，本城的焰火制作技师[211]。”

“‘烟火气球’[212]，”迈克说。“‘烟火气球大展示’。那张纸头上就是这样写的。”

风将阵阵军乐声吹向了远方。

“我说，哪怕放上去一个也好啊，”勃莱特说，“堂·曼纽埃尔那哥儿们都急得要暴跳如雷啦。”

“为了确定该怎样放飞这些烟火气球，使它们能在空中组成‘圣福明万岁’的形状，他大概已经忙活了好几个星期啦。”

“烟火气球，”迈克说，“一组该死的烟火气球。”

“走吧，”勃莱特说，“我们不能老在这儿站着。”

“尊敬的夫人想去喝一杯啦。”迈克说。

“你真善解人意呀。”勃莱特说。

咖啡馆里面拥挤不堪，热闹非凡。谁也没有注意到我们进来。我们找不到一张空桌。满屋尽是嘈杂的喧闹声。

“走吧，我们还是离开这儿吧。”比尔说。

外面的这条林荫大道[213]直通广场的拱廊下。一些来自比亚里茨、穿着运动服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散坐在几张桌子旁。其中有几个女人，在举着长柄夹鼻眼镜凝神观望着过往的行人。在此期间，我们当中已经多了一位新朋友，是比尔的一个从比亚里茨来的朋友。她和另外一个姑娘暂时还住在格兰特大酒店里。那位姑娘因为头痛，早已上床睡觉去了。

“这里有一家酒馆。”迈克说。这是米兰酒吧，是一家低级的小酒吧，你可以在这里点些饭菜吃，里屋还有人在跳舞。我们全都在同一张桌子旁坐下来，点了一瓶芬达多酒。这家酒吧没有客满。什么好玩儿的也没有。

“这是个什么鬼地方啊。”比尔说。

“来得太早了嘛。”

“我们拿上这瓶酒，等会儿再回来吧，”比尔说，“在这样一个美妙的夜晚，我可不想在这里干坐着。”

“我们去瞧瞧那些英国人吧，”迈克说，“我特别喜欢看英国人。”

“他们有什么好看的，”比尔说，“他们都是从哪儿来的？”

“他们从比亚里茨来，”迈克说，“他们是来看热闹的，来看看这颇有点儿古趣的西班牙狂欢节最后一天的活动。”

“我去款待款待[214]他们吧。”比尔说。

“你真是个漂亮得出奇的姑娘啊。”迈克转身冲着比尔的那位朋友说，“你什么时候到这儿的？”

“别胡闹了，迈克尔。”

“哇噻，她可真是个人见人爱的姑娘啊。我一直在瞎混个什么呀？我这么长时间都在眼巴巴地看什么呀？你可真是个迷人的妞儿啊。我们见过面吗？跟我和比尔走吧。我们去款待款待那些个英国人吧。”

“我去款待款待他们吧，”比尔说，“狂欢节都进行到这种时候了，他们还来这儿干什么呀？”

“走吧，”迈克说，“就我们三个人。我们去款待款待那些个该死的英国佬。但愿你不是英国人吧？我是苏格兰人。我讨厌英国人。我要去款待款待他们。走吧，比尔。”

透过窗户，我们看见他们三个人，胳膊挽着胳膊，朝那家咖啡馆走去。焰火弹不断从广场上腾空而起。

“我想在这里坐一会儿。”勃莱特说。

“我陪你。”科恩说。

“啊，不用！”勃莱特说，“看在上帝的分儿上，你到别的地方待着去吧。难道你看不出杰克和我想说会儿话吗？”

“我没看出来，”科恩说，“我就想在这里坐一会儿，因为我感觉有点儿醉了。”

“你偏要赖在这里同别人坐在一块儿，这算个什么理由啊！如果你醉了，你就上床睡觉去。赶紧上床睡觉去吧。”

“我是不是对他太粗鲁了？”勃莱特问。科恩已经走了。“我的上帝啊！我真讨厌他！”

“反正他也没有给这欢乐的气氛增添多少色彩。”

“他太让我感到压抑了。”

“他的行为很不像话。”

“简直太不像话啦。他本来有机会可以表现得更好的。”

“他现在说不定就在门外等着呢。”

“是的。他会这样干的。你知道，我非常清楚他是怎么想的。他不肯相信那种事情完全就是在逢场作戏。”

“我知道。”

“别的人谁也不会表现得像他那么恶劣。唉，这一切都让我感到腻烦透了。还有迈克尔。迈克尔也真可爱得出奇啊。”

“这件事一直让迈克很不好受呢。”

“是的。但他也没有必要恶劣得像头猪啊。”

“现如今人人都表现得很恶劣，”我说，“只要有适当的机会。”

“你就不会表现得那么恶劣。”勃莱特定定地望着我。

“我要是科恩，也会像他那样的，像一头大蠢驴。”

“亲爱的，我们就不要尽瞎说啦。”

“好啊。那就说点儿你喜欢的事情吧，随你说什么都行。”

“不要这么别扭好不好。我只有你这么一个知心朋友，而且今儿晚上我感到心里特别堵得慌。”

“你有迈克呀。”

“是的，我有迈克。难道他一直表现得很好吗？”

“唉，”我说，“这事儿也实在让迈克太不好受了，看着科恩老是在周围晃来晃去，眼睁睁地看着他老在缠着你。”

“难道我还不明白吗，亲爱的？请你别再给我添堵啦，我本来心情就不好。”

勃莱特显得很焦躁不安，我以前还从来没见过她这样呢。她的目光老是躲着我，望着前面的那堵墙。

“想出去走走吗？”

“嗯。走吧。”

我盖好那瓶芬达多酒的瓶塞，把它递给了酒吧柜台后的那名服务生。

“我们干脆再来一杯吧，”勃莱特说，“我的情绪烂透啦。”

我们每人喝了一杯这种入口比较醇和的蒙蒂拉白兰地[215]。

“走吧。”勃莱特说。

我们刚出门，我就看到科恩从拱廊下走了出来。

“他果然待在那儿没走。”勃莱特说。

“他离不开你嘛。”

“这可怜又可气的家伙！”

“我并不为他感到过意不去。我本人也很讨厌他。”

“我也很讨厌他，”勃莱特颤声说，“我恨他那副倒霉的受苦受难的样子。”

我们胳膊挽着胳膊沿着那条小巷往前走去，避开了广场上的人群和无数的灯火。这条小巷又黑又潮湿，我们沿着它朝城边的城防工事走去。我们路过了一家家酒馆，灯光从店门里透出来，照射在黑暗、潮湿的街道上，我们听着一阵高过一阵的乐曲声。

“想进去吗？”

“不想。”

我们漫步走过城外湿漉漉的草地，登上了城防工事的石墙。我在石墙上铺了一张报纸，让勃莱特坐下来。广袤的平原上一片黑暗，我们能够看到绵延起伏的群山。风在高空中吹拂着，驾着片片乌云掠过明月。我们脚下是城防工事的一个个黑魆魆的掩体。我们身后是一棵棵树木和大教堂的幽影，月色映衬着城市的轮廓。

“别难过啦。”我说。

“我难过极了，”勃莱特说，“我们别做声啦。”

我们眺望着平原。那两排蔚然成行的树木在月光下显得黑幽幽的。盘山公路上不时闪烁着汽车的灯光。在那座山峰上，我们看到那座古堡里有灯光射出。左下方是那条大河。由于下了这场雨，河水已经上涨，河面上漆黑一团，没有任何动静。树木黑压压的长满河道的两岸。我们坐在那儿眺望着。勃莱特两眼直视着前方。突然，她打了个寒噤。

“好冷啊。”

“想走回去吗？”

“从公园里穿过去吧。”

我们爬下石墙。天空又开始乌云密布了。公园里，一棵棵大树下黯然无光。

“你还爱我吗，杰克？”

“爱。”我说。

“因为我是个无可救药的人吧。”勃莱特说。

“怎么会呢？”

“我就是个无可救药的人啊。我迷恋上罗梅罗那小伙子了。我想，我已经爱上他了。”

“如果我是你，我就不会。”

“我是欲罢不能啊。我是个无可救药的人。我感到撕心裂肺般的难受着呢。”

“别招灾惹祸啦。”

“我是没办法啊。在这种事情上，我向来都把持不住自己。”

“你应当到此为止。”

“我怎么能到此为止呢？我控制不住这种激情啊。你摸摸看？”

她的手在颤抖。

“我浑身都在这样颤抖。”

“你不该再去招惹是非啦。”

“我没有法子啊。反正我现在就是个无可救药的人了。难道你看不出我已经变了吗？”

“没有。”

“我偏要干出点儿惊世骇俗的事情来。我偏要干出点儿我真心实意想干的事情来。我的自尊已经丧失殆尽啦。”

“你大可不必这样干嘛。”

“噢，亲爱的，不要那么别别扭扭啦。你想想，那个该死的犹太佬整天老缠着我，迈克又是那样恣意妄为，这算个什么名堂啊？”

“倒也真是。”

“我总不能老是这样成天喝得醉醺醺的吧。”

“是的。”

“啊，亲爱的，请你陪伴在我身边吧。请你陪伴在我身边，帮我渡过这一关吧。”

“一定。”

“我并不是说这样做就无可厚非。但是对我来说，这样做就是无可厚非的。上帝知道，我从来没有感到这么下贱过，像个婊子似的。”

“你想让我干什么呢？”

“走吧，”勃莱特说，“我们这就去找他。”

黑暗中，我们俩一起走在公园里砾石铺就的小道上，漫步在一棵棵大树下，不一会儿便从大树下走了出来，穿过公园的大门，踏上了通往城里的那条大街。

佩德罗·罗梅罗就在那家咖啡馆里。他正坐在一张餐桌边，和其他几位斗牛士以及斗牛评论员们坐在一起。他们在抽雪茄。我们一进屋，他们就抬起头来朝我们张望着。罗梅罗微微一笑，并欠了欠身子。我们在屋子中间的一张餐桌边坐下来。

“请他过来喝一杯。”

“现在还不是时候。他会过来的。”

“我不敢朝他看。”

“他模样那么帅，看着挺赏心悦目的。”我说。

“我向来都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

“我知道。”

“我真觉得自己下贱得像个婊子似的。”

“得啦。”我说。

“我的上帝啊！”勃莱特说，“女人一辈子都在受煎熬啊。”

“是吗？”

“唉，我简直觉得自己就是个婊子。”

我朝对面那张桌子望去。佩德罗·罗梅罗微微一笑。他对同桌的那些人说了句什么，然后就站起身来。他直奔我们这张桌子来了。我站起来，同他握了手。

“你不想喝一杯吗？”

“你们一定要和我干一杯才行。”他说。他无须任何言语，只是一个眼神就征得了勃莱特的允许，然后就入座了。他表现得非常有礼貌，风度翩翩。但是他不停地抽着那支雪茄。这跟他的脸庞很相称。

“你喜欢抽雪茄？”我问。

“哦，是的。我一直抽雪茄的。”

雪茄使他浑身上下平添了几分气派。这使他显得老成了几分。我留心察看了一下他的皮肤。他的皮肤清亮而又光洁，黝黑黝黑的。他的颧骨上有一块三角形的伤疤。我发现他在含情脉脉地注视着勃莱特。他已经感觉到了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微妙的关系吧。当勃莱特主动把手伸给他的那一刻，他肯定感觉到了。他此时表现得非常谨慎。我想，他已经很有把握了，他只是不想出任何差错。

“你明天上场吗？”我说。

“上的，”他说，“阿尔加贝诺今天在马德里受伤了。你听说了没有？”

“没有，”我说，“很严重吗？”

他摇了摇头。

“算不了什么。这儿。”他亮出一只手来。勃莱特伸过手去，想把他的手指头掰开。

“啊！”他用英语说，“你会看手相？”

“偶尔看看。你不介意吧？”

“不介意。我喜欢这个。”他把一只手摊开平放在桌子上，“告诉我吧，我会长生不老，还能成为百万富翁呢。”

他依然非常斯文，但是他更加自信了。“瞧，”他说，“从手相上看，我命里有牛吗？”

他嘿嘿一笑。他的手非常秀气，手腕也很细。

“有成千上万头牛呢。”勃莱特说。她这时一点儿也不烦躁不安了。她的模样看上去很可爱。

“好，”罗梅罗笑着说，“每头一千杜罗[216]。”他用西班牙语对我说。“再给我算算，我还会有什么。”

“这是一只很有福相的手呢，”勃莱特说，“我看他会长命百岁的。”

“这话要对我说。不要对你的朋友说嘛。”

“我刚才跟他说，你会长命百岁的。”

“这我知道，”罗梅罗说，“我永远不会死的。”

我用手指尖在桌子上轻轻叩了叩[217]。罗梅罗立刻明白我的意思了。他摇了摇头。

“别这样。用不着这样做。那些公牛是我最好的朋友呢。”

我把这话翻译给勃莱特听了。

“你杀害自己的朋友啊？”勃莱特问。

“历来如此，”他用英语说，并爽朗地笑了笑，“这样它们才不会把我杀死啊。”他深情地望着桌子对面坐着的勃莱特。

“你的英语挺好嘛。”

“是啊，”他说，“相当棒呢，只是偶尔说说罢了。但是，这一点我不能让别人知道。一个斗牛士要是说英语，影响会很不好的。”

“为什么？”勃莱特问。

“那样会影响不好。人民不会喜欢讲英语的斗牛士的。目前还不行。”

“为什么不行？”

“人家不喜欢呗。斗牛士不能像那样。”

“斗牛士该像什么样呢？”

他哈哈一笑，把帽子拉下来遮在眼睛上，把叼在嘴边的那支雪茄变换了一个角度，脸上也换了另一副表情。

“像坐在那张桌子边的那帮人。”他说。我朝那边扫了一眼。他把纳西翁那尔[218]的表情模仿得惟妙惟肖。他微微一笑，脸上的表情重归自然。“不行。我必须把英语忘掉。”

“眼前可别忘掉啊。”勃莱特说。

“别忘掉？”

“对。”

“好吧。”

他又哈哈大笑起来。

“我想要一顶像那样的帽子。”勃莱特说。

“好。我给你弄一顶。”

“行。你务必要办成这件事噢。”

“我会的。今儿晚上我就给你弄一顶来。”

我站起来。罗梅罗也跟着站起来。

“坐下吧，”我说，“我得去找找我们那几个朋友，把他们带到这儿来。”

他看了我一眼。这最后的一眼分明是来探问我是否明白的。一切尽在不言中啦。

“坐下吧，”勃莱特对他说，“你一定要教我学西班牙语。”

他坐下来，隔着桌子凝望着她。我走出了咖啡馆。斗牛士那张桌子上的人都以不悦的目光注视着我夺门而去。这滋味一点儿也不好受。二十分钟之后，我回来了，探头朝咖啡馆里面瞅了瞅，勃莱特和佩德罗·罗梅罗已经不见了。咖啡杯和我们的三只空酒杯依然摆在桌上。一名服务生拿着一块抹布走过来，收拾起杯子，擦净了桌面。

第十七章

在米兰酒吧的门外，我找到了比尔、迈克和埃德娜。埃德娜是那位姑娘的名字。

“我们被人家赶出来了。”埃德娜说。

“被警察，”迈克说，“里面有些人看不上我。”

“有四次他们险些跟人家打起来，都是我给挡住的，”埃德娜说，“你得帮帮我呀。”

比尔的脸红了。

“再进去，埃德娜，”他说，“你到里面接着跟迈克跳舞去。”

“昏了头啦，”埃德娜说，“那样只会再闹出一场风波来。”

“这帮该死的比亚里茨猪猡。”比尔说。

“走，”迈克说，“怎么说，这里也是个酒馆呀。他们不可以独霸整个酒馆。”

“我的好迈克，”比尔说，“那帮该死的英国猪猡跑到这儿来，竟敢侮辱迈克，把这好端端的节庆的喜气都给破坏了。”

“他们太不像话了，”迈克说，“我恨英国人。”

“他们不可以这样侮辱迈克，”比尔说，“迈克是个了不得的大好人。他们不可以侮辱迈克。我实在容忍不下去了。谁会在乎他是个倒霉的破产者啊？”他的声音哽住了。

“谁会在乎啊？”迈克说，“我不在乎。杰克也不会在乎的。你呢，你会在乎吗？”

“不会，”埃德娜说，“你是个破产者吗？”

“我当然是个破产者啦。你也不在乎的，对不对，比尔？”

比尔伸出一只胳膊搂着迈克的肩膀。

“我巴不得自己也是个破产者呢。我要让这帮杂种看看我有多厉害。”

“他们只不过是些英国人，”迈克说，“英国人不管说什么都无关紧要。”

“这些龌龊的猪猡，”比尔说，“我去把他们都赶出来。”

“比尔，”埃德娜说，眼睛却望着我，“请你别再进去了，比尔。他们都是些蠢货。”

“就是嘛，”迈克说，“他们都是些蠢货。我早就知道他们的真面目了。”

“他们不可以像那样恶言恶语地中伤迈克。”比尔说。

“你认识他们吗？”我问迈克。

“不认识。我从没见过他们。他们说他们认识我。”

“我没法容忍下去了。”比尔说。

“走吧。我们到‘苏伊佐’那边去吧。”我说。

“他们这伙人是埃德娜的朋友，从比亚里茨来的。”比尔说。

“他们简直就是一帮蠢货。”埃德娜说。

“其中有一个名叫查利·布莱克曼，从芝加哥来的。”比尔说。

“我从来就没有在芝加哥待过。”迈克说。

埃德娜忽然哈哈大笑起来，笑得怎么也止不住。

“带我离开这儿吧，”她说，“你们这帮破产者。”

“到底是怎么吵起来的？”我问埃德娜。我们正穿过广场，朝对面的“苏伊佐”走去。比尔却不见了。

“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我只知道有个人找来了警察，把迈克从里屋给轰出来了。他们当中有几个人在戛纳就认识迈克。迈克到底怎么啦？”

“他很可能欠人家钱了，”我说，“这种事情往往会使人结下冤仇。”

广场上的那两个露天售票亭前有两行人在排队等着买票。他们有的坐在椅子上，有的蹲在地上，身上裹着毯子或报纸。他们在等待着那两个售票窗口在翌日早上打开，好购买看斗牛的票。夜色渐渐清朗起来，月亮也出来了。队伍里有些人在打瞌睡。

在苏伊佐咖啡馆，我们刚刚坐下来，要了一瓶芬达多酒，科恩就走了过来。

“勃莱特在哪儿？”他问。

“我不知道。”

“她刚才是跟你在一起的。”

“她大概上床睡觉去了。”

“她没有。”

“我不知道她在哪儿。”

灯光下，他一脸土黄色。他身板笔直地站立着。

“告诉我，她在哪儿。”

“坐下吧，”我说，“我不知道她在哪儿。”

“你他妈的能不知道！”

“你就收起你那副嘴脸吧。”

“告诉我，勃莱特在哪儿。”

“我不会告诉你一丁点儿消息的。”

“你肯定知道她在哪儿。”

“即使我知道，我也不会告诉你的。”

“哦，你见鬼去吧，科恩，”迈克从桌子那边喊道，“勃莱特已经跟那个斗牛的小哥儿们跑啦。他们正在度蜜月呢。”

“你闭嘴。”

“啊，见鬼去吧！”迈克没精打采地说。

“她真的跟那小子跑了？”科恩转身冲着我问。

“见鬼去吧！”

“她刚才是跟你在一起的。她真的跟那小子跑了？”

“见鬼去吧！”

“我会让你告诉我的，”——他向前迈出了一步——“你这该死的拉皮条的男人。”

我挥拳对准他打去，他一闪身躲开了。我看到他的脸在灯光下左右闪躲着。他一拳击中了我，打得我一屁股坐在人行道上。我正要挣扎着站起来，他又一连击中了我两拳。我仰面朝天倒在一张桌子底下。我竭力想站起来，却感到两条腿不听使唤了。我感到我必须站立起来，并设法还击他。迈克扶着我站起来。有人把一玻璃瓶冷水泼在我脑袋上。迈克用一只胳膊搂着我，我发觉自己不知怎地已经坐在了一张椅子上。迈克在拉扯着我的两只耳朵。

“哇噻，你刚才昏死过去了。”迈克说。

“你他妈的刚才跑哪儿去啦？”

“哦，我就在这儿啊。”

“你不想卷进来，是吧？”

“他把迈克也打倒在地了。”埃德娜说。

“他没把我打昏，”迈克说，“我只是躺在地上一时起不来了。”

“你们过狂欢节是不是每天夜里都发生这种事情啊？”埃德娜问，“难道那位就是科恩先生吗？”

“我没事儿了，”我说，“只是脑袋还有点儿晕乎乎的。”

周围站着好几名服务生和一群围观的人。

“滚开！”[219]迈克说，“滚开。走啊。”

服务生把那些围观的人驱散了。

“刚才那场面真精彩啊，值得一看，”埃德娜说，“他准是个拳击手。”

“他就是拳击手。”

“要是比尔刚才也在这儿就好了，”埃德娜说，“我就想看看比尔也被打翻在地的样子。我一直想看看比尔被人家打翻在地是个什么样儿。他块头那么大。”

“我当时真希望他打倒一名服务生，”迈克说，“然后被逮起来。我就想看到科恩先生被关进大牢里。”

“不好。”我说。

“啊，不，”埃德娜说，“这不是你的本意。”

“我偏偏就是这个意思，”迈克说，“我可不是那种心甘情愿挨人家揍的主儿。我甚至从来都不愿跟人玩游戏呢。”

迈克喝了一口酒。

“我从来不喜欢狩猎，这你知道。随时都会有被马儿撞倒的危险呢。你感觉怎么样啦，杰克？”

“没事儿了。”

“你这人不错，”埃德娜说，“你真是个破产者？”

“我是个彻头彻尾的破产者，”迈克说，“我欠了不知道多少人的钱呢。难道你就不欠人家钱吗？”

“欠人家成吨的钱呢。”

“我欠下的债数都数不清了，”迈克说，“今儿晚上我还向蒙托亚借了一百比塞塔呢。”

“你他妈的这种事也做得出来。”我说。

“我会还的，”迈克说，“我这人向来都是有债必还的。”

“这就是你成了一个破产者的原因吧，对不对？”埃德娜说。

我站起身来。我听他俩在说话，那声音仿佛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眼前的一切似乎就像一出演得很糟糕的舞台剧。

“我要回旅馆去了。”我说。接着，我听到他们议论起我来了。

“他不要紧吧？”埃德娜问。

“我们最好陪他一起走。”

“我没事儿，”我说，“你们不用来。我们回头见。”

我从这家咖啡馆里走了出来。他们依然坐在桌子边。我回头看了看他们以及那几张空无一人的桌子。有一名服务生坐在其中一张桌子旁，两手托着脑袋。

缓步穿过广场返回旅馆的途中，周围的一切景物似乎全都不认识了，似乎全都变了个样儿。仿佛我过去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些树木。仿佛我过去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些旗杆，也没有见过这座剧院的门面。一切似乎都已面目全非了。我感到这情形很像我有一回在城外踢完足球回家时的那种感觉。我当时提着一只手提箱，里面装着我的一些足球用品，当我从城里的火车站走出来，踏上那条大街时，我生活了一辈子的这座城市里的一切在眼前似乎都变得新奇起来，好像全都不认识了一样。有人在用草筢子耙草坪，在马路上焚烧枯叶，我停下脚步，驻足观望了好一阵子。一切都是那样陌生。良久之后，我继续往前走，我的两只脚似乎已经远远离开了我，周围的一切似乎都是那样虚无缥缈，我可以听见自己的脚步声遥遥飘向了远方。我的头部在球赛刚开始时就被人踢了一脚。此时走在这片广场上的感觉就跟那时的感觉一个样。在旅馆里走上楼梯时的感觉也跟那时一个样。爬楼梯费了好大一番工夫，我感觉手里也像提着一只手提箱一样。房间里有灯亮着。比尔走出来，在过道里迎着我。

“喂，”他说，“上去看看科恩吧。他已经陷入困境了，他一直在到处找你呢。”

“让他见鬼去吧。”

“去吧。上去看看他吧。”

我不愿再爬一大截楼梯了。

“你干吗用那种眼光瞅着我？”

“我没在看你呀。上去看看科恩吧。他的状态很不正常。”

“你那会儿也喝醉了吧。”我说。

“我现在还醉着呢，”比尔说，“你还是上去看看科恩吧。他想见你。”

“好吧。”我说。不过是再多爬几阶楼梯的事儿罢了。我继续爬楼梯，提着我那只幻觉中的手提箱。我顺着过道朝科恩的房间走去。房门是关着的，我在门上敲了敲。

“谁呀？”

“巴恩斯。”

“进来吧，杰克。”

我推开门，走进屋内，放下我的手提箱。房间里没开灯。黑暗中，科恩正脸朝下横卧在床上。

“你好，杰克。”

“别叫我杰克。”

我伫立在门边。这情景就和我那次回到家里时的情景一模一样。现在，我迫切需要的是洗一个热水澡。满满一浴缸热水，仰面朝天深深地躺在里面。

“浴室在哪儿？”我问。

科恩在哭泣。他就在那儿，脸朝下趴在床上，正在哭呢。

他穿着一件白色的开领短袖马球衫，就是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当学生时穿的那种。

“对不起，杰克。请你原谅我。”

“原谅你，真见鬼。”

“请你原谅我吧，杰克。”

我什么话也不说。我一动不动地伫立在门边。

“我当时气昏头了。你应该明白是怎么回事儿。”

“嗯，没关系。”

“在勃莱特这件事情上，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你当时骂我是皮条客呢。”

我其实并不在乎。我需要的是洗个热水澡。我需要的是满满一浴缸热水，深深地泡在热腾腾的水里。

“我知道。请你别记恨在心。我一时气昏头了。”

“没关系。”

他还在哭。他的哭腔听上去很是滑稽。他就躺在那边，穿着他那件白色的衬衣躺在黑暗中的床上。他那件马球衫。

“我打算明天早上就走。”

他还在不出声地哭泣着。

“在勃莱特这件事情上，我实在担当不起啦。我经受了百般煎熬啊，杰克。简直就是在活受罪啊。自从我到了这儿跟勃莱特相见以来，她对待我一直就像对待一个毫不相识的陌生人一样。我实在受不了啦。我们在圣塞瓦斯蒂安还同居过呢。我想，这事儿你是知道的。这种事情我再也担当不起啦。”

他躺在那边的床上。

“得啦，”我说，“我要去洗澡了。”

“你曾经是我唯一的朋友，而我对勃莱特竟是那样一往情深。”

“得啦，”我说，“再见吧。”

“我估计一切努力都没什么用了，”他说，“我估计一切努力都彻底没用了。”

“什么？”

“一切都完啦。请你说一声你原谅我了，杰克。”

“当然，”我说，“没关系。”

“我的心情坏透了。我已经经受了这么多的痛苦啦，杰克。如今一切都完啦。一切。”

“得啦，”我说，“再见吧。我得走了。”

他翻了个身，坐在床沿上，然后又站了起来。

“再见吧，杰克，”他说，“请你跟我握握手，行吗？”

“当然行啦。怎么不行呢？”

我们握了握手。黑暗中，我看不大清他的脸。

“好啦，”我说，“明天早晨见吧。”

“明天早晨我就走了。”

“哦，对。”我说。

我走出来。科恩伫立在门口。

“你不要紧吧，杰克？”他问。

“哦，没事儿，”我说，“我还行。”

我找不着浴室了。过了好大一会儿我才找到。浴室里有个很深的石砌浴缸。我拧开水龙头，却没有水流出来。我坐在浴缸边上发愣。当我站起来要走的时候，却发现我已经把鞋子脱掉了。我四处找鞋子，终于找着了，便拎着鞋子下了楼。我摸索着找到自己的房间，走进去，脱掉衣服，爬上了床。

我一觉醒来时，头还很疼，大街上过往的乐队鼓乐喧天。我想起了我曾答应带比尔的朋友埃德娜去看奔牛的，看牛群沿着大街奔向斗牛场的情景。我穿上衣服，走下楼来，站在室外清晨时分的冷空气中。人们纷纷穿过广场，匆匆往斗牛场奔去。广场对面，那两个售票亭前依然排着两行队伍。他们还在等着购买七点钟开始出售的票。我快步穿过马路朝那家咖啡馆走去。服务生告诉我，我那几位朋友已经来过了，又走了。

“他们是几个人？”

“两位先生和一位女士。”

这就没问题了。比尔和迈克跟埃德娜在一起。她昨天夜里还一直在担心他俩会醉得醒不过来呢。这就是她为什么指名道姓一定要我带她去的原因。我喝完咖啡，然后就混在人群里匆匆向斗牛场奔去。这时候，我已经没有那种醉酒之后浑身发软的感觉了。只是头还疼得很厉害。周围的一切看上去都很鲜明，很清晰，城里处处散发着清晨时分的气息。

从城边到斗牛场的那一段路面泥泞不堪。通向斗牛场的那道栅栏一路过去全都站满了人，斗牛场外的所有露天看台上和屋顶上也都密密麻麻的站满了人。我听到了那声信号火箭弹的爆炸声，我知道我已经来不及进入斗牛场去看群牛奔腾、冲进场内时的情景了，所以就连推带搡地从人群中挤到了栅栏边上。我被挤得紧贴着栅栏的木板条。在两道栅栏之间的甬道上，警察正在沿途驱赶着人群。他们或慢步或小跑着进入了斗牛场。随后，人们就开始奔跑起来。有一个醉汉滑了一跤，摔倒在地上。两名警察一把拽起他，把他推到了栅栏边上。这时候，人们加快脚步飞奔起来。人群中响起了震耳的呼喊声，我连忙把脑袋从板条之间的空隙里伸出去，恰好看到牛群刚刚跑出大街，冲进了这条狭长的甬道。牛群奔跑的速度很快，渐渐逼近了前面那群人。就在这时，又一名醉汉从栅栏边上冲了出来，手里挥舞着一件宽大的罩衫。他想拿它当斗篷来逗引那些公牛呢。两名警察迅疾抢上去，一把揪住他的衣领，其中一名当即给了他一警棍，接着就把他拖到栅栏边，让他全身紧贴着栅栏站得笔直，直到最后一批人和最后一批公牛从他面前跑了过去。牛群的前面有那么多的人在奔跑，人群很快就稠密起来，在通过大门进入斗牛场的时候，跑动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而公牛们这时已一路狂奔而来，成群结队，奔腾不息，蹄声隆隆，腰际溅满泥浆，犄角大幅度地左右晃动着，突然，有一头公牛竟发足狂奔起来，冲到了最前面，追上了奔跑着的人群，用犄角抵住了一个人的后背，把他挑在了半空中。当牛角扎进那人身体里的时候，那人的两条胳膊就耷拉在他身子的两边，脑袋向后仰着，公牛把他顶在半空中，旋即又把他摔了下来。那头公牛又选中了跑在前面的另一个人，但是那人立即闪身躲开，钻进人群不见了，那些人在公牛群的追赶下争先恐后地穿过大门，涌进了斗牛场。斗牛场的红色大门随即关上了，斗牛场外看台上的人们在拼命往里挤，发出一片呼喊声，紧接着又是一阵呼喊声。

被公牛挑伤的那个人脸朝下匍匐在被人踩烂了的泥浆里。人们纷纷攀爬着翻过栅栏，我看不见那个人了，因为人群已经稠密地聚集在他周围。斗牛场里传来一阵阵叫喊声。每一阵叫喊都说明有一头公牛闯进了人群。你可以根据叫喊声的强烈程度来判断刚刚发生的事情严重到了什么程度。不一会儿，信号火箭弹升上了半空，它表明菜牛已经将公牛带出斗牛场，进入围栏里了。我离开栅栏，返身朝城里走去。

一回到城里，我就去了那家咖啡馆，想再去喝杯咖啡，吃点儿涂了黄油的吐司面包。服务生们正在忙着清扫店堂、擦净桌子。有一名服务生迎上来，问我想吃点儿什么。

“把公牛赶进牛栏时[220]有没有出什么事儿？”

“我没有看到全过程。有一个人被牛角抵伤了[221]，伤得很重。”

“伤在哪儿？”

“这儿。”我把一只手放在后腰上，另一只手放在胸口上，以此来说明那只犄角好像是从这个部位穿出来的。那名服务生点了点头，用他手中的抹布擦去桌上的面包屑。

“伤得很重，”他说，“完全为了闹着玩儿。完全为了寻欢作乐。”

他走开了，旋即又回来了，拿着两把长柄咖啡壶和牛奶壶。他倒出牛奶和咖啡。牛奶和咖啡从两个很长的壶嘴里射出来，分成两股倒入一只大杯里。那服务生点了点头。

“穿透脊背，伤势很重啊。”他说。他把两只壶放在桌上，在桌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这下被牛角伤得很厉害哩。完全是为了寻开心。仅仅是为了寻开心啊。你对这种事情是怎么看的？”

“我说不准。”

“就是这么回事儿。完全是为了寻开心。寻开心，你懂吧。”

“你不是个斗牛迷吧？”

“我吗？公牛算什么？畜生。不通人性的畜生。”他站起来，把一只手按在我的后腰上。“完全扎透脊背了。这个角伤[222]完全扎透脊背了。就为了寻开心——你懂吧。”

他摇摇头，走开了，带走了咖啡壶。有两个人这时恰好正走过街头。那服务生朝他们高喊了一声。他们都黑沉着脸。其中一个摇了摇头。“死啦！”[223]他吼了一声。

那服务生点了点头。那两个人行色匆匆地继续往前走去。他们像是有要事在身。那名服务生又走到我的桌边。

“你听见没有？死啦！死啦。他死啦。让一只牛角扎穿了他。完全是为了寻得一个早晨的开心。大有安达卢西亚人的风格呢。”[224]

“真遗憾。”

“我真看不懂，”那服务生说，“我真看不懂这种事情有什么好玩儿的。”

当天晚些时候我们就得悉，那个被公牛抵死的人名叫维森特·吉洛尼斯，家就住在塔法雅[225]城郊。第二天，我们就在报纸上看到，他现年28岁，经营着一个农场，有妻子和两个孩子。他结了婚之后，每年还照样赶来参加狂欢节的活动。第二天他妻子就从塔法雅赶来为他守灵了，第三天，人们在圣福明礼拜堂里为他举行了葬礼，随后，他的棺材被运到火车站，抬棺材的人是塔法雅舞蹈饮酒协会的会员们。送葬队伍由鼓手开道，长笛手吹奏哀乐，抬棺材的人后面跟着死者的妻子和他的两个孩子……在他们后面列队行进着的是来自各个城市和地区舞蹈饮酒协会的会员们，如潘普洛纳、埃斯特拉[226]、塔法雅、桑盖撒[227]等，凡是能够在城里过夜的所有会员都赶来参加了葬礼。棺材被抬进了火车的行李车厢，那位寡妇和两个孩子三个人一起乘坐在一节敞篷的三等车厢里。火车猛然颠簸了一下就启动了，接着就平稳地向前飞驰起来，绕着高原的边缘驶下山坡，穿行在一马平川的庄稼地里，一路向塔法雅驶去，地里的庄稼随风摆动着。

害得维森特·吉洛尼斯丢了性命的那头公牛名叫“黑嘴”[228]，是桑切斯·塔凡尔诺公牛饲养场的第一一八号公牛，是当天下午被宰掉的第三头公牛，是由佩德罗·罗梅罗杀死的。在公众的欢呼声中，牛耳朵被当场割下来，赠给了佩德罗·罗梅罗，罗梅罗又把它转送给了勃莱特，勃莱特把那只牛耳朵包裹在一块手帕里，那块手帕原本是我的，后来，回到潘普洛纳的蒙托亚旅馆里时，她就把这两样东西，牛耳朵和手帕，连同一大堆穆拉蒂牌香烟[229]的烟头，统统放在一起，胡乱塞在她床边那只床头柜抽屉的最里面。

我回到旅馆时，那位值夜人正坐在大门内侧的长条凳上。他整夜值守在那儿，已经十分困倦了。我一进门，他就站立起来。有三名女服务生和我同时进门的。她们在斗牛场看完早晨的那种盛大场面之后回来了。她们嘻嘻哈哈地走上楼去。我跟在她们后面上了楼，走进自己的房间。我脱掉鞋子，上床躺下。通向阳台的窗户是敞开着的，阳光照得屋里亮堂堂的。我并不觉得困。我上床的时候，时间想必已经是三点半了，可是乐队在六点钟就把我吵醒了。我的下巴左右两侧都疼得很厉害。我用大拇指和其余几根手指头来回摸了摸疼痛的地方。这该死的科恩。他第一次受了侮辱当即就该动手打人，然后就一走了之才对。他那么深信不疑地认为勃莱特是爱他的。他想坚持下去，以为真正的爱情会征服一切呢。有人来敲门了。

“请进。”

进来的是比尔和迈克。他们在我床边坐下来。

“把公牛赶进牛栏，那场面了不得，”比尔说，“那场面了不得啊。”

“我说，你是不是没去啊？”迈克问，“按铃叫人送些啤酒来吧，比尔。”

“多么刺激的早晨啊！”比尔说。他胡乱抹了一把自己的脸。“我的上帝！多么刺激的早晨啊。可是，我们的杰克老弟却躺在这里。杰克老弟，整个儿一个活的练拳沙袋呀。”

“场子里的情况怎么样？”

“仁慈的上帝啊！”比尔说，“情况怎么样啊，迈克？”

“那些公牛冲进了场子里，”迈克说，“那些人就在公牛的前面奔跑着，有一个哥儿们绊了一跤，接着就倒下了一大片。”

“接着，那些公牛全都冲进了场子里，直接从他们身上踩踏过去的。”比尔说。

“我听见他们的尖叫声了。”

“那是埃德娜在尖叫。”比尔说。

“人群里不断有哥儿们蹿出来，挥舞着他们的衬衫。”

“有一头公牛沿着看台前的围栏一路奔跑着，见人就挑。”

“大约有二十来个哥儿们被送到医院去了。”迈克说。

“多么刺激的早晨啊！”比尔说，“那些该死的警察不停地抓人，把那些想冲上去在牛角下找死的哥儿们一个个全逮走了。”

“到最后，那些菜牛终于把公牛领进牛栏了。”

“这种场面持续了大约一个钟头呢。”

“实际上只有一刻钟左右吧。”迈克反驳说。

“啊，见你的鬼去吧，”比尔说，“你那时跟人家打架去了。我认为有两个半钟头呢。”

“啤酒怎么还没来呀？”迈克问。

“你们两位是怎么照顾那个可爱的埃德娜的？”

“我们刚刚把她送回家。她已经上床了。”

“她喜欢看这种场面吗？”

“非常喜欢。我们对她说，跟这一模一样的场面天天早晨都有。”

“给她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迈克说。

“她还怂恿我们也下到斗牛场里去呢，”比尔说，“她喜欢玩儿刺激的。”

“我说，那样会对我的债主们很不利的。”迈克说。

“多么刺激的早晨啊，”比尔说，“夜里也很刺激呢！”

“你那下巴怎么样啦，杰克？”迈克问。

“痛着呢。”我说。

比尔哈哈大笑起来。

“你干吗不抡起一把椅子去揍他呢？”

“你就会动嘴皮子，”迈克说，“你要是在场的话，他也会把你打得晕死过去的。我根本就没有看清他是怎么击中我的。我现在才想起来，我当时看见他冲到我面前了，紧接着，突然之间，我就一屁股坐在大街上了，杰克就躺在一张桌子底下了。”

“他后来去哪儿啦？”我问。

“瞧，她来了，”迈克说，“那位漂亮的小姐送啤酒来啦。”

那名女服务生把托盘放在桌上，托盘上放着几瓶啤酒和几只玻璃酒杯。

“再去拿三瓶来。”迈克说。

“科恩揍了我之后到哪儿去啦？”

“这事儿难道你不知道？”迈克正在开一瓶啤酒。他拿起一只玻璃杯，把杯口凑近酒瓶，往杯子里倒啤酒。

“真的不知道吗？”比尔问。

“哎呀，他找到这家旅馆来了，找到了勃莱特和那个斗牛的小哥儿们，他俩正在那斗牛士的房间里呢，随后，他就对那可怜的、该死的斗牛士滥下杀手了。”

“不会吧。”

“真的。”

“多么刺激的一夜啊！”比尔说。

“他差点儿没宰了那可怜的、该死的斗牛士。科恩就想带着勃莱特远走高飞呢。我猜想，他大概想赶紧跟她结婚来帮她遮羞，免得她万一怀了孕而引起丑闻来吧。那情景真他妈的动人啊。”

他灌了一大口啤酒。

“他是头蠢驴。”

“后来呢？”

“勃莱特把他痛骂了一顿。她狠狠训斥了他一通。我认为她当时还是相当沉得住气的。”

“我敢断言，她当时表现得很出色。”比尔说。

“接着，科恩就情不自禁地痛哭起来，主动要跟那斗牛的家伙握手言和呢。他还想跟勃莱特握手呢。”

“我知道。他还跟我握了手呢。”

“是吗？唉，他们根本就没有一丝要跟他握手的意思。那斗牛的小子表现得相当不错。他什么话也不说，但是他每次都爬起身来，接着又被打倒在地。科恩就是没法把他打晕。那情形一定非常好玩。”

“这么详细的经过，你是从哪儿打听来的？”

“勃莱特说的。我今天早晨看见她了。”

“最后是怎么收场的？”

“那斗牛的小子当时好像就坐在床上。他已经被击倒大约十五次了，但他还是不肯罢休，还要再打下去。勃莱特按住了他，不让他再站起来。他很虚弱，可是勃莱特竟按不住他，他又站了起来。这时候，科恩说，他懒得再揍他了。说他没法再揍下去了。说他再这样揍下去就会惹出大麻烦来了。所以，那斗牛的小哥儿们就脚步踉跄、摇摇晃晃地向他走去。科恩退让着靠在墙上。”

“‘这么说，你不想再揍我啦？’”

“‘对，’科恩说，‘我不好意思再揍你了。’”

“于是，那斗牛的小子就使足全身力气照着科恩的脸狠狠揍了一拳，然后就一屁股坐在地上。勃莱特说，他已经爬不起来了。科恩想上去搀他起来，扶他到床上去。他说，要是科恩来扶他，他就会杀了他，还说，如果科恩今天早上不滚出这座城市，他就会想尽一切办法置他于死地。科恩哭了，勃莱特又教训了他一通，可他还想跟他们握手。这一节我刚才已经告诉过你了。”

“把剩下的都讲出来嘛。”比尔说。

“好像那斗牛的小哥儿们一直就坐在地板上。他在养精蓄锐呢，等蓄足了力气再站起来揍科恩。勃莱特根本就没有要跟科恩握手的意思，而科恩则一直在哭，一边哭，一边向她诉说着，说他是多么地爱她，可她却告诉他，叫他不要痴心妄想，做一头十足的蠢驴。于是，科恩就俯下身去要跟那斗牛的小子握手。你知道，那是没有歹意的。完全是为了祈求宽恕。可那斗牛的小子又是狠狠一拳打在他脸上。”

“那小子倒是个好样儿的。”比尔说。

“他把科恩彻底打垮了，”迈克说，“你知道，我认为科恩从此再也不想到处随意动手打人啦。”

“你什么时候看见勃莱特的？”

“今天早上。她回自己房间来取些东西的。她正在照顾罗梅罗那小子呢。”

他又倒空了一瓶啤酒。

“勃莱特感到非常痛心。但是她特喜欢照顾人。这正是我们当初渐渐搞到一块儿的原因。她悉心照顾过我。”

“我知道。”我说。

“我已经喝得相当醉啦，”迈克说，“我觉得我应当一直保持着这种相当醉的状态。这件事说起来特别可笑，但是叫人不太愉快。我觉得不太愉快。”

他喝光了啤酒。

“你知道，我把勃莱特臭骂了一顿。我说，如果她老是跟犹太人和斗牛士这号人招摇过市，她准会遇到麻烦的。”他探过身来，“我说，杰克，你介不介意我把你那瓶也喝了？她会给你再送一瓶来的。”

“请吧，”我说，“反正我也没打算喝。”

迈克立即动手开那瓶酒。“还是劳驾你来把它打开吧，行吗？”我一使劲儿，拧开了带着一根拉环的瓶盖，给他倒上了酒。

“你知道，”迈克接着说，“想当初，勃莱特这人还是相当不错的。她向来就相当好。因为跟犹太人、斗牛士以及诸如此类的人来往的事儿，我曾经给过她一顿极其严厉的臭骂，可是，你知道她是怎么说的：‘是啊。我傍上了那位英国贵族，度过了一段幸福得要命的生活呢！’”

他喝了一口酒。

“这话说得相当好哇。阿什莱，就是给她带来贵族头衔那个家伙，是个航海家。第九代从男爵。他每次回到家里，都不肯睡在床上。总是逼着勃莱特睡在地板上。最后，他竟然变得丧心病狂了，经常在她面前扬言说他要杀死她。睡觉时总是带着一支子弹上了膛的军用左轮手枪。勃莱特常常在他睡着了之后偷偷把子弹取出来。她，勃莱特，并没有过上那种幸福美满的生活。也真他妈的遗憾啊。她就是这样享受人生的快乐的。”

他站立起来。他的手在瑟瑟发抖。

“我要回房间去了。尽量睡一会儿吧。”

他微微一笑。

“在这喧闹不已的狂欢活动中，我们闹腾得太久啦，已经有好长时间没睡过觉了。我打算从现在开始，要好好睡它个够。最他妈的叫人难受的事情就是睡不着觉。弄得人格外神经紧张。”

“我们中午在伊鲁涅咖啡馆再见吧。”比尔说。

迈克走出房门。我们听得见他在隔壁房间里的动静。

他按了铃。那名女服务生来到他门前，敲了敲他的房门。

“送半打啤酒和一瓶芬达多酒来。”迈克在吩咐她。

“是，少爷。”[230]

“我要去睡觉了，”比尔说，“可怜的迈克老兄啊。昨天夜里，为了他的事儿，我跟人家大闹了一场呢。”

“在什么地方？在那家米兰酒吧吗？”

“对。那里有个家伙曾经在戛纳帮勃莱特和迈克还过一次债，就那么一次。那家伙真他妈的卑劣。”

“这件事情的原委我知道。”

“我并不知情啊。但是谁也没有权利像那样恶言恶语地中伤迈克。”

“这正是世风日下的原因所在。”

“他们不该享有任何胡作非为的权利。但愿他们千万别他妈的拥有任何权利。我要去睡觉了。”

“斗牛场里出人命了吗？”

“我看没有。只有受了重伤的。”

“斗牛场外的甬道上有个人被牛挑死了。”

“是吗？”比尔说。

第十八章

中午时分，我们都到了那家咖啡馆。咖啡馆里挤满了人。我们吃着小虾，喝着啤酒。整个城市都挤满了人。大街小巷全都挤得满满当当。从比亚里茨和圣塞瓦斯蒂安开来的大型汽车源源不断驶进城来，停在广场的四周围。一辆辆大型汽车把人们运进城来观看斗牛。那些观光汽车也到了。有一辆观光汽车里坐着二十五名英国妇女。她们坐在那辆豪华型的白色汽车里，用望远镜观赏着这狂欢节的风光。那些跳舞的人全都喝得酩酊大醉了。这就是狂欢节最后一天的景象。

狂欢节的氛围就是人如潮涌，到处都挤得水泄不通，但是那些大型汽车和旅游观光汽车旁边依然聚集着犹如一座座小孤岛般的观光客。等到汽车空了，那些观光客就会融入人群之中。你便再也见不着他们了，只有在咖啡馆的桌子边，在密密麻麻的穿着黑色罩衫的农民中间，你才能见到他们那格外显眼的运动服。狂欢节的洪流甚至淹没了那帮从比亚里茨来的英国人，因此，如果你从某一张桌子旁边走过去，要是不靠得很近，你就看不到他们。大街上始终鼓乐喧天。鼓声隆隆不绝，笛声高亢激越。在咖啡馆里，人们要么双手抓着桌子，要么互相搂着肩膀，都在直着嗓门放声歌唱。

“瞧，勃莱特来了。”比尔说。

我抬眼望去，见她正穿过广场上的人群朝这边走来，她迈着轻盈的步子，高高地昂着头，仿佛这狂欢节的庆祝活动是为了向她表示敬意才举行的，而她却觉得这一切既很惬意，又很好笑。

“你们好啊，哥儿们！”她说，“我说，渴死我啦。”

“再来一大杯啤酒。”比尔对服务生说。

“还要虾吗？”

“科恩走了吗？”勃莱特问。

“走啦，”比尔说，“他雇了一辆出租汽车。”

啤酒上来了。勃莱特伸手去端那只大玻璃酒杯，她那只手在颤抖着。她发觉自己的手在颤抖，便微微笑了笑，然后俯身向前喝了一大口。

“好酒啊。”

“非常好的啤酒呢。”我说。我心里正在为迈克感到惴惴不安。我认为他根本就没有睡过觉。他肯定一直在闷头喝酒，不过，看他那样子似乎还能把持住自己。

“我听说科恩把你打伤啦，杰克。”勃莱特说。

“没有。把我打昏过去了。仅此而已。”

“我说，他真动手把佩德罗·罗梅罗打伤了，”勃莱特说，“他真把他打伤了，伤得还不轻呢。”

“他现在怎么样啦？”

“他会好起来的。他不愿走出那个房间。”

“他看上去状况很不好吗？”

“非常不好。他真的伤得很重。我对他说，我想快去快回，来看看你们哥儿几个。”

“他还打算上场吗？”

“当然啦。我想跟你一起去，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你那位男朋友怎么样啦？”迈克问。勃莱特刚刚说的那番话，他压根儿就没听见。

“勃莱特搞上了一名斗牛士，”他说，“她还有一个名叫科恩的犹太人呢，没想到他后来表现得太糟糕了。”

勃莱特站起身来。

“我不想再听你说这种蠢话了，迈克尔。”

“你男朋友怎么样啦？”

“好得很，”勃莱特说，“今天下午好好看看他的表现吧。”

“勃莱特搞上了一名斗牛士，”迈克说，“一个模样英俊的、该死的斗牛士。”

“劳驾你陪我走回去，行吗？我有话要对你说，杰克。”

“把你那位斗牛士的事儿全告诉他吧，”迈克说，“啊，让你那斗牛士见鬼去吧！”他把桌子一掀，于是，满桌的啤酒杯、啤酒瓶、那碟小虾全都被掀翻在地上，稀里哗啦摔了个粉碎。

“走吧，”勃莱特说，“我们离开这种地方。”

挤进人群中穿过广场时，我说：“情况怎么样？”

“午饭后到他上场之前，我不打算见他。他的扈从们要到房间来给他着装。他说，他们见了我会非常生气的。”

勃莱特春风满面。她很开心。太阳出来了，这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

“我觉得自己完全变了，”勃莱特说，“你想象不到啊，杰克。”

“你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

“什么也没有，就想叫你陪我看斗牛。”

“我们到吃午饭的时候再跟你碰头吗？”

“不。我跟他在一起吃。”

我们此时已站在旅馆门前的拱廊下。他们正在往外搬桌子，把桌子铺设好，摆放在拱廊下面。

“想不想拐个弯儿到那边的公园里去走走？”勃莱特问，“我暂时还不想上楼。我估计他还在睡觉。”

我们沿着拱廊一路走过去，经过那家剧院，出了广场，穿过集市上临时搭建起来的那些简易棚屋，夹在拥挤不堪的人流中走在两排售货亭之间。我们走上了一条通向萨拉萨特步行街的小街。我们可以看到人们正成群结队地在那条步行街上散步，穿着入时的男男女女全在那儿。他们在绕着公园北边那一带散步。

“我们就不到那边去了，”勃莱特说，“我眼下还不想让人盯着看。”

我们在阳光下站着。雨过天晴、海上来的云团消散之后，天气虽然很热，但很宜人。

“我希望风势能有所减弱，”勃莱特说，“刮风对他很不利。”

“我也这样希望。”

“他说那些公牛都不错。”

“都是好牛。”

“那就是圣福明礼拜堂吗？”

勃莱特打量着那座小教堂的黄颜色的墙。

“是的。星期天的游行就是从那儿出发的。”

“我们进去看看吧。你不介意吧？我很想为他做个祷告什么的。”

我们走进一扇包着皮革的门，那扇门虽然很厚实，但开起来却非常轻巧。小教堂里光线很暗。有许多人在做祷告。你要等眼睛慢慢适应了那晦暗的光线，才能看得清他们。我们跪在一个长条木凳前。过了一会儿，我发觉勃莱特在我身边挺直了身躯，只见她正两眼直勾勾地凝视着前方。

“走吧，”她用低沉的嗓音悄声说，“我们赶紧出去吧。这地方让我心里直发慌。”

到了外面，在烈日当空、阳光普照的大街上，勃莱特抬头凝望着随风摇曳的树梢。看来祈祷没起到多大作用。

“我真不明白我在教堂里为什么总是这么紧张不安，”勃莱特说，“祈祷对我从来就起不到任何作用。”

我们沿着大街一路走下去。

“是我不好，跟宗教氛围太他妈的格格不入了，”勃莱特说，“我这张脸天生就长得不对头。”

“你知道，”勃莱特说，“我根本不为他担心。我只是为他感到幸福。”

“好。”

“不管怎么说，我盼望风会刮得小一点儿。”

“风势往往会在五点钟左右减弱的。”

“让我们抱着这样的希望吧。”

“你可以祈祷呀。”我笑着说。

“祈祷对我根本就无济于事。我祈祷的无论什么事情，从来就没有得到过应验。你得到过吗？”

“哦，得到过的。”

“啊，瞎说，”勃莱特说，“祈祷对某些人来说也许灵验，不过，看你这副样子好像并不怎么虔诚嘛，杰克。”

“我很虔诚的。”

“啊，瞎说，”勃莱特说，“你今天就别动脑筋来劝诱人家信教啦。今天这个日子看来是够倒霉的。”

自从她上次和科恩一起私奔以来到现在，我还是头一次看到她又像过去那种快快乐乐、无忧无虑呢。我们返身回到旅馆的门前。此时，所有的餐桌都已摆放好了，有几张桌子已经有人在坐着吃饭了。

“请你务必看好迈克，”勃莱特说，“别让他太放肆了。”

“你的朋友们已经上楼了。”那位德国籍的大堂领班[231]用英语说。他是个一贯喜欢偷听别人说话的家伙。勃莱特转身对他说：

“谢谢你，太谢谢了。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没有了，夫人。”

“好。”勃莱特说。

“给我们留一张可以坐三个人的桌子。”我对那德国人说。他那张贼眉鼠眼、白里透红的脸上绽出了一丝笑容。

“夫人要在这里用餐吗？”

“不。”勃莱特说。

“那么，我认为，一张双人餐桌就足够了。”

“别跟他啰嗦，”勃莱特说，“迈克的心情肯定不会好。”她在楼梯口说。在上楼的时候，我们迎面碰到了蒙托亚。他躬身致意，但脸上没有一丝笑意。

“我们咖啡馆里再见吧，”勃莱特说，“谢谢你，非常感谢，杰克。”

我们已经走到我们的房间所在的那层楼。她顺着过道径直走进了罗梅罗的房间。她没有敲门，直截了当地推开房门，走了进去，然后又随手关上了门。

我站在迈克的房门前，敲了敲门。毫无反应。我扭了扭门把手，门开了。房间里一片狼藉。所有旅行包全都敞开着，衣服扔得到处都是。床边全是空酒瓶。迈克躺在床上，他那张脸活像他死后翻制的石膏面膜。他睁开眼睛朝我看了看。

“你好，杰克，”他有气无力慢吞吞地说，“我想睡一小……小会儿觉。有好长时间了，我总想……想睡一小……小会儿觉。”

“我给你盖上被子吧。”

“不用。我觉得很热。”

“你别走。我还没……没……睡……睡着过呢。”

“你会睡着的，迈克。别发愁啦，伙计。”

“勃莱特搞上了一个斗牛……士，”迈克说，“可是，她那个犹太人却一走了之了。”

他扭过头来望着我。

“天大的好事情啊，是吧？”

“是的。现在你赶快睡觉吧，迈克。你该好好睡一会儿啦。”

“我这就……就……睡。我是想……想睡一小……小会儿觉的。”

他闭上了眼睛。我走出房间，轻轻带上了门。比尔在我的房间里看报。

“看见迈克没有？”

“看见了。”

“我们去吃饭吧。”

“有那个德国大堂领班在，我就不想在楼下吃了。我扶迈克上楼的时候，他那副酸溜溜的样子简直他妈的讨厌极了。”

“他对我们也是那副前倨后恭的样子。”

“我们到外边去吃，进城吃去。”

我们走下楼来。在楼梯口，我们跟一名正往楼上去的女服务生擦身而过，她端着一个蒙着餐巾的托盘。

“瞧，勃莱特的午餐来了。”比尔说。

“还有那小子的。”我说。

到了外面，在拱廊下的露台上，那名德国大堂领班迎上前来。他那红扑扑的两颊神采奕奕的。他此时显得挺客气。

“我已经为你们两位先生预留了一张双人餐桌。”他说。

“留给你自己坐去吧。”比尔说。我们理也不理径直走了出去，奔向了马路的对面。

我们在远离广场的一条小巷子里找了一家餐馆吃饭。这家餐馆里的食客清一色的全都是男人。屋子里烟雾弥漫，所有的人都在开怀畅饮，引吭高歌。饭菜很好，酒也很好。我们很少说话。饭后，我们去了那家咖啡馆，在那儿观看狂欢节达到沸腾的高潮时的情景。勃莱特吃完午饭后很快就来了。她说她刚刚顺路去迈克的房间里看了一下，他已经睡着了。

当狂欢活动达到沸腾的高潮并转向斗牛场的时候，我们随着人流涌向了那里。勃莱特坐在斗牛场的最前排，坐在比尔和我两人当中。我们的正下方便是那条甬道[232]，就是位于看台和环绕着斗牛场的红色围栏之间的那条狭窄的甬道。在我们身后，一层层混凝土看台上早已密密麻麻坐满了人。在我们正前方，在红色围栏的另一侧，斗牛场中的沙土地已被碾压得平平整整，黄灿灿的。因为下了雨，场地看上去有点儿泥泞，不过太阳一晒就干爽了，显得既坚实，又平整。负责帮斗牛士持剑的助手们和斗牛场的勤杂工们顺着甬道鱼贯走进场内，肩上扛着柳条筐，柳条筐里装着斗牛时用的斗篷和穆莱塔[233]。斗篷和穆莱塔上全都血迹斑斑，叠得板板整整，一层层地放在柳条筐里。负责持剑的助手们打开了一个个沉甸甸的皮剑鞘，把剑鞘倚在栅栏边，那些裹着一束束红布的剑柄赫然在目。他们抖开一块块沾满黑色血污的红色法兰绒穆莱塔，装上短杖，把这套东西撑开来，并预留出可让斗牛士用手握住的地方。勃莱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一切。她被这套具有专业技术特色的细节深深吸引住了。

“那些斗篷和穆莱塔上全都印着他的名字呢，”她说，“他们为什么把这些东西叫做穆莱塔呢？”

“我也说不清。”

“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把这套东西拿去洗一洗。”

“我看是从来不洗的。洗了可能会褪色吧。”

“血迹会让这些东西变得硬邦邦的。”比尔说。

“真奇怪，”勃莱特说，“人们怎么会对血迹毫不在意呢。”

在看台下方那条狭窄的专用通道上，负责帮斗牛士持剑的那些助手们已将一切准备工作安排就绪了。看台上所有的座位都已坐满了人。看台上方，所有的包厢里也都坐满了人。全场没有一个空座，唯有主席[234]的包厢里还空着。等主席一入席，斗牛赛就开始了。在斗牛场平平整整的沙土地的对面，在高大的通向牛栏的门洞里，斗牛士们已经站在那儿了，他们把胳膊裹在斗篷里，一边聊着天，一边等待着列队进场的信号。勃莱特举起望远镜仔细眺望着他们。

“给，你想看看吗？”

我透过目镜望去，看见了那三位斗牛士。罗梅罗居中，贝尔蒙蒂[235]在他的左侧，马西亚尔在他的右侧。站在他们身后的是他们的随从，在那些手持彩色短镖的助手的身后，在后边的甬道和牛栏之间的空地上，我看到了那些手执长矛骑在马上的斗牛士的副手们。罗梅罗穿着一件黑色的斗牛服。他的三角帽扣得很低，遮在他眼睛的上沿。我看不清他掩在帽子下面的脸庞，但是看得出他的脸伤得不轻。他两眼笔直地望着前方。马西亚尔把一支香烟捏在手心里，在小心翼翼地抽着。贝尔蒙蒂两眼直视着前方，他的面孔毫无血色，蜡黄蜡黄的，长长的狼下巴向外翘着。他目光茫然，对一切都熟视无睹。无论是他，还是罗梅罗，似乎都跟别的人毫无共同之处。他们茕茕孑立，超然绝俗。主席入场了；我们上方的大看台上传来了鼓掌声，我把望远镜递给了勃莱特。全场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开始奏乐了。勃莱特透过目镜仔细观望着。

“给你，把望远镜拿去吧。”她说。

透过目镜，我看到贝尔蒙蒂在跟罗梅罗说话。马西亚尔挺直身躯，扔掉了香烟，接着，这三位斗牛士全都直视着前方，头向后昂着，整齐地甩动着他们空闲着的那只手臂，开始登场了。紧跟在他们身后的是整个队列，进场后立即向两边展开，全体迈着正步，所有的斗篷都是卷起来的，每个人都整齐地摆动着空闲着的那只手臂，他们的后面是骑在马上手执刺牛长矛的副斗牛士，那阵势犹如倒提着长矛的轻骑兵。最后压阵的是两列骡子和斗牛场的勤杂工们。斗牛士们用手按着头上的帽子，在主席的包厢前鞠躬致意，然后就朝我们下方的围栏走来。佩德罗·罗梅罗脱下他那件沉甸甸的织有金线浮花的织锦斗篷[236]，把它交给了站在栅栏这边的他的一名助手。他对那名助手说了几句话。因为离得很近，就在我们正下方，我们看见罗梅罗的嘴唇是肿胀着的，两只眼睛都是乌青的。他的脸上也有几处乌青，肿得老高。那名助手接过斗篷，抬头看了看勃莱特，然后走到我们跟前，把斗篷递了上来。

“把它展开，放在你的面前吧。”我说。

勃莱特向前探过身去。斗篷用金线绣成，沉重而挺括。那名助手回头看了看，摇了摇头，嘴里说了句什么。坐在我旁边的一个男人朝勃莱特侧过身来。

“他不要你展开斗篷，”他说，“你应当把它叠好，放在你的膝头上。”

勃莱特叠起沉甸甸的斗篷。

罗梅罗没有抬头看我们。他在跟贝尔蒙蒂说话。贝尔蒙蒂已经将他的礼仪斗篷送给了他的几个朋友。他抬头朝他们望去，微微笑了笑，他笑起来也像狼，只是张张嘴，脸上是没有笑意的。罗梅罗趴在栅栏上要水罐。那名助手递上了水罐，罗梅罗将水浇在他斗牛时用的斗篷的高密度精纺棉布上，然后用穿着平底鞋的脚在沙土地上来回践踏着斗篷的下摆。

“那是在干什么？”勃莱特问。

“给它增加分量，免得被风吹得飘起来。”

“他脸色很不好啊。”比尔说。

“他的自我感觉也非常不好，”勃莱特说，“他应当卧床休息才是。”

第一头公牛该由贝尔蒙蒂来对付。贝尔蒙蒂固然非常出色，但是，由于他每次的出场费高达三万比塞塔之多，而人们通宵达旦地排着长队以求购得一票，目的就是为了来看他，因此，观众理所当然地要求他有更加出色的表现。贝尔蒙蒂的一大看点就是他始终力求与公牛靠得很近。在斗牛中，人们有所谓的“公牛地带”和“斗牛士地带”这一说。斗牛士只要处在他自己的地带里，他就相对比较安全。每当他进入了公牛的地带，他就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了。贝尔蒙蒂，在他最辉煌的岁月里，总是在公牛地带里表演的。这样，他就给人一种即将发生悲剧的强烈效应。人们来看斗牛就是为了来看贝尔蒙蒂，就是为了来领受那种具有悲剧色彩的强烈效应，甚或是为了亲眼目睹贝尔蒙蒂之死。十五年前曾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如果你想看贝尔蒙蒂，那你就得赶紧去，趁他现在还活着。从那时起，他已经杀死了一千多头公牛。他退隐之后[237]，人们把他传得神乎其神，说他的斗牛技艺是如何如何的了得，他后来重返斗牛场时，公众大失所望，因为没有一个凡人能够做到像传说中的贝尔蒙蒂那样离公牛贴得那么近，毫无疑问，即使是贝尔蒙蒂本人也做不到。

此外，贝尔蒙蒂还提出了种种过分的条件，并且坚决要求公牛的个头不能太大，牛角长得也不能有太大的危险性，这样一来，引发悲剧性的轰动效应所必须具备的因素也就不复存在了，而公众呢，他们却要求已是疾病缠身、长了瘘管的贝尔蒙蒂做到他过去所能够做到的三倍，现在就不免感到有些受骗上当了，于是，贝尔蒙蒂的下巴在屈辱中就撅得更高了，脸色也变得更加蜡黄，由于疼痛加剧，在场上的动作更是举步维艰，最后，观众愤然以行动来反对他，而他则干脆采取了全然蔑视和漠然置之的态度。他本来以为今天下午会是他大显身手的好时光，没想到迎来的却是整整一个下午的讥笑和高声辱骂，最后，坐垫、面包片、瓜果蔬菜，如同枪林弹雨般一齐向他飞来，落在他身上，落在他当年曾在这里取得过莫大胜利的场子里。他的下巴只是撅得更高了些。有时候，当观众的叫骂声特别不堪入耳时，他就转过身来，拉长下巴，龇牙咧嘴地报以一笑，然而每一个动作所带来的痛苦却变得愈加剧烈了，到最后，他那发黄的脸就变成了羊皮纸的颜色，等他杀死了第二头公牛，而观众席上的面包和坐垫也扔完了之后，他便撅起狼下巴带着他惯常的微笑和鄙视的目光去向主席行礼，把他的剑递过围栏，让人擦干净，放回剑鞘，然后就走进了甬道，倚在我们座位下方的栅栏上，脑袋埋在臂弯里，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听，只顾忍受着痛苦的折磨。最后，他抬起头来，要了点儿水。他咽了几口，漱了漱嘴，吐掉水，拿起他的斗篷，又返身走进了斗牛场。

观众因为反对贝尔蒙蒂，所以就转而拥戴罗梅罗了。从他离开看台前的围栏走向那头公牛的那个时刻起，观众就在为他热烈鼓掌。贝尔蒙蒂也在密切注视着罗梅罗，表面上装着不看，其实一直在看。他并没有把马西亚尔放在心上。马西亚尔这种人的本事他是了如指掌的。他重返斗牛场的目的就是为了跟马西亚尔一比高低，满以为这是一场胜券在握的比赛。他企望能跟马西亚尔以及在斗牛史上的这一衰落时期[238]里脱颖而出的其他斗牛明星们比一比，况且他也知道，他唯有在斗牛场里亮相，在衰落时期的斗牛士们的那套虚张声势、华而不实的花架子的衬托下，他对斗牛事业的那颗赤诚之心才能彰显出来。想不到他这次退隐后重返斗牛场的举动被罗梅罗给破坏了。罗梅罗总是干得那么得心应手、泰然自若、动作优美，而他，贝尔蒙蒂，如今也只偶尔才能使自己做到这一点。场上的观众感觉到了，甚至从比亚里茨来的那些美国人也感觉到了，最后连那位美国大使也看出来了。这场竞赛贝尔蒙蒂真不愿参加，因为结果只能落得个被牛角挑成重伤或者当场死去的下场。贝尔蒙蒂已经不再精力充沛了。他在斗牛场上叱咤风云的辉煌时刻已经不会再有了。他不敢相信自己是否还能再创什么辉煌。时过境迁，如今生命也只能偶尔闪现出如昙花一现般的风采了。他还有几分昔日斗牛时的风采，不过已经毫无价值，因为当他走出汽车，倚在栅栏上，审视着他的一位饲养公牛的朋友的牧场上的牛群，从中挑选了几头不会有什么风险的公牛时，他事先就已经使自己的风采打了个折扣。他挑选的是两头体形不大、犄角也不太大、比较容易对付的公牛，因此，当他感到豪气重现时，那不过是依然残存在他身上的一点儿豪气罢了，因为他一直在饱受着病痛缠身的折磨，就这么一丁点儿豪气也还是事先已经打了折扣才出盘的，所以，这点儿豪气并没有给他带来一丝美好的感觉。这的确是他当年的那种豪气，但是再也不能使斗牛在他身上重现光彩了。

佩德罗·罗梅罗的身上却具有这种凛然的豪气。他热爱斗牛，我甚至觉得他热爱那些公牛，我甚至还觉得他在热恋着勃莱特。那天的整个下午，他把斗牛表演中凡是他能够控制住地点的每一个招式全都控制在勃莱特座位的前面。他一次也没有抬头看她。他这样做所传达出的情感就更加强烈，他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她，也是为了他自己。因为他没有抬头用目光去探询对方是否满意，而是在内心里把全副精力放在他自己的斗牛表演上，这就增强了他的信心，然而他这样做也是为了她。但是他并没有为了她而损害自己的形象。那天的整个下午，他因此而占了上风。

他的第一次“相当惊险的招式”就是在我们座位的正下方完成的。每当那头公牛向手执长矛骑在马上的那位副斗牛士发起冲击后，三位斗牛士就轮番上去逗引那头公牛。贝尔蒙蒂排在第一位。马西亚尔排在第二位。最后才轮到罗梅罗。他们三人都站在马的左侧。那位副斗牛士，帽子压在眼眉上，手提那杆刺牛的长矛直指那头公牛，用靴刺踢着胯下的马儿，夹紧马儿的两肋，左手提着缰绳，策马向前直逼那头公牛。公牛盯着看。表面上它似乎在盯着那匹白马，但实际上它在盯着那杆刺牛长矛的三角形钢尖。罗梅罗注视着，发现那公牛有想掉头的架势。它看来并不想发起冲击。罗梅罗迅速抖动他的斗篷，斗篷的红色吸引了公牛的视线。公牛出于条件反射猛冲过来，再一冲，结果发现它面前并不是红色的斗篷在闪耀，而是一匹白马，还有一个人从马背上远远探过身来，将那杆山胡桃木长矛的钢尖飞快地扎进了公牛肩胛部位那团隆起的肌肉里，然后再以刺牛长矛为枢轴，调转他胯下的马儿朝斜刺里横冲过去，划开了一处伤口，再使劲儿将钢尖深深刺进公牛的肩胛，使公牛流出血来，为贝尔蒙蒂再上场做好准备。

那公牛在钢尖下没有坚持抵上去。它其实并不真想攻击那匹马儿。它转过身去，和骑在马上的副斗牛士断然分开了，罗梅罗赶上前去，用他的斗篷把公牛逗引开。他动作轻柔、得心应手地把牛引开，然后就停下了脚步，坚毅果敢地伫立在那公牛的面前，向牛伸出斗篷。公牛竖起尾巴猛冲过来，罗梅罗在公牛面前挥动手臂，旋转着身躯，脚跟站得很稳。潮湿的、因沾满泥沙而加重了分量的斗篷以强劲的节奏哗地一声张开，犹如鼓足了风的满帆，罗梅罗就当着那公牛的面擎着斗篷就地转动着身躯。这个回合刚一结束，他们又面对面地站住了。罗梅罗微微一笑。那公牛又想上来较量一番，于是罗梅罗的斗篷再次迎风张开，这一次是朝着另一个方向的。他每次都让那公牛贴得很近地与他擦身而过，以至于人、牛和那鼓足了风在公牛面前旋转着的斗篷完全融为一体，宛如一幅轮廓鲜明的群像。那幅画面中的所有动作都是那么舒缓，拿捏得恰到好处，仿佛他是在轻轻摇动着那头公牛，哄着它入睡似的。他就像这样把这一整套动作[239]做了四遍，最后再加上一遍，只做了一半，让自己的后背朝着那公牛，迎着热烈的掌声走去，一只手按着臀部，斗篷挽在胳膊上，那公牛瞅着他渐去的背影。

在对付他自己的那两头公牛时，他表现得完美无缺。他的第一头公牛视力不佳。用斗篷逗引它两个回合下来之后，罗梅罗便已十分清楚它的视力损伤到了什么程度。他随即根据这一点作了相应的调整。这场斗牛并不特别精彩。只不过是一场美轮美奂的表演而已。观众要求换一头公牛。他们大吵大嚷起来。和这么一头看不清诱导物的公牛斗，是斗不出什么名堂来的。但是主席不让换。

“他们为什么不让换呢？”勃莱特问。

“他们在它身上花了钱呢。他们不愿白白丢了这笔钱。”

“这样做对罗梅罗未免也太不公平了吧。”

“你注意看他是怎么对付一头看不清颜色的公牛的。”

“这种事情我不爱看。”

如果你对正在斗牛的人儿或多或少有些放心不下的话，看斗牛就没有什么乐趣可言了。碰上这么一头既看不清斗篷的颜色，也看不清猩红法兰绒穆莱塔的公牛，罗梅罗只好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来同这头公牛周旋了。他不得不靠得那么近，使公牛看清他的身躯，让它朝自己扑过来，然后才把公牛的攻击目标引向那块法兰绒穆莱塔，以传统的方式结束了这一回合。从比亚里茨来的那帮观众不喜欢这种方式。他们以为罗梅罗害怕了，所以他才会朝旁边躲开一小步，把公牛的每次冲击从他自己的身躯引向那块法兰绒红布的。他们宁愿看贝尔蒙蒂模仿他自己从前的架势，或者看马西亚尔模仿贝尔蒙蒂的架势。在我们身后的那排座位上就坐着这样三位来自比亚里茨的人。

“他为什么怕这头公牛呢？这头公牛笨得只能跟在那块布后面瞎转悠嘛。”

“他只不过是个年幼无知的斗牛士。斗牛的本事还没有学到家呢。”

“我倒觉得他先前耍斗篷的那一手还是挺中看的。”

“没准他现在感到紧张了。”

在斗牛场的正中央，罗梅罗，只身一人，还在表演着同样那套动作，他靠得那么近，让那公牛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他，他主动将身躯迎上去，接着又向前靠近了一点儿，那头公牛还是在呆呆地望着，等到距离近得使那公牛认为可以撞倒他了，他又再次将身子凑了上去，终于引得那公牛直冲过来，就在这一瞬间，在牛角快要顶到他的时候，他把那块红布轻轻地、几乎不被人察觉地朝公牛抖了抖，那公牛就随着红布跟了过去，这个动作又激起了比亚里茨来的那帮斗牛行家们的一阵吹毛求疵的非难。

“他就要下杀手了，”我对勃莱特说，“那头公牛力气还很足。它不想把劲儿都使光呢。”

在斗牛场的正中央，罗梅罗侧身站定、面对着公牛了，他从穆莱塔的褶皱里抽出利剑，踮起脚尖，目光顺着剑锋向前瞄准着。就在罗梅罗纵身挺剑向牛刺去的当儿，那公牛也同时发足朝他猛冲过来。罗梅罗左手向下一压，将穆莱塔罩在公牛的口鼻部位，蒙住了它的眼睛，他左肩一晃，身子插进公牛的两只犄角之间，与此同时，那柄利剑也刺进了公牛的身躯，在那极短暂的一瞬间，他和那公牛融为一体了，罗梅罗高踞在公牛的正上方，右臂暴伸之处，那柄利剑尽数没入公牛的肩胛之间，直至剑柄。定格霎时解体，人与牛分开了。罗梅罗身形微微一晃，闪避开去，随即站定身子，一手举起，面对着公牛，他的衬衣袖子从腋下被撕裂开来，白色的布片儿随风飘忽着，而那公牛呢，红色的剑柄牢牢插在它的肩胛之间，它脑袋低垂下来，四腿也在往下沉。

“瞧，它就要倒下来了。”比尔说。

罗梅罗就近在咫尺，所以那公牛看得见他。他那只手依旧高举着，他在对牛说话呢。那公牛浑身猛然震颤了一下，然后脑袋向前一冲，身子慢慢歪斜过去，接着突然一个趔趄，然后就四蹄朝天，倒翻在地。

他们把那柄利剑递给了罗梅罗，他一手倒提着那柄剑，一手拿着穆莱塔，径直走到主席的包厢前，向他鞠躬致意，然后直起身来，走向看台前的围栏边，把剑和穆莱塔递了过去。

“这头牛真不中用。”那名助手说。

“它弄得我出了一身汗。”罗梅罗说。他擦去脸上的汗水。助手把水罐递给了他。罗梅罗抹了一下嘴唇。从水罐里喝了口水之后，他感到嘴唇很疼。他没有抬头朝我们这边看。

马西亚尔这天大获成功。直到罗梅罗的最后那头公牛上场了，观众还在对他热烈鼓掌。就是这头公牛，在早晨牛群狂奔的时候突然蹿出来抵死了一个人。

在罗梅罗与他的第一头公牛展开较量的过程中，他那被打伤了的脸庞显得非常惹眼。他所做的每一个动作都使他脸上的伤痕显露出来。在他集中全部精力与这头视力不佳的公牛十分棘手地周旋时，他脸上的伤痕也暴露无遗了。跟科恩打的这一仗并没有挫伤到他的锐气，但是却毁了他的面容，伤了他的身体。他现在正在把这一切影响消除干净。等到这第二头公牛上场时，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在消除一分这种影响。这是一头很出色的公牛，一头身躯庞大的公牛，尤其那两只犄角十分了得，它的转身和轮番攻击都很敏捷、很矫健。它正是罗梅罗所向往的那种公牛。

当他完成了全套动作，亮起穆莱塔，准备屠牛的时候，观众要求他把这套动作接着再表演一番。他们还不想让这头公牛就这样被杀死，他们还不想让这场斗牛就此结束。罗梅罗继续表演了。那情景就好比在上一堂斗牛课。他把每一个回合都串并在一起，做得十分完整，十分认真，庄重而又洗练，一气呵成。不耍花招，不故弄玄虚。没有任何草率的动作。每一个回合在达到最高潮时，都会使你突然涌起一阵揪心般的紧张感。观众巴不得这场斗牛永远不要结束。

公牛叉开四条腿直立在场中等待被杀，于是，罗梅罗就在我们座位的正下方完成了刺杀。他杀死这头公牛的方式并不像他杀死上一头公牛那样是出于无可奈何，而是按照他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的。他侧身站定，直接面对着公牛，从穆莱塔的褶皱里抽出利剑，目光顺着剑锋瞄准过去。公牛紧盯着他。罗梅罗对那公牛说着话，把一只脚在地上轻轻一跺。公牛猛冲过来，罗梅罗正迎候着它这一冲呢，他放低穆莱塔，目光顺着剑锋瞄准过去，两脚稳如磐石。紧接着，没有向前挪动一步，他就和那公牛合二为一了，那柄利剑已经刺进了公牛高高隆起的肩胛之间，公牛刚才还在跟踪着那块在低位舞动着的法兰绒红布，随着罗梅罗闪身朝左侧一让，收起穆莱塔，这场斗牛就结束了。那公牛还想往前冲，但是它的四腿已开始发软，身躯左右摇晃着，愣怔了片刻，然后就膝盖瘫软下来，跪倒在地上，罗梅罗的哥哥立即从公牛的后面俯身向前，将一把短刀插进了公牛犄角跟下的脖颈里。第一次他失手了。他再次把短刀捅了进去，公牛随即跌翻在地，抽搐了几下就僵住不动了。罗梅罗的哥哥一手握着牛的犄角，一手握着那把短刀，抬起头朝主席的包厢望去。斗牛场里到处都在挥动着手帕。主席从包厢里俯身往下看，也在挥舞着他的手帕。那位做哥哥的从死牛身上割下了那只带有豁口的黑色耳朵，提着它快步朝罗梅罗走去。那头笨重的黑色公牛躺在沙地上，舌头吐了出来。孩子们从场子里的四面八方向那公牛跑去，在牛的周围站成了一个小圈子。他们围着公牛开始跳起舞来。

罗梅罗从他哥哥手里接过牛耳朵，朝着主席高高举起。主席躬身向他致意，罗梅罗立即赶在人群的前面朝我们跑来。他倚着看台前的围栏，探身向上把牛耳朵递给了勃莱特。他颔首微笑着。场子里的那些人全都簇拥着他。勃莱特把斗篷向下递来。

“你喜欢吗？”罗梅罗喊了一声。

勃莱特什么也没说。他们相视一笑。勃莱特手里拿着那只牛耳朵。

“别弄得到处是血噢。”罗梅罗笑嘻嘻地说。场子里的那群人跃跃欲试地想拽住他。有几个男孩子在朝勃莱特大声叫嚷着。那群人里有男孩子，有在翩翩起舞的人，也有醉汉。罗梅罗转过身去，试图冲出人群。人们把他团团围住，试图把他举起来，扛在他们的肩膀上。他拼命抵挡着想挣脱出来，在人群中左冲右突，然后撒开腿朝出口处跑去。他不愿意让人扛在肩膀上。但是人们抓住了他，把他举了起来。那个姿势很不舒服，他两腿叉开着，遍体疼痛。众人扛着他，簇拥着朝大门口跑去。他把一只手搭在一个人的肩膀上。他回过头来深表歉意地朝我们瞅了一眼。那群人扛着他奔跑着出了大门。

我们三个人一起走回旅馆。勃莱特径直上楼去了。比尔和我坐在楼下的餐厅里，我们吃了几只煮得很老的鸡蛋，喝了几瓶啤酒。贝尔蒙蒂已经换上了他日常外出时穿的衣服，跟他的经理人以及另外两名汉子一同从楼上走下来。他们坐在与我们相邻的那张桌子上吃饭。贝尔蒙蒂吃得非常少。他们打算搭乘七点钟那趟火车去巴塞罗那[240]。贝尔蒙蒂穿着一件蓝色的条纹衬衫和一套深色的西装，吃的是溏心鸡蛋。其他几个人则吃得很丰盛。贝尔蒙蒂不大说话。他只回答别人的问话。

比尔看完这场斗牛后感觉很疲惫。我也觉得很累。我们俩看斗牛一向都非常认真。我们坐在那儿吃着鸡蛋，我同时也在留心观察着贝尔蒙蒂以及跟他同桌吃饭的那几个人。他身边的那几个人全都一脸凶相、不苟言笑的样子。

“走吧，到那边的那家咖啡馆去吧，”比尔说，“我想去喝杯苦艾酒。”

这是狂欢节期的最后一天。外面的天色又开始阴沉下来。广场上人山人海，焰火专家们正在忙着准备夜里用的焰火装置，并用山毛榉树枝把它们全都盖上。孩子们凑在一旁看热闹。我们从几个用长竹竿搭成的焰火发射架旁边走了过去。咖啡馆外面早已聚集了一大群人。音乐声依旧不绝于耳，歌舞仍在继续进行。巨人和侏儒们仍在招摇过市。

“埃德娜去哪儿啦？”我问比尔。

“我不知道啊。”

我们注视着狂欢节期这最后这一夜黄昏时分的渐渐来临。苦艾酒使得眼前的一切显得更加美好起来。我用滴杯不加糖就直接喝着[241]，酒的味道苦得很爽口。

“我真替科恩这人感到难过，”比尔说，“他这段日子过得很不舒心啊。”

“咳，让科恩见鬼去吧。”我说。

“你估计他去了哪儿？”

“北上，去巴黎了。”

“你估计他会去干什么呢？”

“咳，让他见鬼去吧。”

“你估计他会去干什么呢？”

“也许找他过去的情人重温旧梦去了。”

“谁是他过去的情人？”

“一个名叫弗朗西丝的女人。”

我们又要了一杯苦艾酒。

“你什么时候回去？”

“明天。”

过了一会儿，比尔说：“嗯，今年的狂欢节真够精彩的。”

“是啊，”我说，“一刻也没闲着。”

“你简直不敢相信。就像是做了一场妙不可言的噩梦似的。”

“那还用说，”我说，“我这人是什么都信的。包括噩梦。”

“怎么啦？心情不好？”

“心情坏透啦。”

“再来一杯苦艾酒吧。喂，服务生！给这位先生再来一杯苦艾酒。”

“我感到难受极了。”

“把这杯酒喝了吧，”比尔说，“悠着点喝。”

天色渐渐暗下来。狂欢活动仍在继续。我开始有了些醉意，可是我的心情却不见有任何好转。

“你感觉怎么样啦？”

“糟透了。”

“再来一杯吗？”

“再来一杯也无济于事。”

“试试看呗。你也说不准的，也许这一杯正好就管用呢。嗨，服务生！给这位先生再来一杯苦艾酒。”

我不是把酒慢慢滴在杯中，而是把水直接倒在酒里搅拌起来。比尔往酒中放了一大块冰块。我用一把勺子在这浅褐色的浑浊的混合物里搅动着那块冰。

“味道怎么样？”

“很好。”

“别喝得那么快嘛。喝得太快你就要呕吐了。”

我放下酒杯。我本来就没有打算喝得那么快。

“我感觉已经喝醉了。”

“你这样喝哪有不醉的。”

“你是成心要把我灌醉吧，是不是？”

“是啊。一醉方休嘛。化解你那该死的抑郁症嘛。”

“得啦，我已经醉了。你不就是想让我醉吗？”

“坐下。”

“我不想坐了，”我说，“我要回旅馆去了。”

我醉得很厉害。我醉得比以往哪一次都厉害。到了旅馆，我走上楼去。勃莱特的房门是开着的。我把脑袋探进门里。迈克正坐在床上。他举着一只酒瓶子朝我晃了晃。

“杰克，”他说，“进来呀，杰克。”

我进屋坐下。要是不盯着某个固定的地方看，我就感到整个房间都在东倒西歪。

“勃莱特，你知道。她跟那个斗牛的小哥儿们私奔啦。”

“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她刚才到处在找你，想跟你告辞呢。他们乘七点钟那趟火车走的。”

“他们真走啦？”

“这事儿干得也太不像话啦，”迈克说，“她不该这么干啊。”

“喝一杯么？等一等，让我揿铃叫人送些啤酒来。”

“我已经喝醉啦，”我说，“我想进屋去躺下了。”

“你已经醉得睁不开眼了吗？本人早就醉得睁不开眼睛啦。”

“是的，”我说，“我已经醉得睁不开眼了。”

“好吧，那就算了，”迈克说，“去睡一会儿吧，杰克老兄。”

我走出房门，走进我自己的房间，在床上躺下。床像一叶扁舟在飘飘荡荡地驶向远方，我赶紧在床上坐起来，两眼盯着那堵墙，想止住这种感觉。外面的广场上，狂欢节的庆祝活动仍在进行。那一切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后来，比尔和迈克来到我的房间，想叫我下楼和他们一块儿吃饭去。我假装睡着了。

“他睡着了。还是别打扰他为好。”

“他已经醉得一塌糊涂啦。”迈克说。他们走了出去。

我起了床，走到阳台上，眺望着在广场上仍在翩翩起舞的人们。那种天旋地转的感觉已经没有了。一切都变得非常清晰、明亮，只是边缘还有点儿模糊不清。我洗了脸，梳了梳头发。我照了照镜子，居然连自己都不认识了，然后就下楼去了餐厅。

“瞧，他来了！”比尔说，“好哇，杰克老弟！我就知道，你还不至于醉得起不了床。”

“你好啊，你这个老酒鬼。”迈克说。

“我肚子一饿就醒过来了。”

“喝点儿汤吧。”比尔说。

我们三个人坐在桌子边，感觉就像一下子少了六个人似的。

第三部

第十九章

清晨时分，一切都过去了。狂欢节已宣告结束了。我一觉醒来已是大约九点钟，我洗好澡，穿上衣服，走下楼来。广场上空荡荡的，大街小巷不见一个行人。有几个小孩子在广场上捡焰火杆儿。咖啡馆刚刚开门，服务生们正忙着把一张张舒适的白色柳条椅子搬到拱廊下的阴凉处，摆放在那些大理石台面的桌子周围。有人在清扫马路，拖着水龙头沿街洒水。

我坐在一张柳条椅子里，仰靠着椅背，觉得很舒坦。服务生并没有忙不迭地迎上来。写在白纸上、预告释放公牛出笼细节的那些通告和大张大张的加班火车运行时刻表依然贴在拱廊的柱子上。有一名系着蓝色围裙的服务生走出来，拎着一桶水，拿着一块抹布，开始揭下那些告示，把纸片一条条地撕下来，再用水擦洗掉黏在石柱上的纸头。狂欢节已经结束了。

我喝了一杯咖啡，过了一会儿，比尔来了。我注视着他穿过广场朝这边走来。他在桌子边坐下，要了一杯咖啡。

“嗯，”他说，“一切都结束啦。”

“是啊，”我说，“你什么时候走？”

“我还说不准。依我看，我们最好去弄一辆汽车。你不打算回巴黎去吗？”

“是的。我可以在这儿再待上一个星期。我觉得我应当到圣塞瓦斯蒂安去一趟。”

“我想回去了。”

“迈克有什么打算？”

“他打算去圣让—德吕兹[242]。”

“我们去弄一辆汽车，大伙儿一起赶到巴荣纳再分手吧。你今天晚上就可以从那儿上火车继续北上。”

“好。我们吃好午饭后就出发。”

“行。我去雇车。”

我们吃完午饭，结了账。蒙托亚根本就没有到我们这边来。账单是一名女服务生送来的。汽车已经等在门外。司机把旅行包堆放在车顶上，用皮带扎好，把其余的行李放在车前座他自己的身边，我们随后上了车。汽车开出广场，穿过几条小巷，行驶在蔚然成行的大树下，然后驶下山坡，离开了潘普洛纳。这段路程似乎并不算特别长。迈克带来了一瓶芬达多酒。我只喝了两三口。我们翻过几座山岭，出了西班牙国境，沿着白色的公路向前驶去，穿行在绿叶如盖、湿润、葱郁的巴斯克地区，最后开进了巴荣纳。我们把比尔的行李寄存在火车站，他买好了去巴黎的车票。他乘坐的那趟列车当晚七点十分开。我们走出了车站。我们雇来的那辆汽车仍旧停在车站的大门外。

“我们怎么处理这辆车呢？”比尔问。

“啊，这辆车倒真成了累赘了，”迈克说，“我们不如就留下这辆车吧。”

“行，”比尔说，“我们去哪儿呢？”

“我们到比亚里茨去喝一杯吧。”

“迈克老兄真是个挥金如土的人啊。”比尔说。

我们驶进比亚里茨城里，把车停在一家非常豪华的里茨饭店的大门外。我们走进酒吧间，坐在吧台前的高脚凳上喝了一杯威士忌加苏打水。

“这杯酒算我的。”迈克说。

“我们还是掷骰子来决定吧。”

于是，我们用一个很深的皮制的骰子筒来掷扑克骰子。第一轮比尔赢了。迈克输给了我，就把一张面额为一百法郎的钞票递给了那名酒吧服务生。威士忌每杯十二法郎。我们又轮流掷了一回骰子，迈克又输了。他每次给那名服务生的小费都很丰厚。吧台旁边的一个房间里有一支挺不错的爵士乐队在演奏。这是一家令人愉快的酒吧。我们又赌了一轮。我第一个出手，掷出了四张老K，因而就稳操胜券了。比尔和迈克对掷。迈克第一次就掷出了四个J而赢了这一轮。比尔赢了第二轮。在决定胜负的最后一轮里，迈克掷出了三个老K，然后就保持着这个成绩不想再掷了。他把骰子筒递给了比尔。比尔把骰子筒摇得哗哗直响，一下子掷出了三个老K、一个A、一个Q。

“这次就由你来买单啦，迈克，”比尔说，“迈克老兄，你可真是个赌棍啊。”

“很抱歉，”迈克说，“我没法再玩下去啦。”

“怎么啦？”

“我没钱了，”迈克说，“我一分钱也没有啦。我只剩下二十法郎了。给你，把这二十法郎拿去吧。”

比尔的脸色有点儿变了。

“我的钱刚好仅够付给蒙托亚。也算运气好，当时身上还有这笔钱。”

“开张支票，我兑给你现钱。”比尔说。

“那就太谢谢你啦，不过你也明白，我不能开支票了。”

“那你打算用什么办法来解决钱的问题呢？”

“哦，有一笔款子就要到了。我有两个星期的生活费该汇到这边来。在圣让—德吕兹那家酒店，我可以赊账。”

“你说说看，这辆汽车该怎么办？”比尔问我，“还想留着继续使吗？”

“怎么都可以。看来确实有点儿弱智了。”

“来吧，我们再来喝一杯吧。”迈克说。

“好哇。这杯我来买单，”比尔说，“勃莱特身边有钱吗？”他转身对迈克说。

“照我看，她身边不一定有钱。我付给蒙托亚老兄的钱几乎全是她拿出来的。”

“她手头居然会一点儿钱也没有？”我问。

“照我看，她手头大概没什么钱吧。她每年有五百英镑的收入，但是其中有三百五十英镑得作为利息费付给那些犹太人呢。”

“我估计他们是直接从中扣除的。”比尔说。

“你说的一点儿没错。实际上他们并不是犹太人。我们只是这样称呼他们。他们是苏格兰人，据我所知。”

“她手头当真一点儿钱也没有吗？”我问。

“我想，可以这样说吧。她走的时候把她身边的钱统统都给了我。”

“罢了，”比尔说，“我们不妨再喝它一杯吧。”

“这主意太好啦，”迈克说，“空谈钱财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那当然。”比尔说。比尔和我又掷了两轮骰子。比尔输了，便由他掏了腰包。我们出来朝那辆汽车走去。

“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去的地方啊，迈克？”比尔问。

“我们随便兜兜风吧。没准还能提高我的信贷能力呢。我们就在附近这一带随便兜兜吧。”

“好哇。我想到海边去看看。我们干脆照直开到昂代去吧。”

“在沿海这一带我就没有什么信贷能力可言啦。”

“这也很难说。”比尔说。

我们顺着滨海公路向前驶去。沿途风光旖旎，田间畦头的空地上绿草如茵，白墙红瓦的乡间别墅交相辉映，一片片树林疏密有致，正值落潮时的大海蔚蓝蔚蓝的，海水依偎在远处的海滩边缘。我们驶过了圣让—德吕兹，穿行在一座座村落之间，沿着海岸线一路向南驶去。我们行驶在起伏不平的原野之中，回头望去，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从潘普洛纳过来时越过的那些崇山峻岭。公路继续向前延伸。比尔看了看手表。我们该往回走了。他敲了敲车窗玻璃，吩咐司机调转车头往回开。司机打倒车退到路边的草地上，调过车头。我们后面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下方是一片如茵的草甸，再过去就是大海了。

在圣让—德吕兹，我们把车停在迈克准备下榻的那家旅馆的门前，他下了车。司机把他的旅行包送进了旅馆。迈克伫立在车子的一侧。

“再见啦，哥儿们，”迈克说，“这个狂欢节过得真他妈的愉快呀。”

“再见吧，迈克。”比尔说。

“我们很快就能见面的。”我说。

“别惦记着钱，”迈克说，“你把车钱付了，杰克，我的那份我会寄给你的。”

“再见啦，迈克。”

“再见，哥儿们。你们可真他妈的够朋友啊。”

我们一一同他握手。我们在车子里向迈克挥手告别。他伫立在大路上目送着我们。我们赶到巴荣纳时，火车就要开了。一名行李工从行李寄存处取来了比尔的旅行包。我一直把他送到车站内通向铁轨的检票口。

“再见啦，老伙计。”比尔说。

“再见，老弟！”

“这个狂欢节过得真痛快。我这次玩儿得真痛快。”

“你会在巴黎待些时日吗？”

“不。我十七号就得上船啦。再见吧，老伙计！”

“再见，老弟！”

他穿过检票口朝列车走去。那名行李工提着他的旅行包走在他前面。我注视着列车缓缓驶出站台。比尔站在一个车窗口。车窗一闪而过，整列火车开走了，铁轨上空荡荡的。我返身走出车站，奔向那辆汽车。

“我们该付给你多少钱？”我问司机。我们当初就已谈妥，到巴荣纳的价钱是一百五十比塞塔。

“两百比塞塔。”

“要是你在回去的路上顺便捎我去圣塞瓦斯蒂安，还要加多少钱？”

“五十比塞塔。”

“别蒙我。”

“三十五比塞塔。”

“这个价钱太贵啦，”我说，“送我去帕尼尔·弗洛里旅馆吧。”

到了旅馆门口，我付了司机车钱，并给了他一笔小费。车身灰扑扑的布满了尘土。我擦去钓竿袋上的尘土。这尘土看来是联结我和西班牙及其狂欢节的最后一样东西了。司机发动起车子，沿着大街绝尘而去。我目送车子拐了个弯，驶上了那条通向西班牙的公路。我走进旅馆，他们给我开了一个房间。还是原来那个房间，当初比尔、科恩和我来巴荣纳的时候，我就是睡在这个房间里的。这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洗漱一番，换了一件衬衣，就走出旅馆进城去了。

在一家书报亭里，我买了一份纽约的《先驱报》，坐在一家咖啡馆里看起来。重返法国使人感到很生疏。这里有一种宛如置身于郊区的安全感。要是我当时和比尔一起北上去了巴黎，那该多好啊，可惜巴黎意味着更多的寻欢作乐。我暂且对声色犬马已无兴趣。圣塞瓦斯蒂安应当很清静。那里的旅游旺季要到八月份才正式开始。我可以在旅馆开一个好房间，看看书，游游泳。那边有一处景色宜人的海滩。沿着海滩上面的海滨大道一带有许多非常好看的树木，在旅游旺季到来之前，有许多孩子在保姆的陪同下在那儿嬉戏玩耍。到了晚间，马里纳斯咖啡馆[243]对面的树林里常有乐队在那儿举行音乐会。我可以坐在马里纳斯咖啡馆里听听音乐。

“那里面的饭菜口味怎么样？”我问服务生。这家咖啡馆里面有一个餐厅。

“很好。非常好。饭菜的口味非常好。”

“好。”

我走进餐厅去吃晚饭。就法国来说，这顿饭算得上一顿很丰盛的大餐了，但是吃过西班牙的饭菜之后，就觉得这里的菜肴仿佛是经过非常精心的搭配而成的。我喝了一瓶葡萄酒解闷儿。这是一瓶出自玛尔戈庄园[244]的上等葡萄酒。不急不忙地喝着，细细地品味着，独斟独饮着，真可谓其乐无穷啊。一瓶美酒抵得上一群好友呢。这瓶酒喝完之后，我要了一杯咖啡。服务生向我推荐了一种叫做“伊扎拉”的巴斯克地区出产的利口酒。他拿来了一瓶，斟了满满一杯这种利口酒。他说“伊扎拉”酒是用比利牛斯山上的鲜花酿造的。是名副其实的比利牛斯山上的鲜花呢。这种酒看上去像生发油，闻起来像意大利的斯特雷加甜酒[245]。我让他把这比利牛斯山上的鲜花拿走，给我来一杯陈酿烧酒[246]。这种陈酿烧酒口味很好。喝完咖啡之后，我又要了一杯这种陈酿烧酒。

在比利牛斯山上的鲜花这件事情上，我好像有点儿把这位服务生给得罪了，所以我就多给了他一点儿小费。这使他很高兴。处在一个用如此简单的办法就能让人高兴起来的国度里，倒也不失为一件令人挺快慰的事儿。在西班牙，你根本就没法预料一名服务生是否会对你心存感激。在法国，一切都是以这种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为基础的。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是再简单不过的事儿了。谁也不会为了任何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来跟你交朋友，从而把许多事情弄得很复杂。如果你想让人家喜欢你，你只要略微破费一点儿就行了。我花了一点儿小钱，这位服务生就喜欢我了。他很欣赏我这种可贵的品质。他会高高兴兴地欢迎我再来的。有朝一日，我要是再来这儿用餐，他就会欢迎我，要我坐到由他负责伺候的餐桌上去。这种喜欢是真诚的，因为有坚实的基础嘛。我确实回到法国了。

第二天早晨，为了交更多的朋友，我给旅馆的每一个服务生都多付了一点儿小费，然后就动身去赶早晨那趟火车前往圣塞瓦斯蒂安了。在火车站，我付给那位行李工的小费并没有超过我该付的数目，因为我并不指望以后还会再见到他。我只希望在巴荣纳有几个法国好朋友，万一我下次再去那儿的时候，好让他们能够欢迎我。我知道，只要他们能记得我，他们的友谊就会很忠诚。

在伊伦[247]，我们得换火车，并出示护照。我真不愿离开法国。在法国，生活是多么地简单啊。我觉得我这样兴冲冲地要再到西班牙去简直就是个大傻瓜。在西班牙，不管什么事情你都捉摸不透。我觉得自己就像个傻瓜一样，竟然还想再到西班牙去，然而我还是拿着我的护照排在队伍里，为海关官员打开我的旅行包，买了一张车票，通过检票口，爬上了火车，走了四十分钟、穿过八条隧道之后，我来到圣塞瓦斯蒂安了。

即便在大热天，圣塞瓦斯蒂安也具有一定的清晨时分的气息。树上的绿叶似乎永远露水未干。街头巷尾给人的感觉就像刚刚洒过水一样。在最炎热的日子里，总归也有几条街道很阴凉。我径直去了城里我过去曾经小住过一段时日的那家旅馆，他们给我开了一间带阳台的房间，阳台上视线很开阔，可以俯瞰城里的屋顶。越过屋顶可以看到远方翠绿的群山。

我打开旅行包，把我随身带来的书籍堆放在靠近床头的那张桌子上，取出我的剃须用具，把几件衣服挂在大衣橱里，把要洗的衣服打了个包。收拾好之后，我在浴室里冲了个淋浴，然后下楼去吃午饭。西班牙还没有改为夏令时间，因此我来早了。我重新设置了手表。来到圣塞瓦斯蒂安，我找回了一个小时呢。

我走进餐厅的时候，看门人拿出了一张警察局发的表格给我，要我填写。我签好名之后，向他要了两张电报稿纸，写了一份发给蒙托亚旅馆的电文，请他们把我的所有信件和电报转到我现在这个住处来。我计算了一下我将在圣塞瓦斯蒂安住多少天，然后拟出了一份发给编辑部的电文，请他们保管好我的邮件，但是六天之内的所有电报都要给我转到圣塞瓦斯蒂安来。拟好这两份电文后，我走进餐厅去吃午饭。

午饭后，我上楼来到自己的房间，看了一会儿书，然后睡了一觉。等我一觉醒来，时间已经是四点半了。我找出我的游泳衣，连同一把梳子一起裹在一条毛巾里，然后下了楼，沿着大街朝孔查湾走去。海潮这时差不多刚退了一半。海滩平坦而坚实，沙粒黄灿灿的。我走进浴场的更衣室，脱掉衣服，换上游泳衣，走过平坦的沙滩到了海边。赤着脚踩在沙滩上，感到热乎乎的。海水里和海滩上都有不少人。远远望去，孔查湾两边的岬角几乎相连，因而形成了这个海湾，岬角外是一层层白花花的细浪和开阔的海面。尽管此时正在退潮，海面上还是有一些姗姗而来的浪头。这些浪头起初翻卷而来时很像汹涌起伏的波涛，水势越来越大，掀起层层浪头，到后来就变成了平稳的细浪冲刷在温暖的沙滩上。我涉水向海里走去。海水很凉。当一个浪头打过来时，我乘势潜入水中，然后从水底泅出，在水面上游着，这时寒气全消了。我游向远处的木筏，撑起身子爬了上去，躺在滚烫的木板上。木筏的另一头有一对男女青年。那姑娘解开了她的游泳衣的背带，正趴在那儿让她的脊背享受日光浴，小伙子脸朝下卧在木筏上和她说着话儿。他不知说了句什么，引得她咯咯地笑起来，然后朝着太阳转过她那晒黑了的脊背。我躺在木筏上晒太阳，直到全身都晒干了。然后，我跳了几次水。有一次，我潜得很深，一直向海底游去。我在水中睁开眼睛游着，周围全是绿莹莹、黑魆魆的。木筏在海底投下一片幽影。我在木筏旁边钻出水面，爬上木筏，然后憋足气，又一次跳入水中，潜泳了很长一段距离，然后向岸边游去。我躺在沙滩上，直到把全身晒干，这才起来走进浴场的更衣室，脱掉游泳衣，用淡水冲去身上的泥沙，擦干身子。

我在树荫下顺着港湾朝卡西诺娱乐场走去，从那儿拐上一条阴凉的街道，慢步走向马里纳斯咖啡馆。咖啡馆里有一支管弦乐队正在演奏，天很热，我坐在外面的露台上享受着沁人心脾的凉意，喝了一杯加刨冰的柠檬汁，然后又喝了一大杯加苏打水的威士忌。我在马里纳斯咖啡馆门前的露台上久久地坐着，一会儿看看书，一会儿瞅瞅过往的行人，听听音乐。

后来，当天色渐渐暗下来时，我顺着港湾溜达了一圈，然后沿着海滨大道漫步向前走去，最后再返身走回旅馆去吃晚饭。当地有一场自行车拉力赛正在进行，是“环绕巴斯克地区”的自行车比赛，赛手们当晚都在圣塞瓦斯蒂安过夜。在餐厅里，在靠内的一侧，有一张长条桌边坐满了那些自行车赛手，他们正和他们的教练以及经纪人坐在一起吃饭。他们全都是法国人和比利时人，正在专心致志地享用着他们的饭菜，不过，他们看上去都挺开心的。坐在长条桌上首的是两个年轻貌美的法国姑娘，富有巴黎蒙马特郊区街所特有的风韵。我弄不清她们是谁的女朋友。他们那张长条桌上的人彼此在交谈时用的全都是俚语，许多笑话都很隐晦，只有他们自己能听得懂，坐在长条桌另一头的人讲了一些笑话，当两位姑娘也要听听他们在说什么时，他们却不肯再重复了。自行车拉力赛将于次日凌晨五点钟继续进行，跑完从圣塞瓦斯蒂安到毕尔巴鄂[248]的最后一段路程。这些自行车赛手们喝了大量的葡萄酒，皮肤被太阳烤灼得黑黝黝的。他们唯有在彼此之间才认真对待竞赛。他们彼此之间经常举行比赛，所以对谁取得优胜并不太在意。尤其到了外国。钱可以商量着分配嘛。

在比赛中领先了大约两分钟的那个人身上长了疔疮，痛得很厉害。他翘着半片屁股坐在椅子上。他的脖颈红通通的，金黄色的头发被太阳晒枯了。其他几个自行车赛手在拿他的疔疮开玩笑。他气得用叉子敲打着餐桌。

“听着，”他说，“明天我要把鼻子紧紧地贴在自行车把手上，这样，唯一能碰到我身上这些疔疮的东西就只有那一阵阵令人心旷神怡的微风啦。”

其中一位姑娘在餐桌的那一头朝他打量着，他咧开嘴笑了笑，脸涨得通红。那些西班牙人，他们说，根本就不懂得蹬车的技巧。

我在外面的露台上与一名赛车经纪人坐在一起喝咖啡，此人是一家规模很大的自行车制造厂赛车队的领队。他说，这是一次成绩可喜可贺的比赛，要不是博泰齐亚[249]一到潘普洛纳就弃权的话，这场竞赛还是很值得一看的。灰尘太重，不过西班牙的公路比法国的好。世上只有自行车越野拉力赛才算得上真正的体育运动，他说。我是否曾追踪报道过“环绕法国”的自行车拉力赛？只在报纸上看到过。“环绕法国”的自行车拉力赛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体育赛事。跟随并组织自行车越野拉力赛，使他对法国有了更深的了解。很少有人了解法国。整个春季、整个夏季、整个秋季，他都是和自行车越野拉力赛的赛手们一起在公路上度过的。你瞧瞧，现在只要举行一场自行车越野拉力赛，就会有这么多小轿车跟随在自行车赛手们后面一个城市接一个城市地追踪报道呢。法国是个有钱的国家，体育运动[250]一年比一年兴旺。它会成为世界上体育运动最发达的国家的。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就要靠自行车越野拉力赛。这项运动，再加上足球。他对法国很了解。“体育强国法兰西嘛。”[251]他对自行车越野拉力赛也很懂行。我们喝了一杯科涅克干邑白兰地。不管怎么说，回巴黎终究不是件坏事。毕竟只有一个巴拿姆[252]嘛。这也就是说，全世界只此一个。巴黎是全世界体育运动最兴旺的城市。我知道那家“黑人酒家”[253]在哪儿吗？我怎么会不知道。有朝一日，我会在那里与他重逢的。我当然会的。我们要再次共饮白兰地[254]。我们肯定会的。他们将在明天清晨六点差一刻出发。我要不要起早来送行呢？我一定尽可能做到。需要他来叫醒我吗？这事儿实在太有趣了。我会让服务台来叫醒我的。他倒是不嫌麻烦，很乐意来叫醒我。我哪能麻烦他亲自来叫我呢。我会让服务台的人来叫醒我的。我们说了声明天早晨见，就分手了。

第二天早晨，我一觉醒来时，那些自行车赛手和那些一直尾随着他们的小汽车早已上路三个小时之久了。我在床上喝了杯咖啡，看了几份报纸，然后穿上衣服，拿着我的游泳衣下楼去了海滩。清晨时分，一切都很清新、凉爽、湿润。保姆们穿着统一样式的服装或者按着农家的打扮，带着孩子们在树荫下散步。西班牙的孩子们都长得很漂亮。有几个擦皮鞋的正围坐在一棵大树下跟一名士兵聊天。那士兵只有一只胳膊。此时正值涨潮期，阵阵和风扑面而来，层层浪花拍击着海滩。

我在一间海滨浴场更衣室里换好衣服，走过狭长的沙滩，蹚进海水之中。我游了出去，努力穿过层层浪头，但是有时候也不得不潜入深水中。后来，在清静的海水里，我翻过身来，浮在海面上。漂浮在海面上时，我看到的只有天空，我感受到的是汹涌的波涛的起伏。我转身去冲浪，脸朝下，乘着一个巨浪游向岸边，然后又转身向外游去，尽量使自己保持在波谷之中，不让波涛淹没头顶。在波谷中，我游累了，便转身向木筏游去。海水的浮力很大，水也很冷。那种感觉就像你永远也不会沉下去一样。我悠然自得地在水中畅游着，仿佛伴随着涨潮做了一次痛快淋漓的远距离的畅游，良久之后，我撑起身子爬上了木筏，浑身水淋淋地坐在被骄阳晒得滚烫的木板上。我环顾四周，眺望着海湾、古城、卡西诺娱乐场、海滨大道上蔚然成行的树木，以及那些有白色门廊和金字招牌的豪华宾馆。远远望去，右前方是一座青山，山上有一座古堡，几乎封住了这片港湾。木筏随着海浪颠簸着。在通向辽阔大海的狭长出海口的另一侧，高高耸立着另一座海岬。我心念一动，要是我来它个横渡海湾该多好啊，可是我担心我的腿会抽筋。

我坐在骄阳下，注视着那些在海滩上晒日光浴的人们。他们显得很渺小。过了一会儿，我站起身来，用脚趾头钩住木筏的边缘，趁着木筏由于我的重量向一边倾斜时，干净利落地扎进水中，向大海深处泅去，然后在越来越亮的海水中慢慢游上来，浮出水面，甩掉头上咸涩的海水，这才从容不迫、四平八稳地游向了岸边。

穿好衣服、付了海滨浴场更衣室的钱之后，我慢步走回旅馆。那些自行车赛手们扔下了好几本《汽车》杂志，我在阅览室里把它们归拢在一起，把它们随身带出了阅览室，坐在阳光下的安乐椅上阅读起来，想赶紧补上一课，掌握点儿法国人体育生活方面的情况。我正在那儿悠闲地坐着，那位看门人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一个蓝色的信封。

“有你的一份电报，先生。”

我把手指头插进信封被粘住的封口，展开电报看起来。这份电报是从巴黎转过来的：

你可否来马德里蒙大拿旅馆我处境不佳勃莱特

我给了看门人一点儿小费，把这份电文又看了一遍。一名邮差正沿着人行道朝这边走来。他转身走进了旅馆。他蓄着大胡子，看上去颇有军人气质。他又从旅馆里走了出来。那位看门人紧跟在他身后出来了。

“这里又是一份你的电报，先生。”

“谢谢你。”我说。

我拆开电报。这份电报是从潘普洛纳转来的。

你可否来马德里蒙大拿旅馆我处境不佳勃莱特

看门人站在一边不走，或许是在等第二笔小费吧。

“什么时候有火车开往马德里？”

“今天早上九点钟就开出了。还有一趟慢车，发车时间为十一点；‘南方快车’[255]的发车时间为今晚十点钟。”

“给我买一张‘南方快车’的卧铺票。要现在就给你钱吗？”

“随你的便，”他说，“我把这笔钱记在账上吧。”

“就这么办吧。”

唉，看来圣塞瓦斯蒂安之行算彻底完蛋啦。我估计，我早已模模糊糊地预料到会发生这种事情的。我看见那看门人正在门洞里站着。

“请给我拿一张电报稿纸来。”

他拿来了，我掏出自来水笔，用印刷体拟定了一份电文：

马德里蒙大拿旅馆阿什莱夫人

乘南方快车明日到达

爱你的杰克

这样处理看来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就这么办吧。送一个姑娘跟一个男人一起去私奔。把她介绍给另一个男人，让她和他一起去私奔。如今又要去把她接回来。而且还在电报的落款上写着“爱你的”。事情原本就是这样的。我走进旅馆去吃午饭。

那天夜里，在“南方快车”上，我没怎么睡觉。第二天早晨，我在列车的餐车里一边吃早饭，一边观赏着从阿维拉到埃斯科里亚尔之间[256]的那一段山石嶙峋、长满松树的原野。我眺望着车窗外沐浴在阳光中的埃斯科里亚尔古建筑群[257]，灰暗、狭长，泛着寒光，却压根儿无意去欣赏它。我看到马德里在大平原上迎面扑来，在天空的映衬下，高大、密集的城市建筑群的白色轮廓线耸立在远方一个不高的峭壁上方，中间隔着被骄阳烤灼得硬邦邦的原野。

马德里的北站是这条铁路线的终点。所有的列车到了这里就不再往前走了。它们不再继续开往任何地方了。车站外停着许多出租马车和出租汽车，还站着一长溜各家旅馆在此拉客的人。那情景活像一座乡下的小镇。我雇了一辆出租汽车，我们一路上坡，驶过了几座花园，经过了那座如今已门庭冷落的旧王宫，以及那座耸立在峭壁边缘、至今尚未竣工的教堂，然后再继续向上驶去，直到进入了那座矗立在高原上的、热浪逼人的、现代化的新城区。出租汽车顺着一条平坦的街道向下滑行，来到太阳门广场，然后再穿行在车水马龙的道路上，进入了圣耶罗尼莫大街。家家店铺都拉下了遮阳篷来抵挡暑热。街面上向阳一侧的所有窗户全都关上了百叶窗。出租汽车在人行道边停下来。我看见“蒙大拿旅馆”的招牌在二楼挂着。出租汽车司机把旅行包搬进了旅馆，放在电梯旁边。我没法让电梯运行，只好步行上楼。二楼上挂着一块雕花的黄铜招牌：“蒙大拿旅馆”。我按了按门铃，没有人出来开门。我又按了一遍门铃，一名女佣满脸不高兴地把门打开了。

“阿什莱夫人在吗？”我问。

她呆呆地望着我。

“有一位英国妇女住在这里吗？”

她转过身去，朝里面的人叫了一声。一个非常肥胖的女人来到门前。她头发花白，抹过发乳，梳成一个个小波浪，垂挂在脸庞两侧。她五短身材，但骨子里透着威严。

“你好，”[258]我说，“有一位英国妇女住在这里吗？我想见见这位英国女士。”

“你好[259]。是的，这里是有一个英国女人。如果她愿意见你的话，你当然可以去看看她。”

“她愿意见我。”

“我叫这小姑娘去问问她。”

“天气非常热啊。”

“马德里的夏天是非常热的。”

“可是冬天却又那么冷。”

“是的，冬天非常冷。”

我自己是否也要在蒙大拿旅馆住下呢？

这事儿我一时还拿不定主意，不过，我倒很乐意有人帮我把旅行包从一楼拎上来，免得被人偷走。蒙大拿旅馆迄今还没有发生过旅客物品被偷盗的现象。在别的客栈里，这种事情时有发生。这里没有。根本没有。这家旅馆的所有工作人员都经过非常严格的挑选。这一点我听了很满意。然而，我还是很乐意有人把我的旅行包拿上来。

那名女佣进来说，英国女人愿意见英国男人，马上就见。

“好，”我说，“你瞧。和我刚才说的一样吧。”

“这是明摆着的嘛。”

我跟在女佣身后沿着一条长长的、昏暗的过道走下去。到了尽头，她在一扇门上敲了敲。

“喂，”勃莱特说，“是你吗，杰克？”

“是我。”

“进来。进来。”

我打开门。女佣随即在我身后把门关上了。勃莱特在床上躺着。她刚才准是在梳理她的头发，那把梳子还拿在她手里呢。房间里凌乱不堪，只有那些平日里有佣人侍候惯了的人才会弄成这样。

“亲爱的！”勃莱特说。

我走到床边，张开双臂把她搂在怀里。她吻着我，虽然她在亲吻着我，我却能够感觉到她心里在想着别的事情。她的身子在我的怀里颤抖着。我觉得她仿佛一下子瘦弱了许多。

“亲爱的！我这段日子过得可真苦啊。”

“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儿。”

“没什么可说的。他昨天刚走。是我要他走的。”

“你为什么不留住他呢？”

“我也说不清。一个人不应该干这种事。我想，我总算还没有做出什么让他伤心的事情来。”

“对他来说，你大概是再合适不过的人了。”

“他这个人不应该和任何一个人生活在一起。我忽然悟出了这个道理。”

“不会吧。”

“啊，真见鬼！”她说，“我们不说这个了。这事儿我们永远也别再提了。”

“好吧。”

“他竟然觉得我跌了他的面子，这下对我的打击可不小啊。你知道，他有一段时间觉得我跌了他的面子呢。”

“不会吧。”

“啊，是真的。我猜想，他们在咖啡馆里拿我来取笑他了。他要我把头发留起来。我，留个长发。那我像个什么怪模样啊。”

“真滑稽。”

“他说，那样会使我更有女人味儿。我要是那模样，倒真成了个怪物了。”

“后来呢？”

“哦，这一点他想通了。他不再为我感到跌面子了。”

“那你所说的‘处境不佳’指的是什么？”

“我当时还不知道我能不能把他打发走，再说，我当时身边连一分钱也没有，没法撇下他自己走。他要给我一大笔钱呢，你知道。我对他说，我有的是钱。他知道我那样说是在撒谎。我不能拿他的钱呀，你知道。”

“是的。”

“唉，我们不谈这个了。反正有不少荒唐的事儿。给我来支烟吧。”

我给她点了一支烟。

“他的英语是在直布罗陀当服务生的时候学的。”

“对。”

“最后，他竟然提出要和我结婚了。”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可我甚至连迈克都不想嫁呢。”

“他也许以为，这样一来，他就能成为阿什莱爵爷了。”

“不。事情并不是这样的。他是真心想和我结婚的。他说，结了婚，我就不能抛弃他了。他要确保我永远也不能抛弃他。当然，那得等我变得更有女人味儿了才行。”

“你应该感到高兴才是啊。”

“我的确感到很高兴。我已经重新振作起来了。他把那个该死的科恩赶走了。”

“好。”

“你知道，要不是因为我意识到这样下去对他没好处，我就会跟他一起生活下去了。我们相处得可好呢。”

“除了你自己的这副打扮。”

“哦，这一点他会慢慢习惯的。”

她掐灭了香烟。

“我已经三十四岁啦，你知道。我可不想做一个糟蹋年轻人前程的坏女人。”

“可不是嘛。”

“我不能那样做。我现在感觉很好，你知道。这样做使我感到很坦然。”

“好。”

她别过脸去躲开了我。我还以为她想再找支香烟呢。紧接着，我就发现她在哭泣。我能感觉到她在哭泣。哭得浑身乱颤，哭成了一个泪人儿。她不肯抬起头来。我双臂合拢紧紧搂着她。

“我们千万别再提这事儿了。求求你，我们永远也不要再提这事儿了。”

“亲爱的勃莱特。”

“我要回到迈克身边去。”我紧紧拥抱着她，我能感觉到她还在哭泣。“他是那么和蔼可亲，又是那么令人敬畏。他才是我中意的那种人啊。”

她不肯把头抬起来。我抚摸着她的头发。我能感到她的身子在颤抖。

“我不想成为一个道德败坏的女人啊，”她说，“可是，啊，杰克，求求你，我们千万别再提这事儿啦。”

我们离开了蒙大拿旅馆。那位胖女人，她其实就是经营这家旅馆的老板，执意不让我付账。这笔账已经有人结过了。

“噢，好吧。那就由它去吧，”勃莱特说，“反正现在也无所谓了。”

我们乘着一辆出租汽车来到“皇宫宾馆”，把旅行包寄放在宾馆里，预定了两张当晚的“南方快车”的卧铺票，然后走进宾馆的酒吧间，要了一份鸡尾酒。我们坐在吧台前的高脚凳上等候着，吧台里的那位服务生摇晃着一个镀镍的大号调酒器，在为我们调制马丁尼鸡尾酒。

“真有趣，你怎么一进大宾馆的酒吧间，浑身就透着一股迷人的高雅气质呢。”我说。

“如今只剩下酒吧间里的调酒师和赛马场里的职业骑师还懂点儿礼貌啦。”

“无论怎么粗俗的旅馆，酒吧间总是很高雅的去处。”

“这一点倒是挺奇怪的。”

“酒吧里的服务生向来很有风度。”

“你知道，”勃莱特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他才19岁啊。叫人难以置信吧？”

我们碰了碰并排摆放在吧台上的两只玻璃酒杯。酒杯冰凉，杯壁结满了水珠。拉着窗帘的窗外却是马德里的炎炎酷暑。

“我喜欢在马丁尼酒里加一枚橄榄。”我对服务生说。

“你说得完全对，先生。这就给你加。”

“谢谢。”

“瞧你说的，我应该事先问你一下才对。”

酒吧服务生走向吧台的另一头，远远避开了我们，这样他就听不到我们在说悄悄话了。马丁尼酒杯摆放在木质吧台上，勃莱特凑上去抿了一口。然后，她端起了酒杯。喝下第一口酒之后，她的手就不再哆嗦了，能够端稳酒杯了。

“这酒好哇。这家酒吧还算雅致吧？”

“所有的酒吧都挺雅致的。”

“你知道，起初我根本就不敢相信呢。他是1905年出生的。那时候，我已经在巴黎上学了。你想象不到吧。”

“你还有什么要我来想象的？”

“别犯傻啦。你就请一位淑女喝杯酒吧，好不好？”

“我们想再来两杯马丁尼。”

“还是刚才那种吗，先生？”

“刚才那两杯酒非常好。”勃莱特朝那服务生嫣然一笑。

“谢谢你，夫人。”

“好，祝你健康。”勃莱特说。

“祝你健康！”

“你知道，”勃莱特说，“在我之前，他只跟两个女人相好过。他以前除了斗牛，对什么都不感兴趣。”

“他还年轻，有的是时间。”

“我真不明白。在他心目中，我就是一切。对一般的出头露面的活动，他一概都不感兴趣。”

“嗯，你就是一切。”

“真的。我就是一切。”

“我还以为你当真永远不再提这事儿了呢。”

“我能不提吗？”

“你要是再这样说下去，你就会深陷其中而难以自拔啦。”

“我只不过随便说说罢了。你知道，现在，我的心情已经好得很啦，杰克。”

“你应该这样嘛。”

“你知道，一个人要是下定决心再也不当婊子一样的人了，她心里不知有多舒坦呢。”

“是啊。”

“我们就该有这种做人的准则，无需去依靠上帝。”

“有些人还是信奉上帝的，”我说，“为数还不少呢。”

“上帝从来就没有好好眷顾过我。”

“我们要不要再来一杯马丁尼？”

那名服务生摇动调酒器，为我们又调制了两杯马丁尼鸡尾酒，分别倒入两只新换上的酒杯里。

“我们去哪儿吃午饭？”我问勃莱特。酒吧间里很凉快。然而，即便隔着窗户，你也能感觉到外面的炎炎暑热。

“就在这里？”勃莱特问。

“这家宾馆里的饭菜烂透啦。你知道一家叫‘博廷’的饭店吗？”我问那服务生。

“知道，先生。你需要我帮你写下地址吗？”

“谢谢你。”

我们在“博廷”饭店的楼上吃的午饭。这是世界上最好的饭店之一。我们点了烤乳猪，喝的是里奥哈—奥尔塔葡萄酒[260]。勃莱特吃得不多。她向来吃得不多。我却享用了一顿非常丰盛的大餐，喝了三瓶里奥哈—奥尔塔葡萄酒。

“你觉得怎么样，杰克？”勃莱特问，“我的上帝啊！你这顿饭吃了多少啊！”

“我感觉很好。你要不要来道甜点？”

“我的老天，不要。”

勃莱特在抽着香烟。

“你就喜欢吃，对不对？”她说。

“对，”我说，“我喜欢干的事情多着呢。”

“你喜欢干的是哪些事情呢？”

“啊，”我说，“我喜欢干的事情多得很。你要不要来道甜点？”

“你已经问过我一回啦。”勃莱特说。

“对，”我说，“我是问过你了。我们再来一瓶里奥哈—奥尔塔葡萄酒吧。”

“这酒很好。”

“你还没怎么喝呢。”

“我喝了不少啦。你没注意就是了。”

“我们再来两瓶吧。”我说。两瓶酒来了。我往自己的杯子里倒了一点儿，然后给勃莱特斟了一杯，最后把我自己的酒杯倒了满满一杯。我们举杯碰了碰。

“祝你健康！”勃莱特说。我一口喝干了我杯中的酒，随即又倒了一杯。勃莱特伸手按住了我的胳膊。

“别喝醉了，杰克，”她说，“你犯不着这样。”

“你怎么知道？”

“别这样，”她说，“你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还没到喝醉的地步嘛，”我说，“我不就是喝了一点儿葡萄酒嘛。我喜欢喝葡萄酒。”

“别喝醉了，”她说，“杰克，别弄得醉醺醺的。”

“想不想乘车去兜兜风？”我说，“想不想乘车去城里兜兜风？”

“行啊，”勃莱特说，“我还没好好看过马德里呢。我应该好好看看马德里才是。”

“等我把这杯酒干了吧。”我说。

我们走下楼来，穿过一楼的餐厅，来到外面的大街上。一名服务生帮我们叫出租汽车去了。外面很热，阳光灿烂。沿街过去有一个面积很小的广场，广场上有树有草，出租汽车都停在那儿。有一辆出租汽车沿街开来，那名服务生半个身子探出车窗外悬在车子的一侧。我给了他小费，吩咐司机朝什么地方开，然后钻进车内，在勃莱特身边坐下。司机发动起车子，沿着大街向前驶去。我仰靠在座位里。勃莱特挪过身来紧靠着我。我们紧紧依偎着坐在一起。我伸出一只胳膊搂着她，她很惬意地靠在我身上。天气很热，阳光灿烂，房屋白得耀眼。我们拐上了那条大马路。

“啊，杰克，”勃莱特说，“我们要是能一起来度过如此快活的人生，那该多好啊。”

前方有一名身穿卡其布制服的骑警在指挥交通。他举起警棍。汽车猛然减速，使勃莱特结结实实地压在我身上。

“是啊，”我说，“这么想想不是也挺美吗？”

现实与灵魂间的沟通——海明威《太阳照常升起》的元话语解读

◎吴建国

引言

20世纪20年代的巴黎游荡着这样一批卓尔不群的英美青年才俊：他们亲身经受了所谓“以战争来结束一切战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炮火硝烟的洗礼，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与死神擦肩而过，带着肉体上的创伤和幻想破灭后的失意的灵魂，背井离乡、自我流放在这座世界级的孵化着各种新思想的“自由和艺术的王国”里。对于从战争的腥风血雨中走来的这一代人来说，传统的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大厦已然坍塌，陈旧而又虚妄的价值判断体系已分崩离析，“所有的上帝都已统统死光，所有的仗都已统统打完，人们心中所有的信仰都已统统完蛋。”[261]在他们眼中，权威已不复存在，善恶是非观念已被全然颠倒，父辈的规约等于枷锁，前人的成就形同粪土。他们是战后“迷惘的一代”，是“道德荒原”里的漂泊者。这群迷惘的才子对传统的否定偏激到了极点，对价值取向的选择也随意到了极点。在传统的文化形态正朝着现代模式转型的过渡时期里，他们以各自的审美体验、敏锐的艺术知觉力和原创精神孜孜以求地探寻着艺术真理，创造着现代文学的各种样式。他们是20世纪世界文坛上的一支独具魅力的艺术大军，他们突破了传统的桎梏，以自己的艺术成就铸造了美国文学的“第二次繁荣”，并对20世纪世界文学的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当年侨居在巴黎的“流亡者文艺集团”里，欧内斯特·海明威是一位后来者。从文学创作这个角度上说，20年代初叶是他文学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阶段——实现由一名撰写新闻报道的记者过渡到从事文学创作的职业作家的跨越。诚然，在这一时期，他还没有发表过多少有影响的作品，但他已显露出非凡的文学天赋和他在审美取向上的独创性。在巴黎学艺阶段，他得到了格特鲁德·斯泰因、舍伍德·安德森、艾兹拉·庞德等名家的悉心指点和帮助。在广泛阅读和定向汲取的基础上，他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怎样才能写出一句真实的句子……写出一句你所知道的最为真实的句子……一句简单而又真实的陈述性句子。”[262]这是他为自己定下的文学创作的审美标准，因为他懂得，要想挑战权威，超越前人，就要在更高层次上去表现他对生活经验的独特审视，去寻找不同于他人的叙事手段。在他看来，“描写不是创作”。“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他应该永远尝试去做那些从来没有人做过或者他人没有做成的事情。”[263]“一个认真的作家要同死去的作家比高低。”[264]他在默默地思索着，不断地寻找着真正属于他自己的东西。

1925年4月底的一天，在巴黎街头的“丁戈”酒吧，海明威与他早有所闻、却素未谋面的斯各特·菲茨杰拉德相见了。[265]菲茨杰拉德与海明威年龄相仿，却早已蜚声文坛，此时正值菲茨杰拉德的第三部长篇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刚刚出版两周。两位文坛巨擘一见如故，惺惺相惜。这次邂逅不仅使他们结下了终身的不解之缘，也为他们同时代的人以及后人留下了许多佳话、谈资。当海明威谈起他手头正在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以及眼前所面临的困境时，菲茨杰拉德便鼓励他尽快摆脱原已签约的那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出版社，并答应为他牵线搭桥，将他推荐给以出版名人名作为主要特色的美国权威出版机构——查尔斯·斯克里布纳父子出版公司（Charles Scribner’s Sons）。在菲茨杰拉德的大力举荐和多方努力下，海明威于1926年2月带着他刚刚脱稿的这部长篇小说来到纽约，与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的资深编辑麦克斯韦尔·帕金斯相见了。慧眼独具、以扶持新人而口碑极佳的帕金斯对海明威的才气颇为赏识，当即一口承诺接受他的这部新作和另一部长篇小说，并给他以优厚的稿酬。在帕金斯的力主之下，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于1926年10月推出了海明威的这部会“石破天惊、举国震撼的长篇小说”，[266]这部小说便是《太阳照常升起》（The Sun Also Rises）。从此，海明威便以崭新的姿态跻入了名家的行列，他日后创作出的几乎所有重要作品也都是由帕金斯亲任编辑、由斯克里布纳公司出版的。一颗耀眼的文坛新星、一部不朽的经典之作就这样横空出世了！

在《太阳照常升起》几经修润、即将付梓之际，海明威将书稿的清样送给菲茨杰拉德过目，并恳请他提出批评意见。菲茨杰拉德通读了全书，对小说的前几章提出了十分中肯且极有见地的批评：“为什么不删除那些毫无必要的对科恩这个人物来历的细枝末节的交待呢？他的第一次婚姻其实是无关紧要的。许多人都可以像这样长篇大论地写下去。这个部分写得过于冗长拖沓了。我很难想象你在写前二十页时怎么会如此漫不经心？”[267]他的这番话很有说服力，海明威虚心接受了他的批评，“立即动手或修改、或删除了小说前十五页中的那些不必要的繁文缛节——包括完全删除了对勃莱特·阿什来和迈克·坎贝尔这两个人物的生平来历的交待，以及小说的叙事者杰克·巴恩斯对自己生平的自我交待。”[268]他的这一做法，以及他此后的创作活动，足以验证海明威从起步阶段起对小说艺术精益求精的严谨态度和他不断在自我提升的审美取向。

关于卷首题铭

海明威在《太阳照常升起》的卷首同时引用了两个题铭。

第一个题铭引自格特鲁德·斯泰因曾经说过的一段话：“你们统统都是迷惘的一代”。海明威晚年在其《流动的盛宴》（A Moveable Feast，1964）一书中详细记述了“迷惘的一代”这一说法的来龙去脉：

斯泰因小姐的那番关于“迷惘的一代”的言论，是在我们刚从加拿大回来时发表的，那时候我们就住在香圣母院路，斯泰因小姐与我依然还是好朋友。她当时开的那辆老式福特牌轿车的点火装置好像出了点儿毛病。在那家汽车修理铺里打工的那个年轻人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当过兵，他不知是技术不熟练的缘故，还是没有打破先来后到的规矩优先去修理斯泰因小姐的福特牌轿车，不管怎么说，反正他的工作态度不够认真，斯泰因小姐向老板告了他一状，老板便狠狠教训了他一顿。老板对他说：“你们这些人全都是迷惘的一代。”

“你们就是这种人。你们全都是这种人，”斯泰因小姐接着说，“你们这些在这场战争中当过兵的所有的年轻人统统都是这种人。你们是迷惘的一代。”

“是吗？”我说。

“当然是啦，”她一口咬定，“你们就是‘迷惘的一代’。你们对什么都无所谓。你们嗜酒如命，醉生梦死……”

……

“你别跟我争了，海明威，”斯泰因小姐说，“争也没用。你们统统都是‘迷惘的一代’，跟那位车铺老板说的一模一样。”[269]

斯泰因的这番言论一语中的，指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年轻的一代人放浪不羁的言行和严重失衡的心态：在遭受过血与火的战争的蹂躏和名誉扫地、期望落空之后，他们的理想和信念已被残酷的现实打得粉碎，传统的道德底线已全然崩溃，精神世界一片荒芜，感情无所归依，身心皆已疲惫，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厌倦。在浅薄浮躁、物欲横流、享乐主义之风盛行的20年代，他们随波逐流，漫无目的地寻欢作乐，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混乱无序的生活。《太阳照常升起》以至情至理的艺术真实，深刻揭示了这个时代的社会风貌的本质特征，展示了这一代人的现世生活的原生质状态。小说出版后，“迷惘的一代”这一说法立即流传开来，且越传越广，继而演化为一个概念化的文学术语——它既代表着战后年轻一代作家的主要创作倾向，也成为指称这一代人的思想情绪的标记语。

小说卷首的第二个题铭引自《圣经·旧约全书·传道书》：

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急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地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270]

在这段题铭中，“日头出来”四字，在《圣经》钦定英译本中的原文为“The sun also ariseth”，海明威将其改成了现代英语的写法“The Sun Also Rises”，借用此语作为这部小说的篇名，意在说明，不管这纷扰的世界如何风云变幻，不管人世间有多少纠结纷争，一切都如过眼烟云，大自然会照常按其自己的规律运转。题铭中“大地永存”与“人生苦短”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反观。“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尽管他们这一代人或许就是“迷惘的一代”，但人类终将会找回失落的自我，遵循大自然的法则去继往开来。这就是书名《太阳照常升起》的寓意所在。

从某种意义上说，引自《圣经》的这段题铭也蕴含着一种乐观向上的人生哲理和对未来的寄托。如果说引自斯泰因的话语中的那句题铭传达的是对这一代人感到悲观失望的情绪，这第二个题铭则如同一剂解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第一个题铭所造成的负面效应。“按海明威的原意，他同时引用这两个题词，含有‘平衡’的意思。”[271]此外，这段引文也隐喻着对“春回大地，万象复苏”的期盼，从另一个层面映射着书中人物希望“恢复元气，重振雄风”的本能欲念。这种结晶式的“盼春归”的情结始终弥散在这部小说之中，对人物性格的形成和故事情节的展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展示生活原生状态精神结构的艺术真实

文学作为美的最高形态之一，应当追求艺术的真实性。艺术真实是文学的基本品格，是文学的生命所在。[272]艺术真实赋予了文学作品以真正的历史品格，使人们能够更加感性、更加具体逼真地认识历史时代的普遍性和人类的精神结构。在《太阳照常升起》中，海明威以自己的切身体验为素材，以严峻的态度和凝练的笔触，生动展现了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浴血奋战过或亲身经历过这场灾难性浩劫的一代人在心理世界、道德取向和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小说以1924年至1925年这一历史时段和名城巴黎为背景，围绕一群在感情或爱情上遭受过严重创伤、或者在战争中落下了严重心理或生理机能障碍的英美男女青年放荡不羁的生活以及发生在他们之间的情感纠葛而展开，反映了这代人意识觉醒后却又感到无路可走的痛苦、悲哀的心境。作者对这一历史时期原生状态的社会生活和精神风貌的主要特征的准确把握，以及他独具匠心的叙事艺术、直陈式的语言风格和他隐埋在小说话语结构中的真切的感受、真挚的情感和真诚的理念，最大限度地拉近了作者——文本——读者之间的时空距离，使作品中人格被异化了的男女主人公的形象和虚幻的故事情节呈现出真实的人生历练和历史的可感性，因而能激发读者对现实生活的联想和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并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上产生共鸣。高度的艺术真实使这部作品获得了一种令评论家难以还原到概念上来的持久的艺术张力和生命力。

《太阳照常升起》以第一人称为叙事视角，描写一群年龄和经历大致相仿、性格和思想却迥然不同的青年知识分子漂泊在巴黎的生活图景。主人公杰克·巴恩斯——故事的叙述者和中枢人物，出生于美国堪萨斯城，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结束后以一名记者的身份侨居在巴黎，书中出现的几个主要人物都是和他关系密切的挚友或熟人。巴恩斯曾在意大利前线的一次战役中身负重伤，由于受伤的部位偏巧是他胯下的生殖器，使他从此落下了性功能障碍的后遗症，因此他虽有性爱的欲望，却没有做爱的能力，无法同他心爱的女人在一起过正常的生活。这是郁积在他心中的最大的症结，是他的一切烦恼和不可名状的痛苦的罪魁祸首，也是这部小说的核心主题。巴恩斯深爱的女人是故事的女主人公勃莱特·阿什莱，勃莱特也深爱着他，两人相识已久，然而残酷的现实却注定让他们无法结为夫妇。由于自己性无能，巴恩斯只能坐视、容忍勃莱特和别的男人寻欢作乐；由于对勃莱特爱之入骨，他愿意满足她的一切要求，甚至可以撮合她跟别的男人幽会，眼睁睁地让她成了他人的未婚妻或情人，然而他灵魂深处却在咀嚼着难以言说的悲酸和痛苦，这种矛盾复杂的滋味是不言而喻的——有内疚，有心痛，有妒忌，有失意，有孤独，有无奈，有苦闷，有空虚，有屈辱，有无处宣泄的愤恨……种种禁锢了精神并使之痛苦的东西全都纠结在一起，使他“感觉像在做一场噩梦，噩梦中的所有景象都在反复重演，这一切我已经备受煎熬地挺过来了，然而现在我还得从头再来一遍”。这种令人心碎的痛楚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在小说中，海明威以他对人性的洞察力，通过内心独白、视角转换、意识流、人物对话等叙事手段，将一个男性青年的内心世界真实地展示在读者眼前。

巴恩斯不是英雄，而是海明威精心塑造的一位形象丰满的“反英雄”，是一个保持着“重压之下的优雅风度”、“打不垮的”的类型化角色。无法治愈的战争创伤、难以实现的爱情、不可言说的隐痛、破碎的理想……凡此种种，都没有摧垮他的意志力，使他颓废沉沦，随波逐流。他是一个被命运“打败”的人，但是他“败而不垮”。他能用坚忍的毅力冷静地克制自己，采取现实的态度面对发生在周围的一切。他对生活和爱情有自己的一套人生哲学：“我并不在乎这个世界怎么样。我一心只想弄明白究竟该如何生活在其中。假如你果真弄懂了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你说不定也就能由此而得知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了。”从认识论角度说，海明威在此提出的这个哲学命题的本质并不是拒绝向命运低头，而是拒绝命运被他人所操纵。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或许会认为，我们的命运是上帝安排好的或是由我们自己创造的，却意识不到它有时竟是被他人所操纵的。意识不到这一点的人会乐于向命运低头，但是一旦人意识到了，他就会气愤难忍。海明威创造的这个“打不垮的”形象，正是从这个认识中脱胎而来的。对上帝低头，对自己的选择认输，这无损男子汉的尊严，但是任由别人插手自己的命运，这就不可忍受。世上总是有人要把手插在你的口袋里，把脚踩在你的肩膀上，把路修筑在你的土地上，或者总是要求你为他们的事业去献身，让“你用某种方式付出代价，去换取一切似乎对你多少有点儿好处的东西”，然后再赏给你一个让你再也无法享用的“勋章”。只有在这种人面前，这个“打不垮”的硬汉子形象才真正熠熠生辉，具有真正的价值，使人真正懂得“自由”、“独立”和“人格尊严”的意义所在。这种“打不垮的”形象后来在《老人与海》中得到了完美的升华。

小说中的巴恩斯其实就是被拔高了的现实中海明威自己的影子。像海明威一样，巴恩斯也向往大自然的秀丽景色，喜爱钓鱼和西班牙斗牛，并对西班牙斗牛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每年夏天都会专程去西班牙旅游，在一座山明水秀的小镇附近的湖区里钓鱼，去潘普洛纳参加每年一度的圣福明狂欢节，观看狂野的公牛群沿街奔逐冲向斗牛场的壮观场面，借此来寻找释放情感的空间，抚慰被伤害的灵魂，并希望能在充满原始野性的大自然的怀抱中恢复活力，重振雄风。西班牙斗牛是这部小说中描写得十分细腻、具有丰富象征意义的精彩内容。巴恩斯之所以迷恋斗牛，不仅是因为斗牛这项运动体现了一种猛烈、阳刚的男性生命力之美，更为重要的是在斗牛过程中体现出的斗牛士与公牛之间的那种极为特殊的关系，一种在迷恋与伤害之间游移不定的微妙关系。对于这层关系，高明的斗牛士都深谙其道，就像这部小说中所塑造的年轻的西班牙斗牛士佩德罗·罗梅罗那样。罗梅罗对公牛怀有一种特殊的爱，但他在斗牛场上却时时处在要么被公牛抵死，要么主动杀死公牛的危险、荒谬的境地之中，而斗牛活动最吸引人的地方也在于此，一旦斗牛士注意到了个人安危，刻意回避他与公牛之间的“危险地带”，斗牛也就没有什么看头了。此外，斗牛士和公牛之间还存在着一种逗引和被逗引的关系。这一切都很像我们人类赖以繁衍生息的一种最为重要的关系——男人和女人、逗引和被逗引、伤害和被伤害。这也隐喻化地对应了小说人物巴恩斯、迈克、科恩和勃莱特之间的关系，以及勃莱特和罗梅罗之间的关系。

如果说巴恩斯是战后“迷惘的一代”的典型代表，女主人公勃莱特·阿什莱夫人则是这个动荡不定的时代造就出的具有强烈反叛精神的“新女性”的生动写照。勃莱特天生丽质，冶艳迷人，出生于英国，战争中是英国一家红十字会医院的护士，巴恩斯因伤势严重从意大利转至她所工作的那家医院接受治疗时，她与他相识，并在精心护理他的过程中渐渐对他产生了恋情。她很爱巴恩斯，两人情投意合、心心相印，但她拒绝向他做出任何道义上的承诺，因为她不能接受没有性爱的婚姻。勃莱特也是一名战争受害者，她的第一任丈夫在大战中死于痢疾，之后她很快就把自己嫁给了一个她不爱的英国贵族。她虽然获得了贵族头衔，这段婚姻却毫无爱情可言。小说开始时，她正在与她的第二任丈夫闹离婚，准备嫁给苏格兰人迈克·坎贝尔——另一个也在战争中当过兵、打过仗、家财散尽、希望落空的战争受害者。但是她真正心爱的人还是巴恩斯，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可爱、值得信赖的人。她把他当作自己精神上的支柱和生活上的依靠，凡遇难处，她总是求助于他，因为只有他才能对她真诚相待，给她以宽宏、友善的帮助。可悲的是，战争遗留的创伤却让这对有情人终难成为眷属。

勃莱特是海明威创造的个性化特征最为鲜明的女性形象。她热爱生活，向往自由和独立，追求个性解放和男女平等，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有自己特立独行的价值取向，是一个敢说敢为、根本不受传统伦理准则和社会习俗约束的现代女性。她从发型、穿着打扮，到行为举止，处处都透露着与传统女性截然不同的个性魅力。她喜欢标新立异，引领着时尚的潮流，所到之处总是众人瞩目的中心，使别的女性黯然失色。然而她风流、洒脱的外表下却掩盖着满腹的悲苦。她在战争中失去了第一次爱情，战后又失去了一次爱情，她觉得自己一生的幸福都被这场可恶的战争毁掉了，因而对过去的一切都深恶痛绝，崇尚叛逆。在性爱问题上，她采取的也是极端自我放纵的态度。她可以一时兴起，同任何一个她喜欢的男人上床，事后只把它看成逢场作戏，全然不放在心上。她爱恋着巴恩斯，又是迈克的未婚妻，但她竟能以情侣身份陪同罗伯特·科恩去西班牙名城圣塞瓦斯蒂安度假，事后又厌恶他而对他置之不理；她爱慕年轻、英俊、阳刚之气十足的斗牛士罗梅罗，主动向他投怀送抱，以身相许；然而当罗梅罗正式向她求婚时，她又态度坚决地拒绝了他，因为她觉得自己已经丧失了自尊、无药可救了；年龄差距也使她“不想做一个糟蹋年轻人前程的坏女人”。由此可见，她表面上虽然十分任性、放荡，骨子里却是一个有良知、有自己的道德评判标准和做人底线的现代知性女性。她个性张扬，敢于反叛传统去追求女性的独立、解放和幸福，但她内心却在咀嚼着无可奈何的悲凉。

罗伯特·科恩是这部小说中的另一个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重要人物，但他是海明威刻画的一个“反面角色”。科恩是美籍犹太人，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读书期间曾获得过该校中量级拳击比赛的冠军。他刚与第一任妻子离婚，来巴黎的目的是为了体验生活，寻找文学创作的素材。他在纽约出版的第一本书给他带来了成功的喜悦，然而第二本书的写作却茫无头绪，毫无进展。他的第二任未婚妻也跟随他从纽约来到巴黎，并牢牢控制着他，但他最终还是狠心抛弃了她，转而去追逐勃莱特了。他是在一次酒会上邂逅勃莱特的，当即就被她艳丽的容貌和高雅的气质迷恋得神魂颠倒，没多久便偷偷携她去圣塞瓦斯蒂安同居了一个星期。他满以为勃莱特从此就是他的人了，以为真正的爱情能够征服一切，还想跟她正式结婚，岂料勃莱特只是逢场作戏，事后便对他厌恶至极，视他为“一头十足的蠢驴”，甚至不屑于同他握手。这使他深感困惑，并为此而伤心欲绝。

在巴恩斯的朋友圈中，科恩是一个特例。他没有参加过残酷的战争，没有经受过精神磨难的考验，更为可笑的是，他依然还恪守着战前传统的价值观，对生活和爱情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是个陈腐的浪漫主义者和虚妄的理想主义者，与巴恩斯这伙人根本不是“一路人”，因此，他处处都显得不合时宜，甚至令人讨厌。海明威之所以在这部小说中不惜笔墨地描绘这个人物，目的就是要用他的“传统”来反衬巴恩斯这些人的“现代”，因为他所留恋的东西，恰恰正是巴恩斯他们弃之如垃圾或刻意回避的东西。在他身上，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个事业顺利、生活得意的人，然而他后来不仅彻底垮掉了，而且垮掉得丑陋无比。他虽然是拳击高手，在体力上是强者，但在精神上却是个弱者。他可以揍晕巴恩斯，击倒迈克，把罗梅罗打得爬不起来，但在勃莱特和巴恩斯这些人眼里，他却一败涂地，最后只好灰溜溜地走了。他是个不折不扣的爱情奴隶，但他不是被命运打垮的，而是被勃莱特打垮的，勃莱特之所以能打垮他，是因为他缺少内在的骨气，是一个可以轻易被任何人打垮的角色，一个可怜可悲又可笑的家伙而已。

海明威的叙事技巧是非凡的，科恩这个人物的心理被他从头至尾表现得淋漓尽致，虽然书中对科恩和勃莱特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没有任何正面的描述，但他们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却让人感到非常清晰，这是因为海明威在描述科恩的那些怪异、反常的举动时描述得非常真实。科恩临走前在旅馆里与巴恩斯有如下一场对话：

他还在不出声地哭泣着。

“在勃莱特这件事情上，我实在担当不起啦。我经受了百般煎熬啊，杰克。简直就是在活受罪啊。自从我到了这儿跟勃莱特相见以来，她对待我一直就像对待一个毫不相识的陌生人一样。我实在受不了啦。我们在圣塞瓦斯蒂安还同居过呢。我想，这事儿你是知道的。这种事情我再也担当不起啦。”

他躺在那边的床上。

“得啦，”我说，“我要去洗澡了。”

“你曾经是我唯一的朋友，而我对勃莱特竟是那样一往情深。”

“得啦，”我说，“再见吧。”

“我估计一切努力都没什么用了，”他说，“我估计一切努力都彻底没用啦。”

“什么？”

“一切都完啦。请你说一声你原谅我了，杰克。”

“当然，”我说，“没关系。”

“我的心情坏透了。我已经经受了这么多的痛苦啦，杰克。如今一切都完啦。一切。”

这场对话是科恩对自己的彻底失败发出的痛苦的悲鸣，也是这部小说矛盾、冲突的一个高潮。从某种意义上说，科恩充其量就是一位旧时代的遗少：在一切爱情已经死亡的时代，他居然还在扮演忠于爱情的骑士；在一切精神价值已经丧尽的时代，他还在苦苦追求不着边际的浪漫幻想；在一切英雄已经消亡的时代，他居然还想当什么英雄。“他是这个时代的最后一位骑士英雄，是陈腐信仰的最后一位捍卫者。”[273]他的荒唐表现与时代格格不入，因此他的惨败也是必然的。斗牛士佩德罗·罗梅罗是海明威在这部小说中塑造的一位他心目中的真正的英雄。罗梅罗才19岁，却英姿勃勃，举止不凡，浑身散发着年轻人的昂然朝气。他精于斗牛，技艺超群。在斗牛场上，他以自己精湛的技艺和优雅的风度赢得了众人的崇拜。在社交生活中，他为人坦诚，谈笑自然，从不扭捏作态。他身上既没有“迷惘的一代”的颓废，也没有科恩那种以英雄自居的虚假派头。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勃莱特，他与科恩进行了一场力量悬殊的决斗。在拳击上，他固然不是科恩的对手，一次又一次被击倒，但他在精神上却始终是胜利者，最终以顽强的拼搏精神打垮了科恩，维护了自己的尊严，也赢得了勃莱特的信任和钟情。罗梅罗是海明威小说中经常出现的“打不垮的”硬汉形象的代表：无论面临多大压力，始终都保持着优胜者的风度。

假如我们将巴恩斯的形象投射到科恩身上，这种“打不垮的”的真谛即可凸显出来，因为从科恩身上反射出的正是巴恩斯对生活的认识，对“打不垮的”精神的认识——压力再大，痛苦再深，也不能损害“硬汉子”的精神品格和人的尊严；而罗梅罗与科恩之间的这场决斗则把“打不垮”的硬汉子精神的本质展现得更加彻底：这两人一个是斗牛士，一个是拳击手，斗牛士用斗牛的那种不屈精神面对拳击手的凶悍，最后的结局是，拳击手比公牛难斗，斗牛士比拳击手顽强，由此可见，“打不垮的”本质不是凶悍，而是顽强。当然，海明威一贯喜爱的两个主题：“拳击”和“斗牛”，在这部小说中也撞击出了耀眼的火花。

海明威在描绘这些神形各异的人物群像时准确把握住了他们的主要特征。“‘特征’是组成本质的那些个别标志”，是“艺术形象中个别细节把所要表现的内容突出地表现出来的那种妥帖性”。[274]“特征”是生活的一个凝聚点，现象与本质在这里相连，个别与一般在这里重合，形与神在这里链接，意与象在这里聚首，情与理在这里交融。[275]应当说，海明威在这部小说中所塑造的这些类型化的人物的外在形象是具体、生动而又独特的，而通过这些外在形象表现出来的人性的内在本质也是极其深刻和丰富的，因此，这些艺术形象能给人以鲜活的真实感。海明威通过对这些人物的言谈动作的丰富性、心理世界的复杂性、生活环境的驳杂性的记述和描写，也向我们展示了那个特定时代社会生活的原生状态，展示了生活的立体化世相，因而赋予了这部作品以高度的艺术张力和弹力。时至今日，它的清新感依然没有消失。

蕴涵在主题结构中的元话语

一部完整的文学作品就是一个完整的话语结构，在这个话语结构的背后深藏着一种力，这种力始终在牵引着、控制着、指挥着作者的思想走向，他对作品篇章和语境的构建、他对读者的阅读期待，以及他与读者之间的心灵互动和交流，这种力就是“元话语”。

“元话语”是一个具有包容性的术语，它涵盖了所有自我反射式的表现形式，用于沟通文本中具有互动作用的一切意义，帮助作者表达某种观点，并使读者作为某一特定社群的成员参与其间……它强调的是“评价”（Evaluation）、“态度”（Stance）、“参与”（Engagement）等各种人际意义，是一个由一系列开放性语言项目所实现的意义系统。[276]

在文学话语中，“元话语”是指那种深藏在作品话语体系背后的深层意蕴。所谓“元者为万物之本”，是说“元”兼有“开始”和“根本”这两层意思，“元话语”就是作为一个完整的话语体系的作品的起始和根本，是作品全部话语的起点和归宿点。“它是基于作家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而延伸出来的内在精神结构，它体现出一个作家赖以维持其创作成就的精神根基。”[277]它超越了作品的主题结构和内容，又蕴涵在作品的主题结构和内容之中。

《太阳照常升起》是一部涉及多主题的现代小说。首当其冲的主题无疑是战争在生理、心理、伦理等方面对“迷惘的一代”所造成的严重损害。这部“情绪结晶式小说”不以情节取胜，而在于着力表现这一代人在生活方式、价值取向上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在于宣泄他们的情绪，展示他们复杂矛盾的心态和心理发展历程，并由此深入挖掘和直接表现他们对世界的认识。这一代人所有的梦想、信念和单纯都已被战争和现实的残酷打得粉碎，人生的目标已经死亡，他们在毫无节制的酗酒和纵乐中品尝着内心的绝望和悲哀。小说中的巴恩斯集中体现了“迷惘的一代”的主要特征：他虽然头脑冷静、性格沉稳，但他已变得漠视一切，不再相信任何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不再相信诸如亲情、友情、爱情、宗教信仰等等这些传统的希望之源，唯有纵酒宴乐能给他带来一时的快慰和解脱感，即便是富有闲情雅趣的旅行，也每每成为豪饮的借口。酗酒是这部小说中出现频次最高的话语题材，这不仅是因为这伙饱经磨难的才子们常常“借酒浇愁”或“以酒会友”，在酣饮烂醉中暂且忘却伤痛，或借此来发泄心中的愤懑，更因为这种酗酒行为本身就是对美国政府当年所颁布的“禁酒令”的公然蔑视和对抗，对父辈所遵从的宗教文化和道德说教的讥讽和反叛。小说中唯有自命清高的科恩从不酗酒，因而与他们不是“一路人”。责任感的缺失、“对什么都无所谓”，是“迷惘的一代”的另一特征：巴恩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但他对工作毫无激情，总是漫不经心；尽管他偶尔也去教堂，却怀疑上帝的存在；他从不愿过问任何是非纷争，即便对能够出手相助的事情，他也漠然置之，袖手旁观。例如，在对待科恩与勃莱特之间的情爱问题上，他始终无动于衷，科恩为情所困而痛不欲生，他却不屑一顾，反应冷淡。勃莱特则常常随心所欲地玩弄男性于股掌之间，尤以挫伤有钱男人的自尊为乐。她的未婚夫迈克对她更是放任自流，他自己也置事业与家庭不顾，常常举债酗酒，长醉不醒。海明威在感同身受地记述和批评“迷惘的一代”追求享乐、灵魂空虚的精神状态的同时，对这一代人也寄予了深厚的同情和理解，并希望世人能以此为鉴，放眼未来。

雄性被阉割、阳刚之气被弱化、性无能是现代社会男性的一大心病，也是贯穿于这部小说的一条主线。海明威在“迷惘的一代”身上看到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被战争所摧毁、继而被现实生活的无奈所逼迫而发生了严重变异的男性性心理。在巴恩斯身上体现出的正是这种雄性被阉割而导致阳刚之气被弱化的男性性心理：他的生理缺陷使他无法实现正常的性爱，根本不可能满足风韵十足且生性风流的勃莱特，两人虽然情深意切，却注定无法实现这场原本十分美好的姻缘。尽管他时时牵挂着她，甘愿听命于她，却也总是无可奈何地被她左右着。科恩纵然有性能力，但他始终被一个接一个的强悍的女人牢牢攥在手心儿里，“即便想不被她攥在手心儿里也根本没法找到任何机会”。在巴黎的一个舞会上，巴恩斯甚至还遭到一群竞相搂着他的女人跳舞的同性恋男青年的威胁，这伙人其实并不想与她发生性行为，但却百般挑逗她，巴恩斯只能忍气吞声躲在一边喝闷酒，因为从体力上说，这伙人比他更像“男人”。他虽是一名“光荣负伤”的退伍军人，如今却只能在一家报馆供职，把美好的青春时光浪费在他并不感兴趣的觥筹交错的浮华社交中。他敬佩西班牙斗牛士，尤其喜爱罗梅罗，因为这位年轻的斗牛士比他更具英雄气概和男人味儿。尽管罗梅罗稚气未脱的相貌比巴恩斯还要女性化，但他符合海明威心目中的“英雄准则”，因为他能面对死亡而泰然处之，保持着海明威一贯的“重压之下的优雅风度”。巴恩斯也经受过死亡的严峻考验，但他从战场归来时，雄性器官已被炮火阉割，这使他从肉体到性情都失去了男性应有的阳刚之气，只能独自向天悲叹。

泛性主义和西班牙斗牛是这部小说主题结构中并行不悖的两个组成部分，泛性主义主要体现在勃莱特身上，尤其表现在她的性爱取向上。她视自己为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女魔喀耳刻，迷人的姿色使她能游刃有余地在男人堆里周旋——在希腊伯爵米比波波勒斯面前放肆地开怀畅饮、打情骂俏；信誓旦旦地要嫁给迈克；和科恩私奔；最后又勾引罗梅罗和她上床做爱。她要追求的显然是她一心向往、但从巴恩斯身上却得不到、从前两次毫无爱情的婚姻中也未曾获得的真正完整的爱情。然而放纵不等于“个性解放”，肉欲不等于爱情。这位离经叛道的“新女性”终究未能逃脱世俗的樊篱。

值得一提的是，海明威在小说中多次隐喻化地借用斗牛的场景来映射勃莱特的性爱，在两者之间进行往复式的比拟。勃莱特曾明确告诉巴恩斯，她不可能对他做出任何承诺，因为“我肯定会瞒着你跟别人发生关系的。这一点你会受不了的。”这就是说，她不可能恪守妇道对他“忠贞不渝”，这也意味着她很善于耍手段巧妙地让男人乖乖就范而又不惹火烧身。这一点和罗梅罗的斗牛十分相似：罗梅罗也手段高超，能巧妙地让野性十足的公牛乖乖就范而不被公牛所伤。在斗牛场上，罗梅罗总是先将公牛引诱到自己身边，然后立即抽身闪开，躲过公牛对他的致命攻击，很像勃莱特与男人之间的那种若即若离的关系。罗梅罗在关键时刻会将他那柄象征着性器的利剑刺入公牛体内，而勃莱特则会在她认为合适的时机对她中意的男人以身相许。罗梅罗在斗牛的开始阶段颇似一个含羞躲闪的女性，在紧要关头则迅疾突变为一个刚猛暴烈的男性，这与勃莱特在男性面前的举动也颇为相像。此外，巴恩斯和科恩也很像斗牛场上的那两头菜牛（在性成熟之前已被阉割的牛犊），迈克甚至直接大骂科恩就是一头菜牛：巴恩斯很像融入公牛群中的那头菜牛——虽阳刚之气不足，仍能强作欢颜与他那群比他性力旺盛的朋友打成一片；科恩则像那头受伤之后孤独地呆立在一旁的菜牛——费尽心机一味追逐勃莱特，结果反被勃莱特所伤，落了个遭所有朋友蔑视、被所有女人抛弃的可悲下场。

回归自然、呼唤脱胎换骨的新生是这部小说的另一主题。大自然在海明威的笔下风光旖旎，生机盎然，充满画面感的山川原野犹如人间天堂。每当巴恩斯置身于远离都市和女人的原生态的大自然中，尤其在富有田园野趣的溪边或湖畔钓鱼时，他就感到精神振奋，活力勃发。和作家比尔结伴外出钓鱼时，两人更可以敞开心扉，手提酒瓶畅所欲言地谈古论今，痛快淋漓地针砭时局，即便比尔讥笑他钓来的鱼不及他的大，他也不计较，尽管他心里明白，比尔是在影射他的性功能远不及他的壮伟。在圣福明狂欢节期间，热烈的节日氛围、盛大的庆典场面、浓厚的宗教色彩、淳朴友好的西班牙乡民，使巴恩斯深受感染，也激活了他对生活的信念。小说接近尾声时，巴恩斯在圣塞瓦斯蒂安的孔查海湾中畅游，他时而在海面上迎风破浪，时而深深潜入海底，他既是在经受体力、耐力和勇气的考验，也是在接受大自然对他的洗礼。在小说结尾处，巴恩斯深情地拥着回到他身边的勃莱特，眺望着前方高举警棍在指挥交通的骑警，心中在无限遐想地憧憬着未来。

命运弄人也是弥散在小说中的一个主题。战争、环境、机缘，如同古希腊神话中的三大命运女神，似乎总是在捉弄巴恩斯和勃莱特，处处都跟他俩过不去。尽管巴恩斯并不是一个爱发牢骚、怨天尤人的人，但他也难免会时常回想起自己倒霉的遭遇：“我一边脱衣服，一边在床边大衣柜的镜子里打量着自己的形象……浑身上下，怎么偏偏就伤在这个最伤不得的部位呢。我估计伤在这种地方会让人觉得好笑的。”一位意大利籍的上校联络官来医院探视他时，也设身处地地对他说：“你奉献出了比生命更加宝贵的东西呢……多么不幸！多么不幸啊！”即便是表面看来十分幸运的好事情，落到巴恩斯身上也成了厄运：“要不是他们后来用船把我运到了英国，使我有缘认识了勃莱特，我也许永远都不会有任何烦恼的。”命途多舛，他们的一切不幸似乎早已是命中注定的，纵然抗争，也回天乏术。

小说中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细节：科恩在与巴恩斯闲聊时说，

“再过大约三十五年，我们就死掉啦，你知道吗？”

“胡说什么呀，罗伯特，”我说，“纯属一派胡言。”

就在《太阳照常升起》问世三十五年后的一天早晨，它的作者悲怆地用猎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不知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天意所致，抑或海明威当初便在冥冥之中获得了神灵授意，留下此言来验证命运的不可抗拒？

上述这些主题在这部小说中既自我反射，又相互作用、互为映衬，构成了这部作品话语体系和主题结构的立体式框架，而隐藏在这个框架的背后、支撑并维系着这个框架的整体性的“元话语”，就是“迷惘的一代”理想幻灭后对现实生活的理解，以及“打不垮的”硬汉子品格。在战后“迷惘的一代”眼中，这个世界已经不存在他们可以为之而奋斗的东西，已经不存在有任何价值的精神支柱。他们的一切牢骚和不满，一切消沉与无奈，一切不负责任的行为，都由此而来。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对历史和意识形态的追问，不肯在理想与现实、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美与丑的冲突中轻易认输。他们保持着“重压之下的优雅风度”，在灵魂深处顽强地抗争着，试图颠覆传统，建立新的价值体系，沟通现实与灵魂之间的鸿沟。这就是这部作品的“元话语”，是这部作品内在的“精神结构”，这个“精神结构”与作品所展示的那个特定时代社会生活的精神结构形成了一种同构对应的关系，将一幅真实、完整的历史画卷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结语

《太阳照常升起》与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十分相近：两部小说均以“喧腾的二十年代”为时代背景，以第一人称为叙事视角，讲述的都是一个出类拔萃的美国青年在享乐主义盛行的社会环境中追求可望而不可即的爱情的人生故事，堪称异曲同工，交相辉映，是“迷惘的一代”小说中最具典型意义的两部代表作。《太阳照常升起》是海明威的成名之作，出版以来一直深受具有前卫心理和逆反心理、渴望独创艺术、渴望更加开放的心灵空间的年轻读者群的青睐。在这部小说中，海明威不仅着力表现了“迷惘的一代”在失落和绝望中放浪形骸，向醉生梦死、浮躁喧闹的生活方式寻求刺激和慰藉的精神状态，同时也不动声色地注解了这群目空一切、否定一切、愤世嫉俗的“荒原人”在困境中为寻找新的出路所做出的努力，揭示了他们坚韧不拔地追求自由、公正、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的精神实质。小说凝结、汇聚了年轻的海明威自己的思想、情感、理智、痛苦和他对未来的窥望，是海明威自己的人生体验和哲学思考的深度延伸。

海明威曾把创作比喻为“冰山”：“冰山在海里移动很是庄严宏伟，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278]在《太阳照常升起》中，他的“冰山原理”、叙事艺术的独创性、简约凝练的语言风格就已崭露头角，他对小说中的生活场景、环境、对话、氛围的描写都很有节制，他不评论人物的行为，也不分析人物的“心理世界”，他把想要告诉读者的内容都隐匿在海平面下的那“八分之七”之中了，见诸笔端的只有“八分之一”，但读者却能强烈感受到蕴涵在这“八分之一”背后的分量。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下重读这部经典小说，它依然能给我们以清新感和亲切感。它是海明威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

2012年2月17日于维多利书斋

[1]哈德蕾（Elizabeth Hadley Richardson，1891—1979），海明威的第一任妻子，1921年与海明威结婚，婚后不久即随海明威移居巴黎，1926年与海明威离婚。

[2]约翰·哈德蕾·尼坎纳（John“Jack”Hadley Nicanor Hemingway，1923—2000），美国作家、著名环境保护主义者，海明威与其第一任妻子哈德蕾的唯一的儿子，乳名“邦贝”（Bumby），出生于加拿大多伦多，童年随父母移居巴黎，格特鲁德·斯泰茵（Gertrude Stein，1874—1946）和爱丽丝·B.托克拉斯（Alice B.Toklas，1877—1967）为其教父母。

[3]据海明威在其遗作《流动的盛宴》（A Moveable Feast，1961）一书中所记载，此语源出自格特鲁德·斯泰茵前去修车的那家车行的老板：一名机修工在修理斯泰茵的劳斯莱斯轿车时，因其修车技术未能达到斯泰茵满意的程度，车行老板便朝他怒喝道：“你们全都是迷惘的一代。”斯泰茵后来在与海明威谈及此事时说：“你们就是这种人。你们全都是这种人……你们这些在这场战争中当过兵的所有的年轻人统统都是这种人。你们是迷惘的一代——une génération perdue。”海明威当初曾考虑采用此语作为本书的篇名。

[4]引自《圣经·旧约全书·传道书》第一章第四节至第七节。其中，“日头出来”四字，在《圣经》钦定英译本中为“The sun also ariseth”。海明威最后决定以此语作为本书的书名，但改成了现代英语的写法。译者在重译这部经典之作时，仍采用已有的定译作为本书的篇名。

[5]蜘蛛侠凯利（Tommy“Spider”Kelly，1867—1972），美国纽约著名职业拳击运动员，绰号“哈莱姆的蜘蛛侠”，以出拳快和敢作敢为而著称，在其职业生涯中曾获得过“世界最轻量级职业拳击比赛”的冠军和“美国最轻量级职业拳击比赛”的冠军。

[6]羽量级拳击运动员（featherweight），又称“次轻量级拳击运动员”，体重应在126磅（57公斤）以下。本书主人公科恩属于中量级，体重应不超过160磅（72.64公斤）。

[7]这样一来，犹太人高鼻梁的明显特征就没那么显眼了。

[8]卡尔梅勒市（Carmel），加利福尼亚中西部一小城市，濒临太平洋，在洛杉矶以北530公里、旧金山以南190公里处，以其秀丽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而闻名遐迩，历来是文学艺术家们的钟情之地。据称，市内六成以上的房屋均为艺术家们的宅邸。

[9]普罗旺斯敦（Provincetown），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马萨诸塞州的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位于科德角半岛的尖端，因其风光秀丽的海滩、港湾、发达的旅游业、每年在此举办的各类文化艺术节，以及“同性恋村”而闻名。美国著名作家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的长篇小说《硬汉不跳舞》（Tough Guys Don’t Dance），即以此城为背景创作而成。

[10]大路饭店（L’Avenue Restaurant），巴黎市中心蒙田大道上的一家豪华饭店，常常名流云集。

[11]凡尔赛咖啡馆（Cafe de Versailles），巴黎市中心的一家有名的咖啡馆。

[12]此处原文为法语fines，是一种法国产的普通白兰地。

[13]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法国东北部历史文化名城，阿尔萨斯省的省会，法国第三大城市，也是欧洲议会的所在地，坐落在莱茵河的左岸，与德国隔河相望，城中有众多教堂、古堡等名胜古迹。

[14]圣奥黛尔（Saint Odile），即位于法国阿尔萨斯地区的圣奥黛尔山（Mont St Odile），山上的圣奥黛尔修道院是阿尔萨斯地区的第二大天主教堂，修建于中世纪，为纪念阿尔萨斯圣女奥黛尔所建，是法国重要的宗教圣地之一。

[15]阿尔萨斯（Alsace），法国东北部一古行省，位于莱茵河的上游，东与德国、西与瑞士交界，有数十家国际性组织和机构集中驻扎在此，如今是欧盟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地区之一。

[16]布鲁日（Bruges），比利时西北部一古城，比利时西佛兰德省的省会，15世纪以前一直是佛兰德地区纺织业的中心，是一座保存完好、为运河所环绕的中世纪城市，城中有诸多哥特式大教堂、圣母院等古建筑，素有“北方的威尼斯”之称。

[17]阿尔登森林（Ardennes），又称“阿尔登高地”，是一为森林所覆盖的高地，其范围包括比利时东南部、法国东北部和卢森堡三国的部分地区，是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曾发生过激烈交战的地方。

[18]桑利斯（Senlis），位于巴黎以北40公里处，是一座历史悠久、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的中世纪古城，以其哥特式建筑风格的桑利斯大教堂和众多保存完好的纪念碑而闻名，是巴黎人喜欢去旅游的城市。

[19]雄鹿大酒店（the Grand Cerf），位于法国诺曼底地区的大森林中，是一座始建于17世纪、至今仍保留着其古典风格的豪华宾馆。

[20]威廉·亨利·赫德逊（William Henry Hudson，1841—1922），英国博物学家、作家。他出生于阿根廷，是一位多产的小说家、敏锐的观察家、大自然的热爱者。他的主要作品有《拉普拉塔河的博物学家》（The Naturalist in La Plata，1892）、《丘陵地带的大自然》（Nature in Downland，1900）等。《紫色的国度》（The Purple Land，1885）是赫德逊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故事的背景设置在19世纪的乌拉圭，描写一个名叫理查德·兰姆的英国青年在南美洲的乌拉圭、阿根廷等国的种种历险奇遇，以及他与当地若干名少女之间发生情感纠葛的浪漫故事。

[21]霍雷修·阿尔杰（Horatio Alger Jr，1832—1899），19世纪美国著名作家，极为多产，一生创作有一百多部长、短篇小说和一百多首诗歌，以青少年为对象，主要以贫儿发迹为题材，作品极为畅销，其主题“从衣衫褴褛走向受人敬重的上等社会”（from rags to respectability）曾对“镀金时代”（Gilded Age）的美国产生过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22]罗伯特·格雷厄姆·邓恩（Robert Graham Dun，1826—1900），美国商人，商业信贷问题专家，1893年创办报告国际商情的周刊，名为《邓氏评论》（Dun’s Review），该周刊一直发行至今。

[23]拉丁区（the Latin Quarter of Paris），指巴黎市中心第五区和第六区之间的一个地段，位于塞纳河的左岸，巴黎大学的主校区即坐落在此，周围高校林立，是学生和文学艺术家们的居住、活动之地，有浓厚的学术气氛，20世纪20年代，此处的房租也较低廉。

[24]马尼拉纸（manila），一种用马尼拉麻制成的包装纸。

[25]圣拉扎尔车站（Gare St.Lazare），巴黎六大火车站之一，其吞吐量位居第二，建立于1837年，19世纪70至80年代期间，曾激发了众多印象派画家为之作画，留下了许多不朽之作，也是后来众多电影的拍摄背景。

[26]此处原文为法语俗语“poules”，原意为“母鸡；雌鸡”，引申意思为“举止轻佻的女郎”，暗指“妓女”。

[27]佩诺（Pernod），一种法国产的绿茴香酒。佩诺为该酒的商标名。

[28]此处原文为法语“Dites garcon, un pernod.”意为“喂，服务生，来杯佩诺。”

[29]此处原文为法语“fiacre”，意为“出租马车”。

[30]歌剧院大街（the Avenue de l’Opera），位于巴黎市中心的繁华地段，在卢浮宫与加尼尔宫之间，是游客最常光顾的景点之一，街道两旁林立着各大旅行社的办事机构、银行、纪念品商店、各国驻外机构等。

[31]金字塔路（the Rue des Pyramides），巴黎旅游景点之一，与黎沃利路相交，为纪念拿破仑于1798年在埃及金字塔战役中大获全胜而命名。

[32]黎沃利路（the Rue de Rivoli），巴黎最有名的商业大街之一，名店鳞次栉比，为纪念拿破仑于1797年在黎沃利战役中击败奥地利军队而命名。

[33]杜伊勒利花园（the Tuileries Garden），巴黎旧王宫，修建于16世纪，位于卢浮宫与协和广场之间，法国大革命后被改建为公共花园，如今已成为巴黎人举行庆祝活动、休闲、聚会、散步的场所。

[34]教皇路（the Rue des Saints Pères），巴黎一路名，位于巴黎第六区与第七区之间，十分幽静，是情侣们经常光顾的地方。

[35]佛兰芒人（Flemish）为比利时两大民族之一。本书主人公为美国记者杰克·巴恩斯，杰克与雅各布均源自古希伯来人名“雅各”。

[36]此处原文为法语“cocher”，意为“车夫”。

[37]列日（Liege），比利时东部列日省的省会城市。

[38]指巴黎的拉丁区。

[39]乔杰特·莱布伦（Georgette Leblanc，1875—1941），法国著名歌剧、话剧演员和作家，是法国小说家莫里斯·莱布伦（Maurice Marie Emile Leblanc，1864—1941）的妹妹。她与比利时著名剧作家、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里斯·梅特林克（Maurice Polydore Marie Bernard Maeterlinck，1862—1949）保持了多年的情人关系，在他创作的一系列话剧中担任主角，红极一时，并出演了若干部法国电影，晚年改行从事儿童文学和传记文学的创作。杰克·巴恩斯随口给妓女乔杰特加上了莱布伦这个姓氏，使她和那位著名演员同名同姓了。

[40]此处原文为法语“Conais pas”，意为“不认识；不知道”。

[41]利口酒（liqueurs），一种酒精含量较高的浓香型的甜酒，通常在饭后饮用。

[42]此处原文为法语“bal musette”，意为“用手风琴伴奏的大众舞厅；（或风笛舞会）”。

[43]圣杰尼维耶夫山（the Montagne Sainte Genevieve），位于塞纳河左岸的一座山峰，山上有先贤祠和圣杰尼维耶夫图书馆，山上的大街小巷遍布形形色色的酒吧和饭馆，是巴黎大学及附近几所大学的学生们的钟情之地。

[44]干邑白兰地（cognac），法国科涅克地区出产的一种上等白兰地。

[45]此处原文为法语“fine a l’eau”，意为“兑了水的白兰地”。

[46]指亚伯兰（上帝后来给他改名为亚伯拉罕）在得到耶和华赐予他迦南（今巴勒斯坦地区）时的情景。详见《圣经·创世记》第十二章。

[47]蒙马特（Montmartre），巴黎城北部一地区，位于塞纳河右岸的高地上，海拔130米，最高处的圣心教堂为全巴黎的最高点。该地区夜总会林立，也是艺术家们的云集之地，莫奈、毕加索、梵高等著名艺术家都曾在此建有画室或宅邸。

[48]此处原文为法语“C’est entendu, Monsieur”，意为“一言为定，先生。”

[49]蒙特苏里公园（Parc Montsouris），巴黎城内的一个开放式公园，位于塞纳河左岸，公园内绿草茵茵，树种和禽鸟繁多，环境幽静，并矗立着众多的雕塑，自19世纪以来一直保留着英国园林的风格。

[50]圣埃蒂纳·杜·蒙特教堂（St.Etienne du Mont），巴黎城内的一座著名教堂，位于先贤祠附近，教堂内的公墓里安葬着法国许多宗教界的名人。

[51]康特雷斯卡普广场（Place de la Contrescarpe），位于巴黎劳动阶层住宅区的中央地段，有众多咖啡馆，历来是文学艺术家们的钟情之地，也是外来人员的避风港，广场的南面即为穆菲塔德大街，是巴黎有名的市场街之一。

[52]穆菲塔德大街（Rue Mouffetard），位于巴黎城第五区，是巴黎城内历史最为悠久、也最为繁华的商业步行街之一，大大小小的餐馆、商店、咖啡屋比比皆是。

[53]戈贝林大街（Avenue des Gobelins），巴黎城内的一条老街，位于穆菲塔德大街的尽头，是一条笔直的林荫大道，修建于18世纪。

[54]蒙斯（Mons），比利时西南部一古城，比利时海诺特省的省会，自中世纪起就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军于1914年8月下旬在此地与德军发生第一次激烈交战，英军被迫撤离，此城为德军所占领，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此城才被加拿大军团解放。

[55]蒙帕纳斯大街（Boulevard du Montparnasse），巴黎蒙帕纳斯区的一条双向主干道，位于塞纳河左岸，“蒙帕纳斯”意为“缪斯山”（缪斯是古希腊神话中掌管文艺和科学的九位女神之一），因此，巴黎的大学生们常来此吟诵诗歌。该地区的众多咖啡馆、饭店和酒吧也闻名遐迩。

[56]蒙特鲁奇地区（Montrouge），巴黎城南郊一市镇，距巴黎市中心约4公里，人口稠密，是欧洲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蒙特鲁奇”在拉丁语里的意思为“红山”，因该地区的土壤为红色而得名。

[57]贝尔福狮像（Lion de Belfort），法国雕塑家弗列得利克·巴多尔蒂（Frederic Auguste Bartholdi，1834—1904）的代表作之一，美国纽约的自由女神像也出自巴多尔蒂之手。贝尔福狮像竣工于1880年，为纪念普法战争而作，整个狮身完全由红砂石构成，长22米，高11米，为该地区主要景观。

[58]拉斯帕埃尔大街（Boulevard Raspail），巴黎城内一南北向林荫大道，以法国著名化学家、政治家弗朗斯瓦·拉斯帕埃尔（Francois Vincent Raspail，1794—1878）的名字命名。

[59]柯丽荣宾馆（Hotel de Crillon），位于巴黎香榭丽舍大街，协和广场两座石砌双子楼中的一座，另一座为法国海军总部，建于1758年，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豪华宾馆之一。

[60]圣米歇尔大街（Boulevard Saint Michel），巴黎拉丁区的两条主干道之一，南北向，另一条为东西向的圣日耳曼大街。

[61]丁香园咖啡馆（La Closerie des Lilas），坐落在蒙帕纳斯大街与圣米歇尔大街相交的路口上，是一个名人荟萃的地方。本书作者在20世纪20年代初叶到达巴黎时，常来这家咖啡馆消磨时光。本书的创作即在此完成。这家咖啡馆里至今仍保留着一张“海明威之椅”，椅背上的铜牌刻着海明威的名字。

[62]迈克尔·奈伊（Michel Ney，1769—1815），法国陆军元帅，拿破仑手下的主要将领之一，曾随拿破仑多次出征，屡立战功，在1815年滑铁卢战役中担任法军骑兵部队的指挥，滑铁卢战役兵败后，他被贵族院以通敌谋反罪执行枪决了。

[63]波拿巴主义者（Bonapartist），“波拿巴主义”在法国历史上有两层含义：从严格意义上说，指意图恢复波拿巴皇族统治下的法兰西帝国的主张；从广义上说，指一切支持中央集权和贵族专制统治的政治派别活动及其政治组织。路易·拿破仑于1851年发动军事政变上台后，为纪念奈伊元帅，在巴黎天文台广场竖立了他的雕像。

[64]此处原文为意大利语“Ospedale Maggiore”，意为“总医院”，位于米兰市中心，原名“大房子医院”，建于15世纪，是当地最早的医院之一，如今已是米兰大学的所在地。

[65]这两尊雕像均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建筑师、雕塑家、建筑学家安东尼奥·菲拉雷特（Antonio Filarete，1400—1469）在设计这家医院时留下的作品。

[66]此处原文为意大利语“Che mala fortuna！Che mala fortuna！”，意为“多么不幸！多么不幸啊！”

[67]比亚里茨（Biarritz），法国西南部一城市，位于比斯开湾，濒临大西洋，与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区接壤，是一处极其奢华的海滨度假胜地。

[68]戛纳（Cannes），法国东南部一城市，濒临地中海，为著名海滨度假胜地，每年有国际电影节在此举办。

[69]蒙特卡洛（Monte Carlo），摩洛哥公国的四大城市之一，濒临地中海，为著名海滨度假胜地，以赌博业和一年一度的蒙特卡洛汽车拉力赛的最后一站而闻名。

[70]布洛涅公园（Bois de Boulogne），位于巴黎城西郊，环境幽雅，每逢周末，各种休闲活动比比皆是，夜间则是巴黎最有名的红灯区之一。

[71]菊花酒（Mumm），一种德国出产的烈性啤酒。

[72]索芙洛大街（La rue Soufflot），位于巴黎第五区，毗邻巴黎大学主校区，与圣米歇尔大街相连，靠近卢森堡公园和先贤祠，有众多咖啡馆和饮食店。

[73]卢森堡公园（Jardin du Luxembourg），巴黎第二大公园，位于巴黎第六区，免费向公众开放。园内有一百多座法国历史上著名人物的雕像和纪念碑。

[74]玛德莱尼教堂（L’eglise de la Madeleine），位于巴黎第八区，是一座历史悠久的罗马天主教堂，其南面便是协和广场。

[75]嘉布遣会修士大街（Boulevard des Capucines），巴黎四大著名林荫大道之一，为东西向，得名于嘉布遣会修道院一位美丽修女的名字，道路原与巴黎城墙相平行，法国革命城墙被毁后拓宽。

[76]歌剧院，此处指巴黎歌剧院（Paris Opera；又称Palais Garnier），巴黎城内历史悠久、具有巴洛克风格的建筑物，建于1875年，是建筑史上的经典建筑物之一。

[77]CINZANO是一种意大利出产的味美思酒的商标名。

[78]凯道赛（Quai d’Orsay），巴黎塞纳河左岸的一条河滨大道，为法国外交部所在地。

[79]《新法兰西评论》（La Nouvelle Revue Francaise），法国著名文学刊物之一，由法国思想前卫的知识分子创办于1909年，在法国文化界影响很大，原为月刊，现已改为季刊。

[80]志愿者救护队（Voluntary Aid Detachment，即V.A.D.），1909年在国际红十字会协助下在英国成立的战地救护组织，完全由志愿者所组成，人数曾一度达七万余众，三分之二以上为年轻女护士，主要在红十字会各大医院工作，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发挥了重要的救死扶伤作用。

[81]杰克·罗斯（Jack Rose），一种高档鸡尾酒的名称，用烈性苹果酒、石榴汁糖浆、柠檬汁或酸橙汁调制而成，呈玫瑰色，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极为风行。

[82]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巴黎卫星城之一，位于巴黎东南部，距巴黎市中心55.5公里，是巴黎占地面积最大的一座卫星城。

[83]蒙特罗（Montereau），巴黎卫星城之一，位于卢瓦雷省，为旅游胜地。

[84]门肯（Henry Louis Menchen，1880—1956），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作家和新闻记者，文笔犀利，在一系列杂文、小说和文学评论中讽刺美国社会奉为神明的一切价值观念，针砭时弊，深得年轻人的喜爱。他在《美国语言》（1919）一书中强烈反对欧洲文化在美国的支配地位。

[85]苏珊娜·伦格仑（Suzanne Rachel Flore Lenglen，1899—1938），法国著名网球运动员，1914年至1926年间曾获得31场网球锦标赛冠军，是法国历史上第一位网球女明星，也是国际体坛上的第一位女明星。

[86]里茨饭店（Hotel Ritz），巴黎顶尖级的豪华宾馆，位于巴黎市中心，建于1898年，也是世界上最豪华、价格最昂贵的宾馆之一。

[87]典出《圣经·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五十二节：“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

[88]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英国著名小说家和诗人，作品多涉及人们对苦难生活和命运捉弄的反抗，主要作品有《卡斯特桥市长》（1866）、《德伯家的苔丝》（1891）、《无名的裘德》（1896）等。本书故事发生在1925年，哈代仍健在。

[89]安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1844—1924），法国著名作家，192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代表作有《企鹅岛》（1908）等。法朗士于1924年10月12日逝世，在本书故事发生前不久。

[90]卢尔德城（Lourdes），法国西南部一小镇，位于比利牛斯山的山脚下。据称，在1858年，十四岁的牧羊女玛丽·贝尔纳德·苏庇鲁在一山洞前连续几次看到圣母玛利亚显灵，并尊嘱掘地，得一清泉，泉水能治百病。此后，该地便成为天主教的主要朝圣地之一，贝尔纳德也被封为“圣贝尔纳德”。

[91]此处原文为法语“très, très gentille”，意为“非常非常和蔼可亲”。

[92]此处原文为法语俗语“quelqu’une, quelqu’une！”，意为“有地位、有身份的人物；了不起的人物”。

[93]此处原文为法语“pelouse”，意为“跑马场中央的草坪”；引申意义为“跑马场草坪上的常客”。

[94]此处原文为法语“pesage”，意为“赛马师体重过磅处四周的围地”。按规定，参加赛马的骑师在比赛前必须在过磅处逐一称量体重，贵族阶层的绅士淑女们常跑到那边去观看，评头品足，作为一种时髦的社交活动。

[95]此处原文为法语“sportsmen”，意为“赛马迷”。

[96]“迈克尔”是“迈克”的全称，“迈克”则是爱称。

[97]圣塞瓦斯提安（San Sebastian），西班牙历史文化名城，位于西班牙北部，濒临比斯开湾，距法国很近，从前为西班牙皇室的避暑胜地，现为闻名遐迩的海滨度假胜地。

[98]美国国会于1919年1月16日通过了宪法第18号修正案——禁酒法案（Prohibition），禁止制造、售卖乃至运输任何酒精含量超过0.5%以上的饮料。该法案于1920年1月17日凌晨0时正式开始生效。直至1933年美国国会颁布了宪法第二十一条修正案，该禁酒令才被正式撤销。

[99]弗夫·克利科（Veuve Clicquot）既是法国一家香槟酒酿造公司的名字，也是这种高档香槟酒的商标名。该公司原由法国葡萄商菲利普·克利科·穆伦创办于1772年，后由其儿子的遗孀接任，克利科夫人于1811年研发并推出了新型精制香槟酒，并注册冠名为弗夫·克利科。“veuve”在法语里意为“寡妇；遗孀”。

[100]一种容量为2夸脱的大瓶香槟酒（Magnums）。

[101]阿比西尼亚（Abyssinia），埃塞俄比亚的旧称。

[102]此处原文为法语“Sommelier”，意为“饭店负责饮料的总管”。

[103]孔查（Concha），位于西班牙圣塞瓦斯提安市，是西班牙著名海滨度假胜地，距市区很近，风光秀丽，尤以白沙细浪的海滩闻名遐迩，常常游人如织。

[104]邓普希（William Harrison“Jack”Dempsey，1895—1983），美国职业拳击手，从1919年至1926年连续蝉联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以其出拳勇猛的风格和击打力量而风靡拳坛，曾创下百万美元门票的纪录。

[105]潘普洛纳（Pamplona），西班牙北部一城市，旧时为纳瓦拉王国的首都，现为纳瓦拉地区的首府，以每年的7月在此举行的圣福明狂欢节而闻名，最具特色的庆祝活动之一是让牛群在城内大街上狂奔。在狂欢节期间，还举行诸多宗教庆典活动，人们在街头载歌载舞，通宵狂欢。

[106]“老虎”弗劳尔斯，真名西奥多·弗劳尔斯（Theodore Flowers，1895—1927），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获得中量级拳击比赛冠军的非裔美国人，原先在费城造船厂工作，1918年开始职业拳击生涯，是位虔诚的宗教徒，据说，他每个回合开始前都要背诵基督教经文第144条。

[107]科隆（Cologne），德国西北部工业城市和大学城，位于莱茵河畔，以其中世纪的大教堂而闻名。

[108]巴黎城区的塞纳河中央有两座天然形成的岛屿，西面那座为斯德岛（Île de la Cité），中世纪时的巴黎城即坐落在此，现仍为巴黎的中心城区，著名的巴黎圣母院即坐落在该岛的东端；位于东面那座为圣路易岛（Île Saint-Louis），面积较小，旧时为牲畜和羊毛市场，岛上有五座桥梁连接塞纳河的两岸，与巴黎城区相通。此处指的是后者。

[109]此处原文为法语“bateau mouche”，意为“塞纳河上的小型观光游轮”。

[110]瓦尔德格拉斯教堂（Church of the Val de Grâce），位于巴黎城第五区，是巴黎最具巴洛克风格的建筑物，始建于1645年，1667年竣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改建为野战医院。战争结束后，法国政府为了让后人记取战争的残酷教训，在此设立了一个整形外科博物馆，陈列着众多留有外科整形修复痕迹的被战争所损毁的人脸和人的断肢残躯的蜡像。

[111]昂代（Hendaye），法国历史文化名城，位于法国西南边陲的比利牛斯山麓，隔边境线与西班牙海滨城市伊伦相望，为大西洋沿岸著名旅游城市和海滨度假胜地。

[112]巴荣纳（Bayonne），法国西南部比利牛斯山麓历史文化名城，坐落在尼维河与阿杜河的交汇处，与昂代在同一省内，属巴斯克方言区，也是大西洋沿岸的港口城市和旅游胜地。

[113]香蒂利（Chantilly），法国北部一古城，位于巴黎东北部，距巴黎市中心23.9公里，因其壮观的赛马场和随处可见的马厩而闻名，是一座活生生的赛马博物馆，城内有诸多历史文化名胜。

[114]布尔戈特（Burguete），西班牙北部一城镇，位于纳瓦尔省境内。海明威在1924年和1925年间去西班牙比利牛斯山中的伊拉蒂河上钓鱼时，即居住在此城中。如今，海明威曾居住过的那幢小屋仍保留完好，供游人观瞻。

[115]此处原文为法语“Comment？”，意为“你说什么？”

[116]代顿（Dayton），美国俄亥俄州第六大城市，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全美人口最稠密的城市之一。

[117]卢尔德（Lourdes），法国西南部一古老山城，位于比利牛斯山麓，为宗教圣地，有许多古代石窟和教堂。

[118]此处原文为“Pilgrim Fatners”，意为“清教徒前辈移民”，原指1620年移到美洲普利茅斯殖民地的一批英国清教徒。此处的话语中含有不屑一顾的讽刺意味。

[119]图尔（Tours），法国中西部卢瓦河畔的一座古城和工业城市，位于巴黎西南部，是法国铁路交通枢纽之一，也是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的故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有两万五千余人驻扎在此，建立了军用服装厂、兵工厂、军用机械修理厂、野战医院、弹药库、邮局等军用设施，并在卢瓦河上建立了一座以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名字命名的大桥。

[120]此处并非指那个以迫害黑人为主的曾在美国南方活动猖獗的三K党，而是指另一个同名的美国恐怖组织，于1915年由出生在美国本土的白人新教徒所组成，他们强烈反对社会变革，宣扬美国政治的净化，反对天主教、共产主义、犹太人以及其他外来少数民族。

[121]波尔多（Bordeaux），法国西南部加仑河畔的一座港口城市，阿基坦省的省府，为法国葡萄酒制造和交易中心。

[122]朗德省（Lnandes），法国西南部一省份，滨比斯开湾，境内多为森林所覆盖。

[123]拉内格里斯镇（La Negresse），位于比利牛斯山麓，距比亚里茨约3.9公里。

[124]此处指巴荣纳著名的圣玛丽亚大教堂（Cathédrale Sainte-Marie），始建于12世纪至13世纪，但直到19世纪才竣工，是一幢哥特式风格的双塔建筑物，外观十分宏伟、典雅，俯瞰着城内狭窄的街道。

[125]巴斯克人（Basques），欧洲一古老民族，世代生活在西班牙北部和比利牛斯山脉以北法国西南部巴荣纳一带，为欧洲文化最独特的民族之一，至今仍保留着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习俗。

[126]回力球（pelota），起源于巴斯克地区的一种用柳条编织的球拍在四面有墙的球场上拍球的游戏，如今已成为西班牙乃至拉丁美洲一些国家流行的球类运动。

[127]此处指阿尔加河（Arga）。阿尔加河为伊比利亚半岛最大的河流——埃布罗河（Ebro）的支流之一，全长约145公里，自北向东流经西班牙纳瓦拉自治区，最后注入阿拉贡河。纳瓦拉的首府城市潘普洛纳，即坐落于阿尔加河的右岸，是阿尔加河流域最大的城市。

[128]比塞塔（pesetas），西班牙旧时货币单位。

[129]教徒在做完祈祷后离开教堂时，往往用手指在门边的圣水器里蘸一点儿圣水在胸前画十字。

[130]美国《纽约论坛报》著名编辑、美国自由民主党的创始人霍拉斯·格里莱（Horace Greeley，1811—1872），曾于1865年7月13日在该报发表社论说：“华盛顿并非久留之地。房租昂贵，饭菜极差，尘土飞扬，道德沦丧。到西部去吧，年轻人，到西部去，和祖国一起成长。”此后，“到西部去，和祖国一起成长”便成为19世纪被人们广为引用的一句口号，在美国西部大开发的历史行程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尔在这里故意歪曲这句名言，以他母亲的口吻来说，借以调侃杰克。

[131]伊拉蒂河（Irati River），位于比利牛斯山脉南麓，在布尔戈特附近。

[132]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Arriba！Arriba！”，意为“举起来！举起来！”

[133]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posada”，意为“旅店；客栈”。

[134]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arriero”，意为“赶骡人；赶骡的车把式”。

[135]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aguardiente”，意为“烧酒；白酒”。该词在西班牙语里的意思为“会燃烧的水”。

[136]“生丁”为西班牙旧币单位，一比塞塔等于一百生丁。

[137]龙塞斯瓦列斯（Roncesvalles），西班牙北部纳瓦拉地区一小山村，位于比利牛斯山脉南麓一地势险要的山隘边，在潘普洛纳东北，距法国边境8公里。公元778年，法王查理曼率军攻打西班牙，在回法途中，其后卫部队在龙塞斯瓦列斯附近遭到巴斯克部落人的袭击，传说中的英雄罗兰在此役中战死，据说当地的教堂里至今尚有罗兰的遗物。龙塞斯瓦列斯修道院建于公元11世纪，自中世纪以来一直是天主教徒的朝圣之地，每年都会有成千上万的圣徒在此歇息，享用圣餐，然后再由此继续前往圣地亚哥朝圣。

[138]龙塞沃（Roncevaux），这是龙塞斯瓦列斯在法语中的名字。

[139]潘趣酒（punch），一种用果汁、香料、茶、朗姆酒等掺和而成的甜饮料。

[140]弗雷特利尼兄弟杂技团（Fratellinis），法国著名家族式杂技团。在20世纪初的20年间，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该杂技团因弗雷特利尼三兄弟均才华横溢、技艺高超并同台演出而风靡巴黎。这三兄弟也备受巴黎知识阶层的喜爱，更是众多媒体和杂技迷们追捧的对象。

[141]普里默·德·里维拉（Primo de Rivera，1870—1930），西班牙贵族、独裁者、军事将领，1923年发动军事政变，担任西班牙首相至1930年，实行独裁统治达七年。

[142]里弗山脉（Riff），位于摩洛哥北部，濒临地中海。生活在该地区的柏柏尔人长期抵抗西班牙和法国殖民军，1926年才被征服。

[143]此处原文为“jam”，该词在英语里既有“果酱”之意，又有“困境”之意。

[144]此处的“亨利”指的是美国大作家亨利·詹姆斯。据说，亨利·詹姆斯曾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当过消防队员，在一次救火行动中“负了非常可怕、却又难以启齿的伤”，从此丧失了性功能，成了“一个不中用的男人”。亨利·詹姆斯的这个遭遇后来竟成为美国众多作家笔下的一个热门话题。本书作者当初在创作这部小说时，直接用的是亨利·詹姆斯的真名，但交稿后，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的资深编辑麦克斯威尔·珀金斯不同意他使用这位大作家的真名，经反复交涉后，两人达成了妥协。因此本书中只保留了“亨利”这个名字。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曾致信海明威：“你为何要如此津津乐道于詹姆斯的性无能及其影响呢？”（详见海明威书信集。）

[145]格兰特（Ulysses S.Grant，1822—1885），美国将军，美国第十八任总统（1869—1877），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担任北部联邦军总司令，他通过采取消耗策略，于1865年打败了南部联军。

[146]杰斐逊·戴维斯（Jefferson Finis Davis，1808—1889），美国政治家、军事将领，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一直担任南部邦联的总统。

[147]“德莱德·司各特案件”是美国历史上的要案之一。德莱德·司各特（Dred Scott，1795—1858）为美国非裔黑奴，曾于1846年向法院起诉，要求美国联邦政府给予他和他的妻子以及两个女儿以自由人的身份，这一诉求得到了美国众多反蓄奴制人士的支持，但该案最后于1857年被联邦最高法院以“奴隶出身的黑人没有公民权”为理由驳回。这一无理判决进一步激化了美国社会由来已久的矛盾。“德莱德·司各特案件”在一定程度上是促成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的诱因之一。

[148]“美国反酒吧同盟”（Anti-Saloon League of America），1893年成立于美国俄亥俄州奥柏林市，两年后即迅速发展为全国性组织，其宗旨为通过议会斗争，禁止制售贩卖一切含酒精的饮料，最终促成美国国会于1919年通过了宪法第十八修正案。其实，该组织的任何活动都与“德莱德·司各特案件”毫无关联之处，此处是比尔在喝了酒之后信口发表他的“高论”，将这两件事混为一谈了。

[149]此处是比尔在套用英国作家约瑟夫·卢蒂亚·吉普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1865—1936）的诗作《娘儿们》中最后两行常被人引用的诗句。该诗句的原文为：“The Colonel’s lady and Judy O’Grady were sisters under their skin.”意为：“上校的太太和朱迪·奥格莱迪在骨子里原来是亲姐妹。”意思是说，女人无论其社会地位高低，本质上是相通的。

[150]阿·爱·伍·梅森（Alfred Edward Woodley Mason，1865—1948），英国小说家，早年当过旅行剧团的演员，后来开始从事小说创作。主要作品有：冒险故事《四羽毛》（The Four Feathers，1902）和历史小说《麝香和琥珀》（Musk and Amber，1942）等。

[151]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1860—1925），美国众议员、政治家、演说家，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叶在美国政坛尤为活跃，在美国民主党内影响极大，曾三次参加总统竞选，1912年协助伍德罗·威尔逊竞选总统，后出美国任第41任国务卿（1913—1916）。他一贯坚持平民百姓立场，相信人的美德和正义感，因而被称为“伟大的平民”（The Great Commoner）。1920年后，他坚决主张实施禁酒法案，强烈反对达尔文主义和进化论。1925年，在田纳西州对公立学校生物教师斯科普斯在课堂上讲授达尔文进化论学说提出公诉一案中，布莱恩代表检察官一方在法庭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获胜诉，因而名声大振。这便是美国现代史上有名的“斯科普斯审判案”（Scopes Trial）。该案结束五天后，布莱恩便在睡梦中去世。比尔在这里是在借用“先有鸡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来讽刺他。

[152]据《圣经·旧约全书·创世记》第一章第二十节到第三十一节记载，上帝在创造了天地之后的第五天，创造了水中的鱼类和空中的飞禽，第六天创造了地上的牲畜、昆虫和野兽，最后创造了人。

[153]圣十字架大学（College of the Holy Cross），美国一所以文科为主的本科院校，创办于1843年，位于马萨诸塞州。该校是美国新英格兰地区历史最为悠久的罗马天主教大学，也是全美最早的高等院校之一。

[154]弗兰基·弗里奇（Francis Frankie Fritsch，1898—1973），美国著名棒球运动员，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曾红极一时，1916年考入美国福特汉姆大学，是该校棒球、篮球、足球、田径四项运动的明星，人称“福特汉姆的闪电侠”。

[155]福特汉姆大学（Forfham University），美国著名私立大学之一，1841年由美国罗马天主教会创办于纽约市，当时名为“圣约翰大学”，后更名为现在的校名。该校始终奉行“耶稣会”传统，是一所以研究型为主的高等院校，在中国设有分校。

[156]罗耀拉大学（Loyola University），美国著名私立大学之一，也是美国最早的罗马天主教高等院校之一，由美国耶稣会创办于1852年，有9大校区和28个分校遍及全美各地。

[157]威廉·托马斯·曼宁（William Thomas Manning，1866—1949），出生于英国的美国新圣公会教士，以思想激进而著称，1921年至1946年期间任纽约市主教。在这里，本书主人公和比尔是在借着酒意信口开河，相互调侃，借以冷嘲热讽当时的美国社会风气。按实际年龄推算，他们俩都不可能与门肯和曼宁主教同过学。

[158]韦恩·比·惠勒（Wayne Bidwell Wheeler，1869—1927），美国大律师，毕业于美国奥柏林大学，曾担任美国反酒吧同盟的法律顾问，是禁酒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本书主人公显然又在胡言乱语。

[159]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位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圣何塞县，1842年成立，与圣十字架大学属同一类院校。

[160]奥斯汀商学院（Austin Business College），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市，是一所新成立不久的私立商科学校。

[161]福特（Henry Ford，1863—1947），美国汽车制造商，大规模生产的先驱。柯立芝（John Calvin Coolidge，1872—1933），美国共和党政治家，美国第三十任总统。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1839—1937），美国石油大亨和慈善家。乔·戴维森（Jo Davidson，1883—1952），美国著名雕塑家，曾为世界不少政要和文艺界名人雕塑过胸像。

[162]圣让·皮耶德波尔（Saint Jean Pied de Port），法国西南部一小城市，位于比利牛斯山脉北麓的尼维河畔，距西班牙边境约8公里，从前是西班牙纳瓦拉地区巴斯克省的省会。

[163]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Por ustedes？”意为：“是你们的吧？”

[164]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Vengo Jueves Cohn.”意为：“我星期四到科恩。”

[165]维利亚（Villar），位于西班牙阿维拉省和卡斯蒂利亚自治区交界处的大牧场，风景秀丽，人口稀少，地域广阔，以其漫山遍野放养的公牛而著称。维利亚公牛是西班牙各斗牛场所使用的主要斗牛品种之一。

[166]米乌拉（Miura），位于西班牙塞维利亚省境内的大牧场，以盛产体格健壮、难以驯服的斗牛而闻名。自1849年起即开始向马德里及西班牙其他地区的斗牛场提供斗牛比赛用的公牛。米乌拉公牛也是主要的斗牛品种之一。

[167]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desencajonada”，意为“将公牛放出笼子赶进围栏”。

[168]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aficcionado”，在这里的意思为“斗牛迷”。

[169]圣福明节（San Fermines），每年7月在西班牙潘普洛纳市举办的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丰厚的文化底蕴的狂欢节，盛大的庆祝活动从7月6日中午12点正式开始，一直持续到7月14日的午夜。最为壮观的景象是“奔牛”——浩浩荡荡的牛群在城内沿着大街狂奔。这项活动于每天早晨8点开始，从7月7日一直持续到7月14日，并伴随着众多的传统民俗活动，为期长达一周。如今，“圣福明节”已成为西班牙最具吸引力的国际性节日，每年都会有上百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来此观看。

[170]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Buen hombre”，意为“好人；好汉”。

[171]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SOL, SOL Y SOMBRA, SOMBRA”，原意为“太阳，太阳及背阴处，背阴处”。此处指斗牛场座位的三个档次：“向阳券、半向阳券、背阴券”。

[172]皮卡迪利大街（Piccadilly），伦敦市中心的一条繁华街道，从海德公园向东延伸到皮卡迪利广场，以其众多的时装名店、宾馆和饭店而闻名。此处指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后迈克凯旋回到伦敦时的情景。

[173]亨利·威尔逊（Sir Henry Hughes Wilson，1864—1922），英国陆军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任英国远征军副总参谋长，后任英国首相的首席军事顾问，战后即升任英军总参谋长。1922年担任北爱尔兰政府安全顾问，并被推选为国会议员，不久即被爱尔兰共和军暗杀。

[174]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Ayuntamiento”，意为“市政厅；市议会厅”。

[175]卡斯蒂利亚（Castile），西班牙中部一地区，位于伊比利亚半岛的中央高原，旧时为一独立的西班牙王国。

[176]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Hah！Hah！Toro！”意为“嗨！嗨！牯牛！”

[177]喀耳刻（Circe），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女魔，生活在埃埃亚岛上与野兽为伴。奥德修斯来到该岛后，他的同伴因喝了喀耳刻的毒水而变成了猪。奥德修斯用神药摩利草护住了自己，并迫使女魔恢复了他的同伴的原形。

[178]勃莱特仍在拿科恩说她是“喀耳刻”的话开玩笑。

[179]勃莱特是英国人。“瞎说！”是勃莱特常挂嘴边的话，英语原文为“What rot！”或“Rot it！”，意为“废话；瞎说；混蛋；糟了”，是典型的英国俚语。

[180]切罗基人（Cherokee）为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族，原居住在美国南部的大部分地区，现居于俄克拉荷马州及北卡罗来纳州的印第安人保留区里，其语言——切罗基语，属北美易洛魁语族，切罗基人自1820年起开始有了自己的民族语言。

[181]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ANIS DEL TORO”，意为“牯牛茴香酒”。

[182]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paseo”，意为“散步；兜风”。

[183]蒲式耳（bushel），谷物等的容量单位，在英国约等于36升，在美国约等于35升。

[184]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Jerez”（赫雷斯）。赫雷斯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地区一城市，是雪利酒的制造中心。英语的“雪利酒”（Sherry）即由该地名音译而来。

[185]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riau-riau”，这是圣福明狂欢节期间特有的一种民间舞蹈。

[186]雪茄铺子门前的印第安人木雕像（cigar-store Indians），一种与真人一般大小的彩色木雕，最早出现在美国。从前的雪茄店多用此作为招牌，藉以招徕顾客。

[187]摩尔人（Moors），非洲西北部的穆斯林，为柏柏尔人与阿拉伯人的混血后代；8世纪时曾征服伊比利亚半岛，但在15世纪末被逐出其在格拉纳达的最后据点。

[188]按照穆斯林和一些西方国家的旧俗，妇女上街，进公共娱乐场所或教堂，都需身穿裙衫，头戴女士帽子或裹着头巾。勃莱特向来穿着随便，留男士短发，在当时实属标新立异的举动。

[189]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bota”，意为“皮酒袋；皮酒囊”。

[190]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nada”，相当于英语中的“nothing”，意为“什么也没有”。

[191]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Anis del Mono”，原意为“猴子喝的茴香酒”，是西班牙盛产的一种烈酒的商标，最早产于1870年。

[192]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barreras”，原意为“栅栏”，此处指“斗牛场看台紧靠着围栏边的第一排席位”。

[193]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sobrepuertos”，原意为“出入口上方”，此处指“斗牛场看台上位于出入口上方的席位”。

[194]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picador”，意为“在斗牛场上骑着马用长矛刺公牛使其发怒的副斗牛士”。

[195]罗梅罗家族为西班牙著名斗牛世家，英雄辈出，且一直恪守其祖先创下的风格和斗牛技艺，历来深受西班牙民众的喜爱，至佩德罗·罗梅罗·马蒂奈茨（Pedro Romero Martinez，1754—1839）达到鼎盛。海明威借用西班牙历史上这一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的名字作为本书人物的名字，意在增强作品的真实性和可感性。

[196]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Mucha suerte”，意为“吉星高照；百事顺利”。

[197]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torero”，意为“斗牛士”。

[198]霍塔舞（jota），西班牙北部民间舞蹈之一，是快三步双人舞。

[199]何塞利托（Joselito），西班牙著名斗牛士何塞·戈麦斯·奥蒂加（José Gómez Ortega，1895—1920）的别号。何塞利托是公认的“神童斗牛士”，17岁即获得斗牛士称号，是当时西班牙全国最年轻的斗牛士。1914年起，他与另一著名斗牛士胡安·贝尔蒙蒂·加西亚（Juan Belmongte Garcia，1892—1962）争雄，最后在一次斗牛比赛中被牛挑伤而死亡，年仅25岁。这个时期（1914—1920）优秀斗牛士辈出，被称为西班牙斗牛史上的“黄金时代”。

[200]卡洛斯谷（Val Carlos），西班牙北部纳瓦拉地区的一座小山城，位于龙塞斯瓦列斯附近，距法国边境仅几公里，是相传中的法国英雄罗兰的战死之地。

[201]马西亚尔·拉朗达（Marcial Lalanda del Pino，1903—1990），西班牙著名斗牛士。

[202]阿尔加贝诺（Algabeno），西班牙著名斗牛士何塞·加西亚（José García Carranza，1902—1936）的别称。

[203]伽罗（Gallo），西班牙著名斗牛士拉斐尔·戈麦斯（Rafael Gómez Ortega，1882—1960）的别称。在西班牙语中，Gallo原意为“公鸡”。

[204]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Limpia botas？”意为“要擦鞋吗？”

[205]马拉加（Malaga），西班牙马拉加省的省会城市，位于西班牙南部，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境内，濒临地中海。龙达（Ronda），马拉加省的一座城市，位于马拉加市西北部，距马拉加市约100公里。

[206]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Malagueno”，意为“马拉加方言”。

[207]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banderillero”，意为“负责用系着彩色饰带的倒钩短矛刺公牛的肩胛部位的斗牛士助手”。

[208]厄罗伯（arroba），重量单位，用于某些西班牙语国家，约合11公斤。

[209]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Borracho！Muy Borracho！”意为“醉汉！十足的醉汉！”

[210]芬达多酒（Fundador），西班牙语出产的一种白兰地。该词在西班牙语中的原意为“缔造者”，用以纪念最早生产白兰地的酒坊。

[211]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和英语的混合“pirotecnico of esta ciudad”，意为“本城的焰火制作技师”。

[212]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Globos illuminados”，意为“举行庆典时放的色彩艳丽的焰火气球”，颇似中国的孔明灯。下文中的“烟火气球”，原文均为西班牙语。

[213]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paseo”，意为“林荫大道；散步的场所”。

[214]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festa”，意为“招待；款待”。下文的“款待款待”，原文均为西班牙语。

[215]蒙蒂拉白兰地（amontillado brandy），西班牙出产的一种白葡萄酒。

[216]杜罗（duros），昔时西班牙银元，等于五个比塞塔。

[217]这是西方习俗，用手指轻叩木头桌面表示吉利。因罗梅罗说了“死”这个不吉利的词语，杰克才敲了敲桌子来辟邪。

[218]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Nacional”，原意为“国民”，这里指的是西班牙著名斗牛士胡安·安略（Juan Anllo，1898—1925）的外号。

[219]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Vaya！”，意为“滚开！走开！”。

[220]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encierro”，意为“将公牛赶进牛栏”。

[221]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cogido”，意为“被公牛用犄角抵伤”。

[222]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cornada”，意为“斗牛士被牛角抵中而受的伤；角伤”。

[223]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Muerto！”意为“死了！”

[224]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Es muy flamenco。”意为“大有安达卢西亚人的风格。”此为反语。安达卢西亚位于西班牙最南端，濒临大西洋和地中海，该地区盛行斗牛。

[225]塔法雅（Tafalla），西班牙北部一古城，位于纳瓦拉省境内。

[226]埃斯特拉（Estella），西班牙北部纳瓦拉省一古城，位于潘普洛纳市西南部，距阿维拉很近。

[227]桑盖撒（Sanguesa），西班牙北部纳瓦拉省一古城，距潘普洛纳市约45公里，自中世纪以来一直是朝圣者的重要中转站，因而一直保持着中世纪的古风。

[228]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Bocanegra”，意为“黑嘴”。

[229]穆拉蒂牌香烟（Muratti cigarette），美国菲利普·莫里斯烟草公司出的一种香烟品牌。

[230]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Si, Senorito.”意为“是，少爷。”

[231]此处原文为法语“maître d’hôtel”，意为“大堂领班，服务生总管”。

[232]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callejon”，意为“甬道；小巷”，此处指斗牛场的专用通道。

[233]穆莱塔（muleta），斗牛士在刺杀公牛时用以逗引公牛前来攻击而挂在短杖上挥动的红布。

[234]按照惯例，每场斗牛都会邀请达官贵人作为仪式的主持人，坐在最显要的包厢里。

[235]胡安·贝尔蒙蒂（Juan Belmonte García，1892—1962），西班牙最负盛名的斗牛士之一，与何塞利托齐名，是现代斗牛风格的创始人。贝尔蒙蒂也是本书作者的好朋友，海明威在《死在午后》（Death in the Afternoon，1932）一书中也浓笔重墨地描写了这位在西班牙家喻户晓的斗牛士。与海明威一样，贝尔蒙蒂最终也是用猎枪自杀的。

[236]这是斗牛士在入场式上披的斗篷。入场后一般由随从送给看台上特定的来宾临时保管，如斗牛士本人所爱慕的人或其他来宾。斗牛时则另用普通的红色斗篷。

[237]贝尔蒙蒂曾于1922年退出斗牛界，1925年又重返斗牛场，但技艺已大不如前。

[238]这里指的是1920年何塞利托不幸去世后的一段时期。

[239]此处原文为法语“veronicas”，指“斗牛士用斗篷逗引牛从自己身边冲过去的一整套闪转腾挪的动作”。

[240]巴塞罗那（Barcelona），西班牙东北海岸重要城市，加泰罗尼亚自治州的首府。

[241]苦艾酒是一种烈性酒，浓度达七八十度，当时在很多国家都是明令禁止制售的，只有西班牙例外。在饮用时，人们一般先用滴杯将苦艾酒斟入大杯，加糖、加水稀释后再喝。

[242]圣让—德吕兹（Saint Jean de Luz），法国西南部海滨城市，位于比利牛斯山脉和大西洋一线，在比亚里茨与昂代之间，是著名的旅游度假胜地。

[243]此处原文为法语“Cafe Marinas”，意为“海滨咖啡馆”。为方便阅读，姑且音译为“马里纳斯咖啡馆”。

[244]玛尔戈庄园（Château Margaux）为法国四大著名葡萄酒酿造庄园之一，位于法国西南部纪龙德省的波尔多城，创办于1885年。波尔多地区以盛产葡萄酒而闻名遐迩，其产品统称波尔多葡萄酒。但真正上等的葡萄酒则往往以酿酒商的葡萄种植园来冠名。玛尔戈庄园出产的葡萄酒属高档葡萄酒，价格昂贵。

[245]斯特雷加甜酒（Liquore Strega），一种意大利产的利口酒，用70余种草药酿制而成，酒精含量40%，有健胃补脾功效，一般在饭后饮用。

[246]此处原文为法语“vieux marc”，意为“陈酿烧酒”。

[247]伊伦（Irun），西班牙边境城市，也是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历史文化名城，位于西班牙与法国的交界处，是连接西班牙和法国的重要铁路枢纽。

[248]毕尔巴鄂（Bilbao），西班牙北部一海滨城市，也是西班牙重要的工业城市，位于伊比利亚半岛北端，濒临比斯开湾，是巴斯克地区西疆的最大城市，比斯开省的首府。

[249]博泰齐亚（Ottavio Bottecchia，1894—1927），意大利籍自行车赛手，曾获得“环绕法国”自行车拉力赛的冠军。后来在一次比赛中被人发现死在路边，其死亡原因至今仍是一个不解之谜。

[250]此处原文为法语“sportif”，意为“体育运动”。

[251]此处原文为法语“La France Sportive.”，意为“体育强国法兰西”。

[252]巴拿姆（Paname），法语俚语，指巴黎。源出20世纪初叶巴黎男性常戴的巴拿马草帽。

[253]此处原文为法语“Chope de Negre”，是巴黎一家酒店的名称。

[254]此处原文为法语“fine”，意为“白兰地”。

[255]此处原文为法语“Sud Express”，意为“南方快车”。

[256]“南方快车”于20世纪初叶建成通车，为欧洲著名的夜行特快列车，早期只连接巴黎和里斯本这两座城市，经由圣塞瓦斯蒂安，一直向西南，中途转向东南，穿过横贯阿维拉和埃斯科里亚尔之间的瓜达拉马山脉，从西北方进入首都马德里。

[257]埃斯科里亚尔古建筑群（Escorial），位于西班牙中部，距马德里约45公里，包括众多寺院、旧时的西班牙王宫，以及博物馆和学校，占地面积长约780英尺，宽约620英尺，由腓力二世在16世纪晚期所兴建。早在198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已将其列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双名录”之中。

[258]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Muy buenos”，意为“你好”。

[259]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Muy buenos”，意为“你好”。

[260]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rioja alta”。里奥哈为西班牙北部一省份，以盛产优质葡萄酒而闻名。里奥哈地区出产的葡萄酒又以“里奥哈—奥尔塔葡萄酒”最为上乘，并因其始终保持着独特的“老派”口味而闻名遐迩。

[261]F.Scott Fitzgerald, This Side of Paradise,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96，p.249.

[262]Ernest Hemingway, A Moveable Feast,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60，p.12.

[263]董衡巽：《海明威谈创作》，北京：文化生活译丛，1986年，第25页。

[264]董衡巽：《海明威谈创作》，北京：文化生活译丛，1986年，第123页。

[265]Jefferey Meyers, Scott Fitzgerald, New York：Cooper Square Press，2000，p.133.

[266]Carlos Baker, Ernest Hemingway：A Life Story,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69，p.162.

[267]Matthew J.Bruccoli, F.Scott Fitzgerald：A Life in Letters, New York：Simon＆Schuster Inc.1995，p.144.

[268]Carlos Baker, Ernest Hemingway：A Life Story,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69，p.170.

[269]Ernest Hemingway, A Moveable Feast,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60，p.29.

[270]《圣经·旧约全书·传道书》第751页。

[271]董衡巽：《海明威评传》，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54页。

[272]童庆炳：《维纳斯的腰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5页。

[273]董衡巽：《海明威评传》，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60页。

[274]黑格尔：《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一卷，第22页。

[275]童庆炳：《维纳斯的腰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2页。

[276]Ken Hyland：Metadiscourse，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第37页。

[277]童庆炳：《维纳斯的腰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35页。

[278]董衡巽：《海明威谈创作》，北京：文化生活译丛，1986年，第4页。

版权信息

海明威作品精选系列：丧钟为谁而鸣

作者：（美）欧内斯特·海明威

译者：吴建国

品牌方：九久读书人

目录

版权信息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

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

此书献给

玛莎·盖尔霍恩

谁都不是一座孤岛，

能岿然独存；

人人都是欧洲大陆的一小片，

构成大地绵绵；

倘若这块泥土被大海冲掉，

欧洲就会缩小，

嵬嵬海岬，

抑或你或友人的某个宅邸，

概莫如此；

无论谁殒灭，

我都受折损，

因为人人皆我，我皆人人；

所以，不要去打听那钟声为谁而鸣；

钟声超度的恰是你的亡灵。

约翰·邓恩[1]

第一章

他卧伏在棕褐色松针落满一地的树林里，下巴支撑在交叉的双臂上，高高的头顶上方，风在吹拂着松树的树冠。山坡上，在他所匍匐的那个位置，坡度并不大；但再往下去地势就很陡峭了，他能看见那条蜿蜒穿过山口的柏油路黑乎乎的路面。有一条小河与柏油路相平行，远远望去，他看到山口下的小河旁有一家锯木厂，河水正漫过蓄水坝流淌下来，在夏日的阳光下泛着白光。

“是那家锯木厂吗？”他问道。

“是的。”

“我记得不是这家呀。”

“这家锯木厂还是你从前在这儿时建造的。原来那家老锯木厂还要再往前面去；在那边的山坡下，离山口还远着呢。”

他在林中就地展开那张影印的军用地图，仔细查看起来。那位老者则在他肩后张望着。他是一个长得敦敦实实的老头儿，身穿农民的黑色罩衫和硬如铁皮的灰色裤子，脚蹬一双绳底鞋。因为一路攀爬上来，他还在喘着粗气，把一只手搁在一只沉重的背包上，他们随身带来了两只大背包。

“如此说来，在这儿是没法看见那座桥了。”

“可不是嘛，”老头儿说，“这个山口的周围地势平缓，河水的流速也慢。再往下去，那条公路就拐进树林不见了，那里的山势陡峭得出奇，还有一条险峻的峡谷呢——”

“我想起来了。”

“那座桥就横跨在这条峡谷上。”

“他们的哨所都设置在哪些地方？”

“有一个哨所就设在你看到的那个锯木厂那边。”

这位正在仔细察看地形的年轻人从他已褪了色的土黄色法兰绒衬衣的口袋里取出望远镜，用手帕擦了擦镜头，然后调整着目镜的焦距，直至锯木厂的那些木板堆豁然呈现在眼前。接着，他又看见了门边的一条长木凳；继而又看见了敞开的棚屋里的圆锯、圆锯后高高堆起的那一大堆锯木屑、一段用于传送木料的滑道，小河对面那片山坡上的木料就是通过这条滑道运送过来的。那条小河在望远镜里显得清澈而又畅快，水流在蓄水坝边打着漩涡，激起的浪花在随风飞舞着。

“没有岗哨嘛。”

“厂房里有烟飘出来，”老头儿说，“晒衣绳上还晾着衣服呢。”

“我看到啦，但我没见有岗哨啊。”

“他也许正待在某个阴凉的地方，”老头儿解释说，“那里现在很热。他说不定就躲在我们看不到的阴暗角落里纳凉呢。”

“也许吧。另一个哨所设在哪儿？”

“在桥的南面。那个哨所设在养路工的工棚旁边，在距离山口顶端五公里处的位置上。”

“这个哨所有多少人？”他指着锯木厂说。

“大概四个，再加一个警卫班长。”

“桥南面的那个呢？”

“那个要多些。我会打听清楚的。”

“桥面上呢？”

“向来是两个，一头一个。”

“我们需要一定数量的人手，”他说，“你能召集到多少人？”

“你要多少人，我就能给你找来多少人，”老头儿说，“这一带山里现在就有不少人呢。”

“有多少？”

“一百多号吧。不过，他们现在都分成小股了。你需要多少人呢？”

“等我们勘察好这座桥梁后，我会告诉你的。”

“你想马上就去勘察么？”

“不。我眼下先要找个地方把这批炸药藏起来，要一直藏到需要用的时候。我希望能把它藏在一个最保险的地方，如果可能，藏炸药的地方离桥头至多不超过半小时路程。”

“这很简单，”老头儿说，“我们马上就去那个地方，从那儿到桥头，一路全是下坡。不过，我们先得老老实实爬上一段山路才能到达那儿。你饿了吗？”

“是啊，”年轻人说，“不过，我们还是待会儿再吃吧。该怎么称呼你呢？我忘啦。”他居然把这位老者的名字给忘了，对他来说，这简直就是个不祥的征兆。

“安塞尔莫，”老头儿说，“人家都叫我安塞尔莫，家住阿维拉[2]的巴尔库城。让我来帮你背那只背包吧。”

这位年轻人是一个瘦高个儿，满头金发被太阳晒出了一条条深浅不一的印迹，脸上是一副饱经风吹日晒的模样。他身着一件已被太阳晒得褪了色的法兰绒衬衣和一条农民的裤子，脚蹬一双绳底鞋。此时，他俯下身来，将一只手臂伸进背包一侧的皮带，用力将那只沉重的背包甩上肩头，又费劲地将另一只胳膊插进另一侧的皮带，把背包的整个重量移至后背上。背包原先压着的那个部位的衬衣依然是汗湿的。

“我已经把它背上身啦，”他说，“我们怎么走？”

“我们得爬坡。”安塞尔莫说。

虽然被背包的重负压弯了腰，累得大汗淋漓，他们仍脚步稳健地攀爬在山坡上密密的松树林里。年轻人根本看不出那儿有什么路径，但他们一直在奋力向上攀登，终于绕到了山坡的阳面，此刻正趟过一条小山涧，那位老者踏着乱石嶙峋的山涧河床的边缘，始终步履矫健地走在前头。越往上爬，坡度越陡，行动也越是艰难，终于，那条小溪似乎在他们头顶上方一块突伸出来的光滑平整的花岗岩边缘直落下来，直到这时，老头儿才停下脚步，在悬崖脚下等候年轻人赶上来。

“你感觉怎么样？”

“没问题。”年轻人说。他正挥汗如雨，由于山高路陡，一路攀越上来，他大腿的肌肉还在一阵阵地抽搐。

“在这儿歇歇脚，等我一下。我先走一步，去给他们打个招呼。背着这玩意儿，你总不见得想挨枪子儿吧。”

“即便是开玩笑，也使不得呀，”年轻人说，“路远吗？”

“很近。人们平常都怎么称呼你？”

“罗伯托[3]。”年轻人回答道。他已卸下背包，并小心翼翼地把包放在山涧边的两块大石头之间。

“那就叫你罗伯托吧。在这儿歇歇脚，我会回来接你的。”

“好的，”年轻人说，“可是，你打算走这条路下山去桥头吗？”

“不。去桥头时，我们会走另一条路的。距离短一些，路也好走些。”

“我不想把这些器材存放在离桥头太远的地方。”

“等着瞧吧。如果你不满意，我们就另找地方。”

“我们先看看吧。”年轻人说。

他坐在两只背包旁，注视着老人朝岩石架上爬去。攀岩对这老头儿来说并不艰难，况且从他不需要摸来摸去就能找到抓手的样子来看，年轻人也就明白，这个地方他以前已经攀爬过好多次了。不过，但凡上去过的人，向来都会很小心而不留下任何痕迹的。

年轻人名叫罗伯特·乔丹，此时已是饿极了，而且还忧心忡忡。他虽时常挨饿，但一般不会愁眉不展，因为他根本不在乎自己会遇到什么不测，再说，凭着经验他也知道，在整个儿处于敌后封锁线的这一地区开展活动有多简单。只要有一个好向导，在敌后活动与往返穿插敌人的防线一样简单。唯一需要重视的是，万一被抓住了会出现什么情况，难就难在这一点上；除此之外，还须判断出谁才是可以信赖的。你必须完全信赖与你协同工作的人，要么就丝毫也别相信他，而且，在能不能信赖这个问题上，你务必做出决断。他根本不担忧这些事情。但还是有别的问题要考虑的。

这个安塞尔莫一直是一个好向导，而且在山区行走的本领极强。罗伯特·乔丹自己也算得上是一个步履矫健的人了，但是根据从天亮前就跟随他一直走到现在的情况来看，他知道，这老头儿在行走这方面准能把他给活活累死。罗伯特·乔丹相信这个人，到目前为止，除了判断力这一点之外，这个安塞尔莫处处都是信得过的。他还没有找到机会来考量这老头儿的判断力呢，不过，不管怎么说，有没有判断力原本也是他自己的事。不，他并不担心安塞尔莫，炸桥的问题也不见得会比诸多其他问题难多少。他深谙炸桥的方法，凡是你能说得出类型的任何桥梁，他都能把它炸毁，因为他已经炸毁过各种不同结构、各种不同规模的桥梁了。这两只背包里装有足够的炸药和全套器材，能恰到好处地炸掉这座大桥，即便它比安塞尔莫所报告的再大一倍，也不成问题，因为他记得，1933年他徒步旅行去拉格兰哈[4]的途中，就曾从这座桥上走过，而且，前天晚上，在埃斯科利亚尔[5]城外的别墅里，戈尔茨还在楼上的房间里亲口向他详细交代过有关这座桥梁的具体资料。

“炸毁这座桥梁算不了什么。”戈尔茨当时说道。灯光照在他那头发剃得精光的疤痕累累的脑袋上。他一边说，一边用铅笔在一张大地图上指指点点着：“你明白吗？”

“是的，我明白。”

“绝对算不了什么。仅仅炸毁大桥只能算是一种失败。”

“是的，将军同志。”

“要根据预先计划好的进攻时间，在指定的时刻炸掉这座桥梁，这才是你应当完成的任务。这一点你当然是明白的。这就是你的权利和你该如何完成这次任务的方法。”

戈尔茨看了看手中的铅笔，然后用铅笔轻轻敲击着自己的牙齿。

罗伯特·乔丹当时什么也没说。

“你明白，这就是你的权利和这次任务该如何完成的方法，”戈尔茨注视着他，点点头，并用铅笔轻轻敲击着那张地图，然后又接着说，“这就是我应当采取的措施。这也正是我们所无法做到的事情。”

“为什么呢，将军同志？”

“为什么？”戈尔茨十分生气地说，“你已经亲眼目睹过多少次进攻啦？还问我为什么！我们拿什么来保证我的命令不会被改变？拿什么来保证这次进攻不会因种种借口而被取消？拿什么来保证这次进攻不会被推迟？拿什么来保证这一次就能够按计划在六小时内发起进攻？又有哪一次进攻是严格按照计划进行的？”

“如果是你指挥的进攻，就一定能按时发起。”罗伯特·乔丹说。

“我根本就指挥不了任何进攻，”戈尔茨说，“我制定进攻计划。但我却指挥不动。炮兵不归我管。我得提出申请。我从来就没得到过我要求得到的支持，即便他们手头有能够动用的力量，也不肯给。这算是最微不足道的小事了。还有许多别的问题呢。你是知道那些人的作派的。这些事就不必细说啦。总是出纰漏。总是有人会插手干预。所以，你现在一定要心里有数。”

“所以我才要问，该在什么时间把桥炸掉？”罗伯特·乔丹问道。

“发起进攻之后。一旦开始进攻，就应立即炸桥，不可提前。这样，敌军的增援部队就不可能从那条公路上开过来。”他用铅笔比划着，“我必须确切地知道，没有任何增援部队能沿着那条公路开过来。”

“那么，什么时候发起进攻呢？”

“我会告诉你的。但是，你只可把日期和具体时间视为一种可能性，只能权作参考。你必须为那个时刻做好一切准备。一旦发起进攻，你就立即炸桥。你明白了吗？”他用铅笔标出了那个位置，“这是他们的增援部队能够开出来的唯一道路。这是他们的坦克、大炮、装甲车能够开上我们所攻击的那个山口的唯一通道。我必须确切地知道，那座大桥已被炸掉。决不能提前，否则，万一进攻被推迟，他们完全有可能把桥又修好了。那是绝对不行的。炸桥这件事必须放在进攻发起之时，而且我必须知道，大桥已不复存在。桥上只有两个哨兵。马上会和你一起出发的那个人刚从那儿回来。据他们说，此人还是相当可靠的。你会对他有所了解的。他在山里有人。你需要多少人，就召集多少人。人手的使用上要尽量少而精。这些事情就用不着我来教你啦。”

“可是，我怎么判断进攻已经发起了呢？”

“担任这次进攻的部队有整整一个师。进攻发起时先用飞机从空中进行轰炸。你不至于耳聋吧？”

“那么，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只要飞机一投弹，进攻就算开始了？”

“你可不能老是像这样认死理呀，”戈尔茨摇着头说，“不过，这一回倒是可以的。这次进攻是我指挥的。”

“我明白啦，”罗伯特·乔丹说，“说实话，我并不十分乐意执行这项任务。”

“我也不是十分乐意啊。如果你不想执行这项任务，现在就说，还为时不晚。如果你认为你干不了这个，现在就说，还为时不晚。”

“我干，”罗伯特·乔丹说，“我会完成任务的，没问题。”

“我必须了解的正是这一点，”戈尔茨说，“务必做到，不能让任何敌军从那座大桥上开过来。这一点要绝对保证。”

“我明白。”

“我不喜欢强人所难，逼迫他们去做这类事情，而且还要他们必须按这种方式去做，”戈尔茨接着说，“我不能命令你去执行这项任务。我也知道，在我提出了如此苛刻的条件之后，你也许要迫不得已地采取一些措施。我把话说得很透、很细，目的就是要让你明白，让你对各种可能遇到的困难和这项任务的重要性做到心中有数。”

“可是，如果那座桥被炸了，你的部队又如何向拉格兰哈推进呢？”

“部队攻克那个山口之后，我们紧接着就要修复大桥。这是一次非常复杂也非常漂亮的战役，其复杂程度和漂亮程度丝毫不亚于以往任何一场战役。作战计划是在马德里制订的，是那位失意教授维森特·洛霍[6]的又一杰作。我来具体部署这次进攻，但我是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指挥作战的，向来如此。尽管兵力不足，但这一仗还是很有把握的。我对这一仗的看法比以往要乐观得多。只要毁掉那座桥，成功也就在望了。我们就可以拿下塞哥维亚[7]。你听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一仗该怎么打。你明白了吗？我们要攻击的目标并不是山口的最高点。我们要占领它。我们要向纵深推进。瞧——这儿——像这样——”

“我宁可不知道这些。”罗伯特·乔丹说。

“好，”戈尔茨说，“从另一个方面说，你也少背思想包袱了，是吗？”

“我宁可永远也不知道这些。这样，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泄露秘密的人就绝对不可能是我啦。”

“的确还是不知道为好，”戈尔茨用铅笔在额头上挠了挠，“我也无数次地希望过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呢。但是，你必须知道有关那座桥梁的情况，这件事你确实是知道的，是吗？”

“是的。这件事我知道。”

“我相信你是知道的，”戈尔茨说，“我也不需要再对你说些无关紧要的话了。我们来喝杯酒吧。话说多了，口也渴啦，霍丹同志。你的名字用西班牙语来读，就变成‘霍丹’或‘霍顿’了，真逗啊，霍丹同志。”

“你的名字‘戈尔茨’，用西班牙语该怎么读呢，将军同志？”

“‘霍泽’。”戈尔茨笑嘻嘻地说，声音是从他喉咙深处发出来的，就像得了重感冒的人在咯痰一样。“‘霍泽’呀，”他嗓音嘶哑地说，“‘霍泽将军同志’。要是早知道‘戈尔茨’用西班牙语来发音，声音居然会变成这种样子，我来这儿打仗之前就会给自己取一个好听点儿的名字了。当我想到自己马上就要去指挥一个师了，我完全可以为自己挑一个自己所喜欢的名字了，可是却偏偏挑了个‘霍泽’。‘霍泽将军’。现在要改已经来不及啦。你觉得partizan怎么样？这是个俄语单词，意思是‘在敌后打游击’。”

“非常喜欢啊，”罗伯特·乔丹笑嘻嘻地说，“在野外活动，对健康大有好处呢。”

“我在你这个年龄时，也非常喜欢干这个，”戈尔茨说，“据他们说，你很擅于炸桥。还很有一套办法呢。我从没亲眼看你炸过桥。说不定压根儿就没有这回事儿吧。你真的会把好端端的桥给炸了吗？”他此时居然开起了玩笑。“喝了这杯吧，”他把那杯西班牙白兰地递给了罗伯特·乔丹，“你真的会炸掉它们？”

“只是偶尔为之吧。”

“对这座桥，你最好别说什么‘只是偶尔为之’的话。算啦，我们别再谈这座桥了。你现在对那座桥的情况已经有足够的了解啦。我们平时太严肃，所以开起玩笑来也会很过分的。喂，过了封锁线，到了那边，你有不少妞儿在等着你吧？”

“没有，哪有时间泡妞啊。”

“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任务越是不正规，生活也就越不正规了。你执行的就是一项很不正规的任务啊。还有，你需要理发啦。”

“我要等头发长到需要理时才会去理呢。”罗伯特·乔丹说。如果他也像戈尔茨那样把头发剃个精光，那才叫见鬼呢。“我要考虑的事情已经够多了，哪有闲工夫去泡妞啊。”他满脸不高兴地说。

“我应当穿哪种制服？”罗伯特·乔丹问道。

“什么制服都不穿，”戈尔茨说，“你的头发理得还行。我刚才是在逗你玩儿呢。你跟我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戈尔茨边说边把两人的酒杯再次斟满。

“你绝不会只想着泡妞的事儿。我是根本不想的。我为什么要想？我是苏维埃将军。我压根儿不想。不要企图把我套进相思的陷阱里。”

他的一个参谋人员，原本一直坐在椅子上在仔细研究制图板上的一张地图，此时突然用罗伯特·乔丹听不懂的语言朝他大叫起来。

“闭嘴！”戈尔茨说，他用的是英语，“我想开玩笑就开。因为我平时太严肃，所以我才要开玩笑。喝了这杯就走吧。你明白了吧，呃？”

“是的，”罗伯特·乔丹说，“我明白了。”

他们握手告别，他又行了个军礼，然后走出屋外，来到参谋部派出的小车边，那位老者早已等候在车内，已经睡着了。他们就乘坐这辆车一路向前驶去，途中经过了瓜达拉马城，那老头儿一直在呼呼大睡，此后，他们又沿着纳瓦塞拉达公路驶向了“阿尔卑斯登山俱乐部”的棚屋，在那儿，他，罗伯特·乔丹，在出发前先睡了三个小时。

这便是他上一次面见戈尔茨时的情景，戈尔茨长着一张白得出奇、似乎永远也晒不黑的脸，一双鹰隼般锐利的眼睛，大鼻子，薄嘴唇，剃得精光的脑袋上布满皱纹和伤疤。明天晚上，他们就要趁着夜色集结在埃斯科里亚尔城外的公路上，在那儿整装待发了；黑暗中将会出现络绎不绝的装载步兵的卡车；全副武装的士兵们会纷纷爬上卡车；重机枪分队会把他们的机关枪抬上卡车；坦克也会顺着垫木开上专门运送坦克的那种车身很长的大卡车；要在夜色中把这个师的兵力全都拉出来，部署好，准备对山口发起总攻。他不需要去考虑那些事。那也不是他该管的事。那是戈尔茨的事。他该干的只有一件事，那才是他应该考虑的，他还必须理清头绪，把随时可能出现的一切问题都考虑周全，并且不能发急。发急和害怕一样糟糕，只会把事情弄得更加难办。

此刻，他坐在山涧旁，望着清澈的溪水在岩石缝里流淌着，并发现溪涧的对岸竟然有一畦茂密的水芹。他跨过山涧，拔了满满两大把，在溪流中洗净根部的泥土，然后返回原地，在背包旁坐下，嚼食起水芹那洁净、清凉的绿叶和脆嫩、味如青椒的茎梗。接着，他双膝着地趴在涧边，并随手将挂在皮带上的自动手枪挪至后腰，以免弄湿，然后双手各撑着一块砾石，俯下身子，喝了几口山涧里的水。溪水冰冷彻骨。

他双手撑起身子，扭过头来，恰好看见那老头儿正从山崖上的那块岩石架上往下爬。与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人，也穿着农民的黑罩衫和深灰色裤子，脚蹬一双绳底鞋，这身装束几乎已成为该省的统一制服了。此人身背一支卡宾枪，头上没戴帽子。他们二人攀附着岩石一路爬下来，利索得如同山羊。

他们朝他走来，罗伯特·乔丹立即站起身子。

“你好，同志！”他用西班牙语对身背卡宾枪的人说，并朝他笑了笑。

“你好！”对方也用西班牙语应了一声，态度很勉强。罗伯特·乔丹注视着此人一张肥嘟嘟布满胡子茬儿的大脸。这张脸几乎是圆滚滚的，他的脑袋也是圆滚滚的，差点儿就埋没在双肩上了。他的眼睛很小，间距却很宽，他的耳朵也很小，紧贴着脑袋。他身材粗壮，身高约5英尺10英寸，手很大，脚也很大。他的鼻子因受过伤而开裂了，嘴角也受过伤，那条刀疤横贯在他的上嘴唇和下颌之间，十分显眼，满脸的胡子也遮不住它。

老头儿朝此人点点头，并笑了笑。

“他是这儿的头儿，”他一边笑嘻嘻地说着，一边屈曲着双臂，仿佛想展示一下他那鼓凸的肌肉，然后又看了看那个身背卡宾枪的人，神情中半是钦佩，半是嘲弄，“一条身强力壮的好汉呢。”

“我看得出。”罗伯特·乔丹说，并又朝他微微一笑。他不喜欢此人的长相，因此内心里一点儿也笑不出来。

“你用什么来证明你的身份？”那位身背卡宾枪的人问。

罗伯特·乔丹解开锁扣在口袋盖上的别针，从法兰绒衬衣的左侧胸袋中取出一张折叠着的证件，并随手递给了此人。此人展开证件，满脸狐疑地看了看，又把证件在手中颠来倒去地查验了几下。

如此看来，他不识字呀，罗伯特·乔丹看出这一点了。

“看看盖在那儿的图章吧。”他说。

老头儿指了指那枚图章，于是，那位身背卡宾枪的人便用手指夹着证件，翻来覆去地查看着那枚图章。

“这是什么图章？”

“你从没见过吗？”

“没有。”

“有两个图章呢，”罗伯特·乔丹说，“一个是S.I.M.——军事情报部的。另一个是总参谋部的。”

“是啊，我以前见过这枚图章。但是在这儿，可以发号施令的人只有我，”对方口气阴沉地说，“你这些背包里装的是什么？”

“炸药，”老头儿颇为得意地说，“昨天夜里，我们摸黑穿过了封锁线，而且整整一天，我们是背着这批炸药翻过这座大山的。”

“我会使用炸药。”身背卡宾枪的人说。他把证件还给了罗伯特·乔丹，并上下打量着他。“没错。我用得着炸药。你给我带来了多少？”

“我带来的炸药可不是给你的，”罗伯特·乔丹平心静气地说，“这批炸药另有用处。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什么名字跟你有什么关系？”

“他叫巴勃罗。”老头儿说。身背卡宾枪的人一脸愠怒地看着他俩。

“没错。我听到过不少夸你的话呢。”罗伯特·乔丹说。

“你都听到过哪些关于我的话呢？”巴勃罗说。

“我早就听说过，你是一位很了不起的游击队长，你忠于共和国，并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你的忠诚。我还听说，你是一位既很严肃、又很英勇的人呢。我带来了总参谋部对你的问候。”

“你这些话都是从哪儿听来的？”巴勃罗问道。此人看来一句奉承的话也听不进，罗伯特·乔丹在心里记住了这一点。

“从布伊特拉戈[8]，到埃斯科利亚尔，我一路听到的都是这些。”他说，提及的地名都处于封锁线的另一边。

“可是在布伊特拉戈那边，我连一个认识的人也没有哇，在埃斯科利亚尔也没有。”巴勃罗对他说。

“如今生活在山那边的很多人都是背井离乡而去的，他们从前都不是那个地方的人。你是哪儿人呢？”

“阿维拉。你打算用这批炸药干什么？”

“炸桥。”

“哪座桥？”

“那是我的事。”

“如果桥在本地区，那就是我的事。你总不能把居住地附近的桥都给炸掉吧。你在一个地方居住，就必须换一个地方活动。我干的就是这一行，我很清楚。经历了一年的生死磨难之后，现在还活着的人，就应该知道自己的事该怎么干。”

“这件事由我负责，”罗伯特·乔丹说，“我们可以一起商量着办。你愿意帮我们背那两只背包吗？”

“不。”巴勃罗摇着头说。

老头儿突然转过身，气呼呼地冲着他劈里啪啦地数落起来，他用的是方言，罗伯特·乔丹只能勉强听懂个大概，但那声音听上去却仿佛像是在朗诵克维多[9]的诗篇。安塞尔莫正在用颇具古风的卡斯蒂利亚方言[10]训斥他，大意是这样的：“你是畜生吗？是的。你是野兽吗？是的，多次都像野兽。你有脑子吗？没有。一点儿也没有。我们现在要干的是一件头等重要的大事，而你呢，你只求自己的老窝儿太平无事，你把自己的狐狸洞看得比人类的利益还要重。看得比你同胞的利益还要高。整天我的这个那个，你老子留下的这个那个。我的这个那个，你的那个这个。你算什么。把那只背包扛起来！”

巴勃罗垂下了头。

“人人都得量力而行，凡事都要权衡其实际结果嘛，”他说，“我人住在这儿，所以我的活动范围就只能在塞哥维亚以外的地方。如果你在这儿瞎折腾，我们就会被人追赶得到处乱窜，就要不得已而逃出这个山区。我们只有在这一带不活动，才能在这个山区里待下去。这就是狐狸的原则。”

“是嘛，”安塞尔莫尖刻地说，“在我们需要狼性的时候，你却摆起了狐狸的原则。”

“我比你更有狼性。”巴勃罗说，但罗伯特·乔丹却已知道，他会扛起那只背包的。

“嘿。嗬……”安塞尔莫望着他说，“你比我更有狼性啊，我都是六十八岁的人啦。”

他朝地上啐了一口，并摇了摇头。

“你真有那么大岁数？”罗伯特·乔丹问道，因为看得出眼下不会出什么问题了，至少暂时不会，他便想把气氛弄得轻松些。

“到7月份整整六十八岁。”

“要是我们真能活着看到那个月份就好啦，”巴勃罗说，“我来帮你背这只包吧。”他对罗伯特·乔丹说。“那只包让老头子背。”他说，口气已不再阴沉，倒是有几分忧伤了，“他可是一个力大无穷的老头儿啊。”

“我来背这只包吧。”罗伯特·乔丹说。

“不，”老头儿说，“让他背，这家伙也力大无穷呢。”

“我来背吧。”巴勃罗对他说，他阴沉的脸色中透着几分忧伤，这不禁让罗伯特·乔丹颇感不安。他理解这种忧伤的神情，可是在这儿看到这种表情却使他平添了几分忧虑。

“那就把那支卡宾枪给我吧。”他说。巴勃罗把枪递给了他，他接过枪，背在背上，由他们两人走在前面，他紧随其后。他们身背重负，一路攀缘，爬上了那个突起的花岗岩岩架，接着又翻过岩石架的顶端，朝树林中一片绿茵茵的开阔地走去。

他们走在这片小草甸的边缘，罗伯特·乔丹因为没有背包，便轻松地迈开了大步，卡宾枪硬邦邦的压在肩头，要比背负着沉重的令人出汗的背包舒适多了。在大步流星向前走时，他注意到，草地上有好几个地方的青草已被牲口啃掉，地面上还有一些插拴马桩而留下的痕迹。他可以清楚地看见，草地中有一条被踩踏出来的小径，那是人们牵马去溪边饮水而形成的，那里还有几匹马刚刚拉出的粪便。他暗暗思忖，他们是在夜间才把马拴在这儿吃草的，白天则把马隐藏在树林里。我真不知道这个巴勃罗到底拥有多少匹马？

他此时忽然想起他曾在无意间看到的情景：巴勃罗那条裤子的膝盖和大腿处已被磨得油光铮亮，像抹了一层肥皂。不知他是否有马靴，难道他就是穿着那双用麻绳编织的鞋骑马的？他有些纳闷。他肯定有一整套骑马用的装备。但我不喜欢他那忧伤的神情，他想。那种忧伤的神情很不好。那种忧伤的神情通常是他们准备放弃或准备背叛时才会流露出的表情。

他们前方的树林里传来了一匹马低沉和缓的嘶鸣声，不一会儿，他便看到一大片松林，松林枝繁叶茂，树冠的高度几乎伸手可及，只有些许阳光能照进林中。透过褐色树干间的空隙，他看见了林中用绳索在树干上围成的围栏。他们走近围栏时，栏中的马匹都探出脑袋朝向他们，围栏外的一棵树下堆放着许多马鞍，用一张油布盖着。

当他们走近围栏时，两个背着背包的人便停下了脚步，罗伯特·乔丹心里明白，这是在给他机会，让他来夸赞这些马匹呢。

“不错，”他说，“这些马真漂亮。”他又转身对巴勃罗说：“想不到你还拥有一支配备齐全的骑兵队呀。”

围栏里有五匹马，其中三匹是枣红马，一匹是栗色马，还有一匹是鹿皮色马。罗伯特·乔丹先是总览了一遍，然后便仔细鉴别，接着再逐一察看、品评着这些马。巴勃罗和安塞尔莫都清楚这些马有多好，巴勃罗这时正自豪地站在一边，忧伤的表情已经少了几分，正以亲切的目光注视着这些马，而那老头儿则表现得神采飞扬，仿佛这些马全是由他亲手创造出来的令人意想不到的惊喜。

“以你的眼光看，你觉得它们怎么样？”他问道。

“这些马统统都是我搞来的。”巴勃罗说，听到他那得意的说话口气，罗伯特·乔丹感到很高兴。

“那匹马，”罗伯特·乔丹指着其中的一匹枣红马说。那是一匹高大健壮的种马，前额有一块白斑，一只前蹄也是白的，“是一匹相当不错的马。”

这是一匹非常漂亮的马，简直就像是从委拉斯凯兹[11]的油画上跑下来的。

“全是好马，”巴勃罗说，“你懂马呀？”

“是的。”

“还不算太赖，”巴勃罗说，“你能看出这些马里哪一匹有毛病吗？”

罗伯特·乔丹知道，他的证件此时正在被眼前这个不识字的人仔细检查着呢。

围栏里的马依然都在抬头望着此人。罗伯特·乔丹从围栏的两道绳索间钻了进去，拍了拍鹿皮色马的臀部。他斜靠在围栏的绳索上，注视着马在栏内兜着圈子，然后直起身子又观察了一会儿，等马站立不动时，他便弯腰从绳索间钻了出来。

“那匹栗色马跛了，原因是一只后蹄裂开了，”他对巴勃罗说，但并不看他，“裂开的后蹄虽无大碍，如果铁掌打得合适，还不会马上恶化。但如果在坚硬的地面上奔行过多，它就会垮掉的。”

“我们搞到它的时候，它的蹄掌就是这样的。”巴勃罗说。

“你所拥有的最好的马，就是那匹枣红色白脸种马，它的炮骨上端有一个肿块，这一点让人不称心。”

“那算不了什么，”巴勃罗说，“那是它三天前撞出来的。假如有什么问题，也早该发作出来了。”

他拉开油布，露出了那些马鞍。其中有两副颇像是南美洲或美国西南部牧民或普通牧民常用的马鞍，很像美国牧民常用的马鞍，还有一副也是牧民用的马鞍，但装饰得十分华丽，皮面上有手工压制的花纹，脚蹬厚实且配有护盖，另外两副是黑色皮革制成的军用马鞍。

“我们杀了一对宪兵。”他说，意在说明军用马鞍的来历。

“那可是一笔大买卖啊。”

“事情发生在塞戈维亚与圣玛丽娅—德雷亚尔之间的公路上，他俩当时刚好下了马。他俩下马的目的是为了检查一个赶车人的证件。我们完全能够在不伤及这两匹马的前提下干掉这两个人。”

“你们干掉过不少宪兵吧？”罗伯特·乔丹问道。

“总有好几个吧，”巴勃罗说，“不过，没伤着马的却只有这两个。”

“在阿雷瓦洛[12]炸掉火车的人就是巴勃罗，”安塞尔莫说，“那是巴勃罗的杰作。”

“那次与我们一起行动的人当中还有一个外国人呢，爆破是他负责的，”巴勃罗说，“你认识他吗？”

“他叫什么名字？”

“我记不得了。那个名字非常少见。”

“他是什么模样？”

“金发碧眼，像你一样，但是个头没有你高，手很大，鼻梁断了。”

“卡希金，”罗伯特·乔丹说，“十有八九是卡希金。”

“是他，”巴勃罗说，“那个名字非常少见。大概就是这个名字。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他四月份就死啦。”

“这是人人都会碰到的事，”巴勃罗悲戚戚地说，“我们大家都会像这样了结的。”

“这是人人都要终了的结局，”安塞尔莫说，“这是芸芸众生完结的方法，历来如此。你这是怎么啦，伙计？难道你肚子里又在打什么鬼主意了吗？”

“他们实在太强了，”巴勃罗说，他仿佛是在自言自语，他悲戚戚地看着那些马，“你们还没有意识到他们有多强大。在我眼里，他们向来比我们强大，装备向来比我们好。物资向来比我们多。我这儿却只有这几匹马。我还能指望有什么前途呢？挨打、去死呗。没别的指望啦。”

“你是在挨打，但你同样也在打击别人啊。”安塞尔莫说。

“不，”巴勃罗说，“再也不打啦。假如我们现在离开这个山区，我们能去哪儿？回答我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能去哪儿？”

“西班牙有无数的高山峻岭。即便离开此地，还有格雷多斯山[13]呢。”

“那不是我的去处啊，”巴勃罗说，“我已经被打腻了。我们在这儿过得挺好。如果你来这儿炸桥，我们势必就要挨打。假如他们知道我们在这儿，就会用飞机来搜索，他们就会发现我们。假如他们派摩尔人[14]来追剿我们，他们就会找到我们。我们就得走。我已经厌倦这一切了。你听明白了吗？”他转过身来，冲着罗伯特·乔丹说：“你，一个外国人，你有什么权利跑到我这儿来指手画脚，对我下达命令？”

“我并没有对你下达任何命令啊。”罗伯特·乔丹对他说。

“但你会的，”巴勃罗说，“瞧那儿。祸根就摆在那儿呢。”

他指了指地上那两只沉重的背包，在驻足观看那几匹马时，他们就已把背包卸在地上了。一看到这几匹马，他的脑袋瓜里似乎就冒出了这些话，而看到罗伯特·乔丹居然也懂马时，他似乎就打开了话匣子，开始信口胡诌了。他们三人此刻就站在围栏边，斑驳的阳光洒落在那匹枣红色种马的皮毛上。巴勃罗望望马，又用脚碰了碰那只沉重的背包。“祸根就摆在这儿呢。”

“我只不过是来执行任务的，”罗伯特·乔丹对他说，“我是奉命而来的，下达命令的是那些在指挥战争的人。如果我要求你提供帮助，你完全可以拒绝，那我就去找那些愿意帮我的人。到目前为止，我甚至还没有开口向你提要求呢。我必须执行命令，完成我的任务，但我可以向你保证，这项任务事关重大。我确实是外国人，但这不是我的错。我也巴不得自己就是这儿土生土长的人呢。”

“对我来说，眼下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在这儿的生活不会受到搅扰，”巴勃罗说，“对我来说，我目前的任务，就是要对那些与我一起出生入死的人负责，对我自己负责。”

“你自己。可不是嘛，”安塞尔莫说，“你早就这样只顾及自己啦。你自己，你的马。没有马的时候，你还能与我们患难与共。现在变了。你居然成了一个新资本家，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样说话不公平吧，”巴勃罗说，“为了事业，我一直不怕暴露、放马外出的。”

“很少这样吧，”安塞尔莫轻蔑地说，“就我所知，次数很少。放马出去偷，行。出去大饱口福，行。出去杀人，行。出去打仗，不行。”

“你这老家伙，当心祸从口出噢。”

“我这老家伙，是谁也不怕的，”安塞尔莫告诫他说，“再说，我这老家伙也没有马呀。”

“你这老家伙，也许活不长了。”

“我这老家伙，只要不死，就会活着，”安塞尔莫说，“而且不怕狐狸。”

巴勃罗什么也不说了，但却扛起了那只背包。

“也不怕狼，”安塞尔莫边说边提起了另一只背包，“倘若你就是头狼。”

“闭上你的嘴吧，”巴勃罗对他说，“你这老家伙，就是话太多。”

“而且还能说到做到，不放空炮，”安塞尔莫说着，弯腰背起那只背包，“而且我这老家伙现在也饿啦。渴啦。走吧，你这满脸苦相的游击队长。带我们去吃点儿东西吧。”

这个开头真够糟糕啊，罗伯特·乔丹暗暗寻思。不过，安塞尔莫是条好汉。他们这些人好起来时就会好得出奇，他暗自忖度着。他们好起来时比谁都好，无人能比；但要坏起来又比谁都坏，同样无人能比。安塞尔莫带我们来这儿时，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肯定是心里有底的。但我不喜欢这样。我一点儿也不喜欢这样。

唯一好的迹象是，巴勃罗总算背起了背包，并把卡宾枪交给了他。或许他一贯就是这副样子，罗伯特·乔丹想。也许他不过是那些情绪低落的人当中的一个而已。

不，他对自己说，你不能自己骗自己。你并不知道他以前是个什么样的人；但你却清清楚楚地知道他正在迅速变坏，而且不加掩饰。一旦他开始掩饰了，他也就拿定主意了。千万要记住这一点，他暗暗告诫自己。他做出第一个友好表示之时，便是他主意已定之时。但是，那几匹马倒也确实是好马，他想，非常漂亮的马。不知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也产生出那些马让巴勃罗所产生出的那种感情。老头儿说得对。那些马让他富了起来，一旦富起来了，他就一心想享受生活了。我估计，他的心情很快就会变坏的，因为他无法加入赛马俱乐部，他想。可怜的巴勃罗啊。他已经当不成赛马手啦[15]。

这个想法使他感觉好受了些。看着前面那两个人弓着腰、背着大背包在树林中穿行的样子，他咧开嘴笑了笑。他整整一天没有和自己开过玩笑，而现在因为开了一个，他感觉好多了。你快要变得和他们这些人一模一样了，他对自己说。你也会变得情绪低落起来的。他在戈尔茨面前的样子肯定是既很庄重、也情绪低落的。这项任务使他感到有些手足无措。稍微有点儿手足无措，他想。是极其手足无措啊。戈尔茨倒是挺快活的，他想让他在临出发前也能快活起来，可他就是快活不起来。

所有最杰出的人物，你仔细排一排就知道，都是挺快活的。快活就能使心情好很多，而且这也是一种象征。这就好比是，你人还活着，就永垂不朽了。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然而这种人剩下的已经不多了。不，应当说，这种快活的人剩下的已经不多了。这些人已经所剩无几了。嗨，如果你继续照这样想下去的话，老弟啊，你也就不会被剩下了。还是撇开这个思路吧，老资格，老同志。你现在是一名桥梁爆破家。不是思想家。老兄，我饿啦，他想。但愿巴勃罗有好吃的。

第二章

他们穿过茂密的林木，来到那个小山谷呈口杯状的上沿，在这儿，他看到了前方树林中那面拔地而起的山崖，营地应该就在那山崖的下面。

那里果然是营地，一个很不错的营地。不走到跟前你根本看不出这是个营地，因此，罗伯特·乔丹断定，飞机在空中是侦察不到它的。从上面什么也看不到。营地隐秘得很好，活像一个熊窝。但在防御上却似乎并不比熊窝好多少。随着他们越走越近，他便仔细察看着这个营地。

那面山崖的石壁上有一个大山洞，洞口坐着一个人。他背靠岩壁，两腿平伸出去，卡宾枪斜靠在岩壁上，正在用刀削一根木棍。发现他们走上来时，他瞪了他们一眼，又接着去削他的木棍了。

“你好啊，”那人先用西班牙语打了声招呼，却坐着没动，“来的是什么人？”

“老头子和一个爆破手。”巴勃罗告诉了他，然后卸下背包，放在山洞入口处的内侧。安塞尔莫也卸下了背包，罗伯特·乔丹也取下枪，把枪靠在岩壁上。

“别把包放这儿，离山洞太近了。”手里还在削着木棍的人说。这人长着一张黧黑、英俊、显得有些懒洋洋的吉卜赛人的脸，有一双漂亮的蓝眼睛，脸色却像烟熏过的皮革。“里面有火呢。”

“你站起来，自己去把它搬走，”巴勃罗说，“放到那棵大树下。”

吉卜赛人动也没动，嘴里却冒出了一句无法用笔墨来形容的话，接着又懒洋洋地说：“搁那儿吧。炸死你自己吧。你那些毛病也就治好啦。”

“你在做什么呢？”罗伯特·乔丹在吉卜赛人身边坐下。吉卜赛人拿给他看了看。那是一只“四”字形的捕兽夹子[16]，他正在削夹子的横档。

“用它逮狐狸呢，”他说，“要给夹子配上一段木头。它能砸断狐狸的脊背。”他朝罗伯特·乔丹咧嘴笑了笑。“像这样，明白吗？”他用手比划着夹子翻倒、木段砸下的样子，然后摇摇头，缩回那只手，接着又摊开双臂，摆出一副被砸断了脊背的狐狸的模样。“挺有用的。”他解释说。

“他逮的是兔子，”安塞尔莫说，“他是吉卜赛人。所以，他逮了兔子说是狐狸。如果真逮住了狐狸，他就会说成是大象了。”

“假如我逮住了大象呢？”吉卜赛人问道，又露出一口白牙，并朝罗伯特·乔丹挤了挤眼睛。

“你会说成是坦克的。”安塞尔莫对他说。

“我要弄一辆坦克，”吉卜赛人对他说，“我要弄一辆坦克。到那个时候，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吉卜赛人总是说得多，动真格的少。”安塞尔莫对他说。

吉卜赛人朝罗伯特·乔丹挤挤眼睛，又继续削起了他的木棍。

巴勃罗早已进了山洞，不见人影。罗伯特·乔丹希望他是弄吃的去了。他在吉卜赛人身边席地而坐，午后的阳光透过树梢洒落下来，暖融融地晒在他伸直的双腿上。他能闻到此时正从山洞里飘出的饭菜的香味，那是油、洋葱、煎牛肉的香味，他的胃因为饥饿而立即蠕动起来。

“我们能弄到坦克，”他对吉卜赛人说，“这事并不太难。”

“用这个？”吉卜赛人指着那两只背包说。

“是的，”罗伯特·乔丹对他说，“我来教你。你做一个陷阱。这事并不难。”

“你和我？”

“当然，”罗伯特·乔丹说，“为什么不行？”

“喂，”吉卜赛人对安塞尔莫说，“找个保险的地方，把那两只背包搬过去吧，好吗？它们很值钱呢。”

安塞尔莫不屑地哼了一声。“我正准备去拿酒呢。”他对罗伯特·乔丹说。罗伯特·乔丹站起身，提起两只背包离开了山洞的入口处，把它们分别放在一棵大树的树干两边。他很清楚包里装的是什么，因此他决不愿看见这两只包紧挨在一起。

“给我带一杯噢。”吉卜赛人对他说。

“有酒吗？”罗伯特·乔丹一边问，一边又在吉卜赛人身旁坐下。

“酒？为什么没有？满满一皮酒袋呢。不管怎么说，半皮酒袋总归是有的。”

“都有些什么吃的呢？”

“什么都有啊，老兄，”吉卜赛人说，“我们吃得不亚于那些将军呢。”

“在这场战争中，吉卜赛人都做了些什么？”

“继续做他们的吉卜赛人呗。”

“这份工作倒挺不错。”

“挺好的，”吉卜赛人说，“他们怎么称呼你？”

“罗伯托。你呢？”

“拉斐尔。还是说说搞坦克这件事吧，此事当真？”

“当然啦。怎么不是真的呢？”

安塞尔莫从洞口出来了，手里捧着一个很深的石盆，盆中盛满红葡萄酒，手指头还勾着三只酒杯的柄。“来啦，”他说，“人家有酒杯，还一应俱全呢。”巴勃罗跟在他身后，也出了山洞。

“吃的也有，马上就好，”他说，“你有烟吗？”

罗伯特·乔丹走到背包旁，打开其中一只，手伸在包的一只内口袋里摸索着，然后从里面掏出了一包已被压扁了的俄罗斯烟卷，那是他从戈尔茨的指挥部里拿来的。他用拇指的指甲盖沿着烟盒的边缘划了一圈，然后打开盒盖，递给了巴勃罗。巴勃罗一下子就拿了半打。他用一只大手握着烟卷，从中挑出一支，对着光线看了看。烟卷又细又长，装有硬纸卷成的烟嘴。

“空隙大，烟丝少，”他说，“我知道这种烟。那个名字怪怪的人就有这种烟。”

“卡希金。”罗伯特·乔丹说着，随手把烟递给了吉卜赛人和安塞尔莫，他们两人各拿了一支。

“多拿几支吧。”他说，两人于是又各拿了一支。他又给他们每人发了四支，两人手里拿着烟卷，连连点头向他致谢，烟卷的末端也随之上下摆动，犹如一名勇士在持剑行礼。

“对，”巴勃罗说，“那个名字真怪。”

“酒来啦。”安塞尔莫从盆中舀起一杯酒，递给了罗伯特·乔丹，然后又为自己和吉卜赛人各舀了一杯。

“怎么没有我的酒呢？”巴勃罗问。大伙儿全都坐在山洞入口处的边上。

安塞尔莫把自己的那杯酒递给了他，然后走进山洞去再拿一只杯子。出来后，他俯下身，从酒盆里舀了满满一杯，随后，大家相互碰杯。

酒很好，虽然略带点儿皮酒袋的松脂味，但味道极好，他舌头能品出酒的清香与醇和。罗伯特·乔丹慢慢啜着，感觉酒正热呼呼地散遍全身，祛除了体内的疲劳。

“吃的马上就到，”巴勃罗说，“说说那个名字很怪的外国人吧，他到底是怎么死的？”

“他被抓住了，然后就自杀了。”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他身受重伤，但他不肯当俘虏。”

“当时的具体情况是什么样子？”

“我不知道。”他撒了个谎。他非常清楚具体的细节，但他明白，此时不宜细说。

“他曾要我们答应他，万一他在炸火车时负了伤，而且又无法撤退时，就开枪打死他，”巴勃罗说，“他说话的口气非常古怪。”

想必他在那时候就已经神经过敏啦，罗伯特·乔丹想。可怜的卡希金啊。

“他对自杀有偏见，”巴勃罗说，“这一点他曾告诉过我。还有，他非常害怕会受到严刑拷打。”

“这一点他也告诉过你？”罗伯特·乔丹问他。

“是的，”吉卜赛人说，“他当时就是这样对我们大伙儿说的。”

“你也参与了那次炸火车的行动？”

“是啊。我们是全体出动去炸那列火车的。”

“他说话的口气非常古怪，”巴勃罗说，“但他也非常勇敢。”

可怜的卡希金，罗伯特·乔丹暗自感慨。他在这一带造成的影响肯定是害多而益少的。我若能及早了解到他在那个时候就已经那么地神经过敏，那该多好。他们早该把他抽调出去。你不能让派来从事这种工作的人像那样说话。那种话是不能说的。即便他们完成了任务，说那种话也是害多而益少的。

“他是有点儿怪，”罗伯特·乔丹说，“依我看，他是有点儿精神失常了。”

“但是特别擅长搞爆破，”吉卜赛人说，“而且人也非常勇敢。”

“就是有点儿精神失常了，”罗伯特·乔丹说，“干这一行，你得很有头脑，而且是非常冷静的头脑。像那样说话是万万不行的。”

“那么，你呢？”巴勃罗说，“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比方在炸桥这件事上，如果你负了伤，你愿意被人扔下不管吗？”

“你听着，”罗伯特·乔丹一边说，一边探过身子，为自己又舀了一杯酒，“听我把话讲清楚。假如我真要请哪位帮点儿小忙的话，我会在那个关键时刻告诉他的。”

“好，”吉卜赛人赞许地说，“这才像好汉说的话。啊！吃的来啦。”

“你已经吃过了。”巴勃罗说。

“我还能再吃两份呢，”吉卜赛人对他说，“大伙儿快看，谁送吃的来啦！”

那姑娘正端着一只烤肉用的大铁盘弯腰钻出山洞，罗伯特·乔丹看到了她那张以某种角度偏着的脸蛋，同时也看出她的表情有点儿异样。她微微一笑，说：“你好，同志。”罗伯特·乔丹也回答说：“你好。”但他小心把握着自己的分寸，做到既不直勾勾地盯着她看，也不别过脸不看。她把平底铁盘安放在他面前，这一举动使他看到了她那双漂亮的棕褐色的手。此时，她正与他脸对着脸，她朝他笑了笑。她的脸蛋呈棕褐色，牙齿洁白，皮肤和眼睛也是这种金灿灿的茶褐色。她长着高颧骨、一双活泼可爱的眼睛和一张端端正正的嘴，嘴唇很丰满。她的头发是金棕色的，如同被太阳晒黑了的麦田的颜色，然而一头秀发却被剪得很短，短得只比海狸皮上的毛发稍长一点点。她脸对脸地朝罗伯特·乔丹笑了笑，并抬起棕褐色的手抹了抹头，想把头发抚平，但手过之处，头发又翘了起来。她的脸蛋长得很漂亮呀，罗伯特·乔丹想。要不是头发剪得太短，她一定很美。

“我就是这样梳头的，”她对罗伯特·乔丹说，说罢便哈哈一笑，“快吃吧。别盯着我看嘛。他们在巴利亚多利德[17]把我的头发剪成了这副模样。现在差不多已经长出来了。”

她面朝他坐下来，望着他。他也望着她，她又嫣然一笑，然后叉手抱住膝头。她就这样双手抱膝坐在那儿，修长的两条腿斜伸着，露出裤管的那一大截腿干干净净的，他甚至还能看见她灰色衬衫里的那对翘挺挺的小乳房的轮廓。罗伯特·乔丹每瞄她一眼，都会感到自己的喉咙像被噎住了。

“没有盘子，”安塞尔莫说，“用你自己的刀子吧。”姑娘已在大铁盘的四周摆放了四把叉，叉齿朝下。

大伙儿全都就着大铁盘吃起来，谁也没说话，因为这是西班牙人的习俗。他们吃的是洋葱青椒烤兔肉，还有红酒沙司拌山藜豆。他们的烹饪手艺很好，兔肉一碰就脱骨，沙司也很鲜美。罗伯特·乔丹边吃边喝，不知不觉又喝下一杯酒。那姑娘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吃完了这顿饭。其余的人则个个都盯着自己的食物，自顾吃着。罗伯特·乔丹用面包把自己面前剩下的最后一点沙司抹干净，再把兔骨头堆到一边，把骨头下面那个地方的沙司也蘸在面包上，接着又用这片面包擦净叉子，再擦净刀子，收好刀子，然后吃下了这片面包。他俯过身子，又舀了满满一杯酒，那姑娘还在望着他。

罗伯特·乔丹一口喝下了半杯酒，可是张口跟姑娘说话时，喉咙里还是感到很堵。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道。巴勃罗听出了他声音有点异样，立即飞快地朝他扫了一眼，随后便起身走开了。

“玛丽娅。你呢？”

“罗伯托。你来山里很久了吧？”

“三个月。”

“三个月？”他望着她的头发，她此时竟不觉有点尴尬起来，伸手在头上抹了抹，那又短又密的头发，被她一抹，便如山坡上被风吹过的麦田一样波动起来。“被他们剃光的，”她说，“在巴利亚多利德监狱里，他们定期给我剃光头。要足足三个月才能长到这么长呢。我当时就在那趟火车上。他们要把我押到南方去。火车被炸之后，有不少囚犯被抓住了，但我没有。我就跟着这些人来了。”

“是我找到她的，她当时正躲在乱石堆里呢，”吉卜赛人说，“那时我们正准备撤离。哎哟，那时候，这个人可难看了。我们一路带着她，不过，我估计，我们有好多次都想扔下她呢。”

“另外还有一个和他们一起炸火车的人呢？”玛丽娅问道，“那个黄头发的男人。那个外国人。他现在在哪儿？”

“死啦，”罗伯特·乔丹说，“四月份死的。”

“四月份？炸火车就在四月份啊。”

“是的，”罗伯特·乔丹说，“他在炸火车十天之后就死了。”

“可怜的人啊，”她说，“他很勇敢。你也是干这一行的？”

“是的。”

“你也炸过火车？”

“是的。三列火车。”

“在这儿吗？”

“在埃什特雷马杜拉[18]，”他说，“来此之前，我在埃什特雷马杜拉。我们在埃什特雷马杜拉的影响很大。我们当中有很多人还在埃什特雷马杜拉一带活动呢。”

“那你现在为什么要来这个山区呢？”

“我是来接替另外那个黄头发男人的。再说，早在抵抗运动开始之前，我对这一带的情况就已有所了解。”

“你对这一带很熟悉吗？”

“不，还谈不上很熟悉。不过，我了解起来也很快。我有一张好地图，还有一位好向导呢。”

“肯定是这个老头子，”她点点头，“这老头子人可好了。”

“谢谢你。”安塞尔莫对她说，罗伯特·乔丹猛然警醒，这儿并不是他和这姑娘的二人世界，他还发现，自己连好好看她一眼都难以做到，因为他说话的声音会随之而变了调。他正在违犯那两条戒律中的第二条——若想跟说西班牙语的人搞好关系，有两条戒律必须牢记：其一是，要请这些男人抽烟，其二是，千万别碰他们的女人。他忽然又十分意外地发现，他其实并不在乎。他已经有那么多不能去计较的事情了，何必还要计较这个？

“你的脸蛋很漂亮，”他对玛丽娅说，“真希望在你头发被剪掉之前我有幸见过你。”

“会长出来的，”她说，“六个月之后就会长得足够长了。”

“我们是在火车被炸后带她这儿的，那时候你若有幸见过她就好了。她当时简直丑得叫人恶心。”

“你是谁的女人？”罗伯特·乔丹问，他这时就想摆脱干系，“你是巴勃罗的女人吗？”

她朝他看了一眼，笑了起来，并在他膝盖上打了一下。

“巴勃罗的女人？你见过巴勃罗吗？”

“呃，那么，要么就是拉斐尔的女人。我见过拉斐尔。”

“也不是拉斐尔的。”

“谁的都不是，”吉卜赛人说，“这个女人太让人琢磨不透了。她还没男人呢。不过，她饭做得不错。”

“真的没男人？”罗伯特·乔丹问她。

“真的没有。一个也没有。无论是开玩笑，还是说正经的，反正都没有。当然也不会是你的女人。”

“是吗？”罗伯特·乔丹说，他感到喉咙里似乎又开始发堵了，“好啊。反正我也没有时间陪女人。这是实情。”

“连十五分钟也没有吗？”吉卜赛人戏谑地问，“连一刻钟都不行吗？”罗伯特·乔丹未作回答。他朝姑娘看了看，唉，玛丽娅，他感到喉咙里堵得很厉害，堵得他心慌意乱，没有信心开口说话了。

玛丽娅望着他那模样，又哈哈大笑起来，但随即便害臊得满脸通红，不过，她依然还在定定地望着他。

“你脸都羞红啦，”罗伯特·乔丹对她说，“你经常脸红么？”

“从来没有的事。”

“你现在正臊得满脸通红呢。”

“那我就到山洞里去啦。”

“在这儿再待一会儿吧，玛丽娅。”

“不了，”她说，却不再笑吟吟地看着他了，“我现在要到山洞里去啦。”她收拾起他们吃饭用的那只大铁盘和四把叉子。她走路的姿势不太自然，扭扭捏捏的像头小马驹在挪动，但同样也具有小动物的那种优雅神态。

“你们还需要这些杯子吗？”她问。

罗伯特·乔丹仍在注视着她，看得她脸又红了起来。

“别让我这么不好意思嘛，”她说，“我不喜欢这样。”

“杯子就留着吧。”吉卜赛人对她说。他在石盆里舀起满满一杯酒，递给了罗伯特·乔丹，说：“给你。”而罗伯特·乔丹此时却在出神地望着那姑娘，注视着她端着笨重的大铁盘低头走进了山洞。

“谢谢你。”罗伯特·乔丹说。因为她不在这儿了，他的声音也就恢复正常了。“这是最后一杯。我们酒已经喝得够多啦。”

“我们把石盆里的酒喝完吧，”吉卜赛人说，“还有大半皮酒袋呢。这酒是我们装在那只皮酒袋里，用其中一匹马运来的。”

“那是巴勃罗的最后一次奇袭，”安塞尔莫说，“打那以后，他什么也没干。”

“你们有多少人？”罗伯特·乔丹问道。

“我们七个人，还有两个女人。”

“两个女人？”

“是啊。另一个是巴勃罗的老婆[19]。”

“她人呢？”

“在山洞里。那姑娘只能勉强做做饭。我刚才说她做得好，只是想捧捧她而已。大多数情况下，她是给巴勃罗的老婆当下手的。”

“巴勃罗的老婆，她这人怎么样？”

“有点儿粗野，”吉卜赛人笑嘻嘻地说，“非常粗野。如果你觉得巴勃罗长得丑，那你就该去见见他的女人。但她很勇敢。要比巴勃罗勇敢百倍呢。但是性格很粗野。”

“巴勃罗当初还算勇敢，”安塞尔莫说，“巴勃罗当初也算是挺认真的。”

“他杀死的人比被霍乱夺走性命的人还要多，”吉卜赛人说，“在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巴勃罗杀死的人比得伤寒病而死去的人还要多呢。”

“可是，很久以来，他却变得非常懒散[20]了，”安塞尔莫说，“他变得非常软弱了。他变得特别怕死了。”

“可能是因为他当初杀人太多的缘故吧，”吉卜赛人颇有见解地说，“巴勃罗杀死的人比被淋巴腺鼠疫害死的人还要多呢。”

“这是一条，再加上贪财，”安塞尔莫说，“此外，他还酗酒贪杯呢。他现在很想仿效‘斗牛士’[21]的样儿，想洗手不干了。想和斗牛士一样告老还乡呢。但他是没法洗手不干的。”

“如果他跨过封锁线跑到那边，那边的人就会没收他的马，还要把他收编入伍，”吉卜赛人说，“我也不喜欢待在部队里，打心眼儿里不喜欢。”

“别的吉卜赛人也都不会喜欢的，随便哪一个。”安塞尔莫说。

“为什么要喜欢这个？”吉卜赛人问，“谁愿意待在部队里啊？难道我们干革命就是为了进部队？我愿意打仗，但不愿待在部队里。”

“另外那几个人在哪儿？”罗伯特·乔丹问。因为喝了酒的缘故，他此时既感到很舒服，也很犯困。他和身躺在林中的地上，透过树冠，仰望着山区午后的一片片云朵悠悠飘拂在高高的西班牙天空中。

“有两个在山洞里睡觉，”吉卜赛人说，“两个在山上我们架枪的地方放哨。一个在山下放哨。他们这时候有可能全都睡着了。”

罗伯特·乔丹侧过身躺着。

“架在山上的枪是哪一种枪？”

“那个枪的牌子非常罕见，”吉卜赛人说，“我一时想不起来了。反正是一挺机关枪。”

没准是一支自动步枪吧，罗伯特·乔丹寻思。

“枪有多重？”他问。

“一个人能扛得动，不过这枪还是挺沉的。它有三条腿，可以收起来。是我们上回在那场大袭击中缴获的。就是搞酒之前的那次。”

“那种枪的子弹你们有多少发？”

“无数发，”吉卜赛人说，“整整一箱呢，重得让人难以相信。”

听上去大约在五百发左右，罗伯特·乔丹想。

“射击时用的是子弹盘还是子弹带？”

“用的是圆形铁盒，装在枪的顶部。”

见鬼，这是挺刘易斯式轻机枪[22]，罗伯特·乔丹想。

“你懂机关枪吗？”他问老头儿。

“一点儿也不懂[23]，”安塞尔莫用西班牙语说，“简直就是一窍不通。”

“那你呢？”这是在问吉卜赛人。

“这种枪射击起来速度极快，枪管子也会热得烫手。”吉卜赛人自豪地说。

“这一点人人都知道。”安塞尔莫一脸不屑地说。

“也许吧，”吉卜赛人说，“可是，既然他问了我懂不懂机关枪[24]，我就得告诉他呀。”他接着又补充道：“还有，这种枪和普通步枪不一样，只要你压住扳机不放，它就会连续不断地射击。”

“只要不卡壳、弹药没打完、枪管子没热得发软。”罗伯特·乔丹用英语说。

“你在说什么？”安塞尔莫问他。

“没说什么，”罗伯特·乔丹说，“我不过是用英语考虑了一下前途而已。”

“这倒是一个实在少见的现象，”吉卜赛人说，“你考虑前途还要用英语啊[25]。你会看手相吗？”

“不会，”罗伯特·乔丹说着，又随手舀了一杯酒，“不过，假如你会，我倒很想让你看看我的手心，让你算算我在未来三天内会遇到哪些事情。”

“巴勃罗的老婆会看手相，”吉卜赛人说，“但是她爱发脾气，而且非常粗野，我不知道她肯不肯帮你看。”

罗伯特·乔丹立即坐直身子，猛喝了一口酒。

“我们去见见巴勃罗的老婆[26]吧，”他说，“假如真那么厉害，我们就好好领教一下。”

“我可不想去惹她，”拉斐尔说，“她对我怀有深仇大恨呢。”

“为什么？”

“她把我看成一个游手好闲的浪子了。”

“简直太不公平了。”安塞尔莫揶揄地说。

“她老是跟吉卜赛人过不去。”

“简直毫无道理。”安塞尔莫说。

“她有吉卜赛血统，”拉斐尔说，“她心直口快，有啥说啥。”他咧开嘴笑了笑。“但是她的舌头能伤人，像条牛鞭子，让人吃不消。不管是谁，她都能用这根舌头扒下他的皮。撕成一条条。她的性格粗野得让人难以相信。”

“她和那姑娘相处得怎么样，那个玛丽娅？”罗伯特·乔丹问。

“挺好。她喜欢那姑娘。不过，谁要真敢接近那姑娘，不妨让他去试试看——”他摇着头，舌头咂得啧啧响。

“她待那姑娘非常好，”安塞尔莫说，“处处都关心、呵护着她呢。”

“我们在那次炸火车的行动中把那姑娘捡回来时，她显得特别怪僻，”拉斐尔说，“她不肯说话，却总是在哭，不管是谁碰了她，她都会浑身发抖，像条浑身湿透的狗。她只是最近才好了点儿。她今天的状态还算不错。刚才在和你说话时，她的表现就很好。我们炸掉火车之后原本是想扔下她不管的。让这么个伤心、丑陋、而且明摆着毫无用处的人儿把我们的时间给耽误了，那是肯定不值得的。可是，那老婆子却在她身上拴了条绳子，如果那姑娘自己觉得再也走不动了，老婆子就用绳子的另一头抽她，逼着她继续往前走。等她真的走不动了，老婆子就自己背着她走。等老婆子背不动了，就由我来背。我们走在那座山冈上，那儿的金雀花和石楠长得齐胸高。等我也实在背不动了，就由巴勃罗来背着她。可是，那老婆子为了逼我们背她，居然对我们说了那么多难听的话！”回想到这一幕时，他摇了摇头。“那姑娘确实腿很长，但却不重。她的身子骨很轻，她的实际体重算不了什么。但问题是，我们得一直背着她，时不时地还要停下来射击，然后再把她背起来往前走，在那种情形下，她的体重还是够我们受的。那老婆子一边替巴勃罗扛着枪，一边用绳子抽打着他。一旦巴勃罗扔下那姑娘，老婆子就立即把枪塞回他手里，逼着他再把她背起来，然后一边帮他装子弹，一边狠狠咒骂着他；老婆子一边从他的子弹带上取子弹，把子弹填入弹仓，嘴里也在一直不停地骂着。那时正值黄昏，天色已越来越黑，到了夜里，一切就好办了。值得庆幸的是，他们那次没派骑兵来。”

“那次炸火车的任务想必很艰巨吧，”安塞尔莫说，“那次我不在，”他对罗伯特·乔丹解释说，“参加那次行动的有巴勃罗的小分队，聋子[27]的小分队，我们今晚就能见到这个聋子。另外还有两个小分队，是这一带山里的。我当时已穿过封锁线去了那边。”

“还有那个名字很少见的黄头发男人呢，他的名字——”吉卜赛人说。

“卡希金。”

“对。这个名字我怎么也记不牢。我们还有两个人，带着一挺机关枪。他俩也是部队派来的。他俩因为没法带着那挺机关枪撤退，就把它丢下了。机关枪的分量肯定不至于比那姑娘还重吧，假如老婆子那时连他俩也一起管了，他俩没准也能把枪扛回来。”想到这里，他摇了摇头，然后又接着说，“我这辈子还从没见过那次爆炸发生时的那个阵势。火车当时正稳稳开来。我们很远就看见了它。那时，我的心情紧张到了极点，到现在都没法形容。我们看到了火车喷出的蒸汽，随后又传来了汽笛声。不一会儿，火车就嚓—嚓—嚓—嚓—嚓—嚓——照直朝我们驶来，车身越来越大，顷刻间，爆炸发生了，火车头的几个前轮立即飞了起来，在滚滚黑烟里，在剧烈的爆炸声中，整个大地似乎都在颤抖，半空中尘土飞扬，枕木乱舞，如同在梦境中，火车头高高翘起来，随即又侧身倒下，像一头受伤的巨兽，被炸飞的泥土纷纷落在我们身上，就在这刹那间，又传来了另一声爆炸，白色的蒸汽立刻弥漫开来，紧接着，那挺机关枪也开始哒—哒—哒—哒——地发言啦！”说到这儿，吉卜赛人抬起紧握的双拳，翘着两只大拇指，在他面前上下摇晃着，做出用机关枪扫射的样子。“哒！哒！哒！哒！哒！哒！”他得意极了，“我这辈子还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阵势，只见敌军正仓惶逃离火车，而那机关枪正对着他们猛烈扫射，那些人便连连倒下。就在这时，我一激动，就把一只手按在了机关枪上，这才发觉，枪管子已被烧得滚烫，在这当口上，老婆子掴了我一记耳光，说：‘快开枪啊，你这笨蛋！快开枪，要不我一脚踢死你！’于是我开始射击起来，可是我很难稳住手中的枪，而敌军这时正朝远处的那座山冈上冲呢。后来，当我们奔下山来冲到火车旁，想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拿走时，有一名军官拿着手枪，用枪口逼着好几股士兵朝我们反扑过来。他不断挥舞着手枪，朝他们大喊大叫着，我们全都瞄准他射击，但谁也没击中他。这时，有些士兵就地卧倒朝我们开火了，那名军官提着手枪在他们身后走来走去，但我们还是无法击中他，那挺机关枪因为恰好被火车挡住了，也无法朝他扫射。这名军官枪毙了两名趴在地上的士兵，但那帮人还是不肯站起来，他不停地咒骂着他们，最后，他们总算三三两两地爬起来，朝我们和火车发起了冲锋。但不一会儿，他们又卧倒射击了。我们接着就撤了，是在那挺机关枪[28]的掩护下撤退的。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发现了那个姑娘，她是从火车上跑出来躲在乱石堆里的，于是，她就跟着我们一起跑了。那天追击我们的就是这几股敌人，一直追到夜里才作罢的。”

“这肯定是一桩相当难办的事情，”安塞尔莫说，“让人很动感情呢。”

“这也是我们所做过的唯一的一桩好事情，”一个深沉的声音说，“你现在在干什么，你这游手好闲、成天喝得醉醺醺、满肚子花花肠子的下流胚，你这没姓没爹、不知是哪个吉卜赛骚货生下的野种，你在干什么呀？”

罗伯特·乔丹看到的是一个年龄在五十岁左右的女人，个头与巴勃罗相差无几，身体的宽度和高度几乎一致，穿着农妇的黑色裙子和背心，粗壮的腿上套着一双厚实的羊毛短袜，脚蹬一双黑色绳底鞋，棕褐色的脸庞如同花岗岩纪念碑上的人物的原型。她有一双粗大但很好看的手，浓密的黑色卷发挽成了一个发髻拖在颈后。

“回答我。”她对吉卜赛人说，对在场的其他人全然不予理睬。

“我在跟这些同志说话呢。这位是刚来的爆破手。”

“这些我全知道，”巴勃罗的老婆说，“你马上从这儿滚开，去接替安德雷斯，他在山顶放哨呢。”

“我去[29]，”吉卜赛人说，“我去。”他又转过来身对罗伯特·乔丹说：“我们吃饭的时候再见吧。”

“即使是开玩笑也不行，”那女人对他说，“你今天已经吃了三顿了，我替你数着呢。快去把安德雷斯给我换下来。”

“你好，”她向罗伯特·乔丹打了个招呼，伸出一只手，并朝他笑了笑，“你好吗？共和国那边一切都好吗？”

“好，”他说着，也同样有力地紧握了一下她的手，“我和共和国都好。”

“我很高兴。”她对他说。她面带微笑，正仔细打量着他的脸庞，他发现，她那双灰色的眼睛长得很好看。“你是来找我们继续炸火车的吗？”

“不，”罗伯特·乔丹说，并立即对她产生了信任感，“来炸桥的。”

“不成问题[30]，”她说，“一座桥算不了什么。我们现在有几匹马啦，什么时候再去炸一趟火车？”

“以后再说吧。炸桥这件事非常重要。”

“那姑娘对我说，你那位和我们一起炸火车的同志已经死了。”

“是的。”

“真可惜。我还从没见过那种阵势的爆炸呢。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他格外讨我喜欢。难道现在不能再炸火车了？如今山里有很多人。人太多啦。连吃饭都已经成问题了。最好能撤出山去。再说，我们已经有马啦。”

“我们务必要炸掉这座桥。”

“桥在哪儿？”

“很近。”

“越近越好，”巴勃罗的老婆说，“我们干脆把这儿大大小小的桥全都炸掉，然后就撤出去。我讨厌这个地方。这儿的人过于集中。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这儿是死水一潭，实在叫人厌烦。”

她朝树林里瞥了一眼，看到了巴勃罗的身影。

“酒鬼[31]！”她朝他喊着，“酒鬼。喝得烂醉的酒鬼！”她又乐呵呵地转过身来朝着罗伯特·乔丹。“他带了一个皮酒袋独自一人在树林里喝酒呢，”她说，“他成天毫无节制地喝酒。这样下去会毁了他的。年轻人，现在有你来了，我就心满意足了。”她在他背上拍了一下。“哟嗬，”她说，“你模样挺斯文，实际还挺壮实的嘛，”她伸手摩挲着他的肩膀，感觉到他法兰绒衬衣内的肌肉很结实，“好。有你来了，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也一样。”

“我们会相互理解的，”她说，“喝杯酒吧。”

“我们已经喝了不少啦，”罗伯特·乔丹说，“不过，你喝吗？”

“要等吃晚饭的时候才喝，”她说，“酒喝了会烧心的。”这时她又瞧见了巴勃罗。“酒鬼！”她用西班牙语大声喊道，“酒鬼！”她转身朝罗伯特·乔丹摇摇头。“他原本是一个挺好的人，”她对他说，“但是他现在算是废掉啦。不过，有件事你可要听我的。要好好对待、悉心呵护那个姑娘。那个玛丽娅。她有过不幸的遭遇。你明白吗？”

“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说？”

“我已经看出她刚才在见了你之后回到山洞里时的那种神情。我看见她人还没出来之前就已经在脉脉地注视着你啦。”

“我刚才跟她开了几句玩笑。”

“她以前的状态很糟糕，”巴勃罗的女人说，“现在她已经好多了，她应该离开此地了。”

“清楚啦，可以让安塞尔莫和她一起走，把她送过封锁线。”

“等这件事一了结，你和安塞尔莫就可以立即带她走了。”

罗伯特·乔丹感到喉咙在隐隐作痛，嗓音也滞重起来。“或许可以吧。”他说。

巴勃罗的老婆看了看他，又摇了摇头。“哎哟。哎哟，”她说，“难道所有男人都是这副德性吗？”

“我没说什么呀。她很漂亮，这你知道。”

“不，她并不漂亮。不过，她开始变得漂亮起来了，这才是你的本意吧，”巴勃罗的女人说，“男人啊。是我们女人造就了他们，这真是我们女人的一大遗憾。算啦，不提这个也罢。说正经的。难道在共和国的普天之下就没有一个能够接纳她这种人的家园？”

“有啊，”罗伯特·乔丹说，“还是些好地方呢。巴伦西亚[32]附近的沿海地区就有。别的地方也有。那里的人们会善待她的，她也可以从事某些与儿童相关的工作。那儿有许多从撤离区疏散过去的孩子。人们会教她如何从事这项工作的。”

“那正是我求之不得的，”巴勃罗的老婆说，“巴勃罗已经对她起了歹意。这一点也照样会毁了他。他就像得了心病似的一直惦记着什么时候要把她弄到手呢。她要是能现在就走，那是再好不过的事了。”

“等这件事了结之后，我们就可以带她走。”

“如果我能信得过你的话，你从现在起就该关心她，你愿意吗？我这样对你说话，就像我已经认识你很久了一样。”

“本来就该这样嘛，”罗伯特·乔丹说，“如果人们相互理解的话。”

“坐下吧，”巴勃罗的女人说，“我并不要求任何承诺，因为该发生的事情，总归是要发生的。只有一条，万一你根本不愿带她出山了，我倒要让你做个保证。”

“为什么我不愿带她走，你反倒要我做个保证呢？”

“因为我不希望在你走了之后，她又在这儿发神经。我领教过她以前发神经的样子，我已经受够了，不想再看到那一幕了。”

“等桥的事情完结之后，我们就带她走，”罗伯特·乔丹说，“如果桥炸了之后我们还活着，我们一定会带她走的。”

“我可不喜欢听你用那种口气说话，用那种口气说话是根本交不了好运的。”

“我那样说话，只不过是为了作个承诺，”罗伯特·乔丹说，“我并不是那种爱说丧气话的人。”

“让我看看你的手。”妇人说。罗伯特·乔丹伸出一只手，妇人展开他那只手，用自己那只大手握住，用另一只手的大拇指在他手掌心里摩挲了一遍，又仔细端详了一番，然后把手放下。她站起身。他也站立起来，她凝视着他，脸上却已没了笑容。

“你看出什么名堂没有？”罗伯特·乔丹问她，“我是不信这个的。你吓唬不了我。”

“没什么，”她对他说，“我看不出有什么名堂。”

“不，你肯定看出什么名堂了。我只是好奇而已。我是不相信看手相这类的事情的。”

“那你相信什么呢？”

“有许多事情我都相信，可就是不相信这一套。”

“相信哪些事情呢？”

“相信我的工作。”

“是的，这一点我倒是看出来了。”

“告诉我，你还看出什么别的名堂没有？”

“别的什么也没看出来，”她有些酸楚地说，“炸桥这项任务非常艰巨，刚才你是这么说的吧？”

“不，我刚才说的是，炸桥这项任务非常重要。”

“不过，也有可能很艰巨？”

“是的。我想马上就下山去看看。你们这儿有多少人手？”

“好歹还算派得上用场的有五个。那个吉卜赛人却是个根本没用的家伙，尽管他往往是出于好意。他有一副好心肠。巴勃罗我是再也信不过了。”

“聋子那边有多少能派得上用场的人手？”

“也许有八个。我们今晚就会知道。他正在朝这边赶呢。他是一个很有实际经验的人。他也有些炸药。尽管不多。你应当和他谈谈。”

“你已经派人去找他了？”

“他每天晚上都来。他是我们的隔壁邻居嘛。而且还既是同志、又是朋友呢。”

“你认为他这人怎么样？”

“他是个非常出色的人。而且很有实际经验。在那次搞火车的买卖中，他表现得尤其威猛。”

“另外那几个小分队呢？”

“如果及时通知他们，应该能够拉扯到好歹可以靠得住的五十条步枪吧。”

“有多靠得住？”

“能不能靠得住，要看具体情况的严重性而定。”

“每条步枪配多少发子弹？”

“大概二十发。这要看他们愿意带多少来做这趟买卖了。假如他们愿意来做这趟买卖的话。你得记住，炸桥这份差事，是既没有钱、又捞不到任何战利品的，你说话尽管可以留有余地，但危险性还是很大的，况且完事之后还得从这一带山里转移出去。很多人都会反对炸桥这档差事的。”

“显然如此。”

“在这种情况下，不是非说不可的话，最好就别说了。”

“我也是这样想的。”

“那么，等你研究好你那座桥之后，我们今晚和聋子好好谈谈。”

“我现在就和安塞尔莫一块儿下山去。”

“那就去叫醒他吧，”她说，“要不要带支卡宾枪？”

“谢谢你，”他对她说，“带上一支也好，但我不会用它的。我是去勘察，而不是去惹乱子的。谢谢你告诉了这么多的事情。我非常喜欢你说话的方式。”

“我尽量做到实话实说。”

“那就告诉我，你在我手上到底看出什么名堂了。”

“不，”她说，并摇了摇头，“我什么也没看出来。快去看你的桥吧。我会照看好你的器材的。”

“把它盖起来，谁也不许碰。放在那儿要比放在山洞里好。”

“会帮你盖上的，谁也不会去碰它的，”巴勃罗的女人说，“快去看你的桥吧。”

“安塞尔莫。”罗伯特·乔丹说着，伸手推了推老头儿的肩膀，只见他头枕双臂趴在那儿，睡得正香呢。

老头儿抬眼看了看。“好啦，”他说，“当然。我们出发吧。”

第三章

他们小心翼翼地行进在一棵棵大树投下的阴影里，走完下山的最后200码路程，此时，穿过陡峭山坡下的最后那片松林，离那座桥的所在位置也就只有50码了。夕阳依然映照在褐色的山肩上，那座大桥在峡谷寥廓空间的衬托下，显得黑魆魆的。那是一座钢结构单孔桥梁，桥的两端各有一个岗亭。桥面的宽度足以供两辆汽车并行，坚固的桥体飞架在深邃的峡谷之上，尽显出金属结构的优美线条，桥下的深谷中，一条溪涧白浪翻腾，溪水在大大小小的山石砾岩间跳跃着，流向了山口那边的主流。

夕阳这时正对着罗伯特·乔丹的眼睛，那座桥因而只显现出一个轮廓。过了一会儿，阳光开始慢慢减弱，直至完全消失，他透过树梢仰望着那座褐色的圆形山峰，太阳原来就躲在这山峰的后面，此时，由于不再直视耀眼的阳光，他发现山坡上竟是一派淡淡的新绿，山顶下还有一块块积雪。

落日的余晖下，那座桥豁然变得真切起来，于是，他趁着这微弱的光线再次凝望着大桥，仔细研究着桥的结构。如何摧毁这座桥并不是难题。他一边注视着大桥，一边从胸前的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迅速勾画出几张草图。在画这几张草图时，他并未去计算炸药的用量。计算的事情要留待以后再说。他现在关注的是如何确定安放炸药的具体位置，以便炸断桥跨的支撑，使桥面的一段垮塌，落入桥下的深谷。安放半打炸药包，将其捆绑好，然后同时引爆，就能不慌不忙、非常科学、准确无误地达到目的；用两大包炸药大体也能达到目的。倘若那样，炸药包则必需很大，而且要在桥体两侧各放一个，并能同时引爆。他动作迅速、心情愉快地画着草图；很高兴终于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了；很高兴终于开始实实在在地投入了。画好草图后，他合上笔记本，将铅笔插进衣袋盖边沿上的皮铅笔套里，把笔记本放入衣袋，扣上了纽扣。

在他画草图时，安塞尔莫一直在密切监视着公路、大桥和桥上的岗亭。他认为他们的位置已经离桥太近，未免不够安全，直到草图绘制完毕，他才如释重负。

罗伯特·乔丹扣好衣袋盖的纽扣之后，在一棵松树的树干下就地卧倒，在树根下向远处眺望起来，这时，安塞尔莫用手推了推他的胳膊肘，并用手指头指着前方。

在公路这一头面对着他们的岗亭里，那名哨兵正手握步枪坐在那儿，枪已上了刺刀，枪身夹在他两膝之间。他正在吸烟，他头戴绒线帽，身披毛毯式的披风。在50码开外的这个位置上，你无法看清他脸上的五官。罗伯特·乔丹举起越野望远镜，双手弯成杯状罩住镜头，即便此时已无阳光造成镜片的反射，但还是小心为妙，镜头中，桥上的栏杆十分清晰，仿佛伸手即可摸到，那名哨兵的脸膛也同样十分清晰，连他那凹陷的双颊、烟卷上的烟灰、枪刺上油光铮亮的光泽，他都能看得清清楚楚。那是一张农民的脸膛，颧骨很高，双颊塌陷，满脸胡子茬，浓密的眉毛遮住了双眼，一双大手握着步枪，笨重的皮靴露在被拉起的毛毯式披风的下摆之外。岗亭的墙上挂着一个已被用旧、颜色已经发了黑的皮酒袋，岗亭里还有几张报纸，却没有电话。当然是有电话的，可能安放在他看不到的另一边；但是也看不见有电线从岗亭里接出来。公路旁倒是架着一条电话线，桥的上方也布设着电话线。岗亭外有一只炭火盆，是用旧汽油桶改成的，不过就是把汽油桶的顶部截去、在上面钻了几个孔而已，炭盆架在两块石头上，但盆里没生火。炭盆下的灰堆里有几只被火烧黑的空罐头盒。

罗伯特·乔丹把望远镜递给了匍匐在他身边的安塞尔莫。老头儿咧嘴笑了笑，然后又摇了摇头。他抬起一根手指头轻轻叩击着自己眼角边的脑门儿。

“已经看见他啦[33]，”他用西班牙语说，“我已经看见他啦。”他是撅着嘴说话的，嘴唇几乎不动，这样说话声音比耳语还要轻。罗伯特·乔丹朝他笑了笑，而他则注视着那个哨兵，抬起一根手指头指了指，又用另一只手的手指头在自己的脖子上比划了一下。罗伯特·乔丹点点头，脸上却没了笑容。

远在大桥另一端的那个岗亭不是面对他们，而是朝着公路另一方向的，所以他们观察不到那里面的情况。那条公路很宽，铺过柏油，路面修筑得也很平整，在大桥的另一端左转弯离开桥头，再绕一个弧形大弯，然后就向右转离开视线了。这个路段现在的路面宽度是在原有路面的基础上拓宽而成的，把远在峡谷另一边的那堵坚固的岩壁挖下了一大片；从那山口处和大桥上俯视，只见在公路的左边，亦即西侧，沿峭壁竖立着一长溜开劈下来的大块岩石，它们既是路标，又用于防护，一直伸向峡谷的另一头。峡谷延伸到这里几乎就成了万丈深谷，大桥凌空飞架于其上的那条溪涧，就是在这里汇入山口那边的主河道的。

“另外那个哨位呢？”罗伯特·乔丹问安塞尔莫。

“在那个拐弯处再过去500米的地方。在那堵岩壁下的养路工的工棚里。”

“有多少人？”罗伯特·乔丹问。

他再次举起望远镜观察着那个哨兵。那哨兵将手中的烟卷在岗亭的板壁上来回蹭了蹭，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皮制烟荷包，剥开已被掐灭的烟蒂，将吸完后剩下的那点儿烟丝倒进了烟荷包。哨兵站立起来，把步枪靠在岗亭的板壁上，伸了个懒腰，接着又提起枪，把枪挎上肩头，然后走出岗亭，来到桥上。安塞尔莫立即全身拉平贴着地面，罗伯特·乔丹也迅速将望远镜塞进衬衣口袋，缩回脑袋在松树后隐蔽好自己。

“那里有七个人，再加一个警卫班长，”安塞尔莫贴着他的耳朵说，“我亲自从吉卜赛人那儿打听来的。”

“等他安静下来，我们就马上离开，”罗伯特·乔丹说，“我们靠得太近啦。”

“你需要了解的都了解清楚了吗？”

“是的。我需要了解的全都了解清楚啦。”

夕阳已西沉，气温在骤然下降，映照在他们身后山冈上的最后一抹落日的余晖已渐渐淡去，天色正越来越暗。

“在你看来，情况如何？”安塞尔莫轻声问道，他们正注视着那名哨兵在桥面上一步步朝另一个岗亭走去，他的枪刺在残阳的余晖下明晃晃的，他裹在毛毯式的外套里的身形只是一团幽影。

“很好，”罗伯特·乔丹说，“非常、非常好。”

“那就太好啦，”安塞尔莫说，“我们该走了吧？他现在不可能看见我们了。”

那名哨兵正背对他们站着，远在大桥的另一端。深谷中传来涧水流过山石发出的哗哗声。突然，流水声中又出现了另一种声音，一种持续不断的嘈杂的嗡嗡声，这时，他们看见那名哨兵抬起头张望着，绒线帽斜搭在他的脑后，他们也扭过头来仰望着，只见高高的晚空中飞来了三架成V字形排开的单翼飞机，那个飞行高度上依然还有阳光，飞机显得很小，闪着银光，以快得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掠过天际，飞机马达的轰鸣声不绝于耳。

“是我们的？”安塞尔莫问。

“看上去像我们的。”罗伯特·乔丹说，然而他知道，在这个飞行高度上，是根本无法断定的。敌我双方均有可能派出飞机来执行夜间巡逻任务。但是向来都把驱逐机说成是我方的，因为这样说会使人们心里感觉好一些。轰炸机就另当别论了。

安塞尔莫显然也有同感。“是我们的飞机，”他说，“我认出它们了。它们是蝇式[34]飞机。”

“没错，”罗伯特·乔丹说，“在我看来，它们也是蝇式飞机。”

“本来就是蝇式飞机嘛。”安塞尔莫说。

罗伯特·乔丹原本可以用望远镜来观察这机架飞机，一看就清楚了，但他觉得还是不看为好。他无所谓这今晚这几架飞机究竟是什么机型，如果把它们说成是我方的飞机会使老头儿感到高兴，他也不想去煞风景。此时，飞机正飞出视野，朝塞戈维亚方向飞去，看上去并不像那种机翼较低、翼尖为红色、由俄国人改装而成、被西班牙人称为蝇式飞机的绿色波音P32型飞机。你虽然无法看清飞机的颜色，但飞机的航向不对。不。那是法西斯的巡逻飞机，正在返航呢。

那名哨兵依然伫立在远处的岗亭边，但已转过身来。

“我们走吧。”罗伯特·乔丹说。他开始向山坡上移动，动作非常小心，利用树木作掩护，直到他们脱离了桥上那名哨兵的视线。安塞尔莫保持着100码距离跟在他身后。等他们走到完全看不见桥的地方时，他停下了脚步，老头儿赶上来，并走到前头去带路，两人在黑暗中一路攀爬着穿过山口，登上了那面陡峭的山坡。

“我们有一支强大的空军了。”老头儿满心欢喜地说。

“是啊。”

“我们会打赢的。”

“我们务必要打赢。”

“对。等我们打赢之后，你一定要来打猎。”

“打什么呢？”

“野猪、熊、狼、大角野山羊——”

“你喜欢打猎？”

“当然啦，伙计。比什么都喜欢。在我们村里人人都打猎的。你难道不喜欢打猎？”

“是的，”罗伯特·乔丹说，“我不喜欢猎杀动物。”

“我正好完全相反，”老头儿说，“我不喜欢杀人。”

“谁也不喜欢杀人，除了那些脑子不正常的人，”罗伯特·乔丹说，“不过，如果有必要，我也丝毫不反对。如果是为了这场正义的事业。”

“那就另当别论啦，”安塞尔莫说，“在我家里，我曾经有过一个家，可现在没啦，那时候，我家里就有一些野猪的獠牙，那些野猪是我在山下的森林里打来的。屋子里还有不少我打来的狼的皮子呢。那年冬天在雪地里打的。有一头特别大，是我在天黑时分回家的路上在村头打死的，那是十一月里有天晚上发生的事。我屋子里的地面上铺着四张狼皮。虽说已被踩旧了，却是货真价实的狼皮。屋里还有一些我在高山峻岭里打来的大角野山羊的角，还有一只老鹰呢，是请阿维拉的一位专门剥制禽鸟标本的人帮我加工的，那只老鹰双翅伸展，两只黄眼睛水灵灵的，和活鹰的眼睛一模一样。那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物件啊，所有那些东西我都百看不厌，能给我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呢。”

“是啊。”罗伯特·乔丹说。

“我们村那所教堂的大门上钉着的那只熊掌，就是我那年春天的猎物，我是在山坡上的雪地里碰见那头熊的，它当时正在用那只熊掌使劲推一根木头呢。”

“那是哪一年的事？”

“六年前吧。那只熊掌活像人的一只手，但是那些爪子很长，干巴巴的，钉子穿过掌心钉在教堂的大门上，每次我看见那只熊掌，心里都会感到十分快意。”

“感到自豪吗？”

“每当我回想起在早春时节和那头熊在山坡上不期而遇的情景，自豪感就会油然而生。但是一想到杀人，杀死一个和我们一模一样的人，心里就一点儿快意也没有了。”

“那是因为你不可能把人掌也钉在教堂的门上。”罗伯特·乔丹说。

“不可能的事。如此惨无人道的行为实在令人难以想象。不过，人的手倒也真像熊掌。”

“而且人的胸膛也很像熊的胸膛，”罗伯特·乔丹说，“要是把熊剥了皮，就肌肉而言，相像的地方多着呢。”

“是啊，”安塞尔莫说，“吉卜赛人就认为熊是人类的兄弟。”

“美国的印第安人也信这个，”罗伯特·乔丹说，“他们要是杀了一头熊，就会向熊道歉，请它原谅。他们会把熊的脑壳挂在树上，求它宽恕他们，然后才肯离开。”

“吉卜赛人认为熊是人类的兄弟，那是因为熊皮下裹着的是一具和人类一模一样的躯体，那是因为熊也喝啤酒，那是因为熊也爱听音乐，也喜欢跳舞。”

“印第安人也是这样认为的。”

“如此说来，印第安人就是吉卜赛人喽？”

“不。但是他们对熊的看法大体是一致的。”

“这是明摆的。吉卜赛人把熊当兄弟看，还因为熊也特喜欢偷东西。”

“你有吉卜赛人血统吗？”

“没有。但是，这种人的所作所为我见得多了，也看透他们了，抵抗运动开始以来，见到的就更多了。山里就有很多这种人。对他们来说，在部族以外的地方大开杀戒并不算罪孽。尽管他们不肯承认这一点，但这是千真万确的。”

“像摩尔人一样。”

“是的。不过，吉卜赛人有许多连他们自己都不愿承认的法典。战争开始以来，许多吉卜赛人都变坏了，像他们古时候一样。”

“他们不明白发生战争的原因。他们不了解我们在为何而战。”

“是的，”安塞尔莫说，“他们只知道现在又有战争了，人们又可以像古时候那样随意杀人却肯定不受惩罚了。”

“你杀过人吗？”罗伯特·乔丹问。由于黑暗容易使人相互亲近，而且整整一天的相处，彼此也熟稔了，他才这样问的。

“杀过。好几次呢。不过都是出于无奈。在我看来，杀人是一种罪孽。即便杀的是那些我们非杀不可的法西斯分子。在我看来，熊和人是大不相同的，我也不相信吉卜赛人的那套所谓人与畜生是兄弟的奇谈怪论。我不信那套。凡是杀人的行为，我都一概反对。”

“不管怎么说，你总是杀过人的。”

“没错。而且还会杀。但是，如果我以后还能活下来，我就会尽量好好地活着，绝不伤害任何人，以这种方式来求得宽恕。”

“求得谁的宽恕？”

“谁知道呢？反正我们这儿已经没有上帝了，连圣子、圣灵都没了，谁来宽恕呢？我真不知道。”

“你们已经没有上帝了？”

“是啊。伙计。肯定没有了。假如真有上帝存在，他是绝不会允许我亲眼目睹的这一切发生的。让人们相信上帝的存在吧。”

“人们需要找回上帝。”

“当然，我也怀念上帝呢，我也是在有宗教信仰的环境中长大成人的。可是现在，人们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了。”

“那么，能够宽恕你的杀人行为的人也就只能是你自己啦。”

“我认为是这样的，”安塞尔莫说，“既然你把话说得那么透彻，我也就认定是这个理儿了。但是，不管有没有上帝，我都认为杀人是一种罪孽。在我看来，剥夺他人的性命总归是一桩非常严重的事情。该出手时我还会出手的，但我绝不是巴勃罗那号人。”

“要想打赢一场战争，我们就必须消灭敌人。历来如此。”

“那当然。打仗就得杀人嘛。不过，我倒是有些很不寻常的想法。”安塞尔莫说。

他们此时在黑暗中走在了一块儿，他一边悄声说着话，一边攀爬着，不时还回过头来看看。“我甚至连主教也不想杀。任何行业的老板我都不想杀。我要逼迫他们像我们一样去劳动，天天在地里干活，在山里伐木，让他们像这样度过后半辈子。这样，他们就会明白人生在世该干什么了。要让他们睡在我们睡觉的地方。要让他们像我们一样吃饭。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要让他们劳动。这样，他们就能接受教训了。”

“让他们侥幸活下来，然后再来奴役你。”

“杀了他们是起不到任何教育作用的，”安塞尔莫说，“你不可能把他们都斩尽杀绝，因为他们的子孙后代还会东山再起，而且带着更深的仇恨。监狱是没有用的。监狱只能制造仇恨。应当让我们的敌人统统都能得到教训。”

“话虽这么说，但你还是杀过人的。”

“没错，”安塞尔莫说，“杀过好多次，而且还会再杀。但都不是心甘情愿的，也始终认为杀人就是一种罪孽。”

“还有那个哨兵。你刚才还在开玩笑，表示要干掉他呢。”

“那是在开玩笑。我会杀掉那个哨兵的。放心吧。肯定会的，而且问心无愧，因为那是我们的任务。但决不是心甘情愿的。”

“我们把那些哨兵留给喜欢杀人的人去对付吧，”罗伯特·乔丹说，“他们是八个加五个。总共十三个。留给那些喜欢杀人的人去杀吧。”

“喜欢杀人的人多着呢，”安塞尔莫在黑暗中说，“这种人我们当中就有不少。这种人比愿意效命疆场的士兵还要多。”

“你上过战场吗？”

“没有，”老头儿说，“抵抗运动开始时，我们战斗在塞戈维亚，但是我们被打败了，我逃走了。我是和其他人一起逃跑的。我们并不真正明白我们是在干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干。再说，我手里只有一杆发射大号铅弹的猎枪，而宪兵[35]却使的是毛瑟枪。在距离100码开外的地方，我的大号铅弹就够不着他们了，而他们却能在300码以外随心所欲地拿我们当兔子打。他们火力很猛，打得又准，我们在他们面前简直就像一群绵羊。”他一时竟哑然无语了。过了一会儿，他才开口问道：“你认为炸桥时会有一场恶战吗？”

“有可能吧。”

“仗一打起来我没有一次不逃跑的，”安塞尔莫说，“我也不知道究竟怎样才能把握住自己。我已经老了，却还在犯迷糊。”

“我会替你做出反应的。”罗伯特·乔丹对他说。

“那么，你参加过很多次战役吧？”

“参加过几次。”

“那么，你怎么看炸桥这一仗呢？”

“首先，我要考虑怎样炸桥。我是干这一行的。炸掉这座大桥并不难。然后我们再来考量其他相关事宜。还要考虑前期的各项准备工作。这些都要详细写成文字。”

“这帮人里没几个识字的。”安塞尔莫说。

“那就要写得让每个人都能看得懂，这样大家才会明白，而且还要把它讲解清楚。”

“我就干好指派给我的那份工作吧，”安塞尔莫说，“但是，一想起在塞戈维亚开枪射击时的情景，我就希望，如果现在真的有仗要打，哪怕发生激烈的交火，我能清楚地知道遇到各种情况我该干些什么，以免逃跑。我现在还记得，那时在塞戈维亚，我就有一种强烈的想逃跑的倾向。”

“我们要守在一起，”罗伯特·乔丹对他说，“这样，我就可以随时告诉你该干什么。”

“那就不会出问题了，”安塞尔莫说，“我服从命令，不管做什么都行。”

“我们的任务是炸桥，假如有仗要打，那就打呗。”罗伯特·乔丹说，在黑暗中说这番话，他觉得有点儿像在演戏，不过用西班牙语说出来，听上去倒也挺像那么回事儿。

“这应当是一项最为要紧的任务啊。”安塞尔莫说。听他把话说得这么坦诚、直白、朴实，既不像英语民族的人那样故作含蓄，也不像拉丁语民族的人那样虚张声势，罗伯特·乔丹便暗自庆幸自己能遇到这位老人，由于已经察看了大桥、设计并简化了解决问题的方案，那就是对哨所采取突然袭击，用老方法把桥炸掉，他便对戈尔茨的命令，以及发布这些命令的必要性感到忿忿不平了。他感到忿忿不平的是，这些命令会给他、给这位老人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对于那些必须不折不扣地奉命行事的人来说，这些命令确实很不好。

但是，你不可以像这样思考问题，他暗暗告诫自己，无论是你，还是其他人，谁都难保会遇到不测。再说，你和这位老人都根本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你们只是执行任务的工具。有命令就必须执行，那不是你的错，那儿有座桥，那座桥有可能会成为改变人类未来的转折点。如同这场战争中所发生的一切都有可能成为转折点一样。你只有一件事要做，而且必须做成它。只有一件事，活见鬼，他想。倘若真的只是一件事，倒也很容易办得到。别再自寻烦恼啦，你这个心神不宁的混蛋。想想别的事情吧。

于是，他想起了那个名叫玛丽娅的姑娘，她的皮肤、头发、眼睛全是那种金灿灿的茶褐色，相比之下，头发的色泽要稍深一点，不过，如果肤色被晒得更暗了，头发的色泽就会显得淡一些，她的皮肤很细腻，表面是一层淡淡的金色，底色则较暗。她的皮肤如此细腻、光滑，那她全身一定也很细腻、很光滑。她走路的姿势不太自然，仿佛有点儿忸怩作态，仿佛怀着某种莫名其妙的情愫才那样不好意思的，那种羞答答的样子仿佛别人一眼就能看出，其实却不然，那只是深埋在她自己心里的一种感觉而已。他一朝她看，她就会羞红了脸，她坐在那儿，双手交叉抱着膝头，衬衣的领口处敞开着，那对杯状乳房高高耸起顶着衬衣，他一想起她的模样，就感到喉咙发堵，连走路都有点儿困难了，于是他和安塞尔莫没有再交谈下去，直到老头儿开口说，“我们现在要穿过那些岩石堆，下山回营地啦。”

当他们摸黑走在岩石丛中时，有人突然朝他们大声喝道：“站住！谁在那儿？”随即他们便听见了步枪拉开枪栓、子弹推上枪膛、伸出木柄枪身等一系列稀里哗啦的声音。

“同志们。”安塞尔莫说。

“什么同志们？”

“巴勃罗的同志，”老头儿对他说，“你不认识我们吗？”

“认识，”那人说，“但这是命令。你们有口令吗？”

“没有。我们刚从山下上来。”

“我知道，”那人在黑暗中说，“你们是从大桥那边过来的。一切情况我都知道。这个命令并不是我下的。你们必须知道口令的下半句。”

“那么上半句是什么呢？”罗伯特·乔丹说。

“我忘了，”那人在黑暗中说着，并大笑起来，“那就快他妈的带着你的下流胚炸药到篝火那边去好好折腾吧。”

“这就是所谓的游击队的纪律，”安塞尔莫说，“你别老扣着扳机啊。”

“已经放下扳机啦，”那人在黑暗中说，“我用拇指和食指顶着呢。”

“你要是哪天用上了枪栓不带保险的毛瑟枪，也像这样握着，枪就会走火的。”

“我这支就是毛瑟枪，”那人说，“不过，我的大拇指和食指的力道大得没法说呢。我向来都是这样顶着枪栓的。”

“你把枪口对着哪儿呢？”安塞尔莫在黑暗中说。

“对着你啊，”那人说，“我推上枪栓后，枪口就一直是这样对着你的。你们到了营地后，就立即下命令叫他们派个人来换我的岗，因为我他奶奶的已经饿得没法说啦，饿得连口令都忘掉了。”

“你叫什么名字？”罗伯特·乔丹问。

“奥古斯汀，”那人说，“我叫奥古斯汀，我在这个哨位上已经快要被厌倦感折腾死啦。”

“我们会替你把口信带到的。”罗伯特·乔丹说，他想到的是aburmiento这个词，这个词在西班牙语里的意思是“厌倦感”，农民是决不会使用这个字眼的，无论他说的是何种语言。然而这个词却是任何阶层的西班牙人都会常挂嘴边的最为普通的字眼之一。

“你听着。”奥古斯汀说着，凑上前来，将手搭在罗伯特·乔丹的肩上。接着，他用一块打火石在钢片上摩擦了几下，然后举起燃起的火种，吹着了软木栓的一头，借着火苗的光亮端详着这个年轻人的脸。

“你长得很像那个人，”他说，“不过气质上还是有点儿不一样。你听着，”他放下打火器，手握步枪站在那儿，“给我说说这件事吧。关于桥这件事，真有这回事吗？”

“关于桥的什么事？”

“就是要我们×他妈的去炸掉一座活见鬼的桥啊，完事之后还得×他妈的自个儿灰溜溜地从山里他奶奶的撤出去，是吧？”

“我不知道。”

“你会不知道？”奥古斯汀说，“简直是在耍花腔嘛！那么你说，那炸药到底是谁的？”

“我的。”

“那你还不知道那炸药是派什么用处的？别给我编故事啦。”

“我当然知道炸药是派什么用的，你到时候自然也会知道的，”罗伯特·乔丹说，“不过，我们现在得去营地了。”

“那就赶快滚到那个×他妈的地方去吧，”奥古斯汀说，“去好好×你自个儿吧。不过，你想不想让我告诉你一些对你有用的情况呢？”

“想啊，”罗伯特·乔丹说，“只要不是×他妈的。”他也用上了夹杂在此人言谈中的最为明显的一句脏话。奥古斯汀这个人，只要开口就必带脏话，常把下流字眼当成形容词加在每一个名词的前面，甚至还会把同样一个下流的字眼当成动词来用，罗伯特·乔丹真不知道他到底还能不能说出一句完整的不带脏话的句子。奥古斯汀听到那句脏话时却在黑暗中笑了起来。“我这人说话就是这副腔调。也许很难听。谁管它呢？每个人都有自己说话的习惯嘛。你听着。那座桥对我来说算个屁。别的事儿也和那座桥一样，屁也不是。何况我对这山里的日子也早已产生厌倦感了。如果需要撤，我们就该撤。这些高山峻岭对我来说屁也算不上。我们该走就得走。不过，有件事我倒是很想提醒你。你可千万要看管好你的炸药啊。”

“谢谢你，”罗伯特·乔丹说，“是为了提防你吗？”

“不，”奥古斯汀说，“是为了提防那些装备还他妈的不如我的人。”

“是吗？”罗伯特·乔丹问。

“你是懂西班牙语的，”奥古斯汀说话的口气这时忽然变得严肃起来，“你可千万要当心你那批×他妈的炸药啊。”

“谢谢你。”

“不。别谢我。照看好你的家伙吧。”

“出什么事儿了吗？”

“没有，否则我也不会浪费你的时间用这种口气和你谈了。”

“那我就不说谢啦。我们该去营地了。”

“好吧，”奥古斯汀说，“别忘了要让他们派一个知道口令的人来这儿。”

“我们还会在营地里见到你吗？”

“会的，伙计。要不了多久就会又见面了。”

“走吧。”罗伯特·乔丹对安塞尔莫说。

他们顺着草甸的边缘走下去，此时，那儿已笼罩着一层灰蒙蒙的雾霭。走过林中落满松针的地面后，脚下的青草茂密而又松软，草叶上的露水打湿了他们的绳底帆布鞋。前方，透过树林，罗伯特·乔丹能隐隐看到一线光亮，他知道，那里就是岩洞的入口处。

“奥古斯汀是一个很不错的人，”安塞尔莫说，“他虽然满口脏话，而且特别喜欢开玩笑，但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

“你对他很了解吗？”

“是的。认识很久了。我是非常相信他的。”

“也信他的话？”

“是的，伙计。巴勃罗这家伙现在反倒变坏了，想必你也看出来了吧。”

“那么，有没有什么好的对策呢？”

“应当派专人时刻看管着那批炸药。”

“派谁呢？”

“你。我。那个女人和奥古斯汀。因为他已经看出有危险了。”

“你有没有想过这儿的情况居然会变得像现在这样严重？”

“没有，”安塞尔莫说，“情况已经飞快地变得越来越严重啦。但是，到这儿来还是有必要的。这一带是巴勃罗和聋子的地盘。既然在他们的地盘上，我们就必须和他们打交道。除非这件事能够单枪匹马去完成。”

“聋子这人怎么样？”

“挺好，”安塞尔莫说，“这人很好，另一个则很坏，两个极端。”

“你认为他现在真的变得那么坏了吗？”

“我整整一下午都在想这件事呢，再说，由于我们已经掌握了我们所听到的情况，我才有了现在这个看法的，情况确实是这样的。一点都不假。”

“如果我们提出要炸的是另外一座桥，以此为借口马上离开这儿，去别的小分队另找人手，那样是否会好一些呢？”

“不行，”安塞尔莫说，“这里是他的地盘。你的任何行动都不可能瞒得过他。人应当凡事多加小心为好。”

第四章

他们下山朝洞窟的入口处走来，严严实实地挂在洞口的毛毯边缘闪烁着一丝亮光。那两只背包仍在树下，盖着帆布，罗伯特·乔丹蹲下身来摸了摸，发觉帆布又湿又硬。黑暗中，他把手伸进帆布下，在一只背包的外层口袋里摸索着，掏出一个带皮套的扁酒瓶，把它放进了衣袋。他逐一打开了两只背包金属扣眼里锁着的长柄挂锁，解开了每只背包口上系着的拉绳，双手探进包里摸索着，核实包里的东西是否都在。他在一只背包的深处摸到了裹在他睡袍里的一个个捆绑着的炸药包。重新系好睡袍上的带子、锁好挂锁之后，他把双手伸进了另一只背包，摸到了那只棱角分明的木盒，木盒里装着的是那只已被用过多次的引爆器，摸到了那只装着一根根雷管的雪茄烟盒，每一个圆柱形的小雷管上都一圈圈缠绕着两根细铜线（这批雷管包裹得非常仔细，如同他小时候精心包裹他所收集到的那些野鸟蛋一样），他接着又摸到了那挺轻机枪，枪托和枪管已拆卸开来，裹在他的皮夹克里。在那只大背包的一个内口袋里，他摸到了那两盘子弹和五个弹夹，另一只口袋里摸到了那几小卷铜线和一大卷绝缘细电线。在装电线的那只口袋里，他还摸到了那柄老虎钳和那两把专用于在炸药包上钻孔的木头锥子。这些物品一一检查完毕之后，他把手伸进了背包的最后那只内口袋，那里装着他从戈尔茨的司令部里弄来的俄罗斯烟卷，他从中取出了一大盒，然后扎紧背包口、推上挂锁、扣好背包盖，再用帆布把两只背包盖严。安塞尔莫此时早已自个儿走进了山洞。

罗伯特·乔丹站起身来，刚要跟着他进洞去，然而转念一想，又掀开了两只背包上的帆布，一手一只拎起背包，勉强携着背包迈步朝洞口走去。他放下一只背包，撩起毛毯，然后低着头，拽着背包的皮肩带，两手各拎一只，走进了山洞。

山洞里暖烘烘的，烟雾弥漫。靠洞壁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有一支插在瓶子里的牛油蜡烛，桌边端坐着巴勃罗、三个他不认识的人和那个名叫拉斐尔的吉卜赛人。烛光把这些人的身影映照在他们背后的洞壁上，安塞尔莫仍站在桌子右边他刚刚进来的地方。巴勃罗的老婆站在山洞的一角，正弯着腰在生着炭火的火塘边忙碌着。那姑娘则蹲在她身边，用木勺在铁锅里搅和着。罗伯特·乔丹刚走进洞口站住，她便提起木勺望着他，在火光的映照下，他看到那妇人正在用风箱把炭火扇旺，他看见了那姑娘的脸蛋和她的一条手臂，还看到汤汁正从那只木勺上淅淅沥沥地往下淌，滴进了那只铁锅里。

“你搬来的是什么东西？”巴勃罗问。

“我的东西。”罗伯特·乔丹说着，随手把两只背包放在离桌子还有一定距离的山洞的过道里，两只背包是分开放置的。

“放在外面不妥吗？”巴勃罗问。

“说不定有人在黑夜里会被它们绊倒呢。”罗伯特·乔丹说着，走近桌前，将那盒烟卷放在桌上。

“我可不喜欢在这山洞里存放炸药。”巴勃罗说。

“离火塘还远着呢，”罗伯特·乔丹说，“来几支烟吧。”他用拇指指甲划开了印着一艘彩色大军舰的香烟纸盒上的封口，然后将烟盒推向巴勃罗。

安塞尔莫给他搬来一张蒙着生皮子的独脚凳，他便在桌边坐下来。巴勃罗望着他，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但终于还是伸手去拿烟卷了。

罗伯特·乔丹又将烟卷推向其余的人。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正眼看过这几个人。不过他注意到，三人中只有一人拿了烟卷，另外两人却没有动手。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巴勃罗身上。

“你还好吧，吉卜赛人？”他对拉斐尔说。

“好着呢。”吉卜赛人说。罗伯特·乔丹看得出，他进来时，这些人恰好正在议论他。连这吉卜赛人都显得很不自在呢。

“她还会让你再吃一顿吗？”罗伯特·乔丹问吉卜赛人。

“会的。为什么不？”吉卜赛人说。他们下午还友好地在一起有说有笑，但此时却已是事过境迁了。

巴勃罗的女人一言不发，只顾把炭火扇旺。

“一个叫奥古斯汀的人说，他在上面已经快要被厌倦感折腾死了。”罗伯特·乔丹说。

“那是不会把人折腾死的，”巴勃罗说，“让他先死一会儿吧。”

“有酒吗？”罗伯特·乔丹俯身向前，双手放在桌上，大大咧咧地朝坐在桌边的所有人问了一声。

“差不多要喝完啦。”巴勃罗满脸不快地说。罗伯特·乔丹暗自思忖，最好还是先看看另外三个人的反应，然后再对自己的处境作出判断。

“既然这样，那就给我杯水算啦。你，”他朝那姑娘喊道，“给我来杯水。”

姑娘朝那妇人看了看，妇人却没吭声，一副根本没听见的样子，她迟疑了一下，便朝盛水的水壶走去，舀了满满一杯。她把水端到桌边，放在他面前。罗伯特·乔丹朝她微微一笑。与此同时，他深吸了一口气，缩紧腹部肌肉，身体在凳子上稍稍向左一偏，于是，他腰带上的手枪便滑到了更加顺手的位置。他把手伸向屁股后的口袋，巴勃罗则在密切注视着他。他知道这些人也全都在盯着他呢，但他只盯着巴勃罗一人。他的手从屁股后的口袋里抽了出来，手里拿的却是那只带皮套的扁酒瓶，他扭开瓶盖，然后端起水杯，一口喝去了半杯，接着才把瓶里的酒慢慢倒入杯中。

“这酒太凶了，你不能喝，否则我就会让你也尝尝了。”他对姑娘说，又朝她笑了笑。“差不多要喝完啦，否则我也会请你尝尝的。”他对巴勃罗说。

“我可不喜欢喝茴香酒。”巴勃罗说。

那股辛辣的气味刚飘过桌面，他居然马上就识别出了他所熟悉的那个成分。

“那好，”罗伯特·乔丹说，“因为本来就差不多要喝完了嘛。”

“那是什么酒？”吉卜赛人问。

“一种药酒，”罗伯特·乔丹说，“你想尝尝吗？”

“能治什么？”

“什么都治，”罗伯特·乔丹说，“这酒能治百病呢。如果你有什么毛病，喝了它就能酒到病除。”

“让我尝尝。”吉卜赛人说。

罗伯特·乔丹把杯子朝他推过去。杯中的液体此时因为兑了水，呈现出一种奶黄色，罗伯特·乔丹希望这吉卜赛人至多喝上一口就作罢。因为确实只剩下很少一点儿了，而这东西只需一杯，便可替代所有的晚报，替代从前泡在咖啡馆里的所有夜晚，替代每年会在这个月份开花的所有栗子树，替代郊外林荫大道上那令人心旷神怡的信马由缰，替代所有的书店、报亭、美术馆，替代蒙特苏利公园、布法罗运动场、肖蒙特高地，替代信托保险公司和城中岛，替代古老的福尤特酒店[36]，替代夜晚的读书和休闲；替代他曾享受过或已被遗忘了的一切。当他品尝这浓稠、苦涩、使舌头发麻、使头脑发热、使肠胃暖和、使思想发生变化的灵丹妙药般的液体时，一切往事又会重现在他眼前。

吉卜赛人现出一脸苦相，把杯子递了回来。“这酒是有茴香味，但却苦得像苦胆。喝这种药酒还不如得病呢。”

“那是苦艾嘛，”罗伯特·乔丹告诉他说，“在这酒里，在这种真正的艾酒里，确实有苦艾的成分。据说这种酒很上头，能把脑子烧坏，不过我是不信的。它只会使思想发生转变。应当非常缓慢地往里面兑水才行，而且一次只能放几滴。但我是把它倒进水里的。”

“你在胡说什么呀？”巴勃罗恼火地说，他感到这番话里隐含着戏弄的成分。

“讲解这种药酒啊，”罗伯特·乔丹笑嘻嘻地对他说，“我在马德里买的。当时这还是最后一瓶呢，我已经喝了三个月了。”他喝了一大口，感觉酒在顺着舌头往下滑，整个舌头都浸润在一种奇妙的麻醉感中。他看着巴勃罗，又朝他咧嘴笑了笑。

“情况怎么样？”他问。

巴勃罗没有回答，罗伯特·乔丹便仔细打量着坐在桌边的另外三个人。其中一人长着一张大扁脸，不但扁，而且呈棕褐色，活像一块塞拉诺火腿，加上鼻梁曾被打塌、断裂过，嘴角叼着的那支又细又长的俄罗斯烟卷翘了起来，形成一定的角度，这就使那张脸显得越加扁平了。此人留着一头灰色的短发，满脸灰色的胡子茬，身穿常见的那种黑罩衫，纽扣一直扣到脖子根下。罗伯特·乔丹在打量他的时候，他在低头看着桌面，但他目光稳重，两眼一眨不眨。其余那二人显然是兄弟俩。他们长得很相像，都是矮墩墩的，块头很结实，都是深色的头发，头发都一直留到前额下，都是深色的眼眸、棕色的皮肤。其中一个额头上有条刀疤，在他左眼的上方，在他打量他俩时，这哥俩也在目光镇定地打量着他。一个看上去大约有二十六七岁，另一个可能大两岁。

“你在看什么？”两兄弟中有刀疤的那个问。

“看你呀。”罗伯特·乔丹说。

“看出什么稀奇没有？”

“没有，”罗伯特·乔丹说，“来支烟么？”

“为什么不？”这位兄弟说。在这之前他一支烟也没拿过。“这些烟和那个人的一样嘛。那个炸火车的人。”

“你也参加了那次炸火车的行动？”

“那次炸火车，我们都参加了，”这位兄弟平静地说，“除了老头子，大家都在。”

“这也是我们现在该干的，”巴勃罗说，“再炸一趟火车。”

“这个我们可以干，”罗伯特·乔丹说，“但要在炸了桥之后。”

他看得见，巴勃罗的老婆此时已在火塘边转过身来，正在侧耳细听呢。当他提到桥这个字眼时，大家都不说话了。

“要在炸了桥之后。”他故意又说了一遍，并啜了一口艾酒。我不妨趁此机会把话挑明，他暗暗思忖。这事反正早晚都得摊牌。

“我不参加炸桥，”巴勃罗说着，垂下眼睛看着桌面，“我不参加，我手下的人也都不参加。”

罗伯特·乔丹什么也没说。他朝安塞尔莫看了看，然后举起酒杯。“那我们就去单干吧，老伙计。”他说着，还笑了笑。

“那就不要这个胆小鬼了。”安塞尔莫说。

“你说什么？”巴勃罗对老头儿说。

“不是说你的。我又没跟你说话。”安塞尔莫对他说。

罗伯特·乔丹目光扫过桌面，朝正站在火塘边的巴勃罗的老婆望去。她到现在还没说过一句话，也没作出过任何表示。不过她此时朝那姑娘说了句他没法听见的话，姑娘立即从做饭的火塘边站起身来，贴着洞壁悄悄走过去，掀开挂在洞口的毛毯，一闪身出去了。我想现在该摊牌了，罗伯特·乔丹暗自寻思。我看是时候了。我虽然本意并不想把事情弄成这样，但是现在看来也只能这样啦。

“那么，我们来炸桥，就不用你帮忙啦。”罗伯特·乔丹对巴勃罗说。

“不行，”巴勃罗说，罗伯特·乔丹注意到他脸上开始冒汗了，“你们不能在这儿炸桥。”

“是吗？”

“你们不能炸桥。”巴勃罗一字一顿地说。

“你的意见呢？”罗伯特·乔丹对巴勃罗的老婆说，她仍站在火塘边，一动不动，身形在火光的映照下，显得十分高大。她转过身来冲着他们说：“我赞成炸桥。”她的脸庞被火光映照得神采奕奕，红光满面，在火光中，她脸上洋溢着热情、沉毅，英姿飒爽，仿佛这才是她本来的形象。

“你是什么意见？”巴勃罗对她说，在他扭过头去时，罗伯特·乔丹看到的是显现在他脸上的遭到背叛的神情和他额头上的汗水。

“我赞成炸桥，反对你，”巴勃罗的老婆说，“没别的意见。”

“我也赞成炸桥。”那个大扁脸、塌鼻梁的人一边说，一边在桌上揿灭烟头。

“对我来说，那座桥算不了什么，”两兄弟中的一个说，“我赞成巴勃罗老婆的意见。”

“同意。”另一个兄弟说。

“同意。”吉卜赛人说。

罗伯特·乔丹在注视着巴勃罗，眼睛盯着他的同时，垂放着的右手也在下沉，再下沉，以备万一发生变故，他希望出现变故的心情倒也占了半成（感到这也许是最简单、最易行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过他不想破坏目前已有的这种良好局面，再说他也深知，一场争吵之后，整个家族、整个部族、整个帮派的人，都有可能会联合起来一致对外，跟外来人反目成仇，但他转念一想，既然事已至此，动手或许就是最简单、最干脆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像动外科手术一样，最为彻底），他也关注着站在那边的巴勃罗的老婆，注视着她在众人表示效忠时脸上露出的那种骄傲、豪放、英姿勃发的红晕。

“我是为了共和国，”巴勃罗的女人爽快地说，“而共和国在眼下就是这座桥。以后我们会有时间考虑其他计划的。”

“你！”巴勃罗忿忿不平地说，“你这个种牛脑袋、婊子心肠的女人。你以为炸了这座桥还会有‘以后’吗？你知道要是把桥炸了这日子还怎么过吗？”

“日子还得照样过下去，”巴勃罗的女人说，“该过的日子还得照样过。”

“这种事我们非但无利可图，而且事后还会被人追得像野兽一样到处乱窜，难得你觉得这是一件无所谓的事？难道为这件事去送死也无所谓？”

“无所谓，”巴勃罗的女人说，“别来吓唬我，胆小鬼。”

“胆小鬼，”巴勃罗忿忿不平地说，“仅仅因为人家有战术意识，你就说他是胆小鬼。仅仅因为他能预见到干蠢事的后果。知道什么叫愚蠢并不算胆小。”

“知道什么叫胆小也不算愚蠢。”安塞尔莫忍不住现编了一句貌似格言的话。

“你想找死吗？”巴勃罗以严厉的口吻对他说，而罗伯特·乔丹则认为他这话问得也实在太直，全然不顾及措词了。

“不。”

“那就管好你的嘴。你一点不了解情况，却在这儿多嘴多舌。难道你看不出这件事事关重大吗？”他有些可怜兮兮地说，“难道只有我一个人看出了这件事的严重性？”

我看的确是这样，罗伯特·乔丹暗自思忖。老辣的巴勃罗啊，我的老伙计，我看的确是这样呢。还有我。你倒是能够看得清形势的，我也看得很清楚，还有那个女人，她看了我的手相，但她还没看明白，目前还没有。她至少目前还没有明白过来。

“我这个队长难道是白当的？”巴勃罗问，“我说什么我自己心里有数。你们这帮人全都不明就里。这老头子是在胡说八道。他这老头子什么也不懂，只会给外国佬送信、当向导。这个外国佬来这儿的目的，就是为了干一件只对外国佬们有好处的事。为了他的利益，我们都必须做出牺牲。我是为了大家的利益和大家的安全着想的。”

“安全，”巴勃罗的老婆说，“哪里有安全这种东西啊。如今来这儿求安全的人可多了，却在这儿制造出了极大的危险。现在要想求安全，你会把一切都输得精光的。”

她此时已站在桌边，手里拿着一把大勺。

“安全还是有的，”巴勃罗说，“在危险之中懂得该怎样见机行事，就会有安全。这就好比是斗牛士，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只要不冒险，就不会出事。”

“直到他被牛角挑伤或顶死为止，”妇人讥讽地说，“这种话我已经听过无数次啦，斗牛士们在被牛角挑伤之前都是这么说的。我就听菲尼托说过好多次，说这种事情全看你懂不懂行，牛是从来不会用角去顶人的，反倒是人自己朝牛角上撞才被挑伤的。他们在受伤前总是像这样说大话，傲慢着呢。事后，我们去急诊室看望他们。”这时，她模仿着在病床边探视病人的样子，“‘喂，老兄。喂，’”她大声喊着，然后又假装身受重伤的斗牛士有气无力的声音说，“‘你好呀，老朋友[37]。你好吗，比拉尔？’”“‘怎么会出这种事呢，菲尼托，可爱的小伙子[38]，你怎么会碰上这么倒霉的事情呢？’”她换上了自己的大嗓门。接着又用衰弱的有气无力的声音说：“‘这算不了什么，姑娘。比拉尔，这没什么。这是本不该发生的事。我非常漂亮地把它给宰了，你明白。没有人能比我干得更漂亮。当时，我确实已经把它给宰了，技术上应当是没问题的，它也死定了，它的腿已经在摇晃，快要撑不住了，眼看就要倒下了，我这才从它身边走开的，有点儿得意忘形，光顾着炫耀了，没想到它又从背后冲过来，把那个犄角捅进了我的两个屁股瓣当中，从我肝脏里戳了出来。’”她不再学那斗牛士像女人一样柔弱娇气的声音，放声大笑起来，接着又用自己洪亮的嗓门说：“收起你那一套鬼话和你的安全吧！我和天底下报酬最低的三个斗牛士在一起混了有足足九年呢，难道还没弄懂什么叫担惊受怕、什么叫安全吗？跟我说什么都行，就是别提安全。还有你。我当初在你身上寄托了多么大的希望啊，可现在，这些希望全都泡汤了！才打了一年的仗，你就变懒惰了，变成了一个酒鬼、一个胆小鬼。”

“你没有权利像这样说话，”巴勃罗说，“更不应该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还当着一个陌生人的面。”

“我就是要像这样说话，”巴勃罗的老婆接着说，“你难道没听见？你还真以为你是这儿的指挥员啊？”

“没错，”巴勃罗说，“在这儿，我就是指挥员。”

“别拿玩笑当真事儿吧，”妇人说，“在这儿我是指挥员！你难道没听见大伙儿[39]刚才的表态吗？在这儿除了我，谁也无权发号施令。你要愿意就留下，吃你的饭，喝你的酒，但是不许没命地灌，如果你愿意，也有你干的一份活儿。但是这儿的指挥员是我。”

“我要把你和这个外国佬都毙了。”巴勃罗愠怒地说。

“试试看，”妇人说，“看看会有什么结果。”

“给我来杯水吧。”罗伯特·乔丹说，但他眼睛却始终没有离开这个满脸愠色、脑袋笨重的汉子和那个满怀豪情、充满自信地站着的妇人，她威风凛凛地握着那柄大勺，仿佛那就是一根指挥棒一样。

“玛丽娅，”巴勃罗的老婆喊了一声，等那姑娘走进门时，她说，“来杯水给这位同志。”

罗伯特·乔丹伸手去掏他的扁酒瓶，在掏出酒瓶的同时，他也顺手松开了手枪的枪套，并将它移到大腿根边。他在杯中再次斟上艾酒，然后接过姑娘给他送来的那杯水，开始往酒杯中慢慢地兑水，一次只滴那么一丁点儿。那姑娘紧挨他的胳膊肘站着，注视着他。

“到外面去。”巴勃罗的老婆一边对她说，一边挥动着那把大勺。

“外面很冷。”那姑娘说，她的脸颊与罗伯特·乔丹的脸颊凑得很近，在注视着那杯中液体的变化，看着那烈酒慢慢变得浑浊起来。

“也许有点冷，”巴勃罗的老婆说，“但是里面太热。”随后，她又和颜悦色地对她说：“要不了多久的。”

姑娘摇摇头，走了出去。

我看他不会再这样忍气吞声了，罗伯特·乔丹暗自思忖。他一手举着酒杯，另一只手索性就直接放在手枪上了。他已打开了枪的保险栓，抚摸着已被握得十分顺手的枪柄和枪柄上几乎已被磨平的小方格，手指头搭在冰凉的他十分熟悉的扳机的圆形护圈上。巴勃罗已不再注意他，眼睛只盯着那妇人。她接着说：“你听着，酒鬼。你明白谁是这儿的指挥员了吗？”

“我是指挥员。”

“不对。你听好。把你那对毛耳朵里的耳屎挖干净。好好听清楚。我才是指挥员。”

巴勃罗望着她，从他脸上你丝毫也看不出他心里在想什么。他不急不躁地望着她，接着又朝坐在桌子对面的罗伯特·乔丹看过来。他盯着他看了很久，仿佛在苦思冥想着什么，然后又回过头去望着那妇人。

“好吧。就算你是指挥员吧，”他说，“如果你愿意，让他来当指挥员也行。你们两个可以见鬼去了。”他瞪大眼睛直视着那妇人的脸，既没有被她镇住，也似乎并没有太为她动怒。“我可能是有些懒了，也可能是我酒喝多了。你也可以说我是胆小鬼，不过这一点是你弄错了。但我绝对不是傻瓜。”他稍稍停顿了一下。“你也可能本来就该是指挥员，你也可能本来就喜欢发号施令。那好，如果你既是指挥官，又是个女人，那你就该给我们弄些吃的来。”

“玛丽娅。”巴勃罗的女人叫道。

姑娘把脑袋从山洞口的毛毯边探进来。“进来吧，准备开晚饭了。”

那姑娘走进山洞，径直走向火塘边的那张小矮桌，拾掇起几只搪瓷碗，把它们搬到了饭桌上。

“葡萄酒有的是，够大伙儿喝的，”巴勃罗的女人对罗伯特·乔丹说，“那个酒鬼的话，你别往心里去。这些喝完了，我们还可以再拿些来。快把你正在喝的那个稀奇古怪的东西喝掉吧，然后来杯葡萄酒。”

罗伯特·乔丹一口喝干了最后剩下的一点儿艾酒，因为喝得太猛，他感觉那酒在体内产生出一股暖融融的细雨润物般的涓涓热流，浓烈的酒气在往上涌，如同在发生化学变化一样，他递过杯子去斟葡萄酒。那姑娘替他舀了满满一杯，并朝他粲然一笑。

“嗯，你看过那座桥了吗？”吉卜赛人问。其他那些人，那些自改换效忠对象之后到现在还没有开过口的人，这时都一齐凑过来听着。

“是的，”罗伯特·乔丹说，“这活儿要干也还算容易。愿意听我给你们讲解一下吗？”

“说吧，伙计。我们很想听呢。”

罗伯特·乔丹从衬衣口袋里掏出那个笔记本，给他们看了那几张草图。

“瞧，他画得多像啊。”那个面孔扁平的汉子说，他名叫普里米蒂伏。“简直和那座真桥一模一样呢。”

罗伯特·乔丹用铅笔指指点点地比划着，详细讲解着应当怎样炸桥、怎样安放炸药等事项。

“看来是很简单，”那个脸上有刀疤的汉子说，他的名字叫安德列斯，“可是你怎么引爆炸药呢？”

罗伯特·乔丹对这一点也做了详细讲解，在给大伙儿讲解时，他发觉那姑娘一边在看，一边竟把一只胳膊搭在了他的肩膀上。巴勃罗的女人也在凝神注视着。唯独巴勃罗一人不感兴趣，他坐在一旁自斟自饮地喝着闷酒，喝光了就从玛丽娅搬来的那只大钵子里再舀一杯，大钵子里的酒是那姑娘从挂在山洞入口处左侧的那只皮酒带里倒出来的。

“这种事情你做过不少次了吧？”姑娘问罗伯特·乔丹，声音很是轻柔。

“是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事情的整个过程吗？”

“当然可以。为什么不可以？”

“你会看到的，”巴勃罗在桌子的那一头说，“我相信你们都会看到的。”

“住口，”巴勃罗的女人对他说，接着，她猛然想起下午在看手相时看到的预兆，心头便窜起一股难以控制的不可名状的怒火，“住口，胆小鬼。住口，凶煞鸟。住口，刽子手。”

“好吧，”巴勃罗说，“我住口。现在你是指挥官啦，你就继续往下看那一幕幕的美景吧。但是请你记住，我不是傻瓜。”

巴勃罗的女人能够感觉到，她心中的怒火已渐渐变成了悲哀，继而又变成了所有希望都落空、前景一片渺茫的挫败感。她深知这种感觉，因为她当初在做姑娘时就已体验过这个中的滋味，她也深知这种感觉产生的种种原因，因为她一生中已经历过许许多多这样的事情。既然这种感觉突然又出现了，她就要把它彻底推开，不让它触动她，既不能让它影响她，也不能让它影响到共和国，于是，她说：“好啦，我们该吃饭啦。把锅里的东西盛到碗里来吧，玛丽娅。”

第五章

罗伯特·乔丹掀开挂在山洞口的马鞍毯，走出山洞，深深吸了一口寒夜的冷空气。薄雾已经消散，繁星布满夜空。外边没有风，再说，此时置身于洞外，也就摆脱了山洞里那种暖融融的气息，这里没有烟草和木炭的浓重烟味；没有米饭、牛肉、藏红花、西班牙甜椒、食油的香味；没有燃烧沥青的气味；没有山洞门口那只大皮囊散发出的酒香味，那只大皮囊是用整张兽皮制成的，被拴住脖子吊起来，四条腿撑开，有一条腿上安装了一个放酒的塞子，取酒时洒落到泥地上的那一点儿酒能镇住尘土的腐味；洞外也没有各种他叫不出名的药草的混合气味，那些药草一束束地悬挂在洞顶，和一串串大蒜挂在一起；也闻不到混合着铜币、红葡萄酒、大蒜、马汗、人衣服上已经干结了的臭汗气味（人汗干结后气味辛辣刺鼻而呈灰色，马汗干结后擦去汗沫则带有甜味，令人作呕）；此时已离开了桌边的那帮人，罗伯特·乔丹深深地呼吸着大山峻岭中寒夜里的清新空气，空气中弥漫着松脂的香味和小溪边草甸上青草、露水的气息。露水很重，因为风已停息，但是，他认为早晨准会有寒霜，因为他站在那儿能感受到阵阵寒意袭来。

当他站在那儿一边做着深呼吸、一边聆听着夜空的动静时，他首先听到的是远方传来的一阵枪声，接着又听到一只猫头鹰的叫声从下面的树林中传来，那个用绳索拉成的马栏就在那片树林里。随后，他又听见山洞里那个吉卜赛人开始唱起歌来，还听见了吉他轻柔的和弦声。

“我有一笔父辈留下的遗产。”硬逼出来的假嗓音在嘶哑地唱着，歌声回荡在夜空中。那声音继续唱着：

那就是太阳和月亮，

虽然我浪迹天涯，

那财产却永远花不光。

吉他有力的节奏声中伴着为歌手喝彩的阵阵叫好声。“好，”罗伯特·乔丹听到有人在喊，“给我们唱那首加泰罗尼亚[40]吧，吉卜赛人。”

“不。”

“唱吧。唱吧。唱加泰罗尼亚。”

“好吧。”吉卜赛人说着，就用哀婉的嗓音唱起来，

我的鼻头扁，

我的脸儿黑，

但我依然还是个人。

“好！”有人在叫好，“唱下去，吉卜赛人！”

吉卜赛人的嗓子又响起来，悲怆的歌声中带着一定程度的嘲讽。

感谢上帝我是个黑人

但不是加泰罗尼亚人。

“噪音很大，”是巴勃罗的声音，“别唱啦，吉卜赛人。”

“是啊，”他听到的是那妇人的声音，“噪声太大了。你这嗓子会把宪兵[41]都招来的，再说，音色也实在太差。”

“我还会唱另一支歌呢。”吉卜赛人说，吉他声又开始响起来。

“留着吧。”妇人对他说。

吉他声戛然而止。

“今晚我嗓子不好。所以不唱也罢，反正没什么损失。”吉卜赛人说着，推开毯子走出洞外，走进黑暗中。

罗伯特·乔丹注视着他走到一棵树旁，接着又朝他这边走来。

“罗伯托。”吉卜赛人轻声说。

“是的，拉斐尔。”他说。他从吉卜赛人的声音里听出，他已有了几分醉意。他自己也喝了两杯艾酒和一些葡萄酒，但他因为刚刚与巴勃罗紧张地较量了一番，因此头脑依然清醒而又冷静。

“你刚才为什么没有干掉巴勃罗？”吉卜赛人声音很低地说。

“为什么要干掉他？”

“你迟早还是要干掉他的。当时是有机可乘的，你为什么不赞成动手呢？”

“你这话当真？”

“你以为我们大家在等什么？你以为那女人把那姑娘支出去是为了什么？你认为说了那番话之后，我们还有可能再继续留下来？”

“我认为你们大家应当一齐动手除掉他。”

“什么话[42]，”吉卜赛人悄声说，“那是你的事。有三四次我们都在盼着你下手干掉他呢。巴勃罗没朋友。”

“我也有过这个念头，”罗伯特·乔丹说，“不过我又放弃了。”

“当然，这一点大伙儿都看出来了。人人都注意到你已做好了动手的准备。可你刚才为什么没干呢？”

“我当时觉得那样做也许会伤及你们这些人，或伤害了那个女人。”

“哪能呢。那女人一直在盼着呢，就像婊子在盼大鸟快快来一样。你外表看上去蛮老练，其实还嫩着呢。”

“这有可能。”

“现在去干掉他。”吉卜赛人怂恿地说。

“那就等于是暗杀。”

“那样更好，”吉卜赛人压低嗓音说，“危险还小些呢。动手吧。现在就干掉他。”

“我不能那么干。那种做法完全违背了我做人的原则，再说，那也不是干事业的人应有的举止。”

“那就去刺激他，惹他发怒，”吉卜赛人说，“但是你必须干掉他。没有任何别的补救办法。”

在他们交谈时，那只猫头鹰从林间轻松平稳、悄无声息地飞来，从他们身边飞过时突然猛扑而下，随即又疾速升起，双翅急促拍打着，虽然这只鸟在一路觅食，却丝毫也听不到它振翅飞翔的声音。

“瞧它，”吉卜赛人在黑暗中说，“人也该像这样行动。”

“可是在白天，它就像瞎子一样蹲在树上，周围全是乌鸦。”罗伯特·乔丹说。

“很少这样，”吉卜赛人说，“要有，那也纯属偶然。干掉他吧，”他继续怂恿着，“可别错失良机，等费劲儿了再动手啊。”

“现在那个关键时刻已经错过啦。”

“再挑起那个时刻呗，”吉卜赛人说，“要不，就趁夜深人静的时候。”

挡着洞门的毯子掀开了，灯光透了出来。有人朝他们站立的地方走来。

“夜色真美呀，”那人闷声闷气地说，“明天准是好天气。”

那人正是巴勃罗。

他正抽着一支俄罗斯烟卷，每吸上一口，烟卷便会一亮，他的圆脸便显露出来。星光下，他们能看见他那粗重的手臂很长的身子。

“别把那个女人的话放心上。”他对罗伯特·乔丹说。黑暗中，烟卷发出的光很亮，那亮光在随着他的手上下摆动着。“她有时候很别扭。她是个好女人。对共和国忠心耿耿。”烟卷上的亮光这时在随着他说话微微颤动着。他说话时肯定把烟叼在嘴角上，罗伯特·乔丹想。“我们本不该闹别扭的。我们是一致的。我很高兴你来了。”烟卷又亮了一下。“别把争论放心上，”他说，“你在这儿是很受欢迎的。”

“对不起，失陪了，”他说，“我要去看看他们把马拴好了没有。”

他转身走开，穿过树林，走向草甸的边缘，接着，他们便听到下面传来了一匹马的嘶鸣声。

“你明白吗？”吉卜赛人说，“你该明白了吧？机会就是这样白白错过的。”

罗伯特·乔丹什么也没说。

“我到下面去了。”吉卜赛人气愤地说。

“去干什么？”

“什么话，还去干什么呢。至少可以防止他溜走啊。”

“他能骑马从下面溜走吗？”

“不可能。”

“那就到你能防止他溜掉的地方去。”

“奥古斯汀守在那儿呢。”

“那就去和奥古斯汀谈谈。把刚才发生的事告诉他。”

“奥古斯汀会很愿意干掉他的。”

“这倒不赖，”罗伯特·乔丹说，“那就到山上去，把一切情况都如实地告诉他。”

“然后呢？”

“我到下面的草甸上去看看。”

“好。老兄啊。好。”黑暗里他没法看清拉斐尔的脸，但他能够感觉到他在笑。“你总算拉紧你的吊袜带啦。”吉卜赛人赞许地说。

“到奥古斯汀那儿去吧。”罗伯特·乔丹对他说。

“是，罗伯托，是。”吉卜赛人说。

罗伯特·乔丹走在松林里，一棵树一棵树地摸索着往前走，来到草甸的边缘。他在黑暗中扫视着这块草甸，星光下，这片空旷的地方显得较为明亮，他看到了拴在拴马桩上的那些个黑乎乎的马的身影。他数了数散落在他与小溪之间这块空地上的马。共有五匹。罗伯特·乔丹在一棵松树的树根边坐下，仔细察看着这片草甸。

我累了，他暗自思忖，或许对自己的判断力也没有把握了。但是，我的职责是炸桥，为了圆满完成这一使命，在任务尚未尘埃落定之前，我决不能拿自己做无谓的冒险。当然，在需要冒险时却不肯冒险，则危险往往会更大，然而我到目前为止一直是在这样做的，努力让形势顺其自然地发展。假如事实果真像吉卜赛人所说的那样，他们都期待着我来干掉巴勃罗，那我就该这么干。可是我根本不清楚他们究竟是否真这样期待的。对一个外来人而言，要在当地动手杀人，而且事后还得和当地这些人一起共事，那是非常不好的事。这件事在战地行动中倒是可以干的，在有充分的纪律作支持的条件下也可以干，不过，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还是觉得这样做很不好，尽管这样做法很有诱惑力，而且也不失为一个干脆利落、简单易行的方法。但是，在这一带，我认为没有任何事情是干脆而又简单的，还有，尽管我是绝对信任那个女人的，但我吃不准她对如此极端的事情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人要是在这种场合死掉，会死得十分丑陋、龌龊、令人极为憎恶的。你无法判断她到底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要是没有这个女人，这里也就没了组织性、更没有纪律性可言；有了这个女人，一切事情有可能都很好办。如果她愿意杀掉他，或者那个吉卜赛人（但他是不会愿意的），或者那个放哨的奥古斯汀愿意干的话，那就很理想了。只要我提出这个要求，安塞尔莫倒是愿意干的，尽管他口口声声反对一切杀人的行为。他恨巴勃罗，我相信这一点，而且他对我已经产生了信任感，他相信我，认为我就是他信仰所归的化身。就我目前所能看到的情况而言，只有他和那个女人才是真正信仰共和国的；不过，现在说这话也还有点儿为时过早。

当他的眼睛渐渐适应了星光下的景物时，他看到巴勃罗正站在其中一匹马的旁边。那马本来在吃着草，这时刚好仰起头来，接着又不耐烦地低下头去。巴勃罗就站在马的身边，依偎着马，而那马则在拴马绳的长度所及范围内不停地转悠着，他也跟着马在转悠着，并不时拍拍马的脖子。那马一直在啃食嫩草，对这种温情的爱抚表现得很不耐烦。罗伯特·乔丹没法看见巴勃罗在捣鼓什么，也听不到他在对马嘀咕些什么，但他能看得出，他既没有解开拴马桩上的缰绳，也没有给马配上马鞍。他坐在那儿，一边注视着巴勃罗，一边想着他自己的问题，想把思路理清。

“你啊，我的大宝贝乖乖小红马啊。”黑暗中，巴勃罗在和那匹马说话；他是在对那匹高大健壮的枣红色种马说话呢。“你这可爱的白脸膛的大美人啊。你这大脖子弯得好像我老家镇上的那座旱桥哦，”他停顿了一下，“不过弯度更大些，也弯得更好看呢。”那马正在啃食青草，把草拉起来时左右摇晃着脑袋，被这个人和他的唠叨弄得很是厌烦。“你不是女人，也不是傻瓜，”巴勃罗对那匹枣红马说，“你呀，啊，你呀，你呀你，我的大宝贝乖乖小红马啊。你不是那个在火堆里烧得滚烫的像石头一样的女人。你也不是那个头发被剪光、走路扭捏得像刚出娘胎的小牝马似的小妞儿。你不欺辱人，不撒谎，也不会不理解别人的好意。你呀，啊，你，我的大宝贝乖乖小红马啊。”

罗伯特·乔丹若是真听见了巴勃罗在对那匹枣红马絮絮叨叨地说着话，一定会觉得非常有趣，只可惜他没听见，因为他现在已能确信，巴勃罗不过是下山来查看他那几匹马的，他已拿定主意，在这个时候杀掉巴勃罗并非可取之举，于是，他站起身，返回山洞去了。巴勃罗则依然待在草甸上，对那匹马唠叨了很久。那马全然不懂他在说什么；唯有根据他说话的语气，方可感受到那都是些亲昵的话，然而它已在围栏里被关了一整天，此时正饿着呢，便不耐烦地在拴马绳所及范围内自顾啃食青草，身边的这个人令它很气恼。巴勃罗终于把拴马桩挪了个位置，站在那匹马的身边，不再唠叨了。那马继续啃着草，也觉得欣慰多了，因为这个人不打扰它了。

第六章

山洞里，罗伯特·乔丹坐在角落里火塘旁边的一只蒙着生皮的凳子上，在听那妇人说话。她在清洗着碗碟，那姑娘，玛丽娅，则把这些碗碟擦干、收好，然后再蹲下身子把它们放入在岩壁上凿出来当柜架用的凹洞里。

“奇怪，”她说，“聋子还没来。他一小时前就该到这儿了。”

“你有没有通知他来？”

“没有。他每晚都来的。”

“也许他正忙着吧。有活儿要干。”

“有可能，”她说，“如果他不来，我们明天一定要去找他。”

“是的。离这儿很远吗？”

“不远。走这一趟正好可以活动活动。我缺乏锻炼。”

“我能去吗？”玛丽娅问，“我也可以去吗，比拉尔？”

“可以呀，小美人儿，”妇人说着，转过她那张大脸庞，“她不是很好看吗？”她问罗伯特·乔丹。“你觉得她长得怎么样？稍微瘦了点儿？”

“我觉得她气色很好。”罗伯特·乔丹说。玛丽娅把他的杯子斟满了酒。“喝酒吧，”她说，“喝了酒就会觉得我更好看了。必须多喝点酒，才会觉得我长得很漂亮。”

“那我还是不喝为好，”罗伯特·乔丹说，“你本来长得就漂亮，这一来就更漂亮啦。”

“像这样说话才对，”妇人说，“你像个很会说话的人。你看她还有什么优点？”

“很聪明。”罗伯特·乔丹有些牵强地说。玛丽娅咯咯地笑起来，那妇人则伤心地摇了摇头。“你开头说得多好，结尾怎么会冒出这种话呀，堂·罗伯托[43]。”

“别叫我堂·罗伯托吧。”

“只是开个玩笑。我们这儿是把堂·巴勃罗当笑话说的。就像我们说玛丽娅小姐[44]也是在开玩笑一样。”

“我不开这种玩笑，”罗伯特·乔丹说，“在我看来，在这场战争中，大家都应当很严肃地互称同志才对。玩笑一开就会坏事，不好收场了。”

“你对你的那套政治把戏倒是挺虔诚的，”妇人揶揄地对他说，“你难道从来就不开玩笑吗？”

“不。我是非常喜欢开玩笑的，但不能拿称呼来开玩笑。称呼好比是一面旗帜啊。”

“我也可以拿旗帜来开玩笑。不管什么旗帜，”妇人大笑起来，“在我看来，没有什么玩笑是开不得的。原来那面黄、金两色的旗帜，我们称它是脓加血旗。共和国的旗帜又添上了紫色，我们把它称作血、脓、高锰酸盐旗。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他是共产党人嘛，”玛丽娅说，“他们这些人都是非常严肃的。”

“你是共产党人吗？”

“不，我是反法西斯主义者。”

“早就是了？”

“自从我了解了法西斯主义以后。”

“有多久了？”

“将近十年了。”

“那还不算长，”妇人说，“我已经当了二十年的共和主义者啦。”

“我父亲当了一辈子共和主义者呢，”玛丽娅说，“就因为这个，他们枪杀了他。”

“我父亲也当了一辈子共和主义者。我祖父也是呢。”罗伯特·乔丹说。

“在哪个国家？”

“美国。”

“他们也被枪杀了吗？”妇人问。

“什么话，”玛丽娅说，“美国是共和主义者的国家。那里的人才不会因为你当了共和主义者而枪杀你呢。”

“不管怎么说，有一个身为共和主义者的祖父总归是一件好事情，”妇人说，“这说明血统好啊。”

“我祖父过去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任职。”罗伯特·乔丹说。这句话甚至在玛丽娅身上都产生了很深的效果。

“那你父亲现在依然还活跃在共和国里吗？”比拉尔问。

“不。他已经去世了。”

“能不能冒昧地问一下他是怎么去世的？”

“他是开枪自杀的。”

“为了不受折磨？”

“是的，”罗伯特·乔丹说，“为了不受折磨。”

玛丽娅瞧着他，两眼噙着泪花。“我父亲，”她说，“当时手里没有武器啊。哦，我真为你父亲感到高兴，还是他运气好，手里有枪。”

“是啊。是挺走运的，”罗伯特·乔丹说，“我们谈点儿别的好吗？”

“这么说，你和我，我们是同病相怜的人喽。”玛丽娅说。她把手放在他胳膊上，直视着他的脸。他望着她那棕褐色的脸蛋和她那双眼睛，自打他见到她那双眼睛以来，就一直觉得它们远不如她脸上的其他部位年轻，然而此时此刻，那双眼睛却突然大放异彩，青春勃发，充满渴望和企盼。

“瞧这样子，你们倒可以做兄妹了，”妇人说，“但我认为你们幸好不是兄妹。”

“现在我才知道我为什么一直有这种感觉了，”玛丽娅说，“现在总算明白啦。”

“什么话。”罗伯特·乔丹用西班牙语说了一声，把手伸过去，在她头顶上抚摸了一下。他一直想这样做，已经想了整整一天，现在真的做了，他觉得喉咙在发胀。她的头顺着他的手摆动着，她仰起脸朝他微笑着，他感到她那浓密、粗硬、被剪得很短的头发在他手指间像涟漪般波动着。他的手慢慢滑向她的后颈，然后垂了下去。

“再摸一下嘛，”她说，“我都盼了一整天了。”

“等以后吧。”罗伯特·乔丹说，声音很重浊。

“还有我在这儿呢，”巴勃罗的女人嗓门洪亮地说，“想让我眼睁睁地看着你们这出好戏呀？你们以为我会无动于衷吗？谁受得了啊。错就错在没找到更好的男人；巴勃罗也该回来啦。”

玛丽娅这时已经全然顾不上她了，也全然不顾那几个还在烛光下玩牌的人了。

“你还想再来杯酒吗，罗伯托？”她问。

“想啊，”他说，“怎么不想呢？”

“你打算像我一样也找个酒鬼呀，”巴勃罗的女人说，“他已经喝下了那杯稀奇古怪的玩意儿，还要再喝呀。你听着，英国人[45]。”

“不是英国人。是美国人。”

“那就听着，美国人。你打算睡在哪儿？”

“外面。我有睡袍呢。”

“好，”她说，“今晚是晴天吗？”

“是晴天，但会很冷。”

“那就去外面吧，”她说，“你睡外面。你的那些器材可以和我做伴儿睡在一起。”

“好。”罗伯特·乔丹说。

“你离开一小会儿吧，行吗？”罗伯特·乔丹对那姑娘说，并把手搭在她肩膀上。

“为什么？”

“我想和比拉尔说句话。”

“非得让我走开不可吗？”

“是的。”

“什么事啊？”巴勃罗的女人说，这时，那姑娘已经走到山洞口，正站在那只硕大的皮酒袋旁边看那些人打牌。

“那个吉卜赛人说，我本该——”他开口说。

“不，”妇人打断了他，“他错了。”

“如果有必要，我——”罗伯特·乔丹平静地说，但却感到很难说得出口。

“你刚才是想动手的，我相信，”妇人说，“不，没有必要。我一直在注意着你呢。不过，你的判断是对的。”

“但是，假如需要——”

“不，”妇人说，“我告诉你，不需要。那个吉卜赛人心术不正。”

“但是人要软弱了，就有可能成为一大危险。”

“不。你不懂。这个人已经根本不可能再有什么危险了。”

“我不懂。”

“你还很年轻，”她说，“你会明白的。”她接着朝那姑娘喊道：“来吧，玛丽娅。我们没什么要谈啦。”

姑娘走过来，罗伯特·乔丹伸出手，轻轻拍了拍她的脑袋。她顺着他的手磨蹭着，像只小猫咪。他以为她要哭了。但她又抿紧了嘴唇，然后望着他笑了。

“你现在不妨去睡觉，”妇人对罗伯特·乔丹说，“你风尘仆仆地走了那么多路。”

“好吧，”罗伯特·乔丹说，“我去收拾一下东西。”

第七章

他在睡袋里睡着了，这一觉睡得真不短啊，他想。睡袋就地铺在林中的地面上，在洞口外那个岩石堆下方的背风处，睡眠中，他翻了个身，这一翻恰好把手枪压在了身下，手枪是他临睡前用枪绳系在手腕上、并贴身放在睡袋里的，由于肩酸背痛，四肢乏力，浑身肌肉因为过度疲惫而扭曲着，所以他反倒觉得地面很软和，身子裹在法兰绒做衬里的睡袋里，即便像这样舒展一下，也感到遍体解乏、颇有快感。刚刚醒来，他迷迷糊糊地竟不知自己身在何处，等明白过来时，他把压在身下的手枪挪开，舒心惬意地定了定神，伸了个懒腰，打算重返梦乡，一只手放在用衣服整整齐齐地卷住绳底鞋做成的枕头上。他用胳膊搂着这只枕头。

就在这时，他忽然感到一个女人的手按在他的肩膀上，便迅速侧过身来，右手顺势握住了睡袋里的手枪。

“噢，是你呀。”他说，并立即放下手枪，伸出双臂，把她拉倒在自己的身上。当他把她搂在怀里时，他感到她浑身在簌簌发抖。

“进来吧，”他说，“外面很冷。”

“不。不可以这样。”

“快进来吧，”他说，“有什么话我们待会儿再说。”

她浑身战栗着，他这时用一只手握着她的手腕，用另一只胳膊轻轻搂住她。她却把脑袋扭了过去。

“进来吧，小兔子。”他说着，在她后颈上吻了一下。

“我怕。”

“别。别怕。快进来吧。”

“怎么进来呀？”

“钻进来呗。里面很空。要我帮你吗？”

“不要。”她说，话音刚落，人就钻进了睡袋，他把她紧紧抱在怀里，想吻她的嘴唇，她却把脸埋在了用衣服卷成的枕头上，不过双臂倒是紧搂着他的脖子。不一会儿，他就感到她的双臂松弛下来，当他抱紧她时，她却又浑身哆嗦起来。

“别，”他说着，并笑了起来，“别怕。那是手枪。”

他拿起手枪，把它掖在身后。

“多不好意思啊。”她说着，把脸躲开了他。

“别。别不好意思啦。在这儿呢。来吧。”

“不，不可以这样。我害臊，也很害怕。”

“别。我的小兔乖乖。来吧。”

“我不能这样。假如你不爱我呢。”

“我爱你。”

“我爱你。啊，我爱你。把你的手放在我头上吧。”她说，但还是躲着他，脸依然埋在枕头里。他把手放在她头上，轻轻抚摸着，过了一会儿，她猛然从枕头上转过脸来，整个人都钻进了他的怀抱，身子紧紧依偎着他，脸贴着他的脸，她哭了。

他静静地、紧紧地拥抱着她，感受着紧贴在他身上的她那年轻、修长的身段，他轻轻地摩挲着她的脑袋，吻着她湿润而又带着咸味的眼睛，在她抽泣时，他能感觉到她那对紧贴着他的丰满而又坚挺的乳房隔着她的衬衣在不住地颤动着。

“我不会接吻，”她说，“我不知道该怎样接吻。”

“现在不需要接吻。”

“不。我一定要接吻。我一定要把什么都做了。”

“现在什么都不需要做。我们就这样多好。不过，你衣服穿得也未免太多啦。”

“我该怎么做？”

“我来帮帮你吧。”

“这样会好些吗？”

“是的。好多了。对你来说，这样不是更好吗？”

“是啊。舒服多啦。我可以像比拉尔说的那样跟你走吗？”

“当然。”

“但不是去某个收容所。我要跟你在一起。”

“不，是去收容所。”

“不。不。不。我要跟你在一起，我要做你的女人。”

这时，他们已躺在一起，此前还遮藏着的所有地方，现在已是全无遮掩。原先为粗糙的布料所挡隔住的地方，现在已化为一派细腻，光滑、圆润、坚挺，紧紧相偎在一起，温热中还带着丝丝凉意的修长的身段，外面冷而内里热，久久地、轻柔地、亲密地相拥着，彼此紧紧地搂抱着，落寞、虚空，却又轮廓分明，给人以快慰，青春勃发，爱意绵绵，此时一切都变成了暖烘烘的一片光滑、一片在胸腔里隐隐作痛的虚空，人虽紧紧相拥，心中却是一片空落，这一切都如此真切而又强烈，罗伯特·乔丹感到再也承受不住了，于是他说：“你爱过别的人吗？”

“从来没有。”

不料，她话音刚落，便僵在他怀里一动也不动了：“可是，我以前被人家糟践过。”

“被谁？”

“好几个。”

此时，她纹丝不动地平躺着，她的身躯仿佛已经死去，连脑袋也歪在了一边。

“你现在不会爱我了。”

“我爱你。”他说。

但是，他已经产生了某种变化，她觉察到了。

“不，”她说，连话音也变得死气沉沉、平淡无味了，“你不会爱我的。不过，你也许还是愿意带我去那个收容所的。我也愿意去收容所，可是我永远也做不成你的女人了，什么也做不成了。”

“我爱你，玛丽娅。”

“不。这不是真话。”她说。片刻之后，仿佛还有最后一件事情要交代一样，她可怜兮兮却也充满憧憬地说：“可是我从没吻过任何一个男人。”

“那就吻我吧，现在。”

“我很想吻，”她说，“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吻。他们糟践我的时候，我拼命挣扎，直到我什么也看不见了。我拼命厮打着，直到……直到……直到有个人坐在我的头上……我就咬他……后来他们勒住我的嘴，把我的双手反绑在脑后……其他人就这样糟践了我。”

“我爱你，玛丽娅，”他说，“谁也没有玷污过你。你，他们是碰不得的。谁也没有侵犯过你，小兔乖乖。”

“你信吗？”

“这种事，我知道。”

“那你还会爱我？”温热的身子又再次贴向他。

“我会更加爱你的。”

“我要努力把你吻得舒舒服服的。”

“就稍微吻一下吧。”

“我不知道怎么吻。”

“直接吻我就行了。”

她在他脸颊上吻了一下。

“不对。”

“我们把鼻子往哪儿放啊？我一直纳闷鼻子该往哪儿放呢。”

“瞧，把头偏过来。”于是，他们的嘴紧紧吻在了一起，她把身子凑向他，紧紧依偎着他，她的嘴在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张开，这时，他猛然抱紧了她，感到自己已沉浸在无与伦比的快乐之中，轻柔、甜蜜、欣喜、内心充满了快意，没了心事、不再疲惫、毋庸担忧，唯独只剩下莫大的快慰，于是，他情不自禁地说着：“我的小兔乖乖。我的心上人儿。我的小甜蜜。我的长腿小美人儿。”

“你在说什么？”她说，声音恍惚，仿佛来自十分遥远的地方。

“我的可人的姑娘。”他说。

他们相拥而卧，他感到紧贴着他的胸膛的她的心房在剧烈地跳动，他用脚的一侧轻轻磨蹭着她的脚踝。

“你是光着脚来的？”

“是啊。”

“那你事先就已打算好要来和我上床的？”

“是啊。”

“所有你一点儿也不害怕。”

“不。很害怕的。但是更害怕脱了鞋子以后该怎么办。”

“现在是几点钟啦？你知道吗[46]？”

“不知道。你没有表吗？”

“有。表在你背后呢。”

“拿过来呗。”

“不。”

“那你就趴在我肩膀上看看吧。”

已经一点钟了。表盘在黑黢黢的睡袋里显得很亮。

“你的下巴颏把我的肩膀都扎破啦。”

“原谅它吧。我没有刮胡子的工具。”

“我喜欢你的胡子扎我。你也长着金黄色的胡子吗？”

“是的。”

“胡子会长得很长吗？”

“炸桥之前应该不会吧。玛丽娅，听我说。你——？”

“我什么呀？”

“你想要吗？”

“想。每样都想。来吧。要是我们在一起把每样事情都做了，以前那件事也许就像没发生过一样了。”

“你曾经这样想过吗？”

“没有。那只是我心里的一个念头，但是比拉尔告诉过我。”

“她倒是很聪明。”

“还有一件事，”玛丽娅柔声说，“她嘱咐过我，让我一定要告诉你，我没有病。这类事情她很懂，所以她说一定要把这一点告诉你。”

“是她让你告诉我的？”

“是的。我都对她说了，我把我对你的爱慕之情全告诉她了。我今天一看见你就爱上了你，就好像我一直在爱着你一样，但是我以前从没见过你，我把心里话都告诉比拉尔了，她说，如果我真的想把一切的一切都告诉你的话，那就应当告诉你，我没病。另外那件事是她很久以前对我说的。在那次炸火车之后不久。”

“她是怎么说的？”

“她说，人只要不是自己愿意的，那她的内心就是清白的，过去的事情也就等于没发生过，她还说，要是我日后真的爱上了某个人，就能把过去的事情全抹掉。我当时只想死，你知道的。”

“她这话完全对。”

“所以我现在很庆幸自己没有死。因为那时没死成，我现在活得多开心啊。可是，你会爱我吗？”

“当然。我现在就爱着你呢。”

“那我可以做你的女人啦？”

“干我这一行的，不能有女人。不过，你现在就是我的女人啊。”

“只要我做了一次你的女人，我就永远是你的人了。我现在是你的女人了吗？”

“是的，玛丽娅。是的，我的小兔乖乖。”

她立即主动抱紧他，嘴唇在探寻着他的嘴唇，一找到，便立刻紧紧压上去，他抚摸着她，感受着她那鲜活、娇嫩、滑润、年轻、妩媚的身段，感受着那份温情，感受着她那外面凉爽、内里却热得发烫的身子，他虽说对这只睡袋很熟悉，就像熟悉他的衣服、鞋子或他肩负的职责一样，然而对这睡袋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却还是感到难以相信，就在这时，她忽然有些慌乱地说：“让我们现在就把我们要做的事快点儿做了吧，也好把那件事彻底忘掉。”

“你想要了吗？”

“是的，”她简直有些急不可耐地说，“是的。是的。是的。”

第八章

深夜时分，天气寒冷，罗伯特·乔丹却睡得很沉。他夜里曾醒过一次，在伸腿展腰时，他发觉那姑娘还在那儿，正蜷作一团睡在睡袋的深处，呼吸轻柔而又均匀。黑暗中，为了避寒，他把头缩进了睡袋，外面寒气逼人，夜空中星光闪烁，鼻孔里充盈着冷气。他把头缩进睡袋的暖流中，吻着她光洁的肩膀。她没有醒，他便侧过身去不再惹她，把头又伸出睡袋，露在外面的寒气里。他醒着躺了一会儿，回味着酣畅的疲乏过去之后那份久久没有消散的沁人心脾的快感，体会着两人肌肤相亲时那种触觉上的淋漓畅快的欢愉。过了一会儿，他伸直双腿，尽量往睡袋深处挪动着，把身子滑进睡袋，不知不觉又深深坠入了梦乡。

天刚破晓，他便醒来，那姑娘已经走了。他一醒来就发觉她人已不在，但还是伸出手臂在睡袋中摸索着，感到她睡过的那个位置暖意尚在。他眺望着山洞的入口处，只见那条挂毯四周凝结着一层白霜，岩石缝里冒出的淡淡的灰白色烟气则表明，有人已在生火做饭了。

有人走出了树林，头上披着一条很像南美披巾[47]的毯子。罗伯特·乔丹一眼就认出，此人正是巴勃罗，嘴里正叼着一支烟卷。巴勃罗已经去山下把那几匹马圈进围栏里啦，罗伯特·乔丹想。

巴勃罗掀开门毯，走进山洞，没有朝罗伯特·乔丹这边张望。

罗伯特·乔丹伸手摸了摸凝结在睡袋上的那层薄霜，然后又缩进了睡袋。这是一条已经用旧的鸭绒睡袋，外层面料为绿色绸缎，印着气球和斑纹，已经跟随他有五年之久了。真舒服啊[48]，他自言自语地说着，把两腿大大叉开，然后又并拢起来，感受着睡袋法兰绒内衬给予他的那种十分熟悉的爱抚，接着又侧过身去，以免脑袋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他知道太阳就要出来了。管他呢[49]，我不妨再多睡一会儿。

他一直睡到飞机的马达声把他吵醒。

他仰躺在那儿，看见了那几架飞机，那是一支由三架菲亚特飞机[50]组成的编队，是法西斯的巡逻队，显得很小，闪着亮光，正掠过山峦上空，朝安塞尔莫和他昨天来时的方向急速飞去。这三架刚过去，紧接着又飞来了九架，而且飞得更高，三架一组，形成了一个箭头向前的三角形编队。

巴勃罗和那吉卜赛人正站在山洞入口处的阴影里密切监视着天空，罗伯特·乔丹仍静静地躺着，这时，高空中响彻锤击般的飞机马达的轰鸣声，其间，又有一阵新的嗡嗡声传来，只见林中那片开阔地的上方又飞来三架飞机，飞行高度还不足1000英尺。那是三架亨克尔111型飞机[51]，是一种双引擎轰炸机。

罗伯特·乔丹的脑袋此刻恰好遮掩在那堆乱石岗的阴影里，他知道他们在飞机上是不可能看到他的，即便看到也无大碍。他知道飞机上的人有可能会发现围栏里的那几匹马，如果他们是带着什么目的在这一带山区里搜索的话。假如他们不是来搜索的，他们照样也能发现那些马，不过他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那是他们自己骑兵队的坐骑。顷刻间，又传来一阵更为剧烈的轰鸣声，又有三架亨克尔111型轰炸机，以一成不变的编队，黑压压地超低空照直飞来，隆隆的轰鸣声响成一片，不绝于耳，等它们凌空飞过那片开阔地之后，喧嚣的噪声才渐渐平息。

罗伯特·乔丹解开他那充当枕头的衣服卷，套上衬衣。他衣服还套在头顶，还没来得及拉下来，便突然听到又一批飞机飞了过来，他在睡袋里拉上裤子，静静地躺着，等这三架亨克尔式双引擎轰炸机飞过去。在这几架飞机尚未凌空越过那座山脊之前，他就已系好皮带，扣好手枪，并将睡袋卷起来，放在岩石堆旁边，之后，他紧挨着岩石堆坐下，开始系绳底鞋，就在这时，那越来越近的隆隆声突然间变成了空前剧烈、震耳欲聋的阵阵轰鸣，空中再次飞来九架亨克尔式轻型轰炸机，成梯形编队隆隆压过来；从头顶上空飞过时，剧烈的轰响声仿佛要把天空撕裂、敲碎。

罗伯特·乔丹沿着乱石岗的边缘悄悄奔向了山洞的入口处，在那儿，那两兄弟中的一个、巴勃罗、吉卜赛人、安塞尔莫、奥古斯汀，以及那个女人，都站在洞口的内侧警惕地向外张望着。

“以前来过这么多的飞机吗？”他问。

“从来没有过，”巴勃罗说，“快进来。他们会发现你的。”

太阳还没有触及到山洞口。此时的阳光只在小溪边的草甸上闪耀着，罗伯特·乔丹知道，在清晨时分的浓郁的树荫里、在山崖投下的昏暗的阴影下，他们是不会被发现的，但他还是走进了山洞，免得让这些人过于紧张。

“飞机真多啊。”那妇人说。

“还会有更多呢。”罗伯特·乔丹说。

“你怎么知道的？”巴勃罗满腹狐疑地问。

“那些飞机，刚刚飞过去的那些，得有驱逐机陪着。”

果如其然，他们马上就听到了飞得更高的驱逐机的声音，那是一种如同呜咽般的嗡嗡声，它们的飞行高度大约在5000英尺左右，罗伯特·乔丹数了数，共有十五架菲亚特式飞机，它们每三架为一编组，构成了一个V形梯队，像成群结队飞翔的野鹅一样黑压压地飞过来。

在山洞的入口处，他们的面容全都十分严肃，罗伯特·乔丹说：“你们从没见过这么多的飞机吗？”

“从来没有。”巴勃罗说。

“在塞戈维亚，飞机也不少吧？”

“从来没有这么多，我们通常见到的都是三架。有时候是六架追击机。也许是三架容克式飞机[52]吧，就是那种三引擎的大家伙，有追击机陪着。这么多的飞机我们还真是从没见过呢。”

情况不妙啊，罗伯特·乔丹想。情况确实不妙。这一带居然集中了这么多飞机，这意味着形势非常不妙。我必须留心他们的投弹。但是，这不可能，他们暂时还无法把担任主攻的部队调上来。今天午夜之前或明晚之前肯定做不到，部队肯定还没有调上来。而眼下这个时刻，他们肯定是想动也动不了。

他仍可以听到正渐渐减弱的飞机的嗡嗡声。他看了看手表。此时，飞机应该已经越过封锁线上空了，至少第一批该过去了。他揿下显示秒针的按钮，注视着秒针在表盘上滴答滴答地转动。不，也许还没有。现在。该到啦。这时肯定过去了。不管怎么说，那些111型飞机的飞行时速也有250英里啊。五分钟就能飞到那儿了。此时，它们一定早已越过山口，飞行在卡斯蒂尔地区的上空了，在早晨这个时候，飞机下的这个地区肯定是一派黄色和茶褐色，黄色中交错着一条条白色的道路，点缀着一个个小村落，亨克尔型飞机的影子在这片土地上迅速移动着，那情景就如同鲨鱼的影子掠过海底的沙地一样。

没有出现接二连三的炸弹落地的轰炸声嘛。他的表仍在滴答滴答地走着。

那些飞机在继续飞往科尔梅纳尔、飞往埃斯科利亚尔，或者飞往曼萨纳雷斯·艾尔·里亚尔[53]的机场，他想，那里有一个湖，湖边矗立着一座古堡，那里的芦苇荡里有成群的野鸭，那个假飞机场就隐藏在真飞机场的后面，那些做摆设用的假飞机，故意半遮半掩地停放在停机坪上，它们的螺旋桨能够随风转动。它们肯定是朝那里飞去了。他们不可能了解这次进攻的情况啊，他对自己说，然而另一个声音却在说，为什么不可能？以往的所有行动，他们事先都是知道的。

“你认为他们发现那些马了吗？”巴勃罗问。

“那些飞机不是来找马的。”罗伯特·乔丹说。

“可是他们究竟有没有发现那些马呢？”

“没有，除非他们是奉命来找马的。”

“他们会不会发现那些马呢？”

“也许不会吧，”罗伯特·乔丹说，“除非太阳恰好正照耀着那片树林。”

“那片林子上老早就有阳光了。”巴勃罗凄惨地说。

“我认为他们还有更加要紧的事情要去关心，未必会顾得上看你那几匹马吧。”罗伯特·乔丹说。

从他揿下秒表上的按钮到现在，已经过去八分钟了，依然没听到有轰炸声。

“你这只表是用来做什么的？”那妇人问。

“我用它来推算那些飞机飞到哪儿了。”

“哦。”她说。到十分钟时，他不再看表了，因为他知道，距离已经太远，不可能再听到什么了，再说，即使现在有什么动静，声音传来也需要一分钟的时间，于是，他对安塞尔莫说：“我想和你谈谈。”

安塞尔莫走出洞口，两人一起走到离山洞的入口处不多远的地方，在一棵松树旁站住。

“你好吗[54]？”罗伯特·乔丹用西班牙语问，“情况怎么样？”

“没问题。”

“你吃过了吗？”

“没有。谁也没吃呢。”

“那就去吃吧，再带些中午吃的。我想让你去监视那条公路。要把那条公路上来来往往的一切情况都记下来。”

“我不会写字啊。”

“不需要写字。”罗伯特·乔丹从他的笔记本上撕下两页纸，又用刀把他的铅笔截下一英寸。“把这个带上，看见坦克就做一个记号，像这样，”他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坦克，“每一辆划一道杠，画了四道杠之后，就在四道杠上画一条横线，代表第五辆。”

“我们也是用这办法计数的。”

“很好。卡车要用另一种记号，两个轮子加一个方框。如果是空车，加一个圆圈。如果是装满士兵的，就加一条直线。火炮也要记下。大炮，这样画。小炮，这样画。这个记号代表小轿车，这个记号代表救护车。这样，两个轮子加一个方框再加一个十字。这个记号代表步兵，按连队计算，像这样画，明白了吗？一个小方块，然后在旁边画一根线。骑兵也要画，像这样，懂了么？像一匹马。一个方框加四条腿。这个记号表示一支由二十名骑兵组成的骑兵队。你明白了吗？每一队画一道杠。”

“明白啦。这办法挺奇巧的。”

“还有，”他画了两个大轮子，四周加几个圆圈，再加一条短线，权当炮筒，“这些是反坦克炮。它们有橡胶轮子。用这个记号表示。这些记号代表高射炮，”他画了两个轮子加一个向上翘着的炮筒，“这些也要记下。你都弄懂了吗？你见过这种炮没有？”

“见过，”安塞尔莫说，“当然见过。都清楚啦。”

“带上吉卜赛人和你一起去，要让他知道你蹲守的具体位置，回头也好派人去接替你。要挑一个安全的位置，不要靠得太近，这个位置要让你既能看得很清楚，又不太费劲。要一直坚守到有人来替换你。”

“我懂。”

“好。等你回来时，公路上发生的一切情况我就应该都掌握了。用这张纸记录公路上的上行情况。用这张记录下行的情况。”

他们迈步朝山洞走去。

“叫拉斐尔来见我。”罗伯特·乔丹说着，在那棵树下停下了脚步。他注视着安塞尔莫走进山洞，洞口的挂毯在他身后落下。吉卜赛人悠闲自得地出来了，边走边用手抹着嘴。

“你好吗？”吉卜赛人用西班牙语说，“昨晚玩得挺痛快吧？”

“我睡觉了。”

“真不赖啊，”吉卜赛人笑嘻嘻地说，“你有烟吗？”

“听着，”罗伯特·乔丹一边说，一边伸手在口袋里摸烟卷，“我希望你能陪安塞尔莫去一个地方，他要在那儿观察公路。你到达那儿之后就不用再管他了，但要记住那个地点，这样，你以后就能领我去那儿，或者领别的什么人去接替他。然后，你也找个地方去观察那个锯木厂，要留心那边的岗哨有没有变化。”

“什么变化？”

“那儿现在有多少人？”

“八个。这是我最近刚了解到的情况。”

“去看看现在有多少人。去看看那边桥头上的哨兵间隔多久换一次岗。”

“间隔多久？”

“哨兵站岗要站几个小时，以及什么时间换岗。”

“我没有表啊。”

“把我的拿去吧。”他解下自己那块表。

“多好的一块表啊，”拉斐尔羡慕不已地说，“瞧它多复杂。这么好的表都该能识文断字啦。瞧它上面的数字有多复杂。这真是一块能让别的表都完蛋表啊。”

“别瞎摆弄，”罗伯特·乔丹说，“你看得懂时间吗？”

“怎么看不懂？十二点是正午。肚子饿。再来个十二点是半夜。该睡觉。早晨六点，肚子饿。晚上六点，醉醺醺。碰上好运气。夜里十点一到就——”

“闭嘴，”罗伯特·乔丹说，“你不必扮小丑。我要你不仅去核实那座大桥上的警卫和公路下的那个哨所，还要你去查清锯木厂附近的那个哨所和那座小桥上的警卫。”

“事情还真不少呢，”吉卜赛人笑着说，“除了我，你肯定派不出更合适的人了吧？”

“是的，拉斐尔。这件事很重要。你还应当谨慎行事，注意隐蔽好自己。”

“我相信我会隐蔽好自己的，”吉卜赛人说，“你为什么嘱咐我要隐蔽好自己？你以为我想被人开枪打死吗？”

“凡事要态度严肃点儿，”罗伯特·乔丹说，“这件事可不是闹着玩的。”

“你叫我凡事要态度严肃？在你昨晚干了那好事之后？在你本该动手去杀掉一个人的时候，你却非但没有，反倒干了些什么呀？你本该去杀人，而不是去造人的！我们刚刚也看见了，飞机飞得满天都是，数量多得能把我们前八辈的老祖宗、后八辈还没出生的小孙子，包括所有的山猫、山羊和臭虫，统统都杀光。飞机在头顶上遮天蔽日，吵得像狮子在吼，那噪声、那阵势，能吓得你老娘连奶子里的奶水怕都挤不出来了，你还叫我凡事要态度严肃呢。我对这些事的态度已经严肃过头啦。”

“好吧，”罗伯特·乔丹说着，哈哈大笑起来，把手按在吉卜赛人的肩膀上，“那就别把那些事太当真吧。现在去吃你的早饭，然后出发。”

“那你呢？”吉卜赛人问，“你干什么呢？”

“我去会会聋子。”

“来了那么多的飞机，整个山里你很可能一个人也找不到了，”吉卜赛人说，“今天早晨那些飞机飞来时，肯定有许多人都在摔着大把大把的汗珠呢。”

“那些飞机另有任务，不是来追剿游击队的。”

“是啊，”吉卜赛人说，接着又摇摇头，“可是，万一他们想顺便把这件事也干了呢。”

“什么话，”罗伯特·乔丹用西班牙语说，“那些飞机是地地道道的德国最好的轰炸机。他们是不会派这种飞机来追杀吉卜赛人的。”

“这些飞机把我吓得浑身发抖，”拉斐尔说，“这些个玩意儿，真是的，让我很害怕呢。”

“它们是去轰炸一个飞机场的，”在他们走进山洞时，罗伯特·乔丹对他说，“依我看，它们十有八九是去干这个的。”

“你说什么？”巴勃罗的女人问。她为他倒了一大碗咖啡，又递给他一罐炼乳。

“还有牛奶喝？真是奢侈啊！”

“什么都有，”她说，“一下子来了这么多飞机，大家都很害怕啊。你刚才说它们往哪儿飞啦？”

罗伯特·乔丹从罐头上的小切口里倒出一些浓稠的炼乳滴在咖啡里，再用碗口把罐头的边缘刮干净，然后搅了搅咖啡，使咖啡变成了浅褐色。

“我认为，它们是去轰炸一个飞机场的。它们也许会飞往埃斯科利亚尔和科尔梅纳尔。也可能三个地方都去。”

“它们应当远走高飞，离这儿越远越好。”巴勃罗说。

“这时候它们干吗要到这儿来呢？”妇人问，“是什么把它们给引来的？我们压根儿就没见过这种飞机。也没见过这大数量的飞机。他们准备发动进攻了吗？”

“公路上昨晚有什么动静吗？”罗伯特·乔丹问。那姑娘，玛丽娅，此时就紧挨着他，但他没有朝她看。

“你，”妇人说，“费尔南多。你昨晚在拉格兰哈。那边有没有什么动静？”

“啥动静也没有。”答话的是一个身材不高、表情坦率、一只眼睛有点斜视、年龄在三十五岁左右的汉子，罗伯特·乔丹以前从没见过他，“还是老样子，有几辆军用卡车。几辆小轿车。我在那儿的时候没见有部队在运动。”

“你每晚都去拉格兰哈吗？”罗伯特·乔丹问他。

“不是我去，就是别人去，”费尔南多说，“总归有人去。”

“他们去打听消息。买些烟草。买些日常生活用品。”妇人说。

“那边有我们的人？”

“是的。怎么会没有呢？有些是发电厂里的工人。有些是做其他工作的。”

“有什么新闻吗？”

“什么也没有啊[55]，啥新闻也没什么。北边的情况还是很糟糕。这不算什么新闻。北边的形势从开始到现在就很一直糟糕。”

“你有没有听到塞戈维亚方面的消息？”

“没有，伙计[56]。我也没问。”

“你时常进塞戈维亚城吗？”

“有时候也会进城去，”费尔南多说，“但是很危险。那儿路路设卡，处处盘查，人家要你出示证件呢。”

“你知道那个飞机场吗？”

“不知道，伙计。我知道在哪儿，但从没靠近过。在那个地方，人家对证件查验得特别严。”

“昨晚没人说起过这些飞机吗？”

“在拉格兰哈？没人说起过。不过，今晚他们肯定会议论这些飞机的。他们谈论过基普·德·利亚诺[57]的广播讲话。别的就没啦。噢，对了。看样子，共和国正在准备发动一次攻势。”

“你说什么？”

“我说，看样子，共和国正在准备发动一次攻势。”

“在哪儿？”

“还不能肯定。没准就在这儿。也可能在大山[58]那边的某个地方。你听说过这件事吗？”

“拉格兰哈那边在议论这件事？”

“是的，伙计。我刚才把这个给忘了。不过，关于发动攻势的议论向来就很多。”

“这种议论从哪儿传来的？”

“从哪儿？那还用问，从各种各样的人嘴里呗。在塞戈维亚和阿维拉的那些咖啡馆里，军官们都在谈论呢，那些服务生们就记住了。谣言很快就传开啦。有些时间了吧，人们都在议论纷纷，说共和国要在这些地区发动一次攻势。”

“是共和国，还是法西斯分子要发动攻势？”

“是共和国。要是法西斯分子发动进攻，大家都会知道的。不是法西斯分子。这个攻势规模还不小呢。有人说要在两个地区展开。一个在这儿，另一个在埃斯科利亚尔附近的莱昂高地一线。这个消息你一点儿也没听到过？”

“你还听到些什么？”

“没啦，伙计[59]。没啦。哦，对了。好像有一种议论，说共和国的支持者们要炸掉几座桥，如果要发动攻势的话。可是，那些桥都有重兵把守呢。”

“你是在开玩笑吧？”罗伯特·乔丹说，一边品着咖啡。

“不是开玩笑，伙计。”费尔南多用西班牙语说。

“这个人是不开玩笑的，”妇人说，“不巧得很，他不开玩笑。”

“那么，”罗伯特·乔丹说，“谢谢你提供了这么多消息。没听到别的什么吗？”

“没有。大家像往常一样，谈论的都是人家马上要派部队来扫荡山区了。好像有一种议论，说大军已经在路上了。还说部队是从巴利亚多利德派出的，已经出发了。不过，这种话他们一直在说。不必当真。”

“还有你，”巴勃罗的女人冲着巴勃罗说，那口气简直有些恶语相向了，“还在大谈你那个什么安全呢。”

巴勃罗条件反射似的望着她，挠挠自己的下巴。“你，”他说，“还有你那几座桥。”

“什么桥啊？”费尔南多兴致勃勃地问。

“蠢货，”妇人对他说，“笨蛋。蠢货[60]。再来杯咖啡，使劲想想还有什么消息漏了没说。”

“别生气，比拉尔，”费尔南多心平气和、兴致勃勃地说，“对谣言也不必大惊小怪。凡是我能记得的，我都原原本本告诉你和这位同志啦。”

“你确定没遗漏别的什么了？”

“没有了，”费尔南多态度庄重地说，“再说，我也是碰巧才记住这些的，因为全是一些不足为信的谣言，我对哪一条都没放心上。”

“这么说，还有漏了没说的事情？”

“是的。有可能。不过，我都没在意。一年来，我听到的全是些谣言，什么有用的话都没听到。”

罗伯特·乔丹听到那姑娘忍俊不禁，嗤地一声笑了出来，玛丽娅原来正站在他身后呢。

“再给我们讲一个谣言吧，费尔南迪多[61]。”她说，接着又笑得双肩乱颤。

“就算还记得，我也不说了，”费尔南多说，“听信谣言，还拿它当真，这有伤男子汉的尊严。”

“可是，有了这些，我们就能挽救共和国。”妇人说。

“不对。炸了那些桥，你才能救亡吧。”巴勃罗对她说。

“出发吧，”罗伯特·乔丹对安塞尔莫和拉斐尔说，“如果你们已经吃过了。”

“我们这就走。”老头儿说罢，两人便一起站起来。罗伯特·乔丹感觉有人把手搭在了他的肩上。是玛丽娅。“你也该吃了，”她说，但手依然还搭在他肩上，“吃饱点儿，这样你的胃才能承受得住更多的谣言。”

“谣言已经把胃口挤没啦。”

“不。不能这样。趁着更多的谣言还没来，先把这个吃了。”她把那碗吃的放在他面前。

“不要拿我当笑料，”费尔南多朝她说，“我可是你的好朋友啊，玛丽娅。”

“我不是在笑话你，费尔南多。我只是在和他开玩笑，他也该吃了，否则会挨饿的。”

“我们大家都该吃啦，”费尔南多说，“比拉尔，怎么就没人给我们送吃的呢？”

“没什么，伙计，”巴勃罗的女人说着，给他盛了满满一碗炖牛肉，“吃吧。是啊，这个才是你最念念不忘的。快吃吧。”

“这饭做得非常好，比拉尔。”费尔南多说，尊严丝毫未受影响。

“谢谢你，”妇人说，“谢谢你，再次谢谢你。”

“你在生我的气吗？”费尔南多问。

“没有。吃吧。快动手吃吧。”

“我会吃的，”费尔南多说，“谢谢你。”

罗伯特·乔丹注视着玛丽娅，只见她双肩又开始颤动起来，并把脸躲开了。费尔南多在慢条斯理地吃着，脸上挂着自豪而又自尊的表情，即便他使用的是那把特大号汤勺，嘴角还滴滴拉拉地流着炖肉的汤汁，那份尊严也丝毫未受影响。

“好吃吗？”巴勃罗的女人问他。

“好吃，比拉尔，”他说，嘴里塞得满满的，“味道和往常一样。”

罗伯特·乔丹感觉玛丽娅的手正放在他胳膊上，感觉她乐得把手指头都捏紧了。

“就因为味道和往常一样，你才觉得好吃？”妇人问费尔南多。

“是的，”她说，“我明白了。炖肉；和往常一样。和往常一样[62]。北边的情况很糟糕；和往常一样。这里要发动攻势了，和往常一样。部队要来围剿我们了；和往常一样。你这人可以竖起来做纪念碑了，就叫做‘和往常一样’。”

“但是这后两条真的只是谣言，比拉尔。”

“西班牙啊。”巴勃罗的女人辛酸地说。接着，她转身对罗伯特·乔丹说。“别的国家也有这种人吗？”

“别的国家都和西班牙不一样。”罗伯特·乔丹彬彬有礼地说。

“你说得对，”费尔南多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别的国家和西班牙一样。”

“你有没有去过什么别的国家啊？”妇人问他。

“没有，”费尔南多说，“也不想去。”

“你看见了吧？”巴勃罗的女人对罗伯特·乔丹说。

“费尔南迪多，”玛丽娅对他说，“给我们说说你在巴伦西亚的见闻吧。”

“我不喜欢巴伦西亚。”

“为什么呢？”玛丽娅问，又紧紧攥着罗伯特·乔丹的手臂，“你为什么不喜欢巴伦西亚呢？”

“那些人没礼貌，我也理解不了他们。他们就知道彼此大声叫喊che[63]。”

“他们能理解你吗？”玛丽娅问。

“他们假装不理解。”费尔南多说。

“那你在那里都干了些什么呢？”

“我连大海都没看一眼就走了，”费尔南多说，“我不喜欢那些人。”

“嘿，快滚出去，你这老处女式的男人，”巴勃罗的女人说，“趁你还没让我感到恶心，赶快离开这儿。我这辈子最风光的一段岁月就是在巴伦西亚度过的。你明白吧！巴伦西亚！别在我面前提巴伦西亚了。”

“你在那儿是做什么的？”玛丽娅问。巴勃罗的女人端来一碗咖啡、一碗炖肉和一片面包，在桌边坐下。

“你说什么？应该说是我们在那儿做什么吧。我在那里的时候，菲尼托和人家签了合同，要在那次博览会期间参加三场斗牛赛。我从没见过那么多的人。我从没见过那么拥挤的咖啡馆。就是等上好几个小时也别想弄到座位，电车也上不去。巴伦西亚整日整夜都是这么人声鼎沸、熙熙攘攘。”

“可是，你当时在干些什么呢？”

“什么都干，”妇人说，“我们去海滩，泡在海水里，人们赶着牛群把帆船从海里拖向岸边。人们先把牛往海里赶，一直赶到牛必须在水中游起来；然后再套上这些牛，把它们系在船上，等牛在水中能站住脚的时候，它们就会摇摇晃晃走上沙滩。清晨，十对同轭的牛将一条帆船拖出大海，一排排细浪卷着浪花拍打着海滩。这就是巴伦西亚。”

“可是，除了看牛，你们还干些什么呢？”

“我们在沙滩上的那些大帐篷里吃饭。糕饼的馅儿是用熟鱼片加红椒、青椒和米粒般的小果仁做的。那些糕饼做得很精致，有好多层，鱼肉鲜美得叫人无法相信。刚从海里捞出的对虾，洒上鲜橙汁。虾肉呈粉红色，味道美极了，一只对虾要分四口才能吃完。这些东西我们吃了不少。我们还吃了肉菜饭[64]，用刚出海的海鲜做的，配有带壳的蛤蜊、淡菜、小龙虾、小海鳗。我们还吃了甚至更小的油炸鳗鱼，细得像豆芽，弯弯扭扭的盘成团，嫩得不用嚼，入口即化。吃饭时还一直不停地喝一种白葡萄酒，那酒冰爽、清口，价钱也公道，才三十分[65]一瓶。最后上的是甜瓜。那里盛产甜瓜。”

“卡斯蒂尔的甜瓜口味还要好呢。”费尔南多说。

“什么话[66]，”巴勃罗的女人说，“卡斯蒂尔的甜瓜只配用来手淫。巴伦西亚的甜瓜才是用来吃的。那些甜瓜让人一想起来就垂涎欲滴啊，那瓜长得像人的胳膊那么长，像海水一般绿，清脆爽口，一刀切下，液汁四溢，比夏日的清晨还要甘甜呢。哎呀，还有那些小到极点的鳗鱼，小不点儿的，味道却很鲜美，一团团地装在盘子里，真让人回味无穷啊。还有大杯大杯的啤酒，整个下午都在喝着，冰凉的啤酒装在水壶那么大的杯子里，杯子外面结着一层水珠。”

“那你不吃不喝的时候在做些什么呢？”

“我们在房间里做爱啊，阳台上挂着细木片百叶帘，微风从房门顶上敞开的气窗里徐徐吹来，房门是装铰链的那种。我们就在那里做爱，房间因为放下了百叶帘，大白天里也很幽暗，能闻到大街小巷飘溢着的鲜花市场散发出的阵阵芬芳，也能闻到燃放爆竹的火药味，那些爆竹都挂在绳索[67]上，拉得满街都是，在博览会期间每天中午都要燃放。挂着烟花的绳子贯穿整个城市，和一串串爆竹连接在一起，在一根根电线杆和一条条电车线上接连不断地炸开来，爆炸时发出巨大的声响，爆竹就在一根根电线杆之间尖厉地蹦跳着，那种噼噼啪啪的爆炸声你简直无法想象。”

“我们做爱，然后再要一大杯冰啤酒，冰得玻璃杯上结水珠的那种，女招待把啤酒送来时，我从门口接过来，然后我就把冰凉的玻璃杯贴在菲尼托的后背上，他呢，这时已躺在那儿，睡得正香呢，啤酒送来了也没完全醒，他说：‘别，比拉尔。别，老婆，让我睡吧。’我就说：‘别，你醒醒，把这杯喝了吧，看看有多冰。’他连眼睛也没睁开就把酒喝了，喝完又接着睡，我就背靠枕头倚在床脚边，看他熟睡的模样，棕色的皮肤，深色的头发，年轻力壮，睡得很安稳，于是我把一大杯啤酒全喝了，听着这时正路过的乐队演奏的音乐。你呢，”她冲着巴勃罗说，“这种事情你知道一丁点儿吗？”

“我们已经在一起生活了。”巴勃罗说。

“是的，”妇人说，“为什么不呢？你当年风华正茂，身强力壮的，比菲尼托还要有男人味呢。但是我们从来就没有一起去过巴伦西亚。我们从来就没有在巴伦西亚一起躺在床上听路过的乐队演奏音乐。”

“那是不可能的，”巴勃罗对她说，“我们一直没有机会去巴伦西亚。你要是还讲道理的话，就应该清楚这一点。但是，和菲尼托待在一起，你却没有炸过火车。”

“没错，”妇人说，“这的确是我们理所当然该干的。炸火车。是啊。老是炸火车。谁也不能说这件事不对头。除了这件事，剩下的就只有懒惰、散漫、窝囊废了。剩下的就只有眼前这个胆小鬼了。从前确实也干过不少别的好事。我不想落得个待人不公平的名头。但是谁也不许说巴伦西亚不好。你们听到我说的话了吗？”

“我以前是不喜欢巴伦西亚的，”费尔南多平心静气地说，“我以前就是不喜欢巴伦西亚嘛。”

“所以人家才说驴子就是这种犟脾气嘛，”妇人说，“收拾一下桌子吧，玛丽娅，我们可以走啦。”

她话音刚落，大伙儿就听见了头一批飞机返航的声音。

第九章

他们站在山洞的入口处注视着那些飞机。轰炸机这时飞得很高，成箭头形编队凶神恶煞般地疾速划过天空，马达的噪声震天响。这些飞机的外形真像鲨鱼，罗伯特·乔丹想，像墨西哥湾流里的那些阔鳍、尖鼻的鲨鱼。但是这些家伙，阔鳍呈银灰色，发着隆隆的轰响，螺旋桨在阳光下熠熠闪耀，这些家伙的行动可不像鲨鱼。它们的行动与人世间现有的任何事物都不相同。它们像机械化的死神在行动。

你应该写作呀，他对自己说。也许你有朝一日还会重新握笔的。他感到玛丽娅挽紧了他的胳膊。见她正仰望着天空，他便对她说，“你看它们像什么，小美人[68]？”

“我不知道，”她说，“我想，像死神吧。”

“我看它们就像飞机，”巴勃罗的女人说，“那些小飞机哪儿去了？”

“它们也许正从别的地方飞过去呢，”罗伯特·乔丹说，“那些轰炸机飞得太快，等不及那些小飞机，就独自返航了。我们的飞机从不跨越封锁线去追击它们。飞机不够，就不能冒这个险啊。”

就在这时，三架成V形编队的亨克尔式战斗机突然出现在那片开阔地的上方，正低空朝他们飞来，高度几乎就贴着树梢，状如嘎嘎作响、机翼歪斜、鼻头紧皱、丑陋不堪的玩具，然而它们摇身一变，就可怕地扩大到了它们的真实尺寸；在呜呜的咆哮声中呼啸而过。它们飞得很低，站在洞口的人全都能看到机上的飞行员，戴着头盔和护目镜，甚至连巡逻队长脑后飘舞着的围巾也历历在目。

“那些飞机啊，肯定发现那些马了。”巴勃罗说。

“那些飞机还能发现你的烟屁股呢，”妇人说，“快放下挂毯。”

再也没听到有别的飞机飞来。其余那些飞机肯定是从远在那边的山梁上飞过去的，等嗡嗡声渐渐消失后，他们走出山洞，来到露天旷野中。

这时的天空，寥廓而又明净，天高云淡，一片蔚蓝。

“真像做了一场梦，现在刚从梦中醒来一样。”玛丽娅对罗伯特·乔丹说。此时，甚至连最后那一点儿微弱得几乎都难以察觉的嘤嘤声也没有了，好比是有人用手指头轻轻一点、抬起来后再轻轻一点一样，那声音已经消失得几乎无影无踪了。

“这不是做梦，你快进去收拾一下吧，”比拉尔对她说，“怎么样？”她转身对罗伯特·乔丹说，“我们是骑马去，还是步行去？”

巴勃罗望着她，嘴里不满地哼了一声。

“随你便。”罗伯特·乔丹说。

“那我们就步行吧，”她说，“我想走走，对肝脏有好处。”

“骑马才对肝脏有好处呢。”

“对，就是屁股受不了。我们还是步行去吧，你——”她转身对巴勃罗说，“下去清点一下你的那些牲口，看看它们是不是跟飞机飞走了。”

“你要不要弄匹马来骑骑？”巴勃罗问罗伯特·乔丹。

“不用。多谢啦。那姑娘怎么办？”

“最好让她多走走，”比拉尔说，“她身上有太多的地方快要硬得不能弯了，以后还怎么生儿育女啊。”

罗伯特·乔丹顿时觉得脸红起来。

“你睡得还好吗？”比拉尔问。她沉吟了一下，接着又说：“她确实没有病，真的。本来可能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也许上帝毕竟还在，尽管我们已经把他给废了。滚开。”她对巴勃罗说。“这事跟你不相干。这是人家年轻人的事。没你的分儿。快滚，”然后又对罗伯特·乔丹说，“奥古斯汀会照看好你那些东西的。他到了我们就走。”

这是一个天气晴好、阳光明媚的日子，太阳此时正晒得人暖洋洋的。罗伯特·乔丹望着这个身材高大、脸庞棕褐的女人。她长得慈眉善目，眼眶很大，一张棱角分明的方脸上已经有了皱纹，模样虽不好看，却也楚楚动人，两眼闪动着快乐的光芒，但如果嘴唇不动，脸上却布满愁容。他看看她，又看看那个体格壮硕、呆头呆脑的男人，看着他穿过树林朝马栏那边走去。那妇人也举目望着他的背影。

“你们做过爱了吗？”妇人说。

“她是怎么说的？”

“她不会告诉我的。”

“我也不会。”

“那就是说，你们已经做过爱了，”妇人说，“那你就该尽你所能去关心她、体贴她。”

“假如她有了孩子怎么办？”

“那也不会有什么坏处，”妇人说，“那样反倒有好处呢。”

“这儿并不是合适的地方啊。”

“这儿并不是她的久留之地。她终究要跟你走的。”

“那我又上哪儿去呢？我总不能走到哪儿都带着一个女人吧。”

“谁知道呢？你说不定走到哪儿都带着两个女人呢。”

“话不能这么说嘛。”

“你听着，”妇人说，“我可不是胆小鬼，但是我在大清早儿的时候看问题往往能看得很清楚，而且，照我看，有许多我们所认识的现在还活得好好的人，根本就没指望还能活着见到下个礼拜天了。”

“今天是礼拜几？”

“礼拜天。”

“什么话，”罗伯特·乔丹用西班牙语说，“下个礼拜天还远着呢。如果我们能活到礼拜三，我们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但是，我不喜欢听你说这种话。”

“谁都需要有一个可以倾诉的人，”妇人说，“从前我们有宗教信仰，还有别的瞎扯淡。现在我们也应该有这么一个人，大家可以向他开诚布公地说说心里话，一个人就是再勇敢，有时也会感到很孤单的。”

“我们并不孤单。我们大家都是抱成团的。”

“看到那些机械化的玩意儿真叫人心里发怵，”妇人说，“我们根本就对付不了那些机械化的玩意儿。”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有可能打败他们的。”

“瞧，”妇人说，“我反倒向你诉说起忧愁来了，但你别以为我决心不够坚定。我的决心从未动摇过。”

“只要太阳照常升起，忧愁就会云消雾散。忧愁就像迷雾一样。”

“那当然，”妇人说，“如果你要那样比喻的话。也许是因为讲了那一大通关于巴伦西亚的蠢话的缘故吧。再加上又把那个去看他的马的窝囊废男人数落了一顿。我编出来的那个故事很伤他的心呢。杀了他，行。狠狠骂他一顿，行。要想伤他的心，那可不行。”

“你怎么会和他搞在一起的？”

“谁和谁搞在一起还不都一样？抵抗运动刚开始的那些日子里，甚至再往以前，他还算是个人物。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呢。可是现在，他已经完了。塞子已经拔掉，皮袋子里的酒已经流光啦。”

“我不喜欢他。”

“他也不喜欢你，还有道理呢。昨晚我和他睡觉的。”她这时笑了笑，又摇摇头。“你看看[69]，”她说，“我对他说，‘巴勃罗，你干吗不杀了那个外国佬呢？’”

“‘他是个很不错的小伙子呢，’巴勃罗说，‘他是个很不错的小伙子。’”

“于是，我就说：‘我才是真正的指挥员呢，你明白了吗？’”

“‘明白啦，比拉尔。明白了。’他说。后来，在半夜里，我听见他醒了，还在那儿哭呢。他哭得一抽一抽的，哭声很难听，就是那种男人的哭法，活像肚子里钻进了一头野兽在折腾他似的。”

“‘你怎么啦，巴勃罗？’我对他说，我紧紧抱住他，搂着他。”

“‘没什么，比拉尔。没什么。’”

“‘不对，你肯定有什么心事。’”

“‘这帮人，’他说，‘他们就这么背弃我了。这帮人啊。’”

“‘没错，但是他们支持我呀，’我说，‘而我又是你的女人。’”

“‘比拉尔啊，’他说，‘可别忘了炸火车这档子事儿啊。’接着他又说，‘愿上帝辅佐你吧，比拉尔。’”

“‘你干吗要提上帝呢？’我对他说，‘说这种话有什么用？’”

“‘是的，’他说，‘上帝，还有圣母玛利亚[70]。’”

“‘什么话，还上帝和圣母玛利亚呢，’我对他说，‘说这种话有用吗？’”

“‘我怕死啊，比拉尔，’他说，‘我害怕会死掉啊[71]。你明白吗？’”

“‘那就滚下床去，’我对他说，‘我和你，还要再加上你的那些害怕，是没法都挤在一张床上的。’”

“他这才感到羞耻了，不做声了，我也就睡着了，可是，伙计，他这人算是毁掉啦。”

罗伯特·乔丹没说什么。

“我这辈子时不时地也会冒出这种悲观情绪，”妇人说，“但是和巴勃罗的悲观思想完全不同。它丝毫不会影响我的决心。”

“这一点我相信。”

“这也许就像女人家来月经一样，”她说，“也许根本就算不了什么，”她停顿了一下，接着又说，“我对共和国抱有极大的向往。我对共和国怀着坚定的信心，我有信念。好比那些虔诚的宗教信徒总是相信会有不可思议的奇迹出现那样，我对共和国也怀着炽热的信念。”

“我相信你。”

“这种信念你也有吗？”

“对共和国吗？”

“是啊。”

“有。”他说，希望自己说的是实话。

“我很高兴，”妇人说，“那你一点儿也不害怕吗？”

“如果是去死，那我不怕。”他说的是实话。

“那么，还是有别的让你害怕的事情喽？”

“只有一件，那就是，害怕完不成我本该完成的任务。”

“也不怕当俘虏吗？上次那个人就怕当俘虏呢。”

“不怕，”他说的还是实话，“人要是怕了这个，他的思想负担就会太重，就会变成废物，什么也干不成了。”

“你倒真是个非常冷酷的小伙子。”

“不，”他说，“我不这样认为。”

“就是。你的头脑非常冷静。”

“那是因为我脑子里装的都是工作。”

“可是，你难道就不喜欢生活方面的事情？”

“喜欢啊。非常喜欢。不过，不能妨碍工作。”

“你喜欢喝酒，我知道。我亲眼看见的。”

“是的。非常喜欢。但不能妨碍工作。”

“那么，女人呢？”

“我非常喜欢女人，但我从来没有太把她们放心上。”

“你不喜欢她们吗？”

“喜欢的。女人们都说她们应当能打动男人的心，可惜我还没有找到这样一个真能让我动心的女人呢。”

“我看你是在撒谎。”

“也许有点儿吧。”

“不过，你还是蛮喜欢玛丽娅的。”

“是的。来得很突然，而且还非常喜欢。”

“我也是。我可喜欢她了。真的。非常喜欢。”

“我也一样啊，”罗伯特·乔丹说，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嗓音变得滞重起来，“我也一样。真的。”把这番话说出来倒也使他一吐为快，于是，他十分庄重地用西班牙语说：“我非常喜欢她。”

“等我们见过聋子之后，我会让你单独和她在一起的。”

罗伯特·乔丹没说什么。过了一会儿，他说：“没这个必要。”

“不，伙计。很有必要呢。时间不多啦。”

“这是你在手相上看出来的？”他问。

“不是。看手相纯属瞎扯淡，别往心里去。”

她已经把这件事和一切有可能不利于共和国的羁绊统统都抛在了一边。

罗伯特·乔丹什么也没说。他默默地望着玛丽娅在山洞里拾掇碗碟。她擦干双手，转过身子，朝他送来嫣然一笑。她不可能听见比拉尔在说些什么，但是她在朝罗伯特·乔丹回眸一笑时，茶褐色的脸上竟羞答答地泛起一阵深深的红晕，片刻之后，她再次朝他微微一笑。

“还要享受白天的欢愉呢，”妇人说，“你们有了夜里的欢愉，但是也要体验一下白天的欢乐。当然，我当初在巴伦西亚所享受过的那种放纵的快乐是不会有啦。不过，你们还是可以去采些野草莓呀什么的。”她哈哈大笑起来。

罗伯特·乔丹伸出一只手臂放在她宽厚的肩膀上。“我也喜欢你呀，”他说，“我也非常喜欢你呢。”

“你真是个风流成性的猎艳高手啊，”妇人说，一时竟也被这种亲热的举动弄得有些手足无措，“当真要开始见一个爱一个啦。瞧，奥古斯汀来啦。”

罗伯特·乔丹走进山洞，径直走向玛丽娅站立的地方。她含情脉脉地注视着他朝她走来，眼中闪动着明媚的春光，脸颊和脖子都羞得通红。

“你好，小兔乖乖，”他说着，便吻上了她的嘴。她紧紧拥抱住他，脸对脸地看着他，嘴里说着，“你好。噢，你好。你好。”

依然还坐在桌边抽着烟的费尔南多，此时站起身来，摇摇头，提起靠在洞壁边的卡宾枪，悻悻地走了出去。

“简直太出格了，”他对比拉尔说，“我实在看不惯。你该管管那姑娘啦。”

“我在管着呢，”妇人说，“那位同志是她的未婚夫[72]。”

“哦，”费尔南多说，“如此说来，既然他们已经订了婚，我认为，那就不算出格，反倒是名正言顺了。”

“我很满意。”妇人说。

“彼此彼此，”费尔南多庄重地表态说，“再见吧，比拉尔。”

“你要去哪儿？”

“去上面的哨位换岗啊，去接替普里米蒂伏。”

“你这该死的家伙这是要去哪儿呢？”奥古斯汀问这个一脸庄重的小个子男人，他这时恰好正走上来。

“去履行我的职责。”费尔南多挺有尊严地说。

“你的职责，”奥古斯汀嘲弄地说，“我要把你的职责×得冒白浆。”说罢，又转向那妇人，“要我看管的那些说不出名堂的破烂货玩意儿在哪儿呢？”

“在山洞里，”比拉尔说，“装在两只背包里呢。你的满口下流话，我都听腻歪啦。”

“我要×得你的腻歪冒白浆。”奥古斯汀说。

“还是去××你自己吧。”比拉尔不动声色地对他说。

“×你的妈。”奥古斯汀回敬说。

“你是个没妈的人，从来就没有过。”比拉尔对他说，这些带有侮辱性的骂人的脏话，在形式上已经达到用西班牙语骂人的登峰造极的地步了，但对表达的具体行为却是从不明说的，只作含蓄性的暗示。

“他们在那里面干什么呀？”奥古斯汀这时装出一副很机密的样子鬼头鬼脑地问。

“没干什么，”比拉尔用西班牙语对他说，“什么也没干。我们毕竟是在春天里啊，你这牲口。”

“牲口，”奥古斯汀说，津津乐道地品尝着这个词的滋味，“牲口。还有你呢。你这婊子里的大婊子养的丫头片儿。我也来过把春天的瘾，×得他妈的春光冒白浆吧。”

比拉尔在他肩膀上打了一巴掌。

“你呀，”她说着，用她那特有的大嗓门朗声大笑起来，“你骂人也翻不出新花样。不过劲头还挺足的。你看见那些飞机了吗？”

“我听到×他妈的冒白浆的飞机马达声了。”奥古斯汀说着，点点头，咬着下嘴唇。

“这事儿闹大啦，”比拉尔说，“这事儿真的闹大啦。但是这活儿真要干起来确实也真够费劲儿呢。”

“在那个高度上，确实不容易，”奥古斯汀笑嘻嘻地说，“确实不容易啊[73]。不过，说说笑话要让人好受一些。”

“是啊，”巴勃罗的女人说，“说说笑话要让人好受多了，再说，你本来就是个很不错的人，而且你说的笑话也挺带劲儿的。”

“你听着，比拉尔，”奥古斯汀一本正经地说，“有人在准备搞什么名堂呢。这事儿是真的吗？”

“你怎么看呢？”

“乱七八糟，糟得不能再糟了。来了那么多的飞机啊，女士。飞机太多啦。”

“你难道也像其他人一样，被那些飞机吓破胆啦？”

“什么话，”奥古斯汀说，“你认为他们在准备干什么？”

“听我说，”比拉尔说，“根据这小伙子直奔炸桥而来的情况判断，共和国正在着手准备发动攻势，这一点很明显。再看一下子来了这么多的飞机，这说明法西斯分子也在准备迎战，这一点也很明显。可是，他们为什么要亮出这么多飞机呢？”

“这场战争中出现了无数的蠢事，”奥古斯汀说，“这场战争简直是愚蠢得没了边了。”

“那还用说，”比拉尔说，“否则我们也不可能待在这儿了。”

“是啊，”奥古斯汀说，“我们在这种愚蠢的环境里游来游去，到现在已经有一年了吧。不过，巴勃罗还真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呢。巴勃罗这家伙老谋深算的，狡猾极了。”

“你为什么说这种话？”

“这是我的评价。”

“但是，你必须明白，”比拉尔辩解地说，“事到如今，要想凭老谋深算来挽救局势已经为时太晚啦，更何况他已经连斗志也丧失了。”

“我明白，”奥古斯汀说，“我知道我们必须撤走。既然我们必须先要打赢这场战争，才能最终活下来，那这些桥就得炸掉，非炸不可。不过，巴勃罗如今虽然已变成了胆小鬼，但他还是很精明的。”

“我也很精明啊。”

“不，比拉尔，”奥古斯汀说，“你不是精明。你是勇敢。你是忠诚。你决事果断。你的直觉也很准。你不但很有决断能力，而且古道热肠。但你不精明。”

“你是这样认为的？”妇人若有所思地问。

“是的，比拉尔。”

“那个小伙子倒是很精明的，”妇人说，“既精明，又沉着。头脑非常冷静。”

“是啊，”奥古斯汀说，“他对他那行一定很精通，要不然他们也不会派他来干这个了。但我不知道他也是个精明人。我只知道，巴勃罗是个非常精明的人。”

“可是，他已经吓破了胆，变成废物一个啦，而且缺乏斗志，什么行动也不想干。”

“但是依然很精明。”

“那么，说说吧，你有什么想法？”

“没想法。我要理智地把这件事好好权衡一下。在当前这个非常时期，我们凡事都要有理智才行。桥炸掉之后，我们就得立即撤离。一切都必须安排妥当。我们必须知道我们该往哪儿撤离，怎么撤离。”

“那当然。”

“这一点——还得靠巴勃罗。这件事必须干得很精明才行。”

“我对巴勃罗已经没有信心了。”

“在这一点上，要相信他。”

“不。你根本不知道他已经颓废到什么地步了。”

“但是他非常精明[74]。他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再说，这件事我们如果干得不那么精明，我们就×他妈的全×玩完啦。”

“我会认真考虑的，”比拉尔说，“我有一整天时间，可以好好权衡这件事。”

“炸桥的事儿；交给那个小伙子去办，”奥古斯汀说，“这事儿他一定很在行。瞧，上次布置炸火车的那个人，他干得多漂亮啊。”

“是啊，”比拉尔说，“整个行动确实都是他一手布置的。”

“你负责鼓舞士气，增强信心，”奥古斯汀说，“但是要让巴勃罗来负责行动。让巴勃罗来负责撤退。现在就要强迫他来研究这件事。”

“你真是一个很有理智的人啊。”

“理智嘛，还行，”奥古斯汀说，“可惜就是缺乏歪点子[75]。这方面，巴勃罗行。”

“就他怕成那个熊样，也还行？”

“就算他怕成那个熊样，也还行。”

“你对炸掉那些桥有什么看法？”

“必须炸掉。这我知道。有两件事是我们非干不可的。我们必须离开此地，我们必须打胜仗。所以，如果我们想打胜仗，就必须把那些桥炸掉。”

“如果巴勃罗真有那么精明的话，他为什么就悟不透这一点呢？”

“因为他软弱，只想着要维持现状。他只想凭着他自己的软弱表现在潮起潮落的纷争中以不变应万变。殊不知江河在日益猛涨啊。如果强迫他去顺应变革，他会在变革中精明起来的。他这人是很精明的[76]。”

“幸好那个小伙子没宰了他。”

“什么话。昨天晚上，吉卜赛人还在怂恿我去干掉他呢。那个吉卜赛人简直就是一头牲口。”

“你也是一头牲口，”她说，“只不过是一头有理智的牲口而已。”

“我们俩都很有理智，”奥古斯汀说，“但是论才干，还是巴勃罗强！”

“就是叫人实在难以忍受。你真不知道他已经颓废到什么地步了。”

“是啊。但还算是个人才。听我说，比拉尔。打仗只需要有理智就行。但是要想打胜仗，就需要有人才和物资啊。”

“我会认真考虑的，”她说，“我们该出发啦。我们已经晚了。”于是，她扯开嗓门：“英国佬！”她叫喊着，“英国人[77]！快点吧！我们该出发啦。”

第十章

“我们歇一会儿吧，”比拉尔对罗伯特·乔丹说，“玛丽娅，你坐这儿，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应当继续赶路才对，”罗伯特·乔丹说，“等赶到那儿再休息吧。我一定要见到这个人。”

“你会见到他的，”妇人对他说，“用不着这么急匆匆地赶着走嘛。坐这儿，玛丽娅。”

“接着赶路吧，”罗伯特·乔丹说，“到山顶上再歇息。”

“我现在就想歇息。”妇人说罢，便在小溪边坐下来。姑娘坐在妇人身边的那簇石楠丛里，阳光洒落在她的头发上。唯有罗伯特·乔丹仍站立在那儿，眺望着高山上的那片草地，草地中蜿蜒流淌着那条有鳟鱼的小山涧。他站立的地方也生长着一丛丛石楠。地势较低的那一侧草地上则生长着黄色的蕨类植物，而不再是石楠，一尊尊灰颜色的巨砾从那儿拔地而起，再往下去便是黑魆魆的松林的边缘了。

“去聋子那边有多远？”他问。

“不远，”妇人说，“走过这片开阔的原野，再穿过下面的那条深谷，然后再爬上那边的那片山林，在这条小溪发源的地方就是。你就坐下来歇一会儿吧，别老惦记着你那个所谓的正经事。”

“我要会会他，早点儿把事情了结掉。”

“我要洗洗脚，”妇人说着，便脱掉绳底鞋，拉下厚实的长筒羊毛袜，把右脚伸进了溪水中，“啊呀！好冷！”

“我们真该骑马来。”罗伯特·乔丹对她说。

“这样走走对我有好处，”妇人说，“我一直盼着能有机会出来走走呢。你这是怎么啦？”

“没什么，我只是想抓紧点儿。”

“那就别发急。时间有的是。今天天气多好啊，总算没有窝在松林里，着实让我也好好舒坦了一回呢。你简直无法想象人要是一直窝在松林里会有多憋闷。那片松林还没有让你产生厌倦感吗，小美人儿？”

“我喜欢松林。”姑娘说。

“松林里有什么可以让你喜欢的？”

“我喜欢闻松树的香味和脚踩松针的那种感觉。我喜欢听高高的树林中那飒飒的风声和树梢相互摩挲时发出的那种咯吱声。”

“你什么都喜欢，”比拉尔说，“无论在哪个男人的眼里，你都是一个天生的尤物，要是你能把饭菜再做得稍微好一点的话。可是松树造成的却是一林子的厌倦感。你从没看见过山毛榉林子、橡树林子、栗树林子吧。那些才叫树林呢。在那种树林里，每棵树都不一样，各具风采，千姿百态。一林子一模一样的松树只会给人造成厌倦感。你说呢，英国人？”

“我也喜欢松林。”

“哟嗬，报复我呢[78]，”比拉尔说，“你们两个一唱一和的。其实我也喜欢松林，可是我们在这片松林里憋得也实在太久啦。我也讨厌这些高山。山里只有两个方向。下山和上山，即便下山，也只有那一条公路，而且是通向法西斯分子占据的城镇的。”

“你去过塞戈维亚吗？”

“什么话。带着这张脸去吗？这可是一张出了名的脸啊。你愿意人长得难看吗，小美人？”她对玛丽娅说。

“你长得不难看啊。”

“你看看，我长得还不难看啊。我生来就难看。我已经难看了一辈子啦。你，英国人，你对女人一点儿也不懂。你知道女人家要是长相难看会是什么心情吗？你知道难看了一辈子的女人内心里却觉得自己很美是怎么回事儿吗？这是一种很奇特的心情啊，”她把另一只脚也放进溪水中，但随即又缩回来，“哎呀，真冷啊。瞧那只水鹡鸰，”她说着，用手指指在小溪上游的一块石头上蹦来蹦去的一团圆球似的灰色的鸟，“那些鸟一点用处也没有。既不会发出好听的叫声，肉也不能吃。只会上上下下地摇尾巴。给我来支烟吧，英国人。”她说。接过烟卷后，她从自己的衬衣口袋里掏出燧石打火器，点上了烟卷。她一边抽着烟，一边打量着玛丽娅和罗伯特·乔丹。

“生活真是让人琢磨不透啊，”她说，烟从鼻孔里喷出来，“我若做男人，没准就是堂堂一条好汉，可我偏偏是个地地道道的女人，而且长相也十分的难看。尽管如此，偏偏还就有好多男人爱上了我，我也爱上过不少男人。这才真叫人琢磨不透呢。你听着，英国人，这种事情挺有趣的。你瞧瞧，我这模样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吧。你仔细瞧瞧嘛，英国人。”

“你长得并不难看啊。”

“怎么不难看[79]？别跟我花言巧语了。难不成，”她痛痛快快地大笑起来，“你也开始对我动心了？不。那只是说说笑话罢了。不可能的。瞧我这副丑八怪的模样。不过，人的内心深处是有感情的，男人一旦爱上了你，就会被这种感情冲昏了头而分不清美与丑了。你心里要是也有了这种感情，那就不单单是他昏了头，你自己也昏了头了。后来，终于有一天，也不知是什么原因，他忽然就看清了你原来长得确实不好看，于是他就不再昏头了，而你也因为他觉得你不好看就真觉得自己长得不好看了，于是，你就会既丢了男人，也丢了你那份感情。你明白吗，小美人儿？”她拍拍姑娘的肩膀。

“不明白，”玛丽娅说，“因为你长得并不难看。”

“要动动脑子，不要只会动心，”比拉尔说，“听着，我要给你们讲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怎么啦，你不感兴趣吗，英国人？”

“感兴趣啊。但是我们该赶路了。”

“什么话，你走吧。我不走，我觉得这儿挺好。听我说嘛。”她继续侃侃而谈，这回主要是针对罗伯特·乔丹而谈的，仿佛老师在课堂上讲课一样，仿佛在给学生做讲座一样，“过了些日子之后，等你变得像我这么难看了，变成了女人家都可能变成的那副难看模样了，到那时，就像我说的那样，也用不了多久，那种感觉，那种自认为自己很漂亮的像白痴一样的感觉，又会重新在人的心里慢慢滋生出来。像一颗大白菜一样慢慢生长着。再后来，等这种感觉长成了，又有一个男人看中了你，而且也认为你很漂亮，于是，这一切又会从头再来一遍。如今，我觉得我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了，但是说不定也还可能再出现呢。你很幸运啊，小美人儿，因为你长得不难看。”

“我长得确实很难看啊。”玛丽娅坚持说。

“你去问问他吧，”比拉尔说，“嗨，你别把脚伸到溪水里，会冻坏的。”

“如果罗伯托说我们该走了，我想，我们是该走了。”玛丽娅说。

“听你说的吧，”比拉尔说，“在这件事情上，我冒着很大的风险呢，冒险程度丝毫也不亚于你的罗伯托，我说了，我们在这小溪边歇歇腿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啊，时间也有的是。更何况，我也喜欢说说话。我们只有这么一点儿文明行为。我们还能有什么别的消遣方式吗？是不是我说的这些话提不起你的兴趣来呀，英国人？”

“你讲得非常好。只是我还有不少别的事情牵挂着，没兴趣顾及这些美不美或丑不丑的议论。”

“那我们就来谈谈让你感兴趣的话题吧。”

“抵抗运动刚开始时，你在哪儿？”

“在老家的那个城里。”

“是阿维拉吗？”

“什么话，当然是阿维拉。”

“巴勃罗说，他也是阿维拉人呢。”

“他撒谎。他故意把他家乡的小镇说成是大城市了。他的家乡是这个小镇。”她说了一个小镇的名字。

“那么，后来呢？”

“说来话长，”妇人说，“说来话长啊。而且统统都很丑陋。包括那些原本很荣耀的事儿都干得很丑陋。”

“说来听听吧。”罗伯特·乔丹说。

“太野蛮了，”妇人说，“我不忍心当着这姑娘的面说这些。”

“说吧，”罗伯特·乔丹说，“如果是不该她听的，她不听就是。”

“我还是能听见的，”玛丽娅说着，把自己的手放在了罗伯特·乔丹的手上，“没有什么我听不得的事情。”

“这不是一个你听得听不得的问题，”比拉尔说，“而是我该不该说给你听的问题，怕你听了会做噩梦呢。”

“我还不至于听了故事就做噩梦吧，”玛丽娅对她说，“在亲身经历了那么多的变故之后，你还以为我听了故事就会做噩梦吗？”

“也许会让英国人做噩梦。”

“那就试试看。”

“不，英国人，我不是在开玩笑。你见过小城镇里抵抗运动发起时的情景吗？”

“没有。”罗伯特·乔丹说。

“那你算是什么也没见识过啦。你见到的现在的巴勃罗完全就是一副颓废的模样，你真该见识见识当时的巴勃罗。”

“说来听听吧。”

“不行。我不想说。”

“说来听听嘛。”

“那么，好吧。我就把事情的真相原原本本地说给你们听听。不过，你，小美人儿，要是觉得有什么不堪入耳的地方，尽管告诉我。”

“要是我觉得不堪入耳了，我不听就是，”玛丽娅对她说，“不可能比我们经历过的那么多事情还要严重吧。”

“我认为有可能，”妇人说，“给我再来支烟吧，英国人，我们就可以开始讲啦。”

姑娘倚靠在小溪岸边的那丛石楠上，罗伯特·乔丹则放平了身子，双肩着地，头枕着一蓬石楠。他伸手摸到了玛丽娅的手，便握在自己的手里，两人握在一起的手在石楠丛上蹭来蹭去，直到她张开手掌，把手平放在他的手上，两人就这样听着。

“事情发生在那天的清晨，当时营房里的那些宪兵已经投降了。”比拉尔开始讲述起来。

“你们袭击了兵营？”罗伯特·乔丹问。

“巴勃罗趁着夜色包围了兵营，切断了电话线，并在一堵墙下安放好炸药，然后便开始喊话，叫那些宪兵投降。他们不肯投降。于是，天亮时分，他就炸开了那堵墙。战斗立即打响。结果，两名宪兵被打死。四名受了伤，还有四名投降了。”

“晨曦中，只见兵营四周到处都隐伏着我们的人，房顶上、地面上、墙脚边、房屋的拐角处，此时，爆炸掀起的那一大团尘土还没有落定，因为它冲天而起，悬在半空，没有风把它吹散。我们大家都朝着营房被炸开的那一面射击，大伙儿不停地装填子弹，对准那个浓烟滚滚的地方开火，因为营房里仍闪烁着步枪射击的火光，片刻之后，浓烟里传来有人高喊的声音，叫我们别再打了，转眼间，四个宪兵跑了出来，高举着双手。屋顶有一大块已经坍塌，那面墙也倒了，他们出来投降了。”

“‘里面还有人吗？’巴勃罗大声喊着。”

“‘有几个受伤的。’”

“‘看住这几个家伙，’巴勃罗对四个从我们射击的地方冲上来人说，‘站到那边去。靠墙站好。’他命令那几个宪兵。那四个宪兵就贴墙站着，肮脏不堪、灰头土脸的样儿，被硝烟熏得黑黢黢的，那四个负责看押他们的人用枪瞄准着他们，巴勃罗则带着另一些人冲进屋里，去结果那几个负了伤的人。”

“他们干完这个之后，营房里就不再有伤兵的声息了，没有呻吟声，没有哭喊声，也没有枪声了，巴勃罗带着那些人走出了兵营，巴勃罗肩上背着他那杆猎枪，手里提着一支毛瑟手枪。”

“‘瞧，比拉尔，’他说，‘这把枪是从那个军官的手里缴获的，他开枪自杀了。我还从没打过手枪呢。你，’他对被俘的一名宪兵说，‘来教教我这玩意儿怎么使。不。别使给我看。讲讲就行了。’”

“在营房里枪声大作时，那四个被俘的宪兵就靠墙站着，吓得汗流浃背，不敢吭声。他们全都是身材挺高的男人，清一色的宪兵的脸型，跟我的脸型也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他们脸上长着密密麻麻的胡子茬儿，在他们生命中的最后这个早晨，他们还没来得及刮胡子呢，他们都靠墙站着，谁也没吭声。”

“‘你，’巴勃罗对站得离他最近那个人说，‘告诉我这玩意儿怎么使。’”

“‘扳下那个小保险栓，’那人嗓音十分干涩地说，‘把滑膛向后拉，让它自行向前咯嗒一声回原。’”

“‘什么是滑膛？’巴勃罗问，眼睛盯着那四名宪兵，‘什么是滑膛？’”

“‘就是枪机上方的那个金属块。’”

“巴勃罗把滑膛往后一拉，不料却卡住了。‘现在怎么办？’他说，‘卡在这儿不动了。你在骗我呢。’”

“‘再向后拉，把它拉到位，然后让它轻轻地自行回原。’那名宪兵说，可我从没听到过那么阴凄凄的说话腔调。简直比没有日出的清晨还要阴惨。”

“巴勃罗按照那人教给他的方法向后拉了一下，手一松，滑膛就咯嗒一声向前回复到原位，那支手枪的枪机被他打开了，处于击发状态了。那是一支样子很难看的手枪，枪柄是圆的，很小，枪管却又大又扁，既笨重，拿着也不顺手。那几个宪兵一直在看着他摆弄那支手枪，其间谁也没说话。”

“‘你打算拿我们怎么办？’有一个问他。”

“‘统统枪毙。’巴勃罗说。”

“‘什么时候？’那人问，声音还是那么阴惨。”

“‘现在。’巴勃罗说。”

“‘在什么地方？’那人问。”

“‘在这儿，’巴勃罗说，‘就在这儿。就现在。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没什么要说的，’那个宪兵说，‘也没什么可说的。不过，这种做法很不光彩。’”

“‘你本来就是个很不光彩的东西，’巴勃罗说，‘你是杀害农民的凶手。你是一个连自己的亲娘都能枪杀的家伙。’”

“‘我从来就没有杀过任何一个人，’那个宪兵说，‘更别说我自己的娘了。’”

“‘死给我们看看，该怎么个死法吧。你们这帮血债累累、杀人如麻的家伙。’”

“‘用不着侮辱我们，’另一个宪兵说，‘我们知道该怎么死。’”

“‘统统靠墙根跪下，把你们的脑袋顶着墙。’巴勃罗对他们说。那几个宪兵面面相觑地对视着。”

“‘跪下，我命令你们跪下，’巴勃罗说，‘统统跪下。’”

“‘你看怎么办，巴库？’有一名宪兵对那个个头最高、刚刚为巴勃罗讲解过该怎么使手枪的人说。他衣袖上佩戴着值班长的标识，尽管清晨的天气依然很凉，他却是满头大汗。”

“‘跪就跪吧，’他回答说，‘也没什么了不起。’”

“‘这样离大地就更近啦。’率先开口说话的那个人说，他本想开句玩笑的，可是他们全都一脸的死相，没法开玩笑，所以谁也没有笑。”

“‘那我们就跪吧。’率先开口说话的那个宪兵说。于是，四个人都跪下了，脑袋抵着墙，手贴在身子的两边，那模样看上去十分别扭。这时候，巴勃罗走到他们的身后，用那支手枪挨个儿抵着他们的后脑勺，一个接一个把他们全都毙了，他是把手枪的枪筒顶着他们的后脑勺开枪的，枪响之处，人就逐一倒下了。时至今日，我仿佛还能听见那枪声，很刺耳，也很沉闷，我眼前仿佛还浮现着那一幕情景，枪筒猛的一跳，那人的脑袋就朝前耷拉下去。有一个人在枪口顶着脑袋时，还昂着脑袋硬挺着。有一个人脑袋猛地向前一冲，前额撞在了石墙上。有一个人吓得浑身直哆嗦，脑袋不住地摇晃。只有一个人用双手捂着自己的眼睛，他是最后一个被枪毙的，四具尸体全倒在了墙脚下，巴勃罗这才转身离开了他们，朝我们走来，他手里依然提着那支手枪。”

“‘替我拿着这把枪，比拉尔，’他说，‘我不知道怎么把枪机放下来。’他把那支手枪递给了我，自己却站在那儿，望着躺在兵营墙脚边的那四名宪兵的尸首。所有和我们一起行动的人也都站在那儿，望着那几具尸体，谁也没有说话。”

“我们夺取了那座小镇，那时还是清晨，没人吃过早饭，没人喝过咖啡，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炸了兵营之后，我们大家都弄得满身尘土，就像正在打谷场上忙碌的那些男人一样，我提着手枪站在那儿，手里沉甸甸的，但我一看见倒毙在墙脚边的那几具宪兵的死尸，就感到反胃；他们和我们一样，一个个也都灰扑扑的浑身是土，只是每具尸首都在流血，他们倒在墙脚下，鲜血浸湿了墙边的干土。当我们还站在那儿的时候，太阳爬上了远方的山冈，照在我们站立的道路上，照在兵营的白墙上，初升的太阳把空中的尘埃染成了金黄色，站在我身边的那个农民望着兵营的墙，望着倒毙在那儿的尸体，然后又望望我们，望望太阳，说，‘你瞧[80]，新的一天又开始啦。’”

“‘我们走吧，喝咖啡去。’我说。”

“‘好啊，比拉尔，好。’他说。于是，我们走进镇子中央的广场，而那些也正是村子里被枪毙的最后一批人。”

“其余那些人呢？”罗伯特·乔丹问，“村子里难道就没有别的法西斯分子了？”

“什么话，怎么没有别的法西斯分子？还有二十多个呢。但是一个也没有被枪毙。”

“怎么处理的呢？”

“巴勃罗让人用连枷把他们活活打死，然后又从悬崖顶上把他们一个个扔进了江里。”

“二十个都这样？”

“你们且听我说。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我这辈子都不想再看见那种场面了，在广场上用连枷把人活活打死，再从悬崖顶上把人扔到江里去。”

“那个镇子坐落在高高的江岸上，镇子中央有一个四方形广场，广场上有喷水池，有长条凳，还有很多大树，这些大树正好给长条凳遮阴。广场周围房屋的阳台全都对着广场。有六条街巷可以进入广场，还有一条拱廊把广场四周的房屋连成了一片，这样，烈日当头时，人们就可以行走在廊阴下。广场三面环绕着拱廊，第四面有一条林荫道通向悬崖边，悬崖下就是那条江。悬崖距离江面足足有三百英尺。”

“巴勃罗把一切都布置好了，就像他精心布置攻打兵营那样。他先用大车堵住了大街小巷的各个入口，仿佛要在广场上布置一场capea一样。Capea的意思是业余斗牛比赛。那些法西斯分子都被关在镇公所[81]里，就是镇公所，就是广场一侧最大的那幢楼房。那幢大楼的墙上镶嵌着大钟，大楼拱廊下的几间屋子就是那些法西斯分子的俱乐部。拱廊下俱乐部门前的人行道上就是他们摆放桌椅高谈阔论的场所。抵抗运动之前，他们经常聚在那儿开怀畅饮。桌椅全是柳条编的。那地方看上去很像咖啡馆，不过要比咖啡馆雅致多了。”

“在抓捕他们时难道就没有发生过战斗？”

“巴勃罗在攻打兵营的前夕的夜里就把他们全逮住了。不过，他事先就已把兵营团团围住。在战斗打响的同时，他才派人从这些人的家里把他们逮起来的。这一招很高明，是巴勃罗一手布置的。否则，在他袭击宪兵队的兵营时，人家就会从他的两翼和背后攻打他，使他三面受敌了。”

“巴勃罗确实很聪明，但是也很残忍。他把村里的这一仗安排得面面俱到、井井有条。听我说。袭击进展很顺利，最后四名宪兵也投降了，在墙脚边被他枪毙了，我们也在街角处的那家咖啡馆里喝过咖啡了，那家咖啡馆平时开门营业最早，那里也是早班公共汽车的起点站，直到这时，他才动手布置广场上的这一幕。大车被他们摞成了堆，仿佛真要举行一场斗牛赛一样，只有通向江边的那一面没有围起来。那是故意留着不堵死的。之后，巴勃罗便命令神父为这些法西斯分子安排忏悔，给他们做必要的圣事。”

“这些事情在哪儿做呢？”

“在镇公所里呀，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镇公所的外面这时已是人山人海，神父在里面做着圣事，而外面的人则有的在轻狂地嬉笑打闹，有的在大声说着不堪入耳的话，不过大多数人还是很严肃、很恭敬的。那些嘻嘻哈哈的人都是因为庆祝夺取兵营的胜利而喝得醉醺醺的人，其中当然也不乏游手好闲之徒，这些没用的家伙不管什么时候都会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的。”

“神父在忙着他的那些事务，巴勃罗则把广场上的人组织起来，排成了两行。”

“他把那些人编排成两行，就像在安排那些人举行拔河比赛一样；又像人们站在城里夹道围观即将到达终点的自行车越野赛一样，中间只给自行车运动员留下了很狭窄的空间；也像人们在夹道观看扛着神像的仪仗队从人群当中走过一样。两排人墙中间只留有两米宽的距离，从镇公所的大门口延伸出来，贯穿整个广场，一直通向悬崖的边缘。这样一来，谁要是走出镇公所的大门，只要朝广场上扫一眼，就会看到排得水泄不通的两行人群正等待他来呢。”

“那些人都配备了用来打谷子的连枷，两排人墙当中的宽度也恰好够他们挥舞连枷。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连枷，因为一时找不着那么多连枷。不过，大多数连枷都是从堂·吉列尔莫·马丁家的店铺里弄来的，他是个法西斯分子，也出售各式各样的农具。那些没有连枷的人，有的拿着牧民用的大棒、有的扛着赶牛用的带刺的棍子、有的举着木叉；就是那种用连枷脱完粒之后用来叉麦秆和稻草捆以及扬场子用的带木齿的草耙子。有的人甚至拿着镰刀和割麦刀，巴勃罗就把这些人安排在两行队伍的尽头，排在靠近悬崖边缘的地方。”

“那两排人都不声不响地站那儿。那天的天气也很好，和今天一样晴朗，也和现在一样天高云淡。广场上也没有那么尘土飞扬，因为晚间的露水很重。大树投下浓荫，遮蔽着排在两行队伍里的那些人。你可以听得见喷水池那边狮像嘴里的铜管喷出的水流声，水落在下边的水池中，女人们时常提着水罐来这儿汲水。”

“只有在镇公所附近，在神父一丝不苟地为那些法西斯分子尽天职的地方，才时不时地传来几句极其下流的笑骂声。那些满口下流话的人，我刚才就说过，就是一帮子游手好闲的市井无赖，他们喝得醉醺醺的，挤在窗前，冲着窗户的铁栅栏大声说着一些不堪入耳的脏话，放肆地开着趣味极低的下流玩笑。站在队伍里的大多数男人都默默地等在那儿，我听见其中有一个人对另一个说：‘那里面会不会有女人啊？’”

“那另一个说：‘基督保佑，一个也没有。’”

“有一个人说：‘巴勃罗的女人在这儿呢。喂，比拉尔。那里面有没有女人啊？’”

“我看了他一眼，他是个农民，那天竟穿来了他做礼拜时才穿的最好的衣服，正满头大汗呢。我说：‘没有，荷安金。那里面没有女人。我们不杀女人。我们为什么要杀他们的女人呢？’”

他说：‘多谢基督，里面没女人。那么，什么时候动手啊？’

“我说：‘神父一完事就可以动手了。’”

“‘那么，神父什么时候才能完事呢？’”

“‘我也不知道啊。’我对他说，这时，我看到他的面部肌肉在抽动，汗水流下了额头。‘我可从没杀过人啊。’他说。”

“‘那你可得好好学学，’他旁边的那个农民说，‘不过，我觉得用这玩意儿敲一记还不至于打死人吧。’他双手举着连枷，疑惑地端详着。”

“‘妙就妙在这一点上，’另一个农民说，‘必须敲好多下才行呢。’”

“‘那帮家伙已经攻下巴利亚多利德了。他们已经占领阿维拉了，’有人在说，‘我们进城之前，我就听到这个消息了。’”

“‘他们休想占领本镇。这个镇子是我们的。我们抢在他们之前动手了，’我说，‘巴勃罗可不是那号眼睁睁地等着让别人来动手的人。’”

“‘巴勃罗是有能耐，’另一个说，‘不过，这回在结果那几个宪兵的性命时，他也太自以为是了。你说是吗，比拉尔？’”

“‘是的，’我说，‘不过大家现在都在这么干呢。’”

“‘是啊，’他说，‘这回倒是精心组织的。可是，我们为什么就听不到有关这场运动的新消息了呢？’”

“‘巴勃罗在攻打兵营之前把电话线切断了。到现在还没接上呢。’”

“‘啊，’他说，‘原来是这样，所以我们就一点儿消息也听不到了。我这消息还是今天一大早从养路站那儿听来的。’”

“‘为什么要这么干啊，比拉尔？’他对我说。”

“‘为了节省子弹呗，’我说，‘再说，每个人也都应当有所担待才是，人人有责嘛。’”

“‘那就该快点儿动手啊。该动手啦。’我看了他一眼，发现他竟哭起来了。”

“‘你干吗哭嘛，荷安金？’我问他，‘这种事也用不着哭啊。’”

“‘我忍不住啊，比拉尔，’他说，‘我从没动手杀过人啊。’”

“假如你从没见过小城镇头一天闹革命的情形，你就真算没见识了，因为小镇上的所有人相互之间都很熟悉，彼此都知根知底。这一天，排在广场上那两行队伍里的人大多数都穿着在田野里劳作的衣服，因为大家都是急匆匆地赶到镇上来的。不过也有一些人，由于不知道头一天搞运动该穿什么衣服，居然穿来了他们过礼拜或过节时才穿的最好的衣服。这些人来到这儿一看，别人都穿着最破旧的衣服呢，包括那些参与攻打兵营的人，就发觉自己的穿着不对头了，因而觉得很不好意思。但是他们也不肯脱下外套，因为怕弄丢了，也怕被那几个市井无赖偷走，所以，他们就那么站着，被太阳晒得直冒汗，只盼着快点动手。”

“转眼间开始起风了，广场上的尘土这时也干了，因为有这么多人在跑来跑去，或站或走，泥土也被踏松了，灰尘开始飞扬起来，一个身穿深蓝色礼服的人高声叫喊着：‘水！水！’于是，那个广场管理员走了过来，他的职责就是每天清晨拖着皮水管子在广场上洒水，他打开水龙头，开始洒水冲压灰尘，先从广场的边缘开始浇起，慢慢往中央浇来。两行人群立即闪身后退，让他把广场中央的尘土浇下去；那条皮水管子被挥舞成一个很大的弧线，喷出的水流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人们有的依着连枷，有的拄着木棒，有的支着白色的木叉，观看那水流在半空中舞动着。过了一会儿，广场被浇透了，灰尘也压下了，两行队伍又重新排好，这时，一个农民大声说：‘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拉出头一个法西斯分子啊？头一个家伙什么时候才能出牛棚啊？’”

“‘快啦，’巴勃罗在镇公所的大门口高声说，‘头一个家伙就要出来啦。’由于在袭击兵营时不停地高声喊话，而且是在硝烟中喊话，他嗓音有些嘶哑。”

“‘为什么拖延了这么久啊？’有人问。”

“‘他们罪孽深重，还在忏悔呢。’巴勃罗高声说。”

“‘当然喽。他们总共有二十个人呢。’有人说。”

“‘不止吧。’另一个人说。”

“‘在二十个人当中，有许多罪孽要一桩桩坦白出来呢。’”

“‘是啊，不过在我看来，他们是在耍花招，想拖延时间。当然，面临这种非常时刻，除了最深重的罪孽，人也没法回忆得出自己的每一桩罪孽呀。’”

“‘那就耐下心来等吧。他们有二十多个人呢，就算只忏悔最深重的罪孽，也要耗费不少时间啊。’”

“‘我有耐心，’另一个人说，‘不过，最好还是快点儿了结。无论对他们还是对我们，都是早点儿完事为好。眼下正是七月，有不少活儿在等着呢。我们收割了，但还没有打场。我们也还没到赶集、过节的时辰啊。’”

“‘但是今天这个场面等于就是在赶集过节呢，’另一个人说，‘这是一个盛大的自由节，从今天起，等把这些人都消灭了，这个镇子，这片土地，可就属于我们啦。’”

“‘我们今天也打场，打的是法西斯分子，’有一个人说，‘我们要打掉谷壳，打出本城的自由来。’”

“‘我们还要好好管理这个镇子，当好这个家，’另一个人说，‘比拉尔，’他对我说，‘我们什么时候开大会讨论组织机构的事啊？’”

“‘办完了这件事之后，马上就开，’我对他说，‘就在镇公所的那幢大楼里开。’”

“我当时正顽皮地戴着一顶宪兵的三角漆皮帽，还煞有介事地握着那支手枪，我已经用拇指推上了手枪的保险，放下了击铁，手指还扣着枪的扳机，手枪就插在我腰间的绳子上，绳子勒着那长长的枪管。我摆出这副顽皮的样子，觉得还挺神气，尽管后来也有些懊悔，当初要是不拿那顶帽子，拿那支手枪的枪套就好了。不料，排在队伍里的有个人却对我说：‘比拉尔，好闺女。你戴着那顶帽子，似乎让我觉得很不是滋味呢。如今我们已经跟宪兵这类东西一刀两断啦。’”

“‘好吧，’我说，‘我脱了它就是。’我便脱下了那顶帽子。”

“‘把帽子给我，’他说，‘这东西应当毁掉。’”

“我们当时正站在队伍的尽头，位于临江的悬崖边缘的那条小路上，他接过帽子，拿在手里，然后在悬崖边把帽子抛了出去，那动作就像是牧人在用低手抛石块的方式驱赶牛群一样。那顶帽子在天空中平稳地向远处飞去，我们能看到它越来越小，漆皮在晴空中闪耀着，渐渐飘落到江面上。我回头眺望着广场这边，只见所有的窗口、所有的阳台都挤满了人，横贯广场的那两排人群，一直延伸到镇公所的大门口，那幢楼的窗外也是人头攒动，人声鼎沸，就在这时，我听见一声叫喊，有人在说：‘瞧，头一个家伙出来啦。’那人是堂·班尼托·加西亚，是本镇的镇长，他光着脑袋慢吞吞地走出了大门，走下了前廊，却并没有出现任何情况；他走进了手持连枷的两排人群当中，还是没有出现任何情况。他走过了两个人、四个人、八个人、十个人，仍然没有出现任何情况，他径直走在那两排人群之间，昂着头，肥嘟嘟的脸上一片灰白，两眼望着前方，目光游移不定地左顾右盼着，在一步一步慢慢朝前走着。然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有人从一个阳台上大喊起来：‘怎么搞的，胆小鬼们？[82]怎么回事啊，你们这些胆小鬼？’堂·班尼托照样走在两排人群当中，但就是不见有任何动静。这时，我看到人群中有一个人，与我当时站立的位置隔着三个人，他脸上的肌肉在抽搐，在咬着嘴唇，紧握连枷的双手已经白得没了血色。我看到他正直眉瞪眼地望着堂·班尼托，盯着他一步步走来。然而还是不见有任何动静。不料，就在堂·班尼托即将走到与这个人擦肩而过的地方时，这人突然抡起连枷，由于用力过猛，连枷竟击中了站在他身边的人，他把连枷重重砸向了堂·班尼托，这一记砸在他半边脑袋上，堂·班尼托扭头朝他看了一眼，这人又是狠狠一击，并叫喊着：‘打的就是你，王八蛋[83]。’这一记砸在了堂·班尼托的脸上，他赶紧举起双手捂住自己的脸，他们这才开始动手揍他，一直打得他在地上爬不起来。最先动手打他的那个人叫喊着要其他人来帮忙，然后，他一把揪住堂·班尼托的衣领，其他人则抓住他的两只胳膊，把他脸朝下摁在广场上的泥土里，接着，他们拖着他沿着那条小路奔向了悬崖边，直接把他扔出了悬崖，扔进了江里。那个率先动手揍他的人在悬崖边跪下，看着他在往下坠落，嘴里不住地说着：‘你这王八蛋！混账东西！啊，你这王八蛋！’他是堂·班尼托的一个佃户，两人关系向来不和。他们曾经因为江边的一块土地发生过争吵，堂·班尼托便从这人手里收回了这块地，并把它租给了另一个人，因此，这人对他一直怀恨在心。这人没有再回队伍，却一直坐在悬崖边，望着堂·班尼托坠落的地方。

“堂·班尼托之后，就没有人肯出来了。广场上此时已没有喧闹声，因为大家都在等着看，下一个出来的人究竟是谁。这时，一个醉鬼声嘶力竭地叫嚷着：‘快把公牛放出来[84]！快把公牛放出来呀！’”

“镇公所的窗前有人在高声回应着：‘他们不肯挪窝呢！他们全都在祷告呢！’”

“另一个醉汉大声说：‘把他们拉出来。快来呀，把他们拉出来。祷告的时辰已经过了。’”

“但是一个也没有出来，过了一会儿，我终于看见有个人从大门里出来了。”

“那人是堂·费德里克·贡萨雷斯，是本镇的磨坊主和饲料铺的老板，也是一个出类拔萃的法西斯分子。他又高又瘦，头发梳得一边倒地盖住了头顶，遮住了脑袋正中央的一大块秃顶，他上身穿着一件睡衣，睡衣的下摆塞在裤子里。他光着两只脚，从家里被揪出来时就是这副模样，他双手举过头顶走在巴勃罗的前面，巴勃罗走在他身后，用他的双管猎枪的枪筒顶着堂·费德里克·贡萨雷斯的后背，逼着堂·费德里克走进了两排人群当中。可是，等巴勃罗扔下他、回到镇公所的大门口时，堂·费德里克却再也挪不动步了，他站在那儿，两眼望着天空，双手向上举起，仿佛想抓住天空似的。”

“‘他没腿走路啦。’有人说。”

“‘怎么啦，堂·费德里克？你走不动了吗？’有人朝他吼起来。可是堂·费德里克仍是双手高举，一动不动地站着那儿，只是嘴唇在嗫嚅着。”

“‘走呀，’巴勃罗在台阶上朝他喝道，‘快走。’”

“堂·费德里克仍站在那儿，就是迈不开步。有个醉汉用连枷的柄在他腰间捅了一下，堂·费德里克被他捅得猛地一蹦，就像一匹忽然停住不肯再往前走的犟马一样，却还是站在原地没动，双手高举，翻眼望着天空。”

“这时，站在我身旁的那个农民说：‘这副样子真丢脸。我虽然与他无冤无仇，但是这种丢人现眼的样子该结束了。’于是，他走出行列，推开众人，径直走到堂·费德里克站立的地方，说了声‘多有得罪了’，随即举起木棒照着他的半边脑袋猛揍了一记。”

“堂·费德里克这才落下双手，把手护在头顶上那块秃了的地方，他低下头，双手捂住脑袋，原本遮着他秃顶的那几缕稀疏的长发从手指缝里漏了出来，他在两排人群当中没命地跑着，连枷雨点般砸落在他的肩上和背上，直到他跌翻在地，队伍尽头的那些人把他拽起来，拖到悬崖边，把他抛出了悬崖，他的身子在空中打着旋儿跌落下去。自打巴勃罗用猎枪顶着他走出大门那个时刻起，他自始至终就没开口说过话。他的唯一难处就是无法向前迈步。两条腿似乎根本就不听他的使唤。”

“堂·费德里克了结之后，我看到，那些最心狠手辣的人全都聚集到了队伍尽头的悬崖边缘，于是，我就离开了那儿，走到镇公所大门口的拱廊下，推开两名醉汉，朝窗户里面望去。在镇公所的那间大厅里，他们一大圈人全都跪在那儿祷告呢，神父也跪在那儿和他们一起祷告着。巴勃罗和一个外号叫四指[85]的人端着猎枪站在一旁，西班牙语里的Cuatro Dedos就是‘四根手指头’的意思，这个‘四指’是个皮匠，和巴勃罗的交情很好，当时跟他们站在一起的还有另外两个人，也都端着猎枪，巴勃罗这时对神父说：‘这回该轮到谁了？’神父自顾祷告，并不搭理他。”

“‘你给我听着，’巴勃罗嗓音嘶哑地对神父说，‘现在该轮到谁了？谁已经祷告完毕、该出去了？’”

“神父不愿跟巴勃罗说话，全当他不在场一样，我可以看得出，巴勃罗开始上火了。”

“‘让我们大家一起出去吧。’堂·里卡多·蒙塔尔堡对巴勃罗说。这人是个地主，这时正抬起头，停止了祷告，能开口说话了。”

“‘什么话，’巴勃罗说，‘一次只能一个，你们谁祷告好了谁就去。’”

“‘那就我去吧，’堂·里卡多说，‘我再也没什么好祷告的了。’他说这话时，神父在为他祈福，他站立起来时，神父又再次为他祈福，尽管他嘴里在一直不停地念念有词，还举起十字架让堂·里卡多去吻。堂·里卡多吻了吻十字架，然后转过身来对巴勃罗说：‘永世没有什么好祷告的了。你这个坏奶水养大的混账东西。我们走吧。’”

“堂·里卡多是个矮个子男人，头发灰白，脖子很粗，穿着一件没有领子的衬衣。由于经常骑马，他的两条腿已经变成了罗圈腿。‘再见啦，’他对所有那些还在跪着的人说，‘别难过。死也算不了什么。唯一遗憾的是，我们竟然会死在这帮混账东西的手里。别碰我，’他对巴勃罗说，‘别用你的猎枪碰我。’”

“他走出镇公所的大门，他那灰白的头发、灰色的小眼睛、粗短的脖子，都使他显得个头很矮，但却满腔怒火。他瞥了一眼那两排农民，朝地上啐了一口。在这种处境下，他居然还能啐得出真正的唾液，你该知道哇，英国人，这真是难得一见呢，他还说：‘起来，西班牙[86]！打倒欺世盗名的共和国！我×你们冒白奶的八辈儿祖宗。’”

“他这一骂，便立即招来了一顿暴打，很快就被乱棒打得半死，他们在他刚踏进两排队伍的最前端时就开始揍他了，见他居然还想昂首挺胸地朝前走，他们便揍得更狠，直到把他打翻在地，接着又用割麦刀和镰刀来砍他、剁他，许多人冲上来抬起他，把他抬到悬崖的边缘，一把扔了出去。这些人的手上和衣服上此时都沾上了鲜血，他们现在也渐渐开始意识到，那些走出镇公所大门的人就是他们真正的敌人，个个都该杀。”

“在堂·里卡多气焰嚣张、破口大骂地出现之前，队伍中有不少人，我敢肯定，心里都在犯嘀咕，巴不得自己没站到队伍中来呢。假如队伍里有人站出来大喊一声：‘算啦，我们就饶了其余那些人吧。他们现在已经得到教训啦。’我敢肯定，大多数人都会同意的。”

“可是，堂·里卡多那副勇气十足的样子却大大坑害了其余那些人。因为他激怒了队伍里的这些人，因为在此之前，这些人只是在尽着自己的一份职责，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兴致，现在他们是真的怒火填膺了，情况明显不一样了。”

“‘把神父放出来，事情就会快多啦。’有人大声说。”

“‘把神父放出来。’”

“‘我们已经做掉三个贼啦，我们干脆把神父也做掉得了。’”

“‘两个贼，’一个矮个子农民对那个在大喊大叫的人说，‘和我们的主在一起钉十字架的是两个贼骨头[87]。’”

“‘谁的主？’那人说，他生气了，脸涨得通红。”

“‘按照老辈们的说法，就该说是我们的主。’”

“‘他不是我的主；别胡说八道了，’另一个人说，‘你最好当心你这张嘴，要是你不想也在这两排人当中走一趟的话。’”

“‘我也是一个拥护自由意志、拥护共和国的人，丝毫也不比你差，’矮个子农民说，‘我掴了堂·里卡多两记嘴巴呢。我还在堂·费德里克的后背上揍了一拳。我错过了堂·班尼托。但是，我说我们的主，是对这个人的正式称呼，那两个却是贼。’”

“‘我×他奶奶的，收起你那套共和主义的屁话吧。你还口口声声堂这个、堂那个呢。’”

“‘他们本来就是这么称呼的嘛。’”

“‘我可不这么称呼，这帮王八蛋。至于你的主——喂！瞧，那儿又出来一个啦！’”

“就在这时，我们看到了有伤大雅的一幕，因为走出镇公所大门的人正是堂·福斯蒂诺·里韦罗，是老地主堂·塞莱斯蒂诺·里韦罗的长子。他个头很高，黄头发，他的头发刚刚梳理过，从前额往后梳的那种发型，因为他总是随身带着一把梳子揣在衣兜里，这回在出来之前，他也梳了头。他是个纠缠姑娘的高手，也是个胆小鬼，却偏偏一心想当业余斗牛士。他和吉卜赛人、斗牛士、斗牛饲养员这类人交往很多，还特喜欢穿安达卢西亚[88]式的斗牛服，但他毫无勇气可言，常被人们当作笑料。据说有一回，他宣称要参加一场旨在为阿维拉那家养老院募捐而举行的业余斗牛赛，还要以安达卢西亚人的方式在马背上杀死一头公牛，他也的确花费了大量时间来操练这个方式，不料，他上场一看，发现他自己原来选定的那头腿脚有毛病的小牛犊已被临时换成了一头体格健壮的大公牛，他便推说自己生病了，有人说，他竟然把三根手指头插进自己的喉咙，硬把自己抠得当场呕吐起来。”

“那两排人一看见是他，就开始大呼小叫起来：‘你好啊，堂·福斯蒂诺。当心别再呕吐啊。’”

“‘听我说，堂·福斯蒂诺。悬崖那边有好多漂亮姑娘呢。’”

“‘堂·福斯蒂诺。等一等，让我们给你牵一头大点儿的公牛来吧。’”

“还有一个人大声说：‘听我说，堂·福斯蒂诺。你到底有没有听人说起过死的滋味？’”

“堂·福斯蒂诺站在那儿，依然摆着一副很勇敢的样子。他刚才是出于一时冲动，才当着其他人的面宣布说，他准备豁出去了，此时，他那点儿英雄气概还在。他那回也同样是出于一时的冲动，才当众宣布要参加斗牛比赛的。他就是凭着这种一时的冲动，才相信并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业余斗牛士的。再说，方才堂·里卡多的榜样多少也激起了他的豪气，于是，他站在那儿，那模样似乎显得很有风度、很有气概，脸上还流露着睥睨一切的神色，可就是说不出话来。”

“‘来呀，堂·福斯蒂诺，’队伍里有人喊起来，‘来吧，堂·福斯蒂诺，这里有头数一数二的大公牛呢。’”

“堂·福斯蒂诺站在那儿向外张望着，我想，他在东张西望的时候，两行人里恐怕哪一边也没有怜悯他的人。虽然他还是一副气度不凡、派头十足的样子，但是时间却是越来越紧迫了，而眼前也只有一个方向可去。”

“‘堂·福斯蒂诺，’有人叫喊起来，‘你还在等什么呀，堂·福斯蒂诺？’”

“‘他在酝酿怎么呕吐呢。’有人说，两排人群都哄笑起来。”

“‘堂·福斯蒂诺，’一个农民高声说，‘你就呕吐吧，如果呕吐出来会让你感觉舒服的话。对我来说，反正都一样。’”

“这时，在众目睽睽之下，堂·福斯蒂诺抬起眼来，顺着那两排人一路向前望去，目光扫过广场，扫向了对面的悬崖，突然，就在他看到了那面断崖、看到了断崖外那片空荡荡的天空的一瞬间，他急忙转过身，弓着腰低着头朝镇公所的入口处蹿去。”

“两排人全都轰然大笑起来，有人扯开嗓门叫着：‘往哪儿跑啊，堂·福斯蒂诺？你要去哪儿啊？’”

“‘他要去呕吐了。’又一个人高声说，大家又是一阵哄笑。”

“不一会儿，我们看到堂·福斯蒂诺又出来了，跟在他身后的是巴勃罗，正用猎枪顶着他呢。他的所有风度这时已荡然无存。一见到这两排人，他的一切派头和风度全都烟消云散了，他这时被巴勃罗押着走出门来，仿佛巴勃罗是在清扫大街，而堂·福斯蒂诺则是他正在往前扫着的垃圾一样。堂·福斯蒂诺终于走出了大门，他不住地在自己胸前划着十字，嘴里在祷告着，接着，他用双手蒙住自己的眼睛，走下台阶，朝着两排人群走来。”

“‘让他自个儿过来吧，’有人高声说，‘别碰他。’”

“两排人都心领神会，所以也没人动手去碰他，而堂·福斯蒂诺却哆嗦着双手，蒙着自己的眼睛，嘴巴也在不停地嗫嚅着，在两排人当中往前挪动。”

“谁也没说什么话，谁也没去碰他一下，可是，他在两行人群中走到半途时，却再也走不下去了，终于双膝着地跪了下来。”

“谁也懒得去打他。我沿着队伍的一侧一路走来，想看看他到底怎么样了，我看见有个农民倾下身子，拎着他站起来，说：‘起来吧，堂·福斯蒂诺，接着走啊。那头公牛还没有出来呢。’”

“堂·福斯蒂诺已是没法自个儿往前走了，于是，一个身穿黑罩衫的农民便上前在一边扶着他，另一个身穿黑罩衫和牧民皮靴的农民在另一边扶着他，托着他的胳膊，堂·福斯蒂诺这才在两排人群当中走动起来，他双手蒙着眼睛，嘴唇却根本静不下来，一头很有光泽的整洁的黄头发，在太阳下越发显得油光闪亮，在他所到之处，农民们有的说：‘堂·福斯蒂诺，一路走好[89]。堂·福斯蒂诺，愿你有一个好胃口。’有的说：‘堂·福斯蒂诺，随时听从您的吩咐[90]。堂·福斯蒂诺，随时听您吩咐。’还有一个自己也在斗牛场上失败过的人说：‘堂·福斯蒂诺。斗牛士，就看你的啦[91]。’又有一个说：‘堂·福斯蒂诺，天上有许多漂亮的仙女呢，堂·福斯蒂诺。’他们在两边紧紧夹着他，架起他的身子，挟持着他走在两排人群当中，由着他用双手蒙着眼睛。不过，他肯定也在手指缝里朝外偷看，因为他们架着他来到悬崖边缘时，他马上又跪下了，并扑倒在地，抠着地皮，拽着青草，嘴里说着：‘不。不。不。求求你们。千万别。求求你们。求求你们。不。不。’”

“紧跟着，那些挟持着他的农民，还有队伍尽头的那些心狠手辣的人，在他刚刚跪倒时，就迅速蹲在了他的身后，趁他不备，突然朝他猛推一把，他便翻下了悬崖，总算没挨打就摔了下去，你能听到他坠落时的尖叫、哭喊声。”

“直到这时，我才明白，这两排人的确已经动了杀念，首先是堂·里卡多的那顿辱骂，其次是堂·福斯蒂诺的贪生怕死，才使他们变得如此残忍的。”

“‘给我们再拉一个出来吧。’一个农民高喊着，另一个农民在他背上拍了一巴掌，说：‘堂·福斯蒂诺！真是个软蛋！堂·福斯蒂诺！’”

“‘他这回终于见到大公牛啦，’另一个说，‘他现在就是呕吐也不顶用啦。’”

“‘我这辈子，’另一个农民说，‘我这辈子还没见过像堂·福斯蒂诺这样的软蛋呢。’”

“‘好戏还在后头呢，’又一个农民说，‘耐心等着吧。谁知道我们还会看到什么呢？’”

“‘也许有巨人和侏儒，’第一个农民说，‘也许还有非洲黑鬼和稀有动物呢。不过，在我看来，像堂·福斯蒂诺这样的软蛋是绝对、绝对不会有了。给我们再拉一个来吧！快，给我们再拉一个来吧！’”

“醉汉们在相互传递着一瓶瓶大茴香酒和法国科涅克地区出产的白兰地，这些酒是他们从法西斯分子俱乐部的酒吧里打劫来的，他们正把烈酒当葡萄酒使劲往肚子里灌呢，队伍里也有不少人开始有点儿醉意了，因为把堂·班尼托、堂·弗雷德里克、堂·里卡多，尤其是堂·福斯蒂诺干掉之后，众人情绪激昂，都开始喝起酒来。那些没喝到瓶装烈酒的人也在喝着用小皮酒囊装的葡萄酒，并把小皮酒囊传来传去，其中一人还把一只小皮酒囊递给了我，我便猛喝了一大口，让小皮酒囊[92]里的葡萄酒凉凉地滋润着我的喉咙，因为我也渴坏了。”

“‘杀人会很口渴的。’拿皮酒袋的人对我说。”

“‘什么话，’我说，‘你杀了吗？’”

“‘我们已经杀了四个啦，’他得意非凡地说，‘还不算那些宪兵呢。听说你也杀了一个宪兵，是真的吗，比拉尔？’”

“‘不止一个吧，’我说，‘墙一倒，我就朝冒烟的地方开枪了，跟别人一样。就这么回事儿。’”

“‘你这把手枪是从哪儿弄来的，比拉尔？’”

“‘巴勃罗给的。他杀了那几个宪兵之后，就把枪给我了。’”

“‘他就是用这把手枪枪毙他们的？’”

“‘没用别的啊，’我说，‘之后，他就把它给我当武器了。’”

“‘能给我看看吗，比拉尔？能让我也握一下吗？’”

“‘为什么不能呢，伙计？’我说着，就把枪从腰间的绳子里拔出来，递给了他。正在这时，堂·吉列尔莫·马丁出来了，但我就在纳罕，为什么出来的不是别人，却偏偏就是他呢，那些个连枷呀，牧民用的棍棒呀，还有那些木叉，都是从他家的店铺里弄来的。堂·吉列尔莫是法西斯分子，但除了这一点之外，再也找不出别的好跟他过不去的理由啦。”

“的确，他在收购连枷时，付给那些做连枷的人的工钱很少，但是他卖出去的价钱也很低廉呀，谁要是不想从堂·吉列尔莫那儿买连枷，也可以只花点儿成本费买来木头和皮革自己做连枷。他说话的态度是有点儿蛮横，也确实是一个法西斯分子，还是法西斯分子俱乐部里的一名成员，经常在中午或傍晚时分坐在俱乐部的藤椅里看《论辩报》[93]，一边让人给他擦皮鞋，一边喝着味美思和矿泉水，吃着炒杏仁、虾干、鳀鱼之类的美味。但是人不能仅凭这一点就要杀人啊，可以肯定地说，要不是因为堂·里卡多·蒙塔尔堡的那顿辱骂和堂·福斯蒂诺的那个可悲下场，再加上干掉他俩和另外那两个人之后所引起的情绪波动，众人都在痛饮，没准就会有人站出来说话：‘堂·吉列尔莫这个人应当放过去。我们在用着他的连枷呢。放他走吧。’”

“那是因为，这小镇上的人善良起来会比谁都善良，但毒辣起来也同样会比谁都毒辣，他们天生就有正义感，刚直不阿，总想按天理办事。可是现在，那股毒辣劲儿已经在这两排人中占了上风，再加上喝醉了酒，或者开始有了几分醉意，这两排人的状态就完全不同于堂·班尼托刚出来时的那般模样了。我不知道别的国家的人是怎么回事儿，虽说我喜欢以酒为乐，比谁都喜欢开怀畅饮时的那种快慰，但是在西班牙，人要是醉了，不是单纯因酒而醉，而是掺杂了其他因素所造成的，那就是一桩极其丑陋的行径，因为在那种迷醉状态下，人们会干出许多他们原本不会干的事情来。你们国家的人不会也像这样吧，英国人？”

“的确还就是这样呢，”罗伯特·乔丹说，“在我七岁那年，我曾跟随母亲去俄亥俄州参加过一个婚礼，婚礼上需要有一对手捧鲜花的金童玉女，我扮演那个金童——”

“你还扮演过这个？”玛丽娅说，“太美妙了！”

“在那个城里，有一个黑人被吊死在一根灯柱上，他们后来还放火焚尸呢。那时还用的是弧光灯。灯可以从灯柱的顶端一直放落到人行道上。那个黑人先是被人用吊弧光灯的那个机械装置拉上了柱顶，可是那个机械装置突然断了——”

“这样残害一个黑人，”玛丽娅说，“太野蛮了！”

“那些人也喝醉了吗？”比拉尔问，“他们也是因为喝醉了酒才要焚烧那个黑人的吗？”

“我不知道，”罗伯特·乔丹说，“因为我只是在屋里的百叶窗底下向外张望时才看到那一幕的，那幢房屋坐落在街角，那盏弧光灯恰好就在那个街角。那条街上挤满了人，当他们第二次把那个黑人吊起来时——”

“如果你那时才七岁，人又待在屋子里，你确实没法辨别他们当时到底是醉了还是没醉。”比拉尔说。

“我刚才说到，当他们第二次把那个黑人吊起来时，我母亲把我从窗前拉开了，所以后来的情况我都没看到，”罗伯特·乔丹说，“不过，自从我有过这种切身体验之后，我就知道，那种醉酒后的痴迷状态在我国也是一样的。既十分丑陋，又极端残忍。”

“你那时才七岁，还太小，”玛丽娅说，“你小小年纪，本不该看到这些事情的。除了在马戏团，我还从没看见过黑人呢。除非摩尔人也算是黑人。”

“摩尔人里有些是黑人，有些不是，”比拉尔说，“我可以给你们说说摩尔人的事。”

“别说我听不下去，”玛丽娅说，“不要说那些让我受不了的。”

“这种事情不说也罢，”比拉尔说，“不健康。我们刚才说到哪儿啦？”

“说到那两排人的醉态了，”罗伯特·乔丹说，“接着说吧。”

“要是说他们全都喝醉了，那也不公平，”比拉尔说，“因为他们当时还远远没有醉到神志不清的地步。但是他们已经发生了某种变化，那时堂·吉列尔莫已经出来了，正腰板笔直地站在那儿，他眼睛近视，头发灰白，中等的个头，身穿一件领口有纽扣却没有装衣领的衬衫，站在那儿在胸前划了一次十字，然后举目望着前方，不过由于没戴眼镜，看不太清楚，但他还是从容不迫地稳步朝前走来，一副颇能引发恻隐之心的模样。然而队伍里还是有人高声叫起来：‘在这儿呢，堂·吉列尔莫。到这儿来，堂·吉列尔莫。朝这个方向走。过来吧，我们都拿着你铺子里的货呢。’”

“他们先前已经非常成功地戏弄过堂·福斯蒂诺，所以现在，他们也就全然顾及不到堂·吉列尔莫完全是一个不同类型的人了，他们想象不到，即使堂·吉列尔莫该杀，也应当让他死得干脆利索，让他死得不失尊严才是。”

“‘堂·吉列尔莫，’另一个人高声说，‘要我们派人去您府上帮您取眼镜吗？’”

“堂·吉列尔莫的‘府上’根本就算不得什么‘府上’，因为他并没有多少钱财，他当法西斯分子仅仅是为了趋炎附势，为了自我安慰，因为他经营着一家木器、农具铺子，总得有投机取巧的法子才行。他当法西斯分子还因为他老婆对法西斯主义怀着宗教般的虔诚，他由于爱老婆，因此就把老婆之所爱当成了自己之所爱了。他住的是一套公寓，就在广场上离那幢公寓大楼相隔三栋房屋的地方，所以，当堂·吉列尔莫站在那儿，眯缝着一对近视眼望着那两排人，心知自己将不得不走进这两排人墙当中时，一个女人突然在他居住的那个公寓的阳台上尖叫起来。那个女人能从阳台上看到他，那女人就是他的老婆。”

“‘吉列尔莫，’她哭叫着，‘吉列尔莫。等一等，我来陪你一起走。’”

“堂·吉列尔莫扭头望着叫喊声传来的地方。他看不见她。他想说话，却又说不出来。于是，他朝那女人叫喊的方向挥了挥手，然后迈步走向了那两排人。”

“‘吉列尔莫！’她哭叫着，‘吉列尔莫！啊，吉列尔莫！’她双手抓着阳台的栏杆，身子在不住地前后摇晃着。‘吉列尔莫啊！’”

“堂·吉列尔莫再次朝着那哭喊声挥了挥手，昂着头走进了两排人群当中，你无法知道他此时的心情，只能凭他的脸色来揣测。”

“这时，人群中有个醉汉模仿他老婆那撕心裂肺的尖叫声，也惟妙惟肖地尖叫了一声：‘吉列尔莫！’堂·吉列尔莫立即泪流满面，没头没脑地朝那人猛冲过去，那人照着他的脸狠狠砸了一连枷，堂·吉列尔莫受不了这一沉重的打击，一下子就瘫坐在地上了。他坐在地上哭着，却显然不是因为害怕。在此同时，几个醉汉一拥而上狠劲地打他，其中有个醉汉还跳到他身上，骑在他肩膀上，用酒瓶子砸他。这样一折腾之后，队伍里一下子就走掉了不少人，但他们空出来的地方马上又被那些醉汉们顶替了，这帮人就是起先冲着镇公所的窗户冷嘲热讽、说下流话的那帮醉汉。”

“我本人在巴勃罗枪杀那几个宪兵的时候，就已经感到很愤慨了，”比拉尔说，“他那么干实在是一种丑行，可是我又认为，如果非得把事情做得这么绝才行，那就这么做吧，至少还不算是残忍吧，只不过是剥夺了他人的性命而已，而这些年来，大家也都懂得这个道理了，夺人性命是一种丑恶的行径，但是要想打胜仗，要想保住共和国，我们还是有必要这样干的。”

“当广场被完全封锁、两行队伍被组织起来时，我还由衷地钦佩过巴勃罗，并认定那就是巴勃罗的主意，尽管在我看来，这种做法多少有些异想天开，我觉得，既然这一切都是非干不可的，那就该干得格调高一些，不能让人反感。当然，如果这些法西斯分子该由人民来处决，那就最好让全体人民都参与其中，我愿与大家共同分担这份罪过，正如我也期盼着在我们夺取这座小镇之时能和大家一起分享胜利的成果一样。但是，在堂·吉列尔莫被杀之后，我就觉得有一种耻辱感，觉得十分的无趣，随着那些醉汉和市井无赖钻进了队伍，再加上在堂·吉列尔莫事件之后，有些人为了摆脱干系而愤然离开了队伍表示抗议，我真想自己也一走了之，也和那两排人完全脱离关系，因此，我就走开了，走到广场对面，在一条有大树遮阴的长凳上坐下来。”

“有两个农民从队伍里走了过来，在边走边谈，其中一人对我打了声招呼，说：‘你怎么啦，比拉尔？’”

“‘没什么，伙计。’我对他说。”

“‘不对呀，’他说，‘说吧。在想什么心事呢？’”

“‘我觉得憋了一肚子的窝囊气。’我对他说。”

“‘我们也是呢。’他说，他俩都在长凳上坐下。其中一人带着一个小皮酒囊，便把它递给了我。”

“‘漱漱口吧，’他说，另一人又继续聊起了他俩刚才的话题，‘最严重的问题是，这么干下去会倒霉的。谁也没法说清楚，用那种方式杀害堂·吉列尔莫究竟会不会带来厄运。’”

“另一个人接着说：‘就算有必要把他们全杀掉，何况我暂且还不相信有这个必要性呢，也应该让他们有个体面的死法，不要戏弄他们。’”

“‘就堂·福斯蒂诺而言，戏弄他也还情有可原，’另一个人说，‘因为他向来就是个荒唐的笑料，压根儿就不是一个正经人。可是，连堂·吉列尔莫这样的正经人也要戏弄，那也太有悖常理了。’”

“‘我已经憋了一肚子窝囊气了。’我对他说，这是一句地地道道的真话，因为我确实感到五脏六腑都不舒服，浑身在冒汗，恶心得直想呕吐，就像吞下了腐败的海鲜一样。”

“‘那就算了吧，’一个农民说，‘我们不再插手就是了。不过，让我疑惑不解的是，其他镇上的情况怎么样。’”

“‘他们还没有修好电话线呢，’我说，‘这是一个不足之处，需要想法子补救。’”

“‘那当然，’他说，‘谁知道呢，不过，我们最好还是把大家都动员起来，加强本镇的防守，别再用这种慢吞吞的残忍的方式大批杀人了。’”

“‘我去找巴勃罗谈谈。’我对他俩说，说罢便立即从长凳上站起来，拔脚朝通向镇公所大门的那条拱廊走去，两行人从那儿一直延伸到广场的这边。那两排队伍此时已是既不整齐、也没了秩序，不少人已经酩酊大醉、神志不清了。有两个人已经醉翻在地上，干脆就仰面朝天躺在广场的中央，手里还在你来我往地递着一只酒瓶。其中一人时不时地会灌上一大口酒，然后就大呼小叫地喊着：‘无政府万岁[94]！’他躺在地上，嘴里在狂呼乱叫，简直像个疯子。他脖子上还围着一条红黑相间的手绢。另一个嘴里也在高呼着：‘自由万岁[95]！’两只脚在空中乱蹬几下，接着又用西班牙语狂叫了一声：‘自由万岁！’他也有一条红黑相间的手绢，他一手挥舞着手绢，一手挥舞着酒瓶。”

“一个已经脱离了队伍的农民，此时正站在拱廊下的阴凉处，极其反感地望着他俩，说：‘他们应该高呼“酗酒万岁”。他们只认这个，别的一概不信。’”

“‘他们连这个也不信呢，’另一个农民说，‘这帮家伙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信。’”

“正在这时，其中一个醉鬼突然从地上爬起来，拳头紧握，双臂举过头顶，嘴里高呼着：‘无政府万岁，自由万岁，我×你妈的冒白浆的共和国！’”

“另一个仍躺在地上的醉鬼一把抱住了那个在振臂高呼的醉鬼的脚踝，猛然就地一滚，于是，那个在高呼的醉鬼就跟着跌倒了，两人翻滚在一起，然后又爬起来坐着，那个把人拖倒在地的家伙伸出手臂搂着那个呼口号的家伙的脖子，并把酒瓶递给了他，还亲吻着他系在脖子上的红黑相间的手绢，两人你一口、我一口地喝起酒来。”

“就在这时，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尖叫声，我连忙抬头朝拱廊的另一头望去，却没法看见出来的人是谁，因为镇公所大门口已被围得水泄不通，那人的脑袋被那些人挡住了。我只能看到有个人被巴勃罗和那个‘四指’用猎枪推着走了出来，却没法看到那人到底是谁，于是，我就朝密不透风地挤在大门口的人群靠近了些，想看个究竟。”

“人们这时都在拼命往前挤，法西斯分子咖啡馆的桌椅已被挤得东倒西歪，只有一张桌子没倒，桌上躺着一个醉汉，脑袋倒挂在桌边，嘴巴大张着，我拖来一把椅子，把它靠在一根柱子旁，然后爬上椅子，这样我就能越过那么多人的脑袋望过去。”

“被巴勃罗和‘四指’用枪推着走出来的人是堂·安纳斯塔西奥·里瓦斯，这是个名副其实的法西斯分子，也是镇上最肥胖的家伙。他收购粮食，也是好几家保险公司的代理商，还放高利贷。我因站在椅子上，便看见他正一步步走下台阶，朝两排人走去，肥胖的脖颈鼓鼓囔囔地堆在衬衣硬领的四周，秃脑袋被太阳晒得油光光的，但他始终没有走进人群，因为人群中爆发出了一阵高呼声，那可不是七嘴八舌的乱叫唤，而是众人的齐声呐喊。那是一阵高亢刺耳的叫嚣，是两排醉意十足的人群齐声高呼出的吼声，紧接着，两排队伍溃散了，人们乱哄哄地朝他冲了过去，我看到堂·安纳斯塔西奥双手抱住脑袋，自己一头栽倒在地上，然后整个人就不见了，因为人们成堆地压在了他的身上。等那些人一个个从他身上爬起来时，堂·安纳斯塔西奥已经一命呜呼，脑袋已被揍扁了，贴在拱廊下铺着的旗形石板地上，两排队伍也早就没了，已经完全变成了一群暴民。”

“‘我们冲进去吧，’他们开始高喊起来，‘我们冲进去把他们揪出来吧。’”

“‘他太沉了，拖不动，’有个人用脚踢了踢脸朝下躺在那儿的堂·安纳斯塔西奥的尸体，‘就让他躺在那儿得了。’”

“‘我们干吗要把这个令人讨厌的大胖子拖到悬崖那边呢？挺费劲儿的。由他躺在那儿算啦。’”

“‘我们要冲进去，在里面收拾他们，’有人在高喊，‘我们冲进去吧。’”

“‘干吗要整天等在太阳底下？’又有一个人在叫着，‘上啊！大伙儿一齐上吧。’”

“这群暴民此时正不断涌进拱廊。他们大喊大叫，挤成一团，他们吵吵嚷嚷，像一群牲口，他们齐声呐喊着：‘开门！开门！开门！’因为那几个守卫一见队伍散了，早就把镇公所的几扇门全都关上了。”

“由于那时还站在椅子上，我能够透过装有铁条的窗户看到镇公所大厅的里面，大厅内的情景还和先前一样。神父依旧站在那儿，剩下的那些人仍然围成半圆形跪在他面前，他们都还在祷告着。巴勃罗坐在镇长座椅前的那张宽大的桌子上，猎枪斜挎在他背后。他的两条腿垂在桌边，正在卷一支烟卷。‘四指’坐在镇长的座椅中，两脚架在桌子上，正在抽烟。守卫人员都荷枪实弹地坐在办公大厅里的几张椅子上。那把大门钥匙就在桌上，在巴勃罗的身旁。”

“暴民们仍在一声接一声地叫喊着：‘开门！开门！开门！’那声音如同在吟唱圣歌，巴勃罗却端坐在那儿，对外面的叫喊声充耳不闻。他对神父说了句话，但由于暴民们的喧嚣声太大，我没法听清他说的是什么。”

“神父仍像先前一样，并不搭理他，只顾继续祷告着。由于许多人在身后推挤着我，我便端起椅子也使劲朝前推着，像他们在背后推挤我一样，终于把椅子挪到墙边，靠墙放好。我站在椅子上，脸贴着窗户上的铁条，并抓着铁条稳住身子。不料，有个男人居然也爬上这把椅子站着，也伸手抓着窗户上那两根更宽的铁条，这一来，他就把我连人带胳膊圈在了他的怀里。”

“‘椅子要散架啦。’我对他说。”

“‘没关系吧？’他说，‘快看看他们吧。看他们祷告。’”

“他呼出的气息喷在我的脖颈上，那气味和那帮暴民们身上的气味一样，酸臭难闻，活像石板地上的呕吐物的气味，还散发着浓重的醉酒味，接着，他又把脑袋从我肩膀上伸过去，嘴巴顶在窗户铁条的空当中，高喊着：‘开门！开门！’那种感觉就好像那伙暴民全都压在我的后背上了，好比在梦境中遇到了魔鬼附身一样。”

“暴民们此时已被挤得紧贴着大门，挤在最前面的那些人简直要被后面还在源源不断往前涌的人挤扁了，一个身穿黑色罩衫、脖子上围着红黑两色手绢的大块头醉汉从广场那边直冲过来，一头撞向拥挤不堪的暴民，倒在了不断朝前挤压的人群的身上，接着又站起来，倒退了几步，然后再次猛扑上去，撞在那些不停地拼命往前挤压的人的后背上，嘴里还高呼着：‘老子万岁！无政府万岁！’”

“我在注目观望着，只见这家伙又转身离开了人群，兀自走到一边，坐了下来，就着酒瓶喝上了酒，就在他坐下来的一瞬间，他瞥见了堂·安纳斯塔西奥的尸体，依然脸朝下趴在石板地上，但是已经被踩踏得不成人样了，那醉汉又站了起来，走到堂·安纳斯塔西奥身旁，佝偻着腰，把酒瓶里的酒淅沥淅沥地淋在堂·安纳斯塔西奥的头上和衣服上，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火柴盒，连着划了好几根火柴，企图放火焚烧堂·安纳斯塔西奥的尸体。可是当时风很大，把火柴全刮灭了，过了一小会儿，那大块头醉汉在堂·安纳斯塔西奥的身边坐下来，摇了摇头，继续喝着瓶子里的酒，还时不时地侧过身去，拍拍堂·安纳斯塔西奥的尸体的肩膀。”

“在这段时间里，暴民们一直在高呼开门，和我站在同一把椅子上的那个家伙也紧紧抓着窗户的铁条在大叫开门，他就在我的耳边吼叫着，把我耳朵都要震聋了，他喷在我脸上的臭气也让我十分难受，我别过脸去，不再观望那个一直企图放火焚烧堂·安纳斯塔西奥的醉汉，转而又朝镇公所的大厅里望去；大厅内的情景依然还是老样子。他们全都像先前一样仍在祷告，所有人都还跪着，身上的衬衣敞开着，有的低着头，有的昂着头，有望着神父的，也有望着神父手里的十字架的，那神父在飞快地、使劲儿地念着祷告词，目光越过这些人的头顶瞪视着前方，他们的背后是巴勃罗，他那根雪茄已经点着了，此刻正坐在那张桌子上，晃悠着两条腿，那杆猎枪斜挎在身后，手里在玩弄着那把钥匙。”

“我看见巴勃罗又从桌上倾过身来，朝神父说着什么，因为人声鼎沸，我还是没法听清他在说什么。神父照旧不搭理他，自顾念他的祷告词，这时，从围成半圆形、仍在不停祷告的人群当中忽然站起一个人来，我看得出，他是想豁出去了。那人正是堂·何塞·卡斯特罗，人人都叫他堂·佩佩，一个顽固的法西斯分子，一个马贩子，他这时伫立在那儿，个头不高，一副眉清目秀的样子，即便没有修面，上身穿着睡衣，睡衣的下摆塞在一条带灰色条纹的长裤里。他吻了吻十字架，神父为他祈了福，然后他直起身子，看了看巴勃罗，并朝大门摆了摆头。”

“巴勃罗摇摇头，继续抽烟。我能看到堂·佩佩在和巴勃罗说话，就是听不见在说什么。巴勃罗并不回答；他只是又摇了摇头，接着又朝大门点点头。”

“这时，我看到堂·佩佩瞪大眼睛直愣愣地盯着那扇门，这才发觉，他原来并不知道大门是锁着的。巴勃罗朝他晃了晃那把钥匙，他怔怔地看了一眼，然后转过身去，回到原地跪下。我看到神父回过头来看了看巴勃罗，巴勃罗咧嘴朝他笑笑，把钥匙也朝他晃了晃，神父似乎也才头一次发觉大门是锁着的，他那样子似乎想摇头，但仅仅只偏了一下头，便回过身去继续祷告起来。”

“我就不知道他们怎么会不明白大门是锁着的，除非他们太专心于做祷告、想自己的心事了；但是他们现在肯定已经明白了，他们也明白外面的叫喊声了，而且他们现在肯定也知道，外面已经闹翻天了。但是他们还是保持着老样子。”

“到了这时，叫喊声已经大得让你什么也听不见了，那个和我站在同一把椅子上醉汉，双手抓着窗户的铁条，身子在猛烈摇晃，嘴里在狂叫着：‘开门！开门！’直到把嗓子喊哑了。”

“我看到巴勃罗又在对神父说话，神父依然不搭理。这时，我看到巴勃罗解下猎枪，倾过身去，用猎枪敲了一下神父的肩膀。神父没理睬他，我看到巴勃罗摇了摇头。接着他又扭头对‘四指’说了句什么，‘四指’便朝那几个守卫吩咐了几句，他们便站起身来，走到大厅的尽头，端着猎枪站在那儿。”

“我看到巴勃罗在吩咐‘四指’，‘四指’便把两张桌子和几条长条椅搬了过去，那几个守卫便端着猎枪站在桌椅的后面。这样，大厅里的那个角落就成了一个掩体。巴勃罗再次侧过身去，用猎枪敲了敲神父的肩膀，神父照旧无动于衷，但是我看到堂·佩佩在注视着巴勃罗，其他人却都不作理会，只顾祷告。巴勃罗摇摇头，看见堂·佩佩在注视他，他又朝堂·佩佩摇摇头，还朝他扬了扬手中的钥匙。堂·佩佩总算明白了，便赶紧低下头，开始飞快地祷告起来。”

“巴勃罗旋身从桌上跳下，绕过桌子，朝镇长的宝座走去，那是一张大椅子，位于高出地面的平台上，在那张长条会议桌的后面。他坐在那张大椅子里，手里在卷着一支烟，眼睛却始终在盯着那些在跟神父一起祷告的法西斯分子。你丝毫也看不出他脸上有任何表情。那把钥匙就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那是一把很大的铁钥匙，足有一英尺长。片刻之后，巴勃罗对那几个守卫喊了一声，我没听清喊的是什么，就见其中一名守卫朝大门那边走去。我看得出，那些人全都急急巴巴地祷告起来，我知道，他们现在全明白了。”

“巴勃罗似乎还在劝说神父，但神父却依然不作回答。巴勃罗便俯身向前，拿起那把钥匙，把它低手抛给了站在门边的那名守卫。守卫一把抓住钥匙，巴勃罗朝他笑了笑。守卫随即将钥匙插进门锁，顺手一扭，然后拉开大门，并迅速闪身躲到门后，刹那间，暴民们蜂拥而入。”

“我看着他们冲进了大厅，岂料，就在这时，和我站在同一把椅子上的那个醉汉开始大叫起来：‘哎哟！哎哟！’并直起脑袋往前挤，把我挡得什么也看不到，只听见他在狂呼乱叫：‘打死他们！用棒子揍死他们！打死他们！’他双臂暴伸，把我挤在了一边，让我什么也看不到了。”

“我用胳膊肘捣了一下他的腹部，说：‘醉鬼，知道这是谁的椅子吗？让我也看看啊。’”

“但他只顾猛力推搡着窗户的铁条，嘴里在乱叫着：‘打死他们！用棒子揍死他们！用棒子揍死他们！就这么揍！揍死他们！打死他们！王八蛋！王八蛋！王八蛋[96]！’”

“我用胳膊肘狠狠地撞了他一下，说：‘你才是王八蛋呢！你这醉鬼！让我也看看呀！’”

“他却干脆用双手按住我的脑袋，把我使劲往下压，好让他自己看得更清楚些，把他的全身重量都压在我头上，嘴里还在不住地叫唤：‘揍死他们！就这么揍！揍死他们！’”

“‘揍死你自己吧。’我一边说，一边照准他那个要害部位猛捣了一记，疼得他当即就从我头上缩回双手，一把捂住自己，说：‘不行啦，娘儿们[97]。这么狠啊，你这娘儿们，你不能这么干啊。’我就趁着这个时机，隔着窗户的铁条朝屋里望去，只见大厅里人头攒动，棍棒四起，连枷飞舞，他们在戳啊，砸啊，捅啊，一堆堆人群在推过来搡过去，此起彼伏，那些白色木叉已被染成了红色，叉齿也折断了，大厅里到处都在这么干，而巴勃罗则端坐在那张大椅子里，那杆猎枪横担在他的膝头上，注视着眼前这血肉横飞的情景，看着他们在叫喊，在抡着棍棒，在刺戳着，那些挨打的人在失声尖叫着，如同在火堆中乱窜的马群在嘶鸣一样。我看到神父撩起长袍的下摆，正朝一张长椅上爬，那些追打他的人在用镰刀和收割刀砍他，有一个人拽住了他的长袍，随即便听到接连两声惨叫，我看到有两个人趁着另一个人拽着他长袍下摆的时候，将他们的镰刀砍进了他的脊背，神父举起双臂，身子倚在了那张长条椅子的靠背上，就在这时，我脚下的椅子散架了，那个醉汉和我一同跌倒在遍地都散发着酒味和呕吐物的酸臭气的石板地上，那个醉汉对我摇着一根手指头，说：‘不行啦，娘儿们，我不行啦[98]。我说不定已经被你捅伤啦。’人们从我们身上踩踏过去，涌入了镇公所的大厅，我满目都是一条条直奔大门的人腿，那个醉汉面朝我坐在地上，捂着被我揍过的那个部位。”

“这就是我们镇上消灭法西斯分子的全过程，我很庆幸自己只亲眼目睹了这些，要不是因为那个醉汉，我就什么都看全了。所以嘛，他在一定程度上也算做了件好事，因为镇公所里的那一幕实在是惨不忍睹，谁看了都会非常难受的。”

“然而另外那个醉汉的行为却越发地莫名其妙起来。椅子散架之后，等我们从地上站起来时，人们还在往镇公所里拥，这时，我看见广场上的那个系着红黑两色手绢的醉汉又在朝堂·安纳斯塔西奥的身上倒着什么，他的脑袋在不停地侧过来、侧过去，虽然坐直身子都很费劲儿，他却一直在那儿倒着什么，倒完了就擦火柴，然后再倒，再擦火柴，我便走上前去，问他：‘你这不要脸的东西，在干什么呢？’”

“‘没什么，娘儿们，没什么[99]，’他说，‘别管我嘛。’”

“也许是因为我站在那儿的缘故吧，我的两条腿起到了挡风的作用，火柴竟然点着了，一道蓝色的火苗开始在堂·安纳斯塔西奥的外衣的肩部燃烧起来，接着便蔓延到脖颈后面，那醉汉抬起头，扯开嗓门叫起来：‘有人焚尸啦！有人焚尸啦！’”

“‘谁？’有人在问。”

“‘在哪儿？’又一人大声问。”

“‘在这儿呢，’那醉汉吼声如雷，‘就在这儿！’”

“紧接着，有人举起连枷，照着那醉汉的脑袋边狠狠地砸了一记，他仰面倒下了，躺在地上时还抬眼望望那个揍他的人，然后闭上了眼睛，双手交叉放在胸口，躺在堂·安纳斯塔西奥的身边，仿佛睡着了一样。那人没再揍他，让他就那样躺在那儿，当天晚上，人们在清理好镇公所之后，过来抬堂·安纳斯塔西奥的尸体时，那个醉汉依然还躺在那儿呢，人们抬走了堂·安纳斯塔西奥的尸体，把他和别的尸体一同装上大车，拖到悬崖边，把他们统统扔了下去。对这座小镇来说，人们要是把这二三十个醉汉，特别是那些系着红黑两色围巾的家伙，也一同扔下悬崖，小镇上准会太平不少，如果我们有朝一日再闹一次革命，我认为一开始就应当先把这些人消灭掉。可惜我们那时还不懂这一点。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就要接受教训了。”

“不过，我们当天夜里也不知道究竟会发生什么事。镇公所里的屠杀事件结束之后，再没有发生杀人的事了，但是我们那天夜里也没开成大会，就因为醉汉太多。要想维持好秩序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大会被推迟到第二天才开。”

“那天夜里，我和巴勃罗同床共眠了。我不该对你说这个，小美人儿，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样样事情都知道了，对你也有好处，至少我对你说的全是真话。你听着，英国人。这事儿还真是很奇怪呢。”

“听我说吧，那天夜里，我们在一块儿吃饭，那气氛就很奇怪。好像经历了一场风暴、一场水灾、一场战斗之后，每个人都累了，谁也不大说话了。我自己也觉得空落落的，浑身不舒坦，内心充满羞愧，有一种犯下弥天大错的感觉，而且还有一种巨大的压抑感和大难临头的感觉，就像今天早晨看到这么多飞机之后的感觉一样。果然，没出三天，大难就临头了。”

“我们吃饭的时候，巴勃罗话也很少。”

“‘你喜欢这么干吗，比拉尔？’他终于开口问道，嘴里塞满了烤羊羔肉。我们是在那家靠近公交车起点站的小客栈里吃的饭，屋子里很拥挤，人们在唱着歌，连上菜都很困难。”

“‘不喜欢，’我说，‘除了堂·福斯蒂诺那出戏之外，其余的我都不喜欢。’”

“‘我喜欢。’他说。”

“‘全都喜欢吗？’我问他。”

“‘全都喜欢，’他一边说，一边用刀给自己切了一大片面包，并用这片面包抹着肉汁，‘除了对神父的处理方式之外，我全都喜欢。’”

“‘你不喜欢像那样对待神父吗？’因为我知道，他对神父的仇恨远比对法西斯分子的仇恨要严重得多。”

“‘他对我来说，简直就是理想幻灭的化身啊。’巴勃罗悲哀地说。”

“有那么多的人在唱歌，我们几乎不得不高喊着，才能听见彼此的话。”

“‘为什么呢？’”

“‘他死得很不体面，’巴勃罗说，‘他几乎没有什么尊严可言。’”

“‘在他被那些暴民们追打的情况下，你还要他怎么保持尊严呢？’我说，‘我认为他在此之前还是一直很有尊严的。做人能够享有的一切尊严他都有。’”

“‘是啊，’巴勃罗说，‘但是，在最后那一刻，他害怕了。’”

“‘谁会不害怕呢？’我说，‘你没看到他们是拿着什么东西在追打他吗？’”

“‘我怎么会看不到？’巴勃罗说，‘可是，我还是觉得他死得很不体面。’”

“‘在那种情况下，谁也别想能死得体面，’我对他说，‘就算按你的观点来看，你又能怎么样？在镇公所里发生的每一桩事情都是有悖人伦的。’”

“‘是的，’巴勃罗说，‘因为缺少组织性。但神父不同。他应该作出榜样才是。’”

“‘我还以为你恨神父呢。’”

“‘是啊，’巴勃罗说着，又切了一块面包，‘但是西班牙神父不同。西班牙神父应当死得很有光彩才对。’”

“‘我觉得他也算死得够有光彩啦，’我说，‘在无法顾及那些礼数的前提下。’”

“‘不，’巴勃罗说，‘对我来说，他纯粹就是理想破灭的化身。我整天都在盼着那神父的死讯呢。我还以为他会成为最后一个走进那两排队伍里的人呢。我满怀希望地期待着那个时刻的到来。我指望着多少也要有一个高潮出现吧。我从没亲眼目睹过神父的死亡。’”

“‘会有机会的，’我讥讽地对他说，‘今天只不过是这场运动的一个开端嘛。’”

“‘不，’他说，‘我的希望已经破灭啦。’”

“‘算了吧，’我对他说，‘依我看，你是要丧失信心了。’”

“‘你不懂，比拉尔，’他说，‘他可是一名西班牙神父啊。’”

“‘西班牙人的民族性多强啊。’我对他说，他们具有那么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呢，呃，你说呢，英国人？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啊。”

“我们该动身了，”罗伯特·乔丹说，他看了看太阳，“已经快到中午啦。”

“是的，”比拉尔说，“我们这就走。不过，还是让我给你们说说巴勃罗这个人吧。那天夜里，他对我说：‘比拉尔，今天夜里我们就不折腾啦。’”

“‘好啊，’我对他说，‘我也不高兴折腾呢。’”

“‘我觉得，杀了那么多人之后，做那事儿也许就没情趣了。’”

“‘什么话，’我对他说，‘你以为你是圣人啊。你以为我跟那些斗牛士相处了多年，会不知道他们从斗牛场上下来之后是一副什么样的德性吗？’”

“‘你说的是真心话吗，比拉尔？’他问我。”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我对他说。”

“‘说真的，比拉尔，我今晚整个人都垮掉啦。你不会怪我吧？’”

“‘不会的，伙计，’我对他说，‘不过，你别再天天杀人啦，巴勃罗。’”

“那天夜里，他睡得像个婴儿，早晨天大亮时我才叫醒他，可是我自己却整夜未眠，便从床上爬起来，坐在一张椅子上，眺望着窗外的夜景，月光下，我能看见曾经排着两行队伍的那片广场，广场上的那些树木在月光下闪烁着，树荫浓郁，那些长条椅也被月光映照得明晃晃的，一地的酒瓶也在月光下闪闪发亮，悬崖的尽头就是那些法西斯分子被扔下去的地方。四下里寂静无声，只有喷泉的水在哗哗地响着，我坐在那儿思索着，觉得我们这个开头开得很不好。”

“窗户是敞开的，我能听见从广场那边的喷水池方向传来的一个女人哭声。我走到外面的阳台上，赤着脚站在阳台的铁皮地上，月光映照着广场四周所有房屋的墙面，那哭声是从堂·吉列尔莫家的阳台上传来的。那是他的老婆，正跪在阳台上哭着。”

“过了一会儿，我回到房间里，傻傻地坐在那儿，什么也不愿去想了，因为这是我一生中过得最不舒心的一天，直到后来又有了另一天。”

“那另一天指的是哪一天啊？”玛丽娅问。

“就是三天之后的那一天，法西斯分子夺取了那座小镇。”

“那就不要对我说事情的经过啦，”玛丽娅说，“我不想听了。这些已经够多啦。听了也让人太难受。”

“我起先就告诉过你，叫你不要听的，”比拉尔说，“瞧。我本来就不想让你听的。这下可好，你要做噩梦啦。”

“不会的，”玛丽娅说，“不过，我不想再听下去了。”

“我倒是希望你另找时间说给我听听呢。”罗伯特·乔丹说。

“我会的，”比拉尔说，“只是让玛丽娅听了不好。”

“我又不想听，”玛丽娅可怜兮兮地说，“求求你，比拉尔。如果我在场，你就别讲吧，因为我也许会不由自主地听的。”

她的嘴唇在嗫嚅着，罗伯特·乔丹以为她要哭了。

“行行好，比拉尔，别再说了。”

“别着急，短发小丫头，”比拉尔说，“你不用担心。不过，我以后会抽空讲给这Ingles听的。”

“但是他到哪里，我也要跟到哪里呀，”玛丽娅说，“啊，比拉尔，你干脆就别讲了吧。”

“我可以趁你在干活的时候讲啊。”

“不。不。行行好吧。干脆别讲算啦。”玛丽娅说。

“既然我已经拉开了话匣子，把我们的所作所为告诉给你们了，总得听我讲完才对呀，”比拉尔说，“不过，你千万别听就是了。”

“难道就没有什么愉快的事情可讲了吗？”玛丽娅说，“干吗非得老是拣那些恐怖的事情讲啊？”

“今天下午，”比拉尔说，“你和英国人。你们两个想说什么就尽管说吧。”

“那就让下午快点来吧，”玛丽娅说，“让下午的时光飞快地到来吧。”

“它会来的，”比拉尔对她说，“它会飞快地到来，但同样也会飞快地走掉的，明天也同样会飞快地过去的，光阴似箭嘛。”

“今天下午，”玛丽娅说，“今天下午。让今天下午快点来吧。”

第十一章

他们从那片地势很高的草甸上笔直地走下来，进入了那个树木葱茏的深谷，然后沿着一条与那条小河相平行的羊肠小道爬上了山谷的另一面，随后便离开了那条小道，朝一座峻拔突兀的山崖顶端攀去，坡虽陡峭，却一直掩映在松林浓郁的树荫下，他们正向上攀爬着，突然，一个手持卡宾枪的人从一棵树后闪身而出。

“站住，”他说，随即又说，“你好，比拉尔。你带来的这个人是谁呀？”

“是个英国人，”比拉尔说，“不过他有一个教名——罗伯托。总算走到这儿啦，这山也真他奶奶的太陡了。”

“你好，同志，”那哨兵对罗伯特·乔丹说，并伸出自己的手，“你还行么？”

“还行，”罗伯特·乔丹说，“你呢？”

“当然还行。”哨兵说。他很年轻，人显得单薄而又清瘦，脸上高高的鹰钩鼻特别显眼，高颧骨，灰眼睛。他没戴帽子，一头乌黑的头发乱蓬蓬的，他握手很有力气，也很友好。他的眼睛里也流露着友好的神色。

“你好，玛丽娅，”他对那姑娘说，“没把你累着吧？”

“什么话，华金，”姑娘说，“我们这一路坐着聊天的时间比走路的时间还多呢。”

“你就是那个爆破手吧？”华金问，“我们早就听说你来这儿了。”

“我们在巴勃罗那边过了一夜，”罗伯特·乔丹说，“对，我就是那个爆破手。”

“我们很高兴见到你，”华金说，“这次的任务是炸火车吧？”

“你也参加了上次炸火车的行动？”罗伯特·乔丹问，并笑了笑。

“哪能少了我呢，”华金说，“这个人就是我们在那次行动中救下来的，”他笑嘻嘻地望着玛丽娅，“你现在变漂亮啦，”他对玛丽娅说，“他们在你面前谈论过你有多漂亮吗？”

“别说啦，华金，非常感谢你，”玛丽娅说，“你把头发理一理，也会很漂亮的。”

“我背过你呢，”华金对姑娘说，“我把你扛在肩上一路走过来的。”

“背过她的人多着呢，”比拉尔沉声说，“谁没背过她？那老家伙在哪儿？”

“在营地里。”

“他昨晚去哪儿啦？”

“去塞戈维亚了。”

“他带回什么消息没有？”

“有，”华金说，“有消息。”

“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我想是坏消息吧。”

“你们看到那些飞机了吗？”

“看到了，”华金说着，摇了摇头，“别跟我说这个吧。爆破手同志，那都是些什么飞机啊？”

“亨克尔111型轰炸机。有亨克尔，还有菲亚特式驱逐机。”罗伯特·乔丹对他说。

“那些机翼很低的大家伙是什么飞机呢？”

“那是亨克尔111型轰炸机。”

“不管叫什么名字，反正都不是好东西，”华金说，“不好意思，我把你们的时间给耽误啦。我现在就带你们去见那位司令官。”

“司令官？”比拉尔问。

华金很严肃地点点头。“我喜欢这个称呼，比叫‘头儿’要好听一些，”他说，“这么称呼才更像军人嘛。”

“你倒是越来越像军人了。”比拉尔说着，朝他朗声大笑起来。

“还没呢，”华金说，“不过我喜欢军人的术语，因为它会使命令听起来更加清楚，也显得更有纪律性。”

“这个人倒是很合你的胃口呢，英国人，”比拉尔说，“一个做事非常认真的小伙子。”

“还要我背你吗？”华金问那姑娘，并把自己的胳膊搭在她肩膀上，凑近她的脸蛋微笑着。

“背一次就够啦，”玛丽娅对他说，“谢谢你，不要啦。”

“你还记得那时的情景吗？”华金问她。

“我只记得自己由别人在背着，”玛丽娅说，“至于是不是由你在背着，不记得啦。我记住了那个吉卜赛人，因为他把我扔下过好多次。不过，我谢谢你，华金，哪天也让我来背背你吧。”

“当时那情景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呢，”华金说，“我记得我当时正抱着你的两条腿，你的肚子压在我的肩膀上，你的脑袋耷拉在我的背上，你的两只胳膊垂在我的后腰间。”

“你的记性真不赖呀，”玛丽娅说着，朝他笑了笑，“这些细节我一点儿也不记得了。什么你的胳膊、你的肩膀、你的后腰的，我统统不记得了。”

“你想知道个小秘密吗？”华金问她。

“什么小秘密？”

“我当时心里可高兴了，因为你的半截身子耷拉在我的后背上，而子弹恰恰是从我们背后打来的。”

“真是个下流胚，”玛丽娅说，“那个吉卜赛人之所以背了我好久，也是为了这个吧？”

“为了这个，也为了能抱抱你的大腿。”

“这就是我的英雄啊，”玛丽娅说，“这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啊。”

“你听着，小美人儿，”比拉尔对她说，“这个小伙子背了你很久呢，再说，在那种生死攸关的时刻，你的大腿对谁都没有任何意义。在那种时刻，只有子弹才最有发言权。假如他扔下你不管，那他很快就能逃离子弹的射程了。”

“我已经谢过他啦，”玛丽娅说，“我以后一定找时间也背背他。让我们说说笑话吧。总不见得因为他背过我，我就该大哭一场，是吧？”

“我本来想扔下你不管的，”华金继续取笑着她，“可我担心比拉尔会枪毙我呢。”

“我不枪毙人。”比拉尔说。

“也没有这个必要嘛[100]，”华金对她说，“你犯不着枪毙人啊，你这张嘴巴就能把人活活吓死。”

“真是油腔滑调，”比拉尔对他说，“你过去可是个很懂礼貌的小伙子啊。运动开始前，你是干什么的，小伙子？”

“没干什么，”华金说，“那时我才十六岁。”

“可是，确切地说，你是干什么的？”

“偶尔弄几双鞋糊口。”

“做鞋吗？”

“不。擦鞋。”

“什么话呢，”比拉尔说，“不光是擦鞋这一件事吧。”她仔细打量着他那棕色的脸庞、灵活的身材、蓬乱的头发，以及他迈步行走时那由脚跟到脚尖快速移动的轻灵的步态。“你后来为什么又不干那一行了呢？”

“不干哪一行？”

“哪一行？你知道哪一行啊。你现在开始留小辫子啦。”

“我想，那时是因为害怕吧。”小伙子说。

“你有一副好身材，”比拉尔对他说，“但是脸长得不怎么样。这么说，你那时也很胆小的，是吗？你在那次炸火车的行动中倒是表现得很出色嘛。”

“我现在一点儿也不害怕了，”小伙子说，“什么也不怕了。比公牛还要厉害、还要危险的事情，我们都已经领教过了。哪头公牛也不比机关枪危险呀，这是明摆着的。不过，假如现在让我上斗牛场去对付一头公牛，我还是不知道我的两条腿究竟会不会听我使唤呢。”

“他从前想当斗牛士，”比拉尔对罗伯特·乔丹解释说，“不过，那时他胆很小。”

“你喜欢斗牛吗，爆破手同志？”华金笑嘻嘻地问，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

“非常喜欢，”罗伯特·乔丹说，“非常、非常喜欢呢。”

“你看过巴利亚多利德的斗牛吗？”华金问。

“看过。在九月狂欢节的时候。”

“那是我的家乡，”华金说，“一个多么美好的城市啊，可是，城里的那些善良的人们[101]，那些善良的乡亲们，却在这场战争中受尽了苦难。”说到这里，他的脸色一下子严峻起来，“他们枪杀了我的父亲。我的母亲。还有我姐夫，后来又枪杀了我姐姐。”

“这帮杀人不眨眼的畜生。”罗伯特·乔丹说。

他已经有多少次亲耳聆听人们讲述这样的事情啦？他已经有多少次亲眼目睹人们强忍悲愤诉说这样的遭遇啦？他已经有多少次亲眼见证人们噙着泪花、喉咙哽咽、强忍悲痛地诉说自己的父亲、兄弟、母亲、姐妹的不幸遭遇啦？他记不清他已经有多少次聆听人们像这样讲述他们死去的亲人了。人们几乎总是像眼前这个小伙子一样诉说着；只要一提起家乡，人们的情绪就会一下子愤激起来，而你也总是这么一句：“这帮杀人不眨眼的畜生。”

你只是听到了人们对丧失亲人的陈述。你并没有亲眼看见哪个做父亲的倒下去的情景，不像比拉尔在小河边讲述的那个故事，她的那番描述使他犹如身临其境般地目睹了那些法西斯分子一个个死掉的情景。你只知道有个做父亲的死在了某个庭院里、某一堵高墙下、某一片田野或果园里，或者在深夜时分死在了某一条公路边卡车的灯光下。你看到过从山里开出来的汽车的灯光，听到过枪声，之后，你冲下山，来到公路旁，便发现了那一具具尸体。你并没有亲眼看见那些母亲、姐妹、兄弟被枪杀的情景。你听说过这些事；你听见过枪声；你也看到过那些尸体。

比拉尔的讲述使他看到了那座小镇上所发生的一切。

这女人要是会写作该多好啊。他要努力把她讲述的这个故事写出来，如果运气好，能够记得住，他也许能一字不漏地把她的话全都记载下来。上帝啊，她居然能把故事讲述得如此生动。她比大作家克维多还要出色呢，他想。譬如，关于堂·福斯蒂诺之死那一段，他无论如何也写不到像她讲述的那么生动。但愿我有足够的写作水平，能把这个故事生动地写出来，他想。要写出我们的所作所为。而不是别人对我们的种种行径。关于这一点，他知道的已经够多了。他对敌后的情况非常了解。不过，你得了解这些人先前的情况。你得知道他们在村子里一直是干什么的。

因为我们的流动性太大，也因为我们无需在行动之后仍留在原地等着接受报复性打击，所以我们从来就不知道事情的后果究竟如何。你和一个农民以及他的家人住在一起。你夜里来，和他们一同吃饭。到了白天，你便躲了出去，你只过一夜就走。你的任务一完成，人就立即撤走了。等你下次照老样子再来时，你便得知他们已遭枪杀了。事情就这么简单。

可是，这种事情发生时，你却总是不在现场。游击队搞完破坏，队伍就开拔了。那些农民则留下来接受惩罚。我对这种事情的另一面向来是了解的，他暗自思忖。我们从一开始是怎么对待他们的。我对这一点向来很了解，也很痛恨，而且也听到过他们不知羞耻、厚颜无耻地谈论过这一点，他们为此而吹嘘、夸耀、辩解、说明、否认。可是，这该死的女人却让我仿佛身临其境般地看清了事情的真相。

罢了，他想，这也是人生在接受的教育过程中不可多得的一部分内容呢。等事情完结了，这个教育也就非常深刻了。如果你注意聆听，你在这场战争中就会大有长进。你也差不多就是这样做的。他很幸运，因为在战争爆发前的十年里，他曾断断续续地在西班牙生活过。他们信得过你，主要是基于语言方面的原因。他们之所以信得过你，是因为你能完全听懂这门语言，并能非常地道地使用这门语言，而且还熟知各地的情况。其实，西班牙人最终只真正忠实于自己的村落。首先当然是西班牙，其次是他的部族，再其次是他所在的省份，然后才是他的村落、他的家庭，最后是他所从事的行业。如果你懂西班牙语，他就会偏心于你，如果你了解他所在的那个省份，那就更亲近了一层，但是，如果你连他的村落和他的行业都知道，那你这个外国佬就再也不是外国佬啦。他在西班牙人的圈子里从来就没有感到自己是个外国人，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也确实没把他当外国人；只有在他们跟你闹别扭的时候。

他们当然跟你闹别扭。他们经常跟你闹别扭呢，不过，他们是一贯跟人闹别扭的。他们也跟自己人闹别扭呢。如果是三个人在一起，总会有两个人抱成一团反对另一个人，然后这两个人自己再开始互相拆台。虽然未必总是如此，但却司空见惯，让你可以举出足够的例子，并由此而得出这样的结论来。

这样思考问题可不行啊，不过有谁审查过他内心的想法吗？除了他自己，谁也没有。他只是不愿像这样胡思乱想，怕把自己陷入失败主义的死胡同。打赢这场战争才是第一要务。如果我们打不赢这场战争，我们就会丧失一切。但是，他已亲眼目睹、亲耳闻听、并记住了一切。他正在战争中服役，既然在服役，他就会赤胆忠心，并竭尽全力尽可能圆满地完成任务。然而谁也不能左右他的思维，谁也不能支配他的视觉和听觉能力，假如他真打算依据自己的所见所闻作出评判，他日后自然会作出的。可以作为评判依据的材料会非常丰富的。现在就已经很丰富了。有时未免还嫌多了一点儿呢。

你看看比拉尔这个女人，他暗暗思忖。无论日后出现什么情况，只要有时间，我一定要让她把那个故事讲完。瞧她跟那两个年轻人走在一起的样子。他们就是西班牙人中的极品，你在这个国家再也找不出比这三人更好看的人了。她犹如一座高山，那个小伙子和那姑娘则犹如两株幼树。老树已被砍除，幼树就这样在生机盎然地茁壮成长着。不管他们两人曾遭受过什么样的磨难，他们依然显得那样富有朝气、纯洁无邪、生机勃勃、毫发无损，仿佛他们从未听说过人世间会有不幸一样。不过，照比拉尔的说法，玛丽娅也是才刚刚恢复元气。她当初的状况一定是相当糟糕的。

他想起了在十一旅当兵的一个比利时小伙子，是和他村子里的其他五个小伙子一起应征入伍的。那个村子约有两百口人，那小伙子此前从没离开过那个村子。他在汉斯旅的旅参谋部第一次见到那个小伙子时，与他同村的另外那五个小伙子都已全部阵亡了，这小伙子当时的精神状况就非常糟糕，他们把他当勤务兵使用，在旅参谋部伺候人吃饭。他是个金发碧眼的白种人，长着一张大大的红扑扑的具有佛兰芒人[102]典型特征的脸庞，一双又大又粗的农民的手，端盘子的动作活像一匹驮马，力大而笨拙。可是，他老是没完没了地哭。在整个吃饭的过程中，他一直都在不出声地哭着。

你一抬头就看到他在那儿哭。你让他拿酒，他哭，你递过盘子让他添些炖肉来，他转过头去，还是哭；他偶尔也会停住，可是当你抬头看他时，他又泪流满面了。在上每一道菜的间隙里，他就在厨房里哭。大家待他都很宽容。但就是不起作用。他得好好想想自己以后该怎么办，到底还能不能走出心理上的阴影，继续当好他的兵。

玛丽娅如今已经相当正常了。她至少看上去是相当正常的。然而，他根本不是精神病专家。比拉尔才是医治精神疾病的专家呢。昨天夜里的同眠也许对他俩都有益处。是啊，除非这事就此作罢了。这场爱情对他当然是大有裨益的。他今天就有神清气爽的感觉；头脑清醒、浑身轻松、忧虑全无、心情舒畅。虽说当时那情景表面看似乎很不像样，但他的运气倒也相当不错。他以往也经历过类似的情景，却都属于本身就很晦气的那种。本身就很晦气；这是西班牙语的思维方式。玛丽娅确实很可爱。

你瞧她那模样，他对自己说。瞧瞧她那模样。

他注视着她在阳光下欢快地迈着大步；她的卡其布衬衣的领口敞开着。她走路的姿态多像小马驹啊，他想。这种事情可遇而不可求。这类事情从来不像是真的。也许根本就不是真的，他想。这也许只是你做过的一场美梦，或者是你虚构出来的，其实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也许就像你经常做的那些梦一样，你在电影院里看到了某一个美女，于是她当天夜里就在你的睡梦中爬上了你的床，而且还那么温柔体贴，那么惹人喜爱。他在睡梦中和那些美女们都那样睡过。他依然还记得嘉宝[103]，还有哈露[104]。是啊，有好多次是和哈露。也许这一回还是梦，和往日的那些美梦一模一样吧。

不过，他依然还记得在睡梦中嘉宝爬上他的床时的情景，那是在对波索布兰科[105]发起进攻之前的那个晚上，她当时正穿着一件柔软如丝的羊毛衫，他伸出手臂搂着她，她朝他俯下身子，秀发披洒下来，拂在他脸上，她说她一直在爱着他，他为什么就从来不肯向她表白他对她的爱慕之情呢？她既不羞怯，也不冷漠，更没有摆出那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模样。她完全就是一副可爱得叫人忍不住想搂在怀里的模样，温柔而又可爱，就像她过去和约翰·吉尔伯特[106]在一起时那样，那情景十分逼真，仿佛真有其事一样，因而也使他深深爱上了嘉宝，甚至远远超过了他对哈露的喜爱，尽管嘉宝只在梦中出现过一次，而哈露却……也许这一回还是梦，和往日的那些美梦一模一样吧。

这一回也许不太像是在做梦吧，他对自己说。也许我可以伸出手，去摸摸眼前这个玛丽娅，他对自己说。也许你会害怕这么做的，他对自己说。因为你也许会发现，这件事从来就没有发生过，这件事压根儿就不是真的，全是你凭空想象出来的，就像常在睡梦中出现的电影里的那些人物一样，你的那些梦中情人时常会在夜间栩栩如生地回到你的梦中，和你一同睡在那条睡袋里，地点全都是那些光秃秃的地面、干草堆、马厩、围栏[107]，农场[108]，灌木丛、修车库、卡车，以及西班牙的那些荒山野岭。在他熟睡时，这些美女们全都会钻进那条睡袋来和他相会，而且她们全都比现实生活中的形象还要曼妙得多。也许这一回还是梦，和那些梦一模一样。也许你不敢去摸她，因为害怕知道事情的真假。也许你敢，但也说不定就是你虚构出来的某个故事，或者是你梦中的情景。

他迈步跨过山间小道，伸出手去抚摸姑娘的胳膊。虽然隔着那件旧卡其布衬衣，他的手指依然能感觉到她胳膊上肌肤很光滑。她看看他，并对他嫣然一笑。

“你好，玛丽娅。”他说。

“你好，英国人。”她回应了一声，他注视着她那茶褐色的脸蛋、黄灰色的眼眸、饱含笑意的丰满的嘴唇，以及她那被太阳晒得斑斑驳驳的短发，她仰起脸蛋望着他，满面春风地朝他微笑着。一切都是真实的。

不一会儿，聋子的营地就呈现在他们眼前，营地位于这片松林的尽头，那儿有一个圆形山包，在一条深壑的前端，宛如一只倒扣着的脸盆。这些石灰岩构成的盆形山包上肯定布满了岩洞，他想。前方就有两个岩洞。生长在岩石缝里的一丛丛低矮的松树把那些洞穴遮蔽得严严实实。这里的地形不比巴勃罗那边差，甚至还要好。

“你怎么全家人都遭枪杀了呢？”比拉尔在和华金说话。

“别提啦，女士，”华金说，“他们都是左翼人士，和巴拉多利德城里的许多人士一样。法西斯分子在全城清除异己时，他们首先枪毙的人就是我父亲。他投过社会党的票。他们接着又枪毙了我母亲。她也投过社会党的票。那是她一生中第一次投票。他们后来又枪毙了我的一个姐夫。他是电车司机辛迪加[109]的会员。他要是不加入那个辛迪加，当然就开不成电车。但他是个不问政治的人。我非常了解他。他有时甚至还有点儿不顾脸面。依我看，他甚至都算不上是一个好同志。后来，我的另一个姐夫，原先也在电车上工作，就上山打游击了，和我一样。他们以为我姐姐知道他的去向。其实她并不知道。所以他们又枪毙了她，就因为她不肯说出她丈夫的去处。”

“这帮杀人不眨眼的畜生，”比拉尔说，“聋子在哪儿？我怎么没看见他呢。”

“他就在这儿。也许在山洞里吧，”华金回答说，他这时停下了脚步，把步枪的枪托拄在地上，又接着说，“比拉尔，你听我说。还有你，玛丽娅。如果我的这些拉家常的话坏了你们的心情，请你们原谅我。我知道，大家都有相同的遭遇和不幸，那些事情不提也罢。”

“你应当说说，”比拉尔说，“如果我们不互相帮衬着，那我们活在这世上还有什么意义？如果听了又不吭声，那种帮衬也是够冷漠的。”

“可是，这番话会让玛丽娅这姑娘不好受的。她自己也经历过太多的苦难啊。”

“什么话呢，”玛丽娅说，“我的那些苦难好比是一只大水桶，你的苦水倒进来绝对是装不满它的。对你的遭遇我深表同情，华金，但愿你的另一个姐姐安然无恙。”

“到目前为止，她还活得好好的，”华金说，“他们把她投进了监牢，不过好像并没有过分虐待她。”

“你家里还有别的人吗？”罗伯特·乔丹问。

“没有了，”小伙子说，“只剩下我一个。没别的人啦。除了那个上山打游击的姐夫，不过，在我看来，他已经死啦。”

“也许他还活得好好的，”玛丽娅说，“也许他正带领着一支小分队在别的山区活动呢。”

“在我看来，他已经死啦，”华金说，“他的身体状况根本适应不了那种颠沛流离的生活，再说，他原先是一名电车售票员，也不具备上山打游击的良好体质。我怀疑他连一年也熬不下来。他还有点儿心口疼的毛病。”

“但他说不定就活得好好的呢。”玛丽娅伸出胳膊搂着他的肩膀。

“当然，姑娘。为什么不好好活着呢？”华金说。

小伙子伫立在那儿，玛丽娅举起双臂搂着他的脖子，吻了吻他。华金却把头扭了过去，因为他哭起来了。

“你要像个做哥哥的才对呀，”玛丽娅对他说，“我吻你是把你当哥哥呢。”

小伙子摇摇头，仍在不出声地哭着。

“我就是你的妹妹，”玛丽娅说，“我爱你，你有家。我们都是你的亲人。”

“包括这个英国人，”比拉尔嗓门洪亮地说，“对不对，英国人？”

“对，”罗伯特·乔丹对小伙子说，“我们都是你的亲人，华金。”

“他就是你的哥哥，”比拉尔说，“嗨，对吗，英国人？”

罗伯特·乔丹伸出手臂搂着小伙子的肩膀。“我们都是亲兄弟。”他说。小伙子摇摇头。

“实在不好意思啊，向你们诉说这些，”他说，“说这些事只会让大家更难受。把你们心情都弄坏了，我真是过意不去啊。”

“我×你奶奶冒白浆的，收起你那套‘过意不去’吧，”比拉尔用她那浑厚、可爱的大嗓门说，“如果玛丽娅这丫头再吻你一下，我也要忍不住亲自上来吻你啦。我已经有好多年没吻过斗牛士啦，连你这样不中用的也没吻过呢，我倒要吻吻这个斗牛场上不中用、却改行当起了共产党的人。捉牢他，英国人，别让他跑了，让我好好吻吻他。”

“放开我[110]，”小伙子说着，猛然转过身去，“饶了我吧。我没事儿啦，我只是觉得很过意不去。”

他站在那儿，努力控制着自己的面部表情。玛丽娅把手放在罗伯特·乔丹的手心里。比拉尔则双手叉腰站在那儿，望着那小伙子，脸上此时已换上了嘲弄人的神色。

“要是让我来吻你，”她对他说，“那就不是妹妹吻哥哥那样啦。妹妹吻哥哥那套把戏我也不会。”

“不需要这么捉弄我吧，”小伙子说，“我刚才就对你说过，我没事了，我不该唠叨那些事，对不起大家了。”

“那就好，我们走吧，去见见那老头子，”比拉尔说，“我自己也很讨厌这种动感情的事儿呢。”

小伙子望着她。你从他的眼神里可以看出，他突然之间变得伤心极了。

“不是说你好动感情，”比拉尔对他说，“是说我自己呢。你这娇气的秉性，实在不适合做斗牛士。”

“我当初确实表现得很窝囊，”华金说，“你也没必要老是揪住不放啊。”

“可是你现在又再次留起小辫子来啦。”

“是啊，难道不行吗？从经济上说，斗牛是最好的致富方式。斗牛能使许多人获得就业机会呢，国家应当管理好这个行当。再说，我现在也许不会害怕了。”

“不见得，”比拉尔说，“不见得。”

“你说话为什么要这么蛮横呢，比拉尔？”玛丽娅对她说，“我是非常爱你的，可是你的做派也实在太粗野了。”

“有可能，我本来就是个粗人嘛，”比拉尔说，“你听着，英国人。你知道你该怎么跟聋子说话吗？”

“知道。”

“因为他是个寡言少语的人，不像我和你，更不像这些个好动感情、只能关在笼子里供人观赏的宠物。”

“你说话为什么老是这么刻薄啊？”玛丽娅又生气地问了一声。

“我不知道，”比拉尔一边说，一边大踏步地走着，“你为什么要这么认为呢？”

“我不知道。”

“时常有许多事情让我很烦躁，”比拉尔恼火地说，“你明白吗？其中一个原因是，年龄已经四十八了。你在听我说吗？年龄四十八，外加一张难看的脸。还有，当我开玩笑地说，我要吻吻这个有共产党倾向的不成器的斗牛士时，我看到的却是他满脸慌张的神色。”

“不是这样的，比拉尔，”小伙子说，“你看到的根本就不是慌张的神色。”

“什么话呀，怎么不是这样呢。我×你奶奶冒白浆的，你们这帮坏东西。啊，他来了。你好呀，圣地亚哥！你还好吗[111]？”

比拉尔打招呼的那个人是一个长得矮墩墩的汉子，身材很粗壮，脸膛呈棕褐色，颧骨很宽，头发已经花白，一双黄褐色的眼睛分得很开，鼻子很像印第安人，鼻梁很细，鼻头很尖，嘴巴又阔又扁，上嘴唇特别长。他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正迈步走出洞口迎向他们，一双罗圈腿倒是与他所穿的牧民的马裤和马靴很相称。天气虽然暖和，他却穿着一件羊毛衬里的短皮夹克，纽扣一直扣到脖子下。他朝比拉尔伸出一只棕褐色的大手。“你好，女士，”他说，“你好。”他朝罗伯特·乔丹也打了个招呼，并握了握他的手，然后便用锐利的目光打量着他的脸。罗伯特·乔丹注意到，他那双眼睛黄得像猫的眼睛，也迟缓得像爬行动物的眼睛。“小美人儿。”他又朝玛丽娅打了声招呼，并拍了拍她的肩膀。

“吃了？”他问比拉尔。她摇了摇头。

“吃吧，”他说，然后又看看罗伯特·乔丹，“喝酒吗？”他问，并伸出大拇指，做了个朝下倒酒的手势。

“喝的，谢谢。”

“好，”聋子说，“威士忌？”

“你有威士忌？”

聋子点点头。“是英国人？”他问，“不是俄国人[112]？”

“美国人[113]。”

“此地没几个美洲人[114]。”

“现在多了。”

“还算不错。南美还是北美？”

“北美。”

“反正都是说英语人[115]。何时炸桥？”

“你知道炸桥的事了？”

聋子点点头。

“后天早上。”

“好。”聋子说。

“巴勃罗呢？”他问比拉尔。

她摇了摇头，聋子咧开嘴笑了笑。

“去吧，”他对玛丽娅说，又咧开嘴笑了笑，“回来，”他从怀里掏出一块用皮条拴着的大怀表，看了看那块表，说，“半小时。”

他做了个手势，让大家在一段削平了当长凳用的原木上坐下来，然后看了看华金，又用大拇指朝他们来时走过的那条羊肠小道的方向指了指。

“我和华金下去一趟，马上就回来。”玛丽娅说。

聋子走进山洞，拿出了一小瓶苏格兰威士忌和三只玻璃酒杯。他用一只胳膊夹着那酒瓶，三只玻璃酒杯也在那只手的三根手指间捏着，另一只手则抓着一只陶罐的颈部。他把酒瓶和酒杯摆在原木上，陶罐则放在地上。

“没冰块。”他对罗伯特·乔丹说，并把酒瓶递了他。

“我一点儿也不想喝。”比拉尔说着，用手捂住自己的酒杯。

“昨晚地上有冰，”聋子说，并咧嘴笑了笑，“全化了。山上有冰，”聋子说着，用手指了指覆盖在光秃秃的山峰上的积雪，“路太远。”

罗伯特·乔丹刚要朝聋子的酒杯里斟酒，但这位耳背的汉子却摇了摇头，做了个手势，示意对方给他自己斟酒。

罗伯特·乔丹在自己的酒杯里斟了一大份威士忌，聋子则在一旁急切地望着他，等他一斟好，便立即把那只陶罐递给了他，罗伯特·乔丹把陶罐一歪，一股冰凉的水流便从陶罐的嘴子里倾泻出来，马上把酒杯装满了。

聋子给自己斟了半杯威士忌，再用水加满杯子。

“葡萄酒？”他问比拉尔。

“不。水。”

“接过去，”他说，“没好处，”他笑嘻嘻地对罗伯特·乔丹说，“见过不少英国人。总是爱喝威士忌。”

“在哪儿？”

“农场，”聋子说，“场主的朋友。”

“你这瓶威士忌是从哪儿搞来的？”

“什么？”

“你得大声点儿，”比拉尔说，“对着他那只耳朵喊。”

聋子指了指他那只听觉稍好些的耳朵，咧嘴笑了笑。

“你这瓶威士忌是从哪儿弄来的？”罗伯特·乔丹大声说。

“自己酿的。”聋子说，并注视着罗伯特·乔丹，只见他端着酒杯的手没到嘴边就中途停住了。

“别怕，”聋子说着，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开个玩笑。从拉格兰哈搞来的。听说昨晚来了个英国爆破手。好。非常高兴。弄了瓶威士忌。招待你的。你喜欢吗？”

“非常喜欢，”罗伯特·乔丹说，“口感很好的威士忌。”

“我很满意，”聋子笑嘻嘻地说，“当天晚上还弄到情报了。”

“什么情报？”

“大批部队在调动。”

“在哪儿？”

“塞戈维亚。飞机你都看见了。”

“是的。”

“不妙啊，呃？”

“是不妙。”

“部队调动？”

“在维拉卡斯汀和塞戈维亚之间有大批军队在调动。在巴拉多利德公路上。在维拉卡斯汀和圣·拉斐尔之间也有大批军队在调动。很多。很多。”

“你有什么看法？”

“我们要准备行动了？”

“有可能。”

“他们知道。也在做准备呢。”

“有这个可能。”

“为什么不今晚炸桥？”

“命令。”

“谁的命令？”

“总参谋部。”

“难怪。”

“炸桥的时机很重要吗？”比拉尔问。

“至关重要。”

“万一他们的部队大批上来了呢？”

“我会派安塞尔莫把部队调动和集结的所有情报送过去的。他正在监视那条公路上的动静呢。”

“你们派了人在监视那条公路？”聋子问。

罗伯特·乔丹不知道他究竟听明白了多少。你永远也无法知道一个耳聋的人到底能听见你多少。

“是的。”他说。

“我，也派了。为什么不现在炸桥呢？”

“我必须执行命令。”

“我不喜欢这样，”聋子说，“这个我不喜欢。”

“我也不喜欢。”罗伯特·乔丹说。

聋子摇摇头，啜了一口威士忌。“你有用得着我的地方？”

“你有多少人？”

“八个。”

“切断电话线，袭击养路工小屋边的哨所，拿下它，然后向大桥这边靠拢。”

“这事好办。”

“这些都得写成书面文字。”

“别费这个心吧。巴勃罗呢？”

“他负责切断山下的电话线，袭击锯木厂那边的哨所，拿下它，然后也向大桥这边靠拢。”

“还要负责在事后掩护撤退吧？”比拉尔问。“我们是七个男的，两个女的，有五匹马。你们是——”她对着聋子的耳朵大声说。

“八个男的，四匹马。马匹不够用啊[116]，”他说，“就缺马啊。”

“十七个人，九匹马，”比拉尔说，“物资运送还没算进去。”

聋子没吭声。

“有没有办法搞到马？”罗伯特·乔丹对着他有听觉的那只耳朵大声说。

“打了一年的仗，”聋子说，“才弄到四匹马。”他竖起四根手指头比划了一下，“你倒好，你明天就要八匹呢。”

“是啊，”罗伯特·乔丹说，“你既然知道快要撤走了。你既然不必像往常那样谨小慎微地在这一带活动了。既然现在不需要提心吊胆地在这一带周旋了。你可不可以豁出去，偷八匹马来？”

“也许成，”聋子说，“也许一匹也弄不到。也许能多弄几匹。”

“你们有自动步枪吗？”罗伯特·乔丹问。

聋子点了点头。

“在哪儿？”

“山上。”

“哪种型号的？”

“说不出名字。是带子弹盘的那种。”

“有多少发子弹？”

“五盘。”

“有人会用吗？”

“我。会一点儿。射击次数不多。不想在这儿闹出什么动静。也舍不得子弹。”

“我待会儿去看看，”罗伯特·乔丹说，“你们有手榴弹吗？”

“多得很呢。”

“有多少？”

“一百五十枚。也许更多。”

“其他那些人情况怎么样？”

“派什么用？”

“要有充足的兵力去拿下那两个哨所，并掩护我炸桥。我们现有的兵力应当再翻一番。”

“拿下哨所不成问题。什么时间动手？”

“天亮时分。”

“放心吧。”

“我看还可以再增加二十个人，要确保万无一失。”罗伯特·乔丹说。

“合适的人手找不到。靠不住的你要不要？”

“不要。合适的人手有几个？”

“大概四个吧。”

“为什么这么少呢？”

“没诚信。”

“那些骑手呢？”

“必须非常信得过，才能成为骑手。”

“如果找得到，我想再要十个合适的人手。”

“四个。”

“安塞尔莫对我说过，这一带山里有一百多人呢。”

“没合适的。”

“你不是说有三十来个人吗，”罗伯特·乔丹对比拉尔说，“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靠得住的人有三十来个呢。”

“艾利亚斯手下的人怎么样？”比拉尔对聋子大声说。他却摇了摇头。

“没合适的。”

“你能不能拉到十个人？”罗伯特·乔丹问。聋子用他那呆滞的黄眼珠子望着他，摇摇头。

“四个。”他说着，伸出四根手指头。

“你的人都合适吗？”罗伯特·乔丹问，话一出口就懊悔不迭了。

聋子点点头。

“不出危险就行[117]，”他用西班牙语说，“在能应付的危险范围之内还行。”他咧开嘴笑了笑。“情况会很严重吗，呃？”

“有可能。”

“危险不危险，对我都一样，”聋子朴实地说，并非在夸耀自己，“宁可要四个有用的，也比要一大帮很不中用的强。在这场战争中，总是不中用的越来越多，有用的越来越少。有用的人一天比一天少啦。巴勃罗呢？”他望着比拉尔说。

“反正你也知道，”比拉尔说，“一天不如一天，越来越不中用啦。”

聋子耸了耸肩膀。

“喝酒吧，”聋子对罗伯特·乔丹说，“我带上我的人，另外再找四个。一共十二个。今晚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商议一下。我有六十包炸药。你要不要？”

“多少含量的？”

“不知道。普通炸药。我也带上。”

“我们就用它来炸上面那座小桥吧，”罗伯特·乔丹说，“这很不错。你今晚下山吗？带上这批炸药，好吗？我并没有接到这个命令，但那座桥应该炸掉。”

“我今晚下山。然后去找马。”

“有把握搞到马吗？”

“也许有。现在吃饭。”

他对每个人都这样说话吗？罗伯特·乔丹想。要不，他认为只有用这种方式说话才能让外国人听明白？

“这事了结后，我们去哪儿？”比拉尔对着聋子的耳朵大声说。

他耸了耸肩膀。

“一切都得筹划好才行。”比拉尔说。

“当然，”聋子说，“哪能不做筹划呢？”

“形势够严峻的，”比拉尔说，“必须做出周密的安排。”

“是啊，女士，”聋子说，“你担心的是什么？”

“什么都担心。”比拉尔大声说。

聋子笑嘻嘻地望着她。

“你已经跟随巴勃罗闯荡惯啦。”他说。

原来他只对外国人说那种洋泾浜式的西班牙语啊，罗伯特·乔丹想。好。我就喜欢听他这样直截了当地说话。

“你认为我们该去哪儿？”比拉尔问。

“去哪儿吗？”

“是啊，去哪儿？”

“能去的地方有很多，”聋子说，“地方多着呢。你知道格雷多斯山吗？”

“那儿已经有很多人了。他们一旦有了时间，那些地方统统都会遭到清洗的。”

“是的。不过，那个地方范围大，又是荒山野岭。”

“很难到得了那个地方啊。”比拉尔说。

“凡事都很难，”聋子说，“我们既然能去得了别的地方，也就能去得了格雷多斯。夜里行军。这个地方如今已经很危险了。我们在这儿待了这么久，也算是一个奇迹。格雷多斯要比这儿安全得多。”

“你知道我想去哪儿吗？”

“哪儿？帕拉梅拉山吗？那地方不行。”

“不，”比拉尔说，“不是帕拉梅拉山。我想去共和国。”

“这能办到。”

“你的人愿意去吗？”

“愿意。只要我说去就行。”

“我的人，我就难说了，”比拉尔说，“巴勃罗虽然不想去，但是，说实在话，他到了那边或许会感到安全些的。他岁数大，用不着去当兵，除非他们扩大征兵的范围。那个吉卜赛人肯定不愿去。其他人的想法我不了解。”

“因为这儿很久没出过事，他们就意识不到危险的存在了。”聋子说。

“由于今天来了这么多飞机，他们对形势就会有更加清醒的认识了，”罗伯特·乔丹说，“不过，我倒是觉得，你可以在格雷多斯山好好施展你的身手。”

“什么？”聋子说着，用他那双十分呆板的眼睛盯着他。他发问的方式也很不友好。

“你从那儿可以更加有效地出击呀。”罗伯特·乔丹说。

“这么说，”聋子说，“你也知道格雷多斯？”

“是的。你可以从那儿对铁路的主干线展开行动。你可以连续不断地冲击铁路主干线，就像我们在埃斯特雷马都拉以南一线正在展开的行动一样。从那儿出击要比回共和国好，”罗伯特·乔丹说，“你在那儿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

他越是这样说，他俩的脸色就越阴沉。

聋子望着比拉尔，比拉尔也望着聋子。

“你当真知道格雷多斯？”聋子问，“说的是实话？”

“当然。”罗伯特·乔丹说。

“换了你，你会去哪儿？”

“去阿维拉省巴尔库城以北地区。那一带要比这儿好。可以袭击贝哈尔与普拉森西亚之间的公路和铁路干线。”

“很困难的。”聋子说。

“我们在埃斯特雷马都拉一线更具有危险性的地区已经多次袭击过的那条铁路了。”罗伯特·乔丹说。

“我们指的是谁？”

“埃斯特雷马都拉地区的几支游击队。”

“你们人多吗？”

“大约有四十来个人吧。”

“那个神经有毛病、名字很奇特的人就是从那儿来的？”比拉尔问。

“是的。”

“他现在在哪儿？”

“死了，我告诉过你。”

“你也是从那儿来的？”

“是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比拉尔对他说。

我明白，我已经出差错了，罗伯特·乔丹暗自寻思。我居然对西班牙人说，我们做事要比他们高明，而这恰恰是一大忌讳，你是决不能表露自己的功绩或才干的。我本该把他们吹捧得高兴起来才对，可我反倒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指点他们该怎么做了，他们现在恼羞成怒啦。罢了，他们要么就不往心里去，要么就会记恨于你。他们在格雷多斯肯定要比在这儿能更好地发挥作用。证据是，自从卡希金组织了那次炸火车行动以来，他们在这里一直无所事事。那次行动也不见得有多风光。只是让法西斯分子损失了一辆机车、死了几个士兵而已，可是他们对此却津津乐道，仿佛那次行动就是这场战争中的最亮点一样。也许他们是羞于投奔格雷多斯山区吧。是的，说不定我也会被他们赶出此地的。罢了，反正这也不是一个十分浪漫的漂亮女人，值得你这样反复揣摩。

“你听着，英国人，”比拉尔对他说，“你的神经怎么样？”

“很好，”罗伯特·乔丹说，“没问题。”

“因为他们上次派来和我们一起干的那个爆破手，尽管是一个模样挺威猛的行家，却总是神经兮兮的。”

“我们是有一些神经兮兮的人。”罗伯特·乔丹说。

“我并不是说他胆小怕死，他的行为举止还是相当出色的，”比拉尔接着说，“可是他说话的腔调却很古怪，总爱虚张声势。”她抬高了嗓门，“是这样吗，圣地亚哥，上次那个爆破手，是有点儿古怪吧？”

“是有点儿古怪[118]。”那听觉不灵的汉子点了点头，两眼在罗伯特·乔丹的脸上扫了一下，他那看人的样子使罗伯特·乔丹想起了真空吸尘器上那根硬管末端的圆形开口。“是啊，是有点儿古怪，但是，人不错[119]。”

“已经死了[120]，”罗伯特·乔丹用西班牙语对着那听觉不灵汉子的耳朵说，“他已经死啦。”

“怎么死的？”听觉不灵汉子问，目光从罗伯特·乔丹的眼部落到了他的嘴唇上。

“是我开枪打死他的，”罗伯特·乔丹说，“他伤势太重，没法走了，我只好开枪把他打死了。”

“他老是念叨这种话，说什么迫不得已时只能这样，”比拉尔说，“那是他自己过于想不开造成的。”

“是啊，”罗伯特·乔丹说，“他老是这样念叨，让人在迫不得已时照他说的办，那的确是他自己想不开。”

“怎么回事呢？[121]”那听觉不灵的汉子用西班牙语问，“也是一次炸火车的行动？”

“那是在炸完火车撤退的时候，”罗伯特·乔丹说，“炸火车的行动还是很顺利的。当我们趁着夜色开始撤退时，却突然遇上了一支法西斯巡逻队，在我们跑步撤离时，他后背上部中了一枪，但是除了肩胛骨，别的骨头并没有受伤。他跑了很长一段路，但是由于带着伤，他再也跑不动了。他不愿被落在后面，我就开枪把他打死了。”

“免得遭罪[122]，”聋子用西班牙语说，“免得遭罪啊。”

“你能肯定你的神经就很正常吗？”比拉尔对罗伯特·乔丹说。

“当然，”他对她说，“我敢肯定，我的神经很正常，而且我还认为，等我们把炸桥这件事了结之后，你们不妨就撤往格雷多斯山区吧。”

他话一出口，那妇人马上开始滔滔不绝地痛骂起来，破口而出的形形色色的脏话、下流话，如同突然喷发的间隙泉里喷涌而出的白花花的热流一样，劈头盖脸、没头没脑地朝他罩过来。

那听觉不灵的汉子一边朝罗伯特·乔丹摇头，一边高兴得咧开大嘴笑起来。比拉尔在连续不断地破口大骂，他也在十分开心地连连摇头，罗伯特·乔丹一看这架势就知道，现在又一切正常了。她终于停止了谩骂，伸手提起那只陶罐，翘起罐身，喝了一大口水，然后平心静气地说：“至于我们今后该干什么，你别再多嘴了，好不好，英国人？你回共和国去，并且要把你那心爱的丫头一起带走，你就别管我们这些同你不相干的人了，让我们自行决定在这山里何处才是我们的葬身之地吧。”

“是生息之地，”聋子说，“镇静些，比拉尔。”

“生息之地也好，葬身之地也罢，”比拉尔说，“我能看破那最后的结局。我是很喜欢你的，英国人，可是，至于你的差事完结之后我们该怎么办，请你别再插嘴了。”

“那是你们的事，”罗伯特·乔丹说，“我不插手就是了。”

“但你已经插手了，”比拉尔说，“带着你那短发小婊子回共和国去吧，不过，千万不要因为人家不是外国人就把他们统统当成不相干的外人而拒之于门外啊，当你还在抹着下巴上你娘的奶汁时，这些人就已经在为共和国奉献爱心了。”

他们在交谈时，玛丽娅已沿着那条羊肠小道上来了，她恰好听见了比拉尔又一次抬高嗓门对罗伯特·乔丹吼出的最后这句话。玛丽娅急得使劲对罗伯特·乔丹摇着头，并晃动着一根手指警告他。比拉尔看到罗伯特·乔丹在注视着那姑娘，看到他在朝她微笑，便转过身来，说：“没错。我是骂了婊子这句话，这就是我的本意。我也估计你们会一起去巴伦西亚的，而我们很有可能就要去格雷多斯山里吃羊粪蛋了。”

“你愿意我当婊子，我就当婊子吧，比拉尔，”玛丽娅说，“你说我是什么，我就是什么好了，我看我也只能这样。不过，你还是消消气吧。你这是怎么啦？”

“没什么。”比拉尔说着，在那张长条凳上坐下来，她说话的声音这时也平静了许多，生硬刺耳、怒气冲天的叫骂已完全停息，“我再也不那样骂你了。可是，我一直热切地盼望着能去共和国啊。”

“我们全都可以去啊。”玛丽娅说。

“为什么不呢？”罗伯特·乔丹说，“看来你似乎并不喜欢格雷多斯啊。”

聋子笑嘻嘻地望着他。

“我们先等等再说，”比拉尔说，她的怒火此时已完全平息，“把你那古里古怪的酒给我来一杯吧。我已经气得把自己的嗓子都累坏了。我们还是等等再说吧。我们要看看究竟会出现什么情况。”

“你瞧，同志，”聋子这才慢条斯理地拉开了话题，“难就难在行动要在早晨进行。”他此时已不再用那种洋泾浜式的西班牙语说话了，他从容不迫地凝视着罗伯特·乔丹的眼睛，急于想做出解释；目光中已没有先前的试探、猜忌，也没有老战士倚老卖老、自恃高人一等的神情，“我明白你都需要些什么，我也知道，在你着手你的那项任务时，那几个哨所也必须同时拔掉，桥面也必须有火力掩护。这些事我也很在行。要是在天亮之前或拂晓时分动手，那就很容易办到。”

“是的，”罗伯特·乔丹说，“你去旁边待一会儿，好吗？”他连看也没看，就对玛丽娅说。

姑娘走开了，一直走到听不见他们说话的地方才坐下来，双手交叉抱着脚踝。

“你瞧，”聋子说，“这方面是不会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事后如何撤退，以及如何在光天化日之下走出这一带，这是个很大的难题啊。”

“这是明摆的，”罗伯特·乔丹说，“我考虑过这个问题。我的事情同样也要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呢。”

“但你是一个人，”聋子说，“我们却是老老少少一大群人啊。”

“还有一种可能性，先撤回各自的营地，等天黑之后再开拔。”比拉尔说，她刚把酒杯举到唇边，又马上放下了。

“那样也很危险，”聋子说，“那样也许会更加危险。”

“那样做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罗伯特·乔丹说。

“要是在夜里炸桥，事情就好办了，”聋子说，“由于你规定必须在大白天里完成这项任务，这就会带来十分严重的后果。”

“这我知道。”

“你就不能在夜里干？”

“那样干，我会被枪毙的。”

“如果你坚持在大白天干，我们很有可能全都被枪毙了。”

“就我本人而言，只要把桥炸了就行，至于会不会被枪毙，关系并不太大，”罗伯特·乔丹说，“不过我理解你的想法。你能不能设计出一个白天撤退的方案？”

“当然能，”聋子说，“我们会设计这样的撤退方案的。不过，我要对你讲清楚人们顾虑重重、大发雷霆的原因。你说要去格雷多斯，那口气就像是去完成一次军事演习一样。要是真能到得了格雷多斯，那才是一个奇迹呢。”

罗伯特·乔丹没说什么。

“听我说，”这位听觉不灵的汉子说，“其实我已经说得够多了。不过，这样也好，可以增进彼此间的理解嘛。我们能在这儿生存下来，靠的就是奇迹。奇迹来自于法西斯分子的懒惰和愚蠢，但是他们到时候会弥补的。当然，我们也很谨慎，我们不在这一带山区捣乱。”

“我知道。”

“可是现在，有了这项任务，我们就不得不走啦。至于怎么个走法，我们必须多动脑子，想出个万全之策。”

“当然。”

“好啦，”聋子说，“我们该吃饭啦。我已经说得太多了。”

“我还从没听你说过这么多的话呢，”比拉尔说，“是因为这个缘故吧？”她举起手中的酒杯。

“不，”聋子摇摇头，“这跟威士忌没有关系。这是因为我从来就没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商量。”

“对你的支持和忠诚，我深表感谢，”罗伯特·乔丹说，“我能意识到这项任务的艰巨性，那是由于炸桥的时间规定得很死所造成的。”

“这种客气话就别说啦，”聋子说，“我们这些人总归会尽力而为的。不过，这事也挺纠结呢。”

“可是纸上谈兵却十分简单，”罗伯特·乔丹笑嘻嘻地说，“写在纸上的命令是，务必于进攻发起之时炸毁桥梁，以阻断公路上一切增援之敌。就这么简单。”

“那他们就应当让我们也在纸上行动啊，”聋子说，“那我们就该在纸上论布阵、在纸上谈落实。”

“纸上谈兵不流血。”罗伯特·乔丹引用了一句谚语。

“但是非常有用啊，”比拉尔说，“非常有用[123]。我倒很想能利用你这个命令达到不流血的目的呢。”

“我也想啊，”罗伯特·乔丹说，“可是这样做你就别想打赢这场战争了。”

“没错，”这位身形高大的女人说，“我看是这样。不过，你知道我的想法吗？”

“去共和国呗，”聋子说，他一直在竖着那只好耳朵听她说话呢，“很快就可以去啦，女士[124]。让我们打赢这场战争吧，到那时，普天之下就全是共和国的了。”

“好吧，”比拉尔说，“那么现在，为了上帝，我们该吃饭啦。”

第十二章

他们吃好饭之后便动身离开了聋子的营地，沿着那条小道下山了。聋子陪他们走了很远，一直把他们送到山下的哨位旁。

“再见啦，”他用西班牙语说，“晚上见。”

“再见，同志。”罗伯特·乔丹也用西班牙语向他道了别，之后，他们三人继续沿着那条小道走下山去，那位听觉不大灵敏的汉子伫立在那儿目送着他们。玛丽娅转过身来向他挥手告别，聋子也扬了一下手，那姿势却显得极不耐烦，前臂急抬，以西班牙人的方式由里向外轻蔑地挥了一下，那动作根本不像是挥手致意，倒像在扔掉某样东西一样，与社交礼节毫不相干。在整个吃饭的过程中，他也始终没有解开他身上那件羊皮外套的纽扣，他一直谨慎地保持着礼貌，谨慎地侧着头听别人讲话，并且又说上了他那蹩脚的西班牙语，在向罗伯特·乔丹打听共和国的情况时，他的态度也很礼貌，但是他想摆脱他们，这一点很明显。

在他们动身离开他时，比拉尔曾问过他：“怎么样，圣地亚哥？”

“嗯，没什么，女士，”这听觉不好的汉子说，“没什么问题。不过，我正思考着呢。”

“我也在思考呢。”比拉尔说。此时，他们已走在下山的路上，这段穿过松林的羊肠小道十分陡峭，在他们上山来时十分难行，现在因为是下山，走起来便显得轻松而又惬意，但比拉尔却一言不发了。罗伯特·乔丹和玛丽娅也没说话，他们三人都在快步行走着，直到走出了那条灌木丛生的深谷，这时，小道又陡然升高，伸向了另一片树林，再走出这片树林，就可进入那片地势很高的草甸了。

时值五月下旬，午后十分炎热，在上山的最后这段陡坡上，妇人走到中途便停下了脚步。罗伯特·乔丹也停了下来，并回头看了一眼，却发觉她额头上披挂着大滴大滴的汗珠。他感到她那棕褐色的脸膛似乎显得很苍白，皮肤蜡黄，眼睛下有大片的黑圈。

“我们休息一会儿吧，”他说，“我们走得太急了。”

“不，”她说，“我们要继续赶路。”

“休息吧，”玛丽娅说，“你的气色很不好。”

“住口，”妇人说，“没人讨教过你的高见。”

她撩开大步继续在上山的小路上攀爬着，然而走到山顶时，她已是气喘吁吁，满脸汗湿，毫无疑问，她这时的脸色已然一片苍白。

“坐下吧，比拉尔，”玛丽娅说，“求求你，求求你坐下来歇一会儿吧。”

“好吧。”比拉尔说，于是，他们三人在一棵松树边坐下来，眺望着那片高山草甸，眺望着草甸对面的群峰之巅，在绵延起伏的高原上，那些山峰峻拔突兀，犹如拔地而起，山顶的积雪在午后的阳光下熠熠生辉。

“积雪这玩意儿最令人讨厌，可表面看起来却是那么美丽，”比拉尔说，“积雪造成的假象多么迷惑人啊。”她转身对玛丽娅说：“对不起，我刚才对你太粗暴了，小美人儿。我也不知道今天被什么东西缠住了。我动不动就想大发一通脾气。”

“我从不在意你发脾气时说的话，”玛丽娅对她说，“再说，你也经常发脾气。”

“不，还有比发脾气更糟糕的呢。”比拉尔一边说，一边眺望着远处的群峰。

“你身体不大舒服。”玛丽娅说。

“也不是这个原因，”妇人说，“来吧，小美人儿，把你的脑袋枕在我大腿上吧。”

玛丽娅挪过身子贴近妇人，伸出双臂重叠在一起，像一个睡觉不用枕头的人那样，头枕着手臂躺在那儿。她仰起脸蛋朝着比拉尔，面带微笑地望着她，但这身形高大的妇人却举目远望着草甸那边的群山。她抚摸着姑娘的脑袋，虽并没有低下头来看她，却用一根粗糙的手指抚过姑娘的前额，抚弄着她的耳廓，继而又抚摸着她的发梢和脖颈。

“再过一小会儿，她就是你的人啦，英国人。”她说。罗伯特·乔丹此时正坐在她身后。

“别说这种话嘛。”玛丽娅说。

“是啊，他可以娶你呀，”比拉尔说，但并没有看他俩一眼，“我从没想过要把你留在身边。不过，我嫉妒着呢。”

“比拉尔，”玛丽娅说，“别这么说嘛。”

“他可以拥有你，”比拉尔说着，用手指抚弄着姑娘的耳垂，“不过我是非常嫉妒的。”

“可是，比拉尔，”玛丽娅说，“正是你开导了我，才让我懂得儿女之情的，我们之间并没有那种事情啊。”

“像这种儿女情长的事情向来就有，”妇人说，“本不该有的这样那样的儿女情长的事情总归是有的。不过在我身上倒是没有。真的没有。我只想要你幸福，别无他求。”

玛丽娅没吭声，只是躺在那儿，想让自己的脑袋放得轻松些。

“听我说，小美人儿，”比拉尔一边说，一边用手指漫不经心却又像探寻般地抚弄着姑娘的脸蛋，“听我说，小美人儿。我爱你，而他却可以拥有你。我并不是一块煎蛋饼[125]，而是一个为男人而生的女人。这是事实。但是现在，在大白天里，我很乐意把这句心里话说出来，我舍不得你呀。”

“我也心疼你呀。”

“什么话呀。别胡说八道啦。你根本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

“什么话呢，你知道个啥。你生来就属于这个英国人。这一点大家都看在眼里，当然也应该这样。我也赞成。换了别人我还不赞成呢。我不会做违背人之常情的事。我只是把实话告诉你罢了。没几个人会对你说实话的，女人更不会说实话。我嫉妒，就把话挑明了，把话撂这儿了。不过，我也只是说说而已。”

“别说这事了，”玛丽娅说，“别说这事吧，比拉尔。”

“为什么[126]，为什么不说，”妇人说，依然没朝他俩看一眼，“我要一直说到我什么时候不高兴说了才会不说的。再说，”她这时才低头看着那姑娘，“这个时候也已经到啦。我不会再说了，你懂了吗？”

“比拉尔，”玛丽娅说，“别说这种话嘛。”

“你是一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小兔乖乖呢，”比拉尔说，“你该把头昂起来啦，因为这副傻样儿已经全好啦。”

“那不是傻，”玛丽娅说，“再说，我的脑袋也好端端的长在这儿呢。”

“不。把头抬起来，”比拉尔一边对她说，一边把一双大手伸到姑娘的脑袋下，把她托了起来，“你说话呀，英国人？”她说。她依然托着姑娘的脑袋，眼睛却在眺望着远处的山峦。“是什么猫把你的舌头给吃了吗？”

“不是猫。”罗伯特·乔丹说。

“那会是什么动物呢？”她把姑娘的脑袋放落在地面上。

“不是动物。”罗伯特·乔丹对她说。

“那你自己把舌头吞下去了，呃？”

“我估计是的。”罗伯特·乔丹说。

“你喜欢那种滋味吗？”比拉尔这时转过头来，笑吟吟地望着他。

“不太喜欢。”

“我早料到那滋味并不好受，”比拉尔说，“我早就料到了，那滋味很不好受。不过，我会把我们的小兔乖乖还给你的。我也从没想过要霸占你的小兔子。这个名字取得好啊，和她很般配。我听见你今天早晨就是这样叫她的。”

罗伯特·乔丹感到自己的脸顿时红了起来。

“你真是个叫人难以忍受的女人啊。”他对她说。

“不，”比拉尔说，“我这人其实很单纯，所以反而让人难以理解了。你也很让人捉摸不透吧，英国人？”

“不。不过也不是那么单纯呢。”

“你这人很讨我喜欢呢，英国人。”比拉尔说。接着，她微微一笑，向前探过身子，又笑着摇了摇头。“看看我现在还能不能把这个小兔子从你身边夺走，或者把你从小兔子身边夺走。”

“你做不到。”

“这我知道，”比拉尔说着，又笑了笑，“我也不想这样做。不过，我年轻的时候还是能够做到的。”

“这话我信。”

“你信这话？”

“当然，”罗伯特·乔丹说，“但是这些全是废话。”

“你不像是这种人。”玛丽娅说。

“我今天确实很有些不正常，”比拉尔说，“简直是有点儿反常了。你的桥把我搞得很头疼啊，英国人。”

“我们不妨就叫它‘头疼桥’吧，”罗伯特·乔丹说，“但是，我要像扔一只破鸟笼一样把它扔下那个深谷。”

“妙，”比拉尔说，“就这样接着说下去。”

“我要像你剥好香蕉之后扔掉香蕉皮一样把它扔下去。”

“那我该可以吃香蕉啦，”比拉尔说，“说下去，英国人。接着侃吧。”

“不需要了吧，”罗伯特·乔丹说，“我们该去营地了。”

“你有责任在身呢，”比拉尔说，“很快就可以完事了。我说过我要留下你们俩的。”

“不行。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干呢。”

“这事也很要紧啊，也要不了多长时间。”

“你闭嘴，比拉尔，”玛丽娅说，“你说话下流。”

“我是下流，”比拉尔说，“可我也很体贴人。我是非常体贴人的[127]。我会留下你们俩的。那番嫉妒你的话纯属胡说八道。我刚才对华金发脾气，是因为我从他的表情上看出了我有多丑。我唯一嫉妒的是你十九岁的年龄。这并不是一种持久不变的嫉妒。你不会永远十九岁的。我该走啦。”

她站起身来，一只手叉着腰，望着也正站起来的罗伯特·乔丹。玛丽娅仍低着头坐在树底下的地上。

“我们大家一起去营地吧，”罗伯特·乔丹说，“这样要好一些，再说，要做的事情也挺多的。”

比拉尔朝玛丽娅那边点了点头，只见她仍坐在那儿，扭头向着别处，既不看他俩，也不作声。

比拉尔笑了笑，并让人难以觉察地耸了耸肩膀，说：“你们认识路吗？”

“我认识。”玛丽娅说，还是没抬头。

“那我就走啦[128]，”比拉尔用西班牙语说，“我这就走了。我们会准备好丰盛的饭菜，等你来大饱口福的，英国人。”

她说完就动身离开了他们，钻进了草甸里的石楠丛，朝那条小河走去，小河一路向下蜿蜒流过草甸，通往他们的营地。

“等一等，”罗伯特·乔丹朝她喊着，“大家应当一起走才好啊。”

玛丽娅坐在那儿，一声不吭。

比拉尔头也不回。

“什么话，一起走什么呀，”她说，“我在营地等你吧。”

罗伯特·乔丹愣在那儿。

“她没事吧？”他问玛丽娅，“她刚才好像病了。”

“让她走。”玛丽娅说，头依然低着。

“我觉得我应该陪她一起走才对。”

“让她走，”玛丽娅说，“让她走！”

第十三章

他们正穿行在那片高山草甸的石楠丛中，罗伯特·乔丹感到一丛丛石楠在摩擦着他的双腿，感到枪套里的手枪沉甸甸地坠压在大腿上，感到太阳正热辣辣地晒在头上，感到雪峰那边吹来的微风正凉丝丝地拂过脊背，在他的手中，他感到姑娘的那只手结实而有力，手指紧扣着他的手指。由于握着姑娘的这只手，由于她的掌心紧贴着他的掌心，由于两人的手指牢牢地扣在一起，由于她的手腕缠绕着他的手腕，于是，一种不可名状的感觉便从她的那只手、手指和手腕传到了他的手、手指和手腕上，那种感觉如此地清新，好似海上初起的清风扑面而来，轻轻吹皱了波澜不惊、平静如镜的水面，又是那样地轻柔，宛如一根羽毛拂过唇边，又如风息全无时一片落叶飘然而下；那样地轻柔曼妙，唯有他俩手指的相触才能感受得到，然而那种感觉又由于他俩手指紧紧相扣、手心和手腕紧紧相贴而变得那么强烈、那么紧张、那么急迫、那么渴念、那么有力，犹如一股湍流涌过他的胳膊，流遍他的周身，使他充满着一种如饥似渴、欲壑难填的冲动。阳光照耀着她麦浪般的茶褐色的头发，照耀着她金棕色的娇嫩、妩媚的脸蛋，也照耀着她脖颈处优美的曲线，他情不自禁地贴向她，使她的头向后仰着，随即便把她揽到怀中热吻起来。在他的热吻下，他感到她的身子在颤抖，他搂紧了她，使她的整个身子紧紧地贴着自己，他感到她的双乳隔着两件卡其布衬衣正紧紧地顶在他的胸脯上，感到那对乳峰小巧而又坚挺，便不可遏制地伸手解开了她的衬衣纽扣，低下头来热吻着她，她浑身战栗着伫立在那儿，头向后仰着，由他用一只手臂搂在她身后。顷刻间，她便把自己的下颌放在了他的头上，他随即就感到她在用双手捧着他的脑袋，把他的脑袋按在她自己的胸前来回摇晃着。他直起腰来，舒开双臂拥住她，紧紧搂着她，把她抱得离开了地面，使她全身紧贴着他，他感到她的身子在不住地颤动，感到她的嘴唇正贴在他脖子上，片刻之后，他把她放下来，说：“玛丽娅，啊，我的玛丽娅。”

接着，他说：“我们该去哪儿呢？”

她没说什么，却把手伸进了他的衬衣里，他立即感到她正在解他的衬衣纽扣，只听她说：“你的也要解开。我也要亲你。”

“别，小兔乖乖。”

“要。要。样样事情都要做得和你一模一样。”

“别。那是不可能的事。”

“好了，解开啦。啊，这个。啊，下面这个。啊。”

随后，石楠被压断了，散发着沁人心脾的气味，草茎被横七竖八地压弯了，枕在她的脑袋下，阳光明媚地洒落在她紧闭的眼睛上，他一辈子也忘不了她那脖颈下优美的曲线，她那仰躺着深深地枕在石楠丛根部的脑袋，她那不由自主地微微翕动着的嘴唇，她那不住地颤动着的睫毛，她那对着太阳、对着一切紧闭着的双眼，此时此刻，在阳光的照耀下，在她紧闭的双眼里，世间的一切对她来说都已变成了红色、橙色、金红色，一切都幻化在这种色彩之中，一切的一切，那长驱直入、那激情的占有、那充盈的拥有，全都化作了这种色彩，全都被这种色彩渲染得一派混沌。对他来说，那是一条通向虚幻之境的秘道，接着便要奔向那虚幻之境，再一次奔向那虚幻之境，一而再、再而三地奔向那虚幻之境，一直不停地奔向那虚幻之境，两只胳膊肘撑在地上，支起沉重的身子，直奔那虚幻之境，一派迷茫，却要径直奔向那永远没有任何尽头的虚幻之境，一直坚持不懈、勇往直前地朝着那神秘的虚幻之境挺进，一次又一次地朝着那永远不得而知的虚幻之境挺进，此时并不是要一忍再忍，而是要一直奔向那虚幻之境，此时已是忍无可忍，冲击、冲击、再冲击，终于冲进了这虚幻之境，突然地、灼热地、屏紧地，这虚幻之境全都云开雨收了，连时光也骤然静止不动了，他俩回归到现实之中，时光已经停息，他却感到大地在颤动，正从他俩的身下飘散开来，飘向了远方。

过了一会儿，他侧过身子躺下来，脑袋深深地枕在一蓬石楠丛中，嗅着石楠的气息，嗅着石楠丛中散发着的根茎、泥土、阳光的气息，赤裸的双肩和两腰间被身下的草茎刮得痒痒的，那姑娘依然紧闭着双眼和他面对面地躺着，就在这时，她睁开了眼睛，满面春风地望着他，于是，他十分疲乏地说：“嗳，小兔子。”那声音仿佛从极其遥远的地方悠悠飘来，但仍很亲切。她也报以嫣然一笑，说：“嗳，我的英国人。”那声音却有如来自耳边。

“我不是英国人。”他十分倦怠地说。

“哎呀，是嘛，你就是，”她说，“你就是我的英国人。”她说罢便伸出双手，揪着他的两只耳朵，在他的额头上亲吻着。

“这儿亲一记，”她说，“这一记怎么样？我亲得你舒服些了吧？”

之后，他俩一起走在那条小河边，他忽然说：“玛丽娅，我爱你，你真可爱，真漂亮，真美，和你在一起的那一幕幕情景让我觉得美妙极了，在和你亲热的那一刻，我觉得我简直都要死过去了。”

“哎呀，”她说，“我每次都死过去了。你没死过去呀？”

“没有。也差不多了。不过，你当时有没有感觉到大地在颤动？”

“感觉到了。在我死去的那一刻。用你那只胳膊搂着我，好吗？”

“不。我牵着你的手吧。牵手就够啦。”

他望望她，又望望那片草甸，那儿有只老鹰在空中盘旋觅食，时值午后，大团大团的云层在群山上空越积越多。

“那么，你和别的女人在一起时，难道就没有这种事情吗？”玛丽娅问他，他们此时正手牵手地走着。

“没有。真的没有。”

“你爱过不少女人呢。”

“有过几个。但是和你不一样。”

“不像我们这样吗？真的？”

“也有乐趣，但不像我们这样。”

“我们刚才感觉到大地在颤动了。难道你以前就从没体验到那种大地在颤动的感觉？”

“没有。真的从来没有过。”

“哎呀，”她说，“我们才相处一天，就有了这种感受啦。”

他没吱声。

“不过，我们现在至少已经有过这种体验啦，”玛丽娅说，“你也喜欢我吗？我让你满意吗？我的模样以后会更加好看的。”

“你现在就很漂亮。”

“不，”她说，“用手摸摸我的头吧。”

他照她的话做了，感到她那头短发很柔软，抚平了，随即又在他的手指间跷起来，他用双手捧着她的脑袋，使她转过脸来对着他，然后吻着她。

“我可喜欢接吻了，”她说，“就是吻得不够好。”

“那你就别吻呗。”

“不，我要吻。要是我真做了你的女人，我就该样样事情都让你满意。”

“你已经让我够满意啦。满意得不能再满意了。如果还要让我再满意，那我就什么事也做不成啦。”

“你就等着瞧吧，”她十分开心地说，“我的头发现在让你觉得很好笑，那是因为它长得怪模怪样的。不过它天天都在长。它会长得很长的，到那时我就不难看了，你也许就非常爱我了。”

“你有一副优美的身段，”他说，“是全世界最优美的身段。”

“只不过是年轻而又不胖罢了。”

“不。身段好就有魅力。我不知道为什么有的人偏偏就生了一副迷人的好身段，有的人就没有。但是你有。”

“是为你而生的。”她说。

“不是吧。”

“就是。就是为你而生的，而且永远属于你，也只属于你。不过，能给你带来这点小小的乐趣也算不了什么。我会学着好好伺候你的。可是你要把实话告诉我。在这之前，你真的从来就没有体验到那种大地在颤动的感觉吗？”

“从来没有。”他诚恳地说。

“我现在可开心了，”她说，“我现在真的是开心极了。”

“你现在心里在想着别的事情吧？”她问他。

“是的。在想我的任务呢。”

“我多么希望我们能弄几匹马来骑骑啊，”玛丽娅说，“我真想带着这份快乐的心情跨上一匹骏马，和你一起肩并肩地策马飞奔，我们要扬鞭跃马，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向前驰骋，而且永远怀着这份快乐的心情。”

“我们可以用飞机把你这份快乐的心情送上天空。”他心不在焉地说。

“那就让它在天空中飞翔，越飞越高，像那些小歼击机一样，在阳光中闪闪发亮，”她说，“让它在天空中不住地盘旋、俯冲。多棒啊[129]！”她放声大笑起来，“我会快乐得甚至不知天上人间了。”

“你的快乐心情还挺有胃口嘛。”他说，根本就没听清她在说些什么。

因为他的心思现在已经不在这儿了。他虽然人走在她身边，心里却在想着如何炸桥的问题，目前，一切情况都已明了、确凿、轮廓清晰，如同照相机的镜头已经调好了焦距一样。他看到了那两个哨所，安塞尔莫和吉卜赛人正在密切监视着。他看到了那条公路，公路上并没有任何动静，他看到了公路上有大批部队在运动。他看到了他应当布置那两支自动步枪的位置，在那个位置上能获得最大的射击面，可是由谁来担任射手呢，他想，最后的射手当然是我自己，但是在开始时该由谁来担任呢？他要负责把炸药安放好，把它们固定住，绑牢，然后插上雷管，整理好雷管上的线圈，敷设好电线，接通电线的各个连接点，然后回到他预先安放好的那只旧引爆箱，接下来就要着手考虑一切可能会出现的情况，以及有可能会出的差错。暂且就到此为止吧，他对自己说。你和这姑娘刚刚做过爱，你的头脑现在是清醒的，要多清醒就有多清醒，可你马上就开始着急了。考虑该干什么是一码事，而着急则是另一码事。还是别着急吧。你不能发急。你知道哪些事情是你非做不可的，你也知道可能会出现哪些情况。可能会出现的情况肯定是这样的。

你知道自己在为什么而战，所以你才毅然投身于它的。你在与之奋战的恰恰是你正在从事着的事业，你是迫于无奈才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能抓住一切机会去赢得战争的胜利。所以，他现在要迫不得已地去利用他所喜欢的这些人了，如同你要想取得胜利就必须动用那些你对其毫无感情的军队一样。巴勃罗显然是一个最精明的家伙。他立即就看出了事情的严重性。那妇人倒是完全赞成炸桥的，现在依然如此；但是，在对这件事真正存在的后果有了认识之后，她也渐渐地变得有些发憷了。聋子立马就认清了形势，也愿意干，不过他对这件事的热心程度肯定不如他罗伯特·乔丹。

所以你才说，你考虑的其实并不是你自己的安危，而是那妇人、那姑娘以及其他那些人的安危。算了吧。假如你没有来，他们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在你没来此地之前，他们的处境怎么样？他们都有过哪些遭遇？你可不能用这种方式来思考问题呀。除了在战斗中，你对他们并不负有任何责任。这个命令并不是你下达的。命令是戈尔茨下达的。那么戈尔茨又算老几？一位优秀的将军。是你自参战以来领导过你的最优秀的将领。可是，一个人如果明明知道这个行不通的命令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他是否还要去执行这个命令呢？即便这个命令是戈尔茨下达的？即便戈尔茨既是军队又是党的领导人？既然是命令，当然就要执行。他应当执行这个命令，因为只有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才能证明这个命令究竟是否行得通。如果不做尝试，你怎么会知道这个命令行不通呢？倘若每个人在接到一项命令时都说这个命令没法执行，那你把自己摆在什么位置上了？如果命令下达给你了，你只说上这么一句“没法执行”，那我们都把自己摆在什么位置上了？

在有些指挥员眼里，所有的命令都是行不通的，这种人他见得多了。埃什特雷马杜拉的那个蠢猪戈麦斯就是一个。在有些进攻战中，两翼部队就是按兵不动，理由也是“行不通”，这种战役他也见得多了。不，他会执行这项命令的，不幸的是，你很喜欢这些人，却又不得不拉着他们来陪你执行这个命令。

他们这些游击队的所作所为，总是给那些掩护他们的民众以及那些陪他们一块儿干的人带来本不该有的危险与厄运。他们图的是什么？图的就是最终不会再有任何危险，图的就是要让这个国家成为一个人民可以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无论这话听上去有多陈腐，道出的却是实情。

假如共和国失败了，那些信仰共和国的人也就别想还能在西班牙生存下去了。但是，会这样吗？会的，他知道会这样的，从那些已被法西斯分子占领的地区所发生的种种事件来看，结局是可想而知的。

巴勃罗是头猪，但是其他人都堪称精英豪杰，硬要拉着这些人去执行这项任务，那不是把他们全都出卖了吗？也许是吧。不过，即使他们不干，也会有两个中队的骑兵开进山来清剿他们，不出一个礼拜就会把他们赶出这一带山区了。

不。撇开他们也于事无补。除非你能撇开所有的人，谁也不去打扰。如此说来，这才是他的本意，是吗？对，这就是他的本意。那么，一个计划周密的社群以及这个社群的其余部分又是派什么用的？这个问题还是留给其他那些人去考虑吧。等这场战争结束之后，他还有别的事情要做。他现在之所以投身于这场战争，是因为战争爆发在他所热爱的国家，是因为他信仰这个共和国，是因为，如果共和国被打败了，所有信仰共和国的人都会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在整个战争时期内，他遵从的是共产党的纪律。如今在西班牙，共产党人提出的纪律是最好的纪律，是最完备、最健全的战场纪律。他之所以在这整个非常时期里能接受他们的纪律，是因为，在战事的处理上，唯有这个政党的纲领和纪律是他乐意遵从的。

那么，他的政见何在？他眼下还没有任何政见呢，他暗自寻思。不过，这一点是不能告诉任何人的，他想。这一点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承认的。那么，你以后打算干什么呢？我打算重返讲台，像以前一样，以教西班牙语来谋生。我还打算写一部真正的书。我有把握，他想。我有把握，因为这事并不难。

他得找巴勃罗谈谈政治这个话题。看看这个人的政治演变史一定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也许就是那种典型的由左向右的转变吧，像老勒洛[130]一样。巴勃罗与勒洛十分相像。普列托[131]也好不到哪里去。巴勃罗和普列托都对最后的胜利怀有几乎相同的信念。他们都怀着盗马贼的政见呢。他所信仰的共和国就是政府的一种组建形式，然而共和国则必须彻底清除掉这帮盗马贼以及他们所谓的政见，从叛乱一开始，这帮人就使共和国陷于如此危险的境地之中。领导人民的人恰恰就是人民的敌人，人类历史上迄今有过这样的民族吗？

人民的敌人。这个词语他姑且可以略去。这是一个哗众取宠的词语，他不用也罢。这是和玛丽娅睡觉所得到的一个收获。至于他的政见，他非得把自己折腾到十分偏执、冥顽不化的地步不可，就像一个思想僵化的浸礼会教徒一样，像“人民的敌人”这样的词语居然未经仔细推敲就涌入了他的脑海。无论什么革命的、爱国的陈词滥调，也都这样。他的头脑不作任何推敲就把这类字眼全用上了。这些词语本身固然没错，但是如果太随意，就反倒不能巧妙地运用它们了。不过，自从有了昨天夜里和今天下午的经历，他的头脑在这种事情上已经变得清醒多了，也明澈多了。偏执这东西说来也怪。人要是变得偏执起来，就必然会绝对相信自己才是正确的，然而形成必然性和正确性的最大因素却又莫过于自我节制。自我节制是听信异端邪说的天敌。

如果他认真审视一下，这个前提又何以能成立呢？这也许就是共产党人为什么总是要严厉打击放浪不羁的生活作风的缘故吧。在你酩酊大醉的时候，或者在你作奸犯科、乱搞男女关系的时候，倘若用如此反复无常的用以顶替“使徒信条”的清规戒律——用党的路线来衡量，你就会认识到，你原来在本性上是很容易犯错误的。打倒放浪形骸的生活作风吧，那本是马雅可夫斯基[132]的罪恶。

不过，马雅可夫斯基又成圣人了。那是因为他已经入土为安，不能再为害他人了。你自己也会命归黄泉而不会再为害他人的，他对自己说。算啦，别去想这些乌七八糟的事情啦。想想玛丽娅吧。

玛丽娅实在无法忍受他这么偏执。好在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影响到他的决心，不过他也很不情愿去葬送自己的性命。他宁可欣然放弃当英雄或烈士的结局。他不想制造出一个塞莫皮莱[133]，也不想当什么桥头阻敌的霍雷修斯[134]，也不想成为那个用一根手指堵住堤坝漏洞的荷兰少年[135]。不。他愿意与玛丽娅共度一段时光。这是最为简单明了的心迹表白。他很愿意与她共度一段缠缠绵绵的时光。

他不相信世间还有地久天长之类的事情，不过，假如真有这种事情，他愿意与她一起厮守。我们可以住进一家宾馆，不妨就用利文斯通博士[136]和夫人这个身份来登记入住吧，他想。

为什么不娶她为妻呢？当然要啦，他想。我会娶她为妻的。到那时，我们就是罗伯特·乔丹夫妇了，住在爱达荷州的太阳谷。要不就住在得克萨斯州的科珀斯克里斯蒂城，或者住在蒙大拿州的比尤特市[137]。

西班牙姑娘出贤妻嘛。我根本不是娶了这样的妻子才知道的。等我在那所大学复了职，她就可以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学讲师的太太了，到那时，西班牙语系四年级的那些本科生们就可以在晚上来家里做客，一边抽着烟斗，一边畅所欲言发表他们的高见，纵谈克维多、洛佩·德·维加[138]、加尔多斯[139]，以及那些已经作古、却历来受人仰慕的名流，而玛丽娅则可以给学生们讲讲那些为了真正的信仰而斗争的蓝衫十字军[140]是怎样骑在她头上、拧着她的胳膊、把她的裙摆掀起来堵住她的嘴的。

我还不知道蒙大拿州米苏拉市[141]的那些人会不会喜欢玛丽娅呢？这要看我是否能回米苏拉谋职了。我估计我现在已经被他们永久地贴上了赤色分子的标签，被列在那个总的黑名单上了。尽管你永远也不得而知。你永远也没法预料。他们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你所从事的事业，事实上，即便你告诉了他们，他们也决不会相信你的话，何况我去西班牙的护照还是在他们颁布限制性条令之前签发的。

返校的时间应该可以持续到1937年的秋天。我是1936年夏天离校的，尽管请的是为期一年的假，但你也未必一定要按时返回，只要能赶在明年秋季学校开学前回去就可以了。从现在到秋季开学，这当中还有不少时间呢。如果你愿意，你不妨也可以说，从现在到后天，这段时间也不算少呢。不。我认为没必要去担忧大学里的事情。只要你在秋季开学时出现在学校里，一切都不成问题。只要想办法在那儿露个面就行了。

然而，这种陌生的生活方式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啦。不陌生才见鬼呢。西班牙就是你的工作、你的职责所在，所以待在西班牙也是顺理成章、合情合理的。你有好几个暑期都在从事工程类的项目，为林业部门筑路，也修建过公园，已经学会了如何摆弄炸药，所以让你来搞爆破也是合乎情理、十分正常的事。总是有点儿仓促上阵，不过处理得还算稳妥。

一旦你同意采纳爆破这个建议，把它当作一个问题来考虑，那它也不过就是个要设法解决的问题而已。但是它所牵涉到的很多问题却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尽管上帝知道，你还是能够应付裕如的。人们往往试图模拟成功的暗杀所应具备的条件，通常会把暗杀与爆破相提并论。但是，说大话就能更好地明辨是非吗？说大话就能使杀人行为变得饶有趣味吗？假如你问我，我会说，你在这件事情上未免有点儿过于轻率啦，他对自己说。等你不再为共和国服役了，你会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或者干脆说，你适合于做哪些工作呢，对我来说，这些问题都是极其难以预料的，世事茫茫难自料啊，他想。不过，我能料想到，你会通过写作这种方式来排解心中的一切郁闷，他说。一旦你把一切都写出来了，所有的郁闷也就烟消云散了。只要你能写得出来，它就是一部好书。会比另外那本书精彩得多。

然而在眼前这个阶段，你所拥有的全部生活，或者你将来所能拥有的一切，也不过就是今天、今晚、明天，今天、今晚、明天，一遍又一遍地周而复始（要是真能这样就好啦），他想，所以，你最好抓住这仅有的时光，并为此而感到十分欣慰。假如炸桥的事进展不顺怎么办？眼下看来情况似乎就不太好。

但是玛丽娅的状况一直很好。难道她不正常吗？哎呀，她难道不正常？他想。也许这就是我眼下可以从生活中获得的全部内容吧。也许这就是我的一生，没能活到七十岁[142]的一生，只有四十八个小时了，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只有七十或七十二个小时了。一天是二十四小时，三整天就是七十二小时。

在我看来，把这七十个小时的生活过得如同七十年一样充实，还是能够做得到的；姑且就算在这七十个小时开始的时候，你的人生就已经很丰富了吧，姑且就算你已经活到一定年龄了吧。

简直是在胡说八道啊，他想。是你自己在胡思乱想，所以冒出来的全都是一些荒唐至极的念头。确实是在胡说八道啊。可是，也说不定就不是胡说八道呢。好吧，我们走着瞧吧。我上一回和一个姑娘睡觉是在马德里。不，不是马德里。那是在埃斯科利亚尔，只可惜我在半夜里醒来时，居然把睡在身边的人当成了另外某个人，还激动了好一阵子，直到后来才弄明白此人到底是谁，这只不过是在回味过去的那些浪荡行为罢了；除此之外，那一次还算是相当惬意的。那次之前是在马德里，情况也大体相同，或者还不如前一次，我当时一边在行着鱼水之欢，一边在骗自己，假装自己是在和某某女人缠绵着。所以说，我并不是一个为西班牙女人大唱赞歌的浪漫主义者，我也从不认为一个逢场作戏的西班牙女人会比别的国家的逢场作戏的女人更值得留恋。然而当我和玛丽娅在一起时，我却十分爱她，所以我才感到，毫不夸张地说，我仿佛要死过去了似的，我以前从不相信会有这种感觉，也从不认为会出现这种情形。

所以，假如要拿你的人生七十年来换取这七十个小时的话，我现在也值得付出这个价了，我十分庆幸我能认识到这一点。倘若根本就没有地久天长这种事，没有所谓人生的晚年，也没有来日方长可言，只有现在，那么，这个“现在”就应当加以赞美，再说我对这个“现在”也很满意。“现在”，ahora, maintenant, heute[143]。现在，这个词的发音很滑稽，因为它意味着整个世界和你的一生都在你的眼前。“今晚”，Esta noche, ce soir, heute abend[144]。人生与妻子，就是Vie与Mari[145]。不行，意思并没有表达出来。法国人是把mari这个词当作“丈夫”用的。还有“现在”与frau[146]；但是这也体现不出其个中的味道。拿“死亡”为例，mort, muerto，和todt[147]。Todt在这三个词中听上去最没有活力。“战争”，guerre, guerra，和krieg[148]。其中以Krieg听上去最有火药味，难道不是吗？要不就是因为，在这三门语言中，他只有德语学得最不好？“小甜心”，cherie, prenda, schatz[149]。他愿意把它们都换成玛丽娅。这个名字才甜蜜呢。

罢了，他们马上就要一起去炸桥了，这个时刻即将来临。这件事看来肯定是越来越不好干了。这也确实是一项你无法在早晨完成的任务。在无计可施的情形下，你只好坚守在那儿，等到了晚上再设法撤离。你要尽量拖延到夜里再往回撤。如果能一直坚持到黑夜来临时再撤回来，你也许就万事大吉了。纵然你天一亮就开始如此这般地牢牢坚守在阵地上，结果又能怎么样？怎么坚守呢？那可怜的该死的聋子之所以会舍得不用他那洋泾浜式的西班牙语和他交谈，目的就是为了能详详细细地向他讲清这一点。自从戈尔茨首次向他提出了这项任务以来，每当他心绪不宁、思维处于特别紊乱的状态时，他似乎就全然顾及不到这一点了。自从大前天夜里以来，他似乎就一直在为这件事而寝食难安，仿佛胃里堵着一大团没有消化的死面疙瘩一样。

这个事业真是不可思议啊。你毕生都在为之而奋斗，你所做的这些事表面看上去似乎还有那么点儿意义，但结果却总是事与愿违，毫无意义。以前根本就没有出现过现在这种情形。你自以为这种事情你今后永远也不会再遇到了。接下来，在这样一场卑鄙龌龊的表演中，你要协调好两支小肚鸡肠、软弱涣散的游击队，让他们协助你在根本不可能的条件下去完成炸桥的任务，并阻挡住说不定已经发起的反攻，在这种境况下，你却意外地遇见了玛丽娅这样的姑娘。当然。这正好符合你的心愿。你和她相见太晚啦，这真是一大憾事。

于是又出现了比拉尔这么一个女人，她几乎等于是生拉硬扯地把这姑娘推进了你的睡袋，后来发生了什么？是啊，后来发生了什么？后来发生了什么？请你告诉我后来发生的事吧。是啊。后来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后来确实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你别再自欺欺人啦，说什么是比拉尔硬把她推进你的睡袋的，别试图以为这事算不了什么，也别自认为这事很龌龊。你第一眼见到她时就已经魂不守舍了。她第一次开口和你说话时，你就对她有了爱意，你心里明白这一点。你既然产生了爱情，而你从前却根本没有想到你还会产生爱情，再要朝它泼脏水就没有任何意思了，你明明知道这就是爱情，你第一次看见她端着那只烤肉用的大铁盘弯着腰走出山洞来到你面前时，你就对她产生了爱情，你明明知道这一点，再要诋毁它就毫无意义了。

你那时就已坠入情网了，你心里明白，所以你为什么还要编织这套谎言呢？每当你望着她、每当她望着你时，你内心深处就会油然升起异样的感觉。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肯承认这一点呢？好吧，我承认。至于说是比拉尔硬把她推到你怀里来的，那么，比拉尔所做的这一切恰恰也表明了她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女人。她一直悉心照料着这姑娘，因此，在姑娘端着烤盘返回山洞的那一瞬间，她就已看出了端倪。

所以，她在这些事情上的态度才变得更加宽容了。正因为她的态度变得更加宽容了，这才有了我们昨天夜里和今天下午的好事。她真是个有眼光的人，思想比你开明多了，她也知道时光的全部意义所在。是啊，他暗暗思忖，我认为我们应当承认，她对时光的价值确实有她独到的见解。她承受着精神上的打击，那都是因为她不希望别人失去她自己已经失去的青春年华，再说，要想承认自己青春已逝谈何容易，这口气也大得实在叫人咽不下呀。所以，她刚才在山坡上就在承受着这种打击，我猜想，我们的态度并没有使她得到丝毫的宽慰。

好啦，这就是后来所发生的事情，这就是后来已经发生了的事情，你不妨就承认了吧，你也决不可能再有两整夜和她厮守在一起了。不会有白头偕老，不会有永不分离，不会有人们向来就应当拥有的天伦之乐，根本不会有。有过一夜缠绵，那已成为过去，下午又有过一次，还有一夜可以期待；也许吧。不行啊，先生。

不会有时间，不会有幸福，不会有欢愉，不会有儿女，不会有宅第，不会有浴室，不会有干净的睡衣，不会有晨报，不会有共同从睡梦中醒来，不会醒来时就知道她正相伴在你身边而你并不是孤家寡人。不。不会有那种情景的。可是，为什么，倘若这就是你所希冀的理想生活的全部内容；倘若你已经找到了它，为什么偏偏连在一张铺有床单的床上睡上一夜的可能性都没有呢？

你是在希求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呢。你的希求虽然美好，却根本达不到。所以，如果你对这姑娘的爱真像你所表白的那样情深意切，那你干脆就轰轰烈烈地爱她一场吧，用你炽热的、持久的、连续的爱来弥补这层关系的缺憾吧。你听见了吗？昔日的人们会终其一生来追求爱情。如今你已经找到了爱情，在你能获得两夜的爱情时，你却疑惑起这种福分究竟从何而来了。两夜的爱情。两夜的恩爱、两夜的温存、两夜的钟情。祸福与共，情投意合。无论生病或死亡。不，这样说不对。无论生病或健康。我们至死才分离[150]。只有两夜。极有可能。极有可能啊，所以暂且抛开这种念想吧。你可以就此打住了。这样下去对你没好处。凡是对你没好处的事，你都不要做。此话千真万确。

这正是戈尔茨曾经谈论过的话题。他经历得越多，就越觉得戈尔茨比他精明。所以嘛，戈尔茨才老是想了解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算是对参加这场非正规战争的一种补偿吧。戈尔茨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吗？抑或是由于情况紧急、时间不够、环境特殊所造成的？假定环境相类似，是否人人都会有这种艳遇呢？难道唯独只有他认为这是一件很特殊的事情，因为这事是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戈尔茨在指挥红军的非正规骑兵部队作战时，是否也会急匆匆地到处找女人睡觉？难道是因为种种环境因素以及其他等等情况的作用，才使那些姑娘表现得如同玛丽娅这样的？

戈尔茨很可能也精于此道，所以才特意要提醒你，让你一定要把你所获得的这两夜当作你的一生来享用；既然我们现在过的是这种无可奈何的生活，你就应该把你向来就该享有的一切人生的欢乐全都压缩到你可以拥有的这段短暂的时光中。

这是一套很不错的想法。但他并不相信玛丽娅的表现仅仅是由环境所造成的。当然，除非那是她对他的处境以及对她自己的处境所作出的一种反应。她自己的处境一度并不太好，他想。是啊，不太好。

如果这就是事情的原委，那也只能由它去了。但是并没有任何法律条文强迫他表态说他喜欢这样。我并不知道我居然还能感受到我已经感受过的那种滋味啊，他想。也不知道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我很想一辈子都拥有这种感受呢。你会的，他心中的另一个自我在说。你会的。你此时此刻就拥有这种感受，这就是你整个一生所拥有的全部感受；此时此刻。拥有此时此刻重于拥有其他的一切。昨天肯定不存在，也不存在任何明天。你要活到多大岁数才能明白这个道理？唯有现在是存在的，如果这个“现在”只有两天，那么这两天就是你的人生，在这两天中，样样事情都应该按其所占比重来分配。这才是你怎样度过这两天的人生的方法。如果你不再抱怨，不再希求你永远也得不到的东西，你就会享有美好的人生。美好的人生并不是用《圣经》所规定的寿命来计算的。

所以，现在就别再发急啦，只要珍惜你现有的一切，履行好你的职责，你就会拥有一段漫长的人生、一段十分快乐的人生。近来不是一直都很快乐吗？你还在抱怨什么？这类工作就是这种德性嘛，他暗暗告诫自己，并为有了这个想法而感到十分欣慰，你所想通了的道理未必比你所结识的人重要啊。他的心情又好了起来，因为他又能开玩笑了，于是他的心思又回到了这姑娘的身上。

“我爱你，小兔子，”他对姑娘说，“你刚才在说什么？”

“我在说，”她对他说，“你不该为工作上的事发急，因为我既不会给你添麻烦，也不会干扰你的。如果有什么能让我做的，你尽管吩咐我好了。”

“现在还没有什么要你做的，”他说，“事情其实也很简单。”

“我要向比拉尔学习，向她了解我应该怎样做才能把男人伺候好，这些事我会努力去做的，”玛丽娅说，“慢慢地，在我边学边干的过程中，我自己也就能找出一些事情来做了，还有些事情你可以吩咐我去做嘛。”

“没什么事情要做啊。”

“什么话呀，大男人，还没什么事呢！你的睡袋，今天早晨的，就该拿出去抖一抖，挂在有太阳的地方晒一晒。然后，在露水下来之前，务必把它收起来放好。”

“接着说，小兔子。”

“你的袜子也该洗一洗，晒晒干。我要保证让你有两双替换的袜子。”

“还有什么？”

“要是你愿意教我，我就可以帮你擦手枪，给手枪上油。”

“吻吻我吧。”罗伯特·乔丹说。

“别，人家在说正经事儿呢。你愿意教我怎么擦枪吗？比拉尔有一些破布和枪油。山洞里还有一根擦枪用的通条，应该好用的。”

“当然。我当然愿意教你。”

“还有，”玛丽娅说，“如果你愿意教我怎么打枪，日后你我两人当中万一有哪个受了伤，我们就可以由你开枪打死我，或者由我开枪打死你，或者开枪自杀，这样做很有必要，免得当了俘虏。”

“非常有意思，”罗伯特·乔丹说，“你有很多类似于这样的主意吧？”

“不多，”玛丽娅说，“但是这个主意不错。比拉尔把这个给了我，还教会了我怎么用它呢，”她解开衬衣的胸袋，掏出一只被截短了的像是用来装小梳子的皮套子，取下系在两头的宽橡皮筋，取出一片钻石牌单面剃须刀片，“我一直随身带着这个，”她解释说，“比拉尔说，你一定要对着耳朵下边的这个部位下刀，要一直割到这儿。”她用手指头比划着给他看。“她说，这儿有一根大动脉，把刀片朝这儿割下去，保证错不了。她还说，这样不会有痛苦，你只要用力压住耳朵下面，用刀片朝下一划就行了。她说，这也算不得什么，只要一刀割下去，他们就拿你没办法啦。”

“有道理，”罗伯特·乔丹说，“那是颈动脉嘛。”

原来她走到哪儿都随身带着这个啊，他想，把它当成一个完全可以接受、准备得也很妥当的措施了。

“不过，我宁愿由你来开枪打死我，”玛丽娅说，“答应我，万一真的走投无路了，你一定要开枪打死我。”

“一定，”罗伯特·乔丹说，“我答应。”

“非常感谢你，”玛丽娅对他说，“我知道，真要这样做也不容易。”

“没关系。”罗伯特·乔丹说。

你把这一切全都忘啦，他想。当你把心思过多地放在你的工作上时，你就全然顾不上内战的种种妙处了。你已经忘记这一点了。唉，你应当忘掉它。卡希金就因为忘不了，所以才把工作搞得一团糟的。否则，你以为这位老兄事先就有预感啊？这事确实很奇怪，因为在开枪打死卡希金时，他所体验到的全然不是情感因素。他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动点儿感情。但是迄今为止，绝对没有任何情感因素。

“不过，我还可以为你做别的事情呢。”玛丽娅对他说，她这时正走在他身边，挨得很近，神情很是认真，女人味儿十足。

“除了开枪打死我之外？”

“是的。等你再也没有那些带过滤嘴的烟卷了，我可以帮你卷纸烟。比拉尔教过我怎样把烟卷得好好儿的，卷得既紧又齐整，不会漏出烟丝。”

“棒极了，”罗伯特·乔丹说，“卷起来之后，你会亲口把它们都舔好吗？”

“当然啦，”姑娘说，“还有，在你负伤的时候，我会照料你，帮你包扎伤口，帮你洗澡，喂你吃饭——”

“也许我这人是不会负伤的。”罗伯特·乔丹说。

“那么，在你生病的时候，我会照顾你，为你做汤，帮你擦洗身子，样样事情都帮你做。我还要读书给你听。”

“也许我这人是不会生病的。”

“那么，在你早晨醒来的时候，我给你端咖啡——”

“也许我这人不爱喝咖啡。”罗伯特·乔丹对她说。

“别，你是爱喝咖啡的，”姑娘开心地说，“今天早晨你喝了两杯呢。”

“假如我既腻歪了咖啡，也不需要你开枪打死我，假如我既没有负伤，也没有生病，还戒了烟，只有一双袜子，我自己把睡袋晾起来了。那你做什么呢，小兔子？”他拍了拍她的后背，“那你做什么呢？”

“那呀，”玛丽娅说，“那我就向比拉尔借把剪刀，帮你理发。”

“我这人不喜欢理发。”

“我也不喜欢理发，”玛丽娅说，“再说，我也喜欢你现在这个样子。好吧。如果你实在没什么事情好让我做，那我就坐在你身边，看着你，然后，到了夜里，我们就做爱。”

“好，”罗伯特·乔丹说，“最后这个方案非常合理。”

“我也有同感，”玛丽娅满面春风地说，“啊，英国人。”

“我的名字是罗伯托。”

“不要。我要和比拉尔一样，叫你英国人。”

“可是名字还是罗伯托啊。”

“就不是，”她对他说，“叫你英国人都叫了整整一天啦。唉，英国人，我能做你工作上的帮手吗？”

“不。我现在做的事情只能由我一个人来做，而且头脑还要非常冷静。”

“好，”她说，“什么时候才能做完呢？”

“今天晚上，要是运气好的话。”

“好吧。”她说。

他们的下方就是通往营地的最后那片树林了。

“那是谁？”罗伯特·乔丹问，并抬手指了指前方。

“比拉尔，”姑娘顺着他的手臂向前望去，说，“那肯定是比拉尔。”

在草甸的下端，在那片树林的边缘，那妇人正坐在那儿，头埋在双臂上。从他们此时所在的位置望去，她的身形犹如一大捆黑乎乎的干柴；在棕褐色的树干的映衬下，漆黑一团。

“快走吧。”罗伯特·乔丹说罢，便撩开大步趟着齐膝深的石楠丛朝她奔去。要想在浓密的石楠丛中大步流星地奔跑既难迈腿，又很费劲，他才跑了一小段路，便放慢了速度，变跑为走了。他能看到那妇人的头正伏在她交叠的双臂上，在树干的映衬下，她显得又宽又黑。他奔到她跟前，急切地叫了一声：“比拉尔！”

妇人抬起头来望着他。

“哦，”她说，“你们已经完事啦？”

“你病了吗？”他一边问，一边在她身边弯下腰来。

“什么话呀，”她说，“我打了个瞌睡。”

“比拉尔，”玛丽娅也赶上前来，在她身边跪下，关切地说，“你怎么啦？你没事吧？”

“我硬朗着呢。”比拉尔说，但她并没有站起来。她打量着眼前这两个人。“喂，英国人，”她说，“你又把男人的那套鬼把戏大大施展了一回吧？”

“你还好吧？”罗伯特·乔丹问，并不理会她这句话。

“为什么不好？我睡了一觉。你说啊？”

“没有。”

“行啊，”比拉尔对姑娘说，“看来挺让你受用啊。”

玛丽娅羞红了脸，没吱声。

“别戏弄她吧。”罗伯特·乔丹说。

“没人跟你说话，”比拉尔对他说，“玛丽娅。”她说，声音很是生硬。姑娘没抬头。

“玛丽娅，”妇人又说，“我说，看来挺让你受用嘛。”

“唉，别戏弄她吧。”罗伯特·乔丹又说了一遍。

“别说了，你，”比拉尔说，没正眼看他，“你听着，玛丽娅，告诉我一个细节吧。”

“不。”玛丽娅说着，摇了摇头。

“玛丽娅，”比拉尔说，她声色俱厉，脸上也找不出一丁点儿友善的痕迹，“你自己主动告诉我一个细节吧。”

姑娘摇摇头。

罗伯特·乔丹心想，要是我不必跟这女人和她那酒鬼男人以及她手下那帮乌合之众合作共事，我准会左右开弓狠狠掴她几个耳光，打得她——

“快说呀，告诉我。”比拉尔对姑娘说。

“不，”玛丽娅说，“不。”

“别戏弄她啦。”罗伯特·乔丹说，声音听上去已经不像是他自己的声音了。我无论如何得掴她几个耳光，实在太过分了，他想。

比拉尔甚至不搭理他了。眼前这情形既不同于蛇在捕鸟，也不同于猫在玩弄鸟。根本没有任何恃强凌弱的意思。也没有丝毫性变态的迹象。然而还是有一种脸红脖子粗的味道，犹如眼镜蛇的颈部在不断膨胀一样。他能感觉到这一点。他能感觉到这种脸红脖子粗的样子所具有的威慑力。虽然这种脸红脖子粗的模样反映的是一种盛气凌人的态度，却并无恶意，而是想追问出事情的究竟。但愿我没看到这一点，罗伯特·乔丹想。可是，这种事情也不好打耳光啊。

“玛丽娅，”比拉尔说，“我不会碰你的。你自己主动告诉我吧。”

“你自己主动说出来吧[151]。”她又用西班牙语说了一遍。

姑娘摇摇头。

“玛丽娅，”比拉尔说，“快说吧，自己主动说。我的话你听见没有？随你交待哪一点都行。”

“不嘛，”姑娘柔弱地说，“就不说。”

“你现在就得告诉我，”比拉尔对她说，“随你说出哪一点都行。你会明白的。你现在就得告诉我。”

“当时只觉得大地在颤动，”玛丽娅说，羞得没敢抬眼望那妇人，“真的。这个细节我没法告诉你啊。”

“如此说来。”比拉尔说，声音变得热情而友善，听不出有丝毫的勉强。然而罗伯特·乔丹还是看到，她的额头和嘴唇上沁出了一层细细的汗珠。“如此说来，这种情形果然是存在的。果然确有其事啊。”

“这是真事。”玛丽娅说罢，咬了一下嘴唇。

“当然是真事啦，”比拉尔和蔼地说，“但是，别把这事告诉你家乡的人，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相信你的话。你没有卡利人[152]的血统吧，英国人？”

她站了起来，是罗伯特·乔丹扶着她站起来的。

“没有，”他说，“据我所知，没有。”

“玛丽娅这丫头也没有，据她所知，”比拉尔说，“这事真奇怪呀[153]。这事真是不可思议呀。”

“但是偏偏就有这种事情啊，比拉尔。”玛丽娅说。

“为什么不这样呢，丫头[154]？”比拉尔用西班牙语说，“为什么没有呢，我的女儿？我年轻的时候也体验过这种大地在抖动的感觉，抖得可厉害啦，抖得让你觉得要天翻地覆了，还生怕大地会在你身下塌陷了呢。这种感受夜夜都有呢。”

“你骗人。”玛丽娅说。

“是的，”比拉尔说，“我是在骗人。在人的一生中，能体验到大地在颤动的次数决不会超过三次。你真的体验到了吗？”

“体验到了，”姑娘说，“真的。”

“你呢，英国人？”比拉尔望着罗伯特·乔丹说，“不许撒谎。”

“我也体验到了，”他说，“真的。”

“好，”比拉尔说，“好。这一点很重要呢。”

“你说的三次是什么意思啊？”玛丽娅问，“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三次，”比拉尔说，“你现在已经有过一次啦。”

“只有三次吗？”

“大多数人一辈子也得不到那种感受，”比拉尔对她说，“你能肯定你确实体验到了那种大地在颤动的感觉？”

“整个人都好像要飘离地面了。”玛丽娅说。

“那我姑且就认为你们已经有过这种体验了吧，”比拉尔说，“好啦，走吧，我们该动身去营地啦。”

“你这套胡说八道的三次究竟是什么意思啊？”当他们并肩走在松林中时，罗伯特·乔丹对这位身材高大的妇人说。

“胡说八道？”她满脸不屑地看了他一眼，说：“你就别在我面前提什么胡说八道啦，英国小子。”

“这个说法和看手相那套把戏一样荒诞不经吧？”

“不，对吉卜赛人[155]来说，这可是确信无疑的常识呢。”

“可我们并不是吉卜赛人啊。”

“没错。不过，你们还算有点儿运气。不是吉卜赛人血统的人，偶尔也能撞上点儿好运气呢。”

“你这套所谓三次的说法，当真确有其事吗？”

她又盯着他看了一眼，神情很是怪异。“别烦我了，英国人，”她说，“别让我不高兴。你还太年轻，我没法对你说。”

“可是，比拉尔。”玛丽娅说。

“闭嘴，”比拉尔对她说，“你已经有过一次了，你在这世上还会有两次。”

“那你呢？”罗伯特·乔丹问她。

“有过两次，”比拉尔说着，伸出两根手指，“两次。绝不会再有第三次了。”

“为什么不会了呢？”玛丽娅问。

“唉，别说啦，”比拉尔说，“把嘴巴闭上吧。你这种年龄的小青年[156]让我厌烦透了。”

“为什么就没有第三次了呢？”罗伯特·乔丹问。

“哎哟，你就别说啦，好不好？”比拉尔说，“把嘴闭上！”

好吧，罗伯特·乔丹对自己说。不过我也不指望还能再有一次了。我认识一大批吉卜赛人，这些人确实够让人费解的。但是我们也一样不可思议啊。不同之处是，我们得用正当的手段来谋生。谁也不知道我们是何种部族的后人，谁也不知道我们所继承的部族传统又是什么，谁也不知道我们的祖先所生活的那些莽林中究竟还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奥秘。我们只知道我们自己的无知。我们对黑夜里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事情往往一无所知。然而，如果事情发生在大白天，那就必然要另当别论了。不管发生了什么，总归都是既成的事实，可是现在，这个女人不但硬要逼迫这姑娘要说出她不想说的事情；而且还硬要把这档子事儿拉扯过去，把它说成是她自己的经验。她一定要把这事变成吉卜赛人的事儿呢。我原以为她在山上那会儿已经身心疲惫了，可是现在，一回到这儿，她就这样理所当然地居高临下、颐指气使了。假如这种行为是恶意的，那她就该被枪毙。然而她并无恶意。她这样做不过是为了想牢牢抓住人生。通过玛丽娅来牢牢抓住人生。

等打完这场战争之后，你说不定会从事女性研究呢，他暗自思忖。你不妨就从比拉尔开始。她度过了相当纷扰的一天啊，这是我的看法。她以前从没谈起过吉卜赛人所热衷的那套把戏。除了看手相，他想。是啊，当然就是手相啦。依我看，她还不至于要凭空捏造出看手相这种事来糊弄人。当然，她也不会告诉我她究竟看到了什么。不管她看到的是什么，她自己总归是深信不疑的。不过这也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听着，比拉尔。”他对妇人说。

比拉尔笑吟吟地望着他。

“什么事呀？”她问。

“别那么神神秘秘的吧，”罗伯特·乔丹说，“这些故弄玄虚的把戏让我很厌烦。”

“那又怎么样？”她问。

“我根本就不相信什么妖魔鬼怪，也不相信那些占卜的、看相的，更不相信那套乱七八糟的吉卜赛人的巫术。”

“哎哟。”比拉尔说。

“我不信这套。所以，你就别再招惹玛丽娅吧。”

“我可以不再招惹这姑娘。”

“也别再耍弄这些故弄玄虚的把戏了，”罗伯特·乔丹说，“我们要完成的任务、要处理的事情已经够多啦，别用这种乱七八糟的的玩意儿把事情弄得更加复杂吧。少来点儿故弄玄虚，多做点儿实实在在的工作吧。”

“我明白啦，”比拉尔说着，点点头表示同意了，“但是，你听着，英国人，”她笑吟吟地望着他说，“你们刚才真的体验到大地在颤动了吗？”

“是啊，你这该死的。我们感受到大地在颤动啦。”

比拉尔放声大笑起来，她自己站在那儿纵声大笑着，也看着罗伯特·乔丹在哈哈大笑。

“啊，英国人呀。英国人，”她笑呵呵地说，“你这人真滑稽呀。你现在得花费很大的力气，才能重新找回你的尊严啦。”

见你的鬼去吧，罗伯特·乔丹想。但他还是封住了自己的嘴巴。在他们说话的当儿，太阳已被云层遮没，他回头眺望着远山，只见天空中已是乌云密布，一片苍茫。

“没错，”比拉尔望着天空对他说，“天要下雪了。”

“现在？几乎都快到六月份了，还会下雪？”

“为什么不会下雪？这些高山峻岭是从来不分季节的。现在是阴历五月。”

“现在不可能下雪吧，”他说，“现在怎么可能下雪啊。”

“你说与不说完全一样，英国人，”她对他说，“这场雪肯定是要下的。”

罗伯特·乔丹仰望着天空，只见灰色的云层正越积越浓，太阳已变得一片昏黄，他注视着天空中云层的变化，直到太阳完全消失，此时已是乌云四合，暮霭沉沉；漫天而降的乌云渐渐湮没了群山的峰巅。

“是啊，”他说，“我估计，你说得没错。”

第十四章

他们刚到营地，天就开始下雪了，纷纷扬扬的雪片呈对角线在松树间飘落下来。片片雪花斜斜地在林木间飘洒着，起初较为稀疏，飘然而下时还在空中打着旋儿，但是不一会儿，随着阵阵寒风从山上直扑而下，鹅毛大雪顿时漫天飞舞起来，罗伯特·乔丹十分恼火地伫立在山洞前，注视着这漫天大雪。

“这场雪不会小啊。”巴勃罗说。他的嗓音含混不清，两眼通红，眼角布满眼眵。

“吉卜赛人回来了吗？”罗伯特·乔丹问他。

“没有，”巴勃罗说，“不但他没回来，连老头子也没回来呢。”

“你陪我走一趟，去公路那边的哨所看看，行吗？”

“不行，”巴勃罗说，“这件事我是不会插手的。”

“我自己也能找得到。”

“在这种暴风雪天里，你也许根本没法找到那地方，”巴勃罗说，“反正我是不会在这种时候出去的。”

“只要下了山，走上公路，再沿着公路走一会儿就到了。”

“你也许能找到那地方。可是因为在下雪，你那两个放哨的现在说不定正走在回来的路上呢，你会在中途和他们擦肩而过的。”

“老头子会在那儿等着我的。”

“不。下这么大的雪，他会回来的。”

巴勃罗望着正扫过山洞入口处的飞雪，说：“你不喜欢这场暴风雪吧，英国人？”

罗伯特·乔丹咒骂了一声，巴勃罗却用那双昏花的眼睛望着他，哈哈大笑起来。

“这一来，你的进攻就算吹喽，英国人，”他说，“到山洞里来吧，你的人就要回来啦。”

山洞里，玛丽娅正在火塘边忙碌着，比拉尔则在餐桌前忙碌着。火塘里在冒着浓烟，不过姑娘在设法把火烧旺，她用一根木棍捅进火堆，然后用一张叠起来报纸使劲扇着，只听噗地一声，火苗随即就蹿了起来，木柴开始燃烧了，架空着柴堆顶端留有一个吸风口，风一吸进来，火也就越烧越旺了。

“这场雪，”罗伯特乔丹说，“你认为还会越下越大吗？”

“会越下越大的，”巴勃罗心满意足地说，接着，他又朝比拉尔高声喊着，“你也不喜欢这场雪吧，老婆？现在你是指挥员啦，你不喜欢这场雪吗？”

“关我什么事[157]？”比拉尔扭过头来用西班牙语说，“天要下雪，那就下呗。”

“喝点儿酒吧，英国人，”巴勃罗说，“我喝了一整天的酒，就盼着这场雪呢。”

“给我来一杯吧。”罗伯特·乔丹说。

“为了这场大雪，干杯。”巴勃罗说着，跟他碰了一下杯。罗伯特·乔丹瞪了他一眼，“叮当”一声碰了杯。你这杀人不见血的烂眼鸡奸犯，他在心里骂着。我真想把这酒杯磕在你牙齿上。千万要沉住气，他暗暗告诫自己，千万要沉住气啊。

“真是天公作美呀，这场雪，”巴勃罗说，“下着这么大的雪，你不会还想着要睡在外面吧。”

如此看来，这也是你一直放不下的一桩心事啊，是吧？罗伯特·乔丹想。你有一大堆烦心的事儿呢，是吧，巴勃罗？

“不行吗？”他彬彬有礼地说。

“不行。太冷啦，”巴勃罗说，“也太潮湿。”

你就不明白我这只用绒鸭的绒毛做成的已经用旧了的睡袋为什么值六十五美元的原因了吧，罗伯特·乔丹想。我还真想在雪地里睡在那玩意儿里头呢，每睡一夜我还能收回一美元的成本呢。

“那么，我应该睡在这山洞里面喽？”他彬彬有礼地问。

“对。”

“谢啦，”罗伯特·乔丹说，“我肯定还是要睡到外面去的。”

“睡在雪地里？”

“是啊，”（你这双该死的布满血丝的红彤彤的猪眼睛，你这张长满猪鬃毛的猪屁股似的黑脸膛），“睡在雪地里。”（就睡在这混账透顶、害人不浅、不期而降、大胆孟浪、坏我大事、没好结果的狗娘养的雪地里吧。）

他朝玛丽娅那边走去，她刚把一块松木添在火堆上。

“真美呀，这场雪。”他对姑娘说。

“但是它对你的工作是很不利的，是吧？”她问他，“你不着急吗？”

“什么话，”他说，“着急也没用啊。晚饭要什么时候才能做好？”

“我早料到你今晚会有好胃口的，”比拉尔说，“要不现在先吃块奶酪？”

“谢谢。”他说，于是，她伸手取下悬挂在洞顶网兜里的那一大块奶酪，用刀在敞开的那一端用力划着，切下了厚厚的一片，然后把那片奶酪递给了他。他就站在那儿吃起来。奶酪稍有些膻味儿，不是那么好吃。

“玛丽娅。”巴勃罗说，他这时也来到餐桌边，正端坐在那儿。

“什么事？”姑娘问。

“把桌子擦干净呀，玛丽娅。”巴勃罗一边说，一边笑嘻嘻地望着罗伯特·乔丹。

“把你自己流下来的那些哈喇子擦干净吧，”比拉尔对他说，“先把自己的下巴、自己的衬衫擦干净，然后再把桌子擦干净。”

“玛丽娅。”巴勃罗大喊了一声。

“别理他。他喝醉了。”比拉尔说。

“玛丽娅，”巴勃罗大声说，“雪还在下着呢，这场雪真美呀。”

他根本不知道那只睡袋有多妙呢，罗伯特·乔丹想。这对老眼昏花的猪眼睛根本看不出我为什么要花费六十五美元从伍兹兄弟手里买下那只睡袋。不过，我真希望那个吉卜赛人能马上回来。吉卜赛人一回来，我就去找那老头儿。我现在就该动身去找他，但是我很有可能会中途错过他们。我并不知道他蹲守在什么地方。

“想滚雪球吗？”他对巴勃罗说，“想不想打雪仗？”

“什么？”巴勃罗问，“你在打什么主意？”

“没什么，”罗伯特·乔丹说，“你把那些马鞍都盖好了吗？”

“是啊。”

罗伯特·乔丹接着用英语说：“是打算送些草料给那些马吃呢，还是让它们拴在外面的拴马桩上，让它们自个儿去刨雪啃草呢？”

“什么呀？”

“没什么。这是你自己的问题呀，老伙计。我打算自个儿到外面去走走啦。”

“你为什么说英国话？”

“我也不知道，”罗伯特·乔丹说，“我在非常疲惫的时候，往往就会说英语。或者在感到非常厌恶的情况下。或者在感到很困惑的时候，比方说，当我感到极度困惑时，我就索性只说英语了，为的就是能听听英语的声音。这种声音具有增强信心、消除疑虑的功效呢。你日后有机会不妨也试试。”

“你在说什么呀，英国人？”比拉尔说，“这种话听起来很有意思，可是我听不明白。”

“没什么，”罗伯特·乔丹说，“我刚才只是用英语说了声‘没什么’。”

“那就算啦，说西班牙语吧，”比拉尔说，“用西班牙语说话既简短，又好懂。”

“那当然。”罗伯特·乔丹说。可是，啊，老兄，他想，哦，巴勃罗，哦，比拉尔，哦，玛丽娅，哦，还有那坐在角落里的两兄弟，你们的名字我本该牢牢记住的，现在却已经想不起来了，但是有时候，我真厌倦这些事呢。厌倦这些事，厌倦你们，厌倦我自己，厌倦这场战争，为什么呀，为什么老天偏偏要在这个时候下雪呢？这简直太过分了。不，不是这么回事。没有什么事情是太过分的。你不如就接受了这个现实吧，然后再从中杀出一条路来，别再这样自命不凡啦，接受这漫天飞雪的现实吧，就像你刚才所做的那样，下一步要做的事情是，要尽快与你那个吉卜赛人核对情况，然后把你那个老头儿接回来。偏偏要下雪。偏偏在这个时候这个月下雪。就此打住吧，他对自己说。就此打住，接受这个现实吧。这就是一杯苦酒，你是知道的。有关这杯苦酒的来历，老话是怎么说的？他要不就该去增强自己的记忆力，要不就别想着要去引经据典[158]，因为一旦有某件要紧的事情你一时想不起来了，这件事就会老是在你心里惦记着，你怎么也丢不开，就像你忘了某个人的名字，却又老想着要把它回忆出来一样。关于这杯苦酒的来历，老话是怎么说的？

“请给我来杯葡萄酒吧。”他用西班牙语说。随即又说：“这场雪会很大吗？呃？”他对巴勃罗说，“挺大的雪啊[159]。”

这醉醺醺的汉子抬眼看了看他，咧开嘴笑了笑。他点点头，又咧开嘴傻笑着。

“没有进攻啦。没有飞机[160]啦。没有炸桥任务啦。只有雪在下啦。”巴勃罗说。

“你估计这场雪会下很久吗？”他对巴勃罗说，“你认为我们整个夏季都要被雪困在这儿吗，巴勃罗，老兄？”

“整个夏季嘛，那是不可能的，”巴勃罗说，“今夜和明天，那也肯定错不了。”

“你凭什么下这种结论呢？”

“暴风雪有两种，”巴勃罗说，显得老成持重、颇有见识的样子，“一种来自比利牛斯山脉[161]。这种暴风雪一来，天气就会极端寒冷。现在早已不是形成这种暴风雪的季节了。”

“好，”罗伯特·乔丹说，“这话很有道理。”

“眼前的这场暴风雪来自坎塔布连山脉[162]，”巴勃罗说，“它形成于海上。如果风向朝着这边，就会形成强暴风雪，降雪量会很大。”

“你这些经验之谈都是从哪儿学来的，老伙计？”罗伯特·乔丹问。

此时，由于怒气已消，眼前这场暴风雪竟使他兴奋起来，因为无论哪种风暴都会使他兴奋不已，向来如此。雪暴[163]、强风[164]、骤起的线飑[165]、热带风暴、高山峻岭中夏季的雷暴雨等等，所有的风暴都令人发聋振聩，使他感到无比兴奋，那是世间任何事物都达不到的。这就好比上战场时的那种兴奋，只是这种兴奋是纯洁的。战场上也有狂风大作的时候，但那里刮的是热风；又热又干，如同你嘴里那种口干舌燥的感觉一样；战场上刮的是狂飙；刮得热浪翻滚、尘土飞扬；战场上的风会随着当天运气的好坏而时起时息。他很熟悉这种风。

但是暴风雪则与这林林总总的一切截然相反。在暴风雪中，你即便走近那些野生动物，它们也不害怕。它们行走在广袤的原野上，却不知自己身在何方，小鹿有时候就站在小木屋的背风处。在暴风雪中，你骑马走近一头驼鹿，而它却错把你的马当成了另一头驼鹿，竟会一路小跑着向你迎来。暴风雪中出现的情形似乎总是这样，仿佛一时间敌我不分了。暴风雪中的风也有可能是强风；但它刮得大地一片洁白，刮得满天白雪飞舞，刮得世间万物都变了样，等风停息了，世界就会变得静悄悄的。这场风暴也不小，他不妨就来领略一下它的乐趣吧。虽说它在毁坏着一切，但你欣赏它一下也无妨。

“我从前跑过多年的运输，”巴勃罗说，“在重型卡车还没用上之前，我们得赶着大车翻山越岭地运货。在这个行当里，我们学会了看天气。”

“那你怎么投身到抵抗运动中来了呢？”

“我过去一直是左派，”巴勃罗说，“我们和阿斯图里亚斯[166]那边的人来往很多，那里的人民在政治上很先进。我是一贯拥护共和国的。”

“那么，你在运动爆发之前是干什么的？”

“我那时在为萨拉戈萨[167]的一个马贩子打工。他既为军队补充新马，也向斗牛场供应马。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比拉尔的，正像她告诉过你的那样，她那时正和巴伦西亚的斗牛士菲尼托在一起呢。”

他是带着相当自豪的口气说这句话的。

“他算不上一个好身手的斗牛士。”坐在桌边的两兄弟中的一个望着正站在火炉前的比拉尔的后背说。

“是吗？”比拉尔说着，转过身来望着那人，“他算不上好身手的斗牛士？”

她此时正站在山洞里的炉火边，火光中，她眼前仿佛浮现出昔日情人的模样，他身材矮小，棕褐色的皮肤，朴实的脸膛，一双忧伤的眼睛，脸颊凹陷，黑色的卷发湿漉漉地贴在他额头上，那顶紧箍的斗牛士帽把他的额头勒出了一道别人不大会注意到的红色印痕。她仿佛看见他正站在那儿，面对着那头五岁的公牛，面对着那两只曾把好几匹马高高挑起过的犄角，它那粗壮的脖子狠狠地顶着那匹马，越顶越高，当马上的那名骑手将那根带穗的长矛扎进了它的脖子时，它也把那匹马高高顶了起来，越顶越高，直到那匹马轰然倒下，那名骑手也摔倒在木栅栏上，那公牛还不罢休，继续用牛腿朝他猛踩猛踢，并晃动着它大脖子上的一对犄角去追赶那匹马，向那匹已经奄奄一息的马索要性命。她看到他，菲尼托，这个算不上好身手的斗牛士，此刻正站在那头公牛的面前，侧身对着它。她清楚地看见他用那块厚厚的法兰绒裹起了那根木杆；那块法兰绒上已经沾满鲜血，沉甸甸地耷拉着，那是因为，这块绒布已经上下翻飞着一次又一次地拂过了那头公牛的头部、肩胛部、背部，以及它流着鲜血、油光闪亮的肩隆部，那公牛在腾空跃起时，插在它肩胛中的那些系着彩带的短矛也随之叮叮当当地响着。她看到菲尼托此刻正站在离那公牛的牛头五步远的地方，轮廓很分明，那头公牛也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凶狠地和他对峙着，他慢慢抬起手中那柄利剑，举到齐肩的高度，目光顺着还在滴血的剑锋瞄准着公牛的要害部位，他暂且还看不到那个部位，因为那公牛正高昂着脑袋，挡住了他的视线。他想用左臂挥动那块湿漉漉、沉甸甸的绒布，引得公牛低下头来；但他此刻却稳稳地站立着，上身略向后仰，侧身对着那只已经碎裂的犄角，用剑锋瞄准着；那公牛的胸脯在剧烈起伏，眼睛却紧盯着那块绒布。

她这时十分清楚地看见了他的身影、听到了他那虽然微弱却很清晰的声音，只见他扭过头来，朝场边红色栅栏上方的观众席的第一排人群望去，说：“请大家看一看，我们能不能像这样宰了这家伙。”

她能清楚地听见他的说话声，随即就看见他抬起膝盖迈步向前走来，她注视着他迎着牛的犄角勇往直前地走上来，由于那公牛在用嘴追着拱那块向下扫来的绒布，它那犄角也随之神奇般地低垂下来，在他那只瘦细的棕褐色手腕的操纵下，那块绒布向下一挥，迅速扫过那对犄角，在此同时，那柄利剑也准确地扎进了牛肩胛骨当中那块沾满尘土的隆起的部位。

她看着那柄明晃晃的利剑缓缓地、平稳地刺进了公牛的体内，仿佛是那头公牛在猛力将利剑顶入自己的身躯，想用它自己的血肉之躯夺走这汉子手中的利剑似的，她目睹那柄利剑慢慢没入了牛身，直至剑柄上的棕褐色指节紧紧抵在紧绷绷的牛皮上，那身材矮小、肤色棕褐的汉子的目光则始终没有离开剑锋所刺入的部位，此时，他屏息收腹，闪身绕开了牛角，身形一晃，安然摆脱了那头牲口，稳稳地站在那儿，左手挑着那块绒布，右手举起，注视着那头公牛在慢慢断气。

她看着他站立在那儿，两眼紧盯着那头仍在挣扎着想从地上站起来的公牛，注视着公牛摇晃着身躯，像一棵行将倒伏的大树，注视着公牛奋力挣扎着还想在地上站起四蹄，那身材矮小的汉子举起一只手来，中规中矩地做了个表明已大获成功的手势。她看着他伫立在那儿，大汗淋漓、几近虚脱、为这场斗牛的结束而如释重负，为那头公牛已即将毙命而感到快慰，为他在躲开牛角时没有遭受到那公牛的冲撞、攻击而感到欣慰。在他伫立在那儿时，那头在挣扎着的公牛已经无力再站起来，终于轰然倒下，滚了个四蹄朝天，一命呜呼了。这时，她看到这身材矮小、肤色棕褐的汉子疲惫不堪、毫无笑意地朝栅栏边走去。

她知道他已不可能跑步奔向斗牛场的这边，即便这是他赖以为生的壮举，她注视着他慢腾腾地走到栅栏边，用毛巾抹了抹嘴，抬头望了望她，摇摇头，又用毛巾擦了擦脸，然后才开始了他绕场一周的胜利巡行。

她看着他拖着沉重的脚步慢腾腾地绕着斗牛场一路走来，微笑着，鞠着躬，微笑着，他的助手们走在他身后，不住地哈腰捡起观众投过来的雪茄，把观众抛过来的帽子再一顶顶抛回去；他在斗牛场内绕了一圈，眼中流露着忧伤的神色，脸上却带着微笑，他终于在她面前结束了巡行。接着，她放眼望去，看到他这时正坐在木栅栏的台阶上，用毛巾捂着嘴。

比拉尔站在炉火前，仿佛看到了这一切，于是，她说：“难道他还算不上一个出色的斗牛士？现在和我在一起混日子的人都是什么层次的人啊！”

“他是一个很出色的斗牛士，”巴勃罗说，“他的毛病就在于身材太矮小。”

“还有，他那时正患着肺病呢。”普里米蒂伏说。

“肺病？”比拉尔说，“像他这样受尽了磨难的人，谁会不得肺病？在我们这个国家，要是不想像胡安·玛契[168]那样去犯罪，不去做斗牛士，不在歌剧院当男高音，穷人难道还想有别的活路吗？他怎么会不得肺病？在这个国家，资产阶级吃得脑满肠肥，吃得撑坏了胃，离了小苏打就不能活命了，而穷人却从出生之日起到他死去的那天，都在忍饥挨饿，他怎么会不得肺病？如果你从小就要追随着各种集市去学斗牛的本领，而旅行时为了逃票又不得不藏在三等车厢的座位底下，伴随着满地的灰尘和垃圾，伴随着人家刚吐出的痰和已经干了的痰，如果你胸口又被牛角牴伤过，你能不得肺病吗？”

“那当然，”普里米蒂伏说，“我只是说他那时染上肺病了。”

“他当然有肺病。”比拉尔说，她站在那儿，手里拿着那把搅拌用的大木勺。“他个头是不高，说话也细声细气的，还特别害怕见公牛呢。我从没见过像他这样在斗牛前怕牛怕得要命的男人，也没见过像他这样上了斗牛场就变得那么英勇无畏的男人。你呢，”她对巴勃罗说，“你现在很怕死啦。你以为死是一件很了不得的事呢。菲尼托虽然一向胆小，但真到了斗牛场上，他却像头雄狮。”

“他非常勇猛，那是出了名的。”两兄弟中的另一个说。

“我从来不知道世上还有像他这么胆小的男人，”比拉尔说，“他甚至不敢把牛头放在家里。有一回，在巴利亚多利德的集市上，他却杀死了巴勃罗·罗梅罗的一头公牛，干得漂亮极了——”

“我记得，”刚才率先开口说话的那个兄弟说，“我当时就在斗牛场上。那是一头皂色的公牛，前额上有卷毛，一对犄角特别长大。那是一头足足有三十阿罗巴[169]的公牛呢。那是他在巴利亚多利德杀死的最后一头公牛。”

“确实是这样的，”比拉尔说，“后来，斗牛俱乐部的那帮斗牛迷在科隆咖啡馆里聚会，就用他的名字给他们的俱乐部命名了，还把那只牛头制成了标本，并准备在科隆咖啡馆举办一次小型宴会，在宴会上把这只牛头当场献给他。在吃饭的时候，他们把那只牛头挂在墙上，不过是用一块布蒙着的。我当时也在座，在场的还有其他一些人，其中就有帕斯托拉，她的长相比我还难看呢，还有贝纳家的那个小妞儿，还有几个吉卜赛人，以及几个高级婊子。这是一个小型宴会，规模虽不大，却热闹非凡，后来竟吵得不可开交，到了几乎要动武的地步了，原因是，帕斯托拉和一个最当红的婊子为了一个礼节方面的问题争吵起来。我自己嘛，也觉得特别开心，我当时就坐在菲尼托身边，我注意到，他就是不愿抬头去望那个牛头，当时牛头上还蒙着一块紫色的布呢，就像我们以前信奉上帝时，在耶稣受难周[170]期间要把教堂里的那些圣像全都事先蒙上一样。

“菲尼托吃得不多，因为他曾受过一次重伤[171]，那年在萨拉戈萨的最后一场斗牛中，他正要刺死那头公牛时，不料却被牛角重重地扫了一下，这一扫让他昏迷了很久，因此，即便是现在，他的胃纳仍然很差，而且在整个宴会中，他时不时地就要用手帕捂着嘴，吐几口鲜血。我刚才说到哪儿啦？”

“牛头，”普里米蒂伏说，“那只被制成了标本的牛头。”

“对，”比拉尔说，“是的。不过，有些细节我得先交待一下，好让你们明白是怎么回事儿。菲尼托从来就是个不苟言笑的人，你们是知道的。他生性古板，我们单独在一起时，我也从没见他为了什么事儿而开怀大笑过。即便是一些非常滑稽可笑的事儿，他也不笑。他无论对什么事儿都极其认真。他那股爱较真的劲儿跟费尔南多差不多一样。但是，那是一次由斗牛迷俱乐部的那帮斗牛迷[172]专门为他举办的宴会啊，他们还要组建一个‘菲尼托俱乐部’呢，所以他总得拿出点儿快快乐乐、亲亲热热、喜气洋洋的样子来才对呀。所以，在整个宴会上，他都一直在微笑着，说着一些很亲热很友好的话，只有我一个人注意到了他老是在用手帕干什么。他随身带了三条手帕，三条手帕都给他吐满了鲜血，后来，他非常小声地对我说：‘比拉尔，我已经招架不住了。我想我该走啦。’

“‘那我们就走吧。’我说。因为我看得出，他很难受。宴会上这时的气氛真是热闹极了，人声喧嚷，一片欢腾。”

“‘不。我不能走，’菲尼托对我说，‘这个俱乐部毕竟用的是我的名字，所以我责无旁贷啊。’”

“‘要是你不舒服，我们就走吧。’我说。”

“‘不行，’他说，‘我得留下来。给我来点儿曼萨尼亚酒[173]吧。’”

“我觉得让他喝酒是很不明智的，因为他一点儿东西也没吃，何况他本来肠胃就不好；可是，如果不吃点儿东西，他显然也招架不了这种欢声笑语、热热闹闹、人声鼎沸的场面。于是，我就看着他喝，他很快就把几乎一整瓶曼萨尼亚酒都喝下去了。由于他随身带来的手帕已全都用光，此时便拿着餐巾当手帕用了。”

“宴会这时的确已经进入了热情高涨的阶段，有几个骨头轻的婊子正被俱乐部的几个成员轮番扛在肩膀上绕着餐桌跑来跑去地搔首弄姿呢。帕斯托拉在众人的怂恿下唱起了歌，小里卡多也弹起了吉他，那场面非常感人，是一次真正令人尽兴尽致的聚会，酒后的友情被发挥到了极致。我从没见过哪次宴会达到过这样热烈的程度，那才是真正的安达卢西亚风格的[174]热情奔放呢，但是我们还没到给牛头揭幕的时刻，为这个牛头举行揭幕仪式毕竟才是举办本次宴会的缘由啊。

“我自己也在尽情享受着这欢乐的气氛，忙不迭地拍着手去应和里卡多的演奏，忙不迭地与其他人一道为贝纳家的那个小妞儿的歌唱拍手助兴，全然没注意到菲尼托这时竟又把他自己的那块餐巾吐满了鲜血，并且把我的那块也拿去用了。他还在不停地喝着曼萨尼拉酒，两眼大放异彩，非常高兴地朝每个人点着头。他不能多说话，因为一开口说话，他就得随时准备好餐巾去捂嘴；但他还是摆着一副兴高采烈、十分受用的样子，因为他在场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啊。”

“宴会就这样进行着，坐在我身边的那个男人是雄鸡拉斐尔的前任经理人，他对我讲起了一桩往事，这段故事的结尾是，所以，拉斐尔就来找我了，说：‘你是我在这世上最要好的朋友，也是最高尚的人。我和你情同手足，所以我要送你一件礼物。’于是，他随即就把一枚钻石别针送给了我，并吻了吻我的双颊，弄得我们两人都很感动。接着，雄鸡拉斐尔，送了我那枚钻石别针之后，就走出了这家咖啡馆，我便对坐在桌边的蕾塔娜说，‘这个下流胚吉卜赛人刚刚和另一个经理人也签了一份合同呢。’”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蕾塔娜问。

“‘我当了他十年的经理人，他也从没送过我一个礼品，’雄鸡的经理人说，‘这回送礼无非就是因为有这层意思。’果然不出他所料，礼品一送，雄鸡就和他分道扬镳了。

“不料，话刚说到这儿，帕斯托拉忽然插进了我们的谈话，也许她并不是为了要维护拉斐尔的好名声，因为谁对拉斐尔的指责也比不上她本人说的话那么难听，而是因为那个经理人刚才用了‘下流胚吉卜赛人’这个词语而伤害了吉卜赛人。她气势汹汹地插了进来，用了许多非常难听的词语，那个经理人竟被她抢白得哑口无言。我便插了进来，劝帕斯托拉别吵了，而另一个吉卜赛女郎[175]又掺和进来，叫我别说了，大家就吵成了一团，一时间谁也没法听清谁说了哪些话，只有‘婊子’这个字眼儿被叫得最为响亮，响亮得盖过了所有其他话语，直到后来恢复了平静，我们三个互相插嘴的人都坐了下来，低头看着自己的酒杯，这时，我注意到，菲尼托正两眼直勾勾地盯着那个牛头，牛头依然罩在那块紫布下，他脸上显现着的是一种惊恐的神色。

“就在这时，俱乐部的主席开始做牛头揭幕前的讲话了，在整个讲话的过程中，人们都在热烈鼓掌，大声叫着‘好[176]！’乒乒乓乓地拍打着桌子，我则一直在注视着菲尼托，只见他在不停地用他的餐巾，不，是我的餐巾，抹着他嘴里的血，身子瘫在椅子上，惊恐而又惊奇地瞪着那仍然蒙着布、挂在他对面墙上的牛头。

“那个讲话快要结束时，菲尼托开始不住地摇头，身子也在椅子上直往下坠。

“‘你还好吗，小不点儿？’我对他说，可是，当他抬起眼来看我时，他却似乎不认识我了，只是一个劲儿地摇头，说：‘不。不。不。’

“这时，俱乐部主席的讲话终于要接近尾声了，紧接着，在众人的一片喝彩声中，他站到了一张椅子上，伸手解开了裹着牛头的那块紫布上的彩结，慢慢揭开了牛头上的盖布，不料，那盖布钩在了一只牛角上，他轻轻提了提那块布，把它完全拉开，露出了那对锐利的已被打磨得很光滑的牛角，那颗庞大的黄色的牛头便赫然呈现在众人眼前，牛头上的那对乌黑的犄角向两边弯了出去，头朝前翘着，两个白色的牛角尖锐利得如同豪猪身上的硬刺，那就是那头公牛的大脑袋啊，仿佛还像活着一样；它前额上的毛发栩栩如生地卷曲着，两个鼻孔大张着，那对眼睛很亮，那头公牛正活灵活现地在那儿直瞪瞪地望着菲尼托呢。

“人人都在大声叫好、鼓掌喝彩，而菲尼托则在椅子上直往下坠，众人见状，马上就安静下来，望着他，他连连说：‘不。不。’他眼睛在盯着那公牛，身子在直往下坠，紧接着，他又大叫了一声：‘不！’嘴里随即冒出一大团黏糊糊的鲜血，他甚至都没顾得上用餐巾去捂，鲜血便顺着他的下巴颏淌下来，他两眼依然在盯着那公牛，说：‘在整个斗牛季节里，可以。为了挣钱，可以。为了混口饭吃，可以。但是我已经不能吃了。听到我的话没有？我的胃坏啦。可是现在，斗牛季节已经过去了！不行啊！不！不！不！’他朝桌子周围的人看了一眼，目光又回落到那头公牛的头上，再次说了声：‘不。’然后便低下头去，拿起餐巾捂在嘴上，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也再不说话了，然而，这顿宴席，开场开得那么好，原指望能办成一个热热闹闹、团结友爱、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盛会呢，结果却并不成功。”

“那以后他过了多久才死的？”普里米蒂伏问。

“那年冬天，”比拉尔说，“自从那次在萨拉戈萨被牛角重重地扫了一下之后，他就一直没有复元。那种伤比直接被牛角挑伤还要严重，因为那是内伤，没法治愈。他每次在近身刺出最后一剑时几乎都要挨那么一下，正是这个原因，他才没能取得更大的成就。由于身材矮小，他很难越过牛角去刺出那一剑。牛角的侧面几乎总是撞到他。当然，也有好多次只是擦过他的身子，并没真正伤着他。”

“既然他个头那么矮小，他就不该拼命去当斗牛士啊。”普里米蒂伏说。

比拉尔朝罗伯特·乔丹看了一眼，摇摇头。随后，她便弯下腰去照看那只大铁锅了，但依然还在摇着头。

这是一帮什么人啊，她想。西班牙人怎么都是这种人啊，说什么“既然他个头那么矮小，他就不该拼命去当斗牛士”。我听见了这种话，但我不想做任何辩解。我不会为这种话大动肝火了，况且我刚才已经向他们解释过了，我现在就保持沉默吧。如果一个人什么都不知道，那该多简单啊。多么单纯啊[177]！由于什么都不知道，才有人说：“他算不上一个好身手的斗牛士。”由于什么都不知道，另一个人才会说：“他得了肺病。”还有一个人，因为知道情况，才会接着解释说：“既然他个头那么矮小，他就不该拼命去当斗牛士。”

此刻，她俯身凝望着炉火，眼前仿佛又再次浮现出床上躺着的那个赤身裸体、肤色棕褐的身子，那一块块疙疙瘩瘩的疤痕布满了两条大腿的内侧，那块深深的皱巴巴的圆形伤疤凸现在右侧的胸肋下，那道白色的伤痕从腰间一直延伸到胳肢窝里。她看到了那双紧闭着的眼睛、那神情庄重的棕褐色脸膛、那从前额向后倒伏着的卷曲的黑发，她正坐在他身边，在床上为他按摩着两条腿，揉搓着他腿肚子上紧绷绷的肌肉，揉捏着那些痉挛着的肌肉，使它们松弛下来，然后合拢双手轻轻敲击着，使他腿上的那些几近麻痹的肌肉全松弛下来。

“感觉怎么样？”她对他说，“腿舒服些了吗，小不点儿？”

“很舒服，比拉尔。”他会说，眼睛却不肯睁开。

“要我帮你揉揉胸口吗？”

“不，比拉尔。请别碰这个部位。”

“大腿根这儿呢？”

“别。那儿太疼了。”

“要是我帮你揉一揉，再抹点儿松节油，就会使肌肉发热，那样会舒服些的。”

“不用啦，比拉尔。谢谢你。我宁愿你别去碰它们。”

“我用酒精帮你擦擦吧。”

“好吧。你轻一点儿。”

“你在对付最后那头公牛的过程中表现得真棒。”我会对他说。他也会说：“是啊，我非常漂亮地把它干掉了。”

后来呢，帮他擦洗好、盖好被子之后，她会上床来，躺在他身边，他这时就会伸出一只棕色的手来抚摸她，对她说：“你可真有女人味儿呀，比拉尔。”那是他所能说出的最接近于开玩笑的一句话了，接着，和往常一样，在一场大战之后，他就会睡着了，而她则会躺在那儿，把他的那只手握在自己的双手中，听着他的呼吸声。

他时常会在睡眠中受到惊吓，她立马就能感觉到他那只手会紧紧地握起来，看到他额头上会沁出大滴大滴的汗珠，如果他醒了，她就会说：“别怕，没事儿。”他就又睡着了。她就这样和他在一起生活了五年，而且从来没有发生过对他不忠的行为，应当说几乎从来没有过，后来，在葬礼之后，她就和巴勃罗有了密切的来往，巴勃罗当时的工作是在斗牛场里为斗牛士助理[178]牵马，而他长得也像菲尼托一生中在斗牛场上所宰掉的那些公牛。然而无论是公牛的力量，还是公牛的勇气，都不会持久不变的，她如今已经明白这一点了，可是，又有什么能持久不变呢？我能持久啊，她想。是的，我已经坚持下来了。但是，为了什么呢？

“玛丽娅，”她说，“注意点儿你手头的活儿。这火是用来做饭的。不是用来烧毁一个城池的。”

就在这时，吉卜赛人走进门来。他满身是雪，手持卡宾枪站在那儿，跺着脚抖落着身上的雪花。

罗伯特·乔丹站起身来，朝门边走去。“顺利吗？”他对吉卜赛人说。

“大桥上每隔六小时换一次岗，每次两个人，”吉卜赛人说，“养路工小屋那边有八个人，再加一个班长。这是你的精密计时仪。”

“锯木厂那边的哨所情况怎么样？”

“有老头子在那儿呢。哨所和公路他都能监视。”

“那公路上有什么情况吗？”

“那里的动静和往常一样，”吉卜赛人说，“没出现任何异常情况。有几辆汽车。”

吉卜赛人看上去被冻坏了，黑黑的脸膛冻得紧绷绷的，两手冻得通红。他站在山洞的入口处，脱掉外套，抖落着积雪。

“我一直坚守在那儿，直到他们换了岗，”他说，“换岗时间是中午和下午六点。每班岗都很长啊。我很高兴我没在他们的部队里当兵。”

“我们去接老头子吧。”罗伯特·乔丹一边说，一边穿上了他的皮夹克。

“别叫我去啦，”吉卜赛人说，“我现在要去烤火、喝热汤了。我把他所坚守的位置告诉给这些人当中的一个，让他带你去吧。喂，你们这些游手好闲的家伙，”他朝坐在桌边的那几个人大声说，“谁想领这个英国佬去老头子监视公路的地方啊？”

“我去吧，”费尔南多站起来，“告诉我在哪儿。”

“听着，”吉卜赛人说，“地点在——”他把老头儿安塞尔莫所坚守的位置告诉了他。

第十五章

安塞尔莫蜷作一团蹲守在一棵大树树干的背风处，风雪在左右两侧呼啸而过。他抱紧身子紧靠着树干，双手拢在大衣的袖筒里，手还在使劲儿朝两边袖筒里塞，脑袋也最大限度缩进了大衣里。如果还要在这儿坚守很久，我就会冻僵了，他想，那才不值得呢。那个英国人吩咐过我，要我一直坚守到有人来接替，可是他当时并不知道会有这场暴风雪。公路上一直没有出现任何异常的动静，公路对面锯木厂附近的那个哨所的兵员部署情况和特点我也了解清楚了。我现在该回营地去了。任何通情达理的人都会期待着我返回营地的。我再坚持一会儿，他想，然后就回营地去。这是命令本身的毛病，这个命令太刻板。不允许有任何的随机应变。他两脚并拢相互搓擦了几下，然后从大衣袖筒里抽出双手，俯下身去揉着两条腿，再合起双手拍打着两只脚，促使血脉流通。因为有大树挡着风，这儿还不是那么冷，但他必须马上起来走动走动。

就在他蜷缩着身子揉搓着双脚时，他忽然听到一辆汽车开上了公路。那辆车的车轮上装有铁链，有一节铁链正哗啦啦地响着，他密切监视着，只见那辆车已驶上了积雪覆盖的公路，车身涂着绿一块、棕一块的色彩，是乱七八糟地胡乱涂抹上去的，车窗贴上了蓝色的护膜，所以你没法看到里面的情景，蓝色护膜上只留有一个半弧形空当，好让车里的人向外眺望。那是一辆出厂两年的劳斯莱斯大型豪华型高级轿车，车已作了伪装，是供总参谋部使用的，但是安塞尔莫并不知道这一点。他没法看到这辆轿车里面的情况，不知这车里正坐着三名身披大氅的军官呢。他们中的两名坐在车的后座上，一名坐在那个可折叠的座椅上。车子开过时，那名坐在折椅上的军官正透过车窗蓝色护膜上留下来的那个切口向外眺望着，只是安塞尔莫不知道这一点罢了。他们彼此谁也没看到谁。

那辆轿车就行驶在他正下方的雪地里。安塞尔莫看到了那名司机，红红的脸膛，头戴着钢盔，他的脸膛和钢盔与他身上穿着的毛毯式的黑色大氅反差鲜明，他还看见了坐在司机旁边的那名勤务兵所携带的那支自动步枪的上半截枪身。不一会儿，那辆轿车就沿着公路向北开走了，安塞尔莫连忙把手伸进大衣，从衬衣口袋里掏出罗伯特·乔丹从笔记本里撕下来的那两页纸，在那个汽车图案的后面画了一道杠。这是今天观察到的第十辆汽车。其中有六辆是向南开过去的。四辆是朝北开的。在这条公路上行驶的车辆很多，这个数量并非不同寻常，但是安塞尔莫却分不清哪些是盘踞着各个山口和山上防线的那个师的师参谋部所属的福特、菲亚特、欧珀尔、雷诺、雪铁龙等品牌的车，哪些是总参谋部所属的劳斯莱斯、兰西亚斯、梅赛德斯、埃索塔斯等品牌的车。这些车辆罗伯特·乔丹应当都能分得一清二楚，如果守在那儿的人是他，而不是这个老头儿，他就能领悟到在这条公路上行驶着的这些轿车所包含的意义了。可惜他不在现场，而老头儿却只会在那页从笔记本里撕下的纸上做记号，记下从那条公路上驶过去的每一辆汽车。

安塞尔莫这时已感到酷寒难当，因此他拿定主意，最好还是赶在天黑之前返回营地吧。他并不是担心会迷路，而是认为再这样坚守下去已经没什么用处了，何况风也在越刮越紧，刮得天越来越冷，大雪也没有丝毫要减弱的迹象。然而，当他站起身来、跺着双脚、透过漫天飞雪眺望着那条公路时，他却又不急着动身上山了，而是停留在那儿，倚着那棵松树避风的那一侧。

那个英国人嘱咐我要坚守在这儿呢，他想。他此时甚至有可能已经在来这儿的路上了，如果我离开了这个岗位，他就会到处去找我，他自己也说不定会在这冰天雪地里迷路的。在整个这场战争中，我们就因为缺乏纪律、不服从命令而吃足了苦头，所以我要再上等一会儿，等这个英国人来。但是他如果一时半会儿来不了，尽管有那么些命令，我也得走啦，因为我现在毕竟有东西可以汇报了，况且在往后的这些日子里，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呢，活活冻死在这儿未免太夸张了，也毫无用处啊。

公路对面的锯木厂的那个烟囱正冒着烟呢，安塞尔莫可以闻到在风雪中向他这边飘来的烟味儿。这帮法西斯分子倒是挺暖和的，他想，他们也挺舒服的，但是明天夜里我们就要消灭他们了。这事挺奇怪的，我也不喜欢去多想它。我监视了他们一整天，总觉得他们和我们是一模一样的人。我相信我可以走上前去，敲敲锯木厂的那扇门，并且也会受到欢迎，只可惜他们要奉命行事，盘问一切过往行人，查验他们的证件。挡在我们之间的无非就是那些命令而已。那些人并不算法西斯分子。我喊惯了他们法西斯分子，但他们并不是。他们也是穷人，和我们一样。他们根本不该和我们打仗，我也不喜欢去思考杀人的事儿。

守卫这个哨所的这些人，都是加利西亚人[179]。我是从他们说话的口音中得知的，因为我今天下午听到过他们的相互交谈。他们不可能开小差，因为假如他们逃跑了，他们的家人就会被枪毙。加利西亚人要么非常聪明，要么非常鲁钝。这两种人我都领教过。李斯特[180]就是加利西亚人，和佛朗哥出生于同一个城镇。在一年中的这个季节下了这么大的一场雪，我真不知道这些加利西亚人对这场雪会有什么感想。他们那个地方没有这些高山峻岭，他们那个地方长年雨水不断，因而四季常青。

锯木厂的那扇窗户里亮起了一盏灯，安塞尔莫打了个寒颤，心想，这该死的英国人怎么还不来呢！瞧那些加利西亚人，他们在我们的地盘上倒挺暖和的，还有屋子住，而我却快要冻僵在一棵树下了，而且我们还住在岩石间的洞穴里，像山里的野兽一样。不过，明天，他想，这些野兽就要出洞了，这会儿正舒服着的这些人就会暖和地死在他们的被窝里了。就像那天夜里死去的那些人一样，我们那次夜袭奥特罗时就是这么干的。他不喜欢回忆奥特罗。

就是在奥特罗，在那天夜里，他平生第一次杀了人，他希望这回在摧毁这些哨所的行动中，他不必再杀人了。那次在奥特罗，安塞尔莫刚用毛毯罩住那名哨兵的脑袋，巴勃罗就给了他一刀，那哨兵抓住了安塞尔莫的一只脚，抱着不肯松手，他人被蒙在毛毯里憋得喘不过气来，便在毯子里发出了一声哀叫，安塞尔莫只好伸手在毛毯下摸索着，一刀结果了他，才使他松开了那只脚，一动不动了。他当时用膝盖压着那人的脖子，不让他叫出声来，然后才用刀子捅进了被毛毯裹着的那家伙的身体，这时，巴勃罗已趁机把炸弹从窗口扔进了屋里，当时，那个哨所的士兵们都在那间屋子里呼呼大睡呢。火光一闪，仿佛整个世界都被炸成了一片耀眼的红黄色，紧跟着又有两颗炸弹飞进了屋内。巴勃罗当时早已拉开了保险，他顺手就把这两颗炸弹投进了窗内，那些没被炸死在床上的人，刚从床上爬起来，就被第二次爆炸开来的炸弹炸死了。那都是巴勃罗在他最风光的日子里所创下的战绩，那时候，他就像一个凶神恶煞的野蛮人一样，把这一带搅得天翻地覆，法西斯分子的哨所在夜间没有一个是太平无事的。

可是现在，他已经垮掉了，完全没指望了，就像一头被骟了的公猪一样，安塞尔莫想，等那阉割手术一完、那长长的尖叫声一停，等你扔掉那两个睾丸，那公猪，已经不再是什么公猪了，就会跑过去，用它的猪拱嘴在那儿拱来拱去，把那两个睾丸翻出来吃掉。不，他还没有下作到这种地步吧，安塞尔莫咧开嘴笑了，人们对巴勃罗的看法也实在太坏了。不过，他也确实够丑陋的，变化也确实够大的。

这天气也太冷啦，他想。但愿那英国人快点来吧，但愿在这次行动中，在捣毁这些哨所时，我不必再动手杀人了。这四个加利西亚人，连同他们的班长，就交给那些喜欢杀人的人去处理吧。那英国人说过这话的。如果这是交给我的任务，我照样也愿意干，不过那英国人说过的，要我和他待在一起去应付桥上的事情，这边的事儿就只好留给别人啦。桥上少不了会有一场恶战，如果这一仗我能够挺得住，活下来，那我也算为这场战争付出了一个老头子所能付出的全部力量啦。可是，让那个英国人马上来吧，因为我在挨冻呢，再加上看到锯木厂里的灯光，知道那几个加利西亚人挺暖和地待在那儿，我就更加感到冷得受不了啦。我真希望能回到自己的家里，我真希望这场战争能早点儿结束。可是，你现在已经没有家了，他想。我们必须先打赢这场战争，然后你才能回你自己的家。

锯木厂里，一名士兵正坐在自己的床位上给他的皮靴上鞋油。另一个躺在自己的床位上睡着了。还有一个在做饭，那个班长在看报纸。他们的钢盔挂在墙上的一排钉子上，步枪靠在板壁上。

“这是什么鬼地方啊，几乎都是六月天了，这地方怎么还下雪呢？”坐在床上的那个士兵说。

“这是一种现象。”班长说。

“现在是阴历五月，”正在做饭的那个士兵说，“阴历五月还没过完呢。”

“这是什么鬼地方，五月天还下雪？”坐在床上的那个士兵仍在问着这个问题。

“在这些高山峻岭中，五月份里下大雪并不是一个罕见的现象，”班长说，“我在马德里的时候，五月份那个月比哪个月都冷呢。”

“也比哪个月都热呢。”正在做饭的那个士兵说。

“五月份是温差特别大的一个月，”班长说，“在这儿，在卡斯蒂尔地区，五月份是特别热的一个月，但也有可能特别冷。”

“也有可能下雨，”坐在床上的那个士兵说，“在这刚刚过去的五月里，几乎天天都在下雨。”

“这话不对，”正在做饭的那个士兵说，“不管怎么说，这个刚刚过去的五月其实就是阴历四月。”

“你这么啰哩啰嗦地扯你那个阴历，谁听了都会不耐烦的，”班长说，“别再提你那个阴历啦。”

“不管是靠海过日子的人，还是靠土地过日子的人，谁都知道看季节靠的是阴历，而不是阳历，”正在做饭的那个士兵说，“我来举个例子吧，我们现在才刚刚进入阴历五月，可是阳历却快要进六月份了。”

“可是，季节为什么并没有那么明显地往后推呢？”班长说，“你这套说法简直让我头都大了。”

“你是城里来的，”正在做饭的那个士兵说，“你是卢戈[181]人。你哪里知道什么是大海，什么是土地？”

“城里人的见识要比你们这些靠海为生、靠土地为生的不识字的人[182]多得多呢。”

“按阴历来看，这个月该是沙丁鱼成群结队地到来的季节，”正在做饭的那个士兵说，“按阴历来看，在这个月份，那些捕捞沙丁鱼的渔船都该整理好一应捕捞设备，准备出海了，马鲛鱼应该已经往北走了。”

“既然你的家乡在诺亚[183]，你为什么不去参加海军呢？”班长问。

“因为我登记入册的地点不是在诺亚，而是在我的出生地纳格雷拉。纳格雷拉在坦布尔河[184]的上游，他们把那儿的人都编进了陆军。”

“更加倒霉啊。”班长说。

“别以为当海军就没有危险，”坐在床上的那个士兵说，“即使没有格斗的可能性，沿海那一带在冬季里也很危险呢。”

“再差也比当陆军好。”班长说。

“亏你还是个班长，”正在做饭的那个士兵说，“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

“别，”班长说，“我指的是危险性。我是针对轰炸的持续性、出击的必要性、战壕下的生死存亡性而言的。”

“在这儿，我们几乎不可能遇到这些事情。”坐在床上的那个士兵说。

“承蒙上帝慈悲，”班长说，“可是谁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又要去挨人家揍呢？可以肯定，我们不会永远有这样的便宜事！”

“你认为这个指令我们还要执行多久？”

“我不知道，”班长说，“不过，我倒希望在整个战争期间我们就执行这个指令。”

“要在哨位上站六个小时，时间太长了。”正在做饭的那个士兵说。

“只要这场暴风雪还在下，我们就三小时换一次岗吧，”班长说，“这只是权宜之计。”

“你怎么看参谋部的那些小轿车？”坐在床上的那个士兵问，“反正我一看到参谋部的那些小轿车的模样，就感到很不舒服。”

“我也是，”班长说，“种种迹象都有不祥之兆。”

“还有军用飞机，”正在做饭那个士兵说，“军用飞机也不是个好兆头。”

“不过，我们的军用飞机很厉害，”班长说，“赤色分子就没有我们这样的军用飞机。今天早晨的那些飞机很壮观，哪个当兵的看了都会感到高兴。”

“我见过赤色分子的飞机，那时就觉得它们也很有威慑力，”坐在床上的那个士兵说，“我见过他们的双引擎轰炸机，那时就觉得他们也恐怖得叫人受不了呢。”

“没错。但是他们根本没有我们这么厉害的军用飞机，”班长说，“我们的军用飞机是超一流的。”

这些人就这样在锯木厂里交谈着，而安塞尔莫则在冰天雪地里守候着，监视着那条公路，眺望着锯木厂那扇窗户里的灯光。

我希望自己是不赞成杀人行为的，安塞尔莫在想。我认为，战争结束之后，人们应当为自己的杀人行为好好告解[185]一下。假如我们战后不再有宗教信仰了，那么，我认为，我们也应当以某种形式来组织市民告解活动，使所有人都能洗净杀人的罪过，否则，我们就根本没有一个真正的充满人性的生活基准了。杀人是必须的，我知道，但是，无论对谁，杀人这种事终究是一种非常恶劣的行为，因此，我认为，等这一切都结束之后，等我们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之后，我们必须举行一定形式的告解活动，让我们大家都来洗涤罪过，净化心灵。

安塞尔莫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每当他独自一人待久了，他大多数时间其实也就是一人独处的，杀人这个问题就会老是萦绕在他心间。

这个英国人真让我感到很费解啊，他想。他对我说过，他并不在乎杀人。然而他这人似乎既很敏感、又很善良。这也许是因为，在他们年轻人的心目中，这就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吧。这也许是因为，在外国人的心目中，或者在那些和我们有着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的心目中，这是一个因人而异的态度问题吧。但是我认为，凡是杀人的人迟早都会遭到残酷无情的报应，我还认为，即便是出于不可避免的原因，杀人也是一桩了不得的罪孽，因此我们日后必须花大力气来赎这个罪。

此时天色已黑，他望着公路对面的灯光，双臂贴在胸前来回摆动了几下暖暖身子。现在，他想，他肯定要动身回营地去了；然而某种心念却又促使他留在了公路上方的那棵大树边。雪在越下越大，安塞尔莫想：要是我们能在今晚炸桥，那该多好啊。在这样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拿下哨所、炸掉大桥，都不算什么难事，这件事也就能一蹴而就、全部结束了。在这样的一个夜晚，你随便干什么都行。

既然不走了，他便站在那儿，背靠着那棵大树轻轻跺着脚，也不再考虑炸桥的事情了。黑夜的来临总是使他感到孤独，而今夜他感到格外孤独，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像饿着肚子那种的感觉一样。往日里，他还可以通过吟诵祈祷文来排解这种孤独感，常常会在狩猎归来的路上反反复复、不厌其烦地吟诵同一句祈祷文，那会使他感觉好受些。然而，自从运动开始以来，他却一次也没有祈祷过。他心里虽然还惦记着那些祈祷文，但是他认为，再像那样念念有词地吟诵经文就是有失公允、表里不一的举动了，况且他也不希望去祈求任何恩赐，或要求得到任何特殊的待遇，高出众人目前所得到的待遇。

不，他想，我只是感到孤独。可是感到孤独的不止我一个呀，所有那些当兵的人、所有那些当兵的人的老婆、所有那些失去家人或双亲的人，也都一样啊。我现在已经没老婆了，我很庆幸她死在运动开始之前了。她不一定能理解这一点。我无儿无女，我也决不会有儿女了。白日里要是无事可干，我会感到孤独，然而黑夜来临之时也就是巨大的孤独感袭来之时啊。但是我有一样东西，那是任何人、任何上帝都没法从我身上剥夺走的东西，那就是，我一直在全心全意地为共和国出力。我一直在为我们日后都能共同分享的利益而出大力。从运动的头一天开始，我就在尽我所能地出力，我也从没干过一件亏心的事。

最令我感到遗憾的莫过于杀人这件事了。不过，日后肯定会有机会来赎这个罪的，因为有那么多的人在背负着这种罪孽，当然就会有某种公正的救赎之法被制订出来。关于这一点，我倒很想和这个英国人谈一谈，可是，由于年轻，他未必就能理解，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他以前曾提到过杀人这件事。要不，是我在他面前提起此事的？他一定杀过很多人，但是他丝毫也没有流露出他喜欢干这种事的迹象。那些喜欢干这种事的人，身上总是透露着一股子邪气。

这必定是一桩实实在在的了不得的罪孽，他想。因为这肯定是一件我们没有权利去做的事情，即便是出于不可避免的原因，就像我知道的那样。可是在西班牙，这种事干得太轻率了，而且常常并非真正出于不可避免的原因，随随便便就杀人，不义之举屡屡发生，这些行为日后是根本没法补赎的。但愿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想得过多，他想。但愿能有这么一个可以让人告解补赎的地方，好让人现在就可以忏悔起来，因为我这辈子所干过的事情中，唯有这件事会使我在一人独处时心里感到很难受。除此之外，所有其他的事情都是可以得到宽恕的，或者说，人总能找到机会，通过行善积德的方式，要不就通过某种合适的渠道，来将功补过。但是我认为，杀人这种事情必定就是一桩非常了不得的罪孽，所以我希望能解开这个心结。以后也许可以确定下某些日子，让人去为国出力，或者去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以此来消弭这种罪过。这或许就是人付出的某种代价呢，就像人们从前去教堂那样，他想到这里，不禁笑了起来。教堂里的赎罪活动倒是安排得井井有条的。正当他为这个想法感到高兴并在黑暗中微笑起来时，没想到罗伯特·乔丹已经走到了他的面前。他来得悄无声息，老头儿直到他已站在面前才看见他。

“你好啊，老头子[186]。”罗伯特·乔丹用西班牙语向他轻声打了个招呼，并拍了拍他的后背，“你还好吗，老头子？”

“非常冷啊。”安塞尔莫说。费尔南多站在稍远一点儿的地方，背对着漫卷的风雪。

“走吧，”罗伯特·乔丹低声说，“赶紧上山，去营地暖和暖和吧。把你撂在这儿这么久，真是罪过啊。”

“那就是他们的灯光。”安塞尔莫指着前方说。

“那个哨兵在什么位置？”

“你在这儿看不到他。他在那个拐弯处呢。”

“让他们见鬼去吧，”罗伯特·乔丹说，“你到营地再告诉我。抓紧点，我们走吧。”

“让我指给你看看。”安塞尔莫说。

“我明天早晨会来看的，”罗伯特·乔丹说，“给你，来一口这个吧。”

他把他那只扁酒瓶递给了老头儿。安塞尔莫侧过瓶子，喝了一大口。“嗳吔，”他一边说，一边抹着嘴，“简直是火嘛。”

“抓紧点，”罗伯特·乔丹在黑暗中说，“我们快走吧。”

此时天色已经很黑，你只能见到漫卷在身旁的雪花和一棵棵傲然挺立的黑魆魆的松树树干。费尔南多伫立在不远的山坡上。瞧这雪茄铺子门前的印第安人木雕[187]，罗伯特·乔丹想。看来我也得请他喝一口啊。

“嘿，费尔南多，”他一边说，一边朝他走去，“来一口？”

“不，”费尔南多说，“谢谢你。”

我倒应该谢谢你呢，罗伯特·乔丹想。幸好这雪茄铺子门前的印第安人木雕不喝酒。这玩意儿已经所剩不多啦。伙计啊，我真高兴见到这老头儿了，罗伯特·乔丹想。他望着安塞尔莫，忍不住又拍了拍他的后背，随后，他们动身上山了。

“很高兴见到你呀，老头子，”他对安塞尔莫说，“即使我有时也感到郁闷，只要一见到你，我的心情就好起来了。快走吧，我们上山去。”

他们在风雪中向山上走去。

“回巴勃罗的宫殿去吧。”罗伯特·乔丹对安塞尔莫说，这句话用西班牙语说，听上去别有一番妙趣。

“胆小鬼的宫殿啊[188]，”安塞尔莫用西班牙语说，“胆小鬼的宫殿。”

“是个没了蛋的山洞呢[189]。”罗伯特·乔丹因为心里高兴，便用西班牙语开了句玩笑，话说得比对方更加妙趣横生。“没了蛋的山洞。”

“什么蛋啊？”费尔南多问。

“一句笑话，”罗伯特·乔丹说，“只是一句笑话。不是鸡蛋，你知道。是另外那种[190]。”

“可是怎么就没了呢？”费尔南多问。

“我也不知道啊，”罗伯特·乔丹说，“真要说起来，就得像说一本书一样，一时半会儿也没法跟你说清楚。去问问比拉尔吧。”说罢这话，他便伸出手臂搭在安塞尔莫的肩膀上，紧紧搂着他一起往前走，一边走还一边摇晃着他。“听我说，”他说，“我很高兴见到你呢，你听见了吗？在这个国家，你让人留守在某个地方，过后居然还能在原地找到他，你不知道这包含着多么重要的意义呢。”

这表明他已是何等的信任和亲密，才会毫不顾忌地说出对这个国家大不恭敬的话来。

“我也很高兴见到你呀，”安塞尔莫说，“不过，我刚才也正准备走呢。”

“你会走，那才见鬼呢，”罗伯特·乔丹开心地说，“你宁可先把自己冻僵吧。”

“山上的情况怎么样？”安塞尔莫问。

“很好，”罗伯特·乔丹说，“一切都好。”

他十分高兴还能有这份意想不到、难得一见的高兴心情，任何一个在革命队伍中当指挥员的人都能体会到这份高兴心情；发现你的两翼中毕竟有一翼是服从命令听指挥的那种高兴心情。假如两翼都能服从命令听指挥，我估计，那股力量之强将是谁也啃不动的，他想。我不知道谁已做好准备来抵挡这股力量了。假如你把一翼沿阵地铺开，随便哪一翼，最终就会形成单兵作战。是的，单兵作战。这是个不言自明的道理，却并不是他想要的。但是，这个人倒是个很不错的人选。一个很出色的人选。战斗打响之时，就由你来担任左翼吧，他想。这一点我最好暂时不告诉你。这将是一次规模很小的战役，他想。然而它将是一次相当出色的战役。是啊，我一直想打一场由我自己来指挥的战役呢。自阿让库尔战役[191]以降，我对别人指挥的所有战役中存在的问题都有我自己的看法。我务必要使这一仗成为漂亮的一仗。它将是一场规模虽小却非常精彩的战役。如果我必须按照我自己认定的思路去做，这一仗的确会非常精彩。

“听我说，”他对安塞尔莫说，“我非常高兴见到你啊。”

“我见到你也一样高兴。”老头儿说。

他们在黑暗中向山上走去，风吹打着他们的后背，他们一路攀爬着，暴雪也一路漫卷在他们身边，但安塞尔莫此时已不感到孤独了。自从这个英国人拍了拍他的脊背之后，他就再也不觉得孤独了。这个英国人好像挺满意也挺开心的，他们一起有说有笑地走着。既然这个英国人说一切都好，他也就不再担忧了。肚子里的那口酒在温暖着他的身子，此时正在爬山，两只脚也暖和起来。

“公路上没多大动静。”他对英国人说。

“好，”英国人对他说，“等我们到了那儿，你再详细说给我听吧。”

安塞尔莫这时的心情也好起来，他很欣慰自己能一直坚守在那个观察哨位上。

假如他刚才回营地了，那也是无可厚非的。在这种情况下，他要是自行决定返回营地，那也不失为明智而又正确的举动，罗伯特·乔丹在暗自寻思。但他却服从命令坚守在那儿，罗伯特·乔丹想。真是难能可贵啊，这种事情在西班牙是极其罕见的。能坚守在暴风雪里，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能相应地去面对许多事情。德国人把进攻称作风暴[192]，并非无缘无故。我肯定还可以再派出两三个愿意去蹲守的人。这一点我完全可以肯定。我不知道这个费尔南多是否愿意去蹲守。这种可能性只在两可之间罢了。不管怎么说，他就是刚才主动提出要出来的人啊。你估计他愿意去蹲守吗？难道派他不好吗？他只是十分倔强而已。我不妨先做些试探。不知那雪茄铺子门前的印第安人老木雕此刻心里在想什么呢。

“你在想什么心事啊，费尔南多？”罗伯特·乔丹问。

“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好奇呗，”罗伯特·乔丹说，“我是个好奇心很重的人呢。”

“我在想晚饭呢。”费尔南多说。

“你想吃了吗？”

“是啊。很想。”

“比拉尔的厨艺怎么样？”

“一般般。”费尔南多回答说。

他是个柯立芝[193]第二呀，罗伯特·乔丹想。不过，你知道，我偏偏就觉得他是愿意去蹲守的。

他们三人在趟着积雪向山上走去。

第十六章

“聋子刚才还在这儿呢。”比拉尔对罗伯特·乔丹说。他们终于冒着暴风雪走进了山洞那烟雾弥漫的暖烘烘的氛围中，那妇人朝罗伯特·乔丹点点头，示意他过去。“他已经走了，找马去了。”

“好。他有没有给我留下什么话？”

“他只说他外出找马去了。”

“那我们呢？”

“不知道[194]，”她用西班牙语说，“你看看他那副样子吧。”

罗伯特·乔丹进来时就已看见巴勃罗了，巴勃罗当时还朝他咧嘴笑了笑。现在他正坐在那张木板桌子旁边望着他，咧开嘴笑着，还朝他挥了挥手。

“英国人，”巴勃罗大声说，“雪还在下着呢，英国人。”

罗伯特·乔丹朝他点点头。

“让我把你的鞋子拿去烘一烘吧，”玛丽娅说，“我把它挂在这儿，挂在灶火的烟道边。”

“当心别烧了，”罗伯特·乔丹对她说，“我可不想光着脚丫子在这儿走来走去。出什么事儿了吗？”他转身对比拉尔说：“这是在开会吗？难道你们连哨兵也不派了吗？”

“在这种暴风雪天气里？什么话呀。”

坐在桌边的有六条汉子，全都背靠着洞壁。安塞尔莫和费尔南多仍在山洞的入口处抖着外套、拍打着裤子、用脚踢着洞壁，把满身的积雪清除掉。

“让我帮你脱掉外套吧，”玛丽娅说，“别把雪融化在衣服上了。”

罗伯特·乔丹连忙脱下皮夹克，拍掉裤子上的积雪，解开了鞋带。

“你要把这儿全弄湿啦。”比拉尔说。

“是你叫我过来的。”

“谁也没硬挡着你，不许你回到门口那边去刷呀。”

“请原谅，”罗伯特·乔丹说，赤脚站在泥巴地上，“帮我找双袜子吧，玛丽娅。”

“你是老爷在这儿作威作福啊。”比拉尔说着，往火堆里添了一块柴火。

“要利用一切时机嘛[195]，”罗伯特·乔丹用西班牙语说，“只要有机会就得好好利用。”

“背包是锁着的。”玛丽娅说。

“钥匙在这儿。”他说着，便把钥匙扔了过去。

“这钥匙打不开这只背包的锁嘛。”

“这是另外那只背包的钥匙。袜子在最上面，在边上。”

姑娘找到那双袜子之后，又拉上背包，锁好锁，然后把袜子和钥匙一起拿了过来。

“坐下，穿上袜子，把脚好好揉一揉。”她说。罗伯特·乔丹笑嘻嘻地望着她。

“你就不能用你的头发把我的脚擦干吗？”他这话是故意说给比拉尔听的。

“简直是一头猪猡，”她说，“他先是当老爷在庄园里作威作福。现在他倒当上了我们以前的上帝老儿了。拿根木柴揍他，玛丽娅。”

“别，”罗伯特·乔丹对她说，“我在开玩笑呢，因为我现在心情很好。”

“你心情很好？”

“是啊，”他说，“我觉得现在一切都很顺利。”

“罗伯托，”玛丽娅说，“快坐下来，把脚擦干，我去给你拿点儿喝的，让你暖暖身子。”

“你以为这男人以前从没湿过脚啊，”比拉尔说，“身上也从没落过一片雪花啊。”

玛丽娅给他拿来了一张羊皮，把它铺在山洞里的泥巴地上。

“听话，”她说，“把这垫在你脚下，等你鞋子干了再说。”

这块羊皮是刚刚剥制烘干的，尚未鞣过，罗伯特·乔丹穿着袜子踩在上面时，能感觉到羊皮在脚下窸窣作响，像羊皮纸。

火塘在冒烟，比拉尔朝玛丽娅喊着：“把火煽旺些，你这没用的东西。这里又不是熏制鱼肉的加工厂。”

“你自己煽吧，”玛丽娅说，“我在找聋子留下的那瓶酒呢。”

“就在他那两只背包后面放着呢，”比拉尔对她说，“你真要把他当成吃奶的孩子来照顾啊？”

“不，”玛丽娅说，“把他当成一个受了风寒、浑身湿透的男人。一个刚刚回到自己家里的男人。找到啦。”她拿着那瓶酒来到罗伯特·乔丹坐着的地方。“这就是今天中午的那瓶酒。这只酒瓶可以做成一盏很漂亮的灯呢。等我们又能用上电了，我们真可以用这只酒瓶做一个非常漂亮的灯啊。”她满心欢喜地望着那只瓶身有几道凹痕的酒瓶。“这酒你想怎么喝呀，罗伯托？”

“我以为我还是英国人呢。”罗伯特·乔丹对她说。

“当着别人的面，我就叫你罗伯托吧，”她羞红了脸，声音很低地说，“这酒你要怎么喝呀，罗伯托？”

“罗伯托，”巴勃罗声音含混不清地说，并朝罗伯特·乔丹点点头，“这酒你要怎么喝呀，堂·罗伯托？”

“你要不要也来点儿？”罗伯特·乔丹问他。

巴勃罗摇摇头。“我在用葡萄酒把自己灌醉呢。”他挺有自尊地说。

“那就跟巴克斯[196]作伴儿去吧。”罗伯特·乔丹用西班牙语说。

“巴克斯是谁？”巴勃罗问。

“你的一位同志啊。”罗伯特·乔丹说。

“我从来就没听说过他，”巴勃罗正颜厉色地说，“在这一带山里从来就没听说过他。”

“给安塞尔莫来一杯吧，”罗伯特·乔丹对玛丽娅说，“真正受了风寒的人是他。”他正在穿那双烘干了的袜子，杯中兑了水的威士忌味道还挺爽口，有股淡淡的暖意。不过，它一点儿也不像苦艾酒那样会在你体内到处缭绕，他想。真是什么酒也比不上苦艾酒啊。

有谁会想象得到他们在这山里居然会有威士忌啊，他想。不过，在西班牙，拉格兰哈倒是最有可能搞到威士忌的地方，倘若你仔细想一想的话。可不是吗，聋子弄来了一瓶，就是为了款待这位来访的爆破手，然后还记得把这瓶酒带过来，并留在了这里，真是太好啦。这并非仅仅是一种礼数，他们有这种礼数。若是出于礼数，那就只是拿出这瓶酒，客客气气地请客人喝一杯。那是法国人的做法，法国人会客套一番，然后就把喝剩下的留到下次再用。不，这绝不是出于客套，而是真心实意的对别人的体谅，当你自己有事在身，完全有理由可以不考虑别人，只考虑自己，一心只考虑自己手头事情的时候，心里却还想着客人也许喜欢喝威士忌，并专门为他把酒带来，好让他喝个痛快——这才是西班牙人的风格。是西班牙风格的一个方面吧，他想。记得把威士忌带过来也算是你喜爱这些人的一个原因吧，他想。别去把他们浪漫化啦，他想。美国人有多少种货色，西班牙人就有多少种货色。不过，把威士忌带过来的举动依然不失为一种非常慷慨大方的举动。

“你觉得这酒怎么样？”他问安塞尔莫。

老头儿这时正坐在火塘边，面带微笑，一双大手捧着那只酒杯。他把头摇了摇。

“不好喝？”罗伯特·乔丹问他。

“那娃娃在酒里掺了水。”安塞尔莫说。

“完全和罗伯托的酒一模一样啊，”玛丽娅说，“难道你是什么特殊人物吗？”

“不，”安塞尔莫对她说，“一点儿也不特殊。不过，我喜欢酒下肚时有火辣辣的感觉。”

“把这杯给我，”罗伯特·乔丹对姑娘说，“给他斟点儿那火辣辣的玩意儿。”

他把杯中物全部倒进自己的杯子，然后把空杯子递给了姑娘，姑娘小心翼翼地把那只酒瓶里的酒往空杯子里倒。

“啊。”安塞尔莫接过杯子，仰起脑袋，直接把酒倒进了喉咙里。他看了看玛丽娅，见她仍拿着酒瓶愣在那儿，便朝她眨了眨眼睛，泪水就立即流出了他的双眼。“这个，”他说，“这个。”他随即又舔了舔嘴唇，“这个玩意儿才是真正的提神之物呢。”

“罗伯托，”玛丽娅说着，走到他身边，手里仍握着那只酒瓶，“你可以吃饭了吗？”

“饭可以吃了吗？”

“你什么时候想吃就可以吃。”

“其他人都吃过了？”

“大家都吃过了，只有你、安塞尔莫和费尔南多还没吃。”

“那就让我们吃吧。”他对她说，“还有你呢？”

“待会儿和比拉尔一起吃。”

“和我们一块儿吃吧。”

“不。那样不合适。”

“快来吃吧。在我的国家里，男人不会先吃，而他的女人后吃。”

“那是在你的国家呀。在这儿要后吃才对。”

“陪他吃吧，”巴勃罗说，他这时从桌边抬起头来望着，“陪他吃。陪他喝。陪他睡。陪他死。顺从他的国家的风俗习惯吧。”

“你喝醉了吧？”罗伯托·乔丹站在巴勃罗面前说。那下流、满脸胡子茬儿的汉子却在开心地望着他。

“是的，”巴勃罗说，“你的国家在哪儿呀，英国人，你那女人和男人一块儿吃饭的国家在哪儿呀？”

“在美国[197]，在蒙塔纳州。”

“就是那个男人也像女人一样穿裙子的地方吗？”

“不。那是苏格兰。”

“可是，你听着，”巴勃罗说，“当你穿着那种裙子的时候，英国人——”

“我不穿裙子。”罗伯托·乔丹说。

“当你穿着那种裙子的时候，”巴勃罗仍在说，“你裙子底下穿什么呀？”

“我不知道苏格兰人穿什么，”罗伯托·乔丹说，“我自己也感到疑惑呢。”

“不是说苏格兰人[198]，”巴勃罗说，“谁在乎那些苏格兰人呢？谁在乎名字那么怪里怪气的玩意儿啊？我才不呢。我才不在乎呢。你，我说，英国人。你。在你们国家，你们裙子底下穿什么呀？”

“我已经跟你说了两遍了，我们不穿裙子，”罗伯托·乔丹说，“不是酒后说胡话，也不是开玩笑。”

“可是你们在裙子的里面，”巴勃罗仍坚持说，“因为人人都知道你们是穿裙子的。连当兵的都是。我看过那些照片，我在普里斯马戏团里也看到过那些穿裙子的男人。你裙子里面究竟穿的是什么啊，英国人？”

“鸡巴蛋[199]。”罗伯托·乔丹说。

安塞尔莫哈哈大笑起来，其他那些听着的人也在跟着哈哈大笑；只有费尔南多一人没笑。这句粗话的声音，尤其是当着这两个女人的面说出的如此下流的字眼的声音，在他听来很是刺耳。

“嗯，倒也正常，”巴勃罗说，“可是，在我看来，要是你们那鸡巴蛋够硬的话，你也就不会穿裙子了。”

“别让他再这么说下去啦，英国人。”那个大扁脸、塌鼻子、名叫普里米蒂伏的汉子说，“他喝醉了。跟我说说吧，你们国家的人都种些什么粮食、养些什么牲畜？”

“有牛也有羊，”罗伯特·乔丹说，“粮食和大豆也种了不少。还种了很多用来做糖的甜菜。”

桌边此时坐着他们三个人，其他人也都坐在近处，只有巴勃罗除外，他独自一人坐在旁边，坐在那只装酒的石盆面前。他们吃的还是炖肉，和前天夜里的一模一样，罗伯特·乔丹饥不择食，吃得很香。

“你们国家有山吗？既然叫这个名字[200]，当然就有高山喽。”普里米蒂伏很有礼貌地问，想让谈话能进行下去。巴勃罗的醉态让他颇感尴尬。

“有很多大山，都很高呢。”

“也有好牧场吗？”

“一流的牧场呢，森林里的高原牧场在夏季是由政府管理的。然后，到了秋季，人们就把牲畜赶到地势低一些的牧场去了。”

“那里的土地归农民所有吗？”

“大部分土地都归种地的人所有。土地原本是国有的，但是如果有人生活在那儿，并明确表示有开垦这片土地的意愿，一个人就可以申请获得一百五十公顷土地的所有权。”

“跟我说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吧，”奥古斯汀问，“这是一种土地改革，意义深远着呢。”

罗伯特·乔丹解释了美国如何把耕种的土地分给定居的移民的过程[201]。他以前从没想到过这是一种土地改革。

“这样做的确意义重大，”普里米蒂伏说，“这么说，你们国家已经实行共产主义啦？”

“没有。那是在共和国的领导下进行的。”

“对我来说，”奥古斯汀说，“凡事在共和国的领导下都可以做成。我看就不需要其他形式的政府了。”

“你们就没有大地主吗？”安德雷斯问。

“多得很。”

“那就必然会存在一些弊病。”

“当然。存在很多弊病呢。”

“可是，你们会革除这些弊病吗？”

“我们在不断努力，革除了很多弊病。可是依然还存在很多弊病。”

“可是，有没有特别庞大、必须解体的庄园呢？”

“有啊。但是也有不少人认为，通过各种税捐就能使他们解体。”

“怎么做呢？”

罗伯特·乔丹一边用面包抹着装炖肉的盘子上的汤汁，一边讲解着所得税和遗产税的原理。“不过，大庄园依然还有。另外，土地也是要征税的。”他说。

“可是，那些大地主和有钱人必然会起来‘闹革命’，反对这些苛捐杂税。他们一旦看到自己的利益受到了威胁，就会搞叛乱，跟政府作对，完全和我们这儿的那些法西斯分子的所作所为一模一样。”普里米蒂伏说。

“也有可能吧。”

“那么，你们国家必定会有战争，和我们这儿的战争一样。”

“是啊，我们得打仗。”

“可是，你们国家没有这么多的法西斯分子吧？”

“也有不少，这些人并不知道自己就是法西斯分子，但是他们有朝一日会明白过来的。”

“可是，你就不能别等他们造反就先把他们消灭吗？”

“不行，”罗伯特·乔丹说，“我们没法消灭他们。但是我们可以教育人民，这样他们就会担心法西斯主义会抬头，只要它一抬头，人们就会看出它的端倪，就能与它做斗争了。”

“你知道什么地方没有法西斯分子吗？”安德雷斯问。

“什么地方？”

“巴勃罗家乡的那座小镇啊。”安德雷斯说着，咧开嘴笑了笑。

“你知道那个村镇上所发生的情况吧？”普里米蒂伏问罗伯特·乔丹。

“知道。我听说过那段经历。”

“听比拉尔说的？”

“是啊。”

“你不可能从那女人嘴里听到事情的全部经过的，”巴勃罗口齿含混不清地说，“因为她并没有看到最后那个场面，因为她在窗外从椅子上摔下来了。”

“那你就把后来发生的事情告诉他呗，”比拉尔说，“既然我不知道事情的整个经过，就由你来讲吧。”

“别，”巴勃罗说，“我可从没讲过这事。”

“不错，”比拉尔说，“你也不会愿意讲的。你现在还巴不得这事从没发生过呢。”

“不，”巴勃罗说，“这话不对。再说了，假如大家当时都像我那样，把那帮法西斯分子全都杀掉，我们现在也就不会有这场战争了。不过，我也不愿意出现那样的结局啊。”

“你干吗说这种话呢？”普里米蒂伏问他，“你打算改变你的政治观点吗？”

“不。不过那时也确实太野蛮了，”巴勃罗说，“在那些日子里，我非常野蛮。”

“可你现在却醉生梦死了。”

“是的，”巴勃罗说，“就请你多多包涵啦。”

“我还是更喜欢你从前那副野蛮的样子，”妇人说，“在所有男人中，就数醉鬼最可恶。贼在不偷东西时还算像个人。敲诈勒索的人不在自家人头上打主意。杀人犯回到家里时也会洗净双手。可是醉鬼却臭不可闻，呕吐在自己的床上，五脏六腑都泡烂在酒精里了。”

“你是个女人，你不懂，”巴勃罗平心静气地说，“我是醉在葡萄酒上的，要不是因为杀了那么些人，我也会过得很开心的。那些人使我心中充满了悲酸。”他摇摇头，一副悲痛得不得了的样子。

“给他来点儿聋子带来的那玩意儿，”比拉尔说，“给他来点儿厉害的东西，好让他提提神。他伤心得快要挺不住了。”

“假如我能够让他们复活，我愿意。”巴勃罗说。

“妈拉个巴子，×你娘的复活去吧，”奥古斯汀对他说，“你把这儿当成什么地方啦？”

“但愿他们都能起死回生，”巴勃罗伤心地说，“每个人。”

“去你妈的，”奥古斯汀朝他大声呵斥着，“别说这种话了，要不就滚出去。你杀的那些人都是法西斯分子啊。”

“你听到我的话啦，”巴勃罗说，“我希望他们都能复活。”

“那你就能在水面上行走啦[202]，”比拉尔说，“我这辈子也没见过你这号男人。直到昨天为止，你身上多少还残留着那么一点儿男子汉的味儿。可是今天就一丁点儿也不见了，还不如一只病歪歪的小猫咪。你那一副呆头呆脑、麻木不仁的样子，还高兴呢。”

“我们本该把他们全杀了，要不就一个也别杀，”巴勃罗摇头晃脑地说，“要么全都杀掉，要么一个也不杀。”

“听我说，英国人，”奥古斯汀说，“你怎么会到西班牙来呢？别理巴勃罗。他喝醉了。”

“我十二年前第一次来，是怀着研究这个国家和这门语言的目的而来的，”罗伯特·乔丹说，“我在一所大学教西班牙语。”

“你看上去不大像当老师[203]的。”普里米蒂伏说。

“他没胡子嘛，”巴勃罗说，“瞧瞧他。他没胡子。”

“你真是当老师的？”

“是一名讲师。”

“可是，你教课吗？”

“教课。”

“可是，为什么要教西班牙语呢？”安德雷斯问，“既然你是英国人，教英语不是更加容易吗？”

“他的西班牙语说得跟我们一样，”安塞尔莫说，“他为什么就不能教西班牙语呢？”

“是啊。可是，从某种程度上说，外国人教西班牙语难免总有些自以为是的，”费尔南多说，“我可没有一点儿要贬低你的意思啊，堂·罗伯托。”

“他是个冒牌的老师，”巴勃罗说，挺洋洋自得的样子，“他没长胡子。”

“你的英语理所当然更好，”费尔南多说，“教英语岂不是更省事、更容易、更透彻吗？”

“他不教西班牙人英语——”比拉尔开始插嘴了。

“我情愿如此。”费尔南多说。

“让我把话讲完啊，你这蠢驴，”比拉尔对他说，“他教美洲人西班牙语。北美人。”

“他们不会说西班牙语吗？”费尔南多问，“南美人会的。”

“蠢驴，”比拉尔说，“他教北美人学西班牙语，北美人是说英语的。”

“不管怎样，我还是认为，既然他说的是英语，他去教英语就会容易些。”费尔南多说。

“你难道没听见他说的是西班牙语？”比拉尔无可奈何地朝罗伯特·乔丹摇摇头。

“是啊。不过还是有口音的。”

“哪里的口音呢？”罗伯特·乔丹问。

“埃什特雷马杜拉的口音。”费尔南多一本正经地说。

“哎哟，我的妈呀，”比拉尔说，“什么人哪！”

“倒也有这种可能，”罗伯特·乔丹说，“我是从那儿来的嘛。”

“这事他自己最清楚了，”比拉尔说，“你这老处女，”她扭头对费尔南多说，“你吃饱了没有哇？”

“如果食品的分量很充足，我还能再吃些，”费尔南多对她说，“别以为我是在有意跟你过不去啊，堂·罗伯托——”

“他奶奶的，”奥古斯汀干脆骂了起来，“再说一遍，他奶奶的。我们干革命就是为了把同志说成是堂·罗伯托吗？”

“对我来说，干革命就是为了能让所有的人都能彼此互称‘堂’，”费尔南多说，“在共和国的领导下，就该这样。”

“他奶奶的，”奥古斯汀说，“他奶奶的，真烦人。”

“我还是觉得，让堂·罗伯托去教英语要更加容易、更加透彻些。”

“堂·罗伯托没有胡子，”巴勃罗说，“他是个冒牌的老师。”

“你说我没胡子，到底是什么意思？”罗伯特·乔丹说，“这是什么？”他摸着下巴和腮帮子，三天没刮，已经长出了一层浓浓的金黄色的胡子茬儿。

“那不是胡子，”巴勃罗说，他连连摇头，“那不算胡子。”他这时简有些直乐不可支了。“他是个冒牌的老师。”

“我×你妈的淌白浆的你们这帮人啊，”奥古斯汀说，“这地方不像疯人院才怪呢。”

“你应该喝酒，”巴勃罗对他说，“我看一切都很正常嘛。只可惜堂·罗伯托没长胡子。”

玛丽娅用手摸摸罗伯特·乔丹的脸颊。

“他有胡子。”她对巴勃罗说。

“你应该知道啊。”巴勃罗说，罗伯特·乔丹瞪了他一眼。

我认为他并没有真的醉到那种地步，罗伯特·乔丹想。不，根本没有醉到那种地步。我看我还是多加小心为妙。

“你，”他对巴勃罗说，“你认为这场雪会下很久吗？”

“你看呢？”

“我在问你呢。”

“问别的人去吧，”巴勃罗对他说，“我不是你的情报部。你有你们情报部的文件嘛。问那个女人去吧。她是指挥员。”

“我问的是你呀。”

“去好好××你自己吧，”巴勃罗对他说，“××你自己，那女人，还有那姑娘。”

“他喝醉了，”普里米蒂伏说，“别理他，英国人。”

“我认为他并没有真的醉到那种地步。”罗伯特·乔丹说。

玛丽娅正站在他身后，罗伯特·乔丹看到巴勃罗正歪着脑袋打量着她。在那满脸胡子茬儿的圆溜溜的脑袋上，那双小眼睛像公猪的眼睛一样，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呢。罗伯特·乔丹想：在这场战争中，我也见过很多杀手，以前也见过不少，他们都各不相同；既没有共同的特征，也没有共同的相貌；也没有所谓典型的凶犯的狰狞面目；但巴勃罗的长相肯定算不上英俊。

“我就不信你会酗酒，”他对巴勃罗说，“也不信你喝醉了。”

“我是喝醉了，”巴勃罗架子挺大地说，“酗酒算不了什么。要喝醉了才叫有本事呢。我是喝醉了[204]。”

“我怀疑你根本就没醉，”罗伯特·乔丹对他说，“贪生怕死，倒是真的。”

山洞里顿时安静下来，静得使他能听得见比拉尔做饭的那个火塘里木柴燃烧的咝咝声。他听到脚下的羊皮在他的重压下在咯吱作响。他觉得他简直还能听见洞外雪花飘落的声音。他不可能听见这个，但他能听见这从天而降的一片无声的沉默。

我真想杀了他，早点儿除掉这个祸害，罗伯特·乔丹在暗暗寻思。我不知道他究竟在打什么主意，反正不会是什么好事。后天早晨就要炸桥了，而这个人却这么恶劣，他势必会对整个计划的成功构成危害。动手吧。我们来除掉这个祸害吧。

巴勃罗笑嘻嘻地望着他，竖起一根手指头在自己的脖子上抹一下。他摇了摇头，但他的头只是在他那又粗又短的颈项上稍稍扭动了一下。

“别，英国人，”他说，“别拿话激我啦。”他望了望比拉尔，并对她说，“你们别想用这个法子除掉我。”

“不知羞耻的东西[205]，”罗伯特·乔丹用西班牙语对他说，心里这时却在盘算着该怎么动手，“这个懦夫。”

“很有可能是这么回事儿吧，”巴勃罗说，“不过，我也不至于会被你激得要翻脸。去弄点什么喝喝吧，英国人，然后再递个信儿向那女人通报一下，这一招不灵啦。”

“闭上你的嘴，”罗伯特·乔丹说，“是我自己要找你的茬儿。”

“犯不着这么麻烦吧，”巴勃罗对他说，“我不寻衅滋事。”

“你是个少有的可怜虫[206]。”罗伯特·乔丹用西班牙语说，他不甘心就此作罢；不甘心第二次让这个机会白白错过；然而他话一出口就已知道，眼前这一幕在此之前就已不折不扣地上演过；他内心的感觉是，他正在扮演着一个角色，记忆中曾在哪本书里看到过、或者在梦中见到过的某个情节里的角色，感到这一切都在循环往复地重演。

“非常少有呢，你说得没错，”巴勃罗说，“非常少有，而且醉得也非常厉害。为你的健康干杯，英国人。”他从酒盆里舀了一杯，然后举起杯子，用西班牙语说。“为你的鸡巴蛋干杯[207]。”

他确实很少有啊，算了吧，罗伯特·乔丹想，而且还很精明、很不简单呢。他再也听不到木柴燃烧的声音了，因为他听到的只是自己的呼吸声。

“这杯敬你。”罗伯特·乔丹说着，也从酒盘里舀了一杯。没有这些祝酒的辞令，出卖也达不到任何效果啊，罗伯特·乔丹想。那就干杯吧。“干杯，”他说，“干杯，再干杯。”你干杯吧，他想。干杯，干你的杯吧。

“堂·罗伯托。”巴勃罗嗓音滞重地说。

“堂·巴勃罗。”罗伯特·乔丹说。

“你根本就不是当老师的，”巴勃罗说，“因为你没长胡子。还有，要想除掉我，你就得暗杀我，可是，要想这么干，你又没有鸡巴蛋。”

他望着罗伯特·乔丹，嘴巴紧闭着，嘴唇抿成了一条细缝。真像一条鱼的嘴巴呀，罗伯特·乔丹心里在想。再加上顶着那样一颗脑袋，那模样真像是一条被捉住之后憋足了气、身子在迅速膨胀起来的刺鲀鱼呀。

“干杯，巴勃罗，”罗伯特·乔丹用西班牙语说着，举起酒杯喝了一口，“我要多多向你讨教啊。”

“那我就是老师的老师啦，”巴勃罗点点头，“来吧，堂·罗伯托，我们会成为朋友的。”

“我们已经是好朋友了。”

“我要出去，离开这鬼地方，”奥古斯汀说，“据说，人活一辈子就得忍受一吨的废话，这话一点不假，可是这会儿才一分钟，我的每只耳朵里就塞进了二十五磅废话啦。”

“你这是怎么啦，黑鬼？”巴勃罗对他说，“难道你不喜欢看到堂·罗伯托和我之间有了交情？”

“敢叫我黑鬼，当心你的嘴巴。”奥古斯汀直冲过来，站在巴勃罗面前，紧握的双拳低垂着。

“人家都是这么叫你的呀。”巴勃罗说。

“不许你叫。”

“哎呀，那就叫，白人[208]——”

“也不许这么叫。”

“那叫你什么呀，赤色分子？”

“行。赤色分子。赤色分子[209]。佩戴着部队的这颗红星，而且拥护共和国。还有，我的名字叫奥古斯汀。”

“多好的爱国志士啊，”巴勃罗说，“你瞧瞧，英国人，多好的一个爱国模范啊。”

奥古斯汀扬起左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左右开弓地狠狠掴了他两记耳光。巴勃罗坐在那儿动也没动。他两边的嘴角都挂上了酒污，表情却丝毫没变，但是罗伯特·乔丹还是看到他那双眼睛眯了起来，像猫的瞳孔遇见了强光那样，闭成了一条垂直的缝。

“这也不行，”巴勃罗说，“别指望靠这个啦，娘儿们。”他扭过头去对比拉尔说，“我是不会动怒的。”

奥古斯汀又揍了他一记。这一次他捏紧拳头一拳打在他嘴巴上。罗伯特·乔丹这时已把手枪攥在手中放在桌下。他已拨开了枪的保险栓，并用左手推开了玛丽娅。她只让开了一点儿，他便再次伸出左手在她胸肋下使劲推了一把，目的是要她赶紧躲开。她这才真的走开了，他用眼角的余光看着她，见她悄悄地贴着洞壁朝火塘那边去了，于是罗伯特·乔丹便密切注视着巴勃罗的脸色。

那脑袋圆圆的汉子坐着没动，一双呆滞的小眼睛在愣愣地望着奥古斯汀。那对瞳孔此时显得更小了。他舔了舔嘴唇，然后抬起一只胳膊，用手背擦了擦嘴巴，又低下头，看着手上的鲜血。他伸出舌头把上下嘴唇都添了一遍，然后啐出一口痰。

“这一套也不行，”他说，“我可不是傻瓜。我也不想惹事。”

“王八蛋。”奥古斯汀用西班牙语说。

“你本来就知道啊，”巴勃罗说，“你了解这女人嘛。”

奥古斯汀又狠狠在他嘴巴上揍了一记，巴勃罗却朝他哈哈大笑了一声，露出了他那血红的一线嘴巴里那排黄黄的残缺不全的牙齿。

“我不跟你计较，”巴勃罗一边说着，一边伸手拿杯子去酒盆里舀酒，“这儿谁也没有鸡巴蛋来杀我，这种动手打人的行为很可笑啊。”

“胆小鬼[210]。”奥古斯汀用西班牙语说。

“骂人也没用。”巴勃罗说着，喝了一口酒，含在嘴里咕噜咕噜地漱了几下，他把嘴里的酒唾地上，“骂人的话我早就听够啦。”

奥古斯汀站在那儿，低头望着他，狠狠咒骂着他，不紧不慢、嗓门响亮、尖酸刻薄、肆意侮慢地咒骂着他，一句接一句地连声咒骂着他，就像在用粪耙从粪车里一下一下挑起大粪往地里浇一样。

“骂这些脏话也没用，”巴勃罗说，“算了吧，奥古斯汀。你也别再揍我啦。你会伤着你自己这双手的。”

奥古斯汀转身离开了他，朝洞口走去。

“不要出去呀，”巴勃罗说，“外面在下雪呢。里面舒服。”

“你！你！”奥古斯汀在洞口转过身来对他说，却只把他满腔的鄙夷都倾注在单单一个“你”字上。

“是啊，我，”巴勃罗说，“总有一天，我还活着，你却死掉了。”

他又用杯子去舀了一杯酒，然后朝着罗伯特·乔丹举起杯子。“为你这当老师的，干杯，”他说，接着又转向比拉尔，“为司令官太太干杯。”随后又朝着大伙儿说：“为所有执迷不悟的糊涂蛋干杯。”

奥古斯汀又奔到他面前，挥起手掌极快地向他砍去，敲掉了他手中的酒杯。

“这是一种浪费行为呢，”巴勃罗说，“这样做很傻。”

奥古斯汀恶狠狠地咒骂了他一声。

“不，”巴勃罗说着，又去重新舀了一杯酒，“我喝醉啦，你没看见吗？我没喝醉的时候是不大说话的。你从没听我说过这么多的话吧。不过，聪明人有时候也要迫不得已地把自己灌醉，才能花时间和笨蛋们周旋。”

“滚，我×你奶奶的怎么×出你这么个胆小鬼，”比拉尔对他说，“我太了解你了，你这个胆小鬼。”

“瞧这女人怎么说话呢，”巴勃罗说，“我还是出去看看那些马吧。”

“滚吧，糟践那些马去吧，”奥古斯汀说，“这不是你一贯的习性吗？”

“不，”巴勃罗说着，摇了摇头。他一边伸手去取挂在洞壁上的他那件毛毯式的大披风，一边望着奥古斯汀。“你哟，”他说，“还动粗呢。”

“你去找那些马干什么？”

“就是去看看它们。”巴勃罗说。

“去糟蹋它们吧，”奥古斯汀说，“恋马癖。”

“我非常喜欢它们，”巴勃罗说，“哪怕从它们的屁股后面看过去，那些马也比这帮人漂亮，比这帮人明事理。你们自己好好消遣吧，”他说，还咧开嘴笑了笑，“向他们布置炸桥的事儿吧，英国人。交待清楚袭击时他们各自的任务吧。告诉他们该怎么组织撤退吧。炸桥之后，你打算带他们去哪儿啊，英国人？你想把你这些爱国志士带到哪儿去啊？我一整天都在一边喝着酒，一边琢磨着这件事呢。”

“你琢磨出什么了？”奥古斯汀对他说。

“我琢磨出什么了？”巴勃罗一边说，一边用舌头把嘴唇里面添了个遍，探查着里面被打伤的地方。“我琢磨出什么来了，与你有什么相干[211]。”

“说出来吧。”奥古斯汀对他说。

“一言难尽啊。”巴勃罗说。他将那件毛毯式外套披上了头顶，那颗圆滚滚的脑袋便鼓凸凸地撑起了脏兮兮的黄毯的一条条皱折。“我想了很多呢。”

“什么呢？”奥古斯汀说，“什么呢？”

“我一直在想，你们简直就是一群执迷不悟的人啊，”巴勃罗说，“牵着你们鼻子走的人一个是个娘儿们，她的脑子长在她的两条大腿之间了，还有一个是个外国佬，他是来向你们索命的。”

“滚出去，”比拉尔朝他吼起来，“滚出去，到外边的雪地里用拳头好好捣捣你自己吧。带着你奶奶的一肚子坏水赶快滚出去，离开这儿，你这被马淘空了身子的嫖客[212]。”

“瞧这话说的。”奥古斯汀赞叹地说，但却心不在焉。他显得忧心忡忡。

“我走，”巴勃罗说，“不过我一会儿就会回来的。”他掀起洞门口的毛毯走了出去。随即他又在洞门边喊着：“雪还在下着呢，英国人。”

第十七章

此时，山洞里唯一的声响只有那火塘边传来的吱吱声，雪穿过洞顶的那个窟窿落在炭火上发出的吱吱声。

“比拉尔，”费尔南多说，“还有炖肉吗？”

“噢，闭嘴。”妇人说。但是，玛丽娅还是接过了费尔南多的碗，走到已经端离了火塘的那只大锅旁边，用木勺往碗里盛着炖肉。她把那碗肉端过来，放在桌上，然后拍了拍费尔南多的肩膀，看他埋头吃起来。她在他身边站了一会儿，手搭在他肩上。可是费尔南多连头也没抬一下。他正全神贯注地吃着那碗炖肉呢。

奥古斯汀站在火塘边。其余的人都坐着。比拉尔坐在桌边，罗伯特·乔丹坐在她对面。

“现在，英国人，”她说，“你已经看清他的为人了吧。”

“他会干什么呢？”罗伯特·乔丹问。

“什么都干得出，”妇人低头望着桌子，“什么都干得出。他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那支自动步枪在哪儿？”罗伯特·乔丹问。

“在那儿，在那个角落里，用毛毯裹着呢，”普里米蒂伏说，“你要吗？”

“以后再说，”罗伯特·乔丹说，“枪在什么地方我希望能心中有数。”

“就在那边，”普里米蒂伏说，“是我把它拿进来的，为了保持部件干燥，我用我那条毛毯把它裹起来了。那几盘子弹在那只口袋里。”

“他不会动那支枪的，”比拉尔说，“他根本不会去碰一下那挺机关枪。”

“我记得你刚才说过，他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

“他会的，”她说，“但是他从没摆弄过机关枪。他会扔个炸弹进来。那才更符合他的脾性。”

“刚才没杀了他，这是一种愚蠢和软弱的表现，”吉卜赛人说，整个晚上他都丝毫没介入这场谈话，“昨天晚上罗伯托就该把他干掉了。”

“杀了他吧。”比拉尔说，她那张大脸显得阴沉而又疲惫，“我现在赞成这么做了。”

“本来我是反对这么做的。”奥古斯汀说。他站在火塘前，两条长臂垂在他身子的两侧，颧骨下布满胡子茬的双颊，在火光的映照下凹陷得很深。“现在我赞成这个做法了，”他说，“他如今变得很恶毒了，而且巴不得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全军覆没呢。”

“让大家都表个态吧，”比拉尔说，声音很疲惫，“你呢，安德雷斯？”

“杀了吧[213]。”两兄弟中那个黑头发一直长到前额下的兄弟用西班牙语说，并点了点头。

“埃拉迪奥呢？”

“一样，”另一个兄弟说，“在我看来，他似乎会构成极大的危害。再说，他也起不了任何好作用了。”

“普里米蒂伏呢？”

“一样。”

“费尔南多？”

“我们能不能先把他抓起来羁押在这儿呢？”费尔南多问。

“谁来看管被羁押的人犯呢？”普里米蒂伏说，“羁押一个人犯就得派两个人来看管，还有，最后我们该怎么处理他呢？”

“我们可以把他卖给那些法西斯分子嘛。”吉卜赛人说。

“决不能这么干，”奥古斯汀说，“决不能干这种造孽的事情。”

“这只不过是一个想法而已，”拉斐尔，也就是那个吉卜赛人说，“在我看来，那些叛乱分子[214]求之不得地想把他弄到手呢。”

“不要再说了，”奥古斯汀说，“那是造孽。”

“再造孽也比不过巴勃罗吧。”吉卜赛人还在为自己辩解。

“一种造孽行为并不能成为另一种造孽行为的理由，”奥古斯汀说，“好了，到此为止吧。只有老头子和英国人没表态了。”

“他们不包括在内，”比拉尔说，“他也没当过他们的头儿。”

“等一等，”费尔南多说，“我还没把话说完呢。”

“接着说啊，”比拉尔说，“一直说到他回来吧。一直说到他从门毯底下扔进来一颗手榴弹，把我们这些人全炸翻：把那些炸药和这儿的一切全炸翻。”

“我认为你有夸大的成分，比拉尔，”费尔南多说，“我认为他根本就不会动这种念头。”

“我也认为他不会，”奥古斯汀说，“因为那样会把酒也炸没了，而这酒却是他过一会儿就要回来喝的。”

“为什么不把他交给聋子，让聋子把他卖给那些法西斯分子呢？”拉斐尔又在出主意，“你可以先弄瞎他，他就容易摆布了。”

“住口，”比拉尔说，“你一开口，我就觉得难辞其咎的也有你。”

“不管怎么说，那些法西斯分子是不会出钱去买他的，”普里米蒂伏说，“这种事情已经有人试过，他们非但一个子儿也不给，反倒会连你也一块儿毙了。”

“我认为，要是弄瞎了，他说不定能卖个好价钱呢。”拉斐尔说。

“住口，”比拉尔说，“要是再提弄瞎眼，你也可以和那个人一起去了。”

“可是，他，巴勃罗，就弄瞎了那个受了伤的宪兵，”吉卜赛人还在死咬着不放，“这件事你忘了吗？”

“闭上你的嘴。”比拉尔对他说。当着罗伯特·乔丹的面这样提起弄瞎眼的事儿，使她感到很尴尬。

“你们一直不让我把话说完呀。”费尔南多插进来说。

“把话说完，”比拉尔对他说，“接着说。把话说完。”

“既然把巴勃罗抓起来羁押在这儿是不切实际的，”费尔南多慢条斯理地说起来，“既然把他抛出去——”

“把话说完呀，”比拉尔说，“上帝啊，发发慈悲吧，快说下去呀。”

“——随便用什么方式进行谈判，大家又都很反感，”费尔南多继续平静地说，“我可以被动地同意这个方案，因为这也许就是最好的办法了，那就是，我们应当把他从队伍里肃清掉，从而确保已经计划好的行动能获得最大限度的成功。”

比拉尔望着这个小个子男人，摇摇头，咬着嘴唇，什么也没说。

“这就是我的意见，”费尔南多说，“我相信，我们完全可以认定他已经对共和国构成了危害——”

“圣母玛利亚啊，”比拉尔说，“这儿居然也有人用他那张嘴打官腔呢。”

“从他自己的言论和他近来的表现，我们可以得出这个结论，”费尔南多接着说，“尽管他在运动初期以及直到最近一段时间里的所作所为依然值得人们对他心存感激——”

比拉尔刚才已经走到火塘那边去了。这时她来到桌边。

“费尔南多，”比拉尔毫不动容地说，并递给了他一只碗，“请堂堂正正地享用这碗炖肉吧，把你的嘴填满，别再说那么多话了。你的高见我们已经领教啦。”

“可是，那么怎样——”普里米蒂伏问，然而又顿住了，没把这句话说完。

“已经做好准备了[215]，”罗伯特·乔丹用西班牙语说，“我随时可以动手。既然你们都一致认定应当这么干，这件事我可以效劳。”

我这是怎么啦？他想。就因为听了费尔南多说话的方式，我说话的腔调也开始像他一样啦。这种语言肯定很有感染力。法语，外交语言。西班牙语，官僚语言。

“不，”玛丽娅说，“不。”

“这事与你不相干，”比拉尔对姑娘说，“闭上你的嘴。”

“我今夜就动手。”罗伯特·乔丹说。

他看到比拉尔朝他使了个眼色，手指按在嘴唇上。她正盯着洞门口呢。

严严实实地拴在洞口的毛毯被挑起来，巴勃罗把头探进洞里。他咧开嘴朝大伙儿笑了笑，推开毛毯的下半截钻了进来，然后又转过身去，把毛毯重新拴好。他转过身来站在那儿，把他那件毛毯式的大氅掀过头顶，脱了下来，抖落着上面的积雪。

“你们是在议论我吧？”他殷勤地冲着他们所有人说，“我打扰你们了吧？”

没人搭理他，他便把大氅挂在洞壁的木钉上，然后径直朝桌边走去。

“大家都好吗[216]？”他用西班牙语问，并随手拿起他那只竖在桌上的空酒杯去酒盆里舀酒喝。“没酒啦，”他对玛丽娅说，“去，从皮酒袋里汲些来。”

玛丽娅端起酒盆，朝那只灰尘扑扑、胀得圆鼓鼓、涂了黑乎乎的柏油、脖子朝下倒挂在洞壁上的皮酒袋走去，她拧开了其中一条腿上的塞子，葡萄酒便从塞子的四周注入了酒盆里。巴勃罗注视着她跪在那儿，捧着那只酒盆，注视着那淡红色的葡萄酒在哗哗地流进酒盆里，那酒倒得很快，在盆中打着旋儿。

“小心点儿，”他对她说，“酒现在已经降到酒袋的胸口下面啦。”

谁也没说话。

“我今天把酒袋里的酒从肚脐眼那儿喝到胸口这儿啦，”巴勃罗说，“这是一整天的功夫呢。你们大家都怎么啦？都把舌头丢了吗？”

谁也没说一句话。

“拧紧点，玛丽娅，”巴勃罗说，“别把酒洒了。”

“酒有的是，”奥古斯汀说，“你有本事就喝个醉。”

“总算有人找到舌头啦，”巴勃罗说着，朝奥古斯汀点点头，“可喜可贺呀。我还以为你被吓哑了呢。”

“被什么吓的？”奥古斯汀问。

“被我突然闯进门来呗。”

“你以为你闯进门来就了不起吗？”

他正在酝酿着要动手了呢，也许吧，罗伯特·乔丹想。也许奥古斯汀想自己干了。他肯定恨透他了。但我并不恨他呀，他想。不，我不恨他。他的确很遭人嫌，但我并不恨他。尽管刚才提到的弄瞎眼的事把他归入了一个特殊的类别。然而这毕竟是他们的战争。不过，在接下来的这两天里，让他活在这儿，他也肯定翻不了天。我还是做个局外人吧，他想。我今晚本想跟他玩一回呢，不料自己却当了一回傻瓜，所以我也十分愿意杀掉他。不过我不打算在动手之前再捉弄他了。再说，山洞里放着这些炸药，也不可能来一场射击比赛或耍猴把戏式的恶作剧。巴勃罗当然也想到了这一点。可是你想到这一点了吗？他扪心自问。不，你没想到，奥古斯汀也没想到。无论出什么差错，你都活该，他想。

“奥古斯汀。”他说。

“什么事？”奥古斯汀满脸愠怒地抬眼望过来，扭头不看巴勃罗了。

“我想跟你说句话。”罗伯特·乔丹说。

“过会儿再说吧。”

“就现在，”罗伯特·乔丹用西班牙语说，“劳驾[217]。”

罗伯特·乔丹已经走向了洞口，巴勃罗的目光仍在追着他。奥古斯汀，这个身形高大、双颊凹陷的汉子，这才站起身来，朝他走去。他很不情愿、满脸鄙夷地移动着脚步。

“你已经忘了那些背包里装的是什么了吧？”罗伯特·乔丹对他说，声音压得很低，以免让别人听见。

“他奶奶的！”奥古斯汀说，“人一习惯了就把它给忘了。”

“我也忘了。”

“他奶奶的！”奥古斯汀说，“他奶奶的[218]！我们都是大傻瓜呀。”他一个急转身，手脚利落地回到桌边坐下来。“来一杯，巴勃罗，老伙计，”他说，“那些马都好吗？”

“很好，”巴勃罗说，“雪也下得小些了。”

“你觉得这雪会停吗？”

“会的，”巴勃罗说，“现在已经在越下越稀了，还夹着小冰雹子。风还会刮，但雪就要过去了。风向已经转了。”

“你看明天会放晴吗？”罗伯特·乔丹问他。

“会的，”巴勃罗说，“我认为明天会很冷，但会转为晴天。这风向正在变化着呢。”

瞧他，罗伯特·乔丹想。现在他倒是客客气气的了。他已经变了，就像这风向一样。他生就一副猪的相貌和身板，而且我也知道他多少回都是充当杀人凶手的，然而他却具有状态良好的空盒气压表[219]那样的灵敏度。可不是嘛，他想，猪也是一种很聪明的动物啊。巴勃罗对我们怀有仇恨心理，要不，也许他的仇恨只是针对我们的作战方案而来的，可他却用侮辱的方式把他的仇恨推向了使你随时随地都想除掉他的程度，然而当他看出已经达到了这个程度时，他马上就偃旗息鼓，然后又开始新一轮的折腾。

“我们会有合适的好天气的，英国人。”巴勃罗对罗伯特·乔丹说。

“我们，”比拉尔说，“我们？”

“是啊，我们，”巴勃罗对她咧嘴笑了笑，喝了点儿葡萄酒，“为什么不？我刚才在外面把这事仔仔细细想了一遍。我们为什么不能意见一致呢？”

“在哪方面意见一致？”妇人说，“在哪方面现在意见一致了？”

“在所有方面，”巴勃罗对她说，“在炸桥这件事上。我现在同意你啦。”

“你现在同意我们啦？”奥古斯汀对他说，“在你说了那些难听的话之后？”

“是啊，”巴勃罗对他说，“因为天气变了嘛，我同意你啦。”

奥古斯汀摇摇头。“天气，”他说，又摇了摇头，“在我掴了你耳光之后吧？”

“是的，”巴勃罗咧嘴朝他笑了笑，用手指抹了抹嘴唇，“这也是一个原因。”

罗伯特·乔丹在注视着比拉尔。她正望着巴勃罗，那神情仿佛是在望着一头怪物一样。她脸上依然还残留着刚才提到弄瞎眼睛时的那副表情的阴影。她摇着头，仿佛想甩掉那个阴影，随后她把头一昂。“听着。”她对巴勃罗说。

“是，老婆。”

“你是怎么想的？”

“没什么，”巴勃罗说，“我的看法变了。没别的。”

“你刚才一直在门口偷听吧。”她对他说。

“是的，”他说，“可我什么也没听见。”

“你怕我们会杀了你吧。”

“不，”他对她说，并一边喝着酒，一边望着她，“这个我不怕。你知道我不怕这个。”

“那么，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呢？”奥古斯汀说，“你一会儿嘛喝得醉醺醺的，对我们大伙儿摆出你那副嘴脸，横竖不肯参加当前的工作，态度恶劣地咒我们死，辱骂女人，反对这项应当完成的任务——”

“我刚才喝醉了。”巴勃罗对他说。

“现在又——”

“我现在没醉，”巴勃罗说，“我已经回心转意了。”

“让别人信你的话吧。我不信。”奥古斯汀说。

“信不信由你，”巴勃罗说，“反正除我之外，没人能带你们去格雷多斯。”

“格雷多斯？”

“完成这次炸桥任务之后，唯一可去的地方就是那儿。”

罗伯特·乔丹望望比拉尔，侧过身去避开巴勃罗抬起另一只手，质疑地拨了拨自己右边的耳朵。

妇人点点头。接着又点了点头。她对玛丽娅嘀咕了几句，姑娘便直奔过来，站在罗伯特·乔丹的身边。

“她说：‘他肯定听到了。’”玛丽娅在罗伯特·乔丹的耳根边说。

“那么，巴勃罗，”费尔南多以法庭讯问似的口吻说，“你现在同意我们的意见，并赞成炸桥这件事了？”

“是的，伙计。”巴勃罗说。他直视着费尔南多的眼睛，点点头。“真的吗？”普里米蒂伏问。

“真的[220]。”巴勃罗用西班牙语对他说。

“那你认为这事能成功喽？”费尔南多问，“你现在有信心了？”

“为什么没有？”巴勃罗说，“难道你没有信心？”

“有，”费尔南多说，“反正我一直是有信心的。”

“我要出去，离开这儿。”奥古斯汀说。

“外面很冷的。”巴勃罗以友好的口吻对他说。

“也许吧，”奥古斯汀说，“反正我是没法在这疯人院[221]里再待下去了。”

“别把这山洞说成是疯人院啊。”费尔南多说。

“一个关押精神病犯人的疯人院，”奥古斯汀说，“我要出去，要不我也成疯子了。”

第十八章

这情景真像是游乐场里儿童玩的旋转木马呀，罗伯特·乔丹想。不过，有一种旋转木马，它旋转的速度很快，还伴有汽笛风琴的音乐声，孩子们骑在大牛身上，牛角是镀金的，那里还有套环让孩子们去套地上的一根根小木棒，有闪着蓝色火焰的汽灯，曼恩大街[222]天一擦黑就点燃这些灯了，旁边还有卖煎鱼的摊子，有赌运气的轮盘，轮盘上的一块块皮板会随着轮盘的旋转“啪啪”地刮打着编了号码的一个个小格子，一包包当奖品的糖块堆得像金字塔。不，这里可不是那种旋转木马；尽管这里的人们也在等待着，就像站在命运轮盘前的那些人一样，男人们戴着便帽，女人们穿着针织羊毛衫，没戴帽子，汽灯的灯光把她们的头发映照得亮闪闪的，他们站在旋转着的命运轮盘前等待着。是啊，那些人也就是这些人啊。不过，这里是另外一种轮盘。这是一个好像在向上转动一会儿、然后又会转回来的轮盘。

它现在已经旋转了两圈啦。它是一个巨大的轮盘，固定在一定的角度上，每旋转一周之后就回到它原来的起点上。轮盘的一侧高于另一侧，它的一个轮回先把你带到高处，然后再把你送回下面的起点。连奖品也没有，他想，所以就没人愿意乘坐这个轮盘了。你每次乘上它，去转了一圈，人虽然乘在上面，但却并非出于你的本意。只有一个轮回；一个巨大的、椭圆形的、先升后降的轮回，然后你就回到了你原来的出发点。我们现在又回到原地了，他想，却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

山洞里暖融融的，外面的风也小了。此时，他正坐在桌边，面前放着他那本笔记本，心里在盘算着炸桥的所有技术性事宜。他绘制了三张草图，勾勒出了他的几套方案，非常清楚地在两张草图上标明了爆破的具体方法，清楚得就像幼儿园小朋友画出的图画，这样，万一在爆破的过程中他自己遇到了什么不测，安塞尔莫就可以完成它。他画好这几张草图，并仔细端详着。

玛丽娅就坐在他身边，侧着头在他肩膀边看他在忙着。他能意识到，巴勃罗就坐在桌子的对面，其他人则在聊天、打牌，他闻着山洞里混浊的气味，这时已不再是饭菜和烹饪的气味了，而是变成了炭火冒出的烟味、男人的气味、烟草味、红葡萄酒味，以及浓烈的人体发出的汗臭味，玛丽娅在一旁见他画完了一张图，便把她的一只手放在桌上，他用左手提起她的手，把她的手拉到自己的脸上，闻了闻她刚洗完碗碟后残留在那只手上的粗劣的肥皂味和水的清新味。他放下她的手，但并没有看她一眼，就接着忙他手头的事情了，因此他并没看到她羞红的脸。她让她那只手就那样放着，紧挨着他的手，但他没有再去拉那只手。

他终于完成了爆破的具体方案，便把笔记本翻到了新的一页，开始制定作战的指令。在思考这些问题时，他的思路很清晰，也很顺畅，因此对写下的内容也很满意。他在笔记本里写下了两页纸，然后又把写下的内容仔仔细细看了一遍。

我看也就这些啦，他对自己说。事情都已清清楚楚地写在这儿了，我认为这里面是没有任何漏洞的。那两个哨所将被摧毁，那座大桥将被炸掉，按照戈尔茨的命令去做，这就是我全部的职责。巴勃罗的那档子事整个儿就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这个包袱根本就不该强加在我的身上，不过，不管用这样还是那样的方法，这个问题总归是要解决的。有巴勃罗行，没有巴勃罗也行。有他还是没有他，我根本就不在乎。不过，我可不打算再登上那个轮盘了。我已经两次登上过那个轮盘，两次都是兜圈子，然后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所以我再也不想坐上去了。

他合上笔记本，抬头望着玛丽娅。“你好呀，小美人儿，”他对她说，“你从这里面看出什么名堂来没有？”

“没有，罗伯托，”姑娘说着，把手放在了他的手上，他那只手里依然还拿着铅笔呢，“你干完了吗？”

“是的。总算把一应事情都写出来了，也安排妥当了。”

“你一直在那儿忙乎些什么呀，英国人？”巴勃罗在桌子对面问。他那双眼睛又变得扑朔迷离了。

罗伯特·乔丹密切注视着他。离这轮盘远点儿吧，他暗暗告诫自己。别再踏上这个轮盘啦。我看这轮盘又要开始旋转了。

“在琢磨炸桥的问题呢。”他彬彬有礼地说。

“琢磨得怎么样啦？”巴勃罗问。

“很好，”罗伯托·乔丹说，“一切都很好。”

“我一直在琢磨撤退的问题呢。”巴勃罗说，罗伯特·乔丹注视着他那双醉醺醺的猪眼睛，又看了看那只酒盆。酒盆几乎已经空了。

别碰这轮盘啦，他告诫自己。他又喝开了。毫无疑问。但是你现在可千万别再上这个轮盘啦。难道格兰特[223]在南北战争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就不可以常常喝得醉醺醺的吗？他当然可以喝啦。我敢打赌，格兰特若是能见到巴勃罗，他准会因为这种对比而勃然大怒的。格兰特也是一个爱抽雪茄的人。哎呀，他该设法给巴勃罗弄支雪茄来呀。这幅嘴脸真的需要配上一支雪茄才算完整；一支嚼去半截的雪茄。他能去哪儿给巴勃罗弄支雪茄来呢？

“琢磨得怎么样了呢？”罗伯特·乔丹客气地问。

“很好，”巴勃罗说，深谋远虑似的使劲点了点头，“很好[224]。”

“你已经想出什么道道儿来啦？”奥古斯汀问，他正在和他们一块儿玩牌呢。

“是啊，”巴勃罗说，“道道儿多得很呢。”

“你从哪儿找到那些道道儿的？从那酒盆里？”奥古斯汀诘问道。

“也许吧，”巴勃罗说，“谁知道呢？玛丽娅，加满酒盆吧，好吗，请你？”

“皮酒囊里自有好主意呀，”奥古斯汀转身回到牌局中，“你干吗不爬进那皮酒袋，在那里面好好找找呢？”

“别，”巴勃罗平心静气地说，“我就在酒盆里找。”

原来他也不想登上那轮盘呀，罗伯特·乔丹想。它肯定是自个儿在绕着轴心旋转的。我估计你没法在那轮盘上坐得太久。那说不定就是个会致人死命的轮盘啊。幸好我们都没再上去。才上去两次就把我弄得头晕目眩了。不过，那些酒鬼和那些真正卑劣或真正残忍的人倒是会坐在这东西上面，而且一直坐到死。它慢慢向上转动着，每一个轮回都有所不同，然后又会慢慢地转下来。让它转去吧，他想。反正他们不能再强迫我上去了。不上去啦，先生，格兰特将军，我算脱离这轮盘啦。

比拉尔正坐在火塘边，她把椅子调了个向，这样，她就能从背对着她的两个人的肩膀上看过来。她正在观看那场牌局呢。

在这儿，刚才那种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紧张气氛，现在竟然一下子就变成了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场景，这才是最叫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呢，罗伯特·乔丹想。正是这该死的轮盘又回转下来了才让你感到大惑不解的。不过我已经远离这个轮盘了，他想。谁也别想再让我登上它。

两天前，我根本就不知道比拉尔、巴勃罗，以及其余这些人的存在，他想。世上也根本就不存在玛丽娅这样的事情。那肯定是一个比这要单纯得多的世界。我接受了戈尔茨的命令，命令是十分明确的，似乎也极有可能完成，尽管还存在一定的困难，并带有一定的严重后果。等我们炸了那座桥之后，我也不指望能回前线了，其实回不回都行，假如我们回去了，我打算请一段时间的假待在马德里。在这场战争中谁也没休过假，不过，我相信我能获得两三天的假待在马德里。

在马德里，我要去买几本书，去佛罗里达大酒店开一个房间，洗个热水澡，他想。我要让那个名叫路易斯的服务生去帮我买一瓶艾酒，要是他能在莱昂尼萨斯乳品商店买得到就好了，或者去大马路附近的随便哪家商店里买一瓶，洗好澡之后，我要躺在床上，看看书，喝两杯艾酒，然后打电话给盖洛德大酒店，看看能不能去那儿吃饭。

他不想去大马路饭店吃饭，因为那里的饭菜实在并不怎么好，而且你还得准时到达那儿，否则什么特色菜肴都没了。再说，那里还有太多他认识的记者，他又不想强忍着不说话。他要喝上点儿艾酒，使自己有想聊聊天的情绪，然后再去盖洛德大酒店，和卡可夫[225]一起吃饭，他们可以在那里享用可口的饭菜和正宗的啤酒，还可以了解一下战争的进展状况。

他本来并不喜欢盖洛德大酒店，那是马德里的一家由俄国人接管过来的大酒店，他第一次去那里时感觉并不太好，因为对一座被围困的城市而言，它显得过于豪华，菜肴也显得过于考究，就战时而言，人们的言谈也似乎过于玩世不恭了。不过，我可是很容易就能被拉下水的，他想。当你从如此这般的处境中回来时，在能够做出安排的情况下，为何就不能尽情享用一下美味佳肴呢？还有那些言论，他初次听到时还觉得是玩世不恭的那些言论，结果反倒是无比正确的。这倒是一个很不错的话题，可以拿到盖洛德大酒店去聊聊，他想，等这次任务完成之后吧。是的，要等这次任务完成之后。

你能否带着玛丽娅去盖洛德大酒店呢？不。你不能。不过，你可以把她留在你住的那家大酒店里，她可以洗个热水澡，在那里恭候你从盖洛德大酒店回来。是的，你可以这么做，等你向卡可夫介绍了她的情况之后，你以后就可以带她去了，因为他们会对她很好奇，就会想看看她这个人了。

也许你根本就不会去盖洛德大酒店呢。你可以早早地在大马路吃好饭，然后就兴冲冲地回到佛罗里达大酒店里。然而你自己知道你是一定要去盖洛德大酒店的，因为你想再看看那里的一切；你想在完成了这次任务之后再去吃吃那里的饭菜，你想再去看看那里舒适安闲的氛围和豪华奢侈的环境嘛。然后你才会回到佛罗里达大酒店，因为玛丽娅在那里等着呢。当然，等这项任务了结之后，她会在那里的。等这次任务完成之后吧。是的，要等这项任务完成之后。假如他这次干得很漂亮，他就该理所当然地去盖洛德大酒店大吃一顿。

盖洛德大酒店就是你结识那些著名的工农出身的西班牙指挥员的地方，这些来自于人民的指挥员，在战争一开始，在事先没有接受过任何军事训练的情况下，就拿起了武器，你还发现，他们中有不少人居然会说俄语。这是他几个月前的第一大失望，他自己也为此而开始变得愤世嫉俗起来。不过，等他明白了事情的原委之后，心里也就释然了。他们的确是工人和农民。他们积极参与了1934年的革命，革命失败后，他们不得不逃离了这个国家，后来在俄国，他们把这些人送进了共产国际[226]主办的军事学院和列宁学院，这样，他们日后就具备了作战的能力，并受到了指挥作战的必要的军事教育。

共产国际在那里教育了他们。在革命中，你不可能向外人承认谁曾经援助过你，也不可能让任何人知道他不该知道的事情。他后来懂得这一点了。如果一件事情从根本上说是正确的，那么撒谎就不应当算什么过错。毕竟撒谎的事情多着呢。他起初是不喜欢撒谎的。他厌恶撒谎的行为。然而他后来也渐渐变得爱撒谎了。这是做一个组织内部的人所不可或缺的要素呢，但是这也是一桩十分败德的事情。

正是在盖洛德大酒店里，你才得以了解到，那个号称庄稼汉[227]或“泥腿子”的巴伦廷·冈萨雷斯[228]，其实根本就没当过农民，而是西班牙外籍军团里的一名前中士，后来开小差离开了那支部队，与阿布德·艾尔·克里木[229]战斗在一起了。这一点也是无可厚非的。他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在这种战争中，你就是需要这些快速成长起来的农民出身的领袖嘛，可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出身的领袖却又难免与巴勃罗十分相像。你不可能等待真正的农民领袖自行出现，即便他出现了，他身上也可能带有太多的农民习气。所以，你得制造出一个来。在这一点上，根据他所见到的那个“泥腿子”冈萨雷斯的形象，蓄着黑胡子，长着黑人般的厚嘴唇和一双狂热的、直瞪瞪地看人的大眼睛，他就觉得此人爱招惹是非的特性可能也几乎不亚于一个真正的农民领袖。上次见到此人时，他似乎就不由自主地相信了此人自己所作的宣传，认为他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了。他是个勇猛而又顽强的汉子；勇猛顽强，盖世无双呢。可是，上帝啊，他的话也太多啦。而且还口无遮拦，只要一激动，他就什么话都说，全然不顾自己的鲁莽言论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而且那些后果已经有很多了。即便在貌似万般无奈的情形下，他也是一名很出色的旅长。他从来就不知道何为万般无奈，即便真出现了那种情况，他也会杀出一条血路来。

在盖洛德大酒店里，你还结识了恩里克·李斯特，他原本是个普普通通的石匠，出生于加利西亚，现在正指挥着一个师，他也会说俄语。你还结识了胡安·莫德斯托[230]，他原本是个细木工，出生于安达卢西亚，最近刚刚受命去指挥一个军团。他的俄语绝对不是在圣玛利亚港[231]学会的，不过，假如那里也开办了一所贝立兹[232]学校让那些细木工们去就读的话，他也可能学会的。在那些青年军人中，他最得俄国人的信任，因为他是个真正的党员，一个“百分之百的”党员，他们很得意地用这个美国人所特有的方式说。他的聪明才智要远远高于李斯特或那个“泥腿子”冈萨雷斯。

毫无疑问，盖洛德大酒店就是你想继续接受教育所需要的最佳场所啊。你就是在这个地方才学会了怎样才叫不折不扣、实实在在地完成了任务，而不是空谈应该怎样去完成任务。他的教育才刚刚起步呢，他想。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要继续长期地接受这种教育。盖洛德大酒店的确不错，也很体面，是他所需要的去处。在起步阶段，在他还相信那套纯属胡说八道的言论时，事实情况却使他大为震惊。不过，他现在的见识已经足以使他能够认识到整个这场骗局的必要性了，而且他在盖洛德大酒店的所见所闻也只是进一步增强了他所认定的对这些事情的信念。他喜欢去了解事情的真实原委；而不是空谈事情应该是什么样的结局。战争中总是有人在撒谎。不过，这些实实在在的李斯特、莫德斯托、“泥腿子”冈萨雷斯等人却要比那些谎言和传奇强得多。罢了，他们总有一天会把事实真相告白于天下所有人的，而在那时，他会很庆幸他有这么一个盖洛德大酒店让他亲自了解到了事情的真相。

是啊，这就是他在马德里要去的地方，当然要在他买好那几本书、躺在澡盆里洗了热水澡、喝了几杯酒、看了一会儿书之后。不过，他在做这种遐想的时候，还没让玛丽娅出现在这整个计划中呢。好吧。那就去开两个房间吧，让她在那儿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他是要去盖洛德大酒店的，去了那儿之后再回来与她相会。她已经在这山里等待了这么久了。让她待在佛罗里达大酒店里再等待一小会儿吧。他们可以有三天时间待在马德里。三天也算是一段漫长的时间了。他要带她去看麦克斯三兄弟主演的《歌剧院一夜》[233]。这部影片如今已经上映三个月了，再放三个月肯定也照样受欢迎。她会喜欢麦克斯三兄弟的这部《歌剧院一夜》的，他想。她会非常喜欢的。

从盖洛德大酒店到这个山洞，真可谓路途遥远啊。不，这段路程并不算遥远。从这个山洞走向盖洛德大酒店的这段路程才叫遥远呢。第一次是卡希金带他去那儿的，但他那时并不喜欢这家大酒店。卡希金当时说，他应当认识一下卡可夫，因为卡可夫很想结识美国人，还因为他是世上最崇拜洛佩·德·维加的人，并认为《羊泉村》是一部最伟大的旷世剧作。也许就看在这一点上吧，但是他，罗伯特·乔丹，并不这么看。

他喜欢的是卡可夫这个人而不是这个地方。卡可夫是他迄今所认识的最具聪明才智的人。穿着黑色的长马靴、灰色的马裤、灰色的紧身上衣、小手小脚、略显浮肿的憔悴的脸庞和身材，一口坏牙，一说话就会唾沫四溅，罗伯特·乔丹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就是这幅滑稽可笑的模样。然而在他认识的所有人当中，却没有谁比此人更有头脑、骨子里更有自尊、外表上更加傲慢、也更富有幽默感。

盖洛德大酒店本身似乎就是一个穷奢极欲、腐败堕落的地方。可是，一个管辖了六分之一世界的泱泱大国的代表们为什么不该享有一些使生活舒适些的事物呢？是啊，他们正享受着这种奢靡的生活呢，罗伯特·乔丹起初对整个这一套都很反感，但后来居然接受了，并且还喜欢上了。卡希金倒是认定他罗伯特·乔丹是个了不起的家伙，而卡可夫起初却客套得让人大伤自尊，后来，当罗伯特·乔丹不再摆出一副英雄的架子，而是讲述了一个确实非常有趣却也有损于自己形象的诲淫诲盗的故事时，卡可夫的态度这才由原来的客套转为放肆的粗鲁，进而转为目空一切的傲慢，再后来，他们便成为朋友了。

卡希金在那里只不过是一个人们可以容忍的人而已。卡希金显然出过什么差错，他是来西班牙寻找出路的。人们不肯告诉他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不过，既然他已经死了，他们也许就会说出来了。不管怎么说，他与卡可夫成为朋友了，而且也与那位瘦得出奇、满面愁容、皮肤黧黑、待人仁慈、胆小怕事、逆来顺受、毫无怨言的女人成为朋友了，这女人长着一副瘦削的却无人爱惜的身段，黑灰相杂的头发剪得很短，她就是卡可夫的妻子，在坦克军团里当译员。他也成了卡可夫的情人的一个朋友，这女人长着一双猫眼、一头金红色的秀发（有时偏红色，有时偏金色，完全取决于理发师给她定什么样的发型）、一副慵懒而又性感的肉体（天生适合于依偎在别人的肉体上）、一张天生适合于和别人接吻的嘴巴，还有一颗愚蠢、骄矜、绝对听命于男人的心。卡可夫的这个情人爱传播流言蜚语，还喜欢逢场作戏，有节制地与别的男人来点儿杯水主义，这一来似乎反倒使卡可夫更觉得有趣了。除了坦克军团的那个，卡可夫应当在某个地方还有一个妻子，说不定还有两个呢，不过，这一点谁也不敢说得十分肯定。罗伯特·乔丹对他所认识的卡可夫的那个妻子和他的那个情人都很喜欢。他想，他可能也会喜欢上卡可夫的另外那个妻子的，假如他也认识她的话，假如他真还有一个的话。卡可夫挑女人确实很有眼光。

盖洛德大酒店楼下正门口停车处的回廊外有执勤的哨兵，步枪是上了刺刀的，在被团团围困着的马德里，今天夜里那里应当是全城最怡人、最舒服的去处了。他恨不得今夜就待在那边而不是待在这里。尽管这里目前看来是太平无事的，因为他们已经停下了那只轮盘。而这场雪也渐渐地停了。

他很想把他的玛丽娅带给卡可夫看看，不过，他得先征得同意，然后才能带她去，此外，他还得了解一下，此行归来后人家会怎样接待他。本次进攻结束之后，戈尔茨也会去那儿的，如果他任务完成得好，他们从戈尔茨嘴里就能知道消息。戈尔茨也会就玛丽娅的事情来开他的玩笑。因为他曾对他说过没空找姑娘的话。

他把手中酒杯伸到巴勃罗面前的酒盆里，舀了一杯葡萄酒。“请多包涵。”他说。

巴勃罗点点头。我猜想，他正忙于琢磨他的那些军事问题吧，罗伯特·乔丹想。不是在大炮口上寻求那肥皂泡般的功名，而是在那边的酒盆里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呢。然而你知道，这狗杂种一定有相当的手段，才能一帆风顺地率领这支小分队干了这么久。他望着巴勃罗，心想，不知他在美国的南北战争中会是个什么样的游击队长呢。那时候这种角色可多啦，他想。只是我们对他们的情况不甚了解罢了。不是说匡特里尔[234]那类人，也不是说莫斯比[235]那类人，也不是说他自己的祖父那种人，而是那些小角色，那些在南北战争时期在丛林里打游击的人。还有酗酒的问题。你以为格兰特真是个酒鬼吗？他祖父始终坚称他就是个酒鬼。说他每到下午四点钟总是会带着点儿醉意，还说在攻打维克斯堡[236]之前，在围城期间，他有时一醉就是两三天呢。不过，祖父声称，不管喝多少，他也能照样完全正常地发挥他的才干，只是有时很难把他叫醒而已。不过，只要你有本事把他叫醒，他就能正常工作。

在这场战争中，敌我双方迄今都没有出现过任何格兰特、谢尔曼[237]、“石墙”杰克逊[238]之类的人物。没有。也没出现过任何杰布·斯图亚特[239]这样的人物。也没有任何谢里登[240]。然而在数量上占压倒多数的却是麦克莱伦[241]那样的人。法西斯分子那边有很多麦克莱伦这号人，我方也至少有三个。

在这场战争中，他确实还没见到过任何一个军事天才。一个也没有。连一个哪怕有点儿像天才的人也没有。克莱伯、卢卡契、汉斯等人与国际纵队一起在马德里保卫战中各司其职，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可是后来，那个老秃头，鼻架眼镜、刚愎自用、蠢得像猫头鹰、谈吐乏味、有勇无谋、笨如公牛、靠欺骗性宣传发家的马德里的保卫者，那个米亚哈[242]，却十分嫉妒克莱伯所获得的名声，竟硬逼着俄国人解除了克莱伯的指挥权，把他打发到巴伦西亚去了。克莱伯是一位优秀的军人；不过也有局限性，他的确话多，喜欢对自己取得的成绩大吹大擂。戈尔茨倒是个很出色的将军，也是个优秀的军人，但他们总是把他压在从属的位置上，从来不让他放开手脚去施展才干。这次进攻将是他迄今为止所指挥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但罗伯特·乔丹不太喜欢他所听到的人们对这一战役的风言风语。还有那个匈牙利人高尔，假如你在盖洛德大酒店听到的有关他的传闻有一半属实，他就该被枪毙。如果你在盖洛德大酒店听到的传闻有百分之十是真的，他就该被枪毙，罗伯特·乔丹想。

他多么希望自己曾亲眼目睹过在瓜达拉哈拉东面的高原上他们大败意大利人的那场战斗啊。可是他那时在南面的埃斯特雷马杜拉。汉斯两周前的一个晚上在盖洛德大酒店里对他讲述过那场战斗，使他如身临其境般地明白了那一切。曾经有一度，那情势真的像败局已定了，因为意大利人已经突破了特里槐克附近的防线，假如托里哈—布利乌艾加公路再被切断，第十二旅将处于被分割包围的境地。“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是意大利人，”汉斯说，“我们就设法采用了一些灵活机动的战术重新调整了部署，这在别的部队看来简直是毫无道理的。结果却大获成功了。”

汉斯在一张张作战地图上向他详细展示了那场战役的实况。汉斯把他的那些地图都装在他那只专门用来装地图的文件包里，无论走到哪里都一直带在身边，他似乎依然在为那次战役所取得的奇迹般的胜利而感到惊喜和欣慰。汉斯是一个优秀的军人，也是一个好伙伴。李斯特、莫德斯托、“泥腿子”冈萨雷斯所率领的西班牙部队，在那次战役中都打得很出色，汉斯这样对他说，这当然得归功于他们的领导和他们执行的纪律。不过，李斯特、“泥腿子”冈萨雷斯和莫德斯托所采取的行动中，有不少都是按照俄国军事顾问的指示去做的。他们就像刚刚学开飞机的学员在驾驶着有主副操纵装置的飞行器一样，只要他们一出差错，马上就由老飞行员接替过来。好吧，今年就能看到他们究竟学到了多少、掌握得怎么样了。要不了多久，那些主副装置就没了，到那时，我们就能看出他们独自驾驭师团和军团的实际水平了。

他们是共产党人，他们还是崇尚纪律严明的人。他们所执行的纪律可以造就出优秀的军队来。李斯特会杀气腾腾地执行纪律。他是个真正的狂热分子，他具有十足的西班牙式的缺乏对生命尊重的作风。他会因为微不足道的理由就断然下令处决部下，自鞑靼人[243]首次入侵西方以来，已经很少有军队会像他们那样做了。但是他知道该怎样把一个师团锤炼成一个能征善战的作战单位。固守阵地是一回事。进攻并夺取阵地又是一回事，而在野外调动一支部队更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罗伯特·乔丹坐在桌边遐想着。从我对李斯特的了解来看，我就不知道，一旦那种主副式的操纵装置不复存在了，他会怎样行动？不过，也许不会不复存在的，他想。我不清楚他们是否还会存在？甚而会进一步加强？我不知道俄国人在整个这件事情上到底是什么立场？盖洛德大酒店真是个该去的地方呀，他想。既然我只能去盖洛德大酒店了解情况，我就需要去多了解啊。

有一度他曾认为，盖洛德大酒店的气氛很不适合于他。它与委拉斯开兹路六十三号的清教徒式的、虔诚的共产主义氛围恰好完全相反，这座原本是西班牙皇室设在首都马德里的皇宫现已变成了国际旅的司令部。在委拉斯开兹路六十三号，你的感觉就像是一名排着队前来朝拜的圣徒一样——而在盖洛德大酒店，你的感觉是，这儿的氛围已经远远不是原来的第五团团部了，在第五团尚未拆散、编入新军各旅之前，当时的情况与现在不啻天壤之别。

在这截然相反的两个去处，不论在哪一处，你都会觉得你是在投身于一支十字军。唯有这个词语最能贴切地表达这层意思，虽然这个词语已经十分陈旧，且又屡被滥用，已经不再是它原来的真正意义了。你觉得，尽管有官僚主义、工作效率低下、党内斗争等等现象，你总归会有所触动，就像你头一次去吃圣餐时你期望得到却又没有得到的那种感觉一样。那是一种要为全世界所有被压迫的人们而去献身于一项事业的感情，诚然，把这种感情说成是宗教式的体验未免难以启齿，也令人难堪，然而它却是丝毫不掺假的真实感情，就像你在聆听巴赫的钢琴曲，或者站在夏尔特尔大教堂或莱昂大教堂里看着阳光透过巨大的窗户洒落进来时的那种感觉；或者如同你在普拉杜国家美术馆看到曼特尼亚、格列柯、布吕赫尔[244]的油画时所产生的那种感觉。它赋予你的是一种使命感，使你觉得你就是某一项事业的组成部分，你可以全身心地、全力以赴地去信仰它，它使你感受到的是一种与其他那些志同道合的人所结下的生死与共的兄弟情谊。这是一种你以前从来就不知道而现在已经深有体会的感情，你对它如此重视，并为它找到了充分的理由，甚至连你自己的死亡似乎也全然无关紧要了；只不过因为死亡会妨碍你对职责的履行，这种事情才要加以避免。然而最好的一点是，为了这种感情，也为了这种必要性，你就有了可以去做的事情。你可以战斗。

所以你战斗了，他想。然而在战斗中，对那些在战场上存活下来的也算是骁勇善战的人所怀有的那份具有纯洁性的感情却很快就没有了。过完头六个月之后那份纯洁就没了。

保卫阵地或保卫城市是战争的组成部分，你能从中体会到当初的那份感情。山里的那场战斗就是这样的。他们怀着真正的革命同志的情谊战斗在那里。在山上，当执行战场纪律的必要性第一次出现时，他是赞成并理解的。在炮火的轰击下，人们变成了胆小鬼，四处乱跑了。他亲眼看到他们被枪毙，被扔在路边由着去发胀腐烂，除了扒下他们的弹药和值钱的东西之外，谁也懒得去处置那些尸体。拿走他们的弹药、剥下他们的靴子和皮大衣的行为是无可厚非的。拿走这些值钱的东西只是很现实的做法而已。仅仅是为了不让那些无政府主义者拿走这些东西罢了。

在当时看来，枪毙那些逃跑的人似乎是公正的、合理的、必要的。这种做法并不算错。他们逃跑是一种自私的表现。法西斯分子发起了攻击，我们把他们阻挡在山坡下瓜达拉马山区所特有的那些灰白色的岩石丛中、矮松林里、荆棘丛下。我们冒着敌机的轰炸坚守着那条公路，后来敌军又调集了炮兵部队进行狂轰滥炸，到了傍晚，经过一整天苦战之后还依然活着的人员发起了反攻，把敌人打退了。后来，敌人以山石和树丛为掩护悄悄摸过来，企图从左侧包抄我们时，我们就坚守在那座疗养院里，从窗户里和房顶上向他们射击，尽管我们已经是两面受敌了，我们这些活过来的人都知道被包围是什么滋味，直到那场反击彻底打退了敌人并把他们赶到了公路的那边。

在如此这般的情景中，在令你口干舌燥的恐惧中，在被炸得四处飞溅的泥灰和尘土中，在整扇墙壁摇摇欲坠、即将坍塌的突如其来的惊恐中，在炮弹爆炸的阵阵火光和轰鸣声中，你清理出机关枪，拖开了那几名刚才还在用这挺机枪射击、现在却已脸朝下被掩埋在瓦砾下的战士，你脑袋贴在机枪的防护板后排除着它的故障，扒出被砸坏的子弹箱，重新整理好子弹带，然后，你直接俯卧在那挺机枪的防护板后，那挺机枪便又开始扫射着路边的目标了；你做了在那种形势下你该做的事，并知道自己做得对。你体会到了枪林弹雨中的那种口干舌燥、恐惧已被荡涤、心灵得到净化的喜悦，你战斗在那年的夏天和那年的秋天，你在为全世界所有的穷苦人而战，为反对一切暴政而战，为你所信仰的一切事物而战，为你所理解的那个崭新的世界而战。你在那年的秋天已经学会了，他想，该怎样坚忍不拔地去承受一切艰难困苦，该怎样把一切艰难困苦统统置于脑后，长时间地坚守在严寒、潮湿、泥泞的环境中，不住地挖战壕、筑工事。如今，整个夏天和整个秋天所产生出的那种情感已被深深掩埋在疲乏、困倦、紧张和浑身不适之下了。但是它依然还在，你所经历过的这一切便足以证实它的存在。正是在那些日子里，他想，你才拥有了一份深厚、至诚、忘我的自豪感——这很可能会使你成为盖洛德大酒店里的一个该死的招人厌烦的人呢，他突然想到了这一点。

可不是嘛，要是像这样，你在盖洛德大酒店就不会那么招人喜欢了，他想。你太天真啦。你似乎像蒙受着天恩的骄子一样。不过，那时候，盖洛德大酒店的气氛说不定也不像现在这样呢。是啊，事实上，它本来就不是这样的，他对自己说。它根本就不该是这样的。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盖洛德大酒店。

卡可夫曾和他谈起过有关那些日子的情况。那时候，凡是在那里的俄国人统统住在皇宫大酒店里。罗伯特·乔丹当时还不认识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那是在第一批游击队成立的前夕；在他遇见卡希金或其他俄国人之前。卡希金那时还在北方的伊伦，在圣塞瓦斯蒂安，在参加那场后来流产了的攻打维多利亚的战斗。[245]他直到一月份才来马德里，而罗伯特·乔丹则在卡拉万切尔和乌塞拉一线浴血奋战，在那三天里，他们阻击了进攻马德里的法西斯军队的右翼，并展开巷战，挨门挨户地把那些摩尔人和外国雇佣兵[246]统统打回去，在被太阳烘烤得一片灰白的高原的边缘地带，在那被打成了断壁残垣的城郊肃清残敌，再沿着那些高地构筑起了一道防线，守住这座城市的这一角，在这期间，卡可夫已经在马德里了。

卡可夫在说话时也没有对那几次战役冷嘲热讽。那时候他们全都过着这样的日子，似乎败局已定、万念成灰了，如今，每个人都对那时的情况历历在目，清楚地记得当时在一切似乎都丧失殆尽的情形下他是如何表现的，比受到传令嘉奖或被授予勋章记得还清楚。政府那时已经放弃了这座城市，在逃跑时开走了国防部所有的汽车，弄得老米亚哈只好骑着自行车去视察他的防御阵地。罗伯特·乔丹不相信有这回事。即便他以满腔的爱国热情来发挥他的想象力，他也想象不出米亚哈骑着自行车的情景，但是卡可夫却说那是真事。不过，他那时就此事给俄国报纸写过报道，所以在报道了此事之后，他也许希望相信确有其事吧。

然而还有另外一件事，卡可夫却没有报道。他对住在皇宫大酒店里的三名负伤的俄国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中的两名是坦克驾驶员，一名是飞行员，他们因为伤势过重而没法转移，可是，在那时，由于最为重要的是不能留下任何俄国人介入的证据为法西斯分子的公开干涉提供把柄，所以，卡可夫承担的责任是，万一这座城市被放弃了，这几名伤员决不能落到法西斯分子的手里。

一旦这座城市被放弃，卡可夫必须在撤离皇宫大酒店之前毒死他们，销毁一切能说明他们身份的证据。结果是，谁也无法根据这三名伤员的尸体来证明他们就是俄国人，一个是腹部中了三枪，一个是腮帮子被子弹打掉了，声带一根根裸露在外，一个是股骨被子弹打得粉碎，双手和脸部被烧得不成人样，整个脸就是一个没有睫毛、没有眉毛、没有头发的大水泡。仅凭被他遗留在皇宫大酒店床上的这三名伤员的尸体，谁也没法判断他们就是俄国人。没有任何一点能证明一个赤条条的死人就一定是俄国人。如果你死了，你的国籍、你的政见也就显示不出来啦。

罗伯特·乔丹曾问过卡可夫，他对实施这一行为的必要性有何感想，卡可夫说，他当时并没有期待着这种必要性的出现。“那你当时打算怎么干？”罗伯特·乔丹问过他，还追加了一句，“你是知道的，要想一下子就把人毒死可没那么简单。”可卡可夫却说：“哎呀，很简单的，如果你给自己备着这个随时带在身边，这事就很简单了。”他说罢便打开了他那只烟盒，让罗伯特·乔丹看他藏在烟盒内侧的东西。

“不过，如果他们活捉了你，不管是谁，他们首先想干的就是要拿走你的烟盒，”罗伯特·乔丹不同意地说，“他们会命令你举手投降的。”

“可是我这里还有一点儿呢，”卡可夫咧嘴笑了笑，指了指他身上那件夹克衫的翻领，“你只要把这衣领往嘴里一塞，像这样，咬一下，咽下去就行了。”

“那要好多了，”罗伯特·乔丹说，“说来听听，它有苦杏仁的气味吗，就像侦探小说里老是描写的那样？”

“我不知道，”卡可夫神情愉快地说，“我从来就没闻过它。我们打破一小支来闻闻，怎么样？”

“还是留着吧。”

“好吧，”卡可夫说罢，收起烟盒，“我不是个失败主义者，你明白，但是，这种危急时刻却随时都可能再次出现，而这东西并不是随处都能找到的。你看过来自科尔多瓦[247]前线的公报吗？做得非常漂亮。是我现在最喜欢的公报之一。”

“公报上都说了些什么？”罗伯特·乔丹当时刚从科尔多瓦前线来到马德里，所以他的心突然一下子提了起来，那种感觉就像是有人在戏弄一件你自己可以戏弄而别人却不可以造次的事情。“能给我说说吗？”

“我们光荣的军队在继续向前挺进，连一块巴掌大的土地也没丢失[248]。”卡可夫用他那半生不熟的西班牙语说。

“不会真说出这种话来吧？”罗伯特·乔丹表示怀疑地说。

“我们光荣的部队在继续向前挺进，1英尺土地也没有丧失，”卡可夫用西班牙语说了一句，接着又把这句话用英语重复了一遍，“公报上是这么说的。我可以找来给你看看。”

你心里还在惦记着那些在波索布兰科[249]外围的那场战斗中你认识的那些死去的战士；然而在盖洛德大酒店里，这却成了一个笑料。

呜呼，这就是盖洛德大酒店现在的样子。虽然如此，但话还得说回来，盖洛德大酒店也并非一直就是这种样子，如果现在的形势还像以前一样，这个盖洛德大酒店还是原来那个因形势需要而出现的一个产物，是由革命初期的那些幸存者制造出来的，他倒是很乐意去盖洛德大酒店看看，去了解了解情况。你现在的心情与过去在瓜达拉马山区、在卡拉万切尔和在乌塞拉时的心情大不一样啦，他想。你很容易堕落啊，他想。然而这究竟是堕落呢，还是仅仅因为你已经失去了当初的天真？凡事不都这样吗？有谁还保持着那种起初时的纯洁高尚的事业心啊？那些年轻的医生、年轻的牧师、年轻的士兵通常在开始时都对自己的事业抱有赤诚之心，到头来还不都这样？牧师们当然还保持着，否则他们就不干这一行了。我估计纳粹分子们是保持着的，他想，那些共产党人也保持着，因为他们有特别严格的自律要求嘛。可是，你瞧瞧卡可夫。

对于琢磨卡可夫这个人，他是向来乐此不疲的。他上次去盖洛德大酒店时，卡可夫曾对一位在西班牙待过很久的英国经济学家赞不绝口。罗伯特·乔丹拜读此人的著作也有不少年头了，并且一直很敬重他，却对他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他不太喜欢此人所写的有关西班牙的文章。内容过于直白，过于粗浅，过于一目了然，而且就他所知，有不少统计数据都是一厢情愿地凭空捏造出来的。但是他认为，如果你对一个国家真正有所了解了，你也就不大会关注有关这个国家的新闻报道了，不过，他还是敬重这个人的良苦用心的。

后来，在他们对卡拉万切尔发起攻击的那个下午，他终于见到这个人了。他们当时就坐在那个斗牛场的背风处，两条大街上枪声不断，人人都在紧张地等待着发起攻击。一辆坦克说好要来的，却始终没有露面，蒙特罗便一手托着脑袋坐在那儿说：“坦克还不来呀。坦克还不来呀。”

那是一个寒冷的日子，黄色的尘土顺着大街刮着，蒙特罗左臂负了伤，整条胳膊都僵硬了。“我们得有辆坦克才行，”他说，“我们必须等那辆坦克来，可是我们等不及了。”他因负了伤，说起话来有些气急败坏。

罗伯特·乔丹便返身去找那辆坦克了，因为蒙特罗说，他认为那辆坦克说不定就停在那幢公寓楼后面电车道的拐弯处。它果然就在那儿。但那不是坦克。那时候，西班牙人不管什么车都叫坦克。那是一辆旧的装甲车。驾驶员不肯离开公寓楼后的那个死角，把车子开到斗牛场这边来。他正站在车后，抱着双臂，身子靠在车身的铁甲上，脑袋埋在胳膊肘上，脑袋上戴着有皮衬里的头盔，罗伯特·乔丹跟他说话时，他摇了摇头，依然把头埋在胳膊上。接着，他又扭过头去，不看罗伯特·乔丹。

“我没接到去那儿的命令。”他绷着脸不高兴地说。

罗伯特·乔丹从枪套里拔出手枪，用枪口顶着穿皮大衣的装甲车驾驶员。

“这就是命令，”他对他说，那人摇着头，头上那顶有皮衬里的大头盔很像橄榄球运动员戴的那种，他说，“机关枪没子弹。”

“我们在斗牛场里有弹药，”罗伯特·乔丹对他说，“上车，我们走吧。我们可以在那儿装子弹带。快上车。”

“没有人使唤那挺机枪。”驾驶员说。

“他人呢？你的伙伴去哪儿啦？”

“死了，”驾驶员说，“在车里。”

“把他拖出来，”罗伯特·乔丹说，“把他从车里拖出来。”

“我可不愿碰他，”驾驶员说，“他趴在那儿，卡在机枪和方向盘之间了，我没法从他身上爬过去。”

“来吧，”罗伯特·乔丹说，“我们一起把他弄出来。”

他爬进装甲车时头重重地撞了一下，眉毛上方被划破了一道小口子，鲜血淌下来，流到了脸上。那个死去的人很沉，而且已经僵硬得没法弯曲了，他只好照着那脑袋使劲捶了几下，想把那颗脸朝下死死地卡在那儿的脑袋从座位和方向盘之间弄出来。最后，他曲起膝盖顶在那死人的脑袋下，把它使劲往上顶，终于把那颗脑袋顶松开了，然后他拦腰抱着那人朝外拉，总算凭着他自己的力气把那死人拉到了车门边。

“伸把手帮我拖一下他嘛。”他对驾驶员说。

“我不想碰他。”驾驶员说，罗伯特·乔丹看到他正在哭呢。泪水顺着他鼻子的两侧刷刷地流下来，流淌在他沾满尘土的脸颊上，鼻涕也在往下流。

他站在车门边，一把将那已经死去的人拖出了车外，那死人便倒在了电车道旁边的人行道上，依然保持着那驼背拱腰的姿势。他躺在那儿，蜡一般灰白色的脸贴着水泥人行道，两手弯曲在身体下，和在车里的姿势一模一样。

“上车啊，让上帝来惩罚吧，”罗伯特·乔丹这时用手枪点着那驾驶员说，“快上车。”

他就是在这个时候看见这个人的，他刚从那幢公寓楼后的背风处走出来。他身穿一件长大衣，没戴帽子，头发花白，颧骨宽阔，两眼凹陷且眼距很近。他手里捏着一包切斯特菲尔德牌香烟，他取出一支烟，递给正在用手枪把那名驾驶员逼上装甲车的罗伯特·乔丹。

“等一等，同志，”他用西班牙语对罗伯特·乔丹说，“能请你谈谈目前战场的情况吗？”

罗伯特·乔丹接过香烟，随手放进他那件蓝色技工装的胸袋里。根据他以前看过的那些照片，他已经认出了这位同志，他就是那位英国经济学家。

“滚一边儿去，”他用英语说了一声，接着便用西班牙语对装甲车驾驶员说，“开往那边。斗牛场。听见没有？”他“砰”地一声拉上笨重的车门，并随手扣上了门锁，接着，他们发动起车子，沿着那条长长的斜坡向前驶去，密集的枪弹随即射向了这辆装甲车，“乒乒乓乓”地如同无数小石子击打在锅炉的铁板上。随后，那挺机关枪朝他们开火了，那射击声犹如铁锤砸出的尖厉刺耳的轰响。他们一直开到斗牛场那边的掩蔽所背后才停下，去年十月份张贴的海报依然还贴在那个售票窗口的旁边，一个个弹药箱已被撬开，同志们都已荷枪实弹，手榴弹别在腰带上或装在口袋里，在那个背风处严阵以待了，蒙特罗说：“好啊。坦克总算来啦。我们现在可以发起攻击了。”

那天夜里，在他们占领了山上最后那几幢房屋之后，他舒坦地躺在一堵砖墙后，从砖墙上敲开当枪眼的墙洞里扫视着呈现在他们与撤退到山脊后面的法西斯分子之间的这片漂亮、开阔的火力射击面，怀着一种近乎于肉欲的快感，想象着那座小山包上的情景，那里有一座已被摧毁的别墅，可保左侧阵地无恙。他躺在一堆稻草里，浑身衣服已被汗水浸透，便裹着一条毛毯等衣服捂干。躺在那儿时，他想到了那位经济学家，不禁笑出声来，随后又为自己的粗鲁而感到抱歉。然而在那个时刻，当那人递给他那支香烟时，那递烟过来的神态仿佛就像在为打听消息而付小费一样，战斗人员对非战斗人员的那种厌恶情绪在他心中油然而生，强烈得使他摆脱不了。

这时他想起了盖洛德大酒店以及卡可夫当时还是针对这同一个人的议论。“原来你是在那儿遇见他的呀，”卡可夫说，“那天我自己最远也只到了托莱多[250]大桥。他却跑得那么远，冲向前线去了。那是他逞一时之勇的最后一天，我相信。他第二天就离开了马德里。托莱多是他表现得最勇敢的地方，我相信。在托莱多，他的表现是空前的。他是我们夺取托莱多城堡作战方案的缔造者之一。我相信，主要是由于他的大力进谏，我们这场围歼战才取得成功的。这是这场战争中最荒唐可笑的一部分了。其荒唐程度已经达到极点了，可是，你来跟我说说，美国方面对他有何看法？”

“在美国，”罗伯特·乔丹说，“人们认为他是亲莫斯科的。”

“他才不是亲苏派的呢，”卡可夫说，“不过，他有一张很讨巧的脸，他那张脸和他那风度翩翩的样子可帮了他大忙了。瞧，我的这张脸是什么事情也干不成的。我所取得的那么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成绩都是实干出来的，跟我这张脸毫不相干，我这张脸既不能激发起人家的兴趣，也感动不了人家来喜欢我、信任我。可是米切尔这个人却生就了一张能使他走运的脸。那是一张阴谋家的脸。凡是在书中读到过有关阴谋家的人都会立马信任他。还有他那个风度，那也是地地道道的阴谋家的风度。任何一个看见他走进屋来的人都会立刻明白，他面前来了一个一流的阴谋家。所有你那些有钱的同胞，无论是那些自认为是出于感情而愿意帮助苏联的人，还是那些为了防止共产党日后万一得势而想给自己多少留点儿后路的人，都能立刻从此人的脸上，还有他的言谈举止上看出，他完全有可能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深得共产国际信任的代言人。”

“他在莫斯科没有关系吗？”

“没有。你听我说嘛，乔丹同志。傻瓜有两种，你知道这个说法吗？”

“一般的傻瓜和该死的傻瓜？”

“不。我说的是我们俄罗斯的两种傻瓜，”卡可夫咧嘴笑了笑，拉开了话匣子，“首先来说说冬天的傻瓜。冬天的傻瓜来到你的家门口，他把门敲得很响。你去开门，发现他就站在那儿，然而你以前从没见过他。他的模样会给你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长得高大威猛，脚蹬高筒靴、身穿皮毛大衣、头戴皮毛帽子，浑身上下都是雪。他先是跺跺脚，抖落靴子上的积雪，然后他脱下皮毛大衣，拎在手里抖抖，又有不少雪落下来。接着，他脱下皮毛帽子，在门上使劲拍打。又有不少雪从帽子上掉下来。再然后，他又跺跺脚，就兀自昂然进屋里来了。你这时只有对他干瞪眼，因为你发现他是个傻瓜。这就是冬天的傻瓜。”

“再来说说夏天的情况，你看见一个傻瓜走在大街上，他挥舞着两只手臂，脑袋不停地痉挛般地扭来扭去，人人都能在两百码开外的地方看出，他就是个傻瓜。这就是夏天的傻瓜。这个经济学家是个冬天的傻瓜。”

“可是在这里人们为什么偏偏就信任他呢？”罗伯特·乔丹问。

“因为他那张脸啊，”卡可夫说，“他那张漂亮的阴谋家的嘴脸[251]。他还有一套花钱也买不到的花招呢，那派头就像是刚从别的某个地方来而且在当地深得信任、深受器重的要人一样。当然喽，”他笑了笑，“他一定也跑过不少地方，好让他的花招奏效嘛。你知道，西班牙人是非常奇特的，”卡可夫接着说，“这个政府很有钱。黄金多得是。他们对朋友却一毛不拔。你是朋友。那好。你就不要钱给他们白干吧，也不应该拿报酬呀。然而对那些其实并不友好却必须施加影响的代表着某个利益集团或国家的人——对这种人，他们却给得很多。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如果你密切关注的话。”

“我可不喜欢这样。再说，那些钱也该归西班牙劳动人民所有啊。”

“你本来就不应该爱好物质享受嘛。只要心里有数就行了，”卡可夫对他说，“我每次见到你都给你上上课，久而久之，你就会获得一种教育了。让一个教授也受受教育，这事真是蛮有趣的。”

“我还不知道回去之后能不能当上教授呢。他们说不定会把我当成一名赤色分子，把我赶出校门的。”

“那么，你或许可以想办法来苏联，在那儿继续深造。这也许是你的最佳选择呢。”

“可是，我的领域是西班牙语啊。”

“有许多国家都是说西班牙语的，”卡可夫说，“他们不会都像西班牙这样难以相处。还有，你得记住，你现在已经有将近九个月没当老师啦。九个月的时间呢，你也许可以学会一门新的行当了。你读过多少辩证法？”

“我读过埃米尔·彭斯编的《马克思主义手册》。再没有别的了。”

“如果你把整本书都读完了，那就相当不错了。有一千五百页呢，而且每一页都值得你花点儿时间去读。不过别的东西你也应当读一读。”

“现在没时间读书啦。”

“我知道，”卡可夫说，“我是指将来，人总归是要读书的。可以读的东西有很多，读了这些东西，你就会明白目前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了。不过，以目前的时局来看，有一本书是非出不可的；这本书将会解释人们势必要了解的许多事情。也许这本书该由我来写。但愿我就是写这本书的人啊。”

“我看不出有谁会比你更合适来担纲这本书的写作。”

“别奉承啦，”卡可夫说，“我是个新闻记者。不过，像所有的新闻记者一样，我也希望写写文学作品。我当下正忙于研究卡尔伏·索特罗[252]；一个地地道道的西班牙法西斯分子。佛朗哥和别的那些人都算不上。我一直在研究索特罗撰写的所有文章和著作以及他发表的那些讲话。他非常聪明，而把他杀掉也是非常聪明的做法。”

“我还以为你不赞成政治暗杀呢。”

“这种做法现已被非常普遍地采用了，”卡可夫说，“非常、非常普遍。”

“可是——”

“我们不赞成个人的恐怖主义行径，”卡可夫笑了笑，“当然也更不赞成有刑事犯罪倾向的恐怖分子和反革命组织所实施的恐怖主义行径。我们对布哈林那帮破坏分子的行径深恶痛绝，他们两面三刀、蓄意破坏、腐化堕落、像残忍的豺狼，我们也极其痛恨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李可夫以及他们的亲信那样的人类渣滓。我们痛恨、厌恶这些十恶不赦的恶魔，”他又笑了笑，“但是我仍然认为，政治暗杀这种做法可以说已被非常普遍地采用了。”

“你指的是——”

“我没有任何所指。但是我们肯定要处决并消灭这种十恶不赦的恶魔和人类渣滓以及那些背信弃义的狗将军，也要消灭那些海军上将们有负于自己职守的叛逆现象。这些人是被消灭的。他们不是被暗杀的。你明白这种区别吗？”

“我明白了。”罗伯特·乔丹说。

“还有，因为我这个人有时候爱开玩笑：可是你知道开玩笑会有多危险吗？即便是说着玩的？好吧。因为我爱开玩笑，便以为西班牙人今生今世也不会后悔他们没把某些将军枪毙掉，这些人当中有的到现在还在执掌着指挥权呢。我是不喜欢这些开枪杀人的行为的，请你理解。”

“我可不在乎这些，”罗伯特·乔丹说，“我虽然也不喜欢这么干，但是我已经不再把它放心上了。”

“这我知道，”卡可夫说，“我已经听人说过了。”

“这事很要紧吗？”罗伯特·乔丹说，“在这件事情上，我只是想实话实说罢了。”

“那就令人遗憾啦，”卡可夫说，“不过，这一点也恰恰就是让人家觉得你很可靠的地方之一，一般情况下，你可得花很多时间才能达到这个程度呢。”

“我应该是个可靠的人吧？”

“在工作上，你应该算是个非常可靠的人。我以后一定要抽时间和你谈谈，看看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遗憾的是，我们从来就没认认真真地说过话。”

“我的思想一直是悬着的，要等我们打赢这场战争才会尘埃落定呢。”罗伯特·乔丹说。

“也许要不了很久，你的思想就会尘埃落定了。不过，你还是应当再好好锤炼一下你的思想。”

“我常读《工人世界》[253]这份刊物呢。”罗伯特·乔丹告诉他说，于是卡可夫便说：“不错。很好。我也能经得起开玩笑呢。不过，《工人世界》里倒是刊登了一些颇有见地的东西。唯一有见地的东西也就是对这场战争的报道。”

“是的，”罗伯特·乔丹说，“我同意你的看法。可是，要想了解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全貌，你不能只读党的机关刊物啊。”

“是的，”卡可夫说，“但是，即便你读了二十种报纸，你也找不到任何所谓的真实面貌，更何况，即便你看到了，我不知道你又能拿它干什么。我几乎能经常性地看到这种所谓的真实面貌，却只想努力去忘掉它。”

“你认为真实面貌有那么严重吗？”

“现在的情况比以前好些了。我们正在搞肃清。不过情况令人很不满意。我们现在正在建立一支庞大的军队，其中有些部队，如莫德斯托所部、‘泥腿子’冈萨雷斯所部、李斯特所部、杜兰所部等，都是很可靠的。他们岂止是可靠，他们很了不起呢，你会看到的。再说，我们依然还有国际纵队，尽管它们的角色正在改变。然而一支良莠不齐的军队是不可能赢得战争胜利的。所有人都必须经过培养在政治觉悟上成长到一定的高度；所有人都必须知道他们在为什么而战，以及这场战争的重要性。所有人都必须对参战抱有信心，而且所有人都必须接受纪律的约束。我们正在组建一支庞大的由刚刚征募入伍的士兵所组成的军队，根本没有时间在军中灌输军纪，而一支由刚刚应征入伍的士兵所组成的军队则必须有牢固的纪律，才能在炮火下不出乱子。我们称它为一支人民的军队，但它并不具备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应有的可贵素质，也没有树立起一支新组建的军队所急需的铁的纪律。你会看到的。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做法啊。”

“你今天心情不是很好嘛。”

“是的，”卡可夫说，“我刚从巴伦西亚回来，在那儿见到了很多人。但凡从巴伦西亚回来的人，没有一个是好心情的。在马德里，你感觉很好，很清静，感觉战争除了胜利，不可能再有任何别的结局了。巴伦西亚却是另一幅情景。从马德里逃跑的那些懦夫们照样在那儿执掌大权。他们苟且偷安地过着掌权人的那种懒散、官僚的日子。他们对马德里的那些人只有蔑视。他们现在过的这种纸醉金迷的生活是对国防人民委员会的削弱。还有巴塞罗那。你该去看看巴塞罗那。”

“那里情况怎么样？”

“依然还在上演滑稽可笑的闹剧。起初那里是狂想家和浪漫革命家的乐园。现在那里成了冒牌军人的天堂了。就是那些喜欢穿着军装、喜欢耀武扬威地高视阔步、喜欢戴红黑两色围巾的士兵们。他们喜欢战争的一切，就是不喜欢去打仗。巴伦西亚令人作呕，而巴塞罗那却令人发笑。”

“P. O.U M.[254]暴动是怎么回事？”

“P. O.U.M.从来就不是一个严肃的组织。那是狂想家和激进分子的异端邪说的产物，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幼稚病而已。其中有一些是被误导的老实人。有一个相当不错的智囊式的人物，还有一点儿从法西斯分子那里弄来的钱。不多。可怜的P.O.U.M.啊。他们真是非常愚鲁的人啊。”

“可是，暴动时被杀的人多吗？”

“没有事后被枪毙的或者将来要被枪毙的那么多。这个P.O.U.M.啊。就像它的名称一样。不是个严肃的组织。他们应该叫它M.U.M.S.或者叫它M.E.A.S.L.[255]才对。但还是不对。荨麻疹要危险得多呢。它会影响到视觉和听觉。他们还策划了一个天晓得的阴谋，想杀我，杀瓦尔特，杀莫德斯托，杀普列托呢。你明白他们糊涂到什么地步了吧？我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可怜的P.O.U.M啊。他们从来就没有杀过人。在前线没有，在别的地方也没有。在巴塞罗那倒是杀了几个，真是的。”

“当时你在那里吗？”

“是啊。我发了一份电报，详细报道了由托洛斯基派那帮杀人犯所组成的那个臭名昭彰的组织是如何作恶多端的，并揭露了他们那些法西斯式的为人所不齿的阴谋诡计，不过，说句只限于咱俩之间的知心话，这个P.O.U.M.是成不了什么大气候的。他们当中唯有尼恩还算是个人物。我们逮捕了他，可是他又从我们手里逃走了。”

“他现在在哪儿呢？”

“在巴黎。我们说他在巴黎。他倒是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家伙，只是在政治上出了不少严重的偏差。”

“可是他们与那些法西斯分子有联系，是吗？”

“谁没有联系啊？”

“我们没有。”

“谁知道呢？我希望我们没有。你还经常深入到他们的后方去呢，”卡可夫咧嘴笑了笑，“不过，共和国驻巴黎大使馆的一个秘书的弟弟上星期就专程去了圣让德吕兹，是去会见布尔格斯[256]方面派来的人的。”

“我更喜欢上前线，”罗伯特·乔丹说，“离前线越近，那里的人越好。”

“你喜不喜欢在法西斯分子的后方活动呢？”

“非常喜欢啊。我们有很出色的人在那边呢。”

“好吧，你要知道，他们在我们的后方一定也同样派出了很出色的人啊。我们逮住了他们就枪毙，他们逮住了我们的人也枪毙。你在他们的地盘上活动时，就必须时刻想到他们把多少人派到我们这边来了。”

“我想到过这些人。”

“好吧，”卡可夫说，“你今天要思考的事情也许已经够多了，话就说到这儿吧，把那罐子里剩下的啤酒喝完就赶紧走吧，因为我也得上楼去见见那些人了。上层人士呢。早点儿再来看我哦。”

是啊，罗伯特·乔丹想。你在盖洛德大酒店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呢。卡可夫读过他出版的唯一的一本书。那本书并不算成功之作。篇幅只有二百页，他怀疑迄今是否有两千人读过这本书。他在这本书里记述了他周游西班牙的所见所闻，十年来，他在这个国家徒步旅行过，乘过火车的三等车厢，坐过公共汽车，骑过骡马，搭过卡车。他非常熟悉巴斯克地区、纳瓦拉、阿拉贡、加利西亚、两个卡斯蒂利亚，以及埃斯特雷马杜拉[257]。已经有博罗[258]、福特[259]等人写过这类作品，都写得很好，所以他能够添加的内容已经实在很少。不过，卡可夫倒是说过，这是一本好书。

“这就是我为什么老是替你操心的原因所在啊，”他说，“我认为你写得绝对真实，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所以我才想让你了解一些情况的。”

好吧。等完成了这次任务之后，他要写一本书。但是只写他知道的那些事情，要如实地写，还要写下他的体会。不过，我得成为一个比现在的我要高明得多的写家，才能驾驭这些素材呀，他想。他在这场战争中逐渐了解到的这些事情可不是那么简单呢。

第十九章

“你在这儿坐着干什么呢？”玛丽娅问他。她正紧挨着站在他身边，他扭过头来，朝她笑笑。

“没干什么，”他说，“我在想心事呢。”

“想什么呢？想那桥的事吗？”

“不。桥的事情已经想好啦。在想你呢，还有马德里的一家酒店，我在那儿认识几个俄国人，还有我将来要写的一本书。”

“马德里有很多俄国人吗？”

“不多。很少。”

“可是法西斯的刊物上说，有成千上万人呢。”

“那都是谎言。没有几个。”

“你喜欢俄国人吗？以前来过这儿的那个人就是个俄国人。”

“你喜欢他吗？”

“是的。我那时还病着，不过，我觉得他长得很好看，人也勇敢。”

“纯属胡说八道，还好看呢，”比拉尔说，“他的鼻子扁得像我这只手，颧骨高得像羊屁股。”

“他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也是我的同志，”罗伯特·乔丹对玛丽娅说，“我非常喜欢他。”

“那当然，”比拉尔说，“可你开枪打死了他。”

她话音刚落，牌桌上的人都抬起头来，巴勃罗也吃惊地盯着罗伯特·乔丹。谁也没说话，过了一会儿，吉卜赛人拉斐尔问：“这是真的吗，罗伯托？”

“是的。”罗伯特·乔丹说。他想，比拉尔真不该把这事翻出来，他自己也不该把此事告诉给聋子。“是他要求的。他当时伤得很重。”

“多么奇怪的事情啊[260]，”吉卜赛人用西班牙语说，“他和我们在一起时，也老是唠叨这种可能性。我不知道答应过他多少次，愿意帮他实施这种行为。真是咄咄怪事啊。”他又重复了一遍，并摇摇头。

“他是个非常少见的人，”普里米蒂伏说，“非常另类。”

“我说，”安德雷斯，两兄弟中的一个，说，“你身为老师，知识渊博。你认为人有可能预见到自己将来的遭遇吗？”

“我认为他是不可能预见到这一点的。”罗伯特·乔丹说。巴勃罗正好奇地朝他瞪着眼睛，比拉尔也在注视着他，但脸上毫无表情。“就这位俄国同志的情况而论，他因为在前线待得太久，已经变得非常神经质了。他在伊伦打过仗，你们知道，那里的情况是很糟糕的。非常糟糕。他后来还在北方打过仗。自从第一批敌后工作小分队成立之后，他便在这一带、在埃斯特雷马杜拉、在安达卢西亚工作了。我认为他是因为太疲惫而变得过于神经质了，所以他便老是幻想着种种可怕的事情。”

“不用说，他一定亲眼目睹过许多不幸之事。”费尔南多说。

“就像全世界所有的人一样，”安德雷斯说，“可是，听我说，英国人。你认为有没有这种事情，人能够预先知道自己将来的不幸？”

“不，”罗伯特·乔丹说，“那叫愚昧加迷信。”

“说下去呀，”比拉尔说，“让我们来领教领教老师的高见吧。”她说话的口吻仿佛像在对一个早熟的儿童说话一样。

“我认为，恐惧会产生可怕的幻觉，”罗伯特·乔丹说，“看到了种种不良的征兆——”

“比如今天来的那些飞机。”普里米蒂伏说。

“比如你的不期而至。”巴勃罗声音很轻地说，罗伯特·乔丹隔着桌子朝他扫了一眼，发觉他这话并无故意挑衅之意，不过是一种思想的流露，便接着往下说。“看到了种种不好的征兆，人要是怀有恐惧心理，就会幻想着自己的末日，就会认为自己的这种想象来自于天意，”罗伯特·乔丹推断似的说，“我认为，这种事情也不过如此而已。我不相信什么妖魔鬼怪，也不相信那些占卜的、看相的，更不相信那些超自然的东西。”

“可是这位名字很少见的人却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自己的命运，”吉卜赛人说，“而后来发生的事情也果然是这样的。”

“他并没有预见到这种结果，”罗伯特·乔丹说，“他只是对这种可能性怀有恐惧心理，并老是被这种恐惧心理所困扰而不能自拔。谁也没法对我解释他究竟预见到了什么。”

“我也没法解释吗？”比拉尔问他，并从火塘里抓了一小撮灰，放在手掌心里一吹，“我也没法对你做出解释吗？”

“没错。即便搬出所有的巫术、吉卜赛人的那一套和你浑身的解数，你也照样没法解释得清。”

“因为你耳聋得出奇。”比拉尔说，她那张大脸在烛光下显得严峻而又宽宏，“你并不笨。你是十足的耳聋。耳聋的人是听不见音乐的。他也听不见收音机。所以，他会说，这类东西是不存在的，因为他从没听过这类东西。什么话呀，英国人。我就在那个名字很少见的人的脸上看到过死亡的阴影，就像用烙铁烙在他脸上似的。”

“你看见的不是死亡，”罗伯特·乔丹坚持说，“你看见的是恐惧和忧虑。那种恐惧是由他经历过的种种遭遇所造成的。那种忧虑是他对自己所想象的那种恶果的可能性的担忧。”

“什么话呢，”比拉尔说，“我明明白白地在他身上看见了死亡，仿佛死神就坐在他肩膀上一样。非但如此，他身上还散发着死亡的气息呢。”

“他身上散发着死亡的气息，”罗伯特·乔丹讥讽地说，“也许是恐惧的气息吧。恐惧的气息倒是有的。”

“死人的气息[261]，”比拉尔用西班牙语说，“听我说。当布兰科特，此人想当年是世上最了不起的一位斗牛士助手[262]，还在格兰纳罗[263]手下当听差的时候，他曾对我说过，在马诺洛·格兰纳罗去世的那天，他们在去斗牛场的途中曾在那家小教堂里停留过，马诺洛身上散发着的那种死亡的气息浓得几乎让布兰科特要呕吐出来。布兰科特那天一直陪同着马诺洛，伺候他在酒店里洗好澡、穿戴齐整后，他们才一起动身去斗牛场的。他们虽然在驱车去斗牛场的路上紧挨着坐在一起，但在汽车里也没闻到那种气息。当时在那座小教堂里，除了胡安·路易斯·德拉罗萨之外，谁也辨别不出那种气息。无论是马西亚尔，还是奇昆洛，还是在他们四人排着队准备参加斗牛士的入场式时，他们都没有闻到那种气息。不过，胡安·路易斯倒是当场就吓得脸色煞白了，布兰科特后来告诉我说，他，布兰科特，当时就对他说，‘你也闻出来啦？’

“‘浓得叫我透不过气来呢，’胡安·路易斯对他说，‘是你那位斗牛士身上发出来的。’

“‘真是没办法呀[264]，’布兰科特说，‘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但愿是我们搞错了。’

“‘其他人呢？’”胡安·路易斯问布兰科特。

“‘都没有’，布兰科特说，‘一个没有。但是这个人身上的气味比何塞在塔拉韦拉[265]时的气味还要难闻呢。’”

“就在那天的下午，维拉瓜牧场驯养出的那头公牛波卡贝纳把马诺洛·格兰纳罗活活撞死在马德里斗牛场二号斗牛场的看台[266]前的木板围栏上了。我当时和菲尼托就在现场，我目睹了这一幕。那只牛角把他的整个脑壳都撞碎了，因为那头公牛把马诺洛摔在了围栏下，他的脑袋被卡在了斗牛场内的护墙[267]的底部。”

“可是，你当时闻出什么气味来了吗？”费尔南多问。

“没有，”比拉尔说，“我当时离得太远了。我们在三号看台的第七排。但是那个位置的角度好，所以整个过程我都看得清清楚楚。当天夜里，布兰科特就在福尔诺斯酒店里对菲尼托讲述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因为布兰科特也当过小何塞的助手，而小何塞也是被公牛挑死在斗牛场上的。菲尼托就此事问过胡安·路易斯·德拉罗萨，可他什么也不肯说。他只点了点头，表示事情是真的。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我就在当场。所以嘛，英国人，根本原因还是，你对有些事情就是听不进去呀，就像奇昆洛、马西亚尔·拉兰达，以及他们所有的随行人员一样，包括那些斗牛士的助手和副斗牛士[268]，还有胡安·路易斯和马诺洛·格兰纳罗手下的全体人员，他们至今都对这种事情充耳不闻呢。但是胡安·路易斯和布兰科特两人的耳朵却不聋。我本人听到这种事情也不会不加注意的。”

“明明是要用鼻子去闻的事情，你为什么偏要说耳朵聋不聋呢？”费尔南多问。

“他奶奶的！”比拉尔说，“干脆由你来当老师，取代这个英国人算啦。不过，我还可以给你讲讲别的事情呢，英国人，但是你不要对自己没法看见或没法听到的事情就完全持怀疑的态度。你没法听懂狗能够听得懂的事情。你也没法闻到狗能够闻得出来的东西。但是，人还是有可能遇到不期而至的灾祸的，你对这一点多少已经有些体会啦。”

玛丽娅把她的一只手搭在罗伯特·乔丹的肩膀上，并一直放在那儿，这使他心里猛然咯噔了一下，让我们结束这纯属胡说八道的谈话，把我们现有的时间好好利用起来吧。不过，现在也为时过早了点儿。我们得把傍晚前的这段时间消磨掉。于是，他对巴勃罗说：“你呢，你也相信这种巫术吗？”

“我不知道，”巴勃罗说，“我更倾向于你的观点。那种超自然的事情从来就没有落到我的身上。不过，恐惧心理肯定是有的。还很严重呢。但是我认为，比拉尔是能够根据手相来推测将来的一些事情的。假如她不是故意要骗人，她或许真能闻出些名堂来呢。”

“什么话呀，我干吗要故意骗人，”比拉尔说，“这种事情又不是我发明出来的。这个叫布兰科特的家伙是个极其严肃的人，而且还特别虔诚。他可不是吉卜赛人，他是巴伦西亚的一个资产阶级。你难道从没见过他？”

“见过，”罗伯特·乔丹说，“我见过他好多次呢。他个头矮小，脸色灰白，摆弄红披风的本事无人能及。他那两只脚灵巧得像兔子。”

“一点不错，”比拉尔说，“他因为有心脏病才脸色灰白的，那些吉卜赛人说他是死神附身了，解救的办法就是用红披风去掸走死神，就像掸净桌上的灰尘一样。他虽不是吉卜赛人，然而当小何塞在塔拉韦拉斗牛时，他却闻到了小何塞身上发出的死亡气息。尽管我至今也不明白，他是怎么透过浓烈的曼萨尼拉酒味闻到那死亡气息的。事后，布兰科特在说到这一点时自己也感到有些底气不足，可是，周围那些听他说话的人却都不以为然，认为这事很离奇，还说他闻到的是小何塞胳肢窝里随着汗水一起流出来的他当时所过着的那种花天酒地的生活的气味呢。可是后来，时隔不久，又出了马诺洛·格兰纳罗这件事，而且胡安·路易斯·德拉罗萨也身临其境地见证了这件事。当然，胡安·路易斯是个名声不太好的人，但他也是一个对自己从事的那份工作十分敏感的人，他还是一个找女人睡觉的高手。但是布兰科特却处事严谨，性格非常稳重，而且根本就不会说假话。我实话告诉你，我就在你那个曾经来过这儿的同事的身上闻到过死亡的气息。”

“我才不信呢，”罗伯特·乔丹说，“你刚才还说，布兰科特是在举行斗牛士的入场式之前的那一刻才闻到这气味的。就是在斗牛正式开始前的那一刻才闻到的。然而你现在所说的你和卡希金一块儿炸火车的那次行动却很顺利。他也没有在那次行动中被打死。你当时怎么能闻到那种气息呢？”

“这完全是两码事嘛，”比拉尔说，“伊格纳西奥·桑切斯·梅西亚斯在他最后一个赛季里浑身散发出的死亡的气息那么浓，熏得咖啡馆里的许多人都不愿和他坐在一起。吉卜赛人都知道这件事。”

“这类事情都是在人死之后才编造出来的，”罗伯特·乔丹争辩说，“人人都知道，桑切斯·梅西亚斯走的是一条早晚要被牛角捅死的不归路，因为他长期疏于训练，因为他的架势既笨拙又危险，因为他体力和腿脚的柔韧性已经衰退，灵活性也大不如从前了。”

“当然，”比拉尔对他说，“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但是吉卜赛人也全都知道，他浑身上下都散发着死亡的气味，只要他一走进玫瑰酒店，你就会看到，里卡多、菲力浦·冈萨雷斯这些人就从酒吧后边的那扇小门溜走了。”

“那些人也许是因为欠了他的钱吧。”罗伯特·乔丹说。

“有可能，”比拉尔说，“很有可能。但是他们也闻出了那股气味，大家都知道这回事。”

“她说的全都是真的，英国人，”吉卜赛人拉斐尔说，“这件事在我们当中是人人皆知的。”

“我一点儿也不信。”罗伯特·乔丹说。

“你听着，英国人，”安塞尔莫开口说话了，“这些装神弄鬼的把戏我是统统反对的。但是这位比拉尔在这些事情上确实也非常发达，这也是有目共睹的。”

“可是，这种气息闻上去像什么呢？”费尔南多问，“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气味呢？假如有气味的话，那它肯定就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气味。”

“你想知道吗，小费尔南多？”比拉尔朝他微微一笑，“你以为你也能闻得出来吗？”

“假如它确实存在，我为什么不可以像别人一样好好闻一闻呢？”

“为什么不可以？”比拉尔要存心捉弄他了，把两只大手十指交叉着抱住自己的膝头，“你乘过船吗，费尔南多？”

“没有。我也不想乘船。”

“那你恐怕就没法识别它啦。因为它有一部分像来自船上的那种气味，就是在暴风雨来临时所有舷窗都紧闭着的闷在船舱里的那种气味。你把鼻子贴在拧紧舷窗的铜把手上，航船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剧烈颠簸着，你脚下站不稳，身子摇摇晃晃，只觉得头晕目眩，胃里都简直要吐空了，你就闻到一部分这种气味了。”

“我是不可能识别这种气味啦，因为我不会去乘船的。”费尔南多说。

“我乘过好几次船呢，”比拉尔说，“去墨西哥，去委内瑞拉，都是要乘船的。”

“这气味的其余部分像什么呢？”罗伯特·乔丹问。比拉尔揶揄地望着他，心中此时正得意地回味着那几次航行。

“好吧，英国人。要虚心学习。这才是正确的态度嘛。要虚心学习。好吧。有了船上的这种体验之后，你就该在清晨时分从马德里下山，走过托莱多大桥，走向那家屠宰场[269]，站在那湿漉漉的石板地上，这时，曼萨纳雷斯河面上正弥漫着浓浓的晨雾，你就站在那儿等候那些老太婆们的出现，她们天没亮就赶那儿去喝屠宰牲畜的鲜血了。当这样一个老太婆走出屠宰场时，你会看到，她用手紧紧抓着裹在身上的披肩，脸色灰白，双眼凹陷，老年妇女的汗毛布满她的下巴和脸颊、密密麻麻地长在她蜡一般苍白的脸上，如同豆种上抽出的芽须，不是那种硬粗粗的毛发，而是煞白的芽须，长在她死灰色的脸上；伸出你的双臂去紧紧地拥抱她吧，英国人，把她拥入你的怀中，亲她的嘴，你就会知道构成这种气味的第二种成分了。”

“这话叫我倒胃口呢，”吉卜赛人说，“那番关于芽须的话太让人受不了啦。”

“你还想再听下去吗？”比拉尔问罗伯特·乔丹。

“当然啦，”他说，“如果有必要让人学学，那就让我们学吧。”

“关于老太婆脸上长芽须的话真让我恶心，”吉卜赛人说，“老太婆脸上为什么会长出那东西来呢，比拉尔？我们可不是这样的。”

“可不是嘛，”比拉尔嘲弄地模仿着他的腔调说，“我们老太婆总是这样的，老太婆在年轻的时候可苗条啦，当然也有不断被搞成大肚子的时候，那是她丈夫宠爱的标志嘛，所以每一个吉卜赛女人的身前都老是顶着个——”

“别说这种话嘛，”拉斐尔说，“这样说话也太不体面啦。”

“这么说话伤了你的自尊心啦，”比拉尔说，“你见过哪个快要生孩子或刚刚生过孩子的吉卜赛女郎[270]不是这样的？”

“你。”

“算了吧，”比拉尔说，“谁都难免有伤自尊的时候。我刚才这番话的意思是，人要是年纪大了，自然就会变成丑陋的模样，大家都一样。这就不需要细说啦。不过，假如英国人一定要了解他迫切想分辨的那种气味的话，他就必须在大清早赶往那家屠宰场。”

“我会去的，”罗伯特·乔丹说，“不过，我会在她们路过时闻到那股气味的，未必一定要亲嘴嘛。我也怕那些芽须呢，像拉斐尔一样。”

“亲一个老太婆吧，”比拉尔说，“亲一个吧，英国人，为了能长见识嘛，然后，你就带着鼻孔里的那种气味走回城里，如果你看见一只垃圾桶里有枯萎的花朵，你就把鼻子深深地插进去，再深深地吸一口气，让这股香气和你鼻腔里已经吸进的气味混合在一起。”

“就算我已经照办了吧，”罗伯特·乔丹说，“那是些什么花呢？”

“菊花。”

“继续往下说吧，”罗伯特·乔丹说，“我已经闻到花香啦。”

“还有，”比拉尔接着说，“关键的一点是要选好日子，最好是在秋天，还下着雨，或者至少要有些迷雾，或者在初冬时节也行，这时，你就在城里走街串巷到处溜达，你就沿着康乐大街走下去吧，走到那些妓院[271]往外清扫垃圾、往下水道里倾倒污水桶的地方，你在那儿遇到什么气味就闻什么气味，然后，等那种劳而无功的风流韵事的气味，连同肥皂水和香烟屁股的气味，一股脑儿淡淡地飘进你的鼻孔里时，你就带着这种气味继续往前走，走向那个植物园，在那儿，一到夜里，那些没法再在妓院里接客的姑娘们就背靠着公园的大铁门、铁栅栏与人干上了，或者就直接在人行道上干。就在这种地方，在树荫底下，背靠着铁栅栏，那些姑娘在从事着男人想要的一切；从花一毛钱满足最简单的要求，到花一块比塞塔干一次我们生来就注定得干的天大的好事，在那儿的花坛上干，花坛里的花儿已经枯死，但还没有拔除，没有重新栽植，所以正好可以派上用场，松软的泥土要比人行道软和得多，你会发现一条被人遗弃的黄麻袋，黄麻袋上还残留着潮湿的泥土味和枯死的花朵味，以及那天夜里大干好事而留下的气味。这只麻袋上包含了全部的精华，既有死土、败死的花梗和腐烂的花朵的气味，也有人的生与死两者的气味。你可以把这只麻袋套在头上，然后在里面向外呼吸，你试试看吧。”

“不。”

“你就试试吧，”比拉尔说，“你把这只麻袋套在头上，在里面向外呼吸一下试试看，然后，在你深呼吸的时候，如果你先前吸入的那些气味还没有散尽，你就能闻到那种我们所知道的死到临头的气味了。”

“好吧，”罗伯特·乔丹说，“你是说，卡希金在这儿的时候，他身上散发着的就是这种气味吗？”

“是的。”

“罢了，”罗伯特·乔丹很严肃地说，“倘若这是真的，那我开枪打死了他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情呢。”

“好啊。”吉卜赛人说。其他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很好，”普里米蒂伏赞许地说，“这下该让她闭住嘴巴消停一会儿啦。”

“可是，比拉尔，”费尔南多说，“你肯定不会指望像堂·罗伯托这样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去干这种令人作呕的事情吧。”

“是的。”比拉尔表示同意地说。

“你说的这一切叫人恶心透了。”

“是的。”比拉尔表示同意地说。

“你不会当真指望他去干出这些品格低劣的行径吧？”

“是的，”比拉尔说，“睡觉去吧，好吗？”

“可是，比拉尔——”费尔南多还想接着说。

“你闭嘴，好不好？”比拉尔突然恶狠狠地对他说，“别在这儿丢人现眼啦，我也要尽量不丢人现眼，跟这种根本听不懂人话的人说话了。”

“我坦白，我听不懂。”费尔南多又开口说。

“别坦白了，也别想弄懂了，”比拉尔说，“外面还在下雪吗？”

罗伯特·乔丹走到洞口，撩起门毯，向外窥望着。外面夜色正浓，天气清朗而又寒冷，没有雪在飘落了。他透过树干向远处望去，只见林中已是白茫茫的一片，再抬眼远眺，只见天空此时已经放晴了。他做了个深呼吸，空气进入了肺腔，寒冷彻骨。

“如果聋子今夜偷来了马，他就会在雪地里留下无数的足迹呀。”他想。

他放下门毯，返身回到烟雾弥漫的山洞里。“天晴了，”他说，“这场暴风雪已经过去啦。”

第二十章

现在已是深夜时分，他躺在那儿，等待姑娘到他身边来。此时没有风，松林静悄悄地伫立在夜色下。松树的树干昂然挺立在覆盖着大地的皑皑白雪中，他躺在睡袋里，感受着身下他临时铺就的那张床的柔软的韧性，两条腿长长地伸着，紧紧依偎着睡袋的暖意，冷空气寒峭彻骨地落在他脑袋上，随着呼吸又钻进了他的鼻孔中。在他侧身躺着时，他脑袋下枕着的是他用裤子和大衣裹起鞋子权当枕头用的那包鼓鼓囊囊的衣物，贴在腰间的是那支大号自动手枪冰冷的金属枪身，他刚才在脱衣时将手枪取出了枪套，并把枪绳系在了自己的右手腕上。他挪开手枪，又往睡袋深处缩了缩，同时也密切注视着雪地对面岩壁中的那个黑黝黝的缺口，那就是山洞的入口处。天空一片清朗，雪地上反射出的光亮足以看清一棵棵松树的树干和山洞那边大块大块的岩石。

在此之前，在夜色尚未完全降临之际，他拿了把斧头，走出了山洞，趟过新下的雪，来到林中那片空地的边缘，在那儿砍下了一棵小云杉树。黑暗中，他拖着这棵树的树根一直走到岩壁的背风处。在靠近岩壁的地方，他竖起这棵树，一手扶稳树干，一手握着斧头柄上靠近斧头的地方，挥斧砍下了所有的枝桠，摞成了一小堆。然后，他丢下这堆树枝，把光杆子树干也放倒在雪地里，跑回山洞搬来了他早就留意到的靠在洞壁上的那块厚木板。他用这块木板把岩壁边沿那块平地上的雪刮得干干净净，然后抱起那堆树枝，抖落上面的积雪，再把它们一排排地铺在地面上，铺得就像层层叠叠的羽毛，做成了一张床。他把那棵树干横在用树枝搭就的床的脚头挡住叠起的树枝，并从那块厚木板的边缘劈下了两个尖木楔，把它们钉在地上，牢牢固定住树干。

之后，他侧着身子从门毯下钻进山洞，把那块木板和斧头送回洞里，靠洞壁放好。

“你在外面忙什么呀？”比拉尔问。

“我做了一张床。”

“别为了做你的床而劈了我那块新搁板噢。”

“对不起。”

“没关系，”她说，“锯木厂里的板材多得很。你做了张什么样的床啊？”

“和我老家的那种一样。”

“那就在上面好好睡觉吧。”她说，罗伯特·乔丹听了这话，便去打开了一个背包，从中拉出了那只睡袋，把原本裹在睡袋里的物件又重新归类放回背包里，然后拿着睡袋又闪身从门毯下钻了出去，他把睡袋铺在那堆树枝上，把睡袋封闭的那头压在床尾那根已被牢牢固定住的横杆下。睡袋开口的这头则有那面悬崖的岩壁遮挡着。随后，他再次返身走进山洞去拿他那两只背包，可是比拉尔说：“背包可以跟我睡在一起，像昨晚一样。”

“你不派人去站岗吗？”他问，“夜色很清朗呢，暴风雪也已经过去啦。”

“费尔南多会去的。”比拉尔说。

玛丽娅待在山洞的深处，罗伯特·乔丹看不到她。

“各位晚安，”他说，“我要去睡觉啦。”

大家都在忙着，有的在火塘前的地面上铺开了毛毯，摊开了铺盖卷儿，有的在把那些板桌和蒙着生皮的凳子往一边推，好腾出睡觉的地方来，人群中，只有普里米蒂伏和安德雷斯抬起头来，用西班牙语说了声“晚安[272]”。

安塞尔莫已经在角落里睡着了，身上裹着他的毛毯和披风，连鼻子也捂在里面。巴勃罗则坐在他那张椅子上睡着了。

“你那床上需要铺一张羊皮吗？”比拉尔轻声问罗伯特·乔丹。

“不，”他说，“谢谢你。我不需要这个。”

“睡个好觉吧，”她说，“我负责照料你那些器材。”

费尔南多和他一起来到洞外，在罗伯特·乔丹铺着睡袋的地方站了一会儿。

“你喜欢睡在露天的这个念头很奇怪呀，堂·罗伯托。”他站在黑暗中说，身上裹着毛毯式披风，卡宾枪斜挎在肩上。

“我已经习以为常了。晚安。”

“原来你已经习以为常啦。”

“什么时候换岗？”

“四点钟。”

“这段时间最冷啊。”

“我已经习以为常了。”费尔南多说。

“原来是这样，你已经习以为常了——”罗伯特·乔丹彬彬有礼地说。

“是的，”费尔南多附和着说，“现在我得到那边去站岗啦。晚安，堂·罗伯托。”

“晚安，费尔南多。”

他随即便用脱来下的东西做了个枕头，然后钻进了睡袋，躺下来等待着，一边感受着那法兰绒衬里的羽绒睡袋的温暖和轻便，感受着睡袋底下那些树枝的弹性，一边眼巴巴地望着雪地对面的那个山洞的入口处；在等待时，他感觉自己的心脏在怦怦地跳动着。

夜色清朗，他感到脑袋也像这空气一样清朗而又冷峭。他闻着身下那些松枝发出的气味，那是被压断了的松针的清香味、松枝的断口渗出的树脂发出的更为浓烈的香味。比拉尔啊，他想。比拉尔，还有你那死亡的气息。眼前这气味才是我喜爱的气息啊。这种气味，还有刚刚割下的三叶草的气味、你骑着马驱赶牲畜时踏碎的紫艾草的气味、木柴燃烧的气味、焚烧秋天的落叶的气味。这种气味准能勾起人的思乡病啊，在秋天的米苏拉，人们把落叶耙成堆在大街上焚烧时落叶堆里发出的那种烟味。你愿意闻哪一种气味呢？印第安人用来垫在他们竹篮里的香草的香味？熏皮革的气味？春雨过后泥土的气息？你在加利西亚的某一个岬角上走进荆豆丛中时闻到的那种大海的气息？抑或是你在夜航中驶向古巴时所闻到的陆地上吹来的那种风的气味？那是仙人掌花、含羞草和马尾藻丛的气味。要不，你宁愿闻一闻清晨醒来时在饥肠辘辘的状态下那诱人的煎咸肉的气味？或者清晨煮咖啡的香味？或者在你咬下一口秋熟的苹果时闻到的那种清香味？或者是苹果酒作坊在压榨苹果时发出的那种果香味，抑或是刚出炉的面包的香味？你一定是饿了吧，他想，他侧身躺在那儿，借着反射在雪地上的星光注视着山洞的入口处。

有人从门毯下钻出来了，他能够看见有人正站在岩壁间的那个缺口处，那是山洞的入口处，却不知那人是谁。接着，他听到了一阵在雪地里滑行的声音，须臾间，那人头一低，又返身走进了山洞。

我估计，她要等众人都睡着了才会来呢，他想。这简直是在浪费时间啊。良宵已经过去一半啦。啊，玛丽娅。现在就来吧，快点来吧，玛丽娅，因为时间不多啊。他听见一根树枝上的积雪落到地面上的积雪时发出的那轻柔的声音。一阵微风徐徐吹来。他感到那微风正吹拂在他的脸上。他突然感到心头一紧，她也许不会来了。眼下吹来的这阵风使他想到，早晨很快就要来临了。他听着微风在吹拂着松树的树冠，又有一些积雪从枝头落下来。

快来吧，玛丽娅。请你快点儿到我这儿来吧，马上就来吧，他想。啊，马上到这边来吧。别再磨蹭啦。你干吗偏要等他们睡着呢，这对你实在没有任何关系呀。

就在这时，他看见她从蒙在洞口的门毯下钻了出来。她在那里站了一小会儿，他知道那是她，但他看不出她那里在干什么。他轻轻吹了一声口哨，但她依然在洞口边岩壁阴影下的暗处在做着什么。接着，她两手提着东西直奔过来，他看着她迈开修长的双腿在雪地里奔跑着。顷刻间，她便跪在了睡袋边，把她的脑袋紧紧地挤在他的脑袋边，拍打着脚上的雪。她吻着他，并把她手里的那包东西递给了他。

“把这个和你的枕头放在一起吧，”她说，“我在那边脱下的，好节省时间啊。”

“你是光着脚从雪地里走来的？”

“是啊，”她说，“而且只穿着我这件结婚衬衫呢。”

他把她拉到身边，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她用脑袋磨蹭着他的下巴颏。

“避开我的脚，”她说，“我这双脚冰冰凉呢，罗伯托。”

“快把脚伸过来，把它焐焐热。”

“别，”她说，“很快就会热起来的。现在快说一声你爱我吧。”

“我爱你。”

“好。好。好。”

“我爱你，小兔乖乖。”

“你爱我这件结婚衬衫吗？”

“这就是平时穿的那件嘛。”

“是的。跟昨夜一样。这就是我的结婚衬衫啊。”

“把脚伸过来吧。”

“别，那太过分了。脚自己会热乎起来的。我感到脚是暖和的。只因为这双脚在雪地里走过，才让你觉得冷的。快把那句话再说一遍。”

“我爱你，我的小兔乖乖。”

“我也爱你，因为我是你的老婆呀。”

“他们都睡着了吗？”

“还没呢，”她说，“可是我已经急不可耐了。要紧吗？”

“没什么要紧的。”他说，感觉她正紧紧依偎着他，苗条、颀长的身段温润可人。“只要我们能在一起，别的事情都不要紧。”

“把你的手放在我头上吧，”她说，“这样，我就能试试看，我是不是学会吻你了。”

“这一记吻得好吗？”

“好，”他说，“脱下你的结婚衬衫吧。”

“你觉得我该脱吗？”

“是啊，如果你不觉得冷，就脱了吧。”

“什么呀，还冷呢。我都热得像着火啦。”

“我也是。可是等一会儿你不会着凉吧？”

“不会的。等一会儿我们就会变成森林里的一头合二为一的动物啦，紧紧连在一起，紧得使我们俩谁也别想分清谁是谁了。你难道感觉不到我的心就是你的心吗？”

“感觉到了。没有任何不同之处呢。”

“哎呀，快摸摸嘛。我就是你，你就是我，我们合起来就成一个人啦。我爱你，啊，我爱你有多深啊。你和我这不就真成一个人了吗？你没感觉到吗？”

“感觉到了，”他说，“真是这样的。”

“你再摸摸呀。你只有我的心，没别的心啦。”

“也没有别的腿、别的脚、别的身子啦。”

“可是我们不一样，”她说，“我要让我们俩完全融为一体。”

“这不是你的本意吧。”

“这就是我的本意。我就是要这样说。这就是我早就想让你知道的一件事。”

“这不是你本意。”

“也许不是吧，”她温柔地说着，嘴唇热吻着他的肩膀，“但我一直盼望着能把这句话说出口来。正因为我们俩是不一样的人，我才很庆幸你是罗伯托、我是玛丽娅的。不过，如果你真的希望变换一下角色，我也乐意变换一下。我愿意变成你，因为我太爱你了。”

“我可不想变换什么花样。不如就像这样吧，你还是原来的你，我还是原来的我。”

“可是，我们现在就要成为一个人啦，而且是一个永远不会相分离的整体。”她接着又说，“假如你不在身边了，我也就是你了。啊，我多么爱你啊，我一定要好好体贴你，把你照顾得舒舒服服的。”

“玛丽娅。”

“嗳。”

“玛丽娅。”

“嗳。”

“玛丽娅。”

“噢，嗳。我在这儿呢。请吧。”

“你不冷吧？”

“啊，不冷。拉上睡袋，盖好你自己的肩膀。”

“玛丽娅。”

“我说不出话来啦。”

“啊，玛丽娅。玛丽娅。玛丽娅。”

良久之后，依然紧密相拥，外面是夜寒料峭，睡袋里却是暖意绵绵，她的头贴着他的脸颊，她静静地、心满意足地依偎着他躺在那儿，过了一会儿，她轻柔地说：“你感觉好吗？”

“和你一样[273]。”他用西班牙语说。

“是啊，”她说，“不过，这次和今天下午的情形不一样。”

“是的。”

“但是我更喜欢像这回这样。人也未必非死过去不可呀。”

“但愿别死[274]，”他用西班牙语说，接着又用英语说，“但愿别死。”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知道。我知道你的意思。我们是一样的意思。”

“那你为什么还说这句话，而不按我的意思说呢？”

“男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既然这样，我很高兴我们有不一样的地方。”

“我也是，”他说，“但我懂得那种死过去的感觉。我这样说，只是出于男人的习惯。我和你的感觉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不管你是什么感觉，不管你怎么说，凡是你说的，我都爱听。”

“我爱你，我也爱你这个名字，玛丽娅。”

“这是个很普通的名字呀。”

“不，”他说，“这可不是个普通的名字呢。”

“我们现在睡一会儿吧，好吗？”她说，“我也许马上就要睡着了。”

“那我们就睡吧。”他说，他抚摸着那修长、轻盈的身段，让她温润地依偎着他、惬意地依偎着他、摒除一切孤独地依偎着他，他感到，仅凭这胸腹对胸腹、肩膀对肩膀、脚对脚的轻轻接触，她与他便神奇般地结成了足以对抗死亡的联盟，他情不自禁地说，“好好睡吧，长腿的小兔乖乖。”

她说：“我已经睡着啦。”

“我也要睡了，”他说，“好好睡吧，亲爱的。”于是，他也睡着了，很快乐地睡着了。

然而这天夜里，他还是醒了，醒来便紧紧拥抱着她，仿佛她就是生命中的一切，正要被人从他身边夺走似的。他拥抱着她，感到她就是他现有生命中的一切，也确实就是一切。但她睡得正香，睡得很沉，并没有醒来。于是，他翻了个身，替她把头边的睡袋口掖紧，在睡袋里又吻了一下她的脖子，然后才拉过枪绳，把手枪挪到身边随手可及的地方，之后，他便躺在夜色中苦思冥想起来。

第二十一章

一阵暖风吹来了晨曦，他听得见树上的积雪在融化，融化的积雪落地有声。这是一个暮春的早晨。他刚做了第一个深呼吸就已知道，这场雪只不过是这一带山区所特有的一场反季节的暴风雪，雪到中午就会融化殆尽了。这时，他忽然听见有匹马奔来，马蹄裹着团团湿雪，随着那名骑手在策马疾驰而响起一连串沉重的“嘚嘚”声。他听到了松垂的卡宾枪套“啪啪”的拍打声和皮马鞍的“咯吱”声。

“玛丽娅，”他说，并推了推姑娘的肩膀，想叫醒她，“躺在睡袋里别动。”紧接着，他一手系着衬衣的纽扣，一手握着那支自动手枪，并用拇指打开了保险机。他看到姑娘那短头发的脑袋猛地打了个激灵，飞快地缩进了睡袋，就在这时，他看见那名骑手冲出了树林。他此时匍匐在睡袋里，双手持枪，瞄准正朝他疾驰而来的人。他以前从没见过此人。

此时，那名骑手几乎就在他的正对面。他骑着一匹灰色的大阉马，头戴一顶卡其布贝雷帽，身披毛毯式军用大氅，颇像南美人所穿的那种中间开口的披风，脚蹬笨重的黑皮靴。他的马鞍右侧的枪套里露出了那支短柄自动步枪的枪托和长方形的子弹夹。他长着一张年轻、面目狰狞的脸，在这刹那间，他看见了罗伯特·乔丹。

他的手伸向了下面的枪套，就在他偏转身弯下腰去拔枪的一瞬间，罗伯特·乔丹看见他卡其布大氅的左侧胸口上佩戴着一枚猩红色的统一制作的纹章[275]。

当枪口已对准他胸口正中央那枚纹章稍低一点的部位时，罗伯特·乔丹开枪了。

手枪的射击声呼啸在积雪覆盖的树林中。

那匹马猛地一个前冲，仿佛被踢马刺踢了一样，那个年轻人，手还在拉扯着枪套，身子却跌向了地面，他的右脚被卡在马镫上。那匹马拖着他在林中狂奔而去，他脸朝下，一路被拖得磕磕撞撞，罗伯特·乔丹这才提着手枪站起身来。

那匹大灰马仍在松林中向前疾驰着。被马拖着的那人在雪地上留下了一道宽阔的压辙，沿压辙的一侧有一道暗红色的条痕。人们纷纷涌出了洞口。罗伯特·乔丹蹲下身来，从枕头中拉出他那条卷作一团的裤子，抖了抖，赶忙穿上。

“快把你衣服穿上。”他对玛丽娅说。

头顶上方，他听到了飞机的声音，飞机飞得很高。树林深处，他看见了那匹灰马，马已停止狂奔，正站在那儿，它的骑手仍脸朝下挂在马镫上。

“快去抓住那匹马。”他朝正向他这边奔来的普里米蒂伏大声说。他接着又问：“刚才在山上站岗的人是谁？”

“拉斐尔。”比拉尔在洞口说。她就站在那儿，头发依然披在身后，梳成了两个辫子。

“有骑兵出动了，”罗伯特·乔丹说，“把你那挺该死的机关枪架上山去吧。”

他听到比拉尔朝山洞里喊了一声：“奥古斯汀。”她自己随即也走进了山洞，不一会儿，有两个人急匆匆奔了出来，一人肩上扛着那挺机关枪，枪的三脚支架在他肩头晃悠着，另一人拎着满满一口袋子弹盘。

“跟他们一起上山去吧，”罗伯特·乔丹对安塞尔莫说，“你就趴在那挺机枪的旁边，抓牢枪的那几条腿，别让它动。”他说。

他们三人一溜烟地登上了那条上山的羊肠小道，穿过树林，一路奔跑着上山去了。

太阳还没有爬上群山的山头，罗伯特·乔丹站直身躯，系好裤子，束紧皮带，那支大号手枪仍拴着枪绳挂在他手腕上。他把手枪插进皮带上的枪套里，把枪绳上的活扣朝下移了移，然后把枪绳拉过头顶，套在自己的脖子上。

不知哪一天有人就会用这绳圈勒死你，他想。好啊，这样也就一了百了啦。他把手枪拔出枪套，卸下子弹夹，从枪套上那排子弹中取下一粒子弹填进弹夹，再把弹夹重新推入手枪的枪柄。

他朝树林中望去，只见普里米蒂伏已经抓住了那匹马的缰绳，正在费劲地把那名骑手的脚拖离马镫。当那具尸体已经脸朝下趴在雪地里时，他又看见普里米蒂伏在逐一搜查着那人的口袋。

“好啦，”他大声说，“把马牵过来吧。”

在蹲下身子穿绳底鞋时，罗伯特·乔丹感觉到玛丽娅就靠在他膝头上，正在睡袋里穿衣服。她这时在他的生命中已经没有位置了。

那名骑兵根本就没料到会发生任何意外，他暗暗思忖。他既没有顺着那些马蹄印走，也缺少应有的警惕性，更不用说保持高度戒备的状态了。他甚至都没有跟踪通向山上那个哨位的那些足迹。他一定是分布在这一带山区里的巡逻队的一名成员。但是，一旦那支巡逻队发现他失踪了，他们就会循着他留下的马蹄印追踪到这儿来。除非这些雪先花掉，他想。除非那支巡逻队碰上了什么情况。

“你最好到下面去。”他对巴勃罗说。

此时，众人都已出了山洞，提着卡宾枪站在那儿，腰带上插着手榴弹。比拉尔提着一只装手榴弹的皮口袋朝罗伯特·乔丹走来，他从中取出三枚，装进自己的衣袋里。他又闪身钻进山洞，找到他那两只背包，将装有手提机枪的那只打开，抽出枪管和枪托，麻利地把枪托推上枪身，将枪支安装好，并将一个弹夹装入枪内，将另外三个弹夹塞进了口袋里。他锁上这只背包，然后拔脚奔向洞口。我的两只口袋都装满了沉甸甸的弹药，他想。但愿口袋的线缝很结实。他一走出山洞便对巴勃罗说：“我到上面去看看。奥古斯汀会使那挺机关枪吗？”

“会。”巴勃罗说。他在注视着牵着马朝这边走来的普里米蒂伏。

“瞧那匹马[276]，”他用西班牙语说，“瞧，多好的一匹马呀。”

那匹大灰马通体是汗，正微微颤栗着，罗伯特·乔丹拍了拍马的肩胛。

“我要把它和另外那几匹马放在一起。”巴勃罗说。

“不，”罗伯特·乔丹说，“它已经留下了来这儿的足迹。它必须再踏出一条离开这儿的足迹。”

“对，”巴勃罗同意地说，“我骑着它出去，把它藏起来，等雪融化了再把它带回来。你今天很有头脑嘛，英国人。”

“派个人下山吧，”罗伯特·乔丹说，“我们得到山上去啦。”

“没这个必要吧，”巴勃罗说，“骑马的人不可能从那条道上来。但我们可以从那儿出去，还可以从另外两个地方出去。最好别留下痕迹，以免有敌机飞来。把那个小皮酒囊给我吧，比拉尔。”

“想走开去喝个醉呀，”比拉尔说，“给，你还是带上这些吧。”他伸过手去，抓了两枚手榴弹放进口袋里。

“哪儿的话呀，还能喝醉啊，”巴勃罗说，“形势严峻着呢。不过，你还是把那只小酒囊给我吧。我可不喜欢靠喝水来干这些活儿。”

他抬起双臂，挽住缰绳，纵身一跃便坐进了马鞍。他咧嘴笑了笑，拍了拍那躁动不安的马。罗伯特·乔丹看到他在亲切地用腿磨蹭着马的胁腹。

“多么好看的马呀，”他用西班牙语说着，又拍了拍那匹大灰马，“多么漂亮的马啊[277]。走吧。这家伙离开这儿越快越好。”

他垂下手去，抽出了马鞍边枪套里的那支枪管有散热孔的轻型自动步枪，那其实是一支手提机枪，可以用九毫米的手枪子弹，他仔细端详着这支枪。“瞧他们装备得多好啊，”他说，“瞧这现代化的骑兵。”

“那边有个现代化的骑兵脸朝下躺在那儿呢，”罗伯特·乔丹说，“我们出发吧。”

“安德雷斯，你给那些马配上马鞍，并看住它们，随时备用。如果听到枪声，就把它们带到山坳后边的那片树林里。然后带上你的武器来增援，留下妇女们来看管这些马。费尔南多，你负责把我那两只背包也带上。最要紧的是，背我那两只背包要特别小心。你还得照看好我那两只背包，”他对比拉尔说，“你要核实清楚，确保两只背包随同这些马一起走。我们走吧，”他说，“我们出发吧。”

“你的玛丽娅和我会做好撤离前的一切准备的。”比拉尔说。她接着又对罗伯特·乔丹说：“瞧他。”并朝骑在那匹灰马上的巴勃罗点点头，只见他端坐在马背上，像牧民一样两腿紧紧夹着马的胁腹，巴勃罗在为自动步枪换弹夹时，那匹马的鼻翼大张着。“你看看，区区一匹马就使他高兴成那样了。”

“但愿我能有两匹马。”罗伯特·乔丹热烈地说。

“你的马很危险呢。”

“那就给我一头骡子吧。”罗伯特·乔丹笑开了花。

“把那家伙的衣服给我剥了，”他对比拉尔说，并朝趴在雪地上的那个死人歪了歪头，“把他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拿过来，所有的信件和证件，把它们放在我那只背包外面的口袋里。所有的东西，明白吗？”

“明白。”

“我们出发吧。”他说。

巴勃罗一马当先，后面的两人成单行行进，以免在雪地里留下痕迹。罗伯特·乔丹提着他那支手提机枪，枪口朝下，他只抓着枪的前把手。要是我这只枪和那支马鞍枪使用的是同样的子弹，那该多好啊，他想。但是不行啊。这是一支德国制造的枪。这支枪还是老伙计卡希金留下来呢。

太阳此时正冉冉升起在山冈上。暖风在徐徐吹拂着，积雪在消融。这是一个暮春时节的明媚的早晨。

罗伯特·乔丹回头看了一眼，只见玛丽娅正与比拉尔站在一起。就在这时，她沿着山路飞奔过来。他放慢脚步，落在普里米蒂伏的后面，想和她说句话儿。

“你，”她说，“我可以跟着你一起去吗？”

“不。帮帮比拉尔吧。”

她走在他身后，把手搭在他胳膊上。

“我已经来了。”

“不行。”

她还是紧紧跟在他身后。

“我也可以扶着机枪的腿呀，你就是吩咐安塞尔莫那样做的嘛。”

“你什么腿也不用扶。不管是枪的腿，还是别的什么腿。”

她走在他身边，探过身子，把手伸进了他的口袋里。

“别，”他说，“但是要爱惜你的结婚衬衫。”

“吻吻我，”她说，“假如你真要走的话。”

“你真没羞。”他说。

“是的，”她说，“十足的。”

“你快回去。有好多事情要做呢。假如他们顺着马蹄印追了过来，我们说不定要在这儿打仗呢。”

“你，”她说，“你刚才看见那人胸前佩戴的东西了吗？”

“看见了。怎么会看不见呢？”

“那是圣心像啊。”

“是的。纳瓦拉那边的人都佩戴着圣心像呢。”

“可你是对准它开枪的？”

“不。是在圣心像的下面。你快回去吧。”

“你，”她说，“我全都看到了。”

“你什么也没看见。一个男人。一个从马背上摔下来的一个男人。走吧。你快回去吧。”

“说一声你爱我。”

“不。现在不行。”

“现在不爱我啦？”

“赶紧离开这儿[278]。快回去吧。人不能在同一时间里既要打仗又要谈情说爱呀。”

“我就要去扶机枪的腿，在枪响的同时还能爱着你。”

“你简直是个疯丫头。你马上回去。”

“我就是个疯丫头，”她说，“我爱你。”

“那就赶快回去。”

“好。我走。即使你不爱我，我也深深爱着你，这份爱可以让我们俩都得到满足。”

他望着她，满腹心事地笑了笑。

“你一听见枪响，”他说，“就立即跟着那几匹马一起走。要协助比拉尔照看好我的背包。也可能什么事也没有。但愿如此吧。”

“我走了，”她说，“瞧，巴勃罗骑的那匹马多好啊。”

那匹大灰马冲在最前头，沿着山路向前奔去。

“是啊。可是你快走吧。”

她的拳头，她在他口袋里捏紧的拳头，在他大腿上用劲捶了一记。他对她看看，发觉她眼睛里已噙着泪水。她从他的口袋里抽出拳头，张开双臂，紧紧搂住他的脖子，热吻着他。

“我走，”她说，“我要走啦[279]。我走啦。”

他回过头来，看见她仍站在那儿，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映照着她那棕色的脸蛋，映照着她那剪得很短的、茶褐色的、沐浴着金色阳光的秀发。她向他挥了挥那只拳头，然后转过身子，沿着山路往回走去，头低垂着。

普里米蒂伏转过身来，目送着她。

“假如她的头发没被剪得那么短，她一定是个很漂亮的姑娘。”他说。

“是啊。”罗伯特·乔丹说。他正在想别的事情。

“她的床上功夫怎么样？”

“你说什么？”

“床上功夫。”

“当心你的嘴哟。”

“人总不该听了这样的话就生气吧，因为——”

“算了吧。”罗伯特·乔丹说。他正在察看地形。

第二十二章

“给我砍些松枝去吧，”罗伯特·乔丹对普里米蒂伏说，“快去快回。”

“我不喜欢把机枪架在那个位置。”他对奥古斯汀说。

“为什么？”

“把枪挪到那边去吧，”罗伯特·乔丹用手指了指，“以后我会告诉你的。”

“就架在这儿吧，这样。我来帮你一把。这儿。”他说，接着便蹲下身子。

他扫视着眼前这片狭长的地带，并目测着左右两侧岩壁的高度。

“还得再往前去点儿，”他说，“再往前突出一点儿。好。就这儿。这个位置不错，以后还可以再适当调整。那儿。把这几块石头搬到那儿去。这儿还有一块。旁边再放一块。要留出地方，好让枪口能够来回扫射。那块石头还得再朝这边挪一挪。安塞尔莫，去下面的山洞跑一趟吧，给我拿把斧头来。快去快回。”

“难道你们从没给这挺机枪找到过合适的位置？”他对奥古斯汀说。

“我们总是把它架在这儿的。”

“卡希金从没说过应该把它架在那儿吗？”

“没有。这挺机枪是在他走了以后才送来的。”

“送这挺机枪来的人里，难道就没有一个人会使用它？”

“没有。当时是由几个搬运工送来的。”

“怎么能这样办事呢，”罗伯特·乔丹说，“难道没做任何交代就把枪给你们了？”

“是的，就像是送来了一份礼物一样。一挺给了我们，一挺给了聋子。送枪来的人有四个。安塞尔莫给他们带的路。”

“四个人带着机枪过封锁线，居然没把枪弄丢了，这倒也是件稀罕的事。”

“我那时也是这么想的，”奥古斯汀说，“我当时就觉得，那些送枪给我们的人本来就没打算真能把枪送到我们手里呢。可是，安塞尔莫还是把他们安然无恙地领来了。”

“你会摆弄它吗？”

“会。我试过。我会。巴勃罗会。普里米蒂伏会。费尔南多也会。我们在山洞里研究过它，在那张桌子上把它拆开来，再重新装上。想当初，我们把它拆卸开来之后，足足花了两天时间才把它重新装好。打那以后，我们再没有拆过它。”

“这枪现在还能打响吗？”

“能。但是我们不让那吉卜赛人和其他人瞎摆弄它。”

“你明白吗？枪架在那儿是发挥不了作用的，”他说，“瞧。那些山石原本应当用来掩护你的两翼的，却也给向你进攻的敌人当了掩护。有这么好的枪，你就该寻找一个能够用火力覆盖的地势平坦的开阔地。你还得来回扫射。明白吗？你瞧。前面整个都在你的火力控制之下啦。”

“我明白了，”奥古斯汀说，“可是，我们从来就没有打过防御战，除了我们家乡那座小镇失陷的那次之外。炸火车那次，那些当兵的有一挺机关枪呢。”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吧，”罗伯特·乔丹说，“有不少事情很值得研究呢。那个吉卜赛人应该在这儿的，他到哪儿去啦？”

“我不知道。”

“他可能去哪儿了呢？”

“我不知道。”

巴勃罗已经驱马奔出了那个山口，并已掉转方向，绕着山包上那片地势平坦的开阔地来回兜了一圈，那里正好在全自动步枪的射击范围之内。此时，罗伯特·乔丹在注视他，只见他正策马沿着那匹马刚才兜圈子时踏出的那道印痕奔下了山坡。他折向了左边，消失在那片树林里。

“但愿他千万别撞上骑兵队，”罗伯特·乔丹想，“我真担心他来不及奔出我们的射程，就在这儿被我们自己人给打中了。”

普里米蒂伏搬来了松树枝，罗伯特·乔丹将这些树枝插进积雪中尚未冻结的泥土里，插在机枪的左右两侧，形成了一个拱形掩体遮住了机枪。

“再去弄些来，”他说，“必须有掩体来隐蔽机枪的两名射手。现在的这个没什么用处，只能先凑合着用，等斧头来了再说。各位听好，”他说，“如果听见有飞机来了，你们就在岩石堆的阴影里就地卧倒。我在这儿守着这挺机枪。”

这时，太阳已经升起，暖风在习习吹拂着，处在被阳光照耀着的岩壁的这一边，人还是挺惬意的。有四匹马，罗伯特·乔丹想。两个女人和我、安塞尔莫、普里米蒂伏、费尔南多、奥古斯汀，那两兄弟中的另一个叫什么名字呢？真见鬼。一共是八个人。那个吉卜赛人还没算进去呢。加上他就是九个人。再加上已经骑马离开的巴勃罗，那就是十个人。他名叫安德雷斯。另外那个兄弟。再加上他的另外那个兄弟，艾拉迪奥。总共有十个人。这就是说，每个人连半匹马也分不到呢。可以先由三个人坚守在这里，让四个人撤离。随同巴勃罗一起走的应该是五个人。那就还剩下两个。加上艾拉迪奥是三个。真见鬼，这家伙去哪儿啦？

上帝知道，万一他们在雪地里发现了那些马的足迹，聋子今天会遭遇什么不测。情况很棘手呀；这场雪说停就停了。不过，积雪今天已开始融化，这会使形势出现逆转。但是未必就有利于聋子。即便形势的逆转有利于聋子，恐怕也已来不及了。

如果我们能顺顺当当地熬过今天，也不必仓促应战，我们就能在明天扭转整个局面，凭我们现有的力量就能做到。我知道我们有这个能力。不够理想，或许吧。不及想象的那样圆满，不会万无一失，不如我们本该做到的那样出色；但是，只要发挥好每个人的作用，我们还是能够扭转局面的。前提是，我们今天不用仓促应战。如果我们今天非打不可，愿上帝助我们一臂之力吧。

我不知道眼下这个时刻在什么地方埋伏会比这里更好。如果我们现在转移，我们只会留下行踪。这里还算是个很不错的去处，如果情况果真坏到了极点，这里还有三条退路。此外还可以等待夜幕的降临，无论我们潜伏在这些山里的什么地方，我都可以在黎明时分出击，炸毁那座大桥。我不知道我以前为什么会为此而担忧。现在看来这件事似乎是相当容易的。我希望我们的飞机总有一次能够准时起飞。我肯定盼望着他们能够让飞机准时飞来啊。明天将是非常热闹的一天，因为那条公路上将会尘土飞扬。

好啦，今天呢，有可能非常有趣，也有可能非常乏味吧。感谢上帝，我们总算把那个骑兵的坐骑从这儿远远引开了。我想，即便那伙骑兵队能够一直追踪到这儿来，他们也不会循着现在的这些足迹走。他们会认为他只是在这儿停留了一下，兜了一圈之后又走了，他们就会沿着巴勃罗留下的足迹追下去。不知那个老猪猡会往哪儿去呢。他也许会像一头老公麋鹿那样鬼头鬼脑地溜出这一地区，一路往山上狂奔而去，留下大片的足迹，然后，等积雪融化了，再兜一圈绕回到下面来。那匹马笃定会使他喜不自胜的。当然他也可能会因为有了这匹马而瞎胡闹一通。罢了，他总该能照顾好他自己吧。他干这一行已经由来已久了。然而我就是信不过他，好比我根本不信你能推倒埃弗勒斯峰[280]一样。

依我看，比较精明的做法是，利用这些岩石作掩护，形成一个良好的机枪掩体，未必一定要正正规规地构筑一个机枪工事。假如敌人上来了，或者敌机飞来了，而你还在挖工事，你就会像脱了裤子来不及穿一样，给弄得措手不及而陷入窘境。她会守住这个阵地的，照她现在这个态度，只要这个阵地还有利用的价值，她就会坚守在这儿的，反正我不能留下来打仗。我得带着炸药脱身离开这儿，我还要带走安塞尔莫。如果我们不得不在这儿摆开战场，在我们撤离的时候，谁愿意留下来掩护我们呢？

就在这时，就在他极目眺望着前方的整个地形时，他看到那个吉卜赛人从左侧那片山石堆中冒了出来。他正漫不经心、撅着屁股、像喝醉了酒一样大摇大摆地朝这边走来，卡宾枪吊在肩膀上，他棕色的脸膛上乐开了花，他正提着两只大野兔，一手一只。他提着大野兔的脚，野兔的脑袋直晃悠。

“你好，罗伯托。”他兴致勃勃地喊了一声。

罗伯特·乔丹用手捂住自己嘴示意着，吉卜赛人吃了一惊。他急闪身躲进岩石堆后，一溜烟地向罗伯特·乔丹奔来，罗伯特·乔丹正蹲伏在用树枝掩蔽着的机关枪旁边。他蹲下身子，把那两只野兔放在雪地里。罗伯特·乔丹抬眼望着他。

“你这臭婊子养的[281]！”他用西班牙语低声说，“你这下流胚，刚才跑到哪儿去啦？”

“我追它们去了，”吉卜赛人说，“我把两只都逮住了。它们正在雪地里做爱呢。”

“你怎么站岗的？”

“我并没离开多久啊，”吉卜赛人嘀咕着说，“出什么事了吗？有紧急情况吗？”

“有骑兵队出动了。”

“我的老天爷[282]！”吉卜赛人用西班牙语说，“你看见他们了吗？”

“有一个现在就在营地里呢，”罗伯特·乔丹说，“他是来吃早饭的。”

“怪不得我好像听见一声枪响了呢，”吉卜赛人说，“我×他奶奶的！他是从这儿过来的吗？”

“就是从这儿过来的。在你的眼皮底下过来的。”

“哎呀，我的妈呀[283]！”吉卜赛人用西班牙语说，“我真是个可怜的倒霉蛋啊。”

“假如你不是个吉卜赛人，我会一枪毙了你的。”

“别，罗伯托。别说这话。对不起，是我错了。都怪那两只野兔。天亮前，我听到那只公兔子在雪地里乱扑腾。你简直难以想象它们在那儿干得有多欢啊，淫荡极了。我朝那声响走去，它们却溜走了。我就顺着那些痕迹在雪地里追过去，一直追到山上，终于发现它们正挤在一起，我就把它俩都宰了。你摸摸，这时节的兔子多肥啊。你想想，比拉尔会用这两只野兔做出多么好吃的美味来吧。我真懊悔啊，罗伯托，就像你为我感到惋惜一样。那个骑兵被干掉了吗？”

“是的。”

“被你干掉的？”

“是的。”

“多么了不起的人啊[284]！”吉卜赛人不加掩饰地用西班牙语吹捧着。

“你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神枪手啊。”

“去你妈的！”罗伯特·乔丹说。他忍俊不禁地朝吉卜赛人咧嘴笑了笑：“带着你的野兔去营地吧，然后给我们送些早饭来。”

他伸出一只手，摸了摸躺在雪地里的那两只大野兔，野兔浑身软绵绵的，个儿特长，身子很沉，皮毛很厚，大脚长耳朵，圆溜溜的黑眼睛依然睁着。

“确实很肥嘛。”他说。

“肥着呢！”吉卜赛人说，“每只兔子的肋骨上都能刮下一盆油。我这辈子做梦也没梦见过这么肥的野兔。”

“好啦，快去吧，”罗伯特·乔丹说，“尽快把早饭带过来，把那个卡洛斯派[285]骑兵的所有证件也给我带过来。向比拉尔要。”

“你不生我的气了吧，罗伯托？”

“不生气了。但你擅离职守这件事很让人反感。假定来的是一整支骑兵队呢？”

“我的老天爷呀，”吉卜赛人用西班牙语说，“你说得多在理啊。”

“听我说。你不能再擅离职守了。绝对不行。我这人是不轻易说枪毙这种话的。”

“当然不了。还有一点。绝对不会再碰上两只野兔主动送上门来的这种好机会啦。人一辈子也碰不上第二回啦。”

“快走吧！[286]”罗伯特·乔丹用西班牙语说，“快去快回。”

吉卜赛人拎起两只野兔，返身钻进了岩石丛中，罗伯特·乔丹眺望着前方那片平坦的开阔地以及山下的那些坡坡坎坎。两只乌鸦在头顶上方盘旋着，随后停落在山下的一棵松树上。又有一只乌鸦飞来，加入了其中，罗伯特·乔丹望着这几只乌鸦，心想：它们是我的哨兵呢。只要这些乌鸦没受到惊动，就说明没有人走进这片树林。

这个吉卜赛人啊，他想。他真是个地地道道的没用的家伙。他在政治觉悟上毫无提高，也没有丝毫的纪律观念，所以你别想指望他能够办成任何事情。不过，我明天需要他。我明天有一个用得着他的地方。很少见到吉卜赛人参与过哪一场战争。他们应当得到豁免，就像那些因反对战争或基于宗教信仰的原因而不肯服兵役的人一样。或者像那些因身体和智力不合格而没有服兵役的人一样。他们是一些毫无用处的人。然而在这场战争中，那些不肯服兵役的人并没有得到豁免。没有一个人得到过豁免。战争降临在所有人的头上，人人都一样。可不是嘛，战争如今已经降临在这儿了，降临到这帮懒散惯了的人的头上了。他们现在就置身在战争中。

奥古斯汀和普里米蒂伏抱着树枝上来了，罗伯特·乔丹便为这挺机关枪搭起了一个很像样的掩蔽体，一个足以隐藏这挺机枪的防空伪装，一个看上去似乎和树林天然混成一体的屏障。他指点着他们应该在什么地方布置人员，布置在右侧岩石丛高处的人应当能观察到山下那片地带的全貌和右前方的动静，布置在左侧的另一个人应当能控制住左侧山崖上的那个唯一可以爬上人来的险要地段。

“如果你看到有人从那边上来了，不要开枪，”罗伯特·乔丹说，“抛一块石头下来报警，一块小石子，再用你的步枪给我们打信号，像这样，”他提起步枪，举过头顶，仿佛像在护着自己的脑袋一样，“这样是表示人数，”他举起步枪上下晃动着，“如果他们下了马，你就把枪口指向地面。像这样。一定要等你听见这挺机关枪开火了，你才可以在那个位置上开火。在那个高地上射击时，你要瞄准敌人的膝盖打。如果听到我用这只哨子吹两遍，你就要下来了，一定要注意隐蔽，要撤到机关枪这边的岩石堆里来。”

普里米蒂伏举了举步枪。

“我明白，”他说，“这很简单嘛。”

“先抛下小石子报警，然后再指明方向和人数。注意别让人家看见你。”

“是。”普里米蒂伏说，“我可以扔一个手榴弹吗？”

“要等这挺机关枪打响之后才行。也许那支骑兵队会来搜寻他们的同伙，但并不打算深入。他们也许会跟踪巴勃罗的足迹。如果能避免的话，我们就不要打这一仗。最重要的是，我们应当避免这场战斗。现在上山，去那边的指定位置吧。”

“我走啦[287]。”普里米蒂伏用西班牙语说，说罢便背起卡宾枪向山上爬去，进入了高处的岩石丛中。

奥古斯汀蹲伏在那儿，他身形高大，肤色黧黑，两腮布满胡子茬，眼窝凹陷，薄嘴唇，一双大手布满老茧。

“好啦，填弹。瞄准。射击。不就这点事嘛。”

“必须等他们进入50米范围内，而且只有在你确信他们是要进入通向山洞的那个隘口时，你才能开火。”罗伯特·乔丹说。

“是。多远才是50米啊？”

“到那块岩石那儿。”

“如果有军官，先毙了他。然后再移动枪口去扫射其他人。要慢慢移动。移动幅度要非常小。我要教会费尔南多使用这挺机枪。射击时要抵紧它，这样枪身才不会跳，瞄准要平心静气，如果你能把握得住，每次射击不要超过六发子弹。因为这枪在连发时，子弹容易向上飞。但每次要瞄准一个人射击，然后再移动枪口打下一个人。人要是骑在马上，就对准马的腹部射击。”

“是。”

“要有一人牢牢抓住枪的三脚架，这样枪身才不会向上跳。像这样。这个人也要帮你填弹药。”

“那么，你会在哪儿呢？”

“我会在左侧的这个位置上。我在上面这个位置可以居高临下，统揽全局，我还可以用这支小机关枪掩护你的左翼。在这儿。他们要是真的上来了，很可能就要造成一场大屠杀了。但是你必须等他们接近到那个距离时才开火。”

“我相信我们可以制造一起屠杀事件。一场小规模的屠杀事件。[288]”

“可我倒是希望他们不来呢。”

“要不是为了你那座桥，我们完全可以在这里制造一起大屠杀，然后再撤出去。”

“这样做毫无益处。这样做也达不到任何目的。这座桥才是赢得这场战争胜利的整个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厮杀算不了什么。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偶发事件。一场不值一提的战斗。”

“什么话呀，还不值一提呢。法西斯分子死一个少一个才好啊。”

“是的。但是完成好这次的炸桥任务，我们就能拿下塞哥维亚。那可是省会城市呀。要想到这一点才是。那是我们要攻克的第一座城市。”

“你当真这样有信心？你当真相信我们能拿下塞哥维亚？”

“是的。只要按规定的时间准确无误地炸掉那座桥，就有可能。”

“我倒很想在这儿来一场大屠杀，同时把那座桥也炸掉呢。”

“你的胃口真不小啊。”罗伯特·乔丹对他说。

在这期间，他始终在关注着那几只乌鸦的动静。此时，他看见一只乌鸦在探头张望着什么。那只鸟儿“呱呱”地叫几声，飞走了。但是另一只仍待在树上。罗伯特·乔丹抬头望了望普里米蒂伏的所在位置，望了望高处的那堆岩石丛。他看到他正密切监视着山下的那片旷野，但他没有发出任何信号。罗伯特·乔丹便俯身向前，拉开机关枪的枪机，看到了枪膛里的那发子弹，便又推上了枪机。那只乌鸦仍静静地待在树上。另一只在雪地上空盘旋了一大圈之后，又回落到那棵树上。在阳光下，在暖风中，松树沉甸甸的枝头上不断有积雪落下。

“我有一场大屠杀让你明天早晨大显身手呢，”罗伯特·乔丹说，“必须端掉锯木厂附近的那个哨所。”

“我已经一切准备就绪啦，”奥古斯汀说，接着又用西班牙语说了一声，“我已经一切准备就绪啦。[289]”

“还要端掉大桥下养路工棚屋旁边的那个哨所。”

“端掉这个也行，端掉那个也行，”奥古斯汀说，“两个都端掉也行。”

“不是一个一个地端掉。要在同一时间把两个都端掉。”罗伯特·乔丹说。

“那就随便打哪个吧，”奥古斯汀说，“你瞧，很久以来，我一直都在盼望着能在这场战争中大显身手呢。巴勃罗的按兵不动的做法已经把我们憋坏啦。”

安塞尔莫带着斧头上来了。

“你还想再要些树枝吗？”他问，“在我看来，这地方已经隐藏得很好啦。”

“树枝倒是不需要了，”罗伯特·乔丹说，“来两棵小树吧，我们可以在这里栽一棵，那里栽一棵，看上去就显得更加自然了。要把这地方弄自然而又逼真，树还不够。”

“我去砍几棵来就是。”

“要齐刷刷地从根部砍，别留下树桩让人发现。”

罗伯特·乔丹听到斧劈声在身后的树林中响起。他抬头望了望上方岩石丛中的普里米蒂伏，又低头望了望山下那片开阔地对面的松林。那只乌鸦依然还在那儿。这时，他听见高空中传来了第一阵轻微的飞机的嗡嗡声。他抬头望去，只见那架飞机飞得很高，显得很渺小，在太阳下银光闪闪，几乎看不出它在高空中移动。

“飞机上的人看不到我们，”他对奥古斯汀说，“不过，还是卧倒为好。今天来这儿的是第二架侦察机。”

“昨天来的那些呢？”奥古斯汀问。

“现在想起来真像是做了一场噩梦啊。”罗伯特·乔丹说。

“他们一定都集中在塞哥维亚了。噩梦期待着要在那儿变成现实呢。”

那架飞机此时已飞过群山，不见踪影了，然而飞机的马达声仍迟迟没有消散。

就在罗伯特·乔丹四下张望时，他看见那只乌鸦突然飞了起来。它径直穿过树林飞走了，没有发出一声啼叫。

第二十三章

“快趴下。”罗伯特·乔丹对奥古斯汀低声说，并转过头去，急切地朝安塞尔莫连连挥手，示意他赶快卧倒，卧倒，老头儿正从那个山坳中走出来，肩上扛着一棵像圣诞树一样的松树。他看见老头儿把他的松树扔在了一块山石的后面，人也随即躲进岩石丛中不见了，罗伯特·乔丹扫视着前方空旷的开阔地对面的那片树林。他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听见，但他能感到自己的心怦怦乱跳，紧接着，他便听见了石头碰石头的“噼啪”声，小石子一路磕磕碰碰地滚落时的“咔嗒”声。他立即扭头朝右边望去，恰好看见普里米蒂伏的步枪上上下下平举了四次。直到这时，他的正前方还只是白茫茫的一片雪地和留在雪地上的那圈马蹄印，以及远处的那片树林，尚未看到任何异常情况。

“骑兵队。”他悄声对奥古斯汀说。

奥古斯汀朝他看了看，他那黧黑、凹陷的脸膛在他咧嘴一笑时两腮显得更加宽阔了。罗伯特·乔丹看到出他在冒汗。他把手伸过去搭在他肩膀上。他的手还没来得及从他肩头移开，他们便看见那四名骑手正策马冲出那片树林，他感到奥古斯汀背部的肌肉在他手下骤然抽动一下。

一名骑手领先，三名紧随其后。走在前面的那个正追寻着那些马蹄印走来。他一边策马前进，一边低头察看着。其余三名紧跟在他身后，成扇形奔出了树林。他们都在仔细查看着。罗伯特·乔丹感到自己的心脏正贴着布满积雪的地面剧烈跳动着，他匍匐在那儿，两肘伸展开来，透过自动步枪的准星密切注视着他们。

正率队走在前面的那人策马沿着那条羊肠小道走到巴勃罗兜圈子的地方便停住了。其余的人驱马围拢上来，他们都停在那儿了。

罗伯特·乔丹顺着自动步枪蓝汪汪的钢管朝他们望去，视线很清晰。他看到了那些人的脸、悬挂着的马刀、被汗水浸染得黑油油的马腹、圆锥形卡其布大氅的斜面、以纳瓦拉人的派头歪戴着的卡其布贝雷帽。领头的那个拨转马头，径直朝架着机枪的岩石丛中的那片开阔地走来，罗伯特·乔丹看见了他那张年轻却因饱经日晒风吹而变得黝黑的脸膛、那双相距很近的深陷的眼睛、鹰钩鼻子、过长的楔形下巴。

领头的那人勒住马头，那匹马站立在那儿，马的胸脯正对着罗伯特·乔丹，马头高昂着，那支轻型全自动步枪的枪托醒目地从马鞍右侧的枪套里凸伸出来，他在朝机枪阵地前的那片空地指点着。

罗伯特·乔丹双肘紧贴地面，顺着枪管朝那四名骑手望去，他们已停止前进，正站立在那边的雪地里。其中的三人已拔出了自动步枪。两人把枪横担在马鞍的前桥上。另一个端坐在马上，步枪斜放在右边，枪托紧贴着他的胯部。

你还真是难得见到他们靠得这么近呢，他想。顺着这种机枪的枪管像这样近距离地瞄准他们，你还从没经历过呢。通常的做法总是将机枪后部的标尺竖起来，那样一来，他们的身形似乎就变成了微缩型的人形了，你因为看不清就很难打中那样的目标；或者当他们径直朝你冲来时，中途时而猛冲，时而蓦地卧倒，变换着姿势冲过来，你就用机枪的火力扫射着某一面山坡，或者封锁住某一条街道，或者对准几扇窗户猛烈射击；要不就是远远地望着他们行进在某一条公路上。只有在袭击火车时，你才能做到像这样近距离地观测他们。只有在那时他们才像现在这样，就眼前这四个人而言，你一枪就能把他们打得四处逃窜。通过机枪的瞄准器看过去，在这种距离上，那些人的身形已是他们本来身形的两倍了。

你撞在我枪口上啦，他一边想，一边瞄准着，这时，机枪后标尺上的那个豁口已与枪前端标瞄准器上的那个楔形准星两点固定成一线了，楔形准星的顶端正对着那个领头的人的胸膛正中央，对准了那枚猩红色纹章稍稍偏右的部位，此刻，在卡其布大氅的衬托下，那枚猩红色的纹章在晨曦中显得特别鲜亮。你呀你，他想，他这时在用西班牙语思维呢，他把手指头抵在扳机护圈的前端，而没有压在扳机上，以免这自动步枪一触即发，突然稀里哗啦地一梭子就打出去了。你呀，他又在想，你现在年纪轻轻就一命呜呼啦。你呀你，他想，你呀，你。还是别让这种事情发生吧。不要让它发生吧。

他感到身边的奥古斯汀突然要咳嗽，感到他在强忍着，憋得喘不过气来，在不住地吞咽着唾液。这时，他顺着擦过枪油的蓝汪汪的枪管，透过树枝间的空隙向前方望去，手指依然抵在扳机护圈的前端，只见那名头领已调转马头，在指着树林中巴勃罗留下的那行足迹。他们四人立即驱动坐骑奔进了林中，奥古斯汀用西班牙语低声咒骂着：“一群王八蛋！”

罗伯特·乔丹回头朝身后那片岩石丛望去，安塞尔莫就是在那儿扔下那棵树的。

吉卜赛人拉斐尔在岩石丛中向他们走来，带来了一副布做的马褡裢，他的步枪掮在后背上。罗伯特·乔丹挥挥手，示意他趴下来，吉卜赛人一闪身就不见了人影。

“我们完全可以把这四个人都干掉。”奥古斯汀平静地说。他依然汗津津的。

“是的，”罗伯特·乔丹低声说，“可是，这枪声一响，谁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

就在这时，他听到了又一块石头滚落的声音，他立即环顾四周。可是吉卜赛人和安塞尔莫两人都不见踪影。他看了看手表，然后抬头朝普里米蒂伏那边望去，只见他正急促地上上下下地举着步枪，似乎举了无数次。巴勃罗从出发时到现在已经过去四十五分钟了，罗伯特·乔丹想，紧接着，他便听到一支骑兵队冲过来的声音。

“你别担心[290]，”他用西班牙语低声对奥古斯汀说，“别担心。他们会像那几个人一样走开的。”

他们走进了视线，正沿着树林的边缘策马小跑着，成两路纵队，共有二十名骑马的人，武器装备和制服与先前出现的那几个人一模一样，马刀晃动着，卡宾枪插在枪套里；不一会儿，他们也与先前那几个人一样，径直驱马进入了树林。

“你看见没有？[291]”罗伯特·乔丹用西班牙语对奥古斯汀说，接着又说了声。“你看见了没有？”

“人数不少啊。”奥古斯汀说。

“假如我们消灭了前面那几个人，这些人就成了我们不得不对付的人啦。”罗伯特·乔丹柔声细语地说。此时他的心已经平定下来，衬衣感到湿漉漉的，因为胸前被融雪湿透了。胸口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

太阳照耀在雪地上，积雪在迅速消融。他能看见树干下的积雪在渐渐变空、缩小，而且，就在枪的前端，在他的眼前，积雪的表层已变得很潮湿，边缘如同镶了花边，一碰就碎，因为上有太阳的热量在融化着表层的积雪，下有大地的暖气在暖烘烘向上蒸腾着覆盖于大地上的积雪。

罗伯特·乔丹抬头朝普里米蒂伏的位置望去，见他正打着“没有敌情”的手势，交叉着两只手，手掌朝下。

安塞尔莫的脑袋从一块岩石后露出来，罗伯特·乔丹用手势示意他上来。老头儿闪身从一块岩石溜向另一块岩石，直到他一路爬上来，和身匍匐在机枪旁边。

“好多人啊，”他说，“好多人啊！”

“我不需要树了，”罗伯特·乔丹对他说，“没有必要再用树做进一步伪装了。”

安塞尔莫和奥古斯汀两人都咧嘴笑了。

“这个阵地已经证明是经得起仔细检查的，现在再来栽树就会很危险了，因为那些人还会回来的，也许他们并不愚蠢。”

他感到有必要讲一讲，对他来说，那也意味着认清了刚才的危险有多大。他总是能根据事后想谈谈情况的迫切程度来判断情况究竟严重到了何等地步。

“这是个挺好的掩蔽体吧，呃？”他说。

“挺好的，”奥古斯汀说，“×他妈的法西斯主义挺好的。我们本来可以把那四个家伙全干掉的。你刚才看到没有？”他对安塞尔莫说。

“我看到啦。”

“你，”罗伯特·乔丹对安塞尔莫说，“你必须再到昨天的那个位置上去，或者你自己另选一个好的位置，去监视那条公路，并报告公路上的一切动静，像昨天一样。在这件事上我们已经晚了。要坚持到天黑。天黑了就回来，我们再另派人去。”

“要是我留下了脚印怎么办？”

“雪一化掉就出发，从下面走。雪一化，公路上就会泥泞不堪。要注意来往的卡车是否很多，松软的路面上是否有坦克开过的痕迹。我们现在只能说这些，要等你在那儿观察了才知道。”

“请允许我说句话，可以吗？”老头儿问。

“当然可以。”

“请允许我问一声，我是否可以去一趟拉格兰哈，去打听一下昨晚有什么情况，并且找一个人替我去监视今天公路上的动静，这个人可以按照你教给我的方法去做，这样岂不更好？这个人可以今晚把情报送来，或者，更好的办法是，我可以再去一趟拉格兰哈取情报。”

“你不怕遇到骑兵？”

“只要雪化了就不怕了。”

“拉格兰哈有人能胜任这项工作吗？”

“有。做这种事情的人，有。也许是个女人。拉格兰哈有不少可以信得过的妇女呢。”

“这我相信，”奥古斯汀说，“多着呢，这个我知道，有几个还顺带着干些别的行当呢。你不想派我去吗？”

“让老头子去吧。你懂怎么使用这挺机枪。再说，今天的事儿还没完呢。”

“等雪化了我就走，”安塞尔莫说，“这场雪化很快就化掉了。”

“你认为他们有没有机会抓住巴勃罗？”罗伯特·乔丹问奥古斯汀。

“巴勃罗很精明，”奥古斯汀说，“没有猎狗，人能抓得住高明的公鹿吗？”

“有时候能。”罗伯特·乔丹说。

“巴勃罗是抓不到的，”奥古斯汀说，“当然，他现在只是个废物，不及过去那样风光了。但是他还活在这些深山老林里，并且活得挺自在，而且还拼命喝酒，然而有那么多的人却死在了墙根下，这可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事。”

“他真有人们说的那样精明吗？”

“比人们传说的还要精明得多呢。”

“他在这儿似乎看不出有什么了不起的才干啊。”

“怎么看不出呢？[292]假如他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才干，那他昨天晚上就没命了。在我看来，你不懂政治啊，英国人，也不懂游击战术。从政治和游击战术上说，第一条就是要继续生存下去。你瞧，他昨天晚上就继续生存下来了。而且那么多的屎他都吃进了，有我给的，也有你给的。”

既然巴勃罗现在又回到这个集体的行动中来了，罗伯特·乔丹也就不希望再说他的坏话了，况且，有关巴勃罗有没有才干的那句话，他话一出口就感到后悔了。他自己也知道巴勃罗有多精明。一眼就看出了破坏这座桥梁桥的命令有问题的人也就是他巴勃罗。他刚才说出的那句话只是出于对此人的厌恶，而且他话刚刚说出口就立即发觉这话说得不对头。那是在紧张之余话说得太多而出现的一个口误。于是，他暂且撇下了这个话题，转而对安塞尔莫说：“打算在大白天进入拉格兰哈吗？”

“这主意不赖，”安塞尔莫说，“我不会带着军乐队一起去的。”

“也不会脖子上挂着铃铛去的，”奥古斯汀说，“也不会扛着大旗去的。”

“你打算怎么走？”

“上山、下山、过林子呗。”

“可是，万一他们发现了你呢？”

“我有证件。”

“我们大家也都有啊，可是你必须迅速吞下那些伪造的证件。”

安塞尔莫摇摇头，并拍了拍他那件黑罩衣胸前的口袋。

“这件事我左思右想过好多遍了，”他说，“可我从来不喜欢吞纸片。”

“我一直在想，我们应当把所有的证件都抹上点儿芥末，”罗伯特·乔丹说，“我的左胸袋里放的是我方的证件。右胸袋里放的是法西斯那一方的证件。这样，遇到紧急情况时就不会搞错了。”

倘若起先那支骑兵巡逻队的头儿是因为他们在这儿说话太多才朝这个入口处指指点点的话，那可就糟糕透顶啦。确实话太多啦，罗伯特·乔丹想。

“可是，听我说，罗伯托，”奥古斯汀说，“据说政府已经变得一天比一天右倾啦。还说在共和国里，人们已经不再互称同志，而是称呼先生和小姐了。你那两只口袋是不是也该对调一下呀？”

“等它右倾到实在过分的时候，我就把把证件统统藏到屁股后面的口袋里，”罗伯特·乔丹说，“并且在当中把它缝死。”

“但愿那些证件能一直放在你的衬衣口袋里，”奥古斯汀说，“我们会不会打赢了这场战争却输掉了革命呢？”

“不会的，”罗伯特·乔丹说，“但是，如果我们打不赢这场战争，那就不会有革命的成功，也不会有什么共和国，也不会有什么你、什么我了，那就什么也没有了，只剩下一个大鸡巴[293]啦。”

“我也是这么说的，”安塞尔莫说，“但愿我们能打赢这场战争。”

“胜利之后，要把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共产党人，以及所有这些流氓无赖统统枪毙掉，只留下那些拥护共和国的好人。”奥古斯汀说。

“但愿我们能打赢这场战争，但一个人也不枪毙，”安塞尔莫说，“但愿我们能公正地治理国家，让一切为国家出过力气的人都能分得一份他们应得的好处，让所有反对过我们的人都能受到教育，认识到他们所犯的错误。”

“我们非得枪毙许多人不可，”奥古斯汀说，“许多，许多，许多。”

他攥紧右拳狠狠捶着自己左手的手掌。

“但愿我们一个也不枪毙。哪怕是那些当头头的也不枪毙。应当通过劳动来改造他们，让他们悔过自新。”

“我知道该安排他们干什么活儿。”奥古斯汀说着，抓起一把雪塞进嘴里。

“什么活儿，做苦役？”罗伯特·乔丹问。

“两种最为精彩的行当。”

“哪两种？”

奥古斯汀又抓了些雪塞进嘴里，然后眺望着骑兵队刚刚经过的林中的那片空地。接着，他把已经融化的雪水吐了出来。“瞧[294]。多好的早饭啊，”他说，“那个下流胚吉卜赛人到底跑到哪儿去啦？”

“你说的是哪两种行当啊？”罗伯特·乔丹问他，“说啊，你这张臭嘴。”

“从飞机上跳下去，不许用降落伞，”奥古斯汀说着，两眼直扑闪，“这办法只用于我们看得起的那些人。对其余那些人，用钉子把他们钉在栅栏立柱的顶上，再把栅栏推翻过去。”

“这种说法也太不光彩啦，”安塞尔莫说，“这样一来，我们就永远也建不成共和国啦。”

“我恨不得把他们所有人的鸡巴蛋[295]割下来熬成浓汤，在那浓汤里来回游上个十里格[296]呢，”奥古斯汀说，“当我看到那四个人上来、满以为我们可以一举消灭他们的时候，我就像一匹母马在围栏里等待种马来交配一样呢。”

“可是，你知道我们当时为什么没有干掉他们吗？”罗伯特·乔丹平心静气地说。

“知道啦，”奥古斯汀说，“知道。但是我当时那个急啊，真像一匹正处于发情期的母马。你没这种感觉，也就不知道那是种什么滋味。”

“你当时出的汗也是够多的，”罗伯特·乔丹说，“我还以为你是害怕了呢。”

“害怕，是的，”奥古斯汀说，“是既害怕，又兴奋。人这一生中再没有比这更为兴奋的事情了。”

可不是嘛，罗伯特·乔丹心想。我们行事很冷静，他们却不这样，他们也根本做不到。那是因为他们多了一层神圣的东西。早在新的宗教尚未从地中海遥远的另一端传来之前，他们就已有了自己古老的信仰，这种神圣信仰他们从来就没有放弃过，但却把它压抑、深藏在心里，只是在战争中和在宗教裁判所里才让它显露出来。他们是执行过宗教裁判并对异教徒施行过火刑[297]的民族，就是那种考验或证明宗教信仰力量的一种刑法。杀人本是一件在所难免的事，只不过我们的做法与他们的迥然不同而已。可你呢，他想，你难道从没被杀人的方式所腐蚀而做出败德的事情来？你难道从没在瓜达拉马山区杀过人吗？也从没在乌塞拉杀过人吗？在埃斯特雷马杜拉的那段日子里也自始至终从没杀过人？任何时候都没杀过人？这是什么话呀，他对自己说。每次袭击火车时都杀过吧。

别再编造那些含糊其辞的涉及柏柏尔人[298]和古伊比利亚人[299]的传奇故事啦，还是承认你已经喜欢上杀人这种勾当了吧，就像所有那些自愿当兵的军人一样，有时也会以杀人为乐，无论他们是否用谎言来掩盖自己的杀人行为。安塞尔莫不喜欢杀人，那是因为他是猎人，而不是军人。也别把他理想化了。猎人杀野兽，军人则杀人。不要自欺欺人啦，他想。也别为杀人行为编造传奇故事啦。现如今，你已经中毒很深，历时很久啦。也别老想着安塞尔莫的不是之处。他是个基督教徒。是信奉天主教的国家里非常少见的人物呢。

可是，就奥古斯汀而言，我当时觉得他是害怕了，他想。那是战斗打响之前自然而然的害怕。如此看来，也有兴奋的一面。当然，那也许是他事后的自吹自擂。他当时害怕得很呢。我的手搭上他肩膀时就感觉到他害怕了。好啦，停止说话的时间到啦。

“去看看吉卜赛人把吃的东西带过来没有，”他对安塞尔莫说，“叫他别上来了。他是个笨蛋。你自己把吃的东西拿过来吧。不管他带来了多少，要叫他回去再多拿些来。我饿了。”

第二十四章

此时正值五月下旬的早晨，天高云淡，和风送暖，吹拂在罗伯特·乔丹的肩膀上。积雪消融得很快，他们正在吃早饭。每人有两大块三明治，里面夹着牛肉和羊膻味很重的奶酪，罗伯特·乔丹又用折刀切下几片厚厚的洋葱，排放在厚面包片当中的牛肉和奶酪两边。

“你会喷出很冲人的味儿来的，那股味儿会穿过树林，一直飘向法西斯分子那边去的。”奥古斯汀说，嘴里塞得满满的。

“把那皮酒囊递给我，让我漱漱口。”罗伯特·乔丹说，嘴里嚼着满满一大口牛肉、奶酪、洋葱和面包。

他从没饿到这种地步，接过皮酒囊就往嘴里灌了满满一大口葡萄酒，也顾不上那酒里淡淡的柏油味，酒一口咽下了。接着，他举起酒囊，让喷出的酒直接注进了嗓子眼里，直到嘴里又是满满一大口酒，在抬起手来时，酒囊碰到了用松枝搭成的机枪掩体上的松针，在仰起脖子时，脑袋就仰靠在松枝上，酒则顺流而下，直接灌进嘴里。

“这儿还有一块三明治，你要吗？”奥古斯汀问他，并隔着机枪把那块三明治朝他递过来。

“不要了。谢谢你。你自己吃吧。”

“我吃不下了。我不习惯早晨吃东西。”

“你不想吃这块了，真的？”

“真不想吃了。你接过去吧。”

罗伯特·乔丹接过那块三明治，放在膝头，从装着手榴弹的夹克衫的侧身口袋里摸出那只洋葱，打开折刀来切洋葱片。他先把在口袋弄脏了的薄薄的一层外皮削去，然后切下厚厚的一块。外层的一圈散落下来，他捡起这个圈圈，把它捏扁后塞进了那块三明治里。

“你吃早饭总少不了洋葱吗？”奥古斯汀问。

“只要有，就吃。”

“贵国的所有人士都是这种吃法吗？”

“不，”罗伯特·乔丹说，“在那边，这种吃法也不是很普遍。”

“那就好，”奥古斯汀说，“我一直认为美国是个很文明的国家呢。”

“你为什么对吃洋葱这么反感呢？”

“那股味儿太冲。没别的原因。否则，洋葱就像玫瑰啦。”

罗伯特·乔丹笑嘻嘻地望着他，嘴里塞得满满的。

“像玫瑰，”他说，“超像玫瑰。一朵玫瑰就是一朵玫瑰就是一只洋葱。”

“你那洋葱把你脑子熏糊涂了吧？”奥古斯汀说，“你要好自为之啊。”

“一只洋葱头就是一只洋葱头就是一只洋葱头。”罗伯特·乔丹兴致勃勃地说，心里却在想，一块石头就是一块stein[300]就是一块岩石就是一块砾石就是一块鹅卵石。

“快用酒漱漱口吧，”奥古斯汀说，“你这人可真怪呀，英国人。你跟我们上次合作过的那位爆破手之间有很大的区别。”

“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说来听听。”

“我还活着，他已经死了。”罗伯特·乔丹说。转念一想：你这是怎么啦？他想。能这样说话吗？因为有了口吃的，你就高兴得忘乎所以啦？你在干什么呀，是吃洋葱吃昏头了吧？难道你的生活现在就剩下这么点儿意义了吗？生活从来就没有多大意义，他实事求是地对自己说。你做出了努力，想使它有那么点儿意义，可它却根本没有意义。在剩下的这么点儿时间里，没必要说假话啦。

“不，”他说，态度认真起来，“他这个人曾遭受过不少磨难。”

“你呢？你没受到过磨难吗？”

“没有，”罗伯特·乔丹说，“在那些不怎么受苦受难的人当中，我算一个。”

“我也是，”奥古斯汀对他说，“有受苦受难的人，也有不受苦受难的人。我就没受过什么磨难。”

“那还算不坏，”罗伯特·乔丹又把酒囊倒了过来，“有了这个，就更不赖啦。”

“我在替别人受苦受难呢。”

“好人都这样。”

“反正我没有因为我自己的事情受过什么苦。”

“你有老婆吗？”

“没有。”

“我也没有。”

“但你现在有那个玛丽娅了。”

“是的。”

“有一点很奇怪，”奥古斯汀说，“自从她到了我们这儿以后，在那次炸火车行动之后，比拉尔就一直凶巴巴地不准大伙儿接近她，好像她是卡尔梅勒山修道院[301]里的修女似的。你简直难以想象她护着玛丽娅时的那副样子有多凶。你来了，她却把她当礼物一样拱手送给了你。你是怎么看待这一点的？”

“事情不是这样的。”

“那是怎样的呢？”

“她委托我来照顾她的。”

“可你的照顾，就是整夜整夜地和她性交[302]吗？”

“交上好运了。”

“好一个照顾人的方法呀。”

“这样做就是在好好照顾人呢，你不懂吗？”

“我懂，可是这样的照顾我们随便哪个人都能提供啊。”

“我们别再谈这事啦，”罗伯特·乔丹说，“我很喜欢她，不是开玩笑的。”

“不是开玩笑的？”

“这世上再没有比这更严肃的事情了。”

“那么以后呢？完成了这次的炸桥任务之后呢？”

“她就跟我走。”

“那就好，”奥古斯汀说，“那就没人再有什么话可说了，愿你们两人一生好运。”

他拎起皮酒囊，长长地吸了一大口，然后把酒囊递给了罗伯特·乔丹。

“还有一句话，英国人，”他说。

“说吧。”

“我也一直很喜欢她呢。”

罗伯特·乔丹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非常喜欢，”奥古斯汀说，“非常非常喜欢。喜欢到别人难以想象的程度。”

“我能想象得到。”

“她已经在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我能想象得到。”

“瞧。我是十分认真地对你说这番话的。”

“说吧。”

“我从没碰过她一下，也没跟她有过任何关系，可我就是特别喜欢她。英国人，不要拿她当儿戏。不要因为她和你睡觉了，她就是婊子。”

“我会好好待她的。”

“我相信你。但是，还有。你根本不知道，如果没有这场革命，这么好的姑娘会有什么样的前程。你责任重大啊。这个姑娘，说真的，遭过不少罪。她和我们不一样。”

“我会娶她为妻的。”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革命时期没必要这样。可是——”他点点头，“这样也好。”

“我会娶她为妻的，”罗伯特·乔丹说，说这话时，他感到喉咙里哽咽起来，“我非常喜欢她。”

“以后吧，”奥古斯汀说，“等以后方便的时候再说。重要的是，要有这个心意。”

“我有。”

“听我说，”奥古斯汀说，“我对自己无权干涉的事情说得太多了，可是你和我们这个国家的很多姑娘都有来往吧？”

“有几个。”

“婊子？”

“有的不是。”

“有多少？”

“好几个吧。”

“那你和她们睡过吗？”

“没有。”

“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

“我的意思是，玛丽娅这姑娘可不是随随便便就和人睡觉的那种。”

“我也不是啊。”

“假如我认为你是这种人的话，昨天夜里，在你和她躺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把你给毙了。为了这事，我们这儿经常发生杀人事件呢。”

“听我说，老伙计，”罗伯特·乔丹说，“只是由于时间不够，才这样不拘形式的。我们缺少的是时间啊。明天我们就要战斗了。对我来说，这算不了什么。可是对玛丽娅和我两人来说，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在这仅有的时间里过完一辈子的生活啊。”

“可是一天加一夜的时间也实在太少啦。”

“是的。不过已经有过昨天、前天一夜和昨天一夜了。”

“唉，”奥古斯汀说，“我倒是可以帮你的忙。”

“不用。我们都挺好。”

“如果我能为你或者为这短发姑娘做点什么——”

“不用。”

“的确，一个男人能帮得上另一个男人的地方并不多。”

“不。有很多。”

“什么呢？”

“无论今天或明天发生什么战斗情况，对我要有信心，并服从命令，即使这个命令表面上看是错误的。”

“我对你有信心。鉴于你对骑兵队这件事的处理方法和你引开那匹马的做法。”

“这算不了什么。你要知道，我们在为之而努力奋斗的目标只有一个。为了打赢这场战争。我们必须赢得胜利，否则，其他一切努力都是枉费心机。明天我们有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一项真正意义重大的任务。我们还会有战斗。要战斗就必须有纪律。因为有许多事情并不像它们表面看上去那样。纪律必定来自于信任和信心。”

奥古斯汀朝地上啐了一口。

“这个玛丽娅和所有这些事完全是两码事，”他说，“你和这个玛丽娅应当充分利用现有的时间，好好享受一下天伦之乐。如果我能帮得上你的忙，我愿随时听候你的差遣。至于明天的这项任务，我会无条件服从你的命令的。如果为了明天的这项任务必须牺牲自己的生命，本人也会欣然赴死，慷慨就义的。”

“我也是这样想的，”罗伯特·乔丹说，“但是能亲耳听到你说出这样的话来，还是令人很欣慰的。”

“还有，”奥古斯汀说，“上面的那位，”他朝普里米蒂伏那边指了指，“是个可靠、有用之才。这位比拉尔就更加可靠了，比你所能想象的不知要可靠多少倍呢。老头子安塞尔莫也很可靠。安德雷斯也一样。艾拉迪奥也一样。人虽不爱说话，却是个可靠的人物。还有费尔南多。我不知道你对他的评价如何。他确实比水银还要沉稳。他是个闷葫芦，比公路上拉车的阉牛还要闷倦。但是打起仗来却决不含糊，叫他干什么就干什么。是条好汉呢！[303]你就等着瞧吧。”

“我们很幸运啊。”

“不。我们还有两个不中用的软骨头呢。那个吉卜赛人和巴勃罗。不管怎么说，聋子的那支小分队要比我们强多了，就像我们要比羊粪蛋强一样。”

“那就一切顺利啦。”

“是的，”奥古斯汀说，“不过，我倒是希望今天就打呢。”

“我也这样想。早点儿打完算了。可是不行啊。”

“你认为形势会变得很严峻吗？”

“很有可能。”

“可是，你此时好像心情很好啊，英国人。”

“是的。”

“我也是。尽管有玛丽娅这档子事儿，以及凡此种种的事儿。”

“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也许是天气的原因吧。今天天气真好。”

“谁知道呢？也许是因为我们要打仗的缘故吧。”

“我想就因为这个吧，”罗伯特·乔丹说，“但不能在今天打。压倒一切的是，头等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避开今天这一仗。”

正说着这些话时，他忽然听见有情况了。那是一阵从远处传来的声响，完全不同于暖风吹拂树林的天籁之声。他听不真切，便张开嘴巴侧耳聆听着，在仔细分辨那声响的同时，也朝普里米蒂伏那边瞥了一眼。他以为自己听到那异常的声音了，可是那声音随即便消失了。风依然在松树林里吹拂着，此时，罗伯特·乔丹只得集中起全副精力来仔细聆听。他随即便听到了那随风而来的微弱的声响。

“对我来说，这也算不得什么悲剧，”他听到奥古斯汀在说，“我永远也得不到玛丽娅，这也算不了什么。我还可以照样去找那些婊子混混。”

“闭嘴。”他说，并没有听进去他在说什么，而是匍匐在他身边，脑袋偏向别处。奥古斯汀立即警觉地看了他一眼。

“有什么情况吗？[304]”他用西班牙语问。

罗伯特·乔丹用手捂住自己的嘴，继续侧耳聆听着。那声音又出现了。那飘忽而至的声音时断时续，隐隐约约，沉闷单调，十分遥远。但是现在肯定没有听错。那是确信无疑的、噼啪作响的、一连串的机关枪的射击声。那声音听上去犹如有人在听力几乎不可企及的远方燃放着一串接一串小型爆竹。

罗伯特·乔丹抬头朝普里米蒂伏望去，见他此刻也在探头张望着，脸朝着枪声传来的方向，一只手半握成杯状贴着耳根。就在他抬眼望过去时，他看到普里米蒂伏用手指了指山上那片地势最高的开阔地。

“他们和聋子交火了。”罗伯特·乔丹说。

“我们去增援他们吧，”奥古斯汀说，“集结我们的人吧。立即就出发。[305]”

“不，”罗伯特·乔丹说，“我们要守在这儿。”

第二十五章

罗伯特·乔丹抬头朝普里米蒂伏望去，见他此时正站在那个便于瞭望的哨位上，手持步枪在指指点点。他点点头，但那汉子仍在不停地指指点点，用手支着耳朵，然后又一个劲儿地朝那边指着，仿佛别人没法明白他的意思一样。

“你就守着这挺机枪，除非你能确定、确定又确定敌人正在向这边开来，否则，千万别开枪。即便开枪，也一定要等他们接近了那片灌木丛，”罗伯特·乔丹指了指那个方位，“你明白吗？”

“明白。可是——”

“没有可是。我回头再给你解释。我要去普里米蒂伏那边看看。”

安塞尔莫恰好在他身旁，他便对老头儿说：

“老头子，你留在这儿，和奥古斯汀一起守着这挺机枪。”他说话的语气镇定自若、从容不迫，“除非骑兵队真的进入了射程，否则他不许开枪。如果敌人只是露个面，千万别去招惹他们，就像我们刚才那样。如果他必须开枪了，帮他稳住机枪的三脚架，子弹打空了，就把新的子弹盘递给他。”

“好，”老头儿说，“拉格兰哈那边还去吗？”

“回头再说。”

罗伯特·乔丹朝山上爬去，在那些灰白色的巨砾间攀缘着，在俯身向上攀登时，双手摸到的全都是湿漉漉的岩石。太阳正迅速融解着砾石表面的积雪。有些巨砾的表层已经渐渐干了，他一边攀爬，一边观察着那片空旷的地带，看着那片松林、那片狭长的林间空地，以及远山这边地势低洼的那片原野。不一会儿，他就站在普里米蒂伏身旁了，这个位置恰好处于两块巨砾后面的一个窝坑里，这个身材矮小、脸膛棕褐色的汉子对他说：“他们正在攻打聋子。我们到底该怎么干？”

“什么也干不了。”罗伯特·乔丹说。

在这里，他清楚地听见了枪声，就在他仔细观察着那片开阔地时，他远远看到，在山谷的另一侧，在那片开阔地又陡然升高的那面山坡上，一支骑兵队正奔出树林，越过积雪覆盖的山坡，朝山上枪声传来的方向疾驰而去。他看到那两行人马构成的长方形骑兵队在雪地的映照下黑压压的一大片，正成一定角度强行向山坡上冲去。他注视着那两行人马登上了那座山岭，进入了远方的那片树林。

“我们得去支援他们。”普里米蒂伏说。他的声音干巴巴的，单调乏味。

“根本做不到，”罗伯特·乔丹对他说，“我整个早晨都在预料着这个结果啊。”

“什么结果？”

“他们昨夜去偷马。暴风雪停了，敌人就循着他们留下的足迹追踪过来了。”

“不管怎么说，我们也得去支援他们一下，”普里米蒂伏说，“我们不能让他们像这样身陷重围。他们是我们的同志啊。”

罗伯特·乔丹用手按着对方的肩膀。

“我们无能为力啊，”他说，“如果我们能够出手去支援他们，我一定会的。”

“上面有一条路直通那儿。我们可以骑马抄近路去，带着这两挺机枪。下面那挺和你这挺。我们用这种方法去增援他们。”

“听——”罗伯特·乔丹说。

“枪声就是我要服从的命令。”普里米蒂伏说。

一阵阵激烈的枪战声滚滚而来，不绝于耳。接着，他们听到，在机关枪一连串的射击声中又响起了手榴弹在湿土地里爆炸开来的沉闷的爆炸声。

“他们现在算完了，”罗伯特·乔丹说，“从暴风雪停止的那个时刻起，他们就算完了。如果我们现在赶过去增援，我们也完了。我们根本无法把现有的兵力分成两路。”

灰白色的胡子茬儿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普里米蒂伏的腮帮子、嘴唇和脖子上。他脸庞的其余部分全是平淡无奇的棕褐色，配着开裂的塌鼻子和一双深陷的灰褐色的眼眸，罗伯特·乔丹在注视着他时，看到他嘴角边和喉结上的胡子茬儿在不住地颤动着。

“你听听这枪声，”他说，“简直是一场大屠杀啊。”

“如果他们包围了那个山坞，那就是一场大屠杀，”罗伯特·乔丹说，“有些人或许已经逃出来了。”

“如果现在冲上去，我们还可以从后面去接应他们，”普里米蒂伏说，“让我们四个人骑马冲过去吧。”

“那又能怎么样？你从后面接应上他们之后，结果会怎样？”

“我们与聋子汇合在一起。”

“去死在那儿？看看日头吧。白天还长着呢。”

天高云淡，太阳正热辣辣地晒着他们的后背。他们下方那片开阔地朝南的那面山坡上此时已露出了大片大片的泥土，松树上的积雪已全被晒落。他们脚下的那些巨砾原本因为积雪的融化而变得湿漉漉的，此时在炽热的阳光照射下，蒸汽氤氲。

“你得经受得起这种事情，”罗伯特·乔丹说，“要沉得住气。[306]战争中这种情况屡屡发生啊。”

“可是，我们难道什么忙也帮不上吗？真是这样吗？”普里米蒂伏望着他，罗伯特·乔丹知道他信任自己，“你就不能派我和另一个人带着这支小机关枪去吗？”

“那样做起不了任何作用。”罗伯特·乔丹说。

突然，他以为发现了他一直在密切关注着的敌情，没想到却是一只苍鹰，那只苍鹰迎风而下，随即又凌空而起，朝松林最远处的那排树飞去。“即便我们都上去，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就在这时，枪声骤然大作，激烈程度是起先的两倍，其间还夹杂着剧烈的手榴弹的爆炸声。

“噢，我×他们八辈祖宗，”普里米蒂伏说，他那亵渎的口吻绝对的虔诚，眼中噙着泪水，面颊在抽搐着，“啊，上帝呀，圣母啊，我×他们的八辈祖宗，我×他奶奶的混账东西。”

“你冷静点，”罗伯特·乔丹说，“要不了多大一会儿，你就要跟他们战斗啦。那妇人来了。”

比拉尔正朝他们这边爬上来，在一尊尊巨砾间吃力地攀登着。

普里米蒂伏仍在骂不绝口。“我×他们八辈祖宗。啊，上帝呀，圣母啊，我要×死他们。”山风每送来一阵枪声，他就破口大骂一通，罗伯特·乔丹爬下山石去扶助比拉尔上来。

“你好呀，妇人。”他用西班牙语说，当她在最后那尊砾石上奋力向上攀爬时，罗伯特·乔丹抓住了她的两只手腕，把她拉上来。

“你的望远镜，”她说着，将挂在脖子上的望远镜的皮带从脖子上取下来，“看来聋子遭殃啦？”

“是的。”

“可怜啊[307]，”她用西班牙语深表同情地说，“可怜的聋子啊。”

她因为一路攀爬上来，正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她一把握住罗伯特·乔丹的手，紧紧攥在自己的双手中，眼睛在警惕地扫视着那片空旷的原野。

“战况怎么样？”

“情况很严重。非常严重。”

“他已经被弄死了[308]吧？”

“我看是这样。”

“可怜啊，”她用西班牙语说，“肯定是那几匹马惹的祸吧？”

“十有八九是。”

“可怜啊，”比拉尔用西班牙语说，接着又说，“拉斐尔刚才已经把那个马粪蛋子骑兵的事儿像念小说一样绘声绘色、原原本本告诉过我了。究竟来了多少？”

“一支巡逻队和一个骑兵中队的大部分。”

“靠近什么位置？”

罗伯特·乔丹指了指巡逻队起先停留过的那个地点，并让她看了那挺机枪的隐蔽处。从他们所站立的位置望去，他们只能看到奥古斯汀的一只靴子露出了机枪掩体的后半部。

“吉卜赛人说，他们长驱直入，已经冲到了那个位置，机枪的枪口几乎都顶到那个头领坐骑的胸脯上了，”比拉尔说，“这种人就是说话不着边际！你把望远镜落在山洞里了。”

“你把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能带的都收拾好了。有巴勃罗的消息吗？”

“他比骑兵队早走四十分钟。他们是跟着他的足迹走的。”

比拉尔笑吟吟地望着他。她依然握着他那只手。这时她松开了他的手。“他们永远也见不到他，”她说，“现在来谈谈聋子的情况吧。我们能采取点什么措施吗？”

“无计可施。”

“可怜啊，”她说，“我喜欢过聋子。你能肯定，肯定他已经被弄死了吧？”

“是的。我看到大批骑兵开过去了。”

“比来这儿的还多？”

“还有整整一个部队正在往那边开呢。”

“听那枪声，”比拉尔说，“可怜啊，可怜的聋子啊。[309]”

他们都在听着那激烈的枪声。

“普里米蒂伏刚才就想上去增援了。”罗伯特·乔丹说。

“你疯啦？”比拉尔用西班牙语对那个扁脸汉子说，“我们这儿怎么老是出这种疯子[310]啊？”

“我多么想上去支援他们啊。”

“这是什么话，”比拉尔说，“又是一个多情的家伙。难道你不相信你在这儿也能够很快死掉，用不着白跑这一趟？”

罗伯特·乔丹望着她，望着她那张棕褐色的大脸盘，那高高的印第安人的颧骨，那双分得很开的黑眼睛，那张令人发噱的嘴，以及那厚厚的含怨抱恨的上嘴唇。

“你该表现得像个男子汉，”她对普里米蒂伏说，“一个成年男子汉。你这人啊，连头发都花白啦。”

“别取笑我啦，”普里米蒂伏绷着脸闷闷不乐地说，“人要是还有点儿同情心，有点儿想象力——”

“他就该学会克制自己的情绪，”比拉尔说，“你要不了多久就会和我们死在一块儿啦。没必要和外人一块儿去找死嘛。至于你的想象力嘛。吉卜赛人的想象力已经足够我们大伙儿用啦。他刚才活灵活现地对我说的那番话，真像是一部小说呢。”

“假如你看到了那个情景，你就不会说它是小说了，”普里米蒂伏说，“那真是个十分紧要的关头啊。”

“什么话，”比拉尔说，“不就是区区几个骑兵嘛，他们来了一趟，又走了。你们就把自己当成盖世无双的英雄了。就因为这么长时间的无所作为，我们才蜕化到这种地步的。”

“难道聋子目前的这种处境还算不上严重吗？”普里米蒂伏说，他这时的态度变得轻蔑起来。随风飘来的每一阵枪声都使他脸上显露出痛苦的表情，他希望要么就去战斗，要么让比拉尔走开，别在这儿烦他。

“大家都上去，又能怎么样？[311]”比拉尔用西班牙语说了声，接着又说，“事已至此，只好由他去了。可别因为人家遭了殃，你就急坏了自己的鸡巴蛋[312]呀。”

“滚你妈的蛋，一边儿去××你自己吧，”普里米蒂伏说，“有些女人既愚蠢又残忍，实在是叫人吃不消啊。”

“那也是为了支持和帮助那些生殖本领很弱的男人啊，”比拉尔说，“如果没有什么可看的，我可要走人啦。”

就在这时，罗伯特·乔丹听到头顶上空传来了飞机的声音。他抬头望去，高空中的那架飞机似乎就是他清晨早些时候看到的那架侦察机。此时它是在返航，是从前线那个方向飞来的，正朝着聋子被围攻的那个高地的方向飞去。

“来了只不祥鸟啊，”比拉尔说，“它能看到那边正在发生的事情吗？”

“当然，”罗伯特·乔丹说，“只要他们没瞎了眼。”

他们注视着这架飞机在高空中稳稳地飞行着，在阳光中闪着银光。它从左边飞来，他们能看到飞机的两只螺旋桨旋转出的两个亮晶晶的圆盘。

“卧倒。”罗伯特·乔丹说。

不一会儿，那飞机就凌空飞至头顶上方，飞机的阴影在林间的那片开阔地上缓缓移动着，阵阵马达声震得人心惊肉跳。转眼间，它便从头顶上空一掠而过，径直朝山谷的顶端飞去。他们目不转睛地看着它稳稳地向前飞行着，直到它即将消失在视线中，不料，他们看见它在低空绕了一大圈之后又飞了回来，在那个高地的上空盘旋了两大圈，然后才消失在飞往塞哥维亚的那个飞向。

罗伯特·乔丹朝比拉尔看了看。她额头上已沁出了滴滴汗珠，她在摇头。她的下嘴唇一直咬在她两排牙齿之间。

“每个人都有一个命中注定的不祥之物，”她说，“对我来说，就是那些飞机。”

“你莫不是传染上了我的恐惧吧？”普里米蒂伏挖苦地说。

“没有，”她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你没有恐惧可以传染给别人。这我知道。我很抱歉，我跟你开的玩笑太粗俗了。我们都在同一口大锅里受煎熬呢。”接着，她转身对罗伯特·乔丹说，“我会把吃的东西和酒送上山来的。还需要些什么吗？”

“眼下不需要什么。其他人在哪儿？”

“你的后备军完好无损，都在山下和那几匹马在一起呢，”她笑嘻嘻地说，“每一样东西都藏起来了。要带走的每样东西也都准备好了。玛丽娅带着你那些器材。”

“万一我们遭到空袭，一定要让她待在山洞里。”

“是，我的英国老爷，”比拉尔说，“你的吉卜赛人（我把他交给你了），我派他去采蘑菇了，好用来炖野兔啊。现在这时候，蘑菇多得很，还有，依我看，我们不妨就把那两只野兔吃了吧，尽管留到明天或后天吃更好。”

“我认为吃了最好。”罗伯特·乔丹说，比拉尔伸出一只大手搭在他的肩膀上，抚摸着勒在他肩上的那支冲锋枪的皮带，冲锋枪斜挎在他胸前，接着又向上抚摸着，然后把手指插进他的头发里抚弄着。“好一个英俊的英国人呀，”比拉尔说，“等把炖肉[313]做好了，我就派玛丽娅送上来。”

远处高地上的枪声已渐渐平息，此时只间或有一两声枪响传来。

“你认为那边的战斗已经结束了吗？”

“还没有，”罗伯特·乔丹说，“根据我们听到的动静来看，他们发起过进攻，但被打退了。应当说，来犯之敌已经把他们团团包围住了。那帮敌人已经隐蔽起来，他们在等飞机来呢。”

比拉尔对普里米蒂伏说：“你。我刚才没有故意冒犯你的意思，你现在明白了吧？”

“我已经明白啦[314]，”普里米蒂伏用西班牙语说，“我忍受过你骂出的比这更难听的话呢。你这条舌头真厉害。不过，还是要当心你的嘴巴，你这女人。聋子可是我的好同志啊。”

“难道就不是我的好同志吗？”比拉尔问他，“你听着，扁脸。在战争中，人是不能凭感情用事的。即使不考虑聋子的事，我们自己也自顾不暇呢。”

普里米蒂伏依然紧绷着脸。

“你该吃点药治治你的毛病，”比拉尔对他说，“我该去做饭啦。”

“你把那个卡洛斯派骑兵的证件带来了吗？”罗伯特·乔丹问她。

“我真是昏了头了，”她说，“我把这事给忘了。我让玛丽娅送过来吧。”

第二十六章

时值午后三点，那批飞机还没有出现。积雪早在中午前就已融化殆尽，那些岩石此时已被太阳晒得滚热。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彩，罗伯特·乔丹坐在岩石丛中，身上的衬衣已经脱去，他一边光着脊背晒太阳，一边翻阅着原本藏在那名已经死去的骑兵衣袋里的那些信件。他时而埋头看信，时而抬头眺望着生长在那片开阔的坡地对面的那排树木，注视着山那边那个高地上的动静，然后再继续翻阅那几封信。没有再出现骑兵。间或还有一两声枪响从聋子营地的方向传来。但枪声零落。

在仔细查看了那个死者的军人证件后，他已得知，这个小伙子来自纳瓦拉省的塔法利亚地区，年龄二十一岁，未婚，是一个铁匠的儿子。他所在的部队隶属于N骑兵团，这使罗伯特·乔丹大为诧异，因为他一直认为这支部队是在北线作战的。这小伙子是个卡洛斯分子，战争初期曾在攻打伊伦的战斗中负过伤。

在潘普洛纳的狂欢节[315]上，我说不定还看见过他沿着大街抢在公牛群的前头奔跑过呢，罗伯特·乔丹想。在战争中，你杀死的任何人从来都不是你想杀的人，他对自己说。应当说，几乎都不是才对，他修正了自己的想法，又继续翻阅着那些信件。

他先看的那几封信文笔很有条理，写得也很细腻工整，说的几乎全是当地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这些信是他姐姐写来的，罗伯特·乔丹从信中了解到的情况是，塔法利亚一切正常，父亲身体健康，母亲还和平常一样，但是脊背疼痛的老毛病又犯了，她希望他安然无恙，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危险，她很欣慰她的弟弟正在剿灭赤色分子，使西班牙从那帮乌合之众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信的末尾还附了一个从塔法利亚出来当兵的那些青年的名单，并注明了自她上次写信以来，哪些人已经阵亡了，哪些人受了重伤。她提到了十个阵亡者的名字。对塔法利亚这样规模的小城镇而言，这个数字也算相当大了，罗伯特·乔丹想。

这封信的宗教色彩很浓，她在信中祈求圣安东尼、圣母比拉尔[316]以及其他地方的圣母都保佑他平安，她要他千万不要忘记耶稣的圣心也在保佑着他，她相信他胸前始终都佩戴着耶稣圣心的纹章，无数次的事实已经证明——此处被下划了重点线——这枚圣心纹章具有阻挡子弹的威力。信的落款是：永远爱他的姐姐孔帢。

这封信的四周沾了些血迹，罗伯特·乔丹小心翼翼地把信又放回到那些军人证件里，然后打开了另一封字迹没那么工整的信。写这封信的人是这小伙子的novia，也就是他的未婚妻，信的内容温情脉脉、言辞得体、充满忧虑，同时也表达了她对他的安全的挂念。罗伯特·乔丹看完了这封信，然后把所有的信件和证件放在一起，统统装进了他屁股后的裤袋里。他不想再看其他信件了。

我自认为我今天的举动已经算得上很出色了，他对自己说。我认为你干得很好，他又重复了一遍。

“你刚才一直在看的那些东西都是些什么呀？”普里米蒂伏问他。

“证件和信件，是被我们今天早晨击毙的那个卡洛斯派骑兵的。你想看看吗？”

“我不识字，”普里米蒂伏说，“有什么值得关心的东西吗？”

“没有，”罗伯特·乔丹对他说，“都是些私人信件。”

“他家乡的形势怎么样？你能从这些信里看出这一点吗？”

“那里的形势似乎很好，”罗伯特·乔丹说，“他那个镇上的伤亡人数很多。”他朝下面那个机关枪的掩蔽体瞥了一眼，发觉它在积雪融化之后已有了些许的变化，变得更完善了。看上去似乎足以以假乱真。他转眼朝那片空旷的原野望去。

“他是哪个镇子上的人？”普里米蒂伏问。

“塔法利亚。”罗伯特·乔丹对他说。

好啦，他对自己说。我很遗憾，如果这样说说也能起点作用的话。

起不到什么作用啊，他对自己说。

那么好吧，你就放下这个思想包袱吧，他对自己说。

好啦，已经放下啦。

然而这个包袱却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放下的。你已经杀死过多少人啦？他扪心自问。我不知道。你认为你有权利杀人吗？没有，可是我不得不杀呀。你杀死的人当中有多少是真正的法西斯分子呢？没几个。但是他们全都是敌人，我们是在用武力对抗他们的武力啊。可是你对纳瓦拉人比对西班牙任何地方的人都有好感呢。可不是嘛。但你却在杀戮他们。这倒也是。如果你不相信这一点，那就下山到那边的营地去看看吧。你难道不知道杀人是违法的行为吗？知道。既然知道，你还要杀？是的。你依然绝对相信你的事业是正义的吗？是的。

它本来就是一项正义的事业嘛，他对自己说，话虽说得底气不足，但也是一句豪言壮语呢。我相信人民，相信他们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管理好自己。然而你千万别相信杀人是好件事情，他对自己说。虽说你还得动手杀人，因为有这个必要，但是你千万别相信杀人是件好事情。如果你相信杀人也是件好事情，那就满盘全错了。

可是你估计你已经杀了多少人啦？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想把这种事一一记录下来。可是你知道吗？知道。杀了多少呢？你没法说清有多少。炸火车那会儿你就杀了很多。许许多多。但是你没法给出一个准确的数字来。那你能够说得清的人究竟有多少呢？有二十多个吧。那些人当中有多少是真正的法西斯分子呢？我能够确信的只有两个。因为我们在乌塞拉抓捕他们的时候，我不得不击毙了他们。你当时并不介意这种做法吗？是的。你也不喜欢这种做法吧？是的。我决定以后再也不这么干了。我已经在尽量避免这样干了。我已经不再杀那些已经放下武器的人了。

听着，他对自己说。你还是撇开这个思想包袱吧。这对你本人和你的工作都很不利。然而他的本我却在反驳他，你放明白点，懂吗？因为你正在从事着一项十分严肃的工作，所以我必须确保你自始至终能理解这一点。我必须纠正你的思想，使你保持头脑清醒。因为，如果你不是绝对的头脑清醒，你就没有权利去从事你所从事的那些工作，因为那一切都是犯罪行为，因为谁也没有权利去剥夺他人的性命，除非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更大的灾难降临到其他人的头上。所以，要保持头脑清醒，不要再对自己撒谎了。

但我不愿把我杀死的人全都一一记录下来，仿佛像一份战利品的记录册一样，也不愿做那种在枪托上刻槽来计数的令人恶心的事情，他对自己说。我有权不做记录，我也有权忘掉他们。

不，他的本我又在反驳他。你没有权利把什么都忘掉。你没有权利对其中的任何细节闭起眼睛假装没看见，你也没有权利忘却任何细节，也无权去淡化它，无权去更改它。

闭嘴，他对自己说。你竟然如此自以为是地夸夸其谈起来了。

你也无权在这种事情上欺骗你自己，他的本我继续在说。

好吧，他对他的本我说。谢谢你的这些忠告。那么，我可不可以爱玛丽娅呢？

当然可以。他的本我说。

就纯粹的唯物主义社会观而论，世上是不该存在爱情这种东西的，即便如此，我也可以爱她吗？

你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有这种观念的？他的本我问。从来没有过的事。而且你也根本不可能有。你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你是知道的。你信仰的是“自由、平等、博爱”。你信仰的是“尊重生命、崇尚自由、追求幸福[317]”。别用太多的辩证法来戏弄你自己啦。那些东西是给有些人用的，但不是给你用的。但你得懂点儿辩证法，以免成为别人说什么你都信以为真的傻瓜。为了打赢这么一场战争，你已经把许多事情都搁置在一边了。如果这场战争打输了，那些事情也就随之统统完蛋了。

不过，你今后就可以摒弃你不相信的那些东西了。你不再相信的事物有很多，你依然还相信的事物也有很多。

还有一点。关于爱上某个人的问题，你万万不可妄自菲薄啊。大多数人不过是因为运气不够好，才得不到爱情的。你以前不就从没得到过爱情吗，现在倒好，你得到它啦。你所拥有的与玛丽娅之间的这层关系，无论是否只能维系到过完今天一天和明天的一部分时间，或者是否能存续在漫长的人生中，它都是一个人所能遇到的最为重要的事情。总归会有人说，爱情是不存在的，那是因为他们得不到它。但我还是要告诉你，爱情确实是存在的，你就很真切地拥有爱情嘛，即便你明天就一命呜呼了，你也是很幸运的。

抛开死亡这种话题吧，他对他的本我说。我们不可以像这样说话。那是我们的朋友无政府主义者们一贯的腔调。每当形势真的变得不妙了，他们就想放火烧东西，借此一死了之。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想法，他们偏偏就有。非常奇特。好啦，我们就要过完今天啦，老伙计，他对自己说。现在已经快到三点了，总该有些吃的东西送上来吧，迟点儿早点儿都行。他们还在朝聋子的阵地胡乱开枪呢，这说明他们已经围住了他，正在等候增援部队上来，或许吧。反正他们得在天黑之前结束战斗。

不知道聋子那边的情况究竟怎么样了。那种结局是我们大家都必定会遇到的，只是时辰未到。我能料想得到，聋子的阵地上不会有太舒心景象。为了那区区几匹马的事儿，我们肯定使聋子陷入了绝妙的困境。这情形用西班牙语是怎么说的？一条没有出口的通道。[318]一条没有出口的巷道。我估计我是能顺利走出困境的。你只需要出击一次就行了，而且很快就能完事。但是，假如有朝一日你在战斗中被包围了，在那种情况下你可以举手投降，那么打仗不就是一种很奢侈的行为吗？我们已经被包围了[319]。我们被包围了。这是这场战争中最令人惊恐的叫喊声。其次是你被人一枪打死了；如果在挨枪子儿之前没有遭受到什么折磨，那你就算很走运了。聋子大概不会有这么好的运气吧。当那种事情降临到我们头上时，我们也同样不会有这么好的运气。

现在已经是三点钟了。这时，他远远听见了那由远及近的引擎的震颤声，他抬眼望去，看到了那群飞机。

第二十七章

聋子正浴血奋战在山冈顶上。他并不喜欢这个山冈，因为乍看起来，他觉得这山冈的形状犹如下疳。然而除了这个山冈，他已别无选择，因此打老远的一看见它时，他便立即选中了它，并驱马疾驰而来，那挺机关枪沉甸甸地压在他后背上，那匹马在奋力驰骋着，马的身躯在他胯下剧烈起伏着，装着手榴弹的那只口袋在他身子的一侧大幅度地晃动着，装着机枪子弹盘的那只口袋在他身子的另一侧上下碰撞着他，而华金和伊格纳西奥则在奔行途中不住地停下来射击，停停打打，为聋子赢得时间去架起那挺机关枪。

那时地上还有雪，坏了他们好事的积雪，不料，他的坐骑突然中弹，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迈着艰难、踉跄的步伐浑身痉挛地行进在通向山顶的最后一段路上，一股股殷红的鲜血喷涌而出，溅落在雪地上，聋子拽着马的辔头，肩上搭着缰绳，硬生生地拖着那匹马一起向山上爬去。他奋力攀登着，子弹啪啪地击打在岩石上，那两袋弹药沉甸甸地披挂在他的肩膀上，到达山顶后，在他认为最险要的那个地方，他抓住马鬃，对着那匹马就是一枪，打得又稳又准又狠，那匹马摇晃了一下，头冲前倒栽下去，恰好堵住了两块山石间的一个豁口。他取下机枪，架上马背就开火，扫射出满满两梭子子弹，机枪在哒哒地叫着，横飞的空弹壳插进了雪地里，灼热的枪口的依托之处，被烫焦的马皮散发着马鬃的焦煳味，他猛烈扫射着向山上冲来的敌人，打得他们四处逃窜，慌忙去找地方隐蔽起来，然而在此同时，他也感到自己的脊梁骨在阵阵发冷，因为对背后的情况还一无所知。当他们一行五人中的最后一名终于到达山顶时，他脊背上的那种冷飕飕的感觉便马上消失了，他收起剩下的那几盘子弹，以备不时之需。

还有两匹马死在了山坡上，三匹马死在了这个山头上。他昨天夜里只成功地偷到了三匹马，其中有一匹马，他们原想在营地的围栏里不用马鞍骑上就走的，岂料才听到第一声枪响，它就脱缰逃走了。

到达山顶的一行五人中，已有三人负了伤。聋子负的伤一处在腿肚子上，两处在左臂上。他渴极了，几处伤口都已发硬，左臂上的一处伤口尤其疼得钻心。他还头痛得很厉害，可是，当他躺在那儿等待那些飞机飞来时，心中却忽然想起了一句西班牙语里的俏皮话。这句话是：“Hay que tomar la muerte como si fuera aspirina。”意思是，“你接受死亡时得像服用阿司匹林那样。”但他没有把这句俏皮话说出声来。他内心深处正恨得咬牙切齿、疼得龇牙咧嘴呢，因为每当他动动自己的那只胳膊，或看看周围他的小分队已被打成这般落花流水的境地时，他便感到头痛得难以忍受，恶心得直想呕吐。

他们五个人分散开来，分别扼守在五个点上，如同五角星的五个角尖一样。他们用双膝和双手挖掘着，把挖出的泥土和一堆堆石块垒在自己的脑袋和肩膀前，筑起了一个个土石堆。利用这些土石堆作掩护，他们又用泥土和石块将各人的土石堆连接起来。华金，那个年龄十八岁的小伙子，恰好有一顶钢盔，他便用它来挖掘和搬运泥土。

这顶钢盔还是他在上次炸火车的行动中得来的。钢盔上有一个被子弹打穿的枪眼儿，大家老是取笑他居然会一直保留着这个破玩意儿。但他已用榔头敲平了枪眼周围的毛边，在枪眼中钉进了一根木楔，切除了凸起的部分，然后再把它锉得和钢盔里面的金属一样平了。

枪声乍一响起，他便急忙抓起钢盔“哐”地一声扣在了头上，由于用力太猛，钢盔砸得他脑袋生疼，仿佛被一口菜锅狠狠撞击了一下，当他的坐骑被打死之后，当他向山顶作最后冲刺的时候，他强忍着肺部的剧痛、两腿的僵死、嘴巴的干渴，他冒着雨点般落下的枪弹、“噼啪”作响的枪弹、“嗖嗖”地呼啸着的枪弹，冲上了最后那段山坡，这钢盔仿佛一下子变得极其沉重起来，如同一道铁箍紧紧箍住了他疼痛欲裂的前额。但他依然没舍得丢掉它。此时，他就用这钢盔在不停地、简直像台机器似的拼命挖掘着。好在他还没有受伤。

“终于派上用场啦。”聋子用发自喉咙深处的声音对他说。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320]。”华金用西班牙语说，他的嘴巴已经僵硬得几乎不会动了，因为恐惧而引起的口舌干涩已经超过了战场上司空见惯的那种干渴。他说的这句话是共产党的一句口号，意思是：“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聋子转眼朝山坡下望去，只见那儿有一名骑兵正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放冷枪呢。他很喜欢华金这小伙子，但他没有心情来欣赏什么口号。

“你说什么？”

他们当中有个人从他正在构筑的掩体那儿扭过头来。这人正和身匍匐在那儿，小心翼翼地抬起双手将一块岩石放好，下巴颏却一直紧贴着地面没有挪动过。

华金用他那干涩的稚气未断的嗓音把那句口号又重复了一遍，双手却一刻也没有停止挖掘工作。

“你这句话的最后那个单词是什么？”下巴颏一直紧贴着地面的那个人问。

“胜利[321]，”小伙子用西班牙语说，“胜利。”

“狗屁[322]。”下巴紧贴着地面的那个人用西班牙语说。

“还有一句，用在这个地方正合适，”华金说着，便念念有词、一词一顿地把这句话说了出来，仿佛句中的每一个词都是一个护身符一样，“‘热情之花’[323]说，人应当‘宁愿站着死，决不跪着生’。”

“又是狗屁，”那人说，可是又一人扭过头来说，“我们正肚皮贴地趴着呢，不是跪着的。”

“你。共产党员。你知不知道你那朵‘热情之花’有一个儿子和你同岁，运动刚开始时就去了俄国？”

“那是谣言。”华金说。

“什么话呀，还谣言呢，”那人说，“是那个名字古怪的爆破手亲口告诉我的呢。他也是你的同党啊。他为什么要传播谣言？”

“那就是谣言，”华金说，“她不会做出这种事的，她不会把儿子藏在俄国来逃避这场战争的。”

“我也巴不得能去俄国呢，”聋子的另一个部下说，“你那朵‘热情之花’此时此地不会派我去俄国吧，共产党员？”

“如果你那么相信你的‘热情之花’，那就让她帮我们离开这个山头吧。”那个大腿上缠着绷带的人说。

“法西斯分子们会这么干的。”那个把下巴颏埋在泥土里的人说。

“别说这种话嘛。”华金对他说。

“先把你娘的奶子留在你嘴唇上的奶渍擦干净吧，然后把钢盔装满泥土递给我，”下巴贴着地面的那人说，“我们今晚没有一个人能活着看到太阳下山啦。”

聋子在想：这山冈的形状真像下疳。或者像一个大姑娘没有奶头的奶子。或者像火山锥的顶部。你根本就没见过火山啊，他想。你也永远见不着火山啦。可是这山冈的确像下疳呢。别想那些火山啦。现在想看火山已经来不及啦。

他非常小心地从死马的肩隆边探出头来，不料却立即招来一阵猛烈的射击，射击声来自山坡下那尊大石头的后面，他听见一串冲锋枪的子弹“噗噗”地射进了马的躯体。他躲在死马后面匍匐着向前爬了几步，在马的臀部与山石之间这个夹角上朝外望去。有三具尸体躺在他眼前的山坡上，那是法西斯分子在机关枪和冲锋枪的交叉火力的掩护下向山顶发起冲锋时倒下的，他和其他人是用投掷手榴弹和沿着山坡滚手雷的方法打退了敌人这次进攻的。还有一些尸体他看不到，全躺在山顶周围的其他地方呢。没有任何死角可让进攻之敌接近这个制高点，而且聋子心里是有数的，只要他的子弹和手榴弹够用，只要他还有四个人活着，敌人就不可能从这儿抓走他，除非他们搬来迫击炮。他不知那些敌人是否已经派人去拉格兰哈搬迫击炮了。也许他们没派人去，因为可以肯定，要不了多久，飞机就会来的。自那架侦察机从他们头顶上空飞走之后，时间已经过去四个小时了。

这山冈的确像下疳，聋子想，我们就是它的一个个脓疙瘩。但是我们干掉了他们不少人，因为他们刚才的举动实在太愚蠢。他们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以为像这样就能把我们一举歼灭了？他们有了如此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便过于自恃而丧失理智了。他一颗手榴弹就干掉了那个指挥冲锋的年轻军官，那颗手榴弹是蹦蹦跳跳地沿着山坡朝下滚的，他们当时还在那儿猫着腰向山上冲呢。在那片黄色的闪光和轰然爆炸开来的灰色烟尘中，他看到那军官猛然一个前冲，便一头栽倒在他现在躺着的地方，像一团沉重的被打散了的旧衣服卷儿一样倒在那儿，标志着他们此次进攻所达到的最远点。聋子看了看这具尸体，然后转眼朝山坡下的其他人望去。

他们人虽然勇敢，却头脑愚钝，他想。不过，他们现在变聪明了，在飞机没来之前，他们是不会再向我们发起进攻的。除非他们调来了一门迫击炮，那就确实要另当别论了。有了迫击炮，他们的进攻就容易多了。迫击炮是正规武器，他很清楚，只要迫击炮一上来，他们就算死定了，可是一想到还有大批飞机即将飞来，他便立即意识到，自己就这么赤裸裸地守在这山头上呢，就像浑身衣服都被人扒了个精光，甚至连皮都被人剥了一样。再没有比我这种感觉更赤裸裸的情景了，他想。相比之下，一只剥了皮的兔子就其遮蔽程度而言与一头熊也没什么两样。可是他们为什么要搬飞机来呢？他们用一门野战迫击炮就能轻而易举地把我们从这儿轰走了。然而，他们为自己的那些飞机而感到骄傲呢，所以他们说不定真会调动飞机来的。正如他们为自己的自动化武器而感到骄傲，结果就犯了那样愚蠢的错误一样。但是，毫无疑问，他们一定也派人去调迫击炮来了。

他们中有一人开火了。随即又猛拉枪栓补开了一枪，打得很急。

“要节省子弹。”聋子说。

“有个骚婊子养的儿子企图向那块大石头靠拢呢。”那人朝那边指了指。

“你打中他了吗？”聋子一边问，一边费力地转过头来。

“没有，”那人说，“那骚货把乌龟头缩回去了。”

“最骚的婊子是比拉尔，她才是婊子里的婊子呢，”那个下巴颏一直插在泥土里的人说，“这婊子知道我们快要死在这儿了。”

“她也爱莫能助啊。”聋子说。那人刚才是在他那只听力好的耳朵边说话的，所以他不用扭头就听见他的话了。“她有什么办法？”

“从背后干这些荡妇啊。”

“你这是什么话，”聋子说，“他们布满了整个山坡。她怎么下手干他们？他们足足有一百五十人呢。现在也许更多了。”

“要是我们能坚持到天黑以后就好了。”华金说。

“要是圣诞节能在复活节那天来临就好了。”下巴贴着地面的那人说。

“要是你婶婶长着鸡巴蛋就好了，她就能当你的叔叔啦，”另一个人对他说，“请求你的‘热情之花’来吧。只有她能解救我们啦。”

“我还是不信关于她儿子的那个谣传，”华金说，“即使他真在那边，他也是在接受训练，将来当个飞行员啊什么的。”

“他被藏匿在那边是为了保全性命呢。”那人对他说。

“他在学习辩证法呢。你的‘热情之花’去过那边。李斯特、莫德斯托等人也去过那边。那个名字古怪的人告诉过我。”

“他们都该去那边学习，学成之后好回来帮助我们呀。”华金说。

“他们现在就该来帮助我们，”又一个人说，“那帮令人讨厌的卑鄙小人、那帮乳臭未干的俄国骗子们，他们现在都该来帮助我们呀。”他开了一枪，用西班牙语说：“我还是没打中他[324]；我又没打中他。”

“你要节省子弹，别说那么多话，要不然你会非常口渴的，”聋子说，“这山头上可没有水啊。”

“喝这个，”那人说着，侧身一滚，将斜背在肩上的那只皮酒囊从头上退下来，并随手递给了聋子，“漱漱口吧，老伙计。你一定很口渴了吧，你带着那几处伤呢。”

“让大伙儿都喝点。”聋子说。

“那我就先喝啦。”献出酒囊的那人说罢，便把里面的酒挤出一注长长的射流径直灌入自己嘴里，然后才交出那皮酒瓶，在众人当中传递开来。

“聋子，你估计那些飞机会在什么时候来？”下巴埋在泥土里的那位问。

“随时都可能来，”聋子说，“按说它们早该到了。”

“你估计这些大婊子养的儿子们会不会再次发起进攻？”

“只有在飞机不来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他觉得没必要说迫击炮的事。只要迫击炮一到，他们立时就会知道。

“上帝知道，根据我们昨天看到的情况，他们的飞机真多啊。”

“太多啦。”聋子说。

他头痛得很厉害，那只胳膊也越来越僵硬，稍许一动就疼得他几乎难以忍受。他仰望着那明媚、深邃、蔚蓝的初夏的天空，用他那只好胳膊举起了那只皮酒瓶。他现年五十二岁了，他心里完全明白，这是他最后一次瞻望这片蓝天了。

死亡何足惧，他只是恼火自己居然被困在了这个小山冈上，这座小山冈的唯一用处就是可作葬身之地。要是我们当时绕道走就好了，他想。要是我们当时把他们引入到那条长长的山谷里，或者在穿越那条公路的时候干脆化整为零，那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可是就这么一座下疳似的山冈啊。我们还得尽可能用好它呢，到目前为止，我们用得还算不错。

假如他知道古往今来已有多少英雄好汉到头来都不得不把某个小山冈当作葬身之地，他的心情也不会因此而好转一丁点儿，因为在他眼下正经历着的这个关键时刻，人们是不会因为处于相同情况下的别人已经遭到了什么不测就深受感动的，这就好比一个丈夫才死了一天的寡妇是不会因为得知别人心爱的丈夫也死了就感到心里好受了些。无论一个人是否对死亡怀有恐惧心理，人的死亡总归是难以接受的。聋子欣然接受了死亡，但是对死亡接受并没有丝毫柔情蜜意可言，尽管他已年届半百、身上有三处枪伤、已被团团包围在一个小山冈上。

虽然心里在笑对死亡，但他还是看了看天空，看了看远山，然后咽下了口中的酒，他并不想死。如果人必定会有一死，他想，而且这是明摆着的，人必定是要死的，我可以去死。但我真不想死啊。

人之将死也算不了什么，他脑海中并没有行将死亡的图景，也没有行将死亡的恐惧。然而生则不同，生就是一片麦田，随风荡漾在那面山坡上。生就是一只雄鹰，展翅翱翔在天空中。生就是一只盛水的陶罐，放在尘土飞扬的打谷场上，伴随着被连枷打出的麦粒和扬起的糠秕。生就是你骑在胯下的一匹骏马，带着一支卡宾枪挂在腿下，风驰电掣般越过一座山冈、一条河谷、一条两岸树木葱茏的溪流，奔向河谷的那一边，奔向远方的群山。

聋子递回皮酒瓶，并点点头表示感谢。他欠身向前，拍了拍那匹死马被机关枪的枪口灼焦了皮的肩胛部位。他依然能闻到马鬃的焦煳味。他想到了刚才他是怎样把这匹马拉到这儿来的那一幕情景，马在浑身颤栗着，周围的射击声不绝于耳，子弹在他们头顶上方“嗖嗖”地呼啸而过、在他们四周“噼里啪啦”地爆响着，密集得如同一张帷幕，他仔细对准了马的两眼与两耳间的对角线的正中央开了一枪。紧接着，就在马一头栽倒下去的那一瞬间，他便立刻扑倒在那热乎乎、湿漉漉的马的背后，架起机关枪就朝那些冲上山来的敌人扫射了。

“真是一匹好马呀，”他用西班牙语说，意思是，“你真是匹了不起的马呀。”

聋子此时侧过他那没有受伤的半边身子躺在地上，抬起头仰望着天空。他正躺在那一大堆空弹壳上，不过他的头部有那块岩石作掩护，身体可藉那匹死马为掩体。他身上那几处枪伤都已严重黏结，疼得很厉害，他感到自己已经累得不能动了。

“你怎么啦，老伙计？”他身边的那个人问。

“没什么。我抓紧休息一小会儿。”

“睡吧，”那人说，“他们一上来就会惊醒我们的。”

就在这时，有个人的喊话声从山坡下传来。

“听着，你们这些土匪！”声音来自那堆岩石后面，距离他们最近的那挺机关枪就架在那里，“赶快投降吧，趁这会儿还没让飞机炸得你们粉身碎骨。”

“他在说什么？”聋子问。

华金告诉了他。聋子就地一滚，挣扎着支起上半身，使自己再次蹲伏在那挺机枪的后面。

“也许那些飞机不来了，”他说，“别搭理他们，也别开枪。也许我们可以捉弄他们一下，让他们再来进攻。”

“我们来羞辱他们几句，怎么样？”先前跟华金说起“热情之花”的儿子在俄国的那个人问。

“不，”聋子说，“把你那支大号手枪给我。谁有大号手枪？”

“我有。”

“给我吧。”他曲起双膝跪立着，接过那支九毫米口径的星牌大号手枪，对着死马旁边的地面开了一枪，等了等，接着又东一下西一下地开了四枪。之后，他便耐心数起数来，等数到六十时，他才开了最后一枪，这一枪直接打在了死马的躯体上。他咧嘴笑了笑，把手枪递了回去。

“再上子弹，”他低声说，“大家都把嘴闭上，谁也不许开枪了。”

“土匪们！”躲在岩石堆后的那个声音在用西班牙语高叫着。

山冈上的人谁也没吭声。

“土匪们！赶快投降吧，要不然我们会把你们炸得碎尸万段的。”

“他们就要上钩啦。”聋子开心地低声说。

他正密切监视着，就见一个人从岩石堆后探出头来。山冈顶上一枪不发，那颗脑袋又缩了回去。聋子在等待着，监视着，却再没见到任何动静了。他扭过头来看了看其他人，他们都各就各位在监视着自己眼前的那面山坡呢。他朝他们一一望去，那几个人都摇了摇头。

“谁也不许乱动。”他低声说。

“骚婊子养的儿子们。”躲在岩石堆后的那个声音这时又高叫起来。

“赤色猪猡们。奸杀自己亲娘的强奸犯们。把自己亲爹的鸡巴咂得冒白浆的鸡奸犯们。”

聋子咧嘴笑着。他得侧过那只好耳朵才能勉强听见这些吼声震天的辱骂。这办法比阿司匹林还要灵呢，他想。我们能弄死他们多少人呢？他们还会那么愚蠢吗？

辱骂声又停了，足足有三分钟，他们既没听见任何声音，也没看到有任何动静。又过了一会儿，那名狙击手从山坡下一百码开外的那尊巨砾后面露出头来，开了一枪。子弹打在一块岩石上，带着尖锐的啸声跳飞起来。随后，聋子便看见一人，弓着腰，冲出了岩石丛中的那个机枪掩体，越过那片开阔地，奔向了潜伏在那尊巨砾后面的狙击手。他差不多是一头扎进那尊巨砾后面的。

聋子环顾四周。众人都在朝他打手势，表明他们各自面前的山坡上都没有出现任何动静。聋子乐呵呵地咧开嘴笑了笑，又摇了摇头。这办法要比阿司匹林强十倍呢，他一边想，一边耐心等待着，那种快乐是只有猎人才配有的快乐。

山坡下，那个刚从岩石堆里窜到那尊巨砾后面的人正在和那名狙击手说话。

“你信吗？”

“我不知道。”狙击手说。

“按理说情况应当是这样的，”那人说，原来他是名指挥官，“他们已经被团团包围。他们没别的指望，只好一死了之啦。”

狙击手没作任何表态。

“你是什么看法？”那军官问。

“没看法。”

“那几声枪响之后，你可曾看到什么动静？”

“一点儿动静也没有。”

那军官看了看自己的手表。时间是三点差十分。

“按说飞机一小时前就该来了。”他说。正在这时，又一名军官一头扎进了这块大石头后面。狙击手挪了挪身子，给他让出点地方。

“你，帕科，”第一个到来的那名军官说，“依你看，这是怎么回事？”

第二个到来的那名军官正在喘着粗气，因为他是刚从机枪阵地那边的山坡上全速冲刺过来的。

“在我看来，这是他们的奸计。”

“可是，假如不是呢？我们设下了包围圈，然后就傻等在这儿，围住的却是一帮子死人，那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啦。”

“我们已经犯过非常严重的错误啦，岂止是滑稽呢，”第二个军官说，“你看看那面山坡吧。”

他抬头看了看那面山坡，山坡上，那些死尸横七竖八地散落在那儿，已接近山顶。从他所在的位置上望去，山顶一线呈现出的是七零八落的岩石堆、裸露着的马的腹部、突撅着的马腿、翘挺挺的包着铁掌的马蹄，那是聋子的那匹坐骑，还有刚刚挖掘出来被堆成了堆的新土。

“迫击炮有着落了吗？”第二个军官问。

“应当在一个小时之内到达这里。假如不提前到的话。”

“那就等他们来吧。愚蠢的举动已经够多啦。”

“土匪们！”第一个军官突然大喝一声，站起身来，把他的脑袋完全伸出了那尊巨岩，由于他站直了身躯，那山冈的顶端在他眼前便显得一下子近了很多。“赤色猪猡们！胆小鬼们！”

第二个军官看了看那狙击手，摇了摇头。狙击手扭头望着别处，却抿紧了嘴唇。

第一个军官站立在那儿，整个脑袋完全暴露在岩石之上，一只手按着他手枪的枪柄。他对着山顶破口大骂着、恶言恶语地诅咒着。一点儿反应也没有。于是，他干脆从那尊巨砾后走了出来，站在那儿打量着山顶。

“开枪啊，胆小鬼们，你们有种就开枪吧，”他高喊着，“朝老子开枪啊，老子根本不怕你们这些从骚婊子的肚子里钻出来的赤色分子！”

最后这句话相当长，一口气全喊出来相当不容易，等那军官喊完这句话时，他那张脸已经涨得通红、血脉贲张了。

第二个军官见状又再次摇了摇头，他是个面容清癯的汉子，肤色被已太阳晒得黧黑，眼神从容文静，嘴大而唇薄，胡子茬布满了他凹陷的双颊。正是这名在大喊大叫的军官下令发起第一轮冲锋的。已经死在山坡上的那个年轻中尉是这个名叫帕科·贝尔伦多的中尉最要好的朋友，帕科听着那个上尉的狂呼乱叫，觉得他显然已处在癫狂状态了。

“枪杀我妹妹和我母亲的就是这些个猪猡。”上尉说。他有一张红脸膛，蓄着两撇金黄色的英国式的小胡髭，就是眼睛好像有些毛病。那是一双浅蓝色的眼睛，眼睫毛也是浅色的。谁看着这双眼睛都能感觉到，它们似乎聚光很慢。随后，“赤色分子们，”他高喊了一声，“胆小鬼们！”接着又开始恶骂起来。

他这时已绝对毫无遮蔽地站在那儿了，在举着手枪仔细瞄准着，然后扣动扳机，一枪射向山顶上那个唯一呈现在他眼帘中的射击目标：那匹原属于聋子的死马。子弹掀翻了一块泥土，打在那匹死马下方十五码的地方。那上尉又开了一枪。子弹击打在一块岩石上，“嗖”地一声跳向了一边。

上尉站在那儿眺望着山顶。贝尔伦多中尉则在注视着倒在那个制高点下方的另一个中尉的尸体。那名狙击手则在望着自己眼皮底下的地面。片刻后，他抬起头望着那上尉。

“那上面一个活的也没有啦，”上尉说，“你，”他对狙击手说，“上去看看。”

狙击手两眼低垂。他一声不吭。

“你没听见我的话吗？”上尉朝他大吼了一声。

“听见啦，我的上尉。”狙击手说，却没拿正眼看他。

“那就站起来走啊。”上尉的手枪还没收起来呢，“你听到我的话没有？”

“听到了，我的上尉。”

“那你为什么还不去？”

“我不想去，我的上尉。”

“你不想去？”上尉用手枪顶着那人的小腰，“你不想去吗？”

“我害怕，我的上尉。”那士兵挺有尊严地说。

贝尔伦多中尉在注视着上尉的脸和他那双好生奇特的眼睛，心想，他下一步就要枪毙这个人啦。

“莫拉上尉。”他说。

“怎么啦，贝尔伦多中尉？”

“这个士兵有可能是对的。”

“那他说他害怕也是对的？他说他不想服从命令也是对的？”

“不。他说这是他们耍的一个诡计，这个说法没错。”

“他们全都死啦，”上尉说，“你难道没听见我说他们全都死了吗？”

“你是指那些躺在那山坡上的我们的战友吗？”贝尔伦多问他，“要是这样，我同意你的说法。”

“帕科，”上尉说，“别犯傻啦。你以为喜欢胡利安中尉的人只有你一个吗？我告诉你，那帮赤色分子已经全都死掉啦。瞧！”

他站起身来，两手搭在那尊巨砾顶上，来了个引体向上的动作，膝盖十分别扭地翻了上去，然后站直了身躯。

“开枪啊，”他站在那灰色的花岗岩巨砾上，一边高呼着，一边挥舞着双臂，“朝我开枪啊！打死我啊！”

山冈顶上，聋子匍匐在那匹死马的后面，咧开嘴笑了。

什么人哪，他想。他乐不可支地大笑起来，却又努力想忍住，因为笑得浑身乱抖，胳膊会疼的。

“赤色分子们，”山下又传来了叫喊声，“赤色暴民们。朝我开枪呀！打死我呀！”

聋子笑得胸口直颤，从马屁股那里只偷偷瞄了一眼，便看到那上尉正站在那尊巨砾顶上挥舞着双臂。另一个军官站在巨砾旁边，那个狙击手则站在另一边。聋子瞄着那目标的所在位置，乐得直摇头晃脑。

“朝我开枪呀，”他悄声对自己说，“打死我呀！”随即肩膀又笑得乱晃起来。他笑得胳膊都疼了，每笑一下，他就感到头疼得像要裂开来似的。但他还是忍俊不禁，笑得浑身乱抖。

莫拉上尉从那尊巨砾上跳下来。

“现在你相信我的话了吧，帕科？”他诘问似的对贝尔伦多中尉说。

“不。”贝尔伦多中尉说。

“鸡巴蛋！”上尉说，“这儿只有白痴和胆小鬼，没别的啦。”

狙击手又小心翼翼地躲进了巨砾背后，贝尔伦多中尉正蹲在他身旁。

那上尉，毫无遮蔽地站在巨砾的一边，开始朝山顶大骂起脏话来。世上所有语言中，数西班牙语脏话最多。凡是英语里有的一切污言秽语，西班牙语里全都有，只在亵渎神明与恪守教规并行不悖的国家里才用得上的一些很另类的语词和表达法，西班牙语里也都有。贝尔伦多中尉是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那个狙击手也是。他们是来自纳瓦拉的卡洛斯派军人，尽管他们俩在气愤的时候也会诅咒骂人、说亵渎神明的话，但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罪过，所以他们会为此而定期去做忏悔。

他们此时蹲伏在那尊巨砾的后面，观望着那上尉的举动、听着他在那儿高声叫骂，他们俩心里都觉得他这个人和他所说出的那些脏话与自己是格格不入的。在这随时可能会丢掉性命的日子里，他们不想听这种使自己良心不安的话。这样辱骂不会带来好运的，狙击手想。说这种亵渎圣母的话会倒霉的。此人说话比那些赤色分子们还要下流呢。

胡利安已经死了，贝尔伦多中尉心里在想。死在那个山坡上了，朗朗乾坤下，好端端的一个人就这么死了。可是这张臭嘴却还站在那里一个劲儿地辱骂着，会招来更多晦气的。

那上尉终于停止了高声叫骂，转过身来对着贝尔伦多中尉。他那双眼睛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奇怪了。

“帕科，”他说，一副兴致勃勃的样子，“你和我上山去。”

“我不去。”

“什么？”那上尉又拔出了手枪。

我最讨厌这些动不动就挥舞手枪的家伙了，贝尔伦多心想。他们不拔出手枪就下不了命令。他们大概连上厕所也要拔出手枪，命令他们要拉的屎出来吧。

“如果你命令我去，我就去。但我持有异议。”贝尔伦多中尉对那上尉说。

“那我就一个人去，”上尉说，“这儿胆小怕事的气味太浓了。”

他右手提起手枪，迈开大步泰然自若地走上了山坡。贝尔伦多和狙击手注视着他。他没有一丝要借助任何地形地物作掩护的迹象，他目不斜视地望着前方那一丛丛岩石、那匹死马，以及山顶上新挖出的一堆堆泥土。

聋子俯伏在死马后面那块岩石的凹角里，密切注视那上尉昂首阔步地走上山来。

只有一个呀，他想。我们只捞到了一个。不过，从他说话的口气来看，他是个大猎物呢[325]。瞧他趾高气扬地朝向前的样子。这家伙归我啦。我就带着这家伙上路吧。这个正一步步走来的家伙现在已经踏上了和我相同的旅程啦。来吧，和我结伴而行的同志。放开大步过来吧。照直上来吧。过来领教领教。来呀。接着走啊。别磨磨蹭蹭啦。照直往前走。既然来了就上来吧。别停下来看那些死人啊。这就对了。也别低头看啦。笔直朝前走，眼睛朝前看。瞧，他还蓄着两撇小胡髭呢。你觉得这胡髭怎么样？他居然长出胡髭来啦，这位要和我结伴而行的同志。他是个上尉呢。瞧他的衣袖。我说他是个大猎物嘛。他长着一张英国人的脸呢。瞧。长着红脸膛、黄头发、蓝眼睛呢。没戴军帽，胡髭黄黄的。长着蓝眼睛。是双浅蓝色的眼睛呢。这双浅蓝色的眼睛好像有点毛病。这双浅蓝色的眼睛聚不了焦嘛。已经够近啦。太近了。行啦，我的旅伴同志。吃我一枪吧，我的旅伴同志。

他轻轻扣了一下机关枪的扳机，这种装有三脚支架的自动武器的后坐力使枪身不老实地跳动着，枪托在他肩头反撞了三下。

那上尉脸朝下扑倒在山坡上。他的左臂压在他身下。那只握着手枪的右臂伸向他脑袋的前方。山坡下的人再次向山顶猛烈扫射起来。

贝尔伦多中尉蹲伏在那尊巨砾的后面，心想，他现在要想冲过那片开阔地，就得冒着枪林弹雨了，就在这时，他听见聋子那低沉、沙哑的喊声从山顶传来。

“土匪们！”那西班牙语喊话声仍在源源不断地传来，“土匪们！朝我开枪啊！打死我呀！”

山冈顶上，聋子匍匐在机关枪后面放声大笑着，笑得心口都疼了，笑得他自以为天灵盖都要裂开了。

“土匪们，”他又快乐地用西班牙语高喊着，“打死我呀，土匪们！”接着，他开心得直摇头晃脑。我们的旅途上有不少要同我们结伴而行的人呢，他想。

他还想试试用这挺机枪结果掉另外那名军官呢，就等他什么时候离开那尊庇护着他的巨砾了。他迟早总得离开那儿。聋子知道，那军官躲在那儿是根本无法指挥的，他认为自己有一个很好的能干掉他的机会。

正在这时，山冈上的其他几个人忽然听见有飞机飞过来的声音。

聋子没听到飞机的声响。他正在用机关枪瞄准那尊巨砾的下沿，封锁住那个位置，心里在想：等我看见他的时候，他一定已经开始跑动了，我一不留神就会让他白白溜走。在那一大片开阔地上，我完全可以追着他打。我可以用这挺机枪来回扫射他，也可以封锁住他前面的路。要不就让他先跑动起来，然后再对准他身前身后扫射。我一定要在那块岩石边上截住他，就拦在他前面扫射。偏偏就在这时，他忽然感到有人碰了碰他的肩膀，他扭过头来，看到的却是华金那张灰白色的、因惊恐而变得毫无生气的脸，他朝小伙子手指的方向望去，看见三架飞机正朝这边飞来。

就在这刹那间，贝尔伦多中尉突然从巨砾后窜出了来，低着脑袋，撒开双腿，直奔而下，越过山坡，一头扎向了岩石丛中架着机关枪的那个掩体。

聋子由于一直在注视着那些飞机，根本没看到他已经溜走了。

“帮我把这家伙拉出来。”他对华金说，小伙子立即把机关枪拉出了马尸和岩石间的夹缝。

飞机正照直朝这边压来。它们成梯形编队，每秒钟都在增大，噪音也越来越响。

“仰卧着开枪揍它们，”聋子说，“等它们一过来拦头就打。”

他一直在注视着那些飞机。“王八蛋！这些婊子养的儿子！[326]”他急促地用西班牙语说。

“伊格纳西奥！”他说。“把枪架在这小伙子肩上。你！”他对华金说，“坐在那儿别动。背过身去蹲下。再低点。不行。再低点。”

他仰卧在地，用机关枪瞄准着正照直飞来的那几架飞机。

“你，伊格纳西奥，帮我捉牢这支架的三条腿。”枪的支架悬垂在小伙子的背上摇晃着，枪口也在不住地摆动，因为他的身躯在不住地颤抖，华金埋头蹲伏着，听着飞机越来越近的“嗡嗡”的轰响声，身子在不可自制地抽搐着。

伊格纳西奥全身匍匐在地，一边抬头仰望着天空，注视着越来越近的飞机，一边将机枪支架的三条腿并拢起来用双手握住，稳住了枪身。

“头低下去，”他对华金说，“头朝前别动。”

“‘热情之花’说，‘宁愿站着死——’”华金听着那“嗡嗡”的响声越来越近，便情不自禁地对自己念叨起来。但他随即又突然改口说：“万福玛利亚，大慈大悲的玛利亚，主与您同在；您是女人中的有福之人，您孕育出的圣婴耶稣也是有福之人。圣母玛利亚，上帝之母，在我们临死之际，请为我们这些有罪之人祈祷吧。阿门。圣母玛利亚，上帝之母，”他刚开了个头，一听到飞机的轰鸣声这时已震得叫人受不了，便猛然想起了什么，赶忙在飞机的轰鸣声中做起了忏悔，“啊，我的上帝，我诚心诚意地表示痛悔，因为我冒犯过您，您最值得我敬爱——”

这时，他耳边突然响起了那锤击般的“嗵嗵嗵”的射击声，机关枪的枪管灼热地贴在他的肩头上。机关枪又一次如锤击般地响起来，枪口的阵阵爆裂声震耳欲聋。伊格纳西奥在使劲压着机枪的三脚架，枪管在烤灼着他的背部。机关枪在飞机的隆隆声中如锤击般地扫射着，他想不起该怎么做忏悔了。

他能记得的只有：在我们临死之际。阿门。在我们临死之际，阿门。在此之际。在此之际。阿门。其他几个人都在猛烈扫射着。此时此刻，在我们临死之际。阿门。

紧接着，在机关枪锤击般的射击声中，一声尖啸破空而降，随即爆发出一声巨响，在红黑翻滚的怒涛中，大地在他膝下剧烈颠簸起来，掀起的冲击波击打在他的脸上，顷刻间，泥土和碎石劈头盖脸地落下来，伊格纳西奥倒在了他的身上，机关枪也倒在了他的身上。但他并没有死，因为他还能听见那再次从天而降的尖啸声，随着那声巨响，大地又在他身下剧烈抖动着。紧接着又是一声轰响，他肚皮下的大地突然塌陷了，半边山头飞向了空中，随即又缓缓落下，压在他们的躯体上，压在他们倒伏的大地上。

那些飞机来回俯冲了三次，用炸弹轮番轰炸着这个山头，但是这山头上已经没人知道这一情况了。随后，这些飞机又用机关枪猛烈扫射着这个山头，然后才飞走。当它们对着这山头作最后一次俯冲、用机关枪猛烈扫射时，第一架飞机扫射完毕后便拉起机头，盘旋而去了，每一架飞机也都跟着依样行事，它们由梯形编队改为V形编队飞走了，在天空中朝塞哥维亚方向飞去。

指挥密集的火力对着山头猛烈扫射了一通之后，贝尔伦多中尉便强令一支小分队冲上了前方的一个大弹坑，他们可以埋伏在那个大弹坑里朝山顶投掷手榴弹。他不想冒任何风险，万一还有人活着，正守在那已被轰炸得不成样子的山顶上等着他们怎么办，所以，尽管那山头上已是一片狼藉，到处是死马、被炸得四分五裂的岩石、被炸弹掀翻被火药熏黄散发着臭气的泥土，他还是朝山顶投掷了四枚手榴弹，然后才爬出那个弹坑，走上前来察看情况。

山头上，除了华金这小伙子之外，已经没有一个活人了，而这小伙子则被压在伊格纳西奥的尸体下，已经失去了知觉。华金的鼻子和耳朵都还在出血。由于刚才有一颗炸弹的落点离他太近，一下子把他推进了爆炸的正中心，他一口气没喘过来，顿时便昏死过去，所以他后来就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感觉不到了，可是，贝尔伦多中尉却在自己胸前画了个十字，然后对准他的后脑勺就是一枪，打得那么利索、那么斯文，假如这种出其不意的举动可以被称为斯文的话，就像聋子一枪击毙了他那匹已经受了伤的骏马一样。

贝尔伦多中尉站在山顶上，俯瞰着山坡下他自己那些同伴们的尸体，然后眺望着对面的原野，看着聋子在这里陷入绝境犹作困兽之斗之前他们曾纵马驰骋的地方。他注意到自己的部队都已奉命集结完毕，便命令手下将死去的那些人的马牵过来，并将他们的尸体横绑在马鞍上，以便运往拉格兰哈。

“要把那个人也带走，”他说，“就是那个双手搂着机关枪的人。那个人应当就是聋子。他年纪最大，用机关枪扫射人的就是他。不。把他的脑袋砍下来，裹在军用雨披里。”他沉吟了片刻，“你们不妨把他们的脑袋都砍下来吧。还有山坡下的那几个，我们一上来就发现的那几个。把他们的步枪和手枪都集中起来，那挺机关枪也装上马一起带走。”

随后，他走下山坡，来到在第一次进攻中被打死的那个中尉所倒伏的地方。他低头看了看他，却并没有去碰他。

“Que cosa mas mada es la querra。”他对自己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万恶的战争啊！”

于是，他又在自己胸前画了个十字，然后走下了山冈，在下山的途中，他连着念叨了五遍“我们的圣父”、五遍“万福玛利亚”，为他死去的战友们的亡灵能得到安息而祈祷。他不愿站在那里亲眼目睹自己的命令是怎样被执行的。

第二十八章

那些飞机刚飞走，罗伯特·乔丹和普里米蒂伏便听到激烈的枪声又响了起来，他的心似乎也随之而狂跳起来。一团黑烟飘荡在他能望见的那块高地最远处的山梁上，那些飞机已成为三个越来越小的斑点，正在天空中渐渐淡去。

“他们很可能把自己的骑兵部队炸了个人仰马翻，却根本没伤及聋子和他的小分队，”罗伯特·乔丹对自己说，“这些该死的飞机虽然能把你吓得要死，却杀不了你。”

“那里的战斗还在继续呢。”普里米蒂伏一边说，一边侧耳聆听着那密集的枪声。每听见一声炸弹的爆响，他都会浑身哆嗦一下。此时，他舔了舔干燥的嘴唇。

“为什么不？”罗伯特·乔丹说，“那些玩意儿根本杀不了谁。”

过了一会儿，那里的枪声戛然而止，他没再听见有射击声。贝尔伦多中尉的手枪射击声传不到那么远。

枪声乍停之时，他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安。然而沉寂久了，他胸腔里便油然生出了一种空落得令人发慌的感觉。接着，他听到了手榴弹的爆炸声，他那颗心顿时也提了起来。顷刻间，一切又恢复了平静，而且持续性地沉寂无声，他便知道，那里一切都完了。

玛丽娅上山来了，从营地带来了一洋铁桶汤汁很浓的野兔炖蘑菇、一袋面包、一皮酒瓶葡萄酒、四只洋铁皮盘子、两只酒杯、四把汤匙。她在机枪边停下脚步，用木勺舀了两盘兔肉给奥古斯汀和埃拉迪奥，埃拉迪奥此时已接替了安塞尔莫守在机枪旁，她又给他俩派发了面包，并旋开皮酒瓶的牛角塞，斟出了两杯葡萄酒。

罗伯特·乔丹注视着她脚步轻盈地朝他的瞭望哨位爬来，面包袋搭在肩上，铁皮桶提在一只手里，她那短发脑袋亮晶晶的顶着阳光。他爬下来去迎她，接过铁皮桶，并扶着她爬上最后一块砾石。

“那些军用飞机都干了些什么呀？”她问，眼睛里流露出惊恐的神色。

“轰炸了聋子。”

他揭开铁皮桶，正在用勺子舀出炖兔肉装在盘子上。

“他们还在战斗吗？”

“不。已经结束了。”

“啊。”她说着，咬咬嘴唇，眺望着远处的那片原野。

“我没胃口。”普里米蒂伏说。

“饭总得吃呀。”罗伯特·乔丹对他说。

“什么吃的我都咽不下。”

“那就先喝点这个吧，伙计，”罗伯特·乔丹说着，把皮酒瓶递给了他，“等会儿再吃。”

“聋子的这一仗已经搅得我没食欲了，”普里米蒂伏说，“吃吧，你。我一点食欲也没有。”

玛丽娅走到他身边，伸出双臂搂着他的脖子，并吻了他一下。

“吃吧，老哥，”她说，“人人都要当心自己的身体。”

普里米蒂伏别过脸去避开了她。他接过皮酒瓶，扬起头来，将挤出的一道酒线直接喷进嗓子眼里，一连气地喝着。之后，他从桶里舀了满满一盘，开始吃起来。

罗伯特·乔丹看看玛丽娅，摇了摇头。她在他身边坐下，伸出手臂搂着他的肩膀。彼此都知道对方是什么感受，他们就这样坐着，罗伯特·乔丹在吃着炖兔肉，不慌不忙地开怀品尝着蘑菇的美味，喝着葡萄酒，大家都没说话。

“要是你愿意的话，不妨就留在这儿吧，小美人儿。”过了一会儿，他说，这时东西都已经吃完了。

“不，”她说，“我必须去比拉尔那边。”

“留下来也是可以的。依我看，眼下还不会出什么事儿。”

“不行啊。我必须去比拉尔那边。她要给我一些指点呢。”

“她要给你什么？”

“指点。”她朝他嫣然一笑，接着又吻了他一下，“你难道从没听人指点过宗教方面的事情？”她羞红了脸。“和这也差不多。”她又羞红了脸，“但是又不一样。”

“去领教对你的指点吧，”他说罢，拍了拍她的脑袋，她又朝他粲然一笑，然后对普里米蒂伏说，“你还需要从下面拿点什么来吗？”

“不需要啦，闺女。”他说。他们俩都看得出，普里米蒂伏还没有完全回过神来。

“再见啦，老哥。”她对他说。

“你听着，”普里米蒂伏说，“就是去死我也毫无畏惧，可是像这样不顾他们——”他哽咽得说不下去了。

“当时根本就没有选择的余地。”罗伯特·乔丹对他说。

“我知道。可是心里还是不好受。”

“当时根本就没有选择的余地，”罗伯特·乔丹又说了一遍，“所以现在还是不说为好。”

“是啊。可是由他们在那儿孤军奋战，一点儿也没得到我们的支援——”

“最好别再提这事了，”罗伯特·乔丹说，“还有你，小美人儿，快去领教对你的指点吧。”

他注视着她在岩石间一步步爬下去。然后他久久坐在那儿思考着，望着那片高地。

普里米蒂伏在和他说话，但他没搭理。太阳晒得人热烘烘的，但他全然没在意天气的炎热，只顾坐在那儿仔细打量着山冈上的那几块坡地，察看着那几片狭长的松树林，松树林一直延伸到最高的那面山坡上。一个小时过去了，太阳此时已远在他的左边，就在这时，他突然看见那帮人翻上了坡顶，便赶忙拿起望远镜。

最先出现的是两名骑士，在那郁郁苍苍的高山坡上，他们的马显得很小，微乎其微。接着出现的是四名骑手，一字排开行进在那面宽阔的山冈上，接着，通过望远镜，他看到两队人马清清楚楚地走进了他的视线。在观察他们时，他感到自己的汗水已经流出了胳肢窝，又顺流而下流向了腰间。有一人骑着马走在那支队伍的前列。接着又出现了更多的骑手。再接着出现的是一些没有骑手却驮着重负的马匹，那些重物都横绑在马鞍上。随后又出现了两名骑士。再随后出现的是骑在马上的伤兵，身旁有步行的人相伴随。紧跟着又出现了更多的骑兵，作为这队人马的后卫。

罗伯特·乔丹注视着他们浩浩荡荡地走下了山坡，渐渐消失在那片树林里。他在这么远的距离上无法看清有一个马鞍上驮着的重物，只看到那是一个由军用雨披裹成的长长的包裹，两端都已扎牢，当中也捆了几道，因此每一节都鼓鼓囊囊的，形如一个包着豆粒的饱满的豆荚。这只包裹被横绑在马鞍上，两端系在马镫的皮带上。与这只包裹并排绑在马鞍上的是聋子使用的那挺机关枪，显得很有气势。

贝尔伦多中尉，虽说骑马走在这支队伍的最前列，队伍的两翼已派出了护卫，前方也有尖兵在很好地向前推进，却并不觉得很有气势。他感到战斗结束后，随之而来的只有空虚。他一直在想：取人首级实属野蛮行径。但是提取证据和验明正身却又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虽然已经这样做了，但我日后肯定会为此而惹来相当多的麻烦，谁知道呢？砍人脑袋的这种做法也许会引起他们的极大兴趣。他们中就有这样一些喜欢这种行径的人。他们有可能会把这些人头全部送往布尔格斯。这是一种很野蛮的勾当。那些飞机也实在是太过分了[327]。太过分了。太过分了。不过，我们本来也可以用一门斯托克斯迫击炮[328]来解决战斗，而且几乎也不会有什么伤亡。用两头骡子驮炮弹，一头骡子驮两门迫击炮，驮鞍两边各一门。那样一来，我们这支部队就很像样啦！再加上所有这些自动武器的火力。最好再有一头骡子。不，要用两头骡子来驮弹药。不能再想下去啦，他对自己说。那样就不再是骑兵部队啦。算了吧。你都在为自己建设一支陆军部队啦。你下一步就想要一门山炮了吧。

接着，他想到了胡利安，就这么死在了那个山冈上，现在已经成了死尸，被横绑在一匹马的马背上走在那支先头部队里，当他策马下山走进那片黑黝黝的松林、撇下照耀在身后山冈上的阳光、骑着马走在树林幽静的阴影之中时，他又开始念念有词地为他祈祷起来。

“万福玛利亚，大慈大悲的圣母啊，”他开始念叨着，“你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甘露、我们的希冀。在这悲泣的幽谷里，我们向你叹息、向你哀悼、向你哭泣——”

他一路走，一路不停地祷告着，马蹄轻轻踩踏在凋落的松针上，阳光穿过一棵棵树干洒下斑驳的幽影，宛如穿过大教堂里的一根根立柱一样，他一边祷告，一边注视着前方，却发现他的两翼骑兵几乎快要走出这片树林了。

他驱马走出树林，踏上了通往拉格兰哈的那条黄土路，队伍在行进时，马蹄踏起了滚滚尘埃，笼罩在他们身上。那些脸朝下被横捆在马鞍上的尸体、那些伤兵，以及走在伤兵身旁的人都被厚厚的尘土弄了个灰头土脸。安塞尔莫就是在这里看见他们的，他目睹他们风尘仆仆地从眼前走了过去。

他数着死者和伤员的人数，并认出了聋子的那挺机关枪。他不知道军用雨披裹着的那包东西是什么，只见它在随着马镫皮带的颠簸不断碰撞着走在前面的那匹马的两侧胁腹，不过，在回营地的途中，当他趁天色昏暗走到聋子曾浴血奋战过的那个山冈上时，他立即便明白那长长的军用雨披卷成的包裹里装的是什么了。暮色苍茫，他无法辨别曾在这山冈上战斗过的人都是谁。但他数了数躺在这山冈上的遗体，然后便匆匆离开了此地，翻过几座山梁，朝巴勃罗的营地奔去。

孤身一人行走在暮色之中时，一想到那些弹坑千疮百孔的样子给他的感觉，一想到他们，一想到他在山冈上所看到的一切，一种恐惧感便油然而生，他的心仿佛已凉到了冰点，他把对明天的一切想法全都抛在了脑后。他只顾加快脚步去报告消息。他一边走，一边为聋子和聋子小分队里所有阵亡队员们的灵魂祈祷着。自从运动开始以来，这还是他第一次做祈祷呢。

“至善、至美、至亲的圣母啊。”他祷告着。

但他最终还是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明天的事情。他是这样想的：我要不折不扣地按照英国人的吩咐去做，按照他的指示去执行任务。但是要让我守在他身边呀，我的主啊，但愿他的指令下得很确切，因为在飞机的狂轰滥炸下，我怕会控制不住自己。帮帮我吧，我的主啊，让我明天像个堂堂男子汉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把持住自己吧。帮帮我吧，我的主啊，让我能清楚地理解我明天该干什么吧。帮帮我吧，我的主啊，让我能管住自己的两条腿，免得一看情况不妙就想逃跑。帮帮我吧，我的主啊，让我像个堂堂男子汉在明天这一战斗的一天里把持住自己吧。既然我已经开口祈求您的帮助了，就请您恩准了吧，因为您知道，要不是情况危急，我也不会祈求您的帮助的，而且我也不会再向您提更多的要求了。

由于孤身一人行走在暮色中，他感觉在做了一番祈祷之后心里已经舒坦多了，而且深信，从现起在，他会很好地把持住自己的。他这时正从高地上走下来，便再次为聋子那帮人祷告了一番，没一会儿，他就到达了山上的那个哨位，费尔南多在哨位上朝他发出了查问的口令。

“是我，”他回答，“安塞尔莫。”

“好。”费尔南多说。

“你知道聋子这一仗的情况吗，老伙计？”安塞尔莫问费尔南多，在苍茫的暮色中，他们俩正在两尊大山石间的入口处。

“哪能不知道？”费尔南多说，“巴勃罗已经告诉过我们啦。”

“他已经去过那儿啦？”

“哪能不去呢？”费尔南多毫不动容地说，“骑兵一走，他就去看了那山冈上的情况。”

“他告诉了你们——”

“他全告诉我们了，”费尔南多说，“这帮法西斯分子简直就是野蛮人！我们一定要把西班牙的这种野蛮人全部消灭干净。”他停了停，接着又愤恨地说：“他们心里对人道尊严的整个概念一点儿也没有啊。”

安塞尔莫在暮色中咧开嘴笑了笑。一小时之前，他根本想象不出自己这辈子居然还会再笑。真是个奇人呀，这个费尔南多，他想。

“是啊，”他对费尔南多说，“我们一定要教训他们。我们一定要夺走他们的飞机、自动武器、坦克、大炮，再教训教训他们什么是人道尊严。”

“一点不假，”费尔南多说，“我很高兴你同意我的看法。”

安塞尔莫离开了他，让他独自一人带着他的尊严继续在那儿站岗，自己拔脚朝下面的山洞走去。

第二十九章

安塞尔莫发现，罗伯特·乔丹正与巴勃罗面对面地坐在山洞里那张厚厚的木板桌旁。一只盛满葡萄酒的酒盆放在他们两人之间，各人面前都斟了一杯酒放在桌上。罗伯特·乔丹已经掏出了他的笔记本，手里正握着一支铅笔。比拉尔和玛丽娅待在山洞的后部，看不见。安塞尔莫哪里知道，那妇人之所以把姑娘留在了山洞的后部，目的就是为了不让她听见他们的谈话，他感到诧异的是，比拉尔居然没坐在桌边。

罗伯特·乔丹一抬头，恰好看见安塞尔莫从挂在洞口的毛毯下钻进洞来。巴勃罗直愣愣地瞪着桌面。他两眼虽盯着那只酒盆，却并不是在看酒盆。

“我从山上来。”安塞尔莫对罗伯特·乔丹说。

“巴勃罗已经告诉过我们啦。”罗伯特·乔丹说。

“有六个人死在山上，他们带走了他们的脑袋，”安塞尔莫说，“我是在天黑时分去那儿的。”

罗伯特·乔丹点点头。巴勃罗坐在那儿望着酒盆，一声没吭。他脸上毫无表情，一双圆溜溜的猪眼睛一直盯在那只酒盆上，仿佛以前从没见过酒盆一样。

“坐下吧。”罗伯特·乔丹对安塞尔莫说。

老头儿在桌边一张蒙着生皮的凳子上坐下来，罗伯特·乔丹伸手从桌下摸出那瓶聋子送的瓶身有凹痕的威士忌。瓶里的酒还有近一半。罗伯特·乔丹又伸手从桌下拿了只杯子，他往杯子里倒了些威士忌，然后顺着桌面把杯子朝安塞尔莫推过去。

“喝下这杯酒吧，老头子。”他说。

巴勃罗把目光从酒盆上移到安塞尔莫的脸上，望着他一饮而尽，然后又收回目光，仍然望着那只酒盆。

安塞尔莫一口咽下那杯威士忌，立刻觉得鼻子、眼睛、嘴巴里都在火辣辣地发烧，随即便有一股畅快、令人舒适的暖意在胃里弥漫开来。他用手背抹了抹嘴。

接着，他抬眼望着罗伯特·乔丹，说：“给我再来一杯，行吗？”

“为什么不行？”罗伯特·乔丹说罢，拿起酒瓶又斟了一杯，这回是递过去的，而不是推给他的。

这回他一饮而尽时已经没有那种火辣辣的感觉了，但是却暖意倍增，通体舒畅。这酒很有提神的作用，如同一个大出血的人给注射了生理盐水一样。

老头儿又把目光投向酒瓶。

“剩下的留到明天再喝吧，”罗伯特·乔丹说，“公路上有什么动静吗，老伙计？”

“动静不小呢，”安塞尔莫说，“我已经按照你的吩咐全记下来了。我找了个人在那儿替我监视、做记录。回头我就去找她取情报。”

“你看到反坦克炮了吗？那些用胶皮轮子运载的带长炮筒的家伙？”

“看到了，”安塞尔莫说，“有四辆军用卡车从公路上开过。每辆车都有一门这种炮，炮筒上披上了松树枝。每门炮有六个人，坐在卡车上。”

“你是说，有四门炮吗？”罗伯特·乔丹问他。

“是四门。”安塞尔莫说。他没去看做在纸上的记录。

“告诉我，公路上还有些什么情况。”

罗伯特·乔丹边听边做着记录，安塞尔莫则把他亲眼看到的发生在那条公路上的一切情况对他讲述了一遍。他从头说起，说得头头是道，完全凭借那种不识字也不会写字的人才有的非凡的记忆力，在他讲述时，巴勃罗两次伸手去酒盆里添了酒。

“还有那支朝拉格兰哈进发的骑兵队，是从聋子战斗过的那个高地上撤下来的。”安塞尔莫继续说。

接着，他又汇报了他亲眼看到的那些伤兵的人数和横绑在马鞍上的死者的人数。

“有一只包裹横担在一个马鞍上，我当时没弄明白那是什么，”他说，“但是现在我知道了，是人头啊。”他未作停顿继续说着。“那是一支骑兵中队。他们只剩下一名军官了。他并不是今天清晨来过的那个人，就是你守在机枪旁边时看到的那个人。那个人肯定已经死了。根据他们的袖章来看，死者中有两名是军官。他们被横绑在马鞍上，脸面朝下，手臂耷拉着。还有，他们把聋子的那挺机关枪也捆在驮人头的那个马鞍上。枪筒是弯的。情况就这些。”他结束了汇报。

“已经够好啦，”罗伯特·乔丹说着，把酒杯放进酒盆里去舀酒，“除你之外，还有谁曾经穿过火线去过共和国那边？”

“安德雷斯和埃拉迪奥。”

“这两个人哪个能干些？”

“安德雷斯。”

“他从这儿出发去纳瓦塞拉达[329]，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如果不带背包，而且一路小心，运气好的话需要三个小时。因为带着器材，我们来的时候走的是一条比较远但比较安全的线路。”

“他肯定能顺利到达目的地吗？”

“不知道[330]，反正绝对有把握的事情是没有的。”

“你也没有把握吗？”

“没有。”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吧，罗伯特·乔丹对自己说。如果他说这人肯定能顺利到达目的地，我就肯定派他去。

“安德雷斯也能像你一样顺利到达那边吗？”

“没问题，甚至还更有把握呢，因为他比我年轻。”

“可是这个人必须有绝对的把握能赶到那边去。”

“如果不出事，他准能赶到那边去。如果要出事，对谁都一样。”

“我要写份急件派他去送，”罗伯特·乔丹说，“我会跟他讲清楚在什么地方才能找到将军。将军准在师参谋部。”

“他不会明白这些师团之类的事情的，”安塞尔莫说，“我也老是被这种事情弄得稀里糊涂呢。他应当知道的是那个将军的名字，以及在什么地方才能找到他。”

“可是，也只有在师参谋部才能找到他呀。”

“可是，那不是个地址吧？”

“当然是个地址啊，老伙计，”罗伯特·乔丹耐心解释着，“可是那个地址是由将军选定的。那个地址也会成为他指挥这场战役的指挥部的所在地。”

“那么，那个地址在哪儿呢？”安塞尔莫已经很疲惫了，此时在疲惫的状态下，他显得脑筋很迟钝。何况像旅呀、师呀、军团呀这类军事术语本来就使他摸不着头脑。起先是那些纵队，后来有了团，再后来有了旅。现在是既又有旅、又有师，两个都有了。他怎么也闹不明白。地址就是地址嘛。

“慢慢来，老伙计。”罗伯特·乔丹说。他知道，如果他没法使安塞尔莫明白，他也就根本没法让安德雷斯听明白。“师参谋部就是将军所选定的作为他的指挥机构的地方。他指挥着一个师，一个师就是两个旅。我也不知道它究竟在什么地方，因为挑选地址的时候我不在那边。那地方也许是个山洞或地下掩蔽部，是一个很隐蔽的地方，有许多电话线通向那个地方。安德雷斯必须去打听将军在哪里，师参谋部在哪里。他必须把这份急件交给将军，或者交给师参谋长，或者交给另一个人，他的名字我会写下来的。即便其他人都外出视察本次进攻的部署情况了，他们肯定也会留下一个人守在参谋部里的。你现在听明白了吗？”

“明白啦。”

“那就叫安德雷斯到这儿来吧，我现在就来写这份急件，然后再盖上这个图章。”他给老头儿看了看他随身装在衣袋里的那枚小巧玲珑的木质底板的橡皮图章，图章上刻有S.I.M.字样，还有那只圆圆的和五角的硬币差不多大小的镀锡印泥盒。“这枚图章他们会承认的。现在去叫安德雷斯过来吧，我要把事情向他交代清楚。他必须尽快出发，但他首先得明白任务。”

“只要我能听得懂，他就会听得懂。但你必须交代得非常清楚才行。这些参谋部啊、师团啊之类的玩意儿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个谜。反正我去过的这种地方总是有确切地址的，比如一幢房子。在纳瓦塞拉达，指挥所是设在一家老式宾馆里的。在瓜达拉马，指挥所却设在一个花园洋房里了。”

“对这位将军来说，”罗伯特·乔丹说，“他的指挥所会设在离前线很近的某个地方的。为了防止飞机来轰炸，指挥所会设在地底下。安德雷斯只要知道该打听什么，问问人很容易就能找到。他只需要把我写的东西拿出来给他们看一下就行了。快去把他叫来吧，因为这份急件必须尽快送到那边去。”

安塞尔莫闪身从挂毯下钻了出去。罗伯特·乔丹开始在笔记本上写起来。

“听着，英国人。”巴勃罗说，目光仍然盯在那只酒盆上。

“我在写材料呢。”罗伯特·乔丹头也不抬地说。

“听着，英国人，”巴勃罗冲着那只酒盆说，“在这件事情上没必要泄气。虽然聋子没了，我们还有很多人呢，足以能拿下哨所，炸掉你那座桥。”

“好啊。”罗伯特·乔丹说，手里仍在不停地写着。

“人手多的是，”巴勃罗说，“我很佩服你今天作出的判断呢，英国人，”巴勃罗对着酒盆说，“我认为你很有计谋[331]。你比我精明多了。我对你有信心。”

由于正在全神贯注地给戈尔茨写报告，既想用最简约的词句写出这份报告，又要把报告写得绝对有说服力，既想简明扼要地把意思表达清楚，这样他们才会取消这次进攻，这是绝对的，又想使他们完全相信，他之所以想取消这次进攻，并不是因为他害怕自己在执行任务时会遇到危险，而仅仅只是希望能让他们掌握所有的实情，所以，罗伯特·乔丹几乎没听巴勃罗在说什么。

“英国人。”巴勃罗说。

“我在写东西呢。”罗伯特·乔丹头也不抬地对他说。

我也许应当一式两份送出去，他想。可是这样一来，万一那座桥还得炸，我们炸桥的人手就不够了。关于制定这次进攻计划的意图是什么，我究竟知道多少底细啊？也许这只是一场防御性的进攻而已。也许他们想把敌人在别处的兵力吸引过来呢。他们发动这次进攻的目的说不定是为了吸引北线的那些飞机呢。也许这就是本次进攻的目的所在吧。也许他们并不指望这个战役能获得成功。我究竟知道多少底细呢？这就是我写给戈尔茨的报告。我要等进攻发起之时才能炸桥。给我下达的命令是明确的，可是，如果进攻取消了，我还炸什么呀。不过，为了这几乎不大可能会出现的必要性，我得在这儿留有足够的人手，以防还得要执行那道命令。

“你刚才在说什么？”他问巴勃罗。

“我是有信心的，英国人。”巴勃罗仍在对着那酒盆说话。

老兄啊，我也巴不得有信心呢，罗伯特·乔丹想。他继续奋笔疾书着。

第三十章

好啦，这天晚上该安排好的一应事情，现在都已安排妥当。所有的命令都已下达完毕。人人都已明确各自在第二天早晨的任务。安德雷斯已经离开三个小时了。照现在的情形看，战斗要么在天亮时分打响，要么就不会再打了。我认为还是要打的，罗伯特·乔丹想，他这时正走在下山回营的路上，方才是去山上的哨位向普里米蒂伏布置任务去的。

戈尔茨是负责部署本次进攻的人，但他无权撤销它。撤销须经马德里方面的批准方可。他们很有可能没法去唤醒那边的任何人，即便他们勉强醒来了，也是睡眼惺忪，根本不会认真思考。我应当及早向戈尔茨报告敌人为应对本次进攻所作的准备，可是，事情尚未发生，我怎能把尚不明朗的情况报告给他呢？他们不到天黑时分是不会调动他们的武器辎重的。他们不想让公路上的任何动静被飞机侦察到。可是他们究竟出于什么目的出动了那么多架飞机呢？法西斯分子的那些飞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当然，这些飞机肯定已经引起我方人员的警觉了。可是，那些法西斯分子说不定是在用这些飞机虚张声势，目的是为了向瓜达拉哈拉[332]发起新一轮攻势。应当有意大利军队开始在索利亚[333]集结了，除了那些在北线作战的军队之外，他们也会在西昆萨[334]集结的。然而他们没有足够的部队和辎重来同时发动两大攻势。这是做不到的；所以，这肯定只是个障眼法。

可是，在整个上个月以及再前面的一个月，意大利人究竟派出了多少军队在加迪斯港[335]登陆，我们是知道的。他们企图再次进攻瓜达拉哈拉的可能性一直存在，只是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愚蠢了，而是会派出三股主力挥师南下，撕开我军的防线，再扩大其战果，然后沿铁路线朝高原西部推进。有一个办法可以使他们顺利实现其企图。汉斯曾对他讲起过。他们第一次就犯了很多错误。整个战术观念不健全。他们在阿甘达[336]一带发动攻势企图破坏马德里—巴伦西亚沿线的公路时，根本就没有动用进攻瓜达拉哈拉时所使用的任何一支部队。他们当时为什么没有齐头并进在两地同时展开进攻呢？为什么？为什么呢？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知道为什么啊？

然而我们挡住了他们的两次进攻，两次使用的都是同一批部队。如果他们同时在两地展开进攻，我们根本就挡不住他们了。你就别操心啦，他对自己说。你瞧瞧在此之前已经发生过的那些奇迹吧。你要么就在早晨去炸毁那座大桥，要么就不必炸了。但是不要一上来就欺骗自己，以为你可以不必去炸桥了。你总归是要炸桥的，不是今天炸，就是改天炸。换句话说，不是炸这座桥，就是炸另外某座桥。运筹帷幄的人并不是你。你的天职是服从命令。那就服从命令吧，别去想那些超越于命令之上的事情啦。

炸桥的这项命令是十分明确的。太明确啦。但是你决不能发急，也决不能发憷。因为恐惧之心人皆有之，如果你不加控制，放任自流，这种恐惧心理就会感染到那些不得不与你合作共事的人。

可是，那种取人首级的行径也实在是太过分了，其影响不可小觑啊。他暗暗告诫自己。然而那老头儿却是孤身一人在那山冈顶上发现那些无头尸体的。要是你也像他那样撞见了那些尸体，你会有什么感觉？这件事给你留下的印象太深啦，难道不是吗？怎么不是呢，这件事已经铭刻在你心中啦，乔丹。今天让你留下极深印象的事情可不止一件啊。但是你表现得还算不错。到目前为止，你一直表现得很正常。

在蒙大拿大学，你是一名混得挺不错的西班牙语讲师呢，他调侃自己说。你干这一行挺称职的。但是不要从此就以为你是个什么特殊人物。你在这个行当里还没有很深的造诣呢。你且想想杜兰吧，他从没接受过任何军事训练，运动之前是个作曲家，也是个混迹于市面的花花公子，如今却成了大名鼎鼎的将军，正指挥着一个旅呢。对杜兰来说，学习和理解是那么简单，那么容易，好比一名象棋神童面对一盘象棋一样，全然不在话下。你从小就阅读兵书，研究战争艺术，你祖父也激发了你对美国南北战争的兴趣。只不过祖父始终坚称南北战争是“造反的战争”。但是比起杜兰来，你就像一个稳重的象棋高手，而他则是一个象棋神童。老杜兰啊。要是能再次见到杜兰就好了。等这次任务完成之后，他会在盖洛德大酒店见到他的。对。等这次任务完成之后。要看看他近来的表现到底有多出色嘛，是吗？

等这次任务完成之后，他又对自己说了一遍，我会在盖洛德大酒店见到他的。别哄骗自己啦，他说。你的做法是完全正确、无可挑剔的。你处事冷静。也没有哄骗自己。就算你再也见不到杜兰了，那也没什么大不了。也别那么多愁善感啦，他对自己说。不要去做任何非分之想吧。

也不要去英勇就义。在这些高山峻岭中，我们不需要任何满脑子想着要英勇就义的公民。你祖父在我国的南北战争中打了四年的仗，而你在这场战争中才刚刚打完头一年。从时间上说，你还差得远呢，况且你也很适合做这项工作。再说，你现在又有玛丽娅了。啊唷，你已经是应有尽有啦。你就别再担忧啦。游击队的一支小分队与一支骑兵中队之间发生了一场小小的遭遇战，这又算得了什么？这根本就算不了什么。就算他们砍下了那些人的脑袋，那又怎么样？那种做法能有多大影响吗？根本就没有。

南北战争结束后，祖父就奉命去扼守卡尼要塞[337]了，那时候，当地的那些印第安人就经常剥人的头皮。你还记得父亲办公室里的情景吗？那只柜子有一格上摆满了箭头，墙上挂着用苍鹰的羽翎做成的印第安人用来表达神勇的头饰，那些羽翎都很张扬地斜插在那些头饰上，那些皮绑腿和衬衣上散发着熏制鹿皮的味儿，还有那些摸上去很柔软的印第安人所穿的缀有珠子的鹿皮靴子。你还记得那只大弓吗？那只大弓硕大的支架是用野牛骨做成的，就靠在柜子的角落里，旁边的两只箭筒里装着用来打仗和狩猎的箭，你小时候用手握住那一大把箭杆时心里是什么感觉？这一切你还记得吗？

想想这类事情吧。想想具体而又实际的事情吧。想想祖父的那把军刀吧，明晃晃的，仔细擦了一层保护油，插在带齿纹的刀鞘里，祖父曾抽出军刀给你看过，那把军刀已在磨刀石上打磨过无数次，刀刃已经变得很薄。想想祖父的那支斯密斯—韦森牌手枪吧。那是一支军官用的点三二口径的单发式手枪，没有扳机护圈。那支手枪的扳机是你迄今所触摸过的最轻巧、最顺手的那种，枪身始终是仔细擦了油的，枪膛始终是干干净净的，尽管烤蓝已被磨去、褐色的金属枪管和旋转式弹仓已被皮枪套磨得光溜溜的了。手枪插在枪套里，枪套的盖口上印制着U.S.字样，与擦枪的工具和二百发子弹一并放在那只柜子的抽屉里。放子弹的纸板盒全用油纸包着，并用双股蜡线捆扎得整整齐齐。

你可以从那个抽屉里翻出那支手枪，握在手里看看。“随便舞弄几下吧。”这是祖父惯常的说法。但是你不可以拿着它到处去玩耍，因为那是个“真家伙”。

有一次，你问祖父，他是否真用这支手枪杀过人，他说：“是的。”

于是，你说：“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呢，爷爷？”他说：“在‘造反战争’期间和战后吧。”

你说：“你跟我讲讲好吗，爷爷？”

可他却说：“我不喜欢谈那种事情呀，罗伯特。”

后来，你父亲自杀了，用的就是这支手枪，你闻讯从学校赶回家中，他们举行了葬礼，法医验尸完毕后又发还了这支手枪，说：“鲍勃[338]，我估计你大概想保存这支枪吧。我应当把这支枪扣留下来，可是我知道，你爸爸很看重这支枪，一直珍藏着它，因为他的爸爸在整个南北战争期间一直都随身携带着它，而且他第一次随骑兵队从这儿出征时就带着这支枪，这支枪现在仍然好用得很。我今天下午把它拿出去试了试。这枪装不了多少子弹，却照样可以命中目标。”

他把枪放回柜子的抽屉里，算是物归原处吧，但是第二天他又把它取了出来，和查布[339]一起骑马去了位于红洛奇城[340]北边的那片高野的顶上，如今人们已在那里修建了一条直通库克城[341]的公路，公路穿过山口，横贯熊齿高原[342]，那一带风势不大，山上整个夏天都有积雪，他们在熊齿山中的双湖边停下来，据说这湖有800英尺深，湖水一派深绿色，查布牵着那两匹马，他则爬上一块岩石，俯瞰着湖面，看着自己的面容倒映在平静的水面上，看着自己提着手枪的身影，接着，他拎着手枪的枪口，松手让枪坠落下去，看着它沉入水中，激起了一串气泡，看着它在那清澈的湖水中一直沉到只有表链上的饰物那般大小，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随后，他离开那块岩石折返回来，纵身跳上马鞍，用马靴上的踢马刺狠踢了一下那匹老贝斯，马儿便猛然弯背跃起，就像一匹老式木马一样猛窜了一下，撒开四蹄向前奔去。他骑在马上沿着湖边狂奔了一通，等马儿渐渐恢复了常态，他们才走上来时的那条山路。

“我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处理这支老枪，鲍勃。”查布说。

“好啦，我们以后就不要再提它了。”他说。

他们从此再也没有提起过那支手枪，这就是祖父随身佩带的武器的最终结局，只有那把军刀除外。他依然保留着那把军刀，和他珍藏的其他物品一并放在那只箱子里，存放在米苏拉了。

我不知道祖父究竟会怎样看待目前的这种形势，他想。祖父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军人，人人都这么说。他们说，假如祖父那天和卡斯特在一起，他就决不会让卡斯特像那样全军覆灭了[343]。他怎么可能没看到小比格霍恩河河谷中那些印第安人棚屋上升起的袅袅炊烟，也没看见那飞扬的尘土呢？难道那天早晨起了浓雾？可是，当时并没有起雾啊。

我真希望此时此刻守在这儿的人是爷爷，而不是我自己。算啦，说不定我们明天夜里就会团聚在一起了。如果真有所谓的来世这种愚蠢至极的事情——但我可以断定这种事情是没有的，他想，我肯定很想和他谈谈。因为我有好多事情想弄明白呢。我现在有资格问他了，因为我自己已经不得不去做那些相同类型的事情了。我从前是没有资格问他的。他不肯告诉我，我也能理解，因为他还不了解我。可是现在，我认为我们祖孙两个会谈得很投机的。我很想现在就能够和他谈谈，听听他的意见。真见鬼，即使我得不到他的指点，我也很想和他谈谈啊。真遗憾，像我们这种关系的人之间竟也隔着这么大的时间差距。

然而，想到这里时，他忽然意识到，假如真有这种能在冥冥之中彼此相见的事情，他和祖父都会因为有他父亲的在场而感到极其尴尬的。任何人都有权自杀，他想。但是自杀绝不是一件好事情。我能理解这种行为，但我不赞成这样做。懦夫[344]，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可是你真的能理解吗？当然，我能理解，可是。是啊，可是。人要到极度想不开的地步才会做出这种事情来。

啊唷，真要命，我多么希望祖父能来这儿呀，他想。哪怕待上个把小时也是好的。也许他传到我身上的东西实在太少了，因为当中隔着那个误用那支手枪的人。也许我们只能以这种方式来沟通吧。可是，该死。真是该死，但我还是希望时间上的差距不要拉得太大，这样我就能从他身上学到另外那个人身上根本不具备的东西，来提高我自己的认识水平。可是，假定他在那四年的战争中以及在后来围剿印第安人的战斗中也曾经受过、战胜过、最终彻底摆脱过那种恐惧，尽管在那时候，在大多数情况下，太大的恐惧是不可能有的，难道那种恐惧就使另外那个人变成了一个窝囊废[345]，如同斗牛士的第二代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懦夫一样？难道真有这种事情吗？也许这种品质优良的精液只有在那个人继承下来之后才能再直接往下传？[346]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幕，当我第一次得知他是个胆小鬼时，我心里是多么地厌恶他呀。说下去吧，用英语说吧。懦夫。说出来就会好受些了，何况用外国话来骂一个狗娘养的也没什么意思。不过，他也不是什么狗娘养的。他只是个懦夫，然而这一点也恰恰是男人最大的不幸。因为假如他不是个懦夫，他就会挺直腰板去反抗那个女人，不让她欺负他了。假如他娶的是另一个女人，我就不知道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这种事情你永远也无法知道呀，他想，并咧开嘴笑了笑。也许她身上的那股强悍的霸气恰好有助于弥补另外那个人身上的不足呢。可你自己呢。还是稍安勿躁吧。别提什么品质优良的精液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啦，等你过完明天再说吧。别过早地得意忘形吧。何况也根本不能得意忘形呀。我们要看看你明天能尿出什么精液来呢。

可是他又开始想起祖父来了。

“乔治·卡斯特不是个聪明的骑兵领袖，罗伯特，”他祖父曾说，“他甚至都算不上一个聪明的人。”

他记得，当时祖父这句话刚一出口，他便感到很愤慨，竟然有人敢说这位英雄人物的坏话，安海斯—布什酿造公司[347]印制的那幅旧版画上所画的就是这位大英雄，他身穿鹿皮衫，黄色的卷发随风飘拂着，手握军用左轮手枪伫立在那个山冈上，苏族印第安人正从四面八方朝他包围上来，那幅旧版画就挂在他家红洛奇城里的弹子房里。

“他最大的本领就是能自己钻进困境再走出困境，”祖父接着说，“可是在小比格霍恩河那边，他钻进了困境，却没能再走出来。”

“费尔·谢里登是个聪明人，杰布·斯图亚特也是。但是约翰·莫斯比才是这世上最优秀的骑兵领袖。”

他存放在米苏拉的那只箱子里有一封信和他珍藏的其他物品放在一起，是费尔·谢里登将军写给绰号叫“累死马”的老基尔帕特里克[348]的，信中说，他祖父是一位比约翰·莫斯比还要优秀的非正规骑兵部队的领袖。

我应当跟戈尔茨谈谈我的祖父，他想。然而他很可能从没听说过我祖父的事。他说不定连约翰·莫斯比也从没听说过呢。然而英国人全都听说过这些人，因为他们不得不比欧洲大陆上的人更详尽地研究我国的南北战争。卡可夫说过，等这次任务完成之后，如果我愿意，我就可以进莫斯科的列宁学院。他说，只要我愿意，我还可以进红军的军事学院呢。我不知道祖父对此会怎么想？祖父这个人哪，一辈子都不曾有意识地和一个民主党人同坐一席。

唉，我不想成为一个军人呀，他想。我很清楚这一点。所以这个问题就不考虑啦。我只希望我们能打赢这场战争。我估计，真正出色的军人，除了会打仗之外，真正出色的地方并不多，他想。这个想法显然是不对的。瞧瞧拿破仑和威灵顿[349]。你今天晚上真是笨得出奇呀，他想。

一般情况下，他的理智总是非常有趣地陪伴着他的，今晚在回想他祖父时就一直很理智。然而一想到他父亲时，他的思维就开始出差错了。他理解父亲，他原谅他的一切，他也可怜他，但他还是替他感到害臊。

你最好什么也别想啦，他对自己说。你应当马上去陪陪玛丽娅，所以你就不必再想啦。既然一切都已安排妥当，那就最好别再去想了。当你一直在全神贯注地拼命想着某件事情的时候，你就没法停下来，你的脑子会像一个失重的飞轮在飞快地旋转。你最好还是别想了吧。

那就假设一下吧，他想。我们就来假设一下，我方的飞机一投弹就炸毁了那些反坦克炮，并且把那些阵地全都炸了个底朝天，那些老坦克一下子就顺顺当当地冲上了山冈，所向披靡，老戈尔茨一脚把那帮醉鬼、流浪汉[350]、叫花子、狂热分子、绿林好汉们踢在前面，那个十四旅就是由这帮乌合之众组成的，不过我知道，戈尔茨还有一个旅，由杜兰的部下组成的那个旅，那可是一支劲旅啊，这样，我们明天晚上就开进塞哥维亚了。

好啊。姑且就这样假设一下吧，他对自己说。能到拉格兰哈我就心满意足啦，他暗暗告诫自己。但是这样一来，你就非得去炸那座桥不可啦，他忽然完全明白过来。这项作战计划是绝对不会被取消的。因为你刚才在短短一分钟内所作的那番假设，恰恰正是那些发号施令的人对这次进攻的可能性所作的估计。是啊，你得去炸桥啊。他算真正明白过来了。无论安德雷斯遇到什么情况，都是无关紧要的。

他在夜色中沿着那条羊肠小道走下山来，兀自怀着一份好心情，因为接下来的四个小时里该做的一应事情都已准备就绪，并且信心也增强了，那份自信来自于对具体细节的反复思考，因此，既然已经明确知道肯定要去炸那座桥，他反而感到有些释然了。

那种忐忑不安，那种在不断膨胀着的忐忑不安的心情，就好比一个人生怕搞错了具体的日期，不知道邀请的客人是否会如期来赴宴一样，这种心情自从他派出安德雷斯给戈尔茨送那份报告以后便一直在萦绕着他，现在总算放下了。既然已经知道这顿盛宴是不会被取消的，他也就心定了。心定了就好多啦，他想。心定了总归要好多了。

第三十一章

好啦，他们又相拥在睡袋里啦，这是最后的一夜，夜已很深了。玛丽娅紧紧依偎着他躺着，他感到她的大腿修长而光滑，正紧贴在他的大腿上，她的双乳宛若两座小山耸立在有一眼泉水的漫漫平原上，乳峰远处的那片原野是她那幽谷般的咽喉，他的嘴唇就印在那里。他静静地躺着，什么也没想，她伸手摩挲着他的头。

“罗伯托，”玛丽娅柔弱地说着，吻着他，“多难为情啊。我真不想让你失望，可是那里偏偏一碰就痛，痛得可厉害呢。我觉得我对你已经没什么用了。”

“那里总是碰上就痛，而且会很痛的，”他说，“别这样，小兔乖乖。这没什么。要是很痛，我们不做就是了。”

“不是那样的。是我不好，不能如我所愿地迎合你。”

“这也没什么大不了。这种状况一会儿就会过去的。只要我们躺在一起，就等于结合在一起啦。”

“是的，可是这多不好意思啊。我想，这也许是以前落下的病根子引起的。不是因为你我乱来造成的。”

“我们不说这个吧。”

“我也不想说呀。我本来想说的是，在今夜这种时刻，我竟没能满足你，真让我感到受不了啊，所以我就想找个理由来开脱自己了。”

“听着，小兔乖乖，”他说，“这种事情会很快过去的，之后就没问题啦。”但是他心里却在想：这最后一夜真是运气不佳呀。

接着，他也感到害臊起来，于是他说：“靠紧我躺着吧，小兔乖乖。我很喜欢你在黑夜里在睡袋中紧紧依偎着我的那种感觉，就像我很喜欢你在和我做爱时的那种感觉一样。”

“我深感惭愧呀，因为我本来还想着今夜能再一次好好侍候得你快快活活的，就像我们上次从聋子那儿下山来在那个高地上的情形一样呢。”

“什么话呢，”他用西班牙语对她说，“那也不能天天都像那样呀。我很喜欢那次的感觉，我也很喜欢像现在这样。”他撒了个谎，撇开了失望的情绪，“我们可以在这儿静静地依偎在一起，然后我们就这样睡上一觉。我们说会儿话吧。我对你的情况知道得很少，因为我们在一起说话的机会并不多。”

“我们说说明天、说说你的工作好吗？我很想通过了解你的工作，好让自己变得聪明起来呢。”

“不。”他说着，在睡袋中全身放松地伸了个懒腰，挺直了身躯，然后静静地躺着，脸颊贴着她的肩膀，左臂枕在她的脑袋下。“最聪明的做法是不谈明天的事，也不提今天已经发生过的事。在这被窝里，我们就不去谈那些伤亡变故之类的事情吧，至于明天该干的事情，我们到时候干就是了。你不害怕吗？”

“什么话呀，”她说，“我已经害怕惯了。不过，现在老是在为你担惊受怕，反而想不到自己啦。”

“你千万别这样，小兔乖乖。我经历过好多事情呢。有的比这严重多啦。”他说。

突然，他禁不住一阵冲动，任由自己的思绪陶醉在脱离现实的遐想之中，他说：“我们来谈谈马德里吧，谈谈我们以后在马德里的生活情景吧。”

“好啊。”她说。可是她马上又说：“啊，罗伯托，真对不起，我没能满足你。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能让我使你高兴起来呢？”

他抚摸着她的头，吻了吻她，然后舒展全身紧紧依偎着躺在她身侧，聆听着万籁俱寂的夜空。

“你可以跟我谈谈马德里呀。”他说，心里却在想着：我要为明天养精蓄锐呢。我要为明天蓄足我的全副精力。现在，这铺满松针的地上并不需要那么多的气力，我需要把精力留给明天啊。还记得《圣经》里说的那个把精液遗在地上的人是谁吗？是俄南。俄南后来又是怎么收场的呢？他想。我实在想不起还听说过哪些关于俄南的情况了[351]。他在黑暗中不禁笑了起来。

于是，他又情不自禁地冲动起来，再次让自己畅快淋漓地滑进了那脱离现实的遐想之中，感觉就像在接受类似于肉欲的快感一样，在黑夜中迷迷糊糊地只顾享受着那性爱般的快乐和满足。

“亲爱的，我的心上人，”他一边说着，一边吻着她，“听我说。有天夜里，我心里老是在想着马德里，我想的是，我是怎样到马德里的，又是怎样把你留在了酒店里，而我自己则赶往俄国人住的那家大酒店会朋友去了。不过那全是虚构的。我绝不会把你一个人留在哪家酒店里的。”

“为什么不会呢？”

“因为我得把你照顾好呀。我永远也不会丢下你不管的。我要带着你一起去民政部门办理那些结婚用的证件。然后，我就陪你去购买结婚所需要的那些衣服。”

“要不了几件衣服的，我也可以自己去买呀。”

“不，需要好多衣服呢，我们一起去买，挑好的买，你穿了一定很漂亮。”

“我宁愿我们就待在酒店的房间里，打发别人去帮我们买衣服。你说的那家酒店开在哪儿呀？”

“就在嘉雅奥广场上。我们要在那家酒店的那个房间里大享其乐。那里有一张很宽阔的床，铺着干干净净的床单，澡盆里有热的自来水，还有两个壁柜，我用一个来放我的东西，另一个归你。那里的窗户又高又宽，都是敞开式的，窗外的大街上处处是春意盎然的景象。我也知道一些可以去吃饭的好地方，虽说是非法经营的，却有美味佳肴，我还认得几家商店呢，那儿仍然可以买到葡萄酒和威士忌。我们要在房间里放上很多吃的东西，饿了就吃，还要有威士忌，我想喝就喝，我也要给你买一瓶曼萨尼亚雪莉酒。”

“我想尝尝威士忌呢。”

“就怕不容易搞到威士忌呀，要是你愿意，就喝曼萨尼亚吧。”

“留着你的威士忌吧，罗伯托，”她说，“啊，我太爱你了。爱你，也爱你的威士忌，可我就是喝不到呀。你真是个小气鬼。”

“别这么说我嘛，要不，你就尝一点儿吧。不过，这种酒不适合女人喝呀。”

“我吃的喝的东西一直都是只适合女人的呢，”玛丽娅说，“那么，我仍旧穿着那件结婚衬衫上床吗？”

“不。我也要给你买各式各样的睡袍和睡衣，只要你喜欢。”

“我要买七件结婚衬衫，”她说，“一星期七天，每天换一件。我还要给你买一件干干净净的结婚衬衫呢。你洗过衣服吗？”

“偶尔洗的。”

“我要把一切都拾掇得干干净净的，我给你斟威士忌，在酒里兑些水，就像上次在聋子那边一样。我要给你弄些橄榄、腌鳕鱼、榛子之类的东西，好让你下酒，我们要在那个房间里住上一个月，一步也不离开。但愿我已经养好了，能够接纳你进来。”她说着，突然闷闷不乐起来。

“没关系，”罗伯特·乔丹对她说，“真的没关系。你那个部位很可能是有一回弄破了，结了的疤现在又被弄破了。这种情况也是有的。这种事情很快就会过去了。再说，要是真有什么问题的话，马德里那边有的是好医生。”

“可是，前几次一直都是好好的呀。”她恳求地说。

“那就说明很快就会完全正常了。”

“那就好，我们再说说马德里吧。”她并拢自己的双腿让自己夹在他的两腿之间，用头顶着他的肩膀来回磨蹭着。“可是，我这一头短发不会丑得让你感到见不得人吧？”

“不会的。你长得很可爱的。你的脸蛋很可爱，身段也很美，修长而又轻盈，你的皮肤也很光洁，肤色也好看，是金红色的，人人都会打主意把你从我身边夺走的。”

“什么话呀，想把我从你身边夺走？”她说，“别的男人谁也别想碰我一下，直到我死。想把我从你身边夺走！什么话呀。”

“可是，会有许多人跃跃欲试的。不信你就等着瞧吧。”

“他们会看到我爱你这么深，这样他们就会知道，想碰我就等于是在冒险，就像把手伸进一坩埚熔化的铅一样。可是，你呢？你要是见到了和你一样有文化的漂亮女人呢？你不会因为有了我而感到难为情吧？”

“绝对不会的。何况我还要跟你结婚呢。”

“我听你的，”她说，“可是，既然我们已经再也没有教堂了，依我看，结不结婚都无关紧要啦。”

“我还是希望我们能正式成婚。”

“我听你的。可是，你且听我说。假如我们有朝一日去了某个外国，那里依然还有教堂，我们也许就可以在那边的教堂里结婚了。”

“在我的祖国，人们依然还上教堂，”他对她说，“要是你觉得结婚应当在教堂里进行，我们可以在那边的教堂里办。我从没结过婚。不会有问题的。”

“我很高兴你从没结过婚，”她说，“不过，我也很高兴你这么见多识广，告诉了这么多这方面的事情，这说明你跟许多女人有过关系，比拉尔就曾对我说起过，只有这样的男人才配做丈夫呢。可是，你现在不会再跟别的女人胡搞了吧？因为那样会要了我的命的。”

“我从来就没有跟许多女人胡搞过，”他说，这是句大实话，“在你之前，我从没想到我会深深地爱上哪个女人。”

她摩挲着他的面颊，然后合拢双手搂在他的脑后。“你一定有过很多很多的相好。”

“就是从没爱过她们。”

“听着。比拉尔曾经告诉过我这么一桩事——”

“说呀。”

“不。还是不说为好。我们还是再说说马德里吧。”

“你吞吞吐吐没说出来的，到底是什么事呀？”

“我不想说了嘛。”

“说不定是件很要紧的事呢，最好还是说出来吧。”

“你觉得这事很要紧吗？”

“是啊。”

“可是，你还不知道是什么事，怎么就知道这事很要紧呢？”

“从你说话的口气看出来的。”

“那我就不瞒你了。比拉尔对我说，我们明天都会死的，她还说，你心里跟她一样清楚，但是你对死却毫不在乎。她说这话并没有批评你的意思，而是在钦佩你呢。”

“她说过这种话吗？”他说。这个疯婊子呀，他想了想，接着又说：“那是她拉出的又一泡吉卜赛人的屎。那是集市上的老婆子和咖啡馆里的胆小鬼们嚼舌头嚼出来的胡话。那是在×他妈的满口喷粪。”他感到汗水已经流出了胳肢窝，正顺着胳膊和腰间往下淌呢，于是，他心里在对自己说：“看来你也害怕啦，呃？”接着又说出声来，“她是个满嘴喷粪、满脑子迷信的母狗。我们再来说说马德里吧。”

“这么说，你知道不会出这种事吗？”

“当然不会。别再说这种狗屎不如的话啦。”他说，用了个更加难听的脏字眼儿。

然而他这回谈起马德里时，已经没有心情让自己再度陷入那子虚乌有的仙境了。他此时所说的话只是为了糊弄他的女人和他自己，聊以打发这战前之夜的时光，他也知道自己是在撒谎。他喜欢这样做，可是原先享受到的那种近乎于肉欲的快感已经荡然无存了。但他还是再次打开了话匣子。

“我想过你的头发问题，”他说，“还想过我们能有什么办法让它长得长一些呢。你瞧，这头发现在长势很旺，已经盖住你的整个脑袋啦，已经和动物的毛发一样长了，摸上去很可爱的，我很喜欢你这头短发，真漂亮啊，我用手一捋，它就平整了，手一松，马上又翘了起来，就像风中的麦浪一样。”

“那你就伸手过来捋一捋呀。”

他便伸手去捋了捋，然后让手停留在她的头上，嘴对着她的脖子继续说着，因为他感到自己的喉咙开始哽塞起来。“不过，到了马德里，我觉得我们还是应当一起去一趟理发店，理发师可以照我的发型把你两边的鬓角和脑后的头发修剪得整整齐齐，这样，等头发渐渐长长了，在城里就显得更加好看了。”

“那样一来，我的模样就和你一样啦，”她说罢，紧紧抱住他贴在自己身上，“我就不改发型啦，永远不改了。”

“不。你的头发会越长越长的，我说的这个剪法只是为了让它在开始时显得整齐些，然后再让它越长越长。你这头发要多久才能长长呢？”

“真让它长到那么长吗？”

“不。我看长到齐肩就行了。我就想让你留这种发型。”

“像电影里的嘉宝一样？”

“是啊。”他说，嗓音滞重起来。

这时，那太虚幻境般的情景又猛然涌现在他的脑海中，他要尽情地拥抱住它。那虚幻的憧憬这时已攫住了他，他便再次让自己陶醉在那快感之中，继续如痴如醉地说着。“像这样，你秀发披肩，发梢卷曲着，像大海卷起的波浪一样，色泽如同熟透的麦子，恰好衬托着你金红色的脸蛋，你的眼睛也恰好和你的头发、你的肤色相匹配，金色的眼睛，黑黑的眼珠，我要让你仰起头来，看着你的眼睛，把你紧紧搂在怀里，贴在我身上——”

“在哪儿呢？”

“在哪儿都行。我们人在哪里就在哪里吧。你的头发要多久才能长到那么长？”

“我哪知道啊，因为以前也从没剪过头发。不过，依我看，六个月就能足以长到齐耳长了，不出一年就能长到你所希望的那么长啦。可是，你知道起先会出现什么样的情景吗？”

“说来听听。”

“我们要在那家让我们心驰神往的酒店里住下来，住进那间让你心驰神往的房间，爬上那张干干净净的大床，我们相拥着坐在那张让我们心驰神往的床上，对着大衣橱上的那面镜子，镜子里有你，也有我，然后我就像这样转过身来贴着你，像这样张开双臂抱着你，然后再像这样吻你。”

随后，他们静静地躺在一起，紧紧相拥在这夜色之中，浑身发烫地、坚挺如棒地、密不可分地拥抱在一起，罗伯特·乔丹在紧紧把她拥抱在怀中的同时，也在紧紧拥抱着他明知永远也不可能发生的那一切，于是，他故意继续发挥着他的想象力，仍在继续说着：“小兔乖乖，我们不能老是住在那家酒店里吧。”

“为什么不能？”

“我们可以在马德里静安公园那一带的街面上租一套公寓呀。我认识一个美国女人，她在抵抗运动爆发前是专门装修公寓、出租公寓的，我有办法搞一套这样的公寓，租金只按运动前的标准。那儿有些公寓是面向公园的，站在窗前俯瞰公园，公园的全景便尽收眼帘了：围着公园的铁栅栏里，花园片片、曲径通幽、草坪青青、绿树繁茂、还有好多喷泉呢，这时正是栗子树含苞欲放的季节。在马德里，我们可以徜徉在公园里，泛舟于湖面上，但愿湖里又涨满水了，那该多好啊。”

“湖里怎么会没有水呢？”

“他们在十一月份把湖水抽掉了，因为湖面会成为飞机来轰炸时的一个十分明显的目标。不过，依我看，那湖里现在该又有水了。我也不敢肯定。不过，即使湖里没有水，我们仍然可以漫步在公园里，我们不去那湖边就是了，公园里有个地方宛如一片森林，那里有世界各地的树种，树上全都挂着标签，那些卡片上记载着每一棵树的名称和产地。”

“我倒想能尽快地看一场电影，”玛丽娅说，“不过，那些树好像也挺有意思的，我要跟你一起去了解了解那些树，但愿我能记得住它们的名称。”

“那些树又不是生长在博物馆里的，”罗伯特·乔丹说，“它们是自然长成的，公园里还有几座小山呢，公园的有一块地方如同莽莽丛林。公园的南面有一个书市，那儿的人行道上排列着数百个书摊，专门倒卖二手书的，如今，自运动开始以来，那里的书籍开始多起来了，都是偷来的，有的是在掠夺那些遭到轰炸的人家时偷来的，有的是从法西斯分子家里偷来的，那些偷人家书籍的人就把偷来的书拿到这个书市上来卖。我在马德里时，只要能挤得出时间，我就会整天整天地泡在这个书市里的各家书摊上，运动开始前的日子里，我有一度就是这么干的。”

“在你去逛书市的时候，我就集中精力在公寓里料理家务，”玛丽娅说，“我们有钱雇得起佣人吗？”

“当然有啦。我可以雇佣佩特拉，如果她能讨你喜欢的话，她就在那家酒店里工作。她做得一手好饭菜，人也干干净净的。她在替那几个新闻记者做饭，我在他们那儿吃过。他们的房间里用的是电磁灶。”

“只要你喜欢她就行，”玛丽娅说，“要不，我就去再找一个。不过，你不是工作忙老要往外跑吗？他们是不会同意我陪你一起去干这种工作的。”

“说不定我能在马德里另谋一份差事呢。现在的这份工作我已经做了很久啦，自运动开始以来，我就一直在打仗。他们现在有可能会在马德里给我安排一份工作的。我从没提过这个要求。我要么就一直待在前线，要么就被指派来做这种事。”

“你知不知道，在我结识你之前，我从来就没提过任何要求？也没要过任何照顾？也没想过别的事情，一心只想着这场运动和打赢这场战争？说真的，我的志向历来是非常纯正的。我干过不少工作，但是现在我爱上了你，而且，”他此刻说这话时，已经把今后不可能发生的一切全都信以为真了，“我爱你，就像我爱我们在为之而奋斗的事业一样。我爱你，就像我爱自由、尊严，以及所有人都有工作而不致挨饿的权利一样。我爱你，就像我爱我们所捍卫的马德里一样，就像我爱我那些战死在疆场的同志一样。很多同志都牺牲啦。很多。很多啊。你无法想象有多少。但是我爱你，就像我爱这世上我最爱的东西一样，但我爱你更深。我深深地爱着你呢，小兔乖乖。我爱你之深，难以用言语来表达呢，但是我现在对你说的这些话，仅仅只是表达了我的一点儿心迹。我从没娶过妻子，现在我有你做我的妻子啦，我感到很幸福呢。”

“我一定会尽职尽责当好你的妻子的，”玛丽娅说，“当然，我还没有受过良好的培训，但是我会努力去弥补这个不足的。如果我们生活在马德里；很好。如果我们不得不生活在别的地方；也好。如果我们居无定所，而我可以跟你一起走；更好。如果我们到你的祖国去，我会学好英语的，我会说得和那里大多数英国人一样好的。我会仔细研究他们的风俗习惯，他们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你会变得非常滑稽可笑的。”

“这是肯定的。我会闹出许多笑话来的，但是你可以教我呀，我决不会犯第二次错的，也许只犯第二次错吧。那时候，在你的祖国里，如果你怀念我们国家的饭菜了，我可以做给你吃。我还要找个学校去学习怎样做妻子呢，如果真有这种学校，我一定要下工夫好好研究一下怎么才能当个好妻子。”

“这种学校有的是，不过你没必要去学啦。”

“比拉尔对我说过，她认为你们国家确实有这种学校。她在报刊杂志上看到过。她还对我说，我一定要学会讲英语，并且要讲得很地道，这样你就决不会替我感到难为情了。”

“她什么时候跟你讲这些话的？”

“今天，在我们整理行装的时候。她经常跟我唠叨我该怎样做才能成为你的妻子呢。”

我估计她也会去马德里的，罗伯特·乔丹想，接着说：“她还对你说了些什么？”

“她说，我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子，保持苗条的身段，千万不能发胖，好像我是个斗牛士一样。她还说，这一点很重要。”

“的确是这样，”罗伯特·乔丹说，“不过，你在今后的好多年里都用不着为此而担忧，你还早着呢。”

“不，她说，我们这个种族的人是一定要当心的，因为说不定突然一下子就胖起来了。她对我说，想当年她也和我一样苗条呢，不过，那时候女人是不太注意锻炼身体的。她教我应当锻炼些什么，让我不能吃得太多。她告诉了我哪些东西是不该吃的。不过，我已经忘啦，我得再去问问她。”

“土豆吧。”他说。

“对，”她接着说，“是土豆，还有那些油炸的东西。我还跟她讲了我那里一碰就痛的事，她说，我千万不能把这事告诉你，要自己忍住疼，不能让你知道。可我还是告诉你了，因为我永远不愿对你撒谎，再说我自己也很害怕，怕你知道后会认为我们再也不能享受彼此之间的那种欢愉了，会以为连那次，就是在高地上的那次，也不是真的了。”

“应当告诉我才对呀。”

“真的吗？因为我感到很羞愧，所以，只要你乐意，让我为你做什么都行。比拉尔教过我一些方法，就是那种妻子能为丈夫效劳的一些小窍门。”

“其实你什么也不需要做。我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管什么事，都是我们共同的事，所以我们要保持下去，并保护好自己。我爱你，像这样躺在你身边，抚摸着你，知道你就在我身边，心里就感到很踏实，等你完全复元了，我们会享受到那一切欢愉的。”

“可是，你难道就没有什么迫切需要解决的事情需要我来帮你解决吗？比拉尔也详细教过我这一手呢。”

“别这样。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事情是共同的。离开了你，我也就没有什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啦。”

“这样我就觉得好受多了。但是你要始终明白我的心意，凡是你希望我帮你做的，我都乐意帮你做。但是你一定要让我知道，因为我非常懵懂，连她跟我说过的很多事情我都不大明白呢。再说，我也不大好意思问她，她见多识广，智慧渊博着呢。”

“我的小兔乖乖呀，”他说，“你真是个天生的尤物呀。”

“什么话呀，”她说，“不过，在一天之内要想学尽所有的为妻之道，那也太罕见啦，何况我们当时都还在忙着拆除营地，打理行装，准备打仗，与此同时，山上还在进行着另一场战斗呢，所以，如果我出了什么大的差错，你一定要告诉我，因为我爱你。有些事情我很可能会记错的，何况她跟我说的很多事情也实在太复杂了。”

“她还跟你说了些什么？”

“虽然说了很多事情，但我能记住的并不多。她说，一旦我又想起过去的遭遇了，我可以向你诉说，因为你是个好人，而且已经知道全部情况了。但是最好还是永远不提它，除非这事又像魔鬼附身一样缠上了我，像以前发病时一样，那么，跟你说说，也许能解开这个心结。”

“这事如今还压在你心头上吗？”

“不啦。自从我们有了那第一次以来，这事就好像从没发生过一样了。现在心里经常思念的是我父母，我常为他们哀悼。那种感情是永远也抹不去的。可是，既然我要做你的妻子，我就该让你知道你应当知道的事，为了让你有自尊嘛。我从没屈从过任何人。我始终是拼命反抗的，他们总是两个人或更多的人一齐上才能欺辱我。一个骑在我头上，压着我。我告诉你这件事，是为了让你有自尊。”

“我的自尊就来自于你呀。这事就别再说啦。”

“不，我所说的你的自尊，指的是你对你自己的妻子应当怀有的那种自尊。还有一件事。我父亲原是当地的一镇之长，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我母亲也是一位很受人尊敬的人，而且还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可是他们却把她和我父亲一起枪杀了，因为我父亲政治观点与他们不同，因为我父亲是个共和党人。我亲眼看着父母双亲被他们杀害的，父亲就站在我们镇里那家屠宰场的高墙边，他临刑前高喊着，‘共和国万岁！[352]’

“我母亲也靠着那面墙站着，她喊的是：‘我丈夫、本镇前任镇长万岁。’我希望他们把我也毙了，我想呼喊的是：‘共和国万岁，爸爸妈妈万岁。[353]’谁知他们并没朝我开枪，却干出了如此这般令人发指的事情来。“听我说。有件事我一定要告诉你，因为这事跟我们大有关系。把屠宰场当刑场的枪杀完结后，他们把我们这些亲眼目睹了惨案而没被枪杀的亲属们带离了屠宰场，押着我们翻过那座陡峭的山冈，来到镇上的大广场。几乎人人都在哭泣着，但是也有人被亲眼目睹的情景惊呆了，眼眶里已经没了眼泪。我自己也哭不出来了。我对发生的一切情况都无法顾及，因为我眼前只有我父亲和母亲临刑时的情景，看着我母亲在喊着：‘我丈夫、本镇前任镇长万岁。’这句话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中，如同永不消逝的声嘶力竭的呼号在激荡着、回响着。因为我母亲并不是共和党人，所以她没有喊‘共和国万岁’，而只是喊着我父亲，我那脸朝下扑倒在她脚边的父亲，万岁。

“但是她喊出的是她自己的心声，因而喊得十分响亮，如同一声尖利的呼号，于是他们立即朝她开枪，她便倒下了，我拼命挣扎着想冲过那道警戒线奔向母亲身边，可是我们全被捆绑在一块儿了，没法挣脱。这次枪杀事件是那些宪兵干的，他们仍守在那边，等着继续枪毙人呢，这时，那些长枪党的党徒们正押着我们往山上去，撇下了那些荷枪实弹站在那儿的宪兵，撇下了那些倒在墙根边的尸体。我们这些姑娘和妇女都被缚着手腕，用绳子拴成了一长串，他们押着我们爬上那座山冈，穿过一条条大街，朝镇中央的广场走去，到达广场后，他们在那家理发店门口停下来，理发店的对面就是镇公所。”

“这时，有两个人走过来仔细打量着我们，其中一个说：‘这丫头就是镇长的女儿。’另一个人接口说：‘就拿她开刀。’”

“接着，他们割断了缚在我两只手腕上的绳子，其中一人对其他同伙说：‘牢牢看住这群人，让她们排队站好。’这两个人就一边一个拽着我的胳膊把我拖进了理发店，然后把我架起来，按倒在理发椅上，还紧紧压着我不让我动。”

“在理发店的那面镜子里，我看到了自己的脸、那两个抓着我的人的脸、还有那三个俯伏在我身上的人的脸，这些面孔我一个也不认识，但是在那面镜子里，我看着我自己和他们，而他们却只看着我。那情景仿佛就像一个病人正坐在牙科诊所的椅子上，周围站着好多牙医，而且个个都像精神失常了一样。我自己的脸我几乎都认不出来了，因为我悲痛得脸都变了形了，我望着镜中的那张脸，终于知道那就是我自己。但我悲痛万分，伤心欲绝，全然不知道恐惧了，什么也感觉不到了，只剩下满腔的悲愤了。”

“那时候，我的头发是扎成两条小辫子的，就在我看着镜中自己的面容时，有个人突然揪住我的一条辫子猛然一拉，疼得我立即从悲痛中醒过神来，接着，那家伙拿起剃刀就把那条辫子贴着我的头皮给割掉了。这时，我看到自己只剩下了一条辫子，被割掉的另一条辫子只剩下了头发根。接着，他把我这条辫子也割掉了，但他这回没有提起辫子，竟直接用剃刀往下割，把我的耳朵割破了一道小口子，我看到鲜血在往外冒。你用手指摸摸看，那道伤疤还在吗？”

“还在。可是，我们最好还是不谈这个吧，好吗？”

“这也算不了什么。特别恶劣的我不说就是了。就这样，他用那把剃刀贴着我的头皮割掉了我的两条辫子，其他那些家伙在一边看着，竟哈哈大笑起来，可我竟连自己耳朵上的伤口都没感觉到，那家伙割了我的辫子之后就站到了我面前，用我的辫子左右开弓地抽打着我的脸，而那两个家伙则紧紧抓着我，他说：‘这就是我们造就赤色修女的方法。这就是你勾结你那些无产阶级的兄弟所得到的下场。恭喜你呀，赤色基督的新娘！’”

“他一遍又一遍地用我的辫子左右开弓地狠狠抽打着我的脸，接着，他把这两条辫子塞进我的嘴里，把辫子的两头绕在我的脖子上使劲勒紧，然后在脖子后面打了个死结，那两个抓着我的家伙高兴得一直在哈哈直笑。”

“在一旁看着的那些人都在哈哈大笑，当我在镜子里看到他们全都在坏笑着时，我就开始哇哇大哭起来，因为在这之前，我一直沉浸在父母遭枪杀的悲愤之中，已经被吓呆了，哭不出来了。”

“接着，那个用辫子堵我嘴的家伙拿起理发推子在我头上到处乱推起来，先从额头那儿推起，一直推到脖子后面，然后又从头顶上横推过去，然后在我头上到处乱推，连耳根后边也没放过，他们始终按着我不让动，所以我在理发店的玻璃镜子里一直目睹着他们这么干的全过程，我看着我的头发被他们搞成了这副模样，简直没法相信这是真的，我哭叫着，哭叫着，但是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脸变成了一副很恐怖的模样，嘴大张着，嘴里被辫子勒着，推子所到之处，头发全没了，很快被剃成了光头。”

“那个拿理发推子的家伙推光了我的头之后，又从理发师的柜子上拿了一瓶碘酒（他们把这个理发师也枪毙了，因为他是一个辛迪加的成员，他的尸体就躺在理发店的门槛边，他们把我拖进理发店时，是架着我从他尸体上跨过去的），他取出碘酒瓶里的玻璃棒用碘酒慢慢抹着我耳朵上的那个伤口，我的悲痛、我的恐惧，又被他添上了新的伤痛。”

“接着，他站到我面前，用碘酒在我额头上写U.H.P.[354]这三个字母，用印刷体慢慢地仔细地描着，像艺术家在创作那样，我在镜子里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但我不再哭喊了，因为痛失双亲的悲愤已使我的心冻结成了硬邦邦的一块，眼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都已经无所谓了，我知道这一点。”

“那个长枪党徒描完那几个字母之后，便后退了一步，仔细打量着我，像在认真检查他完成的作品似的，接着，他放下碘酒瓶，又拿起理发推子，嘴里喊着：‘下一个。’于是，他们一边一个拽着我胳膊，把我拖出了理发店，那个理发师的尸体仍旧躺在门槛边，仰面朝天地躺在那儿，脸色煞白，我被推出理发店时在他身上绊了一跤，差点儿一头撞上我最要好的朋友康赛普西昂·格拉西娅，那两个家伙正把她朝理发店里拖呢，她乍一见到我时，竟没认出我来，等她认出是我时，便惊恐得尖叫了一声，当他们推搡着我走过广场，踏进镇公所的门槛，把我拖进我父亲在镇公所楼上的那间办公室里时，我依然能听见她在声嘶力竭地叫喊着，他们把我按在父亲办公室里的那张长沙发上。那桩令人发指的事情就是在那儿干的。”

“我的小兔乖乖啊。”罗伯特·乔丹说着，一把将她搂进自己的怀里，温柔备至、亲密无比地紧紧拥抱着她。但他心里却和任何一个男人一样充满了仇恨。“不要再提这件事了。不要再对我说这件事了，因为我现在已是满腔怒火，恨得难以忍受啦。”

她直挺挺地依偎在他怀里，浑身发冷，她说：“不说了。我决不再提这事了。但是他们是歹徒，我真恨不得和你一起去杀死他们几个。可是我把这事告诉给你，只是为了你的自尊，因为我要做你的妻子。说完了，你也就能理解了。”

“我很高兴你能向我倾诉心迹，”他说，“到了明天，如果一切顺利，我们就痛痛快快地多杀几个敌人。”

“可是，我们能杀到那些长枪党徒吗？干尽坏事的人是他们呀。”

“他们不打仗，”他说，觉得心里很窝火，“他们只在后方滥杀无辜百姓。跟我们在战场上交锋的不是他们。”

“可是，我们能不能想个法子消灭他们呢？我恨不得能亲手杀死他们几个呢。”

“这些人我杀过，”他说，“今后我们还要再杀。那次在炸火车的行动中，我们就干掉了他们不少人。”

“我很想跟你一起去炸火车，”玛丽娅说，“那次炸火车时，比拉尔救了我，把我带回来时，我有点儿疯疯癫癫的。她对你说起过我那时的情况吗？”

“说过。别再提这事吧。”

“我当时脑子坏了，麻木得什么都不知道，整天只会哭。可是还有一件事我必须告诉你。这件事不说不行。可是说了，又怕你不会娶我了。可是，罗伯托，如果你不肯娶我为妻，我们能不能，就这样，以后，一直就像这样生活在一起呢？”

“我一定会娶你为妻的。”

“别。这件事我已经忘了。也许你不该娶我。我说不定永远也不能为你生儿育女了，因为比拉尔说，如果我能生育，遭到那次不幸之后，我就会怀上了。这一点我必须告诉你。唉，我不知道怎么会把这事给忘啦。”

“这一点无关紧要啊，小兔乖乖，”他说，“首先，这个说法也不一定准确。这一点得由医生说了才算数。其次，我也不想把我的儿女带到如今这个世界上来。再说，我要把我的爱全部给你。”

“我多想为你生儿育女啊，”她对他说，“如果我们不生出儿女来跟法西斯分子作斗争，这个世界怎么能变好呢？”

“你呀，”他说，“我爱的是你这个人。你听见了吗？我们现在该睡一会儿啦，小兔乖乖，因为我必须在天还没亮之前就起来，这个月份里，黎明来得很早呢。”

“那么，我刚才说的最后那一点不成问题喽？我们还是可以结为夫妇的，是吗？”

“我们已经结为夫妇啦，现在。我已经娶你为妻啦。你就是我的妻子。可是，该睡觉啦，我的小兔乖乖，再不睡就没时间睡啦。”

“那么，我们真的会结婚吗？不是说说而已的吧？”

“真的。”

“那我就睡了，醒来再接着想这事吧。”

“我也睡啦。”

“晚安，我的老公。”

“晚安，”他说，“晚安，老婆。”

他听到她这时已开始发出平稳而有规律的呼吸声，他知道她已经睡着了，然而他自己却没法入眠，便静静地躺着，一动也不动，唯恐惊醒了她。他心里在遐想着所有她没有说出口的那些情节，他人躺在那里，心却在恨得直冒火，好在明天一早就要大开杀戒了，想到这里，心里倒也有了点宽慰。不过，我可千万不能亲自上阵去杀敌啊，他想。

可是，我怎么才能克制住不上阵？我们的人也对他们下过狠招，这我是知道的。但是，那是因为我们的人没受过教育，不知道还有更好的办法才造成，然而他们却是目的明确、深思熟虑地干那些丧尽天良的坏事的。那些为非作歹的家伙恰恰正是他们的教育所造就出来的最新的一批人。那些人是西班牙的骑士之花呢。西班牙人曾经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民族啊。从科尔特斯、皮萨罗、梅嫩德斯·德·阿维拉[355]，直至恩里克·李斯特，再到巴勃罗，这批狗娘养的东西啊！却又是些多么杰出的家伙啊。这世上再没有比他们更优秀、也更邪恶的人了。再没有比他们更善良、也更残忍的人啦。可是谁能理解他们呢？我就不理解，因为如果我理解他们，我就会宽恕他们的一切所作所为了。能理解就能宽恕。这话不对。宽恕已被扩大化了。宽恕是基督的思想，西班牙从来就不是个基督教国家。他们的教会里一直保留着他们自己独特的崇拜偶像。另一个圣母[356]。我估计，他们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才要糟蹋他们敌方的处女的。当然，这种思想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尤其对于这些人、对于西班牙的宗教狂热分子来说，他们的这种思想要比普通老百姓根深蒂固的多。人民大众已经日渐远离教会了，因为教会跟政府是相互勾结、沆瀣一气的，而政府总是腐败透顶的。这是宗教改革从未波及的唯一的国家。现在他们正在为他们的宗教审判制度付出代价，好啊。

哎呀，这可是个值得撕开的问题啊。思考这个问题可以使你不至于过分担忧你的工作。这要比装聋作哑好得多。上帝啊，他今夜装聋作哑的地方太多啦。可是那个比拉尔却一整天都在装聋作哑。那当然啦。如果他们明天全被打死了怎么办啊。只要他们能按照要求保证完成炸桥的任务，即便死去，那又怎么样？这就是他们明天要干的全部工作。

死了也没什么关系。你总不能没完没了地一直做这些事情吧。可是，你也不会永生不死啊。也许我这辈子就只有这三天了，他想。假如真是这样，我多希望我们这最后一夜不是这么过的呀。不过，最后之夜向来都是不好过的。最后的荒唐事都不是什么好事。可不是嘛，不过，最后的话语有时候倒是蛮好的。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嘛。“我的丈夫、本镇前任镇长万岁！”就很好嘛。

他知道这很好，因为他心里在对自己说这话时猛然打了个激灵，一股热流立即涌遍了全身。他倾过身去吻着玛丽娅，她睡得正香，没有醒来。他用英语十分平静地悄声说：“我巴不得要和你结婚呢，我的小兔乖乖。我为你的家人感到非常自豪呢。”

第三十二章

同一天深夜，在马德里，盖洛德大酒店里熙熙攘攘，宾客盈门。一辆轿车驶上酒店正门回廊下的停车处，车前灯上刷着蓝色涂料，车里走出一名身材矮小的男人，他足蹬黑色长筒马靴，下身穿灰色马裤，上身着灰色高领短夹克，推门而入时朝两名站岗的哨兵回了个军礼，并朝坐在警卫室桌边的那名秘密警察点了点头，然后迈步走向电梯间。酒店大门的内侧还有两名哨兵端坐在椅子上，一边一个把守着大理石门厅的入口处，两名哨兵只抬了抬眼皮，便让那矮个子男人从他俩身边走过去，走向了电梯门口。他俩的职责是，对进入该酒店的所有陌生人进行搜身式检查，从身体的两侧腰间一直摸到胳肢窝下，再摸屁股后的口袋，要把全身上下都摸一遍，检查来人在进入酒店时是否携带着手枪，如果来者的确暗藏手枪，就把他交给警卫室里的那名秘密警察去盘问。但是，他俩对这名足蹬马靴的小个子男人很熟悉，因此他们几乎看也没看，就放他过去了。

此人走进他在盖洛德大酒店下榻的那间豪华套间时，发现那里已是高朋满堂。人们有的坐着，有的三三两两站在一起，相互交谈着，一幅会客室里常见的那种热闹场面，男男女女都在喝着伏特加、兑苏打水的威士忌，还有的在喝着啤酒，喝完了就从大酒罐里往手里的小玻璃杯里再斟。人群中有四名男人身着军服。其余的人要么穿着风衣，要么穿着皮夹克，四名女人中有三名是普普通通的外出兜马路的装束，而那第四名则是个形如枯槁、面容憔悴、又瘦又黑的女人，四个女人中只有她一人穿着一套裁剪得特别考究的女式军装，裙子下是一双高筒皮靴。

卡可夫一踏进房间，便立即朝穿军装的那个女人走去，向她鞠躬，和她握手。那女人就是他的结发妻子，他用俄语和她说了几句谁也没法听清的话，他走进房间时眼中流露着的那股目空一切的傲慢神色在这一刻竟荡然无存了。然而片刻之后，他又两眼放光了，因为他看见了那个头发染成了桃红色、脸上洋溢着慵困缠绵的表情、身段极为匀称的姑娘，那是他的情妇，他迈着细碎、刻板的脚步走到她面前，又是鞠躬又是握手，一副谦恭的样子，谁都能看得出，他把刚才与他妻子见面时的那一套又摹拟了一遍。在他穿过人群走向房间的另一边时，他妻子并没有在他背后盯着他。她正与一名身材高挑、相貌英俊的西班牙军官站在一起，两人在用俄语交谈着。

“你的这位大情人有点儿发福了嘛，”卡可夫对那姑娘说，“在战争即将进入第二个年头的时候，我们的大英雄们都开始发福啦。”他看也没看他所提及的那个男人。

“你自己长相太丑，所以连癞蛤蟆你都要嫉妒呢，”那姑娘对他说，一副活泼可爱的样子，她说的是德语，“我明天陪你一起去进攻的前线吧，好吗？”

“不。再说，也没有什么进攻啊。”

“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啊，”姑娘说，“别那么神神秘秘的啦。多洛雷斯[357]正准备去呢。我打算和她一起去，要么就跟卡门一块儿去。很多人都打算去呢。”

“谁愿意带你去，你就跟谁去吧，”卡可夫说，“我可不行。”

接着，他直视着那姑娘，一脸严肃地问：“这是谁告诉你的？说具体些。”

“理查德。”她也很严肃地说。

卡可夫耸了耸肩膀走开了，丢下她站在那儿。

“卡可夫。”有个男人朝他打了个招呼，此人中等身材，面色灰暗，方脸阔腮，肌肉松垂，眼泡浮肿，下嘴唇肥厚，说话的声音有气无力。“你听说过这个好消息吗？”

卡可夫走到他面前，那人说：“我也是刚刚听说的。还不到十分钟。这是好事情啊。那些法西斯分子整天在塞哥维亚附近自相残杀呢。他们不得不动用机关枪和机关炮的火力来平息暴乱呢。他们今天下午在用飞机轰炸他们自己的部队呢。”

“是吗？”卡可夫问。

“千真万确，”那眼泡浮肿的男人说，“这消息是多洛雷斯亲自带来的。她在这儿发布这个消息时，兴奋得满脸容光焕发，那副模样我还从没见过呢。那张动人的脸啊——”他非常开心地说。

“那张动人的脸。”卡可夫说，语调却是干巴巴的一点儿也不动人。

“要是你也听到了她的那番讲话，你也会怦然心动的，”那眼泡浮肿的男人说，“这条消息本身也为她增添了光彩，使她更加光彩得人间罕见了。你从她说话的声音里就能断定她说的是事实。我正在给《消息报》写文章，准备报道这件事呢。在我看来，这就是这场战争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之一，因为我亲自听到了她作报告时的那极为动人的声音，她的声音中交织着怜悯、同情和真理。善与真的光辉在她身上闪耀着，仿佛真正的人民的圣人果然出现了一样。她那‘热情之花’的称号果真是名不虚传啊。”

“名不虚传，”卡可夫说，声音很是沉闷，“你最好现在就去给《消息报》写这篇报道吧，免得把你刚才这番漂亮的导言给忘了。”

“她可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啊，不可以随意拿来取笑的。即使你这种玩世不恭的人平常开惯了别人的玩笑，那也不行，”那眼泡浮肿的男人说，“要是你在这儿听到了她的声音、看到了她的容貌，你就不会这样了。”

“那动人的声音，”卡可夫说，“那动人的容貌。就这么写，”他说，“别对我念叨你这些华丽的词语啦。别把你这些大段大段的美文浪费在我身上啦。赶紧去写下来吧。”

“也不必这么急着现在就去写。”

“依我看，你最好还是现在就去写。”卡可夫说罢，瞥了那人一眼，便转过脸去不再看他了。那眼泡浮肿的男人愣愣地在那儿又站了约两三分钟，手里端着那杯伏特加，那双眼睛，虽然眼泡浮肿，却无限深情地沉浸在他早先看到的美景之中，在回味着他当时耳闻目睹的那一幕，随后，他果真离开了这间屋子写他的报道去了。

卡可夫走到另一个男人面前，此人约有四十八岁，身材矮胖敦实，脸上挂着乐呵呵笑意，长着一双浅蓝色的眼睛，金黄色的头发正日渐稀疏，一张笑吟吟的嘴巴上蓄着又短又硬的黄色八字胡髭。此人是穿制服的。他是个师长，是匈牙利人。

“多洛雷斯在这儿时，你来了吗？”卡可夫问这个人。

“来了。”

“都扯了些什么？”

“大概是那些法西斯分子们自相残杀的事吧。要真是这样，那才叫漂亮呢。”

“关于明天的事情，你听到的也不少吧。”

“全是流言蜚语。这间屋子里的绝大多数人以及所有这些新闻记者都该统统拉出去枪毙，当然也包括那个诡计多端、不足挂齿的德国佬理查德。让这个专做礼拜天皮肉生意的德国佬当上旅长的人，不管他是谁，都该枪毙。也许你我也该枪毙。有这可能呢，”这位将军哈哈大笑起来，“可别去提这种建议啊。”

“这个建议我是绝对不会提的，”卡可夫说，“经常来这儿的那个美国人现在就在那边。你认识这个人的，他叫乔丹，他现在就跟那支游击队在一起。他们所说的要做成这桩买卖的地点就在他现在所在的地方。”

“那好啊，他应当详细报告一下有关这件事的情况，他的这份报告应当今晚就送达此地，”将军说，“他们不喜欢我到那边去，否则，我倒是可以去那边帮你打听打听的。他是遵照戈尔茨的命令去干这件事的，是吗？你明天就见到戈尔茨了。”

“明天一早。”

“在情况尚未好转之前，千万别去打扰他，”将军说，“他和我一样，非常讨厌你们这些狗杂种。尽管他的脾气比我要好得多。”

“可是，关于这次——”

“大概是法西斯分子在调整他们的部署吧，”将军咧嘴笑了笑，“是啊，我们倒要看看戈尔茨是否能稍稍调遣他们一下。让戈尔茨露一手吧。我们曾经在瓜达拉哈拉牵制过他们。”

“我听说，你也要出发啦。”卡可夫说着，咧嘴笑了笑，一笑便露出了他满嘴的坏牙齿。不料，将军突然发起火来。

“议论到我也要出发啦。居然敢张嘴议论起我来啦。也难怪，我们这些人老是别人议论的对象嘛。这帮爱嚼舌头、嘴怎么也封不住的混账东西。一个人如果能守口如瓶，只要他能做到这一点，他就能救国啊。”

“你的朋友普列托就能守口如瓶。”

“但他对胜利缺乏信心。不相信人民，你怎么能取得胜利呢？”

“这事由你去判断吧，”卡可夫说，“我要去小睡一会儿啦。”

他离开了这满屋都是烟雾、满屋都是闲言碎语的房间，走进了后面的卧室，坐在床边，脱去脚上的皮靴。他依然还听得见外面那些人在议论，便去关上了房门，打开了窗户。他也懒得脱衣服了，因为在凌晨两点他就得出发，要开车经过科尔梅纳尔、塞尔塞达、纳瓦塞拉达一线，才能到达前线，戈尔茨将在凌晨时分发起总攻。

第三十三章

此时已是凌晨两点，比拉尔叫醒了他。她伸手去推他时，他起先还以为是玛丽娅呢，便朝她侧过身来，柔声说：“小兔乖乖。”于是，妇人便用她那只大手使劲推了推他的肩膀，他便突然地、彻底地、绝对地清醒过来，迅即伸手抓住手枪的枪柄，手枪就放在他光溜溜的右腿边，手枪的保险栓一打开，他全身也像他那支一触即发的手枪一样紧张起来。

黑暗中，他凝神一看，才知道来人是比拉尔，于是，他看了看腕表的表盘，只见那两根闪光的指针已走成锐角指向表盘的上端，一看时间，才凌晨两点钟，他便说：“你这是怎么啦，你这女人？”

“巴勃罗跑了。”这身材高大的妇人对他说。

罗伯特·乔丹赶忙穿上裤子和鞋子。玛丽娅还没醒。

“什么时候？”他问。

“肯定已经有一个小时了。”

“还有呢？”

“他拿走了你的一些东西。”妇人十分懊丧地说。

“原来如此。什么东西？”

“我也不知道，”她对他说，“来看看吧。”

黑暗中，他们匆匆走向山洞的入口处，弯腰从门毯下钻进洞里。罗伯特·乔丹跟着她后面走着，山洞里弥漫着熄灭的炭灰味、难闻的陈腐味、熟睡中的男人们呼出的气味，他亮起了手电筒，那些人都是席地而睡的，他怕自己一不留神踩在哪个睡得正香的人的身上。安塞尔莫醒了，开口就问：“到时间啦？”

“还没呢，”罗伯特·乔丹悄声说，“睡吧，老伙计。”

那两只背包都放在比拉尔的床头上，床前挂着一条毛毯作为屏风与山洞其余部分隔开。床上散发着陈腐的气味、汗臭味、令人作呕的甜酸味，和印第安人的卧榻一样，罗伯特·乔丹跪在床边，用手电照着那两只背包。每只背包上都有一条从上到下的很长的裂缝。罗伯特·乔丹把手电拿在左手，用右手在第一只背包里摸索着。这只背包原先装着他的睡袋，本来就不很满。现在仍然不很满。那些电线还在包里，但是那只装引爆器的方木盒却不见了。那只雪茄盒也不见了，雪茄盒里装的是他仔细包扎好的雷管。那只装着导火索和火帽的有旋转盖的铁罐子也不见了。

罗伯特·乔丹又伸手摸索着另一只背包。包里依然装满炸药。也许只少了一小包炸药。

他站起身来，转身面对着妇人。人要是在早晨被叫醒得太早，就会有一种茫然、空落的感觉，犹如大祸即将临头的那种感觉一样，他现在的感觉比这还要强烈千倍。

“这就是你所答应的替人家看管东西呀。”他说。

“我睡觉时头是顶着那两只背包的，还把一只胳膊搭在那上面呢。”比拉尔对他说。

“你睡得真安心啊。”

“听我说，”妇人说，“他夜里起身了，我说：‘你去哪儿呀，巴勃罗？’‘去撒尿啊，太太。’他对我说，所以我又睡着了。等我再次醒来时，我也不知道过去多少时间了，可是，我以为，他人既然不在这儿，就一定是下山去看那几匹马了，这是他的老习惯嘛。于是，”说到这儿，她显得十分沮丧，“见他老不回来，我就开始发急了，一发急，我就去摸了摸那两只背包，看看有没有出纰漏，这就摸到了那包上的裂口，于是我就马上来找你啦。”

“跟我来。”罗伯特·乔丹说。

他们来到山洞外，此时半夜过去还没多久，所以你感觉不到黎明即将到来。

“除了有哨兵的那条路之外，他还有哪几条路可以带着那几匹马出走？”

“两条路。”

“在山上站岗的人是谁？”

“埃拉迪奥。”

罗伯特·乔丹没再说什么，他们一起来到拴马吃夜草的那块草甸子上。草甸子上有三匹马在啃着青草。那匹枣红大马和灰马不见了。

“你估计他离开你有多长时间了？”

“肯定有一个小时了。”

“事到如今，也只能就这样啦，”罗伯特·乔丹说，“我去取回我那两只背包里剩下的东西，然后继续上床睡觉。”

“还是由我来看管吧。”

“什么话，由你来看管。你已经看管过一回啦。”

“英国人，”妇人说，“出了这种事情，我和你一样感到难受。要是有什么办法能把你的东西追回来，我豁出命来也会去干的。你没必要这样伤我的心。我们俩都被巴勃罗骗了。”

听到她把话说都到这个分儿上时，罗伯特·乔丹感到自己不好再由着性子挖苦她了，再说，他也不能跟这女人翻脸啊。在这不同寻常的一天里，他得跟这个女人好好合作呢，而这一天已经有两个多小时过去了。

他把一只手按在她肩头上。“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比拉尔，”他对她说，“丢掉的那几样东西也不是什么太要紧的东西。我们临时找材料凑合一下，也照样能管用。”

“可是，他究竟拿走了哪些东西啊？”

“没什么，你这女人啊。不过是几样私人用的奢侈品。”

“其中就有你用来爆破的机械装置吧？”

“是的。但是用别的方法也照样可以引爆。告诉我，巴勃罗自己有没有雷管和导火线？上级部门以前肯定给他配备过这些东西吧？”

“都给他拿走了，”她十分地懊丧地说，“我曾经查看过一次。那些东西也都不见了。”

他们返身穿过那片树林，回到山洞的入口处。

“再去睡一会儿吧，”他说，“巴勃罗走了，我们岂不更好办了。”

“我去看看埃拉迪奥吧。”

“他肯定走的是另一条道。”

“反正我得去查哨。因为我精明程度不够，辜负了你对我的信任啊。”

“别这么说，”他说，“再去睡一会儿吧，你这女人。我们必须在四点钟开始行动。”

他跟她一起走进山洞，取出那两只背包，为了不让里面的东西从裂口漏掉，他把两只背包都紧紧抱在怀里。

“让我把那裂口缝上吧。”

“等我们出发之前再缝吧，”他温和地说，“我拿走背包并不是信不过你，而是为了让我自己能睡得安稳些。”

“我得早点儿把他们缝好。”

“你可以一早就来拿，”他对她说，“去再睡一会儿吧，你这女人啊。”

“不，”她说，“我让你失望了，我让共和国失望了。”

“快去再睡一会儿吧，你这女人，”他温存地对她说，“去睡吧。”

第三十四章

法西斯分子盘踞在这一带山岭的制高点上。但是那边有一条未被占领的山谷，那儿只有一个法西斯分子建立的哨所，那是一家带谷仓的农家四合小院，法西斯分子在那里构筑了工事。安德雷斯怀揣着罗伯特·乔丹写给戈尔茨的信件一路走来，在黑暗中兜了一大圈才绕过了这个哨所。他熟悉这一带地形，知道哪里没有布设绊索，否则碰上了就会引发预先架设在那儿的枪支了，他在夜色中找到了它的位置，一步跨了过去，然后便沿着那条小溪往前赶路了，小溪两岸，白杨蔚然成行，杨树叶在夜风中摇曳着。一只雄鸡在那家农舍里啼鸣，那里就是法西斯分子们的哨所，他沿着小溪一路走着，边走边回头张望一下，透过一株株白杨树干，他看到那农舍里有一扇窗户的下沿亮着影影绰绰的灯光。夜色很宁静，夜空很清朗，安德雷斯离开小溪边，折向那片草甸了。

草甸上有四堆尖顶干草垛，自去年七月开战以来就一直堆在那儿。谁也没来取过草料，如今四个季节过去了，垛尖已塌了下去，好端端的草料就这样变成了废料。

安德雷斯从敷设在两堆干草垛之间的绊索上跨过去时，心里在感叹着，这多浪费啊。可是，那些共和党人却不得不背着干草料爬上位于草甸另一边的瓜达拉马山那陡峭的山坡，我估计，那些法西斯分子们是不需要这些草料的，他想。

他们储备了足够的草料和粮食。他们的东西多着呢，他想。不过，我们明天早晨就要狠狠打击他们了。明天早晨，我们要教训教训他们，为聋子报仇。他们简直就是野蛮人啊！不过，明天一早那条公路上可要尘土飞扬、热闹非凡啦。

他想尽快完成这次送信任务，好赶回来参加早晨对那几个哨所的袭击。然而，他果真还想回来吗？要不，他只是在装装样子说说而已？他知道，当那英国人通知他，这趟送信的差事要由他来完成时，他当即便有一种得到解救的感觉。对于这天早晨将要发生的事情，他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是能够从容面对的。这本来就是分内的事情嘛。他当初是举手赞成这件事的，当然就该去做嘛。聋子被消灭的事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可是，那毕竟是聋子啊。又不是他们。他们该干什么就得去干，那样才对。

可是，当英国人交代他去送那封信时，他心里产生的那种感觉就像他小时候经常感受到的那种情景一样，村子里过大节要举行庆祝活动了，可是早晨一觉醒来，却听说外边雨下得很大，地面太潮湿，广场上纵狗斗牛的活动都被取消了，因而热闹看不成了。

他小时候特别喜欢这种斗牛戏，整天期盼着它，期盼着那个时刻早点到来，让他能够来到那烈日炎炎、尘土飞扬的广场，那时候，一辆辆大车环绕着广场，堵住了各路出口，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场子，等到人们拉开运牛的笼子的那扇门时，那头公牛总是先用四蹄稳住身子，再从笼子里慢慢滑下来。他怀着激动、喜悦、吓得冒汗的心情期盼着的就是这一时刻，那时，在广场上，他能听见那头公牛用牛角撞击木笼的咔咔声，接着就看见它出来了，先用四蹄刹住身子，再慢慢滑进广场中，脑袋昂着，鼻翼大张，耳朵抽搐着，乌黑发亮的牛皮上沾满尘土，两侧的肚子上溅满干粪，他注视着它那双相距很宽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生在那对张得很开的牛角下，那对牛角又光滑又结实，如同被沙砾打磨过的海上浮木，锋利的角尖向上翘着，因此一看到那模样，你就会胆战心惊。

他整年都在期盼着这一天，期盼着公牛入场的那一刻，在那一刻，当你在盯着它那对眼睛时，它却在选择广场上可以攻击的对象，然后脑袋猛然一低，牛角竖起，像猫一样迅速冲过来，它发起冲击的那一刻能吓得你心脏停止跳动，他小时候整年期盼的就是这一刻；可是，那英国人命令他去送信时的那种感觉，却像小时候一早醒来就听到外面在下大雨一样，听着雨点敲打在石板屋顶上、冲刷在石墙上、落在村里那条泥泞的街道上的一个个小水坑里，心里就很是懊丧，但又像是得到了暂时的解救。

在村里举行的那些斗牛节上，他一向表现得很勇敢，勇敢得能跟本村或邻村的任何人比试高低，而且说什么也不会错过那每年一度的斗牛节的场面，尽管他并不去参加邻村举行的斗牛节。他有这种胆气能在那公牛冲过来时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等着，直憋到最后关头才向一旁跳开。如果那公牛撞倒了别人，他就在它嘴下挥动一只麻袋把它引开，有好多次，当公牛把人撞倒在地时，是他立马冲上去救人的，他抓住牛角使劲拉扯，攥住牛角用力摇晃，拳打脚踢着那公牛的脸面，直到它撇开那倒地的人而去攻击另外某个人。

他曾抓着牛尾巴使劲拖、拉、绞着，硬生生地把那公牛拖离了那被撞倒在地的人。有一回，他用一只手拖着牛尾巴转了一圈，直到另一只手能够得着牛的犄角，那公牛昂起头来要撞他，他便一手拽着牛尾巴，一手抓着牛犄角，身子跳后一步，同牛打起转转来，旋了好几圈呢，直到大伙儿蜂拥而上，扑到那公牛身上用刀子捅它。在那尘土飞扬、热气腾腾、你喊我叫、牛、人、酒的气味混成一团的场子上，他总是第一个冲出人群、和身扑向公牛的人，他对那个中的滋味也深有体会，那公牛在他身下拼命摇晃、闪转腾挪，而他则全身俯伏在公牛的肩胛部位，一条胳膊牢牢箍着一只牛角的根部，一只手紧紧抓着另一只牛角尖，手指抠得死死的，身子被拱起来，剧烈颠簸着，左胳膊感觉仿佛快要被甩得脱臼了似的，但他仍旧俯伏在那热烘烘、灰扑扑、毛茸茸的肌肉鼓涌着的牛肩隆上，牙齿紧紧咬住牛的一只耳朵，挥舞着刀子一刀一刀又一刀地猛扎那粗大、鼓胀、凸起的牛脖子，牛脖子里喷出的滚热的鲜血沾满了他的拳头，而他全身的重量都还悬挂在高高的牛肩隆上，在嘭嘭地连续不断地撞击着那公牛的脖子。

记得第一回像这样咬着牛耳朵死死不松口的时候，他的脖子、腮帮子都被那公牛甩得扭了筋，事后大伙儿都笑话他了。笑话归笑话，大伙儿还是很敬佩他的。此后，他每年都不得不再显露这一手了。他们称他为韦里亚康纳霍斯的霸喇狗[358]，还取笑他爱生啃牛肉呢。不过，村里人谁都盼着能看到他像这样耍牛呢，在每年的斗牛节上，他知道，都是让那公牛先露面，让它朝人群冲击、用犄角挑人，等大伙儿开始叫嚷着要有人冲上去杀牛时，他才会拉开架势，一马当先冲在众人前面，一跃而上去抢回他的头功。接着，等一切都结束了，那公牛在大伙儿身体的重压下也终于瘫倒在地、一命呜呼了，他就站起身来，默默地离开，为咬耳朵那一幕而害臊，但也得意得不能再得意了。然后，他就穿过一辆辆大车去石砌喷水池边洗手，沿路的人们会拍拍他的后背，递给他一只皮酒囊，说：“好啊！我们为你欢呼啊，霸喇狗。祝你母亲长命百岁。”

也有人会说：“这才不枉为长着一对鸡巴蛋的人啊！年年都表现得这么神勇！”

安德雷斯听了这些话会感到很害臊，也有点儿飘飘然的感觉，但还是很得意、很开心的，于是，他就朝大伙儿挥挥手，接着就去洗净他的双手和右臂，再把刀子仔细擦洗干净，然后再拿起其中的一只皮酒囊，漱漱口，把这一年嘴里的牛耳味儿漱漱干净；把漱口用的葡萄酒吐在广场的旗形石板地上，然后再高举皮酒囊，让喷出的酒线直射进喉咙深处。

当然。他就是当之无愧的韦里亚康纳霍斯的霸喇狗，可是，这称号也不是白得的，因此，他无论如何也不愿错过村子里这每年一度的能让他大显身手的好机会。然而他也深有体会了，什么也比不上雨声所产生的感觉好啊，因为雨声使他知道，可以暂时不干啦。

然而我必须回去，他暗暗告诫自己。回去肯定是不成问题的，但我必须赶上攻打哨所和炸桥的战斗。我兄弟埃拉迪奥还在那边呢，他可是我的嫡亲骨肉兄弟啊。还有安塞尔莫、普里米蒂伏、费尔南多、奥古斯汀、拉斐尔，尽管这家伙显然是个轻浮的人，还有那两个女人、巴勃罗、再加上那个英国人，尽管这个英国人不能算在内，因为他是个外国人，是奉命而来的。他们全都会参加这场战斗的。我可千万不能因为这偶然的送信差事就逃避这场考验啊。我必须尽快把信送到，圆满完成这个任务，然后马不停蹄地赶回去，按时参加攻打哨所的战斗。如果因为这偶然的送信任务而不能参加这次的行动，那我就太丢人啦。这一点再清楚不过了。此外，就像一个人一门心思只想着任务艰险的方方面面时，却忽然意外地发现，战斗中原来也有这么多的乐趣呢，于是，他对自己说，此外，我得好好享受一下消灭几个法西斯分子的乐趣。自从我们上次歼灭了一些敌人以来，时间已经过去太久啦。明天这一天可能要大见功效地打一仗了。明天这一天可能要真枪实弹地干一场了。明天这一天可能是很有意义的一天呢。明天肯定会来临的，我也肯定会到场的。

他此时正走在没膝深的荆豆丛中，在通向共和国防线的那面陡坡上攀登着，突然，一只鹧鸪呼喇一声从他脚边飞起，黑暗中传来的急促的振翅声惊得他差点儿没背过气去。这是突如其来的缘故啊，他想。它们的翅膀怎么能拍打得这么快呢？这只雌鹧鸪想必是在孵窝儿吧。我也许差点儿踩在它们的蛋上了。如果没有这场战争，我会在那棵矮树上缚一条手绢，等到白天回来掏鸟窝，我可以把鸟蛋带回家，放在抱窝的母鸡身下，等蛋孵出来，我们的鸡舍小院子里就会有小鹧鸪了，我要看着它们一天天长大，等它们长大了，我就拿它们去招诱别的鹧鸪。我不会弄瞎它们，因为这种鸟很好驯养。你会不会怕它们飞走呢？它们也许会飞走的。要是那样，那我就只好弄瞎它们啦。

可是，我就不忍心这么做，因为这些鹧鸪是我亲手养大的。我可以剪掉它们的翅膀，或者拴住一只脚，然后拿它们做诱鸟去招徕更多的鹧鸪。如果没有这场战争，我会和埃拉迪奥一起到法西斯分子哨所后面的那条小溪里去摸小龙虾。有一回，我们不到一天就在那条小溪里捉到了四十八只小龙虾呢。如果我们完成这场炸桥任务后去格雷多斯山区，那儿有几条漂亮的小河，也可以弄到鳟鱼和小龙虾。我倒是希望我们能去格雷多斯山区，他想。我们可以在夏天在格雷多斯山里把小日子过得美美的，秋天也能过得很好，不过冬天冷得不得了。不过，等冬天来临时，我们也许已经打赢这场战争啦。

假如我们的父亲不是个共和党人，埃拉迪奥和我现在没准就在法西斯分子那边当兵了，一个人若是当了他们那边的兵，那也就没什么问题可想了。人总得服从命令，活也好，死也罢，结果都是一个样，反正是由不得自己的。在一个政权下过日子要比向它做斗争容易些。

不过，这种非正规的打法倒是一件要担当很大责任的事。如果你是个爱操心的人，需要操心的地方可多啦。埃拉迪奥想得比我多。他还爱操心。我真心相信这项事业，从不怀疑，所以我也不操心。不过，这种生活方式未免负担太重了。

依我看，我们都出生在一个十分艰难的时代里，真是生不逢时啊，他想。依我看，任何一个时代可能都比现在好过。我们不觉得有多苦，那是因为我们大家都组织起来与苦难做斗争了。那些觉得生活很苦的人是不适合这种环境的。不过，这个时代也由不得你自己作抉择呀。法西斯分子向我们发动进攻，也就为我们做出了抉择。我们打仗是为了活命。不过，我倒很希望有一个办法能让我在原来那地方的那棵矮树上缚一块手绢，等到白天去把那些蛋拿回来，放在母鸡身下，那我就能在自家的庭院里看到刚孵出壳的小鹧鸪了。我希望得到的其实就是这种很寻常的微不足道的小东西。

可是，你没有家呀，没有家，哪有房子，哪来庭院啊。他想。你全家只剩下了一个亲人，一个明天就要去打仗的兄弟，而且你什么财产也没有，只有这风、太阳和一个空肚子。现在这风也很小，他想，连太阳也没了。你口袋里有四颗手榴弹，可是除了扔出去之外没别的用处。你背上有一支卡宾枪，可是除了把子弹打出去之外也没有别的用处。你有一份信件得送出去。你有一肚子屎可以拉在大地上，他在黑暗中咧嘴笑了笑。你还可以在上面撒泡尿呢，那叫举行抹油仪式。你有的每一样东西都是要准备拿出去的。你是个了不起的哲学家加倒霉蛋，他对自己说，不禁又咧嘴笑了。

要不是因为刚才脑子里想的全是些高尚的事情，他没准还会一直沉浸在那种暂时得到解救的感觉之中呢，如同村里要过大节的那天早晨伴随着雨声同来的那种感觉。这时，他前方的山梁顶上出现了政府军的阵地，他知道，一到那里，他就会受到仔细盘查的。

第三十五章

罗伯特·乔丹躺在睡袋里，紧贴着玛丽娅，姑娘还在睡梦中。他翻了个身侧卧着，背靠背地贴着姑娘，感受着她修长的身段贴在自己的脊背上，然而此时的肌肤相亲却成了一种莫大的嘲弄。你啊，你，他对自己恨得直咬牙。是啊，你。你第一次见到巴勃罗时就暗暗告诫过自己要警惕这家伙，他对你表示友好之日，就是他准备背叛你之时。你这该死的笨蛋啊。你这十足的该死的大糊涂蛋。别再色迷迷地惹这姑娘啦。这不是你此刻非做不可的事情。

这家伙有没有可能把那些东西藏起来了呢，抑或把它们全扔掉了？情况不大妙啊。再说，这黑灯瞎火的，你上哪儿找去。他大概把那些东西都藏起来了。他还拿走了一些炸药。啊，这肮脏透顶、罪该万死、奸诈卑劣的鸡奸犯。这无比下流、自甘堕落的窝囊废。他滚蛋就滚蛋，为什么偏偏还要带走引爆器和雷管呢？我真是个该死的地地道道的大笨蛋，怎么就糊涂到了这等地步，居然会把东西交给那个混账女人看管呢？这狡猾、奸诈、可恶的狗杂种。这无耻、卑鄙的王八蛋。

别再骂骂咧咧啦，耐下性子来吧，他暗暗告诫自己。你只好听天由命啦，充其量也只能这样啦。你被别人耍弄了一回啊，他暗暗告诫自己。你被别人算计到家啦，被骗得晕头转向，丧失理智了。你那该死的脑袋该清醒清醒了，消消气吧，别再这样一文不值地悲天怨人啦，像堵该死的哭墙似的[359]尽洒些没用的伤心泪。东西已经丢啦。你这该死的，东西已经没啦。呸，让那该死的龌龊的猪猡见鬼去吧。你可以×他妈的找到一条出路来的。你必须另想办法啦，因为你心里很清楚，这桥是非炸不可的，如果你要在那里站稳脚跟，并且——把这个混账念头也抛开吧。你为什么不请教请教你祖父呢？

噢，×他妈的祖父，×他妈的这奸诈无比、尽出叛逆、混账透顶、乌七八糟、污秽不堪的国家，让交战双方每一个×他妈的西班牙人统统都见鬼去吧，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他妈的，让他们统统见鬼去吧，拉尔戈、普列托、阿森西奥、米亚哈、罗霍，所有这些混蛋，×他妈的让他们一个不剩、统统都见鬼去吧，死去吧。让这到处出叛徒、奸诈泛滥成灾的国家见鬼去吧。让他们那利己主义和自私自利之心、让他们那自私自利之心和利己主义、让他们那自高自大、诡计多端的奸诈行为都统统见鬼去吧。×他妈的，让他们统统下地狱，永世不得翻身。在我们为他们送死之前，先×他妈的让他们见鬼去吧。在我们为他们送死之后，也×他妈的让他们见鬼去吧。×死这些王八蛋，让他们下地狱吧。上帝啊，让巴勃罗见鬼去吧。巴勃罗是他们的总和。上帝啊，可怜可怜西班牙人民吧。他们的领袖没有一个会不坑害他们。他们两千年来只出了一个好人，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360]，其余的没有一个不祸国殃民。我们哪能知道他在这场战争中会不会挺身而出、坚持下去呢？我记得我当初曾认为拉尔戈[361]也挺好的呢。杜鲁蒂[362]也是个好人，却被他自己人在法国人桥上枪杀了。枪杀他，是因为他命令他们向前进攻。根据光荣的无纪律的纪律枪杀了他。这胆小怕死的猪猡。噢，让这些×他妈的该死的家伙统统见鬼去吧。还有那个偷走了我引爆器和那盒雷管的巴勃罗。吖，×他妈的，把这家伙打入地狱的最底层吧。可是，不。倒是他这个该死的把我们打入地狱了。反倒是他们这帮混蛋老是在坑害我们，从科尔特斯、阿维拉的梅嫩德斯，一直到米亚哈，坑我们的总是他们。瞧瞧米亚哈是怎么整克莱伯的吧。这个妄自尊大的秃顶猪猡。这个愚蠢透顶却自以为有学问的狗杂种。这帮狂妄不已、自命不凡、背信弃义的猪猡竟然一直在统治着西班牙并左右着她的军队，×他妈的，让这些人统统见鬼去吧。除了老百姓，×他妈的，人人都见鬼去吧，而且千万要当心啊，这帮人一旦掌了权，会变成什么模样啊。

他越骂越出格，蔑视和嘲弄的面也越来越宽，也越来越不公正，连他自己的信仰也不敢相信了，直到满腔怒火终于开始渐渐平息下来。假如你骂的这些都属实，那你为什么还待这儿呢？不完全是这样的，这你知道。瞧瞧所有那些善良的人吧。瞧瞧所有那些优秀的人物吧。他无法容忍待人不公正。他厌恶不公正，就像他厌恶残忍的暴行一样，他义愤填膺地躺在那儿，满腔怒火使他失去了理智，一直骂到那股怒火渐渐平息，那炽热、火爆、狠毒、盲目、杀气腾腾的怒火完全消失，他的心智才趋于平静，变得出奇的空灵、冷静、敏锐、清醒了，就像一个男人跟一个他所不爱的女人完成了一次性交活动之后的那种感觉一样。

“还有你，你这可怜的小兔乖乖啊，”他凑过身去对着玛丽娅说，她仍在睡梦中，脸上洋溢着甜美的微笑，竟蠕动着贴在了他的身上，“要是你刚才开口说话了，我会在这儿打你一下的。男人在大发雷霆时多像一头野兽啊。”

他现在紧紧依偎着姑娘了，展开双臂紧紧拥抱着她，下巴颏顶在她肩膀上，一边躺在那儿，一边在缜密地思考着他得干些什么，以及怎样干的方法。

看来情况还不至于太糟糕，他想。情况确实并没有那么严重。我不知道以前是否曾有人这样干过。不过，这种事情总归是要有人去做的，今后谁要是遇上了类似的困境，就有法可效了。如果我们这样做了，人们也就得知了。如果人们知道了，那也好啊。如果他们根本就不想知道我们是怎样干成的呢。我们人手太少啊，不过，事到如今，为此而担忧也没什么意义。我就利用我们现有的力量和手段来做掉这座桥吧。上帝啊，幸亏我从满腔怒火中及时解脱出来了。刚才真像是经历了一场疾风骤雨啊，简直憋得喘不过气来了。发飙也是一种莫大的快感呢，但你却消受不起它。

“全都计划好啦，小美人儿，”他凑在玛丽娅的肩膀上温柔地说，“你没有为此事费过脑筋啊。你什么也不知道。我们会丢掉性命的，但是我们也会炸掉那座桥的。你迄今还没有为这一点操过心呢。这可不是什么结婚礼物啊。不过，一夜的欢愉不也是无比珍贵的吗？你享受到了一夜欢愉啦。看看你能否把它当作戒指戴在你的手指上吧。睡吧，小美人儿。好好睡吧，我亲爱的宝贝。我不来弄醒你。我现在也只能做到这一点啊。”

他躺在那儿，无限柔情地轻轻拥着她，感受着她均匀的呼吸，感受着她心脏的搏动，密切注视着腕表上指针的移动。

第三十六章

安德雷斯在向政府军的前沿阵地喊话。情况是这样的，他一到达那面布设着三重铁丝网的陡坡下就立即匍匐在地，坡顶上便是那用石块和土坯垒成的胸墙，他在陡坡下朝上面大声呼喊着。这里并没有连绵不断的防线，他完全可以借着夜色轻而易举地从这个阵地上穿插过去，并进一步深入到政府军的腹地，一路上也不会碰到有人盘查他。不过，从这里过境似乎比较安全，也比较简单。

“你们好！”他用西班牙语大声呼喊着，“你们好，民兵们！”

他听到的是拉枪栓、推子弹上膛的咔哒声。接着，在稍远点的胸墙那边，有人用步枪开了一枪。砰的一声枪响，一道黄光倏的一声窜出，刺破了黑暗。安德雷斯一听见那咔哒声，便已匍匐在地，脑门冷不防重重地磕在了地上。

“别开枪，同志们，”安德雷斯大叫起来，“别开枪！我要进去。”

“你们有多少人？”有人在胸墙后喊话了。

“一个。我。就我一个。”

“你是谁？”

“安德雷斯·洛佩斯，韦里亚康纳霍斯人。巴勃罗小分队的。来送信的。”

“你带着步枪和别的武器装备吗？”

“带了，老兄。”

“凡是带着枪和武器装备的人，我们一律不放行，”那声音在说，“团组也不得超过三人。”

“就我一个，”安德雷斯大声说，“情报很重要。放我进去吧。”

他听得见他们在胸墙后商量，但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接着，那声音又喊道，“你们多少人？”

“一个。就一个。就我一个。看在上帝的分上。”

他们又在胸墙后商量。接着，那声音又喊道：“听着，法西斯分子。”

“我不是法西斯分子，”安德雷斯高喊着，“我是游击队员，巴勃罗小分队的。我有情报要送往总参谋部。”

“他疯了，”他听到有人在说，“扔个手榴弹招呼他。”

“听着，”安德雷斯说，“就我一个。光杆儿一个。我×他奶奶的，就我赤条条一个人，别他妈的疑神疑鬼啦。放我进去吧。”

“他说话像是个基督徒呢。”他听到有人在说笑。

接着，又有人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扔下一颗手榴弹去招呼他。”

“别，”安德雷斯大叫起来，“那就大错特错啦。这情报很重要。快放我进去。”

这就是他从不喜欢在敌我双方的防线之间来回奔波的原因。偶尔会有一两次还算顺利。但没有一次是让人高兴的。

“就你一个吗？”那个声音又喊了一遍。

“我×他奶奶的[363]，”安德雷斯气得用西班牙语吼叫起来，“我都跟你们说了几遍啦？就我一个。”

“那好，如果就你一个，站起来，把枪举过头顶。”

安德雷斯站起身来，双手将卡宾枪举过头顶。

“好，从铁丝网下钻过来。我们的机关枪在对着你呢。”

安德雷斯进入了第一道Z字形铁丝网。“过铁丝网我得用手啊。”他大声说。

“手不许放下来。”那个声音命令说。

“我被铁丝网勾住啦。”安德雷斯喊了一声。

“还不如扔个手榴弹去招呼他呢。”一个声音说。

“让他背上枪吧，”另一个声音说，“他举着双手也没法过铁丝网啊。总得讲点儿道理吧。”

“这些法西斯分子都会这一套，”刚才那个声音又说，“他们得寸进尺。”

“听着，”安德雷斯大声说，“我不是法西斯分子，是游击队员，是巴勃罗小分队的。我们消灭的法西斯分子比得斑疹伤寒死掉的人还多呢。”

“我从没听说过什么巴勃罗小分队，”那个人显然是这哨所的头头，他说，“也没听说过什么彼得呀，保罗[364]呀，也没听说过任何圣徒或信徒。也没听说过他们的小分队。把枪背在肩上，用手拉着铁丝网过来吧。”

“快点，别叫我们用机关枪扫射你。”那个人又在叫喊。

“说话这么不客气啊！[365]”安德雷斯用西班牙语说，“你们也太不够朋友啦。”

他正在费劲地钻铁丝网。

“够朋友？”有人朝他大喝一声，“我们在打仗呢，伙计。”

“开始有这个意思啦。”安德雷斯说。

“他说什么？”

安德雷斯又听见有人在拉枪栓。

“没什么，”他大声说，“我没说什么。别开枪，等我钻过这狗日的铁丝网再说。”

“不许侮辱我们的铁丝网，”有人大声说，“否则，我们就让你吃手榴弹。”

“我想说的是，多好的铁丝网啊，[366]”安德雷斯用西班牙语大声说，“这铁丝网真漂亮啊。上帝掉茅坑里啦。多可爱的铁丝网啊。我很快就会成为你们的战友啦，哥们。”

“干脆扔颗手榴弹招呼了他算啦，”他听到那声音在说，“我告诉过你们，这办法最简单，一劳永逸。”

“哥们。”安德雷斯说。他已汗水淋漓了，他知道，那个提倡扔手榴弹的家伙完全有可能随时扔下一颗手榴弹来。“我是个无足轻重的人啊。”

“这我相信。”那个提倡扔手榴弹人说。

“这就对啦。”安德雷斯说。他正在小心翼翼地过第三道铁丝网，离那堵胸墙已经很近了。“我倒是无关紧要，反正什么也不是。不过，这件事却十分重要。非常非常重要。[367]”

“没有什么事情比自由更重要了，”那个提倡扔手榴弹的人大声说，“你认为还有什么事情比自由更重要吗？”他厉声问。

“没有了，伙计。”安德雷斯说着，松了口气。他心知自己遇上了一群狂热分子；那帮戴着黑红两色围巾的家伙。“自由万岁！[368]”

“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万岁！全国劳工联合会万岁！”他们在胸墙后用西班牙语向他高呼着。“无政府—工团主义万岁[369]，自由万岁。”

“我们万岁[370]，”安德鲁斯也用西班牙语高呼着，“我们自己万岁！”

“原来他是和我们信仰一致的同志啊，”那个提倡扔手榴弹的人说，“我刚才差点就用这玩意儿把他报销了。”

他看了看攥在手里的那枚手榴弹，望着安德雷斯正在翻越胸墙，心里唏嘘不已。这位提倡扔手榴弹的人张开双臂拥抱着安德雷斯，那枚手榴弹仍握在手里，因此，当他搂着安德雷斯时，那枚手榴弹便压在安德雷斯的肩胛上，这手榴弹提倡者吻了吻安德雷斯的双颊。

“我很满意呀，你毫发无损，兄弟，”他说，“我非常满意。”

“你们的长官在哪儿？”安德雷斯问。

“这儿我是指挥官，”一个人说，“让我看看你的证件吧。”

他把证件全部拿进掩体，就着烛光仔细检查着。那是一小块折叠起来的绸布，上面印着共和国国旗，中央盖着军事情报部的公章。里面有一张Salvoconducto，也就是安全通行证，列具着他的姓名、年龄、身高、籍贯，以及他此行的任务，是罗伯特·乔丹用他笔记本里的一页纸写成的，并盖有军事情报部的橡皮图章，还有一份要呈送给戈尔茨的急件，共有四页纸，都整整齐齐地折叠着，用一根线捆扎着，并用蜡加封得严严实实，加盖着军事情报部橡皮图章木柄顶端上的钢印。

“这个我见过，”担任这个哨所的指挥官的人说着，交还了那块绸布，“这个你们全都有，我知道。不过，有这个也证明不了什么问题，还得有这个。”他拿起那张通行证，有从头至尾仔细查看了一遍。“你原籍在哪儿？”

“韦里亚康纳霍斯。”安德雷斯说。

“那儿有哪些特产？”

“西瓜，”安德雷斯说，“全世界人都知道。”

“你在那儿认识哪些人？”

“干吗？你也是那儿出来的人吗？”

“不是。但我去过那里。我是艾伦胡埃斯[371]人。”

“问吧，随你问到哪个人，我都说得上来。”

“说说何塞·林贡的模样吧。”

“开杂货店的那个？”

“没错。”

“剃着光头，腆着个大肚皮，一只眼睛有点斜视。”

“那就是了，看来你这证件还是靠得住的，”那人说罢，把证件交还给他，“可是，你在那边是干什么的？”

“运动前，我父亲在维里亚卡斯汀落了户，”安德雷斯说，“就在山那边的平原上。没想到，我们在那儿居然也卷入了这场运动。从此以后，我就一直在巴勃罗的游击小分队里打仗。不过，我要急着赶路呢，伙计，要赶紧送出这封急件。”

“法西斯占领区的情况怎么样？”那名指挥官问。他一点儿也不急。

“今天我们吃了不少番茄呢，”安德雷斯骄傲地说，“今天那条公路上尘土飞扬，足足热闹了一整天。今天他们彻底灭掉了聋子的那支游击小分队。”

“聋子是谁？”对方不屑一顾地问。

“山里最棒的一支游击队的领导人。”

“你们都该到共和国这边来参军啊，”那军官说，“这种傻不拉叽的游击队活动近来闹得还挺欢，却没什么意思。你们的人都该到这边来，服从我们自由派的纪律。这样，当我们需要派出游击队时，我们就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调遣。”

安德雷斯这个人生来就是一副好耐性，他的耐性可以说几乎好到了极点。他从容不迫地接受了钻铁丝网的那一幕。这样的盘查诘问一点儿也没有使他气恼。至于这人竟然对他们一点儿也不了解，对他们正在从事的工作也很不以为然，他认为这也是完全正常，无可厚非的，这人如此这般地像白痴一样蠢话连篇也是意料之中的。至于过境手续进行得如此缓慢，他认为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不过，他这时还是希望能马上就走。

“听着，朋友，”他用西班牙语说，“你的话也可能很有道理。可是，我奉命要把这份急件送给指挥第三十五师的将军，这支部队在天亮时就要在这一带发起进攻了，而现在已经是深夜，时候不早了，我得走啦。”

“什么进攻？你怎么知道要有进攻的？”

“不。我什么也不知道。但我必须马上赶往纳瓦塞拉达，再从那儿继续往前赶路。请你派人带我去见你们的指挥官，让他给我安排交通工具，使我能从那儿继续往前赶路，好吗？请你马上派人带我去见他，跟他说说这件事，情况紧急，不能再耽搁啦。”

“我对你说的这一切非常怀疑，”他说，“真不如刚才在你过铁丝网的时候就一枪把你给毙了呢。”

“你已经检查过我证件啦，同志，我也对你解释过我的任务了。”安德雷斯对他说，仍旧很有耐心。

“证件是可以伪造的，”那军官说，“任何一个法西斯分子都可以编造出这样的任务来。我要亲自带你去见指挥官。”

“好，”安德雷斯说，“你去最好。不过，我们得赶快走啦。”

“你，桑切斯。你代替我指挥一下，”那军官说，“你明白自己的职责，要跟我一样。我带这位所谓的同志去见指挥官。”

他们沿着山顶背后那条很浅的战壕走下去，黑暗中，安德雷斯感到这地方臭不可闻，那些守卫这个山头的士兵们在这片生长着欧洲蕨类植物的山坡上到处拉屎撒尿，把整个山坡弄得臭气熏天。他不喜欢这些人，因为他们很像一群爱惹是生非的大孩子；他们龌龊、污秽、下流、不服管束、热情、义气、可爱、荒唐可笑、愚昧无知，然而他们是随身带着武器的，因而总是很危险。他，安德雷斯，除了拥护共和国之外，并没有任何政治偏见。他多次听过这些人的高谈阔论，他认为这些人的言辞往往都很漂亮，说得也很动听，但他就是不喜欢他们。拉了屎尿也不掩埋，不能说这就是自由吧，他想。没有比猫更自由的动物啦；然而猫是掩埋自己拉的屎尿的。猫是最好的无政府主义者。要等他们向猫学会了掩埋屎尿，我才会尊敬他们。

那军官在他前面突然停下脚步。

“你还带着你那支卡宾枪吧。”他说。

“是啊，”安德雷斯说，“干吗不？”

“把枪给我，”那军官说，“你拿着枪，就会在我背后打我黑枪了。”

“为什么？”安德雷斯问他，“我为什么要在你背后打你黑枪啊？”

“那谁能说得准啊，”那军官说，“我谁也不信。把那卡宾枪给我吧。”

安德雷斯把枪卸下肩头，递给了他。

“既然你乐意替我扛枪，那你就扛着吧。”他说。

“这样要好些，”那军官说，“这样我们都安全些。”

他们继续在黑暗中往山下走去。

第三十七章

此时，罗伯特·乔丹正躺在姑娘身边，他在注视着那只腕表上正一点一点流逝着的时光。时光在慢慢地、几乎难以察觉地流失着，由于那是一只很小的腕表，他没法看清那根秒针。但是他在注视着那根分针，他发觉，只要凝神静气，他几乎能看出它在移动。那姑娘的脑袋就倚在他下巴颏下，他只要转过头来看腕表，脸颊便会碰触到她那头发很短的脑袋，他感到这头短发很柔软，充满活力，如丝绸般光滑且起伏有致，颇像紫貂的毛发，当你打开捕兽器的夹层，拎出被抓住的紫貂，抱着它，抚弄它那柔顺滑溜的皮毛，那毛发在你掌下被抚平之后又会立刻竖起来。他的脸颊一触到玛丽娅的头发，他的喉咙里便感到一阵发堵，当他伸出双臂拥着她时，一阵落寞的痛楚之感便由喉咙传遍全身；他低下头，眼睛凑近腕表，只见那根矛形夜光指针的尖头正在表盘左半部缓缓向上移动着。他这时看到它在稳稳当当、清清楚楚地移动着，他这时才搂紧了玛丽娅，想延缓时光的飞逝。他不忍心叫醒她，但是，在此时此刻，在这最后的一刻，他又不能不去碰她，于是，他把嘴唇贴在她耳根下，顺着她的颈边一路吻上去，感受着她细嫩滑润的肌肤，轻轻摩挲着她柔软的汗毛。他可以看得见表盘上的指针在移动，于是，他把她抱得更紧了，伸出舌尖沿着她的脸颊一路热吻过去，吻到她的耳垂，再顺着那曲线优美的耳轮一直吻到那可爱而结实的耳尖，他的舌头在不住颤栗着。他感到这阵颤栗涌遍了全身，与那落寞的痛楚融合在一起，而这时，他看到表盘上的那根分针已形成锐角，快要接近表盘顶端时针的所在位置了。这时，趁她还在熟睡之中，他扶正她的头，把嘴唇压在她的嘴唇上。嘴唇就那样贴着，只是轻轻地碰触着她仍在睡梦中的丰满结实的嘴唇，他温柔地在她嘴唇上来回吻着，感受着嘴唇与嘴唇轻轻的摩擦。他支起身子对着她，他感到她那修长、轻盈、可爱的身子在微微战栗着，随即，她在睡梦中娇喘了一下，接着，她，依然还在睡梦中，也抱紧了他，接着，不再是睡梦中了，她的嘴唇迎合着他的嘴唇，有力地、热烈地、迫切地吻着他的嘴唇，于是，他说：“可是那儿疼啊。”

她立即说：“别，那儿不疼了。”

“小兔乖乖。”

“别，别出声。”

“小兔乖乖。”

“别出声。别出声。”

于是他们融合为一体了，这样，尽管表盘上的指针仍在移动，但在这时已不再受到关注，他们彼此深刻体会着，凡是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事也一定会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除此以外，无论什么事都像不会再发生了；这就是一切，这就是永恒；这就是曾经的拥有，这就是对现在的把握，这就是对未来的憧憬。这销魂的一刻，他们将不能再享受的这一销魂时刻，他们此时正尽情地享受着。他们在拥抱现在、拥抱过去、拥抱永恒，而现在、现在、现在。啊，现在、现在、现在，这唯一的现在，这高于一切的现在，这只有你存在的这个现在，不存在别的现在了，而现在就是你的先知。现在，永远是现在。现在来吧，现在，因为除了现在就没有现在了。是啊，现在。现在，请吧，现在，唯一的现在，除了这唯一的现在，别的都不存在，而你就在这儿，我也在这儿，那另一个也在这儿，而且没有为什么，永远没有为什么，只有这个现在；这个延续着的现在，这个永恒的现在，那就请吧，这个永恒的现在，永恒的现在，因为现在永远只有一个现在；一个唯一的一个，除了现在的一个没有别的一个，一个，正在进行着的现在，正在升腾着的现在，正在扬起风帆远航着的现在，正在离去的现在，正在滚滚前进着的现在，正在凌空翱翔的现在，正在消失的现在，正在一路飘向远方的现在，一切的一切都在飘向远方的现在；一加一等于一，一个和一个结为一个，结为一个，结为一个，还是结为一个，不断下沉地结为一个，柔情似水地结为一个，如饥似渴地结为一个，亲热地结为一个，欢愉地结为一个，美满地结为一个，结为一个相亲相爱的现在，结为一个大地回春的现在，胳膊肘撑在砍下来当床睡的松树枝上，床上散发着松枝的芬芳和这最后之夜的气息；云收雨散回归大地的现在，而这一天的早晨也即将来临了。这时，他说，因为那另一件事只能留在他脑海中，他什么也没说，“啊，玛丽娅，我爱你，我为这个谢谢你。”

玛丽娅说：“别出声。我们什么也别说，这样更好些。”

“我一定要告诉你，因为这是一件大事。”

“别。”

“小兔乖乖——”

但是她紧紧抱住了他，扭过头去，他便温柔地问：“是因为疼吗，小兔乖乖？”

“不，”她说，“我也感到很欣慰呢，因为你让我又一次进入了那‘美妙的境界’[372]。”

事后，他们静静地并排躺着，脚踝、大腿、臀部、肩膀都贴在一起，罗伯特·乔丹这时正对着腕表，又能看到表盘了，玛丽娅说：“我们真有福分啊。”

“是啊，”他说，“我们是有福之人嘛。”

“没时间睡觉了吧？”

“是的，”他说，“马上就要开始行动了。”

“那么，如果我们必须起床了，我们就赶紧去弄点儿东西吃吧。”

“好吧。”

“你。你一点儿也不发急吗？”

“是啊。”

“真的？”

“不。只是现在还没有。”

“但你刚才发急了吧？”

“有一小会儿。”

“我能帮点儿忙吗？”

“别，”他说，“你帮的忙已经够多啦。”

“你是指那个吗？那是你在为我呀。”

“那是为了我们俩，”他说，“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来吧，小兔乖乖，我们穿上衣服吧。”

然而，他的心，那是他最好的伴侣，仍在想着那美妙的境界。她用的是La Gloria这个词。这个词并不等于英语中的“光荣”，也不同于法国人所写所说的La Gloire。这是西班牙民歌和唱经[373]里才有的东西。这种境界当然存在于画家格列柯和诗人圣胡安·德·拉·克鲁斯以及其他作家的作品中。我不是神秘主义者，但否认它的存在，就像你否认电话、地球绕太阳旋转或宇宙间还有其他行星一样，是十分无知的表现。

我们对该知道的东西知道得真少啊。我希望我能活下去，活得长久一些，而不是今天就死去，因为我在这四天中对人生已经有了很多感悟；依我看，这四天里的收获已大大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我愿做个老人，具有真知灼见。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坚持不懈地学下去，要不，每个人是否只能理解一定数量的问题呢。我还认为我知道的东西很多呢，现在看来我是一无所知啊。但愿我能有更多的时间。

“你教会了我很多东西呢，小美人儿。”他说，用的是英语。

“你说什么？”

“我从你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哪儿的话呀，”她说，“你才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呢。”

受过良好教育，他想。我所受的教育才刚刚微乎其微地开了个头啊。才微微开了个头。如果我今天就死了，那简直是一大浪费啊，因为我现在懂得一些事情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因为时间短促使你变得过于敏感，直到现在才愿意去了解这些事情的？然而，并没有所谓的时间短促这种事情啊。你也应该有足够清醒的头脑认识到这一点。自从来这儿以后，我的全部生活都在这高山峻岭之中。安塞尔莫是我相处最久的朋友。我熟识查尔斯、我熟识查布、我熟识盖伊、我熟识迈克[374]，这些人我都熟识，但都比不上我对安塞尔莫的熟识程度。奥古斯汀，虽说满口脏话，是我的兄弟，而我本来是没有兄弟的。玛丽娅是我的真爱、我的妻子。我从来不曾有过真爱。我也从来不曾有过妻子。她也是我的妹妹，而我本来是没有妹妹的。也是我的女儿，而我永远也不会有女儿啦。我真不愿意离开这么美好的事物啊。他系好了绳底鞋。

“我发现生活非常有意思。”他对玛丽娅说。她正坐在他身边，坐在睡袋上，双手合十抱着脚踝。有人掀起了山洞入口处的挂毯，他们俩都看到了灯光。夜色依然很黑，暂时还没有黎明要到来的迹象，他抬头透过松林望去，却见星辰已经低垂。在现在这个月份里，早晨说来就来了。

“罗伯托。”玛丽娅说。

“哎，小美人儿。”

“在今天的这个行动中，我们是可以在一起的，是吗？”

“可以，但要等打响之后。”

“开始的时候不行吗？”

“不行。你得和那几匹马在一起。”

“我不能和你在一起吗？”

“不能。我的活儿只能由我来干，有你在身边，我会担忧的。”

“但是，事情一结束，你就会快快回来吗？”

“非常快，”他说着，在黑暗中咧开嘴笑了，“走吧，小美人儿，我们去吃点东西。”

“那你的睡袋呢？”

“要是你乐意，就把它卷起来吧。”

“我当然乐意啦。”

“我来帮你。”

“别。我自己来吧。”

她跪在地上把睡袋拉平整，卷了起来，但随后又改变了主意，站起身来拎起睡袋抖了抖，弄得啪啪直响。然后她又跪下，拉直铺平了再卷。罗伯特·乔丹提起那两只背包，小心翼翼地抱着，以免包里的东西从裂口中漏掉，然后穿过松林朝挂着毛毯的洞口走去，山洞里已经有炊烟了。在他的手表显示的时间是三点差十分时，他用胳膊肘拨开门毯，钻进了洞里。

第三十八章

他们都在山洞里，那些男的站在火塘前，玛丽娅在煽火。比拉尔已经煮好一壶咖啡。从起先那会儿去叫醒罗伯托·乔丹以后，她根本就没有上床睡觉，此时，在这炊烟缭绕的山洞里，她正坐在一张凳子上缝补罗伯托·乔丹背包上的裂口。另一只背包已经缝好了。火光映照着她的脸。

“再来些炖肉吧，”她对费尔南多说，“撑饱肚子有什么关系？要是给牛角挑破了，这里可没有医生给你动手术啊。”

“别说得这么难听嘛，你这女人，”奥古斯汀说，“你这根舌头只有老婊子才有。”

他身子依着那挺机关枪站着，折起的支架紧贴着有一个个散热孔的枪管，衣服的口袋里塞满了手榴弹，一侧肩上背着一袋子弹盘，另一侧肩上挂着满满一条子弹带。他在抽着雪茄，一只手里还端着一碗咖啡，把碗举到嘴边时，在咖啡的表面上喷了一口烟。

“你简直成了会走路的五金店啦，”比拉尔对他说，“背着这么多的东西，你恐怕连一百码也走不到。”

“什么话呀，妇人之见，”奥古斯汀说，“这一路全是下坡呢。”

“到哨所那边有一段是上坡，”费尔南多说，“然后才是下坡。”

“我能像山羊一样爬上去。”奥古斯汀说。

“你那兄弟呢？”他问埃拉迪奥，“你那大名鼎鼎的兄弟临阵脱逃了吧？”

埃拉迪奥正靠墙站着。

“闭嘴。”他说。

他有些紧张，他也知道大家都知道他有这个特点。每次行动之前，他总归会有些紧张，而且烦躁不安。他从墙边走到桌前，动手从一只包着生皮的背篓里拿手榴弹往口袋里装，背篓是敞开的，就靠在桌腿边。

罗伯特·乔丹也在背篓边蹲下，紧挨着他。他把手伸进背篓，拿了四枚手榴弹。三枚是椭圆形米尔形手榴弹，有网格状凹纹，厚实的铁壳顶端有弹簧杆，由一片扁销扣住，连着一只拉环。

“那些东西是从哪儿弄来的？”他问埃拉迪奥。

“那些吗？那些是共和国给的。老头子带过来的。”

“好用吗？”

“分量很重，但很值钱，[375]”埃拉迪奥用西班牙语说，“每一颗都值好大一笔钱呢。”

“这些都是我带过来的，”安塞尔莫说，“六十颗一袋。90磅重呢，英国人。”

“你们用过吗？”罗伯特·乔丹问比拉尔。

“你这是什么话呀，还我们用过吗？”妇人说，“巴勃罗当初就是用这种手榴弹消灭奥特罗哨所的。”

她一提到巴勃罗，奥古斯汀就立即破口大骂起来。罗伯特·乔丹借着火光把比拉尔脸上的表情看了个清清楚楚。

“少说几句吧，”她对奥古斯汀厉声说，“这么骂骂咧咧的也没什么用处。”

“这玩意儿每次都炸得响吗？”罗伯特·乔丹手里拿的是一颗漆成灰色的手榴弹，他用拇指的指甲盖试了试扁销的弯扣。

“每次都响，”埃拉迪奥说，“我们用过的那一批里没有一个哑弹。”

“爆炸速度快不快？”

“时间足够你投掷出去，落地就炸。很快。快得很呢。”

“那么，这些呢？”

他拿起一枚菜汤罐头形状的手榴弹，拉环上系着一根带子。

“那都是些没人想要的垃圾，”埃拉迪奥对他说，“也能爆炸。没错。可是只见火光，没有弹片飞开来。”

“可是，绝对都能炸得响吗？”

“什么话呀，哪有什么绝对的事情啊，”比拉尔说，“不管我们的军火，还是他们的，都没有绝对有保证的。”

“可是，你刚才不是说，另外那种每次都能炸响吗？”

“不是我说的，”比拉尔对他说，“你问的是别人，没问我。我可没见过这种货色有什么绝对的保证。”

“本来就是个个都能炸响嘛，”埃拉迪奥坚持说，“人说话总得要实事求是才对呀，你这是妇人之见。”

“你怎么知道个个都能炸响？”比拉尔问他，“向来都是巴勃罗扔这些手榴弹的。你在那次奥特罗就没杀过一个敌人。”

“那个老婊子养的儿子，”奥古斯汀又骂开了。

“别再骂啦，”比拉尔厉声说，但她接着又说，“这些手榴弹其实都差不多，英国人。不过，那种有槽纹的用起来要方便些。”

我最好把每一种都拿上一枚，罗伯特·乔丹想。不过，那种有凹槽的捆扎起来要容易些，也保险些。

“你也打算扔几颗手榴弹吗，英国人？”奥古斯汀问。

“不行吗？”罗伯特·乔丹说。

但是，他蹲在那儿挑拣那些手榴弹时，心里想的却是：这办法行不通啊。我怎么会在这件事情上自己欺骗自己呢，真不明白。在他们攻打聋子时，我们其实就已经完蛋了，就像大雪一停，聋子就完蛋了一样。你只是不愿承认这一点罢了。你不得不硬着头皮干下去，并且制定了一个你自己也知道根本行不通的方案。你设计了这个方案，可是你现在已经知道，这个方案是没有用的。这个方案现在已经没用啦，到早晨来临了才知道。凭你现有的人员和武器装备，随便打掉两个哨所中的哪一个，都绝对不成问题。但是你没法把两个哨所都同时拿下。我是说，你没有这个把握。你不能自己骗自己。天快要亮了，别再骗自己了。

想一举打掉两个哨所是根本做不到的。这一点巴勃罗一直看得很清楚。我估计他一直都在盘算着要溜之大吉呢，因为他知道，在聋子遭到攻击时，我们就已成了瓮中之鳖了。你不能把行动计划建立在可能会出现奇迹的假设上。如果你没有更好的办法而仅凭你现有的这些人马去展开行动，你就会葬送掉所有这些人的性命，甚至连你那座桥也炸不成。你会害死比拉尔、安塞尔莫、奥古斯汀、普里米蒂伏、这个神经过敏的埃拉迪奥、这个一文不值的吉卜赛人，以及老费尔南多，而你那座桥还是没炸成。你估计会有奇迹出现吗？戈尔茨会收到安德雷斯送去的那封信并下令中止这次进攻吗？如果没有奇迹出现，你将会因为这些命令而牺牲掉所有这些人的性命啦。玛丽娅也包括在内。你会因为这些命令而把她的性命也葬送掉了。你难道连她也解救不了吗？这该死的巴勃罗真该下地狱，他想。

不。不能发火。发火很不好，就像慌得六神无主也很不好一样。可是，你真不该只顾搂着你心爱的姑娘睡觉啊，你应当跟那妇人一起骑了马连夜在这一带山里转悠，去物色足够的人手来实施你的方案才对。可不是嘛，他想。可是，万一我在路上遇到了什么不测，我也就别想来这儿炸桥啦。是的。这倒也是实情。这就是你之所以没有连夜外出的原因。你也不能派别人外出去做这件事，因为你不能再冒险损失人手了，少一个也不行。你得保住你现有的人手，然后根据现在的实际情况制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来。

可是，你的方案很臭啊。真臭，我告诉你。那是夜里制订的方案，而现在已经是早晨了。夜里制订出的方案通常到了早晨就一点儿用也没有了。你在夜间的想法到了早晨就会变得一无是处了。所以你现在总算知道了，这个方案是毫无用处的。

约翰·莫斯比曾经在与此相类似的绝境下成功脱身过，可是，那又怎么样呢？他的确摆脱困境了。局面比这还要艰难得多呢。而且要记住，千万不要低估突然袭击的作用。要记住这一点。要记住，如果你坚持使用突然袭击这一招，那也算还没有蠢到家。但是这并不是你应当采取的办法。你应当使这一击不仅成为可能，而且要使它万无一失。可是瞧瞧情况都已经发展到什么地步了吧。罢了，这件事在一开始就不对头，而这种情况现在加剧了灾难的发生，就像一个雪球在湿雪地上越滚越大一样。

他蹲在桌边，抬眼望去，恰好看见了玛丽娅，她朝他嫣然一笑。他也咧开嘴朝她笑了笑，却只是皮笑肉不笑地强作欢颜，然后，他又挑了四枚手榴弹，装进自己的衣袋里。我可以旋开手榴弹的盖子，利用里面的雷管来引爆就行了，他想。不过，我想，手榴弹爆炸的碎片不至于引起什么不良后果吧。炸药一引爆，手榴弹就会同时炸开，不会把炸药包炸散了吧。至少我认为不会。我肯定它不会的。总得有点儿信心啊，他对自己说。你啊，昨天夜里还在把你自己与你的祖父相提并论，认为你俩都很了不起，认为你父亲是个懦夫呢。现在就拿出点信心来吧。

他又朝玛丽娅咧嘴笑了笑，但这回依然还是一副皮笑肉不笑的样子，只觉得颧骨和嘴角上的皮肤绷得很紧。

她认为你很有能耐呢，他想。我认为你很臭。还有那“美妙的境界”，以及你那套荒诞不经的疯话，全都很臭。你已经想出绝妙的主意了，是吧？你对这个世界已经有彻底了解了，是吧？让这一切统统都见鬼去吧。

悠着点儿吧，他暗暗告诫自己。不能再大发脾气啦。发脾气也只是一种宣泄的方法而已。出路总归会有的。你现在也得啃啃手指甲啦。没有必要只因为你即将失去现在的一切而否认这一切。别像条该死的断了脊梁骨的蛇那样反噬自己吧；何况你的脊梁骨也没断啊，你这条猎犬。等到你真正受了伤再开始哀号吧。等到战斗打响之后你再发怒吧。战斗中发怒的机会有的是。在战斗中发怒说不定对你还有点儿用处呢。

比拉尔拿着那只背包来到他面前。

“你的背包现在结实了，”她说，“那些手榴弹真的很好用，英国人。它们不会辜负你的。”

“你感觉怎么样，女士？”

她看了他一眼，摇摇头，又笑了笑。他心里有些纳闷，不知道她这一笑寓意有多深。看来这一笑是够意味深长的。

“好，”她用西班牙语说，“勉强过得去吧。[376]”

随后，她在他身边蹲下，说：“现在真的要动手啦，你觉得情况到底怎么样？”

“我们人手太少。”罗伯特·乔丹不假思索地对她说。

“我也觉得是这样，”她说，“人手实在太少了。”

接着，她悄声对他说：“可以让那个玛丽娅一个人去看管那几匹马。这件事用不着我来管。我们可以绳子拴住马腿。那几匹马都是骑兵队的，听到枪声不会受惊的。我去对付下面那个哨所，去担当起巴勃罗的任务。这样我们就多了一个人啦。”

“好，”他说，“我也想到过，你可能会有这个想法。”

“别这样，英国人，”比拉尔一边说，一边端详着他，“别这么忧心忡忡的。一切都会顺利的。要记住，他们根本想不到会祸从天降的。”

“是啊。”罗伯特·乔丹说。

“还有一件事，英国人，”比拉尔用她那粗哑的嗓门尽可能温和地、细声细气地说，“关于手相那件事——”

“手相怎么啦？”罗伯特·乔丹恼火地说。

“别这样，听我说嘛。别生气啦，小兄弟。关于手相那件事。那全是吉卜赛人的胡说八道，是我拿来显摆的。根本就没这种事。”

“算了吧。”他冷冷地说。

“别这样，”她说，嗓音粗哑，但很亲切，“那不过是我编造出来糊弄人的鬼话。我不想让你上阵时心里还老是惦记着这事。”

“我不会惦记这事的。”罗伯特·乔丹说。

“这就对了，英国人，”她说，“你很操心的，为了正义的事业。不过，一切都会顺利的，英国人。我们生来就是为了这正义的事业嘛。”

“我不需要政委。”罗伯特·乔丹对她说。

她又朝他笑了笑，笑得很灿烂，笑得很真挚，笑容荡漾在她那粗糙的嘴唇和咧开的大嘴上，她说：“我非常非常喜欢你呢，英国人。”

“我现在不需要这个啦，”他用西班牙语说，“不需要你，也不需要上帝。[377]”

“需要的，”比拉尔用她那粗哑的嗓音小声说，“我知道。我只不过想告诉你一下罢了。别放心不下啦。我们会把一切都干得很漂亮的。”

“为什么不呢？”罗伯特·乔丹说着，脸上的皮肤微微动了一下，算是挤出了一丝笑容，“我们当然要干得漂亮。我们一定要把一切都干得很漂亮。”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比拉尔问。

罗伯特·乔丹看了看手表。

“随时都可以。”他说。

他把一只背包递给了安塞尔莫。

“你怎么样啦，老头子？”他问。

老头儿根据罗伯特·乔丹事先给他的样品已经削好了一堆木楔，手里的最后一个木楔也快削完了。这些木楔都是备用的，以防万一不够用。

“挺好，”老头儿说着，点了点头，“到目前为止，样样都很好。”他伸出一只手来。“瞧。”他说着，笑了笑。他的双手很稳，一点儿也不抖。

“好，那又算得了什么？[378]”罗伯特·乔丹用西班牙语对他说，“我从来不会手发抖的。你伸出一根手指头来看看。”

安塞尔莫伸出了一根手指头。那根手指头在颤抖着。他望着罗伯特·乔丹，摇了摇头。

“我也这样，”罗伯特·乔丹竖起手指头给他看，“总是这样的。这很正常。”

“我就不是这样的。”费尔南多说。他伸出右手的食指给大伙儿看了看。接着又把左手的食指伸出来。

“你能啐口唾沫吗？”奥古斯汀问他，并朝罗伯特·乔丹挤挤眼睛。

费尔南多真咳出一口痰来，神气活现地啐在山洞里的地面上，接着又用脚把泥地上的那口痰碾掉。

“你这头脏骡子，”比拉尔对他说，“真想逞英雄，你就往火塘里啐嘛。”

“要不是因为我们马上就要离开这儿了，比拉尔，我也不会啐在地上的。”费尔南多一本正经地说。

“留神你今天啐唾沫的地方，”比拉尔对他说，“说不定那正是你离不开的地方呢。”

“这个人说话像只黑猫。”奥古斯汀说。他感到需要开句玩笑来缓和一下紧张的心情，这是另一种放松心情的方式，大伙儿也都有同感。

“我是在开玩笑呢。”比拉尔说。

“我也是啊，”奥古斯汀说，“不过，我×他奶奶的，[379]不过，等战斗打响了，我就很会心情开朗了。”

“那个吉卜赛人去哪儿啦？”罗伯特·乔丹问埃拉迪奥。

“在看管那几匹马，”埃拉迪奥说，“你站在山洞口就能看见他。”

“他情况还好吗？”

埃拉迪奥咧嘴笑了笑。“害怕得很呢。”他说。有人比他更害怕呢，他便感到宽慰了。

“听，英国人——”比拉尔突然说。罗伯特·乔丹朝她望去，只见她惊得张大了嘴巴，脸上现出不可思议的神色，他旋即拔出手枪，并急转身朝洞口望去。那儿，有人用手撩开了洞口的门毯，装有锥形反光镜的轻机枪的枪口探进洞来，枪掮在那人的肩上，赫然站在洞口的人原来是巴勃罗，五短身材，又矮又宽，满脸胡子茬，熬红了眼圈的一双小眼睛直视过来，却对谁都视而不见。

“你——”比拉尔惊诧不已地对他说，“你。”

“是我。”巴勃罗很坦然说。他迈步走进洞来。

“你好啊，英国人，”他说，“我邀来了五个帮手，是艾利亚斯小分队和亚历杭德罗小分队的人，都带着马，在山上呢。”

“那么，那些引爆器和雷管呢？”罗伯特·乔丹说，“还有别的器材呢？”

“我把那些东西全扔到那条峡谷底下的河里了，”巴勃罗说，依旧谁也不看，“不过，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可以用手榴弹引爆。”

“我也早想到了。”罗伯特·乔丹说。

“你有什么可以喝的吗？”巴勃罗疲惫地问。

罗伯特·乔丹把那只扁酒瓶递给了他，他立即灌了一大口，然后用手背抹了抹嘴巴。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比拉尔问。

“没怎么回事呀，”巴勃罗用西班牙语说着，又抹了抹嘴，“没什么。我这不是回来了嘛。”

“可是，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怎么回事。是我一时软弱。我溜了，可是我又回来啦。”

他转过身来面对着罗伯特·乔丹。“我内心深处还不是个胆小鬼，[380]”他用西班牙语说，“我本质上还不是个胆小鬼。”

可是，你诡计多端，问题多着呢，罗伯特·乔丹想。你不是才见鬼呢。不过，是很高兴你又回来了，你这狗娘养的东西。

“从艾利亚斯和亚历杭德罗那两支队伍里，我只能拉到这五个人，”巴勃罗说，“我离开这儿后，就一直骑着马在为这事奔走。你们才九个人，根本干不了哇。绝对不行。下面那个哨所有七个人加一个班长。假如他们拉响警报，或拼命抵抗呢？”

他直到这时才正眼看着罗伯特·乔丹。“我离开这儿的时候，满以为你会因此而明白过来这事是行不通的，就会撒手不干了。后来，在我扔掉了你的器材之后，我对这件事倒另有想法了。”

“我很高兴又见到你了，”罗伯特·乔丹说，他朝他迎上去，“我们有手榴弹就没问题。手榴弹能发挥很大作用的。那些器材现在已经无关紧要啦。”

“不，”巴勃罗说，“我这么干可不是为了你。你是个灾星。我们这儿所有灾祸的根源都出在你身上。聋子的性命也是你葬送掉的。不过，在扔掉你的器材之后，我却发现自己实在是太孤单了，孤掌难鸣啊。”

“你妈的——”比拉尔说。

“所以，我就骑着马到处去找人了，想创造条件把这件事做成呢。我把我能拉到的最棒的人都带来了。我把他们留在了山顶上，这样，我可以先来和你谈谈。他们以为我是这里的头儿呢。”

“你是头儿啊，”比拉尔说，“如果你愿意当这个头儿的话。”巴勃罗看了她一眼，什么也没说。接着，他直率、平静地说：“聋子出事后，我想了很多。我想通了，如果我们必须去送死，那我们就死在一起吧。但是，你，英国人。我恨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份差事。”

“可是，巴勃罗——”费尔南多开口说，他几个口袋里都装满了手榴弹，肩上背着一条子弹带，此时仍在用面包抹他盘子里的肉汁，“你认为这次行动能成功吗？前天晚上你还说，你对这一仗很有信心呢。”

“再给他来点炖肉。”比拉尔恶狠狠地对玛丽娅说，然后，面向巴勃罗时，目光柔和下来，“你到底还是回来啦，呃？”

“是，太太。”巴勃罗说。

“好啊，欢迎你归队，”比拉尔对他说，“我就不信你当真会堕落到那种地步。”

“这么干了之后，心里有一种孤苦伶仃的感觉，实在叫人受不了。”巴勃罗悄声对她说。

“实在叫人受不了，”她模仿他的腔调挖苦取笑他，“十五分钟就叫你受不了啦。”

“别再笑话我啦，太太。我已经回来啦。”

“欢迎你归队，”她说，“我说第一遍时你没听见吗？喝了你这杯咖啡，我们就走吧。你这副忸怩作态的样子真让我厌烦。”

“那是咖啡吗？”巴勃罗问。

“当然是啊。”费尔南多说。

“给我来点儿吧，玛丽娅，”巴勃罗说，“你好吗？”他说，但并没有看她。

“好，”玛丽娅对他说，并给他端来一碗咖啡，“你要炖肉吗？”巴勃罗摇摇头。

“独自一人的滋味真不好受啊。[381]”巴勃罗继续旁若无人地用西班牙语向比拉尔解释着，仿佛其他人都不存在似的，“我不喜欢孤零零的一个人啊。你明白吗？[382]昨天整整一天我都是独自一人待着的，但我是在思考大家的利益，因此并不觉得孤单。可是，昨天夜里。好家伙！简直是度日如年啊！[383]”

“你那个大名鼎鼎的老祖宗，加略人犹大[384]，不就是自己上吊死的吗？”比拉尔说。

“别这么对我说话嘛，太太，”巴勃罗说，“难道你没看见？我已经回来啦。别再说犹大之类的话啦。我已经回来了。”

“你带来的这些人怎么样？”比拉尔问他，“带来的是些值得你带来的人吗？”

“都是好汉。[385]”巴勃罗用西班牙语说。他乘机直勾勾地望了比拉尔一眼，然后便赶紧扭过头去。

“好汉加傻子吧。[386]好汉加傻子吧。都准备去死就是了。都对你的口味。[387]都是你中意的嘛。你喜欢的就是这种人。”

巴勃罗再次直视着比拉尔的眼睛，但这回没有躲开。他那双眼圈通红的猪一般的小眼睛一直在直勾勾地望着她。

“你呀，”她说，粗哑的嗓音又变得亲热了，“你呀。我估计，一个男人要是有过一回这种事情，这种事情就永远也抹不掉啦。”

“准备好啦，”巴勃罗用西班牙语说着，两眼已是直愣愣地望着她，再也不躲躲闪闪了，“不论今天会是什么样的结局，我都准备好啦。”

“我相信你已经回心转意了，”比拉尔对他说，“我相信你。可是，你这个人啊，你已经走得太远啦。”

“让我再来一口你瓶里的东西，”巴勃罗对罗伯特·乔丹说，“然后我们就出发吧。”

第三十九章

黑暗中，他们爬上山冈，穿过那片树林，来到山顶上那条狭窄的山口。他们全身披挂着沉重的武器装备，所以攀爬速度很慢。那几匹马也驮着重物，马鞍上堆得满满的。

“必要时，我们可以割断绳索，卸掉些物品，”比拉尔说，“不过，能留下这些东西也挺好，我们可以再安营扎寨嘛。”

“那么，其余的弹药呢？”罗伯特·乔丹在整理行装时曾经问过。

“都在那些马鞍里。”

罗伯特·乔丹感到那只沉甸甸的背包很重，夹克衫的口袋塞满了手榴弹，沉重地勒着他的脖子，手枪的重量压在大腿上，裤子的口袋鼓鼓囊囊地装着冲锋枪的弹夹。他嘴里咖啡味犹在，冲锋枪提在右手里，他伸出左手拉了拉夹克衫的衣领，缓一缓背包带的拉力。

“英国人。”巴勃罗对他说，紧靠着他走在黑暗中。

“什么事，老兄？”

“我带来的这些人认为，这次行动一定能大获全胜，因为是我带他们来的，”巴勃罗说，“你可千万别跟他们说泄气的话呀。”

“好，”罗伯特·乔丹说，“那就让我们共同努力来促成这件事吧。”

“他们有五匹马呢，知道吗？”巴勃罗非常谨慎地说。

“好，”罗伯特·乔丹说，“我们要把所有的马都集中起来统一使用。”

“好。”巴勃罗说罢，没再吭声。

老巴勃罗啊，看来你并没有彻底地回心转意啊，没有像圣保罗在前往塔尔苏斯的路上那样[388]，罗伯特·乔丹想。不。你能迷途知返就已经是够大的奇迹了。看来把你列入圣徒的行列是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我带这五个人去对付下面那个哨所，我会像聋子一样出色地完成任务的，”巴勃罗说，“我会切断电话线的，得手之后，我们就按原定方案包抄回来向桥头靠拢。”

这个问题我们十分钟前就已全面讨论过，罗伯特·乔丹想。我不知道这时候为什么还要把这一点拿出来——

“转移到格雷多斯山区去的可能性还是有的，”巴勃罗说，“说真的，关于这一点，我仔细考虑过。”

我认为，你在这最后的几分钟里怕是又冒出什么新的念头了吧，罗伯特·乔丹对自己说。你又看到新的启示了吧。但是你别打算让我相信你把我也考虑在内了。不，巴勃罗。别指望我会对你有多大的信任啦。

自从巴勃罗走进山洞说他带来了五个人以来，罗伯特·乔丹便感到自己的心情越来越轻松了。巴勃罗的重新露面打破了自这场暴风雪以来整个行动方案似乎要陷入僵局的悲惨局面，但他并没有因为巴勃罗的回归而感到自己的运气开始好转了，因为他不相信运气，但是整个形势的确在朝着好的方面转变，而且照现在的情况看，成功的可能性还是有的。他感到的不再是肯定会失败，而是鼓起了信心，好比一只轮胎接上了气泵慢慢开始充气了一样。起初并没有什么区别，尽管确实有开始好转的苗头了，就像气泵开始打气时橡胶轮胎开始慢慢蠕动一样，然而现在这信心在不断增长，就像潮水在不断上涨一样，或者像树身的液汁在不断往外冒一样，直到他开始感受到疑虑被否定后初见端倪的喜悦，在大战来临之前，对疑虑的否定往往可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喜悦。

这就是他所具有的最大天赋，这种禀赋使他适宜于战争生涯；这就是蔑视而不是忽视任何可能出现的不良后果的本领。如果对别人怀有过多的责任感，或者必须执行什么计划不周或设想不当的任务，这种素质就会被抵消。因为在这些事情上，不良后果，乃至失败，是不容忽视的。这并不仅仅是个人的自我安危，这一点倒是可以忽视的。他知道他本人是无足轻重的，他也知道死亡算不了什么。他确实明白这一点，就像他确实知道别的事情一样。在这为数不多的最后几天里，他已经懂得，他自己，如果和另一个人相结合，可能就等于一切了。但是在他内心深处，他知道这仅仅只是个例外。我们已经拥有过了，他想。在这件事上，我是非常幸运的。也许是天赐良缘吧，因为我从没主动要求过。这是不能被剥夺的，也不能被丢失的。但是在今天早晨，在刚才那一刻，这事已经结束、成为过去了，而现在，需要集中心智去做的事情就是投入战斗。

你呀，他对自己说，我很高兴看到你重新找回了一点儿一度已严重缺失的东西。但是，回味起你在这方面的表现，可谓十分糟糕啊。我真为你感到害羞，在那会儿。只有我才知道你呀。我没有资格来评判你。我们俩都表现得不怎么样。你和我，我们俩都这样。算了吧。别再胡思乱想啦，像得了精神分裂症似的。一个一个地把问题拿出来考虑吧，现在。你现在又正常啦。但是听着，你决不能再整天惦记着那姑娘了。你现在根本就没法保护她，只能让她别卷入战斗，而你也是这样做的。如果你能信得过那些暗示，马匹显然是足够用的。你能为她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去又好又快地完成这次任务，然后迅速撤出来，而惦记着她只会妨碍你的工作。所以，再也不要去惦念她啦。

想通这一点之后，他便心安理得地等在那儿，直到玛丽娅走上山来，跟她一起走来的还有比拉尔、拉斐尔，以及那些马。

“喂，小美人儿，”他在黑暗中用西班牙语对她说，“你好吗？”

“我很好，罗伯托。”她说。

“什么也别担心。”他一边对她说，一边把枪换到左手，伸出右手放在她肩上。

“我不担心。”她说。

“一切都安排得很好，”他对她说，“拉斐尔会陪你一起看管这些马的。”

“我宁愿和你在一起。”

“别。你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就是看管好这些马。”

“好吧，”她说，“那我就去管马吧。”

正在这时，有匹马发出了一声嘶鸣，下方那片开阔地上有一匹马应和着叫起来，嘶鸣声穿过岩石丛传过来，随后，此起彼伏的马的嘶鸣声在寂静的夜空中激荡着。

罗伯托·乔丹隐隐约约地看到，在黑暗中走在马群前面的是那几匹新来的马。他疾步上前，和巴勃罗一起来到他们面前。那几个人正站在他们各自的坐骑旁边。

“你们好。”罗伯托·乔丹用西班牙语说。

“你好。”他们也在黑暗中用西班牙语回答着。他没法看清他们的脸。

“这位就是来我们这儿工作的英国人，”巴勃罗说，“是位爆破手。”

对于这一点，他们谁也没答话。也许他们在黑暗中点头了。

“我们这就走吧，巴勃罗，”有个人说，“我们很快就天亮了，会暴露的。”

“你们多带了些手榴弹吗？”另一个问。

“多得很呢，”巴勃罗说，“等我们离开这些牲口后，你们自己尽管装就是了。”

“那我们就走吧，”又一个说，“我们已经在这儿等了大半夜了。”

“你好啊，比拉尔。”那妇人走上来时，有一个用西班牙语说。

“我的天呀[389]，那不是佩贝吗，”比拉尔声音嘶哑地说，“你好吗，羊倌？”

“好，”那人说，“勉强过得去吧[390]。”

“你骑的是匹什么马？”比拉尔问他。

“巴勃罗的灰马，”那人说，“是匹好马啊。”

“行啦，”另一个说，“我们出发吧。在这儿啰嗦没什么意思。”

“你好吗，艾利西奥？”比拉尔对那正要上马的人说。

“我能好到哪儿去呀？”他粗鲁地说，“走啦，夫人，我们还有事呢。”

巴勃罗跨上了那匹枣红大马。

“都给我闭上嘴，跟我走吧，”他说，“我带你们到那边去，然后我们把马留在那儿。”

第四十章

在罗伯特·乔丹呼呼睡觉的时候，在他计划着如何摧毁那座大桥的时候，在他和玛丽娅亲热缠绵的时候，安德雷斯送信的任务却进展缓慢。在到达共和国的防线之前，他已翻山越岭，穿过了法西斯分子的好几道封锁线，他是个乡下人，体格健壮，熟悉这一带地形，也善于赶夜路，因此速度很快。但是，自从进入共和国的防线以后，进程就十分缓慢了。

从理论上说，他只需出示罗伯特·乔丹开具给他的盖有军事情报部公章的通行证和盖有同样公章的那份急件即可，各个关卡都应当放行，让他以最快速度向目的地进发。然而他一上来就在前沿阵地碰上了那位难缠的连长，此人像只猫头鹰似的对这整个使命疑虑重重。

他跟着这位连长来到他所属的营指挥所，营长在运动前是个理发师，听他解释了自己肩负的使命后马上变得热情满怀。这位营长姓戈麦斯，大骂这位连长太愚蠢，并拍了拍安德雷斯的肩膀，请他喝了一杯劣质白兰地，还告诉他说，他自己以前是理发师，并一直向往着能当游击队员。他接着叫醒了他的副官，把营部的工作移交给了他，并派他的勤务兵去叫醒他的摩托车司机，把他带来。戈麦斯并没有派摩托车司机送安德雷斯去旅指挥部，而是决定亲自带他去那儿，以便把事情尽快了结，于是，安德雷斯坐上摩托车，紧紧抓着他身前的坐垫，他们一路轰隆隆地行进着，摩托车蹦蹦跳跳地走在布满炮弹坑的山间公路上，公路两旁是蔚然成行的大树，摩托车的车前灯照亮了被刷成白色的树干底部，也照亮了被炮弹的碎片和子弹削掉了树皮的树身和被炸裂的树根，充分显示着运动开始后的第一个夏季这条公路沿线曾发生过的激烈战斗。他们拐进了一个断壁残垣、满目疮痍的山间旅游小镇，旅指挥部就设在这个小镇上，戈麦斯像个在煤渣跑道上赛车的运动员那样刹住了摩托车，把车靠在那幢房子的墙角边，那儿有个睡眼惺忪的哨兵向他行了个军礼，戈麦斯风风火火地从他身边闯了过去，径直奔入墙上挂满了地图的大房间，一个昏昏欲睡的军官戴着绿色眼罩坐在办公桌前，桌上有一盏台灯、两部电话机，还有一份《工人世界报》。

这位军官抬头看了看戈麦斯，说：“你来这儿干什么？你难道连电话也不会打吗？”

“我必须面见中校。”戈麦斯说。

“他在睡觉，”军官说，“我在一英里开外就能看见你亮着摩托车的车灯沿着公路朝这边开过来。想把炮弹招来吗？”

“快去叫中校，”戈麦斯说，“我有极其重要的事情。”

“他在睡觉，我告诉过你，”军官说，“你身边的这个土匪是什么来路？”他朝安德雷斯那边点点头。

“他是游击队员，从敌占区那边过来的，有一份极其重要的急件要交给戈尔茨将军，将军指挥的在纳瓦塞拉达那边的进攻就要在黎明时分打响了，”戈麦斯兴奋而急切地说，“看在上帝的分上，快去叫醒中校吧。”

军官看了看他，他那眼睑松垂的眼睛罩在绿色赛璐珞眼罩的后面，困得几乎睁不开。

“你们全都疯了吧，”他说，“我没听说过什么戈尔茨将军，也没听说过什么进攻。把这个运动员带走，回你的营部去。”

“叫醒中校，我命令你。”戈麦斯说，安德雷斯看见他抿紧了嘴角。

“玩你自己的鸡巴蛋去吧。”军官懒洋洋地对他说了一声，别过脸去避开了他。

戈麦斯迅速从枪套里拔出他那支沉重的九毫米星牌手枪，猛地抵在军官的肩膀上。

“叫醒他，你这法西斯混蛋，”他说，“叫醒他，否则我崩了你。”

“冷静点，”军官说，“你们这些剃头的就爱冲动。”

借着台灯的灯光，安德雷斯看见戈麦斯脸都气歪了。但他说的还是：“叫醒他。”

“勤务兵。”军官用不屑一顾的声音喊了一声。

一个士兵来到门口，行了个军礼，又转身出去了。

“他的未婚妻正和他在一起呢。”军官说罢，继续翻看他那份杂志去了，“他见了你肯定会很高兴的。”

“就是你们这种人在阻挠着人们想打赢这场战争的一切努力。”戈麦斯对这个身为参谋的军官说。

军官根本不理他。他自顾看着那份杂志，忽然开口说了一句，仿佛是在自言自语：“这份杂志真奇怪。”

“你为什么不看《辩论报》？那才是你该看的报纸啊。”戈麦斯对他说，他说的是运动前在马德里出版的天主教保守党的主要机关报。

“别忘了，我是你的上级军官，我要打你的小报告会很有分量的，”军官头也不抬地说，“我从来不看《辩论报》的。你别血口喷人。”

“对。你看的是《阿贝赛》报[391]，”戈麦斯说，“军队依然腐败，就因为军中有像你这样的家伙。就因为有像你这样的职业军人。但决不会老像这样发展下去的。我们夹在愚昧无知和玩世不恭这两种人当中，深受其害。不过，我们会教育前一种人、消灭后一种人的。”

“你想说的是‘清洗’这个词吧，”军官说，依然没抬头，“这上面就有报道说，你们的那些大名鼎鼎的俄国人又被清洗掉不少啦。在当今这个时代，他们正在清洗的势头比泻盐还要厉害呢。”

“甭管用什么词，”戈麦斯情绪激昂地说，“甭管用什么词，只要能肃清你们这号人就行。”

“‘肃清’，”军官侮慢地说，又仿佛在自言自语地说，“又是一个新名词呀，就是没有一点儿卡斯蒂利亚的味道。”

“那就用‘枪毙’这个词吧，”戈麦斯说，“这个词很有卡斯蒂利亚的风味。这回你明白了吧？”

“明白啦，伙计，可是，别叫得这么凶嘛。在这个旅参谋部里呼呼大睡的人，除了中校本人以外，还有别的人呢。你这么激动很让人厌烦。就因为这个原因，我总是自己刮脸。我从来不喜欢跟剃头匠交谈。”

戈麦斯看看安德雷斯，摇摇头。他眼里闪动着愤怒和憎恨的泪光。但他只是摇摇头，什么也没说，因为他要忍住满眶的泪水，留到将来某个时候再派用场。在他晋升为一营之长以后驻扎在这一带山里的这一年半时间里，他忍住了多少眼泪啊，可是，当那名中校身穿睡衣走进这房间时，他还是站得笔直，向他行着军礼。

米兰德中校是个身材很矮、脸色灰白的人，在军队里混了一辈子，当初驻扎在摩洛哥时，他正患着胃病，既失去了消化能力，也失去了他对身在马德里的妻子的爱情，等他发觉与妻子离婚无望时（要恢复他的消化机能倒是不成问题的），便摇身一变成了共和党人，以中校身份投身于这场内战之中。他只有一个抱负，那就是，结束战争时仍保持着他的中校军衔。他出色地保卫了这个山区，并希望单独驻守在那儿，以便随时打击一切来犯的进攻，保卫这个山区。在战场战争中，他感觉身体好多了，大概是由于被迫减少了吃肉次数的缘故吧，他储存了大量的小苏打，每晚喝着威士忌，他那位二十三岁的情妇眼下正怀着身孕，凡是去年七月跑出来参军的所有姑娘，情况几乎都和她差不多，此时，他走进这间屋子，点点头回应了一下戈麦斯的军礼，并伸出了他的手。

“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啦，戈麦斯？”他问，然后对桌边的那个军官、他的作战科长说，“请给我来支烟吧，佩贝。”

戈麦斯呈上了安德雷斯的证件和那份急件。中校快速扫了一眼那张通行证，看了看安德雷斯，点点头，并笑了笑，然后如饥似渴地看起那份急件来。他摸了摸那个印鉴，用食指检验了一下，然后将证件和急件一并递还给安德雷斯。

“山里的生活很艰苦吧？”他问。

“不，我的中校。”安德雷斯说。

“有没有告诉你去哪儿找戈尔茨将军的指挥部最近？”

“纳瓦塞拉达呀，我的中校，”安德雷斯说，“那个英国人说，那地方应该离纳瓦塞拉达很近，在防线后面，在靠东面的某个地方。”

“什么英国人？”中校不紧不慢地问。

“就是和我们在一起干的那个英国人，他是个爆破手。”

中校点点头。这不过是这场战争中的又一个出人意料、无法解释的罕见现象而已，“和我们在一起干的英国人，一个爆破手。”

“最好还是由你带他去吧，戈麦斯，还是用你的摩托车，”中校说，“给他们开一张去戈尔茨将军参谋部的特别通行证，我来签字，”他对那个戴绿色赛璐珞眼罩的军官说，“用打字机打出来吧，佩贝。这是他们的详细情况，”他示意安德雷斯把通行证交给他，“盖上两个章。”他转身对戈麦斯说：“今晚得有特别通行证才行。这是无可厚非的。在一场攻势即将发动之际，我们还是应当小心为妙。我会把手续办得尽可能完备一些的。”接着又转身对安德雷斯非常和蔼地说：“想来点什么吗？吃的，还是喝的？”

“不啦，我的中校，”安德雷斯说，“我不饿。在刚才那个指挥所里，他们请我喝了科涅克酒，再喝就要叫我头晕啦。”

“你一路过来的时候，注意到我防线的对面有什么动静或异常活动了吗？”中校问安德雷斯，态度很客气。

“还是老样子，我的中校。很平静。很平静。”

“我曾经见过你吧，在赛尔赛迪利亚，大约在三个月前？”中校问。

“是的，我的中校。”

“我就觉得像嘛，”中校拍了拍他的肩膀，“你当时是跟安塞尔莫老头子在一起的。他还好吗？”

“他很好，我的中校。”

“好哇。我听了很高兴。”中校说。那军官将打好的材料递过来给他看，他看了一遍，签了字。“你们必须立即出发，”他对戈麦斯和安德雷斯说，“骑摩托车要当心点，”他对戈麦斯说，“要打开车灯。单独一辆摩托车在公路上行驶应当不会引起什么麻烦，但是你必须多加小心。代我向戈尔茨将军同志问好。我们曾在佩格里诺斯战役结束后见过面。”他跟他们俩都握了手。“把证件放在衬衣里面，扣好纽扣，”他说，“摩托车上风很大的。”

他们出门之后，他走到食品柜前，取出一只酒杯和一瓶酒，给自己斟了些威士忌，然后走到墙脚边地板上放着的那只陶罐前，从陶罐里倒了些清水兑在酒中。随后，他伫立在墙上那张大地图的前面，一边端着酒杯慢慢啜着威士忌，一边仔细研究着在纳瓦塞拉达以北地区发动攻势的种种可能性。

“我很庆幸负责这次行动的人是戈尔茨，而不是我。”良久之后，他对坐在桌旁的那名军官说。那军官没有回答，中校从地图上回过头来看那军官，却见他已经睡着了，头埋在两只胳膊上。中校走到桌前，把两部电话机一并推过去靠在一起，使得那军官的脑袋两侧各贴着一部电话。然后，他走到食品柜前，又给自己斟了一杯威士忌，往里面兑了水，继续回到地图前察看着。

戈麦斯叉开双臂驾驶着摩托车，安德雷斯紧紧抓着座位的靠垫，低着头顶着扑面而来的风，摩托车发出刺耳的轰响声一路颠簸着行驶在乡间公路上，车前灯劈开夜幕，照亮了前方的路面，道路两旁高大的白杨树影影绰绰，当摩托车向下拐进那条小河的河床边时，前方已笼罩在浓雾之中，显得一片昏黄，及至路面再次升高时，又显得分明起来，他们的前方出现了交叉路口，车前灯照亮了正从山上逶迤而下的一行灰蒙蒙的空卡车。

第四十一章

巴勃罗在黑暗中勒住马，旋身跳下了马背。罗伯特·乔丹听到大家纷纷跳下马背时发出的嘎吱嘎吱的声音和粗重的喘息声，有匹马昂起脖子摇了摇头，马辔头叮叮当当地响着。他闻到了一阵阵马膻味，新来的队员因未做洗漱、一夜和衣而卧，浑身散发着阵阵酸臭味，那些一直闷在山洞里的人身上也散发着柴火烟熏的隔宿的馊味。巴勃罗正挨在他身边站着，身上也散发着难闻的铜腥般的宿酒的酸臭味，就像把一枚铜币放嘴里含的那种味儿。他点燃一支烟，双手护着亮光深深吸了一口，随即便听到巴勃罗用很轻的声音说：“你去卸下装手榴弹的麻袋吧，比拉尔，我们来拴马脚。”

“奥古斯汀，”罗伯特·乔丹悄声说，“你和安塞尔莫跟我去桥头。装机枪子弹盘的口袋在你这儿吗？”

“在，”奥古斯汀说，“怎么会不在呢？”

罗伯特·乔丹朝比拉尔那边走去，她正在把一匹马身上驮着的包裹往下卸，普里米蒂伏在帮她。

“听着，女士。”他轻声说。

“什么事啊？”她压低沙哑的嗓门轻声说，并随手把马腹下的一只肚带钩甩脱开来。

“你必须在听到炸弹爆响时才能对那个哨所发起攻击，明白吗？”

“你得跟我说多少遍才算完啊？”比拉尔说，“你越来越像个老太婆啦，英国人。”

“只是想再核实一下，”罗伯特·乔丹说，“摧毁哨所后，你就立即包抄回来向桥头靠拢，从山上封锁住公路，掩护我的左翼。”

“你第一次作全面部署时，我就听明白了，再絮絮叨叨说上好多遍，也还是这样，”比拉尔低声对他说，“快去忙你自己的事情吧。”

“在没听到那阵轰炸声之前，谁也不许轻举妄动，不许开枪，也不许扔手榴弹。”罗伯特·乔丹悄声说。

“别再烦我了，”比拉尔生气地低声说，“我们上次在聋子那儿时，我就明白该怎么做了。”

罗伯特·乔丹朝巴勃罗那边走去，他正在忙着用绳子把那些马拴在一块儿呢。“我只把那些容易受惊的缚住脚，”巴勃罗说，“这些马是这样拴的，只要把这根绳子一拉，就能把它们全松开，你瞧？”

“好。”

“我会告诉那姑娘和吉卜赛人怎么管马的。”巴勃罗说。他那伙新找来的弟兄兀自站在一起，杵着卡宾枪。

“他们全都明白了吗？”罗伯特·乔丹问。

“怎么不明白？”巴勃罗说，“打掉哨所。切断电话线。包抄回来向桥头靠拢。封锁桥面，掩护你炸桥。”

“轰炸开始之前谁也不许轻举妄动。”

“本来就是这样说好的嘛。”

“好吧，那就这样，祝你顺利。”

巴勃罗咕哝了一声。接着，他说：“等我们包抄回来、向桥头靠拢时，你会用那挺机关枪和你那支小机关枪好好掩护我们吧，呃，英国人？”

“这是头等大事，[392]”罗伯特·乔丹用西班牙语说，“我会竭尽全力的。”

“那就好，”巴勃罗说，“没别的了。不过，到时候你可得多加小心啊，英国人。事情不会那么简单的，你得多加小心才是。”

“我会亲自掌握那挺机关枪的。”罗伯特·乔丹对他说。

“你很有经验么？因为我可不想让奥古斯汀把我给毙了，尽管他有一肚子的好心肠。”

“我很有经验的。真的。如果是奥古斯汀在用机关枪射击，不管他使用的是哪一挺，我都肯定会让他抬高枪口朝你们头顶上方射击的。要让他抬高、抬高、再抬高。”

“那就好，再没别的要说了，”巴勃罗说，接着，他又压低声音推心置腹地说，“马还是不够啊。”

这狗娘养的，罗伯特·乔丹想。要不，他真以为我没听懂他开头说的那番话的意思呢。

“我步行就是了，”他说，“那些马是你的事情。”

“别，会有一匹马给你的，英国人，”巴勃罗悄声说，“我们大家都会有马的。”

“那是你的问题，”罗伯特·乔丹说，“你用不着把我也算在内。你那挺新机关枪的子弹够用吗？”

“够用，”巴勃罗说，“那个骑兵身上带着的所有子弹都在这儿呢。我只打了四发子弹，试试枪的。我是昨天在深山里试枪的。”

“我们现在出发吧，”罗伯特·乔丹说，“我们必须早点儿到达指定位置，要隐蔽好。”

“现在我们全体出发，”巴勃罗说，“祝你顺利，英国佬[393]。”

我吃不准这狗杂种现在又在打什么主意了，罗伯特·乔丹说。不过，我完全可以肯定我已经看出他的用意来了。算啦，那是他的事，跟我不相干。谢天谢地，幸好我不认识新来的这几个人呀。

他伸出手来，说：“也祝你顺利，巴勃罗。”于是，黑暗中，他们的两只手紧紧握在一起。

罗伯特·乔丹，在把手伸出去的那一刹间，以为自己的感觉会像握住了什么爬虫之类的令人恶心的东西，或者会像触摸到麻风病患者那样。他不知道握住巴勃罗的手会有什么感觉。没想到，巴勃罗在黑暗中一把拉住了他的手，有力地紧握着，坦诚地紧握着，他便报以同样有力的紧握了。巴勃罗紧握的手在黑暗中传递出的是友好的信息，罗伯特·乔丹感受到了，这是他这天早晨所感受到的最不可思议的感觉。我们现在必须成为盟友啊，他想。盟友间总是频频握手言欢的。更不用说那些装腔作势和互吻脸颊的举动了，他想。幸好我们还不需要这样做。我估计所有的盟友大体都和这差不多。其实，他们历来彼此不和，这是心照不宣的，从本质上说[394]。但是这个巴勃罗倒确实是个不同凡响的人物。

“祝你顺利，巴勃罗，”他说，并用力握了握那只陌生、坚定、意味深长的手，“我会尽全力掩护你的。放心吧。”

“很抱歉，我拿走了你的爆破器材，”巴勃罗说，“那是一种两面派的行为。”

“可是你带来了我们所急需的人马呀。”

“在炸桥这件事上，我不再坚持己见跟你对着干了，英国人，”巴勃罗说，“我估计这件事是能圆满成功的。”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呢？在搞同性恋[395]吗？”黑暗中，比拉尔不知何时已站在他俩身边，冷不丁地说。“你恰好就缺这一个嘛，”她对巴勃罗说，“快走吧，英国人，这种难分难舍的离别话，你就少说几句吧，免得这家伙把你剩下的炸药也偷了。”

“你不太理解我啊，太太，”巴勃罗说，“这英国人和我倒是相互理解的。”

“没人理解你。上帝和你妈都不理解你，”比拉尔说，“我也不理解你。快走吧，英国人。去跟你那短毛丫头告别一下吧，然后就该出发了。我×你爹的[396]，不过，我倒是渐渐觉得，你是害怕见到公牛出场了吧。”

“去你妈的。”罗伯特·乔丹说。

“你这人根本就没有妈，”比拉尔十分开心地低声说，“快走吧，因为我恨不得马上就开始干，早干完早结束。带上你那帮人走吧，”她对巴勃罗说，“谁知道他们坚定的决心能够维持多久啊？你那里有两三个人，我可不愿拿你去换他们。快带他们走吧。”

罗伯特·乔丹把背包甩到肩上，走向马群找玛丽娅去了。

“再见了，小美人儿，”他说，“我很快就会来见你的。”

他忽然感到眼前的一切都是那样不真实，仿佛这些话他以前全都说过了一样，或者说，仿佛像一列即将远去的火车，尤其像一列即将驶离车站的火车，而他正站在车站的月台上。

“再见，罗伯托，”她说，“多加小心。”

“当然。”他说。他低下头去吻她，不料，背上背着的背包猛然往前一滚，撞上了他的后脑勺，于是，他的前额便重重地撞上了她的前额。这种情况一发生，他便想起，以前也碰到过同样的情况。

“别哭。”他说，一时竟尴尬得不知所措了，倒不是因为被背着的重负撞了一下。

“我不哭，”她说，“可是你要快点回来呀。”

“听到枪声别害怕。肯定会有很激烈的枪声的。”

“我不害怕。只是你要快点回来。”

“再见了，小美人儿。”他局促地说。

“再见，罗伯托。”

罗伯特·乔丹自从第一次在家乡红洛奇城乘坐火车前往比林斯，再从那里转火车去读书以来，还从没感到过像现在这样不像个大人。他当时心里虽然很害怕离开家外出，但他不愿让任何人知道这一点，在火车站，就在那名列车员搬起踏脚箱好让他够得着普通列车车厢的踏板时，前来送他的父亲吻了吻他，并说：“我们各在一方，彼此不能相见，在这期间，愿上帝眷顾我们吧。”他父亲是个笃信宗教的人，他这句话说得很简约，但很真挚。可是他的胡子已被泪水沾湿，人已激动得热泪盈眶了，罗伯特·乔丹当即便感到很窘迫，因为父亲那消沉、虔诚的祈祷声以及父亲在大庭广众之下对他的吻别，都使他感到很难为情，使他突然间感到自己比父亲老成多了，并为他父亲感到难受，因为他简直没法忍受那一幕。

列车启动后，他站在车厢尾部的平台上，注视着车站和那座水塔变得越来越小，中间横着一根根枕木的两条铁轨变得越来越窄，随着列车越去越远，最后在远处聚成了一个点，伫立在铁轨尽头的火车站和那座水塔显得格外渺小，难以分辨了，在车轮持续不断的咔嚓咔嚓的声响中，列车载着他驶向了远方。

列车上的那名司闸员说：“你老爸好像很舍不得你离开呢，鲍勃。”

“是的。”他说，凝望着路基旁边的艾草，那一蓬蓬艾草就生长在飞掠而去的一根根电线杆之间，沿着布满尘土的路基，随着飞驰的列车在逶迤不绝地向远方延伸。他在看艾草丛中有没有大松鸡。

“你不介意离开家出远门去上学吗？”

“不介意。”他说，这是句真心话。

这在从前也许并不是真的，但在那一刻却是真的，然而这些年来，也只有在此时此刻，在这生离死别的时刻，他才再次感到自己很稚气，就像他当初在火车开动前那一瞬间的感觉一样。他这时感到自己很稚气，也很笨拙，他这时说再见的尴尬模样，就像学校里的一个小男生在跟一个小女生道别时的情形一样，在门廊前说着再见，却不知究竟该不该吻这个女孩，窘得不知如何是好。转念一想，他明白了，使他感到窘得一时不知所措的并不是这道别，而是他马上要去面对的生死未卜局面。他对这即将面对的局面感到很困窘，道别只是这其中的一部分心情而已。

你又要准备夸夸其谈了，他暗暗告诫自己。但是我估计，谁都会觉得他这人未免太嫩，担当不了如此重任。他也不想对此事冠以什么名称了。打起精神来吧，他对自己说。打起精神。你的第二童年[397]不会马上就来的，还早着呢。

“再见了，小美人儿，”他说，“再见，我的小兔乖乖。”

“再见，我的罗伯托。”她说，于是，他便朝安塞尔莫和奥古斯汀那边走过去，他们正站在那儿等他呢，他说：“我们出发吧。”

安塞尔莫一把将那只沉重的背包扛上肩头。奥古斯汀在离开山洞时就已全身披挂着重负，此时正依着一棵大树站着，那挺机关枪矗立在所有负荷之上。

“好吧，”他说，“我们走吧。”

他们一行三人朝山下出发了。

“祝你顺利，堂·罗伯托。”当他们三人排成单行在树林中前进，经过费尔南多身边时，费尔南多用西班牙语对他说。费尔南多正弓着背蹲伏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但他说话的声音仍带着极大的尊严。

“祝你顺利，费尔南多。”罗伯特·乔丹也用西班牙语说。

“祝你万事如意。”奥古斯汀说。

“谢谢你，堂·罗伯托。”费尔南多说，对奥古斯汀的插科打诨不为所动。

“这位是个与众不同的角色呢，英国人。”奥古斯汀悄声说。

“我信，”罗伯特·乔丹说，“要我帮帮你吗？你背负的东西太多，简直像匹马。”

“我没问题，”奥古斯汀说，“伙计，总算开始行动了，我很满意。”

“声音放轻点，”安塞尔莫说，“从现在起，少说话，声音轻点。”

他们小心翼翼地走下山来，安塞尔莫走在前面，奥古斯汀紧随其后，罗伯特·乔丹殿后，他步步小心，唯恐一不留神滑倒，绳底鞋踩在枯死的松针上，但还是一脚绊在了树根上，赶忙向前伸出手，却摸到了冰凉的机关枪的枪筒和折叠起来的三脚架，随后，他时而侧着身子左右交替着滑下山坡，绳底鞋在林中的地面上拖出了一道道凹痕，时而伸出左手扶着树皮粗糙的树干，突然，就在他扶着一棵大树的树干支撑住自己的身子时，他的手摸到了一块光溜溜被削去树皮的地方，便马上把那只手缩回来，手掌根下已沾满了黏糊糊的松树的液汁；他们走下了那段树木丛生的陡坡，来到罗伯特·乔丹和安塞尔莫头一天居高临下地观察那座大桥的位置。

这时，安塞尔莫在黑暗中停在了一棵松树边，他拉着罗伯特·乔丹的手腕低声说，声音低得罗伯特·乔丹几乎听不见他在说什么，他说：“瞧。那家伙的火盆里还生着火呢。”

这个亮点的下方，罗伯特·乔丹知道，就是大桥与公路相连接的地方。

“这里就是我们上次的观察点。”安塞尔莫说。他拉过罗伯特·乔丹的手往下按，让他摸了摸一棵树干下面新削去树皮的地方。“这是我在你观察的时候做下的记号。右边就是你打算架设机关枪的位置。”

“我们就把它架在那儿吧。”

“好。”

他们卸下背包，放在几棵松树的树根后，两人随着安塞尔莫来到那块平地，那里生长着一大蓬矮松树。

“这里就是，”安塞尔莫说，“就在这儿。”

“天一亮，从这儿望过去，”罗伯特·乔丹蹲伏在那蓬矮丛后面对奥古斯汀小声说，“你就会看到这边的一小段路面和大桥的入口处。你会看到那段桥面和另一边的一小段路面，再过去一点，公路就拐过山崖不见了。”

奥古斯汀没做声。

“你就埋伏在这里，我们去准备爆破，只要看见上面或下面有敌人来，你就朝他们射击。”

“那火光是什么地方？”奥古斯汀问。

“是这边岗亭里的。”罗伯特·乔丹低声说。

“谁来对付这些哨兵？”

“老头子和我，我告诉过你。不过，如果我们来不及对付他们，你必须朝岗亭里射击，见人就打。”

“是。这一点你对我说过。”

“爆炸之后，等巴勃罗那批人从那个拐角包抄过来时，如果看到有人在追击他们，你必须抬高枪口，越过他们的头顶射击。你的射击高度必须既越过他们的头顶，又不能让敌人冲过来。你明白了吗？”

“怎么不明白？你昨晚就是这么布置的。”

“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了。我带来了两只大麻袋呢。我可以去上面隐蔽的地方把麻袋装满泥土，搬到这儿来做掩体。”

“但是，别在这儿挖土。你必须好好隐蔽起来，像我们上次在山顶上那样。”

“没关系。我在隐蔽的地方把泥土装入麻袋再搬过来。你就等着瞧吧。我会把一切都弄得好好的，保证不会暴露目标。”

“你的位置离敌人太近。明白吗？天亮后，这蓬小树在下面能看得清清楚楚呢。”

“你就别操这份心啦，英国人。你去哪儿呢？”

“我带着我这支小机关枪到下面靠得更近点的地方去。老头子会马上越过峡谷，去准备对付另一个岗亭。那岗亭在我们对面。”

“那好吧，没问题了，”奥古斯汀说，“再见，英国人。你有烟吗？”

“你不能抽烟。你这儿离敌人太近。”

“不抽。只叼在嘴上。以后再抽。”

罗伯特·乔丹将烟盒递给了他，奥古斯汀取出三只烟卷，放进他那平顶牧民帽前面的帽檐里。他拉开机关枪的三脚架，把枪管架在低矮的松树丛里，然后开始摸索着解开背包，把他需要的东西摆在顺手的地方。

“没别的事了[398]，”他用西班牙语说，“好啦，没别事情啦。”

安塞尔莫和罗伯特·乔丹把他留在那里，返身走向他们放背包的地方。

“这些东西放在哪儿好呢？”罗伯特·乔丹低声说。

“我看就放在这儿吧。不过，从这个位置上，用你那支小机关枪，你有把握干掉那个哨兵吗？”

“这儿确实就是我们那天来过的地方吗？”

“同样一棵树嘛。”安塞尔莫说，声音低得罗伯特·乔丹几乎没法听见，他知道这老头儿说话时嘴唇都没动，就像第一天那样，“我用刀在那树上刻下记号了。”

罗伯特·乔丹再次感到，这一切似乎以前全都发生过。不过这次是由于他自己反复问和安塞尔莫的应答所产生的。奥古斯汀刚才也是这样，他提出了一个关于那些哨兵的问题，尽管他自己也知道解决的办法。

“这个位置够近的。简直是太近啦，”他低声说，“不过我们在背光的一侧。我们这个位置不会有问题。”

“那么，我现在就到峡谷对面去了，进入那头的阵地。”安塞尔莫说，随即他又说，“请你再说一遍吧，英国人。免得出差错。万一我脑子转不过来了呢。”

“什么？”但声音很轻。

“就再说一遍吧，好让我一丝不差地照办嘛。”

“等我一开火，你就开火。干掉你的对手后，过桥到我这边来。我带背包过去，你按我的指令安放炸药。我会详详细细教你的。万一我出事了，你就按我教给你的方法自己干。别慌张，要把事情干好，木楔要塞牢，手榴弹要绑结实。”

“我全清楚啦，”安塞尔莫说，“我都记住了。我马上就去。你也要隐蔽好自己呀，英国人，天就要亮了。”

“你在开枪的时候，”罗伯特·乔丹说，“要沉住气，瞄准了再射击。别把他们当人待，只把他们当靶子打，你同意吗[399]？别对整个人打，要瞄准他的要害部位打。瞄准腹部正中央射击——如果他是正面对着你。如果他脸朝着别处，对准他脊背正中央打。听着，老头子。如果那人是坐着的，我一开枪，他就会立即站起来，趁他还没来得及撒腿就跑或蹲下，立刻开枪。假如他还坐着不动，也要朝他射击。不能等。但要瞄准好。要在五十码以内打。你是个猎人。你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我会按你的命令干的。”安塞尔莫说。

“对。这就是我的命令。”罗伯特·乔丹说。

幸好我还记得要把这些话当作命令，他想。这有助于帮他排忧解难。这样说也能消除他心理上的禁忌。反正我希望如此。能多少起点作用吧。我忘了第一天跟他谈起杀人这件事时，他是怎么说的了。

“这就是我的命令，”他说，“我们走吧。”

“我走啦，”安塞尔莫用西班牙语说，“待会儿见，英国人。”

“待会儿见，老头子。”罗伯特·乔丹说。

他想起了他父亲那回在火车站时的情景，想起了那分别时的眼泪，因此，他没有说保重、再见、祝你顺利等等诸如此类的话。

“你枪管里的油污擦净了吗，老头子？”他低声说，“这样才不会把子弹打飞？”

“还在山洞里的时候，”安塞尔莫说，“我就仔仔细细擦过啦。”

“那好，待会儿见吧。”罗伯特·乔丹说，老头儿撩开大步就走，绳底鞋踩在地上悄无声息，矫健的身影消失在树林中。

罗伯特·乔丹躺在林中落满松针的地上，聆听着初起的晨风在飒飒地吹拂着松枝，黎明时分来临了。他卸下冲锋枪的弹夹，把枪栓来回拉了一下。接着，他掉转枪身，打开枪机，在黑暗中将枪口对着嘴唇，朝枪管里吹了吹，舌头碰到枪管边缘时，感到那金属有一种上过枪油后的滑腻腻的感觉。他把枪横担在手臂上，枪膛朝上，这样松针和其他杂物不至于掉进去，然后用拇指退出了弹夹里的子弹，放在他摊开在面前的一块手绢上。随后，他在黑暗中摸索着每一颗子弹，手指捏着手绢把所有子弹擦了一遍，再把它们一颗一颗地压入弹夹。这时，手里的弹夹又沉甸甸的，他便把弹夹重新推上冲锋枪，感觉到了弹夹复位的咔哒声。他匍匐在那棵松树的树干后，把冲锋枪横架在左手臂上，凝视着下方的那个亮点。有时候他看不到那点光亮，于是，他知道，岗亭里那名哨兵已经移身至火盆前了。罗伯特·乔丹匍匐在那儿，等候着天亮。

第四十二章

自巴勃罗从山中骑马返回山洞，到小分队抵达预定位置并集结好马匹这段时间里，安德雷斯一直在朝戈尔茨的指挥部快速前进。他们驶上了通往纳瓦塞拉达的干线公路，遇到了那批从山中返回的卡车，那个路口上有一个关卡。可是，当戈麦斯向关卡的哨兵出示由米兰德中校签发的通行证时，那哨兵却用手电筒仔细照着那张通行证，又递给另一名哨兵看了看，然后才交还给他，并回敬了个礼。

“继续，”他用西班牙语说，“继续往前走。但不许打开车灯。”

摩托车又轰鸣着继续赶路了，安德雷斯紧紧抓着前面的座位，他们沿着公路向前驶去，戈麦斯在过往车辆中谨慎驾驶着。行驶在这条公路上的卡车络绎不绝，但没有一辆是打开车灯的。路上也有很多驶向山中的满载的卡车，每一辆车都掀起一溜尘土，安德雷斯在那样的黑暗中看不见，只觉得一团团灰尘不停地扑打在脸上，牙齿一咬，觉得满嘴都是。

他们这时正紧跟在一辆卡车的尾板后面，摩托车嘎嘎地响着，戈麦斯加速行驶，从这辆卡车旁边超了过去，而对面驶来的卡车则在他们左侧滚滚向前。这时他们身后赶来了一辆小轿车，电喇叭一遍又一遍地催促着，在卡车的噪音和飞扬的尘土中响成一片；接着，那辆汽车打开了车前灯，照亮了宛如凝固在空中的黄云般的尘土，在离合器换挡加速的嘎嘎声中，从他们身边呼啸而过，留下一串咄咄逼人、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尖利的喇叭声。

接着，前方所有的卡车都被阻住，他们继续抢道朝前驶去，越过一辆辆救护车和参谋部的小轿车，接着是一辆装甲车，接着又是一辆，一辆接一辆，全被挡在路上了，就像一只只笨重的伸出炮筒的金属乌龟热气腾腾地趴在尚未落定的尘埃中，他们这才发觉，前方又是一个哨卡，那儿刚刚发生过一场撞车事故。有一辆卡车在哨卡前停了，但紧随其后的另一辆卡车却没看见，一头撞上了前面那辆卡车的尾部，致使车上的几箱轻武器弹药翻倒在公路上。其中一只弹药箱落地时摔开了，戈麦斯和安德雷斯停下来，推着摩托车向前走去，穿过被阻滞在那儿的车辆，向哨卡出示他们的特别通行证，安德雷斯走过去时，看到成千上万颗黄灿灿的子弹散落在路上的尘土中。那第二辆卡车的散热器全被撞瘪了。后面的那辆卡车紧紧抵着这辆卡车的后挡板。一百多辆车在后面连环撞车，一名穿着高筒皮靴的军官在沿路往回奔跑着，大声喝令司机们打倒车，以便将那辆被撞毁的卡车拖离路面。

卡车多得不计其数，根本没法倒车，除非那名军官一直跑到越来越长的车队的尽头，去阻止源源不断开上来的车辆，安德雷斯看到他拿着手电一路跌跌撞撞地奔跑着，大声呵斥着，狠狠咒骂着，然而在黑暗中，卡车还是在不断往前涌。

哨卡里的那个人不肯交还通行证。那里有两个人，步枪背在肩上，手里拿着手电筒，他们也在大声呵斥着。手里拿着他们通行证的那个奔到公路对面，朝一辆往山下行驶的卡车走去，让这辆车继续朝前开到下一个关卡，通知他们在那儿截住所有的卡车，直到他这里的堵塞得到疏通为止。那名卡车司机听完他的话之后又继续开车了。随后，这名哨兵，手里依然扣着他们的通行证，嘴里大声呵斥着，竟走向了那名车上货物被撞得洒落了一地的卡车司机。

“别管它了，看在上帝的分上，往前开，好让我们排除这么严重的拥堵！”他冲着那司机高声叫喊着。

“我的变速器被撞坏了。”那司机说，他正弯着腰在检查车的尾部。

“×你妈的变速器。往前开，我命令你。”

“变速齿轮箱坏了。叫我怎么往前开啊。”司机对他说，要俯下身去。

“那你就自己找人把你的车拖走，搞快点，这样才能把另一辆车搞走，×他妈的。”

这名哨卡人员用手电照了照被撞坏的卡车尾部，司机看了看他，满脸阴沉。

“搞快点，搞快点。”那人大声吆喝着，手里依然拿着他们的通行证。

“喂，我的证件，”戈麦斯对他说，“我的通行证。我们急着赶路呢。”

“拿着你的通行证见鬼去吧。”那人说罢，把通行证递给了他，又立即奔向公路对面，去阻拦一辆下行的卡车。

“在十字路口掉头，然后回到这儿来把这辆破车拉走。”他对那司机说。

“我在奉命——”

“×你妈的奉命。按我的命令办。”

那司机加大油门，在公路上笔直向前开去，消失在飞扬的尘埃中。

戈麦斯发动起摩托车，绕过那辆被撞坏的卡车，沿着此时已畅通的公路的右侧向前驶去，安德雷斯又抓紧前座，看到哨卡上的那名工作人员又拦下了一辆卡车，司机从驾驶室里探出身子在听他说话。

这时，他们沿着不断上升的高山公路飞速向前驶去。上山的所有车辆都已被挡在了哨卡那儿，只有下山的卡车可以通行，一辆接一辆地从他们左侧呼啸而去，摩托车此时在上山的公路上飞快地行驶着，直到开始赶上早在哨卡发生车祸之前就已驶上山来的那些车辆。

他们依然没有打开车灯，又越过了四辆装甲车，接着又超过了一长列运送士兵的卡车。黑暗中，这些士兵全都默不出声，他们从这些军车旁边驶过时，在飞扬的尘土中，安德雷斯起初只觉得高高的卡车上人影憧憧。接着，他们身后又驶来了一辆参谋部的小汽车，电喇叭不停地响着，车前灯忽明忽暗地闪烁着，车灯每亮一次，安德雷斯就能看到那些士兵的模样，头戴钢盔，手持步枪，机关枪直指黑魆魆的天空，轮廓分明地呈现在夜色之中，车灯熄灭时，他们便立即湮没在茫茫夜色中了。又一次，当他驶近了一辆军车时，恰好后面的车灯亮了，他在那突然的闪光中看到了他们僵硬的布满愁容的脸庞。他们头戴钢盔，乘坐在卡车上，在黑暗中开往他们只知道要发起一场进攻的地方，他们在黑暗中紧绷着脸，各自怀着自己的心事，灯光显示了他们在白日里不会显露出的表情，因为他们羞于自己的心事被彼此窥破，及至轰炸和进攻开始后，就没人会顾及自己的脸面了。

安德雷斯这时坐在摩托车上，越过了一辆又一辆军车，因为戈麦斯依然成功地保持着领先地位，没让紧随其后的参谋部的那辆小汽车超过他，但他一点儿也没去想那些人的脸色问题。他只是在想，“多了不起的一支军队啊。多了不起的装备啊。多了不起的机械化啊。瞧瞧这些人[400]！瞧瞧这些人。这就是我们共和国的军队啊。瞧瞧他们。军车一辆接一辆。全都是清一色的军服。头上都带着钢盔。瞧瞧卡车上竖着的那些机关枪，全是用来对付来犯的敌机的。瞧瞧我们已经建立起的这支军队！”

摩托车风驰电掣般行驶着，超越着一辆辆满载着士兵的卡车，这些高高的灰色的军车上有高高的四方形驾驶室和难看的四方形散热器，在尘土中稳稳当当地沿着公路向山上进发着，紧跟在后面的参谋部的那辆小汽车的车灯忽明忽暗地闪烁着，部队的红星标志在车灯的映照下闪现在卡车的后挡板上，车灯还映照着卡车一侧沾满泥土的车身，随着他们在不停地向山上行驶，空气越来越冷了，盘山公路的弯道也多了起来，那些卡车在艰难地嘎吱嘎吱地缓慢爬行着，在灯光的闪烁中冒着热气，摩托车此时的速度也慢了下来，安德雷斯紧紧抓着身前的座位，随着摩托车向山上前进，安德雷斯心想，这次乘坐摩托车的时间也实在太长、太长啦。他以前从没乘坐过摩托车，而现在，他们竟在即将展开进攻的部队大调动的当口上乘坐摩托车上山了，于是，当摩托车在向山上行驶的途中，他便知道，现在要按时赶回去参加对哨所的袭击已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了。在这种大调动、大混乱的情况下，他能够在第二天夜里赶回去就算很幸运了。他以前从来没见过一次进攻或什么进攻的部署，当他们在公路上一路向上行驶时，共和国所建立起的这支军队的规模和声势令他惊叹不已。

这时，他们驶上了一段陡峭的斜坡，斜坡横亘在那座大山的阳面，接近山顶时，坡度更加陡峭，戈麦斯只得让安德雷斯下车，两人一起将摩托车推上通往山口的最后一段陡坡。越过山顶，左边有一条可容小汽车掉头的环形车道，一幢石砌大厦的正门前灯光闪烁，在夜空的衬托下，石砌大厦显得很长，巍然屹立在夜色中。

“我们去那边问问指挥部在什么地方吧。”戈麦斯对安德雷斯说，于是，他们推着摩托车向那幢石砌大厦走去，石砌大厦紧闭的大门前伫立着两个哨兵。戈麦斯将摩托车斜靠在墙边，正在这时，大门开了，大厦内透出的灯光映照着一名身穿皮衣、从大门内走出的摩托车司机，一只公文包背在肩上，一支木壳毛瑟手枪斜挂在腰间。在灯光熄灭之际，他在黑暗中找到了停放在大门边的他的摩托车，便推上车就走，直至摩托车发动起来，接着，摩托车便轰鸣着驶上公路开走了。

戈麦斯在大门口与两名警卫中的一个交谈。“我是第六十五旅的戈麦斯上尉，”他说，“请问，哪儿能找到指挥第三十五师的戈尔茨将军的司令部？”

“不在这儿。”警卫说。

“这里是什么地方？”

“指挥部。”

“什么指挥部？”

“指挥部就是指挥部呗。”

“是什么指挥部啊？”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要问这么多问题？”那警卫在黑暗中对戈麦斯说。这里是山口的最高处，天色清朗，群星闪烁，安德雷斯的视力很好，这时已冲出了尘土飞扬的环境，因此，即便天色昏暗，他也能清清楚楚地看得见景物。在他们下方，在公路折向右边的地方，他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天空的衬托下行驶在那儿的卡车和小汽车。

“我是第六十五旅第一营的罗赫略·戈麦斯上尉，我想打听一下戈尔茨将军的司令部在哪里。”戈麦斯说。

警卫把门推开了一条缝。“叫警卫班长来一下。”他朝里面喊了一声。

正在这时，一辆参谋部的大型轿车出现在公路的拐角处，在环形车道绕了一圈，朝这幢石砌大厦驶来，安德雷斯和戈麦斯正站在那儿等候警卫班长。那辆车朝他们开来，在大门口停下来。

一位身躯魁伟、年迈体重的人从汽车后座走下来，他头戴一顶过大的卡其布贝雷帽，就像法国军队里轻步兵队[401]戴的那种帽子，拎着一只地图包，宽大肥厚的军大衣腰间的皮带上佩戴着一支手枪，与他同来还有两名身着国际纵队制服的人。

他用法语吩咐司机把车子从大门口开到车棚里去，安德雷斯根本听不懂法语，戈麦斯当过理发师，但也只不过会几个单词。

当此人在那两位军官的陪同走进大门时，戈麦斯在灯光中看到了他的脸，立即认出了他是谁。他曾在几次政治集会上见过他，并且经常在《工人世界》这份刊物上读到从法文翻译过来的他的文章。他认出了他那浓密的眉毛、水汪汪的灰眼睛、一层叠一层的双下巴，知道他就是当代法国伟大的革命者之一，曾领导过在黑海的法国海军起义。戈麦斯知道此人在国际纵队有很高的政治地位，知道此人应当知道戈尔茨的司令部在什么地方，并且能指引他到那里去。但他不知道，蹉跎岁月、失意、来自家庭和政治两方面的怨怼、被挫伤了雄心抱负等，已经在这个人的身上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也不知道向他问询极有可能是最为危险的事情之一。由于一点也不知道这些，他便径直迈步上前，挡住此人的去路，握紧拳头向他行了个军礼，说：“马尔蒂[402]同志，我们带来了一份急件要送交给戈尔茨将军。你能指引我们去他的司令部吗？事情很紧急。”

这位身高体重的老人伸出他那脑门很大的脑袋看了看戈麦斯，用他那双水汪汪的眼睛仔细端详着他。尽管在这前线，在没有灯罩的电灯泡的灯光下，尽管他在这凉爽的夜晚刚从外面乘坐敞篷汽车回来，他那张灰色的脸上还是挂着一副颓唐衰败的神色。他的脸使你觉得仿佛是用一头已经十分衰老的狮子爪下吃剩的动物残骸制作而成的。

“你带来了什么，同志？”他问戈麦斯，他说的是西班牙语，但带有非常浓重的加泰罗尼亚语[403]的口音。他朝戈麦斯瞥了一眼，目光随即越过他，回头朝安德雷斯打量着。

“一份交给戈尔茨将军的急件，要送往将军的司令部，马尔蒂同志。”

“是从哪儿来的急件，同志？”

“从法西斯分子的后方。”

安德烈·马尔蒂伸出手来，要去了那份急件和别的证件。他迅速浏览了一遍，便把它们全部塞进了自己的口袋。

“把他们两个都抓起来，”他对警卫班长说，“仔细搜查他们全身。等我需要审问的时候，再把他们带进来。”

他口袋里揣着那份急件，大步流星地走进了石砌大厦的内部。

在外面的警卫室里，戈麦斯和安德雷斯正在被一名警卫搜身。

“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戈麦斯对其中一名警卫说。

“他是个疯子[404]，”那名警卫用西班牙语说，“他疯了。”

“不。他是政界的大人物呢，”戈麦斯说，“他是国际纵队的第一政委。”

“尽管如此，他也是个疯子[405]，”警卫班长用西班牙语说，“反正他是个疯子。你们在法西斯分子的后方是干什么的？”

“这位同志是那儿的游击队员，”戈麦斯对他说，尽管此人还在搜他的身，“他带了一份急件要面呈戈尔茨将军。请保管好我的证件。请仔细放好这些钱，还有这颗串在链子上的子弹。这是我在瓜达拉马第一次负伤时从伤口中取出来的。”

“别担心，”那位班长说，“每一样东西都会存放在这只抽屉里的。你为什么不问问我戈尔茨在哪儿呢？”

“我们本来想问的。我问了那位警卫，他把你叫来了。”

“可是接着就来了这个疯子，你就去问他了。不管是什么事情，谁都不该去问他呀。他是个疯子。你要找的戈尔茨在山上，沿这条公路上去，离这儿还有三公里，在右手边树林里的岩石丛中呢。”

“你能不能现在就放我们去找他呀？”

“不行。那就等于是让我掉脑袋啦。我只能带你们去见那个疯子。再说，他还扣着你那份急件呢。”

“你能不能跟别的人说说呢？”

“可以，”班长说，“我一看到哪个负责的领导过来，就去跟他说好了。人人都知道他是个疯子。”

“我一直敬重他是个大人物呢，”戈麦斯说，“是法兰西值得夸耀的一大人物呢。”

“他也许是个值得夸耀的人物吧，”班长说着，把一只手放在安德雷斯的肩上，“但是他个疯子，疯得像只可恶的臭虫。他的癖好就是枪毙人。”

“真的枪毙他们吗？”

“一点也不假[406]，”班长继续用西班牙语说，“这老家伙杀掉的人比淋巴腺鼠疫瘟死的人还要多呢。比淋巴腺鼠疫害死的还要多呢[407]。但他却不像我们这样杀法西斯分子。真不像话。不是开玩笑。杀的都是些稀奇古怪的家伙[408]。他杀那些持异端邪说的家伙、托洛茨基分子、异己分子。视异端邪说如洪水猛兽，见了就杀。”

这些话安德雷斯一点儿也听不懂。

“记得在埃斯科里亚尔的时候，我们奉他的指令不知道枪毙了多少人呢。”班长说，“我们老是被拉去当行刑队。国际纵队的那些人不愿枪毙自己人嘛。尤其是法国人。为了避免麻烦，行刑队老是由我们来担任。我们枪毙过法国人。我们枪毙过比利时人。我们枪毙过各种不同国籍的人。什么样的都有。他有动不动就杀人的癖好[409]。都是出于政治原因。他疯了。清洗的力度比洒而佛还厉害[410]。他清洗起来比洒而佛散[411]还凶呢。”

“可是，请你把这份急件的事跟哪个负责人说说，行吗？”

“行，伙计。当然可以。这两个旅的人我个个都认识。每个人都得从我这儿过嘛。我甚至还认识上面的俄国人，可以通过他们来疏通关系，尽管他们当中只有几个人会说西班牙语。我们要阻止这个疯子枪毙西班牙人。”

“可是，那份急件呢。”

“急件也要拿回来。别担心，同志。我们知道怎样对付这个疯子。他只知道对自己人下手。我们现在了解这家伙了。”

“把那两个俘虏带进来。”传来了安德烈·马尔蒂的声音。

“要不要喝一杯[412]？”班长问，“你们想来杯酒吗？”

“怎么不想？”

班长从食品柜里拿出一瓶茴香酒，戈麦斯和安德雷斯两人都喝了。班长自己也喝了。他用手抹了抹嘴。

“我们走吧。”他说。

他们走出了警卫室，刚刚喝下的那一大口热辣辣的茴香酒温暖着他们的嘴巴，也温暖着他们的肚子和心，他们走过大厅，走进了马尔蒂的办公室，马尔蒂正坐在一张长条桌后面，面前铺着一张地图，手里拿着一只红蓝铅笔，摆出一副将军级军官的派头。然而对安德雷斯来说，这只不过是又多出来的一个麻烦罢了。今晚遇上的麻烦事真不少啊。老是碰到这么多的麻烦事。如果你证件完备，心里没有鬼，你就不会遇到危险。他们最终总归要放你过关的，你就走你的路好了。可是那个英国人说过要抓紧时间的。他知道，他现在无论如何也没法赶回去参加炸桥了，可是他们的这份急件得赶快送到才行啊，然而桌边的这个老家伙却把它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站到那边去。”马尔蒂头也不抬地说。

“听着，马尔蒂同志。”戈麦斯火来了，茴香酒也增强了他的怒气，“今天晚上我们已经被愚昧无知的无政府主义者阻挠了一次。接着又被一个懒散的法西斯官僚阻挠了一回。现在又在被一个过分猜疑的共产党员所阻挠了。”

“闭上你的嘴巴，”马尔蒂头也不抬地说，“现在不是在开会。”

“马尔蒂同志，这是一件十万火急的事情，”戈麦斯说，“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啊。”

押他们进来的那个班长和士兵饶有兴味地在一旁看着这一幕，好像在看一出他们已经看过无数遍的戏一样，不过这戏中的精彩片段总是令他们百看不厌，回味无穷。

“每件事情都紧急，”马尔蒂说，“所有的事情都重要。”他这时才握着铅笔抬起头来看了他们一眼，“你怎么知道戈尔茨在这里？进攻前夕跑来打听某一个将军的去向，你们懂不懂这事有多严重？你们怎么会知道这儿有这样一位将军呢？”

“告诉他吧，你。”戈麦斯对安德雷斯说。

“将军同志。”安德雷斯开口说——安德烈·马尔蒂并没有去纠正他说错了自己的军衔——“我是奉命从防线那一边过来送这包材料的——”

“从防线那一边？”马尔蒂说，“是的，我听他说过，你是从法西斯防线那边过来的。”

“将军同志，这份东西是一个英国人交给我的，他叫罗伯特，他到我们这儿来的身份是爆破手，是来负责炸桥这件事的。明白了吧？”

“把你的故事继续编下去。”马尔蒂对安德雷斯说，他用的是“编故事”这个说法，意思就是，你就尽管撒谎、虚构、胡编乱造吧。

“哎呀，将军同志，那个英国人嘱咐我要以最快速度把这封信送交给戈尔茨将军呢。就在今天这个时候，他要在这山里发动一个攻势呢，我们现在只要求能马上把这封信送给他，要是你这位将军同志同意的话。”

马尔蒂又摇摇头。他眼睛望着安德雷斯，却对他视而不见。

戈尔茨啊，他想，心里交织着惊骇和惊喜，如同一个人听到自己事业上的敌手在一次特别惨烈的车祸中丧命了一样，或者说，就像听到某一个你特别憎恨但你又从来没有怀疑过他正直廉洁的品德的人却突然被指控犯了侵吞公款罪一样。这个戈尔茨也是这种人当中的一个。这个戈尔茨竟然敢如此明目张胆地与法西斯分子相勾结。这个他认识了几乎长达二十年的戈尔茨啊。这个曾在那年冬天与卢卡契一起在西伯利亚拦劫运送黄金的火车的戈尔茨。这个曾与高尔察克打过仗、在波兰也打过仗的戈尔茨。在高加索、在中国，以及在这儿，自去年十月以来。但是他曾经跟图哈切夫斯基过从甚密。对，跟伏罗希洛夫也很亲近。但跟图哈切夫斯基关系最密切。跟他走得很近的还有哪些人呢？在这儿当然就是卡可夫。还有卢卡契。不过，那些匈牙利人也一个个全都是阴谋家。他过去很不喜欢高尔。戈尔茨也很不喜欢高尔。要记住这一点。要把这个记下来。戈尔茨向来与高尔不和。但是他偏爱普茨。要记住这一点。而杜瓦尔是他的参谋长。瞧瞧这盘根错节的关系。你亲耳听他说过考匹克是个笨蛋。那是确凿无疑的。这是事实。现在又是这份从法西斯分子的后方送来的密件。只有剪除这些腐枝烂叶，树木才能保持健康并茁壮生长。腐败分子必须清楚地暴露出来，才能加以消灭。不过，戈尔茨是他们当中的首恶。这个戈尔茨竟然会是个叛徒。他知道，你没有一个可以信得过的人。一个也没有。永远也没有。你不能相信你的妻子。也不能相信你的兄弟。也不能相信你最老的老战友。一个都不能信。永远不能信。

“把他们带走吧，”他对两个警卫说，“要严加看管。”班长望望那个士兵。就马尔蒂的一贯表现来看，这一次实在算得上非常冷静了。

“马尔蒂同志，”戈麦斯说，“别不理智了。听我说，我是个忠心耿耿的军官和同志。这是一份必须马上送走的急件。这份急件是这位同志千辛万苦地从敌占区带来的，要交给戈尔茨将军同志呢。”

“把他们带走吧。”马尔蒂这时态度亲切地对警卫说。他为这些人感到难过，因为他们毕竟也是人啊，可是他又不得不消灭他们。但是真正使他感到压抑的是戈尔茨的悲剧。居然会是戈尔茨啊，他想。他应当立即将这一与法西斯分子相勾结的情况报告给伐洛夫。不，他要带着这份急件去面见戈尔茨本人，这样才好，要看看他收到这份材料时会做出何种反应。他就是要这么做。假如戈尔茨是他们当中的一分子，他怎么能信得过伐洛夫呢？不行。这件事得非常谨慎才行啊。

安德雷斯转过身来面对着戈麦斯：“你的意思是，他不准备送出这份急件啦？”他问，简直不相信会有这种事。

“你没看出来吗？”戈麦斯说。

“我×他妈的这婊子养的！”安德雷斯用西班牙语说，“他疯了吧[413]。”

“是的，”戈麦斯说，“他是疯了。你也疯了！听着！疯子！”他冲着手拿红蓝铅笔、这时又在俯身看地图的马尔蒂大声吼道：“听见没有，你这发了疯的杀人凶手！”

“把他们带走吧，”马尔蒂对警卫说，“他们犯下了大罪，精神错乱了。”

这个词语班长很耳熟。他以前就听到过。

“你这发了疯的杀人凶手！”戈麦斯大声吼着。

“你这臭婊子养的！”安德雷斯用西班牙语对他说，“你这疯子啊[414]。”

这个人的不可理喻激怒了他。如果他是个疯子，就该把他当疯子清理出去。就该把那份急件从他口袋里掏出来。这该死的疯子真是活见鬼了。他向来遇事不惊，脾气也好，可他那固有的西班牙人的烈性子终于也按捺不住了。再过一会儿他就会失去理智的。

马尔蒂一边看着他的地图，一边悲哀地摇了摇头，警卫们将戈麦斯和安德雷斯带了出去。那两个警卫听他挨了一顿臭骂，感到很过瘾，不过总的来说，对这场演出感到失望。他们见过比这要精彩得多的场面呢。安德烈·马尔蒂并不在乎那两个人骂他。以骂他为收场的人多着呢。他总是真心地替他们感到难过，因为他们毕竟也是人啊。他总是这样告诫自己，这也是他心中仅存的确实属于他自己的真实想法之一。

他坐在那儿，胡髭和眼睛都集中在那张地图上，集中在那张他从未真正看懂过的地图上，集中在那些精心勾勒出来的像蛛网般由中央向四周辐射开来的棕色等高线上。他能根据这些等高线辨别出哪些是高地、哪些是峡谷，但他从没真正弄懂为什么要挑选这座高地、为什么这条峡谷应当就是目标。但是在总参谋部，因为有政治委员制度，作为国际纵队的政治首脑，他可以干预作战方案的制定，所以他总是伸出手指煞有其事地在地图上这里、那里地指点着，那些地方都标有号码，用棕色细线打了圆圈，周围的绿色代表树林，直线代表相平行的公路，而绝不是蜿蜒流淌着的河流，于是他就说：“这儿。这儿就是薄弱环节。”

高尔和考匹克，因为怀有政治目的和野心，就会表态说同意，之后，那些从没见过这张地图、只听说过有这个山地编号的士兵，就会毫不知情地离开他们的基地，集结在指定地点，在那儿挖壕掘沟翻泥土，就会爬上山坡去找到他们的葬身之地，或者被架在橄榄树丛里的机关枪死死压住，根本就上不去。或者在别的前沿阵地上，他们或许能很容易地攀上山头，而处境未必就比以前好。但是，当马蒂在戈尔茨的参谋部里用手指在地图上指指点点时，这个头上有伤疤的白脸将军腮帮子上的肌肉就会绷得紧紧的，他心里就会想，“我还不如先毙了你呢，安德烈·马尔蒂，免得你把那灰白色的烂手指放在我这张等高线地图上。就因为你干预你一无所知的事情，你害死了多少人啊，为了所有白白死去的那些士兵，你这该死的见鬼去吧。那些拖拉机厂、村庄、合作社用你的名字命名了，你就成了我碰不得的偶像啦，见你的鬼去吧。你到别的地方去怀疑、告诫、干预、指责、滥杀无辜吧，我的参谋部可不许你来染指。”

不过，戈尔茨是不会说这些话的，他只会靠在椅背上别过身去，避开这俯过身来看地图的大块头，避开那指指戳戳的手指头、那双水汪汪的灰眼睛、那两撇灰白色的胡髭、那叫人恶心的口臭，他会说：“是的，马尔蒂同志。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不过，这方案不太好实施，所以我不同意。你可以审查我的脑子，要是你高兴的话。对。你可以像你所说的那样，把这事作为党内问题来处理。但我就是不同意。”

所以，安德烈·马尔蒂此时就坐下来对着他那张地图仔细研究起来了，地图铺在那张空无一物的桌子上，没有灯罩的电灯泡刺眼的灯光照在他头顶上方，那顶过于宽大的贝雷帽被拉到前额遮着他的眼睛，他在对照着那份油印的进攻命令慢慢地、费劲地在那张地图上比划着，就像军校里的一名青年军官在解一道难题一样。他已经投身于战争了。他正在自己的脑海里指挥千军万马呢；他有权干涉，而且认为他是有指挥权的。所以，他坐在那儿，口袋里揣着罗伯特·乔丹写给戈尔茨的急件，而戈麦斯和安德雷斯则等在警卫室里，罗伯特·乔丹则匍匐在那座大桥附近的树林里。

假如安德雷斯和戈麦斯没有受到安德烈·马尔蒂的阻挠而获准继续前进的话，安德雷斯肩负的这个使命的结果是否会有所不同，这一点也是值得怀疑的。在前线，谁也没有足够的权威来取消这次进攻。机器运转得过久了，你就没法使它突然停下来。所有的军事行动，无论其规模大小，都有很大的惰性。可是一旦这惰性被克服了，行动开始了，再要阻止它，恐怕就像启动时一样困难啦。

可是，这天夜里，这个把贝雷帽拉到前额的老人一直就坐在桌边研究着他的地图，没想到这时门忽然被推开了，俄国记者卡可夫带着另外两个身穿便服和皮大衣、头戴便帽的俄国人走了进来。警卫班长在他们身后很不情愿地关上了门。卡可夫是这个警卫班长所能联系上的第一个负责人。

“马尔蒂同志。”卡可夫用他那彬彬有礼却神情倨傲、口齿不清的声音说，脸上堆着笑，露出一嘴坏牙。

马尔蒂站起身来。他不喜欢卡可夫，但卡可夫是《真理报》派来的，并直接和斯大林保持着联系，是目前在西班牙的俄国人当中的三大要人之一。

“卡可夫同志。”他说。

“你是在部署进攻吧？”卡可夫傲慢地说，并朝那张地图点了点头。

“我正在研究。”马尔蒂说。

“是你在指挥进攻？还是戈尔茨？”卡可夫圆滑地问。

“我不过是个政委罢了，你是知道的。”马尔蒂对他说。

“不，”卡可夫说，“你谦虚啦。你其实就是个将军嘛。你有你的地图和你的军用望远镜。你不也曾经当过海军上将吗，马尔蒂同志？”

“我那时是二炮手。”马尔蒂说。这是句谎话。在那支军队哗变时，他其实是一名文书军士。可是，他现在一直说自己当时是二炮手。

“啊。我原以为你是一等文书军士呢，”卡可夫说，“我老是把史实资料搞错。这是记者的通病。”

另外那两名俄国人一直没有参与他们的谈话。他俩都在马尔蒂身边察看那张地图，并不时用他们本国的语言互相交换一下看法。马尔蒂和卡可夫彼此寒暄了几句之后，就改用法语交谈了。

“最好别在《真理报》上把事实搞错啊。”马尔蒂说。他故意说了句很唐突的话，想使自己再度打起精神来。卡可夫总是故意戳破他的老底，让他泄气。用法语说就是“degonfler”，因此马尔蒂总是被他弄得心烦意乱、谨小慎微。只要卡可夫一开口说话，他安德烈·马尔蒂就很难记住自己是来自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身居要职的人。也很难记住他自己也是一位碰不得的人。卡可夫似乎总是偏要“碰”他，根本不把他当回事儿，而且随时随地、不分场合地调侃他。卡可夫这时说：“我向《真理报》发稿前，一般总是要对事实进行核对的，我在《真理报》上发表的东西向来都相当准确。告诉我，马尔蒂同志，你有没有听说我们有一支在塞哥维亚那边活动的游击队给戈尔茨捎来了信？那边有一位姓乔丹的美国同志，我们应该得到他的消息了。有报告说，法西斯防线的后方发生了战斗。他应该打发人送一份情报给戈尔茨了。”

“是个美国人吗？”马尔蒂问。安德雷斯刚才说，那是个英国人嘛。看来确有这么回事。看来是他搞错了。那两个笨蛋为什么偏偏要找他谈这事呢？

“是的，”卡可夫一脸不屑地望着他，“一个年轻的美国人，政治觉悟不太高，可是很善于和西班牙人打交道，有过一段很不错的打游击的经历。那份急件只要交给我就行了，马尔蒂同志。这份东西已经被耽搁了很久啦。”

“什么急件？”马尔蒂问。这句话说得十分愚蠢，他也知道。可是他也不能这么快就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啊，他这样说的目的无非就是为了延缓那个丢脸时刻的到来，不肯一下子就承认自己做了丢脸的事情罢了。“还有那张通行证。”卡可夫说，声音是从他那口坏牙齿缝里挤出来的。

安德烈·马尔蒂把手伸进口袋，掏出那份急件放在桌上。他两眼直愣愣地望着卡可夫。好吧。他错了，这件事现在也没法补救了，但是他不打算接受任何羞辱。“还有那张通行证。”卡可夫悄声说。

马尔蒂将通行证放在那份急件的旁边。

“班长同志。”卡可夫用西班牙语喊道。

那位班长打开门走进屋来。他飞快地扫了一眼安德烈·马尔蒂，只见马尔蒂像头被猎狗团团围困住的老野猪一样狠狠瞪了他一眼。马尔蒂的脸上毫无惧色，也没有受到屈辱的表情。他只感到很愤怒，他只是暂时虎落平阳了。他知道这些狗东西是根本制服不了他的。

“把这些材料交给等在警卫室里的那两位同志吧，告诉他们怎么去戈尔茨将军的司令部，”卡可夫说，“已经被耽搁了很久啦。”

班长走了出去，马尔蒂仍在瞪着他的背影，然后回过头来望着卡可夫。

“马尔蒂同志，”卡可夫说，“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怎么就碰不得了。”

马尔蒂直愣愣地望着他，什么也没说。

“也别想着怎么找那个班长的麻烦啦，”卡可夫接着说，“这事儿跟那个班长毫不相干。我见到那两个待在警卫室里的人了，是他们主动告诉我的。”（这是一句谎话。）“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经常来找我谈谈。”（这倒是一句真话，尽管刚才就是这位班长找他来解决此事的。）但是卡可夫认为，自己放下架子平易近人会有好处，出于善意的出面干预能起到感化人的效果。这一点他绝不加以冷嘲热讽。

“你知道吗，我在苏联时，阿塞拜疆有一个城镇发生了无法无天的事情，人们就通过《真理报》写信给我。你知道这件事吗？他们说：‘卡可夫会帮助我们的。’”

安德烈·马尔蒂望着他，脸上只有怒气和憎恶，没别的表情。他脑子里也是一片空白，只想着卡可夫老是在故意跟他作对。好哇，卡可夫，就算你手眼通天，你也得当心点。

“这件事自当别论，”卡可夫接着说，“不过，原则是一样的，我打算详细了解一下你究竟有多碰不得呢，马尔蒂同志。我想去了解一下，有没有可能让那家拖拉机厂更名呢。”

安德烈·马尔蒂躲开了他的目光，继续看他的地图去了。

“乔丹那小青年在信中都说了些什么？”卡可夫问他。

“我没看信，”安德烈·马尔蒂用法语说，“你就让我清静一会儿吧[415]，卡可夫同志。”

“好吧，”卡可夫说，“我就不打扰你的军事工作了。”

他踱出房间，朝警卫室走去。安德雷斯和戈麦斯已经走了，他便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看着山上的那条公路，远处的山峦上空这时已露出了第一缕灰白色的晨曦。我们必须赶到山上去，他想。时间快到了。

安德雷斯和戈麦斯又登上摩托车继续赶路了，天色这时也渐渐亮起来。安德雷斯此时又紧紧抓着他前面座位的靠背，任由摩托车在盘山公路上曲里拐弯地行驶在灰白色的笼罩着山口的雾霭之中，他能感觉到身下的摩托车在加速行驶，没过多久就一个急刹车戛然而止了，他们站在车旁，摩托车停在一段很长的下坡路上，他们的左侧就是那些用松树枝掩护着的坦克。这片树林里到处都是部队。安德雷斯看到有些人肩膀上扛着抬杆很长的担架。公路右边的松树下停着三辆参谋部的小汽车，车身两侧抵着树枝，车顶也罩在树枝下。

戈麦斯推着摩托车走向其中的一辆。他把车停靠在一棵松树旁，跟背靠松树坐在汽车旁的司机打了声招呼。

“我带你们去见他，”司机说，“把你的摩托车隐蔽起来，盖上这些东西。”他指了指新砍下的那堆松树枝。

晨曦透进了松林高高的枝头，戈麦斯和安德雷斯跟着这个名叫维森特的司机穿过松林，跨过公路，登上山坡，朝一个地下掩蔽部的入口处走去，掩蔽部顶端的那些电话线通向树木丛生的山坡上方。他们站在外边，司机进了掩蔽部，安德雷斯对这个掩蔽部的构造赞叹不已，它在山坡上只露出一个洞口，四周也没有新挖出的泥土，但是，仅从这个入口处，他就能看出，这个掩蔽部深不可测，人在里面能行动自如，也不必低头弯腰，山洞的顶部是用粗大厚重的木料构成的。

司机维森特出来了。

“他在山上，他们正在那儿部署进攻的相关事宜，”他说，“我把急件交给了他的参谋长。他签收了。给。”

他把签收过的信封递给了戈麦斯。戈麦斯把它转交给了安德雷斯，安德雷斯看了一眼，把它放进了自己的衬衣里。

“签收的人叫什么名字？”他问。

“杜瓦尔。”维森特说。

“好，”安德雷斯说，“能让我交出这份急件的人有三个，他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们要等回信吗？”戈麦斯问安德雷斯。

“要是有，那就再好不过啦，”安德雷斯说，“可是，炸桥的任务完成之后，我还不知道上哪儿去找英国人和那些人呢，上帝也不知道啊。”

“那就跟我一起等在这儿吧，”维森特说，“等将军回来。我去给你们拿咖啡。你们一定很饿了吧。”

“瞧瞧这些坦克。”戈麦斯对他说。

他们走过一辆辆覆盖着树枝、涂成了泥土色的坦克，每一辆后面都有两道深深的压辙留在落满松针的地面上，表明这些坦克是从公路上拐过弯，开倒车开过来的。它们四十五毫米口径的炮筒平伸出去，覆盖着树枝，那些身穿皮外套、头戴有棱钢盔的驾驶员和炮手们有的背靠树干坐着，有的躺在地上睡觉。

“这些是用来打后援的，”维森特说，“这些部队也都是后备军。担任主攻任务的那些部队已经在山上了。”

“真多啊。”安德雷斯说。

“是啊。”维森特说。“这是一个整编师呢。”

在那个地下掩蔽部里，杜瓦尔左手拿着已经展开的罗伯特·乔丹送来的急件，他看了看左手上的那只腕表，这份急件他已经看过四遍了，每看一遍，都感到胳肢窝里渗出的汗水在往下淌，流向了他的腰间，他对着电话的话筒说：“那就给我接塞哥维亚阵地。他离开了？给我接阿维拉阵地。”

他不停地打电话。但怎么打也没用。他跟两个旅都通过电话了。戈尔茨上山视察完进攻的部署后，正在去一个前沿观察哨的路上。他给那个观察哨打了电话，但是他不在那儿。

“给我接第一机队。”杜瓦尔说，突然决定揽下全部责任。他决定承担起中止这次进攻的全部责任。还是停止进攻为好啊。敌人已经做好准备等在那儿了，你再派出部队去搞突然袭击是不行的。你不能再这样做了。这样做就等于是在谋杀。你不能这样做。千万不能这样。无论如何也不能。他们要是枪毙他，就由他们去枪毙好了。他要直接给机场打电话，通知他们取消轰炸。可是，假如这只是一次牵制性的进攻呢？假如我们就是为了吸引敌人的所有物资装备和兵力呢？假如就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呢？他们从来不告诉你这就是一场牵制性进攻，只让你执行。

“取消接第一机队的电话吧，”他对接线员说，“给我接第六十九旅前沿观察哨。”

他还在那里打着电话，就突然听见第一批飞机的轰鸣声了。

也就在这时，他接通了那个观察哨。

“是我。”戈尔茨冷静地说。

他正坐在那儿，背靠着沙袋，两脚蹬着一块岩石，嘴唇边垂着一支香烟，一边说着话，一边侧着头看天空。他在打量着那些越来越大、呈楔形编队的飞机，每三架为一编队，银光闪闪，在天空中发出阵阵雷鸣般的轰响，飞机是从远处的山脊上飞来的，朝阳正在那儿冉冉升起。他注视着飞机正向这边飞来，在朝阳下熠熠生辉，格外美丽。随着飞机越飞越近，他看到了螺旋桨在阳光的反射下而形成的那两个光环。

“是的，”他对着电话说，说的是法语，因为这是杜瓦尔打来的电话，“我们完蛋了。对。一切照旧。是的。这很遗憾。是的。我们完蛋了。[416]这消息来得太晚啦，真可惜啊。”

他那双眼睛，在注视着飞机飞来时，流露出非常自豪的神情。他这时看到了机翼上的红星标志，他在注视着它们持续不断、威武雄壮地轰鸣着在空中前进。这个阵势原本就该是这样的。这些是我们的飞机。这些飞机在装箱后，由专用船舶从黑海经马尔马拉海峡、达达尼尔海峡和地中海，最后才运达此地的，人们爱护备至地在阿利坎特港卸下木箱，进行了精心细致的装配和测试，结果证明性能完好，现在终于出动了，以优美、精确的姿势锤击般地轰鸣着向这边飞来了，V字编队整齐划一，这时正披着朝霞，闪着银光，高高翱翔在空中，去轰炸对面的那些山梁，炸得他们呼号着飞向半空，这样，我们就可以长驱直入了。

戈尔茨知道，一旦这些飞机越过他的头顶上空，飞向前方，炸弹就会像在空中翻腾着的海豚一样落下。紧接着，那些山头就会在一朵朵飞起的硝烟中崩裂，发出隆隆的轰响声，最后消失在腾空而起的大片烟云之中。随后，坦克就会一路碾压过去，爬上那两个山坡，紧跟在坦克后面冲上去的是他的两个旅。假如这场出其不意的进攻能得手，他们就能继续向纵深推进，不断翻山越岭，稍作休整后，再继续开拓前进，肃清顽敌，在坦克的帮助下，机智地大干特干，再巧妙地利用坦克的往返碾压和炮火掩护，将其他攻击部队带上来，然后再顺利地继续不断地向前推进，向更深的腹地挺进。假如没有人叛变通敌，假如大家都各尽本分，这就是原本可以实现的战果。

那边有两道山梁，有坦克开道，有他的两支劲旅在树林里整装待发，现在飞机也飞临上空了。他必须部署好的每一件事都已按原定计划部署完毕了。

可是，当他注视着这些飞机、这些几乎已飞临他头顶上空的飞机时，他却感到倒胃得直想呕吐，因为他从电话里传来的乔丹的那份急件中已得知，那两道山梁上已经空无一人了。敌人会稍作后撤，钻进山下那些狭窄的壕沟里去逃过横飞的弹片，或者躲进那片树林里，等轰炸机一走，他们就会带着机关枪之类的自动化武器，以及乔丹所说的从公路上运过来的那些反坦克炮反扑到那两座山梁上，于是结果又将是一个极其混乱不堪的局面。可是这些飞机，这些此时正震耳欲聋地飞来的飞机，是按原定方案飞来的，戈尔茨注视着它们，一边仰望着天空，一边对着电话说：“不。毫无办法了。没办法[417]。”

戈尔茨用他那坚忍不拔、充满豪情的眼睛注视着这些飞机，那双眼睛已经看破了事情的原委和可能产生的结局，他为原本有可能取得的战果而感到自豪，因为他相信那个战果是可以取得的，然而现在却根本无望了，他说：“好吧。我们好歹尽力而为吧[418]。”说完便挂断了电话。

然而杜瓦尔却没听清他在说什么。他坐在桌边拿着电话筒，满耳听到的却只是飞机的轰鸣声，他想，现在，也许就在此时此刻，我们来听听飞机飞来的轰鸣声吧，也许那些轰炸机就要去炸毁敌人的一切防御了，也许我们就要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了，也许他就要如愿以偿地率领预备军冲上去了，也许这次机会来了，也许这就是一次极好的机会。继续来吧。来吧。继续来吧。轰鸣声大得使他没法听到自己的心声了。

第四十三章

罗伯特·乔丹匍匐在山坡上那棵松树的树干后，在那条公路和那座大桥的上方，他在观望着渐渐亮起来的天色。他向来喜欢一天中的这个时刻，此时，望着这黎明前的曙光，他觉得心中也渐渐亮堂起来，仿佛自己也融入了这日出之前慢慢明亮起来的天色之中；那些有形物体的色泽开始渐渐转深，空间变得清朗起来，在黑夜中显得很亮的星光渐渐变成了黄色，接着便褪隐而去，白天来临了。位于他下方的那些松树的树干这时显得清晰而又分明，这些树干很结实，呈棕褐色，公路上泛着白光，笼罩着一层薄薄的雾气。露水沾湿了他的衣服，林中的地面很软和，他感到压在胳膊肘下的棕褐色的落叶松针很富有弹性。下方那条小河的河床上薄雾缥缈，他透过薄雾，看到了那座桥梁的钢架，笔直而又冷峻地横跨在深谷上，大桥的两端各有一个木头打造的岗亭。不过，在他观察的时候，这座桥梁的钢骨结构依然像蛛网那样精巧、美观，暂时还矗立在那条小河上方的氤氲缥缈的薄雾中。

这时，他看见了那名哨兵，正背对他站在岗亭里，后背上披着毛毯式的披风，头上戴着钢盔，正弯下身来冲着那只用汽油桶钻眼改装而成的火盆，他正伸着双手在那儿取暖呢。罗伯特·乔丹可以听到那条小河正流淌在深谷下的那片岩石丛中，他还看到一缕淡淡的轻烟冒出了那个岗亭。

他看了看手表，心想，不知道安德雷斯是否已顺利找到了戈尔茨？如果我们真要动手炸桥了，我很想能再一次非常缓慢地呼吸，再一次延缓那个时刻的到来，以便能好好体会一下这个中的滋味。你认为他把事情办妥了吗？安德雷斯？如果他把信送到了，他们会取消这次进攻吗？他们是否来得及取消呢？你操什么心呢。就别担心啦。他们要么取消，要么就不取消。没有别的结果，过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就假定这次进攻能顺利得手吧。戈尔茨说过，这次进攻还是有把握的。成功的可能性还是有的。我们的坦克会沿着这条公路开过去，我们的部队会浩浩荡荡地从右侧突击过来，冲下山去，越过拉格兰哈，而这片山区的整个左侧就会完全落入我军之手。你为什么不好好想想怎样去打胜仗呢？你处于防御地位太久啦，所以就想不到这一点了。肯定是这个原因。然而那是因为所有那些部队和武器装备还没有开上这条公路啊。那是因为所有那些飞机还没有飞过来啊。别那么天真吧。不过，要记住这一点，只要我们能把那些法西斯分子牵制在这儿，我们就能把他们团团围住。他们就不可能再去攻打其他地区，直到他们最终能甩开我们，但是他们根本就别想能甩开我们。只要法国人肯帮点忙，只要他们放开那边的国境线，只要我们有美国派出的飞机，他们就休想甩开我们。只要我们能得到哪怕一点点支援，他们就休想。这些人只要好好武装起来，就会生命不止、战斗不息的。

不，你千万别指望能在这儿取得胜利，也许几年都指望不到。这仅仅只是一场牵制性的进攻。你现在千万别对此抱有任何幻想。假如我们今天果真能有所突破呢？这是我方发起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啊。要清醒地看到敌我力量的对比。可是，即使我们能稳操胜券，那又能怎么样？你别那么激动吧，他暗暗告诫自己。还记得公路上开过去的那些辎重吧。对这项任务，你已经尽力而为了。不过，我们应该有便携式短波通讯设备。到时候我们会有的。可是我们暂时还没有。你现在也只能就这样监视着，做你该做的事情。

今天只不过是将来所有日子里的一天。但是，在未来的那些日子里，命运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安排，很可能就要取决于你今天的作为了。今年自开始以来一直都是这样的。这种情况已经不知有过多少次了。整个这场战争都是这样的。在这清晨时分，你又这么夸夸其谈起来啦，他对自己说。快看看那边现在有什么动静吧。

他看到两个身披大氅、头戴钢盔的士兵从公路的拐弯处冒出来，走上了桥头，步枪背在肩上。其中的一个停在大桥的那一头，钻进岗亭不见了。另一个继续沿着桥面走来，走得很慢，步履蹒跚。他在桥面上停下脚步，朝深谷中吐了口痰，然后继续慢吞吞地朝大桥的这一头走来，这边的这名哨兵跟他交谈了几句，然后便离开岗亭返身朝大桥的那头走去。被接替下来的那名哨兵走得比前来换岗的那名哨兵要快多了（因为他要去喝咖啡吧，罗伯特·乔丹想），可是，他也朝深谷下吐了一口痰。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迷信行为？罗伯特·乔丹想。我也得去体验一下，朝那深谷下啐一口看看。但愿我到那时还能啐得出来。不。这不可能是什么灵丹妙药。这一套不可能起什么作用。在离开那儿之前，我得证明一下它是起不了作用的。

新上岗的哨兵走进岗亭里坐下来。他那支上了刺刀的步枪斜靠在墙边。罗伯特·乔丹从衬衣口袋里掏出望远镜，调整着目镜，直到桥头清晰地呈现在眼前，漆成灰色的桥架也看得很真切。接着，他把望远镜对准了岗亭。

那个哨兵坐在那儿，背靠着墙。他的头盔挂在墙上的搭钩上，他的脸庞清晰可辨。罗伯特·乔丹看出，此人就是他两天前的那个下午来这儿侦察时看到的正在执勤的那名哨兵。他还是戴着那顶针织绒线帽。而且他没刮过脸。他双颊凹陷，颧骨突出。他的眉毛特浓，眉宇中间连在一起。他显得睡眼惺忪，罗伯特·乔丹也看到他在打哈欠。接着，他掏出烟荷包和一盒卷烟纸，给自己卷了一支烟。他想用打火机点烟，结果没点着，便把打火机放回口袋，走到火盆边，弯下腰，伸出手，从火盆里取出一块木炭，放在一只手里不停地颠着，边颠边朝它吹气，然后点着了烟卷，把那块木炭又扔回到火盆里。

罗伯特·乔丹透过这架蔡斯牌八倍望远镜，看着此人的脸，只见他正靠在岗亭的墙上抽烟。随后，他放下望远镜，叠合好，收进了口袋。

我不想再看他了，他对自己说。

他匍匐在那儿眺望着公路，努力让大脑什么也不想。一只松鼠在他下方的一棵松树上吱吱地叫着，罗伯特·乔丹看着那只松鼠在顺着树干往下爬，爬到中途却停了下来，歪过头来朝有人在张望它的地方张望着。他看着那只松鼠的眼睛——又小又亮，注视着它的尾巴在剧烈抖动着，仿佛受了刺激。接着，那松鼠窜到地上，用小小的爪子和过大的尾巴在地上蹦蹦跳跳地跑着，爬上了另一棵树。在那棵树干上，它回过头来瞅着罗伯特·乔丹，然后自己绕树干转了一圈，便没了踪影。不一会儿，罗伯特·乔丹便听到那只松鼠在那棵松树高高的枝头上吱吱地叫着，他看见它了，就平卧在那根树枝上，尾巴在抖动着。

罗伯特·乔丹透过这片松林又朝下方的岗亭望去。他真想把那只松鼠放在自己的口袋里随身带着。他真想有样东西可以摸摸。他用胳膊肘磨蹭了一下地上的松针，但感觉不一样。谁也体会不到你在这种时候心里有多寂寞。我，诚然，我知道。但愿我的小兔乖乖能安然无恙地脱离这种处境。现在不能想这个啦。是的，当然不能。但我怀着这个希望总是可以的吧，我也确实抱着这个希望呢。希望我能顺利爆破，希望她能安然脱身。好啊。当然应该这样啊。就这么个希望。这是我眼下唯一所希望的，别无奢求啦。

他此时匍匐在那儿，目光从公路扫向岗亭，然后眺望着对面的远山。你就什么也别去想啦，他暗暗告诫自己。他静静地匍匐在那儿，注视着初露的晨曦。这是一个晴朗的初夏的清晨，时值五月下旬，天亮得很快。在这段时间里来过一辆摩托车，司机身穿皮大衣，头戴皮帽盔，左腿边的枪套里插着一支自动步枪，他驶过大桥，沿着公路往北走了。还来过一辆救护车，从他眼皮底下驶过桥面，也沿着公路往北驶去。不过情况也就这些。他闻着松树的气息，听着桥下那条小河的淙淙流水声，晨曦中，那座桥此时显得清晰而又美丽。他匍匐在那儿，在那棵松树的背后，冲锋枪横放在左前臂上，但不再朝那岗亭张望了，满以为这次进攻绝对不会再发生了，因为在如此可爱的五月下旬的早晨是不会有战事的，直至过了很久，他才听到那突如其来的、密集的、炸弹成串落地的轰击声。

罗伯特·乔丹一听到炸弹的爆炸声，那第一阵巨大的轰击声，没等那回荡着在山间的隆隆声传至耳边，便立即深深吸了口气，并顺手提起了冲锋枪。他的手臂因为一直压在枪下，感到很僵硬，手指头也重得不听使唤了。

岗亭里的那名哨兵听到这突如其来的爆炸声立即站了起来。罗伯特·乔丹看见他伸手抄起步枪，走出岗亭，在侧耳聆听着。他站在公路上，太阳晒在他身上。那顶绒线帽斜扣在他脑袋的一侧，阳光恰好照着他那张没刮过的脸，他抬头仰望着天空，看着那些飞机在投弹。

公路上的雾气这时已散去，罗伯特·乔丹望着那名哨兵，视线清朗而又明晰，只见他正站在那边的公路上仰望着天空。阳光透过树丛照耀在他身上。

罗伯特·乔丹感到自己的呼吸这时变得急促起来，仿佛有一道铁丝箍住了他的胸膛，他稳住胳膊肘，感到枪托上端的槽纹正紧贴着手指，他把枪口上端椭圆形的准星——此时已与枪后部标尺上的缺口连成了一线，对准了那名哨兵胸膛的正中央，然后轻轻扣动了扳机。

他感到枪身疾速、清脆、痉挛般地回撤了一下，撞击在他的肩膀上，而公路上的那名哨兵，显得吃惊而痛苦，双膝一软朝前扑倒，前额猛然一磕冲向路面。他的步枪从他身上滑落下来，倒在那儿，他的一根手指依然弯曲着扣在扳机的护圈里，手腕向前屈曲着。那支步枪躺在那儿，刺刀冲着公路前方。罗伯特·乔丹的目光越过那脑袋已蜷曲在身下躺在公路上的哨兵，迅速扫视着桥面，扫向大桥另一端的岗亭。他没看到另外那名哨兵，便顺着下面的山坡朝右边望去，他知道，奥古斯汀就埋伏在那儿。紧接着，他听到安塞尔莫射击了，枪声激越地回荡在深谷中。随后，他听见他又开了一枪。

伴随着那第二声枪响传来的是手榴弹猛烈的爆炸声，就在大桥下方的另一端那个公路的拐弯处。紧跟着，公路北端的左侧也响起了一连串手榴弹的爆炸声。接着，他听到北边的公路上也响起了步枪的射击声，继而南边也传来了巴勃罗的那支骑兵的轻机枪哒哒哒的射击声，与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了一片。他看到安塞尔莫爬下了那个陡峭的罅隙，扑向了大桥那一端，便立即背起冲锋枪，把两只沉重的背包从松树的树干后拉出来，一手提起一只，背包很沉，牵扯着双臂直往下坠，仿佛肩关节要被拉得脱臼了似的，他脚步踉跄地奔下陡坡，朝公路上冲过去。

在奔跑中，他听到奥古斯汀用西班牙语朝他喊了一声：“好枪法啊，英国人。好枪法！[419]”可他心里想的却是：“好枪法，我是神枪手呢，还好枪法呢。”正在这时，他听到安塞尔莫在大桥那头又开了一枪，枪声在钢梁之间当当地响着。他越过倒在地上的哨兵，奔上了大桥，两只背包直晃悠。

老头儿一路向他奔来，卡宾枪提在手中。“一切顺利[420]，”他用西班牙语大声喊着，“没出任何差错。我不得不补了一枪[421]。我只能结果了他呀。”

在大桥的中央地段，罗伯特·乔丹跪在地上，打开背包，取出他的爆炸器材，却忽然看见两行泪水流下了安塞尔莫的脸颊，流进了他灰白的胡子茬。

“我也杀了一个呢[422]，”他用西班牙语对安塞尔莫说，“我也杀了一个。”说罢，朝蜷曲着身子倒毙在桥头公路上的那个哨兵歪了歪头。

“是啊，老弟，是啊，”安塞尔莫说，“我们是迫不得已才杀死他们的，所以我们就把他们杀了。”

罗伯特·乔丹朝桥梁的框架深处爬去。钢梁冰凉而又潮湿，手底下摸到的全是露水，他小心翼翼地爬着，感觉太阳正晒在他脊背上，他强打起精神一边钻进桥梁的桁架中，一边听着身下哗哗的流水声，听着激烈的射击声，枪声很密集，公路北边的那个哨所附近枪声大作。他此时已是大汗淋漓，但桥下很凉爽。他一只胳膊上挽着一卷电线，手钳用皮条拴在他的手腕上。

“把炸药包一个一个往下递给我，老头子。”他朝上面的安塞尔莫喊道。老头儿在桥的边沿探过身子，把一个个长方形的炸药包递下来，罗伯特·乔丹伸手接过，将炸药包塞进他选好的安放位置，一包包叠放好，压紧，“木楔，老头子！给我木楔！”他把一根根新削的还在散发着清新木香味的木楔轻轻敲进去，使炸药包牢牢卡在钢梁之间。

他此时在一刻不停地忙着，安放炸药包、固定炸药包、加木楔塞紧、用电线绑牢，心里想的完全是炸桥，动作麻利而又熟练，就像外科医生在做手术一样，在这期间，他也在听着公路南边响起的一阵阵哒哒哒的射击声。接着又是一阵手榴弹的爆炸声。接着又是一阵，剧烈的爆炸声压过了桥下湍急的水流声。随后，那个方向便平静下来。

“糟糕，”他想，“真不知道他们到底遭遇到什么了？”

公路北面的那个哨所附近依然枪声不断。真糟糕，枪声太密集啦，他把两枚手榴弹并排放在已固定好的炸药堆顶上，用电线沿着手榴弹上的槽纹绑住，这样手榴弹就能绑得很牢靠，很结实，再用电线扎紧；然后再用手钳把电线拧死。他轻轻拉了拉这整整一大捆东西，接着，为了更牢固起见，又在手榴弹上面轻轻敲进了一个木楔，这样，整堆炸药便牢牢固定在钢梁上了。

“现在要到另一侧去，老头子。”他朝桥面上的安塞尔莫大喊了一声，便穿过钢架爬了向桥的另一侧，真像那魔王“泰山”[423]在钢打铁铸的林子里摸爬滚打一样啊，他想，随后便钻出了桥下的幽影，那条小河在他下方哗哗地奔流着，他仰起头来，恰好看到了安塞尔莫的那张脸，同时也顺手接过了他从上面递给他的炸药包。多么善良的脸啊，他想。现在不哭了。这样才好啊。那一侧已经弄好了。现在再来把这一侧布设好，我们就完事啦。这样就能彻底炸垮它啦。继续干吧。别太兴奋了。干吧。干得干净利索点，就像在那一侧一样。别毛手毛脚的。悠着点。别强勉自己干得过快。你现在可不能失手啦。现在谁也没法阻止你炸掉那半边桥啦。你正在按部就班地干着呢。这地方倒挺阴凉的。基督啊，这地方阴凉得像个酒窖，而且没有脏东西。通常在石桥下面干的时候，那里总是遍地垃圾。这倒是一座理想的桥梁。一座顶呱呱的理想的桥梁呢。就是那老头子在桥面上太危险。不要慌里慌张的干得太快。但愿北面的枪战能快点结束。“给我些木楔吧，老头子。”我可不喜欢那里还是在枪声不断。比拉尔在那边碰到麻烦了。那个哨所里一定有人跑出来了。在哨所后面；或者在锯木厂后面。枪战还在继续。那就说明锯木厂里还大有人在。都是那些该死的锯木屑。那几大堆锯木屑。锯木屑时间久了就结成了块，成了很不错的掩体，可以躲在后面射击呢。那里肯定还大有人在。南面的巴勃罗那边已经平静了。我不知道那第二阵激烈的枪声是怎么回事。一定是来了一辆汽车或摩托车。愿上帝保佑，他们没派装甲车或坦克来。接着干吧。尽快安放好炸药、塞紧木楔、把东西绑结实吧。你开始发抖了，像个该死的娘们。你他妈的这是怎么啦？你想仓促了事啊。我敢打赌，公路南面的那个该死的女人肯定不在发抖。那个比拉尔。说不定她也在发抖呢。听那枪声，她好像遇上大麻烦了。如果遇上的麻烦太大，她会动摇的。真该死，谁都一样啊。

他探出身来，头伸在阳光中，举起一只手去接安塞尔莫递给他的东西，脑袋离直泻而下的哗哗啦的水流声远了些，却听到公路北面的枪声更加激烈了，接着又响起了手榴弹的爆炸声。随后又是一阵紧似一阵的手榴弹的爆炸声。

“如此看来，他们突袭锯木厂了。”

幸好我的炸药是整包整包的，他想。而不是条状的。那又怎么样。只不过是匀整些罢了。要是那鼓鼓囊囊的帆布包里装的是胶冻状炸药就好了，那样要快些。两包就够了。不。一包就够了。再说，我们只要用雷管和那只旧引爆器就行了。那狗娘养的东西居然把我的引爆器扔进河里了。那只旧盒子，曾经去过多少地方啊。现在就落在这条河里了，他扔的。巴勃罗这狗杂种。可他现在正在那边狠狠教训那些敌人呢。“把那东西再给我一些，老家伙。”

这老头儿表现得真不错啊。他在那上面实在太危险。他不愿意开枪打死那名哨兵。我也不愿，但我当时没有多想。我现在也不愿多想。你不得不这样干啊。不过，安塞尔莫当时一枪打残了那哨兵。我知道人被打残了是什么模样。我想，用自动化武器杀人恐怕要来得容易些。我是指对开枪的人而言。情况会大不相同。扳机轻轻一扣，事情就那样了，人是被枪打死的。人不是被你杀死的。这个问题留待以后有时间再考虑吧。你和你的脑袋呀。你有一颗很会思考的脑袋呀，乔丹老兄。冲啊，乔丹，冲啊！[424]以前在橄榄球场上，当你抱着橄榄球飞奔时，他们老是像这样冲着你大呼小叫的。你知道吗，那条该死的约旦河其实并不比下面的这条小河大多少。你指的是那条河的源头吧。任何事物的源头也都这样。这个源头就在这儿，在这座桥下。这是一个远离家乡的家呀。好啦，乔丹，振作起来吧。这是件很严肃的事情呢，乔丹。你难道不明白吗？很严肃的。以前的情况都没有这样严肃。看看桥的那一侧吧。为什么[425]？无论这座桥怎么样，我现在都没问题啦。只要缅因州形势大好，全国就会形势大好。[426]只要约旦河在流淌，该死的以色列人就会繁荣发达。我说的是这座桥啊。只要乔丹好好的，这该死的桥的事情就不会有问题，其实应当反过来说才对。

“把那东西再给我一些，安塞尔莫，老伙计。”他说。老头儿点点头。“差不多快好啦。”罗伯特·乔丹说。老头儿又点了点头。

当他在桥下快要捆扎好手榴弹时，公路北面的枪声已经听不到了。突然之间，他周围就只剩了那条小河哗哗流淌的水声。他朝下面望去，只见身下的河水像开了锅一样在翻腾着，激荡起一层层白色的浪花，河水流过一尊尊巨大的砾石，然后直泻而下，注入了一汪水底布满鹅卵石的池塘，他刚刚掉落的一根木楔就在这片水面上随波逐流。他正望着，忽然看见一条鳟鱼从水中冒出头来在追逐着一只昆虫，在木楔打着旋儿的附近水面上游弋了一圈。当他用钳子绞紧电线、固定好那两枚手榴弹之后，他看到——目光穿过大桥的钢梁，阳光正照耀在那面绿茵茵的山坡上。三天前那里还是一片焦黄呢，他想。

他从桥下凉爽的暗影中探出身来，顶着耀眼的太阳，冲着安塞尔莫正弯腰朝下望过来的脸喊道：“把那卷电线递给我。”

老头儿把它递了下来。

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千万别把电线卷松开呀，还没到松开的时候呢。这是用来拉响手榴弹的。但愿你能顺利布设好线路。不过，你用的这卷电线有足够的长度，不会有问题的，罗伯特·乔丹一边想，一边用手摸了摸那只拴着拉环的开尾销，只要把拉环一拉，手榴弹的弹簧杆就会反弹出来。他仔细检查着那两枚手榴弹，弹身是捆绑着的，他看看是否有足够的空隙在开尾销拉出时能让弹簧杆反弹出来（捆绑手榴弹的电线是从弹簧杆下面穿过去的），接着，他把一小截电线系在拉环上，再把它链接在主线上，主线上系着外侧那枚手榴弹的拉环，把那卷电线放出了一段，再把它穿过一根钢梁，然后把整卷电线举起来递给了安塞尔莫。“小心拿着。”他说。

他爬上桥面，从老头儿手中接过那卷电线，以最快速度倒退着朝那名哨兵倒毙的地方走去，一边走一边放线，半截身子探出桥外，人贴着桥的边沿，边走边将那卷电线放了出去。

“把背包拿过来。”他一边快步倒退地走着，一边对安塞尔莫喊道。他一边走，一边弯腰顺手捡起了他的冲锋枪，把它重新背在肩上。

就在这时，就在他抬起头来察看放出去的电线时，他看到，从北面的公路上，远远走来了那些前去攻打上面那个哨所的人。

他们一行有四人，他看得很清楚，然而他这时不得不紧盯着他放出去的电线，以便使电线不受到任何羁绊，不被大桥外沿的任何钢架钩住。埃拉迪奥没能和他们一起回来。

罗伯特·乔丹顺利地将电线一路放了出去，一直走到桥头，将电线在最后那根桥柱上绕了一圈，然后再沿着公路继续布线，直到在路边的一块界碑石旁停下。他切断电线，把一端交给了安塞尔莫。

“拿着这个，老头子，”他说，“现在跟我一起回到桥上去。边走边把它带上桥。不。还是我来吧。”

到了桥头，他把绕在桥柱上的电线重新拉开，此时，这根电线已布设完毕，毫无羁绊、未被钩住，一直通向手榴弹的拉环，电线是沿着大桥的边缘延伸出去的，但是非常齐整，中途没被任何物件缠住，他把电线的一端递给了安塞尔莫。

“带着这个往回走，到那个高高的界碑石去，”他说，“轻轻拉着，但要拿稳。不要用力拉。等到真要你拉的时候，你再使劲拉，使劲一拉，桥就爆炸了。明白吗？[427]”

“是。”

“要温柔地对待它，但是不能让它耷拉下来，这样就不会被缠住了。要轻轻地牵着，但一定要拿稳，不到该拉的时候千万不要拉。明白吗？”

“明白啦。”

“到该拉的时候就狠狠地拉。不要猛然一抽。”

罗伯特·乔丹一边说，一边抬头顺着公路望着正朝这边走来的比拉尔小分队里剩下的那几个人。他们这时已经近在眼前，他看到普里米蒂伏和拉斐尔正扶着费尔南多。他好像被打穿了腹股沟，因为他双手在捂着那个部位，那汉子和那小伙子一边一个地架着他。他们扶着他一路走来时，他的右腿拖在地上，鞋帮子刮着地面。比拉尔正爬上那面斜坡，进入那片树林，身上背着三支步枪。罗伯特·乔丹看不到她的脸，但能看到她昂首挺胸的姿势，她正以最快速度攀爬着。

“情况怎么样啦？”普里米蒂伏朝这边喊道。

“好啦。我们差不多就要完成了。”罗伯特·乔丹大声回答道。

没必要问他们情况怎么样了。他扭头望着别处，那三个人已经走到公路的边沿，他们想把费尔南多扶上坡来，可他却直摇头。

“给我一支步枪吧，把我放在这儿。”罗伯特·乔丹听到他声音哽塞地说。

“不，伙计[428]。我们要带着你去拴马的地方。”

“我要马有什么用？”费尔南多说，“就让我舒舒服服地留在这儿吧。”

罗伯特·乔丹没听到其余的话，因为他正在跟安塞尔莫说话。

“如果看到有坦克来了，就炸桥，”他说，“但要等坦克开到桥上才炸。看到装甲车来了也要炸桥。要等他们开到桥上再炸。别的事情都由巴勃罗去对付。”

“如果你还在桥下没上来，我是不会炸桥的。”

“别考虑我。你该炸就炸。我去接好另一根电线就回来。那时我们可以一起来炸桥。”

他飞快地朝大桥中部奔去。

安塞尔莫看着罗伯特·乔丹奔向桥面，那圈电线挽在他手臂上，钳子挂在他手腕上，冲锋枪斜挎在他后背上。他看着他爬下大桥的栏杆，不见了。安塞尔莫手里牵着电线，用的是右手，他蹲伏在那块界碑石后面，顺着公路望去，望向桥的对面。在他和大桥之间的半道上躺着那名哨兵，那具尸体此时与地面贴得更紧了，佝偻着趴在平整的路面上，太阳沉重地压在他后背上。他的步枪，倒在公路上，上着刺刀，笔直地指向安塞尔莫。老头儿的视线越过他，沿着桥面向前望去，桥栏已在桥面上投下了一条条阴影，大桥对面的公路沿着深谷向左拐弯，然后消失在那面怪石嶙峋的岩壁后面。他望着大桥另一端的岗亭，太阳正照耀着它，接着，意识到手里还牵着电线，他便扭过头来，朝费尔南多在和普里米蒂伏和吉卜赛人说话的地方望去。

“让我就留在这儿吧，”费尔南多说，“伤口疼得很厉害，里面还在大出血。我一动就感到不对头。”

“让我们把你抬到山坡上去，”普里米蒂伏说，“你用胳膊搂住我们的肩膀，我们来抱着你的腿。”

“那也没用，”费尔南多说，“就地把我放在一块岩石后面吧。我在这儿也能发挥作用，和在山上一样。”

“可是我们撤走以后怎么办呢？”普里米蒂伏说。

“就让我留在这儿吧，”费尔南多说，“伤成这样，我也根本不可能随你们一起走啦。这样还可以省下一匹马来。就让我舒舒服服地待在这儿吧。敌人肯定很快就会追过来了。”

“我们可以抬着你上山，”吉卜赛人说，“不费事的。”

他自然急不可耐地想马上就走，普里米蒂伏也一样。可是他们都已经把他搀扶到这儿了，已经走了这么远啦。

“别，”费尔南多说，“我在这儿挺好。埃拉迪奥怎么样啦？”

吉卜赛人用手指头点了点自己的脑门儿，表示他那儿中弹了。

“在这儿，”他说，“在你受伤之后。在我们冲锋的时候。”

“别管我了。”费尔南多说。安塞尔莫看得出他痛苦得很。他这时两手紧紧捂着腹股沟，仰着脑袋靠在斜坡上，两条腿笔直地朝前伸着。他脸色灰白，冷汗直冒。

“请你们现在别管我啦，帮帮忙。”他说。他疼得闭上了眼睛，嘴角两边在抽搐着。“我觉得这儿挺好。”

“步枪和子弹留在这儿啦。”普里米蒂伏说。

“是我的那支吗？”费尔南多问，眼睛闭着。

“不是。你的枪在比拉尔那儿，”普里米蒂伏说，“这支枪是我的。”

“我喜欢用自己的枪，”费尔南多说，“我更习惯用我自己的枪。”

“我去拿给你，”吉卜赛人哄他说，“拿来之前，你先将就着用这支吧。”

“我这个位置很好，”费尔南多说，“公路、大桥都能兼顾到。”他睁开眼睛，扭过头去，望着桥的对面，随着一阵疼痛袭来，他又闭上了眼睛。

吉卜赛人轻轻拍了拍他的脑袋，然后竖起大拇指朝普里米蒂伏做了个手势，意思是说他们该走了。

“我们过一会儿就下山来接你。”普里米蒂伏说罢，便跟在吉卜赛人身后往山坡上爬去，吉卜赛人正飞快地往上爬着。

费尔南多仰靠在斜坡上。他身前是一块被刷成白色的标志公路边沿的界碑石。他的脑袋遮在界碑石的阴影里，但是太阳依旧照射着他那已被堵住、缠着绷带的伤口，照射着他捂在伤口上的双手。他的双腿和双脚也在阳光下，那支步枪躺在他身旁，三个子弹夹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地搁在步枪旁边。一只苍蝇爬在他手上，然而这轻微的瘙痒并没有丝毫缓解他的剧痛。

“费尔南多！”安塞尔莫从自己蹲伏的地方朝他喊道，手里依旧牵着电线。他把电线的末端绕了个圈，扭紧在手指上，这样他就能捏起拳头握着它了。

“费尔南多！”他又喊了一声。

费尔南多睁开眼睛，朝他看了看。

“情况怎么样？”费尔南多问。

“很好，”安塞尔莫说，“再过一会儿，我们就要炸桥了。”

“我很高兴。你需要我干什么，尽管吩咐。”费尔南多说着，又闭上了眼睛，疼痛在一阵阵折磨着他。

安塞尔莫不忍再看他，扭头朝桥面上望去。

他瞪大眼睛密切注视着，希望能在第一时间看到那卷电线被递上桥面，看到英国人被太阳晒黑的脸庞和脑袋也随后冒上来，看到他撑起身子爬上桥的边沿。与此同时，他还在密切监视着大桥对面那个公路的拐弯处会否出现什么动静。他现在一点儿也不感到害怕了，而且整整一天来也没害怕过。情况进展得那么快，又是那么正常，他想。我真不情愿枪杀那个哨兵啊，那让我感情上接受不了，不过，现在已经过去了。英国人怎么能说枪杀人和枪杀野兽差不多呢？每次打猎，我都是兴高采烈的，从来就没觉得哪里不对头。可是开枪杀人却使你感到很难受，就好像你长大成人之后开枪打自己的兄弟一样。而且为了杀死他，你还得多打几枪呢。别，不能这样想啊。那会使你大动感情的，而且你刚才从桥面上跑过来时，还在吧嗒吧嗒地掉眼泪呢，活像个娘儿们。

这件事已经过去啦，他暗暗告诫自己，况且你还是可以设法赎这个罪的，就像你也得为杀死的其他人赎罪一样。不过，你昨天夜里在翻山越岭返回营地的路上所希冀的事情，你现在已经得到啦。你在参加战斗了，所以你也没有什么问题可考虑了。即使我死在今天早晨，那也死而无憾了。

他不禁又回过头去望着费尔南多，只见他躺在那儿的斜坡上，双手成杯状捂着髋部的腹股沟，嘴唇发青，两眼紧闭，呼吸沉重而又缓慢，于是他想，假如我要死了，但愿我能死得很快。别，我说过的，如果我今天如愿以偿地得到了我需要得到的东西，我就不再提任何要求了。所以我就不能再提别的要求啦。明白了吗？我什么要求也不提了。无论如何什么也不提啦。如果满足了我提过的要求，其他的事情我就都顺其自然了。

他听着远处山口传来的枪炮声，便对自己说，今天真是个了不起的日子啊。我应当认识到，应当明白今天是个什么样的日子。

然而他心里根本没有一丝的振奋或激动。这种情感已经荡然无存，留下的只是一片宁静。而此时，当他蹲伏在那块界碑石的后面、手握绕在手指上并在手腕上也缠了一圈的电线、双膝跪在路边的碎石子上时，他并没有感到落寞，更没有感到孤单。他和他手里的电线已经融为一体、和这座桥梁融为一体、和那英国人安放的炸药融为一体了。他和那个仍在桥下忙着的英国人融为一体、和整个战斗以及共和国融为一体了。

但是，他并没有感到激动。此时风息全无，太阳炽热地照射在他的脖子和肩膀上，他就这样蹲伏在那儿，当他抬眼望去时，他看到的是那高高的万里无云的晴空，看到的是小河对岸那面隆起的山坡，他并不感到愉快，但他绝不寂寞，也不害怕。

山坡顶上，比拉尔匍匐在一棵大树的后面，注视着从山口通下来的公路。她身边放着三支子弹上了膛的步枪，当普里米蒂伏在她身边卧伏下来时，她递了一支给他。

“在那儿趴下，”她说，“趴在那棵树的后面。你，吉卜赛人，到那边去，”她指了指下面的另一棵树，“他死了？”

“不。还没有。”普里米蒂伏说。

“真是倒霉呀，”比拉尔说，“要是我们再多两个人，也就不至于出这种事情了。他本该匍匐前进，绕到那堆锯木屑后面去才对。他还行吗，待在那儿？”

普里米蒂伏摇摇头。

“等到那个英国人炸桥的时候，碎片炸得到这么远吗？”吉卜赛人问，他正躲在那棵树的后面。

“我不知道，”比拉尔说，“不过，守在那挺机关枪旁边的奥古斯汀靠得比你更近呢。如果靠得太近的话，英国人就不会把他安排在那儿了。”

“可是我记得，上次炸火车的时候，火车头上的那盏灯是直接从我头顶上飞过去的，碎钢片飞得像漫天的燕子呢。”

“你的回忆真富有诗情画意呀，”比拉尔说，“还像漫天的燕子呢。去你妈的吧！[429]像洗衣房的锅炉才对吧。听着，吉卜赛人，今天你表现得不错。现在也不能让恐惧缠住你啊。”

“嘿，我只不过想问问会不会飞得这么远，这样我才可以在树干后面躲躲好呀。”吉卜赛人说。

“就那样躲着吧，”比拉尔对他说，“我们干掉了几个人？”

“我们那边一共干掉了五个。这儿干掉了两个。你没看见那头还有一个吗？瞧，在那边的桥上呢。看见那个岗亭吗？瞧瞧！看见了吗？”他指了指那边。“还有，巴勃罗在收拾南面的那八个人。我帮英国人侦察过那个哨所。”

比拉尔哼了一声。接着，她大发起脾气来，凶巴巴地说：“那个英国佬是怎么搞的？他在那桥底下×他妈的在搞什么鬼名堂？那么磨磨蹭蹭的！[430]他到底是在修桥还是在炸桥啊？”

她探出脑袋，朝蹲伏在下方那块路碑石后面的安塞尔莫望去。

“喂，老头子！”她高声喊道，“你的那个他奶奶的英国佬搞得怎么样啦？”

“耐心点，你这女人。”安塞尔莫对上面大声喊道，手里轻轻地但牢牢地牵着那根电线，“他的活儿就要收尾啦。”

“可是，他花了那么多时间啦，那臭婊子养的到底在玩什么把戏啊？”

“这是份细活儿呐！[431]”安塞尔莫用西班牙语大声说，“这是份技术活儿呐。”

“我×你奶奶的技术活儿，”比拉尔冲着吉卜赛人大发起脾气来，“让那个满脸下流相的×他妈的臭小子赶紧炸桥。玛丽娅！”她粗着嗓门朝山上喊道。“你的英国人——”她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把想象出来的乔丹在那桥底下干的苟且之事，滔滔不绝地大骂了一通，用的全是不堪入耳的脏话。

“消消气吧，你这女人，”安塞尔莫在公路那边喊道，“他干的活儿可不简单呢。他就要完事啦。”

“见他妈的鬼，”比拉尔怒气冲冲地吼道，“关键是要快啊。”

正在这时，他们大家都听见公路南面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巴勃罗正在那儿坚守着已经拿下的那个哨所。比拉尔立刻停止了咒骂，侧耳听着。“哎呀，”她说，“啊唷唷。啊唷唷。真上来啦。”

罗伯特·乔丹也听见了枪声，他一把将那卷电线抛上桥面，身子也紧跟着爬上来。他双膝抵着大桥铁栏杆的边缘、刚把两只手搭上桥面，就听到公路南面的拐弯处响起了机关枪的射击声。那是另一种武器的射击声，完全不同于巴勃罗的那挺轻机枪。他站起脚来，探出身子，理齐电线卷，开始放线了，侧身沿着桥栏倒退着边走边把那卷电线放了出去。

他听着那激烈的枪声，边走边觉得那枪声是在一阵阵地扎着自己的心窝儿，仿佛在自己的横膈膜上回荡着。枪声这时已越来越近，他一边走，一边回头张望着公路的拐弯处。但公路上一览无遗，没见到任何汽车、坦克或人。他朝桥头走了一半路时，公路上依然不见动静。他走了四分之三的路程时，公路上还是没有动静，他的电线一路放了下去，很顺利，也毫无羁绊，当他攀爬着绕到那个岗亭的后面、伸出手去桥外拉直电线、不让它钩在桥梁的铁架时，公路上照样没出现什么异常情况。接着，他走上公路，但公路南面还是毫无动静，然后，他顺着公路边沿那条被山洪冲出的小水沟迅速倒退着走起来，就像野外棒球手在倒退着接一个远距离抛来的高飞球一样，一边走一边拉直那根电线，这时，他已经快要接近安塞尔莫藏身的那个界碑石对面了，桥南依然不见有任何动静。

接着，他听到有辆卡车驶上了公路，他回头一看，见它刚好驶上了桥面的慢坡，便立即将电线在手腕上挽了一道，并对安塞尔莫大喝一声：“炸桥！”他自己也站稳脚跟，身体猛劲后仰，拽住缠绕在手腕上的紧绷着的电线奋力一拉，与此同时，那辆卡车的噪声也已近在身后了，而身前则是躺着那名死哨兵的公路、长长的桥身、南面那段依然如故的公路，紧接着就是轰然一声巨响，大桥的中段腾空而起，飞向了空中，犹如巨浪飞溅，他一头扑倒在那条布满鹅卵石的小水沟里，双手紧紧护着脑袋，感到爆破的气浪正滚滚朝他压来。他脸朝下紧贴着那些鹅卵石，腾空而起的那段桥梁坠落下来，落在原来的地方，那熟悉的带着辛辣味的黄色浓烟滚滚向他卷来，紧接着，钢铁碎片开始像倾盆大雨般坠落下来。

等稀里哗啦的钢铁碎片落定之后，他发现自己依然还活着，便抬起头来，朝那座大桥望去。大桥的中段已化为乌有。桥面散落着边缘参差不齐的钢铁碎片，那些大大小小的新炸断的断面切口在闪闪发亮，这些东西铺满了公路。那辆卡车停在公路上约一百码的地方。那司机和他的两名同车人正飞奔着跑向一个桥涵。

费尔南多仍仰面朝天躺在那个斜坡上，他还在呼吸。他的两臂直挺挺地摊在身体的两侧，他的双手已经无力地松开了。

安塞尔莫脸朝下倒在那白色界碑石的后面。他的左臂屈曲着压在脑袋下，右臂笔直地伸出去。那根电线依然套在他紧握的右拳上。罗伯特·乔丹站起身来，跨过公路，在他身旁跪下，发现他确实已经死了。他没有翻过他的身子来检查钢片究竟击中了他什么部位。他已经死了，就这么完结了。

他的身子显得很矮小，人已经死啦，罗伯特·乔丹想。他的身子真矮小，头发花白，罗伯特·乔丹不禁想，假如他的身子真是这副模样，我就不明白他是怎么背得动那么大的背包的。接着，他看到了他那小腿和大腿的形状，裹在牧民式灰色紧身裤下，还有那双鞋底已经磨穿了的绳底鞋，随后，他捡起了安塞尔莫的卡宾枪和那两只背包，背包里现在几乎已空无一物了，接着又走过去捡起了那支倒在费尔南多身边的步枪。他一脚踢开了路面上的一块碎钢片。然后，他抓起两支枪的枪管，把它们甩上了肩头，抬脚朝通向树林的那面山坡上爬去。他没有回头看，甚至也没有瞥一眼大桥对面的公路。他们仍在南面的拐弯处浴血奋战，但他这时一点儿也关心这个了。

他被TNT炸药浓烈的硝烟呛得直咳嗽，感到遍体都麻木了。

他把一支步枪放在比拉尔身边，她正匍匐在那棵树的后面。她看了看，发现加上这支，她又有三支步枪了。

“你这个位置太高啦，”他说，“有辆卡车从公路北面上来了，你这里却看不到。卡车上的人还以为桥是飞机炸的呢。你最好再下去一点。我要和普里米蒂伏下山去掩护巴勃罗了。”

“老头子呢？”她问他，直视着他的脸。

“死啦。”

他又咳嗽起来，咳得很厉害，朝地上啐了口痰。

“你的桥已经炸掉啦，英国人，”比拉尔望着他，“别忘了那件事。”

“我什么也不会忘的，”他说，“你嗓门真大呀，”他对比拉尔说，“我听到你咆哮如雷的骂声了。朝玛丽娅喊话吧，告诉她我平安无事。”

“我们在锯木厂那边损失了两个人。”比拉尔说，想让他明白过来。

“我已经看出来了，”罗伯特·乔丹说，“是你干的蠢事吧？”

“×你妈的快干你的好事去吧，英国人，”比拉尔说，“费尔南多和埃拉迪奥也都是响当当好汉啊。”

“你为什么不上山去看管那些马呢？”罗伯特·乔丹说，“我可以留在这儿掩护，可能比你更合适。”

“你该去掩护巴勃罗才是。”

“让巴勃罗见鬼去吧。让他用大粪[432]去掩护他自己吧。”

“别，英国人。他已经幡然醒悟啦。他在那边打得很顽强。你难道没听见吗？他现在还在战斗呢。情况大概不妙。你难道没听见？”

“我会去掩护他的。可是，你们全他妈的都是混蛋。你和巴勃罗全都是。”

“英国人，”比拉尔说，“你冷静些。在炸桥这件事情上，我可是一直比谁都支持你的。巴勃罗确实干了对不起你的事，可是他已经回心转意啦。”

“如果我有引爆器，老头子就不会送命。我可以在这儿引爆。”

“如果，如果，如果——”比拉尔说。

愤怒、惆怅、仇恨、伴随着炸桥之后而来的心灰意懒，全都一股脑儿涌上他的心头，因为他当时在卧倒的地方抬起头来，及至后来跪在那儿时，他看到的竟然是安塞尔莫已经死了，那种感受现在仍在折磨着他。他心里还有股由悲痛而产生的绝望情绪，军人为了可以继续当军人，就会把这份悲痛转化为仇恨。现在大功告成了，他却感到索然寡味、情绪低落、怎么也打不起精神，他仇恨他所看到的每一个人。

“如果没有这场暴风雪——”比拉尔说。于是，经她这么一说，不是突然的，好比肉体得到了释放一样（比方说，如果这女人伸出手臂来搂着他），而是慢慢地，发自内心地，他开始接受这个现实了，并让仇恨消解了。是啊，这场暴风雪。就是这场暴风雪殃及了整个计划。这场暴风雪啊。它还殃及了其他的人。你又一次看到它像以往那样祸害他人了，你曾一度将自己置之度外，在战争中人总是不得不把自我置之度外啊。战争中不可能有自我。在战争中你只能牺牲自我。这时，就在他渐渐进入了这种忘我的境界时，他听到比拉尔在说：“聋子——”

“什么？”他说。

“聋子——”

“是啊。”罗伯特·乔丹说。他朝她咧嘴一笑，那是一个咧开嘴巴、表情僵硬、面部肌肉绷得过紧的咧嘴一笑，“算啦。是我不好。对不起，女士。让我们齐心合力、共渡难关吧。何况桥已经炸掉了，就像你说的。”

“是啊。你也得设身处地为他们想想呀。”

“那我现在就去奥古斯汀那儿啦。让你的吉卜赛人再往山坡下挪挪，这样他才能看清北面公路上的情况。把那几支枪交给普里米蒂伏吧，你用这支机关枪。我来教你怎么用。”

“这支机关枪你留着，”比拉尔说，“我们随时可以撤离这儿了。巴勃罗现在该来了，等他一来，我们就要走啦。”

“拉斐尔，”罗伯特·乔丹说，“跟我一起到下面这儿来。就这儿。好。注意从桥涵下出来的人。那儿，看见那辆卡车的北边了吗？看见朝卡车跑来的人了吗？给我把其中一个打掉。坐下。稳住神。”

吉卜赛人仔细瞄准着，开了一枪，在他拉开枪栓、退出弹壳时，罗伯特·乔丹说：“打高了。你打在上面的岩石上了。看见打飞的碎石了吗？低一点，枪口放低两英尺。好，细心点。他们在跑动了。好。接着打吧[433]。”

“我打中一个啦。”吉卜赛人说。那人倒在桥涵与卡车之间的半路上。另外两个没有停下来把他拖走。他们跑回了桥涵，弯腰钻了进去。

“别朝他开枪了，”罗伯特·乔丹说，“瞄准卡车前轮胎的上半部射击。这样，即使你打不中，也会打在卡车的引擎上。你枪法真神啊。很棒！很棒！[434]给我打那个散热器。只要打在散热器上，哪儿都行。你真是个一流的枪手啊。瞧。别让任何人或车辆通过那个射击点。懂了吗？”

“看我来打碎那卡车的挡风玻璃。”吉卜赛人快活地说。

“别。那卡车已经不中用啦，”罗伯特·乔丹说，“等公路上来了什么别的车辆再打吧。等它到了桥涵对面再开火。要尽量击中司机。这也是你们大家的打击目标。”他扭头对比拉尔说，比拉尔此时已经与普里米蒂伏一起挪到山坡下更远的位置上了。“把你们布置在这个位置上真是再合适不过啦。那面峭壁正好掩护了你们的侧翼，看到没有？”

“你就跟奥古斯汀一起去忙你的事情吧，”比拉尔说，“别在这儿发表高见啦。我年轻的时候就已懂得什么是地形地物了。”

“让普里米蒂伏再往上面去一点儿，”罗伯特·乔丹说，“在那儿。看见没有，伙计？在斜坡陡上去的这一边。”

“别管我这边的事儿了，”比拉尔说，“快滚吧，英国人。收起你那套完美无缺的指点吧。这儿不会有问题的。”

就在这时，他们听见有飞机飞来的声音了。

玛丽娅守着那几匹马过了很久，但是马儿并不能给她以安慰。她也不能给马儿以安慰。她待在山上的密林里，这儿既看不到公路，也看不到大桥。枪声乍起时，她用胳膊一把搂住了那匹身躯高大的白脸枣红色种马的脖子，原先这几匹马被圈在营地下方的树林里时，她就曾多次去抚慰过它，带好料给它吃，驯服它很听话。不料，她的神经紧张使得这匹大种马也紧张起来，因此，它一听到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便把头猛地一甩，鼻翼怒张。玛丽娅没法镇定下来，便在这几匹马当中来回走动着，一边走一边轻轻拍着它们，使它们听话，结果却反而使它们越发紧张、骚动起来。

她努力想让自己相信，枪声并不表明那里正在发生着可怕的事情，努力想使自己认为那不过是巴勃罗带着新来的那几个人在南面、比拉尔带着其余的人在北面与敌人交上火了，因此她不必担忧，也不必惊慌，而且必须相信她的罗伯托的能力。但是她做不到这一点，桥南、桥北都枪声激烈，远处的枪炮声也从山口那边滚滚传来，如同自远方袭来的暴风雨的隆隆声，其间还夹杂着阵阵干巴巴的、砰砰的射击声和时起时伏的炸弹的轰响声，这情形简直使她惊恐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了。

许久之后，她听到比拉尔的大嗓门从远处的山坡下传来，朝她大骂了几句不堪入耳的脏话，她听不明白，心想，啊，上帝，不，不。别那样骂他呀，他正身临险境呢。别触犯任何人呀，别让人家去冒无谓的风险呀。别去激怒人家嘛。

情急之中，她开始为她的罗伯托祷告起来，急促地、不由自主地祷告着，就像她过去在学校里那样，用尽可能快的速度吟诵着祷文，并掐着左手的手指计算着吟诵的遍数，把那两段祷文翻来覆去吟诵了好几十遍。就在这时，桥爆炸了，有匹马听到那轰然一声巨响后，身躯直立起来，猛然一甩脑袋，啪的一声挣断缰绳，冲破绊马索，跑进了树林里。玛丽娅最终还是抓住了它，把它牵回来了，它浑身直哆嗦，打着战栗，胸脯被汗水弄得一片黑乎乎，马鞍耷拉着。在穿过树林折返回来时，她听着山下的枪声，心想，这情形我再也承受不住啦。不知道那边的情况，我就再也活不下去啦。我气也喘不过来了，嘴巴干得要命。我还害怕，我也真没用，我还让那匹马受了惊，幸好这匹马最终还是抓回来了，完全是侥幸啊，因为它撞上了一棵树，撞掉了马鞍，自己被马镫缠住了马蹄，我现在要把这马鞍再放上去，啊，上帝呀，我不知道那边的情况呀。我实在受不了啦。啊，我一心一意只求他平安无事，因为我的整个身心都在那座大桥上。共和国是一回事，而我们必须赢得这次胜利则是另外一回事。可是，啊，亲爱的大慈大悲的圣母啊，只要您把他从桥上带回我的身边，您吩咐我做什么都行。因为我的心根本就不在这儿。根本就没有什么我啦。我的心只和他在一起。求您一定保佑他，因为有他才有我啊，今后我会事事侍奉您，他也不会在意的。这样做也不违背共和国。啊，请宽恕我吧，因为我已经乱了方寸啦。我现在已经方寸大乱啦。不过，只要您保佑他，我以后一定事事向善。他怎么吩咐、您怎么吩咐，我都照办。有了你们二位，我什么都愿意做。可是，像现在这样什么也不知道，我真没法忍受啊。

这时，那匹马已经重新拴好，她在忙着将马鞍搭上马背，抚平毛毯，勒紧马肚带，就在这时，她听见那浑厚的大嗓门从山下那片树林中传来：“玛丽娅！玛丽娅！你的英国人平安无事。听见了吗？平安无事。平安无事！[435]”

玛丽娅双手扶着马鞍，把她那短发脑袋紧紧贴在马鞍上，哭了。她听到那浑厚的嗓音又喊了一遍，便从马鞍边转过身来，哽咽着高声喊道：“听见啦！谢谢你！”接着，又哽咽着说，“谢谢你！非常感谢你！”

一听到飞机声，他们都抬眼望去，高空中，飞机正从塞哥维亚方向飞来，在高空中银光闪闪，飞机越来越响的隆隆声压过了其他一切声响。

“瞧那些家伙！”比拉尔说，“这里就差那些家伙来闹腾啦！”

罗伯特·乔丹用胳膊搂着她的双肩，注视着那些飞机。“不，女士，”他说，“那些飞机不是冲我们来的。他们没时间顾及我们。你静静心吧。”

“我恨这些飞机。”

“我也恨。不过，我现在该到奥古斯汀那边去了。”

他沿着环绕山坡的小路穿行在松林中，而飞机嗡嗡的震颤声一直在响个不停，在断桥对面，在公路南面那个拐弯处一带，有断断续续如重锤轰击般的重机枪的射击声。

罗伯特·乔丹来到山坡下奥古斯汀所埋伏的位置，他正匍匐在那丛矮松树里，机关枪架在他面前，而飞机则越来越多了，一直没有间断。

“南面的情况怎么样？”奥古斯汀问，“巴勃罗到底在干什么？难道他不知道桥已经炸掉了吗？”

“也许他没法脱身了。”

“那我们就撤吧。让他见鬼去。”

“如果他能来，现在就快要到了，”罗伯特·乔丹说，“我们这时该看见他了。”

“我没听到他的动静，”奥古斯汀说，“有五分钟没听到了。不对。那儿！听！他来啦。那就是他。”

那儿爆响出一阵“啪啪啪”的射击声，是那支骑兵用的轻机枪打出的，接着又是一阵，接着又是一阵。

“是那个狗杂种。”罗伯特·乔丹说。

他注视着，在万里无云的蔚蓝色的高空中，飞机还在源源不断地飞来，他注视着奥古斯汀仰望飞机时脸上的模样。接着，他看了看下方那座残破的桥，看了看桥对面那段公路，那里依然不见有任何动静。他咳了一声，吐出一口痰，听着那重机枪又重锤般在南面那个拐弯处响起来。那枪声听上去还是在以前那个老地方。

“那是个什么武器呀？”奥古斯汀问，“那是个什么没来由的武器呀？”

“从我刚要准备炸桥的那个时刻起到现在，它就一直在那儿扫射。”罗伯特·乔丹说。他这时又在俯视着那座桥，他可以看见桥下那条小河流淌在已被撕开的断口下，大桥的中段已经垮塌，吊在那儿，像条被扭弯的钢铁围裙。他听到刚才飞过头顶的第一批飞机此时已在那边的山口上空开始投弹了，而且还有飞机在源源不断地飞来。飞机马达的噪声响彻高空，他抬头望去，看见敌方的一架驱逐机，显得极小极微，正高高地巡行、盘旋在其他那些飞机的上空。

“我认为这些飞机前天早晨根本就没有越过封锁线，”普里米蒂伏说，“它们肯定是向西迂回了一下，然后就飞回来了。假如他们看见了这些飞机，可能就不会发动进攻了。”

“这些飞机绝大部分还是新的呢。”罗伯特·乔丹说。

他朦朦胧胧地意识到，事情在开始时好像还是挺正常的，后来却引起了强烈的、畸形的、特别强大的反弹。这情形就好比你投掷了一块石子，石子激起了一片涟漪，可这涟漪反弹回来时却波涛汹涌、恶浪滔天，像发生了海啸一样。或者好比你大喊了一声，反弹过来的回声却如排山倒海的滚滚惊雷，震耳欲聋。或者就像你揍了某个人，他倒下了，你却看到漫山遍野的其他人站了起来，个个全副武装，人人身披铠甲。他很庆幸自己没有跟戈尔茨一起驻足在那边的山口上。

他卧伏在那儿，在奥古斯汀身旁，一边注视着飞机在一批又一批地飞过头顶上空，一边侧耳细听着身后有没有枪声响起，密切监视着南面的公路，他知道那里肯定会有情况出现，但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他依然为自己没有死在桥头而惊讶得回不过神来。他原以为自己是必死无疑的，因此眼前的这一切反倒显得不真实了。甩掉这种想法吧，他对自己说。抛开这种想法吧。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在今天完成呢。然而这想法就是不肯离他而去，所以他感到，在意识深处，眼前这一切变得越来越恍若梦境了。

“你吞下太多的硝烟啦。”他暗暗对自己说。然而他知道原因并不在这里。他能感觉到，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从这绝对真实的环境里透出来的这一切是多么的不真实啊，于是他朝下面那座桥看了看，接着又回过头来看了看那名躺在公路上的哨兵，看了看安塞尔莫躺着的地方，看了看仰靠在那面斜坡上的费尔南多，又回头看了看南面那段平坦、褐色的公路，看了看那辆已经停在那里没法开动的卡车，可是这一切依然不真实。

“你最好赶紧抛掉你这套想法，”他暗暗告诫自己，“你就像斗鸡场里的一只公鸡，谁都没有看出你已受了伤，外表一点儿也看不出，可是他已伤得快要断气了。”

“扯鸡巴蛋呢，”他对自己说，“说到底，你有点儿头脑发晕了，说到底，任务完成之后，你松劲了。放心吧。”

这时，奥古斯汀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用手指了指，他立即朝深谷对面望去，一眼看到了巴勃罗。

他们看到巴勃罗一路飞奔着绕过了公路的拐弯处。在那堵矗立在公路拐弯处的陡峭的石壁下，他们看到他停下了脚步，侧身贴着石壁朝他后面的公路方向射击起来。罗伯特·乔丹望着巴勃罗，望着他那矮胖粗壮的五短身材，帽子已经不见了，望着他正靠着石壁用他那支骑兵用的短柄轻机枪开火，他可以看到那亮晶晶的铜弹壳像瀑布般跳出来，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亮。他们看到巴勃罗蹲下身子，又打出了一梭子子弹。接着，他头也不回就拔脚飞奔起来，两条很短的罗圈腿在迅速奔跑着，腰弯着，头低着，径直朝桥头冲来。

罗伯特·乔丹把奥古斯汀推在一边，将机关枪的枪托抵在肩膀上，瞄准着公路的拐弯处。他自己的那支冲锋枪放在他左手边。这个射程不适合用冲锋枪进行精确的射击。

当巴勃罗朝他们奔来时，罗伯特·乔丹在瞄准着那个拐弯处，但是什么也没出现。巴勃罗到达桥头后，回头张望了一下，又朝桥面瞥了一眼，然后迅速折向左边，奔下深谷，不见了踪影。罗伯特·乔丹依然在监视着那个拐弯处，但还是没见有任何动静。奥古斯汀单膝着地，支起身子。他可以看到，巴勃罗已经爬下了河岸，钻进了深谷，活像一头山羊。自他们第一眼看到巴勃罗之时起，桥南就一直没有任何射击声。

“你看到北面有动静吗？北面的那堵岩壁后面？”罗伯特·乔丹问。

“什么动静也没有。”

罗伯特·乔丹注视着公路的拐弯处。他知道，正南面的那堵岩壁陡峭得无人能爬上去，但是下方却地势平坦，说不定有人曾迂回上去过。

如果说刚才的情景很不真实的话，那么现在的情景就突然变得十分真实了。这就好比照相机的反光镜头突然对准了焦距一样。因为就在这时，他看到那辆车身低矮、车头呈斜面、回转式炮塔涂层为绿、灰、棕三色、机关枪凸伸着的坦克绕过了那个拐弯处，出现在明亮的阳光中。他朝那辆坦克开火了，他可以听得见子弹当当地击打在钢板上的声音。那辆小小的轻型坦克慌忙又缩回到岩壁后面去了。罗伯特·乔丹紧盯着那个拐角，看见它的牛鼻子又露了出来，接着，那炮塔的边缘出现了，炮塔旋转，炮口直指北面的公路。

“那模样真像一只老鼠从洞里钻出来呀，”奥古斯汀说，“你瞧，英国人。”

“这家伙没多大信心。”罗伯特·乔丹说。

“巴勃罗一直在打的原来就是这只大甲壳虫啊，”奥古斯汀说，“再揍它，英国人。”

“别。我伤不了它。我不想让他发现我们所在的位置。”

那辆坦克开始朝公路扫射起来。子弹击打在路面上，嗖嗖地弹开，接着又乒乒乓乓地敲击在大桥的钢梁铁柱上。他们原先听到的山下那个没来由的武器就是这挺重机枪。

“王八蛋！”奥古斯汀用西班牙语说，“难道这就是他们吹嘘得神乎其神的那种坦克吗，英国人？”

“这是一种小型号的轻型坦克。”

“王八蛋。我要是有一只小型号的瓶子，装满汽油的，我就爬上去放把火烧了它。这家伙到底想干什么呀，英国人？”

“再过一会儿，这家伙又要出来张望了。”

“叫人惧怕的也就是这些东西，”奥古斯汀说，“瞧，英国人！他在重新把那两个死掉的哨兵再杀死一遍呢。”

“因为他没有别的目标可打呀，”罗伯特·乔丹说，“别怪他。”

然而他心里想的却是，当然要怪他、要取笑他啦。可是，假定你是他，这里好比就是你那遥远的祖国，人家也用炮火把你阻挡在这条主干道上，你会作何感想。接着，一座好端端的桥又给炸了。你难道就不担心前面会有地雷阵、有埋伏吗？你当然也会这样想的。这家伙干的没错。他正在等待援兵开上来。他是在牵制敌人。然而敌人只不过是我们这几个人。但是他无法判明这一点呀。瞧这小杂种。

那小型坦克的车头又稍稍拱出了拐角处。

正在这时，奥古斯汀看到，巴勃罗手脚并用地爬上了深谷的边缘，胡子拉碴的脸上汗水横流。

“那狗娘养的上来了。”他说。

“谁？”

“巴勃罗。”

罗伯特·乔丹定睛一看，见到了巴勃罗，便立即朝那坦克上涂着伪装色的旋转炮塔开火了，他知道在那机关枪的上方有一道缝隙，打的就是这儿。那小坦克又呼呼地倒退着缩了回去，逃得不见了踪影，罗伯特·乔丹一把拎起机关枪，收拢枪的支架贴着枪管，将枪管还在发烫的机关枪扛上了肩头。枪口很烫，烤灼着他的肩膀，他用一手支起枪托，将枪口朝身后推了推。

“带上那袋子弹盘和我那支小机关枪，”他大喊一声，“跑步跟上。”

罗伯特·乔丹飞奔着穿过松林朝山坡上跑去。他身后紧跟着奥古斯汀，在奥古斯汀的身后，巴勃罗也紧跟着追了上来。

“比拉尔！”罗伯特·乔丹朝山上喊道，“来啦，女士！”

他们三人以最快速度在那面陡峭的山坡上攀爬着。他们没法再继续跑步前进，因为坡势实在太陡，而巴勃罗，因为只携带着那支骑兵用的轻机枪，别无负荷，便紧紧跟在其他两个人的身后。

“你的人呢？”奥古斯汀对巴勃罗说，嘴里发干。

“都死啦。”巴勃罗说。他几乎喘不过气来。奥古斯汀扭过头来，惊诧地望着他。

“我们现在有很多马啦，英国人。”巴勃罗气喘吁吁地说。

“好。”罗伯特·乔丹说。这凶残、狠毒的狗杂种，他想，“你遇上什么情况啦？”

“什么情况都遇上了。”巴勃罗说。他在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比拉尔情况怎么样？”

“她损失了费尔南多和那两兄弟中的一个——”

“埃拉迪奥。”奥古斯汀说。

“那你呢？”

“我损失了安塞尔莫。”

“马匹已经绰绰有余了，”巴勃罗说，“连驮行李也够了。”

奥古斯汀咬着嘴唇，看了看罗伯特·乔丹，摇摇头。在他们下方，隔着那片树林，他们听到那辆坦克又在扫射那段公路和那座大桥了。

罗伯特·乔丹猛地把头一昂。“那辆坦克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对巴勃罗说。他不愿看巴勃罗这个人，也不愿闻到他的气息，但他要听他说说情况。

“有那辆坦克挡在那儿，我就没法脱身，”巴勃罗说，“我们被它硬生生地压在了哨所以南的那个拐角上。后来它返身去搜索什么东西了，我就乘机冲过来啦。”

“你在那儿开枪打的是什么人，在那个拐角上？”奥古斯汀问得很率直。

巴勃罗望着他，龇牙咧嘴地笑了笑，心想这事还是一笑了之为好，便什么也没说。

“你枪杀了他们所有的人？”奥古斯汀问。罗伯特·乔丹心里在想，你就别开口啦。现在这事与你毫不相干。他们已经完成了你所期待的各项任务，甚至超出你所期待的范围了。这种事情纯属帮派内部之争。别用道德标准来评判。你能指望一名杀人凶手做出什么好事来？你正在与一名杀人凶手合作共事呢。你就别开口啦。你对他的秉性早已十分了解。这也不算什么新鲜事。可是你这卑鄙的狗杂种啊，他想。你这卑鄙、可恶的狗杂种。

他的胸腔因为这一路攀爬开始隐隐作痛起来，经过这番奔跑之后，仿佛要裂开来似的，这时他看到了前方树林里的那几匹马。

“说呀，”奥古斯汀在说，“你为什么不说是你毙了他们？”

“住口，”巴勃罗说，“我今天已经打了一场恶仗，而且打得也很漂亮。问问英国人吧。”

“好啦，闲话少说，今天就带我们突围出去，”罗伯特·乔丹说，“因为突围的方案是你提出的。”

“我这个方案好得很，”巴勃罗说，“只要有点儿运气，我们就能顺利走出去。”

他开始慢慢缓过气来了。

“你不会还想着要干掉我们当中的哪个人吧，是吗？”奥古斯汀问。“因为我现在要除掉你啦。”

“住口，”巴勃罗说，“我不得不顾全你的利益和这支小分队的利益。这是战争啊。一个人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王八蛋，”奥古斯汀用西班牙语说，“道理都让你占全啦。”

“告诉我，你在南边都遇上些什么情况啦？”罗伯特·乔丹对巴勃罗说。

“样样事情都遇上了。”巴勃罗重复了一遍。他仍在喘着粗气，仿佛胸腔快要撕裂了似的，但他这时已经能从容地开口说话了，他脸上和头上都在淌汗，肩膀和胸口全让汗水湿透了。他心怀戒备地望着罗伯特·乔丹，想弄明白他究竟是敌还是友，然后咧开嘴笑了。“样样事情都遇上了，”他又说，“我们先是占领了哨所。接着来了个摩托兵。接着又来了一个。接着是一辆救护车。接着是一辆军用卡车。接着是那辆坦克。就在你炸桥的前一刻。”

“后来呢——”

“那辆坦克伤不了我们，可是我们也没法脱身，因为它把公路封锁住了。后来它开走了，我就趁机过来啦。”

“可是你那帮弟兄呢？”奥古斯汀插嘴说，还在存心找碴儿。

“住口，”巴勃罗狠狠瞪了他一眼，他脸上显露出的分明是一个已经邀得头功的人的表情，“反正他们又不是我们这个小分队的人。”

此时，他们已经能清楚地看到那些拴在树上的马了，阳光透过松树的枝头洒落在它们身上，它们摇晃着脑袋，踢踏着腿，以此驱赶马蝇，罗伯特·乔丹看见玛丽娅了，他抢上一步，把她拥进怀中，紧紧地、紧紧地拥抱着她，机关枪吊挂在身侧，枪的瞄准镜压着他的肋骨，玛丽娅连声说着：“是你啊，罗伯托。啊，是你。”

“是我，小兔乖乖。我的好、好的小兔乖乖。我们现在就走。”

“你真的回来啦？”

“对。对。真的。啊，你呀！”

他根本就没有想到，你还能享受到如此艳福，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有个女人在眷恋着你，也没有想到你身体的无论哪个部位都能体验到这一点，并对此作出反应；也没有想到如果真有这样一个女人，她应当有一对小小的、圆圆的、坚实的乳房，隔着衬衣紧贴着你的胸膛，也没有想到它们，那对乳房，竟能理解他们俩都置身在枪林弹雨之中的苦衷。然而这是真实的情景，于是他想，这多美好啊。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幕啊。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于是，他再一次用力搂紧了她，使劲拥抱着她，但他并没有仔细端详她，接着，他在她身上他从来没有拍过的地方拍了一下，说：“上马。上马。快快跨上马鞍，小美人儿。”

这时，他们纷纷解开马的缰绳，罗伯特·乔丹将机关枪交还给奥古斯汀，把自己那支冲锋枪斜背在后背上，然后将口袋里的手榴弹一颗颗掏出来，放进马鞍袋里，接着再把一只空背包塞进另一只背包，把它绑在马鞍后面。大伙儿正忙着时，比拉尔上来了，由于急匆匆攀爬上来，她已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连话也说不出来，只是连连做着手势。

于是，巴勃罗连忙将手中的三根绊马索塞进一只马鞍袋里，站起身来，用西班牙语说，“你好吗，太太？”但她只是点了点头，接着，大伙儿都翻身上马了。

罗伯特·乔丹骑的是那匹大灰马，就是他前天早晨第一眼看到的那匹马，他两腿一夹，双手一按，顿时便觉得这是匹良驹。他这时穿的是绳底鞋，感觉马镫稍短了点儿；他那支冲锋枪斜挎在肩上，衣袋里装满了子弹夹，他端坐在马鞍上，马缰紧紧夹在腋下，一边将已经打空的那只弹夹重新填满子弹，一边注视着比拉尔爬上了马背上一个模样奇特的座位，原来她屁股下面坐着的是只粗花呢行李袋，牢牢绑在鹿皮制的马鞍上。

“把那包东西扔下吧，看在上帝的分儿上，”普里米蒂伏说，“你会摔下来的，再说，你这匹马也驮不了这么多啊。”

“闭嘴，”比拉尔说，“这是我们过日子的家当呢。”

“能这样骑马吗，太太？”巴勃罗问她，他正骑在那匹配着宪兵马鞍的枣红色大种马上。

“活像他奶奶的兜售商品的贩子，是吧，”比拉尔对他说，“你看怎么个走法呀，老伴儿？”

“笔直往下。穿过公路。登上对面的山坡，进入那片树林，从那树林里条隐蔽的小山沟里突围出去。”

“穿过公路？”奥古斯汀在他身旁拨转马头，用他的软底帆布鞋踢了踢座下那匹硬邦邦的、毫无反应的马的腹肋，这匹马是巴勃罗夜里刚刚招募来的。

“是啊，伙计。只有走这条道。”巴勃罗说。他递给他一根牵马绳。普里米蒂伏和吉卜赛人接过了另外那两根。

“如果你愿意，就由你来压阵吧，英国人，”巴勃罗说，“我们穿越公路的时候要尽量往高处走，超出那挺机关枪的射程。但是我们得分开行动，还得快马加鞭地赶很多路，然后在上面的那条小山沟里会合。”

“好吧。”罗伯特乔丹说。

他们骑马下山了，他们要穿过这片树林，朝公路的边缘逼近。罗伯特·乔丹的坐骑紧跟在玛丽娅后面。他没法在密林中与她并辔而行。他用大腿的肌肉抚慰着那匹大灰马，稳稳驱动着它和大家一起朝山下奔去，悄悄穿过松林，用大腿的肌肉指挥着这匹大灰马和大家一起奔行在下山的路上，如同用踢马刺指挥它驰骋在平地上一样。

“你啊，”他对玛丽娅说，“等大家开始穿越公路的时候，你第二个冲。第一个冲的人看似危险，其实没那么危险。第二个冲的人最安全。被敌人盯上的往往总是后面的人。”

“可是你——”

“我会突然一个猛冲直插过去。不会有什么问题。危险的倒是在中间档次上穿插的人。”

他注视着巴勃罗策马而去，那颗圆滚滚、毛茸茸的脑袋缩在肩膀里，那支轻机枪斜挎在他肩头。他注视着比拉尔，她头上没戴头巾或帽子，双肩宽阔，膝盖拱得比大腿还高，两脚的脚后跟埋在几只行李包裹中。她回过头来看了他一眼，摇摇头。

“你先走到比拉尔前面去，然后再穿越公路。”罗伯特·乔丹对玛丽娅说。

这时，他凝眸远望着前方越来越稀疏的树木，他看到了山下那段公路黑黝黝的柏油路面，看到了公路对面山腰上的那片绿茵茵的山坡。我们现在的位置在桥涵的上方，他看出来了，恰好在那个高地的下方，公路从那儿笔直向南，直通桥头，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弯道。我们正处在距离大桥八百码左右的位置上。假如那辆小型坦克已经开上了桥头，这个位置仍没有脱离它那挺菲亚特重机枪的射程。

“玛丽娅，”他说，“在我们逼近公路、冲向对面的山坡之前，你先赶到比拉尔前面去。”

她回眸凝望着他，却什么也没说。他只是看了她一眼，目的是想知道她是否明白了他的意思。

“你明白吗？”他用西班牙语问她。

她点点头。

“赶上去吧。”他说。

她摇摇头。

“赶上去！”

“不，”她回过身来，摇摇头，对他说，“我就按现在这个次序走。”

就在这时，巴勃罗两腿马刺一夹，驱动那匹高大的枣红马冲下了最后那段落满松针的山坡，从公路上直插过去，踏出一串串铁蹄声，火星四溅。其他人则紧跟在他身后，罗伯特·乔丹看到他们冲过公路，在阵阵铁蹄声中奔上了对面绿茵茵的山坡，随即便听到那挺机关枪锤击般在桥头响起来。接着，他听到传来了一声尖啸，嗖——砰——嘣！那啸叫声十分尖锐，紧随而来的爆炸声在轰鸣着，他看到对面的山腰上如喷泉般迸起了一小柱泥土，伴着一缕灰色的硝烟。嗖——砰——嘣！又是一声，那嗖嗖的尖啸如同火箭的啸声，山腰上随即又腾起一柱泥土和硝烟，位置比前一次更远。

在他前方，吉卜赛人被阻挡在公路边最后一排树木的后面。他望望前方的山坡，又回过头来望着罗伯特·乔丹。

“冲过去，拉斐尔，”罗伯特·乔丹说，“催马朝前冲，伙计！”

吉卜赛人在拽着牵马绳，那匹驮马在他身后昂着头，把缰绳绷得笔直。

“扔掉驮马，快冲过去！”罗伯特·乔丹说。

他看到吉卜赛人的那只手被缰绳拉向了身后，越拉越高，越举越高，似乎永远也不肯撒手一样，在此同时，他用脚跟猛踢了一下他胯下的坐骑，那根紧绷的缰绳被拽掉了，他径直冲向了公路，罗伯特·乔丹用膝盖顶着那匹返身朝他撞来的受惊的驮马，而吉卜赛人则冲过了那硬邦邦、黑黝黝的公路，他听到那匹马在一阵嗒嗒的铁蹄声中载着吉卜赛人风驰电掣般奔上了对面的山坡。

嗖嗖嗖——喀——嘭！炮弹以平面弹道飞来，他看到吉卜赛人身前的地面上如间隙泉喷发般腾起了一小柱灰黑色的泥土，而吉卜赛人则像头狂奔着的公猪在躲闪着。他注视着他在纵马疾驰，这时正渐渐靠近、终于登上了那面绿色的慢坡，炮弹落在他的身前身后，他狼奔豕突地驰骋着，终于进入了那个小山坳，与其他人相会合了。

我不能带着这匹该死的驮马呀，罗伯特·乔丹想。不过，我倒是希望能让这狗娘养的挡在我的侧面。我不妨就让它挡在我和那门四七毫米口径的平射炮之间，他们正在使用的就是这种炮。上帝保佑，我无论如何也要设法把它弄到那边的山坡上去。

他策马赶上了那匹驮马，一把拽住纤绳，然后拉着马缰，让驮马一路小跑着跟在身后，在树林中朝北奔行了五十码。在树林的边缘，他朝下扫视着公路、那辆卡车、那座桥。他可以看到敌兵已出现在桥上了，大桥后面的公路上似乎出现了交通阻塞。罗伯特·乔丹环顾四周，终于看见了他想找到东西，便伸出手去，从一棵松树上折断了一根枯树枝。他放下马缰，慢慢把驮马赶上了那面向着公路的斜坡，然后用那根树枝狠抽了一下马屁股。“冲下去吧，你这狗娘养的。”他说，当那驮马越过公路、奔向对面的山坡时，他将那根枯树枝奋力朝它投掷过去。树枝击中了驮马，驮马由小跑改为疾驰，飞奔而去。

罗伯特·乔丹朝公路以北方向又奔行了30码；再往前去，那面斜坡已过于陡峭了。那门平射炮此时正在射击，发出阵阵如火箭般尖利的呼啸声、爆炸声和掀翻泥土的隆隆声。“冲吧，你这身躯高大、毛色灰褐的法西斯杂种。”罗伯特·乔丹对这匹马说罢，立即驱动它一阵猛冲奔下了山坡。刹那间，他便暴露在毫无遮蔽的公路上，马蹄踏着硬邦邦的路面，他感到那剧烈的颠簸一直传向了他的肩膀、脖子和牙齿，骏马冲上了平坦的山坡，马蹄在疾驰、在践踏、在叩击、在伸展、在腾跃、在驰骋，他俯视着山坡的对面，大桥此时在新的视角下呈现出一幅他从未见过的景色。桥体此时呈交叉的侧影，无需按照透视法来缩短距离，桥的中段是被炸毁的部位，后面的公路上是那辆小型坦克，小型坦克的后面是一辆大型坦克，坦克上的大炮此时恰似镜子般闪现出一道明亮的黄光，刺耳的炮声破空而出，似乎就响在他面前伸长的马脖子上方，他扭过头去，只见山坡上的泥土如喷泉般窜上了半空。那匹驮马就在他前方，正猛然转向右侧，然后放慢了脚步，罗伯特·乔丹策马疾驰，微微偏过脑袋向着大桥，正好看到一溜卡车被阻滞在那个拐角处后面，由于他正在朝高处驰骋，那一溜卡车便显得十分清楚，这时，他看到了那道耀眼的黄光，那道黄光一闪，随即就响起了那嗖嗖的尖啸声和隆隆的爆炸声，炮弹飞不到这么远，但他听得到尘土起处金属弹片横飞的声音。

他看到他们了，就在前方树林的边缘，都在注视着他，于是他用西班牙语说：“冲啊，马儿[436]！冲啊，马儿！”他感到这匹大灰马的胸脯在随着山坡越来越陡而鼓涌澎湃着，他看到大马的灰色脖子高高昂起，一对灰色的耳朵向前竖立着，他伸出手去，拍了拍那湿漉漉的灰脖子，他回望着那座大桥，却看到一道耀眼的闪光飞出了那辆笨重、矮胖、涂成了土黄色的坦克，那坦克就挡在那边的路口上，紧接着，他听到的不是那嗖嗖的尖啸，而是砰的一声爆响，辛辣、浓烈的火药味随即迸发出来，犹如一只锅炉被炸开了一样，他顿时便被压在了那匹大灰马的身下，大灰马还在踢腾着，他则在吃力地挪动着，想脱出重压。

他确实还能动。他能向右边挪动。岂料，当他刚向右边挪动时，却发现他的整条左腿完全被压在马的身躯下了。那条左腿仿佛新长出了一个关节；不是髋关节，而是横生出了一个如同铰链似的东西。这时他确实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然而就在这时，那匹大灰马竟用膝盖硬撑起身子站了起来，罗伯特·乔丹的右腿，在这之前就已及时踢掉了马镫的右腿，赶紧抽出了马鞍，落在地上，他用双手摸了摸自己的股骨与平放在地上的左腿之间的那个部位，双手都摸到了那根突起的骨头，折断的骨头顶着皮肉。

那匹大灰马站立在那儿，差不多就在他头顶的正上方，他可以看到马的肋骨在起伏着。绿草如茵，生长在他坐着的地方，草地上盛开着白色的绣线菊，他眺望着山坡下的公路、大桥、深深的河谷、河谷对面的公路，他看到了那辆坦克，等待再飞出一道闪光。那道闪光几乎就在这刹那间飞了过来，依然没有嗖嗖的尖啸，在那剧烈的爆炸声中，烈性炸药的气味立刻弥漫开来，泥团四溅，弹片横飞，他看到那匹大灰马温顺地在他身边坐了下来，如同马戏团里的一匹在表演中的马一样。紧接着，在他眼看着那马儿坐下来时，他听见那马儿发出了一声哀鸣。

随后，普里米蒂伏和奥古斯汀架起了他的胳肢窝，一路拖着他奔上了最后那段山坡，他腿上新添出的那个关节使那条腿吊挂着，任由地面颠簸着它。突然，有一颗炮弹呼啸着贴着他们的头顶飞了过去，他们立即丢下了他，全身匍匐在地，虽然泥土撒了他们一身，但金属弹片却是飕飕地飞向别处的，他们又扶起了他。后来，他们终于把他拖上了山坡，来到隐蔽在树林中的那条狭长的小山沟里，那些马匹也都在这片树林中，玛丽娅、比拉尔、巴勃罗站在他周围，大家都在低头望着他。

玛丽娅在他身边跪下来，在对他说：“罗伯托，你怎么样？”

他说，汗出得很厉害：“左腿断啦，小美人儿。”

“我们可以用绷带把你的伤腿裹起来，”比拉尔说，“你可以骑上那匹马。”她指了指马群中一匹驮着行李的马。“行李不要了。”

罗伯托·乔丹看见巴勃罗在摇头，便朝他点了点头。

“你们还是走吧。”他说。接着他又说：“听着，巴勃罗。你过来一下。”

那张汗水淋淋、布满胡子茬的面孔凑近了他，罗伯托·乔丹闻到了巴勃罗浑身的臭味。

“我们单独谈谈吧，”他对比拉尔和玛丽娅说，“我得跟巴勃罗单独谈谈。”

“疼得厉害吗？”巴勃罗问。他弯下腰来凑近了罗伯特·乔丹。

“不。我估计神经给压断了。听着。你们走吧。我不行了，明白吗？我要和那姑娘谈一谈。等我说带走她吧，你们就把她带走。她肯定想留下来。我只和她说一小会儿话。”

“那当然，没多少时间了嘛。”巴勃罗说。

“那当然。”

“我认为，你在共和国里可能会更有作为。”罗伯特·乔丹说。

“不。我主张去格雷多斯。”

“动动脑子吧。”

“你就抓紧时间跟她聊一会儿吧，”巴勃罗说，“没什么时间啦。你这副样子让我很难过呀，英国人。”

“既然已经这样了——”罗伯特·乔丹说，“我们不谈这个吧。但是你得动动脑子。你很有头脑。动动脑子吧。”

“我哪能不动脑子呢？”巴勃罗说，“抓紧时间快点聊吧，英国人。没时间啦。”

巴勃罗朝离得最近的一棵树走去，在那儿监视着山坡下的动静，瞭望着对面的山坡和深谷对面的公路。巴勃罗望着那匹大灰马倒毙在山坡上，脸上流露出由衷的惋惜，比拉尔和玛丽娅在陪着罗伯特·乔丹，他坐在那儿，背靠着树干。

“撕开那条裤腿，好吗？”他对比拉尔说。玛丽娅蹲在他身边，不说话。阳光洒落在她的头发上，她的脸扭曲得像孩子临哭前时的模样。但她没有哭。

比拉尔拿出她随身带着的刀，把他那只裤腿从左侧口袋下一直割到底。罗伯特·乔丹用双手揭开裤腿上被割开的布片，看着那截大腿。股关节下十英寸的地方有一个凸起的紫色的肿块，像一顶支起来的小帐篷，他用手指轻轻碰了碰，能摸到那折断的大腿腿骨，断骨把皮肤顶得紧绷绷的。他那条腿平放在地上，呈现出一个很古怪的角度。他抬头望着比拉尔。她脸上的表情跟玛丽娅的表情一模一样。

“你走吧[437]，”他用西班牙语对她说，“你走吧。”

她离开了他们，头低着，既没说一句话，也没回头看一眼，罗伯特·乔丹看得出她的肩膀在颤动着。

“小美人儿呀，”他对玛丽娅说，并一把握住了她的双手，“你听我说。我们可能去不了马德里啦——”

听了这话，她哭了。

“别，小美人儿，别这样，”他说，“听我说。我们暂时不去马德里了，但是不管你走到哪里，我都永远跟你在一起。明白吗？”

她什么也没说，只把头贴在他脸颊上，用双臂搂着他。

“好好听我说，小兔乖乖。”他说。他知道时间非常紧迫，而且他浑身都在冒着虚汗，但是这句话必须得说出来，而且还得让她明白。“你现在就走，小兔乖乖。但是我的心与你同在。只要我们俩有一个活着，就等于我们俩都活着。你明白吗？”

“不，我要留下来陪着你。”

“别，小兔乖乖。我现在做的事情，只能由我一个人来做。有你在身边，我可能就没法干好啦。你一走，我也就放心了。难道你不明白这个道理吗？我们两个人不管哪一个活下来，都等于是两个人都活下来了。”

“我要留下来陪着你。”

“别。小兔乖乖。听我说。人不能总是厮守在一起的。每个人都有必须去独自完成的事。但是，如果你走了，我的心也跟着你一起走了。这样就等于我也走了。你现在愿意走了吧，我知道的。因为你很乖，心肠也好。为了我们俩，你现在就走吧。”

“可是，如果我留在你身边，心里要好受一些，”她说，“对我来说，还是留下来好。”

“是啊。所以嘛，你走，就等于在帮我一个忙。你就帮我这个忙吧，因为这个忙你是能帮得上的。”

“可是你不明白，罗伯托。我怎么办啊？我要是走了，心里会更加难受的。”

“当然啦，”他说，“对你来说，这个决心更难下。可是我现在也等于就是你呀。”

她没吭声。

他望着她，他遍体在淌着虚汗，但他这时仍在劝说着，在努力做着他这一生中最难做的艰难的事情。

“你现在走，是为了我们俩好啊，”他说，“你可不能自私呀，小兔乖乖。你现在应当尽到你的职责才对呀。”

她摇摇头。

“你现在就等于我呀，”他说，“当然，你肯定也感觉到这一点了，是吧，小兔乖乖。”

“小兔乖乖，听我说，”他说，“真的，只要你安然脱身了，我也就脱身了。这一点我可以向你发誓。”

她不吭声。

“现在你已经明白这个道理啦，”他说，“这个道理我现在已经讲得很清楚啦。现在你愿意走了，是吧。好。你现在就动身走吧。你现在已经表过态，说你愿意走啦。”

她其实什么也没说。

“现在我要为此感谢你。现在你就安心地走吧，走得快快的，走得远远的，我们俩的命运都维系在你一个人身上呢。现在把你的手放在这儿。现在把你的头低下来。别，把头低下。这就对了。现在我把我的手放在这儿。好。你真好。现在什么也别再想了。现在你正在做你该做的事情呢。现在你听话了。不是听我的，是听我们俩的。我就在你心中。你现在走是为了我们俩好。真的。我们俩现在是一个人了，你走了，我们俩就都走啦。这一点我向你发过誓的。你很听话的，走吧，你心肠真好。”

他扭头朝巴勃罗示意了一下，巴勃罗一直就在那棵树下时不时地朝他张望着呢，一看时间已到，巴勃罗立即就走了过来。他用大拇指朝比拉尔做了个手势。

“我们换个时间去马德里吧，小兔乖乖，”他说，“真的。现在该站起来走啦，带着我们两个人的心走吧。站起来吧。明白吗？”

“不。”她说，紧紧搂着他的脖子。

他这时仍在平心静气、通情达理地劝说着，但话语中已带着极大的权威了。

“站起来吧，”他说，“你现在也等于就是我了。你就是一切，你活着才有我将来的一切。站起来吧。”

她慢慢站起身来，哭成了个泪人，头低垂着。她人还没站稳，就突然又扑倒在他身边，但接着又慢慢地、疲惫地站了起来，因为他在说：“站起来，小美人。”

比拉尔拉着她的胳膊，她已经站在那儿了。

“我们走吧，”比拉尔用西班牙语对他说，“你还缺少什么吗，英国人？”她望着他，摇了摇头。

“不缺什么。”他应了一声，又继续劝慰着玛丽娅。

“不用说告别的话啦，小美人儿，因为我们心心相印，永不分离。格雷多斯山区应该是个好地方。快走吧。一路走好。别，”他此刻仍在平心静气、通情达理地劝慰着，直到比拉尔拉着姑娘走开了，“别回头。把脚放进马镫。对。脚踩上去。扶她上马呀，”他对比拉尔说，“帮她跨上马鞍。快跨上去呀。”

他扭过头去，身上仍在冒着虚汗，他朝山坡下看了一眼，但还是忍不住又回过头来朝玛丽娅那边望去，姑娘正坐在马鞍上，比拉尔陪在她身边，巴勃罗恰好殿后。“快走吧，”他说，“走吧。”

她身子动了动，想回过头来张望。“别回头，”罗伯特·乔丹说，“走吧。”巴勃罗用拴马的皮带朝那匹马的屁股上左右开弓地抽打了一下，看那情形，玛丽娅似乎想溜下马鞍，但是比拉尔和巴勃罗骑在马上一左一右地夹着她，比拉尔伸手扶住了她，就这样，三匹马连辔朝上面的那条小山沟走去。

“罗伯托，”玛丽娅回过身来，高声叫喊着，“让我留下！让我留下！”

“我和你心连着心呢，”罗伯特·乔丹也高喊着，“我的心现在就跟你在一起。我们俩是心心相印的。走吧！”接着，他们转过山沟的拐弯处，离开了他的视线，他全身已被汗水湿透，两眼一片茫然。

奥古斯汀正站在他身边。

“需要我开枪打死你吗，英国人？”他问，并俯下身来凑近了他，“你需要吗？[438]没关系的。”

“不需要[439]，”罗伯特·乔丹用西班牙语说，“走吧。我留在这儿好得很。”

“我×他奶奶的，这算怎么回事嘛！”奥古斯汀用西班牙语说。他也哭得泪眼模糊了，根本看不清罗伯特·乔丹的模样。“再见啦，英国人。[440]”

“再见啦，老伙计，”罗伯特·乔丹也用西班牙语说。他这时正朝山坡下眺望着，“好好照顾那个短头发的姑娘，行吗？”

“没问题，”奥古斯汀说，“你还需要些什么吗？”

“这支机关枪的子弹没多少了，我就留着啦，”罗伯特·乔丹说，“你也没法再弄到子弹了。另外那挺机关枪和巴勃罗的那支，日后还能再搞到子弹。”

“我已经把枪管擦干净了，”奥古斯汀说，“你刚才摔倒在地时，枪口插进泥土里啦。”

“那匹驮马怎么样啦？”

“吉卜赛人已经把它抓回来啦。”

奥古斯汀这时已经上了马，但他迟迟不忍离去。他从马背上探过大半个身子，望着罗伯特·乔丹斜倚在那棵树下。

“走吧，老伙计，”罗伯特·乔丹对他说，“在战争中，这种事情多得很呢。”

“战争真是个下贱的婊子啊[441]，”奥古斯汀用西班牙语说，“战争真是个下贱女人呀。”

“是的，伙计，你说得对。不过，你还是快走吧。”

“再见啦，英国人。”奥古斯汀用西班牙语说着，攥紧了右拳。

“再见啦，”罗伯特·乔丹也用西班牙语说，“快走吧，伙计。”

奥古斯汀拨转马头，右拳朝下猛砸了一下，仿佛这一砸就是他对战争的再次咒骂一样，然后策马走进了那条小山沟。其他那些人都早已不见了踪影。在林中那条小山沟的拐角处，他再次回过头来，挥舞着拳头向他告别。罗伯特·乔丹也挥了挥手，随后，奥古斯汀也走出了他的视线……罗伯特·乔丹顺着山腰间那片绿茵茵的山坡向下望去，俯瞰着那条公路和那座大桥。我不妨就保持这个姿势吧，他想。目前还不值得冒险翻过身来俯卧着，没必要使伤处紧贴着地面，再说我这样也能看得更清楚些。

经历了这一切磨难、经历了生离死别的这一幕之后，他感到浑身虚脱、精力衰竭、疲惫不堪了，嘴里似乎在品尝着苦胆。现在，在这最后的时刻，在这曲尽人散之际，总算没有任何牵挂了。无论以往的一切遭际怎么样，无论将来的一切情形怎么样，对他来说，反正再也没有任何牵挂啦。

他们现在全都走了，剩下他独自一人背靠着一棵树。他朝绿茵茵的山坡下放眼望去，看到了那匹已经被奥古斯汀枪杀了的大灰马，他继而又顺着山坡眺望着那条公路以及公路后面那片树木葱茏的原野。随后，他又眺望着那座大桥和桥对面的公路，注视着桥上和公路上的动静。他这时可以看得见那些卡车了，全都停在南面的公路上。灰色的车身透过这片树林映入了他的眼帘。接着，他又回首眺望着北面那条从山冈上直通下来的公路。敌人很快就会上来啦，他想。

比拉尔肯定会尽最大努力照料好她的。你知道这一点。巴勃罗肯定有一套周密的方案，否则他就不会做这种尝试了。你大可不必担心巴勃罗。对玛丽娅，你想也没用。努力相信你对她说的那番话吧。这才是上策。那么谁说那番话不是真话呢？不是你。你没说这种话，反正你是不会把这些明明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说成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还是要坚持你现在的看法才对。别摆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吧。时间太短啦，而你不过刚刚才把她打发走。每个人都应当各尽所能。你不能为自己做什么啦，不过，你也许还能为别人再出点儿力呢。好啊，在这四天里，我们占尽了好运呢。不是四天。我头一天到达这里的时间是在下午，而今天很可能就没有中午啦。满打满算，还不到三天三夜呢。要算精确才是，他说。要算得非常精确。

依我看，你现在应当往下挪一挪了，他想。你最好就在这附近寻找到一个能让你发挥作用的地方，别像个流浪汉似的背靠这棵树干坐在这儿啦。你的运气一直还不错。比这还要严重的事情多着呢。每一个人都得走这条路的，只是个或迟或早的问题罢了。一旦你知道了这是你不得不走的路，你就不会害怕了，是吗？是的，他说，确实如此。然而我的运气还算好，只是神经被压断了。我甚至都感觉不到那断裂的部位以下还有什么了。他摸了摸那条腿的下半截，却毫无知觉，仿佛这条腿已经完全不属于他了。

他又一次俯瞰着那面山坡，心里在想，我真不甘心就这样离开这个世界呀，说到底。我非常不甘心就这样离开这个世界，而且我希望我已经为这个世界做出过一定的贡献了。我已经使出我浑身的解数尽力而为了。你的意思是说，你已经尽过力了吧。好吧，就算你已经尽过力了吧。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为我所信仰的事业战斗了一年啦。如果我们能在这里打胜仗，我们就能处处打胜仗。世界是个美好的地方，值得我们像这样为之而浴血奋战，所以我才十分不甘心离开这个世界呀。再说，你的运气也挺好，他对自己说，已经享受到了如此美好的人生。你已经享受到的人生和你祖父的一样美好呢，尽管时间没有那么长。因为有了这最后的几天，你的人生已经变得和这世上任何人的一样美好了。既然你的运气这么好，你就不会再想发什么牢骚了吧。可是，我真希望能有什么办法把我所学到的东西传给后人呢。基督啊，我在最后这段日子里学得可真快啊。我很想跟卡可夫谈谈。谈话的地点就在马德里。就在这些山冈的那一边，越过南面那个平原就是。走出南面那些灰色的岩石丛和松树林、石楠丛、金雀花，越过高高的黄土高原，你就看到它了，巍然矗立在那儿，洁白而又美丽。那情景就像比拉尔曾经讲述过的那些老太婆在屠宰场里喝血的情景一样真实。并非只有一件事情是真实的。件件事情都是真实的。就像那些飞机一样，不论是我方的还是敌方的，模样都很美丽。见他们的鬼去吧，他想。

你就放松些吧，马上，他说。趁你现在还有时间，赶紧翻过身来吧。听着，还有一件事呢。你还记得吗？比拉尔和手相那件事？你相信这种无稽之谈么？不，他说。样样事情都应验了还不相信吗？不，我根本就不相信这一套。今天清晨，在这场好戏开场之前，她那那番话倒是出于一片好意的。她怕我也许会相信它。然而，我不相信啊。不过，她倒是相信的。他们这些人真能看出些名堂来呢。或者他们能感觉出什么名堂来吧。就像捕鸟的猎犬一样。那你如何看待那种超感官的直觉力呢？你如何看待他们那满嘴脏话呢？他说。她之所以不肯和你说告别的话，他想，是因为她知道，一旦她说了，玛丽娅就绝对不肯走了。这个比拉尔啊。你赶紧把身子翻过来吧，乔丹。然而他连试一下都很不情愿。

接着，他想起了他屁股后面的口袋里还放着那只小酒瓶呢，于是他想，我先来好好灌一口这种劲道十足的烈性酒，然后再来试试看。可是他伸手一摸，却发现那酒瓶不在了。于是，他越发感到孤独无助起来，因为他知道现在连这点指望也没有了。看来我本来是想靠那瓶酒给自己壮胆的，他说。

你估计是不是巴勃罗把它拿走了呢？别犯傻啦。肯定是你自己在炸桥的时候弄丢的。“来吧，乔丹，”他说，“一咬牙你就翻过身来啦。”

于是，他就在背部一直依靠着的那棵树下，借着躺下身来的那一刻，双手抱住左腿向脚面用力一拉。然后，他身子平躺着，使劲拉着那条腿，这样，断骨的一端才不至于翘起来，戳破大腿的皮肉，他以屁股为支撑点慢慢翻转着身子，直到后脑勺对着山坡下。这时，他那条断腿，抱在双手中，是向着山坡上的，他把右脚的脚底放在左脚的脚背上，用力踩紧，然后翻过身来，浑身已是虚汗淋淋，终于使脸和胸脯向着地面了。他用胳膊肘拱起身子，用双手使劲拉着，同时用右脚的力量使劲推着，将左腿朝后扳直，弄得冷汗直冒，但总算做成了。他用手指头摸了摸左腿的大腿部，发现情况还好。断骨的一端没有刺破皮肤，断裂的骨头仍深深地嵌在肌肉里。

那该死的马倒在他腿上时，肯定真把那根大神经给压断了，他想。确实一点儿也没感到疼痛。除了刚才在挪动时位置发生了一些变化才觉得有些痛。那是因为那根断骨挤压到别处的肌肉了。你明白了吗？他说。你明白什么才叫运气好了吗？你根本就用不着依靠那劲道十足的烈性酒呢。

他伸手拉过那支冲锋枪，取出插在弹仓里的空弹夹，从衣袋里掏出了几个弹夹，打开枪机，看了看枪筒，将一只弹夹插入了弹仓的凹槽里，咔哒一声扣牢，然后朝山坡下望去。也许还有半小时呢，他想。现在就安心地等在这儿吧。

接着，他看了看山腰处，又看了看那片松林，他努力让自己什么也不去想。

接着，他看了看那条小河，回想着当时在桥下凉飕飕的阴影里时的情景。我真希望他们马上就冲过来，他想。我可不想在他们到来之前自己就已进入了神志不清的状态。

你认为哪种人在面对这种处境时更能泰然处之？是那些虔诚的宗教信徒呢，还是那些能在危难之中视死如归的人？宗教固然能给人以很大的安慰，但是我们知道，这种事情实在也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唯有缺失信念才是要不得的。死亡也只有在久拖不死而又折磨得使你丧失人格的情况下才是最糟糕的。这就是你的全部运气之所在，明白吗？你根本不会遇到这种情况的。

他们已经安然脱身了，真好。既然他们已经脱身了，我对眼前的处境也就根本不在乎啦。这就是我说过的那种情况。情况果然就是完全照这样发展的。你瞧瞧，假如他们全都分布在这个山冈上，在那匹灰马倒毙的地方，那情况就大不一样啦。要不然，我们就全被团团围困在这山上，在这儿坐以待毙了。不。他们已经不在这儿啦。他们已经安然撤离了。要是这次进攻成功了，现在该多好啊。你想要什么呢？什么都想要啊。我什么都想要，无论给我什么，我都接受。如果这次进攻失利了，下次就会成功了。我当时根本没注意到那些飞机是什么时候飞回来的。上帝啊，我好歹总算把她劝说走了，这才是不幸中的大幸呢。

我很想跟祖父谈谈这次的战斗情况。我敢肯定，他决不会深入敌后，找来他自己的人，做出如此这般的举动的。你怎么知道呢？他说不定干过不下于五十次呢。不，他说。你就精确些吧。像这样的事情谁也没干过五十次呀。连干过五次的人也没有。完全和这一样的事情也许一次也没人干过呢。当然，他们肯定也干过。

我真希望他们现在就冲上来，他说。我真希望他们立刻就冲上来，因为我这条腿现在开始疼起来了。肯定是肿起来了的缘故。

我们一直进行得相当顺利，没想到他们用那玩意儿来轰击我们，他想。不过，我在桥下的时候，那坦克还没来，这完全是运气好呀。一步走错，就会满盘皆输啦。自从他们给戈尔茨下达了那道命令以后，你就注定倒了霉啦。这个后果你是知道的，比拉尔所感觉到的说不定也就是这个后果。但是我们今后就能对这些事情做出更好的安排了。我们应当配备便携式短波发报机。是啊，有很多东西都是我们应当配备的。我还应当携带一条备用的腿呢。

他觉得这个想法很好笑，便龇牙咧嘴、冷汗直冒地笑了一下，因为那条腿，在摔倒时大神经已被压坏了的那条腿，现在开始疼得很厉害了。噢，让他们上来吧，他说。我可不想干出我父亲干的那种事情来。我完全可以这样做，但我非常希望不必这样去做。我反对这种做法。别考虑这一做法啦。什么也别去想啦。我正盼着那些狗杂种冲上来呢，他说。我真恨不得他们马上就冲上来。

他的腿这时已疼得十分厉害了。由于刚才把身子翻过来之后，伤处开始肿了起来，疼痛突然就发作了，于是他说，也许我现在就该自杀才对。我估计我是不大善于忍受痛苦的。听着，如果我现在做出这种举动来，你不会误解我的，是吧？你在跟谁说话呀？是在跟乌有之人说话吧，他说。是在跟祖父说话吧，我看是的。不。是跟乌有之人。啊，真该死，我真希望他们快点冲上来呀。

听着，我也许不得不那么干啦，因为如果我昏迷过去了，或者出现了那种我根本就驾驭不了的情况，万一他们使我苏醒过来，他们就会问我一大堆问题，而且还会严刑逼供，把什么手段都使上，那就大为不妙啦。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让他们使出那些手段来。所以，为什么不可以立即就动手呢，这样不就把一切都了结了吗？因为，啊，听着，是的，听着，让他们冲过来吧。

你在这种事情上不大在行啊，乔丹，他说。在这件事情上不是很在行呢。那么有谁在这种事情上很在行呢？我不知道，况且在此时此刻，我实在也不想关心此事了。可是你下不了这个手啊。你说得完全对。你就是下不了手。啊，你根本就下不了手，根本不行。我想，现在总可以下手了吧？难道还不行吗？

不，不是因为这个。因为你依然还可以有所作为呢。只要你还明白什么才是你必须干的就行。只要你还记得什么才是你必须干的，你就该等着去干才是。来吧。让他们冲过来吧。让他们冲过来吧。让他们冲过来吧！

你可以想想他们撤离时的情景呀，他说。想想他们是怎么走出那片树林的。想想他们是怎么趟过那条小河的。想想他们骑马走在那片石楠丛中的情景吧。想想他们是怎么爬上那个山坡的。想想他们今夜就平安无事了吧。想想他们是怎样连夜跋涉的情景吧。想想他们明天隐蔽在山中的情景吧。想想他们吧。真他妈的该死呀，想想他们吧。关于他们，我能想到的也就只有这些啦，他说。

想想蒙大拿州吧。我做不到。想想马德里吧。我做不到。想想喝口凉水的情景吧。这个可以想。这才像那么回事儿。真像是喝了口凉水呢。你是在自己骗自己呀。什么也不会有的。那才是结局。什么也不会有啦。那就干脆动手得啦。动手吧。现在就动手。现在动手还来得及。来吧，现在该动手啦。不，你还得再等等。等什么呢？你知道啊。那就再等等吧。

我现在不能再等下去啦，他说。如果我再等下去，我就会昏迷不醒了。我知道的，因为我已经三次感觉到快要昏厥过去了，我是硬撑过来的。没错，我是挺过来了。可是我不知道是否还能继续坚持住。依我看，你大腿骨折的地方四周都在内出血呢。尤其是翻身那一下给折腾的。那个翻身导致伤腿肿了起来，导致你越来越虚弱了，使你出现了昏厥的现象。现在确实可以动手啦。真的，我在跟你说呢，该动手啦。

然而，如果你再等等，牵制住他们哪怕一小会儿，或者就搞掉那个军官，情况也许就大不一样啦。一件事干好了，就会使——

好吧，他说。于是，他便非常安详地躺在那儿，努力撑持着不让自己昏厥过去，因为他感到生命正在悄悄地离他而去，就像你有时会感觉到山坡上的积雪开始在悄悄地融化着一样，于是他说，说得很从容，请让我坚持到他们冲上来吧。

罗伯特·乔丹的运气依然很不错，因为他看到，正在这时，那支骑兵队恰好开出了对面的树林，越过了那条公路。他注视着他们在驱马奔上山坡。他看见那名骑兵了，他在那匹大灰马旁停了下来，朝那名军官高喊着，那军官便拍马朝他奔去。他注视着他俩在低头察看那匹灰马。他们当然认出了这匹马。它与它的骑手自前天清晨以来就一直杳无踪影嘛。

罗伯特·乔丹看到他们已经登上了山坡，此时已离他很近了，他又朝山坡下望去，看见了那条公路，那座桥梁，以及桥南的那些排成长队的车辆。他这时已经完全神志清醒了，他举目眺望、饱览着眼前的这一切。接着，他抬头仰望着天空。大片大片的白云飘浮在天上。他用手掌摩挲着洒落在他身边的松针，他抚摸着他藏身之处的那棵松树的树皮。

接着，他双肘压着厚厚的松针，以尽可能轻松的姿势支起身子，冲锋枪的枪口架在那棵松树的树干上。

那名军官此时正策马小跑着，循着小分队留下的马蹄印一路追来，他势必要经过罗伯特·乔丹埋伏地点的下方，那里距罗伯特·乔丹仅有20码。在这个距离上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那名军官正是贝尔伦多中尉。一接到南面那个哨所遭到袭击的报告，他便立即奉命率领骑兵队从拉格兰哈赶来。他们强行军疾驰而来，然而后来又不得不调转马头，因为那座桥梁已被炸毁，他们只好一路北上，跨过那条深谷，绕了一大圈，这才从那片树林里钻出来。他们的坐骑已是通体透湿，喘着粗气，却被鞭笞得不得不一路小跑着。

贝尔伦多中尉一边打量着那道马蹄印，一边拍马奔上前来，清癯的脸膛上流露着严肃而又庄重的表情。他左臂弯里的冲锋枪横担在马鞍上。罗伯特·乔丹匍匐在树后，非常小心、格外谨慎地支起身子，使双手保持稳定。他耐心等待着，直到那军官到达了那块阳光明媚的开阔地，松树林最边缘的树木在这里与这草甸绿茵茵的斜坡相连接。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地跳着，紧贴在树林中布满松针的大地上。

[1]约翰·邓恩（John Donne，1572—1631），英国玄学派诗人和传教士。他最著名的作品多收录于诗集《诗与短歌》。他也撰写宗教诗歌，自1621年起任圣保罗大教堂的教长，是当时最有名望的传教士之一。

[2]阿维拉，西班牙西部一省份，是旧时卡斯蒂亚尔王国的都城。

[3]这是小说主人公罗伯特·乔丹的名字的西班牙语发音的音译。

[4]拉格兰哈为西班牙中部塞哥维亚附近的一座小山城，在18世纪时曾为西班牙皇室的避暑之地，在首都马德里以北约80公里处。

[5]埃斯科里亚尔为西班牙历史文化名城，位于首都马德里西北部约45公里处，是西班牙皇室的行宫所在地之一，城内有众多旧皇宫、修道院、博物馆等名胜古迹。

[6]维森特·洛霍（Vicente Rojo Lluch，1894—1966）：毕业于托莱多军事学院，并留校任职，后来在玻利维亚军事学院任教授，是西班牙陆军重要将领之一；西班牙内战期间任政府军总参谋长。

[7]塞哥维亚，位于伊比利亚半岛，是西班牙中北部重要城市，塞哥维亚省的省会，在首都马德里附近，北临巴利亚多利德省和布尔格斯省，西邻阿维拉省，南邻首都马德里和瓜达拉哈拉省，东临索利亚省，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本书所涉及的政府军和法西斯军队的大会战即在该地区展开。

[8]布伊特拉戈，西班牙索利亚省一城市。

[9]克维多（Francisco Gomez de Quevedo，1580—1645），西班牙著名讽刺作家兼诗人，是当时西班牙诸多政治条约的主要起草者之一。他也是最早在作品中描写主人公心理发展历程的作家之一。

[10]卡斯蒂利亚，现为西班牙中部一地区，位于伊比利亚半岛的中央高原。旧时为独立的西班牙王国。该地区的方言至今仍颇有古风。

[11]委拉斯凯兹（Diego Velazqueze，1599—1660），西班牙画家，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的宫廷画师。其代表作有：《教皇英诺森十世》（1650）、《照镜的维纳斯》（1651）、《纺织女》（1656）等。

[12]阿雷瓦洛，西班牙阿维拉省一古城，是卡斯蒂利亚与莱昂自治区的一部分。

[13]格雷多斯山脉，位于瓜达拉马山脉西南，与其几乎连成一线，共同构成横亘西班牙中西部的中央山脉。

[14]摩尔人是柏柏尔人与阿拉伯人的混血后裔，8世纪时曾征服伊比利亚半岛，15世纪末被逐出其在格拉纳达的最后据点。弗朗哥曾从当时属于西班牙的摩洛哥招募了大批摩尔人，运到西班牙充当叛军。

[15]此处原文为法语：Pauvre Pablo.Il a manqué son Jockey。

[16]一种捕兽用的夹子，野兽一旦跌入即被落下的重物砸死。

[17]巴利亚多利德，西班牙北部一省会城市，有诸多教堂、旧王宫等名胜古迹。

[18]埃什特雷马杜拉，西班牙西部一地区，与葡萄牙接壤。

[19]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mujer。

[20]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muy flojo。

[21]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matador de toros。

[22]一种气冷式轻机枪，弹盒由射击时产生的气体推动。此枪为美国陆军军官I.N.刘易斯所发明，并因此得名。主要用于“一战”中。

[23]此处原为西班牙语：Nada。

[24]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maquina。

[25]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Ingles。

[26]原文在提及巴勃罗的老婆时，均用的是西班牙语：mujer。

[27]原文为西班牙语“El Sordo”，意为“那个耳朵聋的人”。此处姑且遵从中文论述中的既定提法，也译为“聋子”。

[28]小说中的西班牙人在提及“机关枪”时，均用的是西班牙语单词：maquina。作者似乎在以此来说明，游击队的战士们倾向于把所有自动化武器都一概称为maquina。

[29]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Me voy。

[30]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No es nada。

[31]此处原为西班牙语：Borracho。

[32]巴伦西亚，西班牙东部一自治区，位于地中海沿岸，古时曾是摩尔人王国。

[33]此处原为西班牙语：Ya lo veo。

[34]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Moscas，其原意为“苍蝇”。

[35]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guardia civil。

[36]这些均为巴黎城内的名胜古迹，如“城中岛”即“巴黎圣母院”所在地，是本书主人公罗伯特·乔丹在忆他当年在巴黎时的生活情景。

[37]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Buenas, Compadre。

[38]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Chico。

[39]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la gente。

[40]指用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方言——加泰罗尼亚语谱写的民歌。

[41]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guardia civil。

[42]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Que va，是西班牙语中常用的语气词，意为“什么话；说什么呢”。

[43]堂（Don），是西班牙语中用于男人名字前面的尊称，如堂·吉诃德。

[44]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Senorita Maria。在西班牙语中，Senorita是加在未婚女子的姓前面的敬称。

[45]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Ingles。在西班牙语中“英语”和“英国人”为同一个词。本书主人公罗伯特·乔丹是讲英语的美国人，游击队员们便称他为“英国人”了。

[46]此处原为西班牙语：lo sabes。

[47]南美人所穿的一种披巾，形似毡子，周围有穗边，中间开有领口，供头部伸出。

[48]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Bueno。

[49]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Que mas da。

[50]一种意大利产巡逻用飞机。

[51]一种德国产轰炸机。

[52]一种德国产三引擎巨型飞机。

[53]这些地方都在马德里西北部，在政府军防线的后方。

[54]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Que tal，相当于英语中的“How are you?”

[55]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Pues nada。

[56]此处的“伙计”一词，原文均为西班牙语：hombre。

[57]基普·德·利亚诺（Quiepo de Llano，1875—1951），西班牙将军，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为弗朗哥的叛军主持广播、宣传工作。

[58]此处指马德里以北的瓜达拉马山区。

[59]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Nada, hombre。

[60]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Tonto。

[61]西班牙语中对费尔南多的昵称，也称“小费尔南多”。

[62]此处原为西班牙语：Como siempre。

[63]西班牙语，意为“是；好；明白”。

[64]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paella，意为“肉菜饭”，是巴伦西亚地区典型的膳食。

[65]西班牙货币单位，一百分为一比塞塔。

[66]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que va。

[67]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traca。

[68]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guapa，原意为“美丽的；漂亮的”。此处意为“小美人”。

[69]此处原为西班牙语：Vamos a ver，意为“瞧，怎么样；你看看”。

[70]此处原为西班牙语：Virgen，意为“圣母玛利亚”。

[71]此处原为西班牙语：Tengo miedo de morir，意为“我怕死；我害怕会死掉”。

[72]此处原为西班牙语：novio。

[73]此处原为西班牙语：Desde luego。

[74]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Pero es muy vivo。

[75]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sin picardia，意为“缺乏歪点子；没有坏心眼”。

[76]此处原为西班牙语：Es muy vivo。

[77]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Ingles。

[78]此处原为西班牙语：Pero, venga。

[79]此处原为西班牙语：Que no？

[80]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Vaya。

[81]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Ayuntamiento，意为“市政厅”。此处指“镇公所”。

[82]此处原为西班牙语：Que pasa, cobardes？

[83]此处原为西班牙语俚语：Cabron，是骂人话，意为“王八蛋；混账东西”。

[84]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Que salga el toro！

[85]此处原为西班牙语：Cuatro Dedos。

[86]此处原为西班牙语：Arriba Espana！

[87]据《圣经·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第三十八节：“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

[88]安达卢西亚，西班牙最南端一地区，濒临大西洋和地中海，首府是塞维利亚，711年至1492年为摩尔人所统治。

[89]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buen provecho。

[90]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A sus ordenes。

[91]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Matador, a sus ordenes。

[92]此处原为西班牙语：bota。

[93]此处原为西班牙语：El Debate。

[94]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Vive la Anarquia！

[95]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Vive la Libertad！

[96]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Cabrones。

[97]此处原为西班牙语：No hay derecho, mujer。

[98]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No hay derecho, mujer, no hay derecho。

[99]此处原为西班牙语：Nada, mujer, nada。

[100]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No hace falta。

[101]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buena gente。

[102]佛兰芒人（the Flemish）是比利时的一个民族，居住在比利时西部和北部，使用佛兰芒语。

[103]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1905—1990），美国好莱坞著名女演员，出生于瑞典，曾主演过《安娜·克里斯蒂》《玛塔·哈利》《安娜·卡列尼娜》等电影，1941年后隐退遁居。

[104]珍·哈露（Jean Harlow，1911—1937），美国好莱坞著名女演员，曾与著名影星克拉克·盖博（William Clark Gable，1901—1960）共同主演过《红尘》《萨拉托加》等电影。

[105]西班牙南部科尔多瓦省一地区。

[106]约翰·杰尔伯特（John Gilbert，1895—1936），美国著名影星，是无声电影时代的主要影星。曾主演过多部影片，是当年好莱坞影坛公认的“大情种”。吉尔伯特与嘉宝共同主演的第一部影片为《肉体与魔鬼》（1926）。此后，两人又共同出演过《安娜·卡列尼娜》（1927）、《绯闻女人》（1928）等多部影片，并成为影迷们十分喜爱的一对荧幕情侣，但两人从未成婚。

[107]此处原为西班牙语：corrales。

[108]此处原为西班牙语：cortijos。

[109]辛迪加（syndicate），一种企业联合会，多为临时性组织。

[110]此处原为西班牙语：Deja。

[111]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Que Tal？

[112]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Ruso。

[113]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Americano。

[114]在西班牙语中，Americano一词既可作“美国人”，也可作“美洲人”。聋子显然将“美国人”和“美洲人”混为一谈了。

[115]由于英美两国都使用英语，西班牙老百姓便把他们都当成了英国人。

[116]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Faltan caballos。

[117]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Dentro de la gravedad。

[118]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Algo raro。

[119]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Si, algo raro, pero bueno。

[120]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Murio。

[121]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Como fue？

[122]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Menos mal。

[123]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Es muy util。

[124]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Ya iras, mujer。

[125]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tortillera。

[126]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Por que。

[127]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Soy muy delidada。

[128]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Pues me voy。

[129]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Que bueno！

[130]勒洛（Alejandro Lerroux Y Garcia，1864—1949）：西班牙政治家，西班牙激进共和党的领袖。自1931年起曾数次出任西班牙第二共和国的国务部长、外交部长、总理等政府要职。在1936年的大选中被西班牙人民阵线党所击败。西班牙内战爆发后，他逃往葡萄牙避难，1947年返回西班牙。他在政治上从共和派逐渐堕落为右派。

[131]普列托（Indalecio Prieto Tuero，1883—1962）：西班牙政治家，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31年4月14日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宣布成立时，他被任命为临时政府的财政部长，但后来在政治上逐渐蜕变为右翼分子。1937年北线战场失败后，他辞去所有政府职务，在墨西哥隐居。“二战”结束之际，他曾试图在墨西哥组建西班牙流亡共和政府以恢复西班牙民主。这一举动的失败导致他最终彻底退出了政治舞台。

[132]马雅可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1893—1930）：前苏联诗人、剧作家，生于格鲁吉亚。作为一个狂热的未来主义者，他以一种慷慨陈词、积极进取的前卫风格写作，性格放浪不羁，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后改用喜剧风格来吸引大众。

[133]塞莫皮莱山口，又译“温泉关”，希腊东部山海间的一个关隘，距雅典西北部约200公里。公元前480年，6000名希腊人在此抗击薛西斯一世率领的波斯军队时全部牺牲，其中包括300名斯巴达人和他们的国王莱奥尼达斯。

[134]霍雷修斯（Horatius Cocles Publius），古罗马传说中的英雄。据传，公元前508年左右，霍雷修斯与另外两名壮士坚守在罗马城与伊特拉斯坎斯之间的一座木桥上，阻击前来入侵的伊特拉斯坎斯人的大军。罗马城得救后，他才跳入台伯河，游至对岸。

[135]美国儿童文学作家玛丽·伊丽莎白·梅普斯·道奇在其小说《银冰鞋》中所讲述的荷兰传说中的小英雄汉斯·布林克尔的故事：小男孩汉斯发现哈林村的海堤上出现了一个漏洞，便迅速用手指堵住了漏洞，保住了村里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1950年，荷兰在当时已有六百多年历史的斯帕伦丹水闸竖立了一座少年铜像——身体前倾，手指堵在墙上的喷水孔里。

[136]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1813—1873），苏格兰医学博士、传教士、探险家。1841年，他以传教士身份前往非洲的贝专纳，遍游当地后，于1849年发现了恩加米湖，1851年发现了赞比西河，1855年发现了维多利亚瀑布，1866年开始寻找尼罗河的源头。1871年，亨利·莫顿·斯坦利爵士与其相遇时，发觉他身体状况不佳。斯坦利与他见面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看这位就是利文斯通博士吧。”罗伯特·乔丹在此处以开玩笑的方式借用了这句话。

[137]这三座城市都在美国西部，离罗伯特·乔丹的家乡不远。他在遐想着以后要带着玛丽娅去这些地方定居。

[138]洛佩·德·维加（Felix Lope de Vega y Carpio，1562—1635），西班牙剧作家、诗人，是西班牙民族戏剧的开创者，是西班牙文学中“黄金世纪”仅次于塞万提斯的重要作家。他的作品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的特点：自然、绚丽、明朗、通俗。

[139]加尔多斯（Benito Perez Galdos，1843—1920），西班牙小说家、剧作家，是西班牙最重要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之一，也是西班牙著名小说家当中最为多产的作家，与塞万提斯并称为西班牙文学史上“一对并峙的高山”。

[140]指西班牙法西斯组织长枪党党徒。

[141]米苏拉市是蒙大拿大学的所在地。罗伯特·乔丹战前即执教于该大学。

[142]典出《圣经·旧约全书·诗篇》第九十篇第十一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

[143]ahora为西班牙语；maintenant为法语；heute为德语；均意为“现在”。

[144]Esta noche为西班牙语；ce soir为法语；heute abend为德语；均意为“今晚”。

[145]法语，意为“人生”、“妻子”。

[146]德语，意为“妻子”。

[147]mort为法语；muerto为西班牙语；todt为德语；均意为“死亡”。

[148]guerre为西班牙语；guerra为法语；krieg为德语；均意为“战争”。

[149]cherie为法语；prenda为西班牙语；schatz为德语；均意为“小甜心，宝贝”。

[150]罗伯特·乔丹此处引用的是牧师在教堂为新人主持婚礼时所说的话。

[151]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De tu propia voluntad。

[152]卡利人为南美印第安人的一个部族，主要生活在如今哥伦比亚等国家。

[153]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Pues es muy raro。

[154]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Como que no, hija？

[155]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Gitanos。

[156]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busnes。

[157]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A mi que？

[158]典出《圣经》：耶稣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时，对十二门徒说，他将被定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他向上帝祷告，是否可以让他不要喝下这杯苦酒。《圣经·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三十九节：“他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后来，耶稣在让他的门徒向上帝祷告时，又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圣经·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第四十二章）最后，门徒彼得拔出随身佩刀，将前来捉拿耶稣的大祭司的仆人的右耳削掉了，但“耶稣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圣经·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十至第十一章）

[159]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Mucha nieve。

[160]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aviones。

[161]比利牛斯山脉位于西班牙东北部，从大西洋海岸到地中海沿法国与西班牙边境延伸，是法国与西班牙两国的天然国界。

[162]坎塔布连山脉位于西班牙北部，濒临大西洋的比斯开湾，横贯西班牙北部海岸与法国西南海岸。

[163]雪暴（Blizzard），一种充满粉末状雪粒并裹挟着小冰晶的大风暴。如发生在夏季，气温会随着雪暴的来临而急剧下降。

[164]强风（gale），指八级以上大风。在气象学上，指蒲福风级表（Beaufort Scale）中八级以上风而言，其近地面风力可达每小时68公里或更快。

[165]线飑（Line Squall），指突然发生的一种猛烈的风暴，有时长达数百公里，但历时很短（通常只几分钟）。线飑经过的地方，往往有线状的又低又黑的云团，风速突然加快，出现典型的低气压冷锋，并伴随大雨和冰雹。

[166]阿斯图里亚斯是西班牙西北部一自治区，原为公国。濒临比斯开湾。

[167]萨拉戈萨，西班牙北部一城市，是阿拉贡省的首府，位于埃布罗河畔。

[168]胡安·马契（Juan Albert March Ordinas，1880—1962），西班牙商人，与弗朗哥法西斯政权关系密切。因其不正当的交易和不择手段捞取政治资本而臭名昭彰。

[169]阿罗巴，西班牙重量单位，约合25.36磅。

[170]耶稣受难周（Passion Week），西方习俗，指从受难主日（Passion Sunday）到棕榈主日（Palm Sunday）间的一周。

[171]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palotaxo。

[172]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aficionados，意为“爱好者；热衷者”。

[173]曼萨尼亚酒为西班牙盛产的一种白酒。

[174]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flamenco，意为“安达卢西亚风格的；具有吉卜赛色彩的”。

[175]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Gitana。

[176]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Ole！

[177]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Que sencillo！

[178]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picadors，意为“斗牛士助理”，即在斗牛开始时骑着马用长矛去刺牛使其激怒的骑马斗牛士。

[179]加利西亚（Galicia，西班牙语为Gallegos），西班牙西北部一自治区，从前为西班牙一王国，位于伊比利亚半岛西北部，历史悠久，有其独特的语言和文化习俗。

[180]恩里克·李斯特（Enrique Lister Forjan，1907—1994），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和重要军事指挥员之一，毕业于前苏联高级军事指挥学院。西班牙内战期间回国组建游击队，打击佛朗哥法西斯政权。他与佛朗哥是同乡，两人均出生于西班牙加利西亚地区的同一个城市。

[181]卢戈（Lugo），西班牙语西北部一城市，加利西亚地区卢戈省的省会，是加利西亚地区第四大城市。

[182]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analfabetos。

[183]诺亚（Noya, Noia），西班牙西北部沿海一渔港，居民多以打渔为生。

[184]坦布尔河（the Tambre），西班牙加利西亚地区一河流，纳格雷拉为该河流上的一座古老的小镇。

[185]“告解”是天主教七圣事之一。即以忏悔和苦修的方式来赎罪。

[186]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Hola, viejo。

[187]“雪茄铺子门前的印第安人木雕”（cigar-store Indian），是一种与真人一般大小的彩色木雕。从前，美国的雪茄店多用此为招牌，借以招徕顾客。此处喻指费尔南多站在雪地里一动不动的样子。

[188]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El Palacio del Miedo。

[189]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La cueva de los huevos perdidos。

[190]指“卵蛋；睾丸”，是男子汉勇气的象征。此处指巴勃罗已丧失了斗志。

[191]阿让库尔战役（Battle of Agincourt），是英法“百年战争”期间，英王亨利五世于1415年在法国北部的阿让库尔地区以寡敌众、重创法国大军的一次战役。该战役的胜利主要因使用大弓而获得，使得亨利五世最终一举攻克了诺曼底。

[192]在古英语中，storm（风暴）一词，源自德语sturm。两者均可作名词和动词，也均可作“进攻；强攻”解。

[193]柯立芝（John Calvin Coolidge，1872—1933）美国共和党政治家，美国第三十任总统（1923—1929）。向以少言寡语著称，美国民众为这位总统取了个绰号，叫他“沉默的卡尔”。柯立芝言不轻发，但言必有中，因而传下许多精彩的名言。

[194]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No se。

[195]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Hay que aprobechar el tiempo。

[196]巴克斯（Bacchus），希腊神话中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us）的别名。

[197]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Estados Unidos。

[198]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Escoceses。

[199]此处原文为西班牙俚语：Los cojones，意为“鸡巴蛋”。在西班牙语中，此为骂人的话。在英语中，该词有“勇气；男人气概”之意。

[200]罗伯特·乔丹来自蒙大拿州（Montana），该州名与西班牙语中的montana（大山）一词词形相同，均源自拉丁语。所以，普里米蒂伏才有此问。

[201]此处指美国政府所实施的《宅地法》（Homestead Act）。《宅地法》是1862年5月由美国第16位总统林肯颁布的一项旨在无偿分配美国西部国有土地给广大移民的法令。《宅地法》规定，凡一家之长，或年满二十一岁的人，在宣誓获得土地是为了垦殖目的并缴纳十美元费用后，均可登记领取总数不超过160英亩的宅地，登记人在宅地上居住并耕种满五年，就可成为该宅地的所有者。它是美国历史上一项著名的经济措施。罗伯特·乔丹所提到的，是后来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在蒙大拿州的情况。

[202]典出《圣经》，喻指耶稣基督。据《圣经·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耶稣曾使已埋葬了四天的拉撒路复活。另据《圣经·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二至三十三节，耶稣曾于四更天在水面上行走，使门徒们相信他就是上帝的儿子。门徒彼得见到后，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第二十八节）

[203]小说原文中使用的是profesor，该词在西班牙语中是“老师”的统称，未必是英语中的“教授”之意。

[204]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Estoy muy borracho。

[205]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Sinverguenza。

[206]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bicho raro。

[207]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Salud y cojones。

[208]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blanco。

[209]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Rojo。

[210]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Cobarde。

[211]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Que te importa。

[212]此处原文为西班牙俚语：maricon，意为“同性恋者；嫖客”；是很恶劣的骂人话。

[213]西班牙语：Matarlo。

[214]西班牙语：facciosos。

[215]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Estoy listo。

[216]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Que tal？”是西班牙语里常用的较为正式的问候语，相当于英语的“How are you?”

[217]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Por favo。

[218]此处原文为西班牙俚语：Leche。

[219]空盒气压表（Aneroid Barometer），一种测定气压的仪器。这种气压表中有一个接近真空的金属盒，盒盖上有凹槽，以便保持灵敏度。一旦盒盖上的压力有变化，横杆上的指针便能在刻度盘上有所指示。这种气压表虽不精密，但便于携带。

[220]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De veras。

[221]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manicomio。

[222]巴黎一大街名，为儿童游乐场所。

[223]格兰特（Ulysses Simpson Grant，1822—1885）：美国将军，美国第18任总统（1869—1877）。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他作为北部联邦军队的统帅，通过采用消耗策略，于1865年打败了南部邦联的军队。

[224]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Muy bien。

[225]这是作者以前苏联《真理报》（Pravda）派驻马德里的记者科尔佐夫为原型，在这部作品中塑造出的一个虽未真正出场、却很重要的人物形象。

[226]共产国际（Comintern），又叫第三国际，1919年成立于莫斯科，1943年解体。

[227]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El Campesino。

[228]巴伦廷·冈萨雷斯（Valentin Gonzalez，1904—1983），西班牙内战时期共和军的重要将领。号称“泥腿子”的冈萨雷斯和西班牙“第二共和”时期人民军中众多出身工农的指挥员一样，都曾在苏联接受过军事训练。大革命失败后，他流亡法国，并多次组织游击队反击法西斯独裁统治。1978年西班牙法西斯主义倒台后，他返回祖国。后在马德里去世。

[229]阿布德·艾尔·克里木（Abd el-Krim，1882—1963），摩洛哥起义军的主要领导人，与其兄弟穆罕默德一起率领摩洛哥游击队于1920至1927年间四处抗击法国、西班牙等殖民者的统治，为摩洛哥于1956年的独立做出了卓越贡献。据说，他的游击思想和游击战术颇为精湛，甚至影响了毛泽东、胡志明等人。他于1963年在开罗去世，未能实现他回归祖国的愿望。

[230]胡安·莫德斯托（Juan Modesto，1906—1969）：西班牙共产党员，西班牙内战期间共和军的优秀指挥员，与李斯特一样，都是共产党培养的高级将领。

[231]圣玛利亚港位于加迪斯湾，濒临大西洋，是西班牙重要港口，也是旅游胜地，尤以其美丽的海滩闻名。

[232]贝立兹（Charles Frambach Berlitz，1914—2003），美国著名语言学家和教育家。一生致力于语言教育，创办的语言学校遍及美国和世界各地。美国总统肯尼迪、法国总统密特朗等政界要人以及众多的社会名流都曾在贝立兹学校学习过。贝立兹因而成为世界知名的语言培训机构。

[233]麦克斯三兄弟是好莱坞著名喜剧演员，《歌剧院一夜》是他们当年主演的名片。

[234]匡特里尔（William Clarke Quantill，1837—1865），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部邦联游击队的头目。在南北战争初期带领南方丛林游击队在密苏里—堪萨斯一线活动，袭击和杀害北部联邦军，后来在与北部联邦军的激烈交战中被打死，时年二十七岁。

[235]莫斯比（John Singleton Mosby，1833—1916），也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部邦联游击队的头目，号称“灰色幽灵”，率领骑兵袭击联邦军队，破坏交通，以其闪电战术而闻名，危急时即混入当地百姓中逃遁，令联邦军队大为头痛，格兰特将军曾下令：“只要抓住莫斯比的人，不用审判，立即绞死。”

[236]维克斯堡是美国密西西比州西部密西西比河上一城市，在南北战争中是南部邦联的重要据点。格兰特将军率领联邦军队包围这座城市近一年才最后攻克。这就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著名的维克斯堡战役，而维克斯堡围歼战（The Siege of Vicksburg）则被称为南北战争的重要转折点之一。

[237]谢尔曼（William Tecumseh Sherman，1820—1891），美国名将，1864年在美国南北战争中担任联邦军西线总司令，率领60000人横越佐治亚州，其间用故意破坏所经之地的策略击溃了北部邦联的军队，并摧毁了敌方的士气。

[238]杰克逊（Thomas Jonathan Jackson，1824—1863），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部邦联的名将，外号“石墙杰克逊”，因其1861年在第一次布尔溪战役中的出色指挥而一举成名，后成为南军统帅罗伯特·E.李麾下的得力将领。

[239]杰布·斯图亚特（James Ewell Browm“Jeb”Stuart，1833—1864），美国将领，在美国南北战争中担任南部邦联的骑兵将领，曾为南方立下不少战功，深得南部统帅罗伯特·李的赏识。

[240]谢里登（Philip Henry Sheridan，1831—1888），美国将军，在南北战争中担任北部联邦骑兵将领，为北军立下过赫赫战功。1865年，他率领北军骑兵追击罗伯特·李，迫使其最终投降。

[241]麦克莱伦（George Brinton McClellan，1826—1885），美国南北战争中担任北部联邦军少将，在战争初期战功卓著。但后来由于过高估计敌方实力，行事过于审慎，常常贻误战机，被林肯总统两次撤离指挥岗位。

[242]米亚哈（Jose Miaja Menant，1878—1958），在西班牙内战时期任西班牙政府军少将，在马德里保卫战期间任马德里的城防司令。但后来叛变，支持叛军反对西班牙共和政府。西班牙内战结束后流亡国外，在英国、阿尔及利亚、法国等地生活过，1958年在墨西哥去世。

[243]鞑靼人（Tartar）：西方人习惯于把蒙古人统称为鞑靼人。13世纪初叶，成吉思汗率军征服了亚洲大部分地区和东欧，14世纪在帖木儿的统治下建立了帝国，定都撒马尔罕。

[244]马德里的普拉杜西班牙国家美术馆是世界著名的美术馆之一，成立于1818年。曼特尼亚（Andrea Mantegn，1431—1506），意大利画家、雕刻家，尤以壁画闻名；格列柯（El Greco，1541—1614），西班牙画家，他的肖像画和宗教画以扭曲的透视图、拉长的人物造型和鲜亮的色彩为特点；布吕赫尔（Pieter Brueghel，1525—1569），荷兰著名画家，作品包括风景画、宗教寓言画，以及描绘农民生活的讽刺画。布吕赫尔是荷兰著名艺术世家，继他之后，出了几代名画家。

[245]伊伦为西班牙巴斯克自治区一重要古城，有众多名胜古迹，是西班牙旅游胜地。圣塞瓦斯蒂安为西班牙北部重要港市和度假胜地，位于比斯开湾，近法国边境。维多利亚为西班牙东北部城市，巴斯克地区首府。1813年惠灵顿公爵即在此打败法国军队，使西班牙摆脱了法国的统治。

[246]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Tercio，原意为“三分之一”，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军事术语，常指“由各国骁勇善战、武艺高强的职业军人所组成的混成远征军队”。此处指“由外籍士兵组成的部队”。

[247]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地区一城市，由迦太基人建立，711年—1236年处于摩尔人统治之下，以其风格独特的古建筑而闻名，尤其是大清真寺。

[248]此句的原文为西班牙语：Nuestra gloriosa tropa siga avanzdo sin perder ni una sola palma de terreno。

[249]西班牙南部科尔多瓦省一城市，位于安达卢西亚自治区北部。

[250]托莱多，西班牙中部一城市，距首都马德里仅70公里，历史悠久，是西班牙历史文化名城之一。1986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251]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gueule de conspirateur。

[252]卡尔伏·索特罗（Jose Calvo Sotelo，1893—1936），西班牙“第二共和”期间的政治人物，有强烈的法西斯主义倾向，于1936年7月被暗杀。这一暗杀事件据说与西班牙政府直接有关，因而加速了西班牙内战的爆发。

[253]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Mundo Obrero，指西班牙出版的双月刊《工人世界》。

[254]P.O.U.M.是西班牙语“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artido Obrero Unificacion Markista）的首字母缩略词。该政党形成于西班牙“第二共和”期间，主要活跃于西班牙内战中，在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两地人数众多，但思想极左，与西班牙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持不同政见，于1937年5月在巴塞罗那发起反共和政府的暴动。

[255]M.U.M.S.意为“流行性腮腺炎”；M.E.A.S.L.意为“荨麻疹”。卡可夫在此故意把这两个词念成这样，借以讥笑“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缩略表达形式。

[256]圣让德吕兹是法国南端濒临比斯开湾的一座小城，距西班牙边境城市伊伦很近。布尔格斯为西班牙北部布尔格斯省的省会，11世纪时是卡斯提尔王国的首都。1936年—1939年间为佛朗哥国民政府的所在地。

[257]这些地名除纳瓦拉为北部比利牛斯山南的一省名外，其他均为西班牙古王国时期的地名，并一直沿用至今。阿拉贡为西班牙东北部一自治区，北至比利牛斯山，东至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首府为萨拉戈萨，原为一独立王国，1137年与加泰罗尼亚合并，1479年与卡斯蒂利亚合并。卡斯蒂利亚为西班牙中部地区，位于伊比利亚半岛的中央高原，旧时为独立的王国。两个卡斯蒂利亚是：卡斯蒂利亚—拉曼查，现为西班牙中部一自治区，首府为托莱多；卡斯蒂利亚—莱昂，为西班牙北部一自治区，首府为巴利亚多利德。本书的故事背景即在这一地区。

[258]乔治·博罗（George Henry Borrow，1803—1881），英国作家，他与吉卜赛人一起流浪，这种生活为他的作品《莱文格罗》及其续集《吉卜赛男人》提供了素材。

[259]理查德·福特（Richard Ford，1796—1858），英国作家，毕业于牛津大学三一学院，曾在西班牙旅行四年，1845年出版两卷本《西班牙旅行手册》，1846年出版《西班牙手记》。他也是西班牙诸多重要期刊杂志的特约撰稿人。

[260]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Que cosa ma rara。

[261]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De la muerte。

[262]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peon de brega。

[263]格兰纳罗（Manuel Manolo Granero，1902—1922），西班牙斗牛士。

[264]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Pues nada。

[265]塔拉韦拉是西班牙托莱多省的一个城市。

[266]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tendido。

[267]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estribo，意为“斗牛场内的护墙，有阶梯供斗牛士出入”。

[268]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Banderilleros，指西班牙斗牛中持短矛刺牛的肩胛部或颈部、起协助作用的斗牛士的助手；而Picardos则为副斗牛士，在斗牛开始时，骑在马上以长矛刺牛，使其发怒。

[269]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matadero。

[270]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gitana。

[271]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casas de putas。

[272]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Buenas noches。

[273]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Como tu。

[274]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Ojala no。

[275]也即圣心像（Sacred Heart），是天主教信徒们随身佩戴的代表耶稣基督的圣心的一种纹章，是天主教徒表示虔诚的崇拜之物。

[276]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Mira que caballo。

[277]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Que caballo mas bonito, Que caballo mas hermoso。

[278]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Dejamos。

[279]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Me voy。

[280]喜马拉雅山主峰之一，为世界最高峰，又称圣母峰。在我国称珠穆朗玛峰。

[281]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hijo de la gran puta。

[282]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Redios，表示惊讶，意思相当于“哎呀！”或“我的老天啊！”

[283]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Ay, mi madre。

[284]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Que tio！

[285]“卡洛斯派骑兵”是西班牙内战期间的一支保皇派武装力量，主要由来自西班牙纳瓦拉地区的人所组成，他们头戴红色贝雷帽，胸前佩有红色圣心纹章，骁勇善战，然而思想极为守旧，站在旧西班牙君主政体、教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是叛军的急先锋，但后来又与佛朗哥法西斯政权分道扬镳。该术语源自法语Requete，原指发生于1835年“第一次卡洛斯战争”时期拥护西班牙君主堂·卡洛斯及其后裔继承王位的王室正统论者，后泛指卡洛斯派武装力量。

[286]此处的原文为西班牙语：Anda！

[287]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Me vo。

[288]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Menuda matanza。

[289]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Estoy listo。

[290]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No te apures。

[291]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Tu ves？

[292]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Como que no？

[293]此处原文为西班牙俚语：carajo。

[294]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Vaya。

[295]此处原文为西班牙俚语：cojones。

[296]里格，长度单位，在英美等国约为三英里。

[297]火刑（Auto de Fe），中世纪时期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对异教徒施行的一种处决方法。即公开将被宣判为异教徒的人活活烧死。

[298]柏柏尔人（Berbers）是北非古老民族之一，现主要分布于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利比亚、突尼斯和马里等国和地区，属欧罗巴人种。他们使用柏柏尔语，属闪—含语系柏柏尔语族。关于柏柏尔人的起源，至今仍没有定论。

[299]古伊比利亚人（Old Iberians）是西班牙南部和东部青铜时期的古老民族之一。伊比利亚人的先民据称是在远古时期从北非辗转迁移到西班牙的。伊比利亚人这个概念，在语言学和地理学上有着不同的含义。语言学意义上的伊比利亚人，指的是以伊比利亚语为母语、生活在当今伊比利亚半岛的民族。地理学意义上的伊比利亚人则主要指当今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这两大民族。伊比利亚人的起源至今不详。

[300]Stein一词为德语，意为“石头”，也是美国女作家格特鲁德·斯泰茵（Gertrude Stein，1874—1946）姓氏的谐音。斯泰茵长期旅居法国巴黎，是先锋派文艺的积极倡导者和现代派语言艺术的大胆实验者，也是意识流创作手法的先驱。她的文艺思想和写作实践对海明威、菲茨杰拉德、舍伍德·安德森等作家影响很大。她20世纪20年代在巴黎的寓所几乎是青年作家们常常聚集的沙龙，海明威本人便是常客。海明威此处是借本书主人公罗伯特·乔丹之口，戏仿格特鲁德·斯泰茵的名句：“Rose is a rose is a rose is a rose.”这一名句原为斯泰茵另一部作品中的一句话，原文是：“A day that is a day is a day”，后来她将其改为现在这样，写在她的诗作《神圣的艾密莉》中。（详见《空谷足音——格特鲁德·斯泰茵传》，张禹九著。P67）

[301]卡尔梅勒山（Carmel Mount）为今以色列西北临地中海海岸的山脉，是海法港的天然屏障。在《圣经》中，先知伊利亚在此战胜巴力祭司。（《圣经·列王记》）卡尔梅勒山修道院是十字军时期天主教派在此山上修建的献给圣母的大教堂。

[302]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joder，相当于英语中的“fuck”。

[303]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Es muy hombre！

[304]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Que pasa？

[305]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Vamonos。

[306]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Hay que aguantarse。

[307]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Pobre。

[308]此处原文为西班牙俚语：jodido，相当于英语的“fucked；darned”。

[309]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Pobre.Pobre Sordo。

[310]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locos。

[311]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Total, que？

[312]此处原文为西班牙俚语：cojones。

[313]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puchero。

[314]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Ya lo se。

[315]潘普洛纳是西班牙北部一著名城市，原为纳瓦拉王国的首都，现为纳瓦拉地区的首府，以每年七月在此举行的“圣费明狂欢节”而闻名，庆祝方式之一就是让牛群在城内大街上狂奔。海明威曾多次去过潘普洛纳，在其他作品中对此也有描述。

[316]圣母比拉尔即圣母玛利亚，是西班牙天主教的说法。比拉尔（Pilar）一词在西班牙语里的意思是“立柱；支柱”。圣母玛利亚在西班牙天主教堂里的形象一般为站在立柱顶端的女神（Nuestra Senora del Pilar，即相当于英语的Our Laday of the Pillar）。

[317]前者为法国大革命时期提出的口号；后者出自美国《独立宣言》，并被写入美国大宪法，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

[318]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Un callejon sin salida，意为“一条没有出口的通道；一条死胡同”。

[319]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Estamos copados。

[320]此处原文为：Resistir y fortificar es vencwe。

[321]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Vencer。

[322]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Mierda，常用来表示蔑视、厌恶等，相当于英语里的“shit”。

[323]“热情之花”是西班牙工人阶级的著名领袖、西班牙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多洛雷斯·伊巴露丽（Dolores Ibarruri，1895—1989）的笔名。她1920年参与创立西班牙共产党，1930年任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1932年任西班牙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42年任党的总书记，同年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伊巴露丽不仅是西班牙共产党的卓越领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还是出色的宣传鼓动家。她写了许多著作和文章。她1963年写成的自传《唯一的道路》被译成数种文字出版。她还是《西班牙战争与革命》一书合著者之一。她1984年出版的著作《热情之花回忆录》，1985年已被译成中文出版。多洛雷斯·伊巴露丽的“宁愿站着死，决不跪着生”（It is better to die on your feet than to live on your knees.），便是她常被引用的名言。

[324]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Me cago en tal。

[325]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caza mayor。

[326]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Cabrones！Hijos de puta！

[327]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muchos。

[328]斯托克斯迫击炮最初由英国人维尔弗烈德·斯托克斯（Sir Wilfred Scott-Stokes，1860—1927）所发明，直径3英寸，可发射重达11磅的炮弹，最大射程可达800码，为轻型火炮。

[329]纳瓦塞拉达为首都马德里附近的一个自治城市，以其独特的自然风景和名胜古迹而成为旅游胜地。

[330]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No se。

[331]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picardia。

[332]瓜达拉哈拉位于西班牙中部偏北，是瓜达拉哈拉省的首府城市，与马德里、塞哥维亚、萨拉戈萨、索利亚等省或城市接壤。叛军试图攻占该城市，进而直逼马德里。

[333]索利亚位于西班牙中部，是西班牙人口最为稀少的省份之一，其省会城市索利亚为历史文化名城，位于杜艾洛河的西岸，距首都马德里仅140英里。

[334]西昆萨为瓜达拉哈拉省的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众多中世纪及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遗留下来的名胜古迹。西班牙内战期间，弗朗哥叛军的主力部队的一部分即盘踞在此。

[335]加迪斯是西班牙西北部的重要港口城市，位于伊比利亚半岛，是加迪斯省的省会城市，也是安达卢西亚地区八大历史名城之一。西班牙内战一开始，该市即沦陷，成为叛军从国外运送武装人员和军用物资的补给港。

[336]阿甘达是西班牙首都马德里附近的一座古城，位于马德里东南，有铁路和公路通往马德里和巴伦西亚。如今是西班牙酿酒业的中心城市之一。

[337]卡尼要塞（Fort Kearny）始建于1848年，位于美国西部的俄勒冈州和内布拉斯加州之间的交通要道，处于印第安人的中心区域。当年主要用于为美军输送给养，同时遏制印第安人的反叛和袭击。

[338]鲍勃是罗伯特的昵称。

[339]查布（Chub）：原意为“胖子”，指“有同性恋倾向的肥仔”。

[340]红洛奇城是美国蒙大拿州卡本县的中心城市，是通向美国著名风景区黄石国家公园的门户。这座山城以其滑雪、山地自行车赛等众多户外运动以及西部风情和风景秀丽而闻名。

[341]库克城是蒙大拿州帕克县境内的一座山城，位于黄石公园北面，也是闻名遐迩的旅游度假胜地。

[342]熊齿高原（Bear Tooth Plateau）位于美国蒙大拿州南部和怀俄明州西北部，东北部与黄石国家公园接壤，是美国海拔最高的高原，熊齿山上终年积雪，熊齿山口为其最高点。因其山峰绵延起伏，犬牙交错，山口有一拔地而起的巨峰状如熊齿而得名。

[343]卡斯特（George Armstrong Custer，1839—1876），美国骑兵将军，在美国南北战争中战功显赫，然而在蒙大拿州小比格霍恩河附近与苏族印第安人的交战中，他率领的军队全部阵亡，俗称“卡斯特的最后之战”。

[344]此处原文为法语：Lache。

[345]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cobarde。

[346]由于罗伯特·乔丹不喜欢自己的父亲，便不肯用“父亲”这个词，而用“那个人”来指代他父亲了。

[347]安海斯—布什酿造公司创办于1860年，总部位于密苏里州，如今已成为美国最大的酿造公司，在美国本土拥有十二家分公司，近二十家海外分公司，同时还经营着美国最大的十个主题公园。

[348]基尔帕特里克（Hugh Kilpatrick，1836—1881），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联邦军队的骑兵将领，参加过葛底斯堡战役（1863），在谢尔曼将军指挥的亚特兰大战役中担任骑兵司令（1864），后晋升为美军上将。

[349]威灵顿公爵（Arthur Wellesley Wellington，1769—1852），英国将军，英国保守党政治家和首相（1828—1830），素有“铁公爵”之称，在半岛战争（1808—1814）中任英军指挥官，1815年在滑铁卢战役中打败拿破仑，从而结束了拿破仑战争。

[350]此处原文为法语俚语：clochards。

[351]俄南（Onan）是犹大的次子。犹大的长子珥死后，“犹大对俄南说，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向他尽你为弟的本分，为你哥哥生子立后。俄南知道生子不归自己，所以同房的时候，便遗在地上，免得给他哥哥留后。俄南所作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也就叫他死了”。（典出《圣经·旧约全书·创世记》第三十八章，第八至第十节）如今在英语中，Onanism一词即出自此典故，意为“交媾中断”，即“在未射精前中止性交，以手淫解决问题”。

[352]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Vive la Republica！

[353]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Vive la Republica y vivan mis padres。

[354]U.H.P.是Unios Hermanos Proletaios的首字母缩写，是西班牙内战时期共和党的一个组织的名称，意为“无产阶级的兄弟们，联合起来”。

[355]科尔特斯（Hernan Cortez de Monroy Pizarro，1485—1547），西班牙殖民者，16世纪时以残酷的方式征服今墨西哥印第安人的阿兹特克帝国，并参与早期西班牙对美洲大陆的殖民征服。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 y Gonzales，1471—1541），西班牙航海家和殖民者，参与了西班牙早期对美洲大陆的殖民征服，是今秘鲁首都利马城的缔造者。梅嫩德斯（Pedro Menendez De Aviles，1519—1574），也是西班牙航海家和殖民者，并参与了西班牙对美洲大陆的殖民征服，是佛罗里达州的建立者。

[356]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Otra Virgen mas。

[357]即“热情之花”、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多洛雷斯·伊巴露丽。（详见第二十七章脚注。）

[358]韦里亚康纳霍斯为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辖区内一古老城区，据说公元8世纪即开始人丁兴旺，非常繁荣，但仍一直以农业型经济为主。该地区以其盛产橄榄油、葡萄酒、各类瓜果而闻名遐迩。霸喇狗（bulldog）是一种颈粗性猛的牧羊犬。

[359]哭墙（Wailing Wall）：耶路撒冷城内回教奥马尔寺院附近一庭院的围墙，高59英尺，据传系由所罗门圣殿的石块所砌，犹太人于每星期五在此墙前相聚，做祈祷或哀悼。

[360]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Bablo Iglesias Posse，1850—1925），西班牙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和工党领袖，是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1879）和西班牙全国总工会（1888）的缔造者。

[361]拉尔戈（Francisco Largo Caballero，1869—1946），西班牙政治家，西班牙社会党和西班牙全国总工会的领袖，曾担任“西班牙第二共和”总理（1936—1937）。

[362]杜鲁蒂（Jose Buenaventura Drruti Dumange，1896—1936），西班牙无产阶级领袖，革命军杰出将领和军事指挥家，西班牙内战时期革命军的核心领导人之一。

[363]此处原文为西班牙俚语：Me cago en la leche。

[364]彼得、保罗都是耶稣的门徒。“保罗”在西班牙语中就是“巴勃罗”。那军官因听到“巴勃罗”的名字而想起《圣经》里的人物，便以此来开安德雷斯的玩笑。

[365]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Que poco amables sois。

[366]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Quiero decir, que buena alambrada。

[367]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Muy, muy serio。

[368]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Viva la Libertad！

[369]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Viva la F.A.I.Viva la C.N.T.，Viva el anarco-sindicalismo, Viva el anarco-sindicalismo！

[370]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Viva nosotros Viva nosotros。

[371]艾伦胡埃斯是一座古城，位于马德里正南48公里处，距托莱多也是48公里。有众多名胜古迹，并盛产瓜果蔬菜，供应马德里市场。

[372]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la gloria。

[373]原文为Cante Hondo和Saetas。Cante Hondo意为“深沉的颂歌”，是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地区的民歌，节奏单调，音调深沉，有吉卜赛人的风味。Saetas也是安达卢西亚地区的颇有古风的宗教颂歌，为天主教徒在宗教仪式上所吟诵。

[374]这些人都是主人公罗伯特·乔丹在其家乡的青年朋友。

[375]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Valen mas que pesan。

[376]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Dentro de la gravedad。

[377]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Ni tu, ni Dios。

[378]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Bueno, y que？

[379]此处原文为西班牙粗鄙用语：me cago en la leche。

[380]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En el fondo no soy cobarde。

[381]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No me gusta estar solo。

[382]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Sabes？

[383]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Hombre！Que mal lo pase！

[384]犹大是耶稣十二门徒之一。他为了30枚银币向犹太官方出卖了耶稣。《圣经·福音》中并未说明他的动机，后为之悔恨而自杀身亡。

[385]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Son buenos。

[386]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Buenos y bobos。

[387]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A tu gusto。

[388]塔尔苏斯是土耳其南部的一个古城，是圣保罗的出生地。

[389]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Que me maten，常用于表示惊讶。

[390]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Dentro de la gravedad。

[391]《阿贝赛》报（A.B.C.）为西班牙大报，创刊于1904年，是西班牙保皇派的主要报纸，发表保守派的观点和言论。

[392]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De la primera。

[393]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Suerte, Ingles。

[394]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au fond。

[395]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maricones。

[396]此处原文为西班牙粗鄙语：Me cago en tu padre。

[397]“第二童年”指年老昏聩而致的愚蠢或幼稚行动。

[398]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Nada mas。

[399]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de acuerdo？

[400]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Vaya gente！

[401]此处原文为法语：chasseurs a pied。

[402]马尔蒂（Andre Marty，1886—1956），法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之际被共产国际派往西班牙，担任国际纵队的第一政委（1936—1938），但他在此期间曾因政见不同等原因，错杀过国际纵队中的不少仁人志士。后来革命意志衰退，晚年被开除出党。

[403]加泰罗尼亚语是一种与卡斯蒂利亚西班牙语和普罗旺斯语有密切关系的罗曼语，在加泰罗尼亚、安道尔、巴利阿里群岛，以及法国南部部分地区广为使用，如今约有600万使用者。

[404]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Esta loco。

[405]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Apesar de eso, esta loco。

[406]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Como lo oyes。

[407]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Mata mas que la peste bubonica。

[408]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Mata bichos raros。

[409]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Tiene mania de fusilar gente。

[410]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Purifica mas que el Salvarsan。

[411]洒而佛（Salvarsan）是一种治疗梅毒的特效针药，是该药的商标名，俗称606，即盐酸二氨基砷酚。

[412]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Quereis echar un trago？

[413]此处原文为西班牙俚语：Me cago en su puta madre！Esta loco。

[414]此处原文为西班牙俚语：Hijo de la gran puta！Loco。

[415]此处原文为法语：Et maintenant fiche moi la paix。

[416]此处原文为法语：Nous sommes foutus.Oui.Comme toujours.Oui.C’est dommage.Oui.。

[417]此处原文为法语：Rien a faire.Rien.Faut pas penser.Faut accepter.。

[418]此处原文为法语：Bon.Nous ferons notre petit possible。

[419]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Buena, caza, Ingles.Buena, caza！

[420]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Sin novedad。

[421]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Yuve que rematarlo。

[422]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Yo mate uno tambien。

[423]“泰山”（Tarzan）是美国作家埃德加·赖斯·巴勒斯（Edgar Rice Burroughs，1875—1950）所创作的长篇系列小说《人猿泰山》（Tarzan of rhe Apes）中的主人公。该小说曾数次被改编成电影和动画片。“泰山”的形象深受人们喜爱，颇似《西游记》里的孙悟空。

[424]此处原文为“Roll Jordan, Roll！”是一支黑人歌曲的名字，意为“奔流吧，约旦河，奔流吧！”本书主人公的姓氏为乔丹，在英语中与约旦河相同。约旦河发源于东黎巴嫩山，长320公里，向南穿过加利利海流入死海。据说，施洗者约翰就是在约旦河上为耶稣施洗礼的，基督教徒、犹太教人、穆斯林教徒等，都视其为圣河。

[425]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Para que？

[426]此处原文为原文为“As Maine goes so goes the nation.”这是美国政界1832至1932年间流行的一句箴言，意为在美国总统竞选时，缅因州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今已成为笑言。

[427]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Comprendes？

[428]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hombre。

[429]此处原文为西班牙俚语：Joder！

[430]此处原文为西班牙俚语：Vaya mandanga！

[431]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Es muy concienzudo！

[432]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mierda。

[433]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Sigue tirando。

[434]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Muche！Muche！

[435]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Sin Novedad！

[436]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Arres caballo！

[437]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Anda。

[438]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Quieres？

[439]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No hace falta。

[440]此处原文为西班牙俚语：Me cago en leche que me han dado！Salud, Ingles。

[441]此处原文为西班牙语：Que puta es la guerra！

版权信息

海明威作品精选系列：永别了，武器

作者：（美）欧内斯特·海明威

译者：孙致礼　周晔

品牌方：九久读书人

目录

版权信息

海明威和他的《永别了，武器》

第一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二部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三部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四部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五部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

第四十一章

海明威和他的《永别了，武器》

我们向读者译介的这部《永别了，武器》，是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在“一战”后写成的一部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为主题的长篇小说，也是20世纪20年代以海明威为代表的“迷惘的一代”最广受推崇的一部杰作。

一

欧内斯特·海明威于1899年7月21日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西郊的橡树园镇。他父亲是医生，酷爱钓鱼、打猎，母亲则爱好音乐、美术。由于受父母亲的影响，海明威从小就兴趣广泛，尤其喜欢摆弄枪支，常到密歇根州北部的树林地带打猎、钓鱼。上高中时，海明威热衷于参加学校的拳击、足球等体育运动，同时还参加学校的演讲协会和乐队，并向校报、校刊积极投稿，很早就显示出他在体育和写作方面的才华。17岁中学毕业后，海明威没有顺从父母要他上大学的愿望，跑到堪萨斯城应征入伍，因年龄问题遭到拒绝后，他到该市的《星报》当记者，并把自己的年龄增加了一岁。当记者期间，海明威不仅加深了对社会的了解，还学会了怎样撰写简洁有力的新闻报道，为他以后文学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18年5月，海明威报名参加美国红十字会战地救护队，6月随救护队开赴欧洲战场，来到意大利当救护车司机，7月8日被炮弹炸伤双腿，住进米兰一家医院。经过十多次手术，他的腿伤终于治愈，便带着一只铝膝盖和意大利政府授予他的两枚勋章，加入了意大利陆军。然而，战争给他心灵造成的创伤是永远难以愈合的，加上他在意大利疗养期间爱上了一位美国护士，可这位护士战后却嫁给了他人，使海明威越发受到了巨大的精神刺激。

1919年初返回家乡，海明威只好重操旧业，到加拿大多伦多《星报》当记者。1921年，他与哈德莉·理查森结婚后，一同赴巴黎担任该报驻法特派记者。在此期间，海明威结识了许多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特别是许多旅居巴黎的美国作家，如格特鲁德·斯泰因、舍伍德·安德森、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埃兹拉·庞德等。以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等为代表的一批美国青年，或是直接或是间接目睹了人类一场空前的大屠杀，经历了种种苦难，因而对社会、人生大为失望，便通过创作小说描写战争的残酷，表现出一种迷惘、彷徨和失望的情绪。斯泰因称他们为“迷惘的一代”。

海明威的文学创作之路，是从短篇小说和诗歌开始的。1923年，他在巴黎发表了处女作《三个故事和十首诗》，但却没有引起反响。两年后，他又发表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全书由十八个短篇小说组成，描写主人公尼克·亚当斯从孩提时代到战后带着战争创伤退伍还乡的成长经历，初步显示了海明威凝练、独特的叙事艺术和写作风格，引起了评论界的注意。不过真正使他一举成名的，还是他于1926年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小说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批青年流落欧洲的情景，反映战争给青年一代造成的生理和心理创伤，以及他们对生活和前途的失落感和幻灭感。因此，该书发表后被誉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海明威也成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言人。

1927年，海明威辞去报社工作，潜心写作，同年发表了第二部短篇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在收入其中的《杀人者》《打不败的人》《五万大洋》等著名短篇中，海明威塑造了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硬汉性格”的人物，对此后美国通俗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与此同时，海明威着手创作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也是第一部战争小说《永别了，武器》。该书初稿用了八个月，修改用了五个月，而小说结尾则修改了三十九次之多。1929年，《永别了，武器》终于问世，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涌现出来的众多反战小说中最为著名的一部。海明威返美后，先在佛罗里达居住，后侨居古巴，并曾到西班牙看斗牛，到非洲猎狮子，其间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最著名的包括《死在午后》（1932）、《非洲的青山》（1935）、《乞力马扎罗的雪》（1936）。1937年，海明威发表了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有钱的和没钱的》，但不是很成功。同年，海明威再次以记者身份奔赴欧洲，采访西班牙内战，积极支持年轻的共和政府，创作了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剧本《第五纵队》（1938）。内战结束后，他回到哈瓦那，于1940年发表了他的第四部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小说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叙述了美国人乔丹奉命在一支游击队配合下炸桥的故事。跟《永别了，武器》中失去信念、没有理想的悲剧人物亨利不同，乔丹是一个具有坚强信念，并甘愿为之而献身的英雄。由此可见，《丧钟为谁而鸣》反映了海明威在创作思想上的转变，从消极反战到积极投身到正义的战争中去。小说出版后大受欢迎，被誉为“20世纪美国文学中一部真正的英雄史诗”。不过，该书也遭到了评论界的批评，有人指责海明威抛弃了他原先那种凝练、白描、纯净的艺术风格和“冰山”原则，取而代之的是情感的宣泄和思想的直露，因此《丧钟为谁而鸣》也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海明威在创作上走下坡路的开始。

40年代初，海明威曾来中国报道抗日战争。50年代，海明威发表了其最负盛名的中篇小说《老人与海》（1952）。小说中孤军苦战的桑提亚哥是海明威30年代创造的“硬汉性格”的继续与发展，而那句名言“人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则拨动了中外无数读者的心弦，引起了他们的共鸣。在这部思想深邃、风格纯净的小说中，海明威恢复了他在《太阳照样升起》《永别了，武器》等作品中表现出的那种优雅、紧凑、凝练的写作风格，将他的叙事艺术推上一个新的高峰。1954年，他由于“精通现代叙事艺术”，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1961年7月2日，海明威自杀身亡。

二

《永别了，武器》的小说原名是A Farewell to Arms，可直译成“告别arms”，而这arms一词是个双关语：它既有“武器”的意思，意指“战争”，又有“怀抱”的意思，意指“爱情”。遗憾的是，汉语中找不到一个对应的双关语，因而无法寻求一个一语双关的汉语译名。以前我国有过《战地春梦》的译名，虽然蕴涵了两层意思，但是重“梦”轻“战”，冲淡了小说的反战主题。两相权衡，现在较多的人倾向于译成《永别了，武器》，虽然意犹未尽，却突出了小说的反战主题。

这部小说以“一战”的意大利战场为背景，以主人公弗雷德里克·亨利中尉与英国护士凯瑟琳·巴克利的爱情故事为主线，重点描写了亨利如何先后“告别”了“战争”和“爱情”——或者更确切地说，“战争”如何毁灭了“爱情”，深刻地揭露了战争毁灭生命、摧残人性的本质。跟作者的许多作品一样，《永别了，武器》带有一定的自传成分。“一战”期间，海明威曾作为意大利战线上的一位救护车司机，腿部被炮弹严重炸伤，与亨利有着极为相似的经历。所不同的是，海明威受伤是卡波雷托大溃败以后的事情，而亨利的受伤却发生在卡波雷托大溃败之前。另外，海明威在意大利疗养期间虽然也有过恋爱经历，但与小说中亨利和凯瑟琳的恋爱故事大相径庭，因而小说中的爱情故事显然是小说家虚构的。不过，作者写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

亨利与凯瑟琳结识后，开始只是同她调情，并非真正爱她。后来他腿部被炮弹炸伤，送到米兰一家美国人办的战地医院治疗，恰巧凯瑟琳也调来这里工作，亨利在她的护理下逐渐康复，两人之间便产生了真挚的爱情。亨利伤口愈合后，本计划出去休假，并打算与凯瑟琳同往，不料出院前又染上黄疸病。等病好准备开赴前线时，又发现凯瑟琳已怀孕。凯瑟琳唯恐被遣送回国，因此决定暂不同亨利结婚，希望战后再成立家庭。亨利返回前线，正赶上奥军在德军配合下发起猛烈进攻，意军连连失利，全线崩溃，开始从卡波雷托撤退。亨利和他的车队也加入了大撤退。由于车辆拥挤、道路堵塞，亨利决定离开大路，抄乡村小道行驶。后因救护车陷入泥浆，亨利一行只好弃车步行，汇入意军撤退的行列。来到塔利亚门托河边时，亨利发现守桥的意大利宪兵正在逮捕和审问脱离部队的军官，并且不分青红皂白地将他们一一处决。亨利也被扣押，面对即将被处决的厄运，他急中生智，一头扎入河中，死里逃生。上岸后历尽艰险，来到米兰医院，得知凯瑟琳去了斯特雷萨。于是他便借了一身便服，去斯特雷萨找到了凯瑟琳。两人劫后重逢，自然欣喜若狂，倍加恩爱。但是一天夜里，酒吧侍者敲响了亨利的房门，告诉他当局第二天一早要来抓他，他只好借了条小船，跟凯瑟琳一起逃往瑞士，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然而凯瑟琳分娩时难产，婴儿大人双双离开了人世。亨利望着“石像”般的凯瑟琳，万念俱灰，在雨中走回旅馆。

小说在一种虚无与幻灭的气氛中结束，强烈地暗示着作品的基本思想，即战争就是灾难，战争就是死亡。战争不仅给亨利个人带来了痛苦与不幸，也给参战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小说第一章末尾写道：“一入冬，雨就下个不停，霍乱也随之而来。不过霍乱得到了控制，最后军队里仅仅死了七千人。”一场霍乱致使军队里死了七千人，这本是个不小的数字，海明威却用了个“仅仅”，确实发人深思！读者不由得在想：这七千人跟战争本身造成的死亡人数相比，一定是小巫见大巫。小说第二十一章告诉我们：意军仅在班西扎高原和圣加布里埃尔就损失了十五万人，在卡索还损失了四万人。事实上，到战争结束时，意大利虽是战胜国，却损失惨重，伤亡人数达一百六十万之多，其中六十万阵亡，二十二万终生残疾。

有的评论家称《永别了，武器》为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伟大的战争小说，然而它又不仅仅是一部战争小说，同时还是一部爱情小说，一部现代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战争导致了爱情的悲剧，而爱情的悲剧又凸显了战争的残酷；正是战争和爱情紧密交织在一起，才造就了这部震撼人心的伟大杰作。

三

然而不管战争与爱情如何交织，贯穿小说始终的还是反战的主题。战争不仅夺去了凯瑟琳及其婴儿的生命，夺去了亨利的爱情和幸福，同时也夺去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和幸福。小说中有些人物，从士兵到军官到牧师，个个都厌恶战争，盼望战争早日结束，回去过和平生活。

首先，在小说多处，海明威借助人物之口，表示了各级参战者对战争的厌倦，如第七章，发疝气的士兵问亨利：

“你对这该死的战争怎么看？”

“糟糕透了。”

“嗐，糟糕透了。耶稣基督啊，真是糟糕透了。”

再如第二十五章，亨利受伤康复后又回到前线，少校跟他说：

“……你这样说是一片好意。我很厌倦这场战争。假如我离开了，我想我是不会回来的。”

“这么糟糕吗？”

“是的。就这么糟糕，甚至还要糟糕。……”

就在同一章，连里纳尔迪这个工作狂式的外科医生也厌恶战争：

“这场战争快要我的命了，”里纳尔迪说，“我给搞得十分沮丧。”他叉着手捂着膝盖。

“噢。”我说。

“你怎么啦？难道我连人的冲动都不能有吗？”

与此同时，意军上上下下的官兵对指挥深为不满，对胜利失去信心。如英国少校跟亨利说：“今年这儿的仗打完了，意军是贪多嚼不烂，已经力不从心了。又说弗兰德斯的攻势不会有好结果；盟军若是还像今年秋天这样让士兵去卖命，再有一年就完蛋了……他说完全是胡闹。上面想的只是师团和兵力。大家都为师团争吵，一旦分派到手，便驱使他们去送命……我们都完蛋了。”（第二十一章）

由于指挥不力，导致了战场上的一片混乱不堪。亨利手下的救护车司机艾默是让意大利士兵、而不是德国士兵打死的。对于亨利一伙官兵来说，意军的威胁比德军还要大，因为意军“后卫部队对什么都害怕”。另一个救护车司机博内洛则宁愿冒被德奥军俘虏的危险，也不肯为意军卖命，于是便开了小差。更为荒诞的是那些意大利前线宪兵。他们在卡波雷托大溃败中每抓到一个脱离部队的意军军官，既不让当事人申辩，也不做认真盘问，便通通枪决，作者以反讽的笔调描写他们说：“他们执意要在处决刚审完的那个人的同时，就专注于审问下一个人。……我们站在雨中，一次给提一人出去受审和枪决。到现在为止，凡是审问过的全枪决了。这些审问官本身绝无任何危险，因而处理起生杀大权来优雅超脱，大义凛然。”（第三十章）在这里，“大义凛然”是假，草菅人命是真。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还以犀利的语言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战争宣传。美国统治阶级在大战开始时，一边抱着坐山观虎斗的态度，一边又向交战双方供应武器，大发战争财。等眼看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时，便扯下和平的假面具，声言要“拯救世界民主”，捡起“神圣”“光荣”“牺牲”等口号，把美国青年骗到欧洲战场去送死。海明威对这种宣传极为反感，他在小说中借助主人公的内心独白说：“什么神圣、光荣、牺牲、徒劳之类的字眼，我一听到就害臊。我们听到过这些字眼，有时还是站在雨中听的，站在几乎听不到的地方，只依稀听见几个大声吼出来的字眼；我们也读到过这些字眼，是从别人张贴在旧公告上的新公告上读到的，如今观察了这么久，我可没见到什么神圣的事，那些光荣的事也没有什么光荣，至于牺牲，那就像芝加哥的屠宰场，只不过那肉不再加工，而是埋掉罢了。有许多字眼你根本听不进去，到头来就只有地名还有点尊严。有些数字也一样，还有某些日期，只有这些和地名你能说出来，也才有点意义。诸如光荣、荣誉、勇敢、神圣之类的抽象名词，若跟村名、路号、河名、部队番号和日期放在一起，那简直令人作呕。”（第二十七章）

海明威作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言人，对世界、对人生完全抱着一种绝望的情绪。他在小说最后一章有一段意味深长的描写：“我往火上添了一根木柴，这木柴上爬满了蚂蚁。木柴一烧起来，蚂蚁成群地拥出来，先往中央着火的地方爬；再掉头朝木柴尾部跑。等尾部挤不下了，就纷纷坠入火中。有几只逃出来了，身体烧得又焦又扁，东奔西突地不知该往哪儿爬。但是大多数还是往火里跑，接着又往尾部爬去，挤在那没有着火的一端，最后全都跌入火中。”（第四十一章）在海明威看来，人类好比这着了火的木柴上的蚂蚁，在“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再好的人都免不了一死：“对于最善良的人，最和气的人，最勇敢的人，世界不偏不倚，一律杀害。即使你不是这几类人，世界肯定还要杀害你，只是不那么急迫罢了。”（第三十四章）在小说中，亨利不少善良勇敢的意大利伙伴死于炮火，他心爱的人凯瑟琳好不容易熬过战争这一关，却死于难产。凯瑟琳生前最怕下雨，因为在她的心目中，雨是灾难和死亡的象征。在整部小说中，雨一次又一次地频繁出现，始终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悲剧气氛。

《永别了，武器》的悲剧色彩，更集中地表现在主人公亨利身上。亨利是帝国主义战争的反对者，同时又是个消极的和平主义者。他不仅从战场上逃跑，而且逃离社会，满怀沮丧绝望的情绪。在他看来，任何信仰，任何理智上的思考，都没有实际价值，都是虚妄的，只有个人的享受、个人的幸福才是看得见、摸得着、靠得住的东西。他不去追究这场战争是怎么一回事，他唯一的希望是逃离战争，逃离社会，躲进“自我”的天地。因此，他所能做的，所想做的，唯有“吃饭，喝酒，跟凯瑟琳睡觉”。这是战后资产阶级文明崩溃时期的“反英雄”形象。

四

海明威是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一位语言大师。他的作品语言洗练，刻画逼真，既有情景交融的环境描写，又有通过动作、形象表达人物情绪的动人刻画，尤其是他那千锤百炼的电传式的对话和简洁的内心独白，形成他独特的写作风格，开创了一代文风。

海明威的独特风格在《永别了，武器》中也有突出的表现。英国作家赫·欧·贝茨曾做过精辟的分析：自19世纪亨利·詹姆斯以来，一派繁冗芜杂的文风像是附在“文学身上的乱毛”，被海明威“剪得一干二净”。他说海明威是一个“拿着一把板斧的人”，“斩伐了整座森林的冗言赘词，还原了基本枝干的清爽面目”。（董衡巽，2003：381）海明威的语言，句子结构简单，通常是短句或并列句，用最常见的连接词联系起来；他选用普通的日常用语，厌倦“大字眼”，摒弃空洞、浮泛的夸饰性文字，习惯于选用具体的感性的表达方式。

海明威的叙事艺术以他的“冰山原则”最为著名。1932年，他在《死在午后》中第一次把文学创作比作漂浮在大洋上的冰山：“冰山运动之所以雄伟壮观，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其后，他又多次做过这样的比喻。于是，“冰山原则”就成了评论界研究海明威的重要课题之一。因此可以说，“冰山原则”是海明威多年创作经验的形象总结，是他处理艺术和生活关系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海明威在《死在午后》中有一个解释：如果一个散文家对于他想写的东西心里很有数，那他可能省略他所知道的东西，而读者呢，只要作家写得真实，会强烈地感觉到他所省略的地方，好像作者写出来似的。显然，海明威在此强调的是省略，主张水面下的“八分之七”应该留给读者去感受。下面，我们就以小说的第一段和最后一段为例，扼要阐析一下海明威的“冰山原则”。

那年晚夏，我们住在乡村一幢房子里，那村隔着河和平原与群山相望。河床里尽是卵石和砾石，在阳光下又干又白，河水清澈，水流湍急，深处一片蔚蓝。部队打房前顺着大路走去，扬起的尘土洒落在树叶上。树干也积满尘埃。那年树叶落得早，我们看着部队沿路行进，尘土飞扬，树叶被微风吹得纷纷坠落，士兵们开过之后，路上空荡荡，白晃晃的，只剩下一片落叶。（第一章）

一般说来，一部长篇小说的开头应是对作品背景的简要交代。那海明威是如何交代的呢？时间：“那年晚夏”，但是没有说明是哪年；地点：只讲了“村”“河”“群山”等地貌特征，并未指出在何处；人物：“我们”和“部队”，但是没有说明“我们”是谁，“部队”又是哪一家的……这表明作者在貌似透明、简单的叙述中，暗藏着“隐”的手法，给读者留有很大的思索的余地，让其尽可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从遣词造句上看，作者似乎是信手拈来几个极为普通的形容词“晚”“干”“白”“清澈”“蔚蓝”“空荡荡”，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一幅晚夏的萧索与荒凉景象。作者使用了大量的单音节词汇，这些词汇按照轻重音紧凑有序地排列，并用英语最常见的连接词and（和）加以联结，读来颇有内在的节奏，形成了自然流畅的文风。这种干净利落、绝不拖沓的白描手法，给人以笔法老练、简单澄明的冲击。

其实，海明威所描绘的图景倒有一个毋庸置疑的好处，那就是具有一种广阔的辐射力。作者不点明战争发生的时间、地点，不点明战争的参与者，自然就有一种辐射力：我的描写适用于更多的战争，因为一切战争都是残酷的，都会给战争参与者带来死亡和灾难。

海明威的“冰山”原则，就是用简洁的文字塑造出鲜明的形象，把自己的感受和思想情绪最大限度地埋藏在形象之中，使情感充沛却含而不露，思想深沉却隐而不晦，从而将文学的可感性与可思性巧妙地结合起来，让读者通过鲜明形象的感受去发掘作品的思想意义。阅读海明威的小说，读者会有一个感觉：作者好像不愿意让读者一下子就看懂他的作品。因此，海明威的好多作品只读一遍是无法理解其中深意的，必须反复阅读，才能在看似平淡，甚至无意义的对话与白描中领会作者的深刻含义。如小说的最后一段描写：

但是，我就是把她们（指护士）都赶出去，关了门，熄了灯，也丝毫没用。那就像跟石像告别。过了一会，我走出去，离开了医院，在雨中走回旅馆。（第四十一章）

这一段写的是女主人公死去，男主人公与其最后诀别。海明威没有正面去写主人公内心的悲恸，也没有任何场景的渲染，但却充分显示了省略掉的“八分之七”的力量。作者在描写亨利向凯瑟琳的遗体告别时，似乎不带有任何感情色彩，但读者却感到有一股强烈而深沉的感情潜流，催人泪下。在这里，文字和形象是所谓的“八分之一”，而感情和思想是所谓的“八分之七”。尤其是“石像”这个形象字眼，着实耐人寻味：男主人公原先熟悉的那个活脱脱的凯瑟琳，现在却只成了一个死沉沉的、不动不语的“石像”。亨利由此意识到：自己心爱的人死了，而她这一死，他的一切也就化成了乌有！作品的主题思想是潜在的，感情也是潜在的。最后，亨利“在雨中走回旅馆”，故事虽然戛然而止，但是作品潜在的情感却达到了高潮。亨利告别了战争，也告别了爱情，最后作者也暗示读者：他“在雨中走回旅馆”，实际上是万念俱灰，彻底幻灭。他是帝国主义大战的牺牲品和受害者。

海明威作为战士、战地记者、战争小说家，他那为了人类的正义事业而出生入死的“硬汉性格”，将永远为后人所铭记。同样，他作为一个杰出的文体家，他的“冰山原则”的影响也是永恒的。

第一部

第一章

那年晚夏，我们住在乡村一幢房子里，那村隔着河和平原与群山相望。河床里尽是卵石和砾石，在阳光下又干又白，河水清澈，水流湍急，深处一片蔚蓝。部队打房前顺着大路走去，扬起的尘土洒落在树叶上。树干也积满尘埃。那年树叶落得早，我们看着部队沿路行进，尘土飞扬，树叶被微风吹得纷纷坠落，士兵们开过之后，路上空荡荡，白晃晃的，只剩下一片落叶。

平原上遍地是庄稼，还有许多果园，而平原那边的群山则光秃秃的，一片褐色。山里打着仗，夜里看得见炮火的闪光，黑暗中就像夏日的闪电，不过夜里凉爽，让人感觉不到暴风雨即将来临。

有时在黑暗中，我们听见部队打窗下行进，还有摩托牵引车拖着大炮走过。夜里交通运输繁忙，路上有许多驮着弹药箱的骡子，运送士兵的灰色卡车，还有一些卡车，装的东西用帆布盖住，开得较慢。白天也有牵引车拖着大炮经过，长炮管用绿树枝遮住，牵引车也盖着带叶的绿树枝和藤蔓。越过山谷朝北看，可以望见一片栗树林，林子后边，河的这一边，另有一座山。那座山也在打争夺战，但是进行得并不顺利。到了秋天雨季来临时，栗树叶全掉光了，树枝光秃秃的，树干被雨淋得黑黝黝的。葡萄园稀稀疏疏，藤蔓光秃秃的，整个乡间湿漉漉的，一片褐色，满目秋意萧索。河上罩雾，山间盘云，卡车在路上溅起泥浆，士兵的斗篷淋得透湿，沾满烂泥；他们的来福枪也是湿的，每人的腰带前挂着两个灰皮子弹盒，里面装满一袋袋口径6.5毫米的细长子弹，在斗篷下凸出来，走在路上仿佛怀胎六个月。

路上也有灰色小汽车疾驰而过；通常司机旁坐着一位军官，后座上还坐着几位军官。小车溅起的泥浆甚至比大卡车还多，如果后座上有一位军官个头很小，坐在两位将军中间，矮小得让人看不见他的脸，只看得见他的帽顶和瘦削的后背，而且车子又开得特别快的话，那人很可能就是国王[1]。他住在乌迪内[2]，几乎天天都这样出来察看局势，可是局势很不妙。

一入冬，雨就下个不停，霍乱也随之而来。不过霍乱得到了控制，最后军队里仅仅死了七千人。

第二章

第二年打了不少胜仗。位于山谷和栗树坡后边的那座山给拿下来了，而南面平原那边的高原上也打了胜仗，于是我们八月渡过河，住进戈里察[3]的一栋房子里。这房子有个砌有围墙的花园，园里有个喷水池和不少浓荫大树，房子一侧有一棵紫藤，一片紫色。眼下战斗在那边山后的山里进行，而不是一英里之外。小镇挺不错，我们的房子也挺好。河水在我们后面流过，小镇给漂漂亮亮地攻下来了，但小镇那边的几座山就是打不下来，可我感到挺高兴，奥军似乎想在战后再回小镇，因为他们轰炸起来并没有摧毁的意思，而只是稍微做点军事姿态。镇上照常有人居住，小街上有医院、咖啡店和炮兵部队，还有两家妓院，一家招待士兵，一家招待军官，加上到了夏末，夜晚凉丝丝的，镇那边山里还在打仗，铁路桥的栏杆弹痕累累，河边先前打仗时被摧毁的隧道，广场周围的树木，以及通向广场的一长排一长排的林荫道；这些再加上镇上有姑娘，而国王乘车经过时，有时可以看到他的脸，他那长着长脖子的矮小身子和那山羊髯般的灰胡子；所有这一切，再加上有些房屋被炮弹炸去一面墙，而突然露出房子的内部，坍塌下来的灰泥碎石堆积在园子里，有时还撒落在街上。还有卡索[4]前线一切顺利，使得今年秋天和去年我们在乡下的那个秋天大为不同。战局也变了。

小镇那边山上的橡树林不见了。夏天我们刚到小镇时，树林还一片青翠，可现在只剩下残根断桩，地面也被炸得四分五裂。秋末的一天，我来到从前的橡树林那儿，看到一片云朝山顶飘来。云飘得很快，太阳变成暗黄色，接着一切都变成灰色，天空被笼罩住，云块落到山上，突然间我们给卷入其中，原来是下雪了。雪在风中斜着飘飞，遮住了光秃秃的大地，只有树桩突出来。大炮上也盖着雪，战壕后边通向茅厕的雪地上，已给踩出几条小径。

后来我回到小镇，跟一个朋友坐在军官妓院里，一边拿两只酒杯喝着一瓶阿斯蒂[5]，一边望着窗外，眼见着雪下得又慢又沉，我们就知道今年的战事结束了。河上游的那些山还没有拿下来，河那边的山一座也没拿下来。都得等到明年了。我的朋友看见牧师从食堂里出来，小心翼翼地踏着半融的雪，打街上走过，便嘭嘭地敲打窗子，想引起他的注意。牧师抬起头，看见是我们，便笑了笑。我的朋友招手叫他进去，他摇摇头走了。那天晚上在食堂吃意大利细面条，人人都吃得又快又认真，用叉子把面条挑起来，直到下垂的一端离开了盘子，才朝下往嘴里送，不然就是不停地叉起面条用嘴吸，一边还从盖着干草的加仑酒瓶里斟酒喝。酒瓶就挂在一个铁架子上，你用食指扳下酒瓶的细颈，那纯红色的、带丹宁酸味的美酒，便流进同一只手拿着的杯子里。吃完面条后，上尉开始调侃牧师。

牧师很年轻，动不动就脸红，穿的制服和我们一样，不过他灰制服胸前左面口袋上，多一个深红色丝绒缝制的十字架。上尉操一口洋泾浜意大利语，据称是为了照顾我，让我能全部听懂，免得有什么遗漏，对此我有所怀疑。

“牧师今天泡妞了。”上尉说，眼睛望着牧师和我。牧师笑了笑，红着脸摇摇头。上尉常常逗他。

“不对吗？”上尉问，“今天我看见牧师泡妞了。”

“没有。”牧师说。其他军官都被逗乐了。

“牧师不泡妞，”上尉接着说，“牧师从不泡妞。”他向我解释说。他拿起我的杯子倒上酒，一直盯着我的眼睛，可是目光也没错过牧师。

“牧师每天晚上是一对五。”饭桌上的人全都笑起来。“你懂吗？牧师每天晚上是一对五。”他做了个手势，纵声大笑。牧师只当他是开玩笑。

“教皇希望奥地利人赢得这场战争，”少校说，“他喜欢法兰兹·约瑟夫[6]。钱都是从那儿来的。我是个无神论者。”

“你看过《黑猪》吗？”中尉问，“我给你弄一本吧。就是那本书动摇了我的信仰。”

“那是本下流龌龊的书，”牧师说，“你不是真喜欢吧？”

“这本书很有价值。”中尉说。“是讲那些牧师的。你会喜欢看的。”他对我说。我向牧师笑笑，牧师也在烛光下冲我笑笑。“你可别看。”他说。

“我给你弄一本。”中尉说。

“有思想的人都是无神论者，”少校说，“不过我不相信共济会[7]。”

“我相信共济会，”中尉说，“那是个高尚的组织。”有人进来了，门打开时，我看见外面在下雪。

“雪一下就不会再有进攻了。”我说。

“当然不会有啦，”少校说，“你该休假了。你该去罗马、那不勒斯、西西里——”

“他应该到阿马斐[8]去，”中尉说，“我替你给我在阿马斐的家人写几张名片。他们会像喜欢儿子一样喜欢你。”

“他应该到巴勒莫[9]去。”

“他该去卡普里[10]。”

“我希望你去看看阿布鲁齐[11]，见见我在卡普拉柯达的家人。”牧师说。

“听，他连阿布鲁齐都提出来啦。那儿的雪比这儿的还多。他可不想去看农民。让他到文化和文明中心去吧。”

“他应该玩玩好妞儿。我给你开一些那不勒斯的地址。美丽的年轻姑娘——都由母亲陪着。哈！哈！哈！”上尉把手摊开，大拇指朝上，其他手指展开着，如同在表演手影戏。墙上出现他手的影子。他又说起了洋泾浜意大利语。“你去时像这个，”他指指大拇指，“回来时像这个。”他点点小拇指。人人都笑起来。

“看哪。”上尉说。他又摊开手。烛光又把他的手影投到墙上。他从竖起的大拇指开始，依次将大拇指和四个指头叫出名字来：“sototenente（大拇指），tenente（食指），capitano（中指），maggiore（无名指），tenente-colonello（小拇指）。你去的时候是soto-tenente！回来的时候是tenente-colonello！”[12]大家都笑了。上尉的指头游戏大获成功。他看着牧师大声嚷道：“每天晚上牧师都是一对五！”众人又大笑起来。

“你应该马上去休假。”少校说。

“我想跟你一起去，给你当向导。”中尉说。

“回来时带一台留声机吧。”

“还带些好的歌剧碟来。”

“带些卡鲁索[13]的唱片。”

“别带卡鲁索的。他只会吼叫。”

“难道你不希望能像他那样吼叫吗？”

“他只会吼叫。我说他只会吼叫！”

“我希望你到阿布鲁齐去。”牧师说。其他人还在大声叫嚷。“那里打猎可好啦。你会喜欢那儿的人，虽然天气寒冷，但是清爽干燥。你可以住我家。我父亲是有名的猎手。”

“走吧，”上尉说，“我们逛窑子去吧，别等到人家关门了。”

“晚安。”我对牧师说。

“晚安。”他说。

第三章

我回到前线时，我们的部队还驻在那小镇上。附近乡间，炮比以前多了好些，而春天也来了。田野青翠，葡萄藤上也泛出小绿芽，路边的树木吐出了嫩叶，微风从海[14]上吹来。我看见那小镇和小镇上边的小山和古堡，众山环绕着，形成一个杯状，远处是些高山，褐色的高山，山坡上泛出了一点新绿。小镇上炮更多了，还有几家新开的医院，街上可以碰见英国男人，有时还有女人，又有一些房子被炮火击中。天暖如春。我沿着树荫小巷走，给墙上反射过来的阳光照得暖洋洋的。我发现大家还住在那幢老房子里，这房子看上去跟我离开时完全一样。门开着，有个士兵坐在外面长凳上晒太阳，一辆救护车停在侧门口。我一进门，便闻到大理石地板和医院的气味。一切都是我离开时的样子，只是春天到了。我向大房间的门里望了望，看见少校坐在办公桌前，窗子开着，阳光射进屋内。他没看见我，我不知道是该进去报个到，还是先上楼洗洗再说。我决定先上楼。

我和里纳尔迪中尉合住的房间面向院子。窗子开着，我床上铺着毯子，我的东西挂在墙壁上，防毒面具放在一个长方形的马口铁罐子里，钢盔还挂在原来的钉子上。床脚放着我的扁箱子。我的冬靴，皮子上过油擦得铮亮，搁在箱子上。我那杆奥地利狙击步枪，枪管是蓝色的八角形，枪托是漂亮的黑胡桃木，装有护颊板，就挂在两张床中间。跟那杆枪配套用的望远镜，我记得锁在箱子里。里纳尔迪中尉在另一张床上睡着，听见我进到屋里便醒了，坐了起来。

“Ciaou[15]！”他说，“玩得怎么样？”

“棒极了。”

我们握握手，他搂住我脖子吻我。

“噢。”我说。

“你太脏了，”他说，“你该洗洗。你去了什么地方，做了什么事儿？马上通通说给我听听。”

“哪儿都去过了。米兰、佛罗伦萨、罗马、那不勒斯、维拉·圣乔凡尼、墨西拿、陶米纳——”

“你好像在背火车时刻表。有没有什么艳遇？”

“有。”

“在哪儿？”

“米兰、佛罗伦萨、罗马、那不勒斯——”

“够了。只要告诉我哪儿最得意。”

“米兰。”

“因为那是第一站。在哪儿碰上她的？在科瓦[16]吗？你们去哪儿啦？感觉怎么样？马上通通告诉我。你们待了一整夜吗？”

“是的。”

“那没什么。我们这儿现在有的是漂亮妞。新来的妞，从没上过前线的。”

“太棒了。”

“你不信？我们下午就去瞧瞧。镇上有漂亮的英国姑娘。我现在爱上了巴克利小姐。我带你去见见她。我很可能会娶她。”

“我得洗一洗再去报到。难道现在谁也不上班吗？”

“你走以后，也没有什么大的伤病，只是有些冻伤、冻疮、黄疸、淋病、自伤、肺炎以及硬、软下疳。每周都有人被石片砸伤。有几个还真伤得不轻。下周又要打起来了。也许又打起来了。人家是这么说的。你看我娶巴克利小姐好不好——当然是在战后啦？”

“绝对好。”我说着往盆里倒满了水。

“今天晚上你再一五一十地说给我听，”里纳尔迪说，“现在我得接着睡，好精神饱满、漂漂亮亮地去见巴克利小姐。”

我脱下上衣和衬衫，用盆里的冷水擦身。我一边用毛巾搓身，一边环视屋内，看看窗外，望望闭着眼躺在床上的里纳尔迪。他长得挺帅，年龄跟我差不多，是阿马尔菲人。他喜欢当外科医生，我们俩是极好的朋友。我打量他时，他睁开了眼。

“你有钱吗？”

“有的。”

“借50里拉给我吧。”

我擦干手，从挂在墙上的上衣口袋里掏出皮夹子。里纳尔迪接过钞票，躺在床上也没起身，就折好塞进裤袋里。他笑着说：“我得给巴克利小姐留个阔佬的印象。你是我最好的朋友，经济上的保护人。”

“去你的。”我说。

当晚在食堂里，我坐在牧师身边。听说我没去阿布鲁齐，他感到很失望，顿时伤心起来。他给他父亲写过信，说我要去，他们也做好了准备。我也同他一样难受，奇怪自己为什么没有去。本来我是打算去的，我试图说明事情如何一桩接一桩，最后他明白了，了解我的确想过要去的，于是就没事了。我先前就喝了不少酒，后来又喝了咖啡和施特烈嘉酒[17]，便带着酒意解释说：我们不做我们想做的事；我们从不做这样的事。[18]

别人争论的时候，我们俩聊着天。我本想去阿布鲁齐。我没去过路面冻得像铁那么坚硬的地方，那儿天气清冷干燥，下的雪干燥像粉，雪地上有兔子留下的踪迹，农夫们一见到你就脱帽喊老爷，那儿还能痛快地狩猎。我没去这样的地方，却去了烟雾弥漫的咖啡馆，一到夜里，房间直打转，你得盯住墙壁，才能使房子停止旋转。夜里醉醺醺地躺在床上，想着人生一切不过如此，醒来时有一种奇异的兴奋，也不知道究竟是跟谁在睡觉，黑暗中世界变得虚幻，虚幻得令人兴奋，每到晚上你又要变得稀里糊涂，毫不在乎，认为这就是一切，一切的一切，用不着在乎。突然变得很在乎也是有的，早晨有时怀着这样的心情从睡梦中醒来，所有的一切都消失了，什么都变得尖锐、苛刻、清晰起来，有时还为价钱争吵。有时还觉得愉快、甜蜜、温馨，便一同吃早饭、中饭。有时一点快感都没有，就想快点走到街上，但总是另一天的开始，接下来是另一个夜晚。我想讲讲夜里的事，讲讲夜里与白天有什么不同，讲讲白天若不是很清爽很冷的话，还是黑夜来得好；可我就是讲不出来，就像我现在讲不出来一样。不过，你要是有过这样的经验，你就明白了。他没有这样的经验，但他也明白我本来确实很想去阿布鲁齐，只是没去成，我们俩还是朋友，有许多相似的兴趣，不过也有分歧。他总是懂得我所不懂的事，懂得我搞懂了但总能忘记的事。不过当时我不晓得，后来才明白。当时，我们大家都在食堂里，饭吃完了，争论还在继续。我们俩停止了说话，上尉便嚷道：“牧师不开心。牧师没有妞不开心。”

“我开心着呢。”牧师说。

“牧师不开心。牧师希望奥地利人打赢这场战争。”上尉说，其他人都听着。牧师摇摇头。

“不对。”他说。

“牧师想让我们永远不进攻。难道你想让我们永远不进攻？”

“不是。既然有战争，我想我们应该进攻。”

“应该进攻。必须进攻！”

牧师点点头。

“别捉弄他了，”少校说，“他人不错。”

“这事反正他也无能为力。”上尉说。大家都起身，离开饭桌。

第四章

早晨，我被隔壁花园里的炮火吵醒了，看见阳光从窗外射进来，便起了床。我走到窗边往外望去。砾石小径上湿漉漉的，草上沾着露水。迫击炮响了两次，每次好像一股气流扑来，震动了窗子，震得我的睡衣胸襟也跟着抖动。炮虽然看不见，但显然是从我们头顶上开火的。跟那些炮挨得那么近，真让人讨厌，不过炮的口径不是太大，又令人欣慰。我望着外边的花园时，听见一辆卡车在路上发动的声音。我穿好衣服下楼，到厨房里喝了点咖啡，然后往车棚走去。

长长的车棚下并排停着十辆车。都是上重下轻、车头短小的救护车，一辆辆漆成灰色，构造像家具搬运车。机械师正在修理停在外面院子里的一辆车。还有三辆停在山里的包扎所。

“他们轰炸过那炮兵连吗？”我问其中的一个机械师。

“没有，中尉先生。那座小山把它掩护起来了。”

“情况怎么样？”

“还不错。这辆车不行了，但别的车还开得动。”他停下活计笑了笑。“你休过假了吧？”

“是的。”

他往工作服上擦擦手，咧嘴一笑。“玩得好吗？”其他人也都咧嘴一笑。

“挺好，”我说，“这辆车怎么了？”

“不中用了。不是这个毛病就是那个毛病。”

“现在是什么毛病呢？”

“得换钢圈了。”

我走开让他们继续忙活，那车子的引擎打开了，零件散放在工作台上，看上去又丑陋又空荡。我走进车棚，一辆辆车看过去。车子还算干净，有几辆刚洗过，其余的积满尘埃。我仔细检查车胎，看看有没有划破或石头蹭破的地方。看来一切状况良好。显然，有没有我在那里看管车子，无关紧要。我还以为车子的保养，能否搞到物资，把伤病员从包扎所接走，从山里运到医疗后送站，然后把他们送到各自档案上指定的医院，这一揽子事情的顺利运作，很大程度上要靠我个人。显然，那儿有我没我并没有多大关系。

“弄零件有什么困难吗？”我问那个中士机械师。

“没困难，中尉先生。”

“现在油库在什么地方？”

“老地方。”

“好。”我说，随即回到房里，去饭堂又喝了碗咖啡。咖啡呈淡灰色，里面加了炼乳，甜甜的。窗外是宜人的春晨。鼻子里开始有一种干燥的感觉，预示着这天晚些时候会很热。那天我去看了看山里的救护站，下午很晚才回到镇上。

我不在的时候，情况似乎更好一些。听说又要发动进攻了。我们所属的那个师准备从河上游某地点进攻。少校叫我在进攻期间负责那些救护站。进攻部队将从河上游一条窄峡上渡河，然后在山坡上展开。救护车停靠的位置应尽可能靠近河边，同时又要掩蔽好。当然，地点应由步兵来选择，不过具体还要由我们来运作。这样一来，你就有了一种运筹帷幄的错觉。

我浑身是灰，脏得不行，便上楼进屋洗刷。里纳尔迪拿着本《雨果英语语法》[19]坐在床上。他穿戴好了，脚蹬黑靴，头发油光发亮。

“好极了，”他一看见我就说，“你陪我去见巴克利小姐吧。”

“我不去。”

“要去。求你跟我去，帮我给她留个好印象。”

“好吧。等我把自己弄干净。”

“洗一洗，就这样去吧。”

我洗一洗，梳梳头，两人就出发了。

“等一等，”里纳尔迪说，“也许我们得先喝一杯。”他打开箱子，拿出一瓶酒来。

“别喝施特烈嘉。”我说。

“不。是格拉帕[20]。”

“好的。”

他倒了两杯，我们伸出食指碰碰杯。格拉帕酒劲很大。

“再来一杯？”

“好吧。”我说。我们喝了第二杯，里纳尔迪放好酒瓶，我们下楼去。在镇上走起来挺热的，不过太阳开始下山，觉得也挺惬意的。英国医院是德国人战前盖的一幢大别墅。巴克利小姐在花园里。另有一位护士和她在一起。我们从树缝间望见了她们的白大褂，便朝她们走去。里纳尔迪行了个礼。我也行了个礼，不过比较随便。

“你好，”巴克利小姐说，“你不是意大利人吧？”

“噢，不是。”

里纳尔迪和那位护士聊开了。两人在笑。

“真是怪——居然进入意大利军队。”

“不是真正的军队。不过是救护队罢了。”

“不过还是很奇怪。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呀？”

“我也不知道，”我说，“并非每件事都能说清楚的。”

“噢，是吗？我受的教育告诉我是能说清楚的。”

“那倒挺好啊。”

“我们非要以这种方式谈下去吗？”

“用不着。”我说。

“这样好多了。不是吗？”

“这棍子是做什么用的？”我问。巴克利小姐长得很高。她身上穿的在我看来像是护士服，金黄色的头发，黄褐色的皮肤，灰色的眼睛。我觉得她长得很美。她手里拿着一根细藤棍，外边包了皮，像是小孩玩的马鞭。

“是个小伙子的，他去年阵亡了。”

“非常遗憾。”

“他是个很棒的小伙子。本来想跟我结婚，却在索姆[21]牺牲了。”

“好惨烈的恶战。”

“你也在场吗？”

“不在。”

“我听人说过，”她说，“这儿可没有那样的恶战。他们把这根小棍子送给我。是他母亲送来的。他们送遗物的时候，把这根棍子带回去了。”

“你们订婚很久了吗？”

“八年。我们是一起长大的。”

“你们为什么不结婚呢？”

“我也不知道，”她说，“我真傻没结婚。我本来是可以嫁给他的。可我当时觉得那样对他不好。”

“原来如此。”

“你爱过什么人吗？”

“没有。”我说。

我们在长凳上坐下。我看着她。

“你的头发很美。”我说。

“你喜欢吗？”

“非常喜欢。”

“他死后我本想全部剪掉的。”

“别剪。”

“我想为他做点什么。你知道，我对那事情本来无所谓，可以都给他的。早知道的话，他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他。我可以嫁给他，怎么都行。我现在全明白了。可他当时想去参战，而我却不理解。”

我没有作声。

“我当时什么也不懂。我觉得给了他反而会害了他。我认为那样他也许会熬不住，后来当然他阵亡了，什么都完了。”

“我不知道。”

“噢，是的，”她说，“什么都完了。”

我们看着里纳尔迪在和那位护士聊着。

“她叫什么？”

“弗格森。海伦·弗格森。你的朋友是个医生，对吧？”

“是的。他人很不错。”

“那太好了。这么挨近前线，很难找到好人。这儿是挨近前线吧？”

“相当近。”

“无聊的前线，”她说，“但是很美。他们准备进攻吗？”

“是的。”

“那我们就有事儿做了。现在可没事儿干。”

“你当护士好久了吧？”

“快满15岁的时候开始的。他一参军我就当护士了。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傻念头，觉得他会到我的医院来。我想象他会带着刀伤，头上扎着绷带，或是肩膀中了子弹，很壮烈的样子。”

“这是个很壮烈的前线。”我说。

“是的，”她说，“人们都认不出法国是什么样子了。如果他们认得的话，恐怕仗就打不下去了。他受的不是刀伤，他们把他炸得粉碎。”

我一声没吭。

“你认为战争总会进行下去吗？”

“不会的。”

“什么可以阻止它呢？”

“总有什么地方要垮。”

“我们会垮的。我们在法国会垮的。像索姆这样的仗来几次，那就不可能不垮。”

“这里是不会垮的。”我说。

“你认为不会？”

“不会。他们去年夏天打得很不错。”

“他们可能要垮，”她说，“什么人都可能要垮。”

“德国人也可能。”

“不，”她说，“我想不会。”

我们朝里纳尔迪和弗格森小姐走去。

“你喜欢意大利吗？”里纳尔迪用英语问弗格森小姐。“非常喜欢。”

“听不懂。”里纳尔迪摇摇头。

“Abbastanza bene[22]。”我翻译道，他还是摇头。

“这不好。你喜欢英格兰吗？”

“不是很喜欢。你知道，我是苏格兰人。”

里纳尔迪茫然地看着我。

“她是苏格兰人，所以她喜欢苏格兰胜过英格兰。”我用意大利语说。

“但是苏格兰正是英格兰呀。”

我把这话翻译给弗格森小姐听。

“Pas encore[23]。”弗格森小姐说。

“真的吗？”

“从来不是。我们不喜欢英格兰人。”

“不喜欢英格兰人？不喜欢巴克利小姐？”

“噢，那可不同了。你可不能这样咬文嚼字。”

过了一会，我们道了晚安就分手了。在回家的路上，里纳尔迪说：“巴克利小姐喜欢你胜过喜欢我呀。这是很清楚的。不过那个苏格兰小妞很不错。”

“是很不错。”我说，其实我没怎么留心她。“你喜欢她吗？”

“不喜欢。”里纳尔迪说。

第五章

第二天下午，我又去拜访巴克利小姐。她不在花园里，我就来到停救护车的别墅边门。进门后见到护士长，她说巴克利小姐正在值班——“这是战争时期，你知道。”

我说我知道。

“你就是加入意大利军队的那个美国人吧？”她问。

“是的，小姐。”

“你怎么会这么做？你为什么不加入我们的部队？”

“我不知道，”我说，“我现在可以加入吗？”

“现在恐怕不行啦。告诉我，你为什么加入意大利军队？”

“我当时在意大利，”我说，“会讲意大利语。”

“噢，”她说，“我也在学意大利语。真是美丽的语言啊。”

“有人说两个星期就能学会。”

“噢，两个星期我可学不会。我都学了几个月了。你想来的话，七点钟以后来看她吧。那时她下班了。不过，可别带着一大帮意大利人来。”

“就是听听美丽的语言也不行吗？”

“不行。就是看看漂亮的军装也不行。”

“再见。”我说。

“A rivederci[24]，中尉。”

“A rivederla。”我敬了个礼，走了出去。以意大利军人的身份向外国人敬礼，还真难做到不尴尬。意大利人的敬礼似乎永远不提供出口的。

这天天气很热。我来到河上游[25]的普拉瓦桥头堡。进攻将从这里开始。去年还没法深入河对岸，因为从山口到浮桥只有一条路，路上有近一英里地段处在敌人机枪和炮火的控制之下。那条路也不宽，既不能解决进攻的运输问题，奥军还能把这里变成屠宰场。但是意军已经渡过河，在对岸往前推进了一点，占据了大约一英里半的奥军地带。这是个险要之地，奥军本不应该让意军占领的。我想这是彼此妥协的结果，因为奥军在河的下游也保留了一个桥头堡。奥军的战壕就挖在山坡上，距离意军防线只有几码远。那儿本来有一个小镇，可如今已是一片废墟。只剩下一个残缺不全的火车站和一座被炸毁的铁路桥，这桥无法再修复使用，因为它就暴露在敌人眼皮底下。

我开车沿着窄路朝河边驶去，把车子停放在山下的包扎所，走过那座有个山肩掩护的浮桥，穿过被摧毁小镇和山坡边上的战壕。人人都在掩体里。那儿架着一排排的火箭，一旦电话线被割断，就可以施放火箭，请求炮兵支援，或者发放信号。那儿又静，又热，又脏。我隔着铁丝网察看奥军的阵地。一个人影也没有。我跟一个认识的上尉在掩体里喝了一杯酒，然后过了桥回去了。

一条宽宽的新路快要修好了，这路盘山而上，再蜿蜒曲折地通到桥那里。这条路一修好，进攻就要开始了。新路下山时穿过森林，呈现一道道急转弯。按照规程，所有的辎重车辆都要走这条新路，而让空卡车、马车、载有伤员的救护车和所有的回程车，走那狭窄的旧路。包扎所设在河的奥军那边的小山边，抬担架的人得把伤员抬过浮桥。进攻开始时，仍然要照此行事。就我所能观察到的，新路在开始变得平坦的最后一英里处，将不断遭到奥军的轰击。看样子可能搞得一团糟。不过我找到一个可以掩蔽车子的地方，车子开过那一段危险地带后可以在那儿躲一躲，等待伤员给抬过浮桥。我很想在新路上试试车，可惜路还没修好。路看上去挺宽，修得又好又高级，还有那一道道拐弯处，从山上树林的空隙看去显得非常壮观。救护车上装有上好的金属刹车，再说下山时也不载人，因此一般不会出事。我沿窄路开了回去。

两个宪兵拦住了车。原来落下一颗炮弹，我们等候的时候，又有三颗落在路上。炮弹都是77毫米口径的，落下来时发出一股嗖嗖的气流声，一记强烈明亮的爆裂和闪光，接着路上冒起一阵灰烟。宪兵挥手叫我们开走。经过炮弹落下的地方时，我避开地上的小坑，闻到烈性炸药味，以及炸裂的泥石和刚击碎的燧石的味道。我驱车回到戈里察，回到我们住的别墅，然后就照我说的，去拜访巴克利小姐，可惜她还在上班。

晚饭我吃得很快，吃完就赶到英军用做医院的别墅。那别墅确实又大又漂亮，庭院里种着很好的树。巴克利小姐坐在花园里一条长凳子上。弗格森小姐和她在一起。她们见到我似乎很高兴，过了不一会儿，弗格森小姐便找了个借口要走开。

“我要离开你们俩，”她说，“你们俩没有我会很融洽的。”

“别走，海伦。”巴克利小姐说。

“我真得走。我得去写几封信。”

“再见。”我说。

“再见，亨利先生。”

“可别写什么给检查员找麻烦的内容。”

“别担心。我只不过写写我们的住地多么美丽，意大利人多么勇敢。”

“那样你会得到奖章的。”

“那敢情好。再见，凯瑟琳。”

“过一会儿我去找你。”巴克利小姐说。弗格森小姐在黑暗中消失了。

“她人不错。”我说。

“噢，是的，她人挺好。她是个护士。”

“难道你不是护士吗？”

“噢，我不是。我是所谓的志愿救护队队员。我们干得很卖劲儿，可是人家不信任我们。”

“为什么不信任？”

“没事儿的时候，他们不信任我们。真有活干的时候，他们就信任我们了。”

“这有什么区别呢？”

“护士就像医生一样。要很长时间才当得上。做志愿救护队队员走的是捷径。”

“原来如此。”

“意大利人不让女人太靠近前线。所以我们的行为很特别。我们不出门。”

“不过我可以来这里。”

“噢，是的。我们又不是出家的。”

“我们不谈战争了。”

“这很难。战争无处不在，没法不谈。”

“不管怎样，不谈得啦。”

“好吧。”

我们在黑暗中对望着。我心想她长得很美，便抓住了她的手。她任我抓着，我便抓住不放，还伸出手臂搂住她的腰。

“别。”她说。我的手臂还是搂着她的腰。

“为什么？”

“别。”

“可以的，”我说，“来吧。”我在黑暗中倾身向前去吻她，顿时感到一阵火辣辣的灼痛。她狠狠地扇了我一记耳光。她的手打在我的鼻子和眼睛上，我眼里本能地涌出了泪水。

“真抱歉。”她说。我觉得我占了一点上风。

“你做得对。”

“非常抱歉，”她说，“我只是受不了不当班护士被人调情这一套。我不是有心伤害你。我真打疼你了吧？”

她在黑暗中望着我。我很生气，然而心里倒挺踏实，觉得就像下棋一样，一步步都看得很清楚。

“你做得很对，”我说，“我一点也不介意。”

“可怜的家伙。”

“你知道我一直过着一种奇异的生活。甚至连英语都不讲。再说你又这么美。”我望着她。

“少说无聊的话。我已经道过歉了。我们俩还合得来。”

“是的，”我说，“我们已经不谈战争了。”

她笑了起来。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她的笑声。我端详着她的脸。

“你挺讨人喜欢的。”她说。

“不见得吧。”

“你是挺可爱的。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我倒想吻吻你。”

我瞅着她的眼睛，像刚才那样伸出手臂搂住她，亲吻她。我使劲地亲她，紧紧地搂着她，想逼着她张开嘴唇，可她的嘴唇闭得很紧。我还在生气，就在我搂着她的时候，她突然颤抖起来。我把她搂得紧紧的，可以感到她的心在跳动，这时她的嘴唇张开了，头往后贴在我手上，随即便趴在我肩上哭起来了。

“噢，亲爱的，”她说，“你会对我好的，对吧？”

该死，我心想。我抚摸她的头发，拍拍她的肩膀。她还在哭。

“你会的，对吧？”她抬起头来望望我，“因为我们要过一种奇异的生活。”

过了一会，我把她送到别墅门口，她进了门，我走回家。我回到我住的别墅，上楼走进房里。里纳尔迪躺在床上，看了看我。

“看来你和巴克利小姐有进展了？”

“我们是朋友。”

“看你那春风得意的样子，真像一只发情的小狗。”

我没听懂他的意思。

“像什么？”

他解释了一番。

“你呢，”我说，“你那春风得意的样子，就像一只狗要——”

“算了吧，”他说，“再说下去你我就要出言不逊了。”他大笑起来。

“晚安。”我说。

“晚安，小狗。”

我把枕头扔过去，扑灭了他的蜡烛，在黑暗中上了床。

里纳尔迪捡起蜡烛，点上了，又继续看书。

第六章

我到前线救护站去了两天。回来时天已太晚，直到第二天晚上才见到巴克利小姐。她不在花园里，我只好在医院办公室里等她下来。他们用作办公室的这间屋子，沿墙边有许多油漆过的木柱，上面刻着好些大理石半身像。办公室外边的走廊上，也有一排排这样的雕像。这些雕像完全是大理石质地，看上去千篇一律。雕刻这玩意总是有些乏味——不过，铜像看上去倒挺像回事。而那些大理石半身像看起来像片坟地。不过坟地中也有一个好的——就是比萨[26]的那个。要看糟糕的大理石像，最好去热那亚[27]。这医院原是一位德国阔佬的别墅，这些半身像一定花了他不少钱。我寻思是谁刻的，赚了多少钱。我想搞清楚那些雕像刻的是不是那个家族的成员什么的；可惜都是清一色的古典雕刻，实在看不出什么名堂。

我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帽子。即使回到戈里察，我们还得戴着钢盔，不过那玩意戴着不舒服，再说镇上的老百姓尚未疏散，看着也太滑稽。我上救护站的时候，只好戴一顶，还戴了一个英国防毒面具。我们刚开始搞到一些防毒面具。货真价实的防毒面具。我们还得佩戴自动手枪；连医生和卫生员都得佩戴。我能感到手枪正顶着椅背。谁要是没把手枪佩带在显眼的地方，就有可能被逮捕。里纳尔迪佩戴着一只手枪皮套，里面塞满了卫生纸。我佩带的是一支真枪，起初还觉得自己是个枪手，后来试放了几枪，才知道不行。这是支阿斯特拉短筒手枪，口径7.65mm。开枪时枪筒跳动得非常厉害，休想击中任何目标。我拿着它练习，尽量瞄准靶子下方打，竭力控制那滑稽短筒的上下跳动，后来终于能在二十步开外打中离靶子一码远的地方了。再后来我感到佩带手枪挺滑稽，但不久就忘记了，将它随便吊在腰背上，一点感觉都没有，除非遇到说英语的人，才多少感到有点不好意思。眼下我坐在椅子上，一个勤务兵模样的人从桌后不以为然地盯着我，而我则打量着大理石地板、大理石雕像柱和墙上的壁画，等待巴克利小姐。壁画还不错。任何壁画，只要开始剥落，看起来都不错。

我看见凯瑟琳·巴克利下到大厅了，便站了起来。她朝我走来时，并不显得很高，但样子很可爱。

“晚上好，亨利先生。”她说。

“你好。”我说。那个勤务兵待在桌子后面听。

“我们是在这儿坐坐，还是到外面花园里去？”

“还是出去吧。外面凉快多了。”

我跟在她后面走进花园，勤务兵在后面瞅着我们。我们走到砂砾车道时，她说：“你去哪儿了？”

“我到救护站去了。”

“你就不能给我捎个信吗？”

“不行，”我说，“不大方便。我原以为当天就能回来。”

“你应该跟我说一声，亲爱的。”

我们出了车道，在树荫里走着。我抓住她的双手，停下来吻她。

“有没有地方可以去？”

“没有，”她说，“只能在这儿走走。你去了好长时间。”

“这是第三天。可我已经回来了。”

她看着我：“你真的爱我吗？”

“是的。”

“你说过你爱我的吧？”

“是的，”我撒了个谎，“我爱你。”我以前并没说过这话。

“你还叫我凯瑟琳吧？”

“凯瑟琳。”我们沿一条路走着，被一棵树挡住了。

“说：‘我夜晚回来见凯瑟琳’。”

“我夜晚回来见凯瑟琳。”

“噢，亲爱的，你回来了，是吧？”

“是的。”

“我太爱你了，心里真不好受。你不会走了吧？”

“不会。我总会回来的。”

“噢，我太爱你了。请你再把手放在那儿。”

“我的手没有挪开过呀。”我把她转过来，以便吻她时可以看到她的脸，只见她两眼都闭着。我吻了吻她闭合的双眼。我想她大概有点神魂颠倒吧。她真这样倒也好。我不在乎我会怎么样。这比每晚去逛窑子要好得多，那儿的姑娘陪着兄弟军官一次次上楼去，每次回来就往你身上一爬，把你的帽子往后反戴着，算是表示对你的亲昵。我知道我并不爱凯瑟琳·巴克利，也没有任何爱她的念头。这不过是场游戏，像打桥牌一样，你光叫牌不出牌。就像打桥牌，你得假装你是在赌钱，或者是在玩别的赌注。没有人提起究竟下的什么赌注。我觉得无所谓。

“我们能有个地方去就好了。”我说。我正在经历男性无法长久站着谈情说爱的困难。

“没有地方可去。”她说。她不知道在想什么，刚回过神来。

“我们就在这儿坐一会儿吧。”

我们坐在扁平的石凳上，我握着凯瑟琳·巴克利的手。她不肯让我用手臂搂她。

“你很累吗？”她问。

“不累。”

她低头看着草地。

“我们在演一场拙劣的戏，不是吗？”

“什么戏？”

“别装傻。”

“我不是故意装傻。”

“你是个好人，”她说，“你是尽你的能力在演。可这戏太拙劣了。”

“你总是知道别人在想什么吗？”

“并非总是知道。不过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用不着假装爱我。晚上这出戏已经演完了。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可我真的爱你啊。”

“不必要的时候，我们还是不要撒谎。我刚才有一点失态，现在好了。你看我没有发疯，没有昏头。只是有时候略有点失常。”

我紧紧握住她的手：“亲爱的凯瑟琳。”

“现在听起来挺滑稽的——凯瑟琳。这名字你叫起来每次都不太一样。不过你人不错，你是个很好的小伙子。”

“牧师也是这么说的。”

“是的，你是很好。你会再来看我吗？”

“当然会。”

“你用不着说你爱我。这场戏暂且算结束了。”她站起来伸出手，“晚安。”

我想吻她。

“别啦，”她说，“我累坏了。”

“那亲亲我吧。”

“我累坏了，亲爱的。”

“亲亲我。”

“你真的很想吗？”

“是的。”

我们接吻，她突然挣脱开了。“不。晚安吧，亲爱的。”我们走到门口，我看着她进去，走进门廊。我喜欢看她走动的样子。她顺着门廊一直走。我则回家去。那天夜里很热，山里非常热闹。我望着圣迦伯烈山[28]上炮火的闪光。

我在罗萨别墅前停住了脚。百叶窗都拉上了，不过里面仍然很热闹。有人在唱歌。我继续往家走。我到家脱衣服的时候，里纳尔迪进来了。

“啊哈！”他说，“看样子进展不太顺利呀。小乖乖挺烦恼的。”

“你上哪儿去了？”

“在罗萨别墅。受益匪浅啊，小乖乖。大家都唱了歌。你上哪儿去了？”

“拜访英国人去了。”

“谢天谢地，我和英国人倒没有什么瓜葛。”

第七章

第二天下午，我从山上第一救护站回来，把车停在后送站门口，伤病员在那里按照各人的病历分类，送往不同的医院。车由我开着，我坐在车里，司机把病历拿进去。那天天气炎热，天空晴朗碧蓝，路面白晃晃的，满是尘土。我坐在菲亚特的高座上，什么事都不想。有一个团打路上走过，我看着他们过去。士兵们热得直冒汗。有些人戴着钢盔，但多数人把钢盔斜吊在背包上。钢盔大多都太大，戴的人差不多连耳朵都给遮住了。军官们都戴钢盔；这些钢盔比较合适。这是巴西利卡塔[29]旅的一半兵力。这是我从他们红白相间的领标上辨认出来的。那团人过去很久以后，又来了一些散兵——跟不上队伍的士兵。他们满身汗水和灰尘，疲惫不堪。有几个模样相当狼狈。散兵走完后，来了一个士兵，走起路来一瘸一拐。他停下来在路边坐下。我下车走了过去。

“怎么啦？”

他望望我，站起身来。

“我要朝前走。”

“出什么事儿啦？”

“该死的战争。”

“你的腿怎么啦？”

“不是腿的问题。是疝气发作了。”

“怎么不上运输车？”我问，“怎么不去医院？”

“人家不让。中尉说我故意把疝带搞丢了。”

“让我摸摸看。”

“滑出来了。”

“在哪一边？”

“这边。”

我摸到了。

“咳一下。”我说。

“我怕咳嗽会肿得更大。已经比早上大了一倍了。”

“坐下，”我说，“我一拿到那些伤员的病历，就带你上路，把你交给你们的医务官。”

“他会说我是故意搞丢的。”

“他们不会拿你怎么样，”我说，“这又不是伤。你以前就得过，是吧？”

“可是我把疝带搞丢了。”

“他们会送你上医院的。”

“难道我不能就待在这儿吗，中尉？”

“不行，我没有你的病历。”

司机走出门来，拿来了车上伤员的病历。

“四个到105，两个到132。”他说。这是河那边的两家医院。

“你来开车。”我说。我把那个发疝气的士兵扶上车，跟我们俩坐在一起。

“你会说英语吗？”他问。

“当然会。”

“你对这该死的战争怎么看？”

“糟糕透了。”

“嗐，糟糕透了。耶稣基督啊，真是糟糕透了。”

“你到过美国吗？”

“当然。在匹兹堡待过。我早知道你是美国人。”

“难道我的意大利语说得不够顺溜吗？”

“反正我知道你是美国人。”

“又一个美国人。”司机用意大利语说，一边望着那个发疝气的人。

“听着，中尉。你非要把我送回我那个团吗？”

“是的。”

“因为上尉军医早就知道我有疝病。我故意丢掉了那该死的疝带，让病情恶化，这样我就不用上前线了。”

“原来如此。”

“难道你不能把我送到别的地方去吗？”

“假若靠近前线的话，我可以送你去急救站。可是在这儿，你得有病历。”

“我要是回去，他们就给我动手术，然后就叫我一直待在前线。”

我仔细想了想。

“你不想一直待在前线，是吧？”他问。

“是的。”

“耶稣基督，这难道不是一场该死的战争吗？”

“听着，”我说，“你还是下车，在路边摔一跤，把头撞个包。我车子回来时就送你去医院。我们在路边这儿停一停吧，奥尔多。”我们在路边停住车。我把他扶下去。

“我就在这儿等你，中尉。”他说。

“回头见。”我说。车子继续往前开，跑了大约一英里就超过了那个团，随后过了河。河水掺杂着雪水，显得一片浑浊，在桥桩间急流。车子沿着平原上的路驶去，将伤员送往那两家医院。回来时我开着车，空车开得很快，好去接那个到过匹兹堡的士兵。我们先遇上的是那团官兵，他们现在走得更热更慢了；接着便是那些掉队的散兵。随后看到一辆马拉救护车停在路边。有两个人把那患疝病的士兵抬起来，想把他弄上车。他们是回来找他的。他冲着我摇摇头。他的钢盔没了，前额的发际线下在流血。鼻子擦破了皮，流血的伤口和头发上都是尘土。

“看看这疙瘩，中尉！”他嚷道，“没法子。他们回来找我啦。”

我回到别墅已经五点钟了，先到外面洗车的地方冲了个澡，然后就回到房里，只穿着裤衩和汗衫，坐在敞开的窗前打报告。两天后就要开始进攻了。我要跟着车队去普拉瓦。我已经好久没往美国写信了，心里也知道该写信，可是时间拖了那么久，现在几乎不知道怎么动笔了。没什么可写的。我寄了几张战区明信片去，除了报个平安之外，什么都不写。这就把亲友给打发了。这些明信片在美国很时髦：既新奇又神秘。这是个既新奇又神秘的战区，不过比起过去跟奥军的几次作战，我想这里既井然有序，又颇为严酷。奥军生来就是为着让拿破仑打胜仗的；随便哪个拿破仑都行。我希望我们也有一个拿破仑，可惜我们只有位肥胖阔绰的卡多尔纳大将军[30]，还有个长着细长脖子、蓄着山羊须的小个子国王维多里奥·埃马努埃莱[31]。在他们右边的是奥斯塔公爵。也许他长得太帅了，当不了大将军，可他瞧着有男人气质。许多人都希望他来当国王。他瞧着就像个国王。他是国王的叔叔，指挥着第三军团。我们属于第二军团。第三军团里有几支英国炮队。我在米兰曾碰到两个英国炮手。他们人都挺好，那天晚上我们玩得好痛快。他们俩个头大，人却羞怯，有些拘谨，凡事都往好里想。我当初进的是英国军队就好了。那样的话，事情就简单多了。不过，我也可能早就没命了。干救护车这差事是不会死的。这也难说，即使开救护车也不保险。英国救护车驾驶员有时也有送命的。哼，我知道我是不会送命的。这场战争不会要我的命。它跟我毫无关系。就像电影里的战争一样，对我本人没有什么危险。不过，我还是祈祷上帝让它结束。也许今年夏天就能结束。也许奥军会垮掉。他们以前总是一打就垮。这场战争怎么搞的？人人都说法国人完蛋了。里纳尔迪说法国人哗变了，军队在向巴黎挺进。我问他结果如何，他说：“噢，人家拦住了他们。”我想去不打仗的奥地利。我想去黑森林[32]。我想去哈尔茨山[33]。哈尔茨山究竟在哪儿？他们正在喀尔巴阡山作战。我说什么也不想去那儿。不过那儿也许挺不错。假如没有战争的话，我可以到西班牙去。太阳落山了，天气凉快了一点。晚饭后我要去找凯瑟琳·巴克利。她要是现在在这儿就好了。我们俩现在在米兰就好了。我想跟她在一起，在科瓦吃上一顿，然后在炎热的黄昏里，顺着曼佐尼大街散步，穿过桥去，掉个头沿着运河一直走，最后走进旅馆。也许她会乐意的。也许她会把我当成她死去的男友，我们从前门进去，门房会脱帽致意，我到柜台拿钥匙，她站在电梯旁等候，然后我们走进电梯，电梯开得很慢，每到一层都发出咔哒咔哒的声音，终于到了我们那一层，侍者打开房门站在那儿，她走出电梯，我走出电梯，我们顺着走廊走，我把钥匙插进锁孔，打开门，走进去，然后拿起电话，要一瓶卡普里白葡萄酒，要他们放在满是冰块的银提桶里送来，你听得见走廊上传来冰块撞击提桶的声音，侍者敲敲门，我说就请放在门外。因为天气太热，我们什么也没穿，加上窗子敞开着，燕子在各家屋顶上飞，后来天黑了，你走到窗口，几只很小的蝙蝠在屋顶上觅食，低低地贴着树梢飞，我们喝着卡普里酒，门锁上了，天气炎热，只盖一条床单，整个夜晚，在米兰炎热的夜晚，我们整夜地相亲相爱。就该这样才对劲。我要快点吃，然后去见凯瑟琳·巴克利。

饭堂里人们话说得太多。我喝酒了，因为今晚我要是不喝点，不和牧师谈谈爱尔兰大主教[34]，人家会说我们缺乏兄弟情谊。爱尔兰大主教似乎是位高尚的人物，他受了冤屈，而我作为美国人，对他所受的冤屈也是有份的，尽管这事我从未听说过，我还得装作知道的样子。牧师对主教受迫害的原因做了长篇大论的解释，说到底似乎都是误会造成的，我听了以后再说完全不知道，未免太不礼貌了。我觉得这大主教有个挺不错的姓氏，他来自明尼苏达州，这本身就是个动听的名字：明尼苏达州的爱尔兰，威斯康星州的爱尔兰，密歇根州的爱尔兰。这姓氏之所以好听，是因为听起来像Island[35]。不，不是这样的。没有那么简单。是的，神父。真的，神父。也许，神父。不，神父。噢，也许是吧，神父。这你比我懂得多，神父。牧师人不错，可是挺乏味。军官们人差劲又乏味。国王人不错，但是乏味。酒很差劲，但并不乏味。它去掉了你牙齿上的珐琅，把它粘在上颚上。

“牧师给关起来了，”罗卡说，“因为人们发现在他名下有一些年息3厘的债券。当然是在法国啦。要是在这儿，人家才不会抓他呢。他拒不承认那些年息5厘的债券。这事发生在贝济耶[36]。我当时就在那儿，从报上看到这消息，就跑到监狱，要求见见牧师。显然，他偷了那些债券。”

“我一点都不信。”里纳尔迪说。

“信不信由你，”罗卡说，“不过我是讲给我们这位牧师听的。很有教育意义啊。他是牧师，一定会很珍惜的。”

牧师笑了。“说下去，”他说，“我听着呢。”

“有些债券自然是不知去向了，可是在牧师名下查到了所有的年息3厘债券和一些地方债券，究竟是哪一种债券我也记不清了。所以我去了趟监狱，这就到了故事的高潮，我站在他牢房外头，好像要做忏悔似的跟他说：‘祝福我吧，神父，因为你犯了罪。’”

人人都大笑起来。

“他怎么说的？”牧师问。罗卡未加理会，继续向我解释这个笑话。“你听懂了吧？”看来，你要是真听懂了的话，这是个很有趣的笑话。他们又给我倒了些酒，我讲了一个英国士兵被逼着淋浴的故事。接着，少校讲了一个十一个捷克斯洛伐克士兵和一个匈牙利下士的故事。我又喝了些酒，讲了一个骑师捡到便士的故事。少校说意大利有个类似的故事，讲的是公爵夫人夜里睡不着觉。这当儿牧师走了，我又讲了个旅行推销员的故事，说他清早五点冒着干燥凛冽的北风来到马赛。少校说他听人讲我挺能喝酒。我加以否认。他说我肯定能喝，我们可以当着酒神巴克斯[37]的躯体，来看看是真是假。别抬出巴克斯，我说。别抬出巴克斯。要抬出巴克斯，他说。我得和菲利波·文森柴·巴锡一杯一杯比酒。巴锡说不行，这可比不得，因为他已经喝了我两倍多。我说那是个卑劣的谎言，什么巴克斯不巴克斯，菲利波·文森柴·巴锡或是巴锡·菲利波·文森柴整个晚上都没沾过一滴酒，他究竟叫什么来着？他说我究竟是叫Frederico Enrico还是Enrico Federico[38]？我说别管什么巴克斯，还是比谁喝的多，于是少校拿大杯来倒红酒，我们便开始了。喝到一半，我不想再喝了。我想起我要去的地方。

“巴锡赢了，”我说，“他比我行。我得走了。”

“他真得走了，”里纳尔迪说，“他有个约会。我都知道。”

“我得走了。”

“改天晚上，”巴锡说，“改天晚上等你感觉好点了再比。”他拍拍我的肩膀。桌上点着几支蜡烛。军官们都很开心。“晚安，先生们。”我说。

里纳尔迪和我一道出来。我们站在门外那一小片地上，他说：“你喝得醉醺醺的，还是别去那儿吧。”

“我没醉，里宁。真的没醉。”

“你还是嚼点咖啡吧。”

“胡说。”

“我去弄点来，宝贝。你来回走走吧。”他带回来一把烤咖啡豆。“嚼嚼这些，宝贝，上帝保佑你。”

“巴克斯。”我说。

“我陪你走一趟。”

“我一点问题也没有。”

我们一同穿过小镇，我嚼着咖啡豆。到了通往英国别墅的车道门口，里纳尔迪道了晚安。

“晚安，”我说，“怎么不一块进去？”

他摇摇头。“不进去了，”他说，“我喜欢简单一点的乐趣。”

“谢谢你的咖啡豆。”

“没什么，宝贝。没什么。”

我顺着车道走去。车道两旁的松柏，轮廓鲜明清晰。我回过头去，看见里纳尔迪还站在那儿望着我，便向他挥挥手。

我坐在别墅的会客厅里，等待凯瑟琳·巴克利下来。有人沿着走廊走来。我站起身，但来的不是凯瑟琳，而是弗格森小姐。

“你好，”她说，“凯瑟琳让我转告你，她很抱歉，今晚不能来见你。”

“真遗憾。但愿她没有生病。”

“她不太舒服。”

“你能否转告她我很关切？”

“好的，我会的。”

“你觉得我明天再来见她好不好？”

“可以，我觉得挺好。”

“多谢了，”我说，“晚安。”

我走出门，突然感到既孤单又空虚。我本来就没把来看凯瑟琳当回事，甚至都有点喝醉了，差一点忘了要来，可来了没能见着她，心里又觉得既孤单又空虚。

第八章

第二天下午，我们听说当天夜里要在河的上游发动进攻，我们得派四辆救护车去那里。尽管人人说起来都深信不疑，一副深谋远虑的样子，其实个个都一无所知。我坐在头一辆救护车里，经过英国医院大门口时，我叫司机停一停。其余的车子也跟着停下来。我下了车，让司机继续开，如果到了去科尔芒斯的岔路口我们还没追上，他们就在那儿等候。我匆匆跑上车道，走进会客厅，说要见见巴克利小姐。

“她在值班。”

“我能否见她一会儿？”

他们派了个勤务兵去问问，巴克利小姐跟着勤务兵来了。

“我路过这儿，来问问你好些没有。他们说你在值班，我还是要求见见你。”

“我很好，”她说，“我想昨天是有些中暑了。”

“我得走了。”

“我陪你到门外走一走吧。”

“你好了吧？”到了外头，我问。

“好了，亲爱的。今晚来吗？”

“不来了。我现在要去参加普拉瓦河上游的一场战斗。”

“一场战斗？”

“我想这算不了什么。”

“你会回来吧？”

“明天。”

她从脖子上解下一样东西，把它放在我手里。“是个圣安东尼[39]像，”她说，“明天晚上来吧。”

“你不是天主教徒吧？”

“不是。但是人家说圣安东尼像很管用。”

“我来替你保管吧。再见。”

“别，”她说，“别说再见。”

“好吧。”

“做个好孩子，当心点。不，你不能在这儿亲我。不能。”

“好吧。”

我回过头去，看见她站在台阶上。她挥挥手，我给了她一个飞吻。她又挥挥手，接着我走出车道，爬上救护车车座，我们便起程了。圣安东尼像装在一只白色小铁盒里。我打开盒子，把圣像倒在手掌上。

“圣安东尼像？”司机问。

“是的。”

“我有一个。”他的右手离开方向盘，解开上衣的一颗纽扣，从衬衫里面掏了出来。

“看见没？”

我把我的圣安东尼像放回盒子里，再把那条细细的金链子倒出来，一起放进我的胸袋里。

“你不戴上吗？”

“不戴。”

“还是戴上吧。本来是用来戴的嘛。”

“好吧。”我说。我解开金链的扣子，把它挂在我的脖子上，扣上扣子。圣像垂在我的制服外面，我解开上衣领子，解开衬衫领口，把它塞到衬衫里面。车子行驶中，我能感觉到它在小铁盒里抵着我的胸部。随后我便把它给忘掉了。我受伤后再也没能找到它。大概是在一个包扎所给什么人拿走了。

我们过了桥，把车子开得飞快，很快就望见跑在前头的那几辆救护车扬起的尘土。路拐了个弯，可以看见那三辆车子显得特小，车轮扬起尘埃，弥漫在树木之间。我们追上它们，超了过去，拐上一条上山的路。结队开车，只要你开的是领头的车子，倒也没有什么不快活的，我安坐在车座上，观赏起乡村景色来。我们的车子行驶在河这边的山麓上，随着路往上攀升，可以望见北边的高山峻岭，峰顶还有积雪。我回头望望，看见那三辆车子都在爬坡，车与车之间隔着一段尘埃。我们跑到了一支长长的骡队前面，骡子身上都驮着物资，赶骡人戴着红色的非斯帽，走在骡队旁边。他们都是意大利狙击兵。

赶过骡队之后，路上便空荡荡了，我们的车子爬过山丘，然后沿着一长道山峦的山肩，往下驶进一个河谷。路的两边都是树，透过右排的树，我望见那条河，河水又清又浅，流势湍急。河面很低，河里一片片沙滩和卵石，中间是一条窄窄的河道，有时河水铺展在卵石河床上，泛出光彩夺目的光芒。靠近河岸，我看见几处深水潭，水蓝如天。河上有几座拱形石桥，大路就从这儿分出一条条小径，我们经过农家的石屋，梨树的枝桠倚在南墙上，地里砌着低矮的石墙。我们顺着大路在河谷里盘旋了很久，然后转了个弯又开始爬山了。山路峻峭，时上时下，在栗树林间穿行，终于进入平地，沿着山脊而行。穿过树木间往下看，可以望见远处山下阳光照耀的那条河，将敌我两军分隔开。我们顺着这条沿山脊顶峰的崎岖的新军用道行驶，我朝北望见两道山脉，雪线下又青又黑，雪线上阳光灿烂，一片雪白，煞是好看。接着，路沿着山脊攀升，我看见第三道山脉，更高的雪山，看起来呈粉白色，上有皱褶，形成奇特的平面，随后看到这些高山后面还有不少山峰，不过很难说你真看得见。这都是奥地利人的高山峻岭，我们可没有这样的山。前面路上有个朝右的圆形转弯，从那儿往下望，看得见路在林间向下延伸。这条路上有部队、卡车和驮着山炮的骡子，当我们挨着路边往下开去时，我可以望见下面远处的那条河、沿河的铁轨和枕木、铁路穿越到对岸去的老桥，还有对岸山脚下要争夺的那座小镇的一片断墙残壁。

等我们下山，拐进河边的那条大路时，天已快黑了。

第九章

路上很拥挤，两边都有玉米秆和草席搭成的屏障，头顶也盖有席子，因此看起来像马戏团或土著村落的入口。我们的车在这草席覆盖的通道里慢慢行驶，出了通道，便来到一块清理过的空地，这儿原是火车站。这儿的路比河岸还要低，沿着下沉的路的一边，河岸上挖了好些洞穴，步兵们就藏在里头。太阳在下落，车子一边行驶，我一边抬头朝河岸上观望，看见奥军的侦察气球飘浮在对面的小山上，在夕阳辉映下，一个个黑乎乎的。我们把车子停在砖厂那边。砖窑和一些深洞被改造成包扎所。我认得那里的三名医生。我和少校聊了聊，听说进攻一开始，我们的救护车一装好伤员，就将沿着那条用草席遮掩的路往回送，一直开上沿着山脊走的大路，那儿有一个救护站，另有车辆把伤员送走。他希望这条路可别阻塞不通。这是唯一的通道。这条路被遮掩起来，因为正好处于河对岸奥军的视野范围内。在砖厂这儿，我们有河岸掩护，步枪和机枪打不到我们。河上有一座桥被炸毁了。轰炸一开始，意军准备再搭一座桥，有的部队打算从上游河湾处的浅滩渡河。少校是个小个子，留着向上翘的小胡子。他在利比亚[40]打过仗，挂着两条证明受过伤的条章。他说如果战事顺利的话，他会保证我立功受奖。我说我希望战事顺利，还说他待我太好了。我问他有没有大的掩蔽壕，可以让司机们待在里面，他便派一名士兵领我去。我跟着士兵找到了掩蔽壕，那地方倒蛮不错。司机们很满意，我就把他们安顿在那儿。少校让我跟他和另外两名军官喝一杯。我们喝的是朗姆酒，彼此非常融洽。外面，天渐渐黑下来了。我问什么时候进攻，他们说天一黑就开始。我回到司机们那儿。他们坐在掩蔽壕里聊天，我一进来，他们就默不作声了。我给每人发了包香烟，马其顿香烟，烟卷装得松，烟草都露出来了，抽之前需要将两头拧紧点。马内拉打着了打火机，挨个儿递给大家。打火机的形状像是菲亚特汽车的引擎冷却器。我把听到的消息告诉了他们。

“我们刚才下来时怎么没见那救护站？”帕西尼问。

“就在我们拐弯的地方过去一点。”

“那条路会弄得一团糟。”马内拉说。

“他们会把我们轰得半死。”

“可能吧。”

“什么时候吃饭，中尉？一打起来，我们就没工夫吃饭了。”

“我去看看。”我说。

“你看我们是待在这儿，还是四处转转？”

“还是待在这儿吧。”

我回到少校的掩蔽壕里，少校说马上就有战地厨房了，司机们到时可以来领饭了。如果没有饭盒，可以从他这儿借。我说他们想必是有饭盒的。我回去跟司机们说，吃的一到，我就拿来。马内拉说希望在轰炸开始前吃上饭。我出去后他们才开始说话。他们都是机械师，憎恶战争。

我出去看了看救护车，摸了摸情况，然后回到掩蔽壕，跟四名司机坐在一起。我们背靠着墙，坐在地上抽烟。外边天快黑了。掩蔽壕的土又暖又干，我双肩向后靠着墙，腰背贴地坐着，放松休息。

“派谁去进攻？”加沃齐问。

“意大利狙击兵。”

“都是狙击兵？”

“我想是的。”

“这儿的兵力不足，难以发动一次真正的进攻。”

“也许只是虚张声势，替真正的进攻打掩护。”

“士兵们知道派谁去进攻吗？”

“恐怕不知道。”

“他们当然不知道，”马内拉说，“他们要是知道的话，就不会出击了。”

“会的，他们会出击的。”帕西尼说，“狙击兵都是些笨蛋。”

“他们勇敢，守纪律。”我说。

“他们一个个胸部发达，身体健康。但仍然是笨蛋。”

“掷弹兵们个子都很高。”马内拉说。这是个笑话。大家都笑了。

“那次他们不肯出击，结果每十人中枪决一人。当时你在场吗，中尉？”

“不在。”

“确有其事。后来人家叫他们排好队，每十人处决一个。由宪兵执行枪决。”

“宪兵，”帕西尼说，朝地板上唾了一口，“可是那些掷弹兵，个个身高六英尺以上。他们就是不肯出击。”

“要是人人都不肯出击，战争就结束了。”马内拉说。

“掷弹兵们可不这样想，他们是害怕。军官们家庭出身都很好。”

“有些军官独自冲锋上阵了。”

“一名中士枪毙了两个不肯上阵的军官。”

“有些士兵也冲锋上阵了。”

“那些冲锋上阵的，倒没有被人家列队每十个枪决一个。”

“被宪兵枪决的人中，有一个是我的老乡，”帕西尼说，“他是掷弹兵，长得又高又大，还很机灵。老是待在罗马。老是喜欢泡妞。老是跟宪兵在一起。”他笑起来。“如今，他们派了个挎着刺刀的卫兵守在他家门口，不准任何人去见他的父母姊妹。他父亲还被剥夺了公民权，甚至不许参加选举。他们全都不受法律保护。谁都可以拿走他们的财产。”

“假若不是怕株连家人，谁也不会去冲锋陷阵。”

“会的。阿尔卑斯山部队就会。那些志愿兵就肯。还有那些狙击兵也肯。”

“狙击兵也有临阵脱逃的。现在大家尽量装作没有这回事似的。”

“你可别让我们这样谈下去，中尉。Evviva l’esercito[41]。”帕西尼挖苦地说。

“我知道你们是怎么说话的，”我说，“但只要你们肯开车，守规——”

“——而且说话别让别的军官听见。”马内拉帮我把话说完。

“依我看，我们总得打完这场战争吧，”我说，“一方停战是结束不了战争的。假如我们停战了，那只会更糟糕。”

“不会更糟糕的，”帕西尼用恭敬的口气说，“没有比战争更糟糕的事情了。”

“战败会更糟糕。”

“我看不见得，”帕西尼还是用恭敬的口气说，“战败算什么？你回家就是了。”

“人家追着你来了。占领你的家。奸污你的姐妹。”

“我看不见得，”帕西尼说，“他们不可能对人人都这么做。让人人守住自己的家。把各人的姐妹关在屋里。”

“他们绞死你。他们来逼着你再去当兵。不让你进汽车救护队，让你去当步兵。”

“他们不可能把人人都绞死呀。”

“外族人不可能逼你去当兵，”马内拉说，“刚打第一仗，大家都跑光了。”

“就像捷克人那样。”[42]

“我想你压根儿没尝过被征服的滋味，所以你认为这没什么残酷的。”

“中尉，”帕西尼说，“我们晓得你让我们畅所欲言。听着。没有什么事比战争更残酷了。我们汽车救护队的人，根本意识不到战争有多残酷。人即使意识到战争有多残酷，也无力阻止战争了，因为大家都疯了。有些人永远意识不到。有些人怕军官。战争就是由军官造成的。”

“我也知道战争残酷，但总是要把它打完的。”

“战争是完不了的。仗是打不完的。”

“不，是打得完的。”

帕西尼摇摇头。

“战争不是靠打胜仗来取胜的。即使我们拿下了圣迦伯烈山，那又怎么样？即使拿下了卡索、蒙法尔科内和的里雅斯特[43]，又怎么样？那时我们在哪儿？你今天看到那些遥远的群山了吗？你认为我们应该把它们都拿下来吗？只有奥军停战才行。总有一方必须停战。我们为什么不停战呢？敌军要是开进意大利，就会感到厌倦，一走了之。他们有自己的国家。但谁也不肯让步，于是就有了战争。”

“你是个演说家呀。”

“我们思考。我们读书。我们不是农民。我们是机械师。但即使是农民，也知道不去相信战争。人人都恨这场战争。”

“一个国家有个统治阶级，这统治阶级是愚蠢的，什么都不懂，并且永远不会懂得。因此就有了这场战争。”

“而且他们还借此发财。”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发不了财，”帕西尼说，“他们太愚蠢了。他们毫无目的地打起来。只是出于愚蠢。”

“我们得闭嘴了，”马内拉说，“即使对中尉来说，我们也说得太多了。”

“他喜欢听，”帕西尼说，“我们会改变他的。”

“不过现在可得闭嘴了。”马内拉说。

“我们可以吃饭了吗，中尉？”加沃齐问。

“我去看看。”我说。戈尔迪尼站起身，跟我一道走出去。

“我能做点什么，中尉？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他是四人中最安静的一位。“你要来就跟我来吧，”我说，“我们看看去。”

外面天已黑了，探照灯长长的光柱在山间晃动着。这条战线上，有些大型探照灯装在军用卡车上，你有时夜间赶路碰得见，就在挨近前线的后边，卡车停在路旁，有名军官在指挥着灯光，他的部下惊慌不已。我们穿过砖厂，在包扎总站前停了下来。入口处上面有绿枝搭成的小屏障，黑暗中，夜风吹动被太阳晒干的树叶，发出一片沙沙声。里边亮着灯。少校坐在一只箱子上打电话。一名军医上尉说，进攻提前了一小时。他递给我一杯科涅克白兰地。我望着那些木板桌、灯下闪闪发光的医疗器械、脸盆和盖好的药瓶。戈尔迪尼站在我身后。少校打好电话，站起身来。

“现在开始了，”他说，“又推后到原来的时间。”

我望望外面，一片黑乎乎，奥军的探照灯在我们身后的山上照来照去。不过还是安静了一会儿，接着我们身后的大炮都响了起来，轰炸开始了。

“萨伏伊王室[44]的部队。”少校说。

“汤呢，少校？”我说，他没听见我说的话。我又说了一遍。

“还没送来。”

一颗大炮弹飞来，在砖厂外头爆炸。又一声爆炸，在这大爆炸声中，还能听见砖头和泥土像雨点般落下时的比较细小的声响。

“有什么可吃的？”

“只有一点干面。”少校说。

“有什么我就吃什么好了。”

少校对勤务兵吩咐了几句，勤务兵走到后边去，回来时端来一铁盆冷的煮通心粉。我接过来递给戈尔迪尼。

“有干酪吗？”

少校很勉强地对勤务兵吩咐了一声，勤务兵再次钻到后边的洞里去，回来时端来四分之一块白干酪。

“多谢了。”我说。

“你们最好别出去。”

外边有人在门口旁边放了一样什么东西。抬东西来的两人中的一个，朝里面张望。

“把他抬进来。”少校说，“你们怎么啦？难道要我们到外面去抬他？”

抬担架的两人抱住伤员的腋下和腿，把他抬了进来。

“撕开他的外衣。”少校说。

他拿着个镊子，镊子底下夹着块纱布。两个上尉脱下外衣。“出去。”少校对抬担架的两人说。

“走吧。”我对戈尔迪尼说。

“你们还是等轰炸过了再走。”少校扭过头说。

“他们想吃东西。”我说。

“那就随你便。”

出来后，我们冲过砖厂。一颗炮弹落在河岸附近突然爆炸了。接着又是一颗，不过我们没有听见，直至猛然有一股气浪冲来。我们两人连忙扑倒在地，随着爆炸的闪光和撞击声，还有那火药的气味，我们听见一阵弹片的呼啸声和砖石的坠落声。戈尔迪尼跳起身朝掩蔽壕跑去。我跟在他后边，手里拿着干酪，干酪光滑的表面已蒙上了砖灰。掩蔽壕里，三位司机正靠墙坐着，一面抽着烟。

“给你们，爱国者。”我说。

“车子怎么样？”马内拉问。

“挺好。”

“你受惊了吧，中尉？”

“你他妈的说对了。”我说。

我拿出小刀，打开，揩揩刀口，刮去干酪表皮的灰尘。加沃齐把那盆通心粉递给我。

“来吃吧，中尉。”

“不了，”我说，“放地上吧。我们一块吃。”

“没有叉子。”

“管它呢。”我用英语说。

我把干酪切成片，放在通心粉上。

“坐下来吃吧。”我说。他们坐下等着。我伸出五指去抓面，把面提起来。一团面松开了。

“提高点，中尉。”

我提起那团面，把手臂伸直，面条总算离开了盆子。再放下来往嘴里送，吸到头就咬断，然后咀嚼，接着咬一口干酪，咀嚼一下，喝一口酒。那酒的味道就像生锈的金属。我把饭盒还给帕西尼。

“差劲透了，”他说，“放的时间太长了。我一直搁在车子里。”

大家都吃起来，下巴紧贴着面盆，头往后仰，把面条全部吸进嘴里。我又吃了一口面，尝一点干酪，用酒冲一冲。外面有什么东西落下，大地震动了一下。

“不是四二零大炮，就是迫击炮弹。”加沃齐说。

“山里头根本没有四二零。”我说。

“他们有斯科达大炮[45]。我见过这种炮弹炸出的大坑。”

“那是三零五。”

我们接着吃。有人咳嗽了一声，好像火车头在开动的声音，接着又是一声震天动地的爆炸。

“这掩蔽壕挖得还不够深。”帕西尼说。

“那是一门大迫击炮。”

“是的，长官。”

我吃完我那份干酪，喝下一口酒。在别的声响中，我听见一声咳嗽，接着是“嚓—嚓—嚓”的声音——然后是一条闪光，仿佛熔炉门被突然打开，接着是轰隆一声，先是白色，后是红色，跟着一股疾风扑来，持续不停。我使劲呼吸，可又无法呼吸，只觉得灵魂冲出了躯壳，往外冲，往外冲，我的躯壳始终在风中往外冲。迅即间，我的灵魂全出了窍，我知道我已经死了，如果以为是刚刚死去，那是大错特错。随后我就飘浮起来，不是往前飘，而是退回来。我吸口气，回到原地。地面已被炸裂，在我脑袋前面，就有一根破裂的木梁。我的脑袋在摇晃，听见有人在哭。我想是有人在尖叫。我想动，但是动不了。我听见河对岸和沿河上下的机枪声和步枪声。随着一阵响亮的溅水声，我看见照明弹在往上升，接着炸裂了，一片白光在天上飘浮着，随即火箭也冲上天，还听见炸弹声，这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随后我听见附近有人在嚷：“我的妈呀！噢，我的妈呀！”我又是拔，又是扭，终于抽出了双腿，便转过身去摸摸他。原来是帕西尼，我一碰他，他就尖叫。他的双腿朝着我，我在明暗交错中看到，他的双腿膝盖以上全都炸烂了。一条腿不见了，另一条腿仅由肌腱和裤腿的一部分勉强连着，残余的一截在抽搐，在痉挛，好像脱了节似的。他咬咬胳臂，哼叫道：“噢，我的妈，我的妈呀！”接着又说：“Dio te salve[46]，玛丽亚。Dio te salve，玛丽亚。噢，耶稣，打死我吧打死我吧我的妈我的妈噢最纯洁可爱的玛丽亚打死我吧。结束这痛苦吧。结束这痛苦吧。结束这痛苦吧。噢耶稣可爱的玛丽结束这痛苦吧。噢噢噢噢。”接着是一阵哽噎声：“妈呀我的妈呀。”然后他安静下来，咬着胳臂，腿的残肢在抽搐着。

“Porta feriti[47]！”我将两手合拢成杯形，放在嘴边大声喊道。“Porta feriti！”我想接近帕西尼，给他腿上绑根止血带，但我根本动不了。我又试了一次，我的腿稍微挪动了一点。我可以用双臂和双肘撑着往后爬。帕西尼现在安静了。我坐在他旁边，解开我的外衣，想撕下我的衬衣后摆。衬衫撕不动，我就用牙齿咬住布的边沿来撕。这时我才想起他的布绑腿。我穿着羊毛袜，而帕西尼却裹着布绑腿。司机们都裹着布绑腿，但帕西尼只有一条腿。我解开布绑腿，可我这么做的时候，就发觉没有必要再绑止血带了，因为他已经死了。我确认了一下，他是死了。还得找一找另外三个人。我坐直了身子，这一来才觉得我脑袋里有什么东西在动，就像洋娃娃的眼睛上压着铁块，我眼球后面被什么东西击中。我的双腿又暖又湿，鞋子里面又湿又暖。我知道我中弹了，就俯下身子去摸摸膝盖。我的膝盖不见了。我把手伸进去，才发现我的膝盖原来在小腿上。我在衬衫上擦擦手，又一道照明弹的光慢慢地落下来，我看着我的腿，心里非常害怕。噢，上帝，我说，让我离开这里吧。然而，我知道，还有另外三个人。本来有四个司机。帕西尼死了。还有三个。有人抱住我的腋下，另有一人抬起了我的双腿。

“还有三个人，”我说，“有一个死了。”

“我是马内拉。我们去找担架，可是找不着。你好吗，中尉？”

“戈尔迪尼和加沃齐在哪儿？”

“戈尔迪尼在急救站接受包扎。加沃齐抬着你的双腿。搂住我的脖子，中尉。你伤得很厉害吗？”

“伤在腿上。戈尔迪尼怎么样啦？”

“他没事。是颗大迫击炮弹。”

“帕西尼死了。”

“是的。他死了。”

一颗炮弹在附近落下，他们俩都扑倒在地，把我也摔在地上。“对不起，中尉，”马内拉说，“搂着我的脖子。”

“让你再摔倒我呀。”

“刚才因为我们受惊了。”

“你们俩没受伤吧？”

“都只受了一点伤。”

“戈尔迪尼还能开车吗？”

“恐怕不行了。”

到达救护站之前，他们又摔了我一次。

“狗娘养的。”我说。

“对不起，中尉，”马内拉说，“不会再摔着你了。”

在救护站外面，很多我们这样的人躺在黑暗中的地上。他们把伤员抬进来又抬出去。包扎所的门帘打开，把伤员抬进抬出时，我看得见里边的灯光。死了的就搁在一边。军医们把袖子卷到了肩部，一个个浑身是血，跟屠夫一般。担架不够用。有些伤员吵得厉害，大多数人都很安静。包扎所门上用来遮荫的树叶给风刮得沙沙响，夜越来越冷了。时不时有担架员走进来，放下担架，卸下伤员，随即又走出去。我一到包扎所，马内拉就找来一名中士军医，给我两条腿都扎上绷带。他说伤口里的灰尘太多，所以没流多少血。他们会尽快给我治疗。他回到里边去了。马内拉说，戈尔迪尼不能开车了。他的肩膀骨折了，头部也受了伤。他没觉得怎么疼，但现在肩膀不听使唤了。他坐在一垛砖墙边。马内拉和加沃齐各自送走了一批伤员。他们倒还能开车。英军派来三辆救护车，每部车上配备两个人。其中有一名司机由戈尔迪尼领着向我走过来，戈尔迪尼看上去面色煞白，一副病容。英国人弯下腰来。

“你伤得严重吗？”他问。他是个高个子，戴着副钢边眼镜。

“腿上受了伤。”

“希望不太严重。抽支烟吧？”

“谢谢。”

“他们告诉我说，你损失了两名司机。”

“是的。一个死了，还有就是领你来的这位。”

“真不幸。你愿意让我们来开车吗？”

“我正想请你们来开呢。”

“我们会好好照料车子，用完还到别墅去。你们是206，对吧？”

“是的。”

“那是个迷人的地方。我以前见过你。他们说你是美国人。”

“是的。”

“我是英国人。”

“不会吧！”

“是的，英国人。你以为我是意大利人吗？我们有支部队里有些意大利人。”

“你们肯替我们开车，那太好了。”我说。

“我们会十分当心的，”他挺直了身子，“你们的这个伙计急巴巴地就想让我来见你。”说着拍拍戈尔迪尼的肩膀。戈尔迪尼身子一缩，笑了笑。英国人突然操起流利纯正的意大利语来。“现在一切安排好了。我见过了你们的中尉。我们来接管这两部车子。你们现在不用操心了。”他顿了顿又说：“我得设法把你送出去。我要去找医务人员。我们把你一道送回去。”

他朝包扎所走去，小心翼翼地移动着脚步，唯恐踩着地上的伤员。我看见毛毯帘子被掀开，里面的灯光透出来，他走了进去。

“他会关照你的，中尉。”戈尔迪尼说。

“你怎么样，弗兰哥？”

“我没事。”他在我身边坐下。不一会，包扎所门前的毛毯掀开了，走出两个担架员，后面跟着那高个子英国人。他把他们领到我跟前。

“这位就是美国中尉。”他用意大利语说。

“我还是等等吧，”我说，“还有比我伤得更重的人。我没事儿。”

“得了，得了，”他说，“别充该死的英雄啦。”然后又用意大利

语说：“抬他的时候要当心他的双腿。他的腿痛得厉害。他是威尔逊总统的嫡亲公子。”他们把我抬起，送进包扎室。里面所有的桌上都有人在动手术。小个子少校悻悻地瞪着我们。他认出了我，挥了挥镊子。

“Ca va bien？[48]”

“Ca va.[49]”

“是我把他带来的，”高个子英国人用意大利语说，“他是美国大使的独生子。就让他待在这儿吧，等你们一腾出手就给他医治。然后我就把他随第一批伤员运回去。”他朝我弯下腰来。“我去找他们的副官给你办病历，这样事情会快得多。”他弯着身出了门，走掉了。少校这时取下镊子，把它们丢进盆子里。我的目光随着他的手移动。现在他在扎绷带。随后，担架员把人从桌上抬走了。

“我来负责美国中尉吧。”一个上尉军医说。他们把我抬上桌子。桌面又硬又滑。有许多刺鼻的气味，既有化学药品味，又有甜滋滋的人血味。他们脱下我的裤子，上尉军医一边检查，一边对中士副官口述起来。“左右大腿、左右膝盖和右脚上多处负伤。右膝、右脚伤势较重。头皮有裂伤（他用探针探查了一下——痛吗？——基督啊，痛呀！），头盖可能有骨折。值勤时受的伤。这样一来，军事法庭就不会说你是自残了，”他说，“想喝点白兰地吗？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的？你打算干什么？自杀吗？请给他打一针防破伤风疫苗，在他两条腿上都画个十字记号。谢谢。我来清理一下，清洗干净，扎上绷带。你的凝血功能相当棒。”

写病历的副官抬起头来问：“你是怎么受伤的？”

上尉军医：“什么击中了你？”

我闭着眼睛说：“一颗迫击炮弹。”

上尉做的手术很痛，割裂了肌肉组织，问我：“你肯定吗？”

我尽量躺着不动，肌肉组织被切割的时候，感觉胃在颤抖，便说：“我想是的。”

上尉军医找到了什么东西，很感兴趣地说：“敌军迫击炮弹的碎片。你要是同意的话，我可以再查查看，不过没有必要。我把这些都涂上颜色——这痛不痛？好了，这比起以后的疼痛，算不了什么。真正的疼痛还没开始呢。给他来杯白兰地。一时的受惊可以减轻点疼痛；不过也没什么，只要不感染，就用不着担心，再说现在也很少感染。你的头怎么样？”

“仁慈的基督啊！”我说。

“那你还是别喝太多的白兰地。要是骨折了，还要防止发炎。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浑身是汗。

“仁慈的基督啊！”我说。

“我想你还是骨折了。我给你包起来，免得你的脑袋东碰西撞。”他给我包扎，他的手非常麻利，绷带扎得又紧又稳。“好了，祝你好运，Vive la France.[50]”

“他是美国人。”另一位上尉说。

“我以为你说他是法国人。他讲法语，”上尉说，“我早就认识他。我总以为他是法国人。”他喝下半大杯科涅克白兰地。“把重病号送上来。多拿些防破伤风疫苗来。”上尉冲我挥挥手。他们抬起我，出去的时候，门上的毛毯打在我脸上。到了外头，中士副官在我躺的地方跪下来。“姓氏？”他轻声问道。“中名？教名？军衔？出生地？级别？军团？”等等。“为你头上的伤感到难过，中尉。希望你感觉好些。我现在用英国救护车送你走。”

“我没事儿，”我说，“非常感谢。”少校先前所说的疼痛现在开始了，眼前发生的一切都激不起我的兴趣，也与我无关。过了一会，英国救护车来了，他们把我放在担架上，再把担架抬上救护车，推了进去。我旁边还有一副担架，上面躺着个男人，他的整个脸都扎了绷带，只看得见鼻子，像蜡一般。他的呼吸很沉重。又抬来几副担架，挂在上边的吊索上。高个子英国司机走过来，朝里面望望。“我要稳稳当当地开，”他说，“希望你们感觉舒坦。”我感觉到引擎发动了，感觉到他爬上前座，感觉到他松开刹车，踩下离合器，接着我们就启程了。我静静地躺着，任凭疼痛肆虐。

救护车沿着山路爬行，开得很慢，有时停下，有时倒车拐弯，后来终于跑起来了。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往下滴。起初滴得很慢很有节奏，后来就滴滴答答流淌起来。我向司机嚷叫起来。他停下车，从车座后的窗洞望进来。

“什么事？”

“我上边担架上的那个人在流血。”

“离山顶不远了。我一个人没法把担架弄出来。”他又开车了。血流个不停。在黑暗中，我看不清血是从头顶上方帆布的什么地方流下来的。我试图把身子往旁边挪挪，免得血流在我身上。有的血流进我衬衫里，觉得又暖又黏。我感到冷，腿又疼得厉害，难受得直想吐。过了一会，上边担架上血流得少了，又开始一滴一滴地落下来，我听到并感觉到上面的帆布在动，担架上的那个人比较舒服地安定下来了。

“他怎么样了？”英国人回头问，“我们快到山顶了。”

“我想他是死了。”我说。

血滴得很慢，就像太阳落山后，冰柱上滴下的水珠。山路往上爬，沉沉夜色中，车里寒气袭人。到了山顶救护站，他们把那副担架抬出去，把另外一副担架放进来，我们又继续赶路。

第十章

在野战医院的病房里，他们告诉我说：有人下午要来看我。那天天热，房间里有好多苍蝇。我的护理员把纸裁成纸条，绑在棍子上做成掸子，来驱赶苍蝇。我看着那些苍蝇叮在天花板上。护理员一停止挥赶，再一打瞌睡，苍蝇便飞下来，我就吹着气把它们赶走，最后用双手捂住脸，也睡着了。天太热了，我一觉醒来，腿上发痒。我叫醒护理员，他往绷带上倒了些矿泉水。这样一来，床给弄得又湿又凉。睡醒的人就在病房里聊天。医院的下午是比较安静的时候。每天早晨，三个男护士和一名医生，挨个巡视病床，把病人一个个抬下床，送到包扎室去换药，趁换药的机会，给病人整理床铺。去包扎室换药可不是好玩的，我后来才知道，床上有病人，也照样可以铺床。护理员泼完了水，床上又凉快又舒服，我正吩咐他给我脚底什么地方挠痒的时候，有一位医生带来了里纳尔迪。他脚步匆匆地来到床前，弯下腰来亲了亲我。我见他戴着手套。

“你好吗，宝贝？感觉如何？我给你带来了这个——”是一瓶科涅克白兰地。护理员搬来一把椅子，他坐下了，“还有个好消息。要给你授勋。他们想给你弄块银质奖章，但是也许只能搞到铜的。”

“为什么呀？”

“因为你受了重伤。他们说，只要你能证明你有什么英雄事迹，你就能得到银质奖章。否则就只能是铜的了。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你有什么英雄事迹吗？”

“没有，”我说，“大家在吃干酪的时候，我被炸了。”

“别开玩笑。受伤前后，你肯定有过什么英雄事迹。仔细想想看。”

“我真没有。”

“你没背过什么人吗？戈尔迪尼说你背过好几个人，但急救站的少校军医说，这是不可能的。你要想得到奖励，得让他在提议书上签字。”

“我没背过什么人。我动都动不了。”

“那没关系。”里纳尔迪说。

他摘下手套。

“我想我们能替你弄到银质奖章。你不是拒绝比别人先接受治疗吗？”

“也不是很坚决。”

“那没关系。看看你伤得多么严重。看看你的勇敢行为，总是要求上一线。再说，这次行动又很成功。”

“他们顺利过河了吗？”

“顺利极啦。俘获了近千名俘虏。公报上写着呢。你没看公报吗？”

“没有。”

“等我带一份给你看看。这次奇袭非常成功。”

“各方面情况怎么样？”

“棒极了。大家都棒极了。人人都替你感到骄傲。跟我详细说说事情的经过吧。我敢肯定你能拿到银质奖章。跟我说说吧。把一切都告诉我。”他停了停，想了想。“说不定你还能弄枚英国勋章呢。那儿有个英国人。我去找找他，看他愿不愿意推荐你。他总会有点办法的。你遭了很多罪吧？喝一杯吧。护理员，去拿个瓶塞起子来。噢，你真该看看我是怎样给人切除三米小肠的，我的医术现在是今非昔比了。这可是给《柳叶刀》[51]杂志投稿的好素材。你替我翻译出来，我把它投到《柳叶刀》。我的医术日益精湛。可怜的好宝贝，你感觉怎么样啦？怎么还不见那个该死的瓶塞起子？你这么勇敢沉着，我都忘了你在受罪。”他拿手套拍拍床沿。

“瓶塞起子拿来了，中尉长官。”护理员说。

“打开酒瓶。拿个杯子来。喝了这个，宝贝。你那可怜的脑袋怎么样了？我看过你的病历。压根儿没有骨折。急救站的少校是个杀猪的。我要是给你动手术，决不会让你吃苦。我从不让任何人吃苦。我掌握了这里面的诀窍。我天天学习，手术越做越顺当，技术越来越精湛。原谅我话这么多，宝贝。看到你受这么重的伤，我真心痛。好了，喝了这个。不错的。花了十五里拉呢。一定不错。五星的。我一离开这儿，就去找那个英国人，让他给你弄一枚英国勋章。”

“他们的勋章可不是随便给的。”

“你太谦虚了。我打发联络官去，他能对付那个英国人。”

“你见过巴克利小姐没有？”

“我把她带来。我现在就去把她带来。”

“别去，”我说，“给我讲讲戈里察的情况。姑娘们怎么样啦？”

“还有什么姑娘们。两个星期以来就没有调换过。我再也不去那儿了。太丢人了。她们哪儿是姑娘，简直就是老战友了。”

“你压根儿不去啦？”

“就是去，也只是看看有没有什么新来的。顺路去看看。大家都问起你。她们居然会待这么久，彼此都成朋友了，真是太丢人啦。”

“也许姑娘们不愿意再上前线来了。”

“她们当然愿意来。他们有的是姑娘。只是管理不善。他们把姑娘们都留在后方，供躲在防空洞里的人尽情享乐。”

“可怜的里纳尔迪，”我说，“一个人孤零零地作战，没有新来的姑娘。”

里纳尔迪又给自己倒了一杯科涅克白兰地。

“我想你喝点酒没害处，宝贝。你喝吧。”

我喝了那杯科涅克白兰地，觉得浑身热乎乎的。里纳尔迪又倒了一杯。他现在安静了。他端起酒杯：“为你英勇的伤口。为了银质奖章。告诉我，宝贝，这大热天里，你总是躺在这儿，不感到冲动吗？”

“有时会的。”

“我无法想象怎么能就这样躺着，我会发疯的。”

“你是发疯了。”

“我希望你回来。现在没人半夜三更带着浪漫故事回来了。没人可以开玩笑。没人可以借钞票。没有把兄弟和室友。你为什么要受伤呢？”

“你可以拿牧师开玩笑啊。”

“那个牧师。开他玩笑的不是我，而是上尉。我是喜欢他的。要是非得有个牧师，就用这个牧师也就行了。他要来看你，正大做准备呢。”

“我喜欢他。”

“噢，我早就知道啦。有时我觉得你和他有点那个劲儿。你知道的。”

“不，你不会吧。”

“是的。我有时是那样想的。你们俩就像安科纳旅第一团的番号，有点那个劲儿。”

“嗐，见鬼去吧。”

他站起身，戴上手套。

“哈，我喜欢逗你玩，宝贝。尽管你有牧师，有英国姑娘，你骨子里还真跟我一模一样。”

“不，我跟你不一样。”

“是的，我们是一样的。你其实是个意大利人。肚子里除了火和烟以外，什么也没有。你只是假装是个美国人。我们是兄弟，彼此相爱。”

“我不在的时候，你可要规矩点。”我说。

“我会叫巴克利小姐来的。没有我，你跟她在一起会更好。你会纯洁一点，甜蜜一点。”

“嗐，见鬼去吧。”

“我会找她来的。你那冷冰冰的美丽女神，英国女神。我的天哪，碰上这样的女人，男人除了崇拜还能做什么呢？英国女人还能有别的用处吗？”

“你这愚昧无知、嘴巴龌龊的意大利佬。”

“一个什么？”

“一个愚昧无知的意大利佬。”

“意大利佬。你才是个冷面的……意大利佬呢。”

“你愚昧无知。笨头笨脑。”我知道那个字眼刺伤了他，便乘胜追击。“没见识，没经验，因为没经验而变得笨头笨脑。”

“真的吗？让我跟你说说你们那些好女人的事吧。你们的女神。找个一向清白的姑娘和找个女人，只有一点不同。姑娘会痛。我只知道这一点。”他用手套拍打着床，“而你永远不知道姑娘是否真喜欢干那事。”

“别生气嘛。”

“我没有生气。我跟你讲这些话，宝贝，只是为你好。让你少些麻烦。”

“就这唯一的不同？”

“是的。但是许许多多像你这样的傻瓜却不明白。”

“谢谢你好心告诉我。”

“咱们别拌嘴啦，宝贝。我太爱你了。不过，可别当傻瓜。”

“不会。我要像你一样聪明。”

“别生气，宝贝。笑一笑。喝一杯。我真得走了。”

“你真是个贴心的哥儿们。”

“现在你看到了，我俩骨子里是一样的。我俩是战友。跟我吻别吧。”

“你还挺伤感的。”

“不。我只是比你感情更深一些。”

我感觉到他的气息在向我逼近。“再见。我很快会再来看你的。”他的气息远去了。“你不乐意，我就不吻你啦。我会把你的英国姑娘送来的。再见，宝贝。科涅克白兰地就放在床底下。早点康复。”

他走了。

第十一章

牧师来的时候，已是傍晚。在这之前，他们给我送来了饭，后来又收走了碗盘，我便躺在那里望着一排排的病床，望着窗外在晚风中微微摇晃的树梢。微风从窗口吹进来，到了夜晚，天凉快了一点。这时，苍蝇落在天花板上，落在电线吊着的电灯泡上。电灯只是夜间有人给送进来或者有什么事要做时才开。黄昏后病房里一片黑暗，而且要一直黑暗下去，这让我觉得自己很年轻。好像小时候早早吃了晚饭就给弄上床睡觉一样。护理员从病床间走来，到我跟前停住脚。有人跟着他来。原来是牧师。他站在那儿，小小的个子，棕色的脸，一副难为情的样子。

“你好吗？”他问。他把几包东西放在床旁边的地板上。

“挺好，神父。”

他在先前给里纳尔迪端来的那把椅子上坐下，局促不安地望着窗外。我注意到他的脸显得很疲惫。

“我只能待一会儿，”他说，“时候不早了。”

“还不晚。食堂怎么样？”

他微微一笑。“我还是人家的一大笑料，”他的声音听起来也很疲惫，“感谢上帝，大家都平安无事。”

“看你挺好，我很高兴，”他说，“希望你不感到疼痛。”他好像很疲惫，我很少见他这样疲惫。

“已经不疼了。”

“食堂里缺了你，挺让人想念的。”

“我也盼望回去。一起谈谈总是很有意思。”

“我给你带了些小东西。”他说。他从地上捡起包裹：“这是蚊帐。这是一瓶味美思。你喜欢味美思吗？这是些英文报纸。”

“请把报纸打开给我看看。”

他一听很高兴，马上打开了报纸。我双手捧着蚊帐。他端起味美思给我看了看，然后放回床边地板上。我拿起那捆英文报纸中的一张。我把报纸转了转，正好对着窗外射进来的微弱光线，这样就可以看清标题了。原来是《世界新闻报》。

“其他的报纸是有插图的。”他说。

“看这些报纸一定很有趣。你从哪儿搞来的？”

“我是托人到梅斯特雷[52]买来的。以后还会有的。”

“你能来真是太好了，神父。喝一杯味美思吧？”

“谢谢。你留着自己喝吧。是特地带给你的。”

“别这样，喝一杯吧。”

“好吧。以后再给你带点来。”

护理员拿来杯子，打开酒瓶。他把瓶塞搞折了，只好把剩下的那截戳进瓶里去。我看出牧师有些失望，但他还是说：“没关系。不要紧。”

“祝你健康，神父。”

“祝你早日康复。”

随后他还端着酒杯，我们彼此对望着。有时我们谈得很投机，像好朋友一样，可是今晚却有些拘束。

“怎么啦，神父？你好像很疲倦。”

“我是疲倦，可我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是天气太热吧。”

“不是。还只是春天呢。我觉得打不起精神。”

“你有战争厌倦症吧。”

“倒不是。不过我是讨厌战争。”

“我也不喜欢战争。”我说。他摇摇头，望望窗外。

“你不在乎战争。你不懂得什么是战争。你要原谅我。我知道你受了伤。”

“那不过是意外受的伤。”

“就算你受了伤，你还是不懂得什么是战争。我敢说。我自己也不太明白，不过我还是感觉到了一点。”

“我受伤的时候，大伙正在谈论这个话题。帕西尼说得正起劲。”

牧师放下杯子。他在想别的事。

“我了解他们，因为我就像他们一样。”他说。

“不过，你和他们不一样。”

“可我确实跟他们是一样的。”

“军官们什么也不明白。”

“有些军官还是明白的。他们非常敏感，比我们谁都难受。”

“他们大多数是不太相同的。”

“这不是教育或金钱的问题。是别的原因。像帕西尼这样的人，即使受过教育或者有钱，也不会愿意当军官。我就不愿意当军官。”

“可是你身为军官呀。我也是个军官。”

“我其实不算。你甚至都不是意大利人。你是个外国人。你与其说是接近士兵，不如说是接近军官。”

“那有什么区别呢？”

“我一下子也说不清楚。有人想要引起战争。这个国家有不少这样的人。还有人不愿意引起战争。”

“但是前一种人会逼着后一种人去打仗。”

“是的。”

“而我在帮助前一种人。”

“你是个外国人。还是个爱国人士。”

“那些不愿意引起战争的人呢？他们能阻止战争吗？”

“我不知道。”

他又望着窗外。我盯着他的脸。

“自古以来，人们可有办法阻止过战争的？”

“人们组织不起来，也就无法阻止战争，而一旦组织起来，却又给自己的头儿出卖了。”

“这么说，是没有希望了？”

“也不是绝对没有希望。可有时候我无法抱有希望。我总是竭力抱有希望，可有时候又做不到。”

“也许战争会结束的。”

“希望如此。”

“那你会做什么呢？”

“要是可能的话，我要回到阿布鲁齐。”

他那棕色的脸突然变得喜气洋洋。

“你喜欢阿布鲁齐？”

“是的，非常喜欢。”

“那你应该去那儿。”

“那我太幸福了。但愿我能住在那儿，爱上帝，并侍奉上帝。”

“同时受人尊重。”我说。

“是的，还受人尊重。怎么会不受人尊重呢？”

“没有理由不受尊重。你应该受到尊重。”

“那也没关系。但是在我们那地方，人们都知道人可以爱上帝。这可不是龌龊的玩笑。”

“我明白。”

他看看我，笑了笑。

“你明白，但你并不爱上帝。”

“是不爱。”

“压根儿不爱上帝？”他问。

“夜里我有时候还挺怕他。”

“你应该爱他。”

“我不是很爱。”

“不，”他说，“你是爱的。你跟我讲过夜里的事。那不是爱。那只是激情和欲望。你爱的时候，就想为对方做事。想为对方牺牲，想为对方服务。”

“我不爱。”

“你会的。我知道你会的。那时你就会快活了。”

“我是快活的。我一直是快活的。”

“那是另一回事。你没有经历，就不可能知道其中的奥秘。”

“好吧，”我说，“我一旦有了，一定告诉你。”

“我待得太久了，话说得太多了。”他担心真是这样。

“不。别走。爱女人是怎么回事？假如我真爱上某个女人，会不会也像那样？”

“这我可不知道。我从没爱过任何女人。”

“那你母亲呢？”

“是呀，我一定爱过我母亲。”

“你一向爱上帝吗？”

“从孩提时候起。”

“噢。”我说。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你是个好孩子。”我说。

“我是个孩子，”他说，“可你们叫我神父。”

“那是出于礼貌。”

他笑了笑。

“我真得走了。”他说。“你不要我给你带什么东西吗？”他怀着希望问道。

“不用。你来聊聊就行了。”

“我把你的问候转达给食堂里的朋友。”

“谢谢你带来这么多好东西。”

“那不算什么。”

“再来看我啊。”

“好的。再见。”他拍拍我的手。

“再见。”我用土语说。

“Ciaou。”他重复了一声。

病房里黑洞洞的，一直坐在床脚边的护理员，站起身来送他出去。我很喜欢他，希望他有一天能回到阿布鲁齐。他在食堂里的日子不好过，虽然他不往心里去，但是我想他若是回到自己的家乡，生活会怎么样啊。他告诉过我，在卡普拉科塔，小镇下头的溪流里有鳟鱼。夜里不准吹笛子。青年人可以唱小夜曲，只是不准吹笛子。我问他为什么。因为少女们夜里听到笛声是不吉利的。那里的庄稼人都尊称你为“堂”[53]，你一见到他们，他们便会脱帽致意。他父亲天天去打猎，并且常在庄稼人家吃饭。他们总是很受尊重。不过外国人要打猎，必须出示证明书，证明自己从来没有被逮捕过。大萨索山[54]有熊，可惜路太远。阿奎拉[55]是个不错的小镇。夏天晚上很凉爽，而阿布鲁齐的春天是全意大利最美的。然而，最惬意的还是秋天在栗树林里打猎。那儿的鸟全都很棒，因为它们吃的是葡萄，你也从不用自带午饭，因为庄稼人总是以能请你到家里吃饭为荣。过了一会，我便睡着了。

第十二章

这间病房很长，右边是一排窗子，尽头有一道门，通往包扎室。我们的那一排床朝着窗子，窗子下面的另一排床朝着墙壁。你若是左侧着身子躺着，就能望见包扎室的门。病房尽头另有一道门，有时有人就打那道门进来。要是有人快死了，他们就用屏风把那张床围起来，这样你就看不见病人是怎么死的，只看得见屏风底下露出来的医生和男护士的鞋子和绑腿，有时候到末了，还听得见他们的窃窃私语。随后牧师就从屏风后走出来，接着男护士回到屏风后，出来时抬着死去的病人，身上盖着一条毯子，从两排床间的走道抬出去，随即有人将屏风折好拿走。

那天早晨，负责病房的少校问我第二天能不能出去一趟。我说能。他说那他们一大早就把我送出去。他说别等天太热再上路，这样我会好受些。

他们把你从床上抬下来，送往包扎室时，你可以从窗口望出去，看见花园里新添的几座坟。一个士兵坐在通花园的那扇门外，做着十字架，并把葬在花园里的人的姓名、军衔、部队番号，用油漆写在十字架上。他也替病房跑跑腿，还抽空拿奥军一只步枪子弹壳给我做了个打火机。医生们人都很好，看来也很能干。他们急于把我送到米兰去，那里有更好的X光设备，等我动了手术后，可以在那儿接受机器理疗。我也想去米兰。他们想把我们都送出去，尽可能送到后方，因为进攻一旦开始，所有的病床都得派上用场。

离开野战医院的头天晚上，里纳尔迪带着我们食堂的少校来看我。他们说我要去米兰一家新设立的美国医院。美国要派来几支救护车队，这所医院将照料他们和在意大利服役的其他美国人。红十字会里有很多美国人。美国已经对德宣战，但是没有对奥国宣战。[56]

意大利人相信美国也一定会对奥国宣战，他们对任何美国人来意大利，甚至红十字会人员来意大利，都感到很兴奋。他们问我是否认为威尔逊总统会向奥国宣战，我说这是指日可待的事情。我不知道美国跟奥国有什么势不两立的，不过既然已经对德国宣战了，那就理所当然地会对奥国宣战。他们问我美国是否会对土耳其宣战。我说这倒不一定。我说火鸡是美国的国鸟[57]，但是这个笑话翻译得太蹩脚，弄得人们既困惑又猜疑，我只好说会的，美国或许也会对土耳其宣战。那对保加利亚呢？我们已经喝了好几杯白兰地，我就说会的，向上帝发誓，也要对保加利亚宣战，还要对日本宣战。但是，他们说，日本是英国的盟国。你们可不能相信该死的英国人。日本人要抢夺夏威夷，我说。夏威夷在哪儿？在太平洋上。日本人干嘛想要夏威夷？他们不是真想要夏威夷，我说。只不过是流言罢了。日本是个奇妙的矮小民族，喜欢跳舞和喝低度酒。跟法国人一样，少校说。我们要从法国人手中收回尼斯和萨沃伊。我们要收回科西嘉岛和整个亚得里亚海海岸线，里纳尔迪说。意大利要恢复古罗马的辉煌，少校说。我不喜欢罗马，我说。天气太热，跳蚤又多。你不喜欢罗马？不，我爱罗马。罗马是万国之母啊。我决不会忘记罗穆卢斯[58]喝的是泰伯河的水。什么？没什么。我们都去罗马吧。我们今晚就去罗马，再也不回来了。罗马是个美丽的城市，少校说。万国之母、之父，我说。罗马是阴性的，里纳尔迪说。它不可能当父亲。那谁是父亲呢，是圣灵吗？别亵渎。我没有亵渎，只是想长见识。你喝醉了，宝贝。谁把我灌醉的？是我把你灌醉的，少校说。我把你灌醉了，因为我爱你，因为美国参战了。彻底参战了，我说。你明儿早上就走了，宝贝，里纳尔迪说。去罗马，我说。不，去米兰。去米兰，少校说，去水晶宫，去科瓦，去康帕里，去碧菲，去大拱廊[59]。你这幸运儿。去意大利大饭店，我说，在那儿，我可以跟乔治借钱。去斯卡拉歌剧院[60]，里纳尔迪说。你要去斯卡拉。每晚都去，我说。你每晚都去可去不起，少校说。

票价很贵。我要从我祖父的户头上开一张即期汇票，我说。一张什么？一张即期汇票。他来付款，否则我得去坐牢。银行的坎宁安先生经办此事。我就靠即期汇票过活。做祖父的怎么忍心让一个爱国的孙子，一个为捍卫意大利的生存而献身的孙子去坐牢呢？美国的加里波第[61]万岁，里纳尔迪说。即期汇票万岁，我说。我们得安静点，少校说。人家叫我们安静，说了多次了。你明天果真要走吗，弗雷德里克？我跟你说他要去美国医院，里纳尔迪说。到那些美丽的护士那儿去。不是野战医院留着胡须的护士。是的，是的，少校说，我知道他要到美国医院去。我不在乎他们的胡子，我说。谁想留胡子让他留好了。你为什么不留胡子呢，少校长官？防毒面具可塞不下胡子。不，塞得下。防毒面具里啥玩意都塞得下。我就往防毒面具里呕吐过。别这么大声，宝贝，里纳尔迪说。我们都知道你上过前线。噢，乖宝贝，你走了我可怎么办呀？我们得走了，少校说。我们搞得有点伤感了。听着，给你一个惊喜。你的那个英国人。知道吗？你每天晚上都上他们医院去找的那个英国姑娘？她也要去米兰。她和另外一个姑娘要到美国医院去。美国来的护士还没有到。我今天和他们部门的负责人谈过。前线的女人太多了。他们打算送一些回去。这消息你觉得怎么样，宝贝？好了。是吧？你要到大城市里去住了，还有你那位英国姑娘跟你亲热。我怎么不受伤呢？你也许会受伤的，我说。我们得走了，少校说。我们又是喝又是闹，打扰弗雷德里克了。别走。不行，我们得走了。再见。祝你好运。万事顺利。Ciaou。Ciaou。Ciaou。早点回来，宝贝。里纳尔迪亲了亲我。你有来苏儿[62]的味道。再见，宝贝。再见。万事顺利。少校拍拍我的肩膀。他们踮着脚走出去了。我发现自己醉得不行，也睡觉去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动身去米兰，四十八小时后才到达。一路上很不顺利。在梅斯特雷这一边，我们被晾在支线上等了好久，有些小孩跑来朝车里张望。我叫其中一个去买一瓶科涅克白兰地，但他回来说，只有格拉帕白兰地。我跟他说那就弄一瓶来，酒来后我把找钱赏给他，便和旁边的那个人喝了个酩酊大醉，一直睡到过了维琴察才醒来，在地板上大吐一通。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我旁边的那个人已在地板上吐了好几回。后来我觉得渴得不行，在维罗纳城外的调车场，我向一个在火车旁走来走去的士兵求助，他搞了点水给我喝。我叫醒了那个与我同醉的家伙乔吉蒂，给他点水喝。他说把水泼在他肩膀上吧，随即又睡着了。那个士兵不肯接受我给他的小钱，给我买来一只柔软多汁的橘子。我吸吮着吃，把核吐出来，望着那士兵在外边一节货车边走来走去，过了一会，火车猛然一抖，启动了。

第二部

第十三章

我们大清早到达米兰，他们在货车场卸下了我们。一辆救护车送我去美国医院。我躺在救护车里的担架上，也搞不清车子经过的是城里哪个区，但是他们往外抬担架时，我看见一家市场和一家开着门的酒店，酒店里有个女雇员在往外扫垃圾。街上有人在洒水，空气中有股清晨的气息。他们放下担架，走进门去。门房跟着他们出来了。他留着灰色的小胡子，头戴一顶门房帽，上身只穿件衬衣。担架进不了电梯，他们便讨论是把我抬下担架，打电梯上楼呢，还是抬着担架爬楼梯。我听着他们讨论。他们还是决定乘电梯。他们把我从担架上抬下来。“慢点，”我说，“轻点。”

电梯里很挤，我的两腿弯着，痛得厉害。“让我把腿伸直。”我说。

“不行啊，中尉长官。没地方呀。”说这话的人用胳臂抱着我，而我的胳臂则攀着他的脖子。他的气息冲到我的脸上，发出一股大蒜和红酒的气味。

“轻点。”另一个人说。

“混蛋，谁没轻点呀！”

“我说要轻点。”抬着我脚的人又说了一遍。

我看着电梯门关上了，铁栅栏也拉上了，门房按了上四楼的电钮。门房看样子有些担心。电梯往上开得很慢。

“重吗？”我问那个一股大蒜味的家伙。

“不重。”他说。他脸上在冒汗，嘴里嘟嘟哝哝。电梯稳稳地上升，随即停住了。抬着我脚的人打开门，走了出去。我们到了阳台上。这儿有好几扇门，门上安着铜把手。抬着我脚的人按了按门铃按钮。我们听见门里边电铃在响。没人来开门。这时门房从楼梯走上来了。

“他们人呢？”抬担架的问。

“我不知道，”门房说，“人都睡在楼下。”

“找个人来。”

门房按按铃，再敲敲门，然后打开门，走了进去。他回来时，领来一个戴眼镜的老妇人。她头发蓬松，半垂下来，身上穿着一件护士服。

“我听不懂，”她说，“我可听不懂意大利语。”

“我会讲英语，”我说，“他们想找个地方安置我。”

“房间都没准备好。还没打算接收任何病人。”她用手掖一掖头发，瞪着近视眼望着我。

“随便找一个可以安置我的房间。”

“我不知道呀，”她说，“还没准备接收病人。我可不能随便找个房间安置你。”

“随便什么房间都行。”我说。然后用意大利语对门房说：“给找个空房间。”

“房间都空着，”门房说，“你可是头一个病人。”他手里拿着帽子，望着那个老护士。

“看在基督的分上，快给我找个房间。”我的腿因为老弯着，痛得越来越厉害，我感到痛入骨髓了。门房走进门去，那灰白头发的女人跟在后面，不一会，门房又急匆匆地出来了。“跟我走。”他说。他们抬着我，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来到一间关上了百叶窗的房间。房间里一股新家具的气味。里面有一张床和一个带镜子的大衣橱。他们把我放在床上。

“我可没法铺上床单，”那女人说，“床单都给锁起来了。”

我没理睬她。“我口袋里有钱，”我对门房说，“在扣着的口袋里。”门房掏出钱来。两个抬担架的站在床边，手里拿着帽子。“给他们俩每人5里拉，你自己也拿5里拉。我的病历在另一个口袋里。你可以帮我交给护士。”

抬担架的行了个礼，说了声谢谢。“再见，”我说，“多谢啦。”他们又行了个礼，出去了。

“这些病历上，”我对护士说，“写着我的病情和已经做过的治疗。”

女人拿起病历，戴着眼镜翻看。一共三份病历，都对折着。“我不晓得怎么办，”她说，“我不认得意大利文。没有医生的吩咐，我什么也干不了。”她哭起来了，把病历放进围裙口袋里。“你是美国人吗？”她哭着问。

“是的。那么请你把病历放到床头柜上吧。”

房里又阴暗又凉爽。我躺在床上，看得见房间那头的大镜子，不过看不到镜子里反射的东西。门房还站在床边。他有一张中看的脸，人又很和善。

“你可以走了。”我对他说。“你也可以走了，”我对护士说，“怎么称呼你？”

“沃克太太。”

“你可以走了，沃克太太。我想我要睡了。”

我独自待在房里。房里很凉快，也没有医院的气味。床垫很结实，很舒服，我躺着一动不动，尽量不呼吸，感到腿痛减轻了，心里挺高兴。过了一会，我想喝水，发现床边有一条按电铃的电线，便按按铃，但是没有人来。我就睡了。

我醒来时四处张望。阳光从百叶窗透进来。我看见那只大衣橱、光秃秃的墙和两把椅子。我的双腿还裹着脏兮兮的绷带，直直地伸在床外头。我很小心，两条腿不敢动。我口渴了，就伸手去按铃。听见门开了，便抬头看了看，只见是一个护士。她看上去又年轻，又漂亮。

“早上好。”我说。

“早上好，”她说着走到床边来，“我们还没能跟医生联系上。他去科莫湖[63]了。谁也没料到会来病人。你到底怎么啦？”

“我受了伤。腿上、脚上，还有我的头也受了伤。”

“你叫什么？”

“亨利。弗雷德里克·亨利。”

“我帮你洗一洗。可是绷带不敢动，要等医生回来。”

“巴克利小姐在这儿吗？”

“没有。这儿没有这个姓氏的人。”

“我进来的时候，那个哭哭啼啼的女人是谁？”

护士大笑起来：“是沃克太太。她值夜班，睡着了。没想到会有病人来。”

我们说话的时候，她帮我脱去衣服，除了绷带以外，衣服全都脱掉了，然后就给我擦洗身子，动作十分轻柔、娴熟。洗过之后，我觉得非常舒服。我头上还扎着绷带，但她把边沿都洗了洗。

“你在哪儿受的伤？”

“普拉瓦北部的伊松佐河上。”

“那是哪儿？”

“戈里察北面。”

我看得出来，她对这些地名全都一无所知。

“你疼得厉害吗？”

“没什么。现在不怎么疼了。”

她往我嘴里放了一根体温计。

“意大利人是放在腋下的。”我说。

“别说话。”

她把体温计拿出来，看了看，然后甩了甩。

“多少度？”

“这你不该知道。”

“告诉我是多少度。”

“差不多正常。”

“我从来不发烧。何况我的两条腿里现在都是废铜烂铁。”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里面尽是些迫击炮弹碎片、旧螺丝钉和床座弹簧之类的东西。”

她摇摇头，笑了笑。

“要是你腿里真有任何异物，那就会发炎，你也就会发烧。”

“好吧，”我说，“我们瞧瞧能取出什么东西来。”

她走出房去，回来时领来清早见过的那位老护士。她们俩一块铺好床，我人还躺在床上。这种铺床法对我来说很新奇，也很让人钦佩。

“这儿由谁主管？”

“范坎彭小姐。”

“共有多少护士？”

“就我们俩。”

“不会多来几个吗？”

“还有几位快到了。”

“什么时候到？”

“不知道。作为一个病人，你的问题问得太多了。”

“我没生病，”我说，“我是受伤。”

她们铺好了床，我躺在那儿，身下垫着一条干净光滑的床单，身上盖着另一条。沃克太太出去拿了件睡衣上装来。她们给我穿上，我觉得又干净又整齐。

“你们对我太好了。”我说。那个叫盖奇小姐的护士咯咯笑了。“我可以喝杯水吗？”我问。

“当然可以。然后你就可以吃早饭了。”

“我不想吃早饭。请你给我打开百叶窗好吗？”

房里光线本来很暗，百叶窗一打开，顿时阳光灿烂，我望望外面的阳台，再过去是房屋和烟囱的砖瓦顶。我朝砖瓦顶上空望去，瞧见了白云和碧蓝的天。

“难道你们不知道别的护士什么时候到吗？”

“怎么啦？难道我们对你照顾不周吗？”

“你们待我很好。”

“你想用便盆吗？”

“可以试试看。”

她们帮我坐起来，扶着我，可是没有用。后来我就躺着，从敞开的门望着外面的阳台。

“医生什么时候来？”

“他回来就知道了。我们设法打电话到科莫湖找过他。”

“难道没有别的医生吗？”

“他是本院的住院医生。”

盖奇小姐拿来一罐水和一只杯子。我连喝了三杯，然后她们就走了，我往窗外望了一会，又睡着了。我吃了点中饭，下午医院的主管范坎彭小姐来看我。她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她。她个子小，做事麻利，疑心重，放在这个位置真委屈她了。她问了我许多问题，似乎觉得我参加意军是一桩丢脸的事。

“我吃饭的时候可以喝点酒吗？”我问她。

“除非有医生的吩咐。”

“他不回来，我就不能喝吗？”

“绝对不能喝。”

“你们到底打不打算把他叫回来？”

“我们打电话到科莫湖找过他。”

她出去了，盖奇小姐回来了。

“你对范坎彭小姐怎么这样没有礼貌？”她非常麻利地帮我做完事之后，问道。

“我不是有意的。可她也太势利眼了。”

“她倒说你趾高气扬，粗鲁无礼。”

“我才没有呢。不过，医院里连个医生都没有，还算什么医院呀？”

“他就来了。他们打电话到科莫湖找他了。”

“他在那儿干吗？游泳吗？”

“不。他在那儿开了个诊所。”

“他们干吗不另外请一个医生？”

“嘘。嘘。做个好孩子，他就会来的。”

我让人去叫门房，等他来了，我用意大利语跟他说，到酒店去给我买一瓶辛扎诺味美思和一瓶红勤地酒，还有晚报。他去了，买好酒用报纸包着拿回来，先把报纸解开，然后照我的吩咐，拔掉瓶塞，把红勤地酒和味美思都放在床底下。他们都走了，我独自一人躺在床上，看了一会报纸，有来自前线的报道，阵亡军官的名单和他们所授的勋章。然后我伸手从床底下提起那瓶味美思，笔直地摆在肚子上，让凉快的玻璃瓶贴着肚皮，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酒瓶底一次次地贴在肚皮上，留下了一个个圆圈，与此同时，我望着外边屋顶上的天空，天色渐渐暗下来。燕子在四周盘旋，我望着它们和夜鹰在屋顶上飞，一边喝着味美思。盖奇小姐端来一只杯子，里面装着蛋奶酒。见她进来，我连忙把味美思藏到床的另一侧。

“范坎彭小姐在这里边掺了点雪利酒，”她说，“你不应该对她不客气。她年纪大了，这家医院对她来说责任重大。沃克太太年纪又大，帮不上她什么忙。”

“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我说，“非常感谢她。”

“我马上给你送晚饭来。”

“没关系，”我说，“我还不饿。”

她把托盘端来放在床边的桌上，我谢了她，吃了点晚饭。后来天黑了，我看见探照灯的光束在天空中晃动着。我望了一会，就睡着了。我睡得很沉，只有一次汗淋淋地惊醒过来，接着又睡了，竭力不再做噩梦。天还远远没有亮，我便醒了再也没睡着，听见公鸡叫，就一直清醒地待到天亮。我很疲倦，等天真亮了以后，我又睡着了。

第十四章

我醒来时，房里阳光灿烂。我以为又回到了前线，在床上伸了伸身子。不料两条腿又疼起来，低头一看，发现腿上依旧扎着脏兮兮的绷带，这才明白身在何处。我伸手去抓电线按下了电铃。只听走廊里铃声响起，有人穿着胶底鞋，沿着走廊走过来。来的是盖奇小姐，灿烂的阳光下，她看上去有点苍老，也不那么漂亮了。

“早上好，”她说，“夜里睡得好吗？”

“好。多谢，”我说，“能找个理发师来吗？”

“我来看过你，你拿着这玩意儿在床上睡着了。”

她打开衣橱门，举起那瓶味美思。差不多喝光了。“我把床底下的那一瓶也放在衣橱里了，”她说，“你怎么不跟我要只杯子呢？”

“我怕你不让我喝。”

“我会陪你喝一点的。”

“你是个好姑娘。”

“一个人喝闷酒可不好，”她说，“以后可别这么做。”

“好的。”

“你的朋友巴克利小姐来了。”她说。

“真的吗？”

“是的。我不喜欢她。”

“你会喜欢她的。她人好极啦。”

她摇摇头：“我知道她人好。你能不能往这边挪一挪？好了。我给你洗一洗，准备吃早饭。”她用布、肥皂和热水给我洗。“把肩膀挺起来，”她说，“好极了。”

“能叫理发师给我理个发再吃饭吗？”

“我打发门房去叫理发师。”她出去又回来了。“他去叫理发师了。”她说，一边把手里的那块布浸在水盆里。

理发师跟着门房来了。他大约五十来岁，留着上翘的小胡子。盖奇小姐给我洗完就出去了，理发师往我脸上涂上皂沫，开始刮脸。他一本正经，一声不吭。

“怎么啦？难道没有什么消息说说吗？”我问。

“什么消息？”

“随便什么消息。镇上有什么事儿吗？”

“现在是战争时期，”他说，“到处是敌人的耳目。”

我抬起头看看他。“你的脸请别动，”他说，一边继续刮脸，“我什么都不说。”

“你怎么啦？”我问。

“我是意大利人。我不会和敌人搭腔的。”

我只能就此罢休。假若他疯了，越早从他的剃刀下解脱出来，就越安全。有一次我想好好地看他一下。“当心，”他说，“剃刀利着呢。”

他理完了，我付了钱，还给他半个里拉做小费。他退回了小费。

“我不要。我没上前线。但我还是意大利人。”

“快给我滚出去。”

“承蒙你许可。”他说，用报纸包好剃刀。他走了出去，把那五个铜币留在床边的桌子上。我按按铃。盖奇小姐进来了。“你能不能把门房叫来？”

“好的。”

门房来了。他竭力忍住了笑。

“那个理发师是不是疯了？”

“没有，长官。他搞错了。他没大听懂，以为我说你是个奥地利军官。”

“噢。”我说。

“嗬嗬嗬。”门房大笑起来。“他真有趣。他说只要你动一动，他就——”说着用食指划过喉咙。

“嗬嗬嗬，”他想忍住不笑，“后来我告诉他你不是奥地利人。嗬嗬嗬。”

“嗬嗬嗬，”我悻然说道，“他要是真割断我的喉咙，那就太有趣了。嗬嗬嗬。”

“不，长官。不会，不会的。他怕死了奥地利军官。嗬嗬嗬。”

“嗬嗬嗬，”我说，“滚出去。”

他出去了，我听见他在走廊里哈哈大笑。接着听见有人从走廊上过来。我朝门口望去。原来是凯瑟琳·巴克利小姐。

她走进房，来到床边。

“你好，亲爱的。”她说。她看上去既清新又青春，美丽绝伦。我想我从没见过这么美的人。

“你好。”我说。我一看见她，就爱上了她。我神魂颠倒。她朝门口望望，看见没有人，就在床沿上坐下，弯下身来吻我。我把她拉下来，亲她，感到她的心在怦怦直跳。

“你这小亲亲，”我说，“你能来这儿，岂不是太奇妙了吗？”

“要来并不困难。要待下去可就不容易了。”

“你得待下去，”我说，“噢，你真奇妙。”我爱她爱得发疯了。我不敢相信她真来了，便紧紧地抱住她。

“你不能这样，”她说，“你还没好呢。”

“不，全好了。来吧。”

“不。你体力还没恢复呢。”

“不。我恢复了。可以的，来吧。”

“你真爱我吗？”

“我真爱你。爱你爱得发疯了。快来吧。”

“我们的心在怦怦地跳呢。”

“我才不管我们的心跳呢。我就要你。我想得都快发疯了。”

“你当真爱我吗？”

“别老说这话。来吧。求你啦。求你啦，凯瑟琳。”

“那好吧，不过只能来一会儿。”

“好的，”我说，“把门关上。”

“你不能啊。你不该。”

“来吧。别说话。请来吧。”

凯瑟琳坐在床边的椅子上。门开着，外面就是走廊。疯狂劲儿过去了，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痛快。

她问：“现在你相信我爱你了吧？”

“噢，你真可爱，”我说，“你非得待下去不可。他们不能把你打发走。我爱你爱得发疯了。”

“我们得非常小心。刚才真是疯狂。我们不能这么做。”

“我们可以晚上来。”

“我们得非常小心。在别人面前，你可要小心。”

“我会的。”

“你得小心。你真可爱。你真的爱我，是吗？”

“别再说这话了。你不知道那对我产生什么影响。”

“那我就小心点。我不想再扰乱你了。我现在得走了，亲爱的，真的。”

“快点回来啊。”

“能来的时候我就来。”

“再见。”

“再见，亲爱的。”

她出去了。上帝知道，我本来是不想爱上她的。我也不想爱上任何人。但是上帝知道我已经爱上了她，我躺在米兰医院的病床上，脑子里思绪万千，可我感觉很奇妙，最后盖奇小姐进来了。

“医生快来了，”她说，“他从科莫湖打来了电话。”

“他什么时候能到？”

“今天下午。”

第十五章

直到下午都没出什么事。医生是个瘦小沉静的人，似乎让战争搅得心神不宁。他带着审慎、文雅的厌恶感，从我两条大腿中取出了几小块钢弹片。他使用了当地一种叫什么“雪”[64]的局部麻醉剂，使肌肉组织麻木，感觉不到疼痛，直至探针、解剖刀或镊子穿透了麻醉的肌肉层。病人可以清楚地知道麻醉的范围。过了一阵，医生那审慎而脆弱的神经受不住了，于是他说，还是拍张X光片吧。用探针的方法不能令人满意，他说。

X光片是在马焦雷医院拍的，那个拍片的医生容易激动，人很能干，生性开朗。他拍片的方法，把病人的双肩架起来，这样病人就能通过X光机器屏幕，亲眼看到身体里一些比较大的异物。这些片子洗出来后就会送过来。医生让我在他的袖珍记录本上写下了我的姓名、部队番号和一些感受。他说那些异物丑恶、讨厌、残暴。奥地利人都是狗娘养的。我杀了多少敌人？我一个也没杀过，但是我一心就想讨好他——便说我杀了好多人。盖奇小姐也在场，医生便用胳臂搂着她，说她比克娄巴特拉还美丽。她能听懂吗？克娄巴特拉是古埃及的王后。是的，凭上帝起誓，她的确比克娄巴特拉还美丽。我们乘救护车回到小医院，过了一阵，给人抬来抬去，终于到了楼上，又躺到了床上。拍好的片子下午就送来了，医生曾凭上帝发誓说，他当天下午就要，他果然拿到了。凯瑟琳·巴克利把片子拿来给我看。片子装在红色封套里，她从里面取出来，对着光举起来，我们俩一起看。

“那是你的右腿，”她说罢仍把片子装进套子里，“这是你的左腿。”

“放到一边去，”我说，“到床上来。”

“不行，”她说，“我只是拿片子来给你看看的。”

她走出去了，我躺在那儿。那天下午很热，我躺在床上躺腻烦了，就打发门房去买报纸，把能买到的都买来。

他没回来之前，三名医生来到房里。我早就发现，凡是医术不怎么样的医生，都喜欢结伴搞搞会诊。一个动不了阑尾手术的医生，会向你推荐一个动不了扁桃腺手术的医生。这三位就是这一类的医生。

“就是这个年轻人。”有着一双纤手的住院医生介绍说。

“你好？”留着胡子的瘦高个医生说。第三位医生拿着装X光片的红封套，一声不响。

“是不是要解开绷带？”留胡子的医生问。

“当然。请解开绷带，护士。”住院医生对盖奇小姐说。盖奇小姐解开绷带。我低头看着腿。在野战医院的时候，我的两腿看上去像是不大新鲜的汉堡碎牛排。现在两腿已结了硬皮，膝盖发肿脱了色，小腿凹陷下去，但是没有积脓。

“很干净，”住院医生说，“很干净，很好。”

“嗯。”留胡子的医生说。第三位医生从住院医生的肩膀上看过来。

“请动一动膝盖。”胡子医生说。

“我动不了。”

“要不要检查一下关节？”胡子医生问。他袖管上除了三颗星以外，还有一条杠。这表明他是个上尉。

“当然。”住院医生说。他们中的两人小心翼翼地抓住我的右腿，把它扭弯。

“疼。”我说。

“对了。对了。再弯一点，医生。”

“够了。只能弯成这个样子。”我说。

“局部关节。”上尉说。他直起身来，“请让我再看看X光片吧，医生？”第三位医生递给他一张片子。“不。请给我左腿的。”

“这就是左腿的，医生。”

“你说得对。我刚才是从不同的角度看的。”他把片子递回去。又把另外一张片子端详了半天。“看见没有，医生？”他指着一块异物，在光线的衬托下，显得又圆又清晰。他们仔细查看了半天。

“只有一点我敢肯定，”留胡子的上尉说，“这是个时间问题。三个月，也许六个月。”

“肯定要等关节滑液重新形成。”

“当然。是时间问题。弹片没有结成包囊之前，我没法切开这样的膝盖。”

“我同意你的看法，医生。”

“干吗要等六个月？”我问。

“等六个月让弹片结成包囊，动膝盖手术才安全。”

“我不相信。”我说。

“你还想保住你的膝盖吧，年轻人？”

“不想。”我说。

“什么？”

“我想截掉算啦，”我说，“以便装个钩子上去。”

“你是什么意思？钩子？”

“他在开玩笑，”住院医生说。他轻轻拍拍我的肩膀，“他想保住膝盖。这是个很勇敢的年轻人。已经提名给他授予英勇银质勋章了。”

“恭喜恭喜，”上尉说，他握握我的手，“我只能说，为安全起见，像你这样的膝盖，至少得等六个月才能动手术。当然，你也可以听听别人的高见。”

“多谢，”我说，“我尊重你的高见。”

上尉看看他的表。

“我们得走了，”他说，“祝你万事顺利。”

“我也祝各位万事顺利，同时谢谢各位。”我说。我跟第三位医生握握手。“Capitano Varini——Tenente Enry。[65]”他们三人都走出屋去。

“盖奇小姐，”我喊道，“请叫住院医生回来一下。”

他来了，手里拿着帽子，站在床边：“你找我吗？”

“是的。我不能等六个月再动手术。天哪，医生，你在床上待过六个月吗？”

“你不会总待在床上。你得先让伤口晒晒太阳。然后可以拄着拐杖四处走走。”

“等上六个月再动手术？”

“那样做才稳妥。必须让那些异物结成包囊，还得让关节滑液重新生成。那时动膝盖手术才安全。”

“你个人真认为我必须等那么久吗？”

“那样做稳妥。”

“那上尉是什么人？”

“他是米兰一个非常杰出的外科医生。”

“他是个上尉，对吧？”

“是的，不过他是个杰出的外科医生。”

“我可不想让一个上尉来胡搞我的腿。他要是有能耐的话，早就当上少校了。我知道上尉是什么样的角色，医生。”

“他是位杰出的外科医生，比起我所认得的其他外科医生来，我更愿意接受他的诊断意见。”

“能不能再找个外科医生来看看？”

“你要的话，当然可以。不过我个人还是愿意采纳瓦雷拉医生的意见。”

“你可不可以另请一位外科医生来瞧瞧？”

“我请瓦伦蒂尼来吧。”

“他是谁？”

“他是马焦雷医院的一位外科医生。”

“好的。非常感谢。你知道，医生，我不能在床上待六个月。”

“你不用老待在床上。你得先接受日光治疗。然后做些轻微的活动。等到一结成包囊，我们再动手术。”

“可我等不了六个月。”

医生把纤细的手指展开，放在手里的帽子上，笑了笑。“你这么急着回前线吗？”

“为什么不呢？”

“这好极啦，”他说，“你是个高尚的年轻人。”他弯下身来，轻轻地吻吻我的前额。“我会打发人去请瓦伦蒂尼的。不要担忧，不要激动。做个好孩子。”

“你想喝一杯吗？”我问。

“不，谢谢。我从不喝酒。”

“就来一杯。”我按铃叫门房拿杯子来。

“不。不，谢谢。他们在等我。”

“再见。”我说。

“再见。”

两小时后，瓦伦蒂尼医生来到病房。他匆匆忙忙，胡子两端朝上翘起。他是名少校，面孔晒得黑黑的，一直笑个不停。

“你是怎么搞的，伤得这么重？”他问，“让我看看片子。是的。是的。就这么回事。你看上去像山羊一样健壮。这位漂亮姑娘是谁？你的女朋友吗？我看是的。这岂不是场该死的战争吗？这儿感觉怎么样？你是个好孩子。我会让你完好如初的。这样疼吗？肯定是疼的。这些医生，怎么这么喜欢让你疼痛啊。到目前为止，他们都为你做了什么啦？那姑娘不会讲意大利话吗？她该学学。多可爱的姑娘。我可以教她。我自己都想在这里当个病人。不行，不过等你们将来生孩子时，我可以给你们免费接生。她听得懂吗？她会为你生个漂亮的男孩。长着她那样的漂亮金发。这有多好。没有问题。多可爱的姑娘。问问她肯不肯陪我吃晚饭。不，我不会把她抢走的。谢谢。多谢啦，小姐。这就行了。”

“我了解这些情况足够了。”他拍拍我的肩膀，“绷带就别再扎啦。”

“喝一杯吧，瓦伦蒂尼医生？”

“喝一杯？当然可以。我要喝十杯。在哪儿？”

“在衣橱里。巴克利小姐去拿吧。”

“干杯啊。为你干杯啊，小姐。多可爱的姑娘。我给你带更好的科涅克白兰地来。”他捋捋小胡子。

“你觉得什么时候可以动手术？”

“明天早上。再早不行。你得空腹。你的肠胃得洗干净。我去找楼下那个老太太，吩咐她怎么做。再见。明天见。我给你带更好的科涅克白兰地来。你在这儿很舒服。再见。明儿见。好好睡一觉。我一早就来。”他在门口挥挥手，他的小胡子朝上直翘着，黑脸庞上笑容可掬。他的袖章上有一颗星，因为他是个少校。

第十六章

那天夜里，一只蝙蝠从阳台敞开的门飞进屋来，我们就是通过这道门，眺望米兰屋顶上的夜空的。屋里一片昏暗，只映着城市上空那一点微微的夜光，因此蝙蝠一点也不害怕，只管在屋里觅食，仿佛在屋外一样。我们躺在那里望着它，它大概没有看见我们，因为我们静静地躺着。蝙蝠飞出去后，我们看见一道探照灯光，光柱划过天空，然后消失了，接着又是一片黑暗。夜里吹来一阵微风，我们听见隔壁屋顶上的高射炮兵在聊天。天气较凉，他们都穿上了斗篷。夜里我怕有人会闯进来，但凯瑟琳说他们都在睡觉。有一次我们都睡着了，等我醒来时，她却不在屋里，但我听见她沿着走廊走来，门打开了，她回到床上，说没事儿，她到楼下看过了，他们都在睡觉。她到范坎彭小姐的房门外，听见她睡着了的喘气声。她拿来了饼干，我们一道吃着，还喝了点味美思。我们很饿，但是她说到了早晨，我肚子里的东西都得清洗干净。早上天亮时我又睡着了，等醒过来，发现她又不见了。她进来时神清气爽，好生可爱，往床上一坐。我口里正含着体温计，这时太阳出来了，闻得到屋顶露水的气息，还有隔壁屋顶高射炮兵喝的咖啡的香味。

“真想出去走一走，”凯瑟琳说，“要是有轮椅的话，我可以推着你出去。”

“就是有轮椅我又怎么坐得进去呢？”

“总有办法的。”

“我们可以到公园里去，在户外吃早饭。”我朝敞开的门外望去。

“我们现在要做的，”她说，“是替你做好准备，等你的朋友瓦伦蒂尼医生来。”

“我觉得他很了不起。”

“我倒不像你这么喜欢他。不过我想他挺不错。”

“回到床上来，凯瑟琳。来吧。”我说。

“不行。我们不是快快活活地过了一夜吗？”

“你今天夜里会值夜班吗？”

“可能会的。但是你不会想要我的。”

“不，我想要。”

“不，你不会的。你从来没有动过手术。你不晓得你会成什么样子。”

“我不会有事的。”

“你会恶心得直想吐，不会想要我的。”

“那现在就回到床上来吧。”

“不行，”她说，“我得填体温表，亲爱的，还得帮你做好准备。”

“你不是真心爱我，否则会回到床上来的。”

“你真是个傻孩子。”她吻吻我，“这对体温没妨碍。你的体温总是正常的。你有这么可爱的体温。”

“你是样样都可爱。”

“噢，不。你有可爱的体温。我为你的体温感到无比骄傲。”

“也许我们的孩子都会有很好的体温。”

“我们的孩子可能会有很糟糕的体温。”

“为了等瓦伦蒂尼来，你要替我做些什么准备啊？”

“不多。但是很不愉快。”

“要是不用你来做就好了。”

“是不用我来做。可我不想让别人碰你。我真傻。别人一碰你，我就光火。”

“连弗格森也不行吗？”

“尤其是弗格森、盖奇和那另外一个，她叫什么来着？”

“沃克？”

“就是她。眼下这儿的护士太多了。必须再来些病人，否则人家就要撵我们走了。现在已经有四名护士了。”

“可能还会来一些。还是需要这么多护士的。这是一座相当大的医院。”

“希望能再来些病人。要是人家要我走，我可怎么办？要是不再来病人，人家就会打发我走的。”

“那我也走。”

“别傻了。你还不能走。不过还是快点好起来，亲爱的，我们到别处去。”

“那以后呢？”

“也许战争会结束。不可能总打下去。”

“我会好起来的，”我说，“瓦伦蒂尼会治好我的。”

“他留着那样的小胡子，肯定行的。还有，亲爱的，你上麻醉药的时候，就想想别的事情——别想我们。因为人一上麻醉药，就会胡言乱语。”

“我该想什么呢？”

“随便想什么。只要别想我们就行。想想你的家人。甚至任何别的女人。”

“我不。”

“那你就祈祷吧。那样会给人家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

“也许我就不说话。”

“那倒是。有人常常不说话。”

“我就不说话。”

“别吹了，亲爱的。请别吹牛。你这么讨人喜欢，用不着吹牛。”

“我一句话都不说。”

“你这就在吹牛了，亲爱的。你知道你不用吹牛。人家一叫你深呼吸，你就开始念祈祷文，或者背诵诗歌，或者别的什么。你那样会很可爱的，我会为你骄傲的。无论如何，我都会为你骄傲的。你有个可爱的体温，睡起觉来像个小孩，胳膊抱着枕头，还以为是我。或者以为是别的姑娘吧？一个漂亮的意大利姑娘吧？”

“是你。”

“当然是我。噢，我真爱你呀，瓦伦蒂尼一定会给你一条好腿的。我很庆幸，不用去看你动手术。”

“你今晚上夜班吧。”

“是的。不过你就不会在乎了。”

“你等着瞧吧。”

“好了，亲爱的。现在你里里外外都弄干净了。告诉我。你爱过多少人？”

“没爱过谁。”

“连我也不爱？”

“对了，爱你。”

“到底还爱过多少人？”

“一个都没有。”

“你跟多少人——你们是怎么说的？——好过？”

“没有人。”

“你在跟我撒谎。”

“是的。”

“那没关系。尽管对我撒谎好了。我就要你这么做。她们长得漂亮吗？”

“我从来没跟人好过。”

“这就对了。她们很迷人吗？”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只是我的。这是真的，你从没属于过任何人。就算你是别人的，我也不在乎。我不怕她们。不过，可别跟我说起她们。男人跟姑娘好的时候，姑娘什么时候讲起价钱来？”

“我不知道。”

“你当然不知道。她说她爱他吗？告诉我吧。这我想知道。”

“是的。要是他要她说的话。”

“那男人说不说爱她呢？请告诉我。这很重要。”

“他想说就说呗。”

“可你从来没说过吧？真的吗？”

“没说过。”

“真没说过啊。跟我说真话。”

“没说过。”我撒了个谎。

“你不会说的，”她说，“我知道你不会说的。噢，我爱你呀，亲爱的。”

外面太阳已经升到屋顶上，我看得见阳光照耀下教堂的尖顶。我里里外外都洗得干干净净，等着医生来。

“是这样吗？”凯瑟琳问，“她只说他让她说的吗？”

“并非总是这样。”

“但是我会的。你要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样你就永远不会要别的姑娘了吧？”她很开心地望着我，“我要做你想做的事，说你想说的话，这样我就会大获成功，是吧？”

“是的。”

“现在你什么都准备好了，还想要我做什么呢？”

“再到床上来。”

“好吧。我来。”

“噢，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我说。

“你瞧，”她说，“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你真可爱。”

“我还怕我做得不够好。”

“你好可爱。”

“我要你想要的。我已经不再有自己了。只是你所需要的。”

“你这小亲亲。”

“我还行。我还行吧？你不想要别的姑娘了吧？”

“不想。”

“你瞧？我行的。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第十七章

手术后我醒来了，原来我并没有昏迷。你不会昏迷的。他们只是阻塞了你的呼吸。这跟死不一样，不过是一种药物窒息，让你失去感觉，事后就好像喝醉了酒，只是吐的时候，除了胆汁没有别的，而且吐过后也不觉得好过些。我看见床头有沙袋。沙袋压在石膏绷带上露出的管子上。过了一会，我看见了盖奇小姐，她说：“现在怎么样啦？”

“好点了。”我说。

“你的膝盖手术，他做得漂亮极了。”

“用了多长时间？”

“两个半小时。”

“我说什么蠢话了吗？”

“没说。别讲话了。要安静。”

我觉得难受，让凯瑟琳说中了。谁值夜班对我都是一样。

现在医院里又来了三个病号：一个是红十字会的瘦瘦的青年，佐治亚州人，得的是疟疾；另一个可爱的青年，也挺瘦，纽约人，得的是疟疾和黄疸；还有一个好青年，试图扭开一枚榴散弹丸和烈性炸药混合弹的导火线雷管，好留作纪念。这是山里的奥军使用的一种榴散炮弹，弹头上装有雷管，爆炸后还不能碰，一碰就会再爆炸。

凯瑟琳深受护士们的喜爱，因为她愿意无休止地值夜班。她为那两个疟疾病人可没少忙活，那个拧开弹头雷管的青年成了我们的朋友，夜里除非万不得已，一般从不按铃。然而凯瑟琳不值班的时候，我们总是待在一起。我非常爱她，她也爱我。我白天睡觉，醒来后就互相通通信，弗格森替我们传递。弗格森是个好姑娘。她的情况我不大了解，只知道她有个兄弟在第五十二师，还有个兄弟在美索不达米亚[66]。她待凯瑟琳·巴克利非常好。

“你会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吗，弗吉？”我有一次问她。

“你们不会结婚的。”

“我们会的。”

“不，你们不会的。”

“为什么不会？”

“你们还没结婚就会吵翻。”

“我们从不吵架。”

“你们会有吵的时候。”

“我们不吵架。”

“那你会死的。不是吵架就是死掉。人总是这样的。索性别结婚。”

我伸手去抓她的手。“别抓我的手，”她说，“我可没哭。也许你们俩没有问题。可是你得当心，别给她惹出麻烦来。你要是给她惹出麻烦，我可要你的命。”

“我不会给她惹麻烦的。”

“那就当心点。我希望你俩好好的。你们过得快快活活的。”

“我们是过得挺快活。”

“那就别吵架，也别给她惹麻烦。”

“我不会的。”

“记住要当心。我可不想让她在战乱中生出什么私生儿。”

“你是个好姑娘，弗吉。”

“我不是。不要奉承我。你的腿觉得怎么样？”

“挺好。”

“头呢？”她用手指摸摸我的头顶。这头就像睡着了的脚一样没感觉。“我的头从来没让我难受过。”

“这样一个肿块可能让你发疯。从来没让你难受吗？”

“没有。”

“你是个幸运的年轻人。你的信写好了吗？我要下楼去了。”

“给你。”我说。

“你得让她歇一阵，别老上夜班了。她太累了。”

“好的。我跟她说。”

“我想值夜班，可她就是不让。别人都巴不得让她天天值。你该让她稍微休息一下。”

“好的。”

“范坎彭小姐说你天天上午睡觉。”

“她就好嚼舌。”

“你还是劝她休息几天，暂时别上夜班。”

“我是想让她休息来着。”

“你才不想呢，不过你要是能让她休息，我才看得起你。”

“我会让她休息的。”

“我不信。”她拿了信出去了。我按了按铃，过一会盖奇小姐进来了。

“什么事儿？”

“我只想跟你谈谈。你不觉得巴克利小姐应该暂时停止上夜班，稍微歇一歇吗？她看上去非常疲惫。为什么老是她上夜班？”

盖奇小姐望着我。

“我是你们的朋友，”她说，“用不着跟我这样说话。”

“你这是什么意思？”

“别装傻啦。你叫我来就是为这件事吗？”

“要来杯味美思吗？”

“好的。待会我就得走了。”她从衣橱里拿出酒瓶，又拿来一只杯子。

“你用杯子喝，”我说，“我就拿瓶子喝。”

“为你干杯。”盖奇小姐说。

“范坎彭小姐对我上午睡懒觉说什么来着？”

“她只是唠叨几句。她称你是我们的特权病人。”

“让她见鬼去吧。”

“她没有恶意，”盖奇小姐说，“她就是老了，有点怪僻。她不喜欢你。”

“是的。”

“可我喜欢你。我是你的朋友。别忘了这一点。”

“你真是太好了。”

“不见得。我知道你认为谁好。但我是你的朋友。你的腿觉得怎么样？”

“挺好。”

“我去拿点凉矿泉水洒在上面。打在石膏里一定好痒吧。外边天气很热。”

“你真是太好了。”

“很痒吧？”

“不痒。还好。”

“我把沙袋摆摆好，”她弯下身来，“我是你的朋友。”

“这我知道。”

“不，你才不知道呢。但是有一天你会知道的。”

凯瑟琳·巴克利休了三个夜班，接着又回来上了。我们再见面时，就好像各自作了长期旅行后的久别重逢。

第十八章

那年夏天我们过得很快活。等我可以出门了，我们就在公园里坐马车玩。我还记得那辆马车，那匹慢悠悠的马，前面高高的车座上那马车夫的背影，他头上戴着一顶亮光光的高帽子，还有凯瑟琳·巴克利就坐在我身边。要是我们的手碰到一起，哪怕只是我手的边缘碰到了她的手，我们都会激动。后来我可以拄着拐杖四下走动了，我们就一起去碧菲或意大利大饭店吃饭，在大拱廊外面的餐桌上就餐。侍者进进出出，行人来来往往，台布上摆着带罩的蜡烛，后来我们认定还是最喜欢意大利大饭店，那个侍者领班乔治就给我们留了一张桌子。他是个好侍者，我们就由他去点菜，自己坐着观看来往的人们，瞧瞧黄昏里的拱廊，或者彼此观望。我们喝冰在桶里的不加甜味的卡普里白葡萄酒；不过我们还试过许多别的酒，如草莓酒[67]，巴勃拉[68]和甜白葡萄酒。因为打仗的缘故，饭店里没有斟酒的侍者，我一问起草莓酒之类的酒，乔治就会不好意思地笑笑。

“你们想想看，一个国家因为喝起来有草莓味，就酿起一种酒来。”他说。

“为什么不能？”凯瑟琳·巴克利问，“这酒的名字听起来很美的。”

“您尝尝看，小姐，”乔治说，“要是你想尝的话。不过，让我给中尉拿一瓶玛尔戈红葡萄酒来[69]。”

“我也要尝尝，乔治。”

“先生，我可不能推荐你喝这酒。它可是连草莓味都没有啊。”

“那不见得，”凯瑟琳说，“要是有草莓味，岂不是好极了嘛。”

“我去拿来，”乔治说，“等小姐喝够了，我再拿走。”

这酒还真不怎么地。正如他所说的，连草莓味都没有。我们还是喝卡普里。有天晚上，我的钱不够了，乔治就借给我一百里拉。“没关系，中尉，”他说，“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知道人有时难免缺钱。你或小姐要是需要，钱我总是有的。”

吃完饭，我们就在拱廊里散步，经过别的几家饭店和上了钢窗板的商店，在一家三明治小摊前停下来；买了火腿生菜三明治和鳀鱼三明治，后者用很小的涂了油的褐色面包卷制成，只有人的手指那么长。这些点心是我们预备夜间肚子饿时吃的。后来我们走出了拱廊，在大教堂前乘上一辆敞篷马车回医院。到了医院门口，门房出来帮我拄起拐杖。我付了车钱，然后一起乘电梯上楼。凯瑟琳到了护士住的那一层就出了楼梯，我则继续上楼，拄着拐杖穿过走廊回房去；有时我脱了衣服就上床了，有时我坐在外边阳台上，把腿搭在另一把椅子上，一边看着屋顶上空的燕子，一边等候凯瑟琳。等她终于上楼来时，我觉得她好像出门做了一次长途旅行似的，我拄着拐杖陪她在走廊里走，帮她端盆子，或是在病房门外等，或是跟她一起进去；进不进去主要看病人是不是我们的朋友，等她把该忙的活都忙完了，我们就到我病房外面的阳台上坐坐。然后我就上床去，等病人都睡着了，她确信不会有人再喊她了，她才进来。我喜欢解开她的头发，她就坐在床上一动不动，偶尔会趁我给她解的时候，突然低下头来吻我；我把她的发夹一个个取下来，放在被单上，她的头发就散开来，我定睛望着她，她一动不动地坐着，等我把最后两根发夹取下来，头发就全都垂下来，这时她会低下头，我们俩都给埋在头发里，那感觉仿佛进到一顶帐篷里，或者躲到一道瀑布后面。

她有一头极美的秀发，有时我会躺着，看她借着敞开的门外透进来的亮光，把头发盘起来。她的头发在夜里也闪闪发亮，宛如天快亮时水面的光亮。她有一张妩媚的面孔，一副袅娜的身材，皮肤又娇嫩又光滑。我们一块躺着，我会用指尖抚摸她的脸、前额、眼睛下面、下巴和喉咙，一边说：“光滑得像钢琴琴键。”她也用手指摸摸我的下巴说：“光滑得像砂纸，摩擦琴键可受不了啊。”

“很粗糙吧？”

“不，亲爱的。我只是跟你开个玩笑。”

夜晚很美，我们只要能互相抚摸一番，都是快活的。除了尽情地欢乐之外，我们还玩起许多谈情说爱的小花招，如两人不在同一房间时，就试图把自己的意念传到对方脑子里。看来有时还挺灵验的，不过这大概是因为我们在转着同样的念头。

我们彼此都这么说：她到医院的头一天，我们就算是结婚了，从那个日子算起来，我们已经结婚好几个月了。我想跟她正式结婚，但是凯瑟琳说假如我们结婚，他们就会把她调走，即使我们只是开始办手续，他们也会注意她，硬把我们拆散。我们得根据意大利的法律结婚，手续办起来可麻烦得要命。我想正式结婚，因为我想起来就有些担心，怕怀上孩子，不过我们还是装作已经结了婚，并不十分担忧，而且我本人还真想图个不结婚的快乐。我记得有一天夜里我们谈起这件事，凯瑟琳说：“可是，亲爱的，他们会把我调走的。”

“也许不会吧。”

“会的。他们会把我遣送回家，那我们就得等到战后才能见面了。”

“我用休假时间去找你。”

“你休一次假，很难往苏格兰跑个来回。再说，我不愿意离开你。现在结婚有什么好处呢？其实我们已经结了婚。我还能怎么进一步结婚。”

“我要结婚只是替你着想啊。”

“我再也不存在啦。我就是你。别再分出一个独立的我来。”

“我以为姑娘们总是想结婚的。”

“她们是这样的。但是，亲爱的，我已经结过婚了。我嫁给了你。难道我不是个好妻子吗？”

“你是个可爱的妻子。”

“你知道，亲爱的，我已经有过一次等待结婚的经历了。”

“这我可不想听。”

“你知道我不爱任何人，只爱你。你不应该在乎有人曾经爱过我。”

“我在乎。”

“你什么都有了，犯不着去嫉妒一个死去的人。”

“我不嫉妒，可我就是不想听。”

“可怜的宝贝。我也知道你跟什么样的女孩都接触过，可我不在乎。”

“难道我们不能想个法子私下结婚吗？这样，万一我有什么不测，或者你有了孩子，也就无妨了。”

“除了教堂和政府，没有别的法子结婚。其实我们已经私下结婚了。你看，亲爱的，假如我信什么教，结婚就是最重要的事。可我偏偏不信任何教。”

“你给过我圣安东尼像。”

“那是个吉祥物。也是人家送我的。”

“那你一点也不担心吗？”

“只是担心被调走，离开你。你是我的宗教。你是我的一切。”

“好吧。但是哪天你开口，我就会娶你。”

“别这么说，亲爱的，好像你非要保全我的贞洁似的。我是个非常贞洁的女人。随便什么事，只要让你感到幸福，并引以为豪，你就不会感到羞耻。难道你不感到幸福吗？”

“可你不会离开我去跟别人吧。”

“不会，亲爱的。我不会离开你去跟别人的。我料想，我们可能遭遇各种各样可怕的事情。不过对于这一点，你不必担心。”

“我不担心。但是我太爱你了，而你过去确实爱过别人。”

“他怎么样了？”

“他死了。”

“是呀，他要是没有死，我就不会遇见你。我并不是不忠实，亲爱的。我有很多缺点，但是我很忠实。就怕我会忠实得让你感到腻味。”

“我很快就得回前线去了。”

“不到你走的时候，我们就别想这事儿啦。你看，我很快乐，亲爱的，我们过得很快乐。我很久没有快乐过了，我遇见你的时候，几乎快发疯了。也许我已经发疯了。但是现在我们很快乐，我们彼此相爱。就让我们快快乐乐吧。你是快乐的吧？我做过你不喜欢的事情吗？我能做什么事讨你喜欢吗？你想让我把头发放下来吗？你想玩玩吗？”

“是的，到床上来吧。”

“好的。不过我得先去看看病号。”

第十九章

夏天就这么过去了。那些日子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天气很热，报纸上捷报频传。我身体康复了，双腿愈合得很快，拐杖拄了不久，就扔掉改用手杖走路了。后来我到马焦雷医院接受弯曲膝部的机械治疗，在一个到处是镜子的小屋里进行紫外线照射、按摩和沐浴。我下午去那儿治疗，然后到咖啡馆喝一杯，看看报纸。我没有去城里闲逛；到了咖啡馆就想回医院。我一心只想见凯瑟琳。其余的时间就随便打发了。上午多半是在睡觉，下午有时先去看赛马，然后才去接受机械治疗。有时我会去英美俱乐部待一会，坐在窗前一张很深的皮垫椅子上，翻阅杂志。我扔掉拐杖后，他们就不让我们俩一道出去了，因为像我这样一个看起来不需要照应的病人，让一个护士单独陪着，着实有些不成体统，所以下午我们就不大能在一起了。尽管如此，有时要是有弗格森陪同，我们还可以一道出去吃饭。范坎彭小姐接受了我们是特要好的朋友这层关系，因为凯瑟琳给她做了好多事。她以为凯瑟琳出身于上等人家，所以终于对她偏爱起来。范坎彭小姐很看重家庭出身，她自己就出身于一个很优越的家庭。况且眼下医院事务繁忙，她正忙得不可开交。正值酷夏，我在米兰也认识不少人，但是下午事情一完，我总是急于赶回医院。前线，部队在向卡索挺进，已经占领了普拉瓦河对面的库克，正在攻打班西扎高原。西线的消息可不怎么妙。看来战争还要持续很长时间。美国已经参战，但是要把大批部队运过来，训练得能够作战，我想非得花上一年时间。来年可能是个凶年，也可能是个吉年。意军已经消耗了数目惊人的兵力。我不知道他们如何撑得下去。即使他们把班西扎和圣加布里埃尔全都攻占下来，远处还有许多高山峻岭可供奥军盘踞。我见过那些高山峻岭。最高的山岭都在远处。意军在向卡索进军，那下面的海边尽是湿地和沼泽地。若是换了拿破仑，他准会在平原上击溃奥军。他决不会在山地作战。他会把奥军引下山来，在维罗纳附近痛击他们。然而，在西线谁也没有痛击谁。也许战争不再有输赢了。也许战争要永远打下去。也许又是一场百年战争。我把报纸放回架子上，离开了俱乐部。我小心翼翼地走下台阶，沿曼佐尼大街走去。在大饭店前面，我碰见迈耶斯老两口正从马车上下来。他们刚刚看完赛马回来。迈耶斯太太是个胸部宽大的女人，身穿黑缎衫裙。迈耶斯先生又矮又老，胡子花白，拄着根拐杖，走起路来拖着脚步。

“你好啊？你好啊？”迈耶斯太太和我握握手。“嗨。”迈耶斯说。

“赛马怎么样？”

“不错。挺好玩的。我赢了三次。”

“你怎么样？”我问迈耶斯。

“还行。我赢了一次。”

“我从不晓得他怎么样，”迈耶斯太太说，“他从不告诉我。”

“我还行。”迈耶斯说。他显得很亲切，“你应该出来玩玩。”他说话的时候，你总觉得他不在看你，或者他把你错当成了别人。

“我会的。”我说。

“我正想去医院看你们呢，”迈耶斯太太说，“我有些东西要给我的孩子们。你们都是我的孩子。你们真是我的好孩子。”

“大家见到你会很高兴的。”

“那些好孩子。你也是。你是我的一个好孩子。”

“我得回去了。”我说。

“代我问候所有的孩子们。我有许多东西要带去。我有一些上好的马尔萨拉酒[70]和蛋糕。”

“再见，”我说，“他们见到你一定非常高兴。”

“再见，”迈耶斯说，“有空到大拱廊来玩吧。你知道我的桌子在什么位置。我们每天下午都在那儿。”我沿街继续走去。我想去科瓦买点东西送给凯瑟琳。进了科瓦，我买了一盒巧克力，趁女店员打包的时候，我走到酒吧间去。那儿有两个英国人和几位飞行员。我独自喝了一杯马丁尼，付了账，到外面柜台前取了那盒巧克力，便回医院去。在斯卡拉歌剧院旁边那条街上的小酒吧外，我碰见几个熟人：一个副领事，两个学唱歌的家伙，还有埃托雷·莫雷蒂，一个来自旧金山的意大利人，在意大利军队里服役。我和他们喝了一杯。其中有一个歌手叫拉尔夫·西蒙斯，艺名是恩利科·戴尔克利多。我从不知道他唱得怎么样，但是一有盛大场面，他总会抛头露面。他是个胖子，鼻子、嘴巴周围皱巴巴的，好像得过花粉病一样。他刚从皮亚琴察演唱回来。他唱的是《托斯卡》[71]，说是唱得很棒。

“当然你从没听我唱过。”他说。

“你什么时候在这儿唱？”

“秋天在斯卡拉歌剧院。”

“我敢打赌，他们会朝你扔板凳的，”埃托雷说，“你听说过在莫德纳[72]人家怎么朝他扔板凳吗？”

“该死的谎言。”

“人家是朝他扔板凳啦，”埃托雷说，“我当时在场。我还扔了六张板凳呢。”

“你不过是旧金山来的意大利佬。”

“他意大利语发音不准，”埃托雷说，“他走到哪儿，人家都朝他扔板凳。”

“皮亚琴察是意大利北部最难对付的歌剧院，”那另一位男高音歌手说，“说真的，那是个很难对付的小歌剧院。”这位男高音歌手名叫埃德加·桑德斯，艺名是爱德华多·焦万尼。

“我倒想去看看人家是怎么朝你扔板凳的，”埃托雷说，“你压根儿唱不了意大利歌。”

“他是个傻子，”埃德加·桑德斯说，“他只会说扔板凳的事。”

“你们两个一开唱，人家就只知道扔板凳了，”埃托雷说，“等你到了美国，你就吹嘘自己在斯卡拉歌剧院如何大获成功。其实在斯卡拉歌剧院，人家根本不会让你唱完第一句。”

“我会在斯卡拉歌剧院唱的，”西蒙斯说，“十月份我要唱《托斯卡》。”

“我们也去吧，迈克？”埃托雷对副领事说，“他们需要有人保护。”

“也许美军会去那儿保护他们，”副领事说，“你还想来一杯吗，西蒙斯？你想来一杯吗，桑德斯？”

“好啊。”桑德斯说。

“听说你要得银质勋章了，”埃托雷对我说，“你会得到哪一种嘉奖啊？”

“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会得勋章。”

“你会得到的。噢，好家伙，到时候科瓦的姑娘们会觉得你很了不起。她们都会以为你消灭了两百名奥军，或者孤身占领了一条战壕。说真的，我得为勋章而奋斗啦。”

“你获得过多少枚，埃托雷？”副领事问。

“他什么都有啦，”西蒙斯说，“这场战争就是为他这样的人打的。”

“我给申报过铜质勋章两次，银质勋章三次，”埃托雷说，“但是只有一次的申报给批下来了。”

“其他几次怎么啦？”西蒙斯问。

“仗没打赢，”埃托雷说，“只要仗没打赢，上面就把所有的勋章都压下来。”

“你受过几次伤，埃托雷？”

“三次重伤。我有三道受伤的条徽。看见吗？”他把袖管转了转。那条徽是黑底上衬着三条平行的银线，缝在袖管上，在肩膀下方大约八英寸处。

“你也有一道，”埃托雷对我说，“说真的，佩戴这玩意才好呢。我宁愿要这玩意，而不要勋章。说真的，老弟，等你有了三道，你可就了不得啦。你受了一次伤住了三个月医院，才得到一道杠啊。”

“你哪儿受伤啦，埃托雷？”副领事问。

埃托雷拉起袖子来。“这儿，”他给我们看那又深又光滑的红疤，“还有这腿上。我没法给你们看，因为我打了绑腿。还有脚上。我脚上有根坏死的骨头，现在还发着臭味。我每天早晨都拣些小骨头出来，脚总是在发臭。”

“什么击中了你？”西蒙斯问。

“手榴弹。那种马铃薯捣碎器[73]。把我一只脚的一边全炸掉了。你知道那种马铃薯捣碎器吗？”他转向我。

“当然。”

“我看见那个狗杂种扔来的，”埃托雷说，“一下子把我炸倒了，我以为这次死定了，没想到那该死的马铃薯捣碎器里啥玩意也没有。我用步枪打死了那个狗杂种。我总是带着一支步枪，让敌人看不出我是个军官。”

“他的神情怎么样？”西蒙斯问。

“他只有那么一颗手榴弹，”埃托雷说，“不知道他为什么扔了出去。我猜想他只是一直想扔罢了。大概他从没参加过真正的战斗。我一枪就把这狗杂种结果了。”

“你开枪的时候，他是什么神情？”

“见鬼，我怎么会知道？”埃托雷说：“我打在他肚子上。打头怕打不中。”

“你当军官有多久了，埃托雷？”我问。

“两年了。我快升上尉了。你当中尉多久了？”

“快三年了。”

“你成不了上尉，因为你的意大利语不大好，”埃托雷说，“你只会说，可是读和写不大行。你要有文化才能当上尉。你为什么不参加美国军队？”

“也许我会的。”

“但愿上帝能让我去。噢，好家伙，一个上尉的薪饷是多少啊，迈克？”

“准数说不上来。我想大概250美元吧。”

“天哪，我可怎么花250美元啊。你还是快点加入美军去吧，弗雷德。看看能不能把我也弄进去。”

“好啊。”

“我能用意大利语指挥一个连。改用英语来指挥，我学起来很容易。”

“你会当上将军的。”西蒙斯说。

“不行，我没有足够的知识当将军。将军得懂好多好多的事情。你们这些家伙以为战争是闹着玩的呀。就你们那脑瓜子，连个二等下士都不配当。”

“感谢上帝，我用不着非当兵不可。”西蒙斯说。

“要是他们把你们这些逃避兵役的人都抓起来，你兴许就要当兵了。噢，好家伙，我倒想把你们俩弄到我的排里。迈克也收。我就派你当我的勤务兵，迈克。”

“你是个了不起的人，埃托雷，”迈克说，“不过你恐怕是个军国主义者。”

“不等战争结束，我就是上校了。”埃托雷说。

“要是人家没打死你的话。”

“人家打不死我的，”他用拇指和食指摸摸领章上的星，“看见我这动作了吗？谁一提起被人打死，我们就摸摸我们的星。”

“我们走吧，西姆。”桑德斯说着站起来。

“好吧。”

“再见，”我说，“我也得走了。”根据酒吧里的钟，已是六点差一刻了。“Ciaou，埃托雷。”

“Ciaou，弗雷德，”埃托雷说，“你要得到银质勋章，真是太好啦。”

“不晓得拿不拿得到。”

“你一定拿得到，弗雷德。我听说你一定拿得到。”

“好了，再见，”我说，“别惹麻烦，埃托雷。”

“不用为我担心。我一不喝酒，二不东奔西跑。既不是酒鬼，又不是嫖客。我知道什么对我有益处。”

“再见，”我说，“听说你快要被提升为上尉了，我很高兴。”

“我不用等待人家来提升。我是凭借战功要当上尉的。你知道吧。三颗星，上面有两把交叉的刀和一只皇冠，那就是我呀。”

“祝你好运。”

“祝你好运。你什么时候回前线？”

“快啦。”

“好，到时候去看你。”

“再见。”

“再见。多加小心。”

我沿着后街走去，那是通往医院的一条近路。埃托雷23岁。他由旧金山的叔叔抚养成人，宣战时他恰好回都灵探望父母。他有个妹妹，跟他一起去的美国，寄住在叔叔家，今年要从师范学院毕业。他是个正儿八经的英雄，谁见了他都感到厌烦。凯瑟琳就受不了他。

“我们也有英雄，”她说，“可是，亲爱的，人家一般都安静多了。”

“我倒不在乎。”

“我也可以不在乎他，只要他别那么自负，别让我厌烦来厌烦去的。”

“他也让我厌烦。”

“你能这么说太好了，亲爱的。不过你用不着附和我。想象得到他在前线的表现，也知道他挺能干，可他就是我所不喜欢的那种人。”

“我知道。”

“你知道就太好了，我也想要喜欢他，但他真是个令人讨厌又讨厌的家伙。”

“他今天下午说他快要升上尉了。”

“这也好，”凯瑟琳说，“这该使他开心的。”

“难道你不想让我也弄个更高的级别？”

“不，亲爱的。我只希望你的级别够让我们进好一点的餐馆就行了。”

“我现在的级别恰好就够呀。”

“你的级别已经很好了。我不希望你有更高的级别。那样你也许会忘乎所以。噢，亲爱的，我很高兴你不自负。你就是自负，我也会嫁给你，但是嫁个不自负的丈夫，那就踏实多了。”

我们在阳台上轻声细语地说着话。月亮本来应该升起来了，但城市上空罩着一层雾，月亮没有露出来，过了一会，下起了蒙蒙细雨，我们便回到房里。外头的雾转成了雨，不一会雨大起来了，只听咚咚地打在屋顶上。我起身站在门口，看看雨有没有飘进来，还好没有，于是我让门仍然开着。

“你还见到了谁？”凯瑟琳问。

“迈耶斯夫妇。”

“他们是一对怪人。”

“他本该关在美国的监狱里，因为快死了，他们就让他出来了。”

“后来他一直快活地生活在米兰。”

“我不知道能有多快活。”

“我想对于坐过牢的人，还是够快活的了。”

“她要送些东西来。”

“她送的东西好极了。你是她的好孩子吧？”

“其中之一吧。”

“你们都是她的好孩子，”凯瑟琳说，“她喜欢好孩子。听外面在下雨。”

“雨下得很大。”

“你会永远爱我的吧？”

“是的。”

“下雨也没有关系吧？”

“没关系。”

“那就好。因为我害怕下雨。”

“为什么？”我昏昏欲睡。外头雨下个不停。

“我不知道，亲爱的。我总是害怕下雨。”

“我喜欢下雨。”

“我喜欢在雨中散步。但是下雨很不利于谈恋爱。”

“我会永远爱你的。”

“下雨我爱你，下雪我爱你，下冰雹我也爱你——还有什么可下的？”

“我不知道。我想我困了。”

“睡觉去吧，亲爱的，不管怎么样，我都爱你。”

“你不是真的怕雨吧？”

“和你一起就不怕了。”

“你为什么怕雨呢？”

“我不知道。”

“告诉我。”

“别逼我。”

“告诉我。”

“不。”

“告诉我。”

“好吧。我怕雨，因为我有时看见自己在雨中死去。”

“不可能。”

“我有时还看见你在雨中死去。”

“那倒有可能。”

“不，不可能，亲爱的。因为我能保你平安。我知道我能。但是没人能保护自己。”

“请别说了。今晚我可不想让你苏格兰劲儿十足，疯疯癫癫的。我们在一起的日子不多了。”

“是不多了。不过我是苏格兰人，已经疯疯癫癫了。但我要克制住。完全是胡言乱语。”

“是的，完全是胡言乱语。”

“完全是胡言乱语。不过是些胡言乱语。我不怕雨。我不怕雨。噢，噢，上帝啊，但愿我不怕。”她哭了起来。我安慰她，她不哭了。但外面的雨还是下个不停。

第二十章

一天下午，我们去看赛马。弗格森也去了，还有克罗韦尔·罗杰斯，就是那个被炮弹雷管炸伤眼睛的小伙子。午饭后，姑娘们穿着打扮好走了，克罗韦尔和我则坐在他病房的床上，翻阅赛马报纸，研究各匹马过去的成绩和今天的预测。克罗韦尔头上还扎着绷带，他对赛马其实并无多大兴趣，不过闲着没事，便经常读赛马报，了解各匹马的情况。他说这批马都很糟糕，可是我们也只有这些马可赌了。老迈耶斯喜欢他，经常给他透露点内部消息。迈耶斯几乎场场比赛都能赌赢，但他不喜欢透露内部消息，因为这样会把价钱压下来。这里的赛马很腐败。在别国遭禁赛的骑师，都跑到意大利来参赛。迈耶斯的消息是灵，但是我不喜欢问他，因为有时他根本不回答，你总能看出他向你透露消息时，实在很勉强，但是由于某种原因，他觉得又有义务告诉我们，尤其是不大介意告诉克罗韦尔。克罗韦尔的眼睛受了伤，有一只伤得还挺重。迈耶斯眼睛也有毛病，因此便喜欢克罗韦尔。迈耶斯从不告诉妻子他赌什么马，妻子有赢有输，多半是输，总是唠叨个没完。

我们四人乘敞篷马车去圣西洛。那天天气很好，我们的车穿过公园，沿着电车轨道出城，到了城外，路上全是尘土。沿路有围着铁栅的别墅，花木蔓生的大花园，流着水的沟渠，枝叶上积着尘埃的绿色菜园。我们往平原上望去，可以看见农民的房舍，带有灌溉渠的丰腴青翠的农场，以及北边的高山峻岭。许多马车等着进赛马场，守门人见我们穿着军装，也不验票就放我们进去了。我们下了车，买了赛程单，穿过内场，再穿过铺着又平又厚草皮的跑道，来到围场。大看台是用木头搭成的，已经很陈旧了，赌券销售处就设在看台底下，在马厩旁边排成一溜。有一群士兵靠在内场的围栏边。围场里人也很多，在大看台后面的树底下兜着圈子遛马。我们见到几个熟人，给弗格森和凯瑟琳找了两把椅子，就观察起那些赛马来。

马由马夫牵着，一匹跟着一匹，脑袋耷拉着。有一匹紫黑色的马，克罗韦尔一口咬定是染出来的颜色。我们仔细瞧了瞧，觉得确有可能。这匹马在上鞍铃声响了之后，才给拉出来。我们根据骑师胳臂上的编号，在赛程单上查到了这匹马，才知道这匹黑色的阉过的雄马，名叫加帕拉克。参加这场比赛的赛马，以前都没赢过1000里拉以上的比赛。凯瑟琳断定这匹马给换了颜色。弗格森说她可看不出来。我觉得那马看起来可疑。我们都同意赌这匹马，便合伙凑了100里拉。从赌注表上看，这匹马是三十五比一的赔率。克罗韦尔走过去买马票，我们看着骑师骑着马又遛了一圈，然后从树底下走上跑道，再慢慢跑到拐弯处，比赛将从那儿开始。

我们登上看台去看比赛。圣西洛当时还没安装弹性起跑屏障。起跑发令员将所有的马一字儿排开，远远地往跑道上看去，那些马显得特别小。然后发令员把长鞭啪的一挥，马就冲出去了。等跑过我们跟前时，那匹黑马就冲到前面了，到了拐弯的地方，更是脱颖而出，遥遥领先了。我用望远镜遥遥地望去，看到骑师拼命想拽住它，可就是拽不住，当转过弯上了最后冲刺的直道后，这黑马还领先其他马十五个马身。到了终点后，那马又往前跑了好远，还绕着弯儿奔了一程。

“这不是太棒了吗，”凯瑟琳说，“我们要赢3000多里拉啦。准是一匹很棒的马。”

“希望他们付钱以前，”克罗韦尔说，“这马可不要掉颜色。”

“这的确是一匹很棒的马，”凯瑟琳说，“不知道迈耶斯先生是不是在它身上下赌注了。”

“你赌的是不是这匹获胜的马？”我朝迈耶斯嚷道。他点点头。

“我可没有，”迈耶斯太太说，“孩子们，你们赌的是哪匹马？”

“加帕拉克。”

“真的吗？它可是三十五比一呀！”

“我们喜欢它的颜色。”

“我不喜欢。我看它有点萎靡不振。他们叫我不要赌它。”

“赌它赚不了什么。”迈耶斯先生说。

“报价上说，它可是三十五比一的。”

“赌它赚不了多少钱。在最后时刻，”迈耶斯先生说，“有人在它身上押了好多钱。”

“谁呀？”

“肯普顿和那些孩子们。你们等着瞧吧。这匹马的赔率到不了二比一。”

“这么说来，我们拿不到3000里拉了，”凯瑟琳说，“我不喜欢这种弄虚作假的赛马！”

“我们会得到200里拉。”

“那算什么。这点钱对我们没什么用。我还以为我们能拿到3000里拉呢。”

“这是作弊，令人恶心。”弗格森说。

“当然，”凯瑟琳说，“假若没有作弊的话，我们是决不会赌它的。不过，我倒真想得到3000里拉。”

“我们下去喝一杯，看他们给多少钱。”克罗韦尔说。我们走到张贴号码和摇铃付款的地方，凡是赌加帕拉克获胜的，每10里拉可得到18.5里拉。这就是说，还不到二比一。

我们来到大看台下面的酒吧，每人喝了一杯苏打威士忌。我们碰到两个意大利熟人，还有副领事麦克亚当斯，我们去找女士们时，他们跟我们一起上来了。意大利人彬彬有礼，麦克亚当斯和凯瑟琳寒暄着，我们则下去再下注。迈耶斯先生正站在分彩处附近。

“问问他赌哪匹马。”我对克罗韦尔说。

“你赌哪匹马，迈耶斯先生？”克罗韦尔问。迈耶斯拿出赛程表，用铅笔指了指五号。

“我们也买它行吗？”克罗韦尔问。

“买吧。买吧。不过，可别告诉我妻子是我给你们提供的信息。”

“来一杯吧？”我问。

“不了，谢谢。我从不喝酒。”

我们押100里拉赌五号马跑第一，又押100里拉赌它跑第二，然后每人又喝了一杯苏打威士忌。我觉得好高兴，又碰上了两个意大利人，他们每人陪我们喝了一杯后，我们就回去找女士们。这两个意大利人也很有礼貌，跟先前那两个一样彬彬有礼。过了一会，谁也坐不下来了。我把马票递给凯瑟琳。

“买了哪匹马？”

“我不知道。是迈耶斯先生选的。”

“你连名字都不知道吗？”

“不知道。在赛程表上可以找到。我想是五号。”

“你的信心令人感动。”凯瑟琳说。五号马是赢了，但是没付多少钱。迈耶斯先生好不恼火。

“你得花200里拉才能赢20里拉，”他说，“用10里拉赚到12里拉。不值得。我妻子就输了20里拉。”

“我跟你下去吧。”凯瑟琳对我说。意大利人都站了起来。我们走下大看台，往围场走去。

“你喜欢赛马吗？”凯瑟琳问。

“是的。我想我是喜欢的。”

“我看还挺不错，”她说，“不过，亲爱的，眼见这么多人我可受不了。”

“没见多少人啊。”

“人是不多。可是迈耶斯夫妇，还有带着妻子和女儿们的那个银行职员——”

“他帮我兑现即期汇票。”我说。

“是呀，不过就是他不帮你兑，别人也会帮你兑的。最后那四个家伙差劲透了。”

“我们就待在这外边，从围栏这儿看赛马吧。”

“那太好了。亲爱的，我们赌一匹从没听说过的马，一匹迈耶斯先生不会赌的马。”

“好的。”

我们赌了一匹名叫“给我光明”的赛马，结果在五匹马的比赛中，它跑了第四名。我们倚在栅栏上看着马跑过，只听马蹄哒哒作响，还望见远处的群山，以及树林和田野后边的米兰。

“我觉得干净多了。”凯瑟琳说。赛马回来了，进了大门，浑身湿漉漉、汗淋淋的，骑师们让它们安静下来，骑到树底下再下来。

“你不喝一杯吗？我们可以在这外边喝一杯，接着看比赛。”

“我去拿。”我说。

“酒童会送来的。”凯瑟琳说。她举手一挥，马厩旁边的宝塔酒吧里就有个酒童跑出来。我们在一张圆铁桌边坐下了。

“你不觉得我们单独在一起更好些吗？”

“是的。”我说。

“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好孤单。”

“这儿真好。”我说。

“是的。这是个好棒的赛马场。”

“是很好。”

“别让我扫了你的兴，亲爱的。你什么时候想回去，我就回去。”

“不，”我说，“我们就待在这儿喝酒吧。然后我们就下去，站在水沟障碍边，看障碍赛马。”

“你待我太好了。”她说。

我们单独待了一阵之后，又高高兴兴地去见其他人了。我们玩得非常痛快。

第二十一章

九月，先是夜里凉爽了，接着白天也凉爽起来，公园里的树叶开始变色，我们知道夏天过去了。前线的战况十分不妙，他们总是攻不下圣加布里埃尔。班西扎高原的仗打完了，到了月中，圣加布里埃尔的战事也快结束了。意军就是攻不下这地方。埃托雷回前线去了。马匹都运到了罗马，米兰不再有赛马了。克罗韦尔也上罗马去了，他将在那儿给遣送回国。米兰城里发生了两次反战暴乱，都灵也出现了激烈的骚乱。有位英国少校在俱乐部里告诉我，意军在班西扎高原和圣加布里埃尔损失了十五万人。他说意军在卡索还损失了四万人。我们喝了一杯，他便扯开了。先说今年这儿的仗打完了，意军是贪多嚼不烂，已经力不从心了。又说弗兰德斯[74]的攻势不会有好结果；盟军若是还像今年秋天这样让士兵去卖命，再有一年就完蛋了。还说我们全完蛋了，但是只要我们自己不知道就没关系。我们全完蛋了，重要的是别承认这一点。哪个国家拒不承认自己完蛋了，便会打赢这场战争。我们又喝了一杯。我是不是什么人的参谋？不是。他倒是的。完全是胡闹。俱乐部里只有我们两人，靠着大皮沙发坐着。他那双暗色的皮靴擦得油光铮亮。好漂亮的靴子。他说完全是胡闹。上面想的只是师团和兵力。大家都为师团争吵，一旦分派到手，便驱使他们去送命。他们都完蛋了。德国人打了胜仗。天哪，他们才是真正的战士。德国佬是真正的战士。不过他们也完蛋了。我们都完蛋了。我问他俄军怎么样。他说他们已经完蛋了。我很快就会看到他们完蛋了。奥军也完蛋了。他们假若得到德国佬的几个师，还可以打下去。他认为今年秋天他们会不会来进攻？当然会来。意军完蛋了。谁都知道意军完蛋了。德国佬会从特伦蒂诺打过来，切断维琴察的铁路线，到那时哪里还有意军的立足之地？我说他们在1916年就尝试过了。那次不是和德军打的。我说是的。不过，他说他们大概不会那样做。那太简单了，他们准备把仗打得复杂一点，来个冠冕堂皇的完蛋。我说我得走了。我得回医院去。“再见，”他说。接着愉快地说：“万事顺利！”他对世界的悲观和对个人的乐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我来到一家理发店，刮了个脸，然后回医院。我的腿经过长期治疗，恢复得还算不错。三天前检查过一次。我在马焦雷医院的机械治疗，还得再去几趟才能结束，于是我沿小巷走着，练习不要一瘸一拐地走路。有个老头在拱廊下给人家剪影。我停下来看他剪。两个姑娘摆好姿势，他给她们俩剪一张合影。他剪得很快，一边侧着头端详她们。两个姑娘咯咯笑个不停。他把剪影先拿给我看，然后贴在白纸上递给两位姑娘。

“她们长得很美，”他说，“你要不要来一张，中尉？”

两个姑娘走了，一边看着自己的剪影，一边哈哈地笑。她们俩都长得很好看。其中一个就在医院对面的酒店里上班。

“好的。”我说。

“摘掉帽子吧。”

“不。还是戴着吧。”

“戴着帽子可不那么帅了，”老人说，“不过，”他高兴起来，“这样更有军人气派。”

他在黑纸上剪来剪去，然后把两层纸分开，将侧面像贴在硬纸片上，递给了我。

“多少钱？”

“不用啦，”他摆摆手，“我只是为你剪着玩的。”

“请收下，”我掏出几个铜币，“一点小意思。”

“不用。我是剪着玩的。拿去送给你的女朋友吧。”

“多谢，再见。”

“再见。”

我回医院里去。我有几封信，一封是公函，还有些别的信。我有三个星期的恢复休假，然后就得回前线。我仔细地读了一遍。也好，就这么定了。我的机械治疗10月4日结束，恢复休假就从这天算起。三周是二十一天。也就是到10月25日。我跟他们说我要出去一趟，便到医院斜对面那家饭馆去吃晚饭，在饭桌上看起信和《晚邮报》来。有一封信是祖父写来的，讲了一些家里的事，勉励我精忠报国，附了一张二百元的汇票，还有些剪报。我们食堂的牧师写来一封乏味的信；一位在法军服役的飞行员朋友也写来一封信，他跟一帮野小子纠缠上了，信里谈的尽是这件事；里纳尔迪也写来一封短信，问我在米兰还要逍遥多久，有些什么消息？他要我带些唱片给他，还附了一个单子。我吃饭时喝了一小瓶红勤地酒，饭后又来了一杯咖啡，一杯科涅克白兰地，看完了报纸，把信揣进兜里，把报纸和小费搁在桌上，便离开了。回到医院病房，我脱了衣服，换上睡衣裤和罩袍，拉下阳台门的门帘，坐在床上看波士顿的报纸，原来迈耶斯太太给她医院里的孩子们留了一大摞报纸。芝加哥的白短袜队在美国联赛中获得冠军，纽约巨人队在全国联赛中处于领先地位。贝比鲁斯[75]当时正在波士顿队里当投手。报纸很无聊，尽是些过了时的本地消息，战事报道也都是过时的东西。美国新闻讲的全是训练营的情况。我庆幸自己没进训练营。可以看的只有棒球消息，而我对棒球又毫无兴趣。一大堆的报纸，让人无法读得上劲。都是些不大及时的报道，但我还是硬着头皮看了一阵。我想知道美国是不是真的参战了，他们会不会把两大联赛停下来。也许不会。米兰还在照常赛马，而仗打得不能再糟糕了。法国的赛马倒是给停了。我们押的那匹加帕拉克就是从法国运来的。凯瑟琳要到九点钟才上夜班。她来接班的时候，我听见她打楼上走过的声响，有一次还看见她打走廊里走过。她去了几间病房，最后才来到我房里。

“我来晚了，亲爱的，”她说，“好多事要做。你好吗？”

我把收到的信和休假的事告诉了她。

“那太好了，”她说，“你打算去哪儿？”

“哪儿也不去。就想待在这儿。”

“那太傻了。你选个地方，我也去。”

“你怎么办得到呢？”

“我也不知道。不过会有办法的。”

“你真了不起。”

“不，谈不上。不过，你若是不计较得失的话，人生就没有什么不好办的。”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我只是在想，以前看起来多么大的障碍，现在却显得如何微不足道。”

“我觉得应付起来还是挺困难的。”

“不，不会的，亲爱的。假如必要的话，我就一走了之。但是不会走到这一步的。”

“我们上哪儿去呢？”

“我不在乎。你要去哪儿都行。只要没有熟人，哪儿都行。”

“你不在意我们上哪儿去吗？”

“不在意。哪儿都行。”

她看起来又焦虑又紧张。

“怎么啦，凯瑟琳？”

“没事。没有什么。”

“不，你心里有事。”

“不，没事。真的没事。”

“我知道有事。告诉我，亲爱的。你可以告诉我。”

“没什么。”

“告诉我。”

“我不想说。怕惹你不高兴，或者惹你发愁。”

“不会的。”

“你当真不会吗？我倒不愁，可我怕你发愁。”

“只要你不愁，我也不会愁的。”

“我还是不想说。”

“说吧。”

“非说不可吗？”

“是的。”

“我有小宝宝了，亲爱的。快三个月了。你不发愁吧？请别发愁。你不准发愁。”

“好的。”

“真没事吗？”

“当然没事。”

“我想尽了办法。什么药都吃了，但是没用。”

“我没有发愁。”

“我真没有办法，亲爱的，不过我没有发愁。你也不准发愁或是难受。”

“我只是为你发愁。”

“问题就在这儿。我就是不准你为我发愁。大家都在生孩子。人人都有孩子。这是自然而然的事。”

“你真了不起。”

“不，谈不上。但你千万别担心，亲爱的。我会尽力不给你添麻烦的。我知道我现在惹出了麻烦。可是在这之前，我难道不是个好姑娘吗？这事你一直不知道吧？”

“不知道。”

“以后就这样好了。你就是不准发愁。我看得出你在发愁。别发愁了。立刻停止发愁。你不想喝一杯吗，亲爱的？我知道你一喝酒就会快活起来。”

“不。我已经很快活了。你真了不起。”

“不，谈不上。不过你要是拣个好地方，我一定想方设法跟你一起去。十月的天气一定很好。我们会过得很开心的，亲爱的，等你到了前线，我会天天给你写信的。”

“那你会上哪儿去呢？”

“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总会有个不错的地方吧。这一切由我来想法子。”

我们安静了一阵，都没做声。凯瑟琳坐在床边，我望着她，但是我们谁也没碰谁。我们中间有了距离，就像有人闯进了房里，彼此有点不自在。她伸出手来抓住我的手。

“你没有生气吧，亲爱的？”

“没有。”

“你不会觉得中了圈套吧？”

“也许有一点。但不是中了你的圈套。”

“我没说中了我的圈套。你别犯傻。我是说有没有中了圈套的感觉。”

“从生物学的角度看，人总是觉得中了圈套。”

她的思想开小差早就跑得远远的了，人却一动没动，手也没有挪开。

“‘总是’这个字眼不大好听。”

“对不起。”

“没关系。但是你瞧，我从没怀过孩子，甚至从没爱过什么人。我一直努力成为你想要的那种人，而你却说起‘总是’来。”

“我把舌头割下来吧。”我说。

“噢，亲爱的！”她回过神来，“千万别介意我说的话。”我们俩又来到一起了，不自在的感觉消失了。“我们其实是同一个人，可不能故意相互误解。”

“不会的。”

“可人就是这样的。他们相爱，故意误解，再吵架，然后突然间就不是一个人了。”

“我们不吵架。”

“我们不能吵。因为我们只有两个人，而跟我们作对的，是天下所有的人。如果我们之间发生隔阂，那我们就完蛋了，他们就能战胜我们。”

“他们战胜不了我们，”我说，“因为你太勇敢了。勇敢的人是决不会有事的。”

“当然是要死的。”

“但是只死一次。”

“我不知道。这是谁说的？”

“懦夫可有千死，勇者只有一死？”[76]

“当然。是谁讲的？”

“我不知道。”

“说这话的人大概是个懦夫，”她说，“他很了解懦夫，但对勇者却一无所知。勇者要是聪明的话，也许会死上两千次。他对此却闭口不提。”

“我不知道。勇者心里怎么想，是很难猜透的。”

“是的。勇者就是这样的。”

“你是个权威呀。”

“你说对了，亲爱的。我也称得上是权威。”

“你很勇敢。”

“不，”她说，“不过我倒很想做个勇敢的人。”

“我不是个勇者，”我说，“我知道自己属于什么人。我出来了这么久，也了解自己了。我就像个球员，知道自己击球只能达到二百三十，再好的成绩就达不到了。”

“击球达到二百三十是什么样的球员啊？那可是棒极啦。”

“才不呢。在棒球场上，只是个平庸的击球手。”

“但依然是击球手。”她还是激励我。

“我想我们俩都挺自负的，”我说，“不过你很勇敢。”

“不。不过我希望做个勇者。”

“我们都很勇敢，”我说，“我喝上一杯就会很勇敢。”

“我们俩都是很好的人。”凯瑟琳说。她走到衣橱前，给我拿来一瓶科涅克白兰地和一只杯子。“喝一杯吧，亲爱的，”她说，“你真是太好了。”

“我并非真想喝酒。”

“喝一杯吧。”

“好吧。”我往玻璃杯里倒了三分之一的科涅克白兰地，一饮而尽。

“真厉害，”她说，“我知道白兰地是给英雄喝的。但你也不该这么夸张。”

“战后我们上哪儿去住？”

“大概在一家养老院吧，”她说，“三年来我总是孩子气地盼望战争能在圣诞节结束。但现在我却盼望等我们的儿子先当上海军少校再说。”

“也许他能当上将军呢。”

“如果是场百年战争，他就有机会在海军、陆军里都试试。”

“你不想喝一杯吗？”

“不想。酒总能使你快乐，亲爱的，却只会让我头晕。”

“你从没喝过白兰地吗？”

“没有，亲爱的。我是个很守旧的老婆。”

我伸手到地上拿酒瓶，又倒了一杯。

“我还是去看看你的同胞吧，”凯瑟琳说，“也许你可以看看报纸，等我回来。”

“你非去不可吗？”

“现在不去，待一会儿还得去。”

“好吧。那就现在去吧。”

“我待一会儿就来。”

“那时我就看完报纸了。”我说。

第二十二章

那天夜里天气转冷，第二天下起雨来。我从马焦雷医院回来时，正碰上滂沱大雨，进门时浑身都淋湿了。回到楼上房里，外边阳台上雨流如注，风挟着雨，敲打着玻璃门。我换了衣服，喝了点白兰地，可白兰地喝起来不对味。当天夜里就觉得不舒服，第二天早晨，吃完早饭就吐了。

“毫无疑问，”住院医生说，“看看他的眼白，小姐。”

盖奇小姐看了看。他们拿面镜子让我自己照照。我的眼白发黄，原来是黄疸病。这病一拖就是两个星期。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没有一起去度康复假。我们本来计划到马焦雷湖上的帕兰扎去。在树叶转黄的秋天，那儿一定很美。那儿有散步的幽径，还可以在湖上拖钩钓鳟鱼。帕兰扎要比斯特雷萨来得好些，因为没有那么多人。从米兰到斯特雷萨交通比较方便，因此你总会遇见熟人。帕兰扎那边有个不错的村庄，你可以划船到渔民居住的小岛上去玩，最大的岛上还有一家饭馆。然而我们没有去成。

有一天，我因为黄疸病躺在床上，范坎彭小姐来到房里，打开衣橱的门，看见了里面的空酒瓶。我曾叫门房拿下去好些空瓶，想必一定是给她看见了，便跑上来再搜查一番。那多半是些味美思酒瓶、马尔萨拉酒瓶、卡普里酒瓶、勤地酒瓶，还有几只科涅克白兰地酒瓶。门房先拿走的是些大瓶子，那些装味美思的酒瓶，还有用麦秆框住的勤地酒瓶，留下白兰地瓶子准备最后拿走。范坎彭小姐发现的是白兰地酒瓶和一个狗熊形状的瓶子，那是用来装莳萝利口酒的。狗熊形状的瓶子特别让她光火。她拿起瓶子来，那狗熊是蹲着的，前爪向上，玻璃脑袋上有一个瓶塞，底部粘着一些玻璃珠。我笑了起来。

“这是莳萝利口酒，”我说，“最好的莳萝利口酒才装在这种狗熊形状的瓶子里。是俄国出产的。”

“这都是白兰地瓶子吗？”范坎彭小姐问。

“我看不见所有的瓶子，”我说，“不过大概都是吧。”

“你这样做有多久了？”

“是我自己买了带进来的，”我说，“常有意大利军官来看我，我得准备点白兰地招待他们。”

“难道你自己就没喝吗？”

“我自己也喝。”

“白兰地，”她说，“十一只白兰地空瓶子，还有那瓶狗熊酒。”

“莳萝利口酒。”

“我会打发人来拿走的。你就这么多空瓶子吗？”

“眼下就这么多。”

“我本来还在可怜你得了黄疸病呢。对你怜悯简直是白搭。”

“谢谢你。”

“我想不能怪你不愿回前线。不过我认为你应该想点聪明的法子，别靠酗酒来染上黄疸病。”

“你说靠什么？”

“靠酗酒。你明明听见我这话了。”我没有做声。“除非你找到什么别的借口，否则等你这黄疸病一好，你恐怕就得回前线。我不相信你自己招惹的黄疸病，居然使你有资格享受康复假。”

“你不相信？”

“我不相信。”

“你得过黄疸病没有，范坎彭小姐？”

“没有，不过黄疸病人我见得多啦。”

“你发觉这种病人很好过吗？”

“我想总比上前线好吧。”

“范坎彭小姐，”我说，“你有没有听说哪个男人用踢自己阴囊的办法来自残的？”

范坎彭小姐没有理睬这个实在的问题。她只能不予理睬，否则就得走出房去。她还不打算走，因为她讨厌我很久了，现在正好可以发泄一通。

“我知道许多人通过自伤逃避上前线。”

“问题不在这儿。我也见过自伤的例子。我问你有没有听说哪个男人用踢自己阴囊的办法来自残的。因为这种感受与得黄疸病最为接近，我想女人很少有这种体验。所以我才问你得过黄疸病没有，范坎彭小姐，因为——”范坎彭小姐走出房去了。后来，盖奇小姐进来了。

“你跟范坎彭小姐说什么了？她气坏了。”

“我们在比较感受。我刚要说她从没有过生孩子的体验——”

“你是个笨蛋，”盖奇说，“她会要你的命。”

“她已经要我的命了，”我说，“她取消了我的休假，兴许还想把我送上军事法庭呢。她真够卑鄙的。”

“她一向不喜欢你，”盖奇说，“这是怎么回事？”

“她说我喝酒喝出了黄疸，是为了不回前线。”

“呸，”盖奇说，“我要发誓说你从没喝过酒。人人都会发誓说你从没喝过酒。”

“她发现了酒瓶子。”

“我跟你说过一百遍了，把酒瓶子清出去。瓶子现在在哪儿？”

“在衣橱里。”

“你有手提箱吗？”

“没有。把瓶子装在帆布背包里吧。”

盖奇小姐把瓶子装进背包里。“我拿给门房去。”她说。随即朝门口走去。

“等一等，”范坎彭小姐说，“把那些瓶子交给我。”她带来了门房。“请你拎着，”她说，“我打报告的时候，要把这些玩意拿给医生看看。”

她沿着走廊走去。门房拎着背包。他知道里边是什么。

我除了失掉休假之外，倒没出什么别的事。

第二十三章

我回前线的那天晚上，打发门房上车站，等火车从都灵开来，给我占一个座位。火车定于午夜开出。它是在都灵组编的车，大约夜里十点半抵达米兰，就停在车站，等到午夜再开。要座位的话，你得赶火车一到站，就上车去占。门房带了一个朋友，那是一个正在休假的机枪手，以前在一家裁缝店干活，两人齐心协力，总会抢到一个座位。我给了他们买站台票的钱，还把行李交给他们带去。我的行李是一只大帆布背包和两只野战背包。

大约五点钟，我跟医院里的人道了别，就出来了。门房把我的行李拎到他屋里，我告诉他说，我将近午夜时赶到车站。他妻子叫我一声“长官”，就哭了起来。她擦擦眼睛，握握我的手，接着又哭了。我拍拍她的背，她又哭起来。她一直帮我缝缝补补，是个又矮又胖的女人，长着一头白发和一张笑嘻嘻的脸。她一哭起来，整个脸就像碎了似的。我来到街拐角的一家酒店，坐在里面等候，眼睛望着窗外。外面又黑又冷还有雾。我付了咖啡和格拉帕酒钱，借着窗口的灯光，望着外面的行人。我看见了凯瑟琳，便敲敲窗户。她望了望，看见是我，便笑了笑，我走出去迎接她。她身披一件深蓝色的斗篷，头戴一顶软毡帽。我们一起走着，沿着人行道走过一家家酒店，然后穿过集市广场，沿街往前走，穿过拱门，就到了大教堂广场。那儿有电车轨道，再过去便是大教堂。在雾中，教堂又白又湿。我们穿过电车轨道。我们左边是窗口灯火通明的店铺和拱廊的入口。广场上雾蒙蒙的，等我们走近大教堂前面时，大教堂显得非常雄伟，石墙上湿漉漉的。

“你想进去吗？”

“不。”凯瑟琳说。我们往前走。前头一座石扶壁的阴影里，站着一个士兵和他的女朋友，我们打他们身边走过。他们紧贴着石壁站着，士兵拿自己的斗篷裹住了她。

“他们很像我们。”我说。

“谁也不像我们。”凯瑟琳说。她说这话可没有沾沾自喜的意思。

“但愿他们有个可去的地方。”

“那对他们也不见得有好处。”

“我不知道。人人都该有个可去的地方。”

“他们可以进大教堂。”凯瑟琳说。我们已经过了大教堂了。我们走到了广场的尽头，回头望望大教堂。教堂在雾中看上去很美。我们站在一家皮货店前面。橱窗里摆着马靴、帆布背包和滑雪靴。每一样物品都单独陈列着；中间是帆布背包，一边是马靴，另一边是滑雪靴。皮具呈暗色，给油打得像旧马鞍一样光滑。电灯光把上了油的暗色皮具照得亮光光的。

“我们什么时候滑雪去。”

“再过两个月，缪伦[77]就可以滑雪了。”凯瑟琳说。

“我们去那儿吧。”

“好的。”她说。我们继续往前走，又过了几家橱窗，拐进一条小街。

“这条街我从来没走过。”

“我上医院就走这条路。”我说。那是条很窄的小街，我们靠着右边走。雾中有很多行人。沿街尽是店铺，所有的窗口都亮着灯。有一家橱窗里放着一堆干酪，我们往里望了望。我在一家兵器店前停下来。

“进去看看。我得买支枪。”

“什么枪？”

“手枪。”我们走进去，我解开身上的皮带，把它连同空手枪套一起搁在柜台上。柜台后边有两个女人。她们拿出几把手枪来。

“得配得上这枪套。”我说，一边把手枪套打开。这是个灰色皮枪套，是我从旧货店买来的，在城里佩戴。

“她们有好手枪吗？”凯瑟琳问。

“都差不多。我能试试这一支吗？”我问那女人。

“现在可没有地方试枪，”她说，“不过枪是很好的。包你买了没错。”

我啪地扳了一下扳机，然后再拉回去。弹簧相当紧，但却很顺当。我瞄准了，又啪地扳了一下。

“二手货，”女人说，“原是一位军官的，那可是个神枪手。”

“是你卖给他的吗？”

“是的。”

“你怎么又弄回来啦？”

“从他的勤务兵手里。”

“也许你还有我的呢，”我说，“这多少钱？”

“50里拉。很便宜的。”

“好的。我还要两个弹夹和一盒子弹。”

她从柜台底下取出这些东西来。

“要不要军刀？”她问，“我有几把二手军刀，很便宜。”

“我要上前线了。”我说。

“噢，是吗，那你用不着军刀了，”她说。

我付了子弹和手枪钱，把弹匣装满子弹，推进弹膛，再把手枪插进枪套里，将另外两个弹夹也装上了子弹，然后插在手枪套上的皮槽里，最后再把皮带扣紧。手枪挂在皮带上感觉挺沉的。不过，我看还是佩带制式手枪为好。那样你总能搞到子弹。

“现在我们可是全副武装了，”我说，“这是我必须记住要办的一件事。我那支枪在我来医院时让人给拿走了。”

“希望这是把好枪。”凯瑟琳说。

“还要别的吗？”那女人问。

“不要了。”

“手枪上有根扣带。”她说。

“我注意到了。”那女人还想兜售点别的东西。

“你不要个哨子吗？”

“不要了。”

女人说了声再见，我们来到外边人行道上。凯瑟琳朝窗子里望去。那女人朝外望望，向我们鞠了个躬。

“那些镶在木头里的小镜子是做什么用的？”

“是用来吸引鸟的。人们拿这种小镜子在田里转来转去，云雀看见便飞出来，意大利人就开枪打。”

“真是个别出心裁民族，”凯瑟琳说，“你们在美国不打云雀吧，亲爱的？”

“没有专门打的。”

我们穿过街道，开始沿着另一边走。

“我现在感觉好些了，”凯瑟琳说，“刚出发的时候，我觉得很难受。”

“我们俩在一起，总是感觉挺好的。”

“我们要永远在一起。”

“是的，可我半夜就得走了。”

“别想了，亲爱的。”

我们沿着街道继续走。雾气弥漫中，街灯也发黄了。

“你不累吧？”凯瑟琳问。

“你呢？”

“我没事。走路挺有意思。”

“不过可别走得太久了。”

“好的。”

我们拐进一条没有灯光的小街，在街上走着。我站住了吻凯瑟琳。我吻她的时候，感觉到她的手搭在我肩膀上。她拉着我的斗篷罩在她身上，这样就把我们俩都裹住了。我们站在街上，身子靠着一面高墙。

“我们找个地方去吧。”我说。

“好。”凯瑟琳说。我们沿街走去，来到运河边一条比较宽阔的街道。街的另一边是一面砖墙和一些建筑物。街的前头，我看到一辆电车正在过桥。

“我们可以在桥上叫辆马车。”我说。我们在雾中站在桥上等马车。几辆电车开过去了，满载着回家的人们。随后来了一辆马车，可是里边有个人。雾气渐渐变成了雨。

“我们可以步行或乘电车。”凯瑟琳说。

“总会有车来的，”我说，“马车都要打这儿过的。”

“来了一辆。”她说。

车夫将马停下，把计程表上的金属招牌放了下来。马车的车篷撑起来了，车夫的外衣上滴着雨水。他那顶有光泽的帽子虽然打湿了，还在闪闪发光。我们一起坐在后座上，因为罩着车篷，里边光线很暗。

“你叫他上哪儿？”

“车站。车站对面有一家旅馆，我们可以去那儿。”

“我们这样去行吗？不带行李去？”

“行。”我说。

马车冒雨穿过一条条小街，上车站可有一段很远的路。

“我们不吃饭吧？”凯瑟琳问，“我担心我会饿。”

“我们就在房间里吃。”

“我没衣服穿。连件睡衣都没有。”

“买一件吧。”我说罢就喊车夫。

“到曼佐尼大街去一下。”他点点头，到了下一个街角便往左拐去。来到大街上，凯瑟琳就留心找商店。

“这儿有一家。”她说。我叫车夫停车，凯瑟琳下去了，穿过人行道，进了商店。我靠在马车上等她。外面下着雨，我能闻到雨中潮湿的街道和马冒着热气的气味。她拎着一包东西回来了，上了车，马车又走了。

“我很奢侈，亲爱的，”她说，“不过，这件睡衣真不错。”

到了旅馆，我叫凯瑟琳在马车里等着，我进去找经理。房间有的是。于是我回到马车那里，付了车钱，跟凯瑟琳一起走进旅馆。穿着带有许多纽扣的制服的小伙计帮着拿那包东西。经理恭恭敬敬地领着我们朝电梯走。旅馆里有许多红色长毛绒帷幕和黄铜装饰品。经理陪着我们乘电梯上楼。

“先生和夫人想在房间里用餐吧？”

“是的。请把菜单送上来好吗？”

“晚饭想来点什么特别的吧。是吃点野味还是来份蛋奶酥？”

电梯上了三层楼，每过一层都咔哒响一声，后来又响了一声，便停住了。

“你们有些什么野味？”

“有野鸡和山鹬。”

“来只山鹬吧。”我说。我们在走廊里走着。地毯旧了。走廊里有很多门。经理停下来，拿钥匙开了一道门，再把门推开。

“就这间，很不错的。”

制服上有许多纽扣的小伙计把包裹放在房中央的桌子上。经理拉开窗帘。

“外面有雾。”他说。房里装饰着红色长毛绒帷幕。还有好多镜子，两把椅子和一张大床，床上铺着缎子床罩。有一道门通向浴室。

“我叫人把菜单送上来。”经理说。他鞠个躬出去了。

我走到窗前，往外望去，然后拉了拉窗帘绳，那长毛绒厚窗幔便闭拢了。凯瑟琳坐在床上，望着那盏刻花玻璃枝形吊灯。她已经脱下了帽子，头发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她从一面镜子里看到了自己，便伸手理起头发来。我从另外三面镜子里看到她。她看样子不大高兴。斗篷掉在床上也不在意。

“怎么啦，亲爱的？”

“我以前从不觉得自己像个妓女。”她说。我走到窗前，把窗帘拉到一边，朝外面张望。我没想到会是这样子。

“你不是妓女。”

“我知道，亲爱的。但是感觉自己像个妓女，滋味不好受。”她的声音听上去又冷漠又沉闷。

“这是我们能住的最好的旅馆了。”我说。我望着窗外。隔着广场，看得见车站的灯光。街上有马车驶过，我还看见了公园里的树木。旅馆的灯光映照在湿漉漉的人行道上。唉，见鬼，我心想，难道我们现在还要争吵吗？

“请到这儿来。”凯瑟琳说。她沉闷的音调消失殆尽。“请你过来呀。我又是个好姑娘了。”我朝床上看过去。她笑盈盈的。

我走过去，挨着她身边坐下，吻她。

“你是我的好姑娘。”

“我当然是你的。”她说。

吃过饭以后，我们心情好起来，随后，就感觉非常快活，又过了不久，这房间就像是我们的家了。在医院里，我那间病房曾是我们的家，现在这个房间同样是我们的家了。

吃饭的时候，凯瑟琳披着我的军上衣。我们都很饿，饭菜味道不错，我们俩还喝了一瓶卡普里和一瓶圣伊斯特菲。酒主要是我喝的，不过凯瑟琳也喝了一点，喝过后觉得很带劲。我们晚饭吃了一只山鹬，配上蛋奶酥土豆、栗子泥、色拉，甜点吃的是意式酒蒸蛋糕。

“这房间不错，”凯瑟琳说，“很舒适。我们在米兰期间，本该一直住在这儿。”

“这房间布置得挺滑稽的。不过还是不错。”

“淫乱活动是一桩奇异的事，”凯瑟琳说，“经营这种行业的人似乎挺有品位的。红色长毛绒的确不错。正是需要这样的东西。镜子也很诱惑人。”

“你是个可爱的姑娘。”

“不知道早晨在这样的房间里醒来时，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不过这房间真是很棒。”我又倒了一杯圣伊斯特菲。

“我倒希望我们能干点真正的坏事，”凯瑟琳说，“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似乎太天真太单纯了。我很难相信我们做了什么错事。”

“你是个了不起的姑娘。”

“我只是觉得饿。饿极了。”

“你是个单纯的好姑娘。”我说。

“我是个单纯的姑娘。除了你以外，从来没有人发觉过。”

“我最初遇见你的时候，有一次花了一下午想象我们将如何一起去加富尔大酒店[78]，情况会怎么样。”

“你真不害臊。这可不是加富尔大酒店吧？”

“不是。他们那儿是不会接纳我们的。”

“总有一天，他们会接纳我们的。这就是你我不同的地方，亲爱的。我从来什么都不想。”

“你压根儿什么都不想吗？”

“想一点。”她说。

“噢，你是个可爱的姑娘。”

我又倒了一杯酒。

“我是个很单纯的姑娘。”凯瑟琳说。

“起初我不这么想。我以为你是个疯姑娘。”

“我是有点疯。可我不是复杂意义上的疯。我没把你搞糊涂吧，亲爱的？”

“酒真了不起，”我说，“酒让你忘掉一切坏事。”

“酒是好，”凯瑟琳说，“但它让我父亲患上了严重的痛风病。”

“你父亲还在吗？”

“还在，”凯瑟琳说，“他有痛风病。你不必见他。你父亲还在吗？”

“不在了，”我说，“我有个继父。”

“我会喜欢他吗？”

“你不必见他。”

“我们多幸福啊，”凯瑟琳说，“我不会再对任何人感兴趣了。我嫁给了你，真是很幸福。”

侍者进来收走了餐具。过了一会，我们都静下来，可以听见外面的雨声。楼下街上传来汽车的喇叭声。我便说：

但我随时都听见在我背后，

时间的战车张着翅膀匆匆逼近。

“我了解那首诗，”凯瑟琳说，“是马韦尔[79]写的。但那讲的是一个姑娘不愿和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

我觉得头脑很清醒，很冷静，便想谈点实在的事情。

“你准备到什么地方生孩子？”

“还不知道。尽量找个好地方吧。”

“你准备怎么安排？”

“尽量安排好。别发愁，亲爱的。战争结束前，我们也许要生好几个孩子呢。”

“快到该走的时间了。”

“我知道。你想它时间到，那时间就到。”

“不想。”

“那就别发愁了，亲爱的。你先前还好好的，现在又发愁了。”

“我不愁。你多久给我写一封信？”

“每天写。他们会看你的信吗？”

“他们的英语不行，让他们看也不碍事。”

“我要把信写得混乱不堪。”凯瑟琳说。

“可别太混乱了。”

“稍微混乱一点吧。”

“恐怕我们得出发了。”

“好的，亲爱的。”

“真不想离开这好好的家。”

“我也是。”

“但我们还是得走了。”

“好吧。不过我们的家总是待不久。”

“将来会待得久的。”

“你回来的时候，我会给你准备一个好好的家。”

“也许我马上就回来了。”

“也许你会脚上受点轻伤。”

“也许是耳垂。”

“不，我希望你的耳朵保持原样。”

“那我的脚呢？”

“你的脚已经受伤了。”

“我们得走了，亲爱的。真的。”

“好吧。你先走。”

第二十四章

我们走着下楼，没乘电梯。楼梯上的地毯旧了。晚饭送上来时我就付了饭钱，而那送饭来的侍者还坐在门旁的椅子上。他忽地站起来，向我鞠个躬，我跟他走到旁边的小屋，付了房钱。经理还记得拿我当朋友，连预付款都不让我交，不过他走的时候，还没忘了叫侍者守在门口，以防我不付账就溜走。我想以前有过这种事；甚至连朋友都靠不住。战争期间朋友实在太多了。

我让侍者去叫一辆马车来，他从我手里接过凯瑟琳的包裹，打着一把伞出去了。我们从窗口看见他在雨中穿过马路。我们站在那间小屋里，望着窗外。

“你感觉怎么样，凯特？”

“好困。”

“我觉得肚子空空的，好饿。”

“你带吃的了吗？”

“带了，在野站背包里。”

我看见马车来了。车停下来，马在雨中垂着头，侍者下了车，打开伞，朝旅馆走来。我们在门口迎上他，在雨伞下顺着湿漉漉的人行道，朝停在路石边的马车走去。排水沟里哗哗地流着水。

“包裹放在座位上了。”侍者说。他撑着伞立在那儿，直至我们俩都上了车，我给了他小费。

“多谢，旅途愉快。”他说。车夫拉拉缰绳，马就走了。侍者打着伞转过身，朝旅馆走去。马车沿着街道行驶，向左转弯，然后再朝右拐，来到车站前面。灯光下站着两名宪兵，刚好待在雨淋不到的地方。灯光映照着他们的帽子。在车站灯光的辉映下，雨水显得清晰透亮。一个行李搬运工从车站的拱廊下走出来，耸着肩膀迎着雨。

“不用，”我说，“谢谢。用不着你。”

他又回到拱廊下面去躲雨。我转向凯瑟琳。她的脸藏在马车车篷的阴影里。

“我们不如这就告别吧。”

“我不能进去吗？”

“不能。”

“再见，凯特。”

“你把医院的地址告诉他吧？”

“好的。”

我把要去的地址告诉了车夫。他点点头。

“再见，”我说，“照顾好自己和小凯瑟琳。”

“再见，亲爱的。”

“再见。”我说。我下了车来到雨里，马车走了。凯瑟琳探出头来，我看见她在灯光下的脸。她笑一笑，挥挥手。马车顺着街道驶去，凯瑟琳朝拱廊里指了指。我顺着她的手望去，只看见两个宪兵和那拱廊。我才明白她是叫我进去躲雨。我进去了，站在那里望着马车转过街角。然后我就穿过车站，沿着通道去找火车。

医院的门房正在站台上找我。我跟着他上了车，挤过人群，顺着走廊，穿过一道门，来到一个坐满了人的包间，机枪手坐在包间的一角。我的帆布背包和野战背包都放在他头顶上的行李架上。走廊里站着好多人，我们进去的时候，包间里的人都望着我们。车里的座位不够，人人都充满敌意。机枪手站起来让我坐。有人拍拍我的肩。我扭头一看。原来是个高高个头、瘦骨伶仃的炮兵上尉，下巴上有一条红色的伤疤。他从走廊的玻璃窗外朝里看了看，然后进来了。

“你怎么说？”我问。我转过身，面对着他。他个子比我高，他的脸在帽舌的遮掩下显得格外瘦削，伤疤又新又亮。包间里的人个个都望着我。

“你不能这么做，”他说，“你不能让个士兵替你占座位。”

“我已经这么做了。”

他忍了忍，喉结上下动了动。机枪手站在座位前。走廊里的其他人从玻璃窗外望进来。包间里没人吭声。

“你没有权利这么做。我比你早来了两个小时。”

“你想要什么？”

“座位。”

“我也要。”

我盯着他的脸，感觉到包间里的人都在跟我作对。我不怪他们。他是有理的。不过我要座位。还是没人做声。

哼，见鬼，我想。

“坐吧，上尉先生。”我说。机枪手让出了位置，高个子上尉坐下了。他望着我。他的脸仿佛受了伤似的，但他得到了座位。“拿好我的东西。”我对机枪手说。我们走到走廊里。列车都坐满了，我知道不可能找到座位了。我给了门房和机枪手每人10里拉。他们沿着走廊走去，到了外边站台上，还在往车窗里张望，可是没有座位了。

“也许到了布雷西亚会有人下车。”门房说。

“到了布雷西亚会有更多的人上车。”机枪手说。我跟他们道别，握了握手，他们便走了。他们都觉得有些愧疚。再看车里边，我们大家都站在走廊里，车子就开了。列车开出站去，我望着车站的灯光和货场。外边还在下雨，玻璃窗很快被打湿了，外面什么也看不见了。后来我就睡在走廊的地板上；睡前先把装钱和证件的皮夹子塞在衬衫和裤子里，这样就把它搁在马裤的裤腿里。我睡了一整夜，车到布雷西亚和维罗纳时醒来了，都有更多的人上车，不过又马上睡着了。我头枕一个野战背包，双手抱着另一个，同时还能摸得着我的帆布背包，别人尽可以打我身上跨过去，只要别踩着我。整个走廊的地板上，到处都有人在睡觉。有些人倒是站着，不是抓着窗上的铁杆，就是靠在门上。这班车总是挤得够呛。

第三部

第二十五章

眼下到了秋天，树上光秃秃的，道路泥泞。我乘着军用卡车，从乌迪内开往戈里察。沿途遇到了别的军用卡车，我也观赏了乡间景色。桑树光秃秃的，田野一片褐色。路边一排排光秃秃的树，路上满是湿漉漉的枯叶，有人在修路，从路边树木间的碎石堆里，搬石头来填补车辙。我们看到戈里察城罩着雾，那雾把群山也遮断了。我们过了河，我发现河水在上涨。山里一直在下雨。我们进了城，经过几家工厂，接着是住房和别墅，我发现又有许多房屋中了炮弹。在一条小街上，我们的车驶过一辆英国红十字会救护车。司机戴着帽子，面孔瘦削，晒得黑黑的。我不认识他。我在镇长住宅前的大广场下了车，司机把背包递给我，我背在身上，再加上两只野战背包，就朝我们的别墅走去。一点没有回家的感觉。

我沿着潮湿的沙砾车道走，从树木缝隙间望着别墅。窗子都关着，但门却开着。我走进去，发现少校坐在桌子边，屋里空荡荡的，墙上挂着地图和打字机打出来的字条。

“嗨，”他说，“你好啊？”他看上去老了些，干瘪了些。

“我挺好，”我说，“情况怎么样？”

“都结束了，”他说，“放下行李，坐下来。”我把背包和两只野战包放在地上，把帽子放在背包上。再从墙边拉过另一把椅子，在桌边坐下。

“这是个糟糕的夏天，”少校说，“你现在强壮些了吧？”

“是的。”

“拿到勋章了吗？”

“拿到了。顺顺当当地拿到了。非常感谢你。”

“咱们瞧瞧。”

我解开斗篷，让他看那两条勋带。

“你收到盒装的勋章了吗？”

“没有。只收到了证书。”

“勋章盒以后会到的。那要多费点时间。”

“你有什么指示吗？”

“车子都开走了。六辆去了北边的卡波雷托[80]。你熟悉卡波雷托吧？”

“熟悉。”我说。我记得那是山谷里的一个白色小镇，镇上有一座钟楼。一座干干净净的小镇，广场上有一个漂亮的喷水池。

“他们以那里为基地。现在有很多病号。仗打完了。”

“其余的车子呢？”

“有两辆在山里，四辆还在班西扎。其余两个救护车队在卡索，跟着第三军团。”

“你想让我做什么？”

“你要是愿意的话，可以去接管班西扎的那四辆车。吉诺在那儿干了很久了。你没去过那儿吧？”

“没有。”

“情况很糟糕。我们损失了三辆车子。”

“我听说了。”

“对了，里纳尔迪给你写过信。”

“里纳尔迪在哪儿？”

“他在这儿的医院里。他忙了整个夏天和秋天。”

“我相信。”

“情况很糟糕，”少校说，“你根本想象不到有多糟。我常想你那次中弹算你幸运。”

“我知道我是幸运的。”

“明年会更糟，”少校说，“也许他们现在会进攻。他们扬言要进攻，但是我不相信。太晚了。你看见那条河了吗？”

“看见啦。涨水了。”

“雨季已经开始了，我不相信他们还会进攻。很快就要下雪了。你的同胞们怎么样？除了你以外，还会有别的美国人要来吗？”

“他们正在训练一支一千万的大军。”

“希望我们能分到一些。但是法国人会把他们独吞了。我们这儿一个也分不到。好了。你今天夜里就住这儿，明天开辆小车去，把吉诺换回来。我派一个熟悉路的人陪你去。吉诺会把一切告诉你的。他们还时不时地要轰炸一阵，不过都过去了。你会想要看看班西扎的。”

“我很乐意去看看。我很高兴又回来跟你在一起，少校长官。”

他笑了笑。“你这样说是一片好意。我很厌倦这场战争。假如我离开了，我想我是不会回来的。”

“这么糟糕吗？”

“是的。就这么糟糕，甚至还要糟糕。你去洗一洗，找你的朋友里纳尔迪去吧。”

我走出来，把行李提上楼。里纳尔迪不在房间里，但他的东西都在，我便在床上坐下，解开了绑腿，脱掉了右脚的鞋子。然后便躺倒在床上。我累了，右脚又痛。只脱一只鞋子就躺在床上，似乎有些可笑，于是我便坐起来，解开另一只鞋子的鞋带，把鞋子扔到地板上，然后又躺倒在毯子上。窗子关着，屋里有些闷，可我太疲倦了，不愿再起来开窗。我看见我的东西全堆在屋子的一角。外面天渐渐黑下来。我躺在床上，一边想凯瑟琳，一边等着里纳尔迪。我本想除了夜里睡觉之前，要尽量不去想凯瑟琳。可现在我很累，无事可做，只好躺着想她。想着想着，里纳尔迪进来了。他还是老样子。也许稍微瘦了一点。

“啊，宝贝。”他说。我从床上坐起来。他过来了，坐下来，用一只胳臂搂住我。“好宝贝。”他用力拍拍我的背，我抓住他的双臂。

“好宝贝，”他说，“让我看看你的膝盖。”

“那我得脱下裤子。”

“那就脱下好了，宝贝。这儿都是朋友。我想看看他们的能耐怎么样。”我站起身，脱下裤子，拉开护膝绷带。里纳尔迪坐在地板上，轻轻地来回弯动我的膝盖。他用手指沿着伤疤抚摸着；把双手的大拇指一起按在膝盖骨上，用其余的手指轻轻地摇摇膝盖。

“你的关节只联接到这个地步吗？”

“是的。”

“这样就把你送回来，简直是犯罪。应该完全接好才行。”

“比以前好多了。本来像板子一样僵硬。”

里纳尔迪又往下弯了弯。我瞧瞧他的手。他有一双外科医生的纤巧的手。我再瞧瞧他的头顶，头发油光发亮，分得条路清晰。他把膝盖弯过头了。

“哎哟！”我嚷道。

“你应该多做几次机械治疗。”里纳尔迪说。

“比以前好多了。”

“这我看得出来，宝贝。这种事我比你懂得多。”他站起身，坐到床上。“膝盖手术做得还不错，”他看好了膝盖，“把整个情况都跟我说说。”

“没有什么可说的，”我说，“我过着平平静静的生活。”

“你表现得像个已婚的男人，”他说，“你怎么啦？”

“没什么，”我说，“你怎么啦？”

“这场战争快要我的命了，”里纳尔迪说，“我给搞得十分沮丧。”他叉着手捂着膝盖。

“噢。”我说。

“你怎么啦？难道我连人的冲动都不能有吗？”

“不能有。我看得出你日子过得不错。说实话吧。”

“整个夏天和秋天我都在动手术。我始终都在工作。谁的活我都干。他们把难做的手术全都留给我了。凭上帝发誓，宝贝，我成了最讨人喜爱的外科医生了。”

“这才像话。”

“我从不动脑筋。不，凭上帝发誓，我不动脑筋；光动手术。”

“这就对啦。”

“可是现在，宝贝，一切都结束了。我现在不动手术了，感觉糟透了。这是一场可怕的战争，宝贝。你相信我，我说的是真话。现在你让我振作起来。你带来了唱片没有？”

“带了。”

唱片用纸包着，放在我背包里一只纸板盒里。我太累了，懒得去拿。

“难道你自己不觉得挺好吗，宝贝？”

“我感觉糟透了。”

“这场战争太可怕了，”里纳尔迪说，“来吧。今天我们俩都来喝个醉，痛快一下。然后再来它个烂醉如泥，那就觉得好受了。”

“我得了黄疸，”我说，“可不能喝醉了。”

“嗐，宝贝，你怎么这样回到我身边了。你一回来就一本正经，还得了肝病。我跟你说，这场战争很糟糕。我们究竟为什么要打仗。”

“我们喝一杯吧。我不想喝醉，不过我们还是要喝一杯。”

里纳尔迪走到房间那头的脸盆架前，拿来两只杯子和一瓶科涅克白兰地。

“奥地利白兰地，”他说，“七星白兰地。他们攻打圣加布里埃尔时仅仅缴获了这些酒。”

“你也去了吗？”

“没去。我哪儿也没去。我一直在这儿动手术。瞧，宝贝，这是你以前刷牙用的杯子。我一直保留着，好让我想起你。”

“好让你别忘了刷牙吧。”

“不。我也有自己的杯子。我保留你这杯子，是为了提醒我你早晨怎样想从牙齿上刷掉罗萨别墅的气味，一边赌咒发誓，吃阿司匹林，咒骂妓女。我每次看到那只杯子，就想起你怎样用牙刷来刷净你的良心。”他走到床边来。“亲我一下，告诉我你不是真的一本正经。”

“我从不亲你的。你是个类人猿。”

“我知道，你是个规规矩矩的盎格鲁—撒克逊好小伙。我知道，你是个悔过的小伙子。我要等着看你这盎格鲁—撒克逊人怎样用牙刷刷掉妓女的气味。”

“往杯子里倒点科涅克白兰地。”

我们碰杯喝酒。里纳尔迪冲我大笑起来。

“我要把你灌醉，取出你的肝，换上一个意大利人的好肝，使你重新成为一个男子汉。”

我端着杯子再要点白兰地。这时外边天黑了。我端着白兰地酒杯，走过去打开窗子。雨已经停了。外边冷点了，树木间雾气弥漫。

“别把白兰地倒到窗外去，”里纳尔迪说，“你要是不能喝，就倒给我吧。”

“你自己去倒吧。”我说。我很高兴，又见到了里纳尔迪。两年来他一直在逗弄我，我总是很喜欢他这样做。我们彼此很了解。

“你结婚了吗？”他坐在床上问。我靠着窗边的墙壁站着。

“还没有。”

“你恋爱了吧？”

“是的。”

“和那个英国姑娘？”

“是的。”

“可怜的宝贝。她对你挺不错吧？”

“当然。”

“我的意思是，就那方面而言，她对你来说挺不错吧？”

“闭嘴。”

“我会的。你看得出来我是个极其挑剔的男人。她是否——？”

“里宁，”我说，“请你闭嘴。你要是想做我的朋友，那就闭嘴。”

“我不是想做你的朋友，宝贝。我就是你的朋友。”

“那就闭嘴。”

“好吧。”

我走到床前，在里纳尔迪身边坐下。他端着杯子，望着地板。

“你明白是怎么回事吗，里宁？”

“噢，是的。我这一辈子碰到许多神圣的事。但是跟你很少谈论这样的事。我想你一定也有这样的事吧。”他望着地板。

“你没有吗？”

“没有。”

“一点也没有？”

“没有。”

“我能随便说你母亲这，道你姐妹那吗？”

“道你的姐妹[81]那。”里纳尔迪急忙说。我们俩都笑起来了。

“还是那个老超人呀。”我说。

“也许我有些嫉妒。”里纳尔迪说。

“不，你没有。”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另有所指。你有没有结过婚的朋友？”

“有的。”我说。

“我可没有，”里纳尔迪说，“除非是夫妇彼此不相爱的。”

“为什么不呢？”

“人家不喜欢我。”

“为什么？”

“我是那条蛇。我是那条理智的蛇。”

“你搞混了。苹果才是理智[82]。”

“不，是那条蛇。”他开心了一点。

“你的思想不那么深刻的时候，人就好一些。”

“我爱你，宝贝，”他说，“我一成为伟大的意大利思想家，你就戳穿我。不过我懂得很多说不出来的事情。我比你懂得多。”

“是的，你是比我懂得多。”

“不过你会过得更好些。你就是懊悔，也会过得更好些。”

“我看不见得。”

“噢，是的。的确是的。我只有在工作时才感到快乐。”他又瞅着地板。

“你会改变这种状况的。”

“不会的。除了工作，我只喜欢两件事；一件事对我的工作有妨碍，另一件在半小时或一刻钟内就做完，有时时间还要短。”

“有时时间还短得多。”

“也许我进步了，宝贝。你不了解。只有这两件事和我的工作。”

“你会有别的兴趣的。”

“不。我们绝不会有别的兴趣。我们生下来有什么就是什么，从来学不会别的。我们从来学不到什么新东西。我们一开始就是这个样子。你要庆幸自己不是拉丁人。”

“压根儿没有什么拉丁人。那是‘拉丁式’思维。你对自己的缺点如此得意扬扬。”里纳尔迪抬起头来大笑。

“我们就此打住吧，宝贝。我想这么多，好累啊。”他进房时就显得很疲倦了，“快到吃饭时间了。很高兴你回来了。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的战友。”

“战友们什么时候吃饭？”我问。

“马上。为了你的肝，我们再喝一杯。”

“像圣保罗那样。”

“你说得不确切。那说的是酒和胃。为了你的胃，喝点酒吧。”[83]

“管你瓶子里是什么，”我说，“管你说的是为了什么。”

“为你的女朋友。”里纳尔迪说。他举起出杯子。

“好的。”

“我绝不再说她一句脏话。”

“不要勉强自己。”

他喝完了白兰地。“我是纯洁的，”他说，“我像你一样，宝贝。我也要找一个英国姑娘。其实，是我先认识你的女朋友的，但是对我来说，她个子有点高。高个子姑娘只能做个妹妹。”他引用了一个典故。[84]

“你有一颗美好而纯洁的心。”我说。

“可不是吗？所以他们都叫我最纯洁的里纳尔迪。”

“该叫最肮脏的里纳尔迪。”

“得了，宝贝，趁我的心灵还纯洁的时候，我们下去吃饭吧。”

我洗了洗，梳梳头，我们便下了楼。里纳尔迪有点醉了。到了我们吃饭的屋里，饭菜还没准备好。

“我去拿瓶酒。”里纳尔迪说。他上楼去了。我坐在桌前，他拿了酒瓶回来，给我们俩一人倒了半杯白兰地。

“太多了。”我说，随即端起杯子，对着桌上的灯打量着。

“空着肚子可不行。这玩意真奇妙。会把你的胃全烧坏。对你再有害不过了。”

“对呀。”

“一天天的自我毁灭，”里纳尔迪说，“它毁了你的胃，使你的手颤抖。外科医生就该喝这玩意。”

“你推荐这方子？”

“真诚地推荐。我不用别的方子。喝下去，宝贝，等着生病吧。”

我喝了半杯。然后听见勤务兵在走廊里喊：“汤！汤好了。”

少校走进来，朝我们点点头，坐下了。他一坐上饭桌，人显得很小。

“就我们几个吗？”他问。勤务兵放下汤碗，他便舀了一盘子汤。

“我们就这么多人，”里纳尔迪说，“除非牧师也来。他要是知道费德里科来了，一定会来的。”

“他在哪儿？”我问。

“在307。”少校说。他在忙着喝汤。他揩揩嘴，仔细地捋捋他那上翘的灰色小胡子。“我想他会来的。我打过电话，叫他们传话给他，说你回来了。”

“真可惜食堂不像以前那么热闹了。”我说。

“是的，如今很安静。”少校说。

“我来闹一闹吧。”里纳尔迪说。

“喝点酒，恩里科。”少校说。他给我的杯子倒满了酒。意大利实心面端上来了，大家都忙着吃了起来。就在快吃完面的时候，牧师进来了。他还是老样子，身材瘦小，皮肤黝黑，看上去很结实。我站起身来，我们握握手。他把手搭在我肩膀上。

“我一得到消息就赶来了。”他说。

“坐下吧，”少校说，“你来晚了。”

“晚上好，牧师。”里纳尔迪说，“牧师”是用英语说的。他们是从那个爱戏弄牧师的上尉那里学来的，上尉会说一点英语。“晚上好，里纳尔迪。”牧师说。勤务兵给他端来汤，但是他说他还是先吃点实心面。

“你怎么样？”他问我。

“挺好，”我说，“情况怎么样？”

“喝一点酒吧，牧师，”里纳尔迪说，“为了你的胃，喝点酒吧。那可是圣保罗的教导，你知道。”

“是的，我知道。”牧师客气地说。里纳尔迪给他倒了酒。

“圣保罗那家伙，”里纳尔迪说，“就是他制造了这一切麻烦。”牧师望望我，笑了笑。我看得出来，他对这样的戏弄已经无动于衷了。

“圣保罗那家伙，”里纳尔迪说，“他是个浪荡子，又是个追逐者，他欲望不再强烈的时候，就说那没有什么好的。[85]他欲望消失了以后，就给我们这些依然强烈的人定下了清规戒律。难道这不是事实吗，费德里科？”

少校笑了笑。这时我们在吃炖肉。

“我从不在天黑后谈论圣徒。”我说。牧师吃着炖肉抬起头来，朝我笑笑。

“你瞧他，又投靠到牧师那边了，”里纳尔迪说，“那些专门逗弄牧师的能人都上哪儿去啦？卡瓦尔坎蒂哪儿去啦？布伦迪哪儿去啦？切萨雷哪儿去啦？难道我得孤立无援地逗弄牧师吗？”

“他是个好牧师。”少校说。

“他是个好牧师，”里纳尔迪说，“但总归还是牧师。我竭力想使饭堂恢复以前的气氛。我想让费德里科高兴。见鬼去吧，牧师！”

我看见少校在盯着他，发觉他已经醉了。他瘦削的脸发白。衬着他那苍白的前额，他的头发显得黑黝黝的。

“没关系，里纳尔迪，”牧师说，“没关系。”

“你见鬼去吧，”里纳尔迪说，“让这该死的一切都见鬼去吧。”他靠坐在椅子上。

“他工作过于紧张，人太累了。”少校对我说。他吃完了肉，用一片面包蘸着肉汁吃。

“我才不在乎呢，”里纳尔迪对全桌的人说，“让这一切都见鬼去吧。”他恶狠狠地环顾着全桌上的人，眼神呆滞，脸色苍白。

“好的，”我说，“让这该死的一切都见鬼去吧。”

“不，不，”里纳尔迪说，“你不行。你不行。我说你不行。你又沉闷又空虚，没有别的反应。我告诉你，没有别的反应。绝对没有。我知道，我一停止工作就会这样。”

牧师摇摇头。勤务兵拿走了炖肉盘子。

“你为什么吃肉？”里纳尔迪转向牧师，“难道你不知道今天是星期五吗？”[86]

“今天是星期四。”牧师说。

“撒谎。今天是星期五。你在吃我们的主的身体。这是上帝的肉。我知道。那是奥地利死人的肉。你在吃的就是这东西。”

“白色的肉是军官们的肉。”我说，把那老笑话凑完整了。

里纳尔迪哈哈大笑。他倒了一杯酒。

“别在意我，”他说，“我只是有点发疯罢了。”

“你应该休假了。”牧师说。

少校对牧师摇头。里纳尔迪盯着牧师。

“你认为我该休假了？”

少校又对牧师摇头。里纳尔迪还在盯着牧师。

“随你的便，”牧师说，“你不想休，就别休了。”

“你见鬼去吧，”里纳尔迪说，“他们就想把我打发走。他们每天夜晚都想把我打发走。我把他们击退了。我就是得了那玩意又算什么。人人都得的。全世界的人都得了。起初，”他摆出演说家的神态接着说，“是一个小脓包。然后我们注意到两个肩膀间发出皮疹。然后就什么症状也没发现。我们相信用水银来治疗。”

“或者用撒尔佛散[87]。”少校静静地插了一句。

“水银产品。”里纳尔迪说。这时他有些扬扬得意了。“我知道有一样东西，比那贵重一倍。好牧师啊，”他说，“你永远搞不到的。宝贝才搞得到。这是一种工业事故。只是一种工业事故罢了。”

勤务兵拿来了甜点和咖啡。甜点是一种黑面包布丁，上边浇了一层黄油甜酱。油灯在冒烟；黑烟在灯罩里浓浓地往上冒。

“拿两支蜡烛来，把灯拿走。”少校说。勤务兵取来两支点燃的蜡烛，放在两个碟子上端进来，然后把灯拿出去吹灭了。里纳尔迪现在安静了。他看上去没事了。我们接着聊，喝过咖啡后，大家都来到了大厅里。

“你想跟牧师谈话。我得进城去，”里纳尔迪说，“晚安，牧师。”

“晚安，里纳尔迪。”牧师说。

“我会来看你的，弗雷迪。”里纳尔迪说。

“好的，”我说，“早点回来。”他做个鬼脸，走出门去。少校和我们一块站着。“他很疲乏，过度劳累了，”他说，“他还以为自己得了梅毒。我不相信，但是他也许真得了。他在自己治疗。晚安。你天亮前就走吧，恩里科？”

“是的。”

“那就再见啦，”他说，“祝你好运。佩杜齐会来叫醒你，陪你一起去。”

“再见，少校长官。”

“再见。他们说奥军要发动进攻，可我不信。我希望不要进攻。但不管怎么说，不会进攻到这儿。吉诺会告诉你一切的。现在电话联系也很方便。”

“我会经常打电话的。”

“请经常打来吧。晚安。别让里纳尔迪喝这么多白兰地。”

“我会设法不让他多喝的。”

“晚安，牧师。”

“晚安，少校长官。”

他到自己的办公室去了。

第二十六章

我走到门口，朝外望了望。雨停了，可还有雾。

“我们上楼吧？”我问牧师。

“我只能待一会儿。”

“还是上去吧。”

我们爬上楼梯，进了我的房间。我躺在里纳尔迪的床上。牧师坐在勤务兵给我架好的行军床上。屋里黑乎乎的。

“喂，”他说，“你到底怎么样了？”

“我挺好。只是今晚有点累。”

“我也挺累的，不知怎么搞的。”

“仗打得怎么样了？”

“我看很快就要结束了。我也说不出个道理来，只是有这个感觉。”

“你怎么感觉到的？”

“你了解你们的少校怎么样吗？变温和了吧？如今很多人都温和起来了。”

“我觉得自己也温和起来了。”我说。

“这是个极其糟糕的夏天，”牧师说，他现在比我离开时自信多了，“你很难相信有多糟糕。除非你身临其境，才能明白糟糕到什么地步了。今年夏天让许多人懂得了战争。有些军官我以为永远不会懂得战争，如今也懂得了。”

“会怎么样呢？”我用手抚摸着毯子。

“我不知道，但是我想不会持续很久了。”

“那会怎么样呢？”

“他们会停战。”

“谁？”

“双方。”

“但愿如此。”我说。

“你不信吗？”

“我不相信双方会马上都停战。”

“我想不会。期望过高了。但是我看到人们在改变，就觉得战争打不下去了。”

“今年夏天谁打赢了？”

“谁也没打赢。”

“奥军打赢了，”我说，“他们守住了圣加布里埃尔。他们打赢了。他们不会停战的。”

“他们要是跟我们的感觉一样的话，也会停战的。他们有着同样的经历。”

“打赢的人是不会停战的。”

“你让我灰心丧气。”

“我只是心里怎么想嘴里就怎么说。”

“那你认为战争会一直持续下去吗？不会有变吗？”

“我不知道。我只是认为奥军既然打了胜仗，就不会停战。人只有吃了败仗，才会变成基督徒。”

“奥地利人都是基督徒——除了波斯尼亚人[88]以外。”

“我不是说形式上的基督徒。我是说像我们的上帝那样。”

他没有作声。

“眼下我们都温和多了，因为我们吃了败仗。假若彼得在花园里救了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会怎么样呢？”

“他还会是老样子。”[89]

“我看不见得。”我说。

“你叫我灰心丧气，”他说，“我相信会有变化，也为此做了祈祷。我感到快有变化了。”

“可能会出点什么事，”我说，“但是只会出在我们身上。假如他们和我们有同样的感受，那就好了。但是他们打败了我们。他们就有另一种感受。”

“许多士兵一直有这种感受。并非因为他们吃了败仗。”

“士兵们从一开始就给打败了。他们从农场上给征来当兵，这时就给打败了。所以说农民有智慧，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吃了败仗。你让农民掌握政权，看看他有多聪明。”

他一言不发了。他在思考。

“现在我弄得自己都很沮丧，”我说，“所以我从不想这些事。我从不去想，可是一谈起来，就会把心里的感想不假思索地说出来。”

“我本来还抱有一点期望。”

“吃败仗？”

“不是。比这好一点的。”

“没有比这好一点的。除非是胜利。胜利可能会更糟。”

“我有好长时间都在期望胜利。”

“我也是。”

“现在可就难说了。”

“不是胜就是败。”

“我不再相信胜利了。”

“我也不相信。但是我也不相信失败。不过失败可能会好一些。”

“那你相信什么呢？”

“睡觉。”我说。他站起身来。

“很抱歉，在这儿待了这么久。不过我很喜欢跟你谈谈。”

“能再聚在一起谈谈，真是愉快。我刚才说的睡觉，没什么意思。”

我们站起来，在黑暗中握了握手。

“我现在睡在307。”他说。

“我明天一早就去救护站。”

“等你回来再来看你。”

“到时候我们一起散步，聊天。”我送他到门口。

“别下去了，”他说，“你回来真是太好了。虽然对你本人不见得怎么好。”他把手搭在我的肩上。

“我无所谓的，”我说，“晚安。”

“晚安。Ciaou！”

“Ciaou！”我说。我困得要命。

第二十七章

里纳尔迪进来时我醒了，但他没有说话，我又睡着了。早晨天还没亮，我就穿戴好走了。我走时他还没醒。

我以前从没到过班西扎高原，这时来到河边我上次受伤的地点那边，走上奥军曾经盘踞过的山坡，心里有一种奇异的感觉。那边新铺了一条很陡的山路，路上有许多卡车。再过去，路平坦下来，我看见雾气弥漫的树林和峻岭。那些树林一下子就给占领了，因而没遭到破坏。再往前去，路没有了山丘的掩护，两边和顶上都有席子遮掩。路的尽头是一个被摧毁了的村庄。村子那边上方就是前线。周围有许多大炮。村里的房子给炸得破烂不堪，但一切都组织得井然有序，到处都是指示牌。我们找到了吉诺，他请我们喝了点咖啡，随后我跟他去见了几个人，看了看救护站。吉诺说英国救护车在班西扎那边的拉夫内忙活。他非常佩服英国人。他说炮火依然不断，不过没怎么伤着人。现在雨季已经开始，病号就会多起来。据说奥军要发动进攻，但他不相信。还说我们也要发动进攻，但是一直没有增派部队来，所以他觉得也不可能。这里食品供应不足，他很想到戈里察饱餐一顿。昨天晚饭我吃什么啦？我告诉了他，他说那太好啦。他特别赞赏那道甜食。我没有细加描述，只说是一道甜食，我想他一定以为是什么精美的食品，想不到只是面包布丁。

我知道他要给派到哪里去吗？我说不知道，只晓得剩下的救护车有几辆在卡波雷托。他希望到那儿去。那是个宜人的小镇，他喜欢镇后那耸入云霄的高山。他是个好小伙，看来人人都喜欢他。他说圣加布里埃尔那仗打得真叫惨，还有洛姆那头的进攻也真糟糕。他说在我们前边和上边的泰尔诺瓦山脉，奥军在树林里布置了好些大炮，夜里对着大路狂轰滥炸。最让他心惊胆战的是敌人海军的大炮。我认得出这种炮，因为它们的弹道是平直的。你听到轰的一声，随即就是一阵尖厉的嘶鸣。他们通常是双炮齐发，一门紧挨着一门，炸裂的弹片特别大。他让我看了一片，那是块较为平整的锯齿形的铁片，有一英尺多长。看上去就像巴比特合金[90]。

“我没觉得它们威力大，”吉诺说，“但却把我吓坏了。你听那响声，好像直冲着你来的。先是轰的一声，接着是尖厉的嘶鸣和爆炸声。要是让人一听就给吓得个半死，就算不受伤又有什么用？”

他说我们对面的敌军阵地上如今有克罗地亚人，还有些马扎尔人[91]。我们的部队仍然处于进攻位置。假若奥军发动进攻，我们既没有线路进行联络，又没有地方可以退守。高原上突出来的低矮山峦，本是防守的上佳阵地，但却没有采取措施做好防御部署。我对班西扎究竟有什么看法？

我原以为这地方比较平坦，更像高原。没想到这地方这样高低不平。

“高地上的平原，”吉诺说，“但是没有平原。”

我们回到他住的那幢房子的地窖。我说我原以为顶部平坦又有一定深度的山脊，比一连串的小山防守起来更容易，更有把握。我争辩说，往山上进攻并不比在平地上进攻困难。“那要看是哪种山了，”他说，“看看圣加布里埃尔吧。”

“是呀，”我说，“可是麻烦就出在平坦的山顶。人家攻上山顶是很容易的。”

“不那么容易吧。”他说。

“还是容易，”我说，“但是这个情况比较特殊，因为无论如何，那与其说是座山，不如说是个要塞。奥军已在那儿设防多年了。”我的意思是，从战术上来讲，凡是带有某种机动性的战争，拿一连串的山作战线是很难守住的，因为那太容易被敌人包抄了。你应该有可能机动的余地，而山是不太能机动的。再说，从山上往下射击，总会射过头的。一旦侧翼被包抄了，那些精兵就给困在最高的山峰上。我不相信山地战。我说我反复考虑过这个问题。你抢占一座山，我夺取一座山，但是认真打起仗来，人人还得从山上下来。

假如山是边境线的话，那怎么办呢？他问。

我还没想出办法来，我说，我们俩都笑起来。“但是，”我说，“过去，奥军总在维罗纳附近的方形要塞被击败。他们把奥军引下平原来，在那里歼灭他们。”

“是的，”吉诺说，“可那都是法国人，你在别人的国土上打仗，总能干净利落地解决军事问题。”

“是的，”我赞成说，“你要是在自己的国土上，干起来就不会这么有板有眼了。”

“俄国人就干得有板有眼，让拿破仑跌入陷阱。”

“是的，可是人家国家的版图辽阔呀。你要是想在意大利以撤退来诱捕拿破仑，那就只好退到布林迪西去[92]。”

“一个糟糕的地方，”吉诺说，“你去过那儿吗？”

“去过，但没待过。”

“我是个爱国者，”吉诺说，“但是我对布林迪西和塔兰托[93]却爱不起来。”

“你喜爱班西扎吗？”我问。

“土地是神圣的，”他说，“但我希望它能多长些土豆。你知道我们才来的时候，发现了奥军种下的土豆地。”

“这里真缺乏食品吗？”

“我自己总是吃不饱，不过我饭量大，倒也没挨过饿。这里的伙食很一般。前线的部队吃得相当好，但是支援部队就没有那么多吃的。肯定是什么环节出了问题。食品应该是充足的。”

“是角鲨拿到别的地方去卖了。”

“是的，他们拿尽量多的食物供应前线的部队，但是后面的部队就供应不足了。他们把奥军的土豆和树林里的栗子都吃光了。应该给他们吃得好一些。我们都是很能吃的人。我想食品一定是够吃的。士兵食品不足，这是很糟糕的。肚子吃不饱，想法就不一样，这你注意到没有？”

“注意到了，”我说，“吃不饱就打不了胜仗，只会打败仗。”

“我们不谈打败仗吧。打败仗已经谈得够多的了。今年夏天的努力不可能是徒劳的。”

我一言不发。什么神圣、光荣、牺牲、徒劳之类的字眼，我一听到就害臊。我们听到过这些字眼，有时还是站在雨中听的，站在几乎听不到的地方，只依稀听见几个大声吼出来的字眼；我们也读到过这些字眼，是从别人张贴在旧公告上的新公告上读到的，如今观察了这么久，我可没见到什么神圣的事，那些光荣的事也没有什么光荣，至于牺牲，那就像芝加哥的屠宰场，只不过那肉不再加工，而是埋掉罢了。有许多字眼你根本听不进去，到头来就只有地名还有点尊严。有些数字也一样，还有某些日期，只有这些和地名你能说出来，也才有点意义。诸如光荣、荣誉、勇敢、神圣之类的抽象名词，若跟村名、路号、河名、部队番号和日期放在一起，那简直令人作呕。吉诺是个爱国者，所以他讲的话有时让我们产生隔阂，但他也是个不错的青年，我了解他是个爱国者。他天生就是一个爱国者。他和佩杜齐一道，开着车回戈里察去了。

那天整天都有暴风雨。风狂雨骤，到处是积水和泥泞。那些破房子的灰泥又灰又湿。临近傍晚时，雨停了，我从二号救护站外边，看到秋天光秃而潮湿的原野，山顶上云团缭绕，路上的席屏湿淋淋地滴着水。太阳落山前露了一下脸，映照着山脊那边光秃秃的树林。在那山脊上的树林里，奥军有许多大炮，不过开炮的只有几门。我看见前线附近一幢毁坏的农舍上空，突然出现一个个榴霰弹的烟团；那轻柔的烟团，中间发出黄白色的闪光。你看到这闪光，然后听到轰鸣声，然后看到那个烟球在风中变形，变稀薄。一幢幢农舍的瓦砾堆中，以及救护站那幢破房子旁边的路上，有许多榴霰弹的铁丸，但是那天下午敌人并没向救护站附近开炮。我们装了两车伤员，沿着被湿席子遮掩的路上开去，夕阳的余晖从条条席子的空隙中射进来。我们还没开到山后那段没遮掩的路上，太阳就下去了。我们在这没遮掩的路上朝前驶，后来车子拐了个弯来到旷野里，驶进搭有席子的方形拱道时，天又下雨了。

夜里起了风。凌晨三点，雨大如席，炮轰开始了，克罗地亚人穿过山上牧场，穿过一片片树林，冲到前线来。他们冒雨在黑暗中发起战斗，二线被吓坏了的士兵进行反击，将他们赶了回去。雨中炮轰无数，火箭频发，全线都响起了机关枪和步枪。他们没有再来进攻，前线安静了些，在阵阵狂风骤雨的间隙，我们听得见远在北边有猛烈的炮轰声。

伤员陆续进入救护站，有的是用担架抬来的，有的是自己走来的，还有的是由人背着越过田野送来的。他们浑身都湿透了，个个都吓得要命。我们把伤员从救护站地下室抬上来，放在担架上装满了两部救护车，我关上第二辆车的车门时，感觉打在脸上的雨变成了雪。雪花在雨中又沉又快地落下来。

天亮后还在刮狂风，但是雪却停了。那雪一落在湿地上，就已经化掉了，现在又下起雨来。天刚亮敌人又来了一次进攻，但是没有得逞。我们一整天都在等待敌人进攻，一直到太阳落山。在南边那道长满树木的长山脊下，聚集了奥军的许多大炮，他们就在那儿开始炮轰了。我们也等待对方炮轰，但是没有等到。天渐渐黑下来了。村子后边田野上的大炮开火了，炮弹从我们这边往外飞，听起来很畅快。

我们听说敌人南边的进攻失败了。那天夜里他们没再进攻，但是我们听说，他们在北边取得了突破。夜里传来消息，我们准备撤退。这消息是救护站那个上尉告诉我的。他是从旅部听来的。过了一会儿，他接完电话说，那消息是谣传。旅部接到命令，无论如何要守住班西扎这条战线。我问起敌军突破的消息，他说他在旅部听说，奥军突破了第二十七军团阵地，直逼卡波雷托。北边整天有激战。

“假如这些龟孙子让他们突破的话，我们就完蛋了。”他说。

“是德军在进攻。”一位医务军官说，“德军”这个字眼很让人害怕。我们可不想和德军有什么瓜葛。

“有十五个师的德军，”医务军官说，“他们已经突破了，我们就要给切断了。”

“在旅部，他们说这条线一定要守住。他们说敌人突破得还不太厉害，我们要守住从马焦雷山一直横穿山区的防线。”

“他们从哪儿听说的？”

“从师部。”

“我们要撤退的命令也是从师部来的。”

“我们直属于军部，”我说，“不过在这儿，我受你指挥。自然你让我走，我就走。不过命令总得弄准确些。”

“命令是我们要留守在这儿。你把伤员从这儿运到后送站。”

“有时我们还把伤员从后送站运到野战医院，”我说，“告诉我，我从没看到过撤退——如果要撤退，伤员可怎么撤退呢？”

“伤员不撤退。能带多少就带多少，其余的只好撂下。”

“我们车里装什么呢？”

“医院设备。”

“好的。”我说。

第二天夜里，撤退开始了。我们听说德军和奥军突破了北面防线，正沿山谷朝奇维达莱和乌迪内挺进。撤退倒挺有秩序，部队浑身淋湿，情绪沮丧。夜间，我们开着车子在拥挤的路上慢慢行驶，越过了冒雨行进的部队，大炮、马车、骡子和卡车，都在从前线撤离。情况并不比进攻时混乱。

那天夜里，我们帮助那些设在高原上没怎么毁坏的村庄里的野战医院撤退，把伤员运到河床边的普拉瓦，第二天又冒雨奔波了一整天，协助撤退普拉瓦的医院和后送站。那天雨下个不停，班西扎的部队冒着10月的秋雨，撤下了高原，渡过了河，那年春天就在这儿开始取得了重大胜利。第二天中午，我们进入戈里察。雨停了，城里几乎全空了。我们的车子开上街时，他们正在把那个招待士兵的窑子的姐儿们往卡车上装。共有七个姐儿，都戴着帽子，披着外衣，提着小提包。其中有两个在哭。另有一个对我们笑笑，还伸出舌头上下播弄。她长着厚嘴唇和黑眼睛。

我停下车，跑过去找那姐儿主管说话。军官窑子的姐儿们当天一早就走了，她说。上哪儿去了？去科内利亚诺了，她说。卡车开动了。厚嘴唇的姐儿又朝我们吐吐舌头。姐儿主管挥挥手。那两个姐儿还在哭。其他人则饶有兴致地看着车外的小镇。我回到车上。

“我们应该跟她们一起走，”博内洛说，“那将是一次愉快的旅行。”

“我们的旅行会愉快的。”

“将是一次活受罪的旅行吧。”

“我就是这个意思。”我说。我们顺着车道开到别墅前。

“要是有些粗汉爬上车去想要硬搞她们，我倒愿意看看热闹。”

“你觉得会有人这么做吗？”

“当然会。第二军团里谁都认识那个主管。”

我们到了别墅门外。

“她们管她叫女修道院院长，”博内洛说，“姐儿们是新来的，但是人人都认得她。他们一定是在刚要撤退前，才把姐儿们运到的。”

“她们会乐一阵子的。”

“我也说她们会乐一阵子的。我倒想免费干她们一通。不管怎么说，那妓院的收费太高了。政府敲我们的竹杠。”

“把车开出去，让机械师检查一下，”我说，“换换油，检查一下差速器。加满油，然后睡一觉。”

“好的，中尉先生。”

别墅里空无一人。里纳尔迪跟着医院撤退了。少校则率领医院人员乘指挥车走了。他给我在窗子上留下一张字条，叫我把堆积在门廊里的物资装上车，送到波代诺内。机械师早已走了。我回车库去。到了那儿，其余两辆车开来了，司机下了车。天又下起雨来。

“我太——困了，从普拉瓦到这儿来睡着了三次，”皮亚尼说，“我们该怎么办，中尉？”

“我们换换油，涂些机油，加满汽油，然后把车子开到前面，把他们留下的破烂装上。”

“然后就出发吗？”

“不，我们得睡三个小时。”

“基督啊，我好想睡觉呀，”博内洛说，“我都没法睁开眼睛开车了。”

“你的车怎么样，艾莫？”我问。

“还行。”

“给我一套工作服，我帮你加油。”

“这你就别干啦，中尉，”艾莫说，“那不费什么事。你去打点你的东西吧。”

“我的东西都打点好了，”我说，“我去把他们留给我们的东西搬出来。车子一准备好，就尽快开过来。”

他们把车开到别墅前面，我们把堆积在门廊里的医院设备装上车。装完以后，三辆车子排成一排，停在车道的树底下躲雨。我们进到别墅里。

“到厨房生个火，把衣服烤干。”我说。

“我不在乎衣服干不干，”皮亚尼说，“我只想睡觉。”

“我要睡在少校的床上，”博内洛说，“我要在老头子睡的地方睡个觉。”

“我不在乎在哪儿睡。”皮亚尼说。

“这儿有两张床。”我打开了门。

“我从不知道那屋里有什么。”博内洛说。

“那是老甲鱼的房间。”皮亚尼说。

“你们俩就睡这儿吧，”我说，“我会叫醒你们的。”

“你要是睡过头了，中尉，奥军会叫醒我们的。”博内洛说。

“我不会睡过头的，”我说，“艾莫上哪儿去了？”

“他上厨房了。”

“睡觉去吧。”我说。

“我就睡，”皮亚尼说，“我迷迷瞪瞪地熬了一整天了。连眼睛都睁不开啦。”

“脱掉靴子，”博内洛说，“那可是老甲鱼的床啊。”

“我管它什么老甲鱼的。”皮亚尼躺在床上，一双泥靴子直伸着，头枕在胳膊上。我走到厨房。艾莫点着了炉子，上面放了一壶水。

“我想我还是做一点实心面，”他说，“大家醒来时肚子肯定会饿的。”

“你难道不困吗，巴尔托洛梅奥？”

“不太困。水一开我就走。火会自己熄灭。”

“你还是睡一会儿吧，”我说，“我们可以吃干酪和罐头牛肉。”

“这个要好一点，”他说，“吃点热的东西对那两个无政府主义者有好处。你去睡吧，中尉。”

“少校房里有张床。”

“你睡那儿吧。”

“不，我到楼上的老房间去。你想喝一杯吗，巴尔托洛梅奥？”

“走的时候再喝吧，中尉。现在喝对我没什么好处。”

“你要是三小时后醒来，而我又没来叫你，你就叫醒我，好吗？”

“我没有表，中尉。”

“少校房间的墙上有个挂钟。”

“那好。”

这时我走出去，穿过餐厅和门廊，走上大理石楼梯，来到我以前和里纳尔迪合住的房间。外边在下雨。我走到窗前，往外望去。天渐渐黑下来，我看到那三辆车子成一排停在树底下。树在雨中滴着水。天冷了，树枝上挂着水滴。我回到里纳尔迪的床上，躺下去睡着了。

我们出发前在厨房里吃东西。艾莫煮了一大盆面条，里面拌了洋葱和切碎的罐头肉。我们围桌而坐，喝了两瓶人家留在别墅地窖里的葡萄酒。外头天黑了，雨还在下。皮亚尼昏昏欲睡地坐在桌旁。

“我觉得撤退比推进好，”博内洛说，“撤退时有巴勃拉酒喝。”

“我们现在有酒喝，明天也许只能喝雨水了。”艾莫说。

“明天我们就到乌迪内了。大家可以喝香槟了。那可是那些逃避兵役的家伙的地盘呀。醒醒，皮亚尼！我们明天就在乌迪内喝香槟了！”

“我醒着呢。”皮亚尼说。他往盘子里盛了些实心面和肉。“你就不能弄些番茄酱吗，巴尔托？”

“一点没有啊。”艾莫说。

“我们要在乌迪内喝香槟。”博内洛说。他往杯子里斟满了清澈的巴勃拉红酒。

“到乌迪内之前，我们可能喝——”皮亚尼说。

“你吃饱了没有，中尉？”艾莫问。

“吃饱了。把酒瓶给我，巴尔托洛梅奥。”

“我给每部车子预备一瓶酒。”艾莫说。

“你到底睡了没有？”

“我不需要多睡。睡了一会儿。”

“明天我们就要睡国王的床了。”博内洛说。他感觉十分惬意。

“明天也许我们要睡在——”皮亚尼说。

“我要和女王一起睡觉。”博内洛说。他望望我，看我对这个笑话作何反应。

“你要和——一起睡觉。”皮亚尼昏昏欲睡地说。

“这是叛逆罪呀，中尉，”博内洛说，“难道不是叛逆罪吗？”

“闭嘴，”我说，“喝了一点酒就发神经啦。”外边雨下得很大。我看了看表。九点半。

“该走了。”我说着站起身来。

“你跟谁乘一辆车，中尉？”博内洛问。

“跟艾莫。后一辆是你，再后一辆是皮亚尼。我们走大路去科尔蒙斯。”

“我就怕我会睡着。”皮亚尼说。

“好吧。我跟你坐一辆。然后是博内洛，然后是艾莫。”

“这样最好，”皮亚尼说，“因为我太困了。”

“我开车，你睡一会儿。”

“不。只要我知道我一睡着，旁边有人叫醒我，我就能开。”

“我会叫醒你的。把灯灭了吧，巴尔托。”

“你还是让灯亮着吧，”博内洛说，“这地方我们已经不再用得着了。”

“我房里还有只上了锁的小箱子，”我说，“你帮我拿下来好不好，皮亚尼？”

“我们去拿，”皮亚尼说，“来吧，阿尔多。”他和博内洛一道走进了门廊。我听见他们上楼的声音。

“这倒是个好地方，”巴尔托洛梅奥·艾莫说，他把两瓶酒和半块干酪装进帆布背包里，“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地方了。他们打算往哪儿撤，中尉？”

“塔利亚门托那边，他们说的。医院和防区设在波代诺内。”

“这个小镇比波代诺内好。”

“我不了解波代诺内，”我说，“我只是打那儿路过。”

“那地方不怎么样。”艾莫说。

第二十八章

我们出城的时候，天下着雨，一片黑暗，只见城里空荡荡的，只有几列部队和大炮在大街上行进。别的街上也有许多卡车和一些马车驶过，纷纷向大街集合。我们经过制革厂开上大街时，部队、卡车、马车和大炮已经汇合成一支宽阔的、缓慢移动的纵队。我们在雨中缓慢而平稳地往前行，车子的散热器盖几乎碰到了前面一部卡车的尾板，那卡车满载着物资，堆得高高的，上边盖着湿淋淋的帆布。后来卡车停住了。整个队伍都停下来了。卡车又开动了，我们往前挪了一点，随即又停住了。我跳下车，往前走去，在卡车和马车间穿行，从湿淋淋的马脖子下钻过去。阻塞的地方还在前头。我拐下大路，踩着踏板跨过水沟，沿水沟那边的田野走。我在田野上朝前走时，看得见大路上树木间的那个纵队，在雨中停滞不前。我走了大约一英里。那个纵队没有动，不过我看得出来，受阻车辆那边的部队却在行进。我回去找救护车。这一堵怕是要堵到乌迪内。皮亚尼伏在驾驶盘上睡着了。我爬上去坐在他旁边，也睡起觉来。几小时后，我听见前面那辆卡车嘎拉一声挂上挡。我叫醒了皮亚尼，我们的车子开动了，走了几码又停下来，接着又走起来。雨还在下。

夜里那队伍又停住了，没再动弹。我跳下车，回去看看艾莫和博内洛。博内洛的车上坐着工兵队的两个中士。我一上车，他们就拘板起来。

“他们是奉命留下来修桥的，”博内洛说，“他们找不着队伍了，我让他们搭个便车。”

“请中尉先生允许。”

“我允许。”我说。

“中尉是美国人，”博内洛说，“他会允许任何人搭车的。”

其中一位中士笑了笑。另一位问博洛内，我是不是来自北美或南美的意大利人。

“他不是意大利人。他是北美的英格兰人。”

两位中士很有礼貌，不过不相信。我离开他们回去找艾莫。艾莫的车上坐着两个姑娘，他自己坐在一个角落里抽烟。

“巴尔托，巴尔托。”我说。他大笑起来。

“你跟她们谈谈，中尉，”他说，“我听不懂她们的话。喂！”他伸手去摸姑娘的大腿，友好地拧了一下。姑娘连忙裹紧了披巾，推开他的手。“喂！”艾莫说，“告诉中尉你叫什么名字，你在这儿干什么？”

姑娘恶狠狠地盯着我。另一个姑娘则垂下眼睛。瞪着我的姑娘用土语说了句什么话，我一个字也听不懂。她长得很丰满，黑黑的皮肤，看上去大约16岁左右。

“Sorella[94]？”我问，指着另一位姑娘。

她点点头，笑了笑。

“好的。”我说，拍了拍她的膝盖。我一碰到她，就感到她紧张地一缩。那个妹妹始终不肯抬头。她看上去也许小一岁。艾莫把手放在姐姐的大腿上，她一把推开了。艾莫朝她直笑。

“好人，”他指着自己，“好人，”他指着我，“别担心。”姑娘狠狠地瞪着他。这姐妹俩真像两只野鸟。

“她既然不喜欢我，干嘛要搭我的车？”艾莫问。“我朝她们一招手，她们立刻就上车了。”他转向那个姑娘。“别担心，”他说。“没有××的危险，”他用了个下流的字眼。“没有地方××。”我看得出她听懂了那个字眼，而且只听懂了那个字眼。姑娘惊恐地望着他。她拉紧了披肩。“车子全满了，”艾莫说，“没有××的危险。没有地方××。”他每说一次那个字眼，姑娘就缩一下。后来她僵直地坐着，眼睛盯着他，哭起来了。我看见她的嘴唇在翕动，接着眼泪顺着她那胖乎乎的脸颊滚下来。她妹妹头也不抬，抓住她的手，两人偎依在一起。姐姐本来一直很凶，现在开始啜泣了。

“我想我吓着她了，”艾莫说，“我不是有意吓她的。”

巴尔托洛梅奥拿出背包，切下两片干酪。“拿着，”他说，“别哭了。”

那姐姐摇摇头，仍然在哭，而妹妹却接过干酪吃起来。过了一会，妹妹把另一片干酪递给姐姐，两人都吃起来。姐姐还有点抽泣。

“她过一会儿就好了。”艾莫说。

他突然生出一个念头。“处女？”他问身边的那个姑娘。姑娘用劲点点头。“也是处女？”他指指她的妹妹。两个姑娘都点点头，姐姐用土语说了句什么话。

“那没关系，”巴尔托洛梅奥说，“那没关系。”

姐妹俩好像高兴些了。

我走了，让她们坐在一起，艾莫靠在角落里。我回到皮亚尼的车子上。车队没有动，但是部队却在不停地打旁边开过。雨还是下得很大，我想车队有时停滞不前，可能是有的车子的接线给打湿了。更可能的是马或人睡着了。不过，即使人人都醒着，城里的交通还是会阻塞。马和机动车辆混杂在一起。彼此之间一点忙也帮不了。农民的马车也帮不了什么忙。巴尔托的车上有两个好姑娘。撤军的途中，可不是两个处女的庇身之所。真正的处女啊。大概还是很虔诚的信徒。假如没有战争的话，我们很可能都躺在床上。我会倒头躺在床上。床和床板。像床板一样僵直地躺在床上。凯瑟琳现在正睡在床上，身上盖着一条被单，下面垫着一条床单。她靠在哪一侧睡呢？也许她没有睡着。也许她正躺着想我。吹吧，吹吧，西风。噢，风吹起来了，下的不是小雨，而是大雨。整夜都在下。你知道那下的就是雨。看看吧。基督啊，但愿我的爱人躺在我的怀里，我又躺在我的床上。我的爱人凯瑟琳。我甜蜜的爱人凯瑟琳像雨一样落下来吧。把她刮到我身边吧。噢，我们都置身其中。人人都陷入其中，小雨无法让其平息下来。“晚安，凯瑟琳。”我大声说道。“希望你睡个好觉。要是不大舒服，亲爱的，就翻个身靠在另一侧睡吧，”我说，“我给你弄点冷水来。再过一会儿就是早晨了，就不会太难受了。很抱歉，小东西搞得你这么不舒服。设法睡吧，亲爱的。”

我始终在睡觉，她说：“你一直在说梦话。你没事儿吧？”

你真在那儿吗？

我当然在。我不会走开的。这在你我之间不算一回事。

你这么可爱这么甜蜜。你夜里也不会走开吧？

我当然不会走开。我总是在这儿。你什么时候要我来，我就来。

“××，”皮亚尼说，“他们又动起来了。”

“我刚才晕晕乎乎的。”我说。我看看手表。凌晨三点钟。我伸手到座位后面去拿一瓶巴勃拉酒。

“你刚才在大声说话。”皮亚尼说。

“我做了个梦，在讲英语。”我说。

雨小了，我们又动起来了。天不亮又停住了，天亮后来到一个小山冈上，望见前面撤退的道路伸得老远，除了步兵在慢慢移动外，一切都是静止的。我们又开始移动了，眼见着白天这样的行进速度，我就知道，我们要是想开到乌内迪的话，那就得离开大路，改抄小路，穿过乡间往前赶。

夜里，许多农民从乡间小路上加入了撤退的队伍，于是队列中出现了装载着家具杂物的马车；一面面镜子从床垫间突出来，车上还拴着鸡和鸭。我们前边的车上装着一台缝纫机，在雨中走着。他们把最值钱的东西带上了。有的女人坐在车上，缩着身子躲雨，有的则跟在车旁走着，尽量挨近车子。队伍里现在还来了狗，躲在马车底下跟着跑。道路泥泞，路边水沟里的水涨得很高，路旁树木后边的田野看上去太潮湿，没法穿过去。我下了车，沿大路看了一程，想找个望得见前边的地方，以便找一条可以穿过乡间的小路。我知道那里有很多小路，但是不想找一条哪儿也不通的路。我记不清这些小路了，因为我们过去路过这里时，总是坐着车顺着公路疾驰而过，那些小道看上去都差不多。现在我知道，我们要是想过去，非得找一条小道不可。谁也不知道奥军在何处，也不知道战况如何，但是我敢肯定，只要雨一停，飞机就会来空袭这支队伍，那大家都要完蛋。到那时，只要几个司机丢下卡车跑了，或者几匹马被炸死了，路上的交通便会完全堵塞。

现在雨下得不那么大了，我想天或许会放晴。我沿着大路的边缘往前走，发现在两块农田之间有一条小路通向北面，路两边栽有树篱，我想不如就走这条小路，便赶紧跑回去。我叫皮亚尼离开大路走小路，然后又跑去通知博内洛和艾莫。

“要是这条路走不通，我们可以转回来，再插到队伍里。”我说。

“这两位怎么办？”博内洛问。他那两位中士还坐在他旁边。他们两人没有刮脸，但是大清早看起来还挺有军人气概。

“他们俩可以帮忙推推车。”我说。我回去找艾莫，告诉他我们准备抄小路穿过田野。

“我这两个处女家属怎么办？”艾莫问。两个姑娘睡着了。

“要她们没有用，”我说，“你该找个能推车的。”

“她们可以到车子后边去，”艾莫说，“车里有空地方。”

“你要是想留她们，那好吧，”我说，“找个宽背的汉子，好推车。”

“找意大利狙击兵吧，”艾莫笑笑说，“他们的背最宽。有人测量过。你感觉如何，中尉？”

“挺好。你怎么样？”

“挺好。就是挺饿的。”

“那条路上肯定有吃的，我们可以停下来吃一点。”

“你的腿怎么样，中尉？”

“挺好。”我说。我站在车子的踏板上，抬头朝前望去，看得见皮亚尼的车子正往小路上行驶，顺着小路开上去，车身在树篱的秃枝间显露出来。博内洛的车子拐了个弯，跟在皮亚尼的车子后面，接着皮亚尼沿小路往前开去，我们就跟着前边的两辆救护车，顺着小路在树篱间行驶。小路通到一家农舍。我们发现皮亚尼和博内洛把车停在农家院里。房子又矮又长，屋前有一个葡萄棚架，有一株葡萄藤垂在门上。院子里有口井，皮亚尼正在打水给水箱加水。低挡运行了这么久，水箱里的水都烧干了。农舍已被遗弃。我回头望望大路，农舍位于平原上一个稍微突起的高地上。我们可以瞭望整个乡间，看到大路、树篱、田野和大路边的那一排树，队伍就沿着这条大路撤退。两位中士在屋里东翻西找。两个姑娘醒来了，正望着庭院、井和停在农舍前的那两辆大救护车，三名司机待在井边。其中一位中士手里拿着个时钟出来了。

“放回去。”我说。他看看我，走进屋里，出来时手里没有了钟。

“你的同伴呢？”我问。

“上厕所了。”他上了一辆救护车坐着。他怕我们扔下他。

“早饭怎么办，中尉？”博内洛问，“我们可以吃点东西。花不了多长时间。”

“你觉得通向那边的那条路能走得通吗？”

“当然。”

“那好。我们吃饭。”皮亚尼和博内洛走进房去。

“来吧，”艾莫对姑娘们说。他伸手把她们扶下车。那姐姐摇摇头。她们不愿意随便进入被遗弃的空房子。她们望着我们走进去。

“她们俩真难对付。”艾莫说。我们一起走进农舍。房子又大又暗，给人一种被遗弃的感觉。博内洛和皮亚尼来到厨房。

“没有啥可吃的，”皮亚尼说，“人家把东西清理光了。”

博内洛在笨重的厨房桌上切了一大块干酪。

“干酪在哪儿找到的？”

“在地窖里。皮亚尼还找到了酒和苹果。”

“这可是一顿不赖的早餐。”

皮亚尼把一只用柳条筐包着的大酒罐的木塞子拔出来。他把酒罐侧起，倒满了一铜锅的酒。

“闻起来挺香的，”他说，“找几只大杯子来，巴尔托。”

两位中士进来了。

“吃点干酪吧，两位中士。”博内洛说。

“我们该走啦。”一位中士说，一边吃着他的干酪，一边喝酒。

“我们要走的。别担心。”博内洛说。

“部队要吃饱肚子才能行军。”我说。

“什么？”中士问。

“还是吃吧。”

“是的。不过时间宝贵。”

“我看这两个龟孙子已经吃过了。”皮亚尼说。两位中士瞅着他。他们恨我们这伙人。

“你认得路吗？”他们中的一个问我。

“不认得。”我说。他们俩面面相觑。

“我们最好还是动身吧。”第一个中士说。

“我们这就走。”我说。我又喝了一杯红葡萄酒。吃过干酪和苹果后，觉得这酒的味道真好。

“把干酪带上。”我说着走了出去。博内洛出来了，捧着那一大罐酒。

“太大了。”我说。他很惋惜地瞧着那罐酒。

“我想是大了点，”他说，“拿水壶来装吧。”他装满了水壶，有些酒溢出来，洒在院子的铺石上。然后他捧起酒罐，摆在门里面。

“奥国佬不用打破门就能找到酒了。”他说。

“我们走吧，”我说，“皮亚尼和我走前头。”那两位工兵早已坐在博内洛的身边。两个姑娘在吃干酪和苹果。艾莫在抽烟。我们沿着狭窄的小路出发了。我回头望望那两辆跟着来的救护车和那幢农舍。那是一幢上好的、低矮的、结实的石屋，井边的铁栏也很好。我们前头的路又窄又泥泞，两边是高高的树篱。后边，几辆车紧紧跟着我们。

第二十九章

中午我们的车子陷在一条泥泞的道路上，那地方据我们估算，离乌迪内大约有十公里。上午雨就停了，我们三次听见飞机飞来，眼看着从头顶上飞过去，往左边飞到远处，听见轰炸公路的声响。我们在纵横交错的小路上探索行进，走了不少冤枉路，不过走不下去就掉个头，总能找到另外一条路，这样离乌迪内也就越来越近了。这当儿，艾莫的车在退出一条绝路时，陷进了路边的软泥里，车轮越是打转，车子往泥土里陷得越深，最后车子的差动齿轮给卡住了。眼下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把车轮前边的泥土挖开，弄些树枝塞进去，好让车轮上的铁链不打滑，再把车子推到路上。我们都下了车，围在车子周围。两位中士望望车子，检查了一下车轮。随即一声不吭，拔腿就走。

“来，”我说，“去砍些树枝。”

“我们得走了。”一个中士说。

“马上动手，”我说，“砍树枝去。”

“我们得走了。”一个中士说。另一个一言不发。他们急着要走。看都不想看我。

“我命令你们回来砍树枝。”我说。其中一个转过身来：“我们得走了。再过一会儿你们就会被切断退路。你无权命令我们。你不是我们的长官。”

“我命令你们去砍树枝。”我说。他们转身沿路走去。

“站住。”我说。他们只管沿泥泞的路上走去，两边都是树篱。“我命令你们站住。”我嚷道。他们走得更快了。我打开了枪套，拔出枪来，对准那个说话多的开了一枪。可是没有打中，两人拔腿就跑。我连开三枪，撂倒了一个。另一个钻过树篱，没了踪影。他穿过田野时，我隔着树篱朝他开枪。只听手枪吧的一声，没有子弹了，我连忙再装上一夹子弹。我发现第二个中士已经跑远了，手枪打不着了。他低着头在田野上奔跑，已经跑得太远了。我往空弹夹里装子弹。博内洛走上前来。

“让我来结果他。”他说。我把手枪递给他，他朝那个扑倒在路上的工兵中士走去。博内洛弯下身，把手枪对准那人的脑袋，扣动了扳机。枪没打响。

“你得扳起扳机。”我说。他扳起了扳机，连开了两枪。他抓住中士的两条腿，把他拖到路边丢在树篱旁。然后走回来把枪还给我。

“狗娘养的，”他说，他朝中士望了望，“你看见我打死他的吧，中尉？”

“我们得赶快弄点树枝来，”我说，“那另一个我打中了没有？”

“我想没打中吧，”艾莫说，“他跑得太远了，手枪打不到。”

“混账东西。”皮亚尼说。我们都在砍树枝。车里的东西全卸下来了。博内洛在车轮前挖土。我们准备好后，艾莫发动了车子，挂上了挡。车轮在打转，把树枝和泥土直往后甩。博内洛和我用力推车，推到觉得关节都快折断了。车子还是不动。

“把车子来回冲一冲，巴尔托。”我说。

他先倒车，再往前开。车轮陷得更深了。车子的差动齿轮又卡住了，车轮在挖开的窟窿里直打转。我直起身来。

“我们用绳子拉拉看。”我说。

“我看没用，中尉。你没法往直里拉。”

“只能试试看了，”我说，“别的法子弄不出来呀。”

皮亚尼和博内洛的车子只能沿着窄路直直地往前开。我们用绳子把两辆车拴在一起，拉了起来。车轮只是往旁边动了动，顶住了车辙。

“没有用，”我嚷道，“住手吧。”

皮亚尼和博内洛跳下车，走回来了。艾莫也下了车。两个姑娘在路前边大约四十码处，坐在一垛石墙上。

“你看怎么办，中尉？”博内洛问。

“我们接着挖，再用树枝试一次。”我说。我朝路上望去。都是我的错。我把他们领到了这儿来。太阳快从云后边露出脸了，中士的尸体躺在树篱边。

“我们拿他的上衣和斗篷来垫一垫。”我说。博内洛去拿了来。我砍树枝，艾莫和皮亚尼挖掉车轮前和车轮间的泥土。我剪开斗篷，撕成两半，铺在车轮底下，然后垫上树枝，好让车轮不再打滑。我们准备好了，艾莫爬上去开车。车轮转动起来，我们推了又推。但还是没有用。

“该死的，”我说，“车里还有什么你想要的东西吗，巴尔托？”

艾莫拿了干酪、两瓶酒和他的斗篷，跟博内洛一起爬上车。博内洛坐在驾驶盘后面，在查看中士上衣的口袋。

“还是把衣服扔了吧，”我说，“巴尔托的两个处女怎么办？”

“她们可以坐在车后头，”皮亚尼说，“我看我们也走不远。”

我打开救护车的后门。

“来吧，”我说，“上来。”两个姑娘爬进去，坐在角落里。刚才开枪的事，她们好像没有注意到。我回头望望那条路。中士躺在那儿，身上穿着脏兮兮的长袖内衣。我上了皮亚尼的车子，便出发了。我们打算穿过一块农田。到了大路穿进农田的地方，我下了车在前头走。我们要是能穿过去，那边就有一条路。可我们就是穿不过去。田里的泥土太软太泥泞，车子没法开。最后车子完全停住了，车轮陷入烂泥中，一直陷到轮毂，我们就把车子扔在田里，徒步向乌迪内进发。

我们上了那条回公路的小路时，我指着路那边给两个姑娘看。

“往那儿去吧，”我说，“你们会碰到人的。”她们望着我。我掏出皮夹子，给了她们一人一张十里拉的钞票。“往那儿去吧，”我指了指说，“朋友！亲人！”

她们听不懂，但却紧紧地抓着钱，朝那路上走去。她们回过头来看看，好像怕我把钱拿回去似的。我望着她们沿小路走去，把披肩裹得紧紧的，惶恐地回头望望我们。三位司机纵声大笑。

“我也朝那个方向走，你给我多少钱，中尉？”博内洛问。

“她们要是被逮住，混在人群里比单独行动好。”我说。

“给我两百里拉，我可以直接回到奥地利。”博内洛说。

“人家会把你的钱抢去的。”皮亚尼说。

“也许战争会结束。”艾莫说。我们以尽可能快的速度赶路。太阳想冲出云层来。路边有桑树。从树林间可以望见我们那两辆篷式救护车陷在田野里。皮亚尼也在回头看。

“他们得修条路，才能把车子弄出来。”他说。

“基督啊，我们要是有自行车就好了。”博内洛说。

“在美国有人骑自行车吗？”艾莫问。

“以前有。”

“在这儿骑自行车可真了不起，”艾莫说，“自行车这东西好极啦。”

“基督啊，我们要是有自行车就好了，”博内洛说，“我可走不了路。”

“是开火的声音吧？”我说。我好像听见远方有开火的声音。

“搞不清楚。”艾莫说。他听了听。

“我想是吧。”我说。

“我们首先看到的会是骑兵。”皮亚尼说。

“他们不见得会有骑兵吧。”

“求求基督，但愿他们没有，”博内洛说，“我可不想被该死的骑兵一枪刺死。”

“你倒是实实在在向那中士开了枪，中尉。”皮亚尼说。我们走得很快。

“是我打死了他，”博内洛说，“我在这场战争中还从没杀过人，我一辈子就想杀一个中士。”

“你是趁他动弹不了的时候打死他的，”皮亚尼说，“你打死他的时候，他并不在飞奔。”

“没关系。这是一件让我终生难忘的事。我杀了那个狗娘养的中士。”

“你忏悔的时候会怎么说？”艾莫问。

“我会说：‘我的天哪，神父，我杀了一个中士。’”他们都笑起来。

“他是个无政府主义者，”皮亚尼说，“他不去教堂的。”

“皮亚尼也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博内洛说。

“你们真是无政府主义者吗？”我问。

“不是，中尉。我们是社会主义者。我们是伊莫拉人[95]。”

“你去过那儿吗？”

“没有。”

“基督可以证明，那可是个好地方，中尉。战后你来好了，我们让你开开眼界。”

“你们都是社会主义者吗？”

“人人都是。”

“那镇子不错吧？”

“好极了。你从没见过这样的小镇。”

“你们怎么成为社会主义者的？”

“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人人都是社会主义者。我们一直是社会主义者。”

“你来吧，中尉。我们也让你成为社会主义者。”

路在前头向左转弯，那儿有一座小山，在一堵石墙那边，有一个苹果园。沿路往山上去时，他们就不说话了。我们一起快步往前赶路，想争取点时间。

第三十章

后来我们上了一条通往河边的路。这路上一直到桥边，有一长溜被遗弃的卡车和畜力车。一个人影也见不到。河水涨得很高，桥被拦腰炸断了；石拱跌入河中，褐色的河水就从上面流过。我们沿着河岸往上走，想找个过河的地方。我知道河上头有一座铁路桥，我想我们可以从那儿过河。小路又湿又泥泞。我们没见到任何部队；只看到被遗弃的卡车和辎重。河岸上什么东西都没有，什么人也看不见，只有潮湿的树枝和泥泞的地面。我们来到岸边，终于看到了铁路桥。

“多美的一座桥。”艾莫说。那是一座普通的长铁桥，横跨在一条通常干涸的河床上。

“我们还是赶快过去，别等到他们把桥炸掉。”我说。

“没人来把桥炸掉，”皮亚尼说，“人都跑光了。”

“也许埋了地雷，”博内洛说，“你先过，中尉。”

“听听这个无政府主义者讲的话，”艾莫说，“让他先过。”

“我先过吧，”我说，“就是埋了地雷，一个人踩上去也不会爆炸。”

“瞧，”皮亚尼说，“这才叫有脑筋。你怎么就没脑筋呢，无政府主义者？”

“我要是有脑筋的话，就不会在这儿了。”博内洛说。

“说得很有道理，中尉。”艾莫说。

“很有道理。”我说。我们现在临近铁桥了。天上又乌云密布，下起了小雨。桥看起来又长又坚固。我们爬上路堤。

“一次过一个。”我说，动身往桥那边走去。我仔细察看枕木和铁轨，看有没有地雷绊发线或炸药的痕迹，但是什么也没看见。从枕木的空隙往下看，底下的河水又混浊又湍急。而前边，越过湿漉漉的乡野，可以望见雨中的乌迪内。过了桥，我再往后看。河上游还有一座桥。我正看着，一辆黄泥色的小汽车开上桥来。桥的两边很高，车一上桥就看不见了。但是我看到了司机的头，坐在司机旁边的那人的头，还有坐在后座的那两个人的头。他们都戴着德国钢盔。转眼间车子过了桥，驶到树木和被遗弃的车辆后面又看不见了。我向正在过桥的艾莫和其他人挥挥手，叫他们过来。我爬下桥，蹲在铁路路堤边。艾莫跟着我下来。

“看见那辆车了吗？”我问。

“没有。我们都盯着你。”

“一辆德国指挥车从上边那座桥上开过。”

“一辆指挥车？”

“是的。”

“圣母玛利亚啊。”

其他人都过来了，我们蹲在路堤后边的烂泥里，望着铁轨那边的那座桥，那排树，那道沟和那条路。

“你看我们是不是被敌人切断了退路，中尉？”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有一辆德国指挥车打那条路上开过去了。”

“你不觉得有点蹊跷吗，中尉？你脑子里没有什么奇异的感觉吗？”

“别开玩笑了，博内洛。”

“喝点酒怎么样？”皮亚尼问，“就是被敌人切断了退路，还是要喝点酒的。”他解下水壶，打开塞子。

“瞧！瞧！”艾莫说，指着路上。石桥顶上，可以看见德国兵的钢盔在移动。那些钢盔向前倾斜，平稳地移动着，简直像是被神奇的力量操纵着。那些人下了桥，我们才看见他们。原来是自行车部队。我瞧见前两个人的脸。又红润又健康。他们的钢盔戴得很低，遮住了前额和脸侧。他们的卡宾枪给扣在自行车架上。手雷倒挂在腰带上。钢盔和灰色制服都湿了，但却从容地骑着车子，眼睛瞅着前方和两边。先是两人一排——接着是四人一排，然后又是两人，接着差不多是十二人；接着又是十二人——然后是独自一人。他们不说话，不过就是说话我们也听不见，因为河水的声音太喧闹。他们到了路上就消失了。

“圣母玛利亚啊。”艾莫说。

“是德国兵，”皮亚尼说，“不是奥国佬。”

“怎么这儿也没人阻拦他们？”我说，“他们为什么没把桥炸掉？为什么路堤上也不架设机关枪？”

“你跟我们说说，中尉。”博内洛说。

我很气愤。

“该死，整个事情荒唐透了。他们炸掉了下面的小桥。这儿却把大路上的桥给留下来了。人都跑到哪儿去了？难道压根儿不打算阻击敌人吗？”

“你跟我们说说，中尉。”博内洛说。我闭口不语。这不关我的事；我的任务只是把三辆救护车开到波代诺内。我没完成这个任务。我现在只要人赶到波代诺内就行了。我也许连乌迪内都到不了。真见鬼，我办不到。要紧的是保持镇静，不要给人打死，或者给人俘虏去。

“你不是打开了一只水壶吗？”我问皮亚尼。他把水壶递给我。我喝了一大口。“我们还是动身吧，”我说，“不过不用急。你们想吃点东西吗？”

“这可不是久留之地。”博内洛说。

“好的。我们动身吧。”

“我们靠这边走吧——免得给人看见？”

“我们还是走上边吧。他们也可能从这座桥赶来。我们可别还没看到他们，就让他们出现在我们头顶上。”

我们沿着铁轨走。两边都是湿漉漉的平原。平原前头就是乌迪内山。山上城堡的屋顶都掉了下来。我们看得见钟楼和钟塔。田野里有许多桑树。我看到前头有个地方，铁轨都给拆掉了。枕木也给挖出来，扔在路堤上。

“卧倒！卧倒！”艾莫说。我们扑倒在路堤边。路上又来了一队骑着自行车的人。我从堤顶上瞅着他们骑过去。

“他们看见我们了，但还是往前走了。”艾莫说。

“我们要是在上边走就会被打死的，中尉。”博内洛说。

“他们不是冲着我们来的，”我说，“他们另有目标。他们要是突然撞上我们，我们就更危险了。”

“我情愿在这别人看不见的地方走。”博内洛说。

“好吧。我们沿着铁轨走。”

“你认为我们能穿过去吗？”艾莫问。

“当然能。他们人还不是很多。我们趁着天黑溜过去。”

“那辆指挥车是来干什么的？”

“上帝知道。”我说。我们继续沿着铁轨走。博内洛在路堤的泥泞里走腻烦了，也上来跟我们一起走。铁路朝南拐，跟公路岔开了，我们也就看不到公路上的情况了。一条沟渠上的一座短桥给炸毁了，但是我们借助残余的桥身爬了过去。这时听见前头有枪响。

过了沟渠，我们又来到铁路上。铁路越过低洼的田野，一直通到城里。我们看见前头还有一条铁路线。北边是我们看到自行车队经过的大道；南边是一条横贯田野，两边有茂密树木的小路。我想我们还是抄小路朝南行进，绕过城，穿过乡野朝坎波福尔米奥和通往塔利亚门托的大路走。我们走乌迪内那边的岔路小道，可以避开撤退的大队人马。我知道有许多小路穿过平原。我动身走下路堤。

“来吧。”我说。我们要走小路，绕到城南去。大家都走下路堤。从小道那边嗖的向我们开来一枪。子弹打进路堤的泥地里。

“退回去。”我喊道。我往路堤上爬，脚在泥土里打滑。几个司机走在我前边。我尽快爬上路堤。茂密的矮树丛里又打来两枪，艾莫正穿过铁路，突然一个踉跄，脚下一绊，面朝下栽倒在地。我们把他拖到另一边路堤上，把他翻过身来。“他的头应该朝着上坡。”我说。皮亚尼把他转过来。他躺在路堤边的泥地上，双脚朝着下坡方向，断断续续地吐着血。在雨中，我们三人蹲在他身边。他脖子后下方中了一枪，子弹往上穿，从右眼下面穿出来。我设法给他堵两个窟窿的时候，他就死了。皮亚尼放下他的头，用一块急救纱布擦擦他的脸，然后就由他去了。

“那些该死的。”他说。

“不是德国兵，”我说，“那边不可能有德国兵。”

“意大利人，”皮亚尼说，把这个词当成一个形容词来用：“Italiani[96]！”博内洛一声不吭。他坐在艾莫身边，并不望着他。皮亚尼把艾莫那滚到路堤下面的帽子捡回来，盖住了他的脸。他拿出水壶来。

“想喝一点吗？”皮亚尼把水壶递给博内洛。

“不，”博内洛说，他转向我，“在铁路上走，我们随时都可能碰到这种事。”

“不，”我说，“那是因为我们要穿过田野。”

博内洛摇摇头。“艾莫死了，”他说，“下一个轮到谁，中尉？我们现在上哪儿？”

“开枪的是意大利人，”我说，“不是德国人。”

“我想，要是德国人的话，他们会把我们都打死的。”博内洛说。

“意大利人对我们的威胁比德国人还要大，”我说，“后卫部队对什么都害怕。德国人知道他们的目标是什么。”

“你说得很有道理，中尉。”博内洛说。

“我们现在去哪儿？”皮亚尼问。

“我们还是找个地方隐蔽起来，等到天黑再说。我们要是能走到南边，就没事了。”

“他们若是想证明第一次没打错，就必定要把我们全打死，”博内洛说，“我可不想豁着命去探试他们会怎么着。”

“我们找一个尽可能接近乌迪内的地方隐蔽起来，等天黑再穿过去。”

“那就走吧。”博内洛说。我们沿着路堤的北边走下去。我回头望了望。艾莫躺在烂泥里，跟路堤成同一角度。他人很小，两只胳臂贴在身边，裹着绑腿的双腿和沾满烂泥的靴子连在一起，脸上盖着帽子。他看上去彻底咽了气。天在下雨。在我认识的人中，他算是我很喜欢的人了。我口袋里装着他的证件，我准备给他的家人写信。田野的前头有一幢农舍。农舍周围都是树，挨着农舍还有一些农场建筑物。二楼有个用柱子撑起来的阳台。

“我们彼此之间还是拉开一点距离，”我说，“我先走。”我朝农舍走去。田野里有一条小路。

从田野里走过时，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从农舍附近的树木间，或者就从农舍里朝我们开枪。我朝农舍走去，这下就看清楚了。二楼的阳台和仓房连在一起，柱子间露出干草来。院子是用石块砌成的，院里的树都滴滴答答地滴着雨水。一辆双轮大车没装东西，车辕高高地翘在雨中。我来到院子里，穿过去，在阳台下站住了。房门开着，我走了进去。博内洛和皮亚尼跟了进来。屋里很暗。我走到后边厨房。一个没加盖的大火炉里还有炉灰的余烬。炉灰上方吊着几只水壶，但里面都是空的。我寻来寻去，却找不到什么吃的。

“我们得到仓房里去躲一躲，”我说，“你看能不能找到什么吃的，皮亚尼，拿到那儿去？”

“我去找找。”皮亚尼说。

“我也去找找。”博内洛说。

“好吧，”我说，“我上去看看仓房。”我找到一道石梯，从下面的牛栏通到上面。雨中的牛栏闻起来又干燥又适意。牲口都没有了，大概是主人撤离时赶走了。仓房里装着半屋子干草。屋顶上有两个窗子，一个用木板堵着，另一个是狭窄的老虎窗，朝北开着。仓房里有一道斜槽，叉起的干草可以从上面滑下去喂牲口。亮光透过窗孔射到地板上，干草车开进来，就可以把草叉起送到楼上。我听见雨打屋顶的声音，闻到干草的气味，我下楼时，还闻到牛栏里纯正的干牛粪味。我们可以把南面窗子撬开一块木板，往外张望院子里的动静。另一扇窗子面对着北边的田野。我们可以通过两个窗子爬到屋顶再下去，要是楼梯不能用，还可以从喂牲口的斜槽滑下去。这是一座大仓房，一听见有人来，就可以躲进干草堆里。这地方似乎挺不错。我相信，假若他们不向我们开枪的话，我们肯定早已到达南边了。那儿不可能有德国人。他们从北边开过来，从奇维达莱沿公路行进。他们不可能是从南边过来。意大利人更为危险。他们吓坏了，看到什么都乱开枪。昨天夜里我们撤退时，听见有人说许多德国兵穿上了意大利军服，混在北边撤退的队伍中。我不相信。战争中经常听说这种事。敌人常常这样对付你。你没听说我们有人穿上德军军服去扰乱他们。也许有人这样做，不过似乎很难。我不相信德国人会这么做。我不相信他们非得这么做。没有必要来扰乱我们的撤退。军队庞大，道路稀少，撤退必然混乱。根本没人下令指挥，更别说德国人。然而，他们还会把我们当成德国人而开枪。他们打死了艾莫。干草味很香，躺在仓房的干草堆上，好像回到了小时候。那时候我们躺在干草堆里聊天，用气枪打歇在仓房墙头高高的三角切口上的麻雀。仓房现在不见了，那片铁杉树林砍掉有一年了，原来是树林的地方，就只剩下树墩、干枯的树梢、枝条和火后长出的杂草。你不能往后退了。你要是不往前走，会怎么样呢？你再也回不到米兰。你就是回到了米兰，又会怎么样呢？我听着北面乌迪内那边开火的声音。我听得出是机枪开火的声音。却没有炮轰。这还算值得庆幸的。他们一定沿路布下了兵力。我向下望去，借着干草仓房灰暗的光线，看见皮亚尼站在下边卸草的地板上。他胳膊下夹着一根长香肠，一壶什么东西和两瓶酒。

“上来，”我说，“梯子在那儿。”随即我意识到，我应该帮他拿东西，于是便下去了。因为在干草上躺了一阵，头脑有些迷迷糊糊。我刚才几乎睡着了。

“博内洛呢？”我问。

“我会告诉你的。”皮亚尼说。我们上了梯子。把东西放在干草堆上。皮亚尼拿出一把带瓶塞钻的刀子，用那钻子去开瓶酒。

“瓶口上了封蜡，”他说，“一定是好酒。”他笑了笑。

“博内洛呢？”我问。

皮亚尼看看我。

“他走了，中尉，”他说，“他情愿当俘虏。”

我一声没吭。

“他怕我们会被打死。”

我抓着瓶酒，一声不响。

“你瞧，我们对这场战争根本没有信心，中尉。”

“你为什么不走呢？”我问。

“我不想离开你。”

“他上哪儿去了？”

“我不知道，中尉。他溜走了。”

“好的，”我说，“你切一下香肠好吗？”

皮亚尼在灰暗的光线中看着我。

“大伙说话的时候，我就切好了。”他说。我们坐在干草上吃香肠，喝酒。那酒一定是人家留着准备举行婚礼的。放的时间太久了，有点褪色了。

“你守在这个窗口往外瞅着，路易吉，”我说，“我去守在那个窗口。”

我们一人喝一瓶酒，我拿了我那一瓶走过去，平躺在干草上，由那狭窄的小窗口往外望着湿淋淋的乡野。我不知道我期待看到什么，但是除了一块块农田、光秃秃的桑树和落雨之外，我什么也没看见。我喝了酒，但是并没觉得舒服些。因为放的时间太久了，酒已经变质了，失去了原有的品味和色泽。我看着外面天黑下来；黑暗来得很快。今夜将是一个黑漆漆的雨夜。天一黑再守望就没有什么用了，所以我走到皮亚尼那儿。他睡着了，我没有叫醒他，只在他身边坐了一会。他是个大个子，睡得很沉。过了一会儿，我把他叫醒，我们就动身了。

那是个非常奇特的夜晚。我不知道自己期待着什么，也许是死亡，在黑暗中开枪和奔跑。我们趴在大道边的水沟后面，等着一营德国兵开过，等他们过去后，我们才穿过大路，继续朝北走。我们在雨中两次贴近德国部队，但是他们并没看到我们。我们打北边绕过城的时候，一个意大利人也没碰见，过了一会便遇见了撤退的大队人马，整夜都在朝塔利亚门托行进。不但是军队，整个国家都在退却。我们整夜都在行进，走得比车辆还快。我的腿发痛，人很疲乏，但却走得很快。博内洛情愿去当俘虏，似乎太傻了。其实没有什么危险。我们在两国军队中穿行，也没出什么意外。假如艾莫没有被打死，那就决不会觉得有什么危险。我们公开沿着铁路走的时候，没有人来打扰我们。艾莫的遇难来得太突然，太没来由了。不晓得博内洛在哪儿。

“你感觉怎么样，中尉？”皮亚尼问。路上挤满了车辆和部队，我们沿路边走着。

“挺好。”

“我走烦了。”

“唉，我们现在只能走路。不用担心。”

“博内洛是个傻瓜。”

“他真是个傻瓜。”

“你准备怎么处理他，中尉？”

“我不知道。”

“你不能报告说他被俘虏了吗？”

“我不知道。”

“你知道，要是战争继续下去，他们会给他家人造成很大麻烦的。”

“战争不会持续下去的，”一个士兵说，“我们要回家了。战争结束了。”

“人人都回家。”

“我们都回家。”

“快走，中尉。”皮亚尼说，他希望能超过那些士兵。

“中尉？谁是中尉？A basso gli ufficiali[97]！打倒军官！”

皮亚尼抓起我的胳臂。“我还是叫你名字吧，”他说，“他们或许会闹事的。他们已经枪毙了几名军官。”我们加快脚步，赶过了那些人。

“我不会打报告害他的家人的。”我继续我们的话题。

“要是战争结束了，那就没关系了，”皮亚尼说，“但是我不相信战争已经结束。要是真结束了，那就太好啦。”

“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的。”我说。

“我不相信战争结束了。他们都认为结束了，可我不这样认为。”

“Viva la Pace！[98]”一个士兵喊道，“我们要回家啦！”

“我们要是都能回家就好了，”皮亚尼说，“你们不想回家吗？”

“想。”

“我们绝对回不了家。我看战争还没结束。”

“Andiamo a casa！[99]”一个士兵喊道。

“他们扔掉了枪，”皮亚尼说，“他们行军时把枪取下来，扔掉了。然后就喊起来。”

“他们应该留住枪的。”

“他们以为只要把枪扔掉，就不会叫他们打仗了。”

在黑暗中，我们冒雨沿着路边行进，我看见许多士兵还挂着步枪。枪在斗篷上边突出来。

“你们是哪一个旅的？”一个军官叫道。

“Brigata di Pace[100]，”有人嚷道，“和平旅！”军官一声不响。

“他说什么？军官说什么？”

“打倒军官。Viva la Pace！”

“快走吧。”皮亚尼说。我们过了两辆英国救护车，它们给丢在一个车辆堆里。

“从戈里察开来的，”皮亚尼说，“我认得这些车子。”

“比我们走得远一些。”

“比我们出发得早啊。”

“不知道司机都上哪儿去了？”

“大概就在前头吧。”

“德军在乌迪内城外停下了，”我说，“这些人都要过河了。”

“是的，”皮亚尼说，“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认为战争还会打下去。”

“德军本来可以追上来的，”我说，“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没追上来。”

“我也不知道。我对这种战争一无所知。”

“我想他们得等待他们的运输车辆吧。”

“我也不知道。”皮亚尼说。他独自一人的时候，要和气得多。和别人在一起时，讲起话来就很粗鲁。

“你结婚了没有，路易吉？”

“你知道我结婚了。”

“你就是为了这个原因不愿当俘虏吧？”

“那是一个原因。你结婚了吗，中尉？”

“没有。”

“博内洛也没结婚。”

“一个人结没结婚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不过，我想结了婚的人总想回到妻子身边。”我说。我很想谈谈妻子的事。

“是啊。”

“你的脚怎么样？”

“挺疼的。”

天亮前我们赶到了塔利亚门托河岸，沿着涨满水的河往下走去，来到所有的人马车辆必经的一座桥。

“他们应该是守得住这条河的。”皮亚尼说。黑暗中，水看上去涨得很高。河水打着漩涡，河面宽阔。木桥大约有四分之三英里长，河床宽阔多石，平常只有几条窄窄的水道，远在桥的下方，现在河水高涨得快挨近桥板了。我们沿着河岸走，然后挤进了过桥的人群。我给紧紧地夹在人群中，冒雨在桥上慢慢地走着，下边几英尺就是洪水，前面是炮车上的一只弹药箱，我从桥边探头望望河水。因为没法按照自己的速度赶路，我觉得非常疲惫。过桥一点也打不起精神。我在琢磨，要是白天飞机来轰炸，会是个什么光景。

“皮亚尼。”我说。

“我在这儿，中尉。”他走在拥挤的队伍前边一点。谁也没说话。大家都想尽快过桥：心里只有这个念头。我们快过去了。在桥的那一头，两边站着一些军官和宪兵，晃着手电筒，后边的天空映衬着他们的身影。我们走近他们时，我看见有个军官指了指队伍中的一个人。一名宪兵走进队伍，抓住那人的胳膊，拖了出去。他把那人拽出了大路。我们快走到他们对面了。军官们仔细地审视着队伍中的每一个人，时不时地交谈一下，往前走几步，拿手电筒照照某个人的脸。就在我们快走到正对面时，他们又抓出了一个人。我看见被抓出来的人了，是个中校。他们用手电筒照他时，我看见他的袖标上有两颗星。他头发灰白，矮矮胖胖的。宪兵把他拖到一排军官后面。我们走到他们正对面时，我看到有一两个军官正盯着我。随即有一位指着我，对宪兵嘀咕了一番。只见宪兵忽地往这边冲，挤过队伍的边沿朝我跑来，转眼间就感到他抓住了我的衣领。

“你干吗？”我说，一拳打在他脸上。我看到他帽子下的那张脸，小胡子向上翘着，血顺着脸颊淌下来。又有一个宪兵朝我们俩扑过来。

“你干吗？”我说。他没答话。他在寻找时机来抓我。我伸手到背后去解手枪。

“难道你不知道军官是不能随便碰的？”

另一个从后边抓住了我，把我的手臂往上扭，扭得都快脱臼了。我跟他一起转过身，另一个宪兵猛地抓住了我的脖子。我踢他的胫骨，用左膝撞他的腹股沟。

“他再反抗，就毙了他。”我听见有人说。

“这算怎么回事？”我竭力叫喊，可是我的声音大不起来。他们把我弄到了路边。

“他再反抗，就毙了他，”一个军官说，“把他押到后边去。”

“你们是什么人？”

“你会知道的。”

“你们是什么人？”

“战场宪兵。”另一个军官说。

“你们为什么不让我走出来，却派这样一架飞机来抓我？”

他们没有回答。也不必回答。人家是战场宪兵嘛。

“把他押到后面那些人那儿去，”第一个军官说，“你瞧。他讲意大利话带外国口音。”

“你也是啊，你这——”我说。

“把他押到后面那些人那儿。”第一个军官说。他们把我押到公路下边那一排军官后边，朝河边一块田野上的一群人走去。就在我们朝那儿走时，有人开了几枪。我看到步枪射击的闪光，然后听见砰砰的枪声。我们走到那群人跟前。四个军官站在一起，他们面前站着一个人，左右各有一名宪兵。一群人站在那里，由宪兵看守着。另有四名宪兵站在审问的军官旁边，一个个都靠在卡宾枪上。这些宪兵都戴着宽边帽。押我来的两个人把我推进等待审问的人群中。我看看军官正在审问的那个人。他就是刚才从撤退的队伍中抓出来的那个头发灰白、又矮又胖的中校。这些审问官个个冷静能干，威风凛凛，凡是光枪毙人家而不会被别人枪毙的意大利人，都是这个气派。

“哪个旅的？”

他告诉了他们。

“哪个团？”

他告诉了他们。

“难道你不知道军官必须跟自己的部队在一起吗？”

他知道。

一个军官审问完了。另一个军官开口了。

“就是你和你这样的人，把野蛮人放进来践踏我们祖国神圣的国土。”

“你说什么？”中校问。

“就是因为你这样的叛国行为，我们才丧失了胜利的果实。”

“你有过撤退的经历吗？”中校问。

“意大利永不撤退。”

我们站在雨中，听着这番话。我们面对着那些军官，犯人站在前面，稍微靠近我们这一边。

“你们要是想枪毙我，”中校说，“请马上执行吧，不要再问了。这种审问是愚蠢的。”他画了一个十字。那些军官合议了一番。其中一个在一张拍纸簿上写了些什么。

“擅离部队，立即枪决。”他说。

两个宪兵把中校押到河岸上。中校在雨中走着，一个没戴军帽的老头，一边一个宪兵。我没看他们枪决他，可我听到了枪声。他们又在审问另一个人。这位军官也离开了他的部队。他们不让他申辩。他们从拍纸簿上宣读判决时，他大哭起来，他们枪决他的时候，又在审问另一个人。他们执意要在处决刚审完的那个人的同时，就专注于审问下一个人。这样一来，他们显然只能这样做，没有别的办法。我不知道我该等着受审呢，还是马上逃跑。我显然是个穿着意大利军装的德国人。我知道他们脑子里是怎么想的；如果他们还有脑子，而且这脑子还管用的话。他们都是年轻人，正在拯救自己的国家。在塔利亚门托那边，第二军团正在整编。他们在处决那些脱离了部队的少校军衔以上的军官。与此同时，他们也从速处决身穿意大利军装的德国煽动者。他们都戴着钢盔。我们这里只有两个人戴钢盔。有些宪兵也戴钢盔。其余的宪兵都戴宽边帽。我们管这种人叫飞机。我们站在雨中，一次给提一人出去受审和枪决。到现在为止，凡是审问过的全枪决了。这些审问官本身绝无任何危险，因而处理起生杀大权来优雅超脱，大义凛然。他们现在在审问一个前线团的上校。又有三个军官被押到我们这儿。

“他那个团在哪儿？”

我看着那些宪兵。他们正瞅着那些新抓来的人。其余的宪兵都盯着上校。我急忙一猫腰，拨开两个人，低着头往河边奔去。我在河沿上绊了一跤，啪的一声掉进水里。水很冷，我尽可能潜在水下不上来。我感觉水流在卷着我，我一直潜在水下，直到以为再也上不来了。我一冒出水面，就吸一口气，连忙又钻下去了。穿这么多衣服还有靴子，潜在水下倒也并不难。我第二次冒出水面时，看见前头有一根木头，便游过去用一只手抓住了。我把头缩在木头后面，连看都不敢往上边看。我不想看岸上。我逃跑时，他们开枪了，我第一次冒出水面时，他们又开枪了。我快冒出水面时就听到枪响。现在却没有人打枪。那根木头顺着水流转动，我一只手拽着它。我看看河岸。河岸似乎朝后溜得很快。河流中有许多木头。水很冷。我从一个小岛垂在水面上的枝条下淌过去。我双手紧紧抓住木头，跟着木头漂流。现在已经看不见河岸了。

第三十一章

水流湍急的时候，你也搞不清究竟在河里漂流了多久。时间好像很长，也可能很短。水很冷，又上涨，而这一涨，就有许多东西从岸上卷来，在水上漂流。我挺幸运，抓住了一根大木头，身子浸在冰冷的水里，下巴靠在木头上，双手尽量轻松地抱着木头。我怕会抽筋，就想漂到岸边去。我漂流而下，划出一道长长的弧线。天渐渐亮了，我看得见沿岸的灌木丛了。前头有一个灌木丛生的小岛，河水在向岸上流去。我琢磨是不是脱下靴子和衣服，游到岸上，但还是决定不这么做。我心想不管怎样，我总归是能上岸的，要是光着脚上了岸，那可就糟糕了。我还得想法子赶到梅斯特雷。

我望着河岸在靠近，随即又漂开了，随即又靠近了一点。我抱着木头漂得慢些了。这时离河岸很近了。我看得见柳树丛的细枝了。木头慢慢地旋转，河岸又到了我身后，我才知道碰上漩涡了。我抱着木头慢慢地转着圈。我再看见河岸时，已经离岸很近了，我用一只手臂抱住木头，一边用脚踩水，一边用另一只手臂划水，向岸边靠拢，但是又很难再靠近。我担心会给卷出漩涡，所以还是一手抓住木头，抬起双脚抵住木头边沿，使劲朝岸边推。我看得见灌木丛了，但是尽管我有一股冲力，而且在拼命划水，水流还是把我冲走了。这时我才想到我要被淹死了，因为我还穿着靴子，但是我仍在划水，拼命地挣扎着，等我抬起头来，发现河岸正向我靠近，我便不顾两脚沉重，惊惶失措地拼命蹬打，拼命地划，终于游到了岸边。我抓住了柳树枝，吊在那儿，但却没有力气往上攀，不过我知道这下我不会淹死了。我抱着木头的时候，还从没想过会被淹死。经过这番挣扎，我觉得胃和胸腔又空又想吐，只好攀住树枝等候。恶心过去后，我才爬进柳树丛，又休息了一下，双臂抱住一棵柳树，双手紧紧抓住树枝。后来我爬了出来，穿过柳树林，爬到了岸上。天已半亮，没见到一个人影。我平躺在岸边，听着流水声和雨声。

过了一阵，我站了起来，动身沿河岸走去。我知道河上这一带没有桥，要到拉蒂萨纳才行。我想我也许到了圣维托对岸。我开始琢磨该怎么办。前面有一条流入河里的水沟。我朝那水沟走去。到现在我还没见到人影，就在水沟边几棵灌木旁坐下，脱掉靴子，把里面的水倒出来。我脱下上衣，从里边口袋里掏出皮夹子，里面的证件和钱全浸湿了，我把上衣拧干。接着把裤子脱下来拧干，然后拧干衬衫和内衣。我拍拍身体，擦了擦，再把衣服穿上。我的帽子可丢了。

我穿上上衣之前，先把袖子上的布星星割下来，放进里边口袋里，和钱放在一块。钱都湿了，但是还可以用。我数了数。3000多里拉。我觉得衣服又湿又黏，便拍打手臂，让血液流通。我穿的是羊毛内衣，心想只要不停地走动，就不会着凉。我的手枪在路边被他们夺去了，我把枪套塞进上衣里边。我也没有斗篷，雨中觉得很冷。我顺着水渠岸边走。天大亮了，乡间又湿又低又凄凉。田野光秃潮湿。在远处可以看见一座钟塔屹立在平原上。我上了一条公路。看见前头有些部队打路上走来。我一瘸一拐地沿路边走，他们从我身边走过，没人理会我。他们是一支机枪分队，正朝河边开去。我沿着公路往前走。

那天我穿过了威尼斯平原。那是个又低又平的地带，一下雨，显得愈发平坦。靠海边有些盐沼地，没几条路可走。所有的路都顺着河口通向大海，要穿过乡野，就得走沟渠边的小径。我从北往南穿过乡野，跨过两条铁路线和许多小路，终于从一条小路的尽头走了出来，来到沼泽地旁的一条铁路线上。这是从威尼斯到的里雅斯特的干线，有坚固的高堤，坚固的路基，还铺着双轨。铁轨过去不远，有一个旗站。我看得见有士兵守卫。铁路线那头有一座桥，桥下是一条小溪，溪水流进沼泽地。我看见桥上也有一名卫兵。刚才穿过北边的田野时，我就看到一列火车驶过这条铁路线，在平地上老远都望得见，于是我想可能有列火车从波多格鲁罗开来。我注视着那些卫兵，在路堤上趴下来，这样就能看得见铁轨的两头。桥上的卫兵顺着铁路线向我趴的地方走过来一点，随即又转身回到桥边去了。我趴在那儿，饥肠辘辘，等着火车来。我先前看见的那列火车相当长，机车拖着走得非常慢，我想我肯定能跳上去。就在我等得几乎绝望的时候，终于看见一列火车开来了。那机车直开过来，慢慢地越来越大。我看看桥上的卫兵。他在桥的这一端巡逻，不过是在铁轨的另一边。这样火车一来，就把他的视线挡住了。我瞅着机车开近了。开得很吃力。一看挂了很多车皮。我知道车上一定会有卫兵，就想看看卫兵在什么地方，但是因为给遮住了视线，我又看不见。机车快开到我趴着的地方了。机车到我面前了，即使在平地上开，还是又吃力又喘气，我看着司机过去了，于是便站起来，走近一节节开过去的车厢。即使卫兵在巡视，我站在铁轨边，也不大会成为怀疑目标。几节封闭的货车开过去了。随即我看到开来了一节很低的、没有遮盖的车厢，他们管这种车厢叫无盖货车，上面罩着帆布。我等它快要过去时，突然纵身一跃，抓住了后面的把手，攀了上去。我爬到无盖货车和后面那节高高的货车的车檐间。我想没有人看见我。我抓着把手，蹲着身子，脚踏在车钩上。车快到桥上了。我想起了那个卫兵。我打他面前经过时，他望望我。他还是个孩子，他的钢盔太大了。我轻蔑地瞪着他，他连忙别过头去。他以为我是火车上的什么人。

我们的车厢过去了。我看见他依旧显得很不自在，眼瞅着别的车厢驶过去，我便俯下身去看看帆布是怎么绑牢的。帆布边沿上有扣眼，用绳子穿过系在车厢上。我拿出刀子来，割断了绳子，把一只胳臂伸了进去。帆布底下有些硬鼓鼓的东西，那帆布因为被雨打湿了，绷得紧紧的。我抬头看看，又望望前面。前头货车上有一个卫兵，不过他只顾朝前看。我放开了扶手，往帆布底下一钻。前额碰到了什么东西，猛地撞了一下，我觉得脸上出血了，不过还是爬了进去，直挺挺地躺下来。随后我转过身，把帆布重新系好。

帆布底下原来都是大炮。大炮散发出润滑油和油脂的清新气味。我躺着倾听雨打在帆布上的噼里啪啦声，火车轧过轨道的咔哒咔哒声。有点亮光透了进来，我躺着看看那些炮。炮身还罩着帆布套。我想一定是第三军团送往前线的。我额上被撞的地方肿起来了，我躺着不动，让血凝结，以便止住流血，然后把伤口四周的干血块一点一点剥掉。这算不了什么。我没有手帕，就用手指摸索着，蘸着帆布上滴下来的雨水，洗去那些干血块，然后用衣袖揩干净。我可不想显出惹人注意的样子。我知道没等列车到达梅斯特雷，我就得下车，因为到了那里，一定会有人来接收这些大炮的。他们正需要大炮，损失不起，也忘记不了。我肚子饿极了。

第三十二章

我躺在盖着帆布的平板货车的车板上，旁边是大炮，觉得又湿又冷又饿得慌。最后我翻过身，头枕着臂膀，趴在车板上。我的膝盖僵硬，不过还挺管用。瓦伦蒂尼干得不错。撤退时我有一半路是步行的，后来在塔利亚门托河里游了一段，靠的都是他这膝盖。这确实是他的膝盖。另一只膝盖才是我的。你的身体经过医生的摆弄，就不再是你的了。头还是我的，肚子里的东西也是我的。肚子现在好饿。我能感到它在乱翻乱绞。头是我的，但是不管用，不能思考，只能回忆，而回忆的东西又不多。

我能想起凯瑟琳，但是我知道，我要是想她却没有把握见到她，那是会发疯的，所以我不敢太想她，只是略微想一想，只是在列车慢慢地咔哒咔哒行驶时，略微想想她，帆布上漏进一点光来，我仿佛是和凯瑟琳躺在火车的车板上。躺在这硬板上，不去思考，只是感觉，分离的时间太长了，衣服湿透了，车板每次只是稍微移动一下，内心寂寞，孤身一人，只有湿衣服和硬地板当老婆。

你不喜欢平板货车的车板，或是罩着帆布套的大炮，或是涂过凡士林的金属的气味，或是漏雨的帆布，尽管躲在帆布下面挺好，和大炮待在一起还是挺愉快；你喜爱的是某个人，那个人你明知不在车上，甚至连假想在车上都不可能；你现在看得很清醒，也很冷静——与其说很冷静，不如说很清楚很空虚。你趴在那儿，什么也看不到，你亲身经历了一支军队撤退，另一支军队进军。你失去了几辆救护车和部下，就像大百货店中的铺面巡视员在大火中损失了店里的货物。不过没有买保险。现在你也脱离了干系。不再承担任何责任。假若商店在火灾后要处决铺面巡视员，因为他们说话总带外国口音，那么商店重新开张时，当然就不要指望巡视员会回来。他们可能会另谋职业；只要还有其他职业可找，只要警察抓不到他们。

愤怒和责任一起，都在河里被冲洗掉了。其实，早在宪兵伸手抓住我衣领时，我的责任就停止了。我真想脱下军装，虽说我并不在乎表面形式。我早就割下了星标，可那只是为了方便起见。跟荣誉无关。我不反对他们。我洗手不干了。我祝他们个个好运。他们中有善良的，有勇敢的，有冷静的，有明智的，他们该交好运。不过这不再是我的战争了，我只盼望这该死的列车早点开到梅斯特雷，让我吃点东西，停止思考。我得停止思考。

皮亚尼会跟他们说，我被枪决了。凡是被枪决的人，他们要搜查口袋，取出证件。他们弄不到我的证件。或许会说我溺水而亡。不知道美国会听到怎样的说法。死于受伤或其他原因。仁慈的基督啊，我好饿啊。不知道食堂里的那个牧师怎么样了。还有里纳尔迪。他可能在波代诺内。假如他们没有退得更远的话。唉，我将永远见不到他了。他们这些人我谁都见不到了。那段生活结束了。我不相信他得了梅毒。他们说，要是及早治疗，这也不是什么严重的病。不过他还是发愁。我要是害上这个病，也会发愁的。谁都会发愁的。

我生来不多思考。我生来就好吃。上帝啊，是的。吃饭，喝酒，跟凯瑟琳睡觉。也许今天夜里。不，这不可能。但是明天夜里，美餐一顿，同床共枕，永不分离，要走就一起走。也许还得赶快走。她是肯走的。我知道她肯走。我们什么时候走呢？这倒是值得考虑的。天渐渐黑了。我躺着琢磨要去哪儿。地方倒挺多。

第四部

第三十三章

大清早天还没亮，火车慢了下来，准备开进米兰站，我赶快跳下了车。我跨过铁路，穿过几座楼房，来到街上。有家酒店开着，我进去喝杯咖啡。酒店里有清晨的气息，刚打扫过的尘埃气味，咖啡杯里搁着调羹，桌上还有酒杯底所留下的湿圆圈。店主在酒吧后边。两个士兵坐在桌子边。我站在吧台前喝了一杯咖啡，吃了一片面包。咖啡给牛奶冲成了灰色，我用面包片撇去牛奶的浮皮。店主看着我。

“来杯格拉帕酒吧？”

“不，谢谢。”

“我请客，”他说，倒了一小杯，朝我推过来，“前线有什么情况？”

“我哪能知道。”

“他们喝醉了。”他说，一边用手指指那两个士兵。这我相信。他们看上去是醉了。

“告诉我，”他说，“前线有什么情况？”

“我哪能知道前线的事。”

“我看见你翻墙过来的。你刚下火车吧。”

“都在撤退。”

“我看过报纸了。怎么回事？打完了吗？”

“我想没有吧。”

他从一只矮瓶子里倒了一杯格拉帕酒。“你要是有难处，”他说，“我可以收留你。”

“我没什么难处。”

“你要是有难处，就待在我这儿吧。”

“待在哪儿呢？”

“就在这楼里。许多人待在这儿。凡是有难处的人都待在这儿。”

“有难处的人很多吗？”

“那要看是什么难处了。你是南美人？”

“不是。”

“会讲西班牙语吗？”

“会一点。”

他擦干净吧台。

“离开这个国家很难，不过也不是不可能。”

“我并不想离开。”

“你在这儿想待多久就待多久。你会明白我是什么样的人。”

“我今天早上就得走，不过我要记下地址，以后再回来。”

他摇摇头。“听你这么说法，你是不会回来的。我原以为你真有难处。”

“我没什么难处。但是我珍视朋友的地址。”

我将一张十里拉的钞票放在吧台上，付咖啡的账。

“陪我喝一杯格拉帕吧。”我说。

“这倒不必。”

“喝一杯吧。”

他倒了两杯。

“记住，”他说，“到这儿来吧。别让别人收留你。你在这儿是安全的。”

“这我相信。”

“你真相信吗？”

“是的。”

他认真起来：“那么让我跟你说一个事。别穿着这件衣服到处走。”

“为什么？”

“袖子上割掉星章的地方看得清清楚楚。布的颜色不一样。”

我没有吭声。

“你要是没有证件，我可以给你。”

“什么证件？”

“休假证。”

“我不需要证件。我有。”

“好吧，”他说，“不过你要是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办好。”

“这种证件要多少钱？”

“要看是什么证件。价格很公道的。”

“眼下我不需要任何证件。”

他耸耸肩。

“我没事。”我说。

我出去时，他说：“别忘记我是你的朋友。”

“不会的。”

“希望再见到你。”他说。

“好的。”我说。

到了外面，我尽量避开车站，那儿有宪兵，我在小公园边叫到一辆马车。我把医院的地址给了车夫。到了医院，我去了门房的住处。门房的妻子拥抱了我。门房握握我的手。

“你回来了。平安无事。”

“是的。”

“吃早饭没有？”

“吃过了。”

“你怎么样，中尉，你怎么样？”那妻子问。

“挺好。”

“和我们一道吃早饭吧？”

“不，谢谢。告诉我巴克利小姐现在可在医院里？”

“巴克利小姐？”

“那个英国女护士。”

“他的女朋友啊。”那妻子说。她拍拍我的胳膊，笑了笑。

“不在，”门房说，“她走了。”

我的心往下一沉：“你肯定吗？我说的是那个金黄头发的高个子英国小姐。”

“我肯定。她去斯特雷萨[101]了。”

“她什么时候走的？”

“两天前跟另外那个英国小姐一块去的。”

“好，”我说，“我想让你帮我做一件事。别跟任何人说你们见到过我。事关重大。”

“我不会跟任何人讲的。”门房说。我给了他一张十里拉的钞票。他推开了。

“我保证不跟任何人讲，”他说，“我不要钱。”

“我们能为你做点什么吗，中尉先生？”他妻子问。

“就这个。”我说。

“我们装哑巴，”门房说，“有什么事要我做，跟我说一声好吗？”

“好的，”我说，“再见。以后会再见的。”

他们站在门口，目送着我。

我跳上马车，把西蒙斯的住址给了车夫。西蒙斯是我那两位学唱歌的熟人中的一个。

西蒙斯住在城里很远的地方，靠近马根塔门[102]。我去看他时，他还没起床，睡眼惺忪。

“你起得太早了，亨利。”他说。

“我搭早班车来的。”

“这大撤退是怎么回事？你在前线吗？抽支烟好吗？烟在桌上那个盒子里。”这是个大房间，床靠墙放着，房间另一边放着一架钢琴、梳妆台和桌子。我坐在床边的椅子上。西蒙斯靠枕头坐着，抽着烟。

“我陷入困境了，西蒙。”我说。

“我也是，”他说，“我经常陷入困境。你不抽根烟吗？”

“不了，”我说，“到瑞士去要办什么手续？”

“你吗？意大利人是不会让你出境的。”

“是的，这我知道。但是瑞士人呢，他们会怎么样？”

“他们拘留你。”

“我知道。不过有什么例行手续呀？”

“没什么手续，很简单。你什么地方都能去。我想你只需要打个报告什么的。怎么啦？你在逃避警察吗？”

“还不大清楚。”

“你不想说就不必告诉我。不过听听一定很有趣。这儿没啥事。我在皮亚琴察演唱，失败得很惨。”

“非常遗憾。”

“噢，是啊——我失败得很惨。我唱得还不错。我要在利瑞歌[103]这儿再试一次。”

“我倒想去听听。”

“你太客气了。你不是搞得一团糟吗？”

“我也不知道。”

“你不想说就不必告诉我。你是怎么离开那该死的前线的？”

“我再也不干了。”

“好小子。我一向知道你是有头脑的。我能帮你什么忙吗？”

“你太忙了。”

“一点也不忙，亲爱的亨利。一点也不忙。什么事我都乐意做。”

“你跟我身材差不多。是否劳驾你出去帮我买一套平民服装？我本来有衣服，可是都放在罗马。”

“你真在罗马住过吗？那是个肮脏的地方。你怎么会住到那儿去？”

“我原先想当建筑师。”

“那也不是搞建筑的地方。别买衣服了。你要什么衣服，我都给你。我把你好好打扮一下，你一定大获成功。你到梳妆室去。里边有个衣橱。想穿什么尽管拿。好伙计，你不用买衣服。”

“我情愿买，西蒙。”

“好伙计，我把衣服送给你，比出去买衣服方便多了。你有护照没有？没有护照可寸步难行啊。”

“有。我的护照还在。”

“那么换衣服吧，好伙计，上老赫尔维西亚[104]去吧。”

“没那么简单。我得先去一趟斯特雷萨。”

“太棒了，好伙计。只消乘条船就过去了。我要不是因为要演唱，就陪你去。我还得去演唱。”

“你可以学习真假嗓音变换着唱啊。”

“好伙计，我会学习真假嗓音变换着唱的。不过我还能真唱。怪就怪在这里。”

“我敢打赌你能唱。”

他躺倒在床上，抽着烟卷。

“赌注可别太大。不过我能唱。说起来真是太滑稽了，我就是能唱。我喜欢唱。听。”他扯开嗓子唱起《非洲女》[105]来，脖子膨胀，血管突出。“我能唱。”他说。“不管他们喜欢不喜欢。”我望望窗外。“我下去打发马车走啦。”

“快回来，好伙计，我们一起吃早餐。”他下了床，站直身子，来了个深呼吸，开始做屈身运动。我下楼付了账打发马车走了。

第三十四章

我穿上平民服装，觉得自己好像参加化装舞会一样。军装穿得久了，现在身子不再裹得紧紧的，反而有一种不自在的感觉。那条裤子穿上去觉得松松垮垮。我在米兰买了一张到斯特雷萨去的车票。我还买了一顶新帽子。西姆的帽子我戴不了，不过他的衣服倒挺不错。衣服上带有一股烟草味，我坐在车厢里望着窗外，只觉得帽子太新，衣服太旧。我觉得自己的心情，就像窗外伦巴第区那片潮湿的乡野一样忧郁。车厢里有几个飞行员，不大瞧得起我。他们对我避而不看，非常蔑视我这个年龄的平民。我倒不觉得受了侮辱。若是在以前，我准会侮辱他们一番，并且寻衅打一架。他们在加拉拉泰下了车，我倒乐得一个人图个清静。我有报纸，但却不看，因为我不想了解战事。我要忘掉战争。我单独媾和了。我觉得非常寂寞，火车到了斯特雷萨，心里才高兴起来。

到了车站，我原以为会有旅馆的伙计来接客，结果一个也没看见。旅游季节早过了，没人来接火车。我拎着包下了车，包是西姆的，里面除了两件衬衫没有别的东西，提起来很轻。我站在车站的屋檐下躲雨，看着火车开走了。我在车站上找到一个人，问他是否知道什么旅馆还在营业。巴罗美群岛大饭店还营业，另有几家小旅店一年四季都营业。我拎着包冒雨去找巴罗美大饭店。我看到一辆马车沿街驶来，就向车夫招手。坐着马车去要体面些。到了大饭店停车处的入口，门房连忙打着伞出来迎接，非常有礼貌。

我要了一个上好的房间。房间又大又亮，面对着湖上[106]。湖上眼下烟云笼罩，不过太阳一出来，一定美不胜收。我说我在等我的太太。房间里有一张双人大床，那种供新婚夫妇用的大床，上面铺着缎面床罩。饭店非常豪华。我走下长廊和宽阔的楼梯，穿过几个房间，来到酒吧间。我认得那酒吧侍者，我坐在一张高凳上，吃咸杏仁和炸土豆片。马丁尼酒又凉爽又纯净。

“你穿着便装在这儿做什么？”酒吧侍者调好了第二杯马丁尼酒，问道。

“我来休假。疗养休假。”

“这儿一个人都没有。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还营业。”

“钓鱼了吗？”

“钓到了几条很不错的鱼。每年这个季节，你能钓到一些很不错的鱼。”

“你收到我寄的烟草了吗？”

“收到了。你收到我的明信片了吗？”

我笑了。我根本搞不到烟草。他要的是美国烟斗烟丝，但是不知道是我的亲戚不再寄了呢，还是中途给人扣留了。不管怎么说，从来没收到过。

“我可以从什么地方弄点来，”我说，“告诉我你有没有看见城里来了两个英国姑娘？她们是前天到的。”

“她们不住这家饭店。”

“她们是护士。”

“我见过两个护士。等一等，我能查到她们在哪儿。”

“其中有一位是我妻子。”

“另一位是我妻子。”

“我可不是开玩笑。”

“请原谅我愚蠢的玩笑，”他说，“我刚才没听明白你的话。”他走开了，去了好一会。我吃着橄榄、咸杏仁和炸土豆片，对着吧台后面的镜子，照照穿便装的我。酒吧侍者回来了。“她们住在车站附近的小旅店里。”他说。

“来点三明治吧？”

“我按铃叫他们送些来。你知道这儿什么东西都没有，因为没什么客人。”

“难道真的连一个客人都没有吗？”

“有的，有几位。”

三明治送来了，我吃了三块，又喝了两杯马丁尼。我从没喝过这么凉爽纯净的酒。喝了以后，我觉得变文明了。以前都是红酒、面包、干酪、劣质咖啡和格拉帕酒，吃喝得太多了。我坐在高凳上，面对着那赏心悦目的桃花心木柜台、黄铜装饰和镜子等，什么也不去想。酒吧侍者问了我个问题。

“别谈战争。”我说。战争离我很遥远了。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战争。这儿并没有战争。随即我意识到，战争对我来说已经结束了。但是我又没有战争真正结束的感觉。我感觉自己就像个逃学的孩子，心里还惦记着学校某一时刻有什么事。

我到她们旅馆时，凯瑟琳和海伦·弗格森正吃着晚饭。我站在门廊上，看见她们坐在饭桌前。凯瑟琳的脸背着我，我看见她头发的轮廓、她的脸颊、她那美丽的脖子和肩膀。弗格森在说话。我一进去她就住嘴了。

“天哪。”她说。

“你好。”我说。

“怎么是你啊！”凯瑟琳说。她顿时笑逐颜开。她太高兴了，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吻了她。凯瑟琳脸红了，我在桌边坐下。

“你这个专惹麻烦的讨厌鬼，”弗格森说，“你来这儿做什么？吃过饭没有？”

“还没有。”伺候开饭的女招待进来了，我叫她给我拿个盘子来。凯瑟琳一直盯着我看，两眼喜气洋洋。

“你怎么穿便装了？”弗格森问。

“我入内阁了。”

“你惹麻烦了吧。”

“高兴起来，弗基。稍微高兴一点。”

“我看见你可高兴不起来。我知道你给这姑娘招来的麻烦。看见你没法让我高兴。”

“没有人给我招来什么麻烦，弗基。我是自找的麻烦。”

凯瑟琳对我笑笑，用脚在桌子底下踢了我一下。

“我可不能容忍他，”弗格森说，“他没做什么好事，只是用他那鬼鬼祟祟的意大利伎俩毁了你。美国人比意大利人还要坏。”

“苏格兰人是个很讲道德的民族。”凯瑟琳说。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他那意大利式的鬼鬼祟祟。”

“我鬼鬼祟祟吗，弗基？”

“是的。你比鬼鬼祟祟还要坏。你像条蛇。一条穿着意大利军装的蛇：脖子上还扎着斗篷。”

“我现在可没有意大利军装了。”

“那只是你鬼鬼祟祟的又一例证。你整个夏天都在搞风流韵事，让这个姑娘怀了孕，现在你大概想溜走吧。”

我对凯瑟琳笑笑，她也对我笑笑。

“我们俩都要溜走。”她说。

“你们俩是一路货，”弗格森说，“我为你感到羞耻，凯瑟琳·巴克利。你不知羞耻，不顾名誉，你和他一样鬼鬼祟祟。”

“别这么说，弗基，”凯瑟琳说，拍拍她的手，“别指责我。你知道我们彼此喜欢嘛。”

“拿开你的手。”弗格森说。她的脸都涨红了，“你要是知道羞耻，那还好说一些。但是天知道你怀了几个月的孩子，还当做儿戏，满脸堆笑，因为勾引你的人回来了。你不知羞耻，也没有情感。”她哭起来了。凯瑟琳走过去，用胳膊搂着她。她站着安慰弗格森时，我看不出她的体型有什么变化。

“我不管，”弗格森抽泣说，“我觉得太可怕了。”

“好了，好了，弗基，”凯瑟琳安慰她，“我知道羞耻。别哭了，弗基。别哭了，好弗基。”

“我不哭，”弗格森抽泣道，“我不哭。都是因为你闹出这可怕的乱子。”她看着我。“我恨你，”她说，“她没法叫我不恨你。你这个卑鄙下流的美国意大利佬。”她的眼睛鼻子都哭红了。

凯瑟琳对我笑笑。

“不许你一边抱着我，一边对他笑。”

“你不讲道理了，弗基。”

“这我知道，”弗格森抽泣道，“你们俩都别往心里去。我心里太烦了。我不讲道理。这我知道。希望你们俩快乐。”

“我们是快乐的，”凯瑟琳说，“你是个甜蜜可爱的弗基。”

弗格森又哭了。“我不想让你们这样快乐法。你们为什么不结婚？你不是另有老婆吧？”

“没有。”我说。凯瑟琳笑了。

“没什么可笑的，”弗格森说，“他们很多人都另有老婆。”

“我们会结婚的，弗基，”凯瑟琳说，“如果这会让你高兴的话。”

“不是让我高兴。你应该要求结婚。”

“我们一直很忙啊。”

“是的。我知道。忙着生孩子。”我以为她又要哭了，没想到她变得刻薄起来了。“我想你今晚就跟他走了吧？”

“是的，”凯瑟琳说，“要是他想让我去的话。”

“我怎么办呢？”

“你怕一个人待在这儿吗？”

“是的，我怕。”

“那我就留下来陪你。”

“不，你还是跟他走吧。马上跟他走。看见你们俩我就心烦。”

“我们还是把饭吃完吧。”

“不。赶快走。”

“弗基，讲点道理吧。”

“我说这就走。你们俩都给我走。”

“那我们走吧。”我说。我讨厌弗基。

“你们真要走了。你们瞧，你们甚至想扔下我一个人吃晚饭。我一直想去看看意大利的湖，却落了这么个结局。呜，呜。”她啜泣道，随后望望凯瑟琳，哽咽起来。

“我们待到晚饭后再说，”凯瑟琳说，“你要是想让我陪你，我就不走了。我不会丢下你一个人的，弗基。”

“不。不。我要你走。我要你走。”她擦擦眼睛，“我太不讲理了。请不要介意。”

伺候开饭的女招待被她的哭声弄得很紧张。现在她把下一道菜端上来，看到情况好转了，似乎松了一口气。

那天夜晚在饭店里，房间外边是一条又长又空的走廊，我们的鞋子放在门外边，房间里铺着厚厚的地毯，窗子外面下着雨，屋内却灯光明亮，欢快宜人，后来灯灭了，床单平滑，床铺舒适，真令人兴奋，感觉像是回到了家，不再感到孤独，夜间醒来发现彼此都在，谁也没走；除此之外，其他事情都不真实了。我们累了就睡觉，一个醒来，另一个也跟着醒，因此谁也不会孤单。男人经常想一个人清静一下，女孩也想一个人清静一下，不过他们要是彼此相爱，就会嫉妒对方有那样的想法，不过我可以实实在在地说，我们从来没有这种感觉。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也会感到孤独，那是一种与世人格格不入的孤独。我只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我和许多女孩在一起的时候，就觉得很孤独，而且你在这种时候最孤独。但是我和凯瑟琳在一起，就从不孤独，从不害怕。我知道夜晚和白天不一样：什么事都不一样，夜里的事在白天没法解释，因为那些事在白天就不存在了，对于孤寂的人来说，只要他们的孤寂一开始，夜晚可能是极其可怕的时间。但是和凯瑟琳在一起，夜里和白天几乎没什么不同，甚至夜间可能更美好。如果世人给这个世界带来如此多的勇气，世界为了打垮他们，而不得不加以杀害，那当然就把他们杀死了。世界打垮了每一个人，许多人在被打垮之后，变得很坚强。但是对于那些打不垮的人，就加以杀害。对于最善良的人，最温和的人，最勇敢的人，世界不偏不倚，一律杀害。即使你不是这几类人，世界肯定还要杀害你，只是不那么急迫罢了。

我记得早晨醒来的情形。凯瑟琳还睡着，阳光从窗口照进来。雨停了，我下床走到窗前。窗下是花园，虽然现在草木凋零，但却整齐美丽，有沙砾小径、树木、湖边的石墙、阳光下的湖泊，湖那边重峦叠嶂。我站在窗前往外望去，等我转过头来，看见凯瑟琳醒了，正望着我。

“你好啊，亲爱的？”她说，“天气不是很美吗？”

“你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很好。我们度过了一个快活的夜晚。”

“你想吃早饭吗？”

她想吃。我也想吃，我们就在床上吃，十一月的阳光从窗外射进来，早餐的托盘就搁在我的膝上。

“你不想看看报纸吗？你在医院时总要看报纸。”

“不，”我说，“我现在不要看报纸了。”

“战况这么糟，你看都不想看了吗？”

“我不想看了。”

“我早跟你在一起就好了，这样我也会了解一点战况。”

“等我脑子里想清楚以后，我会告诉你的。”

“他们发觉你不穿军装，不会逮捕你吧？”

“他们很可能枪毙我。”

“那我们不要待在这儿。我们可以出境去。”

“我也这样考虑过。”

“我们离开吧。亲爱的，你不能这样瞎冒险。告诉我，你是怎么从梅斯特雷到米兰来的？”

“我坐火车来的。当时还穿着军装。”

“当时没危险吗？”

“不太危险。我有一份旧的调令。我在梅斯特雷把日期改了改。”

“亲爱的，你在这儿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我不能让你这样。这样做太傻了。万一他们把你抓去了，我们到哪儿去呀？”

“这事儿别去想啦。我都想烦了。”

“他们要是来抓你，你怎么办？”

“开枪打他们。”

“你看你多傻，我不让你走出这个饭店，除非我们离开这儿。”

“我们上哪儿？”

“请别这样，亲爱的。你说上哪儿我们就上哪儿。但是请你马上找一个可以去的地方。”

“瑞士就在湖那边，我们可以去那儿。”

“那太好了。”

外面阴云密布，湖上阴暗下来。

“但愿我们不要总过着逃犯似的生活。”我说。

“亲爱的，别这样。你过逃犯似的生活并不长。我们也永远不会过逃犯的生活。我们会过得很快活的。”

“我觉得自己像个逃犯。我从部队里逃了出来。”

“亲爱的，请你理智些。不是逃离部队。那不过是意大利的军队。”

我笑起来。“你是个好姑娘。我们回床上去吧。我在床上感觉很好。”

过了一会儿，凯瑟琳说：“你不觉得像逃犯了吧？”

“是呀，”我说，“和你在一起，就不觉得了。”

“你是个傻孩子，”她说，“但是我会照顾你的。亲爱的，我早上并不想吐，这不是很好吗？”

“好极了。”

“你不知道你有个多好的妻子。不过我不在乎。我会给你找个地方，让他们没法抓走你，然后我们可以快快活活地生活。”

“我们现在就去吧。”

“我们要去的，亲爱的。随便什么地方，随便什么时候，你要去我就去。”

“我们什么都别想了吧。”

“好的。”

第三十五章

凯瑟琳沿着湖边走，到小旅馆去看弗格森，我则坐在酒吧看报纸。酒吧间里有舒适的皮椅，我就坐在一张皮椅上看报，一直看到酒吧侍者进来。军队没有守住塔利亚门托河。他们正朝皮亚韦河撤退。我记得皮亚韦河。通往前线的铁路在圣多纳附近跨过那条河。那儿的河水很深，流速很慢，河面还很狭窄。河下边是蚊子滋生的沼泽和沟渠。那儿有些漂亮的小别墅。战前有一回我去科蒂纳丹佩佐[107]，曾在临河的山间走了几个小时。从山上望下去，那像是一条出鳟鱼的河流，水流湍急，形成一道道浅滩，山岩阴影下是一个个水潭。公路到了卡多雷就和河道岔开了。我有些纳闷：山上的部队是怎么撤下来的。这时酒吧侍者进来了。

“格雷菲伯爵在找你。”他说。

“谁呀？”

“格雷菲伯爵。你还记得上次你来这儿碰到的那个老人吧。”

“他在这儿吗？”

“是的，他和他侄女一起来的。我告诉他你在这儿。他要跟你打台球。”

“他在哪儿？”

“正在散步。”

“他怎么样了？”

“他越来越年轻了。昨天晚饭前，他喝了三杯香槟鸡尾酒。”

“他的台球打得怎么样？”

“不错。把我给击败了。我跟他说你来了，他非常高兴。这儿没有人陪他玩。”

格雷菲伯爵94岁了。他和梅特涅[108]是同时代人，是个白发银髯的老人，举止优雅。曾在奥地利和意大利从事外交工作，他的生日宴会可是米兰社交界的一件大事。他眼看要活到100岁，打得一手娴熟流畅的台球，和他94岁的脆弱身体形成鲜明的对照。有一回在旅游季节过后，我曾在斯特雷萨碰见过他，我们边打台球边喝香槟。我觉得这是个极好的习俗，而他一百分让我十五分，还赢了我。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他在这儿？”

“我忘了。”

“还有谁在这儿？”

“没有你认得的人了。总共就六个人。”

“你现在在干什么？”

“没干什么。”

“出去钓鱼吧。”

“我可以去一个小时。”

“走吧。带上钓鱼线。”

酒吧侍者穿上一件外衣，我们就出去了。我们来到湖边，弄了条小船，我划船，酒吧侍者坐在船尾，把头上带有旋转匙形诱饵和沉重铅坠的钓鱼线放开，去钓湖里的鳟鱼。我沿着湖岸划船，酒吧侍者手里扯着线，时而朝前抖动几下。从湖上看起来，斯特雷萨非常荒凉。一长排一长排光秃的树木，一座座大旅馆，还有不少关闭的别墅。我把船划过去，划到贝拉岛[109]，紧挨着石壁，那儿的湖水突然变深了，你看见石壁在清澈的湖水中低斜下去，接着我们又朝北划向渔人岛。太阳被一朵云遮住了，湖水黑暗平滑，寒气逼人。虽然看见有鱼上来在水面划出的涟漪，但却没有鱼上钩。

我把船划到渔人岛对面，那儿停靠着几只小船，有人在补渔网。

“我们去喝一杯吧？”

“好的。”

我把船划拢到石码头，酒吧侍者把钓鱼线收起来，卷好放在船底，把诱饵挂在船舷的上缘。我上了岸，把船拴好。我们走进一家小酒吧间，在一张没铺桌布的木桌边坐下，要了味美思。

“你划累了吧？”

“不累。”

“我划回去吧。”他说。

“我喜欢划船。”

“要是你来抓住钓鱼线，也许会转运的。”

“好吧。”

“告诉我战争怎么样了？”

“糟糕透了。”

“我不用去打仗。我年纪太大，像格雷菲伯爵一样。”

“也许你还得去。”

“明年他们会到我们这个阶层来招兵。但是我不去。”

“你怎么办呢？”

“出国去。我才不去打仗。我在阿比西尼亚[110]打过一次仗。真没劲。你为什么去打仗？”

“我不知道。我是个傻瓜。”

“再来一杯美味思？”

“好的。”

酒吧侍者划船回去。我们到斯特雷萨那边的湖上钓鱼，然后又划到离岸不远的地方去钓。我抓着绷紧的钓鱼线，感到那旋转中的诱饵在微微抖动，一边望着十一月阴暗的湖水和荒凉的湖岸。侍者荡着长桨，船每往前一冲，钓鱼线就跳动一下。有一次鱼上了钩：钓鱼线突然绷紧了，往后猛拉。我拽了拽，感到一条活生生的鳟鱼的分量，随后钓鱼线又抖动起来。鱼脱钩了。

“那鱼觉得大吗？”

“相当大。”

“有一次我一个人出来钓鱼，我用牙齿咬住钓鱼线，一条鱼上钩了，差一点把我的嘴巴扯破。”

“最好的办法是把钓鱼线绕在腿上，”我说，“那样有鱼上钩你能感到，还不会给拽掉牙齿。”

我把手伸进湖里。湖水很冷。这时我们差不多到旅馆对面了。

“我得进去了，”酒吧侍者说，“赶十一点的班。L’heure ducocktail[111]。”

“好吧。”

我收起钓鱼线，缠在一根两头有凹口的棍子上。侍者把船停放在石墙间一个小小的停泊处，用铁链和锁锁好。

“你什么时候要用，”他说，“我就把钥匙给你。”

“谢谢。”

我们来到旅馆，进了酒吧间。大清早我不想再喝酒，便上楼回房去。女侍刚收拾好房间，凯瑟琳还没回来。我躺到床上，尽量不去想事情。

凯瑟琳回来了，又没有事了。她说弗格森在楼下。她是来吃中饭的。

“我知道你不会介意的。”凯瑟琳说。

“不介意。”我说。

“怎么啦，亲爱的？”

“我不知道。”

“我知道。你闲得慌。你现在只有我，而我又出去了。”

“是这样。”

“对不起，亲爱的。我知道突然间失去了一切，这种感觉一定很可怕。”

“我的生活本来是很充实的，”我说，“现在你要是不和我在一起，我在这世上就一无所有了。”

“可我会和你在一起的。我才走了两个小时。你真没有事情可做吗？”

“我和酒吧侍者钓鱼去了。”

“有意思吗？”

“是的。”

“我不在的时候，不要想我。”

“我在前线就是这么对付的。不过那时候有事可做。”

“丢了职业的奥赛罗。”她打趣说。

“奥赛罗是个黑人，”我说，“再说，我可不猜疑。我只是太爱你了，别的都无所谓。”

“你能不能做个乖孩子，对弗格森好一点？”

“我对弗格森一向是好的，只要她别骂我。”

“对她好点。想想我们什么都有，而她什么都没有。”

“我们所拥有的她不见得想要。”

“你是个聪明孩子，亲爱的，但你不大懂事。”

“我会对她好的。”

“我知道你会的。你太可爱了。”

“她吃完饭不会不走吧？”

“不会。我会打发她走的。”

“然后我们就到这楼上来。”

“当然。你以为我想做什么？”

我们下楼去和弗格森一道吃中饭。饭店和餐厅的富丽堂皇给弗格森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吃了一顿美餐，喝了两瓶卡普里白葡萄酒。格雷菲伯爵来到了餐厅，对我们点点头。他的侄女陪着他，她那模样有点像我祖母。我跟凯瑟琳和弗格森讲了讲他的情况，弗格森深有感触。饭店宏伟、豪华，空荡荡的没几个人，不过饭菜很好，酒也很爽口，喝了后大家都觉得很惬意。凯瑟琳没有必要再提高兴致了。她已经很开心了。弗格森也很快活。我自己也感觉挺不错。饭后弗格森回她的旅馆去了。她说她午饭后都要休息一会儿。

下午晚些时候，有人来敲我们的门。

“谁啊？”

“格雷菲伯爵问你愿不愿意陪他打台球。”

我看看表；我早就把表摘下来了，还放在枕头底下。

“你非去不可吗，亲爱的？”凯瑟琳小声问。

“我看还是去吧。”表上时间是四点一刻。我大声说：“告诉格雷菲伯爵，我五点钟到台球室。”

五点差一刻我吻别了凯瑟琳，走进浴室去穿衣服。我对着镜子系领带时，发觉自己穿着便装很奇怪。我得记住再去买些衬衫和袜子。

“你要去很久吗？”凯瑟琳问。她在床上看起来楚楚动人。“请把梳子递给我好吗？”

我看着她梳头发，她偏着头，头发全落到了一边。外头很暗，床头的灯光照在她的头发、脖颈和肩膀上。我走过去亲她，握住她拿梳子的手，她的头倒在枕头上。我吻她的脖子和肩膀。我太爱她了，爱得晕晕乎乎的。

“我不想去了。”

“我不想让你去。”

“那我就不去了。”

“别。去吧。只是一会儿，然后你就回来了。”

“我们就在这儿吃晚饭。”

“快去快回啊。”

我在台球室找到了格雷菲伯爵。他在练习击球，球台顶上的灯光照耀下来，他的身子显得很脆弱。在灯光圈外不远处的牌桌上，摆着一只放冰的银桶，冰块上露出两瓶香槟酒的瓶颈和瓶塞。我往球台走去时，格雷菲伯爵直起身子朝我走来。他伸出手：“你在这儿真让人太高兴了。你来和我打球实在太好了。”

“谢谢你盛情邀请我。”

“你痊愈了没有？他们告诉我说，你在伊松佐受了伤。希望你康复了。”

“我挺好的。你好吗？”

“噢，我一向挺好。但是越来越老了。我发现了一些老迈的迹象。”

“不敢相信啊。”

“是的。想知道一个迹象吗？对我来说，讲意大利语来得容易些。我规定自己尽量不说，但是我人一累，就觉得说意大利语容易得多。所以我知道我在变老。”

“我们可以讲意大利语啊。我也有点累。”

“噢，不过你累的时候，讲英语还是比较容易的。”

“美国语。”

“是的。美国语。请你讲美国语吧。那是一种让人喜欢的语言。”

“我很少见到美国人。”

“你一定想念他们了。人们想念自己的同胞，尤其是女同胞。我有这种体验。我们是打台球呢，还是你太累了？”

“我不是真累。刚才是开玩笑的。你准备让我多少？”

“你近来打得多吗？”

“压根儿没打过。”

“你打得不错。一百分让十分吧？”

“你抬举我了。”

“十五分？”

“那挺好，不过你会赢我的。”

“我们玩点赌注怎么样？你总是喜欢下注的。”

“我看还是赌一点吧。”

“好吧。我让你十八分，我们就玩一分一法郎。”

他的球打得很棒，他让我十八分，打到五十分时我只领先四分。格雷菲伯爵按了按墙上的电铃，喊侍者进来。

“请开一瓶酒。”他说。然后对我说：“我们来点小刺激吧。”酒冰凉的，不带甜味，味道挺醇。

“我们讲意大利语好吗？你不大介意吧？现在这成了我的癖好了。”

我们继续打球，打几下喝口酒，用意大利语交谈，不过话讲得很少，还是专心打球。格雷菲伯爵打到一百分了，我加上他让的十八分，才打到九十四分。他笑了笑，拍拍我的肩膀。

“现在我们来喝另一瓶，你跟我谈谈战事吧。”他等我坐下来。

“谈别的什么都行。”我说。

“你不想谈战争吗？好吧。最近你看了什么书？”

“没看什么，”我说，“我这人恐怕很无聊。”

“不会的。不过你应该看看书。”

“战时能有什么书啊？”

“有个法国人巴比塞[112]，写了本书叫《火线》。还有《布里特林先生看穿了》[113]。”

“不，他没有。”

“没有什么？”

“没有看穿。医院里有这些书。”

“那你一直在看书啦？”

“是的，不过没什么好看的。”

“我认为《布里特林先生》这本书对英国中产阶级的灵魂研究得很透彻。”

“我不知道灵魂是怎么回事。”

“可怜的孩子。我们谁也不知道灵魂是怎么回事。你信教吗？”

“夜里信。”

格雷菲伯爵笑了笑，用手指转转酒杯。“我原以为，人年纪越大就会变得越虔诚，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没有这样的变化，”他说，“真遗憾。”

“你死后还想活下去吗？”我问，马上意识到自己太愚蠢，居然提到死。但是他却不介意。

“那得看今世的生活了。我这一生过得挺快活的。我倒想长久活下去，”他笑了笑，“我也够长寿了。”

我们坐在深深的皮椅里，冰桶里放着香槟，我们中间的桌上摆着酒杯。

“你要是活到跟我一样老，就会发现很多事情挺奇怪的。”

“你从不见老。”

“老的是身体。有时我怕我的手指会像粉笔那样折断。而精神是不老的，也不会变得多么聪明。”

“你是聪明的。”

“不，那是最大的谬误，说什么老人富有智慧。人老了并不会越来越聪明。只是越来越小心罢了。”

“也许这就是智慧。”

“这是一种不讨人喜欢的智慧。你最珍惜什么？”

“我爱的人。”

“我也是这样。这可不是智慧。你珍惜生命吗？”

“是的。”

“我也是。因为我只有生命。还要做做寿，”他大笑起来，“你可能比我聪明。你不做寿。”

我们都喝了一口酒。

“你到底怎么看待战争？”我问。

“我认为战争是愚蠢的。”

“哪一边会打赢？”

“意大利。”

“为什么？”

“这是个比较年轻的国家。”

“年轻的国家总能打赢吗？”

“一度是这样的。”

“然后又怎么样呢？”

“他们也成了比较老的国家了。”

“你说过你没有智慧。”

“好孩子，那不是智慧。那是愤世嫉俗。”

“我听起来倒是充满智慧。”

“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智慧。我可以给你举出反面的例子。不过也不算很糟糕。你的香槟喝完没有？”

“差不多了。”

“要不要再喝一点？然后就得换衣服去了。”

“也许不要再喝了吧。”

“你真不想再喝了吗？”

“是的。”他站起身来。

“我希望你非常走运，非常幸福，非常非常健康。”

“谢谢。希望你长生不老。”

“谢谢。我已经长寿了。你要是以后变得虔诚了，我死后请替我祈祷。我拜托了几位朋友这么做。我原以为自己会虔诚起来，但是没做到。”我想他苦笑了一下，不过我也说不准。他太老了，满脸皱纹，一笑起来全是皱纹，分不清层次。

“我也可能变得很虔诚，”我说，“无论如何，我会为你祈祷的。”

“我原以为自己会变得虔诚的。我的家人死时都很虔诚。但不知怎么回事，我就是虔诚不起来。”

“为时过早吧。”

“也许太晚了。我大概活得太久了，已经失去了虔诚心。”

“我只有夜里才有虔诚心。”

“那你也恋爱了。别忘了，那也是一种虔诚心。”

“你这样认为吗？”

“当然。”他朝桌子走了一步，“你能来打球，太好了。”

“我也很高兴。”

“我们一道上楼去吧。”

第三十六章

那天夜里来了场暴风雨，我醒来听见雨点敲击窗玻璃的声音。雨从敞开的窗口打进来。有人敲门了。我怕惊醒凯瑟琳，便悄悄走到门口，把门打开。酒吧侍者站在外边。他穿着大衣，手里拿着顶湿帽子。

“能跟你谈谈吗，中尉？”

“什么事？”

“很严肃的事。”

我朝四下望望。房间里很暗。我看到地板上有窗口飘进来的雨水。“进来吧。”我说。我拉着他的胳膊走进浴室；锁上了门，打开了灯。我坐在浴缸的边沿上。

“什么事，埃米利奥？你遇到麻烦啦？”

“不。是你遇到麻烦了，中尉。”

“是吗？”

“他们早上要来逮捕你。”

“是吗？”

“我特意来告诉你。我到城里去了，在一家咖啡馆听到他们在议论。”

“原来如此。”

他站在那儿，衣服湿了，手里拿着他那顶湿帽子，一声不响。

“他们为什么要逮捕我？”

“为了战争的什么事。”

“你知道是什么事吗？”

“不知道。不过我知道他们知道你以前在这儿是个军官，现在到这儿没穿军装。这次撤退后，他们什么人都逮捕。”

我考虑了一会儿。

“他们什么时候来逮捕我？”

“早上。我不知道具体时间。”

“你说我怎么办呢？”

他把帽子放在洗脸盆里。帽子湿透了，一直往地板上滴水。

“你要是什么都不怕，被逮捕也没关系。不过被捕总不是好事——尤其是现在。”

“我不想被逮捕。”

“那就到瑞士去吧。”

“怎么去？”

“划我的船去。”

“有暴风雨啊。”我说。

“暴风雨过去了。风浪很大，但是你们不会有事的。”

“我们什么时候走呢？”

“马上。他们也许一大清早就来逮捕你。”

“我们的行李怎么办？”

“收拾起来。叫你夫人穿好衣服。行李交给我吧。”

“你在哪儿等呢？”

“就在这儿等。我怕在外边走廊上让人看见。”

我打开门，关上，走进卧室。凯瑟琳醒了。

“什么事，亲爱的？”

“没事，凯特，”我说，“你想不想马上穿好衣服乘船去瑞士？”

“你想去吗？”

“不，”我说，“我想上床睡觉。”

“怎么回事？”

“酒吧侍者说他们早晨要来抓我。”

“侍者疯了吗？”

“没有。”

“那就赶快吧，亲爱的，穿好衣服就可以动身了。”她在床边坐了起来。她还是睡眼惺忪，“那个侍者待在浴室里吧？”

“是的。”

“那我就不梳洗了。请你转过脸去，亲爱的，我一会儿就穿好。”

她脱下睡衣时，我看到她洁白的背部，然后我就扭过头去，因为她叫我不要看。她怀着孩子，肚子有点大，就不想让我看见。我穿着衣服，听见雨敲打窗子的声音。我没有多少东西要装进手提包。

“你要是想放什么东西，凯特，我的提包里还有好多空地方。”

“我快收拾好了，”她说，“亲爱的，我太傻了，那个侍者为什么要待在浴室里？”

“嘘——他等着把我们的包提下去。”

“他太好啦。”

“他是个老朋友，”我说，“我有一次差一点给他寄去点烟斗烟丝。”

我朝敞开的窗子外边望着黑夜。我看不见湖，只看到黑夜和雨，但是风却平静了些。

“我准备好了，亲爱的。”凯瑟琳说。

“好的，”我走到浴室门口，“包在这儿，埃米利奥。”我说。侍者接过两只包。

“你帮我们真是太好了。”凯瑟琳说。

“这没什么，夫人，”侍者说，“我很愿意帮你们，这样我自己也不会招来麻烦。这么着吧。”他对我说。“我提着这些行李走员工楼梯下去，送到船上去。你们就假装散步出去。”

“这样的夜晚出去散步可真痛快啊。”凯瑟琳说。

“真是个糟糕的夜晚呀。”

“幸亏我有一把伞。”凯瑟琳说。

我们往走廊那头走去，从铺着厚地毯的宽楼梯上下了楼。楼梯底门旁，门房正坐在桌子后面。

他一见到我们，露出很惊讶的样子。

“你们不是要出去吧，先生？”他说。

“是的，”我说，“我们想到湖边看看暴风雨。”

“没有伞吗，先生？”

“没有，”我说，“这件大衣是防雨的。”

他怀疑地望望我的大衣。“我给你拿把伞吧，先生。”他说。他走开拿了把伞回来。“伞有点大，先生。”他说。我给了他一张10里拉的钞票。“噢，你太好了，先生。非常感谢。”他说。他把门打开，我们走到雨里去。他朝凯瑟琳笑笑，凯瑟琳也朝他笑笑。“别在暴风雨中待久了，”他说，“会给淋湿的，先生太太。”他是门房的副手，他的英语是从意大利语逐字翻译过来的。

“我们会回来的。”我说。我们打着那把大伞走下小径，穿过又暗又湿的花园，穿过一条路，来到沿湖搭有棚架的小径。风现在由岸上朝湖面刮。这是十一月又冷又湿的风，我知道山里已在下雪了。我们沿着码头走，经过许多用铁链拴着的小船，来到该是侍者停船的地方。石码头下边，湖水一片漆黑。侍者从一排树边走出来。

“提包放在船上了。”他说。

“我想把船钱付给你。”我说。

“你有多少钱？”

“不太多。”

“你以后寄给我好了。没关系。”

“多少钱？”

“你看着给吧。”

“跟我说个价吧。”

“你要是平安过去了，就给我寄500法郎吧。你要是平安到达了，不会在乎这点钱的。”

“好吧。”

“这是三明治。”他递给我一只小包。“酒吧间有的东西我都拿来了。全在这儿。这是一瓶白兰地和一瓶葡萄酒。”我把这些东西塞进我的提包里。“我把这些东西的钱付给你吧。”

“好的，给我50里拉吧。”

我把钱给了他。“白兰地是不错的，”他说，“不要怕给你太太喝。她还是上船吧。”他抓住船，船一起一伏地撞着石壁，我把凯瑟琳扶上船。她坐在船尾，用斗篷把自己裹了起来。

“你知道去什么地方吗？”

“沿湖北上。”

“你知道有多远吗？”

“要过卢伊诺。”

“要过卢伊诺、坎内罗、坎诺比奥、特兰扎诺。你只有到了布里萨戈，才算进入瑞士。你得穿过塔马拉山。”

“现在几点了？”凯瑟琳问。

“才十一点。”我说。

“你要是不停地划，早晨七点就该到那边了。”

“这么远吗？”

“三十五公里。”

“我们怎么走？这样的雨天，非得有罗盘仪不可。”

“不用。你划到贝拉岛。到了马德雷岛那边，就可以顺着风划。风会把你们带到帕兰扎。你可以看到灯光。然后靠近岸朝北走。”

“也许风会变向的。”

“不会，”他说，“这场风会这样刮上三天的。风是直接从马塔龙峰刮下来的。船上有个罐子可以舀水。”

“我现在就付点船钱给你吧。”

“不用。我还是冒个险吧。你要是平安到达了，就尽你所能付给我吧。”

“好吧。”

“我看你们是不会淹死的。”

“那就好。”

“顺风沿湖北上。”

“好的。”我上了船。

“旅馆的房钱你留下没有？”

“留下了。放在房间的一只信封里。”

“好的。祝你好运，中尉。”

“祝你好运。我们对你感激不尽。”

“你们要是淹死了，就不会感谢我了。”

“他说什么？”凯瑟琳问。

“他祝我们好运。”

“祝你好运，”凯瑟琳说，“非常感谢。”

“你准备好了吗？”

“好了。”

他弯下腰，把船推离岸边。我用双桨划着水，随即抬起一只手挥了挥。侍者摆摆手表示不必客气。我看到旅馆的灯光，把船直划了出去，直到灯光看不见了。湖上波涛汹涌，不过我们是顺风划行。

第三十七章

我在黑暗中划着船，一直让风迎面吹着我。雨已经停了，只是偶尔下上一阵。天很黑，风又冷。我看得见凯瑟琳坐在船尾，但是桨片划下去，却看不见湖水。桨很长，把柄上没有皮套，有时难免不滑出手。我划桨，上提，往前倾身，触水，往下压，往后扳，尽量省着力划。因为顺风，我并不用摆平桨面。我知道手上会起泡，可我还想尽可能晚点起泡。船身很轻，划起来不费劲。我在黑暗的湖面上划行着。什么也看不见，只希望能早一点到达帕兰扎的对面。

我们始终没看到帕兰扎。风在湖面上刮着，我们在黑暗中划过了遮蔽帕兰扎的岬角，所以一直看不到灯火。等我们终于在湖上北边很远的近岸处望见灯光时，就发现到了因特拉。但是有很长时间，既看不见灯光，也看不见湖岸，只是在黑暗中乘风破浪，不断地划桨。有时一个浪头把船掀起，我的桨碰不到水面。湖上浪很大，但是我还在继续划，突然船贴近岸边，一道石岬耸立在我们旁边。浪打在石岬上，冲得很高，然后落下来。我使劲扳着右桨，用左桨倒着划，才又回到湖面上；石岬看不见了，我们继续沿湖北上。

“我们过了湖了。”我对凯瑟琳说。

“我们不是要看到帕兰扎吗？”

“已经划过去了。”

“你怎么样，亲爱的？”

“挺好。”

“我可以划一阵。”

“不，我能行。”

“可怜的弗格森，”凯瑟琳说，“早晨她会来旅馆，发现我们走了。”

“这我倒不大担心，”我说，“我只担心能否在天亮前进入瑞士湖区，别让海关警卫看见。”

“还很远吗？”

“离这儿大约三十公里。”

我整夜都在划船。后来我的手太疼了，几乎握不住桨了。有几次撞到岸上，差一点把船撞破。我让船靠近岸边走，因为害怕在湖上迷失方向，延误时间。有时船离湖岸好近，可以望见一溜树木、湖滨的公路和后边的高山。雨停了，风驱走了乌云，月亮露出了脸，我回头一望，看见了卡斯塔尼奥拉那黑乎乎的长岬，白浪翻腾的湖面，以及湖后边高高雪山上的月色。后来乌云又把月亮遮住，高山和湖又消失了，不过现在比先前亮多了，我们看得见湖岸了。岸上的景物看得清清楚楚，我赶紧把船往湖上划，如果帕兰扎公路上有海关警卫的话，也好不让他们看见。月亮再露面时，我们可以看到湖滨山坡上的白色别墅，还有树隙间透露出的白色公路。我一直划个不停。

湖面越来越宽了，湖对面山脚下有些灯光，那应该是卢伊诺。我看到湖对岸高山间有个楔形的峡谷，我想那一定是卢伊诺。如果真是卢伊诺，我们的速度还真够快的。我收起了桨，朝座位上一靠。我划得极其疲惫。胳膊、肩膀和后背都在发痛，手也疼。

“我可以打着伞，”凯瑟琳说，“我们可以用伞当帆顺风行驶。”

“你会把舵吗？”

“我想会吧。”

“你拿着这把桨，夹在胳膊底下，紧挨着船边把舵，我来撑伞。”我回到船尾，教她如何拿桨。我拿起门房给我的那把大伞，面对船头坐下，把伞撑开。伞啪的一声打开了。伞柄勾住了座位，我双手拉住伞的边缘，跨坐在伞柄上。伞里鼓满了风，我感到船猛然往前加速了，便竭力抓住伞的边缘。伞拽得很紧。船在快速行进。

“船行驶得太棒了。”凯瑟琳说。我只看得见伞的骨架。伞给风绷得紧紧的，直往前拽，我觉得我们在跟着伞前进。我使劲蹬住双脚，紧紧拽住伞，突然伞一歪，我感觉一根伞骨啪的一声打在我的前额上，当我伸手去抓那被风刮歪的伞顶时，整个伞给吹翻了，本来我一直抓着一个灌满风的帆，现在却跨在一个里朝外的破伞的柄上。我把勾在座位上的伞柄解下来，把伞搁在船头，回到凯瑟琳那儿去拿桨。她在大笑。一把抓住我的手，笑个不停。

“怎么啦？”我接过桨。

“你抓着那东西的样子真滑稽。”

“我想是吧。”

“别生气，亲爱的。太滑稽啦。你看上去有二十英尺宽，抓着伞的边缘，显得好亲密啊——”她笑得喘不过气来。

“我来划吧。”

“休息一下，喝一点酒。这是个了不起的夜晚，我们赶了好远的路。”

“我得让船避开浪谷。”

“我给你倒杯酒。你得稍微休息一下，亲爱的。”

我举起双桨，划着船前进。凯瑟琳打开提包。拿出白兰地瓶子递给我。我用折刀撬开瓶塞，喝了一大口。酒味醇和，热辣辣的，热气透过全身，我感觉暖和快活起来。“这白兰地真不错。”我说。月亮又躲起来了，但是我看得见湖岸。前边似乎又有个小岬，深深地伸入到湖中。

“你觉得暖和吗，凯特？”

“我挺好。只是身子有点发僵。”

“把水舀出去，你可以把脚放下来。”

随后我又划船，听着桨声、划水声和船尾座位下传来的白铁罐子的舀水声。

“把舀水罐子递给我好吗？”我说，“我想喝口水。”

“罐子太脏了。”

“没关系。我来洗一洗。”

我听见凯瑟琳在船边洗罐子的声音。随后她把罐子汲满水，递给了我。我喝了白兰地口很渴，而湖水又冰凉，冰得牙齿发痛。我朝岸边望望。我们离那长岬更近了。前头湖湾上有灯光。

“谢谢。”我说，把铁罐子递回去。

“别客气，”凯瑟琳说，“你想喝，水多着呢。”

“你不想吃点东西吗？”

“不想。我过一阵才会饿。我们留到那时候吃吧。”

“好的。”

先前看上去像个小岬的地方，原来是个又长又高的陆岬。我往湖里划了很远，才绕了过去。湖面现在狭窄多了。月亮又出来了，海关警察要是注意观察，就能看到我们的船黑乎乎地待在湖面上。

“你怎么样，凯特？”我问。

“我挺好。我们到哪儿啦？”

“我想我们大不了还有八英里。”

“划起来可挺远的，可怜的宝贝。你没累坏吧？”

“没有。我还行，只不过手有些痛。”

我们继续往湖北面划。右岸的山上有一个缺口，露出一条低平的湖岸线，我想那一定是坎诺比奥。我把船划得离岸远远的，因为从现在起很有碰上海关警察的危险。前方对岸有一座圆顶的高山。我太疲惫了。划起来距离并不算远，但是人若不在状态，那就显得远了。我知道我必须过了那座高山，再往北划至少五英里，才能进入瑞士水域。现在月亮快要下去了，但是还没等它落下，天空又阴云密布，变得一片黑暗。我把船使劲往湖里划，划一会，歇一会，抬起双桨，让风吹着桨叶。

“让我来划一会儿吧。”凯瑟琳说。

“我想不该让你划。”

“瞎说。划一划对我有好处。可以使我不至于身子发僵。”

“我想你不能划，凯特。”

“瞎说。适度的划船对孕妇很有好处。”

“好吧，你就适度地划一会儿。我先回船尾，你再过来。你过来时，双手抓住船舷。”

我披上大衣，翻起衣领，坐在船尾看凯瑟琳划船。她划得挺好，只是桨太长，有点不顺手。我打开提包，吃了两块三明治，喝了一口白兰地。这一来精神好多了，我又喝了一口酒。

“你累了就说一声，”我说，“当心点，别把桨撞到肚子上。”

“要是撞到了，”凯瑟琳说，“那人生就简单多了。”

我又喝了一口白兰地。

“你怎么样啦？”

“挺好。”

“你想歇一歇就说一声。”

“好的。”

我又喝了一口白兰地，然后抓住两边的舷缘，往前移动。

“别。我划得挺好啊。”

“回到船尾去。我休息够了。”

借助白兰地的力量，我轻松而沉稳地划了一阵。随后我就一桨深一桨浅地没了准头，不久便乱划一气，因为喝了白兰地后划得过猛，嘴里涌起一股淡淡的褐色胆汁味。

“给我点水喝好吗？”我说。

“这好办。”凯瑟琳说。

天还没亮，下起毛毛雨来。风不知是停了，还是被弯曲的湖岸边的高山挡住了。我一发觉天快亮了，便专心地划起船来。我不知道我们到了什么地方，一心想进入瑞士的水域。天开始放亮时，我们离湖岸很近了。我望得见那岩岸和树木。

“那是什么？”凯瑟琳说。我停桨倾听。发现一条小汽艇在湖上突突突地行驶。我赶紧把船划近岸边，静悄悄地趴在那儿。那突突声来得更近了，随即便看见那汽艇在雨中行驶，离我们的船尾不远。汽艇尾部有四名海关警察，阿尔卑斯山式的帽子拉得低低的，斗篷的领子往上翘着，背上斜挂着卡宾枪。一大清早，他们看上去个个昏昏欲睡。我看得见他们帽子上的黄色和斗篷领子上的黄色徽标。汽艇突突地开过去，在雨中消失了。

我把船朝湖中划去。要是我们离边境很近了，我可不想让湖滨公路上的哨兵叫住。我让船处在刚能看到湖岸的位置，在雨中划了三刻钟。我们又听见了汽艇声，我连忙把船停下来，直到引擎声在湖那边消失。

“我想我们到瑞士了，凯特。”我说。

“真的吗？”

“这也难说，除非见到瑞士的陆军部队。”

“或者瑞士的海军。”

“瑞士海军对我们可不是好玩的。我们最后听到的那艘汽艇，可能就是瑞士海军的。”

“要是我们真到了瑞士，就好好吃一顿早餐吧。瑞士有非常好的面包卷、黄油和果子酱。”

天已经大亮，又下着蒙蒙细雨。湖北边还刮着风，我们眼见着滔滔白浪从我们这里腾起，朝湖北边翻卷。我敢肯定，我们现在到了瑞士。湖滨树木后边有许多房屋，离岸不远处还有一个村庄，村里有些石砌房屋，山上有些别墅，还有一座教堂。我一直在往湖滨公路上张望，看有没有卫兵，但是一个也没看到。公路现在离湖很近，我看见一名士兵从路边一家咖啡店走出来。他身穿灰绿色的军装，头戴德国兵的帽盔。他长着一张看上去很健康的面庞，留着一撮牙刷般的小胡子。他朝我们望望。

“朝他招招手。”我对凯瑟琳说。凯瑟琳招招手，那士兵尴尬地笑了笑，也招了招手。我放慢了划船速度。我们正经过村前的水边。

“我们一定深入到瑞士境内了。”我说。

“我们要有把握才行，亲爱的。可别让他们把我们从边境线上押回去。”

“边境线早过了。我想这就是海关边镇。我相信这准是布里萨戈。”

“这儿不会有意大利军警吧？海关边镇通常驻有两国军警。”

“战时可没有。我想他们不会让意大利军警过境的。”

这是个相当漂亮的小镇。码头上泊着许多渔船，渔网摊在架子上。虽然下着十一月的蒙蒙细雨，但是小镇看起来又欢快又干净。

“那我们该上岸吃早饭吧？”

“好的。”

我用力划左桨，向岸上靠近，随即把船拉直，往码头靠拢，然后把船打横，靠上码头。我收起桨，抓住码头上的一个铁环，踏上湿淋淋的石码头，算是到了瑞士。我拴好船，伸手去拉凯瑟琳。

“上来吧，凯特。感觉真开心。”

“行李怎么办？”

“放在船上吧。”

凯瑟琳上了岸，我们一起到了瑞士。

“多美丽的国家呀。”她说。

“不是很棒嘛？”

“我们去吃早饭吧！”

“这不是个很棒的国家吗？我喜欢我脚底走路的感觉。”

“我人都僵了，脚底下感觉不大灵敏。不过我觉得这是个好棒的国家。亲爱的，你有没有意识到我们来到了这儿，离开了那个该死的地方？”

“意识到了。我真的意识到了。我从前什么也意识不到。”

“瞧瞧那些房子。那不是个很好的广场吗？我们可以到那儿去吃早饭。”

“这雨下得不是很好吗？意大利从没下过这样的雨。这雨下得多带劲呀。”

“我们到这儿了，亲爱的！你意识到我们到这儿来了吗？”

我们进了咖啡店，在一张干净的木桌旁坐下。我们兴奋得如醉如痴。一个仪态优雅、模样清净、围着围裙的妇人过来问我们要吃什么。

“面包卷、果酱和咖啡。”凯瑟琳说。

“对不起，战争时期我们没有面包卷。”

“那就面包吧。”

“我可以给你们烤面包。”

“好的。”

“我还要几个煎鸡蛋。”

“先生来几个？”

“三个。”

“来四个吧，亲爱的。”

“四个鸡蛋。”

那妇人走开了。我亲亲凯瑟琳，紧紧握住她的手。我们相互望望，又瞧瞧咖啡店。

“亲爱的，亲爱的，这不是太好了吗？”

“棒极了。”我说。

“我不在乎有没有面包卷，”凯瑟琳说，“我整夜都想着要吃面包卷。但是我不在乎。我一点也不在乎。”

“我想他们很快就要来抓我们了。”

“不要紧，亲爱的。我们先吃早饭。吃了早饭被抓走没什么大不了的。那时候他们也不能拿我们怎么样。我们是堂堂正正的英国和美国公民。”

“你有护照吧？”

“当然有。噢，我们别谈这事了。还是开心点吧。”

“我是再开心不过了。”我说。一只胖灰猫竖起羽毛似的尾巴，穿过地板来到我们桌前，弓起身子靠在我的腿上，每摩擦一下就要呼噜一声。我伸手去抚摸它。凯瑟琳十分开心地对我笑笑。“咖啡来了。”她说。

早饭后他们逮捕了我们。我们先到村里散了一会步，然后到码头去取行李。一名士兵正守着我们的小船。

“这是你们的船吗？”

“是的。”

“你们从哪儿来的？”

“从湖上来的。”

“那我得请你们跟我走。”

“行李怎么办？”

“你们可以带上。”

我拎着提包，凯瑟琳走在我旁边，士兵跟在我们后面，一起朝老海关走去。海关里有一名中尉，人很瘦，很有军人气质，他来审问我们。

“你们是什么国籍？”

“美国和英国。”

“给我看看护照。”

我把我的护照递给他，凯瑟琳从皮包里掏出她的护照。

他查看了好长时间。

“你为什么要这样划着船到瑞士来？”

“我是个爱好运动的人，”我说，“划船是我最喜爱的运动。我一有机会就划船。”

“你为什么上这儿来？”

“来搞冬季运动。我们是游客，想搞冬季运动。”

“这儿可不是搞冬季运动的地方。”

“这我们知道。我们想去有冬季运动的地方。”

“你们在意大利是做什么的？”

“我学建筑。我表妹学美术。”

“为什么离开那里？”

“我们想搞冬季运动。那边在打仗，没法学建筑。”

“请你们在这里等一等。”中尉说。他拿着我们的护照回到房里。

“你太棒了，亲爱的，”凯瑟琳说，“就坚持这个说法。你要搞冬季运动。”

“你懂点美术知识吧？”

“鲁本斯[114]。”凯瑟琳说。

“画的人物又大又肥。”我说。

“提香[115]。”凯瑟琳说。

“提香画中的橙红色头发，”我说，“曼特尼亚[116]怎么样？”

“别问太难的，”凯瑟琳说，“不过我对他有所了解——非常冷酷。”

“非常冷酷，”我说，“画了很多钉眼[117]。”

“你瞧我可以给你做个好妻子，”凯瑟琳说，“我要能和你的顾客谈美术。”

“他来了。”我说。瘦削的中尉拿着我们的护照，从海关屋子的那一头走来。

“我得把你们送到洛迦诺去，”他说，“你们可以乘上马车，由一名士兵和你们一道去。”

“好吧，”我说，“船怎么办？”

“船给没收了。你们的提包里有什么东西？”

他把两只包检查了一番，把那四分之一瓶白兰地举在手里。“跟我喝一杯吧？”我问。

“不啦，谢谢，”他挺直身子，“你身上有多少钱？”

“2500里拉。”

他一听顿生好感：“你表妹呢？”

凯瑟琳有1200里拉多一点。中尉很高兴。他对我们的态度不像刚才那么傲慢了。

“你要是想搞冬季运动，”他说，“文根是个好地方。我父亲在文根开了一家上好的旅馆。一直都在营业。”

“那太好了，”我说，“你能把旅馆的名字告诉我吗？”

“我给你写在一张卡片上。”他很有礼貌地把卡片递给我。

“士兵会把你们送到洛迦诺。他会替你们保管护照。我很抱歉，这是必不可少的手续。到了洛迦诺，他们很可能发给你一张签证，或者是一张警方许可证。”

他把两份护照交给士兵，我们拎起提包到村里去叫马车。“喂。”中尉对那士兵喊道。他用德国土语对士兵说了点什么。士兵背上枪，拎起了背包。

“这是个了不起的国家。”我对凯瑟琳说。

“非常实际。”

“非常感谢。”我对中尉说。他摆摆手。

“为你服务！”他说。我们跟着士兵进了村。

我们乘坐马车往洛迦诺驶去，士兵和车夫一起坐在前座上。到了洛迦诺，事情办得倒还顺利。他们盘问了我们，不过还挺客气，因为我们有护照也有钱。依我看，我们说的话他们压根儿不相信，我自己也觉得很荒谬，不过倒是很像在法庭上。你不需要考虑合理不合理，而只要法律上讲得过去，然后就坚持下去，不必加以解释。我们有护照，又愿意花钱。所以他们给了我们临时签证。这签证随时可以吊销。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得向警察报告。

我们能想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吗？是的。我们想去哪儿呢？

“你想去哪儿，凯特？”

“蒙特勒[118]。”

“那是个很好的地方，”官员说，“我想你们会喜欢那地方的。”

“洛迦诺这儿就是个很好的地方，”另一位官员说，“我想你们一定会非常喜欢洛迦诺这地方的。洛迦诺是个很迷人的地方。”

“我们想找个有冬季运动的地方。”

“蒙特勒可没有冬季运动。”

“你说什么呀，”另一位官员说，“我就是蒙特勒人。在蒙特勒—伯尔尼高地铁路沿线就绝对有冬季运动。你否认这一点是没有根据的。”

“我没有否认。我只是说蒙特勒没有冬季运动。”

“我对此提出异议，”另一位官员说，“我对你的说法提出异议。”

“我坚持这么说。”

“我对这说法提出异议。我本人就乘小雪橇进入蒙特勒的街道。而且不止一次，而是好几次。乘小雪橇当然算冬季运动。”

另一个官员转向我。

“你认为乘小雪橇算是冬季运动吗，先生？跟你说吧，你在洛迦诺这儿会觉得很舒服的。你会发现这儿的气候有益于健康，你会发现这儿的环境幽美迷人。你会非常喜欢这儿的。”

“这位先生表示想要去蒙特勒。”

“乘小雪橇是怎么回事？”我问。

“你瞧他还从没听说过乘小雪橇！”

这对第二位官员来说可是很重要的。他听了十分高兴。

“小雪橇，”第一位官员说，“就是平底雪橇。”

“恕我不敢苟同，”另一位官员摇摇头，“我又得提出不同意见。平底雪橇和小雪橇大不相同。平底雪橇是在加拿大用平板做成的。小雪橇是装有滑板的普通雪橇。讲究精确还是很重要的。”

“我们不能乘平底雪橇吗？”我问。

“当然能，”第一位官员说，“你完全可以乘平底雪橇。蒙特勒有很好的平底雪橇出售。奥克斯兄弟公司就卖这种雪橇。他们特地进口平底雪橇。”

第二位官员转过脸去。“乘平底雪橇，”他说，“得有专门的滑雪道。你总不能乘平底雪橇滑到蒙特勒的大街上吧。你们现在住在这里什么地方？”

“我们还不知道，”我说，“我们刚乘车从布里萨戈赶来。马车还停在外边。”

“你们去蒙特勒是没错的，”第一位官员说，“你们会发现这儿的天气又美丽又宜人。你们要搞冬季运动，用不着跑多远。”

“你们若是真要搞冬季运动，”第二位官员说，“就该到恩加丁或者缪伦。我反对有人建议你们去蒙特勒搞冬季运动。”

“蒙特勒北面的莱萨旺可以进行各种很好的冬季运动。”蒙特勒的支持者对他的同事怒目而视。

“先生们，”我说，“我们恐怕得走了。我表妹很累了。我们就到蒙特勒试试看。”

“我祝贺你。”第一位官员握握我的手。

“我想你们离开洛迦诺会后悔的，”第二位官员说，“不管怎么说，你都得向蒙特勒的警察局报到。”

“警察局不会跟你们过不去的，”第一位官员向我担保说，“你们会发现所有的居民都非常客气友好。”

“非常感谢你们二位，”我说，“非常感激你们的指点。”

“再见，”凯瑟琳说，“非常感谢你们二位。”

他们躬身把我们送到门口，洛迦诺的支持者有点冷淡。我们下了台阶，上了马车。

“天哪，亲爱的，”凯瑟琳说，“难道我们就不能早点走吗？”我把其中一位官员推荐的旅馆名字告诉了车夫。他拉起了马缰绳。

“你已经忘了军队。”凯瑟琳说。那士兵还站在马车旁。我给了他一张十里拉钞票。“我还没有瑞士钞票。”我说。他谢谢我，行了个礼走了。马车出发了，朝旅馆驶去。

“你怎么会选中蒙特勒的？”我问凯瑟琳，“你真想去那儿吗？”

“这是我能想到的第一个地方，”她说，“那地方不错。我们可以在山上找个地方住。”

“你困了吗？”

“我现在就睡着了啊。”

“我们要好好睡一觉。可怜的凯特，你熬过了一个艰苦的漫漫长夜。”

“我觉得挺开心的，”凯瑟琳说，“尤其是你撑着伞行驶的时候。”

“你意识到我们已经到了瑞士吗？”

“不，我就怕醒来时发现不是真的。”

“我也是。”

“这是真的吧，亲爱的？我不是坐着车子到米兰站给你送行吧？”

“希望不是。”

“别那么说。这样说让我惊慌。也许那正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我昏昏沉沉的，什么也不知道。”我说。

“让我看看你的手。”

我伸出手去。两手都起了水疱。

“我肋旁可没有钉痕[119]。”我说。

“不要亵渎。”

我觉得很累，脑子迷迷糊糊。原先的兴奋劲全消失了。马车顺着街道行驶。

“可怜的手。”凯瑟琳说。

“别碰，”我说，“老天作证，我真不知道我们究竟到哪儿了。我们去哪儿呀，车夫？”车夫勒住马。

“去大都会大饭店。难道你不想去那儿吗？”

“想去，”我说，“没事了，凯特。”

“没关系，亲爱的。别烦恼。我们要好好睡一觉，明天你就不会头晕了。”

“我晕晕乎乎的，”我说，“今天就像一场滑稽戏。也许我饿了。”

“你不过是累了，亲爱的。你会没事的。”马车停在饭店门前。有人出来帮着拿行李。

“我觉得没事。”我说。我们走下人行道，往饭店走去。

“我知道你会没事的。你只是累了，你好久没睡觉了。”

“我们总算到了。”

“是的，我们真的到了。”

我们跟着提行李的伙计走进饭店。

第五部

第三十八章

那年秋天雪下得很晚。我们住在山坡松林中的一栋褐色木屋里，夜里下了霜，梳妆台上的两只水罐在早上便结了一层薄冰。古丁根夫人一大早就进房来，关上窗子，在一个高瓷炉里生起火来。松木噼里啪啦作响，冒出火花，随即炉火便熊熊燃烧，古丁根夫人第二次进来时，就拿来了烧火用的大块木头和一罐热水。等房间暖和起来，她端来了早饭。我们坐在床上吃饭时，可以望见外面的湖[120]和湖对面法国那边的山。山顶上积着雪，湖水则是灰蒙蒙的钢青色。

外边，在这瑞士农舍前，有一条上山的路。车辙和两边的棱都被霜冻得像铁一样坚硬，小路不断地往上爬，穿过森林，绕到山上，来到一片草地上，草地靠森林边上有仓房和木屋，俯瞰着山谷。山谷很深，谷底有一条溪水，向下流入湖中，风从山谷那边吹来，可以听见岩石间淙淙的水声。

有时我们离开小路，踏上穿过松林的小径。森林里的地面走起来软绵绵的；霜把山路冻结了，却没有把这儿冻结。我们不大在乎山路的坚硬，因为我们靴子的前后跟都有钉子，后跟上的钉子扎进冰冻的车辙，走在山路上倒是很舒适，也很带劲。不过在森林里走路，也是很惬意的。

我们住房的前面，山路很陡地通到湖边的小平原，我们坐在洒满阳光的门廊上，看见山路沿着山坡蜿蜒而下，低一点山坡上的梯田形葡萄园里，随着冬季来临，葡萄藤都已凋零，田园中间用石墙隔开，而葡萄园底下便是镇上的房屋，沿着湖滨形成一片狭窄的平地。湖中有一个小岛，岛上有两棵树，看上去就像渔船的双帆。湖对面山峰陡峭险峻，湖的尽头就是罗纳河河谷，那是夹在两道山脉之间的一片平川；河谷上游被山峰切断的地方，就是南牙峰。那是一座白雪皑皑的高山，俯视着河谷，不过距离太远，没有投下阴影。

阳光明媚的时候，我们就在门廊上吃饭，其余时间都在楼上的小房间里吃，房间四面都是朴实无华的木壁，角落里有一个大火炉。我们在城里买来书和杂志，还买了一本《霍伊尔牌戏大全》，学会了不少两人玩的牌戏。那个装炉子的小房间就是我们的起居室。里头有两把舒适的椅子，一张放书和杂志的桌子，饭桌收拾干净后，我们就在上面玩牌。古丁根夫妇住在楼下，我们晚上有时听见他们在说话，他们在一起也很幸福。男的原是旅馆的侍者领班，女的在同一家旅馆当女侍，他们存了钱买下这个地方。他们有个儿子，正在学习当侍者领班。目前他在苏黎世一家旅馆当学徒。楼底下有个客厅，夫妇俩在那里卖葡萄酒和啤酒，晚上有时候我们能听见外边路上有马车停下来，车上的人走上台阶到客厅里喝酒。

起居室外边的走廊里有一箱木头，我用这箱木头确保炉火不灭。不过我们夜里并不熬得太晚。我们在大卧室里摸黑上床睡觉，我脱了衣服，就打开窗子，看看夜色、寒星和窗下的松树，然后尽快上床。空气又冷又清新，窗外夜色苍茫，躺在床上着实舒服。我们睡得很香，要是夜间醒来，那就只有一个原因，我会把羽毛褥垫扯掉，动作非常轻柔，免得把凯瑟琳惊醒，然后又睡着了，暖暖和和的，盖的被子少了一点，觉得轻松了一些。战争似乎离得很远了，好像是别人大学里举行的足球比赛。不过我从报纸上得知，因为还没有下雪，山里还在打仗。

有时我们从山上下来，走到蒙特勒。下山有一条路，但是路很陡，因此我们通常上了那条路，然后走到田野间那条又宽又硬的路上，接着又往下在葡萄园的石墙中间走，再往下就沿路在村里的房屋间走了。那儿有三个村子：切尔尼克斯，丰塔尼凡，还有一个名字我忘了。我们沿途经过一座古老的方形石头城堡，矗立在山坡边一个岩脊上，山坡上有一层层的葡萄园，每棵葡萄都绑在一根木杆上，撑着葡萄藤，葡萄藤都已干枯，变成了褐色，泥土在等着下雪，底下的湖面平平的，呈现钢一般的灰色。城堡往下，下山的路有一段很长的坡路，然后向右拐弯，路面用卵石铺成，陡陡地朝下通到蒙特勒。

我们在蒙特勒没有一个熟人。我们沿着湖边走，看到了天鹅，还有许多海鸥和燕鸥，等你一走近，它们就忽啦啦地飞起来，一边俯视着水面，一边尖声地啼叫。湖中有一群群的䴙䴘，又小又黑，在湖上游动时，后面留下一道道水痕。我们沿城里的大街走着，一边朝店铺的橱窗里张望。许多大饭店都关门了，但是商店大多都还开着，人们见到我们都很高兴。那里有家很好的发廊，凯瑟琳总去那儿做头发。开发廊的女人性情非常开朗，是我们在蒙特勒所认识的唯一一个人。凯瑟琳去发廊的时候，我到一家啤酒店去喝慕尼黑黑啤酒，看看报纸。我看的是意大利的《晚邮报》和从巴黎转来的英美报纸。报上一概不准刊登广告，据说为了防止有人以这种方式跟敌人私通消息。报纸读起来不是滋味。情况到处都很糟糕。我背靠椅子坐在一个角落里，面前放着一大杯黑啤酒和一包打开的光面纸包装的椒盐卷饼，一边吃咸卷饼来下啤酒，一边看战事灾难新闻。我以为凯瑟琳会过来，但她并没有来，我只好把报纸放回架子上，付了啤酒钱，上街去找她。天又冷又暗，一派寒冬景象，连房子的石头看上去也是冰冷的。凯瑟琳还在发廊。女美发师在给她烫头发。我坐在小间里观看。这样看着真让人兴奋，凯瑟琳笑盈盈的，跟我说话，我因为兴奋，嗓音有点嘶哑。卷发钳发出悦耳的嗒嗒声，我可以从三面镜子里看到凯瑟琳，待在小间里真是又温暖又舒服。接着美发师把凯瑟琳的头发向上梳好，凯瑟琳往镜子里瞧瞧，作了一点调整，把发夹抽掉几个，又在别处插上几个；然后站起身来。“对不起，花了这么长时间。”

“先生很感兴趣。难道不是吗，先生？”女人笑道。

“是的。”我说。

我们出来走到街上。天气又冷又凄寒，还刮起了风。“噢，亲爱的，我太爱你了。”我说。

“我们不是过得很快活吗？”凯瑟琳说，“哎，我们找个地方去喝啤酒，不喝茶。这对小凯瑟琳很有好处。能让她长得小巧。”

“小凯瑟琳，”我说，“这个小懒虫。”

“她一直很乖，”凯瑟琳说，“一点都不烦人。医生说啤酒对我有好处，能让她长得小巧。”

“你要是让她长得小巧，而她又是个男孩，将来也许能当骑师。”

“我们要是真把这孩子生下来，我想我们应该结婚呀。”凯瑟琳说。我们来到了啤酒店，坐在角落里的桌子边。外边天渐渐黑了。其实时间还早，只是天已经暗下来，暮色又早早降临了。

“我们现在就结婚吧。”我说。

“不，”凯瑟琳说，“现在太尴尬了。我这模样太显眼了。处于这种状态，我不会当着任何人的面结婚。”

“我们要是结过婚就好了。”

“我觉得那样会好一些。不过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结婚呢，亲爱的？”

“我不知道。”

“有一点我知道。我可不要在这大腹便便的状态下结婚。”

“你并不大腹便便呀。”

“噢，我是的，亲爱的。美发师问我这是不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我撒谎说不是的，我们生过两男两女。”

“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呢？”

“等我瘦下来，什么时候都行。我们要办一个壮观的婚礼，让人人认为我们是一对漂亮的年轻夫妇。”

“你不担忧吗？”

“亲爱的，我为什么要担忧呢？我只有一次感到不好受，就是在米兰那次，我觉得自己像个妓女，不过那种感觉只持续了七分钟，再说主要还是因为房间里的陈设。难道我不是个好妻子吗？”

“你是个可爱的妻子。”

“那就别太拘泥形式了，亲爱的。我一瘦下来就跟你结婚。”

“好吧。”

“你看我是不是应该再喝一杯啤酒？医生说我的臀部太窄，我们最好让小凯瑟琳长得小巧一点。”

“他还说了什么？”我担心起来。

“没说什么。我的血压很棒，亲爱的。他对我的血压大为赞赏。”

“对你臀部太窄，他是怎么说的？”

“没说什么。什么也没说。他说我不能滑雪。”

“很有道理。”

“他说我要是以前从没滑过雪，现在再滑就太晚了。他说我可以滑雪，只要不摔跤。”

“他是个好心人，就爱开玩笑。”

“他人真是挺好。我们生孩子的时候，就找他接生吧。”

“你有没有问他你该不该结婚？”

“没有。我跟他说我们已经结婚四年了。你知道，亲爱的，我要是嫁给了你，我就是美国人了，不管什么时候我们根据美国法律结婚，孩子就是合法的。”

“你这是从哪儿得知的？”

“从图书馆的纽约《世界年鉴》上看到的。”

“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姑娘。”

“我很喜欢做美国人，我们要去美国吧，亲爱的？我想去看看尼亚加拉大瀑布。”

“你是个好姑娘。”

“还有个地方我想去看看，但是一时想不起来了。”

“屠宰场[121]吗？”

“不是。我想不起来了。”

“伍尔沃思大厦[122]？”

“不是。”

“大峡谷？”

“不是。但是大峡谷看看也行。”

“那是什么？”

“金门[123]！我想看的就是金门。金门在哪儿？”

“旧金山。”

“那我们就去那儿吧。反正我想看看旧金山。”

“好的。我们就去那儿。”

“现在我们回山上去吧。好吗？我们能不能赶上蒙特勒到伯尔尼高地的火车？”

“五点多一点有一班。”

“我们就乘这一班吧？”

“好的。我先再喝一杯啤酒。”

我们出了酒店走上街，爬上到车站的楼梯，天气非常冷。一股寒风从罗纳河谷刮来。商店橱窗里亮着灯，我们爬上陡峭的石阶来到上边一条街，然后又爬了一段楼梯到了火车站。电动火车在那里等着，车里的灯都开着。那里有个钟盘，显示着开车的时间。上面的指针指向五点十分。我看着车站的钟。五点零五分。我们上车时，我看见司机兼列车长从车站的酒店里出来。我们坐下来，打开窗子。火车用电气取暖，有些闷热，不过窗外有新鲜的冷空气吹进来。

“你累了吧，凯特？”我问。

“不累。我感觉很好。”

“路程不太远。”

“我喜欢乘车，”她说。“别为我担心，亲爱的。我感觉很好。”

直到圣诞节前三天，才开始下雪。一天早晨，我们醒来发现下雪了。炉子里的火呼呼燃烧，我们待在床上，看着外边雪花飞扬。古丁根夫人收走了早饭的盘子，往炉子里又添了些木柴。这是场大暴风雪。她说半夜左右就开始下了。我走到窗前，往外看去，可路的对面就看不清了。狂风呼啸，大雪纷飞。我回到床上，我们躺下来说话。

“我要是能滑雪就好了，”凯瑟琳说，“不能滑雪真是太糟糕了。”

“我们去弄部连橇来，到路上去滑滑。对你来说，这不会比乘车还糟糕吧。”

“不会颠得很厉害吧？”

“滑滑看吧。”

“希望不要颠得太厉害。”

“过一会儿我们到雪上走走。”

“中饭前去吧，”凯瑟琳说，“这样可以开开胃口。”

“我总觉得饿。”

“我也是。”

我们来到雪地里，但是雪花纷飞，我们没法走太远。我在前头走，踩出一条通往车站的小路，可是等到了车站，就再也走不下去了。大雪飘舞，我们什么也看不见，于是我们便走进车站旁边的一家小酒店，拿一把刷帚扫去彼此身上的雪，然后坐在一张长凳上喝味美思。

“真是一场大暴风雪。”酒吧女侍说。

“是的。”

“今年雪下得很晚。”

“是啊。”

“我可以吃块巧克力吗？”凯瑟琳问，“是不是离午饭时间太近了？我总是饿得慌。”

“吃一块吧。”我说。

“我要一块榛子巧克力。”凯瑟琳说。

“那是很好吃的，”女侍说，“我最喜欢吃了。”

“我要再来一杯味美思。”我说。

我们出了酒店往回走，来时踏出的小径又被雪淹没了。先前的脚印只有依稀可见的痕迹。雪扑面而来，我们几乎什么都看不见。我们拍去身上的雪，进屋去吃中饭。古丁根先生端来了饭。

“明天可以滑雪，”他说，“你滑雪吗，亨利先生？”

“我不会。但是我想学学。”

“学起来很容易。我儿子回来过圣诞节，他会教你的。”

“那太好了。他什么时候回来？”

“明天晚上。”

饭后我们坐在小屋的炉子边，望着窗外的飞雪，凯瑟琳说：“亲爱的，你不想一个人到什么地方去跑一趟，和男人们一起滑滑雪吗？”

“不。我为什么要去呢？”

“我想你除了我以外，有时还会想要见见别人。”

“你想见见别人吗？”

“不想。”

“我也不想。”

“我知道。但是你不同。我怀着孩子，所以不做什么事也心安理得。我知道我现在笨得很，嘴又唠叨，我想你该出去走走，这样就不至于厌烦我。”

“你想让我走开吗？”

“不。我想让你待着不走。”

“我就想待着不走的。”

“你过来，”她说，“我想摸摸你头上的那个包。这是个大包。”她用手指摸了摸。“亲爱的，你想留胡子吗？”

“你想让我留吗？”

“那也许很有趣。我想看看你留胡子的模样。”

“好的。那我就留。这就开始留。这是个好主意。这样我就有点事情做了。”

“你因为没有事做而发愁吗？”

“不。我喜欢这种生活。我生活得很好。难道你过得不好吗？”

“我过得很开心。不过我现在肚子大了，就担心也许会惹你厌烦。”

“噢，凯特。你不知道我爱你都爱得发疯了。”

“就我这样子？”

“就你这样子。我生活得很好。我们不是生活得很开心吗？”

“我过得很开心，不过我怕你会感到腻烦。”

“不。有时我也想知道前线和朋友们的消息，但是我并不发愁。我什么事也不多想。”

“你想知道谁的消息呢？”

“里纳尔迪、牧师和许多我认识的人。不过我没有多去想他们。我不愿想起战争。我和战争没有关系了。”

“你现在在想什么呢？”

“什么也没想。”

“不，你在想。告诉我。”

“我在想里纳尔迪有没有染上梅毒。”

“就这一件事吗？”

“是的。”

“他染上梅毒了吗？”

“我不知道。”

“我很高兴你没染上。你得过这一类的病没有？”

“我得过淋病。”

“这我可不想听。很痛吗，亲爱的？”

“很痛。”

“我也得过就好了。”

“不，别这么想。”

“我就想。我想跟你一样得过。我想把你玩过的妞儿也都玩一玩，这样我就可以拿她们来取笑你。”

“那倒是很奇妙的景象啊。”

“染上淋病可不是什么奇妙的景象。”

“这我知道。你瞧现在下雪了。”

“我宁愿看你。亲爱的，你为什么不把头发留起来？”

“怎么个留法？”

“留得稍微长一点。”

“现在够长了。”

“不，再留长一点，我可以把我的剪短，这样我们就一样了，只不过一个是黄头发，一个是黑头发。”

“我不让你剪短。”

“这会很有趣的。我讨厌长头发。夜里在床上讨厌极啦。”

“我喜欢长头发。”

“你不喜欢短点吗？”

“也许会喜欢。我喜欢现在这样子。”

“剪短也许很好。这样我们俩就一样了。噢，亲爱的，我太需要你，我想自己就是你。”

“你就是我。我们俩是一个人。”

“这我知道。夜里我们就是一个人。”

“夜晚真美妙。”

“我想要我们的一切都融为一体。我不要你走。我只是这么说说。你真想走，就走吧。不过要快点回来。唉，亲爱的，我一不跟你在一起，就活得没有劲。”

“我永远都不会走开，”我说，“你不在的时候，我也同样糟糕。我活得一点劲都没有。”

“我想要你活得带劲。我要你有美好的生活。不过我们要一起享有美好的生活，对吧？”

“现在你要我不留胡子还是留胡子？”

“留下去。留胡子。会让人高兴的。也许到新年就留好了。”

“现在你想下棋吗？”

“我更愿意跟你玩。”

“不。我们下棋吧。”

“下完棋我们再玩？”

“好的。”

“行啊。”

我拿出棋盘，摆好棋子。外边依然是大雪纷飞。

有一次我夜里醒来，发现凯瑟琳也醒了。月亮照在窗子上，玻璃框在床上投下了阴影。

“你醒了吗，亲爱的？”

“是啊。你睡不着吗？”

“我刚醒，想起我第一次遇见你时，差一点发疯。你还记得吗？”

“你只是有一点发疯。”

“我再也不会那样了。我现在棒极了。你说棒说得真好听。快说棒极了。”

“棒极了。”

“噢，你真讨人喜欢。我现在也不疯了。我只是觉得非常、非常、非常幸福。”

“接着睡吧。”我说。

“好的。我们同一时刻睡吧。”

“好的。”

但是我们并没有同时睡着。我又醒了好久，东想西想，瞅着凯瑟琳睡觉，月光照在她脸上。后来我也睡着了。

第三十九章

到了一月中旬，我留好了胡子，冬天的天气也已稳定下来，白天晴朗寒冷，夜晚天寒地冻。我们又可以在路上走了。路上的积雪被运草的雪橇、运柴的雪橇以及从山上运下来的木材，压得又结实又光滑。整个乡间全被白雪覆盖，几乎覆盖到蒙特勒。湖对面的群山一片雪白，罗纳河谷平原也是银装素裹。我们到山的那边做长途散步，一直走到阿利亚兹温泉。凯瑟琳穿着钉有平头钉的靴子，披着斗篷，拄着一根带钢尖头的拐棍。她披着斗篷倒不显得肚子大，我们不想走得太快，她一觉得累了，我们就在路旁的木材堆上坐下休息。

阿利亚兹温泉的树林间有一家小酒店，那是伐木者歇脚喝酒的地方，我们也坐在里面，一边烤着炉火，一边喝着放有香料和柠檬的热红葡萄酒。他们管这种酒叫格鲁怀因，拿这玩意暖身子、搞庆贺，倒是再好不过了。小酒店里头很暗，烟雾弥漫，等你出门一吸气，冷空气猛地钻进肺里，搞得你鼻尖都发麻。我们回头望望小酒店，只见从窗口透出来的灯光，伐木者的马匹又跺脚又甩头，取暖御寒。马的鼻口汗毛上结了霜，呼出的气变成了一缕缕白雾。上山回家的路有一段又平整又滑溜，冰雪给马践踏成橙黄色，一直延伸到拖运木材的小道拐弯的地方。然后就是铺着洁净白雪的山路，穿过树林，傍晚回家的途中，我们两次见到了狐狸。

乡间景致很美，我们每次出去，都觉得很有意思。

“你的胡子现在棒极了，”凯瑟琳说，“看上去和伐木工一模一样。你看到那个戴着小金耳环的男人了吗？”

“他是个小羚羊猎手，”我说，“他们之所以戴耳环，是因为据他们说可以听得更清楚一些。”

“真的吗？我不信。我看他们戴耳环是为了要人家知道他们是小羚羊猎手。这附近有小羚羊吗？”

“有，在牙山那边。”

“看到狐狸很有意思。”

“狐狸睡觉的时候，就用那尾巴蜷着身子取暖。”

“那一定是一种美妙的感觉。”

“我总想要一条这样的尾巴。我们要是都有狐狸那样的尾巴，岂不是很有趣吗？”

“那穿衣服可能就很困难。”

“我们就要定做特别的衣服，或者到一个不受拘束的国家去生活。”

“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国家就一点不受别人的拘束。我们什么人都见不到，难道不是挺好吗？你不想见别的人吧，亲爱的？”

“不想。”

“我们就在这儿坐一坐吧？我有点累了。”

我们紧挨着坐在木头上。前面的路穿到森林，往下延伸。

“她不会使我们之间产生隔阂吧？那个小调皮。”

“不会。我们不让她那么做。”

“我们的钱怎么样了？”

“钱还多的是。他们承兑了我最近那张即期汇票。”

“你的家人既然知道你在瑞士，难道他们不会设法找到你吗？”

“很可能。我得给他们写封信。”

“你还没有写过吗？”

“没有。我只开了张即期汇票。”

“感谢上帝，我不是你的家人。”

“我会给他们发个电报的。”

“难道你一点都不牵挂他们？”

“我牵挂过，但是我们经常吵架，感情就淡薄了。”

“我想我会喜欢他们的。我可能会非常喜欢他们。”

“我们还是别谈他们，否则我就会为他们担忧了。”过了一会儿我说：“你要是休息好了，我们走吧。”

“我休息好了。”

我们沿着路继续走。现在天黑了，我们的靴子踩到雪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夜晚又干又冷又很清净。

“我喜爱你的胡子，”凯瑟琳说，“留得很成功。看上去又硬又凶，其实很软，让人非常喜欢。”

“你更喜欢我留胡子吗？”

“我想是的。你知道，亲爱的，我要等到小凯瑟琳出生后再去剪发。我现在肚子太大，看着太胖。不过等她出生后，我一瘦下来，就去剪发，那时我就会成为你的一个新奇不同的女郎。你陪我一起去剪发，要不还是我一个人去，回来给你一个惊喜。”

我没作声。

“你不会说我不可以剪发吧？”

“不会。我想会令人兴奋的。”

“噢，你真可爱。也许我又会好看起来，亲爱的，让你觉得又苗条又讨人喜欢，你就会重新爱上我。”

“见鬼，”我说，“我现在已经够爱你的了。你还想怎么样？毁掉我吗？”

“是的。我想毁掉你。”

“那好，”我说，“我也正想如此。”

第四十章

我们过着幸福的生活。就这样度过了一月和二月，那年冬天天气非常好，我们生活得非常美满。有时暖风吹来，雪融化了，空气中有了春天的气息，于是便出现了短暂的解冻，但是清冷凛冽的寒风总要再度袭来，冬天又会回来。到了三月，冬天才首次变暖了。夜里下起雨来。第二天上午还是下个不停，把雪化成了雪水，搞得山坡上一片阴沉。湖上和河谷上乌云笼罩。高山上在下雨。凯瑟琳穿着笨重的套鞋，我穿着古丁根先生的高筒雨靴，两人打着伞往车站走去，跨过雪水和把路上的冰块冲洗得干干净净的流水，想在午饭前到酒店喝一杯味美思。我们听得见外面的雨声。

“你看我们是不是应该搬到城里去？”

“你看呢？”凯瑟琳问。

“等冬天过去，雨下个不停，待在这山上也没有什么意思。小凯瑟琳还有多久出生？”

“大约一个月。也许稍长一点。”

“我们可以下山住到蒙特勒。”

“为什么不去洛桑[124]呢？医院就在那儿。”

“好吧。不过我想那个城市也许太大了。”

“我们在大城市同样可以过独自的生活，洛桑可能是个好地方。”

“我们什么时候去呢？”

“我无所谓。你想什么时候去都行，亲爱的。你要是不想离开这儿，我也不想走。”

“我们看看天气再说吧。”

接连下了三天雨。车站下面的山坡上，雪都融化了。路上流淌着泥泞的雪水。地上太湿，满是雪泥，不便出门。下雨的第三天早上，我们决定下山去城里。

“这挺好，亨利先生，”古丁根说，“你用不着事先通知我。眼下天气这么糟糕，我想你们不会待下去。”

“因为夫人的缘故，我们总得靠医院近一点。”我说。

“我明白，”他说，“你们什么时候会带着小家伙回来住住吗？”

“好的，只要你有房间。”

“春天天气好了，你们可以来享受一下。小家伙和保姆可以住在眼下关着的大房间里，你和夫人还可以住这间临湖的房间。”

“我来前一定先写信通知你。”我说。我们收拾好行李，乘午饭后那班车下山。古丁根夫妇送我们到车站，古丁根先生用雪橇把我们的行李拖过雪泥地。他们俩站在车站旁边，在雨中向我们挥手告别。

“他们俩人真好。”凯瑟琳说。

“他们待我们真好。”

我们坐上了由蒙特勒开往洛桑的火车。从窗子往外瞧着我们住过的地方，因为有云看不见那些山。火车在沃韦停了停，然后又往前开，经过的一边是湖，另一边是潮湿的褐色田野、光秃秃的森林和湿漉漉的房子。我们来到洛桑，住进了一家中型旅馆。当时天还下着雨，我们的车穿过大街，来到旅馆的马车入口处。衣襟上挂着铜钥匙的门房、电梯、地板上的地毯、装有亮晶晶附属装置的白色盥洗盆、铜床和舒适的大卧室，在古丁根先生家住过之后，这一切显得非常奢侈。房间的窗户面对着一个湿漉漉的花园，花园围着围墙，墙顶上装着铁栅栏。街道很陡，街对面是另一家旅馆，也有同样的围墙和花园。我朝窗外望着雨落在花园的喷水池里。

凯瑟琳打开了所有的灯，动手清理行李。我要了一杯苏打威士忌，躺在床上看从车站上买来的报纸。这时是1918年3月，德军在法国发动了攻势。我边喝苏打威士忌边看报，凯瑟琳收拾着行李，在屋里走来走去。

“你知道我还得买什么吗，亲爱的？”

“什么？”

“婴儿衣服。到了我这个时候还没准备婴儿衣服的人不多。”

“你可以买衣服啊。”

“我知道。我明天就去买。我得看看缺什么。”

“你应该知道。你是护士啊。”

“但是医院里很少有士兵生小孩的。”

“我要生啊。”

她拿枕头打我，把苏打威士忌打洒了。

“我给你再要一杯，”她说，“对不起，给我弄洒了。”

“本来就没剩多少。到床上来吧。”

“不。我得把房间收拾得像个样子。”

“像什么样子？”

“像我们的家。”

“把协约国[125]的旗子挂出来吧。”

“噢，住嘴。”

“再说一遍。”

“住嘴。”

“你说得那么小心，”我说，“好像你不想得罪任何人。”

“我是不想。”

“那就到床上来吧。”

“好吧。”她走过来坐在床上，“我知道我现在对你来说没意思了，亲爱的。我像只大面粉桶。”

“不，你才不像呢。你又美又可爱。”

“我就是你娶的那个丑八怪。”

“不，你才不是呢。你总是越来越漂亮。”

“不过我会瘦下来的，亲爱的。”

“你现在就很瘦。”

“你一直在喝酒。”

“不过是苏打威士忌。”

“还有一杯快来了，”她说，“然后我们就吩咐把饭送上来吃好吗？”

“这倒挺好。”

“那我们就不用出去了吧？我们今天晚上就待在房里。”

“一起玩。”我说。

“我要喝点酒，”凯瑟琳说，“酒不会伤我。也许我们可以喝点我们常喝的卡普里白葡萄酒。”

“我知道可以要到的，”我说，“这种规模的旅馆应该有意大利酒。”

侍者敲门了。他端来一只盘子，上面放着一杯加有冰块的威士忌，旁边还有一小瓶苏打水。

“谢谢，”我说，“就放那儿吧。请你送两个人的饭来，再拿两瓶冰镇的干卡普里白葡萄酒来。”

“你要不要先来个汤？”

“你要汤吗，凯特？”

“要吧。”

“给来一份汤。”

“谢谢，先生。”侍者出去了，带上了门。我接着看报，看报上的战争消息，把苏打水慢慢地从冰块上倒进威士忌里。我本该告诉他们别把冰块放在酒里。要把冰块分开放。这样你就会知道有多少威士忌，免得苏打水冲下去，突然变得很淡了。我要来一瓶威士忌，让他们送冰块和苏打水来。这才是稳妥的办法。好威士忌喝起来很痛快。是人生的享乐之一。

“你在想什么，亲爱的？”

“想威士忌。”

“威士忌怎么啦？”

“想它有多好。”

凯瑟琳做了个鬼脸。“好吧。”她说。

我们在这家旅馆住了三个星期。条件还不错；餐厅里通常没什么人，夜间我们多半在房间里吃。我们到城里去散步，乘齿轮车到乌希，在湖边走走。天气变得很暖和了，像春天一样。我们要是回到山里就好了，但是春天的天气只持续了几天，残冬的酷寒又来到了。

凯瑟琳上城里买了孩子要用的东西。我到拱廊街一家健身房去练拳击。我通常是早上去，那时凯瑟琳还躺在床上，很晚才起来。在乍暖还寒的日子里，天气非常好，拳击后洗个澡，走在街上闻到春天的气息，然后到咖啡店里坐坐，看看人，读读报，喝一杯味美思；接着回旅馆，跟凯瑟琳一道吃中饭。拳击房教练留着小胡子，拳法准确，动作急促，你要是真追着他打，他也就彻底完蛋了。不过健身房里很愉快。空气光线都挺好，我练得很刻苦，跳绳，打假想拳，映着从敞开的窗外射进的一片阳光，躺在地板上做腹部运动，和教练打拳时，偶尔还能吓吓他。面对一面窄窄的长镜子练习打拳，我起初还很不习惯，因为看着一个留胡子的人在打拳，似乎觉得很别扭。不过后来我就觉得很好玩了。我一开始练拳时，就想剃掉胡子，但是凯瑟琳不让我剃。

有时凯瑟琳和我乘着马车到郊外去兜风。天气宜人的时候，乘车郊游还是很痛快的，我们还找到了两个可以吃饭的好地方。凯瑟琳现在走不了很远，我喜欢陪她乘车在乡间的道路上逛游。碰到天气好，我们总是玩得很开心，从来没有扫兴过。我们知道孩子就要降生了，这使我们俩产生了一种紧迫感，丝毫不敢浪费在一起的时光。

第四十一章

有一天早晨，我大约三点钟醒来，听见凯瑟琳在床上辗转反侧。

“你没事吧，凯特？”

“有些疼了，亲爱的。”

“有规律的疼吗？”

“不，不大有规律。”

“要是有规律的话，我们就得去医院了。”

我困得厉害，又睡着了。过了一会，又醒来了。

“你还是给医生打个电话吧，”凯瑟琳说，“我想这次也许真来了。”

我去给医生打电话。“多长时间疼痛一次？”他问。

“多长时间疼痛一次，凯特？”

“我想是一刻钟一次吧。”

“那就应该上医院了，”医生说，“我穿上衣服马上就去。”

我挂断了，给车站附近的汽车行打电话，叫一辆出租车来。好久没人接电话。后来终于有人接了，答应马上派辆车过来。凯瑟琳在穿衣服。她把包都收拾好了，里边装着她住院的用品和婴儿的东西。我到外边走廊里按电铃叫开电梯。没人回应。我走下楼去。除了值夜员，楼下没有别人。我自己开了电梯上去，把凯瑟琳的包放进去，凯瑟琳走进来，我们一起下去。值夜员给我们开了门，我们走出去，坐在通车道的台阶旁的石板上，等出租车来。夜空晴朗，满天繁星。凯瑟琳非常兴奋。

“我很高兴，总算开始了，”她说，“再过一会儿，一切就会过去的。”

“你是个勇敢的好姑娘。”

“我不害怕。不过我还是盼着出租车快点来。”

我们听见出租车从街上开来，看到了车前灯的灯光。车拐进车道，我把凯瑟琳扶上车，司机把包放在前面的座位上。

“去医院。”我说。

出租车出了车道，往山上驶去。

到了医院，我们走进去，我拎着包。有个女人坐在服务台前，她在一个簿子上写下凯瑟琳的姓名、年龄、地址、亲属和宗教信仰。凯瑟琳说她没有宗教信仰，那女人就在那个词后边空白处画了一杠。她报的姓名是凯瑟琳·亨利。

“我带你到你的房间去。”那女人说。我们乘电梯上去。那女人停下电梯，我们走了出去，跟着她走下一条走廊。凯瑟琳紧紧抓住我的手。

“就是这个房间，”那女人说，“请你脱了衣服上床吧？这儿有一件睡衣给你穿的。”

“我有睡衣。”凯瑟琳说。

“你还是穿上这一件好。”那女人说。

我走出去，坐在走廊里一把椅子上。

“你现在可以进来了。”那女人站在门口说。凯瑟琳躺在那张窄床上，穿着一件朴素的、宽大的睡衣，看上去好像是粗布床单改成的。她冲我笑笑。

“我现在感觉好痛。”她说。那女人抓住她的手腕，看着表计算阵痛的时间。

“刚才痛得好厉害。”凯瑟琳说。我从她脸上看出她是痛得厉害。

“医生呢？”我问那女人。

“他在睡觉。需要他的时候他会来。”

“现在我得给夫人办点事儿，”护士说，“请你再出去一下好吗？”

我到了外边走廊。走廊里空荡荡的，只有两扇窗户，所有的门都关闭着。这儿散发着医院的气味。我坐在椅子上，望着地板，为凯瑟琳祈祷。

“你可以进来了。”护士说。我进去了。

“嗨，亲爱的。”凯瑟琳说。

“怎么样？”

“现在来得很频繁了。”她绷起了脸。然后笑了笑。

“刚才真痛啊。你能不能把手再放到我背上，护士？”

“只要对你有好处。”护士说。

“你去吧，亲爱的，”凯瑟琳说，“出去弄点吃的。护士说我这样还要拖好久呢。”

“初次分娩通常都会拖好久的。”护士说。

“请出去弄点东西吃吧，”凯瑟琳说，“我真的挺好。”

“我再待一会儿。”我说。

阵痛来得相当频繁了，然后又缓和下来。凯瑟琳非常兴奋。痛得厉害的时候，她说痛得好。等阵痛一减轻，她就失望，感到难为情。

“你出去吧，亲爱的，”她说，“我觉得你在这儿反而让我不自在。”她又绷起了脸。“好了。这次好一些。我多想做个好妻子，好好地生下这孩子，可别傻里傻气的。请你去吃点早饭吧，亲爱的，然后再回来。我不会想你的。护士待我好极了。”

“你有充足的时间吃早饭。”护士说。

“那我走了。再见，心爱的。”

“再见，”凯瑟琳说，“也替我吃一顿好好的早餐。”

“哪儿可以吃到早饭？”我问护士。

“顺着街走，广场那儿有家咖啡店，”她说，“现在应该开门了。”

外边天亮起来。我走过空荡荡的街道去咖啡店。店窗口亮着灯。我走进去，站在镀锌的吧台前，老店主给了我一杯白葡萄酒和一只奶油蛋卷。蛋卷是昨天剩下来的。我把它蘸着酒吃，然后喝了一杯咖啡。

“你这么早来做什么？”老头问。

“我妻子在医院里生孩子。”

“这样啊。祝你好运。”

“再给我一杯酒。”

他端起酒瓶来倒，溢出了一些酒，淌到镀锌的吧台上。我喝了这杯酒，付了账就出去了。外边街上，家家门口都摆着个垃圾桶，等着倒垃圾的来清理。有一条狗在用鼻子嗅着一只垃圾桶。

“你想找什么？”我问，然后瞧瞧垃圾桶里有什么东西可以拉出来给它吃；垃圾桶上面只有咖啡渣、尘埃和一些枯萎的花。

“什么都没有啊，狗。”我说。狗穿过街道走了。我回到医院，上楼来到凯瑟琳那一层，顺着走廊走到她的房间。我敲敲门。没人回应。我推开门；房间里空无一人，只有凯瑟琳的包还放在椅子上，她的睡衣挂在墙上的钩子上。我出去到了走廊里，到处找人。我找到了一个护士。

“亨利夫人在哪儿？”

“一位夫人刚刚进了产房。”

“产房在哪儿？”

“我带你去。”

她带着我走到走廊的尽头。那房间的门半开着。我看见凯瑟琳躺在一张台子上，身上盖着一条被单。护士站在台子的一边，医生站在另一边，旁边有些圆桶。医生手里拿着一个橡胶面罩，面罩连着一根管子。

“我给你拿件罩衣，你穿上就可以进去，”护士说，“请到这儿来。”

她给我套上一件白大褂，用别针在脖子后面别住。

“现在你可以进去了。”她说。我走进房去。

“嗨，亲爱的，”凯瑟琳用虚弱的口气说，“我没有什么进展。”

“你是亨利先生吧？”医生问。

“是的。情况怎么样，医生？”

“情况很好，”医生说，“我们到这儿来，便于用麻醉气减轻产痛。”

“我这就要。”凯瑟琳说。医生把橡皮面罩往她脸上一罩，转了转刻度盘上的指针，我看着凯瑟琳急促地做着深呼吸。随即她把面罩推开了。医生关掉了气阀。

“这次不是痛得很厉害。刚才那次痛得才厉害呢。医生使我完全失去了知觉，是吧，医生？”她的声音有些怪。说到“医生”两字时提高了嗓门。

医生笑了笑。

“我又想要了。”凯瑟琳说。她把橡皮面罩紧紧按在脸上，急促地呼吸着。我听见她轻微地呻吟着。接着她推开了面罩，笑了笑。

“这次痛得厉害，”她说，“这次痛得真厉害。别担心，亲爱的。你去吧。再去吃一顿早饭。”

“我就待在这儿。”我说。

我们大约是早上三点钟到的医院。到了中午，凯瑟琳还在产房里。疼痛减缓了。她看上去非常疲惫，非常憔悴，但她仍然很高兴。

“我太不中用了，亲爱的，”她说，“真对不起。我原以为事情会很容易的。现在——又来了——”她伸手抓过面罩，捂在脸上。医生转动刻度盘，注视着她。过了一会儿，疼痛过去了。

“不是很痛，”凯瑟琳说，她笑了笑，“我对麻醉气吸上瘾了。真奇妙啊。”

“我们在家里装一个吧。”我说。

“又来了。”凯瑟琳急促地说。医生转动刻度盘，看着他的表。

“现在间隔是多少？”我问。

“大约一分钟。”

“你不要吃中饭吗？”

“我过一会儿就去吃。”他说。

“你得吃点东西，医生，”凯瑟琳说，“真对不起，我拖了这么久。不能让我丈夫给我输麻醉气吗？”

“你要是愿意的话，”医生说，“你把它拨到数字二上。”

“我明白了。”我说。刻度盘上有个指针，可以用把手转动。

“我想要了。”凯瑟琳说。她抓住面罩，紧紧捂在脸上。我把指针拨到二上，等凯瑟琳一放下面罩，我就把它关掉。医生让我来做点事倒也挺好。

“是你送的气吗，亲爱的？”凯瑟琳问。她抚摸着我的手腕。

“当然。”

“你真可爱。”她吸了气，有点麻醉了。

“我到隔壁房间吃点东西，”医生说，“你可以随时叫我。”就这样，我看着医生吃饭，过了一会，又看见他躺下来抽根烟。凯瑟琳越来越疲惫不堪了。

“你看我究竟能不能生下这个孩子？”她问。

“能的，当然能。”

“我在竭尽全力。我把孩子往下挤，但它溜开了。又来了。快给我上。”

两点钟时，我出去吃午饭。咖啡店里有几个人坐在那里喝咖啡，桌上还放着一杯杯樱桃白兰地或苹果白兰地。我在一张桌边坐下来。“有吃的吗？”我问侍者。

“过了午饭时间了。”

“没有全天供应的食品吗？”

“你可以吃泡菜。”

“就给我泡菜和啤酒吧。”

“要小杯的还是大杯黑啤酒？”

“一小杯淡的。”

侍者端来一盘泡菜，上面有一片火腿，另有一根香肠埋在酒浸过的辣白菜里。我边吃泡菜边喝啤酒。我肚子很饿。我打量着咖啡店里的人。有一桌人在玩牌。我旁边那张桌子有两个人在抽烟聊天。咖啡店里烟雾弥漫。我吃早饭的那个镀锌的吧台后面，现在有三个人：一个老头，一个穿黑衣服的胖女人，正坐在柜台后面记录着客人的酒菜点心，还有一个围着围裙的伙计。我在琢磨这女人生过多少孩子，怎么生下来的。

我吃完泡菜，就回医院去。现在街上干干净净的。各家门口的垃圾桶不见了。天阴多云，不过太阳正试图冲破云层。

我乘电梯上楼，出了电梯顺着走廊往凯瑟琳的房间走，我把白大褂放在那儿了。我穿上白大褂，在脖子后边别好。再照照镜子，发现自己活像个留胡子的冒牌医生。我顺着走廊往产房走去。门关着，我敲了敲。没有人回应，我便转动门把手，走了进去。医生坐在凯瑟琳旁边。护士在屋子另一头忙活什么。

“你丈夫来了。”医生说。

“噢，亲爱的，我有个最棒的医生，”凯瑟琳用一种很怪的声音说，“他给我讲最棒的故事，等我痛得不行的时候，他就让我完全失去知觉。他棒极了。你棒极了，医生。”

“你醉了。”我说。

“这我知道，”凯瑟琳说，“但是你不该说出来。”接着又说：“快给我，快给我。”她抓住面罩，呼吸起来又短促又深沉，气喘吁吁，弄得面罩嗒嗒响。随即她长叹一口气，医生伸出左手，拿走了面罩。

“这次痛得好厉害，”凯瑟琳说，她的声音非常怪，“我现在不会死，亲爱的。我已经过了死的关口。你不高兴吗？”

“你可别再闯入那个关口。”

“我不会的。不过我也不怕死。我不会死的，亲爱的。”

“你不会做这种傻事的，”医生说，“你不会丢下你丈夫死去的。”

“噢，不会的。我不会死。我不想死。死太傻了。又来了。快给我。”

过了一会，医生说：“你出去一下，亨利先生，只一会儿工夫，我要检查一下。”

“他要看看我怎么样了，”凯瑟琳说，“你过一会儿回来，亲爱的，可以吗，医生？”

“可以，”医生说，“他可以回来的时候，我就叫人请他回来。”

我出了门，沿着走廊走到凯瑟琳产后要待的房间。我坐在一把椅子上，打量着这房间。我出去吃午饭时买的报纸就在上衣口袋里，便拿出来看了起来。外边天渐渐黑下来，我打开灯继续看报。过了一会儿，我放下报纸，关上灯，看着外边黑下来。不知道医生为什么没叫人来喊我。也许我不在场会好些。也许他想让我离开一会儿。我看着表。要是他在十分钟内不来喊我，我就自己去看看。

可怜巴巴的亲爱的凯特。这就是你为同床共枕付出的代价。这就是陷阱造成的结局。这就是人们彼此相爱的结果。感谢上帝，总算有麻醉剂。在没有麻醉剂之前，那会是个什么样子？一旦疼痛起来，女人就陷入了磨坊水车的动力水流中。凯瑟琳怀孕期间还挺顺利。情况不错。连呕吐都很少。直到最后，才有极不舒服的感觉。就这样，她最后还是受到了惩罚。天下决没有什么侥幸的事。绝对没有！我们即使结上五十次婚，结果还会是一样。万一她死去可怎么办？她不会死的。如今女人分娩是不会死的。所有的丈夫都是这样想的。是的，可她万一死去怎么办？她不会死的。她只不过是难产罢了。生头胎通常是拖得很久的。她只不过是难产罢了。事后我们会说当时有多艰难，凯瑟琳会说其实并不那么艰难。可她万一死去怎么办？她不能死。是的，可她万一死去怎么办？她不能死，我告诉你吧。别犯傻了。只不过是难产罢了。只不过是自然在让她受罪。只不过是生头胎，生头胎差不多总是要拖得很久的。是的，可她万一死去怎么办？她不能死。她为什么要死呢？她有什么理由要死呢？只不过是要生个孩子，那是米兰夜里寻欢的副产品。孩子惹起麻烦，生了下来，然后你要抚养她，也许还会喜欢她。可她万一死去怎么办？她不会死的。可她万一死去怎么办？她不会死的。她没事的。可她万一死去怎么办？她不能死。可她万一死去怎么办？嗨，那可怎么办啊？万一她死去怎么办？

医生走进房来。

“情况进展如何，医生？”

“没有进展。”他说。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我检查过了——”他详细述说了检查结果。“检查完以后，我就等着看结果。但是没有进展。”

“你看该怎么办？”

“有两个办法。一是用高位产钳分娩，这样会撕裂皮肉，相当危险，再说对孩子可能也不利，二是剖腹产。”

“剖腹产有多大危险？”她万一死去怎么办！

“危险性不会大于普通的分娩。”

“你亲自动手术吗？”

“是的。我需要一小时把手术器械准备好，还要找几个助手。也许要不了一小时。”

“你看怎么好？”

“我建议做剖腹手术。要是换成我妻子，我会采用剖腹手术。”

“会有什么后遗症吗？”

“没有。只会留下刀疤。”

“会不会感染？”

“危险性不比用产钳来得那么大。”

“要是就这么下去不动手术呢？”

“你最终还是得想个办法。亨利夫人已经消耗了大量的体力。越早动手术就越安全。”

“那就趁早动手术吧，”我说。

“我去做些交代。”

我走进产房。护士陪着凯瑟琳，凯瑟琳躺在台子上，肚子在被单下凸得高高的，面色苍白疲惫。

“你跟他说可以手术了吗？”她问。

“是的。”

“这太好啦。这样一小时内就结束了。我快垮了，亲爱的。我不行了。请再给我上那个。不灵了。唉，不灵了！”

“深呼吸。”

“我在深呼吸。唉，再也不灵了。不灵了！”

“再拿一筒气来。”我对护士说。

“这筒就是刚换的。”

“我真是个傻瓜，亲爱的，”凯瑟琳说，“那东西再也不灵了。”她哭起来了。“噢，我多想要这个孩子，不要惹麻烦，可现在我完全垮了，完全不行了，麻醉气也不灵了。噢，亲爱的，完全不灵了。只要能止住痛，我死也不在乎。噢，亲爱的，请给我止住痛吧。又来了。噢噢噢！”她在面罩下呜呜咽咽地呼吸着。“不灵了。不灵了。不灵了。别在意我，亲爱的。请别哭。别在意我。我完全不行了。你这可怜的宝贝。我多么爱你，我要乖乖的。这一次我要乖乖的。他们不能给我点什么？他们要是能给我点什么就好了。”

“我会让它灵起来。我把它开到头。”

“这就给我吧。”

我把指针转到了头，她拼命作深呼吸，抓住面罩的手放松下来。我关掉麻醉气，拎起面罩。她苏醒过来，好像从遥远的地方回转过来。

“这太好了，亲爱的。噢，你待我太好了。”

“你勇敢点，因为我不能老是这么做。这会要你的命。”

“我已经不再勇敢了，亲爱的。我全垮了。我给打垮了。这我现在知道了。”

“人人都是这样的。”

“但是很可怕。就是不停地折磨你，直到把你搞垮。”

“一小时后就没事了。”

“这不是很好吗？亲爱的，我不会死吧？”

“不会。我管保你不会死。”

“因为我不想丢下你死去，可我给折磨得不行了，我觉得我要死了。”

“胡说。人人都有这种感觉。”

“有时我知道我要死了。”

“你不会的。你不能死。”

“可我万一死了呢？”

“我不让你死。”

“快给我。给我！”

随后又说：“我不会死的。我不会让自己死的。”

“你当然不会的。”

“你会陪着我吗？”

“不看你做手术。”

“不，只是待在那儿。”

“当然。我会始终守在那儿。”

“你待我真好。又来了，快给我。多给我一点。不灵了！”

我把指针拨到三，然后拨到四。我希望医生快回来。我害怕二以上的数字。

终于又来了一位医生和两个护士，把凯瑟琳抬上一个带轮子的担架，我们就顺着走廊走去。担架迅速地穿过走廊，进了电梯，里边的人个个都得贴紧墙，给它腾出位置；接着往上开，接着开了一扇门，出了电梯，橡胶车轮顺着走廊往手术室走去。医生戴上帽子和口罩，我没有认出他来。此外还有一个医生和几个护士。

“他们得给我一点什么，”凯瑟琳说，“他们得给我一点什么。噢，医生，请多给我一点，好起点作用！”

有一位医生把面罩罩在她脸上，我从门口望进去，看到手术室里明亮的梯形座位小看台。

“你可以从另一道门进去，坐在那上边看。”一个护士对我说。栏杆后边摆着几条长凳，坐在上面可以俯视白色的手术台和灯光。我望望凯瑟琳。她脸上罩着面罩，现在人也安静了。他们把担架往前推去。我转身走上走廊。两名护士急匆匆地朝看台入口处赶来。

“是剖腹产，”一个说，“他们要做剖腹产手术。”

另一个笑起来：“我们刚好赶上。不是很幸运吗？”两人走进通往看台的门。

又一个护士赶来。她也是急急匆匆的。

“你直接进去吧。进去吧。”她说。

“我待在外边吧。”

她匆匆进去了。我在走廊里踱来踱去。我怕进去。我望望窗外。天黑了，但是借助窗内的灯光，可以看出外边在下雨。我走进走廊尽头的一间屋子，看看一个玻璃柜里那些瓶子上的标签。然后我又走出来，站在空荡荡的走廊里，望着手术室的门。

一位医生出来了，后面跟着一个护士。他双手捧着一样什么东西，好像是刚刚剥了皮的兔子，匆匆地穿过走廊，走进另外一道门。我来到他刚走进去的那道门前，发现他们正在屋里摆弄一个新生的婴儿。医生把婴儿举起来给我看。他提着婴儿的脚后跟，轻轻拍打他。

“他挺好吧？”

“好极啦。该有5公斤重。”

我对他没有感情。他跟我似乎没有什么关系。我一点没有做父亲的感觉。

“你不为你的儿子感到骄傲吗？”护士问。他们在给他洗澡，拿东西把他裹起来。我看见那小黑脸和小黑手，但却没看见他动，也没听见他哭。医生又在对他采取什么措施。他看上去有些不安。

“不，”我说，“他差一点要了他母亲的命。”

“那可不是小宝贝的错。你不是想要个男孩吗？”

“不想。”我说。医生忙着摆弄他。他倒提着他的脚，拍打他。我并不等着看结果。我出门来到走廊上。现在我可以进去看看了。我进了门，从看台上往下走了几步。护士们坐在底下栏杆边，招手让我去她们那儿。我摇摇头。我那地方也看得够清楚了。

我以为凯瑟琳死了。她看样子像是死了。她的面孔，就我看得到的而言，是苍白的。在下面的灯光下，医生正在缝合那道被钳子拉开的、又大又长、边沿厚厚的伤口。另一位医生戴着口罩，在给她上麻药。两位戴口罩的护士在传递器具。这真像一幅宗教审判的图画。我看的时候，心里就想刚才本可以看到全过程的，但还是庆幸自己没有看下去。我想我是不忍心看他们动刀切割的，但是看着那切口被缝合成一道高高的痕迹，针法又迅速又熟练，好像鞋匠在上线，心里倒也挺高兴。切口缝好后，我又到外面走廊里踱来踱去。过了一会，医生出来了。

“她怎么样了？”

“她没事。你看了没有？”

他显得很疲惫。

“我看着你缝好的。切口看上去很长。”

“你觉得长吗？”

“是的。那疤痕会长平吗？”

“噢，会的。”

过了一会儿，他们把带轮的担架推出来，迅速推下走廊上了电梯。我在旁边跟了进去。凯瑟琳在呻吟。到了楼下，他们把她放在她病房的床上。我坐在床脚的椅子上。房里有一个护士。我起来站在床边。房间里很暗。凯瑟琳伸出手。“嗨，亲爱的。”她说。她的声音又微弱又疲惫。

“嗨，亲爱的。”

“男孩还是女孩？”

“嘘——别说话。”护士说。

“男孩。又长又宽又黑。”

“他没事吧？”

“没事，”我说，“他挺好。”

我看见护士奇怪地望着我。

“我累坏了，”凯瑟琳说，“我痛得要命。你好吧，亲爱的？”

“我很好。别说话了。”

“你待我太好了。噢，亲爱的，我疼极了。他长得怎么样？”

“像只剥了皮的兔子，一张脸皱巴巴的，像个老头。”

“你得出去了，”护士说，“亨利夫人不能说话了。”

“我到外边去。”

“去弄点吃的。”

“不。我就在外边。”我吻吻凯瑟琳。她面色苍白，非常虚弱，非常疲惫。

“我可以跟你谈谈吗？”我对护士说。她跟着我来到外边走廊里。我往走廊那边走了几步。

“孩子怎么啦？”我问。

“难道你不知道？”

“不知道。”

“他没活下来。”

“他死了吗？”

“他们没法让他呼吸。大概是脐带缠住了脖子之类的问题。”

“这么说他死了。”

“是的。真遗憾。这么漂亮、这么大的一个孩子。我还以为你知道了呢。”

“不知道，”我说，“你还是回去照看夫人吧。”

我找了把椅子坐下，椅子前面有张桌子，桌子的一边用夹子夹着护士们的报告，我望望窗外。外边一片黑暗，除了射出窗外的灯光照见的雨丝之外，什么也看不到。这就是结局。孩子死了。这也是医生显得疲惫不堪的原因。但是在那屋里，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对待那孩子呢？他们以为他可能会醒过来，开始呼吸。我不信教，但我知道那孩子应该受洗礼的。不过他若是压根儿从未呼吸过呢。他是没呼吸过。他压根儿没活过。只有在凯瑟琳的肚子里才是活的。我也经常感觉到他在那里边踢打。但是有一周时间感觉不到了。也许早给闷死了。可怜的小家伙。我真希望我也这样早给闷死算了。不，我没有这样希望过。不过，那样一来，就免去了这些死的磨难。现在凯瑟琳要死了。这是你干的好事。你死啦。你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你还没有时间来学习。他们把你送上场，告诉你规则，一抓住你不在垒上，就把你杀死。或者像对艾莫那样，无缘无故地把你杀死。或者像对里纳尔迪那样，让你染上梅毒。但最后总要杀死你。这是绝对靠得住的。你等着吧，他们会杀死你的。

有一次去野营，我往火上添了一根木柴，这木柴上爬满了蚂蚁。木柴一烧起来，蚂蚁成群地拥出来，先往中央着火的地方爬；再掉头朝木柴尾部跑。等尾部挤不下了，就纷纷坠入火中。有几只逃出来了，身体烧得又焦又扁，东奔西突地不知该往哪儿爬。但是大多数还是往火里爬，接着又往尾部爬去，挤在那没有着火的一端，最后全都跌入火中。我记得当时曾想这就是世界的末日，也是做救世主的大好时机，只要从火中抽出木柴，扔到一个蚂蚁可以爬到地上的地方。但是我什么也没做，只把锡罐里的水泼在木柴上，以便空出杯子装威士忌，然后再往里边掺水。现在想来，那杯水泼在燃烧的木柴上，只会把蚂蚁蒸死。

我就这样坐在外边走廊里，等着听凯瑟琳的消息。护士没有出来，过了一会，我就走到门口，轻轻打开门，朝里面看。起初什么也看不见，因为走廊里灯很亮，而屋里却很暗。随后我看到护士坐在床边，凯瑟琳的头靠在枕头上，被单下的身体全都平平的。护士把手指竖在嘴唇上，然后起身来到门口。

“她怎么样？”我问。

“她没事，”护士说，“你该去吃晚饭了，饭后想来就再来吧。”

我沿走廊走去，然后下了楼梯，出了医院的门，顺着雨中黑暗的街道，朝咖啡店走去。咖啡店里灯火通明，一张张桌前坐着许多人。我找不到可以坐的地方，一名侍者走过来，接过了我的湿外套和帽子，给我在一张桌前找到一个位子，对面坐着一个上了年纪的男子，他一边喝啤酒，一边看晚报。我坐下来，问侍者当日的推荐菜是什么。

“炖小牛肉——但是卖完了。”

“有什么可吃的吗？”

“火腿鸡蛋，干酪鸡蛋，或者泡菜。”

“我中午吃过泡菜了。”我说。

“的确，”他说，“的确是。你今天中午吃了泡菜。”他是个中年人，头顶秃了，就拿旁边的头发遮在上面。他有一张和善的脸。

“你想吃什么？火腿鸡蛋还是干酪鸡蛋？”

“火腿鸡蛋，”我说，“还有啤酒。”

“一小杯淡的？”

“是的。”我说。

“我想起来了，”他说，“你今天中午喝了一小杯淡的。”

我吃着火腿鸡蛋，喝着啤酒。火腿鸡蛋盛在圆盘子里——火腿在下面，鸡蛋在上头。菜很烫，我吃下第一口，赶紧喝点啤酒凉凉嘴。我肚子很饿，跟侍者又要了一份。我喝了好几杯啤酒。我脑子里什么都不想，只是看对面客人的报纸。报上报道了英军阵地被突破的消息。那人意识到我在看他那份报纸的反面，就把报纸折了起来。我想叫侍者去拿份报纸，可是又难以集中精力。咖啡店里很热，空气很糟糕。桌边的客人大多彼此认识。有几桌在打纸牌。侍者忙着从酒吧往饭桌上端酒。又进来两个客人，找不到位子坐。他们就站在我那张桌子的对面。我又要了一杯啤酒。我还不想走。现在回医院太早。我尽量什么都不想，尽量保持镇静。那两人站了一会，见没有人要走，只好离开了。我又喝了一杯啤酒。我面前的桌上已经堆积了不少碟子。我对面那人摘下眼镜，放进眼镜盒里，再把报纸折叠好，放进口袋，然后就端着酒杯坐在那儿，望着店里。突然间我知道我得回去了。我叫来侍者付了账，穿上外衣，戴上帽子，就往门外走。我在雨中赶回了医院。

到了楼上，我碰见护士沿走廊走来。

“我刚才往旅馆打电话找你。”她说。我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往下一沉。

“出什么事啦？”

“亨利夫人大出血了。”

“我能进去吗？”

“不，还不能。医生在里边。”

“危险吗？”

“非常危险。”护士走进房去，关上了门。我坐在外边走廊里。心里万念俱灰。我没有思索。我无法思索。我知道她就要死了，我祈祷她不要死。别让她死。噢，上帝，请别让她死。你要是别让她死，叫我怎么样都行。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亲爱的上帝，别让她死啊。亲爱的上帝，别让她死啊。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别让她死。上帝啊，请你让她别死。你要是别让她死，叫我怎么样都行。你拿走了孩子，但是别让她死。拿走孩子没关系，但是别让她死。求求你，求求你，亲爱的上帝，别让她死。

护士开开门，用手指示意叫我进去。我跟着她走进房里。我进去时，凯瑟琳没有抬头看。我走到床边。医生站在床的另一边。凯瑟琳望着我笑了笑。我俯伏在床上哭起来了。

“可怜的宝贝。”凯瑟琳声音非常轻微地说。她面色苍白。

“你没事的，凯特，”我说，“你会没事的。”

“我要死了，”她说，然后停了停，又说，“我憎恨死。”

我抓住她的手。

“别碰我。”她说。我放开她的手。她笑了笑。“可怜的宝贝。你想碰我就尽管碰吧。”

“你会没事的，凯特。我知道你会没事的。”

“我本想写一封信留给你，以防不测，但是没有写。”

“你想让我请个牧师什么人来看看你吗？”

“只要你。”她说。过了一会：“我不怕。我只是憎恨死。”

“你不能多讲话。”医生说。

“好吧。”凯瑟琳说。

“你有什么事要我做吗，凯特？有什么要我给你拿来吗？”

凯瑟琳笑笑：“没有。”过了一会：“你不会和别的姑娘做我们做过的事，或者说同样的话吧？”

“决不会。”

“不过我还是想要你结交女友的。”

“我不想要女友。”

“你讲得太多了，”医生说，“亨利先生应该出去了。他可以晚些时候再来。你不会死的，你不能犯傻。”

“好的，”凯瑟琳说，“我会夜夜来陪你的。”她说。她讲起话来非常吃力。

“请出去吧，”医生说，“你不能讲话。”凯瑟琳向我眨眨眼，她脸色苍白。“我就在外边。”我说。

“别担心，亲爱的，”凯瑟琳说，“我一点都不害怕。这不过是个卑鄙的骗局。”

“你这亲爱的、勇敢的宝贝。”

我在外边走廊里等待。我等了好长时间。护士走到门口，来到我跟前。“恐怕亨利夫人病情很严重，”她说，“我怕她不行了。”

“她死了吗？”

“没有，不过她神志不清了。”

看来她是一阵又一阵地出血。他们无法止住。我走进房去陪着凯瑟琳，直到她死去。她始终昏迷不醒，没过多久就死了。

在房外走廊里，我对医生说：“今晚有什么事我能做吗？”

“没有。没什么可做的。我能送你回旅馆吗？”

“不用，谢谢你。我要在这儿待一会儿。”

“我知道没什么话可说。我无法跟你说——”

“不用，”我说，“没什么可说的。”

“晚安，”他说，“我不能送你回旅馆吗？”

“不用，谢谢你。”

“这是唯一的办法，”他说，“手术证明——”

“我不想谈这件事。”我说。

“我想送你回旅馆。”

“不用，谢谢你。”

他顺着走廊走去。我走到病房门口。

“你现在不能进来。”一个护士说。

“不，我能进。”我说。

“你还不能进来。”

“你给我出去，”我说，“那位也出去。”

但是，我就是把她们都赶出去，关了门，熄了灯，也丝毫没用。那就像跟石像告别。过了一会儿，我走出去，离开了医院，在雨中走回旅馆。

[1]意大利当时的国王是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1900—1947年在位），曾跟随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残酷镇压义和团运动，曾默许意大利对土耳其战争，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法西斯分子攫取政权后，成为墨索里尼的傀儡。

[2]乌迪内，系意大利东北部城市，当时意军的总司令部所在地。

[3]戈里察是意奥边境上的一个小镇，“一战”前原属奥匈帝国，1916年8月被意军攻克。

[4]卡索高原位于意大利东北部，1917年发生重要战役。戈里察就在卡索高原上。

[5]阿斯蒂为意大利西北部一古城，出产一种白葡萄酒。

[6]法兰兹·约瑟夫（1830—1916），1848—1916年为奥匈帝国皇帝。

[7]共济会是一种秘密团体，天主教严禁教友参加这种组织。

[8]位于意大利西南部的阿马斐海岸，是著名的旅游胜地。

[9]巴勒莫是意大利西西里岛西北部的港口城市，也是西西里岛的首府。

[10]意大利西海岸那不勒斯附近一风光迷人的小岛。

[11]阿布鲁齐，亦称阿布鲁佐，意大利中东部一地区名，濒亚得里亚海。古时，这里的意大利部落曾长期抵抗罗马人的征服，反对教皇国。

[12]这些意大利词汇含有军衔的意思：soto-tenente（少尉）；tenente（中尉）；capitano（上尉）；maggiore（少校）；tenente-colonello（中校）。

[13]卡鲁索（1873—1921），意大利著名男高音歌唱家。

[14]这里的“海”指意大利东面的亚得里亚海。

[15]意大利语：你好。

[16]米兰一家著名的咖啡馆，位于斯卡拉歌剧院附近。

[17]一种橘子味的甜酒。

[18]参见《圣经·罗马人书》第七章第十五节：“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不愿意的，我却做。”

[19]《雨果英语语法》是伦敦雨果语言学院编写的外国语速成法丛书中的一种。

[20]意大利出产的一种葡萄渣白兰地。

[21]索姆河位于法国北部，1916年，英法联军向德军发起进攻，以解除德军围攻凡尔登的压力。

[22]意大利语：非常喜欢。

[23]意大利语：还算不上。

[24]意大利语：回头见。

[25]这里的“河”指意奥边境上的伊松佐河，长约75英里。1915—1917年，意军与奥匈军队曾在此进行了十一次战役。

[26]意大利中西部古城。

[27]意大利西北部海滨城市。

[28]位于戈里察的东南，控制着卡索高原。

[29]巴西利卡塔是意大利南部一地区名。

[30]路易吉·卡多尔纳（1850—1928），意军司令官，在伊松佐战役中指挥盲目乏力。

[31]参见第一章注释①。

[32]德国南部一片长160公里、宽50公里的常青绿色地带，因为遮天蔽日的深色树荫而得名“黑森林”。

[33]哈尔茨山位于德国中部地区，德国著名诗人海涅曾热情赞颂过其绮丽的自然风光。

[34]美国天主教教士约翰·爱尔兰（1838—1918）于1888年升任大主教。

[35]Island是“岛屿”的意思，念起来像“爱兰”。

[36]贝济耶是法国南部埃罗省的一个镇，著名旅游胜地。

[37]巴克斯是罗马帝国时期的酒神——既是葡萄与葡萄酒之神，也是狂欢与放荡之神。

[38]这是本书主人公弗雷德里克·亨利的姓名的意大利语的读法。

[39]圣安东尼为公元3—4世纪的埃及隐士，长期过着禁欲生活，并创办第一所修道院，是基督教修道主义的创始人。

[40]利比亚当时是意大利殖民地。

[41]意大利语：军队万岁！

[42]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奥匈帝国的捷克军团临阵不肯作战，相继投降俄军。

[43]蒙法尔科内和的里雅斯特都是意奥边境上的重镇。

[44]萨伏伊王室，系1861—1946年间统治意大利的王室。

[45]斯科达是捷克一家兵工厂的名字，当时捷克属于奥匈帝国。

[46]意大利语：天主保佑你。

[47]意大利语：担架兵。

[48]法语：你好吗？

[49]法语：好。

[50]法语：法兰西万岁。

[51]英国著名临床医学杂志。

[52]梅斯特雷是意大利东北部与威尼斯岛相望的一个海滨城市。

[53]“堂”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对男士的一种尊称。

[54]大萨索山位于意大利中部，其主峰科诺为亚平宁山脉最高峰。

[55]阿奎拉（又译拉奎拉）是阿布鲁齐地区的一个著名城市。

[56]美国于1917年4月6日对德宣战，对奥匈帝国一直拖到同年12月才宣战。

[57]在英语中，火鸡和土耳其是同一个词。

[58]罗马神话中，罗穆卢斯是战神马耳斯的儿子，古罗马的建国者，古罗马人的守护神。

[59]大拱廊是米兰著名的购物中心，上边是玻璃屋顶，两边是商店、咖啡馆、餐馆等。这里所提到的康帕里、碧菲都是著名餐馆。

[60]斯卡拉歌剧院，世界最著名的歌剧院之一，西方人将之视为歌剧圣地。

[61]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将军和民族主义者，曾率领1000名志愿者占领西西里和那不勒斯（1860）。他的征服导致了意大利王国的成立（1861）。

[62]即杂酚皂液。

[63]科莫湖位于意大利北部边境，是著名的风景区。

[64]指可卡因。

[65]意大利语：瓦里尼上尉——亨利中尉。

[66]美索不达米亚是中东一地区名，系古巴比伦的所在，现在伊拉克境内。

[67]草莓酒（Fresa），产自西班牙。

[68]巴勃拉是意大利西北部皮德蒙州出产的红葡萄酒。

[69]产于法国波尔多市附近的玛尔戈村一带。

[70]马尔萨拉是西西里岛西部一海滨城市，这里指该地区生产的白葡萄酒。

[71]《托斯卡》是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1858—1924）的经典歌剧之一。

[72]莫德纳是意大利北部城市。

[73]“马铃薯捣碎器”系德国一种9英寸长的木柄手榴弹的绰号。

[74]弗兰德斯是西欧的一个历史地名，包括法国的加来海峡省和北方省，比利时的东、西弗兰德斯省，以及荷兰的泽兰省。这里讲的攻势指1916年英法联军与德国军队沿索漠河的争夺战。联军虽然动用了新武器坦克，但战局依然不顺。

[75]贝比鲁斯（Babe Ruth，1895—1948），美国职业棒球的传奇巨星。

[76]参见莎士比亚悲剧《居里厄斯·恺撒》第二幕第二场中恺撒讲的话：“懦夫在死亡之前已经死过多次，勇士一生却只尝到一次死的滋味。”（河北教育出版社版）

[77]缪伦是瑞士中部小镇，附近有景色绝佳的山峰。

[78]加富尔是米兰最高贵的旅馆之一，不招待普通尉级军官。

[79]安德鲁·马韦尔（1621—1678）系英国诗人，上面两行诗引自他的爱情诗《致我腼腆的情人》。

[80]1917年10月，伊松佐河沿岸进行了意大利战线最为著名的一场战役，卡波雷托战役，几乎导致意军的覆灭。

[81]“姐妹”在这里是双关语，西方习俗称护士为“姐妹”。

[82]关于亚当和夏娃受蛇（撒旦）的引诱偷吃禁果的故事，见《圣经·创世记》第三章。

[83]参见《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二十三节：“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

[84]据《圣经·创世记》第十二章第十至二十节，亚伯拉罕因饥荒避难埃及，怕埃及人垂涎他的美貌妻子撒莱，便杀了她，并谎称她是他妹妹。

[85]关于保罗皈依基督教的故事，详见《圣经·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一至九节。

[86]星期五是天主教徒戒斋日。

[87]俗名六零六，为当时治疗梅毒的特效药。

[88]波斯尼亚人是斯拉夫民族，多信奉回教。

[89]耶稣被捕的那天晚上，曾同门徒彼得等在客西马尼园祷告。被捕时彼得拔刀抵抗，为耶稣所斥责。详见《圣经·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

[90]巴比特合金，又称巴氏合金，是铅基或锡基轴承合金，以美国发明家巴比特的姓氏命名。

[91]克罗地亚在中古时是一王国，后成为奥地利王室的领地。马扎尔人系匈牙利的主要民族。

[92]布林迪西是意大利东南端的海港城市。

[93]塔兰托也是意大利东南端的海港城市，海军基地。

[94]意大利语：姐妹。

[95]伊莫拉为意大利北部波洛尼亚省一古城。

[96]意大利语，可译为“意大利佬”。

[97]意大利语：打倒军官！

[98]意大利语：和平万岁！

[99]意大利语：回家去！

[100]意大利语：和平旅。

[101]意大利皮埃蒙特区一城镇，系疗养旅游胜地。

[102]马根塔门，是米兰的西门。

[103]米兰一家歌剧院。

[104]赫尔维西亚是古时欧洲中部一地区的罗马名称，相当于现代瑞士的西部。

[105]《非洲女》系德国音乐家梅耶贝尔（1791—1864）所写的五幕歌剧。

[106]指马焦雷湖。该湖位于意大利北部，距米兰约90公里；湖北端位于瑞士境内。四面环山，绿丘环抱，以风景优美、文史财富丰厚著称。湖西畔的斯特雷萨是最吸引游客的一个小镇，贝拉岛、马德雷岛等都是湖上有名的风景点。

[107]科蒂纳丹佩佐是意大利北部阿尔卑斯山一冬季运动胜地，1956年冬奥会在此举行。

[108]梅特涅（1773—1859），曾任奥地利帝国外交大臣。

[109]贝拉岛，也叫美丽岛，是马焦雷湖上一个风景优美的小岛。

[110]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的旧称，1896年曾遭受意军进犯。

[111]意大利语：鸡尾酒时间。

[112]亨利·巴比塞（1873—1935），法国记者、作家，“一战”期间在战壕里写成《火线》，揭露战争的罪恶。

[113]这是英国作家威尔斯的一部反战小说，发表于1916年。

[114]鲁本斯（1577—1640），佛兰德斯画家，巴罗克艺术代表。

[115]提香（1488/1490—1576），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威尼斯派最杰出的代表。

[116]曼特尼亚（1431—1506），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巴杜亚派画家，名画有《哀悼基督》。

[117]曼特尼亚在《哀悼基督》一画中，在基督尸体上画出钉十字架的钉痕。

[118]蒙特勒位于日内瓦湖的东畔，是一个田园诗般的小镇，也是瑞士历史最悠久的旅游疗养胜地，并有专线火车通上风光迷人的山顶。

[119]多马是耶稣门下十二使徒之一。耶稣死后复活的消息不胫而走，多马听说后表示：“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深入那钉痕，并将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见《圣经·约翰福音》第二十章。

[120]这里以及后面所提到的“湖”，都指日内瓦湖。

[121]指芝加哥的宰牛场。美国作家辛克莱曾写过揭露其内幕的长篇小说《屠场》。

[122]纽约市的一家百货公司，当时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

[123]金门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面圣弗兰西斯科湾的湾口，西通太平洋，后修成金门大桥。

[124]洛桑是瑞士的大都市，位于蒙特勒西北，日内瓦湖北岸，市内有医学院。

[125]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协约国起初是英、法、俄，后来也包括意大利、美国。

版权信息

海明威作品精选系列：海明威短篇小说选

作者：（美）欧内斯特·海明威

译者：陈良廷　刘文澜　张炽恒

品牌方：九久读书人

目录

版权信息

乞力马扎罗的雪

白象似的群山

印第安人营地

杀手

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

在密歇根州北部

雨里的猫

在异乡

在士麦那码头上

医生夫妇

三天大风

拳击家

禁捕季节

越野滑雪

祖国对你说什么？

简单的调查

十个印第安人

美国太太的金丝雀

追车比赛

陈腐的故事

暴风劫

世上的光

一个同性恋者的母亲

等了一整天

一篇有关死者的博物学论著

怀俄明葡萄酒

乞力马扎罗的雪

乞力马扎罗是一座积雪覆盖的大山，海拔一万九千七百一十英尺，据说是非洲的最高山脉。它的西高峰名叫马塞人[1]的“恩阿吉—恩阿伊”，意思是神的殿堂。靠近西高峰的地方，有一具豹子的冻尸。那么高的海拔，豹子上来是为了寻找什么，尚未有人作出过解释。

“不可思议的是，这地方居然不痛，”他说，“一开始就是这样，没有疼痛感。”

“真的么？”

“千真万确。非常抱歉，这味儿肯定把你熏坏啦。”

“别这么说！千万别这么说！”

“瞧它们，”他说，“到底是这里的景象还是气味引它们过来的呢？”

帆布床摆放在一棵含羞草树的一大片树荫里，男子躺在床上，目光越过树荫，望着阳光耀眼的旷野。那边地上蹲着三只可憎的大鸟，天上还有十几只在滑翔，它们从上空经过时，投下一片片飞掠的影子。

“从卡车抛锚那天起，它们就在那儿了，”他说，“今天第一次撞见有落到地上的。先前我还仔细观察它们的飞翔习性，想万一哪天写小说时可以用上。现在看来真好笑。”

“我不希望你真写。”她说。

“我只是说说，”他说，“说说话觉得人松快多了。不过我不希望话多让你心烦。”

“说话不让我心烦，”她说，“我是因为自己没用才焦躁不安的。我想呀，我们不妨放轻松些，等到来飞机。”

“或者等到没飞机来的时候。”

“请告诉我，我能做些什么。总有什么事我有能力做的。”

“你可以帮我截掉这条腿，那也许可以阻止蔓延，不过我怀疑不一定管用。不如你给我一枪。如今你已经是个好射手啦。我教过你射击，对不对？”

“求你别说这样的话。我读点东西给你听好么？”

“读什么呢？”

“从那本书里随便挑一段我们没读过的。”

“我听不进去哟，”他说，“还是说说话最松快。我们吵吵嘴，时间就过得快了。”

“我不吵嘴。我从来都不想吵嘴。今后我们不要再吵嘴啦。不管我们变得多么焦躁不安。也许今天他们会开着另一辆卡车回来。也许飞机会来。”

“我不想挪动，”他说，“现在换地方已经没意义了，顶多让你心里面感觉松快些。”

“这是懦夫说的话。”

“你就不能不要骂人，让一个男人死得尽量舒服些么？丁铃当啷折腾我一番有什么用？”

“你不会死的。”

“别傻了。现在我就已经离死不远啦。不信你问问那些杂种。”他向那几只龌龊的大鸟栖息的地方望去，它们的秃脑袋藏进了蓬起的羽毛里。第四只鸟滑翔着落了下来，先快步奔跑了一段距离，然后摇摇摆摆慢悠悠地向同伴们走去。

“每个营地周围都有它们。你从来不注意而已。你只要不放弃，就不会死。”

“你从哪儿读到这些废话的？你是个十足的大傻瓜。”

“你就想想其他的人吧。”

“看在基督的分上，”他说，“说这话的行家是我。”

接着他躺下来，安静了一会儿，目光越过微光闪烁的烘热的旷野，眺望着灌木丛的边缘。在黄色的背景上，几只野羊[2]显得一点点小，白白的。远处，他看见有一群斑马，在绿色的灌木丛映衬下呈白色。这是一块令人愉悦的营地，依山搭建，有大树遮荫，清水相傍，附近还有一眼差不多已干涸的水穴，每天清晨有沙鸡在它周围飞来飞去。

“我读书给你听好么？”她问。她坐在帆布床旁边的一张帆布椅子里：“一阵微风吹来喽。”

“不了，谢谢。”

“也许卡车会来。”

“我才不在乎那辆卡车呢。”

“我在乎。”

“好多我不在乎的东西你都在乎。”

“不是太多啊，哈里。”

“喝一杯怎样？”

“那应该是对你有坏处的。布莱克的书里说，忌一切含酒精的饮料。你不要再喝酒啦。”

“莫洛！”他喊道。

“是，先生。”

“拿威士忌苏打来。”

“是，先生。”

“你不该喝，”她说，“我说你放弃，就是这个意思。书上说酒精对你有害处。我知道它对你有害处。”

“不，”他说，“它对我有好处。”

看来一切就这样终结了，他心想。看来他永远不再有机会给事情一个完满的结局。看来事情就以这种方式，在一杯酒引起的争吵中终结了。

自从右腿开始坏疽，他就不再感到疼痛，恐惧也随着疼痛离他而去。现在他心中只剩下一种极其疲惫和愤怒的感觉：居然是这样一个结局。对于正在来临的结局本身，他并没有什么好奇心。多年来结局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但现在结局本身却没有任何意义。真奇怪，一旦疲惫透了，达到这种状态是多么轻而易举。

有些东西他一直攒着没写，原想等思路足够清楚了再写，写好些，现在永远不会写出来了。嗯，这样也好，不必品尝写作失败的苦果。也许那些东西是永远写不好的，那正是你一再拖延，迟迟不动笔的原因。算啦，现在他永远不会知道了。

“真希望我们根本就没上这儿来。”女人说。她咬住嘴唇，望着他手里的酒杯：“在巴黎你决不会出这种事。你一直说你爱巴黎。我们原本可以待在巴黎的，要不随便去哪儿都行。去哪儿我都愿意。我说过不管什么地方你想去我都跟着。你想打猎，我们可以去匈牙利呀，在那儿舒舒服服地打猎就是了。”

“你那些该死的钱。”他说。

“这么说不公平，”她说，“那些钱你我一向是不分的。我丢下一切，无论你想去哪儿我都跟着，无论你想做什么我都照做，可我真希望我们根本就没上这儿来。”

“你说你爱这儿的。”

“那是你好好儿的时候，可现在我恨这块地方。我不明白为什么偏偏一定要让你的腿出这种事。我们作了什么孽，非得让我们遇上这种事？”

“我作的孽大概就是，起先刚刮破的时候忘了上碘酒，随后又没把事情放在心上，因为我从来不感染的。到后来，情况恶化了，又碰上其他杀菌剂用完，就用弱效的石炭酸溶液消毒，可能因此造成了毛细血管麻痹，引起坏疽。”他望着她，“还有什么呢？”

“我不是指这个。”

“假如我们雇了个好技工，而不是一个技术半生不熟的吉库尤人[3]司机，他就会检查一下机油，不至于把卡车轴承烧坏。”

“我不是指这个。”

“要是你没有离开自己那帮人，在该死的老韦斯特伯里、萨拉托加和棕榈滩[4]的那些熟人，同我交往……”

“嗨，我是爱你呀。你这样说不公平。我现在也爱你。我会永远爱你。你不爱我么？”

“不，”男人说，“我不觉得我爱你。我从来没爱过你。”“哈里，你在说些什么呀？你神志不清楚了吧。”

“不。我已经没有神志可以不清楚了。”

“别再喝那个啦，”她说，“亲爱的，求你别再喝那个啦。我们得努力，凡是能做的，都试一下。”

“你去努力吧，”他说，“我累啦。”

此刻在他的脑海里，他看见卡拉加奇[5]的一个火车站。他背着背包站在月台边，正是辛普伦—奥芬特号列车前灯的光柱划破黑暗的那一刻，他刚撤退下来，正准备离开色雷斯[6]。这是他留待将来写进小说里的一幕。还有一段情节：早晨用早餐的时候，他向窗外眺望，望着保加利亚群山上的雪，南森的秘书问老头是不是雪，老头望着雪说：不，那不是雪。早着呢，还没到下雪的时候。秘书把他的话传给别的姑娘们听：不，你们看，那不是雪。于是她们都说：不是雪，我们弄错了。可明明那就是雪。等到他进行人口交换[7]时，他将她们转送到山里去了。她们进山时脚下踩的是雪，最后她们死在了那年冬天。

那一年，在高厄塔尔[8]山上，整个圣诞周也是在下雪。那一年他们住在伐木人的小屋里，那口方形大瓷灶占据了半间屋子。那个逃兵跑进来的时候，他们正睡在山毛榉树叶填塞的床垫上，他脚上沾着雪，在出血。他说宪兵紧追过来了。他们给了他一双羊毛袜，缠住宪兵们聊天，直到雪花盖住他的足迹。

在希伦茨[9]，圣诞节那一天，雪是那么的亮，你从葡萄酒吧望出去，看着人们一个个从教堂回家时，甚至都觉得雪光刺痛眼睛。他们就是从那儿开始，走上那条被雪车磨得哧溜滑的尿黄色道路的；路的一旁是河，另一边是松林覆盖的陡峭山峦，他们肩上扛着沉重的滑雪板。他们就是从那儿开始，从“梅德纳尔之家”上方那条冰河上滑下来的。雪看上去像糕饼上的糖霜一样滑，像粉末一样轻；他记得冲下去速度那么快，使滑行变得悄无声息，人如一只倏然飞坠的鸟儿。

那一回他们遇上了暴风雪，被困在“梅德纳尔之家”一个礼拜。他们点着马灯，在烟雾弥漫中玩牌。伦特先生输得越多，注下得越大，最后输了个精光。他的一切：滑雪学校的钱，那年冬季的盈利，然后是他的本金。伦特先生和他的长鼻子此刻依然在他眼前：他看见他摸起一张牌，掀开看一眼，说：“不跟。”那段时间总是有赌局。不下雪的时候赌，雪下得太大时还是赌。他回想着一生中消耗在赌博上的所有时光。

不过此事他一行字也没有写。另一件事他也没有写：在那个寒冷而晴朗的圣诞节，平原另一边的群山显露出来了，巴克飞过前线去轰炸奥地利军官的休假列车；那些军官四散奔逃的时候，巴克用机枪扫射他们。他记得后来巴克走进餐厅，讲述事情的经过。餐厅里变得鸦雀无声，然后有人说了一句：“你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杂种！”

后来同他一起滑雪的奥地利人，正是当时他们去杀的那一帮人。不，不是同一帮人。那年同他一起滑雪一整年的奥地利人汉斯，一直住在“皇帝·猎人”客栈，有一回他们一同去锯木厂上面的小溪谷猎兔子时，聊起过帕苏比奥之战[10]，还有进攻波蒂卡拉和阿萨洛的战斗。那些战事他一个字也没有写。蒙特科罗纳、塞特科姆尼和阿尔西罗的战事[11]，他也没有写。

他在福拉尔贝格[12]和阿尔贝格山[13]住过几个冬天？四个。这时他记起了那个有狐狸要卖的人，当时他们步行进入了布卢登茨，那一回是去买礼物。他记起了上等樱桃酒的樱桃核仁味儿，在结了硬壳的雪地上快速滑行扬起的雪粉：一边唱着“嗨！嚯！罗利说！”一边冲下最后一段坡道，来到陡直段，直飞而下，然后拐三个弯儿滑过果园，出来后越过那道沟，来到酒吧后面那条结了冰的路上。敲一敲，松开缚带；甩一下，取下滑雪板，靠放在酒吧的木板墙根。灯光泻出窗外，窗户里烟雾腾腾，弥漫着新酒的温暖气息，有人在拉手风琴。[14]

“在巴黎的时候我们住的是哪家酒店？”他问女人。她坐在他身边的帆布椅子里，此刻，在非洲。

“住在克利翁[15]。你知道的呀。”

“我怎么会知道？”

“我们每一回都住那儿的呀。”

“不，不是每一回。”

“我们住那儿，也住过圣日耳曼大街的亨利四世凉亭[16]。你说你爱那个地方。”

“爱就是一堆粪，”哈里说，“我就是那只站到粪堆上去打鸣的公鸡。”

“假如你非走不可的话，”她说，“非得把你身后的一切都消灭掉不行么？我的意思是，你一定要把每一样东西都带走么？非得杀了你的马和你的妻子，烧掉你的马鞍和盔甲？”

“没错，”他说，“你那些该死的钱就是我的盔甲。我的剑和盔甲。”

“别这样。”

“好吧。我不说了。我并不想伤害你。”

“现在稍微有些迟了。”

“那好。我就来继续伤害你。这样有趣多了。唯一一件我真正想和你一起做的事，现在我没本事做了。”

“不，这话不对。你喜欢做的事很多，你想做的每一件事我都和你一起做过。”

“哦，看在基督的分上别再吹牛了，行么？”

他望着她，看见她哭了起来。

“听我说，”他说，“你觉得我这样做很开心么？我不知道自己干吗要这样。想来，这可能是为了求生而杀伐吧。我们刚开始聊时我还是好好的。我并不是故意要开这样一个头，这会儿我疯疯癫癫像个大傻瓜一样，对你能多残忍就多残忍。我说过的话你别放在心上，亲爱的。我爱你，真的。你知道我爱你。我从来没有像爱你一样爱过任何人。”那一套他赖以为生的说惯了的谎话顺嘴就溜了出来。

“你对我挺好的。”

“你这个贱女人，”他说，“你这个有钱的贱女人。那是诗。现在我满肚子都是诗。腐烂和诗。腐烂的诗。”

“别说了，哈里，你干吗现在非得变得跟个魔鬼似的？”

“我不愿留下任何东西，”男人说，“我不愿身后留下任何东西。”

已是黄昏时分，刚才他睡着了。太阳沉到了山后边，整片平原上纵贯着一道阴影。营地附近有些小动物们在觅食，它们的头很快地一起一落，尾巴不断地摇来摇去。他望着它们，这会儿它们跟那片灌木丛保持着相当长的一段距离。那些大鸟已经不再待在地面上干等，它们全都沉甸甸地栖在一棵大树上。它们的数目又增加了不少。他的贴身男仆坐在床边。

“太太去打猎了，”男仆说，“先生有什么需要么？”

“没有。”

她去猎杀动物了，弄点肉回来。她知道他喜欢看着她狩猎，所以她跑到很远的地方去，那样就不会惊扰到他目力所能及的这一小片旷野。她总是那么体贴人，他心想。凡是她懂得的事情，在书上读到过或听人说过的事情，她都考虑得很周到。

并不是她的错。来到她身边的时候，他已经完蛋了。一个女人怎么可能知道你说出来的话并非真心实意，只是出于习惯，为了让人听了舒服呢？自从他说话不再当真以后，较之于过去说实诚话，他的谎话更能骗得女人的欢心了。

他撒谎并不全是因为没有真话可说。他曾经拥有过自己的生活，但它已经结束，然后，他又继续活下去，但交往的人不同了，钱多了，待的是以前那些地方里最好的，还多了几处新地方。

不去想，那是一件非常了不得的事。你有一副好内脏，身体没有那样子垮掉，他们大多数人都是那样垮掉的；你抱定一种态度：既然已经干不了从前常做的工作了，那就不去管它。可是在你的内心里，你对自己说，你要写这些人，写这些非常有钱的人；你对自己说，你其实同他们并不是一类人，而只是他们的国度里的一个窥视者；你对自己说，你会离开这个国度，写这个国度，而且将是仅此一回，由一个了解自己在写什么的人来写这个国度。但是他永远不会写了，因为日复一日，他不写作，生活安逸舒适，做着自己所蔑视的那种人，才华磨钝了，工作的意志变软弱了，于是，他终于彻底不工作了。在他不工作的时候，他现在交往的那些人全都感到舒服许多。非洲曾是他在一生中的黄金岁月里最让他感到快乐的地方，所以他跑了出来，想从这儿重新开始。这次狩猎旅行，他们是以最低限度的舒适为准来安排的。没有艰苦可言，但也不算奢华。他曾经以为，这样一来，他就能重新训练，回到良好的状态。他以为这样能在某种程度上除去一些心灵上的脂肪，类似于拳击手去山里面干活和训练，去消耗掉身体里的脂肪一样。

她曾经很喜欢这次旅行。她说她爱这一趟非洲之旅。凡是令人兴奋的出行，能换换环境，认识些新的人，遇见一些令人愉快的事物，她都爱。他也曾经有过工作的意志力在恢复的幻觉。如果就这样走到结局，他也不必变得像一种蛇那样，因为脊背被打断就咬自己。他知道，结局就这样了。并不是这个女人的错。不是她，也会是另外一个女人。如果靠说谎活着，就应该试试说着谎话死去。他听到小山另一边传来一声枪响。

她枪打得非常之好，这个有钱的贱女人，他的才华的温存的呵护者和毁坏者。胡扯。是他自己毁了自己的才华。怎么能怪到这个女人头上呢，就因为她给了他安逸的日子？他的才华是他自己毁掉的：由于他把它荒废了；由于他背叛了自己，背叛了自己的信念；由于他纵饮无度，磨钝了感觉；由于他懒散怠惰，傲慢势利，心存偏见；由于他不择手段。他这是在干什么？列一张旧书清单？他的才华到底在哪儿呢？好吧，就算他有才，可他并没有好好使用，而是利用来做交易。他的才华从来都不是在于他做了什么，而永远是在于他能够做什么。他另行选择了一种谋生手段，而不是钢笔或铅笔。还有，每当他爱上另外一个女人，这一个女人总是会比上一个女人更有钱，这一点也是很奇怪的，是不是？但是当他不再爱的时候，当他只是在说谎的时候，就像眼下，对眼前的这个女人——这个女人比前面的所有女人都有钱，要多有钱就多有钱，她曾经有过丈夫和孩子，曾经找过情人后来又对他们生出不满，她深爱着他，把他当一个作家、一个男子汉，当作一个伴侣、一份引以为荣的财产——真奇怪，当他根本不爱她而且是在对她撒谎的时候，为了她花在他身上的钱，他所能给予她的，居然会比他真爱的时候所能给予的更多。

一个人做什么，一定是生来就安排好的，他心想。你谋生的手段，就是你的天赋所在。他一生都在出卖生命力，以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当你对情爱看得不太重的时候，就是你把钱看得更重的时候。他早就发现了这一点，但从来都不愿意写出来，现在也不愿意写。不，他不会写的，虽然这一点很值得一书。

这会儿她已经进入视野了，正穿过旷野向营地走来。她穿着马裤，扛着一支来复枪。两个男仆抬着一只野羊走在她旁边。她依然是个挺好看的女人，身材也很赏心悦目，他心想。她的床上功夫很了不得，也很懂得享受床笫之欢；她不漂亮，但他喜欢她的面相。她博览群书，喜欢骑马和射击，当然，她酒喝得太多了。在她还是个比较年轻的女人时，她就死了丈夫。有一段时间，她全身心地投入到两个刚长大的孩子身上，孩子们却并不需要她，还因为她在他们身边转悠而感到局促不安。她还将心思放在马厩、书本和酒瓶子上。她喜欢在晚饭前，在黄昏时分读书，边读书边喝威士忌苏打。到吃晚饭时她已有了几分酒意，再喝上一瓶葡萄酒，通常便醉得能够倒头就睡了。

那是她没有情人时的情形。有了情人以后，她不再喝那么多酒了，因为不必再靠醉酒来入眠。但情人一个个都令她厌倦。她嫁过一个男人，他从来不令她厌倦，这些人却令她非常厌倦。

接下来，两个孩子中有一个在飞机失事中丧生。事情过去后，她不再想要男人，喝酒也已经起不到麻醉作用，她得另外建立起一种生活了。突然之间，她对孤独产生了强烈的恐惧感。她需要一个人和她在一起，但她要的是一个让她尊重的人。

事情的开始很简单。她喜欢他写的作品，她一直羡慕他过的那种生活。她认为他做的正是他自己想做的事。她俘获他的那些个步骤，和她最终爱上他的那种方式，都属于一个常规的进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她为自己建立起了一种新的生活，他则将他的旧生活的残余出卖了。

不可否认，这种出卖是为了换取安全，也是为了换取舒适安逸——还能为了什么呢？他不知道。无论他想要什么，她都会买给他。他知道这一点。她还是一个好得要命的女人。他愿意马上就跟她上床，像跟别的女人一样，但他更愿意选择她。因为她更有钱，因为她令人愉快又知情识趣，因为她从不大吵大闹。可是，她重建的这种生活现在要告一个段落了，因为两个礼拜之前，他的膝盖被一根荆棘划破，他没有给伤口上碘酒。当时他们跑到近前去，想拍一群站着不动的非洲水羚；它们站在那儿，仰着头，边窥视边翳动鼻孔嗅着空气，耳朵张得大大的，准备一听到什么声音，就拔腿冲进灌木丛里去。没等他拍下照片，它们已经呼啦一下跑了。

这会儿她已经到了跟前。他在帆布床上转过头来，面对着她。“哈罗。”他说。

“我打到一只野公羊，”她告诉他，“可以给你做一碗好肉汤，另外我叫他们捣些土豆泥，加克宁奶粉[17]。你感觉怎样？”

“好多了。”

“这不是挺好么？我就想你会好些的，对吧。我走以后你睡着了。”

“我睡了个好觉。你走出去很远么？”

“不远。就到山后面转了转。我打得很准，一枪正中这只野羊。”“不用说，你的枪法很神的。”

“我爱打猎，我爱非洲。真的。你要是没受伤的话，这就是我玩得最开心的一次旅行了。你不知道跟你一起打猎是多么有乐趣。我已经爱上这片原野了。”

“我也爱这片原野。”

“亲爱的，你不知道，看见你感觉变好，真是棒极了。刚才你感觉坏成那样，我真受不了。不要再那样对我说话了，好不好？答应我好么？”

“不会了，”他说，“我不记得刚才说了些什么话。”

“你没必要非毁了我不可呀，是不？我只是个中年女人，我爱你，你想做什么，我都愿意。我已经给毁了两三回啦。你不会想再毁我一回吧，是不？”

“我很想在床上毁灭你几次。”他说。

“好啊。那是很棒的毁灭。我们生来就是为了那样子被毁灭的。飞机明天就会来啦。”

“你怎么知道？”

“我有把握。飞机一定会来的。仆人们已经准备好点火生烟的木头和草。今天我又下去看了一下。地方绰绰有余，我们在空地两头都堆了柴草。”

“你凭什么认为飞机明天会来？”

“肯定会来的，我有把握。到了城里，他们会治好你的腿，然后我们就可以好好地毁灭毁灭，不用聊那种讨厌死了的话题啦。”

“喝一杯怎样？太阳已经落山了。”

“你觉得没问题可以喝？”

“我想喝一杯。”

“那我们一起喝一杯。莫洛，拿两杯威士忌苏打！”

“你最好穿上防蚊靴。”他对她说。

“等洗过澡再穿……”

他们喝着酒，天色渐渐地黑下来，就在快要黑到看不见打枪的时候，一只鬣狗穿过旷野，绕到小山的另一边去了。

“那杂种每天晚上从那边跑过去，”男人说，“两个礼拜了，天天晚上如此。”

“每天晚上吵吵的就是它。我不在意。不过这是一种很恶心的动物。”

一起喝着酒，现在他已经没有疼痛的感觉，只是一直用一种姿势躺着，有点不舒服。仆人们生起了一堆火，火光投下的影子在帐篷上跳动着，他感觉得到，自己又回到了对于这种愉快的投降生活的默认状态。她对他非常好。下午他对她太残忍、太不公平了。她是个好女人，真的很了不起。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想到，他就要死了。

这个念头来得很冲，不像一阵水浪或一阵风，而像是一阵骤然而至、恶臭难闻的空无。奇怪的是，那只鬣狗沿着这空无的边缘，轻轻地溜了过来。

“怎么啦，哈里？”她问他。

“没什么，”他说，“你最好挪到另一边，坐到上风口去。”

“莫洛给你换过药没有？”

“换过了。刚敷上硼酸膏。”

“感觉怎样？”

“稍微有点摇晃不稳。”

“我要去洗澡了，”她说，“一会儿就出来。我跟你一起吃晚饭，然后把帆布床搬进去。”

这么说，我们停止争吵是一件好事，他自言自语道。他同这个女人之间从来不曾比较厉害地争吵过；而他同他所爱的那些女人之间，却总是争吵得厉害，最后往往经不住日积月累的伤损，毁了他们相合的感情。他曾经爱得太深，要求得太多，结果耗尽了激情。

他想起了那一回孤身一人在君士坦丁堡[18]的情形，他是在巴黎吵了一架后跑出来的。一段时间里，他天天眠花宿柳，然后发现那样并没有能消灭孤独感，反而使之变得更加强烈。他便写信给她，那是他的第一个情人，就是在巴黎将他抛弃的那一位。在信中，他向她诉说自己一直没有能忘情……他告诉她，有一回在摄政酒店[19]外面，他以为看见了她，一下子懵了，心里面好难受；他会沿着林荫大道，尾随一个外貌有些地方同她相像的女子，却又害怕看清楚不是她，害怕失去那种错觉所带给他的感觉。他告诉她，他睡了一个又一个女人，但她们一个个只能徒然增添他对她的思念。他对她说，无论她做了什么都决没有关系，因为他知道，他治不好自己对她的相思病。他在冷静和没有喝酒的状态下，在俱乐部酒店[20]写了这封信，寄去纽约，请求她将回信寄到他在巴黎的办事处。那样似乎比较妥当。那天晚上，他非常想念她，觉得心里面空荡荡的很难受。他漫无目的在街上走，路过马克西姆餐厅[21]，搭上一个姑娘，请她一起吃晚饭。后来他带她去一个地方跳舞，她的舞技很糟，他便丢下她，同一个性感放荡的亚美尼亚姑娘共舞。那姑娘肚皮紧贴着他，磨得几乎发烫。一轮舞下来，他便将她从一个英国中尉炮手身边夺走了。炮手约他出去，他们便在黑暗中，在鹅卵石铺成的大街上打了起来。他击中炮手的下巴一侧两拳，对方却没有倒下，他知道这下子免不了要恶斗一场了。炮手击中了他的身体，又击中他的眼角。他再次挥动左拳击中对方，炮手扑到他身上，揪住他的外套，将一只衣袖撕了下来。他对着炮手耳朵后面擂了两拳，然后一边推开他，一边又用右手重重地揍了他一拳。炮手一头栽倒在地，他拉起姑娘就跑，因为他们听见宪兵过来了。他们拦了一辆出租车，沿博斯普鲁斯海峡开到郊外的雷米利·希萨，兜个圈儿，又在寒冷的夜晚回到城里，上床睡觉。她看上去过于成熟了，摸上去也是一样，不过很柔滑，像玫瑰花瓣，像糖浆，腹部光滑，胸部丰满，且不用在她的屁股下面垫枕头。在她醒来之前，他就离开了；在清晨的第一缕光线中，她的容貌显得够粗俗的。他出现在佩拉宫酒店[22]，带着一只乌青的眼圈，外套搭在胳膊上，因为没了一只衣袖。

当天晚上，他启程去安那托利亚[23]。他记得，那次旅行的后半段，他整天骑马穿行在罂粟花田中间，当地人种植罂粟是为了提炼鸦片。那种风景给人的感觉真是奇特。最后，仿佛无论走多近走多远都走不到似的，他来到了他们和那些从君士坦丁[24]新调来的军官们一起发动进攻的地方。那些军官狗屁也不懂，炮队的炮弹居然打到了自己的骑兵连，那个英国观察员哭得跟个孩子似的。

就在那一天，他生平第一回看见死人。他们穿着白色芭蕾舞裙，还有缀着绒球的翻边鞋。土耳其人一直不断地一波一波涌上来，他看到那些穿裙子的士兵在逃跑，军官们向那些士兵开枪，接着自己也开始逃。他和那个英国观察员也跑起来，直跑得他肺疼，嘴里满是铜腥味儿。他们停下来，躲在大石头后面喘口气，而土耳其人依旧在一波一波地涌上来。后来他看到的事情是他永远不敢回想的，再后来他又看到了更可怕的事情。所以，那次他回到巴黎后，他无法开口谈论这件事，甚至连提一下都受不了。经过咖啡馆的时候，他看见那个美国诗人坐在里面，面前一大堆托碟，土豆脸上一副蠢相，正同一个罗马尼亚人大谈达达主义[25]。那个罗马尼亚人说自己名叫特里斯坦·查拉[26]，总是戴一只单眼镜，有头痛的毛病。他回到了公寓，和妻子待在一起，这时他又爱妻子了，争吵已经过去，疯魔已经过去，他很高兴回到家，办事处把他的信件都送到上面公寓里来。于是，一天早晨，他在君士坦丁堡写的那封信的回信放在盘子里送来了。看到信封上的笔迹，他浑身发冷，想悄悄地将它塞到另一封信底下去。可是他的妻子说：“是谁来的信，亲爱的？”于是，那件事在开始阶段便结束了。

他回想起他同她们每个人在一起时的好时光和争吵时的情形。她们争吵时总是挑最佳场合。她们为什么总是在他感觉最好的时候跟他吵呢？这种事他从来没有写过，因为首先，他决不愿意伤害她们中的任何一个；其次，好像不写这种事，可以写的东西也已经够多了。但他一直认为，这种事最终他还是会写的。可以写的东西太多了。他看到了世界的变化，这不只是指那些大事。虽然他经历过许多大事件，一直在观察世人，但他也看到了那些微妙的变化，记得世人在不同时期的状态。他置身于这种变化之中，一直在观察着，把它写出来是他的责任，但是现在他永远也不会写出来了。

“你感觉怎样？”她说。她洗好澡，从帐篷里出来了。

“还行。”

“现在吃得下东西么？”他看见莫洛拿着折叠桌站在她身后，另一个仆人端着盘子。

“我想写作。”他说。

“你应该喝点肉汤，好保持体力。”

“今晚我就要死了，”他说，“我不需要保持体力啦。”

“别那么夸张，哈里，求你啦。”她说。

“你干吗不用你的鼻子闻一闻？我大腿都已经烂了半截啦。干吗还要跟肉汤瞎胡搞？莫洛，去拿威士忌苏打。”

“求你喝点肉汤吧，”她温柔地说。

“好吧。”

肉汤太烫了。他只好把汤盅端在手里，等到凉下来可以喝了，然后一点也没吐全喝了下去。

“你是个好女人，”他说，“别为我费心啦。”

她望着他，脸上露出那种为众人所熟悉的、令人愉快的笑容。那是一张因为《靴刺》和《城市与乡村》[27]而为众人所熟悉和喜爱的脸，因为嗜酒，因为贪恋床笫之欢而稍有些逊色了；但《城市与乡村》从未展示过她那两只漂亮的乳房，那两条能干的大腿，那两只抚爱脊背时稍嫌小的手。他望着她时，感觉到死神又一次来临了。

这一回来得不冲。它是轻轻的噗一下，像一股令烛光摇曳、烛焰腾高的微风。

“待会儿可以让他们把我的蚊帐拿出来，挂在树上，再生一堆火。今晚我不去帐篷里睡了。犯不着搬进搬出。今夜是个晴朗的夜晚，不会下雨的。”

看来，这就是你的死法了：在你听不见的悄声细语[28]中死去。好吧，不会再有争吵了。这一点他可以保证。他从来不曾有过的这个体验，他现在不会去败坏它了。他有可能会。你把一切都给败坏了。但他也许不会。

“你会做笔录么，会不会？”

“我没学过。”她告诉他说。

“好吧。”

当然，已经没有时间了。不过那些记忆仿佛是可以套叠的，如果你方法正确，便可以把它们全部收缩到一段里面去。

在一座俯瞰着湖水的小山上，有一栋圆木构筑、灰泥嵌白的房子。门边竖着一根竿子，竿子上挂着一只铃铛，那是用来呼唤外面的人回屋吃饭的。房子后面是田野，田野后面是树林。一排箭杆杨从房子一直延伸到码头，岬角边沿也围着箭杆杨。一条小路从树林边往山上而去，他曾沿这条路采摘黑莓。后来，那栋圆木结构的房子烧毁了，挂在壁炉上方鹿脚架上的几支枪也烧坏了。后来那些枪筒，连同融化在弹夹里的铅弹，还有完全烧毁的枪托，都摆在那一堆草木灰上；那些灰原本是要放进做肥皂的大锅，用来熬碱水的。你问祖父坏枪可不可以拿去玩，祖父说不行。你明白，那堆残骸仍旧是他的枪，而他再也没有去买别的枪。他也没有再去打猎。房子用圆木在原地重新造起来了，刷成了白色，从门廊里你可以看见那些箭杆杨和远处的湖水，但是枪再也没有了。那些曾经挂在圆木房子墙上的鹿脚架上的枪筒，如今摆在那堆草木灰上，再也没有人去碰过它们。

战后，我们在黑森林租了一条鳟鱼小溪[29]，去那儿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是从特里堡[30]下到溪谷里，在树荫下沿着谷中小路绕行（那条白色小路的路边上都是树），然后走上一条岔路，向前穿过山岭，途经许多矗立着黑森林式大房子的小农场，最后来到小路和溪流的交叉处。我们就在那儿开始钓鱼。

另一条路是爬陡坡到达树林边缘，然后穿过松林翻越山顶，从林中出来到达一片草地的边缘，穿过那片草地走到桥边。溪边有一溜桦树，溪水不大，窄窄的一条，清澈而湍急，在桦树根下面冲出了一个个水潭。在特里堡的旅馆里，店主经历了一个旺季。这是一件欢喜事，我们大家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第二年发生通货膨胀，他上一年挣的钱还不够拿来买旅馆用品，店开不下去，他上吊了。

这些事你可以口述，但护墙广场[31]你无法口述。那地方，卖花人在大街上给花儿染色，滴下来的颜料水在路面上流淌；那儿是公共汽车发车的地方，老头儿和女人总是喝葡萄酒和劣质果渣酒[32]，灌得醉醺醺的；寒风中，孩子们淌着鼻涕；你闻得着臭汗和贫穷的气味，看得见“业余爱好者咖啡馆”里的醉态，还有“奏乐舞厅”[33]里的妓女，她们就住在舞厅的楼上。女门房在她的小隔间里招待共和国卫队的骑兵，一张椅子上放着他的插着马鬃的头盔。门廊对面那个房客，她的丈夫是个自行车赛车手，那天早晨，她在乳品店打开《汽车报》，看见他第一次参加大赛就在环巴黎自行车赛上获得第三名，乐开了花。她满脸通红，笑个不停，然后她手里拿着那张黄色的体育报纸，上楼去哭了一场。经营“奏乐舞厅”的那个女人，她的丈夫是开出租车的，有一回，他，哈里，必须去乘早班飞机，那人便来敲门叫醒他；动身送他去机场之前，他们还一起在酒吧间的包锌吧台前喝了一杯白葡萄酒。当年，那个街区的邻居他都很熟，因为彼此都是穷人。

广场周围住着两种人：酒鬼和运动爱好者。酒鬼用酗酒来镇住贫困，运动爱好者用锻炼来驱除贫困。他们是巴黎公社拥护者的后代，对于他们来说，了解自己的政治是不用下功夫的。他们知道是谁开枪杀死了他们的父老兄弟、亲戚朋友。当年凡尔赛的军队开进巴黎，继公社之后占领了这座城市，被抓到的人凡手上有茧的，戴便帽的，或有其他任何标志说明是做工的人的，一律处决。正是在那样一种贫困中，在街对面是一家马肉铺和一家酒业合作社的那个街区里，他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

在巴黎，别无任何一处地方令他如此衷爱：撑开着枝桠的树，年代久远、白灰泥墙、墙脚刷成棕色的房屋，那一片圆形广场上那些长长的绿色公共汽车，路面上流淌的紫色染花颜料水，从小丘上下来直往塞纳河而去的勒蒙纳红衣主教大街，还有另外一个方向穆浮塔街那个狭窄拥挤的世界[34]……那条通往先贤祠的大街和另外一条他常常骑自行车的大街，整个那一片地区仅有的沥青路，车胎滚过去时感觉那么光滑；街两边的房子高耸而狭小，那幢高高的小楼是一家廉价旅馆，保尔·魏尔伦[35]就死在里边。他们住的公寓只有两个房间，另外，他在那家旅馆的顶楼有一个房间，花每月六法郎租了写作用的，从里面可以看到鳞次栉比的屋顶、烟囱顶管和巴黎所有的山丘。

从公寓里却只能看到那个卖木柴和煤炭的人的店铺。那人也卖酒，劣质葡萄酒。马肉铺外面挂着金色的马头，敞开的窗户里面挂着金黄色和红色的马肉。人们在漆成绿色的酒业合作社里买酒喝，又好又便宜的葡萄酒。另外就只能看见街坊邻居的窗户和涂灰泥的墙了。夜里，有人喝醉了躺在大街上哼唧和呻吟，这就是那种典型的法国式醉酒，你所受的宣传要你相信它并不存在的。这时，你会看到街坊邻居打开窗户，然后听见他们低声嘟囔。

“警察上哪儿去了？那个屁精总是在你不需要的时候出现，这会儿准是跟哪个女门房睡觉去啦。报警吧。”最后有人倒下去一桶水，呻吟声停了下来。“什么声音？哦，是水，聪明的主意。”于是，一扇扇窗户都关上了。他的女仆玛丽抗议八小时工作制时曾经说：“做丈夫的要是工作到六点钟，他只会在回家的路上很快地喝几杯，浪费的钱也不多。如果只要工作到五点钟，那他就会天天晚上喝得醉醺醺的，钱你就一个子儿也拿不到了。这种缩短工作时间，遭罪的还是工人的老婆哟。”

“再喝点儿肉汤好么？”这时，女人问他道。

“不喝了，多谢你。汤好喝极了。”

“喝再一点点。”

“我想喝一杯威士忌苏打。”

“喝酒对你不好。”

“是啊，喝酒对我有害。科尔·波特[36]写过这方面的歌曲。这种知识使你快要受不了我啦。”

“我喜欢你喝酒的样子，你知道的。”

“哦，是啊，只不过喝酒对我有害。”

他心想：她走开后，我想要的一切很快我就会得到啦。不是我想要的一切，而是摆在那儿的一切。唉。他累了。太累啦。他要稍微睡一会儿。他静静地躺着，死神不在。它一定是到另一条街上溜达去啦。它成双结对地溜达，骑着自行车，无声无息地在人行道上前行。

不，他从来不曾写过巴黎。他喜欢的那个巴黎。不过，他未曾写过的其他东西又如何呢？

那个大牧场，那些银灰色的山艾树灌木丛，清澈湍急的灌溉渠水，墨绿的紫花苜蓿，又如何呢？还有那条通往山里的小径，像鹿一样胆怯的牛群；秋天的时候，你把它们赶下山来，吆喝声和不停息的喧嚷声夹杂在一起，乌泱泱一大群缓缓移动着，扬起漫天的尘土。暮光之中，在群山的后面，远峰清晰如画；月光下你骑马走在小径上，溪谷对面山坡上一片清辉。他记得，夜里面穿过林子下山时，看不见路，就抓住马尾巴跟着走。这些故事都是他想写出来的。

那个打短工的弱智小伙子，那一回他们留下他一个人在牧场，还嘱咐他别让人偷走一根干草。偏偏福克斯镇[37]那个老杂种路过，停下来想喂喂马；老家伙曾经雇小伙子干过活，还揍过他。小伙子不让他拿草料，老家伙就说要再揍他一顿。小伙子跑去厨房，把来复枪拿来，看见他往谷仓里面闯，一枪把他撂倒了。他们回到牧场时，老家伙已经死了一个礼拜，躺在畜栏里冻得硬邦邦的，尸体已经被狗啃掉了一部分。但你用毯子将残尸裹起来，放在雪橇上用绳子捆好，还叫那小子帮你一起拽，然后你们两个蹬着滑雪板带着尸体上路，赶了六十英里来到镇上，将小子递解过去，这时候，他还没意识到自己会被捕。他想着自己尽了职，你是他的朋友，他会得到奖赏呢。他帮着将老头儿拖到镇子上来，是为了让大家都能了解老家伙一向是多么坏，又如何想偷草料，那可不是他自己的东西。警长给他戴上手铐时，小伙子简直不敢相信。于是他大哭。这个故事他是攒在那儿准备写出来的。他知道那个地方至少二十个好故事，却一个也没有写。为什么？

“你跟他们讲讲为什么吧。”他说。

“什么为什么，亲爱的？”

“没什么为什么。”

她自从有了他以后，酒喝得没那么多了。但是只要他活着，他是决不会写她的事情的，这一点他现在意识到了。也不会写她们中的任何一个。有钱人愚钝，不是酒喝得太厉害，就是玩巴加门[38]太多。她们愚钝而且啰嗦。他记得可怜的朱利安，记得他对于富人的带有罗曼蒂克意味的敬畏，记得他的一篇小说这样开头：“富人跟你我不一样。”[39]有人曾经这样回敬朱利安：是啊，他们比我们钱多。但在朱利安听来，这话并不幽默。他认为他们是一个特别富有魅力的族类，等到他发现并非如此时，他便被毁了，其程度恰如他被其他随便什么东西毁了一样[40]。

他一向瞧不起那些毁掉的人。一件事物你既已了解，就不是非喜欢它不可了。他觉得自己什么样的关口都过得去，因为无论什么事情，只要他不放在心上，就无法伤害他。

好吧。现在他不会将死亡放在心上了。先前他一直害怕的一件事是疼痛。他像别的男人一样忍得住痛，只要疼痛延续的时间不太长，别把他弄得筋疲力尽。但这一回他有个地方伤太厉害了，正当他觉得自己快要被它弄垮的时候，疼痛停止了。

他记起多年前的那个夜晚，投弹军官威廉森钻过铁丝网爬回来时，德军巡逻队的一个兵向他投了一枚手榴弹。他被炸伤了，尖叫着，求大家开枪打死他。他是个胖子，虽然爱作一些离奇古怪的显摆，却很勇敢，是个好军官。可那天晚上他被卡在铁丝网里了，随着一颗照明弹将他照亮，他的肠子被炸出来钩在了铁丝网上。所以他们不得不把他的肠子割断，才将他抬了回来，当时他还活着。开枪打死我，哈里。看在基督的面上，开枪打死我吧。有一回，他们曾经争论过凡主所赐予无有不可忍受这句话；有一种理论就是这样说的，意思是过一段时间，痛苦会自行消失。但是他一直忘不了威廉森，那个夜晚的威廉森。痛苦并没有从威廉森身上消失，最后他拿出一直留着给自己用的吗啡药片，全都给威廉森吃了，也并没有当时就立刻见效。

不过，现在他所承受的痛苦是很轻的。如果就这样下去，情况不恶化，便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只除了他希望有更多的人陪伴在身边。

他想了一想自己会希望有哪些人陪伴。

不，他心想，你做每一件事都做得太久，做得太晚，你就不能指望发现别人仍然在陪你啦。人已经全走了。酒尽杯空，曲终人散，现在只剩下你和女主人啦。

我越来越对死感到厌倦了，就像对所有别的事情一样，他心想。“真让人厌倦。”他说出声来。

“什么事让人厌倦，亲爱的？”

“所有做起来时间长得要命的事。”

他望着她的脸。她背靠着椅子背，坐在他与篝火之间；一张线条可爱的脸，映照着火光。他看得出来，她已经困了。他听见鬣狗弄出来的一记声响，就在火光照到的范围之外。

“我一直在写作，”他说，“我累啦。”

“你觉得能睡着么？”

“肯定能。你干吗不进去睡觉？”

“我想坐这儿陪着你。”

“你感觉到什么奇怪的东西么？”他问她。

“没有，就感觉到有点困。”

“我感觉到了。”他说。

刚才他感觉到死神又一次从身旁经过。

“你知道，我唯一从来不曾失去过的东西是好奇心。”他对她说。

“你什么也没有失去过。你是我认识的最完美的男人。”

“基督啊，”他说，“女人的见识真是太少啦。凭什么？你的直觉？”

就在这个时候，死神已经来到了，它将头靠在帆布床的脚上，他闻得出它的气息。

“决不要相信死神是一把镰刀加一个骷髅头那种说法，”他告诉她说，“它很可能就是两个骑自行车的警察，或者是一只鸟儿。也可能像鬣狗一样，有一张很宽的口鼻。”

这会儿它已经进逼到他身边，但它已经不具有形状。它只是将空间占了。

“叫它滚开。”

它没有滚开，而是又逼近了些。

“你呼出来的气真是难闻得要命，”他对它说，“你这个臭烘烘的杂种。”

它还在一点点地凑近他，现在他无法对它说话了；它发现他说不出话来，就又凑近了一点。现在他想一言不发地将它打发走，但它却上来了，将重量全压在了他的胸口。它趴在他身上，他不能动弹也说不出话，这时他听见女人说道：“先生睡着了。把帆布床抬起来，好好轻一点，抬进帐篷里去。”

他说不出话来，没法叫她把它赶走；现在它趴在身上分量更重了，已经压得他透不过气来。然后，当他们抬起帆布床的时候，突然就没事了，他胸口的重压消失了。

现在是早晨，已经天亮有一段时间了，他听见飞机的声音。开始它显得只有一丁点大，然后转了一个大圈子。仆人们跑出来用煤油点着了火，堆上草，于是平整的空地两头起了两股浓烟。晨风将烟吹向帐篷，飞机又转了两个圈子，这回飞得低了。接着，飞机向下滑翔，拉平，平稳地降落在了空地上。迎面向他走来的是老康普顿，下身一条宽松长裤，上身一件花呢夹克，头上一顶棕色毡帽。

“出什么事啦，老兄？”康普顿说。

“腿坏了，”他告诉他说，“先吃点早饭吧？”

“谢谢。只要喝点茶就行啦。你知道，这是架‘银色天社蛾’。我不可能搞到一架‘夫人’。只坐得下一个人。你的卡车在路上。”

海伦把康普顿拉到一边去了，正在跟他说些什么。回来的时候，康普顿显得比什么时候都更快活。

“我们得马上把你弄上飞机，”他说，“我还要回来接你太太。这样恐怕我就要在阿鲁莎[41]停一下了，加点油。我们最好现在就走。”

“茶也不喝了？”

“喝不喝其实我无所谓的，你知道。”

仆人们抬起了帆布床，绕过那些个绿色的帐篷，沿着岩石往下走，来到旷野上。借着风势，那两堆生烟的火此刻烧得很旺，草已经全烧光了；他们顺着两堆烟火走过去，来到小飞机跟前。把他弄进去很费了些事，但一进飞机，他就躺靠在皮椅子里，将那条伤腿直挺挺地伸到康普顿的驾座一侧。康普顿发动了引擎，然后钻进了飞机。他挥手向海伦和仆人们告别，随着引擎的咔嗒声变成熟悉亲切的轰鸣声，他们摇摇晃晃地转起弯儿来。康培[42]留神避开疣猪坑穴，飞机轰鸣着，沿着两堆火之间的跑道颠簸着往前冲。随着最后一下颠簸，飞机起飞了；他看见他们都站在下面，朝飞机挥手。那些依山搭建的帐篷现在变得越来越扁平，旷野延展开去，树林成了一小簇一小簇，那片灌木丛也越来越扁平了。野兽踏出来的那些小径，现在看上去都很平坦地伸向一个个干涸的水洼，其中有一处新水源，那是他一直不知道的。斑马现在成了一个个小小的、圆滚滚的脊背。那些大头的小点儿是牛羚，它们像一根根长手指般在旷野上移动时，看上去简直像在爬。飞机的影子过来了，它们四散奔逃，现在它们只有一丁点小了，已经看不出它们在飞奔。目力所及，旷野现在是一片灰黄色；眼前则是老康培的粗花呢脊背和棕色毡帽。这时他们正飞过平原尽头的第一排小山，那些牛羚正沿着小径往山上爬。接着，他们飞到了群山的上空，看见突现的深谷里生长着绿意蓬勃的树林，山坡上绵延着浓密的竹林，然后又是密密的树林，刻画出山峰与山谷，最后交叉在一起。山峦渐渐平缓，接下来是另一片平原。这会儿热起来了，紫褐色，又颠簸又热，康培回过头来看看他飞得好不好。前面又是黑压压的一片群山。

接下来他们并没有飞往阿鲁莎，而是转弯向左飞去，显然，康培算下来认为汽油足够了。他向下面望去，看见一片粉红色的、像筛下来的粉一样的云，在大地上方漂移着。从空中望去，它像是一阵无有来处的暴风雪的前锋。他知道，这是蝗虫从南方过来了。接下来他们开始爬升，似乎在向东飞去。随后，周围暗了下来，他们飞进了暴雨之中。雨太大了，仿佛他们是从瀑布中穿过似的。然后他们出来了，康培转过头来，咧开嘴笑着，用手指了指。他看见了，在前方，占满视野，宽广如整个世界的，那么雄伟，那么高，在阳光下白得令人无法置信的，那是乞力马扎罗山的方形山巅。这时他明白了，那就是他要去的地方。

就在这个时候，鬣狗在夜里停止了呜咽，开始发出一种奇怪的，差不多像哭一样的人声。女人听到了，不安地动了一下。她没有醒。在梦中，她在长岛的宅子里，那是她女儿初次参加社交活动的前夜。不知怎么的，她父亲也在场，他的态度一直很粗暴。这时，鬣狗发出的哭声太响，把她吵醒了。有一会儿，她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心里很害怕。然后她拿起手电筒，向另一张帆布床照过去：先前哈里一睡着，他们便将他抬了进来。隔着蚊帐，她看得见他的身躯，但不知怎么的，他那条腿钻出来了，耷拉在床边。敷着药的纱布全脱落下来了，她无法再看下去。

“莫洛，”她喊道，“莫洛！莫洛！”

然后她唤道：“哈里，哈里！”然后她提高了声音：“哈里！求求你。哦，哈里！”

没有回应，她听不到他的呼吸声。

帐篷外面，鬣狗还在发着那种奇怪的声音，刚才她就是被它吵醒的。但现在她听不见，她的心跳得太厉害了。

白象似的群山

埃布罗河谷[43]的对岸，是连绵的白色山峦。河谷这一边是一片无遮无盖的大地，见不到一棵树；车站夹在太阳底下的两条铁轨中间。紧贴车站的一侧，一座房子投下一片暖烘烘的阴影。这间酒吧的门敞开着，一道竹珠串编的帘子挂在门口挡苍蝇。美国人和同他一起的那个姑娘坐在房子外面，在阴影中的一张桌子旁边。天很热，从巴塞罗那[44]来的快车还有四十分钟才会到。火车在这个交会小站停两分钟，然后开往马德里。

“我们喝点什么呢？”姑娘问。她脱下了帽子，放在桌子上。

“好热。”男子说。

“那就喝点啤酒吧。”

“Dos cervezas[45]。”男子朝门帘里面说。

“大杯的？”门口一妇人问道。

“对。两大杯。”

妇人端来两玻璃杯啤酒，外带两个毛毡杯垫。她将垫子和啤酒一一放在桌上，看看男子，又看了看姑娘。姑娘正眺望着山峦的峰线。阳光下那些小山呈着白色，旷野则是褐色的，单调乏味。

“那些山看上去像白象[46]。”她说。

“我从没见过白象。”男子喝着啤酒。

“是啊，你不可能见过。”

“也许我曾经见过呢，”男子说，“光凭你说我不可能见过，那是证明不了什么的。”

姑娘望着珠帘。“帘子上有画儿，”她说，“说的什么意思？”

“Anis del Toro[47]。一种饮料。”

“尝尝好么？”

男子朝门帘里面喊了一声“来人”。妇人从酒吧里走了出来。

“四个里亚尔[48]。”

“来两杯Anis del Toro。”

“掺水么？”

“你要掺水的么？”

“我不知道，”姑娘说，“掺水好喝么？”

“挺好喝的。”

“你们想要掺水的么？”妇人问。

“是，掺水的。”

“这酒的味道像甘草。”姑娘一边说，一边放下玻璃杯。

“都是这样的。”

“是啊，”姑娘说，“都是甘草味儿的。特别是所有你等待了很久的东西，苦艾酒就是。”

“哦，别说了。”

“是你开的头，”姑娘说，“刚才我挺开心。刚才我心情挺好的。”

“好吧，那我们就想办法心情好些。”

“好啊。刚才我一直在努力。刚才我说那些山像白象。这是不是一个光明的想法？”

“很光明。”

“我还说想要尝尝这种没喝过的饮料。没别的事做呀，就是看看风景，尝尝没喝过的饮料，是不？”

“是这样的。”

姑娘望着河谷对面的山峦。

“那些山很可爱，”她说，“并不是它们真的看上去像白象。我的意思就是，透过树木看山的颜色，很像。”

“再来一杯好么？”

“好啊。”

暖风吹动下，珠帘拂着桌子。

“这啤酒凉冰冰的，味道很好。”男子说。

“很好喝。”姑娘说。

“其实是个简单得要命的手术，吉格，”男子说，“根本算不上一个真正的手术。”

姑娘眼睛看着桌子腿下面的地面。

“我知道你不会在意的，吉格。那真算不上一回事。只不过是放些空气进去。”

姑娘一言不发。

“我和你一起去，我会自始至终在你身边。他们只是放些空气进去，然后就万事大吉，一切如常了。”

“那以后我们怎么办呢？”

“以后我们会好好的，就像以前一样。”

“你怎么会这样想呢？”

“只有这一件事让我们烦恼呀。只有这一件事使我们不快乐。”

姑娘望着珠帘，伸出手来握住两串珠子。

“你觉得然后我们就和和美美，快快乐乐了。”

“那是啊。你不必害怕，我认识不少做过的人。”

“我也认识一些，”姑娘说，“过后他们都过得很快乐。”

“嗯，”男子说，“如果你不愿意，不是非做不可的。你不愿意的话我不会勉强你。不过我了解，那是简单之极的手术。”

“你真的希望我做？”

“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办法。但我不希望你勉强去做，你若不是真心愿意的话。”

“假如我做了，你会感到快乐，一切会像从前一样，你会很爱我？”

“现在我也爱你。你知道我爱你。”

“我知道。但假如我做了，我再说一样东西像白象的时候，是不是就又会和和美美了，你会喜欢我那样说？”

“我会很喜欢的。现在我就很喜欢，只是没法子把心思放在上面。你知道我心里面烦恼时是什么德性。”

“假如我做了，你就不会再烦恼？”

“我不会为手术烦恼的，因为简单极了。”

“那我就做吧。因为我不在乎自己。”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不在乎自己。”

“嗨，可我在乎你。”

“哦，是的。可我不在乎自己。我把手术做了，然后就万事大吉，一切顺利了。”

“如果你这样想，我倒不希望你去做了。”

姑娘站起身来，走到车站尽头。对面，铁路的另一侧，沿着埃布罗河的两岸，绵延着麦田和树木。远处，大河的另一边，是起伏的群山。一片云影掠过麦田，透过树木，她看到了河流。

“我们原本可以拥有这一切的，”她说，“我们原本可以拥有一切，却弄得一天天越来越不可能了。”

“你说什么？”

“我说我们原本可以拥有一切。”

“现在也可以啊。”

“不，不可能了。”

“我们可以拥有整个世界。”

“不，不可能了。”

“我们可以游遍天下。”

“不，不可能。我们不再拥有了。”

“世界属于我们。”

“不，不属于。一旦被夺走，就再也要不回来了。”

“可是还没有被夺走呀。”

“我们等着瞧吧。”

“回到阴凉的地方来吧，”他说，“你没必要有这种情绪。”

“我什么情绪也没有，”姑娘说，“只是我心里明白而已。”

“我不会勉强你做任何事，如果你不想做……”

“或者做了对我不好，”她说，“我知道啦。再喝一杯好么？”

“好啊。但你一定要了解……”

“我了解啦，”姑娘说，“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再聊了？”

他们在桌边坐下来，姑娘的眼睛望着河谷对面干涸的坡岸上的山峦，男子的眼睛望着姑娘和桌子。

“你一定要了解，”他说，“如果你不愿意做，我是不希望你去做的。如果这件事对你意义重大，我十分愿意整个儿地承担下来。”

“难道它对你来说没什么意义么？我们原本可以应付的。”

“那当然。不过我什么人也不要，只要你。别的人我谁也不要。而且我知道手术极其简单。”

“是啊，你知道的，手术极其简单。”

“你要这样说我也没办法，不过我确实知道。”

“你可以现在替我做一件事么？”

“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

“那我拜托你，求求你拜拜你谢谢你，不要再说了好不好？”

他没再说什么，只把眼睛望着靠在车站墙根的旅行包。包上贴着他们曾经过夜的所有旅馆的标签。

“但我并不希望你做，”他说，“怎么样我也不在乎。”

“我要尖叫了。”姑娘说。

妇人端着两杯啤酒从帘子里走出来，将酒杯放在了已经有点湿的杯垫上。“火车五分钟后到。”她说。

“她说什么？”姑娘问。

“再过五分钟火车就到。”

姑娘递给妇人一个明朗的微笑，表示谢意。

“我还是把行李拿到车站另一边去吧。”男子说。她冲他笑了一下。

“好。然后回来我们把啤酒喝完。”

他提起两个沉重的旅行包，绕过车站，送到了另一条铁轨边。他顺着铁轨，向车来的方向望去，但看不见火车的影子。回来时他穿过酒吧，看见候车的人们在里面喝酒。他在吧台边喝了一杯茴香酒，看了看周围的人。他们都在心平气和地等火车。他撩开珠帘走了出去。她正坐在桌边，向他微笑着。

“你感觉好些了？”他问。

“我感觉挺好，”她说，“我没事。我感觉挺好。”

印第安人营地

湖岸边，又一条小划艇被拖了过来。两个印第安人站那儿等着。

尼克和父亲上了小划艇，坐在船尾。两个印第安人将船推下水去，其中一个上来给他们划船。乔治叔叔坐在皮筏子[49]的尾部，年轻的那个印第安人将它推下水，上去给乔治叔叔当桨手。

黑暗中两只小船离了岸。尼克听见另一只船的桨架发出的声响，夜雾中在他们前头挺远。两只船上的印第安人一下一下快速地划着，搅起一轮轮的水浪。尼克仰面躺倒，父亲的手臂搂着他。湖面上很冷。给他们划船的印第安人非常卖力，但这段时间里，夜雾中另一只船跑在前头更远了。

“我们去哪儿，爸爸？”尼克问。

“去那边印第安人的营地。有个印第安女人病得很厉害。”

“哦。”尼克说。

他们到达湖湾对岸时，发现另一只船已在湖滩上。乔治叔叔在黑暗中抽雪茄。年轻印第安人过来，将他们的船拖上了湖滩。乔治叔叔递给印第安人一人一支雪茄。

他们离开湖滩，穿过一片湿漉漉浸透了露水的草地往前走，年轻印第安人提着一盏灯走在前头。接着他们进了一片树林，顺着一条小径走，来到一条折向山里的伐木道上。这条路上光线亮多了，因为路两边的树木都已经被砍伐掉。年轻印第安人停住脚，吹灭了灯，一行人沿着伐木道继续前行。

转过一个弯后，一条狗吠叫着冲了出来。前面，几座棚屋里透出灯光来，里面住的是以剥树皮[50]为生的印第安人。又有几条狗冲出来，两个印第安人将它们喝叫回棚屋里去了。最靠近路边的那座棚屋窗户上映着灯光，一个老妇人举着一盏灯站在门口。

屋子里，一张木板床上躺着一个年轻的印第安人女人。已经两天了，她还没有把孩子生下来。营地里所有的老妇人都过来帮她了。男人们跑到听不见她的叫喊声的地方，在黑暗中坐在路边抽烟。尼克和他的爸爸，两个印第安人，还有乔治叔叔走进棚屋的时候，她正在尖叫。她躺在下铺，被子下面肚子高高地隆起。她的脑袋扭向一侧。上铺是她的丈夫。三天前，他用斧子干活时砍了自己的脚，伤得很重。他正在抽烟斗。屋子里气味很难闻。

尼克的父亲叫人在炉子上烧些水，趁烧水的时间，他同尼克说话。

“这位夫人要生孩子了，尼克。”他说。

“我知道。”尼克说。

“你并不知道，”父亲说，“听我说。她正在经历的过程叫作阵痛。婴儿想生下来，她想把婴儿生下来。她全身的肌肉都在努力，要把婴儿生下来。这就是她尖叫的时候发生的事。”

“我明白了。”尼克说。

就在这个时候，女人又尖叫起来。

“哦，爸爸，你不能给她点东西，让她不叫么？”尼克问。

“没办法。我没带麻药，”他父亲说，“叫就叫吧，这不重要。我只当听不见，因为这不重要。”

上铺女人的丈夫翻了个身，脸冲着墙。

厨房里的妇人向医生打了个手势，告知水热了。尼克的父亲走进厨房，将大水壶中的水倒了大约一半在盆里。他解开手绢，把包在里面的几样东西放进了壶中剩下的水里。

“这水要烧开。”他说，拿出从营地带来的一块肥皂，开始在那盆热水中洗手。尼克看着父亲的两只手打了肥皂，互相揉搓着。父亲一边仔仔细细地洗手，一边同尼克说话。

“你瞧，尼克，婴儿出生时一般是头先出来的，但有时不是。如果不是的话，就会给大家造成许多麻烦。也许我得给这位女士动手术呢。一会儿就知道了。”

他觉得手洗得够干净了，便走进去，准备干活儿。

“你来把被子撩开好么，乔治？”他说，“我还是不要碰它的好。”

过了一会儿，他开始动手术了。乔治叔叔和三个印第安人将女人按住，不让她动。她咬住了乔治叔叔的手臂，乔治叔叔说：“该死的狗婆娘！”给乔治叔叔划船的年轻印第安人听了直笑他。尼克为父亲端着盆。手术进行了很长时间。父亲将婴儿抱出来，拍一拍，让他开始呼吸，然后递给老妇人。

“看到了吧，是个男孩儿，尼克，”他说，“怎么样，做个实习医生感觉还不错吧？”

尼克说：“还好。”他眼睛望着别处，以免看见父亲正在做的事。

“行了，这样就完成啦。”他父亲一边说，一边将一样东西放进盆里。尼克不去看。

“现在还有缝几针的活儿要干。你看也行，不看也行，随便你，尼克。我得把我切开的口子缝合好。”

尼克没有看。他的好奇心早已经消失啦。

他父亲干完活儿，站直了身子。乔治叔叔和三个印第安人也站了起来。尼克把盆子端出去，放在厨房里。

乔治叔叔瞅着自己的手臂。年轻印第安人笑着，仿佛想起了什么似的。

“待会儿我给你涂点双氧水，乔治。”医生说。他向印第安女人俯下身去。现在她安静了，眼睛闭拢着。她脸色苍白。她不知道婴儿的情形，周围的情形一概不知。

“明天上午我再过来，”医生站直了身子，说道，“圣伊格纳斯的护士大概中午到，她会带来我们需要的所有物品。”

他感到兴奋，话多起来了，就像更衣室里刚踢完一场球的足球队员一样。

“这例手术可以上医疗杂志了，乔治，”他说，“用一把大折刀做剖腹，用九英尺捻细的肠衣线缝合。”

乔治叔叔靠墙站着，看着自己的手臂。

“哦，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确实是的。”他说。

“该看一下那位得意的爸爸了。在这种小事情上，他们往往是最受煎熬的人，”医生说道，“我得说，他对待这件事倒是平静得很呢。”

他撩开蒙在那印第安人头上的毯子。他的手挪开时是湿的。他踩住下铺的边沿，提起身子，一只手举着灯，朝上铺望去。那印第安人脸朝墙侧卧着。从左耳根到右耳根，他的喉咙割开了一道口子。流出来的血在他的身体陷进床褥处形成了血泊。他的头枕在左臂上。打开的剃刀掉在毯子上，锋刃朝上。

“带尼克离开屋子，乔治。”医生说。

没那个必要了。尼克就站在厨房门口，当父亲一手举着灯，将那印第安人的脑袋翻过来时，上铺的情形他看得清清楚楚。

父子俩沿着伐木道走回湖边时，天刚蒙蒙亮。

“非常抱歉，我不该带你来的，尼基[51]，”父亲说，手术后的兴奋劲儿已经无影无踪，“太糟糕了，让你从头看到尾。”

“夫人们生孩子都是这样遭罪的么？”尼克问。

“不是的。那是个非常、非常少见的例外。”

“他为什么要自杀呀，爸爸？”

“我不知道，尼克。我猜，大概是他经不住事情吧。”

“自杀的人很多么，爸爸？”

“不是很多，尼克。”

“女人自杀的多么？”

“很少见的。”

“从来没有么？”

“嗯，也有。有时候有。”

“爸爸？”

“嗯？”

“乔治叔叔去哪儿了？”

“他会来的，不会有事的。”

“死是很难的事情么，爸爸？”

“不难，我想，死是很容易的事，尼克。要看具体情况。”

他们在船里面落了坐，尼克在船尾，他父亲划桨。太阳正从山峦后面升起来。一条鲈鱼跳出水，在湖面上荡起一圈涟漪。尼克把手伸下去，让它在水里拖行。在寒意凛冽的清晨，水给人暖和的感觉。

在初晨的湖面上，坐在船尾，父亲划着船，他心里面十分笃定，觉得自己永远不会死。

杀手

亨利餐厅的门开了，进来两个男子。他们在柜台边坐下。

“二位要点什么？”乔治问他们。

“我不知道，”其中一人说，“你想吃什么，艾尔？”

“我不知道，”艾尔说，“我不知道我想吃什么。”

外面天色在渐渐暗下来。窗外，街灯亮了。柜台边的两个男子在看菜单。柜台另一头，尼克·亚当斯注视着他们。刚才他们进来的时候，他正同乔治说话。

“我要一份烤猪腰肉加苹果酱和土豆泥。”第一个男子说。

“这个还不能上。”

“真见鬼，那你们干吗写在菜单上？”

“那是晚餐，”乔治解释说，“到六点钟就可以给你上了。”

乔治望了一眼柜台后面墙上的挂钟。

“现在是五点。”

“钟上是五点二十。”第二个男子说。

“这钟快二十分钟。”

“嗬，让这个烂钟见鬼去吧，”第一个男子说，“你们这儿到底有什么吃的？”

“各种三明治都有，”乔治说，“你们可以点火腿加蛋，培根加蛋，猪肝加培根，或者叫一份牛排。”

“给我来一份炸鸡肉饼，加青豆、奶油沙司和土豆泥。”

“那是晚餐。”

“我们要哪一样，哪一样就是晚餐，呃？你们就这样糊弄人。”

“我可以给你上火腿加蛋，培根加蛋，猪肝……”

“我就来一份火腿加蛋吧。”名叫艾尔的男子说道。他头戴一顶常礼帽，穿一件胸前一排横扣的黑色大衣。他脸盘子小而白，嘴唇抿得紧紧的。他还围一条丝绸围巾，戴着手套。

“给我来一份培根加蛋。”另一个男子说。他的个头和艾尔差不多。两个人脸长得不像，衣服却穿得像孪生兄弟。两个人的大衣都紧绷在身上。他们上身前倾着坐在那儿，胳膊肘支在柜台上。

“有什么喝的吗？”艾尔问。

“银标啤酒，bevo[52]，姜汁汽水。”乔治说。

“我的意思是，有什么可以喝的？”

“就我说的这些。”

“这是个很热的镇子，”另一个男子说，“叫什么名？”

“苏密特。”

“听说过么？”艾尔问同伴。

“没听说过。”同伴说。

“你们这儿晚上干些什么？”艾尔问。

“吃晚饭，”同伴说，“大家都来这儿吃晚饭。”

“对啊。”乔治说。

“你认为很对？”艾尔问乔治。

“那当然。”

“你是个聪明伶俐的小子，对吗？”

“那当然。”乔治说。

“嗯，不像，”另一个小个子男人说，“他像不像很聪明伶俐，艾尔？”

“他呆头呆脑的，”艾尔说，然后转过身去对着尼克，“你叫什么名字？”

“亚当斯。”

“又一个聪明伶俐的小子，”艾尔说，“他倒像是很聪明伶俐，是吧，马克斯？”

“这镇子里到处是聪明伶俐的小子。”马克斯说。

乔治把两个大盘子放在了柜台上，一盘火腿加蛋，一盘培根加蛋。他又端来两碟煎土豆，然后关上了通向厨房的小门。

“哪一份是你要的？”他问艾尔。

“你不记得了？”

“火腿加蛋。”

“真是个聪明伶俐的小子。”马克斯说。他前倾着身子，吃起火腿和蛋来。两个人都戴着手套吃饭。乔治看着他们吃。

“你看什么看？”马克斯瞪着乔治。

“没看什么。”

“见你的鬼。你在看着我。”

“也许这小子是在看着玩儿，马克斯。”艾尔说。

乔治笑了。

“你没有必要笑，”马克斯对他说，“你根本没必要笑，明白？”

“行。”乔治说。

“这么说他认为行，”马克斯转过脸去对着艾尔，“他认为行。这是个好想法。”

“哦，他是个思想家。”艾尔说。他们接着吃饭。

“柜台那一头那个聪明伶俐的小子叫什么名字？”艾尔问马克斯。

“嗨，聪明伶俐的小子，”马克斯对尼克说，“你跟你的男朋友一起，到柜台另一边去。”

“什么意思？”尼克问。

“没什么意思。”

“你最好还是过去，聪明伶俐的小子。”艾尔说。尼克绕到柜台后面去了。

“什么意思？”乔治问。

“没你该死的什么事，”艾尔说，“谁在厨房里？”

“黑佬。”

“黑佬是什么意思？”

“那个黑人，厨子。”

“叫他进来。”

“什么意思？”

“叫他进来。”

“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什么鬼地方我们清楚得很，”名叫马克斯说，“我们像是傻子么？”

“你这样说话倒是像傻子，”艾尔对他说道，“见鬼，你跟这小子争什么？听好了，”他对乔治说，“叫黑佬出来，到这儿来。”

“叫他干吗？你们要干什么？”

“什么也不干。用用脑子，聪明伶俐的小子。我们会对一个黑佬干什么呢？”

乔治打开了向厨房里面开的窄口子小窗。“山姆，”他叫道，“你出来一下。”

厨房门打开，黑佬走了进来。“什么事？”他问。柜台边的两个男子打量了他一眼。

“行了，黑佬。你就站在那地方。”艾尔说。

黑佬，也就是系着围裙的山姆，站那儿不动，望着柜台边坐着的两个男子。“是，先生。”他说。艾尔从高脚凳上下来了。

“我跟黑佬和聪明伶俐的小子回厨房去，”他说，“走吧，回厨房，黑佬。你跟着他，聪明伶俐的小子。”小个子男人跟在尼克和厨子山姆后面，走进了厨房。门在他们身后关上了。名叫马克斯的男子坐在柜台边，跟乔治对面。他并没有看乔治，而是看着柜台后那面宽大的镜子。亨利餐厅原是一间酒吧，后来改成餐厅的。

“嗯，聪明伶俐的小子，”马克斯看着镜子里面说道，“你怎么不吭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嗨，艾尔，”马克斯喊道，“聪明伶俐的小子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干吗不告诉他？”艾尔的声音从厨房里传来。

“你觉得这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

“那你觉得呢？”

马克斯说话的时候一直看着镜子里。

“我不想说。”

“嗨，艾尔，聪明伶俐的小子说，他不想说他觉得这是怎么回事。”

“我听得见你们说的话。”艾尔在厨房里说。窄口子小窗被他开在那儿了，那是盘子和番茄酱瓶子递进递出的地方。“听着，聪明伶俐的小子，”他从厨房里对乔治说道，“沿着餐柜稍微站前面一点。你稍微向左边移一点，马克斯。”他像是摄影师在安排拍合影照一样。

“回我的话，聪明伶俐的小子，”马克斯说，“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

乔治一声不吭。

“我来告诉你吧，”马克斯说，“我们要杀一个瑞典人。你认识一个名叫奥尔·安德森的瑞典人么？”

“认识。”

“他每天晚上来这儿吃饭，是不是？”

“他有时会来。”

“他六点钟来，是不是？”

“如果他来的话。”

“我们全都了解，聪明伶俐的小子，”马克斯说，“聊点别的事情吧。看过电影么？”

“偶尔看一回。”

“你应该多看电影。看电影对你这种聪明伶俐的小子有好处。”

“你们为什么要杀奥尔·安德森呢？他干了什么对不住你们的事？”

“他不曾有过这个机会。他连我们的面都没有见过。”

“他会有机会见我们一次，唯一的一次。”艾尔在厨房里说道。

“那你们杀他是为了什么呢？”乔治问。

“我们杀他是为了一个朋友。只是帮朋友一个忙，聪明伶俐的小子。”

“闭嘴，”艾尔在厨房里说道，“你他妈的说得太多了。”

“嗯，我得让聪明伶俐的小子开开心心的呀。我让你开心了么，聪明伶俐的小子？”

“你说得太多了，”艾尔说，“黑佬和我这个聪明伶俐的小子他们自个儿开心。我把他俩捆在一起了，就像修道院里的一对女同性恋一样。”

“这么说，你在修道院里待过？”

“我不会告诉你的。”

“你在犹太教修道院里待过。那就是你的出处。”

乔治抬头看看钟。

“如果有人进来，你就说厨子不在。如果他们不肯罢休，你就对他们说，你自己去后面给他们做。明白了么，聪明伶俐的小子？”

“没问题，”乔治说，“办完事后你们怎样处理我们？”

“那要看情况了，”马克斯说，“有许多事情当时你是不可能知道的，这就是其中一件。”

乔治抬头看钟。六点一刻。临街的门开了，走进来一个有轨电车司机。

“哈啰，乔治，”他说，“晚饭有得吃么？”

“山姆出去了，”乔治说，“他大概半小时后回来。”

“我还是另找一家店吧。”有轨电车司机说。乔治看着钟。六点二十分。

“表现挺好，聪明伶俐的小子，”马克斯说，“你是个规矩的小绅士。”

“他知道不然我会打爆他的脑袋。”艾尔在厨房里说道。

“不，”马克斯说，“不是那样的。聪明伶俐的小子挺好。他是个好小子。我喜欢他。”

六点五十五分时，乔治说：“他不会来了。”

之前餐厅里又来过两个人。其中一回乔治下厨房，做了一只火腿加蛋三明治“外卖”，给一个人带走。他在厨房里看见艾尔常礼帽歪戴在脑后，坐在窗口边一张凳子上，一支锯短了的滑膛枪的枪口搁在小窗口的窗台上。尼克和厨子背靠背绑着待在角落里，各人嘴里塞了一条毛巾。乔治做好三明治，用油纸包好，放进一只袋子里，拿出厨房。客人付了钱，走了。

“聪明伶俐的小子样样事都会做，”马克斯说，“他会做菜，会做各种事。你会把个大姑娘变成好老婆的，聪明伶俐的小子。”

“是么？”乔治说，“你的朋友奥尔·安德森不会来了。”

“我们再给他十分钟。”马克斯说。

马克斯注视着镜子和钟。钟的指针指向七点，然后到了七点零五分。

“得啦，艾尔，”马克斯说，“我们还是走吧。他不会来了。”

“最好再给他五分钟。”艾尔在厨房里说。

这五分钟里进来了一个客人，乔治解释说厨子生病了。

“见鬼，你们干吗不另请个厨师？”那人责问道，“难道你们开的不是餐厅？”然后走了出去。

“得啦，艾尔。”马克斯说。

“这两个聪明伶俐的小子和黑佬怎么办？”

“他们没问题。”

“你觉得没问题？”

“肯定。我们的事情完成啦。”

“我不喜欢这样，”艾尔说，“太草率。你说得太多了。”

“噢，见鬼，”马克斯说，“我们得一直开开心心的，我们不是很开心么？”

“你还是说得太多了。”艾尔说。他从厨房里走了出来。紧绷绷的大衣下面，滑膛枪锯短的枪管在他腰间鼓起了一小块。他用戴手套的手将衣襟拉拉直。

“再会了，聪明伶俐的小子，”他对乔治说道，“你真走运。”

“这是实话，”马克斯说，“你该去赌马，聪明伶俐的小子。”

两个人出门而去。乔治透过窗户，看着他们从弧光灯下经过，走到大街对面。那副穿着紧绷绷的大衣戴着常礼帽的模样，倒像是玩杂耍卖艺的。乔治穿过双开式弹簧门，回到厨房，给尼克和厨子松了绑。

“我再也不想遭这种罪啦，”厨子山姆说，“我再也不想遭这种罪啦。”

尼克站起身来。他还从来没让人用毛巾塞住嘴过呢。

“切，”他说，“搞什么鬼？”他在壮胆压惊。

“他们要杀奥尔·安德森，”乔治说，“他们要趁他进来吃饭时开枪杀死他。”

“奥尔·安德森？”

“没错。”

厨子用两个大拇指摸着嘴角。

“两人都走了？”他问。

“是的，”乔治说，“已经都走了。”

“我不喜欢这种事，”厨子说，“我一点也不喜欢这种事。”

“听着，”乔治对尼克说：“你最好去看一下奥尔·安德森。”

“行。”

“你还是一点也不要搅和进去的好，”厨子山姆说，“最好离这种事远一点。”

“你要是不想去就别去。”乔治说。

“搅和到这种事里面去不会有好结果的，”厨子说，“躲远点。”

“我要去看他，”尼克对乔治说，“他住哪儿？”

厨子转身走开了。

“毛孩子总是知道自己想干什么的。”他说。

“他住在后面赫希家的出租公寓里。”乔治对尼克说。

“我去那儿看他。”

店外，弧光灯的灯光透过一棵树光秃秃的枝丫散落开来。尼克走到街上，靠着电车的轨道往后走。他在下一盏弧光灯处拐弯，折入一条巷子，走过三幢房子后，便来到了赫希家的出租公寓。尼克走上两级台阶，摁响门铃。一个妇人来应门。

“奥尔·安德森住这儿么？”

“你想见他？”

“是的，不知他在不在家。”

尼克跟着那妇人上了一段楼梯，接着往后走，来到一条走廊的尽头。她敲了敲门。

“谁呀？”

“有人想见你，奥尔·安德森先生。”她说。

“我是尼克·亚当斯。”

“进来。”

尼克推开门，走进房间。奥尔·安德森和衣躺在床上。他曾经是个重量级职业拳击手，那张床对于他来说，实在是短了些。他脑袋下面垫着两个枕头，躺在那儿眼睛没望着尼克。

“什么事？”他问。

“我在前面亨利餐厅上班，”尼克说，“两个家伙闯进来，把我和厨子绑住，他们说要杀了你。”

听上去，他好像在说傻话似的。奥尔·安德森一言不发。

“他们把我俩关在厨房里，”尼克接着说道，“等你来店里吃晚饭，到时候开枪杀了你。”

奥尔·安德森眼睛望着墙壁，一言不发。

“乔治觉得我最好来一趟，告诉你这件事。”

“这件事我没辙。”奥尔·安德森说。

“我跟你说说那两人的长相吧。”

“我不想知道他们的长相。”奥尔·安德森说。他眼睛望着墙壁。“谢谢你过来告诉我这件事。”

“不客气。”

尼克望着躺在床上的大个子。

“要不要我去警察局报个案？”

“不用了，”奥尔·安德森说，“没用的。”

“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呢？”

“不用了，这事没有任何办法的。”

“也许就是吓唬你一下。”

“不，不只是吓唬一下。”

奥尔·安德森翻了个身，面对着墙。

“唯一的问题是，”他对着墙壁说道，“我就是下不了决心出门去。我已经在这儿待一整天了。”

“你出城去不行么？”

“不了，”奥尔·安德森说，“跑来跑去的，我已经够了。”

他望着墙壁。

“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

“找个办法，把这事给化解了，不行么？”

“不行。我已经拔不出脚了，”他的声音依然像先前一样没有起伏，“已经没有任何办法。待会儿我会下个决心出门去的。”

“我还是回去见乔治吧，”尼克说。

“再会了，”奥尔·安德森说，他的目光并没有望着尼克，“多谢你来跑一趟。”

尼克走出了房间。随手关上门的时候，他看见，奥尔·安德森和衣躺在床上，眼睛望着墙壁。

“他已经在房间里待了一整天，”到了楼下，女房东对他说，“我看他是生病了。我对他说：‘奥尔·安德森先生，这么晴朗的秋日，你该出去走走。’但是他不喜欢出去。”

“他不想出门。”

“他不舒服我真难过，”妇人说，“他是个极好的好人。你知道，他是打拳的。”

“我知道的。”

“你不看他脸上的神情，永远想象不出他是个多好的人，”妇人说，“而且很绅士。”

“嗯，晚安，赫希太太。”尼克说。

“我不是赫希太太，”妇人说，“这地方是赫希太太的产业。我是帮她照看照看。我是贝尔太太。”

“嗯，晚安，贝尔太太。”尼克说。

“晚安。”妇人说。

尼克沿着黑乎乎的街巷走到弧光灯下的拐角，然后挨着电车轨道走回到亨利餐厅。乔治在餐厅里，在柜台后面。

“见到奥尔了？”

“见到了，”尼克说，“他待在房间里，不想出门。”

听见尼克的声音，厨子从厨房里面把门打开了。

“我听也不想听。”他说，然后又把门关上了。

“你把事情都告诉他了？”乔治问。

“当然。我告诉他了，但他全都心里有数。”

“他准备怎么办？”

“什么也不办。”

“他们会杀了他的。”

“我觉得也是。”

“他一定是在芝加哥搅和到什么事情里去啦。”

“我也这么想。”尼克说。

“这真是一件混账透顶的事。”

“这件事太可怕啦。”尼克说。

他们不吭声了。乔治伸手拿了一条毛巾，擦起柜台来。

“我真纳闷，他究竟干了什么？”尼克说。

“出卖了什么人吧。他们一般都是为这个原因杀人。”

“我想离开这个城市。”尼克说。

“好，”乔治说，“那倒是一件好事。”

“他待在房间里，明知道已经大难临头，想到这个我心里面就受不了。见鬼，真是太可怕了。”

“嗯，”乔治说，“你还是不要去想它了吧。”

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

很晚了，小酒馆里的人已走光，只剩下一个老人，坐在一棵树的树叶挡着电灯光形成的阴影里。白天的时候，大街上尘埃飞扬；到了晚上，尘埃便被露水压住了。老人喜欢坐到很晚，因为他是聋子，而这个时候很静，他能感觉到其间的差异。小酒馆里的两个侍者知道，老人已经微醉。他是个好主顾，但他们知道，如果他醉得太厉害，他会不付账就走。所以，他们一直留意着他。

“上个礼拜他曾经要自杀。”一个侍者说。

“为什么？”

“他想不开了。”

“为了什么事？”

“算不上一回事的事情。”

“你怎么知道算不上一回事？”

“他很有钱。”

他们一起坐在小酒馆门边靠墙的一张桌子旁边，望着露台。露台上所有的桌子都已经空了，只有老人独自占着一张，坐在随风轻轻摇曳的树叶的阴影里。街上走过一个姑娘和一个士兵。街灯的光照亮了士兵衣领上的铜领章号码。姑娘没戴帽子或头巾，脚步匆匆地在他旁边走着。

“警卫队会把他抓走的[53]。”一个侍者说。

“管它呢，能得到他追求的东西就行。”

“他还是马上离开这条大街的好。警卫队会逮到他的。五分钟前他们刚从这儿过。”

坐在阴影里的老人用玻璃杯敲了敲托碟。年纪小些的那个侍者走了过去。

“你想要什么？”

老人望望他。“再来一杯白兰地。”他说。

“你会醉的。”侍者说。老人望望他。侍者走开了。

“他会在这儿待一整夜的，”他对同伴说，“我已经觉得困了。我从来没在三点之钟前上床睡觉过。他本来上个礼拜就自杀死掉了。”

那个侍者从小酒馆柜台里又拿了一瓶白兰地、一只托碟，快步走出来，走到老人的桌子跟前。他放下托碟，然后给老人的玻璃杯里倒满酒。

“你本来上个礼拜就自杀死掉了。”他对聋子说道。老人用手指打了个手势。“再加一点。”他说。侍者接着往玻璃杯里倒酒，白兰地溢了出来，沿着高脚杯的柄脚，流进了一叠托碟最上面的一只。“谢谢你。”老人说。

侍者将酒瓶放回酒馆里，然后又和同伴一起坐在门边的桌旁。

“这会儿他已经醉了。”他说。

“他每晚都喝醉。”

“他为了什么事情想自杀？”

“我怎么知道呢？”

“他是怎样自杀的？”

“他找了一根绳子上吊。”

“谁把绳子割断的？”

“他的侄女。”

“干吗要救他？”

“担心他的灵魂。”

“他有多少钱？”

“很多很多。”

“他一定有八十岁了。”

“再怎么说也得有八十了。”

“希望他早点回家去。我从来没在三点之钟前上床睡觉过。那么晚的时辰睡觉，算什么事儿呀？”

“他熬夜是因为他喜欢。”

“他孤身一人。我可不是孤身一人。我有个老婆在床上等着我呢。”

“他也有过老婆。”

“现在他有老婆也没用啦。”

“不能这么说。他要是有个老婆，会好很多。”

“他有侄女在照顾他。你说过，是她割断绳子把他放下来的。”

“我知道。”

“我可不想活到那么老。人老了脏兮兮的讨人嫌。”

“不全是那样，这老头很整洁啊。他喝酒从不滴滴答答往外漏，就连现在喝醉了也是。你瞧他。”

“我不想瞧他。我希望他回家去。他一点也不顾及我们这些不干活没饭吃的人。”

老人从玻璃杯上抬起头来，看看广场，又看看两个侍者。

“再来一杯白兰地。”他指着杯子，说道。心急要回家的侍者走了过去。

“结束，”他说，就像蠢笨之人对醉鬼或者外国人说话时那样，完全不讲句法，“今夜没有了。打烊了，现在。”

“再来一杯。”老人说。

“没有了。结束。”侍者一边用毛巾擦着桌子边沿，一边摇头。

老人站起身来，慢慢地数了数托碟，从口袋里掏摸出一只装硬币用的皮革钱袋，付了酒钱，另外留下半个比塞塔[54]作小费。

侍者望着他沿大街向前走去。一个很老的老人，步履不稳，但步态中不乏尊严。

“你干吗不让他待在这儿再喝两杯？”那个不心急回家的侍者问道，这时他们正在关百叶窗，“还不到两点半呢。”

“我想回家睡觉。”

“晚一个钟头又有什么大不了呢？”

“他无所谓，对于我可不一样。”

“一个钟头没什么大不了。”

“听你说话的口气，你自己已经像个老头了。他可以买一瓶，带回家去喝呀。”

“那不一样。”

“是，不一样。”有老婆的侍者表示同意。他不想做人不公道。他只是急着想回家。

“你怎样呢？你不怕没到平常的钟点就回家？”

“你这是想侮辱我？”

“不，老弟，只是开个玩笑。”

“我不怕，”心急回家的侍者说，他已经把金属百叶窗拉下，直起了身子，“我有信心。我完全有信心。”

“你有青春、信心和工作，”年纪大些的侍者说，“你一切都有了。”

“你缺少什么呢？”

“都有了，就缺工作。”

“我有的你样样都有啊。”

“不，我从来都没有信心，而且我也不年轻了。”

“得啦。别胡扯了，锁门吧。”

“我属于喜欢在小酒馆里待到很晚的那一类人，”年纪大些的侍者说道，“跟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所有在夜里面需要一盏灯陪着的人站在一起。”

“我想回家，上床睡觉。”

“我们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年纪大些的侍者说，此刻他已经换好衣服，准备回家了，“这不只是一个青春和信心的问题，虽然青春和信心是些很美丽的东西。每天夜里我都很不情愿打烊，因为可能有人需要这小酒馆。”

“老兄，有酒店通宵开门的呀。”

“你没理解我的意思。这是一间令人愉快的干净酒馆。光线明亮。灯光好，加上现在又有了树影。”

“晚安。”年纪小些的侍者说。

“晚安。”年纪大些的侍者应道。他关掉电灯，继续刚才的交谈，同自己聊。当然是灯光的作用，但也必需地方干净，令人愉快。你不想听音乐。你肯定不想听音乐。你也不可能很有尊严站在柜台前面，虽然这些时辰吧台里供应的只有尊严。他惧怕什么呢？那不是惧怕，也不是担忧。他知道得很清楚，那是虚无。全都是虚无，人也是虚无。虚无和灯光便是所需要的一切，加上一定程度的整洁和秩序。有些人生活在其中却从来都浑然不觉，但是他知道，全都是虚无为了虚无，虚无为了虚无。我们的虚无就在虚无之中，虚无是你的名字你的王国虚无是你的将来虚无中的虚无原本就在虚无之中。给我们这个虚无吧我们的日常虚无使我们的虚无成为虚无因为我们原本就虚无了我们的虚无，请不要将我们虚无进虚无而是把我们从虚无中解放出来，为了虚无。为充满虚无的虚无而欢呼，虚无与尔同在。他微笑着，站在一个吧台前面，吧台上有一台闪闪发亮的蒸汽压力咖啡机。[55]

“你想喝点什么？”吧台侍应生问道。

“虚无。”

“又一个疯子。”吧台侍应生说，然后转过身去。

“来一小杯。”小酒馆的侍者说。

吧台侍应生给他倒了一杯。

“灯光明亮，也令人愉快，但是吧台没有擦干净。”小酒馆的侍者说。

吧台侍应生看了他一眼，但是没有搭腔。夜已深了，不聊。

“再来一小杯？”吧台侍应生问道。

“不了，谢谢。”小酒馆的侍者说，然后走了出去。他不喜欢酒吧和酒店。一间干净明亮的小酒馆就大不一样了。现在他不再多想，他要回家，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他会在床上躺下，最后，在天亮的时候睡着。他对自己说，这终究可能只是失眠而已。一定有许多人患有失眠症。

在密歇根州北部

吉姆·吉尔默是从加拿大来到霍顿斯湾的。他从老人霍顿手里将铁匠铺盘了下来。吉姆生得又矮又黑，留着两撇很浓的八字须，一双手很大。他是个钉马掌的好匠人，但即便系着皮围裙，也不太像个铁匠。他住在铁匠铺楼上，吃饭在D.J.史密斯家搭伙。

莉兹·科茨在史密斯家干活。史密斯太太是个很白净的大块头女人。她说，莉兹·科茨是她见到过的最干净利落的姑娘。莉兹长着一双好看的腿，总是系一条洁净的方格花布围裙，吉姆注意到她的头发总是整整齐齐梳到脑后。他喜欢她那张脸，因为它总是快快活活的。不过，他并没有将她放在心上。

莉兹非常喜欢吉姆。她喜欢看他从铺子里走过来时的样子，常常跑到厨房门口，看他顺着马路走过来。她喜欢他留胡子。她喜欢他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他的模样不像个铁匠，这一点她非常喜欢。D.J.史密斯和史密斯太太很喜欢吉姆，这一点她也喜欢。有一天，他在屋外的洗脸池子边擦洗身子，她发现自己喜欢他手臂上毛那么黑，手臂上没晒到的地方那么白。居然喜欢这些，她自己也觉得好笑。

霍顿斯湾这个小镇，只不过是博伊恩城和夏洛瓦之间的主干道旁边的五户人家。镇上有个杂货铺兼邮局，它竖着个高大的假门脸，门前说不定还拴着一辆马车。史密斯家的宅子，斯特劳德家的宅子，迪尔沃思家的宅子，霍顿家的宅子，还有凡·胡森家的宅子。那些房子掩映在一片挺大的榆树林里，大道上积满了沙土。道路两边，都是农田和产木材的林子。往一个方向去是卫理公会教堂，另一个方向是镇办学校。铁匠铺漆成红色，在学校对面。

一条很陡的沙土路从小山上下来，穿过林子向海湾而去。从史密斯家的后门口望出去，你的目光可以越过林子，看见树林绵延到湖滨，并且看得到湖湾的另一边。春夏两季，景色非常美丽，湖湾呈现蓝色，那么明亮。风从夏洛瓦和密执安湖刮来的时候，湖面上常常会翻腾起超出临界点的白帽浪[56]。从史密斯家后门口，莉兹看得见远远的湖里面，装矿石的驳船在驶向博伊恩城。她一直望着那些船时，它们仿佛一点也没在移动；但如果她回到厨房里接着干活，等她将盘子碟子擦干再出来看时，它们已经驶出视野，不见了踪影。

现在莉兹整天想着吉姆·吉尔默了。但吉姆似乎不怎么注意莉兹。他同D.J.史密斯聊铁匠铺的事情，聊共和党，还聊詹姆斯·G.布莱恩[57]。晚上他要么在前屋里凑着灯光读《托雷多刀锋报》和《大急流报》，要么提一盏篝灯，同D.J.史密斯一起出门，到湖湾里去叉鱼。秋天的时候，他同史密斯和查理·怀曼赶一辆马车，带上帐篷、食物、斧子、来复枪和两条狗，出去旅行，到范德比尔特另一边的松树平原上去猎鹿。他们动身前，莉兹和史密斯太太花四天时间为他们烹制食物，莉兹想特别做点东西给吉姆带在路上吃，但最后还是没有做，因为她不敢跟史密斯太太要鸡蛋和面粉，又担心如果自己去买原料，做的时候会被史密斯太太逮到。其实，史密斯太太这边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但莉兹不敢。

吉姆去外地猎鹿的那段时间里，莉兹一直在想着他。他不在，日子真是难熬。她想念他，弄得觉也睡不好；不过她发现，想念他也是一件挺有趣的事。自己心情放松，感觉就会好些。他们回来前那天晚上，她一夜没睡着。其实是她以为自己一点也没睡着，因为，究竟是在梦里面没睡着还是真没睡着，她分不清楚。看见马车从大路上过来的时候，她感觉人好像虚脱了。她急不可待，看到吉姆现身才安下心来，仿佛他一到，就一切都会好。马车在外面那棵大榆树下停住，史密斯太太和莉兹迎了出去。男人们都胡子一大把，马车后面载着三只鹿，细细的鹿腿支楞在车厢外边。史密斯太太亲吻D.J.，D.J.抱住她。吉姆说了声：“哈啰，莉兹。”咧开嘴笑着。

吉姆回来到底会发生什么情况，莉兹不清楚，但她心里面有数肯定会有事情发生。什么事情也没发生。男人们回到家了，就这么回事。吉姆把盖在鹿身上的粗麻布袋揭下来，莉兹望着那几只鹿。有一只是大公鹿。它直挺挺硬邦邦的，不容易卸下车来。

“是你打到的么，吉姆？”莉兹问。

“是的。这只鹿很漂亮是不？”吉姆将它驮起来，搬到熏制室去。

当天晚上，查理·怀曼留下来，在史密斯家吃晚饭。时间太晚了，他来不及赶回夏勒伏瓦。男人们洗过之后，待在堂屋里等晚饭上桌。

“罐子里的东西不是还有剩的么，吉米[58]？”D.J.史密斯问道。吉姆就出去了，他跑向谷仓，去取那只放在马车上的大罐子。他们几个人是带着一大罐威士忌出去狩猎的。那只罐子能够装四加仑，罐底晃晃荡荡还剩不少酒。回屋的路上，吉姆咕噜噜喝了一大口。这么大一只罐子举起来喝不容易，洒出来一些威士忌，顺着他的衬衫前襟往下淌。吉姆抱着罐子进门时，那两个男人见了直笑。D.J.史密斯叫人拿玻璃杯，莉兹把杯子拿来了。D.J.倒了三大杯酒。

“嗯，敬你一杯，D.J.。”查理·怀曼说。

“敬他娘的那只大公鹿。”D.J.说。

“敬我们想念的所有人，D.J.。”吉姆说，一杯酒灌了下去。

“男人嘛，就是觉得这个味道好。”

“一年中的这个时候，解忧消愁没比这个更好的了。”

“再来一杯怎样，伙计们？”

“那就再来一杯，D.J.。”

“一口干了，伙计们。”

“敬来年。”

吉姆开始觉得美滋滋起来。他喜欢威士忌的味道和口感。他很高兴又有了舒服的床和热乎的食物，很高兴又见到自己的铺子。他又喝了一杯。几个男人进屋来吃饭时心里面十分快活，却表现得很正经。莉兹摆好饭菜后在桌旁坐下，同一家人一起吃。很丰盛的一顿饭。男人们一本正经地吃着。吃完饭他们又回到堂屋里，莉兹和史密斯太太收拾桌子。然后史密斯太太上楼去了，隔一小会儿，史密斯走出来，也上了楼。吉姆和查理仍然待在堂屋。莉兹在厨房里，坐在炉子旁边，假装看书，心里面想着吉姆。她还不想睡觉，因为她知道，待会儿吉姆会出来，她想看着他走出去，那样她就可以带着他的神态上床去。

她正使劲儿想吉姆，吉姆出来了。他眼睛放光，头发有点乱。莉兹低下头去看着书。吉姆走到她椅子背后，停住脚步。她感觉得到他的呼吸，然后，他的胳膊搂住了她。被他的手一按，她的乳房起了鼓胀的感觉，乳头挺立起来。莉兹吓坏了，还从来不曾有人摸过她呢。但她心里想的是：“他终于来到我身边了。他真的来了。”

她僵僵地绷着身体，因为惊恐之余，她不知道还能怎么做。这时吉姆将她扳靠在椅背上，吻她。那感觉很尖利、很疼、很痛，她觉得自己快承受不住了。隔着椅子背，她感觉到吉姆就在身后，她受不了啦。这时，她身体里什么地方咔嗒一响，那感觉就变得比较温暖柔和了。吉姆将她扳靠在椅背上，现在她已经很想要这样了；吉姆悄声道：“来，出去走走吧。”

莉兹从厨房墙壁的挂钩上取下外套，他们便出了门。吉姆一直用胳膊搂着她，走一小段路，他们就停下来，紧紧地抱在一起，吉姆还亲吻她。没有月亮，他们在沙土齐踝深的路上走着，穿过树林，向码头，向湖湾里那座仓库走去。湖水拍打着桩子，湖湾另一边的尖岬黑黝黝的。挺冷的天，但是莉兹和吉姆在一起，感到浑身热。他们走进仓库的遮雨篷里，坐下来，吉姆将莉兹搂过去靠着自己。她感到害怕。吉姆的一只手伸进她的连衫裙里，抚摸着她的胸脯，另一只手放在她膝间。她非常害怕，不知道接下来他会做什么，可是她紧紧地依偎着他。接着，那只感觉好大的手从膝间挪开了，放到她腿上，并且向上移动。

“不要，吉姆。”莉兹说。吉姆的手继续向上游走。

“别这样，吉姆，别这样。”吉姆和吉姆的手都不理会她。

木板很硬。吉姆掀开了她的连衫裙，正要对她做什么事。她感到害怕，但她想要。她得接受它，但它吓着她了。

“别这样，吉姆，别这样。”

“我忍不住了。我现在就想要。你知道我们一定得这样。”

“不，还没到时候，吉姆。我们不一定非要这样。哦，这样是不对的。哦，它太大了，弄得我好痛。你不能这样。哦，吉姆。吉姆。哦。”

码头仓库的铁杉木板很硬，而且粗糙冰凉。吉姆压在她身上很沉，他已经伤害了她。莉兹推他，她被挤压着很不舒服。吉姆睡着了。推他他不动。她费力地从他身子底下挣脱，坐起来，将裙子和外套拉拉直，整理着头发。吉姆微张着嘴，睡得正香。莉兹俯下身去，吻了吻他的脸颊。他依然睡得很死。她把他的脑袋托起来一点，摇晃着。他转过头去，咽了咽口水。莉兹哭起来。她走到码头边沿，俯望着湖水。雾气正从湖湾里升起。她觉得冷，心里面很痛苦，仿佛一切都完了。她走回到吉姆躺着的地方，再一次摇晃他，看看到底能不能把他弄醒。她哭泣着。

“吉姆，”她说，“吉姆。求你了，吉姆。”

吉姆动了动，蜷缩得更紧了。莉兹脱下外套，俯下身去，把衣服盖在他身上。她很利索、很细心地给他周身掖好。然后，她穿过码头，走上很陡的沙土路，回去睡觉。寒冷的雾气正从湖湾穿过树林追上来。

雨里的猫

住那家旅店的人里面只有两个美国人。出门或者回房间时，在楼梯上遇到的人他们全都不认识。他们的房间在二楼，面朝大海，还面对着公共花园和战争纪念碑。园子里有很大的棕榈树和绿色长椅。天气好的时候，常常可以看见一位画家坐在画架前面。画家们喜欢棕榈树长的模样，喜欢面朝公共花园和大海的那些旅店的鲜艳色彩。意大利人从很远的地方过来瞻仰战争纪念碑。那碑是青铜铸的，在雨中闪闪发亮。下雨天，雨水从棕榈树上往下滴。石子铺的路上积起了水洼。海水在雨中一条长线扑上来，滑下海滩，又一条长线扑上来，碎成无数浪花。停在战争纪念碑旁边的汽车都开走了。广场对面，一个侍者站在小餐馆门口，望着空荡荡的广场。

那位美国太太站在窗前，望着外面。就在窗下，有只猫蹲在一张滴着水的绿色桌子下边。猫缩紧身体，怕雨水滴到身上。

“我要下楼去，把那只猫咪抱上来。”美国太太说。

“我去吧。”她丈夫从床上表示说。

“不，我去。外面那只可怜的猫咪怕被雨淋到，躲在桌子底下。”

做丈夫的继续看书，脚冲床头躺着，两只枕头垫在脑袋下面。

“别淋湿了。”他说。

美国太太下楼去，经过办公室时，店主站起身来，向她躬身行礼。写字台在办公室靠里边那一头。店主是个老人，个子很高。

“Il piove[59]。”美国太太说。她喜欢这位店主。

“Sì，sì，Signera, brutto tempo[60]。很坏的天气。”

他站在靠里边的写字台后面，办公室里光线很暗。美国太太喜欢他。不论顾客抱怨什么，他总是一副洗耳恭听的态度，她喜欢他这一点。她喜欢他的高雅举止。她喜欢他乐意为她效劳的姿态。她喜欢他身为一店之主的那种感觉。她喜欢他那张上了年纪、神情滞重的脸，还有那一双大手。

她带着这喜爱打开门，向外面望去。雨更大了。一个披着胶皮短斗篷的男子正穿过空荡荡的广场，向小餐馆走去。那只猫应该就在右边什么地方。也许可以贴着墙走，从屋檐底下走过去。她正站在门口踯躅着，身后撑开了一柄雨伞。打伞的是照料他们房间的那个侍女。

“您千万别淋湿了。”她微笑着，说的是意大利语。当然，是旅店店主差遣她来的。

侍女为她撑着伞，她沿石子路走到他们房间的窗户下方。桌子在那儿，被雨水洗刷成了鲜绿色，但是猫不见了。她一下子陷入了失望之中。侍女抬起头来望着她。

“Ha perduto qualche cosa, Signera[61]？”

“刚才这儿有一只猫。”年轻美国女子说。

“一只猫？”

“Si, il gatto[62]。”

“一只猫？”侍女笑道，“雨里的一只猫？”

“是啊，”美国太太说，“在桌子下面。”然后又加上一句：“啊，我好想要它。我想要一只猫咪。”

她说英语的时候，侍女的脸绷紧了。

“来，太太，”她说，“我们得进去了。你会淋湿的。”

“你说得对。”年轻美国女子说。

她们沿着石子路走回去，进了门。侍女在外面停了一下，把伞收起来。年轻美国女子走过办公室时，店主在写字台后面躬身对她行礼。她心里面很不自在。店主让她觉得很不好意思，同时又觉得很受重视。有那么一瞬间，她有一种自己是个极重要的人物的感觉。她没有停步，径直走上楼去。她打开房间的门。乔治躺在床上，在看书。

“你捉到猫了么？”他放下书，问道。

“它不见啦。”

“还真不知道它去哪儿了呢。”他说。他不看书了，让眼睛休息一下。

她在床上坐下。

“我好想要那只猫，”她说，“我不知道自己干吗那么想要它。我就是想要那只可怜的猫咪。做一只可怜的猫咪，待在外面淋雨，可不是一件好玩的事。”

乔治又在看书了。

她走到梳妆台前面，对着镜子坐下来，又拿起有柄的小镜子，端详着自己。她照照自己的侧面，照过一边再照照另一边。然后，又端详了一下后脑勺和后颈。

“我把头发留起来，你觉得好不好？”她问，又拿小镜子照了照自己的侧面。

乔治抬起头来，看着她的后颈，那地方的头发剪得差不多像男孩子。

“我喜欢现在的样子。”

“可我已经很厌烦这样子了，”她说，“我很厌烦像个男孩。”

乔治在床上换了个姿势。从她开始说头发的事情起，他的目光一直不曾离开过她。

“你的模样好看得要命。”他说。

她把小镜子放回到梳妆台上，走到窗前望着外面。天正在黑下来。

“我想把头发扎到脑后去，扎得紧紧的，滑溜溜的，挽个大结子，我能摸得着，”她说，“我想要一只猫咪坐在我腿上，我摸摸她，她就呜呜地叫几声。”

“是么？”乔治从床上发声道。

“我想在桌子上用自己的银餐具吃饭，我还要点上蜡烛。我想要现在是春天，想对着镜子梳头。我想要一只猫咪，还要几件新衣服。”

“哦，你还是住嘴，找本书看看吧。”乔治说。他又在看书了。

他的妻子在望着窗外。现在天已经很黑，雨依然在打着棕榈树。

“不管怎样，我想要一只猫，”她说，“我要一只猫。现在我就想要一只猫。如果我不能留长发，不能有点乐子，总可以养只猫吧。”

乔治没在听。他在看他的书。他的妻子在望着窗外，广场上的灯已经亮了。

有人敲门。

“Avanti[63]。”乔治说。他从书上抬起头来。

门口站着那个侍女。她抱着一只挺大的玳瑁斑纹猫，那猫紧贴住她，在她身上扭来扭去。

“打扰了，”她说，“店主叫我把这只猫给太太送过来。”

在异乡

秋季战事一直没有停，但我们不再上战场了。秋日的米兰[64]寒意颇浓，天黑得很早。华灯初上时分，沿街看看橱窗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店铺外面挂着许多猎物，狐狸毛皮上落满了雪粉，它们的尾巴在风中晃荡。掏空内脏的僵直的鹿身，沉甸甸地悬着。风吹荡着小鸟串儿，它们的羽毛被吹翻了开来。这是个寒冷的秋天，风是从群山上下来的。

我们每天下午全体都去医院。在阴沉沉的天色中，有不同的路线可以穿过城区去医院。其中有两条路线是沿着运河边走，但路比较远。不过，走到医院总是要从桥上过运河上的。有三座桥任你选。其中一座桥上，有一位妇人卖烤栗子。站在她的炭火前面，暖融融的；栗子揣进口袋里，过好一会儿还是热乎乎的。医院很老旧，也很幽美。进大门后走过院子，再走出对面的院子门，就到了。经常有葬礼，举行葬礼都是从院子里开始。旧医院后面，是几幢新建的砖头造隔离式病房。每天下午我们就在那儿相聚，大家彬彬有礼，互相询问伤势病情，坐到会给我们大大改善病情的诊疗椅上去。

医生走到我坐着的诊疗椅近前，询问道：“战前你最喜欢做什么？练什么体育运动吗？”

我说：“练啊，足球。”

“好，”他说，“你还能踢足球的，比以前踢得更好。”

我膝盖不能弯曲，从膝盖到脚踝一条腿直僵僵没有腿肚子。诊疗椅帮我弯曲膝盖，像骑自行车那样帮我活动腿，但是还没有帮我弯过来，诊疗装置转到弯曲部分便摇摇晃晃转不动了。医生说：“不要紧，会弯过来的。你是个幸运的年轻人。你还会像个冠军似的重新踢足球。”

旁边那张诊疗椅上坐着一位少校。他的一只手像婴儿的手那么小，夹在两块皮革中间；皮子上下弹跳，拍打着他的僵硬的手指。医生检查他的手时，他一边朝我挤眼睛，一边说：“将来我也能踢足球么，医生上尉？”他曾经是个了不起的剑术家，战前他是意大利最棒的剑术家。

医生回到后面屋子他的接诊室，拿来一张照片。照片显示，一只手在诊疗前萎缩得跟少校的手差不多大小，经过一个疗程后变大了一些。少校用那只好手拿着照片，仔细地看着。“是枪伤？”他问。

“工伤事故。”医生说。

“很有趣，很有趣。”少校说，把照片递还了给医生。

“现在你有信心了吧？”

“没有。”少校说。

有三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小伙子每天来医院。他们三个全部是米兰人，一个想当律师，一个想做画家，还有一个本来就想当兵。有时，诊疗结束后，回去的路上我们会结伴同行，到斯卡拉歌剧院[65]隔壁的科瓦咖啡厅去坐坐。我们有四个人，所以敢抄近路，穿过共产党人聚居区。那个街区的人恨我们，因为我们是军官。我们经过的时候，一家酒店里会有人大叫：“A basso gli ufficiali！”[66]有时，另外一个小伙子也跟我们一起走，一行便有了五个人。他脸上蒙着一块黑丝绸手绢，因为当时他鼻子没了，正待做面部修复。他是直接从军事学院上前线的；第一次上火线，一个钟头不到就受了伤。他们修复了他的面部，但他出身于一个非常古老的家族，要想把他的鼻子完全复原，那是办不到的。后来他去了南美，在一家银行里工作。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后来战事会如何发展。那个时候，我们只知道一直在打仗，而我们不会再上战场。

除了脸上蒙黑丝绸绷带的小伙子，我们每个人都有同样的勋章。他上前线的时间不够长，什么勋章也没得到。那种勋章我们每人有一枚，想当律师的那个脸色苍白的高个儿小伙子却有三枚。他当过敢死队队长，同死神打交道很长时间，有点超然了。我们全都有点超然。除了每天下午在医院相会，并没有其他任何事情将我们凝聚在一起。不过，在我们去科瓦咖啡厅的路上，穿过那一段暴戾的街区，行走在黑暗中，经过透出灯光和歌声的酒店，有时因为人行道上挤满了男男女女，不得不从他们中间挤出来，走到街上去，这种时候，我们会感到有种东西在起作用，将我们聚拢到一起。旁人，那些不喜欢我们的人，他们不懂。

而我们自己懂得科瓦咖啡厅，我们每个人都懂。它富丽，温暖，灯光不耀眼，某一段时辰里声音嘈杂烟雾缭绕，任何时间桌子旁边都有姑娘坐着，墙上的报刊架子上放着画报。科瓦咖啡厅的姑娘们很爱国，我发现，意大利最爱国的人就是咖啡厅里的姑娘。我相信，现在她们仍然很爱国。

起初，小伙子们说到我的勋章时非常谦和有礼，问我立了什么功。我给他们看授勋状，那一纸文字非常华丽，满篇fratellanza、abnegazione之类的字眼[67]，但去掉那些形容词，分明就是在说，我之所以获得勋章，是因为我是个美国人。从此以后，他们对我的态度起了变化，只不过相对于外人，我仍然是个朋友。我仍然是他们的一个朋友，但自从他们看过授勋状之后，我便不能真正算是他们中的一员了。因为他们经历的跟我不一样，他们是做了非常不一样的事才获得勋章的。不错，我确实负伤了，但大家都知道，说到底，负伤其实就是个意外。不过，我从来没有觉得佩戴着勋章心中有愧，而且有时在鸡尾酒时辰过后，我会想象，他们获颁勋章所干的那些事，我自己全都干过。但是在夜深时分，空荡荡的街道上，寒风扑面，所有的商店都已熄灯关门，我尽量挨着街灯走回家去，那时，我心里知道，我决然干不出那样的事情。我非常怕死，经常在夜里一个人躺在床上的时候，害怕自己会死去，不知道如果重返前线，我会是怎样一副德性。

三个获得勋章的小伙子就像猎鹰。虽然在那些没有狩猎经验的人眼里，可能我也像是一只鹰，其实我不是。这一点，他们三位比较清楚，所以我们渐行渐远了。但是，那个第一天上前线便负伤的小伙子，我同他仍然是好朋友，因为当时他对自己将来会怎样肯定一无所知。所以，他也不可能被他们接受。我喜欢他是因为我心想，兴许他和我一样，将来不会变成一只鹰。

少校，那位了不起的剑术家，不相信人不怕死。我们坐在诊疗椅上时，他花许多时间纠正我的语法。他曾经称赞我意大利语说得好，我们聊起来毫不费力。有一天我说，我觉得意大利语很容易学会，激不起我很大的兴趣，意大利语说起来一点都不难。“啊，是的，”少校说，“那么，你为何不注意一下语法的使用呢？”于是我们注意起语法的使用来，一下子，意大利语成了一门很难的语言，脑子里语法条理没弄清楚，我都不敢开口和他说话。

少校非常守规矩地上医院。我印象中他一次也有没缺席过，但他肯定是不相信那种诊疗的。有一段时间，我们谁也不相信那些诊疗椅，上校说，那完全是胡闹。当时诊疗椅刚面世，正好拿我们来试验其疗效。他说，那个主意很白痴：“理论而已，跟别的理论没什么两样。”我语法没学进去，他说我笨蛋，丢人丢到家了，又说他自己是个傻瓜，居然为我操这个心。他是个小个子男人，笔直地坐在诊疗椅里，右手插进诊疗装置，眼睛直视着前方的墙壁，两块皮子夹着他的手指，上下拍打着。

“要是有那么一天，战争结束了，你准备做什么？”他问我，“回答时注意语法！”

“我会回美国去。”

“你结婚了么？”

“没有，但是想结婚。”

“那你就更傻了，”他说，他好像很生气，“男人不应该结婚。”

“为什么，少校先生？”

“别叫我‘少校先生’。”

“为什么男人不应该结婚？”

“不能结婚，不能结婚。”他愤怒地说，“如果将来会失去，就不该置身于会失去那一切的位置。不该置身于会失去的位置。应该寻找不会失去的东西。”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非常愤怒和痛苦，眼睛直视前方。

“可是，为什么就一定会失去呢？”

“就是会失去。”少校说。他望着墙壁。然后他低下头去望着诊疗装置，猛地一下，将他那只小手从皮子中间抽出来，狂暴地拍着大腿。“会失去的，”他几乎是在吼叫了，“别跟我争辩！”然后他对看管诊疗椅的护理员叫道：“过来，关掉这该死的东西。”

他回到另一间诊室去做光疗和按摩。接下来我听见他向医生借用电话，关上了门。他回到我们这间诊室的时候，我已经坐在另一张诊疗椅上。他已经披上披风，戴上帽子。他径直走到我的诊疗椅近前，将一只胳膊搭在我肩膀上。

“真抱歉，”他说，用那只好手拍了拍我的肩膀，“我不该无礼的。我的妻子刚去世。你千万别介意。”

“哦……”我说，心里面很为他难过，“请节哀。”

他站在那儿咬着下嘴唇。“我想顺天应变，”他说，“但是太难了。”

他的目光越过我，望着窗外。然后他哭了起来。“我根本做不到顺天应变。”他哽咽着说。然后他哭出声来，仰着头，眼神茫然，像士兵那样直挺挺地立着，两腮沾满泪水，咬着嘴唇，从一张张诊疗椅旁走过，出门而去。

医生告诉我，少校的妻子很年轻，少校残废退出战场后才同她结的婚。她死于肺炎，得病后没能撑几天。没人料到她会死。少校三天没来医院。之后他又按往常的时辰来就诊了，军装袖子上戴着黑纱。他回来时，诊疗室四面墙壁上已经挂起镶着大镜框的照片，展示各种伤情在使用诊疗椅进行医治前后的对比。上校那张诊疗椅面对的墙上有三张照片，展示的是与他同样伤情的手完全康复的情形。我不知道那些照片医生是从哪儿弄来的。我一直以为，我们是使用诊疗椅的第一批人。那些照片对少校并没有起多大作用，他目不旁视，只望着窗外。

在士麦那[68]码头上

奇怪的是她们每天晚上到了半夜就乱叫乱嚷，他说。我不知道她们干吗偏在那个时刻叫嚷。我们停在港口，她们都在码头上，到了半夜，她们就叫嚷了起来。我们常打开探照灯照她们，止住她们。那一招总是很管用。我们用探照灯对她们上上下下扫射了两三遍，她们就不叫了。我一度是码头上值班的高级军官，有个土耳其军官怒气冲天，向我走来，因为我们有个水手大大地侮辱了他。于是我跟他说，一定要把那个家伙押上船去，狠狠加以惩罚。我请他把那个人指认出来。于是他指出一个副炮手，其实这老兄最不会惹是生非了。说是他一再受到大大的侮辱；话是通过一个翻译跟我说的。我真想象不出这个副炮手怎么会懂得那么多土耳其话可以侮辱人。我就把他叫过来说，“只是防你跟任何土耳其军官说话罢了。”

“我没跟他们任何人说过话，长官。”

“这我完全相信，”我说，“不过你最好还是上船去，今天就别再上岸来了。”

于是我跟那土耳其人说，这人给押上船去了，一定要严加惩处。啊，一定要严惩不贷。他听了感到满意极了。我们是好朋友呢。

最糟糕的是那些带着死孩子的女人，他说。你没法叫那些女人扔下死孩子不管。她们的孩子都死了六天啦，就是不肯扔下。你拿这一点办法也没有。临了只好把她们押走。最离奇的是有个老大娘。我把这事告诉一个医生，他说我在瞎说。我们正把她们赶出码头，总得把死尸清理掉啊。这个老婆子就躺在一副担架上。他们说：“请你看一看她好吗，长官？”于是我看了她一眼，就在这当口，她死了，身子完全僵硬了。她两腿伸直，下半身全挺直了，直僵僵的。正跟隔夜就死掉了似的。她彻底死了，完全僵硬了。我把这事告诉一个医学界的家伙，他跟我说这不可能。

大家全都在码头上，根本不像有地震啊这种事。因为大家根本不知道土耳其人的情况。大家根本不知道土耳其佬会干出什么事来。你还记得他们命令我们进港不准再开走吗？那天早晨进港时我很紧张。他有好多门大炮，可以把我们轰得片甲不留。我们紧挨着码头开来，正打算进港，抛下前锚和后锚，然后炮轰城里的土耳其营地。他们本来可能把我们从海面上肃清，但我们本来也可以把这城干脆轰光。我们进港时他们只是对我们开了几下空炮。凯末尔[69]作出决定，把那个土耳其司令开革了。罪名是越权啊什么的。他有点狂妄自大。这就可能把事情弄得一团糟。

你总记得那海港吧。海港里四处都漂浮着不少好东西。我生平只此一回碰上这种事，所以就梦见东西了。你对带着孩子的女人并不在意，你对带着死孩子的女人也一样并不在意。她们带着孩子可没什么不好。奇怪的是少数孩子怎么死掉的。只用什么东西把孩子盖住就不去管它了。她们总是挑货舱里最阴暗的角落带孩子。她们一离开码头就百事不管了。

希腊人也真是够厉害的家伙。他们撤退时，驮载牲口都没法带走，所以他们干脆就打断牲口的前腿，把它们全抛进浅水里。所有断了前腿的骡子都给推进浅水里了。这简直是妙事一桩。哎呀，真是绝妙绝妙。

医生夫妇

迪克·博尔顿从印第安营地来替尼克的父亲锯木材。他随带儿子埃迪和另一个叫比利·泰布肖的印第安人。他们走出林子，从后门进来，埃迪扛着长长的横锯。他走路时锯子就在肩上啪嗒啪嗒发出乐声。比利·泰布肖带着两把活动大铁钩[70]。迪克挟着三把斧子。

他转身关上院门。那三个径自走在他头里，直奔湖岸而去，木头就掩埋在岸边沙滩里。

这些木头原是“魔法”号轮船拖运到湖边工厂里来，从大筏堰[71]口漂失的。木头漂流到沙滩上来，要是没碰上什么事，“魔法”号上的水手迟早会乘一条划子，顺着湖岸划来，找到木头，用带环的铁钉钉住每根木头的端头，然后把木头拖到湖面上，做一个新的筏堰。不过伐木工兴许不会来找木头，因为区区几根木头犯不着出动水手来捞取。要是没人来捞，这些木头就会泡足水，在沙滩里烂掉。

尼克的父亲一直以为总会这么着，才雇了印第安人从营地来替他用横锯锯断木头，再用楔子把木头劈开做木材和敞口壁炉用的柴火。迪克·博尔顿绕过小屋，向湖边走去。有四大根山毛榉木头几乎掩埋在沙滩里。埃迪将锯子一个把手挂在一棵树的树叉上。迪克在小小的码头上把三把斧子放下。迪克是个混血儿，湖边一带不少庄稼人都认为他其实是个白人。他很懒，不过一干起活来，还是一把好手。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嚼烟来，嚼了一口，就用奥杰布华[72]语对埃迪和比利·泰布肖说话。

他们用活动铁钩扎进一根木头，使劲转动，想把木头从沙滩里松开。他们把浑身力量都压在铁钩杆上。木头在沙滩里松动了。迪克·博尔顿对尼克的父亲回过头来。

“我说啊，医生，”他说，“你偷了好大一批木材啊。”

“别那么说，迪克，”医生说，“这是冲上岸来的木头。”

埃迪和比利·泰布肖把木头从湿沙里摇出来，滚到水里去。

“把木头放在水里。”迪克·博尔顿大喝一声道。

“你干吗这样？”医生问道。

“洗一洗。把沙土洗掉才好锯呢。我倒要看看这木头是谁的。”迪克说。

木头就在湖水里漂荡。迪克和比利·泰布肖身子靠着活动铁钩，在日头底下直淌汗。迪克跪在沙地里，瞧着木头顶端上过秤人的锤印。

“原来是怀特—麦克纳利的。”他说着站起身，掸掉裤膝上的沙土。

医生很不安。

“那你最好别锯了，迪克。”他不耐烦地说。

“别发火啊，医生，”迪克说，“别发火。我可不管你偷谁的。这不关我的事。”

“你要是认为木头是偷来的，就让它去，带着你的工具回营地去吧。”医生说。他的脸红了。

“别急啊，医生，”迪克说，他把烟草汁唾在木头上，烟草汁一滑，滑在水里冲淡了，“你我都清楚这是偷来的。跟我不相干。”

“得了。你要是认为木头是偷来的，那就拿着家伙滚吧。”

“喂喂，医生——”

“拿着家伙滚吧。”

“听我说，医生。”

“你要是再叫我一声医生，我就敲断你的狗牙，叫你咽下去。”

“啊，不，谅你不敢，医生。”

迪克·博尔顿瞧着医生。迪克是个大个儿。他知道自己个儿多大。他乐意打架。他高兴。埃迪和比利·泰布肖身子靠在活动铁钩上面，瞧着医生。医生嚼着下唇的胡子，瞧着迪克·博尔顿。然后他转身就朝山上小屋走去。他们看他背影就知道他多火了。他们全都目送他上山，走进小屋里去。

迪克说了一句奥杰布华语，埃迪笑了，可是比利·泰布肖神色非常严肃。他不懂英语，但吵架时他一直在卖力干活。他操起两把活动铁钩。迪克捡起斧子，埃迪从树上摘下锯子。他们动身了，走过小屋，走出后门，进了树林。迪克让院门开着。比利·泰布肖回身把门拴住。他们穿过树林走掉了。

医生在小屋里，坐在房里床上，看见大书桌旁地板上有一堆医学杂志。这些杂志还包着没拆封。他一看就火了。

“你不是回来工作吧，亲爱的？”医生太太房里拉上百叶窗，她正躺着，顺口问道。

“不！”

“出什么事了？”

“我跟迪克·博尔顿吵了一架。”

“哦，”太太说，“但愿你没动肝火，亨利。”

“没。”医生说。

“记住，克己的人胜过克城的人[73]。”他太太说。她是个基督教科学派[74]。她的《圣经》，她那本《科学与健康》和《季刊》就放在暗洞洞的房里床边桌上。

她丈夫不搭腔。这会儿他正坐在床上，擦着猎枪。他推上装满沉甸甸、黄澄澄子弹的弹夹，再抽了出来，子弹都撒在床上。

“亨利，”他太太喊道，停顿了片刻，“亨利！”

“嗯。”医生说。

“你没说过什么惹博尔顿生气的话吧？”“没有。”医生说。

“那有什么烦心的事，亲爱的？”

“没什么大不了的。”

“跟我说说，亨利。请你别瞒住我什么事。究竟烦什么？”

“说起来，我治好迪克老婆的肺炎，他欠了我一大笔钱，我想他存心吵上一架，这样就用不着干活来抵债了。”

他太太不作声。医生用一块破布仔细擦着枪。他把子弹推回去，顶住弹夹的弹簧。他把枪搁在膝上坐着。他很喜欢这支枪。一会儿他听到太太在暗洞洞的房里的说话声。

“亲爱的，我倒认为，我真的认为，谁也不会真的做出那种事。”

“是吗？”医生说。

“是的。我真的不信哪个人会存心做出那种事。”

医生站起身，把猎枪放在镜台后面的墙角里。

“你出去吗，亲爱的？”他太太说。

“我想去走走。”医生说。

“亲爱的，你要是看见尼克，请你跟他说妈妈要找他，行吗？”他太太说。

医生出去，走到门廊上。顺手砰的关上身后的纱门。关上门时他听见太太倒抽口气。

“对不起。”他在拉上百叶窗的窗户外说。

“没事儿，亲爱的。”她说。

他冒着暑热，走出院门，沿着小径，走进铁杉树林子里。甚至在这么个大热天里，林子里也是荫凉的。他看见尼克背靠一棵树坐着在看书。

“你妈要你去看看她。”医生说。

“我要跟你一起去。”尼克说。

他父亲低头看着他。

“行啊。那就快走吧，”他父亲说，“把书给我。我把它放在口袋里。”

“我知道黑松鼠在哪儿了，爹。”尼克说。

“好吧，”他父亲说，“咱们就到那儿去吧。”

三天大风

尼克拐进穿过果园那条路时，雨停了。果子都摘了，秋风吹过光秃秃的果树。路边枯黄的野草里有只瓦格纳苹果，给雨水淋得透亮，尼克停步捡起了苹果。他把苹果放进厚呢短大衣的口袋里。

那条路出了果园，直达山顶。山顶有小屋，门廊空荡荡的，烟囱里冒着烟。屋后是车库，鸡棚，二茬树像堵树篱，挨着后面的林子。他放眼望去，上空的树给风刮得远远倒向一边。今年秋天还是头一遭刮大风呢。

尼克走过果园上面那块空地时，小屋的门打开了，比尔出来了。他站在门廊上往外看。

“哎呀，威米奇。”他说。

“嗨，比尔。”尼克说着走上台阶。

他们站在一起，眺望着原野对面，俯视着果园、路那边、低处田野和突出湖面那岬角的林子那边。大风正直扫湖面。他们看得见十里岬沿岸的浪花。

“在刮风呢。”尼克说。

“这样刮要连刮三天呢。”比尔说。

“你爹在吗？”尼克说。

“不在。他拿着枪出去了。进来吧。”

尼克进了屋。壁炉里生着堆熊熊烈火。风刮得炉火呼啦啦响。比尔关上门。

“喝一杯？”他说。

他到厨房里，拿来两个玻璃杯和一壶水。尼克伸手到壁炉架上去拿瓶威士忌。

“行吗？”他说。

“行。”比尔说。

他们坐在火堆前，喝着兑水的爱尔兰威士忌。

“有股冲鼻的烟味。”尼克说，两眼透过玻璃杯看着火。

“是泥炭。”比尔说。

“酒里不会放泥炭的。”尼克说。

“那没什么关系。”比尔说。

“你见过泥炭吗？”尼克问。

“没。”比尔说。

“我也没。”尼克说。

他伸出腿，搁在炉边，鞋子在火堆前冒起水汽来了。

“最好把你的鞋脱了。”比尔说。

“我没穿袜子。”

“把鞋脱了，烤烤干，我去给你找找看。”比尔说。他上阁楼去了，尼克听见头顶上有他的走动声。楼上房间敞开，就在屋顶下，比尔父子和他，尼克，有时就在楼上睡觉。后面是一间梳妆室。他们把床铺往后挪到雨淋不到的地方，上面盖着橡皮毯。

比尔拿了一双厚羊毛袜下来。

“天晚了，不穿袜子不能到处走动。”他说。

“我真不愿再穿上。”尼克说。他套上袜子，又倒在椅子里，把腿搁在炉火前的屏风上。

“你要把屏风搁坏了。”比尔说。尼克把两腿一翘，搁到炉边。

“有什么好看的吗？”他问。

“只有报纸。”

“卡斯队[75]打得怎么样？”

“一天连续两场比赛都输给巨人队[76]。”

“他们应当稳赢的。”

“这两场球是白送的，”比尔说，“只要麦克劳[77]在球队俱乐部联合会中能收买每一个球员，那就没什么问题。”

“他不能把大家全买通啊。”尼克说。

“凡是他用得着的人，他都买通了，”比尔说，“不行的话，他就弄得大家都不满，只好同他做买卖。”

“比如海尼·齐姆。”尼克附和道。

“那个笨蛋对他可大有好处呢。”

比尔站起身。

“他能得分。”尼克提出道。炉火的热气把他腿烤热了。

“他也是个出色的外野手，”比尔说，“不过他也输过球。”

“说不定是麦克劳要他输的。”尼克提出道。

“说不定。”比尔附和说。

“事情背后往往大有文章。”尼克说。

“那当然。不过咱们虽然隔得那么远，内幕消息倒不少。”

“就像你虽然没有看见赛马，照样大有选马眼力。”

“一点不错。”

比尔伸手去拿威士忌酒瓶。他的大手伸出老远去斟酒，把威士忌倒在尼克端在手里的酒杯里。

“兑多少水？”

“照旧。”

他在尼克椅子旁边的地板上坐下。

“秋风一起真不坏吧？”尼克说。

“是不赖。”

“这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尼克说。

“城里会不会闹翻了天？”比尔说。

“我就喜欢看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78]。”尼克说。

“得了，如今锦标赛总是在纽约或费城举行，”比尔说，“对咱们一点好处都没有。”

“不知卡斯队会不会夺标？”

“这辈子休想看到了。”比尔说。

“哎呀，他们要气疯了。”尼克说。

“你还记得他们碰到火车出事之前那回的情况吗？”

“当然！”尼克想起来说。

比尔伸出手去拿那本扣在窗下桌上的书，刚才他到门口时顺手就放在那儿了。他一手端着酒杯，一手拿着书，背靠着尼克的椅子。

“你在看什么书？”

“《理查德·菲弗里尔》[79]。”

“我对这书可不感兴趣。”

“这本书不错，”比尔说，“不是坏书，威米奇。”

“你还有什么我没看过的书？”尼克问。

“你看过《森林情侣》[80]吗？”

“看过。就是那本书里写他们每晚上床，都在两人中间放把出鞘的剑。”

“是本好书，威米奇。”

“是本不赖的书。我始终搞不懂这把剑有什么用处。这把剑得一直剑锋朝上，因为翻倒的话，你就滚得过去，也不会出什么事。”

“这是象征。”比尔说。

“当然，”尼克说，“可这不符合实际。”

“你看过《坚忍不拔》吗？”

“好书，”尼克说，“倒是本真实的书。那书里写他老爹一直在找他。你还有沃尔波尔[81]的作品吗？”

“《黑森林》，”比尔说，“写俄国的。”

“他对俄国懂得什么啊？”尼克问。

“我不知道。那些家伙可说不清。也许他小时候在那儿。他有不少有关俄国的内幕消息呢。”

“我倒想见见他。”尼克说。

“我倒想见见切斯特顿[82]。”比尔说。

“我真希望他眼下就在这儿，”尼克说，“咱们明天就可以带他上夏勒伏瓦去钓鱼了。”

“不知他想不想去钓鱼。”比尔说。

“当然去，”尼克说，“他一定是钓鱼老手。你还记得《短暂的客栈》★★★《短暂的客栈》是切斯特顿1914年出版的小说，诗句引自小说正文。★★★吗？”

“‘天使下凡尘，

赐你一杯羹，

受宠先谢恩，

倒进污水盆。’”

“一点不错，”尼克说，“我看他这人比沃尔波尔强。”

“哦，没错儿，他是强一些。”比尔说。

“不过沃尔波尔写文章比他强。”

“我不知道，”尼克说，“切斯特顿是个文豪。”

“沃尔波尔也是个文豪。”比尔坚持道。

“但愿他们两个都在这儿，”尼克说，“咱们明天就可以带他们到夏勒伏瓦去钓鱼了。”

“咱们来个一醉方休吧。”比尔说。

“行啊。”尼克附和道。

“我老子才不管呢。”比尔说。

“真的吗？”尼克说。

“我有数。”比尔说。

“我现在就有点醉了。”尼克说。

“你没醉。”比尔说。

他从地板上站起身，伸手去拿那瓶威士忌。尼克将酒杯伸过来。比尔斟酒时，他两眼直盯着。

比尔在杯里斟了半杯威士忌。

“自己兑水，”他说，“只有一小杯了。”

“还有吗？”尼克问。

“酒可多的是，可爹只肯让我喝已经启封的。”

“那当然。”尼克说。

“他说喝新启封的酒会成为酒鬼。”比尔解释说。

“一点不错。”尼克说。他听了印象很深。他以前倒从没想到这点。他一向总是认为只有独自喝闷酒才会成为酒鬼呢。

“你爹怎么样？”他肃然起敬问。

“他挺好，”比尔说，“有时有点儿胡来。”

“他人倒是不坏。”尼克说。他从壶里往自己杯里加水。水慢慢就同酒混在一起了。酒多水少。

“他人确实不坏。”比尔说。

“我老子也不错。”尼克说。

“对极了。”比尔说。

“他说自己一生滴酒不沾。”尼克说，仿佛在发表一项科学事实似的。

“说起来，他是个大夫呢。我老子是个画家。那可不一样。”

“他错失不少良机。”尼克忧伤地说。

“这倒难说，”比尔说，“万事有失必有所得。”

“他说自己错失不少良机。”尼克直说道。

“说起来，爹也有一段日子很倒霉。”比尔说。

“全都彼此彼此。”尼克说。

他们坐着，一边望着炉火里边，一边想着这深刻的真理。

“我到后门廊去拿块柴火。”尼克说。他望着炉火里边时注意到火快熄灭了。同时他也希望表示一下自己酒量大，头脑还管用。尽管他父亲一生滴酒不沾，但是比尔自己还没醉就休想灌醉他。

“拿块大的山毛榉木头来。”比尔说。他也存心摆出一副头脑还管用的样子。

尼克拿了柴火，穿过厨房进屋来，走过时把一个锅子从厨房桌上碰翻了。他放下柴火，捡起锅子。锅里有浸在水中的杏干。他仔细把杏干一一从地板上捡起来，有几颗已经滚到炉灶下面了，他把杏干放回锅里。他从桌边桶里取些水来泡在杏干上。他感到自己十分得意。他的头脑完全管用呢。

他搬了柴火进来，比尔起身离座，帮他把柴火放进炉火里。

“那块柴真不赖。”尼克说。

“我一直留着等天气坏才用，”比尔说，“这样一大块柴好烧整整一夜呢。”

“到了早晨烧剩木炭又好生火了。”尼克说。

“对啊。”比尔附和道。他们的谈话水平可高呢。

“咱们再喝一杯。”尼克说。

“我想柜子里还有一瓶已经启封的。”比尔说。

他在墙角柜前跪下，取出一瓶廉价烈酒。

“这是苏格兰威士忌。”他说。

“我会多兑些水。”尼克说，他又出去，走到厨房里。他用勺子从桶里舀出阴凉的泉水，灌满水壶，回起居室时，走过饭厅里一面镜子，照了照。他的脸看上去真怪。他对着镜中的脸笑笑，镜中的脸也咧嘴回他一笑。他对着那脸眨眨眼睛就往前走了。这不是他的脸，不过这没多大关系。

比尔斟了酒。

“这一大杯真够呛的。”尼克说。

“咱们才不当一回事呢，威米奇。”比尔说。

“咱们为什么干杯？”尼克举杯问。

“咱们为钓鱼干杯吧。”比尔说。

“好极了，”尼克说，“诸位先生，我提议为钓鱼干杯。”

“就为钓鱼，”比尔说，“到处钓鱼。”

“钓鱼，”尼克说，“咱们就为钓鱼干杯。”

“这比棒球强。”比尔说。

“这扯不上一块，”尼克说，“咱们怎么扯上棒球来了？”

“错了，”比尔说，“棒球是大老粗玩的。”

他们把杯里的酒一饮而尽。

“现在咱们为切斯特顿干杯。”

“还有沃尔波尔呢。”尼克插嘴说。

尼克斟酒。比尔倒水。他们相对一看。大家感觉良好。

“诸位先生，”比尔说，“我提议为切斯特顿和沃尔波尔干杯。”

“说得对，诸位先生。”尼克说。

他们干了杯。比尔把杯子斟满。他们在炉火前两张大椅子里坐下。

“你非常聪明，威米奇。”比尔说。

“你什么意思？”尼克问。

“同玛吉那档子事吹了[83]。”比尔说。

“我想是吧。”尼克说。

“只有这么办了。要是你没吹，这会儿你就要回家去干活，想法攒足钱结婚。”

尼克一言不发。

“男人一旦结婚就彻底完蛋，”比尔继续说，“他什么都没有了。一无所有。屁也没有。他玩儿完了。你见过结了婚的男人。”

尼克一言不发。

“你一看他们就知道，”比尔说，“他们都有这种结过婚的傻样儿。他们玩儿完了。”

“那当然。”尼克说。

“吹了兴许很可惜，”比尔说，“不过你这人总是爱上别的人就没事了。爱上她们可没什么，就是别让她们毁了你啊。”

“是。”尼克说。

“要是你娶了她啊，那就得娶她一家子。别忘了还有她母亲和她嫁的那家伙。”

尼克点点头。

“想想看，一天到晚只见他们围着屋子转，星期天还得上他们家去吃饭，还要请他们来吃饭，听她母亲老是叫玛吉去做什么，怎么做。”

尼克默默坐着。

“你既然脱了身，那可太好了，”比尔说，“现在她可以嫁给像她自己那样的人，成个家，开开心心过日子了。油跟水不能掺和在一起，那种事也不能掺和在一起，正如我不能娶为斯特拉顿家干活的艾达一样。艾达大概也很想这样。”

尼克一言不发。酒意全消，任他逍遥自在。比尔不在那儿。他不坐在炉火前，明天也不跟比尔和他爹去钓鱼啊什么的。他并不醉。这都过去了。他只知道自己从前有过玛乔丽，又失去了她。她走了，他打发她走的。那是关键。他没准儿再也见不到她了。大概永远不会见到她了。一切全过去了，全完了。

“咱们再喝一杯。”尼克说。

比尔斟酒，尼克泼了一点水进去。

“要是你走了那条路，那咱们现在就不会在这儿了。”比尔说。

这话倒不错。他原来的计划是回家去找份活儿。然后计划整个冬天都留在夏勒伏瓦，这样就可以亲近玛吉。现在他可不知自己打算做什么了。

“大概咱们明天连鱼也钓不成了，”比尔说，“你那一着走得对，没错儿。”

“我是没法子。”尼克说。

“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行。”比尔说。

“忽然一下子，一切都结束了，”尼克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我没法子。正像眼下连刮三天大风，把树叶全都刮光一样。”

“得了，都结束了。不必多说了。”比尔说。

“这是我的错。”尼克说。

“是谁的错都没关系。”比尔说。

“不，我认为不是这样。”尼克说。

玛乔丽走了，大概他永远也不会再见到她了，那才是大事。他跟她谈过他们一起到意大利去，两个人该有多开心。谈过他们一起要去的地方。如今全过去了。

“只要这事了结了，那就万事大吉，”比尔说，“说真的，威米奇，这事拖下去我还真担心呢。你做得对。我听说她母亲气得要命。她告诉好多人说你们订了婚。”

“我们没订婚。”尼克说。

“都在传说你们订了婚。”

“那我没法说了，”尼克说，“我们没订婚。”

“你们原来不是打算结婚吗？”比尔问。

“是啊。可我们没有订婚。”尼克说。

“那有什么区别？”比尔像法官似的问。

“我不知道。总有区别吧。”

“我看不出来。”比尔说。

“那好，”尼克说，“咱们喝个醉吧。”

“那好，”比尔说，“咱们就喝它个真正大醉。”

“咱们喝醉了就去游泳。”尼克说。

他一口气喝干。

“我对她深感内疚，可我有什么法子呢？”他说，“你也知道她母亲那德性！”

“她真厉害。”比尔说。

“忽然一下子全了结了，”尼克说，“我不该谈起这事。”

“不是你谈起的，”比尔说，“是我谈起的，现在我不谈了。咱们再也不会谈起这事了。你不该想起这事。一想又会陷进去了。”

尼克原来并没有想到过这事。这事似乎早成定局了。那只是个想法而已。想想倒让他感到好受些。

“当然，”他说，“总是有那种危险的。”

他现在感到高兴了。决没有什么无可挽回的事。他星期六晚上可以进城了。今天是星期四。

“总有一个机会的。”他说。

“你可得自己留神。”比尔说。

“我自己会留神的。”他说。

他感到高兴了。什么事都没有完结。什么都没有失去过。星期六他要进城去。他的心情轻松些了，跟比尔没开头提起这事的时候那样。总有一条出路的。

“咱们拿枪到岬角那儿找你爹去吧。”尼克说。

“好吧。”

比尔从墙壁架上取下两支猎枪。他打开子弹匣。尼克穿上厚呢短大衣和鞋子。他的鞋烤得硬邦邦的。他还醉醺醺的，可是头脑清楚。

“你感觉怎么样？”尼克问。

“不赖。我只是刚有点儿醉意罢了。”比尔正扣上毛衣的纽扣。

“喝醉了也没好处。”

“是啊，咱们该上户外去。”

他们走出门。正在刮大风。

“刮风天鸟儿会躲在草地里。”尼克说。

他们朝山下果园走去。

“我今天早上看见一只山鹬。”比尔说。

“也许咱们会惊动它。”尼克说。

“这么大的风没法开枪。”比尔说。

到了外边，玛吉那档子事再也没那么惨了。那事甚至没什么了不得。大风把一切都那样刮跑了。

“风是一直从大湖那边刮来的。”尼克说。

他们顶着风听到一声枪响。

“是爹，”比尔说，“他在沼泽地。”

“咱们就顺那条路穿下去吧。”尼克说。

“咱们就穿过下面草地，看看是不是会惊起什么。”比尔说。

“好吧。”尼克说。

现在没什么了不得的事了。大风把它从他头脑里刮走了。他照旧可以在星期六晚上经常进城去。幸亏有备无患啊。

拳击家

尼克一骨碌站起身。居然一点没事。他抬头望着路轨，目送末节货车拐过弯，开得看不见灯光。路轨两边都是水，落叶松全浸在水中。

他摸摸膝盖。裤子划破了，皮肤也擦破了。两手都擦伤了，指甲里都嵌着沙子和煤渣。他走到路轨另一边，沿着小坡来到水边洗洗手。他在凉水里仔细洗着，把指甲里的污垢洗净。他蹲了下来，洗洗膝盖。

这个扳闸工真是混账东西。他早晚总有一天要找到那家伙。叫那家伙再领教领教他的厉害。那家伙的办法好妙啊。

“来啊，小子，”那家伙说道，“我给你看样东西。”

他上当了。这玩笑开得实在够呛。下回他们休想再这样骗他。

“来啊，小子，我给你看样东西。”正说着，訇的一下，他双手双膝就磕在路轨旁边了。

尼克揉揉眼睛。肿起了一个大疙瘩。眼圈准保发青了。已经感到痛了。扳闸工那个混账小子！

他用手指摸摸眼睛上的肿块。哦，还好，只不过一只眼圈发青罢了。他总共就受这么点伤。这代价还算便宜。他希望能看到自己的眼睛。可是水里照不出来。天又黑，又是前不巴村后不着店的。他在裤子上擦擦手，站起身来，爬上路堤，走到铁轨上来。

他顺着路轨走去。道渣铺得匀整，走道倒也方便，枕木间铺满黄沙和小石子，路面结实。平滑的路基像条穿越水洼地的堤道通向前。尼克一路向前走着。他得找个落脚点才好。

刚才货车减速开往沃尔顿交叉站外面的调车场时，尼克就吊到了车上。天刚擦黑，尼克搭的这列货车才开过卡尔卡斯卡。这会儿他一定快到曼斯洛纳了。要在水洼地走三四英里。他就继续踩在枕木间的道渣上，顺着路轨一直走去，水洼地在升起的薄雾里朦朦胧胧。他眼睛又痛，肚子又饿。他不停走着，一直走了好几英里。路轨两旁的水洼地还是一个样。

前面有座桥。尼克过了桥，靴子踩在铁桥上发出空洞的声音。桥下流水在枕木的缝隙间显得黑乎乎的。尼克踢着一枚松落的道钉，道钉就此滚到水里去了。桥外是群山，耸立在路轨两旁，黑咕隆咚的。在路轨那头，尼克看见有堆火。

他顺着路轨小心地向火堆走去。这堆火在路轨的一侧，铁道路堤下面。他只看到了火光。路轨穿过一条开凿出来的山路，火光亮处出现一片空地，给树林子遮住了。尼克小心顺着路堤下来，走进树林，穿过树木向火堆走去。这是个山毛榉林子，他穿过林间时，鞋底把掉在地上的坚果踩得嘎吱嘎吱响。火堆就在林边，这会儿很明亮。有个人坐在火堆旁。尼克在树后等着，眼睁睁瞧着。看上去只有一个人。他坐在那儿，双手捧着脑袋，望着火。尼克一步跨了出来，走进火光。

坐着的那人盯着火。尼克走近他身旁，他还是一动不动。

“喂！”尼克说道。

那人抬眼看看。

“你哪儿弄来个黑眼圈？”他问道。

“一个扳闸工揍了我一拳。”

“从直达货车上下来吗？”

“不错。”

“我瞧见那孬种来着。大约一个半小时以前他刚路过这儿。他在车皮顶上走着，一边甩着胳膊，一边唱歌。”那人说。

“这个孬种！”

“他揍你准保感到很舒服。”那人正色道。

“我早晚要揍他一顿。”

“几时等他经过，对他扔石头就得了。”那人劝道。

“我要找他算账。”

“你是条硬汉子吧？”

“不是。”尼克答道。

“你们这些小伙子全都是硬汉。”

“不硬不行啊。”尼克说道。

“我就是这么说来着。”

那人瞧着尼克，笑了。在火光下尼克看到他的脸变了相。鼻子是塌下去的，眼睛成了两条细缝，两片嘴唇奇形怪状。尼克没有一下子把这些全看清，他只是看到这人的脸庞长得怪，又毁了形。就像个大花脸。在火光下神色同死尸一样。

“你不喜欢我这副嘴脸吗？”那人问道。

尼克不好意思了。

“哪儿的话。”他说。

“瞧！”那人脱了帽。

他只有一个耳朵，牢牢贴在脑袋半边。另一个耳朵只剩下个耳根。

“看见过这样的长相吗？”

“没见过。”尼克说道。他看了有点恶心。

“我受得了。难道你以为我受不了，小伙子？”那人说道。

“没的事！”

“他们的拳头落在我身上都开了花，可谁也伤不了我。”那小个儿说道。

他瞧着尼克。“坐下，”他说道。“想要吃吗？”

“别麻烦了，”尼克说道，“我要上城里去。”

“听着！叫我阿德好了。”那人说道。

“好！”

“听着。我这人不大对劲。”那小个儿说道。

“怎么啦？”

“我是疯子。”

他戴上帽。尼克忍不住想笑出声来。

“你很正常嘛？”他说道。

“不，我不好。我是疯子。呃，你发过疯吗？”

“没。你怎会发疯的？”尼克说道。

“我不知道，”阿德说，“你一旦得了疯病自己是不知道的。你认识我吗？”

“不认识。”

“我就是阿德·弗朗西斯。”

“不骗人？”

“你不信？”

“信。”

尼克知道这管保错不了。

“你知道我怎么打败他们的吗？”

“不知道。”尼克说道。

“我心脏跳得慢。一分钟只跳四十下。按按脉。”

尼克拿不定主意。

“来啊，”那小个儿抓住了他的手，“抓住我手腕子。手指按在脉上。”

这小个儿的手腕很粗，骨头上的肌肉鼓鼓的。尼克指尖下感到他脉搏跳动很慢。

“有表吗？”

“没。”

“我也没。没个表真不方便。”阿德说道。

尼克放下他的手腕子。

“听着。再按一下脉。你数脉搏，我数到六十。”阿德·弗朗西斯说道。

尼克指尖摸到缓慢有力的搏动就开始数了。他听到这小个儿大声慢慢数着，一，二，三，四，五……

“六十，”阿德数完了，“正好一分钟。你听出是几下？”

“四十下。”尼克说道。

“一点不错，就是跳不快。”阿德高高兴兴说。

有个人顺着铁道路堤下来，穿过空地走到火堆边。

“喂，柏格斯！”阿德说道。

“喂！”柏格斯应道。这是个黑人的声音。瞧他走路的样子尼克就知道他是个黑人。他正弯着腰在烤火，背对他们站着。他不由直起身子。

“这是我老朋友柏格斯，他也疯了。”阿德说道。

“幸会，幸会。你打哪儿来？”柏格斯说道。

“芝加哥。”尼克说道。

“那城市好哇。我还没请教你大名呐。”那黑人说。

“亚当斯。尼克·亚当斯。”

“他说他从没发过疯，柏格斯。”阿德说道。

“他运气好。”黑人说。他在火堆旁打开一包东西。

“柏格斯，咱们什么时候才吃饭？”那个职业拳击家问道。

“马上就吃。”

“尼克，你饿吗？”

“饿坏了。”

“听到吗，柏格斯？”

“你们说的话我大半都听到了。”

“我问你的不是这话。”

“嗳。我听到这位先生说的话了。”

他正往一个平底锅里搁着火腿片。锅烫了，油嗞嗞直响，柏格斯弯下黑人天生的两条长腿，蹲在火边，翻弄火腿，在锅里打了几个鸡蛋，不时翻着面，让蛋浸着热油，免得煎煳了。

“亚当斯先生，请你把那袋子里的面包切几片下来吧。”柏格斯从火边回过头来说道。

“好咧！”

尼克把手伸进袋子里，掏出一只面包。他切了六片。阿德眼巴巴看着他，探过身去。

“尼克，把你的刀子给我。”他说道。

“别，别给。亚当斯先生，攥住刀子。”黑人说道。

那个职业拳击家坐着不动了。

“亚当斯先生，请你把面包给我，行吗？”柏格斯要求道。尼克就把面包递给他。

“你喜欢面包蘸火腿油吗？”黑人问道。

“那还用说！”

“咱们还是等会儿再说吧。最好等到快吃完了。给！”

黑人捡起一片火腿，搁在一片面包上，上面再盖个煎蛋。

“请你把三明治夹好，给弗朗西斯先生吧。”

阿德接过三明治，张口就吃。

“留神别让鸡蛋淌下，”黑人警告了一声，“这个给你，亚当斯先生。剩下的归我。”

尼克咬了一口三明治。黑人挨着阿德坐在他对面。热乎乎的火腿煎蛋味道真美。

“亚当斯先生真饿了。”黑人说道。那小个儿不吱声，尼克对他慕名已久，知道他是过去的拳击冠军。打从黑人说起刀子的事他还没开过口呢。

“我给你来一片蘸热火腿油的面包好吗？”柏格斯说道。

“多谢，多谢。”

那小个儿白人瞧着尼克。

“阿道夫·弗朗西斯先生，你也来点吗？”柏格斯从平底锅取出面包给他道。

阿德不答他的茬，兀自瞧着尼克。

“弗朗西斯先生？”黑人柔声说。

阿德不答他的茬，兀自瞧着尼克。

“我跟你说话来着，弗朗西斯先生。”黑人柔声说。

阿德一个劲地瞧着尼克。他拉下了帽檐，罩住了眼睛。尼克感到紧张不安。

“你怎么胆敢这样？”他从压低的帽檐下厉声喝问尼克道。

“你把自己当成什么人来着？你这个神气活现的杂种。人家没请你，你自己找上门来了，还吃了人家的东西，人家问你借刀子，你倒神气啦。”

他狠狠瞪着尼克，脸色煞白，眼睛给帽檐罩得差点看不出来。

“你倒真是个怪人。到底是谁请你上这儿来多管闲事的？”

“没人。”

“你说得对极了，没人请你来。也没人请你待在这儿。你上这儿来，当着我面神气活现的，抽我的雪茄；喝我的酒，说话神气活现。你当我们能容忍你到什么地步？”

尼克一声不吭。阿德站起身来。

“老实跟你说，你这个胆小的芝加哥杂种。小心你的脑袋就要开花啦。你听明白了？”

尼克退后一步。小个儿慢慢向他步步紧逼，拖着脚步走向前去，左脚迈出一步，右脚就紧跟上去。

“揍我啊。试试看，敢揍吗？”他晃着脑袋。

“我不想揍你。”

“你休想就这样脱身。回头就叫你挨顿打，明白吗？来啊，先对我打一拳。”

“别胡闹了！”尼克说道。

“行啊，你这个杂种。”

小个儿两眼望着尼克的脚，刚才他离开火堆的时候，黑人就一直跟着他，这会儿趁他低头望着，黑人稳住身子，照着他后脑勺啪的一下。他扑倒在地，柏格斯赶紧把裹着布的棍子扔在草地上。小个儿躺着，脸埋在草堆里。黑人抱起他，把他抱到火边。他耷拉着脑袋，脸色怕人，眼睛睁着。柏格斯轻轻把他放下。

“亚当斯先生，请你把桶里的水给我弄来。恐怕我下手重了点儿。”他说道。

黑人用手往他脸上泼水，又轻轻拉他耳朵。他眼睛才闭上。

柏格斯站起身来。

“他没事了。用不着操心。真对不起，亚当斯先生。”他说道。

“没关系。”尼克低头望着小个儿。他看见草地上的棍子，顺手捡了起来。棍子有个柔韧的把儿，抓在手上倒是得心应手。这是拿旧的黑皮革做的，重的一头裹着手绢。

“这是鲸骨把儿。如今没人再做这玩意儿了，”黑人笑道，“我不知道你自卫的能耐怎么样，不管怎么着，我不希望你把他打伤，或是打中他要害，也不希望他打伤你。”

黑人又笑了。

“你自己倒把他打伤了。”

“我知道怎么办。他一点都记不得的。每当他这样发作，我总是只好给他来一下，叫他换换脑筋。”

尼克兀自低头望着躺在地上的那小个儿，在火光中只见他闭着眼。柏格斯往火里添了些柴火。

“亚当斯先生，你不必再为他操心啦。他这模样我以前见得多了。”

“他怎会发疯的？”尼克问道。

“噢，原因可多着呐，”黑人在火边答道，“亚当斯先生，来杯咖啡怎么样？”

他递给尼克一杯咖啡，又把刚才给那个昏迷不醒的人铺在脑袋下的衣服捋捋平。

“一则，他挨打的次数太多啦。不过挨打只是使他变得头脑有些简单罢了，”黑人呷着咖啡道，“再则，当时他妹妹是他经纪人，人家在报纸上老是登载什么哥哥啊，妹妹啊这一套，还有她多爱她哥哥，他多爱他妹妹啊什么的，后来他们就在纽约结了婚，这下子就惹出不少麻烦来了。”

“这事我倒记得。”

“可不。其实他们哪里是什么兄妹啊，根本没影的事，可是就有不少人横竖都看不顺眼，他们纷纷嘀嘀咕咕的，有一天，她就此出走，一去不回了。”

他喝了咖啡，用淡红色的掌心抹抹嘴。

“他就这样发疯了。亚当斯先生，你要不要再来点咖啡？”

“不了，谢谢。”

“我见过她几回，”黑人接着说道，“她是个很好看的女人。看上去简直跟他像双胞胎。要不是他的脸给揍扁了，他也不难看。”

他不说了。看来故事讲完了。

“你在哪儿认识他的？”尼克问道。

“我在牢里认识他的。打她出走以后，他老是揍人，人家就把他关进牢里。我因为砍伤一个人也坐了牢。”黑人说道。

他笑了笑，低声说下去：

“我一见他就喜欢上了，我出了牢，就去看望他。他偏要拿我当疯子，我不在乎。我愿意陪着他，我喜欢见见世面，我再也用不着去偷了。我希望过个体面人的生活。”

“那你们都干些什么来着？”尼克问道。

“噢，什么也不干。就是到处流浪。他可有钱呐。”

“他准保挣了不少钱吧。”

“可不。不过，他的钱全花光了，要不就是全给人夺走了。她给他寄钱呢。”

他拨旺火堆。

“她这个女人真是好极了。”他说，“看上去简直跟他像双胞胎。”

黑人对这个躺着直喘大气的小个儿细细看着。他一头金发披散在脑门上。那张被打得变相的脸看上去像孩子那样恬静。

“亚当斯先生，我随时都可以马上叫醒他。不在意的话请你还是趁早走吧。倒不是我不想好好招待你，实在是怕他见到你又惊动了。我又不愿意敲他脑袋，可是碰到他犯病，也只好这么办。我只有尽量别让他见人。亚当斯先生，你不介意吧？得了，别谢我，亚当斯先生。我早就该叫你对他留神了，不过他看上去还喜欢你，我心想这下可太平了呢。你沿着路轨走两英里就看到城了。人家都管它叫曼斯洛纳。再见吧。我真想留你过夜，可是实在办不到。你要不要带着点火腿面包？不要？你最好带一份三明治吧。”黑人这一番话说得彬彬有礼，声音低沉、柔和。

“好。那么再见吧，亚当斯先生。再见，一路顺风！”

尼克离开火堆走了，穿过空地走到铁道路轨上去。一走出火堆范围，他就竖起耳朵听着。只听得黑人低沉柔和的嗓门在说话，就是听不出说些什么。后来又听得小个儿说：“柏格斯，我脑袋好痛啊。”

“弗朗西斯先生，回头就会好的。你只消喝上这么一杯热咖啡就好了。”黑人的声音在劝慰道。

尼克爬上路堤，走上路轨。没想到手里还拿着一份三明治，就放进了口袋。趁着路轨没拐进山间，他站在逐渐高起的斜坡上回头望着，还看得见空地上那片火光。

禁捕季节

佩多齐替旅馆花园铲土，挣了四个里拉，他用来喝个烂醉。他看见那位年轻先生从小径走过来，神秘地跟他说话。这位年轻先生说自己还没吃过饭，不过准备一吃好午饭马上就走。四十分钟，至多一个小时。

在桥边的酒店里，人家又赊卖三瓶白兰地给他，因为他信心十足，对午后的差使又十分诡秘。那天风大，太阳从云层后面露出来，一会儿又隐没了，下起麻花小雨来了。真是钓鳟鱼的好日子。

这位年轻先生走出旅馆，问他钓竿的事。要不要他太太带着钓竿跟来？“好啊，”佩多齐说，“让她跟咱们去吧。”年轻先生回到旅馆里去，跟他妻子说了。他和佩多齐沿路走去。他肩上背着一只背包。佩多齐看见他妻子同他一样年轻，穿着登山靴，戴着蓝色贝雷帽，出了门跟他们一路走来，还带着钓竿，拆开来，一手拿一截。佩多齐不喜欢她落在后面。“小姐[84]，”他对年轻先生眨眨眼叫道，“上这儿来，跟我们一起走吧，太太[85]，上这儿来。咱们一块儿走吧。”佩多齐要他们三个一齐沿着科蒂那的街走。

那位太太落在后面，老大不高兴地跟着。“小姐[86]，”佩多齐温柔地叫道，“上这儿来跟我们一起吧。”年轻先生回头看看，大声说了句什么。太太才不再拉在后面，走了上来。

他们走过城里的大街，佩多齐一路上碰到谁都别有用心地打招呼。“你好，阿图罗[87]！”一边触触帽檐。那个银行职员在法西斯咖啡馆的门口瞪着他。人们三五成群，站在店铺门前瞪着他们三个。他们走过新旅馆工地时，那些外套上沾满石粉，正忙着打地基的工人都抬眼看看。没人跟他们说话，也没人跟他们打招呼，只有城里的叫化子，又瘦又老，胡子拉碴，在他们路过时向他们脱帽行礼。

佩多齐站在一家铺子前，铺子橱窗里摆满瓶酒，他从旧军服里面一个口袋里掏出空酒瓶。“来点喝的，给太太买点马沙拉[88]，来点，来点喝的。”他用酒瓶做着手势。好一个钓鱼天。“马沙拉，你喜欢马沙拉吗，太太[89]？来点儿马沙拉？”

那位太太绷着脸站着。“你只好凑他的兴了，”她说，“他说的话我一句都不懂。他喝醉了吧？”

年轻先生看来不在听佩多齐说话。他在想，佩多齐到底怎么会说起马沙拉的？那种酒是马克斯·比尔博姆[90]喝的啊。

“钱[91]，”佩多齐一把揪住年轻先生的衣袖，临了说，“里拉。”他笑了，虽然嘴里不愿强调钱字，但是有必要让这位年轻先生掏出钱来。

年轻先生拿出钱包，给了他一张十里拉的钞票。佩多齐踏上台阶，走到这家国内外名酒专卖店的门口。店门上着锁。

“这家店要到两点钟才开门呢，”有个过路人嘲笑说。佩多齐走下台阶。他感到伤心。没关系，他说，咱们可以到康科迪亚去买。

他们三个并肩一路走到康科迪亚去。康科迪亚的门廊上堆着生锈的大雪橇，年轻先生在店门口说，“你要什么？[92]”佩多齐把那张折成几叠的十里拉钞票交给他。“没什么，”他说，“什么都行。”他不好意思了。“马沙拉也好。我不知道。马沙拉？”

这对年轻夫妇进了康科迪亚店门，门就关上了。“三杯马沙拉。”年轻先生对小吃柜台后面的姑娘说。“你是说要两杯吧？”她问。“不，”他说，“一杯给个老头[93]。”“哦，”她说，“一个老头。”说着大笑，顺手放下酒瓶。她把三份泥浆似的饮料倒进三个玻璃杯里。那位太太坐在挂报绳下面一张桌子边。年轻先生把一杯马沙拉端到她面前。“你最好把这喝了吧，”他说，“不定喝了会好受些。”她坐着，瞧着杯子。这位年轻先生走到门外，拿了一杯想给佩多齐，可是看不见他人影。

“不知他上哪儿去了。”他拿着那杯酒，回进小吃室里说。

“他要一夸特酒。”太太说。

“一夸特要多少钱？”年轻先生问那姑娘。

“白的吗？一里拉。”

“不，马沙拉。把这两杯也倒进去。”他说，一边把自己这杯和倒给佩多齐那杯都交给她。她用个漏斗量满一夸特酒。“弄个瓶子带着走。”年轻先生说。

她去找个瓶子。她真觉得好笑极了。

“真抱歉，让你心里这么不好受，小不点儿，”他说，“真抱歉，刚才吃饭时我那样说话。同样的事，咱们俩看问题的角度就是不同。”

“没什么关系，”她说，“一点关系也没有。”

“你太冷了吧？”他问，“你能再穿上件毛衣就好了。”

“我穿上三件毛衣了。”

那姑娘拿了个细长的棕色酒瓶进来，把马沙拉倒了进去。年轻先生又付了五里拉。他们出了门。那姑娘觉得好笑。佩多齐正在背风那头走来走去，手里拿着钓竿。

“快走，”他说，“我来拿钓竿。人家看见钓竿有什么关系？没什么人会找咱们麻烦的。科蒂那[94]没人会找我麻烦。我认识村政府里的人。我当过兵。这城里的人个个都喜欢我。我卖青蛙。要是禁止钓鱼怎么办？没什么事。没事。没麻烦。说真的，大鳟鱼。好多好多呢。”

他们下山朝河那边走去。城市落在他们后面了。太阳隐没了，又下起小雨了。“瞧，”他们路过一所房子，佩多齐指指门口一个姑娘说，“我的女儿。”

“他的医生[95]，”那位太太说，“他有必要指给咱们看他的医生吗？”

“他说是他的女儿。”年轻先生说。

佩多齐手一指，那姑娘就进屋了。

他们下了山，走过田野，然后拐弯沿着沙滩走。佩多齐拼命挤眉弄眼，自作聪明地咭咭呱呱说着话。他们三个并肩走路时，那位太太屏住气，迎风走着。他有一回还用手拐儿捅捅她肋骨。他有时候用丹比佐方言说话，有时候用蒂罗尔[96]人的德国方言说话。他拿不准这对年轻夫妇最听得懂哪种话，所以他两种话都说。不过听到那位先生连声说是[97]，佩多齐就决定完全说蒂罗尔话了。那位年轻先生和太太什么都听不懂。

“城里人个个都看见咱们拿着钓竿走过。咱们现在大概给禁捕警察盯上了。咱们别惹上这麻烦就好了。这个混账的老糊涂也喝得烂醉。”

“你当然没胆量干脆就此回去的，”那位太太说，“你当然只好干下去啦。”

“你干吗不回去啊？回去啊，小不点儿。”

“我要跟你在一起。要是你坐牢，倒不如两个人一起坐呢。”

他们陡然朝下折向河滩，佩多齐站着，他的上衣迎风飘动，他对着河指手画脚。河水混浊泛黄。右边有个垃圾堆。

“用意大利话跟我说。”年轻先生说。

“半小时。至少半小时[98]。”

“他说至少还要走半个小时。回去吧，小不点儿。不管怎么说，在这风口里，你会受凉的。今天天气坏，反正咱们也找不到什么乐趣。”

“那好吧。”她说着就爬上草滩了。

佩多齐在山下河畔，但等她翻过山脊，走得几乎看不见人影，他才注意到她不在了。“太太[99]！”他大声叫道，“太太！小姐[100]！你别走。”

她继续翻过山脊。

“她走了！”佩多齐说。他吃了一惊。

他解下扣住几截钓鱼竿的橡皮圈，动手把钓竿连接起来。

“你不是说还要走半小时吗？”

“哦，是啊。再走半小时固然好。这儿也好。”

“真的？”

“当然。这儿好，那儿也好。”

这位年轻先生在河滩上坐下，连接起一支钓竿，安上了卷轴，把钓丝穿过导线。他感到不自在，生怕鱼场看守或民防团随时会从城里跑到河滩来。他看得见城里的房屋和矗立在山丘边上的钟楼。他打开蚊钩轴箱。佩多齐弯着腰，把扁平粗硬的拇指和食指抠进去，再把弄湿的蚊钩绕住。

“你有铅子儿吗？”

“没有。”

“你一定要有一些铅子儿。”佩多齐激动了，“你一定要有铅子儿[101]。铅子儿。一点铅子儿。就放在这儿。就放在钓钩上，不然你的鱼饵就会浮到水面上来了。你一定要有这个。只要一点铅子儿。”

“那你带来了吗？”

“没。”他绝望地仔细翻看了一下口袋，把里面的军装口袋夹里的布屑也找了个遍。“我一点儿也没有。咱们一定要有铅子儿。”

“那咱们钓不成鱼了，”这位年轻先生说，一边拆开钓竿，把钓丝从导线里抽回，“咱们弄点铅子儿，明天再钓吧。”

“不过，听我说，亲爱的[102]，你一定要有铅子儿。钓丝才会平浮在水面上。”佩多齐的好机会眼看成为泡影了。“你一定要有铅子儿。一点儿就够了。你钓鱼的家伙倒是崭新的，就是没有铅子儿。我原来倒可以带点儿来的。你还说你样样都有呢。”

这位年轻先生瞧着给融雪染污的河水。“我知道，”他说，“咱们明天搞点儿铅子儿再钓吧。”

“告诉我，明天早上什么时候？”

“七点。”

太阳出来了。天气暖和晴朗。这位年轻先生感到松了口气。他不再违法了。他坐在河滩上，从口袋里掏出那瓶马沙拉，递给佩多齐。佩多齐又递回来。年轻先生喝了几口，又递给佩多齐。佩多齐再次递回来。“喝吧，”他说，“喝吧。这是你的马沙拉。”年轻先生喝了几口又把瓶交给他。佩多齐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喝。他急匆匆拿过酒瓶就倒转瓶口，喝酒时脖颈儿褶皱上的白发随风飘拂，两眼直盯着那个细长的酒瓶的底。他全喝了。喝酒时，太阳照着。天气真好。说到头来，今天真是个好天。好极了。

“听着，亲爱的[103]！早上七点。”他叫这位年轻先生亲爱的有好几回了，一点事儿都没有。马沙拉真是好酒。他眼睛闪闪发亮。这样的好日子往后多着呢。从明天早上七点就开始。

他们动身上山朝城里走了。年轻先生径自走在头里。他走到半山腰了。佩多齐向他大声喊道。

“听我说，亲爱的，你能帮个忙，给我五里拉吗？”

“今天用吗？”年轻先生皱皱眉问。

“不，不是今天。今天给我明天用。我要备齐东西明天用，硬面包、萨拉米香肠、奶酪，供咱们大家吃的好东西。你啊，我啊，还有你太太。钓鱼用的鱼饵，用鲦鱼，不光用蚯蚓了。也许我还可以买些马沙拉。全部费用五里拉。帮个忙，给五里拉。”

这位年轻先生仔细看看钱包，掏出一张两里拉和两张一里拉的钞票。

“谢谢你，亲爱的。谢谢你。”佩多齐说，那口气活像卡尔顿俱乐部[104]一个会员正从另一个会员手里接过一份《晨邮报》时所用的。这才是生活呐。他不想干旅馆花园的活儿了，再也不愿拿着粪耙把冰冻的粪肥堆耙碎了。生活才开个头呢。

“那就到七点钟吧，亲爱的！”他拍拍这位年轻先生的背说，“七点正。”

“我也许不去了。”年轻先生把钱包放回口袋里说。

“什么，”佩多齐说，“我会弄到鲦鱼的，先生。萨拉米香肠，样样都全。你啊，我啊，还有你太太。就咱们三个。”

“我也许不去了，”年轻先生说，“十之八九不去了。我会托旅馆老板留话的。”

越野滑雪

缆车又颠了一下，停了。没法朝前开了，大雪给风刮得严严实实地积在车道上。冲刷高山裸露表层的狂风把面上的雪刮成一层坚硬的雪壳。尼克正在行李车厢里给滑雪板上蜡，他把靴子塞进滑雪板上的铁夹里，牢牢扣上夹子。他从车厢边缘跳下，落脚在硬邦邦的雪壳上，来一个弹跳旋转，蹲下身子，把滑雪杖拖在背后，一溜烟滑下山坡。

乔治在下面的雪坡上时起时落，再一落就不见人影了。尼克顺着陡起陡伏的山坡滑下去时，这股冲势加上猛然下滑的劲儿把他弄得浑然忘却一切，只觉得身子有一股飞翔、下坠的奇妙感。他挺起身，稍稍来个上滑姿势，一下子他又往下滑，往下滑，冲下最后一个陡峭的长坡，越滑越快，越滑越快，雪坡似乎在他脚下消失了。他一边蹲下身子，几乎坐到滑雪板上，一边尽量把重心放低，只见飞雪犹如沙暴，他知道速度太快了。但他稳住了。他决不失手摔倒。随即一搭被大风刮进坑里的软雪把他绊倒了，滑雪板一阵磕磕绊绊，他接连翻了几个筋斗，觉得活像只挨了枪子的兔子，然后停住，两腿交叉，滑雪板朝天翘起，鼻子和耳朵里都是雪。

乔治站在坡下稍远的地方，正噼噼啪啪地掸去风衣上的雪。

“你的姿势真美妙，尼克，”他对尼克大声叫道，“那堆烂糟糟的雪真该死。把我也这样绊了一跤。”

“在峡谷滑雪不知什么味儿？”尼克仰天躺着，踢蹬着滑雪板，挣扎站起来。

“你得靠左滑。因为谷底有堵栅栏，所以飞速冲下去得来个大旋身[105]。”

“等一会儿我们一起去滑。”

“不，你赶快先去吧。我想看你滑下峡谷。”

尼克·亚当斯赶过了乔治，宽阔的背部和金黄的头发上还隐隐有点雪，他的滑雪板开始先侧滑，再一下子猛冲下去，把晶莹的雪糁儿擦得嘶嘶响，随着他在起伏不定的峡谷里时上时下，看起来像浮上来又沉下去。他坚持靠左滑，末了，在冲向栅栏时，紧紧并拢双膝，像拧紧螺旋似的旋转身子，把滑雪板向右来个急转弯，扬起滚滚白雪，然后才慢慢减速，跟山坡和铁丝栅栏平行滑驶。

他抬头看看山上。乔治正屈膝，用特勒马克[106]姿势滑下山来；一条腿在前面弯着，另一条腿在后面拖着；滑雪杖像虫子的细腿那样荡着，杖尖触到地面，掀起阵阵白雪，最后，他一腿下跪，一腿拖随的身子就来个漂亮的右转弯，蹲着滑行，双腿一前一后，飞快移动，身子探出，防止旋转，两支滑雪杖像两个光点，把弧线衬托得更突出，一切都笼罩在漫天飞舞的白雪中。

“我就怕大旋身，”乔治说，“雪太深了。你做的姿势真美妙。”

“我的一条腿也做不来特勒马克。”尼克说。

尼克用滑雪板把铁丝栅栏最高一股铁丝压下，乔治纵身越过去。尼克跟他来到大路上。他们沿路屈膝滑行，冲进一片松林。路面结着光亮的冰层，给拖运木料的骡马队弄脏了，染得一搭橙红、一搭烟黄的。两个人一直沿着路边那片雪地滑行。大路陡然往下倾斜通往小河，然后又笔直上坡。他们在林子里看得见一座饱经风吹雨打、屋檐低矮的长形的房子。从林子里看，这房子显得泛黄。走近一看，窗框漆成绿色。油漆在剥落。尼克用一支滑雪杖把滑雪板的夹靴夹敲松，踢掉滑雪板。

“咱们还是把滑雪板带上去的好。”他说。

他肩起滑雪板，爬上陡峭的山路，边爬边把靴跟的铁钉扎进冰封的立脚点。他听见乔治紧跟在后，一边喘息，一边把靴跟扎进冰雪。他们把滑雪板竖靠在客栈的墙上，相互拍掉彼此裤子上的雪，把靴子蹬蹬干净才走进去。

客栈里黑咕隆咚的。有只大瓷炉在屋角亮着火光。天花板很低。屋子两边那些酒渍斑斑的暗黑色桌子后面都摆着光溜溜的长椅。两个瑞士人坐在炉边，一边抽着烟斗，一边喝着小杯混浊的新酒。尼克和乔治脱去茄克衫，在炉子另一边靠墙坐下。有个人在隔壁房里停止了歌唱，一个围着蓝围裙的姑娘走出门来看看他们想要什么喝的。

“来瓶西昂[107]酒，”尼克说，“行不行，吉奇[108]？”

“行啊，”乔治说，“你对酒比我内行。我什么酒都爱喝。”

姑娘走出去了。

“没一项玩意儿真正比得上滑雪，对吧？”尼克说，“你滑了老长一段路，头一回歇下来的时候就会有这么个感觉。”

“嘿，”乔治说，“真是妙不可言。”

姑娘拿酒进来，他们一时拔不出瓶塞。最后还是尼克打开了。那姑娘出去了，他们听见她在隔壁房里唱德语歌。

“酒里那些瓶塞渣子没关系。”尼克说。

“不知她有没有糕点。”

“我们问问看。”

那姑娘进屋，尼克注意到她围裙鼓鼓地遮着大肚子。不知她最初进来时我怎么没看见，他想。

“你唱的什么歌？”他问她。

“歌剧，德国歌剧。”她不愿谈论这话题，“你们要吃的话，我们有苹果馅卷饼。”

“她不太客气啊，是不？”乔治说。

“啊，算了。她不认识我们，没准儿当我们要拿她唱歌开玩笑呢。她大概是从讲德语的地区来的，待在这里脾气躁，后来没结婚肚子里就有了孩子，所以脾气躁，碰不得。”

“你怎么知道她没结婚？”

“没戴戒指啊。见鬼，这一带的姑娘都是弄大了肚子才结婚的。”

门开了，一帮子从大路那头来的伐木工人走进来，在屋里把靴子上的雪跺掉，身上直冒水汽。女招待给这帮人送来了三公升新酒，他们分坐两桌，光抽烟，不作声，脱下了帽，有的背靠着墙，有的趴在桌上。屋外，拉运木雪橇的马偶尔一仰脖子，铃铛就清脆地叮当作响。

乔治和尼克都高高兴兴。他们两人很合得来。他们知道回去还有一段路程可滑呢。

“你几时得回学校去？”尼克问。

“今晚，”乔治答，“我得赶十点四十分从蒙特勒[109]开出的车。”

“我真希望你能留下过夜，我们明天上百合花峰去滑雪。”

“我得上学啊，”乔治说，“哎呀，尼克，难道你不希望我们能就这么在一起闲逛吗？带上滑雪板，乘上火车，到一个地方滑个痛快，滑好上路，找客栈投宿，再一直穿过奥伯兰山脉[110]，直奔瓦莱，穿过恩加丁谷地[111]，随身背包里只带修理工具和替换毛衣和睡衣，甭管学校啊什么的。”

“对，就这样穿过黑森林区[112]。哎呀，都是好地方啊。”

“就是你今年夏天钓鱼的地方吧？”

“是啊。”

他们吃着苹果馅卷饼，喝光了剩酒。

乔治仰身靠着墙，闭上眼。

“喝了酒我总是这样感觉。”他说。

“感觉不好？”尼克问。

“不。感觉好，只是怪。”

“我明白。”尼克说。

“当然。”乔治说。

“我们再来一瓶好吗？”尼克问。

“我不喝了。”乔治说。

他们坐在那儿，尼克双肘撑在桌上，乔治往墙上颓然一靠。

“海伦快生孩子了吧？”乔治说，身子离开墙凑到桌上。

“是啊。”

“几时？”

“明年夏末。”

“你高兴吗？”

“是啊。眼前。”

“你打算回美国去吗？”

“看来要回去吧。”

“你想要回去吗？”

“不。”

“海伦呢？”

“不。”

乔治默默坐着。他望着那些空酒瓶和空酒杯。

“真要命不是？”他说。

“不。还说不上。”尼克说。

“为什么？”

“我不知道。”尼克说。

“你们今后在美国还会一块儿滑雪吗？”乔治说。

“我不知道，”尼克说。

“那些山不怎么样。”乔治说。

“对，”尼克说，“岩石太多。树木也太多，而且都太远。”

“是啊，”乔治说，“加利福尼亚就是这样。”

“是啊，”尼克说，“我到过的地方处处都这样。”

“是啊，”乔治说，“都是这样。”

瑞士人站起身，付了账，走出去了。

“我们是瑞士人就好了。”乔治说。

“他们都有大脖子的毛病。”尼克说。

“我不信。”乔治说。

“我也不信。”尼克说。

两人哈哈大笑。

“也许我们再也没机会滑雪了，尼克。”乔治说。

“我们一定得滑，”尼克说，“要是不能滑就没意思了。”

“我们要去滑，没错。”乔治说。

“我们一定得滑。”尼克附和说。

“希望我们能就此说定了。”乔治说。

尼克站起身，他把风衣扣紧。他朝乔治弯下身子，拿起靠墙放着的两支滑雪杖。他把一支滑雪杖戳在地板上。

“说定了可一点也靠不住。”他说。

他们开了门，出去了。天气很冷。雪结得硬邦邦的。大路一直爬上山坡通到松林里。

他们把刚才搁在客栈墙跟前的滑雪板拿起来。尼克戴上手套。乔治已经扛着滑雪板上路了。这下子他们可要一起跑回家了。

祖国对你说什么？[113]

山路路面坚硬平坦，清早时刻还没尘土飞扬。下面是长着橡树和栗树的丘陵，山下远方是大海。另一边是雪山。

我们从山路开过林区下山。路边堆着一袋袋木炭，我们在树丛间看见烧炭人的小屋。这天是星期天，路面蜿蜒起伏，山路地势高，路面不断往下倾斜，穿过一个个灌木林带，穿过一个个村庄。

一个个村子外面都有一片片葡萄地。遍地棕色，葡萄藤又粗又密。房屋都是白的，街上的男人穿着盛装，在玩滚木球。有些屋墙边种着梨树，枝丫分叉，挨着粉墙。梨树喷洒过杀虫药，屋墙给喷雾沾上一层金属粉的青绿色。村子周围都有一小块一小块的开垦地，种着葡萄，还有树木。

离斯培西亚[114]二十公里的山上一个村子里，广场上有一群人，一个年轻人提着一只手提箱，走到汽车前，要求我们带他到斯培西亚去。

“车上只有两个座位，都坐满了。”我说。我们这辆车是老式福特小轿车。

“我就搭在门外好了[115]。”

“你会不舒服的。”

“没关系。我必须到斯培西亚去。”

“咱们要带上他吗？”我问盖伊。

“看来他走定了。”盖伊说。那年轻人把一件行李递进车窗里。

“照应一下。”他说。两个人把他的手提箱捆在车后我们的手提箱上面。他跟大伙儿一一握手，说对一个法西斯党员、一个像他这样经常出门的人来说不会不舒服的，说着就爬上车子左侧的踏脚板，右臂伸进敞开的车窗，钩住车身。

“你可以开了。”他说。人群向他招手。他空着的手也向大家招招。

“他说什么？”盖伊问我。

“说咱们可以开了。”

“他倒真好啊！”盖伊说。

这条路顺河而去。河对面是高山。太阳把草上的霜都晒干了。天气晴朗而寒冷，凉风吹进敞开的挡风玻璃。

“你看他在车外味道怎么样？”盖伊抬眼看着路面。他那边的视线给我们这位乘客挡住了。这年轻人活像船头雕饰似的矗出车侧。他竖起了衣领，压低了帽檐，看上去鼻子在风中受冻了。

“也许他快受不了啦，”盖伊说，“那边正好是个不中用的轮胎。”

“啊，要是我们轮胎放炮他就会离开咱们的，”我说，“他不愿弄脏行装。”

“那好，我不管他，”盖伊说——“只是怕碰到车子拐弯他那样探出身子。”

树林过了；路同河分道，上坡了；引擎的水箱开锅了；年轻人看看蒸汽和锈水，神色恼怒疑虑；盖伊两脚踩着高速挡的加速器踏板，弄得引擎嘎嘎响，上啊上啊，来来回回折腾，上去了，终于稳住了。嘎嘎声也停了，刚安静下来，水箱里又咕嘟咕嘟冒泡了。我们就在斯培西亚和大海上方最后一段路的高处。下坡路都是急转弯，几乎没有大转弯。每回拐弯，我们这位乘客身子就吊在车外，差点把头重脚轻的车子拽得翻车。

“你没法叫他别这样，”我跟盖伊说，“这是自卫本能意识。”

“十足的意大利意识。”

“十十足足的意大利意识。”

我们绕着弯下山，开过积得厚厚的尘土，橄榄树上也积着尘土。斯培西亚就在山下，沿海扩展开去。城外道路变得平坦了。我们这位乘客把头伸进车窗。

“我要停车。”

“停车。”我跟盖伊说。

我们在路边慢慢减速。年轻人下了车，走到车后，解开手提箱。

“我在这儿下车，你们就不会因载客惹上麻烦了，”他说，“我的包。”

我把包递给他。他伸手去掏兜儿。

“我该给你们多少？”

“一个子儿也不要。”

“干吗不要？”

“我不知道。”我说。

“那谢谢了。”年轻人说，从前在意大利，碰到人家递给你一份时刻表，或是向你指路，一般都说“谢谢你”，或“多谢你了”，或“万分感谢你”，他却不这样说。他只是泛泛道“谢”，盖伊发动车子时，他还多疑地盯着我们。我对他挥挥手。他架子太大，不屑答理。我们就继续开到斯培西亚去了。

“这个年轻人在意大利要走的路可长着呢。”我跟盖伊说。

“得了吧，”盖伊说，“他跟咱们走了二十公里啦。”

斯培西亚就餐记

我们开进斯培西亚找个地方吃饭。街道宽阔，房屋轩敞，都是黄的。我们顺着电车轨道开进市中心。屋墙上都刷着墨索里尼瞪着眼珠的画像，还有手写的Vivas[116]这字，两个黑漆的V字墨迹沿墙一路往下滴。小路通往海港。天气晴朗，人们全出来过星期日。铺石路面洒过水，尘土地面上一片片湿迹。我们紧靠着街沿开车，避开电车。

“咱们到那儿简单吃一顿吧。”盖伊说。

我们在两家饭店的招牌对面停车。我们站在街对面，我正在买报。两家饭店并排挨着。有一家店门口站着个女人冲我们笑着，我们就过了马路进去。

里面黑沉沉，店堂后面一张桌旁坐着三个姑娘和一个老太婆。我们对面一张桌旁坐着一个水手。他坐在那儿不吃不喝。再往后一张桌子有个穿套蓝衣服的青年在写字。他的头发晶光油亮，衣冠楚楚，仪表堂堂。

亮光照进门口，照进橱窗，那儿有个玻璃柜，里面陈列着蔬菜、水果、牛排和猪排。一个姑娘上来请我们点菜，另一个姑娘就站在门口。我们注意到她的家常便服里什么也不穿。我们看菜单时请我们点菜的那姑娘就伸出胳臂搂住盖伊的脖子。店里一共有三个姑娘，大家轮流去站在门口。店堂后面桌旁那个老太婆跟她们说话，她们才重新坐下陪着她。

店堂里面只有通到厨房里的一道门。门口挂着门帘。请我们点菜的那姑娘端了通心面从厨房里进来。她把通心面放在桌上，还带来一瓶红酒，然后在桌边坐下。

“得，”我跟盖伊说，“你要找个地方简单吃一顿。”

“这事不简单了。复杂了。”

“你们说什么？”那姑娘问，“你们是德国人吗？”

“南德人，”我说，“南德人是和善可亲的人。”

“不明白。”她说。

“这地方究竟怎么搞的？”盖伊问，“我非得让她胳臂搂住我脖子不可吗？”

“那可不，”我说，“墨索里尼不是取缔妓院了吗？这是家饭店。”

那姑娘穿件连衣裙。她探过身去靠着桌子，双手抱胸，面带笑容。她半边脸的笑容好看，半边脸的笑容不好看，她就把半边好看的笑容冲着我们。不知怎的，正如温热的蜡会变得柔润一样，她半边鼻子也变得柔润了，那半边好看的笑容也就魅力倍增。话虽这么说，她的鼻子看上去并不像温热的蜡，而是非常冷峻、坚定，只是略见柔润而已。“你喜欢我吗？”她问盖伊。

“他很喜欢你，”我说，“可是他说不来意大利话。”

“我会说德国话[117]。”她说，一边捋捋盖伊的头发。

“用你的本国话跟这女人说说吧，盖伊。”

“你们从哪儿来？”女人问。

“波茨坦。”

“你们现在要在这里待一会儿吗？”

“在斯培西亚这块宝地吗？”我问。

“跟她说咱们一定得走，”盖伊说，“跟她说咱们病重，身边又没钱。”

“我朋友生性厌恶女人，”我说，“是个厌恶女人的老派德国人。”

“跟他说我爱他。”

我跟他说了。

“闭上你的嘴，咱们离开这儿好不好？”盖伊说。这女人另一条胳臂也搂住他脖子了。“跟他说他是我的。”她说。我跟他说了。

“你让咱们离开这儿好不好？”

“你们吵架了，”女人说，“你们并不互爱。”

“我们是德国人，”我自傲地说，“老派的南德人。”

“跟他说他是个俊小子。”女人说。盖伊三十八岁了，对自己被当成一个法国的流动推销员倒也有几分得意。“你是个俊小子。”我说。

“谁说的？”盖伊问，“你还是她？”

“她说的。我只是你的翻译罢了。你要我陪你出门不是做你的翻译吗？”

“她说的就好了，”盖伊说，“我就没想要非得在这儿跟你也分手。”

“真没想到。斯培西亚是个好地方。”

“斯培西亚，”女人说，“你们在谈斯培西亚。”

“好地方啊。”我说。

“这是我家乡，”她说，“斯培西亚是我老家，意大利是我祖国。”

“她说意大利是她祖国。”

“跟她说看来意大利是她祖国。”盖伊说。

“你们有什么甜食？”我问。

“水果，”她说，“我们有香蕉。”

“香蕉倒不错，”盖伊说，“香蕉有皮。”

“哦，他吃香蕉。”女人说。她搂住盖伊。

“她说什么？”他把脸转开说。

“她很高兴，因为你吃香蕉。”

“跟她说我不吃香蕉。”

“先生说他不吃香蕉。”

“哦，”女人扫兴地说，“他不吃香蕉。”

“跟她说我每天早上洗个凉水澡。”盖伊说。

“先生每天早上洗个凉水澡。”

“不明白。”女人说。

我们对面那个活道具般的水手一动也不动。这地方的人谁也不去注意他。

“我们要结账了。”我说。

“啊呀，别。你们一定得留下。”

“听我说，”仪表堂堂的青年在他写字的餐桌边说，“让他们走吧。这两个人一文不值。”

女人拉住我手。“你不留下？你不叫他留下？”

“我们得走了，”我说，“我们得到比萨[118]去，办得到的话，今晚到翡冷翠[119]去。我们到夜里就可以在那里玩乐了。现在是白天。白天我们必须赶路。”

“待一小会儿也好嘛。”

“白天必须赶路。”

“听我说，”仪表堂堂的青年说，“别跟这两个多费口舌了。老实说，他们一文不值，我有数。”

“来账单，”我说。她从老太婆那儿拿来了账单就回去，坐在桌边。另一个姑娘从厨房里出来。她径直走过店堂，站在门口。

“别跟这两个多费口舌了，”仪表堂堂的青年厌烦地说，“来吃吧。他们一文不值。”

我们付了账，站起身。那几个姑娘，老太婆和仪表堂堂的青年一起坐在桌边。活道具般的水手双手蒙住头坐着。我们吃饭时始终没人跟他说话。那姑娘把老太婆算给她的找头送给我们，又回到桌边自己的座位上去。我们在桌上留下小费就出去了。我们坐在汽车里，准备发动时，那姑娘出来，站在门口。我们开车了，我对她招招手。她没招手，只是站在那儿目送我们。

雨后

我们开过热那亚郊区时雨下大了，尽管我们跟在电车和卡车后面开得很慢，泥浆还是溅到人行道上，所以行人看见我们开来都走进门口去。在热那亚市郊工业区竞技场码头，有一条双车道的宽阔大街，我们顺着街心开车，免得泥浆溅在下班回家的人们身上。我们左边就是地中海。大海奔腾，海浪飞溅，海风把浪花吹到车上。我们开进意大利时，路过一条原来宽阔多石而干涸的河床，现在滚滚浊水一直漫到两岸。褐色的河水搅混了海水，海浪碎成浪花时才变淡变清，黄褐色的水透着亮，被大风刮开的浪头冲过了马路。

一辆大汽车飞驶而过，溅起一片泥浆水，溅到我们的挡风玻璃和引擎的水箱上。自动挡风玻璃清洗器来回摆动，在玻璃上抹上薄薄一层。我们停了车，在塞斯特里饭店吃饭。饭店里没有暖气，我们没脱衣帽。我们透过橱窗看得见外面的汽车。车身溅满泥浆，就停在几条拖上岸不让海浪冲到的小船边。在这家饭店里，你还看得见自己呼出来的热气。

意大利通心面味道很好，酒倒有股明矾味，我们在酒里搀了水。后来跑堂的端来了牛排和炸土豆。饭店远头坐着一男一女。男的是中年人，女的还年轻，穿身黑衣服。吃饭时她一直在湿冷的空气中呼出热气。男人看着热气，摇摇头。他们光吃不说话，男人在餐桌下拉着她一只手。她长得好看，两人似乎很伤心。他们随身带了一个旅行包。

我们带着报纸，我对盖伊大声念着上海战斗的报道。饭后，他留下跟跑堂的打听一个饭店里并不存在的地方，我用一块抹布擦净了挡风玻璃、车灯和执照牌。盖伊回到车上来，我们就把车倒出去，发动引擎。跑堂的带了他走过马路，走进一幢旧屋子。屋子里的人起了疑心，跑堂的跟盖伊留下让人家看看什么东西都没偷走。

“虽然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因为我不是个修水管的，他们就以为我偷什么东西了。”盖伊说。

我们开到城外一个海岬，海风袭击了汽车，差点把车子刮翻。

“幸亏风是从海上刮来的。”盖伊说。

“说起来，”我说，“海风就是在这一带什么地方把雪莱刮到海里淹死的。”

“那是在靠近维亚瑞吉奥[120]的地方，”盖伊说，“你还记得咱们到这地方的目的吗？”

“记得，”我说，“可是咱们没达到啊。”

“咱们今晚可没戏唱了。”

“咱们能开过文蒂米格利亚[121]就好了。”

“咱们瞧着办吧。我不喜欢在这海岸上开夜车。”这时正是刚过午后不久，太阳出来了。下面，大海蓝湛湛的，挟着白帽浪滚滚流向萨沃纳[122]。后面，岬角外，褐色的河水和蓝色的海水汇合在一起。在我们前方，一艘远洋货轮正向海岸驶来。

“你还看得见热那亚吗？”盖伊问。

“啊，看得见。”

“开到下一个大海岬就遮掉看不见了。”

“咱们暂时还可以看见它好一阵子。我还看得见它外面的波托菲诺海岬[123]呢。”

我们终于看不见热那亚了。我们开出来时，我回头看看，只见大海；下面，海湾里，海滨停满了渔船；上面，山坡上，一个城镇，海岸线远处又有几个海岬。

“现在看不见了。”我对盖伊说。

“哦，现在早就看不见了。”

“可是咱们没找到出路前还不能肯定。”

有一块路标，上面有个S形弯道的图标和注意环岬弯道的字样。这条路环绕着海岬，海风刮进挡风玻璃的裂缝。海岬下面，海边有一片平地，海风把泥浆吹干了，车轮开过扬起一阵尘土。在平坦的路上，车子经过一个骑自行车的法西斯分子，他背上枪套里有一把沉甸甸的左轮手枪。他霸住路中心骑车，我们开到外档来让他。我们开过时他抬头看看我们。前面有个铁路阐口，我们朝闸口开去，闸门刚下来。

我们等开闸时，那法西斯分子骑车赶上了。火车开过了，盖伊发动引擎。

“等一等，”骑自行车那人在我们汽车后面大喝一声说，“你们的牌照脏了。”

我掏出一块抹布。吃午饭时牌照已经擦过了。

“你看得清了。”我说。

“你这么认为吗？”

“看啊。”

“我看不清。脏了。”

我用抹布擦了擦。

“怎么样？”

“二十五里拉。”

“什么？”我说，“你看得清了。只是路上这么样才弄脏的。”

“你不喜欢意大利的道路？”

“路脏。”

“五十里拉。”他朝路上啐了一口，“你车子脏，你人也脏。”

“好吧。开张收条给我，签上你名字。”

他掏出一本收据簿，一式两份，中间还打眼，一份交给罚款人，另一份填好留作存根。不过罚款单上填什么，下面可没有复写副本留底。

“给我五十里拉。”

他用擦不掉笔迹的铅笔写了字就撕下条子，把条子交给我。我看了一下。

“这是一张二十五里拉的收据。”

“搞错了。”他说着就把二十五里拉的收据换成五十里拉的。

“还有另一份。在你留底那份填上五十。”

他赔了一副甜甜的意大利笑容，在存根上写了些字，捏在手里，我看不见。

“趁你牌照没弄脏，走吧。”他说。

天黑后我们开了两个小时，当晚在蒙托内[124]住宿。那里看上去舒适可爱，干净利落。我们从文蒂米格利亚，开到比萨和佛罗伦萨，过了罗马涅[125]，开到里米尼[126]，回来开过弗利[127]，伊莫拉[128]，博洛尼亚[129]，帕尔马[130]，皮亚琴察[131]和热那亚，又开到文蒂米格利亚。整个路程只走了十天。当然，在这么短促的旅途中，我们没有机会看看当地或老百姓的情况怎么样。

简单的调查

屋外，雪堆高于窗户。阳光透过窗户，照在小屋松木板墙上的地图上面。太阳高高的，亮光从雪堆顶上照进屋来。沿着小屋空旷的一边挖了一条战壕，每当晴天，太阳照在墙上，热气反射在雪堆上，战壕拓得更宽了。已是三月下旬。少校坐在靠墙一张桌旁。他的副官坐在另一张桌旁。

少校双眼周围有两个白圈，那是戴了雪地眼镜，使脸上这部位才没受到雪地阳光的损伤。脸上其他部位都晒伤了，晒黑了，然后由于晒黑而晒伤了。他的鼻子也肿了，长过水疱的地方露出脱落的表皮。他处理文件的时候，一边伸出左手指头在油盏里蘸着，然后把油抹遍脸部，用指尖非常轻柔地摩着。他非常仔细地在油盏边把手指沥干，所以手指上只有薄薄一层油，他摩了前额和两颊，又非常细致地以指缝摩鼻子。摩完了，他就站起身，拿了油盏，走进他睡觉的小房间里去。“我要睡一会儿。”他对副官说。在那支部队里，副官不是委任的军官。“你把这办完。”

“是，少校大人[132]。”副官答道。他往椅背一靠，打个呵欠。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本平装本书，打开来，放在桌上，点上烟斗。他趴在桌上看书，抽着烟。接着他合上书，把书放回衣袋里。他的案头工作太多了，办也办不完。他要办完才能看书。屋外，太阳落到山背后了，屋子墙上没有亮光了。一个士兵进来，把砍得长短不一的松枝放进炉里。“轻点儿，皮宁，”副官跟他说，“少校在睡觉。”

皮宁是少校的勤务兵，是个黑脸小子，他仔细地把松柴放进炉里，弄弄好，关上门，又走到后屋去了。副官继续忙他的文件。

“托纳尼。”少校叫道。

“少校大人？”

“叫皮宁来见我。”

“皮宁！”副官叫道。皮宁进屋。“少校要找你。”副官说。

皮宁走过小屋正房，朝少校的房门走去。他在半开半掩的门上敲敲。“少校大人？”

“进来，”副官听见少校说，“关上门。”

少校在房里躺在铺上。皮宁站在铺旁。少校的脑袋枕在帆布背包上，背包里塞满替换衣服权充枕头使用。那张晒伤了、涂着油的长脸看着皮宁。两手搁在毯子上。

“你十九岁了？”他问。

“是的，少校大人。”

“你有没有恋爱过？”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少校大人？”

“跟个姑娘——谈恋爱？”

“我有过几个姑娘。”

“我不是问这个。我问你有没有跟个姑娘——谈过恋爱？”

“谈过，少校大人。”

“你现在还爱她？你不给她写信。你的信我全看过了。”

“我爱她的，”皮宁说，“不过我没给她写信。”

“这点你肯定吗？”

“我肯定。”

“托纳尼，”少校用同样的声调说，“你听得见我说话吗？”

隔壁房里没有答腔。

“他听不见，”少校说，“你十分肯定自己爱着一个姑娘。”

“我肯定。”

“那，”少校赶快看了他一眼，“你没变坏？”

“我不懂你说变坏是什么意思。”

“好吧，”少校说，“你用不着自以为了不起。”

皮宁看着地板。少校对着他那张晒黑的脸上上下下打量一番，又看看他双手。这才脸无笑容地接下去说：“你并非真要——”少校顿住话头。皮宁看着地板。“你最大的心愿并非真正——”皮宁看着地板。少校又把脑袋枕到背包上，笑了笑。他真正放心了：部队里的生活太复杂了。“你是个好小子，”他说，“你是个好小子，皮宁。可是别自以为了不起，小心别让人家来要你命。”

皮宁一动不动站在铺旁。

“别害怕，”少校说，他两手交叉，搁在毯子上，“我不会碰你。你愿意可以回部队里去。不过你最好留下来当我勤务兵。送命的机会小一些。”

“你还有什么吩咐，少校大人？”

“没了，”少校说，“走吧，有什么事要办就去办。出去时让门开着。”

皮宁让门开着就出去了，副官抬眼看着。他尴尬地走过正房出去。皮宁涨红着脸，跟刚才抱着柴火进屋时动作不一样。副官目送着他，笑了。皮宁又抱了些柴火进屋。少校躺在铺上，望着挂在墙壁钉子上自己那顶遮着布的钢盔和雪地眼镜，听见他在地板上走过的脚步声。这小鬼，不知他是不是对我说了谎，他心下想。

十个印第安人

有一年过了独立纪念日，尼克同乔·加纳一家子坐了大篷车，很晚才从镇上赶回家来，一路上碰到九个喝醉的印第安人。他记得有九个，因为乔·加纳在暮色中赶车时勒住了马，跳到路中，把一个印第安人拖出车辙。那印第安人脸朝下，趴在沙地上睡着了。乔把他拖到矮树丛里就回到车厢上。

“光从镇子边到这里，”乔说，“算起来一共碰到九个人了。”

“那些印第安人哪。”加纳太太说。

尼克跟加纳家两个小子坐在后座上。他从后座上往外看看乔拖到路边的那个印第安人。

“这人是比利·泰布肖吗？”卡尔问。

“不是。”

“看他的裤子，怪像比利的。”

“所有的印第安人都穿一模一样的裤子。”

“我根本没看见他，”弗兰克说，“我一样东西也没看见，爸已经跳到路上又回来了。我还以为他在打蛇呢。”

“我看，今晚不少印第安人都打蛇呢。”乔·加纳说。

“那些印第安人哪。”加纳太太说。

他们一路赶着车。从公路干道上拐入上山的坡道。马拉车爬坡很费劲，小伙子们就下车步行。路面全是沙土。尼克从校舍旁的小山顶回头看看，只见皮托斯基的灯火闪闪，隔着小特拉弗斯湾，对岸斯普林斯港也是灯火闪闪。他们又爬上大篷车。

“他们应当在那段路面上铺些石子才是。”乔·加纳说。大篷车沿着林间那条路跑着。乔和太太紧靠着坐在前座。尼克坐在两个小伙子当中。那条路出了林子，进入一片空地。

“爸就是在这儿压死臭鼬的。”

“还要往前呢。”

“在哪儿都一样，”乔头也不回地说，“在这儿压死臭鼬跟在那儿压死臭鼬还不都是一码事？”

“昨晚我看见两只臭鼬。”尼克说。

“哪儿？”

“湖那边。它们正沿着湖滨寻找死鱼呢。”

“没准儿是浣熊吧。”卡尔说。

“是臭鼬。我想，我总认得出臭鼬吧。”

“你应当认得出，”卡尔说，“你有个印第安女朋友嘛。”

“别那样说话，卡尔。”加纳太太说。

“唉，闻上去都一个味呢。”

乔·加纳哈哈大笑了。

“你别笑了，乔，”加纳太太说，“我决不准卡尔那样说话。”

“你有没有印第安女朋友啊，尼基[133]？”乔问。

“没有。”

“他有的，爸，”弗兰克说，“他的女朋友是普罗登斯·米切尔。”

“她不是的。”

“他天天都去看她。”

“我没。”尼克坐在暗处里，夹在两个小伙子中间，听人家拿普罗登斯·米切尔打趣，心里感到大大高兴，“她不是我女朋友。”他说。

“听他说的，”卡尔说，“我天天都看见他们在一块儿。”

“卡尔找不到女朋友，”他母亲说，“连个印第安妞儿都没有。”

卡尔一声不吭。

“卡尔碰到姑娘就不行了。”弗兰克说。

“你闭嘴。”

“你这样蛮好，卡尔，”乔·加纳说，“女朋友对男人可没一点好处，瞧你爸。”

“是啊，你就会这么说，”大篷车一颠，加纳太太顺势挨紧乔，“得了，你一生有过不少女朋友啦。”

“我敢打赌，爸决不会有印第安女朋友。”

“你可别这么想，”乔说，“你最好还是留神看着普罗迪[134]，尼克。”

他妻子同他说了句悄悄话，他哈哈大笑。

“你在笑什么啊？”弗兰克问。

“你可别说，加纳。”他妻子警告说。乔又笑了。

“尼克尽管跟普罗登斯做朋友好了，”乔·加纳说，“我就娶了个好姑娘。”

“那才像话。”加纳太太说。

马在沙地里费劲地拉着车。乔在黑暗中伸出手扬扬鞭子。

“走啊，好好拉车。明天你得拉更重的车呢。”

大篷车一路颠簸不停，跑下长坡。到了农舍，大家都下了车。加纳太太打开门，到了屋里，手里拿着盏灯出来。卡尔和尼克把大篷车后面的货物卸下来。弗兰克坐在前座上，把车赶回牲口棚，归置好马。尼克走到台阶上，打开厨房门，加纳太太正在生炉子。她正往木柴上倒煤油，不由回过头来。

“再见，加纳太太，”尼克说，“谢谢你们让我搭车。”

“唉，什么话，尼基。”

“我玩得很痛快。”

“我们欢迎你来。你不留下吃饭吗？”

“我还是走吧。我想爹大概在等着我呢。”

“好吧，那就请便。请你把卡尔叫来好吗？”

“好。”

“明天见，尼基。”

“明天见，加纳太太。”

尼克走出院子就直奔牲口棚。乔和弗兰克正在挤奶。

“明天见，”尼克说，“我玩得痛快极了。”

“明天见，尼克，”乔·加纳大声说，“你不留下吃饭吗？”

“对，我不能留下了。请你转告卡尔，他妈妈叫他去。”

“好，明天见。尼基。”

尼克光着脚，在牲口棚下面草地间那条小路上走着。小路溜滑，光脚沾到露水凉丝丝的。他在草地尽头那边爬过篱笆，穿过一条峡谷，脚在沼泽泥浆里泡湿了，接着他就攀越过干燥的山毛榉树林，终于看见自己小屋里的灯光。他翻过篱笆，绕到前门廊上。他从窗口看见父亲正坐在桌前大灯光下看书。尼克开门进屋。

“嘿，尼基，”父亲说，“今天玩得开心吗？”

“我玩得痛快极了，爹。今年独立纪念日真带劲。”

“你饿了吧？”

“可不。”

“你的鞋呢？”

“我把鞋落在加纳家的大篷车上了。”

“快到厨房里来。”

尼克的父亲拿着灯走在头里。他站住揭开冰箱盖。尼克径自走进厨房。他父亲端来一个盘子，里面盛了一块冻鸡，再拿来一壶牛奶，把这些都放在他桌上，再放下灯。

“还有些馅饼，”他说，“够了吗？”

“妙极了。”

他父亲在铺着油布的饭桌前一张椅子上坐下，厨房墙壁上就此映出他的巨大身影。

“球赛哪队赢了？”

“皮托斯基队。五比三。”

他父亲坐着看他吃，提着壶替他在杯里倒牛奶。尼克喝了奶，在餐巾上擦擦嘴。他父亲伸手到搁板上拿馅饼。他给尼克切了一大块。原来是越橘馅饼。

“你干了些什么来着，爹？”

“我早上去钓鱼。”

“你钓到了什么？”

“只有鲈鱼。”

他父亲坐着看尼克吃饼。

“你今天下午干了些什么？”尼克问。

“我在印第安人营地附近散散步。”

“你看见过什么人吗？”

“印第安人全在镇上喝得烂醉。”

“你一个人也没见到？”

“我看见你朋友普罗迪了。”

“她在哪儿？”

“她跟弗兰克·沃希伯恩在林子里。我撞见他们。他们在一块儿好一阵子了。”

他父亲没看着他。

“他们在干什么？”

“我没停下来细看。”

“跟我说说他们在干什么？”

“我不知道，”他父亲说，“我只听见他们在拼命扭动。”

“你怎么知道是他们？”

“我看见他们了。”

“我还以为你说没看见他们呢。”

“唉，对了，我看见他们了。”

“是谁跟她在一块儿啊？”尼克问。

“弗兰克·沃希伯恩。”

“他们可——他们可——”

“他们可什么啊？”

“他们可开心？”

“我想总开心吧。”

他父亲起身离开桌边，走出厨房纱门。他回来一看，只见尼克眼巴巴看着盘子。原来他刚才在哭呢。

“再吃些？”他父亲拿起刀来切馅饼。

“不了。”尼克说。

“你最好再吃一块。”

“不了，我一点也不要了。”

他父亲收拾了饭桌。

“他们在树林里什么地方？”尼克问。

“在营地后面。”尼克看着盘子。他父亲又说：“你最好去睡睡吧，尼克。”

“好。”

尼克进了房，脱了衣服，上了床。他听见父亲在起居室里走来走去。尼克躺在床上把脸蒙在枕头里。

“我的心都碎了，”他想，“如果我这么难受，我的心一定碎了。”

过了一会儿，他听见父亲吹灭了灯，走进自己房里。他听见外面树林间刮起一阵风，感到这阵风凉飕飕地透过纱窗吹进屋来。他把脸蒙在枕头里躺了老半天，过了一会儿就忘了去想普罗登斯，终于睡着了。半夜醒来，听到屋外铁杉树林间的风声，湖里潮水的拍岸声，他又入睡了。早上，风大了，湖水高涨，漫到湖滨，他醒来老半天才想起自己的心碎了。

美国太太的金丝雀

火车飞驶过一长排红石头房子，房子有个花园，四棵茂密的棕榈树，树荫下有桌子。另一边是大海。接着有一条路堑穿过红石和泥土间，大海就只是偶尔跃入眼帘了，而且远在下面，紧靠岩礁。

“我在巴勒莫[135]买下它的，我们在岸上的时间只有一个小时，那天是星期天早上。这人要求付美元，我就给了他一块半美元。它唱得可好听呢。”美国太太说。

火车上好热，卧铺车厢里好热。窗子敞开也没有风吹进来。美国太太把百叶窗拉下，就此再也看不见大海了，连偶尔也看不见了。另一边是玻璃，外面是过道，对面是一扇开着的窗，窗外是灰不溜秋的树木，一条精光溜滑的路，一片片平展展的葡萄田，后面有玄武石丘陵。

许多高高的烟囱冒着烟——火车开进马赛，减低速度，沿着一条铁轨，穿越许多条其他铁轨，进了站。火车在马赛站停靠二十五分钟，美国太太买了一份《每日邮报》、半瓶埃维矿泉水。她沿着站台走了一小段路，不过她紧挨着火车踏级那一面，因为在戛纳[136]，火车停靠十二分钟，没发出开车信号就开了，她好容易才及时上了车。美国太太耳朵有点背，她生怕发出了开车信号自己听不见。

火车离开了马赛站，不但调车场和工厂的烟都落在后面，回头一看，连马赛城和背靠石头丘陵的海港，以及水面上的夕阳余晖都落在后面。天快黑时，火车开过田野一所着火的农舍。沿路停着一排汽车，农舍里搬出来的被褥衣物都摊在田野上。许多人在观看火烧房子。天黑后，火车到了阿维尼翁[137]。旅客上上下下。准备回巴黎的法国人在报摊上买当天的法国报纸。站台上有黑人士兵。他们穿着棕色军装，个子高大，紧挨着电灯光下，脸庞照得亮堂堂。他们的脸很黑，个子高得没法逼视。火车离开阿维尼翁站，黑人还站在那儿。有个矮小的白人中士跟他们在一起。

卧铺车厢里，乘务员把壁间三张床铺拉下来，铺开准备让旅客睡觉。夜里，美国太太躺着，睡不着觉，因为火车是快车，开得很快，她就怕夜里的车速快。美国太太的床靠着窗。从巴勒莫买来的金丝雀，笼子上盖着块布，挂在去洗手间的过道上通风处。车厢外亮着盏蓝灯，火车通宵开得飞快，美国太太醒着，等待撞车。

早上，火车开近巴黎了，美国太太从洗手间里出来，尽管没睡，气色还是很好，一看就是个半老的美国妇女，她拿下鸟笼上的布，把笼子挂在阳光下，就回到餐车里去用早餐。她再回到卧铺车厢时，床铺已经推回壁间，弄成座位，在敞开的窗子照进来的阳光里，金丝雀在抖动羽毛，火车离巴黎更近了。

“它爱太阳，”美国太太说，“它一会儿就要唱了。”

金丝雀抖动羽毛，啄啄毛。“我一向爱鸟，”美国太太说，“我把它带给我的小女儿。瞧——它在唱了。”

金丝雀吱吱喳喳唱了，竖起喉间的羽毛，接着凑下嘴又啄羽毛了。火车开过一条河，开过一片精心护养的森林。火车开过许多巴黎郊外的城镇。镇上都有电车，迎面只见墙上有贝佳妮、杜博涅和潘诺等名酒的大幅广告画。看来火车开过这一切时似乎是在早餐前。我有好几分钟没听那个美国太太同我妻子说话。

“你丈夫也是美国人吧？”那位太太问。

“是的，”我妻子说，“我们俩都是美国人。”

“我还以为你们是英国人呢。”

“哦，不是。”

“也许因为我用背带[138]的缘故。”我说。我原想开口说吊带[139]，后来为了保持我的英国特色，才改了口说背带。美国太太没听见。她耳朵真是背极了；她看人家嘴唇动来辨别说话的意义，我没朝她看。我望着窗外呢。她径自同我妻子说话。

“我很高兴你们是美国人。美国男人都是好丈夫，”美国太太说着，“不瞒你说，所以我们才离开大陆。我女儿在沃韦[140]爱上一个男人。”她停了一下。“他们疯狂地爱上了。”她又停了一下，“我当然把她带走了。”

“她断念了没有？”我妻子问。

“我看没有，”美国太太说，“她根本不吃也不睡。我想尽办法，可是她似乎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她对世事不闻不问。我不能把她嫁给外国人啊。”她顿了一下。“有个人，是个很好的朋友，有一回告诉我，‘外国人做不了美国姑娘的好丈夫。’”

“对，”我妻子说，“我看做不了。”

美国太太称赞我妻子的旅装，原来这位美国太太二十年来也是一直在圣昂诺路这家裁缝店买衣服的。店里有她的身架尺寸，有个熟悉她，知道她口味的店员替她挑选衣服，寄到美国去。衣服寄到纽约她所在住宅区附近的邮局，关税一点也不算高，因为邮局当场打开来看，式样总是很朴素，没有金边，也没有装饰品，看不出衣服是贵重服装。现在的店员名叫泰雷兹，从前一个叫阿梅莉。二十年来一共就只用过这两个。裁缝也始终是一个。可是，价钱倒上涨了。不过，外汇兑换还是相等。现在店里也有她女儿的身架尺寸了。她成人了，现在尺寸不大有变化的可能了。

火车这会儿进入巴黎了。防御工事都夷为平地了，不过野草还没长出来。铁轨上停着许多节车厢——棕色木头的餐车、棕色木头的卧铺车，要是那列车还在当晚五点钟发车的话，这些车厢就都要拉到意大利去；这些车厢上都标着巴黎——罗马，还有定时来往市区和郊区间的车皮，车顶上安着座位，座位上和车顶上都是人，过去如此，现在还是如此。火车经过粉墙和许多房屋的窗子。早餐什么都没得吃。

“美国人做丈夫最好。”美国太太跟我妻子说。我正往下拿行李包。“美国男人是世界上唯一值得嫁的人。”

“你离开沃韦有多久了？”我妻子问。

“到今年秋天就两年了。不瞒你说，我就是把金丝雀带去给她的。”

“你女儿爱上的人是瑞士人吗？”

“是的，”美国太太说，“他出身沃韦一个很好的门第。他就要当工程师了。他们在沃韦相遇。他们经常一起散步走远路。”

“我熟悉沃韦，”我妻子说，“我们在那儿度过蜜月。”

“真的吗？那一定很美。当然，她爱上他，我也没意见。”

“那是个很可爱的地方。”我妻子说。

“是啊，”美国太太说，“可不是吗？你们住在哪儿？”

“我们住在三冠饭店。”我妻子说。

“那是家高级的老饭店。”美国太太说。

“是啊，”我妻子说，“我们租了间很讲究的房间，秋天里这地方真可爱。”

“你们秋天在那儿？”

“是的。”我妻子说。

火车开过三节出事的车皮。车皮都四分五裂了，车顶也凹了进去。

“瞧，”我说，“出过事了。”

美国太太瞧了瞧，看见最后一节车。“我整夜就担心出这事，”她说，“我往往有可怕的预感。我今后夜里决不乘坐快车了。一定还有别班开得不这么快的舒服火车。”

这时火车开进里昂车站的暗处，停下了，乘务员走到窗口前。我从窗口递下行李包，我们下车来到暗沉沉的站台上，美国太太就找了科克斯旅行社[141]三个人员中的一个，那人说：“等一下，太太，我要查一下你的姓名。”

乘务员提着一只箱子，堆在行李上，我妻子跟美国太太告了别，我也跟她告了别，科克斯旅行社的人在一叠打字纸中的一页上找到她的姓名，又把那叠纸放回口袋里了。

我们跟随提着箱子的乘务员走到火车旁的一长溜水泥站台上。站台尽头有扇门，一个人收了车票。

我们回到巴黎去办理分居手续。

追车比赛

威廉·坎贝尔从匹茨堡[142]那时起，就一直跟着一个杂耍班子投入追车比赛了。在追车比赛中，赛车手之间隔开相等的距离相继出发，骑着自行车比赛。他们骑得很快，因为比赛往往只限于短程，如果骑得慢，另一个保持车速的赛车手就会把出发时彼此相等的差距拉平。一个赛车手只要被人赶上超过，就得退出比赛，下车离开跑道。如果比赛中没人被赶上，距离拉得最长的就是优胜者。在大多数追车比赛中，如果只有两个赛车手的话，其中一个跑不到六英里就被追上了。杂耍班子在堪萨斯城[143]就赶上了威廉·坎贝尔。

威廉·坎贝尔原来希望在杂耍班子到达太平洋沿岸前略略领先于他们。只要他作为打头阵的人，领先到达，就付给他钱。但当杂耍班子赶上他时，他已经睡觉了。杂耍班子经理走进他房里时，他就睡在床上，经理走后，他打定主意索性赖在床上了。堪萨斯城很冷，他不忙着出去。他不喜欢堪萨斯城。他伸手到床下拿了瓶洒喝。喝了肚子好受些。杂耍班子经理特纳先生刚才不肯喝。

威廉·坎贝尔同特纳先生的会见本来就有点儿怪。特纳先生敲了门。坎贝尔说：“进来！”特纳先生进屋，看见一张椅子上放着衣服，一只敞开的手提箱，床边一张椅子上搁着一瓶酒，有个人盖着被蒙头蒙脸躺在床上。

“坎贝尔先生。”特纳先生说。

“你不能解雇我。”威廉·坎贝尔在被窝里说。被窝里暖和，一片雪白，密不通风。“你不能因为我下了车就解雇我。”

“你醉了。”特纳先生说。

“嗯，对。”威廉·坎贝尔直接贴着被单说话，嘴唇挨到被单布料子。

“你是个糊涂虫。”特纳先生说。他关掉电灯。电灯通宵都亮着。眼下是上午十点了。“你是个酒糊涂。你几时进城的？”

“我昨晚进城的，”威廉·坎贝尔贴着被单说，他发现自己喜欢隔着被单说话，“你隔着被单说过话没有？”

“别逗了。你并不逗。”

“我不是在逗。我只是隔着被单说话。”

“你是隔着被单说话，没错。”

“你可以走了，特纳先生，”坎贝尔说，“我不再为你工作了。”

“这你反正知道了。”

“我知道的事多着呢，”威廉·坎贝尔说，他拉下被单，瞧着特纳先生，“我知道的事多得很，所以根本不屑看你。你想要听听我知道的事吗？”

“不要。”

“好，”威廉·坎贝尔说，“因为我其实什么事都不知道。我只是说说罢了。”他又拉上被单蒙住脸。“我喜欢在被单下说话。”他说。特纳先生站在他床边。他是个中年人，大肚子，秃脑瓜，他有好多事情要做呢。“你应当在这里歇一阵子，比利[144]，治疗一下，”他说，“如果你想要治疗，我会去安排的。”

“我不要治疗，”威廉·坎贝尔说，“我根本不要治疗。我完全过得快快活活。我一辈子都过得快快活活的。”

“你这样有多久了？”

“什么话啊！”威廉·坎贝尔隔着被单呼吸。

“你喝醉有多久了，比利？”

“难道我没做好我的工作吗？”

“哪儿呀。我只是问你喝醉有多久了，比利。”

“我不知道。可是我的狼回来了，”他用舌头舔舔被单，“我的狼回来一星期了。”

“见你的鬼。”

“哦，是的。我的宝贝狼。我每次喝酒它都走到屋外。它受不了酒精味儿。可怜的小家伙。”他在被单上用舌头划圈儿。“它是头可爱的狼。就像一贯那样。”威廉·坎贝尔闭上眼，深深吸口气。

“你得治疗一下，比利，”特纳先生说，“你不会反对基利[145]的。效果不坏。”

“基利，”威廉·坎贝尔说，“离开伦敦不远啊[146]。”他闭上眼，又睁开眼，眼睫贴着被单眨巴眨巴。“我就爱被单。”他说，他瞧着特纳先生。

“听着，你当我喝醉了。”

“你是喝醉了。”

“不，我没醉。”

“你喝醉了，你还得了震颤性谵妄症。”

“不，”威廉·坎贝尔把被单裹住脑袋，“宝贝被单。”他说。他轻轻贴着被单呼吸。“漂亮的被单，你爱我吧，被单？这都包括在房租里了。就跟在日本一样。不，”他说，“听着，比利，亲爱的滑头比利，我有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跟你讲。我没喝醉。我乍看起来胡话连篇。”

“不。”特纳先生说。

“瞧一瞧，”威廉·坎贝尔在被单下拉起睡衣的右袖，然后伸出右前臂，“瞧这。”前臂上，从手腕到肘拐儿，在深蓝色的小孔周围都是蓝色的小圈。小圈几乎一个挨着一个。“那是新鲜玩意儿，”威廉·坎贝尔说，“我现在偶尔喝一点儿，把那狼赶出屋外。”

“他们有治疗这病的办法。”“滑头比利”特纳说。

“不，”威廉·坎贝尔说，“他们什么病的治疗办法都没有。”

“你不能就此这样罢休，比利。”特纳说。他坐在床上。

“小心我的被单。”威廉·坎贝尔说。

“你这样的年龄可不能就此罢休，因为走投无路就此老往身子里注满那玩意儿。”

“有明文禁止。你就是这个意思吧。”

“不，我意思是说你得斗到底。”

比利·坎贝尔用嘴唇和舌头亲亲被单。“宝贝被单，”他说，“我可以吻这被单，同时还能透过被单看外面。”

“别再胡扯被单了。你不能光是迷上那玩意儿，比利。”

威廉·坎贝尔闭上眼。他开始感到有点儿恶心了。他知道在用某种办法把它压下去之前，要是没有什么可以缓解的，那么这股恶心就会不断加剧。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建议特纳先生喝一杯。特纳先生谢绝了。威廉·坎贝尔就从酒瓶里倒一杯喝下去。这是个临时措施。特纳先生眼巴巴看着他。特纳先生在这间屋里待的时间比原定的长多了。他有好多事要做；虽然他日常同吸毒的人打交道，可是他对毒品深恶痛绝，他很喜欢威廉·坎贝尔；他不想扔下对方。他为威廉感到难受，觉得治疗一下有好处。他知道堪萨斯城治疗条件好。可是他不得不走了。他站起身。

“听着，比利，”威廉·坎贝尔说，“我要告诉你些事儿。你叫做‘滑头比利’。因为你会滑。我只叫比利。因为我根本不会滑。我不会滑，比利。我不会滑。只是卡住了。我每试一回，总是卡住。”他闭上眼睛。“我不会滑，比利。如果你不会滑可真要命。”

“是啊。”“滑头比利”特纳说。

“什么是啊？”威廉·坎贝尔瞧着他。

“你那么说啊。”

“不，”威廉·坎贝尔说，“我没说。这一定搞错了。”

“你刚才说滑。”

“不。不会谈到滑的。不过，听着，比利，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别离开被单，比利。避开女人，避开马，还有，还有——”他停一下“——鹰，比利。如果你爱马，就会得到马——，如果你爱鹰，就会得到鹰——”他停下了，把脑袋蒙在被单下。

“我得走了。”“滑头比利”特纳说。

“如果你爱女人，就会得到梅毒，”威廉·坎贝尔说，“如果你爱马——”

“是啊，这你说过了。”

“说过什么？”

“说马和鹰。”

“嗯，是的。如果你爱被单。”他隔着被单呼出气，鼻子在被单上摩着。“我不知道被单的事，”他说，“我只是刚开始爱上被单。”

“我得走了，”特纳先生说，“我的事多着呢。”

“那好吧，”威廉·坎贝尔说，“大家都得走。”

“我还是走的好。”

“好，你走吧。”

“你没事吧，比利？”

“我这辈子从没这么快活过。”

“你真没事吧？”

“我很好。你走吧。我要在这里躺一会儿。到中午光景我就起来。”

但等中午特纳先生来到威廉·坎贝尔屋里，威廉·坎贝尔还在睡，特纳先生这人知道人生什么事最宝贵，就没吵醒他。

陈腐的故事

他就这样慢悠悠儿吐出核来，吃了一个橘子。屋外，雪正转雨。屋内，电炉似乎没热气，他站起身，离开写字台，在炉边坐下。多舒服啊。毕竟，这才是生活呢。

他伸出手去再拿一个橘子。远在巴黎，马斯卡特在第二回合就把丹尼·弗罗许揍扁了。再远在美索不达米亚[147]，下了二十一英尺的雪。在地球的另一头，遥远的澳大利亚，英国的板球手力保优势。内容具有浪漫色彩。

他看到，文学艺术的资助人发掘了《论坛》。这是本指导读物，哲理性很深刻的读物，少数爱思索的人的朋友，得奖短篇小说——其作者会写出我们明天的畅销作品吗？

你将欣赏到这些温馨、朴实的美国故事，空旷的牧场、拥挤的住房或安乐的家庭里真实生活的点点滴滴，篇篇都隐含着健康的幽默情趣。

我一定要看看这些作品，他心想。

他继续看下去。我们的子孙后代——他们将会怎么样？他们将是什么样的人？一定要找出新方法来为我们寻求在这世界上的生存空间。这必须诉诸战争才办得到吗？用和平方式能不能办到呢？

难道我们都得移居到加拿大去吗？

我们最深刻的信念——将受到科学的扰乱吗？我们的文明——比旧制度的更低一等吗？

另一方面，在遥远的、湿淋淋的尤卡坦丛林[148]里，响着砍伐橡胶树的丁丁斧声。

我们需要大人物吗——还是需要他们有文化教养？请看乔伊斯[149]。请看柯立芝总统[150]。我们的大学生立志成为什么明星啊？请看杰克·布里顿[151]。亨利·范戴克博士[152]。我们能把两者调和一下吗？再看看扬·斯特里布林[153]。

我们的女儿一辈如果必须自己进行探测将会怎么样呢？南茜·霍桑就不得不亲自探测人生海洋的深浅。她勇敢而理智地面对每个十八岁的姑娘碰到的难题。

这是本绝妙的小册子。

你是个十八岁的姑娘吗？请看圣女贞德[154]的事例。萧伯纳[155]的事例。贝茜·罗斯[156]的事例。

想想1925年这些事例吧——清教徒历史上有过有伤风化的一页吗？波卡洪塔斯[157]有两面性吗？她有第四围[158]吗？

现代绘画——以及诗歌——算不算艺术？又算又不算。请看毕加索[159]。

流浪汉有没有行为准则？让你的头脑大胆想象吧。

本刊篇篇都有浪漫色彩。《论坛》的一批作者充满幽默和机智，句句都说在点子上。不过他们并不企图自作聪明，决不喋喋不休。

让你的精神受到新思想的鼓舞，不同凡响的浪漫色彩的陶醉，过一过这种充实的精神生活吧。他放下了这本小册子。

另一方面，曼努埃尔·加尔西亚·马埃拉[160]在特里安纳自己屋内一间黑沉沉的房里，直挺挺躺在床上，因得了肺炎，肺里积水，每只肺上都插着导管。安达卢西亚[161]的所有报纸都为他的去世出了特刊，几天来大家早就预料他要死了。男人和孩子买了他的彩色全身像来纪念他，看着这些平版印刷画，记忆中他的形象反而淡忘了。斗牛士对他去世都大大松了口气，因为他在斗牛场上总是表演了他们偶尔才表演得了的绝技。他们都冒雨送着他的灵柩出殡，有一百四十七名斗牛士送他到墓地去，他们把他安葬在何塞利托[162]的墓旁。葬礼后，人人都坐在咖啡馆里避雨，卖掉了不少马埃拉的彩色像，人们把画像卷好，插在兜里。

暴风劫

其实并没为了什么事，没什么值得拔拳相见的事，后来我们一下子就打起来了，我滑了一跤，他把我按下，跪在我胸膛上，双手扼住我，像是想要扼死我，我一直想从兜里掏出刀子来，捅他一下好脱身。大家都喝得醉醺醺，不会从我身上拉开他。他一边扼住我，一边把我脑袋往地板上撞，我掏出刀子，将它打开；我在他胳臂上划了一刀，他放了我。如果他要抓住我也抓不成了。于是他就地一滚，紧紧握住那条胳臂，哭了起来，我说：

“你到底干吗要扼住我？”

我差点杀了他。我一星期不能下咽。他把我喉咙扼得痛极了。

得了，我离开那里，那里有不少人跟他是一伙的，有些人还出来追我，我拐了个弯，顺着码头走去，我遇到一个家伙，他说街上有个人给杀了。我说：“谁杀了他？”他说：“我不知道谁杀了他，不过他确实已经死了。”这时天黑了，街上都积水，没有灯火，窗子都碎了，小船都漂到了镇上，树木也刮断了，一切都给刮掉了，我找到一条小筏子，划去找回我停在曼戈礁里面的小船，小船居然太平无事，只是灌满了水。我就把水戽掉，再用水泵抽掉水，天上有月亮，不过云倒不少，风暴仍然不小，我一路顺着风划；天亮时我已出了东港。

老兄，那风暴真够厉害的。我是第一个把船开出去的，那么大的水真从没见过。大水像碱水那样白，从东港滚滚涌到西南礁，叫人连海岸都分不清。海滩中间给风刮出一大条沟。树木都给刮掉了，一条沟从斜里穿过，里面的水雪白，水上面样样都有；树枝啊、整棵树啊、死鸟啊，都漂浮着。岩礁里面，世界上所有的鹈鹕和各种各样飞禽都有。它们一定是知道暴风要来临了才躲到岩礁里面的。

我在西南礁歇了一天，没人来追我。我是第一个开出船的，我看见有根桅杆漂着，我知道一定有船翻了，就动身去找。我找到出事的船，是条三桅纵帆船，我刚好看见船上桅杆残柱露出水面。船沉在水里太深了，我什么也没从船里捞出来。所以我继续寻找别的东西。我有这一切的优先权，我知道不管有什么东西我都应当拿到手。我继续在那条三桅纵帆船下沉地方的沙洲开来开去，什么东西都没找到，我继续开了一大段路。我朝流沙滩那儿开去，可什么也没找到，我又继续开。后来我看见吕蓓卡灯塔，我看见各种各样飞禽聚集在什么东西上面，我朝前开去看看究竟是什么，原来确实有一大群鸟。

我看得见一根像桅杆的东西矗出水面，等我开过去，那些鸟都飞到空中，围着我不走。水面很清澈，露出一根桅杆般的东西，我走近一看，水里黑糊糊一团，像有个长长的黑影，我开过去，水里原来是一艘大客轮；就躺在水底下，大得不得了。我这条船就在它上面漂流而过。大客轮侧卧着，船尾深深朝下。舷窗全都紧闭，我看得见窗玻璃在水底闪闪发光，还有整个船身；我这辈子见到过最大的一艘船就躺在那儿，我先顺着长里开一回，开过了再抛下锚，我原先把小筏子搁在小船的前甲板上，这会儿就把它推下水中，就在飞鸟簇拥下划了过去。

我有一副水底观察镜，就是用来采海绵时戴的那一种，我的手发抖，所以拿不大住。你顺着船身开过去就看得见所有的舷窗全都紧闭。不过靠近水底的下面部位一定有什么地方打开了，因为一直有一片片东西漂出来。你说不上这是什么东西。只是碎片。鸟群争的就是这个。你从来没见过那么多鸟。它们全围着我狂叫。

我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我可以细细看看船身，它在水底下看上去有一英里长。船就躺在一片洁白的沙滩上，照它侧身躺着的样子看来，斜里露出水面的桅杆是一种前桅，或是什么帆的滑车索具。船头在水下不深。我可以站在船头那船名字母的上面，而脑袋正好露出水面。可是最近一个舷窗也在十二英尺深的水下。我用鱼叉杆刚好够到，我想用鱼叉杆打破舷窗，就是打不破。玻璃太结实了。所以我划回小船，拿了一个扳钳，把扳钳捆在鱼叉杆头上，可我还是打不破。我就在那儿透过水底观察镜往下观看那艘装有一切的大客轮，我是头一个接近客轮的，可我进不去。这艘船里面一定有值五百万美元的东西呢。

我一想到这艘船值多少钱，不由颤抖了。在舷窗里是个壁橱，我看得见有什么东西，就是隔着水底观察镜辨不清是什么。我拿着鱼叉杆派不上什么用处，我就脱掉衣服，站着，深深吸了两口气，手里拿着扳钳，往下游去，潜到船尾那边，我在舷窗边上还能坚持一会儿，看得见里边，里边有个女人，头发披散开来在水中漂浮。我清清楚楚看见她在浮着，我用扳钳两次猛击玻璃，耳边听见当当声，就是砸不开，我只得上来。

我紧紧抓住小筏子，缓过气来，就爬进小筏子，又深深吸了两口气，再潜下水去。我往下游，手指紧紧抓住舷窗边，抓住了再用扳钳尽力猛击玻璃。透过玻璃，我看得见那女人在水中漂浮。她的头发原先是紧紧扎住的，现在全披散在水中了。我看得见她一只手上的戒指。她恰好就靠近舷窗这边，我两次砸玻璃，连砸都砸不裂。我上来时心里就想，我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轻易冒上水面换气。

我又一次下水，我砸了玻璃，只是砸砸而已，等我上来时鼻子正在流血，我站在船头上面，一双光脚踩在船名字母上，正好露出脑袋，就地歇歇，然后游到小筏子那边，吃力地爬进筏子，坐在那儿等待头痛消除，一面往水底观察镜里面瞧，可是鼻血出得很厉害，我只好把水底观察镜冲洗一下。于是我仰天躺在小筏子里，手放在鼻子下止血，我仰头躺着，抬眼一看，只见上空四下有千千万万只鸟。

鼻血止住后我再透过水底观察镜看看，于是划回小船，想找样比扳钳更沉的东西，可是一件也找不到；连个捞海绵的铁钩都没有。我又回去，海水始终一清见底，凡是漂在那片白沙滩上的东西都能看见。我寻找鲨鱼，可是一条都找不到。海水那么清澈，沙滩那么白净，你老远都该看得到鲨鱼。小筏子上有个泊船用的多爪小铁锚，我割下锚来，跳下水，带着锚往下沉。这锚一直把我往下拖，拖过了舷窗，我伸手去抓，什么都没抓住，继续往下沉啊沉的，沿着曲线形的船身滑下去。我只得放开锚。我听见砰的一下，等我再冒上水面似乎已过了一年。小筏子没锚顺着潮水给冲掉了，我向小筏子划过去，一边游，一边鼻血流到水里，我心里很高兴，幸亏水里没鲨鱼；可是我累了。

我头痛得快裂开了，我躺在小筏子上歇歇，然后又划回去。快到下午了。我又带着扳钳下水，没什么用处。那把扳钳太轻了。除非你有一把大铁锤，或者沉得能派用处的东西，否则潜下水去也没什么意思。于是我又把扳钳捆在鱼叉杆上，我从水底观察镜里看着，在舷窗玻璃上砰砰捶着，捶得扳钳震脱了，我在观察镜里看得清清楚楚，扳钳沿着船身一路滑下去，接着一下子滑开，沉到流沙里陷进去了。这下子我一事无成了。扳钳没了，小铁锚也丢了，所以只好划回小船。我太累了，没法把小筏子拉上小船，太阳已经很低了，鸟群也全飞走，离开沉船了，我径自拖着小筏子往西南礁划去，鸟群在我前后飞着。我累极了。

那天晚上，刮起风暴来了，一连刮了一星期。你没法出海到沉船那儿。他们从城里来，告诉我说被我划一刀的那家伙除了胳臂之外没什么事儿，我就回到城里，他们同我订了五百美元的约。结果倒好，因为他们有几个人都是我朋友，发誓带把斧子跟我去找，谁知等我们回到沉船那儿，希腊人早已把船炸开，全都拿空了。他们用炸药炸开保险箱。没人知道他们到手多少钱。这艘船上载着黄金，都给他们拿走了。他们把船洗劫一空。我发现沉船，可我一个子儿都得不到。

暴风确实很厉害。他们说暴风袭击时，这船就在哈瓦那港口外，不能进港，要不船东们决不会让船长冒险开进港来；他们说船长想要试一试，所以这船就只好冒着风暴开了，天黑时这船正冒着风暴行驶，企图闯过吕蓓卡和托吐加斯之间的海峡，这时撞上了流沙。也许船舵早给冲走了。也许他们连舵都没掌。不过总之他们没法知道有流沙，他们撞上流沙后，船长一定命令他们打开压舱层，这样船就可以稳住了。可是这船撞上的是流沙，他们打开压舱层时，船尾先沉下去，然后船舷尾端都陷进去了。船上有四百五十名乘客和船员，我发现这船时，他们一定都在船上。船一撞上流沙，他们一定立刻打开了压舱层，船身一压住，流沙就把船身吸下去了。后来锅炉一定爆炸了，一定是这样才使那些碎片儿漂出来。可是说来也怪，居然没有什么鲨鱼。一条鱼也没有。那片白净的沙滩上有鱼的话，我看得见。

可是现在倒有不少鱼了，是最大的一种石斑鱼。这艘船现在大部分都沉下流沙里了，这些鱼，最大一种石斑鱼就生活在船里。有的重三四百磅。几时我们倒要出海去打几条。在沉船处可以看见吕蓓卡灯塔。现在上面设了个浮标。沉船就在海湾边流沙底。这艘船只差一百码就能闯过来了；在昏天黑地的风暴中这艘船没闯过来，雨势这么猛，他们看不见吕蓓卡灯塔。当时他们不常遇到这种事。大客轮的船长不习惯那样疾驶。他们有航道，他们告诉我说，他们安了一种罗盘可以自动导航。他们碰上那阵风暴时，大概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不过他们差点闯过去。话又说回来，他们也许丢失了舵。总之，一旦他们进了那海湾，那么一路开到墨西哥是不会再撞上什么东西的。可是，在那场暴风雨里，他们一定是撞上了什么东西，船长才命令他们打开压舱层的。在那种暴风雨中，没人会在甲板上。人人都必定留在舱里。他们在甲板上就没命了。舱里必定有几场大乱，因为你要知道这船一头牢牢栽了进去。我看见那把扳钳沉进流沙里的。船撞上去时，船长决不会知道是流沙，除非他熟悉这片海域。他只知道不是遇上岩礁。他在船桥上一定全看见了。船一栽进去他必定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就是不知道这船沉得多快。不知道大副是不是跟他在一起。你看他们是待在船桥里执行任务呢，还是在船桥外面？人们根本找不到任何尸体。一具也没有。没浮尸。有救生圈的话他们可以漂浮一大段海面呢。他们必定是在里面执行任务。得了，希腊人全都弄到手了。统统拿走了。他们一定来得很快，没错儿。他们搜刮得一干二净。鸟群先去，接着我去，然后是希腊人去，连鸟群从船上得到的东西也比我得到的多。

世上的光[163]

酒保看见我们进门，抬眼望望，不由伸出手去把玻璃罩子盖在两盆免费菜[164]上面。

“给我来杯啤酒。”我说。他放了一杯酒，用把刮铲把杯子上面那一层泡沫顺手刮掉了，手里却握着杯子不放。我在柜台上放下五分镍币，他才把啤酒往我这儿一塞。

“你要什么？”他问汤姆道。

“啤酒。”

他放了一杯酒，刮掉泡沫，看见了钱才把那杯酒推过来给汤姆。

“怎么啦？”汤姆问道。

酒保没搭理他，径自朝我们脑袋上面看过去，冲着进门的一个人说：“你要什么？”

“黑麦酒。”那人说道。酒保摆出酒瓶和杯子，还有一杯水。

汤姆伸出手去揭开免费菜上面的玻璃罩。这是一盆腌猪腿，盆里搁着一把像剪子似的木头家伙，头上有两个木叉，让人叉肉。

“不成。”酒保说着就把玻璃罩重新盖在盆上。汤姆手里还拿着木叉。“放回去。”酒保说道。

“不必多说了。”汤姆说。

酒保在酒柜下伸出一只手来，眼睁睁看着我们俩。我在酒柜上放了五毛钱，他才挺起身。

“你要什么？”他说。

“啤酒。”我说，他先揭开两个盆上的罩子再去放酒。

“你们店的混账猪腿是臭的。”汤姆说着把一口东西全吐在地上。酒保不言语。喝黑麦酒的那人付了账，头也不回就走了。

“你们自己才臭呐，你们这帮阿飞都是臭货。”酒保说道。

“他说咱们是阿飞。”汤米跟我说。

“听我说，咱们还是走吧。”我说道。

“你们这帮阿飞快给我滚蛋。”酒保说道。

“我说过我们要走，可不是你叫了我们才走。”我说道。

“回头我们还来。”汤米说道。

“最好你们不要来。”酒保对他说。

“教训他一下，让他明白自己的不是。”汤姆回过头来跟我说。

“走吧。”我说道。

外面漆黑一团。

“这是什么鬼地方啊？”汤米说道。

“我不知道，咱们还是上车站去吧。”我说道。

我们从这一头进城，从那一头出城。城里一片皮革和鞣树皮的臭味，还有一大堆一大堆的木屑发出的味儿。我们进城时天刚黑，这时刻天又黑又冷，道上水坑都快结冰了。

车站上有五个窑姐儿在等火车进站，还有六个白人，四个印第安人。车站很挤，火炉烧得烫人，烟雾腾腾，一股混浊的气味。我们进去时没人在讲话，票房的窗口关着。

“关上门，行不？”有人说。

我看看说这话的是谁。原来是个白人。他穿着截短的长裤，套着伐木工人的胶皮靴，花格子衬衫，跟另外几个一样穿着，就是没戴帽，脸色发白，两手也发白，瘦瘦的。

“你到底关不关啊？”

“关，关。”我说着就把门关上。

“劳驾了。”他说道。另外有个人嘿嘿笑着。

“跟厨子开过玩笑吗？”他跟我说道。

“没。”

“你不妨跟这位开一下玩笑，他可喜欢呐。”他瞧着那个叫厨子的。

厨子眼光避开他，把嘴唇闭得紧紧的。

“他手上抹香油呢，”这人说道，“他死也不肯泡在洗碗水里。瞧这双手多白。”

有个窑姐儿放声大笑。我生平还是头一回看到个头这么大的窑姐儿和娘们儿。她穿着一种会变色的绸子衣服。另外两个窑姐儿个头跟她差不离，不过这大个儿准有三百五十磅。你瞧着她的时候还不信她是真的人呢。这三个身上都穿着会变色的绸子衣服。她们并肩坐在长凳上。个头都特大。另外两个窑姐儿模样就跟一般窑姐儿差不多，头发染成金黄色。

“瞧他的手。”那人说着朝厨子那儿点点头。那窑姐儿又笑了，笑得浑身颤动。

厨子回过头去，连忙冲着她说：“你这个一身肥肉的臭婆娘。”

她兀自哈哈大笑，身子直打颤。

“噢，我的天哪，”她说道，嗓子怪甜的，“噢，我的老天哪。”

另外两个窑姐儿，一对大个儿，装得安安分分，非常文静，仿佛没什么感觉似的，不过个头都很大，跟个头最大的一个差不离。两个都足足超过两百五十磅。还有两个都一本正经。

男人中除了厨子和说话的那个，还有两个伐木工人，一个在听着，虽然感到有趣，却红着脸儿，另一个似乎打算说些什么，还有两个瑞典人。两个印第安人坐在长凳那一端，另一个靠墙站着。

打算说话的那个悄没声儿地跟我说：“包管像躺在干草堆上。”

我听了不由大笑，把这话说给汤米听。

“凭良心说，像那种地方我还从没见识过呢，”他说道，“瞧这三个。”这时厨子开腔了：

“你们哥儿俩多大啦？”

“我九十六，他六十九。”汤米说。

“嗬！嗬！嗬！”那大个儿窑姐儿笑得直打颤。她嗓门的确甜。另外几个窑姐儿可没笑。

“噢，你嘴里没句正经话吗？我问你算是对你友好的呢。”厨子说道。

“我们一个十七，一个十九。”我说道。

“你这是怎么啦？”汤姆冲我说。

“好了，好了。”

“你叫我艾丽斯好了。”大个儿窑姐儿说着身子又打着颤了。

“这是你名字？”汤米问道。

“可不，”她说，“艾丽斯。对不？”她回过头来看着坐在厨子身边的人。

“一点不错。叫艾丽斯。”

“这是你们另外取的那种名字。”厨子说道。

“这是我的真名字。”艾丽斯说道。

“另外几位姑娘叫什么啊？”汤姆问道。

“黑兹儿和埃塞尔。”艾丽斯说道。黑兹儿和埃塞尔微微一笑。她们不大高兴。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一个金发娘们道。

“弗朗西丝。”她说。

“弗朗西丝什么？”

“弗朗西丝·威尔逊。你问这干吗？”

“你叫什么？”我问另一个道。

“噢，别放肆了！”她说。

“他无非想跟咱们大伙交个朋友罢了。难道你不想交个朋友吗？”头里说话的那人说道。

“不想。不跟你交朋友。”头发染成金黄色的娘们说道。

“她真是个泼辣货。一个地道的小泼妇。”那人说道。

一个金发娘们瞧着另一个，摇摇头。

“讨厌的乡巴佬。”她说道。

艾丽斯又哈哈大笑了起来，笑得浑身直打颤。

“有什么可笑的，”厨子说，“你们大伙都笑，可没什么可笑的。你们两个小伙子，上哪儿去啊？”

“你自个儿上哪儿？”汤姆问他道。

“我要上凯迪拉克。你们去过那儿吗？我妹子住在那儿。”厨子说道。

“他自己也是个妹子。”穿截短的长裤的那人说道。

“你别说这种话行不行？咱们不能说说正经话吗？”厨子说道。

“凯迪拉克是史蒂夫·凯切尔的故乡，艾达·沃盖斯特也是那儿的人。”害臊的那人说道。

“史蒂夫·凯切尔，”一个金发娘们尖声说道，仿佛这名字像枪子儿似的打中了她，“他的亲老子开枪杀了他。咳，天哪，亲老子。再也找不到史蒂夫·凯切尔这号人了。”

“他不是叫史坦利·凯切尔吗？”厨子问道。

“噢，少废话！你对史蒂夫了解个啥？史坦利。他才不叫史坦利呢。史蒂夫·凯切尔是空前未有的大好人、美男子。我从没见过像史蒂夫·凯切尔这么干净、这么纯洁、这么漂亮的男人。天下找不出第二个来。他行动像老虎，真是空前未有的大好人，花钱最豪爽。”金发娘们说道。

“你认识他吗？”一个男人问道。

“我认识他吗？我认识他吗？我爱他吗？你问我这个吗？我跟他可熟呢，就像你跟无名小鬼那样熟，我爱他，就像你爱上帝那样深。史蒂夫·凯切尔哪，他是空前未有的大伟人、大好人、正人君子、美男子，可他的亲老子竟把他当条狗似的一枪打死。”

“你陪着他到沿岸各地去了吗？”

“没。在这以前我就认识他了。他是我唯一的心上人。”

头发染成金黄色的娘们把这些事说得像演戏似的，人人听了都对她肃然起敬，但艾丽斯又打着颤了。我坐在她身边感觉得到。

“可惜你没嫁给他。”厨子说道。

“我不愿害他的前程。我不愿拖他后腿。他要的不是老婆。唉，我的上帝呀，他真是个了不起的人呐！”头发染成金黄色的娘们说道。

“这样看倒也不错。可杰克·约翰逊[165]不是把他打倒了吗？”厨子说道。

“这是耍诡计。那大个儿黑人偷打了一下冷拳。本来他已经把杰克·约翰逊这大个儿黑王八打倒在地。那黑鬼碰巧才得胜的。”头发染成金黄色的娘们说道。

票房窗口开了，三个印第安人走到窗口。

“史蒂夫把他打倒了。他还冲着我笑呢。”染金头发的娘们说道。

“刚才你好像说过你没陪着他到沿岸各地去。”有人说道。

“我就是为了这场拳赛才出门的。史蒂夫冲着我笑，那个该死的黑狗崽子跳起身来，给他一下冷拳。按说这号黑杂种一百个也敌不过史蒂夫。”

“他是个拳击大王。”伐木工人说道。

“他确实是个拳击大王。如今确实找不到他这样好的拳手。他就像位神明，真的。那么纯洁，那么漂亮，就像头猛虎或闪电那样出手迅速，干净利落。”染金头发的娘们说道。

“我在拳赛电影中看到过他。”汤姆说道。我们全都听得很感动。艾丽斯浑身直打颤，我一瞧，只见她在哭。几个印第安人已经走到月台上去了。

“天底下哪个做丈夫的都抵不上他，”染金头发的娘们说，“我们当着上帝的面结了婚，我顿时就成了他的人啦，往后一辈子都是他的了，我整个儿都是他的。我不在乎我的身子。人家可以糟蹋我的身子。可我的灵魂是史蒂夫·凯切尔的。天呐，他真是条好汉。”

人人都感到不是味儿。叫人听了又伤心又不安。当下那个还在打颤的艾丽斯开口说话了，嗓门低低的。“你闭着眼睛说瞎话，你这辈子根本没跟史蒂夫·凯切尔睡过，你自己有数。”

“亏你说得出这种话来！”染金头发的娘们神气活现地说。

“我说这话就因为这是事实。”艾丽斯说道。“这里只有我一个人认识史蒂夫·凯切尔，我是从曼斯洛纳来的，在当地认识了他，这是事实，你明明也知道这是事实，我要有半句假话就叫天打死我。”

“叫天打死我也行。”染金头发的娘们说道。

“这是千真万确的，千真万确的，这个你明明知道。不是瞎编的，他跟我说的话我句句都清楚。”

“他说些什么来着？”染金头发的娘们得意扬扬说。

艾丽斯哭得泪人儿似的，身子颤动得连话也说不出。“他说：‘你真是可爱的小宝贝，艾丽斯。’这就是他亲口说的。”

“这是鬼话。”染金头发的娘们说道。

“这是真话。他的确是这么说的。”艾丽斯说道。

“这是鬼话。”染金头发的娘们神气活现地说道。

“不，这是真的，千真万确，一点不假的。”

“史蒂夫决不会说出这话来。这不是他平素说的话。”染金头发的娘们高高兴兴地说道。

“这是真的，”艾丽斯嗓门怪甜地说道，“随便你爱信不信。”她不再哭了，总算平静了下来。

“史蒂夫不可能说出这种话。”染金头发的娘们扬言说。

“他说了，”艾丽斯说着，露出了笑容，“记得当初他说这话时，我确实像他说的那样，是个可爱的小宝贝，哪怕眼下我还是比你强得多，你这个旧热水袋干得没有一滴水啦。”

“你休想侮辱我。你这个大脓包。我记性可好呢。”染金头发的娘们说道。

“哼。你记得的事有哪一点是真的？要么记得你光腚和几时吸上可卡因跟吗啡。其他什么事你都是从报上刚看来的。我做人清白，这点你也知道，即使我个头大，男人还是喜欢我，这点你也知道，我决不说假话，这点你也知道。”艾丽斯嗓门甜得可爱地说道。

“你管我记得哪些事？反正我记得的净是些真事，美事。”染金头发的娘们说道。

艾丽斯瞧着她，再瞧着我们，她脸上忧伤的神情消失了，她笑了一笑，一张脸蛋漂亮得真是少见。她有一张漂亮的脸蛋，一身细嫩的皮肤，一条动人的嗓子，她真是好得没说的，而且的确很友好。可是天哪，她个头真大。她的身个真有三个娘们儿那样大。汤姆看见我正瞧着她就说：“快来，咱们走吧。”

“再见。”艾丽斯说。她确实有条好嗓子。

“再见。”我说道。

“你们哥儿俩往哪条道走啊？”厨子问道。

“反正跟你走的不是一条道。”汤姆对他说道。

一个同性恋者的母亲

他父亲去世时他还只是个毛头小伙子，他经理替他父亲长期安葬了。就是说，这样他可以永久享用这块墓地的使用权。不过他母亲去世时，他经理就想，他们彼此不可能永远这么热乎。他们是一对儿；他一定是个搞同性恋的，你不也知道，他当然是个搞同性恋的。所以经理就替她暂且安葬五年。

咳，等他从西班牙回到墨西哥就收到第一份通知。上面说，五年到期了，要他办理续租他母亲墓地的事宜，这是第一份通知。永久租用费只有二十美元。当时我管钱柜，我就说让我来办理这件事吧，帕科。谁知他说不行，他要自己料理。他会马上料理的。葬的是他母亲，他要亲自去办。

后来过了一星期，他又收到第二份通知。我念给他听，我说我还以为他已经料理了呢。

没有，他说，他没有料理过。

“让我办吧，”我说，“钱就在钱柜里。”

不行，他说。谁也不能支使他。等他抽出时间就会亲自去办的。“反正总得花钱，早点花又有什么意思呢。”

“那好吧，”我说，“不过你一定要把这事料理了。”这时他除了参加义赛外，订了一份合同，规定参加六场斗牛，每场报酬四千比索。他光是在首都就挣了一万五千多美元。一句话，他忙得不亦乐乎。

又过了一星期，第三份通知来了，我念给他听。通知说如果到下星期六他还不付钱，就要挖开他母亲的墓，把尸骨扔在万人冢上。他说下午到城里去自己会去办的。

“干吗不让我来办呢？”我问他。

“我的事你别管，”他说，“这是我的事，我要自己来办。”

“那好，既然你这样认为就自己去办吧。”我说。

虽然当时他身边总是带着一百多比索，他还是从钱柜里取了钱，他说他会亲自去料理的。他带了钱出去，所以我当然以为他已经把这事办好了。

过了一星期，又来了通知，说他们发出最后警告，没有收到回音，所以已经把他母亲的尸骨扔在万人冢上了。

“天啊，”我跟他说，“你说过你会去付钱，你从钱柜里取了钱去付的，如今你母亲落得个什么下场啊？我的天哪，想想看吧！万人冢上扔掉你亲生母亲。你干吗不让我去料理呢？本来我收到第一份通知时就可以去付的。”

“不关你的事。这是我的母亲。”

“不错，是不关我的事，可这是你的事。听任人家对他母亲如此作践，这种人身上还有什么人味啊？你真不配有母亲。”

“这是我母亲，”他说，“现在她跟我更亲了。现在我用不着考虑她葬在一个地方，并为此伤心了。现在她就像飞鸟和鲜花，在我周围的空气中。现在她可时刻跟我在一起了。”

“天啊，”我说，“你究竟还有什么人味没有？你跟我说话我都不稀罕。”

“她就在我周围，”他说，“现在我再也不会伤心了。”

那时，他在女人身上花了各种各样钱，想方设法装出人模人样哄骗别人，不过稍为知道他一点底细的人都不会上当。他欠了我六百比索，不肯还我。“你现在要钱干什么？”他说，“你不信任我吗？咱们不是朋友吗？”

“这不是朋友不朋友，信任不信任的问题。你不在的时候，我拿自己的钱替你付账，现在我需要讨还这笔钱，你有钱就得还我。”

“我没钱。”

“你有钱，”我说，“就在钱柜里，你还我吧。”

“我需要这笔钱派用场，”他说，“你不知道我需要钱去派的种种用场。”

“你在西班牙时我一直待在这里，你委托我凡是碰到有什么开支，屋里的全部开支都由我支付，你出门那阵子一个钱都不寄来，我拿自己的钱付掉六百比索，现在我要钱用，你还我吧。”

“我不久就还你，”他说，“眼下我可急需钱用。”

“派什么用场？”

“我自己的事。”

“你干吗不先还我一点？”

“不行，”他说，“我太急需钱用了。可我会还你的。”

他在西班牙只斗过两场，他们那儿受不了他，他们很快就看穿他了，他做了七套斗牛时穿的新服装，他就是这种东西：马马虎虎把这些服装打了包，结果回国途中有四套受海水损坏，连穿都不能穿。

“我的天哪，”我跟他说，“你到西班牙去。你整个斗牛季节都待在那里，只斗了两场。你把带去的钱都花在做服装上，做好又让海水糟蹋掉；弄得不能穿。那就是你过的斗牛季节，如今你倒跟我说自己管自己的事。你干吗不把欠我的钱还清让我走啊？”

“我要你留在这儿，”他说，“我会还你的。可是现在我需要钱。”

“你急需钱来付墓地租金安葬你母亲吧？”我说。

“我母亲碰上这种事我倒很高兴，”他说，“你不能理解。”

“幸亏我不能理解，”我说，“你把欠我的钱还我吧，不然我就自己从钱柜里拿了。”

“我要亲自保管钱柜了。”他说。

“不成，你不能。”我说。

那天下午，他带了个小流氓来找我，这小流氓是他同乡，身无分文。他说：“这位老乡回家缺钱花，因为他母亲病重。”要明白这家伙只不过是个小流氓而已，他以前从没见过的一个小人物，不过倒是他同乡，而他竟要在同乡面前充当慷慨大度的斗牛士。

“从钱柜里给他五十比索。”他跟我说。

“你刚跟我说没钱还我，”我说，“现在你倒要给这小流氓五十比索。”

“他是同乡，”他说，“他落难了。”

“你混蛋，”我说，我把钱柜的钥匙给他，“你自己拿吧。我要上城里去了。”

“别发火，”他说，“我会付给你的。”

我把车子开出来，上城里去了。这是他的车子，不过他知道我开车比他高明。凡是他做的事我都能做得比他好，这点他心中有数。他连写都不会写，念也不会念。我打算去找个人，看看有什么办法让他还我钱。他走出来说：“我跟你一起去，我打算还你钱。咱们是好朋友。用不着吵架。”

我们驱车进城，我开的车。刚要进城，他掏出二十比索。

“钱在这里。”他说。

“你这没娘管教的混蛋，”我跟他说，还告诉他拿着这钱会怎么着，“你给那小流氓五十比索，可你欠了我六百，倒还我二十。我决不拿你一个子儿。你也知道拿着这钱会怎么着。”

我兜里一个子儿都没有就下了车，不知当夜到哪儿去睡觉。后来我同一个朋友出去把我的东西从他那儿拿走。从此我再也不跟他说话，直到今年，有一天傍晚，我在马德里碰见他跟三个朋友正一起走到格朗维亚的卡略电影院去。他向我伸出手来。

“嗨，罗杰，老朋友，”他跟我说，“你怎么样啊？人家说你在讲我坏话。你讲了种种冤枉我的坏话。”

“我只说你根本没有母亲。”我跟他说。这句话在西班牙话里是最损人的。

“这话倒不错，”他说，“先母过世那时我还很年轻，看上去我似乎根本没有母亲。这真不幸。”

你瞧，搞同性恋的就是这副德性。你碰不了他。什么都碰不了他，什么都碰不了。他们在自己身上花钱，或者摆谱儿，可是他们根本不出钱。想方设法叫人家出钱。我在格朗维亚当着他三个朋友的面，当场跟他说了我对他的看法；可这会儿我碰到他跟我说话竟像两人是朋友似的。这种人还有什么人味啊？

等了一整天

我们还睡在床上的时候，他走进屋来关上窗户，我就看出他像是病了。他浑身哆嗦，脸色煞白，走起路来慢吞吞，似乎动一动都痛。

“怎么啦，沙茨？”

“我头痛。”

“你最好回到床上去。”

“不，没事儿。”

“你回床上去。等我穿好衣服就来看你。”

可是等我下楼来，他已经穿好衣服，坐在火炉边，一看就是个病得不轻，可怜巴巴的九岁男孩。我把手搁在他脑门上，就知道他在发烧。

“你上楼去睡觉吧，”我说，“你病了。”

“我没事儿。”他说。

医生来了，他给孩子量了量体温。

“几度？”我问他。

“一百零二度。”

在楼下，医生留下三种药，是三种不同颜色的药丸，还吩咐了服用方法。一种是退热的，另一种是泻药，第三种是控制酸的。他解释说，流感的病菌只能存在于酸性状态中。他似乎对流感无所不知，还说只要体温不高过一百零四度就不用担心。这是轻度流感，假如不并发肺炎就没有危险。

回屋后我把孩子的体温记下来，还记下吃各种药丸的时间。

“你要我念书给你听吗？”

“好吧，你要念就念吧。”孩子说。他脸色煞白，眼睛下面有黑圈。他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似乎超然物外。

我大声念着霍华德·派尔的《海盗集》[166]；但我看得出他不在听我念书。

“你感觉怎么样，沙茨？”我问他。

“到目前为止，还是老样子。”他说。

我坐在他床脚边看书，等着到时候给他吃另一种药。本来他睡觉是轻而易举的，但我抬眼一看，只见他正望着床脚，神情十分古怪。

“你干吗不想法睡一会儿？要吃药我会叫醒你的。”

“我情愿醒着。”

过了一会儿，他对我说：“要是你心烦就不用在这儿陪我，爸爸。”

“我没心烦。”

“不，我是说如果叫你心烦的话，就不用在这儿陪。”

我以为他也许有点头晕，到了十一点我给他吃了医生开的药丸后就到外面去了一会儿。

那天天气晴朗寒冷，地面上盖着一层雨夹雪都结成冰了，因此看上去所有光秃秃的树木，灌木，修剪过的灌木，全部草地和空地上面都涂上层冰。我带了一条爱尔兰长毛小猎狗顺那条路，沿着一条结冰的小溪散散步，但在光滑的路面上站也好，走也好，都不容易，那条红毛狗跳一下滑倒了，我也重重摔了两跤，有一次我的枪都掉下来，在冰上滑掉了。

一群鹌鹑躲在悬垂着灌木的高高土堤下，被我们惊起了，它们从土堤顶上飞开时我打死了两只。有些鹌鹑栖息在树上，但大多数都分散在一丛丛灌木林间，必须在长着灌木丛那结冰的土墩上蹦跶几下，它们才会惊起呢。你还在覆盖着冰的、富有弹性的灌木丛中东倒西歪，想保持身体重心时，它们就飞出来了，这时要打可真不容易，我打中了两只，五只没打中，动身回来时，发现靠近屋子的地方也有一群鹌鹑，心里很高兴，开心的是第二天还可以找到好多呢。

到家后，家里人说孩子不让任何人上他屋里去。

“你们不能进来，”他说，“你们千万不能拿走我的东西。”

我上楼去看他，发现他还是我离开他时那个姿势，脸色煞白，不过由于发烧脸蛋绯红，像先前那样怔怔望着床脚。

我给他量体温。

“几度？”

“好像是一百度。”我说。其实是一百零二度四分。

“是一百零二度。”他说。

“谁说的？”

“医生说的。”

“你的体温还好，”我说，“没什么好担心的。”

“我不担心，”他说，“不过我没法不想。”

“别想了，”我说，“别急。”

“我不急。”他说着一直朝前看。显然他心里藏着什么事情。

“把这药和水一起吞下去？”

“你看吃了有什么用吗？”

“当然有啦。”

我坐下，打开那本《海盗集》，开始念了，但我看得出他没在听，所以我就不念了。

“你看我几时会死？”他问。

“什么？”

“我还能活多久才死？”

“你不会死的。你怎么啦？”

“哦，是的，我要死了。我听见他说一百零二度的。”

“发烧到一百零二度可死不了。你这么说可真傻。”

“我知道会死的。在法国学校时同学告诉过我，到了四十四度你就活不成了。可我已经一百零二度了。”

原来从早上九点钟起，他就一直在等死，都等了一整天了。

“可怜的沙茨，”我说，“可怜的沙茨宝贝儿，这好比英里和公里。你不会死的。那是两种体温表啊。那种表上三十七度算正常。这种表要九十八度才算正常。”

“这话当真？”

“绝对错不了，”我说，“好比英里和公里。你知道我们开车时车速七十英里合多少公里吗？”

“哦。”他说。

可他盯住床脚的眼光慢慢轻松了，他内心的紧张也终于轻松了，第二天一点也不紧张了，为了一点小事，动不动就哭了。

一篇有关死者的博物学论著

我总觉得战争一直未被当作博物学家观察的一个领域。我们有了已故的威·亨·哈得孙[167]对巴塔哥尼亚[168]的植物群和动物群的生动而翔实的叙述，吉尔伯特·怀特大师[169]引人入胜地写下了戴胜鸟对塞尔伯恩村[170]不定期而决非寻常的光顾，斯坦利主教[171]给我们写下了一部虽然通俗却很宝贵的《鸟类驯服史》。难道我们不能期望给读者提供一些有关死者的合情合理、生动有趣的事实吗？但愿能吧。

当年那个百折不挠的旅行家芒戈·派克[172]途中一度昏倒在广袤无垠的非洲沙漠里，精光赤条，单身一人，想想来日屈指可数，看来没什么事好做，只好躺下等死，一种有特异美的小青苔花映入他眼帘。他说：“虽然整棵花还没我一个手指那么大，我端详着花根、花叶和花荚就不得不惊叹其微妙之证明。难道上帝在这部分荒僻的世界里种植，灌溉，培育成熟一种似乎微不足道的东西，对根据他自己形象创造出来的生灵的处境和苦难竟会熟视无睹吗？当然不会。一想到这些，就不容自己灰心绝望了；我跳起身，不顾饥饿和疲劳，勇往直前，深信解脱在望；我没有失望。”

诚如斯坦利主教所说，有意同样以惊叹和崇敬的态度研究任何学科的博物学，必能增强那种信心、爱心和希望，这些信心、爱心和希望也正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穿越人生的荒野途中所需要的呢。因此，让我们看看我们从死者上面可以得到什么灵感吧。

在战争中死者往往是人类中的男性，虽然这说法就畜类而论并不正确，我就经常在马尸堆中看见母马。战争令人感兴趣的一面就是只有在战争中博物学家才有观察死骡子的机会。在二十年平民生涯的观察中，我从没看见过一头死骡子，不免开始对这些牲口是否真正会死抱着怀疑态度了，我偶尔也看见过自己当作死骡的牲口，可是凑近一看，结果总看到原来是活骡，因为完全睡着了才看上去像死的。可是在战争中，这些牲口几乎同更普通而不耐劳的马一样送命。

我看到的那些骡子多半死在山路一带，或者躺在陡峭的斜坡脚下，那是人们为了不让道堵塞，把它们从坡上推下来的。在死骡屡见不鲜的山里这种景象似乎倒也相称，比后来在士麦那[173]看到它们的遭遇更协调些，在士麦那，希腊人把全部辎重牲口的腿都打断，再把它们从码头上推下浅水去淹死。大批淹死在浅水里的断腿骡马需要一个戈雅[174]来描绘它们。虽然，真正说起来，也说不上需要一个戈雅，因为只有一个戈雅，早已死了，而且即使这些牲口能开口的话，它们会不会要求人家用绘画来表现它们的苦难还大大值得怀疑呢。不过，如果它们会说话，十之八九会要求人家减轻它们的痛苦吧。

关于死者的性别问题，事实上是你见惯了死者都是男人，所以见到死了一个女人就万分震惊。我第一次看见死者性别颠倒是坐落在意大利米兰近郊的一家军火厂爆炸之后。我们乘坐卡车沿着白杨树荫遮盖的公路，赶到出事现场，公路两边的壕沟里有不少细小的动物生态，可我无法观察清楚，因为卡车扬起漫天尘土。一赶到原来的军火厂，我们有几个人就奉命在那些不知什么原因并没爆炸的大堆军火四下巡逻，其他人就奉命去扑灭已经蔓延到邻近田野草地的大火；灭火任务完成后，我们就受命在附近和周围田野里捜寻尸体。我们找到了大批尸体，抬到临时停尸所，必须承认，老实说，看到这些死者男的少，女的多，我还真大为震惊呢。在当时，女人还没开始剪短发，如欧美近来几年时兴的那样，而最令人不安的事是看到死者留这种长发，也许因为这事最令人不习惯吧，然而更令人不安的是，死者中难得有不留长发的。我记得我们彻彻底底搜寻全尸之后又搜集残骸。这些残骸有许多都是从军火厂四周重重围着的铁丝篱上取下来的，还有一些是从军火厂的残存部分上取下来的，我们捡到许多这种断肢残体，无非充分证明烈性炸药无比强大的威力。不少残骸还是在老远的田野里找到的呢，都是被自身体重抛得这么老远。

记得我们重返米兰的途中，我们有一两个人在讨论这场事故，一致同意事故性质不现实，而且事实上竟没有人受伤，的确大大减少了这场灾难的恐怖性，要不这种恐怖可能会大得多呢。再说事实上事故来得如此直接，因此死者搬运和处理起来还丝毫不感到不舒服，使之与平时战场上的经历大相径庭。车子开过风景优美的伦巴第[175]郊区，虽然一路尘土飞扬，倒也赏心悦目，这也是对我们执行这项煞风景的任务的一个补偿吧。在归途中，我们交换看法时，一致认为这场突然发生的大火正好在我们赶到前迅速得到控制，没有波及看上去堆积如山的未爆炸的军火，确实是一大幸事。我们还一致认为四处收集残骸是件奇特的差使，按说人体理该顺着解剖学的原理炸得一块一块，谁知在一颗烈性炸药炮弹的爆炸下，反而随着弹片任意四分五裂。

为了达到观察的精确性，一个博物学家不妨把观察局限于一段有限的阶段，我将首先把1918年6月，奥地利进攻意大利以后作为一个阶段。在此阶段，死亡人数极大，意方被迫撤退，后来又大举进攻以收复失地，这一来战后局面仍如战前，只是死者变了样而已。死者没埋葬前，每天都多少有些变样。白种人肤色的变化是从白变成黄，再变成黄绿，最后变成黑色。如果在暑热下搁置过久，尸体就会变得类似煤焦油色，尤其是皮开肉绽的部分，而且真有明显的煤焦油似的虹彩。尸体一天比一天胀大，有时胀得太大了，军服也包不住，胀鼓鼓的像是要绷裂开似的。个别人的腰围会胀到难以置信的程度，脸部胀得皮肤绷紧，圆滚滚的像气球。除了尸体逐渐胀胖之外，令人吃惊的是死者周围散布的纸片之多。埋葬前，尸体最终的姿势全看军服上口袋的位置而定。在奥地利军队里，那些口袋是开在马裤后面的，过了短短一阵子，死者都必然脸朝下躺着，臀部两个口袋都给兜底翻了出来，口袋里装的那些纸片就全都散布在草地上了。暑热，苍蝇，草地上尸体所呈姿势，四散的纸片之多，这些都是留下的深刻印象。大热天战场上的气味是回想不起来的。你能记得有过这么一股气味，可是从此你没碰到什么事能叫你再想起这股气味来。不像一个团队的气味，你在乘坐有轨电车时会突然闻到，你会看看对面，看见把这股气味带给你的那人。不过另外那股气味就像当初你在恋爱中的味儿一样完全消失了；你只记得发生的事情，可是回想不起那股兴奋感。

不知道那个百折不挠的芒戈·派克在大热天的战场上会看到什么恢复信心的景象。六月底，七月里，麦子里总有罂粟花，还有叶茂的桑葚树，太阳透过重重树叶屏障，照在枪杆子上，就看得见上面冒着热气；芥子毒气弹炸出的弹坑边缘变成晶黄色，一般破房子都比挨过炮轰的房子要好看些，可是旅行的人很少会舒畅地呼吸一下那个初夏的空气，有过芒戈·派克从上帝根据自己的形象造人这方面产生的那种想法。

你在死者身上首先看到的是打得真够惨的，竟死得像畜生。有的受了点轻伤，这点伤连兔子受了都不会送命。他们受了点轻伤就像兔子有时中了三四粒似乎连皮肤都擦不破的霰弹微粒那样送了命。另外一些人像猫那样死去；脑袋开了花，脑子里有铁片，还活活躺了两天，像脑子里挨了颗枪子的猫一样，蜷缩在煤箱里，等到你割下它们的脑袋后才死。也许那时猫还死不了，据说猫有九条命呢，我也说不清，不过大多数人死得像畜生一般，不像人。我从来没看见过一件所谓自然死亡的事例，所以我就把这归罪于战争，正如那个百折不挠的旅行家芒戈·派克一样，知道一定还有其他什么事例，而且总是少了点其他什么，后来我总算看到了一件。

我见到过唯一一件自然死亡事例除了并不严重的失血之外，是死于大流感[176]的。得了这病就浑身黏液湿淋淋，憋住气，要知道这种病人是怎么死的：临终纵有一身力气，还是变成个小孩子，人去了，被单却像小孩尿布那样湿透，一大片黄浊的黏液瀑布似的流着，淌着。所以如今我倒要看看哪位自诩的人道主义者[177]的死亡情况，因为一个像芒戈·派克那样百折不挠的旅行家，或我，就是靠眼看这种文学流派的成员真正死亡，观察他们体面下场而活着，而且还要活下去看看。我作为一个博物学家，在沉思中不由想到虽然讲究体统是一件大好事，可是如果人类继续繁衍下去的话，必然有些事是不成体统的，因为传宗接代的姿势就是不成体统的，大大不成体统的，我不由又想到这些人也许是，或曾经是：不失体统同居生下的子女。可是不管他们如何出世，我倒希望看到一小撮人的结局，思索一下寄生虫如何解决那个长期保留的不育问题；因为他们奇特的小册子已荡然无存，他们的一切肉欲都成为次要问题。

虽然，在一篇有关死者的博物学论著中涉及这些自封的公民也许是正当的，尽管在本著作发表的时候这种封号可能一文不值，然而，这对你在大热天下所看见的原来的嘴巴上有半品脱蛆虫在忙着的其他死者是不公正的，他们年纪轻轻就死去并非自愿，他们也不办杂志，其中许多人无疑连一篇评论文章也从来没看过。死者也并非老是碰到大热天，多半时间是碰到下雨，他们躺在雨水里，雨水就把他们冲洗干净了，雨水还在他们入土的时候把泥土化软，有时还接连不断下着，把泥土变成泥浆，把尸体冲洗出来，你只得把尸体再埋葬下去。冬天在山里，你就得把尸体放在雪地里，等到开春积雪化掉，再得由别人来掩埋。这些死者在山里的坟地是很美的，山地战争是所有战争中最美的，其中一回，在一个叫波科尔的地方，他们埋葬了一个头部给放冷枪的打穿的将军。那些撰写书名叫《将军死于病床上》的作家错了，因为这位将军就死在高踞山上的雪地战壕里，戴着一顶登山帽，帽上插着一支鹰翎，正面的弹孔小得插不进小手指；后面的弹孔却大得塞得进拳头，如果拳头小，你想要塞的话准塞得进，雪地里有好多血。他是个极好的将军，在卡波雷托战役[178]中指挥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军团的冯贝尔将军就是这么一位好将军，他是乘坐在参谋的汽车里，身先士卒，开进乌迪内[179]市时，遭意大利后卫部队打死的，如果我们要对这类事情讲究什么精确性的话，那么所有这类书应改名为《将军通常死于病床上》。

有时在山里，设在靠山那边挨不到炮轰的包扎站外面的死者，身上也下到了雪。他们都给抬到在地面封冻前就在山坡上挖好的洞里。就是在这洞里，有个人的脑袋破得像摔得粉碎的花盆，虽然脑袋由薄膜裹在一起，外面还精心扎着现已浸湿发硬的绷带，但脑组织给里面一块碎钢片破坏了，他躺了一天一夜，又躺了一天。担架手请医生进去看看他。他们每回去都看见他，甚至没朝他看都听到他在呼吸。医生的眼睛通红，眼皮肿胀，给催泪瓦斯熏得几乎睁不开来。他看了那人两回，一回在大白天里，一回用手电筒照。我意思是说，用手电筒照一遍也会给戈雅留下一个深刻印象，医生第二回看他才相信担架手说他还活着这话。

“你们要我拿这怎么办？”他问。

他们提不出什么办法。可是过了一会儿他们就要求把他抬出去跟重伤员安顿在一起。

“不。不。不！”正忙着的医生说，“怎么啦？你们怕他？”

“我们不愿意听到他跟死者留在洞里。”

“那就别听他好了。如果你们把他搬出来，又得马上把他抬回去了。”

“我们不在乎，上尉大夫。”

“不行，”医生说，“不行。难道你们没听到我说不行吗？”

“你为什么不给他打一针大剂量吗啡？”一个在等候包扎臂部伤处的炮兵军官问。

“你以为我的吗啡就只派这一个用处吗？你愿意我不用吗啡就做手术吗？你有手枪，出去亲手把他打死啊。”

“他已经中了枪，”那军官说，“如果你们有些大夫中了枪，你就另眼相待了。”

“多谢多谢，”医生对空挥舞一把镊子说，“千谢万谢。这双眼睛怎么样了？”他用镊子指指眼睛。“你觉得怎么样？”

“催泪瓦斯。如果是催泪瓦斯就算走运了。”

“因为你离开前线，”医生说，“因为你跑到这儿来说要清除你眼睛里的催泪瓦斯。你就把葱头揉进你眼睛里了。”

“你失常了。我对你的侮辱并不在意。你疯了。”

担架手进来了。

“上尉大夫。”其中一个说。

“滚出去！”医生说。

他们出去了。

“我要开枪打死这个可怜的家伙，”炮兵军官说，“我是个讲人道的人。我决不让他受折磨。”

“那就打死他吧，”医生说，“打死他啊。承担责任。我要写份报告。伤员被炮兵中尉在急救站打死。打死他啊。尽管去打啊。”

“你不是人。”

“我的职责是治疗伤员，不是打死他们。打死人是炮兵军官老爷干的勾当。”

“那你干吗不护理他？”

“我已经护理过了。凡是可以尽力做的我都尽力做到了。”

“你干吗不用缆车道把他送下山去？”

“你算老几，配来责问我？你是我上级军官吗？你是这个包扎站的指挥官吗？请你回答。”

炮兵中尉哑口无言。屋里其他人都是士兵，没有其他军官在场。

“回答我啊，”医生用镊子钳起一个针头说，“给我个答复啊。”

“×你。”炮兵军官说。

“好，”医生说，“好，这话你说了。很好，很好。咱们走着瞧吧。”

炮兵中尉站起身，向他迎面走去。

“×你，”他说，“×你。×你妈。×你妹子……”

医生把盛满碘酒的碟子朝他脸上扔去。中尉眼睛看不出了，向他迎面走来，掏着手枪。医生赶快溜到他背后，把他绊倒，他一倒在地板上，医生就对他踢了几脚，戴着橡皮手套的手拉起那把枪。中尉坐在地板上，那只没受伤的好手捂住眼睛。

“我要杀了你！”他说，“我眼睛一看得见就杀了你。”

“我是头儿，”医生说，“既然你知道我是头儿，我就原谅一切。你不能杀我，因为你的枪在我手里。中士！副官！副官！”

“副官在缆车道那儿。”中士说。

“用酒精和水清洗这位军官的眼睛。他眼睛里沾到碘酒了。拿个盆子让我洗手。我下一个就看这位军官。”

“不要你碰我。”

“紧紧抓住他。他有点精神错乱了。”

一个担架手进来了。

“上尉大夫。”

“你要什么？”

“太平间里那人——”

“滚出去。”

“死了，上尉大夫。我还以为你听到了会高兴呢。”

“瞧，可怜的中尉？咱们白白争了一场。在战争时期咱们白白争了一场。”

“操你，”炮兵中尉说，他眼睛仍然看不见，“你把我弄瞎了。”

“没事，”医生说，“你眼睛回头就没事了。没事。白白争论。”

“哎唷！哎唷！哎唷！”中尉突然尖声叫唤，“你把我眼睛弄瞎了！你把我眼睛弄瞎了！”

“紧紧抓住他！”医生说，“他痛得厉害了。紧紧抓住他。”

怀俄明葡萄酒

怀俄明州的下午天气好热；群山在远处，你看得见山顶上的积雪，但山峦没有阴影，山谷里的庄稼地一片金黄，路上车来车往，尘土飞扬，镇子边的小木屋全都在太阳下曝晒着。方丹家后面的门廊外有一棵树遮荫，我就坐在树荫下的桌子边，方丹太太从地窖里拿来凉爽的啤酒。一辆汽车从大路拐到小路上，停在屋子边。两个男人下了车，穿过大门走了进来。我把酒瓶放在桌子底下。方丹太太站起身来。

“山姆在哪儿？”其中一人在纱门门口问道。

“他不在这儿。在矿上。”

“你有啤酒吗？”

“没有。一点也没有了。那是最后一瓶了。全喝光了。”

“他在喝什么呀？”

“那是最后一瓶。全喝光了。”

“得了吧，给我们来点啤酒。你认识我的。”

“一点也没有了。那是最后一瓶。全喝光了。”

“行了，咱们上弄得到真正啤酒的地方去吧。”其中一人说道，他们就出去上车了。其中一人走路跌跌撞撞的。汽车发动时晃动几下，在路上飞快地开走了。

“把啤酒放在桌上，”方丹太太说，“怎么回事，好了，没事了。怎么回事？别放在地板上喝啊。”

“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我说。

“他们喝醉了，”她说，“那才惹麻烦呢。回头他们上别处去，说他们是在这儿喝的[180]。说不定他们连记也记不得了。”她说法语，不过只是偶尔说说，而且还夹了好多英语单词和一些英语句法结构。

“方丹上哪儿去了？”

“他在做葡萄酒[181]。哦，天哪。他真喜欢葡萄酒[182]。”

“可你喜欢啤酒。”

“是啊，我喜欢啤酒，但方丹，他真喜欢葡萄酒。”

她是个身材丰满的老妇，肤色红润可爱，满头银发。她浑身上下干干净净，屋子也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她是伦斯[183]人。

“你在哪儿吃的？”

“在旅馆里。”

“在这儿吃。他可不喜欢在旅馆或饭店吃。在这儿吃！”

“我不想给你添麻烦。再说旅馆里吃得也不错。”

“我从来不在旅馆吃饭。也许旅馆里吃得不错。我这辈子在美国只上过一次饭店。你知道他们给我吃什么？他们给我吃生猪肉！”

“真的？”

“我不骗你。是没煮过的猪肉。我儿子娶了个美国女人，经常给他吃罐头豆子。”

“他结婚多久了？”

“哦，我的天，我不知道。他老婆体重两百二十五磅。她不干活。不煮饭。她给他吃罐头豆子。”

“那她干什么？”

“她老是看书。光是看书。她经常躺在床上看书。她已经不能再生孩子。她太胖了。肚子里容不下孩子了。”

“她怎么啦？”

“她老是看书。他是个好小子。干活卖力。以前在矿上干活，如今在牧场里干。他以前从没在牧场里干过。牧场主对方丹说他从没见过牧场里有谁干活比他更卖力的。他干完活回家，她竟没东西给他吃。”

“他干吗不离婚呢？”

“他没钱办离婚。再说，他很爱她。”

“她美吗？”

“他认为美。他把她带回家来的时候，我还当自己要死了呢。他真是个好小子，干活始终卖力，从不到处乱跑，惹什么祸。当时他出门到油田去干活，就带回来这个印第安女人，那会儿体重就有一百八十五磅。”

“她是印第安人？”

“她是印第安人倒没什么。哦，天哪。她嘴里老是挂着狗娘养的、该死的这种话。她不干活。”

“眼下她在哪儿？”

“看戏。”

“什么？”

“看戏。电影。她只会看书和看戏。”

“你还有啤酒吗？”

“天哪，当然有啦。你今晚来我们这儿吃饭吧。”

“好吧。我应该带什么来呢？”

“什么也别带。一点也别带。也许方丹会弄到点葡萄酒。”

那天晚上我到方丹家吃晚饭。我们在餐室里吃，桌上铺着干净的桌布。我们尝了一下新酿的葡萄酒。酒味清淡可口，还有葡萄的味儿。餐桌上有方丹和他太太，还有小儿子安德烈。

“你今天干了些什么？”方丹问。他是个老头儿，矮小的身躯给矿里的活儿拖累坏了，一部飘垂的灰白胡子，明亮的眼睛，是圣艾蒂安[184]附近的中部人。

“我埋头搞我的书呢。”

“你的书都没问题吧？”方丹太太问。

“他意思是说他象个作家那样写书。一本小说。”方丹解释说。

“爸，我能去看戏吗？”安德烈问。

“当然。”方丹说。安德烈回过头来问我。

“你看我有几岁？你看我这样子有十四岁吗？”他是个瘦小子，但他的脸看上去有十六岁了。

“是啊。你这样子有十四岁了。”

“我到戏院时就这么样低头哈腰，拼命装得小一点。”他嗓音很尖，又在变声。“要是我给他们一个两毛五的硬币，他们就收下了，可我要是只给他们一毛五，他们照样也让我进去。”

“那我就只给你一毛五了。”方丹说。

“不，给我一个两毛五的硬币，我会在路上把钱兑开的。”

“他看完戏马上就会回来。”方丹太太说。

“我一会儿就回来。”安德烈走出门去。晚上外面很凉快。他让门开着，一阵凉风吹了进来。

“吃啊！”方丹太太说。“你还没吃过什么东西呢。”我已经吃了两份鸡和法式炸土豆条，三个甜玉米，一些黄瓜片和两份凉拌蔬菜。

“也许他要点儿蛋糕。”方丹说。

“我应该给他来点儿蛋糕，”方丹太太说，“吃点干酪。吃点奶酪。你还没吃过什么东西呢。我应该弄点蛋糕来。美国人就老爱吃蛋糕。”

“我吃了好多啦。”

“吃啊！你还没吃过什么东西呢。全吃下去。我们什么也不剩。全吃光。”

“再来点儿凉拌蔬菜。”方丹说。

“我再去拿点儿啤酒来，”方丹太太说，“如果你整天在书厂里干活，肚子会饿的。”

“他不了解你是个作家。”方丹说。他是个心细体贴的老头，说话用俚语，对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在军队服役时的一些流行歌曲也熟悉。“他自己写书。”他对太太解释说。

“你自己写书？”方丹太太问。

“有时写。”

“哦！”她说，“哦！你自己写书啊。哦！好极了。要是你自己写书的话肚子会饿的。吃啊！我去找点啤酒。”

我们听见她走在通向地窖的梯级上。方丹对我笑笑。他对没有他那种经历和世故的人十分宽容。

安德烈看完戏回来时我们还坐在厨房里讨论打猎。

“劳动节那天我们都到清水河去了，”方丹太太说，“哦，天哪，你实在应该到那儿去去。我们大家坐卡车去的。大家都坐卡车，我们星期天动身。坐的是查理的卡车。”

“我们吃啊，喝葡萄酒，啤酒，还有一个法国人带来一瓶苦艾酒，”方丹说，“加利福尼亚一个法国人！”

“天哪，我们还唱歌。有个庄稼汉跑来看看怎么回事，我们请他喝些酒，他跟我们待了一会儿。还来了几个意大利人，他们也要跟我们一起玩，我们唱了一首关于意大利人的歌，他们听不懂。他们不知道我们并不欢迎他们，我们同他们没什么交道好打，过了一会儿他们就走了。”

“你们钓到几条鱼？”

“不多。我们去钓了一会儿鱼，可我们又回来唱歌。你知道，我们唱了歌。”

“晚上，”方丹太太说，“女人都睡在卡车上。男人就围在火边。晚上我听见方丹来再拿些酒，我就跟他说，天哪，方丹，留些明天喝吧。明天可什么也没得喝的了，那时大家就要后悔了。”

“但他们都喝了，”方丹说，“而且第二天他们一点也没有剩。”

“你们都干了些什么？”

“我们一本正经地钓鱼呗。”

“没错，都是好鳟鱼。哦，天哪。都一模一样。半磅一盎司。”

“多大个儿？”

“半磅一盎司。吃起来正合适。都一样大小，半磅一盎司。”

“你觉得美国怎么样？”方丹问我。

“你也知道，美国是我的祖国，所以我爱美国。但吃得并不很好。过去还行。但现在不行。”

“对，”方丹太太说，“吃得并不好，”她摇摇头，“而且，波兰人吃得太多。我小时候我妈跟我说：‘你吃得像波兰人一样多。’我根本不明白波兰人是什么。但现在我明白美国人了。波兰人吃得太多。再说，天哪，波兰人还爱吃咸的。”

“这地方打猎钓鱼倒不错。”我说。

“对。打猎和钓鱼最好。”方丹说，“你喜欢什么枪？”

“十二口径的气枪。”

“气枪很好。”方丹点点头。

“我要自己一个人去打猎。”安德烈扯着小男孩的尖嗓门说。

“你不能去。”方丹说。他回过头来跟我说了。

“你要知道，男孩子都是蛮子。他们都是蛮子。他们要互相开枪打来打去的。”

“我要一个人去。”安德烈说，嗓门又尖利又激动。

“你去不得，”方丹太太说，“你还太小。”

“我要一个人去，”安德烈尖声说，“我要打水老鼠。”

“水老鼠是什么？”

“你不知道水老鼠？你一定知道的。人家叫做麝鼠的。”

安德烈从碗柜里拿出那支二十二口径的来复枪，双手在灯光下握住枪。

“他们都是蛮子，”方丹解释说，“他们要互相开枪打来打去的。”

“我要一个人去。”安德烈尖声说。他拼命朝枪筒一头看着。“我要打水老鼠。我非常了解水老鼠。”

“把枪给我，”方丹说，他又对我解释，“他们都是蛮子，他们要互相开枪打来打去的。”

安德烈紧紧握住枪。

“看看倒可以。看看倒不妨，看看倒可以。”

“他就爱开枪，”方丹太太说，“但他还太小。”

安德烈把那支二十二口径的来复枪放回碗柜里。

“等我长大了，我要打麝鼠，还要打野兔子，”他用英语说，“有一回我跟爸爸出去，他开枪打一只野兔子，只打到一点皮毛，我开了枪才打中了。”

“不错，”方丹点点头，“他打中一只野兔子。”

“不过是他先打中的，”安德烈说，“我要自个儿去，自个儿打。明年我就能去打了。”他在一个角落里看了看，就坐下来看书了。吃过晚饭，我们走进厨房去坐坐，我拿起这本书，一看原来是本丛书——《弗兰克在炮舰上》。

“他喜欢书，”方丹太太说，“不过这总比夜里跟别的孩子乱跑，去偷东西强。”

“书倒不是坏事，”方丹说，“先生也写书的。”

“对，是这样，没错。但书太多就坏事了，”方丹太太说，“这就是书的一个毛病。这就同教堂一样。教堂太多了。法国只有天主教和新教，而且新教徒很少。但是这里到处是教堂。我到这里来一看哪，我的天啊，这么多教堂干什么啊？”

“一点不错，”方丹说，“教堂太多了。”

“前几天，”方丹太太说，“有个法国小姑娘跟她母亲，方丹的表妹来这里，她对我说：‘美国不需要天主教徒。做个天主教徒没好处。美国人不喜欢你做个天主教徒。这就同禁酒法一样。’我跟她说：‘你要做个什么？嗨，如果你是个天主教徒的话，还是做个天主教徒好。’可她说：‘不，在美国做个天主教徒没好处。’可我认为如果你是个天主教徒的话，还是做个天主教徒的好。改信别的教没好处。天哪，没好处。”

“你在美国望弥撒？”

“不。我在美国不望弥撒，只是难得去一回。可我还是个天主教徒。改信别的教没好处。”

“据说那个史密特是天主教徒。”方丹说。

“据说，但根本不知是不是，”方丹太太说，“我可不信史密特是天主教徒。美国的天主教徒并不多。”

“我们可是天主教徒。”我说。

“可不是，但你住在法国啊，”方丹太太说，“我可不信那个史密特是天主教徒。他在法国住过吗？”

“波兰人都是天主教徒。”方丹说。

“一点不错，”方丹太太说，“他们上教堂去，回家时一路动刀子打架，礼拜天互相残杀一天。可是他们不是真正的天主教徒。他们是波兰天主教徒。”

“所有的天主教徒都一样，”方丹说，“天主教徒都没两样。”

“我不信史密特是天主教徒，”方丹太太说，“他要是天主教徒那才怪呐。我呀，我可不信。”

“他是天主教徒。”我说。

“史密特是天主教徒，”方丹太太沉吟说，“我决不会相信，天哪，他是天主教徒。”

“玛丽，去拿啤酒，”方丹说，“先生渴了，我也渴了。”

“好的，就去。”方丹太太在隔壁屋子里说。她下楼去了，我们听见楼梯吱吱嘎嘎响。安德烈在角落里看书。我跟方丹坐在桌边，他把最后一瓶啤酒倒进我们两个玻璃杯里，瓶底里只剩下一点儿。

“这是打猎的好地方，”方丹说，“我很喜欢打鸭子。”

“不过在法国打猎也非常好。”我说。

“是啊，”方丹说，“我们那边野味很多。”

方丹太太手里拿着几瓶啤酒从楼梯上来。“他是天主教徒，”她说，“天哪，史密特是天主教徒。”

“你看他当得上总统吗？”方丹问。

“不。”我说。

第二天下午我开车到方丹家去，穿过镇上的阴凉处，沿着尘土飞扬的路，拐到小路上，把车停在篱笆旁边。这一天又很热。方丹太太来到后门口。她看上去真像圣诞老婆婆，干干净净，脸色红润，头发雪白，走路摇摇摆摆。

“啊呀，你好，”她说，“天真热，天哪。”她进屋去拿啤酒。我坐在后面的门廊里，透过纱窗和暑气下的叶丛，看着远处的群山。从树丛间看得见道道沟痕的褐色群山，山上还有三座山峰和一条积雪的冰川。山上的雪看上去很白很纯，不像真的。方丹太太出来，把几瓶酒放在桌上。

“你看见外面什么了？”

“雪。”

“这雪很美。”

“你也来一杯。”

“行啊。”

她在我身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下。“史密特，”她说，“要是他当上总统，你看我们总不愁没有葡萄酒和啤酒吧？”

“没问题，”我说，“相信史密特好了。”

“他们逮捕方丹的时候，我们已经付了七百五十五块罚金。警察抓了我们两回，政府抓了一回。我们挣到的钱，多年来方丹在矿上干活挣到的钱，加上我给人洗衣服挣到的钱，统统都付给他们了。他们把方丹关进监狱。他从来没有干过坏事。”

“他是个好人，”我说，“这么做真造孽。”

“我们可没多收人家钱。葡萄酒卖一块钱一升。啤酒一毛钱一瓶。我们从来不卖没酿好的啤酒。有好多地方刚酿好啤酒马上就卖，喝过的人个个都头痛。那又怎么样呢？他们把方丹关进监狱，还拿了七百五十五块钱。”

“真可恶，”我说，“方丹在哪儿？”

“他还在做酒呗。如今他得留神看着别出岔子。”她笑了。她再也不去想那笔钱了。“你知道，他就爱葡萄酒。昨晚他带了一点回来，刚才你喝的，还有一点点新酒。最新的。酒还没酿好，可他喝了一点，今儿早上还放了一点在咖啡里。你知道，放在咖啡里！他就爱葡萄酒！他就是这样的脾气。他那地方的人就是这样。我住在北方那儿，人家什么酒都不喝。大家只喝啤酒。我们住的地方附近有一家大酿酒厂。我小时候可不喜欢那些货车上的啤酒花[185]味儿，也不喜欢地里的啤酒花味儿。我不喜欢啤酒花。不，天哪，一点也不喜欢。酿酒厂老板对我和妹妹说，到啤酒厂去喝啤酒，喝过以后我们就喜欢上啤酒花了。果然不错。后来我们就真的喜欢啤酒花了。他吩咐他们给我们喝啤酒。喝了我们就喜欢上啤酒了。不过方丹呀，他可喜欢葡萄酒呢。有一回他打死了一只野兔子，他要我用酒做调味汁来烧兔子，用酒、黄油、蘑菇和葱一股脑儿调制的黑调味汁来烧兔子。天哪，我真的做成了那种调味汁，他全吃光了，还说：‘调味汁比野兔子更好吃。’他那地方的人就是这样。他吃了不少野物和葡萄酒。我呀，我倒喜欢土豆，大腊肠，还有啤酒。啤酒不错。对健康大有好处。”

“是不错，”我说，“葡萄酒也不错。”

“你像方丹。不过这里有一点我始终弄不明白。我看你也没弄明白过。美国人到这里来，在啤酒里搀威士忌。”

“不明白。”我说。

“是的。天哪，是真的啊。还有一个女人呕在餐桌上。”

“怎么？”

“真的。她呕在餐桌上。而且后来她还呕在鞋里。后来他们回来了，说他们还要再来，下星期六要再请一回客，我说，天哪，不行！他们回来时，我把门锁上了。”

“他们喝醉了可坏呢。”

“冬天里小伙子们去跳舞，他们坐了汽车开到这里，跟方丹说：‘嗨，山姆，卖给我们一瓶葡萄酒吧。’或者买了啤酒，再从兜里掏出一瓶走私酒，搀在啤酒里喝下去。天哪，我平生头一回看到这种事。在啤酒里搀威士忌。天哪，我真弄不明白那种事！”

“他们要吐一场，这样才知道自己喝醉了。”

“有一回，一个家伙到这里来跟我说，要我替他们做一顿丰盛的晚饭，还喝了一两瓶葡萄酒。他们的女朋友也来了，后来他们就去跳舞了。我说，行啊。于是我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饭，可等他们来的时候，已经喝了不少啦。他们当下在葡萄酒里搀上威士忌。哦，天哪。我跟方丹说：‘这下要出毛病了！’‘是啊。’他说。后来这些姑娘都吐了，好端端的姑娘，身体挺好的姑娘。她们就在桌上吐。方丹想方设法搀着她们，指点她们上洗手间去好好吐一吐，可是那些家伙说不，她们在桌上吐就行了。”

方丹进了屋。“他们再来的时候，我就锁上门。‘不成，’我说，‘给我一百五十块也不成。’天哪，不成。”

“这些人胡来的时候，用得上一句法国话。”方丹说。他站在那儿，热得神色苍老疲惫。

“怎么说？”

“猪，”他拘泥地说，不大愿意使用这么厉害的字眼，“他们就像猪。这个字眼很厉害，”他赔不是道，“可吐在桌上——”他难受地摇摇头。

“猪，”我说，“他们就是——猪。混蛋。”

方丹不喜欢粗话。他很高兴说些别的。

“有些人很亲切，很通情达理，他们也来的，”他说，“要塞里的军官，人都很好。好人啊。凡是到过法国的都想来喝葡萄酒。他们确实喜欢酒。”

“有个男人，”方丹太太说，“老婆从不让他出来。所以他就对她说他累了，上床去睡觉，等到她去看戏，他就径自上这儿来，有时就穿着睡衣裤，外面套件上衣。‘玛丽亚，看在上帝分上，来点啤酒吧。’他说。他穿着睡衣裤，喝着啤酒，喝完就回要塞去，趁老婆还没看完戏回家，先回到床上去。”

“这人古怪，”方丹说，“但真亲切。他是个好人。”

“天哪，不错，确实是个好人，”方丹太太说，“他老婆看戏回家时他总是睡在床上。”

“我明天得出门了，”我说，“到乌鸦自然保护区去。猎捕北美松鸡季节开始了，我们去凑凑热闹。”

“是吗？你临走前再到这儿来一趟。你再来一趟好不好？”

“一定来。”

“那时葡萄酒就做好了，”方丹说，“咱们一起来喝一瓶。”

“三瓶。”方丹太太说。

“我会来的。”我说。

“我们等你。”方丹说。

“明儿见。”我说。

下午前半晌儿我们就巡猎回来了。那天早晨我们五点钟起身。上一天我们刚痛痛快快打过猎，不过那天早晨我们一只松鸡也没看见。我们乘坐敞篷汽车，觉得很热，就在路边一棵树下停车，背着太阳吃午餐。太阳高挂，那块树荫很小。我们吃三明治，还把三明治馅抹在饼干上吃，我们又渴又累，等我们终于离开树荫，上了大路，回城里去时，心里都很高兴。我们跟着一条草原犬鼠驶近城，还下车用手枪打草原犬鼠。我们打中了两只，可是后来就不打了，因为没打中的子弹擦过石块和泥土，嘘哩哩地飞过田野，飞到田野那边了，那边沿河有几棵树，还有一所房子，我们生怕流弹飞向房子，惹出麻烦。所以就继续开车，终于开到下坡路，朝镇外的房子开去。开过草原我们就能看见群山了。那天山峦苍翠，高山上的积雪象玻璃般闪亮。夏天快到头了，不过高山上还积不起新雪，只有被太阳晒化的陈雪和冰，老远看去明晃晃地闪亮。

我们要来点儿凉的，要点儿阴凉的地方。我们给太阳晒焦了，嘴唇给太阳和碱土烫起泡来。我们拐到小路上，到方丹店里，把车停在屋外，走进屋去。餐室里边真凉快。只有方丹太太一个人。

“只有两瓶啤酒了，”她说，“全喝光了。新酒还没酿好呢。”

我给了她几只打到的鸟。“不坏，”她说，“行啊。谢谢。不坏。”她走出去把鸟放在阴凉处。我们喝完啤酒我就站起身。“我们得走了。”我说。

“你今晚再来行吗？方丹的酒就快酿好了。”

“我们临走前会再来的。”

“你要走？”

“是啊。我们早上就得走。”

“你要走，真太糟糕了。你今晚来啊。方丹的酒就要酿好了。我们趁你没走先送送你。”

“我们临走前会来的。”

谁知那天下午要发电报，要仔细检查汽车——一只轮胎给石子划破了，需要热补——没有汽车，我只好徒步进城，办理完必办的事才走得成。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我已累得出不了门。我们不想说外国话。我们只想趁早上床。

我躺在床上，还没入睡，四下堆着准备打点的暑天用品，窗子都开着，山风吹进窗来凉飕飕的，我心里想，没上方丹那里去真不好意思——可是一会儿我就睡着了。第二天我们一早上都忙着打行李，结束暑期生活。我们吃了午饭，准备两点钟上路。

“咱们一定得去向方丹夫妇告别。”我说。

“是啊，咱们一定得去。”

“恐怕昨晚他们等咱们去呢。”

“我想我们本该去的。”

“咱们去就好了。”

我们跟旅馆接待员告了别，跟拉里和城里其他的朋友告了别，然后就开车到方丹店里。方丹夫妇都在。他们见到我们很高兴。方丹神色苍老疲惫。

“我们还以为你们昨晚会来呢，”方丹太太说，“方丹备了三瓶酒，你们不来，他就都喝光了。”

“我们只能待一会儿，”我说，“我们只是来告别的。我们原想昨晚来的。我们打算来，可是赶了路后太累了。”

“喝点酒吧。”方丹说。

“没酒了。你都喝光了。”

方丹神色很不安。

“我去搞一点来，”他说，“我只去一会儿工夫。我昨晚把酒都喝光了。我们原来是准备给你们喝的。”

“我知道你们累了。我说：‘天哪，他们准是太累了，来不了，’”方丹太太说，“去搞点酒来吧，方丹。”

“我开车送你去。”我说。

“行啊，”方丹说，“那样好快些。”

我们一路开着车，开到一英里外拐上一条小路。

“你会喜欢那种酒的，”方丹说，“酿得很好。你今晚晚饭可以喝这酒。”

我们在一幢木板屋前停下车。方丹敲敲门。没人应。我们绕到屋后去。后门也上着锁。后门四下都是空铁皮罐。我们朝窗子里张望。里面没人。厨房又肮脏又邋遢，可是门窗全都紧闭着。

“那狗娘养的。她到哪儿去了？”方丹说。他豁出去了。

“我知道哪儿搞得到一把钥匙，”他说，“你待在这儿。”我眼看着他沿路走到邻屋去，敲了门，同出来应门的女人说话，最后总算回来了。他借到了钥匙。我们试试打开前门，又试试后门，可是都打不开。

“那狗娘养的，”方丹说，“不知她上哪儿去了。”

从窗子里看进去，看得见放酒的地方。靠窗还闻得见屋里的酒味。这味儿虽香，但有点难闻，像印第安人屋里的味儿，忽然间方丹拿起一块松动的木板，在后门边挖起土来。

“我能进去，”他说，“狗娘养的。我能进去。”

邻屋后院有个人正捣鼓着一辆旧福特车的一只前轮。

“你最好别进去，”我说，“那人会看见你的。他在看着呢。”

方丹挺直身子。“咱们再试试这把钥匙，”他说，我们试试转动钥匙，就是打不开。朝哪一边都只转动一半。

“咱们进不去，”我说，“咱们最好还是回去吧。”

“我要挖后门。”方丹提出道。

“不。我决不让你冒险。”

“我要挖。”

“不，”我说，“那人会看见的。这一来就会被当场抓住了。”

我们出了院子走到汽车边，开回方丹家，顺道停下车还了钥匙。方丹什么话也不说，只是用英语咒骂。他语无伦次，弄得没话好说了。我们进了屋。

“那狗娘养的！”他说，“我们拿不到酒。我亲自酿的酒。”

方丹太太的满脸喜色顿时一扫而光。方丹双手抱头在角落里坐下。

“我们一定得走了，”我说，“喝不喝酒无所谓。等我们走了。你为我们喝就是了。”

“那疯婆子上哪儿去了？”方丹太太问。

“我不知道，”方丹说，“我不知道她上哪儿去了。这下子你们一口酒也喝不到就走了。”

“那没关系。”我说。

“那不行。”方丹太太说。她摇摇头。

“我们得走了，”我说，“再见了，祝你们好运。我们过得很愉快，谢谢你们了。”

方丹摇摇头。他丢了面子。方丹太太满脸愁容。

“别为酒的事难受了。”我说。

“他要你喝他酿的酒，”方丹太太说，“你明年能再回来吗？”

“不。不定要到后年。”

“你瞧瞧？”方丹对她说。

“再见，”我说，“别把酒的事放在心上。等我们走了，你们为我们喝些就是了。”方丹摇摇头。他没笑。他倒霉的时候自己有数。

“那狗娘养的。”方丹自言自语道。

“昨晚他原来有三瓶酒。”方丹太太说，想安慰他。他摇摇头。

“再见。”他说。

方丹太太双眼泪水汪汪。

“再见。”她说。她替方丹难受。

“再见。”我们说。我们都感到很难受。他们站在门口，我们上了车，我发动马达。我们挥挥手。他们一起忧伤地站在门廊上。方丹神色很苍老，方丹太太愁容满面。她跟我们挥挥手，方丹进了屋。我们拐到大路上了。

“他们很难受。方丹难受死了。”

“咱们昨晚应当去的。”

“是啊，咱们应当去的。”

我们开过城区，开到城外平坦的大路上，两边庄稼地里一片残茬，右边远处是群山。看上去像西班牙，可这里是怀俄明。

“我希望他们都交好运。”

“他们不会交好运，”我说，“史密特也不会当上总统。”

混凝土路面到此为止。现在路面是铺石子的，我们离开平地，开上两座山麓之间；山路蜿蜒而上。山土都是红的，长着灰蒙蒙的一丛丛鼠尾草，随着路面升高，我们看得见小山对面和山谷平原对面的山峦。群山越来越远了，看上去格外像西班牙了。山路又蜿蜒向上了，前面路上有几只松鸡在尘土里打滚。我们向松鸡开去，它们就飞走了，急速拍打翅膀，然后轻快地成长长的斜线飞行，落在下面山坡上。

“这些松鸡真大，真可爱，比欧洲的松鸡大多了。”

“方丹说这是个打猎的好地方。”

“狩猎季节过去了呢？”

“那时他们都死掉了。”

“那小伙子不会死。”

“没什么证明他不会死。”

“咱们昨晚应当去的。”

“是啊，”我说，“咱们应当去的。”

[1]马塞族是东非的著名部落，马塞族人服饰鲜艳，性格粗放。

[2]原文Tommies，是人名Tommy的复数，应是猎手对某种动物的昵称，作者海明威善猎。综合考虑下来，姑译作野羊。

[3]吉库尤人是非洲班图族的一支，肯尼亚最大的民族。

[4]韦斯特伯里是美国的一个镇子，萨拉托加是美国的一个县，棕榈滩是美国佛罗里达州著名的富人聚居区。

[5]土耳其的一座城市，靠近死海。

[6]爱琴海北岸一处著名地区，有非常悠久的历史，英雄斯巴达克斯即色雷斯人。现色雷斯地区分属希腊、土耳其和保加利亚。

[7]这种行动在两个种族杂居的国家或地区之间发生，以同种族聚居为目的，例如希腊和土耳其之间就进行过人口交换。

[8]奥地利境内一处山脉。

[9]位于欧洲小公国列支敦士登境内。

[10]帕苏比奥是意大利的一座山，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奥地利军队和意大利军队曾在此交战。

[11]这里提到的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发生在意大利的战事。

[12]奥地利最西部的州。

[13]阿尔卑斯山脉北端山峰，滑雪胜地，位于奥地利西部。

[14]奥地利的一个县，西邻列支敦士登，南邻瑞士，旅游胜地。

[15]超级豪华酒店，其前身是宫殿。

[16]豪华酒店。其前身是皇家古堡。

[17]历经百余年，至今仍是著名奶粉品牌。

[18]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的旧称。此城已有近一千八百年历史，自1453被奥斯曼帝国征服后，君士坦丁堡与伊斯坦布尔二名称并用，1930年起君士坦丁堡之名称被终止。

[19]高级酒店，在欧洲不少城市有分店，这里指的是君士坦丁堡的摄政酒店。

[20]高级酒店，在世界多地有分店。

[21]马克西姆餐厅是法国最著名的去处之一，是全世界最顶级的餐饮和社交场所。

[22]君士坦丁堡（即伊斯坦布尔）一家有名的酒店，入住过包括本文作者海明威在内的许多名人。

[23]亚洲西南部的一个半岛，又名小亚细亚或西亚美尼亚，现为土耳其的亚洲部分。

[24]君士坦丁与君士坦丁堡不是同一地方，而是阿尔及利亚第三大城市，阿尔及利亚当时是法国殖民地。这里述及的是土耳其独立战争期间的一次战事。

[25]达达主义是一个著名而短暂的艺术运动，追求“无意义”的境界，是对传统艺术和美学和颠覆，1916—1923年间出现在法国、德国和瑞士。

[26]特里斯坦·查拉是达达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瑞士人。

[27]这两本都是美国的时尚休闲杂志，后者至今仍出版发行。

[28]这里是就睡在外面而言，夜间大自然的各种声音。

[29]“战后”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黑森林是德国最大的森林山脉，著名的旅游胜地，其西边和南边是著名的莱茵河谷，《白雪公主》和《灰姑娘》等著名童话故事即发生于黑森林。

[30]特里堡位于黑森林的正中心，有最美的黑森林童话小镇之称。

[31]巴黎景点之一，本文作者曾在此广场附近居住和写作。

[32]这是一种用葡萄渣蒸馏出来的白兰地。

[33]这是一种大众舞厅，有手风琴乐队伴奏。

[34]穆浮塔街是巴黎最古老的露天市集之一，故有此说。

[35]保尔·魏尔伦（1844—1896），法国著名诗人。

[36]科尔·波特（1891—1964），美国著名的作曲家和音乐剧作家。

[37]美国华盛顿州一小镇，近年因系列电影《暮光之城》而名声大噪。

[38]一种西洋的双陆棋，两个人玩，各15子，掷骰子决定行棋格数。

[39]这句话出自美国二十世纪另外一个伟大小说家菲兹杰拉德的小说《阔少》的第三小节，原话是：“让我来告诉你富人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跟你我不一样。”成名较早的菲兹杰拉德曾举荐过本文作者海明威。

[40]这里可能是暗示菲兹杰拉德毁在奢侈无度且有精神病的妻子泽尔达手里，海明威和她之间互有敌意。

[41]坦桑尼亚北部行政区阿鲁莎区的首府。

[42]康普顿的昵称。

[43]埃布罗河完全在西班牙境内，是西班牙最长的河流。

[44]西班牙名城和第二大城市，濒临地中海。

[45]西班牙语：两杯啤酒。

[46]在印度等国，白象是神圣之物。在英语中，“白象”一词演化出了“昂贵却无用之物”的含义。

[47]西班牙文：大茴香酒。

[48]旧时西班牙货币名。

[49]原文为camp rowboat，这是印第安人营地迁徙时随同携带的一种轻便小船，通常用兽皮蒙在船骨架上制成，故干脆作此译。

[50]给伐倒的树木剥皮。

[51]尼基是尼克的昵称。

[52]这是美国禁酒时期开发出来的一种软饮料，存在时间很短。

[53]这里的“警卫队”指的是西班牙国民警卫队，按照这里的描述，该士兵估计是违反规定从军营里偷跑出来会情人的。

[54]比塞塔是西班牙基本货币单位。

[55]这一节原文中夹杂着西班牙文。

[56]海明威有时会使用术语，其实，这里说的就是白色的浪花。波浪陡起的坡度超过一定限值时，波峰便会破碎，形成白色浪花，这就是所谓白帽浪。

[57]美国十九世纪后期共和党的领袖人物，曾担任众议院院长和两任国务卿，并曾竞选总统，以微弱劣势落败。

[58]吉米是吉姆的昵称。

[59]意大利语：下雨了。

[60]意大利语：是啊，是啊，太太，坏天气。

[61]意大利语：您丢了什么东西，太太？

[62]意大利语：是，猫。

[63]意大利语：请进。

[64]意大利城市，有时尚之都之称，全世界最富有诗意的城市之一。

[65]古老而著名的歌剧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炸毁，战后重建，成为世界上最完美的剧院之一。

[66]意大利语：打倒军官。

[67]意大利语，分别是“兄弟情谊”和“无私克制”的意思。

[68]士麦那：古城名，今称伊兹密尔，是小亚细亚西部港口，曾被希腊占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土耳其收复。

[69]凯末尔（1881—1938）：土耳其将军，于1923—1938年任第一任总统。

[70]一端装有活动钩的木杆，用来钩住木头使其翻转。

[71]横拦于河面上或港口的大铁链，或一大批浮木，用来防止由水上拖运来的木头漂走。

[72]奥杰布华：居住在北美苏必利湖地方的一支印第安人。

[73]典出《圣经·旧约全书·箴言》第16章第32节，引文据新译本《圣经》，此句强调有自制能力之重要。

[74]基督教科学派是玛丽·贝克·埃迪于1866年首创的一种医疗方法，将基督教与科学相结合，以精神力量战胜疾病。

[75]卡斯队指美国圣路易市的卡迪纳尔棒球队。

[76]巨人队是美国纽约市的棒球队。

[77]指美国球星约翰·麦克劳（1875—1934），1902—1932年担任巨人队教练。

[78]指美国两大职业棒球协会中胜队之间的年度冠军棒球决赛，定于每年秋季举行，为轰动全国甚至全世界的体坛大事，所以比尔说起秋天就想到城里会闹翻天。

[79]全名为《理查德·菲弗里尔的磨难》，是英国作家乔治·梅瑞狄斯（1828—1909）于1859年发表的长篇小说。

[80]这是英国作家莫里斯·休利特（1861—1923）最著名的长篇小说，写一则中世纪的浪漫故事。

[81]指休·沃尔波尔（1884—1941），英国作家，著有小说多部，《坚忍不拔》（1913）、《黑森林》（1916）都是他的主要作品。

[82]指吉尔伯特·切斯特顿（1874—1936），英国作家，著有诗集《白马谣》《黑骑士》，小说《布朗神父的纯朴》《布朗神父的丑行》等。

[83]此事参见《了却一段情》，两篇小说可以说是姐妹篇。

[84]原文是意大利语。

[85]原文是意大利语。

[86]原文是意大利语。

[87]原文是意大利语。

[88]马沙拉：意大利西西里岛产的白葡萄酒。

[89]原文是意大利语。

[90]马克斯·比尔博姆（1872—1956）：英国散文家，剧评家，漫画家，曾侨居意大利二十年左右。

[91]原文是德语。

[92]原文是德语。

[93]原文为意大利语。

[94]科蒂那—丹比佐：意大利东北部小城，为国际冬季运动胜地，居民讲丹比佐方言。

[95]在英语中女儿daughter和医生doctor发音相似。

[96]蒂罗尔：奥地利西南部地区，在意大利北部，大部分为阿尔卑斯山地。

[97]原文是德语。

[98]原文是意大利语。

[99]原文是德语。

[100]原文是德语。

[101]原文是意大利语。

[102]原文是意大利语。

[103]原文是意大利语。

[104]这是伦敦西区老俱乐部之一，休息室中有舒适的扶手椅，会员们静坐读报，处在高雅的气氛中。

[105]滑雪时大旋身用以掉转下坡方向，在高速滑行时通常靠改变身体前倾重量，滑雪板平行转弯刹住。

[106]下滑时把一条滑雪板稍稍超前另一条的一种姿式，以其起源于挪威西南部特勒马克郡而得名。

[107]西昂是瑞士西南部城市，为瓦莱州首府，盛产名酒。

[108]吉奇是乔治的爱称。

[109]蒙特勒，瑞士日内瓦湖东北岸的疗养胜地。

[110]奥伯兰山脉，位于日内瓦湖东南。

[111]恩加丁谷地，在瑞士东端，从西南向东北延伸，分上恩加丁谷和下恩加丁谷两部分。

[112]黑森林区，在德国西南部。

[113]原文是意大利语。

[114]斯培西亚，意大利西北部港市，海军基地。

[115]老式汽车车门外有踏脚板可以站立。

[116]意大利语：万岁。

[117]原文是德语。

[118]意大利西北部古城，以斜塔闻名于世。

[119]即意大利中部城市佛罗伦萨。

[120]意大利北部渔业中心，沿第勒尼安海，雪莱淹死后葬此。

[121]意大利西北部城市。

[122]意大利西北部港市。

[123]地中海上一个渔港，意大利西北部利古里亚区的小城。

[124]意大利北部城市，濒临蒙托内河。

[125]意大利历史地区，在意大利北部，东临亚得里亚海，现包括在艾米利亚—罗马涅区内。

[126]意大利北部城市，位于圣马力诺东北的马雷基亚河。

[127]意大利北部城市，位于亚平宁山脉东北麓，临蒙托内河。

[128]意大利北部城市，罗马古城。

[129]一译波伦亚，意大利北部城市，艾米利亚—罗马涅区首府。

[130]意大利北部城市，位于波河平原南侧。

[131]意大利北部城市，位于波河南岸。

[132]原文是意大利语。

[133]尼基是尼克的爱称。

[134]普罗迪是普罗登斯的昵称。

[135]意大利西西里首府，位于西西里岛西北部。

[136]法国东南部港市，旅游胜地。

[137]法国南部沃克吕兹省首府。

[138]英国男子长裤上常系用背带（braces），此字在美国称为吊带（suspenders）。

[139]英国男子长裤上常系用背带（braces），此字在美国称为吊带（suspenders）。

[140]瑞士西部城镇，在日内瓦湖东岸，洛桑和蒙特勒之间。

[141]科克斯旅行社是世界著名旅行社，全称为托马斯·科克斯旅行社。

[142]美国东北部重要工业城市，宾夕法尼亚州西部俄亥俄河的港口。

[143]美国密苏里州西北部工商业城市，位于密苏里河岸，同河西堪萨斯州的萨堪斯城以及东边一些城市合并为大堪萨斯城。

[144]比利是威廉的爱称。

[145]基利在此处指基利疗法，是美国著名医生莱斯利·基利（1832—1900）在1879年起致力研究并推广的一种专治吸毒与酒精中毒患者的疗法。

[146]威廉·坎贝尔把基利误作地名，所以说离开伦敦不远。

[147]小亚细亚底格里斯与幼发拉底两河的中下游地区，为人类最古的文化摇篮之一，现为伊拉克国土。

[148]中美洲北部尤卡坦半岛，南部为热带森林。

[149]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爱尔兰小说家，名著《尤利西斯》脍炙人口。

[150]柯立芝（1872—1933）：美国第33任总统（1923—1929）。

[151]约翰·布里顿（1771—1857）：英国古文物研究者。

[152]亨利·范戴克（1852—1933）：美国牧师，教育家，作家，曾任普林斯顿大学英国文学系教授。

[153]扬·斯特里布林（1881—1965）：美国小说家。

[154]圣女贞德（1412—1431）：法国民族女英雄，唤起法国民众奋起反抗英国，后被烧死。

[155]萧伯纳（1856—1950）：英国剧作家、小说家及社会改革家，曾写剧本《圣女贞德》。

[156]贝茜·罗斯（1752—1836）：美国传说中设计缝制第一面美国国旗的妇女。

[157]波卡洪塔斯（1595—1617）：印第安人首领帕哈顿的女儿，传说中嫁给英国人约翰·罗尔夫，促进印第安人同英国统治者媾和。

[158]女性的胸、腰、臀的尺寸称为三围。

[159]毕加索（1881—1973）：侨居法国的著名西班牙画家及雕塑家。

[160]曼努埃尔·加尔西亚·马埃拉：西班牙著名斗牛士，参见《没有被斗败的人》。

[161]西班牙南部地区，南临大西洋、地中海。

[162]何塞利托（1895—1920）：西班牙著名斗牛士。

[163]典出《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9章第5节，耶稣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

[164]西方酒吧间在三四十年代往往摆出所谓“免费菜”以招徕顾客。

[165]杰克·约翰逊（1878—1946）：美国第一个重量级黑人拳王。

[166]霍华德·派尔（1853—1911）：美国作家、画家、插图家，为杂志工作多年，作品大多取材美国殖民地时期及内战时期史实及传说，除撰文外，并亲自作画。

[167]威廉·亨利·哈得孙（1841—1922）：英国博物学家、散文家及小说家。

[168]南美洲地区，在阿根廷和智利南部。

[169]吉尔伯特·怀特（1740—1793）：英国博物学家、牧师，所著《塞尔伯恩博物志及古迹》为英国第一部有关博物学的著作。

[170]英国罕布什尔一个村子，是吉尔伯特·怀特的故乡，该地不时有颜色鲜艳，长喙尖锐，冠呈扇形的戴胜鸟栖息。

[171]阿瑟·斯坦利（1815—1881）：英国教士、作家，1864年为西敏寺大教堂主教，著有多部博物学论著。

[172]芒戈·派克（1771—1806）：苏格兰著名非洲探险家。下文一段话引自他的著作《非洲腹地旅行记》。

[173]参见《在士麦那码头上》一文。

[174]戈雅（1746—1828）：西班牙画家，作品大多控诉侵略者的凶残，对欧洲十九世纪绘画有很大影响，以版画集《战争的灾难》闻名于世。

[175]意大利北部区名，近瑞士边境，首府米兰。

[176]指1917—1918年蔓延全世界的流行性感冒，是一种病毒性急性传染病，死者无数。

[177]本文提到一个绝迹的现象万祈读者谅鉴，这条附注如同一切时尚附注一样，注明故事时代背景，不过因为其略具历史重要性，删去则破坏韵律，故保留之。——原注

[178]卡波雷托原为意大利边境城市，在伊松佐河畔，乌迪内东北。第一次世界大战时，1917年秋，冯贝尔将军率领新成立的德奥联军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军团，大举进攻，企图吞并意大利东北，意军被迫于11月7日撤至皮阿维河。

[179]意大利东北部城市，位于阿尔卑斯山脉南麓。

[180]在美国如果醉汉开车肇事，警方要追究他刚才喝过酒的酒店责任。

[181]原文是法语。以下排仿宋体处原文均为法文。

[182]原文是法语。以下排仿宋体处原文均为法文。

[183]法国北部地区。

[184]一译圣太田，法国东南部城市，卢瓦尔省首府。

[185]啤酒花是做啤酒的原料，可以使啤酒带苦味。

版权信息

海明威作品精选系列：流动的盛宴

作者：（美）欧内斯特·海明威

译者：李文俊

品牌方：九久读书人

目录

版权信息

序

圣米歇尔广场上的一家好咖啡馆

斯泰因小姐诲人不倦

“Une Génération Perdue”

莎士比亚公司

塞纳河畔人

一个虚假的春天

一项副业的终结

饥饿是有益的磨炼

福特·马多克斯·福特与魔鬼的门徒

一个新学派的诞生

与帕散在圆顶咖啡馆

埃兹拉·庞德与他的BEL ESPRIT

一个格外诡异的结局

一个面有死亡征兆的人

埃文·希普曼在丁香园咖啡馆

邪恶派来的使者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

兀鹰不容分食

一个尺码大小的问题

巴黎永远与你同在

假如你有幸能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到哪里，巴黎都会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个流动的盛宴。

欧内斯特·海明威致友人，1950年

欧内斯特1958年夏季在古巴开始撰写本书，1958年至1959年冬季在爱达荷州凯彻姆继续撰写，1959年4月我们去西班牙时他携稿前往，那年深秋我们去古巴后来又去凯彻姆，他将稿携回。1960年春季他在古巴全部竣稿，之前曾一度搁下去写另一本书，即《危险的夏天》，是关于安东尼奥·奥多涅斯与路易斯·米盖尔·多明吉1959年在西班牙斗牛场上的激烈竞争的。1960年秋他在凯彻姆对全书作了一些修改。本书所涉及的是1921年至1926年在巴黎的岁月。

玛丽·海明威

序

出于本书作者认为是足够充分的理由，书中并未写到一些地点、人物、看法以及印象。其中有些不便公开，有些则已是广为人知的事实，许多人都写过它们，而且无疑还会更多地去写。

书中并未提到安纳斯塔西体育场，在那里一些拳击手充任侍者，往树荫下的餐桌端盘子，拳击台就设在花园里。也未提到与拉里·盖恩斯的练拳，未提到冬季马戏场那场打了二十个回合的激烈比赛。未提到像查利·斯威尼、比尔·伯德和迈克·斯特拉特这样的知心朋友，也不曾提到安德烈·马松以及米罗[1]。未能提到我们的黑森林之旅或是我们多次赴巴黎近郊森林的一日游，对那些森林我们极其喜爱。倘能把这一切都写入书中自然很好，不过暂时只能付之阙如了。

如果读者愿把此书视为一本小说，未尝不可。但是即使作为一部虚构作品，它也总有可能使作为实事来写的事情显得稍稍清晰亮丽一些。

欧内斯特·海明威

古巴，圣弗朗西斯科·德·保拉　1960年

圣米歇尔广场上的一家好咖啡馆

再往下，天气就变得不那么好了。秋天过去，这样的天气迟早会来临。我们在晚上只得把窗子关上，以防雨水劈进来，冷风会把护墙广场树上的叶子全都刮干净。落叶便浸泡在雨水里，风急时，会把雨点扫在终点站绿色大公共汽车的车身上，“票友咖啡馆”里人满为患，室内的热气与烟雾使橱窗玻璃变得模糊不清。这家一副倒霉相、经营不善的咖啡馆是附近一帮酒鬼拥集之处，我是不去的，因为不洗澡的人身上气味难闻，酒喝多了还会有股酸臭味儿。这家咖啡馆的男女常客什么时候都是醉醺醺的，或者说在他们付得出酒资的时候。一般他们都会半升整升地买。广告水牌上开列有多种怪异地称为“开胃酒”的品种，买得起的人不多，他们有时会要上一小杯垫垫底，然后再用劣质酒将自己灌醉。大伙儿把喝醉的女客称为poivrottes，那就是“醉女”的意思。

“票友咖啡馆”其实就是穆费塔街上的一个污水坑，这条窄得惊人的街巷通向护墙广场。街边老公寓房子每一层楼梯旁都有个蹲坑式厕所，还特地用水泥在坑边砌上两只带刻纹的鞋形踏脚，以防房客滑倒。排泄物被冲入污水池，入夜后会有马拉粪罐车来把污物抽走。夏天，所有的窗户都开启着，于是我们便会听到抽粪声，那股子臭气浓得化不开。粪罐车上漆的是褐色与金黄色，月光下，在拉摩瓦纳红衣主教街上工作时，它们那车轱辘、马拉筒罐什么的简直就像是出自布拉克[2]笔底的一幅油画。可没有谁来为“票友咖啡馆”清污，那里张贴的禁止当众酗酒与罚款条例的公告已经发黄，蝇污斑斑，无人理会，就跟那些顾客一样，永远不变、气味难闻。

这个城市的所有哀愁都随着冬季最初的几场冷雨骤然而至，你走在街上，再也望不见那些白色高楼的顶端，映入眼帘的仅仅是湿漉漉的街面、小铺紧闭的店门、草药摊子、小文具店与报刊亭，还有二流助产士的招牌以及一家旅馆，魏尔伦[3]就在此处去世，我也曾在这儿的顶层租了个房间写东西。

上到顶层像是得爬六或八段楼梯，楼内很冷，我知道得花多少钱，才能买来一小捆木柴、三小包用铁丝扎起的引火细条松枝，就半支铅笔那么长，还得买一捆没太晾干的硬木树枝，才能生上火，让房间变得暖和些。因此我退到街对面稍远处，仰视雨中的屋顶，看看可有哪只烟囱在冒烟，烟冒得怎么样。连一缕烟都没有，于是我想，连烟囱都是冰冷的，没准儿还是堵住的，会弄得一屋子都烟雾腾腾，这岂不是糟蹋了柴火白白费钱吗，于是我继续冒雨往前走。我一直走过亨利四世中学、古老的圣·艾蒂安山教堂、四面透风的先贤祠广场，为了避雨我紧挨右边走，最后沿圣米歇尔大道背风的一面走出广场，又经过克吕尼老教堂和圣日耳曼林荫大道，最后才抵达圣米歇尔广场上我常去的一家好咖啡馆。

这是家让人惬意的咖啡馆，温暖、洁净而且气氛友好。我把我那件旧雨衣挂在衣架上让水滴净，将我那顶旧毡帽往长板凳上方的木架上一搁，然后要了一杯牛奶咖啡。侍者送上咖啡，我从上衣口袋取出一个本子、一支铅笔，开始写起来。我写的是关于密歇根那边的故事，外面风雨交加，寒气逼人，故事里的天气也正好如此。我历经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对秋天将尽的景况很有体会，来到别处倒比在原来的地方能写得更好。这就是所谓移景生情吧，我寻思对于人也好，对于别的不断生长的东西也好，这道理都是共同适用的吧。可是在我的故事里几个小伙子在一块儿喝酒，这倒让我馋起来了，于是便要了一杯圣詹姆斯朗姆酒。这种酒天冷时喝最爽口了，于是我不断地往下写，感觉好极了，只觉得这优质的马提尼克朗姆酒温暖了我整个身心。

一位姑娘走进咖啡馆，独自在一张靠窗的桌子边上坐下。她非常俏丽，那张脸清新得像一枚新铸的钱币，若是真能用柔滑、雨水洗过的肌肤来铸币的话。她的头发黑得像乌鸦的翅膀，修剪得很整齐，遮住了她半张脸。

我盯着她看，她扰乱了我的思路，使我心神不定。我真想把她写进手头的这篇小说或是旁的什么作品，可是她选定了坐的地方，以便能察看街道与门口，我明白她是在等人。于是我就继续写作。

这个故事自己在往下发展，我得费点劲儿才能跟上。我又要了一杯圣詹姆斯朗姆酒，每当我抬头观望或是转卷笔刀削铅笔时，我总要看看她，我让卷下的碎片、碎屑落入酒杯底下的小碟子里。

我见到你了，美丽的姑娘，你现在属于我，不管你在等谁也不管我今后再也不会见到你，我想。你属于我，整个巴黎都属于我，而我则属于这个笔记本和这支铅笔。

接着我又继续写起来，我深深地进入故事，迷失在其中。现在是我在写并非它自己在往下发展了，我连头都不抬，忘记了时间与身在何方也没有再要圣詹姆斯酒。我已经喝腻了圣詹姆斯酒连想都想不起它了。接下去这个短篇完成了，我感到非常疲倦。我把最后一段念了一遍，这才抬起头来寻找那位姑娘，可她已经走了。但愿她是跟一个好男人一起走的。可是我还是觉得悲哀。

我将故事合进笔记本，把本子放入上衣内兜，我向侍者要了他们店里有的一打葡萄牙牡蛎和半瓶干白葡萄酒。我写完一篇小说总像是给掏空似的，既悲哀又喜欢，就跟做过爱一样，我敢肯定这是篇非常好的故事，虽然得等到第二天重新读一遍后，我才能确定它到底有多好。

我吃着带浓烈海腥味以及微带金属味的牡蛎，冷冷的白葡萄酒冲淡了金属味，只留下了海腥味和美味多汁的口感，我把每只贝壳里的凉凉的液汁都嘬净，用爽口的酒将它们送入腹中，这时我不再有空落落的感觉，情绪好多了，于是便盘算下一步该干什么。

既然坏天气已经来临，我们不如离开巴黎一阵，去一个不下这种雨而是下雪的地方，雪从松枝间落下，覆盖住路面和高高的山坡，在那样的高度上，我们晚上走回家时能听到踩裂积雪的声音。莱扎旺山脚下有一处木屋别墅，膳宿价廉物美，我们在那儿光就两个人共处，带上想看的书，夜晚挤在床上很暖和，可以开着窗看明亮的星星。那正是我们该去的地方。火车三等车厢票价不贵。膳宿费用绝不会比在巴黎的花销高出多少。

我可以退掉专为写作而在旅馆租的房间，那就只需付拉摩瓦纳红衣主教街74号微不足道的那点租金了。我给多伦多[4]写过些报道，稿费的支票也该汇到了。这种东西我在任何地方任何环境下都写得出来，去这一趟的钱还是有的。

没准离开巴黎我就能写巴黎，正如在巴黎我能写密歇根。我当时不知道要这样做还为时尚早，因为对巴黎我了解得还很不够。但是最终还就是这样写出来的。不管怎么说，只要我妻子愿意去，我们就去。于是我把牡蛎吃完，喝干净酒，付清咖啡馆的账，抄近道冒雨赶回圣热内维弗高地上的那间公寓，此刻我觉得这样的坏天气不过是本地的一件寻常事，不足以影响一个人的生活。

“我觉得这个主意真是太棒了，塔迪[5]。”我妻子说。她本来就有一张温婉优雅的脸，每逢做出一个决定时，眼睛和笑靥更会亮丽动人，像是刚收到一件贵重的礼物似的。“咱们什么时候走呢？”

“你想什么时候都行。”

“哦，我想此刻就走。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

“没准儿等我们回来，这儿的天气就会放晴变好了。天气晴朗而寒冷最让人惬意了。”

“我敢肯定天气一定会变好的，”她说，“你能想到出去走一走，真是太好了。”

斯泰因小姐诲人不倦

等我们回到巴黎，天气变得晴朗、寒冷，可爱宜人。这城市已适应了冬季，街对面卖柴炭的铺子里能买到合用的木柴，不少高等咖啡馆在门外生有火盆，好让顾客坐在平台上也不至于挨冻。我们自己的套间也温暖舒适。我们用劈柴点燃用煤屑压成的蛋形煤球，街道上，冬日的光线美丽动人。此时你已熟稔了映衬在蓝天前的光秃枝木，你在空气新鲜的料峭寒风中走在冲刷一新的砾石小径上穿过卢森堡公园。等你看惯了没有叶子的树木，它们就仿佛是雕塑了，朔风刮过池塘的水面，喷泉在明媚的阳光下飞溅。在山间小住之后，再远的路都觉得近了。

由于海拔的改变，我对小高地的坡度已全然不在意，只觉得活动活动挺好，至于爬上我写作间旅馆的顶层，能俯瞰周围高坡上所有的房顶与烟囱，也都成了一件乐事。室内壁炉通风良好，炉火很旺，工作时感到暖和，心情便很好。我带来纸口袋盛着的橘子和烤栗子，吃小红橘时我剥下皮，把皮扔进火里，把籽儿也吐进火里，肚子饿了便吃烤栗子。我老是感到饿，因为路走得多，天冷再加上用心写作。我在房间里存有一瓶从山区带回来的樱桃酒，每当快写完一篇小说或是天快黑时，我便会喝上一杯。做完一天的工作时，我会把笔记本或是稿纸放进抽屉，将吃剩的橘子放进衣兜。若是夜晚留在房间里它们会冻坏的。

走下一段段长长的楼梯时，知道自己写得很顺利，心里不由得美滋滋的。我总是写到能告一段落时便打住，写到知道往下该发生什么事了就停笔。这样做的好处是能确知第二天该怎么写。不过有时我开始一个新的短篇却不知从何写起，我便往火焰边缘挤捏橘子皮，观察汁水怎样使火焰毕剥作响，蹿出蓝幽幽的焰花。我会站起来越过巴黎的屋顶往远处眺望，并且想道：“不用发愁。你以前一直都在写，你现在也是写得出的。你需要做的仅仅是写出一个真正的句子。就把你所知道的纯然真正的句子写下来好了。”于是，我终于会写下一个真正的句子，由此开始，接着往下写。到此时，事情就好办了，因为我总是心里存有一个真正的句子的，读到过的或是听什么人说过的。要是我开始写得过于雕琢，像有人在做广告推销什么东西，我觉察到了，便会把这些华而不实和装饰性的部分删去，扔得远远的，再接上那第一个真正简单的陈述句继续往下写。就在高踞顶层的那个房间里，我决定要把我所知道的每一件事都写成一篇小说。但凡我是在写作，任何时候我都要这么做，而且这也是良好、严格的训练。

也就是在那个房间里，我学会了从我放下笔到第二天重新开始写的这段时间里，绝对不去想我正在写的东西。这样做，我的潜意识就会在这篇作品上活动，同时我还能听别人说话，注意各种各样的事物，我希望能够这样；学习，也是我所希望的；而且我还可以阅读，免得去想自己的工作，使自己丧失继续工作的能力。我顺利工作了一天，能够这样，除了自我约束也得依靠好运，我步下楼梯，感觉好极了，我现在想去巴黎任何地方，迈开步子只管往前走便是了。

如果是在下午穿过这几条或是那几条街，来到卢森堡公园，我便可以穿过公园去卢森堡博物馆，这里的不少名作都已给转移去卢浮宫和网球场陈列馆了。我几乎每天都上那儿去，为了塞尚的以及马奈、莫奈以及其他印象派画家的作品，我最初还是在芝加哥美术学院知道这些作品的。我正从塞尚的画中受到一些启发，使我知道，光能写出简单、真正的句子还远远不足以使故事具有我所想达到的广度与深度，我正从塞尚那里学到不少东西，但因不善表达，无法向别人解释清楚。再说，这还是个秘密。但是，如果卢森堡博物馆已经熄了灯，我便会直穿公园去花园路27号葛特鲁德·斯泰因所住的带工作室的套间。

我妻子和我曾拜访过斯泰因小姐，她跟与她同住的朋友对我们非常亲切友好，我们很喜欢那个挂有多幅名画的大工作室。这儿就像是最精美博物馆里的一间最佳展厅，除了多出一个暖和、舒适的大壁炉。主人会给你端上好吃的点心、热茶以及用紫李、黄梅和野蓝莓天然蒸馏成的利口酒。这种无色透明、香气扑鼻的酒从刻花玻璃瓶注入小玻璃杯再递给你喝，不管是用quetsche, mirabelle还是framboise[6]酿制的，都仍有原来水果的味道，但已在你舌头上转变成了一簇小小的火焰，让你觉得温暖，舌头也便放松了。

斯泰因小姐身躯硕壮，个子却不算高，结实得像个农村妇女。她那双眼睛很美，却长着一张坚毅的德籍犹太人的脸，也可以说是弗留利[7]人的脸，她的穿着、那张表情丰富的脸以及那头可爱、浓密、富于生气的移民般的发式，没准她念大学时梳的就是这种发型，都让我想到意大利北部农村的大嫂。她一开口便滔滔不绝，总是从某某人和什么地方说起。

她的同伴声音非常悦耳，身躯娇小，皮肤黧黑，头发剪得跟布台·特·蒙维尔[8]插图里圣女贞德的一样，鼻子鹰钩得厉害。我们头一次拜访时她正在做件针线活儿，她一边继续干手里的活计一边照料食品和饮料，还能顾上跟我的妻子说话。她跟一位客人聊天，还能注意听其他两人的谈话，时不时还会打断没在跟她对话的另一位客人的话头。后来她向我解释，她一般都是跟女客交谈的。我的妻子跟我都觉得，她对太太们不过是应付。不过我们还是很喜欢斯泰因小姐和她的朋友，虽然那位朋友实在令人不敢恭维。那些绘画、糕点和白兰地倒确实能算是极品。她们似乎也喜欢我们，待我们就像是乖巧听话、彬彬有礼、会有出息的孩子，我还觉得她们对我们彼此相爱而且还结了婚——反正时光会解决这个问题的——也原谅了，因为当我妻子邀请她们来我们家喝茶时，她们接受了。

她们来到我们套间的时候，倒似乎更加喜欢我们了；不过那也许是因为地方太狭窄，大家都挨得更近了。斯泰因小姐坐在直接放在地板上的床垫上，提出想看看我过去所写的短篇小说，她说，她挺喜欢，除了一篇叫《在密歇根北部》的。

“这篇作品不错，”她说，“问题不在这里。可是它inaccrochable[9]呀。这就像一个画家作了一幅画，可是举办画展时却不能把它挂出来，也没有人会买，因为他们也不能把它挂出来。”

“不过倘使它并非淫秽，而仅仅是你想用现实生活中人们确实在用的语言呢？倘若只有用这样的语言才能使作品显得真实，而非用不可呢？你是没法不用呀。”

“你根本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她说，“你绝对不要去写任何inaccrochable的东西。这样做是毫无意义的。既错误而且又愚蠢。”

她告诉我，她希望能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她自己的作品，也一定能做到的。她告诉我，我还不是个足够优秀的作家，不能指望能在这份刊物或是在《星期六晚邮报》上发表作品，但我没准能成为独具某种新风格的作家，不过得记住千万别写那种inaccrochable的短篇小说。我没有在这一点上再跟她争论，没想再解释我在对话中这样写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那是我自己的事，还是听她讲更有点意思。那天下午，她还告诉我们该怎样买画。

“你要就是买衣服，要就是买画，”她说，“事情就这么简单。倘若不是非常有钱的人，谁也不能两头兼顾。别在乎你穿什么衣服，更别管时尚不时尚，买衣服只需看是不是舒服经穿，这样你就可以省出钱来买画了。”

“可是即使从今天起我连一件衣服都不买了，”我说，“我也还是攒不够钱买我所想要的毕加索呀。”

“当然不行。他超出了你的范围。你只能买你同龄人……跟你一拨儿参军的哥们的东西。你会跟他们混熟的。这儿附近一带你就能遇到他们。总是会出现认真工作的后起之秀的。不过你是不会买多少衣服的。买衣服有瘾的该是你太太。而女士服饰是最贵不过的了。”

我看出我的妻子在做出努力，尽量不去看斯泰因小姐那身古里古怪、三等统舱乘客所穿的衣服，她也确实做到了。她们告别时仍然对我们抱有好感，邀请我们再去花园路27号做客。

至于受邀冬季下午五时以后任何时间都可以去她的工作室，那是以后的事了。我曾在卢森堡公园里遇到过她。我不记得她是不是去遛狗了，也不记得她当时是不是养狗了。我很清楚我是独自一人在散步，因为我们当时养不起狗，连一只猫都养不起，我所认得的少数几只猫就是咖啡馆、小餐馆里的猫以及公寓看门人窗口上趴着的那些令我羡慕不已的大肥猫。后来我便经常在卢森堡公园里遇到带着狗的斯泰因小姐了；不过最初遇到她时她还没有养狗。

有狗也罢，没狗也罢，我都接受了她的邀请，顺路时不免会上她的工作室去待上一阵，她总会给我倒上天然蒸馏的白兰地，而且坚持要给我续杯，我呢，则观赏那些画，跟她交谈。那些画都很激动人心，谈话也很能启发人。主要是她谈，她向我介绍现代绘画和画家——主要是他们的为人而不是他们的艺术——她还谈到她的作品。她拿给我看她的一个个稿本，那是她写的，由她的同伴每天帮她打成打字稿。每天都写作使她感到快乐，不过在我对她更为了解之后我发现，对她来说，这些由投入精力之多少而决定的每天稳定生产的作品能够出版并且得到承认，这才是使她能保持好心情的必要条件。

我最初认识她时，这个问题还没有变得太尖锐，因为她刚发表了三篇谁都能看懂的小说。其中的一篇《梅兰克莎》写得非常棒，是她实验性作品的优秀范例，已经出了单行本，受到认识她或是听说过她的批评家的好评。她性格中自有一种魅力，只要想把某个人拉到她这一边来，那都是不会办不成的，认识她与见到过她那些藏画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赞美自己没能看懂的她的那些作品，那是因为他们欣赏她这个人，因为他们相信她的判断力。何况她还发现了语言节律与叠用字词上的妙处，况且还能评说得头头是道呢。

但是她不喜欢单调乏味的修改文字这个苦差使，也讨厌履行把作品改得让人能够读懂的义务，虽然她需要出版作品，需要得到主流批评界的认可，尤其是那本冗长得让人难以置信的名叫《美国人的形成》[10]的书。

此书开篇精彩，接下来很长部分也着实不错，有大段大段能算得上文采飞扬，可是再往下去就是没完没了的自我重复了，换了个多点自知之明和不那么偷懒的作家，是必定会将它们扔到字纸篓里去的。我是在说服——也许用逼迫这个词更为合适——福特·马多克斯·福特[11]在《大西洋两岸评论》发表此稿时才开始明白这一点的，虽然明知即使连载到该刊停办，这部长篇也仍然是登不完的。为了能在该刊上登出，我不得不替斯泰因小姐通读全部校样，因为这桩工作并不能带给她任何快乐。

在那个寒冷的下午，我经过看门人房间，穿过凉飕飕的庭院，进入工作室的温暖氛围中，刊载长篇什么的都是往后几年的事了。那天下午，斯泰因小姐是在教导我性方面的知识。当时我们之间关系非常融洽，我已经知道凡是我不明白的事没准都跟性的问题有关。斯泰因小姐认为我在性的方面所受到的教育过于肤浅，我也必须承认对同性恋我是有些偏见的，因为我对之所知的都是更为原始的这一方面的。我知道，在“色狼”这个诨号还不是专门用在耽迷于猎逐女性的男人身上的时候，作为一个半大小子在流氓团伙里混，真是很有必要随身带上一把刀子，而且有时候还真的能派上用场。从我在堪萨斯城[12]混的那些日子里，我便知道了不少“挂不出去”的黑话，在该市其他地区以及在芝加哥和走大湖的船上又学到了更多一些。那些糙话也都是“挂不出去”的。在追问之下我试着告诉斯泰因小姐，当一个人还是个半大小子却跟一伙大男人混到一块儿，你必须明白必要时就得开杀戒，得懂得怎样下手，非常清楚为了不被骚扰你真的得动刀子。这个说法倒还是“挂得出来”的。等你懂得该出手时就得出手，而别人能极迅速地感觉出来，便不会碰你了；不过有些局面你是绝对不能让自己陷进去或被人搡进去的。要是用湖上小船上那些色狼惯用的“挂不出去”的说法，我倒可以把意思表达得更加生动一些，那就是：“哼，有缝儿的也能将就，不过爷要的是个眼儿。”不过，我跟斯泰因小姐谈话时总小心翼翼，即便是当时实话实说倒更容易澄清一种偏见。

“是啊，是啊，海明威，”她说，“不过你当时是生活在罪犯和性变态者的环境里呀。”

对这一点我不想跟她争论，虽然我认为，我那时是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人物，我试着去理解他们，虽然有些我无法喜欢，有些我至今仍十分憎厌。

“不过，我在意大利住医院时，有位风度翩翩、出身名门的老先生，带了瓶马沙拉或是金巴利酒来看我，行为举止无可挑剔，但是有一天我不得不告诉护士，今后再也不能让那个老东西进来了。这样的事儿又该怎么说呢？”我问。

“那样的人有病，是身不由己，你应该怜悯他们。”

“难道我应该怜悯某某某吗？”我问道。当时我明白说出了此人的大名，由于此人极爱到处扬名，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在这里助他一臂之力了。

“不。他心眼很坏。他诱人堕落，他真的是心地邪恶。”

“可是一般都认为他是个蛮不错的作家呢。”

“他可不是，”她说，“他仅仅是好出风头，他是为了追求堕落的乐趣而诱人堕落，而且他还勾引别人染上别的恶习。比如说，吸毒。”

“这么说，在米兰的那个我应该怜悯的老头就不算是诱我堕落啦？”

“别说傻话了。他怎么能指望诱导你做坏事呢？有谁能指望用一瓶马沙拉酒去带坏一个像你这样喝烈性酒的小伙子呢？不，他是个身不由己的可怜老人。他有病，管不住自己，你应该可怜他。”

“我当时是可怜他的，”我说，“可是我感到太失望了，因为他是那么的彬彬有礼，风度翩翩。”

我又呷了一口白兰地，一边可怜那位老先生，一边谛视着毕加索画中那个挎着一篮鲜花的裸体姑娘。这次交谈并非我起的头，但我觉得这样谈下去会有点儿不妙。跟斯泰因小姐交谈几乎从来都不会出现冷场的，可是我们沉寂了下来，她显然有什么话要告诉我，于是我便斟满了我的酒杯。

“你对这类事情简直就是一窍不通，海明威，”她说，“你遇到的尽是些鼎鼎大名的罪犯、病态的人和邪恶的人。主要的问题是男同性恋者干的事儿太下流，令人作呕，完事后他们连自己都觉得恶心。于是便酗酒，吸毒，以缓解恶劣的心情，但是他们厌恶这样的行为，所以不断地更换伴侣，却无法真正快乐起来。”

“我明白。”

“女人呢，情况恰好相反。她们不做任何让自己反感的事，不做恶心的事，事后总感到很快乐，所以便能一块儿过快乐日子了。”

“我懂了，”我说，“不过对那位某某女士，又该怎么说呢？”

“这家伙坏透了，”斯泰因小姐说，“她那是坏到了家，所以不跟新伴侣相处便不会感到快乐。她把好人全都带坏了。”

“我明白了。”

“你的确真的明白了？”

在那段日子里，要弄明白的事情真是太多了，所以当我们聊到别的事情上去时我不由得感到轻松多了。公园关门了，因此我只好沿着公园外沿走到沃日拉尔路，绕过公园的南端。公园关上门挂上锁，显得挺凄凉，我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因为得绕远路却不能走快步直穿公园回到拉摩瓦纳红衣主教街家中。这一天开始时是多么的明媚啊。明天我可得好好工作了。工作能治疗一切。我当时这么认为，现在仍然这么认为。我当时必须得治好的毛病，我判定斯泰因小姐是这么想的，是我太年轻幼稚和热爱我的妻子。当我回到拉摩瓦纳红衣主教街家中，把新得来的知识告诉我妻子时，我已经一点儿都不伤感了。夜晚，我们感受到快乐，由于原来就明白的知识和山居时学得的别的新知识。

“Une Génération Perdue”[13]

为了要取暖、观赏名画与聊天，便很容易养成习惯，在下午稍晚时去花园路27号小坐片刻。斯泰因小姐这段时间通常不接待客人，但对我总是非常友好，有很长一段时间还很热情。每当我为自己所工作的加拿大报社与通讯社外出采访，因为要报道各种政治会议或是有事去近东与德国，归来时她总要我把有趣的细节一五一十都告诉她。事情总有好玩的一面，她就爱听这些，以及德国人所说的“绞刑架上的幽默故事”。她想知道的是当今世界上发生的事里有趣的部分；真实的，绝对不要听，丑恶的，也绝对不想知道。

我当时年纪轻，无忧无虑，最倒霉的时候也会觉得遇上一些事儿既古怪又好玩，斯泰因小姐爱听的正是这些。不是这样的事儿我就不说，而是自己把它们写下来。

当我不是外出归来，而是在工作之余去花园路逗留片刻的时候，我有时会设法牵引斯泰因小姐多谈些书籍方面的事。我一篇东西写到一半，觉得放下笔时很有必要读点儿什么。要是你心思总放在那上头，便很可能第二天再写时接不上茬儿，进行不下去。锻炼锻炼，让身体感到疲劳很有必要，能跟你所爱的人做爱自然更好。这比什么都强。但是事后，你感到空落落时，那就必须读点儿什么，好让你接着写之前不去考虑正在写的东西，不去白耗心力。我已经懂得永远别把你正在用的那口井里的水用尽，永远趁深处水还多时就放下笔，好让夜晚井从源头汲取到更多更多的水。

为了不去想写作，有时候我会去读一些当前正活跃于文坛的作家的作品，例如奥尔德斯·赫胥黎、D.H.劳伦斯的或是随便哪本在西尔维娅·比奇[14]的租书处或是河边书摊上我能弄到的书。

“赫胥黎死人一个，”斯泰因小姐说，“你干吗去读一个死人写……的书呢？你不明白他已经死了吗？”

当时，我真没看出来他已经死了，我说他的书我读着觉得挺有趣的，读他的书可以让自己不去思考。

“你应该只读那些真正的好书，或者干脆是明摆着的坏书。”“我整个冬天和去年整个冬天都在读真正的好书，明年冬天还要读，再说我不喜欢明摆着的坏书。”

“你干吗要读这种垃圾呢？这些是徒有光鲜表面的垃圾货，海明威。根本就是一个死人写的。”

“我想看他们都在写些什么，”我说，“而且这样做能使我不去写同样的东西。”

“你此刻还在读谁的作品？”

“D.H.劳伦斯，”我说，“他写了些相当好的短篇小说，其中的一篇叫《普鲁士军官》。”

“我曾试着读他的长篇小说。他真让人受不了。他无病呻吟且又荒谬矫情。就像是个病人写的。”

“我喜欢《儿子与情人》以及《白孔雀》，”我说，“也许后面那部没那么好。《恋爱中的女人》我读不下去。”

“如果你不想读差劲的书，想读能吸引你兴趣自成一路的奇妙作品，你应该念玛丽·贝洛·朗兹[15]的东西。”

我从未听说过这个女人，于是斯泰因小姐借给我看《房客》，那本写“开膛手”杰克的惊人故事的小说，还借给我一本写巴黎郊外必定是昂吉安温泉所发生的一桩凶杀案的书。这两本都是挺不错的供人工作之余消遣解闷的书，人物真实可信，情节与恐怖也毫不胡编滥造。你忙了一天之后读这些书再合适不过，我把能找到的贝洛·朗兹女士的作品全都看了。可是都不如最初读到的那两本精彩，我一直都没找到白天和晚上余暇时都能读得过瘾的书，直到西默农[16]最初那几本好作品问世。

我寻思斯泰因小姐没准是爱读西默农的优秀作品的——我读的他第一部作品不是《一号船闸》便是《运河人家》——不过我不敢肯定，因为我认识斯泰因小姐时她不爱读法文书虽然她喜欢说法语。我最初读到的这两本西默农的书是珍妮特·弗兰纳[17]送给我的。她爱读法语书，西默农当采访犯罪案件记者时她就注意到西默农写的报道了。

在我与斯泰因小姐交谊深厚的那三四年里，我不记得对于未著文夸奖过她或未为促进她的文坛地位出过力的任何作家，她曾经说过一句好话，除了对罗纳德·弗班克，以及稍后对司各特·菲兹杰拉德[18]。我初次见到她时，她提到舍伍德·安德森[19]时，并没有把他当作一位作家，而仅仅是视作一个男人，兴致勃勃地说他那双大眼睛长得漂亮、温暖，像是意大利人的，又说他和蔼可亲，很有魅力。我没有留心他眼睛是不是又大又美又热情，是不是像意大利人，只是非常喜欢他的某几个短篇小说。它们文笔简练朴素，有时候写得很漂亮，他熟知他笔下的人物，也对他们怀有很深的感情。斯泰因小姐不想谈他的短篇小说，光是谈他这个人。

“他的长篇怎么样？”我问她。她不想再谈安德森的作品了，一如不想谈乔伊斯的作品那样。倘若你两次提到乔伊斯，那就不会再受邀来做客了。这就跟在一位将军面前夸奖另一位将军一样。这样的错误你犯过一次，就明白再不能犯第二次了。虽然你任何时候都可以在跟你谈话的这位将军面前提他曾击败过的某位将军。于是在跟你谈话的这位便会慷慨大度地夸奖他的手下败将，接着便兴高采烈地细谈当年是如何将其揍扁的。

安德森的短篇小说写得过于好，不宜充当轻松聊天的谈资。我打算告诉斯泰因小姐他的长篇小说差得太离谱，但这样做也会效果坏得出奇，因为这又是在伤害她的一个最忠实的支持者了。最后安德森写了一本叫《黑色笑声》的长篇，实在太次，既愚蠢又做作，使我忍不住写了本戏仿之作（《春潮》）[20]，加以讥评，不料却惹来了斯泰因小姐的满腔怒火。因为我这样做是在攻击她集团里的一个成员了。不过此事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她并没有生气。而在安德森作家的地位一落千丈之后，她自己反倒开始毫不吝啬地去吹捧他了。

她曾经很憎恨埃兹拉·庞德，因为庞德往她的一把既小又不结实而且肯定是极不舒适的椅子上坐下去时动作太快，结果椅子不是压裂了便是整个儿散架了，这椅子没准儿是特地安排让他坐的。他当时已是位大诗人，为人温和慷慨，照说是配得上享受一把大小合适的椅子的，但主人却未加考虑。至于她表述自己不喜欢埃兹拉的理由，言辞极具技巧却充满恶意，那都是多年之后才编造出来的。

是在我们从加拿大回来住在乡村圣母院路，斯泰因小姐和我还是好朋友时，她说了关于迷惘的一代的那句话的。她当时用的那辆老式T形福特车点火装置出了点问题，修车行那个大战末期当了一年兵的年轻人，要就是技术不熟练要就是没让斯泰因小姐的福特车晚来先修，总之是惹恼了斯泰因小姐。在她的强烈抗议下修车行老板把小伙子狠狠地“修理”了一番，老板对他说：“你们全都是gé né ration perdue[21]。”

“你也是的。你们全都是的，”斯泰因小姐说，“你们所有在大战中当过兵的年轻人。你们就是失落的一代。”

“真的吗？”

“就是的，”她坚持说，“你们把什么都不放在眼里。你们喝酒喝到送命……”

“那个年轻修理工喝醉了吗？”我问。

“当然没有。”

“你见到我喝醉过吗？”

“没有。不过你那些朋友都是醉醺醺的。”

“我喝醉过，”我说，“不过我从未喝醉了上你这儿来。”

“当然没有。我没这么说。”

“那孩子的老板没准上午十一点就已经喝醉了，”我说，“所以他才编得出那么漂亮的台词。”

“别跟我顶嘴，海明威，”斯泰因小姐说，“这样做一点儿好处都没有。你们全都是失落的一代，就像车行老板说的那样。”

后来，在写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时，便试着从《传道书》[22]里引了一句话来平衡修车行老板所说的那句话。不过，那天晚上步行回家时，我想起了修车行的那个小伙子，寻思在部队把卡车改装为救护车时，他有没有被拉去开车。[23]我记得司机们往往会把刹车片烧坏，当时他们载了满满一车伤员走下山路不得不死死踩住刹车，刹车片磨坏了只得挂倒挡，最后面的那几辆只好空着车下山，以后就换开有优质H型变速换挡器和金属刹车片的大型菲亚特车了。我想到斯泰因小姐和舍伍德·安德森以及自我中心、思想上的懒惰与纪律的对立，想到了到底该由谁管谁叫“迷惘的一代”呢？此时我渐渐走近丁香园咖啡馆，灯光打在我的老朋友内伊[24]元帅的铜像上，他的军刀刺向前方，铜像上树影斑驳，他孤身一人，连一个追随者都没有，滑铁卢一役他败得多么惨呀，我想到历来的一代代人都是被什么弄得迷失与迷惘的，过去如此，今后亦将如此，我在丁香园坐了一小会儿好陪陪那座铜像，喝一杯冰啤酒然后再回锯木厂上方自己的家。可是坐在那里喝啤酒时，我看着铜像，想起从莫斯科撤退，当拿破仑带着科兰古[25]乘坐马车仓皇逃窜时，内伊亲自率领后卫部队且战且退，苦战了多少日子呀，我想到斯泰因小姐曾是位多么热情亲切的朋友，她谈到阿波里奈尔[26]和他的死时又是谈得多么的精彩呀，这位诗人正好在1918年停战的那天去世，群众高呼“打倒纪尧姆”，昏迷中的阿波里奈尔还以为是喊打倒自己呢。这时我想，我要尽我的所能帮助她，使她所写过的好作品能得到公正的对待，就让上帝和内伊助我一臂之力吧。至于她的那套关于“迷惘的一代”的说法和轻易给人乱贴的标签，就全都见鬼去吧。我走到家，进了院子，上楼见到我的妻子、我的儿子以及他的那只猫咪“F.噗斯”，他们全都很高兴，壁炉里生着火，我对我妻子说：“你知道，不管怎么说，葛特鲁德这人还是不错的。”

“当然是的，塔迪。”

“就是有的时候会瞎说一气。”

“我是从来都不听她说什么的，”我妻子说，“我是当妻子的。我聊天的对象是她的那个同伴。”

莎士比亚公司

在那些日子里，因为无钱买书，我便从莎士比亚公司的借书部借书看。借书部与书店由西尔维娅·比奇开设在奥德翁路12号上。在一条寒冷、刮风的街上，能躲进这个地方真让人感到温暖惬意，冬天生有一只大火炉，桌子与书架上都摆满了书，橱窗里陈列着新书，墙上挂着著名作家的照片，有已故世的，也有依然健在的。那些照片看来都像是生活照，连已故世的作家看上去也似乎尚在人间。西尔维娅有一张生气勃勃、棱角分明的脸，一双褐色眼睛像小动物般灵活，像少女般欢欣。她的带波纹的棕发从白皙的前额往后梳，浓密地垂到耳际底下，在那儿唰地剪齐，正挨着她所穿咖啡色丝绒夹克的衣领。她那双腿长得很美，人很和气，老是笑盈盈、兴致勃勃的，她喜欢开玩笑和聊天。我认识的人里再没有一个待我更加和善的了。

我初次进入那家书店时非常胆怯，因为并未带够加入借书部的押金。她告诉我什么时候带够钱了再交都可以，接着便给我办了借书卡，还说我想借多少本都行。

她没有理由相信我。她不认得我，而我写给她的地址“拉摩瓦纳红衣主教街74号”又是在一个再穷不过的地段。但她却是那么的高兴与喜滋滋的，非常欢迎我来，而在她身后，则是高抵墙顶并延伸到通往后院里间的一排排放满了书的木架，那可是书店的宝藏。

我首先从屠格涅夫开始，取下两卷本的《猎人笔记》和D.H.劳伦斯的一部早期作品，大概是《儿子与情人》，西尔维娅说我若是想就再拿几本，我便选了康斯坦斯·加内特[27]译的《战争与和平》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赌徒及其他》。

“你如果打算把这么些书全都读完，是不会很快再来的。”西尔维娅说。

“我会回来交款的，”我说，“我住处还有些钱。”

“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她说，“你方便的时候交付就是了。”

“乔伊斯一般什么时候来？”我问。

“他要来的话，总要到下午挺晚的时候了，”她说，“你从来未曾见到他吗？”

“我们在米肖餐厅见到他和家人一起吃饭，”我说，“不过人家吃饭时盯着看很没礼貌，而且米肖是一家高级餐厅。”

“你们在家里吃饭的吧？”

“现在基本上是的，”我说，“家里的那位饭做得不错。”“你们住的那一带近处没有什么好餐馆，对吧？”

“没有。你怎么知道的？”

“拉尔博[28]在那边住过，”她说，“除了这一点，他倒是挺喜欢那一带的。”

“挨家近些味道还行的便宜餐馆，就得往先贤祠那边走过去一段了。”

“那一带我不熟。我们就在家里吃饭。你和你太太有空一定要来呀。”

“等你先看我是不是把款付清了再说吧，”我说，“不过我还是得谢谢你的邀请。”

“书也不用看得太急的。”她说。

在拉摩瓦纳红衣主教街的家是个两居室的套间，没有热水也不带卫生设备，只有一个消毒便桶，对于一个习惯了密歇根州室外茅房的人来说倒不会觉得有什么不舒服。但是这儿能眺望美好的景色，地板上铺上弹簧软垫便是张挺舒服的床，墙上挂有我们喜欢的画，那就是个让人感到欢乐愉快的住处了。我捧了一摞书回到那里便告诉妻子我发现的那个好去处的种种情况。

“可是塔迪，今天下午你就必须去把钱付清了。”她说。

“我当然会的，”我说，“咱俩一块儿去。然后就沿着河边和码头散步。”

“咱们还是走塞纳路吧，这样就能看所有的画廊和商店橱窗了。”

“那当然。咱们可以信步而行，见到哪家新开的咖啡馆，就进去坐坐，那里我们不认识谁，也没有谁认识我们，咱们可以喝上一杯酒。”

“咱们可以喝两杯。”

“然后再找个地方吃饭。”

“不行。别忘了咱们还得付借书部的钱呢。”

“那我们回家吃，吃一顿挺有味道的饭，喝从合作商店买来的博纳酒，你从窗口望出去就能见到橱窗上贴的博纳酒的价格。吃完饭我们看一会儿书然后上床亲热亲热。”

“咱们永远不爱别人，光就咱俩好。”

“就是。绝对不爱别人。”

“多么美好的下午和傍晚啊。我们现在就吃饭吧。”

“我可饿坏了，”我说，“我在咖啡馆写作时光喝了一杯奶油咖啡。”

“写得顺利吗，塔迪？”

“我看还行。我希望能这样。咱们午饭有什么吃的？”

“小红萝卜，还有挺嫩的小牛肝配土豆泥，外加菊苣沙拉。最后是苹果馅饼。”

“咱们能弄到世界上种种好书读了，出外旅行时还可以带上。”

“这样做不违规吧？”

“当然没有。”

“她也有亨利·詹姆斯的书吗？”

“当然。”

“我的天，”她说，“你找到了那样的地方，咱们太幸运了。”

“咱们一直都是交好运的。”我说，就跟傻瓜似的，竟忘了去敲敲木头。公寓里随处都有木头，要敲到太方便了。[29]

塞纳河畔人

从拉摩瓦纳红衣主教街高处走向塞纳河边有许多种走法。最短的一种就是沿街直下，可是路很陡，而且在你来到一片平坦些的地面，穿过圣日耳曼大街起始处交通繁忙的街口时，便会进入一段阴暗沉闷、寒风阵阵的河岸，右边是一个葡萄酒棚库。此处与巴黎任何别的市场都不一样，是某种扣压葡萄酒以待交清欠税的关栈，外表跟兵站或是囚犯营一般死气沉沉。

跨过塞纳河的支流便是圣路易岛[30]了，这里街道狭窄，古老的房宅高耸、美观，你可以跨过支流上这边来，也可以往左拐，沿着与圣路易岛一般长隔河并行的码头前行，走不多远，对面就是圣母院和西岱岛了。

在沿码头摆的旧书摊上，你有时可以用非常便宜的价钱买到美国刚出版不久的书。当时银塔餐厅楼上有少数几个房间可以出租，房客在餐厅用膳还可以打折，他们离开时若是扔下书不要了，不远处码头边上正好有个书摊，茶房便把书撮堆卖给女老板，而你呢，就能用不多的几个法郎把书买到手。女老板对英文书缺乏信心，好在收进来几乎没花钱，多少有点赚头便愿意尽快脱手。

“这些书里可有本把稍好点儿的？”我们混熟后她问我。

“偶尔也能碰上一本。”

“怎么看得出来呢？”

“我读过就会知道了。”

“这仍然是撞大运嘛。再说有几个人能读懂英文书呀？”

“你收到了给我留几天，让我翻上一遍。”

“这可不行。没法给你留。你又不是经常路过这儿。你隔上好一阵才会来一趟呢。我得尽快出手。谁说得上它们是不是垃圾呢。如果真是垃圾货，就得砸在我的手里了。”

“那你怎么判断哪本法文书值钱呢？”

“首先看有没有插图。然后，再看图画的水平怎样。完了就看装订。如果是好书，那么书的主人自然会把它好好装订的。所有的英文书倒都是装订的，可是装订质量很次。让人没法判断是不是好书。”

过了银塔餐厅附近这个书摊，要一直走到大奥古斯丁码头才会有卖英美书的摊子了。从那里再往前走一直过了伏尔泰码头，还有几家书摊，专门卖从左岸旅馆特别是伏尔泰旅馆的职工那里收来的书，住这一家旅社的阔游客最多。有一天我跟另一个和我有点交情的女摊主打听，可有游客来卖书的。

“没有的事，”她答道，“他们把书一扔就走人。所以我们才知道这些书不值钱嘛。”

“准是朋友送给他们坐船时随便翻翻的。”

“那还用说，”她说，“他们扔在船上必定更多。”

“他们大批大批地扔。船运公司收拢来装订一下，于是便补充到船上的图书室里去了。”

“真够聪明的呀，”她说，“至少是能装订得好一些了。这样一来书就能多值点钱了。”

在我写作告一段落或是打算想清楚一个问题时，我总会沿着码头走走。如果在散步，在干点什么活儿或是看别人干他们内行的活儿，思考起问题来便会更容易一些。在西岱岛尖端新桥底下立有亨利四世铜像处，岛端尖得像一条船的船头，水边有个小公园，近水处长着些优美的栗树，树干高大，枝叶纷披，塞纳河流过，形成些急流与回水处，这里便是最适宜于垂钓的地点了。你走下一段台阶来到小公园，就能看到岸边以及大桥底下的垂钓者了。最佳钓鱼处会随着水的涨落而有所变动，钓鱼人用细长、一段段接起来的钓竿，但是接钩绳极细，设备都极轻巧，浮子则是用翎管制的，他们把鱼饵扔在最最合适的那几个点上，完全是专业水平。他们总能钓到一些鱼，有时手气好，便能钓到不少形状与绦鱼相似的鱼，按他们的说法是goujon[31]。这种鱼整条放在油里一煎喷喷香，我能吃下去一大盘。这种鱼肉头很厚，也很嫩，甚至比新鲜沙丁鱼还要香，而且一点也不油腻，我们总是连骨头什么的全吃下去。

享用这种鱼的最佳去处之一是下默东那里伸出在河上的一家露天餐厅，我们稍有几个钱能离住家一带远点儿的地方去小游一番时，便会上那儿去。那家餐厅叫“圣迹渔场”，卖一种上佳白葡萄酒，为麝香葡萄酒里的一种。这地方宛若出自莫泊桑笔下的一篇小说，眺望到的河上景色简直就是西斯莱[32]曾经画过的。其实光是为了吃鱼倒不必非得走那么远，就在圣路易岛也完全可以饱餐一顿美味的油炸鱼。

我结识了几个钓鱼人，他们在圣路易岛和绿骑士广场之间塞纳河鱼最多的地段钓鱼，如果天气晴朗，我会打上一升葡萄酒，带上一个面包、几根香肠，坐在阳光下读我买到的书里的一本，一边瞅他们钓鱼。

游记作家写到塞纳河上的钓鱼客时，仿佛他们都是一群疯子，连一条鱼都未能钓到过；其实他们是当作一回事认真干的而且收益颇丰。大部分的钓鱼者都在领着微薄的养老金，但当时根本没想到过不多久就会因为通货膨胀变得几乎一文不值，另外的那些水平更高的则是轮休时或是下班之后来钓鱼的。在马恩河汇入塞纳河的沙朗通以及巴黎两侧郊区都有更佳的钓鱼处，但巴黎市内就有极好的钓鱼地点。我之所以不钓是因为我没有设备，而且我更愿意攒点儿钱上西班牙去钓。再说我永远都不会知道作品什么时候能写完，什么时候会给派去出差，我也不希望沉迷于此道，因为它是有旺季与淡季的。不过我密切地关注着，它很有趣，很值得深入了解，而且见到有人就在城市中心钓鱼，还真的能钓到，为数不算少，的确能带上几条煎好的鱼拎回去与家人共享，我总是由衷地感到高兴。

有了垂钓者与河上的生活，还有漂亮驳船与船上自成格局的生活方式，有能折起烟囱在桥洞底下钻过去身后拖曳着一长行驳船的拖轮，有河边石堤上高大的榆树、悬铃木[33]，偶然也夹杂着几株白杨，我沿着河边走便永远也不会感到寂寞。城里有那么多树木，你自然每天都能看到春天正在来临，直到刮过一夜暖风后，早上起来，春天真的来到了。但有时会泼下一阵冷冷的大雨，又把春天赶了回去，仿佛春天永远不会再来，你生命中真的失去了一个季节。这就是巴黎唯一真正让人感到悲哀的时节，因为这是违反天时的。秋天，人会变得忧郁，这是常情。每年，树叶凋零，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暴露在寒风与凛冽日光之下，这时节，你身子的一部分也随之死去。可是你知道春天总会来到，正如你知道河水冻住后必定会再次奔流。可是当连绵寒雨扼杀了春天时，这就跟一个青年无端被夺去生命一样。

在那样的日子里，虽然春天最终还是会姗姗来临，但一想到它差点儿被扼杀，总不免让人胆战心惊。

一个虚假的春天

春天来临时，即使仅仅是虚假的春天，除了找寻个去处能使人过得最快乐，就再没别的问题了。唯一能败坏这一天的就是人。只要你能做到不去约见什么人，那么这一天就能过得无拘无束。给愉快心情制造障碍的永远是人，除非是极少数像春天本身一样美好的人。

春日清晨，我总是早早儿就开始工作，妻子仍在酣睡。窗户全敞开着，街上让夜雨淋湿的鹅卵石正逐渐变干。在太阳照耀下，窗子对面那排房屋潮滋滋的墙面也一点点干了。商店还关着门。牧羊人吹着风笛顺着街道走来。住在我们上面一层的一个女人捧着只大罐子走在人行道上。羊倌挑了只乳房鼓胀的黑奶羊，将羊奶挤进罐里，这时候，他的牧羊犬把另外那几只羊往路边轰赶。这群羊四下张望，像观光客似的扭动着脖颈。羊倌从女人手里接过钱，谢过她，又吹起风笛沿着街继续走去，那条狗把羊群往前轰，羊角上上下下一颠一颠。我又接着写作，那个女人抱着奶罐上楼了。她穿着一双打扫卫生用的毡底鞋，所以走到我们门口稍停片刻时，我只能听到她的喘气声，接着又听到了她的关门声。她是我们这个楼唯一订羊奶的顾客。

我决定下楼去买一份《赛马晨报》。再穷的居民区也不至于连一份赛马报都无处可买，可是今天天气这么好，你得尽早才能买到。我在护墙广场拐角处笛卡儿路上买到了一份。羊群也正顺着笛卡儿路走，我大口吸进清新空气，快步往回走，爬上楼梯，好把手头的活儿干完。我方才真忍不住想待在外面清晨的街上跟着羊群继续往前走呢。可是在重新开始工作之前我先看了看报纸。昂吉安会有场比赛，那是个漂亮的、扒手扎堆的小型跑马场，圈外人倒觉得这儿蛮适合自己。

好吧，今天我把活儿干完了就去看赛马吧。我替多伦多一家报纸写过东西，那边汇来了一些钱，倘能找到合适对象那咱们就来上一次“远投”。有一回在奥特伊马场，我妻子在一匹叫“金山羊”的马身上押过一笔钱，赔率是120：1，那马领先了足足二十个马身，却在最后一次跳栏时摔倒，使我们输掉了整整六个月从牙缝间省下的钱。我们曾下定决心再不去想这档子事了。那一年，在“金山羊”事件前，我们都是既顺风又顺水的。

“咱们真有余钱赌上一把吗，塔迪？”妻子问我。

“没有。咱们只能考虑手头有的这些了。你还有什么地方要花钱吗？”

“这个嘛……”她嗫嚅道。

“我明白。这一阵日子过得很紧，我很抠门，把钱袋捂得太紧了一些。”

“这倒没有，”她说，“不过……”

我知道自己近来是过于俭省了，日子的确过得很寡淡。一个专心工作并从中得到满足的人是不会在乎日子过得苦不苦的。我想到水平不如我们的人却能享用浴缸、淋浴设备和抽水马桶以及出门旅行时能享受到的种种服务——我们倒还是能时不时出门旅行的。街尽头河边处也总开有一家公共浴室的。我妻子就只是在“金山羊”摔倒时哭过，对其他那些事从未抱怨过一声。而且我记得，她是为心疼“金山羊”而哭，而不是因为输了那笔钱。她想买一件灰羊羔皮短夹克，我当时很不理解，不过她还是买了，我一见到倒也是挺喜欢的。我在其他一些事情上也都做得很傻。这一件件事都是与贫穷做斗争的内容之一，你只有不花钱才能战胜贫穷嘛。尤其是在为了买画只好不买衣服的时候。但是当时我们从不把自己看成是穷人。我们绝不接受这样的想法。我们认为自己比别人优秀，而我们所鄙视与认为有充分理由不加信任的人正是有钱人。把圆领运动衫穿作内衣来御寒，在我看来再自然不过。只有富人才会觉得这么穿不合体统。我们吃得不错，花钱不多，我们有好酒水喝，花钱不多，我们睡得很舒服，挤在一块儿挺暖和的，彼此相亲又相爱。

“我想我们应该去，”我妻子说，“咱们都这么久没去了。咱们带一顿午饭和一些酒水去。我来做一些特别好吃的三明治。”

“咱们坐火车去，这样更便宜些。不过要是你觉得还是不去的好，那咱们就不去。今天不论干什么事咱们都会觉得有意思的。天气实在是太好了。”

“我认为咱们应该去。”

“你是不是宁愿把钱花在别的上面？”

“没有，”她高傲地说，她那副可爱的高颧骨表现高傲再合适不过了，“再说了，咱们是什么人呀？”

于是，我们从北站乘上火车，穿过城里最肮脏、最让人糟心的地区，然后从侧线步行走到绿洲般的赛马场。时间还早，我们在新修剪过的斜草堤上铺上我的雨衣，坐下吃午餐，对着瓶口喝白葡萄酒，一边眺望那老旧的看台与棕褐色的售票小木屋，还有长着青草的跑道，一道道深绿色的跳栏，以及泛出褐色暗光的障碍水潭与刷白的石墙、白色立桩和栏杆、刚透出嫩绿叶芽的树丛底下的围场与正被牵出在缓步而行的那第一批马。我们又喝了几口酒，细心研究报上所登的赛马程序表，我妻子躺在雨衣上假寐，任凭阳光照晒自己的脸。我朝有人处走去，遇上一位昔日在米兰的圣西罗赛马场结识的老熟人。他向我提了两匹马的名字。

“告诉你吧，指望靠它们赢大钱没门。但也别让赌价太高吓得不敢下手呀。”

我们把一半的赌本押在第一匹马的身上，赢了，赔率是一赔十二，这马跳跃动作特别漂亮，它跑在最靠外的那个圈子上遥遥领先，到达终点时足足领先四个身位。我们把赢来的钱留下一半，收好，剩下的全押在第二匹马的身上，它冲在头里，一路率先跃过障栏，在平地上跑时好不容易才领先一点点首先冲刺，而为大家看好的那匹随着每次跳障与两次挥鞭紧紧撵上来，距离越来越小。

我们走到看台下面的酒吧里去要了杯香槟，一面等待公布赢马能配发的款额。

“天哪，赛马真让人神经受不了，”我妻子说，“你没看到那匹马差那么一点点就要撵上了吗？”

“我的心脏至今还在嗵嗵跳呢。”

“能赢多少钱？”

“方才牌价上写的是十八比一。可是没准儿最后又有人在它身上下了不少赌注。”

赛完的马群走过来了，咱们的那匹浑身湿漉漉的，鼻孔大张着在喘气，骑师轻轻拍打着它。

“真可怜呐，”我妻子说，“我们也只是下了点赌本罢了。”

我们观看着马群走了过去，又喝了杯香槟，这时，赢钱的赔率出来了，1：8.5[34]。这就是说你买十法郎马票能拿到八十五法郎。

“必定是有人在最后一刻投进去了一大笔钱。”我说。

但是我们仍然是赢了不少钱，对我们来说，能算是发了一大笔了，如今我们是既享受到春天，又有了钱。我寻思这也就是我们冀盼能得到的一切了。在这样的一个好日子里，如果把赢来的钱分成四份，一人花掉四分之一，剩下那一半可以留下来当赛马的本钱。我把这笔赌本悄悄放好，不让它跟别的钱相混。

那一年晚些时候，有一天，我们一次外出归来，又在某条马道上交了红运，在归途上，我们于普律尼饭店门前停下，在细细研究过橱窗里标明的精美佳肴的价格单后，我们走进去在酒吧间里坐下。我们点了牡蛎和墨西哥螃蟹，还要了几杯桑塞尔葡萄酒。在晦暗中我们穿过蒂伊勒里公园往家走，停住脚步，越过骑兵竞技场拱门眺望那一个个黑沉沉的花园，以及憧憧黑影后面协和广场上的华灯，再就是逐渐升高的灯火所通向的凯旋门。接着，我们扭过头朝卢浮宫的幽暗处望去，我说：“你真的认为三座拱门是成一直线的吗？这儿的两座跟米兰的赛米昂纳拱门？”

“我说不上来，塔迪。人家这么说，他们总该是清楚的吧。你还记得吧，咱们那回在雪地里爬山，翻过圣伯纳山隘[35]到达意大利这一边就进入了春天，你、钦克还有我就在这片春光里走了一整天，一直走到奥斯塔？”

“钦克说这是‘穿着出客皮鞋翻越圣伯纳山隘’。还记得你穿的那双鞋吗？”

“我那双可怜的鞋哟。你可记得咱们在画廊边上的比菲餐厅吃什锦水果，一大缸加了冰块的高脚玻璃杯，浇上卡普里白葡萄酒，再往里放新鲜桃子和野草莓？”

“就是在那时我开始琢磨三座拱门的说法不靠谱的。”

“对赛米昂纳拱门我还有印象。跟这一座模样是差不多。”

“你还记得阿格尔的那家小旅馆吗？就在那儿，有一天我钓鱼，你跟钦克坐在花园里看书。”

“是啊，塔迪。”

我记起了罗讷河那窄窄的、水流灰暗夹杂着不少雪水的模样，在它两边，各有一道有鳟鱼的河沟，它们是施托卡普河和罗讷河的旁支。那天，施托卡普的水流清澈至极，而罗讷河却仍然十分浑浊。

“你还记得不，七叶树繁花盛开那时节，我怎样努力想记起一个关于紫藤蔓的故事，仿佛是吉姆·甘布尔[36]告诉我的，可我怎么也记不起来了。”

“记得的呀，塔迪。你跟钦克老是琢磨怎样能使故事显得逼真，应该怎样写，记述下来就行，别添枝加叶多加描写。这些我全都记得。有时候他说得有理，有时候你说得对。我还记得你们争论了关于光线、质地和形体这样的问题。”

这时候我们已经穿过卢浮宫，走出大门，来到街对面，站在桥上，倚着石栏俯视河水。

“我们三个不管什么都要争论一番，对具体问题也永远极其较真儿，我们还互相开玩笑。整个旅途中我们做过的一切，说过的一切，我全都记得，”哈德莉说，“我真的记得。全都记得。你跟钦克谈话时总把我算作一分子。可不像在斯泰因小姐家里那样，光是个当老婆的。”

“我希望我能记起关于紫藤花蔓的那个故事。”

“那不重要。重要的是葡萄酒[37]，塔迪。”

“你还记得有回我从阿格尔带了些葡萄酒回休假小木屋的事儿吗？是在小旅店人家卖给我们的。旅店的人说这种酒就着鳟鱼喝再好不过了。记得还是用几张《洛桑日报》包回家的。”

“西昂[38]的酒甚至还要好。你可记得，咱们回到小木屋后，甘吉斯韦施太太是怎么做奶汁鳟鱼的吗？鳟鱼好吃极了，塔迪，咱俩坐在屋外门廊上边品西昂酒边吃鱼，脚底下就是倾斜的山坡，我们能越过湖一直望到积雪覆盖到半山腰的南山，以及罗讷河汇入湖的河口处的树林。”

“咱们每逢冬春两季时总会想念钦克。”

“总是会的。可是季节过去了，我此刻还很想念他。”

钦克是个职业军人，从桑赫斯特军校毕业后就去了蒙斯前线。我最初是在意大利遇到他的，两人很合得来，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是我们夫妻俩最好的朋友。当时他每逢休假总爱跟我们待在一起。

“他打算争取明年春天能享受到休假。上星期他从科隆来过一封信。”

“我知道的。咱们这会儿还是得享受眼下的快乐时光，连一分钟都不放过。”

“咱们这会儿瞧着的是在拍击着桥底扶壁的河水。再往上游看过去，瞧瞧能望到什么景色。”

我们望过去，景色都历历在目：我们的河，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城市里的这个河心小岛。

“咱们太幸运了，”她说，“我希望钦克能来。由他来安排咱们怎么过。”

“他可不是这么想的。”

“当然不是。”

“他认为咱们仨是在一起探险。”

“咱们正是这么做的。不过要看在探的是什么险了。”

我们走过桥去，来到塞纳河我们住家所在的这边。

“你肚子又饿了吧？”我说，“是咱俩都饿了。又说话又走路的。”

“自然啦，塔迪。莫非你不饿？”

“咱们找一家好饭馆，吃一顿正正经经的大餐吧。”

“去哪儿呢？”

“米肖餐厅，怎么样？”

“再好不过，而且地方还那么近。”

于是我们沿着教皇路来到雅各路的拐角，有时会停住脚步看看橱窗里的绘画与家具。我们站在米肖餐厅的外面看张贴出的菜单。米肖今天人气很旺，我们等待顾客用罢饭出来，注意着哪几张桌子已经在用咖啡了。

走了那么多路我们早就又饿了，米肖对我们来说可是一家令人兴奋的昂贵餐厅。当时乔伊斯常带着一家人来这儿用餐，乔伊斯和太太靠墙坐，乔伊斯一手举着菜谱，透过厚镜片在细细研究；诺拉坐他身边，胃口很好，却又极为挑剔；从后面看乔吉奥身子单薄，像个纨绔子弟，头发贼亮；露西亚留着厚厚的鬈发，是个还未完全发育好的小姑娘。他们一家都讲意大利语。

站在那里，我寻思我们方才在桥上所感受的到底有几分纯粹是饥饿。我问我妻子，她说：“我不知道，塔迪。饥饿的种类很多。春天的时候就更多了。不过春天都已经过去了。回忆，这也算是一种饥饿吧。”

我这是在犯傻，我隔着玻璃看去，只见有两份菲力牛排正在往餐桌上端，我就明白我简简单单的就是肚子饿了。

“你说过咱们今天很走运，这自然不错。不过咱们是得到非常好的指点和信息的。”

她哈哈大笑。

“我说的不是赛马。你真是个死心眼儿的小子。我指的是幸运的其他方面。”

“我觉得钦克对赛马并不特别喜欢嘛。”我这么一说就显得愈发傻气了。

“是不喜欢，除非是他自己骑在马背上。”

“你还想去赛马吗？”

“自然啦。而且现在咱们想什么时候去都可以去了。”

“你真的想去？”

“自然啦，你也想去的，不是吗？”

我们在米肖餐厅里入了席，这才觉得真的是在享用美食了；等我们吃完，照说是不会再有饥饿感的问题了，可是等我们乘上往家去的公交车，在桥上时像是饥饿的那种感觉仍然滞留不去。等我们走进房间，就算是上了床在黑暗中做了爱，那种感觉照样还在。我醒来，看到窗户都开着，月光照在一幢幢高楼的屋顶上，此时，这感觉还是存在。我把脸从月光下转向暗处，可是我睡不着，便清醒地躺着寻思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两人在夜里都醒了两回，此刻我妻子睡得很香，尽管有月光照在她的脸上。我必须得想出个所以然来，但是我太笨了。那天早晨我醒来时生活似乎是很简单的事嘛：我发现了虚假的春天，听到赶羊人的风笛声，我出去买了一份赛马报。

可是巴黎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城市，而我们却很年轻，这里没有简单的事情，甚至连贫困、意外发了笔小财、月光、是与非，还有在月光下躺在你身边那人的呼与吸，这一切都不简单哪。

一项副业的终结

那一年和往后的几年里，在我清晨工作以后，我们有好多次一起去赛马场，哈德莉喜欢看赛马，有时候简直是迷上了。不过，那毕竟跟在森林线以上高山草地上的那些次攀登不同，也并非夜归我们所栖居的休假小木屋，更不能与和至交钦克一起翻过山隘进入一个新的国家相提并论。而且那算不得是真正的赛马。那是用马来赌钱。只不过我们称之为赛马罢了。

赛马从未给我们夫妻之间带来隔阂，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人；只是有一段时间它像一个难以打发的朋友似的紧紧地纠缠住我们。这样看待它已经是够宽容的了。我这个人，对人及其破坏性一向看得很重，却对这个极其虚伪、极其华美、极能激动人心却蛇蝎般恶毒、紧紧纠缠住你的“朋友”多方容忍，主要还是因为它能让你获得利益。但是要能靠它得利所花的时间比做一份全职工作还要多，这么多时间我可承受不起。但我又自我开解说我写了赛马了，虽然到头来，我所写的这些故事全都丢失了，只除了一篇，那是因为它邮走了，没跟其他的那些放在一起。

现在我更多的是单独一人去赛马，简直是入了迷，而且越陷越深。逢到赛马季节，只要做得到，奥特伊和昂吉安两个马场我都去赌。要想巧妙地排除开一切障碍，你得搭上做一份全职工作的时间，可这样做你是挣不到钱的。想发大财只不过是纸上谈兵。你可以买一份赛马报来做黄金梦。

在奥特伊你得从看台最高处看一场障碍赛马，还得快步攀登才能看到每一匹马在怎么跑，看可能赢的那匹怎么会没赢，看它本该能做到的事怎么与究竟为何居然没能做到。每逢你下了注的那匹马快开始跑了，你就得注意赌注与赔率因为受牵扯而可能引起的种种变化，你还得去了解这匹马此时此刻状态如何，最终还必须得知道马房的工作班子何时让它试跑。它试跑多少次都可能被打败；可是到此时你该能知道它获胜的机会有多少了。这整套活儿简直要把人累死，可是在奥特伊每一天去观看马匹比赛都是件赏心乐事，你当场看到那么些好马在参加公平竞赛，你变得如同熟悉老家一样地熟悉这片场地。最后你还能结识那么多的人，骑师啦、驯马师啦、马匹的主人啦，还有多得数不胜数的马，也知道了太多各种各样的事情。

原则上，我只在看准了一匹马时才下赌注，但是有时候我发现有些马无人相信会赢，除了训练和骑驭它们的那些人之外，我在它们身上下了注，果然连连获胜。但最后我还是洗手不干了，因为耗不起这个时间，我越陷越深，对于在昂吉安与无障碍赛场上发生的事知道得未免有点多余了。

洗手不干后，我虽然高兴，但又不由得产生了一种空虚感。这时候我明白，不论是好事还是坏事，一旦停下，总会给人留下一种空虚感。不过倘若是坏事，它会自行弥合。如果是好事，你就只能寻找一件更好的事来取代它。我把赛马资金归并到总的积蓄里去，感到如释重负，好不轻松。

决定放弃赌马的那天，我过河到塞纳河对岸，去到当时设在意大利人林荫大道意大利路拐角的那家抵押信托公司，在旅行服务部的柜台前，我遇到了我的朋友迈克·沃德。我正在把赛马赌本存进去，不过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没将这笔钱存入支票户，尽管我脑子里很清楚自己有这么一笔钱。

“要一块儿去吃午饭吗？”我问迈克。

“那敢情好，小子。我奉陪就是。怎么的啦？你不去赛马吗？”

“不去了。”

我们来到卢瓦广场，在那儿的一家惠而不费的小酒馆吃饭，那里的一种白葡萄酒特别棒。广场正对面就是国家图书馆。

“你像是不怎么去赛马场了吧，迈克。”我说。

“可不。是有好久没去了。”

“干吗不去了呢？”

“说不上来，”迈克说，“得。我当然是知道的。但凡必须下赌注才能让人感到够刺激的事情，都是不值得一看的。”

“你是一次也不去了吗？”

“偶尔也会去看一场大赛。逢到有真正的好马参赛的时候。”

我们把肉酱往餐馆自制的喷喷香的面包上抹，边喝白葡萄酒。

“你以前不是对赛马挺上心的吗，迈克？”

“噢，是的。”

“你觉得看什么更有意思？”

“自行车赛。”

“真的吗？”

“你不用下赌注。你会明白的。”

“跑赛马场太耗时间。”

“太费时间了。连一点点剩余时间都没有了。我也不喜欢那儿的人。”

“我一度也挺疯迷的。”

“可不。你是全须全尾撤出的吧？”

“撤得倒还算干净。”

“撤出可是件好事。”迈克说。

“我已经完全不干了。”

“不容易呀。听着，小子，得空咱俩一块儿去看看自行车比赛。”

那可是件新鲜的好事，我过去知道得不多。但我们并没有紧接着就开始。那得再过一段时间。我们巴黎生涯的第一阶段结束之后，它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光是能回到我们在巴黎生活的那个圈子，远离赛马场，把命运寄托在自己的生活与工作上，寄托在自己认识的那些画家的身上，而不是指望靠赌博过日子，还用别的说法来加以美化，这就够好的了。我已经在开始写不少篇关于自行车比赛的短篇小说了，但没有一篇是能再现出室内、室外赛车场和公路自行车比赛的那份美的。不过我会写出午后烟雾弥漫的光线下的“冬日室内自行车场”，写出高高倾斜的木制跑道，赛车人骑车驶过时轮胎轧在硬木跑道上所发出的呼呼声，写出骑车人爬高与冲刺的努力与技巧，每一个人都成了自己器械的一个组成部分；我要写出中距离比赛的神奇魅力，写出那些摩托车的轰鸣声，领骑员们如何坐在车后的挎斗里，头戴厚厚的防护罩，身穿笨重的皮夹克，身躯后倚，为紧随在后面的赛车人挡掉些气流，骑车人则戴着较轻巧的防撞头盔，身躯低伛在车把上，双腿猛蹬巨大的链轮，稍小的前轮都快撞上替他们挡掉气流的摩托车挎斗了；还有那最最激动人心的决赛，摩托车噗噗噗地喷响，骑者胳膊肘相互蹭挤，车轮相互撞击，用玩命的速度忽而爬高忽而又下冲，忽前忽后，直到有人跟不上高节奏，掉了队，让那堵曾被排开的坚实气墙猛扑过来将他撞倒。

有多种多样的车赛。以分组赛或两两对抗赛形式进行的短程赛中，两位赛手先是各自在车上“并车”，僵持不走足足有好几秒钟，有意让对方先行，然后不慌不忙地跟在后面绕圈子，到最后一刻才以最快速度往前冲刺。还有一种两小时的团体赛，以一系列纯粹是拼速度的比赛花去整个下午的时间，也有独自一人骑一小时看能跑多远的项目，还有在蒙特鲁日的露天体育场，那五百米椭圆形倾斜木铺车道上赛一百公里的长程赛，由大型摩托车开道，极其危险却又壮观之至。李纳特，那位了不起的比利时冠军，人称“苏族佬”，因为他侧面特像苏族印第安人[39]，在最后冲刺时需要拼命加速，便弯下头从塞在比赛服里一只保温瓶中伸出的橡皮管里啜上一口樱桃白兰地，还有在奥特伊附近的王子公园那条六百六十米水泥跑道上比赛的跟着摩托车跑的全法锦标赛，那真是全世界最最阴险的一条跑道了，我们亲眼看见杰出的赛车手加耐栽下车来，听到他头盔内脑壳碎裂的声音，就跟你野餐时在一块石头上砸一只煮鸡蛋以便剥壳时完全一样。我绝对不能不写那历时六天之赛的神奇世界以及在山区举行的公路上的车赛。写车赛之事时，法语是唯一能准确运用的书面语言，这方面所有的术语全是法语的，这就使得写车赛的事变得非常困难。还是迈克说得对，下注赌钱根本没有必要。不过看赛车已是在巴黎生活另一个时间段里的事了。

饥饿是有益的磨炼

在巴黎，如果你没有吃饱，你是会感到格外饥饿的，因为所有的面包房都会在橱窗里陈列出那么些好吃的东西，人们又都在摆放在人行道的桌子旁进食，因此你既能看见又能闻到食物。此刻你已经不干记者又写不出什么在国内会有市场的作品，出门时又跟家人打过招呼说会和朋友在外面共进午餐的，那么你最好的去处便是卢森堡公园了，那里从天文台广场一直到沃日拉尔路，一路上你都不会见到与闻到一丝丝食物的影子。从那里你任何时候都可以拐进卢森堡博物馆，你肚子饿得前胸贴后背咕咕直响时，所有的画都会变得更加清晰、更加鲜明，也更加美丽。我就是在饥肠辘辘时学会更好地理解塞尚，真正弄清楚他是怎样描绘自然风景的。我时常猜想他是不是也是饿着肚子在作画的；不过我寻思他只不过是忘了吃饭罢了。那是你在缺觉或是挨饿时才会产生的一种病态却很发人深省的想法。后来我琢磨，说不定塞尚在别的一个方面有饥饿感吧。

从卢森堡博物馆出来之后，你可以沿着窄窄的费罗路走到圣叙尔皮斯广场，一路上仍然没有一家餐馆，有的只是那片安静的广场和周边的长凳、树木。广场上有一处狮像喷泉，还有些在便道上踱步、在一尊尊主教铜像上栖息的鸽子。再就是那座教堂与广场北边出售宗教用品与法衣的商店了。

离开广场，倘若不经过一些出卖水果、蔬菜、酒类的铺子或是面包点心铺，你是到达不了河边的。不过若是细心选择路径，你可以往右拐过灰白石块砌就的教堂，来到奥德翁路，再往右拐，朝西尔维娅·比奇的书店走去，奥德翁路上没有什么卖吃喝的去处，你要走到广场才会见到三家。

等来到奥德翁路12号时，你的饥饿已给压抑住，而你所有的其他感觉却重新变得灵敏了。悬挂着的照片看上去有新鲜感，你也发现了过去未曾注意到的书籍。

“你真是太瘦了，海明威，”西尔维娅会这样说，“这一阵没吃饱吧？”

“吃得挺好的。”

“中午吃的是什么？”

我的胃都快里外翻个过儿了，可是我会说：“我正打算回去吃午饭。”

“三点钟吃午饭？”

“我没注意都这么晚了。”

“前几天晚上阿德里安娜[40]说，她要请你和哈德莉吃晚饭。我们想把法尔格[41]也请来。你喜欢法尔格的，对吧？要不就请拉尔博。你喜欢他。我知道的。或是随便哪位你真正喜欢的人。请你跟哈德莉说一声，行不？”

“我知道她一定喜欢来的。”

“我会给她发一封快信的。你这一阵吃得不好，就别干得太辛苦了。”

“我不会的。”

“赶紧回家吧，千万别误了午饭。”

“有人会给我留下的。”

“也别吃凉菜。好好吃一顿热汤热饭。”

“有给我的信吗？”

“大概不会有。不过让我看一看吧。”

她瞧了瞧，找到一张字条，高兴地抬起头来，接着打开书桌上一扇关闭的小橱门。

“是我外出时送来的。”她说。那是一封信，摸上去像是里面有钱。“是韦德尔科普[42]。”西尔维娅说。

“准是《横断面》[43]寄来的。你见到过韦德尔科普吗？”

“没有。不过他跟乔治[44]一起来过这儿。他会和你见面的。别担心。没准是想预付些稿酬给你。”

“这儿有六百法郎。他说还会再给一些的。”

“幸亏你方才提醒我看一看。亲爱的幸运先生。”

“真可笑，德国竟是唯一愿意要我稿子的地方。他那儿，还有就是《法兰克福日报》。”

“是吗？不过你不用再发愁了。你可以卖一些短篇给福特的嘛。”她开玩笑说。

“一页才三十法郎。就算每三个月都能在《大西洋两岸评论》上发上一篇。五页长的短篇一季度拿一百五十法郎。一年下来才六百法郎。”

“唉，海明威，你用不着为今天能拿多少稿费心烦呢。重要的是你有能耐写这些作品。”

“我懂。我能写这些作品。可是没人买呀。我不干记者以来就连一点点进账都没有了。”

“你的小说会有人要的，这不，你手里不是已经拿到一篇的稿费了吗？”

“真对不起，西尔维娅。请原谅我说这些事让你烦心。”

“原谅你个啥？不谈这个也总要谈别的事的。难道你不知道所有作家一张口说的便是他们的烦心事吗？不过你得答应我别再苦恼了，而且会吃得饱饱的。”

“我答应你。”

“那就赶紧回家吃午饭吧。”

出了门来到奥德翁路上，我为方才竟向别人诉苦而厌恶自己。事情这么干都是出于我自己的心意，是我自己干得太蠢。我本该买只大面包，干啃着吃下，而不应该跳过一顿饭的。我似乎都能尝到那焦黄发脆的面包皮好吃的味道了。可是不喝点什么，嘴里干巴巴的。你这光会抱怨的无用东西。你这卑鄙的假圣人、假殉道者，我骂我自己。你不干记者是自己愿意的吧。你讲信用，西尔维娅愿意借钱给你。她都借给你好几回了。对吧。再接下去你就该在别的方面向她求救了。饥饿对身体有益，饿着肚子能更好地欣赏画作。但吃饭也很美妙，你可知道此时此刻该上何处去用膳吗？

利普餐厅正是我该去吃喝的地方。

我步子轻快，不一会儿就来到利普餐厅，每当我经过一处有吃喝的地方，我的胃反应得跟我的眼睛鼻子同样的快，这就使我的脚步格外轻盈愉快。喝啤酒的便餐部人不多，我在靠墙的长椅上坐下，背后是一面大镜子，前面是一张桌子，侍者问我要不要啤酒，我说来一杯上好的，即是用大玻璃杯能盛一升的那种，再来一份土豆沙拉。

啤酒很冰，喝下去爽极了。炸土豆很有咬劲，泡的卤汁入味了，橄榄油也鲜美可口。我往土豆上撒了些黑胡椒末儿，把面包撕开往橄榄油里浸。猛喝了几大口啤酒之后我便不着急慢腾腾地吃了。土豆沙拉吃完后我又要了一份，另加一碟熏香肠。这种香肠很像切成两半的粗壮的法兰克福红肠，上面浇了别有风味的芥末酱。

我用面包把油脂和汁水全都刮得干干净净，慢慢地呷着啤酒，等到它开始变得不凉了便一口喝尽，再要了半升啤酒，看着酒一点点倒进大缸里。这回的似乎比那种“上好”的更凉，我一口就喝下去一半。

我从来都是不怎么烦忧的呀，我想。我知道那些短篇写得挺好，国内迟早会有人愿意刊登的。我辞掉记者工作时便确信它们会登出的。可是寄出去却一篇篇都退了回来。使我感到有信心的是爱德华·奥布赖恩[45]把《我的老头》收进了年度的《最佳短篇小说选》，还把那一集的题词献给了我。想到这里我笑出声来并且又喝了几口酒。这篇小说从未在任何一本杂志上登载过，他这样做是破题儿第一遭。我又笑出声来，使侍者瞟了我一眼。还有更可笑的事哪，因为尽管他对我厚爱有加，但是却把我的名字拼错了。那是我没有丢失的仅存两篇作品中的一篇。此前，哈德莉为了要给我一个惊喜，把我所写的稿子全都放进一只手提箱，要带到洛桑来好让我在山区休假时修改，不料那只箱子在里昂车站被人偷走了。她是把手写原稿、打字稿和复写纸全都塞进几只牛皮封口袋里的。我能拥有这个短篇的唯一的原因是林肯·斯蒂芬斯[46]曾把它寄给某位编辑，而此人又把稿子退还给我。当别的一切都被窃走时它还在邮寄的半路上。另一篇未被丢失的小说题目叫《在密歇根北部》，是斯泰因小姐来我们公寓前写的。我未将之打字是因为她说这一篇“挂不出来”。于是我就胡乱将它塞进一个抽屉了。

因此，在我们离开洛桑南下来到意大利后，我把写赛马的那篇拿去给奥布赖恩看，他是个温和、腼腆、脸色苍白的人，有一双淡蓝色的眼睛和直直的长发，还是自己修剪的，看着挺不顺眼，当时他寄宿在俯临拉帕洛的一家修道院里。那段日子我什么事都不遂心，我以为自己再也写不出什么来了，于是便把这篇小说当作个稀罕物件拿给他看，就仿佛在显示你曾很愚蠢地失而复得的一只船上用的罗盘针盒，或者像是在拎起一只你穿在皮靴里的脚，拿它开玩笑，一本正经地说那是飞机失事后生生给截下来的。等他读完了这篇小说，我看得出他远比我更加受到冲击。[47]我从未见过有人为一件事如此伤心过，除了为死亡或是无法忍受的苦难，仅有的例外是哈德莉告诉我东西丢失的那次。她哭了又哭，就是无法启齿。我告诉她不管出的事情有多么可怕也不至于比天塌下来更糟吧，即使比那还糟，也没啥了不起，不必哭成那样。咱们总会有办法补救的。这时，她终于告诉了我。我确信她绝不可能把复写纸也带上的，于是我花钱请了个人代理我的记者工作。当时我靠这份差事挣的钱不能算少，于是搭乘火车赶回巴黎。事情果真如她所说的那样，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冲进公寓发现果然不假后自己都干了些什么。如今事情已经过去了，钦克教导过我，逝者已矣，多说无益；因此我就告诉奥布赖恩没有必要这么难过的。丢失早期作品没准还是件好事，我还告诉他军队里是怎么向部下灌输士气的。我还会再开始写短篇小说的，我说，我这么说固然是想哄他别这么难过，但我知道我说的确实是真话。

我在利普餐厅接着回忆，在丢失了一切之后我是何时才能动手写第一个短篇的。那是在科蒂纳·丹佩佐[48]，当时我不得不中断滑雪，接受一项赴莱因兰和鲁尔区的采访工作，然后回到那里与哈德莉会合。那是个极简单的短篇，叫《禁捕季节》，我还把老人上吊自杀的真实的结局略去了。这是根据我的新理论删去的，这就是说，你可以删去任何部分，如果你知道你删了，那个部分更能加强故事的感染力，让读者觉出在他们理解之外还有别的东西。

是啊，我想，现在我写成这样了，这样一来人们读不懂了。这是毋庸置疑的。几乎可以肯定不会有人要登它们了。不过人们还是会理解它们的，正如人们总是会理解那些绘画一样。需要的只是时间，还有嘛就是信心。

在你有必要减少食量的时候就必须好好控制自己，这样就不至于有太多的饥饿感了。饥饿是有益的磨炼，你能从中学到不少东西。因此只要别人还没有悟到这个道理，你就走在他们前头了。噢，当然是的，我想，我现在已远远超过他们，因为钱囊羞涩想按饭点吃饭也难了。让他们赶上来一点儿也不是坏事。

我知道我必须写一部长篇小说。但这似乎是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因为我连写出一些可能构成一部长篇的精髓段落都感到极其困难。眼下必须写一些较长的短篇，就像为一次长距离赛跑做准备一样。我以前倒是写过一部长篇——也因放在里昂车站的手提箱里被偷走了——当时我还拥有童年时期的抒情天赋，但那也与青春时期一样稍纵即逝，极不可靠。我明白它的佚失没准倒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也知道我必须要写一部长篇。我可以推迟它直到我欲罢不能的那一刻。不过倘若是因为到饭点两口子必须有点嚼食而非写不可，那我就算是完了。临到我非写不可的时候，那将是我唯一要做的事，此外再无别的选择。让这股压力越来越大，来得更猛烈些吧。与此同时，我将以我最为熟悉的题材写出一个较长的短篇。

此时我已经结完账走出餐馆，我往右拐横穿勒内路，这样就不用走到双叟咖啡馆去喝咖啡了，我沿着波拿巴路朝前走好抄最近的道回家。

我往昔最最熟悉却没有写过与丢失的是什么呢？我真正了解又最为关心的又是什么呢？其实完全没有我选择的余地。唯一能选择的是走哪条路才能尽快回到你工作的地方去。我顺着波拿巴路走到居内迈路，然后拐到阿萨斯路，最后从乡村圣母院路来到丁香园。

我在一个角落里坐下，午后的阳光越过我的肩膀在我的笔记本上乱涂。侍者给我送来一杯奶油咖啡，我等它稍凉喝下半杯，放在桌子一角便写了起来。等我停下笔，我仍然不想离开正在写到的那条河，在那里我能看到水潭里的鳟鱼，潭面上流波涌向圆木桩桥墩，鼓起，又化为平滑的水波。我写的是战后还乡的事，但里面并无一字直接提到战争。

不过到明天早晨，那条河还会在那里，我必须把它写出来，还有那片田野以及一切会发生的事。以后还有的是得工作的一天又一天。其他的事都不去理它。我兜里有从德国寄来的钱，生活不成问题。这笔钱用完还有别的会来的。

我此刻必须做到的一切就是保持身体健康与头脑清醒，让明天早晨到来时可以继续开始写作。

福特·马多克斯·福特与魔鬼的门徒

我们住乡村圣母院路113号锯木厂上方的那套公寓房时，丁香园是离家最近的咖啡馆，那是巴黎最好的咖啡馆之一。冬季时里面很温暖，到了春秋天，坐在门外最惬意不过了，一张张桌子摆放在人行道树荫下，就在内伊元帅的铜像座旁，路边宽大的布篷下散放着些方正坚实的桌子。那里的两位侍者跟我们挺合得来。“圆顶”“穹庐”咖啡馆的常客从不光顾丁香园。这儿没有他们的熟人，进来时也不会有人盯着他们看。在那些日子里，很有一些人爱去蒙帕纳斯和拉斯帕伊这两条林荫大道拐角处的咖啡馆露面，而那些咖啡馆在某种程度上也指望专栏作家的不断提及好连带使店家声名远扬。

丁香园曾是诗人不定期聚会之处，最后的一位诗人首领是保尔·福尔[49]，但我从未念过他的诗。我在那里见到的唯一的诗人就是布莱斯·桑德拉尔[50]，一张因打拳老挨揍变得歪歪扭扭的脸，一只空袖管用别针向上别起，用那只健全的好手卷香烟。他没喝醉时是个挺不错的伙伴，喝高了便会胡说八道，但听着比许多人一本正经讲故事还要精彩许多。不过当时来丁香园的诗人光就他一个，而我在那里拢共只见到过他一回。大多数的顾客都是上了年纪蓄着胡须穿着显得陈旧的衣服的人，来时都挽着自己的夫人或是情妇，有些人翻领上别着荣誉军团的红色细绶带，有些人什么都不别。我们一心以为他们都是科学家或是学者，但他们光要一杯开胃酒，坐的时间却跟别的一些光要一杯奶油咖啡的人一般长，那些人也带着夫人或情妇，穿的衣服更加破旧，佩戴着学院发的棕榈叶形紫色绶带，表示他们不是教授也是讲师，当然，这学院跟法兰西学院便毫不相干了。

有这些人在，这家咖啡馆便成了个惬意的地方，因为他们对彼此都感兴趣，关心所喝的酒、所喝的咖啡味道如何，有没有泡什么药酒，也喜欢翻翻夹在报夹里的报纸与期刊，谁也没有故作姿态。

另外的一些来丁香园的主顾就住在本街区，其中有几位在翻领上别着军功十字章绶带，另几位别着黄绿两色军队勋章，我观察到他们如何灵巧地克服了肢体残缺所带来的不便，见识了他们人造眼球的质量和重塑面容的精湛技艺。在他们大幅重塑的脸上总会泛现出一抹几近灿烂的光泽，宛若一条轧实的滑雪道，对于这些顾客，我们总是比对那些学者教授更为尊重，尽管后者可能也在军队中服务过，可是毕竟不曾失去肢体。

在那些日子里，对于没有参加过战争的任何人，我们一概不加信任，我们也并不完全相信每一个参加过的人，对于桑德拉尔大家都极为反感，因为他对自己失去一只胳膊也未免过于炫耀了。他是午后很早就来丁香园的，我倒为此觉得高兴，因为那些常客此时尚未到场。

那天傍晚，我正坐在丁香园门外的一张桌子旁边，打量着树木与建筑上光线的变化以及外面两条林荫路上缓缓流动的巨大车马群。我身后咖啡馆的门给推开了，有人从右边朝我桌子走来。

“噢，你在这儿哪。”他说。

这是福特·马多克斯·福特，他当时就是这么称呼自己的[51]，他透过一部给烟草熏黄的浓密髭须大口喘气，身子挺得笔直，活像只会走动、穿着讲究、上下倒置的大啤酒桶。

“可以坐在你这儿吗？”他问，说着就坐了下来，那双像是褪色的淡蓝眼睛在没有血色的眼睑和淡淡的眉毛下朝林荫大道望去。

“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力图提倡以人道的方式宰杀这些畜生上了。”

“你跟我说过了。”我说。

“我想我没有。”

“我非常肯定。”

“奇了怪了。我这辈子从没跟任何人说过。”

“你来杯酒吗？”

侍者就站在近旁，于是福特吩咐要一杯黑加仑酒。这侍者瘦高个子，头顶已谢，却把边上几绺抹了重油的头发逆向支援中央，所蓄的厚重上髭还是旧时龙骑兵的款式，他把福特要的酒名复述了一遍。

“不了。还是来一杯兑水的优质白兰地吧。”福特说。

“给先生来一杯兑水优质白兰地。”侍者复述道。

我一向是只要能做到便尽量不正眼看福特，若是在同一间关上门窗的房间里和他挨得近便会屏住呼吸，不过此刻是在露天，人行道上的落叶是从桌子我坐的这边往他那边吹的，我心存愧疚，便朝他正视了片刻，然后才对着林荫道望去。但是光线又起了变化，我错过了没能细看。我呷了一口酒，看看他的到来可曾使酒变味，但味道倒还行。

“你闷闷不乐吧。”他说。

“没有啊。”

“瞎说，你肯定是的。你得多出来走走。我顺便上这儿来，是想邀请你参加我们举办的一个小小的晚会，地点就在拉摩瓦纳红衣主教街一家挺有趣的‘风笛舞厅’，离壕沟外护墙广场很近。”

“你最近这回来巴黎之前，我就在那儿的楼上住过两年。”

“真是怪事。你肯定是这样？”

“当然，”我说，“肯定是的。舞厅的老板有一辆出租汽车，每逢我要赶飞机，他就开车送我上机场，出发前我们总在舞厅的白铁皮吧台边待上片刻，摸黑干上一杯白葡萄酒。”[52]

“我从来都不爱坐飞机，”福特说，“你跟太太就准备星期六晚上来‘风笛舞厅’吧。会玩得很高兴的。我给你画张简图，让你能找到地方。我也是碰巧发现这地方的。”

“不就是拉摩瓦纳红衣主教街74号的底层吗，”我说，“我那会儿住在三楼。”

“没有门牌号码，”福特说，“不过若是你能找到壕沟外护墙广场，便会找到那儿了。”

我又灌了一大口酒。侍者端来了福特要的酒，福特说他弄错了。“我要的不是白兰地和苏打水，”他善意地纠正，但是口气很严峻，“我方才要的是一份黑加仑和苦艾酒。”

“不要紧的，让，”我说，“这白兰地我要了。给先生去拿他此番所要的酒吧。”

“是我方才就要的酒。”福特纠正道。

此时，有个披了件斗篷的很瘦弱的男子在人行道上走过去，他的同伴是个高大的女子，这人朝我们的桌子瞥了一眼，将视线移开，继续沿着林荫大道往前走去。

“你瞧见我故意不理他了吗？”福特说，“你瞧见我不理他了吗？”

“没有。你不理的是谁呀？”

“贝洛克[53]，”福特说，“我让他碰了个钉子！”

“我可没瞧见，”我说，“你干吗这么待他？”

“有世界上每一条充分的理由，”福特说，“瞧我怎么给了他一个冷眼！”

他一下子变得彻头彻尾、完完全全地兴高采烈。我从未见到过贝洛克，也不相信他方才看到了我们。他看来像是个在想什么心事的人，仅仅是无意间朝我们的桌子扫了一眼而已。福特对他这么无礼使我心里极不舒服，作为一个刚开始接受文学教育的年轻人，对于老一辈作家的他，我是心怀敬意的。今天人们对此会感到不好理解，但在当时这却是一种寻常心态。

我寻思，若是贝洛克方才在我们桌前停下，让我有机会认识他，那倒是件愉快的事。因为遇到福特，这个下午全给糟蹋了，我本想贝洛克没准会使局面改观的。

“你喝白兰地干什么？”福特质问我，“难道你不知道年轻作家一喝上白兰地就算是前程全毁了吗？”

“我并不是经常喝的。”我说。我努力去回忆埃兹拉·庞德跟我说过关于福特的话，说我千万别不尊重他，必须记住他只是在极其疲倦的时候才不说实话的，他确实是个优秀作家，刚刚经历过一场非常烦心的家庭纠纷。我竭尽全力去追忆这些吩咐，但是面对福特本人就近在咫尺，一副气喘吁吁、咄咄逼人、让人恶心的架势，实在是难以做到。但我还是尽力去做了。

“告诉我，一个人为什么要故意冷眼对别人呢？”我问他。直到此时为止，我都以为这样的事只会发生在韦达[54]的小说里。韦达的小说我是连一本都看不下去的，即使是在瑞士滑雪胜地，当潮湿的南风刮起，该处可读的书一本都没有，除了一些没人要的战前留下的陶赫尼茨版的平装书[55]。但我凭第六感觉认定，她写的小说里，人们都是你不理我，我不睬你的。

“一个绅士，”福特解释说，“对一个无赖，就永远会不理不睬。”我赶紧喝下一口白兰地。

“他会不理睬一个粗鲁的人吗？”我问。

“绅士根本就不可能认识一个粗鲁的人。”

“那么你只能不理睬跟你身份相当的熟人了？”我追问道。

“那是自然。”

“一个绅士怎么会与一个无赖有交情的呢？”

“可能是不清楚底细，或是这家伙后来才变成无赖的。”

“什么样的人才算是无赖？”我问，“是不是非得把他揍扁的那种人？”

“倒不一定。”福特说。

“埃兹拉算是绅士吗？”我问。

“当然不是，”福特说，“他是个美国人。”

“美国人就当不成绅士了吗？”

“没准约翰·奎因[56]能，”福特解释道，“还有你们大使中的某几个。”

“你是说麦伦·T.赫里克[57]？”

“差不多吧。”

“亨利·詹姆斯[58]是绅士吗？”

“非常接近了。”

“你是绅士吗？”

“那是自然。我是领到过英王陛下的委任状[59]的。”

“还真复杂，”我说，“我能算是绅士吗？”

“绝对不行。”福特说。

“那你为什么还跟我一起喝酒？”

“我跟你喝酒是因为你是个有前途的青年作家。实际上是把你视为一个同行。”

“多蒙关照。”我说。

“在意大利，你没准也能算得上是个绅士。”福特宽宏大度地说。

“那我不能算是无赖了？”

“当然不是了，亲爱的小家伙。谁这么说过了？”

“我很有可能是的，”我怏怏地说，“喝白兰地，还有各种各样的毛病。特罗洛普[60]笔下的哈里·霍特斯珀勋爵就是这样走向堕落的。告诉我，特罗洛普能算是绅士吗？”

“当然不是。”

“你真的是这个意思？”

“可能会有不同看法。但在我，只有一种。”

“菲尔丁[61]呢？他可当个法官。”

“从技术上说，也许算是吧。”

“马洛[62]呢？”

“当然不是。”

“约翰·多恩[63]如何？”

“他当过牧师。”

“真有意思。”我说。

“很高兴你能感兴趣，”福特说，“走之前我再陪你喝一杯兑水白兰地吧。”

福特离开后天已黑了，我走到报亭去买了一份《巴黎运动汇总》，这是午后赛马报的最后特刊，登有奥特伊马场的比赛结果和昂吉安马场次日的赛程。让的班已由爱弥尔接过了，这爱弥尔凑到桌子跟前来看奥特伊比赛的最后结果。我的一个不常来丁香园的好友恰好来到桌前，便一块儿坐下，就在此时，正当朋友吩咐爱弥尔给他去端饮料的时候，那个披斗篷的瘦削男士又带着那又高又大的女子在我们面前的人行道上走过去了。他的眼光朝桌子扫了一下又转了开去。

“那可是希拉斯·贝洛克，”我告诉我的朋友，“福特今天下午就在这儿，给了他一个不理不睬。”

“别冒傻气了，”我的朋友说，“那可是阿莱斯特·克劳利，是位魔法师。[64]人称世上顶级恶棍。”

“对不起了。”我说。

一个新学派的诞生

一个蓝黑色封面的笔记本、两支铅笔、一个卷笔刀（随身带把的小折刀就有点多余了），周遭一些大理石面的桌子、清晨的气息、扫地和拖地，还有运气，这就是你所需要的一切了。为了祈求好运，你在右边衣兜里放上一颗七叶树坚果和兔子的一条小腿[65]。腿上的毛早就给蹭净，骨头与肌腱也磨得锃光瓦亮的。爪子钩住了你口袋布里子的线，于是你便知道运气仍然与你同在。

有些天，工作进行得那么顺利，你可以把整片乡野都表现出来，使你能走进去，穿过高大的树木来到林中空地，登上高坡，眺望湖湾后面的一脉小山。铅笔芯没准会折断在卷笔刀圆锥形尖口上，你得用削铅笔的小刀片将断头挑出来，用锋利的刀刃细心地将笔芯削尖，这以后你又可以将胳膊伸进背包为汗水盐渍的皮带，重新把背包背起，再将另外那只胳膊穿过去，感觉出落在背上的分量，你便开始向湖边走去，觉出你的鹿皮底鞋所踩着的松针。[66]

此时你听到有人在说话：“嗨，海姆。你想干什么？怎么在咖啡馆里写作？”

你的好运就此与你告别，你把笔记本合上。这就是你能遇上的最最倒霉的事了。如果你能压住脾气，也许还会稍好一些，可是当时我正在火头上，于是便脱口而出：“你这狗娘养的，你不好好地待在自己狗窝里干做惯了的肮脏营生，窜到这儿来捣什么乱？”

“别以为自己想装作怪人就能随便糟践人。”

“闭上你那张大兵臭嘴，从这儿滚开去。”

“此处是公众咖啡馆，我跟你一样有权上这儿来。”

“你干吗不上你该去的‘小茅房’咖啡馆？”

“哦，我的天哪。别这么招人讨厌好不好。”

此时我本可以站起来就走，心想这不过是一次意外相遇，这不速之客只是碰巧来到原无骚扰之意。别处还有可以工作的好咖啡馆，但都得走挺远的路，再说这是离我家最近的咖啡馆。从丁香园给赶出去太吃亏了。我不是得挺住便是得走人。也许走开更为明智，可是怒气忽地涌了上来，于是我说：“听着。像你这样的狗杂种有的是可去之处。干吗非要来这儿熏臭一家正正经经的咖啡馆？”

“我只不过是进来喝一杯罢了，这还有错？”

“在家里喝，有人伺候，喝完还可以把玻璃杯摔得粉碎嘛。”

“家在哪儿呢？听起来倒像是个怪可爱的地方。”

他就坐在邻桌，是个又高又胖、戴着眼镜的年轻人。他要了一杯啤酒，我想我不再理他，看看能不能继续写下去。于是我便由他去，自己写下了两个句子。

“我也就是跟你说了两句话嘛。”

我没有停笔，又写了一个句子。真写顺手了，进入了境界，也就不容易停下来了。

“想必你自以为很了不起，谁想跟你说句话都不行了。”

我又写了一个句子，以使整个段落告一结束，然后把这一段从头读了一遍。看来还行，于是我写了下一段的第一句。

“你从来都不考虑别的任何人，没想到他们也会遇到麻烦。”

我一辈子都在不断地听别人诉苦抱怨。我发现我居然能继续写下去，这声音并不比别的吵声更烦人，肯定比埃兹拉学吹巴松管要好受一些。

“比方说，你想当一个作家，整个身心都充满了这样的想法，可就是写不出来，那该怎么办？”

我继续写，现在，除了具备别的条件，我也开始交好运，正在势头上了。

“比方说，文思忽然来了，波涛汹涌，但紧接着忽然又离开了你，变得没了动静。你说该怎么办？”

总比空洞无物却噪声大作强吧，我想，又继续往下写。此刻他是在大喊大叫了，那些噪声，就像锯木厂里锯一块厚木板遇到障碍时所发出的令人齿冷的尖音，倒颇能给人慰藉的。

“我们去了回希腊。”过了一会儿我又听到他说了这么一句。有段时间，我已经把他的声音权当噪声了。我这时写得已有些超前，大可搁笔留待明天了。

“你是说你写到了它，还是说去过那儿了？”

“别那么粗俗，”他说，“你不想听我说接下来的情况吗？”

“不了。”我说。我合上笔记本，塞进口袋。

“你不关心结果如何吗？”

“不关心。”

“你难道不关心有关生死和一个同胞的苦难吗？”

“关于你的，不想。”

“你也太无人性了。”

“不错。”

“我还蛮以为你会帮我一把的呢，海姆。”

“我倒很乐于给你开上一枪。”

“你会吗？”

“不会。有条法律规定不许这样做。”

“为你干任何事我都愿意。”

“你真的愿意？”

“我当然愿意。”

“那就离开这家咖啡馆，从这儿滚开。就打这件事做起。”

我站起身，侍者跑过来，我付了账。

“我能跟你一块儿走到锯木厂吗，海姆？”

“不行。”

“好，那就以后再见吧。”

“别在这儿。”

“完全没有问题，”他说，“我答应你。”

“你正在写什么？”我一不小心，问了一句。

“我在尽自己最大努力在写，就跟你一样。可是实在太难了。”

“如果写不出，那就别写，干吗非得这样抱怨？回美国去。找份工作。上吊也行。只是别再谈写作了。你永远也写不成的。”

“你干吗这么说？”

“你就没听到过自己是怎么说话的吗？”

“我此刻说的是写作的事。”

“那就闭嘴吧。”

“你就是冷酷，”他说，“大伙儿一直说你冷酷无情，没有心肝，而且自命不凡。我总是替你辩护。可是以后再也不会了。”

“很好。”

“大家都同样是人，你怎能这么冷酷呢？”

“我不知道，”我说，“得，你要是搞不成创作，何不学学写批评呢？”

“你认为我应该这么做？”

“应该是不错的，”我告诉他，“这样你就一直有东西可写了。你就不用为脑子空空而发愁了，也不会在文坛寂然无声、默默无闻了。有人会读也会重视你的文章的。”

“你看我能当个好批评家吗？”

“多么好我不敢说。不过你能当成的。总有一些人愿意帮衬你，你也能帮衬你的铁哥们儿了。”

“你说‘我的铁哥们儿’，指的是谁？”

“常跟你一块儿混的那些人。”

“哦，他们。他们有自己的批评家。”

“你不必只批评书籍，”我说，“还有绘画、戏剧、芭蕾、电影——”

“给你这么一说，倒真挺吸引人的哪，海姆。太谢谢你了。真让人激动。这也是创造性劳动嘛。”

“说创造也许过了头。毕竟上帝创造世界只用了六天，到第七天便休息了。”

“当然，没有任何因素能阻止我也参加创造性写作。”

“是没有。除非你为自己的批评文字立下一个高不可攀的标准。”

“标准绝对低不了。你就等着瞧吧。”

“我相信会是这样的。”

他已经俨然是一位批评家了，因此我问他要不要来一杯酒，他接受了。

“海姆，”他说，我知道他此刻已经是批评家了，因为批评家一开口，总将你的名字放在句首而不是句尾，“我不得不告诉你，我发现你的作品稍稍有点秃。”

“太糟糕了。”我说。

“海姆啊它太干枯，太单薄了。”

“太倒霉了。”

“海姆啊，太秃，太干枯，太单薄，太肌腱外露了。”

我内疚地抚摸着衣兜里的兔子小腿：“我会努力把它改得丰满一些的。”

“听着，我并不想让它变得过于臃肿。”

“哈尔，”我也开始学起了批评家的腔调，“只要做得到，我会尽量避免这样的。”

“很高兴我们能够所见略同。”他很有英雄气概地说。

“你会记住我工作时不上这儿来吧？”

“这是自然，海姆。当然啦，从此刻起，我会有一家自己的咖啡馆的。”

“你太好了。”

“我争取吧。”他说。

如果这年轻人果真成为了一位著名的批评家，那这事就是非常有趣和极富启示性了，可惜结果并非如此，尽管有段时间我曾怀过很高的期望。

我并不以为他第二天还会再来，但是我不想冒险，因此决定给丁香园放一天假。所以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忙上了，先把奶嘴和奶瓶在沸水里消了毒，按定量配好奶粉，灌入奶瓶，递给邦比[67]先生，然后便在餐桌上写了起来，趁醒着的只有小猫F.噗斯跟我两个。他们俩都很安静，是好伙伴，我工作效率比任何时候都要高。在那样的日子里你其实并不需要任何东西，包括那只兔子小腿，但是倘能在口袋里摸到它，那当然也好。

与帕散[68]在圆顶咖啡馆

那是个美好的黄昏，我辛勤工作一整天之后，从锯木厂楼上的居所下来，穿过堆有木料的院子，带上院门，穿过街道，走进充满了从烤炉冒出的优质面包香味的店堂，这家面包房店面对着蒙帕纳斯林荫道，我穿过店堂，来到马路上。面包店已亮起灯光，外面却是一天已将告尽的景象，我在初起的暮色中沿着大街往前走，在“图卢兹黑人餐厅”平台外面停了下来，在那里，餐厅架上的圆木环里已穿入供顾客用的红白方格布餐巾，等着我们去用餐。我读了紫色油墨印就的菜单，见到当天推荐的特色菜是什锦菜炖肉。光看到这菜名就让我觉得饥肠辘辘了。

餐厅老板拉维涅先生问我工作进行得怎么样了，我答道还挺顺利的。他说他见到过我一清早就在丁香园平台上写作，因为我那么专心所以没跟我说话。

“当时你那架势就跟孤身一人独处在热带莽林中似的。”

“我写作时活像一头瞎了眼的猪。”

“不是在莽林里吗，先生？”

“是在灌木丛中。”

我继续沿着街往前走去，欣赏着一个个橱窗，这春夜与迎面而来的人群使我心情舒畅。我看到三大咖啡馆里有些我面熟的人，也有些我知道能谈得来的人。但那儿总还有些我不认识的外表更出众的人，他们在这华灯初上之际总是匆匆聚到某处去喝上几杯，一起用餐，然后就是拥在一起做爱了。上三家大咖啡馆去泡的人兴许会这样做，也可能仅仅是坐着喝喝咖啡，聊聊天，喜欢在人多的地方露露面。有些我心仪但并未说过话的人也去大咖啡馆，因为可以淹没在人群里，没有人会注意他们，他们可以独处，也可以与三两知己共处。大咖啡馆当时收费并不高，供应的啤酒质量上乘，开胃酒收费合理，明码标价，在跟酒一起端上来的杯垫上就能见到。

这天傍晚，我脑子里思量的是这些有益于健康却了无新意的念头，感觉到自己真能算是洁身自好了，因为我活儿进行得挺凑手，辛辛苦苦地干了整整一天，而这一天我原本是想用来去郊外观看赛马的。可是当时我凑不出这笔钱，倘能拿它做赌本是稳能多少赚到几个的。当时还未开始采用化验唾液等方法来检测是否人为施加了兴奋剂，因此让马匹服药的做法屡见不鲜。不过，作为一个得供养娇妻幼儿的年轻人，又需投入全部精力在写作上使自己这方面有所进展，将心血耗费在赌马上是绝对不可取的。你必须得权衡服用过兴奋剂的马匹的有利或不利之处，得在赛场上搜寻马匹服用的痕迹，得靠自己几近幻觉的超感觉来决定采取何种对策，然后把绝对输不起的那点钱孤注一掷，这样做是绝对要不得的。

用任何标准衡量，我们仍然只能算是非常贫穷，我仍然得耍弄这一类的小花招省下几个钱，如对家里说有人请我在外面吃午饭，然后便去卢森堡公园散步，打发掉两个小时，然后回家给妻子描述一番都吃到了什么什么好东西。在你正当二十五岁，天生一副重量级拳击手的身坯，少吃一顿饭会感觉非常之饥饿的。不过也能使你所有的感官变得分外敏锐，我发现我当时笔下的许多人物都有着超乎寻常的强烈食欲，对食物有上好的品鉴力与需求，而且大多数还特别期盼能干上一杯。

在图卢兹黑人餐厅我们喝上好的卡奥尔干红葡萄酒，要上四分之一、一半或是一整个长颈大肚瓶，通常兑上三分之一的水。在锯木厂楼上的家里，我们珍藏有一瓶科西嘉葡萄酒，品牌响当当，价钱却不贵。是地道的科西嘉酒，就算你兑上一半水还是能品出真品的韵味。在当时的巴黎，你几乎不用花几个钱便能过上蛮不错的日子，偶尔饿上几顿饭，时髦衣服一件都不买，你还能攒钱买点奢侈品呢。

此刻我一扭头离开菁英咖啡馆往回走，因为我瞥见里面有哈罗德·斯特恩[69]的身影，我知道他必定想跟我大谈马经，而我恰好刚刚改变了思路，决心把这些马儿合乎身份、心情轻松地视之为得与之划清界限的动物。在黄昏中我怀着洁身自好的心情离开了蚁聚在穹庐咖啡馆的囚徒，一边在心里嘲笑他们的恶习与麇集的本能，越过林荫大道来到圆顶咖啡馆。这里倒也是人头攒动，但有些人是干完正经活儿才来的。

这儿有干完了活儿的模特儿，也有画到光线太暗无法看清的画家，也有好歹写出了一天规定字数的作家，有酒鬼，也有些特立独行的怪人，其中有些我认识，有些不过是些装装样子的空头写家而已。

我走过去，在帕散和两位姐妹模特儿占着的桌子边上坐下。我方才站在戴兰布雷路人行道上时，也曾犹豫过要不要停下来喝杯酒。帕散是位非常出色的画家，此时已有些醉了，但那是故意寻醉，头脑还是清醒的。两位模特儿都年轻漂亮。一位肤色深度黝黑，身材娇小，体型很美，却有意想装出一副弱不禁风的放浪神情。另一位简直还是个小姑娘，有点呆滞，但是极其漂亮，是豆蔻年华转瞬即逝的那种少女的娇艳。她不像姐姐那样身材丰满，但是那年春天任谁都不会是营养过剩的。

“姐妹俩一好一坏，”帕散说，“我这儿有钱。你想喝什么？”

“半升黄啤。”我对侍者说。

“来杯威士忌吧。钱我有。”

“我想喝啤酒。”

“你真的想喝啤酒，不如去利普咖啡馆呢。我寻思你方才是在写东西吧。”

“是的。”

“写得还顺利？”

“但愿如此吧。”

“那敢情好。我很高兴。各个方面仍然都挺滋润的？”

“是的。”

“你多大啦？”

“二十五了。”

“想不想跟她玩儿上一回？”他朝黑皮肤的姐姐瞥去，坏笑着，“她没个够。”

“你今儿个准是跟她玩儿够了吧。”

她绽开双唇对着我微笑。“他下流得很，”她说，“不过人品倒还可以。”

“你可以带着她去我的画室。”

“别跟猪似的吃个没够。”皮肤白皙的妹妹说。

“谁跟你说话了？”帕散问她。

“没有人。可我就是说了。”

“咱们放松一些不好吗，”帕散说，“一位一本正经的年轻作家和一位善良聪明的老画家，还有两位风华正茂的美丽年轻姑娘。”

我们坐在那里，姑娘们啜吸着她们的饮料，帕散又喝下去一杯兑水白兰地，我喝我的啤酒；但是除了帕散，谁也没觉得放松。皮肤黑的姑娘安静不下来，她侧过身子显示她的身段，让光线洒在她凹凸有致的面庞上，使她紧身衣包裹下的乳房显得分外丰满。她的头发铰得短短的，又黑又亮，像个东方女子。

“你摆姿势都摆了一整天了，”帕散对她说，“还非得在咖啡馆里给那种紧身衣做广告吗？”

“我高兴。”她说。

“你看上去像是只爪哇洋娃娃。”他说。

“眼睛不像，”她说，“表情比那复杂多了。”

“你看上去像是只可怜的变态玩偶。”

“也许吧，”她说，“可我是活生生的。这就比你强。”

“那就走着瞧吧。”

“那好，”她说，“我就爱看证据。”

“你今天没看到证据吗？”

“哦，那个呀，”她边说边把脸再转过去一些，让黄昏最后的余晖映在那上面。“你光就对自己的作品兴奋激动。他爱的是他的画布，”她对我说，“那上面总有些脏兮兮的意思。”

“你要我画你，付钱给你，玩儿你，好让我头脑保持清醒，而且还要爱上你，”帕散说，“你这可怜的小洋娃娃。”

“你喜欢我吧，对吗，先生？”她问我。

“非常喜欢。”

“但你块头太大了。”她怏怏地说。

“上了床任谁尺码都是一样的。”

“这话不对，”她的妹妹说，“这样的话我都听腻了。”

“嗳，”帕散说，“要是你认为我爱上了油画布，那我明天用水彩画你好了。”

“咱们什么时候吃饭？”那位妹妹问，“上哪儿去吃？”

“你跟我们一块儿吃吗？”那位黑皮肤的问道。

“不了。我回去跟我lé gitime[70]一起吃。”这是当时通行的说法。如今他们都说“我ré gulière”[71]了。

“你非去不可吗？”

“非去不可而且是愿意去。”

“那就去吧，”帕散说，“可别跟打字纸陷入情网啊。”

“要是那样，我会改用铅笔的。”

“明儿画水彩，”他说，“好吧，我的孩子们，我再喝上一杯，然后就去你们想去的地方吃饭。”

“我要去维金餐厅。”黑皮肤的姑娘说。

“我也是。”那妹妹也怂恿道。

“那好吧，”帕散同意了，“晚安，年轻人。祝你能睡个好觉。”

“祝你也能这样。”

“她们老不让我睡觉，”他说，“我从来都不能好好睡上一觉。”

“今天晚上好好睡。”

“在维金餐厅饱餐一顿之后吗？”他把帽子往后脑勺一推，不以为然地嘻嘻一笑。他这模样更像是90年代百老汇的一个滑稽戏演员，而不像平素以及自缢身死时那样的一位讨人喜欢的画家，我回忆他时，总喜欢想到那个傍晚在圆顶咖啡馆时他的形象。大家都说，人一生的所作所为，其种子早就植根在自己的心中，可是我始终认为，对于那些玩世不恭的人来说，他们的种子上却覆盖着更加优质的土壤和更富营养的肥料。

埃兹拉·庞德[72]与他的BEL ESPRIT[73]

埃兹拉·庞德一直是个讲交情、乐于助人的人。他与妻子多萝西住在乡村圣母院路的工作室里，那儿的简陋寒酸，与葛特鲁德·斯泰因工作室的富裕讲究，正可形成鲜明的对比。但那里光线极好，生了只火炉取暖，还藏有不少日本艺术家的画，画家都是埃兹拉认识的。他们在自己国家里都是贵胄，头发留得长长的。那头乌黑发亮的长发在深鞠躬时便朝前披了下来，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可我并不喜欢他们的绘画。我看不懂它们，其实其中也并无什么深奥的含义，等我弄明白之后，又觉得根本就是毫无意义。我感到十分遗憾，却又爱莫能助。

多萝西的画我非常喜欢，我觉得多萝西人长得漂亮，身材也好。我也极其欣赏戈蒂埃—布尔泽斯卡[74]所塑的埃兹拉头像，也喜欢埃兹拉拿给我看的亲自为这位雕塑家所写的书里刊登的所有作品的照片。埃兹拉也很喜欢皮卡比阿[75]的画，可我觉得那毫无价值。我也不喜欢温德姆·刘易斯[76]的那幅画，埃兹拉却非常喜欢。他喜欢他那些朋友的作品，对朋友忠诚自然是一种美德，但是以此作为准则来评判艺术水平就未免太危险了。我们从不为这些事情争执，因为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事我总是闭口不言的。如果一个人喜欢他朋友的绘画或是作品，我想那就跟他爱自己的家人一样，你去批评他们是不礼貌的。有时候，即使你决心要批评家人，自己的家人或是配偶的家人，你也得忍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对付蹩脚的画家就容易得多了，因为他们不会像家里人那样能做出可怕的事和构成私人关系上的伤害。即使你能做到不看家里人，不听他们说话，不回信，家里人还是有许多办法能对你造成损害的。与我相比，埃兹拉对人更为和善，也更具基督教精神。他自己的作品，在路子对头的时候，是那么的完美，犯错误时也是那么的真诚，对自己的谬误是那么的执着，对人又是那么的和善，以至我一直都认为他是位圣徒般的人物。而且他也是性情暴躁，没准许多圣徒都是这样的吧。

埃兹拉要我教他拳击，也就是有天下午我们在他的工作室轻轻练着打的时候我初次见到了温德姆·刘易斯。埃兹拉刚学拳击没多久，让他在任何一位熟人面前练拳都会感到挺尴尬的，我便试着让他尽可能显得像样一些。可是并不容易做到，因为如何防守他是懂得的，我仍然在设法教他用左手出击，这就必须永远先把左脚往前伸，接着再让右脚跟上，与之平行。这仅仅是基本步法。我一直没能教会他打左钩拳，要教他把右臂缩得更往回一些也只得留待以后再说了。

温德姆·刘易斯戴了一顶宽边黑帽，俨然是本地区的一位名士，那身打扮简直像是从《波希米亚人》[77]舞台上走下来的一个角色。他那张脸让我想起一只青蛙，不是牛蛙而仅仅是一般的随便哪只青蛙，对他来说，巴黎这口池塘也未免太大些了吧。当时，我们认为，作家、艺术家有什么衣服尽可以随便穿，对艺术家穿衣并无官方的统一要求；可是刘易斯穿的却是战前艺术家通常穿的制服。看到他总让人觉得不自在，而逢到我躲开了埃兹拉的左手出击或是用只松松散开的右拳套挡开了它们时，他总以不敢恭维的目光斜睇我的动作。

我想停下不练了，可是温德姆坚持要我们打下去，于是我明白，尽管他对我们在干的事完全不懂，却希望看到埃兹拉被我打得很惨。但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我一次也没有反击，仅仅是让埃兹拉朝我进攻，伸直左臂围着我转，偶尔抡出几下右拳，这时我说咱们就练到这儿吧，便用一罐水冲了冲身子，用毛巾擦干，穿上我的圆领汗衫。

我们喝了点东西，我听埃兹拉跟刘易斯谈到在伦敦和巴黎的一些人的事儿。我细细观察着刘易斯，却不显出是在盯着他，就跟你打拳中瞄看对手时那样，我认为自己从来都未曾见到过一个模样更让人感到恶心的人了。有些人显示自己如何凶狠，就如同赛马场上的一匹良马在显示自己的高贵血统。就像长了硬下库[78]却还扬扬自得。刘易斯不是在显示凶狠；他就是让人恶心。

在往家走的途中，我竭力寻思他让我联想起了什么，能联想起的东西可不少。全都是医药方面的，除了“抠脚丫泥”，那是个土语。我试图将他的脸区分成一个个部分，加以描述，可是办不到，除了那双眼睛。我初次见到它们时是在那顶黑帽子的下面，那是一双强奸未遂者的眼睛。

“今天我遇到一个平生从未见过的那么让人恶心的人。”我告诉我的妻子。

“塔迪，别跟我说他的事，”她说，“请千万别说他。咱们马上要开饭了。”

大约一星期后，我碰到斯泰因小姐，告诉她我见到了温德姆·刘易斯，我问她是否遇见过此人。

“我管这人叫‘尺蠖’，”她说，“他从伦敦来，见到一幅好画便会从兜里掏出一支铅笔，于是你就会见到他如何用大拇指捏着铅笔测量那张画。一边细细察看，一边测过来测过去，研究那画究竟是怎么画成的。等他回到伦敦便依样画葫芦，可是结果总是不行。他根本描摹不出原作的精神气质。”

于是，他在我心中也就成为一条“尺蠖”。这绰号比我自己能为他起的要宽厚得多，富于基督教精神得多。后来，我也曾尽量试着去喜欢他，去跟他做朋友，就像对埃兹拉几乎所有的朋友那样，在他向我说清了他们为人的特点之后，我都是这样做的。不过上面所说乃是我在埃兹拉工作室初次见到他时所留下的印象。

埃兹拉是我所认识的最最慷慨的作家，也是最最不从一己私利出发的一位。他帮助他信任的诗人、画家、雕塑家和小说散文作家，他也会帮助陷入困难的任何人，不管自己信任或是不信任此人。他为每一个人操心，在我最初认识他的时候他最最操心的就是托·斯·艾略特了，埃兹拉告诉我，艾略特不得不在伦敦的一家银行里工作，只能尽量挤出时间在不适宜的钟点里充当诗人。

埃兹拉和纳塔莉·巴尼小姐[79]一起创办了一个叫“才智之士”的组织，后面这位是个富裕的美国女子，也是艺术事业的赞助者。巴尼小姐曾是比我大一辈的雷米·德·古尔蒙[80]的朋友，定期在宅子里举办沙龙，自家花园里盖有一座小型的希腊神殿。当时很有一些钱花不完的美国、法国女士会在家里开设沙龙，我很早就认识到，这些场所当然极好，但对我来说还是躲远一些为妙，不过我相信，在自家花园里能盖得起一座小希腊神殿的也只有巴尼小姐一人了。

埃兹拉给我看了介绍“才智之士”简况的小册子，巴尼小姐还允许他把希腊小神庙的图片印在小册子上。“才智之士”的打算是：每个人不论收入多少，都捐献出一部分来，集成一笔钱，好让艾略特先生摆脱银行琐务，可以有生活费专心写诗。这个主意在我看来似乎不错，等我们把艾略特先生从银行里解脱出来后，埃兹拉认为便可以乘势往下进行，逐一把每个人的事情都安顿妥当。

我总是把艾略特称作艾略特少校，存心想把艾略特与经济学家梅杰·道格拉斯[81]混为一谈，对这位经济学家的主张埃兹拉是非常服赝的。事情被我搞得有点乱。不过埃兹拉明白我的心术并无不正之处，我是满溢“才智之士”精神的，虽然埃兹拉会感到烦恼，因为当我向朋友们乞求资助，好把梅杰·艾略特从银行里解救出来时，总会有人提出异议，说少校当得好好的何必还上银行去混饭呢，即使军方把他给“开”了，那不是总还能拿到养老金，至不济还会乞得几个退伍费吧？

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会向我的朋友们解释实际上满不是这么一回事。要就是你有“才智”，要就是你压根儿没有。如果你有“才智”，就会捐钱好把梅杰从银行里救出来。如果没有，那就太糟糕了。哥儿几个懂不懂希腊小神殿的重要意义？不懂吗？果然不出本人所料。你没治了，麦克。把钱收好了。白给我们也不会要的。

作为“才智之士”的一个成员，我不知疲倦地为组织四处奔走，那些日子里，我最甜美的梦想就是见到少校成为自由人，跨着大步从银行里走出来。我记不清“才智之士”是何时终于自行消亡的，但似乎与《荒原》的出版有关，此诗使少校获得了《日晷》杂志的诗歌奖，稍后不久，又有一位有贵族头衔的夫人资助艾略特创办一份叫《标准》的刊物，于是埃兹拉和我便再也无须为他操心了。我相信那座希腊小神殿仍然是屹立在花园里的吧。我们未能单凭“才智之士”的力量把少校从银行里解救出来，这对我来说始终是个遗憾，因为我在梦中，总似乎看到他已住进那座希腊小神殿，没准我还可以跟着埃兹拉路过时拐进去与他聊天，为他戴上桂冠的呢。我知道何处有上好的月桂树，我可以骑上我那辆自行车去摘取的，我认为但凡他感到寂寞，或是埃兹拉又读毕另一部像《荒原》那样的重要作品的原稿或校样时，我们都可以去为他戴上桂冠的。像许多别的事情一样，这件事在道义层面上让我弄得很糟，因为我原先单列用于把少校从银行解救出来的那笔款子，却被我取出带到昂吉安赛马场，去押在灌了兴奋剂参加越障比赛的那些马匹身上了。在两次比赛中，我支持的那些服了药的马跑赢了那些未服或是服的剂量不够的马，只有一次，我们的宠儿服药过量，以致起跑前它就甩下骑师冲了出去，跑完整整一圈，独自优美地跳过障碍，就跟你在梦中才能做到的那样。等到被抓住，骑师重又登上马背，它再次开始比赛，并且“尊严地跑完了全程”，如法国赛马术语里所说的那样，可是却一个子儿也没帮我们捞到。

倘若这笔赌注悉数归入已不复存在的“才智之士”集团，我当然会感到快活一些。但我又这么安慰自己：如果赌本翻了好几番，那我能捐出的钱岂不会比原本打算捐的多得多吗？

一个格外诡异的结局

我与葛特鲁德·斯泰因最后分手的方式是颇为诡异的。我们曾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我帮她干过不少实事，例如让福特同意在刊物上开始连载她那本大部头作品，帮她将手稿打成打字稿，替她看校样，我们逐渐成为比较要好的朋友，超过了我原本预料的程度。男人跟名女人交朋友不会有太好的前景，虽然开头那一段，在友谊变得更深或是逐渐恶化之前，也许会相当愉快，但与真正雄心勃勃的女作家为友，一般来说前途总是更为幽暗。有段时间，我借口不清楚斯泰因小姐是否在家，经过花园路27号时没有进去，她说话了：“可是海明威，这地方你是有权自由进出的呀。难道你不知道吗？我说话是当真的。任何时候都尽管来好了，女仆。”她说了那女仆的名字可是我记不得了——“会照料你的，你随便歇着等我回来好了。”

我可没有滥用这个自由，但有时也会顺道进去看看，那女佣会给我斟上一杯酒，我便看看墙上的画，如果斯泰因小姐仍然没有露面，我便会向女仆道声谢，留下口信离去。有一天斯泰因小姐让我上午到她家去与她告别，因为她打算要与一个伴侣开她自己的车去南方。她让我们夫妇去做客，哈德莉和我当时是住在一家旅馆里，我们已有计划想去别的地方。自然，这样的事我们不会跟她说的，不过你总能表示你是极想去的可是实在抽不出空。我已稍稍学到一些表示婉拒的办法。在外面混不这样做也真的不行。很久以后，毕加索告诉我，逢到阔人邀请他去做客他总是答应要去的，因为这样做人家才会高兴，但是总会遇到些什么事，结果呢，他便走不成了。不过此事与斯泰因小姐全然无关，毕加索指的是别的一些人。

那是个明媚的春日，我从天文台广场穿进小小的卢森堡公园。七叶树正繁花盛开，众多的孩子在鹅卵石铺的小径上玩耍，那些保姆则坐在一边的长凳上，我看到树上有几只斑鸠，也听到别的鸟的啼鸣却见不到那些身影。

不等我按响门铃女仆就把门打开了，她让我进去稍待片刻，因为斯泰因小姐随时都会下楼的。时间还不到中午，但是女仆却给我倒了一杯白兰地，递到我手里还快活地挤了挤眼。这无色的烈酒在我舌尖上留下极佳的感觉，酒还未及咽下我就听到斯泰因小姐对另一个人说话的声音，那口气是我未曾听到人用过的，从来未曾，不管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

此时我听到斯泰因小姐恳求与央告的声音，她说：“别呀，小猫咪。别呀，请别这么做呀。让我干什么都行，小猫咪，但是请别这样做。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呀，小猫咪嗳。”

我一口吞下酒，把杯子放在桌子上，朝门口走去。女仆朝我摇摇手指，悄声说：“别走。她马上就要下来了。”

“我必须走了。”我说，希望快快走开免得再听到那些声音，想不听的唯一办法就是走开。听到几句已经够了，再听到回答就更加无法忍受了。

在院子里，我对女仆说：“请你转告，我进院子见到了你。我等不及了，因为有位朋友病了。代我祝她bon voyage[82]。我会给她来信的。”

“C'est entendu[83]，先生。真可惜您没法等了。”

“是啊，”我说，“太可惜了。”

我就是以如此方式了结掉一件事的，做得够拙劣的，虽然我仍然为她办一些小事，该露面时也去一下，带领她提出要见的人上她家去，逢到新阶段来临会有新朋友造访时，我便等着和绝大多数男性朋友一起被打发走。见到收进的一些毫无价值的新画作与那些优秀作品挂在一起，不免让人伤心，但这已经无关紧要了，至少是与我再也不相干了。她与几乎所有喜欢过她的人全吵翻了，胡安·格里斯[84]是唯一的例外，她无法做到，因为胡安已经死了。我不能肯定他会在乎这样的事，因为他已经超越了这个阶段，从他的绘画里便可以看出来。

最后，就连跟新结识的朋友她也要争吵了，不过我们当中已经无人再关心这样的事了。她模样越来越变得俨然是古罗马的哪位皇帝，倘若你甘心让你的女人像古罗马皇帝，那当然也很好。但是毕加索给她画过像，我还记得她像极了来自弗留利地区某位大娘的那个模样。

到最后，我们大家，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和她恢复了往来，免得显得关系太僵或是自以为清高。我也这样做了。但是我再也无法与别人成为真正的朋友了，不论是在心里还是在脑子里。到了你无法再在脑子里与别人成为至交时，那是最糟糕不过的了。不过，世上的事要比这事复杂得多。

一个面有死亡征兆的人

我在埃兹拉工作室里遇到诗人欧内斯特·沃尔什[85]的那个下午，他身边带着两位穿貂皮长大衣的姑娘，门外街上停着一辆从克拉里奇饭店租来的汽车，长长的车身锃亮，里面的司机制服笔挺。姑娘全都金发碧眼，是和沃尔什同船渡海过来的。轮船前一天刚到，他就带着她们来拜访埃兹拉了。

欧内斯特·沃尔什肤色黧黑，表情诚挚，一副诗人风度，无懈可击的爱尔兰人气质，却明显地面带死灰色，就跟电影里那种注定要死的角色一样。他在跟埃兹拉谈话，于是我便和姑娘们聊，她们问我可曾念过沃尔什先生的诗。我说未曾看过，于是一位姑娘取出一本绿封皮的哈里特·门罗[86]主编的《诗刊》，把上面刊载的沃尔什的几首诗显示给我看。

“他每一篇都能拿到一千二百元呢。”她说。

“是每一首。”另外的那位说。

我印象中我拿到的稿酬是每一页十二元，好像也是从这同一份刊物。“他一定是位很伟大的诗人了。”我说。

“比埃德加·格斯特[87]拿到的还要多呢。”第一个姑娘告诉我。

“比另外那一个拿得还多。那人叫什么来着？”

“吉卜林[88]。”她的朋友说。

“比任何人拿到过的都要多。”第一个姑娘说。

“你们要在巴黎待很久吗？”我问她们。

“嗯，不会的。不会很久的。我们是和一群朋友一起来的。”

“我们是乘同一条船来的，你知道吧。可是船上根本没有什么重要人物。当然，沃尔什先生是在船上的。”

“他莫非不玩牌[89]吗？”我问。

她用失望却又是深谙此道的眼光看了看我。

“不。他不用打牌。既然能写那么值钱的诗，自然就用不着了。”

“你们准备坐哪条船回去？”

“这个嘛，还得看情况了。看坐船的有谁，以及别的许多事情。你也想回去吗？”

“不。我在这儿混得还行。”

“这一带有点像贫民区嘛，是不是这样？”

“是有点。不过也还过得去。我反正上咖啡馆去写东西，想玩呢便去赛马场。”

“你就穿这样的衣服去赛马场？”

“不。这是我上咖啡馆时的服饰。”

“挺时髦的，”姑娘中的一个说，“我还真想瞅瞅咖啡馆里的风光呢。你不想去吗，亲爱的？”

“想去呀。”另外的那位说。我把她们的姓名留在我的通讯簿上，答应上克拉里奇旅馆拜访她们。她们都是挺不错的女孩子，我跟她们道了别，也跟沃尔什、埃兹拉道了别。沃尔什还在跟埃兹拉起劲地说个没完。

“可别忘了哟。”身材稍高的姑娘说道。

“怎么能呢？”我对她说，再次和她们握了握手。后来我又从埃兹拉那里听说，有几位贵妇人，仰慕诗歌特别是仰慕肯定活不长久的年轻诗人，出钱帮沃尔什从克拉里奇旅馆的债务中解脱出来，还有就是，此事过后不久，他又从别的来源获得经济支持，马上就要作为主编之一，在本地区创办一份新的杂志了。

当时，《日晷》，一份由斯科菲尔德·塞耶[90]主编的美国文学杂志，颁发一种年度奖金，款项我记得是一千美元吧，颁给在该刊发表过作品的一位作者，以奖励其在文学上的成就。在那些日子里，这笔钱对于任何一个正经写作的人来说都是一笔大款子了，何况还能博得荣誉，这项奖金颁发给了各式各样的文人，自然都是实至名归的。当时，在欧洲，有五美元一天，两个人日子就能过得很滋润，再说还可以省下些钱用于旅游呢。

我还听说，沃尔什将担任主编之一的这份季刊，准备在出齐四期之后举行评奖，要把相当可观的一笔奖金授予年度内被评为最佳作品的作者。

这件事纯属口口相传没一点影儿，抑或是大家一厢情愿的幻想，那就不好说了。咱们姑且希望和像永远都会相信的那样，在方方面面此事都是光明正大的。至少与沃尔什合作的那另一位主编是全然无可指摘的吧。

就在我听说有关此项奖金的传说之后不久，沃尔什有一天邀请我上圣米歇尔林荫大道一家最讲究也是最最昂贵的餐厅共进午餐，在用过牡蛎——那可是价格不菲的紫铜色的马朗扁牡蛎，与我平时吃的那种深壳的廉价葡萄牙牡蛎完全不是一回事——并且喝干了一瓶布利—弗斯牌白葡萄酒之后，他开始小心翼翼地把话题引向他要说的事。他像是在哄骗我，就像哄骗船上的那两个托儿一样——当然，倘若她们真的是他雇用的托儿而他又果真是骗了她们的话——他问我要不要再来一打“扁牡蛎”，他是这么称呼这道美食的，我说那自然再好不过。这回他懒得在我面前装出一副半死不活的模样了，我也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明白我知道他患有肺结核病，这倒不是骗人的花招，在当时来说的确是要命的绝症，所以也不装模作样地咳个不停了。我因为他没有在共餐时这样做而心存感激。我不清楚他吃扁牡蛎是否与堪萨斯城的妓女出于同样的动机，她们也是离死期不远再无别的出路了，总渴望着能吞咽到精液，认为那是治痨病的特效药；不过我并没有问他。我开始吃我的那份第二打扁牡蛎，把它们从铺满碎冰块的银盘里拣出来，往上面挤捏柠檬汁，观察它们那柔嫩得让人难以置信的棕色蚌唇在扭动蜷缩，我将蚌肉从连住壳的筋腱上揪下，举到嘴边，细细咀嚼。

“埃兹拉真是位了不起的伟大诗人。”沃尔什说，用他那双深沉的诗人眼睛谛视着我。

“是啊，”我说，“而且是个好人。”

“高尚，”沃尔什说，“真正的高尚。”我们静静地吃着喝着，算是在对埃兹拉的高尚品德表示敬意，我思念起埃兹拉来，很希望他也能在场。他也同样是吃不起马朗扁牡蛎的。

“乔伊斯伟大，”沃尔什说，“伟大。伟大。”

“伟大，”我说，“而且是位好朋友。”在他完成了《尤利西斯》与开始写他长时期里称作“进行中的作品”[91]的那个鼎盛阶段里，我们已经结下友谊。我想到乔伊斯，也回忆起了许多事情。

“我希望他的眼睛能够好转一些。”沃尔什说。

“他也希望能这样。”我说。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啊。”沃尔什告诉我。

“每一个人都是有自己的病痛的。”我说，竭力想使这次午餐气氛能变得轻松些。

“你可没有。”他对我显示出自己全部的魅力，接下去他就提到自己死亡的事了。

“你是说我没有显露出死亡的征兆？”我问。我不由自主地这样说。

“没有。你满溢着生命的气息。”他给“生命”那两个字加上了重音。

“时间未到罢了。”我说。

他点了一客优质牛排，要半生的，我点了两份里脊牛排，加上比亚拿司调味汁。我寻思黄油总会对他的身体有点好处吧。

“来瓶红酒如何？”他问。那个sommelier[92]过来了，我要了一瓶“教皇新堡”酒。我待会儿可以沿着码头散步消掉醉意的。他可以倒到床上睡上一觉或是干想做的随便什么事的。我反正总能找到地方睡的，我想。

一直等到我们吃完牛排和炸土豆条，喝掉大半瓶本不该午餐时喝的“教皇新堡”，要说的话才提了出来。

“也无须拐弯抹角了，”他说，“你知道你要得奖了，对吧？”

“我吗？”我说，“为什么？”

“你要得奖了。”他说。他开始谈我的作品，我便不再往下听了。遇到有人当着我的面谈论我的作品，我总是觉得很不自在，我盯看他和他那副死亡就在眼前的面容，心里想，你这骗子，竟拿你的肺痨来哄骗我。我见到过整整一营人倒在尘土里，其中三分之一注定会死或者是生不如死，那更加悲惨，他们身上没有特别的标志，所有人都将归于尘土，你和你那标志死亡的面容，你这个骗子，用自己的死来混吃混喝。现在你又想来哄骗我了。你不可骗人，这样汝就不会受人之骗。死亡并未在哄骗他。死亡确实正在来临。[93]

“我认为我没有资格得奖，欧内斯特。”我说，很得意能用我素来讨厌的自己的名字来称呼他，“何况，这样做也不道德，欧内斯特。”

“真是怪了，咱们俩居然同名，是不是？”

“一点儿不错，欧内斯特，”我说，“这名字咱们俩务必都须对得起才是。你懂我的意思，对吧，欧内斯特[94]？”

“是的，欧内斯特。”他说。他向我显示出一副全然是忧郁的爱尔兰式的理解与富于魅力的表情。

因此，我后来一直以非常友好的态度对待他和他的刊物，在他因大口吐血不得不离开巴黎时，曾央求我帮他看校样，因为印刷厂的人是不懂英语的，我照办了。我亲眼见到过他的一次吐血，那是必然会出现的，于是我知道他必死无疑了，我当时正遭逢一生中最为艰难的一个关口，所以能对他格外好一些使我感到欣慰，正如能用欧内斯特这个名字来称呼他一样。另外，我也喜欢和钦佩与他合作的那位编辑。她并未许诺过要给我颁发什么奖项。她仅仅是想编好一份杂志并且付给撰稿人较为丰厚的稿酬。

有一天，那是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的事了，我遇到了乔伊斯，他独自一人看了一场日戏，正沿着圣日耳曼林荫大道往前走，虽然他看不清演员，却喜欢听他们念台词的声音。他邀我一起去喝一杯，于是我们便去了双叟咖啡馆，要了干雪利酒，虽然所有的回忆文章里都说他只喝瑞士白葡萄酒。

“沃尔什情况怎么样？”乔伊斯说。

“一个人活成这样跟死去也没什么区别了。”我说。

“他答应过你要授予你那笔奖金了吗？”乔伊斯问。

“是啊。”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乔伊斯说。

“他也答应过要给你啦？”

“是的。”乔伊斯说。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觉得他会不会对庞德也许诺过？”

“我不知道。”

“最好别去问他。”乔伊斯说。我们就再也不提此事了。我告诉乔伊斯我最初遇见他是在埃兹拉的工作室里，他还带着两位身穿毛皮长大衣的姑娘，乔伊斯听得都乐了。

埃文·希普曼[95]在丁香园咖啡馆

自从我发现了西尔维娅·比奇的借书部后，我便通读了屠格涅夫所有的作品、果戈理被译成英文出版的作品和康斯坦斯·加内特英译的托尔斯泰的以及契诃夫的作品。当我们还在多伦多未曾来到巴黎时，人们便对我说凯瑟琳·曼斯菲尔德[96]是位优秀的短篇小说作家，甚至算得上是一位伟大的短篇小说作家，但是在读了契诃夫之后再读她的，那就仿佛是在听一位年纪不大的老小姐在讲自己精心编造的故事了，与之相比，另外的那位则是一位洞察人生又善于表达的资深医生在写高水平的朴素明快的故事。曼斯菲尔德像是一杯淡啤酒。还不如清水好喝呢。契诃夫可不是水，说他清澈倒是一点不错的。他的某些短篇虽像新闻报道，但其中亦不乏精彩之作。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有可信的东西，也有些让人难以置信，可是有些是如此之真实，你读的时候连你自己都起了变化；人性的脆弱与疯狂、邪恶与圣洁以及赌博的不可理喻，都罗列于书页间任你去了解，一如风景与道路之于屠格涅夫的作品里，军队的调动、战斗的地形、军官士兵的形象还有战斗之于托尔斯泰的作品中。托尔斯泰使斯蒂芬·克兰[97]写内战的那部作品有如一个富于想象力的患病少年的幻想，他从未亲历战争，只见到过我在祖父母家里曾读到的战史纪实以及布雷迪[98]所拍摄的照片。我在读司汤达[99]的《巴马修道院》之前从未读到过写战争的作品，除了在托尔斯泰的小说里，司汤达的那本书写得相当沉闷，只有描述滑铁卢战役的那个片段才算得上是例外的精彩。在巴黎这样一个城市里，不管怎么穷你都能想办法活得不错还能写作，何况现在又发现了文学上的一个新世界，这就如同你被赐予了一个大宝库。你还能在旅行时把宝库带在身边，带到瑞士和意大利的山区，一直去到在奥地利福拉尔贝格的高山峡谷里我们所发现的施伦斯[100]，我们都是一直带得有书的，这样，我们生活在所发现的新世界里，在白天，你看雪景、森林、冰川，遇到的是冬季的问题，可以躲在“白鸽旅社”高处不胜寒的庇护所里，到了晚上，你就可以生活在俄罗斯作家提供给你的另一个奇妙世界里了。起初是俄罗斯的，然后是其他许多国家的。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俄罗斯的。

我记得有一回跟埃兹拉在阿拉戈林荫大道的球场上打完网球一起走回家，他邀我上他的工作室去喝上一杯，当时，我问过他，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是怎么看的。

“老实跟你说，海姆，”埃兹拉说，“我还从来没读过俄国佬写的东西呢。”

这句话回答得够直率的，虽然埃兹拉跟我说话从来都不拐弯抹角，但我还是觉得很不是滋味，因为在我面前的这个人是我当时最喜欢的，对他在文学批评上的看法我是最最相信的，他就是主张应该用mot juste的一个人——就是说必须用最最确切的字词——他教会了我千万别相信形容词，我也因此学会了在某种情况下不去相信某种人；可我就是要听听他对于一位作家的看法，对于一位几乎从不mot juste（精确用词）却能时不时使他的人物栩栩如生的作家的看法，这种本事是几乎没有另一个人能够做到的。

“集中精力读法国作品吧，”埃兹拉说，“那就足够你好好学的了。”

“这我知道，”我说，“我各个方面都有好些东西要学的。”

稍后，我从埃兹拉的工作室出来，沿着街朝锯木厂走去，往两边由高层楼房夹道的空旷街口望去，只见一些掉光叶子的树木，它们遮掩着远处布科埃舞厅的门面，那已经是在宽阔的圣米歇尔林荫大道的对面了，我推开锯木厂大门，走进院子，经过新锯成的木料堆，把我的网球拍装进夹子放在楼梯后面，楼梯一直能通到顶楼尖角的那一层，我朝楼梯上端喊了一声，但家里没人。

“太太出去了，bonne（保姆）和宝宝也出去了。”锯木厂老板娘告诉我。她是个难缠的婆娘，一身肥肉，一头黄铜色头发，我谢过了她。

“有个年轻人来找过你。”她说，用的是“jeune homme”而不是照说应该用的“monsieur”（先生），“他说他在丁香园那边等你。”

“真是多谢你了，”我说，“太太回来的话，请告诉她我去丁香园了。”

“她是和几个朋友一起出去的。”老板娘说，一边提起紫色睡袍，趿着高跟拖鞋，走进她自己领地的门口，却没有随手关好门。

我顺着街往前走，两旁都是高层公寓，墙虽刷白过却沾有点点画画的污痕，我走了一段，然后在街口照得到阳光的开阔处往右拐，来到薄暮中有斑驳阳光的丁香园。

里面并没有我熟识的人，因此我走到外面路边平台处，发现埃文·希普曼在这儿等我。他是个很不错的诗人，对赛马、写作与绘画都很有兴趣。他站起身，我见到他身材高高的，脸色苍白，两颊瘦削，穿的那件白衬衣脏兮兮的，领子都磨损了，但领带倒打得很端正，那件灰色西服又旧又皱，玷污的手指比头发还要乌黑，指甲也很脏，脸上泛出可亲的略带歉意的笑容，但又尽力控制着，免得露出参差不齐的牙齿。

“很高兴能见到你，海姆。”他说。

“你挺好的吧，埃文？”我问他。

“有点儿不顺，”他说，“不过我认为我把《马捷帕》[101]给镇住了。你这阵子还行吧？”

“但愿如此吧，”我说，“你去我家时，我正出去跟埃兹拉打网球了呢。”

“埃兹拉好吗？”

“非常好。”

“我太高兴了，海姆，你知道吧，我觉着你住的地方的房东太太挺烦我。她不肯让我上楼去等你。”

“我会跟她说的。”我说。

“别多事了。我总可以在这儿等的。此刻坐在阳光底下不是挺舒服的吗？”

“已经是秋天了，”我说，“我看你穿得不够暖和。”

“只有傍晚时会觉得有点凉，”埃文说，“我再加上件大衣就行了。”

“你知道大衣在哪儿吗？”

“不知道。反正在某个安全的地方吧。”

“你怎么知道呢？”

“因为我把那首诗留在大衣里了。”他开心地笑了起来，嘴唇却抿紧了，生怕露出牙齿，“就陪我喝一杯威士忌吧，海姆。”

“行啊。”

“嗨，让，”埃文站起来招呼侍者，“请来两杯威士忌。”

让端来一瓶酒，两只杯子和两只贴有十法郎字样的小碟，还有吸管。他不用量杯，径直往酒杯里倒酒，都足足超过了四分之三了。让很喜欢埃文，逢到让轮休的日子里，埃文时常随他一起出城，上奥尔良城门外蒙特鲁日镇的园子里去干活。

“千万别太优惠我们了。”埃文对身材高大的老侍者说。

“不就是两杯威士忌吗，对不对？”侍者反问道。

我们往杯子里兑上些水，这时候埃文说：“抿第一口时得非常用心，海姆。得好好掌握，这样两杯酒才能让我们多欣赏一段时间。”

“你没忘记当心自己的身体吧？”

“没有，那是自然的，海姆。咱们聊点别的事情成不成？”

街边平台上就光坐着我们俩，威士忌让我们一点点暖和起来，尽管我比埃文穿得更厚实些，我贴身穿着一件运动衫，上面是一件衬衫，然后再套上一件法国水手式的蓝毛衣。

“我一直在琢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儿，”我说，“一个人文笔如此拙劣，拙劣得令人难以置信，怎么又能这样深深打动读者呢？”

“不可能是翻译的问题，”埃文说，“她译的托尔斯泰文笔很漂亮嘛。”

“我知道的。我记得多少次我试着想读完《战争与和平》，最后总算搞到康斯坦斯·加内特的译本，才把全书看完的。”

“有人认为这个译本还可以有所改进，”埃文说，“我确信还可以进一步提高，尽管我不懂俄语。我们都是能感觉出译文的优与劣的。不过这个译本使得它成为一部了不起的小说，没准是最最伟大的一部，你可以读了再读，一遍遍地读。”

“我知道，”我说，“可是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你就没法一遍又一遍地读了。有回出门旅行，我带了一本《罪与罚》，到了施伦斯再没有别的书可读了，虽然如此，我还是没法将此书再读上一遍。我读奥地利报纸，学德文，到后来总算找到几本陶赫尼茨版的特罗洛普作品。”

“让上帝保佑陶赫尼兹吧。”埃文说。威士忌已经失去它那种火辣辣的感觉，兑上水之后，仅仅给你一种过于强烈的味道。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混蛋，海姆，”埃文接着说，“他写混蛋和圣徒最最出色。他笔下的圣徒特别了不起。是我们自己水平低，无法重读他的作品。”

“我打算试着再读一遍《卡拉马佐夫兄弟》。当初读的时候可能方法不对。”

“你可以挑一部分重读。读大部分。不过这样又会开始惹你生气的，不管这书有多么伟大。”

“总之，我们能初次读到它已经是很幸运的了，说不定以后还会有更好的译本吧。”

“就别太有奢望了，海姆。”

“我不会的。我只是想让自己读着读着自己还不觉得，就读进去了，而且是越读越发现它内涵丰富。”

“来，我用让的威士忌祝你如愿以偿。”埃文说。

“他多给你酒会遇到麻烦的。”我说。

“他已经遇到麻烦了。”埃文说。

“怎么的啦？”

“眼下资方和经理都要换人了，”埃文说，“新的老板想招徕更舍得花钱层次高一些的主顾，还想添设一个美国式的酒吧。侍者一水儿都穿白外衣，海姆，并且命令髭须什么的都得剃干净。”

“总不能叫安德烈和让也这么干吧。”

“按说是不能，可是他们还是要这么干。”

“让的髭须都留了一辈子了。那可是龙骑兵的小胡子。他是骑兵团的老兵。”

“那也不能不刮呀。”

我喝下了最后的那口威士忌。

“再来一杯威士忌吗，先生？”让问道，“您也来一杯，希普曼先生？”他那部厚重下垂的髭须是他那张瘦削和善的脸颊的一个组成部分，他那秃顶在几抹往中央贴去的油乌头发的遮掩下闪闪发亮。

“别这么干了，让。”我说。

“往后再没机会了，”他轻声对我们说，“都乱成一团了。好些人正打算卷铺盖呢。Entendu, Messieurs[102]。”他大声说道。他走进咖啡厅，端了只盘子出来，里面放着一瓶威士忌、两只大玻璃杯、两只标明十法郎价码的金边碟子和一瓶矿泉水。

“别这样，让。”我说。

他把玻璃杯放在碟子里，往里倒威士忌，几乎都快满出来了，然后把剩下不多一些的酒瓶拿回到咖啡部去。埃文和我往酒杯挤进去一些矿泉水。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认识让，这真是万幸，”埃文说，“否则肯定会酒醉致死的。”

“这两大杯东西咱们该怎么办？”

“干了呀，”埃文说，“这是一种抗议。是在采取直接行动。”

星期一早晨我上丁香园去写作，安德烈给我端来一杯牛肉茶，是用浓缩牛肉精加水兑成的。他身材矮小，头发金黄，原来蓄着粗短髭须的上唇如今已光溜溜的像位牧师了。身上也已改成一件美国酒吧招待穿的白罩衣。

“让又在哪儿？”

“他明天早上才能来。”

“他怎么样啦？”

“他且得过一阵子才能适应呢。大战时，他始终都在一个加强骑兵团里服役。他获得了战斗十字勋章和军功勋章。”

“我真不知道他还负过重伤。”

“不是的。他当然负过伤，可是他得到的是另外的一种，是嘉奖英勇行为的。”

“告诉他我向他问好了。”

“当然会的，”安德烈说，“我盼望他能够适应的时间别拖得太长了。”

“也请你转达希普曼先生的问候。”

“希普曼先生跟他在一起，”安德烈说，“这会儿正一块儿侍弄花木呢。”

邪恶派来的使者

埃兹拉离开乡村圣母院路去拉帕洛[103]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海姆，我要你替我保管好这罐鸦片，要等邓宁[104]需要的时候才给他。”

那是只装冷霜的大口罐，我拧开盖子，只见里面的东西黑黢黢、黏稠稠的，一股很冲的生鸦片的气味。埃兹拉说，这是他在歌剧院街靠近意大利林荫道处从一个印第安酋长手里买来的，价钱极其昂贵。我猜测必定是从那家“墙窟窿”老酒吧里流散出来的，那可是个“一战”时以及战后逃兵、毒品贩们聚集的黑窝。“墙窟窿”是个漆成红门面再狭仄不过的酒吧，比过道宽不了多少，开设在意大利路上。有段时间，它有个后门能通向巴黎的下水道，从那里据说可以直达那些地下陵墓。邓宁的全名是拉尔夫·契弗·邓宁，是个嗜吸鸦片不想吃饭的诗人。他吸烟过量时便只喝得下牛奶了，他用三行诗节体[105]写诗，这一点博得了埃兹拉的好感，他也发现邓宁写的诗里别有佳处。邓宁的住处与埃兹拉的工作室在同一个院落里，埃兹拉离开巴黎前的几个星期里曾叫我过去帮忙抢救濒危中的邓宁。

“邓宁垂危，”埃兹拉派人送来的字条上写道，“盼速来。”

邓宁躺在床垫上，简直像一具骷髅，看得出早晚得死于营养不良，不过我好歹说服了埃兹拉，说邓宁说话句子有头有尾，很少有人会在这般状况下死去的，至于时至此刻还能口占三行诗节，更为我闻所未闻，我怀疑即使换了但丁怕也没有这般本领。埃兹拉说邓宁并未用三行诗章说话，我便说那大概是听着像吧，因为他派人叫我来时我正睡得香哩。在陪了一夜邓宁还是没有死之后，此事便只好交给一位医生来处理了，邓宁被送进一家私人诊所去解毒。埃兹拉答应负担医药费并征集了一伙我不认识的热爱邓宁诗作的文艺青年前来帮忙。留给我的任务是遇到真正紧急的关头把那罐鸦片给邓宁送去。这是埃兹拉托付的一项神圣职责，我只希望自己千万别先死，这样才能不辱使命，判定何时才是真正的紧急关头。一个星期天的早晨，这个时刻终于来到了，埃兹拉院子的门房来到锯木场对着楼上敞开的窗户大喊，当时我正在研究赛马日程，那婆子高声嚷道：“Monsieur Dunning est monté sur le toit et refuse caté goriquement de descendre。”[106]

邓宁先生上了房顶死活不肯下来，看来真正的危急关头来到了，于是我找出那只罐子，与看门妇一起上了街，这妇人身材矮小，神情紧张，眼前这局势真让她慌了神了。

“先生带上要用的东西了吗？”她问我。

“绝对没错，”我说，“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够解决的。”

“庞德先生啥都想到了，”她说，“他真是圣徒重生哪。”

“的确是的，”我说，“我没有一天不想念他呀。”

“但愿邓宁先生能明白事理。”

“我带着能让他听话的东西哪。”我让她放心。

我们走到工作室所在的院子时，看门妇人说：“他下来了。”

“他必定知道我要来了。”我说。

我登上通向邓宁房间的室外扶梯，敲了敲门。他开了门。他憔悴瘦削，看上去高得出奇。

“埃兹拉要我把这东西带给你，”我说，把罐子递给他，“他说你清楚这是什么的。”

他接过罐子，看了看。接着便将罐子朝我扔来。罐子打在我胸前或是肩膀上，接着便滚下了楼梯。

“你这狗娘养的，”他说，“你这混蛋。”

“埃兹拉说也许你用得着。”我说。他扔过来一只牛奶瓶算是回应。

“你确实用不着吗？”我问。

他又扔过来一只奶瓶。我转身退走，他又扔来另一只，这回砸在我的背上。接着他砰地关上了门。

我捡起那只罐子，它仅仅是出现了一些裂缝，我将它放进衣兜。

“看来他并不想要庞德先生的礼物。”我对看门女人说。

“也许他此刻会安静些了。”她说。

“也许他自己还有些货吧。”我说。

“可怜的邓宁先生。”她说。

埃兹拉组织的由诗歌爱好者形成的邓宁救援团终于又行动起来了。我自己和看门妇的干预看来并不成功。那只据称装有鸦片的摔裂罐子让我用蜡纸包好，仔细捆扎紧，塞进了一只旧马靴。几年后，埃文·希普曼帮我从老公寓搬走我的私人物品时，那双马靴还在，可是那只罐子却不见了。我不知道邓宁为什么会朝我扔牛奶瓶，莫非他还记得他第一次濒危时我不肯轻信，要不就是天生不喜欢我的为人。我还记得，“邓宁先生上了房顶死活不肯下来”这句话怎样把埃文·希普曼逗得乐不可支。他相信这里头含有几分象征意义。我可看不出来。也许邓宁把我看成是邪恶或是警察派来的一个使者了。我只知道埃兹拉极想对邓宁好一些，就像他想对众多人都好一些一样，我一直希望邓宁是个好诗人，正如埃兹拉相信他是的那样。对于一个诗人来说，他摔牛奶瓶的准确度算得上非常之高。可是埃兹拉呢，他既是一位非常伟大的诗人，网球也打得极好。至于埃文·希普曼，他是位非常优秀的诗人而且毫不介意自己的诗能否出版，他认为此一事之中的奥秘，还是以不解开为宜。

“在我们的生活中就应该有更多真正的谜，海姆，”他有一次对我说，“全然没有雄心的作家和真正优秀却未能发表的诗歌，这正是当前我们极端缺乏的东西。自然啦，这里也还存在着一个维持生计的问题。”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

他的才能是与生俱来的，正如蝴蝶翅膀上由彩色粉末构成的图案是浑然天成的一样。有一段时间他与蝴蝶一样对此毫无所知，也不清楚翅膀是何时遭到污损与涂抹的。后来，他才意识到翅膀的受损以及它们的构成，他学会了思考，但是却再也飞不起来了，因为对于飞的爱好已不复存在，他只能回忆当初曾是如何轻松飞翔的了。

我初次与司各特·菲茨杰拉德[107]见面时就遇到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跟司各特有关的奇怪事情着实不少，但是这一件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他走进德朗布尔路丁戈饭店的酒吧间，当时我正跟几个全然无足轻重的人坐在一起，他做了自我介绍，并且介绍了和他一起来的一个身材高大、和蔼可亲的男子，说这位是大名鼎鼎的棒球投球手邓克·查普林。我从未迷过普林斯顿的棒球队，所以也未曾听说过他的大名，但是他风度优雅，轻松自在，跟谁都很友好，所以与司各特相比，他让我觉得更加投缘。

司各特当时虽已成年但还有点儿孩子气，那张脸漂亮有余，英气却稍嫌不足。他一头淡金色的鬈发，高高的额角，目光兴致勃勃也很友善，嘴唇长而薄，是爱尔兰人的模样，若是长在姑娘的脸上，便能算是“美人朱唇”了。他的下巴很坚毅，耳朵像模像样，鼻子也很中看，一点点疤痕都没有，几乎算得上漂亮了。这些因素加在一起还不能凑成一张美好的脸，他气色好，淡金色头发，还有那张嘴，这就没得说的了。在你熟识他之前那张嘴总会使你感到不安，在熟识之后就更加让你觉得心烦了。

我一直非常好奇，希望能与他结识，当时我辛辛苦苦工作了一整天，所以感觉特别奇妙，因为面前居然出现了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以及那位名盛一时的邓克·查普林，虽说我未曾耳闻但如今已是我的朋友了。司各特一直讲个不停，因为说的话让我发窘——都是关于我的作品以及如何了不起的——我只得仔细对他盯着看而不去听他的话。当时我们仍然遵循这样的做人准则：当面奉承一个人就不啻是在公然羞辱他。司各特要了香槟酒，于是他和邓克·查普林还有我，以及几个我觉着是无足轻重的家伙，便一起喝了起来。我认为邓克或是我都没在认真听他的演说，因为那简直就是一篇演说，我一直在观察司各特。他身子单薄，看上去健康状况不是很好，脸还稍稍有些浮肿。他穿的布鲁克斯兄弟公司的套装很合身，穿的白衬衫领尖上还安有饰扣，打的是英国皇家禁卫队用的领带。我原想应该告诉他这领带用得不太妥当，因为巴黎有的是英国人，没准会有个把走进这丁戈酒吧间的——当时显然就有两个——可是再一想，管他娘的吧，便又盯看了他一阵子。后来才得知那领带是他在罗马买的。

我再观察下去也没有多少新发现了，除了注意到他那双手模样挺好，像是很能干活的，不算太小，但当他在一只酒吧高脚凳上坐下时，我看到他的腿非常之短。倘若双腿正常，他没准还能高上两英寸。我们已喝完第一瓶香槟，开始喝第二瓶，演讲的势头也开始减弱了。

邓克和我开始感到此时倒比喝香槟酒前还轻松一些，演讲总算快结束了。直到此时，我一直以为，只有我、我妻子和极少数熟到无话不谈的朋友，才私下里认为我是个多么了不起的作家，但这是绝对不能对外人言的。我很高兴司各特也得出了同样的让人愉快的结论，同样高兴他的演讲快要没词儿了。可是演讲结束，提问的阶段便开始了。你可以细细观察他不注意他的演说，可是他提的那些问题你却是无法回避的。我后来发现，司各特相信小说家是可以通过直接诘问朋友与熟人来搜集他所需要的素材的。他的诘问真可谓单刀直入。

“欧内斯特，”他说，“你不介意我叫你欧内斯特吧？”

“还是问邓克吧。”我说。

“别扯开去。我是认真的。告诉我，你跟你妻子在结婚前就睡在一起了吗？”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不记得了。”

“这么重要的事，你怎么会不记得呢？”

“我不知道，”我说，“这很奇怪，不是吗？”

“何止是很奇怪，”司各特说，“你肯定能记起来的。”

“我很抱歉。这很不像话，是不是？”

“别跟有些英国佬说话那样曲里拐弯成不成，”他说，“给我严肃点，认真回忆一下。”

“真的不行啊，”我说，“这事怕是没指望了。”

“你总可以态度认真点，深挖细掘一下吧。”

此番用的口气已经是足够重的了，我想。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对每一个人都是这么说话的，不过我想大概不是的，因为我注意到他方才说这话时已经在冒汗了。汗从他那纤长、完美的爱尔兰式上唇那里渗出来，颗粒很小，而我就是在那时把视线从他脸上移开，往下目测他那双腿的长短的，当时他正坐在酒吧前的高脚凳上，在把双脚往上移。接着我的眼光又转回到他的脸上，此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他坐在吧台前，擎着那杯香槟，整个脸上的皮肤像是陡然绷紧了，一直到原来的浮肿也不见了，皮肤还继续抽紧，最后，那张脸简直就像是骷髅头了。双眼凹陷，开始变得没有一点活人模样，双唇抿得紧紧的，脸上血色褪尽，像用过的蜡烛般的苍白。这绝非出于我的想象。就在我眼前，他的脸变成了一个死者的遗容，或者说是一张死者的面模。

“司各特，”我说，“你没事吧？”

他没有回答，脸好像抽缩得更紧了。

“咱们最好把他送到急救站去。”我对邓克·查普林说。

“不用。他挺好的。”

“他看上去像是不行了嘛。”

“不是的。他一喝酒就这样。”

我们把他弄进了一辆出租汽车，我非常担心，但邓克说他根本没事，不用为他担心的。“没准一到家他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他必定是这样的，因为几天后我在丁香园咖啡馆遇见他，我说我很抱歉，那种酒让他受到那么大的伤害，很可能是我们边说话边喝酒，酒喝得太急了。

“你说抱歉，这是什么意思？什么东西让我受到那样大的伤害？你在说些什么呀，欧内斯特？”

“我是指那天晚上在丁戈的事。”

“在丁戈我什么事儿也没出呀。我只不过是很讨厌跟你在一起的那几个英国佬，于是便回家了。”

“你在的时候根本没什么英国佬呀。在场的只有那个酒吧间侍者。”

“别编侦探故事了。你知道我指的是谁。”

“噢。”我说。他准是后来又回到丁戈酒吧间去了。要不就是他另外一次去了丁戈。不。我记起来了，是有两个英国人在那儿来着。一点不错。我都能记得他们是谁了。他们的确在场。

“对了，”我说，“的确没错。”

“假充贵族的那个雌货目中无人，还有死缠着她的那个白痴醉鬼。他们说跟你是哥们儿。”

“也算是吧。那位女士有时候确实不懂礼貌。”

“你明白了吧。所以别因为一个人多喝了几杯就编侦探故事。你干吗要编故事呢？那可不是我认为你会做的事。”

“我也不太清楚。”我不愿再说这件事了。这时我想起了另一件事，“是不是他们对你的领带说了什么不得体的话了？”我问。

“他们对我的领带能挑出什么毛病？我那天系的是一根普普通通的针织黑领带，穿的是一件白色马球衫。”

我服输了，再不提那天的事，他问我为什么喜欢这家咖啡馆，于是我便告诉他此店早年间的来历，于是他也开始试着去喜欢它，我们坐在那里，喜欢它的我与试着去喜欢的他，接着他提了一些问题，告诉我关于一些作家、出版商、代理人和批评家以及乔治·霍勒斯·洛里默[108]的情况，还谈到当了一名成功作家之后的经济情况与会遇到的流言蜚语，他冷嘲热讽，妙语如珠，兴致很高，非常逗人，让你觉得他真是可爱怡人，即便你小心翼翼生怕别人对你过于亲热。他在谈到过去写成的一切时都轻轻一笔带过倒没有痛心疾首全盘加以否定，我便知道他那部新作必定非常出色，足以使他能够满不在乎地谈到早期作品的不足之处。他让我读读他那部新著《了不起的盖茨比》，但那也只好等他把这仅存的一本从借去那人的手里要回来之后才能办到了。听他谈这本书，你从他的话里是无法得知那到底是如何极其精彩的，除了觉得他跟所有的写出了非常优秀的作品却不爱张扬的作家一样，都是十分羞怯的，因此我希望他能快些把那本书要回来好让我能拜读。

司各特告诉我，他听麦克斯韦尔·珀金斯[109]说，这本书销得不算好但是评论方面却反应极佳。我不记得就是那天还是过了好久之后，他拿了一篇吉尔伯特·塞尔迪斯[110]写的书评给我看，文章写得不能再好了。要想更好，只有等吉尔伯特·塞尔迪斯的写作水平更上一层楼了。司各特对书销路不算好感到不可理解也很受伤害，不过，正如我已说过的那样，他当时丝毫没有愤世嫉俗，只是对书的质量既感到羞怯又颇为得意。

这天，我们坐在丁香园外面的平台上，眼看天色渐暗，路边步行客行色匆匆，暮色一点点在变浓，我们喝下去两杯兑苏打水的威士忌后，他并没有起化学反应。我细细观察，但上次的情况并未出现，他也没有提什么让人难堪的问题，没有做什么让人发窘的事，也没有发表演说，举止完全像一个既聪明又有风度的正常人。

他告诉我，他和妻子姗尔达因为天气恶劣，不得不把自己的那辆雷诺牌小车留在里昂了，他问我可愿陪他一同乘火车去里昂，把那辆车领了一起开回来。菲茨杰拉德两口子在离星形广场不远的蒂尔西特路14号租了一套带家具的公寓房。此刻已是暮春时节，我想乡野风光正好，小游一遭必定极为愉快。司各特看来那么诚恳友好，而且我亲眼看到他喝下去满满两大杯纯威士忌一点事儿都没有，他的良好风度以及看上去考虑问题非常清楚，竟使前些天晚上发生在丁戈的事儿，都像是做过的一场噩梦。因此我说很愿意陪他去里昂，那么他打算何时出发呢。

我们说好第二天碰头，再搭乘早上始发的快车去里昂。这趟车出发的时间很合适，速度非常快。中间只停一站，我记得是第戎。我们打算进里昂市区，把汽车检修一下，让它什么毛病都没有，美美地吃上一顿晚餐，第二天一清早出发，驶回巴黎。

我对这次旅行很是热心。我将和一位比我年龄稍长、卓有成就的作家同行，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必定会在车里交谈，我肯定会学到许多有用的东西。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奇怪，我怎么会把司各特看成是位老作家的呢，由于我还未读到《了不起的盖茨比》，我把他当作是比我年齿长了不少的作家。我印象中他三年前就为《星期六晚邮报》写了一些可读性强的短篇小说，不过我从未认为他是个严肃作家。他在丁香园告诉过我，他如何写出了一些他认为是质量上乘的短篇小说，它们对于《星期六晚邮报》来说是质量够好但有点太高雅的小说，接着他便稍作修改，使之成为杂志肯花钱收下的短篇小说。当时我听后大为吃惊，说我怎么觉得这就是卖淫呢。他说是卖淫不假，但他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他要从杂志社弄到钱，这样才能生活上有保障能写出他的像样作品。我说我不相信一个人可以既这么写又那么写而不对自己的写作才能造成损害。他便说，由于他首先已用最佳形式写成，那么以后再怎么改动与糟蹋也不会对自己有什么损害了。对此我无法苟同，便想通过争论来说服他，但是我得有一部长篇小说作本钱，来证实自己的论点与说服他，只可惜我还未能写出这样的一部长篇。自打我开始与原来所拥有的写作模式彻底告别，摒弃了一切惯用技巧，试着去创造而不是去描述，写作便成了一件奇妙的事。但是这样做非常艰辛，我还不知道自己能否写出一部字数够多能算是一部长篇小说的书呢。我往往得用整整一个上午才能写成一个段落。

我的妻子哈德莉很为我能出去走走感到高兴，虽然她并未觉得司各特的作品有什么了不起——她也曾看过一些。在她心目中，只有像亨利·詹姆斯那样的人，才能算得上是优秀作家。

但她认为，我能够放下工作稍稍放松去做次旅游，倒也是个好主意，虽然我们都希望有足够的钱能自己买上一辆车，单独两人出行。但这样的好事我是连想都不敢想的。我虽然收到一笔二百元预付稿酬，那是波尼和利夫莱特公司[111]将于秋天在美国出版的我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的钱，我目前正把短篇小说卖给《法兰克福日报》、柏林的《横断面》和巴黎的《本季度》与《大西洋两岸评论》，但是我们日子还是过得挺俭省的，除了生活必需之外连一个子儿都不敢乱花，为的是能攒钱在7月间去潘普洛纳[112]参加节日活动，去马德里，再去巴伦西亚[113]参加宗教节日活动。

约好从里昂火车站[114]一起出发的那天早晨，我早早儿便赶到那里，在那次车的栅栏门口等司各特。说好车票由他买好带来的。快到开车时他还没有来，我便买了张月台票来到列车旁，挨着车厢寻找他。我没有见到他，由于长长的列车马上要开动了，我便上了车，在车厢里穿行，但愿他已经登上了车。那列车好长好长，但车上并没有他。我向列车员说明情况，补了一张二等票——没有三等的——还跟列车员打听里昂最好一家旅社的名称。现在没有旁的事可做，只有到第戎时给司各特发个电报，告诉他那家旅社的名称以及我会在里昂等他了。他动身之前怕是不会收到电报的，不过他的太太想必总会发电报转告他的吧。直到那时，我还从未听说过一个成年人居然会错过一班火车的；不过在这次旅行中我还会学到许多新鲜事物呢。

在那段日子里，我的脾气很坏，也很急躁，可是等列车过了蒙特罗以后，我火头平定下来了，我已经不太生气而是能眺望与欣赏乡野的景色了，中午时我上餐车去吃了一顿丰美的午饭，还喝了一瓶圣埃米利翁红酒，心想纵使我当了一回冤大头，接受邀请出门旅行，本来说好由对方支付一切费用的，现在却不得不把自己原本去西班牙旅游时才能用的钱提前用了，但纵使如此，我还是接受了一次很好的教训。此前我还从未享受过一次不用自己掏钱而不是各出各的旅游呢，这一次我也曾坚持旅馆住宿费与用餐费是必须自己付的。可是现在我甚至都不知道菲茨杰拉德是否会露面了。在方才生气的时候我已经将此人从司各特降格为菲茨杰拉德了[115]。稍后，我便庆幸亏得自己一上来便将怒气发泄一空了。因为这可不是一次为动辄就会生气的人设计的旅行哪。

在里昂，我获悉司各特已经离开巴黎前来里昂，但是并未留下话说他打算住在何处。我又把我的地址重述了一遍，女佣说先生若来电话她会转告他的。夫人身体不适，尚未起床呢。我给里昂各家有名的旅馆都打了电话，留了言，但就是查不到司各特的下落，于是我走出旅馆，进了一家咖啡馆，想喝一杯开胃酒并且看看报。在咖啡馆里我遇到了一个以表演吞火谋生的人，他还能扳弯硬币，是用大拇指与食指捏住放在没了牙齿的牙床之间扳弯的。他还露出牙龈给我看，似乎已经红肿了但看上去还挺结实。他说干这metier[116]还能混得下去。我请他喝一杯酒，他很高兴。

他有一张漂亮黝黑的脸，在吞火时便闪闪发亮。他说在里昂表演吞火与用手指、牙床显示本领挣不到什么钱。假冒的表演者毁掉了这一行当的名声，哪里允许他们表演，他们就会在那里败坏这一行当的名声。他说他整个晚上都在表演，但是还没能挣到够今晚再吃点别的东西的钱。我请他再喝一杯，好把吞火时留下的汽油味冲冲，又说如果他知道何处有惠而不费的餐馆，我们可以共进晚餐。他说他恰好知道有一处再好不过的地方。

我们在一家阿尔及利亚餐馆吃了一顿非常便宜的晚餐，我喜欢那里的饭菜和阿尔及利亚酒。这吞火者是个好人，看他吃饭很有趣，因为他用牙龈咀嚼能跟大多数人使用牙齿时一样的好。他问我依靠什么谋生，我便告诉他我刚开始写作。他问我写的是哪类作品，我说是短篇故事。他说他知道许多故事，有一些比任何人写过的都要更为恐怖更加让人难以置信。他可以讲给我听，我可以写下来，如果能挣到钱随便给他一点就行。最好的做法是我们一起去北非，他可以带我去蓝色苏丹[117]的国度，在那里我能收集到别人连听都没听说过的故事。

我问他是哪一类的故事，他说是关于打仗、处决、酷刑、强奸、违法、骇人的习俗、难以置信的行事方式、放荡淫逸的行为；反正我需要什么就有什么。此刻已快到我该回旅馆再次查询司各特是否来到的时候了，因此我付了饭钱，说我们一定会再次相遇的。他说他正往马赛的方向边走边卖艺，于是我说迟早会在某个地方相聚的，能与他一起吃饭真是件愉快的事。他还得把弄弯的硬币扳直码齐，我便离开他走回旅馆去。

里昂的夜晚使人感到这城市不太讨人喜欢，要是你有钱也喜欢有地方花钱，那就会觉得这儿繁荣、殷实，没准对它印象不错。多年来我一直听说此地餐馆的鸡做得极为出色，可是我们方才吃的却是羊肉。当然羊肉做得亦极甘美。

旅馆里仍然没有司各特的消息，于是我便在酒店我并不习惯的奢华氛围中上了床，阅读一本从西尔维娅·比奇租书部借来的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第一卷。我已有三年未曾接触大酒店的奢华生活了，我把窗户全都敞开，把枕头卷起塞在双肩、头颈下面，快活地与屠格涅夫一起漫游，直到读着读着，睡意袭来进入梦乡。翌晨，我正在刮脸准备出去吃早餐，服务台打来电话，说楼下有一位先生要见我。

“那就请他上楼来吧。”我说，继续刮脸，一边谛听这地方一清早便开始生气勃勃渐渐喧闹起来的市声。

司各特没有上来，我便下楼到服务台前去见他。

“事情弄得这样乱，我真不好意思，”他说，“其实只要我知道你要住的是哪家旅馆，事情就会好办多了。”

“行了，”我说，我们还得开车走很远的路，我不想跟他纠缠不清了，“你是坐哪班火车来的？”

“就紧跟你坐的那一班。车上舒服极了，真不如一起乘这趟来的呢。”

“你吃过早饭了吗？”

“还没有。我满城找你来着。”

“真见鬼，”我说，“家里人没告诉你我住在这儿吗？”

“没有。姗尔达身体不舒服，我也许是不应该来的。到目前为止，这趟旅行没一件事是顺心的。”

“那就让我们先吃点东西，找到那辆汽车，然后滚蛋。”我说。

“很好。我们要不要就在这地方吃？”

“上咖啡馆吃可以快一些。”

“不过在这儿的水平肯定会高些。”

“那也成。”

那是一顿很丰盛的美式早餐，有火腿煎蛋，味道确实不错。可是等我们点好菜，等着上菜，一样一样吃掉，再为付账等候，都快用掉将近一个小时了。可是一直到侍者拿着账单朝我们走过来时，司各特才决定还得让旅馆为我们准备一份外带午餐。我竭力劝他别那么办，因为我肯定我们路过马孔时必定能买到一瓶马孔葡萄酒的，随便找一家熟食店便能买到些东西做三明治。要是不巧开车经过这些店铺时它们全打烊了，咱们半路遇的餐馆还能少吗，就不能随时停车吗？可是他说，是我告诉他的，里昂的鸡做得棒极了，因此绝对是不能不带上一只的。于是大旅社便为我们特制了一顿外带午餐，价钱比我们自己去买也不过就多出个四倍至五倍而已。

司各特在我下楼见他之前显然已经喝过酒，但看来他还需要喝上一杯，于是我便问他我们出发前他是否想上酒吧间去喝上一杯。他告诉我他并不是一个习惯早上起来就要喝酒的人，还问我是不是。我告诉他这完全得要看我当时的感觉和我必须得处理什么事，于是他说如果我觉得需要喝上一杯，他可以陪我去，这样我就不至于必须得独饮闷酒了。于是我们便去酒吧间各自喝了一杯兑毕雷矿泉水的威士忌，一边等待午餐做得，这样一来，两人便都气顺多了。

尽管司各特表示要支付一切费用，但我还是付了住旅馆的费用与酒吧间的账。这次旅行一开始，我便在情绪上感到有点儿别扭，我发现只有多在一些项目上做出承担，我才能感到稍稍心安理得一些。我与哈德莉为西班牙之行所省下来的钱已经让我用得七七八八了，但我知道自己在西尔维娅·比奇那里有很好的信誉，我此刻挥霍掉的钱，都可以从她那里借到，以后再设法归还。

在司各特存车的那家修车行里，我惊奇地发现那辆小雷诺车居然没有顶篷。顶篷在车子从马赛港卸下时受到了损害，要不就是在马赛使用时碰坏了，坏得必定不轻所以姗尔达便让人把顶篷拆下，也不许修好重新装上。他妻子讨厌汽车顶篷，于是他们便没有顶篷地开到里昂，在这里为大雨所阻。除了这一点，汽车没什么大毛病，司各特在一番讨价还价后，为洗车、加润滑油、加了两公升汽油付了费。修车行的人向我解释，这车的活塞环需要换新的了，那必定是在缺乏足够的润滑油与水的情况下还继续使用而磨损的。他让我看它因为过热把发动机上的漆都烧掉了。他说要是我能说服那位先生到巴黎后重换一个活塞环，这辆蛮不错的小车就能发挥它该有的性能了。

“先生不让我再装上顶篷。”

“真的？”

“开车的人对车子应该负责任嘛。”

“这是应该的。”

“两位先生都没带雨衣？”

“没有，”我说，“我不知道没有顶篷。”

“想办法让先生认真一些吧，”他恳求地说，“至少要顾及到这辆车子嘛。”

“好的。”我说。

我们开车走了大约一个小时，便在里昂以北为大雨所阻。

那一天，我们因遇雨而停车总有十次之多。大都是阴云带过来的阵雨，也有几次时间稍长。如果我们有不透水的雨衣，在这样的春雨中驱车还是件蛮惬意的雅事。既然没有，我们便只得寻找树荫避雨，或是躲进路边的咖啡馆。我们从里昂旅社带出来的午餐异常丰富，一只口味极佳的腹腔内塞有块菌的烤鸡，面包喷香可口，还有马孔白葡萄酒，我们每次停车喝马孔酒时司各特都乐滋滋的。来到马孔，我又买了四瓶优质葡萄酒，什么时候需要，便由我来拧开一个瓶子的软木塞。

我不能肯定司各特以前是否直接对着瓶口喝过酒，但他这样子喝异常兴奋，就像是闯进了贫民区去猎奇，又像一个姑娘因初次不穿泳装下水游泳而激动不已。可是，午后刚过，他就开始为自己的健康担起心来了。他告诉我最近有两个人因肺充血而死去。这两个人都死在意大利，使他深为震惊。

我告诉他肺充血就是肺炎的老式说法，他对我说我压根儿不懂，完全弄错了。肺充血是原生于欧洲的一种病，就算我读过我父亲的医书也不可能对它有丝毫了解，因为那些书讲的纯然是美国的疾病。我说我父亲也是在欧洲留过学的。可是司各特反驳说，肺充血最近才在欧洲出现，我的父亲绝不可能对此有任何了解。他还解释说，疾病在美国不同地区也会有不同的表现，倘若我的父亲是在纽约行医而不是在中西部，那他所了解的疾病领域自然就全然不同了。他居然还用了“疾病领域”这个词语。

我说，他关于某些疾病在美国的一个地区流行却在另一个地区不见影迹的说法，的确很有道理，我还举出例子，说麻风病在新奥尔良发病率高，但是在芝加哥呢，却是很低。不过，我说，医生们之间是有一种交流知识与情报的制度的，而且既然他提出这个问题，倒促使我记起，曾经在《美国医学协会学报》上读到过一篇很具权威性的文章，正是谈欧洲肺部充血症的，文中还将该种病症的历史一直追溯到希波克拉底[118]本人。这话让他怔住了好一会儿，于是我劝他再喝上一杯马孔酒，因为一种好酒，浓郁适中，酒精含量不高，几乎能算是防治这种病的特效药。

这以后，司各特情绪稍稍好转了一些，但很快，他又变得没精打采了，问我说是否还来得及赶去一个大些的城市，因为正如我方才告诉他的，真正的肺充血，欧洲型的，发作之前，其征兆正是发烧与神志不清。此时我正在把在讷伊[119]一家美国医院里做喉部烧灼术时，从一本法国医药杂志上读到的一篇论同一种毛病的文章，用英语将内容介绍给司各特听。“烧灼术”这样的词语像是对司各特起了些抚慰作用。但他还是想知道何时能开到城里。我说如果我们紧着点儿开，二十五分钟到一小时之间准能到达。

司各特此时问我怕不怕死，我便说有的时候很害怕，有时候又不怎么害怕。

此时，雨真的下大了，我们便在前面一个村庄的一家咖啡馆里躲雨。那天下午所有的细节我也记不太清了，只知道最后我们来到应该是索恩河畔夏龙镇上的一家旅店时，天色太晚，药房全都关门了。我们一到旅馆，司各特马上脱掉衣服上床。他倒不在乎会得肺充血死掉，他说。问题是谁来照顾姗尔达和小司各蒂呢。其实我也不太清楚我怎么能照顾她们，因为我此时为了照顾哈德莉和幼小的儿子邦比已经心力交瘁，但我还是说我会尽力而为的，于是司各特便向我表示感谢，还叫我确保别让姗尔达喝多了酒，还得为小司各蒂找一个英国家庭女教师。

我们已经把衣服都送去让人烘干了，身上只穿着睡衣裤。外面还在下雨，房间里亮着电灯，让人感到温暖愉快。司各特躺在床上，以保存体力好与疾病作抗争。我把过他的脉，七十二下，也摸过他的额头，凉凉的一点都不热。我听过他的胸部，让他做深呼吸，他的胸部听起来也完全正常。

“听我说，司各特，”我说，“你什么事儿都没有。若是想采取什么措施不得感冒，那就好好地待在床上，我会去给两人都要上一杯柠檬水和一杯威士忌，你就着服下一片阿司匹林，就会感觉良好，绝对不会得感冒，不会头疼的。”

“那都是老太婆的土方子。”司各特说。

“你一点烧都没有。没发烧又他娘的怎么会得肺充血呢？”

“别骂娘好不好，”司各特说，“你怎么知道我没发烧呢？”

“你的脉搏很正常，手摸上去一点不觉得烫。”

“摸着不烫，”司各特恨恨地说，“如果你真够交情，就给我去弄一支体温计来。”

“我还穿着睡衣呢。”

“让下人去办嘛。”

我打铃叫侍者。他没有来，我再打铃，接着又沿着走廊摸过去找他。司各特闭着眼睛躺在床上，缓慢地、小心翼翼地出气吸气，再配上他蜡白的脸色与完美俊俏的面容，简直就是一具十字军少年骑士的遗体了。此时我开始厌烦起文学生涯来了，如果说此刻在过的就是文学生涯的话，而且我已经不惦念写作了，每当生命中的一天又给白白浪费掉，在这天行将结束时我总会感到死一般的寂寞。我对司各特与这出愚蠢的喜剧感到厌烦透了，但我还是找到了侍者，交钱让他去买一支体温计和一小管阿司匹林，还点了两杯鲜榨柠檬汁和双份威士忌。我原想要一瓶威士忌的，可是他们这儿只能论杯卖。

回到房间，司各特仍然躺着像是卧在他的墓石上似的，俨然是为自己雕刻的一尊纪念像，他双眼闭着，一呼一吸，莫不带着可为人楷模的尊严。

听到我走进房间，他说话了：“你弄到体温计了吗？”

我走过去，将一只手放在他前额上。那儿并不像墓石一般冰冷，却是阴凉的，也一点不汗津津。

“没呢。”我说。

“我以为你会带来的呢。”

“我让人去买了。”

“那可是不一样的。”

“是的。是不一样的，对吗？”

你无法对司各特生气，正如你没法对一个疯子生气一样，但是我却开始对竟被卷入这桩大蠢事而生自己的气了。不过他也不是全然没有道理，我非常清楚。那时候很多酒鬼确实是死于肺炎，如今这种病已基本上绝迹了。可是你又很难把他算作酒鬼，因为他只受到那么点酒精的毒害。

那时候在欧洲，我们都认为喝酒就跟吃饭一样，是有益于健康、很正常的一件事，而且也能给你带来幸福、安康和快乐。喝点小酒并不是充阔摆谱，亦不代表见过世面与赶时髦；它跟吃饭一样再自然不过了，对我来说就是必不可少的，我还觉得吃一顿饭而不喝点葡萄酒、苹果酒或是啤酒，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什么酒我都喜欢，甜的、带点甜味的与太烈性的除外，我从未想到因为和别人一起喝了不多几瓶相当清淡的干白马孔酒，便会在司各特身上引起化学反应，会使他变傻了。不错，那天早上是喝了一杯兑毕雷矿泉水的威士忌来着，但是由于当时自己对酒精能起的作用一无所知，我想象不出一杯威士忌对一个在雨中驾驶一辆没顶篷车子的人会造成多大的伤害。要不了多久，那点儿酒精早就该氧化掉了吧。

在等茶房把各种东西送来之前，我只好坐下来看报，同时把方才停车躲雨时拧开塞子的那瓶马孔酒喝干净。在法国，报纸上总会刊载一些对犯罪行为的精彩报道，你可以一天接一天地连着读。那就跟读连载小说差不多，但是你必须先能读到开头的那几回，因为这里是不提供前情梗概的，不像美国报刊上会有的那样，而且也让你觉着不如美国的那么精彩，除非你是读了那至关紧要的头一章。要是你在法国旅行，那你便会对读到的报纸非常失望，因为你失去了上面所刊登的犯罪案件、桃色新闻与隐私丑闻的连贯性，跟你平素在咖啡馆里读报时得到的乐趣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今天晚上，我多想能泡在一家咖啡馆里，那样便能读到巴黎的晨报，观看四周围的人，喝一杯比便携午餐里的那瓶马孔酒牌子更硬一些的饮料，以勾起晚餐的食欲了。但我此刻还得照管司各特，也只能待在原处，尽量自我排遣了。

侍者终于端来了两杯鲜榨柠檬汁、冰块、威士忌，与一瓶毕雷矿泉水，他告诉我药店已经打烊，他弄不到体温计。但他借到了几片阿司匹林。我问他可否尽量设法去借一支体温计。此时司各特睁开眼睛，向茶房投去爱尔兰式恶狠狠的一眼。

“你告诉了他我的病情有多严重吗？”他问。

“我想他是明白的。”

“请你把话尽量说清楚些。”

我试着把话说得更加清楚，侍者说：“我尽量去弄就是了。”

“你让他去办事，小费给足没有？只有拿到小费他们才肯挪动一下的。”

“这我倒不知道，”我说，“我寻思旅馆付给他们工资，也包括这方面服务的吧。”

“我的意思是，你得大大方方地付给小费，他们拿到了才肯挪动一下屁股。他们大多数人都坏透了。”

我想起埃文·希普曼，想起丁香园咖啡馆的那位侍者，他因为店里开设了美式酒吧而不得不剃去髭须，还想起自己结识司各特前很久，埃文怎样跟那人一起到蒙特鲁日的花园去侍弄花木，我们大家全都那么要好，在丁香园相处了那么长久，后来又起了种种变化，那些事对我们全都有着多大的意义。我想到要把丁香园的这一切事全都告诉司各特，但没准我以前都在他面前提到过了，我知道他是不会关心侍者与他们的问题，也体会不到他们超乎寻常的好意和感情的。那时候司各特憎恨法国人，由于他经常接触的法国人几乎仅仅是侍者，那是他所不了解的，还有出租车司机、修车行雇员和房东，他想羞辱与斥骂他们，机会有的是。

他恨法国人，但他更加憎恶的是意大利人，即使没有喝醉，在谈起他们时也无法平心静气。对英国人他也经常怀有恨意，但有时候还能容忍他们，偶尔还可以表示出些许敬意。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看待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的。我都不知道他此前与德、奥人或是瑞士人是否有过接触。

在旅馆里的那个晚上，我真庆幸他显得那么平静。我把柠檬汁与威士忌掺到一起，与两片阿司匹林一起递给他，他吞下阿司匹林，没有表示反对，态度平静得让人暗喜，接着便啜饮起威士忌来。这时他眼睛睁开着，往远处望去。我在看报纸内页的犯罪报道，心情很愉快，看来是显得过于愉快了。

“你是个冷酷的家伙，是不是？”司各特说，我看着他，便明白我的处方开错了，即使是在诊断上没出错，那杯威士忌在对我们起反作用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司各特？”

“我都快要死了，你却完全不当一回事，还能坐在那里看那张法国破报纸。”

“你可要我去请位医生来？”

“不要。我可不需要什么让人恶心的法国乡村医生。”

“那你想要什么？”

“我要测体温。然后要烤干的衣服，好穿上搭乘一班去巴黎的特快，住进在讷伊的美国医院。”

“我们的衣服不到明天早上是干不了的，现在也不会有特快列车了，”我说，“你干吗不好好休息，就在床上吃点东西呢？”

“我要量体温嘛。”

这以后，过了好久，侍者总算拿来了一支温度表。

“你就只能弄到这样的一支吗？”我问茶房。茶房进来时，司各特已经闭上了眼睛，那模样，与舞台上茶花女濒临死亡时相比，也真是有过之无不及。我从未见到过谁脸上的血色消失得如此快的，我真纳闷血都跑到哪里去了。

“全旅馆就这么一支。”侍者说，把温度表递给我。那是一支洗澡水温度表，后面有木头支座，还包有铁皮，好让它在洗澡缸里不至于浮上来。我匆匆咽下一口带酸味的威士忌，打开窗户片刻看看还下不下雨。我转身向司各特时，他在盯着我看。

我很内行地把温度表甩了甩，让水银柱落下去，接着说：“你真走运，这总算不是一支肛门表。”

“这一种要往哪里插？”

“腋下呗。”我告诉他，一边夹给他看。

“别把温度弄混了。”司各特说。于是我又把表往下猛甩了一下，解开他的睡衣，将表塞在他的腋下，同时又摸了摸他凉凉的前额，又一次按了他的脉。他直视前方。脉搏是七十二跳。我让表在他腋下放了四分钟。

“我记得别人是只放一分钟的嘛。”司各特说。

“这是支大温度表，”我解释道，“你得根据温度表的面积成倍增加时间。这是一支摄氏表。”

我终于将表取出，把它拿到台灯底下。

“多少度？”

“三十七点六。”

“多少度算是正常？”

“这就是正常体温。”

“你能肯定？”

“当然。”

“你量量自己看。我得弄确实了。”

我把测好的度数甩下去，解开我的睡衣，把表塞进我的腋下，看着时间。然后我看了看表。

“是多少？”我仔细读表。

“完全一样。”

“你感觉怎么样？”

“好得很呀。”我说。我在努力回忆三十七度六算不算是真正的正常。其实根本没有关系，因为这温度表是不受外界影响的，它始终是稳定地停留在三十度上。

司各特还有些不敢相信，于是我问他要不要我再给他测一次。

“不用了，”他说，“我们可以高兴了，这么快就弄清楚了。我的康复能力一向是很强的。”

“你没事了，”我说，“不过我认为你最好还是能坐起来，多少吃点清淡的东西，这样，我们明天一清早就可以出发了。”我原本打算一人买一件雨衣，但这样就得跟他借钱，我此刻可不想为这事跟他再起波澜。

司各特不愿继续待在床上，他想起来穿上衣服，下楼去给姗尔达打电话，好让她知道自己平安无事。

“她怎么会想到你可能会有事呢？”

“自从我们结婚以来，这还是头次晚上我没跟她一起在家里同睡，所以我必须跟她谈谈。你能明白这对我们俩意味着什么，你能的吧？”

我当然能，可我看不出来在正在过去的这个夜晚，他跟姗尔达又怎么可能睡在一起呢；不过这种事没啥好争论的。这时，司各特一咕嘟就把那杯威士忌灌了下去，并让我再去要一杯。我找到那个侍者，把温度计还给他，还问他我们的衣服烘得怎样了。他认为再过一小时左右也就差不多了。“让服务生用熨斗烫上一烫，好歹把衣服弄弄干。就算没太干透也不碍事。”

侍者端来两杯预防感冒的酒，我小口呷着，也劝司各特别喝得那么急。此时我倒真的担心他会着凉了，现在明摆着的是，他若是真的患上重感冒，怕是不得不住院了。可是饮料喝下去他一下子又来劲了，还为结婚以来与姗尔达第一次分开睡暗含的悲惨前景而亢奋不已。最后他再也不能延搁给她打电话的事了，于是便穿上睡袍下去让人接通电话。

接通电话得候上一阵，等到他上楼来不久，茶房又端来两杯加酸料的双份威士忌。这是到此时为止我见到他喝得如此多的一次，可是一点儿都看不出有什么不好的反应，除了让他更加生机勃勃，说话唠叨，他开始告诉我他与姗尔达共同生活的大致经过。他告诉我他是在大战期间初次遇见她的，接着失去了她后来又重新赢回了她，谈到他们的结婚，还告诉我大约一年前他们在圣拉斐尔[120]发生的一件悲惨的事。他告诉我的关于姗尔达与一位法国海军飞行员坠入爱河的第一个版本，那真是个非常悲哀的故事，我相信那是真实的。后来他又说了别的几种版本，仿佛是试着怎样把它们用在小说里似的，但是没有一个比最初的版本更加悲惨，我始终都相信第一个版本，尽管其他的任何一个也都可能是真实的。故事每讲一次就更加动人；但是全都不像第一次那样让你感到揪心。

司各特口才一流，能把故事说得娓娓动听。他无须把词儿拼写出来，也不用加标点符号，因此你不会有看一个教育程度不高的人未经改正的信的感觉。我认识他两年后他才能正确拼写我的名字；不过也许因为时间太长，我的名字更难让人拼对了，所以在他终于拼对时我给了他好一顿夸奖。他还学会了去拼写更加重要的词语，也殚精竭虑力图要把更多重要词语的意思考虑清楚。[121]

不过，这天晚上，他想让我知道、理解和欣赏，在圣拉斐尔所发生的一件事，于是我确能看得非常清楚，以致真能看到一架单座水上飞机发出嗡嗡声掠过那条供跳水用的木筏，能看到海水的颜色、飞机浮筒的形状包括它们投下的阴影，还有晒黑了的姗尔达的皮肤颜色、司各特的深棕肤色和他俩暗金与浅金色的头发，外加爱上姗尔达那小伙子晒得更黑的脸色。但我却无法把脑子里盘旋的那个疑问向他提出来，那就是，倘若这件事是真实的，全都是发生了的，那么，司各特又怎么能每一天的晚上都与姗尔达睡在同一张床上呢？不过没准这正是使这件事比当时任何人告诉过我的故事更加悲惨的原因，也说不定他确实记不清了，正如记不清昨晚发生了什么事情一样。

电话还未接通，我们的衣服就送来了，我们便穿上衣服下楼去吃晚餐。此时司各特走路有点不稳了，他以带点挑衅的眼光斜着眼打量别人。先上来的蜗牛鲜美极了，配着喝的是一瓶长颈大肚的弗勒利红酒，我们大约吃到一半时司各特的电话接通了。他走开了差不多有一个小时，等着等着，我终于把他的那份蜗牛也吃了，用掰开的面包片将黄油、蒜泥和欧芹酱刮了吃，一边喝着弗勒利酒。他回来时我说我给他再点一份蜗牛如何，他说不要了。他想吃些简单的东西。他不想要牛排、熏肝和熏肉，也不要煎蛋卷。他就想吃鸡。我们在中午已经吃过极出色的冷鸡了，但这里仍然属于以烤鸡著称的地带，因此我们就要了布雷斯式烤小肥母鸡和一瓶蒙塔尼酒，那是本地区出产的清淡、甘洌的白葡萄酒。司各特吃得极少，啜吸着一只玻璃杯里的酒。他双手托着脑袋，靠着饭桌晕过去了。动作很自然，一点也不像是在做戏，甚至看上去似乎还很小心，提防着别打翻与压碎什么东西。侍者和我扶他回到房间，将他放在床上，我脱下他的衣服，仅留下内衣内裤，把他的衣服挂好，然后掀开床罩，铺在他的身上。我打开窗子，看到天已放晴，便让窗子开着。

我回到楼下继续吃我的饭，一边想司各特的事。很明显，他不能再喝一点点酒了，是我没有照顾好他。他好像喝什么都会反应过度，接着便是酒精中毒，我打算第二天把任何酒类都减少到最低限度。我会跟他说现在马上就要回巴黎了，我得节制了否则就会影响写作了。其实这不全是真话。我平时的节制是指晚饭后、写作前与写作中绝对不喝酒。我上楼去，把所有窗子全都打开，脱掉衣服，几乎一倒到床上立刻就睡着了。

第二天我们驱车穿过科多尔省回巴黎，雨过之后天清气朗，山峦、田野和葡萄园全都焕然一新，司各特兴高采烈，快乐健康，他把迈克尔·阿伦[122]每一部作品的情节梗概都讲给我听，他说此公你可得好好注意，咱们两个都能从他那里学到不少东西呢。我说他的书我读不下去。他说你不读也行，他可以给我讲情节梗概和人物特征。他给我讲了一大通迈克尔·阿伦，仿佛是在宣读一篇博士论文。

我问他跟姗尔达通话时，电话是否畅通，他说这方面倒是不错的，可他们要说的事情太多了。吃饭时我都只要了一瓶店里能找到的最最清淡的葡萄酒，并对司各特说，请他帮帮忙别让我再要酒，因为在写作之前我必须得节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多过半瓶。他配合得极好，每逢看到我对着眼看要见底的瓶子坐立不安的时候，便会把自己分内的匀一些给我。

我把他送到了家，随即打出租车回到锯木厂楼上的家，见到我的妻子我真是高兴极了，接着便与她一起去丁香园喝一杯。我们快乐得像两个分开了又重聚的孩子一样，我告诉她这次出游的情况。

“难道你就没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或是学到什么东西吗，塔迪？”她问道。

“我当时要是好好听的话，是会了解到关于迈克尔·阿伦的一些情况的，我也学到一些东西，只是还没理出个头绪来呢。”

“司各特难道一点都不高兴吗？”

“也许吧。”

“可怜的人。”

“我懂得了一个道理。”

“什么道理？”

“永远别跟你不喜欢的人一起出游。”

“这不是挺对的吗？”

“是啊。咱们还要一块儿去西班牙呢。”

“对啊。现在离动身不到六个星期了，今年我们不会让任何人掺和进来捣乱了，对不对？”

“对。在潘普洛纳玩过以后，我们去马德里，然后去巴伦西亚。”

“呣——呣——呣——呣。”她轻声哼哼着，像一只猫似的。

“可怜的司各特。”我说。

“可怜的芸芸众生，”哈德莉说，“有些猫毛很密却没有一个子儿。”

“咱们算是非常幸运的了。”

“咱们得好好干，好好把握住这份幸运。”

我们不约而同地敲了一下咖啡桌的木框，侍者走过来看我们需要什么。可是我们需要的并不是他，也不是任何别的人或是敲敲木头或是大理石——这咖啡桌的桌面正是大理石的——所能给予的。不过我们那天晚上不明白这一点，我们就光是非常快乐。

这次出游后过了一两天，司各特送来了他的那本书[123]。书的护封花里胡哨的，我记得它那有暴力倾向、低级趣味和滑溜溜的感觉让我觉得挺恶心。看起来像是本低档科幻小说的封面。司各特让我别被这个封套吓倒了，上面的画与长岛一条公路边上的一块广告牌有关，在小说里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他说他原先曾喜欢这张护封，不过现在不喜欢了。我取下护封才开始读这本书。

读完这本书后，我明白不管司各特做出过什么事，也不管他行事方式如何乖张，我必须明白那就像是他生有一场病，我应该尽我的所能帮助他，尽力当好他的朋友。他有许多很好、很好的朋友，比我认识的任何一个人所能拥有的还要多。可是我自愿参加进这个行列，不管我是否能对他有所帮助。既然他能写出一部像《了不起的盖茨比》那样优秀的书，我敢肯定他必定能写出一部更加优秀的。当时我还未曾认识姗尔达，所以并不知道他承受着多大的压力。不过要不了多久我们就能有所了解了。

兀鹰不容分食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邀请我们上他租的那套带家具的公寓去跟他和妻子姗尔达以及幼女共进午餐，地址是在蒂尔西特路。套间里的具体情况我记不太清了，只记得里面挺阴暗的而且不太通风，除了司各特那几本用蓝皮重新装订书名烫了金的早期作品，似乎没有什么属于他们的东西了。司各特让我们看一本大大的分类账簿，上面分年度记着他所发表的每一个短篇小说、他为此收到的稿费的数目，以及出售拍摄影片版权所得到的数目，连同单行本销售与版税所得的数目。全都记录得认认真真，清清楚楚，一如轮船上的航行日志，司各特以不动声色的自豪显示给我们两人看，俨然是一所博物馆的馆长。他情绪紧张又很想当好东道主，他把收入账目显示给客人看仿佛那是什么能让人大饱眼福的镇馆之宝似的。其实那根本没有什么看头。

姗尔达压根儿就是宿醉未醒，情况极糟。头天夜晚他们去蒙马特尔玩乐了，吵了一架，因为司各特不想喝醉。他告诉我，他决心要好好写作，不再喝酒了，姗尔达却把他看作是个煞风景与败兴致的家伙。她就是用这两个词儿来数落他的，对方一反驳，她就说：“我没说过。我没这么做过。这不是真的，司各特。”稍后，她又似乎记起了什么，便快活地大笑起来。

这一天，姗尔达看上去不在她的最佳状态。她那头漂亮的偏棕色金发给烫得不成模样，那是里昂的电烫师水平太低，当时的大雨迫使他们扔下了汽车，她的眼睛疲惫无神，脸上皮肤绷得紧紧的，脸拉得老长。

她表面上对哈德莉与我客客气气的，但大半个心思仍然还留在那天清晨才离开的晚会上。她和司各特似乎都觉得司各特和我从里昂回来是一次欢快之旅，她为此而产生了妒忌之心。

“你们俩能一块外出玩得这么逍遥自在，那我在巴黎跟几个要好淘伴小小地乐上几天，也是天经地义吧。”她对司各特说。

司各特作为主人是无懈可击的，但我们的午餐却是吃得糟糕透了，虽然所喝的酒让我们提起了一些兴致，但毕竟有限。那小姑娘也是一头金发，胖乎乎的圆脸，体态均匀，看上去十分健康，她说的英语带有很重的伦敦腔。司各特解释说她有一个英国保姆，因为他想让她长大后能像黛安娜·曼纳斯夫人[124]那样谈吐优雅。

姗尔达有一双鹰一样的眼睛，嘴唇薄薄的，言谈举止带有边远南方的特色。你注视她的脸，可以看出她的心思离开餐桌飘向昨晚的舞会，接着又眼神茫然跟只猫的眼睛似的，然后又高兴起来，快乐会沿着她唇边细细的纹路显现出来，然后逐渐消失。司各特正在当他的友好、热情的主人，在他饮酒时，姗尔达看着他，眼睛、嘴巴处都充满了笑意。我逐渐对这种笑容有了很深的了解。这就说明她知道司各特这一来就无法握笔写作了。

姗尔达妒忌司各特的创作活动，随着我们对他们进一步熟悉，我们便能看出，这种妒忌成了一种常规。每当司各特下决心不去参加那种通宵酒会，每天锻炼身体，想有规律地写作，他便会开始工作了，一旦他写得顺手，姗尔达便会开始抱怨生活太过无聊，拉他去参加另一个闹酒的聚会。他们会吵架，然后又和好，他会和我一起做长时间的徒步行走，出一身汗把酒精排泄掉，下决心这回真的要好好干一场了，而且一下笔必定会不同凡响。但接下去呢，一切又从头来上一遍。

司各特非常爱恋姗尔达，醋劲也很大。我们一起散步时，他多次告诉我她是怎么爱上那个法国海军飞行员的。不过从那以后，她就再没有因为另一个男人而使他真正涌起醋波。今年春天，她与别的一些女子结交，使他心存妒忌，在蒙马特尔的那些酒会上，他生怕自己会喝醉，也担心她会喝得晕过去。他们一直把喝晕过去当作是自我防卫的一个高招。他们只要喝了一定分量的白酒或是香槟，便会呼呼入睡，那点分量对于喝惯酒的人来说根本算不了一回事，他们却像睡熟的孩子一样。我见到过他们不省人事，不像是喝醉而像是上了麻药，这时，他们的朋友，有时候是一个出租车司机，便会将他们弄到床上去，等他们醒来时，他们便会精神饱满，容光焕发，并且深感庆幸，因为自己没有在失去知觉前喝得太多让酒精侵害到自身的健康。

如今，他们已丧失了这种天然的防卫手段。姗尔达此时酒量已经大过司各特，司各特总怕她会在他们这年春天相处的友伴前，在大家聚会的地方醉倒。司各特不喜欢那些地方，也不喜欢那些人，为了能容忍那些人、那些地方，他不得不喝比自己所能接受的更多的酒，还得能控制住自己，接着又开始不得不再继续喝，在往常会晕倒的时候强撑住以保持清醒。其结果是，他根本抽不出多少间歇从事写作了。

他一直是在设法写作的。每一天他都试着去写，但是都难以写成。他把失败归因于巴黎，其实这儿是运行得最适宜于作家写作的地方了，但他总觉得会有一个地方，让他能和姗尔达重新一起生活得很愉快。他想到了里维埃拉[125]，当时那儿还没有完全建成，但是有一片片可爱的蓝色海水、沙滩、绵延不断的松林，和延伸入大海的埃斯泰雷勒山脉岬岩。他记忆中的里维埃拉就是这个样子的，他跟姗尔达最初去的时候还没有多少人上那儿去避暑呢。

司各特给我介绍了里维埃拉的种种情况，说我们夫妻明年夏天一定得去，还说我们该怎么走，怎么能找到个价钱不贵的住处，两人每天都能好好工作，可以游泳，躺在沙滩上，晒得黑黑的，午餐前只喝一杯开胃酒，晚饭前也只喝一杯。姗尔达到了那里自会兴致高高的，他说。她喜欢游泳，跳水跳得极棒，那种日子她会过得很开心，会让他好好写作，于是一切便都能安排得井井有条的了。他、姗尔达和女儿明年夏天便打算去那里。

我当时想劝他尽力把他的短篇小说写好，别玩花样去迎合任何一种俗套，因为他告诉过我他这么做过。

“你已经写出了一部好小说，”我告诉他，“你绝对不应该去写那些糟粕。”

“那部小说销不大动，”他说，“我必须得写一些短篇，而且必须是能拿高稿酬的短篇。”

“那就尽自己所能把短篇写成最好的，旁的就别去考虑了。”

“我会这样做的。”他说。

但是照后来的发展趋势看，他能写出点东西来就算是万幸了。追求姗尔达的人不少，但她没有鼓励他们，跟他们没任何瓜葛，她说。不过她觉得挺有趣，这让司各特产生妒意，不得不盯在她后面满处跑。这就使他写不成东西了，而她最最嫉妒的正是他的写作。

整个春末夏初，司各特千方百计想要写作，但只能断断续续写上一点。我每次见到他，他总是快快活活的，有时显得快活得不得了，他妙语如珠，是个很好的游伴。每当他情绪极其低落时，我就倾听他诉说苦衷，尽力使他明白，只要自己能坚持不懈，他便能写出东西，因为他是为写作而生的，只有死亡，那才是无可挽回的。这时候他便拿自己打趣，我觉得只要他还能拿自己打趣，他便会平安无事的。通过这一道道关口，他写出了一个优秀的短篇《富家子弟》，我坚信他能写得比这更好，后来他确实做到了。

那年夏天，我们去到西班牙，我动手写一部长篇小说的初稿，9月回到巴黎后完稿。司各特和姗尔达去昂蒂布角[126]待了一阵，那年秋天我在巴黎见到他时，他大大变了样。他在里维埃拉也没能让自己清醒过来，如今白天也好黑夜也好，他都是醉醺醺的。别人是不是有活儿要干他压根儿不管，但凡他醉了，管他是白天黑夜，他都会跑到乡村圣母院路113号来。他开始对地位低的人或是他认为地位比他低的人，颐指气使，十分粗鲁。

有一回他带着小女儿穿过锯木厂的院门进来——那天那位英国保姆轮休，小孩由司各特照料——走到楼梯口，小女孩说她要上洗手间。司各特动手帮她脱裤子，住在我们楼底下的房东此时走进楼来，说：“先生，您前面楼梯左面就有一个厕所。”

“有数的，要是你多嘴，小心我把你脑袋摁到坑里去。”司各特告诉他。

那年整个秋天，他的脾气都很别扭，不过清醒时也开始写一部长篇了。他清醒时我很少能见到他，只要他没有喝醉，他还总是和悦可亲，仍然爱开玩笑，有时仍然爱拿自己开玩笑。然而一旦喝醉了便总是来找我，醉中以干扰我的工作为乐，正如姗尔达喜欢骚扰他写作一样。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多年，不过，当他清醒时，我也再没有比他更为忠实的朋友了，这样的情况也同样持续了多年。

1925年秋天，他很不高兴，因为我不肯把《太阳照常升起》初稿的手稿给他看。我向他解释，在我还没有通读一遍大加修改之前，还算不得是定稿，就这样拿出去让人家看，跟别人讨论，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我一家人还打算上奥地利福拉尔贝格的施伦斯去呢，一等那边下雪立即就出发。

我是在那儿重写前半部初稿的，翌年1月全部完成，我记得是。我把稿子带到纽约，给斯克里布纳公司[127]的麦克斯韦尔·珀金斯过目，又回到施伦斯给全书定了稿。是在4月底全书经过定稿与删削交给斯克里布纳公司后，司各特才见到的。我记得曾拿这事跟司各特开玩笑，他爱瞎操心，见到别人做成一件事总急着要帮忙。可是我在修改期间并不需要他的帮助。

当我们住在福拉尔贝格我的小说眼看要定稿时，司各特和妻子、小孩离开巴黎到下比利牛斯山的一个矿泉疗养地去了。姗尔达病了，总抱怨说自己肠胃不适，一般香槟酒喝多了总会这样，当时诊断为结肠炎。司各特没有喝酒，在着手写作了，他要我们6月上朱安莱潘去。他们会给我们物色一处租金不贵的别墅，这一回他不会多喝了，就像往昔的好日子那样，我们可以游泳，锻炼，晒得黝黑，午餐前来上一杯开胃酒，晚饭前再来上一杯。姗尔达身体康复了，他们全家都好，他的小说进行得顺利极了。他有收入了，《了不起的盖茨比》改编成戏剧上演，上座情况不错，还会卖给电影制片厂呢，他不用发愁了。姗尔达身体真的好了，一切都会井然有序的。

5月间我南下去马德里独自进行创作，我从巴约讷乘三等车去朱安莱潘，稀里糊涂竟把钱都花完了，一路上肚子饿得慌，最后的那顿饭还是在法西边境的昂代吃的。司各特帮着租的那座别墅确实不错，他在不远处的别墅更是出色，我见到妻子把我们要住的别墅收拾得漂漂亮亮，非常快乐，这儿有我们的朋友，午餐前的那一杯开胃酒味道好极了，免不了惹人要多喝几杯。当天晚上，在夜总会为我们开了一个欢迎会，仅仅是个小型的晚会，是为了住在别墅里的麦克利什[128]夫妇、墨菲夫妇[129]、菲茨杰拉德夫妇以及我们而举办的。没有人喝比香槟更加凶烈的酒，气氛非常欢快，这里显然是个适宜于写作的好地方。看来一个人进行写作的一切这里无不具备，要说缺少什么那就是能够清静独处了。

姗尔达显得非常美，皮肤晒成了迷人的暗金色，一头棕金色的鬈发极其漂亮，待人也非常友好。她那双鹰似的眼睛澄澈而平静。我原以为一切都会顺利，结局也会非常完满，一直到那一时刻，她身子向我凑过来，将自己最大的秘密宣泄给我听：“欧内斯特，你不认为埃尔·乔生[130]比耶稣更加伟大吗？”

当时，没有谁将它当一回事。这只不过是姗尔达让我共享的一个秘密，就像一头兀鹰会与一个人共享什么东西那样。但鹰类是不愿分食的。司各特再也没有写出什么好作品，一直到他明白姗尔达的确是疯了。

一个尺码大小的问题

此后很久，在姗尔达精神崩溃——这是当时的说法——初次发作后的那段时间里，我们恰好都在巴黎，司各特邀我去米肖餐厅共进午餐，那是在雅各布路与教皇路的拐角处。他说他有件绝对重要的事情要问我，这事对他来说比世界上任何事情的意义都要重大，我必须绝对如实回答。我说我尽力而为便是了。每逢他有什么绝对重要的事情要问我，那必定是很难做到的，我会努力去做，但我的答复总会让他生气，往往不是在当时，而是事过很久之后，他得苦苦思考之后才发作出来。我的话便会成为一件必须得彻底摧毁的事，连同我这个人在内，如果可能做到的话。

他午餐时饮了点葡萄酒，但这对他没有什么影响，他也不是为了好好吃顿饭先来杯小酒的。我们谈论彼此的创作情况，谈到其他人，他还问及我们最近没见到的人的情况。我知道他正在写一部很不错的作品，由于种种原因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但他要跟我说的并不是这件事。我一直在等他启口，把必须是绝对真实的回答告诉他；可是他定要等到午餐结束时再提，就如同我们吃的是一顿工作午餐似的。

终于，在我们开始吃樱桃馅饼，喝最后一瓶葡萄酒时，他说了：“你知道的，除了跟姗尔达，我从未跟任何别的女人睡过。”

“不。我并不知道。”

“我觉得以前对你说过的。”

“没有。你告诉过我许多事情，不过没说这事。”

“这正是我必须向你请教的。”

“很好。往下说吧。”

“姗尔达说，单凭我的身材，就不能让任何一个女人感到快乐，这就是让她心烦的根本原因。她说这是一个尺码大小的问题。自从她说了这样的话，我的感觉就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必须弄弄清楚。”

“走，上办公室去。”我说。

“办公室在哪儿？”

“洗手间呗。”我说。

我们回到餐厅，在桌旁坐下。

“你完全正常，”我说，“你没有问题。你一点儿毛病都没有。你从上面往下看自己，自然就像是缩短了。那么就去卢浮宫看看人体雕像，回来再对着镜子从侧面瞧瞧自己。”

“那些雕像可能也不准确。”

“他们够标准的了。大多数人能这样就心满意足了。”

“可是她为什么要那么说呢？”

“为了让你干不成。世界上自古以来不想让人干成时采用的就是这个办法。司各特，你要我对你说真话，我可以对你说上一大堆，可这就是绝对的真话，也是你所需要知道的一切。你本该去找一位大夫瞧瞧的。”

“我不想找医生。我就想让你对我说真话。”

“现在你相信我了吗？”

“我不知道。”他说。

“那就上卢浮宫去吧，”我说，“沿着街直走，过了河便是。”

过了河，我们来到卢浮宫，他仔细观看了那些雕像，可是仍然不敢相信自己。

“这主要还不是一个静止时大小的问题，”我说，“那是一个它能变得多大的问题。那也是一个角度的问题。”我向他解释，让他懂得，倘若垫一只枕头或是别的什么东西，也许会帮他弄明白。

“有一个姑娘，”他说，“一直对我好。可是在姗尔达说了那样的话以后——”

“忘了姗尔达的话吧，”我告诉他，“姗尔达疯了。你一点毛病也没有。对自己要有信心，做那个姑娘希望要做的事好了。姗尔达是存心想毁掉你。”

“你一点都不了解姗尔达。”

“行了，”我说，“就说到这儿吧。你来吃午餐不就是要问我一个问题吗，我已经尽可能诚实地给了你答复了。”

但他仍然是将信将疑。

“咱们去观赏一些画如何？”我问，“除了那幅《蒙娜丽莎》，你还看过这儿别的任何画作吗？”

“我此刻没有心思看画，”他说，“我跟人说好要在里茨饭店的酒吧间见面的。”

多年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好久了，还是在里茨饭店的酒吧，一个叫乔治的总管——司各特在巴黎住时他还是个穿制服的小跑堂呢——这个乔治问我：“Papa[131]，人人都跟我打听菲茨杰拉德先生，这个人是谁呀？”

“你以前不认识他吗？”

“那时候来这儿的人我全都记得。可是现在，别人光跟我打听他。”

“你跟他们怎么说的？”

“就说任何他们想听的有趣事儿，就为了能让他们高兴高兴呗。可是告诉我，他究竟是谁呀？”

“他是20年代初期的一位美国作家，后来在巴黎和别的国家生活过一段时间。”

“可是我怎么就不记得他呢？他是个好作家吗？”

“他写过两本非常棒的书，还有一本没有写完，据对他的作品最有了解的人说，倘若写完会是非常精彩的。另外他还写了一些挺好的短篇小说。”[132]

“他那会儿是这酒吧的常客吧？”

“我想是的吧。”

“可是20年代初您不常来。我知道您当时手头紧，也不住在附近一带。”

“我手头松的时候常去克利永饭店。”

“这我倒是知道的。我们第一次见到时的情形，我印象还清楚着哪。”

“我也是的。”

“真奇怪我怎么对他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呢？”乔治说。

“那伙人全都死了哟。”

“不过有些人并不因为死了就让人忘记呢，顾客们老跟我打听这些人的事。你一定得跟我说一些他的事，也好让我的回忆录里有点内容。”

“我会的。”

“我记得有天晚上您跟冯·布里克森男爵[133]来这儿——是哪一年来着？”他笑着说。

“他也死啰。”

“是的。可是大家还是没有忘记他。您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他头一位太太文笔极其漂亮，”我说，“她写了一部兴许是我所读过的最好的关于非洲的书。不过，塞缪尔·贝克勋爵[134]写阿比西尼亚境内尼罗河支流的那一本除外。把这也写进你的回忆录吧，既然你现在对作家感兴趣了。”

“行啊，”乔治说，“那位男爵可不是位能让人忘记的人。那本书叫什么来着？”

“《走出非洲》，”我说，“布里基始终都为他头一位太太的作品非常骄傲。不过在那位夫人写出那部书之前好久，我们就认识了。”

“那么客人老跟我打听的那位菲茨杰拉德先生可有什么趣事吗？”

“他是弗兰克当领班那阵子来这儿的。”

“哦。可是那会儿我还是个小跑堂呢。您是知道跑堂的身份的。”

“我要写一本在巴黎早年生活的书，里面会提到菲茨杰拉德的。我向自己许诺过一定要写他的。”

“那太好了。”乔治说。

“我会把第一次遇到他时的印象如实写出来的。”

“那敢情好，”乔治说，“这样，只要他确实来过，我准会记起他来的。不管怎么说，人是不会忘记熟人的。”

“有那么多游客呢？”

“那自然又当别论。不过您说他当初是位常客？”

“这地方对他来说意义重大。”

“您就照您记得的写，只要他真的来过，我一定会记得他的。”

“那就这样吧。”我说。

巴黎永远与你同在

当我们的家庭从两口变成三口之后，是那严寒、恶劣的天气，终于在冬季将我们驱赶出巴黎。自己一个人，在习惯了以后，是不会有问题的。我总能上咖啡馆去单要一杯奶油咖啡便能写上一个上午，与此同时，侍者们揩拭桌椅，将垃圾清除出店堂，房间也会逐渐变得暖和起来。我妻子可以出去教钢琴，若是房间里冷，便多穿几件套头毛衣，让身子暖和起来手指活络起来，能弹钢琴，然后回家给邦比喂奶。但是冬天带个婴儿上咖啡馆是绝对不行的，尽管这娃娃从不哭喊，光是一味观看着周围的一切，永远都不觉得乏味。当时还没有代看婴儿这一行当，邦比只能快乐地跟他那只大胖宝贝猫F.噗斯一起，待在高栏杆笼子般的床上。有人说让一只猫跟婴儿待在一起是很危险的。最最无知与怀有偏见的人则说猫会吸走娃娃肚子里的元气将他害死。还有人说猫会趴在婴儿身上，它那么重，会把娃娃闷死的。可是，在那只高高的笼子里，F.噗斯躺在邦比身边，用它那双黄色大眼睛瞪视着房门，我们不在家时，它绝不会让任何人走近，连女佣玛丽也只好躲开。根本没有必要找人代看娃娃，F.噗斯就是最现成的一个。

可是当你穷得叮当响时，要在冬季在巴黎带个娃娃那真是太辛苦了，当时我们从加拿大回来，我已经辞掉了所有的新闻工作，连一个短篇小说也没能卖出去。才三个月大的邦比先生，在一月份，乘了十二天的库纳德公司的一艘小客轮，从纽约出发经由哈利法克斯穿越北大西洋。一路上他连一声都没哭过，就是遇到风雨天，为了怕他掉到地上，我们用挡板将他围在一个铺上，他还直乐呢。可是我们的巴黎，对于他来说，无疑还是过于寒冷了。

我们去了奥地利福拉尔贝格的施伦斯。在穿过瑞士后，我们抵达奥地利边境的菲尔德基契。火车穿过列支敦士登，在布卢登茨停下，那里有一条小支线，沿着一条清澈可见卵石与鳟鱼的小河，穿过一个有农庄与森林的河谷，到达施伦斯，这是个朝阳的集镇，有锯木厂、商店、小旅店和一家蛮不错的四季营业的名叫“飞鸽”的小旅馆，这就是我们要住的地方。

“飞鸽”的房间宽敞舒适，有大大的火炉、大大的窗户、宽阔的床上配有优质毛毯和羽绒盖被。饭食简单但是味道不错，餐厅和贴有木墙面的公共酒吧间炉火旺旺的，一股友好的气氛。迎面的山谷很开阔，因此阳光充足。三个人的膳宿费大约是每天合两美元，奥地利先令由于通货膨胀而贬值，反倒使我们的膳宿费愈交愈少了。这里没有像德国出现过的那么严重的通货膨胀和贫困。先令时涨时落，但总的趋势还是走低。

施伦斯没有送滑雪者上山的缆车，也没有索道，但是有从低谷通往高山区的运原木的小路和牛群走出来的曲径。人们只好扛着滑雪板徒步涉雪上山，到更高处遇到雪太厚时，就得把海豹皮包在滑雪板底下，踩着往上登攀了。山谷高处，有一些供夏季登山客用的阿尔卑斯山俱乐部大木屋，你可以在里面睡，用了多少取暖木柴留下些费用便行了。有些木屋需得自己扛去木柴，如果打算去高山和冰川做长途旅行，那还得雇人帮你扛木柴与给养，以建立一个基地。这些高山基地木屋中，最有名的便是林道尔木舍、马德莱恩木楼和威斯巴登屋了。

“飞鸽”旅社后面有一片像是供人练习用的斜坡，你在那儿往下滑从果园与农田间穿行时，能见到在山谷对面查根斯的后面还有另一片蛮不错的斜坡，那儿有一所漂亮的小旅店，里面小酒吧四壁上挂满了精心收藏的羚羊角。在山谷边缘的伐木村查根斯的后面，一路往上，都是理想的滑雪场，再往上爬，你最终能翻过一座座高山，越过西尔维雷达进入克洛斯特地区[135]了。

施伦斯这地方对邦比的健康大有裨益，我们找了个深色头发的漂亮小姑娘照料他，让他坐在他的小雪橇里外出晒太阳，哈德莉和我要忙着多了解些这整片陌生的国土与这么多陌生的村子，还有对我们非常友好的镇民。瓦尔特·伦特先生是一位高山滑雪的先驱者，有一段时间曾与那位杰出的阿尔贝格滑雪家汉纳斯·施奈德合作，一起研制适用于攀登与各种雪况下都可用的滑雪板蜡，他此时刚开办一所阿尔卑斯滑雪学校，我们夫妻都报名参加了。瓦尔特·伦特的思路是让学员缩短在练习坡上的进程，尽快进入高山作滑雪旅行。那时的滑雪方式跟现在的不一样，螺旋形下滑所造成的骨折还不如现在这么常见，谁都不想有一条断裂的腿。当时也还未出现巡逻救生队。你想往下滑多远，就得往上爬多高。这样一来，就让你练就了一双能往下滑的腿。

瓦尔特·伦特认为滑雪的乐趣就在于攀登上最高的山地，那里除你之外再无第二人，雪地上没有任何印辙，接着你从阿尔卑斯俱乐部的一座高山屋去到另一座，穿越过阿尔卑斯山一个个隘口、一道道冰川。你捆滑雪板时千万要捆得合乎要领，否则摔跤时真的会把腿骨折断的。得让滑雪板在伤害你之前便自行脱开。他最最喜欢的是不系绳子的冰川滑行，但我们得等到春天才能这样做，到那时那些裂隙才能覆盖得足够严密。

哈德莉和我喜欢滑雪，这从第一次我们在瑞士一起学着滑时便开始了，后来又在多洛米蒂山区的科蒂纳·丹佩佐[136]，当时邦比都快出生了，米兰的医生倒是允许她继续滑雪，只要我保证不让她摔跤。这就必须非常小心地选择地形和滑行道，并绝对控制住行进的动作，好在她长得有一双美丽、强健的腿，能很好地操纵滑雪板，因此从未摔过跤。我们都熟悉不同的雪地情况，每个人都懂得如何在粉状厚雪里滑行。

我们喜爱福拉尔贝格，我们也喜爱施伦斯。我们一般是在感恩节前后抵达那里，一直待到复活节临近才离开。那儿总有雪可以滑，虽然施伦斯作为一个滑雪地高度上有所欠缺，除非这年冬天雪下得很大。但登山也有乐趣，那个年代没有人在乎受累。你把步子放慢一些，不用着急，反正迟早总能爬上去的，这样心情就松弛舒畅了，你还因为能扛这么重的背囊而感到骄傲。爬向马德莱恩木楼的山坡有一段路非常陡，非常难走，但是爬第二次时就容易得多了，再到后来，你背上两倍于初次攀登时所背的重量也全不在乎了。

我们总是觉得肚子饿，每次进餐都是一件大事。我们喝清啤酒或是黑啤酒，喝新酿的葡萄酒或是存了一年的葡萄酒。各种白葡萄酒都再好不过。除此之外，还能喝上本地河谷出产的樱桃酒和用山坡龙胆根蒸馏而成的烧酒。晚饭有时能吃上瓦罐焖野兔肉，浇上浓浓的红酒汁吃，有时则吃浇上栗子酱的鹿肉。但凡吃这类野味时我们便要喝红酒了，这比白葡萄酒要昂贵许多，最上品的合成美元要二十美分一升呢。一般的红酒便宜得多，所以我们总用小桶装上，带到马德莱恩木楼去。

我和哈德莉带来一批西尔维娅·比奇特准我们借出过冬看的书，我们可以和镇上的人在直通旅馆夏季花园的巷子里打门球。每周一两次，可以在旅馆的餐厅里玩玩扑克，不过得把所有的窗户都关严插上，门也得锁上。当时奥地利严禁赌博，跟我一起打牌的有旅馆老板内尔斯先生、阿尔卑斯滑雪学校的伦特先生、镇上的一位银行家、一位检察官和警察队的队长。打牌时气氛很紧张，他们都是打牌的高手，只是伦特先生打得有点横，因为滑雪学校根本赚不到钱。警察队队长一听见两个部下巡逻经过在门外停住脚步，便会把一只手指举到唇边，我们便全都不作声，直到他们往前走去。

天一亮，女佣便在清晨的寒气中进入房间，关上窗子，给一只大瓷火炉生上火。于是房间便暖和起来，早饭有新鲜面包或烤面包片，有美味的蜜饯和两大壶咖啡、新鲜鸡蛋和上好的火腿，如果你想要的话。这里有条叫施瑙兹的狗，老爱躺在我们的床脚边，它最爱跟着人去滑雪，我往山下冲去时，它总是趴在我背上或是伏在我的肩膀上。它也跟邦比先生要好，常陪着他与保姆外出散步，跟在他的小雪橇的边上。

施伦斯是个写作的好地方。我很清楚，因为我最艰难的一次最后统改工作便是于1925、1926年间的冬天在这里完成的。当时我必须把六星期内一口气写成的《太阳照常升起》的初稿修改成一部长篇小说。我记不清在那里还写成的短篇小说是哪些篇了。虽然其中有几篇发表后反应不错。

我还记得路上的雪所发出的咯吱咯吱的声音，当时我们肩扛雪橇与撑杆，遥望着灯光，灯光最后又变成了屋舍，路上的行人全都跟我们打招呼，说一声“上帝保佑您”。小酒店里，人们都穿着钉靴和山民的大衣，空气里充满烟味，地板上满是鞋钉的印迹。许多年轻人都在阿尔卑斯团队里服过役，其中的一个叫汉斯的，在锯木厂里打工，是当地驰名的猎手，跟我交情不错，因为战时都在意大利山区同一个地方待过。我们一同喝酒，一起唱山区的歌谣。

我记得那些羊肠小径，它们缭绕于村子高处山边农场的果园与农田之间，也记得那些温暖的农舍，屋里有大火炉，屋外有雪地里成垛的木柴。妇女们在厨房里梳理羊毛，再纺成灰色与黑色的毛线。纺机靠脚踏，纺出的线也不用再染色。黑毛线就用黑羊的毛来纺。羊毛是天然的，所含的油脂也不洗去，所以哈德莉用这种毛线织成的便帽、套头衫和长围巾下雪天穿也不怕湿。

有一年圣诞节时，演出了汉斯·萨克斯[137]写的一出戏，是本地的校长导演的。那出戏不错，我还为本地省报写了篇剧评，由旅馆老板译成德文。另一年，有位德国前海军军官，剃了个光头，上面有好几处伤疤，来给我们做了次关于日德兰战役[138]的讲演。

他用幻灯片显示双方舰队的调遣情况，手执一根台球杆权当教鞭，当他指出杰利科如何怯懦时，好几次连嗓音都嘶哑了。学校校长直担心他会用球杆戳破屏幕。演讲结束后，这位前海军军官仍然平静不下来，小酒馆里每一个人都感到很尴尬。只有检察官和银行家陪他一起喝酒，单独坐在另一张桌子旁。伦特先生是莱茵兰人，他干脆不来听演讲。有一对从维也纳来的夫妻，是来滑雪的，却又不想爬高山，所以就上苏尔斯去了，后来我听说，他们在一次雪崩中丢了性命。那个男的说过，这个演讲的就是一头蠢猪，就是这种人断送了德国，再过二十年他们还会把德国再毁灭一次的。跟他一起来的那位女士用法语告诉他快把嘴巴闭上，说这儿是个小地方，很难说会出什么事。

正是那一年雪崩让许多人死于非命。头一回的重大事故发生在正对着我们这河谷的高山那边一个叫阿尔贝格的莱希镇的地方。一伙德国人想在圣诞假期期间来这儿跟伦特先生学滑雪。那一年雪下得晚，一场大雪下来时，山丘和山岭的斜坡上由于阳光的照射还是挺温暖的。雪积得很厚，像干粉似的，根本没有与地面黏合在一起。在这样的情况下滑雪再危险不过了，伦特先生打去电报叫他们别来。但因为有假期，他们不知好歹，认为雪崩没啥了不起的。他们来到莱希，伦特先生拒绝带他们出发。有个家伙骂他是胆小鬼，他们说要自己去滑。最后，伦特先生把他们带到一处他勉强认为是比较安全的地方。他自己先滑了过去，就在他们跟着要过去时整片山坡一下子崩塌下来，就像海啸时的大浪那样淹没了他们。挖出了十三个人，其中九个已经没救了。阿尔卑斯滑雪学校景况本来就很凄凉，出了事后，我们几乎就是仅有的学员了。我们成了雪崩学的高级学员，研究雪崩有哪些不同的类型，如何躲避雪崩，万一被困在其中又该如何行动。那年我所写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雪崩期间完成的。

关于那个雪崩的冬天我记忆中最悲惨的就是一个被挖出来的男子。他在雪中蹲坐着，用双臂在头部前方围成一个方形，就像我们所学的那样，这样就能使雪掩没你时还有个可以呼吸的空间。那是一场大雪崩，把每一个人都挖出来得花很长时间，而此人是最后发现的一个。他死了没多久，他的颈部都磨破了，筋腱骨头都赫然可见。他曾把脑袋拧过来又拧过去，以抗衡雪的压力。在这场雪崩中，准是有一些压实的陈雪与泻下来的分量不算重的新雪混杂在一起。我们吃不准他是有意要这样做的还是已然神志不清。当地的神父拒绝让他入葬在教堂墓地，因为没有证据能证明他是天主教徒。

在施伦斯时，我们经常远足爬上山谷，找一家小客栈住宿，以便继续登山前往马德莱恩木楼。这家古老的小客栈非常漂亮，我们吃饭喝酒的房间的木墙因为经年的擦拭，已像丝绸般发光。桌子椅子亦都这样。我们在一张大床上相拥而睡，盖着羽绒被，窗子敞开，星星挨得很近，异常明亮。清晨，吃过早餐后，我们装备齐全上路，开始摸着黑登山，星星挨我们很近，分外明亮，我们把滑雪板扛在肩上。脚夫用的滑雪板比较短，他们能背很重的东西。我们也曾比赛过看谁上山能背得最重，可是谁也比不过那些脚夫，这些矮矮壮壮只会说蒙塔丰方言的农民，他们像驮马似的不紧不慢地爬，到了山顶，阿尔卑斯俱乐部就盖在积雪的冰川旁一块大岩石上，他们把背上的东西往屋子的石墙旁一放，便跟你索要比原来说好的高出许多的工钱。在一番讨价还价之后，他们收下折中的数目，接着便像小地精似的，套上短短的滑板往山下飞也似的消失了影踪。

我们这群伙伴中有一个德国姑娘，她的山地滑雪技术特棒，个儿小小的，体态很美，她能背跟我的一般重的背包，背的时间却比我能忍受的更长。

“那些脚夫打量我们时的眼光，总像是在盘算还要把我们作为尸体背下去似的，”她说，“上来的价钱是他们定下的，可是我从未听说过哪一次是说话算数的。”

在施伦斯度过的那个冬天，我把胡子蓄了下来，以防高山雪地里日光的炙晒，我也懒得理发，有一天傍晚，顺着运木料的小径往下滑时，伦特先生告诉我，小径边上住的农民都管我叫“那黑脸基督”。他还说，有些人上小酒馆，干脆叫我为“喝基尔许酒[139]的黑基督”。可是对于蒙塔丰山谷最高处的农民——我们雇的脚夫就是这儿的人——来说，我们都是洋鬼子，在旁人有理由要远远躲开高山时，我们却偏偏要上那边去。我们不等天亮就动身，为的是躲开太阳的热力在我们通过时可能会造成雪崩危险，而这种做法并不得到他们的认可。只是说明，我们跟所有的洋鬼子一样，都是肚肠弯弯绕，诡计多端。

我记得松林的芳香，记得如何在伐木工人的小屋里睡在山毛榉树叶铺就的褥子上，又如何循着野兔与狐狸走出的小径在森林里滑行。我记得，在树木生长线之上的高山区里，是如何沿着狐狸的踪迹前行，一直到终于看到了他[140]，观察他举起前腿直立，又小心翼翼地走了几步，为了要停下，然后猛地一蹿，啪啦啦惊起一只松鸡，松鸡从白雪堆中蹿出飞走，越过了山脊。

我记得风能使积雪形成各种各样的假象，引诱滑雪者上当。再说，你住在高山区阿尔卑斯木屋中时常常会遇到暴风雪，那就造出一个陌生的世界，我们必须尽量小心地探寻滑雪路线，就像是从来未见到过这个地区似的。我们也确实是未曾来过，因为这儿的一切都是陌生的。最后，快到春天时，大片的冰川开始移动了，平稳、笔直，永远笔直向前，只要我们双腿能挺得住，双踝能紧紧并拢，滑行时身躯弯得够低，靠前倾来加快速度，在冻冰屑所发出的静谧咝咝声中不断地下坠、下坠。这比什么样的飞行或任何活动都要美妙，这样的能力是我们练出来的，是背着沉重的行囊长途攀登练出来的。我们绝对不想靠花一点钱买一张票就登上山顶。这可是我们苦练了整个冬天的结果，练了一整个冬天才能使它成为可能。

在我们去山区过冬的最后一年，新来的人深深地进入了我们的生活，从此一切都不能恢复成以前那样了。与下一个冬季相比，发生过大雪崩的那个冬季简直像是儿童时代快乐天真的冬天了，而下一个冬天，则是伪装成最有趣不过的一个梦魇般的冬天，随之而来的又是一个凶险的夏天。正是那一年，有钱人出现了。

有钱人是由“导航鱼”[141]给他们带路的，这条“鱼”有时候有点耳背，有时候眼神又不太好，但总是发出一股异味，迟迟疑疑地走在前面给他们带路。“导航鱼”说起话来总是这个样子的：“呃，我不太清楚。不，那自然不会尽然如此啦。可是我喜欢他们。他们俩我都喜欢。是啊，老天做证，海姆，我真的喜欢他们；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我真心实意地喜欢他们，而且她身上的确有一种极优雅的气质。”（他说出了她的名字而且念得非常嗲。）“不，海姆，别胡来，也别这么拧巴。我真的喜欢他们呀。两个都喜欢，我发誓。你也会喜欢杰利的（此处用了他奶声奶气的乳名），一等你认识了他们。他们俩我全喜欢，真的呀。”

就这样，你有了有钱人朋友，一切就跟往昔不同了。“导航鱼”自然是“游”走了。他总是要奔赴什么地方，或是打从某个地方来，他从不在一个地方久留。他出入政界、戏剧界，正如他早年间往来于各国和人们的生活。他从来都未曾身陷其中，这次亦未受到有钱人的祸害。没有什么能祸害他，只有那些相信他的人才受到牵连，被害致死。他很早便受到过无可替代的训练，学会了如何当卑鄙小人，如何对金钱怀着一种长期得不到满足的暗恋。由于每捞到一块钱就朝正确方向靠近一步，他终于使自己也成了一个富翁。

那些富人喜欢他也相信他，是因为他忸怩作态、逗趣、让人开怀，自己已有所成就，也因为他是一条从不出错的“导航鱼”。

在这样的一个时候：两个年轻人，相互爱恋，快乐欢愉，其中的一个或是两个正在做出良好的成绩，此时，人们便会自然而然地被吸引到他们身边，一如候鸟在黑夜中为一座有强光的灯塔所吸引。倘若此二人黏结得像灯塔般结实，那就不会受到损害，撞死撞伤的必定是那些候鸟。但由于自身幸福与成就而具吸引力的人必然稚嫩与缺乏经验。他们不懂怎样不被撞倒，怎么躲闪。他们并不是总能听说过那些有钱人的事，那些人显得那么善良、迷人、可爱、一见面就让人喜欢，慷慨大度、善解人意，看不出他们品质不良，他们能使每天都像是在过节，然而在他们经过与吸收掉所需的养分之后，便能使留下的一切，比阿提拉[142]马群的铁蹄践踏后的任何草根还要了无生气。

有钱人由“导航鱼”带引前来。要是一年以前，他们绝对不会来。当时还没有把握。尽管创作进行得已经同样出色，幸福比后来的还要丰盈，但长篇小说连一部都未能写出来，因此他们还拿不准。他们是从来也不在无把握的事情上虚掷感情的。他们何必如此呢？毕加索是有定评的，早在他们听说过绘画之前就已声名远扬了。他们对另一位画家也是极有把握的。还有其他的许多位呢。但是今年他们拿得准了，而且“导航鱼”给他们打了招呼了。“导航鱼”也亲自出马了，因此我们不会觉得他们是外人的，我是不会不好说话的。“导航鱼”是我们的朋友，那是明摆着的。

在那段日子里，我对“导航鱼”的信任，比起我对《水文局地中海航行指南修订本》，打个比方说，以及《布朗氏航海年鉴》这一类权威工具书的信任，简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些有钱人的蛊惑下，我像头猎犬般地盲从与愚蠢，只要它能跟任何一个握着支枪的人一起出去；或是像马戏团里的一头猪，只要终于找到一个人为了它本身的原因喜欢它，欣赏它，便屁颠颠的乐得不知怎么才好了。每一天都能活得像过盛大节日，这对我来说是一大发现。我甚至还朗读长篇小说修改好的部分给他们听呢，这可是一个作家所能做出的最最卑贱的一件事了，对作为作家的他来说，这么做，甚至比在隆冬大雪尚未覆盖住冰川上的裂隙之前，不用绳索捆紧脚下的滑雪板贸贸然就滑，还更危险呢。

当他们说：“了不起呀，欧内斯特。这的确是了不起呀。你自己是不可能明白内涵多么深刻的。”我便美滋滋地摇起尾巴，一头扎进生活即是过节这样不切实际的想法，看看能否把主人扔出去的那根棍子叼回来，而不是去想一想，“既然能招这批浑蛋喜欢，那我这作品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倘若我能从专业角度出发，我便会这样考虑了，不过倘若我真能从专业角度考虑，我便绝对不会把稿子念给他们听了。

还在这些有钱人到来之前，我们就已经让另一个有钱人用最最古老的伎俩钻进来了。那就是说，有个未婚的年轻女子[143]，以另一位已婚年轻女子新近结交的闺蜜的身份，搬过来与这对夫妻一起居住，接着便人不知鬼不觉地、天真无邪地，却是毫不留情地思谋着把别人的丈夫夺走。既然这个丈夫是位作家，在进行着艰苦的创作，自然是一天里抽不出多少时间陪伴妻子，当不了好伴侣的，有别人帮忙自然是再好不过，但等你知道结果如何便为时已晚了。这位丈夫忙完工作有两位迷人的女子围在身边。其中之一是新鲜、奇异的，倘若他命中注定活该倒霉，他便会两个都爱。

于是，便不再是两个人加上他们的孩子，而是成了三个大人。最初，这境况够刺激人的，也很有趣，就这样维持了一段时间。所有真正邪恶的事都是从一种天真状态中开始的。于是你就这样一天又一天地活下去，享受着你所拥有的，丝毫也不担心。你开始说谎，又恨说谎，说谎把你给毁了，每一天都更加危险，可是你就像在战争中似的一天天地活下去。

我必须离开施伦斯，去纽约重新安排出版社。我在纽约办完了事，等我回到巴黎，我本该从东站搭乘第一班带我去奥地利的火车。可是我恋上的那个女子当时在巴黎，于是我没有乘上第一班车，也未能乘上第二班或第三班。

等火车终于驶入原木堆旁的月台时，我又见到了我的妻子，我真恨不得在我爱上她之外的任何人之前就已死去。她在微笑，阳光照在她那被雪与阳光晒黑的脸上，体态很美，她的头发在阳光下变成金红色，一个冬天使她的头发长了不少，不怎么整齐，但是很好看，邦比先生站在她身边，金发碧眼，胖嘟嘟的，寒冬冻成的面颊红彤彤的，跟福拉尔贝格本地的健康孩子一般无二。

“哦，塔迪，”我将她拥入怀中时她喊道，“你可回来了，这次出行把事情办得那么成功。我爱你，我们都非常想念你。”

我爱她，我不爱任何别的人，我们单独度过了一段美好又奇妙的时光。我写作上很顺利，我们做过几次非常愉快的出游，我以为我们又是不可能受到损害的了，可是等到暮春时节我们离开山区回到巴黎，另外的那段情缘重又开始了。

这就是巴黎生活第一个阶段的结束。巴黎再不会跟它原先一样，虽然巴黎永远是巴黎，当巴黎在起变化的时候，你自己也在变。后来，我们再也没有回过福拉尔贝格，那些有钱人也没有。

巴黎永远不会有结束，每一个在此生活过的人都有着与别人不一样的记忆。我们总会回到那里去，不管我们是什么人，也不管它起了多大的变化，去到那里会是何等艰难或是何等容易。巴黎是永远值得去的，你总会得到回报，不管你带给它的是什么。这里所写的，仅仅是早年间我们非常贫穷又是极其快乐的那个阶段巴黎的样子。

[1]马松与米罗都是当时生活在巴黎的现代派著名艺术家。

[2]乔治·布拉克（1882—1963），法国立体主义画家。

[3]保尔·魏尔伦（1844—1896），法国抒情诗人。

[4]应指《多伦多星报》。海明威曾任该报驻欧记者。

[5]海明威给自己取的昵称。他很不喜欢“欧内斯特”（Ernest）这名字，觉得易令人想起王尔德剧本《认真的重要性》中那个天真得愚蠢的叫“欧内斯特”（本意即是“认真”）的主人公。

[6]即前面所提到的三种水果。

[7]原属意大利的一个地区。后划归南斯拉夫。

[8]布台·特·蒙维尔（1851—1913），法国插图画家，其插画的《圣女贞德》出版于1896年。

[9]法语，意为“挂不出去”。海明威在这个短篇里写到性交行为。

[10]此书出版于1925年。

[11]福特·马多克斯·福特（1873—1939），英国作家。1924年在巴黎主编《大西洋两岸评论》，刊有乔伊斯、海明威等新潮作家的作品。本书后面有文章专写到他。

[12]海明威1917年中学毕业后，曾在《堪萨斯星报》任记者，当时才十八岁。

[13]法语，“迷惘的一代”。本意为“失落的一代”或“迷失的一代”。

[14]西尔维娅·比奇（1887—1962），美国女子，1919年起在巴黎开设“莎士比亚书店”，出售图书杂志并附设出租部，逐渐成为著名作家荟萃之地。她还曾帮助过乔伊斯出版《尤利西斯》。奥尔德斯·赫胥黎（1894—1963），英国著名作家。斯泰因如此说是贬他名存实亡。D.H.劳伦斯（1885—1930），英国小说家，《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作者。

[15]玛丽·贝洛·朗兹（1868—1947），英国通俗小说女作家。“开膛手”杰克是1888年伦敦一个在夜里小街上杀害多名妓女并将之开膛破肚的恐怖分子，始终未被警方拿获。名噪一时，成为多部书籍的主人公。

[16]乔治·西默农（1903—1989），比利时法语小说家，多写探长麦格雷破案故事，以文笔简练著称。

[17]珍妮特·弗兰纳（1892—1978），当时任《纽约客》驻巴黎记者。

[18]罗纳德·弗班克（1886—1926），英国小说家。司各特·菲兹杰拉德（1896—1940），美国小说家。后文中会详细写到。

[19]舍伍德·安德森（1876—1941），美国作家。其作品多以小城镇为背景，描写小市民的惶惑情绪，带有自然主义和神秘主义色彩。

[20]《黑色笑声》出版于1925年。海明威的《春潮》出版于1926年。当时有批评家把海明威与安德森相提并论，甚至说海明威受安德森影响，这触犯了海明威的自尊心，所以写戏仿的《春潮》设法撇清。

[21]法语，原意是“没着没落的一代”，“失落的一代”。我国翻译界最初译为“失落的一代”，现一般译为“迷惘的一代”。这里视上下文口气兼用两种译法。又：附带在此说明，译者于此处用了“修理”二字，绝非受眼下时髦文风的影响，而是原文中用的就是“corrected severely”。

[22]见《圣经·旧约·传道书》。那句话是：“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

[23]海明威自己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进入红十字会当救护车司机，并负伤于意大利前线。

[24]米歇尔·内伊（1768—1815），法国元帅，骁勇善战，曾参加拿破仑的历次战争，包括滑铁卢战役，波旁王朝第二次复辟后被处极刑。

[25]科兰古，曾任拿破仑的侍从官。

[26]纪尧姆·阿波里奈尔（1880—1918），法国诗人。德皇威廉二世名字中的“威廉”在法语中即是“纪尧姆”。

[27]康斯坦斯·加内特（1861—1946），英国女翻译家，长于翻译19世纪俄国文学，最早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介绍给英语世界。

[28]瓦莱里·拉尔博（1881—1957），法国作家，翻译过乔伊斯作品的片段。

[29]英美人认为一个人遇到好运需敲敲木头，以免运气走失。

[30]圣路易岛是塞纳河两个河心岛之一（另一为西岱岛），上有17世纪时所建狭窄街道和房屋。著名的圣母院亦在岛上。

[31]法语，鱼。

[32]阿尔弗雷德·西斯莱（1839—1899），法国著名印象派画家。

[33]plane tree，即我国俗称的法国梧桐。在法国自然不会这样称呼。

[34]方才是18：1，由于最后一刻挤进许多买此匹马马票的人，所以赔率下降至8.5：1。

[35]在阿尔卑斯山，两边是瑞士和意大利。下文中提到的钦克，爱尔兰人，是海明威“一战”中在米兰养伤时结识的朋友。

[36]吉姆·甘布尔（1882—1958），海明威的一位朋友，是他在意大利开救护车时的上司。

[37]此处原文有些费解，或许哈德莉的回答语含双关。利用了Vine（藤蔓）和Wine（葡萄酒）的谐音。

[38]西昂是位于瑞士西南部罗讷河畔的一个古城。

[39]美国北部和加拿大南部的印第安人，即达科他人。

[40]阿德里安娜·莫尼耶是西尔维娅的法国女友，也开书店。法尔格（1876—1947），法国象征主义诗人。

[41]阿德里安娜·莫尼耶是西尔维娅的法国女友，也开书店。法尔格（1876—1947），法国象征主义诗人。

[42]韦德尔科普（1875—1956），德国作家，诗人。

[43]德国法兰克福的一家文艺月刊。

[44]或指乔治·安太尔（1900—1958），美国作曲家。1922年赴欧洲进行钢琴独奏演出。在巴黎超现代派青年作家和艺术家的先锋派团体中声名显著。也可能指乔治·摩尔（1852—1933），爱尔兰作家，当时颇负盛名，亦与西尔维娅·比奇熟稔。

[45]爱德华·奥布赖恩（1890—1941），美国文学家。从1914年至1940年，他每年都出版一部《最佳短篇小说选》，收已在刊物上发表过的作品。在文坛颇具影响。

[46]林肯·斯蒂芬斯（1866—1936），美国著名记者与作家，以揭露当权人物黑暗面而名噪一时。

[47]《我的老头》写的是一位老骑师如何死于他最后一次赛马。

[48]意大利东北部阿尔卑斯山南麓一滑雪胜地。

[49]保尔·福尔（1872—1960），法国诗人。魏尔伦曾称他为“诗人中的王子”。

[50]布莱斯·桑德拉尔（1872—1961），瑞士籍法语诗人。

[51]福特·马多克斯·福特（1873—1939），英国著名作家与编辑家。原名为福特·马多克斯·赫弗。康拉德、庞德、弗罗斯特、D.H.劳伦斯等作家都曾受到他的提携。其代表作有小说《好兵》（1915）等。他主编过《大西洋两岸评论》等刊物。

[52]看来海明威因为对方自以为是到了随意否定对方本人的事的地步，便也开始说话半真半假，甚至是信口开河了。

[53]希拉斯·贝洛克（1870—1953），英国20世纪早期著名作家，多产。著有《英国史》等大部头作品，从历史、传记到诗歌、散文、批评，几乎无所不能。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54]韦达（1839—1908），一译奥伊达或奥维达，英国19世纪浪漫派通俗女小说家。代表作为《在双旗下》（1867）等。其所著童书《佛兰德斯的狗》（1872）至今畅销不衰。

[55]德国印刷出版商陶赫尼茨父子在莱比锡建立印刷厂，曾用简装本出版大批英美文学作品，因价廉极为畅销。

[56]约翰·奎因（1839—1903），美国政治家。

[57]麦伦·T.赫里克（1854—1929），美国官员，1912年起任驻法大使。

[58]亨利·詹姆斯（1843—1916），美国重要小说家、批评家。著有《一个女士的画像》（1881）、《鸽翼》（1902）等。长期旅居欧洲，1915年入英国籍。

[59]指“一战”中受英国政府委任为威尔士团队的军官，在法国服过役。

[60]为英国古典文学著名作家。但福特在这里只重视他们的官职与圣职。多恩的圣职更是由国王御定的。

[61]为英国古典文学著名作家。但福特在这里只重视他们的官职与圣职。多恩的圣职更是由国王御定的。

[62]为英国古典文学著名作家。但福特在这里只重视他们的官职与圣职。多恩的圣职更是由国王御定的。

[63]为英国古典文学著名作家。但福特在这里只重视他们的官职与圣职。多恩的圣职更是由国王御定的。

[64]此处与本节标题相呼应。歌德写有一叙事诗，名《魔法师的门徒》，后被法国作家曲保尔·杜卡（1865—1935）于1897年改编为同名交响诗，颇享盛名。叙事诗是写魔术师不在时，门徒本事未学全，只会召唤小精灵来帮自己挑水，却不会叫它们停下，结果把家中弄得一塌糊涂。在文中，好为人师的福特刚好相反，在把错误的本事传授给青年作家。不过福特也为美英文学作出过贡献，海明威自己就受到过提携。

[65]西俗认为这两样东西能给人带来好运。

[66]此处海明威表示自己写得非常投入，已进入自己作品里的境界。

[67]海明威与哈德莉于1923年所生的男孩。

[68]朱尔·帕散（1885—1930），画家，生于保加利亚，后入美国籍。长期在巴黎生活。在本人第一次重要个展前夕，突然自缢身亡。

[69]哈罗德·斯特恩（1891—1943），美国作家，当时也侨居巴黎。著有《美国和青年知识分子》（1921）等作品。

[70]原文为法语，为“合法配偶”之意。

[71]原文为法语，为“固定女伴”之意。

[72]埃兹拉·庞德（1885—1973），美国诗人、批评家、活动家。曾在瓦巴什大学任教，后赴欧，在伦敦结识一批诗人，他于1914年编了《意象派诗选》，为“意象派”确立了位置。接着又帮助詹姆斯·乔伊斯出版了《尤利西斯》。以后又结识了托·斯·艾略特，帮助他修改与出版了《荒原》等作品。1928年起在意大利定居，认为墨索里尼的政策能疗救时弊，“二战”后多次发表广播演说，攻击盟军。1944年被美军俘虏，被控叛国罪。后被定为神经失常住院。1958年因众多美国文艺家呼吁，叛国罪的控告得以撤销。1973年病逝于意大利。其主要作品为长诗《诗章》（1917—1959）。他曾根据别人初译修订改写，出版了中国古诗选《中国》（1915）。他亦曾扶掖过不少作家，如弗罗斯特、劳伦斯、叶芝等。

[73]法语：“才智之士”“才子”之意。

[74]亨利·戈蒂埃-布尔泽斯卡（1891—1915），法国最早的抽象派雕塑家。

[75]弗朗西斯·皮卡比阿（1897—1953），法国画家、作家。

[76]温德姆·刘易斯（1882—1957），英国作家、画家。曾与庞德一起创办《旋涡画派》杂志。

[77]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所作著名歌剧，又名《艺术家的生涯》。1896年初次演出。

[78]梅毒初期，生殖器、舌、唇等形成的溃疡，病灶底部硬而不痛。

[79]纳塔莉·巴尼（1876—1972），美国女作家，当时巴黎著名文艺沙龙“星期五沙龙”的女主人。

[80]雷米·德·古尔蒙（1858—1915），法国作家。他的批评文章对法国象征派影响很大。

[81]“Major”既可作为人名，又是军衔“少校”之意，故容易使人混淆。梅杰·道格拉斯是当时小有名气的一位经济学家。诗人托·斯·艾略特（1888—1965），则原籍美国，后去英国，1917年至1920年在伦敦一家银行当职员。1922年创办《标准》季刊。其重要作品《荒原》（1922）是西方现代派诗歌的里程碑。1948年又因《四个四重奏》获诺贝尔文学奖。埃兹拉·庞德从一开始就很重视艾略特，给过他不少帮助。

[82]法语：一路顺风。

[83]法语：照您的吩咐。

[84]胡安·格里斯（1887—1927），西班牙画家、雕塑家。

[85]欧内斯特·沃尔什（1895—1926），美国文人，曾在自己编的小刊物上发表过海明威的短篇小说，后死于肺痨。

[86]哈里特·门罗（1881—1959），美国诗人，文学评论家、编辑。作为《诗刊》创办者及编辑，支持过庞德、艾略特、威廉斯、桑德堡等大量诗人。

[87]埃德加·格斯特（1881—1959），美国通俗诗人，为高雅人士所不齿。

[88]路雅德·吉卜林（1865—1936）英国著名诗人、小说家。190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20世纪20年代时已被新派作家视为过气人物。

[89]海明威看出沃尔什靠在船上与富人打牌赢钱度日，两位女子显然是给他当过“托儿”。

[90]斯科菲尔德·塞耶（1889—1982），美国诗人，出版家。

[91]指《为芬尼根守灵》，1927年起在《过渡》上连载，1939年出版。《尤利西斯》则是在1922年由西尔维娅·比奇开设的“莎士比亚公司”出版的。

[92]法语：斟酒侍者。

[93]此段结尾处海明威沿用了《圣经·旧约》的语气。“汝就不会受人之骗”中的“汝”，原文用的不是“you”，而是“thou”。

[94]原文“Ernest”与“earnest”发音相似，前者用作人名，后者为“诚恳”、“认真”之意。

[95]埃文·希普曼（1904—1957），美国诗人、记者。1924年到巴黎，与海明威相识，后曾在基韦斯特给海明威的小儿子约翰辅导英文。海明威曾称他为“会成为大诗人的棒小伙”，并把《没有女人的男人》一书题赠给他。20世纪四五十年代，成为美国最著名的赛马报道记者。

[96]凯瑟琳·曼斯菲尔德（1888—1923），新西兰短篇小说家，曾在英国享有盛名。

[97]斯蒂芬·克兰（1871—1900），美国小说家，其所作《红色英勇勋章》（1895）写美国南北战争，但其并未参加过战争。

[98]马修·布雷迪（约1823—1896），美国早期摄影师，因拍有林肯像与美国内战实况照片多帧享有盛名。

[99]司汤达（1783—1842），法国作家，《红与黑》（1831）与《巴马修道院》（1839）的作者。

[100]奥地利一城镇，为国际闻名的避暑胜地。

[101]原文为“Mazeppa”，英国诗人拜伦出版于1819年的著名诗篇，此处是希普曼刚写成一部新作，自我吹嘘比拜伦的名著更好。

[102]法语：好嘞，两位先生。

[103]意大利一海边旅游胜地，为庞德最喜爱之处。“二战”后因投敌获罪后以病为由获释后仍去此处，老死该地。

[104]拉尔夫·契弗·邓宁（1878—1930），美国诗人。1905年到巴黎，小有名气。

[105]意大利的一种抑扬格五音步诗体，大体上是三行连环韵诗。但丁的《神曲》即以此种复杂的诗体写成。

[106]法语。意同下段首句：“邓宁先生上了房顶死活不肯下来。”

[107]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1896—1940），美国著名小说家，著有《了不起的盖茨比》（1922）、《夜色温柔》（1934）等传颂一时的小说，写出了“一战”后“爵士时代”美国青年梦想的幻灭。

[108]乔治·霍勒斯·洛里默（1867—1937），美国著名编辑，长期担任《星期六晚邮报》主编，使印数上升至三百万份。

[109]麦克斯韦尔·珀金斯（1884—1947），美国著名文学编辑。当时任菲茨杰拉德的责任编辑。

[110]吉尔伯特·塞尔迪斯（1893—1970），美国作家、批评家与编辑。

[111]美国的一家出版公司。

[112]潘普洛纳为西班牙东北部城市，每年七月初举办斗牛赛事，至今不辍。巴伦西亚为西班牙东部一海港。

[113]潘普洛纳为西班牙东北部城市，每年七月初举办斗牛赛事，至今不辍。巴伦西亚为西班牙东部一海港。

[114]巴黎里昂火车站。是巴黎主要火车站之一，从此出发的火车开往法国南部和东部。

[115]英美习俗，直呼其名表示亲热熟稔，称姓氏便见生疏。

[116]法语，行当、营生。

[117]蓝色苏丹，原名Ahmed al-Hiba（1876—1919），在摩洛哥南部抗击法国殖民军的抵抗力量领袖。

[118]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公元前377？），古希腊医生，有“西方医学之父”之称。

[119]讷伊，巴黎城郊居民区与工业区。

[120]圣拉斐尔，法国南部瓦尔省濒地中海的一座小城。

[121]海明威的名字是Ernest Hemingway，怎么说也不能算长。他这里显然是在殚精竭虑，远兜远转，挖苦对方受教育程度不高。

[122]迈克尔·阿伦（1895—1956），英国通俗小说家，以《绿帽》（1924）最具代表性。

[123]指《了不起的盖茨比》。

[124]黛安娜·曼纳斯（1892—1986），出身英国名门，曾在美国演出的《奇迹》一剧中任圣母一角，颇受注意。

[125]里维埃拉，法国东南部、意大利西北部沿地中海一带海岸，气候冬暖夏凉，为旅游胜地，亦是富人寻欢作乐与豪赌之处。

[126]在戛纳之东，地中海边旅游胜地。

[127]美国的一家著名出版公司，珀金斯为该处著名编辑。

[128]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1892—1982），美国诗人，三度获普利策奖，曾任国会图书馆馆长与助理国务卿。

[129]杰拉尔德·墨菲（1888—1964），美国画家，与妻子萨拉均是富人，曾旅居巴黎，生活奢华，与菲茨杰拉德、海明威夫妇相稔。

[130]埃尔·乔生（1886—1950），俄裔美国歌星，常抹黑了脸唱黑人歌曲，品位不高。于1927年主演第一部有声电影《爵士歌王》。将他与耶稣相比显然不伦不类。

[131]海明威此时在文坛已属老一辈，又爱倚老卖老，且特地蓄了一把大胡子，故此得了这样的一个外号。

[132]司各特·菲茨杰拉德（1896—1940）应该说是著有长篇小说三部：《人间天堂》（1920）、《了不起的盖茨比》（1925）与《夜色温柔》（1934），另有未写成的《最后的一个巨头》，后由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整理后于1941年出版。

[133]冯·布里克森（1886—1946），丹麦贵族，自传《走出非洲》（1937）一书作者伊萨克·迪内森之夫，是个浪荡公子。两人后离婚。后面提到的“布里基”为对其之亲密称呼。1985年梅丽尔·斯特里普主演根据此书改编而成的电影，极获好评。

[134]塞缪尔·贝克（1821—1983），英国探险家，著有《阿比西尼亚的尼罗河支流》。

[135]此处已属瑞士地界。

[136]在意大利界内阿尔卑斯山南麓的滑雪胜地。

[137]汉斯·萨克斯（1494—1576），德国诗人、剧作家，作品赞美新教与马丁·路德。

[138]日德兰半岛是欧洲西北部一半岛。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英两国海军在此有过一次激战。英国先败后胜。下面提到的杰利科是英国海军上将，当时任英国舰队司令。后面又提到莱茵兰，此地因历史上多有争议，所以像伦特那样的人，身为莱茵兰人，虽也算德国人，但对军国主义狂热很是反感。

[139]基尔许酒（Krisch）即樱桃白兰地酒，与“基督”（Christ）发音相近，农民觉得有趣，故而这么称呼。

[140]作者在这里故意用“he”而不用“it”，表示钦佩狐狸足智多谋，丝毫不弱于人类。

[141]导航鱼，通常游在大群鲨鱼前面的一种小鱼，这里据海明威的传记材料，指的是美国小说家约翰·多斯·帕索斯（1896—1970），代表作有《美国》三部曲。亦属“迷惘的一代”作家，一度“左”倾。虽非美共党员但当过左翼文学杂志《新群众》的编委。50年代时又追随麦卡锡主义反对过去的进步朋友。在美国文坛以善变与，善于保全自己著称。“有钱人”则指的是前面写菲茨杰拉德时亦曾提到过的墨菲夫妇。丈夫名叫杰拉尔德，乳名杰利，妻子叫萨拉。

[142]阿提拉（406？—453？），匈奴王，曾进攻罗马帝国直达莱茵河，沿途劫掠一空，被称为“上帝之鞭”。

[143]指波琳·法伊弗，一家时尚杂志的女编辑。因为她，海明威于1927年1月与哈德莉离婚，5月与她结婚。

Table of Contents

海明威作品精选系列：老人与海（纪念海明威诞辰120周年，美国文学史硬汉形象的代表作，2019年修订版）

版权信息

译者序

老人与海

海明威作品精选系列：太阳照常升起（纪念海明威诞辰120周年，“迷惘的一代”经典代表作）

版权信息

第一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二部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三部

第十九章

现实与灵魂间的沟通——海明威《太阳照常升起》的元话语解读

引言

关于卷首题铭

展示生活原生状态精神结构的艺术真实

蕴涵在主题结构中的元话语

结语

海明威作品精选系列：丧钟为谁而鸣（纪念海明威诞辰120周年特别出版，“迷惘的一代”经典代表作）

版权信息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

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

海明威作品精选系列：永别了，武器（纪念海明威诞辰120周年特别出版，“迷惘的一代”经典代表作）

版权信息

海明威和他的《永别了，武器》

第一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二部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三部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四部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五部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

第四十一章

海明威作品精选系列：海明威短篇小说选（纪念海明威诞辰120周年特别出版，收录《乞力马扎罗的雪》《白象似的群山》等26篇代表作，完美呈现海明威写作风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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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力马扎罗的雪

白象似的群山

印第安人营地

杀手

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

在密歇根州北部

雨里的猫

在异乡

在士麦那码头上

医生夫妇

三天大风

拳击家

禁捕季节

越野滑雪

祖国对你说什么？

简单的调查

十个印第安人

美国太太的金丝雀

追车比赛

陈腐的故事

暴风劫

世上的光

一个同性恋者的母亲

等了一整天

一篇有关死者的博物学论著

怀俄明葡萄酒

海明威作品精选系列：流动的盛宴（纪念海明威诞辰120周年特别出版，海明威自传性非虚构写作，一部关于巴黎艺术家的交往史与回忆录）

版权信息

序

圣米歇尔广场上的一家好咖啡馆

斯泰因小姐诲人不倦

“Une Génération Perdue”

莎士比亚公司

塞纳河畔人

一个虚假的春天

一项副业的终结

饥饿是有益的磨炼

福特·马多克斯·福特与魔鬼的门徒

一个新学派的诞生

与帕散在圆顶咖啡馆

埃兹拉·庞德与他的BEL ESPRIT

一个格外诡异的结局

一个面有死亡征兆的人

埃文·希普曼在丁香园咖啡馆

邪恶派来的使者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

兀鹰不容分食

一个尺码大小的问题

巴黎永远与你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