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前言

自序

第一章 别对你的秘密情报局太凶残

第二章 柯洛布克博士的法律

第三章 官方访问

第四章 发言权

第五章 敬启者

第六章 英国司法之轮

第七章 伊万·谢罗夫的倒戈

第八章 遗 产

第九章 穆拉特·库尔纳兹的清白

第十章 走出去，前往现场

第十一章 撞见杰里·威斯特贝

第十二章 在万象的孤独

第十三章 实景剧场：与阿拉法特共舞

第十四章 实景剧场：碧姬别墅

第十五章 实景剧场：罪责的问题

第十六章 实景剧场：亲密关系

第十七章 死在自己盔甲里的苏联骑士

第十八章 东部蛮荒：一九九三年的莫斯科

第十九章 鲜血与财富

第二十章 花园里最大的熊

第二十一章 在印古什人之中

第二十二章 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获奖

第二十三章 别向错误的人寻求答案

第二十四章 兄弟的守护者

第二十五章 巴拿马什么鬼！

第二十六章 深入敌后

第二十七章 追寻军阀

第二十八章 理查德·伯顿需要我

第二十九章 亚利克·基尼斯

第三十章 遗失的杰作

第三十一章 贝尔纳·皮沃的领带

第三十二章 与囚徒共进午餐

第三十三章 作者父亲的儿子

第三十四章 向雷吉致谢

第三十五章 头号罪犯

第三十六章 斯蒂芬·斯彭德的信用卡

第三十七章 给志存高远的小说家的建议

第三十八章 官方的最后机密

资料来源

约翰·勒卡雷作品年表

前言

我所有的书几乎都曾经以“鸽子隧道”作为暂定的书名。这名字的由来很容易解释。那时，我正值十五岁前后，父亲决定带我到蒙特卡洛[1]去，那是他用来赌博狂欢的场所之一。距离老赌场不远处有一座运动俱乐部，它的地基建造在绵延的草坪之上。草坪尽头有个靶场，能够正面远眺大海。在草坪的下面，有一些彼此之间保持平行的狭小隧道，排成一列，一直延伸至海边。隧道里面总是会被人放进一些在赌场屋顶孵化和圈养的活鸽子。这些鸽子的任务，就是扇动自己的翅膀，沿着漆黑的隧道飞行，直到出现在地中海的天空之下，然后便成为那些已经饱食过一顿丰盛午餐的绅士们的靶子——这帮人已经站稳或者趴好，备妥自己的霰弹枪，等待着这些鸽子了。那些未被射到的，或者只是翅膀受伤的鸽子，会去做鸽子们本该做的事：回到它们的出生之处，也即赌场的屋顶，在那里，周而复始的陷阱正等待着它们。

为何这样一幅图景，竟会困扰我如此之久，读者们也许比我自己更能评判吧。

约翰·勒卡雷

二〇一六年一月

[1] 位于摩纳哥公国，赌博业非常出名。——译注，下同

自序

我此刻正坐在瑞士山地小农舍的地下室书桌前。这间小农舍是用《柏林谍影》的收入建造起来的，位于距离伯尔尼[1]九十分钟火车车程的山间乡村里。伯尔尼这座城市，是我在十六岁的时候，从英国公学逃离出来之后来到的地方，而且，我后来在伯尔尼大学就读。一到周末，我们这一大帮学生，有男生也有女生，其中大部分都是伯尔尼本地人，就会像洪水一样涌入高地[2]。大家挤在山间的小棚屋里睡觉，尽情地滑雪。就我所知，我们都非常正直：男生在这边，女生在另外一边，从未遇见过出双入对的情况；或者，就算他们真有过这种事，我也从来不曾参与其中。

这座小农舍坐落在山村上方。透过窗户，如果我抬头向上望，便可以看见艾格峰、僧侣峰和少女峰，以及最为漂亮的希尔伯峰和略矮些的小希尔伯峰：这两座可爱的圆锥形冰山的尖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在名为“焚风”[3]的温暖南风下屈服，逐渐消融。不过，短短几天之后，便会再现出如蒙着面纱的新娘般的圣洁光辉。

在这里，我们所拥有的诸多守护神当中，还包括无所不在的作曲家门德尔松——你可以跟随门德尔松步道的箭头指向行走。要知道，诗人歌德也走过这条路，虽然他最远似乎只走到过劳特布伦嫩[4]的瀑布；以及诗人拜伦，他最远则走到了翁根恩阿尔卑。不过，拜伦讨厌这里，声称我们这儿风暴肆虐森林的场景“令我想起我自己，还有我的家人们”。

在这些守护神当中，我们最为敬畏的一位，毫无疑问是恩斯特·盖茨。他于一九三〇年创办了劳伯峰滑雪赛，自己则赢得了障碍滑雪赛的冠军，这些都为这座小山村带来了名气与财富。曾经有一次，我甚至也疯狂到去报名参加了比赛，结果由于毫无实力和无法掩饰的恐惧，不出所料地栽了个大跟头。根据我的研究，恩斯特不满足于只作为滑雪比赛之父，他还为我们的滑雪板镶上了钢边，给滑雪板固定器安装了钢台。或许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这一切而感谢他。

此时正值五月，我们在短短一周之内便经历了四季：昨天下了几英尺厚的初雪，还没有哪个滑雪者想到要去享受一番；今日则是毫无遮拦、灼热难忍的大太阳天，积雪几乎消失无踪，春日里的花朵又忙忙碌碌地选择了盛开。然而，如今到了傍晚，呈现出佩恩灰[5]颜色的雷雨云，已经如拿破仑的大军一般，准备涌进整个劳特布伦嫩山谷了。

而且，很可能就在雷雨之后，过去几天里让我们松了口气的焚风又会卷土重来，天空、草地、树林瞬间褪去了色彩，农舍则开始发出咯吱作响的声音，显得焦躁不安，木头燃烧生出的滚滚浓烟从壁炉里冒出来，侵袭过我们的地毯——这张地毯不知是在哪个少雪的冬季，某个雨天的午后，我们在因特拉肯花了大价钱买下来的。每一处从山谷里传来的哐当轰鸣，或是短促的声响，都响亮得如同抗议者们愠怒的呼喊。所有的鸟类都被困在自己的巢穴之中，只有不听命于任何人的黄嘴山鸦是个例外。在焚风期间，不要开车，不要求婚。如果你感到头疼，或是有种想要杀了你邻居的冲动，还请宽心，这不是宿醉，这些都是焚风作祟。

这座农舍，虽然规模较小，在我八十四年的生命当中，却占有不成比例的极大分量。我在年少时期——那时距离这座农舍建成还很遥远——就来到了这个村庄里。先是滑雪，穿上白蜡木或者山核桃木做成的滑雪板，弄好海豹皮制作的摩擦条[6]，方便攀登上山，然后再将皮革滑条绑好，从山上滑下来。接着就是夏天的时候，和我那位博学的牛津大学导师维维安·格林在山间漫步，他后来出任了林肯学院的院长，也是我打造乔治·史迈利内心世界的灵感源泉。

史迈利像维维安一样喜欢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像维维安一样在这片风景当中找到了慰藉，就跟我和作为自己灵感来源的德国保持着终身的、不可调和的关系一样，这些都不是巧合。

容许我絮絮叨叨地讲我那任性父亲龙尼的是维维安；在龙尼再次制造出比以往更为壮观的破产状况时，也是维维安为我筹集了必要的资金，把我拉回学校，完成了学业。

住在伯尔尼的时候，我结识了经营伯尔尼高地最古老旅馆业主的家族的后裔。多年以后，如果不是凭借他所发挥的影响力，我压根就不会被允许在这里建造这座农舍，绝对不会。那时就跟现在一样，没有任何外国人可以在这座村庄里，拥有哪怕是一平方米的土地。

同样，也是在伯尔尼，我在英国情报界跨出了宛如婴儿学步般的第一步：有人传送给我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的情报，后来也不知道传送到了谁的手上。最近，我常常一有空就寻思，如果当初没有逃离公学，或者逃到不同的方向去，我的人生又会是什么样的呢。现如今，我突然发现，我人生中后来发生的各种事情，都是缘于一个青春期时的冲动决定：一心想着以最快也最可行的路线逃离英国，这才得以拥抱德国这个灵感来源，将它作为我的代理母亲。

我在学校并不失败，远非如此：我是很多活动的指挥者，学校竞赛的赢家，极具潜力的金童。至于那次离家出走，同样也是慎重考虑过的。我没有咆哮尖叫，只是这样说道：“父亲，随便你要拿我怎么样，我不会回去了。”有很大的可能，我是把自己的困境归咎到了学校的头上——顺带连英国也一起怪罪了——然而，这件事真正的动机，其实是想不惜一切代价从我父亲的掌控中逃离出来，不过，当着他的面，这点实在难以启齿。很多年之后，理所当然的，我也看到我的孩子们做了同样的事情，不过他们处理得更加巧妙，因此也就少了许多无谓的争吵。

但这些都无法回答最为核心的问题——若当初采取了别的方式，我的人生又将走向什么样的方向。没有伯尔尼，我也许会被英国情报机构招募去当一名十几岁的跑腿小弟，做着被行业里称为“东一鎯头西一棒子”式的差事？那时我还没有读过毛姆的《阿申登故事集》[7]，不过肯定已经读了吉卜林的《基姆》[8]，以及诸如乔治·亨提[9]之流所写的各种爱国主题冒险故事。唐佛德·耶兹[10]、约翰·巴肯[11]和赖德·哈格德[12]说的怎么可能会有错？

当然，在战争结束后不到四年时间里，我就摇身一变，成了西半球最爱自己祖国的英国人。就读大学预科期间，我们这些男孩个个都是专家，能够从身边人当中指认出德国间谍来。我甚至算得上是我们中间非常优秀的反间谍行动人员之一。在我们那所公学，爱国主义的热情简直大到无边无际。我们参加“特种部队”——就是穿上全套制服的那种军训——每周两次。公学的年轻教师们都是刚从战场归来的，皮肤晒得黝黑，每到“特种部队”时间，便佩戴起他们全部的勋章，开始炫耀。我的德语老师参加过一场非常不可思议的、没有任何人知道的神秘战争。就业指导老师则教导我们为到大英帝国遥远的前哨战场去奉献终生做准备。在我们那座小镇中心的修道院内，挂满了在印度、南非和苏丹等地的殖民地战争中损毁的军旗碎片，战争结束后，这些碎片经由可爱女性之手编织成渔网，再现荣耀。

因此，当这种伟大召唤化身为一位从伯尔尼英国大使馆签证处走来的、名叫温迪的三十多岁慈母般的女士时，我一点也不感到惊讶。理所当然，这个不自量力的、在国外大学读书的十七岁英国男生啪的一下立正敬礼，说道：“随时愿意为您效劳，女士！”

比较难以解释的是，在“德语”这个词语对大多数人而言等同于“无比邪恶”的那个年代，我却选择全心全意地去拥抱日耳曼文学。正如我飞向了伯尔尼一样，这种拥抱决定了我后来生命的旅程。没有这个决定，我就永远不会在我那位犹太难民身份的德语老师的坚持下，于一九四九年造访德国，也永远不可能目睹鲁尔区那些被战争夷平的城市；后来也不会病得像条狗一样躺在柏林地下、德军临时野战医院的纳粹国防军床垫上；或者在营房恶臭依旧时，造访达豪集中营和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然后再回到伯尔尼安宁祥和的生活中，继续拥抱我的托马斯·曼[13]和赫尔曼·黑塞[14]。我敢肯定，如果那样，我也绝对不会被派往被盟军占领的奥地利去从事情报工作，或是之后在牛津大学研究日耳曼语言文学，前往伊顿公学任教，以低阶外交官身份为掩护、派驻波恩的英国大使馆，更不会写出以德国为主题的小说了。

早期沉浸于与德国相关的那些事情所带来的影响，如今于我而言已经非常明晰了。那些经历给了我一块折中的领地；助长了我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思想，以及对于抒情表达的热爱；它逐步灌输给我的理念是：一个人从生到死的旅程，是一段永无止境的学习——这不是什么新颖的观点，或许也很经不起推敲，不过我依旧深信不疑。后来，当开始学习歌德、伦茨[15]、席勒、克莱斯特[16]和毕希纳[17]的戏剧时，我发现，不仅仅是那种堪称经典的德国式严肃与朴素令我感同身受，他们神经质一般的过激行为也同样令我心有戚戚。在我看来，在这两者之间游刃有余的诀窍就是，把其中一种特质伪装成另一种。

* * *

农舍本身已经接近五十岁高龄。我的孩子们在他们的成长时期里，每个冬季都会过来滑雪，我们在这里共度了最美好的时光。有时我们也在春天过来。也是在这里……我想，那应该是一九六七年的冬天，我和西德尼·波拉克[18]一起度过了与世隔绝，却极为有趣的四周时间。西德尼·波拉克是电影导演，导过《窈窕淑男》《走出非洲》——以及我最爱的那部《孤注一掷》。当时，我们俩正在研究该如何把我的小说《德国小镇》改编成电影剧本。

那年冬天的雪下得很完美。西德尼从来没有滑过雪，之前也从未到过瑞士。快乐的滑雪者们以一种漫不经心的姿态嗖嗖地从我们阳台旁呼啸而过，这样一幕美妙场景，实在是令他受不了。他也很想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而且——一刻都不能等。西德尼希望我能指导他学习滑雪，不过，感谢上帝，我打电话把马丁·爱普叫来了：马丁是一名滑雪教练，也是一位堪称传奇的登山向导，他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个独自攀登上艾格峰北坡的人之一。

来自美国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19]的世界一流导演，和出身瑞士阿罗萨[20]的世界一流登山家一拍即合。西德尼做任何事都绝不会半吊子，不过短短几天时间，他就成了一名很有水平的滑雪者。并且，他满怀着另一个迫切的愿望——想给马丁·爱普拍一部电影。这个念头很快就盖过了他拍摄《德国小镇》的愿望。艾格峰将会扮演命运之神。我来写剧本，马丁扮演他自己，西德尼则负责给自己绑好安全带，爬到艾格峰的半山腰进行拍摄。就这样，他先打电话给自己的经纪人，讲了马丁的事情。然后又打电话给自己的分析师，讲了马丁的事情。雪依旧下得很完美，消耗着西德尼的能量。我们认为，洗完澡之后的夜晚，是创作的最佳时间。无论是不是这样吧，反正，最后这两部电影哪部都没有拍成。

后来，让我感到有些意外的是，西德尼把农舍借给了前来给电影《下半生赛跑者》勘景的罗伯特·雷德福[21]。唉，遗憾的是我没见到他。不过，这件事之后许多年，只要我到村子里来，身上都仿佛佩戴着“罗伯特·雷德福之友”的徽章一般。

* * *

这些都是我回忆里的真实故事——你们当然有权质问，对一个处于美其名曰“生命黄昏”的从事创作的作家来说，什么是真相，什么又是记忆呢？对律师而言，真相就是不加修饰的事实。至于这些事实能否被发现，又是另一回事。对一个从事创作的作家而言，事实就是原材料，并不是对他进行监工的工头，而是他的工具，他的工作就是让这些事实可以被传唱吟诵。真正的真相会骗人，如果真相确实在某处的话，那也不会存于事件表象，而是在其细枝末节之中。

真的有“纯粹的记忆”这种东西吗？我很怀疑。即使当我们坚信自身冷静客观，忠于赤裸的事实，不会因为自私自利的缘故进行修饰或者删改，纯粹的记忆仍然如同一块湿润的香皂一样滑溜，难以抓住。或者至少对我而言是这样，一辈子都在不断混合自身经历和想象力之后，确实就是这样。

每回想起一些值得一提的故事，我就会从自己当年在报纸上各处发表的文章里摘取一段当时的对话或者描述，因为，对我而言，这些读起来依旧很新鲜，也因为之后的记忆不如当年这些文章一样清晰与锐利。比如，我对于前克格勃首脑瓦季姆·巴卡京[22]的描述便是如此。至于另外一些情况，我很大程度沿用了当时我所写下的内容，只是在各处稍微整理了一下，少量添加了一些补充润饰，让这些情节看起来更加清晰，或者更合时宜。

我并不希望令我的读者认为，阅读本书便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我的作品——或者，换句话说，正因为对我的作品有部分程度的了解，从而期待其中存在某些零星注释的对应片段。无论如何，请放心：我绝没有刻意去伪造任何一起事件或者一段故事。掩饰是必要的，但是，伪造，则是断然不可能的。一旦我的回忆里出现摇摆不定的情况，我都会特别加以注明。最近，有一本谈论我人生的书出版，其中仅用很小篇幅提及了一两则故事，所以，我当然很愿意自己再谈一遍，用我自己的声音来讲述，竭尽可能地倾注我自己的情感。

书中有些片段，我在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其中的重要性，可能也是因为某位主演的离世才意识到。在这段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我没有养成记日记的习惯，只是在各个地方写下少量旅行笔记，或是随意记录了几行如今无法还原的对话——只有这些留存。比如，我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被逐出黎巴嫩之前，曾与他相处过一段日子。之后，我前往他在突尼斯居住的白色旅馆拜访他，却未能见上面。又隔了几个星期，同样在这个小城里，驻扎在同一条马路上距他几英里之外的地方，他的数位高级将领遭到了以色列暗杀小组的狙杀。

拥有权力的男人和女人们，他们都很吸引我。因为这些人就在那里，而且我也很想知道是什么促使他们做出这样那样的举动。不过，在那些有他们在的场合，我所能回想起来的，不过是我在他们面前似有见地地点头，适时地摇头，以及试着讲一两个笑话来缓解紧张情绪而已。只有到了会面结束，回到我的旅馆房间之后，我才会掏出我那本写得乱七八糟的笔记本，试图把我刚才看到的、听到的理出个头绪来。

其他一些在我旅行中保留下来的、书写潦草的笔记，大部分都不是关于我个人的记事，而是记录了我在各处探险时陪伴在我身边的、保护着我的那些虚构角色。这些笔记都是以他们的角度（而不是我的角度）、他们的笔法写下来的。那次，当我蜷缩在湄公河畔的壕沟里，人生第一次听见子弹射进位于我上方的泥滩时，用颤抖的手在肮脏的笔记本上倾诉愤慨之情的并不是我，而是我那位英勇无畏的、虚构出来的英雄，战地记者杰里·威斯特贝。对他而言，被子弹击中只是日常生活必经的磨难。我曾经以为只有我在这种事情上是个例外，直到后来，我遇见了一位知名的战地摄影记者，他坦白地告诉我，只有通过相机镜头凝视战场，他才能摆脱恐惧。

好吧，恐惧从来没有离我而去，不过我能理解他的意思。

* * *

如果你运气够好，作为一名作家在出道伊始便取得了成功，就像我当年出版《柏林谍影》时那样，那你这余生就会被分为“坠落前”和“坠落后”两个阶段。回头去看，那些在探照灯逮到你之前所写的书，读起来就像是你天真无邪年代的作品；在这之后所写的书，则是你的低谷时期，就像是一个人面对审判时的奋力挣扎。“太过用力了。”评论家们大声说道。我从来没觉得自己太过用力，在我看来，我所获得的成功，恰恰是因为我竭尽全力地把最好的自己表现了出来，而且，就整体而言，无论这“最好”是好是坏，都是我的成果。

况且，我热爱写作。我热爱我此时此刻正在做的事情，五月，乌云密布的一个清晨，躲在狭小的书桌前，像个男子汉一样奋笔疾书。山间的雨水顺着窗户急促滑落，此刻并没有理由要撑着伞、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到火车站去。因为《纽约时报国际版》要到午饭时间才会送到。

我喜爱边行走边写作，散步的时候，搭乘火车的时候，或是在咖啡馆的时候，先是记录在笔记本上，然后急匆匆地走回家，仔细审视自己的战利品。当我在汉普斯特德[23]的时候，荒野公园里有一张我最喜欢的长凳，藏在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下，远离其他的座椅，我很爱在这里随便写写东西。我一直都只用手写。这么说或许有些傲慢，但我更偏爱这种已经流传了百年的、传统而非机械化的书写方式。我身体内住着的那个退步已久的绘画艺术家，真的很享受涂鸦文字所带来的乐趣。

我最喜欢的就是写作的私密性，这也是我从来不参加集体文学活动的原因。只要可以拒绝，我都会选择远离各种采访，虽然从过往记录来看，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有时候，通常是在夜里，我真希望自己从未接受过任何采访。首先，你虚构了自己，接着你又相信了虚构的这个自己。这可是个与拥有自知之明互不相容的过程。

在进行研究之旅的时候，某种程度上，我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另一个名字而得到保护。在旅馆签名时，完全不用担心是否有人认出了我的名字：可是，没有人认出来的时候，我又担忧地苦想这是为什么。当我想从对方那里取材，不得不老实交代自己的身份时，结果也各种各样。有的人会拒绝再次信任我，但有的人接下来会莫名其妙地把我捧到情报组织头头的位置，即便我反驳说自己只做过最低阶的情报工作，他的回应却是令人感到无可奈何的“你当然会这么说，不是吗？”。然后，他会不断地说些我不想要、不能用，或是听过也不记得的“知心话”，只不过是误以为我可以把这些话传达给“我们都知道是谁”的某个人。这种既严肃又诙谐的困境，我遇到过好几次。

但是，在过去的五十年里，被我这样炮轰式询问的可怜人们——从制药企业的中层行政主管到银行职员、佣兵，以及身份各样、程度不同的间谍——大多数都对我表现出了宽容和慷慨。这其中最为宽容慷慨的，莫过于战地记者和海外特派记者了，他们保护了寄居在他们翅膀之下的小说家，相信他拥有着他其实从来都不曾有过的勇气，还允许他贴身相伴。

如果没有大卫·格灵威的忠告和陪伴，我简直难以想象自己是如何开启在东南亚与中东的短暂访问的。格灵威是被《时代周刊》《华盛顿邮报》与《波士顿邮报》多次授予勋章的东南亚特派记者。胆怯的新手想搭上他这辆马车简直是天方夜谭。一九七五年一个下雪的早晨，他坐在这座农舍的餐桌前吃早饭，享受着暂时离开前线的片刻休息。这时，他接到华盛顿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说被围攻的金边[24]马上就要沦陷在红色高棉手中。我们这座山村没有马路可以下山，只能先搭乘小火车去转乘较大的火车，接着再转搭更大的火车，从那里转去苏黎世机场。转瞬之间，他就从一身阿尔卑斯度假装扮换成了战地记者的粗布衣衫和老旧绒面鞋，与他的妻女吻别，迅速下山前往火车站。我则拿着他的护照，一路小跑，紧跟在他的后面。

格灵威之所以会如此出名，是因为他是最后一位降落在被围攻的美国驻金边大使馆屋顶的美国记者。一九八一年，我在连接约旦与约旦西岸的阿伦比桥[25]患了痢疾，格灵威粗暴地带着我穿过等待通关的大批烦躁不安的旅客，凭借着纯粹的意志力一番交涉，使我们顺利通过检查站，成功送我过了桥。

重读曾经描写过的一些片段时，我意识到，不知是因为过于以自我为中心，还是为了使故事情节更加鲜明，我刻意省去了当时也在场的其他一些人物。

我想起和苏联物理学家，同时是政治犯的安德烈·萨哈罗夫[26]与他的夫人叶莲娜·邦纳[27]在餐馆里的谈话。餐馆位于当时还叫列宁格勒的那个城市里。我们处于人权观察组织的保护之下，他们派了三名成员和我们坐在一桌，一起忍受来自克格勃的幼稚干扰。他们派了一队人马假扮成摄影记者，在我们附近转圈游荡，他们拿着那种老式的、带有镁光灯的摄像机，不停对着我们的脸开闪光。我由衷希望，当天参加这场聚会的其他一些人也会在别的地方，留下他们自己对这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天的记录。

我回想起了尼古拉斯·艾略特[28]，他是双面间谍金·菲尔比[29]多年的好友兼同事。他在我伦敦家中的客厅里高视阔步，手托一杯白兰地。我还记起，我的妻子当时也在场，坐在我对面的扶手椅上，和我一样被他迷住了。

直到我写至此处，才记起那天晚上，艾略特带了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来吃晚餐，同时还有一位我们都很喜爱的伊朗客人。这位客人讲一口近乎完美的英语，仅有小小一点，甚至可以说是得体的语言缺陷。当我们这位伊朗客人离开之后，伊丽莎白转向尼古拉斯，眼神发亮，非常兴奋地说道：

“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的口吃，亲爱的？就和金一样！”

关于我的父亲龙尼的冗长篇章将会放在本书的后面，而不是开头的章节里。因为我不想让他像他自己所期望的那样，强行跻身上游。尽管我花了大量时间去为他苦恼，不过他仍旧像我母亲一样，是个谜团。除特别注明外，书中所有故事都是崭新的。如有必要，我也会改变一下名字。因为虽然故事的主角们或许已经离世，不过其后人和继承人们可能并不能理解其中的玩笑意味。总之，我尝试整齐有序地、以各种不同主题进行分类的方式来梳理自己的人生道路，尽管并不是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的编年纪事，不过这倒更像是生命本身行进的路线：越走越宽，直到进入毫无连贯性存在的状态。有些故事则干脆变成了它们留存在我脑海中的样子：独立存在，足以支撑它们自身，不与我意识中的任何明确指向相关联，仅仅讲述它们于我本身的意义。它们使我警惕、恐惧或是感动，让我在半夜惊醒，使我哈哈大笑。

随着时间流逝，我所描述的某些经历，在重读的时候，会使我的眼睛仿佛“当场”[30]捕捉到了一小段历史。我想，年纪较大的人应该都会有这样的感受。通篇重读，从闹剧到悲剧，又从悲剧到闹剧，我觉得也许多少有些不可靠吧，却不能确定这是为什么。可能让我觉得不可靠的正是我自己的人生。不过，事到如今，想要对此做些什么也已经太迟了。

* * *

有许多事情我从来都不愿意写，每个人的人生中都会有这样的事情。我先后有过两位非常忠诚且挚爱的妻子，对她们，我有无限的感谢，也有很多的歉意。我一直都不是个模范丈夫和模范父亲，对于表现成那样也不感兴趣。爱对于我而言，来得太晚了，是在很多次失误之后才到来的。我没有给我的四个儿子提供良好的道德教育。关于我在英国情报机构的工作（当然主要都是在德国执行），我也不希望再添加额外的说法，毕竟，已经有其他某些人在其他某些地方发表过并不准确的报道了。一方面是因为我对自己曾服务过的机构还保留着老派的忠诚态度，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我已经向愿意同我合作的男士和女士们做过保证。我们之间达成的共识是，这一保密承诺没有任何具体的期限，将会一直延续到他们的儿女及后代。我们所从事的工作既不惊险，也不戏剧化，但对于这些签了约定的人们而言，却牵涉到痛苦的、触及灵魂深处的反省过程。无论这些人此刻是否健在，保密的承诺依旧不变。

间谍的工作，自我出生以来，就对我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我想，这就像是大海之于福雷斯特[31]，或者印度之于保罗·斯科特[32]。我在曾经熟知的秘密世界之外，试图为我们所居住的这个更为宽广的世界创造一个大剧场。这个想法最初源自想象，然后寻求实体，接着再次回到了想象，最后便来到我此刻就座的书桌前。

[1] 瑞士联邦政府所在地。

[2] 位于瑞士中部山区。

[3] 焚风，是出现在山脉背风坡，由山地引发的一种局部范围内的空气运动形式。

[4] 和下文的翁根恩阿尔卑、因特拉肯一样，都是瑞士少女峰下的地名。

[5] 一种偏蓝色的深灰色，以十八世纪后期的英国水彩画家威廉·佩恩命名。

[6] 在滑雪者攀登上山时，贴在滑雪板下面防止下滑。

[7] 又名《一个英国间谍》，短篇小说集。

[8] Joseph Rudyard Kipling，1865—1936，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英国著名小说家、诗人。190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9] G.A.Henty，1832—1902，乔治·阿尔弗雷德·亨提，一名多产的英国小说家和战地记者，以十九世纪末期受欢迎的历史冒险故事而闻名。

[10] Dornford Yates，1885—1960，英国小说家塞西尔·威廉·默瑟的化名，在“一战”和“二战”之间以幽默小说和惊悚小说而出名。

[11] John Buchan，1875—1940，苏格兰作家，政府官员。他的惊险小说当中以《三十九级台阶》最负盛名。

[12] Henry Rider Haggard，1856—1925，英国作家，作品主要是非洲背景的冒险小说，失落世界文学的先驱。代表作是《所罗门王的宝藏》。

[13] Thomas Mann，1875—1955，德国小说家和散文家。192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主要作品有《魔山》《布登勃洛克一家》等。

[14] Hermann Hesse，1877—1962，德国作家，诗人。194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主要作品有《彼得·卡门青》《荒原狼》等。

[15] Siegfried Lenz，1926—2014，德国继承现实主义传统的代表作家。

[16] Heinrich von Kleist，1777—1811，德国剧作家、诗人。代表作《破瓮记》。

[17] Georg Büchner，1813—1837，德国剧作家。代表作《丹东之死》。

[18] Sydney Pollack，1934—2008，美国演员、导演、摄影、制片人。其执导的《走出非洲》获得了第58届奥斯卡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奖。

[19] South Bend，芝加哥附近的一个工业城市。

[20] Arosa，瑞士东部格劳宾登州的山村，疗养胜地。

[21] Robert Redford，生于1936年，美国导演、演员。主演了西德尼·波拉克的《走出非洲》，1981年凭借导演处女作《普通人》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

[22] 1991年8月至11月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主席，也是克格勃最后一任领导。

[23] 伦敦的一个地区，这里有著名的汉普斯特德荒野公园，是一个古老大型的伦敦公园。此地横跨一条伦敦黏土带，其上则是沙丘，而此丘为伦敦的最高点，是伦敦著名的自然景观之一。

[24] 柬埔寨首都。坐落在湄公河与洞里萨河之间的三角地带。

[25] Allenby Bridge，以色列与约旦边界关卡。

[26] Andrei Sakharov，1921—1989，苏联原子物理学家，闻名于核聚变、宇宙射线和基本粒子等领域的研究，曾主导苏联第一枚氢弹的研发，被称为“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也是人权运动家，支持苏联改革，在1975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27] Elena Bonner，1923—2011，萨哈罗夫的第二任妻子，致力于人权运动。

[28] Nicholas Elliott，1916—1994，英国情报机构军情六处的情报官。

[29] Kim Philby，1912—1988，英国知名双面间谍。世界间谍史上最著名、最成功的间谍之一。1934年进入苏联情报机关成为情报员，1940年进入英国秘密情报局，之后成为英国情报机关的一名高级要员，为苏联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1963年，身份暴露出逃苏联。1988年在莫斯科去世。

[30] 原文为法语，flagrante。

[31] C.S.Forester，1899—1966，英国小说家，以海军小说闻名，比如改编成电影的《非洲皇 后号》。

[32] Paul Scott，1920—1978，英国小说家，代表作《英属印度四部曲》。

第一章 别对你的秘密情报局太凶残

“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丹尼士·希利[1]喊了起来，这位服务于工党的前英国国防部长，在一场我们二人均被邀请参加的私人聚会上对我招呼道。他从门廊那边朝我大步走来，一只手前伸待握，“你是个共产党间谍，你就是干这个的，承认吧。”

于是我就承认了，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好小伙儿，理应承认一切。然后，每个人都大笑起来，其中也包括我那位略显吃惊的东道主。所以，我也跟着笑了，因为我是个好小伙儿，同别人一样经得起开玩笑。同时也因为对方是丹尼士·希利，他或许是工党里的一头巨大怪兽，一名政坛斗士，但他同时是一位相当有分量的学者，一个人道主义者。我很敬佩他，况且，他在跟我说话前，已经喝过好几杯了。

“你这混蛋，康威尔[2]。”一位军情六处的中年官员在房间里冲我大声吼道——他曾是我的同僚。此时此刻，一群来自华盛顿的内部人士正齐聚一堂，参加由英国大使举办的外交招待会。“你真是十足的混蛋。”他本来没想到会撞见我，不过现在，他很高兴能够有机会把他对我的看法亲口告诉我。照他看来，我玷污了情报局[3]的荣誉——我们该死的情报局，就算是有什么该死的理由！——我还让那些热爱自己国家的男人和女人成了小丑，他们还不能为自己辩护。他挺立在我面前，摆出伏首前倾的姿势，已经准备好要痛揍我一顿了。如果当时现场的外交人员没有及时伸出援手来安抚他、没有使他退后一步，第二天一早，报纸和新闻可就有的忙了。

鸡尾酒会上的闲谈声渐渐恢复如常。不过在这之前，我已经确定，触怒他的那本书并非《柏林谍影》[4]，而是它的继任者《镜子战争》[5]。这本书讲述了一名英籍波兰裔特工被派往东德执行任务，组织却最终任其自生自灭的故事。不幸的是，东德恰好是我这名指控者当时所管辖区域中的一部分，那段日子里，我们曾在一起工作。这时，我的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想要告诉他，艾伦·杜勒斯[6]——这位最近退休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也宣称，本书比其前任[7]更加贴近现实。不过，恐怕我这样说，只会使他更加暴跳如雷。

“无情无义，这不就是在说我们自己吗？一群无情无义的废物！真是万分感谢！”

我这位狂怒的前同事并非个例。与此相同的、针对我的指责，以没有那么激烈的语调，在过去的五十年间反复不停地出现。这些指责并非出自什么险恶的意图，也不是什么有组织的集体行动，不过是那些认为自己所做的工作是必要的、受到了伤害的男人和女人的抱怨罢了。

“为什么选择我们？你知道我们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或者说得更加恶劣些，“你现在既然都已经把我们给榨干取尽了，或许也应该稍稍饶过我们，让我们得些安宁吧。”

一如既往，总会有些鬼鬼祟祟的家伙四处宣称，“情报局”是无法为自己进行任何辩护的；在对抗不利宣传这件事情上，“情报局”根本就无能为力；“情报局”的成功不得颂扬，唯有通过失败被大家所熟知。

“我们绝对跟我们这位东道主笔下所描述的不一样。”莫里斯·奥德菲尔德[8]爵士在吃午餐时，十分严肃地对亚利克·基尼斯[9]爵士说道。

奥德菲尔德是秘密情报局以前的头儿，后来可被玛格丽特·撒切尔[10]给整惨了，不过，在我们见面时，他仅仅是另一个退休了的老间谍而已。

“我一直想跟亚利克爵士进行一次正式会面，”当我邀请他时，他用他那亲昵的北方口音说道，“自从火车从温切斯特出发，我坐到他对面之后，自那时起，我就想跟他好好交谈一下了——如果我当时有足够胆量的话。”

基尼斯即将在BBC的改编剧《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中，扮演我笔下的秘密特工乔治·史迈利。因此，他希望能够充分体验身旁有一名真实老间谍陪伴的感觉。然而，午餐进程却并没有我期望的那般顺利。在上餐前小点心[11]时，奥德菲尔德高度赞扬了他那老情报局里的道德标准，并用最和善的方式向基尼斯暗示，“此处这位年轻的大卫”玷污了情报局的好名声。基尼斯本身是一名已经退伍的海军军官，奥德菲尔德一见到他就指出，自己在秘密情报局里的军衔级别应该比他要高。基尼斯只能睿智地摇了摇头，同意了奥德菲尔德的这番说法。然后，在上多佛鱼排[12]时，奥德菲尔德更进一步地阐述了自己的论点：

“就是这位年轻的大卫，以及他的个人喜好，”他隔着餐桌向基尼斯解释道，完全忽略了此刻正坐在他身旁的我本人，“使得情报局在招募合适官员和获取资源上都变得更加困难了。他们读他那些书，然后就打消了念头。真是再合理不过的事了。”

基尼斯听到他这样说，垂下眼睑，带着几分悲叹的神情摇了摇头，而我正在买单。

“你应该加入读书会的，大卫。”奥德菲尔德友善地说道，暗示我说加入读书会就可以让我变成更好的人，“我愿意亲自赞助你。真的。你很乐意参加的，对吧？”我们一行三人正站在餐厅的入口处，他接着转向基尼斯说，“真的非常愉快，亚利克。我得说我很荣幸，我相信，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

“一定会的。”基尼斯诚挚地回答道，两人像老间谍一样握了握手。

对于我们这位离去的客人，基尼斯显然有些意犹未尽，深情地凝视着他的背影，看着他在人行道上踩着重重的步伐离去：一位身材瘦小，却精力充沛、意志坚定的绅士，用随身的伞戳着他前方的道路，渐渐消失在人群里。

“我们喝杯干邑再出发吧？”基尼斯提议，在我们还未回过神来时，审讯就开始了：

“那真是对庸俗的袖扣。所有的间谍都佩戴它们吗？”

不，亚利克，我想只是因为莫里斯刚好喜欢那对庸俗的袖扣吧。

“还有那双招摇的绉鞋底[13]的橘色麂皮靴。那是为了秘密行动吗？”

其实只是为了穿起来舒服罢了，亚利克。这种橡胶鞋底走起路来可是会嘎吱作响的。

“接下来跟我聊聊这个，”他抓起一只空玻璃杯，将它略微倾斜，用自己粗壮的手指轻轻敲打着它，“我之前见过有人这么做，”他表演给我看——手指不断敲着玻璃杯，一边做出若有所思地凝视着杯子的样子——“我还见过有人这样做”——接着，他以同样的沉思神态，用手指沿着杯子边缘打转。“不过，在这次之前，我还从来没见过有人这样做过——”他把手指伸进杯内，沿着内部边缘打转，“你认为他是在找残余的毒药吗？”

他是认真的吗？基尼斯身上有着一股孩子气，仿佛他这辈子都没有这么认真过。好吧，我说道，如果真有那个什么所谓的毒药残渣的话，我想，他刚才肯定已经把毒药给喝进去了，否则怎么会有残渣呢。不过，基尼斯情愿相信自己的判断，不打算理会我的说法。

这算得上是间谍片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事件，奥德菲尔德的麂皮靴，无论是不是绉鞋底的，以及他戳着前方道路的那把卷好的雨伞，后来都成了基尼斯用来演绎那位匆忙而又年老的乔治·史迈利的银幕特征。我最近没来得及去细查关于那对袖扣的事情，不过我还记得，我们的导演认为那对袖扣有些夸张了，他最后说服基尼斯换上了一些没有那么浮华的东西。

至于这次午餐所留下的其他影响，可就没那么令人感到愉悦了，虽然就艺术层面而言，反而更具有创造意义。奥德菲尔德对我作品的厌恶——我猜想，还有对我本人的厌恶——也深深地扎根在基尼斯充满戏剧性的灵魂里了。他绝不会吝于提醒我，他觉得有必要唤起乔治·史迈利个人情感中的自我罪恶感，或者，正如他想要暗示的那样，那也是我个人本身的罪恶感。

* * *

一百多年来，我们的英国间谍与任性妄为的小说家们之间，始终有着令人发狂，有时又颇为滑稽可笑的爱恨纠缠。英国间谍们就像小说家自身一样，他们想要好的形象，想要无尽魅力，不过不要指望他们能够忍受嘲笑，或是忍受那些负面评论。在一九〇〇年代初期，不同风格的间谍小说家们，从厄斯金·柴德斯[14]到威廉·勒丘[15]和爱德华·菲利普斯·奥本海默[16]，正是由他们激起了民众反德的公愤。所以也可以公平地说，最初是他们帮助了秘密情报局的建立。在这之前，一位绅士本不应该去翻看属于另外一位绅士的信件，即使事实上还是有不少绅士会这么去做。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小说家萨默塞特·毛姆将他笔下的英国秘密特工展现在了众人面前[17]，不过，根据大部分人的说法，这本小说并不是太出色。当温斯顿·丘吉尔控诉他这本《阿申登故事集》违反了《国家机密保护法》[18]时，正面临着同性恋丑闻威胁的毛姆，烧毁了自己十四篇未出版的短篇小说，其余的作品也推迟至一九二八年后才得以出版。

小说家兼传记作家，同时也是苏格兰民族运动支持者的康普顿·麦肯齐[19]，就没这么容易被吓到了。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伤病退役之后，他转入了军情六处，成了英国反情报组织在中立国希腊的主管头头。然而，他发现派给他的指令，还有他的上级经常都很荒谬，作为一名作家，他理所当然地把这些都拿来作为取笑的素材。一九三二年，依照国家机密保护法，他遭到起诉，并被罚款一百英镑。这主要是因为他那本带有自传性质的《希腊回忆录》里事实上塞满了骇人听闻的轻率言行。不过他这次并没有受到教训，一年之后，他又借由另一本带有讽刺意味的作品《脑子进水》来诉诸报复。我听说，军情五处[20]麦肯齐的档案里有一封写给局长的信，措辞极其严厉，署名用的是英国情报局局长通常会使用的绿色墨水：

“最糟糕之处在于，”局长对身在圣詹姆斯公园另一侧的战友写道，“麦肯齐揭露了情报局通讯专用的一些符号[21]，有些目前仍在使用。”麦肯齐的亡灵要是知道这些。肯定会高兴地搓起双手。

不过，说起军情六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学叛徒，自然非格雷厄姆·格林[22]莫属。虽然我很怀疑他是否知道，自己差点就跟麦肯齐一样，要被送上伦敦中央刑事法院的法庭了。关于此事，我最喜欢的是在一九五〇年代末期的一段回忆，那时我在英国情报局最棒的餐厅里和军情五处的一名律师一起喝咖啡。这名律师是个性情温和、爱抽烟斗的家伙。不像一名官僚，反倒更像是家庭事务律师。但那天早上，他却处于深深的焦虑中——他收到了《我们在哈瓦那的人》的样书，已经读了一半。当我开口说，我真嫉妒他的好运时，他却叹了口气，摇了摇头。他说，格林那个家伙肯定要被起诉了。格林利用战时在军情六处工作得来的工作经验，精准描绘了英国大使馆情报主管与外勤特工之间的关系，因此，格林一定会被关进大牢的。

“不过这真是本好书，”他抱怨道，“他妈的实在太好了，就是这样才麻烦。”

我尝试在报纸上搜寻格林被捕的消息，不过他始终逍遥法外。可能军情五处的巨头们最终决定一笑了之——这总比大呼小叫来得好。为了报答他们的宽容大度，格林二十年后送给他们一本《人性的因素》，书中描绘的他们，不仅仅是傻瓜，还是杀人凶手。不过，想必军情六处已经提前警告过他了。在《人性的因素》前言里，他小心谨慎地向我们保证，他并没有违反《国家机密保护法》。掘地三尺找出一本早期版本的《我们在哈瓦那的人》，你也会发现同样的免责声明。

然而历史证明，我们的罪孽最终都会被遗忘。麦肯齐最后获封爵位，而格林则被颁发了功绩勋章。

“先生，在您最新的那部小说里——”有个真诚的美国记者问我，“您的一个角色说，如果他以前能够写作，就不会变成叛徒了。那么，能不能请您告诉我们，如果一开始没能写作，您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呢？”

在给这个危险的问题搜寻一个安全答案时，我心想，我们的情报组织是不是应该感谢感谢我们这些转向文学界的叛徒。与其他任何可能掀起腥风血雨的方式相比，写作简直像小孩玩积木一样人畜无害。有多少处境困难的间谍希望爱德华·斯诺登[23]当初选择去写小说啊。

* * *

如此这般，在外交晚宴上面对我这位愤怒的前同事时——他已经是一副随时准备击倒我的样子——我又该如何回答呢？没有必要特地向他指出，我在某些书里描写的英国情报局实际上比我在现实世界里所知道的更有能力。也没必要告诉他，曾经有位极资深的情报局官员将《柏林谍影》描述为“这是有史以来唯一有效的双面间谍行动”。同样没必要说的是，在惹怒他的那本小说里，我之所以描写受到孤立的英国情报部门那场带有怀旧性质的军事演习，是因为比起对他的情报机关发动粗暴的攻击，我兴许是想做一件更有抱负的事。老天爷保佑，万一我坚持声称：“如果你是个努力探索国家灵魂的小说家，那情报局也不失为一个合理的观察对象。”那估计我这句话还没来得及说到后半句，就会被当场掀翻在地了。

至于他说他的机构无法还击，我猜想，是因为西方世界任何一处的间谍机构都不会像我们国家一样，得到了国内媒体如此的纵容，几乎从不见内幕报道。我们的新闻审查系统（不管是出于自愿，还是被模糊但又严苛的法律所强制），我们巧妙拉拢的人际关系，以及英国大众面对这种疑似非法行为的全面监控的集体屈服，都足以令其他自由与非自由世界里的任何一个情报员心生嫉妒。

我没有必要去特意指出，许多前情报官员“获得批准”的回忆录实际上都是为了给情报局披上一张羊皮，以此换取他们希望获得的赞许；而所谓“官方发行的正史”，其实是给那些十恶不赦的罪行罩上恳求宽恕的面纱。更没有必要指出的是，我们国内报纸上所刊载的不计其数的文章，恰恰是我在享受和莫里斯·奥德菲尔德共进午餐的美好时光时，被某些人人为编造出来的。

没准我该这样建议我这位暴怒的朋友：作家描写专业间谍，就跟描写我们这些会犯错的普通人一样，没有任何区别。这样一位作家实际上是在履行最合适其身份的社会义务，甚至——不妨相信我说的——是在履行民主职能，因为在英国，我们的情报局，不论好坏，依旧是我们政治、社会和产业精英们的精神家园。

正是这样，我亲爱的前同事，我所谓的背信弃义也就仅限于此了。还有，亲爱的希利爵士，我的共产主义也仅限于此，回头想想，在你年轻的时候，也不会容忍有人这样说你吧。

* * *

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已经很难形容一九五〇年代末期到一九六〇年代初期，弥漫在白厅[24]这条秘密情报权力走廊上的那种互不信任的氛围。一九五六年，我正值二十五岁，正式就职于军情五处，担任一名低阶官员。他们告诉我，要是我年纪再小一点，就不符合入职资格了。我们称为“五处”的这个机构，素来都以成熟完善而自豪。不过呢，再怎么成熟完善，他们还是招募了诸如盖伊·伯吉斯、安东尼·布兰特，以及其他几位如同半被遗忘的足球明星一样的人物[25]，他们成了英国历史记忆中徘徊不散的可悲叛徒。

我抱着极大的期待进了情报组织。这份挖掘情报的工作虽然微不足道，却养成了我迄今为止都无法满足的大胃口。我的专案主管们个个亲切友善，做事很有效率，体贴入微。他们唤起了我的使命感，复苏了我作为一个英国公学学生消失已久的吃苦耐劳本分。作为一名被派驻奥地利的国家安全局情报人员，我对那些总是神出鬼没的文职工作者怀有敬畏之心。他们会周期性地降临我们这个单调乏味的格拉茨[26]驻地，给这里添上一层神秘色彩，要不是有他们，这里什么都不会有。后来，直到我进入了由他们驻守的要塞之后，才算猛然回到了现实世界。

大约拥有两万五千名党员的英国共产党已经日渐衰败，还得依靠着军情五处的情报共同运作才能维持。监视这样的一个组织，完全不能满足我的远大抱负。况且，局里又自然而然地滋生了双重标准。不管怎么说，军情五处都是英国公务员和科学家们私生活的道德仲裁者。在当时的审查程序下，同性恋与其他被认为属于异常的行为，都是可能被人拿来勒索的弱点，因此，这一类人便被禁止从事机密工作。可是，局里却似乎乐于忽视自己内部成员之间的同性恋行为，局长本人就与自己的秘书公开在工作日同居，周末又和妻子住在一起。在工作日里，甚至还专门为此留了字条，指示夜间值班官员，万一他的妻子打电话过来时，应该如何应付。无论如何，还是请老天垂怜那位在登记处工作、裙子要么太短要么太紧的打字员女士，以及那个向她眉目传情的已婚科员吧。

局里的高层都是从一九三九到一九四五年的光辉岁月里幸存下来的老年人，中间阶层则是由逐渐缩水的大英帝国殖民地回调警官和地区官员组成。面对那些拼命想把自己国家抢回来，甚至不惜采取莽撞行动的当地人，他们或许有着丰富的镇压经验。但是，面对他们自己几乎都不怎么了解的祖国，情况就显得有些令人不安了。对他们而言，英国工人阶级是反复无常而又令人难以捉摸的。工会在他们眼里，只是共产党的掩护组织罢了。

与此同时，像我这样年轻的间谍“猎人”，一方面渴望得到更大的猎物，却又接获命令，告诉我们不要浪费时间，不必费心去寻找苏联控制的“不法之徒”。因为——根据无懈可击的权威消息，在英国领土上并没有这样的间谍在展开行动。至于具体是谁说的，消息从谁那儿传来，我却始终都不知道。反正，在这儿待四年时间也够了。一九六〇年，我申请调往军情六处，成了我那些极其不满的老板口中“公园对面那帮混蛋”中的一员。

不过，还是请让我借此书写之际，向军情五处表达感恩之情——尽管这份恩情我无法完全偿还。我受过最严谨的写作训练，它并非来自任何中学老师或者大学教授，更不是从写作专业学校那里学来；它来自柯曾街上流住宅区，来自军情五处总部顶楼那些受过古典式教育的高级官员。他们一副幸灾乐祸的老学究模样，抓起我的报告，对我那些炫耀式的从句和毫无必要的副词表达了极力的藐视。然后在我朽木不可雕也的文章页边空白处打上分数，以及诸如“行文累赘——注意省略——论证缺失——结论草率——你真的是这个意思吗？”之类的评论。我遇到过的编辑们都没他们这般严苛，或者说没他们这般正确。

到了一九六一年的春季，我已经完成了军情六处的入门课程。学会了一身我从来都不需要，也很快就会忘光的本事。在结业典礼上，局里的训练主管——那位身穿一身花呢套装、身材结实、面色红润的老手，眼含热泪地叫我们回家待命。他们也许还要花上一段时间来整备，因为——他发誓说，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竟然会说出这样一番话——有位已经在局里任职多年，而且也备受信赖的同僚，最近被揭穿了身份。此人竟然是苏联的双面间谍，他的名字是乔治·布莱克[27]。

布莱克叛国案的规模，即便以今日的标准来看，都算得上是极其重大的事件：事实上，有数以百计的英国特工（布莱克自己也不记得有多少人）的身份曝光；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秘密监听行动，例如（当然，并不仅限于此）柏林监听隧道，还没有发射信号就被炸毁了；还有军情六处的整个人事系统、安全屋地点、战斗指令与全球的外派站点，都被全面破解。布莱克无论在哪个利益集团里都是最有能力的外勤特工，同时也是个追随信仰的人，在身份曝光之时，他已经先后信仰了基督教、犹太教和共产主义。在被监禁在苦艾丛监狱[28]的时候（众所周知，他后来成功越狱），他还向他的狱友们讲解《古兰经》呢。

乔治·布莱克背叛的消息解封两年后，我正在驻波恩的英国大使馆政治组任二等秘书。一天傍晚，我的情报站站长把我叫进办公室，告诉我一个消息——严格地说，是个仅供我个人参考的消息，虽然隔天一早，所有英国人都会从晚报上读到这则新闻：军情六处出色的前反情报主管，一度被认为会成为下一任英国情报局局长的金·菲尔比，也是一名苏联间谍。而且，后来我们才慢慢了解到，他早在一九三七年就被苏联吸收了。

在本书后面的章节里，你会读到尼古拉斯·艾略特对此事的一些说明。他作为菲尔比战时及和平时期的朋友、心腹知己和同事，描述了他与菲尔比在贝鲁特[29]的最后一次相遇，这次相遇使得菲尔比坦白了一部分心声。可能你看过之后会想，艾略特对于此事的描述异常简略，对对方背叛友情的愤怒，或是违背公义的愤慨都惜字如金。理由其实非常简单。间谍们既不是警察，也不是道德现实主义者[30]——虽然他们更乐意相信自己确实是。如果你一生的任务就是说服叛徒加入你的阵营，那么，当你自己身边的一个人——这个人不止是你珍惜爱护的同事，你们之间甚至情同手足，你会放心和他分享谍报生涯的每一个细节，当这个人也被敌方阵营给吸收了之后，你肯定也会感到有苦说不出吧。这是我在写《柏林谍影》时便谨记在心的教训。后来写《锅匠，裁缝，士兵，间谍》时，照亮我前进道路的正是金·菲尔比这盏昏暗朦胧的灯。

间谍生涯和小说写作其实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两者都要随时准备好去窥视人类的罪过，以及通往背叛的种种途径。我们这些曾经身处秘密情报圈的人，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它。即使我们在踏入这个圈子之前，并没有情报工作的习惯；在进入这个圈子之后，我们也就无法摆脱这些习惯了。要证明这个观点，我们只要看看格雷厄姆·格林，他那些自己强加上去的、与美国联邦调查局斗智斗勇的逸闻趣事就明白了。或许他那些无礼的传记作者也记录了这些，不过最好还是别看吧。

格林，这位小说家兼前间谍，在他的晚年时期，坚称自己上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亲共危险分子黑名单。他当然有着充分的理由，鉴于他去苏联的次数数不胜数，以及他一直对同是朋友和同事的金·菲尔比直言不讳地表过忠心，况且，他还曾试图调和天主教会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矛盾——虽然最后只是徒劳一场。当柏林墙建起的时候，格林站在了不该站的那一边拍照，还告诉全世界，他宁可站在那一边，也不要站过来。事实上，格林对于美利坚合众国的厌恶，以及忧心自己激进言论可能导致后果的严重程度，已经到达了颇为极端的地步。乃至后来当他与美国出版公司的人见面时，坚持会面地点必须在美加边境的加拿大境内。

直到有一天，他终于获得许可，能够请求查看自己的美国联邦调查局档案了。档案里面只有一条记录：他和政治立场不定的芭蕾女演员玛戈特·芳婷[31]保持着来往，且那时她还在为她那个不忠且瘫痪的丈夫罗伯托·阿里亚斯打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拉锯战。

间谍行动并未带我走进什么秘密领域。逃避与欺骗是我童年时期必不可缺的武器。青少年时期的我们都是某一类间谍，不过我已经是经验丰富的间谍老兵了。当秘密情报世界前来认领我的时候，我才感觉真正回到了家中。至于为什么会如此，还是留到后面“作者父亲的儿子”这一章再来细说吧。

[1] Denis Healey，1917—2015，英国工党政治家，1964年至1970年担任英国国防大臣。

[2] 勒卡雷原名大卫·康威尔，约翰·勒卡雷为其笔名。

[3] 此处的“情报局”指秘密情报局，军情六处的正式名称。

[4] 勒卡雷的成名作，1963年出版。

[5] 即The Looking Glass War，勒卡雷1965年出版的小说，紧接在《柏林谍影》之后，故有“继任者”一说。

[6] Allen Dulles，1893—1969，美国情报史上的传奇人物。是美国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中情局局长。

[7] 即《柏林谍影》，对应前文的“继任者”。

[8] Maurice Oldfield，1915—1981，1973年至1978年担任军情六处主管。

[9] Alec Guinness，1914—2000，传奇英国演员。因在《桂河大桥》中扮演尼柯逊上校一角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晚年在《星球大战》三部曲中扮演老年欧比旺·肯诺比而获得奥斯卡最佳男配角提名。

[10] 即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此处指撒切尔夫人1979年上任后，委派奥德菲尔德前往北爱尔兰任职，随后即爆出奥德菲尔德一连串丑闻事件，使其晚节不保，含恨而终。

[11] 原文为法语，hors d’oeuvres。

[12] 太平洋鲽鱼的一种，在高级餐厅里通常做成鱼排。

[13] 即有纹理的橡胶鞋底。

[14] Erskine Childers，1870—1922，英国作家，著名作品有讲述英国外交官与德国间谍斗智斗勇的《沙岸之谜》。

[15] William Le Queux，1864—1927，法籍英裔记者和作家，也是外交官和旅行者。最早写作间谍小说的作家之一。最著名的作品有反法国和反俄罗斯入侵的《1897年英格兰的大战》和反德入侵的《1910年的入侵》。

[16] Edward Phillips Oppenheim，1866—1946，英国著名小说家，以写间谍小说和惊悚小说而闻名，曾在英国情报部门工作。著名的小说有《大秘密》《伪装者》等。

[17] 这里指《阿申登故事集》。

[18] 英国曾经施行的一项法律，规定保护国家机密和官方信息，主要与国家安全有关。

[19] Compton Mackenzie，1883—1972，在英国出生的苏格兰小说家，传记作家，文化评论员。

[20] 军情五处主要负责国内安全事务，主要从事反间谍、反渗透工作。文中信件是由军情五处局长写给军情六处局长的。

[21] 这些通讯信件通常都是以MI6的三个字母代号为首，随后是用一个数字来指代分处的代码。——原注，下同

[22] Graham Greene，1904—1991，英国作家、编剧、文学评论家。1932年以《斯坦布尔列车》成名。

[23] Edward Snowden，生于1983年，曾经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技术分析员，后来把美国国家安全局关于PRISM监听项目的秘密文档披露给了《卫报》和《华盛顿邮报》。之后，再次通过《卫报》曝光英国秘密情报监听项目。

[24] 英国伦敦市内的一条街，连接了议会大厦和唐宁街。这条街及其附近设置有英国各个政府机关，因此人们用“白厅”作为英国行政部门的代称。

[25] 著名的剑桥五杰，这五个人是唐纳德·马克林、盖伊·伯吉斯、金·菲尔比、安东尼·布兰特和最后被发现的约翰·科恩克罗斯。

[26] 仅次于维也纳的奥地利第二大城市，施泰尔马克州首府。

[27] George Blake，生于1922年，原姓贝哈，生于荷兰鹿特丹，曾经是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叛逃者，克格勃的间谍明星，获得过苏联列宁勋章和红旗勋章。

[28] 英国伦敦一座历史悠久的监狱。

[29] 黎巴嫩首都。

[30] 指按照绝对的标准判断是非的人。

[31] Margot Fonteyn，1919—1991，英国著名芭蕾舞演员。

第二章 柯洛布克博士的法律

“该死的波恩”是六十年代初期，我们英国的年轻外交官们对这个地方的称呼。一个沉寂的莱茵兰[1]水疗之城，神圣罗马帝国选帝侯所在地，路德维希·冯·贝多芬的出生地，我们并非有意对其不敬，只是对我们的东道主国家妄图将联邦德国首都从此地迁往柏林的这个想法，抱有怀疑地脱帽致敬罢了。况且我们实际上也跟他们一样，认为这样的事情绝对不会发生。

一九六一年的英国大使馆，是一座难看的、杂乱无章的工业建筑，位于波恩与巴特戈德斯贝格[2]之间有分隔带的一处双车道旁。他们宣称这里有三百来号人，大多数都是派来此地驻扎，而非当地招募的。时至今日，我已经很难想象，身处莱茵河畔闷热难受的天气之下，其他人都在干些什么。就我本人而言，在波恩的三年使我的人生发生了地动山摇般的改变。如今，我想，过去的生活之所以不可抗拒地走向消亡，我的写作生涯之所以会开始，都是以那个地方为源头的。

诚然，我还留在伦敦的时候，我的第一本小说就已经被一家出版社签下了。但一直到我调往波恩好几个月之后，那本书才得以低调面世。我记得那是在一个潮湿的星期天下午，我开车前往科隆机场，买了一份英国报纸，然后停好车，坐在波恩一处有荫蔽的公园长椅上，独自读报纸。书评还算温和，虽然不如我所期待的那样令人欣喜若狂，反正，他们接受了乔治·史迈利。突然之间，这一切就这样发生了。

可能所有的作家，无论是在他们人生中的哪个阶段，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好几个星期，好几个月的痛苦和冤枉路；用打字机逐字打出的、已经完成的珍贵书稿；代理人和出版社例行公事的礼仪热情；审阅编辑；高度期待；大日子接近时的焦躁不安；书评；突然之间，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你写这本书已经是在一年以前，除了再写些新的东西，你还坐在那儿等什么呢？

好吧，事实上，当时我确实在写些新东西。

那时我已经开始写一本以英国公学为背景的小说。背景借用了我读书时所在的舍伯恩中学[3]，以及任教过的伊顿公学。有种说法是说我还在伊顿教学时便已经开始构思、准备这部小说了，不过我本人完全没有这种印象。每天，在出发前往大使馆上班前，我都会在早得离谱的时间起床写作，最终用了很短时间便完成了小说，并把它寄了出去。所以又一次，事情搞定了——只是，接下来我决定做些更加勇敢无畏的事。我要写一些关于我门前这个世界的故事。

* * *

派驻此地一年之后，我的辖区已经覆盖了整个西德，这让我有了不受限的行动和进出自由。身为大使馆派往各处巡回、宣扬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好处的其中一员，我可以随意出入西德各处的市政厅、政治社团和市长室。年轻的西德政府决心展现出民主开放的社会风貌，因此，所有的大门都向这位年轻的外交官敞开。我可以在联邦议院的外交旁听席坐上一整天，和跑议会新闻的记者及顾问们共进午餐，也可以去敲部长的门，加入抗议集会，参加各种探讨文化和德国精神的、立意高尚的周末研讨会。同时，我也试图探索在第三帝国垮台十五年之后，旧德国究竟在何处结束，而新德国又会从何处开始。在一九六一年，这都并非易事，至少对我而言并不容易。

从一九四九年联邦德国成立时便担任总理，直到一九六三年才卸任的康拉德·阿登纳[4]，外号叫作“老头”。他曾有一句名言，干净利落地概括了问题所在：“没得到清水之前，不要倒掉脏水。”人们普遍认为他这句话暗指汉斯·约瑟夫·玛利亚·柯洛布克博士[5]，这是一位在国家安全与其他诸多事务上都有着显赫地位的人物。柯洛布克的功绩，就算以纳粹的标准来看，也十分令人印象深刻。远在希特勒掌权之前，他就因为替普鲁士政府草拟反犹太人法而名噪一时了。

归于那个德国独裁者麾下两年后，他起草了《纽伦堡法案》[6]，剥夺所有犹太人的德国国籍，同时为了辨别身份，要求犹太人必须在名字里加上“萨拉”或“以色列”这两个单词。和犹太人结婚的非犹太人被强制要求抛弃他们的配偶。他在阿道夫·艾希曼[7]手下，任职于纳粹政府的犹太事务部门，接着又起草了名为《保护德国血统和德国荣誉法》的新法律，这也是大屠杀开始的信号。

与此同时，据我推测，由于他本人是极度虔诚的天主教徒，柯洛布克也与右翼反纳粹抵抗组织联系上了，算是勉强给自己上了一个双保险：假若暗杀希特勒的行动成功，到那个时候，他必定会出任高阶职务。或许正是因此，战争结束后，他逃过一劫，盟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起诉他。阿登纳一心想把柯洛布克纳入自己麾下，而英国也没有挡柯洛布克的路。

就这样，到了一九五一年，此时距离大战结束已经六年了，也是西德创立三年之后，汉斯·柯洛布克博士得以为他那些前任和现任纳粹同事通过了一项现在看来也几乎匪夷所思的法律。在“柯洛布克新法”（我个人是这么称呼这项法律的）的作用之下，希特勒时期政权下的公务员们，如果因为超出他们本身所能控制的情况，而导致供职年限被迫缩短的话，自该法律通过后便能得到全额赔偿，还可以获得欠薪补偿，以及领取养老金的权利。如此一来，就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根本没有发生，或是德国在大战中赢得了胜利一样。总而言之，尽管盟军胜利带来诸多不便，这些公务员在职业生涯中原本有资格获得的升迁，如今照样可以延续，不受任何影响。

该法律的效应立竿见影：那些纳粹的老看门狗们紧紧霸着美差不放，而没怎么受到玷污的年轻一代，只能置身于底层之中。

* * *

接下来登场的是约翰尼斯·乌尔里克博士[8]，他是一名学者、档案专家，热爱巴赫、优质勃艮第红酒和普鲁士军事史。一九四五年四月，就在身处柏林的军事指挥官们无条件向苏联投降的前几天，乌尔里克正做着过去十年来一直在做的事：在位于柏林威廉街的德国外交部普鲁士皇家档案室内，同时作为馆长和身份卑微的档案管理员，兢兢业业地整理档案。普鲁士帝国于一九一八年瓦解，因此，他所经手的这些文件，没有哪一份的历史少于二十七年。

我虽然认识他，但并未见过他年轻时的照片。不过我可以想象，他那时是个体格相当健壮的小伙子，一丝不苟地穿着套装和硬领衬衫，仿佛要同他精神上所向往的那个旧时代的标准着装保持一致。希特勒掌权之后，上级曾三次力劝他加入纳粹，不过三次他都拒绝了。因此，直到一九四五年春天，当朱可夫元帅[9]的红军进入威廉街时，他都还是个事必躬亲的档案管理员。进入柏林的苏联军队对于俘虏战犯并没有太大兴趣，但是德国外交部答应给他们高价值的战犯，同样还有可以用来追究罪责的档案。

面对就要抵达档案室门口的苏俄军队，乌尔里克的所作所为时至今日已经成了传奇。他用油布裹住帝国档案，装进手推车，不顾连续不断开火的小型武器、迫击炮弹和手榴弹，推到一处软土处掩埋了起来，接着便及时赶回自己的位置，准备被俘。

针对他的指控，以苏联军事审判的标准来看，他毫无疑问是有罪的。作为纳粹档案的管理员，他被认定是法西斯主义侵略行为的代理人。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待在西伯利亚的监狱里，其中六年是单独监禁，剩下几年则被关在专门关押精神失常罪犯的集体牢房里。为了生存，他学会了模仿那些人的怪异行为。

一九五五年，乌尔里克在囚犯遣返协议下得以释放。他抵达柏林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带领一支搜寻队伍去他埋档案的地方，亲自监督，将档案挖掘出土。在那之后，他才回去调养身体。

* * *

现在再回到柯洛布克的新法律。

乌尔里克，这个自纳粹时代起便忠于职守的公务员、布尔什维克的囚徒，不是更应该被赋予这些权利吗？尽管他三次拒绝加入纳粹党，尽管他对纳粹的每一项行动都深恶痛绝（这也让他更加有时间去深入研究普鲁士帝国的过往历史）。不妨扪心自问，如果第三帝国获胜，一个有着金光闪闪学术背景的年轻档案管理员将能提升到怎样的位置？

约翰尼斯·乌尔里克，已经将近十年没有见过西伯利亚牢房以外的世界了。不过，在他被监禁的整个时期里，他仍旧被当成一个原本有着远大前程的外交官。因此，他所获得的待遇，也是按照他原本应该获得的职务提升来计算的，包括补发的薪水、津贴、退休金福利，以及——绝对是公务员最想要的额外福利——大小与他职位相称的办公空间。噢，还有带薪休假，加起来至少有一年。

休养之际，乌尔里克开始深入研究普鲁士历史。他重拾了对勃艮第红酒的喜爱，娶了一个讨人喜欢，性格幽默，又很崇拜他的比利时口译员。最终，这一天到来了，他再也无法抗拒一个完整的普鲁士人灵魂里必不可缺的使命感的召唤。他穿上自己的新西服套装，由他的妻子帮他打好领带，并开车载他前往外交部。外交部已经不再位于柏林的威廉街，而被安置在了波恩。一名看门人陪同他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不是“办公室”，他反驳道，而是“国务议会厅”。这里摆着一张足有三英亩大的办公桌，他发誓说那是阿尔伯特·斯佩尔[10]设计的。不管他喜不喜欢，约翰尼斯·乌尔里克先生，他今后都会是西德外交部门的资深代表。

* * *

若要完整详尽地形容此时的乌尔里克——我曾有幸在几个场合碰到过他，你会看见一名弓着身子却又精力十足的五十来岁男士，他在那儿坐立不安地来回走动，就好像他依旧在西伯利亚的牢房里踱步。他一边转头向你投来探询的目光，以防自己的行为太出格；一边不停转动着他那双带有焦虑神情的双眼，为自己的举止感到惊恐，继而爆发出一声大笑，挥动手臂，再一次在房间里打转。但是，他并没有疯，不像那些当年和他一样被囚禁在西伯利亚的可怜囚犯。他非常聪明，理智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一如既往，疯狂的不是他自己，而是他周围的人。

首先，在我位于莱茵河畔柯尼西斯温特市租来的那套外交官公寓里，乌尔里克为那些聚集在此、听得入迷的晚宴宾客详尽描述了他那间“国务议会厅”里的每一处细节：想象一下那个德国国徽，有着红色爪子的黑色老鹰，头转向一侧，在墙上怒视着他——说到这里，他还专门为我们模仿了一下那只转向右肩的鹰头所特有的轻蔑冷笑——还有银色墨水瓶和笔架。这都是大使级别的职位才能使用的文具套组。

接着，打开那张存在于他脑海中的、由阿尔伯特·斯佩尔设计的三英亩大小办公桌上的抽屉，乌尔里克取出了一本西德外交办公室内部机密电话簿，精装的，他跟我们说，这本电话簿用了最好的牛皮做封面。他用空空如也的双手握住并不存在的电话簿，向我们展示，虔诚地垂下头去，闻一闻封皮的味道，为它的优质沉醉到翻起了白眼。

现在，他打开了它，动作非常缓慢。每一次重演都是在为他自己驱魔，动作都是精心安排的，是为了把他脑海中，初次看见就直瞪着他的那串名字给驱除殆尽。那是些贵族名字，其中一些名字属于在荒唐可笑的乔基姆·冯·里宾特洛甫手下、获得了外交功勋的一些人士。乔基姆，这名希特勒政府时期的外交部部长，在纽伦堡的监狱里仍高歌自己对阿道夫·希特勒的热爱。

这些有着高贵姓氏的人，他们如今恐怕已成了一群更优秀的外交官，或许已经转变成了民主的拥护者。他们或许像柯洛布克一样，当希特勒倒台的时候，已经和反纳粹组织做好了交易。不过，约翰尼斯并不打算用这种善意的眼光来看待他这些同事。他仍是在我们这一小群观众的注视下，瘫在扶手椅里，喝了一口我利用自己的外交官特权、特地为他从总务处买来的优质勃艮第红酒。接下来展示给我们看的，是那天早上在他那间“国务议会厅”里，第一眼看见那本机密的、牛皮精装西德外交部内部电话簿之后的事情：讲他是怎样瘫倒下去，身陷在扶手椅里，用双手打开电话簿，沉默地注视着一个接一个的高贵名字——缓慢地从左到右、仔细盯着每一个“冯”和“楚”[11]。我们瞧着他眼睛睁大，嘴里念念有词。他盯着我家的墙，说，我就是这样盯着我那间公寓的墙的。我就是这样盯着西伯利亚牢房里的墙的。

他从我的扶手椅里跳起来，或者，更准确点说，是从他“国务议会厅”的椅子上跳起来，走回阿尔伯特·斯佩尔三英亩大的办公桌旁——尽管这实际上只是一只快要散架的桃花心木餐具柜，挨着通往我家花园的玻璃门。他用掌心把电话簿摊平。我那只摇摇晃晃的红木餐具柜上并没有电话，尽管如此，他还是拿起了想象中的听筒，另一只手的食指划过电话簿上的第一个分机号码。通过他鼻子发出的声音，我们听见了内线电话响起的嘟嘟声。我们看见他宽厚的背脊拱起、挺直，接着又听见他的鞋跟，以规规矩矩的、普鲁士军人立正的形式并在了一起。我们听见那军事化的、厉声喊话的声音，声音大到足以吵醒楼上正在睡觉的我家的孩子们。

Heil Hitler, Herr Baron！Hier Ullrich！Ich möchte mich zurückmelden！——希特勒万岁！这是乌尔里克！我要归队了！

* * *

我并不希望让你们觉得，正当我们的情报局投入全部力量去提升英国贸易水平并抵御共产主义的时候，我在联邦德国外交部门的三年时间却都投入到了强烈谴责这些老纳粹身居高位这样的事情上。如果我确实怒斥了这些老纳粹——他们其实也没那么老，因为在一九六〇年，我们距离希特勒的年代也不过十五年左右而已——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发现，那些与我同龄的德国人，为了能够自由选择自己的人生，竟然还必须去善待那些曾经毁掉了整个国家的人。

我经常扪心自问，如果一名胸怀大志的年轻政治家得知他们党内的高级职位上充斥着诸如恩斯特·阿亨巴赫[12]之类的名人，那会怎样？恩斯特·阿亨巴赫在德国占领巴黎期间担任德国驻法国大使馆的资深官员，亲自监督了大规模驱逐法国犹太人到奥斯威辛集中营的行动。法国和美国方面都想让他接受审判，但他本人就是律师，不知用了什么神秘的特权，竟然得以安全脱身。他并没有被纽伦堡法庭正式传讯，反而创立了一间完全属于他自己的、颇能赚钱的律师事务所，替那些被控与他相同罪名的罪犯进行辩护。我设想中那名胸怀大志的德国年轻政治家，如果他知道有恩斯特·阿亨巴赫这号人物正在掌管他的政治前途，又会作何感想？我在心里琢磨着。莫非他只能选择咽一口唾沫，然后微微一笑吗？

我在波恩，以及之后在汉堡任职的这段时期，虽然还关注过其他一些事情，不过，德国这段实际上始终未被征服的过往，却怎样也不肯放过我。内心深处，我从来没有屈服过那个时候的政治正确，即使我表面上依旧顺应潮流。从这点看来，我猜，我的行为就和一九三九到一九四五年期间经历战争的那些德国人一样。

不过，我离开德国之后，这个问题仍旧不肯放过我。在《柏林谍影》出版很久之后，我回到汉堡，试图寻找一名德国儿科医生，他被指控参与纳粹的安乐死计划，这个计划旨在消灭那些对于雅利安国家无用的人口。结果证明，这项指控是他的学术竞争对手因为嫉妒，毫无根据地捏造出来的。我被狠狠训了一顿。同样在一九六四年，我到路德维希堡去拜访“巴登——符腾堡州纳粹罪行调查中心”[13]主任欧文·舒勒。我那时正在寻找后来写《德国小镇》的素材，不过当时还没有想到用驻波恩的英国大使馆作为背景。那段经历离我还太近了。

结果欧文·舒勒完全就是宣传单上的那种模范形象：正直、坦率、敬业。他手下那六七位肤色苍白的年轻律师也不遑多让。他们各自拥有一个狭小的隔间，要花上很长时间，从纳粹档案和极少的目击证词当中仔细查看、收集那些骇人听闻的证据。他们的目的是找出属于个人的、程度足以被送上法庭审判的暴行，因为军事单位的行为不能被起诉。他们跪在小孩子玩的沙坑前，摆放一个个被标记了数字的人偶。一排是穿着制服配枪的玩具兵，另一排则是穿着日常服装的玩具人偶，有男人和女人，也有小孩。横在它们之间的是一道沟渠，那是等待被填满的群葬墓。

到了晚上，舒勒和太太邀请我去家中吃饭。我们坐在阳台上吃饭，他家位于被森林覆盖的山坡上。舒勒热情激昂地谈起自己的工作。这是使命，他说。这是历史的必由之路。我们彼此达成一致，说很快就会再次见面，不过后来并没有见上。次年二月，舒勒在华沙下了飞机，他获邀去视察近期发现的纳粹档案。哪里知道，迎接他的是一张放大仿制的纳粹党员证——他的党员证。苏联政府同时对他发起了一连串的指控，其中包括指控他在苏联前线作战时，以手枪击毙两名苏联平民，强暴了一名苏联妇女。但这些指控最后再次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臆测。

从中得到的教训？越是你努力去寻找的绝对真理，越是难以找到。在我和舒勒见面的时候，我就相信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但是他必须带着自己的过往走下去，无论曾经有过多少过往，都必须要去坦诚面对。他那一代德国人究竟是如何面对过往的——这一直是我持久不变的关注点。当巴德尔——迈因霍夫[14]时代分裂德国的时候，我一点都不意外。对于很多德国年轻人而言，属于他们父母的过往已经被埋葬，或是被否定，或者仅仅用简单的谎言来掩盖其存在。总有一天，肯定有什么会突然爆发——事实也确实如此。并且，爆发出来的不只是少数“暴力分子”，而是整整一代愤怒的年轻人，他们是失意的中产阶级子女，他们蹑手蹑脚地走进这场争斗，为第一线的恐怖分子们提供后勤与精神支持。

这样的事情会在英国发生吗？我们已经很久不再与德国互相比较了。可能也是因为我们不再有这样的勇气。现代的德国已经是一个拥有自信、毫无侵略野心的民主强国——更不用说他们树立起来的人道典范——这些对于我们英国人而言，恰恰是一剂难以吞咽的苦药。而且，这也是让我遗憾已久的悲痛。

[1] 德国莱茵河西部地区。

[2] 曾是波恩的使馆区。

[3] 位于英国多塞特郡西北部舍伯恩镇的一所私立男子中学。

[4] Konrad Adenauer，1876—1967，联邦德国首任总理，经历了德意志帝国、魏玛共和国、第三帝国和联邦德国四个重大历史时期，创造了德国的“经济奇迹”。在他的领导之下，德国在政治上从一个“二战”战败国到重新获得主权，进而成为西方国家的一个平等伙伴。

[5] Hans Josef Maria Globke，1898—1973，德国律师，高级公务员和政治家。在纳粹政权下，他制定了纳粹德国的种族法律。战后，他担任了西德总理办公厅主任，被广泛认为是康拉德·阿登纳政府最具影响力的公职人员之一。

[6] 纳粹德国1935年颁布的反犹太法律。

[7] Adolf Eichmann，1906—1962，纳粹德国的高官，也是在犹太人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

[8] Dr Johannes Ullrich，1902—1965，德国历史学家，档案管理员。

[9] Zhukov，1896—1974，苏联元帅，著名军事家，战略家。

[10] Albert Speer，1905—1981，德国建筑师，在纳粹德国时期成为装备部长以及帝国经济领导人，在后来的纽伦堡审判中成为主要战犯。

[11] 带Von和Zu的姓氏，均为德国贵族姓氏。

[12] Ernst Achenbach，1909—1991，德国律师，自由民主党的外交官和政治家。纳粹时期被派驻巴黎。

[13] 1958年11月6日，作为西德各州司法部门的联合组织成立，并于当年12月1日开始运行。负责西德的纳粹战争罪行调查研究工作，搜集纳粹罪行证据，并联合联邦法院对罪犯提起诉讼，也被称为“纳粹追查机构”。

[14] 西德的一个极左恐怖组织。

第三章 官方访问

一九六〇年代初期，在英国驻波恩大使馆任职期间，我最乐意接受的任务之一，就是陪同工作，或者像德国人说的那样，是“导游工作”，陪同年轻有为的德国代表团成员们，到英国学习我们的民主方式，说些希望他们能够迎头赶上，这就是我们美好的愿望之类的话。他们大多是第一次当选的国会议员，或者是正值上升期的政治记者，其中有些非常聪明，而且今天我才意识到，全部都是男性。

每个团平均会在英国停留一个星期：周日傍晚从科隆机场搭乘英国欧洲航空[1]的班机启程，由英国文化协会或外交部代表致欢迎辞，在下周六的早晨启程回去。五天的紧凑行程中，这些客人会参观议会的上下两院；出席下议院的质询时间；参观英国高等法院，可能还会去一趟英国广播公司；会见内阁部长和反对党领袖，至于要见谁，一方面由访问团的立场来决定，另一方面则由接待方一时兴起的念头来决定；他们还会参观英格兰最具代表性的乡村美景（温莎古堡、签署大宪章的兰尼米德以及位于牛津郡的典型英国小镇伍德斯托克）。

到了晚上，他们可以选择前往剧院，或是根据个人兴趣安排活动，比如说——参见你们拿到的英国文化协会资料袋——信仰天主教或者基督教的成员，可以和与他们同样信仰的同伴们进行会晤，社会主义者可以和工党的同胞战友相聚，若是还有其他更为专业的个人兴趣爱好，比如说关于第三世界新兴经济体的议题，也可以找志同道合的英国人一起坐下来探讨。如果有更多的询问或者要求，请不要客气，随时咨询你的导游兼翻译，也就是我。

他们可没有半点客气的意思。所以我才会在天气温和的夏季，某个周日晚间的十一点钟，来到伦敦西区的一家酒店，手里拿着十英镑纸钞，站在酒店礼宾部的桌子前。六七个重新抖擞了精神的德国年轻议员在我身后探头张望，想要寻找自己的女伴。他们到达英格兰才四个小时，大部分是第一次来。他们对于六十年代伦敦的印象就是一个自由自在的城市，因此也决定让自己跟着一起自由自在。于是，我碰巧认识的一个苏格兰场警官推荐了庞德街上的一家夜总会，说是“那里的姑娘们都很不错，不会骗你们的”。两辆黑色的出租车带我们到了那家夜总会的门口。然而，夜总会的大门却紧闭深锁，里面连灯都没亮。警官竟然忘了，在那段过去已久的年代里，我们还有着商家必须周日休息的法律。现在，在我们的客人们希望落空的情况下，我把礼宾部当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而且，这十英镑也没有让我失望：

“出门往您左手边走上柯曾街，走到一半的时候，先生，那里有一扇亮着蓝灯的窗户，上面写着‘法语教学’。如果灯光灭了，那代表姑娘们正在忙。如果没有灭，那她们就等着做生意呢。不过请悄悄地过去。”

是陪我这些需要照顾的年轻人们赴汤蹈火呢，还是让他们自己去找乐子？他们全都是热血沸腾的年轻人，几乎不会说英语，并且他们的德语也不是讲起来颇为安静的那种。蓝色的灯光没有灭，那是带有特别暗示的荧光蓝，似乎是整条街上唯一亮着的灯。一条短短的花园小径通向门口。一个发亮的门铃按钮上面写着“按”字。我的团员们完全无视了礼宾部的建议，不肯保持安静。我按下门铃。来开门的是个身穿白色土耳其式长衫，绑着花色丝质手帕头巾的大块头中年妇女。

“什么事？”她愤怒地问道，就好像我们吵醒了她的美梦一样。

我正要为打扰到她而道歉的时候，有位法兰克福西部选区的议员冲到了我的面前。

“我们是德国人，想要学法语！”他用他所掌握的、讲得最好的两句英语喊了出来，他那些同伴发出一致认同的呼声。

我们的东道主亦毫不畏惧。

“五镑一短节，一次一个人。”她开口道，脸上带着预科学校舍监的严肃表情。

正准备留下我的团员们去享受他们的“专业兴趣”时，我突然发现两个穿制服的警察，一个是年轻人，另一个年长些，他们正沿着人行道向我们走过来。我当时穿的是黑色的夹克和条纹长裤。

“我是外交部的人。这些先生是我们官方邀请的客人。”

“别那么嘈杂。”年长的那个警察说道。说罢，便平静地向前行进了。

[1] 成立于1946年，曾是英国国内航线最大的航空公司，总部设在伦敦。

第四章 发言权

在驻波恩的英国大使馆工作的这三年时间里，我所陪同过的访客当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弗里茨·埃勒[1]。一九六三年时，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国防与外交政策上的领导人物，而且普遍认为他会当选未来的西德总理。我从旁听的联邦议院的辩论中了解到，他也是阿登纳总理和西德国防部长弗朗兹·约瑟夫·施特劳斯尖刻而又机智的对手。因为我私下里表达过对这两人的反感，同埃勒表现出来的如出一辙，故而能够有机会陪同他访问伦敦，这让我感到非常高兴。他此次出行，需要与英国议会的各党派领袖进行会谈，包括工党党魁哈罗德·威尔逊[2]和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3]。

当时最为紧迫的问题是德国的发言权：若是爆发核战争，在从德国基地发射美国导弹的决策上，波恩政府能有多少发言权？埃勒不久前在华盛顿与肯尼迪总统及其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就已经探讨过这个问题了。大使馆派给我的这个工作，是在他停留英国期间全程陪同，概括地讲，就是同时担任私人秘书、杂役和翻译。当然啦，埃勒这个人绝不是傻子，他的英语水平，比他实际对外透露出来的要好得多，尽管如此，他还是更喜欢通过翻译过程来让自己获得更多额外思考的时间。所以，当有人告诉他我并非是个训练有素的专业翻译时，他也毫不在意。此次行程为期十天，安排得非常紧凑。外交部给他在萨伏伊酒店订了一间套房，给我定的房间则在隔了几道门的同一条走廊上。

每天早上五点，我都会在河岸街上的小摊贩那里买份报纸，坐在酒店休息大厅（环绕在我耳边的是萨伏伊酒店真空吸尘器发出的飕飕声），在报纸上把埃勒今天会晤之前应该要了解的每则新闻和评论都标记出来。完成之后，再把这份报纸摆在他的套房门外，回到自己的房间里，等待我们开始晨间慢跑的信号——每天七点，非常准时。

戴着黑色贝雷帽，身穿防雨风衣，大步走在我身边的埃勒，长着一副严峻且不苟言笑的样貌，不过，我知道他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的人。我们会朝某个方向走上十分钟，每天的方向都会有所不同。十分钟后，他会停下脚步，张开双脚，低着头，双手在背后绞起，眼睛紧盯着地面，一口气说出我们刚才经过的店面和黄铜铭牌上的名字。而我则负责逐一核对。就这样，在几次来回之后，他跟我解释说，这是他在达豪集中营时刻意培养的意志训练法。大战爆发前不久，他因为反对纳粹政府，“图谋叛国”，被判入狱十年。一九四五年，在臭名昭著的达豪囚犯“死亡行军”[4]中，他设法从队伍中逃走了。一直到德国投降之前，他都潜伏在巴伐利亚。

这种意志训练显然很有用，因为在我的记忆中，他从来没有记错过任何一个店名或铭牌。

* * *

接下来的十天会晤，完全是见识威斯敏斯特[5]很好、好和不太好的热火朝天之旅。桌边的那一张张面容，我至今仍历历在目，当时的某些声音也仍在耳边回响。在这些声音中，我发现哈罗德·威尔逊的声音异常容易让人分心。我身上并没有专业翻译理应具有的客观态度，对眼前人物的声音与特质太过感兴趣。我尤其记得威尔逊没有点燃的烟斗，以及他拿烟斗来当舞台道具的戏剧般的动作。至于那些被认为是高层对话的具体内容，我一点都不记得了。我们的对话者们和我一样，对国防议题所知甚少，真是谢天谢地，因为我虽然从“相互确保摧毁战略”（简称MAD）[6]相关的各种恐怖词汇里恶补了一系列专业术语，但无论是英文还是德语，我依旧难以理解它们的意思。我绝不相信我曾经从嘴里吐出过这些词语，时至今日，我都怀疑自己是否认识它们。

只有一场会面在我记忆中始终不可磨灭，无论是视觉、听觉还是从谈话内容上皆是如此。那是我们十天行程的高潮：据说将是未来总理的弗里茨·埃勒在唐宁街十号拜会了当时的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

* * *

时间是一九六三年九月中旬。同年三月，陆军大臣约翰·普罗富莫[7]对下议院发表个人声明，否认与克莉丝汀·基勒之间有任何不当关系。这位基勒小姐是个在夜总会工作的英国姑娘，处于当时伦敦知名的整骨师史蒂芬·沃德的保护之下。已婚的陆军大臣养情妇或许该被严厉谴责，但也并非前所未闻的罕事。不过，据基勒自己的说法，这位陆军大臣同时和苏联驻伦敦大使馆的海军武官[8]共享她这位女伴——这就过分了。倒霉的整骨师史蒂芬·沃德成了替罪羊，在一场经过多番捏造曲解的审判之后，史蒂芬没等到正式判决出来就自杀了。六月，普罗富莫辞去了政府和议会里的职务。十月，麦克米伦也辞职了，理由是健康不佳。埃勒和他的会面是在九月，距离他投降缴械只有几个星期的时间。

我们到唐宁街的时候迟到了，这从来都不是个好兆头。理应派来接我们的政府车辆并没有出现，我身穿黑色外套和条纹长裤，不得不走到马路中间，拦住路上经过的一辆车，迫使对方停下来，并且要求司机尽可能快地把我们带到唐宁街。驾驶员是个穿西装的年轻人，旁边还坐着一位女乘客，可想而知，他认为我疯了。不过，他的那位乘客却责怪他，说道：“快呀，快载他们去，要不然他们就要迟到了。”于是，那个年轻男人只好咬着下唇，乖乖照她说的去办了。我们爬进后座，埃勒给了年轻人自己的名片，说欢迎他们随时到波恩玩。不过我们仍旧晚了十分钟。

被引进麦克米伦的私人办公室后，我们很正式地道了歉，并坐了下来。麦克米伦一动不动地坐在办公桌后面，长了红褐色斑点的双手搁在身前。他的私人秘书，同时也是威尔士禁卫军士兵，之后不久即封爵的菲利普·德·祖卢埃塔坐在他的旁边。埃勒用德语道歉，说车子迟到了，我用英文再翻译一遍。首相双手的下方是一块玻璃，玻璃下面是字体大到可以倒着看清的首相专用简报，上面的内容是埃勒的个人简历，其中手写的“达豪”单词也是非常之大。当麦克米伦说话的时候，他的手不停摸着玻璃，好像在读盲文一样。他那贵族风格的含糊发音，就像艾伦·贝内特[9]在讽刺作品《边缘之外》里精准表现出来的那样：像是老式留声机以非常缓慢的速度播放唱片。他右眼眼角处流下一行止不住的泪水，淌过脸上的纹路，流进了他的衬衫衣领里。

麦克米伦先用态度犹疑不决的爱德华时代礼仪说了几句客气的欢迎词——他们给你安排得舒适吗？有没有好好照顾你？他们有没有给你提供适合交流的人员？——然后，他又以显而易见的好奇语气问他想来谈些什么。好吧，这个问题，至少让埃勒觉得十分意外。

“Verteidigung。”埃勒答道。

国防。

了解情况之后，麦克米伦翻阅了一下自己的简报，我只能设想他的眼睛就跟我的眼睛一样，再一次被“达豪”两个大字吸引住了视线，因为他此刻脸色一亮，说道：

“嗯，这样啊，埃勒先生，”他突然用精神饱满的语气说道，“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受了苦，而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里也吃了不少苦头。”

然后，他停顿了一下，等待毫无必要的翻译。

接着又是一番客套话的交流，埃勒先生是个顾家的人吗？是的，埃勒承认，他确实是个顾家的人。我也及时地翻译了。依照麦克米伦的要求，他逐一介绍了自己的孩子，并说自己的妻子也致力于政治活动。我也照实翻译了。

“对了，我听说，你曾经和美国国防专家交谈过。”麦克米伦又看了一眼玻璃下方那张大字印刷的简报，用一种诙谐又惊讶的语气说道。

“Ja.”

是的。

“贵党里也有国防专家吗？”麦克米伦询问时的语气，就仿佛一个受到围攻的政治家正在同情另一个受到围攻的政治家。

“Ja.”埃勒回应的语气比我想象中更加尖锐。

是的。

我抽空朝祖卢埃塔递了个眼神，指望能够唤来他的帮助。自然，这是召唤不来的。和埃勒近距离相处一个星期之后，我了解到，如果对话进行得不如预期，他就会很不耐烦。我知道他并不惧于展现出他的失望。我知道他非常认真地为这次会面做了准备，远远超过其他几次会面。

“他们来找我，你知道吗？”麦克米伦伤感地抱怨道，“这些国防专家。就我所知，他们应该也去找你了。他们还跟我说，那些炸弹会落在这里，会落在那里。”——首相的手在玻璃上分派着炸弹的位置——“不过，你在‘二战’里吃了苦头，我在‘一战’里也吃了苦头！”——又是那种发现了新大陆的语气——“你我都知道，那些炸弹想落在哪里就会落在哪里！”

我还是设法翻译了他的话。就算是用德语来讲，也只花了麦克米伦用英文讲那些话所需时间的三分之一，而且，相比英语，这段话听起来时的荒谬感也加倍了。等我翻译完，埃勒沉思了一会儿。沉思的时候，他那张憔悴脸上的肌肉不由自主地上下起伏。然后，他猛地站了起来，伸手碰了碰贝雷帽，感谢了麦克米伦的接见。他在等我起身，所以我也站了起来。麦克米伦和我们一样意外，半起身跟我们握了握手，然后又跌回椅子里。在我们走向门口的时候，埃勒转向我，发泄他的怒气：

“Dieser Mann ist nicht mehr regierungsfähig.”

这个男人已经没有能力再在政府里任职了。这句公式化的说法，听在德国人耳里会非常怪异。或许是他最近从哪里读到或者听来的。不管具体是怎么回事，反正，祖卢埃塔都听见了，更惨的是，他懂德语。一声暴怒的“我听见了”飘进耳中，更加印证了我的猜想。

这回政府的公务车在等着我们了。但埃勒宁可走路，他低着头，双手背在身后，眼睛盯着前方的道路。回到波恩，我送给他一本刚出版的《柏林谍影》，并且坦白自己就是作者。圣诞节来临时，他在德国媒体面前对此书不吝褒奖。同年十二月，他正式当选为德国国会反对党领袖。三年之后，因癌症逝世。

[1] Fritz Erler，1913—1967，德国社会民主党推行新方针的重要人物，1964年起任该党议会党团副主席。

[2] Harold Wilson，1916—1995，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英国政治家之一。曾两次担任英国首相。

[3] Harold Macmillan，1894—1986，英国保守党政治家，于1957年至1963年期间出任英国首相。

[4] 达豪集中营解放前三天，纳粹党卫军强迫大约七千名囚犯踏上了从达豪南部到泰根湖的死亡行军之旅。六天的死亡行军中，这些身体虚弱的囚犯，一停下脚步就会被枪毙。

[5] 英国行政中心所在地。

[6] 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是美苏之间的冷战策略。两国都有确定能毁灭对方的核能力，以此来相互进行威慑，进攻方由于要考虑到可能遭受的后果而不会轻率地使用核武器，从而阻止了核战争的爆发。

[7] John Profumo，1915—2006，英国政治家。1960年以陆军大臣身份晋身内阁，并获委任为枢密院顾问官。1963年“普罗富莫事件”的中心人物，即下文所提事件。

[8] 大使馆内的传统职位，通常由海军上校或大校担任，在驻在国大使馆内工作居住。此处应指“普罗富莫事件”中的叶夫根尼·伊凡诺夫。

[9] Alan Bennett，生于1934年，英国剧作家、编剧、演员和作家。

第五章 敬启者

每个年过五十的人都会记得自己那天身在何处，但无论怎么努力回想，我就是不记得那天是和谁在一起的。所以，如果您是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晚上，在圣潘克拉斯市政厅坐在我左手边那位尊贵的德国贵宾，还请不吝赐告。毫无疑问，您肯定非常尊贵，否则英国政府怎么会邀请您？我也记得我们之所以造访圣潘克拉斯市政厅，是为了让您在繁忙劳累的一天结束之际，稍稍放松，让您有机会坐下来，观察我们英国基层民主的运作。

他们绝对都是草根阶级。市政厅的屋檐下挤满了愤怒的人。他们大声叫喊着，我基本听不清他们对着台上在大声叫骂些什么，更不必说翻译给您听了。脸色严峻的服务生们双臂交叉放在胸前，一起靠着墙壁站着，一旦真有人冲破防线，那就连我们也不得不加入这场混战了。我相信政治保安处[1]会为我们提供保护的，但您婉谢了。我还记得，我当时真希望能够否决您的决定。我们挤进前排座位，距离最近的藏身处非常之远。

群众的怒火指向讲台。台上站着的这位还在竭力保持着风度。昆汀·霍格[2]，原本的黑尔什姆子爵，不过他放弃了爵位，代表保守党竞选圣马里波恩选区的议会议员席次。这场争斗正合他的心意，是他主动挑起的。一个月前，哈罗德·麦克米伦辞职，大选逼近。如今，这个名字已经不太会被提及，至少在国外是这样的——昆汀·霍格，又被称为黑尔什姆勋爵，在一九六三年时，正是昔日英国骁勇好战一派的代表人物。伊顿公学出身，古典学家，战争时期的士兵，律师，爱好登山，仇视同性恋，振臂高呼的基督教保守党派人士，最重要的是，他是一名善于作秀的政治家，以夸夸其谈和争强好斗而闻名。在一九三〇年代，他和其党内的大部分人一样，在站队丘吉尔之前，都在思考绥靖。战后，他成为政界典型且随处可见的那种功亏一篑式人物，被看好可角逐高位，最终却总是只能在等候室内枯坐——但是，今晚，而且一直延续到他漫长生命的终点，这位出身上流阶层的英国滋事分子始终都能让选民们对他爱恨交加。

即便喧闹声没有盖过霍格的高谈阔论，我也已经不记得霍格当晚争论的重点。不过我还记得，就跟当年许多人记得的一样，他涨红的脸、好斗的表情，他那条太短的裤子和那双鞋带紧紧绑住的黑色皮靴，两腿像摔跤运动员一样分开站立，他那张浮肿的、神似农夫的脸，以及握紧的拳头；还有，是的，他那上流阶层式的咆哮反对声，声音越来越大，逐渐压过了底层人群的呼喊声。无论陪同的是谁，我都正忙着给他翻译底层人群大叫的内容。

这时，从讲台左边进来了一个仿佛莎士比亚戏剧里信使般的人物。我记得那是个头发灰白、个子矮小的男人，半踮着脚尖走了进来。他悄悄走近霍格，对着他右耳低声嘀咕了几句。这时，霍格那双不断挥舞，努力表达抗议或是反对的双手，总算放了下来。他的眼睛先是闭紧，旋即又睁开了。他倾斜了自己那颀长到不可思议程度的头颅，再次聆听耳边的这番低语——这些话语即将置他这场演讲于死地。终于，霍格那丘吉尔式的愤怒被不可置信所取代，接着便是彻底的投降。他以谦卑的态度道歉告退，以上绞刑架般的僵直姿势退下了讲台，后面紧跟着那名信使。对一些其他的候选人而言，他这样做，算是宣布退出这次的竞选战场了，于是便在他身后大声辱骂。慢慢地，整个房间里都弥漫起一种令人不安的寂静。霍格重新回到台上，面色灰白，动作僵硬且不自然。台下一片寂静。他还在等待着，垂着头，凝聚勇气。随后，他抬起头，我们看见他脸颊上有泪水。

最后，他还是说了出来。此刻——以及永远。一个如此简短、如此不容置喙的声明，和他今晚所说的那些话语完全不一样，以后也绝对没有比得上的。

“我刚得知，肯尼迪总统被暗杀了。大会结束。”

* * *

十年之后。外交部的一位朋友邀请我去牛津的万灵学院[3]参加一场盛大的晚宴，举办这场晚宴的目的，是纪念那些已故的捐赠人。出席者全部为男性（我相信，这在当时是一个默认规则），也没有年轻人。食物非常精致，而各种博学多才的交谈，就我所能理解的部分而言，也都非常精炼概括。随着宴会进行到不同的阶段，我们从一个仅用烛光照亮的房间换到了另一个房间，每一个都比前一个更加华丽，也都有一张长桌，上面摆放着学院历代相传的银器。每换一次房间，我们的位置也随之改变，就这样，在更换第二次——或者是第三次？——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边上坐着的就是这位昆汀·霍格，或者应该按照他姓名卡上所标示的那样来称呼他，称呼这位新近受封的“圣马里波恩的黑尔什姆男爵”。先前，他为了进入下议院而放弃了自己的贵族头衔，如今这位前霍格先生又给了自己一个新的封号，好重返贵族阶层。

我大部分时间都不算是个善于交谈的人，特别是在身边坐了个好斗的英国保守党贵族的时候，便更是如此了。他的政治主张——如果我有一点政治主张的话——和我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我左边那位惹人由衷尊重的学者正能言善辩地论述一个我完全不了解的课题。而坐在我对面的那位令人肃然起敬的学者，则正在讨论希腊神话中的一个论点，而我对希腊神话并不怎么在行。至于坐在我右边的黑尔什姆男爵，他瞥了一眼我的姓名卡，陷入了沉默。他的沉默如此不满，如此阴郁和不容置喙，哪怕仅仅是出于礼貌，我也不得不去打破这种沉默。时至今日，我已经无法解释，到底是出于何种古怪的社交礼仪，阻止了我去提及他在圣潘克拉斯市政厅得知肯尼迪遭到暗杀这一消息时的那一幕。也许是因为我在内心里揣测了一番，觉得他并不想让人提起他那次公开表露的感情吧。

为了找到更好的话题，我开始谈论自己，解释说我是一名职业作家，坦白了我的笔名，但这些对他而言没有任何吸引力。或许他早就知道了，所以才会这么失望。我说我有幸在汉普斯特德有幢房子，不过大部分时间却住在康沃尔西部。我赞颂了一下康沃尔郡的乡村美景。我问他是不是在乡下也有个可以去度周末的地方。至少现在他必须有所回应了。他确实有这么个地方，因为他非常恼火地给了我一个相当简短的回答：

“在黑尔什姆，你个白痴。”

[1] 属于英国警察部门，负责处理反恐、外国领导人来访等事务。

[2] Quintin Hogg，1907—2001，通称黑尔什姆勋爵。英国保守党政治家，大法官兼上院议长，被称为保守党的“巨人”。

[3] 属于牛津大学联盟中的一所学院。没有本科机构，只招收牛津大学最优秀的学员。

第六章 英国司法之轮

一九六三年仲夏时节，一位杰出的西德律师受女王陛下政府的官方邀请，在我的陪同下前来伦敦进行访问。他说他希望能见到英国司法之轮的运转，并且是当着堂堂大法官本人的面提出了这个要求。这位大法官是迪尔霍恩，不过，在这之前的名字是曼宁厄姆—布勒——他的法官同僚们则更愿意称呼他为“恶霸”。

大法官是负责管理全国法院的内阁成员。如果有任何政治势力想要介入某起特定的司法审判案件（实话实说，这样做简直天理难容），那么大法官就是最有可能去实施这件事的人。我们这次会谈讨论的主要议题，是给德国议员介绍如何招聘和培训年轻法官，不过迪尔霍恩本人对这件事没有半点兴趣。对我们这位杰出的德国客人而言，在纳粹仍有残余势力影响的情况下，这可是一件影响德国司法界未来发展的关键事务。可是，对大法官迪尔霍恩来说，这根本是在毫无必要地浪费他宝贵的时间，而且，他对自己的内心感受也毫不遮掩。

尽管如此，当我们起身告辞的时候，他总算向我们的客人提了个问题——虽然有些敷衍。他说，他有没有办法做点什么，让我们的客人在英国的访问更惬意些。结果，我们的这位客人——我很乐意指出，他简直是迫不及待地回答道，有的，确实有。德国客人说，他希望能够去旁听史蒂芬·沃德的审判。沃德被控依靠克莉丝汀·基勒用不道德方式赚来的钱过活，至于基勒在普罗富莫丑闻案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在之前的一章中已有所提及。而迪尔霍恩本人，正是炮制沃德这场臭名昭著审判的主导人物，听了我们客人的请求，他脸色一变，接着咬牙切齿地答道：“当然可以。”

几天之后，我的德国客人和我肩并肩地挤坐在伦敦中央刑事法庭的一号厅内，刚好坐在被起诉的史蒂芬·沃德正后方。他的律师正在发表最后陈述，至于法官对沃德的敌视程度，也只有起诉方才能与之相提并论——他们都在竭尽所能地为难他。我相信，但也不是百分之百确定，曼蒂·赖斯——戴维斯[1]此刻正坐在公众旁听席的某个地方，不过，因为她本人长期受到大量媒体的关注，所以她的在场也有可能是我想象出来的。那些太年轻的读者或许需要重新了解一下曼迪，了解她在这场审判中所扮演的角色：她是个模特、舞者、夜总会歌舞女郎，同时是克莉丝汀·基勒的室友。

不过，我百分之百确定的是沃德脸上那精疲力竭的神情。他意识到我们应该是某类VIP人士，便转身向我们打了个招呼：那是张充满了忧虑的、轮廓分明的脸，皮肤绷得紧紧的，露出僵硬的微笑，红肿的眼球向外突出，周围是一圈疲劳的黑眼圈，他有着老烟枪们特有的那种沙哑嗓音，装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

“你们觉得我表现得怎么样啊？”就是这样——他突然转身问我们两个。

一般来说，你绝对想不到舞台上的演员会在戏演到一半时突然转身跟你闲聊。我代表我们两个人一起给出了回答，我叫他放心，表现得挺不错。不过，连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说的这句话。几天之后，还没等到宣判，沃德就自杀了。迪尔霍恩和他的同谋们终于拿下了他们想要拿下的人。

[1] Mandy Rice-Davies，1944—2014，英国模特，女演员，以她和克莉丝汀·基勒之间的联系而被众人所熟知。

第七章 伊万·谢罗夫的倒戈

一九六〇年代初期，冷战正值高峰期，政府并不鼓励派驻海外的英国低阶外交官们与和他们持对立立场的苏联人士结交。任何这一类型的社交接触，无论是意外巧合、社交行为，还是官方行动，都必须立刻通报上级，而且最好在事前就提前通报。所以，当我被迫向伦敦办公室报告，说自己在过去几周的大部分时间里，每天都跟苏联驻波恩大使馆的一位资深人士进行接触，而且会面时没有第三个人在场之后，这件事立即就在我们的公务系统内部掀起了一阵骚动。

对于这件事的发生，我个人的惊讶程度并不亚于我的上司。我所负责汇报的西德国内政局，正在经历其周期性的动荡状况。《明镜》周刊[1]的编辑因为违反德国机密法而进了监狱。送他入狱的弗朗兹·约瑟夫·施特劳斯，这位巴伐利亚出身的国防部长，被指控在为德国空军采购星式战斗机过程中存在不法行为。每个新的一天，都会有一帮皮条客、浪荡女和鬼鬼祟祟的掮客轮番登台演出，让人得以瞥见巴伐利亚令人浮想联翩的下层社会生活百态。

在这个政治动荡时期，我还是做着我平常该做的事情（这也是理所当然）：快步走进西德国会，在外交官旁听席上找个位置坐下，接着便逮住任何一个机会溜下楼，通过我在国会里的熟人打探各种消息。可是这次，等到我突出重围回到旁听席的时候，却惊讶地发现有人坐了我的座位。那是个和蔼可亲、胖乎乎的五十多岁的绅士，眉毛浓密，戴着一副无框眼镜，身穿灰色西装。而且，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这样的天气里，他的西装外套里面竟然还穿着一件紧紧箍住他圆滚滚身体的背心。

我之所以会说这是“我的座位”，仅仅是因为这个狭小的、如同剧院上方小包厢般的地方，是位于联邦议院会议室后墙上的旁听席。以我的经验来说，除了一个叫作舒尔兹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外，这里通常都是莫名其妙地空无一人。而且，舒尔兹这个名字显然是个假名，难以令人信服。舒尔兹先生曾经看过我一眼，似乎感觉极有可能会被我影响到，于是便尽可能地离我远远地坐着。不过今天，只有这位胖乎乎的绅士坐在这里。我冲他笑了笑。他也笑容满面地对我笑了笑，态度很温和。我在距离他几个座位远的椅子上坐下。下方的辩论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我们各自全神贯注地聆听，也都注意到了对方的专心致志。等到午餐休息时间，我们都站了起来，为谁先走出门口彼此谦让了一番，然后又各自走到楼下的国会餐厅，一边在不同的桌子上喝着每日例汤，一边客气地彼此致以微笑。几个国会助理走过来，加入了我这一桌，不过我那位外交官旁听席邻居却一直都是独自一人吃饭。喝完汤，我们回到了旁听席的座位。国会议程结束后，我们又各自离开了。

隔天早晨，我到达国会时，他已经到了，而且又坐在了我的座位上，依旧满面春风地对我笑了笑。午餐时间，我和几个游说团体的记者闲聊，他仍旧独自一人喝着汤。我应该邀请他加入我们吗？毕竟他是我们的外交官同行。那么，我应该过去和他坐在一起吗？我强烈的同理心一如往常，担心他一个人太过落寞。不过，这种推测显然是毫无根据的：实际上，这位男士非常自得其乐地阅读着《法兰克福日报》。那天下午他没有出现，不过那毕竟是夏日的周五，国会很早就关门了。

到了下周一，还没等我在我的老位置上坐下来，他就进来了，出于对议院下方喧闹讨论的敬意，他将一根手指放在唇边，示意我们此时不必寒暄，同时伸出另一只柔软的手向我打了个招呼。可是，这种亲切的态度令我心中的罪恶感油然而生——他知道我是谁，而我却不认得他。我们之前肯定在波恩那些没完没了、走马观花的外交官酒会上碰过面。他一直记得我们的碰面，我却不记得了。

更糟的是，从他的年龄和举止来判断，他很有可能是波恩不计其数、无足轻重的外交大使当中的一个。这些无足轻重的大使最不喜欢的就是其他的外交官，尤其是那些并不认识他们的年轻外交官。接下来，又过了四天，真相才展现出来。我们都是爱记笔记的人：他用的是横线纹的劣质笔记本，用红色橡皮筋捆扎起来，每记一笔都要再次把皮筋重新放回原处。我用的是口袋本大小的空白便条本，在我匆忙记下的笔记里，偶尔会穿插一些随手涂鸦的、以德国联邦议院里各种贼头贼脑的表演者为对象的漫画。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或许根本就没办法避免），在某个枯燥无味的下午休憩时间，我这位邻居突然顽皮地伸展了身子，探过我们之间空着的那几个座位，问他是否也能看一下我画的漫画。我刚答应，他那藏在镜框后的眼睛便愉快地眯成了一条缝，上半身也因为笑声而扭动，接下来，他以魔术师般的夸张手法，从他的背心口袋里变出一张有折角的名片，认真注视着我，看我一个一个地读上面的字。首先是俄文，接着，为了让愚昧无知的人也能看懂，所以也印上了英文。

伊万·谢罗夫先生，二等秘书，苏联大使馆，波恩，西德。

底下还有一行用黑色墨水印上的大写字母，也是英文：文化部。

* * *

时至今日，我都能依稀听见我在看过他名片之后、我们之间隔着几个空座位距离进行的那次对话：

“有时间一起去喝一杯吗？”

好主意。

“你喜欢音乐吗？”

很喜欢。事实上我五音不全。

“你结婚了吗？”

结婚了，你呢？

“我妻子，奥尔加，她很喜欢音乐。你有房子？”

在柯尼西斯温特。何必骗他呢？我的地址列在了外交官名录里，他想查随时都可以查阅。

“是个大房子吗？”

四间卧室，我数也没数就回答了。

“你有电话号码吗？”

我给了他我的电话号码。他记了下来，把他的号码也给了我。我给了他我的名片：二等秘书（政治组）。

“你会什么乐器吗？钢琴？”

我很希望会，不过确实不会。

“你给阿登纳画了个糟糕的画像，对吧？”——他在我肩膀上重重地拍了一记，爆发出一阵大笑，“听我说，我的公寓太小。我们演奏音乐的时候，每个人都跑来抱怨。你打电话给我，好吗？邀请我们去你家，我们演奏好听的音乐给你听，我是伊万，可以吗？”

我是大卫。

* * *

冷战的第一条法则：没有任何事情看起来是表面的样子，绝对没有。每个人都会有第二个动机，也许还会有第三个。一位苏联官员公开表示他和他的妻子想要造访一个他根本就不怎么认识的西方外交官的家？在这种情况下，到底是谁先抛出了橄榄枝呢？换个角度讲，是我一开始说了或者做了什么事，才会让他提出这种不可思议的提议吗？让我们再回想一下，大卫。你说你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现在你又说你或许见过？

组织上最终达成了决定，至于是谁最后拍板，这也不是我能够去问的。反正，我应该依照谢罗夫的提议，邀请他到我家来。用电话邀请，而不是写下邀请函。我应该拨打他留给我的那个号码，那个号码是苏联大使馆驻巴特戈德斯贝格的官方号码。我应该报上自己的姓名，说要找文化专员谢罗夫。这些看似寻常的行动，全都是组织极为精准、详细地告知我的。一旦和谢罗夫联系上——如果我真的办到了——我就应该用随意的语气询问，什么日子和时间邀请他和他的夫人过来最为方便，欢迎他们来我家举办我们曾经讨论过的那场音乐演奏会。我需要表示日子越早越好，因为那些潜在的投诚者都是一时冲动。我也应该问候他的妻子。问候妻子的行为（像他妻子这样涉及此事乃至知情的极少），在类似的案例中可以算是个例外了。

从电话里听起来，谢罗夫的语气简短而生硬。他一副不太记得我的样子，说是要查阅一下自己的日志，然后再给我回电话。再见。我的上司预测，我不会再有他的消息了。一天过后，他给我回了电话。我猜是从另一部电话打来的，因为听他说话的语气，他像是恢复了那种欢快的本性。

好的，星期五八点怎么样，大卫？

你们都来吗，伊万？

是的，谢罗夫太太也会来。

很好，伊万。八点见。请替我向您的夫人问好。

* * *

整整一天时间，从伦敦派遣过来的录音技术人员都在我家客厅里摆弄各种电线。我的妻子始终担心他们会刮花家具油漆。到了约定好的时间，一辆由司机驾驶、车窗漆黑的ZiL [2]大型豪华轿车开进了我家的车道，缓缓地停了下来。后车门打开，下来的是伊万，先是臀部移了出来，就好像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在某部电影里曾经做过的那样，接着从身后拉出了一把一人高的大提琴。然后就没有人再出来了，他单独来的吗？不，不是的。这时，另一扇后车门也打开了，但我站在门廊位置，没办法看见那是谁。我以为自己就要初次见到谢罗夫太太了。不过，现身的却并不是谢罗夫太太，而是一个动作敏捷的高个男人，身穿时髦的单排扣黑色西装。

“来跟迪米特里打个招呼吧，”谢罗夫在门阶上说道，“由他来代替我的妻子。”

迪米特里说他也很喜欢音乐。

晚餐之前，谢罗夫显然对各种酒都毫不陌生，对我们呈上来的各种酒品来者不拒，然后，他又狼吞虎咽地吃完了一整盘餐前小面包，接着为我们用大提琴演奏了莫扎特的一首序曲，我们也都鼓掌叫好，迪米特里的掌声最为响亮。晚餐的主菜是鹿肉，谢罗夫大大赞赏了一番。迪米特里则很有见识地跟我们讲解了苏联最近在艺术、太空旅行和促进世界和平等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晚餐后，伊万给我们演奏了一首难度很高的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我们再次鼓掌，依旧是迪米特里打头阵。十点钟，那辆ZiL豪华轿车又回到了车道上，伊万带着他的大提琴离去，迪米特里坐在他的旁边。

几个星期之后，伊万被召回了莫斯科。我从未得到过有关部门允许，没办法去了解他的档案——无法得知他是克格勃还是格勒乌[3]的人。也不知道他的名字是不是真的叫谢罗夫。如此这般，我也得以用我自己的方式去回忆他：我私下里称呼他为“文化部谢罗夫”，性情开朗，热爱艺术，时不时地就会有些投诚西方的念头。也许是他所放出的一些信号让人有如此的印象，但他并没有真试图去执行到底。况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实际上并不是克格勃或者格勒乌的人，因为如果他是，很难想象他可以享受如此随意行动的自由。之所以在他的名字里加上“文化部”，是因为这个词实际上就等同于“间谍”。简而言之，他不过是在爱国情怀和自己无法实现的自由生活梦之间左右为难的又一个俄国人而已。

他也把我当成间谍同行了吗？另一个舒尔兹？如果克格勃做过功课，几乎不可能弄不清楚我的身份。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外交官考试，从未出席过准外交官在乡间宅邸举办的聚会（据说这类聚会纯粹是为了检验这些准外交官的风度礼仪）。我没上过外交部的课程，也没有见识过白厅的外交总部。我就这么简简单单地抵达了波恩，能够讲一口流利的德语。

就算这一切还不足以让我的间谍身份被揭穿，也还有那些眼神如老鹰般锐利的外交官太太呢。跟任意一个克格勃专员一样，她们眼光毒辣，时刻注意着自己丈夫对手的升迁、授勋以及最终的封爵。只要瞧一眼我的资历，她们就知道不再需要担心我。我跟他们不是一路人。我是“朋友”。朋友，这就是可敬的英国外交公务人员用来称呼那些他们不愿意承认是自己人的间谍的方式。

[1] Der Spiegel，德国发行的周刊，1947年创立，用德文和英文在汉堡出版。该刊注重调查性报告，敢于揭露政界内幕和社会弊端，在国内外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2] 俄罗斯ZiL汽车公司的简称，全名为Zavod imeni Likhachova，于1916年建立，是昔日苏联为共产党高级领导干部手工打造专属座驾的车厂。在当时的苏联，ZiL可以说是权力的象征。

[3] 原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它的情报人员比俄罗斯联邦对外情报局的人还多。

第八章 遗 产

时间是二〇〇三年，一大清早，一辆由司机驾驶的防弹奔驰轿车载我离开我所下榻的慕尼黑酒店，一路驶到六英里外、风景宜人的巴伐利亚小镇普拉赫，一个以酿酒工业和间谍业而闻名的小城，尽管酿酒业已然没落，间谍业却永恒不朽。我的这次会面，是与当时在位的德国情报机构BND [1]局长奥古斯特·汉宁，以及其他几位资深同事共进工作早餐。穿过有警卫看守的大门，我们经过一些半掩在树林里，并且用迷彩防护网罩上的低矮建筑，来到一幢宜人的白色乡村别墅前，相比普遍的南德建筑而言，这幢建筑在风格上反而更接近德国北部。汉宁博士正站在门廊上等着我们。我们还有一点时间，他说，并问我是不是想到小商铺那边去转一转。谢谢你，我回应道，汉宁博士，我很乐意。

在波恩与汉堡从事外交工作的这三十多年时间里，我从未与德国联邦情报局有过任何接触。正如行话所说，我从未被“曝光”；更是从未踏入过它那传说中的总部一步。不过，柏林墙倒塌之后——这是任何一个情报机构都没有预料到的事件——驻波恩的英国大使馆令人诧异地被迫打包转移去了柏林。当时，我们的英国驻德大使心血来潮且极为勇敢地邀请我去波恩参加庆祝活动。在中间的这几年里，我写了一本小说，也即《德国小镇》。这本书的内容既涵盖了英国大使馆，也毫不吝惜对波恩当时的临时政府进行细节描述。因为预测（事实证明那是错误的预测）西德将会倾向于极右派，所以我虚构了英国外交官与西德官员共同策划出的一场阴谋，这场阴谋导致了想要揭发其不利真相的大使馆官员命丧黄泉。

有鉴于此，任何人都不会产生邀请我来给旧大使馆谢幕的想法，我也不太可能被认为是有资格参加新使馆启用仪式的、那种受到众人欢迎的理想人物。不过，我们那位极具文明人素养的英国大使却另有想法。他特意安排我在闭幕典礼上发表愉快的（至少我希望是愉快的）致辞。他甚至不满足于此，除了闭幕典礼，又在其位于莱茵河畔的官邸里邀请了多位德国官员与我共赴晚宴。特别之处在于，他邀请的每一个人的职位，都可以跟我虚构的小说中曾经贬损过的人物的职位逐一对应。就这样，他用一顿精致的晚宴作为报酬，邀请他们扮演各自的角色，发表一段讲话。

奥古斯特·汉宁博士，扮演的是我那本书中所虚构的全体成员当中最不引人注目的一位。但是，他在这个场合却表现得非常慷慨宽容，发言也很机智诙谐。对此，我由衷感激。

* * *

我们在普拉赫的这次会面，距离之前那场晚宴已经超过十年了，德国已经完全统一。汉宁站在他那幢漂亮白房子的门廊前等我。虽然我从未来过这里，但也和其他人一样，颇为了解德国联邦情报局的基本发展情况：希特勒部署在东部前线的军事情报头子莱因哈德·盖伦[2]将军在战争末期，通过一些并不为人知晓的手段，将自己手中所掌握的珍贵苏联档案带回了巴伐利亚，并且藏起来。之后，他与美国战略情报局（OSS，即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前身）达成了协议，他交出档案、手下以及他自己，换来的是在美国的指挥下成立联邦德国反苏情报组织，由他担任首脑，这个组织又称为“盖伦组织”，简称为“Org”。

理所当然，即便是较为差劲的追求过程，也务必要分为好几个阶段来完成。一九四五年，盖伦飞往华盛顿，理论上讲，他仍旧是美国的俘虏。美国头号间谍，创立了CIA的艾伦·杜勒斯局长，上下打量了他一番，便断定自己喜欢他那种风格。因此，盖伦获得了热情款待，处处被人阿谀奉承，还被请去观看棒球比赛。不过他依旧选择沉默，保持着一副冷漠表情，这在间谍世界里很容易就会被当成是高深莫测的姿态。不过，似乎并没有什么人知道（也没有人在意），在替德国元首获取俄罗斯情报时，他上了苏联人的当，他实际获得的档案大部分都毫无价值。不过，如今面对的已经是一场全新的战争，盖伦现在是我们的人了。一九四六年，应该已经不再算是俘虏的盖伦，摇身一变，成了美国CIA羽翼保护之下萌芽的、西德海外情报组织的头头。纳粹时代的老同志们成了他这个组织的核心成员。被失忆症所控制的人们，将过去种种统统归结为历史的进程。

杜勒斯和他的西方盟友们根据对方是否还扛着反共产主义的旗帜来判断这些人是否忠诚，这显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自欺欺人罢了。随便哪个童子军都知道，任何一个有着阴暗过去的人，都能够轻而易举地成为被人勒索利用的活靶子。再加上他们如今心中各种各样的怨恨郁积：战事失利、自尊受损，对盟军炸毁自己心爱家乡（比如说德累斯顿）这件事敢怒不敢言——如此看来，简直就是克格勃和斯塔西[3]梦寐以求的招募对象。

海因茨·费尔费[4]案堪称其中的代表。在一九六一年最终落网（我当时碰巧在波恩）之前，出生于德累斯顿的费尔费，曾经在各种不同的情报机构担任过间谍：包括纳粹保安处（SD）、英国军情六处、东德斯塔西和苏联的克格勃——噢，当然还有德国联邦情报局（BND），他在对抗苏联情报组织的猫捉老鼠游戏中可是一等一的好手。他表现得很好，这也理所当然，因为他在苏联和东德的后台老板们会主动给他提供一些麻烦多余的特工名字，好让“盖伦组织”里的这位明星间谍能够顺利揭露阴谋，赢得荣光。对费尔费的苏联主子们而言，他的身份是如此宝贵，以至于专门在东德设立了一个克格勃单位，以掌控这名特工，处理他的情报，并进一步拓展他在Org内部的光明前程。

一九五六年，Org换上了联邦情报局（Federal Intelligence Service，或称为Bundesnachrichtendienst）这个重要头衔之后，费尔费和另一个同样是德累斯顿出生的BND主力特工克莱门斯，把BND全部的作战指令提供给了俄国人，其中包括在海外潜伏得极深的九十七名外勤特工的身份，这简直如同来了一场大满贯。但是向来装腔作势，甚至颇有些异想天开的盖伦还是设法在这个位置上坐到了一九六八年。到最后，他安排在东德的探员有百分之九十都在替斯塔西工作，家乡普拉赫这边，还有十六个斯塔西手下由BND来支付薪水。

搞组织腐败，没有人能像间谍一样小心谨慎。执行秘密任务，没有人能像间谍一样令人毛骨悚然。没有人比间谍更懂得如何装神弄鬼，躲在背后进行操纵。没有人比间谍更会假装自己凌驾于公众之上，所以你不得不付出一流的价钱，买二流的情报。他们的魅力在于取得情报的哥特式隐秘的行动方式，而不在于其本身具备的价值。总而言之，至少可以说，BND绝非特例。

* * *

我们在普拉赫，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因此，我这位东道主带着我逛了逛这幢颇具英国风格的漂亮乡间别墅。壮观大气的会议厅里有闪亮的长桌、二十世纪的风景画，透过窗户，可一览内庭院的美景，能看见一尊尊站在台座上、摆出英勇姿态、展现力量与喜悦的年轻男女雕像。这些都令我印象深刻，我想他也正是如此期待的。

“汉宁博士，这里真是无与伦比。”我颇有礼貌地说道。

听了这些，他只是微微一笑，回答说：“是的，马丁·鲍曼[5]有着很不错的品位。”

我跟着他走下极高的石砌楼梯，一段接着一段，直至走到马丁·鲍曼修建的个性化的希特勒“元首防空洞”，其中配备了床铺、电话、公用厕所和通风设备，以及能让这名希特勒最爱的心腹干将得以存活下来的一切必需品。当我像个白痴一样环顾四周时，汉宁还是用他那略微带些苦笑的神情看着我，告诉我说，这里所有的东西都依照巴伐利亚州法律，正式列为受政府保护的历史遗物了。

这里应该就是他们在一九四七年时安置盖伦的地方了，我想，就在这座房子里。他们给他提供补给品，干净的床铺，他纳粹时期的档案，以及卡片索引，还有他那些纳粹时期的老部下。与此同时，统筹部署半点也不协调的追捕纳粹小组还在四处追捕马丁·鲍曼，全世界也正试着消解贝尔森、达豪、布痕瓦尔德、奥斯威辛和其他集中营难以言喻的恐怖。这就是安置莱因哈德·盖伦和他那些纳粹秘密警察的地方——鲍曼暂时还用不到的这幢乡间住宅。前一刻，他还是希特勒手下那个不怎么出色的间谍头子，拼命想逃离俄国人的暴怒；下一刻，他就成了他最新交上的好朋友、得胜的美国人所宠爱的头号人物。

好吧，或许活到我这个年纪，已经不应该再去觉得这有什么值得惊讶的了。东道主对我露出的微笑差不多也是这个意思。我自己不也曾经是这一行业的从业者吗？我自己以前就职的机构，直到一九三九年为止，不也还是积极地和盖世太保交换情报吗？我们不也和穆阿迈尔·卡扎菲的秘密警察头子有着友好协议，而且一直维持到卡扎菲当权的最后一天吗？

是时候爬上长长的石砌楼梯，是时候去吃我们的工作早餐了。爬到楼梯顶端的时候（据我猜测，我们当时是在通往宅邸的主过道里，不过我也不能完全确定），两张往昔很熟悉的面孔，正挂在我觉得应该是普拉赫名人墙的墙面上迎接我：其中一位是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四年期间，担任希特勒反间谍机关局长的海军上将威廉·卡纳里斯[6]，另一位则是我们的老朋友——BND首任局长莱因哈德·盖伦将军。卡纳里斯是个彻头彻尾的纳粹分子，但绝不是希特勒的追随者，他对德国右翼反抗组织采取两面派手法，不过同样也跟英国情报机构有所接触，在大战期间与之保持着断断续续的联系。这种两面派式的做法，使他在一九四五年自食恶果，遭到党卫军仓促审判并被残酷处死：一个某种程度上称得上英勇但实际上根本就是思维混乱的英雄。他显然并非反犹人士，却因反犹主义的牵连成了背叛国家领导人的叛徒。就另一个战时的叛徒盖伦而言，我们很难想得出来，在历史无情的探照灯照射下，除了阴险狡诈、能言善辩和自我催眠的欺骗术之外，他还剩下什么值得赞赏的地方。

因此，凝望着这两张让人感到不适的面孔时，我心里暗忖，这难道就是这里存在的全部意义吗？在德国联邦情报局的历史上，就只有这两个满身污点的人可以为那些眼神闪闪发亮的新进成员提供行为典范吗？想想看吧，当我们的英国新人们踏入情报世界时，等待着他们的是何等的待遇！每个情报机构都会为自己披上一层神话传说般的外衣。不过话说回来，英国人在这方面可是一流的。忘掉我们冷战时期的差劲表现吧，当时克格勃确实技高一筹，几乎在各处都有所渗透。让我们重新回到“二战”时期，那个我们相信只需通过对电视广播和小报印刷进行投资，便能最具效率地保障民族自信心的年代。看看我们布莱切利公园那些优秀的密码破译专家！看看我们巧妙的骗局系统，在诺曼底登陆中使用的最伟大的欺骗手段，以及降落在敌后、勇敢无畏执行任务的特别行动处无线电操作员和破坏者们！有这些英雄走在前面，我们的新兵又怎么可能不从情报局的历史当中获得启迪呢？

更重要的是：我们赢了，所以我们可以随意书写历史。

话说回来，可怜的BND，无论他们怎样费心去编写神话故事，都没有这样暖心的历史可以提供给他们的新进职员们。例如，他们总不能夸口说他们反间谍机关的“北极行动”[7]，也即所谓的“英国骗局”很好吧。这场愚弄了整个英国特别行动处的骗局，持续了长达三年，使得他们派遣出去的五十名英勇的荷兰探员，不是在被占领的荷兰活活送死，就是遭受了更为残酷的命运。德国在密码解码方面所获得的成就确实令人佩服——但是结果又如何？他们总不能歌颂克劳斯·巴比[8]毋庸置疑的反情报技巧吧。这个里昂前盖世太保头头，在一九六六年被BND招募，成了一名线人。在同盟国长期掩盖的机密档案曝光之后，外界才得知，巴比本人曾经折磨、审问过大批法国抵抗力量成员。他被判处终身监禁，最后死于自己曾犯下最残酷暴行的监狱里。可是在此之前，他还被CIA招募去追捕切·格瓦拉呢。

* * *

恰逢我执笔于此之际，现今作为私人执业律师的汉宁博士，也正在接受德国议会的调查。议会委员会指控他参与外国情报组织在德国的活动，以及可能与德国间谍组织之间有所勾结或合作。就跟所有的闭门调查一样，这次事件也被媒体炒作得沸沸扬扬。一系列的控告，含沙射影的指责，以及毫无根据的媒体报道铺天盖地。表面看来，最耸人听闻的指控实际上是最无可信度的：BND与其通讯情报编队——或是蓄意操作，或是利用官僚主义的疏忽——自二〇〇二年起，开始协助美国国家安全局监听德国本土的国民和机构信息。

就截至目前的证据来看，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二〇〇二年，德国联邦情报局（BND）和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签署协议，明确指出德国方面是禁止调查区域。为保证协议贯彻执行，其中还特别设计了多项过滤机制。是这些过滤机制失败了吗？倘若事实如此，机制的失败是人为原因还是机械错误呢？——又或纯粹只是随着时间推移而出现的人心散漫所导致的结果？NSA方面是不是早已发现了其中的失误，但或许觉得没有特意去麻烦德国盟友的必要呢？

据比我这边消息要灵通得多的那些德国联邦议院观察家指出，经过议会调查小组的一番深思熟虑，最有可能的结论是：总理办公室未能履行监督BND的法定义务；BND也未能进行自我监督；同时，BND与美国情报机构之间确实存在合作关系，但并非相互勾结。在你读到这一章时，可能会有更为复杂的情况出现，也会冒出各种更为新颖的、模棱两可的话语。最终无人可以指责，只能归结于历史的进程。

很有可能到头来，历史本身才是唯一的罪人。冷战初期，当美国通讯情报组织在年轻的西德编织天罗地网时，阿登纳政府还羽翼未丰，只能是美国怎么说就怎么做，而美国方面告知他们的却少之又少。随着时间推移，这样的关系或许已有所变化——不过仅限于表面。NSA依旧任意继续进行间谍工作而不受BND监督。很难想象，这样的工作一直以来会不包含对德国境内活动的监视。间谍之所以采取间谍行动，是因为他们能够做到。

至于说BND曾经在此期间有过任何试图有效控制NSA的行动，于我而言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更不要说想去干涉NSA对德国与欧洲的监视目标的选择了。如今，NSA传达的信息简明而直接：想要我们把你们国家所面临的恐怖威胁告诉你们，就闭上嘴，好好听话吧。

在斯诺登泄密案的余波之下，英国当然也进行了类似的调查行动，并得出了可说是同样拙劣的结论。他们也插手了这些棘手的问题，以至于我们的通讯情报机构要去替美国人做美国法律禁止他们去做的事情。不过，最引起公愤的是，英国民众实际上一直处于秘密监控之下，却同时受到媒体方面堪称填鸭式的鼓吹，被要求对自己隐私权受到侵犯这件事保持温顺。法律一旦被违反，他们便急急忙忙地去修改法律，来使违法行为重新合法。一旦抗议声源源不绝，右翼媒体就直接封杀他们。如果对美国的忠诚逐渐消亡（实话实说，这也挺合情合理），那么我们又将如何？

相反，德国人在短短一生当中，已经彻底见识过法西斯主义与那样一种共产主义，对本国间谍打探正直公民事务这件事绝对不会掉以轻心。尤其是——当他们实际上是应了某个海外超级大国之请，并且为了从这个假定为盟国的国家获取利益的前提下。在英国，我们称之为“特殊关系”，在德国则被称为叛国。尽管如此，在这个变幻莫测的时代，据我猜想，直到这本书出版时，该案也不会有明确的判决。德国议会有自己的说法，反恐行动的伟大事业也会进来掺和一脚，忧心忡忡的德国市民会被反复劝诫，让他们不要轻易卸下保护他们的那只手，即使那只手时不时地就会迷失方向。

不过，如果在努力克服一切困难之后，最终还是出现了最为糟糕的情况，那还能用什么说法来减轻罪责呢？估计只好这样去想：就像某个为自己所受的教育感到迷惑不解的孩子一样，BND也不知道该去怪谁。哪怕在最好的情况下，和过于强大的情报机构进行交易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更何况，与你打交道的对象是亲自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为你替换第一片尿布，给你零花钱，检查你的家庭作业，并且指出你该如何去做的那个国家。更困难之处在于，你的祖国把自己的外交政策打包委派给了间谍机构，而这也是美国近年来经常在做的事情。

[1] 全称Bundesnachrichtendienst，德国联邦情报局总部，是1965年西德政府在“盖伦组织”的基础上成立的。

[2] Reinhard Gehlen，1902—1979，“二战”期间德国国防军军官，自1942年起出任东线外军处处长。冷战战局形成初期，盖伦受美军招募，建立针对苏联的间谍网（史称“盖伦组织”），招募了大量前党卫队、安全局和国防军成员。随后又出任西德联邦情报局局长一职。盖伦被认为是冷战时期最具有传奇色彩的间谍大师。

[3] Stasi，一译史塔西，前东德国家安全部，曾经是世界上比较强大的情报机构，其正式名称为国家安全部。总部设在东柏林。

[4] Heinz felfe，1918—2008，德国间谍，他曾在不同时期为纳粹德国、英国、苏联和西德等不同情报部门服务过。在1951年至1961年期间，他为苏联提供了在西德情报机构所获得的重要情报。1961年，在西德被捕。

[5] Martin Bormann，1900—1959，纳粹“二号战犯”，纳粹党秘书长、希特勒私人秘书，人称“元首的影子”。“二战”结束后，他神秘失踪。直到1973年才在如今柏林中央车站的工地发现了他的骸骨。

[6] Wilhelm Canaris，1887—1945，纳粹德国海军上将，军事谍报局局长，帮助希特勒上台又企图颠覆其政权的传奇人物。

[7] “二战”期间，德国反间谍机关精心策划的一个诱使敌方间谍倒戈的行动。

[8] Klaus Barbie，1913—1991，德国纳粹分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与驱逐和抓捕犹太人行动，他的残忍行为为他赢得了“里昂屠夫”的绰号。1945年漏网后，被美国在德国的情报机构雇用，1983年被玻利维亚驱逐出境，在法国里昂接受审判，最终死于狱中。

第九章 穆拉特·库尔纳兹的清白

我坐在德国北部城市不来梅一家旅馆楼上的房间里，俯视着学校运动场。当时是二〇〇六年，穆拉特·库尔纳兹，这个土耳其裔德国人，刚从被监禁了五年的关塔那摩监狱[1]释放。他在不来梅出生，长大，并且在此接受了教育。在被关进关塔那摩之前，他先是在巴基斯坦被捕，以三千美元的价格卖给了美国人，于坎大哈[2]美国审讯中心关了两个月，遭受了电击、无故殴打、水刑，以及被悬挂在钩子上等各种折磨，这让身体强壮的他几乎丧命。然而，羁押在关塔那摩监狱一年之后，他的美国和德国审讯员——两名来自BND，一名来自德国国内安全情报局——都判定他无害、无辜，对德国，美国或以色列的利益不会构成任何威胁。

尽管如此，其中所存在的悖论却让我感到难以释怀，难于理解，更别说去评判了。在与库尔纳兹结识的时候，我还完全不了解汉宁博士，不了解这位和我一起在波恩受邀参加大使晚宴的同伴，这位请我参观普拉赫的东道主。他在掌控库尔纳兹命运的一连串行动中担当了各种不同角色。而汉宁博士本身就是个拥有绝对重要意义的显赫人物，这点更不必说。如今我听说，就在几个星期前，在德国高阶公务员与情报局首脑的每周会议中，BND局长汉宁博士断然拒绝了局内人士提供的建议，投票反对让库尔纳兹返回德国。如果库尔纳兹非要去某个地方，那么就回到他所属的土耳其吧。更为曲折的是，并不能认定库尔纳兹在过去阶段并非恐怖分子，也并不能信任他将来不会成为恐怖分子：这很明显就是汉宁的杰作。

在二〇〇四年，库尔纳兹仍被关押在关塔那摩监狱期间，不来梅警方和情报机构宣布，因为库尔纳兹并未重新申请居留许可，而他的居留许可又恰在此时到期——你肯定认为这不过是个可以原谅的小疏忽，毕竟关塔那摩的笼子里又没有笔墨、邮票或者信纸——因此，他从此以后就必须离开自己母亲的房子，并将被驱逐出境。

尽管法院迅速推翻了不来梅方面的命令，汉宁却直到今天都没有公开表示要改变立场。

不过，回想起六十年前的冷战时期，当时地位卑微的我也曾经被请去判决这类难辨好坏的、某几个类别的人群——曾经对共产党员表示过同情的人、有着可疑旅伴的人、持有秘密政党党证的人等等——我发现自己也会陷入同样的困境之中。从表面上看来，年轻的库尔纳兹理论上确实要被打上许多勾勾。在不来梅，他所去的那座清真寺以传播激进主义思想而闻名。在启程前往巴基斯坦之前，他蓄起了胡子，鼓励他的父母对教义更加身体力行。出发时，他行踪隐秘，甚至没有告知他的父母——这可不是个好开端。他的母亲已有所警觉，并且报了警，声称她的儿子被阿布伯克尔清真寺的激进主义给洗脑了，不仅阅读了“圣战”战士的文献，还打算亲自到车臣或者巴基斯坦去参加“圣战”。不来梅其他的土耳其人，不管动机如何，全都挺身而出，讲述了类似的故事。他们当然会这么做。猜忌、绝望和相互指责撕裂了他们所属的群体。当年摧毁双子塔的阴谋，不正是他们的穆斯林同胞们在不远处的汉堡所筹划的吗？而根据库尔纳兹自己的说法，他坚称自己到巴基斯坦的唯一目的就是想要继续接受穆斯林教育。那些打钩的项目里没有哪一个真正造就了恐怖分子，不过都是些历史问题罢了。库尔纳兹没有犯下任何罪行，却因为他的清白遭受了无法形容的痛楚。不过，倘若让我回到过去的年代，面对与这些相同的打钩疑点和相似的恐怖氛围，我无法想象自己会奋不顾身地去捍卫库尔纳兹的清白。

* * *

舒舒服服地坐在不来梅的旅店里，啜饮着咖啡，我问库尔纳兹他是如何与关在邻近牢房里的狱友进行沟通的。单从规定上来看，那里所有的交流行为都是被严令禁止的，一旦发现会即刻遭受殴打，并被剥夺自由，关起禁闭。这种惩罚对库尔纳兹而言尤为严重，鉴于他顽强的性格和庞大的体格，一旦被关进这种跟身体一般大小的笼子，一天里有二十三个钟头都是既不能站也不能坐的。

你一定要很小心，他在沉默了一会儿，仔细想了想之后说道（我已经慢慢习惯了他这样的讲述方式）。不只是要小心狱警，还要提防其他的囚犯。绝对不要问别人是因为什么被抓进来的。绝对不要问他们是不是“基地组织”的成员。反正，当你夜以继日地像动物一样蹲在笼子里，距离其他囚犯也只有几英尺的距离时，你迟早会想办法与他人接触的。

起先，是运用一只非常小的盥洗盆，但这其实是最普通的一种接触方法了。在某个约定好的时间——他不肯说这个时间具体是如何约定的，因为他还有许多反抗敌人的盟友至今仍旧在押[3]——他们并不在盥洗盆内用水，而是尽力压低声音，对着盥洗盆的出水塞孔低语。你实际上是听不清楚确切语句的，但传递回来的隆隆声却可以给予自己并不孤单的感觉。

然后就是利用和一块干面包一起摆在餐盘上的、聚苯乙烯制的汤杯。你喝掉汤，接着从杯子旁边掰下一块拇指指甲大小的塑料，同时祈祷着不会被警卫发现。接下来，再用你的指甲（你留很长的指甲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在上面压出阿拉伯文的文字。留下一点面包，把它咀嚼成一个小球并使它变硬，再从你的囚服中扯出一个线头，一端绑着面包球，另一端绑着那块塑料。利用面包球自身的重量，把它从牢房栏杆之间抛给你的邻居。他会顺着棉线把那小块塑料拉进自己的牢房里。

然后，在恰当的时候，你就会得到回信。

就算是以关塔那摩难以捉摸的法律标准来看，库尔纳兹都绝对是清白无辜的。在含冤入狱五年之后的今天，他终于得以回家。获得释放后，他被授予乘坐专机的资格，载他从关塔那摩监狱飞回德国的拉姆斯坦空军基地，这也绝对合情合理。为了这段旅程，他们给他提供了一套干净的内衣、牛仔裤和白色T恤。为了让他得到更多安慰，飞机上安排了十名美军士兵细致地照看他。在把他交给德国接收小组时，指挥行动的美国军官把较轻，也较为方便的手铐交给德国人，好让库尔纳兹在接下来的行程中使用。对此，德国军官的回答也足以永垂不朽：

“他没犯任何罪。在德国这片土地上，他是一名自由人。”

* * *

然而，这并非奥古斯特·汉宁的观点。

二〇〇二年，汉宁谴责库尔纳兹是威胁德国安全的危险人物。自那时以来，就我所知，他始终未曾向公众说明自己无视德国和美国审讯人员判定的理由。而且，五年之后，在二〇〇七年，身为内政部情报部门最高首脑的汉宁，不仅重申他反对库尔纳兹在德国定居——在库尔纳兹已返回德国境内之后，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还严厉批评原来直属于他的几名BND审讯员竟然会宣称库尔纳兹无害，说他们逾越了自己的权限。

当我后来表达出支持库尔纳兹的立场时，大概是因为这个支持有些姗姗来迟吧，我始终高度尊敬的汉宁给了我一个善意的警告，说我的同情用错了地方，但他依旧没有说出他的理由。由于他始终没有任何理由公之于世，也没有将理由告知库尔纳兹那位可敬的律师，所以我无法听从他的建议。或许是因为存在某种更长远的原因？我几乎都打算相信他了。将库尔纳兹妖魔化是基于某种政治上的需要吗？我所了解的汉宁是个值得尊敬的人，莫非他是在代人受过？

不久之前，库尔纳兹到英国来宣传他根据自己的经历写成的新书[4]。这本书在德国深受好评，并被翻译成了多种语言。我对此给予了热心支持。在展开巡回宣传之前，他和我们在汉普斯特德度过了一段时间，同时也在英国王室法律顾问菲利普·桑兹——他也是位人权律师——的建议下，临时受邀前往大学学院[5]学校对学生发表演讲。他接受了这份邀请，并且一如既往演讲得既浅显易懂又分外用心。他使用的是他在关塔那摩自学的流利英语，在这件事上，他的审讯者也功不可没。拥挤进来的观众里混合了不同宗教信仰，抑或是没有宗教信仰的各种学生，面对他们，他说自己完全是靠着自身的伊斯兰信仰才活下来的。他不愿怪罪他的狱警或是拷问者们。和往常一样，他没有提及汉宁，或是其他任何阻止他回国的德国官员和政客。他谈起获释时，自己是如何把德国家里的地址留给监狱管理员，以备有一天他们做过的事情成为他们无法负荷的重担时，起码还有个人可以倾诉。只有在谈到他对被抛下的狱友们所肩负的责任时，他才流露出一些情绪。只要还有一个人留在关塔那摩，他说，他就绝不会沉默。演讲完之后，好多学生急着想要和他握手，人流排成了有序的队列。

在我的小说《头号罪犯》中，有个在德国出生的土耳其人。他和穆拉特有着相同的年纪、宗教信仰和生活背景。他叫梅利克，也同样为自己没犯过的罪行付出了类似的代价。他的言语和举止，和穆拉特·库尔纳兹也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

[1] 美国军方在古巴关塔那摩湾海军基地所设置的军事监狱。

[2] 阿富汗第二大城市，坎大哈省省会。

[3] 在本书付梓之时（2016），还有八十名囚犯在押，其中大约有一半已准备释放。

[4] 本书为《我的五年人生》（Five Years of my Life）。由帕尔格雷夫·麦克米兰出版社出版。

[5] 在英国，大学学院泛指以教学为主科研为辅的可以颁发学院证书的高等教育机构。任何教育机构都可以自称“大学学院”，但由于英国极为严格的高校管理政策，只有经过政府正式授权（皇家特许状）的机构才能称为“大学”。

第十章 走出去，前往现场

我在康沃尔的书桌被安置在一座由花岗岩建成的空荡荡的房屋的阁楼里，高踞在悬崖边缘。阳光明媚的七月清晨，放眼望去，可以看见大西洋勾勒出了一片令人惊奇的、完美的地中海蓝。赛艇会上一艘艘细长的帆船，在悠闲的微微东风吹拂下摇摆荡漾。来访的朋友不是认为我们疯了，就是觉得我们生活得无忧无虑——这都视天气情况而定。反正，今天我们姑且算是得到了天气之神们的祝福。在这片土地的尽头区域，只要它们愿意，随时都可以对你发难。狂风暴雨夜以继日地侵袭，接着又陡然休止，四周恢复成一片静默。一年当中的任何时候，浓厚的云雾都盘踞在我们的海岬上，不管下了多少雨，也无法劝服它就此别去。

往内陆方向前进大约几百码的距离，那里有一座拥有美丽名字的旧农庄：博斯考恩玫瑰。和农庄相连的，是一间破败不堪的小屋，里面住着一家子仓鸮。它们全家聚在一起的情况我只看到过一次：两只成鸟和四只雏鸟在破损的窗台上排列站好，像在拍全家福似的，可惜我当时没来得及拍下照片。自那时起，我就和其中一只成鸟保持着特别的关系——当然，这也可能只是我一厢情愿的看法。因为我也知道，这只鸟实际上很可能是这个仓鸮家族繁衍出来的其中任何一只，而不是特定的一只，毕竟那几只雏鸟早已长大了。这只鸟爸爸（我决定了，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定义他）是我的秘密分享者。他在拍着翅膀掠过我阁楼的西窗之前，就已经以某种我目前尚未得知的方式，将他即将抵达的消息传达给我了。每一次，我奋笔疾书时，都是低着头，正如自己所希望的那样遗忘了整个真实世界。但是，我却总来得及在下意识间瞥见他白色镶金的身影，从很低的位置掠过我窗下的地面。就我所知，他并没有天敌。就连悬崖上的乌鸦和游隼也并不与他纠缠。

这只仓鸮对于盯梢尤为敏感，甚至到了我们人类的间谍部门都会认为它过于神经质的地步。陡峭的草地一路绵延到了海边。他可以在高高生长的草丛上方约十八英寸处盘旋，接着猛然扑向毫无防备的地鼠。但是，只要我稍稍动念想要抬头，他就会立即中止行动，回避、潜伏到悬崖下方。到了晚上，如果我运气够好，他可能会忘掉我的存在，再次出动，只用蜂蜜奶牛色相间的翅膀尖端微微颤动。这一次我发誓，绝不抬头。

* * *

在一九七四年一个晴朗的四月天里，我抵达香港，发现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已经有人在香港岛和九龙半岛之间修建了一条海底隧道。当时我刚交出校对好的《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书稿。清样随时都会付印。这部小说里那些在你看来应该会很有意思的情节中，有一段是关于往返于九龙和香港岛之间的天星小轮上所发生的追逐战。我竟然凭着一本过时的旅游指南，就敢在康沃尔书写这段情节，实在令我羞愧难当。这下子我该付出代价了。

酒店里有传真机。我的行李箱里有一份小说的副本。于是，我把书稿翻出来，打电话给我的经纪人——他那里的时间还是半夜——想求他去说服出版社暂缓送印。美国那边已经来不及了吗？他会去问问看，不过恐怕确实来不及了。带着笔记本，搭车在隧道里来回几次之后，我传真了一份修订稿到伦敦，并暗自发誓，绝不再把场景设计在自己没去过的地方了。但是，我的经纪人判断得没错：这一切已经赶不上在美国印刷的第一版了。

不过，我吸取的教训可不仅仅是需要亲自到现场取材这么简单。这件事让我知道，人到中年，我会发福、变懒，依赖逐渐枯竭的过往经历为生。格雷厄姆·格林的名言在我耳边响起，大意是说：倘若你要报道的是人类的痛苦，那你就有义务去同受其苦。

无论是不是该去责怪这个海底隧道的修建，或者我是否感悟得太迟，这都无关紧要。我确知的是，在隧道事件之后，我背起背包，想象自己是某个承袭德国浪漫主义传统的浪人，正式启程，前往探求新的经验了：先是到达柬埔寨和越南，接着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然后到了俄罗斯、中美洲、肯尼亚和刚果东部。这就是过去四十年来持续不断的旅程，而我一直认为这一切的起点就是香港。

接下来的几天，我很幸运地结识了大卫·格灵威，也就是后来冲下冰封的小路、没带护照就离开我的山间小屋、成为最后一批离开金边的美国人的那位大卫·格灵威。他当时正考虑要溜进交战区域，为《华盛顿邮报》采写新闻。我应该要跟上去吗？四十八小时后，我全身僵硬地靠着他，躲在一处较浅的散兵战壕里，凝视着红色高棉部署在湄公河对岸的神枪手。

在此之前，从未有人对我开过枪。我好像进入了一个无论谁都比我更勇敢的世界——无论是战地记者，还是当地照常生活的平民，他们都很清楚，就在几英里之外，红色高棉的军队已经包围了整座城市，而且不分昼夜，他们随时都有被炸弹轰炸的危险，美国所支持的朗诺政府军根本毫无用处。没错，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全新的体验，而他们却已有着丰富经验了。并且，或许还存在这样一种理论，那就是，如果你和危险共生得够久，你也确实会更加习惯危险的存在——甚至，天哪，还会主动去依赖这种危险。后来在贝鲁特，我差点就相信这种设想了。也或许有些人就是无法接受人类冲突的必然存在，而我便是其中之一。

每个人对于人类勇气都有各自的主观看法。每个人都想知道自己的临界点在哪儿，也想知道它会在何时到来，以及怎样到来。在那个时候，也会好奇自己的表现与其他人相比显得如何。于我自身而言，我只知道自己最接近展现真正勇气的时刻，都是在拼命压抑与勇气相反的情绪之时，这种相反的情绪，可能应该定义为天性使然的懦弱吧。而这类时刻之所以会来临，大多是因为比起我天性中自然涌现的勇气，周遭的人们表现出了更为勇敢的魄力。在旅途中我所遇见的这些人当中，最勇敢的（有些人或许会说是最疯狂的，但我并不这么认为）是一个身材娇小、来自法国梅斯的女老板伊维特·皮尔鲍利。她和曾经当过船长的瑞士搭档库尔特在动荡不安的金边跑进出口业务，为此还专门弄了一个停机坪，停放着一架高龄的单引擎飞机。他们雇用了一批由各色人种组成的飞行员队伍，飞跃波尔布特所控制的丛林，从这个镇飞到那个镇，运送食品和医疗物资，同时也运载生病的孩童们到相对比较安全的金边。

随着红色高棉军对金边的包围越来越紧，难民家庭从四面八方涌入，随机的炮轰和汽车炸弹使得混乱持续蔓延。伊维特·皮尔鲍利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自己真正的使命所在：拯救孩童们脱离险境。她那群由亚裔与华人组成的飞行员团队，原本只是经常帮她的贸易公司运载打字机和传真机，如今则转而前往即将沦陷于波尔布特红色高棉军队的偏远城镇去营救孩童和他们的母亲。

令人丝毫不感意外的是，这些飞行员只是兼职的圣人。其中一些人为CIA管辖下的美国航空公司飞行，有些人则是为了运载鸦片。大部分人两者兼具。那些生病的孩童可能会发现自己正躺在一袋袋鸦片，或者将为拜林市[1]带来大把美元钞票的、塞满中档宝石的垫子上。一个载我的飞行员说着玩似的指导我应该如何操作飞机降落，以防他自己因为吗啡吸得太嗨而无法降落。我当时正在为自己的另一本小说取材，就是后来被命名为《荣誉学生》的那本小说，我叫他查理·马歇尔。

再回头说金边：伊维特无所畏惧地致力于为全无希望且无处安身的孩童们提供希望与庇护所。正是和伊维特在一起的时候，我第一次目睹战争造成的伤亡：已经死亡且浑身布满血污的柬埔寨士兵，头挨着头堆叠在没有任何遮蔽的货车之上。他们全都光着脚，因为有人偷走了他们的鞋，毫无疑问，连带着他们的薪水簿、手表以及带到战场上的所有现金。货车停放在一架炮台旁边。大炮看似漫无目的地对着丛林不断地开火。枪炮周围是一群年纪很小的孩童，被爆炸轰隆声震得什么也听不见，迷惑不解地四处游走。围绕着孩童们坐着的年轻母亲们，她们的男人在丛林里作战，她们则等待着他们的归来。但她们也很清楚，要是那些男人回不来，指挥官也不会通报他们的死讯，方便自己继续领取他们的军饷。

鞠躬、微笑、打招呼，伊维特坐在那群女人中间，把孩童聚在自己身旁。她到底对他们说了些什么，我始终不得而知。不过很快，他们便笑了起来，母亲们和孩子们都笑了，就连拿枪的男人们也笑了。回到城里，年纪尚幼的男孩和女孩盘腿坐在人行道的尘土之中，身边一升左右的瓶子里装满了他们从损毁的汽车油箱里偷来的汽油。要是有炸弹落下，汽油点燃，这些孩子就会被活活烧死。伊维特若是在她家阳台上听到爆炸声，就会立刻跳进那辆她开起来活像一辆坦克似的可怕小车，在大街小巷中搜寻生还者。

* * *

在金边最终陷落之前，我又去了几次。最后一次去的时候，印度籍的商店老板和人力车上的女孩看样子还要待到最后：由于物资越来越短缺，货品的价格也水涨船高，店老板因此选择了留下；女孩们则天真地以为，无论最后谁赢得了战争，她们提供的服务都会有市场需求。到头来，他们不是被红色高棉军招募，就是被这里的杀戮战场夺去了性命。我从西贡（当时还叫这个名字）写信给格雷厄姆·格林，告诉他我重读了《文静的美国人》[2]，依旧非常精彩。他很不可思议地收到了信，还回信劝我拜访金边的博物馆，欣赏高棉国王加冕时佩戴的那顶有鸵鸟毛装饰的圆顶硬礼帽。我不得不告诉他，那里不仅没了圆顶礼帽，就连博物馆也没有了。

伊维特·皮尔鲍利成了许多传奇故事的主角，有些固然是捏造的，有些尽管听起来太不可思议，却是真实的。我最爱的一个故事是她亲口告诉我的——虽然也未必就能保证百分之百真实——说是在金边即将沦陷的最后几天，她怎样集结了一群失去父母的高棉孤儿前往法国领事馆，要求给予他们护照，每个小孩都要有。

“不过，他们是谁的小孩呢？”被众人围攻的法国领事抗议道。

“他们是我的孩子，我是他们的母亲。”

“但是他们的年纪都一样大！”

“我生了好几对四胞胎啊，你个白痴！”

法国领事被打败了，或许实际上也是跟她同仇敌忾吧。他要求获知每个小孩的名字，以便办理护照。于是，伊维特如同阅读卷轴一般念出了这些名字：“伦迪、马尔迪、莫雷迪、杰迪、凡瑞迪……[3]”

* * *

一九九九年四月，伊维特·皮尔鲍利在科索沃执行难民任务时遇难。当时他们的阿尔巴尼亚司机在山路行驶时发生了侧滑，车上还有与她同行的、国际难民组织的大卫和佩妮·麦考尔，车子跌进了数百英尺深的沟壑里。在那之前，在我妻子的大力帮助下，她已经出版了自己的书[4]，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英文版的书名为《拥有一千个孩子的女人》。那年，她六十一岁。我那时正在内罗毕[5]，为我的小说《永恒的园丁》取材。这部小说的中心人物，是一个时刻准备为无法自助的人们提供一切协助的女人。在这部小说中，所谓“无法自助之人”指的是非洲部落的女人，她们被当作临床实验用的小白鼠。当时伊维特在非洲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比如说在危地马拉和——她的葬身之地——科索沃。在我的小说里，这位名叫特莎的女性角色最后死了。我一直就打算让这个角色死亡，我想，是因为和伊维特结伴同行之后，我知道她的好运终会有用光的一天。伊维特在童年时期遭受过强暴、虐待和遗弃。年轻时曾在巴黎避难，由于贫困，不得不卖淫为生。在发现自己怀了一个柬埔寨男人的孩子之后，她远赴金边去找他，却发现他还有另一个人生。她在酒吧遇见了库尔特，两人成了生意伙伴，以及人生伴侣。

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被围困的金边市内某个德国外交官的家里。整个晚餐都环绕着枪炮装卸的咔嗒声和开火声，这是从同一条路上、距离此处一百码外的朗诺官邸里传来的。那天，库尔特陪她一同前来，他们的贸易公司叫作“苏希印多”，办公室位于市中心的一幢老旧房屋里。她充满活力，坚忍不拔，年近四十，有着一双褐色的眼睛，时而柔弱，时而喧闹，瞬息万变。她可以张开双肘像个船夫一样骂你一顿，也可以对你微微一笑，融化你的心。她可以哄骗、奉承，用你需要的任何方式去赢取你的信任。但这一切都是有目的的。

你很快就会知道，她的目的就是用尽一切办法，付出一切代价，为挨饿的人们取得食物和金钱，为病人拿到药物，为无家可归之人寻求庇护所，为没有国籍的人弄到身份证件。用最世俗、最像生意人，也最脚踏实地的方式创造奇迹。而这一切也丝毫没有妨碍她去当一个态度灵活多变且通常是厚颜无耻的生意人。她毫不动摇地认定，对某些人而言，钱与其留在他们身上，还不如进了其他有需要的人的口袋里为好。“苏希印多”赚了很多钱，这理所当然，不过，大部分钱从前门进来，直接就从后门出去，用在伊维特想做的任何一件她认定的好差事上了。而库尔特这个最为睿智也最有忍耐力的男人，对此也只是微笑点头，眼睁睁地看着钱离开。

一个瑞典的援助官员倾心于她，邀请伊维特到他位于瑞典沿海的私人岛屿小住。彼时金边已经陷落，库尔特和伊维特在曼谷落脚，此时他们手头拮据。有份合约正在竞标：他们是不是该去赢得这位瑞典援助委员会的专员信任，买下标价几百万美元的大米，并运送到泰国边境正在忍饥挨饿的柬埔寨难民们手里呢？与他们竞价最接近的，是一名冷酷无情的商人。伊维特确信（可能出于她的直觉，而非基于什么证据），那名商人打算在援助机构和难民之间克扣利润。

在库尔特力劝之下，她启程前往瑞典小岛。海边别墅实际上正是等待她来临的爱巢。她发誓，卧室里点燃了香熏蜡烛。那位有情人此刻已经热情澎湃，但她请求他更有耐心一些。伊维特建议，他们何不先在海滩上来一次浪漫的散步呢？当然！只要是为了你，什么都行！天气寒冷，所以他们当时身上一定裹得非常温暖。两人在黑暗处的沙丘上被绊倒了，这时，伊维特提议玩一个儿时的游戏：

“站好别动，好的。现在站到我的后面，离我近点。好，这样很好。现在我闭上眼睛，你的手掩住我的眼睛。你舒服吗？我也是。现在，你可以问我一个问题，任何问题都可以，只能一个，我一定会给你百分之百真实的答案。如果我不老实回答，就不值得你这样对我。你要玩这个游戏吗？好的，我也是，现在，你的问题是什么？”

可以想见，他的问题是有关她最私密的欲望的。她也如约描述给他了，不过，我确信这些都是厚颜无耻的谎言：她说，她梦想着，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中，某座孤岛上，有位英俊潇洒的瑞典男子，会在香味弥漫的卧室里和她做爱。接下来轮到她了，她把他扭过身去，或许动作并没有这个可怜的家伙预计的那般温柔，然后用双手掩住他的眼睛，在他耳边大声喊道：

“运一千吨左右大米到泰寨边境发放给难民们的投标价格，和‘苏希印多’投标金额最接近的数额是多少？”

这就是伊维特的工作，如今我已意识到，我着手书写《永恒的园丁》，正是希望歌颂伊维特的贡献。我很可能从一开始就抱有此种意愿，无论这个“开始”起于何时。她本人很可能也知道。伊维特的存在，无论是在生前还是身后，都引导着我写完了这部小说。对于这一切，她笃定会说：那是理所当然的。

[1] 位于柬埔寨西部，靠近泰国边境，是知名的宝石生产地。

[2] 格雷厄姆·格林的“政治小说”的代表作，以越战时期的西贡为背景创作的故事。

[3] Lundi, Mardi, Mercredi, Jeudi, Vendredi……法语，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的意思。

[4] 1992年由巴黎罗贝尔·拉丰出版社出版。

[5] 肯尼亚的首都，东非地区最大的城市，非洲最大的城市之一。

第十一章 撞见杰里·威斯特贝

舰队街上地处一楼的一间堆满了葡萄酒桶的酒窖里，乔治·史迈利和杰里·威斯特贝坐在一起，喝着一大杯粉红色琴酒。这是一段从我的小说《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中引用的场景。书里没有告知这杯琴酒是谁的，但我们都认为是杰里的。跳过一页之后，杰里点了一杯血腥玛丽，我们觉得是点给史迈利的。杰里是个老牌的体育新闻通讯员，体格健壮，以前是某个乡下板球代表队的守门员。“巨大”的双手仿若肌肉做成的垫子，灰褐色的头发蓬乱浓密，红润的脸庞一发窘就愈发涨红。他戴了一条知名板球队的领带——书里没有提及属于哪一支球队——用来搭配米色丝质衬衫。

除了是个经验丰富的体育新闻通讯员外，杰里·威斯特贝也是个英国情报机构探员，并且十分钦慕乔治·史迈利。他还是个完美的证人，没有恶意，也没有私心。他极尽自己作为顶尖情报员的职责，给你切实有据的消息，然后把分析工作留给情报局里的分析员——他亲密地称他们为“猫头鹰”。

此时，在这家他所喜欢的印度餐厅里，史迈利正温和地向他询问任务执行的情况。杰里给自己点了菜单上最辣的咖喱，铺上撕碎的印度薄饼——再次用上他那只“巨大”的手，反复地——淋上一些深红色的酱料，我们猜测可能是最为致命的辣椒酱。接着咬了一口，杰里开了个小玩笑，说这家餐厅的经理平常把这些酱料都藏在最深的地方。总而言之，杰里是个羞涩、笨重、小动物天性的讨人喜欢的家伙。他羞涩得会时不时地用他所谓的“印第安人口吻”来讲话，甚至像印第安人在“退回自己的安全区”之前那样对史迈利大喊一声“喝！”来表示欢迎。

这一幕结束。杰里·威斯特贝在小说中的客串部分也结束了。他的工作是给史迈利带来令人不安的情报，关于圆场内部最有嫌疑的鼹鼠：托比·伊斯特哈斯。他很不愿做这件事，但又很清楚这是他的义务。这就是从《锅匠，裁缝，士兵，间谍》里，我们所能了解的杰里·威斯特比的一切。而这也是我对他所知的一切。直到后来，我启程去南亚为《荣誉学生》取材的时候，还一路带着杰里，把他当作我分享各种秘密情报的伙伴。

如果说小说里的杰里是我随意从自己真实生活中取材而来的，那么很有可能是来自某个名叫戈登的人。他是一个上流社会的浪子，好像确实拥有贵族血统，被我的父亲骗走了祖上留下来的遗产。后来，他在绝望之中自杀了。我想，这就是关于他的种种细节能够在我记忆里留下清晰而深刻的印象的原因。他的贵族血统可以让他得到在名字前面加上荒谬的“尊贵的”这三个字的资格，而我在《锅匠，裁缝，士兵，间谍》里授予我笔下杰里的，同样也是“尊贵的”这个称呼，虽然全天下都找不到任何理由去说服他使用这个头衔。至于“学生”的部分，好吧，杰里或许确实是个有些僵化的前线记者和英国情报员，但是，只要一涉及有关内心情感的话题，他马上就从四十岁变成十四岁。

所以我想象中的杰里，也就是我在新加坡来福士酒店意外撞见的杰里——绝对是我写作生涯中最为怪诞的偶遇。并非我笔下所描绘的肖像式人物，那就是他本人，有着一双肌肉厚实的大手与“庞大”肩膀的杰里本人。他的姓不是“威斯特贝”，但如果是，我也一点都不会感到意外。他叫彼得·西姆斯，是个退休的英国驻外通讯员，同时也是——当然如今已众所周知，但当时我和其他人一样一无所知——退休的英国情报探员。他身高六英尺三英寸，灰褐色头发，时常像学生似的露齿而笑，热情地握住你双手的时候，习惯大喊一声“哇哦！”。

见过他的人，都很难忘记那种一见面就瞬间使你大为感动的热情友谊。我怎么也忘不了当时我充满敬畏、又带着些许内疚的难以置信的心情，因为我竟然和我用年少记忆与无中生有的臆想所创造出来的人物面对面地站在了一起，他就活生生地站在那里，身高六英尺三英寸。

当时我对彼得还不太熟悉，一路走来才慢慢了解他——遗憾的是，有些事知道得太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姆斯和孟买的工程兵与布雷兵们一道在印度服役。此前，我总觉得威斯特贝的早年经历带着些日不落帝国时期的气质。如今一看，果然如此。之后，西姆斯在剑桥大学主修梵文，并爱上了珊达。珊达是来自缅甸掸邦的一位美丽公主，她童年时期曾经驾着形似金鸟的仪式用船只行驶在缅甸湖畔。在爱情上，威斯特贝很可能也跟他陷得一样深。爱上亚洲之后，西姆斯改信了佛教。他和珊达在曼谷成婚，他们共度了狂热且得意的一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冒险——无论是出于他们自己的选择还是为了英国女王陛下的情报组织。彼得曾在仰光大学任教，在曼谷和新加坡为《时代周刊》工作，之后又为阿曼苏丹效力，最后，在香港仍受英国的殖民统治时期时，替香港警察的情报部门工作。无论在人生的哪个阶段，珊达都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

简而言之，西姆斯人生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可以在我的威斯特贝身上窥见，或许只有美满的婚姻这点除外了，因为我需要他是个还在寻求真爱的独行侠。但是，这些都是我在追忆往事时才得知的，当我在新加坡（不然还能是哪儿）的来福士酒店撞见彼得·西姆斯时，我对这些一无所知。我当时只知道他完完全全就是我笔下的杰里·威斯特贝的化身，浑身是劲，充满梦想，如此热情洋溢的一个英国人，同时又非常认同亚洲文化，要是还没为英国情报局工作，那我们的情报员也太疏于职守了。

我们在香港再次碰面，之后是曼谷，接着又是西贡。最后我心里冒出了一个问题：彼得有没有可能愿意陪我走遍东南亚那些最难应付的角落呢？我根本不需要如此犹豫的。实际上，他简直再乐意不过了。那么，我又问道，你是否愿意屈尊接受一份兼职人员薪酬，来当我的取材助手和向导呢？你大可以拿这件事来打赌，因为他绝对会答应！他为香港警方所做的工作快要结束了，之前积攒下来的现金能够应付大部分不时之需。有了彼得充沛的精力，渊博的亚洲学识，还有他那属于亚洲的灵魂，我又怎么可能不去把在《锅匠，裁缝，士兵，间谍》里一笔带过的杰里·威斯特贝对应上完整立体的彩色形象呢？

二〇〇二年，彼得在法国逝世。大卫·格灵威写了一篇措辞优美的讣告，名为《记者，探险家，间谍，朋友》——我都能在这篇文章中感受到他大喊“哇哦！”了——其中非常准确地描述他为《荣誉学生》里那位杰里·威斯特贝的原型，虽然我的威斯特贝较彼得·西姆斯出现得更早。但彼得这个人——他浪漫得无可救药，直到最后一刻都无比慷慨、大方，用他那双巨大的手紧紧抓住杰里，吵着闹着，最终让杰里变成了他自己。

第十二章 在万象的孤独

我们相互倚靠着，躺在老挝万象市一家位于楼上的鸦片馆里，这里布置了沙滩草席和木头制的颈枕，让你在躺下时能够直勾勾地望着天花板。半明半暗之间，一个戴着顶客家凉帽、身体干瘪的苦力蜷曲在我俩之间，帮我们填充烟管，或者，就我这边的情况来讲，是在我的烟管快要熄灭的时候，动作很有些毛躁地替我重新点燃它。如果这是个电影剧本，就会照下面这样来写：室内。鸦片馆。老挝。七十年代末。夜晚。如此这般，这一幕就应该是由布景设计师搭建出来的场景了。我们这些混迹于此的、形形色色的烟客，也恰好是本片的时代背景中所需要的：一位法国殖民时期的老农场主爱德华先生，此时已经因为北方激烈的暗战被剥夺了产业，无依无靠；一帮美国航空的飞行员；四名战地记者；一个黎巴嫩军火商和他的女伴；还有一名无可奈何的战地观光客，也就是我本人了。而倚靠在我旁边的山姆，从我躺在他隔壁开始，就一直自我催眠似的自言自语。鸦片馆里有种如芒在背的紧迫感，因为老挝当局是禁止鸦片的，所以，有个过于热心的记者曾经警告我说，我们随时都可能需要跑向屋顶，爬下楼梯，躲进小巷里。不过，躺在我旁边的山姆则说，别想那么多，都是胡说八道。山姆曾经或者现在究竟是什么人，我也无从得知。我猜，他可能是英国那种靠着家里接济，到东方来找寻灵魂的人。在之前的柬埔寨和越南，以及如今的老挝这类国家的战争前线，恣意游荡了五年之后，他仍在四处寻觅。至少这是我从他那些随和的意识流独白中了解到的。

于此之前，在此之后，我都没有抽过鸦片。但是自从那一晚后，我就怀揣着一个缺乏责任心的念头，相信鸦片这个恶名昭著的违禁药品，如果以合理的配额给予合适的人群，其实也算得上有百益而无一害。你伸展身体，躺在草席上，你感到忧虑担心，觉得有点蠢，因为这是你的第一次。你依照指示，吸了一口，搞得一团糟，身旁的苦力摇了摇头，你感到自己变得更蠢了。不过，一旦你掌握了诀窍，只需要缓慢而悠长地吸上一口，然后，在某个恰到好处的时刻，你整个人就会被某种温和体恤的情绪所接管，你没有喝醉，也并不愚蠢，没有任何咄咄逼人的攻击性，也没有任何陡然勃发的性冲动。你只会觉得心满意足，思维肆意发散，而且，你很清楚，自己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最棒的是，到了第二天早上，既不会有宿醉，也不会有懊悔，更不会有痛苦至极的感觉降临，你只是好好地睡了一觉，迎接新的一天罢了。这是山姆发现我是个新手时对我说过的话，自那时起，我就对此深信不疑。

山姆的早年生活（是我从他零星的闲聊当中收集到的）走的是一条非常传统的路线——漂亮的英国乡间宅邸，寄宿学校，牛津或者剑桥大学，结婚，生子，直到某个热气球开始上升[1]——是什么样的热气球，或是谁的热气球，我都无从了解。不论山姆本人是希望我知道，或是宁愿我不知道，我都没打算贸然失礼地去询问他。反正，这一定是个极其厉害的热气球，因为，就在那天，山姆抖掉了脚上沾着的最后一点英国故土，发誓再也不会回去，决定在巴黎隐居。他热爱巴黎，直到他爱上了一个法国女人，然后又遭到了拒绝，于是——热气球再度上升。

山姆的第一个想法是加入法国外籍兵团，却不知道那天他们其实并没有在招募士兵，抑或是因为他睡过了头，或者走错了地方，因为，此时我已经开始怀疑，对于我们大部分人而言很简单的事情，对山姆而言却并非易事。他这个人有些脱线，让人很担心他因为某些事又会惹出其他一些事来。总而言之，他并没有加入兵团，反而和总部设在法国的东亚新闻社签了约。他们不会为你支付旅费、日常开销或者其他诸如此类的费用，他解释说，不过，如果你碰巧给报社提供了任何稍稍有用的新闻，他们就会给你一些微薄的酬劳。既然山姆手头还有些自己的钱，正如他所说的，他觉得这个条件还算公平。

所以，过去的五年时间里，他一直追逐着战区，四处游走，偶尔会交上好运，甚至有那么一两次，他还在法国销量较大的小报上面刊登了有署名的文章。至于其中缘由，倘若不是某位货真价实的记者向他透露了口风，就是他自己捏造了这些新闻。他一直想着，有机会要去写写小说，写写他的人生历程，并且想对此着重描述一番：短篇故事，长篇小说，全部都要有。不过，孤独感让他迟疑了，他解释道，想想看吧，要在丛林里独自坐在桌前，天天都得埋头苦写，没有编辑来催你，也没有截稿日期。

不过他就要做到了。最近，他已经开始仔细回顾自己的作品，毫无疑问，在他心目中，他为那家以法国为总部的东亚新闻社凭空捏造的故事，远比那些严格依照事实所编写的故事要好得多。在不远的将来，会有这么一天，他将坐在丛林里的某张书桌前，不惧写作的孤独，不在意有没有截稿日期，有没有编辑催稿——他将会全力以赴地进行写作。相信我吧，让我裹足不前的，就只是孤独而已，他重复说了几遍，免得我没有听明白他的话。孤独感吞噬了他，特别是在万象的时候，除了抽鸦片，躺在这里，听那些喝醉了的、美国航空的墨西哥飞行员们吹嘘自己在“白玫瑰”享受吹箫服务时的雄风外——除此之外，就无事可做了。

然后他告诉我，他是如何应对这种孤独的。孤独感不再只是与他写作时的雄心壮志有关，他坦陈，孤独彻底笼罩了他的整个生活。这个世界里，他最怀念的地方就是巴黎。自从被挚爱拒绝之后，热气球再次上升，巴黎对他而言，就是不会再次踏入的禁区了——永远不会。他不会再回到那里，不会再去追随那个女孩，他办不到。每一条街道，每一幢建筑，河流的每一个弯道，都在高呼她的名字。他用一种很罕见的，简直可以说是令人昏昏欲睡的修辞手法真挚地解释道。又或者，他是想起了莫里斯·切瓦力亚[2]的歌呢？尽管如此，巴黎也依旧是我灵魂的归宿。我的心也一样。他思索了一会儿，加上了前面这句话。听见我说的了吗？我听见了，山姆。

那么，在抽了一两管之后，他又会去做些什么呢？他继续说了下去——他说，已经决定要对我坦白他最大的秘密，因为我现在已经是他最亲密的伙伴了，在这个世界里，只有我才会这么认真地对待他，他补充道——只要一感觉到有需要，他就会马上去做这件事。现在，既然他的脑袋已经清楚了，要做的事情应该随时都会发生。是的，他现在就要去“白玫瑰”了，那里的每个人都认识他，他要塞给露露夫人一张二十美元的钞票，让他可以打上三分钟的越洋电话，打到巴黎的花神咖啡馆去。当咖啡馆的服务生接起电话之后，他会说——我要找朱莉·德拉斯小姐。就山姆本人所知，这其实是个纯属捏造的名字，不是他以前喊她的那个名字。接下来，他就会听到他们一桌一桌地喊着，一直喊到门口的林荫大道上：德拉斯小姐，朱莉·德拉斯小姐……有您的电话！

他们在那边喊着她的名字，一遍又一遍，直到这声音消失在九霄云外，又或者其实是他的长途时间已经用完了，无论是哪种情况，他都已经听到了价值二十美元的巴黎。

[1] 英语俗语，指意料中的麻烦出现。

[2] Maurice Chevalier，1888—1972，法国著名演员，代表作《风流寡妇》《如意郎》《金粉世界》等。

第十三章 实景剧场：与阿拉法特共舞

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三年，我为《小鼓女》一书取材的旅途中，发生了四件相互关联的事情，以下为第一件。我这本小说的主题是有关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书中的女鼓手，经过我的一番考虑，决定叫她查莉。这个角色的灵感来自我同父异母的妹妹夏洛特·康威尔，她小我十四岁。之所以称她为“鼓手”，是因为在我的故事当中，查莉唤起了冲突双方好斗的情绪。在我写那本书的时候，夏洛特是活跃在舞台与电视上的知名演员（她是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的成员，出演过电视剧《摇滚闹剧》），同时也是一名极左派政治激进分子。

在我的小说当中，查莉也是一名演员，被富有魅力的以色列反恐情报员约瑟夫招募，要在他所谓的“实景剧场”里担任主角。查莉向来都把自己想象成最激进的自由斗士——约瑟夫也这样认为——所谓“实景剧场”，换句话说，就是在其他世界里扮演真实的自己，同时，在约瑟夫的指导下，把演技提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她会令自己变得极具魅力，以便去吸引巴勒斯坦和西德的恐怖分子，得知他们的藏匿处，借此拯救真实的、无辜的生命。她同情巴勒斯坦的困境，尽管她是被派去欺骗犹太人的，但她也认为他们确实有返回自己家乡的权利，更不用提她还被约瑟夫所吸引着——这一系列情感上的相互撕裂、拉扯，使查莉成了一个在两头许诺之地[1]进行两头许诺的女人。

我的任务就是和她一道分享这段旅程；在巴以双方针对她的、气势汹汹的争论声中左右摇摆，恰如查莉本人在情感上的左右摇摆一样。在此种经历之下，同时也尽我所能地去体会她因忠诚、希望与绝望所产生的激烈矛盾。一九八二年的新年前夕，在一所位于山坡上的学校里——这里专门收容巴勒斯坦解放战争中牺牲者们（他们又称为殉道者）的孤儿——我之所以会和亚西尔·阿拉法特，以及他的高级指挥官们一起跳跺脚舞[2]，也是因为上述原因。

* * *

我去拜访阿拉法特的这趟行程实在是令人感到沮丧，不过在当时，很多人都会危言耸听地把他描绘成一个难以捉摸、诡计多端的政治家，照此看来，如果这趟行程中有什么地方稍显轻松了，那才真叫人感到失望呢。我的第一站是去拜访帕特里克·希尔。他是出生在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毕业于牛津大学的英国记者，同时是阿拉伯问题专家，据说也是接替金·菲尔比担任《观察家报》驻贝鲁特通讯员的英国间谍。在希尔的建议下，我的第二站是去拜访效忠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军事指挥官萨拉赫·塔马利。塔马利经常造访英国，我和他的第一次会面就在德文郡街的奥丁餐厅，当时，巴勒斯坦籍的服务生纷纷屏住呼吸，以敬畏的眼神看着他。萨拉赫证实了我曾经请教过的人给我的忠告：如果你想深入到巴勒斯坦人之中，一定要先得到主席的祝福。

塔马利说，他会替我美言几句，但我必须通过正式的渠道进行安排。于是，我便随身携带塔马利和希尔的介绍信，两度与位于梅费尔区绿街的阿拉伯联盟办公室联络，约好时间去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我也曾两度在人行道上忍受身穿灰色西装男子的仔细搜查；两度站在像是玻璃棺材的空间里接受X光扫描，看有没有匿藏秘密武器；同时也两度被很有礼貌地打发走，因为代表先生有身不由己的理由。他很可能真是身不由己。因为——就在一个月前，他的前任在比利时遭遇枪击身亡。

无论如何，最后我还是飞向了贝鲁特，在海军准将酒店办理了登记入住手续，因为这里是巴勒斯坦人经营的，同时，也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家酒店对记者、间谍或诸如此类的人都很宽容。截至目前，我的取材工作都只限于以色列。我在以色列的特种部队待了好几天，坐在舒服的办公室里，和以色列情报机构的前任与现任领导人谈话。但是，贝鲁特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公共关系办事处位于被彻底摧毁的街道，外面围了一圈灌满水泥的波纹铁皮桶。全副武装的男人们将食指扣在扳机上，皱眉怒视着我走近。在半明半暗的接待室里，迎接你的是印着俄文的、泛黄的宣传杂志，龟裂的玻璃柜里展示着从巴勒斯坦难民营中回收的弹片，还有尚未爆炸的小型杀伤性炸弹。卷曲的照片上展示的是被屠杀的妇孺，统统用绘图钉钉在返潮的墙上。

代表拉帕迪先生的私人办公室也很难让人高兴起来。他坐在办公桌后面，左手握着手枪，身边还有一支卡拉什尼科夫步枪，以一种面色惨白、精疲力竭的姿态怒视着我。

“你给报纸写稿？”

部分是，另外，我也在写一本书。

“你是人类动物学家？”

我是小说家。

“你是想从我们身上得到好处吗？”

我想更加直观地了解你们的事业。

“你要等。”

继续等，一天又一天，一夜又一夜。清晨的阳光出现时，躺在酒店的房间里数着窗帘上的弹孔。下半夜的时候，蜷缩在海军准将酒店的地窖酒吧里，倾听那些已经忘了如何入睡的、疲惫的战地记者若有所思的絮叨。这个晚上，我正在酒店洞穴般毫不通风的餐厅里吃着十英寸长的春卷时，有个服务生兴奋地在我耳边轻声说道：

“我们主席要见你，现在。”

我首先想到的是酒店集团的董事会主席。他要把我赶出去了？我没有支付我的账单吗？还是在酒吧里冒犯了什么人呢？又或是他想要我帮忙签本书？然后慢慢地，我才恍然大悟。我跟着服务生走过大厅，踏入滂沱大雨之中。一辆沙色沃尔沃旅行车打开了后门，旁边徘徊着身穿牛仔裤、全副武装的战士们。没有人说话，包括我。我弯腰，坐进了沃尔沃的后座，战士们也跳上了车，两个战士分别坐在我的左右两边，还有一个坐在副驾驶座。

我们在瓢泼大雨中疾驰过这座被摧毁的城市，一辆吉普车紧跟在我们后面。我们不断变换着路线，不停地换车，飞奔进小巷之中，又在车流繁忙的双车道上猛然撞向中央隔离带。迎面而来的车辆纷纷闪避，以至于撞上了马路牙子。我们再次换车，我又被检查了四次或者六次。我站在贝鲁特某条被大雨冲刷的人行道上，周围全是帽子上滚动着雨滴的、全副武装的战士。我们的车不见了，一扇临街的门敞开着，有个人召唤我们进到一个弹孔累累的公寓大楼里，里面既没有窗户也没有亮光。他做了个手势，示意我们走上铺着瓷砖的楼梯，一群幽灵似的武装人员列队在旁。走上两段楼梯之后，来到一处铺有地毯的平台，我被领进一个充斥着消毒剂的刺鼻气味的电梯。电梯猝然一晃，迅疾上升，而后又在巨大的震动之后停了下来。最后，我们抵达了一间L形的客厅，靠墙站着的战士有男有女。令人意外的是，竟然没有人抽烟。这时我突然想起来，阿拉法特不喜欢烟味。有名战士开始对我进行搜身，这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了。我心中突然有种没由来的恐惧感。

“谢谢，我已经被搜过很多次了。”

他张开双手，仿佛是特意要让我看看他手里其实什么也没有，然后他笑了笑，又退了回去。

在L形房间较窄小的那个角落里，阿拉法特主席此刻正坐在桌子后面，等着我去发现他。他戴着白色头巾，身上的卡其色衬衫有着挺括的折痕，一把银色手枪，收在塑料制的棕色手枪套里。他没有抬头看他的客人，正忙着在文件上签名。直到我被领到他左侧的木雕宝座时，他都还忙得完全没有注意到我。最后，他终于抬起头，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很愉快的事儿似的，先是露出了笑容，然后转向我，同时猛地跳了起来，高兴得令人意外。我也猛地站了起来，像是两个串通好的演员一样，我们凝视着彼此的眼睛。我已经被事先提醒过，阿拉法特本人在和人交往时，总是呈现出那种活跃于舞台之上的感觉。于是，我就告诉自己，我此刻也正处于舞台上。我和他一样，是个表演者，我们面前有着活生生的观众，或许多达三十个呢。他身体往后倾斜，伸出双手，向我表示欢迎。我握住他的手，这双手柔软如孩童。他凸出的棕色眼睛里流露出热情又恳切的神色。

“大卫先生！”他喊道，“为什么会想来见我呢？”

“主席先生，”我以同样高昂的语气回应道，“我来这里，是为了让我的手有机会贴近巴勒斯坦人民的心啊。”

我们事先排练过这场戏吗？此刻，他已经引着我的右手贴在他卡其色衬衫的左襟上了。衬衫上有个钉着纽扣的口袋，熨烫得非常完美。

“大卫先生，就是这里！”他热切地呼喊道，“就是这里！”他重复了一遍，以便我们的观众能够听清楚。

屋子里的人全体起立。看来我们的演出大受欢迎。我们进行了阿拉伯式拥抱，左，右，左。他的胡须并不是硬邦邦扎人的那种，而是丝绸般柔软的毛发。闻起来像是强生婴儿爽身粉一般的味道。放开我之后，他开始对观众们讲话，一只手还是占有性地放在我的肩膀上。我可以在巴勒斯坦人之间自由行走，他当众宣布道——这个从不会睡在同一张床上两次，掌控着自己的安全，坚持表示自己只属于巴勒斯坦的人如是说。就是这样，我可以去见、去听我想见想听的一切。他唯一的要求，就是我必须写出真相，说出事实，因为只有真相才能令巴勒斯坦自由。他会把我委托给他的战士首领，也即我在伦敦见到的那位——萨拉赫·塔马利。萨拉赫会亲手给我从年轻战士当中挑选保镖。萨拉赫也会带我去黎巴嫩南部，给我讲解与犹太复国主义者们之间的伟大斗争，他会介绍我认识他的指挥官和部队。我所碰到的每一个巴勒斯坦人都会直率坦诚地与我交流。阿拉法特要求我跟他合影，我婉拒了。他问我为什么——当时他的表情看上去十分高兴，又多少带着些戏弄逗趣般的神色，因此，我鼓起勇气，诚实地回答道：

“因为我还指望着比您更早一些踏上耶路撒冷的土地啊，主席先生[3]。”

他放声大笑起来，于是，我们的观众们也都笑了。但事实上，这句实话实在有点太过头了，我刚说出口就已经后悔了。

* * *

见过阿拉法特之后，其他一切事情都感觉很正常了。所有的法塔赫[4]年轻战士都归属于萨拉赫麾下，其中有八位当了我的私人保镖。他们的平均年龄最多不过十七岁。睡觉的时候，他们会在我位于顶楼的床边围成一圈睡觉，或者甚至连觉也不睡，因为他们接受的指令是一直坚守在我的窗边，以便观察来自陆地、天空或者海洋上任何可能发生的攻击征兆。当他们觉得无聊的时候（这个工作很容易令人觉得无聊），他们就会举起手枪，射击藏在灌木丛中的流浪猫。不过大部分时候，他们都会用阿拉伯语互相低语，或是在我快要睡着的时候，突然找我练习英文对话。他们早在八岁的时候便已加入巴勒斯坦童子军，也就是所谓的“阿什巴”。在十四岁时，他们已经被认为是羽翼丰满的战士了。根据萨拉赫所说，他们用手持火箭筒瞄准以色列坦克的技术无人能及。还有我可怜的查莉，那位“实景剧场”里的明星演员，一定会爱上他们每一个人。我一边思索着，一边把她的各种想法匆匆记录在我破旧的笔记本上。

有萨拉赫的带领，以及如同密友一般陪伴着我的查莉，我拜访了以色列边界的巴勒斯坦前哨基地，在以色列侦察机的轰鸣声和一阵一阵的零星枪声中，倾听战士们的传奇故事——至于那究竟是真实还是想象，我也不甚明了——在夜间突袭时开着橡皮艇穿越加利利[5]。他们并非是要吹嘘自己的英勇行为。实际上，仅仅只是“抵达那里”就已经足够了，他们强调：为了实现梦想，即便只有几个小时，也是值得冒着死亡或者被抓的危险去做的；穿越途中，你需要短暂停下在黑暗中行进的小船，吸一口来自故乡的、花朵和橄榄树还有农田的芬芳，聆听家中山坡上羊群的咩咩叫声——这就是真正的胜利。

有萨拉赫的陪同，我得以去探访位于西顿[6]的儿童医院。有个双腿均被炸断的七岁男孩朝我们竖起了大拇指。查莉之前从来没有如此身临其境过。在我们造访过的那些难民营里（我记得最清楚的要数拉希迪亚和奈拜提耶这两处营区），民众确实拥有着属于自己的权利。拉希迪亚以足球队闻名，遍布沙尘的球场常常会遭受轰炸，因此，比赛全都准备得很仓促，随时可能开始，也随时可能结束。这里好几名最出色的球员最终都成了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殉道者，遗照就直接摆放在他们生前所赢得的银制奖杯之间。在奈拜提耶，有个穿白袍的阿拉伯老人注意到了我脚上穿着的棕色英国皮鞋，以及我走路时或多或少带有的殖民地色彩。

“你是英国人吗，先生？”

“我是英国人。”

“你看一看。”

他口袋里有份文件。那是一份证明书，用英文印刷，有英国委任官员的签名和盖章，证明文件持有人是伯大尼村外某块小农场和橄榄林的合法所有人。日期是一九三八年。

“我就是这个持有人，先生，现在你看看我们，我们这里变成了什么样子。”

我心里涌起了起不到任何作用的羞耻感——全都来源于查莉的愤慨之心。

在一天的奔波劳碌之后，晚餐是在萨拉赫位于西顿的家中进行的，那里有种被施了魔法一般的、宁静祥和的幻觉。这座房子或许弹痕累累；或许有枚从海上发射过来的以色列火箭弹曾经射穿过某一面墙，却没有爆炸。可是，此刻在花园里却有懒洋洋的小狗和鲜花，壁炉里燃烧着篝火，餐桌上摆着烤羊排。萨拉赫的妻子，迪娜，是约旦哈希姆王国的公主，曾经嫁给约旦国王侯赛因[7]。他在英国私立学校接受教育，在剑桥的格顿学院主修英语语言文学。

迪娜和萨拉赫以极具知识素养且富于幽默感的巧妙方式，带领我认识巴勒斯坦的解放事业。查莉坐在我的旁边，紧紧挨着我。上次在西顿展开激战的时候，萨拉赫骄傲地告诉我，迪娜这个素以美貌和坚韧品格闻名的纤弱女子，毅然开着他们那辆旧捷豹车进城，去面包店买了一大堆比萨，开赴前线，坚持要亲手发给战士们。

* * *

十一月的夜晚。阿拉法特主席和随行人员驾临西顿，庆祝巴勒斯坦革命十七周年。天色墨蓝，风雨欲来。当我们和其他上百号人满满当当地挤在观看游行的狭窄街道上时，我的保镖除了还有一个确实站在我身边之外，其他人全部消失了。剩下这位神秘莫测的迈哈茂德，并没有随身带枪，从不在萨拉赫家窗户那儿射杀小猫取乐，英语说得也最为流利，全身上下总是笼罩着某种神秘而又疏离的氛围。过去的三个晚上，迈哈茂德完全不见踪影，每天都是直到黎明拂晓时分才回到萨拉赫家里。现在，在这条挂满了横幅和气球，人群密集拥挤，人心激荡不已的街道上，只有他坚守在我身边：一个矮矮胖胖、戴着眼镜的十八岁男孩。

游行开始了。首先进场的是风笛手和旗手；紧随其后的是大声播放着口号的广播车。魁梧的军人们全都身穿制服，政要官员们则身穿黑色套装，聚集在临时搭建的讲台上。阿拉法特的白色头巾在他们之中格外引人注目。整条街道爆发出连绵的欢呼庆祝声，我们头顶上先是喷射出绿色的烟雾，接着又变换成了红色。尽管下着大雨，在真枪实弹的支援之下，“烟火”也照常燃放。我们的领袖一动不动地站在舞台上，手指伸出，比出胜利的姿势，在闪烁的灯光与焰火之中，仿若一尊他自己的雕像。现在出现的是佩戴着绿色新月徽章的医院护士方阵，接下来是因战争致残的、坐在轮椅上的孩童，再就是阿什巴的男女童子军，他们挥舞着手臂，步伐不太一致地前进着。现在驶来的是一辆拖着花车的吉普车，花车上站着身裹巴勒斯坦国旗的战士们，举起他们的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指向下着大雨的阴沉天空。紧靠我站着的迈哈茂德，拼命地朝他们挥手，令我感到惊讶的是，他们也整齐一致地转向他，向他挥手致意。花车上的那些男孩，恰恰就是我其他那些消失不见的保镖。

“迈哈茂德！”我把双手拢成喇叭状向他喊道，“你为什么没有跟你的朋友们一道，用枪指着天空啊？”

“我没有枪，先生。”

“为什么没有呢，迈哈茂德？”

“因为我做夜间工作！”

“可是你晚上都在做些什么呢，迈哈茂德？你是一名间谍吗？”——在喧闹声中，我尽可能地压低了自己的声音。

“大卫先生，我不是间谍。”

即便在目前的一片喧闹嘈杂声中，迈哈茂德仍旧犹豫着要不要把他这个最大的秘密告诉我。

“你一定看到过那些阿什巴制服前胸上印着的、爸爸[8]阿拉法特主席的照片，对吗？”

我见过，迈哈茂德。

“我一整夜——都在一个秘密的地方拿着熨斗，亲手把爸爸阿拉法特的照片一张张地熨烫到阿什巴的制服上。”

这么多人里，查莉一定最爱你，我想。

* * *

阿拉法特邀请我到一所巴勒斯坦殉道者遗孤学校共度新年夜。他会派一辆吉普车到我住的酒店来接我。酒店仍旧是那间海军准将酒店，“一辆吉普车”实际上指的是一整支护航车队当中的一辆。车队里的车一辆紧跟着一辆，在蜿蜒的山路上疾驰，穿越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检查站。天气，同样是滂沱大雨——这好像是我每次会见阿拉法特时都要被迫承受的困扰。

眼下这条道路是单车道，尚未铺设好路面，就已经在暴雨中分崩离析。前方吉普车卷起的松动石块不断朝我们的车子飞来。路旁几英寸之外就是山谷，隐隐显露出数千英尺之外地表上的一小簇灯火。领头的车子是一辆红色装甲路虎。据说里面坐的就是我们的主席。不过，当我们开进学校时，警卫才告诉我们，他们这样说其实是耍了我们。那辆红色路虎是个诱饵，阿拉法特本人早已安全地待在楼下的音乐厅里，准备迎接他的新年宾客们了。

从外部来看，这所学校不过是任何一幢大小适中的两层楼房该有的样子。一走进去，你才会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正身处顶楼，因为房子的其他部分是沿着山坡逐步往下盖的。注视着我们下楼的，除了那些常规的、戴着头巾的全副武装的男战士之外，还有胸间横跨弹带的年轻女子。音乐厅本身是非常宽敞的圆形剧场型，里面挤满了人，前方有个升高的木制舞台。阿拉法特站在舞台下方的第一排，当他拥抱他的客人们时，拥挤的大厅里就会轰隆隆地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天花板上垂下庆祝新年的彩带。墙上则装饰着各式革命标语。我被推搡着走向他，他再次给了我一个传统的拥抱，而其他头发灰白、身穿卡其粗斜纹布服装、背着枪带的男士则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在热烈的掌声中大声说出新年祝语。他们有些戴了名牌，有些，比如说阿拉法特的副手阿布·杰哈德，会在名牌上使用假名。还有些根本没有戴名牌。表演开始了。首先是由巴勒斯坦那些失去父母的女孩围成一圈唱歌跳舞。接下来轮到没有父母的男孩。再然后就是这些孩子聚在一起跳阿拉伯跺脚舞，他们随着众人打拍子的节奏，彼此传递着木制的卡拉什尼科夫步枪。站在我右边的阿拉法特伸出了双臂，站在他另一边的、看上去面色凝重的战士冲我点头示意，于是，我便抓住阿拉法特的左手肘，两人合力，把站在我们之间的阿拉法特用力推上了舞台，然后自己也跟在他的后面爬了上去。

在他所热爱的这些孤儿中间旋转跳舞——阿拉法特似乎在孩子们的气息当中迷失了自我。他抓起自己头巾的尾端，使劲甩了起来，就好像亚利克·基尼斯在电影《雾都孤儿》中扮演的费金那样。他此刻的神态，完全是一个男人的真情流露。他是在笑还是在哭？不管是哪种情况，他的情绪都如此清晰可辨，是哭是笑已不重要了。此时，他冲我做了个指示，要我搂住他的腰。另一个人则搂住了我的腰。终于，我们所有人——高级指挥官、营区平民、狂喜的孩童（毫无疑问还有来自世界各国的间谍，因为阿拉法特很可能是有史以来被监视得最多的人）——在我们领袖的带领下，串成了一条大鳄鱼。

鳄鱼下到水泥过道里，又走上一段台阶，穿过走廊，又下到另一段台阶上，我们跺脚的砰砰声取代了鼓掌的声音。在我们后面或者上方，如响雷般整齐的声音唱起了巴勒斯坦国歌。我们就这样跺脚踢踏，拖着脚步又回到了舞台上。阿拉法特走到众人面前，停了下来，在群众的欢呼声中，他跳水似的向前一跃，扑进了他那些战士的臂膀之中。

在我的幻想中，我那位欣喜若狂的查莉也为他欢呼喝彩，声音穿越屋顶，直冲云霄。

八个月后，一九八二年的八月三十日，以色列正式入侵后，阿拉法特和他那些高级指挥官被驱逐出了黎巴嫩。在贝鲁特的码头上，阿拉法特和他的战士们，愤然不服地对着天空鸣枪，接着便搭船来到了突尼斯的码头——布尔吉巴总统和他的内阁成员们正等候在那里迎接他们。城郊外的一家奢华酒店被匆忙改装成了阿拉法特的新总部。

几个星期之后，我到那里去看他。

一条长长的车道通向这座位于沙丘之中的优雅白色宅邸。两名年轻的战士要求我具体通报我来这里干什么。此处没有劲头十足的微笑，没有惯常见到的阿拉伯式礼仪。他们问我，我是美国人吗？我便给他们看我的英国护照。其中一个用粗鲁讥讽的语气问我，是不是碰巧听说了萨布拉和夏蒂拉大屠杀[9]。我告诉他，我前几天刚去过夏蒂拉，对那里的所见所闻深感悲痛。我告诉他，我是来见爸爸阿拉法特，表达我的哀悼之情的。我说，我们以前在贝鲁特见过几次，还在西顿见过，以及我在殉道者遗孤学校和他共度了新年云云。其中一个男孩抓起电话。我没听见他说出我的名字——尽管他手里抓着我的护照。然后，他放下了电话，厉声说道：“过来！”紧接着便从他的皮带里抽出手枪，抵着我的太阳穴，迫使我将双手放在脑后，拽着我走过长长的通道，来到一扇绿色的门前。他打开了门锁，交还了护照，把我推出门，来到室外。在我面前的是一块骑马场，环绕马场的一圈沙子已经被踏遍了。亚西尔·阿拉法特，戴着白色头巾，骑在一匹漂亮的阿拉伯骏马上。我看着他骑完一圈，又一圈，再一圈。然而——他要么根本没有看见我，要么就是根本不想见我。

* * *

与此同时，我曾经的黎巴嫩东道主、黎巴嫩南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指挥官萨拉赫·塔马利，由于他是迄今为止落入以色列人之手的最高阶的巴勒斯坦武装人员，正遭受着酷刑。他在以色列最臭名昭著的安萨监狱被单独囚禁，接受我们近年来比较乐于称呼为“强化审讯”的审问。他逐渐与来访的杰出以色列记者阿哈隆·巴尼亚建立了亲密的友谊。促成了巴尼亚那本《我的敌人》的出版。这本书除了申明双方在各个方面的共同主张之外，还印证了萨拉赫对巴以共存的赞同——而非接连不断、永无希望的军事冲突。

[1] twice-promised land，指巴以冲突中双方对同一块土地提出排他性的主权要求，这也是巴以冲突的根本原因。

[2] Dabke，中东黎凡地区的民族舞，也是黎巴嫩的国舞，这个词在阿拉伯语中是“跺脚”的意思，也是这种舞蹈的整体特征。

[3] 一旦勒卡雷与阿拉法特的合影登上巴勒斯坦报纸，勒卡雷就会被以色列拒绝入境。故有此说。

[4] 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简称。由亚西尔·阿拉法特建立，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中最大的派别。

[5] 巴勒斯坦北部地区。

[6] 黎巴嫩西南部城市。又名“赛达”。

[7] 迪娜实际上是侯赛因的远房表姐。两人在英国相识，婚后一年即离婚，留下一女阿利亚由侯赛因照管。

[8] Abu Amar，阿拉法特被巴勒斯坦称为“Abu Amur”，即为“开创者之父”，此处按中文意思译为“爸爸”。

[9] 又称贝鲁特大屠杀，于1982年9月16日至9月18日发生于贝鲁特的萨布拉街区和夏蒂拉难民营，凶手是黎巴嫩的基督教民兵组织。

第十四章 实景剧场：碧姬别墅

这个监狱是由聚集起来的一些毫不显眼的绿色临时营房组成的，地处内盖夫沙漠中的一块凹陷处，四周围着一圈带刺铁丝网。每个角落都有一座瞭望塔。对以色列情报机构的内部人士而言，这里被称为“碧姬[1]别墅”；对于外部的世界来说，这里则什么都不是。隶属以色列国家安全机构“辛贝特”的一位会说英语的年轻上校，一边开着吉普车驶过起伏绵延的沙地，一边向我解释道。“碧姬”，这是一名投身巴勒斯坦恐怖组织的德国激进分子。这群人计划击落一架在内罗毕肯雅塔机场降落的以色列航班，为了完成目标，他们在位于航线旁的一个屋顶上架设了火箭发射器，碧姬也在。

她长着一副北欧人的样貌，金色头发，所要做的只是站在机场内部的公用电话亭里，一只耳朵听着短波无线电信号，另一只耳朵贴着电话听筒，把控制塔的飞行指令传给屋顶上守着的男孩们。正在执行这项任务时，一个以色列特工小队接近了她，就这样，她对此次行动的贡献也就到此结束了。那架以色列航空的飞机已经收到警告，选择了提前着陆——飞机上除了过来逮捕她的人之外，没有一名乘客。她被铐在地上，随返程飞机回了特拉维夫。至于屋顶上那些男孩的命运，那就很难说了。他们应该已经被料理妥当了，我面前这位辛贝特上校向我保证道，却没有细说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觉得也不太适合开口询问。我明白，自己已被授予极为罕见的特权，这都要感谢什洛莫·盖兹特将军所拥有的强大影响力，他直到最近才从以色列军事情报机构卸任，同时也是我宝贵的朋友。

碧姬如今已经是以色列人掌控的阶下囚，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警告我，说这次行动的保密工作仍旧很有必要。肯尼亚当局和以色列之间的合作并不希望激起国内穆斯林人士的愤怒。以色列方面也不希望危及他们的消息来源，让这个有价值的盟友难堪。如此这般，我前往探视她的条件便是：在获得以色列方面允许之前，我绝对不能对外公开描述任何与她相关的事情。他们告诉我，迄今为止，他们还未对她的家人或者德国政府承认他们知晓她的下落。我必须要等一等。不过，这个要求倒并没有令我感到太过困扰。因为我此行打算去做的，不过是介绍我所虚构的查莉去认识碧姬，一旦查莉成功渗透进恐怖组织当中，碧姬将一直是她的同伴，查莉也会因此而受到专门的训练。如果我足够幸运，有了碧姬的帮助，查莉马上就能开始上她恐怖主义理论与实践课的第一阶段课程了。

“碧姬开口了吗？”我问这位年轻的上校。

“也许吧。”

“说了她的动机？”

“大概是。”

好吧，最好还是由我亲自去问问她——我想我办得到。我有种想法，觉得自己将会和碧姬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无论是否虚假抑或短暂。尽管乌尔丽克·迈因霍夫[2]的“红军旅”之花遍地开放时，我离开德国已有六年之久了，但我却非常容易地就理解了“红军旅”的起源，不仅如此，我甚至还对他们所持的部分观点表示认同：只是不认同他们所使用的手段。这一点——仅仅在这一点上，我和大部分德国中产阶级也并无不同。他们秘密地给巴德尔——迈因霍夫团伙[3]提供金钱和援助。我也厌恶许多纳粹高阶分子如今活跃在政界、司法界、警界、工业界、金融界以及教会；反感德国父母拒绝和子女讨论自身的纳粹经历；痛恨西德政府以最丑陋的方式表现出对美国冷战政策的阿谀奉承。如果碧姬要求我提供进一步的证明，我大可以直接告诉她——难道我没有拜访过巴勒斯坦的难民营和医院，没有见证过他们的痛苦，没有聆听过他们的哭喊吗？这一切加在一起，一定足够让我买张门票，哪怕十分短暂，也足以让我真正进入这名二十几岁的德国激进分子的心里去，不是吗？

监狱向来都令我感到不舒服。这是我那个曾遭监禁的父亲给我留下的、长久以来都挥之不去的印象。在我想象中，他所待过的监狱比他实际经历的还要多，里面关着的总是那个身材健壮、孔武有力、躁动不安的男人，有着爱因斯坦一样的额头，在他的囚笼里徘徊，申辩着自己的无辜。很多年前，我每一次被派去监狱里审讯某人时，都要先控制住自己的恐惧，害怕一旦铁门在我身后关上，就会受到那些将要被我审讯的囚犯的嘲笑。

碧姬别墅外没有院子，反正我记得是没有的。我们在大门口被拦下，受过仔细检查之后，才获准通过。年轻的上校带我走上门外的楼梯，用希伯来语大声地打了招呼。监狱长名为考夫曼少校，我不确定她是否真叫考夫曼，或者只是我凭印象给她取的名字。当我在奥地利当情报官的时候，有个名叫考夫曼的中士负责看守格拉茨的市立监狱，我们把所有的嫌犯都关在那里。可以确定的是，她穿着异常整洁干净的制服，左胸口袋上佩戴着白色的名牌，她是陆军少校，年纪在五十岁左右，身体健壮但并不显胖，有双明亮的棕色眼睛，以及呈现出痛苦却又十分友好的微笑。

* * *

考夫曼上校跟我用英语交谈。因为我之前讲的一直都是英语，而且我不会希伯来语，于是，用英语交谈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所以你是来见碧姬的，她说，我说是的，这是一项特权，我非常明白，也非常感谢，有没有什么话是我应该或者不应该对她说的？然后，我继续解释一些之前并未向上校具体说明的信息：我并不是一名记者，而是一个小说家，到这里来是为了收集更加深入一些的背景资料，在没有得到我东道主准许的情况下，我承诺不会写出或者说出今天会面的任何细节。她带着礼貌的微笑听我说完，然后说，就是这样，当然啦，你想要咖啡还是茶呢？我说咖啡。

“碧姬近来不太好相处，”她警告我道，语气很像是医生讨论自己病人的情况，“她第一次来到这儿的时候，还很能接受现状，可是现在，最近几个星期，她一直……”她轻叹一口气，接着说道，“不怎么能接受。”

我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可以接受自己被监禁，所以我什么都没说。

“她也许会和你谈谈，也许不会，我不知道。一开始她说不行，现在她又说可以了。她下不了决定，我这就去请她过来，好吗？”

她通过无线电，用希伯来语叫她过来。我们等着，又继续等了好一会儿。考夫曼少校对我笑了笑，我回以一个微笑。就在我开始怀疑碧姬是不是已经改变了主意的时候，突然听见好几个人的脚步声正朝这个房间越来越近，心中顿时涌起一股短暂又病态的期待，觉得自己会看到一个戴着手铐、头发凌乱、精神错乱的女人，在身不由己的情况下被押解到我的面前。此刻，门从另一侧开启，眼前出现了一个美丽高挑的女人，穿着监狱制服，那套制服被腰间一条扎得紧紧的皮带给勒起来了，两名瘦小的女狱警从两侧轻轻抓住她的胳膊，她长长的金色头发梳理得很整齐，随意地披散在身后。即便是监狱制服，穿在她身上也显得非常合适。狱警撤开，她向前一步，有些讽刺地行了个屈膝礼，然后，仿佛一个大家庭里具有良好教养的女儿一般，把手伸向我。

“有此荣幸见到的这位是？”她用优雅的德语问道，我把之前用英文对考夫曼少校说的话用德语重复了一遍：我是个小说家，来这里是为了给自己正在写的小说收集资料。她听了之后一言不发，只是盯着我看，直到坐在墙角椅子上的考夫曼少校，用她一口优秀的英语给我帮了忙：

“你可以坐下来，碧姬。”

于是碧姬就坐了下来，挺直身体，循规蹈矩地坐着，简直像是个品学兼优的德国女学生了。她显然决定让自己扮演这样的角色。我本来打算用几句陈词滥调作为交谈的开场白，却发现一句也讲不出来。所以我决定单刀直入，问上几个烦琐笨拙的问题，比如“回想起来，你后悔过自己曾经的行为吗，碧姬？”，以及“促使你走上激进主义道路的究竟是什么原因？”。对于这两个问题，她仍旧选择一言不发，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双手平放在桌子上，以一种混杂着困惑和轻蔑的眼神盯着我看。

考夫曼少校再次出手解救了我：

“或许你愿意告诉他，你是怎么加入组织的，碧姬。”她提议道，讲话时的语气就像是略带些外国口音的英国校长。

碧姬像是没听见一样。她上下打量着我，有条不紊地，甚至有些傲慢无礼。当她完成这套检视之后，她脸上显露出来的表情已经透露了我所要知道的一切：我不过是又一个愚昧无知的、专制的资产阶级走狗，一个恐怖行动的观光客而已，顶多只能算半个人类。因此，她又何必在我身上费心呢？尽管如此，她还是费了点心思。我会按照要求做一个简短陈述的，她说，就算不是为了你，也是为了我自己。从智识上来说，她承认道，客观地分析一下自己，她很有可能是共产主义者，但未必是苏联所定义的那种。她更乐意把自己想成不受任何单一教条所束缚的那种人。她的使命是唤醒那些尚未觉醒的资产阶级，她认为，在这些人当中，她的父母就是最好的例子。她父亲身上有着接受这种启蒙的迹象，她的母亲则完全没有。西德，本质上是一个由奥斯威辛集中营这一代人所代表的、由来自资产阶级国家的法西斯主义支持者们掌控的纳粹国家。无产阶级不过是在有样学样。

她把话题转回自己父母身上。她说，还是希望能够改变他们的信仰，尤其是她的父亲。她思索良久，考虑该如何打破他们脑海中那些纳粹主义残留下来的潜意识障碍。我想，她这是在用某种隐秘的方式表达自己对父母亲的想念吗？甚至是在说她爱他们？她日日夜夜为他们担忧发愁？仿佛是为了纠正自己这种资产阶级特有的多愁善感思想，她开始列出一连串引导她前进的先知们的名字：哈贝马斯[4]、马尔库塞[5]、佛朗兹·法农[6]，以及好几个我连听都没听说过的名字。自此，她开始论述武装资本主义的邪恶、西德的再军事化、美帝国主义对诸如伊朗国王这样的法西斯独裁者的支持等等，以及其他我或许会同意她看法的议题，我在想，说不定她也会对我的看法产生隐约的兴趣，但是并没有。

“好了，我想回自己的牢房了，麻烦你，考夫曼少校。”

又是一个讽刺的屈膝礼，和我握了握手之后，她就向狱警表示可以带她走了。

* * *

考夫曼少校始终待在房间一角，不曾离开，我也依旧坐在碧姬刚才坐过的那张空椅子对面。我们之间的沉默有些古怪，仿佛我们是从同一个噩梦中醒来。

“你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了吗？”考夫曼少校开口问道。

“是的，谢谢你，非常有意思。”

“碧姬今天有些迷惑，我觉得。”

针对她这句话，我回答道，是啊，还好吧，老实说，我自己也有些迷惑。哪里知道，就在这时——就在我全神贯注于自己的思绪时，我才发现，我们互相说的竟然是德语，而且，考夫曼少校所讲的德语并没有明显的口音，并不是意第绪语。她也注意到了我的惊讶，径自回答了我尚未来得及问出口的问题。

“我只跟她讲英语，”她解释道，“德语则从来不说。一个字都不说。她在听德语的时候，我实在没办法信任自己。”仿佛需要进一步解释似的，她又说，“你知道，我以前曾经在达豪待过。”

[1] 或许是在影射红军旅第二代领导人Brigitte Mohnhaupt。

[2] Ulrike Meinhof，1934—1976，是一名德国左翼恐怖分子、记者。1970年，她建立了左翼恐怖组织“红军旅”。1972年，她被逮捕，并以谋杀罪和与犯罪组织有关遭到起诉。定罪前，她在狱中上吊自杀。

[3] 即“红军旅”。

[4] Jürgen Habermas，生于1929年，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作家，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旗手。

[5] Herbert Marcuse，1898—1979，美籍犹太裔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他一生都在美国从事社会研究和教学工作。

[6] Frantz Fanon，1925—1961，法籍非裔精神病学家、哲学家、革命家和作家。他的作品在后殖民地研究领域很有影响力。

第十五章 实景剧场：罪责的问题

耶路撒冷一个炎热的夏夜里，我坐在美国电视主播迈克尔·埃尔金斯的家中。埃尔金斯先是为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工作，接着又在英国广播公司（BBC）工作了十七年。我来找他，是因为陪伴着我成长的正是他通常从某个荒凉偏远的战争前线传来的、语句完美且声音洪亮的纽约式怒吼（和其他千千万万同时代的人一样）；不过，另一层原因则是由于我正在寻找两位虚构的以色列情报官，我自作主张地把他们称作约瑟夫和克兹。约瑟夫是年轻的那个，克兹则是个老手。

我到底希望能从埃尔金斯身上找到什么，现在已经很难说清楚了，可能在当时也是如此。他那时已经七十多岁，在他身上真的有我想要去追寻的克兹的印记吗？我知道，埃尔金斯所做的，不只是他所分享的这样那样的广播讯息，尽管我也不知具体会有多少：例如，替美国战略情报局（OSS）工作；与此同时，在以色列建国之前，帮助犹太人的哈加纳[1]组织走私非法武器到巴勒斯坦。也正因如此，他被OSS开除，和妻子一道回到以色列的集体农场定居，在这之后不久两人便离异了。我还没有读过他的书，不过这里必须要提一下：他在一九七一年出版了《怒火锻造》。

我还知道埃尔金斯就和克兹一样，有着东欧血统，在纽约的下东区长大，他那身为移民的父母从事服装贸易行业。所以，是的，我或许能在他身上找到克兹的身影：不只是他的外表或者习惯，因为我给我这位克兹设定了一个非常理想的形象，才不会让埃尔金斯偷走呢。我所追寻的，是他在已然消逝的岁月里散落各处的、种种奇异的智慧珠玑。在维也纳，我也曾追随过虽有争议却久负盛名的纳粹猎手西蒙·维森塔尔[2]，尽管他告诉我的那些事情我早就知道了，但那段记忆却从未远离我。

不过，更重要的是，我之所以想要见他，仅仅因为他就是迈克尔·埃尔金斯，拥有我在广播里听到过的最坚韧也最令人陶醉的声音。他那些生动的、精心设计过的词句，用厚重且拖长语调的布朗克斯区[3]腔调慢慢地讲出来，会让你马上坐正、聆听，并且深信不疑。所以，当他打电话到我住的酒店，说他听说我在耶路撒冷时，我马上逮住了机会去见他。

* * *

耶路撒冷的这个夜晚异常闷热，我浑身都在冒汗，不过，我想迈克尔·埃尔金斯连一滴汗都没有流。他有一副瘦削但有力的身躯，外形和他的声音一样粗壮。眼睛很大，面颊凹陷，四肢修长。他坐在我的左侧，露出背光的暗色轮廓，一只手里拿着威士忌杯，另一只手紧抓住躺椅的扶手。一轮硕大的月亮挂在他头顶后方。和广播里一模一样的完美嗓音令人安心，嘴里讲的依旧是精心雕琢的措辞，虽然句子要比以往更为简短一些。有时，他也会突然停下来，兀自沉思，仿佛身在远方，接下来，他会再喝上一杯苏格兰威士忌。

他并非直接面对着我，而是面对着眼前的黑夜，对着看不见的麦克风在讲话。说话时依旧很讲究语法和节奏。我们一开始待在室内，不过，毕竟夜晚如此美丽，所以我们稍后便带着酒杯到了阳台上。我不太确定我们是何时或者如何开始讨论追捕纳粹的。也许是因为我提到了曾经拜访过维森塔尔的事。不过现在是迈克尔在说，他谈论的不是追捕，而是杀戮。

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时间去解释我们所做的事，他说。我们就只是杀了他们，然后一走了之。也有的时候，我们会把他们带到某个地方，接下来，我们会耐心解释一番。一块空地，一个仓库。有些人会流泪忏悔，有的人会咆哮恐吓，有的人则会向我们哀求，还有些则没办法给出任何反应。如果有人有车库，我们说不定会带他到他的车库去。用绞索套住他的脖子，固定在屋梁上。然后让他站在自己车子的车顶上，接着，我们再把车开出车库。事后我们再回去确认他已经死亡。

我听到了“我们”？到底是哪一种“我们”呢？你是在告诉我，迈克尔，你，作为个人，曾经也是复仇者中的一员吗？或者这个“我们”只是一种普遍称呼，就像“我们犹太人”一样，而你只是觉得你把自己也算了进去？

他继续以我完全无法理解的“我们”来描述其他的杀戮方式，直到他的思绪开始徘徊于杀害纳粹战犯是否具有道德上的正当理由。因为他们已经隐姓埋名，在其他地方定居——比如说南美洲——而不愿在此生面对司法审判。接着，他又转而泛泛地谈论起罪责来：并非被杀的那些人，而是杀害他们的那些人的罪责。

* * *

这时再去找迈克尔的书，可能已经有点太迟了。这本书的出版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尤其是在犹太人群体内部。该书的内容与基调都跟书名所暗示的一样。迈克尔是在经人劝说之下才着手写这本书的，他告诉我，是被一位来自加利利以色列集体农场的玛拉基·沃尔多所劝说的。他在书中描述了自己犹太精神的觉醒——童年时期由美国反犹主义所引发，接下来，由于大屠杀的恐怖暴行，以及他自己在被占领的德国为美国战略情报局工作的经历，这种觉醒变得明确且坚定。至于写作风格，是前一分钟还具有浓烈个人色彩，后一分钟便立即变得尖刻讽刺的那种。他用细致严谨的细节，描绘了纳粹对犹太人居住区和集中营里的犹太人们所采取的行动（那简直是令人难以想象的野蛮暴行），同时也以十分生动的笔触叙述了犹太反抗组织烈士们的英勇事迹。

不过，书中最引人注目的——同时也是最引发争议的——是他向我们披露了一个名为“DIN”的犹太组织的存在，这个词在希伯来语中是“审判”的意思。创始人便是那位最初劝说他写下这本书的、住在加利利集体农场的玛拉基·沃尔多。

他在书里告诉我们，仅在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六年期间，DIN就追捕杀害了不少于一千名纳粹战犯。他们的任务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其中包括这样一个计划（幸而这个计划并没有执行）：他们打算在供应给二十五万户德国家庭的用水里下毒，目标是杀害一百万名德国男女老少，为被纳粹杀害的六百万犹太人偿命。迈克尔告诉我，DIN得到了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的援助。组织的五十名创始成员来自各行各业：包括生意人、宗教人士、诗人。

而且，迈克尔并未多加解释地补充道，还有记者。

[1] 犹太复国主义的军事组织，1920年由在巴勒斯坦的早期犹太移民建立。

[2] Simon Wiesenthal，1908—2005，奥地利籍犹太裔工程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选择了追捕在逃纳粹战犯的艰辛事业，他将一千多名纳粹战犯送上了法庭，被称为“纳粹猎手”，获得奥地利总统亲自颁发的金十字勋章。

[3] 纽约五个区中最北面的一个，拥有最多公园用地，著名的美国职棒大联盟纽约洋基队的主场乃位于此。

第十六章 实景剧场：亲密关系

海军准将酒店的地窖酒吧在时局紧张的时期——在我记忆里，贝鲁特好像就没有什么时局不紧张的时期——是这个半球的每一个真实或者冒牌的战地记者、军火商、药店老板以及那些假冒或者真正的救援人员最喜爱的酒吧。它的爱好者们喜欢把这里同《卡萨布兰卡》的里克咖啡馆进行比较，不过我从来不觉得有什么好比较的。卡萨布兰卡并非城区战场，充其量不过是个欧洲人逃离纳粹魔爪的中转站罢了，而来到贝鲁特的人则都是为了赚钱，或是制造麻烦，甚至是寻求和平，反正都不是为了逃命。

海军准将酒店的外观也完全称不上好看。至少在一九八一年是如此，而如今它早已不复存在。酒店整体的外观非常单调，直上直下的外立面形式，没有任何建筑特点可言，除非你把入口大厅那张用硬化混凝土浇筑、厚达四英尺的接待桌也算进来。这张桌子在时局最为糟糕的时期还会拿来充作炮台。这里最受尊敬的居民，是一只上了年纪、名为“可可”的鹦鹉。它站在一根铁杆上，统治着整个地窖酒吧。随着城市战争的武器技术变得越来越精细复杂——从半自动武器到火箭推进器，从轻型到中型，或者随便哪个正确的词语吧——可可也会不断更新自己模仿战斗声音口技表演的节目内容，发展到后来，初来乍到的客人们统统会被导弹来袭的“咻咻”声和尖声叫喊的“快躺倒！愚蠢的家伙，快把你的屁股挪开！”给吓得跳起来。而对那些在地狱里战斗了一天，终于重回天堂，极端厌恶战争的老油条而言，眼睁睁看着某个可怜的新手消失在桌子底下，他们自己则漫不经心地喝着赤褐色的威士忌——再没有比这更让人开心的事情了。

可可也学会了《马赛曲》的前面几小节，以及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开场的几个和弦。它的离去也笼罩着某种神秘主义气息。有说它被偷运到某个安全港，至今还在放声高歌的；有说它被叙利亚士兵给打死了的；还有人说，它最终被饲料里的酒精给害死了。

那一年我去过贝鲁特和黎巴嫩南部好几次，一部分是为了我的小说，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那部经由这部小说改编，却时运不济的电影。在我记忆当中，那是一整个、一连串毫不间断的离奇经历。对于胆小的人来说，贝鲁特充斥着夜以继日、连绵不绝的恐惧，无论是以枪炮声为佐料在滨海餐厅吃饭，还是被巴勒斯坦少年用卡拉什尼科夫步枪顶着头，听他描述自己的梦想是去古巴哈瓦那的大学学习国际关系学，最后开口问你，能不能帮帮他。

* * *

作为海军准将酒店的新手，我第一眼就被老莫给吸引了。他一个下午所见到的将死之人，比我一生见到的还要多。他从这个全世界最黑暗的核心地带写出独家报道。你只能瞥见在一天即将结束之时从前线归来的他，肩上挂着一只破破烂烂的卡其布拎袋，迈着轻盈的步伐，穿过拥挤的大厅走向新闻办公室。你会察觉到他的孤独冷漠。据他们说，老莫有着整个城市里最为厚实的膝盖。他什么都见过，什么都做过，不废话，每到紧要关头，没有任何人能比老莫做得更好。这就是老莫，去问一下，每个人都知道他。他有时候会显得比较沮丧，有些古怪，或许吧。有时还会带上一瓶酒，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一两天，这又有什么不行呢？就大家所知，他最近的生活里有个同伴，一只猫，根据海军准将酒店里的传说，这只猫因为太绝望，从酒店顶楼的窗户跳了下去。

所以，在我第一次造访贝鲁特的第二或者第三天，当老莫随口提议，问我要不要加入一趟小小的公路之旅时，我选择立即抓紧良机。在此之前，我已经从其他记者那里咨询了很多有用信息，不过老莫对我始终保持着他特有的冷漠疏离。此时此刻，我受宠若惊。

“开车去一趟沙漠，和我认识的几个疯子打个招呼，怎么样？”

我说，这再好不过了。

“想找点有看头的，对吗？”

我确实想找点有看头的。

“司机是德鲁兹人[1]。德鲁兹的混蛋，除了自己人以外，根本不理其他混蛋，不是吗？”

确实是这样，谢谢你，老莫。

“其他的混蛋——什叶派，逊尼派，基督教——他们就想着找麻烦。德鲁兹混蛋们可不找麻烦。”

听起来好极了。

这是一趟检查站之旅。我痛恨机场、电梯、火葬场、国界和边防部队。但检查站有其特有的运作方式。他们检查的不是你的护照，而是你的双手，然后是你的脸，再来就是你所拥有的或者缺乏的魅力。就算某个检查站认定你没有问题，他们最不乐意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下一个检查站，因为没有哪个检查站希望被人低估他们找出嫌犯的能力。我们停在一个摆在两只油桶之间的、红白相间的平衡杠前面，手持卡拉什尼科夫步枪指着我们的男孩穿着一双黄色威灵顿长筒雨靴，磨损的牛仔裤被剪短至膝盖位置，胸前口袋上缝了一个曼联球队支持者的徽章。

“老莫你个混蛋！”这个幽魂一般的家伙兴高采烈地大喊，以此来表示欢迎，“哈罗，太好了，先生！你今天好吗？”——操着一口认真练习过的英语。

“还不错，谢谢你，混蛋安瓦尔，还不错。”老莫轻松地拉长语调回应道，“阿卜杜拉这个家伙今天见客吗？很荣幸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好朋友，混蛋大卫。”

“混蛋大卫，我们非常欢迎你，先生。”

我们等待的时候，听着他欣喜若狂地对着俄制的对讲机大喊大叫。然后，红白相间的杆子摇摇晃晃地升了起来。至于和混蛋阿卜杜拉的会面，如今我只有些模糊的印象了。他的总部就只是由一堆砖块和石块搭成的，上面有着枪弹凹陷，涂抹了各种标语。他坐在一张巨大的桃花心木桌子后面，其他的混蛋懒散地围在他的旁边，手指扣在半自动步枪上。他的头顶上方，是一张装裱过的照片，放在一个相框里：一架瑞士航空的道格拉斯DC——8飞机在飞机跑道上被炸得四分五裂。我至今仍记得，那个小机场叫作道森机场，也知道那架DC——8是巴勒斯坦战士们在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的协助下劫持的。那段时间里，我经常搭乘瑞士航空。我还记得，当时我很好奇是谁这么费事把照片送去装裱，还特地挑选了相框。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感谢我主，感谢他决定让这场交谈通过翻译来进行。现场这位翻译对英文的理解时好时坏，并且我还祈祷，希望这个时好时坏的翻译能撑得够久，好让我们这位不想惹麻烦的德鲁兹司机最后能够顺利载我们回到海军准将酒店，回到那个甜蜜正常的世界里去。我还记得，混蛋阿卜杜拉将手贴在了胸口上，留着大胡子的脸对我们露出了微笑，热忱地感谢混蛋老莫和混蛋大卫的拜访。

“老莫喜欢把人带到危险边缘。”一个好心人曾经这样警告我，可惜说这句话时，早就为时已晚了。但是，这句话里的潜台词却非常明确：在老莫的世界里，战争观光客是罪有应得。

* * *

那通来自外间的电话是同一个晚上发生的事吗？就算不是也应该是，这才对头。肯定是发生在初到贝鲁特期间，因为只有那些第一次住进去的房客，才会愚蠢地接受免费升级到新婚套房的待遇，住进海军准将酒店空荡得不可思议的顶楼。一九八一年的贝鲁特，夜间交响乐队的盛况还比不上后面几年，但也正在逐步升级当中。标准的节目表演大概在晚间十点左右开始，凌晨左右达到高潮。升级到顶楼的贵宾可以完整享受到整个盛大表演：亮得让人以为是破晓曙光的闪光，枪炮来来回回发出的咔嗒咔嗒声——到底是谁在打谁呢，完全搞不清楚——以及在意味深长的沉寂之后，又传来一连串小型武器开火时的嘎嘎声。所有这一切，对于从未接受过专门训练的耳朵而言，就好像发生在隔壁房间一样。

房间里的电话在响，我曾经想过要躲到床底下去，不过最终还是笔直地坐在电话机旁，拿起听筒，贴在耳边。

“约翰？”

约翰？我吗？好吧，有些人，主要是那些不认识我的记者，确实会叫我约翰。所以我说，是我，请问您是？——结果电话里爆发出一阵辱骂声。打电话的是个女人，美国人，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正大发雷霆。

“你他妈什么意思？是谁？不要假装你好像认不出我的声音一样！你是个虚伪的英国混蛋，知道吗？你这个软弱愚蠢的大骗子——你他妈的别插嘴，行不行？”——她怒气冲冲地喊停我的反驳，“别给我讲这些令人厌倦的英国屁话，搞得我们好像在该死的白金汉宫喝茶一样！我曾经指望过你，知道吗？这叫信任。你他妈给我听着。我要他妈的美容院。我在漂亮的小包里装了好些东西，站在人行道上，活像个妓女，站了他妈的足足两个小时。我担心得不得了，还以为你死在哪个壕沟里了，然后，你在哪？在该死的床上！”——她的声音一沉，好像被这突如其来的想法给吓到了——“你是在和哪个女人上床吗？因为，如果——闭嘴！——别让我听见你那该死的声音，你这个英国混蛋！”

慢慢地，也只能是慢慢地，我好歹让她醒悟了过来。我向她解释，我并不是那个约翰；事实上我根本不叫约翰，而是大卫——停顿，让枪炮声走一会儿——然后，那位约翰，真正的约翰，无论是什么人，他一定已经退了房——再次的轰隆轰隆声——因为酒店方面，是在今天早些时候才让我住进这间高级套房的。我很抱歉，我说，我真的非常抱歉，让她受到这种羞辱，对着一个错误的人大喊大叫。而且，我真的很感谢她带来的苦恼——因为我现在很庆幸，能和某个人类伙伴说说话，而不是独自躺在酒店免费升级的套房里等死。而且这种做法实在是太过分了，我很讲义气地说——因为现在，她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我真的很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朋友。也许，真正的约翰没有出现，是有很充分的理由的，我说，毕竟，在这个城市里，任何时间都可能发生任何事情，对吧？——轰隆轰隆的声音再次响起。

她接着说，这个地狱的确就是这样的。大卫，另外，她问我，为什么会有两个名字呢？我也告诉了她原因，问她是从哪里打电话过来的。她说她是在地窖酒吧打的电话，而她的约翰也是个英国作家，这不是太诡异了吗？她的名字是珍妮——或者也许是金妮，或者彭妮，在炮火的轰隆轰隆声中，我什么都听不清楚。她又问，我为何不下来，到楼下酒吧来，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喝一杯。

对于这个邀请，我支支吾吾地问，那个真正的约翰呢？

她说，去他的约翰，他不会有事的，他一向如此。

做什么都比躺在床上或者躲在床底下等着被砸死要好吧。而且，在恢复平静之后，她的声音听起来非常令人愉悦。而且，还因为我实在是太过孤单、恐惧。除此之外，我想出来的其他借口都不怎么样。无论如何，我穿上衣服走下楼，因为我痛恨电梯，也因为此时我的真实动机确实属于心里有鬼，如此这般，我才选择拖拖拉拉地走楼梯下楼。等我走到地下室的酒吧时，里面空空荡荡，只有两个喝得醉醺醺的法国军火商、酒保，以及那只我认为是雄性的老鹦鹉（谁知道呢？），正忙着练习炮弹音效口技表演。

* * *

回到英国，我更加确定《小鼓女》要拍成电影。我的妹妹夏洛特也一定要扮演以她为灵感的查莉。华纳公司买下了版权，签了以《虎豹小霸王》闻名的导演乔治·罗伊·希尔来担任该片导演。我推荐了夏洛特。希尔很有兴趣，和她见了面，也很喜欢她。他会跟公司谈的。这个角色后来给了黛安·基顿，这样也很好。不过，向来直言不讳的乔治后来告诉我说：

“大卫，我搞砸你的电影了。”

[1] 阿拉伯人的一支，主要分布在西叙利亚豪朗山区。没有自己独立的国家，主要生活在黎巴嫩和叙利亚、以色列北部等地区。

第十七章 死在自己盔甲里的苏联骑士

我只去过俄罗斯两次：第一次是在一九七八年，托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福，当时的苏联已经日渐衰退。除了CIA之外，每个人都清楚这事。第二次，是在六年之后的一九九三年，彼时，已经犯罪化的资本主义发狂似的紧紧控制住了这个失败的国家，企图把它变成“东部蛮荒之地”。我非常渴望能够去看一看这个崭新的、同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俄罗斯。就这样，我这两次俄罗斯旅行，横跨了自布尔什维克革命以来，俄罗斯历史上社会变动最为剧烈的两个时期。而且，尤为独一无二之处在于——如果你撇开其间的一次或两次政变，以及因为买凶杀人、帮派火拼、政治谋杀、敲诈勒索和折磨拷问等原因而丧命的上千人不提——以俄罗斯的标准来看，这场剧变称得上是“既无伤亡也不流血”的了。

在我首次出行之前的二十五年间，我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算不上友好。自从《柏林谍影》出版后，我就成了苏联文学界猛烈抨击的目标。某段时期里——如同我的批评家们所说的那样——我把间谍的地位拔高到了如英雄一般的程度，搞得就好像苏联自己并没有类似的文艺作品似的。接着又说，我虽然对冷战做出了正确的理解，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所以，我的罪名是逻辑错误。可是后来，我们又不讨论逻辑了，我们说起宣传了。由克格勃控制的《苏联文学报》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掌控的《文汇》这两大战壕，各尽职责地互相扔炸弹，心里明明清楚，在枯燥无味的文字逻辑战里唇枪舌剑，根本不可能有哪一方最终获胜。因此，不太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一九八七年时，我被他们以行政命令召唤到了位于肯辛顿宫花园的苏联大使馆，找文化专员办理签证时，他不太友善地评论道，他们要是能拿下我，还有谁治不了呢？

同样不意外的是，一个月后，当我作为苏联作家协会特别邀请的客人抵达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时（这个邀请显然是由英国大使馆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夫人赖莎，跳过克格勃头头，费力斡旋安排得来的），坐在玻璃笼子里那个挂着红色肩章、石面人一般的男孩会质疑我护照的真实性；我的行李会在神秘失踪四十八小时之后，未经任何解释地出现在我的酒店房间里，而且西装已经被揉成一团；我在氛围阴郁惨淡的明斯克酒店里的那个房间，每次只要我一离开一两个钟头，就会被故意卖弄似的翻得天翻地覆——衣柜被仔细搜查，文档杂乱地撒满整个桌子；只要我一外出，就会有两个体重严重超标的中年克格勃男探员——总是这两个人，我给他们取名为穆特斯基和杰夫斯基——一路尾随在我身后大约两码左右的位置，形影不离。

还是要感谢他俩的好心：我在与当局持不同政见的记者阿卡迪·瓦克斯伯格的家里度过了令人振奋鼓舞的一夜之后，瓦克斯伯格醉倒在了自己家的客厅地板上，而我则发现自己孤身一人，身处一条完全无法辨识的街道上，周遭除了漆黑的夜色，什么也没有，没有月亮，没有破晓的迹象，甚至没有从市中心照射出来的隐隐光线，让我知道该往哪儿走。我不会讲俄语，就算有行人经过，我也没法请求帮助。更何况根本就没有人。接下来，让我感到如释重负的是，我辨认出了我那两位忠诚监视者的轮廓，他们肩并着肩，萎靡地坐在公园长椅上，我猜，他们是在轮换着打盹。

“你们会说英语吗？”

不会。

“法语呢？”

不会。

“德语？”

不会。

“我——喝——醉——了！”——我露出傻瓜般的笑容，用右手慢慢绕着耳朵旋转——“明斯克酒店——可以吗？你们知道明斯克吗？我们一起走？”我伸出两边手肘，表示出友善和热情。

三个人并排前行，慢慢沿着绿树成排的林荫大道，从空寂无人的街道来到可怕的明斯克酒店。作为一个喜欢物质享受的人，我本来想住在莫斯科仅有的几家使用美元的酒店里的，不过我的东道主不让我这样做。我必须住在明斯克酒店顶楼的那间VIP套房里，在这里，老化的窃听麦克风永远都在它该在的地方，还有那个令人敬畏的女门房，也一直牢牢把守着走廊。

不过，监视者们也是人。长时间的监视有时也很无奈，让人难以忍受。我差点就要违背传统，想向穆特斯基和杰夫斯基说些友好的话，说我希望和他们拉近关系，而非远离。有天晚上，我和我弟弟鲁伯特共进晚餐，他在那段狂热的日子里，是《独立报》莫斯科分社的总编辑，吃饭的地点，是他们很早以前就开始合作的餐厅——是如假包换的、私人所有的餐厅。我们俩的年纪相差较大，不过，在微弱昏暗的光线之中，看起来还真有些像，特别是在你醉得有些飘飘然的时候，就更是如此了。鲁伯特也邀请了其他的驻莫斯科记者，请我们一起聊聊天，喝喝酒。我那两个心灵无法得到慰藉的监视者坐在角落的桌子旁。他们的困境让我深受触动，于是，我让服务生送一瓶伏特加给他们，还特地移开了目光。等我把头转回来时，那瓶酒已经不见了踪影，而且，在我们各自分道扬镳之后，他们跟着我弟弟回到了他家。

* * *

想要描述那个年代的俄罗斯却不提伏特加，就等于你在描述赛马时不讲述马匹一样。在同一个星期里，我拜访了我在莫斯科方面的出版人。那是早上十一点钟。他那间狭小的阁楼办公室里，杂乱摆放着积满灰尘的、狄更斯风格的档案，堆叠起来的大量神秘纸箱，还有用粗麻绳捆起来的泛黄打字稿。见我进来了，他便从自己桌子后面跳了起来，发出愉快的呼喊声，双臂环抱住我，给了我一个热情的拥抱。

“我们公开化[1]了！”他喊道，“我们改革了！审查制度结束了！我的朋友！从今以后，我就可以出版你至今为止所有的书了：旧书，新书，烂书，随便什么东西都可以！你写电话号码簿吗？我出版！除了党内审查室那些混蛋要我出的书之外，我什么都出！”

他喜不自胜，丝毫不顾戈尔巴乔夫前段时间才刚刚开始执行的酒精消费法[2]，从抽屉里抓出一瓶伏特加，扯掉盖子，我的心陡然一沉，他则漫不经心又欢乐无比地把盖子丢进了废纸篓里。

* * *

在我所踏入的这个镜子世界里，我这个理应被苏联政府当作贵客的人，却被人监视、跟踪，被当作头号嫌疑犯一般对待，不过，这一切于我而言，却完全符合逻辑。我的照片被刊登在《消息报》上，上方还加上了一条非常有趣的标题：我受到了来自东道主作家协会的盛情款待。作家协会这帮人的文学造诣，大多虚无缥缈，有些甚至完全是虚构的神话。

某位杰出大诗人的全部作品当中，包含三十年前出版的一大卷诗作，不过也有传闻说，这些其实是出自另一位被斯大林以暴动之名枪决了的诗人之手；还有个年纪很大、很大的老人，蓄着白色的胡子，红红的双眼里满溢着眼泪，他在古拉格[3]劳改营里待了半个世纪之久，直到“公开性”或者说开放政策的推动之后，才得以恢复自由。他用砖头一样厚的日记记录了自己饱受折磨的一生，这本日记后来也出版了。现在，这本书就放在我的书房里，俄语书写，所以我根本没办法阅读。有些文学方面的特技演员，多年来游走在官方审查的钢丝之上，用寓言体写作方式将一大堆加了密的信息传递给那些有能力解读的人。我想，一旦有了足够宽广、自由的创作空间，他们又会写出什么样的作品来呢？他们会成为明日的托尔斯泰和莱蒙托夫吗？又或者，他们会因为在拐弯抹角的思考方式里浸淫太长时间，已经很难写出直截了当的文字来了？

位于佩里德尔基诺[4]树木繁茂郊区的作家基地，举办了一场户外聚会。感谢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经济改革开放政策，那些曾被认为是过于积极地顺从政党路线的人，此刻站在那些已经为自己赢得了不守规矩创作者称号的人身边，多少显得有点鬼鬼祟祟。在后者之中，有位喝醉了的剧作家，用胳膊一直搂住我的脖子不放，在我耳边像商量某种阴谋一样喃喃自语，他告诉我说，他叫扬。

扬开始和我讨论起普希金、契诃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来。真实情况是，扬在讨论他们，而我在听。我们都很欣赏杰克·伦敦，或者应该说扬很欣赏吧。现在他又跟我说，如果我真想知道共产党统治下的俄罗斯到底是什么情况，就应该试试把一个二手冰箱从列宁格勒的家送到新西伯利亚的祖母家，看是不是行得通，我们都认为这是个测试一下这个从苏联独立出来的国家的好办法，于是放声大笑起来。

第二天早上，扬打电话到明斯克饭店找我。

“别叫我的名字。你认得我的声音，是吗？”

是的。

“昨天晚上我说了一个关于我祖母的烂笑话，对吧？”

对的。

“你还记得吗？”

记得。

“我没给你讲过这个烂笑话，对吧？”

我再次表示肯定。

“对我发誓。”

我向他发誓。

我所认识的一位艺术家，在任何强加给他的束缚之下，都毋庸置疑地能够幸存下来，甚至还能回头细细品味。他的名字是伊利亚·卡巴科夫，过去的几十年间，苏联官方对他的态度飘忽不定，到了后来，他不得不在自己的画作上用另外一个名字来署名。想去卡巴科夫的工作室，你必须先取得信任，必须认识某个人，最后还得有个拿着手电筒的男孩带路，领着你走过快要散架、由摆放在相邻阁楼横梁之间的松木板所搭成的小径上。

当你终于抵达之后，就会见到卡巴科夫，一个生气勃勃的隐士，一位卓越非凡的画家，身旁跟随着一群微笑的女人和崇拜者。画布之上，是他自我囚禁的美好世界：被嘲讽，被宽恕，这个具有美丽与普世性的世界，都是经由这位永不屈服的创作者深情的双眼所创造出来的。

在素有俄罗斯梵蒂冈之称的扎戈尔斯克[5]，我看见身穿黑衣的俄罗斯老妇人俯卧在圣塞尔吉乌斯大教堂的石板地上，亲吻圣人墓前遗物外面那层雾蒙蒙的玻璃罩。在摆放着光滑的斯堪的纳维亚式家具的时髦办公室里，身穿精美长袍的修道院长向我讲解，上帝是如何通过国家机关来展现奇迹的。

“我们所指的就只是共产主义国家吗？”当他精心准备的讲解快要收尾时，我问道，“或者，换句话说，他会在所有的国家无差别地展现奇迹吗？”

我所得到的答案是——我得到了这位被询问者脸上露出的大大的、代表宽恕的微笑。

为了拜访作家钦吉兹·艾特玛托夫[6]（很惭愧，我以前竟然完全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我的英国口译员陪我搭乘俄罗斯国际航空的飞机抵达吉尔吉斯斯坦军事重镇伏龙芝，现在叫作比什凯克[7]。我们没有住进伏龙芝版的明斯克酒店，而是住在中央委员会的五星级豪华疗养院里。

金属电线环绕四周，还有克格勃的警卫带着狗四处巡逻。我们被告知，他们是来保护我们免受山林里的风吹草动惊扰的。我们是疗养院里仅有的客人。地下室里配备了一流的游泳池和桑拿房、寄物柜和毛巾，还有绣了毛茸茸动物的长袍。我选了麋鹿。泳池里的水被加热到了那些富有的股票经纪人喜欢的温度。为了回报我们给的区区几美金小费，经理给我们提供了各种不同口味的伏特加禁酒，还有来自城里的小姐。我们接受了第一项，婉拒了第二项。

回到莫斯科，红场不可思议地进行了封锁。我们到列宁陵墓的朝圣之旅被迫延迟至另一天。又过了十二个小时我们才得知这个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都已经知道的消息：有个名叫马蒂亚斯·鲁斯特的德国年轻飞行员，突破了苏联的地面与空中防卫，把他的小飞机降落到了克里姆林宫门口，这个事件还意外地给了戈尔巴乔夫一个可以开除国防部长和一群反对他改革的将军的借口。我还记得，这场技艺高超的飞行表演并没有引起任何形式的喧闹庆贺，消息传开时，佩里德尔基诺的文学圈内也毫无喝彩欢笑之声：出现的反而尽是身体僵硬、缄默不语的状况，仿佛以往极为熟悉的恐惧即将再次汇聚，作家们担心会由此而导致一些不可预见的暴力性后果。这件事将会导致政变、军事叛变？还是为了清洗（甚至时至今日也还有人会这样去想）我们这群不受待见的知识分子？

在当时还叫列宁格勒的这个城市里，我见到了这个时代最为杰出的俄罗斯异议分子，也是当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荣获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还有他的夫人叶莲娜·邦纳。拜戈尔巴乔夫开放政策所赐，他刚结束在高尔基市的六年内部流放生活，得以获释，以协助戈尔巴乔夫推动改革。

身为物理学家的萨哈罗夫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进去，为克里姆林宫制造了历史上第一枚氢弹；另一方面，身为异议分子的萨哈罗夫在某天早晨突然醒悟，自己竟然将氢弹交给了一群黑帮分子，不仅如此，他还十分无知无畏地大声告诉了他们这是什么。我们在全市唯一的一家合作餐厅里，坐在一张圆桌边谈话，叶莲娜·邦纳坐在萨哈罗夫身边，一小群年轻的克格勃组织成员绕着我们的桌子走来走去，不停用一九三〇年代的老式闪泡相机对我们进行拍摄。这种做法实在是很荒诞，因为，不管是在俄罗斯的餐厅或者街头，都没有人会专门扭过头来盯着安德烈·萨哈罗夫看，也没有人会偷偷走上来握住这位大人物的手。理由很简单，自从他被流放之后，他的肖像照也一并被禁止了。换句话说，我们的假冒摄影师们正在拍摄一张纯属虚构的脸。

萨哈罗夫问我有没有见过克劳斯·福克斯[8]。这位英国原子专家兼苏联间谍已经从英国出狱，现在居住在东德。

没有，我没见过。

那我是不是碰巧知道福克斯是怎么被捕的？

我认识审讯过他的那个人，我回答道，但是我并不清楚他是如何被捕的。一个间谍最糟糕的敌人就是另一个间谍吧，我猜想，顺便向围着我们打转的那四个假冒摄影师点了点头。说不定是你们的某个间谍，把克劳斯·福克斯的事情告诉了我们这边的某个间谍。他笑了笑。不像邦纳，他经常会露出微笑。我不知道微笑对他而言，是否一直都是个自然而然的举动，还是他专门教会自己用来消除被审讯者戒心的工具。可是，他为何会向我问起福克斯呢？我很好奇，但并没有问出口。或许是因为福克斯本人身在相对开放的西方社会，却选择了暗中背叛，而非站起来公开宣扬自己的信念吧。反观萨哈罗夫，置身于已经步入垂死挣扎的极权国家，忍受痛苦折磨和监禁，只是为了捍卫自己公开说话的权利。

* * *

萨哈罗夫向我描述道，在高尔基市住处门外的克格勃便衣警卫奉令不得跟囚犯有眼神接触，因此，他们每天都背对着囚犯，把《真理报》的复印件从肩膀上方递给身后的囚犯，说：拿去吧，别看我的眼睛。他说，自己把莎士比亚的作品从头到尾通读了一遍。这时，邦纳插嘴道，安德烈能默写出不少莎士比亚的作品，不过他不知道该怎么念出那些字，因为在流放的岁月里，他从来没有听过有人讲英文。他提起，在被流放整整六年之后，有天晚上，他们的住所外突然传来如雷般的敲门声，邦纳说“别开”，不过他还是开了。

“我告诉叶莲娜，他们能对我们做的，早就已经做过了。”萨哈罗夫解释道。

所以他打开门，看见两个男的，一个穿着克格勃官员制服，一个穿着工人的连身装。

“我们来装电话。”那个克格勃官员说。

萨哈罗夫不禁露出了调皮的微笑。他不是爱喝酒的人，他说——事实上他滴酒不沾——不过，在俄罗斯全然封闭的城市系统里获得了一部电话，简直就像在撒哈拉沙漠里被人请喝一杯加冰的伏特加一样难以置信。

“我们不想装电话，拿走。”邦纳对那个克格勃官员说道。

不过当时萨哈罗夫再次反驳了她：就让他们装吧，我们又能有什么损失呢？就这样，他们装好了电话，这让邦纳很不高兴。

“明天中午会有人打电话过来。”克格勃官员在离开之前这样说道，然后便用力关上了门。

萨哈罗夫说得非常小心谨慎，一如所有的科学家一样。真相就藏在细节之中。中午到了，又过了，一点钟，然后两点。他们都觉得肚子饿了，前一天睡得很不好，而且还没有吃早餐。他对着警卫的后脑勺说他要去商店买面包，就在要出门的时候，邦纳在身后叫住了他。

“找你的。”

他返回屋内，拿起话筒。经过一连串粗鲁程度不一的转接之后，他和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通上了电话。过去的都过去了，戈尔巴乔夫说。中央委员会已经仔细审查过你的案子，你可以自由返回莫斯科了。你原来的公寓正等着迎接你，你会马上获准重返科学院，一切都已经为你安排好了，你可以重新获得合法权利，在这个改革开放的新俄罗斯当个有责任感的好公民。

这个“有责任感的好公民”惹怒了萨哈罗夫。他告诉戈尔巴乔夫，他认为所谓的“有责任感的好公民”（我想象中的萨哈罗夫话里带着火气，尽管他一如既往地微笑着）是遵守自己国家法律的人。光是在这个封闭的城市里，他说，就有很多从没接近过法院的囚犯，有些人甚至连自己为什么会被关在这里都不知道。

“我为此写信给你，结果连半个回应都没收到。”

“我们收到你的信了，”戈尔巴乔夫用安抚的语气回答道，“中央委员会正在审议。回莫斯科来吧，过去的一切都结束了。来协助重建吧。”

这下萨哈罗夫是真的气炸了，因为他开始抽丝剥茧地对戈尔巴乔夫念出一连串曾经交给中央委员会审议的案子，都是他在信中——从过去到现在的所有信件里——所提及的，也同样迄今为止都毫无回音。但说到一半时，他告诉我，他看见了邦纳那时看他的眼神。于是他突然醒悟，再这样继续讲下去，戈尔巴乔夫就会告诉他：“好吧，如果你确实这样想，那你就待在你现在正待着的地方好了。”

所以，萨哈罗夫干脆挂断了电话，就这样。甚至连一句“再见，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都没有说。

“这时我突然意识到，”——他脸上的微笑绽放得更开了，就连邦纳也顽皮地眨了眨眼：

“这时我突然意识到，”他哑然失笑地重复道，“我六年来讲的第一通电话，竟然是挂断了苏联总书记。”

* * *

几天之后，我被安排去莫斯科国立大学给学生们做一场演讲。讲台上有我英勇无畏的英国导游和口译员约翰·罗伯兹；我的俄罗斯导游瓦洛亚，他究竟是苏联笔会还是作家协会安排的，我始终都没有搞清楚；还有一个有气无力的教授，他向观众介绍我是新改革政策下的产物，但在我看来，他的态度却不怎么合作。我感觉他是认为如果没有我，改革可能会好得多。这时，他开始请观众们向我提问，态度毫无热情可言。

最开始的几个问题是用俄语问的，但这位有气无力的教授对问题的选择性过滤实在太过明显了，所以，原本就躁动不安的学生们决定用英文直接大声喊出他们的问题。就这样，我们讨论了我喜欢与不喜欢的作家。我们讨论了作为冷战产物的间谍制度。然后，我们（厚颜无耻地）在“举报同僚是否道德”这一问题上争论了起来。这位有气无力的教授实在是听够了。他只准再问最后一个问题。这时有个女生举手了，好，就是你。

女学生问道：“先生，麻烦您，约翰·勒卡雷先生，能请您说说对马克思和列宁的看法吗？”

周围爆发出一阵大笑。

本人则回答道：“他们两位我都爱。”

我并不觉得这是我答得最好的台词，但观众们却对此报以长久的掌声和愉快的欢呼声。有气无力的教授说，今天到此结束，而我很快就被学生们包围了，他们簇拥着我走下楼梯，来到一间像公共休息室一样的房间里，开始热切地询问起我的一本小说来。我知道，这本小说过去二十五年来一直都是苏联的禁书。你们到底是从哪里读到这本书的？我问道。

“很明显，是在我们的私人读书俱乐部里。”一个女学生用时断时续的简·奥斯汀式英语骄傲地答道，同时指了指笨重的电脑屏幕，“你们的一个同胞，给了我们一本你被禁的书，我们小组把你那本书的内容全部用打字机给打了出来，然后私下进行了印刷拷贝。我们大家一起，在晚上读你的这本书，读过很多次了。我们像这样读了很多禁书。”

“要是被逮到呢？”我问。

他们大笑起来。

我去跟俄罗斯导游瓦洛亚告别，这是对我最有帮助的俄罗斯导游，他和妻子伊莲娜住在一间小公寓里。虽然离圣诞节还远，我还是扮演了圣诞老人的角色。他们夫妻俩都是极富天分的大学毕业生，生活却极为贫困。他们有一对聪明伶俐的小女儿，我给了瓦洛亚苏格兰威士忌、圆珠笔、真丝领带和我在伦敦希思罗机场免税店挑选的一些俄罗斯很难买到的珍贵物品；送给伊莲娜的则是英国香皂、牙膏、丝袜、头巾以及我妻子所提议的其他一些东西。至于两个小女孩，我给她们带了巧克力和格子裙。他们的感激使我羞愧难当。我不想当这样的人，而他们也不愿成为那样的人。

* * *

如今，重新拼凑起一九八七年时，回想那被各种会面安排得满满当当的短短两周，我再次深受震动——对俄罗斯的同情，对那些所谓平凡却一点都不平凡的人，对他们所付出的坚韧和忍耐，以及对如影子般跟随着他们的、被迫展现出来的屈辱：无论是排队购买生活必需品，照顾自己和子女们的身体健康，抑或是留意自己的舌头不要说出足以致命的错误话语。马蒂亚斯·鲁斯特完全不按剧本来的即兴降落演出风波平息之后，我和一位年长的女作家一起去红场闲逛，我给看守列宁陵墓的卫兵拍了一张照片，只见她当场变得脸色煞白，赶紧向我嘘声，要我收起相机。

在俄罗斯民众的集体心理里，最为恐惧的便是混乱；他们最想要的就是稳定；最害怕的则是未知的将来。谁不是如此？在一个被希特勒的刽子手们夺走了三千万条人命的国度里，谁会不像他们这样去想呢？在新统治下的生活真的会比他们现在的生活更好吗？没错，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们在自身安全有保障，或者胆子足够大的情况下，会热情洋溢地畅谈自由，那种很快就会（愿老天保佑）属于他们的自由。不过即便如此，在言语之间，他们还是会有所保留。在那个全新的社会体系里，他们又会拥有怎样的地位呢？如果他们过去拥有党内特权，那么未来取而代之的又是什么呢？如果他们曾经是政党认可的作家，那么，在自由市场里，又会由谁来认可他们呢？如果他们现在不为政党所喜，接下来的体系会重新接纳他们吗？

一九九三年，我回到俄罗斯，希望能找到答案。

[1] 指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提出的“公开性”改革政策。

[2] 1985年5月，戈尔巴乔夫颁布了《关于消除酗酒的措施》，成为俄罗斯历史上首个下令禁止饮用伏特加的领导人。

[3] 苏联政府的一个机构，负责管理全国的劳改营，其俄语意思为“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

[4] 莫斯科郊区村镇。

[5] 俄罗斯莫斯科卫星城之一。

[6] Chinghiz Aitmatov，1928—2008，苏联和吉尔吉斯斯坦作家，是吉尔吉斯斯坦文学领域最著名的作家。

[7] 现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首都，亦是该国的政治、经济、交通、科教以及文化中心。

[8] Klaus Fuchs，1911—1988，英籍德裔物理学家，德国共产党党员，后被苏联情报总局招募，参与研发原子弹的秘密计划。

第十八章 东部蛮荒：一九九三年的莫斯科

柏林墙倒塌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经历了如同过山车一般的人生起伏，前一分钟还被囚禁在克里米亚，接下来就在克里姆林宫重掌政权，最后又被他的长期政敌鲍里斯·叶利钦取而代之。苏联共产党行将就木，莫斯科总部已经关闭了。列宁格勒恢复了它的旧称圣彼得堡，斯大林格勒亦改为伏尔加格勒。有组织的犯罪如病毒一般扩散。正义已无处可寻。没有薪水可领的军人们从运气不佳的阿富汗战场归来，在全国各地游走，寻找受雇的机会。市民社会实际上并不存在，至于叶利钦，则不知道他是不愿意还是没有能力建立起这个社会来。以上这些就是我在一九九三年夏天启程前往莫斯科之前所了解到的情况。所以，究竟是出于何种理由，鬼使神差地促使我想要带着自己当时正就读大学的二十岁儿子一同前往，我也无从得知。不过，他还是很高兴能够跟我一起去，如此这般，我们就这样稀里糊涂且没什么波折地一路混过去了。

我很清楚我这趟旅程的目的——至少如今的我是这样认为的——我想去体验一下俄罗斯的新秩序。会不会只是新瓶装旧酒？克格勃真的被叶利钦解散了吗？还是像过去常见的情况一样，只是换了个新招牌？在我们旅行的起点汉堡，我郑重准备了跟一九八七年时一样的生活必需品：送人的肥皂、洗发水、牙膏、吉百利的巧克力饼干、苏格兰威士忌、德国玩具。然而，当我们昏昏沉沉地抵达谢列梅捷沃机场[1]时，立即感受到了浮华炫目的物质主义气息。在我还来不及准备好的眼里看来，最令人感到难以置信的可能是：只需支付五十元押金，你就可以在机场出口的书报摊上租用一部手机。

至于我们的酒店：忘了明斯克吧——这是一座金碧辉煌的、完全由大理石打造而成的宫殿，有着宽阔的、盘旋而上的台阶，大到足以照亮整个剧院空间的枝形吊灯，大厅里还有一群显然是单身的时髦姑娘懒懒散散地四处闲逛着。我们住的那个房间里散发着新近粉刷的油漆、空气清新剂和暖气片的气味。坐着轿车驶过街道时，只需瞥一眼道路两旁的商店便足以知晓一切：据说完全国营的购物中心GUM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雅诗兰黛专卖店。

* * *

这一次，我的俄罗斯出版人并没有过来拥抱我。他没有喜滋滋地从抽屉里抽出一瓶伏特加，把盖子丢进废纸篓里。这一次，他先是透过铁门上的猫眼来确定是我，然后再打开一连串的锁，把我拽了进去，跟着便赶紧重新关紧了大门。他压低嗓音向我道歉，说整个办公室里只有他一个人留下来欢迎我。因为保险公司来了，他说，所以他的员工们今天都不来。

保险公司？

穿西装，提着保险箱的家伙们。卖火险、盗窃险和水灾险，大部分都是火险。在经历了一系列纵火袭击之后，这一带变成了高风险区。因此保险费用也随之提高了，这是理所当然的。火灾随时都可能发生。最好马上签约，笔在这里，否则他们认识的某些人就会用燃烧弹直接烧了这里，到时候我们眼前这些摆得到处都是的旧文件和手稿该怎么办？

我问，那警察呢？

建议你付钱，然后闭嘴。他们在这一整套敲诈里也有份。

所以你要付钱吗？

也许吧。他说自己会看看情况。他不会一点抗争都不做，就完全放弃抵抗。以前，他确实认识一些有影响力的人，但是这些人现在已经不再有任何影响力了。

我问了一位前克格勃的朋友，要怎样才能见到黑手党老大。他给我回电话，星期四凌晨一点，在某个夜总会里，迪玛会接见你。你的儿子？也带过来吧，欢迎他一起来，要是他有女伴，也一起带过来吧，那是迪玛的夜总会，他是老板。客人都很友好，音乐也不错。非常安全。我们有个必不可少的保镖，他叫普斯亚，是阿布哈兹[2]的摔跤冠军，也是他们民族独立运动相关事务的顾问。他是个矮矮胖胖、身体健硕的家伙，就像米其林轮胎人。他博学强识，是个语言学家，非常有学问。矛盾之处在于，他很可能是我们所遇见的人当中最懂得和平相处之道的人，但又确实是个保镖。另外，他也算得上国内知名人士，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也算是一种保障。

夜总会入口的路边站了一排手持冲锋枪的健壮小伙子。普斯亚则温和地看着他们给我们搜身。圆形的舞池周围摆了一圈猩红色绒布长椅，成双成对的舞者在六十年代歌曲中翩翩起舞。迪玛先生马上就来，经理领我们坐进一处靠墙的软座时，对普斯亚说道。亲自开车载我们过来的普斯亚，已经让我们见识了他和平解决纠纷的能力。街道拥堵异常，有辆小轿车和一辆大车撞到了一起，两名驾驶员眼看着就要打起来了，而且双方都各自拥有一大群煽风点火的热情观众。就在这时，普斯亚打开车门，阔步走向激战中心，我以为他打算拉开两人，或者动手制止他们的争端。哪里知道，他竟然直接抓住小轿车的后保险杠，把车子从大车上拽了下来，然后，在群众喧闹的喝彩声中，把那辆车潇洒地挪到了路边。

我们喝着我们的无酒精饮料，经理提醒说，迪玛先生也许会晚一点到。嗯，迪玛先生有“生意”要处理——“生意”是新俄罗斯的流行语，泛指那些难以理解的交易。走廊上传来的骚动声提醒我们有位贵客驾到。音乐先是增强，表示欢迎，接着戛然而止，一切归于沉寂。领头进来的是两个体形健硕的年轻人，头发修剪得很短，穿着修身的深蓝色意大利制西装。是特种部队的人，普斯亚悄声告诉我。对莫斯科新贵们而言，特种部队退役士兵是优秀的保镖人选。他们的头像鸟类一样猛然扭动，分区域对房间进行安全检查。看见普斯亚，他们的目光凝住了。普斯亚便对他们回以一个温和的微笑。他们向后退开一步，站在入口的两侧。半晌的沉默之后，他进来了——仿佛应观众要求似的——纽约警局的科杰克[3]，又名迪玛，背后跟着一群漂亮的姑娘和更多的年轻男子。

如果你看过《神探科杰克》这部电视剧，就知道这个比喻简直贴切到不可思议，就连雷朋墨镜的颜色都完全一致：闪亮的光头，非常宽阔的肩膀，摇晃的走路方式，单排扣西装，双臂像人猿一样从两侧抬起。圆圆胖胖、刮得非常干净的脸上，凝固着半冷笑的表情。《神探科杰克》在新俄罗斯非常受欢迎。迪玛是刻意模仿了他的形象吗？他肯定不是第一个认为自己是自编自导电影里头号巨星的犯罪头头。

舞厅内座席的第一排显然是家族保留席位。迪玛自己坐在中央，他身边的人则默默走到两边坐下。在他右手边的是个浑身戴满珠宝首饰、长得非常漂亮的女孩；左手边是个面无表情的扑克脸男人：想来应该是军师、参谋类型的人物。夜总会经理用托盘端着无酒精饮料走过来，迪玛戒酒了，普斯亚解释道，他自己也是。

“迪玛先生现在要和你说话，请。”

普斯亚马上坐正，身体绷得笔直。我和我的俄罗斯翻译小心谨慎地穿过舞池，迪玛伸出了手，我握了握，是一双和我一样柔软的手。我跪在他前方的舞池地板上，我的翻译跪在我的旁边。这实在称不上是最好的交流姿势，但是这里的空间构造让我们别无选择。迪玛和他的手下隔着舞池扶手注视着我们。我已经被专门提醒过，迪玛只会说俄语，不会其他语言，而我完全不懂俄语。

“迪玛先生说，你想要什么？”我的翻译对着我的右耳大声吼道。音乐声实在太吵，我听不见迪玛说话，但我的翻译听得见，这才是重要的，毕竟他的嘴巴离我的右耳只有四英寸远。我们此刻跪着的姿势似乎瞬间让我们有了虚张声势的勇气，于是我说，我希望关掉音乐，也希望迪玛能行个好，把墨镜摘掉，因为，如果要对着一双黑漆漆的镜片讲话，实在很困难。迪玛下令把音乐关掉，然后不耐烦地摘掉了墨镜，露出自己的双眼：一对像猪一样的眼睛。他仍在等待着我回答我想要什么，仔细一想，我想问的也是同样的问题。

“我知道，你是个帮派分子，”我说，“我说得对吗？”

我不知道我的翻译是怎么翻译这句话的，但我怀疑他往里面注了水，因为迪玛的反应看起来相当轻松。

“迪玛先生说，在这个国家，每个人都是混混。所有东西都是腐败的，所有的商人都是帮派分子，所有的生意也都是犯罪勾当。”

“那么，我能否请教迪玛先生，他从事的究竟是哪一门生意呢？”

“迪玛先生从事的是进出口贸易。”言语之下，我的翻译以别再追根究底的语气来哀求我。

但是我没有别的路可走。

“请帮我问问他，他做的具体是哪一种进出口生意，只管问就好。”

“这不方便。”

“好吧，那问问他身家多少，我们可以说他有五百万美元的身家吗？”

我的翻译尽管很不情愿，不过想必还是问了与我的提问相类似的问题，因为迪玛的手下纷纷窃笑起来，而迪玛的回应则是轻蔑地耸耸肩。别在意，我想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好吧，那是一亿，两亿，不论多少，我们都得承认，在今天的俄罗斯，要赚大钱相当容易。如果一切顺利，我们可以假设，再过几年，迪玛会变成非常有钱的人，超级富豪。只要翻译给他就好，麻烦了，这句话很简单。”

我猜我的翻译应该是把这句话翻译给迪玛了，因为他那张光头脸的下半部分露出了得意的微笑。

“迪玛有孩子吗？”我问，此刻已经无所顾忌了。

他有。

“孙子孙女呢？”

“还没个影呢。”

迪玛重新戴回了他的雷朋墨镜，仿佛谈话到此结束的样子，不过对我来说并没有结束。我已经跌跌撞撞地在这条路上走得太远，停不下来了。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在美国，我相信迪玛先生也很清楚，旧时的强盗式资本家积累财富靠的正是我们称之为‘非正式’的方法。”

我很高兴地察觉到，雷朋墨镜后面那一闪而过、饶有兴趣的目光。

“不过，强盗式资本家的年纪越来越大之后，看着自己的儿女和孙子孙女，他们就会变得更为理想主义，觉得应该创造一个比他们巧取豪夺的这个世界更加光明、更加友善的世界。”

翻译在传达他想要传达的信息时，墨镜遮住的黑洞洞的眼睛一直注视着我。

“所以，我想请教迪玛先生的是，他能想象自己老了之后——比方说十年，十五年之后——等到那个时候，他会不会开始修建医院、学校或者艺术博物馆，成为慈善家？我是认真的，尽管问他。作为回报俄罗斯人民的一种方式——好吧——事实上是补偿他们被抢走的东西？”

在老式的喜剧电影里，通过翻译交谈是标准的笑话桥段。一个个问题提出来，被翻译。被问的人认真聆听，然后挥舞着双臂，在电影里足足讲了两分钟，翻译沉默了半晌之后，直接说“不是”或者“是”，要么就是“或许吧”。迪玛没有挥舞手臂，他用仔细斟酌过的俄语回答。他那群后援团则开始咯咯咯地发笑。门边那两个平头的哨兵也开始咯咯笑。但是迪玛仍旧在讲，最后他终于满意了，两手交握，等着我的翻译传达他给出的信息。

“大卫先生，很遗憾地告诉你，迪玛先生说去你妈的。”

* * *

我们这间莫斯科浮华酒店大厅的水晶吊灯下方，坐着一个纤细羞怯、年约三十岁的男子，他穿着黑色西装，戴眼镜，啜饮着他那瓶橘子汽水，向我解说盗贼兄弟会（或者应该说是东欧犯罪集团）的行为准则，而他，正是其中的一员。我听说他是迪玛的手下。说不定，他和想要卖火险给我出版商的那群人是一伙的。他十分谨慎地遣词用字的模样，令我想起了外交部发言人。

“苏联解体之后，帮派局势有什么变化吗？”

“要我说的话——影响力确实是扩大了。在后共产时代有更多的自由，更好的通信渠道，可以说，黑帮的影响力在很多国家都扩大了。”

“特别是哪些国家呢？”

他说，与其说是哪些国家，不如说哪些城市更为准确。华沙、马德里、柏林、罗马、伦敦、那不勒斯和纽约都是有利于黑帮活动的地方。

“在俄罗斯国内呢？”

“在我看来，俄罗斯国内的混乱状况，对很多黑帮活动都有利。”

“比如说呢？”

“什么？”

“比如说什么活动？”

“我会说在俄罗斯本地，毒品利润很高。还有很多新生意，不靠勒索就没法运作。我们也有赌场和很多的俱乐部。”

“妓院？”

“妓院对于黑帮来说不是必要的。最好的情况是——我们拥有这些女人，替她们安排旅店。有时候旅店也是我们自己的。”

“种族是特定的条件吗？”

“什么？”

“黑帮兄弟有特定的出生地区吗？”

“要我说，如今我们之中很多都不是土生土长的俄罗斯人。”

“比如说呢？”

“阿布哈兹人、亚美尼亚人、斯拉夫人，还有犹太人。”

“车臣的人呢？”

“至于车臣嘛，不得不说，情况是有点不同的。”

“帮派里有种族歧视现象吗？”

“如果你说的这个帮派是个好帮派，遵守规定，那每个兄弟就都是平等的。”

“你们有很多规定？”

“我们的规定不多，但很严格。”

“请给我讲几个例子吧。”

他似乎很乐意讲一讲。帮派兄弟不得为当局工作，国家就是当局，所以不能替国家工作，不能替国家打仗，或者用任何方式为国家服务。绝不能缴税给国家。

“帮派的人爱上帝吗？”

“爱。”

“帮派兄弟会涉足政治吗？”

“如果这位兄弟踏入政界的目的，是为了扩张帮派的影响力，而不是协助当局的话，那他是可以涉足政治的。”

“那么，如果他变成了政要人物呢？甚至很受欢迎，很成功？他心里还认为自己是兄弟会的人吗？”

“有可能。”

“兄弟会因为另一位兄弟违反帮派规定而杀了他吗？”

“如果是帮内下的命令就会动手。”

“你会杀了你最好的朋友吗？”

“如果有必要的话。”

“你亲自动手杀过很多人吗？”

“可能吧。”

“你想过当律师吗？”

“没有。”

“帮派成员可以结婚吗？”

“他必须是凌驾于女人之上的男人。他可以有很多个女人，但他不能屈服于她们，因为她们是不相干的。”

“所以最好别结婚？”

“是有这样一条规定，兄弟会的弟兄们不能结婚。”

“但还是有人结婚？”

“这是规定。”

“可以有小孩？”

“不可以。”

“但有人有吗？”

“我只能说有可能。但我们不希望这样，最好是去帮助其他盗贼，服从帮派委员会的命令。”

“那么弟兄们的父母亲呢？帮会可以接受他们吗？”

“父母也是不需要的。最好抛弃他们。”

“因为他们代表权威吗？”

“我们不准对外表露情感，这条仍然是帮规。”

“但是有些兄弟爱他们的母亲？”

“有可能。”

“你抛弃了自己的父母吗？”

“算是，也许做得还不够。”

“你曾经爱上过哪个女人吗？”

“这是不恰当的。”

“问这个问题不恰当，还是爱上一个女人不恰当？”

“这是不恰当的。”他又重复了一遍。

不过这时，他的脸红了起来，像个男学生一样笑了，我的翻译也跟着笑了起来，然后我们三个都笑了。身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谦卑读者之一的我心想，在当代俄罗斯罪犯们的灵魂里，何处可以找到道德、自尊与人性呢？我之所以会这样问，是因为我的脑海里有个角色想要知道答案。

事实上，是有好几个角色都想知道答案。这几个角色最终扩展成了两本没有答案的小说——《变调的游戏》和《辛格公司》，它们都是以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为背景的。这两本书带我来到俄罗斯、格鲁吉亚和高加索山西部，也都试图描绘俄罗斯犯罪腐败现象的宏大规模，以及与南方穆斯林之间持续不断的战争。十年之后，我通过相关背景的第三部小说《我们这种叛徒》，描绘了俄罗斯饱受争议、仅次于能源出口的第二大产业：清洗数以亿计从俄罗斯自己金库里偷出来的脏钱。

* * *

至于那位始终陪伴在我们身边，但又不过分贴近的普斯亚，我们的阿布哈兹全国摔跤冠军，只有那一次，我们确实需要他提供更多的服务来解决问题。

那一次是在圣彼得堡的夜总会里。和迪玛的夜总会一样，这里的老板是个各项业务蒸蒸日上的生意人，名叫卡尔，他有个律师叫伊利亚，在他身边几乎片刻不离。我们搭乘一辆防弹的迷你巴士，后面还跟着一辆防弹的路虎。一条用灯笼装饰的石头小径尽头处就是夜总会入口，在那里，我们撞见一排照惯例是必备的全副武装的男子，除了手持冲锋枪外，弹药袋上擦得锃亮的黄铜钩上还挂有手榴弹。夜总会里，自家雇用的女孩们相互结伴，随着震耳欲聋的音乐懒洋洋地跳舞，等待着顾客们上门。

但是，没有任何顾客，已经十一点半了。

“圣彼得堡醒得很晚。”卡尔露出会心的微笑，解释道。他带我们走到一张长餐桌旁，摆在一圈绒布椅中间的这张长餐桌是特地为了欢迎我们而准备的。卡尔长着一张扁嘴巴，学究式的样貌，很年轻，但是作风却很老派。体态笨重的伊利亚站在他身边，相比之下似乎显得有些太粗鲁了。伊利亚的金发妻子身穿黑色貂毛大衣（尽管此时正值盛夏）。我们被护送至一圈陡然向上的座位的最上面一排，我们下方的舞池可以兼做拳击场。伊利亚自豪地说，可惜今晚没有拳赛。普斯亚坐在我的左边，我的儿子尼克坐在右边。坐在主子身边的伊利亚对着手机小声咕哝，一通电话接着一通电话，脸上毫无感情流露的迹象。

还是没有顾客进来，周围满是空荡荡的椅子，摇滚乐声震耳欲聋，试图吸引人们注意，百无聊赖的女孩们尽职尽责地在舞池里来回旋转、跳舞，我们这一桌人的谈话变得越来越不轻松。是因为交通拥堵，卡尔越过伊利亚的庞大身躯，向我解释道。现在正是国家新兴、繁荣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车，圣彼得堡晚上的交通简直要命。

又一个小时过去了。

因为今天是星期四，卡尔解释说。星期四，圣彼得堡的社会名流们都会先去参加聚会，夜总会的顺位就往后挪了。我不相信他，而且，我认为普斯亚也不相信他，我们俩颇有些担忧地对望一眼。我脑海里掠过很多糟糕的状况，我想普斯亚也是。圣彼得堡的名流们是不是知道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卡尔是不是惹恼了生意上的对手，而我们此刻坐在这里，其实是在等待着被炸飞，或者被打成碎片？或者——他们黄铜钩上挂着的那些手榴弹显得有些模糊不清——我们已经被当成了人质，所以伊利亚才对着手机咕咕哝哝地进行谈判？

普斯亚举起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走向男厕，然后转进暗处。几分钟之后，他回来了，脸上的微笑比平常更加亲切。我们的东道主卡尔在不该省钱的地方省了钱，他在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中轻声向我解释道。腰带上挂着手榴弹的保镖都是车臣人。在圣彼得堡的社交圈子里，雇用车臣保镖实在是有点太过了。圣彼得堡任何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都不想被人看见走进一家由车臣人把守的夜总会。

* * *

而迪玛呢？一年之后，迪玛还是被莫斯科警方叫去问话了，这在当时是非比寻常的事情，要么是因为某个竞争对手的指示，要么就是因为——如果他没有支付该付的保护费的话——克里姆林宫。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时，他已经入狱，试着解释为什么会有两个身受重伤的生意人被铐在他家地窖的墙上。在我那本小说《我们这种叛徒》中，我最终创造出了属于我自己的迪玛，但只使用了他的名字。我的迪玛是个黑帮硬汉，完全不像他的原型，这个迪玛是真有可能掏钱去创办几所学校、医院和艺术博物馆的。

[1] 位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区西北，是俄罗斯境内的第二大国际机场。

[2] 格鲁吉亚的自治共和国，与俄罗斯南部接壤，首府苏呼米。

[3] Kojak，《神探科杰克》，美国罪案电视连续剧，以纽约市警察局警长泰奥·科杰克为主角，1973年到1978年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上播出，主人公科杰克的光头成为其形象标志，这位在纽约维护正义的光头侦探以强硬的手腕和风趣的性格获得了人们的喜爱。

第十九章 鲜血与财富

最近这些年来，媒体上任何与我有关的报道，无论好的、坏的或者其他各种评价，我都有着幼稚的反感，不愿意去看。不过，偶尔还是会有某些东西突破我的防线溜进来，比如一九九一年秋天的这个早晨，我一打开我的《泰晤士报》，迎面而来的就是我自己的脸，正怒视着我。从脸上那副惹人厌烦的表情来看，我马上就可以断定，这篇文章想必不怎么友善——照片编辑对此总是非常在行。我读了内容，说是华沙一家勉强维持的剧院为了庆祝苏联解体后所获得的自由，决定把《柏林谍影》搬上舞台。但是贪婪的勒卡雷（请看照片）狮子大开口，每一场演出要收一百五十英镑，“我们想，这就是自由的代价。”

我又看了一眼照片，确实看到了一个四处寻找猎物、对勉强维持的波兰剧院进行掠食的家伙。贪得无厌。光看那对眉毛就知道。我已经没兴趣吃我的早饭了。

保持冷静，打电话给你的经纪人。第一次电话没打通，第二次打通了。我的文学经纪人叫雷纳。我用小说家称之为颤音的语调，把那篇文章大声念给他听。他是不是，我很委婉地暗示——他有没有可能，就这一次，想象一下这都是怎么回事？他是不是——这次是不是过于热心地帮我争取权益了？

雷纳明确表示，事情恰恰相反。经历东欧剧变之后的波兰仍在复苏、休整之中，所以他对待他们一切都好说。为了证明，他详细列举了他和那家波兰剧院定好的协商条件。我们没有每场收一百五十英镑，他向我保证，而是只收了最低标准的、少得可怜的每场二十六英镑，难道你不记得了吗？好吧，是的，事实上，我确实不记得了。除此之外，我们也免费提供版权。简而言之，确实是一个非常好心的交易，大卫，是经过了慎重考虑，特别为需要帮助的波兰剧院考虑的。很好，我说，却依旧十分困扰，而且怒火中烧。

保持冷静，给《泰晤士报》的编辑写份传真。自从认识这位编辑以来，我就很欣赏他的生活和作品，不过在一九九一年的时候，我还不太了解他的优点。他的回复并没有让人宽心，反而很是高傲。我就直截了当地说吧，非常令人火大。他说，他没看见这篇文章带来了什么伤害。而且他认为，如我这般侥幸，获得如此身份地位的人，理应学会保持宠辱不惊的态度。这不是我准备好要接受的建议。可我又能找谁去说理呢？

怎么之前没想到：当然要去找拥有这份报纸的鲁伯特·默多克[1]啦，我的老朋友！

* * *

好吧，也算不上名副其实的好朋友。我在好几个社交场合见过默多克，尽管我很怀疑他是不是还记得我。第一次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波勒斯汀餐厅[2]，当时，我正和我的另一位文学经纪人朋友一起吃午餐，默多克走了进来。我的经纪人介绍我们认识，默多克加入了我们这桌，喝了一杯干马天尼。他和我一样大。当时，他与舰队街[3]报业联盟之间至死方休的激战正酣。我们就此稍微讨论了一下，然后，我故意以漫不经心的方式问他——可能是喝过马天尼后的醉话——他为何要打破传统。在旧时代，我轻描淡写地说道，贫困的英国人出发去澳大利亚寻求财富；而如今，一个并不贫困的澳大利亚人，反过来到英国来寻求属于他的财富。这其中是出了什么差错吗？哪怕在最好的聊天氛围下，这都是个愚蠢的问题，不过默多克依旧欣然作答。

“我来告诉你为什么，”他反驳道，“因为你们从这里开始——往上都是木头！”

说罢，他伸手在自己喉咙上比画了个一刀切的手势，表示“木头”是从那儿开始的。

我们的第二次会面，是在一处私人住宅里。他在餐桌上直言不讳地聊起他对苏联政府垮台的悲观看法。在那次晚宴结束的时候，他慷慨地递给我他的名片：电话、传真号码、家庭住址。说随时都可以找他，电话就放在他的桌子上。

就是这样，保持冷静，赶紧写份传真给默多克。我有三个条件，我这样写道：第一，在《泰晤士报》上刊登一则醒目的致歉；第二，给那家勉强维持的波兰剧院一份慷慨的捐赠；第三——还是干马天尼下的醉话吗？——共进午餐。第二天早晨，他的回复就躺在我传真机下方的地板上：

“接受你的条件。鲁伯特。”

* * *

当时的萨沃伊饭店[4]是上层大人物们专享的餐厅：红色天鹅绒，马蹄形豪华座椅，如果在更为丰富多彩的年代，这里应该是有钱绅士用来取悦他们女伴的地方。我对餐厅领班说出默多克的名字，旋即被带进一处私人包间。我来早了，默多克则准时准点，砰的一下蹦了出来。

他比我记忆中更瘦小一些，给人的感觉也比记忆中更争强好斗，他身上有事务繁忙的大人物们特有的那种轻摇臀部、骨盆紧绷，在镜头面前朝伸过来的手一步步趋近的姿态。头部和身体倾斜的角度，比我记忆中还明显，他冲着我眨眨眼，露出灿烂的微笑时，我有种怪异的感觉，好像他正把矛头指向了我。

我们坐了下来，面对面。我注意到——怎么可能不注意到呢？——他左手手指上戴着好几只令人感到不安的戒指。我们点了菜，彼此交换了几句陈词滥调。鲁伯特说，他很抱歉，刊登了关于我的那份报道。英国人啊，他说，个个都是伟大的作家，不过他们不是每次都能把事情搞对。我说，没关系，也谢谢你的迅速回应。如此这般，我们闲聊得已经够多的了。这时，他突然直勾勾地盯着我，脸上灿烂的笑容逐渐消失了。

“谁杀了鲍勃·麦斯威尔？”他质问道。

罗伯特·麦斯威尔（对于那些不记得他的人来说，还真是走运啊），他是捷克出生的传媒大亨，英国议员，据说也曾替好几个国家当过间谍，其中包括以色列、苏联和英国。年轻的时候，他作为捷克自由斗士，参与了诺曼底登陆，这为他赢得了英国军事委员会颁发的英勇勋章。战后，他进入外交部，在柏林工作。同时，他也是个体形庞大、欲望无尽、热衷于炫耀卖弄的骗子和流氓，从自己公司里掠夺了四亿四千万英镑的养老金，欠下了他根本无法偿还的四十亿英镑债务。一九九一年十一月被发现横死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5]的沙滩上，显然是从以他女儿命名的豪华私人游艇甲板上坠海身亡。

到处都流传着阴谋论。有的人觉得这摆明了是自杀，因为他无法摆脱自己的罪行。但也有人认为，他是被他曾经效力过的几个情报机构其中的某一个派人谋杀的。可究竟是哪一个，也没人说得出个子丑寅卯。为什么默多克会觉得我这儿有比其他人更好些的答案呢？不过，我还是努力给出了一个颇令人满意的答复。好吧，鲁伯特，要是我们都认同他确实不是自杀的话，那么，在我看来，这就有可能是以色列人干的，我说。

“为什么？”

我读过那些四处流传的谣言，我们俩都读过。于是，我便将它直接照搬过来：麦斯威尔，长期为以色列情报局工作，却反过来勒索他的前雇主；麦斯威尔曾经和秘鲁的“光明之路”[6]进行过交易，用以色列武器换取战略物资金属钴；麦斯威尔威胁以色列给钱，否则就把消息公之于众。

说着说着，鲁伯特·默多克已经起身，挪动他的脚步，过来握了握我的手，说很高兴再次见到我。或许他和我一样窘迫，或许只是觉得无聊了，因为此刻，他已经快步走出了包间，大人物自然是不需要签账单的，这些事情他们的手下会去做。估计整顿午餐持续的时间为：二十五分钟。

不过，时至今日，我真希望我们当时的那顿午餐能够延后几个月，因为到了那时，对于鲍勃·麦斯威尔的死因，我已经有了更多有趣的推论。

* * *

我人在伦敦，却正写着些关于新俄罗斯的东西，因此也很想见见那些加入这场淘金热中的西方投机商们。某人告诉我，巴里就是我要找的人。某人说对了。迟早都会有这么一个巴里，等你找到了他，你最好赶紧像浑身涂了胶水一样，紧紧黏住他。朋友A介绍你认识朋友B，朋友B帮不上忙说很抱歉，但也许他的朋友C可以。朋友C也没有办法，但他的朋友D刚好在城里，所以，为什么不给朋友D打个电话呢，就说你是朋友C的朋友，从他那儿拿到了朋友D的号码。然后突然之间，你就和对的人一起坐在房间里了。

巴里是个土生土长的伦敦东区小伙子，不过却在西区发迹：不属于任何阶级，还很会花言巧语，觉得要见一个作家，挺有意思，但除非有必要，否则绝对一本书都不看。另外，他还以毫不费力就能快速积累财富而闻名。他对于“有没有可能在苏联解体后大捞一票”这一主题的兴趣，远超学术讨论的层次。这一切，他告诉我，都可以解释鲍勃·麦斯威尔为什么有天会打电话找他，叫他马上抬起屁股（只有鲍勃可以这样命令他），赶紧到他的办公室去，给他提供怎样才能在一个星期内大捞俄罗斯一笔的建议。否则他就要陷入大麻烦了。

而且，是的，巴里今天中午刚好有空一起吃午餐。大卫，这是茱莉娅，亲爱的，帮我取消下午的约会，可以吗，因为我要和大卫溜到银色牛排店去，所以——打电话给玛莎，告诉她，两个人，选一个安静角落的好位子。

最重要的是，记住，大卫，巴里严肃地提醒我，先是在出租车里，接着在一块用他喜欢的方式烹制的美味菲力牛排面前，再次提起：最重要的是，鲍勃·麦斯威尔打电话给我的日期，是一九九一年七月，他被发现漂浮在海面上的四个月之前。懂了吗？如果不懂的话，就会错过所有的重点。好的。那么，我要开始说了。

* * *

“我欠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钱，”他们刚在罗伯特·麦斯威尔那间浮夸的阁楼办公室里坐定，便开始交头接耳地商量起来，麦斯威尔对巴里这样说道，“所以，巴里，我要你做的就是——把游艇拿去。”——此处的游艇，指的就是麦斯威尔后来坠海致死的那艘“风信子小姐号”，又或者他被推下海的时候已经死了——“在上面待个三天，最多也就三天，然后给我带个提案回来。现在赶紧滚吧。”

当然，巴里也可以好好从中分一杯羹，否则他才不会没事跑去坐在那里，不是吗？——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酬劳，再算上真正开始办事时能拿到好处的概率。他并没有真去搭乘那艘游艇，因为游艇不属于他的风格，不过，他在乡郊野外有个地方，在那里，他可以好好地来上一场头脑风暴。二十四小时后——不是鲍勃给的三天——他就带着自己的提案回到了阁楼办公室里。实际上呢，大卫，那可是三个提案。它们绝对都是万全之策，必定成功，保证带回丰厚的利益，尽管他自己能够拿到的分成比例很可能大不相同。

第一个提案，鲍勃，他跟麦斯威尔说道，是你的石油，这办法再明显不过了。如果老戈同志能把最近即将开始竞标的、那些高加索国家的石油特许经营权的其中一份偷偷塞给你，那你就可以转手把特许经营权拍卖给那些石油大亨，或者干脆直接出租油井，坐收租金。无论哪个办法，你都可以好好赚上一大笔，鲍勃——

那不利因素呢？麦斯威尔打断他。这办法有什么该死的缺点？

你的不利因素，鲍勃，就是时间问题，你自己也曾经跟我说过，时间是你面临的大问题。像这种大规模的石油交易，不可能一夜搞定，就算你在克里姆林宫的兄弟们使劲帮你也难，所以，一旦你没有那种东西可以拿出来马上拍卖，也就——

也就没有该死的钱可赚咯，下一个？

我的下一个提案，鲍勃，是你的废金属。我这儿讲的，可不是推着手推车走过电缆街[7]，在窗户底下叫卖的那种废铁。我说的是有史以来最好、最优、顶级品质的金属制品，是那些堆积如山、在计划经济管制时代进行得如火如荼时不计成本大量制造的东西：比如，大批搁在那儿生锈的坦克和武器、废弃的工厂、无用的发电站，还有其他一些五年计划、七年计划或者其他不知道叫什么的计划遗留下的废弃物。但是，在你的全球市场里，鲍勃，那些东西意味着价值连城的、未经加工的金属，正等着像你这样的人来利用。而且，除了你之外，俄罗斯没人需要这些东西。所以，你大可以帮俄罗斯一个忙，把这些废弃物给处理掉。我们克里姆林宫的兄弟会专门写一封信来感谢你的费心帮忙，接下来，只要打几通电话给我认识的那帮搞金属的家伙，你就大功告成了。

除了会有什么问题？

是说你的不利因素吗，鲍勃？就是你做金属回收所要付出的代价。在这个节骨眼上，由于你个人的高知名度，全世界的眼睛都盯着你呢。我会这样说，是因为迟早会有人来问，为什么是鲍勃·麦斯威尔来清理这些东西，而不是某个优秀的俄罗斯人。

于是，麦斯威尔又很不耐烦地问巴里第三个提案是什么。巴里说，你的血，鲍勃。

* * *

“你的血，鲍勃，”巴里跟鲍勃·麦斯威尔说道，“在任何一个市场里都是极具价值的商品。你们俄罗斯人的血，只要妥善提取和营销，就会实实在在地变成一座金矿，真的。你们俄罗斯人很爱国，要是俄罗斯人在收音机里听到，在电视上看到，或者在俄罗斯报纸上读到——国内发生大灾难，某个地方有小型战争，或者是火车撞击事故，飞机坠毁，还是地震、油管爆炸、恐怖分子炸毁集市之类的，你们俄罗斯人是不会坐视不管的，他会马上跑到最近的医院去捐血。捐血啊，鲍勃，不要钱。这是他作为一个好公民应该去做的，好几百万加仑的血。他们就排队等候，安静地站在队伍之中，这是他们很习惯的事，然后就去免费捐血。这是他们俄罗斯人内心善良的体现，一分钱都不要。”

讲到这里，巴里停顿了一下，恐怕是觉得我万一要问什么问题。不过，我却想不出有什么问题好问，或许是因为我突然觉得有些毛骨悚然，觉得他努力推销的对象不再是罗伯特·麦斯威尔，而是我。

“所以，如果给你无限供应的俄罗斯鲜血，一分钱成本都不用，”巴里继续说了下去，有理有据，令人信服，“你还需要别的什么东西吗？在俄罗斯，如何组织起这件事来，是你第一要担心的事情。输血的服务已经有了，所以集血算是没什么问题，不过你还是要加快速度。接着就是配送的问题。俄罗斯的每个城市里都有血液冷藏贮存仓库，所以你要做的，只是提高贮存量。更大、更好、更多的储藏仓库。谁会支持你的运作？苏联政府啊，不然还有谁。苏联政府，出于他们的善心，要让全国的捐血服务都得到改善，并且加以现代化。不过这其实是早就应该完成的，老戈同志正好给自己一个顺水推舟的机会。苏联财政局会集中补助这次的运作，每一个俄罗斯联邦共和国，都会按照商定的比例，把血送到中央血库去——在莫斯科，靠近你的其中一个机场——当作补助的抵偿。你的莫斯科中央血库，在并非官方性地需要用到这些血液的时候，该做什么呢？非特定的全国性特大突发事件。那你要做什么呢？你弄几架有冷藏设备的波音747飞机，往返于谢列梅捷沃机场和肯尼迪机场之间。你不用真去买这些飞机。把这事留给我。把血运送到纽约，途中找几个专家做艾滋测定——我认识几个能够运作这些事的小伙子。你知道，在全球市场上，那些人会为一加仑做过艾滋筛选检查的高加索血液付多少钱吗？我告诉你……”

那有什么不利因素呢？这一次，提问的人是我，而不是麦斯威尔，巴里仿佛已经提前准备好了似的摇了摇头。

“大卫，没有任何不利因素。这次的血液交易，肯定像上了发条一样运转顺利。这种时候，要是有人做这门生意还做不顺，我才觉得惊讶呢。”

那鲍勃为什么没做呢？

日期啊，大卫，不是吗？巴里再次提到他一开始讲故事时便提醒我一定要注意的重要日期。

“一九九一年的夏天，记得吗？老戈同志一心想要拉回自己的权位。党内分崩离析，叶利钦还在他身后虎视眈眈。然后，到了秋天，各个共和国都宣称要独立，没有人会再把血源送往莫斯科。他们估计还觉得莫斯科应该要送点什么东西来跟各个共和国进行交换呢。”

那你的朋友鲍勃呢？我问。

“鲍勃·麦斯威尔又不是瞎子，他也不傻，大卫。他知道老戈同志一旦撑不住，这门鲜血生意就完蛋了，他最后一个机会也就没有了。如果他再多撑一个月，就会看到苏联这艘大船的永远沉没，老戈同志也跟着船一起沉没了。鲍勃知道，这个游戏已经结束了，所以他也不撑了，不是吗？”

在我最后写成的小说里，我用了巴里关于俄罗斯血源交易的想法，但是没有我原本设想中展现得那么震撼，可能是因为没有人为此而自杀吧。

* * *

不过，关于我和鲁伯特·默多克在萨沃伊饭店的二十五分钟午餐，还有个后续的小插曲。默多克的一个前任助理，写下了他的前任雇主因为旗下报纸的电话窃听事件，被英国议会传唤作证前的情况。他描绘说，默多克的顾问要他先取下左手上戴着的那排金戒指，然后再在台上用凝重的声音告诉观众们，这是他这辈子最谦卑的一天。

[1] Rupert Murdoch，生于1931年，新闻集团总裁，世界报业大亨。

[2] Boulestin，位于伦敦圣詹姆斯街的一家餐厅。

[3] 英国伦敦市内一条著名的街道，依邻近的舰队河命名。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舰队街都是传统意义上英国媒体的总部，因此被称为英国报纸的老家。

[4] 英国伦敦的一座豪华旅馆，位于威斯敏斯特市河岸街。它是英国第一家豪华酒店。

[5] 靠近非洲海岸大西洋中的加那利群岛七个岛屿中最大的一个岛屿。

[6] 秘鲁一个极左的反政府游击队组织。

[7] 伦敦的一条老街，以涂鸦壁画出名。

第二十章 花园里最大的熊

我这辈子见过两个克格勃首脑，两个我都很喜欢。尤其是在克格勃改名之前（尽管改名，也没能抵销其原本留下的污点），最后一任在位的瓦季姆·巴卡京。有个聪明人说，情报部门就像是房子里的线路系统：新的户主搬了进来，按下开关，亮起的却依然是旧灯。

一九九三年，从已经覆灭的克格勃退休的瓦季姆·巴卡京，正在他面前的涂鸦板上一支一支地画着散乱的箭。这些箭上讲究地配上了羽毛和细长的箭杆。但是，箭身画到一半时就纷纷九十度大转弯，变成了回旋镖状。每一支箭头都指向不同的方向，有的甚至飞出了画布。他画这些的时候，正全神贯注地坐在我俄罗斯出版商会议室里的长桌旁，如同百夫长般宽阔的脊背弓了起来，脑袋僵硬地垂在肩膀上，那样子仿佛就像仪仗队正在进行检阅。他那张印刷质量极差的名片上用英文印着“改革基金”“经济和社会改革国际基金会”的字样。

他体形健壮，发色姜黄，一副北欧人的长相，脸上挂着悲伤的微笑，有着布满斑点、非常能干的双手。他在新西伯利亚出生、长大，本来是一路担任工程师、建设部主任、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内务部长的。然后，到了一九九一年，在令他颇感意外，而且并不开心的状况下，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递给他一杯毒酒：让巴卡京为自己掌管克格勃，并将其好好整顿一下。坐在巴卡京本人面前，听他娓娓道来时，我能很好地想象出到底是什么推动戈尔巴乔夫把这项工作交给他的——巴卡京特有的正直作风。他的正直有一种持之以恒的做派，甚至到了固执的地步，令他在仔细审查问题，并仔细权衡答案之前，都会陷入令人不安的沉默中。

“克格勃方面并不喜欢我给出的种种建议。”他研究了一下，又在涂鸦板上添上了另一支箭。仿佛后来才想起来似的，他又补充道，“这并不是个轻松的工作。”

他的意思是：在某个夏日早晨，径直走进位于捷尔任斯基广场的克格勃总部，一举清除专制作风，并且提供一个全新的、受过净化、有社会服务意识的情报组织机构，以符合戈尔巴乔夫所设想的、民主化重构后的俄罗斯，这一切并不是件轻松的事情。巴卡京从一开始就知道，这将是极为艰难的过程。但他当时对此到底有多了解，却没有人能够猜到。他是不是清楚克格勃本身就是个流水线型的盗贼式统治机构，早就已经将大量的国有现金和黄金储备纳入了口袋，并且藏在了海外？他是不是知道这个机构的首领和国内的组织犯罪集团长期勾结、密切合作？还有，他知不知道，机构里许多人都是拥护斯大林主义的守旧派，视戈尔巴乔夫为史上最大的破坏者？

无论巴卡京知不知道，他表现出来的“开放性”态度在全球情报机构历史上都绝无仅有。接任不到几个星期，他便交给美国驻俄罗斯大使罗伯特·斯特劳斯一张图表，还附带了一份使用手册，列出了克格勃通讯小组在指定用以替换美国大使馆旧址的、新的使馆建筑里安装的全部窃听设备的具体位置。根据斯特劳斯所言，巴卡京的这个表示是“毫无条件的，纯粹出于合作与好意”。另据莫斯科一些风趣幽默的人说，当美国清理工们移除了克格勃安装的窃听设备之后，这栋建筑也已千疮百孔，差不多快要倒塌了。

“有这些技术人员在，你什么都不能确定，”巴卡京诚恳地向我袒露道，“我告诉斯特劳斯，从他们身上，我最多也只能找到这些。”

巴卡京这个开放性的英勇行为所收获的回报，是他所领导的这个组织对他本人的勃然大怒，说他是“叛徒”的骂声四起，最后，他被罢黜了。在鲍里斯·叶利钦的领导下，很短一段时间内，克格勃被拆分成了许多不同的部门。后来只有在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亲自带领之下，才得以迅速复活，换了全新的名字，拥有更大的权力。毕竟，普京本人就是旧克格勃的孩子。

回到他那堆散乱的箭上，瓦季姆·巴卡京对间谍行动的意义本身陷入了沉思。以此为生的人们都执念太重，无法触及正常的生活，他说，他进入与离开间谍事业的时候，都是一个新手。

“你比我了解得多。”他突然抬头说道。

“不，不是这样，”我反驳道，“我也是个新手，我做这份工作的时候还很年轻，而且三十年前就离开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都是靠着自己说的俏皮话来过活。”

他又画了一支箭。

“所以这是个游戏了。”他说。

他的意思是，我是个游戏吗？还是整个间谍产业是个游戏？他摇了摇头，仿佛在说我指的是什么都无所谓。突然之间，他的问题变成了一个信念被剥夺之人的迷惑呐喊。这个世界该何去何从？俄罗斯将何去何从？他是社会主义者，他说，他从小就是社会主义者：

“我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相信共产主义是人类唯一的真理道路。好吧，事情出了差错，权力落到了错误的人手上，党走了一些弯路。不过，我还是相信，我们永远都是这个世界趋善的道德力量。可是，我们现在成了什么？道德力量又在哪里？”

* * *

这两个人之间的对比实在太强烈了：新西伯利亚出生的巴卡京，受的是工程师教育，善于自省，是党的坚定拥护者。而在格鲁吉亚长大的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1]，一半犹太人血统，拥有当医生的母亲和受过政治迫害的父亲。他是学者、阿拉伯问题研究专家、政治家、院士，同时也精通求生技能——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都在以绝不会对冲突方心慈手软而闻名的情报系统中工作。

不像巴卡京，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接管克格勃，乃至任何重量级情报机构都非常够格。他年轻时是苏联外勤情报员，以“马克西姆”为化名，在中东和美国进行情报工作，一会儿担任莫斯科电台的特派员，一会儿又变成《真理报》的文字记者。外勤工作期间，他在苏维埃政权里的学术和政治地位仍在不断地走上坡路。苏维埃政权结束之后，他所拥有的权力并没有就此告终，所以，并不令人意外的是，他在担任新成立的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五年之后，被提拔为俄罗斯外交部长。任职期间，他曾亲自到伦敦与英国外交大臣马尔科姆·里夫金德[2]讨论北约问题。

就在那天晚上，我和妻子在毫无预先通知的情况下，被请到肯辛顿花园的俄罗斯大使馆与普里马科夫及其妻子共进晚餐。当天早上，我的文学经纪人在办公室里接到一通上气不接下气的电话，是从里夫金德的办公室打来的：外交大臣需要一本我签名的书，送给他的俄罗斯同行，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

一本特定的书，还是随意哪本？我的经纪人问对方。

《史迈利的人马》，他马上就要。

我身边并没有留自己著作的样书，不过，我还是想方设法找出了一本整体状况还不错的《史迈利的人马》精装本[3]。肯定是因为国家经济状况欠佳，里夫金德办公室没说会专门派遣信差过来取书，于是便由我们这边打电话叫来一个，把书包好，写上“SWI，外交部，里夫金德收”，接着便送了出去。

几个小时后，办公室又来了通电话，说并没有收到书，天哪，这是怎么回事？我妻子给之前请的那个信差疯狂打电话，结果对方回应说，您的包裹已经在几点几分送达外交部，而且还是由收件员签收的。我们赶紧把这个消息转达给外交部办公室。噢，天啊，一定是被该死的安全部门给扣住了，我们来查。他们查了，那本书，应该是被拿去闻了闻，摇了摇，用X光射线照了照，就这样，他们从该死的安全人员那里把书抢了过去。里夫金德很可能还在我的名字旁边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以外交大臣对外交部部长的身份，添上了一两句展现合作友谊之类的话语。具体写了些什么，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因为不论是我的经纪人还是我本人，都没有再接到里夫金德或者他私人办公室打来的电话。

* * *

好了，该是着装打扮，去喊出租车的时候了。我妻子特地购入了一盆白色兰花送给我们的女东道主，也即俄罗斯大使夫人。我则收拾了一大袋书和一些录像带，打算送给普里马科夫。我们叫的出租车把我们放在了俄罗斯大使馆外面。大使馆里连一盏灯都没有亮。我是非常讲究准时准点的人，所以我们提前了十五分钟到达。这是一个暖和的夜晚，几码之外的地方，停着一辆红色的外交警车。

晚上好，警官。

晚上好，先生，夫人。

我们有个小问题，警官。我们来参加俄罗斯大使馆的晚宴，不过我们提早到了，又带了礼物给我们的东道主。现在我们想先去肯辛顿花园散散步，可以把礼物托你们照看一下吗？

当然可以，先生。但是恐怕不能摆在这辆车上。请放到那边的人行道上，我们会替你们看着。

我们把包裹放在人行道上，散了散步，回来，拿起幸好在这段时间里没有爆炸的包裹。我们走上大使馆的台阶。这时，灯光陡然一亮，前门打开了。几个块头巨大、身穿西装的男士狠狠瞪着我们带来的礼物，其中一个伸手接过兰花，另外几个打开了我的包裹。在他们的点头示意下，我们进入了金碧辉煌的会客厅。里面一个人都没有。这时，不合时宜的记忆开始向我袭来。当我二十多岁，还是个全心为英国服务、胸怀远大抱负的年轻间谍时，曾在这个会客厅里参加过许多次可怕的英国——苏联友好会议。会议结束后，又被表现得过于友善的克格勃人才探子带到大使馆楼上，观看了数不清多少遍的爱森斯坦导演的《战舰波将金号》[4]，回答一个又一个极有礼貌的询问，关于我的生活、女友、政治倾向、抱负等等，实际上，这些都只是白费心机地想让我成为苏联情报部门招募的目标，进而成为在英国主子们眼里梦寐以求的双面间谍。不过这一切企图并没有实现，就当时苏联在我们情报组织里渗透的规模来看，这也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或者也许只是我不对他们的胃口罢了——在这点上，就连我自己也不感到有什么意外。

回溯当年，这个漂亮会客厅的角落里也有一个小吧台。被安排给大家倒常温白葡萄酒的同志，强壮得足够横穿拥挤的人群。那个吧台还在，今晚负责吧台的，却是个年过七旬的俄罗斯老婆婆。

“你想要喝一杯吗？”

“非常想。”

“想喝什么？”

“苏格兰，谢谢，两杯。”

“威士忌？”

“是的，威士忌。”

“你要两杯？她也要吗？”

“是的，加苏打，不要冰，谢谢。”

“水呢？”

“水也可以。”

不过，我们还没来得及小抿一口，会客厅的双开门便突然敞开，普里马科夫在他夫人和俄罗斯大使夫人的陪同下走了进来，后面跟着俄罗斯大使和一群穿着薄西装、皮肤晒得黝黑的权贵人士。普里马科夫在我们面前停下，露出了漫画似的笑容，对着我的杯子伸出一根手指，摆出责难的动作来。

“你喝的是什么？”

“苏格兰威士忌。”

“你人在俄罗斯，喝伏特加。”

我们把喝都没来得及喝的苏格兰威士忌递还给俄罗斯老婆婆，加入众人组成的队列，以轻步兵般的步速走向优雅的、大革命前沙俄风格的餐厅。一张长桌，以蜡烛来照明。我按照指示就座，和对面的普里马科夫隔着三英尺的距离。我的妻子和我坐在同一侧，相隔两个座位。她看上去比我镇定得多。一个宽厚肩膀的服务生在我们的杯子里斟满了伏特加——满到了杯顶。我猜，普里马科夫已经给自己灌过一两杯了。他整个人非常愉悦，非常开心，他的妻子坐在他身边，一头金发，是位漂亮的爱沙尼亚医生，浑身散发着母性的光芒。他的另一边坐着他的陪同翻译，但是，普里马科夫更喜欢以他自己富于活力的语气直接用英语对话，偶尔才需要翻译帮他提词。

有人告诉我，穿薄西装的那些权贵人士，是从中东各地被招来伦敦开会的俄罗斯大使。整桌人里面，只有我和我的妻子不是俄罗斯人。

“你可以叫我叶夫根尼，我叫你大卫。”普里马科夫跟我说。

晚宴开始了。当普里马科夫说话的时候，所有人都不再开口。他会在思索良久之后突然开口，只在想不出该用哪个词时才会询问翻译。就像我见过的大部分俄罗斯知识分子一样，他的讲话不存在闲聊时间。这天晚上普里马科夫讲话的主题依序是：萨达姆·侯赛因、老布什总统、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以及他本人试图阻止海湾战争却未能成功的经历。他是个才思敏捷、光彩夺目、善于沟通的人，而且极富魅力。他的目光绝不会轻易放过你。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停顿一下，冲我微微一笑，举起杯子——那是敬酒的意思。我也举起杯子，报以微笑。每个客人想必都配有一个拿着整瓶伏特加的侍者，我肯定是有一个专门的人的。第一次到俄罗斯时，有位英国朋友告诉我，当你不得不马拉松似的一直被灌伏特加时，那你就要坚持只喝伏特加，看在上帝的分上，千万别要求改喝致命的克里米亚沙克特（香槟酒），我之前从未像现在这样感激过他的忠告。

“你知道沙漠风暴行动[5]吧，大卫？”普里马科夫问我。

是的，叶夫根尼，我知道沙漠风暴行动。

“萨达姆，是我的朋友，你知道我说的朋友是什么意思吗，大卫？”

知道，叶夫根尼，我想我知道你说的朋友是什么意思。

“萨达姆，他给我打了电话。”普里马科夫越说越愤慨，“‘叶夫根尼，给我留点面子，把我带出科威特。’”

他停顿了好一会儿，让听众们清楚认识到萨达姆这个请求的重要性。慢慢地，我们都了解了。他这是在告诉我们，萨达姆·侯赛因曾经请求他说服老布什，让他的军队可以有尊严地撤出科威特——也就是所谓的“给他留点面子”——这样一来，美国和伊拉克之间就不必开战了。

“所以我就去找布什，”他继续说，提起布什的名字时，明显十分生气，“这个人，”——他停了下来，紧张地和翻译讨论了一下。即便普里马科夫刚才确实打算从嘴里蹦出些态度强硬的词汇去形容老布什，现在也已经重新调整了用词。

“这个布什不希望展开合作，”他很不情愿地说道，脸上露出愤愤不平的神情，“所以，我就到英格兰来了，”他说下去，“对于你们英国，你们的撒切尔夫人，我来——”他又急忙和翻译商量了一番，这一次，我听到一个俄语词“dacha”（指郊外别墅），这是我唯一听懂的词。

“契克斯[6]。”翻译说。

“所以，我来到契克斯。”他大手一挥，要我们安静下来，但其实大家早已安静下来，“整整一个小时，这个女人都在教训我。他们就想要战争！”

* * *

当妻子和我走下俄罗斯大使馆的前门台阶，回到英国领土时，已经过了半夜。一整个漫长的夜晚里，普里马科夫询问过我哪怕一个私人或者政治问题吗？我们讨论到了文学、间谍、生活吗？如果我们确实讨论过，那我也一点都不记得了。我唯一记得的，只有他似乎希望我对他的挫折感同身受的努力；也希望我明白，他作为一个专门调解争端的中间人，和一个有理性的个体，已经竭尽全力去阻止战争了——他的努力之所以会失败，全怪那两个以愚蠢出名的西方领袖。

这故事还有个讽刺的尾声，是我最近才得知的。那已经是十年之后的事情了，小布什当权后，马上再次入侵伊拉克，普里马科夫飞赴巴格达，力劝他的老朋友萨达姆把手上不管是有还是没有的无论是什么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统统交给联合国，以便妥善保管。而这一次，对他置之不理的不是小布什，而是萨达姆了，理由是美国绝对不敢对付他们：他们之间有太多共同秘密了。

那晚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普里马科夫，也没有再跟他说过话。我们之间没有书信往来，也没有邮件交流。时而会有通过第三方传达过来的邀请：告诉大卫，随时欢迎他到莫斯科来。诸如此类的。但是，普京的俄罗斯吸引不了我，所以我也就没有去拜访他。接着，在二〇一五年的春天，我收到一则消息，说他病倒了，问我可不可以寄更多的书给他看。因为没有人告诉我到底是哪几本，所以妻子和我打包了一大箱精装书。每本书上我都签了名字，加了题词，用快递寄到了他们给我的那个地址，结果却被俄罗斯海关给退了回来，说一次寄了太多书。于是我们便把这些书拆分成好几个小包裹，分开寄出，推测应该是顺利穿过了重重防线，尽管没有收到任何哪怕是只言片语的回音。

如今也不会再有任何回音了，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在他读到这些书之前就已去世。我听说，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写了一些关于我的好话，这让我感到非常开心。在我正奋笔疾书的此刻，心里很想把这本回忆录弄到手，不过，那书可在俄罗斯啊。

时隔多年，我是怎样看待那个夜晚的呢？很久以前我就发现，偶尔和重要人士面对面时，我所有的重要能力似乎统统丢到了九霄云外，我所能做的，只是身在此处，亲耳聆听，亲眼得见。对普里马科夫而言，我仅仅只是属于某个夜晚的奇珍异物，消遣时间的娱乐方式罢了，不过同时，我也很乐意去认为，这是他对一个作品耳熟能详的作家讲出心里话的机会。

瓦季姆·巴卡京同意与我谈谈，只是帮朋友一个忙，不过，将心比心，我也很乐意去认为，是我给他提供了一个让他能够说出心底感受的机会。虽然以我的出身背景，与全球焦点人物交往的经历实在有限，但我认为，这些人对于自己周遭发生的事情也迷惑不解。事实上，他们向来以自我为中心，这让他们更难以感受到周遭的一切。有位前往莫斯科的美国访问者曾经询问普里马科夫，他觉得自己最像我书里的哪个人物；

“噢，当然是乔治·史迈利！”

* * *

欧德里希·切尔尼克[7]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不该和当年公开宣称自己是共产党员的巴卡京和普里马科夫相提并论。一九九三年，也就是柏林墙倒塌四年之后，欧德里希·切尔尼克——朋友们都叫他老欧——接管了捷克对外情报组织。听从同为异议人士的、他的老朋友和老同僚瓦茨拉夫·哈维尔[8]之命，切尔尼克想把这个机构改造得更适应西方间谍世界一些。在当政的五年时间里，他和英国的军情六处建立起了十分紧密的联系，与后来在托尼·布莱尔政府时期出任军情六处局长的理查德·迪尔洛夫之间的关系尤为热络。切尔尼克刚从局长位置上退休，我就前往布拉格探访他。我们在一起待了很多天，有时候待在他和其多年伴侣海伦娜一起居住的小公寓里，有时又在分布全城各处的地窖酒吧里随意挑选一家，在布满洗刷痕迹的松木桌边喝苏格兰威士忌。

在得到这份工作之前，切尔尼克和瓦季姆·巴卡京一样，对情报工作一无所知。恰如哈维尔解释的，这正是他们会挑选他的原因。他接手后，完全不敢相信自己一脚踏入的竟然是这样一个世界：

“这些混蛋压根儿不知道他妈的冷战已经结束了。”他在阵阵大笑之后大声呼喊道。

很少有外国人能够自信到用英文来骂脏话，不过切尔尼克是个例外。“布拉格之春”[9]期间，他拿到了奖学金赴英国纽卡斯尔大学[10]求学，所以，他应该是在那里学到了这项本事。回到再次屈服于俄罗斯之下的祖国之后，他白天翻译儿童图书，晚上匿名撰写革命宣传册。

“我们竟然有人在监视德国！”他用无法置信的语气继续说道，“在他妈的一九九三年！我们有人带着警棍在街上巡逻，寻找那些神父和反党分子，把他们打得屁滚尿流！”“给我听着，”我对他们说，“我们不再干这档子事了，我们是他妈的民主国家！”

切尔尼克说话就像一个刚出狱的人一样慷慨激昂，他这么做确实有充分理由。他天生就是反共产主义分子，也出生在反共产主义的家庭。他的父亲战时是一名捷克抵抗力量成员，曾被纳粹囚禁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接着又被共产党那帮人以叛国罪关了二十年。他童年最初的回忆之一，就是监狱暴徒们把他父亲的棺材丢在了家门口的台阶上。

所以，这位拥有英国文学学士学位的捷克作家、剧作家和翻译家会选择终身与政治独裁者们做斗争，也就不足为奇了；至于他一再被克格勃抓去传讯审问，遭受未能成功吸收他的捷克情报组织的迫害，同样也不足为奇。

有意思的是，在斯洛伐克和捷克彻底分家之后，尽管他一再声明，他实在是能力不足，无法接管手下那些间谍，他还是在这个位置上坐了长达五年之久，并且在退休时享有很高的声誉，还继续担任老友哈维尔所创立的人权发展基金会的执行秘书长。至于他自己创立的智库“安全研究”，在十五年之后——也就是他逝世三年之后，仍在蓬勃发展。

* * *

切尔尼克过世后不久，我在伦敦的捷克驻英国大使举办的私人午餐会上，偶遇上了年纪的瓦茨拉夫·哈维尔。他看起来很疲惫，健康状况明显不佳，单独坐在一边，大部分时候都沉默不语。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这时候不要去打扰他。但是，我竟然胆怯地走上前去，提起了切尔尼克的名字，说我和切尔尼克一起，在布拉格度过了一段很愉快的时光。听到我的话后，他突然脸上一亮：

“那你运气真的很好。”说完之后，他还微笑了好一会儿。

[1] Yevgeny Primakov，1929—2015，俄罗斯情报专家，阿拉伯问题权威，第五任俄罗斯联邦总理。

[2] Malcolm Rifkind，生于1946年，现任英国保守党政治家和肯辛顿议员。在1995年至1997年间担任外交及联邦事务大臣。

[3] 欧美书籍一般初版为精装，销量大后会出平装本。

[4] 由谢尔盖·爱森斯坦执导的剧情片，是向俄国1905年革命20周年献礼的影片。

[5] 海湾战争中美国及其盟友进攻作战行动的行动代号，指1991年时以美国为首的联军与伊拉克军队之间进行的一场大规模军事行动，目标是解放科威特。

[6] 英国首相的乡间别墅。

[7] Oldřich Černý，1947—2012，冷战时期的捷克异议人士，天鹅绒革命之后，由他亲自负责捷克外交部门。

[8] Václav Havel，1936—2011，捷克著名剧作家与异议人士，于1993年至2002年间担任捷克共和国总统。

[9] 1968年1月5日开始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一场政治民主化运动。这场运动以苏联及华约成员国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告终。

[10] 位于英格兰东北部的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是世界前1%的著名大学，英国顶尖学府。

第二十一章 在印古什人之中

我曾经听说过伊萨·柯斯妥耶夫的大名，不过，如果你现在还不到五十岁，那你很可能从未听过这个名字。他是俄罗斯掌管重大犯罪部门的警官。一九九〇年时，他非常有技巧地诱导了连环杀手安德烈·奇卡提罗[1]供认其罪行。安德烈，这个乌克兰工程师总计杀害了五十三人。柯斯妥耶夫现在是俄罗斯国会议员，精力充沛，直言不讳，为北高加索的人民，特别是他自己的同胞印古什人[2]，争取到了更多的尊重和公民权利。他认为，外界并不了解印古什人所面对的命运。

他刚出生的时候，恰逢斯大林宣称车臣和印古什人与德国侵略者们同谋——他们明显没有这样做过。整个印古什地区居民——包括他的母亲——被强行驱逐到哈萨克斯坦的奴役劳改营进行劳动改造。他童年的早期记忆之一，就是看着俄罗斯警卫们骑在马背上，拿着鞭子抽打弯腰摘玉米的母亲。印古什人，他沉着脸说，对所有的侵略者都极度痛恨。等到斯大林死后，苏联方面才勉强同意让他们返回家乡，但这时，他们却发现自己的家乡已经被分给了奥塞梯人[3]，一个来自高加索山脉南麓的基督教掠夺者部落，换句话说，也就是已过世的斯大林的手下。不过，最令伊萨·柯斯妥耶夫感到气愤的却是普通俄罗斯人对他们民族展现出来的种族歧视态度。

他怒气冲冲地拉扯了一下自己具有亚洲特征的鼻子和耳朵，“我随时都有可能在莫斯科的街道上被捕，就因为我长这个样子！”接着，他连一句抱歉都没说，就又改变了比喻，说印古什人就是俄罗斯的巴勒斯坦人，“他们先是把我们逐出我们自己的城镇和乡村，接着又因为我们活了下来而痛恨我们。”

他告诉我，他会弄一组人，带我一起去印古什自治共和国瞧瞧。为什么不呢？这是个顺口提起的邀请，不过我马上就意识到，他是认真的。我们可以一起探寻壮丽的风景，可以一起见见印古什人，然后，我就可以自己对事实做出判断了。在脑筋还没有转过来弯的时候，我就已经回应说我很荣幸，再乐意不过了，于是我们当即握手敲定，共赴印古什——那是在一九九三年。

* * *

所有最好的审讯者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审讯方法，有些人学着把自己的个人特色转化为劝服的武器，有些人则把自己嬗变成甜言蜜语的化身，有些人则力图恐吓或者引起不安，还有些人会用自己的坦率和魅力来彻底征服你。至于身材健壮、性格异常坚韧、情绪难以抚慰的伊萨·柯斯妥耶夫，则会从刚见面的那一瞬间就开始灌输给你一种想要竭力去讨好他的冲动。不管你怎么说，怎么做，似乎都很难消除伴随着他友善的、上了年纪的微笑而带来的、永恒悲伤的气息。

“那奇卡提罗呢？”我问他，“你是怎么有所突破的？”

他沉重的眼皮半垂下来，发出一声轻叹。“通过他呼吸时的恶臭味，”他长长地抽了一口烟后，答道，“奇卡提罗吃掉了受害者们的私处。经年累月，这一嗜好已经影响到了他的消化系统。”

双向无线电咔咔作响。我们头挨着头坐在看似没有尽头的暮色当中，这是在莫斯科一座摇摇欲坠老房子的顶楼，窗帘全都拉上。武装人员敲了敲门，进来，交换了几句话，又走了出去。他们是警察吗？抑或印古什爱国人士？我们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安全屋里？是的，他说的没错：我身处流亡者之中。这位只是简单介绍说自己是“检察官”的严肃年轻女子，就如同萨拉赫·塔马利在西顿或者贝鲁特的战士们的其中一员。呼哧呼哧作响的影印机，古老的打印机，吃了一半的三明治，满到溢出来的烟灰缸，以及一罐罐温热的可乐，都是巴勒斯坦自由斗士们维持其脆弱存在的必备物品。还有柯思妥耶夫绑在自己屁股上的那把巨大手枪也是如此，唯一不同之处在于，他时不时地要把那柄手枪取下来，贴放在自己大腿处，以便取得更多心灵慰藉。

我之所以会对印古什感兴趣，有部分是因为——正如柯斯妥耶夫所说——西方世界似乎连听都没听过这个地方：我美国的文学经纪人甚至还问我，这是不是我凭空捏造出来的地名。不过，对此感兴趣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在旅行当中，已经越来越被冷战结束之后这些附属国家的命运所吸引。而且，也是基于同样的好奇，让我在不同时期先后造访了肯尼亚、刚果、中国香港和巴拿马。九十年代初期，北高加索各个伊斯兰共和国的未来仍旧摇摆不定。冷战时期的“利益范围”是否会继续存在？俄罗斯从枷锁之中被解放出来，或许他们南方的附属国也想从俄罗斯的掌控之中获得自由？倘若如此，他们与俄罗斯熊之间由来已久的战争是否又将重启？

简短的回答，就跟我们现在都知道的一样——没错，他们确实重启了战争，并且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是，在我和柯斯妥耶夫谈话的彼时，亚洲国家叫嚷独立的喊声简直震耳欲聋，似乎没人可以预见——或者说，就算他们预见到了，也不在乎。

我原本计划把我的新小说设定在车臣，但是，在认识了柯斯妥耶夫之后，我变得更加中意车臣旁边的印古什起来——这是个小到让人毫不在意他们存在的小国。回到康沃尔的家中，我开始为我们约定好的旅行做准备。我申请了签证，在柯斯妥耶夫的协助之下，也顺利拿到了。在彭赞斯[4]的运动商店，我买了一个帆布背包，而且，还意外买到了一条可以藏钱的皮带，估计在我的旅途之中将会使用到。我试着使自己变得更加健壮一些，以免在到达欧洲最高的山脉时丢脸。我试图联系专门研究俄罗斯穆斯林群体的英国学者们，结果就跟你每次开始认真钻研某个问题时一样，当真找到了一个国际性的学术团体，在这里，慷慨激昂的学者们所言所语无不围绕着北高加索山。我加入其中，成了一名临时且资历最浅的会员。与此同时，我还结交了流亡在欧洲的车臣人和印古什人，从他们身上汲取了不少知识。

柯斯妥耶夫比较喜欢通过非高加索的中间人进行联络，我虽并未深究，但也完全可以理解。他说我应该准备足够的美国香烟和一些小装饰物。他建议买一只便宜的镀金手表，一两个“之宝”牌打火机，几支有金属外壳的圆珠笔。因为火车在往南行驶的时候，有可能会被土匪们拦下来。不过这些土匪倒也挺识时务的，柯斯妥耶夫坚称，他们不想杀任何人，只是觉得自己有权向每个经过他们领地的人征收一点过路费罢了。

他把我们的保镖人数精简为六人——六个人也足够了。我买了一些小装饰品和“之宝”牌打火机装进我的帆布背包。就在我准备启程前往莫斯科，再转赴纳兹兰[5]的四十八小时之前，我们的中间人打来电话，说行程取消。“有关当局”无法保证我的安全，希望我能等到事态平息之后再出发。我也始终不知道到底是哪个“有关当局”，不过几天之后，当我打开电视看到晚间新闻时，就觉得我实在应该感谢他们——红军对车臣展开了大规模地面与空中袭击。临近的印古什似乎也被卷进了战争之中。

* * *

十五年过去了，当我在写作《头号罪犯》时，选择了车臣，作为笔下那个无辜卷入所谓反恐战争的俄罗斯年轻穆斯林的出生地。并且，我叫他伊萨，以纪念伊萨·柯斯妥耶夫。

[1] Andrei Chikatilo，1936—1994，有着“俄罗斯食人魔”之称，二十世纪最骇人听闻的罪犯之一。1990年被逮捕，由于当时苏联社会政局不稳，令他残喘了几年，于1994年在狱中被 枪决。

[2] 北高加索地区的一个民族。自称“加尔盖人”。

[3] 主要居住在北高加索的奥塞梯地区的一个民族。奥塞梯人使用奥塞梯语，多数人信仰东正教，少部分人信仰伊斯兰教。

[4] 隶属于康沃尔郡的重镇，位于郡内最西端，是英国的“天涯海角”。

[5] 俄罗斯印古什自治共和国的城市，1991年到2001年间为共和国首都。

第二十二章 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获奖

一九八七年秋天，一个晴朗的日子。妻子和我在汉普斯特德的一家中餐厅请客吃午饭。其中一位客人就是约瑟夫·布罗茨基[1]：他是个流亡的俄罗斯人、曾经的苏联政治犯、诗人，被众多仰慕者认作俄罗斯的灵魂。我们和约瑟夫认识了很多年，交往时断时续，不过老实说，为什么单单在今天，会被叫来请他吃午饭呢？

“无论你怎么招待他都可以，就是无论如何都不要再让他喝酒或者抽烟。”他在伦敦的东道主、一位在文学圈内人脉很广的女士警告道。尽管心脏一再出问题，他还是烟酒不拒。我说，我一定尽量避免，不过，据我对约瑟夫的些许了解，他这人想做什么就会去做什么的。

约瑟夫本身并不是个很容易交流的对象，但在这天午餐会时，他却异常活泼，这都归功于他完全不顾我妻子的婉言相劝，灌了好几大杯黑标威士忌，抽了好几根烟，又像小鸟啜饮似的喝了些鸡肉面条汤。

就我的经验而言，文学圈的人除了抱怨自己的经纪人、出版商和读者之外，彼此之间很少有话题可以交流——至少我是这样——而且，事后回想起来，我也很难想出我们究竟聊了些什么，因为我们之间的差异大到不能再大。我读过他的诗，觉得我需要使用单独出版的解读手册才能看懂，我喜欢他的散文随笔——特别是他写自己被囚禁在列宁格勒的那一篇——而他对已故诗人阿赫玛托娃[2]的敬仰，也很令我感动。但是，如果硬要我猜，我会说，我的书他肯定一个字也没读过，当然，他也没有义务去读。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度过了一段十分愉快的时光，直到约瑟夫那位高挑优雅的女主人出现在了中餐厅门口，看起来神色严峻。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只要看一眼我们桌上的酒瓶和飘浮其上的烟气，她大概就要劈头盖脸地训斥我们，责怪我们让约瑟夫如此放纵。但我很快就发现，她正在拼命抑制自己激动的心情。

“约瑟夫，”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你得奖了。”

漫长的沉默，约瑟夫抽了一口烟，皱眉看着烟雾。

“什么奖？”他低声咆哮道。

“约瑟夫，你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约瑟夫迅速抬起一只手，掩住自己的嘴巴，仿佛在拦住即将脱口而出的惊讶叫声。他转头看向我，好像是要向我求救：他当然会这么做，因为无论是我妻子还是我本人，都对他入围诺贝尔毫无概念，更别提知道今天是宣布得奖的日子。

我选择向那位女主人提一个最为一目了然的问题：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有一大堆专程从斯堪的纳维亚赶过来的记者，他们现在正守在门口呢，约瑟夫，他们想要恭喜你，采访你。约瑟夫！”

约瑟夫痛苦的眼神还在恳求我。做点什么吧。那双眼睛似乎在说。帮我脱身吧。我再次转头跟他的女主人说道：

“说不定，那些斯堪的纳维亚记者是来采访所有入围的人的，不只是获奖人。是全部的人。”

走廊上有部公共电话。在伦敦接待约瑟夫的这位女主人知道，他在美国的出版商罗杰·斯特劳斯，已经为了亲自见证这个时刻飞到伦敦来了。这位果断的女人立刻打电话到罗杰入住的酒店去找他。当她挂掉电话时，脸上露出了微笑。

“你现在必须要回家了，约瑟夫。”她温柔地说道，并且碰了碰他的肩膀。

约瑟夫灌了最后一口他最爱的苏格兰威士忌，以极其缓慢的速度站起身来。他拥抱了女主人，接受她的祝贺。妻子和我也表达了祝贺。我们四个人站在阳光普照的人行道上。约瑟夫和我面对面，有那么一会儿，我突然觉得，自己是一位囚犯的朋友，马上就要送他踏进列宁格勒的监牢里。他以俄罗斯人的急性子，突然用双臂环抱住我，然后又用双手抓住我的肩膀，把我向后一推，让我瞧见从他眼睛里流出的泪水。

“好吧，开始一整年的油腔滑调吧。”他这样说道。接着就顺从地被带走，去面对即将不断质问他的审讯员们。

[1] Joseph Brodsky，1940—1996，美籍俄裔诗人，散文家，198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主要著作有诗集《诗选》《言论之一部分》《二十世纪史》《致乌拉尼亚》，以及散文集《小于一》等。

[2] Akhmatova，1889—1966，俄罗斯“白银时代”的代表性诗人，被誉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阿赫玛托娃为笔名。

第二十三章 别向错误的人寻求答案

如果你想要打探一级方程式赛车的内幕消息，我想，你一定不会去找个想象力过于丰富、赛场经验等同于零的初级技师来做你的情报来源。然而，单单只是因为我小说的影响力，就在一夜之间把我的地位抬高为可以对任何秘密情报事务提供建议的间谍大师，这也差不多是相同性质的类比。

当这个大帽子第一次被强加在我头上时，我的拒绝有着非常现实的理由，因为《国家保密法》的严令禁止，我甚至连嗅到了情报工作的味道都不可以承认。我以前工作的情报机构，对于他们竟然准许我的作品出版这件事已经感到追悔莫及，我担心他们的不满最终会发展到决定拿我来杀鸡儆猴，这种想法从来没有远离过我。虽然——苍天在上，我所知道的秘密情报，少到根本没办法拿出来泄露的地步。不过，对我而言更重要的是，根据我的猜想（尽管我自己都不愿意承认），这一切还是我身为作家的自尊心在作祟：我希望我的故事不要读起来像是某个文学叛徒被揭露之后的伪装，而是我自身想象力的产物，仅仅只是增加了一些用于渲染故事的真实而已。

与此同时，我声称自己从未踏足过情报世界的说法，听起来也一天比一天虚伪。这都要感谢我那些前同事，他们简直毫无保留地四处吹嘘我的身份。一旦碰上这种问题，我也只能无力地反驳说，我只是个作家，只不过碰巧当过间谍，并非摇身变成作家的间谍。结果，我收到的明确回应却是，别想了：一日间谍，终身间谍。我自己不相信自己虚构出来的小说，但其他人却相信了，所以——接受现实吧。

就这样，我只好接受了。无论是否认同。经年累月之后，在我看来——在我的黄金年代，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差不多每个星期都会收到读者来信，他或者她会问，该怎样做才能成为间谍。而我的回答大多都是：写信给你选区的议会议员或者外交部，如果你还在学校念书，就去找你的就业指导员。

但真实情况是，在那个时代，你既不能，也不应该去申请。你不能直接上网去搜索一下MI5、MI6或者英国曾经超级机密的解码机构GCHQ——当然，你现在可以随便搜了。那时的《卫报》不会有登在头版的广告，用来告诉你，如果你能说服房间里的三个人做你希望他们做的事情，那间谍这份工作也许就属于你了。你必须先引起别人注意，让他们主动过来挑选你。要是你主动跑去申请，你就有可能是敌人；如果你是被他们选上的，你就不可能是敌人。当然，我们也知道，这套系统运转得非常好。

想要被选上，那你得有天生的好运。你必须上好学校，最好是私立的，然后上大学，最好是牛津剑桥。最理想的情况是，你的家族里早就有了间谍背景，至少有一或两个军人。如果没有，那么，在某个你本人并不知道的时间点，你必须得到校长、导师或者学院院长的青睐，他们来评估你是否是接受招募的合适人选，把你叫到他的办公室，关上门，给你一杯雪莉酒，接着再给你一个“去伦敦见几位有趣朋友”的机会。

如果你说，好的，你有兴趣去见见这几位有趣的朋友，那么可能就会有一封印着官方压花、显眼醒目、双面密封的淡蓝色信封送到你的手上，邀请你前往白厅的某处。于是，你的间谍生涯就此开始或者不开始了。我的那封邀请信包含一顿午宴，在蓓尔美尔街上某个山洞似的俱乐部里，和一位令人望而生畏的海军上将一起用餐。他会询问我是室内型还是户外型的人。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 * *

如果说在那段时期，来信的读者大多是向往间谍生涯的人，那么在来信数量上紧随其后的，便是认为自己受到了情报工作迫害的受害者们。他们绝望的诉求基本一致。写信给我的人都曾被尾随盯梢过，他们的电话被人录音，汽车和房子被窃听，邻居被收买，他们的信也会晚一天送达。他们的另一半或者情人会举报他们，他们不管车停在哪里都会收到罚单。税务员盯着他们，还有一些看起来完全不像工人的工人在他们家外面检修水管，在那里磨蹭一整个星期，却什么也没有完成。即便我跟这些来信者回信说，他们所做的每一个猜测都可能是正确的，也无济于事。

但也有些时候，我所伪造的王牌间谍身份也会让我自食其果。就比如，在一九八二年，有一群被形容为“波兰家乡军”的波兰年轻异议人士，占领了驻伯尔尼的波兰大使馆，最后演变成了长达三天的围攻状态，而伯尔尼，恰好是我曾经求学的地方。

我伦敦的电话响起的时候正值半夜，打来的是我得以有幸认识的、瑞士政界赫赫有名的一位绅士。我迫切需要你为我提供一些极度机密的意见，他说，我的同僚们也是。他的声音听起来极为洪亮，但这也许是因为我当时还没有完全睡醒。我不支持共产党，他说。我觉得，就我本人而言应该是这样的，然而，无论是不是共产党，波兰政府都是合法的政府，东道国有义务保护他们在伯尔尼的大使馆。

到目前为止，听明白了吗？明白。很好。因为一群波兰年轻人刚刚凭着黑洞洞的枪口，占领了他们自己国家驻伯尔尼的大使馆，幸运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开枪。你还在听吗？还在听。这些年轻人全都反对共产主义，如果是在其他情况下，这一行为是非常值得鼓励的。但是，眼前我们已经没有时间来讨论个人喜好了，不是吗，大卫？

是的，没时间。

所以，这些男孩必须得解除武装，对不对？必须要尽快，并且尽可能小心谨慎地把他们给弄出大使馆。既然你很了解这类事情，你可不可以去把他们给弄出来？

我用想必听起来接近歇斯底里的声音，对我的来电人发誓，我对这种事情没有半点实际经验，一点不懂波兰语，对波兰反抗运动一无所知，更加半点都不知道如何用甜言蜜语劝服挟持人质者、波兰人、共产主义者、非共产主义者或者其他人，让他们照我的吩咐去做。在想尽办法说明我绝对不适合这项工作之后，我想，我当时建议他，还有他的同僚们去找一位会讲波兰语的神父来。如果他还是失败了，那就把英国驻伯尔尼大使从床上拽起来，正式要求我们的特种部队提供援助。

他和他的同僚们是否采取了我的建议，这也是我永远无法得知的事情了。我这位声名显赫的朋友始终没有告诉我此次事件究竟是如何了结的。虽然新闻报道里确实是说，瑞士警方强攻了大使馆，逮捕了四名异议人士，解救了人质。半年之后，我在滑雪坡上撞见了这位朋友，问起这件事，他轻松愉快地回复说，那只是个无伤大雅的玩笑。我所理解的是，无论瑞士当局达成了什么协议，都不可能分享给我这个外国人知道。

* * *

然后还有意大利总统。

当时，派驻伦敦的意大利文化专员打电话给我，说意大利总统科西加[1]是我的粉丝，希望能邀请我到罗马的总统官邸奎里纳尔宫[2]共进午餐。接到这个电话后，我心中的自豪感少有其他作家能体会。在这个关键时刻，我有没有冷静下来，试着让自己进一步去了解这位总统的政治立场，或是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我不记得曾经这样做过，只记得自己高兴得飘飘然。

我很不好意思地去问文化专员，总统是不是特别喜欢我的某一本书？或者我所有的作品他都喜欢？专员说他会去问的。然后，最喜欢的书名问来了：《锅匠，裁缝，士兵，间谍》。

那么，总统阁下是更喜欢英文版呢，还是为了便于阅读，更喜欢意大利语版本？他的回复正中我心：总统阁下更喜欢阅读我母语的版本。

第二天，我就带了这本中选的书，到伦敦最热门的装帧店，桑格斯基——萨克利夫书籍装帧公司[3]，不计成本地给书包上了顶级的小牛皮——就我所记得的，渲染用的是皇家蓝色，作者的名字用金箔装饰得十分显眼。完成之后的效果——因为当年英国书籍的内页看起来都很破旧，就算新书时也不例外，所以——简直就像是把卓越的陈旧手稿拿来重新装帧一样。

我在扉页处写上题词：献给意大利共和国总统弗朗切斯科·科西加。接着再签上我的笔名，写得很大。我很可能还添上了一句致敬词，要么是“至高的敬意”，要么是“永远忠诚的”之类的。我很确定，自己在动笔之前，花了很多时间去斟酌合适的文字，同时在废纸上练习了一下，才写到书上，以便以后作为历史留存。

于是，我带着这本精心装帧过的书，启程奔赴罗马。

我确切记得，他们给我定的酒店叫作“豪华酒店”。我几乎没怎么睡，早餐也吃不下，花了大把时间在镜子前面担心我的头发——用发胶压住的时候，它总是会乱翘。我估计，自己当时应该是在酒店内部一间完全用玻璃建成的小精品店里，花了过高的价格买下了一条丝质领带。那家精品店的钥匙，竟然是由礼宾部的人负责保管的。

在约定的时间到来之前，我在酒店的前院里走来走去，心想，顶多也就是公关人员搭乘轿车过来吧。就是这样，当看见一辆车窗装有窗帘、车体金光闪闪的豪华轿车开进酒店入口，还有一队骑着摩托的白衣警察，开着蓝色闪光灯，警笛呼啸，护驾而来时，我显然完全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眼前这一切都是为我而来。我上了车，在比我预期还要短的时间之后，又下了车，迎面就是一排闪光灯。我一走上宏伟的台阶，就看见一个个面色严峻，穿着中世纪紧身裤，戴着眼镜的男子对我敬礼。

大家有必要了解的是，此时我已经远离了我们所谓的现实。这个场合，这个地点，都是被这天这个约定的时间点所扭曲过的空间。现在的我，正站在一个巨大的房间里，抱着我那本由桑格斯基——萨克利夫公司精心装帧过的书。谁配得上这个宏大的规模呢？这一问题的答案，是一位身穿灰色西装，缓慢走下宏伟华丽石砌阶梯的男士。他是一位十分典型的意大利总统，非常优雅，欢迎辞亲切友好，温和地说着意大利腔英语，张开双臂，愉快地向我走来，散发出自信、安宁以及权力的气息。

“勒卡雷先生，我盼了一辈子。你写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节，都保存在我的记忆里。”——一声愉快的轻叹——“欢迎，欢迎来到奎里纳尔宫。”

我结结巴巴地致谢。我们背后有一群身形模糊，穿着相仿西装的中年男子，出于敬意，和我们保持着一段距离。

“我们上楼之前，能容我先带你参观宫里几个特别的地方吗？”我的东道主以同样流畅的嗓音说道。

我欣然同意。我们肩并肩走过华丽的走廊，从高高的窗户上俯瞰这座永恒之城。那队灰色的人马隔着一段以示尊敬的距离，悄然无声地跟在我们身后。这时，我的东道主停下脚步，讲了个轻松幽默的笑话：

“在我们的右手边上，可以看到一个小房间。那是我们关伽利略的房间，还在等着他改变想法。”

我咯咯笑了，他也咯咯地笑。我们往前走，然后又停了下来，这一次是在一扇大窗子前。整个罗马都在我们脚下。

“我们左手边是梵蒂冈。我们并不总跟梵蒂冈意见一致。”

更多睿智的微笑。随后，我们转过拐角。有那么一会儿，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伸出手来，拂左拭右，两个轻快的动作，迅速抹去桑格斯基——萨克利夫公司精心装帧的小牛皮上挂着的少许汗水，把它交给我这位东道主。

我带了这个送给你，我说。

他接过书，露出优雅的笑容，欣赏着书的装帧，打开，读我的题词。然后，他把书交还给我。

“非常漂亮，”他说，“为什么不直接送给总统呢？”

* * *

关于午宴，我记得的已经不多了。我的意思是，我已经不记得我们吃了什么或者喝了什么，但无疑都非常精致。我们身处美若仙境的中世纪阁楼上，坐在一张长桌边，约有三十几个人，包括那群面目模糊的灰衣大军。弗朗切斯科·科西加总统是个面目消沉的人，戴着有色眼镜，垂肩坐在餐桌中央。虽然伦敦的文化专员一再为他的英语水平担保，但他显然只会讲一点英语。一位同声传译女士在现场展现着自己的能力，不过，等我们两个开始用法语交谈后，她似乎就显得多余了。情况很快就明朗了：原来，她不是只替我们两个进行翻译，同时要为我们旁边那群灰衣大军进行翻译[4]。

我不记得我第二次送出那本牛皮精装书时的情形，但想必是送出去了。我只记得我们交谈的大致主题，因为既无关文学也无关艺术，也并非建筑或者政治，而是与间谍有关，每当科西加总统猛一抬头，透过他那对有色镜片，用令人不安的眼神注视着我时，就会触发一连串突然且无法预料的猛攻。

社会可以完全不需要间谍吗？他希望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怎么想的呢？所谓的民主国家，该如何掌控他们的间谍？意大利应该控制他们吗？——他这样问，就好像意大利是个个案，不是一般的民主国家，而是一个特有词汇“意大利”似的。我对意大利的情报机构大体上有什么看法吗？请不要客气，坦率地讲出来。他们称职吗？他们算正面力量还是负面力量呢，我可以说说吗？

对于这些问题，我当时没有，现在也没有值得一说的答案。我对意大利情报系统的运作一无所知。我注意到，每次总统丢给我一个问题，而我想尽办法、绞尽脑汁地去回答时，我们周围的灰衣大军就仿佛接收到指挥棒给出的指令一样，立刻停止用餐，抬起头颅，直到我说完了，才继续用餐。

总统突然起身离席。也许是因为他已经受够我了，也许是真有世界大事需要去处理。他猛一抬头，又赐予了我一个锐利的眼神，和我握了握手，便把我留给了其他的宾客。

侍应生领我们到相邻的房间去，那里已经备好咖啡和酒。但是没有人开口，一群人围坐在低矮桌子旁边的软椅上，这些身穿灰色西装的男子只是彼此之间轻声交谈几句，仿佛怕被窃听似的。至于我，并没有人对我说上半句话。然后，一个接一个地，他们逐一和我握手点头，又逐一离去。

回到伦敦之后，我才通过知情人得知，那天和我们一起吃饭的，是意大利几个情报组织的头头。科西加总统显然是认为他们可以从我这个错误的人这里得到一些指点，才选择让他们同席的。我觉得窘迫、尴尬，感觉自己像个傻瓜一样，这时，我才想起来询问关于我这位东道主的事情，因而也才得知早在前往桑格斯基——萨克利夫装帧店之前就应该提前了解的背景资料。

在选举中宣称自己是“国父”的科西加总统，现在已然成了意大利的头号祸根。他对以前的同僚，不分左派右派，都进行了猛烈抨击，并因此赢得了“鹤嘴锄人”的外号。他始终认为，意大利是个精神不正常的国家。

作为一个极端保守的天主教徒，他认为共产主义是反基督的。科西加在二〇一二年过世。依照《卫报》的讣告，他在老了之后更加疯狂。至于他是否从我的建议之中有所获益，这就不得而知了。

* * *

撒切尔夫人也曾邀请我共进午餐。她的办公室曾提议要授予我勋章，但被我婉拒了。我没有投票给她，不过事实上，这与我的婉拒并没有关系。我觉得——直到现在也还这样觉得——我这个人，并不适合我们国家的荣誉制度，因为这个制度代表了我们整个国家当中我最不喜欢的那一部分，所以，还是保持一些距离为妙。最后——如果一定要有个最后理由的话——既然我向来不在意英国的文学评论界，当然也就不在意他们的选择，尽管他们还是愿意把我纳入其中。在回信里，我很谨慎地向首相办公室保证，我的无礼并非出于任何个人或者政治上的敌意，同时也向首相致以我的敬意，并表示感谢，我确信自己不会再收到任何回音。

我错了，办公室寄来的第二封信里用了更加恳切的话语。唯恐我后悔当初在盛怒之下所做的决定，来信者希望我知道，荣誉的大门仍旧向我敞开。我也以（我希望是）同等礼貌的态度回复说，就我而言，这扇大门还是紧紧阖上为妙。而且，无论是在怎样的意外情况下，都依旧如此。我再次向首相致以问候。我再一次确信这件事情已经完全结束，直到办公室送来第三封信，邀请我共进午餐。

那天，在唐宁街十号的餐厅里摆了六张桌子，但我只记得我们这一桌了，撒切尔夫人坐在主位，她的右边是荷兰首相鲁道夫斯·吕贝尔斯[5]。身穿十分合体的崭新灰色西装的我，坐在她的左边。那年应该是一九八二年。我刚从中东回来，吕贝尔斯已经当上了首相，其他三位同桌的客人，在我的记忆中已经一团模糊。但是，基于如今已经想不起来的理由，我估计，他们应该是北方的实业家们。我也不记得我们六个人究竟是怎么开始寒暄交谈的，但也许，在我们坐下吃饭之前，他们碰巧已经喝过鸡尾酒了。无论如何，我还确切记得撒切尔夫人转头把我的杰出成就介绍给荷兰首相的情形。

“现在，吕贝尔斯先生，”她说话的语气像是准备要给他一个大大的惊喜，“这是康威尔先生，不过，你更熟悉的应该是他的笔名：约翰·勒卡雷。”

吕贝尔斯先生身体前倾，仔细地看着我。他有张年轻的脸，看起来是很爱打趣的人。他笑了笑，我也笑了笑——真的是非常友善的微笑。

“不。”他说。

他将身体靠回椅背，脸上仍旧挂着微笑。

不过，众所周知，撒切尔夫人不会轻易接受“不”这个答案。

“噢，得了，吕贝尔斯先生。你一定听过约翰·勒卡雷的名字。他写了《柏林谍影》，还有……”——有些结结巴巴——“……还有其他很棒的书。”

完全是个政治人物的吕贝尔斯，再次思考起自己的处境来。他又一次身体前倾，花了更长时间盯着我看，像前一次那样亲切友好，不过更加深思熟虑，更加像个政治家。

“不。”他重复道。

做了正确的决策之后，他显然很满意，又靠了回去。

现在轮到撒切尔夫人转头盯着我看了，她那清一色男性的内阁成员[6]在惹她不高兴时会招来什么样的后果，我现在已经完全体会到了。

“好吧，康威尔先生，”她说，仿佛面对的是个被带来审问不当行为的男学生，“既然你来了，”——意思是我必须说点什么——“你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拖延之中，我想到，我的确有话要对她说，非常之想。因为刚从黎巴嫩北部回来，我觉得自己有责任为无家可归的巴勒斯坦人请愿。吕贝尔斯听着，从北部工业区来的绅士们也听着。但是撒切尔夫人听得比他们更加专注，一点都没有显示出别人常拿来指责她的、那种不耐烦的神情。甚至在我磕磕巴巴地讲到结尾时，她都仍在聆听，等我讲完之后才给出她的答复。

“别再讲这些哭哭啼啼的故事了，”她突然言辞激烈地对我说，还特别强调了“哭哭啼啼”这个关键词，“每一天，都有人想用感情来打动我。你不能这样治理国家。这绝不公平。”

于是，她为了调动我的情绪，特别提醒我说，训练出北爱尔兰共和军的炸弹手，杀了她的好友兼顾问，也即英国的战争英雄、身为政治家的艾雷·尼夫[7]的，也正是巴勒斯坦人。之后，我想我们没怎么再进行交谈了。我非常合理地推测，她更乐意和吕贝尔斯先生以及她的实业家们进行交谈。

偶尔我也会自问，撒切尔夫人邀请我是否别有用心。比如说，她是不是考虑让我去某个半官方机构——那种奇怪的、半官方的公共机构，拥有职权，却没有权力。还是正好相反？

不过，我很难想象她会找我去做什么具体工作，除非她需要有个正确的人去指点一下，想办法摆平她那些争吵不休的间谍。

[1] Francesco Cossiga，1928—2010，1985年至1992年间任意大利总统。

[2] 坐落在意大利罗马旧城地势最高的奎里纳尔山丘上的意大利总统府。

[3] Messrs Sangorski＆Sutcliffe，英国著名的书籍装帧公司，成立于1901年，由弗朗西斯·桑格斯基与乔治·萨克利夫二人创办。

[4] 勒卡雷的意思是，同声传译也在为随行者们将英文译为意大利语。因为意大利人的英语普及程度并不高。其潜台词在于，同声传译者不懂法文，所以随行者们再也听不懂他们讲话了——这也为随后的内容进行了铺垫。

[5] Rudolphus Lubbers，1939—2018，荷兰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也是荷兰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首相，任职长达十二年。

[6] 我的研究资料显示，当时内阁之中其实是有位女性的，杨女爵，但她并不在撒切尔夫人的核心内阁之中。

[7] 1979年，北爱尔兰事务官艾雷·尼夫（Airey Neave，1916—1979）在下议院的停车场被一枚汽车炸弹炸死。

第二十四章 兄弟的守护者

我犹豫良久，不知是否要在这本书中写进尼古拉斯·艾略特记述他与同为间谍好友的、英国叛徒金·菲尔比之间关系的片段。犹豫的首要原因在于：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他的叙述并不是客观事实，而是唯独他个人坚信是事实的虚构故事。第二个理由：无论对我这一代人来说，菲尔比具有何种意义，他的名字或许都不应该在如今这代人耳中如此响亮地再次响起。但最终我还是抗拒不了，在此略去任何评论解释之后，我将菲尔比视作可以窥见战后英国情报机构构建的窗口，探究其对自身阶级的假定，及当时具体的思维模式。

圈外人很难想象菲尔比叛国案的规模。单单是在东欧，就有数十名，甚至可能有数百名英国特工被捕，遭受折磨，以及被枪杀。就算没有被菲尔比出卖的，也被乔治·布莱克，另一个军情六处的双面间谍给出卖了。

我对菲尔比的事一直念念不忘，诚如我在本书其他章节中所说，这也导致了我和他的朋友格雷厄姆·格林的公开争论。我对此深感懊悔，不过，当我与其他的杰出人物（比如休·特雷弗——罗珀[1]）意见相左时，却一点也不感到后悔。在他们看来，菲尔比只是另一个来自三十年代的聪慧男孩，那是属于他们而非我们的年代。他被迫在资本主义（在当时的左派们看来，就等同于法西斯主义）和散发着全新曙光的共产主义之间做出选择。他选择了共产主义，格林选择了天主教，特雷弗——罗珀则两者都没选。没错，菲尔比的决定恰好与西方的利益相冲突，但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他有权这么做，辩论结束。

然而，于我而言，菲尔比背叛自己国家的动机，更大程度上是因为对谎言和诡计的沉溺与渴望。一开始或许是意识形态上的投入，接着演变成了心理上的依赖，最后就是热切的渴望。只在其中一边是无法满足他的。他需要玩的是世界级的游戏。因此，当我读到本·麦金泰尔[2]对菲尔比与艾略特友谊[3]的精彩描写——其中还记述了菲尔比在贝鲁特的地狱边境，努力熬过他作为军情六处和克格勃间谍生涯最后一段并不光彩的时日，担心他的苏联管理者会放弃他时，他最想念的，除了板球比赛，就是多年来双面人生带给他的刺激感，我对此简直一点也不感到意外。

经过这么多年，我对菲尔比的怨恨之情变得更深些了吗？其实我并不觉得。有这样一种类型的英国人，在哀叹资本主义罪恶的同时，还会令自己附庸于另一个帝国主义强权身上，妄想通过这种诡计来操控自己的命运。我相信，菲尔比就是这样的人。他的传记作者菲尔·奈特利在和我谈话时，明显大为惊异，询问我为何会对菲尔比心怀怨恨。我只能回答说，就像菲尔比，我本人对于一个凡事都自行其是的父亲在孩子内心所引发的冲突风暴，碰巧也略知一二[4]，但是，如果因此就要去报复社会，应该还有更好些的做法，不至于非要像他那样。

现在来说说尼古拉斯·艾略特，菲尔比最忠诚的朋友，不论在战时还是和平时期，都是他挚爱的知己与战友。他出身伊顿，是伊顿前任校长之子，也是一位探险家、阿尔卑斯登山家，并且还是个容易上当受骗的人——而且，肯定也是我见过的最有趣的间谍。回想起来，他其实也是最高深莫测的间谍。现如今，再去描述他现身时的场景，无疑是自讨没趣。艾略特是个极为讲究生活品质的老派人士。每次见到他，他都穿着一身深色三件套西装，浑身上下打理得完美无缺。他瘦如一根魔杖，似乎总是以一种举重若轻的姿势飘浮于地面之上。他的脸上永远挂着平和的微笑，一侧手肘弯曲，手里不是端着杯马天尼，就是拿着一根香烟。他穿的那件马甲，衣角永远朝内弯曲，从不朝外。他看起来就像是佩勒姆·格伦威尔·伍德豪斯[5]笔下的纨绔子弟，讲话的方式也像，差别就在于他讲话时更加坦率，直来直去，到了令人惊诧的地步。他博学多闻，而且对权威毫不在乎、毫不尊敬。就我所知，我从来没有惹他生过气，不过，伦敦城区那些老顽固之一的提尼·罗兰[6]，形容他为“齐普赛街[7]的哈利·莱姆[8]”也不是没有来由的。

在艾略特一生所做过的众多非比寻常的事情当中，最为特别的（无疑也是最为痛苦的）就是和他最亲近的朋友、同僚以及堪称良师益友的金·菲尔比面对面地坐在贝鲁特，听他坦陈自己是苏联间谍——他们认识以来的这么多年里，他一直都是。

* * *

我在军情六处任职的那段时间里，艾略特和我最多只算点头之交。当我第一次到局里面试时，他恰恰就是遴选委员会的委员。当我成为新职员时，他已是位居五楼的大人物，甚至连他利用间谍行动发动的那场政变，也被拿来当作范例，向受训的学员们说明一个足智多谋的外派特工究竟可以达成何等重要的成就。他优雅的翩翩身影在总部和中东之间穿梭，举办演讲，参加行动会议，然后又匆匆离去。

一九六四年，我三十三岁，对局里几乎没有做出任何贡献，我最终选择辞掉了工作。一九六九年，艾略特在五十三岁时辞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局里进行的所有重要行动，他都参与其中，并且是核心人物。我们一直断断续续地保持着联系。我们共同的老东家不允许他泄露在他看来早已过了保密时限的秘密，这让他感到非常不满。他坚信自己有权利，更确切地说是有责任，把他的故事传给子孙后代。或许就是因为这种想法，他认为我可以加入他的计划中来——充当某种媒介，或者保险装置，帮助他把他独一无二的冒险经历公布到应该公开的地方去。

所以，在一九八六年五月的一个晚上，在我位于汉普斯特德的家中（此时距离他收到金·菲尔比那个不完整的认罪告白已经有二十三年了），他开始对我吐露心声，这也正是后来一连串会面的开端。他说话时，我则在笔记本上逐一记下他讲的内容。三十年后再回看我的笔记——手写的文字、褪色的纸张、边角位置看得到生锈的订书钉——我感到很欣慰，因为记录下来的内容几乎没有什么涂改的痕迹。当谈话进行到某个时刻时，我特别想加入到金和尼古拉斯通力合作的那场双人戏码当中去，但现实世界里的艾略特并不这么想。

“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再提那场‘戏码’了。”他在一九九一年写信给我时这样说。如今——感谢本·麦金泰尔，我非常庆幸自己没有公开那本子上记录的内容。因为艾略特告诉我的并非真实发生过的故事，那只是他人生的掩护版本。毕竟，当得知自己毫无保留地托付一切个人与职业机密的那个人，竟然从他们长久友谊开始的第一天就在背叛他、为苏联效力时，不管用多少已经习以为常的刻薄、轻浮态度去应付，都很难消减艾略特心中的痛苦。

* * *

艾略特口中的菲尔比：

“极有魅力的一个人，拥有一种乐于引起他人震惊的冲动。我非常了解他，尤其是他的家庭。我真的很关心他们。我从来不知道像他这样的人也会喝得烂醉如泥。要是我审讯他，他会从头到尾一直在喝苏格兰威士忌，最后，我得把他抬进出租车里，让司机送他回家。还得给司机五英镑，请他帮忙一起把他扛上楼。有一次，我带他去参加晚宴，结果所有人都被他给吸引住了。就在这时，他突然谈论起女主人的乳头来，说她有着整个情报局里最完美的乳房。简直下流。我的意思是，在晚宴上，你怎么能突然开始议论女主人的乳头呢？不过，他就是这个样子。喜欢引起别人震惊。我也认识他的父亲。他过世的那个晚上，我还在贝鲁特请他吃过饭。很有意思的家伙。总是无休止地讲他跟伊本·沙特[9]之间的关系。菲尔比的第三任妻子埃莉诺非常崇拜他。就是这样，那个老家伙总是有办法挑逗起别人的老婆，然后一走了之。吃过饭几个小时之后，他就死了——最后的遗言是，‘天啊，我好无聊。’”

* * *

“我对菲尔比的审讯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在贝鲁特的那次是最后一次。我们有两个消息渠道。一个是某位非常不错的投诚者。另一个就是他母亲的化身。局里的心理医生告诉了我一些关于她的事情。那个心理医生，他打电话给我，说他一直在治疗艾琳，也即菲尔比的第二任妻子，然后他说：‘她已经同意，我不必遵守希波克拉底誓言[10]。所以，我得好好和你谈一下。’于是，我就去见这个心理医生，他告诉我，菲尔比是同性恋，别管他四处的打情骂俏，也别管艾琳说菲尔比很享受性爱、技术很好之类的鬼话——我实在太了解她了。他就是同性恋，所有症状都有。这位精神病专家虽然没有切实证据，但也确信他不是个什么好东西。他给俄国人工作，或者甚至还藏着其他什么事。他不能准确指出是什么，但对此坚信不疑。他建议，我应该去找某位像母亲一样的人物。在某个地方，必然有个如菲尔比母亲一般的化身存在。他说，就是这个女人，所罗门[11]，犹太女人。她以前在玛莎百货工作，采购员或者其他什么的。他们一起加入了共产党。后来她因为犹太问题，对菲尔比感到很生气。菲尔比以前在提格上校手下做事，提格是耶路撒冷分处的头头，并且是反犹人士，所以她很愤怒。也因此，她把关于菲尔比的一些事情告诉了我们。包括以前他和共产党之间的联系。因为是由当时还叫‘五处’的军情五处负责此案，所以，我把全部资料都转给了五处——找到这位母亲的化身，所罗门。不过显然他们没有听，他们太官僚主义了。”

* * *

“大家都太宠菲尔比了，辛克莱和孟席斯（军情六处的前局长）——唉，任何对他不利的事情，他们都不想听。”

* * *

“然后电报就来了，说他们拿到了证据，我也拍电报给怀特（迪克·怀特爵士曾任军情五处局长，现在是军情六处的局长）说我要去找他对质。这件事已经拖得太久了，我对他的家人负有责任，因此，我必须得从菲尔比身上找出真相。我的具体感觉？这么说吧，我不认为我是感情用事的那类人，不太算，但是，我喜欢他的妻子和孩子，也一直觉得菲尔比自己很想把心里的事情全部说出来，让一切尘埃落定。然后再去看他喜爱的板球比赛。他对板球的打击率了如指掌，一讲起板球就没完没了。迪克·怀特说，好，去吧。所以我就飞到贝鲁特，见到他，告诉他说，如果你像我想的那么聪明，而且为了你的家人着想，你就全盘招供吧，因为游戏已经结束了。无论我们怎样做，都没法在法庭上钉死他，因为他会否认。只有我们两个知道，条件非常简单。他必须全盘交代，我想，他反正也打算这么做，但也就是在这一点上，他耍弄了我。他必须把所有的东西都有所交代，包括造成的损害，最重要的，是造成损害的范围。毕竟，我想克格勃要求他做的是，除了你之外我们还可以接触谁、局里有什么人可能替我们工作？他很可能提议了人选。我们必须知道所有事情。还有他交给他们的东西，不管什么都要知道，在这一点上我们非常坚决。”

我的笔记直接记下了我们的对话。

我：“如果他不愿意合作，你们会怎么制裁他？”

艾略特：“你说什么呢，老朋友？”

“你们的制裁啊，尼克，如果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你们要用什么手段来威胁他。比方说，你们把他痛扁一顿，然后运回伦敦？”

“没有人想让他回伦敦的，老朋友。”

“好吧，那么，总该有个终极制裁方式——请原谅我这么说——比如，可以把他杀了，就此了结清算？”

“天啊，好家伙，他可是我们的人。”

“那你们要怎么办呢？”

“我告诉他，另一个选项就是彻底完蛋。整个中东地区没有任何一个大使馆、领事馆或者公使馆想和他扯上半点关系。商界也没人敢碰他，他的记者生涯[12]也一并结束了。他现在就跟麻风病人一样，人人唯恐避之不及。他整个人生已经完了。我压根没想到他竟然会直接叛逃去了莫斯科。他做了这样的事，如果想要脱身，就必须全盘招供。只要招供，我们就当没这回事。想想他的家庭和埃莉诺，又该怎么办呢？”

我特地提到一个不怎么受社会青睐的英国叛徒的命运，他泄露的情报比菲尔比少得多，却为此坐了好几年牢。

“啊哈，你说瓦萨尔[13]——嗯，他不属于咱们的精英成员，我说得没错吧？”

* * *

艾略特继续说了下去：

“这是第一回合，我们同意四点再次碰面。四点钟的时候，他带来了供认状。好几页，连续八九张纸上都打满了排列紧凑的字。造成的损害，所有的东西，乱七八糟的。然后他说，你其实可以帮我一个忙。埃莉诺知道你在城里，她还不知道我的事。但是，你如果不来我家喝一杯，她肯定会觉得事有蹊跷。所以，我说，好吧，看在埃莉诺的分上，我会去你家，和你喝一杯。但是，首先我要用加密电报把这些资料传回去给迪克·怀特，我也这么做了。等我到他家里，准备和他喝一杯时，他已经醉得不省人事，躺在地板上。埃莉诺和我把他扛到床上，她抓头，我抓脚。他喝醉的时候从来不会说任何话，就我所知，他这辈子从未说漏过嘴。我是这么告诉她的。我跟她说：‘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是吗？’她说：‘不知道。’我说：‘他是个该死的俄罗斯间谍。’菲尔比跟我说过，她绝对不会发现他的事情。好吧，他说对了。接着，我回到伦敦，把他留给彼得·伦特[14]去审问。迪克·怀特把这个案子处理得很好，但他没有对美国人透露半个字。所以，我得马上飞到华盛顿去，把这些都告诉他们。可怜的老吉姆·安格尔顿[15]。菲尔比在华盛顿担任情报站站长的时候，安格尔顿对他呵护有加。当安格尔顿发现真相之后——也就是我告诉他之后——他的态度完全转变了。我几天前才跟他一起吃过饭。”

* * *

“我的推论是，你看，克格勃总有一天会出版菲尔比传记的其他部分。第一部讲到一九四七年就戛然而止。我的猜测是，他们还有另一本传记，藏在他们的保险箱里。菲尔比教会他们的一件事就是，要让克格勃那些傻瓜脱胎换骨。让他们穿着得体，少点异味，更加老练。他们现在看起来和以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非常聪明，圆滑，摇身一变，成了第一流的好家伙。那都是菲尔比的功劳，我敢和你打赌。不，我们从没有想过要杀掉他。尽管他确实耍了我，我认为，他希望自己还能保持原样。”

* * *

“你知道，一切尘埃落定之后，再回过头来审视——你不同意吗？——我们搞出来的这一切——没错，我们干下的蠢事，的确有些令人捧腹——我的天哪，真是太可笑了——我们确实太外行了，就某些方面而言，就是这样。我指的是高加索那几条线，探员们进进出出，真是太不专业了。好吧，他出卖了沃尔科夫，是的，他们杀了他[16]。所以，当菲尔比写信给我，邀请我到柏林或者赫尔辛基跟他见面，并且不要告诉我的妻子伊丽莎白和迪克·怀特的时候，我回信叫他替我在沃尔科夫的墓前摆上一束花。我觉得这样更好。

“我的意思是，他这个该死的东西，他认为我是什么人啊，不要告诉他们？我第一个就告诉了伊丽莎白，接着立马就告诉了迪克·怀特。我那天和盖伦一起吃晚饭——你认识盖伦吗？[17]——那天我很晚才回家。一到家，就看见一个普普通通的信封躺在我家门垫上，上面写着‘尼克’。这封信是有人专门亲自送过来的。‘要是你能来，就寄一张风景明信片给我，如果上面是纳尔逊纪念柱就代表赫尔辛基，如果是皇家骑兵卫队就代表柏林。’全是鬼话！他这个该死的东西，认为我是什么人哪？阿尔巴尼亚行动？[18]啊，是的，那件事估计也是被他搞砸的。我的意思是，我们当时在俄罗斯还有一些过硬得很的资源呢。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了。现在，他却说想要见我，只是因为他觉得孤独了。他当然觉得孤独，他不应该走的，他耍了我。我写过他的事情。给舍伍德出版社。那些大出版社都希望我能写写那场审讯，不过我没写。这更像是写给登山同好们看的一本回忆录[19]。你不能写办公室里的事。审讯是一门艺术。你懂的。那场审讯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我讲到哪儿了？”

* * *

艾略特有时候会离题，回忆起他参与过的案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奥列格·潘可夫斯基一案。潘可夫斯基是苏联情报机构格勒乌的上校，在冷战逐渐升温的古巴导弹危机时期，他把苏联国防的关键机密泄露给了西方。艾略特后来大为震怒，因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捏造了一本书来作为冷战时期的宣传工具，书名就叫《潘可夫斯基报告》。

“可怕的书，把那家伙塑造得像是个什么圣人或者英雄。他才不是那种人呢，实际上，他完全被晾在一边，他气坏了。美国人对他很失望，但是舍戈[20]知道他没什么问题。舍戈鼻子很灵。我们两个没什么相似之处，不过却不可思议地相处得很好。负负得正[21]。我负责行动部门，舍戈是我的副手。难以置信的外勤好手，非常敏锐，几乎从不出差错。他对菲尔比的看法也是对的，很早之前就是对的。舍戈审查过潘可夫斯基，认为他可以，所以我们就接收了他。在间谍这行，把你的信任押在某个人身上可是非常勇敢的。任何一个笨蛋都可以回到办公室里，然后来一句‘我一点都不信任这个家伙’。可以提出很多理由，一方面这样，一方面那样。要鼓起很大勇气才能冒险一试，说出‘我相信他’。舍戈就是这样做的，我们也都相信了他。女人，潘可夫斯基在巴黎有许多情人，是我们专门给他安排的。然后他还抱怨说他什么都干不了，晚上一次行，然后就不行了。我们还得派局里的医生到巴黎去，给他屁股上打一针，让他可以‘行’起来。你就捧腹大笑吧，这可是这个人活着的目的啊。嗯，这也确实太好笑了。我的意思是，你怎么可以把潘可夫斯基塑造成英雄呢？注意，背叛是需要勇气的，这一点，你不得不佩服菲尔比。他很有勇气。舍戈辞职过一次。他这个人，极其喜怒无常。我走进来，看见他的辞呈就摆在我的桌子上。‘鉴于迪克·怀特’——当然他只写了CSS（秘密情报局局长）——‘在没有经过我同意的情况下，将情报交给美国，因而危及我非常敏感的消息来源，我希望以辞职来树立局内典范。’——诸如此类的话语。后来怀特道了歉，舍戈又收回了辞呈。我不得不去说服他，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非常喜怒无常的家伙。不过也是个难以置信的外勤好手。潘可夫斯基的事情也完全被他押对了。高手。”

* * *

艾略特提到了克劳德·丹齐爵士[22]，更被人熟知的称呼是Z上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军情六处的副局长。

“彻彻底底的狗屎一堆。非常愚蠢。但那脾气，可是强硬又粗鲁。写了些糟糕的备忘录给别人。导致了长期不和。真是堆臭狗屎啊。战后，我当伯尔尼情报站站长时接收了他的网络。没错，他是有些高级的商界资源的。他们很不错。他有办法搞到这些商界人士去为他做事。嗯，他倒是很擅长这个的。”

对于冷战期间在迪克·怀特爵士手下担任副主任的乔治·杨[23]爵士，他是这样说的：

“有缺点。聪明，粗野，总是独来独往。离开情报局后，他去了汉布罗·马根公司（一家投资银行）。我后来问汉布罗的那些人：你和乔治相处得怎么样？你们满意还是不满意？他们考虑了一下，说是好坏参半。他帮我们弄到了来自伊朗国王的一些钱，但也弄出了不少大娄子，花掉不少钱，基本和他赚进来的持平了。”

关于战时在秘密情报局任职的历史学家休·特雷弗——罗珀，他说：

“整体来说，是个出色的学者，但很懦弱，一点用都没有。他内心有些不正当的东西。他一头栽进那些希特勒日记里时，我简直要笑死了。全局的人都知道那些日记是假的。不过，休还是直直地掉进去了。希特勒怎么可能写那些日记？打仗的时候，我绝不会让这家伙靠近我。我在塞浦路斯当站长时，告诉我门口的警卫，如果有个特雷弗——罗珀上尉来了，就拿警棍刺他的屁股。结果他出现了，警卫把我说的话告诉了他。休一头雾水。太好笑了。这就是我喜欢情报局的原因。全是绝妙的笑话啊。”

接着又提到为秘密情报局某个潜在的中东线人提供妓女：

“在圣尔敏斯酒店，她不肯去，因为‘我的丈夫是一名议员’，而那地方太接近下议院了。而且，她说自己六月四号必须休息，因为要去伊顿公学接儿子回家。‘好吧，既然这样，我们还是另找他人好了，你觉得呢？’我对她这样说。结果，她毫不迟疑地回应道：‘我只想知道，到底给多少钱？’”

还有格雷厄姆·格林：

“战争期间，我在塞拉利昂共和国[24]碰到了他。格林在港口那儿等我。‘喂——你有没有带些法国信[25]来？’我还没走近，就听见他在大喊。他对宦官过于着迷。之前，他曾经读过情报站的密码簿，发现果真有专为‘宦官’一词设计的密码。一定是以前我们利用宦官在后宫当密探的时候创造的。总之，自那以后，他一直很想发个包含‘宦官’这个词的密电。终于有一天，他找到了办法。当时，总部要派他去某个地方参加会议。我想是开普敦。他却表示，自己有个行动要搞定，还是什么的。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什么行动，你也知道他这个人，从来就没有负责过什么行动。不管怎样吧，他最后用密电传讯回来说‘我像个宦官一样，来不了了[26]’。”

然后又回想起自己战时在土耳其以外交官身份做掩护的生活：

“那时，在大使馆用晚餐。是战争期间。大使夫人突然大喊大叫起来，说我切掉了鼻子。‘什么鼻子？’‘奶酪的鼻子[27]。’‘是男仆把这块该死的奶酪递给我的。’我跟她说，‘但你把它的鼻子切掉了。’她说。该死，他们到底是从哪里弄来这种东西的？这可是该死的战争期间啊。是块切达干酪[28]。那个把奶酪递给我的家伙正是西塞罗[29]，把我们所有的秘密情报卖给德国反间谍机关的那个家伙。诺曼底登陆。一大堆消息。不过，德国人并不相信他。再正常不过了。因为这个人没有信仰。”

我对艾略特说起，我在军情五处时，格雷厄姆·格林的《我们在哈瓦那的人》出版了，局里的法律顾问打算以违反《国家机密保护法》、暴露情报站站长与头号情报员联络方式的罪名起诉他。

“是啊，他差点就因为这事完蛋了。要真是那样，也是他妈的活该。”

* * *

艾略特对我所说的一系列话语当中，最令我感到难忘的，或许是他和菲尔比之间的如下对话，涉及他早年在剑桥求学的时光：

“‘他们觉得你好像有点被带坏了。’我说。”

“‘被什么？’”

“‘噢，你知道的，那种早期的激情，加入为成员之后……’”

“‘什么的成员？’”

“‘各种各样的大学社团啊。听起来好像是那么回事，不过实话实说，大学本来就是这样的。左派们聚在一起，使徒们[30]在一起，对吧？不是一家人，不入一家门。’”

* * *

一九八七年，柏林墙倒塌的两年前，我造访莫斯科。在苏联作家协会的招待会上，一个名叫亨里希·波罗维克的兼职记者，和克格勃有些联系的，邀请我到他家去见一位老朋友，他说，这位老朋友很欣赏我的作品。我问起这位老朋友的名字，结果他告诉我，是金·菲尔比。如今，我通过权威渠道，得知菲尔比当时已经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希望我能和他合作，写他的第二部自传，也就是艾略特坚信他藏起来的那一本自传。结果，我拒绝见他。艾略特对我的做法表示很高兴，至少我觉得他很高兴。尽管如此，也许他仍然暗自希望我能够给他带来一些他老朋友的消息。

他所告诉我的，都是他自己净化过的版本，包括他和金·菲尔比的最后一次会面，以及他早几年前就对菲尔比有所怀疑的假设。我们必须感谢本·麦金泰尔所讲出的真相，自从菲尔比受到怀疑，艾略特就开始拼命试图保护他这位最亲近的朋友和同僚，直到对菲尔比的指控已经无可抵赖，艾略特才决定亲自去他这位老朋友那里拿供认状（最后拿到的，最多也只能算部分供认）。当时他是否奉令放水，让菲尔比成功逃到莫斯科，我们可能永远都不能确定。无论真相如何，艾略特当时都耍弄了我，就如同他耍弄了自己一般。

[1] Hugh Trevoe-Roper，1914—2003，英国近代史和纳粹德国历史专家，担任牛津大学现代史教授。1979年由首相撒切尔夫人授勋爵位。

[2] Ben Macintyre，生于1963年，英国作家，历史学家，评论家，《泰晤士报》专栏作家。他的专栏从时事到历史均有涉及。

[3] 书名为《朋友中的间谍》，布鲁姆斯伯里出版公司2014年出版。

[4] 参见本书第三十三章。

[5] P.G.Wodehouse，1881—1975，英国幽默小说家，作品广为流传。他作品的主要背景是“一战”前英国的上流社会。著名作品有《万能管家吉夫斯》《布兰丁斯城堡》等。

[6] Tiny Rowland，1917—1998，备受争议的英国商人，伦敦罗得西亚矿业和土地公司集团的首席执行官。他以在非洲获取的复杂商业利益而闻名。

[7] 伦敦市的一条街道，是伦敦历史悠久的现代金融中心。

[8] Harry Lime，电影《第三人》中的角色，表面为人正直，暗地里却是从事黑市交易的恶棍。

[9] Ibn Saud，沙特阿拉伯第一任国王。

[10] 希波克拉底用以警诫人类的古希腊职业道德的圣典，医生在就职前需要对此宣誓。誓言的其中一项是必须保守病人的秘密。

[11] 弗洛拉·所罗门，1939年介绍菲尔比和艾琳认识。

[12] 菲尔比的公开身份是《泰晤士报》外派记者。

[13] John William Vassall，约翰·威廉姆·瓦萨尔。出生于英国圣公会牧师家庭，同性恋。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海军专员，因为替克格勃从事间谍行动，入狱十八年。

[14] 军情六处驻贝鲁特情报站站长，也是我驻波恩时期的两个主管之一。

[15] Jim Jesus Angleton，美国中央情报局反情报部门主管，酗酒，有妄想症，他坚信克格勃的红色情报网络已经遍及西方世界的每个角落。菲尔比派驻华盛顿时，在喝酒下棋之余，曾经为他提供咨询，传授双面间谍的艺术。

[16] 1945年，苏联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职业情报官员康斯坦丁·沃尔科夫，宣称他握有情报，知晓英国外交部内有三名苏联间谍，其中一名在反情报部门工作。菲尔比负责这起案子，全身紧紧捆满绷带的沃尔科夫被紧急拉进苏联运输机，送回了莫斯科。我在《锅匠，裁缝，士兵，间谍》里运用了这个细节。

[17] Reinhard Gehlen，莱因哈德·盖伦，当时西德情报组织BND的负责人，详见第八章。

[18] 英国军情六处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49年想要推翻当时的阿尔巴尼亚政府，这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行动，并且导致至少三百名探员丧生。与此同时，遭到逮捕、处决的平民不计其数。金·菲尔比也是当初制订行动计划的一员。

[19] 艾略特和他的父亲一样，是热情的阿尔卑斯登山爱好者。

[20] Harold Shergold，哈罗德·舍戈尔德，是军情六处苏联集团行动的指挥官。

[21] 原文为法语谚语。Les extrême se touchent.

[22] Sir Claude Dansey，1876—1947，秘密情报局的副局长，军情六处伦敦控制部门的成员。

[23] George Young，1911—1990，此人为军情六处的副主任，后来为英国保守党政治家，也是个银行家。

[24] 位于西非大西洋岸，北部及东部与几内亚相邻，东南与利比里亚接壤，首都弗里敦。

[25] 此处为一语双关，“法国信（french letter）”在英国其实是安全套之意，起源于英法第二次百年战争时期。艾略特之所以讲这个例子，是为了与后面的“宦官”密电双关语呼应。

[26] 此处为一语双关。come一词亦有高潮、射精之意。

[27] 指奶酪的硬边。有些人会直接食用奶酪的硬边，但是大多数人会把硬边切掉。后文可知，切达干酪的硬边其实较软，在厉行节约的战时，艾略特的做法被大使夫人认为是一种浪费。

[28] 质地较软的一种英国产奶酪，是世界上产量最大的干酪。

[29] 西塞罗，德国间谍，本名艾利萨·巴兹纳，在英国驻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大使馆，休·纳奇布尔——休格森爵士大使官邸当男仆。但如今已经确认他一直都是英国间谍，任务是提供假情报给德国。可能艾略特也在对我做同样的事。

[30] 剑桥使徒社，The Cambridge Apostles，也称为“座谈会社”，创立于1820年，由大学挑选的精英学生组成的知识讨论秘密团体。实践“同性恋主义”或者“柏拉图式爱情”。三十年代被苏联寻求人才的间谍渗透，招募年轻有为的学生为共产主义奋斗。不过金·菲尔比早已从使徒社成员名录中除名。

第二十五章 巴拿马什么鬼！

一九八五年，法国花费了巨大的努力，去修建一条穿越达连地堑[1]的海平面运河，不过最后却以悲剧收场。大大小小、各种类型的投资方都破产了。因此，全国哀鸿遍野，痛苦叫喊：“巴拿马什么鬼！”（Quel Panama！）我很怀疑这个表达在法语中是否还存在，不过，就我个人和这个美丽国家的接触来看，确实说得很贴切。我和巴拿马的接触始于一九四七年，我的父亲龙尼派我到巴黎去找巴拿马驻法国大使马里奥·达·贝纳斯基纳伯爵收取五百英镑。伯爵在香榭丽舍大街附近某条优雅的支干道上有幢可爱的小房子，屋里永远弥漫着女人的香味。

傍晚，我按照约定时间到达伯爵家门口，身穿灰色学生制服，头发刷得整整齐齐，向两边分开。当时我正值十六岁。而这位大使，据我父亲告诉我，是个一流的人物，很荣幸可以帮忙解决某人的长期债务。我非常想相信他的话。这天稍早些时候，我才为了类似的差事去过乔治五世酒店，然而并未成功。乔治五世酒店礼宾部经理，一个叫阿纳托尔的人，也是个一流的人物，负责看管龙尼的高尔夫球杆。我需要替龙尼偷偷塞给阿纳托尔十英镑——这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也差不多等于龙尼给我这次旅途的全部旅费——作为回报，阿纳托尔会把球杆交还给我。

哪里知道，当阿纳托尔把那十英镑放入自己口袋，温和体贴地问候过龙尼的健康之后，很遗憾地说，虽然他个人很希望能把球杆交出来，但是，他依照酒店管理层的指示，除非龙尼付清账单，否则还是会继续扣留球杆。我赶紧打了一通对方付费的电话去伦敦，还是没能解决问题。

上帝啊，儿子，你为什么不叫他直接找经理过来呢？他们难道以为你老爸会欺骗他们啊？

他们当然不是这样想的，父亲。

打开这幢优雅房子大门的，是一位我从未见过的、最动人的女人。我当时想必是站在比她低一级的台阶上，因为在我记忆之中，她低下头，仿佛天使，仿佛救世主一般对我微笑。她双肩裸露，漆黑的头发，身穿一层又一层雪纺的轻薄裙子，完全遮掩不住她的曼妙身姿。当你处于十六岁的时候，任何年龄的性感女人都会令你怦然心动。如今看来，我会说，她当时恰是花繁叶茂的三十几岁光景。

“你是龙尼的儿子？”她用难以置信的口气问道。

她往后退开，请我进屋，我从她身边侧身而过。进去之后，她两手随意地搁放在我的肩膀两边，就着走廊里的灯光，饶有兴味地把我从头到脚仔细打量了一番，看来一切都很令她满意。

“你是来找马里奥的。”她说。

如果方便的话，我回应道。

她的双手还是放在我的肩膀上，迸发出异样光彩的眼眸依旧在打量我。

“你还是个男孩子呢。”她喃喃自语道，仿佛是在提醒自己似的。

伯爵站在他的客厅里，背对壁炉，和当年每一部电影里的大使形象类似：体形富态，身穿天鹅绒外套，双手扣在身后，他还拥有每个大使都拥有的那种完美银发——我们通常称之为波浪卷。握手的时候弯曲倾斜的角度十分正式，男人对男人，尽管我还只是个孩子。

大使夫人——我就当是她吧——没问我是不是能喝酒，当然更不会问我是不是喜欢代基里鸡尾酒[2]。我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绝对是一点都不真实的“是的”。她递给我一个雾面玻璃杯，里面有叉起来的樱桃。我们一起坐在柔软的沙发上，进行了一些非常有外交大使风格的闲聊。你喜欢这座城市吗？你在巴黎有很多朋友吗？有个女朋友，或许？说到这里，他还故作淘气地眨了眨眼睛。对于每个问题，我都毫不犹豫地给出了令人信服但又虚伪的回答，没有提到高尔夫球杆或者那个经理。寒暄之后，交谈暂停，我知道，该是提出我此行目的的时候了。我已经从经验中学到，最好是旁敲侧击，而非开门见山。

“我的父亲提到，你和他之间有桩小小的生意要完成，先生。”我暗示道，同时听见自己的声音从很远处传来——大概是代基里鸡尾酒的原因吧。

在此，有必要先解释一下这桩小小生意的本质——这和龙尼的大多数交易不一样，其内容本身是非常简单的。龙尼把这项任务介绍给我时，我也以热情的态度来附和他。当时，他这样说：儿子，作为一名外交官，作为地位高高在上的特使，伯爵享有豁免权，不需要面对烦琐恼人的税费和进口税。伯爵想进口什么就进口什么，想出口什么就出口什么。打个比方，要是有人利用外交豁免权，以一便士一品脱的价格，给伯爵送来一桶尚未装瓶、没贴商标的苏格兰威士忌。然后，伯爵再把这些威士忌装瓶，同样利用外交豁免权，用船运到巴拿马，或者他所选的随便什么地方，那就完全是他自己的私事，别人管不着。

以此类推，如果伯爵选择把这些尚未装瓶、没贴商标的威士忌装进某种特别设计的瓶子里——类似于，让我们想想……或许就像以前很流行的添宝威士忌[3]那样的——至于想要什么样的商标，或者瓶子里的内容应该如何描述，全由他说了算。在这一整桩生意当中，与我相关的只有唯一的一点，那就是伯爵应该为此付些钱——现金，儿子，不要让他在这桩生意上耍花样。

倘若成功，我理应用龙尼的钱，招待自己吃一顿上好的什锦烤肉，保留收据，明天早上搭乘第一班轮渡回去，带着剩余的钱，直接去他位于伦敦西区的豪华办公室。

“生意的事，大卫？”伯爵把我的话重复了一遍，语调听起来像是我们学校的舍监，“会是什么样的生意呢？”

“你欠他五百英镑，先生。”

我始终记得他那困惑的笑容，非常克制。我记得那张华丽的、带有褶皱的沙发，还有丝质靠垫，古老的镜子和镀金边框闪烁的光芒。还有我那位伯爵夫人翘起的长腿，裹在她那一层又一层的雪纺纱裙里。伯爵继续用困惑又关心的眼神审视着我。那位伯爵夫人也是。最后，他们互相看了看，好像是在交换彼此对于这件事的观察结论。

“好吧，很遗憾，大卫。我听说你要来见我的时候，还希望你能给我带来一大笔钱呢——也就是我投资在你那位亲爱的父亲公司里的钱。”

时至今日，我仍旧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这个惊人的问题，或者，换句话说，也不知道是不是确实应该对此感到如此震惊。我还记得，在听完伯爵说的那句话之后，我短暂失去了对时间与空间的感知，我觉得，一部分可能是由于那杯代基里鸡尾酒，一部分则是因为我发现自己无话可说，而且，没有任何权利坐在他们的客厅里，我所能做的，就是找个借口赶紧告辞。接着，我意识到自己正独自一人坐在房间里。过了一会儿，东道主夫妻俩又回来了。伯爵的笑容依旧亲切温和，轻松自在。伯爵夫人看起来也格外开心。

“那么，大卫，”伯爵开口了，听那语气，仿佛是在请求谅解，“我们为什么不一起去吃个晚饭，多聊点开心的事情呢？”

他们有家很喜欢的俄罗斯餐厅，就在距离这幢房子五十码左右的位置。在我的记忆中，那是个很小的地方，只有我们三个客人，另外还有个穿宽松白衬衫的男人，正在弹俄罗斯三角琴[4]。整个晚饭过程中，伯爵都在谈论各种开心的事，伯爵夫人踢掉了一只鞋，用穿着丝袜的脚趾轻抚我的腿。在餐厅小小的舞池之上，她对着我唱“黑眼睛”[5]，把我整个人都向她搂近，轻轻啃咬我的耳垂，与此同时，还一面和弹三角琴的男子调情。伯爵看起来则是一副非常纵容的模样。我们回到餐桌的时候，伯爵决定，该是回床睡觉的时候了。伯爵夫人捏了捏我的手，附和了他的提议。

我的记忆中并未留存当初我回应时所找的借口，无论如何，反正我也还是找到了借口，婉拒了他们的邀请。我给自己在公园里找到了一张长椅，想方设法保住了自己在她眼中的那个“男孩子”身份。数十年时间过去后，我再次独自一人身在巴黎，想要找出那条支干道、那幢房子、那个餐厅。然而，那个时候，却再也找不到任何对应的真实场景，可以供我证明当初发生的一切属实了。

* * *

现如今，我并不是要假装说是那伯爵与伯爵夫人的魔力，吸引我在半个世纪之后来到巴拿马，为两部小说和一部电影选景。全然是因为，那个性感、未能圆满的夜晚，始终深埋在我记忆之中，仿佛是冗长的青春期侥幸留存的一小段回忆。在抵达巴拿马市的那几天，我一直在打探这个名字。贝纳斯基纳？没人听说过这个家伙。伯爵？巴拿马出身的？好像不太可能。整件事说不定是我自己梦见的？可是我没有。

我来巴拿马，是要为一本小说做研究。不同寻常之处，这本尚未完成的书已经有了书名：《夜班经理》。我想找一些骗子、花言巧语的家伙，一些肮脏的交易，给我那个名叫理查德·翁斯洛·罗珀的、毫无道德的英国军火商增添一些生活气息。罗珀是个有野心的家伙，不像我父亲龙尼那种不入流人士，经常把事情搞砸。龙尼曾经想在印度尼西亚倒卖军火，结果却被关进了监狱里。罗珀雄心壮志，不容失败，直到他遇见命运的化身——摇身一变为夜班经理的乔纳森·派恩，英国特种部队退伍士兵。

这次，由派恩来当我的秘密分享者，我在卢克索[6]壮丽的美景之中，为他和他的情妇找到了一处藏身之所。我们先是在开罗和苏黎世探索奢华酒店，在北魁北克省探寻森林和金矿。之后又来到迈阿密，向美国缉毒局寻求帮助。他们向我保证，最适合罗珀进行毒品和武器交易的地方，莫过于位于巴拿马运河西端入口的科隆自由贸易区[7]。他们说，罗珀计划中所需要的、官方一切形式的疏忽大意，在那里都能得到保证。

如果罗珀想要一个舞台好好炫耀、展示一下自己的商品，又不想引起不必要的注意呢？我问。那还是巴拿马，他们说，去中部山区，那里没有人会问问题。

* * *

在靠近哥斯达黎加边境、潮湿的巴拿马山林里，有一位美军顾问（他说现在已经退休了）带我参观了一座可怕的露营地。在美国尚且支持这几个地区所有经营毒品生意的独裁者、利用他们来对抗任何被视为共产主义政权的年代，中央情报局在此地为六个中美洲国家训练特种部队。拉开铁丝网，布满弹孔、涂上鲜艳颜色的枪靶便从灌木丛中冒了出来：扛着卡拉什尼科夫步枪、袒胸露乳的西班牙女子；头戴三角帽、举起短弯刀的海盗；浑身血污，张着嘴巴，应该是在喊“别对我开枪，我是小孩”的红头发小女孩。在森林的边缘，木笼里关着营区陷阱捕捉到的各种猎物：山上的老虎、丛林野猫、蛇、猴子，全都被活活饿死，尸体在笼子里腐烂。散发着恶臭的鸟舍里，到处都是长尾鹦鹉、老鹰、鹤、鸢和秃鹫的残尸。

这都是为了培养孩子们的兽性，我的向导向我解释道，为了教会他们怎样才能冷血无情。

* * *

在巴拿马市，一位名叫路易斯的、温文尔雅的巴拿马人陪我到苍鹭宫[8]去见当时的总统恩达拉[9]。前往总统府的路上，他以分享当时的政治丑闻来逗我开心。

过一会儿，你将会看见在苍鹭宫门口昂首阔步的那些传统苍鹭，然而，那些并非人们普遍认为的、由某只苍鹭在那里一代一代繁衍出来的后代。它们全是冒牌货，路易斯愤慨地说，是三更半夜偷偷运进来的。吉米·卡特总统来会见他的巴拿马同僚时，他的特勤人员在宫里洒了一些消毒剂。结果，到了那天晚上，总统府里的所有苍鹭都死了。替代它们的这些鸟来历不明，全是在科隆四处抓捕的，赶在卡特抵达之前的几分钟才用客机送达。

恩达拉，最近成了鳏夫，但没过几个月就娶了他的情妇，路易斯滔滔不绝地说着。总统五十四岁，新娘还在巴拿马大学念书，二十二岁。巴拿马的媒体都在嘲笑这件事，甚至还给恩达拉取了个新外号，“El Gordo Feliz”，也就是“快乐的胖子”。

我们穿过总统府的前院，欣赏那些冒牌苍鹭，走上华丽的西班牙殖民风格楼梯。早期照片里的恩达拉，看上去跟他曾经是街头打手的经历相符。但是，接待我们的这位恩达拉，却很像是我回忆里的那位伯爵。如果不是因为他穿着燕尾服，宽大的白色背心上挂了红色勋章肩带的话，我估计会在梦里跟他要回那五百英镑。有个年轻女子四肢伏地，蹲在他的脚边，正跟总统的孩子一起，用乐高砖块搭建宫殿，曲线优美的臀部紧绷在设计师品牌的牛仔裤里。

“亲爱的，”恩达拉低声喊她——因为我的缘故，用了英文——说了一通“看看谁来了！你一定听过……”之类的话。

第一夫人，仍旧跪在地上，好奇地把我从头到尾打量了一番，然后又继续搭建她的乐高房子。

“可是，亲爱的，你肯定听过他啊！”总统近乎哀求地说道，“你一定读过他的书！我们都读过！”

不知不觉之间，我久违的外交官精神又被唤醒了。

“总统夫人，你没有任何理由需要知道我的名字。不过，你肯定听过肖恩·康纳利这个名字吧，那位演员先生，最近在我的电影里出演了一个角色。”

此间是漫长的沉默。

“你是康纳利先生的朋友？”

“是的，我正是。”我回答道，尽管事实上，我几乎根本就不认识他。

“啊，非常欢迎你来到巴拿马。”她说。

* * *

在巴拿马富人和名人云集的联合俱乐部，我又再次打探起马里奥·达·贝纳斯基纳伯爵的名字，这位巴拿马驻法国大使、我所假设的伯爵夫人的丈夫，无牌威士忌的供应者。没有任何人记得他，就算他们记得，也宁可选择忘记。根据一位名叫罗伯托的、不屈不挠的巴拿马朋友的报告，在花了很长时间的调查之后，才知道这位伯爵不仅确实存在，而且，他在这个国家极不稳定的历史上，还扮演了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

伯爵的头衔是“通过瑞士从西班牙得来的”，管他是什么意思。他曾经是巴拿马总统阿努尔福·阿里亚斯[10]的朋友。阿里亚斯被托里霍斯[11]推翻政权之后，贝纳斯基纳逃到了美国管辖的运河区，声称自己是阿里亚斯政府的外交部前部长。其实他根本就不是。反正，他就这样顺风顺水地活了好几年。直到有天晚上，在一家美国俱乐部吃饭时，他被托里霍斯的秘密警察给绑架了（关于这一部分，我乐于恣意地想象一下）。随后，他被关进了巴拿马臭名昭著的拉莫德罗监狱，被控谋反、叛国、煽动暴乱等罪名。三个月后又被神秘释放。虽然他宣称自己担任巴拿马外交官二十五年，但他其实从来就不是巴拿马外交部门中的一员。更别说担任巴拿马驻法国大使了。那位伯爵夫人（如果她确实是的话），我很幸运地没能得到关于她的任何消息——我少年时代的幻想，得以完好无损地继续保存下去。

* * *

国家也可以是角色。在《夜班经理》里跑了个龙套之后，巴拿马坚决要求登上我正在构思的一部新小说的演职人员表。尽管这已经是五年之后的事了。这一次，我即将成为英雄的主角，是在间谍世界里最容易被忽视的居民，也即杜撰情报人员，或者用我们的行话来说，是那些“流动小贩”。没错，格林在《我们在哈瓦那的人》里高度赞扬了杜撰情报人员。但是，可怜的伍尔摩[12]的假情报却并没有造成立即开战的局面。而我，则想要把这场闹剧转变为悲剧。美国在占领巴拿马期间，便已经完成了入侵巴拿马的丰功伟绩。那么就让他们来个第二次入侵吧，靠着我这个流动小贩杜撰的情报。

但是，谁会来扮演我这个流动小贩呢？他必须是个社交方面平淡无奇的人，性格温和，清白无辜，惹人喜欢，并非那些世界级间谍游戏里的角色，却又努力为之奋斗。他必须对他所爱的一切忠贞不渝：他的妻子、他的孩子、他的工作。他必须是个幻想家。情报部门出了名地喜欢接收幻想家。情报界有许多著名的好小伙（艾伦·杜勒斯就是其中之一）本身就是幻想家。他必须要从事服务业，可以和有权势、有钱、有影响力和容易轻信他人的人们来往。比如时尚美发师，费加罗[13]式的人物？古董商？画廊老板？

或者是个裁缝？

在我所有的小说当中，只有一两本，我可以诚实地说出那句“故事是从这里开始的”。《柏林谍影》的开始是在伦敦机场，一个四十岁出头的矮壮男子坐在我旁边的吧台高脚凳上，摸索着自己的风衣口袋，抓出一把五六种货币的零钱，摆在吧台上。他用他那像拳击手一样的粗壮手指翻遍零钱，直到找出足够的同类货币。

“大杯威士忌，”他点了酒，“不要加该死的冰。”

我只听到他说了这句话，至少我此刻相信是这样。不过，我却幻想自己在他声音里听出了一丝爱尔兰口音。他的酒来了，他就像个已经习惯饮酒的人一样，用老练的动作把嘴唇浸到杯里，两口就把酒给喝光了。接下来，他便拖着沉重的脚步离开，没有看任何人一眼。就我所知，他应该是个走霉运的商旅客，但不管他是谁，他都成了我的间谍，《柏林谍影》里的阿列克·利玛斯。

* * *

然后，还有位道格。

有位造访伦敦的美国朋友，建议我去找他的裁缝道格·海沃德。他的店开在西区的蒙特街。当时是九十年代中期，我的美国朋友是好莱坞来的，他说道格·海沃德替很多电影明星和演员做衣服。通常，你是不会想到店里的裁缝竟然会是坐着的，但是，当我看到道格时，他却如同皇帝登基一般，坐在一张老虎椅上，正在跟人讲电话。后来他告诉我，自己经常坐着的原因是个子太高了，不喜欢面对顾客时总是显得居高临下。

他正在跟一位女士说话，至少我猜是一位女士。因为他正不停地说着可爱的、亲爱的之类的话，还特别提到她家那个老家伙。他的声音充满戏剧性和权威感，有着特意抹去伦敦东区方言的痕迹，但那种抑扬顿挫的方言语调却怎么也抹不掉。道格年轻的时候花了很多时间来练习演讲，正因为这样，才能用一口时髦又精致的上流社会腔调在店里工作。接着，六十年代来了，时髦精致的口音不再流行，地区特色的潮流又回来了。这全是演员迈克尔·凯恩[14]的功劳，他也是道格的顾客，伦敦东区方言逐渐成为六十年代最流行的腔调。可是，道格并不打算放弃他好不容易学来的、优雅的上层腔调。于是，上流的家伙们开始站在角落里学习平民化语言的时候，他还是坚持自己的本色。

“听我说，亲爱的。”道格对电话那头说道，“听闻你那个老家伙在外面乱搞，我感到尤为难过。因为我实在很喜欢你们两个。可是，倒不妨这样去看吧。曾经，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你是他的情人，那时他还另有一个正规的老婆。然后，他把老婆甩了，娶了你这个情人。”他停顿了一下，刻意制造出演讲效果，因为这时，他已经知道我们在听了，“所以，这就有了一个空位了，不是吗，亲爱的？”

“裁缝店就像个剧场。”道格在午餐的时候跟我们说道，“没有人只是因为需要一套西装来找我。他们是要来嗡嗡嗡地说话的。他们是要来找回青春，来闲聊八卦的。他们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吗？当然不知道。谁都可以为迈克尔·凯恩提供成衣，但是你能替查尔斯·劳顿[15]直接买成衣[16]吗？总得有人要来定制西装的啊。之前有个家伙问我，为什么我不做阿玛尼那样的西装。‘听着，’我跟他说，‘阿玛尼比我更会做阿玛尼西装，要是你想要一套阿玛尼，去邦德街，省下六百英镑，直接买一套吧。’”

我没有给我的裁缝取名为“海沃德”，而是取名“潘德”。书名是《巴拿马的裁缝》，用来向比阿特丽克斯·波特[17]的《格鲁塞斯特的裁缝》致敬。我给了他一个半犹太人血统的背景，因为——就像在早期的美国电影中一样，我们的裁缝角色多来自伦敦东区的中欧移民家庭。并且“潘德”在德语中是“钟摆”的意思，因为我想让他在真实和虚构之间来回摇摆。此外，我还需要的就是一个出身良好却自甘堕落的英国无赖，来招募我的潘德，利用他来替自己赚大钱。不过，对任何一个曾在伊顿任教的人而言（比如我自己），这样的角色都有着大把的原型候选人。

[1] 加勒比海最南端的三角形延伸部分。西南邻巴拿马，东和东南接哥伦比亚。

[2] 一种以朗姆酒为基酒的经典鸡尾酒。

[3] 添宝威士忌的瓶形设计十分独特，状如三面压扁的宝瓶，容易辨认。

[4] 三角琴为俄罗斯族所独有，因琴身主体呈三角形而得名。俄罗斯人称之为“巴拉莱卡（балалайка）”。

[5] 俄罗斯民歌。

[6] 埃及古城，位于南部尼罗河东岸。因埃及古都底比斯遗址在此而著称。

[7] 位于巴拿马运河大西洋入海口的巴拿马科隆自由贸易区，是西半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也是仅次于中国香港的世界第二大自由贸易区，与迈阿密共列为对中南美转口中心。

[8] 巴拿马总统府，白色的建筑，原西班牙殖民时期的总督住宅，有“苍鹭宫”之称。

[9] Guillermo Endara Galimany，1936—2009，巴拿马政治家、法学家，于1989年到1994年间任巴拿马总统。

[10] Arunulfo Arias，1901—1988，巴拿马政治家、医生、作家，曾三次担任巴拿马总统。

[11] Torrijos，1929—1981，巴拿马政治家、国民警卫队司令、政府首脑、1968年至1981年期间的实权人物。他在1968年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阿里亚斯政府。

[12] 《我们在哈瓦那的人》的主角。

[13] 此处指意大利著名作曲家罗西尼的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主人公“什么都行的费加罗”。

[14] Michael Caine，生于1933年，英国演员。多次获得奥斯卡金像奖，并于2000年获得英国电影学院终身成就奖。近年来出演过《年轻气盛》《星际穿越》等片，颇受好评。

[15] Charles Laughton，1899—1962，英国演员，是一位表演丰富多彩，演起各种角色都得心应手的演员，凭借《英宫艳史》获得第六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他最为成功的是在《女大不中留》和《控方证人》中的表演。

[16] 因为查尔斯·劳顿几乎和希区柯克一样胖，没有成衣适合他；但迈克尔·凯恩却是很标准的英国绅士身材。

[17] Beatrix Potter，1866—1943，维多利亚时代的女作家，著名童话《彼得兔》的创造者。在1902年出版《小兔彼得的故事》之后，又陆续出版了《汤姆小猫的故事》等童书，深受全世界孩子的喜爱。

第二十六章 深入敌后

我们和他道别也才几年的时间，不过，我不能告诉你是在何时或者何地。我不能告诉你，我们是把他火葬还是土葬，是在乡下还是城里。我不能告诉你，他的名字是叫汤姆、迪克或者哈利。也不能告诉你，葬礼是基督教式的，还是其他礼仪。

我选择叫他哈利。

哈利的妻子出席了葬礼，笔挺挺地站在那里，她嫁给他已经五十年了。她在排队买鱼的时候被人吐口水，那是他的缘故；她被街坊邻居嘲笑，那是他的缘故；她的房子被警察们强行闯入——因为他们自认为是在履行职责，撼动了当地共产党煽动者的据点。他们还有一个如今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离校之后的时间里，都承受了相同的羞辱。不过，我也不能告诉你那是儿子还是女儿，也不能告诉你，他或者她，是不是已经在哈利坚信自己所保护的世界里，找到了一个安全的角落。如今，妻子已经成为未亡人，就如她过去一直面对各种压力时所做的那样，无畏而坚强，但是，已经长大的孩子却随着哀恸而颤抖，母亲对此明显有些不满。艰难的生活，教会她去珍视忍耐的价值——她期待自己的后代也是如此。

* * *

我之所以会去参加葬礼，是因为很久以前曾经管理过哈利的案子。这是令人忧心、同时又很微妙的一种信任。自童年期结束之后，他就用尽全部心力来对抗他祖国的敌人——通过成为其中的一分子来进行对抗。他不断吸收共产党的各种信条，直到这些成了他的第二天性。他“转变”自己的意志，直到几乎不承认任何过去的自己。在我们的协助之下，他将自己训练得从思想到本能反应都是一个彻底的、忠诚的共产党信徒。然而，每个周末向专案人员进行汇报时，他依旧会想方设法挤出一个微笑。

“还好吗，哈利？”我会问。

“非常好，谢谢。你和夫人都还好吧？”

每到晚上和周末，哈利就会干起党内的各种脏活，让其他的同志乐得解脱。他在街边角落兜售那些《工人日报》（根本就卖不掉），丢弃那些没卖掉的报纸，再把我们给他的钱拿去补贴报款，作为掩饰。他扮演那类专门负责跑腿和寻找人才的家伙，去拜访苏联文化专员和克格勃的三等秘书，接受他们沉闷枯燥的指派，去收集他所居住地区所有科技相关产业的闲聊八卦。如果他听不到什么八卦，我们也会给他提供一些，只是首先要保证不会造成任何损害。

渐渐地，通过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勤奋奉献，哈利被提拔成了一个重要的同志，被委托了半机密的差事。虽然他竭尽全力去寻找其中的价值——我们也是——却很少能在这片情报市场上获得什么实质性的东西。但是，缺乏成果也没什么关系，我们向哈利保证，因为他是正确的人，处在正确的位置之上，极为重要的监听岗位。如果你没有听到任何消息，哈利，我们告诉他，那也没关系，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在夜里可以睡得更安稳一些。然后哈利就会很愉快地回答说，好吧，约翰——或者是我当时所用的其他假名——总得有人清理排水沟啊，不是吗？然后我们说，总得有人做啊，哈利，谢谢你扛起这个任务来。

偶尔，可能是为了鼓舞他的士气，我们会踏进虚无的留守世界：要是苏联红军真的来了，哈利，有一天你起床，突然发现自己成了这个地区党内的“大波巴”[1]——那么你就成了抵抗力量的关键人物，要负责把这些混蛋都赶到海里去。为了让这个幻想更加真实，我们会特地从他阁楼上预先藏起的地方翻找出那台无线电发报机，吹掉堆积的灰尘，亲眼看着他传送虚假的消息给一个假想的地下总部，然后再接受一个虚假的指令，这些都是在为或许有可能发生的、苏联占领英国的情况做练习。我们觉得这件事做起来有些尴尬，哈利也有同感，不过这都是工作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必须要去适应。

自从我离开情报世界之后，我不断思索着哈利和他妻子行为的动机，还有其他的哈利和其他的妻子。心理医生想必会与哈利相谈甚欢，而哈利大概也同样如此。“就是这样，我接下来究竟应该怎么做呢？”他会问他们，“就让苏联从我鼻子底下偷走我该死的祖国？”

哈利对自己双面间谍的人生，从未觉得中意过。他是在把这件事当成完成自己人生使命的必要责任。我们只给他微薄的工资，如果我们多支付一些给他，他就会觉得窘迫。除此之外，他也没地方可以花钱。所以，我们就给他一些数额很少的额外补贴，称之为他的赡养费，同时也在安全容许的范围内，尽力给出尊敬和友情。哈利和他那位表现得像称职的共产党同志爱人一般的妻子，渐渐地、暗暗地成了略微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们所支持的那位宗教教区牧师似乎也从来没有开口过问，这两个如此热衷于共产主义的人士为什么会来找他做祷告。

葬礼结束，朋友，家人，以及党内的同志们相继离去。这时，有个穿风衣、打着黑领带、样貌可掬的男人走到我车子旁边，和我握手。“我是局里派来的，”他羞怯地咕哝道，“哈利是我这个月里的第三个了。他们全都在这段时间里接连去世。”

哈利是我们那支可怜又该死的步兵团中的一员。组成这个兵团的可敬人士，有男有女，一心相信共产主义者会摧毁他们所热爱的国家，觉得自己最好采取点行动，做些什么。哈利认为，苏联红军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一群还不错的家伙，有理想，但是性格有些扭曲。就这样，他选择为自己的信念奉献一生，死的时候只是冷战时期的一个无名士兵。将间谍渗透进所谓即将被颠覆组织里去的做法，自古以来便已存在。据说，埃德加·胡佛[2]在得知金·菲尔比是苏联的双面间谍之后，很不寻常地说了句睿智的俏皮话：

“告诉他们，耶稣基督只有十二个门徒，其中一个还是叛徒！”

如今，当我们读到卧底警察潜入各种和平组织和动物权益保护组织，用伪造的身份恋爱、抚养小孩之类的故事时，我们会觉得反感，因为我们立马就知道，他们的目标无法赋予这些欺骗行为或者其所付出的人性以正当的理由。感谢上帝，哈利并不是以这种方式在展开行动，而且，他绝对相信自己的工作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他认为共产党的国际组织是他祖国的敌人，其在英国的组织成员就好比祖国腹地中的敌人一般。我所认识的英国共产党员当中，没有任何人会认同这样的观点。不过，英国的当权派却对此坚定不移——就算只是这样，对哈利们而言也已经足够了。

[1] Grand poobah，来源于吉尔伯特和沙利文歌剧《天皇》（1885）中傲慢人物Pooh-Bah的名字。歌剧中，这个人拥有很多高级的职务，比如“第一财政大臣、总司令、海军上将”等等。这个名字现在被用来嘲弄一个自以为很重要或者级别很高的人物。

[2] Edgar Hoover，1895—1972，美国联邦调查局第一任局长，任职长达四十八年之久。作为一个叱咤风云长达半个世纪的传奇人物，他成了一个时代的象征。

第二十七章 追寻军阀

这部小说里什么都有，甚至连标题都取好了：《伦敦口译员》。小说的背景设定在伦敦和刚果[1]东部，主角叫萨尔沃，是萨尔瓦多的昵称。他是误入歧途的爱尔兰传教士和刚果酋长之女的私生子。萨尔沃自襁褓时期起，就被狂热的天主教传教士洗脑，也因为父亲应该承受的罪孽而遭到被抛弃被排斥的惩罚。因此，我很难不对此感同身受，产生怜悯之心，认为自己等同于他。

我笔下有三个刚果军阀，每一个都是各自部落或者围绕他所产生的社会团体的领袖人物。我分别跟好几个来自英国与南非的雇佣兵吃饭喝酒，借此设计出灵动的情节，以便随着故事的发展，可以呼应角色们各自的需求与奇想。

我笔下还有位年轻美丽的刚果女护士，出身基伍[2]，在东伦敦的医院工作，一心渴望着回到自己同胞的身边。我走过她医院的长廊，坐在候诊室里，看着医生和护士们来来去去，我监视着他们轮班的变化，然后隔着一段合适的距离，尾随一群疲倦的女护士，看她们拖着脚步慢慢走回自己的寝室和宿舍。在伦敦和奥斯登，我花了很多时间与刚果聚集起来的秘密流亡者们进行密谈，聆听关于轮奸与迫害的故事。

不过，还有一个小小的障碍。那就是，对于我即将下笔描写的这个国家，我没有任何第一手的亲身体会，也几乎不了解那里的原住民。与我的头号佣兵马克西所卷入的那场基伍争夺权大战相关的三位军阀，都并非确有其人——都只是几个人像的拼凑，再加上各种道听途说来的传闻，与我贫瘠的想象融合而成。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面积最为宽广的基伍省，与其省会布卡武[3]，则都是我靠着陈旧的旅行指南和网络资料创造出来的幻想产物。整个故事都是在我因为家庭原因而无法出门旅行的那段时期里构思出来的。不过如今，我已经可以自由自在地做我如果身处更好的情况之下、早在一年之前就应该去做的事情：亲自到那里去看看。

这个诱惑难以抗拒。布卡武，是比利时殖民者们在二十世纪初所创建的城市，位于非洲最高也最冷的湖泊，基伍湖的南端。听起来这里简直就像是个失落的天堂。我已经能够想见，那将会是一个迷离的香格里拉，有着九重葛[4]盛开的宽阔街道，庭院里郁郁葱葱的度假别墅，一路延伸至湖滨。周围山坡的火山土壤十分肥沃。同样是这本旅游指南告诉我，那里的气候十分温和，任何水果、花卉和蔬菜几乎都可以在那里蓬勃生长。

我也曾在书上读到，东部刚果等同于死亡陷阱。数个世纪以来，富饶的物资吸引来了各种各样的掠夺者，从流浪的卢旺达民兵，到在伦敦、休斯敦、圣彼得堡或北京拥有金碧辉煌办公室的商业投机分子。自卢旺达种族大屠杀[5]以来，布卡武一直都是难民危机的前线。胡图族叛军从卢旺达越过边界，利用这个城市作为基地，来报复驱逐他们的政府。在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刚果战争”的战火肆虐过后，这里已经沦为了废墟。

所以，那里现在看上去是个什么样子呢？给人以什么样的感觉呢？布卡武是我的主角萨尔沃的出生地。城市附近的灌木丛里隐藏着一座天主教修道院，住在这座修道院里的萨尔沃的父亲，是个博爱但容易犯错的爱尔兰神父，拜倒在一名部落女子的石榴裙下。要是能找到这座修道院，就太好了。

* * *

我读过米凯拉·容[6]的《库尔兹先生的脚步》，对这本书非常钦佩。容以前居住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首府金沙萨，在非洲大陆总共居住了十二年之久。卢旺达大屠杀之后，她为路透社和BBC报道卢旺达的情势。我邀请她共进午餐。她会提供帮助吗？可以。甚至，也许她还能陪我去一趟布卡武？可以，不过有条件。杰森·斯特恩斯[7]要一同前往。

二十九岁的杰森·斯特恩斯，通晓多国语言，是研究非洲的学者，也是国际危机组织[8]的高级分析师。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之前有三年的时间是在布卡武给联合国当政治顾问的。他会说完美的法语、斯瓦希里语，以及不知其他多少种非洲语言，算得上是西方世界刚果问题的首要权威之一。

同样很神奇的是，杰森和米凯拉刚好有各自要做的工作需要前往刚果东部。他们同意与我同行。他们看过我这部小说令人尴尬的初稿，指出了许多的错误。然而，这也让他们想到有哪些人我需要去见、哪些地方我需要去亲眼看看。在我清单上排第一的就是那三位军阀。之后，是天主教传教士、修道院和萨尔沃童年时期读书的学校。

外交部的建议从未如此清晰直白过：不要去刚果东部，不要去。但是，杰森有自己的探路雷达，它报告说，尽管刚果民主共和国即将举行四十一年来的首次多党选举，气氛有些紧张，但布卡武的局势还算是相当平静。对我的两位同伴而言，这是前行的最好时机，对我的小说和我的角色也是如此。因为小说的背景恰好就设定在这场选举之前。那年是二〇〇六年，卢旺达大屠杀十二年之后。

回头来看，我有些惭愧，竟然说服了他们带我同行。要是出了什么问题——这在基伍基本上是习以为常的事——他们就要直接扛着我这个行动不太灵活、白发苍苍年逾古稀的老头儿来展开行动了。

* * *

早在我们的吉普车尚未离开卢旺达首都基加利、抵达刚果边界之前，我想象之中的那个世界便已逐渐消退，慢慢被真实世界所取代。基加利的米勒·柯林斯饭店，也即电影里的卢旺达饭店[9]，日常就弥漫着一股压抑沉重的气氛。我试着在饭店里寻找演员唐·钱德尔，或者他所扮演的角色保罗·路斯沙巴吉那的纪念照片，但没有找到。路斯沙巴吉那是真实世界中卢旺达饭店的饭店经理，一九九四年的时候，他把米勒·柯林斯饭店变成了秘密避难所，保护图西族人远离对屠刀和枪械的恐惧。

只是如今在掌权者心目中，卢旺达饭店这个故事已经不再有影响力了。只要睁着两只眼，踏进卢旺达这个国家十分钟就会知道，由图西族人主导的政府事实上管理得非常严格。在我们越过山丘驶往布卡武的途中，我们从车窗瞥见了卢旺达的司法运作。在起伏蔓延宛如瑞士山谷一般的绿草地上，村民们像参加夏令营的学生一样围成一圈蹲坐着。在他们这个圈子的正中间，通常老师应该站的位置，站的是身穿粉色囚服的男人，或是打着手势，或是低垂着头。为了清理积压下来的、尚未经过审理的大屠杀嫌疑犯的诉讼案子，基加利恢复了传统的乡村法庭。任何人都可能被起诉，任何人也都可以为自己或别人辩护。除了法官是由新政府指派的，百无禁忌。

在距离刚果边境大约还有一小时车程的时候，我们驶离了公路，开上山丘——为了去看看当年大屠杀的部分受害者。那是一座原本是中学的建筑，俯瞰着风景优美的山谷。这里的管理人，自己也曾是整个大屠杀事件当中九死一生的幸存者。他带领我们走过一间又一间的教室。死者——多达上百名死者，有的是一整个家庭，当年被骗去集合以求保护，结果却被逐一屠杀——四个四个或者六个六个地躺在木板上，身上涂抹了像是调和了水和面粉混在一起的东西。一名戴着面罩的女子提着水桶，继续往他们身上涂抹。她要帮他们涂抹多久呢？这些尸体可以保存多久？在这些尸体之中，有很多是儿童。在一个农夫完全靠自己动手屠宰牲畜的国家里，这类技术已经变得非常成熟：先切开肌腱，然后慢慢来。手掌、手臂、脚分开保存在不同的篮子里。破损的衣物因为血渍已经变成褐色，大多是儿童的尺寸，挂在洞穴般大厅的横梁上。

“你什么时候会火葬了他们？”

“等他们完成自己的工作以后。”

他们的工作，就是要证明那些确实发生过的事情。

在此陈列的这些受害者，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指认出他们的身份，甚或去哀悼、去安葬他们，我们的导游解释说。哀悼他们的人也死了。我们留下这些尸体，是为了拿来向世人进行展示，让那些质疑和否认的人闭嘴。

* * *

身穿美军式样绿色制服的卢旺达部队出现在了路边。刚果的边界检疫站是一座破旧的小屋，位于跨越鲁济济河口的铁桥的一头。一群女性军官皱起眉毛，仔细查看了我们的护照和疫苗接种证明，摇了摇头，商议起来。国家越是混乱，它的官僚系统就越是难以应付。

不过我们有杰森。

一道门砰地一下打开，里面传出几声愉快的叫喊声。这时我才发现，杰森已经从我们身边消失了。随后，在几声响亮的、仿若欢庆一般的笑声中，上交的各种证件被交还给了我们。告别卢旺达铺设得非常完美的柏油路面，我们在基伍坑坑洼洼的泥土地上颠簸摇晃了五分钟，便到达了我们要住的旅店。杰森，就像我的萨尔沃一样，精通多种非洲方言，一旦出现发生激烈冲突的情况，他先是会一起激动，接着便开始用十分温和的态度去开解当事人。这不是什么策略手法，这已经成了他的本能。我能想象我的萨尔沃——冲突之子，天生的劝解人——会做出和他一模一样的举动。

* * *

仿佛是某种秘密仪式一般，在我小心谨慎前去拜访的每一个争端发生地点，都会有一个酒吧。在酒吧里，二流政客、间谍、救援工作者和投机倒把分子们聚在一起。在西贡，是“大陆”酒吧；在金边，是“山峦”酒吧；在万象，是“星座”酒吧；在贝鲁特，是“海军准将”酒吧。而在布卡武，是“兰花”酒吧。它坐落在一栋位于湖滨的殖民地风格别墅里，建筑低矮，用一扇大门与外界隔绝，酒吧周围围着一圈不起眼的小木屋。酒吧老板是一名精于世故的比利时裔农场主，以前差点在一场发生在基伍的战事中流血致死，幸而被他的哥哥偷偷运往了安全处，侥幸逃生。餐厅的角落里坐着一位德国女士，无限惆怅地跟陌生人聊起布卡武以前全是白人的那段岁月，说她大可以开着自己那辆阿尔法·罗密欧轿车，以六十码的速度驰骋在林荫大道上。隔天早晨，我们开车驶过她所说的那条线路，但没有开到她声称的速度。

林荫大道又宽又直，不过就如同布卡武的每一条街道，都因为从周围山峦冲刷下来的红色雨水而变得坑坑洼洼。这里的建筑都是新艺术运动撒落的珠宝，有圆滑的边角，细长的窗户，以及像老式影院一样的风琴式门廊。整个城市建在五个半岛之上，“如同一只绿色的手伸入湖中”，旅游指南上这样诗情画意地描写道。最大，也一度最为时髦的半岛是拉波特半岛，扎伊尔疯狂的帝王蒙博托[10]也曾在此居住过，这里保存了他众多居所的其中一个。根据阻止我们进入的士兵所说，这幢别墅已经为了新总统入住而重新整修过。刚果新总统约瑟夫·卡比拉[11]，出身基伍，他的父亲是信仰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主义的革命者，推翻蒙博托政权（1997）的四年之后，死于自己保镖的行刺。

潮湿氤氲的雾气弥漫在湖面之上。卢旺达的边界线将湖面一分为二。拉波特半岛的顶端朝向东方。水里的鱼非常小，湖里的怪兽叫“曼巴穆图”，是个半女人半鳄鱼的怪物，最爱做的就是吃人脑。我听着导游的讲解，迅速做着笔记，明知道自己也许永远都用不上。照相机对我而言根本没用，当我书写笔记的时候，我的记忆就会自动储存这些想法。而我拍照的时候，照相机反而会偷走我的工作成果。

我们走进一座天主教修道院。萨尔沃的父亲曾是这里的传教士。没有窗户的砖墙完全不同于街上的建筑。躲在墙后的世界里，这儿有花园，有圆盘式卫星电视天线，有客房、会议室、电脑、图书馆和缄默的仆人。食堂里，有个穿牛仔裤的老传教士拖着脚，慢慢走向咖啡壶，并给了我们一个悠长而又神秘的凝视，接着又径自走开了。如果萨尔沃的父亲还在世，我想，这大概就是他现在的模样吧。

身穿褐色长袍的刚果传教士在悲叹，说他的非洲同伴们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因为前来忏悔的教徒们过于情深意切地描述他们的民族仇恨，一旦他们被原本应该加以抑制的激烈言辞所激怒，他说，就有可能变成最为糟糕的极端主义者。比如，在卢旺达，原本应该是善良又友好的传教士，会把他们教区内所有的图西族人召集到教堂里来，为他们祈祷一番，然后唆使他们去大街上纵火，或者下手铲除异己。

他一边说，我一边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不是因为他讲了什么金玉良言，而是他谈起他们时的语气，那一口缓慢、优雅、明显受过良好教育的非洲法语，以及谈及他非洲兄弟们所犯下的罪孽时的哀伤感觉。

* * *

托马斯和我心中所想的形象相去甚远，这让我不得不再次抛弃一切成见。他个子很高，精明练达的样子，身穿精致剪裁的蓝色西装。他以完美的、外交人员般的轻松态度接待了我们，他的宅邸由手拿半自动步枪的哨兵们把守，宽敞气派，非常具有代表性。在我们谈话的时候，一部大电视正在静悄悄地播放足球比赛。在我无知的想象中，军阀绝不会是这个样子。

托马斯是班亚穆勒格人[12]。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他的手下持续不断地在刚果的各个战场上征战。他们本是卢旺达的游牧民族，近两三百年来逐渐定居在基伍南部穆勒格高原之上。班亚穆勒格人以高超的战斗技巧和与世隔绝的态度而闻名，也因为他们与卢旺达的血缘关系而遭受憎恨。所以，每逢不满爆发的年代，他们首先会被提起。

我问他，即将举行的多党选举会不会让他们的情况有所好转。他的回复并不乐观。败选的人会说投票被人操控，而且他们说的也没有错。赢家通吃，而班亚穆勒格人一如既往地会被视作责难的对象。他们被称为西非的犹太人，不是没有原因的：如果出了任何差错，那就完全是班亚穆勒格人的原因。金沙萨努力想把刚果的民兵组织打造成一支单一的国家军队，不过他同样不为所动：

“我们的很多孩子先是入伍，然后又逃进山里。如果身在军队之中，他们会杀掉我们、羞辱我们，尽管事实上我们替他们打了许多胜仗。”

还是有一线希望的，托马斯坦承。他力图要把刚果所有“外国人”——尤其是指班亚穆勒格人——从“马伊马伊[13]”们的手中拯救出来，他们正在逐渐认识到成为金沙萨士兵要付出的昂贵代价。至于具体会如何去做，他没有详细说明。

“也许‘马伊马伊’在明白不该信任金沙萨之后，就会更加接近我们。”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杰森安排我们去见一位“马伊马伊”的上校。“马伊马伊”是刚果众多武装民兵组织里面势力最大也最臭名昭著的一支队伍。上校是我要去见的第二位军阀。

* * *

和托马斯一样，这位上校外表干净整洁——除了穿的不是精致剪裁的蓝色西装，而是饱受中伤的刚果国家军队的制服外。他身上穿的这套金沙萨发的卡其布制服被熨烫得平平整整，压线部分也全部熨得笔直。他的军衔徽章在正午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他右手的每一根手指上都戴着金戒指。两部手机摆在他面前的桌上，我们坐的位置是一处露天咖啡馆。沙袋摆放在马路对面，后面是戴着蓝色头盔的联合国巴基斯坦维和部队，正用枪口监视着我们。我一辈子都在打仗，上校说，当年他麾下的战士们，最年轻的不过八岁，如今都已经长大成人了。

“我们国家里的一些种族不应住在这里。我们和他们打仗，是因为怕他们会随便宣称我们神圣不可侵犯的刚果是他们自己种族的领地。在这类事情上，金沙萨的政府不值得信任，所以我们干脆自己来做。蒙博托政权被推翻的时候，我们带上自己的大刀和弓箭，首当其冲地扛起了本就该负的责任。‘马伊马伊’是由我们祖先所创立的武装力量。我们的达瓦会保护我们。”

他提及的“达瓦”指的是“马伊马伊”所具有的神奇力量，让他们能将飞来的子弹转向，或者让他们化身为水：所谓的“马伊”。

“当你直面朝你开火的AK47时，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这时你就会知道，我们的达瓦是真实可靠的。”

如果是这样，我尽可能委婉地提出质疑，“马伊马伊”是如何解释他们的伤亡的呢？

“如果我们的战士被打倒了，那是因为他是个小偷、强奸犯，不服从我们的仪式规矩，或是在战场上打仗的时候，对自己的战友有不好的想法。死掉的都是罪人，我们让巫医埋葬他们，不举行任何仪式。”

那班亚穆勒格人呢？在当前的政治情势下，上校对他们有什么看法？

“要是他们再次发动战争，我们会杀了他们。”

然而，在发泄对金沙萨的恨意上，他的想法和他势不两立的敌人托马斯前一晚的说法，却变得非常接近：

“金沙萨的那帮畜生一直都在打压‘马伊马伊’。他们忘了，是我们在替他们打仗，是我们让他们的肥屁股能够稳稳当当地坐在那儿。他们没有给我们钱，也不听我们说话。而且，因为我们是军人，他们也不让我们参与投票。照他们看来，我们干脆滚回丛林里去得了。一部电脑能要多少钱[14]？”

* * *

该开车到布卡武机场去为我小说结尾的动作场景勘探实景了。这一周，我们在城里经历了几次暴动，偶尔还有几次枪击。宵禁仍在执行。通往机场的道路属“马伊马伊”们管辖，不过杰森说，通行过去还是安全的。所以我想，他是和上校商量好了，能保障我们的通行。我们正准备出发的时候发现，不管有没有宵禁，市中心都已经被示威民众和燃烧的轮胎给堵死了。据说起因是一个男子要送妻子去做手术，因此把房子拿去抵押，借了四百美元，结果没从金沙萨领到薪水的士兵们听说了这件事，闯入他的家中，杀了他并且抢了他的钱。愤怒的邻居抓住了这些士兵，把他们关了起来，随后，士兵们的同伴们派兵来解救他们。有个十五岁的女孩遭到射击身亡，因此引发了群众暴动。

高速行驶过凹凸不平的后街窄巷，在一路头晕目眩之后，我们到了戈马路。再沿着基伍湖西岸往北开。机场周边不久前才爆发了严重冲突。一支卢旺达民兵部队接管了此地，好几个月后才遭到驱逐。现在，机场是在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保护之下，由印度和乌拉圭派出的部队来负责维稳。乌拉圭人招待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力邀我们尽快回来参加真正的派对。

“你们会怎么做呢，”我问我们来自乌拉圭的东道主，“如果卢旺达的人再打回来？”

“Vamos [15]。”他毫不迟疑地回应道，把他们赶出去。

事实上，我想知道的是：如果有一批重武装的白人雇佣兵出乎意料地降落在机场里——这正是我小说里的情节——他和他的同伴们会怎么做。我羞于直接提出我的假设问题，但我一点都不怀疑，就算知道我问题的真正目的，他的回答想必也是一模一样。

我们参观了机场，接着又回到市区。倾盆而下的暴雨，洗刷着红色的泥土地。我们驶下山坡，眼前是被雨水填满，迅速形成的湖泊——几个小时以前，这里还是一处停车场。一名身穿黑色西装的男子站在他那溺水车子的顶部，挥舞手臂，请求救援，逗乐了迅速围观过来的群众。我们这辆载有两个白种男人和一个白种女人的吉普车一到，更是增加了娱乐效果。很快，就有一群小孩开始左右摇晃我们的车子，在狂热之下，他们可能很快就会把我们的车子摇进湖里。幸而杰森及时跳出车子，用他们的语言对他们说话，安抚他们，并惹得他们哈哈大笑。

对米凯拉来说，这种状况更是习以为常，她甚至都不记得这件事了。但我记得。

* * *

迪斯科舞厅是我对布卡武最后也是最为动人的回忆。在我的小说里，舞厅属于一位受过法国教育、继承了东部刚果贸易财富的人，他后来成了萨尔沃的救命恩人。他也算是某种类型的军阀，但他真正的权力基础是布卡武的年轻知识分子和生意人：他们都在这里。

因为有宵禁，整座城市一片死寂，雨还在下，我不记得这个舞厅的门口有那种一闪一闪的招牌，或是那种盛气凌人的男人在进行检查：只有一排迷你的伊索多[16]式电影屏幕隐匿在暗处，通往下层的昏暗石头台阶有绳索栏杆。我们摸索着往下走。音乐和激光灯光吞没了我们。呼喊“杰森”的声音此起彼伏，他如同消失在海中一样，在那些欢迎的手臂之中不见了身影。

我听说，刚果人比任何人都会找乐子，至少在这里是如此。距离舞池较远的地方，有人在玩台球，所以我也加入了围观。台球桌周围一圈，都围着寂静无声、紧张等待打出每一杆的民众。最后一球入袋时，现场爆发出喜悦的狂吼声，赢球的人被抬了起来，双脚离地，在舞厅里展开胜利的游行。吧台处，漂亮的女孩们闲谈欢笑。在我们这桌，我听到某人正谈起他对伏尔泰——或者是普鲁斯特？——的看法。米凯拉委婉地拒绝了一个喝醉的家伙的邀约。杰森加入了舞池里的其他男人，同舞同乐。我会在小说最后如此结尾：

“尽管刚果困难重重，但是，你在布卡武街头能碰到的情绪沮丧的人，还是比纽约街头要少得多。”

我希望自己将这句话用到了小说里，然而，就连我读到这句话也已经过去很久了。刚果东部是我深入杀戮战场的最后一次远行。这部小说能够忠实地展现我的经历吗？当然不能。不过，我在这里学到的东西始终无法放下。

[1] 此处应指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金沙萨，简称刚果（金），1971年10月改国名为扎伊尔共和国；1997年5月恢复“刚果民主共和国”国名。

[2] 位于刚果民主共和国与卢旺达的边界。

[3] 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城市，南基武省首府，近卢旺达边界。

[4] 即三角梅，属紫茉莉科，是木质的藤蔓或灌木。

[5] 又称卢旺达内战，发生于1994年4月7日至1994年6月中旬。是胡图族对图西族以及胡图族温和派有组织的种族灭绝大屠杀，共造成80万——100万人死亡。

[6] Michela Wrong，生于1961年，英国记者和作家，曾代表路透社、英国广播公司和英国《金融时报》等媒体在非洲大陆做过六年报道。她的首本书《库尔兹先生的脚步》覆盖了她在扎伊尔度过的全部时光。

[7] Jason Stearns，生于1976年，刚果问题专家，在刚果工作十年的美国作家，这其中包括在刚果进行第二次战争期间的三年。

[8]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简称ICG，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其目的是防止和解决致命性的地区冲突以及在世界各地进行实地分析和高级别宣传。

[9] 《卢旺达饭店》是一部由英国、南非、加拿大和意大利在2004年共同拍摄的战争片。该片取材于1994年的卢旺达大屠杀，由真人真事改编，讲述了卢旺达胡图族饭店经理保罗·路斯沙巴吉那在种族仇杀中设法挽救1286名图西族及胡图族难民的故事。

[10] Mobutu，1930—1997，1965年发动政变推翻了卡萨武布政权，自封为总统、元帅。此后致力于恢复刚果经济，提倡本国人名和地名非洲化。要求“恢复民族真实性”，实行经济“扎伊尔化”。70年代之后采取过激的民族化和国有化政策，政治陷入腐败，经济困难。1997年遭国内反对派武装夺取政权，流亡国外，死于摩洛哥。

[11] Joseph Kabila，生于1971年，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已故总统洛朗·卡比拉的长子，2006年在大选中获胜，担任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2011年获得连任。

[12] Banyamulenge，刚果民主共和国南基伍省高原的一个种族，属于图西族的一个分支。

[13] Mai Mai，是指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活动的任何一种以社区为基础的民兵组织，其组成是为了捍卫当地的领土以防其他的武装组织。

[14] 这是上校在反讽金沙萨政府，觉得只靠一部电脑就能运作政府，不愿意给“马伊马伊”钱。

[15] 西班牙语，相当于“加油”之意。

[16] Essoldo，英国的一家小型连锁电影院。

第二十八章 理查德·伯顿需要我

无论何时，只要想起我第一次与《柏林谍影》的美国导演马丁·里特的会面，我都会为我当时穿的那身愚蠢的衣服而脸红。

那是在一九六三年。我的小说还没有出版，但是里特已经买下了电影版权，基于一部打字机版本的、提前流出的影印稿，不知道是来自我的文学经济人还是出版商，也有可能是影印室里某个在电影公司——也就是派拉蒙——有门路的聪明家伙，辗转把这份影印稿交给他的。里特后来夸口说，自己是从我这里偷来的版权。我后来也同意了他的说法。那时候，在我看来，他简直就是个无限慷慨的男人，不辞辛劳地带着几个志趣相投的朋友，从洛杉矶飞到伦敦，为的就是请我在康诺特酒店享用一顿爱德华式的奢华午餐，然后极尽溢美之词地讨论我的书。

至于我这边，则是由女王陛下负担旅费，从西德首都波恩飞回了伦敦。当时我还是个三十二岁的外交人员，从没有跟电影圈里的人打过交道。在童年时期，就像所有我那个年代的男孩一样，我爱上了狄安娜·德宾[1]，也因为《三个臭皮匠》[2]笑得满地打滚。在战时的电影院里，我击落了埃里克·波特曼[3]驾驶的德国飞机，和莱斯利·霍华德[4]一起打败盖世太保（我的父亲入戏很深，相信波特曼就是纳粹，认为他应该被关起来）。但是，因为结婚很早，孩子年纪尚小，自此之后我就不太看电影了。我有个英俊迷人的文学经纪人，常驻伦敦，一生中最大的野心（假如他愿意放手一搏的话）就是在爵士乐团里打鼓。他对于电影世界的认识想必比我多。不过，据我猜想也多不了多少。尽管如此，他还是替我安排了电影版权方面的生意。于是，在一场欢乐友好的午宴之后，我就签下了合约。

就如同我在本书其他章节里所提到的那样，我在英国驻波恩大使馆担任二等秘书的工作。其中有一部分工作是陪同英国政府与议会反对党邀请的德国贵宾到英国参观访问。那次，我就是拜此原因回到了伦敦。这也是为什么，在我从公务之中偷闲到康诺特饭店和马丁·里特吃午餐时，身上穿着德国人称为“施特雷泽曼”式的装束：黑色合身外套、黑色马甲、银色领带，以及灰黑色条纹长裤。施特雷泽曼这个名字源自普鲁士的一位政治人物，他很不幸地短暂领导过魏玛共和国[5]一段时间。这也可以解释，里特和我握手的时候，为什么会以热忱沙哑的口音问我到底搞什么鬼，为什么穿得像个餐厅领班。

而里特自己又穿了什么呢，竟然会随意问我这种带有挑衅性的问题？康诺特饭店的餐厅素来都有很严格的服装规定，但是其中的牛排餐厅在一九六三年时已经（带点不情愿地）学会了要去放宽一些规定。窝在餐厅一角、两侧有四个业已头发灰白的同伴，年纪比我大十七岁、人比我精明世故几个世纪的里特，上身穿一件堪称惊天动地的黑色衬衫，扣子一直扣到了脖子处的最上面一颗，下身穿一条束腰松紧裤式样的宽松长裤，裤脚收紧，裹着脚踝。在我看来，在他全身上下装束当中最非比寻常的，就是头上那顶工人戴的鸭舌帽，帽舌通常都往下压，他却朝上抬了起来。在室内戴帽子？你知道，在我那个年代的英国外交官眼里，这绝不亚于用刀来吃豌豆。这一身装束就这样套在一个已经发福的、老足球运动员般雄壮的男人骨架上，他古铜色的、中欧轮廓的脸庞上铭刻着岁月的痕迹，一头厚实的、向后梳起的灰白色头发，黑框眼镜的后面，躲藏着一双有神的眼睛。

“我之前没告诉过你们他是这么年轻的吗？”在我想办法解释自己为什么穿得像个餐厅领班的时候，他得意地向他的同伴们说道。

你是说了，马蒂，是说了，他们应和道。因为——就像现在我已然了解的那样，电影导演永远都是对的。

* * *

马丁·里特是对的，比起他们大部分人都要更加正确。他是个富有才华的电影导演，拥有博大的胸襟，以及令人畏惧的人生阅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美国军队服役，而且，就算不是共产党员，也是个热心投入共产主义事业的追随者。他对卡尔·马克思毫不掩饰地表示欣赏，这令他上了电视产业的黑名单，尽管他不论在演出还是导演方向上都有着出色的表现。他导演过很多舞台剧，大多是左翼性质的戏，包括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为俄罗斯战争救济基金会举办的一场演出。他连续导演了十部剧情片，尤为重要的是一年前和保罗·纽曼[6]合作的《原野铁汉》。自我们坐下的那一刻起，他就开门见山地说，他在我的小说里看到了他自己对麦卡锡主义从早期的坚信到如今无奈态度的转变交叉点：他目睹了太多自己的同事和战友站上证人席时的懦弱、共产主义的挫折，以及冷战时期令人厌恶的枯燥贫乏，对这些有着无能为力的憎恶感。

里特很快就会让你知道，他是个彻头彻尾的犹太人。他的家人没有直接遭遇大屠杀——尽管我相信有——他个人也始终在为整个民族受苦，并且一直都在受苦。犹太身份是他一直热切且清楚表达的主题，而我们在一开始讨论准备以我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时，这个问题也变得更加紧密相关了。在《柏林谍影》中，两名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共产党员——一个是来自伦敦、天真无邪的女图书馆员，另一个是东德的情报员。他们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力图获得更大的利益而被冷酷无情地牺牲掉。这两人都是犹太人。

对于马丁·里特而言，这部电影将更具有个人性。

对我呢？我从人生这个伟大学院里获得了什么可供回报的资格呢？我的“施特雷泽曼”？半吊子的英国公学教育？用间接经历里的零星片段拼凑出来的小说？或是（谢天谢地）我不能向他透露的令人不安的事实，那就是我花了大把时间在英国情报机构庇护的葡萄园里劳作，对抗（据他自己承认）他满腔热情投入的事业？

不过，一路走下来之后，我也有些别的体会。尽管我也开始质疑我年轻时代的轻率效忠，但那并没有关系。拍摄电影确实可以强迫两个不可调和的对立面结合在一起，而当理查德·伯顿[7]决定出演男主角阿列克·利玛斯的时候，这种情形就变得更为明显了。

* * *

我已经不记得我是什么时候知道理查德·伯顿拿到了这个角色的。在康诺特酒店吃午饭时，马丁·里特问我，我认为应该由谁来出演利玛斯，我提议了特瑞沃·霍华德[8]；或者彼得·芬奇[9]，不过有个条件是芬奇要同意扮演英国人，而非澳大利亚人。因为我非常强烈地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英国的故事，非常英国秘密情报机关风格。里特听得很用心，说他赞成我的看法，这两个演员他都喜欢，不过恐怕都不够大牌，能够扛起制作的预算。几个星期之后，我再次飞回伦敦，这次花的是派拉蒙勘测实景的旅费。里特告诉我，他把这个角色给了伯特·兰卡斯特[10]。

“去演一个英国人吗，马丁？”

“加拿大人。他是个很棒的演员。会演得很加拿大，大卫。”

这个回答毫无用处。兰卡斯特确实是位优秀的演员，但是我的利玛斯并不是个优秀的加拿大人。但是在这之后，“不明原因的大沉默”就来了。

改编我的作品来拍摄——或者未拍摄——的电影，都会有一个“第一阵冲刷时的水流声”，接着就是“不明原因的大沉默”。时间不一而足，有的是几个月，有的是几年，甚至是永远。拍摄计划走入死胡同了吗？还是仍在继续进行，不过没人告诉我？对与拍摄电影相关的来历不明的大笔钱财所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剧本委托了出去，写好又被退回，经纪人互相竞争，满口谎言：在封闭的房间内，打着领带、嘴上没毛的年轻小伙子拼命想以珍贵的年轻创意来一枝独秀。但是在好莱坞的营墙外，很难取得什么确切的情报。理由很简单，正如威廉姆·高德曼[11]的不朽名言：没有人是全知全能的。

理查德·伯顿出现了，我只能从这里说起。不会有上千把小提琴同时拉响来宣告他的降临，只有充满敬畏的语言：“大卫，我这儿有些消息给你。理查德·伯顿签约要演利玛斯了。”在电话上告诉我这个消息的不是马丁·里特，而是我的美国出版商杰克·盖根盖尔，他简直进入了宗教般的狂喜状态，“不仅如此，大卫，你就要见到他本人了！”盖根盖尔是个坚韧不拔的图书销售老手。他从鞋子皮料方面的销售代表做起，后来成了双日出版公司的销售主管。在临近退休年龄时，自己开了一家小出版公司，叫柯沃德·麦肯恩。我这部小说意料之外的成功，还有理查德·伯顿的加入，对他来说简直是梦想成真。

那时已是一九六四年底，我已经辞去政府职务，成了专职作家。我先后在希腊和维也纳旅居了一段时间，正打算首次造访美国，伯顿这时也恰好在百老汇登台演出，在《哈姆雷特》里扮演哈姆雷特，这部戏由吉尔古德[12]联合指导并担任旁白。这次的演出被定性为“正式彩排”，作为电影院播映之用。盖根盖尔要带我去看这部戏，之后他会在化妆室介绍我跟伯顿认识。就算我们要觐见的是教皇，他都不可能这么兴奋。

伯顿奉献了一场史诗般的演出。我们坐在最好的位置。在化妆间里，他英俊迷人，说我的书是某某书之后最棒的。随后，我说他的哈姆雷特比奥利弗[13]的要好——甚至比吉尔古德的还要好，我继续鲁莽地说道，尽管我知道吉尔古德也在房间里——比我能想到的任何一位演员的都要好。但是，在我们两个连续不断的相互恭维之中，我悄悄思索的却是：这个拥有优美的、雷鸣般威尔士男中音的男人，拥有让人无法抵抗的三倍男子汉魅力的男人，该如何出演我那个缺乏他的慑人魅力，没有他的典雅腔调，也没有他有些痘痕的希腊天神般外貌的、穷途末路的中年英国间谍呢？

尽管当时我并不知道，但这个问题想必也让里特惴惴不安。因为在此后他们持续不断的争吵当中，最初那次就是为了让伯顿收敛他的嗓音，而伯顿并不愿意。

* * *

到了一九六五年，我偶然听说——当时我还没有电影经济人，所以我必定有个间谍躲在某处——在我那部小说最新改编的版本里，阿列克·利玛斯，也就是理查德·伯顿要饰演的那个角色，并非因为揍了杂货店老板而被关进牢里，而是被关进了精神病院，然后从一楼卧室的窗户逃走了。我小说里的利玛斯绝不会为了拯救自己而靠近精神病院半步，那么电影里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而答案似乎是，在好莱坞眼里，精神病院比监狱要来得性感吧。

几个星期之后，又有消息流出，说是那位和里特一起上过黑名单的编剧生病了，改由保罗·戴恩[14]接手。我为那位编剧感到难过，但同时也如释重负。戴恩是英国人，他是电影《杀人命令》的编剧，我很欣赏那个剧本。而且，他也是自己人。战时，他曾经负责训练盟军情报人员的暗杀技巧，也曾参与法国和挪威的秘密任务。

我和戴恩在伦敦见面。他无法忍受精神病院，对于挥舞拳头揍向杂货店老板也不觉得内疚。他很乐于把利玛斯关进牢里，关多久都没关系。戴恩的剧本在几个月后送到了我家门口，还附上了里特的贴心注释，请我指正。

当时我已经搬到维也纳去了。沿袭了意外获得成功的作家们的优良传统，正在和我不喜欢的小说、我从未梦想过的财富，以及我自己一手造成的婚姻问题做斗争。我读完了剧本，很喜欢，告诉里特我喜欢，然后回头继续对抗我的小说和我的婚姻问题。几天之后的一个夜晚，电话响了。是里特，他从电影应已开拍的爱尔兰阿德摩尔影棚打过来。他讲话的声音像是一个被勒紧了脖子、被挟持的人质，断断续续，说着最后的信息。

理查德需要你，大卫。理查德非常需要你，除非你重写他的台词，否则他不肯讲。

可是理查德的台词有什么问题吗？里特，我觉得它们很好啊。

那不是重点，大卫。理查德需要你，除非你来，否则他就不拍。我们给你定头等舱机票，帮你搞一套单独套房，你还要些什么？

答案是——如果伯顿真是因为我而让电影一直无法开拍——我就算要求他们给我天上的月亮，最后也会得到。不过，就我所记得的，我当时什么都没要。这已经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情了，派拉蒙的档案记录上或许会说些不同的故事——不过我对此表示怀疑。也许是我太希望自己的这部电影能够顺利拍成，所以不在乎也不敢提出任何过分要求，也许我当时确实是想要急速逃离自己在维也纳弄出的一大堆烂摊子。

或者，也许是因为我当时太过青涩，缺乏经验，不知道这是电影经纪人们宁愿卖了自己的亲妈去换取的、一生仅有一次的大好机会：一部可以畅通无阻开拍的电影，整个派拉蒙影业的制作团队已经到位，六十个电工吃着免费汉堡，每天在片场晃来晃去无所事事，还有一位最炙手可热的电影明星拒绝演出，除非整个电影圈业内动物园里最被鄙视的那只动物——原著作家，天哪！——从天而降，过来握住他的手。

不过，我能肯定的是，放下电话之后，隔天一早我就飞往了都柏林，因为理查德需要我。

* * *

理查德真的需要我吗？

或者是马丁更需要我？

理论上，我到都柏林是为了重写伯顿的台词，这意味要改写场景，好迎合他的演出风格。不过伯顿的风格不见得都是里特的风格。结果就是，在这段不算长的时间里，我变成了他们两个的中间人。我还记得我和里特坐在一起，试着搞定一场戏；然后就是和伯顿坐在一起，重新搞定；接着就是急匆匆地回去找里特。但是我不记得曾和他们两人同时坐在一起过。这个过程只维持了几天，里特就宣称他对修改过的剧本非常满意，而伯顿也停止了吵架——至少没和我吵。不过，当我告诉里特我要回维也纳的时候，他变得满腹怨言。

总要有人照顾理查德啊，大卫。理查德喝太多酒了。理查德需要一个朋友。

理查德需要一个朋友？他不是刚娶了伊丽莎白·泰勒吗？她不算朋友吗？她不是来这里陪他，每天坐着白色劳斯莱斯驾临，还导致电影暂停拍摄吗？她身边总是围绕着一群朋友，比如尤尔·伯连纳[15]和佛朗哥·泽菲雷里[16]；还有，比如来访的经纪人和律师；比如伯顿那个据说占据了都柏林最大饭店一整楼空间的、由十七个人组成的大家族。就我所知，这些亲友团里包括他几段不同婚姻里的子女、孩子们的家庭教师、发型师、秘书，以及——套用影片团队里某个无礼成员说过的话——那些修剪了尖爪的不怀好意的家伙。有了这些人，理查德还需要我吗？

他当然需要，他是阿列克·利玛斯啊。

作为阿列克·利玛斯，他在孤独之中徘徊前行，不修边幅，事业撞上了缓冲物，唯一能讲话的家伙就是像我这样的陌生人。虽然几乎没能完全明白这一点，但我已经开始慢慢理解，一名演员是如何深入自身更为黑暗的区域，来窃取角色所需要的元素这一过程的。如果你是生命残破不堪的利玛斯，这一元素就是孤独。而“孤独”这个单词的意思是，只要伯顿扮演着利玛斯，整个伯顿的亲友团就是他公然的敌人。如果利玛斯独自前行，伯顿也得这样。如果利玛斯在风衣口袋里藏了半瓶尊尼获加威士忌，那么伯顿也要这么做。然后，在孤独压迫得难以承受的情况下，就要无视健康地痛饮一口，纵然——很快就会显而易见——其中有一样利玛斯有而伯顿绝对没有的东西，那就是对酒精的自制力。

这些对他的家庭生活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我无从得知。只有跟他一起喝着威士忌、进行男人与男人间的幼稚谈话时，他偶尔会提及一些：自己受到了排斥冷落，伊丽莎白的心情不太好。但是，对于他这些知心话，我却不会过于相信。伯顿就像很多演员一样，不管你是什么人，他都会竭尽全力地和你交往，好像立马成了你的一个好兄弟似的。因为一直看着他四处施展魅力，我很知道这回事——从灯光师到端茶小妹，这让我们的导演简直掩饰不住怒气。

另一方面，伊丽莎白·泰勒可能也有心情不好的理由。伯顿要里特找她来演女主角，但是里特把角色给了克莱尔·布鲁姆[17]。据小道消息谣传，伯顿曾经跟她调过情。虽然布鲁姆下了戏之后都坚决把自己关在自己的篷车里，但是傲慢的伊丽莎白可不会乐于见到他们两个在场上打情骂俏的场景。

* * *

想象一下，都柏林布满灯光的广场之上，丑陋得足以以假乱真的柏林墙——用灰色的煤渣混凝土砖块和带刺铁丝网建造的——从场地中横跨而过。酒吧关了门，所有的都柏林人都跑出来围观。谁会不来呢？因为没有下雨，所以有一组都柏林的消防部队在旁边待命。我们的摄影总监奥斯瓦尔德·莫里斯希望夜晚的街道要潮湿一些。沿着墙边，场设人员和技术人员正在做最后的整理。墙上要用铁螺栓固定一把几乎看不见的简陋梯子。奥斯瓦尔德·莫里斯和里特正在研究这把梯子。

很快，利玛斯就会爬上这个梯子，扒开带刺的铁丝网，匍匐爬过围墙顶端，恐惧地盯着另一边的尸体，那是被他诱骗而叛国的可怜女人。在小说中，这个女人名叫莉兹，而在电影当中，基于某个非常明显的理由[18]，她被改名为南希。

马上就会有一个助理导演，或者其他某个工作人员走下半地下室房间窗外的台阶，伯顿和我关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已经有好几个小时了。身穿破旧风衣的阿列克·利玛斯将会从这里出场，来到围墙边的位置，在里特的指令下开始决定他命运的攀爬。

不过他没有出场。半瓶尊尼获加威士忌早就喝光了，尽管我已经想方设法喝掉了一大部分。如果是利玛斯，或许还有办法爬墙，不过伯顿绝对不行。

同时，围观的群众开始欢呼雀跃，由法国专车司机驾驶的那辆白色劳斯莱斯来了。终于被外面喧哗吵闹声惊醒过来的伯顿，用嘶哑的声音低吼一声：“噢天哪！伊丽莎白，你这个傻瓜！”接着便冲上台阶，进入广场。他用里特不准他使用的男中音，铆足了音量向司机发怒——用的是不完美的法语，虽然这个司机英语很不错——骂他把伊丽莎白送入了都柏林暴民们手中：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但考虑到所有都柏林的警备力量都在这里看热闹，这些“暴民”要闹也闹不起来啊。

伯顿戏剧般的愤怒一发不可收拾，在伊丽莎白摇下车窗怒目而视表达不悦之后，司机便把劳斯莱斯掉头，迅速驶回了基地，留着戴鸭舌帽的里特站在墙边，看上去像是天底下最孤独、最愤怒的人。

* * *

当时，以及后来的其他一些时间，每当我在其他电影片场看演员和导演一起工作的时候，我总会想，伯顿和里特之间那种甚至更加直白展露的敌意从何而来。最后我得出结论，这是命中注定的。确实，里特拒绝起用泰勒饰演南希，而把这个角色给布鲁姆，的确是惹恼伯顿的原因之一。但就我看来，其原因还应该再往前追溯：回到里特还是个事业受创、脾气暴怒，是黑名单上激进分子的年代。社会觉醒不是一种态度，更是他母乳一般的能量来源。

在我和伯顿在一起的那段短暂的狂欢时间里，仅有几次具有实质意义的谈话。有一次，他近乎自夸地扬言，说他很看不起自己身上演员的那一部分，多么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保罗·斯科菲尔德[19]”。他的意思是，他应该回避大银幕上的英雄角色和大银幕带来的金钱，而是去接演真正有艺术本质的角色。里特想必会全心全意地赞同。

不过这些并没有让伯顿脱离诱惑。在里特这位清教徒式的、忠诚坚定地尊重婚姻的左派人士和激进分子眼中，伯顿身上的一切基本都是里特本能上就要加以谴责的事物。搜寻他的语录，你会找到这句道尽一切的话语：“我不怎么尊重天赋。天赋是与生俱来的。我只尊重你具体做了些什么，那才算数。”把利润摆在艺术之前，把性爱摆在家庭之前，或是炫耀你的财富和你的女人，或者招摇显摆地让自己沉醉在酒精之中，抑或在他人为正义呐喊的时候，昂首阔步如同天神，这都是足够恶劣的行为。但是，浪费你的天赋更是人神共愤的罪孽。天赋越高——伯顿的天赋极高且极其不凡——在里特看来这种罪孽就愈加深重。

在一九五二年，即里特被列入黑名单的那一年，伯顿这位有着金嗓子的二十六岁威尔士奇才，开始了他在好莱坞的事业。《柏林谍影》中的好几位演员——比如其中的两位，克莱尔·布鲁姆和萨姆·沃纳梅克[20]——就曾是黑名单成员。那段时间提到任何人的名字，里特就会立刻发问：“我们需要他的时候他在哪里？”他的意思是，他或者她是挺身而出为我们说话，还是背叛了我们，抑或是懦弱地保持了沉默？如果在里特的内心深处——甚至是在思想表象——同样的问题也一直困扰着他与伯顿之间的关系的话，我对此一点都不会感到惊讶。

* * *

我们在荷兰海岸城市斯海弗宁恩被暴风肆虐的海边小屋里。这是《柏林谍影》最后一天的拍摄工作。是一个门窗紧闭的室内场景。利玛斯答应穿过边界进入东德，把珍贵的情报卖给敌国，去换取自己的毁灭。我在奥斯瓦尔德·莫里斯和马丁·里特后方某处徘徊，尽可能不要挡路。伯顿和里特之间的紧张气氛简直显而易见。里特的指令都是些简单明了的单音节。伯顿则很少回话。像这样的封闭场景里，电影演员说话的声音通常都很轻，也很随意，在外行人看来更像是排练预演，而不是正式演出。因此，当里特喊“卡”来结束这一场景的时候，我被吓了一跳。

不过这还没有结束。房间里此刻笼罩着一股令人期待的沉寂，就好像除了我之外，所有人都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一样。然后里特——毕竟他也是个本事过硬的演员，对于时机的掌握也略知一二——发表了一句演讲，我相信他为此刻酝酿良久：

“理查德，我和这个老婊子最后好好干了一场，还是在镜子前面。”

这是真实的吗？这样说公平吗？

这并不真实，虽然也相距不远，只是这完全不公平。理查德·伯顿是个具有文化修养、认真严肃的艺术家，靠着自我学习成为博学强识的大师，他身上的欲望和缺点，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尽管他无法脱离自身缺点的局限，但他身上那种由威尔士修正清教主义而形成的具有冲劲的特质，与里特并非相去甚远。他桀骜不驯、淘气顽皮、心胸开阔，却必须操控全局。对这些相当知名的人物而言，操控全局意味着操控自己的领土。在他还默默无闻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他。但我很希望当时能够认识他。他是极为出色的阿列克·利玛斯，若是电影在别的年份上映，他的演出一定会让他赢得一辈子梦寐以求的奥斯卡金像奖。这部电影残忍冷酷，并且是黑白电影，这并非我们在一九六五年时追求的潮流。

若是导演或者他的演员任意一方逊色一些，这部电影或许也会显得有些逊色。我猜，在当时，我比较偏向结实矮胖、满腹愤怒的里特这一边，而不是光彩耀人、无法预测的伯顿这方。导演肩负了电影成败的所有负担，当然也要承担他的演员们的各种特质。有的时候我觉得，伯顿就是故意要贬低里特，但是到头来，我猜他们其实势均力敌。而且里特是绝对会讲出最后那句话的。他是个才华横溢，充满激情的导演，心中正义的怒火永不平息。

[1] Deanna Durbin，1921—2013，著名影星，曾与伊丽莎白·泰勒并称为好莱坞著名的少女明星。她主演的《春闺三凤》受到大众的喜爱。成年后到英国拍电影，在1939年至1942年成为英国最卖座的女明星，是位出色的花腔女高音。

[2] 又名《活宝三人组》，美国喜剧片，讲述了三个活宝之间的故事，十分搞笑、有趣。伴随着二十世纪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

[3] Eric Portman，1901—1969，英国舞台剧、电影演员。

[4] Leslie Howard，1893—1943，英国舞台剧、电影演员。代表作为1933年版《乱世佳人》中的Ashley Wilkes，曾两度获得奥斯卡最佳男演员提名。1943年他乘坐的飞机被纳粹德军击落，坠海身亡。

[5] 指1918年至1933年采用共和宪政政体的德国，于德意志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霍亨索伦王朝崩溃后成立。这一称呼是后世历史学家的称呼，不是政府的正式用名。

[6] Paul Newman，1925—2008，美国演员、导演、制片人。代表作品有《金钱本色》《漫长的炎夏》《大智若愚》《骗中骗》等。获第59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

[7] Richard Burton，1925—1984，英国演员。曾七次提名为奥斯卡最佳男主角，但均落选。作品主要有《道尔文的最后时日》《灵欲春宵》《最长的一天》《埃及艳后》等。

[8] Trevor Howard，1913—1988，英国演员。作品有《天伦梦醒》等。

[9] Peter Finch，1916—1977，英国人，1935年开始在澳大利亚的剧院表演，成为澳大利亚影视戏剧界和广播界的顶尖影星。1977年去世，在一个月后举行的奥斯卡颁奖礼上凭借《电视台风云》中的表现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

[10] Burt Lancaster，1913—1994，电影演员、制片、导演和编剧。他为派拉蒙公司主演了《沙漠狂怒》《电话惊魂》等影片，一跃成为好莱坞最卖座的明星之一。1955年他担任制片的《君子好逑》获得第28届奥斯卡最佳影片等四项大奖。

[11] William Goldman，生于1931年，美国演员，主演了《剧本中的故事》等作品，并作为编剧参与了《虎豹小霸王》《复制娇妻》《公主新娘》等电影的制作。

[12] John Gielgud，1904—2000，英国著名演员，以擅演莎士比亚戏剧闻名于世。他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莎翁剧演员，也是现代戏剧的先锋。1980年凭借《亚瑟》获得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

[13] Laurence Olivier，1907—1989，英国演员、导演制片人，以擅演莎士比亚戏剧闻名于世。1979年获奥斯卡特别成就奖。

[14] Paul Dehn，1912—1976，英国编剧、制片人。作品有和肖恩·康纳利合作的《007之金手指》《东方快车谋杀案》等。

[15] Yurl Brynner，1920—1985，电影演员，影史上著名的“光头影帝”，主要作品有《十诫》《豪勇七蛟龙》等。

[16] Franco Zeffirelli，生于1923年，意大利导演，著名的剧院导演兼美术和服装设计。他所改编的莎士比亚戏剧，使用了华丽的浪漫派风格，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具有创新意义。

[17] Claire Bloom，生于1931年，英国电影和舞台剧演员，职业生涯跨越了六十年，在电影《欲望号列车》《玩偶之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8] 莉兹为伊丽莎白的昵称，为避讳伊丽莎白·泰勒的名字，故而改名。

[19] Paul Scofield，1922—2008，英国著名舞台及电影演员，1966年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以其独特声线和风格著称，一生出演了大量的舞台剧，被英国戏剧界誉为“十个最伟大的表演中，八个都来自斯科菲尔德”。

[20] Sam Wanamaker，1919—1993，美国演员兼导演，因担心自己在麦卡锡时代遭受政治迫害而搬到了英国。

第二十九章 亚利克·基尼斯

亚利克·基尼斯以他一贯的审慎态度走完了自己的生命之路。在他过世前的一周，他写信给我，表达了对妻子梅璐拉的病情的担忧。就同往常一样，他几乎没有只言片语提及自身的情况。

当然，你绝对不能跟亚利克说他是多么的伟大。如果你要蠢到去试上一试，肯定会换来危险的一瞪。但是，在一九九四年，为了庆祝他八十岁生日，在出版商克里斯托弗·辛克莱——史蒂文森的秘密策划下，成功修订了一册精美的合订本《亚利克》送给他做生日礼物。其中包括回忆文章、诗集、简单几句表达感情和感谢的话语，大部分都是老朋友写的。送礼的时候我不在现场，不过我敢肯定亚利克收下礼物的时候一定不出所料地表现出了暴脾气，但可能还有些高兴，皆是因为虽然他厌恶溢美之词，却非常珍惜友谊，至少这本书把他的一群朋友都给装了进去。

和这份礼物里大多数致意者相比，我算是较晚进入亚利克生活的，但是我们断断续续，大约有五年时间在一起工作，在这之后，我们也一直保持着联系。我始终对我们的友谊感到非常骄傲，但其中我最自豪的是，他选了我为他八十岁生日所写的那篇文章，作为他最后一本回忆录的序言。

亚利克坚持不要有追悼会，不要有朋友集聚悼念，不要有情感的宣泄。但是我写这篇文章也是情有可原，因为我知道这位极为重视隐私的人会乐于把这个小故事跟世人分享。

* * *

以下文字摘自我在他那本自传体回忆录里所写的序言，再加上一些后续的想法：

他并非一个可以随意相处的同伴。他怎么会是呢？这个藏在这副八十岁躯壳里、时刻保持警惕的孩子，依旧找不到安全的港湾或是简单的答案。四分之三个世纪前的剥夺和羞辱从未克服。仿佛他仍旧在成人世界里力求妥协让步，力图从中提取出爱的意义，去哀求其微笑，去扭曲或者控制其丑陋的畸形。

但他厌恶成人世界里的阿谀奉承，也不信任这其中的歌颂赞美。他就如同孩子一般，被教育要时刻保持机警。他要花上很长时间才会付出信任，同时也极度小心，随时准备收回。如果你喜欢他喜欢得不可救药，就和我一样，那么最好把这份感情藏在心底，别让他知道。

形式于他而言非常重要，简直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他对于混乱深渊实在太过了解，所以非常珍视良好的举止和良好的秩序。他倾向于喜爱美丽的外貌，但也热爱小丑，街边那些讥讽搞怪的人物，常常凝视着他们，就好像他们是他与生俱来的盟友。

夜以继日，他都在研究和储存成人世界里敌人们的举手投足、行为习惯。用他自己的容貌、声音以及肢体做模板，表演了无数版本的我们。但同时也发掘出自身天性之中的可能性——你比较喜欢这样的我吗？——或者是这样？——那这样呢？——永不停歇。在他塑造角色的时候，更会厚颜无耻地从身边人身上偷取特质。

看他换上某种身份，就像看着某人出发前往敌人领土执行任务。这样的伪装适合他吗？（这个他，就是换上了新角色的他自己）。他的眼镜合适吗？——不，让我们试试另一副。他的鞋子，是不是太高级、太新了，会不会泄露了他的真实身份？还有走路姿势，他挪动膝盖的样子，他随意瞥过的眼神，他的动作——不怎么过分吧，你觉得呢？如果他的外表像是个本地人，那他说话像吗——他的方言说得老道吗？

等表演结束，或是一天的拍摄工作结束之后，他就又会变回亚利克——那张易变的脸因为化妆而闪耀着光泽，一根小雪茄在他厚实的手指上轻微颤抖——你不由地会感觉到，他从奇遇冒险之中归来，回到的这个世界是多么枯燥乏味。

他或许是个隐士，但是曾经担任海军军官的他也乐于成为团队中的一员。他最希望看到的莫过于有位优秀的领导人，能尊重其指挥命令的意义，能尊重同伴们的优秀品德。和他们一起演出的时候，他非常了解他们的台词，就如同了解自己的台词。他将事关自我的寻思考量抛诸脑后，反而最珍惜集体的幻觉，换言之即为表演：这是非常珍贵的另一个世界，那里的人生充满意义、形式以及解答，所有的事情都依据写好的规则推动进程。

和他一起写剧本，是美国人所说的“学习经验”。一场戏或许要改上十几次才能说服他，而另一场戏，毫无理由的，却一点都不需要争论就能获得他的首肯。直到后来，当你看见他决定如何诠释之后，你才会明白为什么。

他给自己制定了非常严苛的纪律，所以对其他人也有不少于此的期待。有一次，我当场目睹了某位演员喝醉了酒来拍戏，不过之后就变得滴酒不沾——因为不敢再和基尼斯唱反调。在亚利克眼中，他绝对罪不可恕：这个可怜的家伙就像是本应站岗的哨兵却跑去睡觉一样。但是十分钟之后，亚利克气消了，对他亲切友好得不得了。隔天的拍摄工作进行得就像梦境一般美好。

若是邀请亚利克来家里吃饭，时钟才敲响约定的时间，他就已经在你家门口把鞋刷得锃亮了。无论是不是有暴风雪让伦敦陷入停滞的境地。如果你是他的客人——迟早会是的，因为他是那种无法克制自己热情好客天性的主人——那么你们在电话里敲定时间的第二天，就会有一张明信片优雅地降落到东南区[1]某地，上面用整齐漂亮的手写字体确认你们的约会。

然后，你也要好好地回报他严守时间的礼貌。你的态度对他来说非常重要。这是人生剧本里的强制部分，这是区分我们和他早年悲惨岁月里所承受的屈辱与失序的重要原因。

但是，如果我把他描述成严厉苛刻的人，那就是天理不容了。

尽管有些时候会阴晴不定，但亚利克也常常不可思议地爆发出爽朗的笑声，展现出良好的人缘。这种突如其来的喜悦，有着奇妙节奏的轶事趣闻，灵光一闪的声音动作模仿，瞬间满溢而又飞快消逝的、宛如顽皮海豚般的微笑，在我书写的此刻都历历在目。看着他和年龄不同、出身各异的演员们处在一起，你会察觉到，他把自己安置其间，就仿佛在火堆边找到了最爱位置的人似的。新的事物从来都不会吓到他。他喜欢挖掘有天赋的年轻人，在他踏过的艰辛道路上给予他们帮助。

而且，他热爱阅读。

有些演员，一旦拿到工作邀约，就先数数台词，衡量一下角色的重要性。亚利克却不同，他和这些演员的距离是能有多远就有多远。对于剧本的结构和对话，他眼光的精妙，远远超过我所认识的任何一位电影导演、制片人和编剧。而且他总是可以添加一些额外的东西，也就是他常年所追寻的“麦高芬”[2]，施加了一些魔法，使得整部电影变得与众不同。

亚利克的演艺生涯云集了众多出色且看似不可能的角色。选择角色的天赋同表演的天赋一样需要灵感。我也听说——或许这是亚利克藏得最深的秘密之一？——他的妻子梅璐拉对他的选择有非常大的影响。我对此一点都不意外。她是一位睿智寡言的女人，也是最为温文尔雅的艺术家，非常具有远见。

有幸在亚利克漫长人生中陪他走过一两里路，足够幸运的我们，又有什么共同点呢？我猜，应该是始终都会困惑自己在他心目中会是什么样的人吧。你希望对他表现你的爱意，但你也想给予他显然需要的空间。他的天赋如此显而易见，让你立刻就会直觉地想要去保护，免其受到日常生活的反复干扰。只是，他自己就可以把这些处理得非常完美，多谢了。

所以我们就变成和其余的广大观众一样：作为受挫的给予者，永远无法表达我们的感激，甘心成为其天赋的受益人，尽管他坚决拒绝承认自己的天赋。

* * *

一九七九年的一个夏日，午餐时间，BBC的顶楼。《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演员、全体工作人员、制作组、导演和编剧们齐聚在最高级的一间套房里。人手一杯，小口喝着已经变得温热的白葡萄酒，等待着进入餐厅，里面有鸡肉冷盘的庆功宴等着他们。

但是时间有点延误。锣声响起，BBC的大人物就要到了。编剧、制作人和导演早就全员到齐。大人物们对时间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演员也都已经提早抵达，而亚利克，一如往常，更早一些就到了。但是伯纳德·赫普顿，我们的主要配角，我们的托比·埃斯特海斯，他人呢？

我们酒杯里的白葡萄酒变得更加温热，所有的眼睛都紧盯着那道双开门。伯纳德生病了吗？还是他忘了这回事？他在生闷气吗？有传闻说亚利克和伯纳德之间有些摩擦。

这时，双开门打开了，故作漫不经心的伯纳德出现了，身穿三件套西装，并非像我们一样沉闷枯燥的灰色或者深蓝色，而是耀眼的绿色格纹图样，脚上还穿着一双橘色漆皮鞋。

就在他微笑着走进房间时，乔治·史迈利用动人的声音欢迎他：

“噢，伯纳德，你简直就像只青蛙！”

[1] 英国东南区是指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英格兰下辖的九个次级行政区之一。包括白金汉郡、牛津郡、肯特郡、怀特郡等郡，米尔顿凯恩斯、雷丁、斯劳、布拉克内尔森林等自治市。

[2] 电影用语，指在电影中可以推展剧情的物件、人物或者目标，例如一个众角色争夺的东西，而关于这个物件、人物或者目标的详细说明不一定重要，有些作品会有交代，有些作品则不会，只要是对电影中众角色很重要，可以让剧情发展即可算为麦高芬。

第三十章 遗失的杰作

有一天，我相信大家会认识到，由我的作品改编而成的电影里，最好的肯定是没有拍成的那几部。

一九六五年，《柏林谍影》电影上映，我的英国出版商说服我去参加我所畏惧的法兰克福书展，宣传一本连我自己都不怎么抱有期待的书。简单地说，就是要让自己在媒体面前显得亲切而有趣。我厌恶听到自己的声音——也讨厌自己像一袋货物一样在那些外国记者中间被传来传去——于是，我便独自一人，躲在法兰克福霍夫酒店的套房里生闷气。

这天傍晚，我还是这样关在房里的时候，房间电话响了，一个嗓音沙哑、说着带口音的英语的女人告诉我，弗里茨·朗[1]在大厅，希望可以见我，我能赏光下楼吗？

这个召唤并没有给我什么感觉。朗在德国是很普通的姓，弗里茨也是很普通的名字。会是今天稍早时候那个面目可憎、喋喋不休文学圈八卦的作家吗？我怀疑是，他找个女人打电话过来引诱我下楼。我问她朗先生是做什么生意的。

“弗里茨·朗，是电影导演啊，”她用责备的语气纠正我道，“他希望和你讨论一个提案。”

我这时的反应，大概跟听到她对我说歌德在楼下大厅等我也没什么区别了。一九四〇年代末期，我还在伯尔尼读书的时候，我们学生经常整晚都在为弗里茨·朗是不是魏玛时期最伟大的导演而争论不休。

我们也很了解他的人生历程，简而言之：他是奥地利出生的犹太人，在天主教的环境下成长，也成了天主教徒。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奥地利出征，三度负伤。在此之后，他在乌发公司最辉煌的年代里成了他们的演员，乌发是一九二〇年代最传奇的柏林电影制片公司。后来，他很快就进一步成了编剧和表现主义导演。我们这些学生常常热烈讨论表现主义的经典作品，比如《大都会》。还会坐上五个钟头看《尼伯龙根》，或者是花四个钟头去看《玩家马布斯博士》。大概是因为习惯于将骗子想成英雄，所以更为喜欢《M就是凶手》，电影中彼得·洛扮演一个儿童杀手，被地下组织追杀。

可是，在一九三三年之后呢？朗？这三十年里呢？我读到过一些消息，说他去好莱坞拍电影了。但是，我却不记得曾经看过其中任何一部。对我而言，他是魏玛时期的人物，就是这样。实话说，我并不知道他仍在世。所以，我还是觉得那通电话是个骗局。

“所以你是要告诉我，马布斯博士在楼下吗？”我问这个诱骗人的女声，希望能表现出傲慢怀疑的态度。

“是弗里茨·朗先生，电影导演。他希望能和你进行一场积极的探讨。”她重复道，丝毫不让步。

如果是货真价实的朗，他一定会戴着眼罩，我跟自己说，然后换上干净的衬衫，选了一根领带。

* * *

他戴着眼罩，同时戴了眼镜，这让我感到迷惑：一只眼睛为什么需要双重镜片呢？他身材健壮，肌肉在脸上堆积出纹路，令人却步。战士般突出的下巴，算不上客气的微笑。一顶灰色高帽，帽檐为他那只视力正常的左眼遮挡头顶的光线。他就像个老海盗，在酒店的椅子上直挺挺地坐着，头微微后仰，听着他不确定他喜不喜欢的声音。有力的双手抓着放在他双膝之间的手杖。就是这个男人，传奇的人物，在导演《M就是凶手》的时候，因为创作时突发的激情，竟然把彼得·洛丢下了楼梯。

刚才和我通话，声音沙哑的那个女人坐在他的身边，我始终也不知道她是他的情人，他新迎娶的年轻妻子，还是他的经纪人。相比跟他之间的年龄差距，她的年纪反而跟我更接近，而且对此次谈话的成功确信无疑。她点了一杯英国茶，问我喜不喜欢书展。我撒谎说我非常喜欢。朗还是严肃地对着远处微笑。我们陈词滥调的寒暄结束之后，他等待着我们沉默了片刻之后，才开口说话：

“我想把你那本小书《优质杀手》拍成电影。”他用德国腔调的美式英语说道，如同慷慨激昂的朗读语气。他把一只手重重地搭在我的前臂上，一直放在那里。“你来加利福尼亚，我们一起写剧本，我们一起拍电影。你想做吗？”

“小书”，总结得非常贴切。我在回过神之后才反应过来。这部小说是在我抵达英国驻波恩的大使馆之后的几个星期里写的。故事讲述了一位即将退休的公学校长谋杀了自己的学生，以掩饰之前犯下的罪行。受召唤过来协助调查的乔治·史迈利，最终揭露了他的罪行。如今我想，这本书固然有它自身的缺点，我却可以想象到，它也确实有地方可以吸引到《M就是凶手》的导演。唯一的问题在于乔治·史迈利。我签了一堆不该签的电影合约，其中规定，乔治·史迈利属于一家大型电影制片厂。但是，朗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并没有气馁。

“听着，我认识这些家伙。他们是我的朋友。说不定我们能让他们来投资我们的电影。这对电影公司来说是门好生意。他们拥有你的角色，那么他们可以得到一部以他为主角的电影。这对他们来说很划算。你喜欢加利福尼亚吗？”

我非常喜欢加利福尼亚。

“你来加利福尼亚。我们一起工作，我们一起写剧本，拍电影，黑白电影。就像你那部《柏林谍影》。你对黑白电影没什么意见吧？”

完全没有意见。

“你有电影经纪人吗？”

我说了我电影经纪人的名字。

“听着，我会给这个家伙弄出一番事业来的。我和你的经纪人谈，我们敲定条件，圣诞节之后就进驻加利福尼亚，开始写剧本。圣诞节之后，你可以吗？”——他仍然对着前方微笑，仍然把手搭在我的前臂上。

圣诞节之后，我没问题。

现在我才注意到，每当他伸手要拿前方的杯子时，他身边的那位女士就会略微引导一下他的手。他抿了一口茶，在她的引导之下，再把杯子放下。然后把手缩回来，抓紧他手杖的弯钩位置。接下来，他再一次伸手拿杯子，她也再次引着他的手，然后再放回去。

自此之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来自弗里茨·朗的消息。我的电影经纪人告诉我，永远都不会再听到关于他的消息了。他没有提到朗开始逐渐失明，但他说出的死亡宣判却别无二致：弗里茨·朗不再具有票房号召力了。

* * *

一九六八年，我的小说《德国小镇》曾短暂地引起了西德尼·波拉克的兴趣。我们的合作，因为西德尼发掘了对瑞士滑雪坡的兴趣而变得复杂起来，最后我们没有履行之前的诺言，而当初买下版权的公司也已经破产，留下了一堆法律烂摊子。如果我对电影这一行业随便学习过哪怕一点东西，就不会再让自己随着西德尼辉煌但短暂的热情翩翩起舞。

所以，理所当然，当二十年之后，他半夜打电话给我，用他那悠扬悦耳的声音高声告诉我，我的新小说《夜班经理》将会成为他电影职业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时——我马上放下了一切，搭乘第一班飞机飞到纽约。这一次，西德尼和我都同意，我们的年纪都变得更大了，但也更加睿智了。没有我们的瑞士村庄，没有诱人的降雪，没有马丁·爱普，没有艾格峰北面。这一次，编剧届的超级巨星，当然也是要价最高的罗伯特·汤[2]本人将会亲自替我们编写剧本。派拉蒙同意买下版权。

在圣莫尼卡一幢我们确信不会受到干扰的安全屋里，西德尼、汤和我轮流起身踱步，斟酌自己的文稿。直到一个巨大的爆炸声打断了我们的讨论。汤坚信是恐怖分子发动了袭击，整个人猛扑向地板。西德尼，一个勇敢无畏的行动派，打电话给洛杉矶警局，我想，用的恐怕是只有顶级导演才有资格拨打的热线。而我，则保持着自己一如既往的沉着冷静，好像是除了直瞪瞪地注视着前方之外，什么也没有做。

警局的回应让人宽心：只是一场规模较小的地震，西德尼，一点都不需要惊慌，不介意让我问问，你们在那里是准备拍哪一部电影？如此这般，我们一直都在进行润色，但无论怎样都还不够，所以，我们早早地就解散了。我们同意汤先写初稿，然后西德尼和他一起修改。而我只是个备用资源。

“如果你想试试其他的点子，鲍勃[3]，随时打电话给我。”我很有雅量地说道，把我在康沃尔的电话给了他。

* * *

汤没有再和我说过话，我的飞机刚离开洛杉矶，广播系统里就响起了大地震的警报。西德尼说，他一拿到汤的初稿就会到康沃尔找我。当时，我在我们家车道外面还有一间专门给客人准备的小屋。我们把小屋都打扫妥当了。他说，他当时正在剪辑根据约翰·格里森姆[4]小说改编的一部惊悚片，是汤姆·克鲁斯主演的[5]。我们的项目会是下一个。鲍勃真的是埋头苦干。他疯了一样喜欢你笔下的小伙子，大卫。他热爱挑战。鲍勃已经火力全开，蓄势待发了。汤还有几个剧本要先完成。接下来的消息都是点点滴滴的，但是时间间隔一次比一次长。汤觉得最后一幕有些困难，天哪，康威尔，你怎么会写出这么复杂的书来？

最终——在康沃尔郡的半夜，一如既往——我耐心等待许久的电话终于来了：星期五到威尼斯来找我。克鲁斯的这部电影看上去要打破所有纪录了，他补上一句。试映简直令人欢欣鼓舞。电影公司乐坏了。太棒了，我说，好极了，那鲍勃最近怎么样呢？星期五见。我会让我的人在酒店里给你安排好套房的。我丢下了一切，飞到威尼斯。西德尼喜欢他的食物，但是吃得飞快，特别是他心不在焉的时候。鲍勃进行得不错，他语焉不详，仿佛在报告某个疏远朋友的健康状况。有点卡在中间那一幕，很快就会重新开始。中间那一幕，西德尼？我以为他困扰的是最后一幕呢。这两幕是相关联的，西德尼说。就在这会儿，他收到一连串上气不接下气的信差来报：影评极好，西德尼！——看看这个，五颗星，两个大拇指！——天啊，我们创造电影历史了！西德尼有个主意，我明天和他一起飞到法国多维尔怎么样？他们也要在那里试映。我们可以在飞机上谈，没有人会打扰。

隔天早晨，我们搭乘西德尼的利尔飞机飞到多维尔。我们有四个人：西德尼和他的副驾驶员，两人都戴着耳机，坐在驾驶舱，预备驾驶员和我坐在后面。西德尼的朋友，同时也是索尼哥伦比亚公司的老板约翰·加里，以及另一位空中安全专家斯坦利·库布里克[6]都警告过我，不要搭乘西德尼的飞机。想想看，一个几乎零里程数的纨绔子弟喷气式飞机驾驶员，在保险精算上的风险有多高吧。大卫，不要去啊。在经过一段短得难以置信的飞行距离之后，我们在多维尔降落，西德尼立刻被一群电影公司的经理人、演员经纪人和公关人员给吞没了，消失在一辆豪华轿车里。我被赶上了另一辆。在我们的豪华酒店里，一间巨大的套房正等着我，有鲜花，有管理部门送的香槟，还有一张写给大卫·卡尔先生的欢迎卡。我打电话给服务台，拿到了轮渡时刻表。经过几次尝试之后，我终于通过关卡，进入了西德尼的套房。西德尼，这一切太棒了，但是你现在正在忙，我想，我们的项目不是你的优先选项。所以我为何不先回家，等鲍勃交出剧本之后，我们再来谈呢？

西德尼这会儿倒开始关心起来了，想知道我怎么从多维尔回英国。该死的轮渡，康威尔？你疯了吗？搭他妈的利尔飞机啊，看在上帝的分上！西德尼，实话说，轮渡挺好的，谢谢你。班次很多，我也喜欢坐船。结果我还是搭乘了他妈的利尔飞机。这次我们有三个人：西德尼的两位驾驶员在前面，我一个人在后面。英国纽基机场很大，但是部分属于英国皇家空军，所以不允许我们降落。我们在埃克塞特[7]机场降落。突然之间，我就手里提着行李箱，一个人站在埃克塞特机场空荡的跑道上了，而那架利尔飞机已经在返回多维尔的半途中了。我四处张望了一下，试图寻找入境处或者海关检查站，却一个也没找到。一个孤独的、穿着橘色荧光背心的工人拿着鹤嘴锄在跑道旁不知道在干些什么。不好意思，我刚搭乘私人飞机抵达这里，你能告诉我该去哪里找海关和入境处吗？从哪里来的？他放下手里的鹤嘴锄，殷勤地问道。法国？那个该死的共同市场！他对我的迟钝摇摇头，又继续做他的本职工作。我爬过一道脆弱的栅栏到了停车场，我妻子在那里等着开车载我回家。

直到一年之后，汤参加爱丁堡电影节的时候，根据我的线报，他用非常睿智的口吻提到，没有把我的小说改到大银幕上是因为有着不能解决的问题，我这才知道，游戏已经结束了。天哪，康威尔，鲍勃就是没办法搞定最后一幕戏。

* * *

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8]打电话来，邀请我去他位于美国纳帕谷的酒庄，商谈我的小说《变调的游戏》改编电影的事宜，我知道这一次应该是会成真了。于是，我飞到了旧金山，科波拉派了一辆车来接我。不出所料，他就是那种梦寐以求的合作对象：迅速、深刻、具有创造力，也愿意给予全力支持。像这样工作，五天之内，我们就可以完完全全地完成初稿，他向我保证道。而且，我们也真的做到了。我们的合作极为出彩。我住在他酒庄的一座小屋里，黎明起床，直到中午，都能保持非常完美的写作状态。长桌上的午餐宛如葬礼上的家宴，是科波拉自己下厨做的。在湖边散步，也许游会儿泳，然后一整个下午继续精彩的合作。

五天之后，大功告成。哈里森肯定会很喜欢，科波拉说。他指的是哈里森·福特。在好莱坞，姓是只有圈外人士才会使用的。一度有些棘手的情况是，当时科波拉把我们的剧本传给他公司里的编辑看，传回来的时候，上面画了许多波浪线，页边还有用铅笔写的评语：“废话！不要用台词！用表演！”但是科波拉对这些漫不经心的评语一笑了之。他的编辑向来如此，他说，他们叫他裁切杀手不是没有原因的。剧本会在周一的时候送给哈里森。我可以先回英国，等待后续发展。

我回到英国，然后等待。几个星期过去了。我打电话给科波拉，但只找到了他的助理。弗朗西斯现在很忙，大卫，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没有，大卫，哈里森还没有回复。直到今天，就我所知，哈里森也没有回复。没有人比好莱坞更会保持沉默。

* * *

我之前一点都不知道斯坦利·库布里克对改编我的小说《完美的间谍》有兴趣，直到他打电话给我，想知道为什么我拒绝了他买电影版权的要求。我拒绝斯坦利·库布里克？我大为震惊，而且吓得要死。我们互相认识，天啊！不是很熟，但也不错。为什么他不直接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有兴趣？最为奇特的是：我的电影经纪人到底在搞什么，为什么不告诉我库布里克提出的请求，却把这本书签给了BBC电视台？斯坦利，我说，我马上去查清楚，很快就会回复你。你记不记得什么时候提出的要求？当然是我一看完书就提了，大卫，我怎么可能耽搁？

我的经纪人和我一样困惑不解。除了BBC，只有一家提出了要购买《完美的间谍》的影视改编权，不过那家的报价实在是微不足道，所以他也没想拿这事来烦我。是一家叫费尔德曼博士的电影公司，我想应该是叫这个名字，在日内瓦，希望能取得我这部小说的影视改编权，当成小说改编电影课程的教材。是个竞赛之类的。写出最佳剧本的学生则可以看到他的作品出现在大银幕上一两分钟。然后，提供的是一份两年期的《完美的间谍》电影改编版权合同，费尔德曼博士和他的同事们愿意向我们支付五千美元的酬金。

我正准备打电话给库布里克，要他相信我们从未收到过他的请求，却隐隐觉得有些不安。于是改打电话给一个重要人士，库布里克有时也会跟他合作：我的朋友约翰·加里。加里开心地咯咯发笑。好吧，这听起来绝对像是我们那位斯坦利会干的事情。总是怕报价时泄露自己的名字会导致报价提高。

我打电话给库布里克，板起脸说，要是我知道费尔德曼博士是替他来代理事务的，我可能会在把版权卖给BBC之前三思一下。库布里克则毫不畏惧，说他很乐意导演BBC买下的这部电视剧。我打电话给BBC制作人乔纳森·鲍威尔。鲍威尔一手策划了《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剧集。此时正忙着推进《完美的间谍》项目。让斯坦利·库布里克来导演怎么样？我问他。

鲍威尔不是情绪外露的那种人，他沉默了一会儿，调整自己的心情。

“你的意思是，我们的预算要超支几百万英镑吗？”他问，“然后整个剧集要推后好几年？我想我们最好还是保持现状，谢谢你。”

* * *

库布里克的下一个建议，紧接在上一个后面。他要我写一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间谍电影剧本给他，故事以法国为背景，着重于军情六处和英国特别行动处之间的竞争对抗。我说我会考虑看看，想过之后，觉得不喜欢，所以婉拒了。好吧，那么改编奥地利作家阿图尔·施尼茨勒[9]的《情色小说》[10]怎么样？他说他有版权，我也没有问他是不是通过日内瓦的费尔德曼博士买下来作为教育之用的。我说，我知道施尼茨勒的那部作品，对改编也很有些想法。我还没有放下电话，就有辆红色奔驰停在我家门口，库布里克的意大利司机跳下车，带来了一本我根本不需要的施尼茨勒《狂想曲》的英语影印本，以及一捆文学评论。

几天之后，同一辆奔驰载我到库布里克位于圣奥尔本斯的乡间大宅邸。我来过这里几次，不过也没想到会在门厅里看见两个巨大的铁笼，一个里面关着几只猫，一个里面关着几条狗。两个笼子之间有活动板门和金属通道，让两个笼子相连通。要是有哪只猫或者哪条狗想要去另一个种群那里社交一下，就可以派上用场了。有些喜欢社交应酬，有些不喜欢，库布里克说。这需要时间，猫和狗有很多历史问题需要处理。

当库布里克和我在四周闲逛的时候，追着我们的是狗，不是猫。在库布里克的要求下，我开始自以为是地谈论起施尼茨勒的小说应该如何改编，以适应大银幕。其中的抑制情感和阶级势力大大增强了其情欲色彩。二十年代的维也纳也许有着性爱放纵的喧嚣狂热，但也同样有着社会和宗教偏执、有长期的反犹主义和偏见。任何踏进维也纳社交圈的人——比如我们这位年轻的男主角，性爱成瘾的医学博士——蔑视习俗，却又不愿承担风险。我们这位主角的情色之旅，起初源于他无法与自己年轻漂亮的妻子做爱，后来，由于他试图加入某位奥地利贵族宅邸里的狂欢受挫，而使其沮丧达到了顶点。他的焦虑不仅来自肉体上的威胁，还有社会交往上的威胁。

被一群狗追着在附近转来转去的时候，我的主题越来越鲜明。接着，我跟库布里克说，我们的电影必须要重现这种压抑的氛围，来和我们这位主角所追求的性认同形成对比。

“我们要怎么做呢？”库布里克突然开口问道——就在我以为狗已经偷走了他全部注意力的时候。

好吧，斯坦利，我想过这个问题。相信最好的办法是：去找一座有城墙的中世纪古城或者乡镇，要看上去完全封闭的那种。

没有反应。

比如阿维尼翁[11]——或者萨默赛特郡[12]的韦尔斯，那里有很高的墙——城垛——窄街——阴暗的门道。

没有反应。

一座教会城市，斯坦利，也许天主教的，比较接近施尼茨勒的维也纳，有何不可呢？有主教的宫殿，一座修道院和神学院。穿着修士袍的年轻英俊的男人们，眼神毫不避讳地扫过年轻的修女。教堂钟声产生了回响。我们可以闻到焚香的味道，斯坦利。

他还在听我说吗？他是听得入迷了，还是觉得无聊？

还有城里的高贵女士，斯坦利——表面上看来虔诚得要死，但非常擅长掩饰，所以当你应邀到主教宫里参加晚宴的时候，完全不知道坐在你右边的这位女士是昨晚与你在狂欢宴上苟合的那个，还是在家里跟自己的孩子一起做祷告的那个。

我个人的咏叹调结束了，我对自己的表现也很满意。我们默默地走了一段路。我觉得，就连狗都对我的口才颇为欣赏。终于，斯坦利开口了。

“我想我们要在纽约拍。”他说，然后我们便一起朝着宅子走去。

[1] Fritz Lang，1890—1976，德国人，知名编剧、导演。最为著名的电影就是1927年的《大都会》。其他作品还有《M就是凶手》《尼伯龙根》《玩家马布斯博士》等。

[2] Robert Towne，生于1934年，美国编剧、制片人、导演和演员。他是新好莱坞电影浪潮的一分子。他以1974年罗曼·波兰斯基的《唐人街》获得奥斯卡原创剧本奖，是公认的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编剧之一。

[3] 鲍勃是罗伯特的昵称。

[4] John Grisham，生于1955年，美国知名畅销小说作家。他的作品大多是情节紧张、结局出人意料，但又不失深度的法律悬疑小说。作品有《贫民律师》《合伙人》等。

[5] 指1993年上映的《糖衣陷阱》。

[6] Stanley Kubrick，生于1928年，美国电影导演、编剧、制作人。1965年凭借《奇爱博士》获得第37届奥斯卡最佳导演提名。1968年《2001太空漫游》奠定了其在影坛的地位。其他著名电影还有《发条橙》《闪灵》等。

[7] 英国英格兰西南部城市，德文郡首府。

[8] Francis Ford Coppola，生于1939年，美国导演、编剧、制片人。1970年因《巴顿将军》获得第43届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1972年执导《教父》，获得第45届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1974年，因《教父2》获得第47届奥斯卡最佳导演奖。之后的著名电影还有《现代启示录》《惊情四百年》等。

[9] Arthur Schnitzler，1862—1931，奥地利剧作家、小说家。维也纳现代派的核心人物，第一个把意识流手法引入德语文学的奥地利作家。代表作《狂想曲》《轮舞》《绿鹦鹉》《阿纳托尔》等。

[10] 这部小说后来被库布里克改编成了电影《大开眼戒》，由汤姆·克鲁斯和妮可·基德曼主演。

[11] 法国东南部城市。

[12] 英格兰西南部的郡。

第三十一章 贝尔纳·皮沃的领带

很少有采访是令人愉快的，每次都压力很大，大多数都很无聊，有些则是彻头彻尾的可怕，尤其当采访者是你的同胞的时候：这些色厉内荏、经验老到的家伙，不事先做功课、没看过书、觉得访问你是给你恩惠，而且还需要喝一杯；那些胸怀抱负的小说家，认为你是个二流作家，却希望你读他还没有完成的打字稿；还有一些女权主义者，相信你之所以成功仅仅因为你是个花言巧语的中产阶级白种男人混蛋，而你心想，说不定她是对的。

相反，在我自己的简单词典里，外国记者代表的是勤勉用心，对你的书了如指掌，对你的存书目录比你自己还要清楚——除了几个特立独行者。比如说《周四风云》[1]那个年轻的法国人，在我拒绝了他的采访要求之后依旧锲而不舍，先是招摇地徒步监视我在康威尔的家，接着又搭乘小型飞机低空飞过，后来又搭乘近海捕捞渔船再次进行侦查，最后把这些越轨行为写成了一篇报道，这倒是他凭空捏造能力的充分发挥。

还有个摄影师——同样也是年轻的法国人，不过是其他杂志社派来的——在帮我拍照之前，坚持要我看看他的作品。他打开一本油腻的、口袋本大小的相册，给我看了许多杰出人物的照片，比如索尔·贝娄[2]、玛格丽特·阿特伍德[3]和菲利普·罗斯[4]。我也尽忠职守地赞美每张照片，就我来说，这种事情实在是令人生厌，他又翻开了另一本展览册，其中包括一只尾巴竖起、正在逃跑的猫的后视照片。

“你喜欢猫的屁眼吗？”他问，同时热切地观察着我的反应。

“很棒的照片，光线很好，很不错。”我回应道，竭力保持着镇静。

他眯起眼睛，分外年轻的脸上展开一抹狡黠的微笑。

“这只猫屁眼是我的测试，”他骄傲地解释道，“要是被我的作品吓到，那我就知道他不够老练。”

“那我呢？”我问。

他要拍的照片需要一扇门，一扇户外的门。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形式或者颜色，只要是一扇嵌入墙壁的门，能够自带些阴影就可以。我应该补充说明一下，他是个子非常矮小的男人，简直像是个小矮人，因此，我时不时地就想帮他拿一下那个对他而言过大的相机包。

“我不想拍间谍照。”我说，带着不同寻常的坚定语气。

他叫我不要担心。这扇门和间谍无关，而是在于其深度。花了一会儿工夫之后，我们找到了一扇符合他严格标准的门。我站在门前，按照指示，眼睛直直地看向镜头。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镜头：半球体，十英寸的直径。他单膝跪地，一只眼睛紧贴着取景器，两个身材高大，看起来像是阿拉伯人的男人停了下来，越过他的后背跟我说话。

“不好意思，”其中一个说，“能不能麻烦您告诉我们，去汉普斯特德地铁站怎么走？”

我正要给他们指一下弗拉斯克步行街时，我的摄影师则因为他的注意力被干扰而感到非常愤怒，依旧单膝跪地，转过身对他们用尖锐的声音吼道“滚开！”神奇的是，他们真被他给吼走了。

* * *

重申一次，除了这几次意外，这么多年以来，我的法国采访者们都展现出了善解人意的体贴，值得他们的英国同事们极力效仿。这也是为什么，一九八七年在卡普里岛[5]上时，我会把我的人生纪实卖给贝尔纳·皮沃[6]，他是法国文化电视台的闪亮明星，是每周文学谈话节目《猛浪谭》[7]的创办人、创作者和主持人。过去的十三年来，每周五晚上的黄金时段，这个节目吸引了全法国的观众收看。

我去卡普里岛是为了领奖。皮沃也是。我领的是写作奖，他的则是记者奖。现在请想象一下，在卡普里岛上，一个完美的秋日夜晚，两百名晚宴宾客，都容光焕发，群集在星辰闪耀的天空之下。食物如同天赐珍馐，美酒如同琼浆玉液。皮沃和我一起坐在获奖人专属的贵宾桌，愉快地交谈了几句。他正值盛年——五十出头，活泼耀眼，精力充沛，具有天然而温和的气质。他发现自己是在场唯一一个打了领带的人之后，便自嘲地把领带卷了起来，塞进了口袋。这条领带意义重大。

随着夜色越来越深，他责备我，说我拒绝了他的提议，没有去参加他的节目。我装作很窘迫的样子，告诉他我当时一定是在经历一段“毫无例外，统统拒绝”的时期——我确实是啊——同时也在想方设法丢掉这些事情不去处理。

隔天中午，我们一起在卡普里市政厅参加正式的颁奖典礼。我身上外交官的灵魂让我郑重其事地穿上了西服，系了领带。皮沃穿了一套不太正式的服装，昨晚他打了他那条并不需要的领带，我发现，他今天却没有系，而周围的人全都打上了领带。在他发表自己的演讲时，他哀叹自己缺乏社交礼仪，然后指着我说，这个人做什么都不会出错，偏偏就是拒绝上他的文学节目。

我被这个恰到好处的玩笑话带来的魅力攻势迷得忘乎所以，于是我跳起来，扯下了自己的领带，交给他，在一大群热情的见证者面前——天哪，这也太戏剧化了吧——告诉他，这条领带是他的了，而且，从现在开始，只要他在我面前秀出这条领带，我就会去参加他的节目。在隔天返回伦敦的飞机上，我不禁怀疑，在卡普里许下的承诺具不具有法律效力。区区几天之后，我就知道了答案，是有效力的。

我答应了去接受现场采访，用法语，长达七十五分钟，由贝尔纳·皮沃和另外三位顶级的法国记者主持。我们并没有经过事先讨论，也没有提前通过电话提过现场要提出的问题。但是，请做好准备——这也是我法国出版商要做的——讨论的议题非常广泛，覆盖了所有话题，包括政治、文化、文学、性和任何贝尔纳·皮沃脑袋发热想出的问题。

而我基本上没有再说过哪怕一个法语单词，最后一次大概是在三十年前，教导中学普通法语水平考试的时候[8]。

* * *

法国文化协会[9]位于多塞特广场转角一幢漂亮的房子里。我深吸一口气，走了进去。接待台的桌子后面坐了一位年轻的女士，短发，有一双棕色的大眼睛。

“哈罗，”我说，“我想知道，可不可以来这里复习一下我的法语？”

她用严肃且困惑的眼神打量了我一番。

“什么[10]？”她说，那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吧。

首先，我用仅记得的一点法语，对丽塔说话，接着又跟罗兰说话，最后跟杰奎琳对话，我想顺序应该是这样的。我一提到《猛浪谭》，他们就展开了行动。丽塔和杰奎琳轮流训练我，这是一次完全沉浸式的课程。丽塔——还是杰奎琳？——会集中训练我的法语口语，帮助我制定对节目上可能会提出的问题的回答。在杰奎琳与罗兰的协力之下，我们的军事作战计划设定好了。根据“了解你的敌人”的行事原则，他们会研究皮沃的心理活动，记录他的采访手法和喜欢讨论的议题，同时密切注意每日新闻。《猛浪谭》的制作人很注意让自己的节目紧跟时事热点。

为此，罗兰收集了《猛浪谭》播出节目的存档。其中主持人与参与者之间你来我往的敏捷与机智都令我感到恐慌。我没有告诉我的几位导师，偷偷地去询问节目制作方是否可以寻求翻译的协助。皮沃迅速给予了回复：从我们在卡普里交谈的程度来看，他坚信我们应付得来。除了皮沃，我的其他三位拷问者分别是：精通多国语言的新闻记者与驻外特派员爱德华·贝尔，知名作家、记者和电影导演菲利普·拉布罗，以及受人尊敬的文学记者凯瑟琳·大卫。

我对任何形式采访的厌恶都绝非装模作样，纵然时不时地、我还是会屈服于诱惑，或者是出版社方面的压力。这种名人游戏与写作没有任何关系，而且领域也相当不同。对此，我一向都很清楚。剧场表演，没错。自我投射的练习，毫无疑问。从出版社的观点来看，这是最好的免费宣传。可以快速地成就天才，也可以迅速地遭遇毁灭。我至少见过一位作家，在经历了一整年的全球推销活动之后，觉得自己的创造力永久性地枯竭了，而且，我认为，恐怕他确实是对的。

就我自己而言，从我开始动笔写作的那一天起，房间里就有两头大象：一头是我父亲耸人听闻的人生，如果有任何人有兴趣去了解这其中的关联，都可以在公共档案中查到；另一头则是我的情报网关系，基于法律与我个人的意愿，都不得讨论。所以早在我开始文学生涯之前，就已经深有体会，我在接受采访时不仅仅是该说些什么，还有我该隐藏些什么。

* * *

一切尽在不言中，我来到巴黎一间拥挤演播室的舞台上，拨开怯场的篱笆，踏入平静而超现实的领地。皮沃拿出我的领带，津津有味地讲起他是如何得到这条领带的故事。观众们很喜欢这个故事。我们讨论了柏林墙和冷战的问题。暂停一下，播放《柏林谍影》的电影片段。我的另三位“拷问人”也同样贡献了很长时间，但更像是使命宣言而非提问。我们讨论了金·菲尔比、奥列格·潘可夫斯基、苏联的改革和开放政策。我那支法国文化协会的顾问团队在我们的行动简报中是否涵盖了这些问题呢？绝对涵盖了，因为从我的表情来看，我就像是在背诵记忆里的答案。我们称赞了约瑟夫·康拉德[11]、毛姆、格林和巴尔扎克。我们探讨了玛格丽特·撒切尔。是杰奎琳教我掌握法语修辞分段的节奏的吗？——陈述主题、自证、然后再用你自己的总结来扩充内容。无论是杰奎琳、丽塔还是罗兰，我都向他们三位致以由衷的谢意。观众再次爆发出十分热烈的反应。

看着皮沃主持现场节目——在场观众都沉浸于他的魅力之中——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可以获得世上其他电视节目主持人难以企及，也无法模仿的成就了。这不仅仅是超凡的感召力，也不仅仅是活力、魅力、灵巧熟练和博闻强识。皮沃拥有上述全部特点，聚集起来，成了他难以捉摸的个人特质，是那种会让全球的电影制片人与选角导演都极度渴望去拥有的特质：与生俱来的慷慨大度精神，或者，更为贴切地说，应该是灵魂。在这个以创造荒诞艺术形式而闻名的国家，皮沃让他的受访者们自坐下的那一刻起便会知晓，一切都能进展顺利。他的观众们也是如此。他们是他的家人。现在回想起来，在仅有的几次采访中，没有其他任何一位采访者，也没有其他任何记者，能在我心中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

节目结束了，我可以离开演播室。而皮沃一定还会留在舞台上，等着宣读下周预告。我的出版商罗伯特·拉方特迅速带我走到了街上，街上空荡荡的。没有一辆车，也没有一个行人，更没有一个警察。在一个完美的夏日夜晚，整个巴黎都仿佛进入了沉睡。

“人们都去哪儿了？”我问罗伯特。

“还在看皮沃的节目啊，肯定的。”他心满意足地回答道。

为什么我要讲这个故事？或许是因为我乐于提醒自己，在所有的大吹大擂当中，我的生命里还有值得铭记的一晚。在我接受过的所有采访之中，有许多都令我感到后悔不已，只有这一次，我绝不会抱有遗憾。

[1] L’Evénement du Jeudi，创刊于1984年的法国杂志。

[2] Saul Bellow，1915—2005，美国作家，被称为美国当代文学发言人。197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洪堡的礼物》《赫索格》。

[3] Margarent Atwood，生于1939年，加拿大小说家、诗人、文学评论家。国际女权运动在文学领域的重要代表人物。代表作《别名格蕾丝》《使女的故事》。

[4] Philip Roth，1933—2018，美国作家，曾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代表作《人性的污秽》《遗产》。

[5] 卡普里岛是第勒尼安海中岛屿，属于意大利。位于那不勒斯湾的南部，是著名的旅游胜地。

[6] Bernard Pivot，生于1935年，法国文化电视节目的记者、采访者和主持人。

[7] Apostrophes，由贝尔纳·皮沃创立并主持的法国电视节目，每周一次黄金时段的文学脱口秀节目。从1975年一直到1990年，开播了十五年，是法国电视节目中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之一。

[8] 原文如此。尽管我们注意到，在前面的篇目中，勒卡雷已经用法语和意大利总统聊过了。

[9] 1883年由法国人创办的非营利组织，专门推广法语以及法国文化，总部设在巴黎。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法语教学中心，每年为超过50万的学生提供服务，得到了法国政府的认可和赞助。在中国即为法语联盟。

[10] 原文为法语，Quoi。

[11] Joseph Conrad，1857—1924，英籍波兰裔作家。他曾有二十余年的海上生涯，有丰富的海上生活经验，擅写海洋冒险小说，有“海洋小说大师”之称。著名作品有《吉姆爷》《黑暗的心》等。

第三十二章 与囚徒共进午餐

新千禧年刚刚开始的一个夏日，在巴黎，我们六个人围坐在一张餐桌旁，东道主是一位法国出版商。而我们齐聚一堂，是为了庆祝我的朋友弗朗索瓦·比佐[1]刚出版了他获奖的那本回忆录[2]。

比佐是佛教研究的学者，能讲一口流利的高棉语，是唯一一个被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逮捕监禁之后存活下来的西方人。一九七一年十月，他在吴哥保护中心工作时被红色高棉逮捕，监禁在极度野蛮残暴的环境当中，历经三个月的严刑拷打。审讯他的道奇，臭名昭著，希望他招认自己是CIA的间谍。

不知怎么回事，审讯者和囚犯之间却产生了某种不可思议的密切关系。一部分是因为比佐对古老佛教文化的深刻了解，另一部分，我猜，是因为他纯粹的人格力量。于是，道奇采取了从某种程度而言可说是超乎寻常的英勇举动，他给红色高棉的高层写了一份报告，证明比佐并没犯间谍罪。同样超乎寻常的是，比佐获释，而道奇则被派去掌管波尔布特几个最大的刑讯和处决中心的其中一个。在我的小说《史迈利的告别》中，讲到了“丛林汉森”的一个故事，我做了几次尝试——恐怕不太成功——为了给比佐这段经历伸张正义。

在我们围坐餐桌的此刻，距离比佐的苦难经历已经过去整整三十年了，但是道奇的命运却始终悬而未决，针对他的审判因为政治上的冷漠和种种密谋一直反复推迟。我们直到现在才得知，比佐在此期间一直都在帮助他。比佐一如既往、积极热烈地所想要表达的观点是，许多现如今在高棉政府里任职、出面指控道奇的人，全身上下也浸透了鲜血，却一心希望道奇能为他们所有的罪孽负责。

比佐因此进行了孤军奋战，不是为道奇辩护，而是为了证明，那些擅自判定道奇有罪的人，他们身负的罪孽实际上与道奇并无区别。

当比佐说明他的案子时，我们全都聚精会神地聆听，只有一位客人奇怪地不为所动。他隔着餐桌坐在我的正对面，身材矮小，神情紧张，有着宽阔的额头，一双漆黑有神的眼睛，不时回瞪我。介绍他的人说他是作家让——保罗·考夫曼。我读过他不久前出版的《朗伍德的阴暗房间》，非常喜欢。朗伍德是位于圣赫勒拿岛[3]上的一幢房子，拿破仑在那里度过了他最后饱受屈辱的流放岁月。考夫曼经过漫长的海上航行抵达了圣海伦娜岛，用令人印象深刻的笔触描写了这个世界上最为著名、最受钦佩，同时也背负了最多骂名的囚犯，他的离群索居，他的幽闭恐惧，他的落魄潦倒。

我之前没听说会见到这位作者，这次正好可以表达我油然而生的喜爱。所以，到底是为什么，他竟会用如此厌恶的眼神盯着我？我说错了什么话吗？他知道我什么丢脸的事情吗？这确实很有可能。或者我们以前见过，我却给忘得一干二净——照如今的情况来看，此种可能性更是激增。

如果不是我本人开口问了他带有上述意味的问题，就是我的肢体语言替我问了。反正，突然之间我们就对调了角色，现在轮到我盯着他看了。

* * *

一九八五年五月，法国驻外特派员让——保罗·考夫曼，在贝鲁特被黎巴嫩真主党绑架，沦为人质，遭秘密囚禁长达三年之久。当他的绑架者需要将他从某个藏身处转移到另一个藏身处的时候，会用布塞住他的嘴，把他从头到脚绑了个结实，再卷在一条东方地毯里面，令他差点死于窒息。他之所以隔着餐桌瞪着我看，是因为当年，在被幽禁在某个藏身所时，他得到了一本皱巴巴的、我的平装本小说，贪婪地读了一遍又一遍。我敢肯定，他在其中投入了比其原本含义更为深刻的理解。他向我解释这一切的时候所使用的那种就事论事的口吻，我非常熟悉，那是在曾经受过折磨的受害者们身上经常听到的——这种不能摆脱的经历，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当中饱受折磨的一部分。

而我，完全无言以对。说什么呢？或者，有什么话可说呢？“谢谢你读我的书？”“对不起，似乎我这本书的意义有些肤浅？”

所以，我大概只能把我内心里存着的那种谦卑努力表示出来，我大概只能在我们散场之后，再次阅读《朗伍德的阴暗房间》，找到当初阅读时就应该察觉到的关联性：这是一个内心忧虑的囚犯写下的另一个囚犯的故事——或许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囚犯的故事。

这场午宴是在本世纪初举办的，不过我仍然记忆犹新。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考夫曼，也没有与他通信。所以在撰写本书的时候，我上网去搜寻他的消息，知道他还在世，再然后，在几番寻问之后，拿到了他的电子邮件地址，但也被警告说他很有可能不会回应。

这时我也发现——我承认其实有些诧异——某个奇迹般的偶然巧合，使他当初免于绝望与疯狂的那本书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就像我的那本小说一样，他也如饥似渴地反复阅读。当然，他从这本书里所汲取到的、精神与才智的养分，也远远超出我那本书。所以，他是幸运地同时拿到了这两本书吗？或者我们只是被记忆给欺骗了？

我小心谨慎地写信给他，几周之后，他给我写了一封宽容又慷慨的回信：

在被囚禁的时光里，我非常想念书本。偶尔，我们的狱卒会带书来。拿到一本书的快乐简直难以描述。我不止读过一遍、两遍、四十遍，还会从后面或者中间开始阅读。我希望，这个游戏至少可以占用我一两个月的时间。在那饱受痛苦折磨的三年里，我体验过好几个快乐时刻。阅读《柏林谍影》就是其中之一。我把它视作命运的选择。狱卒会给我们带来各种类型的旧书：廉价小说、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第二卷、难以理解的学术论文。但是这次，有位我很欣赏的作家……我读过你的所有作品，包括《柏林谍影》，但是，在新的情境之下，那已经不再是同样的书了，甚至似乎和之前记忆里的那本也完全不一样。所有的一切都改变了，每一行文字都别有深意。在像我那样的状态之下，读书变成了一种严肃——甚至是危险的事情，因为，哪怕再细微的事实，感觉都和眼前这个“押双还是退出”的游戏息息相关，因为这就是人质之所以存在的本质。打开牢门，进来一个真主党官员，这可能意味着自由，也可能意味着死亡。每个信号、每个暗示都化作一种预兆、象征或者寓言，这样的暗示在《柏林谍影》中实在太多了。

靠着这本书，我在内心深处找到了隐匿与操纵（什叶语taqiyya）的感觉。我们的绑架者远不像KGB或者CIA那样专业，但和他们一样，都是自负的蠢蛋，残忍的犬儒主义者，利用宗教信仰和年轻战士容易受骗的特点，来满足他们对权力的欲望。

如同你的角色，绑架者们最擅长的就是偏执猜疑：病态的不信任、躁狂的愤怒、错误的判断，妄想——系统化地侵犯、攻击，令他们对谎言有着神经质般的欲求。利玛斯那枯竭和荒谬的世界，将人命当作棋子的世界，就是我们的世界。我常常觉得自己就像被放弃、被遗忘的人。更重要的是，我早已精疲力竭。这个口是心非的世界也教会了我反思自己作为记者的职业生涯。最后，我们都成了双面间谍，或者三面人。我们必须对他人感同身受，才能去理解，去接受，最后，我们才能背叛。

你对人类的态度是悲悯的，我们是可怜的生物，区分个体来看，我们实在不算什么。幸运的是，这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人。（请参看莉兹的角色。）

在这本书里，我找到了怀抱希望的理由。最重要的是这种声音，这种存在。你的声音，你的存在。这多么令人欢欣鼓舞啊，有一位作家在描写这种残酷、毫无色彩的世界，渲染如此灰暗、绝望的气氛。你的感觉几乎成了实体。某个人在跟你说话，你不再孤独。在我的监狱里，我不再被遗弃。一个男人带着他的文字，和他对世界的想象走进我的监牢，有人和我分享他们的能量。我可以熬过去……

* * *

就是这样，这就是你要的人性回忆，考夫曼的，我的，我们的。我敢发誓，他在那场午宴时所讨论的那本书是《史迈利的人马》，而不是《柏林谍影》，我妻子记得的似乎也是如此。

[1] François Bizot，生于1940年，法国作家、人类学家、东南亚佛教专家，在东南亚时遭到红色高棉的监禁，也是在监禁中唯一幸存下来的西方人。

[2] 书名为《大门》（The Gate，法语为Le Portail），由哈维尔出版社出版。

[3] 一个火山岛，是英国在南大西洋的海外领土。

第三十三章 作者父亲的儿子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着手去写有关龙尼的事情：骗子、幻想家、偶尔的囚犯，以及我的父亲。

从我步履蹒跚开始写小说的第一天起，他就是我想要理解的对象，但我距离这个目标简直有数个光年那么远。在最后成为《完美的间谍》的那份初稿里，充满了自怜自哀：亲爱的读者们，请把你们的目光，投向这位情感缺失、被他的暴君父亲踩在脚下、几近粉身碎骨的男孩身上吧。而且，只有当他安稳地去世之后，我才重拾这本小说，我才做了从一开始时就应该做的事情——比起父亲犯下的罪行，儿子所背负的罪孽理应承受更多的谴责。

等到一切都安排妥当，我才能够聊以纪念他那暴风骤雨般的人生所留下的遗产：能让对世间万物已然习以为常的作家最垂涎欲滴的一众角色，从当时最杰出的法律人士，到影视和运动明星，从伦敦地下犯罪世界最厉害的人物，到追随其后的美丽生物。我们是要往上还是往下呢？我们能不能在本地的汽车修理厂里赊账加满油？他是逃出国了，还是今晚得意扬扬地把宾利车停在了车道上？或者是把车藏在后院里，熄灭了家里的灯，检查门窗，对着电话嘀嘀咕咕，倘若电话线没有被切断的话？抑或是，他在他那些备选的妻子之中挑了一个，正享受着安全又舒适的温柔乡？

至于龙尼和犯罪组织的交易，就算有，我知道的也少得可怜。没错，他确实与臭名昭著的克雷兄弟[1]来往密切，不过那也许只是攀附名人。还有，是的，他是和伦敦有史以来最为恶劣的房东彼得·拉赫曼[2]有某种生意往来，我猜，是由拉赫曼的手下恶棍们负责替龙尼赶走房客。然后他就可以卖掉房子，并给拉赫曼分一杯羹。

但是，要说彻彻底底的合伙犯罪？这绝不是我所知道的龙尼会做的事情。骗子是个唯美主义的职业，他们永远都穿着漂亮的西装，指甲打理得干干净净，时刻都是谈吐文雅的样子。在龙尼的字典里，警察是第一流的家伙，因为他们愿意开门协商。而他嘴里的“那些小子”就不一样了，如果你惹毛了那些小子，就准备后果自负吧。

紧张？龙尼的整个人生都走在你想象得到的、最脆弱也最光滑的冰层上。因为欺诈而登上通缉名单，又在爱斯科特[3]马主围栏里拥有一匹即将参赛的灰色上等马，他并不觉得这两者之间有何矛盾可言。他在克莱里奇酒店[4]庆祝他第二次结婚的招待会时被中途打断，但是他说服了两位苏格兰场的警探，要他们等宴会结束时再逮捕他——等待的同时，请进来加入狂欢，他们也确实照做了。

不过，我不觉得龙尼能过上其他形式的生活，而且，我认为他也不想。他对危机成瘾，为表演痴迷，是厚颜无耻的布道演说家和哗众取宠的狂人。他是充满妄想的巫师，是个自诩为上帝金童的说客，毁了许多人的生活。

格雷厄姆·格林告诉我们，童年就是一个作家在写作上的信用卡余额。至少就这个方面而言，我生来就是百万富翁。

* * *

龙尼人生最后三分之一的岁月——他在六十九岁时突然去世——我们非常疏远，或者说是针锋相对。简直像两个人商量好的一样，一碰面就必然会出现糟糕可怕的场景，哪怕我们埋起斧头，我们也总会记得是埋在哪里。如今我对他的感情比起当年是否更有善意呢？有时候，我会绕过他，有时候他仍然是我不得不攀登的高山。不管何种情况，他都总是在那里。我无法替我的母亲发言，因为直到如今，我还是说不上来她是怎样的人，与她关系密切和爱她的人们，对我所描述出来的这个“她”有着各种各样的版本，但于我而言都并非有所启发。也许我本来也不想要吧。二十一岁时，我满世界找她，费尽周折地找到了她，之后也基本上满足了她的各种需求，虽然我并不总能欣然接受。然而，从我们重聚的那一天起，直到她逝世的时候为止，冰封在我内心深处的孩童时代也没有哪怕一丁点儿解冻的迹象。她热爱动物吗？风景呢？她居所旁边的大海？音乐？绘画？我？她看书吗？她对我肯定是评价不高，那对其他人呢？

晚年时期，她住在疗养院里，我们会用谴责或嘲笑我父亲种种罪行的方式来打发时间。随着我的持续来访，我开始意识到，她为她自己——也为我——塑造了一个田园诗画般的母子关系，从我的出生到如今，源源不绝，未曾间断。

现在回想起来，除了我的哥哥之外，我不记得童年时期曾受到过任何关爱。在一段时间里，哥哥就是我唯一的家长。我记得我身上那种持续不断的紧张感，直到年纪很大之后也依然得不到放松。对于我很小时候的事情，则没有什么印象。我记得在我们成长过程中的伪装掩饰，迫切需要为自己拼凑起一个新的身份，为此而从我的同事和上司们那里窃取他们的行为举止和生活方式，甚至到了需要伪装自己父母双全、拥有饲养了小马驹的安定家庭的程度。如今，听着自己脑内的言语，或者必须要直视自己内心的时候，我仍旧可以发现自身早已遗失的、与自己在这人世间最初起源相关的种种踪迹，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我父亲。

而这一切无疑也让我成为秘密情报机构最为理想的招募对象。但是，无论哪一个工作都无法持续：伊顿的教师不行，军情五处的探员不行，军情六处的探员也不行。只有作家是我一直坚持不懈的事业。如果从这里开始回想我的整个人生，我看见的就是一连串的约定与逃脱。感谢上帝，还有写作能让我保持相对连续和基本健全的心智。我父亲拒绝接受关于他自身的最简单的事实，并因此把我置于永远无法回头的探索之路上。由于没有母亲，也没有姐妹，我很晚才了解、认识到女人是怎么一回事——如果确实了解的话——而我们都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在我的童年时期，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想把他们各自版本的基督教上帝推销给我。我从我的姑妈、舅舅那里接触到了低教会派[5]，而我的学校则倾向于高教会派。当我被带到主教那里进行坚振礼[6]时，我尽最大的努力试着保持虔诚，却毫无感觉。后来又有十年的时间，我想试着继续追求某种宗教信仰，最后还是白费力气，只好选择了放弃。如今，我没有上帝，只有人生美景，没有对死神的期待，只有对消亡的等候。对于我的家庭，还有爱我、我也爱着的人们，我能感受到恒久不变的欣喜。走在康沃尔的悬崖峭壁上，我心中突然洋溢起浪涛般的感激之情，感谢自己能够拥有这样的人生。

* * *

是的，我见过我出生的那幢房子。每当我们路过的时候，我的姑妈总会兴高采烈地指给我看，次数绝不下一百次。但我比较喜欢的实际上是我出生地的另一幢房子，建在我的想象中，红色的砖块，由于房子本身已经被拆毁，一碰就会发出咔咔作响的声音，破碎的窗户、“出售”的牌子，花园里还放着一个旧浴缸。浴缸被弃置在一片杂草丛中，周围都是残留的建筑垃圾。破损的前门上残存着一些彩色玻璃——这是适合孩子们玩捉迷藏的场所，而非出生的地方。但是我确实出生在此，或者说在我的想象之中是这样的。不仅如此，我应该生在阁楼里，出生在一堆棕色的箱子之间——里面都是我父亲在跑路时会携带的东西。

我第一次暗中去查看这些箱子的时候，应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当时八岁的我已经是训练有素的间谍了——里面只有一些私人物品：他的共济会徽章，他提出要令翘首以待的世界大为震惊、于是便去学习法律时的律师假发和律师长袍，还有一些他计划卖给阿迦汗[7]一个舰队的、飞船之类的最高机密档案。不过，在战争爆发之后，这些棕色的箱子里藏的东西提供了更具实质性的价值：黑市交易的玛氏巧克力棒，把兴奋剂直接注入鼻子使用的苯丙胺吸入剂。而在诺曼底登陆之后，箱子里还额外多了些尼龙袜和圆珠笔。

只要是配给供应的商品，或者是难以企及的商品，龙尼对其都有着奇特的兴趣。二十年后，当时德国仍处于分裂状态，我是个住在波恩莱茵河畔的英国外交官。他不请自来地出现在我家门口，庞大的身躯挤在一艘带有轮子的铁制小圆舟里。这是水路两用摩托车，他解释说，是个初样。他从柏林制造商手里取得了英国专利，可以让我们大赚一笔。他在东德边防部队的注视下，驾驶这辆摩托车跨越了地区走廊。现在，他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想在我的帮助之下，驶入莱茵河。当时莱茵河正好河水高涨，水流湍急。

虽然我的孩子们对此热情满满，但我还是劝阻了他，并请他吃了一顿午饭。他重新振作起来，又极其兴奋地前往奥斯坦德[8]和英格兰。我不知道他最终走了多远，因为那辆车的事情再未被任何人提及。我想，应该是旅途中有债权人在某地逮到了他，把他的车子给开走了。

不过，这也未能阻止他两年之后在柏林突然现身，宣称他是我的“专业顾问”。凭此身份，他在西柏林最大的电影制片厂获得了VIP待遇的参观行程，无疑还有电影厂的一大套热情款待和一两个小女明星的接待。他抛出一套套行话，高谈阔论什么减税措施和经济补贴，说是提供给国外的电影制片人，尤其是改编我近期小说《柏林谍影》的电影制片人。

不用多说，不论是我，还是已经和爱尔兰阿德摩尔电影公司谈好合约的派拉蒙影业，都对他到底想要干什么没有半点概念。

* * *

我出生的这幢房子没有电，没有暖气，所以靠的是宪法山[9]的瓦斯灯照明，它给阁楼笼罩上了一层奶油般的光辉。我的母亲躺在行军床上，可怜兮兮，想要做到最好，不论她所谓的最好具体是什么——在我第一次想象这副场景时，我还不清楚生产孩子的细节。龙尼在门口大声咀嚼着什么，身穿时髦的双排扣西装，穿着他打高尔夫时才穿的棕白色雕花皮鞋，眼睛一直盯着街道，同时还发出有节奏的重击声，敦促我母亲更加用力：

“上帝啊，薇格莉，你怎么就不能一口气搞定？这真是太丢脸了，别无办法了。可怜的老汉弗莱斯坐在外面的车上，就要急死了，你却在这里折腾，到底要不要生啊。”

尽管我母亲的名字其实是奥丽弗，我的父亲却无论如何，非要叫她薇格莉。后来，严格来讲是我长大之后，我也常常给女人们起一些傻乎乎的小名，让她们显得没有那么难以应付。

在我还小的时候，龙尼的口音还带有明显的多塞特腔调。“r”音很重，“a”音拖长。不过他一直在进行自我调整，到我进入青春期的时候，他的口音已经几乎听不出来了——虽然还没有完全消失——变成了很得体的那种语调。我们都说，英国人是以讲话的口音来打上身份标签的。在当时，上流的谈吐语调会让你得到军职、银行信用、警察的尊敬，以及一份在伦敦金融区的工作。这其中最具有讽刺意味之处在于，在龙尼精明狡诈的人生当中，尽管他实现了自己的野心，想方设法把我的哥哥和我送进了贵族学校，却由于当时残酷的阶级标准作用，反而使他自己的社会地位低于我们。托尼和我被他护送着，毫不费力地通过了阶级的屏障，而龙尼却仍旧困在另一边。

倒也不是说他真的为我们付了学费——或者说，就我所了解的，并不是每次都付——但是，无论如何，他总有办法搞定。有一所学校，在体会过他的行事作风之后，勇敢地要求预支学费。结果他们收到了龙尼不慌不忙送来的黑市水果干——无花果、香蕉、西梅——以及一箱有钱也买不到的杜松子酒，分发给教职员工们。

他的天才之处在于，他总是让自己的外表显露出最值得尊敬的那类人的样貌。尊敬，而非金钱，这是他在所有事情中最为在意的。每一天，他都有办法用他的魔力来识别出别人对他的尊敬。他对他人的评判，也是完全以他们对他的尊敬程度为标准。伦敦的每一条支干道、每一个小村庄，都有一个过着卑微生活的龙尼存在。他是和人勾肩搭背、精力充沛、行为鲁莽的顽皮小子，有点花言巧语，总是给不习惯喝香槟的人办香槟派对。开放自己的花园，让给由浸礼会举办的游园会募捐活动——尽管他本人从不曾踏入教堂一步。他是男孩足球队和男子板球队的名誉主席，亲自给他们的冠军颁发银制奖杯。

直到有一天，他被发现已经整整一年没有付钱给送牛奶的人，或是当地车库、报摊、酒馆，或者是卖给他银制奖杯的商店，又或者得知他已经破产、入狱，他的妻子带上孩子回了娘家，最后和他离婚，因为她发现——她的母亲竟然一直都知道——他和附近街坊邻居家的每个姑娘都上过床，生了好几个他从没提过的孩子。接着，我们这个顽皮的男孩出狱了，或者暂时让自己走回正道了，过了一阵子卑微的生活，做了一些良好的工作，从简单的事物里获取乐趣。直到他再次充满活力，回归他的老游戏套路中去。

* * *

毫无疑问，我的父亲就是上文提到的那个家伙。但这只是个开始，差别在于规模，在于他英国国教式的影响力，在于有人胆敢质疑他的言语时，他那具有宗教感的声音与气场所表现出来的、仿佛真受到了伤害般的圣洁状态，当然，还有他无穷无尽的自欺欺人能力。你描述中那个普普通通的顽皮男孩会把家计堪用的最后一点钱拿到纽马基特[10]去下注3—30障碍赛，而龙尼却有本事轻松自如、沉着冷静地坐在蒙特卡洛的大桌子旁，面前是一杯免费白兰地姜汁酒，身旁是十七岁却假装年纪更大的我，另一边是已经年过五十的法鲁克国王[11]侍从官。侍从官在这桌是最受欢迎的客人。他花了很多时间在这里。他看起来温文尔雅，灰色的头发，温和无害，而且非常疲倦。他手肘边上的白色电话，可以让他直接跟他那位被占星师们包围的埃及国王进行联系。白色电话一响，侍从官的手就离开撑住的下巴，拿起话筒，眼睑下垂，开始聆听，接着便尽忠职守地把另一笔埃及财富转移到红色，或者黑色，或者亚历山大港还是开罗的占星师们认为吉利的某个数字上。

龙尼观察了一会儿这个过程，露出了斗志旺盛的微笑，仿佛在说：“如果这是你想要的，老小子，那就来吧。”他开始在桌旁抬高自己的出价。非常果断。十变成二十，三十，五十。当他抛出手里最后的筹码，又傲慢地要来更多的时候，我意识到他不是在凭直觉下注，不是在和庄家作对，也不是在玩数字游戏。他是在和法鲁克国王玩。如果法鲁克选黑色，龙尼就押红色。如果法鲁克选黑色奇数，龙尼就选择增加他的偶数筹码。此时赌注已经好几百了（相当于现在的几千）。龙尼跟埃及国王陛下说——这时我发现，他把我一个学期的学费、接着是一年份的学费送进了赌桌主理人无底洞般的口袋里。

在蒙特卡洛黎明破晓前的柔和蓝色曙光之中，父亲与儿子肩并肩地漫步在广场上，走向二十四小时营业的珠宝店，当掉他的白金烟盒、金制钢笔和手表。是宝齐莱[12]？还是宝诗龙[13]？我很感兴趣。“明天全都给他赢回来，对不对，老小子？”在我们回到巴黎大饭店，上床睡觉时，他向我说道。幸运的是，他已经预先支付了我们的房费。“十点整。”他严肃地补充道，免得我想装病逃避。

* * *

于是我出生了，我的母亲，奥丽弗，她乖乖按照龙尼的要求，匆匆结束。最后奋力一推，抢在债主上门之前，也为了防止窝在屋外兰切斯特车上的汉弗莱斯先生急死。因为汉弗莱斯先生不仅是个专车司机，也是很有价值的同谋。在龙尼用来簇拥自己的、具有异国风情的宫廷里，汉弗莱斯是个能拿到全薪的臣子。他是杰出的业余魔术师，擅长使用绳子，如同刽子手绞索之类的把戏，在某些高要求的时候，纳特毕姆先生和一辆宾利车会取代他。但没什么需求的时候，汉弗莱斯和他那辆兰切斯特车总是时刻待命。

我出生了，并且跟我母亲仅有的几样财产一起被迅速打包起来，因为最近又有一个法警来找过我们的麻烦，所以我们选择轻装上路。我被装进汉弗莱斯先生那辆汽车的行李箱里，就好像龙尼此后多年都在走私的火腿一样。棕色的箱子在我之后被丢了进来，行李箱的盖子直接从外面锁上了。我凝视着漆黑的四周，试图寻找我哥哥托尼的身影。但是，他却未见踪影，奥丽弗也是，或者说是薇格莉。没关系，我已经出生了，就像新生的小马驹，已经踏上了逃亡之路。自此以后，我一直都在逃亡。

* * *

关于童年，我还有一些拼凑而成的记忆，据我那位肯定了解详情的父亲所说，这些回忆也同样是不准确的。那是在四年之后，我在埃克塞特市区，穿过一片荒地。我拉着母亲奥丽弗——或者说是薇格莉——的手。我们都戴上了手套，所以彼此之间并没有肌肤的接触。事实上，就我印象所及，我们从未有过肌肤接触。拥抱我的从来都是龙尼，而非奥丽弗。她是那种没什么味道的母亲，不像龙尼，身上总有着上等雪茄的味道，也有老邦德街上泰勒理发店里、那个宫廷御用理发师所使用的梨香发油的味道，而且，如果你把鼻子凑到伯曼手工定制西装某块毛茸茸的布料上时，似乎也可以闻到他那些女人的气味。然而，当我二十一岁时，在伊普斯威奇[14]火车站的一号站台上走向奥丽弗，迎接这个整整十六年没有和母亲拥抱过的岁月结束一刻的大团圆时，我还是完全想象不出来，在我生命当中，到底应该在何时何地紧紧抓住她才是对的。她和我记忆中一样高，但是全身骨节突出，并非那种令人一看就想要拥抱的外貌。从摇摇欲坠的走路姿势和脆弱的狭长脸庞来看，她差不多就是我哥哥托尼戴上龙尼律师假发时的样子。

我还是在埃克塞特，摆动着奥丽弗戴了手套的手。荒地的一侧有一条路，我可以看见红色砖块砌成的高墙，墙头上砌上了尖锐破碎的玻璃，墙后是一幢外立面平整的阴森建筑。窗户装有木栅，里面全无灯光。其中一扇被木栅封住的窗户，看起来就像是玩大富翁游戏时抽到的命运牌——直接通往监狱，不交两百英镑就不能出来一样。我的父亲当时正耸着肩膀站在里面。他也像大富翁里的人一样，那双大手紧抓住栅栏。女人们总是反复告诉他，说他那双手有多么可爱，所以他也总是会从外套口袋里掏出指甲剪来修剪指甲。他宽阔而白皙的额头压在栏杆上。他的头发一向不多，仿佛一条湍急漆黑、味道好闻的河流从他头部横跨而过，只在头顶处戛然而止，不过这却愈发渲染了他的圣人形象。随着他年纪渐长，那条河流变成了灰色，最后完全干涸。但是，他的年龄和他如此丰富的人生经历，却从未让皱纹在他脸上显形。歌德的永恒之女性[15]直到最后都占据着他的内心。

他对自己的头非常自豪，就和他的手一样。据奥丽弗说，在他们结婚之后不久，他就把他的头抵押了五十五英镑给医学科研机构，预先支付现金，货则等他死后再取。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告诉我这件事的，不过我知道，自那天之后起，我就开始用一种刽子手般超然冷漠的眼光打量起龙尼来。他脖子很粗，和上身的连接处几乎没有弯曲线条的区分。我想，如果我要动手的话，斧头该从哪里下手呢。杀了他是很早以前就在我脑中盘算良久的念头，持久不变，且在他死后也挥之不去。可能这只是我的恼怒罢了，因为我始终未能完全地约束住他。

依旧紧紧抓住奥丽弗戴了手套的手，我对着站在高墙铁窗内的龙尼挥挥手，龙尼也用他一如往常的挥手姿势向我挥手：人向后靠，上身保持不动，如先知一般的手臂高高举起，挥动，仿佛正对着头顶天空下达指令。“爸爸，爸爸！”我大声叫喊着。我的声音听起来像是一只巨大的青蛙正在鸣叫。一路抓着奥丽弗的手，我走回车上，对自己此刻的待遇感到非常高兴。毕竟不是每个小男孩都可以独享母亲，而把自己的父亲关在笼子里的啊。

不过，据我父亲所说，这一切从未发生过。提起我可能到某个关押他的监狱去看他，对他而言是非常冒犯的事情——“纯粹是彻头彻尾的捏造，儿子。”好吧，他承认，他确实在埃克塞特坐过一段时间牢，不过主要还是在温切斯特和斯科拉布斯监狱。他没有过什么真正的犯罪行为，他所做的那些事，若是碰上一些讲理的人，多半是可以解决的。他做过一段时间办公室跑腿的，从邮票盒里借了几先令，还没有让他有机会放回去就被逮住了。但其实这都不是重点，他坚称，重点是，就像他对自己另一桩婚姻里的女儿——也即我同父异母的妹妹夏洛特——所吐露的那样，当他在埋怨我总是对他颇为不敬的行为时——比如，我不肯把版税给他分一杯羹，或者不肯拿出几十万来开发一条漂亮的绿化带，至于这处绿化带，则是他从某个误入歧途的地方议会那里骗来的——重点是，任何知晓埃克塞特监狱的人都非常清楚，从监牢里面是看不见外面的马路的。

* * *

而我相信他，仍旧相信。我记错了，而他是对的。他从未站在窗口，我也从未对他挥过手。不过，到底什么才是真相呢？记忆又是什么呢？对于仍旧存在于我们之间的往事，我们对待它们的方式理应改头换面。我曾经见到他守在窗口，而且，我现在也依旧能够在记忆中看见那场面，看见他抓着栏杆，壮硕的胸膛被硬生生装进囚犯们才穿的制服里。囚服上印着箭形条纹，跟所有最好的校园喜剧里犯人们所穿的那种一致。自此以后，在我心中的某个部分，再未见过他穿其他的衣服出现。现在我已知道，见到他的时候，我正值四岁，因为一年之后，他再度逍遥法外，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后，我的母亲就在夜里偷偷溜走，消失了整整十六年，直到我后来在萨福克重新找到她为止，而她那时已经是另外两个孩子的母亲，两个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有同母异父哥哥存在于世的孩子。她带走了原本就属于她的一只哈罗德百货高级定制手提箱，白色皮质外壳，真丝衬里。她过世的时候，我在她住的小屋里找到了这只手提箱。那是整个房屋里唯一可以见证她第一段婚姻的物品，至今仍保留在我身边。

我也曾看见他窝在自己的牢房里，蹲在他床铺的边缘，那颗抵押出去的头颅埋在手里，这个一辈子从未挨过饿，也从未亲自洗过自己的袜子或者铺过自己床铺的傲慢自大的年轻人，想起了他那三位尽责尽力溺爱他的姐姐，还有宠爱他的父母亲。他悲伤心碎的母亲永远都在紧握双手，用她的爱尔兰口音询问上帝：“为什么，为什么？”而他的父亲，前任普尔市[16]市长，也是市议员和共济会成员。在他们心里，他们实际上也和龙尼一起度过了这段牢狱时光，在等待他出狱的这段时间里，这两人都过早地愁白了头发。

当龙尼瞪着墙发愣时，又怎么能忍受自己已然知晓的这一切呢？他是那么傲慢自大，充满了惊人的活力和冲劲，又怎么忍受得了监禁呢？我性格上也跟他一样躁动不安——没法坐一个小时一动不动，没法持续看一个小时的书，只有德语书，还勉强可以让我待在椅子上。即使是非常优秀的演出，我也渴望能有中场休息，能够舒展身体。写作的时候，我总会一下子从座位里跳起来，去逛逛花园，或者去街上走走。我曾经一不小心，把自己锁在了厕所里，时间最多不过三秒钟——当时，反锁厕所大门的钥匙从锁孔里掉了出去，我笨拙地想要把它马上弄回来，霎时间便全身大汗，宛如遭遇十二级暴风骤雨，尖叫着想要让人快放我出去。然而，正值盛年时期的龙尼，却认认真真地坐了好几年牢——三年或者四年吧。他还在为前一个罪名坐牢时，那帮人就已经准备了更多的罪名来指控他，然后又判了他一段刑期，这一次大概是强制劳役，或者以现在已经被严重滥用的词语来说，就是“强化式监禁”。他人生较晚时期的服刑经历——香港、新加坡、雅加达、苏黎世——就我所知，刑期都很短。为《荣誉学生》到香港取材时，我有幸在跑马地[17]马场的怡和洋行[18]帐篷里，和他以前的监狱看守面对面聊了聊。

“康威尔先生，您的父亲是我毕生所见最为出色的人。曾经有资格照管过他，我感到很荣幸。我很快就要退休了，等我回到伦敦以后，他会帮我在公司里安排好工作。”即便是在监狱里，龙尼都可以把他的看守给哄得服服帖帖。

* * *

我在芝加哥参加一场枯燥无味的活动，目的是支持英国商品的海外销售。和我同行的英国总领事交给我一封电报，是我们驻雅加达的大使拍来的，通知我说龙尼在牢里，问我要不要保他出来。我答应了，说无论多少钱我都会付。令我吃惊的是，这仅仅需要几百英镑，龙尼可真算是山穷水尽了。

* * *

龙尼从苏黎世的郊区监狱（他在那儿因为酒店诈骗而入狱）打电话给我，彻底翻供。“儿子？我是你老爸。”“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父亲？”“你可以把我从这个该死的监狱里弄出去，儿子，这都是误会。这些小子就是不肯接受事实。”多少钱？没有回答。只是像个演员一样哽咽着大吸一口气，然后用溺水般的声音说出关键台词：“我不能再坐牢了，儿子。”紧接着一阵啜泣，一如既往，像刀子一样缓慢地从我身上割过。

* * *

我问过我仍在世的两位姑妈。她们说话时用的是龙尼年轻时的口音：轻微而无意识的多塞特口音，是我非常喜欢的腔调。龙尼第一次坐牢是怎么回事？这对他产生了什么影响？坐牢之前他是什么样的人？之后呢？不过，姑妈们并非历史学家，她们只是他的姐姐。她们爱龙尼，除了她们的爱之外，宁可什么都不去想。她们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温切斯特巡回法庭宣布判决的那天早晨，龙尼剃须时的场景。前一天他还在被告席上为自己辩护，确信自己当晚就会以自由之身返回家中。这是他第一次允许姑妈们看他刮胡子。不过，我从她们那里得来的唯一答案却只有她们的眼神，和反反复复念叨的话语：“太可怕了，这真是太可怕了。”他们谈起这件羞耻事件时的样子，仿佛事情刚发生在昨日，而不是七十年前。

六十多年前，我问过我母亲奥丽弗同样的问题。她不像我姑妈们那样，更愿意把所有事情保全在记忆之中，奥丽弗回忆往事时，就像一只你根本关不上的水龙头。从我们在伊普斯威奇火车站重逢的那一刻起，她谈起龙尼来便无休无止。她甚至聊起了龙尼的性欲——要知道，当时我连自己的心理状态都还没有调整好——而且，为了便于参考，她还给了我一本翻得破破烂烂的、克拉夫特-埃宾[19]著的精装版《性心理变态》，引导我了解她丈夫在入狱前和入狱后的欲望变化。

“改变，亲爱的？在监狱里？一点都没有！你完完全全没变！当然，你是掉了些体重——嗯，那肯定会的。监狱食物可不怎么好吃。”接着就是一段在我心中挥之不去的景象，尤其是——当时她似乎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究竟在说些什么，该不该这样说，“还有你那愚蠢透顶的习惯，站在门前，垂着头，等着有人来照顾你，还要等着我来给你开门。那根本就是个普通得不得了的门啊，没有锁上也没有怎么样，不过，你明显就觉得不需要自己来动手开门。”

为什么奥丽弗提到龙尼的时候要用“你”呢？“你”意味着“他”？还是她在不知不觉之间，竟然把我当成了他的替代品？在她过世前的那段时间里，我更是完全成了他的替代品。奥丽弗曾经为我的哥哥托尼录制了一盘磁带，谈的全是她和龙尼在一起时的生活。事到如今，我还是没有勇气去播放它，也因此，我所听说的都是其中一些零零碎碎的片段。在这盘磁带里，她说龙尼常常会打她，据奥丽弗说，这也是促使她突然逃走的原因。龙尼的暴力于我而言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因为他也习惯殴打他的第二任妻子：极为频繁，下手极狠，会在深更半夜回家的时候就动手。在某种骑士风度的驱使之下，我很可笑地自诩为她的守护者，我会睡在她卧室门口的软垫上，手里紧紧抓住一根高尔夫球杆，龙尼进去打她之前，得先来对付我。

我真的会一棍打在他那颗抵押出去的脑袋上吗？我可能确实会杀了他，然后步他的后尘进监狱，是这样吗？或者我其实只会给他一个拥抱，祝他晚安？我永远都不会知道当时的真相。但这些可能性却在我脑海中频繁出现，也许到后来都变成了真实。

当然，龙尼也揍我，不过只有过几次，而且下手还颇有些犹豫。其中最为可怕的部分，是在动手之前他的样貌：肩膀下垂，做好准备，收紧下巴。当我长大之后，龙尼曾想要起诉我，我想这也是暴力的另一种伪装。他在电视上看到我的生活纪录片，觉得我没有提到我的一切都应归功于他，这绝对是一种诋毁。

* * *

奥丽弗和龙尼最初是怎么在一起的呢？在克拉夫特-埃宾期间，也就是在伊普斯威奇火车站时，有了记忆中我俩的第一次拥抱的不久之后，我问了她这个问题。“通过你的亚历克舅舅，亲爱的。”她回答说。她指的是比她大二十五岁、关系很疏远的那个兄弟。他们的父母很早就过世了，所以，作为普尔市显赫人物、议会成员和卓越当地牧师的亚历克舅舅，就成了她实质上的父亲。和奥丽弗一样，他体形单薄、瘦削、个子非常高，不过也非常自负，穿着整洁时髦的服饰，对他举足轻重的社会地位非常在意。亚历克舅舅被指派去给本地的足球队颁奖，带了奥丽弗一起去，就像带一位未来公主练习应该如何去履行公共职责。

龙尼是队伍里的中锋。不然他还能打什么位置？亚历克舅舅依照顺序，和排成一列的队员挨个握手，奥丽弗跟在后面，为每个骄傲的胸膛别上徽章。不过，在她给龙尼别徽章的时候，龙尼膝盖着地，充满戏剧性地跪了下来，两手紧握，抱怨她刺穿了自己的心脏。亚历克舅舅，这个众所周知自命不凡的混蛋，以傲慢的姿态宽恕了他的闹剧，而龙尼却以令人印象深刻的温顺态度询问他，可否在星期天下午造访贵宅，以示敬意——不是对奥丽弗，这是理所当然，因为她的社会地位远高于他——而是对一位他碰巧认识的爱尔兰女仆。亚历克舅舅欣然同意，于是，龙尼便以追求女仆作掩护，开始勾引奥丽弗。

“我很孤独，亲爱的。而你就像一团火球。”火球，当然指的是龙尼，而不是我。

亚历克舅舅是我的头号情报来源，我直接把他捧上了天。在二十一岁生日的时候，我私下写信给亚历克——烦请转交议员亚历克·格拉西，私人信件——询问他的妹妹，我的母亲，是否还在世，如果在世，在哪里能够找到她。格雷西当时已经卸任议员多年，然而下议院还是不可思议地把我的信转交到了他的手上。在我更为年少时，我问了龙尼同样的问题，但他只是皱眉，摇了摇头，所以我在试过几次之后就放弃了。亚历克舅舅以潦草书写的两行字告诉我，可以在随信而来的那张附页上找到她的地址。提供这个情报的条件是，我绝不可以告诉“相关人士”我是从哪里得到这个消息的。结果在这个强制命令的刺激之下，我在见到奥丽弗之后不到一会儿，这个真相就脱口而出了。

“那我们应该感谢他，亲爱的。”她说。就是这样。

或者确实应该就是这样吧。过了四十年，我的母亲去世多年之后，在新墨西哥，我的哥哥托尼告诉我，在他二十一岁生日的时候（他比我大两岁），他也写信给亚历克，并搭乘火车去找了奥丽弗，在一号站台拥抱了她。而且，因为他比较高，所以应该能比我更好地抱住她。而他当时也盘问了她同样的问题。

那托尼当时为什么没有告诉我这些事呢？我为什么也没有告诉他呢？为什么奥丽弗没有跟我们两个说起另外一个的事呢？为什么亚利克要把我们分开安排呢？答案是对龙尼的畏惧。对我们每个人而言，这种畏惧就如同对生活本身的畏惧一般。他所能影响到的范围，覆盖了心理和生理。与此同时，他那可怕的魅力也让人无处可逃。他是行走的名片盒，对所有的人际关系都了若指掌。一旦发现他的女人在其他的爱人身上寻求慰藉，龙尼马上就会像一个单兵作战室那样运作起来。一个小时之内，他就能连线那个可鄙男人的雇主、他的银行经理、他的房东和房东的岳父。这其中的每一个都是毁灭之神招募来的代理人。

龙尼会对那个铸下大错、孤立无助的奥丽弗丈夫所做的事情，都可以十倍地加之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龙尼创造，同时也加以毁灭。每次我深受感动想要赞美他时，都会忆起他的受害者。他自己的母亲，新近丧夫，啜泣着继承了他父亲的遗产；他第二任妻子的母亲，同样守寡，同样也茫茫然地继承了已故丈夫的遗产；龙尼掠夺了她们两个人，从她们身上剥夺了她们丈夫的储蓄，也剥夺了其他合法继承人的遗产。几十个这样的人，许多个这样的人，每个都曾付诸信任，认为依照龙尼口口声声说出的那一套套高贵标准，自己理应得到他的保护：每个人都被他们这位游侠骑士哄骗、掠夺、勒索。他该怎么对自己解释这一切呢？如果真有什么解释的话。赛马、派对、女人和宾利车填满了他另一面的生活，但与此同时，他又从那些无条件地爱着他、没法对他说不的人们身上骗取钱财？龙尼对自己理所当然就该是神选之子这件事，是否曾经仔细权衡过得失？

* * *

我保留下来的信件很少，而且，龙尼写给我的信件内容大多非常糟糕，其中很多早在我阅读之前就已经被我毁掉了：其中一些是从美国、印度、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寄来的、乞求实质帮助的信件；另外一些带有劝诫意味的信件中，说他愿意原谅我的罪过，并且敦促我要爱他，为他祈祷，好好利用他施与我的优点，再给他送些钱去；或者干脆直接恐吓，要求我把曾经的教育费还给他；还有一些信里是关于末日来临的预言，描述他即将到来的死亡。我毫不后悔地丢掉了这些信。有时候，我也真希望自己同样能丢掉所有这些相关的回忆。尽管我已竭尽全力，他那丝毫无法消弭的过往，偶尔还是会出其不意地冒出来取笑耍弄我：他打在薄薄航空信纸上的一页信，向我提出了一些疯狂的计划，希望我能“让我的顾问从早期投资的角度上来加以重视”。要不就是龙尼过去的某个商业对手突然写信给我，语气总是非常柔和，总是说非常荣幸能够认识他，尽管这种经历需要付出昂贵的代价。

* * *

几年前，我正在为撰写自传的事情与众人争论不休，同时由于各种辅助资料的缺乏而深感挫败。于是，我便雇用了两名侦探。一胖一瘦的两个人，都是由伦敦一位身材结实的初级律师推荐的，也都是不错的美食家。尽管走向世界各地吧，我轻快地对他们说道。找到在世的相关证人，并进行书面记录，把我本人、我的家庭和我父亲的真实记录带回来给我。我会给你们报酬。我是个骗子，我向他们解释道，我天生就会说谎，在这个以欺骗为生的产业里培育谎言、训练谎言，并以小说家的身份不断练习谎言技巧。身为虚构小说的创造者，我为自己本人的经历也创造了许多不同的版本，如果真实确实存在，我也从不会去主动触及。

所以，我选择去做这样的事，我说——我要在自己左手边的这一页纸上写下我脑袋里面浮现出来的回忆，然后，我会把你们得来的真实记录放在我右手边的这页纸上，不做任何修改，也不加任何润饰。通过这种方式，我的读者们可以自己亲眼来看看，这位老作家的回忆屈服于自己想象的情况，竟然到了这样一种地步。我们每个人都会去重塑自己的过往，不过，作家们却形成了他们特立独行的一个流派。即使在他们确知真相的时候，他们也永远无法就此满足。我向他们指出与龙尼相关的日期、名字和地点，建议他们挖出他那个小宫廷的所有相关记录。我想让他们去搜寻至关重要的情报来源，因为还有许多人仍旧在世，以前的秘书、监狱官员和警察等等。我叫他们同样也去查我的学校记录，我的服役记录，同时因为我接受过好几次正式的安全审查，所以也要取得以往被认为是机密文件的、情报局信赖程度评估报告。我敦促他们，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要给我继续调查。我告诉他们我父亲在国内外的各种诈骗事件，以及我所记得的一切：他是如何企图骗取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总理的信任，让他们加入可疑的足球彩票运营，而且差一点就要获得成功的。但往往就是这样的“差一点”，令他总是功败垂成。

我跟他们说起他小小的“额外家庭”，他的那些情妇，还有那些守护火焰的人们，套用一句他自己对我讲过的话，就是守在那里、等着他过来拜访时会给他做香肠吃的人。我给了他们我所知道的几个女人的名字，还有一两个地址，以及一些孩子的名字——谁知道是谁的孩子。我告知他们龙尼参军时期的事情，包括用尽一切手段来实现无所事事的生活，包括高举譬如“独立进步党”这类激动人心的旗帜参加议会的递补选举[20]，强迫军队放他去行使他的民主权利。还有，即使在入伍受训时，他都还留有几个朝臣和一两个秘书，把他们安置在当地旅馆，让他可以继续进行他那些发战争财、买卖短缺物资的合法生意。在战后的那几年，我确信，龙尼以“康希尔上校”的化名来给自己的服役记录增光添彩，在伦敦西区的一些阴暗角落里，他的这个名字人尽皆知。当我同父异母的妹妹夏洛特参与电影《双生杀手》的演出时——这是一部以伦敦东区臭名昭著的黑帮家族为背景的电影——为了收集角色所需要的资料，她去请教了克雷家的大哥查理。在喝了一杯好茶之后，查理·克雷翻出了家庭相册，在那里面，龙尼伸出手臂揽着克雷家的那两兄弟。

我告诉他们，有天晚上，我在哥本哈根登记入住皇家酒店的时候，立刻被请去见了经理。我以为是我的名声已经先我而至，结果却不是，抢在前面的是龙尼。他正被丹麦警方通缉。来了两名警察，这两人像坐在坐姿矫正椅上的小学生似的，背部直挺挺，抵着墙壁。他们说，龙尼从美国非法入境哥本哈根，协助他的是两名斯堪的纳维亚航空的飞行员。龙尼是在纽约某个低级夜总会玩牌时骗到的他们，他提议说，他们不必向他支付任何现金，只需让他免费搭乘一段飞机，抵达丹麦即可。他们也真乖乖照做了，一落地，就让他偷偷通过了海关和移民局检查站。警察问，我是否碰巧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我的父亲？我不知道，谢天谢地，我真的不知道。我最后一次听到龙尼的消息是在一年前，当时他蹑手蹑脚地溜出英国，为了躲避债主追债，或者警方逮捕，或者犯罪团伙的追杀，抑或三者皆是。

如此这般，也就还有一条线索需要我的侦探们去查，我告诉他们：我们要找出龙尼当初究竟为什么要逃离英国，以及为什么要用如此铤而走险的方式离开美国。我告诉他们龙尼赛马的事情，即使是在他尚未清偿破产债务的时期，也一直保持着赛马的习惯：纽马基特、爱尔兰和巴黎郊区的迈松拉菲城堡。我把驯马师和骑师们的名字给了他们，跟他们说李斯特·皮戈特[21]还在学徒时期就帮他赛过马；还有戈登·理查兹[22]是如何为他买马提供建议的。还有我是如何见到年轻的李斯特坐在马匹拖车的后座上，身穿龙尼的真丝衣服，懒散地躺在草堆上，在比赛前偷空看看少年漫画。龙尼的赛马以他最爱的孩子们命名：大托，天哪！这是什么名字，大卫和托尼的简写；大肚托姆斯，则是他的祖屋名称加上对自己口腹之欲的热爱的组合；鲁珀特王子——这是唯一一匹名字听起来比较像样的马——是取自我同父异母的弟弟鲁珀特的名字；还有玫瑰之歌，这个名字取得有些调皮，源自我同父异母的妹妹夏洛特红色的头发。还有，在我十八九岁的时候，龙尼因为无法支付他的赌资，被警告不得再进入马场之后，我常常会代替龙尼去参加赛马大会。以及，当鲁珀特王子令大家大为吃惊地赢得了名次之后——是西塞尔威治比赛[23]吗？——我搭乘和龙尼付不起赌资那次搭的同一班火车回伦敦，提着一只手提箱，里面装满了我替他在赛马场上下注赢来的钞票。

我跟我的侦探们说了龙尼那个小宫廷的事情，我总是偷偷地这样称呼它：组成他这个大家庭的核心人物大部分是上流社会里坐过牢的人——前校长、前律师、前某某。其中有个叫瑞格的人，在龙尼死后把我拉到一边，眼泪汪汪地告诉我他所谓的底细。瑞格曾经替龙尼坐过牢，他这样告诉我。就这点来说，他也绝非仅此一家，还有一个叫乔治——珀西瓦尔的朝臣也是如此，还有埃里克和亚瑟。他们四个人都替龙尼承担过刑事责任，因为不愿见到整个小宫廷被人夺去它的天才领袖。但这不是瑞格的重点。他的重点是，大卫——他的眼中满含泪水——我们是一群该死的蠢蛋，每次都让龙尼花言巧语地欺骗我们，直到现在也依旧如此。如果今天龙尼从他的坟墓里起身，叫瑞格再去替他坐牢，瑞格还是会去。乔治——珀西瓦尔、埃里克和亚瑟也同样都会。因为只要事关龙尼——瑞格很乐于承认这点——他们的脑袋就转不动了。

“我们都不是正派的人，孩子，”瑞格给他的朋友加上最后一句充满敬意的墓志铭，“不过你的父亲是货真价实的——非常、非常不正派的那种人。”

我告诉侦探，龙尼是如何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雅茅斯[24]代表自由党竞选议员，并带了整个小宫廷随行的——其中每个人都是自由党党员。保守党候选人的代理人私下约见龙尼，担心龙尼会瓜分选票，最后让工党得利。他们警告他，若是他不选择主动退出，保守党的人就会揭露他的入狱记录，以及其他一两件花边新闻。而龙尼在他的小宫廷开了全体会议进行商讨之后——我是其中的当然委员[25]——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亚历克舅舅会是保守党的“深喉”[26]吗？他是不是把他的秘密信件也寄了一份给他们，劝他们不要透露消息来源呢？我总是会如此去怀疑。不管到底是怎么回事吧，保守党确实按照他们威胁的那样去做了。他们泄露了龙尼的入狱记录，而龙尼也一如预期地瓜分了选票，最后工党赢得了胜利。

也许是意在对侦探们提出善意的警告，也许是有些自吹自擂，我特别对他们强调说龙尼的人脉网络有多广，以及他和一些看似不可能的人物之间的联系。四十年代末期到五十年代初期是龙尼的黄金年代。他在位于查尔芬特——圣彼得的家里大量操办宴席，来往的宾客包括阿森纳足球队的董事会成员、政府的常务副部长、冠军骑师、电影明星、广播明星、斯诺克台球之王、伦敦前贵族市长，以及当时正在维多利亚宫演出的“疯人帮”[27]全体成员，更不必说那一群他所到之处都会精心挑选的可人儿，以及恰好应邀来访问并参加板球对抗赛的澳大利亚或西印度球队成员。唐·布拉德曼[28]来过，战后大部分的运动健将和运动好手也都来过。除此之外，还要加上当时一班顶尖的法官和大律师，一群身穿宽松外衣便服，警徽放在口袋里的苏格兰场高级警官。

龙尼用他早年从警方办案方法里学到的经验，在一英里之外就能辨认出一个做事比较有弹性的条子。他只要看一眼就能知道他们吃了什么，喝了什么，什么能让他们高兴，他们弯曲的弹性有多大，以及能够弯曲到什么地步才会啪嗒一声断掉。他的乐趣之一，就是让这些警察的保护伞也扩大到他的朋友们身上，所以如果某人的儿子喝得烂醉如泥，把他父母的莱利轿车开进了沟渠，孩子母亲发了疯似的打出的第一通电话，一定是给龙尼的。然后龙尼就会再次挥挥他的魔杖，让血液检测结果在警方的实验室里被搞混，让检方为浪费阁下宝贵的时间而深感歉意：而更让人开心的结果是，在龙尼存放他仅有的宝贵资产的“诺言银行”账户上，又会赢得一个人情。

我对侦探们所做的这些情况介绍，无疑都是白费力气。天底下没有哪个侦探能找到我想寻找的东西，而这两个侦探也没理由能够青出于蓝。在花了一万英镑和请了几顿美餐之后，他们所能提供给我的，就只是一些关于以前的破产消息，以及雅茅斯选举消息的旧剪报，还有一堆无用的公司记录。没有受审记录，没有退休的监狱官员，没有低成本高回报的黄金见证人，以及确凿的证据。没有一处提及龙尼在温切斯特巡回法庭上的审判，据他自己说，他在法庭上给自己所做的辩护，精彩绝伦，对手则是那位年轻的辩护律师诺尔曼·伯基特[29]。这位律师后来授封爵士，再后来授封勋爵，在纽伦堡审判中作为英国法官扮演了关键角色。

从监狱里——这部分也是龙尼亲口告诉我的——他写信给伯基特，以他们俩都很尊重的运动精神，恭喜这位杰出大律师的精彩表现。伯基特收到这位正在偿还社会债务的可怜犯人写来的这样一封来信，感到非常满意，并写了回信。如此的通信往来促使龙尼许下了自己的终生目标——决心研习法律。所以，他一出狱就在格雷律师学院登记入学了。凭借着这个颇具英雄气概行为的坚定决心，他给自己买了律师假发和律师袍。我至今都能看见那些东西装在他的纸板箱里，跟着他跑遍全球，寻找理想中的黄金国度的景象。

* * *

我的母亲奥丽弗偷偷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五岁，我的哥哥托尼七岁，我们两个都是很快就能入睡的那种小孩。以我后来踏入的那个情报世界的过时行话来说，她的离开是一个计划完善、逐步渗出的行动，依据安全须知的最优原则来执行。共谋者选择了我父亲龙尼预计会从伦敦晚归或者不归的夜晚。这并不困难。龙尼刚刚结束他那被剥夺各种权利的牢狱生活，正在伦敦西区开创新事业，不知疲倦地想把自己丢失的时光统统给弥补上。到底是什么样的事业呢，我们也只能随意猜测了，不过，这项事业蒸腾变化的进程倒也确实变化莫测。

几乎就在龙尼刚吸到狱外第一口自由空气时，他就重新聚集了分散在各处的、他那个小宫廷的核心成员。与此同时，我们也以令人目眩神迷的速度抛下了位于圣奥尔本斯的简陋砖砌房屋，在这里，我的爷爷皱着眉头，曲着手指，领着我们度过了龙尼出狱前的日子。然后，我们在距离伦敦最昂贵的红灯区不到一个小时的里克曼斯沃思郊区，重新建立起了上骑术学校、搭乘豪华轿车的生活。冬天，我们由宫廷的朝臣们陪同，在瑞士圣莫里兹库尔姆酒店享尽奢华。在里克曼斯沃思家中，我们卧室的橱柜里摆满了阿拉伯规格的高级新玩具。周末是成人们漫长的狂欢盛宴，托尼和我说服喧闹欢腾的叔叔们陪我们踢足球，要不就是凝视着儿童房里没有书籍的墙面发呆，听着楼下传来的音乐。在这些客人中，最没有可能出现结果却如约到场的贵宾包括莱亚列·康斯坦丁[30]，后来受封为骑士，再之后又获封勋爵，可以说他是西印度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板球手。这是龙尼天性里的诸多矛盾之一，他喜欢别人看见他与棕色或者黑色皮肤的人们结伴，这在当时使他成了稀有物种。莱亚列·康斯坦丁和我们一起玩“法式板球”，我们都非常非常喜爱他。我记得，在一场愉快友好的家庭庆典上，尽管没有神父在场见证，他还是正式成了我或者我哥哥的教父，不过究竟是谁，我们俩都不太确定。

“不过他是从哪儿弄来的钱？”我问我的母亲，这是我们在大团圆之后提出的诸多问题之一。她也一无所知。生意上的事情，要么是她根本就毫不在意，要么就是超出了她的理解范围。当事情变得愈加危险困难，她就离得愈远。龙尼确实是个不诚实的骗子，她说，可是，做生意的哪个不骗人？

奥丽弗偷偷逃离的那幢房子是个仿都铎式宅邸，被称作“褐居”。在黑暗之中，向下倾斜的、绵延不绝的花园和铅框上饰有钻石的窗户，让这幢房子宛如森林里的狩猎小屋。在我的想象中，天空中挂着一弯纤细的新月，或者也没有。她出逃的这一天无比漫长，我看见她鬼鬼祟祟地做着些准备，在她的哈罗德手提箱里装进了行动必需品——一件温暖的套衫，因为东安格利亚地区极为寒冷；上帝啊，我把我的驾照塞到哪儿去了？——她一边焦虑地暼着她的圣莫里兹金表，一边保持着镇定，应付她的孩子、厨师、清洁女工、园丁和德国保姆安娜丽斯。

奥丽弗不再信任我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她的儿子们完全是龙尼个人的附属品。安娜丽斯，她怀疑此人已经跟她的敌人上过床了。奥丽弗的好朋友梅布尔和她的父母住在距离这里仅有几英里之远、可以俯瞰摩尔公园高尔夫球俱乐部的一间公寓里。但是，相比安娜丽斯，梅布尔对于奥丽弗即将出逃一事也没有知道得更多些。梅布尔在三年时间里流产过两次，每一次都拒绝透露让她怀孕的男人的身份。一来二去之间，奥丽弗开始觉得事有蹊跷。她提着自己的白色手提箱，蹑手蹑脚地穿过装有仿制椽架的客厅，这里放置了一台最早期的战前电视机，就像一个颠倒的桃花心木棺材上安装了一个小小的屏幕似的，显示着快速移动的光点，只是偶尔会出现一个穿着无尾礼服的男人模模糊糊的影像。此时，电视被关上了，一片沉默。她再也不会看这台电视了。

“你为什么不带我们一起走？”我有一次直接这样质问她。

“因为你会来追捕我们啊，亲爱的。”奥丽弗答道，一如既往，她指的是龙尼，而不是我，“除非拿回你的宝贝儿子，否则你不会息事宁人的。”

除此之外，她说，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的教育。龙尼对他的儿子们有如此之大的野心，所以会让我们进入一流的学校，哪怕为此不择手段也无所谓。奥丽弗永远也不可能做到这点。嗯，不是吗，亲爱的？

我无法贴切地形容奥丽弗。在孩童时期，我根本不认识她，长大成人之后，我也不了解她。对于她的能力，就像我对于她的其他方面一样，都知之甚少。她是好心还是软弱？她与两个正在成长阶段的，也是她头两个孩子的分离，会让她饱受折磨吗？或者，她并非那种具有深厚情感的女人，只是单纯地被他人的决定拖着在过日子？在她的表象之下，会不会有某种潜在的母性本能呼之欲出，却从未成功过？我心甘情愿地从这些假设当中任意拎出一个来认同自己的身份，实际上，就算这些假设是真的，我也不知道具体该选择哪一个。

如今，那只白色的真皮手提箱就放在我伦敦的家里，成为我投注了强烈感情的思索对象。跟所有重要的艺术作品一样，它虽然是静止不动的，却格外展现出一种张力来。这个箱子会不会再次突然离开，不留下任何转寄地址？从外表上来看，它是一只名牌包，是有钱人家的新娘会带去度蜜月的手提箱。在我的记忆里，圣莫里兹库尔姆酒店玻璃门前永远站着两个穿制服的门童，会用戏剧般夸张的动作为客人们拂去靴子上的雪。他们一看见这只手提箱，就知道它的主人是会给小费的上流阶层。不过，每当我已经疲惫不堪、记忆已散落四处时，手提箱的内部却反而会散发出某种强烈的性意味。

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它已经颇为破旧的粉红色衬里——仿佛随时等待着被剥下的轻薄衬裙。但是，在我的脑海之中，还朦朦胧胧记得一些色欲迷乱的景象——我在还很小的时候，误打误撞地闯入了一场闺房战争中——粉红就是这场战争的代表色。那次，我是看见了龙尼和安娜丽斯在做爱吗？或是龙尼和奥丽弗？还是奥丽弗和安娜丽斯？又或者是他们三个一起？还是根本谁都不存在，只是我梦里的场景？这份伪造的记忆是否描绘出了某种稚气未脱的情色天堂景象，而自从奥丽弗收拾行囊离开之后，我就被彻底关在了门外？

作为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人工制品，这只手提箱无疑是无价之宝。这是唯一一件还留有奥丽弗在龙尼时期姓名缩写的物品：O.M.C.，奥莉·摩尔·康威尔，黑色的字体，印在留有汗渍的手柄下方。谁的汗渍呢？奥丽弗的？还是她的同伙和拯救者留下的？某个充满活力、脾气暴躁、开车带她逃跑的地产经纪人？我有个想法，就跟奥丽弗一样，拯救她的那个人应该也是已婚，同时，也跟奥丽弗一样有孩子。倘若如此，他的孩子也会很快入睡吗？身为乡绅阶层的亲密朋友，不动产领域的专业人士，她的拯救者想必拥有着奥丽弗断定龙尼绝对不会拥有的阶级地位。龙尼凭借婚姻攀上了高枝，对此，奥丽弗永远都不会饶恕他。

在她的整个晚年期间，都在反复重申这一主题。直到后来我才开始理解，在他们理应相互疏远，而她却无能为力地不得不跟随他的那段岁月里，龙尼的下等社会地位，是她唯一能够紧紧抓住的尊严遮羞布。她让龙尼带她到伦敦西区吃饭，听他讲他那些白日梦，谈论自己坐拥的庞大财富，就算她在听，也没有听进去多少。在喝完咖啡和白兰地之后——或者说这也是我想象出来的——便在某个安全屋里屈从于他，事后再任由他匆匆离去，去赚另一笔幻想中的一百万。由于龙尼的低等血统强加于她的伤口一直都不愈合，也由于他说话时的粗俗，他社交礼仪上的失误，奥丽弗在嘲笑他的同时，便也能把一切不满都归咎于他，除了自己愚蠢的顺从之外，她并没有犯下任何过错。

可实际上奥丽弗一点都不愚蠢。她掌握着一种诙谐、尖锐、思路清晰的说话方式。她条理分明的冗长句子简直可以直接印成文字，她的信件都有理有据，富有节奏，同时还能饶有趣味地逗人发笑。有我在场的时候，她会费力地字正腔圆地说话，就好像撒切尔夫人演讲讲到一半时的样子，但是——我也是最近才从比我更加了解她的人那里听说——在其他人面前，她会像只八哥一样，立刻就能学会她身边任何一个人讲话时的声音语调，即使这样会让她降低自己的社会地位也在所不惜。还有，是的，我本人也有一双擅于分辨声音的耳朵。所以，这也许是我从她那里遗传的，因为龙尼并没有类似的技能。我也很喜欢模仿他人，然后再套用到我的小说中。但是她看不看书、看什么书，我对此一无所知，只知道她为我这个人的存在提供了基因。回首往事，听她的其他子女谈起时，我才知道我有位需要重新去了解的母亲。但我从未真正了解过她，或许也是因为我并不想去了解。

如果用电脑匹配约会对象的术语来讲，奥丽弗和龙尼无论如何都会是超级绝配，我始终这么认为。但是，奥丽弗却更愿意让声称爱她的人来定义她的人生，龙尼却是个五星级大骗子，被赋予了令人遗憾的天分，可以唤醒人们心中的爱意，不分男女。奥丽弗对于我父亲出身门第的怨恨并不止于他这个主犯。龙尼的父亲——我个人非常尊敬的爷爷弗兰克，普尔市前任市长、共济会员、禁酒主义者、传道士，也是我们家族里正直的偶像，绝对是——据奥丽弗说，他和龙尼一样不诚实。是弗兰克策划了龙尼的第一场骗局，赞助他，远程操纵他，等到龙尼成为替罪羔羊的时候，又选择明哲保身。她甚至还能找出各种糟糕的理由来骂龙尼的爷爷，我记得太爷爷胡子花白，长得很像D.H.劳伦斯[31]，年逾九十，经常骑着三轮车。当我的父系家族受到全面的谴责定罪时，我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立场？我始终未能说出口。但是我受过教育，不是吗，亲爱的？我拥有可敬的人们灌输给我的语言和教养。

* * *

关于龙尼还有一件家族轶事，尽管一直未经证实，不过我宁愿相信它是真的，因为这个故事恰恰说明了龙尼的好心，而这通常都会令他的诋毁者们遭遇沮丧的挫败。

龙尼在跑路，只是还没有来得及从英格兰悄悄溜走，欺诈罪名的起诉如此紧迫，英国警方已经展开了追捕行动。喧嚣吵闹之中，龙尼一个生意上的老朋友突然死了，必须下葬。警方期盼着龙尼会出席葬礼，所以进行了监视。便衣警探们混在哀悼者当中，但是龙尼并未出现。隔天，一位悲痛的家人前来照顾新坟，赫然发现龙尼正独自站在坟墓边上。

* * *

现在把时间转到八十年代，这就不只是家族传闻了，而是光天化日之下，发生在我的英国出版商、我的文学经纪人和我妻子面前。

当时，我在澳洲南部举办一本书的巡回签售会。午餐会在巨大的帐篷里面举行。我坐在一张搁板桌旁，身边是我的妻子和我的出版商，我的经纪人在四处观望。我签售的是当时我最新出版的小说《完美的间谍》，书里包含了对龙尼一个不算非常含蓄的描写，而他的生活，在我的餐后演讲上也略有提及。有位上了年纪的女士坐在轮椅上，精力充沛地穿过队伍，带着些许热情告诉我，关于龙尼在香港坐牢的事情，我实际上完全搞错了。她在那个时期一直都跟龙尼同居，他不可能会去坐牢，否则她一定会注意到的，不是吗？

当我还在考虑该如何应答的时候——比如，我最近才和龙尼在香港的监狱看守进行过一场友善的谈话之类的——第二位年纪相仿的女士闯了进来。

“绝对是胡说八道！”她怒喝道，“那时他和我一起住在曼谷，只是偶尔往返一下香港！”

我向她们两位保证，她们的说法多半都是对的。

* * *

因此，当你读到这些时也绝对不会感到惊讶，就像许许多多父亲的儿子一样，我在情绪低落的时候，会扪心自问，我身上有多少部分还属于龙尼，而有多少部分是属于我自己的。我想知道，一个坐在书桌前面，在空白纸张上想象骗局的人（我），和一个每天穿着干净衬衫，除了想象力之外，口袋里空无一物，出门去骗那些受害人的人（龙尼），这两者之间真的有很大区别吗？

骗子龙尼可以对你凭空捏造出一个故事，快速创造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然后描绘出一个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的大好机会。他可以用精心伪造的细节，或者阐明一个并不存在的疑点，来蒙蔽你的双眼，除非你在第一时间就足够迅速地抓到了他骗术的关键。比如，他可以以保密协议为理由扣留一些重大机密，只单独地对你窃窃私语，因为他决定要信任你。

如果这些都不是一个作家进行创作的基本要素，那么你来告诉我什么才是。

* * *

生不逢时是龙尼此生最大的不幸。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刚开始创业时，一个肆无忌惮的生意人在某个城镇上破产，隔天就能在五十英里外的另一个地区重整旗鼓。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讯的发展开始赶上龙尼，就像追上了布屈·卡西迪[32]和日舞小子[33]一样。我敢肯定，在新加坡政治保安部门（Singapore Special Branch）拿出英国警方记录，跟他当场进行对质的时候，他肯定大为吃惊。而再次令他惊愕的是，刚被强制遣返到印度尼西亚，就因为违反货币法和走私枪械而被关押起来。最为震惊的恐怕是几年之后，瑞士警方把他从苏黎世的多尔德大酒店卧室里拖出来，丢进了地区监狱。最近读到国际足联的那些绅士是如何从苏黎世巴尔拉克酒店的床上被匆匆带走，分别被关进了精心挑选的监狱之中时，我似乎看见了四十多年前，龙尼在同样的时刻，从同样的瑞士警方手里，遭受到了同样的羞辱。

豪华大酒店就是骗子们的猫薄荷。直到苏黎世那个黎明拂晓之前，龙尼住遍了这些奢华酒店，而且他的系统体系从未失败过：入住顶级酒店所能提供的顶级套房，毫无节制地享乐，使自己受到门童、领班，尤其是礼宾部经理的喜爱，即经常给予他们丰厚的小费。给全世界打电话，等酒店出具了第一份账单，就说你会交给你的手下处理。或者，如果你打算玩长期的把戏，就先把第一份账单拖个几天，然后付清，但是此后再也不会付了。

一旦你感觉自己逗留太久，超过了自己受到欢迎的时间，就整理一个轻便的行李箱，塞给礼宾经理二十或者五十块钱，告诉他，你有非常紧迫的生意要赶到城外处理，可能会耽搁一个晚上不能回来。或者如果他是那种类型的经理，你就给他递个眼色，说你对某个女朋友有义务要尽——噢，他可不可以好心地确保你的套房已经安全地锁好，因为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在里面？——当然其实已经确保所有值钱的东西，如果真的有，都已经装在你那个轻便的行李箱里了。还有，说不定为了进一步掩饰，你会把你的高尔夫球杆交给礼宾部保管，作为保证，不过这也只能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因为你热爱你的高尔夫球杆。

然而，多尔德大酒店的黎明突袭却让龙尼知道，游戏结束了。时代变了，忘了这些把戏吧。他们有你信用卡的各种细节。他们知道你的孩子在哪里上学。

* * *

龙尼这套久经考验的行骗能力，或许能让他成为一名王牌间谍？确实，他在欺骗别人的时候，也在欺骗自己。尽管这未必会让他显得不够资格，但是，如果他拥有一个秘密——他自己的或者其他任何人的——他肯定会变得极不自在，非要把这个秘密分享出去不可，这肯定就会是个大问题了。

演艺事业呢？毕竟，他曾经以代表我和派拉蒙公司为借口，参观了柏林的一个电影制片厂，还表演得非常好，所以，为何要止步于此呢？我们都知道，好莱坞素来就有拥抱骗子入怀的习惯。

那当演员怎么样？他不是热爱他那面长镜子吗？他不是耗尽一生都在假装自己是别人吗？

不过龙尼从来就没想过要当明星。他想当龙尼，想自成一个宇宙。

那么当作家，写属于他自己的虚构故事又怎么样呢？忘了这个想法吧，他一点都不嫉妒我的文学恶名。因为他才是拥有这个恶名的人。

* * *

一九六三年，我刚刚抵达纽约。这是我第一次造访美国。《柏林谍影》荣登畅销榜榜首，我的美国出版商陪我到二十一俱乐部参加一场大型晚宴。当领班带我们到我们订的那张餐桌时，我看见龙尼正坐在角落里。

我们已经疏远了好几年了，我根本不知道他在美国，可是他确实在，就在二十英尺之外，手肘边上放着姜汁白兰地。他到底为什么会到这里来？很简单。因为他打电话给我那位心地柔软的美国出版商，撩动了他的心弦。他打爱尔兰牌，只消看一眼我出版商的名字，就知道了他的爱尔兰出身。

我们邀请龙尼加入我们这桌来。他态度谦逊地接受了邀请，带着他的姜汁白兰地过来了，不过只是很快地喝了一口，就坚持说不打扰我们了。他显得非常贴心，非常自豪，顽皮地拍了拍手臂，眼中满含泪水地告诉我，他不是个坏爸爸，是不是，儿子，我们一起做得很不错，不是吗？是的，是的，我们一起做得还不错，爸爸，很不错，我同意了他的说法。

然后杰克，我的出版商，一位骄傲的父亲和爱尔兰人，说为何龙尼不先喝完手里的酒，然后我们来开一瓶香槟呢？于是我们开了香槟，龙尼举杯致意，敬我们的书。请注意，是“我们”。然后杰克又说，该死的龙尼，你为什么不坐在这里，和我们一起吃个饭呢？所以最后，龙尼终于说服了自己，还专门给自己点了份上等的牛排。

在外面的人行道上，我们进行了一个尽义务式的热烈拥抱，他泪流满面，他经常会哭——哭得非常厉害，抽噎地耸着肩。我也哭了，问他钱上面有什么问题吗？令人惊讶的是，他回复说没什么问题。然后他给了我一些人生建议，免得我被我们这本书的成功给冲昏了头脑：

“你会成为一个成功的作家的，儿子。”他说话的时候，抽噎得更加厉害了，“但你依旧不是名流。”

在留给我这个难以理解的警告之后，他就踏入了夜色当中，没有说自己要去哪儿，我只能猜测这意味着有位女士在等他，因为他几乎总是有位正等待着他的女士。

* * *

数月之后，我终于得以拼凑出这次会面背后的故事。龙尼在跑路，没有钱，也没有地方可住。不过，纽约市某位房地产经纪人碰巧在某个新开发的地区提供免费试住一个月活动。龙尼用了不同的名字，在不同的公寓里上蹿下跳：这里免费住一个月、那里免费住一个月，我们见面那时，他们还没有逮住他，但也是迟早的事，到时候他只能祈祷上帝保佑了。他拒绝了我提供的钱，很可能只是出于自尊，因为他已经绝望到想让我哥哥拿出大部分积蓄给他的地步。

我们在二十一俱乐部的晚宴之后，有一天，他打电话到我美国出版商的销售部门，自我介绍说他是我的父亲——当然也说是我那位美国出版商的好朋友——想要订购两三百本“我们的书”，用作者的账户支付这笔钱。然后自己签上名，像他的生意名片一样到处传发。

如今我已经收到一堆这样的书，应书的主人要求，我需要在龙尼的签名旁边加上我的签名。标准的签名格式应该是“作者的父亲签”，还另外加上一个大写的“F”代表“父亲”。而我则签上“作者父亲的儿子签”，然后加上一个大写的“S”代表“儿子”。

不过，不妨试着当一会儿龙尼吧，就像我经常做的那样。试试看站在纽约街头，身无分文，你向任何一个能够讨钱的人乞讨，把所有的人脉关系都榨干了。在英国，你位列通缉名单，如今在纽约，你也在通缉名单之上。你不敢亮出你的护照，你用假名在你根本支付不起的公寓里搬来搬去，在你与毁灭之间的，只有你动物本能一般的机智灵活，和你每天晚上全靠自己熨平的萨维尔街伯曼手工定制的细条纹双排扣西装，这正是在间谍学校里，他们专门为你设想出来的情境：“现在，看你怎样靠着一张嘴脱离困境。”就算不时地会出些小差错，龙尼肯定也能出色地通过这项测验。

* * *

龙尼一直梦想着的那艘船，在他过世之后不久便回来了。在某个令人感觉昏昏欲睡的、狄更斯式的法院里，花了很长时间才解决掉这些复杂的金钱纠纷。为了慎重起见，我要特别说明一下，饱受折磨的实际上是伦敦郊区的库德利普镇，因为，同样持续不断的法庭大战完全有可能在今时今日再次发生，就像当年持续纠缠龙尼最后二十几年的生活，直到死后还延续了两年一样。

案子的实情其实非常简单。龙尼和科利普当地委员会有些交情——尤其是他们的规划委员会。事情当年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并不难想象。他们都是浸礼会的教友，或者都是共济会成员，或者是板球手、台球手之类的。或者，换句话说，他们都是正值盛年的已婚男士，在碰见龙尼之前，从未品尝过伦敦西区夜间欢愉的滋味。也许他们也渴望分上一块龙尼允诺给他们的大蛋糕。

无论是怎么一回事吧。在法律和其他方面都毫无疑问的是，库德利普委员会签字同意授权给龙尼那八十三家一文不名的公司里的其中一家，在库德利普绿化带上建造一百栋理想住宅。龙尼几乎没花什么钱就买下了这块地，也根本不会在这里建房子。等他们一和龙尼签好合约，他马上就把这个计划的建造许可权全部转手卖给了一家大型建设公司，赚了一大笔钱，并打开香槟以示庆祝，宫廷里的朝臣们也都喜气洋洋。龙尼拿下了他一生仅此一次的大生意。我的哥哥托尼和我也别无所求了。

然后，就像他人生中时不时会碰上的情况一样，龙尼差一点就搞定了。如果不是库德利普的市民们在当地报纸的鼓动之下采取行动，众口一词地宣布，谁都别企图把房子或者任何建筑物盖在他们宝贵的绿化带上——他们的足球场，他们的网球场，他们的儿童游乐场，他们的野餐区——除非跨过他们的尸体。在此激情驱使之下，他们立刻申请并取得了法院命令。这让龙尼虽然手里紧握着和建设公司之间签好的合约，却拿不到他们的半分钱。

龙尼和库德利普的市民们一样愤怒。和他们一样，他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背信弃义的事。这不是钱的问题，他坚称，是原则问题。他集合了一队律师，绝对是顶尖的阵容。他们的结论是他这个案子胜算极大，于是同意接下。不赢，就不收钱。自此之后，库德利普的这块土地成了我们对龙尼信任的金本位。接下来的二十多年，比起算总账的那个大日子，任何暂时的挫折都算不得什么。龙尼会从都柏林、香港、槟榔屿、廷巴克图写信给我，信上那种奇怪的，每个单词开头字母大写的咒语从未改变：“总有一天，儿子，在我那个案子正式宣判之后，英国正义的胜利将会到来。”

就是这样，可以确信的是，在他逝世之后，正义确实胜利了。我没有到法院去听判决。我的律师建议，别对龙尼的不动产有半点兴趣，免得我被困在他的庞大债务上。根据来自我线人的情报，法庭里挤满了人，律师席上更是挤得满满当当。有三位主审法官，但只有一位代表全体发言，而且他的语言晦涩难懂，有好一会儿外行人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

渐渐地，消息就传开了。法庭宣判原告，也就是龙尼，胜诉。彻彻底底，大获全胜。没有如果和但是。没有一方面来看该如何如何，从另一方面来说又是如何如何。坟墓里的龙尼赢得了最终的胜利，是他生前所一贯坚持的那种胜利：这是人民的胜利，战胜了无用的蠢材和不切实际的空想家，也就是那些不相信他的人和所谓的知识分子。他一生努力奋斗，终于在死后得以平反。

接着是一阵安静，在一片喜悦的欢呼声中，书记员一再要求法庭维持秩序。握手和拍背都被集体的不安所取代。一位迄今为止都没在法庭上发过言的大律师恳求引起法官阁下的注意。我擅自在心中勾勒出了他的样貌。他浮肿肥胖，高傲自负，满脸粉刺，假发对于他的头而言实在太小。他告诉法官，他代表女王——准确地说，他代表的是女王的国内税务局。他说，根据法官阁下刚才做出的判决，他的当事人在此种情况下被描述为“优先债权人”。更确切地说，为了不浪费法官阁下宝贵的时间，他想要以无尽的敬意，请求扣押补偿给原告产业的全部金额，用来偿还过去多年逝者欠女王陛下国内税务局的债务，虽然和他所欠的大量债务相比，这笔补偿金只能算是很小的一部分。

* * *

龙尼死了，我重访维也纳，为了呼吸这座城市的空气，同时也为了把他写进我终于可以自由构思的半自传小说里。不再是萨克酒店——我害怕那里的侍应生还记得龙尼曾经摔倒在桌子上，我半拉半拽地把他给弄出去时的情景。我飞往维也纳施韦夏特机场的飞机抵达时已经晚点了，在我随意挑选的一间小酒店里，前台的负责人是名年长的夜间门房。他沉默地看着我填写登记入住表。然后，他用柔和、可敬的维也纳口音的德语说道：

“你父亲是个伟大的人，”他说，“你对待他的方式实在太不地道了。”

[1] Kray Twins，罗纳德·克雷（1933—1995）和雷金纳德·克雷（1933—2000）双胞胎兄弟，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伦敦东区势力最大的黑帮首脑。他们的帮派、公司参与了多起武装抢劫、纵火、收取保护费、袭击和谋杀事件。

[2] Peter Rachman，1919—1962，波兰出生。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经营伦敦的“诺丁山”。他因剥削租户而臭名昭著，“拉赫曼主义”（Rachmanism）一词作为对租户的剥削和恐吓被收入了牛津英语词典。

[3] 英国爱斯科特马场，举办皇家赛马会。

[4] 五星级酒店，位于伦敦梅费尔的布鲁克街和戴维斯街的拐角处，与王室联系紧密，因此有时会被称为“白金汉宫的附楼”。

[5] 基督教新教圣公会派别。“低教会派”一词始于十八世纪初期，用以把自由派——或属无主见派——的一群信徒与保守的高教会派区分开。下文的“高教会派”则与“低教会派”对立，最早于十七世纪末在圣公会使用。主张在教义、礼仪和规章上大量保持天主教的传统，要求维持教会较高的权威地位，因而得名。

[6] 亦称为“坚信礼”。天主教和东正教“圣事”的一种。入教者在领受过洗礼一定阶段后，再接受主教所行按手礼和敷油礼，谓可使“圣灵”降于其身，以坚定信仰，振奋人灵，故得此名。

[7] 此处应指阿迦汗三世，印度政治家，伊斯兰教什叶派支派伊斯玛仪派的领袖。

[8] 比利时西北部港口城市。

[9] 这里是指伦敦威斯敏斯特市的一条街道。

[10] 英格兰东南部城镇，著名的赛马中心。

[11] 法鲁克一世，第二任埃及和苏丹国王，1936年到1952年期间是努比亚、科尔多凡和达尔富尔的统治者。

[12] Bucherer，宝齐莱夫妇于1888年创设的钟表品牌。集团总部设在瑞士琉森。

[13] Boucheron，法国开云集团的珠宝公司，是世界上为数不多始终保持高级珠宝和腕表精湛制作工艺和传统风格的珠宝商之一。

[14] 英国东部萨福克郡的一个城镇。

[15] 指歌德《浮士德》中的名言“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上升”，是《浮士德》的最后两行诗。

[16] 英格兰南部港口城市。

[17] 又称快活谷。位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湾仔区中南部，是香港早期开发的地区之一，香港第一个赛马场在此修建。

[18] 最著名的一家老牌英资洋行，远东最大的英资财团。

[19] Richard von Krafft-Ebing，1840—1902，奥地利精神病学家，性学研究创始人，早期性病理心理学家。1886年出版的《性心理变态》是他最著名的著作，该书出版之年也被看成现代性科学的肇始之年。

[20] 在任期内出现空缺时，为了递补空缺职位而举办的选举。

[21] Lester Piggott，生于1935年，英国专业赛马骑师。职业生涯中获得过4493次胜利，被广泛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赛马骑手之一。

[22] Gordon Richards，1904—1986，英国专业赛马骑师。参与英国赛马锦标赛26次，唯一被授予骑士的骑师。

[23] 英国对三岁或者三岁以上马匹开放的平差赛马比赛。每年十月在纽马基特举办。

[24] 英格兰东南部诺福克郡的一个地区。

[25] 一般情况下，委员应该由选举产生，但是一些有专业能力或者是部门主管人员根据上级或委员会的主管部门建议或者批准不经选举产生的委员，则被称为当然委员。

[26] 一般指隐藏在内部的线人，其爆料往往能置当事人于死地。深喉并不是间谍，也不是由对方派遣来的，他们经常是为了金钱或者突然醒悟之后才愿意公布绝密消息的人。

[27] 英国著名的喜剧剧团，成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该剧团有六名男子成员，在英国非常受欢迎，成为王室特别是乔治六世的最爱。

[28] Don Bradman，1908—2001，澳大利亚板球运动员，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厉害的击球手之一。

[29] Norman Birkett，1883—1962，英国大律师、法官、政治家和传教士。在纽伦堡审判（即欧洲国际军事法庭）期间担任替补英国法官。

[30] Learie Constantine，1901—1971，西印度板球手、律师和政治家，担任特立尼达高级专员访问英国，并成为英国第一个黑人贵族。他在1962年被封为骑士，在1969年成了终身贵族。

[31] D.H.Lawrence，1885—1930，英国小说家、批评家、诗人、画家。代表作品有《儿子与情人》《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32] Butch Cassidy，1866—1908，美国臭名昭著的强盗和银行劫匪，也是被美国旧西部称为“狂野束缚”的一伙犯罪分子的领袖。

[33] Sundance Kids，1867—1908，布屈·卡西迪帮派在美国旧西部的成员，他和布屈·卡西迪进行了一连串成功的火车和银行劫案。

第三十四章 向雷吉致谢

我想，你应该跟我年龄相仿，才会记得雷金纳德·博赞基特[1]，这个如顽童一般努力生活、喝酒喝到天昏地暗的电视新闻播音员。他捕获了全国观众的心，却不可思议地过早离开了人世，我一直都没怎么弄清楚他的死因。雷吉和我于同一时期在牛津就读，拥有我所没有的一切：独立的个人收入、跑车、漂亮的女人，以及可以尽情和女人厮混的早熟成年期。

我们彼此欣赏。但是，面对一个能够过上你梦寐以求却无法负担的生活的人，你能和他在一起的时间自然不会太长。何况，当年的我是个阴郁的家伙，该说是严肃认真吗，还是有些忧心忡忡呢？雷吉则完全不同。同时，我不仅囊中羞涩，而且——在我大二念到一半的时候——已经严重地资不抵债了，因为我的父亲在那时刚刚又制造了一起规模惊人的破产事件，他用来支付我学费的支票也被拒付了。尽管我的学院表现出了堪称模范的宽容态度，但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留在牛津读完这个学年。

但在我的判断计算之中，完全没想到雷吉会有所行动。某天，他晃荡进了我的房间——多半还宿醉未醒——在塞给我一个信封之后，又晃荡了出去。信封里面是一张他的信托公司开给我的支票，金额之大，足以偿还我的债务并能留在牛津念完接下来的六个月。随之而来的还有一张同样是由他信托公司写来的附函，他们说雷吉把我的不幸遭遇告诉了他们，说钱由他自己来支付，仅需等到我有能力的时候再偿还即可。而且雷吉还希望，和贷款有关的所有事务，我都可以直接跟信托公司进行联络，因为他不想把友谊和金钱混为一谈。

好几年之后，我才付清了最后一笔分期付款，并且加上我所估计的这笔资金应该获得的利息。他的信托公司寄给我一张礼貌客套的致谢便笺，并且归还了利息。雷吉，他们解释说，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收取利息并不合宜。[2]

[1] Reginald Bosanquet，1932—1984，昵称雷吉，英国知名记者、主持人和播音员。

[2] 此文系1998年时为“受害人援助组织”（Victim Support）而写。（译者注：受害人援助组织是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慈善机构，旨在帮助受害者和证人。）

第三十五章 头号罪犯

这个神秘的清晨电话是卡雷尔·赖兹[1]打来的。这位捷克出生的英国导演，在当时以《浪子春潮》这部电影而广为人知。彼时正值一九六七年，我正竭尽一切努力，让自己能够独居在梅达韦尔[2]一间丑陋的顶楼公寓里。赖兹曾经和我一起工作过，把我的小说《天真善感的爱人》改编成了电影剧本，结果不太成功，至少可以说并非每个人都喜欢。但是赖兹打电话给我并不是为了我们的电影剧本，我可以从他铿锵有力，又饱含阴谋的声音里听出来。

“大卫，你是单独一个人吗？”

是的，卡雷尔，非常孤独。

赖兹一家离我不远，住在贝塞兹公园[3]里的一幢维多利亚式红砖房里。我估计是走过去的。在你婚姻破裂的时候，你就会经常走路。赖兹开门飞快，肯定是一直观察着我的动向。他放下门锁，领我走向大厨房，那是赖兹进行家庭生活的地方：围坐在厚重的松木圆桌旁，旋转的松糕托盘上放着糖和饼干，桌上还摆放了一壶壶的茶和咖啡，一罐又一罐果汁，线圈长长的电话响个不停，还有那个年代常见的烟灰缸。这一切都是为了给常客提供方便。他家客人都是想来不大可能会出现的人，比如瓦妮莎·雷德格瑞夫[4]、西蒙·西涅莱[5]和阿尔伯特·芬尼[6]。他们会毫无征兆地走进来，随意自助，互相聊聊天，然后又晃悠出去。我总是在心里想着，赖兹父母在奥斯威辛被纳粹杀害之前，他们家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

我坐了下来，有五张面孔正盯着我看：女演员贝茜·布莱尔，也就是赖兹的妻子，这一次竟然没有在讲电话；电影导演林赛·安德森[7]，他执导的电影《如此运动生涯》就是由赖兹制片的。坐在这两位导演中间的，是个面露微笑，神情紧张，同时魅力非凡的年轻男人，具有典型的斯拉夫人样貌，我之前从未见过他。

“大卫，这位是弗拉基米尔。”赖兹用严肃的语气说道，同时这个年轻人一跃而起，隔着桌子用力握住了我的手——简直可以说是用了不顾一切的力气。

紧挨着这个年轻人坐着的，是个热情洋溢的年轻女子，从她对他无微不至的关心来看，不像是情人，而更像是个看护者，或者说——照此时的情况来看——是一名剧场经纪人或者选角导演，因为只需瞥上一眼，就会察觉到这名年轻人有着演员的气质。

“弗拉基米尔是个捷克演员。”赖兹介绍说。

很棒。

“他想留在英国。”

噢，是吗，我明白的——或者诸如此类的话。

轮到安德森时，他说：“我们认为，以你的某种背景，应该会认识可以处理这种事的人。”

餐桌上一片沉寂。每个人都等着我说些什么。

“所以是倒戈吗，”我不怎么有说服力地回应道，“弗拉基米尔想要倒戈。”

“你这么说也行。”安德森用轻蔑的口吻说，然后沉寂再度回归。

我渐渐有些明白了，安德森在弗拉基米尔身上拥有某种所有权利益，而赖兹这个具有双语背景的捷克人，更像是中间人，而不是发起人。这显然有些尴尬。我最多见过安德森三次，没有一次令人感到自在，基于某种无法解释的原因，我们一开始就把关系弄得很僵，然后便一直保持这个样子。来自军人家庭的安德森在印度出生，接受英国公学教育（切尔滕纳姆学院[8]，后来被他在《如此运动生涯》里批判了一番……），之后进入牛津。战争期间，他在印度德里军情部门服役。我相信，就是最后这点，让他一开始就有些针对我。作为一个公开承认的社会主义者，他总是和培养了他的保守主义当权派势不两立。他想必把我当成了阶级斗争中背地里干坏事的走狗，而且，他要这么想我，我也没什么办法。“弗拉基米尔就是弗拉基米尔·普霍尔特[9]。”我听赖兹解释说。而在我的反应不如他们预期时——换言之，也就是说我理应给出表示钦佩的、倒抽一口气的声音，或者干脆放声大喊：“不会吧，弗拉基米尔·普霍尔特！”——赖兹连忙继续解释，餐桌旁的其他人也赶紧加以补充。如此这般，我非常羞愧地得知，弗拉基米尔·普霍尔特是捷克舞台和大银幕领域正在崛起的新星，其最为知名的角色，是在米洛斯·福尔曼[10]的《金发女郎的爱情》（很恼人地被翻译成了《金发女人的情人们》）中所扮演的主角，在国际影坛大获成功。福尔曼在较早的几部电影中也用了他，还宣称弗拉基米尔是他最喜爱的演员。

“简而言之，意思就是，”——安德森再次盛气凌人地说，仿佛我质疑了普霍尔特的价值，觉得自己有义务要纠正我——“哪个国家能够得到他，那可真算是他们走了该死的大运。我相信，你会对你的人讲清楚的。”

但我并没有什么“我的人”啊。我仅有的官方或者接近官方的各式各样的“人们”，就只是我情报界的前同事们。上帝啊，千万不要让我去拜访其中的任何一位，告诉他说我手里有个潜在的可能会倒戈的捷克人。我轻而易举地就能想象到他们热切希望普霍尔特所能回答的问题了，比如说：你是捷克情报部门的卧底吗？如果是，你可以策反吗？或者：给我们几个捷克目前有兴趣和我们合作的其他异议分子的名字。还有，假设你还没有把你的意图向你十二个最亲密的朋友滔滔不绝地说出去，或许你会考虑回到捷克斯洛伐克，替我们做点这个那个？

但是，我已经开始意识到，普霍尔特不会理会他们的。他不是那种亡命之徒，至少在他自己眼里不是。他合法入境英国，得到了捷克当局的祝福。离开之前，他很谨慎地把自己的事务处理好，履行了所有杰出的电影和剧场合约，而且小心地不再签订新合约。他以前来过英国，捷克当局没有理由认为他这次不会回去。

抵达英国之后，他起初似乎是躲藏了起来。后来通过不太清楚的某种渠道，林赛·安德森听说了他的意图，决定提供帮助。普霍尔特与安德森各自在布拉格和伦敦认识了对方。接着，安德森又去找了他的朋友赖兹，三个人一同策划了一个勉强称得上是计划的东西。普霍尔特从一开始就清楚说明，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会去申请政治庇护。如果那样做了，他争辩说，会让捷克当局迁怒于他所抛下的人们——朋友、家庭、老师、职业上的同事。他心里想到的可能是苏联芭蕾舞者鲁道夫·努里耶夫[11]的前车之鉴。努里耶夫六年前的倒戈，被大肆宣扬为西方的胜利。作为他倒戈的后果，他在俄罗斯的亲戚朋友们自此便坠入了黑暗。

于是他们把这个作为首要条件，赖兹、安德森和普霍尔特开始将他们的计划付诸行动。不要有大张旗鼓的宣传，不要有特别专案处理。普霍尔特只是又一个心有不满的东欧年轻人，走上街头，寻求英国当局的包容。安德森和普霍尔特两人一同前往内政部，加入请求延长英国签证有效期的队伍，来到内政部办事员的桌子前，普霍尔特把他的捷克护照推进小窗内。

“延长多久？”办事员问，他的橡皮章已经悬空举起。

安德森从来都是直言不讳，更何况面对的还是他所憎恶的、阶级制度下的那种奴仆，他回嘴道：“永远！”

* * *

我能够清楚地想见，普霍尔特和被指派处理他申请的那位高级内政部官员之间冗长的交谈。

这一边，是这位高级公务员值得赞扬的搅浑水、和稀泥，因为他决定要做对申请者有利，但又不违反规则手册的事。他只要求普霍尔特毫不含糊地说明在回到祖国之后是否会遭受迫害，只要他说明了，好了，框中打钩，签证无限期延长，以及，欢迎来到英国，普霍尔特先生。

另一边呢，是普霍尔特值得称许的固执己见。他断然拒绝说出他们要求他说的话，因为一旦讲了那句话，他就是在声明寻求政治庇护，从而危及那些他发誓绝不会危害到的人。所以，不，先生，我不会受到迫害，谢谢你。我作为一名知名的捷克演员，他们会敞开双臂欢迎我回去。我或许会被斥责，或许会遭受一些象征性的惩罚。但我不会遭受迫害，我也不寻求政治庇护，谢谢你。

这种僵持的局面甚至开始有些黑色幽默的意味。回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家中，普霍尔特受到了严重的冷遇，两年内禁止出演任何电影。他原本获邀——用服从命令或许更加贴切——扮演捷克少年感化院里的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将自己全心全意地奉献给了感化院里的老师，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最高原则的启发，结果发现自己离开感化院之后，已经无法应对缺乏开明意识的资产阶级化社会了。

对这个剧本不为所动的普霍尔特要求到感化院当几天院内居民。在住了几天之后，他更加确定这部戏是彻头彻尾的垃圾，不顾自己经纪人的反对，拒绝出演这个角色。当局大发雷霆，将合约扔向他，不过他仍不肯让步。结果是：两年的禁令。这种情况下，他完全可以用这个作为理由，宣称他在自己的国家是遭受政治迫害的受害者。

一个星期之后，普霍尔特再次应邀前往内政部，这次进行通知的是个说话自相矛盾的官员。秉承英国折中妥协的优良传统，说他不会被强制遣返回捷克，但必须在十天之内离开英国。

因此，我们现在才会聚在这儿，围坐在赖兹的餐桌旁，身处无声警报的状态之中。就算十天期限还没到，他们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所以你有什么建议呢，大卫？当然，最简短直接的答案就是，大卫根本不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更糟糕的是，在我们圆桌会议的讨论之中，不知何处又冒出了另一个问题：普霍尔特到英国并不是为了追求自己的杰出演艺生涯，而是“因为，大卫，”——他真诚热切地隔着桌子向我解释道——“我希望能成为一名医生。”

* * *

他承认，要想成为一名医生需要花一点时间。他预计要七年。他在捷克取得过一些基本资质证书，但怀疑这些证书在英国不能算数。

我认真聆听着他所说的这一切。我分辨得出他声音里的热忱，和他斯拉夫五官所表达出来的激情。我竭尽全力使自己表现得睿智些，对这个自我奉献的崇高理想回以微笑，以表赞同。

但我对演员这种职业也略知一二。我知道——正如圆桌周围的每一个人心里也都清楚的——演员有能力为自己创造一个充斥假象的副本，并且成为这个副本所要求的人。但是，这一切也只能维持到表演结束。等到一切结束之后，他们就会远离这一副本，再次寻找下一个他们要成为的人。

“啊，这很棒，弗拉基米尔，”我大声回应，努力应和，“只是，我猜你在接受医学训练的时候，还兼顾了演艺事业，对吗？温习你的英文，做一些剧场工作，接几个正好出现的电影角色？”——我单眼瞥了一下我们这两位电影导演，试图获得支持，不过什么也没得到。

不是这样的，大卫，他回答说。自少年时期起，他就是一名演员，总是从这个角色再到那个角色——通常都是他并不认同的角色，比如那个感化院男孩——然后，现如今，他一心想要成为一名医生，这也是为什么他希望能够留在英国的唯一原因。我环视圆桌，似乎没有人觉得意外。除了我之外，每个人都可以接受，弗拉基米尔·普霍尔特，这位捷克舞台和银幕上的大众情人只希望成为医生。难道他们没有像我一样询问自己，这会不会只是一个演员的幻想，而不是终身的抱负呢？我无话可说。

不过这也没什么关系，因为这时我已经同意，让自己好好去扮演他们所认为的那个人。我会去找“我的人”谈谈。我听见自己在说，尽管我没有什么人可以找。不过我会尽力找到最好的办法，速速让这个事情得到圆满解决，就像我们真是背地里干坏事的走狗一样。我现在先回家，但会保持联络。然后，我走出门去，心怀坦荡，昂首阔步。

* * *

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我偶尔会叩问自己，我究竟为什么要答应做这件事，明明当时安德森和赖兹都是世界级的电影导演，有着大量“我的人”可供使用，比我有更多位高权重的朋友，更别说他们所聘用的那些精明的律师了。赖兹，就我所知，他和古德曼勋爵[12]交往密切，而古德曼勋爵同时也是首相哈罗德·威尔逊的秘密代理人和法律顾问。安德森，这位最为严苛的社会主义者，拥有无可挑剔的上流阶级认证，和赖兹一样，和执政的工党来往密切。

我想答案或许是，因为我的生活简直是糟糕透顶的一团乱麻。能去整理别人的问题或许反而是一种解脱。当我还是一名驻奥地利的年轻士兵时，我审问过许多东欧难民，尽管概率小到微乎其微，但还是会担心其中有一两个间谍。就我所知，其中根本一个间谍都没有，但是，当时的难民里确实有很多捷克人。眼下，至少有这么一个捷克人，我是可以想方设法为他做点什么的。

我不太确定弗拉基米尔接下来那几天睡在哪里，是在赖兹家，还是同伴家，或者是林赛·安德森家，甚至可能是我家。不过我确实记得，他在我那间丑陋的顶楼公寓里消磨了白天冗长的时光，来回踱步，或者站在大观景窗前凝视窗外。

与此同时，我用尽我所知道的人脉，试图去推翻内政部的决定。我打电话给我那位亲切友好的英国出版商，他建议我打给《卫报》跑内政部新闻的记者。我打了。这位内政部记者没有直接渠道可以联系内务大臣罗伊·詹金斯[13]，但他恰好认识詹金斯夫人，或者应该说是他的妻子认识。他会和他的妻子谈谈，然后给我打回来。

我的心中涌起了一线希望。罗伊·詹金斯是一名勇敢坦率的自由派人士。《卫报》记者回我电话。现在，你就这样做。你完全按照正规格式写一封信给内务大臣，不要阿谀奉承，不要过分煽情。“致内务大臣——”你打字，陈述事实，签名。如果你的人想当医生，就在信里直说，不要把他伪装成国家剧院的天赐奇才。然后，接下来有些不同，你信封上的地址不要写罗伊·詹金斯先生，而是写给他的妻子，詹金斯夫人。她会确保这封信隔天早晨放在他的早餐桌上，就放在他的水煮蛋旁。而且，你要亲自去送，今晚，送到这个地址。

我没有打字，我从来没有打过字。顶楼公寓里有一台电动打字机，但是没有人去用。我打电话给简。那段时间里，简和我正在互相兜圈试探，现在她已经成了我的妻子。当普霍尔特正凝视着伦敦的天际线时，我写了一份“致内务大臣”的信，简帮我打字。我在信封上写上詹金斯夫人，密封好，然后我们一起出发，前往诺丁山，或者詹金斯和詹金斯夫人居住的某个地方。

四十八小时之后，弗拉基米尔·普霍尔特获准永久留在英国。没有任何晚报欢呼高叫，说有位知名的捷克电影明星倒向了西方阵营。很快他就可以如自己所愿，尽可能安静地开始他的医学生涯。消息传到我这里时，我正在和自己的文学经纪人一起吃午餐。我回到顶楼公寓，发现弗拉基米尔不再凝视着窗外，而是穿着牛仔裤和运动鞋，站在阳台上。那是一个温暖的、阳光和煦的下午，他用我书桌上的A4纸折了一架纸飞机，整个人攀着栏杆往外探，探得实在太远了，让我有些不安。他等来了一阵合适的微风，将纸飞机扔了出去，看着它飘飘荡荡地离开伦敦屋顶的上方。后来，他跟我解释说，这是他迄今为止第一次让纸飞机飞起来。现在既然已经获准留下，那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 * *

这并非一个试图说明我本人多么慷慨大方的故事。我要说的是弗拉基米尔的成就，他成了多伦多最受喜爱、最敬业的儿科医生。

不知何故——直到今天我都还不确定是怎么回事——支付他在英国学医的学费变成了我的责任。然而在当时，这似乎是个非常自然的决定。我正值赚钱能力的巅峰期，弗拉基米尔则恰逢人生的最低点。对他的资助并不会让我有所损失，我和我的家人并不会有分毫艰难困苦的情况，现在不会，之后也不会。弗拉基米尔的经济需求，在他自己的坚持之下，压缩得非常可怕。他决心尽快偿还每一分钱的心情极其迫切。为了免去我们之间的尴尬讨论，我让我的会计去和他敲定数字：这部分生活用，这部分学习用，这部分交通用，房租等等。我们协商谈判的角色互换，我极力要求给他更多，他却要求更少。

他的第一份医学工作是在伦敦当实验室助理。之后，他离开伦敦，到谢菲尔德的一家教学医院任职。他用已经大有长进的、抒情诗般的英文，费心地写了一封封的信，颂扬医学、手术、治疗，以及人体是上帝造物的杰作云云。他主攻的是儿科医学和新生儿重症监护。他用毫不掩饰的热情写道，迄今为止，已有成千上万的儿童和新生儿经过了他的照料。

对于弗拉基米尔最终确实成了如天使一般杰出人物的这件事，我始终觉得羞愧难当，也略显窘迫。因为我付出的牺牲如此之少，而其他人却获得了超乎寻常的收益。而且，最令我感到羞愧的是，之前我竟然没有完全相信他真的能做到。

* * *

现在已经是二〇〇七年，距离弗拉基米尔攀在我家阳台上掷出他那架纸飞机，已经过去了整整四十年。我已经摆脱了那间顶楼公寓，现在一半的时间住在康沃尔，一半的时间在汉堡，正在写小说《头号罪犯》。小说的主角是个四处寻求庇护的年轻人，不是来自捷克斯洛伐克，而是来自今日的车臣。他只有一半的斯拉夫血统，另一半来自车臣。他名叫伊萨，意为“耶稣”，而他是穆斯林，不是基督徒。他的一个抱负就是要成为一名杰出的医生，治疗故乡受苦受难的人民，尤其是儿童。

他被关在汉堡仓库的阁楼里，与此同时，各方间谍都在努力争取将他纳入麾下，伊萨用一卷没有使用过的墙纸折成了纸飞机，让它飞过房间，飞向自由。

弗拉基米尔以我完全不敢相信的速度，迅速还清了我借给他的每一分钱。他不知道的是——我也是直到写《头号罪犯》时才知道——他给我送了一份我无以回报的礼物，一个小说里的角色。

[1] Karel Reisz，1926—2002，英国电影人，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电影新现实主义的先驱之一。

[2] 伦敦西部一个富裕住宅区。

[3] 位于伦敦西北部的卡姆登区。

[4] Vanessa Redgrave，生于1937年，英国电影、电视、舞台剧演员，同时是一名政治活动家。

[5] Simone Signoret，1921—1985，法国演员，出生于德国，是战后法国电影界的代表人物，经典作品有《罗莎夫人》《金盔》等，曾获得1959年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

[6] Albert Finney，生于1936年，英国电影、电视、配音和舞台剧演员。代表作品有《东方快车谋杀案》《换装师》等。

[7] Lindsay Anderson，1923—1994，英国自由电影代表人物，苏格兰电影评论家，电影、戏剧和纪录片导演。

[8] 一所英国独立中学，位于英格兰切尔滕纳姆，是维多利亚时期开办的主要公学之一。

[9] Vladimir Pucholt，生于1942年，捷克演员，主要作品有《邂逅》《金发女郎的爱情》等。

[10] Miloš Forman，生于1932年，捷克著名导演、编剧。代表作品有《飞越疯人院》《性书大亨》《莫扎特传》等。1975年凭借《飞越疯人院》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

[11] Rudolf Nureyev，1938—1993，苏联芭蕾舞蹈家，公认最有天赋的芭蕾舞者之一。1983年至1989年间，担任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主管。

[12] Lord Goodman，1925—1995，即Arnold Goodman，英国律师和政治顾问。

[13] Roy Jenkins，1920—2003，英国政治家、历史学家和作家。1965年任内务大臣，1967年任财政大臣。

第三十六章 斯蒂芬·斯彭德的信用卡

我想，那应该是在一九九一年，我应邀前往汉普斯特德参加一场私人晚宴，拜见斯蒂芬·斯彭德[1]。他是散文家、剧作家、小说家，以及幻想破灭的共产主义者、王国骑士、美国桂冠诗人——我还要继续吗？

我们六点入席，斯彭德发表长篇演讲。他正值八十二岁，看起来仪表堂堂：白发蓬松如狮，精力充沛，才华横溢。他的主题是名望的消逝——据推测，应该是他自己的名望，不过我却忍不住猜想，他是在给我一个含蓄的警告——他认为，曾经触及过名望的那些人，也应该有优雅地接受自己回归默默无闻的觉悟。为了加以说明，他告诉了我们如下的故事：

他最近刚结束一趟横跨美国的海岸线之旅。在穿越内华达州沙漠的时候，他发现了一家难得能够碰到的加油站，经过谨慎考虑，认为还是应该把油加满。估计是为了彻底打消小偷们的念想，上面有张手写的字条表示，店主只接受信用卡。

斯彭德拿出信用卡，加油站老板一言不发，仔细检查了他的卡。最后，他讲出了自己的忧虑：

“我唯一听过的斯蒂芬·斯彭德是个诗人，”他用无可辩驳的语气说道，“而且他已经死了。”

[1] Stephen Spender，1909—1995，英国作家、诗人、评论家。他的作品关注社会问题，注重表达个人情感。

第三十七章 给志存高远的小说家的建议

“在我完成今天的写作之前，一定会确保我会留些东西在肚子里面，以备明日之需。睡眠会创造奇迹。”

来源：一九六五年的维也纳，格雷厄姆·格林给我的建议。

第三十八章 官方的最后机密

当我还是个年纪轻轻、无忧无虑的间谍时，我自然而然地就会相信，这个国家最炙手可热的机密，应该是被封存在一个破旧斑驳的绿色集宝保险箱里的——它就藏在圣詹姆斯公园地铁站的对面，百老汇街[1]54号顶楼昏暗回廊迷宫的尽头，藏在秘密情报局局长的私人办公室里。

百老汇街，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老旧、尘土飞扬，而且，恰如情报局所奉行的思想理念——非常不方便。三部吱嘎作响的破旧电梯，一部是局长专用，直接送他到达备受尊崇的顶层。只有几个经过挑选的人才拥有电梯钥匙。我们这些默默无闻的凡人得费力向上攀爬才能最终见到他，爬上由鱼眼反光镜监视的、狭窄的木制楼梯，然后便到达了顶楼平台，这儿还有一个面无表情的管理员正坐在一张厨房椅上看守着。

我想，这就是我们这些年轻新手热爱这栋建筑的最大原因：永远朦朦胧胧的气氛，氤氲着我们还未投身进去的战争的味道，还有那些我们目前还只配做做梦的诡计策划；那个只有获邀才能进去的狭小酒吧，你一走过去，那些老手就会立即噤声；还有收藏了各种谍报文献的图书馆，阴暗、布满灰尘，负责管理的是一名白发飘逸、上了年纪的图书管理员，在他当年还是年轻间谍的时候，曾经在圣彼得堡街头和布尔什维克革命分子一起狂奔，从冬宫旁边的地窖里用无线电敲打的方式传送秘密信息。电影《柏林谍影》和BBC版的《锅匠，裁缝，士兵，间谍》就成功捕捉到了这种氛围。但这一切都比不上那个老旧集宝保险箱的神秘。

局长的私人办公室是个阁楼房间，窗户上布满了一层又一层的污垢，充斥着地下组织所特有的、那种令人不安的气氛。如果他想正式跟你说话，他就会坐在空无一物的桌子后面，用家族肖像画给予掩护——在我那个年代，挂的是艾伦·杜勒斯和波斯国王的肖像。如果他希望营造更加轻松一点的氛围，那就会坐在皮面龟裂的老虎椅上。不过，无论你坐在哪里，那个绿色的保险箱总是摆在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高深莫测地从房间的另一侧注视着你。

那里面到底有什么呢？我听说里面装的是极度机密的文件，只有局长本人才可以碰。如果他选择与另一个人分享，那这个人必须首先以自己的生命做担保，然后当着局长的面将它看完，再亲手把它给放回去。

* * *

现在，悲伤的日子终于到来了，百老汇街那栋建筑最后一次落下帷幕，情报局和所有的动产都转移到了兰贝斯街的新办公地。局长的保险箱会是个例外吗？会有起重机、撬棍和沉默的男人把它扛向漫长人生旅程的下一个阶段吗？

最高层经过激烈争论之后，勉强做出了裁决，认为这个保险箱无论多么神圣庄严，都不再适合我们这个现代世界的需求了。它将会被打开，无论安放在其中的东西是什么，都将由庄严宣誓过的官员审核检验，详尽记录，然后批准适合其敏感程度的处理程序。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谁拥有这个该死的钥匙呢？

很显然，不是那位已经辞职的局长。他已经说得非常清楚，绝对不会冒险一探究竟，除非必要情况，也绝不会让自己获悉其中的秘密。你根本不知道的资料，就绝对不可能会被泄露。局里紧急联络还在世的几位前任局长，征求意见。结果，他们坚守着同样的准则，绝不越界跨入这个神圣的领域。而且他们也不知道这个该死的钥匙到底在哪里。没有人知道，登记处、秘书处、内部安全部门，甚至面无表情坐在厨房椅上的那个管理员，都没有见过或者碰过这把钥匙，也不知道钥匙可能会在哪里，或是最后落在了谁的手里。唯一知道的是，保险箱是由斯图尔特·孟席斯爵士[2]下令安装的，受人尊敬又反复无常的孟席斯爵士曾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五二年期间担任情报局局长。

所以是孟席斯把钥匙带走了吗？钥匙和他一起下葬了吗？他是真的把秘密带进了坟墓吗？他完全有理由这么做。他是布莱奇利庄园[3]的创始人之一。他和温斯顿·丘吉尔有过上千次秘密会晤。他曾和德国国内的反纳粹反抗运动组织进行过协商，也和德国秘密情报组织反间谍机关首脑、那个思想上自相矛盾的海军上将卡纳里斯有过交涉。天知道那个绿色保险箱里会有什么。

在我的小说《完美的间谍》中，这个保险箱变成了破旧的绿色档案柜，陪伴龙尼的化身——瑞克，走完了整个人生旅程。据说柜子里保存的是他欠这个社会的全部的债，但是也从未被打开过。

与此同时，时间也不够了。新房客随时可能来主张自己的合法权利。局里迫切需要做出行政决策。很好，局里在属于它的那个年代里就已经撬开过一些锁，看来是再撬开另一把锁的时候了，派个局里的“神偷”过来吧。

局里的“神偷”非常在行。用多少有些令人不安的速度撬开了锁。“神偷”拉开吱嘎作响的保险箱铁门，就像寻宝人卡特[4]和梅斯[5]站在打开的图坦卡蒙陵墓前一样，旁观者们伸长了脖子，想要先睹为快，看清里面珍藏的奇迹。结果什么也没有。保险箱是空的，空无一物，甚至连最普通最平凡的秘密都没有。

不过，等等！这里这几位可都是经验老到的阴谋家，他们可没那么好骗。所以，这会不会是个作为诱饵的保险箱，一个仿制品，一个虚假的陵墓，只是一道外墙，用来保护内部的密室？有人送来了铁撬棍。保险箱被轻轻地从墙面上撬了下来。在场最资深的官员仔细地检查过保险箱的后面，发出一声低沉的惊叹声，又在保险箱和墙面之间反复摸索，最后扯出一条布满灰尘、非常厚也非常老旧的灰色长裤，上面用安全别针别了一张标签。标签上用打字机打出的一段铭文，写明了这个是鲁道夫·赫斯[6]来英国时所穿的长裤，他作为阿道夫·希特勒的副手，在飞来苏格兰和汉密尔顿公爵[7]单独谈判、商议和平协定时，错误地认为公爵和他一样持有法西斯主义观点。在这段铭文底下，是传统上只有局长才能使用的绿色墨水写下的一行笔迹：

请对布料进行分析，或许能够借此了解德国纺织业的现况。

[1] 这里是指伦敦市中心的一条街道。百老汇街54号的这幢建筑在1924年建成，当时成了秘密情报局的主要基地。在“二战”期间，曾有一个黄铜牌子，标注为“Minimax灭火器公司”的办公室。金·菲尔比曾形容它为“一栋肮脏的建筑，一堆木制隔板和磨砂玻璃窗，由‘古老的电梯’来提供服务”。

[2] Sir Stewart Menzies，1890—1968，英国军官，在“二战”期间及战后担任军情六处局长。他在“二战”期间对德国进行情报战和反情报战，安插了许多间谍和双面间谍，并对德国的恩尼格玛密码机进行了破译，被认为是“二战”中同盟国最大的谍战成果。

[3] 在“二战”期间，这里曾经是密码破译中心，别名X站。

[4] Howard Carter，1874—1939，英国考古学家和埃及学的先驱。埃及帝王谷图坦卡蒙KV62号陵墓以及覆戴着“黄金面具”的图坦卡蒙木乃伊的发现者。

[5] Arthur Mace，1874—1928，塔斯马尼亚出生的英国考古学家，埃及学学者，随卡特一起发现了图坦卡蒙陵墓。

[6] Rudolph Hess，1894—1987，纳粹德国政治人物，1933年至1941年担任纳粹党副元首。

[7] Duke of Hamilton，即Douglas Douglas-Hamilton，1903—1973，第十四代汉密尔顿公爵，空军准将。

资料来源

出版方对以下引述的资料来源致以衷心的谢意。其中几篇文章沿用了当时发表的全文，一些只引用了部分。

第十章　走出去，前往现场

原题《永恒的缪斯》，最初发表于二〇〇〇年美国《纽约客》杂志，之后于二〇〇一年刊登在英国《观察家报》与《卫报》上。

第二十四章　兄弟的守护者

《兄弟的守护者》曾以不同形式写成了本·麦金泰尔《朋友中的间谍》的后记，这本书于二〇一四年由皇冠出版集团在美国出版，由布卢姆斯伯里出版公司在英国出版。

第二十五章　巴拿马什么鬼！

《巴拿马什么鬼！》最初发表于美国《纽约时报》，获得允许录入本书。也曾于一九九六年刊登于英国《每日电讯报》。

第二十六章　深入敌后

《深入敌后》最初发表于美国《纽约时报》，获得允许录入本书。也曾于一九九九年刊登于英国《卫报》。

第二十七章　追寻军阀

原名《刚果之旅》，最初于二〇〇六年发表在美国《国家民族政坛杂志》，以及英国《每日电讯报》。

第二十八章　理查德·伯顿需要我

原名《喜欢我的间谍》，最初于二〇一三年发表在《纽约客》杂志。

第二十九章　亚利克·基尼斯

原名《敌境任务》，最初于一九九四年发表于《每日电讯报》，之后于一九九六年改写为亚利克·基尼斯《我的名字弃我而去：一名退休演员的日记》的序言。

第三十三章　作者父亲的儿子

原名《龙尼的宫廷》，最初于二〇〇二年发表在美国《纽约客》杂志，之后于二〇〇三年刊登在英国《观察家报》。

约翰·勒卡雷作品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