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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格拉斯医生

作者：【瑞典】雅尔玛尔·瑟德尔贝里

译者：王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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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序言

6月12日

6月14日

6月15日

6月18日

6月19日

6月21日

6月22日

6月23日

6月28日

7月2日

7月5日

7月6日在早晨

7月7日

7月9日

7月10日

7月11日

7月13日

7月14日

7月17日

7月24日

7月25日

7月26日

8月2日

8月3日

8月7日

8月8日

8月9日

8月10日

8月12日

8月13日

8月14日

8月17日

8月21日

8月22日

8月23日

8月24日

8月25日

8月26日

8月27日

9月4日

9月7日

9月9日

9月20日

10月7日

格拉斯医生的爱与梦，情和色

木刻，西格·贝里斯特伦（Sigge Bergström）作于1919年，献给瑟德尔贝里五十岁的生日礼物。

序言

雅尔玛尔·瑟德尔贝里（Hjalmar Söderberg，1869—1941）是瑞典二十世纪最优秀作家之一。他的文学著作不算很多：四部长篇小说、五部短篇小说集和三部戏剧。现在献给中国读者的发表于1905年的小说《格拉斯医生》是他最有代表性的著作。

雅尔玛尔·瑟德尔贝里的写作风格让我联想到我最佩服的中国现代作家沈从文。两位作家虽然背景、生活经验与所选的文学题材方面的区别很大，但是他们有一种相同之处：他们俩会用画家敏捷的手笔描写山水全景之后，像用照相机的变焦镜头一样集中于某种琐事——生物，人或者自然中的动静——让所叙述的现实反映内心的状态。

除了斯特林堡之外，瑟德尔贝里算是瑞典文学界描写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大师。他是一个爱漫步城市中的一个人。像主人翁格拉斯医生一样，他住在首都的中心，离皇家公园很近。这美丽的公园西边有皇家歌剧院，东边有皇家话剧院和大饭店，对着河流那边的皇宫。公园西北角有一家卖水的小铺子。（康有为先生1904年访问斯德哥尔摩的时候，常在那小铺子喝杯水。）那小铺子作为小说中很戏剧性的活动所发生的地点。

这篇短短的序言中我不愿意给读者揭露小说中的戏剧性的过程。《格拉斯医生》一发表就引起很热烈的争议。不少影响力很强的评论家批评作者牵涉到性和谋杀的描写，认为作者像小说的主人翁一样缺乏道德感。

头一位翻译瑟德尔贝里著作的是对北欧文学非常感兴趣的沈雁冰先生，即著名作家茅盾先生。他早在1921年在《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七号发表提名为“印第安墨水画”的一篇很短的短篇小说。这篇很动人的作品让我想到法国作家莫泊桑的短篇小说《羊脂球》。沈雁冰用几句话描写作者的特性：“他是一个壮硕矮小、五十来岁的人，没有出奇动人的容貌和动作，但他的思想却非常奇怪：他不信道德、进步、不朽，以及上帝。他的见解，可用他书中一个人物所说的两句话概括起来：‘我相信肉的纵欲无度，也相信灵的不可救药的孤独。’……瑟德尔贝里的妙处就在于他的眼光是确实无伪的，他有从微事中发挥出大道理的本事，他的描写手法是纯全的自然主义。日常生活内遇见的种种小事，一到他的笔下，就没有一件是太平淡了或太肤浅了，他都可以借这一件事来深深地表现出他所见的人生毫无意义。他的悲观，他的否定一切，诚然是从他的孤僻而自私的见解出来的——他的脾气是既不喜活动又不能慷慨的，但是他的悲观主义很能为热衷的人下一个当头棒喝，这是他对于现代思想界的贡献。”

著名的翻译家伍蠡甫翻译了瑟德尔贝里的另一篇提名为“扫烟囱者的老婆”的短篇小说，发表在《瑞典短篇小说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这两篇译文是通过第三种语言，可能是英文，转译的。我阅读王晔女史由瑞典文直译成中文的稿子的时候，好像听到作者借给格拉斯医生的嗓音。王晔女史承担一个认真的翻译家的双方面的责任：对原文作者的责任与对自己的读者的责任。我认为王晔女史的译文《格拉斯医生》是瑞中文学翻译历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马悦然

Göran Malmqvist

2012年5月23日

6月12日

我从没见过这样的夏天。三伏天的热气自五月中旬就席卷来了。成天都有团厚厚的灰尘静止地伏在大街上、广场上。

只有到晚间，人才觉得精神些。我刚从晚间的散步回来，我几乎天天散步，在看了我的病人之后；而在眼下的夏季，病人原本就不多。东面吹来一阵凉爽的风。热气腾腾的灰尘飞扬起来，缓缓滑向远处，在西头变成一条长长的红粉轻纱。不再有大车咔嗒咔嗒的声响，只偶尔，出租马车和电车会摇起铃铛。我的脚步缓慢地带着我向前，不时撞上个相识，就在街角聊上几句。但是，在所有的人当中，我为何总要撞上牧师格雷高瑞尤斯呢？每见到这人，我都没法不想起叔本华的逸事。某天晚上，这冷峻的哲学家跟往常一样，独自坐在他咖啡店的一角。门被推开了，进来个外表看来极不舒服的人。叔本华看看那家伙，脸孔因厌恶和惊骇而扭曲，他跳起来，用自己的手杖对准那家伙的脑袋就是一棍子。这一切仅仅因为那家伙的外表。

不，我不是叔本华。在瓦莎桥上，我看见牧师远远地过来了，我赶紧停步，转身将胳膊抵在栏杆上看风景。圣灵岛上的灰色房子。那摇摇欲坠、古老北欧风的木制浴室倒映在流水里，河中老柳树垂挂着枝条。我指望牧师不会看见我，或者他不会认出我的背影。说真的，我差不多就要忘了他，突然间，我意识到他就站在我身边，他的手臂和我的一样，也抵在栏杆上，他的头微微向一边偏着——完全和二十年前的神态一样，在雅各布教堂，当我习惯地和家人一起坐在家庭长椅上，坐在我那如今已到了天堂的母亲身边，第一次看见这张可憎的脸，肮脏的蘑菇一般跳上讲道坛，开始颂扬他的天父。还是灰色的胖短脸，还是脏兮兮的黄色连鬓胡子，兴许现在有些发灰，眼镜背后还是那深不可测的卑鄙眼色。不可能摆脱！如今我是他的医生，就像我是其他许多人的一样。他时不时会跑来跟我说他的疼和痛。“哎呀，晚上好，牧师先生，一切都还好吗？”“不大好，不是很好。心脏不行，跳得不规则，到夜里有时还会停，我觉得是。”“很高兴听到这些，”我想，“我巴不得你死，你这老无赖，那我就不用再看见你了。此外，你有个漂亮、年轻的妻子，很可能，你折磨着她的生命；你死了，她可以再嫁，找个比你不知好多少的丈夫。”但我大声地回答：“是吗，真的？是那样吗？牧师您这几天可以到我诊所来一趟，我们可以瞧瞧是怎么回事。”但他想谈的远不止这些，他要谈些重要事情：这是异常的，瞧这热度；这太蠢了，在那小小的岛上造那么大的国会大厦。另外，我太太也不大舒服呢。

最终他走了，我继续我的散步。进入老城，爬上大教堂坡，拐进那些小小的街巷。一种压抑的夜的空气在狭窄的房屋间隙里，沿墙壁有奇怪的阴影，这阴影从不曾在我们的街区看到过。

格雷高瑞尤斯太太。前几天，她给我的可是个古怪的来访。她到诊所来了——我清楚地看见她来，来得相当早。可她一直等到最后，让其他后来的病人先见我。最终，她进来了，面孔通红，结结巴巴。终于，她开口说，她嗓子疼，不过，现在好多了。“我明天再来，”她说，“现在时间上有些匆忙……”

她还没再出现。

走出小径，我径直朝船桥方向走。月亮悬挂在船岛上空，蓝色里透着柠檬黄。但我安宁平和的心境已荡然无存。是和牧师的相遇摧毁了它。这世上居然有他那样的人！有谁不记得那个老问题吗，穷光蛋们聚集在咖啡桌前，会经常讨论的那个问题：如果，你只需揿一下墙上的按钮，或只用纯粹的意念，就能杀死一个中国官吏，得到他全部的财富——你下不下手？这问题，我还从没费脑子解答，也许因为我从没真正品尝过贫穷的不幸有多难、多苦。但如果只需揿一下按钮，我就可以杀死那牧师，我想我会这么做。

我在不自然的苍白夜色中往家走，感觉空气又和正午时的一样闷热；渗透了苦恼似的，在国王岛那些工厂烟囱之上，那聚集的红色尘云，已经转黑，像沉睡的灾难。朝着家的方向，我大步走过克拉拉教堂，并把帽子托在手上，因为额头在冒汗。连教堂墓园的大树底下也不凉快，但几乎每条长椅上都坐着对情侣，说着悄悄话；有些，带着迷醉的眼睛，交错着彼此的双腿，在互相亲吻。

*

现在我坐在打开的窗前写下这些——为了谁？不为任何男友或女友。甚至几乎也不为我自己。今天，我从不去读昨天写下的；到明天我也不会读眼下的这些。我书写，是动动我的手，让我的思绪走过它们自己。我书写，是为了打发一个无眠的时辰。为何我无法入眠？我又没犯过什么罪。

*

我写在纸上的不是什么忏悔。我能对谁忏悔呢？我也不陈述关于我的全部。只是些我愿意讲述的；但我不说任何不真实的。我不可能借助说谎来驱除灵魂的悲惨——如果它是悲惨的。

*

外头，那巨大的蓝色的夜高悬在教堂墓园的树上。寂静现在支配着城市，那么静，以至于那下面阴影间的叹息和低语一路推进到这里。有那么一次，一声放肆的笑穿透了沉寂。在这一刻，我察觉到这世上再没有一个人比我更孤独——我，医科开业证书持有人提可·加布瑞尔·格拉斯，有时也帮助他人，却从不能帮我自己，我已过了三十三岁，还从未接近过一个女人。

6月14日

好一个职业！在所有的行当中，我怎么选了这最不适合我的一个？医生必须是这样两种人中的一种：人道主义者或野心家。没错，那时我以为我两者都是。

又一个可怜的女人来我这儿，哭泣着寻求帮助。这女人我认识有些年了。她和一个小公务员结婚，一年大约四千克朗的收入，三个孩子。在最初的三年里，孩子一个接一个地出生。打那以后，五年或六年，她免于怀孕，攒回了点健康、体力和青春，家也停当些了，在所有的不幸后算是恢复了元气。面包当然不够，但他们算熬下来了。——然后现在，突然地，不幸又来了。

她哭得几乎说不成话。

我当然用我那熟练的功课作答。在这种情况下，我通常这样背诵：医生的职责。尊重生命，即使是最脆弱的。

我是严肃的，不可被感动。最终，她只好走了，羞耻地、困惑地、无助地。

我对病例作了记录。这是我经历的第十八件，而我并不是个妇科医生。

我忘不了那第一次。一个年轻姑娘，二十二岁光景，一个硕大、深色头发、相当粗俗的小美人，是那种你一眼就能看出，一定是路德时代来这世上的，假如路德写的是对的：女人没个男人可活不了，就像人要咬掉自己的鼻子一样绝不可能。浓厚的中产阶级的血。父亲是有钱的生意人。我是这家的医生，所以她会来找我。她是愤怒的、发狂的，但并不很难为情。

“救救我，”她乞求道：“救救我！”我用职责等回答她，但这显然是她不能明白的。我给她解释，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律可不是闹着玩的。“法律？”她只投来不解的一瞥。我建议她向母亲坦陈：“她会告诉你父亲，然后就会有场婚礼。”“哦，不，我未婚夫可什么也没有，父亲绝不会原谅我。”他们看来可没订婚。她用“未婚夫”这字眼，因为她找不到其他的，“情人”是小说里的字眼，口头上说来可不那么体面。“救救我！您就没一点怜悯心吗？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去跳诺斯特朗姆港！”

我变得不耐烦。说真的，她丝毫没激起我的怜悯之心。这种事总有它们自己的安排，只要有钱。不过是自尊心要受些折磨。她抽抽泣泣、擤鼻涕、说些困惑的话，最后躺在地板上，踢着腿尖叫起来。

事情当然是有了了结，完全像我预料的那样。她的父亲，一个冷酷的混蛋，打了她两记耳光，加速度把她嫁给了肇事同犯，然后把他俩打包去了国外度蜜月。

像她这种事从不让我头疼。不过我真心为今天那可怜的苍白女人难过。那么多的苦和难，为那么丁点的享乐。

尊重人的生命——我嘴里说的不是卑劣的伪善还能是什么？一个时不时陷入沉思的人除此之外嘴巴里还能吐出点什么呢？世上满是人的生命。但对于远处的、陌生的、看不见的人，没人会对他们有一星半点真正的关心，也许例外的只是几个明显过于可笑的慈善家。人在行动上显示了这一点，世上所有的政府和议会都显示了这一点。

还有职责，一个多么绝好的掩蔽，人想避免做一件必得做的事情时，就可以爬到它的后边。

但人也不能拿一切来冒险呀，拿地位、名声、前途，只为帮一个陌生人，一个他并不在意的人。认为他们会保持沉默就未免太孩子气了。若她的女友陷入同样的窘境，她就会吐露出来——在哪里可以获得帮助，很快地，人人就都知道了你。不，最好是坚持职责，即使它不过是一片涂抹的背景，就像波将金⁽¹⁾的村庄。我只担心我太经常地背诵我的职责，到头来，有一天我自己会信以为真。波将金只欺骗了他的女皇；欺骗自己是那么的更为卑劣。

*

地位、名声、将来。似乎我还没准备好，任何一天或任一时分，将这些行李装上第一艘要航行的船，一艘装载了行动的船。

一场真正的行动。

(1)　传说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手下的大臣格里高利·波将金为使女皇对他当时负责的克里米亚有良好印象，在女皇必经的路旁营造出地方的开放卓有成效的假象。

6月15日

我又坐在了我的窗前。蓝色的夜在那里苏醒，树下摇曳着絮絮的低语。

昨晚散步时我见到一对夫妇。我立即认出了她。我和她在一个舞会上跳舞，那并不是很多年前的事。我还没有忘记，每次我见了她，她是如何给予我一个不眠的夜晚。不过她对此一无所知。那时她还不是一个妇人。她是处女，她是那活着的梦想——男人的关于女人的梦想。

现在她吊在丈夫的胳膊上稳稳地在街上走着。比以前穿得金贵，但更粗俗，更布尔乔亚。眼神里有那么点熄灭了的、磨损了的东西。同时这又是一种满足的太太的神情，似乎她正将她的肚皮搁在她面前一个新的银色托盘上。

不，我没法理解这一切。为什么会是像这样，为什么总是这样？为何爱必须像山妖的金子那样，在次日变成枯叶、污物或者淡啤加牛奶的粗鄙饮料？人对爱的向往当然触发了除直接为消除饥饿或抵御外敌之外的，这所有文化的萌芽。我们的美感没有其他泉源。所有的美术、所有的诗歌、所有的音乐都喝这个。那最平淡无味的现代历史绘画也和拉斐尔的玛多娜⁽¹⁾、史坦林的巴黎小女工⁽²⁾一样，《死亡的天使》⁽³⁾也和雅歌，诗歌集、赞美诗、维也纳华尔兹一样，是的，在我居住的沉闷房子里的每一个石膏装饰、墙纸的每一个图案、瓷器瓶的形状、我围巾的式样，所有用于装点和修饰的——无论现在看来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都从这泉源喷发，虽然有时是通过了非常漫长和迂回的路线。这不是什么夜间我脑子里的闪念，是被证明了成百次的。

但这泉源不叫做爱，而是，对爱的梦想。

然后，另一方面，一切和梦的实现、本能的满足相关的，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在我们最深处的本能中，这表现出一些个丑陋、下流的东西。这无法被证明，这只是一种感觉——我的感觉，并且，我相信也是每个人的。人们总将他人的情事看成是低劣和可笑的，就连他们自己的也不例外。然后，接着发生的是……一个孕妇是可怕的，一个新生儿是讨厌的。一张死亡之床很少像婴儿的出生那样给人那么恐惧的印象——那是可怕的合奏：尖叫、污秽和鲜血。

但最初和最后的是那行为本身。我永远忘不了，那时的我还是个孩子，坐在校园那棵巨大的栗子树下，第一次听到一个同学解释到底是“怎么做”。我不相信。好几个男生不得不也来证实，并嘲笑我的愚蠢。我还是几乎不信，在狂怒中跑开了。父亲和母亲也做了那样的事吗？自己长大后也得这么做，没法幸免的吗？

对那些坏男孩，我一直有一份巨大的轻蔑，他们常在墙上或篱笆上写些个脏字。但在那个瞬间，对我而言，好像是上帝自己在春日的天幕上涂了一个脏东西，我想，正是从那一刻，我开始怀疑，是否真有什么上帝存在。

甚至到今天，我还没完全从震惊中恢复。为何我们人类生命的延续、欲望的平息偏要借助那一天里使用多次的器官，那像排水沟一样的玩意儿呢？为何不能采取一种高贵又美丽的行为方式，像那最高的感官快乐？一种能在教堂举行的行为，在众人的眼前和在黑暗中及独处时一样？或是在玫瑰亭，在阳光的注视下，在合唱团的赞美歌里，在婚礼宾客的舞蹈中？

*

我不晓得我在房里踱了有多久。

现在外头已经发亮，教堂的雄鸡朝着东方啼鸣，麻雀唧唧喳喳，叫得尖利而饥饿。

真怪，日出前的空气中总是飘过一份颤栗。

(1)　拉斐尔·圣齐奥（Raffaello Sanzio，1483—1520），意大利画家，画有著名的圣母系列。

(2)　史坦林（Théophile Alexandre Steinlen，1859—1923），瑞士裔，新艺术派法国画家，巴黎黑猫派成员，以巴黎女工为模特有不少创作。

(3)　瑞典牧师、诗人约翰·乌罗夫·瓦林（Johan Olof Wallin，1779—1839）的一首宗教诗。

6月18日

今天凉快些了，一个多月以来，第一次，我骑了趟马。

好一个早晨！头天晚上我早早地上了床，整夜都睡得很香。我睡觉没有不做梦的，但这一夜的梦是蓝色的，淡淡的。我朝着哈咖骑过去，绕过回音亭，骑过考帕坦特。露珠和蜘蛛网遍布所有大大小小的灌木，树间掀起沙沙的声响。德瓦正在它最好的精神头上，泥土在我们的身下起舞，既年轻又健康，就像是在造物的第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来到了一个小客栈；我认识这地方，春天里我在早晨的骑马途中常去那里，我下了马，一口气饮尽一瓶啤酒，拦腰搂住一个褐色眼睛的姑娘，转上一圈，吻一吻她的发，然后又上马走了。

就像民谣里写的那样。

6月19日

那么，格雷高瑞尤斯太太。那才是她要谈的事。我得承认，这不大寻常。

这一次她来得迟，诊疗时间已经过了，就她一个人留在候诊室里。

她走进我这里，脸色非常苍白，打了招呼后就站在房间当中。我指了指椅子，但她还是站着。

“上次我说了谎，”她说，“我没病，我身体好好的。医生，我想跟您说的完全是另一码事。那天我只是无法启齿。”

街上运啤酒的马车辘辘驶过。我走过去关上窗，在这突然的沉寂中，我听见她在以一个低而快的语调说话，但声音有些颤抖，像在哭泣的边缘：

“我对我丈夫非常厌恶。”

我站着，背朝着壁炉。我点点头，表示我在听。

“不是他这个人，”她接着说，“他对我一直友好和善，没对我说过一句重话。但他唤醒我内心一种可怕的不情愿。”

她深深吸了口气。

“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我自己，”她说，“我准备请求医生的是件怪诞的事。也许这和您以为正确的完全不同。我当然不知道对这种事，医生您会有什么样的看法。您有些地方让我对您信任，我不知道我还能相信别的什么人，世上没人能帮我。医生，您能和我丈夫谈谈吗？您能否告诉他，说我有病，子宫受了感染，他得放弃他的权利，至少，在一段时期里？”

权利。我把手按在前额上。每次我听见这字眼被用在这样的意思里，我能看见红色。上帝，人们的脑子到底出了什么毛病，以至他们要在这里头弄出权利和义务来！

我即刻清楚地知道，这忙我得帮，如果我能够。但我一时没什么可说的，我愿意听她多说一点。也可能，我对她的同情中掺杂了些直接、通常和单纯的好奇。

“对不起，格雷高瑞尤斯太太，”我问道，“您结婚有多久了？”

“六年了。”

“您所谓的这种您丈夫的权利，在您和牧师之间一直像现在这么困难吗？”

她有些脸红：“一直很难，”她回答说，“但最近一段时间变得难以忍受。我再也受不了了。再这么下去，我不知道我会变成什么。”

“但依我看，牧师已不那么年轻了。我很吃惊在他这年纪还能给您……添那么多麻烦。他到底多大岁数了？”

“五十六，我想——不，可能五十七了，他看起来是老些。”

“但是告诉我，格雷高瑞尤斯太太，您自己从没跟牧师说过这事吗？告诉他这让您多么苦恼，友善又漂亮地请求他谅解您？”

“我确实向他请求过一次。但他给我来了番大道理。他说我们并不知道是否上帝要给我们一个孩子，虽然我们一直还没得到。因此，如果我们停止，是违抗上帝的旨意，是有罪的。……也许他说的并不错，但这对我来说很痛苦。”

我忍不住要笑。好一个十足的老骗子！

她看见了我的笑，我猜她误会了。她静静地站了会，仿佛积蓄着思绪；然后又说开了，声音低沉颤抖，同时她脸上的绯红变得更多更深。

“不，您必须知道全部，”她说，“您可能已经猜到了，您当然能看穿我。我请求您为了我说谎，至少我必须对您坦诚，您按您愿意的评判我好了。我是个不忠的妻子，我属于另一个男人，所以一切对我才那么痛苦。”

她说这些时避开了我的视线。但是我，只是在这时，第一次，真正地看见她。第一次，我看见一个女人站在我的房间里，一个心中充满渴望和苦恼的女人，在她这朵女人花里，爱的芳香环绕着她，但有一丝羞耻的绯红让这芳香更浓烈、更惹人。

我感觉自己脸色苍白。

终于她抬眼和我的视线相遇，我不知道她从我眼里读出些什么。但她撑不住了，落到椅子上开始抽泣。她大概以为我觉得这事儿轻浮，或者我是冷漠和严厉的，到头来，也许她毫无益处地将自己暴露在了一个陌生人面前。

我走到她身边，握住她的手，缓缓拍了拍：“好了，好了，别哭了，现在可别再哭了。我会帮你，我保证。”

“谢谢，谢谢……”

她吻了我的手，她的泪湿润了它。她只又呜咽了一小会，一丝笑容就从哭泣中浮现出来。

我只有笑：“可是您真傻，您大可不必告诉我最后那一段，”我说，“不是说您得留神，我兴许滥用您的信任，而是这类事得当秘密保守，总是如此，没一个例外，能守多久算多久。——我自然是会帮你的。”

她回答说：“我情愿您知道。我愿意有一个我尊重和仰望的人知道，并且不鄙视我。”

接着是段长长的故事：大约一年前，她听到了我和她丈夫，教区牧师的对话——他生了病，我去给他诊视。我们谈到了妓女的话题上。她记得我所说的每一句话，现在给复述了出来——很简单很正常的事，那些可怜的姑娘也是人哪，必须被当做人来对待。等等。她可从没听别人发过那样的言论。打那以后，她开始对我另眼相看，所以现在，她能有勇气来信任我。

这一切我可早忘了，所有这一切……但“那在雪中丢失的会在白雪消融后重现”。

我承诺我将在当天就和她丈夫谈谈，于是她走了。可她忘了手套和阳伞，又返身来取。再次消失前，她容光焕发，一脸快乐，因开心而眩晕，像一个遂了心愿的孩子，并且正等待着更大的喜悦。

*

我在下午去了那里。她已让他准备好了，像预先说好的。我和牧师在房间里单独谈话。他的脸色看来比平常还要晦暗。

“是的，”他说，“我太太已经跟我说了。我无法表达我有多么为她难过。我们都一直那么期望能有个小孩。分卧室这事我得拒绝，我先把这说清楚。况且在我们圈子里，这可太不寻常了，这只会让人嚼舌头。另外我已上了年纪。”他干咳了两声。

“是的，”我说，“我当然毫不怀疑牧师您会将太太的健康置于首位。不管怎么说，我们对她恢复健康是有希望的。”

“我会祷告上帝，”他回答说，“但是医生，您觉得这会拖多久呢？”

“这可难说。但半年总是必需的。此后得看情形……”

他的脸上有些肮脏的褐斑。现在，那些斑点格外深，格外明显，和他苍白的脸成了对比，似乎他的眼睛缩小了。

*

他从前结过一次婚。实在遗憾，她死了，那结发妻子！在他书房里挂了幅她的肖像，从炭笔素描中放大的：头脑简单、喋喋不休、虔诚世俗的女佣型，可没一点卡塔琳娜·冯·博拉⁽¹⁾的样子。

她跟他一定很配。真可惜她死了！

(1)　卡塔琳娜·冯·博拉（Katharina von Bora，1499—1552），马丁·路德的妻子。

6月21日

谁是那幸运的人呢？自打前天我就在问我自己。

真怪，我竟那么快就知道了答案。那正好是个我知道的年轻人，虽然只知道那么一丁点。那是克拉斯·雷奇。

哎呀，哎呀，这可实在是个和牧师格雷高瑞尤斯完全不同的人。

我刚遇见了他们，在我晚间的散步途中。我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走在温馨的玫瑰红的暮色中。我正在想她，那小女人，我常想她。我走入了一条僻静无人的小道——然后在那里，突然，我看见他们朝我走来。他们刚从临街的一扇门出来。匆忙地，为挡住我的脸，我掏出了手绢擤鼻子。这其实毫无必要。他，我确信，几乎不认得我，而她，根本没看见我，她因为幸福正盲目着。

6月22日

我坐着阅读昨晚写的那页。我读了一遍又一遍，并且对自己说：老伙计，你可成了皮条客了。

傻话。我将她从可怕的情境中解脱出来。我觉得那是应该做的。

她自己另外做些什么，那可就是她自个儿的事了。

6月23日

仲夏夜，明亮的蓝色的夜。从童年到青年，我记得你是一年中最轻柔、最迷醉、最空灵的夜，为何现在是如此沉闷和焦虑？

我坐在窗旁，回想一生，试图找到自己陷入了和其他都不同的犁沟的缘由，离大路那么远。

让我想想。

刚才，当我穿过教堂墓园朝家走时，我又看见了那些景色中的一个，用报纸上常用的伦理字眼来说，就是不可形容。这是很显然的，那能驱使可怜的人们轻视墓园的一切习俗的本能一定特别有力、强大。它把轻浮的人变成各式各样疯狂的恶作剧，迫使诚实、有头脑的人成为各种苦难和牺牲的主体。对女人而言，它驱使她们克服一代一代为年轻女孩设计和塑造的羞涩，继而苏醒和发展，使她们受身体的折磨，并且常常被投入深深的苦难。

只有我还没被它驱使，这怎么可能？

直到很晚，我的感觉才苏醒，那时我的意愿已是个男人的。当我是孩子的时候，我雄心勃勃。我很早就习惯于自我控制，会区别内在而持续的愿望以及瞬间转变的欲望。我会倾听一种声音，鄙视另一种。后来我已意识到，这在人群中有多么不寻常，也许比才智更不寻常。于是，有时，我觉得似乎我真该成为超出寻常的重要人物。我在学校难道不是一束巨大的光芒吗？总是班里最年少的，十五岁上就中学毕业，二十三岁上就已拿了医学证书。但在那里，我停了下来。没继续专门的深造，没拿博士学位。人们愿借钱给我，几乎随便借多少都行。但我疲倦了，我感受不到将自己进一步专业化的欲望，我想赚自己的面包。学校男孩那种得张漂亮成绩单，换取满足的雄心褪走了，很奇怪，并没有成年人的野心来填充。我想，是从那时起，我开始了思考。我以前不曾有时间。

但在这段时间里，我的本能处于半休眠状态，它足够多地存在着，以惊起模糊的梦和欲望，像年轻姑娘所有的一样；但不够有力、专横，像其他年轻男子所有的。即使一阵阵的，我在夜里失眠，沉迷在火热的狂想里，我还是觉得不可思议，假如我像我的同伴们那样在他们逗留的女子那儿得到满足。那些他们有时在街上指点给我看的女子，对我而言，我却只感觉恶心。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我的想像总能自行生长，将它自己保护得和我同伴们的几乎没有连接点。不管怎么说，我比他们都小很多。当他们谈论这类事儿的时候，开头我浑然不懂；不懂就习惯了不听。借此，我守住了纯洁，没犯什么男孩的罪，也几乎不明白那会是什么。我并没有宗教信仰来拖住我，但我有过对爱情的梦想，哦，非常美的梦。我确信，有一天，它们会成为真实。但我没有欲望要为了一锅肉汁卖了我的出生权，弄脏我的白色学生帽。

我的对爱的梦想——我觉得它曾经那么地靠近我，非常靠近，几乎要成真！仲夏的夜，奇怪的苍白之夜，你总是挑起这记忆，这记忆其实是我生命的仅有，当所有其他的一切沉淀，成为尘埃，化为乌有，那唯一还存在的。尽管如此，那曾发生的一切还是那么微小。仲夏节的假日我在舅舅的乡下地盘上。那里有年轻人、舞蹈和游戏。年轻人中有个姑娘，以前家里请客我遇到过她几次，但以前，我没怎么想过她。这时，当我又看见她，突然想起一个同伴在某个聚会上说过的关于她的话：那女孩一定对你有意思，她坐那儿看了你一晚上！我想起这话，虽然不太信，但这使我比平时更多地观察她。我也注意到她不时地看着我。她也许并不比其他人更漂亮，但她正处在完全绽放的二十岁；在她年轻的胸脯上，套了件薄薄的白褂子。我们和其他人一起围绕着五月柱跳了几圈。快到午夜的时候，大家都朝一个小山坡的方向移动，去看远景，也去点仲夏篝火，目的是我们可以在那里等到日出。走向山坡的路经过森林，在挺直高大的松树间蔓延。我们一对对地走着，我和她走在一起。她在树影密布的林子里让树根绊了一脚，我把手递给她，一股颤抖的喜悦通过了我的身体，当我感觉到她柔软、饱满、温暖的手在我的手里。我继续握着这只手，甚至当道路已平稳易走之后。我们说了些什么呢？我不知道。没有一个字眼留在记忆里，我只记得有一条静悄悄的，坚定而热烈的秘密小溪，流淌在她的声音里，流淌在她所有的语句里，似乎和我手握手走在森林里，是她一直梦想和盼望的。我们走到了山顶，其他年轻人已先于我们到达，并点开了篝火。我们三三两两地聚集着。在其他的山头和高坡上闪烁着其他的火光。我们的头顶上，开阔的天幕高悬，明亮而呈现蓝色。而在我们脚下是峡湾和海峡，深而宽的白色海湾清冽而幽邃。我仍旧握着她的手，我想我甚至有了勇气缓缓地抚摸它。我偷偷看她，看她的肌肤是如何在皎洁的月色中闪光，双眼如何噙满泪水，虽然她并没有哭，她的呼吸平缓而安静。我们默默地坐着，但在我心里，唱着它，一首歌，一首跑到我这里来的古老民谣，我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来的：

那里燃着团火，燃得如此明艳，

像成千火焰的花环

我是否要投入其中，

和我最亲爱的一起

舞蹈旋转？

我们就那么坐了好一会儿。之后一个又一个人起身回家，我听见人说，东面有一大片云，我们是看不到日出的了。山头的人越来越少，可我们还坐在那儿，最后就只剩下我俩。我久久地看她，她直直地回应我的凝视。然后我捧着她的头，吻了她，一个轻轻的清白的吻。就在这时，有人喊了她一声，她微微一惊，挣脱开来，轻快地跑向森林里去了。

当我赶上她时，她已和其他人在一起，我只能偷偷捏住她的手，她也握一握我的作为回应。那里，在草地上，人们还在围着五月柱跳舞，农场的女佣、男工和贵族青年混在一起，仲夏夜是一年中仅有的、能这样杂处的一夜。我又拉她跳了起来，这成了一个狂野而眩晕的舞蹈。已是日光普照，仲夏夜之魅依然留存在空气里，整个的大地在我们脚下舞蹈，其他舞伴从身边飘过，时而高过我们，时而又低于我们，一切都忽上忽下，转着圈子。最后我们冲出了舞蹈的漩涡。我们没敢看对方的脸，但我们没吭一声，一起躲藏在丁香树丛的背后。在那里我又吻了她，但那是另一种吻了。她的头后仰，抵靠在我胳膊上，她合上了双眼，她的唇在我的亲吻中成了一个鲜活的生命。我把手按在她胸脯上，感觉到她的手按着我的——兴许她是要保护自己免于屈从我的手，但事实上，她只把手更用力地压在胸上。但与此同时，有一种光亮浮现在她脸上，起初淡淡的，然后越来越深，最终像一团燃烧猛烈的火焰；她睁开眼，又不得不重新闭上，被光亮眯缝了眼；当我们终于接完了那长长的吻，我们脸贴着脸站着，逼视着太阳，那终于冲破云层出现在东方的太阳。

我再没见着她。那是十年前，正是十年前的今夜。甚至直到今天当我想起这，我还是感到不适和癫狂。

我们没确定次日的约会，没想到这。她父母就住在附近，我们想当然地以为肯定会再见：此后的日子，所有的日子，全部的此生。但第二天下雨，我还没看见她，一天就溜走了，而在晚间我得进城。是在那里，几天后我在报上读到，她死了，游水时淹死了，和另一个姑娘一起。

——是的，是的，那已过去了十年。

起初我陷入了绝望。但我一定天性坚强。我跟从前一样地继续做事，并在秋天拿到了文凭。但我也遭了罪。在夜里，我看见她就在我面前，总是能看见。我看见那白色躯体混杂在水草和黏土中躺着，并在水中浮沉。眼睛大张着，那我亲吻过的嘴巴也大张着。然后，人们摇着船来了，还带着个铁钩。钩爪死死钩住了她的胸，是同样的年轻少女的胸，就在不久前，我的手刚抚摸过。

拖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我才重新能感到，我是个男人，世上还有种生物叫女人，但我是僵硬的。不管怎么说，现在的我已一度感受过那金色火焰上迸发的火花，就更不能忍受镀金的爱了。在这一点上，其他人也许不那么挑剔，那是他们的事；我也不知道这问题本身有多重大，但我还是觉得它对我很重要。假如那欲望存在，认为没有一个男人的欲望能控制这些琐碎一定是幼稚的。亲爱的马丁·路德，你这格雷高瑞尤斯牧师威严的师傅，当你进入这一话题时，难道你还不是个有罪的肉身吗，在你说了那么多蠢话之后！但你还是比你现时代的弟子更诚实，这一点还是不可忘记。

就这样岁月荏苒，生活从我身边走过。有过不少的女人重新燃起我的欲望，但她们从不注意我，我对她们似乎根本就不存在。怎么会是这样？我想，现在我懂了。一个恋爱中的女人有一种魔幻的表现在她的行走、她的肤色、她整个的生命中，这俘虏了我——总是这样的女人点燃我的欲望。但是，因为她们和其他的男人陷入情网，她们当然看不见我。相反，有另一些女人注意我。不管怎样，我年纪轻轻就拿了医生证书，打开头就有不错的诊所，我被看做理想的结婚对象。事实上我成为很多人注意的目标。但这总是白费工夫。

是的，年月推进，生活从我身边走过。我服务于我的使命。人们带着病痛来看我，各种各样的，我尽我所能帮他们。有些康复，有些死了，他们中的大多数则带着他们的病一起继续生活。我并不创造奇迹；有那么一个，又一个，我帮不上什么的，就从我这儿转而求助于自然疗法师和吹牛的人，然后康复了。我想，人们觉得我是尽责和谨慎的医生。很快我就成了典型的家庭医生，有丰富的经验，沉稳而让人信赖。人们也许不会那么信赖我，假如他们知道我在夜间睡得有多糟。

仲夏夜，明亮的蓝色夜，从前你是那么轻柔，畅快，令人迷醉，为何现在你却如苦闷堵在我的胸口？

6月28日

我在晚间的散步中走过大饭店。克拉斯·雷奇正独自和他的威士忌一起坐在人行道边的一张桌旁。我继续走了几步，然后回转头找了张他近旁的桌子坐下，以便观察他。他没看见，或是并不想看见我。那小女人自然是告诉了他，对我的拜访以及那开心的结果——对这后者他可能会心怀感谢，但他也可能因为有另一个人分享这秘密而不那么舒服。他坐在那儿一动不动，目光投向水面，抽着支非常细非常长的雪茄。

一个报童走来。我买了份晚报作掩护，可以在报纸边缘观察他。多年前我第一次看到他时有过的一个想法又涌向脑际：这男人怎么恰恰生了副我该拥有的面孔呢？我多少应该看来像那样，假如能改头换面。我在那时被一个想法折磨得很苦：我觉得自己丑得跟魔鬼似的。但现在已经是怎么都无所谓了。

我几乎不曾见过更英俊的男人。清澈的淡灰色眼睛，嵌在一个使它们看来梦幻而幽深的框架里。绝对挺直和水平的眉毛，长长地延伸出去对着太阳穴；白色大理石般的额头，深色的丰厚头发。脸的下半部那嘴巴是完美的。另外有些个小毛病，一个不规则的鼻子，深色的几乎晒过头的肤色，简单地说，这将他从完美中拯救出来，不至因过于完美反而显得滑稽。

这男人的内在看起来会是什么样呢？对这我一无所知。我所知道的只是，他似乎是个聪明人，从一般职业角度来看，我还记得我常看见他和部门领导一起，而不是与他一个级别的同僚。

我这么看着他，脑子里涌起万千思绪。他一动不动地坐着，看来在走神，他没摆弄杯子，他的雪茄快熄了。而我，当我回想一生，并比较着他的和我的，成百的旧梦和幻想都苏醒重生。我常对自己说：欲望是所有一切中最令人愉悦的，那唯一在很小程度上能装饰我们的悲惨生活；但对欲望的满足却没有多大价值，至少那些领事、总领事⁽¹⁾们从不愿意拒绝什么，即使如此，谁也没有激起我一丝嫉妒之意。但当我看见雷奇那样的人就在那里，我感觉到内心深处苦痛的嫉妒。那困扰了我的青春期、在我成为男人后仍然困扰我的问题，对他却是自行消除。的确，这对其他人也一样，但其他人的解决方式让我感受的并非嫉妒而是厌恶。否则，这问题对我也会迎刃而解。可对他而言，他从一开始就有女人的爱，像一种天然的权利，他从未陷入饥饿和烂肉间的选择。想来，他也不会花多少时间过度思考，让沉思毒害他的葡萄酒。他是幸福的，他让我嫉妒。

带着一丝颤抖我也想到了她——海尔嘉·格雷高瑞尤斯，我看见过暮色中她那沉浸于幸福的眼神。是的，这俩人走到一起，是自然的选择。格雷高瑞尤斯——她何必要在她的一生中拖了这样一个姓和这样一个人呢？这当然毫无意义。

天色向晚，金色的夕阳照在烟灰色的王宫前院。人们走过人行道。我听着他们的嗓音，瘦长的美国佬慢吞吞说着俚语，矮小肥胖的犹太商人带着鼻音，普通中产阶级，他们的音调中有种周六的满足。有人朝我点头致意，我也点头回个礼。有人朝我举了举帽子，我也举一下我的。有熟人就坐在离我很近的桌旁——那是马丁·别克和麦克尔，另外还有一个先生我一定也见过，但我忘了他的名字，也或许我从不曾知道过——他秃顶秃得厉害，此前我见到他是在室内。所以在他脱帽朝我行礼前我都没认出来是他。雷奇朝麦克尔点了点头，他认识麦克尔，很快，雷奇起身要走。当他正好走近了我的桌子，似乎突然意识到他认识我，特别礼貌地行了礼，但带着点疏远。我们在乌普莎拉的年月可是互相称呼过“你”的，他把这给忘了。

雷奇刚走到听不到谈话内容的距离，我身边的人立刻就开始议论起他来，我听见秃顶的男人转向麦克尔：

“这么说你认识这个雷奇，据说他是个有前途的男人——说是他有雄心？”

麦克尔说：“嗯，雄心……如果我称他雄心勃勃，那是因为我们的伟大友谊，否则人们可以把这说得更明白些，他是想往上爬。雄心是稀有的玩意儿。我们有这习惯说某人有雄心，如果他成了国家的部长。部长——那算什么？小批发商的收入、权力几乎不能帮衬自家亲戚，缺少有自己想法的动力，假如他有自己的想法。我不是说我不在乎当部长，这当然是比我自己的要好许多的工作——只是这不该被称作雄心。这是另外的玩意儿。我有雄心那会儿，作了个漂亮计划，要征服整个地球，调节各种关系，把一切重新安排到它们该有的样子；当一切已被收拾完好，好到无聊，那我就在口袋里塞满我需要的钱逃走，消失在某个大都会，坐在一个咖啡店的角落喝杯苦艾酒，观赏我离开后一切又是如何变得糟糕……但不管怎么说，我喜欢克拉斯·雷奇。因为他帅，因为他有一种在这泪之谷⁽²⁾里将自己的事安排得愉悦的非常才能。”

麦克尔，没错。他大体上一直是这样。如今他是家大报的记者，在愤懑的情绪中写些文章，一些打算被认真阅读的文章，有些也确实值得认真一看。也许在早晨，脸没刮，头发蓬乱，但到晚间，他总是很优雅，他的兴致很高，和路边的灯一起被点亮。在他旁边，别克带着迷茫的眼神坐着，在这大热天里穿了件大雨衣，以一种冰冻的姿态让那雨衣裹着。

麦克尔扭头友好地问我，是否愿意加入这被挑选的老酒鬼圈子。我谢了他，说我马上就打算回家了。我确实是这么打算的，但事实上我一点也不想我那孤独的房间，我又坐了好一会儿，听音乐穿过城市的静夜，清晰而高昂地从斯特朗姆帕特仁⁽³⁾那儿传来，看皇宫将那失明而注视着的窗户投影在河水里——现在它看来不像是河水，它闪着光亮，像林中小池塘。我还看见一颗蓝色的小星星在若森巴德⁽⁴⁾上方停留和闪烁。我也听到邻桌的谈话。他们谈论女人和爱情，那问题是：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一起，真能觉得彻底愉悦的关键是什么？

秃顶男人说：她十六岁，黑色头发，苗条，并且她有滚热的血液。

麦克尔带着梦幻的表情说：她圆胖而丰满。

别克说：她迷恋着我。

(1)　这里的领事、总领事是名誉性的，是当时和瑞典有来往的国家给瑞典人的头衔，让他们帮助这些国家在瑞典开展贸易活动。总领事一般在首都有公司，领事和副领事是在其他城市的瑞典人。没有薪水，这里的语意是指那些生意圈里富裕而有地位的瑞典人。

(2)　基督教义中的说法，顾名思义，是眼泪的山谷。譬喻人间和人生充满苦痛和眼泪，唯有离开人间到天堂才能摆脱。

(3)　斯特朗姆帕特仁是位于斯特朗姆河中段的一个饭店。斯特朗姆是河流的名字，帕特仁是露台的意思。

(4)　位于斯德哥尔摩中心。巴德（bad）在瑞典语中是洗浴的意思，因为这里最初是浴室。若森（rosen）是玫瑰之意，因为后来开始推广使用了玫瑰等有药物疗效的洗浴。1919年部分土地归政府所有，1981年，首相办公室搬入若森巴德。现在，这里是瑞典政府的象征。

7月2日

不，事情开始变得可怕。今天早上大约十点，格雷高瑞尤斯太太又站在了我的房间里。她看上去苍白而凄惨，眼睛大大地瞪着我。“出什么事了？”我问，“发生了什么事吗？”

她小声地回答：

“昨夜他强奸了我，跟强奸能做的一样。”

我坐在写字台边，手指拨弄着一支钢笔和一页纸，似乎打算写下一个处方。她坐在沙发的角落里——“可怜的孩子，”我说，仿佛自言自语。我找不到其他可说的。

她说：“我生来是被蹂躏的。”

我们沉默了片刻，然后她开始陈述。他在半夜里弄醒了她。他睡不着，他哀求、痛哭。他说他的幸福在危险之中。如果她不能满足他的愿望，他不知道究竟还将有什么比这更大的罪。做这事是她的职责。职责先于健康。上帝会帮助他们，上帝总会让她恢复健康。

我呆坐着，惊得说不出话。

“那么，他是个伪君子吗？”我问。

“我不知道。不，我想不是。但他有这习惯，凡事都拿上帝来说话，这对他最合适。他们总这样，我自然认识好多牧师，我恨他们。但他并不是伪君子，相反，他总是认为他的宗教的正确显而易见，他倾向于认为那些拒绝宗教的人是骗子和恶人，故意说谎来给别人带来毁灭。”

她平静地说着，只是声音中带了小小的颤抖。她说的这些某种程度上让我吃惊；此前我不知道这小女人思考过，不知道她能判断一个男人，如她在谈论的这样的男人，这么清晰的、局外人般的，虽然她对他定然是感到致命的仇恨和深深的厌恶。我感觉到了那厌恶和仇恨，在她声音的颤抖里，在每一个她吐出的字眼里；并且这也传染给了我，当她述说完事情的全部：她想起身，穿衣服，走出去，走到大街上待一整晚，直到天明；但他死死抓住了她，他力气大，他不让她逃脱。

我感觉自己在发热，太阳穴突突直跳。我清楚地听见自己内心的一个声音，几乎害怕会大声说出我的念头，一个声音在齿缝间摩擦：当心，牧师！我答应了这小女人的，这有着明亮丝绸般头发的女人花，我会保护她抗拒你。你给我小心，你的命在我手里，我愿意，我也能够在你祈求前送你到极乐天地。当心，牧师，你不了解我，我的意识和你的一点不同，我是我自己的裁判，你根本就没察觉过有我这样一种人存在！

她是果真坐在那里，听见了我隐秘的念头吗？我打了个寒颤，突然听见她说：

“我但愿能杀了他。”

“亲爱的格雷高瑞尤斯太太，”我带着一丝微笑回答，“自然，这只是一种惯用措辞。但即便如此，像这种话还是不该采用的。”

我的话是到了嘴边的：“绝不能说这样的话。”

“但是，”我几乎是一口气地说下去，以便转换话题，“告诉我，您究竟是怎么会嫁给格雷高瑞尤斯牧师的呢？来自父母的压力，还是坚信礼时期的一点狂热？”

她摇摇头，像打寒颤似的。

“不，全不是那样，”她说，“一切来得很怪，全不是您能猜测和理解的。我当然从没爱过他，一丁点也没有。连少女对坚信礼牧师通常会有的爱慕也没有——全不是那样！但我会试着告诉您，解释全部。”

她在沙发的角落里蜷得更深，耸着肩像个小姑娘，目光越过我，迷茫地朝着外头不确定的什么，开始了叙述：

“我在童年和少年时代非常快活。当我回想那段时光，一切跟童话似的。大家都喜欢我，我也喜欢大家。然后就到了那段年龄，您懂得的。起初并没有变化，我还是特别开心，甚至比以前更开心——直到我二十岁。一个年轻姑娘也有对性的渴望，这您能懂，但在青春的早期，这带给她的只是快乐，至少在我是如此。血液在我耳里歌唱，我自己也唱——不停地唱，在家做杂务时唱，走在街上我也总轻轻哼着曲子……并且我总是坠入情网。我生于一个虔诚的宗教家庭，但我没觉得被亲吻是什么了不得的罪。假如我爱上了某个小伙子，而他亲了我，我就随他去。我知道还有另一件事是得小心的，那是罪，但那对我来说模糊得很，还离我很远，我并没受什么诱惑，不，一点没有。我甚至不明白，那怎么就能诱惑人呢，我以为那只是人结婚后，又想要孩子时必须服从的，那事儿本身并没有意义。但当我二十岁时，我深深爱上了个男人。他模样俊，人也好——至少当时我觉得是，现在当我想起他，我还是这么认为。是的，他一定是那样的——后来他和我年轻时的女友结了婚，他让她过得很幸福——那是个夏天，我们在乡间遇见的。我们接了吻。有一天他把我带到林子的深处，在那里试图侵犯我，他几乎就得了手。哦，如果他得了手，如果我没挣脱着跑开，一切会和如今多么不一样！也许我就和他结了婚——至少我决不会同我现在的丈夫结婚。我兴许有了孩子和一个家，一个真正的家；永远不需要成为一个偷情的妻子——但我因害怕和羞耻而完全发狂，我挤出他的双臂，跑开了，拼命地跑了。

“接下来的是段可怕的日子。我不愿再见他，不敢见。他送我花，写了一封接一封的信求我原谅。但我以为他是坏人；我不回他的信，将花儿从窗口扔了出去——但我想他，不停地想。这时我想的已不只是他的吻了，这时我知道了什么是诱惑。我感觉好像自己已发生了变化，虽然什么也没做。我幻想人们能在我身上看出什么来。没人知道我受的煎熬。在秋天，当我们回到城里，有一天我独自走在黄昏里，风在房子周围打转，有雨点儿不时地飘落。我拐进了那条街，我知道他住那儿。经过那幢房子，我停下脚步。能看见他的窗户点着灯，他在灯下，埋头看一本书。这像磁铁般吸引了我，我想，和他一起待在屋内该有多好。我闪进大门，上了台阶，走到一半，在那里我回转了身。

“如果那些天里他给我写了信，我是会回答的。但他已疲于写那始终得不到回音的信了，然后我们再没见面——好多年都没见到。当然那时一切都已变得那么不同。

“我自然跟您说过，我是在虔诚的宗教氛围中被教养的。现在我更是完全陷在宗教里，我成了护士学生，但又不得不中断，因为我变得有些虚弱；我就返回了家，跟从前一样做些家务，梦想着，期待着，并且祷告上帝将我从梦想和期待中解脱出来。我觉得那发生过的一切难以忍受，必须有些改变。于是有一天，我从父亲那里得知，格雷高瑞尤斯牧师已请求过我做他的妻子。我站在那里，完全惊呆了。牧师从没有以这种方式接近过我，让我感觉到什么。他和我们家来往很久了，母亲崇拜他，而父亲，我想父亲有些怕他。我进了自己房间哭了。以某种特别的方式，我一直觉得牧师身上总有些什么让我很排斥；我相信一定是这使我决定说同意。没人强迫我，没人劝说过我。我以为这是上帝的意愿。人们让我学会以为，上帝愿意是这样，上帝的旨意总和我们自己的相悖。就在前一夜，我还在床上祷告上帝给我自由和安宁。如今我相信，上帝听到了我的祷告——以他的方式。我觉得上帝的意愿清晰地在眼前闪现。我想和这男人在一起，一定能熄灭我的欲望，消除我的梦想。我感到，正是以这样的方式，上帝将这一切安排给了我。并且我确信，他一定是个好人，因为他是牧师。

“一切和料想的自然完全不同。他并不能消除我的梦想，他只将它们弄脏。他慢慢摧残了我的信仰，这是唯一我可以感谢他的事，因为我并不想回归信仰。信仰，当现在回想这一切，我只觉得可笑。所有人们向往的，觉得愉悦的，都是罪。一个男人的拥抱是罪，如果人向往这，喜欢这；倘若遇到丑陋和讨厌的，灾祸、折磨、恶心事——假如人不愿接受那些，那是罪！格拉斯医生，您说，这难道不古怪吗？”

说了这么多，说得她灼热和激动。我透过眼镜朝她微微颔首：

“这确实古怪。”

“或者您告诉我，您是否认为我现在的恋爱是罪？这不仅仅是快乐，或许更多是苦闷，但您是否以为那是罪呢？如果那是罪，那我所拥有的一切全是罪，因为我不能在我所有的一切中找到比这更好、更有价值的。——但或许您对我感到吃惊，坐在这儿跟您说这些。我当然有另一个人可以说。但当我们见面，时间是那么短促，他跟我说得很少。”——她突然脸色绯红，“他很少和我谈这些，而这是我考虑得最多的。”

我平和地默不做声地坐着，我把头埋在手中，透过半合的眼帘看她，那里，她坐在沙发的角落，茂密的金发下是盛开的玫红，处女般柔滑的脸颊。我想：如果她是对我有了那样的感情，那我们也不会有多少时间来说这些。她再开口的时候——我是这么想的——我就径直走过去，用一个吻来封上她的嘴。但她现在默默地坐着。通往候诊室的门半开着，我听到了走道上我的女管家的脚步。

我打破沉寂：

“但是告诉我，格雷高瑞尤斯太太，您就没想过离婚吗？您并不是因什么经济上的需要和您丈夫捆在一起——您父亲给您留了财产，您是他唯一的孩子，而您母亲还健在，境况不错。不是吗？”

“哦，格拉斯医生，您不了解他。离婚——一个牧师！他永远不会同意，永远！不管我做了什么，不管发生了什么。他情愿‘饶恕’我七次和七十次⁽¹⁾，挽救我，或尽其他一切的可能……他甚至会在教堂里为我祷告。——不，我生来就是被蹂躏的。”

我站起来：

“那么，我亲爱的格雷高瑞尤斯太太，您现在希望我为您做什么呢？现在我看不到其他的出路。”

她茫然地摇头。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什么别的。但我估计他今天会来您这里，看心脏，昨天他提起过。您不能跟他再说点什么吗？但您自然不能让他觉察我今天来过这儿，和您说到这事？”

“那么，看情况吧。”

她离开了。

她走了以后，我拿了本医学杂志来转移思路。但这是徒劳的。我看见她一直在我眼前，耸着肩蜷在沙发的角落里，讲述她的命运，讲述事情怎么会到了这一步，她走偏了路，到了这世界疯狂的边缘。这是谁的错？是那在某个夏日，在森林里想引诱她的男人的错吗？唉，在这世上，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使命，除了引诱还能有什么，可能在森林，可能在新娘床上，然后全面地帮助她、支持她，像遵循诱惑一样。这到底是谁的错——是那牧师的吗？他不过对她有了欲望，像成千的男人对成千的女人有了欲望，对她的欲望是另外奉送了原则和光荣的，用他滑稽的术语来说——而她没弄明白也并没理解，只被她成长于其中的古怪而混乱的想法左右着，就同意了。她跟他结婚时并不清醒，她在睡梦中做了这一切。梦里自然会出现那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虽然在梦里，它们以完全自然和平常的姿态出现。但当人醒来，记得梦里的一切，人是震惊的，不是笑出声来，就是怕得发抖。现在，她醒了！而她的父母毕竟知道婚姻是什么，竟同意了，也许他们甚至是觉得高兴和受宠若惊的——他们当时清醒吗？至于那牧师本人：他就一点不觉得，自己的行为里有不自然、粗鄙和不体面的成分？

我从没如此强烈地感觉到伦理道德不过是只旋转木马。我其实从前就知道这一点，但我总以为这旋转的时间会是几百年或几万年——现在这时间在我看来却只有几分甚至几秒。一道微光在我眼前摇曳，就像女巫舞蹈中唯一的指引，我又听见一个声音在我的内心，一个声音在齿缝间摩擦：当心，牧师！

*

完全正确，诊疗时间里他果真来了。从开着的房门看见他在候诊室，我心里突然涌起一阵隐秘的喜悦。在他之前只有一个病人，一个老妇人要更新处方——然后就轮到他进来了。大衣下摆铺展着，他以沉思的体面姿态坐在沙发角落，就是几小时前他妻子蜷缩过的地方。

和往常一样，他自然是从谈论一堆琐事开始的。他一直和我谈圣餐问题，心脏病简直是顺便提及。我得到个印象，似乎他果真要知道我作为医生对圣餐的看法，是否那有害健康。近来所有的报纸都在讨论圣餐，作为讨论了大湖怪兽后的一点变化。我没跟踪这场讨论，时不时地，我也浏览过一篇半文，但远未达到对这话题了解的程度。于是，牧师得把问题给我摆出来。如何对付领圣餐时的感染——这是问题所在。牧师非常遗憾这样的问题会被提出，但问题既已提出了，那就得回答。有好多能想到的解决办法，最简单的是，每个教堂准备些小杯子，教区执事在每次领圣餐后在圣坛里清洗。——但那一定很贵，或许钱少的乡下教区就不可能拥有足够多的银杯。

我随意地评论道：在我们这个时代，对宗教的兴趣正稳步增长，既然大量的银杯被用在每场自行车赛上，要找到用于宗教目的的特制银杯，不该是不可能的。顺便说一句，我可想不起来圣餐制度里有什么和银相关的字眼，但这点意见我保留给自己。“人们还想到了另一种可能，”牧师接着说：“就是每一个领圣餐的人自己带杯子来。但如果有钱人带了艺术装饰的银杯，而穷人带了喝烈酒用的玻璃杯，那看起来像什么呢？”

就我而言，我以为那看来丰富多彩，但我保持沉默，让他继续说下去。“然后，”他继续说，“有一个摩登牧师，自由思考的那种，他建议受难者的血可以用胶囊方式来饮用。”开头我以为我听错了，“胶囊，像蓖麻油？”“是的，一句话，用胶囊。最终，一个皇室牧师发明了一种绝对新型的圣餐杯，拿了专利，成立了一家合资股份公司。”牧师对我解释了这发明的细节，那似乎多少是沿着和魔术师的杯子、瓶子同样的思路来设计的。至于格雷高瑞尤斯牧师，作为他，他是正统的。他一点也不是思想自由开阔的人。因此这些消息全都给他带来深刻的疑虑——“但这么着不也还是有细菌，那该怎么办？”

细菌——听他吐出这个字眼，我心头突然一亮。我完全清楚地记得这语调，我记得以前听他谈起过细菌，显然，他患着一种叫“细菌恐惧症”的毛病。清晰地，在他眼里，细菌以某种神秘的方式立于宗教和世界的伦理秩序之外。这是因为它们是那么新。他的宗教则是古老的，大约一千九百年之久，而世界的伦理秩序，至少可追溯到十九世纪初，从德国哲学和拿破仑的垮台开始。但细菌，在他的老年来攻击他，完全毫无准备。照他看待事物的方式，并不是直到最近，细菌才开始了它们肮脏的行动，当然他此前从未被卷入。从我们能判定的来看，在客西马尼园最后的晚餐的饭桌上传递的陶罐里，也一定有大量的细菌。

无法断定，他更多是一只绵羊还是一头狐狸。

我转身背对着他，任他说下去，同时整理了一点仪器橱里的东西。我随意地叫他脱了大衣和背心；关于圣餐的问题，我没再多加思考，决定选择胶囊法。

“我承认，”我说，“刚开头这方法连我也觉得抵触，虽然我没法夸口自己是特别虔敬。但再仔细一想，所有的疑虑也就全部自行打消了。不错，圣餐的精髓并不在面包和葡萄酒，甚至也不在教堂的银餐具，是在信仰。而真正的信仰自然不可以被诸如银杯或胶囊这样外在的事物影响……”

说着最后一句话，我将听诊器放在他胸部，要他保持平静，并听了会儿。我没听到什么特别的。只是心跳不太规则，年纪大些的人若是晚饭习惯于吃得比需要的多，爱在沙发上躺着打个盹，有这样的症状是常见的。兴许有一天会来个心脏病发作，这谁也说不准，但这不是不可避免的，甚至也不是特别有威胁的可能。

可我已拿定主意，要把这诊断弄成一桩严肃的事情。我听了比需要的要长得多的时间。我移了移听管，敲了敲，又听下去。我察觉到这一切是如何让静静地被动坐着的他开始焦虑——他当然习惯于不间断地说话，在教堂、社团、他自己的家里。他明显有那才能，不难推想，正是这小小的才能首先引领他走向了他的职业。他有点怕诊断，也许他情愿继续关于圣餐的讨论，然后突然看看时钟，冲向大门。但我已将他按在了沙发的角落里，我不放他走。我听了，保持着沉默。自然，我听的时间越是长，他的心脏就越是不好。

“严重吗？”他终于问道。

我没立即回答，我来回踱了几步。一个计划在我内部发酵。计划本身很小、很简单，但我不习惯于诡计，所以我犹豫着。我犹豫还因为，这计划全部或部分地立足于他的愚蠢和无知——他是否真的够蠢，我究竟敢不敢？这是否过于粗暴？他会看穿我吗？

我停止了踱步，用我非常锐利的医生的目光朝他注视了几秒。那灰白的胖短脸打着懦弱、虔诚的褶皱。但我捕捉不到他的目光。他的镜片上只反射着我的窗户、窗帘、印度橡胶树。我决定要大胆。他可能是绵羊，也可能是狐狸——我想，但一只狐狸也到底比一个人要愚蠢许多。人可以不担惊受怕地和他玩那么一会儿吹和骗——他喜欢吹和骗的方式，明摆着的事；我在他询问后的苦思状踱步和长时间沉默已给了他很深的印象，他已经软下来了。

“真奇怪，”我终于嘀咕道，就像自言自语。

我再次靠近他又听了一次：

“对不起，”我补充道，“我得再听一会，以便确定我没搞错。”

“嗯，”我终于说道，“据我今天听到的，牧师的心脏可不那么好。但这不是通常所谓的不大好。今天这情况是由一些特别原因引起的！”

他匆忙地试图在脸上做出一个疑问的表情，但这没奏效。我立即看到，他的不好的自我感觉已明白了我的意思。他动了动嘴巴，要说些什么，也许要问我，是什么意思，但他说不出，只咳嗽了几声。他也许想避免进一步的说明——但我现在可不肯。

“让我们彼此坦率，格雷高瑞尤斯牧师，”我开口道。这样的开场白让他绝望。“牧师一定没忘，几星期前我们有过的谈话，因为您太太的健康问题。我并不想提什么不文雅的问题，关于牧师在我们的谈话后如何做了处理。但我只想说，如果当时我知道牧师的心脏状况，我会说出允许我提那建议的更重要的理由。对您太太来说，这牵涉到她的健康，但对牧师自己来说，这牵涉到性命。”

我说这话时，他看来很可怕——有那么种颜色涌在他脸上，不是泛红，是绿和紫。他那样子太丑陋了，简直不堪入目，我不得不转开视线。我打开窗，好让肺里进点新鲜空气，但外头几乎比里头更压抑。

我接着说：

“我的处方是简单和明了的：就是分房睡。我记得牧师不喜欢这样，但这没办法。不仅仅是在这一场合的终极快乐会导致严重的危险，避免一切会让欲望兴奋的事也十分重要。——是的，是的，我知道您要说什么，您会说您是上了年纪的人，还是个牧师，但不管怎样，我是个医生，我有权利坦率地和病人说话。并且我不觉得我在越过理性的界限，如果我指出，对一个年轻女人的持续接近，特别是在夜间，这对一个牧师和对其他平凡男人的效果是一样的。我在乌普莎拉学习过，我在那里接触到不少神学人员。我并没有获得这样一种特别的印象：对神学的学习比其他更适合于帮助年轻身体抵御欲火。至于年龄，对了，牧师多大了？五十七岁。这是个临界的麻烦年龄。在您这年纪，欲望和从前差不多大，但满足度却在报复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当然，我承认，看待人生的方式多种多样，价值观也多种多样。如果我是和一个老浪荡子说话，我自然会准备好从他那儿听到，在他是很合乎逻辑的回答：操他妈的！光为保命放弃给生命带来价值的东西一点没意义。但我自然知道，这样的论调对您的世界观来说是完全奇怪的。作为医生，我在这种场合的职责是指明和警告——这是我所能做的一切，我确信现在牧师已明白这有多严重，这是全部所要做的。我很难想像如已故的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或更近些的菲利·福尔总统⁽²⁾那样倒毙会是牧师您的趣味……”

我说这些时避免看他。但当我说完，我看见他坐在那里，用手遮盖着双眼，而他的嘴唇在动。我猜到，多过听见他在说：我们的父，那在天堂的、神圣的、您的名字……不是将我们带向诱惑，而是将我们从邪恶中拯救……

我坐在写字台边，给他开了点洋地黄。

把处方递给他时，我补充道：

“在这么个大夏天里一直待在城里对牧师您可不利。一个六周的水浴旅行会很有好处，泊拉或者热内比⁽¹⁾。但那样的话，当然，牧师得一个人去。”

(1)　圣经中有人问耶稣，原谅一个得罪他的兄弟七次是否足够，耶稣说，是要原谅七十个七次。

(2)　弗朗索瓦·菲利·福尔（Francois Félix Faure，1841—1899），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第六任总统（1895—1899）。1895年在意料之外当选法国总统，使左派人士大挫。1899年2月16日猝然逝世。

(1)　泊拉（Porla）和热内比（Ronneby）都是夏天的度假地。

7月5日

夏天的周日。到处都是灰尘和闷热，只有穷人还在动。穷人，很遗憾，是让人很不愉悦的。

大约四点，我坐在了一辆小蒸汽车里，好去动物园桥吃晚饭。我的女管家被邀请参加一个葬礼，然后她会在露天里喝咖啡。死去的并不是她的什么亲戚或朋友，但对她这样阶层的妇女来说，葬礼总是桩愉悦的应酬，我无法没心没肺地不予批准。所以我不能在家吃晚饭。其实，我也被熟人邀请去他们在多岛海的别墅；但我没这兴致。我对这熟人、别墅以及多岛海都不大喜欢，特别是多岛海。一个被切成炖牛肉的地貌。小小的岛，小片的水，小小的山冈，以及小小的古怪的树。一个苍白和贫穷的地貌，冷色调的，多数是灰和蓝，但又没贫瘠到沦为大片的荒凉。每当我听人夸赞多岛海的美丽自然，我总怀疑他们的想法里全是些别的玩意，再进一步探究之后，就发现我的怀疑完全可以被确证。有一个是喜欢新鲜的空气和舒服的海水澡，另一个爱自己的帆船，而那第三个迷的是钓鲈鱼，但他们将这些都归于美丽自然的大标题下。前几天我和一个喜欢多岛海的年轻姑娘聊天，当我们进一步说下去，就暴露出一个事实，她考虑的是日落，抑或还关乎一个学生。她忘了到处都有日落，而学生是可以移动的。我不认为我对自然之美完全缺乏感觉，但我必须旅行到远处，到薇藤湖⁽¹⁾或是斯科讷⁽²⁾，或是海边。我很少有时间跑那么远，在这最近的二三十英里内，我还找不到什么景观可以和斯德哥尔摩的媲美——和动物园区、哈咖，以及大饭店外头斯特朗姆河边的人行道。所以在夏天和冬天，我大多留在城里。我越来越乐于这么做，出于一个孤独者观察周围人物的持续欲望——注意陌生的人，我不认识，也无须攀谈的。

所以我来到了动物园桥，得了张长亭里靠近玻璃墙边的桌子。侍应拿着菜单急急忙忙地过来，在那前头的晚餐客残留了小牛肉的沙司和巴提牌芥末的桌上，放上干净的白色餐巾，在下一个瞬间，他又给我递上葡萄酒单，一句短促的偶然建议式的提问“夏布利？”，透露出他的记忆滑向了和许多职业人一样的、不可测量的细节知识的深处。我并不是个固定的酒客，但这是真的，如果我有时外出吃晚饭，除了夏布利我从不喝别的葡萄酒。他干这行有年头了，知道他的职业需要。他最初的少年的狂怒已让在布恩斯餐馆端宾治托盘的日子平息，更成熟些后，他被赋予更多的职责，成为瑞德贝里和汉堡饭店的饭厅侍应。谁知是什么样的命运的一时不快该对他的现状负责呢——头发稀薄，燕尾服有些油腻，在这相对更低微的位置上回应使命对他的召唤？岁月赋予他这样的特征，他属于所有那样的地方——那里闻得到食物或有酒瓶等待开启。看着他，这让我开心；我们交换了一下心照不宣的眼神。

我看看周围。邻桌坐着个令人愉快的小伙子，我总在他那儿买雪茄。他正和他的姑娘，一个漂亮的有双锐利的老鼠眼的小店员，一起痛快地大嚼着。稍远，坐的是位演员和他的太太、孩子，他正擦着嘴巴，以一种剃得光洁的牧师般的体面。而在一个角落，坐着个孤单的老古怪，二十年来，我在街上、咖啡馆里一直见到他，他和他的狗分吃着晚餐，狗也是老迈的，皮毛已有些灰色。

我得到了我的夏布利。我坐在那里看杯中的阳光和那淡色的葡萄酒嬉耍，这时我听见就在附近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听来那么熟。我抬头看了看。有一家人进了店：先生、太太，还有个约四五岁的男孩，一个很漂亮的孩子，但穿着淡蓝色天鹅绒上衣，戴着花边领子，看来蠢笨可笑。说话的是太太，是她的声音让我觉得熟：“我们坐那儿。不，不要那儿，那儿有太阳。不，在那儿我们什么景色也看不见。侍应在哪儿？”

我突然认出了她。就是那一度在我诊室的地板上打滚哭泣，求我帮忙的年轻女人，求我帮她从妊娠中解脱出来。最后她是和那店员结了婚，像她想要的，然后有了孩子——有点太快了，但现在，这都没什么了。于是现在，在天鹅绒上衣和花边领子里就有那犯罪事实。那么，我的小妇人，现在你该说什么呢——我是不是说得对？丑闻过去了，你的小男孩留给了你，你有来自他的快乐……

但我有点疑惑，那是否确实就是那男孩？不，不可能是。这孩子四岁光景，顶多五岁。而那老故事至少已过去了七八年了，还是我开业不久的事。那第一个孩子，会发生些什么呢。也许成为某种牺牲。不过，这不重要——他们看来都已修补了创伤。

顺便说一句，我不大喜欢这家人，在我对他们仔细打量后。太太依然漂亮，但她发胖了，看上去简直盛开过度。我怀疑她会在上午泡咖啡馆、就着糕点喝啤酒、跟女伴嚼舌头。而那一家之主是个商店唐璜。若让我通过他的外观和举止来评断，我敢说他就跟公鸡一般不忠实。此外，两人都因为要等侍应，为这被疏忽，提前对侍应大发雷霆。这让我觉得不舒服。一句话，下贱坯子。

我喝了一大口带淡淡酸味的葡萄酒，来冲刷我混合的印象，同时从那巨大的敞开着的滑窗看出去。外头，在下午的阳光中，风景丰富、平静又温和地铺展开来。运河照出两岸的绿茵和天空的蔚蓝。几只独木舟和几个穿条纹针织衫的划手，静静地、轻轻地划入桥下，然后就消失了。骑自行车的人们拥上桥，继而分散到各条路上。在那棵大树的绿阴下，人们成群地坐着，享受那荫凉和美丽的光景。而在我的桌子上方，两只黄蝴蝶在摇摆。

我这么坐着，任视线沉浸和休闲于远处那幽深的夏天的翠绿，我的思绪滑向一个我不时喜欢投入的遐想。我存了点钱，一万克朗或者更多，很保险的有价证券。过个五六年，我可能会存够了钱，能在乡下给自己盖个房子。但我该盖在哪儿呢？得靠近海边。得在一个开阔的海岸，没有岛屿或孤岩。我要一个开阔的地平线，并且我愿意聆听大海。我希望大海在西边，太阳将在那里降落。

但还有一件事，和海一样地重要。我要有丰富的绿和巨大的摇曳的树木。不要松树和云杉。松树，嗯，也许还可接受，假如它们够高、够直、够壮，已长成它们该有的样子。但那依托大海的云杉林参差不齐的轮廓带给我说不清的悲伤。而且，在乡下和在城里一样，有时是下雨的，雨天的云杉林让我很不舒服，甚而抑郁。不，那必须是一片田园牧歌式的草地，温柔地朝海岸铺展，有枝叶茂密的树木，织成绿的拱门在我头上。

但是，唉，海边的景色可不是那样的。它是光秃秃原生的。海风将那些树变得棘手，矮小。那个海岸，我想盖屋居住的，我将永不能看见。

盖座房子也是个无止境的活。盖好得要好几年，这期间搞不准人死了也不一定；然后将一切安排停当也要好几年，然后，要起码五十年，那地方才真可能舒服……

一个妻子，也该被排上议事日程，不过那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很难想像有一个人会在我熟睡时看着我。一个孩子的睡眠是美丽的，一个年轻女人的也好看，但男人的很难看。据说一个头枕着背包，在营火边熟睡的英雄是好看的。这有可能，因为他累坏了，睡得香。但当我的思绪迟钝时，我的脸会是什么样呢？即使我能够，我自己也一定不忍卒睹——更别说让其他人来看了。

不，没有幸福的梦，那不会最终咬住了自己尾巴的。

我也常常想知道，假如我从未读过什么书，也从未看过什么艺术品，我会选择什么样的自然呢。那样的话，也许我根本就想不到要选择，也许那有着山冈的多岛湖就合了我的口味。所有的我对于自然的想法和幻梦很可能建筑于来自诗歌和艺术的印象。从艺术中我学会了向往在古老的佛罗伦萨布满鲜花的草地上徜徉，在荷马的海波里摇摆，在勃克林⁽³⁾的神圣的小树林屈膝。唉，听任我自己可怜的双眼看世界，它们能看到什么呢，如果只剩下它们自己，而没有了这些成百上千的老师和朋友，那已代替我们歌唱和思考过的人。年轻时，我常常想：被允许跟随。能够跟随。哪怕只一次，能奉献出什么，而不只是接受。这是那么荒凉，总是孤独地行走，带着个不孕育果实的灵魂，不知怎么做去感觉自己是个什么，意味着什么，或对自己有一点尊重。这很可能是最大的幸运，大多数人在这方面并无太多要求。我却不是这样，这已让我痛苦了很久，虽然我相信，如今那最糟糕的已过去了。我自然不可能成为诗人。我看不到任何一个他人还不曾看见和描摹了形状的东西。当然我认识几个作家和艺术家，依我看都是些古怪的生物。他们没什么愿意的，或者当他们愿意什么，他们做那相反的。他们只是耳朵、眼睛和手。我嫉妒他们。并不是说我想放弃我的意愿来得到他们的图景，我只想外带地得到他们的眼睛和耳朵。有时当我看见他们中的一个静坐着，走了神，注视远处的空白，我自个儿想，也许正是这个瞬间，他看到了此前还没有人见过的，很快他就会迫使成千的其他人来看，我也就混杂在其他人里。他们中最年轻的那个到底制造了什么，老实说我不理解——还不能理解！——但我知道并能预见，假如他们只在某一天被认知和出名，那我也会理解和崇拜他们。这就和新的时髦衣服、家具、一切其他的一样。只有那些僵硬的、干枯的、早就完结了的，能抵制他们。而诗人本人，真是他们书写了时代的法规的吗？哎，上帝知道。但我还是不大觉得他们看来像是那样，我宁愿说他们是时代弹奏的乐器，风在风鸣琴里歌唱。而我是什么呢？甚至连那也不是。我没有自己的眼睛。用我自己的眼睛，我几乎不能看见那边桌上的酒和萝卜。我用斯特林堡的眼睛看它们，想着他年轻时在斯塔麦斯塔勒饭店用的清淡晚餐；而在刚才，划船的人穿了条纹针织衫划过运河，有那么一瞬，对我而言，似乎莫泊桑的阴影在他们面前匆匆掠过。

可现在，当我坐在我的打开的玻璃窗前，在摇曳的烛光下写下这些——因为我讨厌碰煤油灯，而我的女管家在葬礼的咖啡和蛋糕后睡得很香，让我不忍心叫醒她——现在，当蜡烛的火焰在气流中鼓动，我的影子在绿色墙纸上如火焰一样地颤动和摇摆，似乎想获得自己的生命——现在，我想到安徒生和他的关于影子⁽¹⁾的童话，我觉得我自己就是那想变成一个人的影子。

(1)　Vättern，瑞典南部的瑞典第二大湖泊。

(2)　Skåne，瑞典最南端的省份，以土地肥沃著称，和丹麦隔海相望。

(3)　勃克林（Arnold Böcklin，1827—1901），瑞士象征主义画家。

(1)　指安徒生的童话《影子》。

7月6日在早晨

我得记下昨夜的梦：

我站在牧师格雷高瑞尤斯的床边，他病倒了。他身体的上部是裸露的，我听了听他的心脏。这床铺在他的书房里，角落里有张小风琴，有人在弹奏。不是赞美歌，几乎不成调。只是些模糊的音符来来回回。一扇门开着，这让我担心，而我又没法去把它关上。

“严重吗？”牧师问。

“不，”我回答说，“不严重，但这是危险的。”

我解释了那在我看来危险的，在梦里我觉得我解释得深奥而优雅。

“但为安全起见，”我补充说，“我们也可以给药房开点圣餐胶囊。”

“我得做手术吗？”牧师问。

我点点头。

“看来这是必需的。牧师的心脏一点也不中用，太老了。我们得将它取出来。不过别担心，这绝对是个安全的手术，可以用一把普通的裁纸刀来做。”

这对我而言似乎是个非常简单的科学事实，而我碰巧就有把裁纸刀在手里。

“我们只需把手绢盖在你脸上。”

牧师在手绢底下大声呻吟。但是，代之以手术，我迅速按动了墙上的按钮。

我移开手绢。他死了。我摸摸他的手，冰冷的。我看了看我的手表。

“他死了至少有两个钟头了，”我对自己说。

格雷高瑞尤斯夫人从小风琴那儿站起来，她曾在那儿坐过、弹奏过，现在她朝我走来。她的眼神在我看来焦虑和哀伤，她递给我一束暗色的花。到这时候我才看见，她暧昧不清地微笑着，而且她一丝不挂。

我伸出手臂想把她拉向我，但她躲开了，就在这时克拉斯·雷奇站在那敞开的门口。

“格拉斯医生，”他说，“我以临时助理秘书的名义宣布您被捕了。”

“现在是太迟了，”我告诉他，“你没看见什么吗？”

我朝窗户指了指。一道红色的火焰通过这房间的两扇窗闯了进来，突然大亮，就像在正午。似乎是从另一个房间，传来一个女人的哀鸣和呜咽：世界着火啦，世界着火啦！

然后我就醒了。

早晨的阳光直射到我的房间里。昨天夜里我回家后忘了拉上窗帘。

真怪。这些天我可一点没考虑过那丑陋的牧师和他漂亮的太太。没意愿想他们。

而格雷高瑞尤斯自然已到泊拉去旅行了。

*

我不在这里写下所有我的想法。

我很少写下第一次出现的想法。我等待和观望，那想法是否会重现。

7月7日

天在下雨，我坐着，想些不愉快的事。

去年秋天当汉斯·法任来跟我借五十克朗的时候，我怎么就说了“不”呢？确实，我几乎不认识他。但一周后，他割了自己的喉咙。

我在学校时，怎么就没学会希腊语呢？这让我很不舒服，简直都要病了。不管怎样我是念了四年。可能是因为父亲要求我学希腊文而不是英文，我就干脆一点也不学了？人怎么能那么粗野地愚笨呢！我还不是照样学了其他的一切，包括那胡说八道、被称作“逻辑”的玩意儿。而我念了四年希腊文，连一个字也不懂。

这也不可能是我老师的错，因为他后来成了国家的部长。

我有兴趣把我的教科书翻出来，看我现在是否还能学点什么，也许还不算太晚。

*

我想知道有罪行要忏悔是个什么滋味。

*

我想知道是否克丽斯汀就快把晚饭做好了。

*

大风摇动着教堂墓园的树，雨泼打在檐槽上。一个口袋里塞了酒瓶的衣衫褴褛的穷人，在教堂的屋檐下找到了庇护，在扶壁的一个角落。他抵着教堂红墙站着。他的眼神逗留于移动的乌云，看起来忧伤。雨水从贝尔曼⁽¹⁾墓边两棵纤细的树上落下来。在墓园一角的斜对面，坐落着间名声不好的房子，一个穿亚麻布衬裙的姑娘鬼鬼祟祟地走到一扇窗前，卷下窗帘。

而在下边的墓地里，教区长穿着胶鞋、打着雨伞，小心地走在泥泞之中。现在他潜入了通往小礼拜室的小门。

*

顺便说一句，牧师怎么总是从后门进教堂呢？

(1)　贝尔曼（Carl Michael Bellman，1740—1795），瑞典诗人。

7月9日

雨还在不停地下。这样的日子和我灵魂里隐秘的毒药是亲类。

刚才在我访问了病人回家的路上，在街角我和一个不愿遇见的男人互相打了招呼。他侮辱过我一次——深深地、漂亮地，而在这样的情形下，我找不到可能报复。

这样的事我不喜欢，这损害我的健康。

*

我坐在我的雪纺橱书桌⁽¹⁾前，打开一个又一个抽屉，看我那些旧纸片和旧玩意。一张发黄的小剪报落在我手上。

《此后有没有生命？》，神学家赫尔曼·克雷默著，价格：50厄尔。

《约翰·班扬的发现》，一个关于来世，天堂的荣耀和地狱之恐怖的概观，价格：75厄尔。

人自己的力量

《通往声望和财富的正确之路》，塞缪尔·斯迈尔斯著，价格：3.5；精装本，布面，内页边缘洒金版：4.25。

我为何要把这旧广告藏起来呢？我记得是十四岁那年我将它剪下来的，我父亲的财产烟消云散的那年。我积攒了一点零钱，买了斯迈尔斯的书，虽然不是洒金的。我一读完就将它卖给了旧书店，这书愚蠢得夸张。

但我还留着那广告。广告也更有价值。

这是张老照片，乡下的别墅，我们拥有过一些年的，叫“玛瑞的居所”，随我妈妈。

照片发了黄，褪了色。似乎有雾笼罩了那白色房子，云杉林就在房后。是的，那地方看起来就像那个样子，在灰色的雨天里。

我在那儿却从没有真正开心过。夏天里我老挨父亲打。我在不用上学和没有功课的日子里确实是个难伺候的孩子。

有一次他很不公正地打了我。这大约是我最快乐的童年记忆。自然，这伤了我的皮肤，但对我的灵魂有好处。事后我走向湖边，风刮得像来了风暴，水沫飞溅到我的脸上。我不能肯定，此前此后我是否曾感受到被一种如此高贵的情绪的愉快浸透。我原谅我的父亲，他是急性子，并且他的生意有那么多让他烦心的事。

要原谅所有那些他公正地抽打了我的次数却要更难。我还不能确定我是否已真的原谅了他。就像那次，不顾严厉的禁止，我又咬坏了指甲。他是怎么揍我的！我在大雨中的可怕的云杉林里荡了好几个小时，用来哭泣和诅咒。

父亲总不太安生。他很少开心，他不开心时也不能忍受别人的开心。但他喜欢派对，他属于那种忧郁的败家子。他曾经富有但死时穷困。我吃不准他是否完全诚实，不管怎样，他卷入的是大买卖。孩童的我曾琢磨过我听到的他跟一个生意上的朋友说的玩笑话：“是呵，亲爱的古斯塔夫，像我们这样挣大钱的人要诚实可不容易……”但他严格和强硬，在职责方面有清晰而确定的信条，当要求他人时。人对自己总是有许多情形，找借口行个例外。

但最糟糕的是，我对他老有一种身体上的厌恶。我是个小男孩时，得和他一起洗水浴，他想教我游泳，这是那么地折磨我。我像鳗鱼一样地从他手中滑走，一次次我想我就要淹死了，我怕与他的裸体接触，跟怕死几乎一样。当然，他不会察觉，那纯粹的身体厌恶激起了我的苦痛，当他打我的那些时候。再后来，和他一起旅行或在其他一些偶然的场合，必须和他睡一个房间，这对我也是个折磨。

即便如此，我还是喜欢他。也许最主要是因为他为我聪明的头脑而骄傲，也因为他总穿得很体面。一度我也恨过他，因为他对母亲不好。但接着，她病了、死了。我注意到他哀悼她，比我以十五岁的年龄能够做到的要多，那我自然就不能再恨他了。

现在他俩都走了。他们所有的人也都走了，他们——所有那些在我童年家中的家具间走动、站立的人们。当然，不是全部，但所有我有那么些在乎的人。我的哥哥欧内斯特，他是那么强壮、那么愚蠢、那么善良，我在学生时代所有历险的帮助和保护者——走了。他去了澳大利亚，没人知道他是活着还是死了。还有我漂亮的表妹爱丽丝，她总那么苍白、挺直地站在钢琴边，带着梦游般的眼神歌唱，声音闪烁而炽热，她歌唱以至于我在镶着大玻璃的阳台角落颤抖；歌唱，仿佛我将再也听不到其他更多的歌声。她是怎么了呢？和贫穷结了婚，和一个小城教师，已经年迈、多病、破损的。上个圣诞，在她母亲家遇见她时，我突然迸发出一阵哭泣，这传染了她，我俩都哭了……她那有着热乎乎脸蛋的妹妹安娜，她像姐姐热衷于歌唱一样，热衷于舞蹈，她离开了她的恶棍丈夫和另一个恶棍私奔，然后就堕落了。现在，人们说她在芝加哥靠她的肉体为生。他们的父亲，那慈祥、帅气又诙谐的乌瑞克舅舅，他们总说我长得像他，虽然我是以一种丑陋的方式跟他相像，他在我父亲的破产事件中也受到冲击，和父亲一样，死了，在几乎无法掩饰的赤贫中。这是怎样的瘟疫，那在短短数年内将他们卷入坟墓，或悲惨的阴影里的生活。所有的，所有的，还有那些往昔的派对中聚集在我们房子里的朋友们的大多数，都走了。

上帝知道那曾经是什么。但他们都走了。

而“玛瑞的居所”，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现在是被称作“索菲的小树林”了。

(1)　因起初摆放雪纺等绸料而得名。橱也有前板，可作书桌。

7月10日

在我的雪纺橱书桌边。

我想到按下打开那小小的暗抽屉的弹簧。我当然知道里面有什么：不过是个小圆盒子，装着些药片。我不想把它们放在我的药柜里，如果哪天搞混了，那可不好。药片是我几年前自己制的。它们含些氰化钾。我准备这些药片时，并非出于立即要自杀的念头，但我以为一个明智的人随时得做好准备。

如果一个人用葡萄酒或诸如此类的饮料吞下点氰化钾，死亡会在眨眼间接踵而来。杯子从手中滑落，砸在地上，对所有的人而言，明摆着的，这是自杀。这并不总是可取的。然而，如果有人吃了我的药片，然后喝了杯水，这得耽搁上一两分钟，药片才会溶解和发挥药性。人有时间将杯子放回托盘，坐在壁炉前一张舒服的椅子上，点上支雪茄，打开晚报。突然，人坍了。医生宣称是心脏病发作。如果做尸检当然会查出毒药，但若没有怀疑或其他从医学角度看特别有趣的情形，是不会有尸检的。如果有人在晚饭后的雪茄时间心脏病发作，这可谈不上是属于这一类有趣的情形。

每次看见这些涂了层面粉的小丸子，像小子弹那样躺在那儿，等待它们被需要的那一天，我就感到安慰。在它们体内，沉睡着一股力量，邪恶而有害，从开头就是人类及所有生物的敌人。只有当一个人热切希望从一个糟糕局面中自由时，才可被释放。

我为自己做这些黑色丸子时，最大的考虑是什么呢？因为不幸的恋爱而自杀，那绝不是我的想法。那还不如说是为贫穷。贫穷是危险的。在一切所谓的外在不幸中，也许贫穷确实会带来最深的伤害。但我不觉得这离我有多近。我个人将自己算在收入不错之群，社会上将我归于富裕之列。我考虑的主要是疾病。长期的、不治的、可怕的病。我当然见过太多，癌症、面部狼疮、失明、瘫痪……有多少不幸我没有见过呢，用这样一粒药丸也一点不觉勉强的，假如在我，在其他体面的医生，个人利益和对警察的尊重没有比仁慈更强大地作为了借口。取而代之，有多少没用的、无望的、毁灭的人的残骸，我没去帮助保存呢，因为我的职责——甚至收了钱也不难为情。

但这是习惯。人总是明智地遵从习惯。对那些不会很深地影响我们自己的事，也许我们遵从习惯是对的。我何必为了个如今仍被看作犯罪，将来早晚会被所有的文明人接受的观念去做个烈士呢？

那样的一天将会到来，必须到来，那时，死亡的权利会被认为比朝投票箱里投选票的权利更重要，不可剥夺。当这一时机成熟，每一个不可被治愈的病人——每一个“罪犯”也是——有权得到医生的帮助，如果他期望得到解脱。

在那毒杯中有些美丽又伟大的，那雅典人让医生给苏格拉底的，当他们认为他有害于社会。如果我们的时代来裁判苏格拉底，会将他拉上粗鄙的断头台，用一把斧头砍下他的脑袋。

*

晚安，你这邪恶的力量。在你小小的圆盒子里睡个好觉。沉睡，直到我需要你。至于我，我绝不会在错误的时间将你唤醒。今天下雨，但也许明天会有阳光照射。直到有一天天亮，我觉得甚至阳光也好似被害虫缠身而患病，我将叫醒你，以便自己可以安息。

7月11日

雪纺橱书桌边的一个灰蒙蒙的日子。

在一个小抽屉里，我刚发现了一个小纸片，上面有我自己的笔迹，看上去像是若干年前——因为我们人的笔迹不停地在变化，每年变那么一点点。自己可能不察觉，但变化是同样的不可避免而肯定，就像人的脸、姿势、动作、灵魂。

纸片上写了这么一句话：

“没有什么会让人渺小和衰弱到这种程度，像没有被爱的意识。”

什么时候我写下了这个？是我自己的想法吗，还是抄录了什么引用语？

不记得了。

*

我能理解那些野心勃勃的人。我只需坐在歌剧院的一角，听歌剧先知的加冕进行曲，感觉一股热气那么迅速地挥发成了要统治人类，将我自己在一个古老的大教堂中加冕的欲望。

但这必须是在我的有生之年，其余的，我要的全部可能是沉默。我从不理解为何有人想要不朽之名。人类的记忆是不公正，有失误的，我们已忘却了我们最古老、最伟大的恩人。是谁发明了车？帕斯卡尔发明了独轮手推车，富尔顿发明了机车，然而，是谁发明了车呢。谁又发明了车轮子呢？没人知道。作为回报，历史保存了波斯国王薛西斯一世私人马车夫的名字，帕提朗姆菲斯，奥塔内斯的儿子。他给伟大的国王驾马车。就好像那给艾菲索斯的黛安娜神庙放火的蠢货⁽¹⁾，为了人们不会忘记他的名字。他也还真达成了不少他的目标，如今他在《布罗克豪斯》⁽²⁾里立着。

*

人希望被爱，若没有，那么被崇拜，没有被崇拜，那么被畏惧，没有被畏惧，那么被仇恨和蔑视。人想给他人注入某种感情。灵魂害怕真空，不顾一切代价，它向往接触。

(1)　公元前356年7月21日，一个叫赫洛斯塔图斯（Herostratus）的人给神庙点了把火，不但不感到忏悔，反而骄傲地承认，他这么做是为了让自己成名。

(2)　Brockhaus，百科全书。

7月13日

我有抑郁的日子和黑暗的一时半会。我不快活。即便如此，我不知道有任何人是我愿意和他交换的。在我的感觉中，当我设想成为这个或那个我认识的人时，我的心就紧缩成一团。不，我不愿变成任何其他人。

在我青春期的早期，我为自己不帅很苦恼，我有过沸腾的欲望要变得帅气，以为自己是丑陋的魔鬼。现在，当然，我知道我和其他多数人长得差不多。这也并不让我高兴。

我不那么喜欢自己，不论外壳还是内脏，但我不想成为别人。

7月14日

受祝福的太阳，它有力量找到我们，一直抵达树下的那些坟墓……

是的，那不过就是刚才，现在却已是黑暗。我从晚间的散步中回到家。城市伸展着，仿佛沐浴在玫瑰色里，在南边的山坡上，栖息着淡淡的玫瑰色的雾。

我独自在大饭店外人行道边的桌旁坐了会儿，喝了点柠檬糖水。莫藤小姐走过。我站起身朝她行了礼，让我吃惊的是，她停下了脚步，伸过她的手来，在她继续走路之前，说了几句话——关于她母亲的病和这可爱的夜晚。她说这些时脸开始泛红，似乎她觉察到她这么做有些不寻常，容易引起误解。

至少现在我可没误解她。我已注意到了许多次，她几乎和所有人在一起时都是这种柔和、友好、不拘束于任何形式的姿态，这也吸引了我。

但不管怎么说——她是那么容光焕发！她在爱着什么人吗？

她的家庭是受到我父亲破产影响的家庭中的一个。在最近几年里，老上校太太身体不好，常来找我。我从不收她什么费用，她们知道原因。

她也骑马，近来在早晨的骑马途中，我遇见过她好几次。最近的是在昨天。随着一声“早安”，她就全速从我身边骑走了，然后我看见她在远方道路的蜿蜒处放慢了速度，开始步行，继而又放松缰绳骑了很长一段，像在梦中……但我保持了匀速。就这样，在短时间里我们数次骑马路过彼此。

*

她其实也不是漂亮，但她有那么点东西，以某种特别的方式，许多年来，直到现在，和我关于女人的梦有那么点联系。这样的事没法解释。一度——这大约是两三年前的事了——在费了很多麻烦之后，我得以让自己被一个家庭邀请，我知道她和这家常有来往，仅仅是为了遇见她。并且，她果真也到场了。但那一回，她几乎没注意我，我们没说上几句话。

而现在：我完全能认出她来，她还和当年一样，是我自己我认不出了。

7月17日

不，我有时觉得，生活的嘴脸实在是太卑鄙了。

我刚从一个夜诊回来。我被电话铃惊醒，记下姓名和地址——就在附近——还有问题的要点：一个小孩突然病得厉害，兴许是喉炎，在某某批发店。一群醉酒的夜猫子和妓女蜂拥在我外套的后摆，我急促地在街上走。这是条小街房子的第四层。那姓名，我从电话里听到过，如今能在门上看见的，让我觉得熟悉。我还没想清楚我是从哪儿得到过这印象，我遇到了穿着睡袍和衬裙的太太——就是动物园桥的妇人，多年前我就认得的那个女人。那么，是那漂亮男孩了！我想。穿过一个狭窄的饭厅和一个愚蠢的客厅，那时是被一盏油腻腻的厨房用灯照耀着，那灯在角落里一个古董架子的上方。我被带进了卧室，显然是全家人的卧室。还没看到男主人，他没在家。“是我们的长子病了，”太太解释说。我被带到一张小床边。里头不是那漂亮男孩，而是另一个，一个魔鬼。巨大的猿猴般的颊骨，扁平的头盖骨，邪恶而愚蠢的小眼睛。第一眼就能看出，那是个傻瓜。

那么——这就是她的头生子！那时候，她怀着的就是他。这就是她跪求我把她从其中解脱的生命的种子。而我用职责作了回答。生活，我理解不了你！

而现在，死亡终于愿意可怜他，也可怜他们，将他带离这他本不该进入的世界。但他得不到这个。除了摆脱他，他们也不会期望其他的，那是不可能的。但他们内心的深深懦弱驱使他们把我，一个医生招来，来赶走那仁慈的死神，让这魔鬼活着。并且，我，借着我的同样多的懦弱，完成了“我的职责”，现在是这么做的，就和当年一样。

当我半梦半醒地站在那陌生房间里、病床边时，所有这些想法，当然并没有立即闪过我的脑际。我只完成我的使命，什么也没想——待了必须待的时间，做了必须做的，然后离开。在门厅，我碰到了那位丈夫和父亲，他刚回家，有点醉。

而那猿孩将继续活下去——也许还会活许多年。

那讨厌的野兽般的脸孔跟踪着我，一直跟到了我房间里，带着他小而邪恶的呆滞的双眼。我坐着，从那眼睛里阅读全部的故事。

他自然是得到了狂野的世界看他母亲的那种眼睛，当她怀他的时候。带着这样的眼睛，世界也欺骗了她自己用同样的眼睛去看她自己所做的。

现在，这就是果实——好一个可爱的果实！

那打她的粗暴父亲；那满脑袋光想着朋友、亲戚会怎么议论的母亲；那暗中看着她的用人们在心里窃笑，为了得以确认，那比他们“更好”的，并不比下人“更好”；姨母和叔伯们带着因愚蠢的愤怒和愚笨的道德而僵硬的脸；牧师在那不光彩的婚礼上做了简单的、干巴巴的说教，显然正确地，但也许有点尴尬地以上帝的名义鼓励缔约双方去做那明显已做了的——所有的人都往柴堆里扔了草，所有的都在那需要中凑了一份子，连医生也没拉下——那医生，就是我。

当她最需要时，当她在这房间里跪着求我时，我其实是能够帮她的。代替于帮助，我用职责回答了她，我并不相信的职责。

但我自然是无法知道或猜测的……

她的情形，至少，是我自己很确信的情形中的一个。即使我不相信职责——不相信这是有最高约束力的法律，像它自己冒充的那样——对我而言，还是再清楚不过，在这种情形下，正确和明智的事是做这被其他人称为职责的。而我毫不犹豫地做了。

生活，我理解不了你。

*

“当一个孩子生来残陋，人就淹死它。”

（塞内卡）

*

每一个在尤根尼尔之家⁽¹⁾的白痴每年所需的花费比一个健康的年轻体力劳动者的年收入还多。

(1)　尤根尼尔之家是1879年在斯德哥尔摩建立的一个面向贫困和有疾病的，尤其是智障儿童的学校和医院。瑞典和挪威公主尤根尼尔（Eugenial，1830—1889）是主席，故以她的名字命名。

7月24日

非洲热又来了。所有的下午，在城市的上空，好像有金粉的烟云沉重而无一丝风动地笼罩着城市，直到黄昏才开始有些凉爽和缓解。

几乎每个晚上我都在大饭店靠街的人行道那儿坐一会儿，用一根细芦苇啜饮淡柠檬水。我喜欢灯光开始在远处斯特朗姆河的水边蜿蜒处闪亮的时刻，那是我一天中最好的时刻。通常我是独自坐着，但昨天我是和别克及麦克尔一起。

“赞美上帝，”麦克尔说，“他们终于又开始把街灯给点上了。在这夏夜的黑暗里，没有灯，我简直不认得我自己，我们已经不舒服了好一段日子。我明白这种安排单是出于省钱的考虑，一个完全值得尊重的动机，即使如此，我还是忍不住觉得这是为迎合游客的粗俗趣味。‘仲夏太阳下的大地’——狗屁！”

“是的，”别克很赞同，“他们至少可以在仲夏日前后，确实基本是白天的那几日里熄灯，以满足他们自己。在乡间，夏夜的微光完全是个魔术，但它们不属于这儿。点亮的街灯属于城市。我从没有像孩童时那么清晰地感受到作为城里人的那份快乐和骄傲，当我在秋夜中进了城，看见淡淡的街灯在码头上。‘现在，’我想，‘现在那些可怜的在乡下的人就只好待在室内了，如果他们不想在黑暗和污秽中跋涉。’”

“不过我承认，”他补充道，“在乡间，有和这里完全不同的星空。这里，在和煤气灯的竞赛中，星星屈服了。这很可惜。”

“星星，”麦克尔发话了，“当我们在夜里行走，星星根本就不能给我们照明。这是很遗憾的，它们怎么就丧失了实用的意味。一度，它们曾规范了我们的生活，如果打开一个标准的十四厄尔的年历⁽¹⁾，人们会以为它们还在起作用。关于传统的强大，再也找不到比这更鲜明的例子，那最流行的年历是充满了细致的、人已不在乎的信息。所有这些天文符号，二百年前一个最贫穷的农民也会略知一二，热切和勤勉地学习，相信他的收成全依仗它们——如今，它们不被知晓，不被破解，即使是对许多受过教育的人。如果科学院有一点幽默感，将巨蟹、狮子、处女打乱了放在年历里，就像帽子里的彩票，将很好玩，公众不会察觉到一星半点。星星已降为完全不过是装饰的角色。”

他喝了一大口威士忌，继续说：

“不，星星再也不能凭从前那样的流行而让人感到欢欣了。只要人相信自己的命运和星星相关，星星是让人害怕，但也是让人热爱和崇拜的。孩童的时候，自然，我们都喜欢过星星。我们想像它们是小小的漂亮灯盏，上帝在夜晚点亮了，来逗我们开心。我们觉得它们是朝着我们眨眼。现在，我们对它们了解得多了些，不如说我们知道它们只是持久地、苍白地、无理地提醒我们自己的微不足道。比如说，一个夜晚，有人在皇后大街散步，考虑着些宏伟的，是的，甚至是划时代的想法，感觉这世上还没有人，曾经能够或敢于这么想过。就让多年的经验在我们潜意识的自我深处坐着，轻声呼唤，第二天早上，毫无疑问，我们要么忘掉了那些想法，要么已看不出它们宏伟的、划时代的素质——这都一样，这不会减少我们有过的快乐，只要思想的陶醉还持续。但人只需抬头，看见一颗小星星在一些马口铁烟囱间一动不动地坐着，闪烁和眨眼，就意识到人愿意立即忘却那些想法。或者人也可以独自散步，看着排水沟，琢磨着是让自己醉死才对，还是可以找到什么别的更好的办法消磨时间。人突然地——这情形真的在前几天晚上，在我身上发生——停下了脚步，凝视那排水沟里闪烁的小点儿。瞬间意识到那是星星的投影。顺便说一句，那是天鹅座的天津四。立刻，这变得显而易见，整个问题是多么可笑地毫不重要。”

“那么，允许我插一句，这真可以说是从永恒的角度思考酒醉。但这对我们来说不大可能是完全自然的，当清醒的时候。这方法也很难适合于日常用途。如果天津四偶然有了个主意要看看它自己，sub specie asternitatis⁽²⁾，它也许会意识到自己是那么地渺小，觉得再也不值得去闪什么光了。但它们忠实地在那儿坐着，自很久很久以前就开始了，而且闪得很漂亮，毫无疑问，将倒影投射在不知名的星球的大洋里，可能是太阳，甚至有时在我们这小小的黑暗地球的排水沟里。跟随这个范例，我亲爱的伙伴！我指的是总体上来说，大概的，大体上，不只考虑到排水沟。”

“麦克尔，”别克说，“过大估计了他的思索范围，他以为他甚至能从永恒的角度考虑哪怕是那最少和最弱的他的威士忌和苏打。这不在他的能力之内。他没法从里头活着出来。我记得我在哪儿读过，这么做是上帝的绝对特权。毫无疑问，那就是为何上帝已经停止存在。处方一定是太重了，即便是对上帝。”

麦克尔沉默着。他看来严肃和忧伤。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从我看到的，在庞大的红条子遮阳篷下的朦胧光线里的他的脸来说。他划开了一根火柴来点他已熄灭的雪茄。我突然觉得他变老了。我暗想，他可能会在四十和五十之间死去。但他显然到底已过了四十岁了。

面朝着人行道坐着，能看见街市的别克突然说：

“格雷高瑞尤斯太太过来了。嫁了那讨厌牧师的女人。只有上帝知道她怎么被他俘获的。看他们这一对在一起，人都得扭头。大家会觉得对她的最简单的同情会要求他们这么做。”

“牧师也在吗？”我问。

“不。她一个人……”

当然，牧师自然是还在泊拉呢。

“我觉得她像一个金发的达丽拉⁽³⁾，”别克说。

麦克尔：让我们希望她对生活中的使命有个适当的了解，给那上帝的修行者戴上巨大的角⁽⁴⁾。

别克：这我很难相信。她自然是信教的，否则这婚姻更无法解释了。

麦克尔：以我的浅见，我倒是觉得，在和牧师格雷高瑞尤斯有了一段般配的婚姻之后，如果她还留有一丁点宗教的片断，那婚姻就更说不通了——不管怎么说，她不可能比曼特侬夫人更虔诚。真正的信仰是在一切生命关系中不可估价的帮助，并且从不阻碍交通。

我们住了嘴，当她走过，朝向博物馆和船岛的方向。她穿了件简单的黑色衣服，走得不徐不急，没有左顾右盼。

是的，她的步子……当她走过，我不由自主地闭上了双眼。她有一种朝着她的命运行走的步态。她走着，头微微向一侧低垂，于是金发下，一部分颈背发着白色的光。她笑了吗？我不知道。但我突然想起前夜的梦。那种笑，那时，在那可怕的梦里她有过的，我从没有在现实中见过，也绝不想见到。

当我再次抬头去看，我看见克拉斯·雷奇走来，朝着同一个方向。当他走过我们，他朝别克和麦克尔点点头，可能也朝我点了，这有些不确定。麦克尔向他挥手，示意他坐到我们这儿来，但他走开了，假装没看见。他是跟着她的足迹。我觉得我看见一只强有力的手，将他俩系在一根同样的看不见的绳索上，拉往一个同样的方向。我问我自己：对于她和他，这条路指向哪里呢？哦，这和我有什么相关！这条她在走的路，她可以不用我的帮助自己去走。我只移动了一点她那小脚下最肮脏的尘土。但她的路也一定艰难，那一定是如此。世界对那些爱的人并不仁慈。并且最终，这总是指向黑暗，对他们以及对我们所有的人。

“雷奇最近一段时间变得不那么容易找到了，”麦克尔说，“我敢肯定这混蛋有什么特别的事。听说他在追逐一个有钱的姑娘。是呵，是呵，最终一定是朝这条路发展，他有王储的债。他是在那些放债人的手里。”

“你怎么知道？”我问，也许毫无理由地有些暴躁起来。

“我完全不知道，”他放肆地说，“但我明白这。一般人是通过一个人的经济状况来判断此人，我走完全相反的一条路，我通过这人来评断他的经济状况。那更合乎逻辑，而我了解雷奇。”

“现在你可不许再喝威士忌了，麦克尔，”别克说。

麦克尔又给自己倒了杯威士忌，给别克也斟了一杯。别克坐着直瞪瞪地看着一片真空，假装没看见。我的威士忌杯子几乎还没动过，麦克尔用担心和不满的眼神看了看它。

别克突然转向我：

“告诉我一件事，”他问，“你在寻求幸福吗？”

“我想是的，”我回答，“我所知道的幸福的唯一定义是，人在自己的情境中找到自己愿望的满足。因此那应该是显然的，人都在努力寻求幸福。”

别克：当然。这样说当然是不言自明的。你的回答第一百次地提醒我，所有的哲学靠字面的含混不清来存活和谋生。这普通的幸福薄烤饼，一面是拯救的钩子，一面是“工作”，两者都否认它们非常了解努力寻找幸福意味着什么。这是个令人羡慕的才能，能用语言欺骗自己。人总有在理想主义光芒下看自己和自己的努力的欲望。也许最终，那最深的幸福是在这幻象里，人不是在寻找幸福。

麦克尔：人不追求幸福，人追求感官的快乐。这是可能的，昔兰尼派⁽⁵⁾们说，有并不追求感官快乐的人，那是因为他们的智力是畸形的，他们的判断力是受损的。

“当哲学家们，”他继续说，“说人们追求愉快，或拯救，或工作时，他们都只是考虑着他们自己，或是受一定程度教育的成年人。在一个短篇故事中，佩尔·哈斯特朗姆⁽⁶⁾讲到他小时候经常背诵：‘灯笼来，灯笼去，上帝爱谁，谁得灯笼。’显然在那纤小的年龄，他不懂‘幸福’这字眼的含义，于是无意识地拿另一个他更熟悉易懂的词‘灯笼’⁽⁷⁾来代替这难以理解的字眼儿。而我们体内的细胞对于什么是幸福、拯救和工作，就像孩子知道得一样少。是这些细胞决定了我们的奋斗。地球上的一切感官生命都在逃脱苦痛，寻找感官的享乐。哲学家只是考虑他们自己意识中的努力，他们意愿中的努力，也就是说，他们想像中的努力。但我们那无意识的部分比意识中的要千倍以上地巨大有力，是无意识造成了偏离，打破了平衡。”

别克：你所说的一切只是确证了我刚才说的，如果我们要为了任何目的谈论哲学，必须从基础上重塑语言。

麦克尔：好吧，上帝，你保留你的幸福，我带走我的快乐。干杯！但是即使我同意你使用语词的方式，这也并不意味着真就是人人都寻求幸福。有那么些人根本对幸福就没胃口，只感受尴尬、冷酷的透明。这样的人不寻求幸福，而是寻求在他们的不幸中得到些形式和风格。

并且，突然地，出乎意料地，他补充说：

“格拉斯就是他们中的一个。”

这最后一句话来得让人震惊，以至于我坐在那里，回不出话。直到听见他提我的名字，我还以为他在说他自己。我仍旧以为，只是为了隐瞒这一点，他才偷袭了我。一个压抑的沉寂随之而来。我看着斯特朗姆闪亮的水面。在若森巴德上空的云团里，喷涌出了一道月光，苍白的银色光亮照在邦德家族古老宫殿的有柱廊的正面。在麦拉壬湖上方，一团紫红色的云，自己独自缓缓地游走，和其他的云朵隔离开来。

(1)　厄尔是瑞典货币单位。一百厄尔是一克朗。当时一份标准的年历价格为十四厄尔。

(2)　拉丁文，意思是：在永恒的观点下。

(3)　典出《圣经》中参孙和达丽拉的故事。

(4)　指“戴绿帽子”。莎士比亚的悲剧《奥赛罗》中就有头上的角长到了天空的说法。

(5)　小苏格拉底学派之一，因创始人阿里斯底波（公元前435—前350）出生在北非的昔兰尼而得名。特点是快乐原则和实用倾向。注重肉体而非灵魂的快乐。厌恶抽象思辨，注重实用。

(6)　佩尔·哈斯特朗姆（Per Hallström，1866—1960），瑞典作家，翻译家。1908年成为瑞典文学院成员。1931—1941年间是瑞典文学院秘书。

(7)　瑞典文里，灯笼和幸福在拼写和发音上很接近。文字的意思本来是幸福它来它去，上帝爱的人得幸福。是十九世纪初开始流行的从旧祈祷文中演变出的祈祷文。

7月25日

海尔嘉·格雷高瑞尤斯：我总看见她在我眼前。看她就像我看见她在我的梦里：赤裸的，朝我伸来一束暗色的花。也许是红色，但非常暗。当然，红色在微光下自然就是暗的。

没有一个夜晚我不是在上床前祈愿她能重回我的梦中。

但那含混的笑容已被我的想像渐渐拭去，我再也没见着它。

*

我希望牧师是回来了。那样的话，她就一定会再来找我。我想见她，听她的声音，我希望她和我在一起。

7月26日

牧师：他的脸也追着我——追着我，带着我们上次见面时的表情，当我要谈论性问题时。我如何才能描述那表情呢。是这么个人的表情，他嗅着什么腐烂的东西，隐秘地以为那气味美妙。

8月2日

是月光。我所有的窗户都打开着。我的书房点着灯。我已把灯放在雪纺橱的桌面上，可以避开那沙沙作响的夜风，夜风轻轻地将窗帘鼓成了风帆。我在屋内来回踱步，不时停下，在桌上写下一行字。我在起居室的一扇窗边站了很久，看着外头，听所有夜间的古怪声响。但今夜，那里黝黑的树木下是一片寂静。只有一个孤独的女人坐在长椅上。她在那儿坐了有一会儿了。而月光正亮。

*

我在晚饭时间回到家，我的写字台上躺了本书。我打开它，一张访问卡掉了出来：伊娃·玛藤斯。

记得她前些天说起过这书，我随口说：读一读也许很有趣。我这么说出于礼貌，以便不会因轻视她喜欢的而感到心虚。打那以后，我就没想过这事。

但这么说她想过。

如果我想像她对我有些好感，我是不是很蠢？我能从她脸上看出来，她在恋爱。但如果她爱的是另一个人，她怎么会对我有这么大兴趣？

她有两只明亮、诚实的眼睛，茂密的棕色头发。鼻子不那么标准。嘴巴——嘴巴，我记不起是什么样。对，那是红色的、偏大，但它在我眼前不很清晰。人只会非常熟悉亲吻过的嘴唇，或一个特别想亲吻的嘴唇——我知道有这样一个我熟悉的嘴唇。

我坐着，看那小小的、简单无误的访问卡，姓名用了苍白的平板印刷体。但我看见的不只是姓名。有一种书写只有在巨大温情的影响下才能被瞧出。我是否拥有这样的温情，我不知道。即使如此我能读出那看不见的书写：吻我，做我的丈夫，给我孩子，让我爱。我盼望着可以爱。

“这里有很多年轻的处女，还没有男人碰过，并且独自睡眠对她们不好。这样的得有好男人。”

查拉图斯特拉大约是这么说的。那真实、年老的查拉图斯特拉，不是带鞭子的那个。

我是个“好男人”吗，我能成为她的好男人吗？

我不清楚她对我勾画了个什么样的图像。她不了解我。在她小小的心里，对她左近的人只有些温柔、友好的想法，也许加些个琐碎，这形成了一个带了点我外部特征的图像，但不是我，看来，她对这图像似乎满意——上帝才知道为什么，也许主要是因为我未婚。但如果她真了解我，如果偶然某个机会，比如她读到了在晚间我写的这些纸，嗯，我想，那她就会害羞地但完全本能地避开那些我走的路。我想我们心灵间的鸿沟是有些过大了。或者，谁知道呢：如果人要进入婚姻，也许正相反，鸿沟过大是幸运——假如鸿沟小了，我或许会被诱惑着去尝试填充这沟壑，而那永远不会有一个好收场！那个女人，那我可以暴露自己的女人，她不存在！但即使如此，和她紧挨着生活在一起，从不让她进入真实的我和我的所有——人可以这样对待一个女人吗？让她拥抱另一个人，却以为那是我——人可以这么做吗？

可以吧，人大概是可以这么做的，那就是总在发生的。人彼此知道得那么少。人拥抱一个阴影，爱一个梦。顺便说一句，我对她知道点什么呢？

但我独自一人，月亮在闪光，我向往一个女人。我简直有股欲望要到窗边朝那里的她叫喊，那孤独地坐在长椅上的她，在等一个不会到来的人。我有波特酒、白酒、啤酒、好吃的以及已经铺好的床。这对她当然会是天堂。

*

我坐着考虑着前两天晚上麦克尔说的话，关于我，关于幸福。真的，我可能真会愿意结婚，变得像圣诞猪那么幸福，只为了去激怒他。

8月3日

呵，月亮，它又在那儿了。

我记得那么多的月亮。最久远的记忆来自我童年最初的冬夜，那在窗玻璃后头的月。它始终在一个雪白的屋顶之上。有一次，母亲给我们孩子高声朗读维克多·瑞德贝里的《通扑腾》⁽¹⁾，我立即认出了它。但它还没有那些它后来获得的特征。它既不是柔软和感伤的，也不是冷漠和恐怖的。它只是又大又亮。它属于窗户，窗户属于房间，它和我们住在一起。

后来，人们意识到我有音乐天赋，让我上钢琴课，我开始能弹一点肖邦那会儿，月亮对我就有了新面貌。记得有一个夜晚，我大约十二岁，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因为肖邦的第十二夜曲在我脑中盘旋，也因为月光。那是在乡下，我们刚搬到那儿，我睡的房间还没卷式窗帘。月光淌成白色的水流，泛滥到我的房间里，到床头，到枕上。我直直地坐在床上唱了起来。我不得不唱那美妙的没有歌词的旋律，那是我无法摆脱的。它融化在月光里，这两者中都有一个承诺，关于一些巨大的事，某一天要成为我的命运的事，一些我并不知道是什么的，一个不受诅咒的幸福或一个比世上所有幸福更有价值的不幸，是某个燃烧、喜悦、伟大的东西，等待着我。我唱着直到父亲站在门边朝我嚷嚷，叫我睡觉。

那是肖邦的月。那也是同样的月，此后当爱丽丝在八月的夜晚歌唱时，那在水面上颤动和燃烧的月。我爱过她。

然后，我也记得我的乌普莎拉的月。我从没见过一轮月亮像那一个，有如此冷淡而心不在焉的面孔。乌普莎拉有和斯德哥尔摩全然不同的气候，内陆气候，更干燥更寒冷的空气。一个冬夜我和一个年长些的学友在那有着灰房子和黑影子的白色雪街上散步，我们谈论了哲学。我十七岁，几乎不信上帝。但我也反对达尔文主义，我觉得达尔文主义让一切变得毫无意义、愚蠢和庸俗。我们从一个黑色的桶形穹隆下走过，上几级台阶，紧挨着站到了大教堂的墙下。脚手架将大教堂弄得像个从地下冒出的、没听说过的怪物的骨骼。我的朋友和我谈论着我们和兄弟动物的亲戚关系。他说着，举着例子，用一种粗厉、没教养的嗓音喊着，这喊声在墙之间传出回音，而他说的是某种方言。我没作太多回答，但我自个儿想：你不对，可我学得还太少，考虑得太少，没法来反驳你。但是等着——只需等一年，我和你一起回到这同一处地方，在像现在这样的月光下，我会向你证明，你有多么错，多么蠢。因为你说的，无论在任何前提下，都不能够，也不可以是真的。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我就不再想跟随了，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我没有任何想得到的。但我的同志谈论着，并拿手上握着的一本德语小册子做着手势，继续着他的议论。突然，他在月光下停住了，打开书的有插图的某处，递给我看。月光是那么明亮，我既能看见那代表了什么，也能看见图片下的说明。是三个头骨，非常相似：猩猩、澳洲土著、伊曼努尔·康德。我被厌恶的情绪攫住，一把将书扔得离自己远远的。我的同志生气了，对我动了手，我们在月光下扭打起来，但他强壮多了，把我按倒，用雪洗了我的脸，像男学生通常会做的那样。

一年过去了，然后又是许多年，但我从没感觉是到了能反驳他的状态。我发觉我得先把这事搁着。虽然我并没怎么弄明白，在这世上我究竟能抓住什么，我还是留下来了。

打那以后，我见过许多的月亮。温柔而感伤的月，在湖边银色的白桦树之间的……在薄雾的海面上轻快走动的月……从粗糙的秋天的云朵中逃逸的月……那照在格雷琴⁽²⁾的花园窗户和朱丽叶的阳台上的爱之月……一个不再年轻的想结婚的姑娘曾告诉我，每看见月光照在林中的木屋上，她就忍不住要哭泣……月亮是挑动春情的和充满渴望的，一个诗人这么说。另外也有人想往月光中投入伦理和宗教的倾向，把它们比拟为丝线，那被亲爱的逝去的人们编进一张网里的丝线，来捕获一个迷失的灵魂……对年轻人来说，月亮是对一切等待着的大事的许诺，对年长的人来说是一个纪念品，关于许诺没有兑现，关于缺失的破碎的那一切的提醒……

那么，什么是月光呢？

第二手的阳光，冲淡的、伪造的。

*

那月亮，那现在从教堂尖顶后爬上来的，有一张不幸的脸。在我看来，它是变形的、放荡的，因不可名状的苦难而磨损了的。可怜的人，你为何坐在那里？你命定是一个赝品吗——你伪造了阳光吗？

老实说，这可不是什么小罪过。倘若人能够确信永不犯这样的罪。

(1)　通扑腾（Tomten）本是瑞典传说中的人物，后与圣诞老人的概念融合。维克多·瑞德贝里（Viktor Rydberg，1828—1895），瑞典作家，宗教哲学家。他的诗《通扑腾》，描写圣诞雪夜，万物寂静，只有圣诞老人醒着，是脍炙人口的圣诞作品。

(2)　格雷琴是歌德的名著《浮士德》中浮士德的恋人。

8月7日

光！

……我从床上坐起来，打开床头柜上的灯。我出了一身冷汗，头发粘在前额上。我梦见了什么？

同样的梦又来了。我杀了那牧师。他得死因为他已经散发着尸体的味道，这么做，是我作为一个医生的职责……我觉得这很难，很不愉快。这在我的诊所是前所未有的事——我很想咨询一个同事，不愿对这样一件严重的事单独背负责任……但在远处，格雷高瑞尤斯夫人一丝不挂地站在半黑的角落里，披着小小的黑色面纱。听见我发出“同事”这字眼，有一丝恐惧的神情在她眼睛里，我意识到这事得马上做。否则，她就会被毁了，以某种我不能清楚了解的方式。并且我得单独把事办了，这样就不会有别的什么人知道。于是，我把头扭开，动了手。怎么做成的？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捏住鼻子，扭开头，对自己说，好啦，好啦，现在一切都结束啦。现在他不再发出怪味了。我试图向格雷高瑞尤斯太太解释这是个很罕见和很奇怪的病例：大多数的人，当然，直到他们死了以后才发出怪味，那么人就埋葬他们。但如果有人还活着就有怪味，人就得杀了他，当前的科学还没找到其他出路……但是格雷高瑞尤斯太太消失了，包围着我的只是一大片真空，在那里，一切似乎都要离开和躲避我……黑暗淡去，让路给烟灰色的月光……而我笔直地坐在床上，完全醒着，听着我自己的声音……

我起了床，穿了几件衣服，点亮了所有房间里的灯。我像时钟那样稳步地来回走动，不知走了有多久。最后我停在起居室的镜桌前，盯着里头苍白、错乱的自己，像盯着一个陌生人。但对于会有一个突然的冲动而将镜子打碎的恐惧袭击了我，这镜子看到过我的童年和几乎我全部的一生，看到过许多我存在之前发生的。我走开去，站在一扇开着的窗边。月亮不再亮了。天下起了雨，雨水正打在我脸上。这很舒服。

“梦像河水一样流淌”——我了解你，古老谚语的智慧。大多数的梦在现实中是不值得被考虑的——人们的经历的散漫碎片，常常是最愚蠢、最无关紧要、意识没空去保留的，但它们在大脑的储藏室里继续着它们的阴影生活。不过也有其他一些梦。我记得小时候，我坐了一下午思考一个几何题，但问题始终悬而未决，我就不得不上了床：在睡梦中，大脑却继续自行工作，在梦里给了我答案，并且答案是正确的。还有一些梦，像从深处翻起的泡沫。当我回头去想，现在我可以更清楚地考虑这件事——有许多次，一个梦教给我关于我的一些事，告诉我一些我没有企盼的心愿，没有向往的欲望，那些在日光下我不愿知道的。那些心愿、那些欲望，此后我在充足的太阳光下对它们称量和检测。但它们很少能受得了日光，通常我将它们推回它们属于的那黑暗的深处。在夜里那些梦可能会卷土重来，但我认出了它们，即使是在梦里，我轻蔑地嘲笑它们，直到它们放弃了所有要站立起来，在现实中和日光下生存的要求。

但这是另一回事。我想知道那是什么，我想称量它、检测它。我的一个最基本的天性是，不能忍受有什么半自觉、半清晰的东西和我在一起，这在我的权力之内，将它提出来，举在日光下，看它到底是什么。

那么，让我们想想：

一个女人在她需要时到我这里，我允诺了要帮助她。帮助，是的……那时我们中谁也没想过，这意味着什么，这可能会意味着什么。她要求我的，不管怎样，是那么简单和容易。它不需要耗费我任何苦痛和犹豫，这实在是让我很过瘾。我给了这可爱的女人一个精巧的帮助，而同时，对那讨厌的牧师耍了个歹毒的把戏，在我肥大的黑灰色的脾脏里，冒出这样一个插曲，闪闪发光，就像从一个对我关闭的世界里发出的玫瑰色火花……对她来说，这当然意味着幸福和生活，她是这么看的，她也是这么让我看的。于是我允诺了要帮她，我这么做了——这是那时该做的。

但此后，一切逐渐有了另一个表现，这一次，在我继续行事之前，我得看到事情的最底层。

我保证了要帮助她，但我不喜欢把事情只做一半。我现在当然知道，已知道了一阵子了，她若得不到自由就不是得到了帮助。

要不了一两天，牧师就会回来——老故事就会重演。我现在了解他了。但还不仅仅是这个，这她自己到头来能对付，不管这有多难，虽说这会将她的生活打破，把她扯成碎屑。但有那么些事照我说是明摆着的，就像已发生了——她早晚会怀上孩子。照她现在这样去爱，她就很难避免这一点，也许她甚至不想避免。那么，如果这事发生，会是什么时候，接着会怎样？那样牧师就得走开，彻底地。

这是肯定的：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她可能会跑来寻求其他许多人徒劳寻求过的帮助——如果她真这么做，我可能会同意，因为我不知道我怎么才能违背她的意愿。但那是我所能做的最后一件事了，这样事情能有个了结，关于我要做的部分。

但我感觉，我感觉并且我知道，事情不会这样发展。她和那些其他人不同。她绝不会向我寻求那样的帮助。

那么，牧师得走开。

无论怎么反复琢磨，我看不到别的解决办法。让他看见理由？让他看见他已没有权利糟蹋她的生命，他得让她自由？废话，她是他妻子，他是她丈夫。一切都会站在他这一边，世界、上帝、他自己的道德心。爱，对他来说，和对路德是一样的：这是自然需要，他的上帝一劳永逸地给了他准许，就用这一个女人来满足。她用冷淡和嫌恶来回应他的欲望，并不能让他对自己的权利有瞬息的怀疑。此外，他想像在这些时刻，也许她隐秘地有和他一样的想法，但他绝对以为一个教徒和牧师太太不能承认什么，即使是对她自己。即便对他自己那部分，他并不愿将那全部称为享乐，宁愿称它为“职责”和“上帝的旨意”……不，去他的这些，去他的，走开！

让我想想：我寻求过一个行动，我乞求过。这就是那个行动吗，我的行动？那必须被完成的，只有我明白是必须被完成，没有任何人比我更能够和更敢于做到的？

别人会说，这看来有些奇怪。但这不是赞成或反对的理由。一个行为的“伟大”或“美好”只是它在公众中效果的反光。但这自然是我谦逊的意图，要将公众保持在这事件之外，这方面就不必被考虑。我只考虑我自己。我想检查我的行为的接缝，瞧瞧里头到底看起来是什么样。

首先和最重要的：我真是想要杀了牧师吗？

“想要”——不过，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人的意愿不是一个整体。是数百个有冲突的冲动的合成。合成是个编造，意愿是个编造。但我们需要编造。没有比意愿更让我们需要的编造。那么，你想吗？

我想。并且，我不想。

我听见冲突的声音。我必须审问它们，我得知道为何一个说：我愿意，另一个说：我不愿意。

你先来吧，那说“我愿意”的：你为什么愿意？说！

“我想行动，生命在于行动。当我看见一些让我觉得愤慨的事，我想干涉。我没在每一次看见苍蝇在蛛网里时加以干涉，那是因为蜘蛛和苍蝇的世界不是我的，我知道人得限制自己，我也不喜欢苍蝇。但如果我看见一只漂亮的有闪金光的翅膀的小昆虫在蛛网里，那我就将蛛网扯断，如果必要，会弄死那蜘蛛。因为我不信，人不可以弄死蜘蛛。我在森林里散步，我听见一个悲痛的哭喊，我朝哭喊的方向跑过去，看见一个男人企图强奸一个女人。自然，我尽我所能让她自由，并且，如果需要，我会杀了那男人。法律没给我这权利。法律只给我正当防卫的权利，所谓正当防卫，法律只是说对方威胁的是我自己的生命。法律不允许我去杀一个人，以便挽救我的父亲、儿子或最好的朋友，也不能保护我的爱人免于暴力和强奸。一句话，法律是荒谬的。没有一个自我尊重的人会让自己的行为被法律决定。”

——但是那不成文法？道德……？

——我的好朋友，道德，你和我一样了解，它是处在变化状态之中。即使在这你我都存在于世上的，风一般快速飞动的瞬间，道德已经历了看得见的变化。道德，这众所周知的圈着母鸡的粉笔线，它只对相信它的人管用。道德是其他人的关于正确的观点。但现在的问题是在于我的！我承认，在很多场合，也许在绝大多数以及时常发生的事件中，我关于正确的观点和其他人的，和“道德”是相当一致的。在许多其他的场合，我发现，我和道德间的分歧不值得去冒引发偏离的风险，因而也就服从。于是道德对我来说有意识地成为在实际中对所有的人，对每个人的样子。虽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明白这一点。不是固定的、凌驾于一切的决定性法律，只是平日里有用的mudus vivendi⁽¹⁾，那在自我和世界间的长期战争状态中的。我知道，我也承认现存的道德像布尔乔亚的法律一样，在它宽泛和大体的基本特征里，表达了一个关于正义的概念，是一个远古时代的果实，一代一代地继承下去的，关于人类彼此生活在一起，那些最必须的条件的慢慢成长和变化的经验。我知道，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法律的相当的方面必须被尊重，如果像我们这样的人类在这地球上能够生活。人类，用社会组织及其派生的那些东西之外的任何一个其他的框子是很难想像的：图书馆、博物馆、警察、水管、街上的灯、排污系统、巡逻、布道、歌剧芭蕾，等等。但我也知道，那有些什么的人，从没那么书生气地看待法律。道德属于家庭器具，不属于神。它可以被拿来使用，但不可以来统治我们。它可以和偏见一起被使用，和“一小撮盐”一起。聪明的做法是入乡随俗，如果用确信来采用道德，那就蠢了。我是个世间的旅客，我观察人们的习惯，然后挑出那些我能派用场的。道德来自“mores⁽²⁾”，习俗。它完全依靠于习俗、习惯，它没有其他的基础。你不必告诉我，杀死那个牧师，我就实施了一个违背习俗的行动。道德——你开什么玩笑！

“我得说，我提问更多是出于形式的考虑。关于道德，我想，我们是彼此理解的。但我不能就此放了你。问题的关键一开始并不是要谈，你怎么敢做这件事，即使这违背习俗和道德，问题的关键是你为何想要这么做。你用暴徒在森林里强暴妇女来做了比较。好一个比较！一方是一个残酷的罪犯，另一方是一名无可指责、值得尊敬的年迈牧师！”

“是，这比较有点牵强。这牵涉到一个不认识的女人和一个不认识的男人，以及他们之间一个不被知晓的关系。并不能肯定，这不认识的女人值得一个男人为她去杀另一个男人。这也是不能肯定的，一个不认识的男人，那在深深的林子里碰见个年轻姑娘的，他突然被潘神占领和攻克，于是得被处死。这到底也是不确定的，是否这样的事就得被抓。女孩尖叫，因为她害怕，因为这让她疼痛，但这并不是说，伤害就得用尖叫来衡量。也可能他俩在分手前成了好朋友。在乡下，有不少婚姻就是从强奸开始的，也没比其他的婚姻更差，强奸一度是订婚和结婚一个通常的形式。在我选择的这例子里，如果我杀了个男人，以解放一个女人，一个除律师外，许多有道德思想的人会喜欢的行为模式，根据法国或美国的法律，会给我一个惊人的无罪宣判和公众的掌声。于是我很冲动地去做，不必深思熟虑，或做什么蠢事。但我们的事务有完全不同的构造。这不是个关于偶然的强奸的问题，是关于一个高度危险的关系，本质上形成了一个持续的重复的强奸。这不是关乎一个不认识的和不知其价值的强奸犯，而是一个你完全熟知的人，牧师格雷高瑞尤斯。这牵涉到帮助和解救一个人，不是个不认识的女人，而是你秘密地爱着的……”

“不！别说了，够了！别再说了！”

“一个男人可以听任一个他爱的女人，就在他眼前被侮辱、掠夺和践踏吗？”

“住嘴！她爱着别的男人。这可是他的事，不是我的。”

“你知道你爱她，所以这是你的事。”

“住嘴！……我是个医生。而你想要我偷偷杀掉一个来我这里寻求帮助的老人！”

“你是个医生。这话被你说过多少次了：我作为医生的职责。这是你现在的职责：我以为这是很清楚的。你作为医生的职责是去帮助能被帮助也该被帮助的人，并割掉那些毁坏健康人的腐皮烂肉。的确，这没有可获得的荣耀。你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事，否则你就会蹲长岛或进恐拉兹山⁽³⁾。”

现在我回想起来，一阵突如其来的风如何将窗帘卷在烛灯上，窗帘的边缘着了火，我如何立即将那小小的蓝色火焰掐灭在手里，并且关上了窗。我自动地做了这些，几乎无意识的。雨抽打着窗玻璃。灯继续在燃烧，平静而呆板。两支烛灯中的一支，上头坐着只小小的脆弱的灰色夜蛾。

我坐着，瞪着烛灯呆板的火焰，像是死过去一般。我猜我是陷在迟钝之中，也许我是睡过去一会儿。但突然，好像受到了暴力的袭击，我又记起了每一件事。那该解决的问题，那该做出的决定，在我可以休息之前。

那么，你，那个不想做的：——你为什么不想？

“我害怕。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是害怕被发现和‘处罚’。我并不低估你的审慎和聪慧，我完全相信你会做些安排以便事情顺利。我相信是这样。但风险是在那里的。赌运气……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在这世上人总得冒点险。你想有个行动。你忘了就在没几天前，你在日记上写了的吗，在我们知道打那以后发生的事情之前！地位、名声、前途，所有这些，你已准备好要用行动来装载进第一只船。你忘了吗，我要不要把这页翻给你看？”

“不，我没忘。但那不是真的，那是在吹牛。现在我觉得不同了，当我看见船来。你一定能理解，我从没想像过是这么个邪恶的鬼船。是牛皮，谎言！没人能听见我们，我可以坦白。我的生活是空洞的、可怜的，我在其中看不到任何意义，但我还是死死地吊在上头。我喜欢走在阳光里观察人群，不想有什么东西隐藏着让我害怕。给我点安宁吧！”

“安宁，不——这终归不会有什么安宁。你愿意是这样吗，我看见我爱的女人淹死在粪坑里，只一个勇敢而快速的提抓，我就能帮她出来——会有安宁吗，我能得什么安宁吗，如果我只掉转身，走到阳光下去看人群？会有安宁吗？”

“我害怕。不是那么怕被发现。我一直有我的药丸子，可以将我从游戏中脱身，如果感觉不妙。但我怕我自己。我知道我自己什么呢？我怕会牵扯进什么捆绑我、纠缠我、再也不让我脱身的。你要求我的和我的观点没什么抵触，这是一个行为，一个我会赞成别人去做的行为，假如我知道过我知道的。但这对我不合适。这和我的倾向、习惯、直觉相抵触，和我所有最根本的一切相抵触。我不是为这样的事而生的。有成千的爽快的强壮男人会像杀死苍蝇那般轻易地杀人。为什么他们中的某一个不能做这事呢？我恐怕我会自我感觉不好，因为那就是你会感到的，如果你不想控制自己。控制自己意味着知道自己的界限。我想做我自己。每天人们做一些和他们最真实的有着最好基础的观点完全相悖的清闲、愉悦的事情，他们的知觉好得像水里的鱼。但试着违背你内在的结构来处理一切，那你就可以听见知觉是如何在尖叫！那就成了猫叫！你说我请求和祈祷过一个行动，这是不可能的，这不是真的，这一定是什么误会。这是很没脑子的，如果我有过这样一个发了神经的愿望。我生来是个观望者，我愿意舒舒服服地坐在包厢里，看人们在舞台上是如何互相残杀，但我和这些没任何关系，我愿意在外头，给我点安宁吧！”

“废物！你是个废物！”

“我害怕。这当然是个噩梦。我跟那些人跟他们那些脏事儿有什么关系！牧师对我而言是那么让人厌恶，我怕他——我不想将他的命运和我的搅和在一起。我知道他一些什么呢？那我厌恶的并不是‘他’，他本人，而是他给我造成的印象——他肯定遇到过成百上千的人，并没感觉到他给我的那种印象。他存留在我灵魂中的印象不会因为他消失而被清除，至少，假如他是通过我而消失。他活着已能这样困扰我，谁知他要是死了还要做些什么。我知道一点。我读过《拉斯科尔尼科夫》⁽⁴⁾，我读过《红杏出墙》⁽⁵⁾。我不相信鬼魂，但我不想弄到要相信鬼魂的路上去。这一切跟我有什么关联呢？我要离开。我要去看森林、高山、河流。我想在高大的绿树底下漫步，带一本装订漂亮的小册子在口袋里，思考那些漂亮、美好、善良、安稳的想法，思考那些可以大声地说出来，并得到赞扬的想法。放开我，让我明天就离开……”

“废物！”

迎着那灰暗的黎明，烛灯燃烧出一种肮脏的红色火焰。夜蛾躺在我的书桌上，带着发焦的翅膀。

我将自己扔倒在床上。

(1)　拉丁文，暂时妥协的意思。

(2)　拉丁文，习俗的意思。

(3)　长岛是斯德哥尔摩的一个岛，岛上建有监狱，很长时期内，直到1975年，是中心监狱所在地；恐拉兹山是当时斯德哥尔摩的一个精神病院。

(4)　《罪与罚》当时在瑞典流行的译名。

(5)　左拉的小说。

8月8日

我已骑了马，也洗了澡。我看完了门诊，也像往常一样访问了我的病人们。夜晚又降临了。我累了。

教堂的砖塔在夕阳中看起来那么红。现在，树冠的绿色是那么盛大和幽暗，而那背后的蓝色是那么深邃。这是周六的晚上：那边砾石路上贫穷的孩子在玩跳房子。一扇敞开的窗户那儿，一个卷着袖管的男人坐着在吹长笛。他吹的是《乡村骑士》的间奏曲⁽¹⁾。曲调和它的传播真是奇怪。不到十年之前，这调子从一片混乱中跳出来，偷偷跑到一个贫穷的意大利音乐家那儿，也许是在一个暮霭中的夜晚，也许就像今晚这样的，这给他的灵魂以灵感，催生了另一些旋律，另一些韵律，这使他成为世界著名人物的一员，给了他新的生活，带着新快乐，新悲伤，还有一笔可以在蒙特卡罗赌个精光的财富。旋律传播开来，立即传染到了全世界，以或好或坏的方式完成着它的使命，给脸颊染上红色，让眼睛闪光，它让无数的人爱戴和倾倒，或者在其他人，往往在那些开头最喜欢它的人，只唤醒了疲倦和反感。无情地、顽固地，在夜间，它回响在那些无法入眠的耳畔，让那因上周卖出的股票升了值，躺在床上焦躁的生意人恼怒；让试图集中思绪，形成一个新法则的人头疼，觉得被困扰；或在那些白痴的真空的大脑里舞蹈。而同时，那创作了它的人，也许比其他人更因为它而受困，比别人更对它产生厌倦。甚至一夜接一夜，它在世界各地的娱乐场所，带来大众爆发的掌声。而在那边的男人正吹着它，带着对笛子的情感。

(1)　意大利作曲家马斯卡尼《乡村骑士》是独幕歌剧，十一场。间奏曲出现在第八和第九场间。歌剧叙述青年农民杜里都爱上了马车夫阿尔费奥的妻子罗拉。在第八场中倾心于杜里都的村女桑社查把杜里都和罗拉相爱的事告诉了阿尔费奥，阿尔费奥发誓报仇。两人下场后，台上空无一人。这天是复活节，教堂里在做弥撒。乐队奏出间奏曲，填补舞台空白。主要由小提琴在竖琴伴奏下奏出，和教堂管风琴声合在一起，是祈求和祷告之声，也预示悲剧即将发生。

8月9日

有意愿就是能够做选择。唉，选择是那么地难！

能够选择是能够自我否定。唉，自我否定会是这么地难！

一个小王子将要远足。人们问他，王子是要骑马还是乘船？他回答说：我想骑着马乘船。

我们想要一切，想成为一切。我们想要知道一切幸福的欲望，和一切磨难的深度。我们要行动者的激情，也要旁观者的平静。我们既向往沙漠的沉寂也向往古罗马广场的喧嚣。在同一次里，我们希望是孤独者的思想和群众的声音，我们希望同时是旋律与和声。同一次！这怎么可能！

“我想骑着马乘船。”

8月10日

一个没有指针的手表会有那么种平板和空洞的东西，让人想起死人的脸。我正坐着看这样一只表。其实，它根本就不是表，而只是有一张古旧的漂亮表面的空盒子。就在刚才，我在闷热的黄色暮霭中朝家走，路过街边那驼背钟表匠的橱窗，一个古怪的黄昏，我曾想像过沙漠中有这样一个一天的结束……我走进去，问那曾帮我修表的工匠，一只表没指针，是怎么回事。他抛给我一个自以为迷人的驼背人的笑，给我看了那漂亮的旧银盒子，一个精致手工。他从一个拍卖会上买来的。机芯是破损了，不能用，他打算装上个新的。我将表盒子照原样买了下来。

我打算将我的药丸子放几粒在盒子里，将它塞在背心的右侧口袋里，跟手表配对儿。这只是狄摩西尼⁽¹⁾的点子——将毒药放在笔管里——的一个新变种。太阳底下无新事！

*

现在夜已降临，已有一颗星星透过那棵巨大的栗子树的叶片在眨眼。我感觉今夜我将睡得踏实，我的脑子是清醒和平静的。但我还是很难将自己从那树和星星边挣脱开。

夜。多么可爱的字眼！夜比白天更古老——古代的高卢人这么说，他们相信那短促、瞬时的白天是诞生于那无边的夜。

那巨大的、无尽的夜。

其实，现在那也是一种惯用说法……什么是夜，什么是我们所称的夜？我们这小小星球的圆锥形暗影。一个小小的尖锥体的黑暗在那光芒的海洋正中。而这光芒的海洋，它是什么？空间里的一个火花。那小小的光辉环绕着一颗小星星：太阳。

呵，这是怎样的一种瘟疫，那抓住人类的，让他们询问每样事物都是些什么？这是怎样的一种鞭笞，将他们抽离手足链中那其他的，那地球上匍匐的、行走的、奔跑的、攀援的、飞行的生物，从高处看他们的世界和他们的生活，从外头，带着冷淡的陌生的眼，然后发现这很渺小，一切都无价值？这将引往何处，一切将如何了结？我得考虑在梦里听到的女人的抱怨声，我听见这声音还在耳际，一个哭哑了的老女人的声音：世界着火了，世界着火了！

你要从你自己的角度看你的世界，不是从什么跳出到宇宙中的角度。你要谦逊地用你自己的尺码来衡量你的地位，你的处境，地球居民的地位和处境。那么地球就足够地大，生活就是重要的事，夜无边且幽深。

(1)　狄摩西尼（Demostenes，公元前384—前322），古希腊伟大的政治家、演说家和雄辩家。

8月12日

多么灿烂的太阳，今晚照在教堂那公鸡形状的风向标上！

我很喜欢这随风转的漂亮的聪明家伙。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关于雄鸡的持续提醒，它在一个特定的场合啼叫了三次，也是神圣教堂的一个有独创性的象征，以否认它的主人为生⁽¹⁾。

在墓园里，教区长正在这美丽的夏夜里缓缓地来回地走着。一个年轻教士同仁的手臂扶持着他。我的窗户开着，而外头是那么宁静，他们说的字眼，一个又一个，一直飘到了我这里。他们在谈论迫近的大教堂教区主持牧师的选举，并且我听见教区长提到了格雷高瑞尤斯的名字。他说了这名字没有喜悦，没有任何完全的未混杂他物的同情。格雷高瑞尤斯是属于那样的牧师，总有些俗人聚集在他们身边，因此，他们自己的同事也反对他们。从语气中，我感觉教区长更多只是随口提及格雷高瑞尤斯的名字，他并不觉得格雷高瑞尤斯有多大前景。

这也是我的看法，我不觉得他有多少机会。这会让我非常吃惊，如果他成为主持牧师……

今天是八月十二号，他在七月四号或是五号去了泊拉，在那里呆六周。所以要不了多久就能在这里又看到他，在他游了水，有了好的健康和精神之后。

(1)　公鸡啼叫三次及否认主人，出自《圣经》里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故事。

8月13日

这会怎么发展呢？我已经知道有一阵子了。机会已经那么好地安排了问题的解决办法，那是明摆着的：我一度想到给自己而不是任何他人准备的氰化钾药丸，现在自然是要派用场了。

有一件事是显而易见的，让他把药丸带回家一定不行，这得发生在这里，在我这地方。这会是不愉快的，但我找不到其他出路，而我想让事情有个了结。如果他在家依我的处方吞了药，然后立刻暴死，恐怕警察会察觉这两件事之间的联系。甚至，她，那我想帮助的，很容易被怀疑，被卷入这事件里，她的名字一辈子被玷污，也许她会被判定谋杀罪……

自然，不能有任何惊动警察的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牧师吞了药：他必须是完全自然的死亡，因心脏病发作。也不能让她有一丝怀疑。让他在我的诊所死去，自然对我作为一个医生的声誉是糟透了的，也会给我的朋友们一些材料来制造不好的俏皮话，不过随便怎么都是一样。

有一天，他到我这儿，谈他的心脏和其他废话，要我给他看看，在水浴疗法后，他的身体是不是好多了。没人听见我们在谈什么。宽敞、空荡的起居室横在我的门诊室和候诊室之间。我听着，轻轻拍打，解释说他有了显著改善，但即使如此，还是有那么点让我担心……我取出我的药丸，说明这是种新药，是抵抗某些心脏疾病的（我得找出个名目来），建议他立即就吃了。我招待他一杯波特酒，以便吞下药丸。他喝葡萄酒吗，当然，我听他引用过迦拿的婚礼。……他可以喝点好葡萄酒。贴了格隆思泰德灰牌⁽¹⁾标签的。我能看见他在我面前：起先他啜了口酒，然后将药丸放在舌头上，端起杯子，一饮而尽。他的眼镜反射着窗户和印度橡胶树，挡住了他的眼光……我掉转头，走到窗边，看外头的墓园，站着用手指敲击窗框……他说了些什么，比如他说，这是好酒，但话到半句就停止了……我听到扑通一声……他躺在了地板上……

但如果他拒绝吞药丸呢？哦，他会吞的，他会像吃美味那样吞下去，他迷恋药物。但假如呢？呵，那我也没办法，只好随他去；我又不能拿斧头把他给砍了。

……他躺在地板上。我移走药盒子、葡萄酒瓶和玻璃杯。我给克丽斯汀打电话：牧师病了，昏倒了，马上就要过去了……我感觉着他的脉搏、心脏：

——这是心脏病发作，我最终说。他死了。

我给一个同事打电话。那么，给谁打呢？让我想想。他绝对不行。七年前他写了篇论文，我在医学杂志上以那么点怀疑的态度评价了一番……那个人，太聪明。那一个，那一个和那一个，统统不行。他——是的，我们可以找他。或者找那一个，或者，必要的话，那一个。

我在候诊室门口露了脸，一定相当苍白，然后用一个低沉的、压抑的声音宣布，发生了一些事，我不得不中断今天的门诊。

同事来了。我给他解释发生的事：牧师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受心脏病的折磨。他友好地对我的坏运气表示慰问，死亡居然就发生在这里，我的房间里，然后，在我的要求下，他开出了死亡证明……不，我不给牧师什么葡萄酒，他会把酒喷出来，或者那气味会透露他喝了葡萄酒，那解释起来会很麻烦……他可以喝点水。顺便说一句，我赞同这观点，葡萄酒是有害的。

但如果弄到要尸检的地步呢？那么，我就得自己吞下片药丸了。以为人可以被卷入这样一件事而不担任何风险，那绝对是幻想，我一直明白这一点。我得做最坏的打算。

严格地说，情形要求我自己提出尸检。其他人不大可能提——当然，这谁也说不准。我告诉我的同事，打算找人来做尸检。推测他会说，客观地看，这没必要，死亡原因显而易见；但从形式上讲，也许是应该的……然后，我让问题就此了结。不管怎么说，这是我计划里的一个漏洞，我得再好好想想。

人毕竟不可能提前安排一切细节，总有什么会改变机会。人总得依赖一点自己即兴创作的艺术。

还有件事——见鬼，我可真傻！得考虑的不光是我自己。假设事情真闹到尸检的地步，而我吞下了药丸，从暗门消失，和格雷高瑞尤斯一起穿过冥河，对这样罕见的犯罪能找出什么样的解释？当死去的人将他们的秘密随身带走，人们会不会在活着的某个人身上寻求答案——转向她？把她拉到法庭上，审问她、诱迫她……她有情人的事很快就会被嗅出来。她一定希望牧师死掉，期盼这样的事发生，这几乎是不言自明的。这些她可能都不会去否认。我眼前发黑……那会是我将你带到这条路上，你这最可爱的小女人花！

我为这事担心得两眼昏花。

但也许——也许我还是有个主意。假如我发现尸检势在必行，那么，在我吞下药丸之前，我得及时留下一些明显错乱的迹象。还有更好的办法——是的，这一个也不排除另一个：我将写一个文件，把它打开着，留在这我将死去的房间内的写字台上。写满了胡言乱语的一张纸，表明被迫害妄想症、宗教的思考等等：牧师迫害了我多年，他毒害了我的灵魂，所以我毒害了他的身体，我这么做是正当防卫，等等。一些对《圣经》的引用也可以加进去，总有一些是配得上的。这么一来，这事件就清楚了——杀人犯疯了。这就足够解释了，不用再找别人。我可以有一个基督徒的葬礼。克丽斯汀可以确认她一直默默怀疑的事——也不总是默默地，她对我说过上百次，我疯了。如果需要，她可以给出一个有利的证言。

(1)　一种瑞典产名牌酒。

8月14日

我但愿我有一个可信赖的朋友。一个朋友，我可以商量的。但我一个都没有，即使我有——不管怎么说，人能向朋友询问的总是有限。

我一直都有些孤独。我背负我的孤独在人群里，就像蜗牛背它的房屋。对有些人来说，孤独并不是他们偶然卷入的环境，而是一个性格特性。而这，我想它只能加深我的孤独。不管发生什么，不管事情是转好还是转坏——对我来说，惩罚只能是终身陷落在孤独的监狱。

8月17日

傻瓜！废物！白痴！

唉，谩骂有什么用——没人能战胜他的神经和胃。

门诊时间早结束了，最后一个病人刚才也走了。我站在起居室的窗口，什么也没想。突然我看见格雷高瑞尤斯斜穿过墓园，径直朝我诊所大门走来。我眼前的一切变得灰暗和朦胧。我没料到他来，没想到他已经回来了。我感到头晕、眼花、作呕，所有晕船的特征。我只有一个念头在脑子里：不是现在，不是现在！另一个时间，不是现在！他走上了台阶，他站在门外，我怎么办……我出去对克丽斯汀说，如果有任何人找我，就说我出去了……从她大睁的眼睛和张开的嘴巴，我意识到我看起来很怪。我跑进卧室，锁上门。刚刚来得及走到洗手盆边，我就吐了。

*

那么，我的恐惧是正确的了？我不适合！

因为正是现在一切该发生。那想行动的必须能够抓住时机。没人知道是否时机再来。我不适合！

8月21日

今天我看见了她并和她谈了谈。

下午我走到了船岛。就在过桥后，我遇到了雷奇，他从教堂坐落的小高坡那儿下来。他走得很慢，看着地面，嘟着下唇，用手杖点着路上的小鹅卵石。他好像对处境不太满意。我以为他没看见我，但就在我们要擦肩而过时，他抬起头，以一种明显诚挚而欣喜的方式点了点头，闪电般快速变换了整个表情。我继续走着，但走了几步又站定下来。她一定离这儿不远，我想。也许她还在那高坡上。他们有些什么要告诉彼此，决定了在那儿约会，在那几乎没人去的地方。为不被人看见是和他在一起，她让他先走。我坐在那围绕着巨大的香脂白杨树干的长椅上。我猜这是斯德哥尔摩最大的树。许多春天的夜晚，孩童的我和母亲曾坐在这树下。父亲从不来，他不喜欢出门，不喜欢和我们一起散步。

不，她没来。我以为我会看见她从高坡上下来，但或许她从另一条道走下去了，或许她根本就没在那儿。

不管怎么说，我沿着一条迂回的小径走上高坡。走过教堂，在那里，我看见了她，在教堂大门外的一个台阶上蜷缩着，身体前倾，下巴抵在手上。她坐着，直视着正落山的太阳。所以她没有立即注意到我。

第一次看见她时，我就看出她和其他人是多么不同，这打动了我。她既不像世上的一个女人，也不像中产阶级的太太，或者一个贫民妇女。也许特别不像最后那一种，尤其现在，她坐在那里，在教堂台阶上，任金色的头发自由裸露在阳光之下，因为她脱了帽子，将帽子搁在了身旁。她像一个来自原始人群的女人，或一个根本从未存在过的人，那里阶级区分还未构筑，百姓还未成为低阶层。一个自由部族的女儿。

突然我看见她在哭泣。不是带着呜咽，只是带着眼泪。像一个已哭泣了太多的人，几乎没意识到自己在哭。

我打算扭头走开，但与此同时，我意识到她已看见了我。我有些僵硬地朝她行了礼，准备走过。但她立即从低低的台阶上站起身，轻盈柔软得好像是从椅子上起来，然后走过来伸给我她的手。她匆忙地擦干眼泪，把帽子带上，将灰色的面纱遮住了脸。

我们站着沉默了一会。

“今晚这儿真不错，”最终我说。

“是的，”她回答道，“这是个可爱的夜晚。这是个可爱的夏天。现在一切就要结束了。树已开始发黄，看，一只燕子！”

一只孤独的燕子掠过我们，那么近，我感到空气清凉地吹拂到眼帘上。它迅急地划了条曲线，看起来像是一个箭头，然后消失在蔚蓝里。

“今年气温升高得那么早，”她说，“这通常意味着一个早秋。”

“牧师怎么样？”我问。

“谢谢你，”她回答说，“他不错，他几天前从泊拉回了家。”

“他有些好转了吗？”

她将头转离了我一些，眯着眼睛，注视着太阳。

“我不这么认为，”她低声答道。

我懂了。那么这就像我预想的。其实，这一点也不难猜测……

一个老妇人走来，她在扫凋零的树叶。她离我们越来越近。慢慢地我们走过她，走到山坡的远处。我一面走一面想着牧师。首先我用他太太的健康吓唬了他，那有了不到两周的效果。然后我拿他自己的健康和严酷的死亡吓唬他，那起了六周的效果。若是起了这么久的帮助，只因为他和她分开了。我开始觉得麦克尔和他的昔兰尼派是对的：人们不关心幸福，他们只关心感官的快乐。他们找乐子，即使这和他们的利益、观点、信仰、幸福相抵触……这走在我身边的年轻女人，她有那么挺直和骄傲的背脊，但她的脖子，带着所有金色的丝绸般的卷发，低垂着深埋在她的担忧里——她做了同样的事：追求感官快乐，并不关心什么幸福。而现在，这第一次触动我，这完全是同样的行为，老牧师的让我感到恶心；这年轻女人的激起了我的无限怜惜，是的，带着一丝害羞的敬畏，就像在神面前。

太阳进入城市上空那厚厚的烟云里，不那么明亮了。

“格雷高瑞尤斯太太，我可以问您一件事吗？”

“您请问。”

“那个您爱着的男人——我甚至不知道他是谁——他怎么看待这事呢，整个的事情，他想怎么做，他希望有个什么结果呢？他总不会满足于现在这个情形。”

她保持着长久的沉默。我开始觉得我问了些蠢话，她不愿回答。

“他想把我带走，”最终，她说。

我吃了一惊。

“他也做得到吗？”我问，“我是说，他是个自由的男人吗，有钱的，独立于雇佣和职业，可以做他想做的事？”

“不，否则我们早就这么做了。他在这里有他全部的前程。但他想在一个陌生的土地上开辟新的道路，离得远远的。也许美国。”

我不得不在心里笑了。克拉斯·雷奇和美国！但当我想到她，我不由得有些僵住。我想，在那里，通过那些同样的让他在这里得以漂浮的素质，他会径直沉到底层。那么她会怎么样呢……

我问：“那么您自己呢，您想去吗？”

她摇摇头，眼里充满泪水。

“我更情愿去死，”她说。

渐渐地，太阳已沉入灰色的暮霭中。一阵清凉的风吹过树木。

“我不想毁了他的生活，成为他的一个负担。他为什么要离开呢？这只能是为了我的缘故。他全部的生活是在这里，地位、前途、朋友、一切。”

我没什么可说的，她说的再正确不过。我想着雷奇。这样的建议由他提出来，我觉得很奇怪。我从没期待过他会有这样的想法。

“告诉我，格雷高瑞尤斯太太——我可以作为您的朋友，您把我看成您的朋友，对吗，您不会讨厌我谈论这事吧？”

她透过眼泪和面纱朝我笑了。是的，她笑了！

“我非常喜欢您，”她说，“您为我做了没人能做，也没人肯做的事。您可以跟我说任何事，我非常喜欢听您说话。”

“他已经——您的朋友——他提出您和他一起走已有很久了吗，他谈这事有很久了吗？”

“今晚之前从来没谈过。我们在您来之前在这儿碰过头。他以前没跟我说起过这。我也几乎不相信他此前想到过这。”

我开始明白了……我问：

“那是不是说，现在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呢……既然他现在有了这主意？出了什么麻烦事吗？”

她垂下头：“也许。”

那拿扫帚的老女人扫着落叶，又离我们越来越近。在无言中，我们缓缓地朝教堂的方向走回去，在刚才我们遇到的地方停步。她累了，又坐在了台阶上，将下巴搁在手上，盯着远处的灰色暮霭。

我们沉默了许久。围绕着我们的是一片静止，但在我们头顶上，风在树冠里吹动，吹出比先前尖锐的声响，空气中一点热浪也没有了。

她打了个寒颤。

“我想死，”她说，“我是那么想死。我感觉我已拥有过属于我的，我想要的一切。不可能比过去的这几周更幸福。很少有一天我不哭泣，但我是幸福的。我什么也不后悔，但我想死。不过这也是那么难。我觉得自杀是丑陋的，特别是对一个女人。我厌恶一切对自然的暴力，我也不想让他难过。”

我沉默着，让她说下去。她眯起了眼睛：

“是的，自杀是丑陋的。但继续活着也许更丑陋。这真是可怕，要在多少都是丑陋的事情中做选择。但愿我可以死！

“我不怕死。即使我相信死后会有些什么，我也不会怕死。没有什么事，不论好的和坏的，我能以另外的方式来做。我做了我不得不做的，小事和大事。您还记得我曾跟您谈到的我的初恋吗，我说过后悔没把自己给他。我不再为此后悔了。我什么也不悔，甚至我的婚姻。没什么和已发生的能有不同的发展。

“但我不相信死后会有什么。当我是孩子的时候，我总相信，灵魂是一只小鸟。在我父亲的一本带插图的世界历史里，我看到了埃及人是将它描绘成一只鸟。但鸟不会飞得比空气高，也不是那么远。它也还是属于地球。在学校时，我们有个自然老师，告诉我们，地上的一切没有一个可以离开这里。”

“我恐怕他是误解了，”我打断说。

“这是可能的。但不管怎么说，我放弃了我的小鸟信仰。灵魂对我来说越来越模糊不清。几年前我阅读了一切我能找到的关于宗教以及这类话题的书，不论赞成的还是反对的。当然，这帮助我弄清了在许多事情上的想法，但我从没明白我想弄明白的。有些人能写得那么好，我相信他们什么都能证明。我一直以为那写得最好和最美的是正确的。我崇拜过维克多·瑞德贝里，但我觉得我明白了，在生和死的问题上，还没有人懂得什么。”

“不过，”——一个温暖的色调在暮色中爬上她的脸，“不过最近，我比此生中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了解我自己了。我学会了去感觉我的身体，我学会了感觉和理解我的身体是我。除了通过它，没有任何快乐、悲伤和生活。我的身体非常清楚它必须死，它感觉到这，就像动物能感觉到这。因此我现在知道超越死亡，我什么也没有。”

天已经黑了。城市的嗡嗡声在黑暗中更强烈地传向我们，而在远处，码头和桥梁那儿，灯已被点上。

“的确，”我说，“您的身体知道有一天它会死。但它不想死，它想活着。它不想死，直到它在多年后经历重累，破损不堪。因折磨而消耗，因快乐而燃烧。那时，直到那时，它不会愿意死。您以为您想死，是因为一切如今看来那么难。但您并不真想那样，我知道您不能这么想。让时间继续。过来临的每一天。一切都可以比您以为的有更快的根本的改变。您自己也可以变得完全不同。您是坚强的和健康的。您还可以更坚强。您属于可以成长和更新的人。”

她颤抖了一下，站起身来：

“天很晚了。我得回家。我们不能从这里一起走下去，被人看见可不好。您走这条路，我走另一个方向。晚安！”

她把手伸给我。我说：

“我很想吻您的脸，我可以吗？”

她抬起面纱，探出脸颊，我吻了它。

她说：

“我想吻您的前额，它很漂亮。”

风扯着我薄薄的头发，当我低下头。她把这头捧在她柔软、温暖的两手间，吻了吻我的额，严肃地，像在仪式中。

8月22日

好一个早晨！在玻璃般透明的空气里有淡淡的秋意。并且宁静。

在早晨的骑马途中遇到了莫藤小姐，擦肩而过时，和她交换了几句愉快的话语。我喜欢她的眼睛，我觉得那眼睛比初见时多了些深度。然后，她的头发……但此外就没多少可添加的优点。哦，是的，毫无疑问，她有一个可爱的好性格。

我绕着动物园骑马，脑子里全是她，那坐在教堂台阶上，注视着阳光而哭泣的女人，那想着要死的女人。老实说，如果没有其他的帮助，如果什么也不发生，如果我考虑的事并不发生，那么，所有试图帮她的那些字眼不过是可笑的闲聊。即便在我和她说话时，我已感觉到了这一点。那么她就是对的，去寻死是一百个正确。她既不能离开也不能停留。远走，和克拉斯·雷奇？成为他的一个负担，一个累赘？我但愿她不要那么做。他们俩都会被毁了。他在这儿不错，在行政的工作和经济上都不错，我听人说他是个有前途的青年。假如他有债务，那不会比其他尚未确立地位的有前途的青年更糟。他恰好有足够的能帮一个男人发展的才能，当然是在一个恰好的环境里。“走他自己的路”，不，那对他不合适。而她也不能再过从前那样的日子了。一个在敌人领地里的囚犯。在陌生男人的屋檐下怀她的孩子，被迫对他假装和扯谎，看他讨厌的为父的喜悦——这可能是，被他说不出口的怀疑稀释了的；但他会利用这怀疑进一步毒害她的生活。不，她完全不能这样，如果她尝试这么做，会以悲剧告终。她必须自由，她必须是她自己，自由地掌控她自己以及她的孩子。那么一切对她才可能走上正轨，生活对她才会显出可能和美好。我已拿我的灵魂起过誓，她必须自由。

在我刚才的门诊时间里，我处在可怕的紧张之中。我以为他今天会来，似乎能从骨头中感觉到这一点。他没来，但那也无妨，不管他什么时候来，他将不会发现我没准备好，上周四的情形不会被重演了。

现在我要出去吃晚饭。我希望能遇见麦克尔，然后，我可以请他和我一起在哈赛尔巴肯饭店吃饭。我想谈谈，喝葡萄酒，看人群。

克丽斯汀已把我的晚饭做好了。她会很恼火。但那怎么着都是一样了。

（此后）

结束了，已经做完了，我把这事给做了。

这变得那么奇怪。机会是那么古怪地把这替我做了安排。我几乎要倾向于相信天意。

我感觉自己空而轻，就像一只被打了洞眼而流空的蛋。刚才，当我走进起居室，在镜子里看见我自己，我脸上的表情让自己吃惊：有那么种明显的虚空、扁平的东西，一种我不知道是什么的，让我想起那没有指针的表，我带在口袋里的。我不由得问自己：那你今天做了的，那是你内部所有的一切吗，再没有别的什么留下吗？

真蠢。一种会平息的情绪。我脑子有些疲惫。这我是可以被允许的。

是七点半。太阳刚落。我是四点一刻出的门。就是说三个小时，三小时零几分钟。

我出去吃晚饭。我斜穿过教堂墓园，走过小巷，在钟表匠的橱窗外停留了一会，里头那驼背男人朝我打了招呼，我也朝他打个招呼，我记得我有了这样的想法，每次我看见一个驼背，我老觉得我自己也有些驼背。可能是一种儿时学会的对不幸的怜悯的条件反射……我走到皇后大道，走进哈瓦那店，买了两支正宗的乌普曼雪茄，从街角转到弗雷德街。进入古斯塔夫·阿道夫广场，我朝瑞德贝里的窗口看了看，看麦克尔是否碰巧坐在那里，对着他的苦艾酒，像他时常会做的那样。但只看到别克和他的一杯柠檬。一个讨厌的人，那是个愁眉苦脸的倒霉蛋，我可没胃口和他私下里一起吃晚饭……在报亭那儿，我买了份晚报，塞在衣袋里。也许会有什么关于德雷弗斯事件⁽¹⁾的新消息，我想。我一面走，一面一直在考虑，怎么才能找到麦克尔。打电话给他的报社肯定没用，他这会儿总不在办公室。我这么想着走进了一家香烟店，打了电话。他刚走。……在雅各布广场，远远地，我看见格雷高瑞尤斯牧师朝我走来。我已准备好和他打招呼，突然发现，那根本不是他，和他也完全不像。

“那么，”我心想，“我是很快要遇见他了。”

因为依照民间流行的信仰，我模糊地记得我的经验确证过，在某些场合认错某个人，预示了某种前兆。我甚至记得在一本心理杂志上看到过一个“为了心理研究”的故事，关于一个男人，在这样一个前兆后，拐进一条僻静小街，以避免一个不想有的碰面，但他径直撞上了他想回避的人的手臂。但我不信这些胡说八道，同时我的思想还在无声地进行对麦克尔的搜寻。我记起来，有那么一两次，我是在这个时间，在广场的饮料店里碰见过他。所以我就去了。他自然不在，但不管怎么说，我坐在教堂墙边大树下的一张长椅上，喝一杯维希矿泉水，一边浏览我的晚报。我几乎还没来得及打开报纸，将目光停留在那加粗的标题德雷弗斯事件上——我听见了沙砾地上沉重的脚步声，牧师格雷高瑞尤斯站在我面前。

“这不是您吗，医生，您好吗，我可以坐下吗？我正想在晚饭前喝杯维希矿泉水，这绝对不会对心脏有害，不是吗？”

“碳水化合物当然不大好，”我说，“但偶尔来一两杯，问题不大。您旅行之后感觉如何？”

“感觉非常不错。我想这正是我想要的。几天前我拜访过您，医生。我想应该是周四，但我去晚了，您已经出去了。”

我回答说，通常是可以在门诊时间结束后的半小时内找到我，但那天很不巧，我得比平时出去得早些。我叫他明天来找我。他拿不准是否会有时间，不过他说，他会尽量来。

“泊拉很美，”他说。

（泊拉很丑。但是格雷高瑞尤斯，一个城里人，习惯性地觉得乡下美，不管它看上去是什么样。此外，他为之付了钱，愿意觉得那笔钱花得值。所以，他发现那里很美。）

“是的，”我回答说，“那儿确实还不错，尽管不如其他几处漂亮。”

“也许热内比更漂亮，”他承认，“但那是更远、更贵的旅行。”

一个半成年的女孩给我们拿来了矿泉水，两只标准瓶装四分之一大的小瓶子。

突然我来了灵感。既然这总得发生，为何不在这里呢？为何不是现在呢？我将四周打量了一下。这会儿没人靠近我们。远处的一个桌子，坐了三个老头，其中一个是名退休的骑兵上尉，我认识，但他们大声说着话，讲着故事，大笑着，所以他们不可能听见我们说什么，也看不见我们做什么。一个脏兮兮的赤脚女孩跑到我们中间来卖花，我们摇头，她就悄然地消失了。在我们的前面，沙砾的广场展开着，在这傍晚时分几乎空旷无人。不时地，从教堂边的那个角落，会有个行人抄小路到东边的路上去。晚夏温暖的阳光照在大剧院古老的菩提树间的黄色前院。在人行道上，剧院的经理在和一个制作人谈话。距离将他们变成一个缩小的模型。他们的轮廓只有熟悉他们的人才能发现和辨认。制作人被他的红色胡须背叛，像一个火花在阳光下，而经理，用他那考究的手势，似乎在说，啊，上帝，事情总有两面。我肯定他在说类似这样的话。我看见他微微耸了耸肩，感觉能听到他的语调。我将这话运用到我和我的事情上，是的，事情总有两面。但人绝对不会舒服，如果总是睁大眼睛看这两面，最终你总得选一面。而我早就做了选择。

我从背心口袋里掏出那装了药丸的表盒，用大拇指和食指拈了一枚，微微转开身，假装吃了下去。然后我喝了一大口水，似乎在把药片冲下去。牧师即刻来了兴趣，

“我想您是在吃药吧，医生，”他说。

“是的，”我回答，“几乎每个人都有些心脏不好，我的也不是它该有的样子。烟抽得太多了。要是我能戒了烟，那我就不必吃这玩意了。这是种相当新的药品。我看到德国的医疗杂志高度推荐它，我想自己先试试，然后再运用到诊疗里。现在我用了有一个多月了，觉得相当不错。晚饭前吃上一片，能消除‘饭食热’——饭后很快会有的那种心悸。要来一片吗？”我把盒子递给他，盖子是打开的，这使他看不出那是表面子，否则又会给他提供不必要的疑问，喋喋不休。

“谢谢，谢谢，”他说。

“明天我可以开个处方，”我补充说。

没有更多的疑问，他拿了药丸，就着水咽了下去。我以为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我直直地盯着前方。广场空寂如沙漠。一个威严的警察缓缓巡视着走过，停住脚，掸掉他刷得很好的外套上的一粒尘埃，然后继续巡视。太阳还是温柔地金黄地照着大剧院的墙，跟先前一样，现在那经理做了个他很少使用的，犹太人两手掌心朝上的手势，生意人的手势，意思是：我把底都翻给你看了，我什么也没藏着，我将牌放在了桌面上。那土耳其红毡帽点了两次。

“这饮料店是个老店了，”牧师说，“显然是斯德哥尔摩同类店面中最老的了。”

“是的，”我回答，没回头，“是老店了。”

雅各布教堂的钟敲了五点三刻。

我机械地掏出我的表，看是否走得对。但我没抓住，我的手发抖，表掉在地上，表面的玻璃打碎了。我弯下腰去拾表，看见了地上躺着的药丸，刚才我假装吞下的那粒。我用脚将它碾碎，与此同时，我听见牧师的水杯倒在托盘上。我没想朝那边看，但我还是看见他的手臂垂着，头耷拉在胸前，没有知觉的眼睛大睁着……

可笑，自打我回到家，这已是第三回了，我得起来确认房门确实是关好了。我怕什么呢？什么也没有。一丁点也没有！我做了我的事，干净的、漂亮的，还能对这说些什么呢。机会也帮助了我。这很幸运，我看见了躺在地上的药片，且把它碾碎了。如果我没掉下我的表，我可能就不会看见它。所以，这完全是运气，我把表掉在了地上。

牧师因心脏病发作死了，我自己写了死亡证明。在这强烈的夏天的高温下，他走热了，气喘吁吁，然后他喝了一大杯维希矿泉水，喝得实在是太急了，没先定下神来。这个我对威严的又回转过来的巡逻警，对那吓坏了的小招待，也对那因好奇而靠拢来的几个人做了解释。我建议过牧师等一等，等那冷气从维希水里走掉再喝，但他太渴了，听不进。“就是，”巡警说，“我刚刚走过的时候，看见那老人那么猛那么渴地喝水，我还想，这对他不好。”路过的停下的人群中有一个年轻牧师，认识那死去的人。他承担了去通知格雷高瑞尤斯夫人的任务，尽可能体贴而慈悲地。

我没什么可怕的。那么，为何我不停地意识着我的门？因为我感觉到他人的观点的巨大气压，那活着的，那死去的，那还并没有出生的，聚集在外头，威胁着要把门吹倒，压碎我，把我碾成粉……所以我能意识到门锁。

……当我终于脱身之后，我上了辆有轨电车，我能跳上的第一辆。它把我远远地带到国王岛。接着，我沿着大路一直走到特然内贝里桥。我们在那儿住过，我四五岁时的一个夏天。是在那里，我用一个压弯的钉子捉住了我的第一条小鲈鱼。我完全记得我站立过的地方。现在我也在那儿站了好一会儿。吸着那熟悉的滞缓的水和被太阳烤焦了的柏油的味道。现在，就像那时一样，敏捷的小河鲈在水下四处游动。我记得我曾多么贪婪地注视过它们，又是如何热切地想捉住它们。当我终于钓到了一条小小的，小小的河鲈，不足三英寸长，在钩子上蠕动，我惊喜地大叫，径直跑回家，跑到妈妈那里，小鱼在我紧握的手中甩动，我希望晚饭能吃上它，但妈妈将它扔给了猫。这也很有趣，看猫如何拨弄那鱼，然后，听见在它锐利的牙齿间鱼骨头被咬断的声音……

回家的路上，我走进皮普思卡姆壬饭店吃晚餐。我没想到会遇见任何熟人，但两个医生坐在那里，他们朝我招手叫我加入。我只喝了杯皮尔森啤酒就离开了。

我将如何处理这些纸片呢？到目前为止，我习惯于将它们放在雪纺橱书桌的暗抽屉里，但这不好。一双稍有经验的眼睛立刻就能看出这样的旧家具一定有个暗抽屉，然后，很容易就能找到它们。如果发生什么事，某些不可预见的事，而有人起了要搜搜我的家的念头，它们很快就会被发现。但我怎么处理它们呢？我知道，我的书架上有很多纸盒子，形状像书一样的盒子，装满了科学笔记和其他旧稿子，很仔细有序地整理好的，背脊上都贴了标签。我可以将它们插在妇科医学笔记里。我可以将它们和我的旧日记混在一起。我以前有过一本日记，从来都不规则，也从来不长，但阶段性的……总之，暂时，怎么放也都一样。我总有时间把它们烧了，如果必要。

*

结束了，我是自由的。现在我得将这事甩开，想些个别的。

那么，想些什么呢？

我很疲倦，空空的。我觉得完全掏空了。就像一个刺破的水泡。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我饿了。克丽斯汀可以把饭给我热了拿进来了。

(1)　德雷弗斯事件（Dreyfus Affair）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政治事件。1894年法国陆军上尉德雷弗斯被指控向德国人出卖军事秘密，被叛终身监禁。排犹集团趁机宣扬德雷弗斯象征着法籍犹太人对国家的不忠。支持德雷弗斯的人逐渐增加，以左拉为代表的人士掀起一场群众运动，全国分成对立两派，并同反犹太主义、反教权主义和反共和主义等活动联系在一起。1898年发现有关德雷弗斯的文件系伪造，1899军事法庭重审，仍认定有罪，但共和国总统为消除争端，实行赦免。1906年最高法院撤销了雷恩军事法庭的判决，为德雷弗斯恢复了名誉。

8月23日

一整夜都在刮风下雨。第一场秋天的风暴。我躺着，听见我窗外的巨大的栗子树的两条枝干相互发着尖叫。我记得我起来在窗边坐了会，看着那粗糙的云在天上彼此追逐。在煤气灯的反光中，它们呈现出肮脏的、火爆的、砖红的光泽。教堂的尖顶似乎要在风暴中屈服。云聚集成形，成了一个个红色的怪兽，吹着号角，尖叫着疯狂追逐，撕扯对方的外衣，以各种方式狂野地交配。我坐在那里，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我笑那风暴。我觉得我把一切看得太严肃了。我表现得好像一个在闪电中吃了猪排的犹太人：他以为是因为猪排。我考虑的是我自己和我的事，我以为风暴考虑的也一样。最后我在椅子上睡着了。一个寒颤惊醒了我。我回到床上，但没再睡。新的一天已经破晓。

一个静止的灰色的早晨，但雨一直下个不停。我严重感冒，已弄湿了三条手帕。

在早晨的咖啡时间打开报纸，我看到，格雷高瑞尤斯死了，完全突然地，因心脏病发作……在国王树苑公园的饮料店……一个知名的医生碰巧在牧师身边，只好宣布死亡发生了。……逝者是首都最受欢迎的牧师之一……令人愉快，有宽广的胸怀，五十八岁……哀悼他的有他的配偶，娘家姓瓦勒，同时还有他年老的母亲。

呵，看在上帝的分上，那是我们都不得不走的路，而他的心脏已虚弱了很久了。

但他有个老母亲，这我可不知道。她一定是够老的了。

……我发现，特别是在这样的下雨天里，这房间有那么种阴沉和令人不快的东西。这里的一切都是老旧、黯淡、被虫蛀的。但我和新家具在一起并不觉得自在如在自己家中。无论如何，我觉得我得给窗子配上新窗帘。这旧窗帘太暗、太重，把光线都挡了。有一片窗帘，边缘是焦黄的，自打夏天的那个晚上，灯打翻了，着了火。

“夏天的那个晚上”……让我想想，那该是多久以前呢？——两周。而在我，感觉仿佛是永久。

谁能猜到他还有一个母亲活着。

我母亲该有多大了呢，如果她现在还活着？哦，不是那么恐怖地年老，几乎不到六十岁。

她该有了白发，可能会觉得爬坡上梯有些吃力。年龄会让她的蓝眼睛，那比其他人的要淡的蓝眼睛变得更淡些了，它们会在白发下开心地笑。她一定会因为我发展顺利而高兴，但她也许更担心我那在澳大利亚的、音讯全无的哥哥。她除了由他而生的悲哀和担心，从来就没有别的。所以她更爱他。——但是谁知道呢，如果她活着，他也许会变成另一种样子。

她死得太早，我的母亲。

但这是好事，她死了。

（稍后）

就在刚才，我从暮色中回家，当我站在起居室的入口，惊呆了。镜子前的桌子上，一束暗色的花立在花瓶里。这是黄昏。花将房间填满它浓重的气息。

那是玫瑰。暗色的，红玫瑰。有两枝近乎是黑色。

我僵硬地站在我那沉浸在无边昏暗中的房间中央，不敢移动，不敢呼吸。我以为我是走在梦里。镜子边的花——那明明就是我梦里的那暗色的花。

有一个瞬间，我害怕起来。我想，这是个幻觉。我将被碾为碎片，这不过是结束的开始。我不敢走过去把花拿在手中，我害怕我会抓住空气。我走进了我的书房。在书桌上躺着封信。我用颤抖的手指撕开信封，考虑到这可能和那花有什么联系。但那不过是个晚宴邀请函。我读了，在邀请卡上回复说：赴宴。然后我又来到起居室，花还在那儿。我给克丽斯汀打电话，想问她是谁拿来了花。但电话没有人接。克丽斯汀已经走了。公寓里除了我没有别人。

我的生活开始和我的梦搅和到了一起。我不再能将生活和梦分开。我知道这，我在不少书里读到过：这是结束的开始。但不管怎么说，结束有一天总得来，我没有什么好怕的。我的生活已经越来越像一场梦。也许它从来就不是什么别的。也许我一直在做梦，梦见我是一个医生，我的名字是格拉斯，有一个牧师叫格雷高瑞尤斯。任何时刻我都能醒来，发现我是一名街道清扫员或者大主教，或者一个学校男孩，或者一只狗——我知道什么呢？

噢，蠢话。当梦和前兆开始卷进来，那就不是一个关于女佣或老女人的问题，而是关乎更高结构的个人，那么精神病学者说，这是初期精神解体的征兆。但怎么解释这个呢？对大多数案例的解释是，人其实从来没有梦见那些东西，人以为梦到过，甚至体验到了那些最小的细节。但我对于那暗色花的梦是记录下来的！花自身，它们可不是幻觉。它们立在那里，活着，我能闻得到，有人曾带它们到这里来。

但那是谁呢？我只能猜到一个人。这是否意味着她已明白了？明白了，喜欢了，给我这花作为一个信号，一个感谢？不，那简直是疯了，那绝不可能！这样的事没有发生，不可以发生。那可实在是太可怕了。这样的事是不能被允许的。一个女人可以理解的事是有界限的！如果是这样，那我可就没法理解任何事了，在这场游戏中我可不想再玩下去了。

那到底还是可爱的花。我该将它们放在书桌上吗？不，它们可以留在它们所处的地方。我不想碰它们，我怕它们。我怕！

8月24日

我的风寒变成了一场小流感。我已关上了通向病人的门，以免传染给他们，我把自己留在室内。我已通知了鲁宾家，我没法去吃晚饭。我什么都做不了，连书都看不了。刚才我用父亲留下的一副旧扑克来练我的耐心。我相信在那迷人的桃花心木的牌桌抽屉里，一定有成打的旧扑克牌，光这件家具就足以把我毁了，只要我有那么一丁点想玩的欲望。将牌桌打开，能看见板上盖了绿色的布，在计分员的角落有个长方形的凹槽，有最精巧的镶嵌。

是的，他没给我留下比这更多的遗产，我的好父亲。

雨，还是雨……这下的不是水，而是灰尘。空气不再是灰色，而是褐色的了。当有时雨落得稍微有些缓和，空气就会亮一些，呈脏兮兮的黄色。

在我桌上的病人卡上端散落着玫瑰的叶子。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扯下这些叶子，也许是因为我碰巧想起来，从前我们是孩子的时候习惯于将玫瑰花瓣放进研钵，然后将它卷成珠子，我们将它们穿在一起，在妈妈的生日当做项链送给她。那些珠子，它们闻起来可真好。但几天之后，它们就像葡萄干一样枯萎，被扔掉了。

玫瑰，也还有另一个故事的！今天早上我走到起居室，我首先看见的是一张访问卡，就在镜桌的花瓶旁，爱娃·莫藤的。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明白，怎么昨天我压根没看见。从远离地狱的远远的另一端，这甜美的姑娘怎会想起来给我送花，一个不值得送的罪人？借助着我的敏锐，克服了我的谦虚，我可以对那深处的理由做个猜测吗？借口？不论我如何苦思冥想，我只能想到一个理由：她读到或听说了，我碰巧在牧师死去的悲惨现场，她估计我受了惊，想送上这同情的证明。她行动得突然、冲动，但对于她来说似乎又特别自然，这姑娘有副好心肠。

假设，我让她爱我？我是那么孤独。去年冬天，我有了只灰条纹的公猫，但它在春天临近时就跑了。现在当这秋天的第一堆炉火在有污点的地毯上跳舞，我记起了它，就在那里，在壁炉前，它习惯于在那儿咕噜着躺着。我想引起它注意是徒劳的。它舔了我的牛奶，用我的壁炉取暖，但它的心保持了冰凉。你成什么样了呢，小猫，你有不好的资质。如果你还逡巡在这世上，我怕你会变得颓废。昨夜我听见墓园里猫的尖叫，我肯定我听出了你的声音。

*

是谁说的，“生命是短暂的，但钟点是漫长的。”这真该是某个像帕斯卡那样的数学家说的，但说这话的是费内龙⁽¹⁾，真遗憾说这话的不是我。

*

为何我渴望行动？最主要的也许是治愈我的无聊。就像法国皇后玛戈说的，“L'ennui commun à toute créature bien née”。⁽²⁾可是这作为贵族的特权是很久以前的事。拿我自己以及我知道的一些人来评断，这看起来更像是因启蒙和福利的加大而使它在人群中蔓延。

行动来到我这儿，就像一片奇怪的云，带来闪电，然后走过。而无聊留着。

不管怎么说，这是最讨厌的流感天气。像这样的日子，在我看来，好像那些古老尸体的气息从墓园里爬出来，要钻进墙和窗。雨落在窗台上，我感觉好像是落在我的大脑上，以便损害它。我不知道这大脑是太差还是太好，但显然不是它该有的样子。另一方面，至少我觉得我的心是在正确的地方。滴落，滴落，滴落。贝尔曼坟前那两棵小树为何那么无力，那么瘦弱？我猜它们一定是病了，也许被煤气毒害了。他该安睡在一棵巨大的沙沙作响的树下，那老卡尔·麦克尔⁽³⁾。安睡，呵，我们可以睡吗？好好地？如果人能够知道——两行名诗里的句子浮现在我的脑际：

lomre dun vieuxpoete erre dans la gouttiere

av la triste voix dun fantome frileux

“一个老诗人的阴影在污水沟中徘徊，它的声音像冻僵鬼的一样悲切。”波德莱尔是幸运的，免于知道这诗句用瑞典语说来是什么声音。总的说来，我们所拥有的实在是个被诅咒的让我发疯的语言。每个字眼咬着脚后跟，互相在污水沟里打架。一切是那么直白和残酷。没有半音，没有轻巧的暗示和柔和的转换。一个似乎单为适应暴民那根深蒂固的、在任何天气下脱口说出事实的习惯而制造的语言。

天越来越暗。八月里的十二月黑暗。黑色玫瑰的叶子已经发皱。但在所有的灰暗中，那些卡片在我桌上闪亮。粗劣的好笑的颜色提醒我它们是如何一度被发明来驱散一个王子的忧郁症。光是这样一种想法就让我害怕：要将卡片聚集起来，将反的一面翻成正的，将它们打乱，理成一副新牌，我只能坐着看着它们，听“红心骑士和黑桃王后是如何凄凉地叙说他们消逝的爱”。像那同一首十四行诗说的：

Le beau valet de coeur et la dame de picque

Causent sinistrement de leurs amours défunts⁽⁴⁾

我蛮可以有欲望，走到斜对面那肮脏的破旧屋子里，和女孩们一起喝点烈性啤酒。抽酸烟斗，和女主人玩牌，给她点关于风湿病的建议。她上周来过这里，哀叹她的麻烦，肥和胖。在她的双下巴下，她别了枚厚厚的金胸针。用五克朗的现金付了款。一个回访会让她受宠若惊。

大厅门口有铃声。现在克丽斯汀开了门。那会是什么呢？我不是已经说过，今天不见任何人的……一名侦探？假称病了，乔装成病人……来吧，伙计，我来照顾你……

克丽斯汀把门打开一半，将一封带黑边的信甩在我的桌上。是葬礼的邀请信。

*

——我的行为，是的……“如果先生想要那英雄史诗的历史，那要八先令……”

(1)　法国大主教。

(2)　法语，意为：属于一切贵族共同的无聊感。

(3)　贝尔曼，全名叫卡尔·麦克尔·贝尔曼。

(4)　波德莱尔诗歌：《忧郁之一》。

8月25日

在梦里我看到了我青年时期的人们。我看见她，那在很久以前的一个仲夏夜我吻过的人，当我还年轻，还没杀过任何人的时候。我也看到其他那个时期我们圈子里的女孩。有一个，在我中学毕业那年她正好是要行坚信礼，总喜欢和我谈宗教。另一个，比我大，特别喜欢在暮色中，在我们花园的茉莉灌木丛后和我轻声絮语。另一个，老拿我寻开心，而当有一次我拿她开玩笑，她勃然大怒，放声大哭……面色苍白地，她们走进了那苍白的暮色，她们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惊恐地，当我试图走近，她们彼此做着暗示。我想和她们说话，但她们跑开了，没回答我。在梦里，我想：这是很自然的，她们认不出我来了，我已经变了。但同时，我意识到，我这是在骗我自己，她们认得我，认得不能再清楚了。

我就这么醒了，眼里溢满了泪水。

8月26日

今天是葬礼，在雅各布教堂。

我去了：我想见她。我想去看看，是否可以在那面纱之后，捕捉到她明亮眼睛的一线光芒。但她坐着，深深地弯着腰，头埋在丧服里，没有抬起眼帘。

主礼牧师引用希拉克⁽¹⁾的话说：“从早晨到晚上，能产生很多的变化，主能让一切都产生飞速改变。”他被人说成是这一个世界的孩子。我得说，我经常看见他的脑袋在剧院的前排座位上闪光，而他的白色的手合成一个慎重的鼓掌。但他是个卓越的宗教雄辩家，很明显，他自己深深地抓住那些古老的字眼，那穿过无法想像的世代，每每在突然的死亡和匆忙打开的坟墓的场合能听到的，那么生动地表达了孩子感受的恐惧，对那将阴影抛向世界的看不见的手的恐惧，那只手就像给了他们白天和黑夜，生命和死亡一样的不可思议。“我们并没有被给予牢固和持久，”牧师说，“这对我们没好处，也不可能，不，甚至是不能承受的。变化的法则并不仅仅属于死亡，首先和最主要的，这是生命的法则。尽管如此，我们又一次站在这里，没有少一分震惊，没有少一分对变化的颤抖，当我们突然看见这发生了，和我们预料的如此不同……这不该是这样，我的弟兄们。我们得这么想：上帝知道果实是成熟了，虽然我们看不出这一点，他让它掉在了他的手中……”我感觉我的眼睛开始湿润，将我的情绪藏在了帽子里。在那个时刻，我几乎忘记了我知道果实那么仓促成熟和坠落的理由……或者，更准确地说，我觉得我根本不比其他人知道得更多。我所知道的一切不过是一些最显然的理由和情形，而在此之外，那理由的长链已自己迷失在黑暗之中。我感觉我的行动连接在一个长链上，像一个运动中的波浪，长链和运动在我的第一个思考前已行进了很远，远远早于那一天，我父亲第一次带着欲望凝视我母亲的那一天。我感到了必要性的法则：能用全身感觉到，当颤抖穿过骨髓和骨头。我没感觉到罪过。没有罪过。那我感觉到的颤抖和我有时听伟大和严肃的音乐时的，和感觉到非常孤单和欢欣的想法时所感到的一样。

我已很久没进教堂了。我记得当我是个十四五岁的男孩，我坐在这同样的靠背长椅上，因那肥胖的无赖走向圣坛，愤怒得咬牙切齿，琢磨着这欺骗可能还要延续二十年、三十年。一次，在一个冗长、沉闷的布道中，我得出了一个决定——自己成为牧师。在我看来，那些我见过和听过的牧师在工作中表现笨拙，我可以做得比他们都好得多。我可以往上爬，成为主教、大主教。然后，当我果真成了大主教，那时候，人们就能听到些有趣的布道。人们将挤在乌普莎拉大教堂！但在牧师说阿门之前，我的故事已经结束：在学校我有个无话不谈的朋友；我爱上了个女孩，而且，我还有妈妈。要成为主教，我当然就得说谎，就算跟他们也得说，而那是不可能的。总得有那么几个人，在他们面前，人可以诚实……呵，上帝，那时候，那清白无罪的时候……坐着让思绪带一个人返回很久前的消逝了的年代的心境和内心世界，是件很奇怪的事。这让人感觉到时光的飞逝。变化的法则，那牧师提及的（顺便说一句，他是从易卜生的某些戏剧中提取的），这就像是见到自己的旧图像。我也在想，还有多少时间留给我在这谜和梦的，这不可解释的现象世界里胡乱彷徨呢？也许二十年，也许更多？二十年后我是谁？如果我在十六岁的时候，借助于某些鬼怪，能看见我现在的生活图景，我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我会是谁，二十年后，十年后？那时我会怎么看待我现在的生活？这些日子，我期待着复仇女神的拜访。她们还没露面。我不信有这样的女神。但谁知道呢？——也许她们并不着急。也许她们觉得有的是时间。谁知道，再过上几年，她们会对我做些什么——十年后我会是谁呢？

于是，当仪式进行到最后，我的想法也像有斑点的蝴蝶般扇动着羽翼。教堂的门大开着，在钟声中，人们挤向出口，棺材蹒跚着，摇摆着，像在拱道里的一条船，新鲜的秋风吹打在我脸上。外头是掺杂了灰色的天空，和单薄苍白的太阳，我感觉自己也有些掺杂了灰色、单薄和苍白，像通常人们在教堂里闷了很久之后，特别是葬礼或者领圣餐。我到马莫广场路的浴室去泡芬兰浴。

当我脱了衣服，进入桑拿间，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这里就和地狱的一间小公寓一样炎热和舒服。丝蒂娜，在三分钟后给我搓搓背。”

那是麦克尔。他蜷缩在一个紧贴着天花板的搁板上，将他那啃过的骨头不完全地藏在一张崭新的晚报之后。

“别朝我看，”他看见我之后说，“教士和穷困的记者不愿意被人看见裸体，布道者这么说的。”

我将一条湿毛巾裹住头，伸开腿脚，坐在一张长椅上。

“一个牧师的建议，”他继续说，“我看见格雷高瑞尤斯的葬礼是在今天。你也许曾在教堂？”

“是的，我正是从那里来。”

“他的死讯传来时，我正在值班。那拿来报道的人编了个夹杂了你名字的耸人听闻的故事。这我觉得毫无必要。我知道你不那么关心广告。我全部改写了一遍，删掉很大一部分。你知道，我们的报纸代表公众舆论的启蒙，不会对一个牧师的心脏病发作大做文章。但，当然，一些漂亮话也不能不说，这总让我觉得有些麻烦……‘使人愉快’这自然要说，但这当然不够。我于是想，看来他有过一个肥胖的心脏，或类似于那样的，既然他死于心脏病发作。于是我的素描完成了，一个使人愉快的，心胸开阔的人格。”

“我的朋友，”我说，“你有一个美好的使命。”

“嗯，那没什么可让你嘲笑的！”他回答说，“我告诉你一件事：有三种人——思想者、小文人、畜生。这是真的，我暗地里将大多数自称思想者和诗人的人称做小文人，将大多数小文人称做畜生。但那不是关键。思想者的任务是找到真相。但真相有一个秘密，就是很少被知道，虽然我以为这该是如日光一样明白的。真相就像太阳，它的价值在于我们是否和它有一个合适的距离。如果思想者被允许按他们想做的行事，他们会驾着地球直接朝太阳驶去，顷刻间将我们烧成灰烬。这一点也不奇怪，他们的行为有时会使畜生焦虑，于是它们咆哮：放开太阳，放开撒旦，放开！我们小文人的使命是保护一个正确和合适的与真相的距离。一个真正的好文人——这样的不多——能懂得思想者，也能和畜生有同感。这是我们的任务，让思想者远离愤怒的畜生，让畜生远离真相的过大浓度。但我承认，后一项任务比前一项要容易，也是我们日常做得最好的，我也承认，在这方面我们有来自大量的伪思想者和聪明畜生的有价值的帮助。”

“亲爱的麦克尔，”我回答道，“你说的话很睿智。我不怀疑，你没将我算入思想者，也没算入小文人，而是第三类，和你一起吃顿晚饭将很荣幸。那个我在饮料店撞上牧师的不幸日子，我曾满大街找你，光想着吃饭这事。你今天有空吗？我们可以到哈赛尔巴肯？”

“一个绝好的主意，”麦克尔说，“这主意足够表明你属于思想者。有那么些思想者，我忘了提，他们精巧地将自己伪装在畜生里。他们是最温柔的一种，我一直把你归于其类。几点？那么，六点，好极了。”

我回了家以便将自己从那黑裤子和白围巾里解放出来。在家里，一个可爱的惊喜等待着我。上周订购的，我的新的深灰色双排扣常礼服已做好送来了，外带一件有白点的蓝色背心。没有比这更完美的衣服了，穿着它，在一个美丽的晚夏夜去哈赛尔巴肯吃饭。但我有点担心麦克尔的外观。要知道，在这方面，他可是完全不能被预见的。某一天他会穿得像名外交官，而另一天则像名乞丐。总之，他认识各式各样的人，他在公共场所周旋就跟在自家的房间里一样。我担心既不是因为浮华，也不怕任何人。我是有知名度的人，我有我的地位，如果我觉得高兴，我可以在哈赛尔巴肯和一个马车夫一起吃饭，假如这让我觉得有趣；至于麦克尔，我觉得和他吃饭很荣幸，不管他穿什么衣服。但在一个雅致的饭店，坐在铺得精致的桌子边吃饭，而人穿得不堪，这影响我的审美。这会带走至少一半的享乐。有那么些大人物喜欢穿得像收破烂的，来强调他们的伟大——这是不体面的。

我和麦克尔约好在童贝里钟那里会合。我觉得轻松和自由，回春了的，更新了的，好像我从一场大病中康复了。清新的秋天的空气似乎带着我青春岁月的气息。这也许来自我吸着的香烟。我找到了一种曾让我非常喜欢，但好久没抽的烟……我看见麦克尔闪动着好心情，围巾呈现出蛇皮般的绿色，总的来说，所罗门在他所有的荣耀里也不会有麦克尔那么别致。我们上了辆马车，车夫将鞭子抽出噼啪声，给他自己，给马一个小小的刺激，然后就上路了。

麦克尔在这地盘上比我有影响力，所以我让他给饭店打电话，订了靠近阳台围栏的桌子。我们一面用一些沙丁鱼和一些盐腌的橄榄打发着时间，一面点了酒菜：potage a la chasseur⁽²⁾、欧鲽鱼、鹌鹑、水果、夏布利酒、玛姆特干、曼查尼亚雪利酒。

“周四鲁宾家的宴会你可没去呀，”麦克尔问，“我们的女主人很挂念你。她说你有那么种保持沉静的好举止。”

“我感冒了，实在不可能去。坐在家里，一个上午都在练习耐心，晚饭时间我就睡了。都有些什么人在那儿了？”

“整个一个动物园。别克还有其他的人。他很幸运地摆脱了他的绦虫。鲁宾告诉了我这是怎么发生的：早些时候，别克做出了庄严决定，让那公务员事务署的工作见鬼去，全心地将自己投身于文学。绦虫一听到这风声，这聪明动物就也做了个决定，搬到别的地盘里去了。”

“那么，他这决定是认真的吗？我是说别克？”

“不。他满足于已得到的结果，然后停留在习惯里。现在他可能试图将这理解为一种战略……”

我觉得在远处的一张桌子边，露出了克拉斯·雷奇的脸。那真是他。他正“四人对”⁽³⁾地和一个绅士及另两位女士在一起。我一个也不认识。

“那边和雷奇在一起的是谁？”我问麦克尔。

他转过头，既没看见雷奇，也没看见他的同伴。嗡嗡声在我们周围四起，和乐池相抗衡，那边正奏着布朗热进行曲。麦克尔的脸发暗。他是个激动的德雷弗斯，而在这段音乐中，他想像他接收到了一种反德雷弗斯的示威，被一小撮陆军上尉弄成的。

“克拉斯·雷奇？”他说，“我看不见他。但他一定是和他未来的亲戚在一起。我想，他马上就要入港了。一个有钱的女孩对他垂青，顺便说一句，她眼睛挺漂亮。但说到漂亮眼睛，我在鲁宾家的宴会上是坐在莫藤小姐的旁边。一个好姑娘，真的很迷人。我以前没在那儿见过她。不记得是怎么开始的，但我碰巧提到了你的名字，很快她意识到，我们是亲近的朋友。她除了问一切和你有关的问题简直不能再谈别的，那些问题我不知如何回答。然后，突然地，她陷入了沉默，她的耳垂通红。依我看，她爱上了你。”

“你这结论得到的是有些太匆忙了，”我反对道。

但我琢磨着他关于雷奇的话，不知道该信什么：麦克尔说得太多，有些并无其事。他有这毛病。我也不想询问。但他还在谈莫藤小姐，那么热诚，我不得不开玩笑说：

“显然，是你自己在爱着她，这都把你的背心烧穿了！拿下她，亲爱的麦克尔，我不会是什么危险的对手。你可以轻易地击倒我。”

他摇摇头。他是严肃的、苍白的。

“我在游戏之外，”他回答。

我什么也没说，我们都陷入沉默。侍应过来加了点香槟，带着寺僧般的严肃。乐团开始了《罗恩格林》⁽⁴⁾的前奏。白天的雨云现在已被吹走，收藏在天上玫瑰红的条纹里，而在那之上，天空变幻出一种深邃而无边的蔚蓝，蓝得就像美妙而忧伤的乐曲。我倾听着，忘了我自己。最近几周的想法和沉思，以及它们酝酿出的行为，如今似乎已远远飘到了那蓝色里，像已远逝、已不真实的什么，一种分解了的、割离了的，不再会让我感到麻烦。我感觉我将永远不会愿意或能够，再干这样的事了。这是否意味着这是个错？我已做了我能做到的最好的。我权衡和验证了，赞成和反对了。我已将这事一探到底。这是个错吗？到现在，也都已经一样。这时，那充满神秘的主乐调在乐队中奏起：“你不该问！”在这串诡秘的音符和这四个字里，我感觉我突然读到了一个远古和智慧的启示。“你不该问！”别刨根问底：否则你自己就会掉到底部。别找什么真相：你找不到它，只会丧失你自己。“你不该问！”那对你适合的少量真相，你可以免费得到，这混合着谬误和谎言，但这是为了你的健康。没稀释过的真相，它会烧焦你的脏腑。别试图净化你灵魂上的谎言，有那么多你没想到过的会接踵而来，你只会失去你自己，失去对你珍贵的一切。“你不该问！”

“当人们想去国会为歌剧院请求津贴，”麦克尔说，“我们得宣传说，‘音乐有提高品位的作用’。一两年前我自己就在一篇社论中写过这样的瞎话。顺便说一句，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真的，虽说已被翻成了一种我们的立法者可以理解的语言。用原有的语言是该这么说的：音乐激动和巩固，提高和确认。确认在清白中的虔诚者，在勇气里的斗士，在恶行间的浪荡子。主教安波罗修禁止在教堂音乐中采用半音进行，因为，他个人的体验是，它们会带来不洁的联想。1730年，在哈勒有个神职人员，从亨德尔的音乐中看到了一个关于奥格斯堡信条的清晰确认。我自己有那本书。从帕西法尔的主题，一个好的瓦格纳追随者就能树立对生活的全部观点。”

我们开始喝咖啡。我递给麦克尔雪茄盒子。他拿了根雪茄，仔细地盯着。

“这雪茄有副严肃的脸色，”他说，“这一定是真货色。否则我就会为雪茄担点心。作为医生，您一定知道，好雪茄是最有毒的。所以我担心你会给我什么见鬼的垃圾。”

“我的朋友，”我回答，“从卫生角度看，整个这顿晚饭是嘲笑常识的。至于雪茄，这属于一个香烟工厂最深奥的内圈。它转向那些被选中的人。”

我们周围的公众开始淡去，电灯开始亮了，外头黑色已经笼罩。

“是的，”麦克尔突然说，“现在我看见雷奇了。我能在镜子里看见他。他就是和我猜到的那女士在一起。那其他人我不认识。”

“那么，她是谁？”

“柳云森小姐。一两年前死掉的股票经纪人的女儿，她有五十万。”

“你以为他会因为钱而结婚吗？”

“哪里的话，当然不会！克拉斯·雷奇是个好男人。你可以放心，他一定会先安排自己和她陷入充满激情的恋爱，然后为了爱而结婚。所有这一切他会安排得那么好，钱对他来说就像一个惊喜。”

“你了解她吗？”

“我见过她一两次。她很漂亮。鼻子可能有些太尖，顺便说一句，她的智力也很犀利。一个年轻女子，能以不可收买的公正，转换在太阳和风，斯宾塞和尼采之间，说，这里和那里，是对的，但这里和那里，另一位已命中靶心。这样的女子让我不自在，但不是以一种正确的方式……你说什么来着？”

我并没有说什么。我坐着走了神，我的嘴唇也许和我的想法一起有些蠕动，不自觉地，我可能对自己说了些什么……我看见她在我面前，我一直在想着的她。我看见她在黄昏的街道上来回走动，等待一个不会到来的人。我对自己嘟哝道：亲爱的，这是你自己的事了。这一切，你得自己去经过。这事儿我没法帮你，即使我能帮，我也不情愿。这会儿你得坚强。我继续想下去：这是个好事，现在你是自由的，是你自己了。你经历这一切会轻松些。

“不，格拉斯，不能再这样下去了，”麦克尔焦虑起来，“你觉得就这么不沾一滴威士忌，我们还要坐多久呢？”

我跟侍应叫了威士忌和两条毯子，因为天开始凉了。雷奇和他的同伴站起了身，从我们的桌边经过，没看见我们。真的，他什么也没看见。他箭一般地走着，像那已经确立了一个固定目标的人。一张椅子挡在他的通道上。他没看见，他将它推倒了。我们的周围已经空了。树木沙沙，响出一阵秋意。暮色更灰暗，更浓重。裹在毯子里，像在红色的披风里，我们又坐了会，谈论了些事情，有低劣的，有崇高的。麦克尔谈了些过于真实的事，以致难以用字符在纸上写下来，而我也已经忘了。

(1)　瑞典文是“Syrak”，英文中也称“the son of Sirach”，是《圣经》外传的一部分。

(2)　法语，猎人浓汤。将剩余的野味、骨头等炖成一锅，加上胡萝卜、芹菜、洋葱等蔬菜。

(3)　指两男两女的聚会。

(4)　《罗恩格林》（Lohengrin）是德国作曲家瓦格纳创作的三幕歌剧。

8月27日

又是一天过去了，又到了晚上，我坐在我的窗前。

孤独的人，我爱的人！

你是已经知道了吗？你觉得苦吗？你是否用醒着的双眼凝视黑夜？你是否在床上因为焦虑辗转反侧？

你哭泣吗？还是，你已没有更多的眼泪？

但也许他骗她骗到了最远。他是深思熟虑的。他考虑到她在为丈夫服丧，还没让她有任何怀疑。她睡得很香，什么也不知道。

亲爱的，当时候到来，你得坚强。你得熬过去。你会看到生活还是为你储备了很多。

你必须坚强。

9月4日

日子来了又走，彼此仿佛。

并且，我注意到，不道德在继续流行。今天，一个先生叫我帮他的未婚妻解除麻烦。他谈到了一些旧日的回忆，以及拉都高斯兰黛特的斯诺非校长。

我是不可动摇的。我将我的医生的信条说了一通。这让他很受触动到如此地步，愿意给我二百克朗现金，以及同样数目的票据，外加他的不可亵渎的终身友谊。几乎是感人的。他看起来非常窘迫。

我把他赶了出去。

9月7日

从黑暗到黑暗。

生活，我弄不懂你。有时我感到一个精神上的眩晕，它喃喃地轻轻地警告我，我可能走入了歧途。刚才我就有这感觉。于是，我拿出我的审讯报告，那日记的纸页，我细密审视自己内心的声音，那情愿和不情愿的。我读了一遍又一遍，那我最终遵从了的声音，是我听到的唯一一个有正确的声响的，另一个是空的。这另一个声音也许最明智，但如果我听从了它，也许我会丧失最后那一点对我自己的尊重。

而且无论如何——无论如何——

我已开始梦见牧师。这当然是被预见的，所以才让我吃惊。我以为我可以摆脱它，因为我已预见过。

*

我理解希律王不喜欢那些跑去唤醒死者的先知。在其他方面，他过高地估计了他们，但这方面的行为他不喜欢。

*

生活，我搞不懂你。但我没说这是你的错。我认为更可能，我是个品行不端的儿子，而并非你是个不名誉的母亲。

最终，我开始怀疑，也许我们并不是被预期着去懂得生活的。所有试图解释和理解的激情，所有对真理的追逐，也许是一个迷津？我们赞美太阳，因为我们正巧生活在和太阳恰好的，对我们健康的距离里。几百万英里的接近或遥远，我们都会烧死或冻僵。假如和真理的关系是和与太阳的关系一个样呢？

那古老的芬兰神话说：看见上帝面孔的人必须死。

还有俄狄浦斯。他解决了斯芬克斯之谜，成了人之中最不快的。

别猜谜！别问！别思考！思想是会侵蚀的迷幻药。起初你以为，它只侵吞那腐烂的、生病的和必须被移走的。可别这么想。它侵吞得盲目。它从那你完全最乐于扔给它的开始，但别以为它会满足。它不停止，直到咬碎最后一点你珍贵的东西。

也许我不该想这么多，也许我本该继续做我的研究。“科学是有益的，因为科学让人们免于思考。”有位科学家这么说过。也许我也该“活出我的一生”，像人们说的，或按另一种说法——“纵情欢乐”。我本该去滑雪，踢足球，健康地生活，和女人、朋友们快乐地在一起。我本该结婚，将孩子带到世上：我该尽我的职责。这些成为立足点和支持。也许，我没投身政治和在选举中露脸，这也是件傻事。祖国对我们也有要求。不过，也许我还来得及做这些……

首要的戒律是：人不该懂得太多。

但那理解了这条戒律的人，他——已经是懂得太多了。

我感到眩晕，面前一切都在打转。

从黑暗到黑暗。

9月9日

我从没见到她。

我常出去一会儿，跑到船岛，只因为那是我最后一次和她说话的地方。今天晚上，我站在教堂边的高坡上，看太阳西沉。这打动了我——斯德哥尔摩是如此的美。以前我没怎么多想过。你总能看见报纸上写斯德哥尔摩是美丽的，所以人不太注意这个。

9月20日

今天在P太太家的晚餐，让我明白雷奇逼近的订婚已是尽人皆知的事了。

……我越来越不可能与人做伴。当别人跟我说话，我会忘记回答。我常常是根本没听见。我不明白，是我的听力下降了吗？

然后，这些面罩！他们都带着面罩。并且那是他们最大的长处。我绝不会喜欢他们没面罩的样子。不，也不想展示我自己，不会对他们！

那么，对谁呢？

我尽可能早地离开了那里。我朝家走，渐渐地有些冰冷。夜突然变凉了。我猜，这会是一个寒冬。

我边走边想着她。我回想起第一次她来找我，求我帮忙。她是如何暴露了自己，说出了她的秘密，虽说那是毫不必要的。她的脸颊在那天是如何地热腾腾地泛着红光！我记得我说：这样的事情要保密。而她说：我想说出来。我想让你知道我是谁。——假如现在我走到她那里，说出我的需要，像她曾到我这里来一样。走到她那里说，我实在受不了了，只有自己知道我是谁，带着假面，总带着假面，对每一个人！我得向某一个人暴露我自己，得有那么一个人知道我是谁……

呵，我们俩都将只会发疯。

我胡乱地在街巷里走着。我走到了她住的房子。她的一扇窗户点着灯。卷式窗帘没有放下，她不需要。因为街的另一边只是堆了木头的没建造什么的空地，没人会朝里看。我也看不见什么，没有黑色的人形，没有手臂的移动，只有黄色灯光在薄纱窗帘上。我想，她在干什么呢，什么在占用她的时间呢，她在看书吗，还是将头枕在手上，想心事，抑或为夜整理她的头发……哦，如果我在那里，如果我可以和她在一起……躺在那儿，看着她，等待着，当她站在镜前梳理头发，然后慢慢解开她的衣服……但不是像一个开头，第一次，而是一个长久的好习惯里的一部分。一切有开头的，就有结束。而这应该是既没有开头，也没有结束。

我不知道我在那里石雕般到底站了多久。一个波动的多云的天空，带着月亮的淡淡光芒，在我脑后慢慢移动，像一个遥远的风景。我冻坏了。街道空空的。我看见一个流莺从黑暗中冒出来，迫近我。走过我时，她停下步子，转过身，用饥渴的眼睛看着我。我摇摇头，她走开了，融化在黑色里。

突然，我听见门锁那儿有钥匙的响动。门开了，一个暗影悄悄冒了出来……那真是她吗……？在午夜里出来，没把灯关上……？这算什么？我以为心脏在我体内停止了。我想看她是要走到哪里。我慢慢地跟着。

她只不过走到街角的邮筒，将一封信递进去，然后迅急地返回。我看见了她在路灯下的脸，蜡一样苍白。

我不知道她是否看见了我。

*

她永远也不会是我的，永不。我从没给她的脸颊带来红晕，也不是我，现在让这脸颊如此苍白。她永不会穿过午夜的街灯，带着心头的焦虑，递一封信给我。

生活从我身边走过。

10月7日

秋在蹂躏着我的树。窗外的栗子树已光秃秃的，而且发黑。厚厚的云成群地在屋顶徘徊，我见不到太阳。

我给书房配了新窗帘，纯白的。今早醒来，起先，我还以为下了雪。我的房间里，光线完全跟初雪后的一样。我甚至以为感觉到了初雪的气息。

很快，雪就会来。人在空气中感觉得到它。

它是受欢迎的。让它来。让它落。

格拉斯医生的爱与梦，情和色

——瑟德尔贝里的斯德哥尔摩

生活是一场梦

“生活是一场梦”——这本是他母亲常挂在嘴边的俗语，梦与生活的交错对于他——瑞典作家雅尔玛尔·瑟德尔贝里来说，既是人生的体验，也是文本的书写。

瑟德尔贝里的小说常写梦境，也常谈论梦之人生，比如《格拉斯医生》里就有这样的话：

我的生活已经越来越像一场梦。也许它从来就不是什么别的。也许我一直在做梦，梦见我是一个医生，我的名字是格拉斯，有一个牧师叫格雷高瑞尤斯。任何时刻我都能醒来，发现我是一名街道清扫员或者大主教，或者一个学校男孩，或者一只狗——我知道什么呢？

少年瑟德尔贝里在同学的眼里，是在老师到来前，坐在板凳上自言自语的、与众不同的男生——板凳上的做梦人。在短篇小说《关于永恒的梦》中，瑟德尔贝里说：

我活着的这个生命是一个黑暗的让人费解的梦。有一天我将醒来到另一场梦里，那里会有现实，我将继续地苏醒，到第三和第四个梦里，在每一个梦里，都有一个比前一个梦中更接近的真相。

然而，瑟德尔贝里到底有些什么具体的梦呢？在早年的笔记中，他这么写：若有人问一个中学刚毕业的年轻人，想成为什么？可别回答要当作家。那样人会扭了头、闭了嘴。可以答律师、画家、音乐家。这些职业能在高校学习；还在求学期，已在社会中得到了可坐的一小块木板，或已算得上个人物。但那想成为作家的，在被知晓和出名前，是上帝和众人嘲笑的对象。因此，在全部的修学岁月里，他得在门上挂个假冒标志，让自己忙些能让别人投以尊敬的事。

在回忆文章《第一步》中，他自述并非出生于受文学熏陶的家庭，父亲对文学一丁点儿兴趣也没有。母亲有个小小的笔记本，在上头填了些老诗人的韵文。母亲看到儿子涂写的文字哭了。自传体小说《马丁·别克的青春》给出了哭泣的理由，母亲说：“我知道，我懂不了多少，但我总看得懂，写这些，你不可能成为什么。”

除了怀抱一个无法诉说的文学梦，瑟德尔贝里对自己的长相一度不自信，对自己是否有艺术天赋更加怀疑。小说《格拉斯医生》有一段“自白”：

……从艺术中我学会了向往在古老的佛罗伦萨布满鲜花的草地上徜徉，在荷马的海波里摇摆……唉，听任我自己可怜的双眼看世界，它们能看到什么呢，如果只剩下它们自己，而没有了这些成百上千的老师和朋友，那已代替我们歌唱和思考过的人。年轻时，我常常想：被允许跟随。能够跟随。哪怕只一次，能奉献出什么，而不只是接受。这是那么荒凉，总是孤独地行走，带着个不孕育果实的灵魂，不知怎么做去感觉自己是个什么，意味着什么，或对自己有一点尊重。

大多数人在这方面并无太多要求。但“我”不是这样：

我自然不可能成为诗人。……而诗人本人，真是他们书写了时代的法规的吗？……我宁愿说他们是时代弹奏的乐器，风在风鸣琴里歌唱。而我是什么呢？甚至连那也不是。

这言论是苛刻、过激的，又是可理解的，一个渴望也成为被风吹动的风鸣琴的人，仰望文艺巨匠，难免绝望和痛苦。即便是天才，当他无法向他人和自己证明自己是什么时，那丑小鸭的怀抱远比生而为一只普通鸭子的复杂和苦闷。

好在瑟德尔贝里没放弃作家梦，甚至可以说发展顺利，出生于1869年的他，曾在乌普莎拉大学读书，很快辍学。1891和1892年间应聘到南方斯科讷省的克丽斯琴城作文化记者，同期开始为全国数一数二的大报《瑞典日报》写文学和戏剧评论。1895年以小说《错觉》登上文坛。1898年出版短篇小说集《故事集》。1901年出版自传体小说《马丁·别克的青春》。1905年出版的《格拉斯医生》被认为是伟大杰作。1906年发表三幕剧《雅特露德》。瑟德尔贝里的最后一部小说是1912年出版的《严肃的游戏》。

克丽斯琴城在斯德哥尔摩人瑟德尔贝里看来，是个连街上的一只猫也能被人弄清出处的逼仄地方。1892年2月，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在这儿我有些孤独。你明白的，人自然也会觉得孤独，在家里自己的旧房间里，在和好友一起坐着洗芬兰浴时。但我向你保证，人觉得格外孤独，当人是一个人的时候。”

瑟德尔贝里的孤独和抑郁，也许来自“灵魂想孕育果实”的焦虑，但除了作家梦，也关乎另一个梦——爱的梦想。

爱的梦想

《格拉斯医生》中的格拉斯在散步途中认出了自己的梦：

昨晚散步时我见到一对夫妇。我立即认出了她。我和她在一个舞会上跳舞，那并不是很多年前的事。我还没有忘记，每次我见了她，她是如何给予我一个不眠的夜晚。不过她对此一无所知。那时她还不是一个妇人。她是处女，她是那活着的梦想——男人的关于女人的梦想。……现在她吊在丈夫的胳膊上……比以前穿得金贵，但更粗俗，更布尔乔亚。眼神里有那么点熄灭了的、磨损了的东西。同时这又是一种满足的太太的神情……为什么会是像这样，为什么总是这样？为何爱必须像山妖的金子那样，在次日变成枯叶、污物或者淡啤加牛奶的粗鄙饮料？人对爱的向往当然触发了除直接为消除饥饿或抵御外敌之外的，这所有文化的萌芽。我们的美感没有其他泉源。……但这泉源不叫做爱，而是，对爱的梦想。

格拉斯医生或瑟德尔贝里对于“爱”是什么，未下明确定义。但对“爱的梦想”是明确其存在的，认为那是一切美感的源泉，同时：

我的对爱的梦想——我觉得它曾经那么地靠近我，非常靠近，几乎要成真！仲夏的夜，奇怪的苍白之夜，你总是挑起这记忆，这记忆其实是我生命的仅有……

仲夏节期间，小伙子格拉斯在舅舅的乡下地盘上度假。那里有年轻人、舞蹈和游戏。年轻人中有个姑娘，正处在完全绽放的二十岁。他俩和众人一起围着五月柱跳舞。午夜将近，大家朝一个山坡移动，到那里点篝火，等日出。走向山坡的路经过森林，他和她走在一起。当她在树影密布的林子里让树根绊了一脚，他把手递给她，一股颤抖的喜悦通过了全身……他不记得说了什么，只记得有条静悄悄的，坚定而热爱的秘密小溪，流淌在她的声音里。他俩在山头有一次短促、清白的吻。当回到草地，在众人狂舞的热闹中，躲在丁香丛背后，他又吻了她：

她的唇在我的亲吻中成了个鲜活的生命。……有一种光亮浮现在她脸上，起初淡淡的，然后越来越深，最终像一团燃烧猛烈的火焰；她睁开眼，又不得不重新闭上，被光亮眯缝了眼；当我们终于接完了那长长的吻，我们脸贴着脸站着，逼视着太阳，那终于冲破云层出现在东方的太阳。

瑟德尔贝里年轻时常在夏天探访达尔比乡间的亲戚，1893年在那里爱上过一个叫爱琳·埃德格伦的姑娘。上述文字的原型在多大程度上是爱琳有待考证，但从情和景的描写，不难推测，爱琳的记忆对这段文字的形成提供了原料。

这段仲夏记忆是几乎成真的爱的梦想，然而“爱”并不等同于爱之梦。

Amor-Omnia，爱是全部

那让人向往的爱，到底是什么呢，即便是格拉斯医生和瑟德尔贝里也没做直接定义，但他们常有些表达和譬喻涉及“爱”。

比如，格拉斯医生以为，“人希望被爱，若没有，那么被崇拜，没有被崇拜，那么被畏惧，没有被畏惧，那么被仇恨和蔑视。人想给他人注入某种感情。灵魂害怕真空，不顾一切代价，它向往接触。”在这段陈述里，爱是最理想、最首要的需求。格拉斯少年时的笔记上有行字，“没有什么会让人渺小和衰弱到这种程度，像没有被爱的意识。”而瑟德尔贝里的戏剧《雅特露德》中，雅特露德的旧情人鲜明地高呼：爱是全部！雅特露德回答他说：在爱情里没有幸福，……爱就是受苦，爱就是不幸。

这被人看成全部的爱，到底也还是和梦一样。格拉斯医生认为“人彼此知道得那么少。人拥抱一个阴影，爱一个梦。”而雅特露德和情人有这样的对话：你是我的一切。我的爱，我的欲望，我的苦痛。我的新生活。/你的苦痛？/是的。我得爱你，这是我的苦痛，我又不……懂得你。你对我来说，有时是那么陌生，那么遥远。好像我几乎根本不认识你。

所谓爱是全部，也许，更准确地说，那只为了表达——对爱的梦想和渴望是全部，因为“灵魂害怕真空”。

肉体的欲望

说爱是什么，大约和探讨幸福是什么一样难有结果——像格拉斯和友人麦克尔等的讨论，最终，他们放弃了对幸福的定义，只导出这样的结论：多数的人，并不追求人生的幸福，只听从下意识的驱使，追求感官的愉悦。

如果说爱和幸福在一个层次，性和感官的愉悦或许在一个地位。瑟德尔贝里的《格拉斯医生》在情色描写上，一度震惊了瑞典文坛。瑞典文学羞于谈色，瑟德尔贝里对肉欲的看法则赤裸和坦率，他借雅特露德的情人之口，说过这样著名的话：“我相信肉体的欲望和灵魂的无法治愈的孤独。”

格拉斯医生曾静听邻桌熟人的谈话。他们谈女人和爱情，那问题是：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一起，真能觉得彻底愉悦的关键是什么？一个说：她十六岁，黑色头发，苗条，并且她有滚热的血液。另一个说：她圆胖而丰满。第三个说：她迷恋着我。除了最后的回答少些身体描绘，前两个答案是活生生的肉体：头发的颜色，身材的胖瘦，血液的温度。

格拉斯，一名斯德哥尔摩的开业医生，在他三十三年的生命里还没尝过女人的滋味。除了夜色中灯下的日记本，他很少有别的方式让人分享内心世界。他用严谨医生的面罩掩盖那许多的不眠之夜。对于女人，他当然是有遐想的。

他暗恋着五十七岁牧师的年轻妻子海尔嘉。他和海尔嘉之间的对话是医生和求助者间的。在她诉说的间隙，“我平和地默不做声地坐着，我把头埋在手中，透过半合的眼帘看她，那里，她坐在沙发的角落，茂密的金发下是盛开的玫红，处女般柔滑的脸颊。我想：如果她是对我有了那样的感情，那我们也不会有多少时间来说这些。她再开口的时候——我是这么想的——我就径直走过去，用一个吻来封上她的嘴。”

海尔嘉在诉说中有时避开了“我”的视线。但是“我，只是在这时，第一次，真正地看见她。第一次，我看见一个女人站在我的房间里，一个心中充满渴望和苦恼的女人，在她这朵女人花里，爱的芳香环绕着她，但有一丝羞耻的绯红让这芳香更浓烈、更惹人”。“我”甚至能感觉到“自己脸色苍白”。

在夜间，在反复出现的梦里，医生杀死了海尔嘉的丈夫格雷高瑞尤斯，并且，“格雷高瑞尤斯夫人从小风琴那儿站起来，她曾在那儿坐过、弹奏过，现在她朝我走来。她的眼神在我看来焦虑和哀伤，她递给我一束暗色的花。到这时候我才看见，她暧昧不清地微笑着，而且她一丝不挂”。

格拉斯也不是光暗恋海尔嘉，有时也会单纯地想女人。“但我独自一人，月亮在闪光，我向往一个女人。我简直有股欲望要到窗边朝那里的她叫喊，那孤独地坐在长椅上的她，在等一个不会到来的人。我有波特酒、白酒、啤酒、好吃的以及已经铺好的床。这对她当然会是天堂。”

而在小说格拉斯医生的尾声，格拉斯走到海尔嘉住处的窗外，琢磨她在干什么，“她在看书吗，还是将头枕在手上，想心事，抑或为夜整理她的头发……哦，如果我在那里，如果我可以和她在一起……躺在那儿，看着她，等待着，当她站在镜前梳理头发，然后慢慢解开她的衣服……”

对于性行为本身，少年格拉斯深恶痛绝。甚至多年后，三十三岁的他还没完全从震惊中恢复。他问，“为何我们人类……欲望的平息偏要借助……那像排水沟一样的玩意儿呢。为何不能采取一种高贵又美丽的行为方式，……一种能在教堂举行的行为，在众人的眼前和在黑暗中及独处时一样？或是在玫瑰亭，在阳光的注视下，在合唱团的赞美歌里，在婚礼宾客的舞蹈中？”

他也有本能的欲望。仲夏夜在乡间和那二十岁的姑娘相遇，他注意到她“年轻的胸脯”。尽管如此，后来，他还是不能模仿同龄男子，在妓女那里求满足，对缺少真爱，只为欲望而组成的婚姻很不齿。他在仲夏夜接近了真爱，再不能接受镀金的假货。他错过了看来般配但难免凑合的姻缘，生活从他身边走过。

爱之名义下的性也许美好，纯爱之心并不能消除性的欲念。纯爱的姿态是雾里看花，无论是对初吻的女生，还是对暗恋对象海尔嘉；性的遐想更狂野和鲜明。性与爱的无法统一，加大了肉体的不满和灵魂的悲哀。

提到肉欲，据说瑟德尔贝里是素食者，某天他在饭店大嚼一块牛排，一个熟人惊呼道：你不是素食者吗？瑟德尔贝里带着他特有的严肃而忧郁的表情说：没错。吃牛排是素食者最大的快乐。

梦的破灭

在那些等待着随梦入睡及从梦中惊醒的夜晚，伴随格拉斯的往往是月亮。他深切以为“对年轻人来说，月亮是对一切等待着的大事的许诺，对年长的人来说是一个纪念品，关于许诺没兑现，关于缺失的破碎的那一切的提醒……”

初吻的仲夏夜有过明亮的月色，然而“我”再没见着她。几天后，“我”在报上读到，她死了，游水时淹死了。

格拉斯医生有一个他时常陷入的遐想，关于用积蓄在乡间盖座房子。但盖哪儿呢，必须靠海，在一个开阔的海岸。他愿意聆听大海，希望大海在西边，太阳将在那里降落。“但还有一件事，和海一样地重要。我要有丰富的绿和巨大的摇曳的树木。不要松树和云杉。松树，嗯，也许还可接受，……但那依托大海的云杉林参差不齐的轮廓带给我说不清的悲伤。……不，那必须是一片田园牧歌式的草地，温柔地朝海岸铺展，有枝叶茂密的树木，织成绿的拱门在我头上。”但是，海边的景色不是那样的。它是光秃秃原生的。海风将那些树变得棘手，矮小——“那个海岸，我想盖屋居住的，我将永不能看见。”

说起乡下房子，格拉斯父母有过一座叫“玛瑞的居所”。是白色的，云杉林就在其后。但现在，父母都走了。“他们所有的人也都走了，他们——所有那些在我童年家中的家具间走动、站立的人们……所有我有那么些在乎的人。我的哥哥欧内斯特，他是那么强壮、那么愚蠢、那么善良……——走了。他去了澳大利亚，没人知道他是活着还是死了。还有我漂亮的表妹爱丽丝，她总那么苍白、挺直地站在钢琴边，带着梦游般的眼神歌唱，声音闪烁而炽热，她歌唱以至于我在镶着大玻璃的阳台角落颤抖；歌唱，仿佛我将再也听不到其他更多的歌声。她是怎么了呢？和贫穷结了婚，和一个小城教师，已经年迈、多病、破损的。上个圣诞，在她母亲家遇见她时，我突然迸发出一阵哭泣，这传染了她，我俩都哭了……她那有着热乎乎脸蛋的妹妹安娜，她像姐姐热衷于歌唱一样，热衷于舞蹈，她离开了她的恶棍丈夫和另一个恶棍私奔，然后就堕落了。现在，人们说她在芝加哥靠她的肉体为生。他们的父亲，那慈祥、帅气又诙谐的乌瑞克舅舅，……在我父亲的破产事件中也受到冲击，和父亲一样，死了，在几乎无法掩饰的赤贫中。”而“玛瑞的居所”已被称作“索菲的小树林”了。

梦的破灭是人生的变迁。而一切的变化中最让人震惊的莫过于自我的变化。格拉斯在街头遇到一位过去幻想过的女子，在她这面活镜子上照出了人生：“我完全能认出她来，她还和当年一样，是我自己我认不出了。”

当他终于毒杀了牧师后，在梦里他看到了青年时期的同伴。“面色苍白地，她们走进了那苍白的暮色，她们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惊恐地，当我试图走近，她们彼此做着暗示。我想和她们说话，但她们跑开了，没回答我。在梦里，我想：这是很自然的，她们认不出我来了，我已经变了。但同时，我意识到，我这是在骗我自己，她们认得我，认得不能再清楚了。”

有时，梦教给“我”关于我的一些事，告诉“我”一些“我”没有企盼的心愿，没有向往的欲望，那些在日光下“我”不愿知道的。甚至让一个女人爱“我”的梦，也只能停留于假设：

假设，我让她爱我？我是那么孤独。去年冬天，我有了只灰条纹的公猫，但它在春天临近时就跑了。现在当这秋天的第一堆炉火在有污点的地毯上跳舞，我记起了它，就在那里，在壁炉前，它习惯于在那儿咕噜着躺着。……它舔了我的牛奶，用我的壁炉取暖，但它的心保持了冰凉。你成什么样了呢，小猫，……如果你还逡巡在这世上，我怕你会变得颓废。昨夜我听见墓园里猫的尖叫，我肯定我听出了你的声音。

梦是矛盾的，有时还未开始，注定夭折；即便如此，又会卷土重来，不能彻底被遗忘。梦像流水，流出人事变迁，让人面对一个难以更改的现实：灵魂从纯洁到肮脏，从快乐到悲惨。

《格拉斯医生》

小说《格拉斯医生》以医生格拉斯的日记体展开。

格拉斯是二十世纪初，斯德哥尔摩三十三岁的开业医生。少年的他有对性事的厌恶，对爱情的憧憬。他有过纯洁的仲夏夜的初吻，但这初体验因女孩数日后溺水身亡，成为他最珍贵和痛苦的生命精华。

在行医实践中，很多意外怀孕的女子的求助让他叩问：到底什么是医生的职责和对生命的尊重。他对伪善和假道德深深厌恶。

牧师格雷高瑞尤斯和牧师太太海尔嘉也是他的病人。五十七岁的牧师来诊所是为心脏病。年轻美貌的海尔嘉则是出于对婚姻的绝望和红杏出墙，她求医生帮忙扯谎，以她身体的不适来拒绝丈夫同房的要求。

最终，为帮助这位格拉斯暗恋的，爱着其他男子的小女人，彻底摆脱丈夫在黑夜和法律庇护下对妻子的，违背她意愿的性控制，格拉斯决定用自制的毒药将牧师彻底清除。

格拉斯设想了杀害牧师的方法，但一直下不了手。后来一个街头的巧遇，让他顺利又不留痕迹地完成了谋杀计划。

海尔嘉的情人，一个考虑自己前途的卡萨诺瓦，在牧师死后不久和一个富家小姐开始谈婚论嫁。

苦闷的格拉斯医生很想撕破假面，希望世上至少有一个人了解他真实的想法和情感。但他不能向海尔嘉倾诉，只偷偷站在她的屋外，偷看她因失恋而苍白的脸，看她在寒夜里匆匆投递一封给旧情人的信。

格拉斯爱海尔嘉，海尔嘉有另外的情人。在爱的名义下，格拉斯用药丸毒死了牧师。

值得一提的是，格拉斯这个姓，瑞典文的拼写和“玻璃”是一样的，其象征意义耐人寻味。小说有很多心理描写，堪称意识流写作的先驱。瑟德尔贝里本人对这部小说是满意的，他曾写信给姐姐说：现在写好了，鸭子成了天鹅。

小说1905年首版时，引起争议，因它牵涉到婚外恋及医生对病人的谋杀。时至今日，还有人纠缠于道德讨论，即医生怎可对病人起杀意。这种道德解读对这部小说来讲，过多地停留于表象。对牧师的毒杀给小说添加了侦探要素，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也渲染了情绪的高潮。但毒杀的精神内涵远比化学行为更强大。毒杀更主要的该是一种象征，是对假道德、父权、夫权、来自他人的精神暴力的否定。灵魂需要爱，但不幸得很，有时他人就是地狱——牧师对于海尔嘉是如此，反之亦然。海尔嘉在情绪里是明确想杀掉丈夫的，她的这一情绪甚至曾溢于言表，她的情绪欲望由格拉斯以行动代为实现。杀害，在这种情境下，并不意味着真想置人于死地，而是想摆脱和报复那些人生中的负面因素。在《格拉斯医生》这部小说中，牧师是负面因素的集中体现，但也有其他负面因素，比如常抽打少年格拉斯的父亲，怀孕女孩少人情的父母等。人想杀死造成生活不幸的负面因素。格拉斯也质疑过，错的是牧师吗，牧师不过是对一个女人有了欲望，像成千的男人对女人会有的，且到底也给了海尔嘉婚姻。海尔嘉的不幸却以牧师这具体的肉身体现出来，她以为摆脱了他，就可以摆脱不幸。牧师是死掉了，却还是没能改变海尔嘉痛苦的命运，痛苦是绝对的，谁充当罪恶的载体和愤怒的对象是相对的。《格拉斯医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痛苦的不可避免和人人有罪。人有自私的本能和其他弱点，人世间多的是孽缘，多的是磨难。最终，牧师躺在冰冷的墓穴里，海尔嘉和格拉斯也在冬天的脚步中形单影只，这也印证了瑟德尔贝里的，关于人陷入肉体之欲念和灵魂的恒久孤寂的一贯看法。

严肃的游戏

在《格拉斯医生》的创作期，瑟德尔贝里经历了他自认影响一生最大的两件事之一，一场惨痛的恋爱。这对他的三部作品，特别是女主角的创作提供了灵感：《格拉斯医生》里的海尔嘉、《雅特露德》中的雅特露德、《严肃的游戏》中的莉迪娅。

玛瑞·冯·普拉腾——十九岁时结婚，三十岁上离开克丽斯琴城的家，五十五岁的贵族丈夫，十一岁的儿子，北上斯德哥尔摩，一心展开符合自己意愿的生活。她中等身材，浅色头发，额头挺拔饱满，漂亮，有文学和音乐修养。

1902到1906年间，她和瑟德尔贝里有情感纠葛，二人多次分合。期间玛瑞和当时其他几名知名的作家都有染。瑟德尔贝里和玛瑞的其他情人在斯德哥尔摩都是相知的熟人。

玛瑞和作家们开始联系的方式主要是书信。1901年深秋她给瑟德尔贝里写信表达自己爱上了《马丁·别克的青春》里的马丁。但两人分手后互还了的情书，可能被当事人销毁，来往细节已不为人知。

她给其他情人的信还留存着，喜欢用书信故作神秘，也善于有意无意的挑逗。用文字开始的调情，缩短了空间距离，将文字的想像联系延伸为咖啡馆、歌剧院的感官接触。

在和瑟德尔贝里交往时，玛瑞从不许他去她的公寓，掩盖了和其他男士的联络。1906年5月，在一个演员、作家云集的晚宴上，赫尔斯特朗姆告诉作家斯万·里德曼，他和一位来自克丽斯琴城的贵族太太有了关系，甚至说了她的名字。里德曼热衷于桃色新闻，转头广播给也在聚会里的瑟德尔贝里。事后，里德曼将这流言的传布称为“杯中风暴”。瑟德尔贝里不久离开了斯德哥尔摩，一直跑到哥本哈根，没带任何计划，他觉得，他的作家生命也完全结束了。

玛瑞和四位作家做过情人，没和任何一位成眷属。瑟德尔贝里对玛瑞的感情该是很深，否则他不会创作出那么多带了她的影子的女性形象，也不会在多年后依然称她“我爱过的人”，描画她的肖像，像他在《严肃的游戏》里写的：他试图借助记忆来画她的侧影。他以为这有点像了，到底还是不像。那是她，到底也还不是她。

玛瑞和瑟德尔贝里最后的告别是在巴黎。1907年10月瑟德尔贝里给他的丹麦籍恋人艾米莉的信中提及月前见到玛瑞，如今她已回斯德哥尔摩了。她来归还情书。他们用一个冰冷的吻告别。“我曾非常爱她，她也爱过我。但过去的已死了，不能复活。我们都这么感觉。艾米莉，我爱的是你。”12月的信中他又提到玛瑞，“我以前爱过的那个她，昨天在我这儿呆了会”。她带了瑟德尔贝里寄给她的书来，觉得有那么几处写得很伤她。瑟德尔贝里说：“我尽我所能地安慰了她。我们一起哭了一会儿，然后像朋友一样分了手。——我们深爱过。你决不可以把她想得很坏、很丑，你得向我保证，艾米莉。……我们分开前我也对她说了，我现在已经另有所爱。”

斯德哥尔摩的季节变幻

瑞典学者佩尔·韦斯特贝里指出瑟德尔贝里不是瑞典的，他是斯德哥尔摩的和欧洲的。确实，斯德哥尔摩的街道好比瑟德尔贝里的家常院落。他的第一部小说《错觉》，就明显借鉴了波德莱尔徜徉巴黎的方法行走于斯德哥尔摩。1941年瑟德尔贝里去世时，诗人贡奈尔·埃凯洛夫称赞瑟德尔贝里是继贝尔曼和斯特林堡之后的，“第三个伟大的我们文学中的斯德哥尔摩描写者”。而2002年斯德哥尔摩作家中心评选斯德哥尔摩读物，《格拉斯医生》得票数高于斯特林堡的《红房间》。

街道、广场、自然，他的首都不仅是地理的，也有文化和社区历史，有知识和伦理的氛围。不同的天气、季节，不同的地点，饭馆、住房、教堂，每一个环境都呈现不同的特点。

瑟德尔贝里和他的人物，在大饭店、克拉拉教堂、斯特朗姆河等不同景观中转换自如。读者知道格拉斯医生在哪儿买雪茄，在哪儿修钟表，在哪儿骑马，又是在哪儿喝柠檬水，品尝potage a la chasseur。能听到当时城中的交通工具，马车咔嗒咔嗒奔过，出租车和电车摇着铃铛。能看见灯光在黄昏，在斯特朗姆河的水边蜿蜒处渐次闪亮。既能看到老诗人贝尔曼的墓地，也能领略斯特林堡点过的菜单，坐过的饭店。特别重要的是，所有自然和人文景观的描写，和人物心理及情感共存共生，水乳交融。

跟着格拉斯上瓦莎桥，将胳膊抵在栏杆上看风景。看圣灵岛上的灰色房子。那摇摇欲坠、古老北欧风的木制浴室倒映在斯特朗姆河里，流水中老柳树垂挂着枝条。当进入老城，爬上大教堂坡，拐进小小的街巷，可感受一种压抑的夜的空气在狭窄的房屋间隙里，看墙壁那些奇怪的阴影。或随格拉斯在不自然的苍白夜色中往家走，感觉空气和正午时的一样闷热，“渗透了苦恼似的，在国王岛那些工厂烟囱之上，那聚集的红色尘云，已经转黑，像沉睡的灾难。”走过克拉拉教堂，看每条长椅上都坐着的情侣，说着悄悄话；有些，带着迷醉的眼睛，交错着彼此的双腿，在互相亲吻。

在格拉斯有着好心情的早晨，可以跟他一道去骑马。“朝着哈咖骑过去，绕过回音亭，骑过考帕坦特。露珠和蜘蛛网遍布所有大大小小的灌木，树间掀起沙沙的声响。德瓦正在它最好的精神头上，泥土在我们的身下起舞，既年轻又健康，就像是在造物的第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当骑到一个客栈，下马一口饮尽一瓶啤酒，拦腰搂住一个褐色眼睛的姑娘，转上一圈，吻一吻她的发，又上马驰走。格拉斯这还没完全丧失的好心情，近乎本能，是造物主赐予了他的，那生命原本该有的模样。

最经常地，是在晚间的散步中走过大饭店。有时，天色向晚，金色的夕阳照在烟灰色的王宫前院。人们走过人行道。能听到他们的嗓音，美国佬慢吞吞说着俚语，矮犹太商人带着鼻音，普通中产阶级，音调中有种周六的满足。格拉斯往往一点也不想回到自己孤独的房间，宁可在大饭店人行道边的椅子上多坐一会，听音乐穿过城市的静夜，清晰而高昂地从斯特朗姆帕特仁那儿传来，看皇宫将那失明而注视着的窗户投影在河水里，看一颗蓝色的小星星在若森巴德上方停留和闪烁。听邻桌的谈话，听他们谈论女人和爱情。失明而注视的窗户，是对暮色中窗户的传神描摹，但也许不止于此——失明而注视，像人类对爱的注视。

即便在自己房间里，格拉斯还是能看到斯德哥尔摩。大风摇动教堂墓园的树，雨泼打在檐槽。一个口袋里塞了酒瓶的衣衫褴褛的穷人，在扶壁的一角找到庇护；逗留于移动的乌云，他的眼神看来忧伤。雨水从贝尔曼墓边两棵纤细的树上落下来。墓园一角的斜对面，坐落着一间名声不好的房子，一个穿亚麻布衬裙的姑娘鬼鬼祟祟地走到一扇窗前，卷下窗帘。贝尔曼这位瑞典最伟大的诗人、歌词家，用冷峻的眼光，激情又诙谐地讴歌过生命、生活、人群和斯德哥尔摩，美和丑，热烈和冷漠。

有时，教堂的砖塔在夕阳中看起来那么红。现在，树冠的绿色盛大和幽暗，而那背后的蓝色是那么深邃。这是周六的晚上：那边砾石路上贫穷的孩子在玩跳房子。一扇敞开的窗户那儿，一个卷着袖管的男人在吹长笛。他吹的是《乡村骑士》的间奏曲。平和中带忧伤的《乡村骑士》间奏曲，本身暗示了一个情感悲剧的开始。

到了格拉斯要实施谋杀的时段，也有情境描写：傍晚时分空旷无人的沙砾的广场；晚夏温暖的阳光照在大剧院有古老菩提树的前院；人行道上，剧院经理在和一名制作人谈话，距离将他们变成一个缩小的模型，他们的轮廓只有熟悉他们的人才能发现和辨认。制作人被他红色的胡须背叛，而经理，用他那考究的手势，似乎在说，啊，上帝，事情总有两面。格拉斯用自己的大脑诠释了经理的手势，格拉斯需要这样的诠释，“事情总有两面。但人绝对不会舒服，如果总是睁大眼睛看这两面，最终你总得选一面”，他在杀和不杀间早做了选择。

当牧师将毒药当作对心脏有益的药片咽下去，格拉斯直直地盯着前方。广场空寂如沙漠。一个威严的警察缓缓巡视着走过，停住脚，掸掉他刷得很好的外套上的一粒尘埃，然后继续巡视。太阳还是温柔而金黄地照着大剧院的墙。“这饮料店是个老店了，”牧师说，“显然是斯德哥尔摩同类店面中最老的了。”“是的，”格拉斯回答。雅各布教堂的钟敲了五点三刻。空寂的广场，警察，尘埃，阳光，饮料店和那敲了三下的钟声都丰富了事件和人物的细节，让它充满了没被语言诉说得过白的巨大情感。少言而有声，空旷却饱满，阳光、沙漠和人生及人的情感一样既温柔、脆弱也冷漠、残酷。老店存在了很久，或将继续存在很久，人是要消逝的，有些事是要不可避免地发生的。钟声敲响，敲在城市里，敲在心上，敲在人生中。是内心撞击，也可能是丧钟鸣响，哀悼一切的人生无奈。人生像外套上的尘埃，重大也渺小。

尘埃落定，格拉斯没再见到海尔嘉。他跑到船岛，他最后一次和她说话的地方——教堂高坡。“今天晚上，我站在教堂边的高坡上，看太阳西沉。这打动了我——斯德哥尔摩是如此的美。以前我没怎么多想过。”太阳西沉中的斯德哥尔摩的美有无限的惆怅。

深秋到来，格拉斯窗外的栗子树已光秃秃的。厚厚的云成群地在屋顶徘徊，见不到太阳。他给书房配了纯白的新窗帘。早晨醒来，房间里的光线跟初雪后的一样，人几乎感觉到了雪的气息。“很快，雪就会来，让它来。让它落。”日记从6月12日开始到10月7日结束，从一个闷热的夏，到一个萧瑟的晚秋，并且，冬的脚步近了——这是斯德哥尔摩季节的变幻，是人生的季节变幻。

让它来，让它落。瑟德尔贝里说过，命运，不是选择的，而是得到的。

生活，我弄不懂你

生活，我弄不懂你。最终，格拉斯开始觉得，也许人并不是被预期着去懂得生活的：也许不该想这么多，也许该“活出我的一生”，或按另一种说法——“纵情欢乐”。或者结婚，将孩子带到世上。

格拉斯的爱是绝望的，当他胡乱地走在街巷里，直走到海尔嘉的住房。幻想可以和她在一起，看她梳理云鬓，解开衣裳。格拉斯强调，他要的这种“看”，不是像一个开头，第一次，而是一个长久的好习惯里的一部分。一切有开头的，就有结束。而这，“应该是既没有开头，也没有结束。”

但幻梦不是现实。格拉斯理想中的海景不可能存在，海尔嘉永远也不会是“我”的，“我从没给她的脸颊带来红晕，也不是我，现在让这脸颊如此苍白。她永不会穿过午夜的街灯，带着心头的焦虑，递一封信给我”。

生活，“我”弄不懂你。事实上，无论格拉斯还是瑟德尔贝里，是懂得了生活的，这种懂得，不在于明白如何机巧地在人生的泪之谷给自己营造快乐，而在于，他们深刻体验了生活的滋味。他们铭记那些震动心灵的细节，无论这震动是让心灵快乐或忧伤。

懂得，有时却无能为力。生活中有一些超出人力的东西。这从海尔嘉的步态里就看得出：她有一种朝着她的命运行走的步态。而在十年前纯洁的仲夏夜，当格拉斯和女孩亲吻时，女孩被一道光亮刺得几乎睁不开眼。在长长的亲吻后，两人站在一起，注视着东方升起的太阳。刺眼的日出，和小说中多次出现的月光一样，提醒我们那超人力的神秘意味。

人可以体会和梦想，梦想可无限靠近。在所有人生体验和对爱的梦想中，自然成了如影随形的存在。它不像同样陪伴了人多年的镜子、书桌那么不善表达，自然很情绪化，不论水流或月光，朝云或晚霞，雨水或风暴。人与人的交流难免隔膜，自然却有切肤的能力，给人震撼、理解和宽慰。格拉斯的许多情感体验都在景观的参与、陪伴和证明中完成。《格拉斯医生》开头是仲夏闷热的风，结尾是深秋的吹风。风是流动的，一切都存在，都在风中，都随风而去。

格拉斯医生，在秋风萧瑟中聆听着冬天来临的脚步。瑟德尔贝里在现实中还是收获了一个有爱的家庭生活。

本来，1899年，他和麦塔·阿班纽斯（1881—1932）因自由恋爱而结合，育有女儿朵拉，儿子汤姆和米凯尔。因麦塔的健康、生活的贫穷及其他矛盾，米凯尔快出生时，婚姻已蒙上阴影。1906年后，因和玛瑞的恋爱几成丑闻，作家淡出首都作家圈，独自迁居哥本哈根。1907年在南部瑞典的斯科讷省，作家遇到丹麦女子艾米莉·沃斯。他庆幸他依然能够爱。1910年，他和艾米莉的女儿诞生。1917年2月，瑟德尔贝里和麦塔的离婚正式成立，同年8月，他和艾米莉于哥本哈根结为夫妻。

在写完以那场多角恋爱为蓝本的小说《严肃的游戏》之后，瑟德尔贝里将精力转向宗教研究和报纸评论。也许因此，他不算特别多产的作家：四部小说、五部短篇小说集、三部戏剧、一本随笔集、多本宗教历史书籍和不计其数的见于报刊的文学、戏剧评论。但他的几乎所有文学作品都被认为仍有巨大生命力。他和以《格拉斯医生》为代表的作品是众多学术著作的研究对象，也始终活跃在戏剧舞台和电影、电视屏幕，还被译成二十六种文字，且不断被再版、再译。

那些纤细的爱之梦的描述，那些感伤而敏锐的人生体会；那些情绪，看似矛盾和分裂，不积极，但又最精确和逼真，是脱下假面的自白；来自一个裸露的，期待被懂得的，孤独、失望的悲惨灵魂。人，不需要刻意回避自己灵魂的悲惨。得到命运的姿态没有选择和改造命运的姿态积极，但忍耐也许更现实，也依然透着一种坚强。雅特露德唱过这样的一首歌：

看我一眼，/我漂亮吗？/不。/但我爱过。/看我一眼，/我年轻吗？/不。/但我爱过。/看我一眼，/我活着吗/不。/但我爱过。

若非要对瑟德尔贝里挑毛病，也许可以说，他不怎么写宏大的社会历史画面，他写男女，不着力于男女间力的对比，而专注于爱之梦和灵魂的失望，他对爱简直怀有少女的情怀和妇人的饥渴，敏感而少男性的力度。但这还是不能掩盖他作品的经典性。爱与灵魂，当然是人生和小说的重大主题。何况，他的语言那么犀利、柔美，结构那么精巧、完备，表达的情感那么让人富于共鸣。最大的力度或以柔美的姿态呈现。他不必成为托尔斯泰或斯特林堡等其他男人，也不可为其他男人替代，他是瑟德尔贝里。唯一遗憾的是，他的小说创作封笔太早。

雅尔玛尔·瑟德尔贝里，瑞典小说家、剧作家、诗人、评论家、记者，和斯特林堡、拉格洛夫并称为仍活在当代的作家。其父费雷德瑞克，其母艾米莉雅分别于1833和1836年出生于斯德哥尔摩；父母在1865年结婚。次年生长女弗蕾达。1869年7月2日，瑟德尔贝里生于斯德哥尔摩，1941年10月14日在哥本哈根辞世。

很难想像，瑟德尔贝里对自己长眠于丹麦，如今到底感觉如何。丹麦离瑞典不远，但到底隔着海，不是祖国；哥本哈根到底不是他出生、成长、苦恋和描绘的城市。所幸，他的雕像带着特别的沉思和忧郁，是瑟德尔贝里的，又像是格拉斯的，如今站立在斯德哥尔摩的街道。

最后我要感谢瑞典学院院士、瑞典汉学家马悦然教授给予的悉心教诲，马先生极其平易、慈祥、幽默，让我感受到极大鼓励。感谢马先生热心给译本作序。感谢瑞典艺术委员会（Swedish Atrs Council）为翻译出版提供的经济支助。感谢作家陈文芬女士的理解和支持。特别感谢责任编辑李玉瑶女士，没有她对这部小说的兴趣和眼光，这样的古典著作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怕也很难和读者见面。当然，我还要把感谢送给瑞典瑟德尔贝里协会主席尼尔斯·舍斯特兰德（Nils Sjöstrand）教授，我的朋友，翻译家和作家拉尔斯·尼贝里（Lars Nyberg）博士，隆德大教堂牧师韦罗妮卡·安德烈亚松（Veronica Andreasson）女士，感谢他们帮我解答疑惑。

王晔

2011年4月写于隆德蓝翅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