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斯潘传
Author: 【美】塞巴斯蒂安·马拉比;巴曙松译, SoBooKs.cc
Date: 2019-02-14T16:00:00+00:00
Publisher: 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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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格林斯潘传
作者：【美】塞巴斯蒂安·马拉比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湛庐文化
出版时间：2019年3月
ISBN：9787213091605
本书由天津湛庐图书有限公司授权得到APP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格林斯潘传」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成立了，这绝对可算是美国历史性灾难之一。

——艾伦·格林斯潘，1964年

我们真的不知道货币体系是如何运作的。

——格林斯潘评论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运作体系，1999年

金融市场现在认为，格林斯潘主席是不可能犯错的……

——艾伦·布林德，理查德·里斯，2005年

我们每个人在每一个年龄段都会有很多想法，当时都会觉得它们无比正确，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会发现之前的想法岂止是错误，简直是荒谬。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18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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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巴曙松 教授

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金融学教授

青史凭谁定是非

当年，林则徐在边城伊犁送别老友时，写下了“白头到此同休戚，青史凭谁定是非？”的诗句，有几分悲壮，也有几分迷惑。确实，评价一个人、评价一件事，往往因时代不同、环境不同、角度不同，得出的评价可能就会有巨大的差异。我曾经参与过香港金融博物馆的中文文稿的统筹工作，切身体会到评价人和事的分寸把握之不易。

在金融市场的实际运作中，如何作评价同样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商业银行在评估资产质量时，要求要经历完整的经济周期起落的检验，这样才可以更为全面地看到不同经济环境下、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中资产组合的完整表现。我们在评估一位基金经理是否优秀时，更强调的不仅仅是短期一两年耀眼的明星业绩，而是可以持续的，在不同市场条件下依然相对平稳的，像寿星一样的表现。巴菲特在他50多年的投资生涯中，保持了年化19%的复合收益率。在50多年的复利增长驱动下，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净资产上涨了1.8万倍。

如何评价格林斯潘，本身就经历了许多戏剧性的变化。回过头来看，距格林斯潘卸任已经10多年，格林斯潘在任时如日中天的声望，金融风暴爆发之后对他的迁怒与指责，都曾经先后出现过。现在，应当可以相对客观与冷静地把格林斯潘放到更宏大和更长远的历史背景下来评价了。

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金融风暴迅速席卷全球，彼时距格林斯潘正式卸任美联储主席已有两年。在这场金融风暴中，破裂的不仅仅是美国资产价格中的泡沫，还有格林斯潘在任内的种种金融神话。一时之间，似乎在美国又掀起了一场批判格林斯潘的潮流。大师还是谎言家？孰是孰非，一时间，格林斯潘成了极具争议的人物。

从1987年到2006年，格林斯潘一直担任美联储主席，任期横跨6届美国总统。在其声誉之巅，《财富》曾在1996年的美国大选前夕的一期封面上这样写道：“谁当美国总统都无所谓，只要让格林斯潘当美联储主席就可以了。”2000年，前参议员菲尔·格兰姆（Phil Gramm）称赞格林斯潘为“我们有史以来最棒的央行行长”。更有甚者，“经济沙皇”和“美元总统”等赞誉也纷至沓来。

然而，剧烈的改变始于2008年金融危机。格林斯潘所奉行的宽松货币政策被一些人视为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监管不力，货币政策失当，一时间舆论批评十分激烈。《纽约时报》把格林斯潘称为“泡沫先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称格林斯潘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央行前行长”。

格林斯潘有句名言：“如果你们认为确切地理解了我的讲话的意思，那么，你们肯定是误解了我的意思。”然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他本人也确如他的讲话般充满争议，市场对他也有着多样性的解读。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评价格林斯潘的美联储主席生涯呢？2016年，塞巴斯蒂安·马拉比历时5年完成的传记《格林斯潘传》问世，为格林斯潘绘制了一幅生动的肖像画。马拉比从格林斯潘的童年时光开始落笔，讲述他对共和党政治的参与以及担任美联储主席的18年光阴，直到金融危机后其个人名望的坍塌。同时，借助丰富翔实的资料，马拉比还原了格林斯潘的经济思想及其信仰的嬗变历程，再现了美国经济发展史上的许多精彩场景，读者还可以清晰地了解到过去40多年美国的政策变迁。

1926年3月6日，格林斯潘出生于纽约的一个犹太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股票经纪人，母亲在零售店工作。4岁时，其父母离异，他一直跟随母亲生活。受母亲的爱好和当时音乐潮流的影响，他在少年时代对爵士乐十分着迷。然而，很快，格林斯潘意识到自己在金融领域有更饱满的热情。他告别了乐队的伙伴，进入纽约大学学习经济学，后来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深造。

在格林斯潘学习经济学之时，凯恩斯主义盛行，但他对凯恩斯为政府开出的经济处方毫无兴趣。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是美国企业家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铁路、钢铁和汽车行业的巨头是美国那个时代的英雄，也是格林斯潘学生时代所崇拜的对象。格林斯潘相信，只有在无限增长的环境下，经济才能充分发挥潜力。当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安·兰德（Ayn Rand）等经济自由主义者都举起了反对凯恩斯主义的旗帜，格林斯潘毅然成为他们坚定的支持者。

在凯恩斯主义的众多反对者中，格林斯潘也显得与众不同。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非凯恩斯主义思想的主流是“芝加哥学派”的货币主义，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倡导者。芝加哥学派尊重数据在经济分析中的重要性，同时也强调理论在经济学中的地位。与之相比，格林斯潘似乎从来没有将自己局限于某一特定的经济学派。格林斯潘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亚瑟·伯恩斯（Arthur Burns）。如同他的导师一样，格林斯潘十分重视统计学：他们强调的是，经济理论应当源于独具慧眼的数据模型，并严格从属于经验性数据源头。

格林斯潘从数据研究中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即金融市场在商业周期的发源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959年，格林斯潘发表了一篇颇有影响力的论文《股票价格与资本评估》 （Stock Price and Capital Evaluation），论述了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并解释了股票价格对投资和消费的影响。相比于他同时代的许多人，格林斯潘赋予了金融更重大的意义。伯恩斯以及其他经济周期理论学者将股票市场视为对经济状况的一个很好的预警；然而，格林斯潘在他的文章里提出，股价“并不是对经济状况的预报，而是经济活动的一个关键决定因素”；当时的经济学家们也渐渐明白，货币才是导致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而不是政府支出或生产中遇到的瓶颈。通过上述机制，高股价会导致经济繁荣，而低股价会导致经济放缓。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后来也半开玩笑地表示过，诺贝尔委员会应该将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的一半奖金分给格林斯潘，以此来纪念他的这一观点。

20世纪50年代初，格林斯潘通过第一任妻子结识了客观主义运动的领袖兰德，并开始了他们之间持久的友谊。在兰德的影响下，格林斯潘的经济思想在经济自由主义观念中找到了归属感。1966年7月，格林斯潘在兰德的期刊《客观主义报》（The Objectivist Newsletter）上发表了《论黄金和经济自由》（Gold and Economic Freedom）一文，极力反对通货膨胀并捍卫金本位制度。虽然当时的美国经济欣欣向荣，格林斯潘却预言美国将爆发严重的通货膨胀。两年后，昔日的乐队伙伴伦纳德·加门特（Leonard Garment）邀请格林斯潘加入尼克松的竞选团队。格林斯潘把这称作“计划之外的冒险”，并由此转身步入公共领域，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尽管格林斯潘对1968年竞选的积极影响相当大，但在尼克松执政的6年里，尼克松总统远离了格林斯潘和他秉持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甚至以更为激进的姿态实施了工资和价格管制，丝毫没有在意格林斯潘关于通货膨胀的悲观警示和预言。1974年，格林斯潘的预言终于应验，尼克松的继任者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任命格林斯潘担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不过，从实际政策决策看，福特实际上也并不十分了解，货币政策是导致通货膨胀率上升的主要原因。如同他的前任上司尼克松，福特也与格林斯潘背道而驰。

1981年，深受弗里德曼影响的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当选为总统。同为自由市场的支持者，里根看起来似乎是格林斯潘的天然盟友。格林斯潘开始担任美国社会保障改革委员会主席，1987年8月，保罗·沃尔克（Paul Volker）辞去美联储主席一职，格林斯潘被里根任命为继任者，并开始了长达18年5个月20天的任期。

甫一上任，格林斯潘就遭遇了著名的“黑色星期一”。1987年10月19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开盘后3个小时内，狂跌508.32点，美国金融市场一时间风声鹤唳，美国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8、当时约5 000多亿美元的市值一下子灰飞烟灭。《国际先驱论坛报》刊登了这样一幅漫画：一头公牛倒地而毙，手持利剑的斗牛士百思不得其解：“正炒得起劲，怎么突然就死了呢？”经过一整夜的思考，格林斯潘做了也许是他一生中难忘的决定——命令美联储在周二交易开始前50分钟发表如下简要声明：“作为美国中央银行的美联储，它将履行自己的职责，在今天明确地宣告，它已做好向经济和金融系统提供流动性支持的准备。”美联储暂时放弃信贷紧缩政策，倾其所能向银行系统“紧急输血”，以确保银行信誉，防止金融崩溃。在10月20日和21日短短两天内，市场恢复了在10月19日亏损中的57%。正如《福布斯》所描绘的那样，“这是格林斯潘最辉煌的一刻，他高举起喇叭，告诉银行把钱借给华尔街，然后降低短期利率，而长期利率也随之下降”。

1989年至1992年，美国经济遭遇信用危机，格林斯潘果断地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支持了美国的经济复苏；1990年至1991年，海湾战争造成石油价格猛涨，为维护美国金融稳定，格林斯潘不顾老布什总统的反对，毅然实行收紧银根政策；1992年至1995年，面对正值增长状态良好的美国经济，格林斯潘7次加息，从1992年7月的3%的最低点调至1995年2月1日的5.25%的最高点，以期扼制美国的通货膨胀，增强经济后劲，这被视为是为克林顿总统就任后长达8年的美国景气周期积蓄了能量；1997年，亚洲陷入经济危机，1998年危机扩散到拉丁地区，深化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格林斯潘果断地在10周内连续三次减息，创造了美国历史上最快的减息速度，及时的行动稳定了世界经济和全球股市。2001年，股市网络股泡沫破裂，恐怖分子袭击美国本土；格林斯潘又开始急速减息──短短一年间将利率从6.5%降至1.75%，帮助危机之中的小布什总统刺激经济。

纵观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时期的美国和全球经济运行，格林斯潘在任的18年间，美国只出现过两次轻微的经济衰退，却出现了历史上最长的增长期，还在克林顿时代一度创造出所谓“零通货膨胀型”经济的奇迹。美国经济平均每年增长3%左右，平均失业率仅徘徊在5.5%。在市场看来，格林斯潘似乎总是独具慧眼，在阻击通货膨胀和刺激经济增长两者之间优雅地走着钢丝。作为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一度被视为大师，他成功指挥着美国这艘经济巨轮驶过了暗礁丛生的20世纪80年代，使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

当然，塞巴斯蒂安·马拉比也试图在本书中以相对客观的态度看待笔下的格林斯潘。本书并无对格林斯潘连篇累牍的赞扬，更多的是对格林斯潘得失的总结和反思。马拉比研究和梳理了格林斯潘所处时代的复杂性，并对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的部分决策作出了不少的批评。例如，在他看来，格林斯潘未能将注意力从通货膨胀转向金融的脆弱性，是其作为美联储主席犯下的最重要的错误。马拉比认为，在设定利率时，央行应该考虑价格稳定和金融稳定，而不仅仅是价格稳定。通过整理格林斯潘早期的著作、演讲以及格林斯潘时期美联储的会议记录，马拉比认为格林斯潘长期以来对资产泡沫并非没有深入的见解。这证明了格林斯潘是一位知道金融稳定重要性的美联储主席，但他却没有对他的所知采取实质性的行动。他还认为，格林斯潘任期内的悲剧就是，将自己对金融的担忧贯彻得还不够……一方面是睿智的诚实，另一方面却不愿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格林斯潘性格特质的这种组合决定了其担任公职期间的所作所为，也导致了金融危机悲剧的发生。

马拉比为我们绘制了一幅格林斯潘的肖像画。这幅肖像画具体生动，又充满了复杂的矛盾。在这幅肖像画中，年轻的格林斯潘和年长的格林斯潘似乎总有不同的选择。年轻的他认为美联储的成立是历史性灾难，之后却成为美联储任期最长的掌舵者之一；年轻的他信奉金本位制，之后却成为权衡性货币政策最重要的倡导者；年轻的他相信自由市场，之后却又积极参与对破产机构和深陷危机的国家的援助。正如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所言：“我们每个人在每一个年龄段都会有很多想法，当时都会觉得它们无比正确，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会发现之前的想法岂止是错误，简直是荒谬。”格林斯潘是一位“知者”，他知道事实，知道如何去分析，并最终知道了央行必须要面对资产泡沫；他也是一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的“知者”，作为美联储主席，他也不得不狡黠地承认：“我们真的不知道货币体系是如何运作的。”

马拉比曾任《经济学人》《华盛顿邮报》等媒体的记者和编辑，现为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著有《富可敌国》（More Money than God）和《后种族隔离时代》（After Apartheid）等。

本书的翻译由我主持和组织，并由我和陈剑博士共同进行翻译的协调和统稿校订工作，张悦、路扬、岳淑媛、朱茜月、巴茜等参加了翻译并进行了四轮交叉校订与统校工作，梁炳培、刘璐、孙团结、丁昭、余淼、陈康洁、张小雨等亦对本书做出了贡献。整个翻译出版工作历时近两年，我们力求以专业严谨的态度来进行这项工作。当然，即使再细致的工作也难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疏漏与不足，还望广大读者在阅读的同时不吝批评指正，以便我们不断完善。

《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曾对此书评论道：“也许我们能从格林斯潘身上学到的最重要一课就是——了解导致货币及金融不稳定的力量何其强大。即使教训如此惨痛，同样的错误再次发生也许只是时间问题。”在格林斯潘任内，我曾经到过美联储总部，美联储的工作人员当时说，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格林斯潘不仅在美国广受关注，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知名度也很高。格林斯潘一出现，其受关注的程度似乎不亚于摇滚明星出场。观今宜鉴古，在中国金融市场蓬勃发展又迅速变革的重要时期，谨以此译作与一度也十分关注格林斯潘的读者分享。

是为序。

推荐序

王巍

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

金融让我们更安全了吗？

2008年的全球次贷危机是20世纪30年代全球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创伤，一批具有传奇色彩、持续过百年的金融老店顷刻破产，十几万亿美元的金融资产瞬间消失，几百万拥有住宅的居民的账面财富化为泡影。这场危机对创业者和企业家的金融链条打击更是广泛和深远，导致整个全球经济体系一时陷于停滞和倒退。尽管近年来的各种经济数据和大众心态已经恢复，并远远高于危机前，但基于各国政要和传媒界锲而不舍的口诛笔伐，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被公认为罪魁祸首，流传深远，至今不能有所自辩。

2018年10月17日晚，我邀请了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先生和美国前财长保尔森（Henry Paulson）先生一起在北京朝阳公园里的国际金融博物馆复盘10年前次贷危机的应对过程。在中美关系如此紧张的格局下，两位当年金融体系主导者的反思引起了在场超过300位金融领袖的热烈讨论。保尔森先生反复回忆与美国总统和华尔街领袖沟通的细节，表达其不得已而为之的压力，强调自己是有担当的，而且做出了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正确决定。周小川先生则意味深长地指出，通观大历史，即便我们了解了所有引发危机的原因，也采取了正确的预防和挽救措施，我们真的就可以避免经济危机吗？

当晚讨论上，两位重要的人物都无法绕开，那就是美联储两任前主席沃尔克和格林斯潘。的确，这是两位当代金融监管体系的里程碑式的人物。在他们之前，美国经济的“金融深化”程度相对较低些，资本市场规模不大，美联储也不如当下这般重要。沃尔克强硬的反通货膨胀主张和罕见的高利率调控手段，一举扭转了美国经济长期滞胀的困境，带来了美国期待已久的物价稳定与经济繁荣。我当年在美国读书时有幸听到过他的现场讲演，其高大的身材和炯炯的目光让人印象深刻。格林斯潘常被国人称为格老，他则一直是深藏不露的厉害人物。

感谢出版社编辑，提前发我一本《格林斯潘传》的预读本，希望我写一篇读后感言。在出差途中，我一气呵成地读完了这本书，受益很多，并引起了更多的思考。也许这本的英文题目更好：一个无所不知的人。格林斯潘的确是一位处于大转折时代的人物，一位再造金融体系的人物。当然，对这样的人物的评价一定会毁誉参半，这取决于你的立场和价值观，也取决于在何处切断历史的坐标。以我多年关注金融史的立场来看，至少可以通过三个角度来观察格林斯潘。

个人价值

无疑，格林斯潘长期崇尚并追随俄裔美国哲学家兰德夫人，这是培育他内心对自由主义强烈向往的第一动力。尽管本书作者马拉比多次注意到他晚年更加圆滑和保守，但这更多是政治场合的磨合所致。即便在下台后的国会听证会上，他仍然坚守自己的信念。他认为，市场的博弈和竞争约束远比政府监管更为重要，而且政府的过度监管往往会扭曲市场，这反而会激发更大的市场风险和道德风险。股市不仅是中性的经济晴雨表，更是经济发展的要素，财富效应对民众投资和社会发展非常重要。金融创新和衍生产品本质上是可以化解风险和转移风险的，是丰富金融市场与金融体系的动力所在。“非理性繁荣”并不只是金融市场本身的问题，而更多是个人与企业的问题，也是政府的问题。格老始终如一地支持金融创新和扩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这与他的市场价值观息息相关。而且，他作为投资人和投资银行顾问的经历与成功经验，也使他比其他美联储主席更理解市场和人性。

行为环境

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近20年，经历了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等6位总统，经历了“9·11”事件、科技股泡沫和“住房驱动计划”等美国大事，特别是他给美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金融系统的支持。每位想有所作为的美国总统往往会警惕并约束格老的作为，这表明他们未能继承和发扬光大任何前任的光荣传统，更没有韬光养晦、安定团结的合作精神。2018年圣诞节前，美国股市暴跌，特朗普总统甚至气急败坏地发“推文”，暗示要炒掉刚上任不久的美联储主席。美联储加息、减息和买卖国债等动作都是刀刀见血的社会焦点，也是格老折冲樽俎、披荆斩棘的杀伐决断，当然更是他晦涩难懂、吐字如金的苦衷。几位总统的威逼利诱，白宫和国会的阴谋陷阱，加上格老几位传媒红颜知己的拔刀相助，在这本传记中都很值得玩味。当然，次贷危机的酝酿、“两房”的破产以及衍生产品未能更早进入监控体系，这些都是事后诸葛亮们最喜欢用以指责格老的痛点，但这仅仅是格老的痛点吗？在美国这样一个公权力得到严格制约的社会中，将这么大的危机责任推诿到美联储主席的身上，恰恰表达了各界对格老的尊重与臣服。

历史坐标

在格林斯潘就任美联储主席的近20年里，金融体系发生了世纪转型。金本位早已不复存在，连最保守的人也放弃了恢复商品本位制的幻想。服务、健康与快乐成为人类社会的经济基础，早已取代衣食住行的传统生存与发展模式。货币纪律和控制信用这样的“黄金紧身衣”已经失去价值，面向未来的和创新的金融体系正在形成，我们都身处一个史无前例的财务自由和生活模式变革时代。金融一如历史规律，也在深刻地改变自己，为社会发展提供稳定与驱动机制。更多衍生产品的不断创新推动社会各个层面迅速金融资产化，个人、企业和政府的投资能力提高，信贷体系促进了经济繁荣，监管体系也在不断降低风险程度。取消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是格老的一项重要举措，这真正推动了美国乃至全球金融体系的业务整合能力和培育新产业的服务能力。即便我们今天再讨论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也是在更高、更为复杂的环境下面对全新的挑战，与格老的时代不可同日而语。客观而论，全球次贷危机时，金融资产的规模和连锁反应的烈度远远超过大萧条时期的程度，但是对金融体系和整体经济的信心恢复相对来说却很迅速，这恰恰是当代金融体系更为成熟和有效的证明。客观而论，当下的金融稳定机制和风险保障远远比历史上任何阶段都要出色。

每位影响历史的人物都有缺点和致命的自负，这是常识，不需要为了臧否人物而故作全面客观。我是欣赏格老的，他基于市场自由哲学和坚韧担当所采取的操作带给了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一个超长期的金融稳定体系，也扩张了容纳科技创新和经济全球化的应对空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沃尔克和格林斯潘这两任美联储主席都是应对现代金融挑战而承担重建金融监管体系并保证市场稳定运行的大师级人物，只是格林斯潘在政治上更娴熟老道一些。行文至此，我将抛出一个更有现实意义的问题，金融让我们更安全了吗？

今年恰逢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社会越来越关注金融的影响力，领导人明确将金融视为“国家核心竞争力”，这真的让我这个现代金融业建立以来的长期观察与参与者非常感慨。从当年银行自财政系统脱离到资本市场建立，从几千家上市公司形成到几十家中国银行成为全球金融业主力，从银行存款到手机支付，金融早已成为千家万户须臾不可脱离的生活必需品，如阳光空气和水一样成为现代文明的一个要素。毋庸置疑，40年来中国的崛起和各行各业的蓬勃发展，显然同时也彰显了其背后伟大的金融力量。

当下，美国逆全球化趋势发动了贸易战，这使各国不得不面对空前的挑战。与此同时，中国股市低迷，大批上市公司面临资本困境，曾经流行一时的P2P公司步履维艰，并且还存在大量民间金融诈骗活动，这使得金融成了三年攻坚战的首要目标。有样学样，主流传媒想当然地将金融体系作为潜在危机的源头，金融制度与市场一时之间千夫所指。《格林斯潘传》让大洋彼岸的历史穿越到当下中国，内行人自然心领神会。金融是血脉，是经济引擎，但不是大脑，不是手足，更没有力量统领或决定经济决策的成败。金钱与财富总会是民间街谈巷议的主题，民众都喜欢简单逻辑，恐惧和怨恨会感染人心，阴谋论比事实真相能传播的更久远。央行行长和证监会主席很容易在市场困境时被传媒和市场抛出来，从而解脱所有当事人的责任，这在各国和各国不同历史阶段上成为一种社会共识。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纲举目张，金融安全成为当下攻坚战的首要目标。将金融看作市场经济的血脉和“国家核心竞争力”，这正是一代金融创业者和从业者的历史机遇。回首40年改革和开放的历史，现代金融在中国快速崛起并蓬勃发展，为中国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我们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积极参与应对了2008年全球次贷危机。成功地构建了交易额超百万亿的金融交易市场，支持了几十万家国有企业的市场化转型，也培育了几千万与全球同行站在同一起跑线的创业者和企业家。中国成为几十年来在全球范围内最有生机、最能安全运行、最具竞争力的金融大国。

不忘初心，金融创新才是化解和转移风险的有效途径，金融科技、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区块链等新环境带来的新挑战，必定会催生新的衍生产品和衍生市场。社会稳定和安全，民众生活的幸福和安康，国家与社会的文明进步，这是新一代金融人的使命。重温金融历史，理解沃尔克和格林斯潘的时代贡献，更让我们理解这一代中国金融改革家的巨大历史贡献，向刘鸿儒、周小川、陈元、刘明康和姜建清等一代中国金融家致敬。

前言

现代金融体系的第一现场

本书在创作过程中获得了查阅格林斯潘所有论文的权限，并与格林斯潘的同事们和朋友们进行了大量访谈。从2010年的秋天开始，在随后5年里，我一直是格林斯潘在华盛顿的办公室的常客，并因此可以多角度地感受他：在家里，他为英国前首相举办晚宴；在他位于纽约里兹的中央公园南部的套房里，工作人员用一个由巧克力制成的美联储大楼的模型来欢迎他；在阿西拉站的火车上，他慷慨地给搬运工小费，以此践行他的再分配理念。当我和格林斯潘的对话记录了70多个小时后，我停止了录音。然而，有趣的事情总是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出现，它们并不总是发生在录音机还在运转的时候。格林斯潘提起了自己对汽车的热爱，尤其是汽车能让他从灰暗的情绪中振作起来。在这之后，我在他的办公室留了张便条，想跟他确认这一点。后来，格林斯潘回答说：

亲爱的塞巴斯蒂安

1959年，我买了一辆带尾翼和红色真皮座椅的别克敞篷车。伴随着巴赫的音乐在高速公路上开车飞驰，这太令我振奋了。无论如何，我再也想不起我曾在买车之前感到沮丧了。

祝好

艾伦

我费尽心思找到了一张符合格林斯潘所描述的照片，并寄给了他。格林斯潘的助理转述了他的回答：

格林斯潘他的车就是这种型号！但是他的车内饰是红色，外面是黑色的（这张照片里外面是白色的）。他说他的车有空调。

在关于金钱和权力的讨论中，格林斯潘变得不可捉摸。起初，我问到了格林斯潘的浪漫生活。“我约会过新闻主播、参议员和选美皇后。”他在回答时显得有点儿顽皮。我问他，什么使他最快乐。他诚恳地回答道，是一种进步感，一种身处在峭壁却依旧向上的生命轨迹。我问他，像他这样的经济学家，为什么仍坚持称自己是一个“伴奏者”。只有追溯到他小时候所经历的爱与伤害，才能回答这个问题。他的雄心、他的羞怯以及他在华盛顿的行事方式，这些都源于20世纪30年代格林斯潘在曼哈顿北端所经历的少年时代。

一些最好的研究材料几乎仍然来源于格林斯潘自己。几位勤勉的记者曾试图找到格林斯潘所写的早期著作，包括他的博士论文。奇怪的是，授予他学位的纽约大学却找不到这篇博士论文了。然而，在格林斯潘的办公室坐了几个月后，我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当提及其年轻时代的想法时，他的目光总会下移，落在一本厚厚的活页夹上。有一天，当格林斯潘回到自己的理念演化这一话题时，我抬头看着架子上同样的位置。我说，我很想读那本早期的作品，并且故意盯着那本活页夹。尽管里面的内容有些尴尬，但他还是把它给了我。

我知道，在20世纪60年代，小说家安·兰德的身边聚集了一群的客观主义者，格林斯潘是这群人当中的首席经济学家，并且他还发表了一系列“客观主义的经济学”的演讲。我想知道，在格林斯潘30多岁的时候，是否有录音或者文字片段，能让我深入了解他的世界观。有一天，为了寻找格林斯潘那些时候的朋友和同事，我前往弗吉尼亚州森林里的一间僻静的小木屋，并与洛厄尔·维尔特班克（Lowell Wiltbank）交谈。维尔特班克曾在格林斯潘的小型咨询公司里负责管理电脑和机器。当得知维尔特班克本人就是兰德思想的坚定拥护者时，我询问他是否保留有兰德运动的纪念品。他说自己的地下室里堆满了这些东西。在很久之前，我就拥有了一份300页的文字记录：对于格林斯潘理念思考的巅峰期而言，这些记录构成了其意识的一幅地图。

毫无例外，这类研究常常像在枯井里面打水。不过，那些说起话来滔滔不绝的人还是给予了我回报：在共和党煽动者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的个人档案中，我发现了格林斯潘向理查德·尼克松提交的、关于1968年种族矛盾以及暗杀的毫无歉意的保守言论；在按照《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公布的采访和文件中，我了解到了美国联邦调查局关于衍生品和抵押贷款记录的不为人知的故事；我还搜集到了一些爱着他的女人们的敏感回忆，其中最重要的是他的妻子安德烈娅·米切尔（Andrea Mitchell）。就像我在本书致谢里写到的那样，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个优秀的研究小组使我深受启发。我们之间进行了数百次访谈，我查阅了数千页的原始记录文件，以求尽可能生动、准确地重现格林斯潘的生活。

当格林斯潘同意配合这个项目时，我有点惊讶。2008年金融危机后，他在自己回顾性研究中引用了我所写的、关于对冲基金的故事，并表示了赞许。于是，我尝试着联系他。不过，我当时认为，自己早期所写的一本书可能会影响他对我的态度。在那本书中，我讲述了在詹姆斯·沃尔芬森（James Wolfensohn）治下的世界银行。尽管我对沃尔芬森的评价总体上是正面的，但反响并不好：沃尔芬森试图诋毁我，世界银行的书店也决定不再展出它大量订购的书。有一次沃尔芬森正在大发脾气，其手下安排了他的一位杰出的朋友打来电话，并让他冷静了下来，这位朋友就是格林斯潘。

尽管有这种不顺遂的背景，但格林斯潘仍然同意与我们谈谈，尽管他明白他可以宣称我的评价和结论无效。根据出版代理人的建议，我试图锁定他，要求他签署一份协议，承诺与我合作，而不是与其他作者。然而，这个时候格林斯潘却犹豫了，他注意到在某些时候我可能会做出他不喜欢的事情。另外，由于我没有意愿要自我束缚，所以他也不打算自我束缚。在初步试探之后，我们在相互自主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对于为一位经济自由主义者撰写传记而言，这是非常合适的准则。回过头来再看这种安排，我也不会希望有什么不同。这种安排让我能够完全接触我的研究对象，同时又能不受限制地保持独立。他的妻子也是一位记者，因此他明白自己不应该试图控制我。

在写作完成时，我还在犹豫，是否要把手稿给格林斯潘看看。在我们的关系中，没有任何事情需要我这样做，我也意识到了摊牌的风险。仅就我的研究范围而言，它就很可能会令人震惊：在某些情况下，我没有告诉格林斯潘自己发掘到的文件，因为这些文件本身就说明了问题，不需要他的评论或阐述。此外，人们通常不太容易接受局外人对自己所作所为的坦率描述。就像沃尔芬森以前那样，格林斯潘可能会对我进行还击。不可避免的是，这些证据使我反复思考研究对象的行为和动机，而这些行为和动机与他自己的描述并不一致。显然，他不会喜欢这样。不过，经过深思熟虑后，我还是给格林斯潘看了这些稿件。一方面，开放似乎更值得尊敬，毕竟，他一直对我敞开心扉；另一方面，这也是我的研究成果的最后审核。经过5年全心投入，我终于找到了真相，而依靠研究对象自己的记忆在最后阶段测试一下我的结果似乎是很必要的。

在收到文稿的3周后，格林斯潘从伦敦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们进行了两次长时间的通话，在此期间，他仅仅在极少数的地方表达了强烈的反对意见，其余都接受了。他笑着说，我所撰写历史的准确性超过了正面性。在他与父母的关系的一处细节上，我听从了他的意见。接着，他还补充说明了一下，自己在20世纪90年代末抵制衍生品改革的动机。此外，他还提出了一些其他问题，而我充分考虑了他的意见，但我的文稿基本上没有更改。

不管正面与否，我希望这段历史是有益的。作为同龄人中最具影响力的经济领域的政治家，格林斯潘的一生都为了一个重大转变而奋斗：使金融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实行的固定和受管制的体制，转变为在过去25年中所实行的完全自由体制。对于推动这种转变的决定而言，没有人比格林斯潘更接近第一线了。格林斯潘的故事也是现代金融体系形成的故事。

引言

“他树立了一个标准”

1986年1月23日，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在白宫西厢的罗斯福厅集会。这次集会颇为神秘：为了规避那些令人厌烦的、要求会议阳光透明的法律制度，组织者邀请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以他的出席为借口，可以将会议设为保密级别。沃尔特·瑞斯顿（Walter Wriston）将花旗银行打造成了全美最顶尖的商业银行，这个高个子驼背男人坐在了会议桌旁。出席该会议的还有米尔顿·弗里德曼，这位身材矮小的经济自由主义的捍卫者来自芝加哥大学。除此之外，还有10多位来自华尔街和学术界的名流。会议进行两个小时后，房间的门被推开了，当时的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缓步而入。

此时，里根的心里只想着一件事：通货膨胀。尽管每年4%的通货膨胀率已经比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15%好多了，但仍然不够低，至少对里根来说还不够低。通货膨胀率必须被控制在“0”的位置，“否则我们将会倒退回到原来的水平”。

一位顾问认为，公众对通货膨胀水平的容忍度也许已经提高了。然而，总统先生却不能容忍这种姑息让步。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降低通货膨胀水平？”他问道。

“您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弗里德曼回答道，“只有一个目标是正确的，那就是零通货膨胀率。”弗里德曼认为，如果人们对现状过于自满，那么通货膨胀率在年末时可能将重回7%或8%的水平。

“弗雷德里克·巴斯夏（Frederic Bastiat）没说过么，‘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比法定货币存在得更久’。”里根说道。

里根对这位19世纪的法国经济学家的狂热推崇，让在场的大部分幕僚都哑然失色。里根认为，如果货币的坚实地位只是基于对政府的充分信任，那么这终将会导致货币最基础的职能消失殆尽，即储藏价值。对于与会者而言挑战里根的信仰看起来并不明智。在就任美国总统初期，里根已经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研究回归金本位的可能性。里根认为，要解决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问题，就必须回归到货币还是有形商品的单纯年代。

弗里德曼开始据理力争起来。他觉察到了里根的打算，想要去纠正这位总统的想法。

“现在的法定货币被视为一种标准。”弗里德曼坚持道。里根总统对通货膨胀感到担忧是对的。然而，与回归金本位的梦想相比，通过限制政府印钞票的本能冲动来避免过度的通货膨胀，才是更好的决断。央行的相机决策应该让位于单一货币规则：应该以法律的形式把每年的货币供给增长率设定为一个固定值，比如4%。

“我们应该通过法规来控制法定货币的增长速度，现在已经回不到过去的商品货币时代了。”弗里德曼说道。

弗里德曼一直被公认为对这类问题拥有决定性的权威。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弗里德曼逐渐成为货币问题方面最耀眼的学术评论员，并且拥有令人生畏的辩论技巧。“每个人都喜欢和弗里德曼争论，尤其是当他不在场的时候。”时任美国国务卿的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对此嘲讽道。只要这个令人讨厌的家伙冒出几句略带讥讽意味的话，显贵们就顿时哑口无言。然而，坐在桌边的某个人，显然已经做好了反驳弗里德曼的准备。

“为什么不能重回商品本位呢？”一个平静的声音问道。

这个平静的声音出自格林斯潘。从很多方面来说，他都不能算是重要人物。既不是赫赫有名的大学教授，也不是私营企业的大亨，他只不过是一家低调的纽约咨询公司的经营者。格林斯潘20多岁就结婚了，而此时他已60岁了。不过，他仍然拥有强壮的体格、宽大的嘴唇和光滑的黑头发，还扮演着令人好奇的双重角色：一位内向的数据分析师和一个抢手的民间学者。他知道联邦预算的奥秘，能够预测出下一年的钢产量，深谙神秘的金融脆弱性理论。

从尼克松开始，每一位美国总统都会仔细斟酌他的建议。他还认识选美皇后、新闻主播和参议员，并向其中的许多人献过殷勤。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舞者，经常在开着自己的一系列豪华轿车时，把莫扎特或勃拉姆斯的音乐调到最大音量。前段日子，格林斯潘身着一件宽肩西装，在电视节目上推销最新的苹果电脑，这将他书呆子式的性感与苹果的叛逆形象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在向观众演示了如何使用该设备来跟踪他们的财务状况、查询银行账户，并以电子方式支付账单后，格林斯潘愉悦地结束了展示。“如果你的账户上还有剩余的钱，那么恭喜你，”他的眉毛俏皮地拱起，“你比我们的政府做得更好。”

里根似乎很喜欢格林斯潘关于金本位制的发言。“我曾经为一套西装付了50美元，但现在50美元甚至不够干洗费。”里根很快就从抱怨世俗小事转入了存在主义，他问道：“人类真的可以自己决定生产多少货币吗？”

“美国联邦政府的问题在于它可以印钞票。”格林斯潘用极富个人特色的、温柔而毋庸置疑的声音友好地评论道。重回金本位制相当于对政治精英施加了一种纪律。只要有一个能创造出不可兑现纸币的央行，政客们总是会使支出超过收入，因为他们确信债务将被印钞机消灭掉。正是这个原因，在20~30岁这段时间里，格林斯潘一直致力于反对当时的货币制度：从根本上来说，美联储印钞有十足的欺骗性，在美国人意识到这一点之前，在他们将货币钉住黄金之前，通货膨胀仍将是一个持续存在的威胁，经济基础也不会稳固。

事实上，尽管很少有人能记住这一点，格林斯潘却从逻辑上将这一观点推演到了极致。他将美联储的设立描述为“美国历史性的灾难之一”，可以算作20世纪最大的讽刺之一。

1987年8月11日，在与里根总统交换意见的一年半后，格林斯潘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不过，在接下来的18年多的日子里，他实践的却是自己以前经常抨击的想法：有印钞权的央行通过相机抉择能够稳定经济。显然，格林斯潘做成了自己认为不可能的事情，他摇身一变为全球超级明星，受经济学者崇拜，受投资者仰慕，从东京到法兰克福的领导人都向他请教。当他出席在巴塞尔举办的央行行长定期聚会时，会场里安静到可以听到针落地的声音。这些餐桌上的杰出人物，都是各自领域的巨人，他们像饥渴的大学生一样做着笔记。凭借理智、安静的力量，格林斯潘就像首席指挥一样控制着美国经济这个庞大的交响乐团。如同一位随性的传记作者所言：“他是一位艺术大师。”纽约的约翰·卡西迪（John Cassidy）写道，格林斯潘就职美联储主席时发表的庄严的宣言，对普通美国人来说，就像抗抑郁药物百忧解（Prozac）和《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一样熟悉、舒心。

格林斯潘的显赫名望显然不仅仅来自他曾经对纸币制度的猛烈批评，他还用实际行动颠覆了人们的固有观念。在他上任之前，没人会在美联储主席与大师之间画上等号，然而，实践证明他们错了。

美联储自1914年正式履行其职能后，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通货膨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直接导致，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衰退转变为大萧条。20世纪70年代，在面对美国历史上和平时期最严重的通货膨胀时，它几乎束手无策。通过深入分析这一灾难的每个环节，货币经济学家们认为，央行总是对通货膨胀采取较温和的处理手段：它们受到不可抗拒的政治压力，从而必须保证经济活跃。亚瑟·伯恩斯自1970—1978年担任美联储主席一职。在他的任内，尼克松的追随者一直没有停止过威逼。他的继任者威廉·米勒（G. William Miller）因为政治上的忠诚被吉米·卡特选中，而在上台仅18个月后就匆匆辞职了。1979年，弗里德曼甚至写信给米勒的继任者沃尔克，满怀信心地预言沃尔克必败无疑。“我对你的晋升表示哀悼，”弗里德曼嘲讽道，并强调美联储现在正面临着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如你所知，我认为，在操作方法不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美联储无法应对这种挑战。”

在接下来的8年中，沃尔克的表现比弗里德曼预测的要好很多。美联储如英雄般地将通货膨胀率从15%降到4%以下。不过，美联储对抗通货膨胀的能力仍然受到了政治方面的钳制。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已经造成了国家危机，这使得沃尔克敢于采取更强硬的措施。然而，一旦通货膨胀的局面缓和，要维持紧缩的货币政策就会变得困难起来。实际上，在其任期快要结束时，听命于里根的其他美联储官员就开始背叛沃尔克的货币紧缩政策。自此以后，沃尔克手中的权力再也没有恢复到最高时的水平。这一教训似乎是，一位像格林斯潘这样的美联储主席，如果在通货膨胀不再是头号敌人的时候上任，几乎注定要失败。除非回到金本位制，否则只有弗里德曼的单一货币规则才能确保美国民众钱包里的现金在未来不贬值。

对于格林斯潘的上任，人们并没有太多的期待。观察家普遍预测，他将“无法像沃尔克一样控制美联储……并且也无法对政治家们形成震慑力”。果然，在其上任的第一年里，他曾多次在办公室遭到布什总统的行政官员的抨击。当民主党赢得1992年大选时，人们普遍认为格林斯潘的任期时日不多了。

然而，当他最终离开美联储主席的宝座时，格林斯潘达到了弗里德曼根本想象不到的崇高地位。他获得了总统自由勋章、英国爵士爵位和法国荣誉军团勋章。他的任职时间是沃尔克和伯恩斯的2倍多，是命途多舛的米勒的12倍多。只有在1951—1970年领导美联储的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William McChesney Martin）的任期稍久于格林斯潘。不过，在马丁的时代，银行和信贷还不像现在这样重要，美联储的形态也和当今的情况有很大差异。

在弗里德曼给沃尔克写了那封略带挖苦意味的信的27年后，他终于在格林斯潘任期接近尾声时承认了这场变革。格林斯潘不仅延续了沃尔克对抗通货膨胀的胜利，并且扩大了战果。在沃尔克时代，物价以年均5.2%的幅度上升。其中，在他的第二个四年任期里，物价涨幅更是维持在了3%的低位。在格林斯潘任职的18年半中，物价的涨幅降至了年均2.4%的水平。

“格林斯潘向人们证明，维持物价稳定是可能的。这绝对是一项非常巨大的成就，”弗里德曼评价道，“他树立了一个标准。”

2006年11月，也就是在他向格林斯潘表达敬意的10个月后，弗里德曼逝世了。他没能活着见证随后爆发的金融危机，也没能看到人们对格林斯潘的评价发生了戏剧性大转折。在华尔街崩盘后，格林斯潘这位原本令人安心的大师成了人尽皆知的罪人。很多人认为，正是他的纵容与放任的思想催生了畸形的大泡沫。在后危机时代，以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格林斯潘在抑制消费者物价指数这一点上似乎有些出格了。这场危机摧毁了数百万个工作岗位，造成居民储蓄的价值蒸发了数万亿美元，并导致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衰退。

这场金融危机确实是评判格林斯潘“遗产”的关键。他不可能完全没有责任；这次金融内爆的成本是如此之大，显然应该采取更多措施来避免或者减轻这种成本。尽管批评是必要的，但我们仍然要在开始前澄清一些事实：在大危机后的诸多评论中，格林斯潘的形象已经被严重扭曲了。许多人指控他盲目相信模型，其中包括许多经济学家。然而，他其实是经济模型最主要的怀疑者之一。他被指责低估了金融系统走向失控的可能性，可是他已经花了50年的时间警告信贷周期的不可信。他被描绘为安·兰德式的经济自由主义的拥护者。不过，这只是他极为复杂的人生悖论中的之一，他的思想其实是毫不妥协的兰德主义和易变的实用主义相结合的产物。身为犹太人，他却为具有浓厚反犹意识的尼克松提供咨询服务。他是一个主张提高税收的保守主义者，一个一再支持金融救助的自由主义者，一位经常表现得像华盛顿谋士的经济学家。起初宣扬金本位，接着开始主导金融印钞机运行，对于这样的人来说，他当然不可能是一位空想理论家。

格林斯潘主张金本位制，这一点使得2008年的危机更让人感到费解。他认为黄金能构成一种约束手段：如果政府不能印钞票的话，就不会援助华尔街。然而，作为美联储主席，他曾经采取了多种救援措施，大幅削减利率以缓冲1987年华尔街的崩溃、1998年俄罗斯债务违约以及2000年网络股泡沫的破裂所带来的冲击。“老年”格林斯潘采取的政策的结果，正是“青年”格林斯潘所担心的：金融家被鼓励承担更大的风险，因为他们相信美联储会保护他们。

为什么格林斯潘愿意不断降低利率并眼睁睁地看着风险一点点地积累起来？如果他不断增加借贷的成本，又会发生什么呢？这些都是评判格林斯潘“遗产”的关键问题。假如这位金本位的倡导者选择放松监管的强度，另一位美联储主席会有完全不同的做法吗？鉴于他所面临的政治和体制压力，他是被迫运用货币政策去挽救金融系统的吗？抑或，这反映了其性格上的缺陷，使他必须要用权力和声望来缓解自身对冲突的恐惧感和潜在的不安全感？

格林斯潘并不简单地是一个有效市场假说的信徒，他经常会提到金融创新的风险问题。虽然他对于大量的期权、互换以及各种新奇债券表示欢迎，那也很大程度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如果说，格林斯潘在利率问题上的立场是让人迷惑的，那么基于其经济自由主义的理念，他在监管问题上的立场就没那么让人奇怪了。格林斯潘拒绝强化监管，只是因为他天真地相信，市场是有效率的。他对于金融家太信任了，从而不愿去设想，金融家眼花缭乱的创新会威胁到市场的稳定性。这些是大多数评论家的看法，然而，答案比更多评论家所能想象的更为微妙和有趣。20世纪60年代的通货膨胀摧毁了固定汇率制度和银行利率的调节机制；同时，技术变革和全球化使得衍生品交易成为不可抗拒的选项。仅举一个例子说明，1970—1990年，用来给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定价的电脑硬件成本暴跌了99%以上：无怪乎这一时期资产证券化有了长足发展。因此，当格林斯潘和他的盟友们认为某些规定已经过时，他们并非受到了经济自由主义狂热的蛊惑。相反，他们致力于解决，如何用最好的方式处理旧系统的必然消亡所产生的问题。政策制定者无法保留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受控制的金融体系，即便他们很想这样做。

此外，很明显，金融现代化绝不应该被抵制，即使有无数个理由去抵制。它的风险应该与真实收益平衡。举例来说，当汇率开始出现波动，出口商担心美元升值将使他们的产品没有竞争力，进口商担心美元贬值将使他们的成本增加。货币衍生品为出口商和进口商提供了一种在期货市场上进行交易的方式，并对冲了每个人的风险。金融工程使得世界更安全而非更不稳定。以类似的方式，抵押贷款证券化使成千上万的投资者分散风险；互换和期权同样能够分散风险，只不过如果被滥用将会很危险。当谈到随之而来的风险管理时，银行与投资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比仅仅有过一两次实际操作的监管者要强很多。格林斯潘和他的盟友对私人参与者能够避免疯狂和崩溃并不抱期望，但他们也怀疑监管者是否能够做得更好。他们并非单纯的有效市场假说的信徒，而是“政府不能做得更好”的现实主义者。

格林斯潘在1967年夏天尼克松竞选时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那时，现代金融还没有出现。在接下来的40年里，他参与了每一个重要的金融议题的辩论：作为福特总统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作为里根政府的“红颜知己”，作为美联储主席，以及作为资本主义的代言人。他的盟友们来自政治分歧的双方。民主党总统卡特抹除了银行利率管制的最后痕迹。另一位民主党总统克林顿签署了1999年的银行改革法案，正式废止大萧条时代确立的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相隔离的制度。一个由专家组成的全球俱乐部，在20世纪90年代按照银行自身的风险模型，针对银行资本设计出了第二版《巴塞尔协议》（Basel rules Ⅱ），从而有效地将梅赛德斯的钥匙交给了下一代青少年。将金融自由化看作一些右翼的阴谋，这是非常可笑的。聪明人都在努力推动金融发展，并作出最好的判断。他们的真诚使他们犯下的错误更具启发性。

传记的一个优点是，它使读者得以了解真实的决策：真实的决策往往是不完美的、偶发性的、建立在不完全信息和人性缺陷之上的。格林斯潘和其同时代的人也曾马失前蹄：对于大型金融机构内部扭曲的激励措施，他们的态度不够审慎，他们对待泡沫和杠杆太过自满。不过，历史学家的任务之一是评判过去几代人，任务之二则是告诉后人，他们出色的前辈如何以及为何失足。毕竟，以后的金融政治家也会面临格林斯潘遇到过的同样的问题。他们希望能预测危机，但又缺乏相应的工具，他们将会被号召起来消除人类不可回避的金融风险。他们幻想能够抑制公民的自满情绪与领导人的自恃倾向，创造奇迹，成为合格的“大师”。那么，在这些方面，格林斯潘的故事也许可以给后人启发。

01
征服者的感觉
THE FEELING OF A CONQUEROR

20世纪30年代，格林斯潘正是一名翩翩少年时，他深深地陷入了对铁路的痴迷之中。庞大的车头拖着堆积如山的货物，吐出浓浓的蒸汽，并“呜呜呜”吼叫着。正如当时的一本书所描述的，它们看起来并不像机器，更像是传说中的“乳齿象”。小格林斯潘当时经常跑到铁轨边观看这些大型怪物的前照灯投射出的光束，一瞥驾驶室中恐怖的火光以及炉边司炉工的剪影。这一切使他亲身体验了工业化进程所带来的兴奋和恐怖，从而领略到“美国世纪”的真正意义。差不多从11岁开始，小格林斯潘当时就开始收集列车时刻表，记住各条路线以及沿途的城镇，并想象自己在周游整个美洲大陆：从德卢斯（Duluth）到明尼阿波里斯（Minneapolis），再到法戈（Fargo），继续向西经过海伦娜（Helena）、斯波坎（Spokane），最终抵达西雅图。这是他畅想华盛顿高地（Washington Heights，曼哈顿北端的移民区）以外世界的一种方式；同时，这也是他逃离那片低矮的、带有华丽灰塑装饰物的红砖建筑的一种方式，由此他的思绪将从那些太过熟悉的街道中得到释放。这些街道里充斥着意第绪语、爱尔兰语以及德语等欧洲语言。尽管1906年纽约地铁就向北延伸到了那里，但华盛顿高地发展起来还仅仅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事。然而，即使那里通了地铁，这里的街上仍可以看到马匹以及跟在它们身后清理粪便的人。难怪这些铁路在年幼的格林斯潘眼中充满了浪漫的气息。

当时，格林斯潘与外祖父母内森·戈德史密斯（Nathan Goldsmith）和安娜·戈德史密斯（Anna Goldsmith），以及非常疼爱他的母亲罗斯住在一起。他们所住的公寓位于西163大街600号，只有一间卧室。内森和安娜住在那间唯一的卧室里，而格林斯潘和母亲罗斯则住在餐厅。这间公寓对于4个人而言不算大，但也还算过得去。这可比另一个移民集聚地下东区的那些拥挤的公寓要好得多，更何况能在大萧条时期拥有这样一间公寓已经很不错了。格林斯潘的外祖母一家住在百老汇西部，那里正好是体面的居住区和混乱的东区之间的分界线。“优雅的居住环境，建筑物的独特风格，附近的公园，傍晚从哈德孙河吹来的阵阵凉风，这一切总让人隐约想起德国城市中资产阶级居住的地区。”一位当代作家这样写道。德国移民曾大量涌入华盛顿高地，以至于华盛顿高地有时也被称为“哈德孙的法兰克福”。

内森和安娜出生于俄罗斯，他们先是移民到了匈牙利，随后又从匈牙利到了美国。对于他们而言，在纽约的生活就像是得到了神灵的护佑。他们乘着让小格林斯潘魂牵梦绕的火车，几经波折后最终安全抵达了美国。罗斯虽然出生在匈牙利，但很快她就成了一个地道的美国人。她有稳定的工作，在布朗克斯（Bronx）的路德维格–鲍曼家具店（Ludwig-Baumann）做售货员，每个月48美元的工资。这些钱足够衣食住行了，还能匀出1/4给格林斯潘当每周的零花钱。除此之外，令罗斯感到开心的是，她住的地方离她富裕的妹妹玛丽家只有半个街区。一到夏天，玛丽就会带格林斯潘去她靠近洛克威海滩、位于长岛近端的度假别墅。格林斯潘和表弟韦斯利会连续好几个小时在沙滩上，低着头顽强地去找别人遗失的硬币，然后用他们的劳动成果买糖果吃。

作为罗斯和赫伯特·格林斯潘（Herbert Greenspan）短暂婚姻的“产物”，1926年3月6日出生的格林斯潘，对罗斯而言，就是上天赐予她的最大礼物。丈夫在儿子还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她，家里也没有其他孩子，所以格林斯潘很好地填补了罗斯生命中的空白。每天清晨，格林斯潘面带灿烂的笑容，坚持去位于奥杜邦大道（Audubon Avenue）的169公立小学上学，而每天下午他都会带着特别的东西回家。从很早开始，格林斯潘就可以心算很大数字的加法，并且似乎还陶醉其中。罗斯常常让格林斯潘在叔叔阿姨面前展示他的心算能力。“格林斯潘，35加92等于多少？”罗斯问道。格林斯潘很快就能给出答案：“127。”

随后，格林斯潘的兴趣转移到了表演艺术上。不过，没过几年，他又对棒球产生了极高的热情。或许没有什么比两件事更能让他激动了：一是收听1936年世界职业棒球大赛的广播解说；二是他10岁时的惊人设计，该设计能将整套击球记录体系简化为一些数据和符号。这些数据很简单、很直接，但依旧让人为之兴奋：一名球员在11次挥棒中击中3次，平均击球率为0.273；在13次挥棒中击中5次，平均击球率则为0.385。正是因为棒球，格林斯潘记住了分数转换为小数的换算表。显然，在符号上，格林斯潘充分发挥了他的创造力。格林斯潘发明了一种符号，可以让他详尽地记录整场比赛中的每一次击球。如果选手击打出了一记滚地球，他会在绿色记分表上仔细地画上一个“x”；如果选手打出了平直球，他就画一个椭圆；椭圆加上x代表高飞球，α则代表击球到外场。每一位外野手的位置都有相应的数字来代表，这和那些符号结合起来，就可以准确地记录此次击球的全过程了。比如，数字11旁边画了一个椭圆表示平直球击到了右外野。即使自75年后再回头看，格林斯潘依然相信他发明的整套记录体系仍是最优的，甚至比那些报社记者设计的还要好。罗斯对这一点深信不疑。

父亲离开时，格林斯潘还太小，他对父亲没有什么印象。不过，这样的分离却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单亲家庭的成长环境总是会对孩子的性格产生较大的影响，而与单亲母亲一起生活的孩子，这种影响会更大。富兰克林·罗斯福是在格林斯潘青年时期享誉整个美国的政治家，据说，正是在其单身母亲持续的关注下，他才被激发出了自信和野心。他是母亲一生的事业，也是母亲的丰碑。幸运的是，对于格林斯潘来说，他的妈妈远没有霸道的萨拉·罗斯福（Sara Roosevelt）那样有非常强的控制欲。萨拉非但不觉得将已婚的儿子安置在紧邻自己的联排别墅有什么不妥，而且还在她的大卧室里开了一扇门，直通她儿媳妇的小卧室，从而可以连通罗斯福的住所。与萨拉相比，罗斯显得温柔得多。不过，她的儿子还是她释放爱的唯一出口。显然，母亲的爱也不断增强着格林斯潘的自信，使他强烈地感觉到未来自己一定会有所成就。“当一个人曾经是母亲无可争议的最爱时，总会产生一种胜利者的感觉，而这种胜利者的自信又常常会带来真正的成功。”弗洛伊德曾这样说过。或许他的说法更多基于直觉而非证据，但格林斯潘一直相信他可以超越那些棒球记者，而且总有一天他可以乘着火车远赴太平洋。

格林斯潘对自己的智力非常自信，但却不太擅长与其他人打交道。格林斯潘可以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掌握棒球的精髓，但在人际关系方面却有点束手无策。他的自我怀疑有一部分来自母亲，因为在他看来，罗斯似乎是无法超越的。她漂亮、活泼、又很合群，无论和任何人比较，她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让那些孩子们瞠目结舌。格林斯潘的叔叔穆雷（昵称马里奥）当时正打算移民意大利，一直在等着绿卡。他在钢琴上拥有极高的天赋，并且当时已经是好莱坞知名的音乐剧作家。然而，在家庭聚会上，成为焦点的却往往是罗斯。她化身为伤感歌手，自弹自唱，以一种随意却又扣人心弦的方式演绎着一个时代的歌曲合集。她面带微笑，极具感染力，在公寓客厅里的小型三角钢琴上弹奏着，并成了整个派对的焦点。这时格林斯潘就会不由自主地躲到角落里，因为他知道，自己只是配角。

不过，格林斯潘内向的主要原因还是源自他的父亲。1906年8月，4岁的赫伯特·格林斯潘以海姆·格林斯潘的名义走出了卑贱的统舱，踏上了埃利斯岛（Ellis Island）的土地。和罗斯一样，赫伯特的长相也非常好，有着如电影明星吉恩·凯利（Gene Kelly）一样的鹰钩鼻和高颧骨。虽然罗斯总是很开朗阳光，但赫伯特却很内向、沉默寡言。并且，他可能将这种性格特点遗传给了自己的儿子，而赫伯特的离开又进一步强化了格林斯潘的这种性格特质。在罗斯和赫伯特离婚之后，赫伯特搬回了布鲁克林，和他的家人住在一起，那里距离格林斯潘差不多30公里。尽管他曾承诺会带格林斯潘出去郊游，但他总是食言。“艾伦很少能见到他。不过，我清楚地记得，在其为数不多的几次探望中，艾伦所表现出的欣喜和激动。”格林斯潘的表弟韦斯利回忆道。被父亲抛弃的经历使得格林斯潘认定，依赖于别人的爱就等于踏上了一条通往痛苦的路。或许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活在棒球数据和火车时刻表中，才是安全的。

作为一个孩子，格林斯潘很直接地表达着对父亲的渴望。显然，严厉的外祖父是无法替代父亲的：内森说着一口令人畏惧的意第绪语，信奉犹太教，这些对于格林斯潘而言是如此的格格不入，以至于他后来差点拒绝参加成人仪式。不过，格林斯潘的舅舅欧文，也就是表弟韦斯利的父亲，却是一个更容易接近的人。有时欧文会带着孩子们出去散步，一手牵着韦斯利，一手牵着韦斯利的小妹妹，格林斯潘则紧跟在后边。很快格林斯潘就会挤进舅舅和表弟之间走，直到他的手被叔叔牵上，而韦斯利就独自在一边走。然而，随着格林斯潘逐渐长大，他对爱的强烈渴求就没有那么频繁了。默默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用这种方式去弥补成长过程中所缺失的父爱，并且发现独处让他感觉更舒服、更开心。就连他在学校的伙伴都能感觉到，格林斯潘变得异常的沉默寡言了。格林斯潘就读于164街的爱德华·斯蒂特初中（Edward W. Stitt Junior High School）。欧文·坎特（Irwin Kantor）是他当时最好的伙伴，两个人常常会在格林斯潘的房间里沉迷于他们自己发明的一种游戏“骰子式棒球”。多年后，坎特回忆起格林斯潘，说他成了一个陌生的独行者：没有兄弟姐妹，没有父亲，母亲则成天在外工作，而外祖父母似乎活在一个古老的世界，只有当外祖父母跟孩子们说话，孩子们才会跟他们说话。

“我觉得，实际上，艾伦是伴随着收音机和他自己的思想成长起来的，”格林斯潘的第二任妻子安德烈娅·米切尔（Andrea Mitchell）后来说道，“尽管我不知道这样的成长历程是否让他感觉到悲伤和孤独，但这确实塑造了艾伦的性格。他不太容易接触，非常腼腆。”

“真的非常腼腆。”她补充道。

显然，如果格林斯潘的童年经历塑造了他的内向性格，那么这些经历也滋生了他的远大抱负。他身体里有一个强有力的声音在告诉自己，他可以成为伟大的人。他对数字的天赋就证明了这一点，并且他的母亲的赞赏更让他对此深信不疑。然而，他很清楚，自己缺乏率性和逍遥这种无须努力即可获得别人认可的特质，除非他用行动扫除质疑，否则这个世界是不会认可他的卓越的。要想未来有所成就，他必须靠自己努力。通过做一些事并做出一些成就，这个配角才会被注意到。

格林斯潘的父亲很清楚，自己儿子的抱负是如何形成的。1935年赫伯特的书《重铸辉煌！》（Recovery Ahead！）出版了，它简直就是一首吹捧“罗斯福新政”的赞歌。在书中，赫伯特把罗斯福比作一位大将军，领导着美国走向“太平盛世”。赫伯特写这本书的动机，既不是文学性的，也不是学术性的，而是商业性的。这本书在《纽约时报》所做的广告允诺“本书包含有一张表格，上面记录了作者对于1935—1936年市场每个月的波动幅度”。赫伯特对于自己惊人的预测一点也没感到尴尬。他将这本书送给了自己9岁的儿子，并在书上题词，希望儿子能对经济感兴趣。“随着你渐渐成熟，你便可以回顾这本书所讲的内容，并试着搞清楚按照某种逻辑去预测的整个过程，然后以你自己的方式做一些类似的工作。”赫伯特这样写道。尽管最终格林斯潘还是走上了父亲所指示的道路，但在当时，父亲的这些建议还没有什么用。格林斯潘只读了几页就放弃了，对于一个9岁的孩子而言，这本书实在太深奥了。

格林斯潘把“罗斯福新政”搁置一边，继续去实现他在棒球上的抱负，一边玩一边分析。随着格林斯潘步入青少年时期，他开始拥有运动员般的身体素质。加上他的灵活性和反应速度，格林斯潘具备了参与这项运动所需要的条件。格林斯潘还是左撇子，这使得他成了天生的一垒手。有一天，格林斯潘在公园里和大孩子一起玩棒球，他打出了一记曲线球，打得是如此自信，使旁边的高中生震惊不已，以至于后者断定格林斯潘以后会参加职业联赛。如此的赞赏使格林斯潘的内心充满了自豪感。随后，他前往洋基体育场，目不转睛地观看了心目中的英雄们的比赛。这些英雄包括一垒手卢·格里克（Lou Gehrig）、外野手乔·迪马吉奥（Joe DiMaggio）、投手左撇子戈麦斯（Gomez）以及雷德·鲁芬（Red Ruff i ng）。即便在70年后，他依然记得当年的阵容。当他坐在场边，看到那些人赢得冠军时，他会不自觉地想象着自己变成了他们。总有一天，他将不只是坐在看台上，看着别人戴上璀璨的冠军戒指，而是会走到赛场中央，成为整个世界关注的焦点。他不再是注视这些英雄的观众，而是成了被别人瞩目的参与者。他会成为棒球大联盟最好的一垒手。

在老师的建议下，格林斯潘跳了一级，1939年就初中毕业了。接着，他升入了乔治·华盛顿高中。乔治·华盛顿高中位于哈莱姆河（Harlem River）边一个多山的海岬上，其建筑物普遍带有意大利风格的圆柱。这种引人注目的风格使整个建筑物显得厚重和巍峨，就好像古代寺庙。这所学校是整个纽约市最好的学校之一，有优秀的老师，能满足雄心勃勃的、来自移民家庭的孩子的需求。这些孩子下决心要成为班上的佼佼者，从而在这片新天地中崭露头角。在高中，格林斯潘仍然坚持打棒球，而且一直幻想着自己在洋基体育场里打球的场景。然而，在现实中，他却发现自己的进步幅度越来越不明显，于是，他意识到要实现自己的抱负需要一个新渠道。这次，他在音乐里找到了出路。

格林斯潘对音乐的关注显然是受到了他的母亲的重要影响。格林斯潘的父亲对音乐没有任何兴趣。为了向儿子展示自己这本关于经济方面的书，赫伯特曾带格林斯潘去过一位叔叔家，后者是一位会计师，住在中央公园南区一间令人羡慕的豪华公寓里。考虑到格林斯潘在数学方面的天资，他可能在青年时期就已经决定，把这位叔叔当作自己的榜样了。然而，关于他父亲的一切，这个男孩却并不怎么感兴趣。他母亲的家族显然对他的吸引力更强一点。格林斯潘的外祖父内森是布朗克斯区一座犹太教堂中唱诗班的领唱者；叔叔马里奥可以即兴演奏钢琴曲中难度最高的部分；表妹克莱尔正在努力成为一位职业歌手；其母亲罗斯更是一位彻头彻尾的音乐爱好者。当巴赫协奏曲或音乐厅的民谣响起时，罗斯便会跟着哼唱，她唱歌的节奏和音律总是能与音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格林斯潘非常享受这一切。

12岁时，格林斯潘曾听过克莱尔吹奏单簧管。他被那美妙的音色深深迷住了。于是，他也开始学吹单簧管。随着对棒球的热情逐渐冷却，吹奏次中音萨克斯慢慢地成了他的挚爱。20世纪30年代后期，融合了蓝调和拉格泰姆舞曲（ragtime）的大乐团音乐非常流行，格林斯潘也被卷入了这股音乐浪潮之中。他着魔似的练习着，有时甚至将自己关在房间里，一练就是6个小时。虽然他痴迷于音乐本身，但显然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在驱使着他。与棒球一样，音乐也包含着表演的元素，对于孤僻的人而言，这是不靠哗众取宠而成为明星的另一种方式。

15岁时，格林斯潘开启了一次音乐的朝圣之旅，这与他之前的洋基体育场之行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乘坐地铁到纽约市中心的宾夕法尼亚酒店，去听格伦·米勒（Glenn Miller）和他的管弦乐队的演奏会，那地方正好毗邻纽约的一座主要的车站。格林斯潘这么做并非一时兴起：以次中音萨克斯管和单簧管为主要特色，格伦·米勒创立了一种变种的大乐团音乐，而这两种乐器正是格林斯潘最喜欢的。多年后，他在自传中回忆了当时的情景，他设法让自己接近演奏台，最终他距离米勒本人只有3米远。当乐队开始演奏基于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曲改编的舞曲《星夜故事》（The Story of a Starry Night）时，兴奋终于使他突破了长久以来的羞怯。

“这是《悲怆》（Pathétique）！”格林斯潘叫了一声。

“孩子，你很棒。”格伦·米勒回答。

与爵士乐偶像的对话让格林斯潘激动不已，内心久久不能平静。虽然格伦·米勒只说了几个字，但其分量比迪马吉奥和格里克的话都重。

20世纪30年代，当格林斯潘刚刚步入青春期时，政治动荡开始不断侵扰人们的生活。在30年代中期，许多来自澳大利亚和德国的犹太人开始涌入华盛顿高地，海因茨·阿尔弗雷德·基辛格（Heinz Alfred Kissinger）就是其中的一员。这位少年很快就改名为亨利·基辛格，并比格林斯潘提早两年进入乔治·华盛顿高中。当格林斯潘升入高中时，美国海军已经将望远镜架设在高耸的教会钟楼上了，而这座钟楼正好孤零零地矗立在学校的屋顶之上。设置望远镜的作用是监测钟楼下面的河水，以防德国潜水艇潜入。两年后的一天，距格林斯潘去听米勒的管弦乐队演奏仅仅过了几个月，他正在寝室练习单簧管，在间歇时他顺手打开了收音机。当时，播音员正在播报日本偷袭珍珠港一事。

然而，格林斯潘总是尽可能地忽视针对战争的抗议游行。“相比于法国投降，我其实更关心布鲁克林道奇队是否赢了。”许多年后他这样回忆道。格林斯潘并不在乎这些地缘政治的问题，他加入了各式各样的舞曲乐队，并利用课余时间打好几份工，这能保证他每周挣到10美元。最终，他在音乐方面的成绩好过了自身的学业。尽管他依旧很擅长数学，却难以在其他领域发光发亮，因为他在乐器上花了太多的时间。格林斯潘念完12年级时，学校的音乐部门给他颁发了一个特别奖。在学校的纪念册上，有一张格林斯潘的照片，高高的颧骨、鹰钩鼻和棱角分明的下颌，看上去很像他的父亲。在这张照片下写着一段文字：“聪明利落，又富有才华。会演奏萨克斯和单簧管。”

1943年6月，格林斯潘高中毕业了，但他对上大学毫无兴趣。他被保送到了享有盛誉的茱莉亚音乐学院。茱莉亚音乐学院是纽约的一所精英音乐学院，并且一直致力于取代欧洲成为古典音乐教育中心。不过，学校的教学方法有点太中规中矩了，可能并不适合格林斯潘这种痴迷于格伦·米勒的学生。于是，1944年1月，格林斯潘就退学了。尽管如此，他并没有放弃音乐。他开始跟名师比尔·希尼尔（Bill Sheiner）学习，这位老师曾在位于布朗克斯174号大街的音乐集市上举办过演奏会。当时，希尼尔让格林斯潘坐在斯坦·盖茨（Stan Getz）旁边。这两个人很快就成了朋友，斯坦后来成了爵士乐历史中最伟大的萨克斯演奏家之一。格林斯潘后来写道：“面对这样一个天才，我的局限性暴露无遗，和盖茨比音乐天赋，就好像跟爱因斯坦比智商一样。”然而，他明白，相对于打棒球，音乐上的能力可以给他提供一个实实在在的就业机会。

1944年的春天，格林斯潘刚年满18岁，就收到了征兵部门的通知。当时，正好是美国历史上最不堪回首的日子：成千上万的美国军人死于战争。格林斯潘坐地铁来到曼哈顿南部的巴特里公园（Battery Park），征兵中心就设在那儿的海关大厦里。巴特里公园原本是国际商务的圣地，现在却被卷入到了战争中。当时，有数百名年轻人排在格林斯潘的前面，他等候了很久才轮到自己。然而，一份医疗检查显示，他的肺部有一块斑点。“我们不确定是否有问题。”外科医生说道，并安排格林斯潘在第二天接受一位结核病专家诊疗。当结核病专家也无法确定他是否生病时，他被告知不适合服兵役。

格林斯潘害怕极了，他担心自己很快就要死了。然而，尽管事后证明，他的担心是多余的，但他的生活还是彻底改变了：幻想着与战友一起面对死亡，打破了他内心深处的那堵墙，并让他不再独来独往。与此同时，他对美国政府的敌意也因为这件事减轻了。对20世纪30年代的年轻人而言，政府包办一切让他们非常抵触。无论如何，已经18岁的格林斯潘为了不受这些反设事实的干扰，于是便更深地陷入到了音乐中。他的老师希尼尔为他指了一条路：亨利·杰罗姆（Henry Jerome）的乐队一直在各地进行巡回演出，他们现在正招募单簧管和萨克斯演奏手。

杰罗姆和格伦·米勒并不一样，他在那些喜欢泡酒店和赌场的中年夫妇中有很高的声望，而和他的乐队签约更像是加入了AAA级棒球联赛而不是职业棒球联赛。不管怎样，格林斯潘这个羞涩但四肢灵活的年轻人，带着自嘲式和内敛的微笑来到了位于市中心的诺拉工作室面试。杰罗姆很喜欢格林斯潘的表演，给他提供了一份每周62美元的工作，这是他母亲在百货商店的工资的3倍。

在接下来的16个月里，格林斯潘成了一名旅行表演者。他的足迹最远到达过新奥尔良。在前往目的地的火车上，他和邻座攀谈起来，结果发现南方口音实在太难听懂了。他对这一切非常享受。通过这一路的亲身体验，格林斯潘逐渐发现，杰罗姆乐队的演奏实在太令人兴奋了，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名头所对应的水平。在杰罗姆与格林斯潘签约之前，杰罗姆乐队曾在瞭望站演出，这是一个赌博场所，位于肯塔基州卡温顿的南方高速公路上。比较棘手的是，在附近的剧院有一个竞争对手，该乐队总是能吸引更多的观众，并挖走杰罗姆的一些乐师。“我不得不重新开始整件事情，因为我的乐队已经被拆散了。”杰罗姆后来回忆道。然而，他在逆境中看到了机会，决定另辟蹊径。当时，以“大鸟”查理·帕克（Charlie Parker）和迪兹·吉莱斯皮（Dizzy Gillespie）为代表的音乐家开始演绎一种大胆的新爵士乐风格，并在曼哈顿夜总会引起了轰动。自20世纪30年代末期开始，崇尚柔和甜美的旋律的大乐队一直占据着纽约流行音乐的主导地位，然而，这种局面逐渐改变了。杰罗姆准备找能即兴演奏波普式（bebop）新风格爵士乐的人，来填补其乐队的缺口。“这些乐师都在街上，他们就是被埋没的迪兹和查理。”这位乐队领队后来回忆道。

于是，杰罗姆开始在纽约四处寻找能尝试新风格的演出地点。最终，他在派拉蒙剧院（Paramount Theater）下面的柴尔斯餐厅找到了理想中的演出场地。选择这个地方多少有些奇怪，这家位于时代广场的洞穴式自助餐厅，与迪兹和查理曾演出的私人爵士俱乐部的风格完全不同。傍晚时分，无论对于请假离船登岸的海军学员，还是来自韦斯切斯特看演出的一家人，这家餐厅都会热情接待，并提供煎饼、煎蛋卷、金枪鱼沙拉三明治。这些其实并没什么稀奇的。不过，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柴尔斯餐厅逐渐被赋予了双重含义。在午夜时分，餐厅又将迎来一批新顾客。按《名利场》（Vanity Fair）腼腆的说法，这家餐厅将以“淡紫色”为特色。

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经常转播杰罗姆乐队在柴尔斯餐厅的演出。乐队的表演经常被安排在黄金时段广播剧结束后的11点档，当整点报道的新闻主播播送完欧洲和太平洋战争的最新公告后，收音机中便会响起由嘹亮的小号和柔和的萨克斯演奏的音乐。随后，一位老练的爵士乐手主持人将介绍当晚的演出阵容，并即兴讲一些话来配合小号的演奏。“不管你的身体有多么僵硬，当听到这首由杰罗姆创作的曲子时，无论你在做什么，你只需要站起身，舞动起来，尽情地享受吧。”

格林斯潘是这支14人乐队中资历较浅的成员。尽管他能完美地演绎别人写的曲子，但他没能力像自己的偶像那样即兴演奏或是独奏。据格林斯潘后来回忆，他对自己当时的角色很满意。当他憧憬着加入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时候，他认为自己能成为一名称职的一垒手，但成不了明星投手；当他演奏爵士乐，他也乐于做一个伴奏者。不过，他的谦逊也是有限度的。在内心深处，格林斯潘始终认为他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他想在生命的这场大戏剧里扮演英雄，并下定决心要得到别人的认可。尽管对于一个年纪轻轻的少年来说，一周赚62美元已经是很好的人生开局了，但是如果他看不到成为独奏家的希望，他注定不会一直坚持下去。

在当爵士乐手期间，格林斯潘不仅仅在音乐上，其实在很多方面都是边缘人物。他主动承担了为其他乐队成员报税的相关事务，从而将自己定位为乐队中的知识分子。“相比于音乐，他在记账方面可能更有天赋。”杰罗姆这样评论他。格林斯潘利用停工期的方式也使自己显得与众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工会运动相当活跃。该乐队遵循了一项由工会制定的规则：演奏40分钟，休息20分钟，然后再开始下一循环。乐队的其他成员都会趁着这段停工期偷偷溜到楼上的沃尔格林药店（Walgreens），在电话亭里吸大麻。格林斯潘则会看一些关于金融的书籍。在柴尔斯餐厅这种与学习格格不入的环境里，格林斯潘开始了自己对银行业和市场的启蒙教育。他研究金融家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的经历，后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打造了美国。他津津有味地阅读《股票大作手回忆录》（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这本书讲的是投机者杰西·利弗莫尔（Jesse Livermore）的经典案例，此人在1929年股市崩溃前做出了正确的判断。最终格林斯潘决定，一旦他厌倦了音乐，他的下一步将是华尔街。

当格林斯潘突然要改变人生的方向时，他的父母总会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在背后给予支持。当乐队停止巡演时，他就会和母亲待在一起。他之所以具有足够的独立性避免乐队负面文化的感染，并坚信自己可以在别的领域做得更好，他显然要感谢自己的母亲，正是后者的溺爱带给了他这些特质。然而，如果他被吸引到金融行业，从而使自己拥有的数学天赋可以大显身手，这就要感谢他的父亲了，即使他很少见过并且也不愿意感谢父亲。在他承认由于父亲的缘故才对金融感兴趣之前，他似乎一直在故意回避自己的父亲。在母亲的影响下，他加入了爵士乐队，接着，他开始追随父亲的脚步，尽情地释放自己去探索金融的世界。

1945年的夏天，格林斯潘退出了杰罗姆乐队，开始准备攻读纽约大学的学士学位。

02
非凯恩斯主义者
THE UN-KEYNESIAN

1945年8月14日，50万名纽约市民聚集到了时代广场。柴尔斯餐厅就在广场边上，它曾经是格林斯潘与杰罗姆乐队的演出场所。当时，广场上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于《纽约时报》大厦上的滚动电子告示牌。当天晚上7点零3分，他们终于等到了期待已久的消息：“官方消息，杜鲁门宣布日本投降了。”

整个城市随即陷入了狂欢。街上的人们纷纷把帽子和旗子抛向天空；办公楼上的人们则兴奋地把身子探出窗外，并往街上抛撒彩屑、彩带。胜利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就传遍了所有角落。在哈莱姆区，人们成双成对地在街上跳摇摆舞，导致车辆难以穿行，以至于要动用洒水车驱散人群。在布鲁克林的意大利裔聚居区里，各家各户把食物、酒水摆在家门外的桌子上，供路过的行人享用。在时装区，人们穿着靓丽的衣服、羽饰和帽子，在五彩纸屑漫天飞舞的街道上行走。在唐人街的曲巷上，男女老幼爬上消防逃生梯，他们挥舞着中美两国国旗，为沿着勿街（Mott Street）和多耶斯街（Doyers Street）表演的舞狮队伍欢呼喝彩。卡车缓慢地从时代广场的人山人海中穿过，上面站满了吹喇叭的庆祝者。人们纷纷相互拥抱。《纽约时报》曾报道：“昨天，纽约城里没有陌生人。”

不过，在欢呼之中却暗藏着深深的隐忧。杜鲁门总统偕同夫人贝丝现身白宫前的草地上，庆贺“一直期盼的那一天”终于到来。然而，他同时也警告道：“我们正面临着最艰巨的任务……这需要诸位的全力协助。”在战争的巨额花销的刺激下，美国已经从大萧条中走了出来，不过，这些开销有整整一半是通过举债支持的。正如历史学家詹姆斯·帕特森（James Patterson）所说，这已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型的公共项目”。然而，日本的投降意味着繁荣的国防事业即将走向衰退，国家正面临着如何解散1 200万军队的挑战。许多人担心士兵复员后将无事可做，而成群的垂头丧气的失业青年将意味着大萧条的回归。民意调查显示，有70%的美国人认为将来会变得更差，战争期间享有的双倍工资将不复存在。历史学家伯纳德·德沃特（Bernard DeVoto）认为，美国存在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这也许是战争中最为真实的可怕现象。这是一种对即将到来的和平的担忧”。

多数美国人都寄望政府能消除他们的担忧。罗斯福新政曾激起保守派的强烈反抗，结果使美国的发展停滞了一段时间。不过，战争的爆发还是让美国人很快回想起了超级联邦国家的高效率；由政府的计划人员决定哪家工厂该制造什么，这最终带来了抵抗法西斯的胜利。1944年，美国国会为应对美国国内这种情绪，通过了《军人安置法案》（G.I. Bill），给想置业或者读大学的退役士兵提供高额的奖金。在总统大选期间，罗斯福对自己提出了比以往更高的要求，他承诺建立更多的医院、更多的机场并提供6 000万个就业岗位；因此他以压倒性优势赢得大选。到1945年，美国联邦政府的总支出已经从1939年的90亿美元上涨到950亿美元；其在战争期间的支出是过去150年总支出的两倍。1945年4月，罗斯福因中风突然逝世，不过，这件事并没有动摇美国对他所采取的积极措施的热情。随着日本宣布投降，杜鲁门承诺将为充分就业而争取订立新的法案。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格林斯潘进入了纽约大学商学院。就当时的学术氛围而言，国家主义正处于顶峰，而放任主义（Laissez-faire）则陷入了悄无声息的状态。保守主义运动中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乔治·纳什（George Nash）说：“在1945年，美国保守派知识分子并没有形成一股观点显明、组织有力和具有自我意识的势力，最多也只有零星的抵抗声音。”

格林斯潘刚到纽约大学时，只是一个腼腆的19岁男孩，他对当时的学术氛围并没有什么切身感受。从乐队退出以后，整个夏季他都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不是在母亲的公寓，就是到公共图书馆认真阅读经济系第一年将会接触到的教科书。他希望通过大学学到尽可能多的东西，而他的大学学费则来自音乐演奏的积蓄。距离开校园已有两年时间了，因此他必须首先克服再次进入校园时的不适应感。1945年9月大学开学后，他开始往返于华盛顿高地和格林威治村校区。在华盛顿广场上有一座非常突兀的大理石拱门，它显然是刻意模仿了巴黎凯旋门。格林威治村校区正是围绕这座拱门而建起来的。在华盛顿广场的华丽喷泉周围，格林斯潘经常看见成群的无所事事的退役士兵。这种情况其实在当时的美国随处可见。美国政府会为这些退伍军人支付学费，因此他们像许多学生群体一样对政府表示支持。

尽管美国当时由新政进步主义（New Deal Progressivism）主导，但格林斯潘拒绝接受这方面的灌输。他身处凯恩斯主义思潮极度盛行的年代，却最终成了一个非凯恩斯主义者。要想解释这种悖论，可能还是要从他身边的微观学术环境中找原因。纽约大学商学院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主义思潮一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一方面，该学院曾接受了一项非常严格的培训任务。这项任务被戏称为“工厂”，它的主要目标是迅速而大批量地培养会计师、保险专员和房地产经理等人才。报名参加这项计划的有志青年被鼓励先行遵循他们所向往职业的着装要求，穿戴着很正式的衬衫和领带出入校区。然而，另一方面，那些真正的专业人士对于新政却并非一如既往地友好。1945年，美国制造业协会的领导者艾拉·莫舍（Ira Mosher）抨击道：“近10年的严酷战争已经严重动摇了企业自由竞争体系。”尽管那个年代的人们总体上是亲政府的，但对新政不满的情绪已经开始一点点地渗透到了商学院。

此外，纽约大学经济系的教员正经历着一种时空扭曲。1945年，华盛顿的新政执行者已经成为凯恩斯主义信徒，但是直到1948年之前，凯恩斯主义在本科生的课程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1948年，麻省理工学院自称“妄自尊大而又聪明能干”的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出版了一部经典的入门级教科书——《经济学》（Economics）。正是凭借这本教材，萨缪尔森使自己的混合经济体思想在本科生的心中变得根深蒂固了。如果格林斯潘在自己的学业刚开始时读过这本书，至少可以相信他将会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萨缪尔森在自己的教科书中信心满满地写道：“现代人已经不再相信‘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好的政府’。”他的作品对在格林斯潘之后入学的学生影响深远，这从保守派对其抨击的激烈程度就可以看出来。在1951年出版的书中，小威廉·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感叹道，耶鲁大学整整1/3的学生都深受萨缪尔森作品的影响，其对“耶鲁经济系的影响完全是集体性的”。

不过，当格林斯潘进入纽约大学时，萨缪尔森的书还没有出版。格林斯潘选修了纽约大学经济系主任沃尔特·斯帕尔教授（Walter Spahr）的课程。斯帕尔对新政的观点与萨缪尔森截然不同。在1949年底特律经济学俱乐部的一次正式演讲中，他宣称这是“一条走向深渊的死路”，并且叫嚷道，“改良主义最终只会导致侵犯人民的财产自由”。斯帕尔早已预料到，有人会以议题中的“人民”已经把选票投给改良主义者为借口，来反驳自己的观点。他告诉听众：“希特勒在最后的选举中得票率将近100%。”很明显，在新的和平年代刚刚到来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经济学残余就已经在纽约大学的教职员中生根发芽了。

这一切对年轻的格林斯潘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呢？这才是关键问题的所在。在本科毕业之前，他选修了斯帕尔的商业周期课程。巧合的是，在格林斯潘三四十岁时的演讲和文章中所透露出来的观点，与斯帕尔在这门课上表达的观点，非常契合。斯帕尔认为，凯恩斯和他的信徒会导致商业周期倒退：他们喜欢用预算赤字和印刷货币来对抗萧条，但斯帕尔深信这种激进的做法只会加剧经济的波动。然而，即使斯帕尔真这么认为，他也不能直说。他在校外辛辣的演讲，与在校内温和的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用沉闷的教学风格来掩盖内心的思想火焰。这使得他很难赢得年轻人的心，引导他们倒向保守主义。在50多人的课堂上，他通常做的只是叫学生将课本翻到某一页，然后问有没有人对该页的内容有疑问。由于太沉闷或者太胆怯，学生通常都不会向他提问题，因此斯帕尔会很乐意让他们翻到下一页，接着再重复之前的问题。

有一天，当学生们百无聊赖地听着斯帕尔讲课时，年轻的海军退役军人罗伯特·卡维什（Robert Kavesh）瞟了一眼坐在自己身边的格林斯潘。这位昔日的爵士乐乐手似乎在隐藏着一些不想让教授发现的东西。卡维什把头凑近瞧了瞧，他发现了格林斯潘的秘密。在商业周期教科书的底下，格林斯潘还藏着一本关于凯恩斯的小册子，而他正津津有味地阅读着。看来在斯帕尔的引导下，格林斯潘非但没有走向保守主义，反而和保守主义越走越远。

相比于纽约大学商学院的内部氛围，个人阅读对格林斯潘自身的影响可能要更大一些。孤芳自赏与雄心壮志是他自童年时代养成的两大禀性，而这两大禀性使他很少受到外部的影响，只相信自己的所见所学。他在大学有自己的朋友圈。同时，在学院乐队里演奏单簧管，在合唱团演唱，与商业周期课的邻桌卡维什创立音乐欣赏俱乐部“交响社区”，这一切都使他很享受。不过，正如他在获得茱莉亚音乐学院梦寐以求的青睐后毅然选择退出、在爵士乐上获得突破后随即转向经济和金融一样，即使还是一名学生，他也要自己主宰自己的道路，而不让周围的环境影响自己的决定。如果说他后来的自由主义作风根植于他早年的生活，那么这也应该是源自他的个人天性，而非专业的熏陶。只有纯粹的个人主义者才能领略个人主义的魅力。

格林斯潘的个人阅读开端于经济史，他以新形式重拾少年时代对铁路的喜爱；他非常喜欢那些介绍实业家的书籍，这些人具有远见卓识，并为美国能迈向工业强国而耗尽了毕生心血。历史学家可能只关注陆军、海军和历史条约，但其实是将其东南西北连成一片的铁路系统塑造了美国。格林斯潘当时特别崇拜詹姆斯·希尔（James J. Hill），他是大北铁路线的缔造者，并运用自身的智慧将经济贫瘠的美国大西北带向了繁荣强盛。在年轻的格林斯潘心目中，19世纪后期的工业家绝不是强盗资本家，而是先驱者和英雄。当第一列双车头火车穿越达科他前往太平洋海岸时，铁轨上行驶的一节节车厢、发动机中喷出的浓浓蒸汽对美利坚帝国的重要性，已经不亚于在葛底斯堡燃烧的熊熊战火。

格林斯潘也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凯恩斯的影响。他曾经读过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的作品，后者是活跃在20世纪30年代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并以对凯恩斯学说的阐述而著称。汉森的关注点是凯恩斯的主要思想，即所谓的“节俭悖论”，并对它进行了新的阐释。他的新阐释对当时的政策制定者和年轻一代的经济学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凯恩斯提出该悖论的意图是为了解释周期性衰退是如何自我强化的：当经济衰退时，谨慎的消费者会偏向储蓄，这会引发需求萎缩，并导致经济进一步衰退。然而，汉森相信，疲软的个人需求和过度储蓄已经变成了一种结构性的顽疾。在19世纪，有几种力量一直在刺激着整个美国社会的巨额开支，然而，如今它们已经消耗殆尽了。人口增长的放缓，美国边境的关闭，诸如铁路和钢铁等高资本消耗工业的成熟，这些都意味着支出将会遥遥无期地持续疲软。汉森相信充分就业和通货膨胀在这种环境下几乎是不可能的，而这也就意味着，凯恩斯在大萧条期间所主张的政策将永远都是必要的。为了应对汉森提出的“长期停滞”，美国政府必须将财富从高储蓄率的富裕阶层重新分配到低收入的贫困阶层，只有这样才能阻止人们过度储蓄。因此，美国政府必须大幅提升公共支出，并容忍巨大的预算赤字。

1938年，汉森的论文就发表了，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它才变得流行起来。显然，他的论文非常符合当时的激进分子的口味。1946年，杜鲁门总统履行了曾经的承诺，签署了《劳工法案》（Employment Act）。正如斯帕尔所言，这将使美国联邦政府“把就业、生产和消费刺激至最高水平”，换而言之，这不会给商业周期的自我调整留下任何余地。民主党人抱怨该法案本应规定得更彻底，并认为，接受过于模糊以至于难有约束力的法案内容是杜鲁门无能的表现。“错的是杜鲁门。”共和党人幸灾乐祸地说，而大批民主党人对此表示同意。不过，整个美国的情绪无疑很明显是站在新凯恩斯主义一边的。畅销书作家弗雷德雷克·路易斯·艾伦（Frederick Lewis Allen）的观点与汉森不谋而合，他认为“美国在20世纪中叶的最伟大发现”，就是国家可以通过干预和再分配来释放普通家庭的购买力，从而挽救国家的经济。

这些观点显然很难说服格林斯潘。由于没有人愿意消费或投资，过度储蓄便会不断累积，这种观点有点过于悲观了。在这个被19世纪的铁路大王深深吸引的年轻人看来，总会有企业押注于新的灵感和技术；新边疆绝不仅仅只局限于地理学中。在大萧条开始时，汉森就已经步入了中年，对这样的经济学家而言，陷入疲惫忧郁的状态是很正常的。然而，对于格林斯潘而言，大萧条只停留在他的童年印象中；他对此并不感到沮丧，因为自己已经习以为常。他对20世纪30年代的回忆并不是过度的储蓄和大型工程，而是1939年人山人海的纽约世界博览会。在那里，他第一次看到犹如魔盒的电视机。甚至在几年后往返于纽约大学的路上，格林斯潘依然能看到，在电视机大面积普及的推动下，这座城市所发生的变化：天线林立于屋顶上。既然如此，汉森怎能说进步停滞了呢？难道真的已经没有东西值得人们花钱了吗？

在阅读所有自己能搜集到的资料时，格林斯潘偶然发现了乔治·特伯格（George Terborgh）对汉森观点的批驳。特伯格是一位很不起眼的经济学家，当时正受聘于美国机械及有关产品研究所（Machinery and Allied Products Institute）。正常的学生都不会对特伯格多瞅一眼。为什么要读这个无名之辈的著作？他不过是游说团体的说客，更何况他的观点与知名哈佛教授的观点截然相反。不过，基于自学者的特立独行，格林斯潘仔细研读了特伯格的著作《对经济成熟的担忧》（The Bogey of Economic Maturity），并赞同其中的观点。特伯格认为，汉森仍深陷在“30年代的幽谷”（dark valley of the thirties）中，因此才会提出经济停滞的概念。

幸运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证实了格林斯潘和特伯格的看法。战时配给制的废止使被压抑的消费需求得以释放。美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购买了大量的洗衣机、汽车、电炉、棉制品、尼龙、相机、胶卷、运动装备以及成套的电车设备：在战争时期购买这些商品都是严格受限的，而现在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把自己的积蓄花在这些商品上面。与汉森的观点相反，消费、经济增长以及通货膨胀均没有陷入死寂。实际上，在格林斯潘升入大学二年级时，消费者价格指数上升了17.6%。格林斯潘对新凯恩斯主义思想的怀疑最终被证实了，而这使他对自己的学习方法更自信了。显然，只有像喜鹊筑巢那样博采众长才能让自己洞见一切。

在批判凯恩斯思想的过程中，格林斯潘自己也渐渐地改变了。当辞掉二流爵士乐队没有前途的工作而进入校园时，格林斯潘还只是一个不知道未来在哪里的年轻人。然而，通过两年时间的学习，他的前途现在一片光明。当大学第一年的课程结束时，他在“贝塔伽马西格玛学术奖”的评选中获得了第二名。这个奖是对学生的“学业、品格和专注”的认可。卡维什是格林斯潘的好朋友，后来也成了著名经济学教授，他说自己从来没有见过有人像格林斯潘一样，能高效地将不同来源的零碎信息整合成一块。在探索经济学的过程中，格林斯潘也找到了自己的职业之路。

对于经济学专业而言，那绝对可算是一个黄金时代。当格林斯潘接触经济学时，美国正好刚刚成为世界经济学研究的中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世界经济学研究的中心在伦敦剑桥大学，而其领袖正是凯恩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济学改由波士顿学派、芝加哥学派和纽约学派主导，而他们之间经常发生非常激烈的学术论战。真正使格林斯潘着迷的既不是波士顿学派的凯恩斯主义教条，也不是芝加哥学派的自由主义思想，而是纽约学派所重视的实证主义。他在工作中所采取的方法和他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都离不开实证主义。

纽约学派的中心是哥伦比亚大学。它坐落于纽约大学以北10公里的地方，附近就是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该研究局是由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韦斯利·米切尔（Wesley Mitchell）于1920年创立的。它的宗旨并不是将经济的实际运作理论化，而是测量经济是如何运行的，例如，测量棉花或者生铁的产量是多少、平均每个工人一周最多工作多少个小时以及有多少家企业购买新机器或建造新厂房等。在未来超过25年的时间里，该机构的研究人员通过整合必要的统计数据来记录商业周期，并制定计算GDP的国民账户的标准。在大萧条刚开始时，胡佛和罗斯福政府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缺乏当时的生产数据，这使他们很难了解当时经济急速下降的情况。当格林斯潘从纽约大学毕业时，米切尔的团队已经在追踪美国经济的各个方面。

在纽约大学读一年级时，格林斯潘就对该计划有所了解。他当时选修了由杰弗里·摩尔（Geoffrey Moore）主讲的统计学课程。摩尔既是商学院教授，同时也是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研究人员。后来，摩尔在尼克松政府中担任劳动统计专员，并因开发商业周期的领先指标和滞后指标而名留青史。摩尔认为当时还很年轻的格林斯潘在数据研究方面与自己志趣相投，因此推荐他利用暑期的时间到著名的布朗兄弟哈里曼银行（BBH）实习。格林斯潘坐着地铁来到了布朗兄弟哈里曼银行在华尔街的办公大楼。办公室的地面上铺着厚重的地毯，顶上则是镀金的天花板，一张张顶盖可卷缩的办公桌摆放在中间。一位年轻的银行合伙人要求格林斯潘对美联储发布的百货商店销售额按周进行调整。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格林斯潘参考了大量关于数据周期性调整的技术文献，并利用计算尺和台式加法器对这些数据进行了整理。

当他埋头处理手上的数据时，格林斯潘对自己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发现，相比于与大学同学无休止地争辩那些宏大的问题，比如，到底是政府还是市场起主导作用，他更能从这种具体的任务中获得满足。他对控制某个特定领域有着强烈的欲望。他希望他是正确的，并希望自己的正确是可以得到验证的。他独自解决问题，而无须他人的意见，并在这个过程中快速成长起来。纽约学派的批评者曾讽刺国家经济研究局脱离理论的指导，为了测量而测量。然而，这其实恰恰是这位害羞内向的小伙子最喜欢做的事情。

由于格林斯潘自第一个学期以后每门课都获得A，所以在1948年他以“最高荣誉生”的身份毕业。他获得了一笔奖学金，这使得他可以留在纽约大学攻读夜间硕士。然而他在爵士乐队时期赚取的积蓄已经花完，于是他不得不在白天去打工。一家广告公司想以丰厚的报酬聘请他，但是他对广告行业不感兴趣。后来，他在世界大企业联合会委员会（National Industrial Conference Board）得到了商业研究员的职位。这份工作的报酬一般周薪只有45美元，比他在杰罗姆乐队的工资还要少。不过，这份工作使格林斯潘得到了锻炼，最终成了一名青年经济学家。

该世界大企业联合会拥有200家会员，几乎囊括了全美最有名的公司，而其研究经济的方法则很符合纽约学派的实证主义。这个委员会曾率先开发出了消费者价格指数，并使自己成了大萧条时期失业数据的最佳来源。在其位于纽约公园大道的大型写字楼里，成排的研究人员整理着会员企业所需要的数据，包括矿产的变化趋势、棉花的收获情况、对外贸易状况、钢铁产量等。格林斯潘在工作中充分利用了该委员会图书馆的所有资料，同时，他开始在其内部刊物中发表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对小型制造商的利润、新屋开工率和消费借贷的趋势进行分析。该委员会的会员开始认识他，而《纽约时报》还刊登了他的一篇文章。

随着格林斯潘在世界大企业联合会崭露头角，他又重新引起了自己父亲的注意。在格林斯潘出生不久，赫伯特便抛弃了罗斯。此后，在自己儿子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是若隐若现的，特别是他再婚之后，更是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然而，在格林斯潘取得事业上的突破之后，赫伯特再度出现了，并提议他们父子俩在商业上进行合作：他们可以成立一家咨询公司，甚至在交易中一试身手。不过，格林斯潘之所以接触经济学，并不是因为想接近父亲。对于缺失的父爱，他的应对方式是躲在自己的世界中。显然，对于这个让他只能躲进甲壳中的男人，格林斯潘并没有合作意愿。

此外，赫伯特还引发了格林斯潘的一种本能反应。赫伯特在格林斯潘面前表现得很尴尬，这使得格林斯潘在自己父亲面前更加尴尬。从父亲身上遗传的这种社交障碍就已经足够糟糕了；而格林斯潘自己又使这种障碍变得更加严重了。尽管赫伯特很聪明，但他始终散发着一股令人窒息的失败气息。关于设立一家新企业的事，他说得很好：就如20世纪40年代股市的很多跟风者一样，他沉迷于可以告诉你买入点和卖出点的价格图。不过，赫伯特却缺乏言行一致的特质；他依然是那个曾答应会去华盛顿高地看儿子却多次让儿子失望的男人。如果罗斯对格林斯潘的无条件奉献，强化了他内心的征服感，那么在赫伯特那里缺失的父爱光环则给了他另一种刺激。格林斯潘下定决心，不能像他父亲那样。于是他选择了与父亲不同的专业，从而使两个人划清了界线。

尽管如此，格林斯潘却并不拒绝从其他人那里获得父爱。1950年，他完成了纽约大学的硕士课程，并前往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他的博士导师是伯恩斯。这是一位富有魅力的人物，外表英俊，口才出众。20世纪70年代，伯恩斯曾担任美联储主席，在这期间，无论他走到哪里都能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在罗格斯大学期间，弗里德曼曾经在伯恩斯的指导下进行过研究。弗里德曼表示，除了父母的养育之恩，他从伯恩斯那里接受了人生中的“最大的恩惠”，他还因此称伯恩斯“差不多是自己的父亲”。显然，格林斯潘也是这样看待伯恩斯的。伯恩斯的举止打扮带有旧时代的色彩，喜欢把浓密的头发从正中间分成两部分，还经常在吞云吐雾中陷入沉思，到哪都能招人仰慕和喜欢。格林斯潘记得，自己曾经认为“我只有变成像他那样的人，才配一年赚20 000美元”。如果说亲生父亲给格林斯潘树立了反面榜样，那么伯恩斯则是格林斯潘渴望成为的专业领域的成功榜样。

伯恩斯是米切尔的实证主义传统的首席继承人。在他的影响下，格林斯潘克制住了对于比较时兴的经济学流派的热情。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以后，格林斯潘攻读了数理统计学这门课程，该领域后来被称为计量经济学。这门课主要教授如何利用实证主义者的测量结果，以及如何通过回归分析的工具去检验这些结果之间的关系。在没有这些工具的时候，经济学家只能在理论上猜测经济体的某部分与其他部分的关系。例如，从在逻辑上看，钢铁产量的激增会预示着汽车业等下游产业将会有异常活跃，随后还可能凭借这一点去推测整个经济体将加速扩张。然而，有了回归分析，经济学家可以进行更好的估计。他们可以计算过去钢铁产量增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而更科学也更准确地预测未来的经济状况。

多年以后，格林斯潘会运用回归分析来建立经济学模型，并把自己描述成一位“被计量经济学劫走的实证主义者”。然而，得益于伯恩斯的影响，格林斯潘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才会抱着怀疑的态度学习数理统计学。在世界大企业联合会工作期间，他对于计算经济变量之间的不确定关系并不怎么上心，而是更喜欢像实证主义者那样持续地积累大量的数据。当时，仅仅是获取经济状况的测量数据就已经是一项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了。一项接一项的统计数据需要经过周期性调整以及季节性调整，还要检验各数据之间是否具有一致性，这些工作都需要在没有电脑帮助的情况下完成。格林斯潘相信这类笨拙的工作比漂亮的数学推导更有价值。即使是最为精妙的计量计算也是有局限性的，因为昨天的统计关系在明天就可能不存在了。相反，精益求精地对经济真实运行状况进行测量比单纯地推测更好，因为这些都是事实。尽管格林斯潘信奉计量经济学，但即使当上美联储主席后，他仍坚信经济学家的数据质量比模型的精妙程度更加重要。

2011年，在他的华盛顿办公室，我们有一次长谈。当时，格林斯潘从他的书架里抽出一本《商业周期度量》（Measuring Business Cycles），其绿色封面已经开始褪色了。这是一部由伯恩斯与米切尔合著的经典著作，其内容主要是分析美国经济的兴衰。从哥伦比亚大学开始，这本书就被格林斯潘珍藏了，截至他接受采访时，差不多有60年了。

“请打开它。”格林斯潘对我说。

我随意地翻开那本书，刚好翻到的那一页充满了各色图表，其中包括：生铁产量、铁路公司股票价格和活期借款利率。

我疑惑地看着格林斯潘，他的表情似乎是在示意我接着看下去。我翻到另一页，看到上面有一张表，细致地描述了烟煤生产量的波峰和波谷。这本书一页接一页地翔实地记录着美国工业全盛时期的面貌。显然，伯恩斯和米切尔对经济学的认知是建立在每一项原材料、每一个矿场、每一间工厂的统计资料之上的。

我明白为什么格林斯潘给我看他导师的书。这是一扇窗口，透过它可以看到不同时期的经济学，同时他想让我知道他为什么喜爱统计学。

03
货币复兴
THE REBIRTH OF MONEY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在距离战场11 000公里之外的美国华盛顿特区，杜鲁门政府认为克里姆林宫插手了这次冲突。虽然杜鲁门总统对全球性的冲突很担心，但他还是向当时的南朝鲜提供了援手。在朝鲜战争不断升级之际，格林斯潘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生涯才刚开始了几周。某一天，在教室里，学生们希望导师伯恩斯解释一下“是什么导致了通货膨胀”。伯恩斯的回答是“过度的政府开支导致了通货膨胀”。伯恩斯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还存在一个当时比较流行的观点，那就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才是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实际上，并不只有伯恩斯一个人认为“过度的政府开支导致了通货膨胀”。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经济学家们并没有注意到中央银行。他们只是将金融视为农场、矿山以及工厂这样的实体经济的外围，并没有过多关注这个领域。不过，经济学家们对货币问题的漠不关心很快就受到了考验。朝鲜战争以伯恩斯教授和他的学生都未曾预料到的方式，触发了金融的复兴。

在朝鲜战争升级之前，伯恩斯的观点似乎是完全合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联储对于美国财政部来说只是一个卑微的支持者：为了赢得战争，美国政府穷尽一切资源，而美联储的工作就是发行足够多的货币以满足政府如此大的开支。美联储也认为这样的安排是理所当然的。美联储公开承诺，它会购买足量的国债以保证美国财政部的借款成本足够低：确保美国长期国债的利率不高于2.5%。如此一来，伯恩斯会认为通货膨胀与美联储以及其货币政策无关也就不足为奇了。货币政策的目的不是为了稳定物价，而是为政府预算提供资金，为战争提供支持。

然而，朝鲜战争的升级却打乱了原本的安排。陷入持久战的预期迫使美国将军事开支扩大了一倍，杜鲁门政府从未如此担心过美联储是否能够控制住美国政府的借款成本。12月初，杜鲁门在家中给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托马斯·麦克凯（Thomas McCabe）打了电话，强调长期债券的利率绝对不能突破2.5%的上限。不过，美军的持续受挫还是引发另一种新趋势：对战时配给制的担忧愈发严重，消费者开始蜂拥抢购包括汽车、洗衣机等在内的各类物品，从而引发了物价激增。1950年11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年增长率达到了20%，而在美军遭受重大打击之后，价格指数增长得更快了。物价的不稳定对整个经济体所造成的威胁震惊了美联储的高层决策者们，也使得他们开始做伯恩斯以及与其同时代的人想都未曾想过的事，即通过强制提高利率来控制物价，即使杜鲁门再三以冷战为由阻止此事。

在当时看来，美联储发起的这场抗通货膨胀战役实为一次大胆的行动。即使美联储鼓起勇气违背政府的意愿，通过提高利率来控制通货膨胀，但当时的大多数经济学家还是对此次行动的效果表示了怀疑。很多人认为通货膨胀并不是由货币政策导致的，而是由经济发展中所遇到的瓶颈引发的。如果企业难以获得生产所需的原材料或者劳动力，那么它们就会提高产品价格，并将此生产成本转嫁给消费者。21世纪的观点普遍认为，货币政策的作用就是避免出现阻碍经济发展的此类瓶颈，而当时的人们能理解这一观点，但并不愿意将它付诸实施。理论上，更高的利率可能会抑制消费者和企业通过借款的方式进行消费的行为，从而可能会进一步降低对产品、原材料以及工人的需求，由此一来，瓶颈不再出现，也就能避免发生通货膨胀了。不过，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一些其他因素比利率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更为重要，如工人谈判能力的变化、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产品出口的新机遇等。这些因素都可能对价格产生更为显著的影响。“如今，几乎不会再有经济学家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视为控制经济周期的灵丹妙药了。”保罗·萨缪尔森在其1948年出版的著名教科书中这样写道。货币历史学家罗伯特·黑泽尔（Robert Hetzel）也曾说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货币政策已经无人问津。”

1951年1月的最后一天，杜鲁门总统向美联储领导人强调了朝鲜危机的严重性。他在白宫召集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美联储利率制定机构）的全体成员，并尽最大的努力让他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相比于两次世界大战及之前的所有战争，目前出现的紧急情况是美国所遇到的最大危机。”他威胁道。不过，这群中央银行家们却坚持他们的立场不动摇。美联储主席麦克凯反驳道，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依赖于其经济实力，而经济实力的壮大需要价格稳定作为支撑。为了使这些中央银行家妥协，美国政府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宣称美联储曾保证会将借款利率控制在2.5%以下。然而，美联储的高层故意泄露了会议记录，它显示美联储从未作出过上述控制利率的承诺。考虑到美联储可能会单方面暂停购买国债，杜鲁门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在新的《美联储–美国财政部协议》中，长期利率最终可以上升。通货膨胀很快得到了控制，这也证实了货币政策并非是无效的。

不过，杜鲁门政府并未就此罢休。它逼迫麦克凯主席辞职，并任命原美国财政部官员马丁来接替。然而，如果说马丁当选是因为他对白宫的忠诚，那么很快，他便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独立性。上任后，他并没有恢复原来的利率上限。在第一次演说中，他这样说道：“如果控制不好通货膨胀，那么它对国家存亡造成的威胁，将比敌人在美国国境以外发动的猛烈进攻更加严重。”这是一段值得铭记的宣言，保持物价稳定的必要性超过了战争和地缘政治。它标志着一次深刻的变革。一直以来被伯恩斯所忽视的无权无势的中央银行，现在演变成了经济运行中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

多年以后，马丁在纽约的大街上与杜鲁门偶遇时，这位前任总统停下来，注视着马丁，只说了一句“叛徒”，便继续往前走了。

格林斯潘并没有立即意识到这个《美联储–美国财政部协议》的重大意义。当时，他正沉浸在其他工作中：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以及在世界大企业联合会做越来越多的研究工作。1952年的春天，他以两篇名为《空军经济学》的文章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随着朝鲜战争的恶化，美国的国防力量在不断扩张，而这两篇文章对其可能带来的影响进行了量化分析。为了这些文章，格林斯潘可以说进行了一次成功的侦探工作。在战争年代，军事采购计划属于机密信息，因而格林斯潘从阅读战争爆发多年前五角大楼官员的国会证言着手，那时他们还很乐意透露一个空军中队里有多少架战机，每一个空军联队中有几个中队以及非战斗损失率为多少。将这些数据与空军在朝鲜战争中的作战报告结合起来，格林斯潘就能估计出美国空军当时必须购买的战机的数量。他还从工程手册中找到了不同战机的重量，估计出了每种战机中铜、铝以及其他材料所占比例，并最终预测出了军事需求对金属市场的影响。当时，国防开支几乎占到了整个经济的1/7，它所造成的影响可想而知。世界大企业联合会中的企业如饥似渴地读着格林斯潘的文章，还不断请求他做出进一步的解释。各种类似自由顾问的工作机会滔滔不绝地向这位年轻人涌来，其中包括邀请他担任《财富》杂志的经济顾问。在音乐和棒球这两个错误的选择后，他终于找到了自己擅长的工作。

1953年年初，格林斯潘接到了投资顾问威廉·华莱士·汤森（William Wallace Townsend）的电话。汤森的汤森–斯金纳公司（Townsend Skinner）是世界大企业联合会的成员之一，他曾给格林斯潘打电话讨论过后者所写的文章。不过，这一次，他打电话的目的却不同。他邀请格林斯潘在历史悠久的银行家俱乐部（Bankers' Club）吃午饭。该俱乐部占据了高耸的公正大厦（Equitable Building）最顶部的三层，而新古典风格的公正大厦到纽约证券交易所只有几分钟的路程。公正大厦在20世纪20年代是世界上最大的办公楼。在他们约好的那天，格林斯潘坐地铁到达市中心，然后走进了公正大厦金碧辉煌的大理石门厅，接着便乘电梯直行而上。他走进俱乐部的大厅，看起来彻头彻尾就是一位文质彬彬的苏联宇航员。虽然他的祖父母来自东欧贫困的意第绪语聚集区，但这位戴着眼镜的年轻人体格健壮、头发光亮，看起来就像是从IBM公司的广告中走出来的一样。

格林斯潘经人指引见到了汤森，后者看起来60多岁，比格林斯潘想象的要苍老一些。当这两位男士握手时，汤森颇为吃惊。汤森对格林斯潘的了解，仅仅是通过后者所写的数据翔实的文章和打电话时诚挚的态度，他曾想象格林斯潘是一个4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从未想过后者竟然只有20多岁。

汤森迫不及待地解释了这次会面的原因。他之前的搭档理查德·达纳·斯金纳（Richard Dana Skinner）在早些年就过世了，而他的女婿也要离开公司去别处工作了，因此他想要寻找一个新的合伙人。这件事对于格林斯潘而言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他已经在世界大企业联合会工作4年多了，在那儿的工作已经无法满足他的抱负了。他自己很清楚，在规划自己的职业道路时，即便是已经被高度同化的犹太专家也会非常小心谨慎的。他的近亲韦斯利·哈尔佩特虽然从著名的纽约市立大学毕业，最终也未能进入医学院。由于受种族配额所限，韦斯理最终成了一名牙医。格林斯潘从不抱怨种族歧视，他甚至很少跟犹太朋友聊种族歧视的话题，但他清楚地知道这可能会影响自己对某些职业的选择。当时战争不断，《财富》杂志就一直在讨论犹太人的“抱团行为”，而查看20世纪50年代初期许多世界大企业联合会成员企业的高管名单，都找不出一个犹太人。显然，汤森也不是犹太人。虽然发现格林斯潘比自己小38岁，但这也没影响汤森邀请格林斯潘成为合伙人。

新公司汤森–格林斯潘公司于1953年9月正式开始运营，办公室设在百老汇大街一处极为普通的地方，靠近这两位合伙人第一次共用午餐的银行家俱乐部。很多企业高管拜读过格林斯潘在世界大企业联合会工作时所写的文章，很快，他们就成了公司最早的一批客户，其中包括后来发展成为先锋集团的惠灵顿基金，一些钢铁企业和许多其他企业，例如，后来聘请格林斯潘担任董事的美孚石油和铝业巨头美国铝业。通过成为咨询顾问，格林斯潘轻松地绕过了种族障碍。他频繁地在董事会会议上做演讲，总是面对着一群热情的听众，而这些人都知道格林斯潘是在场唯一的犹太人。除此之外，格林斯潘还巧妙地避开了一些其他事情。他渴望名利双收，但他的性格并不适合攀爬企业职场的高梯。至少在当时，他并没有兴趣参与权力争夺战，也不想与别人对抗。作为一位商业领域的咨询顾问，他用自己天生的与世无争，仅仅通过和一堆数字打交道就可以取得成功。

格林斯潘的数据挖掘能力非常适合他在汤森–格林斯潘公司中的新角色。以自己在世界大企业联合会中所做的研究为基础，他绘制出了一幅钢铁行业的详尽“地图”，填补了公共数据的空白，就像当初他的研究填补了国防开支领域的空白一样。例如，美国钢铁公司的费尔利斯工厂是一家占地24 000亩的美国顶尖的钢铁厂，然而，它并不会及时公布其产量相关信息。不过，格林斯潘认为，如果他能够知道有多少铁矿石运进了该工厂的库房，他就能够推测出它的产量是会扩大还是收缩。不过，铁矿石相关的交货数据并不对外公开，但格林斯潘知道矿石来源于委内瑞拉和五大湖上游的梅萨比岭（Mesabi），因此他查阅了关于航运吨位以及货运车装载情况的报告，并由此算出了一些缺失的数据。为了将他所估计的铁矿石出货量转换成钢铁产量，他还查阅了工程手册以便了解要生产各种类型的钢铁分别需要多少铁矿石。很多年后，他还会开玩笑地说，自己应该是唯一研读过《钢之炼、锻、造》（The Making, Shaping and Treating of Steel）一书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声称自己完整地读过那本像电话簿一样又厚又大的书。

通过一点一滴的积累，格林斯潘拓宽了他在经济领域的圈子。柏林顿工业公司（Burlington Industries）成了他的客户，格林斯潘由此得以了解棉花产业的状况。在格林斯潘正式成为美国铝业公司的董事后，他又重新开始补充那张描绘了钢铁行业的地图，意在增添铝业的情况。这些分析需要的主观判断很少，这非常适合格林斯潘。他分析时能够依赖的客观事实越多，他越相信自己对于这个行业的预测。这些事实可以来源于几乎任何地方，包括工程手册、美国国会过去的证词、货车装载情况的相关数据等。格林斯潘对这种兼收并蓄的数据细节有着无限制的渴求。他收集到的事实越多，他的客户数量增长得就越快；而客户越多，他能掌握到的事实也就越多。

格林斯潘在新角色上渐入佳境，而他的合伙人也扮演着类似父亲的角色。这位长者非常乐意将自己知道的东西传承下去，格林斯潘便如饥似渴地吸收着汤森教给自己的东西。“真希望我能看到你今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汤森饱含深情地对格林斯潘说。这句话中对死亡的暗示竟一语成谶：1958年的一天，汤森心脏病突发去世了。格林斯潘失去了人生的导师，只有32岁的他开始思考要不要继续经营这家咨询公司。当时，他在业内已经树立了良好的声誉，客户们也从未想过终止与他的合作。

格林斯潘收购了汤森手上的所有股权，进而100%控股了这家公司。不过，他仍然在公司的门牌上保留了汤森的名字，以表达对这位老人深深的敬意，正是后者为自己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我多么希望他还能在我身边，看到我现在的成就，”格林斯潘之后这样说道，“我所取得的很多成就都得归功于他。”

在刚加入汤森公司时，格林斯潘第一次访问了位于华盛顿的美联储。作为《财富》杂志研究小组的一员，他穿过美联储令人敬畏的大理石门柱，然后被带到了委员詹姆斯·瓦达曼（James K. Vardaman Jr.）的办公室。不过，这似乎并不是一个幸运的选择：因为瓦达曼是拒绝支持麦克凯主席与杜鲁门总统进行对抗的少数美联储委员之一，这使得在宏伟的美联储大楼中他多少显得有点不受重视。瓦达曼是一位著名的密西西比种族隔离主义者的后代。为了回报他在担任海军副官时所做的贡献，瓦达曼被安排在了美联储工作。在宣誓就职时，他还穿着海军准将的制服。无论是他对白宫的过度忠诚还是专业知识的欠缺，都反映了20世纪40年代美联储存在的缺陷。“再没有比那次更让人沮丧的经历了，”格林斯潘后来这样回忆道，“我的意思是，他几乎可以说是什么都不懂。”

尽管与瓦达曼的会面似乎印证了伯恩斯对美联储不屑一顾的态度，但加深了格林斯潘对货币和信贷的兴趣。在哥伦比亚大学，他选择的博士研究方向就暗示了其未来的路：他打算研究美国家庭的储蓄模式。不过，在成为汤森的合伙人之后，他便暂时搁置了自己在学术上的抱负，因为有太多客户需要去拜访，有太多报告要写。不过，他对储蓄以及储蓄在经济体中流动方式的兴趣并未削减。很多时候，偶然的小事情往往会改变历史的进程。汤森的咨询公司最终变成了思考金融问题的最佳地点。

在成立咨询公司之前，汤森在债券市场大赚了一笔。随后，在最初的合作伙伴斯金纳的协助下，汤森设计出了一种通过监测信贷市场来预测股价的方法。在这种货币分析方法开始流行起来的多年之前，汤森就观察到，如果银行贷款供给增加，投资者就有更多资金可以用于投资，由此将在一定程度上推高股票价格。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忽视了货币和信贷的作用，而汤森却一直坚守着他的观点。1953年，在雇用了格林斯潘后，他还继续发布着有关储贷机构的时事消息，这些机构是银行系统中专门负责贷款给有购房需求的家庭的。汤森也在持续追踪银行存款和债券市场的相关数据。在格林斯潘加入之后，他也参与到了这些项目中，协助整理数据和撰写报告。

事实证明，那时金融正处于复苏的初始阶段。在大萧条及之后的一段时期，华尔街的信贷引擎几乎处于停止运转的状态。据说，如果你路过纽约证券交易所附近的区域，你唯一能听到的就是，从那些开着的窗子中发出的，玩双陆棋时掷骰子的声音。然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金融从业者们又再度活跃起来。《军人安置法案》曾确立了民众的房屋所有权，这让一代人成了抵押贷款借款人；而一旦培养了他们抵押贷款的习惯，其他各种各样的借款又会接踵而至。到格林斯潘进入汤森公司时，消费贷款已经无处不在了。正如那个时期的人所描述的，票据托收人成了那个“美好社会中的核心人物”。与此同时，一个叫查尔斯·美林（Charles Merrill）的南方人，他将股票投资推广到了普通美国家庭中，这一举动震惊了整个华尔街。要感谢美林的大力推广，投资于共同基金的资金数量在1950—1960年之间迅速增长了5倍。

随着越来越多的货币在经济体中流动，其重要性开始越发显著。正如汤森一直以来所观察到的那样，银行贷款的激增使经济中的购买力成倍增加，从而进一步推高了股票价格。事实上，其他所有商品的价格都随之被推高了。与伯恩斯之前的断言相反，过度的政府支出并不是造成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个人贷款的激增可能同样会带来物价的不稳定。此外，由于金融家们的干劲十足，货币政策的重要性愈发凸显。银行体系越是活跃，越是需要美联储更多的约束。

1958年，在汤森去世之后，格林斯潘接管了咨询公司在金融方面的业务，其中就包括发布储贷行业的时事消息。这些新职责让他沉浸于身边各种与金融和货币相关的讨论中。当时，未来的货币主义之父米尔顿·弗里德曼正在试图转变经济学家们对于中央银行和金融的看法。尽管在20世纪40年代，弗里德曼曾接受了伯恩斯的观点，认为过度的政府支出是导致通货膨胀的原因；不过，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的观点已经转变为“无论何时、何地，通货膨胀都是一种货币现象”。随着金融系统的膨胀以及其导致的借贷数量的增长，资金的价格正在逐渐被视为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核心价格。那些负责制定资金价格的中央银行家和金融从业者，已不再会被石油、化工、钢铁等实体挤到经济舞台的边边角角了，他们几乎成了整个经济体的驱动力所在。

当以自己的方式理解这些争论时，格林斯潘逐渐迷上了约翰·格利（John Gurley）和爱德华·肖（Edward Shaw）的理论，他们的贡献在于把看问题的视野从银行体系扩展到整个金融系统。银行可以通过吸收1美元的存款，放出数美元的贷款来创造货币。不过，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令人不安的创造消费力的能力也同样存在于金融系统的其他领域。整个股市，包括其中的投机者、股票经纪人以及共同基金，都可以被看作货币创造者。股市的作用在于将缺乏流动性的公司所有者权益转换成可以自由买卖的收益凭证。由此一来，在一座矿井或一家工厂里所拥有的股份在第二天就可以变成口袋里的现金。流动性最差的固定投资，比如一条汽车装配线或一座钢铁厂，均可以像美元一样容易转手。这就是金融炼金术。

在逐渐将格利和肖的思想精髓转化为自己的思想后，格林斯潘获得了更深一层的领悟。当一些评论家不断强调这样的货币创造过程存在风险时，格利和肖却在强调其所带来的好处。一个复杂成熟的金融部门可以为公民提供数不尽的方式以持有储蓄。通过拥有一家没有在股票交易所上市的私人企业，投资者可以将资金转换长期投资；或者他可以选择活期存款，从而避免资金的长期沉淀。他可以购买施乐这样的科技公司的股票，并自担风险，也可以通过持有政府短期债券来规避风险。通过让人们根据个人风险偏好构建出适合他们自己的投资组合，复杂成熟的金融体系降低了公民储蓄的价格。最后的结果就是资金成本下降，从而带动了整个经济体的繁荣。即使在各种事件接踵而来的时候，格林斯潘对金融的这种乐观的看法从未改变。

汤森去世后的一年，格林斯潘在对金融的理解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959年12月末，他在美国统计协会发表了一篇长论文，论述了金融领域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联系。相比于当时只忙于梳理这两个领域相互作用的学者，他将该问题又推进了一步。当时，很多人认为金融市场只是一个充斥着无意义赌注的赌场，针对这种观念，格林斯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后来，詹姆斯·托宾因更深入地发展了这个观点，从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格林斯潘观察到，股票价格推动着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而固定资产投资又驱动着美国经济的荣枯周期。

为了将格林斯潘的观点简化，以建筑行业为例。如果一栋办公楼的市场价值高于其建造成本，企业家们将会不断建造新的办公大楼，然后卖掉它们，从而获取利润。当他们购买钢筋混凝土、起重机，并雇用工人时，这些企业的开支将促进经济的繁荣。如果办公楼的市值低于其建造成本，情况就正好相反了。卖掉新楼会遭受损失，因此企业家就不会有任何动力去建造新的办公楼。他们在原材料、机器以及工人方面的开支将会大大缩减。这个强有力的需求来源一旦丧失，将可能触发经济衰退。

格林斯潘继续解释道，这个原理同样适用于其他公司。一家公司的市值是公司股票的总价值，它由股票交易所中的所有投资者共同决定。当一家公司的市值高于公司的重置成本时，企业家们就有动力扩大公司规模或重新创立一家新公司。正如一位建筑行业的企业家会花1亿美元修建一栋办公楼，然后以1.5亿美元的价格卖掉一样，一位制造业的企业家也同样会花10亿美元成立一家新的工业企业，然后以15亿美元的价格卖掉其股份。然而，如果公司的市值低于其净资产的价值时，企业家就暂时不会有投资新固定资产的动力了。在经济上行时期，股价高企刺激了企业投资，推动了更为广泛的经济繁荣；在经济下行时期，股价低迷抑制了企业投资，从而触发了经济衰退。

相比同时代的其他所有人，格林斯潘赋予了金融更重大的意义。伯恩斯以及其他经济周期理论家将股市视为经济状况的晴雨表。然而，格林斯潘在他的文章里提出，股价“并不仅仅是对经济状况的晴雨表，它还是经济活动的一个关键决定因素”。经济学家们也渐渐开始明白，货币才是导致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而不是政府支出或生产中遇到的瓶颈。格林斯潘甚至还补充道，金融市场可能是经济繁荣与衰退的根本原因。格林斯潘把他的论文寄给了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被这篇论文震撼了，还写了封信给格林斯潘，表达对后者的赞赏，虽然那个时候他和格林斯潘并不认识。几年后，格林斯潘把这篇论文寄给了哈佛大学的劳伦斯·萨默斯，当时萨默斯还是美国财政部的副部长。“你说得很对，”萨默斯在回信中这样写道，“我觉得斯德哥摩尔的诺贝尔委员会应该把给托宾的钱拿出来一半，重新分配一下。”

关于资产价格与投资之间的关系的观点，格林斯潘也运用到了消费中。正如股市的回升会引发资本支出的增加一样，它同时也会引起家庭支出的增加。当人们发现自己购买的股票升值之后，富裕的美国家庭就会将这笔意外的收入用于一些一次性消费，如购买汽车或者安排一次特别的旅行。如果投资组合的收益持续一段时间，消费者就可能将其视为一种永久性的额外收入，从而使其日常开支也会相应增加。事实上，格林斯潘描述的现象就是后来被广泛传播的“财富效应”，虽然他当时并没有用到这个术语。再一次，格林斯潘在一个领域的研究超越了几乎所有与他同时代的人。

在格林斯潘解释了股票价格对投资和消费的影响后，他总结了在政策制定时应注意的教训。这些教训提供了额外的注脚，能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后来他担任美联储主席时的所作所为。他坚持认为，中央银行家不应该忽视资产价格的重要性。格林斯潘解释道，因为股价的上升会促进投资和消费的增加，所以就可能出现两种结果。如果股市持续繁荣，激增的支出将超过整个经济体的供给能力，这一瓶颈将导致通货膨胀；相反，如果股市突然下滑，那些正忙于建厂的企业家将不得不冻结他们的项目，而购买了股票的家庭也将会缩减开支，从而最终导致经济崩溃并陷入衰退。“股价涨得越高，最终就会回落得越多，从而回归到正常的回报率，并引发严重的经济下滑。”格林斯潘说道。中央银行家要想平滑整个经济周期中的高峰和低谷，那么他们就必须控制住资产泡沫。

格林斯潘是从历史教训中归纳出这个观点的。20世纪20年代，市场曾出现过股价连续创新高的现象，然而美联储并未履行起它的职责，通过提高利率来抑制通货膨胀。相反，它却与那些为股市泡沫找借口的评论家站在了同一战线，并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严格金本位制度被废弃后，美国开始对大起大落的商业周期免疫。由此一来，对于投资者而言一个重要的风险被中和了，他们也据此对整个股市进行了价值重估。正如格林斯潘所说的：

当时流行的观点认为，商业周期已经完全被货币管理机构制服了。这个观点导致风险的溢价急剧下跌至一个非理性的水平……股票价格的急速震荡上扬，总是伴随着其他资产价格的上升。这一切都使得股市不可避免地在随后发生逆转。

罗斯福新政的支持者以及凯恩斯主义者对大萧条给出了这样一个解释：随着经济的整体下行，消费者以及企业都相应减少了支出，这加剧了经济的放缓，并由此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话，那么应对经济放缓的措施就应该是，增加政府开支来弥补私人支出的下降。另外，国家首脑还应该发表一次鼓舞士气的讲话，以提振私人部门的投资信心。“除了恐惧‘恐惧’，我们没有什么好恐惧的。”罗斯福曾这样告诉美国民众。然而，格林斯潘却在推行另一种理论：

1929年经济危机后，随之发生的资本价格大跌严重抑制了有效需求。人们不仅仅是丧失信心这么简单。他们是真的更穷了。他们减少支出并不主要是由恐惧导致的，而是财务紧缩所致。

在格林斯潘发表上述言论的半个世纪后，世界经济又遭遇了另一场灾难性的股市下跌，经济学家们称其为“资产负债表衰退”。这一衰退是由财富的严重缩水引发的，而不是由支出的下降导致的。对于此次衰退的各种看法总是夹杂着对格林斯潘领导的美联储的谴责：如果格林斯潘懂得资产负债表衰退及其可能会对经济造成的损害的话，他就一定会果断地采取更积极的行动，以应对2000年的通货膨胀泡沫了。然而，格林斯潘在1959年发表的文章似乎被人彻底遗忘了，该文章表明，这种谴责是多么地站不住脚。格林斯潘早在几十年前就开始思考这种“资产负债表衰退”了，事实上，他比许多自己的批评者更早地意识到了这种衰退。不过，格林斯潘为什么会允许泡沫继续膨胀呢？这可能需要更深入的探究，而不是将原因简单地归结于他的无知。

格林斯潘对20世纪20年代的美联储的抨击，涉及另一个更深入的观点，而该观点也影响了随后发生的事。为了使股市中存在的泡沫显得合理化，当时美联储对外宣扬，市场正处于一个新稳定时期。这有点类似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期经济学家们盲目欢呼的“大缓和”时代。显然，美联储所犯的错误远不止于此。美联储低估了其行为对股市泡沫的助长作用。市场的整体上行刺激了投资和消费者支出的上升，从而带动企业利润的增加。这又进一步刺激了人们投资的热情，最终引发了股市新一轮的上涨。美联储成了这一轮循环往复的推动者：随着投资和消费支出的激增，企业和消费者产生了大量的信贷需求。面对这一情况，就像格林斯潘所写的那样，美联储决定“满足企业所有合理的借款需求”。毫无疑问，就当时的情况而言，似乎一切看起来都平安无事：快速增长的贷款流向了企业和家庭，并未直接进入资产市场。然而，货币一旦被创造出来，就很难追踪其具体去向了。就像热寻导导弹一样，不管当初瞄准的是什么，新创造出来的美元都会找到相应的途径进入这个火热的市场。

1959年，延续这个逻辑，格林斯潘提出了一个激进的观点：美国应该回归到19世纪的金本位制。格林斯潘断定，通过将货币和信贷与固定供给量的黄金对应起来，整个国家就能避免出现购买力的恶性动荡。股价的上升使得企业家想进行更多的投资，而贷款需求的增加面临的却是固定供给量的可贷资金，由此将导致利率上升，从而在出现泡沫前就会对股市产生抑制作用。由于金本位制本身具有这样的纠错机制，所以经济就能自动维持稳定。格林斯潘还补充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金本位制的存在使整个经济能避免脱离现实的投机性行为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

在余下的职业生涯中，格林斯潘也从未宣布，放弃“金本位制是理想的货币制度”的观点。尽管他后来成了世界最著名纸币的大管家，但他仍然坚持认为美联储应该以金本位制为行动准则。在1959年所写的论文中，他详细地论述了这一观点。美联储应该积极地应对可能由“脱离现实的投机性行为”所引发的危机，而不是像1929年经济危机时那样，不断增加货币供给来“满足企业所有合理的借款需求”。正是美联储当时的措施最终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换句话而言，美联储就应该提高利率来抑制资产市场中出现的泡沫。然而，在20世纪末期以及21世纪初，格林斯潘却从未将自己年轻时的主张付诸实施。

格林斯潘对金融的兴趣并不仅仅局限于纯理论领域，他也曾尝试接触商品交易。在非常迷恋爵士乐的时候，他就读过《股票作手回忆录》。他曾对那些投机者所做的事充满了好奇。随后，格林斯潘的父亲曾试图教他用一些图形去预测市场的未来走势，但并未成功。当他开始和汤森合伙运营咨询公司后，格林斯潘才渐渐理解了父亲当时的想法，但他那扇合作的大门却从未向自己的父亲敞开。用纸笔描绘金融市场的走势后，格林斯潘开始尝试寻找点滴的线索，以便发现在未来能够获得盈利的机会。

一天，当格林斯潘凝视着小麦期货的价格走势图时，他发现了一种强有力的阶梯状走势。小麦的期货价格先上涨，后下跌，跌幅为前一次上升幅度的一半，随后继续上升，接着又跌到前一次涨幅的一半处，如此循环了数次。“这很容易解释！”这位年轻的预言家狂喜不已。就在小麦期货再次跌至前一次涨幅的一半时，格林斯潘买入了1 000蒲式耳的期货合约。果然，后来期货价格大幅反弹，他随即卖出，大赚了一笔。

格林斯潘很快想出了这种策略的其他版本。他注意到了商品价格波动呈现的不对称性：由于价格无法跌破零，因而价格下跌的幅度是有限的；但价格上升空间却是无限的。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价格异常低时，通常是由于小麦大丰收而形成的暂时性供给过剩，那么此时，你可以放心做多小麦、玉米或大豆，不用担心销路问题。如果价格已经接近于零，那么亏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如果遇到运输工人大罢工或是自然灾害引发的供给收紧，那你的收益将会是巨大的。格林斯潘会事先做多几种价格被低估的商品，然后静等时机卖出。市场表现差的商品也只会下跌几个百分点，但那些走势好的商品其价格会像火箭一样蹿升。

1959年，格林斯潘发表了一篇在金融领域具有开创性的论文。同年，他在期货市场的交易也上升到了一个新水平。他利用金属制品存货量监测系统，将之前掌握的钢铁、铝行业的专业知识转化为投资收益。例如，如果铜制品的存货量变得异常低，那么这就是厂家将扩大生产的信号，铜采购量随之而来的激增将推动铜价格的上涨。格林斯潘使用的存货指标让他在期货交易中赚取了丰厚的收益，随后他便在纽约商品交易所购买了一个席位。他盘算了一下，购买席位后他可以直接进行交易，而不用向经纪商支付佣金，这样他能赚到更多。纽约商品交易所就在百老汇39号，正面着汤森–格林斯潘公司的办公楼。格林斯潘通常会在上午开市时在交易所出现10~15分钟，然后就离开，直到午餐时又回来瞧一眼，最后在临近收市时露个面。他只想要抓住每个交易日中最活跃的几个时段，总共不会超过45分钟，剩余的时间他会用于处理咨询顾问的事务。这样一边做咨询一边做交易的工作方式持续了几个月后，格林斯潘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而意料之外的事实。虽然通过直接进行交易连佣金都省了下来，但他竟然没能赚到钱。金属交易池中有许多未受教育的交易者却能够游刃有余。

这段投资经历改变了格林斯潘对金融的认识和理解，同时证明，许多针对他的讽刺漫画是彻头彻尾的误导，它们都将格林斯潘描绘成了有效市场假说的盲目信奉者。当见识过纽约商品交易所中那些狂热的交易者后，格林斯潘开始意识到市场上的价格并没有完全反映经济基本面。至少短期内，是现场的叫价、手势以及动物般的本能驱使他们作出了决定。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很多获利的交易者事实上对于他们所交易的金属或者那些拉动价格上涨的消息是一无所知的。不过，令人奇怪的是，他们却能察觉到市场中可能出现的变动和反转，从而在拐点处买入或卖出。

在交易空闲期间，格林斯潘偶尔会向旁边的人打听一下确定买入时机的方法。

“我就感觉到市场要见底了呀。”他经常得到这样生硬的回答，格林斯潘从中得不到任何有用的信息。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呢？”格林斯潘常常这样扪心自问，“凭感觉？感觉市场要见底了？这句话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在交易大厅里待久了，格林斯潘也渐渐懂得这句话的含义了。他的竞争对手可能不知道存货以及基本面是什么鬼玩意，但他们懂得另外两个词：“超买”和“超卖”。如果大型交易商疯狂做多，很快它就会耗尽手中的资金，在多方缺乏新盟友持续支持的情况下，市场随即将转而向下。同样，这些大型交易商有时会疯狂做空某合约，然而，总有一天他们会停止卖出。当市场中的卖压减轻后，就将出现一波上涨走势。如果市场中大型买入者和大型卖出者各占一半的话，即将出现的就是一场心理上的较量。你可能需要去分析对方的肢体语言的含义：哪一方持有更多的资金以及哪一方胆量更大？人类的贪婪、恐惧、自负，完全战胜了那些有关存货的无趣的细节信息。市场不再理性，完全被人类的弱点左右着。

格林斯潘也将自己对市场的这些理解写入了自己的长篇论文中。1959年，这篇论文被呈递给了美国统计协会。该论文中满是交易员的行话，诸如多头与空头、牛市与熊市、超买与超卖，这些词语在那个时期的学术论文中从未出现过。虽然论文中大多数的论述都是在讲市场泡沫所造成的后果，但格林斯潘也在其中提到了泡沫的成因。多数投资者还是理性的：他们会根据一些会对经济产生影响的事件调整自己的策略，比如某些产业实验室发明了一些突破性技术，或是美国国会提出的一些政策建议。不过，他们往往会依照自己的方式和想法来过滤这些消息，从而使由此形成的判断很难说是“有效”的。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的行为经济学的一些发现不谋而合，格林斯潘注意到了市场中恐慌情绪出现的速度，会比投资者建立信心的速度更快且影响更大。经济基本面一些细微变化就可能导致市场的瞬间崩溃。相比而言，泡沫的形成却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然而，如果市场参与者都处于非理性状态，那么观察者又该如何知道他们做得过头了呢？在担任美联储主席几年后，格林斯潘时不时地表示，市场泡沫是无法察觉出来的，可是在1959年他却持有完全相反的立场。他曾自信地解释道：“在市场经济中，未来本来就是未知的。新出现的管理方法和技术进步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扰乱那些预言家对市场的预测；战争或是自然灾害总是在偷偷酝酿；人们所能预计到的就是，未来总会有预计不到的事情发生。既然未来必定是带有不确定性的，而投资者所给出的价格中如若没有考虑风险溢价，那么显然他们也就已经丧失理性了……那些假设未来20年成本–价格关系会维持原样，并据此作出的任何承诺，都明显带有一种非理性的乐观。”在这种自信爆棚的时候，投资者显然忘记了“对未来经济关系的认知”的限制。或早或晚，人们的傲慢会遭受惩罚。

04
兰德的“送葬员”
AYN RAND'S UNDERTAKER

1959年，格林斯潘买了一辆新的别克敞篷汽车，这辆汽车绝对是通用汽车生产线上最好的一款别克车。车的黑色外壳经过了抛光处理，内部安装红色真皮座椅，看起来生机勃勃。车上还装有垂直尾翼以及一台花哨的自动点唱机。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通用汽车公司开始连珠炮似的向市场推出了一系列“速度工艺品”，其最经典的车型别克厄勒克特拉225（Buick Electra 225）拥有修长而重心很低的车身，采用流线型设计风格，看起来就像是喷气式飞机和杀人鲨的混合体。该款汽车证明了“外形优于功能”策略的成功。就算停在原地不动，这款车也散发着能量与动力的味道。其方向盘采取了双环设计，其内环是铬合金的，外环则被漆成了红色。如果格林斯潘坐在方向盘前，水箱的散热片会在他的正前方发出低沉的咆哮声，后面宽敞的尾翼则使他的肩膀显得更宽；一旦收起顶上的车篷，他还可以享受空间、阳光和天空。新建的州际高速公路像缎带一样缠绕在郊野，格林斯潘经常开车在上面奔驰。迎面而来的风吹拂着他乌黑的头发，这位年轻的咨询师扭开收音机，内心感觉十分舒服。格林斯潘成了美国世纪和石油世纪的一种象征，英俊、有力和积极向上。

在买下这辆别克车后不久，格林斯潘就带领自己的手下去参观了费尔利斯钢铁厂。在他为客户收集钢铁行业的资料时，这家钢铁企业已经被普遍认为是工业领域的一个奇迹。三位负责为汤森–格林斯潘公司收集数据的女助手跟着年轻的老板走出曼哈顿，穿越新泽西州的工业区，最终抵达位于宾夕法尼亚州东边的费尔利斯钢铁厂。每一条道路上都车水马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年，汽车非常稀缺，以至于买家不得不秘密地给经销商支付一笔额外费用以获得购买权。然而到1959年时，已有3/4的美国家庭拥有自己的汽车。每一辆路过的经典之作都是20世纪50年代物质主义盛行的见证。在这10年里，美国人学会享受电子切割刀、自动擦鞋器和移动割草机带来的便捷。1959年，适值美国牙医协会百年诞辰之际，倍乐康（Broxo）向市场推出了电动牙刷这项新工具。

到达钢铁厂后，格林斯潘和他的手下终于见识到了美国钢铁头上的皇冠，它被认为是工业领域的另一个奇迹。当时，美国钢铁被人们称为“大钢铁”（Big steel），其钢铁产量占全美国总产量的1/3。该公司的总裁本杰明·费尔利斯（Benjamin Fairless）反驳了外界的一些评论，比如“卡拉米蒂·约翰（Calamity Johns）正面临工厂规模太小的困难”，而与费尔利斯同名的工厂也宣布了其令人惊讶的规模。格林斯潘和他的手下在一间大型的烧结车间见识了，铁矿石如何被压坏、如何在庞大的高炉里融化、如何在平炉中转化为钢，然后又被传送到轧辊和电剪车间，对其进行碾平和塑形。正如费尔利斯自夸的那样，整个过程“就如一个家庭主妇摊馅饼那么简单”。每一班都有2 000个工人同时操作，生产着现代经济体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它可以用来制作床褥的弹簧，用来制作刮胡子的剃刀，用来制作摩天大厦的钢筋，更不用提可以用来制作外形像鲨鱼那样、可以纵横穿梭的轿车了。

距离这个技术奇迹13公里外，美国钢铁已经建造一处被称为费尔利斯丘陵（Fairless Hills）的定居点。一个普通工人只需付100美元押金及85美元月租就可以在这里获得一个套间。如果他愿意每年多支付10美元，他便可以进出保龄球馆、上高尔夫球课程以及使用游泳池。这就是美国梦，一个由大型企业提供的美国梦。如果美国梦意味着，住在以无比自负的公司总裁的名字命名的定居点里，那么这里似乎比莱维特城更能让其居民感有尊严一些。显然，莱维特城是以城郊建设“皇帝”威廉·莱维特（William J. Levitt）的名字命名的。事实上，也的确存在这么一座莱维特城，就位于费尔利斯钢铁厂以西的内湖边上。其实，只要你在那片郊区随便走走，就会看到所有楼房的外形都像一块块饼干，并呈现出了等距排列的布局。建筑评论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曾评论道：“里面居住着同等阶层、同等收入以及年龄相近的工人。”他们会邀请刚刚入住的居民参加野炊、聚餐、打桥牌、打保龄球、家庭游泳日和享受洗车服务。你要么选择加入身边的艺术或手工协会，要么选择被人孤立。

公路上的消费主义、钢铁厂的惊人规模、定居点里修剪好的草坪，这一切都让格林斯潘意识到周围环境的变化。1900年时，美国还是被铁路大亨和原油托拉斯所主导的国度，这一点曾使自学成才的少年格林斯潘感到深深地震撼。然而，到1959年时，美国已经被分裂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传奇的有远见的人，另一部分是毛手毛脚的工人。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相比之前变得更加唯技术论、更加官僚主义、更加同质化和更加呆板，总的来说就是变得更加软弱了。在政治上，西奥多·罗斯福刚阳而喜欢户外运动的，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则喜欢安静且官僚味十足，两人之间的差异不可能再大了。在商业上，通用汽车的阿尔弗雷德·斯隆精于财务、善于组织，是20世纪50年代工业家的代表性人物，他与身处世纪之交、身经百战的铁路大亨詹姆斯·希尔相比，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在等级森严的劳动力大军中，拿锄头和铁铲的工会会员的地位正逐渐落后于销售人员、话务员、银行柜员、广告文案和公务员；从1956年起，白领的人数开始超过蓝领。20世纪初，大量格林斯潘外祖父母这样的欧洲移民重新塑造了美国的社会形态；他们凭借着巨大勇气挥别故国，横渡充满危险的海洋来到这里。相反，在20世纪中期，另外一场完全不同的迁徙运动再次对美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这场迁徙运动中，美国有1/4的人口迁移到了郊区，他们只能在夜里边看电视中播放的肥皂剧，边吃已经变凉的饭菜。

格林斯潘平静地注视着周围的改变。纵然有点反感，但他并不反对物质主义。另外，他在董事会的工作很快就为他带来了稳定的收入。随后，他就从曼哈顿搬到了皇后区的绿荫地带，那里距离他童年的度夏圣地洛克威海滩不远。他的新家是一栋新落成的双层红砖别墅，城际列车正好从它的附近穿过。他那时和母亲一起住，纵然他的人生几经变迁，但母亲一直陪伴着他。当还是小孩时，他曾经做过一个栩栩如生的梦：在梦中，他走上飞机准备离开，然而，就在飞机准备起飞的那一刻，他突然意识到母亲并不在自己身边，他的内心混杂着莫名的兴奋与忧愁。到20世纪50年代初时，格林斯潘已经快26岁了，他告别了拥挤的曼哈顿，而他的母亲依然留在身边。

大约在格林斯潘搬离曼哈顿的前后，一位加拿大画家到达了纽约。由于担心这位画家会感到孤独，所以她的一位朋友打电话给她。

“我认识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她那位朋友说道，“我想你应该有兴趣认识他。”

“怎么个了不起？”

“他非常聪明”，她的朋友强调说，“你很难找到一位能够配得上他的女孩。”

几天以后，那位非常聪明的人打来了电话，他的确有点与众不同。最初，他似乎因为害羞而不敢约她出来。他通过电话与她扯东扯西地闲聊了半个小时，最终向她提供了三个活动提议，分别是去看百老汇演出，观看球赛以及去卡内基音乐厅听音乐会。

也许是命中注定的幸运，这位画家是一位古典音乐的爱好者。因此，她回答道：“当然是去卡内基音乐厅听音乐会，我一直都非常渴望去那个地方。”

格林斯潘与琼·米切尔（Joan Mitchell）就这样邂逅了。琼身材苗条、面容精致、披着一头金色秀发，是一个标准的大美人，对音乐的爱好使得她与格林斯潘无话不谈。在他们第一次约会时，格林斯潘前往米切尔家，并发现她收藏着一张自己最喜爱的音乐专辑。如同丝巾从光滑桌面上滑落下来一样，他内心的羞怯顿时就消失不见了。他们来到卡内基音乐厅，欣赏着巴赫的作品，其间格林斯潘给琼讲他在杰罗姆乐队的故事。在音乐会结束后，他们还去杰罗姆乐队正在演出的酒店。在那里，琼结识了乐队的成员。这些成员告诉琼说，他们以前从来没有想到格林斯潘会加入杰罗姆乐队，因为他本来是帮乐队报税的，他把这项工作完成得太好了。

格林斯潘和琼在1952年的10月结婚。他们的婚礼在第五大道的地标皮埃尔酒店（Pierre Hotel）举行，规模不大，由一位拉比（Rabbi）主婚。就是否邀请格林斯潘的父亲参加婚礼这个问题，这对新人还发生过一些争论；最后他父亲还是来了，只不过没到婚礼结束就又走了。在婚礼前的一次会面中，格林斯潘的父亲曾笨拙地向琼保证说，他的儿子将来肯定不会像自己那样置家庭于不顾，一有机会就将她抛弃。然而，家庭模式并不总是能轻易因人的意愿而改变的。尽管这段婚姻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婴儿潮时期，而在这段时期核心家庭的文化影响力达到了顶峰，但是格林斯潘对这种风潮无动于衷。对于与琼结婚的决定，他经过反思后认为，这更多的是出自他的思考而非内心。格林斯潘曾经解释说：“她那么聪明、美丽，我余生再也不能找到比她更优秀的女人。”尽管格林斯潘与琼在音乐方面存在非常紧密的纽带，该纽带甚至足以媲美格林斯潘与他母亲的关系，也超越了格林斯潘与安德烈娅·米切尔在这方面的关系，但是这对新人在其他方面却格格不入。比如说格林斯潘对他周围的事物丝毫不感兴趣，这一点对于一位画家而言却是大忌。又比如说，他从来没有打算作出妥协，从而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从早年开始就一直独处，心无旁骛地追求着自己认定的爱好。他独享着母亲的宠爱，从来没有受到过来自母亲的限制。母亲只是一如既往地鼓励他，但同时又不过分要求他。很难有人能像他母亲那样惯着他。

格林斯潘和琼·米切尔的婚姻不到一年就结束了，双方都没有指责过谁应该对此负责。他们都觉得彼此的生活品位不同。琼回忆道：“他周六早上起来以后就去研究数据。从对这些数据的摆弄中，他能获得无穷乐趣。”当琼想去玩，格林斯潘忙着工作；而当格林斯潘有空的时候，他自己又跑去学高尔夫球。琼曾经想搬离森林山（Forest Hills），但是格林斯潘不同意。那时格林斯潘的母亲已经搬回市区居住，就留下他们夫妻过二人世界。尽管在表示反抗的时候依然表现得心平气和，但是格林斯潘始终不愿改变自己的选择。他希望能够像掌控数据那样地掌控时间。他的这种内向式的独立使得他们的婚姻没有相互依赖的空间。

如果是格林斯潘那不可改变的独立个性让他与自己的婚姻格格不入，那么同样的因素也让他对20世纪50年代的大众文化冷眼旁观。他虽然享受打高尔夫球和驾驶引人注目的轿车，但他不可能去参加像百乐餐或者郊外野炊这样的集体活动。此外，他对20世纪初那些铁路大亨的狂热，也使得他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显得特立独行。拥有费尔利斯钢铁厂的美国钢铁，其基业是由约翰·皮尔庞特·摩根和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这样的大梦想家一手打下的；然而，它最终被带有官僚主义色彩的资本家接管了。显然，稳妥代替了冒险，克制战胜了激情。除了等级森严以外，正如1956年的一本畅销书的书名所描述的那样，美国的公司还是“组织人”（Organization Man）的主要领地。这些“组织人”最为明显的特征是作风死板且毫无创意。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家莱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对此曾感叹道：“当一个白领获得了工作以后，他们出卖的不仅是时间和精力，还有自己的个性。他们成年累月地出卖自己的笑容和仪态。”“什么是新式忠诚？”自由派历史学家亨利·斯蒂尔·康马杰（Henry Steel Commager）自问自答地说，“总的来说就是服从纪律，不加思考和批判地接受美国现状。”

像格林斯潘这样的天生独立主义者，对反抗精神的缺失表示不满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他也许可以和讥讽大众文化的康马杰及其自由派门徒走到一起，正如历史学家小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讥讽到的：“正所谓物以类聚。”不过，在所有不满者当中，右翼的观点更加对格林斯潘的口味，这点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开始逐渐明晰起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保守主义势力已经变得士气低沉、分崩离析，在此之后，这股势力开始重整旗鼓；1952年，经济教育协会已经拥有将近30 000名订阅用户，这是经济自由主义者的一个宣传阵地。3年以后，小威廉·巴克利创办了《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这本期刊很快就在不同流派的保守主义者中产生了核心影响力。尽管格林斯潘可以加入巴克利这个与自己的立场很接近的刊物，也可以参加其他广受新保守主义者认可的事业，但他还是选择了与这些人保持距离。相反，他参加了一个边缘社团，该社团是一个经济自由主义者的沙龙，不过它其实更像是奇怪的狂热崇拜者团体。

在离婚之前，琼·米切尔曾经带着格林斯潘去拜访小说家安·兰德。兰德的公寓位于曼哈顿东36街，正对着收藏摩根的珍稀书籍和艺术品的摩根博物馆。公寓的客厅装饰着现代主义风格的家具：玻璃面茶几、黑色沙发和摆放在门厅处的黑漆饭桌。饭桌还兼作打字员办公的地方，打字员通常在这里用打字机将兰德的手稿打印出来。小书房正对着通风井，通过它，可以看到帝国大厦的一部分。她饲养的宠物猫已经把这些家具当成了自己“猫抓板”，把地板当成了垃圾场。

兰德的身体属于矮胖型，个头162厘米，深色短头发留着稍显男性化的偏分。她的俄罗斯腔很重，而且说话时喜欢用深邃的眼神直视自己的客人。兰德到底是让人倒胃口的邋遢鬼，还是性感迷人的交际花，人们对此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格林斯潘曾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她看起来非常普通。”不过，另一位经济自由主义的门徒杰克·邦吉（Jack Bungay）回忆说：“她是一位非常合眼缘的女人……有着美丽的眼睛、黑色的头发和非常漂亮的嘴唇。”兰德喜欢模仿女超人，她经常穿着一件黑色小斗篷迎风漫步。她抽烟的时候总是使用烟嘴。其大作《源泉》（The Fountainhead）在1943年一炮而红后，她的周围出现了不少男性仰慕者。他们对待她的作品就如同信徒般虔诚。当丈夫不在自己身边时，她总喜欢斜倚在长沙发上，邀请仰慕者坐在自己的旁边。尽管有人因此怀疑她对丈夫的忠诚，但她一点都不放在心上。琼是通过一位加拿大朋友芭芭拉·布兰登（Barbara Branden）知道兰德的。布兰登是兰德的狂热追随者之一，尽管兰德对她丈夫纳撒尼尔·布兰登（Nathaniel Branden）有着毫无遮掩的企图心，她也毫不在意。

对于格林斯潘而言，兰德生活上的诸多缺点都不重要。兰德的那套信仰及她贯彻信仰的具体方式，才是格林斯潘最感兴趣的地方。无论是对艺术还是对政治，兰德看起来都非常清楚自己内心的想法，相反，格林斯潘经常对自己的想法感到疑惑。对数据的热爱使他很难相信那些缺乏实证支持的命题。他当时已经深受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而这种哲学认为，只有能被直接证实的真理才可以被接受。距此20年之后，逻辑实证主义领导人物艾尔（A.J. Ayer）对该教条评论道：“我认为（逻辑实证主义）最重要的（缺点）……就是所有东西几乎都是错误的。”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逻辑实证主义者依旧对“没有东西是可以确定的”深信不疑。在听了好几晚兰德的宣讲以后，格林斯潘开始介入讨论，他确信其怀疑的态度是合乎情理的。

“更合理的做法是，在缺乏确凿的实证证据之前，你不能轻率地下结论。”格林斯潘坚持道。

“这怎么可能，”兰德反驳道，“难道你不存在？”

“这点……我真的不敢确定。”格林斯潘回答说。

“那你是坚持说你其实是不存在的？”

“可以的话我想……”

“那么，如果你不存在的话，说出这个论断的人又是谁呢？”

格林斯潘被问住了。在过往的辩论中，他很少能够遇到能让自己哑口无言的对手，而现在这位性情刚烈的女人用言语使他感觉自己犹如砧板上的羔羊。如果说逻辑实证主义者可以确信所有东西都是不确定的，那么他对该信条的确信便是在打自己的耳光。这种情况就好像，有人问格林斯潘是否已经睡着，而他回答了“是”。对于格林斯潘而言，这种启发是震撼的。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家，如果不理解真理是如何确立的，那么他又如何有底气说自己可以理解任何东西？与兰德的交流过程同时也是格林斯潘解放思想的过程。她向格林斯潘展示了，其实他完全可以脱离数据去认识道德或者政治命题，他并不需要以证明铜的储备低于平均水平的方式去证明这些命题。

小说家和咨询师需要花费一些时间才能成为朋友。在嘲讽格林斯潘的深色西服和闷闷不乐的言行举止时，兰德会说他像一个“送葬员”。“好，那位送葬员是否已想清楚自己是否存在着？”她会这样问她的随从，看起来就好像如果有人敢试图挑战自己，那么她就会想办法惩罚他。即将成为兰德情人的纳撒尼尔·布兰登决定将格林斯潘从无尽的黑暗之中拯救出来。在餐厅和公寓的数次谈话中，纳撒尼尔一直都在试图说服身边的“送葬员”，帮他挣脱逻辑实证主义的束缚，信奉新的哲学。这种哲学后来被他和兰德称为“客观主义”。

1954年的一天，纳撒尼尔与兰德一起坐计程车。

“猜猜谁存在着？”他突然问道。

“别告诉我，”兰德说，“你已经说服了格林斯潘。”

“是的，”他宣布道，“而且我认为你会对他有所改观。他真是一个很有趣且很聪明的人。”

自那以后，每周六晚上，格林斯潘都会参加由兰德的崇拜者举办的聚会，兰德称这个聚会为“兰德合作社”，她喜欢反讽的作风在这个名字上显露无遗。兰德的公寓窗户经常关得紧紧的，以至于置身屋内的人感觉像瞎了一样。兰德自己养的一只猫，曾从窗户跳下而摔死了，从此她便紧闭窗户，哪怕这样会使屋子变得非常闷热。尽管如此，兰德的智慧所散发的光辉已经足够让她的客人保持清醒了。对于一个从事工业研究的、喜欢害羞的学者而言，这个心存强烈信念的小女人的确是一剂良药。

不仅仅是兰德确信真理的方式，而且她对真理的视野也深深地吸引着格林斯潘。由于成长环境的影响，兰德对个人主义异常执着，相比之下，格林斯潘就显得温顺多了。兰德回忆说，在孩提时代，“我时刻保持着警惕，以免自己牵扯到任何社会属性……从社会角度而言，交际是不可或缺的，但对我来说，它无足轻重”。如果这听起来已经非常极端了，那么她笔下的主人公就走得更远了。《源泉》中的男主人公霍华德·罗克（Howard Roark）对于世俗的压力完全不在乎，“对于他而言，街上的行人其实是虚无的。他可以毫无顾忌地在街上赤条条地行走” 。由于对社会的轻蔑，罗克自视甚高，这与年轻的格林斯潘的性格特征很一致。在小说中，罗克宣称：“我拥有自己的标准，我并没有继承任何东西，我站在无传统的尽头，我只是，也许，站在一个传统的开端。”

在兰德的观念中只有对创造性英雄的崇拜及对大众的蔑视。对于现实主义者和其对日常事务的推崇，她显得非常不耐烦。“在我7岁那年，我就不理解为什么会有人绘制或者钦佩某些画作，比如主角是死鱼、垃圾桶或者胖得下巴都叠成三层的农妇，”她说，“我不喜欢读那些关于邻居小孩的故事，他们实在沉闷的要死。我对真实生活的人物不感兴趣，也根本不相信能从他们身上找到乐趣。”自然主义者认为，日常的事务代表着生活的本质，他们会以此论点来为自己的关注点辩护，并嘲笑浪漫主义者都是在逃避。“那他们在逃避什么呢？”兰德反问道。对于艺术而言，正确的主题是“伟大、智慧、能力、品行和英雄主义”，如果对这些品质进行刻画也算是一种逃避，“那么药品可以算是对疾病的‘逃避’，农业算是对饥饿的‘逃避’，知识算是对无知的‘逃避’，抱负算是对懈怠的‘逃避’，生命算是对死亡的‘逃避’……唯现实主义者就如一个靠吃害虫为生、坐在泥潭里一动不动的低等动物，它只会凝视着周围脏乱的环境并感叹‘生活就是如此’。如果这叫现实主义的话，那我宁愿当一位逃避现实的人。按照其逻辑，亚里士多德是逃避主义者，克里斯多弗·哥伦布也是逃避主义者”。

作为一名富有激情的浪漫主义者，兰德青睐的经济体系是“需要并奖励那些做得最好的人，无论他们出身高贵还是平凡，这很明显就是放任自由主义”。兰德于1926年坐船到达纽约港，格林斯潘也刚好在这一年出生。这位几乎身无分文的女学生踏上纽约的土地后，瞬间就被沿途看到的天际线吸引住了。标准石油公司的办公大楼、胜家大楼（Singer Building）、伍尔沃斯大厦（Woolworth Building）……这些都是体现资本主义创造力的得意之作。它们都是“可见的意志”。那些曾经缔造这些建筑物的工业家在兰德的心中都是英雄。她与格林斯潘都热爱从前的“强盗”资本家，而且她对这些人的热爱程度比格林斯潘更甚。铁路大亨詹姆斯·希尔曾经引起格林斯潘的遐想，他同样也是兰德的偶像。兰德对他的推崇，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用铁路将太平洋西北岸的大片荒地连结在了一起，还因为他拒绝接受美国联邦政府拨给他的土地和其他方式的资助。放任自由制度的完美之处在于它可以让这样的工业英雄能够追寻自己的梦想，而不为税收、管制或其他细枝末节的琐事束缚。在《个人主义宣言》（The Individualist Manifesto）中，她强调道，放任自由的优越性并不仅仅在于其高效，更因为它合乎自然，因而合乎道德：它接受人的自私本性而不是试图去改变这一点。兰德曾对外界宣扬：“自私是一种高尚的力量。”

当格林斯潘认识兰德时，她在《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这部小说上已经花了整整10年时间，这部超过1 100多页的作品被她寄予了厚望。她以一种自毁式的狂热方式去打造这部作品，曾经一直写了整整33天，其间没有离开过公寓一步，完全靠着药片和雄心壮志才得以维持下来。在“兰德合作社”的特别聚会之中，这部小说的部分草稿偶尔会被传阅和讨论，在这个时候格林斯潘会觉得他内心最深处的激情得到了别人理解和辩护。这部小说的女主人公是一位名叫达格妮·塔格特（Dagny Taggart）的工程师，她对铁路热情歌颂，并将其视为人类意志的隐喻，比作人类的“一部用钢铁铸造的道德标准”。每当读到这样的情节，格林斯潘就会感到内心中被挖通了一条隧道。这部小说的男主人公是一位钢铁巨头，这种设计使兰德在搭建故事背景时可以向格林斯潘求助，后者对于钢铁工业简直了如指掌。格林斯潘对这部小说的热情以及在冶金知识方面的建议，使得他因为为逻辑实证主义辩护而在兰德心中留下的污点被一笔勾销了。兰德现在不再称呼格林斯潘为“送葬员”，而是改称他为“沉睡的巨人”，即一个一旦醒来将会获得巨大成就的安静的人物。

1957年，当《阿特拉斯耸耸肩》即将出版的时候，“兰德合作社”的所有成员都对这部作品充满着期待。兰德的一位年轻的助手认为，《阿特拉斯耸耸肩》会说服美国转向19世纪的放任自由主义。格林斯潘称赞这部小说所传递的信息“非常明确”，以至于就好像是在强迫她的忠实读者赞同她的观点。他还特意送给了兰德一枚小金条，以此来表明该小说是金本位制的赞歌。这本书的出版商兰登书屋已经准备好，用金美元标志装饰的雪茄来庆祝本书出版，尽管编辑曾尝试请求兰德对手稿进行删减，而兰德反问道：“你怎么不去删减《圣经》？”芭芭拉·布兰登诚恳地对兰德说：“世界是否（值得）拯救，完全取决于人们对这本书的反应。”

然而，这本书推出后，大众随之而来的反响却暗示着这个世界是不值得被拯救的。《纽约时报》评论员格兰维尔·希克斯（Granville Hicks）抱怨，这本书就好像是为了吸引读者的注意而在他的耳边号叫并打他的头，当读者终于对它屈从后，它就一页接着一页地对读者高谈阔论。其他人也同意这种观点，《洛杉矶时报》评论道：“很难从精神病院以外的范围找到比这部小说更荒诞怪异的表达了。”《芝加哥论坛报》试图把兰德与希特勒进行对比。对兰德最为严重的打击，可能是来自保守派盟友的攻击。“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有哪本书的语气如此傲慢无礼，”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在《国家评论》杂志中写道，“它的尖锐性刺耳且毫无缓冲，浓厚的教条主义毫无吸引力……它把自己当成能够带来最终启示的书。因此，对‘福音’的抵制是不能容忍的。《阿特拉斯耸耸肩》的每一页都能听到一个痛苦的声音，它命令道：‘走，去毒气室！’”

“兰德合作社”很快就加入了为兰德辩护的队伍中，其中最热心的便是格林斯潘。1957年11月3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他的抗议信：

《阿特拉斯耸耸肩》这本书是对生命与快乐的赞歌。公正是永远不会屈服的。具有创造力的个体凭借坚定的意志和理性就能收获喜悦与满足。意志软弱或缺乏理性的寄生虫理所当然地应该消亡。希克斯先生所质疑的这个人，只有凭借这种情绪，才能在这本厚达1 168页的书上坚持14年。这位读者所质疑的人发现，无情的正义会让平庸者坐立不安。

这封信标志着格林斯潘的一个转折点。这是他第一次没有用数据来公开阐述自己对某个问题的立场，也是他第一次以赤膊上阵的姿态发表文章。更重要的是，在接下来几个月里，通过对批评者进行反击，格林斯潘逐渐学会如何在大众论战中享受乐趣。《阿特拉斯耸耸肩》很快出现在《时代周刊》的畅销书榜单上，与之并列的还有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的《在路上》（On the Road）。这本书5年之内的销量就达到了100万册。读者们发来了数以千计表达崇拜之情的信件，这些人被记者概括为“被遗忘的，有思想的非知识分子”。兰德作品的地位日渐上升，最终维持在了很崇高的位置，这让她有底气拒绝一切删减手稿的要求。在1991年由美国国会图书馆资助的民意调查中，读者认为除了《圣经》以外，对他们影响最深的书就是《阿特拉斯耸耸肩》。

在《阿特拉斯耸耸肩》出版的前一年，格林斯潘的大学同学罗伯特·卡维什在哈佛大学和达特茅斯学院待了一段时间后回到了纽约。随后，他在一家银行担任商业经济学家。当卡维什再次见到他的老朋友格林斯潘时，后者的转变令他震惊不已。在20~30岁期间，格林斯潘是一名谦逊的实证主义者，他的观点完全源自对现实的深挖，除此之外，绝不越雷池半步。然而，当他进入而立之年后，这种谦逊和实证主义精神完全被搁置在一旁了。在商业上，他已经从刚崭露头角的新星迈入了超级富豪的行列。在思想和写作上，他对自己的观点变得越来越有信心。对于卡维什而言，他很清楚格林斯潘在观念上的转变完全与兰德有关。她那毫不客气的诘问迫使格林斯潘反思自己的立场，并对之前刻意回避的问题采取更激烈的态度，特别是关于国家干预主义与自由放任主义相比较的问题。格林斯潘试探了卡维什对兰德的了解程度，从他所采取的方式就能看出兰德对他的影响很深。他希望知道卡维什是否曾经听说过兰德，曾读过她的哪些著作，以及对这些著作有何感想。当卡维什承认自己在若干年前读过《源泉》这本书时，格林斯潘向他承诺，等《阿特拉斯耸耸肩》出版后，自己会送给卡维什一本作者签名本。

对于像卡维什这样的主流凯恩斯主义者而言，格林斯潘的一些新想法近似怪癖。在纽约大学念书的时候，格林斯潘在气质上很接近个人主义者，他倾向于自己做自己的研究。不过，他并没有像一位哲学家那样纠缠于个人主义各种概念，虽然他曾经认真攻读过斯帕尔教授的课程，但是他对于复辟19世纪的金本位制并没有表现出很大的热情。然而，在与兰德接触过之后，他开始将黄金视为抵制政府操纵货币的必要堡垒。1959年，在美国统计协会发表的论文中，他还将对自己的观点进行更详细的阐述。卡维什决定不再与格林斯潘争辩这个问题，因为看起来格林斯潘对他自己的观点深信不疑。尽管如此，这对老朋友仍经常在海滨市区打网球，虽然卡维什技高一筹，但是格林斯潘也丝毫不弱。

兰德深刻地改变了格林斯潘，在这一点上卡维什的看法是正确的。格林斯潘已经变成坚定的经济自由主义的守护者。促使他产生这种转变的人，并不是因为专业领域中的一些杰出学者，而是因为一位魅力非凡的小说家。这种情况，在他身上是很典型的。在加入杰罗姆乐队后，当乐队其他成员跑去吸毒而他则选择读经济史时，他就已经选择了自己的道路。格林斯潘曾非常热爱那些风格极晦涩的作家，比如曾经拆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将长期萧条预言的经济学家乔治·特伯格。与这种爱好相比，他与一位狂热作家的密切联系就变得不奇怪了。另外，兰德对企业家和发明家的赞美似乎很合这位正在创业的个人咨询师的口味，而她对19世纪工业大亨的浪漫式着迷更强化了自己与格林斯潘的关系。事实上，当格林斯潘维护自己观点的意志越来越强烈时，他对19世纪的热情便浸染了他为人处世的方式。

1961年9月，即格林斯潘发表那篇在金融领域很有开拓性的文章两年后，针对美国政府试图通过《反托拉斯法》（Anti-trust Laws）来限制垄断的努力，他加入了抨击者的阵营。在美国商业经济学家协会的一场会议中，他的表现远不如在美国统计协会中那么文质彬彬。事实上，他十分挑衅地说道：

反托拉斯的世界让人想起了《爱丽丝梦游仙境》：很明显，所有东西都是似是而非的。在这个世界里，竞争被推崇为基本公理和指导原则，然而“过多”的竞争又被谴责为“残酷”。在这个世界里，商人采取的限制竞争的行为被贴上了“罪恶的”标签，然而如果此类行为是由政府实施的，人们又会歌颂它为“光明的”。在这个世界里，法律是如此的含糊，以至于商人除了在事后遵照法官的判决以外，便无从知道他们的行为是否触犯了法律。

格林斯潘进而要求美国民众重新思考他们对于垄断的态度。他回忆说，在美国建国初期，民众就已经担心权力过分地集中在政府手中。对于商业，他们则持有不同看法，因为商人并没有权力去强迫消费者购买，后者在选择商家方面是自由的。格林斯潘感叹道，“小政府，大市场”这个开明的假设已经被遗忘了。富兰克林·罗斯福最早对托拉斯发起了攻击，接着他就会彻底否定自由市场制度。

格林斯潘的反击分三个步骤进行。首先，格林斯潘希望所有人明白，正是政府的干预造就了绝大多数的垄断。例如，美国政府通过补贴及赠予土地，帮助那些与政府关系良好的企业家建造了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线（英雄般的詹姆斯·希尔是个特例），但是这也等于为没有收到补助的竞争者设立了障碍。如果自由企业的原则被恰当地遵守着，那么就会塑造出公平的初始竞争环境，从而无须颁布《反托拉斯法》。格林斯潘承认说：“之所以能够意识到这条原则，主要是因为看了兰德关于《美国自由企业历史》（History of American Free Enterprise）一书的笔记。”

接着，格林斯潘运用经济学上的观点支持了兰德的历史观点。他坚称垄断并不像大众认为的那么有害。一旦巨无霸企业利用自己的特殊市场地位获得了“垄断利润”，很快就会吸引竞争者进入该行业。标准石油公司在20世纪之初控制了整个美国近80%的原油储备，然而，没过多久，像德士古（Texaco）和海湾（Gulf）这些公司就对其地位发起了挑战。只有在为数不多的个案中，行业发展到一定规模而竞争却没有出现，而这只能说明垄断者并没有滥用自己的权力。该现象正好反驳了对垄断企业批评的论点。美国铝业是汤森–格林斯潘公司的老客户，格林斯潘经常以这家铝业巨头为例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该公司之所以多年来没有遇到竞争对手，只是因为它一直在巨大的危机感中运营，努力提高效率以便尽可能地降低价格和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该公司的批评者往往将其问题归结为一点，它的对手实际上总是攻击它“太成功、太高效以及太有竞争力了”。

最后，格林斯潘用一个切合其新金融观的论断进行了总结。该论断的主旨与其1959年所发表的文章一脉相承，那篇文章着重分析了类托宾税。他相信，即使企业家不愿意向垄断者发起挑战，金融系统也会强令他们这么做。如果企业从顾客那里榨取了丰厚的“垄断利润”，那么它的股价将会飙升；这样将刺激其他企业家向垄断者发起挑战，同时高溢价也使得投资者愿意用大量的资本去资助这些竞争者。格林斯潘认为，竞争的最好守护者，不是备受统计学家推崇的《反托拉斯法》，而是构建充满活力的资本市场。按照这样的逻辑，政府应该做的恰恰是进一步解除对资本市场的限制。

当时许多知识界的领袖人物也像格林斯潘那样对《反托拉斯法》的实施效果持怀疑态度。不过，格林斯潘的独特贡献在于其彻底的风格：从知识层面的警告到辩论场上的激烈争论，他都参与了。在1960年出版的《自由秩序原理》（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一书中，经济自由主义核心人物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写道，政府对垄断的干预弊大于利，然而，他对自己的立场进行了限制，即承认垄断的确会导致权力滥用。1962年，弗里德曼在其《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一书中采用了稍微有所不同的立场，即承认《反托拉斯法》也许是合适的。相比而言，格林斯潘借用《爱丽丝梦游仙境》对反托拉斯措施的全方位攻击则更加严苛，他直言：“在美国，所有涉及反托拉斯的法条完全是一团乱麻，它充分反映了人们对经济的不理性以及无知。”多年以后回顾这段火爆的批评，格林斯潘略带歉意地说：“年轻的时候，人们总会有一种倾向，认为这个世界不是黑就是白，但随着年龄增长，这种倾向便不复存在了。”1962年2月，《巴伦周刊》（Barron's）再次刊登了他的“檄文”，当时距他36岁的生日仅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在身边的环境已经发生戏剧性变化的情况下，格林斯潘对商业评论家的不妥协变得非常引人注目了。格林斯潘只是想为19世纪的工业家辩护。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这类企业的规模变得更庞大了，而且它们与政界的联系也愈发紧密。因此，无条件地为它们辩护其实是无视现实的表现。当格林斯潘认为这个世界非黑即白时，他设想公司所有者与运营者是不可分割的，他们会像格林斯潘年轻时崇拜的强盗资本家那样勇往直前。然而，在“组织人时代”，美国的大型公司往往是由大力推广技术统治论的人运营，他们往往将所有精力都放在了掌控更大的市场份额上。当格林斯潘开着自己那辆花哨的别克车前往费尔利斯钢铁厂时，他亲身感受到了这种帝国倾向。他的目的地昭示了这种庞大：美国钢铁控制了美国1/3的钢铁市场。他的交通工具昭示了这种庞大：通用汽车已经控制了一半的汽车市场。这些公司是如此大，注定会对格林斯潘理想中的自由竞争造成扭曲。它们的薪资水平为整个经济体设定了基准；它们的定价决定左右着通货膨胀率；它们的老板可以轻易地与权力阶层联系，如果后者为了迎合前者而制定了违背法律的政策，那么除了天真的小孩可能没人会感到不可思议。为了支持对于充分竞争的假设以及对《反托拉斯法》必要性的否定意见，他不得不忽视当时经济领域的真实情况现象。

显然，其实他对于大部分真实情况心知肚明。然而，兰德将他带上了一条令人陶醉的道路，该道路被证明非常符合他的性格。一个论断在缺乏实证证据的情况下也可以成立的，一旦接受了这点，他就干劲十足地开始了广阔世界观的构建工作。兰德的小圈子视该论断是其客观主义哲学在经济学上的延伸。当这种世界观还处于发展阶段时，格林斯潘准备用一张毯子将细节都盖住；他希望先建立起庞大的轮廓，然后再去考虑现实中纷繁的限制条件。在棒球统计数据中提炼公式、长时间独自排练演奏以及从数据中挖掘商业内在规律，他曾凭借孤独者的果决干过许多事情。显然，这种果决在意识形态的探寻方面找到了新的出路。另外，兰德加在他头上的“送葬员”和“沉睡的巨人”称号更是强化了他的奉献精神。从小时候起，格林斯潘就知道，自己有能力迈入著名人物的行列；而且，他还知道，自己必须要通过努力工作才能做到这一点。他完全是靠承担更多的工作，或者说努力地伴奏，更不是靠挖空心思，获得了自己渴望的认可。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他最渴望得到兰德的认可，这使得为客观主义做出贡献成了他的首要任务。

在多年以后的彻夜长谈中，格林斯潘认为那段时期是他人生的必经阶段。他必须先完成兰德哲学的基本架构之后，才有应对现实侵扰的阵地。只有在完成这个过程之后，他才能开始自己的转变，即在美国的辩论场上，由自由主义的边缘迈向其核心地带。这个自我评价非常真实。外交政策领域的保守者在20世纪70年代往往是作为现实主义者起步的，随后，他们的主张开始变得越来越激进，即可以通过武力来扩散美国制度。与此相反，格林斯潘一开始非常激进，然后慢慢变得越来越平和。援引那句著名的嘲讽，即保守主义者就是被现实抢劫过的自由主义者，他若有所思地说道：“我应该是被别的方向抢劫过。”

05
反抗新边疆
AGAINST THE NEW FRONTIER

阳光灿烂然而天气依旧寒冷，这一天是约翰·肯尼迪的就职典礼。这位年轻的领导人头戴礼帽，挽着他光彩照人的妻子，步履缓缓地从被白雪覆盖的白宫草坪一路走来。市民们扎着领带、带着睡袋，簇拥在路边，只为一瞥这庄严的队列。当肯尼迪行进至国会大厦的乐队指挥台附近时，他潇洒地将大衣随手一扔，其乐观精神使整个美国都沸腾了。在就职演说中，他鼓吹道：“不要问美国可以为你做什么，问问我们为了人类的自由可以做什么。”作为就职典礼的一部分，装载着长鼻弹道导弹的履带车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缓慢驶过，它提醒着所有人，美国人的理想主义是以现代高科技武器为坚实后盾的。“全新的一代已经崛起，他们有着全新的思维和行事方式，”著名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曾如此写道，“人们开始相信万事皆有可能，对于许多问题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

当时，美国的经济学家们可能要算最乐观的群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出现了连续15年的强劲增长，在这种情况下，阿尔文·汉森的衰落论早被人们抛掷脑后了。人口萧条的预言已被愉快的婴儿潮冲刷得无影无踪；从核能源到太空飞行等新技术的作用已不再局限于美国既有的边疆之内。当时，肯尼迪承诺将带领美国到达一个新边疆，“前进”的经济学解释似乎是对更高速且更稳定增长的承诺。凯恩斯已经教会政府如何运用财政赤字来抵抗经济下滑，新凯恩斯主义也掌握了利用央行避免经济滑坡的办法：低利率。低利率一直被视为帮助政府借钱的基本手段，现在则成了公认的管理经济的工具。“资金的供给数额，依靠借贷进行投资的人获得资金的难易程度，以及这一借贷行为的利息成本，都能够对国民生产总值（GNP）产生重要的影响。”萨缪尔森在其畅销教科书的1961年版中这样阐释道。与该书1948年版相比，他增加了曾被自己摒弃的关于货币政策的理论。“或许经济周期造成巨大破坏的情况已然一去不复返了。”萨缪尔森很自信地写道。保守派经济学家对此结论亦表示赞同。1959年年末，格林斯潘的导师伯恩斯宣称：“经济周期对我们及我们的父辈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和麻烦，然而对我们的下一代而言，它很可能会变得驯服起来。”

经济学家不仅仅懂得了如何避免经济萧条，得益于新计算机模型，他们还相信自己能十分精准地理解经济增长、通货膨胀以及就业之间的关系，以至于可以对经济进行调节以实现理想的组合。1958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新西兰人威廉·菲利普斯（A.W. Phillips）总结出了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替代”关系，其言外之意就是，技术统治论者如果愿意接受温和的通货膨胀率，就可永远将失业率维持在很低的水平。1960年，萨缪尔森和其麻省理工学院同事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将“菲利普斯曲线”应用到美国数据中，其结论为，开明政府的最佳选择是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4.5%的水平，从而使失业率维持在3%的水平。利用这个愉快的结论，肯尼迪政府承诺“充分就业”，该目标将有利于劳工阶层，缓和种族矛盾，并巩固美国在与苏联的世纪对抗中的优势地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政府计划削减税收，并采用低利率政策。肯尼迪竞选时的口号是“让这个国家再次前进了”，是时候将它付诸实施了。

肯尼迪政府开始推进他们的尝试。当出现了价格压力的信号时，他们将其视为经济结构过度集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并不是全面刺激计划可能导致超预期通货膨胀率的证据。这种解释确实能够在现实中找到一些根据。当时的大型公司具备“准垄断”的价格控制权。这一事实，在格林斯潘攻击《反垄断法》的论文中被他故意遮盖了起来；强大的工会组织同样有力量索取到过于超前的工资增速，这些都强化了经济的通货膨胀倾向。政府部门往往通过颁布严格的价格和工资指导线来处理“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而对于大公司和大劳工组织的纠正则只能依靠大政府来施压。钢铁行业尤其被视为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1962年，在政府的强大压力下，钢铁联合会承诺将工资的增幅限制在2.5%，肯尼迪的幕僚对于后者的决定表示了赞许。然而大钢铁后来却试图推翻自己的承诺，肯尼迪对此嘲讽道：“我父亲曾经告诉我，钢铁行业中所有人都是混蛋。直到今天，我才意识到他有多正确。”肯尼迪威胁，将对钢铁公司采取反垄断措施，而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也开始在午夜给钢铁公司的高管理打电话。最终，“钢铁人”让步了。不过，这个微不足道的小争执仅被视为合理计划中的小缺点。在肯尼迪担任美国总统时期，年通货膨胀率仅为1%，与此同时美国经济的年增长率却超过了6%。在肯尼迪时代，美国经历了它的好运时期。然而，对栖身于咨询公司的格林斯潘而言，他对这种好运却感到了深深的恐惧。

在肯尼迪竞选那年，格林斯潘将自己的办公地点从百老汇39号的狭小办公室搬到了纽约证券交易所东边的一座更现代的大厦里。汤森–格林斯潘公司的新驻地设在松树街80号，面积是旧驻地的两倍。格林斯潘将他自己的办公室设在了拐角的一个大房间里。办公室的视野很开阔，壮观的布鲁克林大桥可以尽收眼底。他像兰德笔下的众多英雄一样，喜欢站在大厦的高处，俯瞰美国经济制度所缔造的城市景观；其物理位置的提升反映的是其财富的增长。“突然，这个贫穷的孩子开始赚大钱了，”格林斯潘后来说道，“我对自己做过的事感到惊讶……我的自尊心明显地提高了。”

格林斯潘的自信也开始在其他方面显现出来。他将自己的别克车换成了一台更炫丽的蓝色敞篷式凯迪拉克埃尔多拉多（Eldorado），并且很快就买了“TG-1”牌照，即同时拥有“AG”和“TG”牌照。格林斯潘总是开着新车，呼啸着前往或离开他的新办公室。尽管他会经常收到东侧高速公路的超速罚单，但他根本不在意，因为自己完全支付得起这些超速罚单。为了满足自己的音乐爱好，他购置了顶级的哈曼卡顿（Harman Kardon）高保真设备，并将它安置在自己35号街的公寓里，该公寓和兰德的住所隔了一个街区。他还常前往夸克·里奇高尔夫俱乐部（Quaker Ridge Golf Club）打高尔夫球，该俱乐部位于一片如绿宝石般的绿洲上，其宣传册上说，“乔治·华盛顿在球场的一棵橡树下睡觉，从而躲过了英格兰的侦查”。随着其业务的扩展，格林斯潘开始在更大的圈子活动。有时，当兰德听说格林斯潘在参加一个上层的社交聚会时，她会立刻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你是否认为艾伦本质上就是一个渴望攀高枝的人？”她曾一度这样问过她的情人纳撒尼尔。

汤森–格林斯潘公司的业务依旧聚焦在重工业领域。不过，借助他发表的那些关于金融的文章，格林斯潘获得了一些新的注意，其中包括一位美国西海岸的银行家。1962年，环球金融（Trans-World Financial）的创始人及CEO路易斯·盖伦（Louis J. Galen）为格林斯潘提供了上市公司董事会中的席位，这是他首次担任董事一职。依托于繁荣的南加利福尼亚地区，环球金融就相当于一台印钞机。加利福尼亚的人口在过去24年翻了不止一倍，住宅价格在剔除通货膨胀的影响后依然飙升了很多。拜这种亢奋的增长所赐，环球金融这样的抵押贷款公司想不繁荣都很难。不出意料，这种躺着就能赚大钱的局面，自然吸引了很多推销者和广告员。一些加利福尼亚的储贷机构专门雇用了许多美女，去给新的存款者送礼物。格林斯潘在《财富》的旧合作者对这种营销噱头很不屑，认为它损害了“银行家应有的稳重形象”。利顿金融（Lytton Financial）公司总裁巴特·利顿（Bart Lytton）是这种投机氛围的标志性人物。在洛杉矶他家的草坪派对上，利顿通常将麦克风挂在夹克上来回走动，这样如果宾客们由于缺少话题而感到疲倦时，他们就可以听见利顿的讲话，这些讲话就像是从环绕音箱中发出的一样。“我唯一的主义就是我的自恋。”利顿曾很兴奋地说道。将自己与这样一个有些粗野的产业接在一起的前景，并没有使36岁的格林斯潘感到沮丧。他接受了盖伦的工作。

格林斯潘开始每月飞到洛杉矶一次，去参加董事会。他也得以弄清楚了人们纷纷涌向那里的原因。在纽约，除了继续向天空扩张之外，已经没有多余的地方可以建新的大厦。在环球金融总部所在的贝弗利山庄，地中海气候使大厦周围随处可以见到异国植物。格林斯潘喜欢住在贝弗利希尔顿酒店，偶尔还会抽空在那里打高尔夫球。为了加入传奇的山顶乡村俱乐部（Hillcrest Country Club），他花了几千美元，这个俱乐部被誉为“南加利福尼亚地区最顶尖的犹太乡村俱乐部”。一个拒绝接受犹太受戒礼的人却加入了一家奉行这些戒律的俱乐部，这很令人感到奇怪，但是格林斯潘似乎并不介意。许多好莱坞喜剧演员经常光顾这家俱乐部，他们喜欢扎堆在主厅的一角，这个地方被称为“圆桌”。格劳乔·马克斯（Groucho Marx）也会出现在那里，尽管他曾戏言，他不会加入任何愿意接纳他为会员的俱乐部。

1961年年底，格林斯潘在美国统计协会的年会上又发表了一篇文章，可以看作1959年那篇很有开拓性的文章的续集。他在第二篇文章中写道，通过深度挖掘股票价格和商业投资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比之前设想的要更紧密。股价不断上涨的预期不仅会在整个经济中引发投资热潮，而且也会在实体产业中产生影响。不仅如此，股票价格抬升和资本支出激增之间的时间差很短，这正好印证格林斯潘的观点，即二者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在严密的管制下，如果金融市场的价格信号仍然可以很快在实体经济中产生作用，那么随之就可以得出结论，金融去管制化将可以使得这种传导更为顺利，如此资本就可以在经济的各个角落进行最优化配置，从而使资本的效率最大化。在格林斯潘宣读完他的论文后，华尔街经纪商范阿尔斯泰恩（Van Alstyne）的首席研究官诺埃尔（Noel）说自己很受启发。他请求格林斯潘与自己保持联系，或许他们可以一起吃个午饭？

由于格林斯潘行程繁忙，这两位男士碰面的时间耽搁了一段时间。直到1962年9月末的一天，格林斯潘来到公正大厦顶端的豪华宴会厅，他发现正是在这里，汤森向格林斯潘发出了合伙人的邀请。格林斯潘此时已成了银行家协会的成员。随着讨论的深入，格林斯潘列举了对他的经济观点的质疑，并提及了自己哲学思想；如果现场没人亲耳听见，那么森林中的大树在倒下时发出的巨响声是否真实存在？与范阿尔斯泰恩的经济学家一起前来的还有他的研究秘书凯瑟琳·艾克霍夫（Kathryn Eickhoff），她很漂亮，身体苗条，肤色有点深。在谈及树和森林的问题时，艾克霍夫感到困惑和难以理解。不过，格林斯潘似乎更注意艾克霍夫的外表等其他方面。当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他立即打电话给艾克霍夫，邀请她当晚一起吃晚饭。

格林斯潘和艾克霍夫去了纽约上城区的一家小饭店，该饭店的四壁设置了许多包间，餐桌则摆在了中央。他很有礼貌地向艾克霍夫献殷勤，询问她的喜好和信仰，并且很快认定这是他幸运的一晚。这位身材苗条的年轻女士选择了一个格林斯潘健谈的话题，这十分适合他。她阐明了自己的一些价值观，包括自由企业的道德正确性，个人塑造自己的世界的权力，自我选择时需要承担的责任等。

“这些是你自己的观点吗？”格林斯潘愉快地询问。

艾克霍夫回答说，自己曾受一位俄罗斯流亡者——兰德的影响，她是一位诗人和哲学家。就在几个月之前，在朋友的建议下，艾克霍夫读了《阿特拉斯耸耸肩》一书。她袒露，这本书让自己对很多事情有了顿悟，从而改变了她的生活。

格林斯潘突然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位网球手，一个慢高球沿着弧线向他飞来，并且刚刚好落到了正确的位置。“你是否愿意和兰德一起喝一杯咖啡呢？”格林斯潘不经意地问道。

这一扣杀的落点非常完美：艾克霍夫对格林斯潘立刻肃然起敬。几天之后，格林斯潘带着艾克霍夫去听了兰德的演讲，随后他还将这个年轻的仰慕者介绍给了眼前这位有魅力的贵妇。格林斯潘和艾克霍夫开始约会，并且艾克霍夫很快发现格林斯潘是一个狂热的交谊舞爱好者。有时候，他们会在兰德的公寓里跳舞，“兰德合作社”的其他成员会将地毯卷起并播放音乐。有一次格林斯潘带着艾克霍夫到了纽约哈茨代尔（Hartsdale）的一家酒店，两个人在星空下跳舞。他们总是在跳交谊舞，格林斯潘没有时间学摇滚或流行舞。艾克霍夫还了解到，格林斯潘从不会拒绝任何女孩的跳舞邀请。然而，如果没有音乐来跳舞，没有有内涵的智者和他谈话，格林斯潘就会很容易撤回到他自己的壳里。在他们刚建立关系的初期，正赶上新版《美国统计摘要》面世的日子，艾克霍夫不得不在自己的公寓里举行一个派对。于是，格林斯潘霸占了艾克霍夫唯一的舒服座椅，然后一直阅读脚注，尽管周围派对一直在持续。

艾克霍夫试图让格林斯潘生活更丰富多彩一些，不要除了晚餐、跳舞就是在兰德的圈子聊天。她很快发现，如果让格林斯潘去做一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需要有一个分数，而不是一定要与音乐相关。她将他带到了格林威治村，那里有着所有你可以吃到的牛排，还可以打保龄球；艾克霍夫叫它“Bo Ling”，因为霓虹灯标牌中的“w”因损坏而不亮了。那次冒险进展得很顺利，随后他们就经常去了。不过，艾克霍夫让格林斯潘玩桥牌的尝试却没那么成功。一天晚上，在纳撒尼尔的妹妹伊雷恩·考博曼（Elayne Kalberman）的家里，格林斯潘远远地坐在桌子边。在牌发完前，他对关于桥牌的一切都需要一个解释。为什么A比王高？为什么梅花不如黑桃？为什么有这些约定的惯例，它们真的合理吗？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问题一直在持续，就像出自一个早熟的孩子。一手还没玩完就好似过了好几个小时那样漫长，凯瑟琳和考博曼最终不得不放弃了。艾克霍夫后来发现，“他对于任何人为的规定都有一种病态的异议”。

在他们开始约会后不久，艾克霍夫就要格林斯潘给她一份工作。1962年5月，股市的低迷破坏了范阿尔斯泰恩的氛围，艾克霍夫也希望能进一步拉近自己与格林斯潘的关系——尽管她一再和格林斯潘保证这种安排只是临时性的。格林斯潘坚持要给她一个正式的面试，然后才同意雇用她。

艾克霍夫在1962年年末加入格林斯潘的公司时，公司正处于转型期。得益于老板广阔的社交网，汤森–格林斯潘公司蒸蒸日上，但是它仍然需要完成从铅笔和脏兮兮的分账簿到电脑新时代的跨越。艾克霍夫刚签了雇用合同，就被指派去协助完成一份研究报告《主要经济趋势》（Major Economic Trends）。每周，当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公布利率、货币供给量、银行存款、物价、消费等一系列数据时，汤森–格林斯潘公司的研究助理就会将这些数据填入分栏的绿色三联分类账中。当各项数据积攒到一定量后，两位研究员就会在办公室最宽敞的那间屋子的大窗户下比邻而坐。他们主要依据一本厚厚的指导手册，将得到的数据转变成报告中的数据。为了处理这些数据，他们使用具有循环运算功能的计算器。这是一台巨大的数字打印机，可以将它的计算结果打印在一卷窄纸上，就如同在杂货店收到的购货小票一样。机器可以自如地进行普通的加减运算，但是对于乘除运算则需要以多次加减法来计算。在处理一些并不复杂的请求时，比如两个三位数相乘，随着机器进行“加和结转、加和结转……”运算，计算器内部齿轮就会产生“咔嚓、咔嚓、咔嚓”的噪音。指导手册一页连着一页，研究员将数字一个挨着一个录入这台不太好看的计算器里，并将结果抄到他们的账簿上。为了得到很少的几个数据，他们可能需要花费好几个小时。当他们最终完成后，两位同事需要互相比对笔记。如果他们的数据相同，研究员将感激涕零。如果数据产生出入，这个“咔嚓”声就要继续了。

艾克霍夫注意到《主要经济趋势》的指导手册中有一些操作是无用的。当她提醒格林斯潘时，格林斯潘起初还有些质疑。这本手册已经使用多年，怎么会有错误在里面呢？然而，艾克霍夫是正确的。格林斯潘很快意识到，在不久后，他不得不依赖他的雇员兼女友来优化办公室中的很多事情。当时，一位负责汤森–格林斯潘公司的发票及会计工作的员工提交了辞职信，由于格林斯潘感觉她说话过于冗长无趣，因此并没有领会她的意图；两周过去了，这位员工便走了。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格林斯潘不得不求助于艾克霍夫，幸运的是艾克霍夫在大学读过一门会计课程。雇用助手也不是格林斯潘的强项，因此艾克霍夫很快便控制了所有年轻女士的面试过程。多年后，当她与格林斯潘的浪漫关系逐渐冷却后，她发现这个老板正和很多她招聘到的助手约会。艾克霍夫还记得，曾经有一个年轻的雇员来工作时只穿了一条很短的裙子，以至于当她弯下腰去打开文件柜时，基本上等于没穿，而格林斯潘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妥。“他的每个女朋友差不多就交往一两天，利用这段时间，他可以通知下一个，他准备换女朋友了。”艾克霍夫补充道。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老板和秘书存在暧昧关系的情况司空见惯。“我不认为任何一个与艾伦约会过的人会认为艾伦让她们感到困扰。她们仅会因为他不再与她们约会而感到失望。”

不管是否让人感到不安，汤森–格林斯潘公司的员工几乎都是女性。对于比较初级的职位，更是如此，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特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曾是工业劳动力主力的女士们又被推回到了只适合女性的工作，在高速发展的服务业更是如此。有一位历史学家这样描述那个时代：“铆钉工罗西现在是档案管理员啦！”不过，格林斯潘在提拔女性并赋予她们相应责任的职位方面是不同寻常的。除了艾克霍夫，还有政府数据方面的专家贝斯·开普勒（Bess Kaplan），对新兴的经济建模学科有深入研究的露西尔·吴（Lucille Wu）。格林斯潘还雇用了朱迪·麦基（Judy Mackey），她是格林斯潘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朱迪将承担编纂公司资产负债报告的工作，她之前任职于生命保险集团（Life Insurance Association），但是在升迁上反复被忽略。在提拔这些女士方面，格林斯潘认为这没有什么问题。他通过雇员的能力来评判她们，而且用经济的角度看这也很划算。因为存在广泛的性别歧视，所以雇用优秀女士所付的薪水很低。不过，不论男女，对于所有加盟过其公司的人而言，格林斯潘都是一个太不合群的人，而且非常在意独立和控制权。

格林斯潘这种快速的崛起影响了他和父母间的联系。他越对自己感到自信，对自己的父亲赫伯特就会越刻薄。这个男人遗弃了格林斯潘的母亲，这让格林斯潘感到极度的失望，他也没有对格林斯潘的生活提供过任何帮助，更令格林斯潘恼火是这个男人盛气凌人的态度。格林斯潘让赫伯特每年只在他生日那天去自己的办公室。赫伯特通常会利用这次会面吹嘘自己的成功，并贬低格林斯潘。他会质疑自己的儿子是否能大有作为，尽管他的儿子已经做到了。就这样度过很不愉快的一个小时后，赫伯特通常会被赶出大楼。对于母亲罗斯，格林斯潘会有一种作为儿子的责任感，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冷淡。他会在金钱上给予罗斯支持，而且他还为汤森–格林斯潘公司设立了一个小型的董事会，其成员包括罗斯、他自己以及艾克霍夫。在每个月指定的日子，罗斯都会前往松树街参加董事会议会，而公司则会为董事们提供一顿不错的午餐，通常是在弗朗西斯酒馆（Fraunces Tavern ）。不过，格林斯潘很少参与这些外出事宜。他会热情地欢迎罗斯，之后就由艾克霍夫或公司里其他职位稍高的女士陪伴她。由于罗斯随和的性格，以及在公司圣诞晚会上所展示的杰出的音乐节目，她在汤森–格林斯潘公司越来越受欢迎。不过，据艾克霍夫回忆，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格林斯潘对他的母亲越来越没有耐心了，他甚至觉得母亲已经彻底把他包裹起来了。艾克霍夫继续说道：“她可能想告诉他亲戚家发生的事情，但艾伦对此并不感兴趣，他在干他的事业，他头脑里有很多想法，他宁愿去做其他的事情而不是听母亲念叨家常。”

如果说那些年格林斯潘有一个情感上的母亲的话，那就是那位俄罗斯小说家。兰德在《阿特拉斯耸耸肩》发表之后就变得消极和难以相处了，但是两个人关系仍然亲密。兰德亲眼见识了格林斯潘对于“反–反垄断”文章的非凡热情。格林斯潘频繁地在意大利风格的罗斯福酒店与兰德见面。罗斯福酒店坐落在美国最大的火车站纽约中央车站的阴影下，而后者一直被人们视为工业与浪漫可以并存的象征。在那里，格林斯潘会和兰德，通常还有艾克霍夫，一起听纳撒尼尔所作的很受欢迎的客观主义讲座，之后兰德和她的核心小圈子会在大厅里会面，然后一起去地下一层的某家餐馆。当他们沿着罗斯福酒店的大楼梯往前走的时候，兰德通常会用胳膊挎着格林斯潘和纳撒尼尔，一边一个，依靠这两个年轻护送者顺着阶梯而下。当艾克霍夫看到这个场景时，她总觉得这是一位母亲被两个儿子搀扶着。对于在自己所关心的世界寻找方向而言，格林斯潘从兰德身上得到的好处要比他父母的任一方都大，尽管后者给予了他生命。

1963年年初，格林斯潘给他的客户发了两封读起来惊心动魄的建议书，反映了他对于肯尼迪经济政策的广泛不满。当时，他对于金本位制的自我修复“魔法”深信不疑。在繁荣时期，固定的货币供应保证了利率上升，这足以冷却经济，而在萧条时期，情况正好相反，这种观点也使得格林斯潘成了经济调控的天然敌人。李普曼曾欣喜地说道：“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还是可以干点事情的。”然而，如果一个自由放任的经济可以自我修复的话，那激进主义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肯尼迪政府对于经济模型的信心在格林斯潘看来同样是愚蠢的。大约在1960年，美孚石油曾要求汤森–格林斯潘公司准备一份经济预测报告。在处理该客户所需要信息的过程中，格林斯潘得出了一个结论：宏观经济预测与其说是一门科学，还不如说是一门艺术。如果最先进的模型不能精准地判断经济何时衰退，那么就别指望政策制定者知道何时开出刺激的药方，这意味着调控看起来更可能失败而不是达成它的目标。然而，1963年年初，在格林斯潘发给客户的建议书都聚焦在很窄且很令人惊讶的范围。“通货膨胀的问题再一次出现。”在其建议书这样写道。然而，这似乎有些罔顾事实，因为在刚刚过去的两个月，通货膨胀率很精准地保持在了零的位置。

格林斯潘对于价格压力的理解完全与肯尼迪政府的思路相背。比起将通货膨胀问题归咎于庞大的工会和庞大的企业，格林斯潘在建议书里则将其原因归结于货币供应的增加，而正如格林斯潘所指出的，这一点正是肯尼迪政府迫切鼓励的。格林斯潘继续讲道：“历史早已证明，货币扩张最终会引起通货膨胀，即使这种征兆会暂时性地被工资及价格管控或其他特殊情况所压制。”20世纪中期，尽管大萧条和战争时期的货币扩张并没有立即导致通货膨胀，但只要定量配给这枚塞子被从经济中拔出，爆发式的通货膨胀就会涌现。1946年，通货膨胀率直接飙升到了18%。肯尼迪政府一直坚持是成本推动了物价飙升。为了直接攻击肯尼迪政府的要害之处，格林斯潘先放下了自己关于通货膨胀的思路，转而去为成本推动因素辩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那些年，“那个时期的特征并不是工业管理层专横地周期性涨价，不过，那段时期确实承受着越来越大的价格压力，这种压力来源于政府引致的经济扭曲”。

格林斯潘的建议书反映了他与伯恩斯在教室所阐述的观点越来越有距离了。他已不再接受伯恩斯教授给学生的内容，即通货膨胀反映了过度的政府支出。他已经转为支持货币主义的观点了，即通货膨胀反映了过度的货币供给。从观念上说，这至少是在汲取了20世纪50年代末关于央行的全新思路后，格林斯潘必然会得到的结论。如果是由于金融系统恣意创造的货币导致了通货膨胀，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衡量货币扩张的速率。不过，想衡量货币扩张的速率并不太容易。金融系统的不同部分总是以不同的方式产生着购买力，这使得人们没有办法直截了当地去衡量货币量。

在1月的第一封建议书中，格林斯潘的结论是，货币增长速度还没有到值得人们忧虑的程度，通货膨胀的风险会一直维持在较低的水平，“除非‘新边疆’经济政策采取了比‘新政’更加混乱的金融手段”。然而，两个月后，在第二封建议书中，格林斯潘敲响了警钟。他提出，对于不断变化的金融市场而言，官方衡量货币量的方式早已经过时了。银行正鼓励大客户将他们的钱变成定期存款，而不是活期存款，这种情况越来越时兴。在货币供给的通常定义中，定期存款并不包括在内。然而，自1961年开始，银行开始推出“协议”定期存款，这种存款可以在短时间内转变为现金，从而使定期存款可以被视为现金等价物。“如果把定期存款也计算到货币量里，那么结果是惊人的。”格林斯潘写道。在过去一年，如果依据货币增长更宽泛的定义，那么货币供给量的增长幅度已经远远超过了经济的增长幅度。随之而来的结果便是，每一单位的产出都有更多的美元在追逐。很快，价格就会恶性上涨。即使当前没有任何通货膨胀的迹象，但格林斯潘并没有对这一事实屈服。在建议书中，他预测，在未来的5年，即直到1967年年末，物价将以年均3.1%的速率增长。结果表明，格林斯潘这一“脱离实际”的预测基本上是正确的。1966年，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3.5%，并且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该数据一直没有低于过3%。

格林斯潘的货币主义，以及他对于“新边疆经济学”的反对态度，很大程度是因为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影响。在1960年出版的《货币稳定方案》（A Program for Monetary Stability）一书中，弗里德曼强调了过度的货币创造所带来的不稳定，并建议央行应设定与产出增长相匹配的货币增长目标。若没有这样的规则，随意的政策将导致通货膨胀。1963年，即格林斯潘发出建议书的那年，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Anna Schwartz）紧随其后出版了他们合著的《美国货币史》一书，该书对自由放任主义给出了不朽的论证。这一杰作用很大的篇幅指出，如果没有美联储的插手，那么大萧条的破坏性其实要小很多。美联储在20世纪30年代大幅减少了货币供给，从而使企业窒息而死。其言外之意就是，过于随意的货币政策导致了灾难性的失败，这种情况不止发生过一次，而是两次：正如格林斯潘在1959年的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美联储不断为股市提供燃料，从而使泡沫越来越大，并最终导致了大萧条的产生；在应对大萧条的后果时，它同样引致了许多毫无必要的痛苦。看起来，格林斯潘对于央行正统说法的反对态度，因弗里德曼的著作而得到了强化。在《美国货币史》问世后的第二年，他以学术的表达方式重新表述了自己在客户建议书中的观点，并刊登在了《金融周刊》上。然而，到1963年年末，他的精力就投向了更为野心勃勃的计划。他决心将自己对资产定价、反垄断和央行的思考写出来，并通过适当的逻辑化，从而整合成关于其经济哲学的宏大论述。

1963年12月，《客观主义报》刊物登出了一则广告，许诺格林斯潘将会开设为期10周的关于“自由社会经济学”的系列讲座。《客观主义报》是由纳撒尼尔创办的，用来凝聚兰德的追随者。几天过后，在一个周六的早上，格林斯潘在自己位于松树街的办公室里，将其讲座的第一篇讲稿口述给了秘书，由秘书将它打印出来。第一篇文章大约有30页。在接下来的周一和周二，轮到艾克霍夫对老板散乱的话语进行整理了。“在艾伦的句子里，通常毫无语法可言。”她后来描述道。

直到1964年2月，这项很考验助手毅力的工作，成了格林斯潘每周的惯例。艾克霍夫通常会在周二晚上将讲稿编辑完毕，然后发给兰德和纳撒尼尔做下一轮的审阅。这两位客观主义的“大祭司”也是严厉的批评家。他们坚持认为，文稿中的每一个字都应该能被普通群众理解。在每周三晚上与格林斯潘的聚餐中，他们会对文稿进行一些标记，以指出格林斯潘在有些地方表述得过于复杂，违背了兰德对于简洁明确的苛刻追求。有一次，格林斯潘试图用非常明确的术语解释期货市场，并为此挣扎了很久，然而，最终他还是屈服于兰德的标准，将与期货有关内容完全删掉了。对格林斯潘的讲座，他们的其他意见是，他的解释需要从狭窄的技术框架中跳出来。兰德需要了解万事万物是如何与客观主义所涉及的更广泛问题相联系的。格林斯潘渴望在这方面有所贡献，利用自己在经济领域打磨出来的洞察力去强化兰德和纳撒尼尔的逻辑和经济自由主义的结论。

在与兰德和纳撒尼尔共进晚餐后的第二天早上，格林斯潘怀揣着重新修订过的观点，回到办公室。他把需要修改的地方口述给秘书，由后者负责打印出来。艾克霍夫会守在打印机边，每打印出一页讲稿后，她就着手编辑。在所有的修改处理完后，秘书将制作一个最终版本。接着，格林斯潘会带着兴奋的艾克霍夫，马不停蹄地赶到罗斯福酒店，然后准备讲述他的真理。格林斯潘将在酒店一间华丽的会议室里发表自己的演讲。宽边眼镜搭配着油光发亮的背头，这副20世纪40年代的扮相使他看上去很帅，而其举手投足间透露出来的老成和冷峻也与他37岁的年龄不符。格林斯潘认真地进行演讲，时不时看看事先准备好的文稿。其即兴发言偶尔与兰德和纳撒尼尔所审核的版本有所出入，这让他们感到很不悦。

演讲的开头，格林斯潘就点明了自己的主旨，即“阐述不受干涉的经济是唯一合理且可实践的经济组织形式”。那些攻击市场价格公允性的人，需要明白自己在拥护什么：他们所拥护的道德判断是在非难许多人，而正是这些人的自由选择共同塑造了价格。随后，他开始解释企业家的作用，不过，格林斯潘更喜欢用事业家这个词。格林斯潘奉这种人为英雄。他们是使社会产能与大众需求相匹配的关键性人物，并总能够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做到这种匹配。通过这样的一套系统，美国让自己的对手在竞争中黯然失色。不过，美国推崇的实用主义和商业意识，却与“某些道德和宗教观念相冲突。这些观念认为追求物质是罪恶和不道德的”，格林斯潘遗憾地讲道。“谁要是非常熟悉该矛盾在美国历史上造成的损害，谁就能深深地赞许《阿特拉斯耸耸肩》这本书。”他提醒了一下台下的听众。

基于源自客观主义信仰的超强耐性，格林斯潘开始了关于经济基本原理的冗长陈述：为什么个体会趋于专业化，为什么他们开始商业的交换，绝对优势与相对优势有何不同。他在货币的来源和目的这一主题上停留了很长时间，尤其是黄金。他非常推崇“自由银行制度”的时代，那时银行根据它们的黄金储备来发行货币，不受任何政治干预。这个时代终结于1913年《联邦储备法》（Federal Reserve Act）的颁布。从道德层面而言，格林斯潘认为，这种私人发行的货币比政府层面发行的要好。他解释道：“私营银行发行的钞票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银行家的承诺如黄金一样有信誉。”然而，与之相反的是，政府发行的钞票并不是依靠声誉，而是强行的命令。这些钞票之所以被接受完全是因为法律要求必须被接受它们。为了呼应《阿特拉斯耸耸肩》中描述货币的著名段落，格林斯潘强调了命令式货币系统中隐含的暴力：“对纸币的最终背书不是私人的无污点的承诺，而是公共权力的枪口。”

无论是从实践的角度，还是从道德的角度来说，格林斯潘都偏向于私人发行的货币。格林斯潘坚称，私人货币的优点是它的发行量是有限制的。由于没办法像政府那样依靠权力推行货币，所以19世纪的“自由”银行只能基于其可信的黄金储备来发行临时凭证：这种限制使得它们不能无止境地印制钞票。当然，如果换一些角度，这种安排就会成为弱点而不是优点。在没有央行作为后盾的情况下，人们对私营银行总是会疑虑重重，担心其黄金储备并不足以支撑它们承诺兑付的临时凭证，即钞票。当这些疑虑越来越重时，银行就很容易遭受挤兑，这会迫使它削减贷款，从而造成经济衰退。事实上，这种“货币恐慌”曾出现过不少回，它促使美国的领导者们，着手创立了中央银行。“该机构有助于打造一个具有弹性的货币系统。”《联邦储备法》中这样写道。然而，格林斯潘极其蔑视这种逻辑。他对这种逻辑的言论，堪称经济史上最精致的讽刺。

如果按照格林斯潘的思路来推断，那么19世纪的货币恐慌就是有益的。它们确实使经济陷入了短暂的紧缩，这一点确定无疑。然而，它们其实也是一种恩惠，因为它们戳破了不断膨胀的资产泡沫。多亏了货币恐慌，银行才会时刻警惕于自己创造的货币是否超过了黄金储备。这意味着，它们不会火上浇油，通过创造过多的现金从而使真正严重的泡沫越来越大。由此可以断定，美国的领导者从历史中学到的教训是错误的。政治家们注意到，当银行的储备短缺时，货币恐慌就会随之而来。于是，这些人认为：

治愈这些货币恐慌的关键是防止银行系统的储备耗尽。就是如此的简单。有人认为，对于治疗高烧的病人而言，只要把体温计放进两个冰袋中，温度就能降下来。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成立了，这绝对可算是美国历史性灾难之一。

美国终于有了中央银行，而格林斯潘后来还成了该机构的领导者。这个“历史性灾难”带来了一个华丽的新世界，在这个世界中银行系统几乎拥有无穷无尽的储备。各家银行将自己的黄金交给美联储，作为回报，它们获得了将存款存放在美联储的资格。这些存款成了银行系统的新储备，与黄金不同的是，它们可以根据美联储的许可弹性扩大。美联储可以以扩大银行准备金为代价，购买银行手中的美国政府债券，这有效地创造了货币。美联储还可以按一定折扣来计算银行持有的其他资产，并据此向它们发放贷款或扩大它们的准备金，从而引入更多的货币。一旦这些窍门成了可能，银行就有了确定的资金来源，经济也就被接种上了预防货币恐慌的疫苗。然而，格林斯潘继续说道，这套聪明的新体系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运转良好。“它确实防止了储备的短缺，但与期待中的持续繁荣相反是，它也创造了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大的经济灾难——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

在他的讲座接近尾声时，格林斯潘重新开始对于新边疆经济学的批判。为了兑现充分就业的承诺，肯尼迪和约翰逊的谋士们不断煽动通货膨胀，迫使美联储以不断增加银行储备额的方式刺激经济。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错误，而是根本没有把握住推动人类进步的真正驱动力。新边疆理论的热衷者们将经济系统视为一台机器，自以为对这台机器可以像踩刹车板那样去被微调。然而，格林斯潘认为：“经济发展并不是社会、经济体、体制等的因变量，而是人类的因变量。不幸的是我们很大程度上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的社会正沉浸于往日成就的余晖里。”“历史上那些伟大的财富创造者随着社会福利的增长已经越来越少了，”格林斯潘悲叹道，并开始回忆起儿时读物里的那些英雄，“对于致力于歌颂平庸之才的社会来讲，希尔和摩根的存在显然是一种严重的冒犯。”他坚持这样认为。除非发生了一些灾难，否则对于平庸的谄媚会慢慢削弱国家的每一寸神经。借用兰德作品里的一句习语，格林斯潘警告道，美国正使它自己屈服于“原始的部落共同体道德观，它将带来的后果便是奴役、暴力、停滞不前的恐惧和献祭的火炉”。

如何才能阻止美国步入这种深渊呢？格林斯潘给出的答案强调了精英的作用。他认为，要再造19世纪的那种自由环境，没有必要使得大众都转向客观主义。“决定未来走向的往往是那些百里挑一甚至万里挑一的智慧的领导者。这些人才是我们需要影响的，”他对他的听众说道，“很多革命都是由少数精锐发起的。”革命者在罗斯福酒店这样指导着他的那群热切的兄弟。随后，他将他们召唤在周围。“客观主义与其他的主义和思想运动相比，存在至关重要的优势：那就是它是正确的，与现实相符，并且与这个地球上的生活一致。”

对于格林斯潘和他的客观主义同僚来说，保卫这个国家的斗争将围绕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而展开。戈德华特这位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总是将自己视为19世纪式的人物。到格林斯潘结束自己的系列讲座时，戈德华特正好是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1959年，戈德华特出版了《一个保守派的良心》（The Conscience of a Conservative）。在这本书中，他写道：“是古老的和被验证过的真理使共和党走过了早些年的日子。”他还为兰德的愿景辩护道：“将一个人视为无差异大众的一部分，等同于将他视作奴隶。”戈德华特的书对大学学子们非常有吸引力，特别对于那些喜欢阅读兰德的小说的学生更是如此。《华尔街日报》将这本书誉为一大证据，它表明年轻人逐渐摆脱了“长期统治校园的社会福利主义观点。自富兰克林·罗斯福第一次潇洒地翘起他的烟嘴时，这个观点就一直在校园中占据着主导位置”。在《一个保守派的良心》荣登各大畅销书排行榜后不久，戈德华特就送给了兰德一本，并附上了一条留言：“在我的生命中，几乎没有一本书能像你的《阿特拉斯耸耸肩》一般让我如痴如醉。”一位共和党党员在迅速崛起，而且他还坚持抵制福利国家论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仿效主义（“me-too-ism”），兰德对此感到庆幸，她自己就曾拒绝投票给艾森豪威尔。兰德坚称，调和论者要比完全的敌人更糟糕。她曾在《阿特拉斯耸耸肩》中宣称：“任何事情都有两面，一面是好的，一面是坏的，但是中间的往往是邪恶的。”

1964年1月，戈德华特在凤凰城自己的家中正式宣布，他将竞选美国总统，并向美国民众作出了保证。这些民众对新边疆的“一个选择，而不是附和”非常不满。在接下来的那个月，格林斯潘以对该候选者的推崇结束了自己的系列讲座。格林斯潘承认，戈德华特也许会落选，但是他或他的同僚也许能赢下1968年的竞选。如果这一切能如愿以偿的话，一个更纯粹的候选者将出现在戈德华特的右翼，推动美国回到早期高尚的个人主义的轨道。“在一代人以内，”格林斯潘热切地宣称，“我们将看到一位完全认同自由放任政策的美国总统候选人。”过了几天，在《客观主义报》3月号中，兰德自己延伸了格林斯潘的赞许。她承认戈德华特的家教信仰是个麻烦，但她却出人意料地没有追究。她甚至愿意与戈德华特联盟的边缘组织和平共处，就是那个私密地、充满边界种族主义和阴谋主义思想的约翰伯奇协会（John Birch Society）。作为坚定的无神论者，兰德应该远离这样一个需要它的成员相信上帝的协会；而作为一个坚定的个人主义者，她应该蔑视在南方种族隔离对个人自由主义的戕害。然而，当涉及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时，这位视妥协为恶魔的女人却莫名其妙地选择了接受。

在兰德对戈德华特表示了认可之后，她的纽约拥护者就开始行动了。他们成立了一个戈德华特政治俱乐部和一份支持戈德华特的杂志，试图以此来支持候选者，并告诫他抛弃自己的宗教倾向。兰德的个人品牌也从竞选活动所产生的热情中获益不少。华盛顿州共和党购买了很多本《阿特拉斯耸耸肩》，发给戈德华特的拥护者。《客观主义报》的订阅量翻了3倍。在戈德华特的竞选团队中有很多成员是兰德的追随者，尤其是卡尔·海丝（Karl Hess）。海丝主要负责演讲稿的撰写工作，戈德华特称她为“莎士比亚”。艾克霍夫也成了铁杆支持者一员，这些铁杆支持者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戈德华特的竞选活动。艾克霍夫鼓励客观主义者在戈德华特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并且勇敢地在公众面前发表演讲，这可是高中毕业后她的第一次演讲。当时，她的主题是，批驳林登·约翰逊通过社会支出计划建立伟大社会的措施。当时，她感到异常紧张。格林斯潘则一直在那里看着，并在演讲结束时问她想做什么来庆祝。

“你知道，我最想做的是今天发生的事告诉我的两位英雄。”

“那么，这两位英雄是谁？”格林斯潘问她。

“弗兰克和安。”艾克霍夫答复道。她指的就是兰德和她的丈夫弗兰克·奥康纳（Frank O'Connor）。

格林斯潘和艾克霍夫联系了兰德，看是否方便拜访。之后他们前往兰德的公寓，并得意地向她展示了艾克霍夫的演讲稿。

得益于各式各样的保守主义风潮，戈德华特获得了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1964年7月16日的晚上，在保守派人士的欢呼声中，他们的英雄挎着自己的妻子，伴着低音乐队演奏的《共和国战歌》（Battle Hymn of the Republic），从旧金山牛宫的中心通道走下来。走到舞台中央后，戈德华特紧紧握住共和党上一次大选的候选人尼克松的手，两位男士高高举起了象征着胜利的手臂。气球从天花板掉下来，群众欢呼雀跃。最后，戈德华特在群众的拥簇下用低沉而带着明显地方特色的口音发表了演讲。他赞扬了有限政府、私人产权和自由。

戈德华特在这次演讲中所说的两句话成了历史名言。“我要提醒各位，在捍卫自由上走极端不是缺点。”这位参议员宣称。群众的热情被彻底点燃了，喇叭声“嘟嘟”地响个不停。这种情况持续了40多秒后，他才继续说道：“我还要提醒各位，在追求正义上搞温和并不是美德！”

坐着看电视机时，格林斯潘不禁拍案叫绝，同旧金山的代表们一齐鼓掌。能说出这些话的人绝对是天才。激进主义通过与自由结成联盟，已经变得更加道德了。从总统候选人的口中还能听到比这更富有变革雄心的话语吗？兰德在《客观主义报》上对此次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进行了分析，她同样提到了这一点。“对于激进主义这个术语需要再思考，”她写道，“它过去总是意味着‘狭隘、憎恨、种族主义、偏执、疯子理论，煽动暴力’。然而，当下它的真正含义却是‘拥护美国的根本性经济制度’。”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拥有“兰德圈”的热情。对手利用戈德华特的发言，将他塑造成了激进分子。《华盛顿邮报》断言如果他当选，“除了祈祷之外，我们什么也不会剩下”。加利福尼亚州检察长埃德蒙·布朗（Edmund Brown）声称：“空气中充斥着极端主义的恶臭。”甚至共和党内部也对此忧心忡忡。共和党温和派突然从这股保守风潮中冲了出来，艾森豪威尔自己也说他不会投票给戈德华特。候选者试图在大选中走中间路线，然而，这种策略的效果只不过是激怒了经济自由主义的信徒，正是依靠这些人，他才赢得了共和党的党内提名。戈德华特通过将自己塑造为绝不妥协者，从而得以脱颖而出，但他却以妥协的方式毁了自己。

随着选举日的迫近，兰德感到希望越来越渺茫。她认为，戈德华特应该对自己的保守主义信念更加自信。她甚至自己亲自为戈德华特写了演讲稿，希望他能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的最后一场竞选活动中发表。虽然她把演讲稿给了戈德华特，但这位候选人对这份演讲稿弃之不顾。差不多一周之后，当戈德华特直接面对全美国的选民时，他几乎可谓一败涂地。南部腹地本来应该是他最有把握的地区，因为那里的白人都很感谢他对于《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的反对票。然而，戈德华特只赢得了其中的亚利桑那州，即他的家乡。这是自1820年以来，双党差距最悬殊的普选。

然而，对于兰德和格林斯潘来说，未来还是非常值得盼望的。他们认为，挫败的责任应该由候选人承担，保守主义本身是毫无问题的。戈德华特“很有勇气、直率、坦诚，在这些方面他是无可指责的”，兰德后来写道。然而，不够理智是他的主要问题，她继续写道，戈德华特的演讲总让她想到报纸的头版大标题，只有噱头而没有内容。看起来还需要耐心等待比较理智的保守派领袖。很快，一个新的选举循环又将开始了。如格林斯潘在他的讲座中所宣称的那样，“不干涉”的时代已经缓缓迫近了。

06
尼克松麾下的经济自由主义者
A LIBERTARIAN FOR NIXON

1967年7月，一个周三的晚上，纽瓦克（Newark）的两位白人警察逮捕了一名黑人出租车司机，并将该司机殴打得卧地不起。当这两名警察把他拖到位于第17大道的第4区警察局时，正好被街对面的居民看到。关于警察施暴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居民区。当天晚上，有数位抗议者向警察局投掷石块。第二天晚上有更多的民众聚集到了附近，人群旁边还停着几辆原地待命的电视台采访车。一名妇女从人群中走出来，将手中的撬棒向警察局的窗户砸去。接着，这群人开始大肆抢劫沿街的商铺，其中包括阿尔莫家具店（the Almor Furniture Store）、莫里斯服装店（Morris's Dress）以及其他看起来像白人开办的商店。他们向房屋内投掷燃烧弹，大火迅速在整个街区蔓延开。市政府要员惊慌失措，随即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新泽西州警察和美国国民警卫队被召集起来维护秩序，结果变成了连环射杀，比之前的连环抢劫更糟糕。一名10岁的男童被一颗流弹击中后身亡。一位母亲因倚在家里的窗户边，被误当成狙击手，结果颈部中弹，不幸身亡。最终在周一，即7月17日，州长撤出了警察和警卫队，4天多的冲突才就此结束。

同样是那个周一，在距纽瓦克东部24公里的曼哈顿，情况则完全不同。长着娃娃脸的政治活动家帕特里克·布坎南正准备向他的上司尼克松阐述一份备忘录。布坎南在正式开始前先介绍了经济学家格林斯潘，说后者是“最冷静、最聪明的人”。接着，他解释说，自己已就“黑人事件”咨询过格林斯潘。1965年的夏天，有35人死于发生在洛杉矶瓦茨（Watts）持续6天的激战中。从那时开始，种族冲突就时不时地发生，“黑人事件”是对这种冲突的简称。布坎南问过格林斯潘，作为1968年共和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尼克松想知道，如何能够通过提供经济援助的方式来平息黑人冲突，同时又不提高联邦预算支出。格林斯潘用纯粹的经济自由主义观点回答了这个问题。“他直截了当地说，种族问题不是经济问题，如果用经济手段去解决是很危险的。”布坎南回忆说。

1964年，格林斯潘经历了戈德华特竞选美国总统所带来的兴奋和失望。3年后，他再次涉足政坛，而且这一次他被卷入得更深了。大约就在纽瓦克发生骚乱的时候，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蒂·安德森（Marty Anderson）曾建议格林斯潘加入尼克松的一个顾问小团体，而他急切地接受了这个机会。安德森比他小10岁，曾参加过格林斯潘开设的关于客观主义的经济学讲座。两人当时是首次会面。讲座结束后，他们还和兰德一起出去喝了咖啡。安德森发现，兰德非常认同格林斯潘关于经济的各种观点。在接下来的3年里，格林斯潘发现安德森是一个与自己志同道合的经济自由主义者，而且同样喜好独处，或许还因为安德森能和他一起分享从小在单亲家庭长大的经历，所以两人成了亲密的朋友。从1967年起，安德森就开始和格林斯潘一起写一本有关经济自由主义的书，书的内容主要是以格林斯潘的讲座内容为基础。安德森的女朋友安娜丽丝是个博士，长发齐腰并且常常穿着超短裙。这3个人常常在周末碰头。他们开着格林斯潘的敞篷凯迪拉克四处转悠，然后一起在崭新华丽的联合国广场大厦的公寓里听音乐。这套公寓是格林斯潘当时刚刚成功购得的。联合国广场大厦是格林斯潘的客户美国铝业开发的项目。由于买这套公寓的时间相对较早，所以格林斯潘的入手价格非常优惠。

1967年的夏天，因为安德森开始担任尼克松的国内政策顾问，所以他和格林斯潘合作写书的计划不得不被搁置。不过安德森请求他的朋友为自己的第一篇政策论文写了一些评论，该论文主要谈的是关于废除征兵制的建议。安德森和格林斯潘都是经济自由主义者，他们都认为征兵制是一种干涉。在自己的第一篇论文上有过成功合作后，安德森建议格林斯潘去结识一下尼克松全新顾问团队的其他成员，看能否加入这个圈子。巧合的是，负责为尼克松招揽人才的首席顾问正是伦纳德·加门特，他在20多年前曾与格林斯潘所在的杰罗姆乐队合奏过爵士乐，当时他还是个律师。有了加门特和安德森的支持，格林斯潘似乎自然而然地进入了主角们的视野中；很快，格林斯潘便得到机会和年轻的竞选团队头目布坎南交流。那一天，他们在一家灯光昏暗的餐馆中相对而坐，格林斯潘表达了自己对经济、联邦预算以及“黑人问题”的看法。当时，雷·普赖斯（Ray Price）也随同布坎南一起参加了会面，他是尼克松的演讲稿撰写人。格林斯潘讲道，尼克松应当推动美国“向前走，而不是向左走，也不是向右走”。尽管这句话听起来像是一句陈腐的政治标语，但它深深地触动了普赖斯。从这句话也可以看出，虽然格林斯潘可以做一个纯粹的商业经济学家，但显然他并不愿意过于纯粹。他将自己的观点娓娓道来，而不是像做演讲那样慷慨陈词。结果，在这次为了相互结识的餐会上，格林斯潘就给刚认识的这两个人上了一堂漫长的金本位制讲座。

当再次回首那段时间时，格林斯潘认为一切纯属巧合，自己加入尼克松的顾问团队完全是计划外的冒险，是自己跟安德森的友谊的副产品。格林斯潘说：“如果不是看安德森的面子，我可能还在做私人经济学家，并且已经赚了大把的钱，但这也只是假设。”格林斯潘的这番话说明要不是因为安德森，他绝不会冒风险从纽约跳到华盛顿去工作。不过，在其客观主义的系列讲座中，格林斯潘的论调表明，他其实一直渴望把自己的经济自由主义哲学理论转变成一套政治纲领。他与安德森的合作则进一步表明，如果有合适的机会，他非常乐意加入选举竞争。安德森曾在曼哈顿上西区选区，为了戈德华特的竞选游说，像堂吉诃德那样挨家挨户地按门铃。当时，格林斯潘作为私人经济学家的声望仍在提升。有一位认识他的人曾惊叹于他的专业才能，并给出这样的评价：他知道一辆1964年产的雪佛兰汽车需要多少万个平头螺栓，并且还知道如果拿掉其中的3个，将会对经济产生什么影响。格林斯潘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也完成了他的兰德客观主义理论框架的构建，所以他准备尝试下新的角色。很多人在过了40岁后便被肩上所要承担的家庭责任所束缚，但格林斯潘并不需要承担这些，他需要的是人生的下一个挑战。

如果说在开设客观主义系列讲座时期，格林斯潘对政治的感触较深的话，那么在1967年他的这种感触将会更深。那个时期，林登·约翰逊的所作所为已经使得肯尼迪的措施看起来都很保守了。在1965—1966年单一国会（Single Congress）期间，约翰逊签署了多项法律，承诺政府会为贫困和老年群体提供医疗救助，扶持教育和艺术领域的发展，而这些措施在经济自由主义者看来都是多余的。约翰逊还把肯尼迪已经推出的经济政策推行到了极致。1964年，约翰逊签署《减税法案》，以此推出了强有力的财政刺激政策，此外他还强迫美联储将利率保持在最低水平。当美联储对总统此举表示不满与反抗时，约翰逊就把美联储主席马丁叫到自己在得克萨斯州的牧场。约翰逊在客厅将马丁推来推去，并冲着他大声吼道：“孩子们都要死在越南了，马丁却毫不在意！”

尽管减税、降低利率会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但约翰逊认为，自己能够通过施行更多强制措施来抑制通货膨胀。当炼铝业企业在1965年提高产品价格时，约翰逊就通过释放国家的战略储备来压低价格。当炼铜业企业抬高价格时，他就限制铜出口，降低关税以吸引更多进口。约翰逊竭力打压各类产品价格的疯狂上涨，包括家用电器、纸箱、新闻用纸、男士内衣、女士针织品、玻璃容器、纤维素、空调等。当1966年鸡蛋价格上涨时，约翰逊就让卫生部长发出警告，让人们警惕鸡蛋中胆固醇的危害。这正是经济自由主义者害怕发生的。精确调控论者为了实现充分就业的雄心壮志而愿意接受通货膨胀，所以他们出台了一拨又一拨的干预措施。

与此同时，国民的情绪正在转变，这更加让格林斯潘感觉到政治在召唤他。经过了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繁荣以及肯尼迪的新边疆政策所带来的乐观情绪，美国社会似乎到了分崩离析的地步。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关于“黑人权利”的豪言壮语，将20世纪60年代早期民权运动的反战主义挤下了主导地位。1966年，卡迈克尔在密西西比州坎顿（Canton）的集会上宣称：“阻止他们欺凌我们的唯一办法就是接管他们的权力。我们呼吁自由已经长达6年时间了，但是现在我们还什么也没得到。”同时，女权运动也变得更加激进了：1968年时，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女权主义作家海伦·格利·布朗（Helen Gurley Brown）和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逐渐“落伍”，一种更引人注目的方式出现了，女权主义者们会把束腰带、内衣、高跟鞋、假睫毛、卷发棒以及其他任何“奴役”女性的东西，以一种具有仪式性的方式扔进一个意为“自由”的垃圾桶。在地球另一端的中南半岛（Indochina），美国军队的人数从1960年的不到1 000人猛增到1967年夏天的50万人，这也造成美国军队的累计死亡人数超过了1万人。在战争最激烈的时期，平均每天大约有1 000名大学适龄的男性被征召入伍，大学校园里由此滋生了强烈的反战情绪。接着，这种情绪从各大校园迅速蔓延到大街小巷。“年轻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意志坚定、诉求明确，他们接受过很好的教育且并不愿意被禁锢在象牙塔中。”《时代周刊》甚至把这些未满25岁的年轻人评为“1966年年度新闻人物”。然而，这股喧闹的新势力会不会毁掉它自己赖以产生的基础，这才是问题的所在。

对于格林斯潘这样一位已步入中年的经济自由主义商业顾问而言，这种文化叛逆对他没有任何的吸引力。格林斯潘每天都会身着一件轻薄的白色礼服衬衫，再套上熨帖的深色西装，从来不会穿扎染布料的衣服或是喇叭裤。他始终留着短发，头发从额头平展地梳向脑后，就像他年轻时候女性们都喜爱的男明星的装扮。他还会在深夜参加爵士音乐即兴演奏会，伴着钢琴和小提琴，用单簧管吹奏巴赫和贝多芬的乐曲。“聚神，入世，出离”与他没什么关系，他出生的那个年代大家还在用装填烟丝的烟斗吸烟。除此之外，塑造他的思想的年代其实比他出生的年代要久远很多。一个崇尚19世纪个人主义观点的人，不可能与20世纪60年代同步。

从格林斯潘办公室向北步行仅仅10分钟，那里的城市景观本身不断地咆哮着：格林斯潘的理想在撤退，被诅咒他的潮流步步冲击得溃不成军。1967年夏天，纽约市政厅周围的各个社会服务机构纷纷发放扶贫资金，像是一家街角糖果店。甚至连城市福利委员会也妥协了。社会福利支出的不断增长挤占了预算的其他部分，市政部门不得不在警务装备和教师薪资上节省预算。在市政厅对面，建筑设备在新市政大厦的初期工地上“轧轧”地响着，这座由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约翰逊的另一个创造）注资的宏伟建筑将花费2亿美元。推土机的铲刀下面都是19世纪建筑物的残骸，它们拥有着华美的希腊复兴和维多利亚风格，它们现在都让位给了集体主义现代性的理念。对于格林斯潘或是其他曾凝视过这些碎石的保守派人士而言，这些石块的隐喻性是不言自明的。

纽瓦克暴动结束后的第10天，格林斯潘和尼克松的顾问们共进了晚餐。他在一份备忘录中这样说道：“我想概括出一个对尼克松先生有效的政策立场。”在最后的两页纸中，他讲述了自己的经济自由主义理念，批判约翰逊政府的政策扰乱了经济，煽动了内乱，削弱了美国的国际地位。格林斯潘此前已经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批判，他认为糟糕的新边疆政策是罪魁祸首：预算赤字的持续增长迫使精准调控论者不断干预价格，以压制通货膨胀。格林斯潘认为，美国政府最近开始在新的维度上实施干预。福利计划不仅仅会增加财政支出并最终引发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它还在逐渐滋生一种心态，即认为这是应得的权利，然后便作自怜状地等着政府的施舍。这跟19世纪自给自足的健康心态完全相反，而后者才是格林斯潘推崇的精神状态。每个新的政府项目都在加强政府救助的心理预期，这反过来又增加了福利支出的压力。“如果社会上形成普遍的心理预期，并认为政府对任何特定的群体都会实施大规模救助，那么整个社会对政府救助的期望就会变成永远无法满足的无底洞，”格林斯潘对此感到很失望，“这就像是火上浇油。”约翰逊时期的通货膨胀不只是货币问题，更是社会心态问题：太多的社会需求竞逐少得可怜的社会服务供给，从而导致了危机。

纽瓦克的暴力事件依然历历在目。格林斯潘向尼克松顾问团队游说，用他的理论解释暴乱产生的原因。物质匮乏并不是暴乱发生的原因，格林斯潘解释说：“美国黑人家庭的平均收入在世界其他地区实际上已经达到中等富裕水平。”扶贫对美国黑人造成的伤害可能甚于贫困本身造成的伤害。大规模救助计划进一步降低了黑人的社会地位，导致种族主义和阶层对抗愈演愈烈。如果说暴乱的根源在于人们对政府救助的期望过高，那么只要这种慷慨依然主导政策制定的基调，暴乱就注定会继续升级。格林斯潘当时预言：“如果说1967年夏天的状况已经很糟糕了，那么1968年夏天的状况将可能会更糟。”

尼克松的顾问团队中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格林斯潘的观点。普赖斯曾经做过新闻记者，而且发表过支持约翰逊、反对戈德华特的社论。当年8月份，他在给布坎南的一封信中写道：“坦白讲，我不认为这位格林斯潘先生的备忘录有多么大的参考价值……他只是把政治辩论简单地归结为，在‘政府救助’和‘个人主义的自由’之间的抉择，并想当然地将道义与个人自由等同起来。如果把教育、就业等领域的每一个联邦计划都简单地归为政府救助，那么我们干脆直接放弃这片古老的土地好了。提倡自由没有错，但是自由包含多个方面。不受政府干涉的自由只是其中的一方面而已。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迁徙自由，提升个人能力的自由等，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尽力保障的自由……我觉得格林斯潘对‘道义’的定义未免太过于教条武断了。”

不过，普赖斯提出的异议并没有妨碍到格林斯潘。作风保守的布坎南显然已经成为格林斯潘的有力盟友。布坎南当时28岁，他在年幼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了好斗的性格，这种性格使他后来成了一个难以对付的民粹主义总统候选人，以及充满娱乐性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布坎南拿到格林斯潘的备忘录后，用下划线突出了其中很大一部分内容，并在旁边的空白处批注“很好”。这段内容是格林斯潘敦促尼克松“要传达坚守原则的形象”，而不是施以援手的老好人形象。批阅之后，他把这份备忘录递交给了尼克松，封面上有句评论：“此份备忘录的作者是经济学家、政府预算专家，更是多领域的思想家。”接着，在1967年8月初，布坎南又给尼克松递交了两封格林斯潘的顾问信，信中强烈谴责了约翰逊的预算政策，认为这纯属浪费资源，并且容易导致通货膨胀。布坎南的坚持终于得到了回应。8月14日，尼克松给布坎南写信说：“我想我应该跟格林斯潘聊聊。”

几天后，格林斯潘走进布罗德大街20号的大厅，这里紧邻纽约证券交易所，和他的办公室只隔了三个街区。他搭乘电梯来到位于大厦24层的尼克松·马奇·罗斯·格里斯·亚历山大&米歇尔（Nixon Mudge Rose Guthrie Alexander & Mitchell）律师事务所。尼克松此前曾担任美国副总统，然而却在1960年总统选举和1962年加利福尼亚州州长选举中连连败北，随后他便加入了这家已成立近百年的顶级律师事务所。尼克松的办公室位于事务所的一个拐角处，内部装饰得非常豪华。他在欧亚大陆各主要城市的荣誉钥匙一字排开地挂在墙壁上；各式各样的小木槌陈设在胡桃木家具里以作纪念；在最边上摆着一个巨大的地球仪，就好像设置了一座精疲力竭的阿特拉斯的雕塑。他的办公椅后面有个硕大的木制柜，里面摆满了来自不同国家的领导人的签名照，让人感觉现在的尼克松只是一个沉浸在过往辉煌中的老人，而不再是一位意气风发、期待下一次胜利的候选人。

尼克松对格林斯潘的到访非常欢迎，甚至直接跳过了初次见面时常有的寒暄。尼克松一上来就向他的客人抛出了一系列关于经济政策的问题，表述得很到位，近乎完美。作为回应，格林斯潘针对联邦预算开始了一番畅谈，讲述如何从税收及支出数据推断各届美国总统的政治风格。随着谈话的展开，两个人都对对方的智慧印象深刻。尼克松认为，格林斯潘简直就是活生生的统计学百科全书，他掌握的统计数据及他对此的分析都能够增加自己的选举筹码。格林斯潘则慢慢发现，如果过去他曾怀疑过尼克松的潜质，那此时他可以摒弃掉所有的怀疑。尼克松并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只是一位经历失败以后便蝇营狗苟于公司事务的政治家。不过，尼克松身上仍有一些地方让格林斯潘有种奇怪的感觉。尽管这位候选人的谈吐超乎完美，着装无懈可击，但总给人一种有些生硬的感觉。8年前，同样是这位尼克松先生，作为副总统前往莫斯科访问，当时他面对一排聚光灯，挥洒自如地同赫鲁晓夫进行了一场“厨房辩论”。然而，在这间自由自在的办公室里，他看起来却有些呆板了。格林斯潘最终也会认识到，对于尼克松来说，保持诚恳的态度并不是那么容易。

尼克松的办公室看起来风平浪静，但办公室外面，整个美国已经炸开了锅。纽瓦克暴乱只是1967年夏天发生的46起暴力事件中的一起。暴力冲突导致81人死亡，财产损失达数百万美元。民意测验结果显示，“违法、犯罪”取代过去的“生活成本和失业”，迅速成了广大市民最担心的问题。格林斯潘并没有被竞选团队中的温和派吓倒，他比以往更加努力地推动自己的经济自由主义主张。在9月底递交给尼克松的4页纸的备忘录中，格林斯潘把城市暴乱完全归咎于伟大社会计划（Great Society）。他认为，这个政府资助计划本身默认了美国白人剥削黑人。然而，实际上，白人并没有剥削黑人：黑人给白人公司打工或者到白人的商店购物其实都是他们自由选择的。名义上，政府以资助的方式来补偿所谓的剥削，但实际上白人并没有剥削。政府的主动认罪，给黑人发动暴乱提供了借口。格林斯潘认为：“在当前的情境下，任何想要通过资助来改善局面的努力，都可以被视为对暴力的支持。”

对于格林斯潘跟尼克松在头几个月里的交流，兰德应该会感到骄傲。就像兰德在1964年所做的那样，格林斯潘也在试图用经济自由主义理念引导和支持一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当然，这个过程中格林斯潘并不总是成功的。9月26日，也就是格林斯潘递交有关骚乱的备忘录的那天，尼克松在《读者文摘》上发表了他对城市暴力事件的回应文章。文中重述了格林斯潘的观点，认为暴力事件的发生并不仅仅是因为贫穷，还反映出全美国范围内对政府和法律的不尊重。不过，根据格林斯潘的主张，美国政府应该撤销对市区的干预，降低企业税收，放权让利；而尼克松却提倡雇用更多、更优秀的警务人员。如果尼克松的看法和格林斯潘一致的话，尼克松开出的药方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尽管遭到了冷落，但格林斯潘并没有气馁。11月初，格林斯潘企图公开发表了自己的论断。他向尼克松提出，想在《哈佛商业评论》或者其他类似的刊物上发表一篇文章，标题为“伟大社会计划到底错在哪里”。这篇文章将会向读者证明，伟大社会计划从根本上说是退步的政策，它只是为了迎合一些投票团体的利益而安排的拉票方案，这个政策不可避免地会引发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政府管制以及“分裂、混乱的社会秩序”。格林斯潘的请求再次遭到拒绝，尼克松并不打算全盘接受格林斯潘的经济自由主义主张。显然，他必须在保守派人士（比如布坎南和安德森）和持开放态度的人士（比如普赖斯）中保持平衡。整个国家已经走向左倾的道路，所以如果主张完全回到19世纪，就不会有希望赢得选举。从某种程度上说，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提高了公民对政府干预的重视，随后而来的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大繁荣时期更提升了人们对政府干预的偏好。尼克松可以对伟大社会计划进行侧面抨击，但是如果完全正面攻击，选举很可能遭受溃败。

1968年年初，布坎南让格林斯潘为竞选活动写一份关于农业政策的声明。在规模十分惊人的、针对特殊利益群体的救助项目中，联邦农业补贴也列入其中，而格林斯潘则基于经济自由主义的原则，竭力解释了取消这些补助项目的合理性。尼克松的竞选团队遵循惯例，将这份声明草案分发给了各个盟友。很快格林斯潘就给布坎南打了电话。

“达科他的狼群在追杀我。”布坎南记得格林斯潘曾经在电话中这样说道。头狼是卡尔·蒙特（Karl Mundt），他是南达科他州的一名令人可畏的议员。任何可能会减少南达科他州农业补贴的事情，都会让他暴怒不已。

布坎南向尼克松简要地介绍了现在所面临的僵局：格林斯潘写了一份备忘录，来自农业地区的议员们现在都想喝他的血。

尼克松答道：“如果格林斯潘当初没有把情况搞得这么糟糕，他们本来不会这样‘追杀’格林斯潘的。”

布坎南听到这番话，就着手针对全美国农场的未来写了另外一份全新的声明，这份声明对农场补助大大称赞，以此尽力弥补损失。在后一份声明中，布坎南加入了一些着重强调的东西，以此来表明尼克松对农业补助政策的绝对支持。布坎南还专门去了华盛顿，把这份声明亲自呈送给了“追杀”格林斯潘的达科他头狼蒙特。

这位参议员让布坎南进来并请他坐下，然后命令道：“念！”

布坎南照做了，最后还浮夸地引用了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的话，这些话出自后者在1896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著名演说。布赖恩当时的演说被称为“金十字架”演说，是美国历史上对格林斯潘所推崇的金本位制的最著名的攻击。该演说对农民们推崇备至，认为是他们辛苦地养育了城市人，而城市人民从未做过农活。如果城市没有这些农民，纽约和芝加哥的那些肥头大耳的金融大亨们就得在他们家的客厅里养家畜了。布赖恩在演说中咆哮道：“如果农场被摧毁，美国的每座城市的每条街道都会长满杂草。”

“布赖恩的那场演讲非常精彩。”蒙特说道，随后就将布坎南打发出了办公室。

面对达科他的参议员如此的羞辱，格林斯潘本应该放弃政治生涯，回头去从事很赚钱的咨询顾问生意以及当兰德主义的时事评论员。然而他并没有这样做，金钱对他而言也就只有那么一点吸引力。兰德的主张也在渐渐丧失影响力，信仰正在走向混乱和分裂。在纳撒尼尔与一个年轻女演员发生了恋情之后，曾被他抛弃的女祭司在一封公开信中表达了对他的强烈不满，这更加速了局面的混乱。总之，格林斯潘已经对政治非常入迷了。《阿特拉斯耸耸肩》中的男主角可能已从这个不公平的社会中撤离，任由这个社会腐坏。然而，格林斯潘渐渐发现，给未来可能成为美国领导者的人做咨询顾问，是一件很过瘾的事情。

总统竞选马上要上演一出好戏了。尼克松准备在1967年年底前将自己的竞选大本营搬离律师事务所，专心准备竞选活动。他的团队在曼哈顿中城找到了新地方。随后，他们开始招聘新职员，为尼克松的正式竞选做准备。他们在第五大道建起了临时的办公场所，连墙壁都是纸板做的。不过，这种忙乱和临时性却增加了他们的兴奋感。负责政策立场策划的、草拟演讲稿的、制定广告策略的、管后勤的都忙得不可开交，他们都梦想能进入白宫工作，对这位总统竞选主要候选人充满了期待。某一天，《时代周刊》的记者尼克·蒂姆施（Nick Timmesch）跑过来告诉他们一个消息，乔治·罗姆尼（George Romney）已经在新罕布什尔州努力拉票了，如果尼克松不赶紧去的话很可能就落后了。还有一次，克莱尔·卢斯（Clare Luce）突然造访尼克松竞选办公室，她心情很是激动，言语间散发出智慧和优雅。卢斯是一位作家，也是国会议员、大使。她还是纽约有名的贵妇，外表性感妩媚。尼克松团队在伦巴第大酒店（Lombardy Hotel）举办了圣诞节聚会，格林斯潘竟然手挽着一位面貌极美的女子出现在聚会上。虽然，格林斯潘已经不记得她的名字了，不过她的出现确实让这些同僚们对格林斯潘刮目相看。

1968年1月31日，就在提交竞选申请最后期限前的几个小时里，尼克松决定孤注一掷。他毅然地投身到初选当中，并于次日，在新罕布什尔州的一群选民中承诺，自己当选后，在解决问题时，肯定会超越党派纷争。他的团队已经搬到了公园大道450号，办公室更舒服了，而且街对面也有他们的办公场所。在这次竞选大战的新阶段，一些新机遇也不断降临。安德森要和尼克松一同出去拉票，办公总部就空出了一个位置给格林斯潘，而他也很乐意。格林斯潘经常在周五的时候前往汤森–格林斯潘公司，把每周例行的邮件发放给他的顾客。其余的时间他基本上都待在尼克松的竞选总部，为路演团队准备和更新关于美国国内经济政策分析的备忘录。竞选指挥中心安装有一台电传打字机、一台古老的传真机以及一部红色电话，专门用来接听尼克松路演现场小组打来的电话。趁着尼克松在路上的旅馆里歇息的那几个小时，格林斯潘就要赶在他前往下一个动员会地点之前，把起草的新闻稿和演说要点发给安德森。这个工作并不完全讲求严密深刻的哲学道理，但却真正与政治相关。

尼克松的顾问有些能拿到3 000美元的月薪，以2012年的物价水平来算，差不多接近20 000美元。不过，格林斯潘拒绝接受一切报酬，这一方面说明他很有钱，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想借此保持自己独立的态度。不过，即使没有报酬，他依然尽心尽力。当时，他不仅要负责美国经济和国内政策方面的事务，还顺带着处理民意调查领域的问题。不仅他自己，他的雇员也接受了这个挑战，他设立了汤森–格林斯潘团队，专门搜集各州民意调查的结果；然后他会将最新数据和过去的趋势比对，进而再推测其他未调查的各州最可能的数据。这是格林斯潘经典的数据挖掘方法，他的咨询公司最近有了第一台计算机，这种方法就更加有效了。这台非常前卫的IBM1130计算机有办公桌那么大，内存为8KB，虽然还不及现代的一部智能手机的内存，但对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极客先锋们来说，已经很令人兴奋了。汤森–格林斯潘公司雇用的小时工，首先把民意调查的原始数据导入打孔卡，然后把打孔卡插到这台硕大的新机器上。这台机器“嗡嗡吱吱”地工作两个小时后，最后会在穿孔纸带上打印出一些复杂的表格。该机算机的工作强度很大，其主机曾在一周之内运行了96个小时。该小时工拿到了很高的加班工资，以至于艾克霍夫这位全职雇员在看到小时工比自己拿的薪水还多时，都被惹恼了。

格林斯潘的民意调查分析数据提升了他在竞选活动中的地位，并终于使其不切实的经济自由主义观点所造成的被边缘化危机得以解除。凭借计算机输出的民意调查数据，他成了“知者”；他可以根据数据分析结果，向尼克松的顾问团队讲解他们在每个州的进展如何，在每个地区最吸引选民的观点是什么，普选最可能的结果是什么，选举团方面可能的比分是多少。20世纪50年代开始，计算机预测已经被新闻机构用于选举情况的报道，肯尼迪的顾问团队也使用过计算机进行模拟，以测验选民对候选人的天主教信仰持何种看法。不过，格林斯潘进一步推进了对民意测验的分析工作。在1968年8月的共和党大会期间，他预测尼克松是最有可能当选的共和党人，这个预测结果很有可能说服了那些本来摇摆不定的代表们，并最终把选票投给了尼克松。

1968年4月4日，一个周四的晚上，一起谋杀案浇灭了美国市中心的休战希望。当晚，马丁·路德·金正站在孟菲斯市一家汽车旅馆的二层阳台上，突然被狙击手的一颗子弹击中下颌。子弹不但击碎了他的几根椎骨，还切断了颈静脉。这位黑人领袖丧命于白人之手，再度点燃了城市暴乱。当局抓捕了大约20 000人，才使秩序恢复正常。对尼克松和他的支持者来说，这恰恰支持了他们对加强法律执行力度的呼吁。不过在枪杀案发生的当晚，罗伯特·肯尼迪这位持不同观点的政治家出现在了美国的政治舞台上。在飞往印第安纳州首府印第安纳波利斯的飞机上，他宣布自己已被民主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

罗伯特·肯尼迪在飞机上听说了金被枪杀的消息。他一下飞机，印第安纳波利斯的警察局长就让他尽量远离黑人聚居区，但是肯尼迪径直前往了黑人聚居地，穿着他已故兄弟的旧外套来保护自己不受黑人的伤害。他站在成百上千的人群面前，从口袋里拽出几张已经皱巴巴的手写便条，庄严肃穆地宣告金死亡的噩耗。人群顿时唏嘘不已，这时肯尼迪安慰说，他理解大家的心情，毕竟他自己的兄弟也是被谋杀的。随后，他继续说道：

美国需要的不是分裂。美国需要的不是仇恨。美国需要的也不是暴力、违法犯罪。美国需要的是爱和智慧，是人与人之间的同情，是公平对待那些还在我们的国土上受苦受难的民众，不论他是白人还是黑人……

这场演说感动了罗伯特·肯尼迪的工作人员，也感动了周围的听众。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肯尼迪这次鼓舞人心的演说，使印第安纳波利斯躲过了一场极具破坏性的暴乱。肯尼迪作为候选人的表现很严肃且很坚强。整个国家很少有人能够用他这种亲民的方式来处理政治谋杀事件。肯尼迪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发表完演讲后，就飞往了华盛顿，在那里他同样去了暴乱发生区。顾问提醒他说，去那些烧杀抢掠之地很可能会有危险，他依然没有听取建议。他去亚特兰大市参加了马丁·路德·金的葬礼，瞻仰遗体，参观葬礼游行。金的亲密盟友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还记得自己曾用于自我安慰的话：“没事，我们还有罗伯特·肯尼迪。”

格林斯潘听说了纽约那边的消息后，再也坐不住了。4月8日，就是在金的葬礼的前一天，他发了份备忘录给“DC”（尼克松竞选时用的代号，万一文件落入记者手中，可以借此推诿）。格林斯潘指责罗伯特·肯尼迪企图利用最近发生的悲剧，激起白人的愧疚感，从而将自己树立为道德领袖。肯尼迪表面上坚持正义，却并没有负责任地站出来，谴责暴力事件的发生。格林斯潘说：“他必须对此负责。”在自由社会中使用暴力是否有违公正呢？对于这个问题，肯尼迪不能含糊其词。他必须很明确地告诉那些激进分子，他们做错了，这非常重要……在这个问题上，态度再坚决也不为过。在格林斯潘眼中，肯尼迪的问题在主张包容的人士中普遍存在：尽管他们会耍嘴皮子地呼吁不要暴力，但在实际行动中，他们总是匆忙地表明骚乱分子的愤怒是有正当原因的，从而默许了暴力。随着格林斯潘的愤怒逐渐到极限，他继续说道：“激进分子错了，自由社会的道义决不容许暴力。这里不是纳粹德国！”

有些时候，格林斯潘的经济自由主义观点会压制他的判断力，这次就是如此。通常而言，他非常注重实证的统计数据，认为理念都要服从于数据。然而，偶尔，他会偏离真实的数据，从而对眼前的证据难以作出正确评估。比如，尽管他在整个经济体中自然垄断属性最强的领域工作，但他却攻击所有的反垄断法；此外，他还诋毁了罗伯特·肯尼迪。肯尼迪对暴力并没有含糊其词，实际上就在金遇害的第二天，他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认为美国人民对暴力事件的容忍度似乎越来越高了，这是对人性的践踏，很令人痛惜。另外，他也没有和那些激进分子站在一边，实际上他还遭受了激进分子的辱骂。“不管是约翰逊还是现在的肯尼迪，这些白人都不会选择跟金站在一边的，”在金遇害的第二天早上，卡迈克尔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道，“肯尼迪只是触发了大家的情绪，这是很正常的。”在攻击肯尼迪这件事上，格林斯潘显然是选错了靶子。如果说有人试图在政治上利用4月的这些突发事件，这个人反而可能是格林斯潘。

尼克松政治悟性很高，所以没有采纳格林斯潘的建议，去攻击罗伯特·肯尼迪在马丁·路德·金遇害后的行为。不过，他采纳了格林斯潘的另一个建议，即在市中心培植“黑人资本”。在竞选活动中，他表示，白人试图通过不断升级的社会救助项目收买黑人，并借此缓和自己的负罪心理，他为这种行为感到痛惜。尼克松在4月的一次演讲中说道：“现在这种项目越多，就会越失败，突发暴力事件就会越多，从而引发更多的恐惧。”这和格林斯潘的观点是一致的，后者认为政府补助和贫民区暴力之间存在一种恶性循环的关系。尼克松采用了格林斯潘提出的方案，用税收优惠政策刺激市中心的企业，向建造房屋提供信贷，向低技能人员提供培训，鼓励在贫困城区成立企业。这个黑人资本项目将会取代政府补助项目，旨在培养所有权的意识和自豪感，并消除促使暴力产生的挫折感。

尼克松采纳格林斯潘提出的黑人资本计划，意味着他已经不再计较格林斯潘与达科他州“群狼”发生冲突一事。格林斯潘的老盟友布坎南，又开始帮助格林斯潘扩大影响力了。1968年5月18日，布坎南为尼克松准备了一份备忘录，简述了在公园大道竞选总部里发生的一起风波。布坎南在备忘录中说，格伦·奥尔兹（Glenn Olds）博士是惹出这个麻烦的主角。这是一位因协助建立美国国内版本的和平队（Peace Corps）而出名的自由派学者。尼克松为了回报某个企业对自己的支持，专门在竞选团队中给奥尔兹安排了一个职位。奥尔兹正在筹划各种各样的方案，而这些方案在布坎南看来都很荒谬。这位教授认为自己的助手需要增加两到三倍，以使他能完成猎头工作，并宣称他想要挑选出2 500人，为未来的尼克松政府做好人才储备。布坎南在备忘录中辛辣地嘲讽道：“奥尔兹显然觉得自己的权力很大。”他的研究团队中的许多人威胁称，如果奥尔兹继续这样做的话，他们就会退出。布坎南还断言：“他们认为奥尔兹是极权主义的自由派……而他们真正需要的是格林斯潘这样的人。他放弃了自己的工作，来这里做全职的顾问，理应被任命为美国国内政策研究主管。”布坎南称赞格林斯潘“对尼克松忠心耿耿，工作勤奋，甘愿放弃自己的事业。在研究领域，他深受信赖和支持，人们都很喜欢他……如果要在难得见面的奥尔兹和经常能看到的格林斯潘这两个人之间选择的话，我强烈建议我们大家都选择格林斯潘”。

随后尼克松签署了晋升令，于是格林斯潘被委任为竞选活动的美国国内政策研究主管。

大约两周过后，即6月4日，罗伯特·肯尼迪赢得了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的初选，结果在午夜揭晓。在洛杉矶一家旅馆的舞厅里，罗伯特·肯尼迪同他的支持者都欢欣鼓舞。随后，旅馆经理带领他去了另一个房间等着接受媒体采访。罗伯特·肯尼迪沿着走廊穿过旅馆厨房时，看见走廊里放着一台制冰机。他停下来跟一个厨房工握了手，就在这时，巴基斯坦移民瑟罕（Sirhan）突然从一个低矮的托盘堆垛机上跳下来，冲向前去，枪杀了罗伯特·肯尼迪。对很多美国人来讲，罗伯特·肯尼迪遇害意味着整个时代的终结，民众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无限的可能性和进步的期待都化为了泡影。“一些人只看到存在的事物，分析为什么存在。而我期待还没有存在的事物，并思考为什么没有存在。”罗伯特·肯尼迪在竞选中曾经这样说过。罗伯特·肯尼迪的葬礼在纽约圣帕特里克大教堂举行，他的弟弟特迪（Teddy）在葬礼中又引用了上段话。民主党的事业从此失去了领袖。

前一波的伤痛还未被抚平，新的恐惧又涌上了美国人民的心头。两个月里已经有两位领袖被杀害了，更别提5年前死于非命的约翰·肯尼迪（John Kenndy）总统了。整个国家充斥着警察与党派激进分子之间的枪战、信奉种族主义的三K党自卫队成员的违法行为、工会罢工和学生抗议。那时，诸如《博南扎》（Bonanza）、《荒野大镖客》（Gunsmoke）这种强调法律和秩序的电视剧收视率最高。在公园大道尼克松的竞选总部，特勤处认为尼克松的办公室很不安全，很容易遭到来自街对面建筑物的步枪袭击。特勤队将尼克松转移到了一个更加隐蔽的房间，之前的办公室让给了通信主管。在刚搬进来的最初几天，通信主管员根本无法安心工作，总是紧张地瞄着窗外。

笼罩全美国的这种恐惧氛围，使尼克松占据了有利位置，因为自从去年夏天暴乱发生之后，他就一直主张加大执法力度，维护秩序。不过，他仍然面临着来自自己右翼的挑战。亚拉巴马州前州长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的竞选定位是独立的种族隔离主义，他同样也在就国家的法律和秩序高谈阔论，他主张的政策可以算尼克松的政策的粗俗版本。工人阶级中的白人都很支持他。“如果我成了总统，而游行示威者躺在我车前，那么他们就别指有命去躺在另一辆车前了。”华莱士愤怒地说，并痛斥那些接受社会福利救济的母亲们把生孩子作为她们的收入来源。1968年春天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全美国范围内，尼克松比华莱士落后了好几个百分点，在美国的最南部，华莱士也领先于他。肯尼迪枪杀案后接连发生的贫民窟骚乱，也只是更加强化了华莱士的优势而已。

6月底，格林斯潘的民意调查分析使他确信，尼克松必须采取最直接的对抗，不过格林斯潘还是很谨慎，没有建议尼克松深入到贫民区。7月4日，他建议尼克松适当调整自己的声明，使它们的音量更大一些，从而让华莱士的支持者们能听见尼克松一方的声音，还能回击那些歪曲指控。3天后，格林斯潘在另一份备忘录中写道：“我认为，与其追随华莱士的方式（那样尼克松永远也不会胜出），我们应设法将华莱士的过分简单化的方式等同于非常业余的方式。”暴乱事件发生后，当地采取的请罪方式虽然可以暂时安抚群众的情绪，但是这种方式并不能给人们带来心底的安宁，家庭主妇们在去购物逛街时仍要高度戒备。

在接下来的那一周，布坎南征用了格林斯潘的民意调查结果。在7月13日的备忘录中，他着重分析了尼克松在策略上面临的两难境地：是应该朝中间走，夺走民主党的选票；还是应该往右走，把华莱士的选票吸引过来呢？尼克松阵营的稳健派更偏向于第一种策略，主要是因为尼克松从犹太人和黑人中获得的支持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应该强化对这些群体的影响力。不过，布坎南从完全不同的视角分析了民意调查数据。他抱怨道：“除非我们获得了黑人和犹太人的支持，否则对于尼克松未能获得到的东西所进行的无休止讨论都将沦为废话。”“自1964年后，共和党人已经失去了一代黑人的支持。”布坎南继续说道。他这里所提及的事件，即1964年戈德华特对《民权法案》投了反对票。“讨好以色列游说团体对我们一点用都没有。如果说黑人和犹太人是关键所在，绝不是因为尼克松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选票。因为负罪感的存在，所以黑人在公共传播媒体上获得了更大的发言权，而犹太人正好控制着这些媒体。我们不想与这些人为敌，他们可能会破坏我们的计划，但他们并不是支持我们的主要选民。如果依附于他们，我们就相当于在追逐正渐渐消失的彩虹。位于那些大城市的爱尔兰人、意大利人、波兰天主教徒，还有美国南部、中西部和乡村地区的白人新教徒，这些才是我们选票的主要来源。”说完这些，布坎南又重述了之前的建议。他请求尼克松多听听格林斯潘的建议，他还坚持说，非常有必要让格林斯潘帮我们分析一下民意调查的结果。很显然，布坎南认为格林斯潘绝对会支持他所提出的竞选策略。

在布坎南递交他的备忘录后的那个早上，他就安排了一次有自己、格林斯潘和尼克松参加的会议。他们和尼克松团队的其他几位成员在海空航站楼集合，登上了一架小飞机，向东飞越了长岛。飞机降落在汉普顿机场（East Hampton Airport ）后，已经有汽车在等候他们。于是，他们又转乘汽车前往位于长岛最东端的蒙陶克（Montauk），这是一小块伸向大西洋的陆地。他们顺着在一条蜿蜒的土路走到尽头，到达了一栋山顶平房。有两个特勤处的人站在房子周围，都带着对讲机和太阳镜，另外还有很多人在周围的松林里巡逻。布坎南和格林斯潘被带进了一间玻璃门廊，往外望去就是闪闪发光的大海。

尼克松进来后，就坐到了一把扶手椅上，并将脚搭在了旁边的咖啡桌上。开会前，他首先亮明了规矩：这次不讨论竞选搭档的问题。随后他分析了自己的竞选前景。在1960年那次失败的竞选中，他还获得了共和党96%的选票，这次他需要也获得这么多。然而，自3个月前金的葬礼之后，华莱士在共和党的选票就从2%跃升到了8%，这比尼克松所能承受的损失高了两倍多。与此同时，华莱士还偷偷拉拢了一些独立选民，这些人同样也是尼克松需要去争取的。尤其是在加利福尼亚，华莱士的支持率看起来是最高的。如果尼克松对骚乱者不管不顾，他将会面临溃败的危险。

有12位顾问出席了这次会议，他们坐在长椅上围成了一个半圆，尼克松绕着他们走了一圈。就如何拉拢华莱士的支持者的问题，每个人都谈了几分钟。随后尼克松的撰稿人理查德·惠伦（Richard Whalen）提到，选民中的知识分子想了解候选人对政策问题的看法，而中低阶层的郊区居民更想知道候选人对他们眼中的道德问题有什么感受。然而，如果尼克松要展示自己的感受，他就必须放弃高度的沉着，而主流媒体肯定会立刻对他发起攻击。对于尼克松面临的窘境，简单明了的解决办法是不存在的。

尼克松感觉自己身处夹缝之中，内心充满了挫败感，于是索性恶言谩骂起来。黑人反对他，犹太人反对他，他痛苦地咒骂着整个世界。顾问们也都沉默下来，让他好好发泄一下。大多数人与这位总统候选人并肩作战了很长时间，对一直以来尼克松所承受的压力感同身受，因此对于尼克松的突然爆发并不感到惊奇。布坎南后来在回忆这些会议时，耸了耸肩，然而说道：“你看，当时气氛确实很紧张；他气炸了……不过，那又怎样呢？”然而，格林斯潘后来却称，这次会面是他和尼克松关系的转折点。“我看到了他的另一面，这让我大跌眼镜，”格林斯潘说道，“我已经认识他好几个月了，跟他共事也好几个月了，但是我之前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一句那样粗俗下流的话。他是来自加利福尼亚南部的一个很保守但很睿智的律师，平时总是西装革履的，并且他还在音乐圈混过。不过，这次我竟然从他口中听到了那些粗俗的话。然后我对自己说，我的天，他竟然有双重人格。”经历过蒙陶克的那次会议之后，格林斯潘就决定在选举结束后不再参与政治了。他说：“从那天起，我感到非常不舒服，一丁点儿都不想再涉入政坛了。选举过后我被邀请到白宫工作，这让我很烦。我说，不，我宁愿回去做顾问。”

那个周日，尼克松在蒙陶克的表现无疑令人感到心烦意乱。格林斯潘是经济自由主义者，信奉平等主义，本能地反对一切社会偏见，所以他很难忍受尼克松的凶恶和偏执。不过，由此就认为格林斯潘会作出刻意与尼克松保持距离的原则性决定，显然也是不对的。他和布坎南的合作非常完美、非常愉快，而且他对民意调查结果的分析也很好地支持了布坎南的理论，即尽力去拉拢白人是有效的方式。在蒙陶克会议之后几周里，格林斯潘不但没有辞去尼克松竞选顾问一职，反而加倍努力助他当选。

1968年8月初，尼克松前往迈阿密海滩参加共和党大会。电视观众对枫丹白露酒店的场景可能会比较熟悉，因为就在几年前上映的电影《金手指》（Goldf i nger）里面，詹姆斯·邦德就是在枫丹白露酒店里装死的。竞选团队把尼克松安置在附近的希尔顿酒店，并把最上面四层都包下来了，走廊也用铁丝网围住，上面还贴上了竞选的海报。在布坎南的劝说下，格林斯潘才勉强同意和另外一位工作人员合住一间客房。格林斯潘手里拿着民意调查的模拟结果，在走廊里来回踱步，希望能随时提供及时的帮助。有一天，埃克霍夫专门从纽约飞过来，把IBM1130模拟出来的最新结果送到他的手中。

尼克松在蒙陶克时没有讨论竞选搭档的问题，他在本次大会上宣布了自己的选择。尼克松其实是一位很机械的竞选者，他的一位共和党同僚形容他是“一个行走的电路箱”。他有非常强的不安全感，所以只会提拔那些不如他的人。即使大家都对此心知肚明，尼克松这一次选择的的竞选搭档，还是因为其普通的程度而登上了头条。

在竞选搭档宣布之后，一位电视新闻记者在街头采访了路过的行人，对他们说：“我会说出两个单词，你告诉我这两个单词是什么意思。这两个单词是Spiro Agnew（斯皮罗·阿格纽）。”

“应该是某种疾病的意思吧！”一位男士说。

“是某一种蛋的名称吧！”第二个人说。

“他是希腊人，开了一家造船公司。”第三个人回答道。

竞选搭档自己应该也很惊讶。阿格纽坦承：“大家确实对斯皮罗·阿格纽不是很熟悉。”《华盛顿邮报》对尼克松选择阿格纽做竞选搭档这样评论道：“自罗马皇帝卡利古拉（Caligula）任命自己的马为执政官以来，这可能是最古怪的一次政治任命。”

格林斯潘也为尼克松的选择感到惋惜。他更喜欢右翼的英雄，加利福尼亚州时任州长里根。不过，他实在是非常喜欢参与政治，所以难以抽离，而且他意识到必须弱化自己的保守主义立场。大会后的第10天，也就是8月18号，他成为政治新闻的头条人物，但却完全不受新闻记者欢迎。《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霍巴特·罗文（Hobart Rowen）严厉抨击了格林斯潘以前写的关于客观主义思想的文章，断章取义地过分夸大了格林斯潘和美国主流观点的距离。他引用了下面的话：“美国的反垄断法体系的整个结构，是充斥着经济非理性和愚昧的大杂烩……如果没有了金本位制，我们的储蓄就很难避免通货膨胀的侵蚀……很多州所实施的福利计划，其实就是州政府掠夺社会高效率成员的财富的一种方式。”罗文不带评论地把这些话连在一起，并在最后来一句有力的抨击：“尼克松选择这样一个比麦金莱（McKinley）还右的人做重要的经济顾问，很是奇怪。”

就在《华盛顿邮报》刊登该文的几天后，民主党也要举行提名大会了。因为预料到会有干扰，所以芝加哥会议中心已经被2米多高的铁丝网围起来了。会堂入口的柱子之间已经填上了防弹金属板。11 900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开始在楼顶和人行道上巡逻。然而，这些预防措施显然还远远不够。连着三天三夜，暴乱者都在辱骂那些警察。“混蛋，LBJ（约翰逊总统名字的缩写，Lyndon Baines Johnson）！”“胜利万岁！”（纳粹所用的招呼语）“猪，猪，法西斯猪！”这些话显然激怒了警察。他们用警棍、喷雾瓦斯对付示威游行者，而且还袭击摄影师和记者。尼克松派驻芝加哥的观察员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实时地通报了他所住的旅馆楼下的动向。“骨头都快被打断了！噢，我的天哪，快看！”这位年轻的国会议员在电话里跟尼克松的政治主管说道。

尼克松非常高兴。对于很多工人阶级的民主党来说，骚乱分子就像被宠坏的孩子，他们拒绝服兵役，在大学校园鬼混，现在又去芝加哥对着保护他们的执法人员撒野。在小型工业城镇，比如密歇根州沃伦市（Warren），一项调查研究表明只有4%的居民家庭认为警察太过粗暴，他们认为如此的放纵行为就应该挨棍子；如果这种局面都是由民主党造成的，那么他们就不想与民主党扯上任何关系。芝加哥事件很快就影响了民意调查结果。汤森–格林斯潘公司的团队提交了一份预测结果，结果显示，大会过后，汉弗莱只能拿到11张选举团票，而尼克松能拿到461张选举团票。就在1年以前，当格林斯潘去律师事务所拜访尼克松的时候，几乎没有一名权威专家认为共和党能够重新夺回白宫位置。现在，格林斯潘发现他投身于其中的竞选团队已经有了压倒性的优势。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开完的第二天，格林斯潘仔细分析了当下的政治格局。在给DC的另一份备忘录里，他套用1960年尼克松竞选总统的情景，希望能够使尼克松与自己保持在同一个频道上。格林斯潘回忆道：“那时候，尼克松的对手约翰·肯尼迪曾经呼吁美国要加速冲向新边疆。”然而，现在国民的心境已经转变了。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我们国家现在更想要回归沉寂、平淡，就像20世纪50年代的环境。肯尼迪建议美国全力向前冲，尼克松就应该建议国家重返正常的轨道。考虑到目前国民的情绪，选择温和、不出名的阿格纽作为竞选搭档，绝对是神来之笔。“领导力和活力很可能是一笔被严重低估的政治资产。”如果说格林斯潘对尼克松在蒙陶克的表现大失所望的话，那么现在他则很高兴地改变了当时的想法。他写道：“尼克松在共和党大会上显得意念坚定、一致，富有领导力，这种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会产生很大的作用。”

自去年夏天提交备忘录以后，格林斯潘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彼时，他幻想能够回到真正的经济自由主义。此刻，他则在迎合上司并为其分析民意测验结果。1964年秋天，兰德极力敦促戈德华特坚持经济自由主义原则，而格林斯潘现在更强调的是，要减弱民主党的攻击，尼克松就应当“不要发出暗示，自己敌视依靠社会救济制度的特殊利益群体”。政治主导着格林斯潘的想法。他的很多备忘录都致力于将尼克松的立场保持在汉弗莱和华莱士之间，并对尼克松如何轻松地处理姿态调整的问题提供策略，“姿态调整的重要性大于实际的内涵”。在9月中旬，格林斯潘已经远远偏离了自己的理念，他甚至多次提醒尼克松，要注意缩减政府支出的计划可能引起的政治风险。显然，他已不再是罗文笔下的理论空想家了。

然而，格林斯潘还有一条教训要汲取。在总统大选日前不久，一位记者援引格林斯潘的话称，尼克松短期内会忍受更高的失业率，以此来缓解通货膨胀。这很明显反映了格林斯潘的观点：民主党将失业率维持在很低的水平，这种愚蠢的想法无疑会点燃通货膨胀，并在其任期内彻底失败。为了忠实于自己担任的新角色，并埋葬他以前的“兰德主义”的身份，他断然否认了这段援引，坚称这段话是断章取义。不过，该言论带来的政治上的损失已然发生了。汉弗莱抓住这个漏洞不放，严厉指责尼克松愿意接受非充分就业。尼克松团队不得不求助于格林斯潘在哥伦比亚大学时期的学术导师伯恩斯。伯恩斯对《华盛顿邮报》解释说：“我可以很明确地说，这不代表尼克松先生的政策立场。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度只接受充分就业政策。”

总统大选日前一天，汉弗莱与尼克松的支持率并驾齐驱。竞争异常激烈，在所有投票点关闭后双方的形势依旧非常焦灼，整个傍晚都没有分出胜负。第二天早上9点钟左右，在曼哈顿华尔道夫大厦酒店（Waldorf Towers）的竞选套房，尼克松身穿睡衣从床上爬起来。他打开电视，发现整个广播网都说他更有希望胜出。尽管全民投票的结果很接近，但是在总统选举团那里他已经获得了绝对的胜利。4年前美国民众还热烈支持约翰逊，现在都开始否定他了。

尼克松在纽约的皮埃尔酒店设立了他的过渡总部，16年前格林斯潘的婚宴就是在这里举行的。著名女演员凯瑟琳·赫本（Katharine Hepburn）、柯克·道格拉斯（Kirk Douglas），还有希腊皇室夫妇都曾经在这里举办过婚宴。尼克松住进了一间总统私人套房，里面装有壁炉和很大的法式镜子。套房中还有一间办公室，里面放着一张折叠式的果木餐桌。两间装有水晶灯的大宴会厅被改装成了简易的新闻工作室，这给外界透露了一个信号，削减预算在尼克松的议程表中并不是最重要的，这些花销最终由联邦纳税人承担。同时，尼克松的助理此刻都在忙着思考一个重要问题：在新政府中每个竞选顾问都会被安排什么工作呢？

在大选胜出之后的几天，负责竞选的幕僚长派了一位助理专门打探几位主要顾问的想法。一周之后，助理回来汇报。竞选演说撰稿人比尔·萨菲尔（Bill Saf i re）很想成为总统的工作人员。“他非常愿意卖掉自己的企业以便获得这份工作。”助理汇报说。格林斯潘的经济自由主义同僚安德森愿意辞去哥伦比亚大学的职务来白宫工作。助理的备忘录上写道：“如果能在白宫参与研究工作，安德森会非常乐意。”接着看这张列表：每个竞选顾问积极性都很高。唯有助理笔记上的第一个名字是个例外。该备忘录称：“格林斯潘对政府工作基本不感兴趣，除了一两个职位，而按他自己说的，他对这些职务提出要求，是会显得有些冒昧的。从他的说法看，我觉得他指的那一两个职务应该是财政部长或预算主任。”这位助理的第一个猜测可谓说到点子上了。艾克霍夫在回忆这段时期时说，格林斯潘私底下很期望当上美国财政部长。

不管格林斯潘对尼克松的担忧是什么，他很乐意为尼克松工作。不过，他不打算单纯为了工作搬到华盛顿；他在纽约生活富足。他从32岁起就已经涉足咨询行业了，现在都已经42岁了。他对竞选活动中那种突击队式的紧张氛围乐此不疲，但是他并不想去政府机构中做一颗螺丝钉——他要做的是大人物。尼克松团队认为格林斯潘不够可靠，不应该担任高级职务。竞选的最后阶段，他很忠诚地完成了政治顾问的工作，但是尼克松团队的核心成员依然没有忽略他早期坚持经济自由主义理念的事，而且他在充分就业上的出丑也阻碍到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尽管他很努力地让自己转变为政治动物，但是他转变得有点晚了，尼克松并没有随着他的转变而增强对他的信任。当后来在华盛顿风生水起的时候，他依然将这条教训牢牢地记在了心里。

07
无为主义
DO–NOTHINGISM

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在国会大厦东侧前面的亭子中宣誓就职。虽然他在很多方面与约翰·肯尼迪是完全相反的，比如忧郁犹豫，而不是自信阳光，但在经济方面他所传递的信息又重新奏响了新边疆政策的旋律。望着他身下的群众，尼克松对美国的超常繁荣赞叹道：“以前未曾有人生活在这种社会中，它几乎同时实现了公正和丰饶！”他强调了自己对于调控的信念，并承诺美国已经“学会了管理现代经济以保证其持续增长”。随着美国连续96个月保持产出扩张和仅为3.3%的失业率，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分享新总统的乐观情绪。生活水平在上升，而股市指数10年来已翻了一倍多。有什么地方可能出问题呢？政府在促进经济的平稳增长。由于美元钉紧黄金，所以其汇率不会波动。利率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波动，并受到监管部门的调控。

虽然尼克松非常乐观，但格林斯潘对于新边疆政策可持续性的质疑，已接近应验的转折点。1968年的春天，美国的通货膨胀率突破4%，这是朝鲜战争结束以来的第一次。到就职演说的时候，尼克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已针对这种形势作了相应调整。林登·约翰逊通过压缩公共开支，使得其最后一份预算案实际产生了盈余，而美联储也开始提高利率。虽然在最好的时候，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双重紧缩将是令人不安的，但有一个特殊的原因更值得人们担心。自格林斯潘成年以来，企业和家庭首次出现负债累累的情况：1945年，私人债务总量大约是GDP的52%，然而，自尼克松上任以来该比率已经翻了一番，达到107%左右。随着利率上升，巨额债务所带来的利息支付将会不断攀升，这将会对美国民众造成冲击。与此同时，政府预算收紧和经济增长放缓又会压低收入，这将从另一方面对美国民众形成冲击。

有越来越多的金融企业开始向格林斯潘咨询，这给了他一个接触经济脆弱性的窗口。他会偶尔出席由第一代对冲基金管理人筹备的纽约午餐会。当时，许多对冲基金都借钱购买了大量名称中带有“数据”或“电子”字样的热门股票。尼克松就职后不久，股市开始暴跌，许多与格林斯潘一起参与午餐会的同伴转眼就倾家荡产了：热门的东西冷却了，20世纪60年代一去不复返。在西海岸环球金融的董事会会议上，格林斯潘意识到储贷业也面临着危机。随着利率上升，储贷机构需要用具有较高收益率的债券和商业票据来竞争，以吸引存款。然而，它们被禁止付给存款人超过银行所付的利率：由于银行面临着所谓的“Q条例”利率上限的限制，因此储贷机构实际上受到了政府的掣肘。这种局面使得储贷机构的存款量开始暴跌，更是将环球金融一类的贷方置于窘境。它们已经向购房者发放长期按揭贷款，直到按揭期结束才能收回自己的钱。然而，为这些按揭贷款提供资金的储户们却一直在选择撤出。

尼克松对新边疆的推崇明确表明，他将忽略格林斯潘提到的经济自由主义的建议。不过，储贷业中酝酿出的灾难却表明：总统这样做是错误的。新边疆对充分就业的追求造成了通货膨胀率的上升，从而才导致市场利率上升。这意味着储贷机构必须为储户提供更优惠的利率，否则就将面临资金灾难性流失的损失。然而，利率上限阻碍了储贷机构的调整：政府首先使行业受到了通货膨胀的挑战，然后阻止各行业去适应它。甚至连新边疆的提出者也对这些扭曲现象感到震惊。1970年，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肯尼迪时期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干将托宾对于“Q条例”的代价进行了批评，并敦促政府解除管制。

临近尼克松任期的尾声时，他作出的各项决策的恶果开始日益显现出来，而这些决策在很大程度上都忽略了格林斯潘的建议。对格林斯潘而言，他也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从尼克松的忠实竞选助手变成尼克松的无情批评者。

不管1969年后美国的经济有多么不确定，格林斯潘的影响力却不断扩大，这一点很让人印象深刻。《巴伦周刊》不久后发表了一份关于他的采访稿，充满了敬重之意，其标题是“世界哲学家”。采访稿的篇幅达到了超乎寻常的7页。这位哲学家最近在他的简历中又加入了第二个董事会成员的称谓：他已成为纽约金融公司保德信金融集团（Standard Prudential United）的董事。格林斯潘同时还保留了在纽约商品交易所的席位，并于1969年成为商业经济学家协会主席。他与标准普尔公司达成了一项联营协议，这允许汤森–格林斯潘公司可以在标准普尔的最先进的计算机上运行预测程序；艾克霍夫的工作状态也发生了转变，她靠甜甜圈和咖啡支撑着，从午夜工作到凌晨4点。在艾克霍夫与格林斯潘分手后，这一点有助于巩固她与未来的丈夫吉姆·史密斯（Jim Smith）的关系。史密斯是一家爵士乐酒吧的老板，他通常会在凌晨4点关掉他的小店，并和艾克霍夫一起共进早餐。这项合作也导致标准普尔的母公司希望购买汤森–格林斯潘公司80%的股份。不过，格林斯潘并没有打算放弃自己的自主性，无论这会使他多么富有。

格林斯潘曾告诉尼克松团队，他乐于提供兼职服务。他曾主动请缨，在总统就职典礼前担任过渡期预算办公室主任。在尼克松搬进白宫后不久，另一个机会到来了。新总统绕过美国国防部长，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结束征兵制度：他没有时间理会经济自由主义的背景，因为对征兵制采取经济自由主义的立场更容易获得更多支持。该委员会由马蒂·安德森领导。在格林斯潘的协助下，就结束义务兵役制的初期活动，他已经向尼克松提交了备忘录。安德森现在直接把他的老朋友拉进了该委员会。“另一个安德森”同样无法拒绝该邀请。该委员会的成员还包括弗里德曼，他是一位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格林斯潘一直对他的著作极为关注。

经济学正逐渐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学科，而关于兵役的委员会最终成了未来的某种前兆。人们经常以政治视角来探讨征兵制度：全志愿部队都是黑人吗？这样是否更有可能抵制民间监督？人们也同样会从军事角度分析征兵制度：也许志愿军比非自愿的义务兵更有战斗力？然而，弗里德曼和格林斯潘运用安德森和委员会废除主义者的想法，将整个争论搬到了经济学领域。他们通过在自己所选择的领域发难，击败了那个公开支持兵役制的委员会主席。

经济学家从两个主要论点开始发难。首先，征兵制度迫使特定的低收入年轻男性群体以低于市场水平的工资向政府提供劳动。这相当于“隐形税”，一项没有算在联邦预算中的强制性税种。事实上，这项隐形税比普通平民支付的税率高出3倍。以现役军人承受的重压为代价，其他人拥有了一支便宜的军队，这是一个可耻的倒退性收入转移。基于第一个论点，经济学家断言，因为军事劳动的真实成本被掩盖，军事策划者过度使用了人力，从而扭曲了美国劳动力市场。大量的廉价服役人员的供应延迟了“五角大楼”的动机，它本可以更早通过机械化而将士兵从低技能工作中释放出来。因为人力资源的浪费，国民经济付出了代价。

有一天，美国军方将在越南战场以铁血闻名的前指挥官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William Westmoreland）推出来，以证明兵役制的有利之处。为了使经济学家不再对隐性税收和劳动力市场扭曲胡言乱语，威斯特摩兰表明他不想再指挥一支雇佣兵军队。

“将军，难道你愿意指挥全是奴隶的军队？”弗里德曼反击道。

威斯特摩兰挺直身子，然后说道：“我不喜欢听到，我们的爱国应征入伍者被称为奴隶。”

“我不喜欢听到我们的爱国志愿者被称为雇佣兵。”弗里德曼反驳道。然后他接着说：“如果他们是雇佣兵，那么，我就是个雇佣教授，而你，不过是一位普通雇佣将军；我们使用雇佣医生，我们使用雇佣律师，我们从雇佣屠夫那里得到我们的肉。”

“对威斯特摩兰将军而言，以往任何时候都没有遇到过如‘小老头’弗里德曼这般强大的敌人。”格林斯潘后来津津有味地回忆道。

然而，不管格林斯潘多么喜欢弗里德曼的观点，他也并不打算效仿。当一位委员担心，美国将永远无法找到足够的志愿者来填补义务兵的名额时，格林斯潘的回应是谨慎且礼貌的。“我敢肯定，各军种可以通过改善待遇，增加任何数量的人员配备。”换话题之前，他向此人保证道。很多年后，在回顾他在该委员会的工作时，格林斯潘认为，相对而言，他可能是温和派了，因为弗里德曼太强硬了：“我们都把问题都丢给了米尔顿，因为如果你有一门榴弹炮，你还会需要警察的手枪吗？”不过，事实是，格林斯潘已经改变。与多年前与兰德在一起时相比，在意识形态方面，他已经淡化了许多；他更渴望与政治掮客似的同僚和睦相处。此外，不管格林斯潘用纸笔表述观点时显得多么强硬，他还是保留了一些青年时期的羞怯。他不喜欢面对众人。

1970年2月21日上午，该委员会成员在白宫向总统提交了最终调查报告。照相机拍下了这样的一个时刻，当时总统坐在内阁会议室大六角会议桌的中央，正与委员随意交谈。在总统座位正对面的一侧，格林斯潘从所有人员中脱颖而出。花哨的夹克和浮夸的翻领曾经流行一时，而格林斯潘似乎仍停留在那个时代：他身着深色西装，翻领既硬又窄。不过，无论如何，他现在都是在塑造未来。尽管在委员会成员中，他显得有些羞怯，但他的阵营已经赢得了这场争论；在不到3年的时间，他引领着全志愿军队的理念，从竞选备忘录的打印稿转变为经过印刷、装订的正式报告，并呈送到了总统面前。大约18个月后，美国国会向尼克松发送了依据委员会调查结果而确定的立法案，尼克松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前签署了它。1972年12月，最终草案正式试行。美国年轻男性承受的重负终于被解除了。

当格林斯潘致力于解决兵役制度时，美国经济正处于波动状态。1969年9月，年通货膨胀率已经上升到5.7%，失业率则上升到4%，高于1月份的3.3%。《纽约时报》提醒读者，这次失业率峰值代表着“1960年总统大选以来幅度最大的上升”。比较对尼克松而言绝对不是没有意义的，他相信，正是疲软的经济拖累了他在1960年的竞选活动。

1969年，劳动节过后不久，格林斯潘和弗里德曼参加了一场头脑风暴会议，该会议由尼克松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保罗·麦克拉肯（Paul McCracken）主持。本次会议的主题是通货膨胀率的上升。与会者一致认为，价格不稳定对社会结构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它们对部分人的伤害要大于其他人，从而使“社会分配不公”的观点广泛传播。修复是必须的，但绝不能像新边疆政策那样去压制工资和价格，这种方式只能减缓症状；解决该问题必须从造成价格压力的根本原因上入手。问题的一个方面是超额需求，这就是为什么美联储要提高利率和进行预算约束的原因。不过，通货膨胀问题的另一面在于供给：如果政府法规不太苛刻，生产商将可以更自由地扩大产量，从而弱化价格压力。在最有希望撤销管制措施的领域中：格林斯潘和他的同伴准备从管制存款利率的“Q条例”上获得突破。

然而，这些经济学家并不走运，头脑风暴会议的逻辑是不会打动尼克松的。果然，透过其快乐的、辞藻华丽的就职演说，人们能看出，总统想要一种能促进就业的经济制度，而并不在意通货膨胀造成的后果。事实上，对于要求紧缩货币的经济学家阵营而言，尼克松简直是背道而驰，他正谋划着如何迫使美联储实行更宽松的政策。1969年10月，尼克松宣布，明年一月美联储主席马丁将在任期届满后离职。格林斯潘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伯恩斯将接任美联储主席一职。

这次职位变动对尼克松很有吸引力，其原因几乎不言自明。总统认为，1960年，正是马丁通过在大选前提高利率的方式毁掉了他的竞选活动；如果现在不采取措施予以防范，马丁肯定会故伎重演，在1972年尼克松谋求连任之前，压制经济的增长速度。与此相反，伯恩斯总是设法以可靠的盟友的形象出现在尼克松的面前。虽然他这个保守主义者素来以对通货膨胀的强硬立场著称，但他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忠诚。当尼克松1968年竞选时，他曾公开反驳了格林斯潘的建议，即容忍高失业率以便降低通货膨胀率的建议。

尼克松为了确保伯恩斯明白自己的期望，把他召唤到总统办公室。

尼克松一开始便说道：“我与美联储的关系将不同于马丁任职时。他总是晚6个月，这样就来不及做任何事情。我指望你，亚瑟，让我们走出经济衰退。”

“是的，总统先生，”伯恩斯点燃他的烟斗说，“我不喜欢迟到。”

尼克松继续说：“美联储和货币供给比预算办公室所做的所有事情都重要。”

伯恩斯熟练地点点头。

“亚瑟，不管是否是私人时间，你都可以随时来见我。”尼克松巧妙地安抚了伯恩斯的“自负”。

“谢谢你，总统先生。”伯恩斯回答。

尼克松已经表示，他希望美联储运用温和的方法，想出抑制通货膨胀的另一种方式。他对放松管制不感兴趣，对货币和预算约束也不感兴趣。像新边疆“先驱者”一样，他要使用某种神奇的第四选择来稳定物价。最有希望且最不痛苦的政策似乎是，以某种形式控制工资和价格。尼克松指示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团队去考虑如何实现这些。他显然打算“比约翰逊更约翰逊”地对微观经济进行管理。

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经济学家都极力想打消总统的这种念头。他们忠于与格林斯潘和弗里德曼进行头脑风暴会议所得出的结论，他们反对只能解除通货膨胀表面症状的价格控制策略。事实上，如果通货膨胀部分源于过度监管本身，正如头脑风暴会议所得出的结论，尼克松的控制工资和物价计划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1970年刚开年，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公布了《总统年度经济报告》，并在其中强调了要尽量避免管制的“僵化性”，特别将放松“Q条例”对利率上限的管制列为紧急。为了推进这一目标，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宣布将成立一个有关金融现代化的新总统委员会。

这个新委员会随后宣布了其成员名单，格林斯潘列名其中。

1970年6月27日，尼克松的金融现代化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出台金融现代化方案的紧迫性是空前的：几天前，宾夕法尼亚州中央铁路公司的倒闭暴露了在旧系统内部正在积累着应力。这家铁路联合企业是经济中存在大量杠杆的象征。宾夕法尼亚州中央铁路公司之前曾通过举债大举兼并，因此背负了巨额的债务，接着，当利率上升和经济放缓同时出现时，它已经没办法靠借新债去还旧债了。宾夕法尼亚州中央铁路公司倒闭所引的恐慌情绪可能带来“多米诺效应”，造成几十家具有极高杠杆率的大企业集团崩溃。惊慌失措的美联储承诺，只要银行借钱给任何处于困境的公司，美联储将对其大开贴现窗口，希望能借此来帮助银行吸引资金，并引导这些资金流入摇摇欲坠的实体企业。它还针对大额存款暂缓实施“Q条例”规定的利率上限，通过给银行松绑，使其能以更激烈的竞争手段吸引储蓄。美联储为应对通货膨胀而采取的加息措施，使得经济变得非常脆弱，而这种脆弱只能通过解除管制来修复。这种情况与格林斯潘职业生涯结束时被人们广泛接受的历史版本正好相反，放松金融管制至少部分是针对经济不稳定的应对措施。显然，放松金融管制并不简单是造成经济不稳定的根本原因。

虽然格林斯潘频繁出席金融现代化委员会的各种会议，但他实在有些心烦意乱。1970年的春天，汤森–格林斯潘公司再次更换了驻地，这次是一座耸立在曼哈顿南端的全新摩天大楼纽约第一购物中心。该大楼有50层高，装饰着玻璃幕墙和铝合金门窗。新办公地点使格林斯潘的咨询公司可使用的空间扩大了1倍。格林斯潘自己的办公室装有落地玻璃窗，按宣传册的说法，从这里可欣赏总督岛（Governor's Island）、纽约港和自由女神像。为了充分利用这一奢侈的“观景台”，艾克霍夫专门为老板添加一项创新性设计。在松树街的旧办公地点时，她总是担心拐角处并不适合迎接客户，另外，格林斯潘的论文和统计报表杂乱无章地随处乱放，使得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了。在纽约第一购物中心的新场所中，艾克霍夫设置了一个可步入的衣帽间，并在其内部沿着三面墙摆放着三张桌子。在那里，在成堆的心爱的数据之中，格林斯潘可沉浸在研究中，将外部世界抛诸脑后。当客户前来参观时，他就如破茧成蝶一般，从自己的藏身处显露出来，帝王一样在沙发上落座。从他身后的窗户中所看到的风景是令人叹为观止的，而摆放在他面前的茶几则是质朴的。从那堆凌乱的摊子中脱离出来后，他看起来有点像那种能够劝服美国总统的男人。

8月5日，周三晚上，格林斯潘的团队正在纽约第一购物中心的33楼努力工作。过了6点后不久，电信公司的人敲响了办公室的门。格林斯潘的计算机处理程序员洛厄尔·维尔特班克开了门，接待了访客，并简单地回答了后者提出的问题。楼道间似乎有些热，但维尔特班克没感到什么异常，从容地回去工作了。几分钟后，外面传来一阵更紧迫的敲门声。敲门者还是之前那帮电信公司的人，但是这一次他们的四周都环绕着一堆暗灰色的烟雾。在汤森–格林斯潘公司斜对面的办公室，一台新安装的计算机由于接触不良而燃起了大火。

维尔特班克急忙冲了回来，将所有同事召集起来，并通知大家立即离开。格林斯潘深深地沉浸在他的研究里，不想离开；维尔特班克还记得，当时他抓住格林斯潘，将后者从办公室拖了出来。这些咨询人员穿过走廊，从消防通道下到28楼，然后，乘电梯下到人行道边的安全区域。这时，火势已经蔓延成一片可怕的火海。2 000摄氏度的烈焰在四层楼中肆虐，它掰弯了金属横梁并从窗户中喷出熊熊的火舌。建筑物里的部分租户不得不爬到屋顶，在那里等候直升机营救。两名保安人员准备搭乘电梯到楼顶塔的中部，但高温导致电梯系统的电子电路失火，电梯直接摔到了33楼，保安人员就这样在大火的核心区被吞噬了。

如果说这场大火还不足以使格林斯潘对金融现代化委员会感到心烦意乱的话，那么尼克松的态度则简直是在将他从金融现代化委员会中驱逐出去。在宣布成立金融现代化委员会时，尼克松已宣称，美国必须通过修补金融部门的方式来引导储蓄资金流向能发挥其最大效率的地方。不过，这一点很值得怀疑，或许总统最迫切的目的只是安抚华尔街的捐助者。毕竟，尼克松从来没有显示过对新边疆理念进行反思的兴趣，他不太可能会接受该委员会放松管制的建议。1971年1月，尼克松在电视新闻中宣布：“我现在是凯恩斯主义者。”尽管新闻记者对这种等同于“变节声明”的言论很震惊，但事实上，尼克松从他上台的那一刻开始，就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

5月6日，格林斯潘和其他委员们挤进白宫内阁会议室，向总统提交了进展报告。那一刻，尼克松应对金融改革的态度将接受第一场考验。经济状况在进一步恶化。失业率一度逼近6%，而美联储领导的变化已经使尼克松产生了深深的挫折感。伯恩斯在就任美联储主席后，已经证明他并不是对总统俯首帖耳的人。他不但奉行紧缩的货币政策，而且他还有推行浮动政策的恼人想法，这完全抢了白宫的风头。伯恩斯越是引人注目，尼克松越显得无能。“尼克松在无意识地瞎逛，而伯恩斯则有目的地来来回回。”一位华盛顿人士机智地评论道。

委员们希望尼克松能直面日益严峻的现实。“Q条例”的“整栋大厦”在嘎吱嘎吱地摇晃。他们需要使总统看到放松管制的紧迫性。

“我们的金融体系非常脆弱，它很难经得住现在这样的冲击。”雷蒙德·索尔尼尔（Raymond Saulnier）用略带家乡马萨诸塞州海边地区的口音警告道。尼克松信任这位白发苍苍的资深委员，因为艾森豪威尔政府期间他就在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供职过。

“现在确实很平静，但没有真正的理由相信它会持续，”索尔尼尔继续，“爆发可能会来得很突然”。

尼克松似乎对索尔尼尔的不祥预测漠不关心。他不想听到有关金融放松管制的事。他正专注于其他事情。

“在这些材料里，我发现你们没有致力于……”

尼克松稍微停顿了一下，但委员们能猜出总统所指的是什么。

“比如，没有致力于美联储，没有致力于货币政策。”一个人尴尬地说。

“你们应该将精力集中在，比如，美联储的独立性问题？”尼克松问。现在他已经把事情挑明了，他将“匕首”放在桌子上。

委员们告诉尼克松说，不，他们并不想过问美联储的独立性问题。

“为什么不……为什么不……”尼克松结结巴巴地说道。随后，他的语气也从和蔼变得充满怒气。“这不是什么不可冒犯的东西。我知道你们的想法；你们已经表达了其中的一部分。然而，银行家、保险从业者、政府部门职员以及所有其他人现在都非常流行说，‘好了，现在，美联储恢复了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时的设置。那段日子简直就是美国的创世记，上天创造了一件完美的事物……’”

“总统先生，这个完美的东西是由委员会创造出来的。”索尔尼尔打断道。

格林斯潘和其他委员笑了，但尼克松的的情绪突然低落了很多。“我想强调的一点是，不要在存在疑点的情况下，和我讨论一件事情，”他简洁地说，“因为我觉得，任何由这么多人组成的团队总会回避这个问题，所以在团队提交的报告中，我认为，你们并没有致力于去处理金融体系总机关的问题。然而，你们必须这样做，你们应该深入进去。”

尼克松对此非常坚持，因而不断重复自己的话。他大胆地让委员们拿起“匕首”刺向他的敌人。“让我们按这种方式来。你们以及那些目前审视金融体系的人，不能在忽略美联储的情况下谈论金融体系。在我看来，你们回避了这个主要权力机构，这将成为你们的一项疏忽。”

委员们随声附和着，他们知道这种方式好过争论。他们回应道，尼克松总统是正确的，他们本应该先审视金融体系的管理机构，而不是只集中在私人金融部门。尼克松似乎瞬间就变得很满意了，态度缓和了很多。尼克松的魅力再度逐渐地散发了出来，他宣布闭会，并将表面印有总统印章的袖扣和高尔夫球当作礼物送给格林斯潘与其他委员。

“虽然这些东西看起来非常昂贵，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尼克松开玩笑说，“你们没必要去申报了。”

6个星期后，即1971年6月21日，格林斯潘又再度前往华盛顿，为克服尼克松曾拒绝谈论的金融动荡而献计献策。去年夏天，宾夕法尼亚州中央铁路公司前脚刚宣布破产，洛克希德公司后脚就开始向华盛顿寻求帮助。作为美国国防部最大的承包商，洛克希德吸引了决策者的注意力。此外，它还是加利福尼亚州这个关键州主要的雇主，且对于政治候选人的捐赠非常慷慨。尼克松政府很及时地提出了救助洛克希德的计划，而美国国会却在这件事情身上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伯恩斯主张，自宾夕法尼亚州中央铁路公司开始，设立一个常设政府机构来救助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公司。按他提供的线索，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试图借助洛克希德公司求助这件事满足伯恩斯的要求。

在出席美国参议院的听证会时，格林斯潘拒绝支持自己的导师。“对此类贷款担保，我打心底里不赞成。”他说。政府指令性贷款“必然导致对效率最低的企业进行补贴”，从而破坏生产力，降低生活水平。伯恩斯和其参议院的盟友以政治标准来分配信贷，而不是引导资本流向最值得的用户，这将会触发“浪费、偏袒……甚至是腐败的风险”。竞争力差的企业走向破产才是对经济有益的事情，只有这样资本和工人才能转移到更高效的企业。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不是加倍新边疆的干涉力度，是要减少它。

在那个夏天，当美国的立法者就洛克希德救助计划投票时，格林斯潘的声音完全被忽略了。伯恩斯得到了他想要的永久救助机构，而洛克希德公司得到了救助。不过，尽管伯恩斯成功扩大了美联储的职权范围，但这丝毫没有使他受到白宫的爱戴，而且在接下来的几天中，他给自己惹上了更多麻烦。7月16日，他上调了贴现率，这使尼克松颇感惊愕。7月23日，伯恩斯出席了美国国会的听证会，并为美国经济陷入了困境而感到遗憾。

那天晚上，尼克松邀请3位顾问搭乘总统专属的红杉号游艇，陪他一起在周五晚巡游波托马克河。他们合计了一下对付任性的美联储主席的办法。伯恩斯的表现就像毛驴屹耳（Eeyore），用缓慢的语调抛出一个又一个对经济表示悲观的评论，这助长了民主党对“尼克松经济学”的攻击。“所有应该上升的数据，如股市、企业利润、实际可支配的收入、生产率等，都下降了。所有应该下降的数据，如失业率、物价、利率等，都上浮了。”一位民主党笑着挖苦道。根据时任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John Connally）的建议，尼克松和他的心腹提出了一个计划。他们将在媒体上制造伯恩斯的负面报道，从而迫使伯恩斯闭嘴。

伯恩斯一直敦促，总统应该反对不断增长的通货膨胀津贴。尼克松的心腹决定告诉新闻界说，伯恩斯是两面派，他一直在为其个人加薪而游说。同时，他们也会告诉记者，尼克松正在考虑重组美联储，以遏制其主席的权力。

7月27日，红杉号上的“污染稿”在美国合众国际新闻社（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的报道中出现了。伯恩斯的薪水为42 500美元，据说他要求加薪20 000美元。“一些顾问敦促美国总统尼克松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规模扩大一倍。”美国合众国际新闻社补充道。第二天，总统的新闻秘书罗恩·齐格勒（Ron Ziegler）拒绝否认这件事，从而使这个故事的传播力大增。伯恩斯变为防守一方，而尼克松的手下打出了致命一击。他们将传话给伯恩斯，让他发表一个关于经济好转的演讲。如果美联储主席希望避免全面战争，他将不得不屈服。

为了完成对美联储的征服，尼克松的下属招募了格林斯潘。他们知道格林斯潘与伯恩斯走得很近，并认为他是一名忠诚的信使。

查理·寇尔森（Charles Colson）是红杉号三人组中的一员，他后来因安排尼克松的肮脏把戏而进了监狱。寇尔森确定了格林斯潘这个人选，并打电话给身在纽约的格林斯潘，让他设法说服伯恩斯改弦更张。

多年后，格林斯潘断然否认自己听从过寇尔森的差遣。不过，寇尔森对于此次通话的亲笔记录却证明事情并不像格林斯潘说的那样。格林斯潘接受了这个任务。他跟伯恩斯长谈了一次。然后，他向白宫汇报了谈话的情况。

格林斯潘说，伯恩斯“非常不安”和“生气”地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寇尔森向霍尔德曼（H. R. Haldeman）转达了格林斯潘的成果。霍尔德曼当时是白宫幕僚长，他很高兴地与总统分享了其中要点。

“对于伯恩斯的策略真是一击致命，”霍尔德曼向尼克松欢呼道，“伯恩斯今天跟格林斯潘说，‘这太可怕了’。格林斯潘说，‘好吧，我知道政府中的政治人物真正介意的是，由于你四处宣传经济方面的负面信息，这已经对总统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危害。’伯恩斯喋喋不休地讲，他在这个世界上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屈从于总统的政治权力，然而，他现在如果不这样做，又能做什么呢？”

尼克松有滋有味地听着，而霍尔德曼继续说。“针对经济发表一个积极且具有建设性的该死演讲，这就是他能做的。而总统正在为这项伟大工作而努力工作。”幕僚长充满激情地说道。他已经让寇尔森把该信息传达给格林斯潘，以使格林斯潘可以转告伯恩斯。格林斯潘曾汇报说，伯恩斯首先想“面见总统并当面把事情说清楚”。

尼克松对此并不感兴趣。“不，不，不，”他反对道，“我们已经这样做了三次，我受够这些秘密的会谈了……如果再做一次我会疯掉。为什么我要让他再次来到这里对我说，‘我只是在做我认为正确的事……’他很聪明，知道我想要的效果是什么。”

“格林斯潘是这样说的……”霍尔德曼说道。

“格林斯潘是他的朋友。”

“然而，让他来安排这件事可能就会更有效一点，”霍尔德曼反驳道，“格林斯潘说，伯恩斯是如此伟大的人物，说实话，这使得自己一直以来都认为伯恩斯是在做正确的事。直到现在，格林斯潘也不认为伯恩斯真正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事情造成了政治上的伤害。不过，格林斯潘现在认为自己已经意识到了，他还认为见面是最有效的方式，而且可能是唯一的方法。你必须给伯恩斯来一些休克疗法。”

格林斯潘对尼克松的鬼把戏的背书似乎使总统缓和了许多。

“格林斯潘认为伯恩斯的所作所为造成了政治上的伤害，伯恩斯难道不这样认为吗？”尼克松问。

“是的。”霍尔德曼回答道。

与霍尔德曼的会面结束后，尼克松立刻就让美国财政部长康纳利向外散播这个好消息。

“我想你应该知道，根据你建议的小战术，皮球现在该回到街对面的朋友那儿了。”尼克松说。他的声音响亮而模糊，他的气息一阵阵冲击着电话，就像他正努力地钻进话筒里一样。

康纳利发出了气喘吁吁的笑声。他立刻明白了，尼克松是指伯恩斯。伯恩斯在美联储的办公室在白宫西边，两者仅隔了几个街区。尼克松也许已经意识到总统办公室的通话录音机有一天会被用来对付自己，因此他经常用某人所在的位置来代替其名字。

“嗯，真是太棒了，我早就告诉过你。”康纳利说。

尼克松向康纳利介绍了整件事情的详细信息，包括伯恩斯和格林斯潘之间的通话，后者被总统称为“我们在纽约的朋友”。

“我们引起了他的注意，”尼克松说，“现在我们其余人……我不会提一个字……但我想你应该知道。现在都必须在这件事情上装聋作哑。”

“是的，我会的。我早上刚和他吃过早饭。”康纳利说。

“不过，在此期间，不要放松对他的压力，明白了吗？我们得有一些办法让他汗流浃背。”

仅仅用了24个小时，美联储主席的形象就坍塌了。尼克松出现在新闻发布会上，并否认对伯恩斯人品的可耻攻击。“伯恩斯受到了非常不公平的诋毁。”总统说。随后，他解释称，当白宫预算办公室提议给伯恩斯加薪时，他其实拒绝了。尼克松讲话的文字记录被转发给伯恩斯，后者很快就在电话里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

“它温暖了我的心，”伯恩斯兴高采烈地告诉尼克松的撰稿人萨菲尔，“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被如此深深地感动了。我可能没有表现出来，我还没从沮丧感中完全摆脱出来。这恰恰证明了我们的总统是多么的正派和温暖。我们现在必须更紧密地合作。”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美联储工作重点从打击通货膨胀转移到为选举而奋斗。丑闻之前，伯恩斯已经将利率上调以抑制货币增长；丑闻之后，他又将上述措施撤回了。这样一来，经济开始以令人眩晕的速度增长。1972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的年化增长率达到了7.3%，第二个季度更是达到了完全不可持续的9.6%。自1951年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签署协议以来，央行从没有如此明显地掌控在白宫手中。政治家已经取得了胜利，而格林斯潘一直处在胜利的一方。

丑闻发生两周后，即1971年8月13日，周五，撰稿人萨菲尔再次受命粉刷尼克松团队经济政策的招牌。他被告知收拾好自己的行李，去总统的农庄戴维营度假，而且不能告诉任何人他要去哪里。萨菲尔于下午1点到达行政办公楼，随后由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赫布·斯坦（Herb Stein）陪同，在一个僻静的入口处上了一辆白宫的轿车。其他男人们都挤进后座。轿车驶经了阿纳卡斯蒂亚海军航空站（Anacostia Naval Air Station），在那里他们登上了直升机。

萨菲尔问斯坦是否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可能是自1933年3月4日以来，经济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周末。”斯坦说。他提及的是大萧条谷底的那个周末。当时，罗斯福上台，宣布银行放假，并着手推行新政。

两小时后，尼克松在阿斯彭小屋（Aspen Lodge）的木板客厅接待了他的10名下属。整个戴维营庄园中点缀着10座小木屋，阿斯彭是其中最大的。尼克松的8位顾问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并围成一圈，2位记录人员则靠墙坐着。

“除了获取信息，这里不允许向外通话。”尼克松首先强调道。然后，他解释说，他召集此次会议是为了解决经济问题。有许多问题都露出了苗头，是时候采取果断行动了。美国国内方面，失业率高涨而通货膨胀率却没有丝毫降低的迹象；国际上，世界各国对美元的信心正在崩溃，这直接威胁到了国际货币体系。此外，这两项挑战还被捆在了一起：美国国内和国际困难都反映了美国经济债台高筑的情况。美国企业的杠杆化已经到了极高的水平，以至于如果经济增长的速度不足以对抗通货膨胀的速度，它们就会遭受灭顶之灾。同时由于美国的外债，世界各国对美元的信心也在下降。

除了美国的债务问题，美国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即它的两个主要经济目标已被证明是不相容的。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美国加入了固定汇率系统，即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其他主要货币均与美元挂钩。该系统运作了15年，然而，随后的新边疆经济学家却设定了充分就业的目标。为了保持固定汇率，美国必须避免通货膨胀，因为这会削弱其货币的价值。然而，要实现充分就业，美国不得不推行与固定汇率制相悖的政策，它必须根据菲利普斯曲线揭示的现象接受通货膨胀，该曲线表明不断上涨的物价可能会持续提振经济中的就业人数。由于充分就业这个目标的优先级要高于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因此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削弱了对美元的信心。事实上，当尼克松的顾问们聚集在戴维营时，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制度已经濒临崩溃。

与会者开诚布公地进行了辩论。尼克松和他的谋士需要在两个选项之间进行选择。他们可能会采取激进措施来抑制通货膨胀，并提振对美元的信心。或者，他们可以放弃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的承诺，终结实行了25年的固定汇率制度。第一个选择将涉及紧缩：更严格的预算、紧缩的货币政策以及放松抑制企业扩大生产的管制措施。第二个选择意味着不稳定性：黄金锚不见了，美元的波动将不可预测；在美国人口袋里的钱今天是一回事，明天又是另一回事。

尼克松在两者中的选择几乎猜都不用猜。从执政起始，他就一贯把就业作为自己经济工作的首要重点。他对抑制通货膨胀没有任何兴趣，他对伯恩斯的欺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经过周五下午4个小时的辩论和餐后的小范围讨论，美国总统决定放弃金本位制。

周日，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赫本·斯坦致电在家的格林斯潘，告诉他将有重要事件宣布。当晚，格林斯潘按时守在电视机前观看总统发言。当尼克松宣布时，格林斯潘正俯身捡东西，结果扭到了背。他在床上躺了数周，并且在未来的几年里，他不得不求助于特殊的矫形椅子，并定期趴在办公室的地板上。

格林斯潘后来开玩笑说，尼克松的发言震伤了他。不过，以他看待事物的方式而言，放弃金本位制并没有什么不体面的：1971年时，金本位制已经失去了可信度，因此，尼克松的决定几乎不会让任何人感到吃惊。此外，金本位制已被证明在面对通货膨胀时几乎毫无用处，这也使它几乎不值得保留。真正让格林斯潘担心的是，尼克松在放弃金本位制的同时可能出台的政策。既然总统已决心不通过持久的紧缩预算或以更高的利率来对抗通货膨胀，那么实行工资和价格管制就是他唯一的选择。新边疆政策的干涉已经达到了顶峰。

然而，如果说尼克松应该对格林斯潘的伤势负责任，那么他也有值得被感谢的一面。在伤势的康复期中，格林斯潘的母亲罗斯每天都来公寓看望他，并在冰箱里储存食物，以便能让他过得舒适一些。在格林斯潘的生命中就这一次，他不再像兰德的卡通英雄那样不依赖任何人；他的母亲来到他的身边，教给他什么是人类之间的彼此需要。在格林斯潘康复后，他的柔情替代了以前的不耐烦，他开始每天给母亲打电话，直到1995年他的母亲去世。在这24年中他们的联系一直格外紧密。

价格管制是压垮格林斯潘与尼克松之间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忠于总统的时间实际上比后来他在回忆录中所说的要长。到1971年8月他们的关系才走到了尽头，这距离尼克松暴露其性格中的黑暗一面的蒙陶克会议已经整整3年了。在此期间，格林斯潘曾担任过无拘无束的竞选顾问、临时预算办公室的主任；他还担任过咨询顾问，从放松管制到兵役，他几乎在所有事上都提出过建议；最后，他还充当过征服美联储的中间人。然而，宣布工资和价格管制，意味着尼克松已经越过格林斯潘的底线。他忽视了亚当·斯密对价格信号价值的最基本见解：没有它们，生产者无法知道消费者想要什么，而消费者无法辨别稀缺和富饶。

直到戴维营的公告前夕，大多数政府的经济学家都与格林斯潘秉持着一样的理念，即反价格控制。“强行冻结工资和价格，就像是在不知道脚下是什么的情况下，从跳台上一跃而下。”斯坦后来坦承。如果尼克松的顾问们改变了自己的立场，那绝不是因为一些新的分析结论说服了他们。严密的安保、盘旋着的直升机以及历史转折点，这一切使当时的戴维营充满了戏剧性：在任何其他情形下都十分愚蠢的政策在所有人头脑发热的时刻也会显得生动精彩。“正如这个计划宣布后，我的儿子对我所说的，‘在理念上你应该责备它，但事实上它很伟大’。”斯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道。

然而，宿醉的症状很快就出现了。制定制约价格的规则早被证明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新的薪酬委员会和价格委员会看起来根本没能力去担负这个任务。拉姆斯菲尔德曾在芝加哥民主党代表大会的现场为尼克松进行过一线报道，他想打破僵局，于是招聘了一个年轻的助手迪克·切尼（Dick Cheney）。这个小团队在拉姆斯菲尔德的外部办公室奋战了一个通宵，在香烟和咖啡的刺激下，作出了数百个关于价格的决定。当秘书在第二天早上清空烟灰缸时，拉姆斯菲尔德的团队已经搞清楚了苹果和苹果酱之间、弹性和非弹性玉米之间、生卷心菜和包装的色拉之间、新鲜的橘子和釉面柑橘皮之间的差别定价。不久后，切尼派工作人员去调查商店如何实施价格控制，得到的答复并不令人鼓舞。结果证明，每个供应商都拥有不同的解释。仅仅通过命令来控制通货膨胀并不一定能带来经济战场的胜利。

尽管对于价格管制感到很愤怒，格林斯潘仍继续在金融现代化委员会的工作。他的一举一动都透着某种彬彬有礼的不自信，这和在结束兵役制的委员会中的情况如出一辙。不过，新委员会的成员凝聚成了坚强的后盾，他发现自己很容易从中得到支持。委员们一致呼吁逐步取消“Q条例”，这反映了专家们的普遍共识，即必须允许银行和储贷机构调整支付给存款者的利息，以应对通货膨胀。该委员会还旨在打破不同类型贷款机构之间的区隔。储贷机构今后将被允许从事多元化的按揭贷款业务，并与银行竞争。同时，银行也将被允许侵入储贷机构的地盘，承销市政债券，出售共同基金和保险。

自从2008年的危机爆发以来，这种混业经营（silo-busting）的处方已经成了过街的老鼠。通过不断缔造大而不倒的金融超级市场，混业经营将金融系统推入了深渊，从而对纳税人造成了有害的影响。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初，相反的观点才是明智的，具有不同政见的经济学家都支持该委员会放松管制的处方。当时，处于割据状态的金融行业的效率极低，通过打破孤立、促进竞争，该委员会希望借此能削减储蓄者和借款者的不必要成本。另外，定位狭窄的贷款人往往使某些类型的借款人受到信贷枯竭的威胁。例如，利率上涨使大量存款从储贷机构中外流，而购房者又无法从其他地方获得抵押贷款。在这种情况下，与利率上涨带来的微调相比，住房需求可能突然崩溃，而在一般情况下，呈现出明显周期性的房地产行业也将变得非常的不稳定。同样，当储户纷纷从区域性银行取走存款时，依赖他们的小企业再也无法获得贷款，结果商业机会就被浪费了。1970年，托宾在自己批评“Q条例”利率上限的文章中强调，这些管制措施效率低下且不公平。美国富人能想办法绕过监管约束，而普通市民则束手无策。

此外，尼克松的金融改革委员会之所以青睐放松管制，主要是因为确实没有其他选择了，只能这样做。自1970年以来，美国人民已经将大量储蓄转化为了货币市场基金，它带有银行账户属性，但不受“Q条例”限制。当时，伦敦以美元标价的债券正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且交易非常活跃。如果美国政府打算继续强化对银行和储贷机构的管制，资金将流向这些货币市场基金中；如果政府打算对货币市场基金也施加利率上限的管制，资金将会向欧洲转移。如果美国加强在岸市场的管制，欧洲将吞噬更多的机会。几乎所有的委员都认为，放松金融管制是不可避免的。唯一的问题是，尼克松是否会承认这一点。

圣诞节前三天，周三上午，格林斯潘和其他委员们抵达白宫，会见尼克松。总统的精神状态似乎不错。显然，他已经把责骂不听话的美联储这件事忘记了。为了在众多照相机前更轻松一些，他不断与委员们开着玩笑。

“挑选出三四个最有争议的问题。”尼克松向委员们指示道，以便满足房间里的记者的需要。

“好吧，我们不怕争议。”一个人大胆地回应道。委员们开始概述他们认为的头条新闻：给储贷机构更多自由，结束“Q条例”等。尼克松很有礼貌地听着。

当提议声越来越稀疏时，尼克松说：“你们没有真正发现美联储的问题。”

“我们确实对银行监管机构的重组有一些建议。”一位委员壮着胆子说。

“你跟伯恩斯讨论过吗？”尼克松步步紧逼地问道。他显然还没有从走火入魔的状态中摆脱出来。他已经迫使美联储彻底屈服了，美国经济的增长率正危险地狂飙。不过，对于新一轮的大选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了，总统仍念念不忘于自己的臆想，即美联储企图夺取他对经济的控制权。

当会议结束时，尼克松同彼得·弗拉尼根（Peter Flanigan）走出内阁会议室。弗拉尼根在金融监管方面有自己的见解。

“总统先生，你知道，从现实政治而言，该计划试图给予只负责储蓄和贷款的储蓄银行与常规银行一样的待遇，”当他们回到总统办公室时，弗拉尼根继续对总统说道，“现在，当大的储贷机构被允许开立支票账户时，它们确实能够强化竞争力，但小机构将被推进到死胡同。”

“哦？”

“这就是为什么，这种将竞争注入金融领域的方式是非常粗野的。”弗拉尼根继续说。该报告曾为了征求意见而广泛散播，而弗拉尼根已经接待了一大堆的游说团队。如果我们将时间线往前推几年，就会发现弗拉尼根的说法是靠谱的。后来，很多小的储贷机构确实将这种说法当作了强有力武器，并攻击该报告是“反住房”的。

“如果我们继续下去，大量的陶器将被打碎。”弗拉尼根告诉尼克松。

“好处是什么？这其中是否有些好东西？”

“这件事的关系实在太重大了，我想我们应该做的是，先把它放在冰窖里，最起码等到11月后再说，”弗拉尼根说道，他指的是选举，“做好我们自己的功课，不要对此做出任何承诺。”

尼克松表示同意，于是委员会的命运在那一刻被冰封了。格林斯潘在这份报告上花了一年半的时间，而它注定会被束之高阁。不过，他早就变明智了，并没有在里面投入太多精力。然而，这份流产的报告其实比表面上要有意义得多，因为它预测了格林斯潘就职美联储后将会发生的金融改革故事。20世纪70年代，金融市场的确改变了，不过，这并不是由一个专家委员会精心策划的，而是由市场的压力和危机所导致的。格林斯潘和同僚建议逐步取消Q条例，这一点最后变得无关紧要了。储蓄涌入新的货币市场基金；不受管制的美元债券出现在伦敦；因宾夕法尼亚州中央铁路倒闭后，美联储为应对恐慌而允许银行突破利率上限去吸引大额存款；这一切都表明，Q条例的实际效果早就被破坏了。该模式在多年后会再度出现。金融行业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经历了巨大的变革，但这种变革不是由主张解除管制的专家讨论决定的；认真工作的委员们仔细思考了新的掉期市场或影子银行崛起的意义，但格林斯潘却拒绝运用自己的权势去支持这样的想法，这些人的研究结果也很少能对政策产生直接影响。

后来，在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时，他对监管职责表现出的犹豫不决，或许就表现出了他曾在尼克松时期学到的宿命论。金融的发展将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但那些想塑造它的企图注定会遭到惩罚。技术变革、危机的紧迫性以及资金绕过管制的顽固倾向，这些力量决定着一切事情。

在1971年最后几天，当尼克松撇开委员会一周后，格林斯潘前往新奥尔良，在美国金融业协会的年会上发表了针对通货膨胀的讲话。尼克松冻结工资和物价的措施显示了成功的迹象，这一点出乎他的意料。不过，格林斯潘并没有与尼克松的政策“和平共处”，他选择了自己的立场。在华盛顿的各种委员会中，他并不想突显自己的重要地位，但是说到统计问题时，他就开始全力挥动自己的双拳了。格林斯潘认为，尽管通货膨胀似乎在放缓，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尼克松的控制策略起作用了。他自信地宣称，价格压力可能将在1972年下半年骤增。

格林斯潘本可以很容易躲开与总统的这场战斗。在谴责尼克松的价格管制时，他攻击的是政府当局经济政策的基础；他非常了解白宫会如何对付它的批评者。此外，他的一些天然盟友对于是否与他站在一个战壕中也是非常犹豫的。随着1972年6月通货膨胀率下降至2.7%，甚至连弗里德曼似乎都愿意相信尼克松的管制策略已经赢得了一个不太可能的胜利。也许冻结工资和价格的公告在经济中引入了附带的不确定性，从而使商业减速并牵引着通货膨胀率下跌。或许管制策略已成功地改变了通货膨胀预期，而这种预期可能带着自我实现的效应。

“如果说有任何影响，它显然一直是心理上的（我收集的是你的立场），”格林斯潘在1972年10月上旬给弗里德曼的信中写道，“不过，我并不相信，总统法令可以改变通货膨胀的预期。”格林斯潘一直认为，对于政府关于经济的公告，人们往往会夸大它们的重要性。他曾质疑过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罗斯福励志演讲所发挥的力量，这印证了他对此持有的怀疑主义。

弗里德曼一周后写了回信，坚持认为尼克松的计划正在发挥作用。仿佛是为了软化格林斯潘的知识分子孤立感，这封信的末尾处附带了个人的便笺。“我很抱歉，你不能参加婚礼，”弗里德曼写道，这指的是他儿子的婚礼，“我知道你会喜欢它。”

格林斯潘对尼克松政策的抨击长达一年多时间，这期间他始终是孤军奋战。然而，在1973年的春天，通货膨胀率恢复了向上的态势，并在当年4月创下了5.1%的阶段新高。正如格林斯潘曾预测的，冻结工资和价格的效应只是暂时的，而现在他几乎将自己的感觉归结为“洗脱冤屈”。“政治家主张对价格施行合法的冻结，并认为这能解决问题，我对此非常不安，”他在当年4月的《华尔街日报》中阐述道，“在绝望状态下，大多数经济学家默许了，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在他与弗里德曼的通信中，他曾贬低过这一想法，即尼克松的政策可以通过改变预期而取得成功。“通货膨胀心理学……消除了人们的责任，即追求政治上不受欢迎但能真正遏制通货膨胀的措施，”他轻蔑地写道，“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控制不能取代供求规律，而在控制能取代供求规律的社会中，正义注定会缺失。”

价格管制发挥效应的时间刚好能保证尼克松连任。然而，管制接下来的失败又使他的胜利黯然失色。每一项新的通货膨胀率数据都在削弱着尼克松的权力基础，同时水门事件的绞索正在他脖子上不断收紧。总统的命运越恶化，格林斯潘越受追捧。正如他在1973年7月《纽约时报》上写到的，通货膨胀率再度回到了6%。由于水门事件点燃了民众对统治阶级的憎恶之情，格林斯潘抓住这一点，进行了政治分析。他告诉读者，通货膨胀根本上是政治家强制性干预的结果。这一点他追溯到了约翰·肯尼迪。在20世纪60年代初，约翰·肯尼迪的刺激方案使他实现了自己的竞选承诺，即“让经济再次上升”。刺激方案的成功使得政治领导人对同样的荣耀贪得无厌。总统对行动主义的崇拜，再加上政治家们对为长远利益而担负短期成本的漠视，使得整个经济陷入了瞎干预的无尽漩涡中。如果美国的领导人懒一点该多好，格林斯潘说。“无为主义”成了他在《纽约时报》的专栏标题。

3个月后，即1973年10月，阿拉伯国家对西方国家实行石油禁运。尽管格林斯潘并不需要这种运气来赢得关于通货膨胀的争论，但该事件彻底结束了关于尼克松政策可行性的所有讨论。到当年年底，年化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了9%，格林斯潘通过发出终极经济自由主义式批评的方式庆祝了胜利。管制措施不仅失败了，它们还走向了始作俑者的对立面：由于彻底破坏了企业投资的激励机制，它们造成了基本生活用品短缺，从而迫使价格上行。虽然尼克松曾暂时拧紧封闭了通货膨胀的螺丝，但他也为自己竖起了瓶颈，并打开了更严重的通货膨胀的大门。戴维营会议的两年半后，尼克松为他令人震惊的权宜之计付出了代价。

自格林斯潘开设客观主义讲座的10年中，事实已证明，美国的政治体系根本听不进去格林斯潘发出的信息。这位年轻的“先知”预言的通货膨胀终于变为现实。他曾警告说，对于经济的每一个错误干预都会造成扭曲，从而导致更多的干预。他已经说对了两次。在给尼克松的竞选备忘录中，他预料到了可能产生的政治效应：福利项目将催生出一种观念，即它是“政府必须提供”的，政客们也因此而承受了超过其提供能力的压力。失望将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正如格林斯潘在给尼克松团队的第一份备忘录中所指明的，通货膨胀不只是一种货币现象，它还是一种心理状态。民众对于政府福利的期望不断提高从而形成了一个棘手的约束。民众对政府解决方案的需求超过了国家的能力。

1968年的秋天，格林斯潘看起来像一位热切的朝臣，热衷于谋求一个政府职位。到了1974年时，他成了愤怒的局外人，对政治极度蔑视。然而，如果说这种变化还是可以理解的，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出人意料。在对尼克松忠心耿耿的6年时间里，格林斯潘一直置身于白宫之外。然而，随着尼克松政府的瓦解，这位1974年的异见分子很快就来了一个让人目不暇接的180度转弯。

08
“一个少数派”
“A MINORITY OF ONE”

1974年8月8日一早，格林斯潘出现在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自他在迈阿密海滩的会议上目睹尼克松接受共和党提名已经过去6年了，其间他日渐老成。虽然格林斯潘已经过了48岁的生日，但他依旧拥有满头的乌发、健硕的身材以及牢固的牙齿，这一点也成了他四处自夸的资本。他身穿风格保守的西装，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他的这副行头就从没改变过。格林斯潘在年轻时曾坚信自己终有一天会赢得全世界的尊重，而如今他的信念变为了现实。《时代周刊》向数百万读者介绍说，格林斯潘“博学而诙谐”。当时，他每年大概能赚30万美元，相当于2015年的140万美元。由于性格中仍保留着童年时代的腼腆，所以他总会用谦逊的外表来掩盖自己的成功。

“格林斯潘先生，请向在座诸位做一下自我介绍。”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开口说道。此时，格林斯潘就夹在一名国会议员和一名白宫顾问的中间。

“参议员先生，我很少占据过这么中心的位置。”格林斯潘以边缘人物特有的自嘲口吻答道。

11名参议员低头望着他。他们已熟知他的履历，也知道他这样说并无恶意。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作为一名经济自由主义者，格林斯潘竟然成为连接商界与政府关系的纽带：现在他担任数家公司的董事，同时他还兼任美联储、白宫预算办公室、美国财政部和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顾问。其实，格林斯潘此次远不是边缘人物。他是以尼克松总统任命的华盛顿三大经济学家之一的身份出现在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上的。他即将成为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这是一个由3名来自学术界的顶级经济学家组成的智囊团。

由于总统的经济政策备受质疑，格林斯潘曾经犹豫是否要接受这份工作，不过，他还是基于多方面的考虑打消了自己的顾虑。首先，尼克松在1978年4月结束了冻结工资和价格的灾难性实验，为格林斯潘入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扫清了最大的障碍。其次，格林斯潘长期以来都想谋求政府中的高级职位，而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位子比尼克松在上任初期向他提供的所有职位都高好几个等级。最后，尽管其他人都担心，由于水门事件的影响，加入政府会让他们的名誉受损，但格林斯潘却认为未必会这样。美国正处于困难时期，伯恩斯和其他几位政府要员都恳求他帮忙。“美国政府已处于瘫痪状态。然而，美国经济还要运转，我们还要制定经济政策。你应该为国家服务。”伯恩斯敦促他道。大约一个多月后，格林斯潘告诉记者说：“美国已深陷困境，一个人如果能够为国家做出贡献，那么他就应该挺身而出。这才是爱国的表现。”

就这样，格林斯潘来到国会山，准备出席这场引人注目的确认任命的听证会。格林斯潘接受任命的消息已经见诸报端，甚至有媒体将他描绘成一名走在时代前列的宗派领袖。“在众多保守的经济学家中，格林斯潘是大祭司，而紧缩就是他的信仰。”《商业周刊》如是说。《新闻周刊》则将报道这一事件的文章命名为“基本原则的源泉”。《纽约时报》为了让报道更吸引眼球，援引兰德的说法，“在我的印象中，艾伦起初并不想去委员会。另外，我相信一旦被要求牺牲自己的原则，他肯定不会继续待下去。”兰德是这样告诉《纽约时报》的。她还意味深长地补充道：“表里不一是一种道德犯罪。”

一番很轻松的寒暄过后，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主席邀请参议员威廉·普罗克斯迈尔（William Proxmire）主导这场问询。普罗克斯迈尔曾撰写了一本关于减肥和锻炼的书，他本人看上去瘦而结实，很像苦行僧。他很聪明，也很古怪；他会很节制地拒绝所有竞选捐款，也会很无聊地花费大量金钱用于植发和整容。不过，普罗克斯迈尔最首要的身份是威斯康星州的改革派分子。他并不看好兰德口中的这位首席经济学家。

“您说过，经济最急需的就是无为而治。”普罗克斯迈尔开始发难。

“没错，参议员先生。”

“现在您还坚持这种看法吗？”

格林斯潘向普罗克斯迈尔坦承，他依然坚持这种看法。这位被提名人略带歉意地表示，无为而治“并不是一个可怕的哲学术语”，而价格管制一直是“一团糟”。格林斯潘并不想照顾参议员的面子，也不想考虑尼克松总统的利益，即使总统提名了他。他仍高调地坚持自己一贯所秉持的经济自由主义的观点。

普罗克斯迈尔继续他的问询。他的团队搬出了格林斯潘有关兰德主义的言论，即反垄断法是完全没有必要的。通过提醒格林斯潘注意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对导致通货膨胀的物价操控的谴责，参议员表明对垄断行为的取缔有利于减弱物价上的压力。

“我认为这对物价水平影响甚微。”格林斯潘回应道。

“影响甚微？”普罗克斯迈尔大声叫嚷道，“我明白了。”就像律师与刚刚承认自己有罪的嫌犯当面对质一样，他想确保自己正确地理解了格林斯潘的意思。

“反垄断动作所产生的威胁以及它的实际效力，加上强烈呼吁（限制价格）和采购政策，这些举措结合在一起使得约翰·肯尼迪成功遏制了1962年的钢材价格飞涨。”普罗克斯迈尔解释道，他给出了通过新边疆的方法应对通货膨胀的典型案例。“您难道认为CEO所采取的这些措施都没有用吗？”

“是的，先生，这些办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格林斯潘坚称。

然而，格林斯潘真的坚定地站在这些价格操控者一边吗？

“不，先生。”格林斯潘回应道。

“好吧，为什么呢？”

格林斯潘详细地阐述了自己对反垄断问题的看法，毫不掩饰地重申了他的兰德主义观点。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反垄断法的总体框架应该被抛弃。垄断势力几乎从未损害过消费者的利益。

“那钢铁生产商的行为怎么解释呢？”普罗克斯迈尔反问道，“他们提价了30%。”

“事实上，不止30%。”在给参议员详细解释钢材价格大幅上涨的合理性之前，格林斯潘纠正了参议员的说法。

“现在我想问问您，格林斯潘先生，看您怎样反驳我。今年钢铁行业价格上涨30%、化工行业价格上涨30%……增幅是如此巨大，这在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更别说有色金属价格上涨48%、原油价格上涨82%……这就是为什么，在我看来，行业垄断问题在通货膨胀中显得至关重要。”

格林斯潘或许会认同上述观点。普罗克斯迈尔列举的数据总体上是正确的，而且参议员有权对他的任命投反对票。然而，格林斯潘并未因此而让步，为了回应他们的问题，他给参议员们上了一堂经济学课。

“让我来说明一下通货膨胀和具体价格对一般价格水平的影响。”格林斯潘说。相对于商品供给而言，一般价格水平反映了经济体中的货币量；而某种商品的具体价格独立快速地上涨，只反映了该商品的短缺或只在某些特殊情况的发生。如果国家因此而印更多的钱，那么个别商品不断创新高的价格就会导致通货膨胀。相反，如果不增加货币供给，那么个别商品的价格上涨所产生的影响就会被其他商品价格的下跌抵消。因此，不应将钢材或化学品价格的上涨与通货膨胀混为一谈。

越来越多的参议员加入讨论中，而格林斯潘的经济学课仍在继续。特拉华州参议员乔伊·拜登（Joe Biden）想知道，格林斯潘过去所建立的咨询关系是否会影响他的政策判断。作为被提名人，格林斯潘必须承诺，在他为政府服务期间会断绝与汤森–格林斯潘公司所有的往来，并且只要他在华盛顿任职，他就必须放弃这部分收入。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年薪是42 500美元，对格林斯潘而言，这意味着巨大的牺牲。不过，即使格林斯潘断绝了与自己公司的联系，就能保证他不会受影响吗？他真不会为拉拢自己重返私营部门以后的潜在客户，而给予他们特殊照顾吗？

“我认为，我不会因为自己所做的工作就改变自己的看法。对于自己的看法，我是十分认真的。”格林斯潘回复道。他反对对进口钢铁实施配额限制，尽管配额十分符合钢铁制造企业的利益，而正是这些钢铁制造企业资助了他。“虽然我并不反对赚钱，但我投身商界并不只是为了赚钱。”格林斯潘轻描淡写地回答道。

拜登不得不承认格林斯潘所言的确是事实。格林斯潘的观点都过于极端以至于根本不可能隐藏着什么私人目的。尽管他自己也明白，兰德式自由放任的言论会有损自己的政治前途，但即便如此，格林斯潘也没有弱化自己的主张。相反，他冷静地坚持自己的立场，一直都恪守着学术诚信。

“我很庆幸总统选择了您，”拜登说道，“如果他要选一位保守派人士，我希望他能选出最正直、最聪明的一个。”

普罗克斯迈尔一直在等待着重新加入讨论的机会。“我不敢肯定，你是否要挑选刽子手，因为挑选的这个伙计拥有非常锋利的斧头。”他插话道。

“人总是想要干净利索一点，”拜登回应道，“如果我上了刑场，我就希望有一柄锋利的刀，然后‘砰’。”

普罗克斯迈尔继续逼问格林斯潘。“您曾经不止一次表明，您反对超额累进所得税的概念。”

“是的，我反对。”格林斯潘回复说。

“您反对？”普罗克斯迈尔惊呼。自从1913年美国宪法第十六修正案以来，美国法律就规定对富人课以重税，其负担的税率要高于穷人。格林斯潘毫不感到尴尬地表示，他更希望时光能回到19世纪。他承认自己这种荒诞的想法很激进、很可怕。他是谜一样的男子。他很礼貌，又很冷静，但同时也让人感到毛骨悚然。

“我认为支撑该收入税公平性的逻辑实在令人费解。”格林斯潘平静地说。

“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普罗克斯迈尔说，“对于每年赚10万美元的人来说，1美元带给他的效用要远远低于每年赚1万美元的人。”

格林斯潘坚持自己的立场，他认为累进税“与自由社会的理念相悖”。然而，普罗克斯迈尔再一次发起了攻击。

“照您看来，应该将所有的收入都按统一税率征税？”

“这是我希望的理想状态，但我也知道它很难实现。”格林斯潘回答道。

“然而，您希望政府未来的政策会朝着这个方向转变，对吗？”

“对此，我的看法十分明确。”格林斯潘答道。接着他补充说，华盛顿没有人会同意他的看法。“我是只有一个人的少数派。”他坦率地说道。

听证会已经持续了3个小时，参议员们明白，他们正面对着一个难题。格林斯潘已经向拜登表明，他对于自己持有的观点非常坚持；如果他试图在整个美国实践自己的想法，那结果将会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然而，如果他真甘心作为一个少数派，那么他与委员会开的玩笑就可能最终变成真的。他可能会游离于政策辩论之外，那时他就成为一个真正的边缘人物了。如果真这样，那么他对政府的实际影响可能就会忽略不计了。

普罗克斯迈尔作出了最后的努力，致力于弥合自己与格林斯潘之间的鸿沟。这位被提名人的做派是如此的通情达理，以至于很难理解为何他的观点这么不通情理。

普罗克斯迈尔总结道：“对您的提名真让我有些左右为难，因为您十分诚实，又有能力，而且您的一些建议正是我强烈支持的。然而，我真的，真的很难接受，您是一位对反垄断、消费者保护以及累进所得税持反对意见的自由企业家……自由放任的旧式经济制度早已经灭亡了。”普罗克斯迈尔继续说道，对于明智的政策制定者而言，20世纪后期的挑战就是，如何能使混合型经济体制更好地发挥作用。“尽管您秉承世界上最伟大的良好意愿，但您也回不到亚当·斯密的年代了。您自己很清楚这一点。”

“我明白。”格林斯潘坦承。不过，他仍然没有退让。尽管混合型经济体系是如何盛行，但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个问题。过去的10年已经证明，国家的每一次干预都会成为下一次干预的助推器，这使得国家无可阻挡地陷入价格管制与滞胀。“我对混合型经济体制的运作机制进行了深入观察。正是这一点使我更加坚定，我会拥护经济自由主义，”格林斯潘坚称，“我们已经走到了关键的时点，混合型经济体制带来的伤害已经显而易见了。”

格林斯潘的哪个部分是他们最看重的？是他令人放心的做事方式，还是他不着边际的思想？是他的谦虚谨慎，还是其兰德主义的野心？经过对格林斯潘的详细问询，普罗克斯迈尔得出结论，这位被提名者所坚持的极端经济自由主义论调，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了他展现的边缘人物的谦逊姿态：一位公开谴责混合型经济体制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是无法被轻易接受的。尽管普罗克斯迈尔并不认同格林斯潘的思想，但对他的性格十分赏识。在绝大多数同僚都为格林斯潘投了赞成票后，普罗克斯迈尔也与他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事情的结局是，格林斯潘从未在尼克松政府任过职。就在他去参议院接受问询的当天，尼克松的新闻秘书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当晚9点发表电视与电台讲话。许多好奇的美国人聚集在白宫周围，在8月的闷热和间歇的阴雨中观看新闻部门的人员忙忙碌碌，并体会美国历史上极具戏剧性时刻的紧张气氛。晚上7点半，尼克松离开白宫中的住所，步行至行政办公楼，他独自一人慢步走上台阶，低着头。门外的人群挥舞着美国国旗，高唱“美利坚”。有人举着个牌子，上面写着“叮咚，女巫死了”。过了一会儿，总统回来了。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的书桌前，向全美国人民宣布辞职，该决定将于第二天中午生效。此时的尼克松声音坚定，牢牢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第二天一早，杰拉尔德·福特宣誓就职美国第三十八任总统。他发表了著名的宣言，“美国的漫长噩梦结束了”。

然而，对经济而言，噩梦还远没有结束。相反，《时代周刊》撰文抱怨“疯狂的通货膨胀、信贷收缩以及不断调高的利率”。1974年第一季度的GDP年化增长率已经降至3.9%，CPI指数较去年上涨了10.9%，失业率高达5.5%。“中产阶级已经被卷入这场经济危局之中，他们只能在清仓时买衣服，并减少对教堂的捐款。”《时代周刊》感叹道。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福特总统就被问及，是否会重新启用尼克松对抗通货膨胀的工具。毕竟，自约翰·肯尼迪以来，历任总统都试图对价格进行直接干预。不过，福特总统已采纳了他的首席经济学家格林斯潘的建议。“当前，工资和价格管制都过时了。”他直言道。

就在福特入主白宫的一个月之后，即9月4日，格林斯潘正式宣誓就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的母亲罗斯虽然已经年逾七旬，仍穿上她的无袖连衣裙前往白宫，出席儿子的就职仪式。当福特总统挽着她的胳膊合影时，她几乎靠在了他的肩膀上。兰德也来了，与丈夫一起，她还戴着文艺范儿十足的白手套。当格林斯潘将手放在犹太圣经上宣誓就职时，兰德尽可能地克制着自己那种好斗的无神论论调，好让他顺利完成宣誓。随后，他俩与福特总统交谈了起来。格林斯潘微笑着，那平静的笑容让人回忆起其高中生时的样子，那时他经常无忧无虑地将时间花在球场上。历经艰险，格林斯潘终于达到了自己梦想的最高点。此时此刻，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两名女性正陪伴在他身旁。

格林斯潘在水门综合大厦租了一套两居室的公寓，这栋公寓整体呈现出意大利风格，可以俯瞰波托马克河。在尼克松曝出“水门事件”的丑闻之前，这栋楼一直吸引着各路富豪和达官显贵。当时，格林斯潘经常来到这里拜访伯恩斯和他的太太。当然，格林斯潘之所以选择水门综合大厦还有其他的原因。在考虑了其曲线建筑风格以及文化优势之后，他还斟酌了该水滨物业的位置，从这儿他只需要步行18分钟就可以到达办公室。另外，这栋大厦是按月付租金的。兰德曾向《纽约时报》披露，格林斯潘曾经告诫白宫的工作人员，他不会为违背自己原则的政府服务。他想要保持自由的感觉，可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随时离开华盛顿。

就在宣誓就职的第二天早上，格林斯潘与福特总统一起出现在金碧辉煌的白宫东厅。电视摄像人员将现场布置得亮闪闪的。“通货膨胀是美国的头号敌人。”福特总统对在场的众多经济学家说道，并向他们阐述了自己将如何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政府将在全美国范围内举办12场小型峰会以广泛征求意见，然后将收集的意见纳入稳定价格的总体规划中。“总统不能控制通货膨胀，”福特在会议上说道，“国会也不能控制通货膨胀。商务部、劳工部、农业部以及美国其他部门都不能控制通货膨胀。各部门单独行动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但是我们联合起来就可以将问题解决。”

格林斯潘长舒一口气，福特不会回到以前的价格管制的老路上去了。虽然举办一系列激烈的公民会议也不是格林斯潘的首选，但他仍在接下来的几个周内尽职尽责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并在9月中旬出席了卫生、教育及社会服务行业举办的应对通货膨胀的专家会。会上，一位工会主管抱怨说，从某种意义上，打击通货膨胀的政策对富有的银行家有利，对普通工人则不然。格林斯潘对此如何回应呢？

尽管一盏警示灯在格林斯潘脑海中闪现，但他还是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将衡量标准定为看谁的收入下降得最多，并据此指出了发言人的错误。如果政府通过压制需求来抑制通货膨胀，那么实际上损失最大的是华尔街的经纪人，因为他们的收入会更加不稳定。“如果你想获得统计上的数据，”格林斯潘说，“我是说，让我们来看看事实到底如何。”

整个房间一片哗然。有人甚至大叫：“本届政府就是全部麻烦所在！”随后，工会宣布，格林斯潘成为本年度“身败名裂奖”的候选人。不仅如此，得克萨斯州女众议员芭芭拉·乔丹（Barbara Jordan）还认为，应该让全美国人都把自己的消费收据寄给格林斯潘。俄勒冈州的房产商自发组建了名为“拯救我们的经纪人”（Save Our Brokers）的组织，并直接将手帕寄给了股票经纪人，供他们哭泣时使用。

第二天，福特总统在白宫见到格林斯潘时说：“我理解，你昨天颇具娱乐性，欢迎回到华盛顿。”

尽管有福特总统的支持，但这并不能使格林斯潘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更具公信力。这些小型峰会产生了各种彼此矛盾的思想，主要反映了不同利益集团的游说意图。一些与会者要求恢复价格管制，而另一些人则质疑，为对抗通货膨胀所作出的牺牲是否值得。IBM的首席经济学家指出，一项研究显示，美国政府忍痛削减10亿美元的支出，只会将通货膨胀率降低0.1%，且会大大推高失业率。“这样真的值得吗？”他质问道。格林斯潘在纽约华尔道夫酒店主持召开了经济学家的小型峰会，这些专业人士经过讨论后认为，放松管制可能会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而这种方法也更加符合格林斯潘的胃口。不过，格林斯潘曾在尼克松在任时推动过放松管制的提议，但没有效果，因此格林斯潘对这种方法深表怀疑。“这些问题……之前已经提过很多次，”他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很多根基牢固的特殊利益集团反对这种观点。”

在召开了一系列小型峰会后，在1974年9月27日，声势浩大的全体会议终于正式召开了。2 000名喧嚣的参会者拥挤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的国际宴会厅，美国在经济政策领域正进行着破天荒的实验。然而，在经过两天深思熟虑的商议后，代表们呈现给福特总统的观点只有一个：需要动员越来越多的人民参与到抑制通货膨胀的行动之中。福特总统承认，考虑到华盛顿并未能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是时候让美国人民出马了：必须让他们减少消耗、增加回收再利用，并且种植蔬菜以增加国家的粮食供给，从而缓解价格上涨的压力。10月8日，白宫向美国人民公布了这一战略性运动。在广告代理公司的帮助下，他们做了数以百万计的红白纽扣，这些纽扣上写着“胜利”（WIN）。“即刻控制通货膨胀”（Whip Inf l ation Now，简称WIN）已经成为美国人民反对涨价运动的口号。

政府雇用的经济学家们被羞辱了。约翰逊提出的哄骗工业领袖与工会领导的政策最终并没有抑制工资上涨，福特想在更大范围内哄骗公众的想法必然就只能是空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种植“胜利花园”（Victory Gardens）是一回事：在没有希特勒的威胁，且爱国主义正因为“水门事件”而处于历史最低点的情况下，驱使民众在地里挖坑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在漠不关心的美国民众当中，零售商却是例外，WIN运动点燃了他们的热情。在丹佛，一家食品连锁店将自家的窗户贴满了“WIN”的海报，并宣称自己出售的廉价商品就是控制通货膨胀运动的低价冠军。一家位于帕萨迪纳（Pasadena）的汽车经销商愿意免费为所有“试驾我们抗击通货膨胀的斗士”的人，提供一枚“WIN”纽扣。一场抑制消费的运动反而转变为一场刺激消费的运动了。

几个月后，即1975年2月，格林斯潘总结了自己公职生涯中第一项重大举措的影响。“‘WIN'运动并没有对经济政策产生明显的正向作用，”他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而且我不知道未来还有什么理由继续指望它。”是时候承认失败了。“WIN”运动应该“体面地退出”了。

不过，格林斯潘本人做不了退出的决定。他加入福特政府时曾承诺，如果政策不合其意，他将会离开。然而，从市政厅到蔬菜园的惨败，这一系列令人难以忍受的动荡并没能激起格林斯潘的叛逆精神。相反，他却表现出了对整个团队的绝对忠诚，在1968年最后几个月，他自己的这一面就曾因支持尼克松政府而盖过了秉承自己原则的另一面。格林斯潘似乎很乐意接受他时常作为少数派的局面，也乐意接受他的观点处于下风的情形。格林斯潘比普罗克斯迈尔预计的还要边缘化。

这倒不是说格林斯潘缺乏知识分子的骨气。他很清楚自己的想法，并且会不遗余力地坚持自己的观点，这在他接受参议院问询时已经暴露无遗。然而，他并未不由自主地将自己的立场强加于别人，因为他不需要主宰会议。他在兵役委员会上的低调表现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在福特上台之初，格林斯潘就坚持认为，自己会不同于以往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他不会成为经济政策的政府发言人；持续公开维护自己不喜欢的观点，这种行为令他深恶痛绝。不过，在将发言人的工作转交给美国财政部长后，格林斯潘就很乐意向他的上级提供一系列机密性分析，并让上级决定如何使用这些分析结论。

在为福特政府服务多年之后，格林斯潘用一个故事总结了自己为政府服务的做法。有一次，他发现时任副总统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正在推动一项糊涂的能源政策；出于职责，他向福特总统指出了其中的破绽。总统当时承诺将搁置洛克菲勒的动议，但一周后，他把格林斯潘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艾伦，如你所知，上周我曾答应你将暂停这项能源计划，坦白地说，政客们对此过于强硬，”福特说，“我想向你道歉。”

“总统先生，”格林斯潘回应道，“您不需要向我道歉。我的工作就是为您提供建议，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格林斯潘有一种很自觉的意识，即在他的建议和总统的决策之间划出一条很明确的界限。这就是其孤独哲学的一部分：他不太需要别人认可他，所以即使他的意见没被采纳，他也不会介意。这种心态源自他在担任咨询顾问时养成的习惯：他为客户提供分析长达20年，但客户如何处理他的分析，他却觉得无所谓。格林斯潘觉得建议与决策分开的模式不仅是很自然的，而且还很方便。他既可以忠于自己的原则而给出理智、诚实的建议，又可以跻身于最受欢迎的团队中，从而保证自己在白宫拥有一席之地。自总统以下所有的高级官员都相信格林斯潘的分析，因为他的分析似乎从来都不背负任何政治压力。正是因为格林斯潘不强加影响，所以他反而能够积累巨大的影响。

1974年12月，福特总统的注意力转移到了经济方面的另一个挑战：美国经济陷入了衰退。他有点被这个变故激怒了：经济顾问们曾建议他在演讲中宣称通货膨胀是头号敌人，而现在一个更加强大的敌人正在逼近。政治代价已然明朗。保守派评论家乔治·威尔（George Will）曾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本部比作“灾难片的现场、一部政党的《海神号遇险记》（Poseidon Adventure）”。12月21日，福特总统召集了六大顶级经济顾问，外加美联储的伯恩斯，讨论应对经济疲弱的方法。

与往常一样，格林斯潘首选的答案就是什么都不做，或者尽可能做得最少。如果工厂停止生产是因为其仓库堆满了未能出售的存货，那么经济衰退就会随着过剩存货的完全消化而终止：对于美国政府而言，最佳的政策就是没有政策。同样，如果经济衰退源于企业信心的缺失，而这反映了它们对通货膨胀的担忧，那么政府的恐慌性干预可能会让事情变得更糟。例如，财政刺激措施可能会推升通货膨胀率，从而进一步损害企业信心。不过，因为格林斯潘自己更愿意为总统提供分析而不是提出解决方法，所以他花了更多的时间来描述经济中遇到的问题，而并没有告诉福特总统要如何应对。然而，他对问题分析得越多，福特总统越难以克制行动的念头。会议结束时，福特总统查看了其团队准备的备选决策的文件，随后，他决定通过减税来刺激经济。

福特的决定将格林斯潘置于了一种左右两难的困境中。他自己对经济的悲观预期会驱使总统成为积极行动主义者，“格林斯潘的分析”会使“格林斯潘的经济自由主义”受到威胁。不过，他也不想通过粉饰自己的预测来阻止政府对经济进行拙劣的修补；相反，他遵循咨询顾问那种自我保护的习惯，只强调潜在的不良结果。自任职以来，格林斯潘从没有粉饰数据，他只是提供了更多的数据。他将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同僚们联合起来，提出了一个统计措施来帮助确定减税额度的大小，即每周对国民生产总值进行估计。

这是一种典型的格林斯潘式数据追踪方式。尽管官方的国民生产总值数据每季度才会公布一次，但根据零售额、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住房开工率和工厂出货量的月度数据，格林斯潘的团队可以为总统提供实时的国民产出数据。如果他坚持的经济自由主义的观点是正确的，即经济会自我平衡，那么实时更新的数据将会提供最及时的佐证，证明不需要刺激政策。另一方面，如果新的数据说明经济状况正在恶化，那么格林斯潘所秉承的经验主义就会同意，需要进行适当的刺激措施。

尽管事实表明，格林斯潘的经济原则备受攻击，但他依旧我行我素。在决定减税政策后不久，福特总统就与他的家人前往科罗拉多州韦尔市（Vail），开始了他传统的圣诞滑雪假期。在那里，他住进一间豪华小木屋。该木屋的客厅是穹顶式的，而且还配有火焰噼啪响的壁炉。格林斯潘、其他重要顾问以及总统的朋友们一起驻扎在度假胜地的周边，在商议政策之余也参加些节日社交。这两项任务都颇具乐趣。格林斯潘喜欢与福特的团队待在一起，尽管这个团队里面的人都桀骜不驯，而且还拉帮结派。这其中有胸怀壮志的拉姆斯菲尔德，他担任着福特的首席顾问。还有拉姆斯菲尔德极富效率的年轻副手切尼。切尼留着小平头，有圆润的肩膀，眼睛眯成一条缝，他还特意带自己的女儿来欣赏群山。白宫预算办公室主任罗伊·阿什（Roy Ash）与福特总统一同出现在会议室，他穿着宽松的黑毛衣，袖子上有红白相间的条纹。福特本人曾长期担任国会议员，他一直保留着在那段时间中养成的工作习惯；他喜欢与一群顾问一起工作，并在当天工作结束时与大家一起喝一杯。格林斯潘成为这小圈子里的一分子，与他们结下经年累月的友谊。在格林斯潘从兰德的客观主义沙龙退出的多年后（尽管不是因为兰德的原因），他终于在福特的幕僚中找到了替代者。

1975年年初，格林斯潘已经在福特的内阁会议中占据了特殊的地位。福特总统的团队都了解，即将出台的减税政策，其合适的规模取决于经济的虚弱程度。由于格林斯潘负责更新每周的国民生产总值数据，因此他成了真正的“知者”，其他人根本没机会知道具体减税额度。他通过阐述数据可以一次性达成两个目的：其一，他让所有人明白一切尚未可知，这样就能使外行对于即将发生的事情摸不着头脑；其二，在听众们彻底晕头转向而不知所措的时候，他再施以援手，向他们抛出自己的预测。如果在内阁会议上有人质疑格林斯潘的分析，那么他就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驳倒对手。“他的手法非常熟练，”他的一位同僚在1975年1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没有人能比格林斯潘更加了解那些经济学术语，一旦有人误用，他就能快速地进行驳斥。”“他就像一位医生，并且在对待病人的方式方面非常高明，似乎没人能超过他。”另一位在福特政府共事的同僚回忆道，格林斯潘能对他的上司进行催眠。“异常”是他最喜欢用的一个词。他会去找福特说：“总统先生，这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此时福特就会睁大双眼，眼珠滴溜儿打转。

格林斯潘对经济奥秘解释得越多，福特总统对他的依赖就越大。这位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对于经济数据的了解，就像马语者对野马的了解一样：他能以一种常人无法理解的水平与之交流。然而，由于格林斯潘已经清晰地界定了分析与建议的关系，他也会将自己在经济预测方面的说一不二与政治问题上的谦逊、腼腆结合在一起。早在1975年年初进行讨论的时候，时任美国财政部长威廉·西蒙（William Simon）就强烈主张，减税无异于助长通货膨胀。福特的挑战者、共和党候选人、加利福尼亚州时任州长里根也持有类似的观点。相比之下，格林斯潘看上去更像是鸽派人物，或者换句话说，更让人捉摸不透。“格林斯潘很像骑墙派，前一天还在强调通货膨胀，第二天他就转而突出衰退了。”他的同僚在日记中写道。

就在向公众公布减税政策的前几天，福特总统曾经试图迫使格林斯潘给出明确的立场。政府正酝酿着一个高达160亿美元的减税计划，福特总统想知道这是否会损害长期的经济增长。格林斯潘给出了诚实的回答，诚然这也是他的老板最想听到的答案。无论是从哪个方面来说，一次性减税都不会影响长期预算和通货膨胀。

“这只是一锤子买卖，不会成为永久性措施，所以不会造成太多伤害。”格林斯潘对福特总统说。

幸好格林斯潘没有异议，福特总统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将此视为对自己后续决策的认可。“如果你也认为应该这样做，那我就发布了。”他如是说道。格林斯潘对福特总统的话感到十分震惊，但却很高兴自己有如此大的影响力。“美国总统采纳了我的意见。”格林斯潘后来回忆说。

1975年1月13日，周日，格林斯潘、拉姆斯菲尔德、切尼以及其他助手一起前往总统办公室。当晚，福特总统打算在白宫的林肯图书馆以非正式炉边谈话的方式，发出他打算减税的信号。虽然总统的演讲撰稿人已经在好几天之前就写好了发言稿，但拉姆斯菲尔德对这份稿子不感冒，他想让格林斯潘再帮忙修改一下。福特总统看着提词器宣读了演讲稿初稿，并观看了回放录像。拉姆斯菲尔德就此提出了一些修改建议。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他们先后就个别文字、短语、句子，甚至整个段落，都进行了修改。格林斯潘对于这种改写介入的程度越深，他就越会有一种奇怪、矛盾的感觉。他正在谋划着推翻自己的政策倾向，推广一项符合调控者口味的减税措施。不过，他陶醉于接近行动的感觉。这个周末，他正在最后期限之内，塑造着总统向全美国传达的消息。在改稿与彩排的间隙，福特总统还带领他的幕僚在白宫二楼的起居室观看了超级碗比赛的片段。福特曾经是密歇根大学的橄榄球英雄，还收到过职业联赛的邀请，但由于他要进入耶鲁大学法学院，所以拒绝了。

第二天，所有的流程又必须重新走一遍，拉姆斯菲尔德、格林斯潘以及其他同僚仓促地丰富着总统的国情咨文，它将再次重申160亿美元减税措施的必要性。这伙人一直工作到傍晚，试图将稿子统在一起，这期间他们只用饼干、花生、牛排三明治充饥。在某一个时刻，格林斯潘正在将演讲稿的各部分按次序排好，一位同僚恰好捕捉到了当时的情景。“我很好奇，当我离开房间，在外面旁观会是怎么样的心情。”他说。有什么地方的工作还能够比白宫更忙碌呢？

福特总统对国情咨文的定稿点头认可时已经是第二天凌晨四点了。在定稿中，他将再次呼吁减税160亿美元。对于格林斯潘而言，这是个苦乐参半的时刻。他已经收到了兰德追随者的信件，信中质问，当经济自由主义者去帮助实施调控时，他是否出卖了自己？

格林斯潘自己曾在很多个场合强调，量入为出是控制通货膨胀的关键，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改变了自己的站位，离开自己的立场去引导舆论，这样可以软化反对减税者的态度，比如美国财政部长西蒙。西蒙的回忆录揭秘了在发表国情咨文那天发生的事情。当时，格林斯潘解释说，当时经济正在衰退，民间贷款大幅萎缩，在这种情况下，减税并不会像通常那样引发通货膨胀。格林斯潘安慰他的同僚说，“在1976年经济出现明显改善以后，问题才会出现。”他也许还会对同僚说：“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了。”

格林斯潘自我安慰道，他这么做只是为了让世界变得更好。他曾成功地提升了减税方案的设计，并坚持认为在经济能独立恢复之前，该政策应该一直实施。不过，他和福特正面临一段很困难的道路。如果对于以西蒙为代表的右翼鹰派来说，总统的这项160亿美元的减税计划看上去是不负责任的，那么这项计划对于左翼评论家的胃口而言，还不够塞牙缝呢。当时的劳工领袖乔治·米尼（George Meany）是要求进行大规模经济刺激的人物之一，并深知谁应该为美国政府的抠门负责，他忿忿然地说：“格林斯潘是经济达尔文主义的典型代表，只信奉‘富者生存’的哲学。”学术界为米尼的观点作出了背书，对于福特的团队不愿意采取更大规模的刺激措施，一位芝加哥大学的教授说道：“我们是在引颈自刎。”1975年1月23日，曾在1968年被推选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参议员汉弗莱警告说：“除非政府采取刺激措施，否则首脑们将会意识到……我们将陷入萧条。”

第二天，当格林斯潘走进总统办公室后，他直接坐在了总统办公桌对面的大扶手椅上。他浓密的黑发向后梳得十分整齐。尽管在他左边就座的同僚穿着一件格子纹的运动夹克，但格林斯潘仍旧穿着那套标志性的黑色西装，而且显得更加神采奕奕。格林斯潘右手边坐着的年轻人名叫凯·普伦（Kaye Pullen），她就是总统演讲稿的撰写人。她穿着一件20世纪70年代风格的、短而紧的橙色针织连衣裙，脖颈处和下摆有着黑色的镶边。普伦看上去有点紧张，好像她担心自己会把咖啡撒到总统的地毯上一样。她只有30岁，而且是参会的唯一女性。这是她第一次出现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

格林斯潘先向普伦进行自我介绍，问她所负责的工作内容。作为一个从小在纽约长大的人而言，普伦后来发现，格林斯潘有着南方美国人那种非常友善的礼节。当会议结束后，格林斯潘问普伦，她的办公室在哪，并坚持陪她回办公室。

“我母亲说，在她看来，经济政策就是拆东墙补西墙。”普伦试探性地说道。

“其实差不多。”格林斯潘纵容地说道。他提到了兰德的一些理论，并说他很快就要去达沃斯开会。他回来后，肯定会再联系她的。

普伦找来兰德的小说，但发现书中有很多让人费解的地方。最主要的一处就是关于一位建筑师的事情。这位设计师亲手炸毁了一座建筑，只是因为它偏离了自己原始的设计；如果你在华盛顿的香肠加工厂工作，那么你肯定很难接触到这些东西。不过，几天后，当格林斯潘打电话邀请普伦吃晚饭的时候，她十分高兴地接受了。他们俩去了国会山附近的一个地方，那里以制作香肠闻名。普伦兴奋地与格林斯潘交谈，并用一连串生动的故事来打破由于格林斯潘的腼腆造成的寂静。比如，她母亲在其十几岁时就让她戴着白色长手套，并送她去参加纳什维尔的聚会；她曾经作为一名记者在孟菲斯研究民权事务；她和一名新闻摄影师一起追踪过一位“狡猾的性爱杀手”等。普伦越来越为这位白宫的大人物而倾倒；后来，她越说越兴起，不由自主地摆动了双手，结果一不小心打翻了一瓶番茄酱，把整个桌子弄得脏兮兮的。当时她恨不得能钻到地缝中去，但令她略感惊讶的是，格林斯潘并没有觉得那晚被她毁了。他只是看着桌布，淡定地笑了笑。这是一个浪漫的开始，尽管其中小有波澜。

1975年2月末，格林斯潘赢得了一项新荣誉，当然也可能是骂名。他的一张脸部大特写占据了整个《新闻周刊》的封面，当时他戴着黑框眼镜，眼神非常柔和。普伦的母亲看到这张照片时，为她的女儿正在和一个名人约会而激动不已，尽管她希望格林斯潘不是犹太人。

然而，《新闻周刊》的报道却没有照片看上去那么让人舒服了。文章开头便将格林斯潘描述成一只“爬虫”，“一个不讨喜的家伙醉醺醺地，在乔治城的鸡尾酒派对上，慢慢蠕动。”人们开始注意到，格林斯潘是这样一个奇怪的混合体，他有着让人着迷的魅力，但也会略显笨拙：他有着与大人物和谐相处的天赋，但在参加社交舞会时又显得十分腼腆。“他很难顺畅地从与一群名人的交流中切换到与另一群名人的交流中，”《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你会看到他从每个房间经过时，他看上去好像要前往某个特定的房间，而当你一会儿看到他往回走的时候，他脸上带着一样的表情。”有些人想知道为什么格林斯潘完全不喜欢参加聚会；他看上去一点儿也不自在。一些对他接受参议院问询的场景还有印象的人，或许可以回想起他当时的开场白：这个声称自己并非处于权力中心的男人却占据着华盛顿社交界的中心。他有着某些神秘莫测的特质，他必须驾驭好自身拥有的这种特质。也许，作为美国总统的经济顾问，格林斯潘不得不宣称这种光环是总统带来的。

在被贴上“爬虫”的标签后，《新闻周刊》又把格林斯潘描述成一个可爱、精力充沛、能够让福特总统听得进去的人。不过，与参议员普罗克斯迈尔一样，《新闻周刊》也认为，格林斯潘可能并未被总统如此信任。“格林斯潘严厉的政治处方在为自己赢得声誉的同时，也让人觉得他是一个麻木不仁的尼安德特人。”《新闻周刊》如是说，而且“许多国会议员仍然怀疑，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似乎一直致力于推行一个世纪前的自由放任学说”。此外，与摘要对应的一篇长文指出，格林斯潘对于紧缩的热情正是本次经济衰退最大的风险因素。“福特和他的顾问们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新闻周刊》质问道。失业率已经达到了1941年以来的最高值，而福特总统周围那些纠缠于通货膨胀率的鹰派人士却反对来一项真刀真枪的刺激计划。一位民主党人表示，总统“接受的经济建议与赫伯特·胡佛接受的经济建议如出一辙”，而负责提出上述建议的罪魁祸首就是白宫那位“极端保守的”首席经济学家。如果紧缩政策失败，格林斯潘肯定会蒙羞。“他会成为纽约的艾伦·紧缩潘。”《新闻周刊》的记者如是说。

受这场批评风暴的连累，福特总统的支持率已经降到了他就职以来的最低点。借着这股东风，美国国会的民主党已经开始着手自己的经济刺激计划。3月，两院通过了228亿美元的减税计划，这远超福特之前所提的规模。福特总统必须要决定是否要否决该项计划。是为失业率超过8%的历史最高值负全责，还是接受该项计划呢？

此时，格林斯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如坐针毡。在1974年12月福特决定减税后，格林斯潘曾经指出，其所追踪的每周国民生产总值的数据表明，目前最严重的衰退已经结束。大约从1975年2月中旬开始，他“感到相当有信心，我们已经没事儿了”，而且“统计上已经明确显示出了复苏的迹象”。对于福特总统而言，在3月底签订一项刺激计划是犯了频繁进行微调的错误：当华盛顿和美国国会关注到衰退并起草一份法案时，刺激计划已经不必要了，它不仅浪费时间，而且会诱发潜在的通货膨胀。然而，如果此时格林斯潘建议福特否决减税的提案，他就会使总统陷入政治风险之中，甚至会毁了福特明年的大选。然而，每周国民生产总值的数据除了让人合理地推测衰退已经结束之外，并不能证明经济已经复苏。考虑到这种不确定性，格林斯潘难道真应该说服福特总统就“不作为政策”赌一把吗？

福特要求他的顾问们以书面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建议。美国财政部长敦促总统否决国会的减税计划，他起草了一份备忘录以作为回应。伯恩斯支持他的观点，伯恩斯指出：“如果税收法案成为法律，那么美国的财政状况将被扭曲很多年。”伯恩斯担心，临时性的法案会变成永久性的，现在给选民点儿甜头容易，以后切断他们的糖供给就难了。“如果不能趁现在加固财政纪律，那么你在不久的将来还会有同样好的机会吗？”伯恩斯问道。尽管格林斯潘经常因赤字问题而备受非议，他也没有停止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美国财政部长以及美联储主席都反对刺激方案，格林斯潘本应该与他们站在一条战线上，从而彻底掐灭该法案。然而，尽管他经常谴责赤字，但他的敏感最终占了上风。3月28日，格林斯潘向福特建议道：“最好签署税收法案，但同时对开支增加进行严格控制。”

福特很快就接受了格林斯潘的建议。他签署了减税法案，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利用总统的否决权严格控制着开支的规模。福特总统的做法引起了民主党的强烈不满。“这届政府已经变得只剩下否决权”，罗得岛州参议员约翰·帕斯托雷（John Pastore）愤怒地说道，“现在是少数人牵着我们大多数人的鼻子走了。”不过，福特的否决措施对预算赤字几乎没有任何影响。1975年6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达到了GDP的3.4%，这个赤字缺口要比约翰逊时期大得多。另外，在1967—1968年出现大规模赤字之后，约翰逊在最后一年任期里开始推行平衡财政预算。与此不同的是，1974—1975年福特政府的财政预算仍在继续增加。正如伯恩斯预测的那样，福特在1975年12月签署了延长临时减税措施的法案，而预算赤字在6月财政年度结束时已经达到了GDP的4.2%，这令人震惊的规模刷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高纪录。另外，此次经济刺激政策出台的时机并不好，调控主义者的批评注定会蜂拥而至。他向经济中输送的开支过小，好像经济已经逐步复苏了，然而事实却是，GDP增长速度从1976年第一季度的年化9.3%，猛降至第二季度的3.1%。

格林斯潘正在推动的政策显然是与自身原则相冲突的。他曾将约翰逊的财政赤字政策骂得狗血淋头，而现在他却要为推出更大规模的财政赤字承担连带责任。他曾经坚持认为，财政赤字是诱发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而现在他却对自己之前所讲的内容视而不见。他曾经要求自己在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团队每周计算一次国民生产总值，以确保是否存在明确的、需要实施经济刺激的信号；然而，现在即使计算结果正确地显示并不需要，他依然继续主张刺激措施。诚然，在支持减税的同时，他要求总统运用否决权来限制政府支出的规模。然而，这只不过是一块遮羞布罢了。考虑到美国国会的性质，这种方式根本不可能制止重大计划的推出。格林斯潘曾经一直认为，通货膨胀只是政治问题，所以他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地知道这点。仅在几个月之前，格林斯潘还曾答应参议员拜登，考虑到自己所承担的工作，因此他不会改变自己的想法；曾几何时，他曾严守自己的承诺，确保在诚实分析与对上司的政策妥协之间泾渭分明。然而，当福特总统针对税收问题直接问他应该怎么做时，格林斯潘却丧失了那种刚毅态度，并没能像伯恩斯和西蒙一样对总统传递出强硬的信息。

按照华盛顿的标准，格林斯潘的行为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或许这只是一种巧合，经济或许确实出现了不能自我修复的情况，而他觉得自己应该保护福特总统，使其避免因每周国民生产总值的计算错误而陷入麻烦。然而，事实上，格林斯潘遵循了华盛顿常用的方法，这才是关键所在。在任期的前半年，格林斯潘就完成了从兰德的局外人沙龙到总统权力核心圈的过渡；他仍然会时不时对政府的现状提出批评，但事实上，他已经成为政府的一分子。参议员普罗克斯迈尔对格林斯潘并不了解，因此他对任命格林斯潘投下反对票。格林斯潘的行动不再仅仅源自他的信念。通过其彬彬有礼、合群和非对抗的处事方式才能更准确地预判他的行为，而不是他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虽然格林斯潘可以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毫无野心的边缘人物，但是他毕竟也是个人。他也想出人头地，也想位于权力的中心。

09
在撒切尔与基辛格之间
BETWEEN THATCHER AND KISSINGER

1975年9月，一个星期一的夜晚，一位不可思议的、异常古板的女人出现在纽约圣瑞吉–喜来登大酒店（St. Regis-Sheration）的讲台上。她略带口音地告诉听众们，追求平等根本就是个幻想：财富创造比财富分配重要得多。追求所谓的公平就是卑贱情绪的产物：一面是下层阶级的嫉妒情绪，另一面是富人阶级的罪恶感。“让我们的孩子都快长大吧，”她说道，“而且如果其中有些孩子有条件的话，应该允许他们长得比其他孩子更高。”

这位演讲者很像兰德，但口音是英国腔而不是俄国腔。其实，这位站在讲台上振臂高呼的女人就是英国保守党推举出来的领袖玛格丽特·撒切尔。纽约的观众并不确定，是什么使得这个新手带着令人吃惊的政治哲学和她漂亮的金发登上这个世界舞台的。“形容她最恰当的词语是‘贵妇人’，一个守旧、正派、传统的贵妇人，”一个曾在私人午宴上听过撒切尔夫人演讲的女士这样评价她，“她是荆棘丛中的一朵鲜花。”“她比我想象的更加美丽，更加温和，更加年轻。”新晋的电视新闻女王芭芭拉·沃尔特斯（Barbara Walters）这样赞许道，她曾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今日秀》中采访过撒切尔夫人。不过，这位保守党领袖并不总是温和的。她的手提包中随时携带着一本哈耶克的著作。她很喜欢林肯的一句名言：“你无法通过削弱强者来使弱者强大。”另外，她对闲聊很不耐烦。沃尔特斯在采访前曾提醒她，谈论的话题有可能并不局限于政治，还会扩展到作为一位身处高位的女性的感受，当时撒切尔摇着头叹息道：“这里没有更多的女性与我有同样的感受，这难道不令人悲哀吗？”

在纽约进行完巡回演讲后，这位保守党领袖飞到了华盛顿去面见福特总统和他的部下们。时任国务卿的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此前向福特总统介绍撒切尔夫人时，评价她为“一位伟大的姑娘”，但是“在外交政治方面经验并不丰富”。福特和他的国家安全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也对撒切尔夫人有类似的印象。“她非常温和、友善、沉着，”斯考克罗夫特回忆道，“一点儿也不像正改变着事物进程的重量级人物。”不过，这位对自己的才华很自负的杂货商的女儿，并没有给《华盛顿邮报》的掌舵人凯瑟琳·格雷厄姆（Katherine Graham）留下太深刻的印象。“我认为她不过是一个平常百姓家的主妇。”格雷厄姆对一家英国报社的社长夫人悄悄说（或者她就是这么认为的）。不过，在到达华盛顿的第三个夜晚，撒切尔身着一身黑天鹅绒晚礼服出现在了英国大使的晚宴中，发自内心地谈论着市场与自由。对于某些特定的听众来说，她比丘吉尔之后的任何英国领导人都要激进。

这些特定听众的其中一位恰好坐在她的右边。作为应邀出席大使晚宴的福特政府的资深成员，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被安排坐在撒切尔旁边。撒切尔并没有和格林斯潘浪费时间，而是直入主题。

她问道：“格林斯潘主席，请给我讲讲，英国为什么不能计算M3？”

这样的开场白在宴会中并不常见。M3是对货币供给的一个较为宽泛的衡量指标，包括储贷机构中的存款、银行存款以及流通中的现金；抛开M3的晦涩不说，提出这个问题的时机也是不同寻常的。当时各国的中央银行刚刚开始发布自己的货币度量标准，而美联储在未来4年将不再束缚于单一的货币供给目标；要知道，在1975年的秋天，M3是只有少数硬通货主义者熟知的领域。不过，不管她问的问题多冷门，撒切尔还是成功地打开了她邻座的话匣。在晚宴接下来的时间里，二人相处得非常融洽。

用过晚餐之后，格林斯潘从马萨诸塞大道（Massachusetts Avenue）的使馆区步行回到他位于水门的公寓。普伦已经先回了公寓，在简陋的客厅等待他。格林斯潘并没有为了使这里有家的感觉，而对于公寓进行过任何装饰，不过至少在当时，这主要跟他对室内装饰不感兴趣有关，而不是像谣传的那样因为他可能会辞职。现在普伦已经习惯了这种时间安排，傍晚后再和格林斯潘团聚。尽管他们已经约会了8个月，但是在华盛顿人看来，他们还并不算正式成为一对。不过，在那个夜晚，她感觉到有些不平常的事情发生了。格林斯潘的行为有些奇怪，有那么一刻她想可能是因为管家不小心让他多喝了点琴汤尼（Gin and Tonic）。然而，再细想，她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格林斯潘和酒精的关系与他和其他人之间的关系一样，恰当而受到精准的控制。他们在一起的全部时间里，只有一次，格林斯潘在午餐时要了一杯酒。那是在白宫的食堂，格林斯潘打破惯例，在当天的菜单上点了一杯啤酒以搭配墨西哥食物。然而，即使是这个并不过分的冲动，格林斯潘还是很快制止了自己。看到伯恩斯在附近就座，格林斯潘把服务生叫了回来，悄悄地告诉他不用上啤酒了。

格林斯潘和普伦聊了起来，很快普伦就清楚了让格林斯潘如此兴奋的原因。原因不在于他喝了什么酒，而在于他坐在了谁的旁边。想象一下，撒切尔居然问到了M3！这只是一项在弗里德曼的追随者们中流行的、衡量货币供给的晦涩指标！没有哪位美国领导人曾经听说过它，更不用说在一场庞大的晚宴上对它表现出兴趣了。在这样一个“我了解你”的开场之后，撒切尔跟格林斯潘一起讨论了市场经济和西方问题。她的说话风格和兰德类似，而且她有可能成为英国的下一任首相。由于被迫在经济自由主义原则和占据权力中心的渴望之间作出抉择，格林斯潘早就有能力对自己的观点收放自如了，就像他给福特总统的减税政策所提的建议那样。不过，在格林斯潘的理想世界里，他既是一个忠实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也是一个有影响力的掌权者，而坐在撒切尔旁边使得他开始相信将两者相结合的梦想或许是有可能实现的。普伦以前很少见到过格林斯潘如此激动。

格林斯潘与撒切尔相遇的时刻可谓恰到好处。对于奉行自由放任的保守派来说，1975年既令人沮丧又带有希望。西方社会由于失业和通货膨胀已经变得步履蹒跚，然而，正是这种局面使经济自由主义有了用武之地。1975年的春天，一篇由杰出的社会学家詹姆斯·威尔逊（James Q. Wilson）撰写的文章流传进白宫内部。该文章认为，美国的困难不是源于政府无视公民的利益，而恰恰源于政府试图满足公民的利益。据哈里斯民意调查组织的调查报告，对政府有信心的民众不超过13%。大多数人把政府的援助项目看作虚假朋友，由于它们而额外承受的税赋比其带来的利益还要大。政府的制度同样不得人心。作为一个外部咨询人员，格林斯潘尝试推动尼克松政府解除对交通、通信和金融的管制，然而他的努力付之东流。截至1975年，一些民主党成员，甚至是共和党成员，开始同意格林斯潘的观点；在参议院所有人当中，偏偏是罗伯特·肯尼迪领导了当年对航空取消管制的听证会。撒切尔的坚定主张表明，英国经济的问题已促使经济自由主义崛起。看起来美国也有可能步其后尘。

然而，如果英国保守党领导预示着可能发生的事，那么还存在着对未来更加悲观的观点。“人们可能得了‘终结西方’综合征，”一位商学院院长担心地说道，“商人在看到联邦政府的巨大赤字、资本短缺、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以及能源危机等现象的同时，还目睹了持续滋生的官僚作风。”《时代周刊》的封面直截了当地提问：“美国能否存活？”然而，在《哈波斯》（Harpers）的一篇文章中，民主党国会议员迈克尔·哈林顿（Michael Harrington）宣称：“在国家层面推行经济计划的时候到了。”1975年5月，前副总统、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和参议员雅各布·贾维茨（Jacob Javits）一同草拟了一项关于构建经济规划委员会的法案，该委员会将每两年出台一个6年计划。这个奇怪的计划似乎是想通过与参议院2年/6年选举机制相匹配，从而掩饰和苏联的相似之处。1975年6月3日，格林斯潘警告福特：“政府在经济规划中的角色定位将会在未来几个月成为主要的哲学问题。”3周之后他再次警告，催促总统把他的信任放在自利的商人身上，而不要相信中央规划。“只需要观察苏联的百货商店，然后把他们和市场国家的商店比较，就可以立刻清楚消费者更愿意在哪里消费。”格林斯潘毫不客气地告诫福特。

美国看起来正在走向一个分岔口。水门的丑闻、越南的羞辱、经济的滞胀，这一切埋葬了新边疆政策方针所激发出的乐观情绪。一些新的信条将会取代它的位置，要么是保守党右翼的撒切尔哲学，要么是汉弗莱和贾维茨所主张的强化政府管控的力度。格林斯潘以白宫为堡垒，精神饱满地投入到这场战斗中，他谴责汉弗莱和贾维茨的提案只是知识精英一厢情愿的想法，他们“希望看到他们比市场更有效率的理想被通过”。令他松一口气的是，汉弗莱–贾维茨提案不久就在美国参议院碰壁了。然而，并不是所有经济统制论者的挑战都这么容易被清理出局。如果有强大的官僚支持者从福特政府的内部推动这种挑战的话，事情就更不会这么简单了。

福特政府内部让格林斯潘很担忧的经济统制论者就是基辛格。基辛格是格林斯潘在乔治·华盛顿高中的同学，他认为撒切尔夫人是一位不会有大作为的“伟大的姑娘”。1969年，基辛格辞去哈佛大学的教职，先是担任了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后来再兼任美国国务卿，他充分展示了自己同时身兼两职的能力。在华盛顿没有人像基辛格一样，在政治系统中如鱼得水。“他拥有精力旺盛的直觉、挖掘性格中隐泉（Hidden Springs）的本能，这使他明白如何驱使或毁灭一个人。”他的一位哈佛大学的同事这样评价道。格林斯潘在获得权力方面是腼腆而矛盾的，但是基辛格却主动谋求、珍视并坦然渴望权力。基辛格不为人知的偏执甚至使得尼克松感到担心，以至于他曾建议基辛格可能需要心理咨询。

1975年5月，也就是在汉弗莱和贾维茨提出他们的国家计划法案的那个月，基辛格在所谓的“商品难题”上发挥了他操控权力的天赋。在该月基辛格有3场关于经济的演讲，他在第一场告诉听众：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是保持和平，“而历史表明，国际政治的稳定需要国际经济的稳定”。他接着说道，近期，“出现在能源、原材料和食物上的短缺和争议”正威胁着这种稳定。粮食、化肥、石油的价格飙升严重打击了那些要靠进口获得这3种产品的最贫困的国家。结果，发展中国家开始渴求“新的世界秩序”。基辛格警告道：“这样的紧张局面必须克服，否则我们面对的不仅是过去30年增长的结束，而且是全人类对美好未来的希望的破灭。”

基辛格拒绝从撒切尔的自由市场角度来观察这些问题。在他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增长率奇迹并不是“看不见的手”的成就，而是源自在战争末期确立的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架构。基辛格认为：“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了现代经济体系，而该体系已经良好运行了30年。”通过建立一个稳定的框架，经济可以繁荣发展。毫无意外，尼克松放弃金本位制，意味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塌，而这会导致一系列麻烦。政治家们需要构思出一个新体制来取代旧体制。基辛格适时地提出了一系列在生产商和消费者之间稳定商品价格的协定。他断言：“全球互相依赖已成现实，国际合作是唯一选择。”

即使在最好的时期，格林斯潘也从不信任基辛格。他太深奥、太冷漠了。奇怪的秘密似乎潜伏在这个男人的思想深处，甚至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除此之外，以格林斯潘的思考方式来说，基辛格的提议不仅仅是不值得相信，而且已经演变成纯粹的错误，它其实只是用外交辞令粉饰的价格管制。正如尼克松灾难性的价格管制只治理了通货膨胀的表象，基辛格对“20世纪80年代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呼吁并没有抓住要领：只要通货膨胀不断侵蚀国家货币的价值，并导致周期性货币贬值，那么任何国际货币体系都不会成功。基辛格对于控制商品价格的提议等同于欺骗，保持小麦或者燃料的价格稳定不会比保持美元的价格稳定更容易成功。在基辛格对外公布国际价格稳定协定的建议之前，一位在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任职的经济学家给格林斯潘写了一封亲笔信。他告诉格林斯潘，美国国务院“几乎无止境的系列会议”已经彻底放弃学术本身的诚实了。这位经济学家在基辛格发表完公开演讲后诉苦道，这位国务卿的演讲“充满了夸大其词和花言巧语”。“基辛格建立了一个跨部门的工作组来推进他的提议，而参加这个工作组的会议成了我职业生涯中最令人沮丧的经历。”该经济学家在信中写道。

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们的不满情绪蔓延到了美国财政部和白宫预算办公室。不久，一股抵制基辛格的暗潮开始在报纸上浮出水面。一系列匿名的文章把基辛格描绘成一名笨拙的干涉主义者。6月4日，《纽约时报》刊发了身居高位的政府经济学家的控诉，基辛格总是绕过正确程序来制定经济政策。标题尖锐地写道“演讲激怒了愿意多做研究的官员们”。

在《纽约时报》刊登了该文章的那天，基辛格将助理人员叫到自己面前。

“我想要找到报纸上这些文章的来源。”基辛格指示。

“我认为它们基本上都来自白宫内部。”助理回答道。

“比如说谁？”

“我知道其中有一些是格林斯潘发表的。”

对于格林斯潘在自己背后捅刀子，基辛格并不感到意外。他也许已经知道格林斯潘早卷入了派系斗争，在某个周日格林斯潘曾和拉姆斯菲尔德以及切尼一起在白宫修改福特总统关于经济的炉边谈话的讲稿。“演讲激怒了愿意多做研究的官员们”，《纽约时报》这个令人恼怒、态度傲慢的头条听起来就像是格林斯潘写的。

“如果人们想要宣扬他们的官僚主义失败论，那就是他们的问题了。”基辛格咆哮着威胁道。

基辛格肯定不会因为报纸上的一些攻击而退缩。他一直关注着美国当时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盟友伊朗，它看起来越来越不稳定了。1973年和1974年石油价格飙升使这个国家现金泛滥，催生了巨大的金融泡沫。接着，全球衰退使油价回落，伊朗的出口收入因此大幅减少，泡沫破裂的危险日益显现。为了应对不断恶化的事态，石油输出国组织（以下简称欧佩克）试图引导成员国减少原油产量来阻止油价下跌。这意味着伊朗的石油出口量减少的同时，每桶油的利润也在减少。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向华盛顿发电报，汇报了伊朗建设项目延期、工资拖欠以及主要城市的骚乱情况。伊朗的经济已经呈自由落体的态势，其政府自身也岌岌可危。

伊朗动荡的前景令福特政府担忧。当时的伊朗是美国的盟友。此外，一场革命可能会中断石油的生产，使得全球石油价格再次上升，从而遏制美国经济复苏。然而，无论这令人担忧的混乱局面会怎样发展，美国最紧急的问题是伊朗国王自身。欧佩克如果能将石油价格提振30%，伊朗国王就有一线生机。如果垄断联盟内的主要生产者沙特阿拉伯愿意充分削减其原油产量，伊朗国王涨价30%的要求就能达到，而伊朗就能获得所需的资金来平息抗议者。不过，美国经济将因此受到极其严重的打击。

基辛格在这次麻烦中觇视到了机会。他不准备听任油价回落而不作抵抗，他相信政治家应该有所作为，决定事态的发展方向。因此，他构思了一场宏伟的“三杀”游戏。美国跟伊朗国王做一项替代石油交易：美国买下伊朗全部的剩余原油，而不顾欧佩克规定的限额，作为交换，每桶油都要有折扣。这项交易将会为这个美国盟友提供强有力的支持。随后，美国将向全球市场投放更多石油，从而压低油价，同时也能为美国经济的复苏提供支撑。该措施还能削弱欧佩克的力量，从而对两年前欧佩克实施的石油禁运进行报复。

6月12日，即《纽约时报》的文章刊登8天后，在美国总统办公室召开了一个会议。在此次会议中，基辛格向福特总统提出了他的计划。他说这个计划甚至有可能瓦解石油输出国组织。福特总统立即表示这个计划必须得到格林斯潘的同意。他显然不想在缺少格林斯潘支持的情况下作出任何重要的经济决定。另外，他感觉到，如果格林斯潘支持，经济团队的其他成员也会同意。

“你为什么不和格林斯潘单独谈谈呢？”福特总统建议道。

4天后，基辛格把格林斯潘叫到他的办公室。

“总统想让我跟你讨论些事情，”基辛格先开口道，“这个事情只限于你知道，而且十分敏感。”

格林斯潘礼貌地听着基辛格的石油计划梗概。他从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官员备忘录中得知，美国国务院有一项针对商品价格的调控方案。不过，他并没有告诉基辛格。

“这个主意从整体上看十分吸引人。”格林斯潘贸然地说道。然后，他又说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来考虑细节。“我们在行动之前可能需要一个完整的战略规划。”他谨慎地表示。

基辛格更偏向于在谋定前先下手为强。他并不在意福特要求将格林斯潘拉到这个交易里来的指示，即便格林斯潘不完全认可，他也要设法引起格林斯潘的兴趣。

基辛格在总结会谈时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尽快做能够做的事情，然后在伊朗同意以后再写出一份完整的策略。”

当天晚些时候，格林斯潘与查尔斯·罗宾逊（Charles Robinson）一起吃午餐。这位戴着蝴蝶结的时髦企业家，曾经参加过诺曼底登陆，当时正在基辛格手下任负责经济的副国务卿。格林斯潘向罗宾逊反复强调石油计划还需要更长远的考虑。毕竟，伊朗只愿意每日卖出70万桶的打折石油，不到欧佩克日产量的3%。沙特阿拉伯作为欧佩克的主要产油国，它可以轻而易举地关闭一些炼油厂，以此来冲抵伊朗增加的产量，从而使世界石油价格保持原来的高位。

罗宾逊向基辛格汇报：格林斯潘正在观望。他想再会谈一次。

“为什么你和格林斯潘还要见我一次？”基辛格恼怒地问道。

“他是这样建议的，”罗宾逊回答道，“他想把这件事更充分地解释一下。”

“拜托，不要小事化大好吗？”基辛格说道。两天后，他得在日本社交界的一个晚宴上演讲。自两个月前美国从越南耻辱地撤退后，这是他第一次就亚洲问题发表重要讲话。他需要时间来思考全球版图。

“我会打电话告诉他，我没时间。”基辛格说。

“让气氛尽量缓和一点或许可以解决问题。”罗宾逊建议道。

第二天，基辛格致电格林斯潘。“我最近在忙我的演讲，”基辛格开始劝说，“因为这件事十分重要……”

格林斯潘打断了他：“我能简短地向你汇报一下到目前为止我思考的结果吗？”他快速陈述了石油交易中的一些关键节点。沙特阿拉伯通过降低它的产量可以轻易地抵消伊朗增加的部分，他基于这个实际情况开始了自己的分析。该计划必须预测沙特的反应，否则会失败。“你必须给沙特阿拉伯施加压力。”格林斯潘下结论道。

“如果不采取这个计划，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基辛格催促地说。

“我们这样做会有很多技术困难，”格林斯潘回答，“这些困难是可以解决的，只是技术层面的。”格林斯潘按自己通常的方法，用经过精确计算的两连击来掌握这场对话的控制权：首先强调问题的复杂性，然后主动提出自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并不容易，”格林斯潘继续说，“但是我会想方设法去做，并且我认为可以完成。”

“该计划给我们提供了一种选择，”基辛格重复道，试图从大的视图中拉回，聚焦到具体的一点，“它将会在石油禁运时给我们提供保障。”

“这是当然。”格林斯潘迎合地说。

“并且使欧佩克垄断联盟中产生一道裂缝。”基辛格追加道。

格林斯潘又一次假装同意，实际上，沙特阿拉伯仅仅削减10%的产量就可以抵消美国与伊朗的交易的影响。考虑到1975年年初以来，有证据表明，沙特阿拉伯的产量有能力每个月浮动18%，所以这是个相对小的动作。不过，格林斯潘并没有直接告诉基辛格该计划是草率的。他只是想促使基辛格同意召开一次会议，从而使其放慢脚步。

“我还没有考虑好如何具体实施，很想知道你的观点。”基辛格同意了。格林斯潘能以基辛格所不知道的方式搞清楚石油市场的技术细节，这使基辛格意识到格林斯潘有可能帮上忙。

格林斯潘觉察到基辛格放松了警惕，很快就将基辛格控制在自己的节奏上。

“我只是担心，在执行该计划之前，你是否对它的副作用作了充分的准备。”格林斯潘委婉地说。

基辛格说：“我很希望与你讨论这件事，但是可能要拖到周四。”

“不急。”格林斯潘向他确认了时间安排。

在接下来的一周，基辛格邀请格林斯潘和美国联邦能源署的主管弗兰克·扎布（Frank Zarb）一起在他位于美国国务院的私人餐厅共进午餐。扎布只是刚刚介入伊朗石油交易计划，但是格林斯潘已经对他做足了工作，确保他会是一个盟友。

“首先，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个有趣的想法，”扎布开始说道，“一种可能瓦解石油垄断联盟的方式。然而，当想到它的后果时，我有一些问题。”从伊朗购买原油的通常是美国的私有石油公司。如果由美国政府来购买，国会必须同意，政治上可能比较复杂。比如说，立法者可能对于伊朗能给予多大的折扣想要一个明确的说法，这会导致他们要通过立法决定油价。该计划可能会使美国经济中的一个重要行业变得政治化。

“我们确实不希望实施政府购买行为，”扎布坦率地说，“通过政府代理机构来处理这类事件的想法是不可思议的，并且和我们的自由企业制度相矛盾。民主党一直在推动这件事，以此来进一步将石油工业国有化。”因此，如果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件冒险的事情真成功了，那么很可能会正中民主党的下怀。

格林斯潘自己或许也没有考虑得如此周全。这笔疯狂的石油交易的实际影响要大得多。如果基辛格能以更宏伟的战略思想来看问题，那么他就应该花点时间思考一下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

基辛格认为扎布的观点或许有道理。“我们可能并不希望国会研究得太仔细。”他承认。不过，他显然认为自己的计划如此绝妙，无论如何是不能放弃的。

“对于我们来说，促成这笔交易引人注目地表明，我们的政策是起作用的，”基辛格争辩道，“同时，它将对阿拉伯人造成打击。我们虽然不知道他们下一步将做什么，但是我们可以确定，不仅伊朗国王会做这笔交易，阿拉伯人也想做。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错的选择。”

“你的意思是他们也想要一笔类似的交易？”扎布问。

“他们不会让伊朗国王先发制人，他们最不可能做的就是每日减产70万桶原油。”基辛格坚持认为。

格林斯潘终于明白，他在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手下为何厌恶和美国国务院打交道了。美国国务院的观点简直毫无章法。基于某些理由，基辛格坚信，与伊朗的交易会刺激沙特阿拉伯想要做一笔类似的交易。基辛格看起来并没有理解，沙特阿拉伯在欧佩克中所扮演的产量主导者角色的意义。

“沙特阿拉伯完全有能力承受这笔交易的冲击，并维持垄断联盟。”格林斯潘尽量耐心地说。

“可是该交易会影响石油价格。”基辛格反驳道。他仍然没有明白沙特阿拉伯可以抵消伊朗交易的影响，即保持油价不变。

基辛格可能意识到自己会输掉这场争论，便把话题转到自己有把握的领域。他抗衡道：“和伊朗国王的交易会使我们的领导地位更加稳固。”

正如格林斯潘预计的那样，扎布回击道，事实上，如果沙特阿拉伯成功控制了原油产量，美国的威望反而会受损。全世界都会明白，美国试图瓦解欧佩克，但是失败了。

“我并没有认为这肯定会瓦解欧佩克。”基辛格说，语气弱了一些。在输掉与扎布和格林斯潘的这几轮争论后，他还在努力为自己的计划辩护。“这真的只是小问题，它会增加我们在和其他国家处理其他问题时的灵活性。”

来来回回的辩论还在继续，直到基辛格出完他所有的底牌。这时候他提醒他的客人们，时间不等人，伊朗国王需要尽快得到钱。

“他必须在接下来的6周内得到钱，否则他就无力回天了。”基辛格急切地说。

格林斯潘并不准备落入这种汽车销售人员常使用的圈套。如果不想买车的话，那么摆脱限时促销的诱惑是很容易的。

“我担心绕过国会是不可能的。”格林斯潘反对道。

“好吧，你就说自己想不想推进吧！”基辛格质问道。

然而，令格林斯潘懊恼的是，扎布犹豫了。时间的紧迫使得扎布慌乱，他开始认可绕开国会的想法。“让我们继续推行吧！”扎布说道。

“有没有方法可以……让我们确认此类法律操作是可行的？”格林斯潘问道。他并没有屈服于时间的紧迫，反而尽可能拖延时间。“我们为什么不让律师来看看这个计划呢？”

基辛格抓住扎布赞同的机会，打消了格林斯潘想要引进律师的打算。这顿午饭结束时达成了一项共识：由副国务卿罗宾逊与伊朗方面会谈。到此为止，国务卿大胜。

就在一周后的1975年6月30日，罗宾逊如约参加了和伊朗国王及其外交部长的会谈。伊朗方面看起来很想做成这笔石油交易。然而，当基辛格想要在华盛顿方面推进时，他发现，在由谁或哪家企业代表美国政府采购石油的事宜上，经济学家们依然一筹莫展。

基辛格在6月14日的会议上问道：“美国国防部不能出面购买石油吗？”

格林斯潘表示反对，他说：“美国国防部的所有石油都需要由各家公司竞标。”

“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我认为这个国家真是够了，”基辛格气急败坏地说，“我将自己2/3的时间用来向别的国家解释，为什么这个国家不能做明显对自身有利的事情。”从基辛格的角度看，他的伊朗计划拥有更广泛的内涵，远远超过这笔糟糕的石油交易本身。他和罗宾逊同时还在与苏联政府谈粮食交易以及与扎伊尔(1)谈铜矿交易。他们在努力创建多重商品价目表，其宗旨就是打造符合美国利益的全球经济。毕竟经济方面的管理无能使得整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需要有人来修复。

“我想分裂七十七国集团。”基辛格突然宣布。七十七国集团指的是正在抗议贸易条件恶化、渴求国际新秩序的发展中国家集团。基辛格准备通过大宗商品交易拉拢第三世界主要国家的政府，从而来破坏它们的联合。

“扎伊尔人告诉我，如果他们能得到一份铜和可可豆的贸易协定，他们将把‘国际经济新秩序’从自己的字典里删除。”罗宾逊主动说道。

“我们必须挑选一些具体的问题，然后分裂他们。”基辛格很认同罗宾逊的说法。

“我将这种方法称为冰激凌店法。先把冰激凌放在桌子上，然后打开门，孩子们自己就会进来。”罗宾逊武断地说。

至此，经济学家们已经彻底晕头转向了。

“讨论的节奏对我来说太快了，”扎布插嘴道，“现在已经敌我难分。”扎布引用美国国防部长的话接着讲，“我更愿意和施莱辛格（Schlesinger）一起工作，至少一旦你让他走，他会走一条直线。”

“你这样认为？”基辛格神秘兮兮地说。

两周后的8月初，基辛格认为是时候撇开格林斯潘推动自己的计划了。8月6日，他给总统送去了一份备忘录，迫切要求“一个推进最后步骤的决议”，并许诺“在欧佩克的价格联盟撕开一道口子”。“我要摧毁牛皮糖工厂。”他第二天告诉罗宾逊，指示他要和格林斯潘及扎布保持联络，但是不要让步。“这两个家伙只会愚蠢地挑刺。”他预言道。

第二天，基辛格到总统办公室去见福特总统。他疲惫地告诉总统，经济顾问们简直就是在蓄意阻挠。“扎布和格林斯潘在故意磨蹭，”他说，“我认为他们一定会同意它的，但是他们只想证明自己的存在。”基辛格坚持说，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浪费在他们固执己见的狡辩上了，当务之急是给伊朗外交部长一个暂时的说法。

“继续吧！”福特回答道。

8天后的8月15日，基辛格的手下为福特准备了另一份长篇备忘录，陈述了美国国务院希望对从伊朗采购石油的计划有决定性的结论，包括将国会排除在外的方式。

“这将会是一笔惊人的交易，”基辛格告诉罗宾逊，“我们买的原油越多，效果越好。”

“我们需要和格林斯潘及扎布说清楚。”罗宾逊提醒基辛格。

“这两个人的脑子没一个是清醒的，”基辛格回答说，“我觉得我对经济的理解不比他们俩差。”

“格林斯潘显然说了一些我们不应该做交易的言论。”罗宾逊谨慎地说。

“听着，别理格林斯潘，”基辛格坚定地说，“这件事过后，他们会回来讨好我们的。”基辛格相信，支持这笔交易的理由非常充分，难以抵抗。“你的论点绝对没错，”他告诉罗宾逊，“理应如此，因为这是我告诉你的。”

然而，想把格林斯潘撇开并不是那么容易的。福特总统收到基辛格的长篇备忘录后，签字表示同意，但是附加了条件：“希望罗宾逊可以和扎布及格林斯潘一起工作，就像他过去那样。”8月17日，罗宾逊在汉普顿斯（Hamptons）拜访了美国财政部长威廉·西蒙，以寻求他对石油计划的支持。另一方面，格林斯潘即使不在场也能设法达到相当于自己在场时的效果。当西蒙同情地点头时，罗宾逊感到谈判进展得十分顺利。然而，当这个来自国务院的男人离开的时候，财政部长拨了个电话。“在我离开的时候，西蒙尝试和格林斯潘联系。”罗宾逊向基辛格汇报。福特总统和财政部长都不希望在没有格林斯潘认可的情况下表明立场。格林斯潘就是这样一个人：所有人采取行动都不能撇开他。

当年8月末，对于这笔石油交易持续整个夏天的争论快接近尾声了，格林斯潘成了赢家。华盛顿隐形势力造成的耽搁激怒了伊朗国王，他改变了交易条款。他宣布，如果不给一个更高的价格，他只会在几个月内销售石油，不再延期。格林斯潘选择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发力，他坚持只有长期交易才是可以接受的。他对美国国务院的观点呈开放的态度，但只有满足一些他设定的条件，他才会点头，然而正是这些条件使得这个进程变得不可实现。9月3日，基辛格的团队最后一次向伊朗方面发电报，对石油交易提供了一个新的设想。当伊朗国王拒绝的时候，外交官放弃了。“我认为达成协议的基础不存在了。”罗宾逊告诉基辛格。

早些时候，当普罗克斯迈尔以意识形态上的对手身份出现时，格林斯潘可以用直白的术语捍卫自己的经济自由主义哲学；面对基辛格这种诡计多端的竞争对手，格林斯潘已经证明，自己同样可以熟练地运用肮脏的作战形式。他假装合作，且从不说自己反对石油交易，然而却暗地里实现了自己的目的。“袒露自己的想法不是格林斯潘的突出特点。”多年后基辛格回忆道。在伊朗石油协议夭折后的一段时间里，基辛格和副国务卿罗宾逊都在为了失败而谴责西蒙，格林斯潘则以某种形式维持了他们对自己的尊敬、甚至友谊。然而，格林斯潘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胜利后的余波，和别人不同，格林斯潘从来不是一个“官僚主义分子”，基辛格断言。事实上，格林斯潘很少在他的对手身上留下伤痕，这使他的成就更加令人震惊。

1975年9月5日，福特总统出现在加利福尼亚萨克拉门托市的国会大厦公园。一位纤瘦的、穿着红色修女袍样式衣服的女人，手持着柯尔特点45自动手枪（Colt. 45）突然向福特总统射击，随即被便装特工击倒。不到3周后的9月22日，当福特总统从旧金山的一家酒店出来时，再一次置身枪口下。当时，一位年龄大一点的妇女在12米外向他射击。千钧一发之际，在人群中站在该妇女附近的一名前海军陆战队成员发现了她，并将其手枪打落。格林斯潘就站在酒店旁的街道上，枪声听起来很沉闷。一位特工让他藏到一辆豪华轿车的底部，然后沿着高速公路飞驰而去。他躺在汽车的底盘上，和另一位白宫同僚挤在一起，直到一个声音说道：“你们可以起来了。”

第二次刺杀正值格林斯潘偶遇撒切尔后的第3天，这次事件生动地展现了美国更加令人担心的未来。如果撒切尔体现了19世纪个人主义责任感的回归，对总统刺杀的尝试则表明美国可能陷入毒药般的沮丧气氛中。在这种气氛中，民众为了他们的命运而谴责政府，并通过刺杀总统来发泄心中的不满。“暴力在这个国家始终是会被原谅的，尤其当它挂着政治立场及革命思想的假招牌时更是如此。”在第二次刺杀事件之后不久，格林斯潘在一篇备忘录中遗憾地表达道。应该对在大学校园中滋生和泛滥的激进氛围进行大力谴责，他继续写道，“我们的大学教师们都冷笑地蔑视着可以使我们国家变得更好的价值观。只有更聪明的学生才能够看出老师所教的都是大量的垃圾。”总统是时候“用道德和伦理的条款”来保卫美国的政治制度了。福特应该强调“学生中流行的无政府主义、激进主义和暴力行为存在着社会–政治–心理思维的根基”。

如果刺杀带来的恐怖氛围还不够的话，纽约市上演的一幕再次对美国的未来敲响了警钟。由于借债过多、开销过大以及对市民们的不切实际的需求卑躬屈膝，纽约市政府在1975年5月已经濒临破产，到了要对华盛顿毕恭毕敬乞求的地步。美国的大部分地区都不愿意出手相助。纽约市对市政府官员的纵容令人震惊。“对于38岁或者39岁的在职人员，在20年后他们退休时，其退休工资绝不应该是现在最高工资的一半。”一位国会议员抱怨道。另外，作为额外奉送的东西，“你可以获得众多的垃圾电影”。伍迪·艾伦（Woody Allen）在两年后的电影《安妮·霍尔》（Annie Hall）中抓住了这种情绪的精髓：“你没有看到美国其他地区的人把纽约人看作左翼、犹太人、色情文学作家吗？我有时候也这么看待我们自己，而且我生活在这里。”

在格林斯潘的劝说下，福特总统断然拒绝了纽约市的求救。由于有这个国家大多数人的撑腰，总统实在没有必要去蹚纽约这座城市的浑水。这座城市通过华而不实的不负责任反映了其政治文化。这立刻激怒了纽约州州长休·凯里（Hugh Carey），他指责福特总统“对于纽约过于自大和冷漠，这种情况可以与尼克松和他手下大批屠夫所带来的最糟糕日子相提并论”。纽约市长亚伯拉罕·比姆（Abraham Beame）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提到了尼克松：“对我来说，美国总统对纽约市800万民众的关心程度，竟抵不上他对于洛克希德和宾夕法尼亚州中央铁路的股东的关心程度，这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在4年前的洛克希德听证会时，格林斯潘因为反对救助，所以和他的导师伯恩斯闹翻了。这一次他依然站在毫不妥协的一方，而且他是在政府内部坚持自己的意见。按格林斯潘的思路，看看从洛克希德和宾夕法尼亚州中央铁路公司调取的文件，就清楚地展示了为什么不救济纽约是很重要的。如果美国经济继续以这种态势下滑，那么每次救助都意味着还会为下次的破产提供救助，而美国政府很快就会不得不为全美国每一笔债务买单。9月25日，格林斯潘在白宫会议上表示，福特总统任内的工作重点就是扭转这类愚蠢决策的自我强化模式。

福特总统的其他顾问原则上同意，要是能打破救助习惯确实不错，但是他们担心纽约的破产会引发经济上的连锁效应。伯恩斯甚至预测可能会发生浩劫。银行都持有大量纽约市政债券，如果这些债券价格暴跌，将使得银行失去放贷能力，随后信贷危机就会接踵而至。即使银行出人意料地表现稳健，危机也可能通过其他渠道向外扩散。首先，纽约市的违约可能会损害其他城市的财政信用。当市政府很难借到钱的时候，就会解雇警察和教师。当工人们都勒紧了裤腰带，商业也将会下滑，经济状况将螺旋式下降。

对格林斯潘强硬立场的影响担惊受怕的人，绝不仅仅只有福特的顾问们。1975年10月3日，时任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与福特总统在白宫共进午餐。

“德意志联邦银行最近还好吗？德国马克怎么样？”福特问道。

“总统先生，不必担心德意志联邦银行或马克，”施密特回答，“如果你让纽约市破产，美元将变得一文不值！”正如格林斯潘和其他顾问听到的那样，这位德国领导者告诉福特，纽约市的违约对苏黎世和法兰克福等遥远的金融中心都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在施密特结束访问之后的几天里，伯恩斯公开要求援助，甚至连一贯持强硬立场的美国财政部长比尔都不情愿地表示存在援助的可能性。美国国会的领导者们开始意识到，惩罚纽约这座罪恶之城可能殃及自己所在的地区，于是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通过了两项法案，从而主动向纽约市提供数十亿美元联邦贷款担保。着眼于第二年的美国大选，民主党内想当总统的野心家们决定把纽约市的困境变成有力的武器。华盛顿州的参议员亨利·杰克逊（Henry Jackson）厚着脸皮引用了林肯的话：“我们正在进行一场伟大的内战。”仿佛在他看来，纽约市的金融困境仿佛真的可以和安蒂特姆（Antietam）或葛底斯堡（Gettysburg）战役相比。福特担心当前的政治力量会把他们的解决方案强加在自己身上，于是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安排了一场关于纽约问题的重要演讲。

格林斯潘继续抵制救助方案。虽然纽约是他的故乡，他曾经在推进政策立场方面的羞怯此刻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私下和福特争论，救助纽约市对美国的其他地区是不公平的：为什么美国联邦政府在其他地区努力控制开销的同时却在纽约市浪费钱？他坚持认为，救助只会在短时间内帮助纽约市。这座城市早对赤字开支上瘾了，它很快会通过救助计划吞噬更多的钱。格林斯潘最后依然认为，一座城市的破产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并没有大多数人想象中的那么大。美国国会中的联合经济委员会曾预计，纽约市的破产会使得美国1976年的经济增长率降低1%。然而，格林斯潘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认为，对其他城市预算的影响将比想象中要小。实际上，纽约市的破产会“带来示范效应，促使财政体系向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格林斯潘团队的乐观程度缺乏有效证据的支持。伯恩斯是对的，违约会引起连锁效应。美联储在11月公布的研究结果表明，179家银行持有的美国国债和市政债券的价值超过银行自有资本额的一半。因此，市政债券的价格暴跌会迫使银行削减贷款。这是很可能的。另外，一旦纽约未能偿还债务，很多机构投资者将会合法地要求抛售纽约债券，在这种情况下，降价出售会放大对银行系统的冲击力度。这种前景令人恐慌，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不得不对各州处理违约债券的条例展开调查。不过，直到福特关于纽约问题的关键演讲结束后的第12天，调查人员才向格林斯潘提交了报告，甚至到了那个时刻，其结论还是含糊不清的。尽管格林斯潘的不救助政策可能面临的风险还没有得到深入分析，正如一位同僚在日记中记录的那样，福特依然信任他，因为他的“论据、逻辑和表达”。在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发表决定性演讲之前的那几天里，那些对救助纽约持赞同意见的白宫顾问们都被晾在了一边。福特的首席演讲稿撰写人鲍勃·哈特曼（Bob Hartmann）苦涩地回忆道：“对于那些来自18世纪最精华的经济思想的严厉措辞，我尽力使其变得委婉，但收效甚微。”

10月29日，福特出现在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直截了当地说：“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们，我已经准备好否决任何以联邦救助为目的的议案。”他还引用了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观点来反对救助，并将格林斯潘关注多年的更大的国家挑战与此联系了起来。“如果美国继续入不敷出，提供国家担负不起的福利和服务，总有一天华盛顿也会迎来末日审判，整个美国的境遇就会像纽约市一样。”福特严肃地警告道。“当末日审判来临时，谁来拯救美国？”他问道。德国总理、美联储主席和那位引用林肯语录的参议员都呼吁采取温和的政策来处理这个问题，但是格林斯潘成功挫败了他们。

然而，格林斯潘的胜利并没有得到多少喝彩声。直到当天晚上10点，报童还在叫卖纽约《每日新闻》的晨刊，它的头版上印着144号字的大标题：“福特对纽约市说，去死吧！”在市政厅，纽约市长比姆用“欠缺总统的领导力”的措辞谴责了福特的演讲。同时，纽约州州长凯里暗讽，福特这种“尥阴腿”的做法反映了一位未经选举的总统的政治缺陷。在“不救助”演讲后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的美国人不同意总统的立场，甚至民众对救助方案的支持率在福特演讲后还增加了。尽管美国民众对各种理念的包容度增加了，但格林斯潘不经修饰的信息对他们来说还是太过了。

在福特发表该演讲的两周后，纽约金融作家协会上演了一场“金融讽刺剧”，这是它的年度时事讽刺剧，每年都使用老的旋律搭配新的台词。在一场滑稽短剧中，一位模仿伯恩斯的艺人以“贷款安排者”的身份出现，唱着救助纽约银行的许诺。纽约市的主要金融商行的代表们都感激地为他擦着皮鞋。然后，一个演员打扮成格林斯潘，在舞台上炫耀地发布了一通令人费解的关于经济前景的独白。同时另一个演员扮演成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成员，热情地演唱着一首百老汇旧曲目的改编版Buckle Down, Winsocki：

保持纯真吧，我们的领袖，保持纯真；

帮助富人吧，我们的领袖，而不是恶心的穷人。

即使福特曾经明确地表示反对救助，但是游戏仍然没有结束。不仅是公众舆论与格林斯潘的强硬路线相悖，强硬路线自身也被迫面临新的思考，它反过来不断提示着强硬的不可靠性。11月初，纽约市的领导人着手准备牺牲纳税人和债券持有人的立法（强制增税，减少利息支付）。纽约市希望通过勒紧裤带，加强它对潜在救援者的吸引力。果不其然，美国国会中对这座城市的同情者开始对救助方案施加更大的压力。

11月中旬，福特总统前往法国出席经济峰会。伯恩斯巧妙地利用这个时机，直截了当地告诉施密特和法国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ery Giscard d'Estaing），纽约市很有可能违约。两人的反应正如伯恩斯所预料的那样。“外国元首们看着福特说，‘你一定是在开玩笑。这将会被视为美国的破产’。”一位目击者事后回忆道。福特总统的决心正在瓦解。

11月26日，在白宫召开的一次由电视转播的新闻发布会上，福特终于转变了态度。他要求国会向纽约划拨23亿美元的临时信贷额度，并解释称：“美国人一直坚信，应该扶持那些自己救助自己的人。”纽约市也确实在大力解决自身的问题，包括削减开支，强制增加2亿美元的税收，减少向债券持有者支付的利息，降低市政工作者的退休福利，并且安排从城市养老基金借款25亿美元。即使如此，福特提议的经济救助依然被视为是一种让步。此前，格林斯潘认为纽约市可以自己解决问题；现在，福特坚持认为华盛顿应该提供帮助，即使并没有办法确定纽约市会履行所有承诺的改革方案。果然，1978年，纽约市急需第二笔联邦贷款担保，这座城市持续依赖美国联邦政府的支持长达10余年。

格林斯潘把纽约市看作一个机会，借助它可以打破政府救助宾夕法尼亚州中央铁路公司和洛克希德公司所形成的先例。福特试图按他的建议去做，但是最终被证明这在政治上是站不住脚的。或许对这样的结果实在不值得大惊小怪。每次救助都在强化下一次救助的必要性，这形成了一种自我强化的势头，而拒绝救助则会形成一种自我消除机制。福特拒绝向纽约市提供帮助，从而促进后者努力改变自己，从而使自己变得更值得帮助了。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存在这些动力，美国人从未能抵制救助，不管在20世纪70年代的混合经济时期，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主义时期，还是在之后的几十年中，都是如此。甚至当知识分子转而赞同保守派关于税收和管制问题的观点时，美国人依然在危机发生时向政府寻求救助。在纽约市获得救助的十几年后，格林斯潘也开始随大流。

在福特向纽约屈服的那段日子里，格林斯潘和普伦的关系也出现了裂痕。这对情侣一起度过了一年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他们都要长时间的工作，例如格林斯潘需要一周工作6天，因此和某个有着同样经历且能理解白宫高强度工作的人一起放松一下，是非常惬意的事。周五的夜晚是用来约会的，他们会外出就餐。格林斯潘会听到普伦家的各种故事，但是他从来不提到自己的故事。他非常善于倾听，与此同时又极度注意隐私。1975年10月1日，即普伦31岁生日的那天，格林斯潘将她带到了费尔法克斯酒店（Fairfax）的赛马俱乐部，他点了菜单上最小瓶的香槟，因为他知道自己只会喝一杯。不过，在生日晚宴后不久，格林斯潘温柔地问普伦，是否在期待两人的关系比他所能给予的更进一步。他还解释说，他已经和他的工作结婚了，直到他到达事业的顶峰，否则他不会有很多时间放在其他事情上。普伦对这个问题感到非常伤心。“我为他痴狂。”她坦白地说。不过，格林斯潘一直都是这样体贴、诚实，她从来没有怨恨过他对待自己的方式。在那次谈话后，两个人就停止了约会。

刚经过这次安排妥善的“软着陆”，格林斯潘就前往使馆区的一幢标志性建筑，即副总统洛克菲勒的官邸，参加一个下午茶舞会。洛克菲勒有个习惯：邀请电影明星、媒体巨头和其他美国权贵来参加他的聚会。在11月底的那天，格林斯潘遇见了沃尔特斯，一个曾经采访过撒切尔夫人的电视新闻名嘴。沃尔特斯是一位保养得当的、40多岁的浅黑肤色女士。她将女性亲切的态度和强硬的新闻工作者的内心结合在一起，俄国诗人叶甫根尼·叶夫图申科（Ye Vgeny Yevtushen Ko）称她为“糖浆中的鬣狗”。在她的众多观众中，她是迷人的代名词。当被问到她是否感觉电视媒体只是在利用她的性感时，沃尔特斯回答：“我正希望如此。”

格林斯潘大胆地走到沃尔特斯跟前自我介绍，表明自己是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这个名头听起来很重要，但是对我来说很无趣。”沃尔特斯在事后回忆道。不过，不管怎么样，沃尔特斯都亲切地回应了他，并发现格林斯潘是一位和蔼可亲、谦逊的人以及一位“很好的舞者”。格林斯潘充分利用了自己的优势，他告诉沃尔特斯其实周末他都住在纽约，并且他很愿意电话联系她。沃尔特斯给了格林斯潘自己的电话号码，格林斯潘紧接着在下一个周末就打了电话。“我很期待这次来电，这是众多通话中的第一个来电，而且是来自这位个子很高且很安静的陌生人。”沃尔特斯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

格林斯潘和沃尔特斯开始了他们的浪漫故事，但是他们的交往还有一些其他的干扰。沃尔特斯之前和金融界的另一位艾伦很熟，即绰号“老A”的艾伦·格林伯格（Alan Greenberg）。格林伯格是一位强壮的、秃顶的交易员，当时还不是贝尔斯登的董事长，而且还没有和第一任妻子离婚。两位艾伦同时追求沃尔特斯让她的助手们感到困惑，尤其是因为格林斯潘和格林伯格都喜欢在打电话时只留名而不留姓。“即使他们想让两位绅士都留下姓氏也是于事无补的，”沃尔特斯在事后写道，“格林伯格，格林斯潘，它们听起来太像了，我的助手们都绝望了。”沃尔特斯的解决方法是问助手来电者的声调。如果电话那边那个男人“几乎是在耳语”，沃尔特斯就知道一定是艾伦二号，就是在华盛顿工作、有头发的那个。

除了混乱之外，和沃尔特斯约会也会带来明显的益处。这当然会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对于一个社会公信力渐渐丧失的男人而言，这很重要。当福特读到格林斯潘在和沃尔特斯约会的新闻时，他把文章剪了下来发给了自己的幕僚长，并附了一张纸条：“迪克·切尼，注意第二版，我不相信这件事情。”当沃尔特斯到办公室拜访格林斯潘的时候，她制造了一种相似的影响。“这一定是谣言，沃尔特斯计划这个下午过来，”一位非常有名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同僚回忆道，“大家都激动不安地等待着，并将所有的门都开着，这样就有机会在楼道里看到她。”在一次关于经济的布鲁金斯学会会议上，格林斯潘看起来和往常一样严肃。“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呆板。”一位与会人员回忆道。然而，当技术辩论结束，与会的经济学家都准备去酒吧的时候，格林斯潘和他的明星女友乘一辆豪华轿车离去了。“天哪，哪个男的会不喜欢这种生活？”他的同僚感慨道。格林斯潘如果知道他们这样想，就不会感到心烦了。

格林斯潘说服沃尔特斯去读了《阿特拉斯耸耸肩》，就像之前他说服普伦一样。不过，这本书没能给沃尔特斯留下深刻的印象。尽管就像小说中的女英雄那样，她曾对父母没有给自己取名“光明”而有片刻的遗憾。沃尔特斯对格林斯潘的社交能力也没有什么深刻印象。他的“朴素”打动了她，他“一直穿同一件海军蓝的雨衣，直到它几乎解体了”，并且“很少记得开支票或者买一份圣诞或者生日礼物”。在晚宴的时候，格林斯潘在坐下开始吃饭之前不会与别人交谈。如果他坐在一位不认识的女士旁边，他可能会很尴尬，以至于抽不出椅子来。“他不是那种一走进房间就会引起你注意的人，”沃尔特斯抱怨道，“我经常要向自己的朋友们不止一次介绍他，因为别人记不住他。”不过，对于格林斯潘的缺点，沃尔特斯总是在尽自己所能保护他。毕竟，她自己有高超的社交技能，可以弥补他的不足。在黛安·冯芙斯汀宝（Diane von Furstenberg，标志性裹身裙的创始人）举办的一次晚宴上，时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杰里·布朗（Jerry Brown）对福特总统的顾问进行了激烈的抨击。然而，当他注意到格林斯潘在场后，又改口说可能，只是可能，他也许会从格林斯潘的顾问服务中获得好处呢。沃尔特斯探身过去，挑起眉毛，对他说：“说不定，你真会获得好处呢！”有了这个具有超凡魅力的女人在身边，格林斯潘在任何社交场合都可以感到很自信。

用他自己安静的方式，格林斯潘回报了沃尔特斯的帮助。他使她感到平静和有安全感，他既不是武断的，也不盛气凌人。1976年的春天，沃尔特斯受邀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早间《今日秀》跳槽到美国广播公司（ABC）的旗舰晚间新闻节目。对方为此给她提供了100万美元的年薪，这比该节目的当家主播哈里·里森纳（Harry Reasoner）的身价高出3倍多，并让她成为第一位晚间新闻的女性主播。沃尔特斯对是否接受这份邀约感到纠结，而格林斯潘则在一个接着一个的夜晚里充当她的倾听者，并为她分析，例如，需要核实美国广播公司的账户金额，才能判断该公司是否能够付得起它所承诺的高薪。格林斯潘对这家广播公司的财务健全性给予了肯定，于是沃尔特斯最终决定接受这份工作，这将是一个她永远不会后悔的决定。

1976年3月，在格林斯潘50岁生日那天，沃尔特斯为他安排了一场晚宴。时任福特政府能源部长扎布依然还记得自己接到新闻女皇的电话时的情景：“她知道政府事务已使我焦头烂额，但是她仍然希望我可以抽时间前往。”扎布最终真诚地保证，他不会因为任何事情错过这次晚餐。基辛格和夫人南希（Nancy Kissinger）来了，奥斯卡·德拉伦塔（Oscar de la Renta）和夫人安妮特（Annette de La Renta）来了，雅诗·兰黛（Estee Laurer）和丈夫乔（Joe Lauder）来了，庞驰（Punch Sulzberger）以及卡罗尔·苏茨伯格（Carol Sulzberger）等社会名流都来了。格林斯潘的一些朋友认为一个伟大的时刻来临了：也许，在这么多年的单身汉生活之后，格林斯潘可能终于要再婚了。艾克霍夫认为，格林斯潘和沃尔特斯的关系不同于他和其他人的关系，这次格林斯潘和一个比他小3岁的人在一起，不多不少，同时也是一个在职业地位上至少和他相当的人。格林斯潘和沃尔特斯已经非常亲近了，后者甚至打算进一步了解格林斯潘的母亲罗斯。她钦佩罗斯和自己的儿子之间的浓厚情感，并邀请罗斯到她家演奏钢琴。1976年7月，格林斯潘带沃尔特斯到白宫参加了为伊丽莎白二世准备的国宴。这是这对充满魅力的名人情侣最光彩照人的场合。

然而，在这顿晚餐与接下来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之间的一个月时间里，两人的关系却出现了一些裂缝。他们之间也没有发生什么大的争吵，格林斯潘也没有变得严厉。不过，沃尔特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与格林斯潘并不合拍，她对音乐没有特别嗜好。另外，出乎朋友们的意料，格林斯潘并没有准备好结婚。这对伴侣同意保持一种全新的默契关系。这种关系超过友情，但还没有达到恋人的程度。这非常适合格林斯潘。

在第二次实现情感软着陆后，格林斯潘继续保持着与沃尔特斯的关系，不过他也悄悄地恢复了与普伦的来往。1977年1月19日，在福特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天，格林斯潘带沃尔特斯参加了一场摆满很多伊朗鱼子酱的就职派对，当沃尔特斯现身的时候，一列来看名人的学生在接待处外面向她欢呼。然而，在派对结束后，格林斯潘就换了人物角色和女朋友。他在乔治城的一家餐厅和普伦相会，两人共进了一顿稍晚的晚餐，吃的是炸鱼排和薯条。

在福特总统的最后一年任期中，格林斯潘强调，抵抗经济统制势力实在太困难了。1975年12月，他在一场反对美国国会对能源价格实施控制的战役中担任了后卫的角色。正如他在一则备忘录中记录的那样：“这将会延伸政府在经济方面的触角，并且使依赖自由市场的人们感到沮丧。”福特没有理睬格林斯潘的建议，签署了能源法案。同月，格林斯潘建议否决一项住房抵押贷款信息披露的提案。该提案旨在通过要求银行披露贷款顾客信息来反对借款歧视。格林斯潘向福特控诉，信息披露意味着“有效的资本市场是不受欢迎的，政治集团压力下的贷款分配才是更好的选择”。然而，福特再次无视了他，并签署了法案。第二年4月，格林斯潘支持《破产法》（Disclosure ACT）的修订，这使得城市更容易避免债权人的追索，这个主意使得纽约式的救助变得不再那么必然。这次福特总统站在了他这边，然而这次胜利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不管是投资者还是政治领导者们都不相信这种未经试验的改革条款，所以城市继续通过原来的手段求救，即如果联邦政府不施以援手，就会引发混乱。联邦政府的角色在不断地扩张。1976年的春天，汉弗莱莫名其妙地扳回了一城。这位参议员、美国前副总统早些时候曾与别人一起主导了中央计划的提案。汉弗莱和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奥古斯都·霍金斯（Augustus Hawkins）联名推动着一个提案。该提案将授权，把完全就业野心勃勃地定义为成人失业率不高于3%。联邦政府将扮演“最后的雇主”的角色，雇用所有没能找到可提供一般工资水平工作的人。该提案的初始版本曾不切实际地规定，如果政府部门未能提供工作，失业工人可以起诉政府。同时，它还提议实验一个永久性的反衰退项目，即当失业率上升到4.5%时，就加强公共建设。格林斯潘出席了3月的联合经济委员会听证会，并指出了汉弗莱的提案中的缺陷。由于专家们对“充分就业”的概念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就在法律中规定一个确切数字，这绝对是很危险的做法。另外，该提案愚蠢地设定了就业目标，这会使抵制通货膨胀的努力付诸东流。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格林斯潘再次发表了评论，坚持认为这个议案过分强调了政府计划，而这意味着危险地夸大了经济学家预测经济的能力。然而，不管格林斯潘的论述是如何的头头是道，美国国会仍然和他的世界观有着很大差距。两年后，汉弗莱的提案以微弱优势通过。以该法案为基础，美联储主席以后每6个月就要被传唤到美国国会作证。

格林斯潘的警告，即经济预测具有局限性，很快就得到了应验，甚至超过了他自己的预期。当人们探讨格林斯潘在福特政府最后一个月的工作时，往往只会记得他的一次失误。起先，这个失误在他的心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然而，随后又是这次失误拯救了他之后的职业生涯。自1976年年初开始，为了能保证福特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不断增加政府开支的压力一直存在着。当前一年度减税措施的效果正处在顶峰时，新的刺激应该抓紧出台。格林斯潘也许本来会支持这次开支的增加。毕竟，他对选举结果非常感兴趣，因为如果福特连任，他很可能成为福特第二届任期的财政部长。然而，197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的年化增长率高达9.3%，在这种情况下，格林斯潘对进一步的刺激措施表示反对。4月16日，他劝告福特，要保持经济稳定上升，增加政府开支并不是必需的。

然而，结果表明，格林斯潘的预测错了。1976年年初的反弹只是一种短暂的兴奋，福特1975年的税收减税措施不过是一颗糖而已，它并没能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在1976年第二季度，美国经济的年化增长率下降到3.1%。格林斯潘自信地预测，第三季度会传来好消息，因为政府部门在财年结束之前总会急着把剩余的现金花掉，不然就不再归它们支配了。然而，政府开支在秋季维持低水平时，经济的速度增长就更慢了，年化增长率已经降到了2.1%。格林斯潘的乐观主义误导了福特，使其在选举中遭遇滑铁卢。基辛格在离开福特办公室很多年后，依然会拿这次失利奚落格林斯潘。

福特的惜败，使得格林斯潘长期以来想要成为美国财政部长的雄心受挫。不过，这也算因祸得福。福特竞选连任失败后，美国经济中的通货膨胀压力越来越危险了。由消费者价格指数衡量的通货膨胀，在1980年达到了14%的顶峰。“和1977年相比，1980年已经是被烤熟的蛋糕。”格林斯潘在回顾这几年时沉思道。任何在20世纪70年代掌管过经济政策的人，其名誉都注定会严重受损。如果当年福特赢得了选举，“我或许会以财务部长的身份结束自己的公职生涯，这样我将永远也不可能成为美联储主席了。”

10
房地产业的头等谜团
THE FIRST HOUSING CONUNDRUM

1977年1月20日，也就是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的总统就职典礼那天，格林斯潘乘坐末班车回纽约工作。汤森–格林斯潘公司仍位于纽约第一购物中心，1970年这里曾发生过一场引人注目的大火灾。尽管老板的位置已经空缺两年，公司依然生意兴隆。凯瑟琳·艾克霍夫和其他三位女副总通过不断地搜集数据，并通过对制造业利润、钢铁产量等数据进行浩繁的整理工作，从而为客户提供简单的分析。格林斯潘虽然很高兴与“家庭”重聚，但是心里也有些许的牢骚。艾克霍夫一直在告诉客户，火爆的房地产市场正在驱动消费者消费：人们将房子进行二次抵押，从而获得资金来装修厨房或者购买新车，这成了经济发展的“涡轮增压”机制。艾克霍夫的言论存在一点瑕疵。如果房地产市场遇冷，消费者支出将一落千丈。经济转而会变得比任何人想象的更脆弱。

“哪有这方面的数据？”格林斯潘一旦进入工作状态就会反复发问。

“呃……我们确实没有任何确切的数据，”艾克霍夫回答道，“但是每一次我们参加会议，总能发现一些参会人员在解释如何能在特定的群体中拿到抵押贷款生意。”

格林斯潘并不喜欢这个回答，这些坊间事实并不能说服他。毕竟汤森–格林斯潘公司一向以严格依赖准确信息的做事风格而闻名。

“为什么你不在得到数据后，再确定自己的说法是否正确呢？”他拍了拍艾克霍夫。

艾克霍夫承认，这是由于时间太紧张了。在格林斯潘不在的这段日子，公司每一个员工都在拼命维持公司的发展。

“好吧，数据才能证明你是否正确。”格林斯潘仍然坚持道。

“那好，”艾克霍夫反驳道，“我是对的，我们是对的，你会发现的。”

在接下来的几周，格林斯潘长时间泡在图书馆里。

“凯瑟琳，你错了，”他最后宣布，“你完全没有搞清楚它的规模。”

要以优雅的方式承认艾克霍夫的发现并不容易。不过，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格林斯潘充分利用了她对贷款和消费的洞察力。此类理念深深吸引了他，尤其是这可以追溯到他自己在1959年发表的硕士论文。对于资产价格的变化（在本案例中就是房产）是怎样有力地影响了个人消费，艾克霍夫的观点就是其中的一个例证。同样，格林斯潘在1959年的硕士论文中强调，不同类型的资产和公司股票价格的变化将会决定公司在新厂房和设备上的开支。此外，通过艾克霍夫的观察，格林斯潘发现了他的对手所忽视的东西。大多数的经济预测者都聚焦于国民账户，数据集展现了企业、家庭和政府的产出，这几方面之和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然而，资本利得是无法从这些账户中体现出来的。如果一套房产增值了10万美元，房主二次抵押后获得8万美元贷款，这笔钱的购买力并不会体现在国民账户中，不会计入个人可支配收入，也不会出现在任何地方。然而，资产价格变动确实在人们的视野之外发生着影响。

格林斯潘要求自己的团队将工作重点放在量化房价的具体影响上。他想知道，有多少按揭贷款发放给了那些已经拥有房子的人，且这些人会更倾向把钱花在住房之外。当时，大名鼎鼎的“房屋净值贷款提取”的数据并不存在。不过，格林斯潘可以估算出，在新建房屋上面会产生多少新的抵押贷款，同时他还能计算出，有多少债务是现有抵押贷款持有人需要在给定的时期偿还的。通过加上新抵押贷款和减去需要偿还的老抵押贷款，格林斯潘就能预测出经济中抵押债务的总量变化。现在他离自己想要的统计数据只有一步之遥了。如果抵押贷款实际增长数额高于预计的数额变化，这个差额就代表着额外发放给已经拥有住房者的抵押贷款，即房屋净值贷款提取。距离他利用大学假期在布朗兄弟哈里曼银行实习已经过去30年了，不过格林斯潘仍然对统计调查保持着灵敏的嗅觉。

1977年8月，格林斯潘已经将详细的研究结果向客户进行了展示。研究结果显示，当房价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上涨时，不到1/3的价格增量被提取用来支持消费。相比之下，在1977年的第二季度，几乎全部的现存房价增量都被货币化了，这是个了不起的发现。由于金融企业争先恐后地发放新的抵押贷款，使得消费购买力在一个季度之内扩大了近5%；虽然格林斯潘没有提到这点，但是经济中的支出（政府、企业和消费者）可能已经扩大了近3%。这意味着，如果房地产市场突然冷却，GDP的年化增长率将从第二季度的8.1%回落至5%。换句话说，如果房地产市场的繁荣结束，经济也将放慢。“房价的上涨带有明显的投机色彩，这是非常危险的，”格林斯潘发现，“新房价格持续上涨的假设也并不合理。”

客户收到了这些数据，但并不知道它们是怎么得来的。为了获得经济报告，以及每季度有一次机会亲自听格林斯潘的演说，客户每年需支付30 000美元。这一费用相当于那些来听其演讲的普通内部分析师一年的工资。为了对得起这慷慨的报酬，格林斯潘总是会随身携带着装满数据的超大皮革公文包，出现在坐满客户的会议室中，看起来就像夹着总统的橄榄球。有些客户甚至怀疑格林斯潘夹包的这只胳膊比另一只长。他的演讲方式既令人印象深刻，又很有神秘感。“他的脑子里面囤积了大量的数据，却只散出一些气味，让听众嗅到。”一位听众后来这样回忆道。格林斯潘的听众大部分都是共同基金、养老基金、银行的基金经理，经常要在股市和债市作出不能有一点含糊性的交易决策。然而，格林斯潘总是游离于“非此即彼”的呆板游戏之上，他会迫使听众们考虑多种场景。如果美元贬值了一点，可能会产生3种连锁反应；如果美元升值，就会产生两方面的影响。另外，如果通货膨胀率上涨的话，未来就会面临4种可能的局面。格林斯潘会面无表情地一直说话，厚厚的眼镜片下是他松弛的眼袋。客户支付高价来听他的解读，是因为他掌握的数据无可置疑。然而，在他离开后，客户们会疑惑地聚在一起开一个小会，他究竟说了什么？这些东西对自己的投资组合有什么意义呢？

格林斯潘马不停蹄地拜访各地客户。他的员工曾开玩笑说，格林斯潘之所以能保持这样的行程，完全是因为他早已经学会了像一位巡回爵士乐演奏者一样提着箱子过日子。随着他不断往返于全美各地，格林斯潘对经济学的掌握也更加深刻了。在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任职经历增强了他的求知欲：当时，他首次被一群比他更具资质的同僚包围。回到公司后，他决心提升宏观经济预测的精确性，并为此聘请了约翰·泰勒（John Taylor）为他提供咨询服务。泰勒之前是美国消费电子协会的年轻的经济学家，后来则成了斯坦福大学著名的教授以及最知名的格林斯潘批评者。虽然已经年过50岁，但格林斯潘还是重回纽约大学学习计量经济学。在哥伦比亚大学拿到硕士学位的27年后，他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课程。

直到1977年格林斯潘才提交了自己的博士论文。这并不是一篇符合惯例的论文。这篇奇怪的论文是由格林斯潘多年间发表的文章杂糅而成，其中包含了其1959年关于资产价格的论文。从大量运用的数学技巧的论文到《经济学人》上浅显易懂的文章，其跨度非常大。尽管这篇论文是不拘一格的，但其论点却紧扣格林斯潘的核心思想，使他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主流经济学界脱颖而出。与弗里德曼及其货币主义同僚不同，格林斯潘从来不会将股票放在精简模型里面，尽管模型能够通过追踪广义货币供应量来预测经济走势。他更感兴趣的是产业和政府预算的工作机制，而不是让人头昏脑涨的细枝末节。不同于货币学派和凯恩斯学派，格林斯潘认为，金融市场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他对知识分子的傲慢充满着猜疑，而正是这种傲慢支撑着凯恩斯主义者的调控主张。与20世纪70年代末的保守经济学家不同，格林斯潘对“理性预期”毫无感觉。最初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财政和货币政策都无力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因为居民会以自己的行为来抵消这种效果。例如，如果政府想通过财政赤字来刺激经济增长，那理性人就会预期，政府在随后会通过增加税收的方式来支付债息，因此他们就会为应付今后的高额税收而节省开支，从而使刺激措施失效。格林斯潘也同意调控往往会起反作用，但他不同意调控是无用的。实际上，参考他与弗里德曼讨论尼克松的价格控制的通信，我们就会发现，他对预期传导的能力充满着怀疑。这一点同样表现在他对罗斯福的幻想的嘲讽中，当时罗斯福认为是恐惧导致了大萧条。

格林斯潘直接以1959年硕士论文的论断引出了自己的博士论文。他认为，由于忽略了资产价格对消费的影响，传统的权威预测模型以一种脱离实际的方法对现实进行了抽象。这个错误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资本收益和损失并不是国民账户的组成部分。由于缺乏了这些不容易获得的数据，从而使得传统模型出现偏差。然而，格林斯潘继续写道，经济学家应该做得更好，他列举房屋净值贷款提取的影响，并指出它没有被包括在模型中。此外，格林斯潘也坚信不仅仅是房价提高推动了消费，更高的消费也反过来推动了房价。由于金融和“真实”经济之间存在反馈回路，不可持续的趋势在长时间内也变得可持续，更高的资产价格推动了消费，消费又接着推动资产价格。最终，这种循环会把价格推动到不可持续的水平，从而导致泡沫破裂，经济陷入严重的困境。虽然格林斯潘在写作时正值有效市场假说的鼎盛时期，但他并不相信，市场总是理性和稳定的，这与他在20世纪50年代作为大宗商品交易员时所持的理念差不多。

以“事后诸葛亮”的方式来看，格林斯潘的立场既令人印象深刻又充满着讽刺意味。批评家们曾攻击格林斯潘在担任美联储主席时对财富效应和泡沫采取了完全无视的态度，殊不知，其实很多年前，他在这些问题上就进行过前沿思考了。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他已经领先于他所处的时代了。无论是在20世纪70年代，还是后来，大多数的预测模型本质上都把金融排除在外，它们认为资本从储户向消费者转移，将遵循类似于效用函数的模式，这并不会改变经济增长。然而，它们并没有考虑到金融部门发生的改变，比如推动房屋净值贷款提取的强烈意愿，将会改变经济发展的路径。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对金融的这种低估被视为经济学专业的一个基本错误。不过，格林斯潘从来没有犯过这个错误。自20世纪50年代注意到约翰·格利和爱德华·肖的研究开始，他一直在强调金融系统转换的重要性。到了20世纪70年代，他就更加确信经济预测必须要将金融要素考虑进去。“金融机构比我们在几十年前预计的要更加复杂和多变，”格林斯潘在博士论文中分析道，“金融体系的某些元素时而占主导地位，时而又归于沉寂。”从忽视牛市中的风险到在熊市中风声鹤唳，这种转换能够戏剧性地改变消费和产出。格林斯潘力图将他的观测结果发展为预测模型，追踪债券发行、货币市场基金以及银行普通债券业务。该方法来自格林斯潘的导师和搭档汤森。然而，它也是“领先时代的”，泰勒在2011年时回忆道。

格林斯潘在1977年获得了自己的博士学位，沃尔特斯还特地为他举办了一场小型晚宴。伯恩斯和他的妻子海伦出席了晚宴，此外还有格林斯潘在纽约大学的本科老友卡维什以及自豪的罗斯·格林斯潘。在晚宴结束时，沃尔特斯拿出了去古巴采访菲德尔·卡斯特罗后带回的雪茄。

即使格林斯潘回归了普通生活，依然雄心勃勃，并始终致力于公共政策。他重返《时代周刊》的经济学家委员会和布鲁金斯经济活动研究会（Brookings Panel on Economic Activity），并告诉公司的接待员要特别留意新闻界打来的电话。下属们会打听记者的截稿期限，并保证格林斯潘的回复足够及时，从而可以使他的解答刊载在文章中。对于记者一方而言，他们会在文章中加入更多奉承来回报格林斯潘的关注。在格林斯潘回到咨询公司后不久，《纽约时报》的著名评论员就评价道：“在总统和经济学家之间，格林斯潘构建了一种从未有过的亲密和有影响力的关系。”格林斯潘以某种方式让记者确信他是淡泊名利的。他在《时代周刊》中表示：“如果你迷恋权力，你就会错失改变。”这反映了他从白宫回归普通生活的转变。“我并不是漠视，或者说不喜欢权力，我只是对现在的专业工作更感兴趣。”

格林斯潘在媒体的频繁曝光让他的母亲感到很欣慰。不论何时，当他出现在电视上时，他的助理就会打电话给他母亲，告诉她具体的时间和频道。不过，格林斯潘过分追逐聚光灯的行为让他的下属不太满意。艾克霍夫就曾抱怨，格林斯潘被传染上了“波托马克热”。通常，对一些精密的统计性问题刚讨论到一半时，格林斯潘就会因为一名记者或者国会议员的电话而突然中断。“好几次我都有想杀了他的冲动，因为我们正在讨论公司的重要问题。”艾克霍夫回忆道，他在公众面前的“专业性”比名声更重要，后者只会招来攻击。即便如此，艾克霍夫也不会长期对格林斯潘发脾气。“想不与格林斯潘和谐相处都难，”她在多年后回忆道，“他不会释放过多的情绪让你感到不舒服。”

由于格林斯潘万众瞩目的位置，这使他不得不对共和党中盛行的新经济思想作出评论。这些评论与他自己公开反对预算赤字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78年6月，加利福尼亚州选民经过全民公决通过了著名的13号提案，该提案要求立即砍掉房产税。很多人指责13号提案的倡导者将使加利福尼亚深陷财政赤字的危险中，而他反驳说，减税将会迫使立法者砍掉政府预算中出现的“猪油桶”。该提案的倡导者认为，先发制人地减少财政收入，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少责任开支。这种观点有些一厢情愿了，而随后的研究也表明它是错误的。然而，当格林斯潘意识到减税在政治方面的吸引力后，便给予了13号提案一个许可性的背书：“这柄严厉的大锤是十分必要的，可以防止政府进一步在经济中侵占更大的版图。”这也是一次冒险。此次公投后不久，格林斯潘在接受《财富》专访时说，“颁布减税法令可能是个错误”，而且“经济学家应该只提出建议，政策的决定应该让执政者来做”。无疑，他正在打破自己的这条禁令。

两周后，即1978年7月14日，格林斯潘在美国参议院小组委员会作证。召集这个听证会的目的是“研究一项税收提案”，该提案由来自纽约的共和党参议员杰克·坎普（Jack Kemp）和来自特拉华州的参议员威廉·罗斯（William Roth）提交。坎普和罗斯的提案依赖于最新的税收逻辑，比加利福尼亚州取消房产税的提案更加激进：低税率会刺激经济增长，从而以基数的扩大来抵补税率的“降低”。在3个月前，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已经揭穿了这个“供给”理论：1964年的减税就是最好的先例，税基扩大带来的新增税收，只占税率降低所损失的税收的1/4~1/3。然而，坎普和罗斯并未因此停下脚步。“号角已经响起，先知要说话了，”肯尼迪总统时期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沃尔特·海勒（Walter Heller）就曾在《华尔街日报》上对此嘲讽道，“不仅午餐可以免费吃，而且我们吃它还能获得额外的补贴。菲尼亚斯·泰勒·巴纳姆（P.T. Barnum）让位吧！”

当美国参议院的听证会正式开始之前，参议员罗斯首先给搭档坎普送上了一个蛋糕，以此纪念他们正式推出该提案一周年。“我可以说这是仅有的几次，美国人民不仅可以拥有蛋糕，而且还能够吃到它。”他自我嘲讽道。罗斯随后和其共和党同僚一起为他们在预算上的保守作风而欢呼。尽管他一直在兜售自己的减税提案，但以他的思路来说，这之间并不矛盾。早在20世纪60年代，民主党就一直厉行减税，并用错误的理念来为自己辩护，即“赤字引发的通货膨胀可以持续提振就业”。后来共和党也陷入了同样的误区，始终认为减税政策最终能实现“自我填平”。

格林斯潘并没有去谴责罗斯和坎普的荒谬，而是小心翼翼地回避了。格林斯潘开始了自己的投机，他认为经济对于大幅减税这种激励措施存在着强烈需求，而且降低公司赋税已是迫在眉睫的任务了。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扩大赤字的担忧就显得“不知道轻重缓急了”。如果不改善激励措施，产业停滞就会出现了，格林斯潘将这种情况称为“英国病”。“政治、社会和经济停滞的代价巨大，我们必须不遗余力地避免这种情况。”

自然，罗斯很高兴。“我认为，对于全面的、实质性的减税政策，你陈述的事实与我从经济领域听说的情况非常贴合。”参议员罗斯激动地补充道。不过，随后他要求听到更多的解释。全美国最权威的经济学家就坐在自己面前，因此这位参议员决定尽可能明确地获得格林斯潘的支持。

“格林斯潘先生，1978年7月12日，《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其标题是《坎普–罗斯的免费午餐》，我得确信你看过了吧？”

罗斯提及的是海勒的嘲讽。格林斯潘表示自己的确看过。

“你是否同意它讽刺的事情？”罗斯问道，他试图用共和党的白宫经济委员会前主席来制衡民主党的白宫经济委员会前主席。

“我的好朋友海勒教授正在与一个稻草人战斗，”格林斯潘答道，“他提出的问题都不是争论的焦点。”与海勒的文章相反的是，格林斯潘仍然坚持减税并不会扩大预算缺口。因为他们紧接着就会削减财政开支。

格林斯潘不打算支持供给理论支持者的美梦，即减税最后会产生“自我填平”的结果。相反，他只是想通过接受13号提案的信念，即减税会产生削减政府开支的巨大压力，从而让共和党的领导得到他们无论如何都想要的东西。10多年来，格林斯潘坚信政府开销存在“棘轮效应”，每一个新项目都会强化公众对于下一个项目的嗜好。

在税收听证会的3个月后，即1978年10月，格林斯潘在意想不到的犹他州州立大学，扩展了他在房地产金融领域的论断。格林斯潘应邀前往一处很偏远的地方发表演讲。该处坐落于一片平坦的浅滩上，要往南走130公里山路才能到达盐湖城。他在这个场合要处理的问题，其实在自己关于房屋净值贷款提取的文章已经提及过。金融领域发生了改变，并催生了洪水般的新抵押贷款。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呢？

格林斯潘首先请所有人注意利率和房价的关系发生崩溃的情况。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之前，利率的上升总会导致抵押融资的枯竭：住房需求下降，房价也下降。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格林斯潘指出，利率的升高不再具有这样的影响。格林斯潘在犹他州演讲的时候，美联储刚刚将短期利率上调至9%，但是抵押贷款仍然盛行，房价也红红火火。

格林斯潘告诉他的听众，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政府改变了游戏规则。因泡沫破灭而陷入水深火热中的建筑业不断向华盛顿政府游说，寻求帮助。华盛顿对此作出了充分回应。格林斯潘酸溜溜地说：“存在多种形式的政治努力是美国的典型特征，然而我们难免有点过头了。”1970年，在大萧条时期成立的政府支持企业房利美（Fannie Mae）首次获准购买私人抵押贷款，同年，美国国会又创建了第二家政府支持企业房地美（Freddie Mac），来与房利美竞争。它们相互激励，随时准备购买银行和储贷机构的抵押贷款。由于这些贷款方拥有了获得巨额资金的新来源，所以抵押贷款的灵活性大规模扩张。1968年以前，每年新增的抵押贷款不会超过15亿美元，而到1978年时其规模已是10年前的6倍。

这场革命已经超出了房地产行业本身，格林斯潘继续说道：“抵押贷款市场爆棚，并演变为一种全新的主流金融工具，使联邦财政赤字、企业借贷、州和地方借贷都相形见绌。”他还声称：“它已经成为整个金融体系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政府支持企业在不断推高着房价，提升着家庭财富的同时也促进着消费。由政治力量推动的金融管道变革高效地带动了度假、教育、大型汽车等所有领域的消费。结果就是，抵押贷款的爆棚不仅仅使房地产与利率脱钩，而是使整体经济与利率脱钩，至少暂时是这样。由于房地美和房利美的存在，即便美联储在大约4年里将短期利率提高至最高水平，借贷的成本依旧很低，来源也非常丰富。虽然货币政策在理论上是紧缩的，但是金融环境实际却是宽松的。经济增速令人着迷，却不可持续。

格林斯潘当时所描述的正是后来他称之为“未解之谜”的一个版本。在2005年2月的美国国会听证会上，他解释说，美联储提升利率的举措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也许其他国家大肆购买长期债券，从而使其收益率不断走低，影响了较高的短期利率带动长期利率走高的能力。这段著名证词的言下之意就是，美联储已经几乎无力化解房地产泡沫了，这也是格林斯潘在2008年危机后所反复强调的。美联储通过引导短期利率已经不能对长期贷款利率产生影响了。然而，实际上，这种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的脱节并没有格林斯潘所说的那么特别。正如他在博士论文中写到的，金融内部的转换也会持续改变经济中的行为：2000年，其他国家的投资者大量购买美国债券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而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出现则是另外一个例证。

在展示了经济增长是如何暂时与利率脱钩之后，格林斯潘进一步警告说，这种麻烦正在迫近。多年后，人们对新拧开的信用“水龙头”充满了争议，因为巨额贷款从美国国外涌进了美国，这造成了资产价格的膨胀。1978年，格林斯潘认为，拧开的抵押贷款“水龙头”促使消费品物价出现了通货膨胀。房地美和房利美正不断创造着购买力，最终将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年化增长率推高到了8%的水平。该效应之所以这么强烈，很大程度是因为美国联邦政府根本就没有阻止它的意愿。凭借“事后诸葛亮”的清晰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格林斯潘描述了美联储是多么不称职。美联储并没有通过不断提高短期利率来抑制这场金融创新带来的刺激，而是放任自流，从而导致了金融体系中存在大量“过剩的信贷”。当美联储终于强硬起来时，这场盛宴才会结束。不过，时间拖得越长，泡沫破灭的代价就会越大。

“经济衰退几乎肯定会发生，”1978年10月格林斯潘在犹他州的演讲中总结道，“任何试图解决这种业已形成的失衡都是徒劳的，尤其是在近几年的金融市场。”2006年1月，在格林斯潘从美联储主席的位子上退休的那天，同样的警告也可以对他自己也说一遍。

无论美国经济前景如何，汤森–格林斯潘公司一直很兴旺。1979年，格林斯潘雇用了戴维·罗（David Rowe），他是该公司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全职经济学家。罗在沃顿商学院的导师是劳伦斯·克莱因（Lawrence Klein），克莱因是凯恩斯宏观经济模型之父，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克莱因的同事艾伯特·安多（Albert Ando）最后帮助美联储创建了宏观模型。在跟随两位大师学习的过程中，罗发现了他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安多是完美主义者，通常会花费数个月来仔细琢磨模型；克莱因则是野心勃勃的梦想家，曾一度致力于将不同国家的经济预测整合起来，从而构造出世界经济计量模型。当罗搬到纽约一号购物中心的新办公室时，他就很想知道，格林斯潘与两位模型大师中的谁更类似一些，结果他很快发现格林斯潘的模式与两者的模式都不一样。

罗最终给格林斯潘贴的标签是“深谙处世之道的经济学家”。和安多不同，他不会花费大量时间来琢磨一个方程，他认为这个世界瞬息万变，模型中所体现的关系在现实中维持不了太久。在格林斯潘看来，经济各个部分都受到不断变化的多重因素的影响，例如家庭开支会受到房价、就业前景、对通货膨胀的担忧等任何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在不同的时期也会变得不同。同样，与克莱因也不同，格林斯潘不相信对经济如何运行的宏大假设。对于按完美的理论应该发生的事情，他没有丝毫的兴趣。他只对混沌现实将会产生什么结果感兴趣。因此，他的预测是基于细致入微的观察。他知道金属价格的上涨意味着工业的复兴，库存的上升预示着经济减速，政府计划增加开销意味着国防工业的好时期。即使这些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总能包含着有用的提示。当你聚积了足够的金丝雀(2)，就对煤矿将要发生的事情有了感觉。

对于罗的这种描述，格林斯潘不会有什么不满，他毕竟是一位商业经济学家。他的思想更多是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那群经验主义者。他更感兴趣的是测量而不是理论。与其说他是位建模专家，不如说他是拥有一台超大计算机的经验主义者。即使在布鲁金斯学会和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经常要与正统经济学家接触，但这也丝毫没能动摇格林斯潘对这种不拘一格的研究方式的信心。因为他没有被理论冲昏头脑，所以他认为要把重点放在数据挖掘上，即挖掘别人没有的信息，而不是纠结于那些连接数据点的数学假设。如果格林斯潘发现，一种相关关系能够很好地预测未来，他会很高兴地接受它，并根本不会介意这种相关关系是否会与更保守的经济学家产生冲突。“你觉得哪个指标最有用？”人们会经常问他。“废钢铁的价格。”他回答道，周围的人会用困惑的眼神表达对他的敬意，而格林斯潘非常享受这一刻。

总体上讲，罗非常欣赏这位经验老到、理智又亲切的老板。他知道，内敛的知识分子工作起来总喜欢连轴转，因此他们往往拒绝花时间来解释自己想要你干什么。不过，他们往往也会在事后指责你为何没做。格林斯潘则完全不是这样的：在没有记者和国会议员来干扰他的情况下，他非常乐意叫罗到他的办公室一起讨论统计问题。他也很有幽默感。一天，罗告诉格林斯潘，只要他们讨论问题的时间超过几分钟，自己就再没机会坐下了，因为格林斯潘总是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而且还经常只穿着袜子。

“我想大概是因为我的大脑长在了脚上，”格林斯潘回答，“而你们的肯定在其他地方。”

大约在同一时间，格林斯潘接到了知名投资银行美林（Merrill Lynch）的电话，前海军上校、时任美林董事长的唐·里甘（Don Regan）想见自己一面。格林斯潘去了里甘的办公室，而里甘给了他一个无法拒绝的报价：美林将会收购汤森–格林斯潘公司，而格林斯潘将会成为美林的首席经济学家。里甘手里的纸上有一个数字，格林斯潘接过来看了看。“这真是一大笔钱。”他对自己说。他保持着冷静，告诉里甘自己需要考虑一下。当天是周五，里甘要他下周一早上给出答复。

格林斯潘回到家中，自己问自己：“你知道，如果这是一家鞋厂的话，这样的市盈率绝对可以算高得离谱了，我当然会卖出。”第二天，也就是周六，里甘难以置信的报价一直冲击着他的大脑。当他在周日早上醒来时，仍然非常焦虑，但在洗澡的时候，他突然释怀了。

“我告诉自己，我知道是什么在困扰我了，”格林斯潘回忆道，“是我的独立性。”他的头脑清楚地知道，这个报价非常吸引人，但他的心却始终不甘做别人的附属品。在顿悟之后，格林斯潘拒绝了里甘。后来当里甘登上美国财政部长的宝座时，是否拒绝他的请求又再次成为困扰格林斯潘的问题。

如果说格林斯潘没有向金钱妥协揭露了其性格中的某一面，那么他作出该决定的方式则更具启发性。面对着能够改变未来人生的选择，他一反常态地受着焦虑的折磨，但是在超过36小时的过程里，他却没有向任何人提及过。当时，他仍旧可以随时见到沃尔特斯。正是由于他的深度帮助，沃尔特斯在深思熟虑后，才决定改变自己的职业方向，即从早间节目转到晚间节目。不过，他没有请她也采取同样的措施来帮助自己。“这里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人，”几年后他说道，“这里不存在我没有的任何信息，事实就是事实，一旦你知道了，就没有再讨论的必要了。”

也许格林斯潘的独立决策揭示了他和沃尔特斯的关系，毕竟他也与其他人约会。在这一时期，格林斯潘受邀去新泽西度周末，届时他会和新泽西州时任州长布伦丹·伯恩（Brendan Byrne）以及《大白鲨》的作者彼得·本奇利（Peter Benchley）一起打网球。格林斯潘答应了，并询问自己是否可以带上一个约会对象，他自己公司的一名女士。当然，格林斯潘的独立决策也很好地说明了他自己，那些生动的经历又在他的脑海中浮现出来，一个孤独的男孩住在了一个成人的体内。

格林斯潘在犹他州发表的悲观言论很快就被证明很有先见之明。正如他预期的那样，抵押贷款与利率的脱钩并不是绝对的，当美联储将利率提升到一定程度时最终还是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影响的。他说完这话之后，触发点随之而来。1979年年初，美联储已经将短期利率提升到10%，抵押贷款的规模随即开始下降，并悄悄地影响着消费。在第一季度，美国经济的年化增长率仅为0.8%，比上一季度下降了5.5%。

格林斯潘对于新边疆经济学的警告也在逐渐变成现实。随着经济的放缓，通货膨胀率反常地加快了上升速度：价格管制和其他监管干预抑制了投资和生产率的提升，从而抑制了经济增长。与此同时，它们制造的这些瓶颈却在为通货膨胀添加燃料。由此产生的滞胀使得决策者不知到底该刺激还是抑制经济。货币供给量的数据对于解决这种两难困境已经起不了多大作用了，金融创新使得上述数据丧失了预测性。消费购买力隐藏在某些地方，这些地方过去都未曾被货币政策干扰过：货币市场基金、百货公司提供的即时信用以及自动提款机这种真正面向未来的创新事物，后者直接带动了整个晚上和周末的“大血拼”。面对这些不确定因素，格林斯潘站在了优先解决通货膨胀的鹰派阵营。“经济衰退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越早面对它就越有利。”1979年年初，格林斯潘告诉《时代周刊》，长期的抵押贷款狂潮必须被清除。

由于卡特政府在预算和放松管制方面采取的是保守立场，所以格林斯潘为他投了自己的信任票。“我发现民主党左翼和共和党右翼之间差别不大，”他告诉《纽约时报》，“现在大家都想抑制通货膨胀，提高生产和增加投资。”为与此次两党声明能保持一致，格林斯潘在私下向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提供了帮助，当时肯尼迪已经做好了竞选总统的准备。他也向加利福尼亚州时任州长布朗提供了帮助，布朗曾与沃尔特斯以及冯芙斯汀宝见过面。然而，即使格林斯潘往中间立场移动，但经济的阵痛正导致卡特的支持率暴跌，这让格林斯潘重新点燃了成为未来共和党政府中尖端人才的激情。1979年8月，盖普洛民调显示，84%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走上了错误的轨道。很多人开始理解作家汤姆·沃尔夫（Tom Wolfe），他曾嘲讽过卡特。

自从离开了白宫，格林斯潘仍一直与杰拉尔德·福特保持着联系，福特正考虑在政治领域卷土重来。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旅行中，格林斯潘将在棕榈泉与福特见面，这位前总统在此地建了一栋可以俯瞰高尔夫球场的乡村别墅。两人将在那里打一场球，同时格林斯潘也会跟自己的老上司讲述最新的经济动态。如果福特不打算回归政治领域，格林斯潘还有一个后备计划。马蒂·安德森是兰德主义的资深信徒，目前正在为加利福尼亚州前州长努力工作，正是他将格林斯潘招募进了尼克松的竞选团队。

1979年5月的第一天，安德森找到格林斯潘，询问他是否愿意帮助罗纳德·里根，即使当时格林斯潘对于福特的效忠关系会使事情变得尴尬。“我不要求你的政治支持，”安德森说，“我只是想知道如果他成功当选，你是否会给他建议。”

格林斯潘打算做得更多。他为能够直接给里根提建议感到高兴，而且这还不是具有排他性的承诺。

在斯坦福大学，安德森安排了里根与格林斯潘的正式会面，安德森和其他具有影响力的共和党人都聚集在了那里。这次会面进行得很顺利，事后里根指示安德森尽一切可能将格林斯潘拉入自己的竞选阵营。

在9月初，格林斯潘飞到了洛杉矶的玛丽安德尔湾（Marina del Rey），这片富人区正好揳在了波希米亚风格的威尼斯海滩和野蛮功利主义的国际机场之间。里根的几位顾问已等在那里了，除了乔治·舒尔茨，还有未来的美国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以及埃德温·米斯（Edwin Meese）。在里根成功入主白宫后，米斯先担任了白宫高级顾问，随后又成了总检察长。早上9点半，匆匆在滨海城市俱乐部吃完由咖啡、橙汁以及面包组成的早餐后，格林斯潘随即进入了本次会谈的主题，即如何保证里根获得党内提名。

格林斯潘通过对1980年的一个预测拉开了该议题的序幕。他进入了自己最熟悉的角色，凭借着比其他与会者掌握更多的事实，格林斯潘可以控制这些人的注意力。

“明年将会遭遇不折不扣的灾难，”舒尔茨总结了格林斯潘的发言，“持续的高通货膨胀率，经济方面的不稳定以及对工资和物价进行控制的要求。这将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够使争论的焦点引向保守方向。”

当讨论持续到午餐时间时，这些人已经在深入探讨晦涩难懂的联邦预算等细节问题了。休息片刻后，讨论继续进行，这次里根也参与了进来。格林斯潘对于他的言谈举止很惊讶：这位候选人既随和又温柔，声音也带着磁性，这些可能都是长时间学习表演的结果。不过，里根也会像爱做白日梦的孩子一样容易走神。在当天下午的会议当中，这位男主角就彻底沦为了听众。

接着，会议的焦点转移到更深层次地放松管制，以及将支出项目从中央下放到州和地方等问题上。里根一度插话，澄清了他想操控的“国家机器”的正确发音：是“gov-ERN-ment”还是“GUV-mint”？除此之外，他一直处于沉默状态。

安德森强调，里根内阁必须要足够强势，从而能确保里根在经济方面的优先项目能够实现。

“对于这些优先项目，”舒尔茨说，“我建议你们读读格林斯潘的论文。”这位前财政部长明显将未来的财政部长视为某位权威的囊中之物。

“新的问题，”沉寂之中传出一个声音，“钱，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缺乏法币的情况下生存。”

这些话本应该来自1964年的格林斯潘，很有可能是在兰德主义讲座中，他讲解经济自由主义时说出的。然而，说此话的人却是里根。

“我们能够重建货币准则或纪律吗，”候选人用很有磁性的声音问道，“例如，我们能够用诺克斯堡（Fort Knox）储备的黄金来锻造200美元的金币吗？”里根很明显将尼克松放开金本位制与破坏性通货膨胀联系了起来，试图回到古老的真理上。

“你因果倒置了，”格林斯潘告诉候选人，这比他在面对其他政客时表现得要直率很多，“是货币印刷量的增加以及通货膨胀的发生迫使我们离开了金本位制。”换句话说，是通货膨胀使得美国放弃了金本位制，而不是其他原因。格林斯潘因此得出了惊人的结论。

“我们必须解决财政及通货膨胀问题，”格林斯潘说，“如果我们解决了，就没有必要回到金本位制了。”

里根周围的智囊团虽然不可能完全理解格林斯潘此番陈述的全部意义，不过，通过总结，其世界观的底层已经发生了一种改变。这种改变将为格林斯潘近20年的美联储生涯提供思想上的支持。在超过一代人的时间里，保守经济学家都相信货币规则，就像保守的社会政治家相信法治一样。货币规则总是打着各式各样的幌子而流行起来：有些阵营依赖金本位制来保持国内价格稳定，并经常结合固定汇率制来稳定美元的国际价值；另一些阵营则依赖于弗里德曼的自动调节准则，即货币供给量的扩张速度是固定的，不能随意修改。不论保守派青睐哪一种方式，他们都更喜欢规则。规则会抑制通货膨胀，避免汇率波动并压制住泡沫。从其关于房屋净值贷款提取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格林斯潘一如既往地担心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不过他不再相信规则就是最好的解药了。尽管为了迎合里根，他依旧会偶尔应酬似的说一些金本位制的优点，但他自己已经不会再信这些话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格林斯潘的新立场仅仅是逻辑上的。只要通货膨胀肆虐，回到金本位制显然也是徒劳的，因为通货膨胀会削弱与黄金挂钩制度的可信度，最终导致尼克松式冲击的重演。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如果肆虐的通货膨胀实际上是可以控制的，那就没有必要回到金本位制了。从更深层次来看，格林斯潘的新立场反映出对美国制度的新看法。格林斯潘认为美国现在的多元体系是混乱且任性的；在近距离目睹政府的运作后，他更加确信了这一点。指望这些体系能够自动服从规则是愚蠢的，政治压力将会消灭它们。那些寄希望于开明经济政策的专家治国论者必须卷起袖子，毅然地投入到政治斗争中去。

11
共和党的空想家
REPUBLICAN DREAMERS

1979年9月30日晚上，全世界的金融政治家聚集在贝尔格莱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年度会议第二天将在这里召开。届时，参加会议的贵宾将听到亚瑟·伯恩斯的演讲。这位美联储前主席的演讲主题将是“中央银行的困扰”。在西方世界通货膨胀率持续飙升的情况下，这听起来似乎是一个十分恰当的话题。

“中央银行历史悠久的功能之一是维护国家货币的信誉，”伯恩斯开门见山地讲道，“而且到目前为止，尽管反感通货膨胀并且拥有强有力的工具来对抗通货膨胀，但那些中央银行家们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却几乎是完全失败的。”这一悖论源于大萧条时期产生的“哲学和政治的大趋势”，伯恩斯继续说道。伯恩斯看起来好像一直在吸他的烟斗，即使某些时候他并没有这样做。伯恩斯指出，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民众逐渐放弃了个人主义式的勤劳，转而寄希望于政府来对抗失业，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趋势变得更加严重了，因此约翰逊在20世纪60年代推出了伟大社会计划，试图通过扩大国家福利来安抚多元化的政治拥护者。其实，伯恩斯提到的这些历史，他的学生格林斯潘早已复述过很多遍了。这种趋势一点都不令人惊讶，伯恩斯承认，中央银行已经意识到了这种深刻的变化，并根据这些变化采取了相应的对策。他如是说：

抽象来看，美联储完全有能力在15年前通货膨胀刚出现时或者之后的任何时候控制住通货膨胀，一直到当下，美联储都还是具备这个能力的。在这段时期中的任何一个时间点，美联储都可以通过紧缩货币供给，并向金融市场和实业市场施加足够的压力来及时控制住通货膨胀。然而，美联储并没有这样做，因为那些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和文化的哲学及政治潮流也影响到了它自己。

伯恩斯的演讲非常引人注目。一方面，他并不认为美联储缺少对抗通货膨胀的工具：他不赞同“货币政策正在失效”这种很流行的观点。然而，就在很近的1978年，他曾认为，财政政策才是驱动价格上涨的根本原因，而不是货币政策。即使当他不去指责预算赤字时，他也不接受美联储应当承担责任的观点，而是将原因归结在成本推动型因素身上：大宗商品价格冲击，过度强大的工会，寻租的垄断者，还有那些只会让资源更加稀缺并给治理通货膨胀竖起障碍的管制措施。有时当他承认利率能起作用时，他也躲在格林斯潘“难题”的背后。在1975年7月美国国会听证会中，他提出，长期利率才是影响经济的真正因素，而“我们所有人都认为美联储对长期利率所产生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此次，在明确声明美联储的确有能力控制通货膨胀的同时，伯恩斯也宣布了一个全新共识的到来。

不过，伯恩斯在贝尔格莱德的讲话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谴责造成美联储缺乏决心的政治文化时，他触及了一个已被现代评论家遗忘的事实：尽管笼罩在各国央行身上的独立光环不断增强，但它们依然没办法脱离现实世界而存在。相反，中央银行的权力是由国会授予的，其决策的合法性也源于专家观点的导向，并最终取决于选民的投票情况。如果伯恩斯曾试图解决尼克松时期的通货膨胀问题，他将受到总统党羽的严厉处罚，即便是在福特和卡特当政时期，他的自由也是受到限制的。至少，如果一位美联储的领导者想要违抗其政治统治者，那么他需要得到经济学界的大力声援。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对抗通货膨胀的成本会超过收益。在提高利率这一点上，由于政治界或学术界都缺乏支持的声音，所以伯恩斯无法采取行动。尽管美联储在原则上是无所不能的，但由于时代精神所施加的约束，在实践中他就会显得有些无能为力了。

伯恩斯讲了一段时间后，一个身体高大、头发蓬乱、看起来有些书呆子气的人走进了礼堂。因为没有看到方便坐的空椅子，他就像早熟的男学生一样懒散地靠着后墙，腿交叉着放在身前。他给人的印象很奇特，身材高大魁梧，而各种姿态却像个小孩子，这与伯恩斯给人的感觉差不多。这位身高两米多的迟来者不是别人，正是保罗·沃尔克，即当时新任美联储主席。原则上，沃尔克可以算是世界上权力最大的经济政策制定者了，他能够通过各种工具随心所欲地控制通货膨胀。然而，他似乎在尽一切努力使自己看起来像是一位体重近110千克的幼儿园教师。

伯恩斯继续自己的演讲。中央银行家们不仅受到政治层面的制约，并且因为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是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中的，所以它们的任务本质上是不可靠的。中央银行家们清楚地知道，不断扩大的货币供应量可能预示着通货膨胀的压力，但考虑到金融易变的本质，他们便不确定将存款、货币基金诸如此类的东西算作货币是否合适。他们已经意识到货币政策是逐渐生效的，但究竟会滞后多少时间却是不可预测的。他们知道高利率会抑制价格，但并不清楚会产生多大影响。由于多方面的不确定性，货币专家难以用一个声音说话，因此，试图通过聚集学术上的一致意见来违抗政治压力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伯恩斯演讲的时候，沃尔克在大厅的最后面聆听着。任何一个人如果拥有一扇能看见沃尔克想法的窗子，肯定会感到震惊不已，无论他的外表看上去多像一个小学生，这个“巨人”也绝不是一个温和的人。他有些桀骜不驯，甚至可能有些危险。伯恩斯的长吁短叹归根结底是想表明，时代的政治和知识前提限制了美联储的行动。然而，这个结论正是沃尔克所强烈抵制的。

伯恩斯的演讲逐渐接近尾声。“我们需要采取相当激进的疗法才能扭转通货膨胀的心理预期。”他宣称道。另外，伯恩斯还强调说，整个过程不能够仅仅或主要靠这些自身受到约束的中央银行家们来执行和管理。在实施更加强硬的货币政策之外，政府还需要在控制财政预算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为了刺激商品的供给，政府还需要放松对行业的管制，并降低营业税。“在演讲的最后，我希望自己能够向大家传达一种信心……在不久的将来将会出台一个强有力的计划来解决通货膨胀问题，”伯恩斯总结道，“那是我今天所无法做到的。我甚至不确定现在这些已经习惯了渐进式改革的中央银行家们，是否愿意冒险去经历痛苦的经济调整过程。不过，我想这一调整过程恐怕是不可避免的。”

演讲结束后的第二天，沃尔克突然离开了贝尔格莱德。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会议才刚刚开始，但他并不在意。他带着一个使命回到华盛顿：他要反驳伯恩斯的观点。

沃尔克经常被当作美联储主席的楷模，其他美联储主席（包括格林斯潘）都要以他为标准来接受评判。有关沃尔克的一切似乎都传递着节俭和纪律。他微微塌陷的肩膀、秃头以及粗糙的脸庞，使他看上去就像传说中的先知。他成长于新泽西市的一小片郊区，由一位有着强烈道德感的镇长抚养长大。“不要屈服于你的善良本性在本应当拒绝的时候去接受。”乔治·华盛顿的这句名言一直挂在他父亲办公室的墙上。作为一名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他受到了哈耶克著作中观念的影响。哈耶克认为通过提高通货膨胀率来降低失业率的前提是，要掩盖住实际工资下降这一事实。“哈耶克的文字将通货膨胀与欺骗关联在了一起，这在我心中打下了永久的烙印，”沃尔克这样对他的传记作家威廉·西尔伯（William L. Silber）说道，“而这种逐渐削弱了政府公信力的关联才是通货膨胀最大的罪恶所在。”

听完伯恩斯在贝尔格莱德的演讲之后，沃尔克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而他的传奇形象也就是从那时开始被塑造起来的。回到华盛顿以后，他召开了一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周末秘密会议，委员们通常每六周聚在一起来讨论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在1979年10月6日的交谈之后，沃尔克终于挺直了自己的身躯，发动了他酝酿已久的“周六特别之夜”。从那晚起，美联储将一改自己介入商业的方式。沃尔克下令说，美联储今后将不仅仅以某一特定的短期利率为调控对象，而是将直接以银行系统的货币供应量当作调控目标。他将从对信贷资金的价格进行控制转为对信贷资金的总量进行控制。在原来的体制下，美联储通常可能会将官方短期借款的成本提高到令人咋舌的地步，但如果住房屋净值提取或市场中其他一些变化使长期信贷变得很廉价和充足，那么经济可能会继续飙升。相反，在新的制度下，美联储将强行给货币供给和信贷投放量穿上“紧身衣”。如果这意味着利率会飞涨，那就顺其自然吧。

沃尔克本可以简单地通过大幅提高利率来阻止通货膨胀率的攀升。如果他压这个杠杆的力道足够猛的话，对贷款的需求就会急剧萎缩，由此一来，即使货币供应量没有被定为直接目标，它也将得到控制。不过，沃尔克知道，一个听起来非常“激进”的新政策往往会吸引公众的注意：它是一种信号，表明美联储这一次会说到做到。政策越是出其不意，公众就越有可能摆脱通货膨胀预期。如果工人不再强烈要求加薪，公司能够在提高价格前思虑再三，那么可能根本不需要什么激进的措施，通货膨胀自然就消退了。

那个周六晚上的石破天惊造就了美联储历史上永不磨灭的一刻。能与之相媲美的时刻就要追溯到1951年2月美联储与美国财政部签署历史性协议了，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托马斯·麦克凯违抗了杜鲁门总统的指令，拒绝降低美国政府的借贷成本。在1979年10月沃尔克发表声明时，消费者价格指数的膨胀率高达12.1%。3年后，当沃尔克结束通过货币供给量目标来控制通货膨胀的实验时，消费者价格指数的膨胀率已降至5.9%。为了迫使通货膨胀率下降，一轮又一轮的紧缩被证明是很有必要的。1981年的夏天，短期利率达到了惊人的20%，这使得得克萨斯州的民主党众议员亨利·冈萨雷斯（Henry Gonzalez）开始谴责沃尔克“在使超越良心边界的‘高利贷’合法化”。美国经济在此期间经历了二次衰退，失业率也一度触及两位数。然而，回报也是显而易见的，通过沃尔克为期3年的货币主义实验，通货膨胀率不仅降为原来的一半，而且这种下降势头还一直持续到了1983年。凭借钢铁般的意志与毅力，沃尔克将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转为了80年代的通货紧缩。

没有人愿意去质疑沃尔克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格林斯潘。在沃尔克刚就任美联储主席时，弗里德曼就曾预言他会失败。与伯恩斯一样，弗里德曼认为那些施加在中央银行家身上的政治约束是无法克服的。然而，沃尔克用他的大脚踩碎了这些枷锁，即使是最强烈的反对也不能阻止他。破产的房屋建筑商曾通过向他的办公室邮寄木板来表示抗议；苦苦挣扎的汽车制造商把那些滞销车辆的钥匙寄给了他；愤怒的农民开着拖拉机前往华盛顿，并包围了美联储总部。然而，不同于兰德笔下的阿特拉斯，沃尔克从未想过通过耸耸肩来摆脱自己的责任，即便有国会议员威胁要弹劾他，他仍耐心地将世界扛在自己的肩头。时间一个月又一个月地过去了，尽管国会听证会上充满了愤怒的声音，但他还是坚忍地坐在那里。每到这种场合，他总是身着低价租来的西装，吸着廉价的雪茄，口吐烟雾，似乎想要在烟雾后躲避那些对他的批判声。他偶尔会摇摇自己的圆脑袋，仿佛在说，自己其实也同情那些辱骂他的可怜的傻瓜。“我一直以来都认为他是美联储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位主席。”几年后格林斯潘果断地说道。

然而，虽然他的勇气和所取得的成就不可否认，但沃尔克式的传奇是需要特定条件的。如果他本身所站的位置就很高了，那么其他人难免会被不公平地矮化。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沃尔克在对抗通货膨胀中所取得的胜利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时机。他在1979年8月就任美联储主席，那正是美国民众渴望一位大胆的领导人的时候。公众对美元的信心蒸发得很快，这个时刻对于拥有强烈使命感的大人物而言十分有利。正如一位民意调查专家所说的那样：“对于今天的公众而言，通货膨胀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回到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去探究一个和平时期的问题，该问题已经让美国民众都处于担惊受怕和忧心如焚的状态。”如果说民众们都渴望沃尔克能采取有力的行动，那么，华尔街就更迫切需要一只强硬的手了。大概也就在这段时间，美林证券派出一个团队到经历着恶性通货膨胀的巴西，去学习如何在一个价格严重失控的世界中前行。

尽管现实经济状况急需果断地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但沃尔克在他刚上任的几周里行事十分谨慎，这与笼罩在他身上的越来越多的传说正好相反。1979年8月和9月，沃尔克以美联储主席的身份主持召开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前两次会议，会议决定温和地提高利率。这一行动却导致市场对通货膨胀的恐惧情绪继续加深，投资者纷纷抛售美元转而持有黄金。在10月1日的周一，黄金价格快速上涨了4%，这也许是市场对伯恩斯前一天晚上的演讲作出了反应。第二天，黄金价格进一步飙升了6%。投资者抛售美元的决定暗示着可能来临的恶性通货膨胀。民众和市场都强烈地要求政府有所作为，这使得伯恩斯强调的政治限制神奇地被解除了：因为有了民众的支持，美联储才有能力抗击通货膨胀，并经受住来自白宫的任何指责。然而，尽管沃尔克背后有了这股强大力量的支持，他还是以最温和的方式，来说服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中那些缺乏勇气的成员。他声称，转向货币供给量目标，可以无痛苦地降低通货膨胀预期，从而使经济免于陷入长期衰退。他向同僚们保证，他们随时可以回头。“即使我们采取一个新的方法，”他说，“也不意味着我们会永远陷于其中。”

他并没有做太多的事情来指挥美联储投入战斗，相反，他在故意等待着市场恐慌帮助他完成指挥。从这一点上看，他并没有明确反对伯恩斯在贝尔格莱德的讲话。在通常情况下，正如伯恩斯所说的，美联储想对抗政治潮流往往就会承受强大的压力；只有在这种极为特殊的时刻，美联储才能拥有沃尔克开拓的活动范围。1951年，美联储曾因通货膨胀率一度触及20%而坚决抵制杜鲁门总统。1979年，12%的通货膨胀率及美元所受到的冲击则给了沃尔克一个展示其卓越才能的机会。在经济平稳时期主持工作的美联储主席，就像在和平时期执政的美国总统，他们面对的是一系列与其他时期完全不同的挑战和机遇。

格林斯潘预料到了这次“沃尔克冲击”，或者说他至少预料到了类似的事情。在这个周六特别之夜临近之前，他基于对民意调查的预测，告诉《财富》杂志，通货膨胀率一定会降下来。物价将会逐渐稳定，其原因不是“政治家们变得聪明和勇敢，或者是一些经济学家设计了一种简单、没有痛苦的经济政策来减缓通货膨胀”。他解释说：“这一切只是因为美国人，特别是中产阶级，已经受够了通货膨胀，所以联邦政府必定将被迫采取能对抗通货膨胀的有效政策。”到了10月，在谈到周六特别之夜时，除了称赞沃尔克为“一名悍将”外，格林斯潘没有说太多。然而，让他感到遗憾的是，这场对抗通货膨胀的战役没有进一步进行下去。如果货币政策的目标是抑制过度的货币创造，那么政府就需要减少对抵押贷款的补贴。

在众多政治家中，里根最关注民众对于通货膨胀所产生的愤怒情绪。1979年11月，在“沃尔克冲击”后的一个月后，里根正式启动了他的总统竞选活动。他用拖长的声调将美国形容为“山丘上一座闪亮的城市”。《时代周刊》将里根视为“浪漫的保守派”，而其他人则认为他太天真。“里根从《读者文摘》中走了出来，”《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曾对其嗤之以鼻，“他做事就像达菲鸭一样直接、莽撞。”然而，无论人们对这位候选人持何种看法，都一致认为他在通货膨胀上的立场是清楚的。他痛斥不断上涨的物价，不只是因为它扰乱了经济，更是因为它威胁到了民众的日常生活。通货膨胀是强迫女性放弃家庭责任而加入劳动力大军的罪魁祸首。

早在当年9月，在玛丽安德尔湾的会议上，里根曾试图说服格林斯潘采纳金本位制。黄金似乎对他和达菲鸭来说都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它唤起了19世纪盛行的英雄个人主义。当时人们购买田产都是用装在皮革质袋子里的金属货币来交易的，这的确是最简单的方式了。在与格林斯潘谈话的两个月之后，里根又尝试着去说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

1980年1月21日，周一，里根和弗里德曼就经济问题进行了非常细致深入的讨论，而那天黄金价格恰巧到达了历史高位。他们的会面地点选在了里根位于洛杉矶机场大道9841号的办公总部，而不是什么豪华游艇上。从里根这间非常不显眼的办公室就能看到机场的飞机库。通货膨胀是这次谈话的首要话题，自10月的“沃尔克冲击”以来，消费价格在不断加速上升。

里根建议道：“如果我们宣布，将实施铸币和出售黄金，那会出现什么结果呢？”如果美国人口袋里装的是金币，那么他们就不会再担心政府会通过策划通货膨胀的方式掠夺自己的财富了。

弗里德曼回答道：“黄金是货币体系不稳定的罪魁祸首。”从当年1月到举行此次会谈时，每盎司黄金的价格已经从559美元涨到了850美元左右，这足以说明黄金价值的不稳定性。“追捧黄金是一种错误的方式……抗击通货膨胀的关键是降低货币增长速度，并控制预算。”

里根的尝试再次失败了。他先是尝试说服共和党最权威的经济顾问，后又转向共和党最权威的经济学教授，但都以失败告终。于是，他决定等待时机，也许未来某位顾问会支持他。

里根对黄金的情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对两位数通货膨胀率的恐惧，而他在预算问题上的立场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点。格林斯潘在1978年有策略地拥护的坎普–罗斯减税提案仍然受到共和党国会议员的青睐，里根也乐意采纳这个提案。1980年1月，大约是在与弗里德曼会谈的同一段时间，里根和众议员坎普以及亚瑟·拉弗（Arthur Laffer）和祖德·万尼斯基（Jude Wanniski）进行了几天的讨论。前者是坎普–罗斯提案积极的联合提案人，后两者则是该议案的支持者。坎普和他的伙伴都有些救世主般的古怪。拉弗尤其不相信，必须采取削减开支的方式来抵消减税所造成的影响，并且对于不认同其观点的人，他都不屑一顾。“在持续动荡的美国政府高层中，最近总是就个人牺牲而喋喋不休，这实在有些令人作呕，”他在发给里根的时事通讯中这样写道，“美联储主席沃尔克指出，如果我们要对抗通货膨胀，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将必然会下降。美国财政部长威廉·米勒向我们保证，降低增长速度是有好处的。”拉弗特别强调了一些人的名字，就像一位患了强迫症的隐士在密谋着，如何给予敌人毁灭性打击。随后，他又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这些老古董。“那些让人愉快的议案，多半对你也是有好处的，”他鼓吹道，“降低税率就是最直接的例子。”税率的降低可以通过税基的扩大来补偿自己。里根喜欢令人愉快的信息，因此他立即被征服了，很快就被说服了。自1980年1月的会议之后，坎普就四处宣扬共和党的领跑者在大力支持自己。

格林斯潘其实对坎普–罗斯提案的教条并不赞同，正如他对里根的金本位执念并不是由衷地赞同一样。在安德森的帮助下，格林斯潘的一只脚已经踏入了里根的阵营，然而到1980年1月时，里根的立场却开始与格林斯潘有所不同了。格林斯潘一直信奉严格的货币政策，而里根对黄金的信仰十分幼稚。这一点，格林斯潘已经屡次告诉过里根了。格林斯潘一直以来都是支持减税的，但里根在接受这一理念时却过于轻信了。他认为在实行减税政策时没有必要同时削减政府开支，而这一点对于减税政策的长期可行性是至关重要的。从格林斯潘的角度来看，里根的“小政府”理论与他是一致的，但是在政策细节上存在差异。然而，在一些社会问题的治理上，里根甚至成了格林斯潘的对立方。用才华横溢、同时也是格林斯潘门徒的国会议员戴维·斯托克曼（David Stockman）的话来说，里根代表了“反对枪支控制的混蛋、神创论的拥护者、支持政治迫害的人，以及脑容量极小的好莱坞百万富翁。对于他而言，供给理论就是多生产一辆奔驰车”。

格林斯潘对里根的复杂感觉，可以从他刻意与里根保持安全距离这一点上看出来。里根的团队在致力于“寻找多种解决方案，并将考虑一些创新的想法”，当年11月，格林斯潘这样对《华尔街日报》说道，“但我并没说那些都一定是好的想法”。同时，他继续着自己的社交生活，与沃尔特斯一起参加电影《超人》在肯尼迪中心的首映，并陪同她到白宫参加庆祝中东和平协议的国宴。沃尔特斯不太喜欢基辛格对《超人》所作的评论。“我要感谢华纳兄弟拍了一部讲述我的一生的电影。”基辛格带着一口德国腔如是说道。不过，格林斯潘并没有为此感到困扰。虽然在缓和中东局势方面，基辛格做了很多努力，但中东和解是在基辛格卸任国务卿之后实现的，这一事实足以让基辛格收敛一些，至少稍微收敛一些。在众人面前，格林斯潘始终保持着智者形象，这一点很令人印象深刻。1979年年末，他与《财富》杂志合作对长期经济作出展望，并正确地预测到，随着通货膨胀率的下降、公司税的降低以及管制的放松，企业投资将会增加，从而使20世纪80年代成为美国经济的繁荣期。1980年3月，他在《挑战》（Challenge）上发表了一篇有先见之明的文章，不过，其形式有点奇怪。通过对金融脆弱性进行反思，格林斯潘向外界表明了他对这些恶魔的深度理解，而这些恶魔在其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总是不断作祟。

格林斯潘发表这篇文章的那天，正好是1929年股市崩盘50周年纪念日。在那次崩盘之后，美国经济就进入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如果历史将重演，格林斯潘指出，那危机将不会来自股票市场，而是来自房地产市场。20世纪70年代期间，房价已经翻了3倍，然而，由于泡沫建立在大量债务的基础上，所以泡沫的破裂将引发经济的长期低迷。另外，房地产泡沫的风险已经被“国际金融极其复杂的发展”放大。银行家们的创新能力超过了公众对于风险所必需的理解能力。“这些金融创新很可能存在一些结构缺陷，一旦出现问题，中央银行的标准救助程序将无法妥善地应对。”格林斯潘如是写道。银行和准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联系由于一系列借款交易而变得越来越紧密，这使得一家机构的倒闭将会牵连到其他机构。另外，各机构的资本与资产比率也被允许不断缩水，这很让人担忧。格林斯潘预言：“任何陷入困境的银行将不得不由中央银行或国际机构进行救助，或被未陷入危机的银行收购。”

尽管他曾经反对救助，但格林斯潘还是向读者保证，1929年的危机绝不会再次发生，因为中央银行一定会实施救助。当一家银行刚出现破产苗头的时候，中央银行就会进行救助，即使这对经济的长期增长是不利的。“全世界的货币当局为防止信贷出现紧缩，首先受命进行的工作就是确保政策具备过量的力度……通货紧缩会很快结束，但随之而来的就是……经济停滞……因此，在当今的政治和制度环境下，经济大萧条的重演是最大的隐忧。”格林斯潘总结道。

1980年3月10日，格林斯潘拉开了自己与共和党在经济政策方面的距离，后者有些太天真了。格林斯潘出现在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两侧站着五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他加入了公证人团，以此来反对税收减免能实现“自我填平”的幻想。

“如今依然存在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认为，面对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我们不用通过极端的措施就能解决它。”他感叹道。然而，极端的措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预算赤字的实际规模远大于现在公布的数据。如果把政府所提供的贷款担保算进来的话，那么政府支出的真实水平肯定会高于传统预算所涵盖的数额。无论里根周围那些总是爱妄想的思想家怎么能言善辩，现在都必须立即给“利维坦”套上缰绳了。

参议员以及资深民主党人威廉·普罗克斯迈尔曾在6年前反对格林斯潘成为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这一次则对格林斯潘的说法表示了认同。

“以美元计价的预算外资金是预算内资金的4倍，”普罗克斯迈尔惊讶地问道，“我的问题是，你是否将其看作一个真正的漏洞？”

格林斯潘回答道：“我想我肯定会认为是的，主席先生。”

“这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警告。”普罗克斯迈尔感激地说道。他指出，联邦贷款担保刚刚被用来向克莱斯勒公司提供救助，与此同时对纽约市的贷款担保量也在不断上升。考虑到所有这些由政府支持的货币创造活动，毫无疑问，通货膨胀将会越来越严重。

普罗克斯迈尔转向旁边的沃尔特·海勒，他是肯尼迪与约翰逊政府时期减税政策的设计者。他向海勒指出，有一些民主党人迫切渴望平衡预算。他想知道海勒是否会支持自己的政党在削减开支方面改弦更张。

“你说得很对……世界已经变了。”海勒承认道。海勒说，对自己而言，只要美国国会不对支出施加死板的控制，他就乐于接受削减赤字。

“我说的不是死板的限制。”普罗克斯迈尔暴躁地回应道。“格林斯潘先生刚才所说的，我认为精彩极了，这才是我最关心的。”他继续说着，其实是在暗指预算外贷款担保额的增长。对20世纪70年代无节制的行为挥下斧头，现在确实正是时候。

海勒辩解道，预算中的几大部分其实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那是否考虑到了预算外信贷量的大幅增加？”普罗克斯迈尔追问道。

“暂时还没有考虑进去。”

“难道不应该被考虑进去么？”普罗克斯迈尔逼问他。

海勒言辞闪烁并且一直在回避，直到两人陷入僵局。不过，一个奇怪的逆转已经悄然发生了。普罗克斯迈尔与崇尚经济自由主义的格林斯潘站到了同一阵线，合力抨击民主党人海勒。正如海勒所说的，这个世界确实正在发生变化。对于格林斯潘这种保守主义的经济学家而言，这种变化越来越让他们分不清敌我了。当格林斯潘对整个政策环境进行调查时，他会发现，沃尔克这位民主党的美联储主席正在通过行动来表达他的硬通货理想，而身为民主党的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普罗克斯迈尔，正在表达他的预算保守主义。与此同时，格林斯潘自己党派中的一些人又成天沉浸在渴望的“爱乐之城”中。与其说他们什么都没做，倒不如说他们什么都不懂。

然而，如果格林斯潘仍想获得高位，他就不能在这种重新洗牌的事情上想得太多。

格林斯潘与共和党中里根一派的问题可能有一种解决方法：提名杰拉尔德·福特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从1979年夏天开始，民意调查显示，福特比任何人更有可能在共和党初选中击败里根，而福特的前助理人员正在说服他重新向白宫发起冲击。《华盛顿邮报》指出，这些人都已经不再接近其他人的竞选活动了，但也有一些人，比如格林斯潘，还在以非排他性准则暗中和里根“调情”。对于福特而言，他并不急于作出参与竞选的决定。“似乎不明确表明是否参选对我们而言会更有利。”他在1979年9月曾这样对《华盛顿邮报》说，并采用了庄严的复数。在这一年剩下的时间里及1980年，福特在“进退”的选择上含糊其词。他坚持说自己并没有计划进行一场竞选，他还坚称，自己知道，在政治中，做些什么会比说“决不”更好。

就在格林斯潘向普罗克斯迈尔发表证词时，最关键的时刻逐渐临近了。一些州的初选投票已经结束了，福特如果想要争取更多的代表，从而获得提名，那么他必须迅速介入了。1980年3月5日，随着时间慢慢变少，福特接受了沃尔特斯的专访，并宣称他参加竞选的可能性约为50%。随后，他针对卡特的演讲发表了一系列攻击，同时，他也得到了基辛格的支持，这自然引起了很多狂热媒体的关注。3月12日，也就是在格林斯潘前往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之后的两天，福特在华盛顿会见了几位他以前的顾问，并讨论了自己获胜的概率。一位记者问格林斯潘，他会建议福特怎么做。“对于有些决定，其他人不应该给予任何建议，”格林斯潘害羞地回答道，“比如说，我问你，我应该和珍妮结婚吗？你该如何建议？”

几天后，格林斯潘飞到加利福尼亚州，前往福特在兰乔米拉（Rancho Mirage）的家中。这位前总统身边已经有了一个智囊团：有发起福特委员会草案的美国空军前部长托马斯·里德（Thomas Reed）、白宫前助理约翰·马什（John Marsh）以及3位政治顾问。格林斯潘则是这个团队里唯一负责高级政策的人物。在3月15日那天，福特的顾问们就竞选成功的可能性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辩论。然而，他们的结论很悲观，在这个最后的阶段，福特战胜里根的可能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自那次会议开完之后，福特就必须面对在他的别墅门外安营扎寨的记者了。最后，福特一改以往模棱两可的态度，坚定地宣布：“我不是一个候选人，并且我也不会成为候选人。”随后，他便换下西服和领带，气冲冲地前往高尔夫球场，他的3位拥护者紧随其后，其中就包括格林斯潘。那一天，福特打出了他人生中最糟糕的一场高尔夫球，开杆击球十分不稳定，连续打到棕榈树丛里，错失容易的关键球，最后一直打到了天黑才完成所有洞。福特的助手让他的朋友们与他保持一定距离。“让他一个人静一静，”其中一位助手这样回绝了打来电话试图劝慰福特的人，“并且请转告其他任何人也都不要打扰他。”

在福特出局后，格林斯潘将自己的重心又转到了里根身上。他与前总统福特的密切关系成了他的一大优势，因为里根的顾问们对于邀请福特作为竞选搭档的前景很感兴趣。这是一个非常古怪的想法：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前总统后来成了副总统的先例。不过，民意测验一直显示，福特很受欢迎。如果能把支持福特的那些选民争取过来，那么将增大里根击败卡特的可能性。1980年6月，里根计划前往兰乔米拉拜访福特。随着拜访的日期将近，里根的竞选主管比尔·凯西（Bill Casey）向他仔细说明了福特想从他这里得到的东西。凯西说福特将建议让基辛格加入竞选，并暗示里根接受这个建议。另外，福特对经济政策也有一些想法，凯西接着说道。随后凯西还根据自己与格林斯潘的一次长谈，为里根提供了一些细节的预览。“格林斯潘告诉我说，对于你全力推进坎普–罗斯提案，福特将表达他的担心和怀疑，”凯西这样警告里根，“他是担心预算对通货膨胀可能产生的影响。”

两年前，格林斯潘曾经为坎普–罗斯减税计划亮了绿灯。不过，凯西指出，格林斯潘私下里认为，选民可能会对这样一份免费的午餐感到怀疑。凯西本人似乎也同意格林斯潘的说法。“格林斯潘对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有着建设性的想法，”凯西接着说，“为了使我们的税政状况可信，必须承诺会相应地缩减政府规模和管辖范围。”

凯西随即将自己为这次拜访准备的备忘录交给了里根，里面还附上了一条关于着装要求的注释。“福特打算穿深色西装和金色的开襟衬衫。”他透露。

里根正式拜访了福特，两人讨论了关于竞选搭档的想法，但没有达成一致。一个月后，即7月7日，格林斯潘被任命为里根的经济顾问团主席。福特曾经的预算办公室主任和其副手也将加入顾问团。格林斯潘和他以前的同僚老前辈都在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来协助里根成功竞选。

格林斯潘刚正式加入里根的顾问团，没过几天，各路人马就相继抵达了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举办地底特律。里根的竞选团队被安置在了广场酒店（Plaza Hotel）的69层。7月13日，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始的前一天，福特再一次接受了沃尔特斯的采访。当被问及他成为副总统后的雄心壮志时，福特勇敢地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在电视里，他表现得十分自如，显然他对出风头这件事乐此不疲。

采访结束后，福特对沃尔特斯说：“如果你看到格林斯潘，告诉他，我想和他谈一谈。”沃尔特斯随即将这一消息传达给了格林斯潘，但当时她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7月14日是周一，恰巧又是福特的67岁生日。在其妻子贝蒂的陪同下，他去了里根的酒店套房。里根和南希专门开香槟为他庆祝，并送给他一个古老的乌雅印第安人烟斗。当聊起副总统一事时，福特宣称，他和贝蒂希望能过上安静的退休生活。然而，那天晚上福特出现在了底特律的乔·路易斯体育场（Joe Louis Arena），并发表了一场激动人心的演说。“这个国家对我来说意义太重大了，因此我无法再继续舒舒服服地闲坐在公园板凳上。”他这样说道。“算我一个！”他高声喊着。然而问题在于，他将以什么样的身份来为自己的国家做点事呢？

受福特的闪烁其词的鼓励，里根团队决定对他施加一些压力。竞选主管凯西和民意测验专家迪克·沃瑟林（Dick Wirthlin）在周二拜访了基辛格，他们告诉基辛格，如果没有福特，里根将没办法在选票上击败卡特。鉴于选情的估计，福特有义务为了共和党而成为竞选搭档。基辛格答应将这个信息传给福特，而当天晚上他就会和福特碰面。

当基辛格跟福特说起里根团队的态度时，福特想见一下格林斯潘。当时，两人都与很多共和党高层官员一起，在一艘属于共和党资金筹措者的游艇上参加派对。里根这次的提议听起来像是真的。福特说，它绝不是一些媒体的谣言。这位前总统明显十分兴奋。“那是第一次，我感觉福特真有可能愿意当里根的竞选搭档。”格林斯潘后来这样告诉《华尔街日报》。

福特和格林斯潘离开了游艇，前往福特位于广场酒店70层的套房，该套房就在里根的楼上。他们在那里与基辛格和其他几位顾问碰了头。直到午夜时分，他们仍在反复讨论“里根–福特联盟”的可能性，每个发言者都提出了建设性建议。最后，所有人都认可了这样一对“梦幻候选人组合”。关于伊朗石油交易的芥蒂完全被遗忘了，基辛格和格林斯潘将一起负责进一步讨论联盟的具体条款。

在大会召开的第三天，即7月16日，关于“梦幻候选人组合”的谈判从这天上午就开始了。基辛格和格林斯潘认为福特应该被设定为类似执行副总统的角色。他将负责外交政策、预算以及其他一些事务。事实上，与其说他是副总统，不如说他是联席总统。

如果说让里根阵营接受这些条件是很有可能的，那么这个联盟的最大风险其实在于福特并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担负这一角色。尽管他有些优柔寡断，但福特仍然可能会选择临阵退缩。前一天晚上的兴奋正在渐渐消退。

在上午的谈判进行到一半时，格林斯潘特地中断了一会儿，专门去敦促福特不要中途退出。据他了解，这位前总统和贝蒂都非常享受退休生活。通过引用在尼克松总统任期行将结束时伯恩斯跟自己说的话，格林斯潘告诉福特，他对这个国家负有责任。

“你看，如果我真打算这么干，你愿不愿意加入并且在经济方面支持我呢？”福特问道。

“如果我待在这里，并强烈建议担任副总统不是一个坏主意，那么我只能别无选择地对您的要求表示同意。”格林斯潘回答道。

当天下午5点，福特在特勤人员的陪伴下，再度来到里根的酒店套房。他表示希望得到格林斯潘和基辛格的协助。里根很愉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一个半小时左右之后，由于要去平台上欢迎里根的国家安全顾问理查德·艾伦（Richard Allen），会谈中断了，于是福特离开了。当时，理查德·艾伦正在来会见候选人的路上。

当理查德·艾伦进入里根的套房时，有一些顾问正安静地坐在U形长沙发上，房间里显得异常安静，就好像他们在隐形催眠师的集体咒语中倒下了。

理查德·艾伦问里根是否需要什么。

“哦，不，”候选人回答说，“但还是很感谢你。”

当理查德·艾伦转身离开时，里根突然问道：“你觉得福特提出的交易怎么样？”

“什么交易？”理查德·艾伦回应道。

“福特希望任命基辛格为国务卿，任命格林斯潘为财政部长。”绕了一大圈，现在看起来格林斯潘终于要得到他一直渴求的职位了。

“这是我听过的最疯狂的交易。”理查德·艾伦回应道。那些坐在U形沙发上、目光呆滞的家伙们可能被排除在“肥差”之外。除了这个事实之外，还需要考虑到，里根一直以来都被视为共和党改革派的领袖人物。他在竞选中所作的承诺与福特及旧派人士的立场直接相悖。

不管这是否是一笔疯狂的交易，理查德·艾伦已经意识到，“梦幻候选人组合”可能已经箭在弦上了。再有几个小时，里根就将宣布自己选择的副总统人选。除了福特，里根几乎没有为任何其他潜在的竞选搭档做过任何准备工作。

一个小时后，沃尔特斯在乔·路易斯体育场楼梯上进行着直播报道。她站在美国国旗面前，金色的头发波浪似的搭在肩上。接着，她拿起身前的话筒，透露道，根据极可靠来源的消息，“高级顾问”已经“成功攻克了难题，找到让福特开金口的办法了。”“一位福特的亲信告诉我，前总统现在必须做的决定是权衡国家利益与个人感情，”她吐露道，“福特答应的可能性还是很小的，但他还没有正式或明确地说‘不’。”

晚上7点半左右，福特本人与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出现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当摄像机对准他时，他的政治欲望似乎又被刺激起来了。福特表示，如果能保证自己扮演的是“有意义的角色”，他会认真考虑竞选副总统。同时，他还补充说，自己和贝蒂已经开始拿去副总统官邸定居的事开玩笑了。沃尔特斯决心赶上自己的竞争对手，她急急忙忙赶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临时演播室，在福特出来时截住了他。当轮到她在直播中“盘问”这位前总统时，福特解释说，与华盛顿过去30年自己所知道的副总统与总统关系相比，这次的“梦幻候选人组合”将承担完全不同的角色。

在广场酒店的套房里，里根通过小憩恢复了精力，他的目光停留在3台被调成静音的电视机上。当他在其中一台电视机的屏幕上看到了福特时，他立刻叫人调高了音量。理查德·艾伦在一边密切地观察着里根。当天晚上，他一直在做笔记，在他看来，福特关于权力分享的言论让里根感到震惊。

理查德·艾伦瞅准机会，立即建议里根发布一份声明，公开否认联席总统的安排。

“我不能这样做。”里根有气无力地说。然后，在短暂沉默之后，他问道：“还有谁？”

“布什。”理查德·艾伦说。

里根对此提出了异议。乔治·H.W.布什（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代表的是共和党的当权派，而且他在民众中的人气根本没法和福特相比。此外，布什还把里根倡导的“自我填平式”减税比作“巫毒经济政策”。

里根继续坐在电视前，吃着他最喜欢的果冻豆。此时，关于“梦幻候选人组合”的谈判正在楼上进行着。晚上8点，谈判终于结束了，根据理查德·艾伦事后的记录，当时里根说道：“难道福特没有意识到，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接受他的提议吗？如果我屈服于这样的要求，在世人眼里我将会是一名怎样的总统候选人？”

大约半个小时后，里根得知福特想跟他聊一聊。他走到卧室拨通了福特房间的电话，然而几分钟后他就出来了。对话已经取得了发展，他告诉自己的助手。基辛格已经退出了国务卿一职的竞争。正如理查德·艾伦也能感觉到的，格林斯潘绝对不会两手空空地退出。

在楼下的会议中心里，新闻主播们交头接耳地交换着关于“梦幻候选人组合”的小道消息。为了能在这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沃尔特斯决定让观众知道，福特曾通过她向格林斯潘传达过信息。通过由此而建立起来的内部人士的威信，她预测，福特最终将会采纳他从格林斯潘和基辛格那边获得的建议。

当电视明星还在喋喋不休时，各位共和党代表已经来到了决定未来提名人的唱票环节。晚上11点13分时，蒙大拿代表团的选择最后决定了里根的胜利。会议中心和里根的套房都响起了欢呼声。然而，关于“梦幻候选人组合”的谈判仍然进行着。如果不能尽快敲定的话，就完全没有时间去重新确定其他副总统候选人了。

就在快要得出结果之时，谈判突然被延长了。当天晚上11点半时，福特出现在了里根的酒店套房里。“看吧，这样肯定是行不通的。”他说道。显然他临阵退缩了，5分钟后，福特就消失了。

当福特离开后，里根团队沉默了。

“好，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里根问道。

“我们给布什打个电话吧。”理查德·艾伦冒险地提议道。

里根看了看其他顾问，没有人提出其他副总统人选，也没有任何人反对理查德·艾伦的提议。

“好吧，那给布什打电话吧。”里根下令道。

在短短的几分钟内，里根就向布什提供了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的位置，而布什几乎瞬间就接受了。就在午夜之后，里根向公众宣布了副总统的人选。格林斯潘已经快要得到显赫职位了，但最终还是从他的指缝间溜走了。他在共和党中的对手很可能会因为在经济上的痴心妄想而被扫地出局。不过，事实上，“梦幻候选人组合”本身就是一种带有政治色彩的痴心妄想。根本不可能找到一种方式，使得前总统同意在某些条件下出山，而时任总统又完全接受这些条件。

格林斯潘虽然没有能够得到美国财政部长的职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将就此放弃。冒着被里根阵营厌恶的风险，他曾固执地代表福特进行谈判。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他现在可能需要淡化人们对他这一方的要求的记忆，特别是淡化自己要求在内阁中担任要职的记忆。

1980年7月17日，周四，从这天起，格林斯潘开始给历史做起了“推拿”。在这方面，他还有沃尔特斯这个盟友。在6点半后的《晚间新闻》节目中，沃尔特斯出现了，其金色的头发披在了粉白相间的夹克上。在她之前，美国广播公司的一位记者重提了格林斯潘追求财政部长一职的冒险举动，并解释说，正是格林斯潘和基辛格的联合要求导致了福特与里根这笔“交易”的失败。然而，沃尔特斯扭转了整个故事，她则从基辛格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并把福特当作了替罪羊。她宣称：“摧毁‘梦幻候选人组合’的正是基辛格，但这绝不是他的错误。”“福特本人曾表示，他想让那些能保证自己开展工作的老部下加入选举，比如基辛格以及经济学家格林斯潘。他这样说并不是基辛格要求的。里根的谈判代表则将这些言论理解为，福特希望将来由基辛格担任国务卿一职，这就是谈判破裂的原因，”沃尔特斯解释道，“基辛格是整件事的绊脚石，他的出现让一切都变了。”

几分钟后，沃尔特斯再次出现在直播中，这一次她身穿卡其色套装和白色衣领的栗色衬衫。她的同事泰德·科佩尔（Ted Koppel）为她的出场配了击鼓声。“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这无疑会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成为政治家们及我们这些媒体人茶余饭后的话题，”他提到了“梦幻候选人组合”一事，“现在，就让我们与一些知道事情内情的人讨论一下吧！”此时镜头转向了沃尔特斯，她旁边是格林斯潘，此外就没有其他人了。

在正式接受采访前，格林斯潘喝了一口水，其白得发亮的礼服衬衫袖口从袖子上延伸出了很长的距离。他还是戴着其标志性的厚重的眼镜，头发像是用了百利发乳（Brylcream）一样光亮。

沃尔特斯开始了她的第一个问题。“格林斯潘博士，”她显然不认为需要公开两人的关系，因此就像初次见面一样称呼道，“听一些共和党人说，福特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接受这一职位。然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并导致了这么多争论？难道只是为了报复里根吗？”

“这不是真的，”格林斯潘回答道，“我认识福特很长一段时间了，我相信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会做出这样的事。”

“你的意思是，如果一切顺利的话，福特是会接受副总统一职的，是这样吗？”沃尔特斯身体前倾着，用笔指向格林斯潘的方向，好像要把这些话塞进格林斯潘的嘴里。如果她能让格林斯潘承认，福特已经准备接受副总统一职，那么她就可以迫使格林斯潘进一步说明导致“梦幻候选人组合”失败的其他可能原因。

格林斯潘好像意识到了谈话的走向，躲闪地回答道：“嗯，其实也并不一定。”

沃尔特斯切换了访谈策略。“那我想问一下，”她说道，同时要求得到许可，以便做自己无论如何都会做的事情，“这个计划到底是怎么样的，福特想要什么，未来又将是怎样？”

“嗯，其实里根州长真正感兴趣的是，福特及我要求的‘加强版的副总统职位’。”

“好吧，让我们再具体点，”沃尔特斯一边拿出她的笔记，一边说着，“我们所理解的是，里根就像是董事长兼CEO，而福特则是首席运营官、预算委员会主席以及外交政策方面的负责人等。”在讲到福特要求得到职权时，沃尔特斯的手上下挥动着，显示出了她的重视和关切。“里根负责作出决定，福特负责执行。”在格林斯潘提到“执行”一词时，她的手握成了拳头然后又放下了，好像是在强调执行的决定性。“真是这样的吗？”

“嗯，本质上来说是这样的。”格林斯潘说道，带着一些不确定性。

“也就是说，福特是愿意负责内阁的日常运营工作的。”沃尔特斯似乎是在引导着他说出什么。

“事实上是这样。”格林斯潘小心翼翼地回答着，他尽量保持着中立的态度，但这次访谈似乎在向着对他不利的方向进行。

“现在，我们听到的说法是，”沃尔特斯继续说，“里根阵营不愿意接纳基辛格，而这又是谈判破裂的原因。那么为什么当时福特没有让步呢？”

“事实上，此次谈判比我参加过的任何一次谈判都更顺利，虽然当时我不在现场。”格林斯潘含糊地说道。

沃尔特斯不会就这样让格林斯潘避开问题。“让我们再回过头来聊聊基辛格，”她声色俱厉地说道，“我的理解是……”

沃尔特斯突然停下来，并调整了说话的语气。难道是格林斯潘在镜头没有对准自己时向沃尔特斯做了个鬼脸？“我不是有意表现得这么鲁莽的。”她结结巴巴地向客人表达了歉意。然而，气氛只缓和了一会儿，随即就又恢复到先前的紧张程度了。“我们似乎都听到了相同的故事，我的理解是里根阵营似乎不肯接纳基辛格博士。这是假的吗？”

“嗯，这可能是真的，也可能不是真的。”格林斯潘含糊地回答道。

“那最后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谈判的破裂呢？”沃尔特斯问道。

沃尔特斯触及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此时此刻，格林斯潘要么必须承认“梦幻候选人组合”是因为个人而破裂的，要么他就必须对福特令人发狂的犹豫不决提出指责。

“谈判的破裂还是由于福特再也没办法说服自己说出‘同意’二字，”格林斯潘回答道，“事实上福特一直在往那个方向靠近，我原本以为他会同意，但似乎他再也做不到了。”

格林斯潘说完之后，演播室出现了短暂的安静。摄像机被拉到了全景拍摄处，镜头中沃尔特斯仍然向格林斯潘倾斜着身体，她的右手轻轻搭在手臂的边缘。

“这样真的行得通吗？”沃尔特斯再次提高了声音，“一位负责外交政策和预算的副总统？另外，有白宫幕僚长吗？”

“没有，这和通常的情况不一样。”

“因此，福特将会扮演这一角色。”

“是的。不过，请稍等一下。”格林斯潘反驳道。时间过得很快，这将是他最后的一次机会，可以用来为刚刚过去的48小时作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总统的负担太重了，我觉得，在整个美国联邦体系中引入加强版的副总统职位是不可避免的。”他冒险地回答道。

没过多久，采访就结束了。格林斯潘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平复那些早已怒发冲冠的对手。“梦幻候选人组合”并不是一场庸俗的权力游戏。对美国宪法体系的未来而言，这是一种有远见的尝试。

在底特律充当过政治掮客后，格林斯潘切换回了自己更熟悉的角色，例如数据专家和经济学家。他充分利用里根的首席预算顾问这一职位，公开向坎普–罗斯减税提案开战，该提案自负地认为减税能够最终实现“自我填平”。1980年8月，他开始整理资料，以便估算究竟有多少额外的经济增长和政府税收收入是减税政策带来的。最后，格林斯潘得出的合理结论是：每削减100美元税收，只能带来17美元的新税收，而这意味着预算赤字会扩大83美元。如果坎普已经对里根的经济政策实施了巫术，那么格林斯潘就准备充当“驱魔者”。该研究还表明，里根的减税计划只有缓慢地分阶段执行，并同时大量削减支出，才是可以负担得起的。然而，里根被束缚住了。他已经承诺要减税、实现预算的平衡以及增加国防开支。他的对手嘲笑道，里根提出的经济计划需要的是变魔术用的烟雾和镜子。

由于急于反击外界批评，里根的团队宣布，总统候选人将很快就预算问题发表一次重要演说。该计划在里根团队内部被一致称为“镜子演说”，不过该演说的内容可绝不像名字那样容易达成共识。格林斯潘的老朋友马蒂·安德森认为，在里根提到的3个承诺里，预算平衡将会是最早被放弃的。增加国防开支是不可动摇的，而减税则是里根与卡特的广泛保守经济计划唯一有区别的地方。里根本打算前往芝加哥去阐述他的财政观点，然而就在他准备动身的几个小时前，事态有了些许变化。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是得克萨斯州的一位精明的政治操盘手，当初曾空降为布什的竞选搭档，他坚持认为不能这么轻易放弃预算平衡的承诺。

贝克既散发着普林斯顿大学所培养的优雅，又保留着其家乡美国西南地区的质朴。他总是穿着量身定做的西服摆出各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姿势，而其嘴里却始终在咀嚼着北印第安人的烟草。这对安德森来说很重要，因为贝克是共和党里面最聪慧的竞选操盘手。如果他说赤字计划是一个错误，那么所有人都会非常谨慎地思考他的意见。

“我们不可能背着500亿美元的赤字赢得选举。”贝克抗议道，暗指安德森已经默许了该赤字额。忍受如此大规模的赤字将会使里根受到重创。“你们一定能有办法处理好这个问题的。”贝克坚持说道。

安德森已经在芝加哥市中心的希尔顿大酒店安顿好了，格林斯潘和国防专家威廉·范克利夫（William Van Cleave）也在那里。那天晚上，他们三位本计划向美国全国性媒体简要地介绍一下“镜子演说”。贝克的意见让他们有些不知所措了。如果500亿美元的财政赤字是不能接受的，那么他们三位就必须尽快想出能减少赤字规模的办法。

安德森提出了一个逃避策略。美国参议院预算委员会最近公布了一个乐观的预测，它使得里根的计划看上去是行得通的。5年之间，按照该预测，安德森将额外获得2 240亿美元可操作资金。然而，在他能够相信参议院的数据之前，安德森必须拉格林斯潘入伙。“一个快乐的、对该计划充满信心的格林斯潘直接关系到那天晚上的新闻发布会是否能成功。”安德森后来回忆道。新闻界都知道格林斯潘是真正懂得这一切的人，有他的支持至关重要。

不过，格林斯潘对参议院的预测并不赞同。它假设每年的经济名义增长率保持在12%左右，而由于实际增长的趋势率只有3%，那么这样计算下来每年的通货膨胀率将会是9%。换句话说，只有在极不负责任地对待通货膨胀的情况下，美国参议院的预测才是负责任的。

格林斯潘告诉安德森，参议院预测的意外之财必须调低1/5。然而，即使经过这样的修订，他仍然表现得很焦虑。参议院给出的不可信预测是“救命”数据的“糖衣”，而且安德森已经将它“烘焙”成了自己的计划。这种结合显然是难以让人消化的。

格林斯潘建议，将散发给记者的说明书里的所有数据简单删除，因为这比说明书中充满着错误数据要好。

安德森显得有些惊慌失措。里根在很多人眼里已经是一个只会耍花招的候选人了，因此安德森必须要在细节上安排妥当。

格林斯潘要求翻阅赤字预测的那些材料，然后就独自霸占了房间里的软沙发，撤到了自己的私人世界中。安德森能感受到时间的流逝。新闻发布会还有一个小时就要开始了。如果要改动说明书里的数据，那么预算表格就必须打印出来，影印后再装订到其他材料上。

格林斯潘还在静静地思考着。最终，安德森再次询问了格林斯潘，他们是否能使用调低后的参议院数据。

格林斯潘疑惑地望着他的老朋友。这16年来，他们的友谊一直很稳定，而且又一起从兰德的沙龙转战到共和党前线，格林斯潘当然不会拒绝他提出的要求。数字虽然不完美，但也足够好了。

为防止格林斯潘再次临阵退缩，安德森迅速抓起预算表格，直接奔向楼下的新闻发布室，坐在一个古老的皇家打印机前，炮制出了一张涵盖了里根经济计划精华的表格。

当新闻发布会开始的时候，格林斯潘的表现完全是安德森希望看到的样子。他展现出了技术专家的严谨，并将共和党的供给端一派当作了顺手的陪衬。他将里根的财政预算展现为一个节制的典范，同时严肃地提醒记者们，以“自我填平”的假设来论证减税政策的可行性是很危险的举动。记者们的反应跟预计的一致。“坎普和罗斯的名字根本没有出现在里根的演说中。”伊丽莎白·德鲁（Elizabeth Drew）在《纽约客》中惊叹道，显然她抓住了这位候选人核心团队的本质。“里根已经加入了传统保守主义的主流。在其新顾问们的建议下，他颁布了一项新政策。”

在格林斯潘的协助下，里根赢得了政策上的尊重：他距离入主白宫越来越近了。不过，无论是里根和格林斯潘都没有预测到后来发生的事。当然，这要感谢一个“巨人”的好意。当时这个身材强壮、有些谢顶的“巨人”一直在旁边观看着一切。

12
“我们真的需要美联储吗？”
“DO WE REALLY NEED THE FED?”

里根作为一个有明确信念的候选人，最终以压倒性的优势当选，他总是劝告自己的同胞去追求伟大，去“相信自己，相信我们有能力完成伟大的事业……我们为什么不相信？我们可是美国人”。然而，“伟大”一词的内涵总是很模糊的，因为里根在设法迎合激进观念的同时，又不断地模糊它们。他支持深度减税、削减福利支出和回归金本位，但又总是很小心地用自嘲式的幽默来软化这些信念。当时社会中流传着一个笑话：“里根的右手不知道他的极右手在忙什么。”有些人说，这个笑话就是里根本人想出来的。他将名望视为让人昏昏沉沉的东西。他对记者说：“我经常为政府可能发生的事情忧心忡忡，这使我在许多个下午都难以入眠。努力工作是不会死人的，这也许是真的，但我想说的是，为什么要去碰运气呢？”

像大多数选民一样，格林斯潘很愿意把赌注压在还未成熟的人物上，即使20世纪70年代的政治变化使其逐渐与民主党参议员威廉·普罗克斯迈尔靠得更近，甚至超过了他与共和党杰克·坎普的小圈子的关系。里根的预算计划在芝加哥赢得了很高的声望，而格林斯潘继续在候选人的帮助下积累着自己的声望。在一次漫长的、横贯整个美国的飞行中，马蒂·安德森为格林斯潘与里根安排了一次会谈。在这段漫长的旅途中，格林斯潘就美国国内问题给里根做了切中要害的简短介绍。他利用这次机会确实增加了里根对他的好感，不过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听里根讲有趣的故事，并彻底将安德森为其准备的冗长报告抛在脑后。格林斯潘同样也受到了弗吉尼亚州参议员约翰·华纳（John Warner）及其身为女演员的妻子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的邀请。在那里，格林斯潘将帮助里根准备第一次总统辩论。里根后来感谢了格林斯潘，他写道：“当得知你会在那里并参与其中时，我就会感到很安慰。”随着他与里根总统的关系不断升温，格林斯潘长期以来一直想进入高层的雄心不可避免地再度膨胀。1980年11月中旬，即在大选后一周半时，格林斯潘与总统当选人及其智囊团一起前往洛杉矶参加了一个论坛。在从论坛中心前往饭店的途中，格林斯潘与几名经济学家搭乘了同一辆出租车。当时他说了许多俏皮话，其中有一句听上去更像是披露了自己的心声，而不是开玩笑。“未来的美国财政部长就坐在这辆出租车里。”他脱口而出，并在其他人还在掏钱包时，抢先付了车钱。

然而，格林斯潘希望的财政部职位最终还是落空了。里根的团队最终选择了一头灰发、爱唠叨的美林公司的CEO唐·里甘。里甘之前曾试图买下格林斯潘的咨询公司。然而，格林斯潘并不允许自己气馁。他一面称赞自己的对手是一个非常聪明和坚忍的人，一面很快就物色到了另一个适合自己的角色，那就是白宫预算办公室主任。税收和支出将是测试里根总统改革承诺的首要试验场。格林斯潘将正好处于刀刃的位置。

里根的新预算办公室主任是34岁的戴维·斯托克曼，这个傲慢的家伙曾嘲笑过里根在控枪方面的立场，并称他为愚钝的百万富翁。他的同事曾形容他是“一颗划过天际的流星”。他自己曾自嘲道：“或许我是历史上最阴险的人物。”然而，无论斯托克曼多么聪明、多么有能力，他都面对着异常艰巨的任务。糟糕的经济前景迫使里根必须重新考虑自己在竞选中的承诺，因为在避免巨额赤字的情况下，要想削减税收和扩大国防支出是非常困难的。在格林斯潘的鼓励下，斯托克曼准备削减社会开支，以便使预算达到平衡。然而，他的工作受到杰克·坎普和供给理论支持者的质疑，他们认为现在采取紧缩政策是没必要的。支持坎普的人断言，削减税收最终会催生“自我填平”的效应。

1980年12月18日，格林斯潘陪同斯托克曼与几位资深的共和党人在曼哈顿新世纪俱乐部（Century Club）一起用餐。斯托克曼努力向华尔街大佬推销里根的经济政策，却受到了质疑。投资者们被供给理论支持者吓到了。他们预计美国财政会出现巨额的赤字，为了弥补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所造成的损失，债券利率势必将被抬高。斯托克曼对这些“债券义勇军”允诺，里根的减税政策将会匹配相同规模的开支削减。“减税必须通过政治家勒紧裤腰带来获得支持。”斯托克曼说道。

在新世纪俱乐部的其他用餐者的反应恰恰显示了斯托克曼正面临的现实情况。

“华尔街都疯了，”坎普的盟友祖德·万尼斯基咆哮着说，“斯托克曼就是一个精神错乱的人，花了一整天推销根管，并威胁将寡妇和孤儿扔进雪里。”

万尼斯基坚持说：“如果当局将政治资本浪费在削减预算和对社会施加很多的痛苦及牺牲上，那么我们为降低边际税率、黄金美元以及供给繁荣所进行的奋斗都将失去意义。像过去一样，我们会终结于共和党的紧缩政策。”

这一冲突展现了格林斯潘的窘境。在芝加哥，他曾对媒体保证，里根总统的财政预算是说得通的，如果万尼斯基和同伴截取这个片段，那格林斯潘肯定会因赤字泛滥受到一些指责。不过，打击供给理论支持者就像是玩一场打地鼠游戏。在格林斯潘担任里根竞选团队的预算顾问时，他已经给了这些人一记响亮的耳光。如今，他们又从地洞钻出来了。

10天后，在斯托克曼的办公室，格林斯潘出席了一个有关预算的讨论会。尽管斯托克曼个人对华尔街作出了保证，但他一手建立起来的组织并没有对平衡预算作出过承诺。然而，虽然坎普的供给理论支持者在团队中占有一定优势，但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纯学术派也具有很大的势力。货币主义认为控制货币供应量的方式可以轻易地驯服通货膨胀。格林斯潘的存在是保证两派能安静地坐在一起的微弱希望。

这些人展开了一场关于经济预期的辩论，以求能够巩固里根总统的第一个经济预算计划。供给理论支持者认为，减税这剂补药能刺激美国经济加速增长。货币主义学派则固执地认为，得益于控制货币供给量这一魔法，通货膨胀率将会下降，这会带动利率下行。然而，这两个相互争锋的观点是完全不相容的。高增长意味着资本需求强劲，因此必然伴随着利率走高。如果供应理论支持者是对的，那么货币主义者就不对。战胜通货膨胀则暗示着衰退，如果货币主义者是正确的，供给学派可能不会得到他们预期的增长。斯托克曼身边人没有一个认为这种矛盾可以被解决，因此他们双方作出了一个荒谬的妥协：增长率将保持高位，而利率水平将维持在低位。格林斯潘在会议中一直都保持着沉默。

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斯托克曼走到了盖尔·福斯勒（Gail Fosler）女士身前，问道：“盖尔女士，您有什么看法？”福斯勒是美国参议院预算委员会的共和党经济学家。她是在接到便条后，匆匆忙忙地赶过来的，身上还穿着牛仔裤和高领毛衣，完全是一副节假日的打扮。

盖尔并没有被周围的激进分子吓倒，相反她很有礼貌地说：“这座城市中，你唯一拥有的东西就是诚实。如果你把这次讨论会的结论当作总统的预测，那么你将会失去你的诚实。”

会议很快就结束了，福斯勒和格林斯潘一边聊着，一边径直往自助餐厅走去。

首先，福斯勒很想知道，为什么她会被叫到斯托克曼的办公室开会。她在华盛顿以善于挑那些理论家的毛病而出名，很显然，这次会议不应该包括她。然而，一些有权力的人强烈认为她应该在场。在华盛顿，任何一次邀请都不会是随意发出的。

谁最可能邀请她来呢？为了验证自己给出的答案是否正确，福斯勒看着格林斯潘，然后问道：“我敢打赌，你现在应该很后悔请我来开会了吧？”

格林斯潘很诡异地对她笑了笑。“你做了我最希望你做的事。”他说。

福斯勒又看了一下格林斯潘，他比从外表上看起来更具权谋。在福特政府供职的那些日子里，他开始学会如何在官场上进行斗争的同时保护自己的资本。如果他要作出一种不受欢迎的理智判断时，通常他都会通过一个代理人来完成。

1981年1月20日，也就是在里根的就职典礼后不久，格林斯潘访问了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他在当地其实没什么业务，于是他趁这次访问，私下拜访了经济学教授默里·韦登鲍姆（Murray Weidenbaum）。满脸皱纹的韦登鲍姆不久后就会被任命为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他们曾经都在斯托克曼的经济预测委员会里工作。对于供给理论支持者盲目乐观的增长率假设，韦登鲍姆无比愤怒。

虽然格林斯潘明知韦登鲍姆是正确的，但他极力劝韦登鲍姆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经过供给理论支持者和货币主义者几个小时的讨价还价，这些预测才得以成形。如果即将上任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坚持重新展开讨论，那无疑会使预算政策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

然而，当韦登鲍姆进入白宫后，他把格林斯潘的劝诫抛在了脑后。他不愿在一个荒谬的预测引领下前行，该预测认为高增长率和低利率能同时存在。他不愿在华盛顿偷偷摸摸，不愿胆小地躲在一些阴险的代理人身后，不愿胆小地只挑选比较弱的对手战斗。韦登鲍姆告诉斯托克曼，如果预期的错误不被清除，他就会一路将战火烧到椭圆形办公室。

斯托克曼妥协了，他承诺修正预测中存在的矛盾之处。不过，他也警告韦登鲍姆，不要全面废除供给理论支持者的高增长预期。这样做会使里根政府疏远供给理论支持者，而他们在美国国会的力量绝对是不容小觑的。相反，通过突出保持原状的通货膨胀率，并忽视货币主义者，预测中存在的矛盾可以自行消除。另外，支持供给理论支持者而不是货币主义者还有效地使斯托克曼的预算计划变得更宽松。

韦登鲍姆接受了斯托克曼建议的方向。毕竟，货币主义者断言，通货膨胀率可以很快降低到2%。沃尔克肯定能将通货膨胀率降低至2%，这种想法简直是痴人说梦。韦登鲍姆喊道：“在我的任内，没有人能把通货膨胀率预测成2%。我们将会让整个世界笑掉大牙。”

斯托克曼要求韦登鲍姆，要以他能忍受的最大通货膨胀率来预测未来的经济增长。他想要看到尽可能高的增长率，因为高增长率将使未来的赤字看起来是可应付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适当地预计，1982年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会达到12.4%，即7.7%的通货膨胀率加上5.2%的实际增长率。

当韦登鲍姆将他的预测公之于众时，无论是货币主义者还是供给理论支持者都显示了极大的不满。斯托克曼后来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有人奚落这位教授先生：“请问默里先生，你这是用什么模型得到的这些数据呢？”

韦登鲍姆双手指着肚子，答复道：“它来自这里，我心中的那杆秤。”

在这场关于预测的辩论中，韦登鲍姆比格林斯潘显示出了更大的勇气，但少了一些必要的智慧。他一直要求，对经济增长的预期必须具备内在一致性，但他站错了队伍。结果显示，那些预言通货膨胀率将被征服的货币主义者距最终胜利只有咫尺之遥。1982年，美联储成功将通货膨胀率降至了3.8%，远低于韦登鲍姆预计的7.7%。与此同时，供给理论支持者对经济高速增长的预言则一败涂地。1982年，经济增长率下滑至1.4%，而韦登鲍姆之前预测的实际增长率是5.2%，两者相比就可以看出其“心中的那杆秤”有多么的不准。韦登鲍姆的高通货膨胀率、高增长率的预测使斯托克曼的财政预算在纸面上获得了平衡，然而，当预测被证明是完全错误时，低通货膨胀率、低增长率严重压低了税收收入。以当时的标准看，这实际上带来了一场预算灾难。1982年9月，财政赤字就已经达到了1 280亿美元，整年度的赤字则达到了2 080亿美元。这可以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预算执行情况最糟糕的一次了。

格林斯潘的政治嗅觉给他带来了好处。通过躲在代理人身后和只选那些“软柿子”式的对手，格林斯潘没有被这场财政耻辱波及。不过，在躲避这一耻辱的过程中，格林斯潘又积累了一条经验教训。里根的顶级经济官员及格林斯潘对其职位垂涎已久的美国财政部长等人，都很难通过管理预算获得什么荣耀。对于一个拥有无限野心的经济学家来说，真正的奖赏在别处。

真正从这件事情中获益的人正潜伏在一栋大理石建筑里，腿长一点的人12分钟就能从那里走到白宫。当斯托克曼和韦登鲍姆正在编制他们的预算计划时，保罗·沃尔克正在推进一些使预算计划受挫的政策。

沃尔克采取的行动远不止“周六特别之夜”的公告。在里根当选后，他的一系列举措足以让他载入史册。1980年的夏天，美联储的货币“紧身衣”引发了经济衰退；截至总统选举时，美国的失业率已上升到7.5%。补偿的兑现仍遥遥无期：通货膨胀率仅温和地下降了一点点。对美联储发动攻击的时机显然已经成熟。11月中旬，里根的智囊团齐聚洛杉矶，总统当选人的顾问们在这里发布了一份措辞强硬的声明。他们警告道，美联储的独立性“并不意味着缺乏问责”，并要求美联储公布清晰的货币供给量目标，还鼓励美国国会进一步“监控美联储的行动”。

两天后，即11月19日，亚瑟·伯恩斯在华盛顿拜访了沃尔克。他坐在壁炉前面的一把椅子上，点燃自己的烟斗。沃尔克则躺在沙发上，品尝着自己的廉价雪茄。

伯恩斯显得非常激动。他刚刚从洛杉矶回来，在那里弗里德曼和其他人都严厉地斥责了沃尔克。他开口说道：“弗里德曼想要废除美联储，他想用一台电脑替换你。”

沃尔克显得很冷静：“亚瑟，这只是一个隐喻。”

“我理解，保罗，不过，事情没那么简单。”伯恩斯描述了洛杉矶的会议，该会议已经被弗里德曼痴迷的货币规则主导了。整个会议的基调都预示着美联储的麻烦来了。伯恩斯看起来非常狂躁，这使沃尔克要反过来担心他了。“我以为他会犯心脏病。”沃尔克后来回忆说。

其实不用别人通知，沃尔克也能猜到政治家会攻击他；毕竟，卡特政府以前就曾找过他的麻烦。然而，伯恩斯坚持认为，此次对美联储的攻击比以前更加危险：在贝尔格莱德的演讲中，他已经强调过政治压力。弗里德曼是强大的压力联盟的领导者：该联盟的人同意其观点，并认为美联储或许能被一系列简单的规则所替代。供给理论支持者同样怨恨美联储，因为美联储的反通货膨胀政策使减税很难行得通了。

两个月后，里根总统正式入主白宫。其工作人员透露，他将访问美联储大楼。鉴于伯恩斯的警告，沃尔克对这个想法大发雷霆：他认为总统进入自己的办公室将会产生某种象征意义，这是应该完全避免的。为了防止造成总统侵犯美联储的印象，沃尔克要求会议转移到一个更安全的场所。他决定与里根总统在美国财政部共进午餐。

好像专门为了使这次会面吸引更多的注意力，里根拒绝驱车前往财政部大楼。美国总统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在华盛顿的街道走动了。当里根总统大步跨出白宫的前门时，人们看见一个英俊的、又高又瘦的人，他被助手和特工人员围着，后面还跟着一大群兴高采烈的记者。在美国财政部的台阶上，总统停下来亲吻了来自底特律的7岁的桑迪·科兹（Sandy Kotz），她是北美小姐选美大赛的冠军。科兹佩戴着一条肩带，上面写着“年轻的共和党人”。进入了财政部大楼后，里根直接坐在了木板会议室的桌子的最前端位置。

里根总统首先说道：“你知道，我很高兴看到了一个预测，它认为黄金的价格将暴跌至每盎司300美元以下。如果这是真的，这将意味着我们在对抗通货膨胀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沃尔克答道：“我对您的看法深表赞同，总统先生。”对话一开始的气氛如此缓和，他对此很高兴。

“好吧，我希望我们会取得更多的进步。”里根和蔼地说。

此时，被允许参加会议开始阶段的记者和摄影师带着器材离开了房间。

“不过，我有一个问题想让你帮助我。”里根继续说道。

沃尔克谨慎地回答：“如果我能的话。”

里根接着宣布：“我收到一些民众发来的信件，他们很想知道为什么我们需要美联储。你建议我该如何回答他们？”

这是一个惊人的问题。自1913年起，美联储就存在了。里根似乎正在暗示，回到19世纪。

多亏了伯恩斯的警告，沃尔克之前已经对这种问题做好了准备。“总统先生，或许这其中有很多其他状况。不过，我认为你有一个强有力的理由可以用来回答他们——我们经营得很好。不过，只有我们有抗击通货膨胀的勇气……一旦预算得到控制，在控制物价的压力方面我就能作出更好的尝试。”

他的回答很锋利。他不仅回答了里根的问题，而且将焦点转向了预算政策。提到了赤字，财政部长里甘加入了进来，他同意，预算必须回到平衡状态。在讨论了一些关于税收和支出的问题后，沃尔克把里根又引到了钓鱼方面的话题。他越是能避免谈及货币问题，就越能保持美联储的独立性。

午餐结束后，沃尔克回到他的大理石堡垒。预算政策可能是混乱的，而意识形态阵营之间的决斗已经迫使主流经济学家必须选边站。不过，没有人要求美联储主席改变路线。中央银行至上的时代正要到来了。

尽管对里根的预算数字还是存有疑虑，但格林斯潘还是忠诚地参加了公开庆祝活动。当里根总统公布其经济计划后，在1981年2月中旬为期一周的时间里，格林斯潘独自去了5次华盛顿，参加了无数次的白宫会议，并出现在7档电视节目中。尽管他永远不会支持共和党的激进势力，但他还是对官方政策十分尊重。《纽约时报》将他刻画成了类似于政务委员的变身人，他既可以在内部充当顾问，又可以在外部积极地担任权威评论员。他在专业上的易变性似乎正反映了其奇妙的双重人格。他看上去心不在焉，说话温和，并对社交话题漠不关心，连买衣服都成批买。然而，他很有权力，人脉广泛，还有着令人咋舌的高薪。他的年收入超过了50万美元，仅次于1980年超级棒球明星的100万美元的顶薪。

接下来几个月，格林斯潘不断通过媒体强调，削减开支在里根的计划中所占据的重要性。他还通过疏远供给理论支持者来维护自己的声誉，他强调，预算平衡对当时比对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他用一种新的言论来制造新闻点。在过去，格林斯潘曾公开谴责财政赤字，因为美联储会印钱来购买政府债券，所以助长了通货膨胀。现在，由于沃尔克的努力，美联储已经不再当印钞机了，因此填补财政赤字的钱将来自政府向私人的借款，这种借债行为最终将推高利率。在沃尔克的“周六特别之夜”之前的几年里，换句话说，财政赤字就意味着伤害储蓄者的通货膨胀。在沃尔克的政策革命之后，财政赤字则意味着伤害借债人的高利率。这种转变因为一个理由而变成了很麻烦的事，而格林斯潘有着至高无上的资格就此给出诊断意见：过高的借债成本会威胁金融稳定。储贷机构将被迫为拉存款而支付得更多，从而使其资金成本高于它们能从抵押贷款组合中拿到的固定收益。正如3月格林斯潘在《纽约时报》上所说的：“目前最重要的是让利率下降，从而避免触发这个危险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就潜伏在储贷机构中。”

格林斯潘呼吁通过削减赤字来降低利率，但供给理论支持者提出了不同的方法。就像德鲁伊挥舞着魔法护身符，他们要求总统恢复后者非常信奉的金本位制。在供给理论支持者看来，沃尔克的货币政策未能说服市场相信通货膨胀率会下降，所以才造成了利率持续升高。相比之下，恢复金本位制将向市场发出明确信号，通货膨胀将立即结束。这将有效地转变市场的预期。由于这种心理革命，利率将轻而易举地暴跌；根本不需要格林斯潘和保守派主张的“斩草除根式”开支削减。当然，实行金本位制意味着剥夺美联储在货币政策上的权力。当沃尔克以超人的姿态崛起时，供给理论支持者则想阉割他。

对于黄金锚的长期信仰者来说，供给理论是在滥用一种严肃的思想。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格林斯潘将金本位制视为规范政府的首选方式：由于无法再通过印刷美元来解决赤字问题，美国政府将被迫在收入与支出上保持平衡。然而，供给理论支持者拥护金本位制的初衷，不是将其视为预算约束的担保人，而是作为胡乱的预算的掩盖者：在他们看来，只要美国回归金本位制，减税对通货膨胀或利率就不会有不良影响。对于政府塑造预期的能力，格林斯潘一直持怀疑态度，因此他对这个观点并不买账。政府抗击通货膨胀的群众公信力是需要靠长期努力而积攒起来的。无论是尼克松的价格控制或供给理论的金本位制，在赢得群众公信力这一点上，它都不能像变戏法一样瞬间生成。

无论格林斯潘有着怎样的疑虑，金本位制阵营仍然不断推进。1981年5月，金本位制在战略上取得了一些成功。伯恩斯被任命为美国驻联邦德国大使，从而将反对供给理论的老顽固分子排除在华盛顿的辩论之外。《华尔街日报》冷漠地猜测了接下来的任命：格林斯潘可能会成为美国驻东京的大使。在随后的一个月，供给理论支持者仗着他们的优势，迫使当局宣布组建一个金本位委员会，其任务是探讨金本位制在货币体系中如何发挥作用。然而，最令人担忧的还是里根总统自己的态度。他长期以来对金本位制的向往依然存在着。随着失业率的提高，在自己的幻想方面，他不断受到企业界朋友的鼓动，这些人渴望着一种能替代美联储严格的纪律的备选方案。

当年7月，加利福尼亚一家储蓄银行的老板戈登·卢斯（Gordon Luce）给里根总统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对沃尔克发出了自己的抱怨。里根很快就回信并承诺说：“我将你的信发给了我们的经济学圣人，看他们是否能给出美联储必须存在的理由。”

果然，卢斯的投诉信被转给了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韦登鲍姆。信上还附带了里根总统的潦草批注：“我们真的需要美联储吗？”

为了使里根冷静下来，韦登鲍姆精心准备了一页纸的巧妙回应。他首先对里根总统转给自己的这篇文章表示了称赞：“写得很好，有思想、有深度。”随后，他承认，美联储作为应对通货膨胀的屏障缺乏可信性。不过，不能就此得出结论，中央银行系统应该被复活的金本位制取代。韦登鲍姆列举了20世纪50年代美联储所面临的情况。当时，面对杜鲁门会引发通货膨胀的需求面，美联储坚决抵制，从而使得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通货膨胀都得到了很成功的控制。韦登鲍姆认为问题不在于中央银行本身，而是中央银行经常没办法提供稳定的货币增长。“因为历届政府给了他们相互矛盾的指示。”韦登鲍姆哀叹道。保持每届政府的指示具有一致性，这才是解决问题之道。里根应该强调自己对美联储的支持，而不是对它进行攻击。

1981年8月13日，在自己喜爱的加利福尼亚牧场上，里根穿着牛仔靴和硬汉牛仔夹克出现在记者面前。他坐在古朴的椅子上对着照相机笑了笑，接着就签署了供给理论支持者想要的、肯定会耗尽预算的税收削减议案，使之成为法律。次日，他又将自己的想法拉回到金本位制，在这一点上，供给理论的影响就没有那么明显了。他再次给卢斯写了一封信，并保证说，经济学圣人对卢斯施加于美联储的批评完全认同，他们也没有对美联储缺乏公信力的结论提出异议。然后，他作出了指示，将韦登鲍姆的备忘录颠倒一下。

里根声明：“我们的政府和国会体制都是基于这样的主张，即法治优于人治。”他还满怀期待地写道：“然而，在货币政策上，并没有法律来规定美联储应该怎样来创造货币。我希望我们能对货币的创造施加限制。或许应按着这个思路建立一个黄金委员会。”

随着供给理论支持者不断攻城拔寨，白宫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开始有些坐不住了。4年前，杰克·坎普特立独行的追随者被嘲笑为“巴纳姆”，但是现在他们身后站着里根。里根总统显然把强有力的美联储技术官僚视为攻击自己的、具有反政府本性的罪犯。“坐稳了，朋友，因为黄金信徒就要来了，”《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霍巴特·罗文宣布道，“并且他们在白宫还有一个盟友，名字叫罗纳德·里根。”

将黄金浪潮推出轨道的任务，最终落在了格林斯潘的盟友马蒂·安德森身上。对于在白宫工作的所有人员而言，安德森仍然认为格林斯潘是他在这些问题上最喜爱的合作伙伴。1981年的春天，当黄金委员会任命各位委员时，安德森曾想尽一切办法让格林斯潘也列名其中，这样格林斯潘就可以从内部推翻回归金本位制的进程。虽然他的策略失败了，但安德森仍然与格林斯潘商议着反抗黄金阵营的方法。这两位志同道合者在货币问题上经历过相同的知识之旅。他们都在兰德时代接受了黄金锚，并且现在都认为它是不切实际的。

8月底，在里根给卢斯写第二封信的两周后，安德森和格林斯潘讨论了一个策略，它有可能挫败黄金阵营的游说活动。格林斯潘将公开呼吁美国财政部发行5年期的黄金债券，其利息和本金将用黄金而非美元来偿还。通过抛出这个话题，格林斯潘开始对黄金阵营发动攻击。毕竟，黄金债券将迫使政府放弃使用通货膨胀这种“假钞”来偿还债务的恶习。不过，这个建议的真正目的实际只是为了拖延时间。黄金债券的具体规划将涉及大量的晦涩细节，这将为人们提供一个借口，让美国政府延长黄金委员会下定论的最后期限。这样就能避免该委员会先发制人地向金本位制全面回归。拖延这个问题或许就能避免这个问题。

在9月1日美国劳动节，里根总统释放了另一个指示，表明他对传统货币政策越来越不耐烦了。“美联储是独立的，但它正在伤害我们。”他告诉自己的支持者。然而，在同一天，格林斯潘展开了自己的反击，在《华尔街日报》的专栏里，他详细陈述了黄金债券的提议。正如之前与安德森合计的那样，格林斯潘将自己的想法掩盖在了对黄金阵营的尊敬之下。“回归金本位制已成了一个热点，并在经济政策的议程中，其位置明显越来越靠前了。”他一开始这样写道，并承认黄金的纪律有强大的吸引力。不过，随后他又引入了一个小波折：即使金本位制代表了理想的货币体制，想实施它也必须突破令人畏缩的障碍。首先，美国政府将不得不重新确定黄金的兑换价格。如果它将黄金价格设定得太低，买入订单将会蜂拥而至，从而使黄金储备彻底耗尽，只能永久性地放弃金本位制。另一方面，如果把黄金价格定得太高，黄金持有人就会急于向美国政府出售黄金，而他们所获得的美元会使货币供应量激增，导致通货膨胀。由于存在这些风险，所以格林斯潘建议，在回归金本位制之前应该先重建货币和财政纪律，从而获得足够的时间使美元与黄金的比价在由市场确定的某个价位附近稳定下来。格林斯潘得出结论：“实施金本位制的具体条件目前还不成熟。”

在解释了为何热心的金本位制支持者还需耐心等待之后，格林斯潘提出了一种更合理的想法：发行黄金债券。这是一种可以获得黄金信徒支持的过渡性措施。美国财政部发行的黄金债券越多，在较低的通货膨胀率的条件下，它能获得的既得利益就越多。显然，如果放任美元贬值，按美元标价法，美国财政部用黄金来偿付债权人的成本就会上涨。同时，新措施将创造一种衡量手法，借此就能判断美国是否对返回到金本位制做好了充分准备。如果美元债券的收益率与黄金债券的收益率下降到了同一水平，那么这种交汇就表明投资者对美元和对黄金同样有信心。在这一点上，美元可以重新与黄金挂钩，并且还不用担心会出现类似尼克松时期的耻辱性贬值的情况。

格林斯潘的提议十分有吸引力。事实上，他将持续推动不受通货膨胀影响的债券。1997年，克林顿政府终于对他的呼吁给予了回应，创造了“通货膨胀保值国债”。虽然格林斯潘对黄金债券的倡议是真诚的，但他对金本位制的连篇废话却不是。他对金本位制的恭维只是为了迁就黄金阵营，或许也是为了向自己青春时代的信念脱帽致敬。毕竟，为了庆祝《阿特拉斯耸耸肩》的出版，他还给安·兰德送过微型金条。当时他仍定期与兰德在纽约大学俱乐部进餐，并且丝毫不想冒犯她。

然而，他现在秉持的成熟观点是，金本位制的方案可以用一个悖论驳倒。格林斯潘在两年前就向里根解释过自己的这个观点，而当时里根还只是候选人。格林斯潘曾在《华尔街日报》的专栏中指出：“回归金本位制的一个必要条件是特定的金融环境。然而，这种金融环境又是人们希望金本位制能够创造出来的。如果我们恢复了金融稳定，那么通过回归金本位制又能达到什么目标呢？”

1981年9月16日，就在格林斯潘的专栏文章发表两周后，沃尔克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接受了质询。如果存在一个时刻，沃尔克失去了抗击通货膨胀的勇气，那一定就是此刻。尽管格林斯潘和白宫在试图保护他的侧翼，但美联储的敌人们依然就金本位制问题对他步步紧逼。然而，沃尔克仍坚定地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将人们对美联储的指责转移到预算赤字上，坚称后者才是导致高利率的罪魁祸首。沃尔克发现，美国国会刚刚通过了供给理论支持者提出的减税议案。如果国会想让借贷成本降低，现在它就应该严格控制开支。

佛罗里达州民主党参议员劳顿·柴尔斯（Lawton Chiles）不喜欢沃尔克的报告。美联储主席敦促克制支出，这当然是非常好的事，但政治家们并不认为他有这个资格，特别是在美联储的紧缩货币政策已经将美国经济搞得一团糟的情况下，他们就对此更加不满了。如果沃尔克把斗争的矛头转移得太过猛烈，那就是在自找麻烦了。

柴尔斯威胁道：“这会引起暴动的。”如果美国国会不采取措施来帮助受经济衰退影响的人，这个国家就会出现“试图将美联储踏平的压力……你给我们上了一堂不错的课，告诉我们应该削减多少开支。然而，我……并不认为它有丝毫执行的可能性”。

柴尔斯是在履行一项庄严的传统。政治家们可以威胁美联储，而美联储给政治家上课的情况则不该发生。

沃尔克粗暴地回应道：“你是政治专家。我所说的是国会和政府现在所面临的挑战，也就是他们应该尽其所能地削减开支。枪杀信使或者美联储主席不会对任何人有好处。”

柴尔斯反驳道：“与削减庞大的开支相比，拿掉美联储主席更加容易，这就是我害怕会发生的事。”

沃尔克咆哮道：“让我们明确一点，或许拿掉美联储主席更加容易，但即使美联储群龙无首，美国经济依然会面临你开始提到的同样的问题。”

两天后，即1981年9月18日，黄金委员会再次召开会议。沃尔克在参议院的反抗表明他是多么的孤立无援。对他失去耐心的人，已经不只是坎普这些供给理论支持者和里根的生意伙伴了。处于高位的长期利率反映了不断膨胀的预算赤字，尽管他和格林斯潘秉持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但与黄金阵营的“甜点”相比，他们的观点只能算“花椰菜”，两者的受欢迎度肯定不可同日而语。供给理论甚至认为，除了解决通货膨胀和高利率，黄金还能奇迹般地解决预算问题。得益于黄金，越来越低的利率可以使政府在偿债开支上省一大笔钱。这样一来，很快就不会再有赤字了。这个观点实在太令人陶醉了，黄金的势头看上去势不可当。

然后，这一势头忽然停止了。在美国财政部华丽的现金厅（Cash Room），即美国内战后的多年里民众兑换金银的地方，时任美国财政部长唐·里甘哀叹道，金本位制极其复杂，关于恢复金本位制的技术问题还存在广泛争论。里甘继续补充说，不可能存在一个既快又简单的解决办法。随后，他开始重复格林斯潘在《华尔街日报》上的观点。为了有时间来充分考虑问题列表，黄金委员会本来定在10月的最后期限将不得不延长。其最后期限可能会再被延长6个月，也可能会延长更多的时间。

在这个过程中，里甘扼杀了弥漫在黄金委员会中的紧迫感，而最终该委员会将演变为开放式的清谈会。用不了太长时间，供给理论支持者就能猜到他们的“挫折之源”了。9月25日，万尼斯基给格林斯潘发了一封信，并邀请他来参加“黄金午餐会”。祖德·万尼斯基打算借此机会，与格林斯潘辩论，反驳他在《华尔街日报》专栏中表达的主张。万尼斯基愤怒地抗议道：“因为你对政府政策有巨大的影响，所以我认为你应该理解我们的观点，至少应该意识到它对总统和美国非常有益。”然而，事实上格林斯潘及其白宫盟友对万尼斯基的观点早就一清二楚了，而他的故意拖延战术将如愿以偿。将关于黄金的争论拖延6个月，这保证了通货膨胀率有充足的时间下降，从而使替代美联储的强烈要求失去现实意义。1982年2月，黄金委员会最终站出来赞成维持现状，供给理论支持者最大的收获可能就是他们的问题被讨论过。

1971年，尼克松的白宫是为了控制美联储而招募格林斯潘的。10年后，里根的白宫招募格林斯潘却是为了相反的事。格林斯潘总是能灵活地扮演被指派的角色。就像他曾阻挠亨利·基辛格与伊朗的石油交易一样，格林斯潘先假装支持他的对手，然后熟练地拖时间，最终从黄金的热心拥护者变成其最狡猾的对手。美联储的权力最终得到了保存。美联储主席的声望不断地增长，甚至进一步扩大了。

1981年年底，里根政府再次寻求格林斯潘的帮助，而这一次主要是为了解决政府的养老金负担问题。深受民众爱戴的社会保障系统负责给约3 600万名受益者邮递普通支票，然而，它的现金流出问题了。如果在1983年春天之前，这种情况得不到改观，那么届时就将没有足够的收入来保证支票的兑现了。为了应对这个即将到来的灾难，里根政府需要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因此，当年的12月16日，里根政府颁布了第12335号总统行政令，创建了美国社会保障改革委员会，并任命格林斯潘为主席。当时，里根总统坐在椭圆形办公桌中央，下属在他的身后围成了半圆。闪光灯亮了一下，这群人为了后人而留下了自己的影像：在这9位“头脑清醒”的男人中，格林斯潘显得庄重严肃，他其实也是最清醒的一个。

因为格林斯潘崇尚经济自由主义，所以对他来说，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或许是一个理想的机会。在里根总统创建该委员会的时候，弗里德曼创建了作坊式的小组织，来推动政府养老金的私有化。现在，格林斯潘掌控的团队有能力对一些可能的建议采取实际行动。早在7个月之前，即1981年5月，格林斯潘的盟友斯托克曼就提出，通过大幅削减福利支出的方式来解决社会保障赤字的问题。格林斯潘当时对于这个建议很兴奋，并认为：“是时候让这个系统恢复一些理智了。”里根总统本人则被认为是这场彻底改革的后盾。在1976年第一次竞选活动中，里根就要求对此进行彻底改革。“像我这样的人是不应该得到社会保障的，”总统将会这样说道，“我的朋友都在火树俱乐部（Burning Tree，华盛顿郊外的私人高尔夫俱乐部），他们也不需要社保。”

不管总统的初衷是什么，格林斯潘作为社会保障改革委员会主席的使命却与弗里德曼不同。斯托克曼的福利削减计划已经引发了代价高昂的政治抵制。80多岁高龄的佛罗里达州民主党众议员克劳德·佩珀（Claude Pepper）举起紧握着的拳头，声称政府的倡议“无异于向老年人口的经济保障发起大规模的攻击”。民主党在各关键州的执行机构为了来年的美国国会选举，已经准备在社会保障问题上大做文章了。格林斯潘作为新的社会保障改革委员会主席，其任务就是控制政治上的损害。詹姆斯·贝克是杰出的竞选运动操盘手，当时正担任着里根的幕僚长，他向格林斯潘指明了社会保障改革委员会的任务。通过私人储蓄账户或者大幅度削减福利来解决社会保障问题并不是格林斯潘的职责所在。格林斯潘一方面要压制激进派的建议，一方面还要对该系统进行修复，从而安抚佩珀，并减少共和党在选举中的脆弱点。这位对福利国家大肆攻击的兰德主义者就这样被聘为了其修复人员。

在椭圆形办公室的照片被公布之后，格林斯潘跟着里根来到白宫简报室。在那里，记者们的情绪都很高昂，毕竟社会保障可是很热门的话题。

里根只是简短地评论了几句，然后就留下格林斯潘一个人来回答记者的问题。

记者真正想要了解的是，社会保障改革委员会是实质性的还是政治性的。其披露的条款表明，在次年12月它才会发布自己的调查报道，而这恰巧就在美国国会选举之后。12个月的审议期不得不让人怀疑，时间是否太长了。里根政府只是希望，通过格林斯潘使社会保障问题在国会选举前消停下来，是这样吗？

格林斯潘向记者们保证：“这绝对与选举无关。想全力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更长的时间，这才是关键之处。”复杂的技术问题已经呈在各位委员面前，例如通货膨胀、利率波动以及社会保障和养老金体系的关系。“即使在最顺利的情况下，这也是一项需要一年时间来完成的工作。坦率地讲，能不能解决我不敢保证，但从政府的角度出发，至少是需要那么长时间才能解决。”

即使一名初级记者也能看穿这些借口。这个委员会的存在显然是一种政治策略，其目的就了削弱民主党手中的竞选弹药。

记者们再次追问，希望能得到更令人信服的回答，可是格林斯潘却一直在回避。他很乐于在幕后玩政治，也很擅长在公共场合解释一些政策。然而，他不愿意把两者结合起来：当他的话出现在次日的报纸头版时，他不愿让别人看出自己带有党派动机。一年之前，在兰乔米拉，他就参与了前总统福特的密谋，后者当时正在考虑是否再度向白宫发起“进攻”；在底特律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他又处在了政治密谋的中央。格林斯潘已经建立起了超脱于政治斗争之上的技术官僚的形象，他并不想破坏这种形象。

在坚持了很长时间后，格林斯潘最终投降了。他放弃了自己之前的理由，承认即将到来的美国国会选举可能与其委员会的时间表有关。他很大胆地说：“事实上，这或许是一件好事，而不是坏事。我的意思是说，这就是政治之所以叫政治的原因。”

然而，不仅仅只有记者在攻击社会保障改革委员会。在新闻发布会后不久，格林斯潘在曼哈顿的大学俱乐部和安·兰德一起用餐。当谈到社会保障问题时，兰德开始非常愤怒地指责他，并因此使所有人都投来诧异的眼光：一位已经76岁的、身材矮小的老妇人正在训斥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在福特政府刚成立不久时，兰德非常欣赏格林斯潘向福特政府靠拢的举动，并相信如果福特总统要求格林斯潘做违反原则的事情，他肯定会放弃。然而，格林斯潘没有担任里根政府的职位，但他的所作所为显然违反了自己的原则和总统的原则。作为经济自由主义者，难道他不应该很情愿地对集体退休规定来一场彻底的改革吗？考虑到里根的偏好，难道他不是拥有千载难逢的机会来做这件事吗？不管怎么说，里根总统被推选出来，是因为他有一些大胆激进的想法，例如自我填平的减税、回归金本位制以及疏通社会保障体系。然而，伴随着反对减税的呼声越来越大，改革的热情正在逐渐被埋没。格林斯潘并不像兰德之前所想的那样，能自主作出决定，现在他仅仅是为别人做事而已。

大学俱乐部的这次共进晚餐是格林斯潘与其导师的永别，几周后，也就是1982年3月6日，兰德因为心脏衰竭死于纽约的公寓。她的尸体被放在殡仪馆的房间里，该房间的旁边摆着一个1.8米高的美元标志物。数以百计的悼念者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在麦迪逊大道排着长龙来悼念她。很多人一边流泪，一边用低沉的语调谈论她。一些人眼含热泪，讲述了兰德如何永远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兰德的律师尤金·温尼克（Eugene Winick）发现格林斯潘在严寒中排队，在人群中显得特别孤单。他邀请格林斯潘通过一部专门为亲朋好友准备的电梯，来到兰德的棺木前悼念。尽管两人在社会保障问题上存在冲突，尽管格林斯潘最终背叛了金本位制，但格林斯潘自始至终都是兰德的学生。

兰德在格林斯潘65岁生日那天去世，这使得他变得很暴躁。在其公司的同事看来，他失去了往日的幽默。不过，他继续做着一直做的事情：在纽约经营自己的生意，继续就经济主题回答媒体记者的提问，时不时地在电视上露面。3月18日，在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会议上，他能感觉到风向开始倾向于自己：餐桌上的大部分人都同意优先削减预算赤字。当亚瑟·拉弗试图把谈话转向黄金的魔力时，房间里的其他人直接选择了忽视。不到一年后，里根大胆的减税政策被证明是错误的。就像关于金本位制的讨论一样，格林斯潘正在领导适度增加税收的动议。传闻开始浮出水面，格林斯潘会以经济“沙皇”的身份回到白宫。这些传闻激怒了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唐·里甘，他感觉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不过，他也没办法阻止格林斯潘继续熠熠生辉。

然而，想在社会保障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则非常困难。虽然忠于贝克的指示，但格林斯潘对于该委员会的组织工作并不着急。直至1982年2月底，格林斯潘才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该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已经决定了没有什么东西能很快得到通过。因为有佩珀在，他在去年5月曾强烈反对政府提出的社会保障削减计划，保守派曾称他为“红辣椒”。其他与会者还包括中间派的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及共和党重量级人物，比如在战争中负伤的英雄参议员鲍勃·多尔（Bob Dole）等。在这么多样化的人群中，几乎没有人认为能够达成共识，但格林斯潘认为即使他们持有不同的观点，但委员们也必须基于一系列共同的事实展开工作。格林斯潘告诫他的同僚们：“如果要形成一个跨党派的共识，我们就必须为这些建议忍气吞声，并签上我们的名字。”很明显，他对这件事情很认真。因为社会保障资金如果无法周转，对白宫来说将是一场灾难。

多年后，格林斯潘领导的社会保障改革委员会被视为两党合作的典范。然而，在当时，它也不是永远和谐的。尽管格林斯潘努力呼吁两党礼让，但华盛顿的政治积怨很快就蔓延到了该委员会。1982年5月，共和党人因在美国国会公布了削减社会保障的预算，从而得罪了民主党。民主党人指责共和党人在该委员会的协议上动了手脚。参议员莫伊尼汉宣布：“我可不想违背自己的信仰讲话。”这显然是在暗示有这样的行为存在。几天后，格林斯潘的委员会举行了第三次正式会议，莫伊尼汉又再次抨击共和党，他控告“政府已经让一些年长的人认为，他们不会得到自己的社会安全保障”。一位名叫威廉·阿姆斯特朗（William Armstrong）的共和党委员反驳说：“莫伊尼汉参议员翻来覆去地在煽动这个问题。”佩珀慈祥地看着格林斯潘，并要求他控制一下阿姆斯特朗。他指责说：“如果一位委员可以随便对另一位委员进行攻击，那么我们只会成为一个不断争吵的小组。”

格林斯潘带着微弱的希望表示：“我们可以将这些攻击言论降至最低限度。”他还补充道：“先生们，我可以要求将这一特殊的讨论转移到其他场所吗？”

然而，他委婉的请求并没有奏效。参议员多尔转向电视摄像机苦笑着，面无表情地说：“我想向委员会中的非国会议员道歉，因为我们在众议院和参议院都是这样的。”然后，多尔也投入进了这场战斗。格林斯潘看上去非常无奈。

在1982年11月的美国国会选举前，格林斯潘的委员会没有取得一点实质性进展。即使是白宫赋予它的非常明确的任务也没有完成。在国会竞选期间，民主党人就社会保障问题无情地进行了狂轰滥炸，两党联合的社会保障改革委员会的存在并没有丝毫抑制住这一点。佩珀自己不知疲倦地在十几个州做政治性巡回演说，其实这正好证明了一个靠助听器的82岁老人是完全有能力工作的，尽管他宣称老人需要国家的福利。在一定程度上，由于佩珀的努力，民主党人在众议院净增加了26席，而对于格林斯潘而言，唯一的好消息就是选举结束了。

格林斯潘决定在华盛顿以外举行下次会议。远离美国国会的紧张气氛，委员们对自身使命的注意力可能就不会那么分散了。随着竞选活动的结束，委员们的党派分歧也会减弱。因此在国会选举一周后，委员们聚集在了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的一家不伦不类的拉马达连锁酒店（Ramada Inn）。在酒店外面，一群自称“灰豹党人”的老人注视着这次会议。他们高呼：“没有如果，没有但是，也没有社会保障的削减！”

审议进行到一半时，参议员多尔和一位民主党委员起身离开了。这实际上是一个好兆头：由于阳光法案要求会议必须向公众开放，所以很自然地，真正的谈判结果都会发生在远离摄像机的私人会议上。不一会儿，又有几位委员走了出去；待多尔回来，他重新参与到了会议议程，双眼充满目的性，弯腰去和格林斯潘谈话。尽管会议由格林斯潘主持，但他也退出了房间，留下社会保障改革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去阻止摄像机的拍摄。

格林斯潘跟着多尔走到一间密室内，缺席的委员们都聚集在那里。在僵持数月而毫无进展后，多尔忽然发现了一丝微弱的希望。民主党人准备在社会保障福利的削减数量上接受调整。格林斯潘知道民主党的调整可能预示着一个突破。然而，他也明白，这不是他能决定的。尽管后来围绕着该委员会的神话认为，格林斯潘将社会保障拉出政治领域，从而在技术方面达成了妥协，但真正的谈判权其实还是在白宫。格林斯潘和詹姆斯·贝克通了电话。

贝克非常想解决社会保障问题。然而，他需要的不是象征性削减，因为里根总统更喜欢激进的人。里根总统会时不时严肃地威胁道：“我要去广播电台，我要走到国会的领导面前，我要告诉美国公众。必须有一个更好的办法。你们只是在那里走来走去，却从来不带来好消息。”

在听了格林斯潘对民主党的让步的描述后，贝克立刻把他们解散了。然而，这并不是格林斯潘的过错。贝克之前选择格林斯潘筹建该委员会，只是因为他需要一个有能力处理政治事务的经济学家作为自己的政治盟友。格林斯潘很好地扮演了这个角色。尽管格林斯潘很努力，但他的委员会是注定会失败的。在12月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后，该委员会很快就解散了。

在很失望地将解散的消息传达给各位委员后，他向公众发表了一个讲话。1983年1月3日，即委员会解散的两周后，他以电视评论员的惯常角色作出了最后的请求。他认为，社会保障体系的财务状态得不到改善，就会强化华尔街的预期，使它们认为政府将永远无法解决预算赤字问题。这也将证实政策已经无能为力了。只要华尔街认为华盛顿已经无能为力了，利率就会保持在高位，经济复苏将会无限期地被推迟。

就在格林斯潘通过电视发出请求的那一天，参议员多尔也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发表了他的一篇署名文章，他也决定通过媒体进行协商。多尔指出，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的立场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存在巨大分歧，少数技术调整就足以挽救社会保障系统。莫伊尼汉阅读了这篇专栏后，欣喜地穿过过道去赞美他的同事。

莫伊尼汉问：“我们难道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委员会被解散吗？”

多尔和莫伊尼汉同意做最后的营救，但他们需要一种新的谈判形式。整个委员会太过庞大，而且要想和不受约束的成员达成一种默契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们把格林斯潘和其他两位温和的委员聚集起来，然后这些人又与白宫的詹姆斯·贝克取得了联系。“多尔–莫伊尼汉小圈子”现在已经取代了格林斯潘主导的委员会。

两天后，即1983年1月5日，“小圈子”在华盛顿福克斯豪尔路（Foxhall Road）贝克的家中碰了头。因为最终的交易还是需要总统的支持，所以贝克和他的工作人员花了很大的努力去游说共和党，随后他们又转向格林斯潘，以确保这些预算的数字都是正确的，因为之前这些技术细节都是由他来操作的。显然，如果没有格林斯潘的帮助，任何计划都不可能实施。讨论的第一天进展良好，在接下来的一周，谈判仍在秘密进行，有时在贝克的地下室，有时在白宫对面宾夕法尼亚大道布莱尔酒店（Blair House）的总统套房。1月8日是周六，他们获得了短暂的休息，去观看了全美橄榄球职业联赛的季后赛，最终华盛顿红人队击败底特律狮子队。然后，谈判又围绕着冻结生活费用的调整和社会保障福利是否应纳税重新开始了。一年前，格林斯潘主导的委员会被要求想出一种可行的方案给白宫，而现在白宫正在直接处理这一问题。

1983年1月15日，周六，早晨的时候，“多尔–莫伊尼汉小圈子”在布莱尔酒店开了最后一次会议。这次通过一系列务实的小调整，例如将社会保障的偿付能力至少增加到19世纪90年代的水平，根据生活成本的调整将会被延迟，预定工资税的增加将被提前推出，富裕的退休人员将支付他们的福利税，等等。会议在中午结束，正好他们能赶得上观看华盛顿红人队在迈向“超级碗”路上的另一场比赛。

一旦谈判人员达成了协议，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在政治上推销它。贝克准备向外散播总统的背书，但他为了多得到一份保险，提议拉民主党众议院时任议长蒂普·奥尼尔（Tip O'Neill）加入小圈子，以此来为协议加码。然而，当奥尼尔听到白宫的要求时，发出了不堪入耳的辱骂。很明显，贝克想获得联合背书是不太可能的。

贝克径直前往白宫咨询总统的想法。如果奥尼尔拒绝支持这些建议，他们需要一些其他的政治保险：里根不可能单独作战，承受削减福利带来的所有反对声浪。当晚7点左右，贝克带着总统的决定回到了布莱尔酒店。里根总统将支持这些决定，但前提是这些决定需要获得原社会保障改革委员会的通过。

于是，格林斯潘走出布莱尔酒店，梳着油亮的棕色大背头，戴着眼镜，走在寒冷的夜晚中，显得尤其严肃。他走过总统招待贵宾的地方，来到了优雅的白宫的北面，然后拐个弯就到了拉斐特广场（Lafayette Square），在其旁边的一间办公室里，其余的委员们正在等他。经过了几个月毫无目标的挣扎，现在又到了属于他的时刻。他需要传递委员们的支持意见，即使大部分委员已经退出了，但他们也必须在表决书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面对前社会保障改革委员会的委员们，格林斯潘解释了在布莱尔酒店所达成的协议，现在需要大家的表决。令他惊讶的是，佩珀想和他单独说几句话。

佩珀操着南方口音问道：“艾伦，你参加了这些秘密的会议，你很清楚会议达成的协议，也了解我的立场，那么现在，你站在我立场上考虑一下，我可以签署这些文件吗？”

格林斯潘盯着这位国会议员，他的脸皱巴巴的，鼻头圆圆的。几个月前，里根的一位助理告诉《时代周刊》，佩珀在民主党中是唯一有能力威胁到里根总统的。然而，现在他正在向格林斯潘寻求建议，格林斯潘是明白人。他告诉自己，佩珀无论如何都是会投票的。

因此，他说：“我可以向你保证，你一点儿也不用担心签署这份最终文件会引发什么问题。”

当表决结果出来时，15名成员中有12名表达了支持意见，包括佩珀这位白发苍苍的平民主义者。这已经足够了，格林斯潘跑上楼给白宫打电话，告诉里根总统他们已经表决通过。当他下楼时，发现佩珀正在接受一大群记者的采访。尽管佩珀喜欢有什么说什么，但这个时刻总算有惊无险地度过了。

大约在午夜时分，会议结束了。原社会保障改革委员会的委员们集体达成了妥协，这会被后世当成范例来铭记：当美联储开始作为经济政策的主导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时，这些来自各州的优秀政治家的才能是不会被忘记的。然而，此刻是时候分道扬镳了。他们走进拉斐特公园，寒冷的天空中已经飘起了雪。他们凝视着白宫，在象征着美国政治中心的屋顶上，已经覆盖上了一层薄薄的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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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党的“沃尔克”
A REPUBLICAN VOLCKER

1982年8月13日，当格林斯潘还深陷社会保障改革委员会的各种麻烦中时，一位耶鲁大学毕业的墨西哥技术专家抵达了美联储位于华盛顿的办公大楼。他先前已经多次造访过这里，并十分期待能再次吃到美联储高管餐厅中一直提供的柠檬酥皮馅饼。不过，与过去几个月的数次拜访不同，在此次拜访中，墨西哥时任财政部长赫苏斯·席尔瓦·赫尔佐格（Jesus Silva Herzog）不再向美联储主席简述潜在的风险，而是准备用大量的材料阐明那些风险已经发生了。因为外汇储备正极速减少，所以墨西哥政府已无力偿还欠美国银行的大量债务。这很可能导致周一开市后发生违约。

保罗·沃尔克在周初时，就已经收到了其手下的提醒，并为赫尔佐格即将带来的消息做好了准备，为此他还中断了怀俄明州的钓鱼之旅。他知道，墨西哥的破产危机是美国创造的，确切地说是他个人创造的。在被提拔为美联储主席之前，沃尔克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美国联邦储备体系由12家地方性银行和位于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局构成，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是地方性银行中最重要的一家。1975—1979年，在担任纽约储备银行行长的这4年间，他肩负起了管理这家被称为“货币中心”的银行的责任。拉美地区的债务在其任期内迅速扩张，而他没能避免此事的发生。当就任美联储主席后，沃尔克承担了更大的责任。尽管位于华盛顿的美联储聘用了一大批老练的银行监管者，但是沃尔克还是没能带领这支由银行监管者组成的军队，在拉美地区债务问题上力挽狂澜。这直接导致美国最大的几家银行持有过多的墨西哥债权，而墨西哥迫在眉睫的违约势必对这些银行的生存构成威胁。整个美国的金融系统处在崩溃的边缘，而沃尔克是最该为这种情况受到指责的人之一。

如果这个瑕疵影响了沃尔克的纪律信徒的形象，那么他对赫尔佐格的回应则证明他并不总是那么强硬的。尽管其老顽固派的名声已经流传在外，但他仍愿意在危机时印刷钞票。事实上，在赫尔佐格当年8月中旬的拜访前，沃尔克就已经在4月谨慎地向墨西哥提供了6亿美元贷款，在6月再次发放了2亿美元。8月初，他又一次提供了7亿美元的贷款。由于对于墨西哥危机而言，这些尝试性援助都被证明是杯水车薪，所以沃尔克决定对墨西哥危机采取重磅救援措施。由于获得了美国财政部唐·里甘的帮助，他筹集了高达35亿美元的应急资金，这比7年前格林斯潘一直抵制的对纽约的援助计划还要多50%。墨西哥可以获得更多资源，并最终保证自己有能力偿还这笔债务。由于得到了美联储保证实施救助的承诺，所以赫尔佐格成了墨西哥的英雄。

沃尔克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攻击，因为他使得美国贷款人暴露在巨大的风险中，最终不得不通过实施救助来挽救。曾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担任美联储主席的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公开表示，沃尔克是一位非常好的货币政策执行者，但在银行监管方面则一窍不通。沃尔克的监管失灵令人非常失望，因为他制定的货币政策本可以提醒自己，银行存在出现问题的可能性。1981年的春天，格林斯潘曾辩称，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已经颠覆了借款者和贷款者之间的关系，使得出现某种债务危机几乎成了一种必然。在沃尔克的政策改革前，借债者认为通货膨胀会侵蚀债务的实际价值，于是大肆举债；而在沃尔克的政策改革后，通货膨胀率下降，这迫使借款者支付超出他们预期的欠款。美联储主席强硬的货币政策使其宽松的监管政策变得岌岌可危。

当沃尔克在美国参议院被反复盘问关于墨西哥的失误时，他的回答预示了，他的接班人在危机过后将采取的自我保护措施。“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预见未来。”他辩护道，不能指望监管机构反复猜测华尔街专家的决定。“个人借贷者自己作出信用判断，这仍然是我们金融和经济体系的核心。”他继续说道。虽然他作出了让步，同意重新审视对银行的监管，但是仍然强调了给华尔街施加监管压力所带来的风险。“同时还存在过度反应的风险，即不恰当的激励导致信贷突然的萎缩。”他在美国参议院发表讲话时说道。他坚持说，毫无疑问，监管是需要的，但是监管“应该与保持系统正常运转相平衡”。

著名的参议员威廉·普罗克斯迈尔被激怒了。“危险的信号对所有人都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有人蓄意地反应迟钝，”他嘟囔着，“主席先生，经过了这么多场听证会，我认为我们必须得到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的答案：我们的监管部门在哪里？”普罗克斯迈尔认为，美联储的银行监管者“对于建议、监控、诱导、哄骗、激励等，他们都做了，除了那些需要付出代价的，这就是监管”。普罗克斯迈尔暗示，对于美联储礼貌的诱劝，银行的漠视让人想起亨利·希金斯（Henry Higgins）在《窈窕淑女》（My Fair Lady）中的评论。“她将会询问你的意见，你的回答将非常简洁，然后她还是会做她想要做的事。”他强烈地谴责道。

普罗克斯迈尔定了定神，恢复了投向沃尔克的凶狠目光，直截了当地问道：“监管足够有力吗？”

“我想，现在回想起来，也许不够。”“巨人”沃尔克谦卑地回答道。

似乎对于监管方面的羞辱还不够，随后他们又开始谴责沃尔克在货币政策方面的改革。对墨西哥的35亿美元紧急援助延缓了银行体系的立刻崩溃，但是没有消除未来发生危机的风险，尤其是严重的经济衰退使美国数以千计的借款者破产，增加了银行的损失。“我们处在非常敏感的时期。”沃尔克在8月24日告诉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的同僚们。他指出：“对银行系统稳定性的担忧，恐怕从某种程度上看还是很合理的。”10月5日，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另一次会议上，沃尔克重申了自己对1929年银行危机再次发生的可能性的担忧，并把其作为现阶段美联储的工作重心。美联储的政策目标由稳定物价转变为稳定金融体系的时刻已经到来。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一次投票中，他们以9比3的票数决定，降低利率，并放弃保持货币数量稳定增长的目标。这标志着货币主义学派政策实践的结束。

沃尔克尽可能低调地宣布了这个转折点。他沉默了整整5天，然后利用在阿肯色州温泉城（Hot Springs）开会的时机，将这个消息放了出来。“我认为我们在一周之前有了一个好主意，”他吞吞吐吐地开始说道，“我感觉或许我们不应把一直以来强调的M1作为操作目标。”从货币数量目标到直接控制利率，这个转变只是一个“小的技术问题”，他接着说道。它是可逆的，很可能是暂时的，这当然是不值得上头版的新闻。25年后，美联储把清晰的沟通作为政策工具组合的核心部分。然而，在1982年，沃尔克故意模糊了他的报告。在对抗金融危机和通货膨胀中进行艰难抉择时，他在两个方向上同时出发了。他的利率政策是对抗金融危机的，而他的沟通策略则用来对抗通货膨胀。

对于那些明白货币主义时代已经过去的人而言，沃尔克似乎已经解开了自己的防护盔甲。自他上任3年来，这位美联储主席遭受了多次个人攻击。“这个人在杀死我们。”白宫幕僚长贝克曾在1981年的夏天提出了抗议。然而，沃尔克用一系列以货币供给量稳定增长为目标的声明作为掩护，从而保全了自己，因为惩罚性的利率水平并不真正是他的责任。现在，由于放弃了货币供给量目标，沃尔克再也不能通过这种方式保护自己了。此后，他将直接操控利率，这让他再也不能假装高利率水平与自己无关了。而且，他已经放弃了指导政策的原则，取而代之的是仅凭个人判断。货币供给量政策不再受任何系统和规则管制，而由美联储主席领导的委员会自行决定。

1983年4月，沃尔克的脆弱性全部显现了出来。在白宫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弗里德曼将矛头直指美联储的这位领袖，并转身对里根说道：“正是因为美联储在沃尔克领导下所出台的政策，所以才使我们不得不面对由货币供给引发的通货膨胀冲击，而这种情况必须需要尽快纠正。”由于无法通过理论框架使自己的决定获得合法性，沃尔克只能默默地忍受批评。他的判断与弗里德曼的判断相抵触，没有人保护他。

1983年4月18日，一向保守的《华盛顿时报》报道了里根将不会再次任命沃尔克的消息。作为美联储主席，沃尔克的4年任期将在当年8月截止。美国财政部长里甘向总统建议：沃尔克没有资格再得到另一个4年任期。尽管白宫否认了这个传言，但事实上，里根的政治团队确实希望一位共和党人主导美联储，这样就可以在制定利率水平时留心考虑一下次年的大选。里根总统一直没有任命沃尔克的事实似乎也证实了《华盛顿时报》的猜测。如果沃尔克将连任，那为什么里根总统还一直保持沉默，从而使人们认为沃尔克是一位即将卸任的官员呢？美联储主席的位置由此将出现空缺的情况，而其中最热门的人选正是格林斯潘。

格林斯潘成为首选的原因是很有吸引力的话题。这显然不是因为他与沃尔克有不同的政策主张。“格林斯潘是不抽雪茄的共和党的沃尔克。”《新闻周刊》评论道。在货币政策问题上，两人难分伯仲：格林斯潘也曾和沃尔克一样，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强调抑制通货膨胀的必要性。同时，他还在金本位制运动中保护沃尔克，使其免受攻击。他主张在制定政策时应更重视酌情性而不是规则，这使他坚定地支持沃尔克以货币供给量为目标。在监管问题上，众所周知，格林斯潘更加主张自由放任。然而，在墨西哥崩溃后，这种差异变得模糊了，因为格林斯潘拒绝成为沃尔克的抨击者，尽管许多媒体邀请他这样做。

在1983年1月2日的媒体见面会上，格林斯潘有机会贬低沃尔克领导美联储的历史。“鉴于不计后果地向墨西哥放贷，想必银行应该受到更严格的约束。”一个记者问他。

格林斯潘没有上钩。“我会认为监管有作用吗？”他自问自答道，“我对此表示怀疑。”

那位记者再次尝试。他暗示道：“至少银行应该被禁止对同一个国家放贷过多，难道不应该这样吗？”

格林斯潘再次反驳了他。格林斯潘很乐意承认，银行一直是不计后果的。银行家，就像金融市场一样，并不总是有效的。然而，他对监管约束是否会使一切更加安全表示质疑。“武断地勉强这些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总得有人去作那些判断。”他解释道，指的是到底给一个国家多少贷款才算越过了红线。“最能够作出这样判断的人应是一位国际银行家，”他继续说道，“这点很麻烦。我不知道在政府官员中谁能对此作出更好的判断。”

如果格林斯潘不是因为承诺了一个新政策，那么是什么使他成了美联储主席的候选人呢？答案可以归结为人脉关系。尽管低调是他的一贯风格，但格林斯潘和美国国会有一些关系，在白宫也有强大的盟友；在中产阶层和华尔街中都有他的追随者；在报纸和政治访谈节目都有朋友；电视新闻女王沃尔特斯不久前陪伴他参加了基辛格60岁的生日派对。在社会保障改革委员会的成功更增添了他的吸引力。他已经成了任何人都可以与之愉快相处的务实派技术专家。经济自由主义者争先恐后地唱着关于他的赞歌。“格林斯潘设法避免众叛亲离的局面，”奥托·埃克斯坦（Otto Eckstein）赞许地说，“他不是头脑简单的供给理论的支持者，也不是头脑简单的货币主义者，他是一位全能的保守派经济学家。”“在我心中，他是世界上最差但最有激情的右翼混蛋，”亚瑟·奥肯（Arthur Okun）插话道，“我仍然不赞同他的那一套，但是我非常享受与他争论的过程，我欣赏他。”

几十年过去了，格林斯潘年轻时期的内向性格已经成了某种微妙的优势：除了非常罕见的例外情况，他的言行举止确保了自己不会使人感到疏远。“他说话很小声，他的举止缓和了与意见相左者的冲突。”曾在社会保障改革委员会工作的民主党人罗伯特·鲍尔（Robert M. Ball）回忆说。“我认为他不太可能成为全民公敌。”沃尔特斯回忆道。这种永远的镇定使格林斯潘能成为别人的一位颇为乏味的朋友。“有时候你只想说，该死的，艾伦，给我讲一个肮脏的笑话，或者至少听一个。”他本科时期的朋友罗伯特·卡维什开玩笑地说道。即使格林斯潘的个性缺乏灵魂伴侣间可能需要的某些特性，但是毫无疑问，他的沉着冷静是十分有益的。通过和任何一个人熟识，以及通过证明愤怒无用，从不挑衅的格林斯潘建立起了庞大的关系网络。他已经成了众所周知的杰出人物。既然美联储主席一职似乎再度对所有竞争者打开了大门，那么他众所周知的声望就成了关键因素。

从沃尔克的立场来说，他已经对未来做好了两手准备。当他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时候，他的妻子芭芭拉一直住在纽约，她的身体状况并不是很好，可能是时候回到妻子身边了。然而，沃尔克并不情愿离开。他刚刚艰难地度过了两次持久的衰退，现在回报刚刚初显。1983年的第一季度，通货膨胀率下降到了4%以下。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但它仍然是脆弱的。沃尔克不想在这个时候离开自己的岗位，他希望自己的成果能得到巩固。

在阵亡将士纪念日的那个周末，沃尔克陪芭芭拉一齐坐在曼哈顿东部公寓的石灰色办公室中。

“我正在请求下周会见总统。”沃尔克告诉芭芭拉。

芭芭拉的精神一下子振奋了起来。“你要提交辞职报告？你知道这正是他们想要的。我读到的所有文章都说他们仍然不信任一位民主党人。”

“不完全正确……”

芭芭拉开始哭泣。“我们没有钱了，我也没有生活了，”她苦苦哀求道，“我从来没有阻止你，也为你所做的而感到骄傲。然而既然通货膨胀已经得到了抑制，你的工作就结束了。”

“到目前为止。”

“那是什么意思？”

“这只是另一次结束的开始……”

她打断他：“你真的认为自己是美国的丘吉尔？”

用“耻辱”这个词来形容她所知道的情况可能更合适。差不多4年前，伯恩斯在贝尔格莱德向世界表明，各国中央银行是多么无用。然而，芭芭拉的丈夫把美联储主席变成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丘吉尔作风的职位。

沃尔克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我会告诉总统，如果他选择再次任命我，我会在两年后中途离开。”

1983年6月6日的下午，沃尔克坐在白宫西客厅，等待会见里根总统。尽管从《华盛顿时报》的文章中，他知道自己仍然还在竞争队伍中，并且有继任的机会。美国财政部长可能希望他卸任，但众多的里根主义者还是经常谈论并赞许他在抑制通货膨胀方面所取得的胜利。此外，美国财政部长也不是特别喜欢传言中沃尔克的对手格林斯潘。按道理，格林斯潘是没有敌人的，但这是一个罕见的意外。早在1979年，当他拒绝向里甘出售自己的咨询公司时，厌恶的种子就已经埋下了，而1982年的传言，即格林斯潘可能被招募为美国经济领域的独揽大权者，更加剧了这种厌恶。此外，里甘本来就是一个合群但肤浅的人，并且喜欢像推销员那样虚张声势，这是格林斯潘最难对付的一类人；里甘办公室的供给理论支持者也因格林斯潘在减税上保留意见而对他心生厌恶。“我宁愿亲吻沃尔克的嘴巴、雪茄以及一切，也不愿格林斯潘成为美联储主席。”美国财政部的一位高级官员在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说道。

没过一会儿，南希·里根身穿红色晚礼服走进了西客厅。她在着装方面的铺张浪费是众所周知的。她为丈夫的就职典礼所准备的服装据说花费了25 000美元。“一场富人的酒宴。”一些批评家曾揪住这一点不放。

“尊敬的第一夫人，你看起来美极了。”这位反通货膨胀的斗士说道。

里根总统缓缓地走了进来。“向你卓越的品位表示祝贺，主席先生。”

第一夫人不久后离开了，沃尔克开始向里根总统慷慨陈词：“总统先生，我们现在正处于国内和国际的敏感期，你现在不需要一个投机者作为美联储主席。”这种方式能煽动总统作出选择。社会公众无休止地猜测美联储主席的未来人选，这种情况对谁都没有好处。

“不过，在你宣布决定之前，我应当告诉你一些事情，不论决定是什么，”沃尔克继续道，“我认为自己在这个位置上已经坐得够久了，如果您要再次委任我，我想我只能再待18个月或者2年的时间，我认为您应该在作出决定前知道这些。”

“保罗，我不久后会与你联系的。”里根总统回答道。那个夜晚里根总统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我会见了沃尔克。我是否会于8月1日再次任命他为美联储主席或换人呢？金融市场似乎刚刚开始复苏。我不想在复苏期动摇人们的信心。”

这并不代表金融市场对于格林斯潘没有信心。沃尔克访问白宫的两天后，针对投资经理的一项调查显示，如果沃尔克未获得连任，37%的人希望格林斯潘接任；弗里德曼紧随其后，但仅仅获得11%的支持率。然而，同样的一项调查印证了里根总统认为换人将引致风险的直觉：77%的人认为沃尔克连任是最好的结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82年秋天，沃尔克的弱点暴露了出来，然而正是基于相同原因，沃尔克现在变得很难被替换了。墨西哥的债务危机已经得到控制，但并未结束；此时将这件事委任给一位新的美联储主席看起来风险很大。另外，由于沃尔克使用个人判断取代货币规则，所以他已经有了复苏经济的信心。“对于抑制通货膨胀方面的成就，共和党人应该感谢这位由卡特任命的民主党人，”保守派的评论家乔治·威尔写道，“民主党人沃尔克可能在这个复苏命悬一线的夏天比里根更为重要。”对于沃尔克的丘吉尔作风，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称赞。美联储领导人比总统更重要。

“我认为，我们将再次委任沃尔克大约一年半的时间，他不想要一个完整的任期。”里根总统在他的日记中透露道。

几天后，即1983年6月18日，在其每周广播讲话中，里根总统向全美国宣布了沃尔克将连任的消息。格林斯潘证明了他可以优雅地接受失败。“总统的犹豫不决是令人遗憾的，”他在6月写给沃尔克的信中说道，“但是最后，如同过去一样，他作出了合适的选择。”弗里德曼在给格林斯潘的一封信中表达了同情。“我仍然相信，在再次委任沃尔克而不是您作为美联储主席的事情上，里根总统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声称，“令人高兴的是我仍然有一个朋友，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美国失去了一位美联储主席。”

毫无疑问，格林斯潘渴望得到美联储主席的职位。“寻求个人价值的实现和拥有自尊心是人类的天性。”他在8月的一个电视采访中说道；尽管有距离，但是伴奏者仍然竭尽所能，希望能做出一些成绩。远离政府的生活也有独特的吸引力。格林斯潘的业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繁荣了：在竞争美联储主席时，他每年参与80多场有偿演讲，并把近100万美元收入囊中。此外，格林斯潘并不反对赚得更多，对于他这种地位的人，有很多办法能做到这一点。

1984年年初，格林斯潘将咨询公司搬到了位于华尔街120号的装饰艺术风格（art deco）的咖啡大楼。这栋建筑原本由咖啡商人占用，而且其中一部分区域仍然是这样；烘焙咖啡豆的香味常常飘荡在空调系统中。不过，汤森–格林斯潘公司已经成了格林斯潘职业领域中没落的部分，格林斯潘自己的成长已经超过自己公司业绩的增长。除了通过巡回演讲获利外，他还在一则苹果公司的电视广告中扮演起了推销员。在广告中，他戴着伍迪·艾伦式的眼镜，身穿宽肩灰色西装。他陪同基辛格拜访咨询客户，在地缘政治中提供经济学的分析视角。显然，共同的商业利益使这两个人忽略了他们作为政策竞争者的分歧。同时，格林斯潘还是许多公司董事会的董事，其中包括美孚、通用食品、美国铝业以及JP摩根。他也尝试过合伙制。几年前，格林斯潘已经与ADP计算机服务公司有过合作，这家公司是由新泽西州参议员弗兰克·劳滕伯格（Frank Lautenberg）建立的。他们一起开发汤森–格林斯潘公司的产品，把计算、咨询、数据处理整合到一个产品中。

1984年9月，格林斯潘将他自己的名字与一家投资公司联系在了一起。这是好莱坞天才经纪人马文·约瑟夫森（Marvin Josephson）的智慧结晶。利用自己在电影产业中的巨大影响力所带来的财富积累，约瑟夫森创办了一家基金管理公司，并聘用了两位极具“票房”号召力的明星：格林斯潘是这出浪漫主义“大制作”的主角，而被称为金融巫师的查尔斯·罗德里克·奥尼尔（Charles Roderick O'Neil）则跟他演对手戏。格林斯潘–奥尼尔公司的同事在曼哈顿中城购买了大量的房产，格林斯潘每月会在那里出现一次，并向他们提供自己对经济的看法。这家公司的投资理念并不是特别先进。他们的选股人员会在听取格林斯潘对于经济周期的评价后进行选股。如果格林斯潘是正确的，他们的业绩会比较好：如果格林斯潘预见了经济加速增长，投资银行会是不错的目标；如果他预见了衰退，公用事业企业会为公司提供一些保护，由此带来的投资回报是很可观的。毕竟，格林斯潘提供的建议，与他向聘请自己为顾问的那些更为复杂的投资团队所提供的没什么差别。然而，公司在营销方面的失败却是很明显的。约瑟夫森之所以拉格林斯潘入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后者能吸引企业养老金，但是格林斯潘拒绝使用自己的关系网去发展客户；事实上，他甚至不鼓励该公司的市场人士接近与自己熟悉的公司。这个例子或许可以解释，在特定的背景下，格林斯潘的顾虑可能会支配他的行为：他曾经愿意把自己的名字借给约瑟夫森的企业使用，却不愿意以拉拢朋友投资的方式使自己的声誉处于风险之中。格林斯潘–奥尼尔公司于两年后倒闭，那位电影经纪人损失了近200万美元。

这次失败证实了格林斯潘会在半认可的态度下加入一些计划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他在多个公司董事会担任董事，而其职责仅仅是倾听。当时流行的企业文化并不欢迎激进的董事，即使是大名鼎鼎的JP摩根也是遵循这个模式的。成为JP摩根的董事使格林斯潘激动万分：该公司董事会具有巨头公司名人堂的特征。格林斯潘自幼就对19世纪强盗式大亨充满幻想，从那时起，摩根本人在他的想象中就一直占据很特别的位置。多年后，他来到位于华尔街23号JP摩根如剧院一般的总部，走进没有标记的角门，从华丽的、拥有1 900个水晶装饰的路易十四吊灯下穿过，在挂有公司创始人肖像的董事会办公室就位，这时格林斯潘仍然会想起幼年的那种敬畏。画像上那个拥有海象般小胡子、球状鼻子以及刻板的硬翻领的人似乎正在俯看会场的所有人。对于这个来自华盛顿高地的孩子来说，就好像自己实现了在职业棒球大联盟打球的儿时梦想一样。现在，格林斯潘已经踏入了圣殿，他已没有更多期待了。另一方面，JP摩根的董事在参加完会议后通常能享受一顿丰盛的午餐，结束后公司还会提供精致的糕点。虽然不供应酒，但许多董事在会议前就已经知道了，没人会在意。午餐后还有集中的雪茄时间，董事们会到楼下的董事会办公室，坐在舒适的椅子上，随后，瞌睡就会蔓延开来。JP摩根的一位内部员工对整个过程回忆道：“这是公司观察外部董事的一贯做法。你稍稍照看他们，使他们感到舒适并且保持兴趣，但不必让他们感到是在作秀，这与你让他们成为一场秀的附属品会形成鲜明对比。”前JP摩根董事长刘易斯·普雷斯顿（Lewis Preston）酝酿了一场充满活力的辩论，而格林斯潘在辩论中提出了一系列尖锐的问题，从而使众人刮目相看。

正当格林斯潘创立其命运多舛的投资公司的时候，纽约金融圈一位杰出的律师亚瑟·李曼（Arthur Liman）走进了格林斯潘的生活，他的客户需要一些帮助。又瘦又高的前奥运游泳选手小查尔斯·基廷（Charles H. Keating, Jr.）总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并拥有着比雪还要洁白的牙齿，他因抵制色情产业的运动而闻名。因对越来越泛滥的色情产业许可证制感到惊恐，基廷向在校女生发表了关于举止得体的演说，并对其家乡辛辛那提的部分女生说，“男人因为女性穿着超短裙而变得淫荡和充满罪恶念头”，并特别强调“穿中短裤也一样会引致罪恶”。为了找到反色情运动的支持者，基廷分发的会员卡上这样谴责“色情深渊中的恶魔：”“要做的仅仅是手中拿着卡片，和我，和整个美国成千上万虔诚的人一齐顽强不屈地对抗恶魔，并感受到我们彼此之间的联系纽带。”

基廷与格林斯潘相识时，他刚刚购买了一家叫作林肯储贷（Lincoln）的抵押机构，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州欧文市。虽然热衷于根除色情的运动，基廷却对金融自由非常执着；他想要打破监管约束，希望通过直接持股的形式拥有公司股权和房地产，从而使储贷机构的业务多元化。他需要一位身居高位的盟友去说服监管机构，而这正是他的律师李曼接近格林斯潘的原因。

格林斯潘签约成为基廷的顾问，并于1984年11月给美国联邦住房贷款银行委员会（Federal Home Loan Bank Board）提交了一份文件，陈述了林肯储贷对监管的立场。这并没有提供很大的帮助：文件简单重申了格林斯潘一直以来支持的放松金融管制的主张。该文件指出，限制储蓄机构投资的规则“从原则上来说是不健全的，在实践中将被证实是有害的”。有许多人认为，对公司股票和房地产的直接投资比抵押贷款更具风险性，文件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并建议监管机构“降低该行业整体的风险水平，并使其建立在一个健全的基础之上”。“这个行业作为一个整体，需要强大的力量进行直接投资，以恢复并维持经济稳定。”格林斯潘声称。

不过，格林斯潘的信并没有说服监管者。考虑到允许储蓄机构进行更具风险性的投资可能会提高他们的监管难度，他们发誓一定会拿出一套限制储贷机构进行房地产直接投资的规则。监管层的顽固使基廷强化了自己想要使金融系统自由化的斗争，格林斯潘也越陷越深。1984年12月17日，格林斯潘同意与基廷一起前往国会山，并在那里向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爱伦·克兰斯顿（Alan Cranston）陈述他们的立场。他们的说服手法不太明智：参议员克兰斯顿带了自己的竞选活动财务主管一起参加了会晤。基廷和他的合作伙伴最终将向参议院支持的政治组织捐赠85万美元。随后，1985年2月，格林斯潘又为基廷向监管层写了一封信。这次他争论道，如果监管机构坚持要限制储蓄机构的直接投资，林肯储贷应该被给予特赦的资格。

格林斯潘可能将第二封信视为其放松管制观点的一个无恶意的延伸；如果他反对的是对储贷机构的直接投资进行限制，那么他为什么要为林肯储贷争取许可呢？然而，他的证词越过了支持某种广泛政策的红线，进入了仅为基廷和他的同事担保的更具风险性的领域。格林斯潘向监管层保证，林肯储贷的管理层在“选择以及做直接投资时非常专业且经验丰富”，具有“长期持续的记录表明其能获得稳定且较高的直接投资收益”，且实际上林肯储贷的投资的确“大有可为”又“非常多元化”。如果要拒绝林肯储贷的特赦要求，格林斯潘总结道：“对一家通过经验和技巧可以发展成为强大金融机构的公司来说，这将会是严重不公平的待遇。”

这些说法至少可以说是不谨慎的。首先，格林斯潘曾反复提醒储贷机构的脆弱性。他曾在1985年3月的一次电视采访中，抱怨说整个行业的运营“基本上不需要任何有形资本”。他为什么认为林肯储贷比行业中的其他公司更稳定呢？事实上，通过更深入地寻找公共数据中的资料就会发现，林肯储贷的固定资产水平很可能低于行业平均水平。几年前，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指控基廷，在另一家由他和其他伙伴开设的公司中有滥用资金的行为。基廷最终签署了一份无罪的和解协议，但受这件事的牵涉还是使他失去了自己垂涎已久的驻巴哈马大使的职务。格林斯潘或许也想知道林肯储贷迅猛增长的情况；从他担任环球金融的董事时起，格林斯潘就知道，那些最闪光的且雄心勃勃的储贷机构往往摔得最惨。多年以后，格林斯潘写道，在基廷“显示他是个无赖”前，自己曾为林肯储贷担保过。这是公平的，但只能算是勉强公平的。事实是，在格林斯潘匆匆的过往岁月中，他忽视了许多应该被发现的危险信号。

格林斯潘在担任美联储主席后，基廷的真实面目全部暴露了出来。他对审查林肯储贷账目的监管人员进行窃听。他会突然向监管人员翻脸，并对他的秘书咆哮：“给我接通格林斯潘的电话。”这个时候格林斯潘已经明智地命令其办公室人员直接把基廷的电话转给美联储的法律总顾问。1989年，林肯储贷最终倒闭，美国联邦政府被迫收拾残局，把基廷“大有可为”的直接投资卖给任何愿意出钱的人。其中有个荒谬的酒店项目，是使用珍珠母碎片围成的一座游泳池。另外，还有个在凤凰城附近建了一半的住宅小区，基廷本打算用这个小区作为他反色情运动的大本营。林肯储贷以失败告终，并花费了纳税人34亿美元，这超过了那个时代任何一家储蓄机构。

“在林肯储贷这件事上，我错了。”格林斯潘不久后说道。这是一个比较委婉的说法。

如果说角逐美联储主席的失败使格林斯潘可以在一些冒险的商业企业自由涉足的话，那么沃尔克则面对着自己的一系列挑战。随着经济复苏持续到了1984年，他开始推高利率，扭转了墨西哥危机以来持续的宽松货币政策。收紧银根无疑是需要的，因为通货膨胀率正在令人讨厌地再次攀升。然而，里根总统的政治顾问并不那样认为：在大选年他们对于推高利率是没有耐心的，特别是由民主党美联储主席在操作这件事情。“如果美联储延续紧缩政策，将会在11月和12月产生影响，”美国时任财政部长唐·里甘在1984年6月9日公开抱怨道，“那是政治吗？我们为此担心吗？我们对你们的生活感到担心。”

政治攻击对沃尔克构不成什么伤害。不过，就在美国财政部长报复他的同一天，市场正因为美国第八大银行伊利诺伊大陆银行而产生了动荡。总部坐落在芝加哥南拉萨尔街（South LaSalle Street）的伊利诺伊大陆银行一直为美国的汽车和钢铁企业提供资金，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它开始持续快速地扩张，并购买了由其他机构发起的贷款。伊利诺伊大陆银行发现，正如许多人在2007年和2008年发现的一样，很多银行有时会摒弃审慎原则，因为它们知道自己的贷款有了下家。由于伊利诺伊大陆银行不断增长的损失，亚洲和欧洲的交易者开始担心它会倒闭；于是，1984年6月9日，焦虑终于变成全面的恐慌。各家银行开始尽可能快地削减它们给予伊利诺伊大陆银行的信贷额度。伊利诺伊大陆银行的近邻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结算公司，同时也是该银行最大的客户之一，撤回了5 000万美元的存款。历史上第一次电子银行挤兑潮开始了。伊利诺伊大陆银行门外并没有像暴徒一样疯狂的顾客，只有电脑屏幕上跳动的数字预示着灾难。

6月11日，周五，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紧急向伊利诺伊大陆银行提供了36亿美元的贷款，数额比援助给墨西哥的更大。不过，尽管有了援助，伊利诺伊大陆银行仍然摇摇欲坠。这家银行存款规模达到了天文数字般的400亿美元，主要是从其他金融机构吸收的大量资本，其中有一些还是外资。一旦这笔热钱开始抽离，现金的外流可能迅速耗尽美联储的紧急贷款。无奈之下，伊利诺伊大陆银行试图求助于竞争对手。

由于迫切想要得到足够的信贷额度，从而彻底改变现状，精干而挑剔的伊利诺伊大陆银行董事长戴维·泰勒（David Taylor）转而向业内都很敬重的JP摩根求助。这种求助在历史上不乏其例。1907年的市场恐慌造就了摩根公司在历史上的盛名，那时约翰·皮尔庞特·摩根本人带领众多华尔街精英加入了挽救金融系统的战斗中，他一度把各银行的高管锁在自己的图书馆内，直到高管们承诺支持他的救助计划。77年后，约翰·皮尔庞特·摩根的继承人聚集了全美国的银行大佬们，以避免伊利诺伊大陆银行倒闭，它的倒闭将伤害他们中的每个人。这次没有上锁的图书馆，没有宏伟的挂毯和被照亮的手稿，只有一通通焦急的电话拨向信贷官员，而其中一位官员接到电话时正在冲浪。周日傍晚前，JP摩根已经说服了美国几家最顶尖的贷款机构站出来。它总共筹集到45亿美元的私人信贷额度，配合美联储一起对伊利诺伊大陆银行予以支持。

即使这样仍然不够，但加总起来，美联储贷款和JP摩根辛迪加贷款还是达到了伊利诺伊大陆银行存款规模的近1/4。令人惊讶的是，伊利诺伊大陆银行比大萧条时期倒闭的所有银行的规模总和还要庞大。当周一市场开盘后，标准普尔调低了伊利诺伊大陆银行的债务评级，这再度加剧了恐慌；周二上午《纽约时报》在其头版指出，伊利诺伊大陆银行的倒闭可能会引发“世界性的银行倒闭潮”。西方银行已经饱受拉美地区的冲击，现在大陆银行的灾难又将它们推到了倒闭边缘。在美国中西部，有大约50家银行表示，它们在伊利诺伊大陆银行的存款甚至多于它们的资本总额。

周二早上10点钟，焦急的沃尔克召集手下的银行监管者举行了一次会议，包括货币监理署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主管。里根政府的财政部门对于以JP摩根为首的这次“私人解决方案”很感兴趣，但市场急切地呼吁进一步的救助。此次挑战的规模比1907年大了很多，当年约翰·皮尔庞特·摩根用了近3亿美元的资金才结束恐慌，相当于1984年的33亿美元。如今，仅一家金融机构就需要很多倍的紧急援助，一个“私人解决方案”不可能有效。1907年以后，成立美联储就是为了结束人们对依赖私人援助计划所产生的不安，起到稳定的作用，并使金融业的规模扩张。因此，当危机真的发生，扩张的规模要求美联储采取措施。

沃尔克向他的监管同僚们建议，与JP摩根财团的领导人进行一次会面。他要求JP摩根召集华尔街的精英们于次日早上在JP摩根的总部举行一次会面。

1984年6月16日，周三，沃尔克悄然来到纽约，并通过服务车库来到了JP摩根的办公室。他不想让金融交易员们知道此次行程，这个消息只会加剧恐慌。他也不想为此而错过下一场活动。他原定于当天下午出席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典礼。他将在典礼上被授予名誉学位，如果他缺席将会很引人注目。

沃尔克从车库直接来到了JP摩根的董事会办公室。约翰·皮尔庞特·摩根雄伟的画像从墙上向下瞪着他，会议开始时一些在场者也提到了这位创始人过去的辉煌事迹。几位银行大佬堂而皇之地表明，他们可以在没有纳税人参与的情况下，再次拯救联邦储备体系。不过，这也只是说说而已，如果不必要，他们是不会冒风险出资援助的。

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年轻的时任主席威廉·艾萨克（William Isaac）透露，他已经准备好了一项对伊利诺伊大陆银行的20亿美元的救援计划。美国时任财政部长里甘指示，他希望联合起来的银行家能够提供这笔款项的1/4。不过，就连这个小小的要求都受到了一些银行家的拒绝，他们怀疑这20亿美元的救助是否会发挥作用。只要伊利诺伊大陆银行的债权人心存有关银行存亡的任何疑问，他们就会争先恐后地退出。

会议不欢而散，沃尔克准备离开，并前往哥伦比亚大学参加毕业典礼。然而，在他离开之前，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主席向他表明了一个立场。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只能提供最高10万美元存款的保险，而这还不到伊利诺伊大陆银行总存款的1/10。如果美国政府承诺保护其他债权人，即拥有伊利诺伊大陆银行债券以及短期票据的大额储户和投资者，恐慌就可以平息，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20亿美元救助贷款就足以结束伊利诺伊大陆银行的危机。

沃尔克并不热衷于为存款保险覆盖不到的债权人提供担保。“这将开一个坏头，”他警告说，“坦白地说，我认为利用你们的资本注入计划和我们的贴现窗口的贷款，我们应该可以使伊利诺伊大陆银行恢复稳定。”

“你说起来容易，”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人回应道，“你的所有贷款都是有抵押的。”他指出，美联储的紧急贷款是由美国国债或其他资产提供担保的。如果伊利诺伊大陆银行倒闭，美联储将接管其所有的抵押品。然而，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风险性更高。“如果伊利诺伊大陆银行破产，我们也会由于20亿美元的救助而深陷其中，”他继续说道，“我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

“好了，我得动身去接受那该死的荣誉学位，否则人们会开始认为我们真的出了问题，”沃尔克喘了口气说道，“措辞尽量模糊就好。”

第二天，美国政府和华尔街联手开始了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银行救助计划，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果然提供了20亿美元的贷款，并强迫各银行高管们不得不对其进行部分承保。JP摩根财团提供的私人信贷额度扩大到了53亿美元，美联储承诺在危机期间开放贴现窗口，并随时提供贴现。不过，这场灾难最持久的影响正是沃尔克曾经警告的，即美国政府发出了一项声明，无论规模大小，伊利诺伊大陆银行的债权人都不会受到损失。

早在1970年，亚瑟·伯恩斯曾拒绝了尼克松救助宾夕法尼亚州中央铁路的初步计划，然而，随后他却作出了完全相反的举动。现在，即使是被称为具有丘吉尔作风的沃尔克也重蹈了伯恩斯的覆辙。在墨西哥危机和伊利诺伊大陆银行事件中，他把大量公共资金投向了违约人，使得个人债权人全身而退。至此，大而不倒的原则已经确立。

格林斯潘本人也促成了这次救助。在伊利诺伊大陆银行获得援助后的那个月，他在自己全心投入的两档固定电视栏目中评论道，“预防潜在的扩散性风险”，美联储的所作所为“是有必要的”。不过，他仍然聚焦于可能出现的问题上。大银行的债权人现在知道自己将得到帮助，而小银行很可能明白自己得不到帮助。得到美国政府暗示的担保承诺后，大银行会凭借这一优势使自身的规模发展得更大，并且毫无顾虑。过去，未投保的大债权人不愿承担过多风险，这会约束银行的经理；如果债权人观察到贷款机制中存在特别多的谬误，他们会迅速抽离自己的资金。不过，现在大债权人得到了明确的保证，银行风险管理的这种约束机制就不存在了。风险将变得更大，更多的大银行将会在未来倒闭。政府将不得不进行永无休止的救助，从而导致“纳税人的钱也变成了美联储印钞机的一大部分”，格林斯潘不安地预言道。

如果对于伊利诺伊大陆银行的援救既是必要的又是危险的，那么解决方案应该是什么呢？1984年8月，在《纽约时报》召集的一次讨论中，格林斯潘坚持主张，为保护纳税人和银行自身，银行应该维持更高的资本水平以用于缓冲。这听起来好像是格林斯潘在要求对监管行为进行调整。在过去几年中，美联储一直对银行自有资本的标准敷衍了事，一直未对放款巨头们是否执行该标准给予重视。然而，当一项这样的政策被提出时，格林斯潘迅速就将它否决了。

“格林斯潘先生，您心中是否已经有一个适用于当今银行的资本与资产比率的数字？”一位记者问道。

“是的，我有。不过，那就有点跑题了，因为那只取决于各家银行的特征，”格林斯潘回应道，“这取决于银行负债的类型。”例如，只拥有超过10年期限存款的银行，与做隔夜拆借业务的银行相比，可以保留较少的自有资本。

格林斯潘的逻辑是正确的：如果伊利诺伊大陆银行只握有10年期限以上的存款，那么由于不参与隔夜拆借业务，所以它完全可以不理会那些关于其是否运营良好的传闻。事实上，格林斯潘的逻辑也可以扩展到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端。一家贷款给前途未卜的初创企业的银行，比一家贷款给美国政府的银行，显然需要更多的缓冲资本。正如格林斯潘所表明的，各家银行需要的缓冲资本的数量是不同的。然而，如果不能通过一条规则来确定格林斯潘所主张的合适的资本与资产比率，那么就如合适的货币政策以及给拉美地区的合适贷款量都不能由一条规则来描述一样，他就是在提倡一项令人绝望的建议。他坚持认为银行应该保留更多的自有资本；同时他还主张监管部门不能强迫银行这样做，因为监管部门没有办法决定各银行需要保留多少自有资本。

《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点破了这一点，迫使格林斯潘不得不直面自己的想法的实际含义。银行是有风险的，但是格林斯潘还没有提出如何监管它们的意见。银行系统是否应该“被安排得像非竞争性的公用事业企业一样呢”？

“我认为我们已经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格林斯潘回应道，“你看，我们现有的银行模式对于美国民众的生活水平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换句话说，在关注问题的同时，请不要忘记，在这个国家发展起来的金融机构，是我们获得现在这样卓越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

格林斯潘承认，银行是有风险的，并且没有任何一条关于自己资本的规则可以降低其风险。不过，因此而通过减少银行数量的方式来使其处于受控状态，也是不可取的，因为繁荣靠的是复杂的金融体系。这些决定了金钱在经济中如何流动的专家，在这方面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服务。即使他们犯过错误，也不可能放弃他们。

格林斯潘的底线标志着其个人观点的转变。早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他曾认为，应该相信银行家能很好地管理银行事务。与把金融机构转变为一种“非竞争性的公用事业企业”相去甚远，他一直主张放松金融管制。不过，他的这一部分想法是建立在某种假设下的，即金融家将会为他们的错误买单。他们应该自由地管理自己的风险，但他们必须被激励去管理风险。正是因为坚持认为金融家应该承担自身错误的成本，所以格林斯潘才谴责了“最后贷款人”美联储的出现。他认为，美联储的成立是美国历史性灾害之一。同样，在20世纪70年代，格林斯潘一贯不同意进行金融救援，并反对向宾夕法尼亚州中央铁路、洛克希德公司和纽约市提供救助。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的某个时间点，这两个部分的逻辑被混淆了。格林斯潘继续看好金融自由化，然而，在政府安全网的保证下，金融家们不用再为自己的错误买单了。美国政府是不愿意让自己的金融家们破产的，而格林斯潘无论如何都将继续支持金融自由化。

格林斯潘非常清楚自己的观点是存在冲突的。例如，存款保险的逐步扩大已经减弱了银行家对于持有额外资本的激励，而他认为持有更多资本是必要的。在经济自由主义主导的19世纪，银行需要通过充足的自有资本来吸收存款。然而，在家长式管制的20世纪后期，由于储户们知道银行有政府信用的支撑，所以自有资本的标准就过时了。不过，即使市场规则逐渐失效了，格林斯潘对金融家们仍比对根本没有接触过市场规则的监管者们更有信心。银行对于自有资本数量的判断可能被政府的保护网扭曲了，但监管者的判断会比银行在扭曲的情况下所作出的判断更差。在一些基础的事情上（例如银行的贷款期限和贷款的风险程度）的评估错误，均会导致其失败。格林斯潘明白，无论银行还是市场都不是完全有效的。银行如此，监管层更如此。

在缺乏明确证据的情况下，格林斯潘更愿意作出对银行家们有利的判决，这一点的根本原因还是源于他的兰德主义背景。从1961年“反—反垄断”的文章起，他就低估了公司内部扭曲的激励机制所带来的破坏力。格林斯潘在JP摩根董事会的经历可能影响了他的观点。在他对于理想银行的概念上，JP摩根比华尔街其他主要机构对他的影响更大。JP摩根在财务上的自给自足、决策上的独立、文化上的传承都保持着19世纪的风气。不过，无论格林斯潘对银行家的尊重源自何处，这都将对金融行业的演进产生巨大的后果。格林斯潘经历了墨西哥危机和伊利诺伊大陆银行事件：他见识到了金融家们是如何犯错误的，不过，他仍然认为银行家比其他人更能胜任分配信用的工作。尽管这一定意味着金融风暴，但没有更好的对策。

“生活是充满风险的。”1984年夏天，格林斯潘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总结道。尽管许多金融灾难因此产生，但这种消极的底线在他看来仍然是最好的。

14
不抽雪茄烟
WITHOUT THE CIGAR

1984年12月28日，格林斯潘独坐在纽约曼哈顿中城豪华的佩里戈尔酒店（Le Périgord），等待一位女士，这里是他的最爱。这位女士姗姗来迟，尽管她头发蓬松，但依然美丽，身上还带着覆盖整座城市的冰雪寒气。从她坐下来的那刻开始，谈话就热烈了起来，从童年到棒球，再到音乐。她的妈妈非常喜欢弹钢琴，她自己则曾是一位富有激情的青年小提琴家。可以说，她的身心从内到外都与音乐密切相连，这一点对格林斯潘来说非常重要。她就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驻白宫记者安德烈娅·米切尔。她与格林斯潘都迷恋华盛顿这座城市和政治。两个人一边享用奢华的法式美食，一边讨论关于选举、外交甚至棘手的垄断问题。格林斯潘抓住机会邀请安德烈娅造访自己的公寓，并向她展示了1961年他谴责反托拉斯法的声明。“什么？你有什么证据吗？”安德烈娅后来跟他开玩笑道。不过，在格林斯潘的记忆中，他们确实去了自己的公寓，她确实读了关于“反—反托拉斯”的文章，而后他们一起讨论。安德烈娅认为格林斯潘是在测试她的严肃性，但事实却更简单。正如他后来承认的：“我做了所有我能想到的事情，仅仅是为了让她待在我身边。”

在12月的那顿晚餐过后，格林斯潘有了留在华盛顿的额外理由。与芭芭拉·沃尔特斯相比，安德烈娅对自己的外表并没有太多自信，但她既有电视明星的仪态，也有记者的坦率。正如她自己所承认的，她对政治内幕的渴求是无止境的。他们刚在一起时，格林斯潘有时候会陪她玩内部卡。毕竟，安德烈娅是在致电其办公室的时候对格林斯潘产生兴趣的，当时她希望能寻找一位消息灵通、能帮助自己完成一篇新闻报道的经济学家。格林斯潘每次到华盛顿出差，都会去拜访刚在白宫预算办公室谋得职位的凯瑟琳·艾克霍夫。在聊了一会儿后，格林斯潘总会狡猾地请求使用她的电话。然后在前女友的注视下，给现女友打一个电话。从白宫给安德烈娅打电话比送她玫瑰有用多了。

格林斯潘往往会保持自己私生活的私密性。在正式场合，他一直保持着与沃尔特斯的关系。1984年4月，格林斯潘仍会陪伴沃尔特斯出席白宫的记者晚宴。在私下的场合里，他充分利用着众多异性对他的垂青。他在这方面从未体现出任何羞涩感。不过，他与安德烈娅的关系在初次约会的两个月后就公开了。在安德烈娅采访格林斯潘的偶像撒切尔夫人的当天，格林斯潘特意到华盛顿去看她，并在她的家中与一群记者和政治家共进晚餐，其中就包括了他的老同事戴维·斯托克曼。斯托克曼当晚非常疲惫，以至于在椅子上往后靠时，直接翻了过去。他的头撞到了墙壁，磕掉了安德烈娅家餐厅墙壁上的石灰。救护车紧急赶到，将斯托克曼送到医院，焦急的安德烈娅与她的客人驾车紧随其后。不过，这位里根政府的预算办公室主任正在急诊室的消息刚传出，一位记者就赶到了医院。这之后，格林斯潘和安德烈娅的联络就不再如两人本来所希望的那样隐秘了。

两人的关系还没有发展可以到托付终身的程度。格林斯潘在纽约还有一个女朋友。不过，安德烈娅仍然认为格林斯潘是一个理想的伴侣。他热情、诙谐，这与他在公众面前冷冰冰的预言家形象完全不同。此外，他还给了她一种特殊的感觉。作为一名杰出的职业女性，她希望有一个能让她感到骄傲的男人，而格林斯潘正是这样一个人。另外，她也想找一个不会限制自己的男人，而崇尚自我满足的格林斯潘，显然是女人能想象到的控制欲最低的人。在电视新闻业迅猛崛起后，当一些城市的政客试图通过戏称她为“小姑娘”来甩开她的问题时，她就开始为了得到和男性同等的尊重而不懈斗争。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工作时，老板拒绝派她前往三里岛（Three Mile Island）报道核电站事故，理由是育龄女性不应该暴露在辐射的环境下。安德烈娅回击道，男性的睾丸在面对辐射时和女性的卵巢一样脆弱。结果，她在第二天就搭上了前往三里岛的飞机。

格林斯潘则不会这样和安德烈娅讲话，但他也不会软弱。他外表腼腆，但内心深处存在一种坚定的信念，这与安德烈娅正好相反，后者看起来充满自信，但内心深处充满了疑虑。这便是异性相吸。当格林斯潘被她弄得语塞而不再辩论时，安德烈娅的母亲都会惊叹，她的女儿是如何变得这样伶牙俐齿的。不过，对如此成功的人而言，在面对职业挫折时她竟然也会流泪，变得非常脆弱。几年后她因回避原则而失掉了驻白宫首席记者的职位，这令她伤心欲绝。一位朋友哄她出去吃饭，餐厅里的人纷纷到她的桌前索要签名，而她仍萎靡不振。她需要一个强大的依靠，而格林斯潘正是这样的人。

如果格林斯潘能帮助安德烈娅，那么相反的情况也以某种不可预料的方式发生了。1985年2月，大约是斯托克曼一头撞到安德烈娅家的餐厅墙壁的那段时间，唐·里甘与詹姆斯·贝克调换了职位，他辞去了美国财政部长的职位，开始担任白宫幕僚长。里甘的新职位甚至比他之前的权力还大。南希·里根这样调侃过里甘对待新职位的态度：比起“幕僚”，他更喜欢听到“长”字。从格林斯潘的角度讲，里甘的升职并不受欢迎。这个人的新办公室将紧邻总统办公室，而他对格林斯潘怀有深深的怨恨。里甘不可能支持格林斯潘就任美联储主席。事实上，里甘私下已经将美联储主席一职许诺给了伯瑞·斯普林克尔（Beryl Sprinkel），后者是一位有着尖嗓门的铁杆货币主义者。1985年4月，斯普林克尔被任命为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然而，里甘也有他的弱点，而能暴露这些弱点的最佳人选就非安德烈娅莫属了。当里甘在新职位上待了几个月后，他向一位记者断言，女人根本不在乎核军备竞赛。“她们不会想弄明白什么是有效载荷。”他继续解释道，有效载荷即推进导弹和弹头所需的升力。没过多久，里甘很不明智地同意了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今日秀》的现场接受安德烈娅的采访。随着摄像机的移动，安德烈娅探过身来问道：“里甘先生，什么是有效载荷？”

里甘哑口无言地坐在那儿，就像一个因怯场而被吓住的孩子，现场顿时陷入了沉默。最后他尝试打破沉默：“好吧，从现有的观点上来讲，它指的是，在导弹从发射到实际落地的曲线上，经过的核弹头的实际数量，以及实际投掷的核弹头数量。”

一年多后，安德烈娅再次羞辱了里甘。1986年11月，“伊朗门事件”（Iran-Contra affair）使白宫处在了风口浪尖上。白宫幕僚长里甘向记者坦言，尽管美国表面上支持对伊朗的武器禁令，但当局却纵容以色列运送武器给伊朗。此后不久，里根总统举行了一次罕见的新闻发布会，希望通过这次发布会对他的政策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以平息“伊朗门丑闻”引发的公众怒火。然而，里根总统显然忽略了他的幕僚长已经坦白的事实。面对白宫新闻记者团的攻击，里根总统否认了当局纵容以色列销售武器的说法。

一个娇小的身影从诸多记者中站了出来，安德烈娅带着令人瞩目的微笑重复了一遍白宫幕僚长已经承认的事实，然后邀请里根总统进一步陈述一下，美国政府对伊朗采购军火所持的立场。

“我从未听里甘先生这样说过，我会跟他再进一步确定一下，因为我们支持禁运。”里根总统不耐烦地回应。

新闻发布会结束后，安德烈娅回到她在白宫的工作室里，开始撰写次日早上的新闻稿件。15分钟后，一个声音从新闻简报室的扬声器传出，并宣布总统将澄清他刚才说的一些东西。新声明来了一个大逆转：它暗示了以色列在打破禁运中的作用，颠覆了总统早些时候的立场。安德烈娅想不到总统会有如此戏剧性的反转。她冲到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在白宫草坪上放置的摄像机前，将校正后的声明交给了正在直播的同事。

当安德烈娅回到她的工作室后，电话响了起来，电话那头是气疯了的里甘，他叫喊、咒骂、威胁说要将安德烈娅踢出白宫。她怎么敢在全世界面前让他和总统难堪？他将会亲自去终结她在华盛顿的职业生涯。

安德烈娅被吓到了。然而，这并非是因为她的工作面临危险，倒是因为里甘的工作变得岌岌可危了。这位幕僚长被发现背着里根总统散发新闻简报，甚至都没有通知总统。因为包括此事在内的许多傲慢行径，里甘的声誉此后一落千丈。3个月后，即1987年2月底，他被逐出了白宫。

里甘离开白宫后的几天，美国时任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提议任命格林斯潘为美联储主席。1983年时，贝克就曾想让格林斯潘替代沃尔克。他看待事情的方式是，没有任何理由让共和党总统在美联储贴上民主党的标签。同时有一万个理由让他将橄榄枝抛向格林斯潘，后者从福特政府时期起就是“贝克盟友”。格林斯潘驱除了里根经济政策中的巫术，并帮助贝克击败了金本位制的极端派，对社会保障改革委员会也做出了忠诚的贡献。在贝克成为美国财政部长之前，格林斯潘甚至帮助他准备过1985年的参议院的任命听证会。在一年多时间里，贝克的工作重心都放在了副总统乔治·H.W.布什的竞选中。现在是时候确保美联储主席是可靠的了。

3月18日，周一，在与里根总统的会晤中，贝克提出了沃尔克的工作接任问题。是时候摒弃掉卡特任命的人了。在8年的总统任期内，里根当然有权力选择自己的美联储主席。

那天晚上，里根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沃尔克正常下台，格林斯潘是否会接替他的工作呢。我们将拭目以待。”

在总统那里获得认可后，贝克联系了他的候选人。他询问格林斯潘能否到自己在华盛顿的家中，来参加一场会议：一场有关社会保障的秘密会谈。格林斯潘感到奇怪，为什么是在贝克家里而不是在他的办公室？不过，格林斯潘还是同意了。

第二天早上，格林斯潘前往贝克在华盛顿福克斯豪尔路的家，这是一幢漂亮的老佐治亚殖民地风格的建筑。到地方之后，格林斯潘发现在场的不仅有财政部长，还有白宫幕僚长。担任幕僚长的早已不是憎恶格林斯潘的那位了，而是一个更友好的新人。里甘的这位继任者是霍华德·贝克（Howard Baker），受人尊敬的参议院前多数党领袖，他比专横跋扈的前任要随和很多。

看着面前的两位贝克，格林斯潘知道将有事情发生了。白宫幕僚长不会毫无原因地离开自己的办公室。

霍华德·贝克不久后解释了其中原因：“这个夏天，沃尔克在任期结束后将会离开，我们并不能保证向你提供这个职位，但我们想知道，如果向你发出邀约，你会接受吗？”

格林斯潘并未犹豫。19年前，尼克松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就注意到了他的野心。这位工作人员这样评价道：“格林斯潘对政府工作基本不感兴趣，除了一两个职位，而按他自己说的，他对这些职位提出要求，是会显然有些冒昧的。”现在，他即将获得他最有兴趣的一个职位了。正如许多评论员所说的，格林斯潘即将承担的职务或许可以与总统的重要性相媲美。格林斯潘这个腼腆的边缘人物，会跟随他的导师亚瑟·伯恩斯的脚步，成为另一位具有丘吉尔作风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告诉两位贝克，他将很乐意接受这份工作。寒暄几句后，会议便结束了。

沃尔克是否真的会离开还不能完全确定。他向里根表示过，他将只会坚持到第二个任期的一半时间左右，而现在他已经航行过这个节点，并且没有丝毫减速的迹象。1986年2月，距离他许诺的离职时间已经过了半年，当时，沃尔克在美联储已经失去对货币政策的决定权，这可算是罕见的侮辱了。截至那个时候，7名美联储委员中有4名都是由里根任命的，他们在中期选举开始之前便联合起来打压利率。通货膨胀的威胁实际上已经减缓了，1987年的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增速将低于2%。因此，里根主义者的抗争被证明是正确的。然而，沃尔克冲出房间，摔门离开，并在他的办公室起草了一封辞职信。不过，他很快又平静了下来。在格林斯潘与两位贝克谈话的时候，沃尔克似乎仍在非常投入地工作。他的妻子希望他离任，但这仍是悬而未决的事。

然而，和1983年相比，浪潮已经远离沃尔克了。在通货膨胀的重大问题上，他表现得很强硬。然而在监管政策方面，他与银行业和里根政府的意见却严重对立。1984年12月，即在格林斯潘和安德烈娅第一次约会时，JP摩根正谋求废除大萧条时代制定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该法案对银行的证券承销和交易业务进行了严格限制。在JP摩根看来，打破这个限制是关乎生存的问题。随着华尔街的电算化，可交易的债券相比传统的商业贷款有强大的优势。通过这种交易，债权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卖出他们持有的债券，而这种特权促使他们愿意以较低的利率提供资金，从而减少了公司和家庭的借款成本。债券交易将债务转移给那些偏好风险的投资者手中，这进一步降低了资金的成本。这种交易还可以奇迹般地使利率水平的调整保持连续性，从而保证IBM30天票据的利率或美孚5年期债券的利率能够反映数千位专家在一分钟内的判断，而不只是某一位信贷人员过时的观点。华尔街正在致力于将消费者贷款、抵押贷款等各种资产打包成可交易证券。JP摩根必须与时俱进，否则将被其他银行赶超。

JP摩根在《对〈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反思》的文章中，提出了其参与证券业务的理由。其主要论点是，《1933年银行法》（《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是其中一部分）的目标是强化美国银行业，而这个目标现在以一种非常矛盾的方式呈现出来。在该法案通过的时候，人们曾经认为，证券业务的赌场文化会使得商业银行变得不稳定。因此，其解决方案就是将证券交易业务与联邦保险的存款业务分离开。JP摩根反驳道，有证据表明，同时经营证券业务的银行在大萧条中，并不比只经营简单贷款业务的银行更容易破产。此外，JP摩根继续说，20世纪30年代无论发生了什么，证券承销都不会损害银行的安全。与此相反，墨西哥和伊利诺伊大陆银行的冲击已经证明，普通贷款存在灾难性风险，而证券公司，尤其是分拆后的摩根士丹利，在20世纪80年代的前半段却实现了辉煌的业绩。其点睛之笔在于，JP摩根指出，与日本和欧洲的综合型银行的标准相比，美国已经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了。事实上，JP摩根的欧洲分部正忙于经营公司证券的发行与交易业务。“我们可能处于这样一个颇有讽刺意味的位置。JP摩根是一家全球性的投资银行，却不能在我们自己的市场上承销证券。”JP摩根的董事长刘易斯·普雷斯顿尖锐地指出。

作为JP摩根的董事，格林斯潘热心地支持对《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攻击。“格林斯潘在该方面帮助良多。”一位知情人士这样告诉罗恩·切尔诺（Ron Chernow），切尔诺是对摩根的历史了如指掌的编年史作家。不过，当普雷斯顿的报告副本递交给沃尔克后，他有着截然不同的反应。也许是因为后悔自己当时纵容了银行家们冲进墨西哥，沃尔克这次决心阻止他们冲入证券业。JP摩根的外部法律顾问、达维律师事务所（Davis Polk）的布鲁斯·尼克尔斯（Bruce Nichols）将沃尔克比作小镇的警察，总是因外来者超速通过他的领土而困扰。

然而普雷斯顿并未退缩。他加入与沃尔克的战争中，搬出任何能找到的理由以求解禁证券业务。他的律师发现了法令中的漏洞：《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存在如下条款，即银行不应隶属于以证券为核心业务的公司。或许这意味着少量的证券业务是被允许的？受这一理论鼓舞，JP摩根、花旗集团和信孚银行正式向美联储申请设立证券分公司，并承诺新业务占比将不超过公司总收入的5%。

沃尔克强硬地把这件事压了下来，将JP摩根的请愿书搁置了两年。然而，到了1987年的夏天，他已经是5位还在任期内的美联储委员中唯一不是由里根任命的委员了，而里根毫无疑问是支持JP摩根的申请的。事实上，詹姆斯·贝克的美国财政部正准备全面放松对银行业的监管，不仅准备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还将放宽州际银行并购的限制规定，甚至准备允许非银行类公司投资银行业。在美国财政部看来，与银行业“大而不倒”的问题相反：真正的危险是美国的银行规模太小。这使得银行普遍缺乏竞争力，并促使它们偏好发放风险更大的贷款，进而增大了未来发生危机的威险。早在19世纪50年代，美国拥有着全球前25家大银行中的15家，但20世纪80年代只有2家美国银行跻身于全球最大的25家银行。同时，由于对银行并购的监管限制，共有14 000家商业银行遍布全美国。由于失去了规模效应，即使有些比日本和欧洲银行的规模更大的美国银行，其利润率也只有后者的一半。“当我们清醒过来并认识到，融资业务被外国银行的卡特尔组织所控制时，美国人民会很不高兴的！”一位银行业高管愤怒地咆哮道。

沃尔克仍然相信，与金融风险的重要性相比，金融现代化的所谓优势根本不值一提。不过，他面对的敌人不仅有律师的大力协助，还有美国财政部的支持，而且不得不承认，敌人的观点确实有一些合理性。证券业务确实表现得比贷款业务更稳定，至少在当时几年是这样的。其他国家大量出现的全球性银行也确实让美国的银行与竞争对手相比显得非常弱小。1987年4月30日，沃尔克愈发感到孤立无援，此时美联储委员会最终决定对JP摩根的请愿进行投票。这位美联储主席作出了最后的努力，试图说服同僚拒绝JP摩根的请愿，他认为如果银行想要改变法律，它们应该向美国国会请愿。不过，大多数委员对这一呼吁都无动于衷。这个金融“巨人”失去了他的权威。

从里根政府的角度来看，沃尔克拖住了银行前进的脚步，这成了另一个需要换掉他的理由。格林斯潘作为更受欢迎的替代者，曾公开谈论过对银行“大而不倒”问题的担忧。不过，与沃尔克不同的是，格林斯潘愿意更加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作为JP摩根的董事，他有力地推动了反对《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进程，并且他私下向美国财政部保证，他将支持放松对银行的监管。格林斯潘认为，如果大型银行是靠公共安全网不断扩张的，这对社会其实是一种威胁。然而，如果大银行是由于管制的放松而不断扩大规模，这种由市场力量推动的扩张将是值得庆祝的。

4年前，格林斯潘和沃尔克在政策上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不过，到1987年时，区别已经开始显现。格林斯潘相当于“不抽雪茄的沃尔克”，而这里的“雪茄”指的就是对《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支持。

詹姆斯·贝克不停地联络格林斯潘。“这件事仍然在讨论中，”他说道，“沃尔克正在考虑是否要留下来。”他已经同参议院的共和党领袖商讨过，并且他们都希望沃尔克离去。别的不说，如果能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就将使民主党失去投资银行的竞选支持，后者正在进行大量游说活动，以防止商业银行入侵自己的业务。不过，不管贝克有多想辞掉沃尔克，他都对这种政治斗争非常敏感。这个“巨人”代表着美国政府反通货膨胀的承诺，现在将沃尔克硬挤下台可能会承受极大的风险。

1987年5月19日，美联储举行了另一次关于银行监管的表决。沃尔克在三周内第二次发现自己属于少数派。与他的愿望背道而驰的是，又有4家银行获得了开展证券业务的限制性许可。

一周后，即1987年5月26日，这个“巨人”终于崩溃了。与其经历一次次的投票失败，还不如就此满足自己的妻子最迫切的愿望。沃尔克会见了当时的白宫幕僚长霍华德·贝克，并告诉他，自己不想再继续第三个任期了。

霍华德·贝克适当地表示了挽留，然后问道：“如果你不打算留下，那么你会推荐谁来接替你呢？”

沃尔克说他能想到的只有两个人：高盛的前董事长、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约翰·怀特黑德（John Whitehead），另一个就是艾伦·格林斯潘。

白宫幕僚长霍华德·贝克将这个消息告诉了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事情进展得很顺利。沃尔克离开了，他也认为白宫选中的继任者是一个很合适掌控美国经济的管家。如果沃尔克愿意合作，那么他在对抗通货膨胀时积累起来的信誉就可以转移到其继任者身上。格林斯潘太适合这份工作了。他是共和党的可靠伙伴和美国政府的忠诚盟友。最重要的是，即将离任的美联储主席、民主党人沃尔克愿意支持他。詹姆斯·贝克通过电话向格林斯潘通知了这个消息。“你将接到里根总统的电话。”他保证道。

1987年6月1日，周一，格林斯潘正在纽约的外科医生那里。他的背部疼痛从尼克松宣布加强价格管制的那天就开始了。那一刻他与共和党白宫的距离最远。16年后，背部疼痛仍然困扰着他，而曾经的距离则已经成为遥远的记忆。

一位护士过来说，接到了白宫打来的电话。这个护士认为这可能是恶作剧，但好像又是真的。格林斯潘会去接电话吗？

格林斯潘走进医生的私人办公室，拿起电话后便听到了罗纳德·里根总统轻松而友好的声音：“艾伦，我希望你成为我的美联储主席。”

格林斯潘告诉里根总统，他很荣幸地接受邀请。里根又与他聊了几句后就挂了电话。

格林斯潘踱回大厅，护士紧张地看着他。“你还好吗，”她问道，“你看上去像是听到了什么坏消息。”

那天稍晚些时候，格林斯潘前往华盛顿，参加安德烈娅为卢·坎农（Lou Cannon）准备的生日晚宴，后者是《华盛顿邮报》驻白宫的记者。除了詹姆斯·贝克在美国财政部的发言人玛格丽特·塔特怀勒（Margaret Tutwiler）外，大部分来宾都是记者。玛格丽特与格林斯潘坐在桌尾处，安德烈娅注意到这两人聊得很投入。直到所有人都离开后，她才知道这是为什么。

“今天里根总统打电话问我要不要担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简短地告诉她。

安德烈娅想知道这将使他们的生活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协调，这使他们双方都能摆脱情感上的绝对承诺。格林斯潘未来将生活在华盛顿，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此外，安德烈娅如果与一位政府高级官员约会，那么很可能就会存在利益冲突。

第二天早上，白宫新闻记者团被告知里根总统将在10点宣布一则公告。记者知道这意味着一位高级别官员的更换，会是联邦调查局新局长吗？安德烈娅的同事克里斯·华莱士（Chris Wallace）在猜想即将宣布的会是谁。或许是沃尔克的继任者？

此时的安德烈娅却一反常态地一声不吭。华莱士疑惑地看着她说：“哦，天哪，是格林斯潘吧，是吗？”

安德烈娅不能欺骗自己的同事。不过，她恳请道：“如果你向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新闻编辑通风报信，将会使我陷入巨大的麻烦当中。另外，格林斯潘在詹姆斯·贝克那里的信誉将支离破碎，他将因此永远不会再信任格林斯潘或我。”

华莱士同意了，他仅仅告诉编辑们应该对简报进行直播报道。他不会告诉他们更多的消息。

10点时，里根总统准时出现在白宫简报室，坐在他两侧的是格林斯潘和沃尔克。这个画面立即传达了一个信息：愚蠢的老顽固将被机敏的《财富》500强候选人所替代。白宫的记者群出现了骚动，在几分钟内，他们将不得不立马变成美联储方面的专家；什么是见鬼的通货膨胀率？对安德烈娅而言，她不知道是应该像记者一样作出反应，还是应该为自己的男人感到骄傲。如同后来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所讲的那样，她不知道应该欢欣，还是在座位上保持低调，以避免人们的注意。

包括汤森–格林斯潘公司的员工在内，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在电视新闻节目上看见了格林斯潘极度谦逊的姿态。格林斯潘根本没有机会提前告知自己公司的员工。不过，他在白宫履行完各种仪式后，就立马回到办公室并召开了员工会议。

员工会议上，20多名员工挤在一间没有窗户的会议室里，这更像是一次大的家庭会议。这里的许多人都穿着“Economents”的T恤，“Economents”是汤森–格林斯潘公司棒球队的名字。在这里，几乎所有人都和格林斯潘相交多年，像女婿了解岳父一样了解他。汤森–格林斯潘公司的分析师们知道，老板喜欢在凯瑟琳·艾克霍夫设计的衣柜状隔间里开心地分析数据。他们知道，他喜欢在办公室的小厨房里搞点可可饮料。现在61岁的格林斯潘站在他们面前，他的头发稀疏，头顶就像有个大补丁。然而他的命运之星正在奇迹般地冉冉升起。他此刻看起来如此熟悉，却又遥不可及。

看着这些忠诚的支持者，格林斯潘宣布，在与这家公司一起度过34年的时光后，他将离开了。事实上，这就是这家公司的寿命了。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而对于其中的一些人来说，这几乎是一辈子的结束。贝斯·开普勒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作为政府数据专家加入了汤森–格林斯潘公司；露西尔·吴则在稍晚些时候加入了汤森–格林斯潘公司，主要负责构建早期版本的预测模型。她们都未曾结婚，格林斯潘和公司其他员工就是她们的家人。年轻的研究员本·梅尔文（Ben Melvin），来到一个女同事面前，亲吻了她的额头，然后走出了办公室。他曾经戴着大猩猩面具，跑到格林斯潘的办公室，戏弄过自己的老板。

格林斯潘的员工们必须考虑自己是否能保持公司继续运转。不过，如果公司没有了著名的带头人之后，就很难再有什么未来：公司一直以来都是靠他一个人带来客户，并使公司运转。养老金计划终止了，人们开始寻找其他工作。最残忍的任务始于清理办公室。在汤森–格林斯潘公司营业的最后几天里，没有任何宴会或事件来纪念公司停业，而公司会议室里堆积着30年来的数据统计报告，等待清洁工清理。

白宫发布公告后不久，格林斯潘接到了亚瑟·伯恩斯的妻子海伦的来电。他的导师正生命垂危，很可能会在这个月底前去世。不过海伦想让格林斯潘知道，她告诉了伯恩斯关于格林斯潘的新职位的消息，伯恩斯表示非常高兴。

“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格林斯潘在多年后说道。

1987年7月21日，格林斯潘出现在威廉·普罗克斯迈尔和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面前。自格林斯潘被尼克松任命为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到他被里根任命为美联储主席，13年过去了。在上一次的任命听证会上，普罗克斯迈尔还曾指责过他的经济自由主义立场，以及他反对实施累进税的坦率态度。格林斯潘和普罗克斯迈尔关系密切。两个男人都是非常聪明的不合群者，都有些冷漠地在这个国家的权力中心打转。两个人都拥有可怕的干劲。“我感觉他像是火星人，他实在太纪律严明了。”参议员的一位助手说道，他的这段评语可能针对的是普罗克斯迈尔的每日16公里跑，还有他对员工吃巧克力甜甜圈的强迫性责骂。普罗克斯迈尔和格林斯潘经常在预算问题上结盟。让这位参议员很自豪的是，他揭露了毫无意义的政府开支，把金羊毛奖（Golden Fleece Awards）授予了美国科学基金会，后者当时正在推进一个研究“人为什么会坠入爱河”的项目。虽然他很赞赏格林斯潘经常呼吁严守预算纪律，但现在格林斯潘将被任命为美联储主席，因此普罗克斯迈尔绝不会对格林斯潘心慈手软。他对任何人都未曾温柔过。

格林斯潘由参议员丹尼尔·莫伊尼汉介绍给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众委员。莫伊尼汉是格林斯潘在社会保障改革委员会的同僚。他们形成了一种奇怪的组合：莫伊尼汉戴着有波尔卡圆点图案的领结，一头松散的花白头发，看上去像一个学者；格林斯潘则身穿保守的深色西装，戴着闪闪发光的银行家袖扣。莫伊尼汉用假装严肃的语气，称赞这位即将在早上被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确认为美联储主席的男人，无疑是“委员会有史以来最优秀的萨克斯乐手”。

“我还一直以为是单簧管呢。”普罗克斯迈尔打断道。他尖尖的颧骨和强壮的下颚让他看起来比实际的71岁年轻许多，看来头发移植和面部拉皮手术确实起到了一些效果。

莫伊尼汉倾斜着身子，与格林斯潘耳语了几句。“萨克斯和单簧管他都再行，主席先生！”他说道。

普罗克斯迈尔想将话题转向更严肃的事情上。上次他反对任命格林斯潘为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其原因是担心格林斯潘将自己顽固的兰德主义思想强加于美国政府。然而，这次普罗克斯迈尔的担心则相反，他担心格林斯潘会太过容易妥协。

这位参议员说道：“在过去36年里，曾经有3位卓越的主席领导过美联储，分别是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亚瑟·伯恩斯以及保罗·沃尔克。”他认为“如果说他们作为美联储主席存在一个共同点，那一定是他们一贯的独立性” 。

普罗克斯迈尔知道这评价对伯恩斯来说并不属实，但他并不想说这位刚去世的人的坏话。他的意思很清楚，对于格林斯潘是否会像伯恩斯那样容易妥协，他有些担心。毕竟，在1988年大选之前，对于降低利率存在着巨大的压力，尤其是面对着一屋子由里根任命的美联储委员。“这并不是小事情。美国的总统制目前正岌岌可危，”普罗克斯迈尔评述道，“你敢对政府说不吗？”在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格林斯潘是“一个易相处，好说话，令人感到舒适和越来越受人欢迎的主席”。普罗克斯迈尔说道：“然而，现在你可能需要改变这种融洽与合作的风格。”

在提醒格林斯潘不要对通货膨胀太过软弱后，普罗克斯迈尔继续转向银行的“大而不倒”问题。他急需要知道，格林斯潘是否会坚持沃尔克拒绝金融业务兼并的决心，并尖锐地指出格林斯潘的商业关系可能会让他的决定有所偏差。毕竟，格林斯潘曾经是JP摩根的董事，而且正如普罗克斯迈尔所指出的，他还是西尔斯百货的“付薪拥护者”。西尔斯百货这家零售业巨头的消费金融业务当时正在快速增长。考虑到所有的商业关系，格林斯潘还能反对“金融过度集中”吗？

得克萨斯州的共和党参议员菲尔·格兰姆带着他常见的不恭，嘲笑了普罗克斯迈尔对美联储独立性的担心。“我相信，如果格林斯潘博士听从了你对保持独立性的建议，”格兰姆慢吞吞地说，“他就要写个便条，上边写着，当你下个月再给他打电话要给他建议时，他就会挂断电话。”每个人都大笑了起来。参议员银行委员会的各位参议员们尊重普罗克斯迈尔的聪敏，但他们也讨厌他的哗众取宠。普罗克斯迈尔比他们更聪明、更纯粹，因此格兰姆的嘲笑是受欢迎的。

“我不会给他打电话，”普罗克斯迈尔忿忿不平地申辩道，“如果我这样做的话，这将是我30年来第一次给一位美联储主席提意见。”

普罗克斯迈尔穿着一件有时髦格子纹的薄夹克，戴着厚重的眼镜，看起来像是一只孔雀，而格兰姆则看起来则像一只灰乌龟。

“好吧，我倒是给我们现任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博士打过多次电话，”格兰姆透露，显然他还陶醉在自己无礼的行为当中，“他总是会接听我的电话。我想表达的是，我不认为，美联储的领导人与国会谈话有什么不妥。听听他们的意见没什么坏处，隔三岔五总有几个人说的是正确的。”格兰姆显然指的是他自己。

普罗克斯迈尔要去投票，所以离开听证会前往参议院议事厅。在超过20年的时间里，他从未缺席过唱名投票，这是他表现自己正直的另一面。

美联储前主席离任时，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参议员希望格林斯潘能够“拥有钢铁般的意志力，来抵御错误的压力，无论这些压力来自何人，也无论它们呈现出什么样的方式”。除了格兰姆参议员，其他官员都强烈建议格林斯潘去抵抗政客们。很明显，美联储必须保持独立性，这已经得到美国参议院的一致认可，而这个观点也将在接下来的10年里逐渐被全世界接受。

听证会继续进行，格林斯潘详尽而全面地解释了自己关于信用和资金的观点。他相信，从长期看，货币量的增长水平将决定通货膨胀率的水平，但它对短期的价格稳定并不能发挥指导作用。他还认为，信息技术会在可交易证券中掀起一场风暴，传统的银行业注定会成为一个逐渐消亡的行业。他十分乐于看到银行间的合并，并认为如果这些合并产生了利益冲突，内部的防火墙会解决这个问题。

不久，普罗克斯迈尔投完票回来，并继续说道：“在今天这顿友好的‘野餐’中，我将扮演臭鼬，并向你提出属于‘人无完人’一类的疑问。”接着，他制造了一个多年后仍被谈论的口实。

“我这里有一份两院联合经济委员会的研究成果。”普罗克斯迈尔说，并炫耀地展示了一份报告。该报告将格林斯潘在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预测和之后的实际经济增长情况进行了对比。“在1976年、1977年和1978年这3年中，你主导的机构对1976—1986年的预测都出现了很大偏差，而对于通货膨胀率的预测与实际情况的偏差更是破了纪录。你对1978年通货膨胀率的预测，连实际值的一半都不到。“你的预测和事实差得如此之远，你做何解释？”普罗克斯迈尔问道。

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格林斯潘的批评者会把普罗克斯迈尔的质疑当作一个由头，一个平凡的野心家被当场摘下了大师面具。参议员的攻击正中靶心：格林斯潘并不是一位无所不知的人。普罗克斯迈尔是在含沙射影地攻击。面对这样无礼的行为，格林斯潘本可以直接回击，普罗克斯迈尔正在曲解联合经济委员会的研究成果。不过，最终他仅仅是冷静地避开了普罗克斯迈尔的攻击。他宽厚的嘴巴咧开了一个顽皮的微笑，并打算以魅力而非逻辑取胜。

“议员先生，在官方预测与外部预测之间确实有很大的差距。”格林斯潘用低沉的声音回应道。他巧妙地诉诸政客们的自我敌视：他的借口是，白宫政府官员所受的政治压力影响了其在技术层面的客观性。参议员们听后都赞赏地笑了。

“我会尽量向你解释，并时刻怀揣着我遭遇失败时的紧迫感。”格林斯潘继续说道，在笑声仍在继续时，他有意展现出了夸张式的谦逊。他解释说，普罗克斯迈尔引用的预测结果实际上根本不是真正的预测。“那些预测结果的前提是总统的经济政策得以实施，”格林斯潘颇有讽刺意味地说道，“但问题在于，这些政策几乎没有实施。”

“然而，请让我打断并指出，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其他主席也面临和你同样的问题，但是他们所犯的错并没有你多，而且远远没有你的错误这么严重。”普罗克斯迈尔不精确地反驳道。然而，他越坚持就越不具有说服力。他并没有赢得人群的支持。

“我为自己感到抱歉，并为他们感到开心。”格林斯潘这样回应在众委员中传来的阵阵笑声。

“好吧，然而，你有机会在格林斯潘–奥尼尔公司当一名预言家。”普罗克斯迈尔施压道，这涉及了格林斯潘失败的资产管理经历。

“我只能说，我已经知道它运营得并不太好，并且我承担了自己分内的责任。”

“好吧，我希望……当你到美联储任职时所有事情都将完美无缺，你不可能总犯错误。”普罗克斯迈尔气哼哼地说道。他的弹药已经用尽了。

“参议员先生，我能给你的建议是，我的职业履历中的其他方面更成功些。”格林斯潘回答道，众委员又发出了笑声。头顶光秃秃的格林斯潘战胜了植过发的普罗克斯迈尔。前者更吸引人，更具自嘲感，在某种程度上更人性化。除此之外，每次当他参与听证会时，他在问询者中都留下了良好的名声：他多次在他们面前证实事情真相；他和他们建立了社交关系；他给他们提供建议。如果想要指控说谁的预测结果又偏离了几个百分点，参议员们知道这种指控其实是建立在流沙之上的。比起较真于格林斯潘预测结果的准确度，享受他说出的狡黠的笑话要容易很多。

当听证会即将结束时，普罗克斯迈尔做了总结陈词。

“请容许我做个总结，格林斯潘博士，目前的境况很特殊……你的预测记录，正如我指出的那样，结果不好，有点糟糕。你反对美国的反垄断法，尽管如此你依然去执行它……据我了解，你在银行业和商界的位置使得你会遵守法律。然而，你的如意算盘是，如果建立起防火墙，你仍然会允许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合并。另外，你将与一帮克隆人委员共事，不是小丑，是克隆人，由里根总统任命的克隆人。尽管如此，你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人。我们将尽快确认你的任命。”

正如普罗克斯迈尔所保证的，参议院全体投票将在两周之内进行，而格林斯潘以91比2的票数获得了通过。关键时刻，即便是威斯康星州令人畏惧的参议员也摸着自己的良心支持了格林斯潘。

15
“格林斯潘是可有可无的”
“GREENSPAN'S IRRELEVANT”

1987年8月11日，格林斯潘来到了自己的新办公室。他以前的办公地点在曼哈顿下城高耸入云的大厦中，那堪称是代表美国大胆进取精神的标志性建筑群。位于华盛顿的美联储总部则与他之前的办公地点迥然不同，这里只是一座四层高的小楼。其干净洁白的大理石墙壁透着坚定和权威感，或者套用建筑设计师的话说，代表着“正直与永恒”。一只美国鹰的雕塑栖息在其巨大的青铜门上，好像在凝视着前方林肯纪念堂那几根古典式柱子。其大厅的天花板上则刻有女神西布莉（Cybele）的石膏浮雕，她象征着富足和稳定。正是由于美国历任领导人倾向于滥发货币，从而加剧了经济的不稳定性，所以美联储大楼才在20世纪30年代被竖立起来。然而，这个事实几乎已经被人淡忘了。

“这里很快就有电梯了，主席先生。”一位招待人员保证道。

“请叫我艾伦。”格林斯潘回应。

“在这里我们不能这么称呼您。”招待人员答道。

格林斯潘回想他走过来的路。他小时候在华盛顿高地，曾梦想加入职业棒球大联盟。当时格林斯潘希望成为乔治·塞尔柯克（George Selkirk），后者是纽约洋基队的一名技术纯熟的右外场接球手。现在他掌管着整个联邦储备体系，囊括了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局以及12家地方性联邦储备银行。他已经是这个领域的贝比·鲁斯或者乔·迪马吉奥了。

格林斯潘的新帝国雇用了23 000名员工，华盛顿总部差不多有1 500人。谢天谢地，他并不需要像董事长管理整个企业集团那样去管理这个体系；他并没有管理庞大机构的经验，也没有兴趣学习这方面的知识。相反，12家地方性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独立经营各家银行，对由本州的商人和银行家控制的董事会负责。同时，格林斯潘其实并不需要去管理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局。按照传统做法，美联储主席会把管理任务委派给各委员，由他们去领导各个监督委员会，如储备银行事务委员会、消费者与社区事务委员会、支付体系政策委员会等。格林斯潘尤其喜欢其中非常能干的委员爱德华·凯利（Edward“Mike” Kelley），这位瘦高个的得克萨斯官员对于如何合理分配薪酬以及有效运转大型组织十分熟练。凯利很高兴可以从货币事务中退居二线，这样他就有更多时间能帮助格林斯潘处理其他事务。

格林斯潘负责提供领导智慧，其他人则确保火车按时开动。他作为美联储的代言人，将会在美国国会面前介绍经济状况，其发表的内容将会瞬间被市场解析出关乎未来利率走势的线索。他将主持美联储委员会的每周例会，在会上，各位委员将对金融监管事项以及贴现率水平(3)的决定进行投票。按照惯例，美联储主席同时兼任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主席。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交易员设定目标，而这些交易员则转而去调控隔夜拆借市场的利率水平，也就是通过向银行注入新创造的货币从而“放松”信贷，或者通过收回货币从而“紧缩”信贷。

格林斯潘凭借美联储主席的名头以及对美联储委员会和公开市场委员会的领导资格，掌握了引导美联储走向的工具。不过，这些工具能否有效只有他自己能决定。尽管掌管着美联储的两大委员会，他也可能会在其中任一委员会的某次投票中成为少数派。尽管美联储主席在投数中处于少数的情况确实少之又少，但这也不是不可能的，沃尔克就是一个例子。沃尔克短命的前任威廉·米勒还曾经做过一项案例分析，专门研究一位美联储主席的权威性是如何消失的。米勒曾经是一位企业主管，习惯于发布命令。他以为在委员会会议上安置一个定时器就可以制止那些空泛的讲话。他还张贴了标语，上面写道：“谢谢您没有抽烟。”同僚对这两点却满不在乎，会上依然弥漫着尼古丁烟雾，并且大家依然在泛泛而谈。为了比米勒更加有效率，格林斯潘在为自己的新职位做准备时，充分发扬了自己惯常的勤奋的工作作风。在年轻时，格林斯潘曾担任过钢铁行业的顾问，他宣称自己为此读过一本电话簿大小的教材《钢之炼、锻、造》（The Making, Shaping and Treating of Steel）。作为新任的美联储主席，他通过学习19世纪的经典指南《罗伯特议事规则》（Robert's Rules of Order），理解并掌握了委员会规则的方方面面。

如果说其他美联储主席的威望并不是理所当然就存在的，那么格林斯潘的名头也一样是不稳固的。尽管格林斯潘代表整个美联储的立场，但仍不敢保证每个人都会认同自己。他必须靠努力获得信任和权威。当他获得任命的消息被公布后，立刻就引发了诸多质疑，讨论他到底能撑多远。“市场质疑格林斯潘是否还会穿沃尔克的鞋子。”《经济学人》的头条新闻用了这样的标题。该杂志同时还附上一幅漫画，漫画里的微型格林斯潘正从沃尔克的大鞋子里偷偷往外探视着。格林斯潘“无法像沃尔克那样控制美联储委员会” ，专门负责美联储相关新闻的记者威廉·格雷德（William Greider）这样预测道。沃尔克在美国财政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工作期间，表现出了强烈的公众责任感，从而获得美联储主席一职。格林斯潘则擅长交际，有着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多重生活方式，可以在各种身份之间自由切换。他看起来更可能会屈服于白宫的意志。

刚刚就任美联储主席没几天，格林斯潘就心急火燎地跑去拜访38岁的曼纽尔·约翰逊（Manuel H.“Manley” Johnson）。这位美国财政部前官员在一年前被里根任命为美联储副主席。格林斯潘看起来很焦虑，不停地挥舞着一份模糊的《华尔街日报》的复印件。

约翰逊问格林斯潘是什么让他如此烦恼，格林斯潘告诉了约翰逊这份报纸上的报道内容。这篇报道的作者把自己能想到的所有与美联储新主席有关的东西都一股脑儿写了出来，并给他贴上了一个毫无金融从业经历的菜鸟标签，还嘲讽他会让美联储成为里根当局的又一个傀儡。该报道预测，格林斯潘将会降低利率，以保证共和党在1988年的选举中胜出。他会和他的学术导师亚瑟·伯恩斯一样懒散昏庸。不出几年，通货膨胀率又会回到两位数。

“你在乎这个家伙说的哪一点？”约翰逊有些不解地问道。这篇报道的观点太极端了，没有哪个理智的人会关注它。然而，约翰逊仍然能看出格林斯潘非常担忧。美联储主席的公信力岌岌可危，这可直接关系到格林斯潘是否能成功胜任新职位。如果华尔街都把他视为共和党的傀儡，那么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也就会自我实现。

格林斯潘就任一周之后，即1987年8月18日，周二，他首次出席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包括美联储委员和12家地方性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而美联储委员和纽约联储银行行长有绝对投票权，剩下的4个投票权则每年在其余11位地方性联备储备银行行长中轮换。该委员会的会议室就如同洞穴一般，其墙壁用暗金花缎覆盖着。会议室的吊灯上则饰有多只金鹰雕像。

美联储副主席约翰逊出面维持会议秩序。他宣布说：“我愿意推荐格林斯潘先生当选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主席。”尽管约翰逊表现出了年轻人的冲动劲儿，但是他也有着南方人的威严气质。

“我赞成。”有位委员发话了。

“有反对意见吗？”约翰逊问，顿时红木长桌四周发出了笑声。约翰逊转向格林斯潘并称呼道：“主席先生！”

“停顿的时间比我想象的要长。”格林斯潘挖苦地说道。

会议开始后，先是美联储的各位经济学家依次做汇报。迈克·普雷尔（Mike Prell）是一个富有激情的白胡子老头，他领导着美联储的研究和统计部门的强大博士军团。在会上，他预测美国经济将逐渐放缓，通货膨胀也会逐渐缓和。这是格林斯潘在人生中第一次主持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金融委员会会议，听取基于美国最顶尖的经济预测模型作出的分析。不过，他决定要借此巩固自己的领导位置。听完这些经济学家的论述后，大多数人都同意普雷尔的观点，认为不会存在太大的物价上涨压力。接着，格林斯潘评论说：“一个上午过去了，竟然没有一个人提到股市。”

这个问题很有启发性。格林斯潘运用他曾在1959年给美国统计协会提供的数据，把委员会的注意力转移到了“资产价格如何影响经济”这一个问题上。1987年的牛市拉高了企业的资产价格，刺激它们加大投资，以形成更多类似的资产，而强劲的投资拉动型增长可能会引爆通货膨胀。“尽管你们以可能最正确的方式预测可能发生的结果，但是我更倾向认为经济中的风险已然上升。”格林斯潘提及了普雷尔的观点。“我最后一项预测是，下次再开会的时候迈克会围绕这一点展开工作。”他又说道。

委员会的其他成员都大吃一惊。美联储主席要进行理智的领导，这点毋庸置疑。然而，格林斯潘竟如此突兀地直接质疑了手下的预测结论。毕竟，普雷尔掌握着综合性最强的预测程序，它既包含政府部门之内也包含政府之外的内容。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成员想要的是对未来前景的独立评估，而不是帮助格林斯潘去塑造他的预测。

“我并不吃惊。”凯利说道，他不确定格林斯潘是否是在向普雷尔发起挑战。

“看出来了吗？”委员罗伯特·海勒（Robert Heller）问普雷尔，显然是在向后者提示，格林斯潘的确是在挑战他。

“有时候，他很难影响最终预测。”委员维尼·安杰尔（Wayne Angell）插话说，以此宽慰格林斯潘，以免下次他仍然没有见到想要的预测结果。

格林斯潘意识到他可能做得有点过头了，于是他又澄清说：“为了避免大家误解，我还要再说明一下，我的意思是真实的世界将会给他启发。”

尽管格林斯潘周围出现了反对声音，但他在会议尾声时依然采取了攻势。他列举了经济强劲增长的迹象：钢铁、铝的订单量在增加，生产资料的投资规模也在扩大。总之，他就是不接受经济增长正在放缓的判断。所有这些迹象都表明，提高利率的风险很小；小幅度的上调不会影响到经济增长的大趋势，却可以为通货膨胀“买一份保险”。“有些同事认为这些都充满着不确定性，我不赞同，”格林斯潘坦率地说，“我以前见到过这种情况，对我来说这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不确定的。”

格林斯潘在会议结束时，还是没有决定推出紧缩政策。他毕竟是新来的，不能期望在自己主持的第一次会议上，就让委员们服从自己的意志。即使上任时能够利用全美国的危机，令人敬畏的沃尔克仍然等到两次会议之后才推出了自己的“周六特别之夜”。不过，格林斯潘画下了自己的标记。在经济预测上，他不会轻信年轻人的观点；他自信在这方面比其他人知道得更多。在抵制通货膨胀方面，他将跟随沃尔克的脚步。尽管他决定采取强硬态度，但不会去冒险。

接下来的两周，格林斯潘经常待在美联储总部大楼的走廊里。他和同僚们一起坐下，互相讨论观点。这些天，他与同僚聊天的时间比那些冷漠的前任在半年中聊天的时间都长。格林斯潘强调，美联储最神圣的职责就是保卫抗击通货膨胀的胜利成果，现在丝毫不能掉以轻心。1986年12月，消费者价格指数仅上升了1.1%；1987年8月，这一数据已经翻了两番，达到4.3%。如果继续这样发展下去的话，沃尔克时代作出的牺牲将失去意义。

在9月4日的美联储委员会会议上，格林斯潘终于如愿了。尽管委员会的经济学家们预测通货膨胀会逐渐缓和，而且尽管格林斯潘才来这里不到一个月，美联储还是将贴现率提高了0.5%，借此对通货膨胀发出了警觉信号。

这是3年多以来美联储第一次提高贴现率。沃尔克向格林斯潘发来了一条短信：“祝贺你，你现在真正成为央行行长了。”

格林斯潘和普雷尔的争议暴露出他在上任初期的自相矛盾之处。他刚到美联储时，负责金融监管的职员都对这位信奉经济自由主义的新上司将采取的措施充满了焦虑，而美联储的经济学家们则希望新上司与他们志趣相投。然而，格林斯潘迅速就打破了这两伙人的预期。在监管举措上，他表现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温和态度；他似乎很愿意接受那些之前服务过沃尔克的律师和监管者们所提出的建议。然而，在经济预测方面，格林斯潘与前任的风格却迥然不同。沃尔克恐惧技术，不喜欢看那些印刷体的纸质版数据报告。他曾经对一名顾问说道：“我不想看任何电脑输出的玩意！”格林斯潘则完全属于另一个极端，他沉迷于一列列点阵式的数字中，而且这些数字越详细越好。他不会轻易接受高级职员的建议。实际上，是他的直觉常常让他拒绝上述建议。

格林斯潘明确提出，自己不同意普雷尔的预测结果，这反映出格林斯潘对金融领域长期且持续的关注。当然，这同样也源于他在20世纪50年代积累的早期经验。尽管他也跟随时代变化的脚步，尝试在汤森–格林斯潘公司建立一个经济模型，但是他从来没有完全相信过模型预测的结果。普雷尔的预测都是建立在模型基础上的，像其他模型一样，该模型包括一系列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的假设：假设政府存在赤字，模型就会向经济中注入更多支出，进而刺激产出增加；假设美元贬值，美国制造商的贸易量就会增加等……通过确定那些起重要作用的因素，美联储也就剔除了可以被忽略的因素。这些可以被忽略的因素或是由于其本身作用太小，或者由于它们可以归并到已经被模型追踪的其他因素中。不过，就像在担任经济顾问时那样，格林斯潘主要是用自己独到的方式来破解经济谜题。因为他不认为经济关系是静态的，所以他不太同意忽略掉某些数据。毕竟在任何时候，人们都无法确信，经济统计数据可以为所有事情提供至关重要的线索。格林斯潘认为，对经济数据分析得越细致，就能看到越清晰的图景。因此，他一直不停地将数据切片或切块，以求找到关于未来的线索。普雷尔说，如果数据可以因为备受折磨而向法庭上诉，那么格林斯潘肯定是第一个被告。

格林斯潘认为普雷尔低估了经济关系的变动情况，而普雷尔则认为格林斯潘低估了经济数据的局限性。毕竟，没有哪些数据是非常准确的。就像试图从汁液已流干的柠檬里再挤出汁液来，格林斯潘总是不断折腾数据，以求获得更精准的分析。例如，美联储会追踪制造业存货的数据，而存货增加是产出下滑的先兆：因为零售商只是在销售他们已有的进货，而不是向工厂下新的订单。然而，格林斯潘认为这种分析还不够。他想知道存货中有多少是进口的，因为进口存货的订单量下降并不影响美国国内的产出。他还认为，必须在扣除零售商的加价后重新计算存货价值，否则会高估制造业产出。当然，理论上，格林斯潘采取的这两种调整方法都是合理的。然而，普雷尔质疑这种做法在实践中是否有意义。如果存货数据本身就是估计数，那么格林斯潘那些聪明的调整方法并不会让数据更加准确。如果数据的虚报问题或多或少都一直存在着，那么就完全可以忽略格林斯潘所提到的调整，因为预测者更关注的是存货量的“变化”。“有时候分析本身可以容忍一些数字上的错误。”普雷尔评论说。

9月22日，格林斯潘再次出席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在会上，他与同僚们又出现了观点上的分歧。5周前，他与普雷尔首次交锋后，下属们已经显著提高了对经济增速的预测，但是格林斯潘依然不满意。这次格林斯潘抓住了GNP数据和工业生产指数之间的差异。GNP的数据支持了他的手下关于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会放缓的预测，而工业生产指数则表明存在会引发通货膨胀的经济过热迹象。相比而言，格林斯潘倾向于认为，工业生产指数更准确一点。

普雷尔并没有被说服。“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差距。”他反驳道。他承认，工业生产指数确实比GNP增长得更快，但是两者的差距仍在正常范围内。因此他对这个差距是否有重大意义表示怀疑。

然而，结果证明格林斯潘是正确的。在接下来的3个月里，经济增长速度比格林斯潘的下属所预测的要快很多。格林斯潘的成功预测很快就被人忘记了。就像我们随后会看到的那样，它被各种大事件淹没了。不过，他运用数据进行分析预测的洞察力，将成为他在整个任期中的标志性特征，同样有标志性的还有他与下属关于美国经济情况的争论。8年前，沃尔克的上台顺应了当时正在兴起的货币主义潮流。他执着于一种大胆的货币主义理念，即货币和价格之间的关系是完全可靠的，央行行长只需要关注这唯一的一组关系，其他变量都可以忽略。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货币主义遭受了普遍质疑，同时，也没有任何其他理论能够占据主流地位。“关于宏观经济周期的判断、宏观经济波动的实际原因以及宏观经济学理论在政策上的应用，当时都存在很大的困惑。”麻省理工学院著名教授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cher）在1988年曾作出了这样的评论，并承认自己参与构建的经济模型存在局限性。学术界的这种悲观情绪非常普遍。哈佛大学教授格里高利·曼昆（N. Gregory Mankiw）曾在《货币、信贷和银行》（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上撰文写道：“现在的宏观经济学家越来越不敢确信自己的答案了。”

非常巧合的是，实证主义的训练使得格林斯潘成了这个不确定时期最理想的人选。格林斯潘是正确的，模型逐渐失去了作用：经济中的各种关系都不是静态的。正常情况下，工业产出会跟随包含范围更广的国民产出同幅度变化，然而有时候这种关系会中断，而预测者的工作就是要发现是什么扰乱了这种关系。普雷尔手下的经济学家们对此理解得很透彻，他们会通过加入其他外生因素，尽力调整并优化模型预测结果。然而，格林斯潘对经济数据异常点的直觉很难有人能匹敌。他意识到，模型强大的外推法远远比不上人类的感觉判断。

曼昆曾认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经济学所处的状态，与更早期天文学所处的状态类似：“当时传统的托勒密体系已经被遗弃，但新的哥白尼学说还没有在航海领域得到真正应用。”在那个混乱的过渡期，没有可靠的操作手册；只有靠实用主义者发挥即兴智慧去航行。在经济学领域，最佳预测模型所遵循的规则已经愈发暴露了其不可靠性。这是一个实用主义者自由发挥的时代，格林斯潘就是其中最出色的实用主义者。

对安德烈娅来说，格林斯潘荣升为美联储主席既有利也有弊。在格林斯潘告诉安德烈娅自己被任命为美联储主席的那天晚上，她就已经在考虑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了。既然他们会住在同一座城市，那他们会真正成为夫妻吗？答案并不完全清楚。当格林斯潘从纽约搬到华盛顿的时候，他并没有搬进安德烈娅那栋隐蔽在陡峭蜿蜒、林木葱葱的街道上的房子。相反，他在水门综合大厦租了一套多功能公寓，就像他在福特政府时期那样。他几乎没有从旧生活中带来任何财产，除了几本技术方面的书。安德烈娅的母亲专门来华盛顿为他的公寓置办了新家具。即使这样，这套公寓看起来仍不像有人居住。

在格林斯潘紧张的工作日程表内，他会尽量抽出时间和安德烈娅在一起。不过，他同时也不定期跟其他女人在一起。在就任美联储主席首日的小型私人午宴上，他邀请了他的表兄弟韦斯利·哈尔佩特以及记者苏珊·米尔斯（Susan Mills）。这位记者是《麦克尼尔–莱勒新闻时间》（MacNeil-Lehrer News hour）的制片人。一位杂志作家描述道，当这则新闻还未被证实时，某天早上他看到安德烈娅送格林斯潘上班。“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位作者问道。“每个人都好奇，有时候连我们自己都好奇我们是什么关系。”安德烈娅回忆道。

由于职业原因，安德烈娅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了。政府阵营的一位骑士正在和记者阵营的一个女儿谈恋爱，而这两个阵营就像《罗密欧与朱丽叶》中蒙太古（Montague）与凯普莱特（Capulet）两个世仇家族一样。这两个人其实是被禁止谈情说爱的。安德烈娅尽量回避与经济相关的报道，以免存在利益冲突。然而，格林斯潘的所作所为却正好相反。在格林斯潘就任美联储主席前，他就四处拉拢媒体。《华尔街日报》负责报道经济的记者们列出了一份可以很快得到回复的专家名单，格林斯潘的名字就位列第一名。就任美联储主席后，格林斯潘仍然欢迎记者们去他的办公室采访，并特别费心地去讨好他们。沃尔克经常在头一分钟里装作没有注意到，从而来给媒体采访定调。格林斯潘则会极力让记者们自认为受到了重视。格林斯潘甚至还会时常和《纽约时报》的记者纳撒尼尔·纳什（Nathaniel Nash）打网球。有一次在白宫网球场上，格林斯潘在网前的时候，纳什打出了一记很有力量的正手球。球正好砸中格林斯潘的胸部，后者立即摔倒在地。纳什的同伴当时就想：“他砸死了主席呀！”不过，格林斯潘很快就自己站了起来，每个人这才松了口气。

1987年10月初，格林斯潘出现在美国广播公司周日早间的《这一周》（This Week）节目里，主持人是戴维·布林克利（David Brinkley）。他在入职美联储前就已经向布林克利承诺会去参加这个节目，现在他觉得是时候兑现承诺了。

节目开始前的旁白语就直击格林斯潘面临的核心挑战，即建立公信力。美国广播公司的旁白介绍道，美联储主席“在某种程度上是美国最有权力的人……从面包价格到住房抵押贷款利率，几乎这些所有事情都掌握在这个人手中，他负责管理货币发行和决定利率水平”。不过，没有人完全相信格林斯潘能够运用好他的权力，尤其是在下一个选举年即将到来的时候。旁白问道：“格林斯潘能否运用他在共和党的关系，抵制住更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由此导致的通货膨胀压力呢？”

几分钟后，镜头转向格林斯潘，身边坐着布林克利以及其他两位审问者：保守派评论员乔治·威尔和美国广播公司体态臃肿的驻白宫记者萨姆·唐纳森（Sam Donaldson）。格林斯潘的大眼镜镜片的宽度从鼻梁到鼻尖，这拉长了他的脸的长度。他的头发向后梳成偏左中分，身穿一件深蓝色西服，系着浅蓝色领带。就好像有些人向他提供过建议，在布林克利的演播室里，穿蓝色衣服应该比黑色衣服更好看一些。

“主席先生，谢谢您的到来。”布林克利开始说道。

“谢谢，很高兴来到这里。”格林斯潘柔和地回答。他已经在这些周日早间电视节目里露过多次面了。他的举止丝毫没有显示出他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力的经济学家。

“你喜欢这份新工作吗？”布林克利问道。

“到目前为止还可以。”格林斯潘回答道，脸上掠过一丝微笑，并羞涩地向上挑了挑眉毛。

“好的。”布林克利先这样寒暄。他已经成功把美联储主席引入了自己的虎穴，他现在的工作就是确定公众的质疑到底是否正确：格林斯潘到底有没有能力和勇气取得沃尔克般的成就？

“现在，我们有贸易赤字，有政府预算赤字，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布林克利以谴责的态度说道，“然而，经济似乎还是保持着相当稳定的增长率。你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

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遇到这类问题时，格林斯潘也许会含糊地蒙混过关，不会说太多。然而，在这个完全不同的场合，只要使用一点点类似计策都会遭到责难。

布林克利、威尔以及唐纳森开始轮番向美联储主席发起了进攻。他们认为格林斯潘是里根政府的财政赤字的帮凶；他们要求格林斯潘在电视中定下货币政策的基调，他们要求格林斯潘预测下一次的经济衰退。在某一时刻，威尔认真地向前探着身子，双手扣在跷起的二郎腿上，并宣称，没有负债的民主党不用通过通货膨胀来缩小债务。“因此，格林斯潘是可有可无的。”威尔奚落道。25年后，相关研究认为，央行发出明确信号非常重要，这使得格林斯潘的继任者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开始定期举行新闻发布会，并在现场回答所有记者的问题，而这个过程还将进行电视直播。显然，如果格林斯潘的主要任务是确立公信力，那么这次对谈显然对他没什么帮助。

在对谈快要结束的时候，格林斯潘想知道这些人是否还有想问他的问题。

唐纳森问道：“你担心股市泡沫吗？你认为股市是否不可控了？”

“我不这么认为，”格林斯潘说道，然后若有所思地咬了咬嘴唇，“我一直担心股市，但是……”

“每天，每时？”布林克利问道。

“是的。”格林斯潘点了点头。

16
浅黑色的星期一
LIGHT BLACK MONDAY

在就任美联储主席的几周之后，格林斯潘给白宫时任副幕僚长肯·杜伯斯坦（Ken Duberstein）打了电话。杜伯斯坦是一位聪明的顾问，随后也得以荣升为正幕僚长。他同样是格林斯潘的朋友，而格林斯潘正需要他的帮助。

“我需要帮助！”格林斯潘在电话开头就说道。里根总统夫妇邀请他到白宫参加国宴。然而，里根夫人不喜欢来宾在正式场合携带非婚伴侣。因此，安德烈娅并没有得到邀请。

“你是否介意向里根夫人说说情，问问她，是否可以让我带着安德烈娅？”格林斯潘恳求道。他说这个至关重要。这将是他第一次带着安德烈娅去参加大型的公共活动。

杜伯斯坦对安德烈娅也比较熟悉，因为她主要负责与白宫的对接工作。然而，他不认为，第一夫人在礼数上的规矩对格林斯潘来说是一个问题。“艾伦，你是个大男孩，你直接问她就可以了。”杜伯斯坦反驳道。

“不可能。”格林斯潘抗议道。他听起来一点不像一个大男孩，他尽力表现得像一个小男孩，既十分害羞又略显笨拙。格林斯潘继续说道：“我是不会给里根夫人打电话说这件事情的。求你了，帮我这一次吧。”

“艾伦，你是一个大男孩。”杜伯斯坦坚持道。格林斯潘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经济学家。他当然可以给里根夫人打电话。

格林斯潘又以更多的理由反驳了他，最终杜伯斯坦同意考虑一下。

放下电话不久，杜伯斯坦接到了另一个电话。它来自安德烈娅。

“求你了，”她恳求道，“帮帮我这一次。这对我们两个人来说很重要。你可以给里根夫人打一个电话吗？”

“艾伦自己可以打的。”杜伯斯坦拒绝了她。

“求你了，肯，这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过了不久，杜伯斯坦与第一夫人谈起了围绕这件事情的对话。他提到了格林斯潘的请求。

“我应该怎么讲？”南希·里根问他。

“我认为，您应该授权我转告艾伦，如果他亲自给您打电话的话，您就会考虑一下。”

杜伯斯坦通过电话告诉了格林斯潘这件事情的结果。大门已经打开了，而格林斯潘仍然不得不去担起自己应该负责的那部分任务，还是需要他来完成最后一击。

“哦，天呐，我不想给南希打电话，”格林斯潘反抗道，“你打！我不想打！”

最终，格林斯潘还是克服了心理障碍。1987年10月14日，他陪同安德烈娅参加了后者的第一场白宫国宴。安德烈娅曾以记者的身份多次报道过这种场合，这一次她终于能置身其中了，其兴奋之情不言而喻。她尽全力使自己符合这次国宴的标准。她穿了一件奥斯卡·德拉伦塔设计的礼服，后来她对这件礼服的描述是“几乎让她破产”。有多位内阁部长、名人和运动明星出席了这次宴会。整场宴会中到处都是戴着耀眼珠宝的女士和发型考究的男士。晚宴后，爵士电颤琴演奏家莱昂内尔·汉普顿（Lionel Hampton）为大家演奏了一曲。当得知来宾中有尊贵的萨尔瓦多总统何塞·纳波莱昂·杜阿尔特（Jose Napoleon Duarte）时，爵士音乐家还专门为台下这位“萨尔瓦多最伟大的总统之一”献奏了一曲。

这场国宴后的第二天，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约格林斯潘在白宫共进早餐，并随后在白宫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第一夫人耀眼的派对仿佛重现了“镀金时代”的迷人魅力，然而，金融市场的威胁扰乱了庆祝的心情。格林斯潘在布林克利的早间节目的露面对此肯定没有什么帮助：他的言论已经被视为美联储试图提高利率的信号，这使得股市和债券市场都出现了大幅下挫。其他国家提高利率的措施同样加剧了投资者抛售手中美元的动机。贝克希望通过新闻发布会来缓解华尔街紧张不安的情绪。为了缓解资金外流，他在演讲中谴责了德国央行提高利率的措施。

“我们不会坐视不管，看着存在贸易盈余的国家提高利率，挤压世界范围的经济增长，并期盼美国也会莫名其妙地跟着提高利率。”贝克说道，显然他并没有充分考虑到美联储的独立性。

格林斯潘对于贝克的声明并没有给予太多关注。他继续东奔西走，完成自己的日常事务：3点，参加一家新闻杂志关于经济环境的访谈；4点，与美国国会议员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有一场会议；6点，与美联储委员维尼·安杰尔有一场网球赛。在白宫的发布会后，他还与安德烈娅相约一起吃晚饭。然而，在华尔街的投资者对贝克的声明进行了仔细剖析之后，他们不但没有安心，反而意识到潜在的货币战争的警钟正在敲响。第二天，即10月16日，周五，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暴跌了差不多5%，从而使该周成了1940年以来美国股市表现最差的一周。一个交易员抱怨：“这简直是世界末日！”

贝克意识到，他的言论正在产生反作用。于是，周五下午，他早早就回到了白宫，并与里根总统、格林斯潘、斯普林克尔会面。斯普林克尔当时是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他曾非常希望自己能成为美联储主席。

没人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斯普林克尔担心最坏的事情还在后面。德国将迫使格林斯潘提高利率以保卫美元，而高利率将对股市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里根后来在自己的日记中吐露道，他同意斯普林克尔的看法，即美联储收得太紧，可能会影响股市的健康发展。不过，他也指出，格林斯潘对此有不同看法。这位美联储主席认为，股市下跌是“一次迟到的修正”。

将格林斯潘的观点解释明白将会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在他就任美联储主席后的几周，他曾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杰拉德·科里根（E. Gerald Corrigan）进行过深入的谈话，科里根和格林斯潘都抱怨了金融不稳定的危险。动作迟缓、烟不离手、才华横溢，正是这样的科里根在过去几年中一直负责处理从墨西哥到伊利诺伊大陆银行的各种危机，他没有任何理由会认为世界将变得更平静。在这一点上，格林斯潘并不需要做太多说服工作。在加入美联储的5年之前或更早一些时间，他就已经不断指出，过度举债使经济变得越来越脆弱。美国家庭当时用于支付利息的收入是20世纪50年代的3倍多。20世纪50年代中叶，非金融公司用于支付利息的收入占到总收入的10%左右，如今这个比例已经飙升至接近60%。美国的杠杆化将经济抬升到了一个新高度，促进了投资和消费的爆发。然而，它同样创造了一个“陷阱”。因为美国家庭和公司都陷入还债的怪圈，并且它们始终处于破产的风险中。

等到格林斯潘刚搬到华盛顿的新办公室时，他已经完全明白了科里根关心的核心问题。金融脆弱性将成为他任期中最核心的挑战，或许可以和通货膨胀相提并论。更糟糕的是，这两个挑战也许是互相矛盾的。20世纪80年代早期，格林斯潘在评论挣扎中的储贷业时就指出，沃尔克的紧缩货币政策可能会动摇放贷者的根基：大部分金融部门依赖于短期融资，而利率的快速升高将导致融资成本上升，从而使其生存能力受到威胁。美联储有时会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是提高利率以保证价格稳定还是降低利率以保证金融稳定。考虑到在杠杆化水平极高的经济体中，金融崩溃的代价极高，美联储可能不得不将金融稳定放在首要地位。这让格林斯潘深深地感到不安。尽管沃尔克已经建立起了美联储在抗击通货膨胀方面的公信力，而杠杆化水平极高的金融市场可能会迫使他的继任者放弃这项已经取得的成就。

到华盛顿后不久，格林斯潘要求见一下美联储负责跟踪股市的经济学家。很快，几个博士就来到他的办公室汇报工作了。

“我没想到居然有这么多人。”格林斯潘用有些腼腆和害羞的语气说道。他将不得不习惯于一个事实，即当他要见一位专家时，这位专家的领导以及领导的领导，或许都想一起来见他。不过，他也没有拒绝的意思。有如此强大的智囊团作为后盾且能随时听命，他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孩子进了玩具店。

格林斯潘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即他认为股市有些过热，但他希望股市可以温和地下调而不是崩盘。20世纪20年代的先例一直深深地铭记在他的脑海中，他曾痛斥当时的美联储在面对股市泡沫时太被动了。望着面前的这群专家，格林斯潘问道，他该如何才能提高自己想要的结果的概率，即股市温和地下调。

智囊团提供了两种做法。第一种做法是，他可以提高利率，借此压缩企业利润并提高杠杆收购的成本，从而抑制股市上扬的空间。第二种做法是，他可以试着发表一次讲话。显然，如果美联储主席声明股市过热，那么投资者也许会注意到这一点。然而问题在于，这两种做法都不一定能确保成功，它们也许对于股价没有任何影响，又或者影响过大，从而引致格林斯潘所担心的崩溃。不过，除此之外，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对于抑制股市泡沫而言，一种流行的措施是提高“保证金要求”，这种措施意在限制向想买股票的投资者发放贷款。不过，智囊团以前就研究过这一做法，并摒弃了它。那些股票投资者如果想借钱，他们总能想到办法拿到钱。

由于没有确定性的办法可以化解泡沫，于是格林斯潘要求同时准备一些应急计划。如果市场确实崩盘了，美联储将会如何处理呢？智囊团着手制作了一本粉皮手册，上面列明了针对从美元崩溃到股市危机等各种意外情况的应对措施。然而，结果仍不尽如人意。依据智囊团的粉皮手册，美联储通过购买股票来支撑崩溃的市场是不合法的，因此它将不得不通过间接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美联储可以通过威胁证券公司，从而使后者代其购买股票，但这就意味着对企业自由的侵犯。它也可以关闭股票交易所，不过这种延缓投资者抛售的办法只会加剧市场的恐慌。它还可以采取公开市场操作，用新创造的货币买入短期政府债券，并以此希望新增的购买力可以流入股市。这也许是最好的主意了，但只是一种令人烦恼的、迂回的补救措施。

简而言之，股市已经形成了一个严重问题。然而，据格林斯潘一直以来的观察，金融体系的严重问题通常都没有“特效药”。因此，他在1987年10月16日的那个周五与里根、斯普林克尔和贝克会面时，还是表现得十分乐观。他对于股市保持着充满希望的态度，因为希望是他唯一拥有的东西。如果当天市场急跌5%是更坏结果的前兆，那么金融的监管者们也很难有更好的应对办法。

1987年10月19日，在暴跌5%后接下来的那个交易日，股市继续暴跌，历史上称之为“黑色星期一”。先是东京和伦敦股市双双出现了暴跌的情况，当纽约和芝加哥开始交易时，暴跌继续上演。到上午10点左右，格林斯潘召开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电话会议。市场在头一个半小时就已经跌去了10%，其糟糕的程度是周五的两倍。

格林斯潘本应在午饭后飞去达拉斯，参加美国银行家协会的一场会议。美联储副主席约翰逊在电话会议中劝告格林斯潘不要去达拉斯了，因为如果股市继续这样肆意跌下去，关于银行监管方面的演讲会使人们联络不上格林斯潘。然而，格林斯潘仍然认为最好的政策就是保持平静和自信。80年前，也就是1907年，约翰·皮尔庞特·摩根在弗吉尼亚参加会议时，知道了华尔街的危机；他拒绝了马上冲回纽约，原因就是草率地赶回会给公众传达出恐慌的情绪。作为JP摩根的前董事，格林斯潘对其创始人镇定自若的故事充满着敬佩之情，并沉浸其中。他决定坚持自己的行程，直接飞去达拉斯。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电话会议结束了。约翰逊那天要出席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证券交易所的年会，并发表一个演讲。与往常的安排一样，约翰逊前往位于康涅狄格大道的五月花酒店（Mayf l ower Hotel）。

当踏进酒店会议室的那一刻，他看到了熙熙攘攘的人群。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名财经记者都来到这里，捕捉着采访的机会。所有可能的被采访者似乎都在通电话。

约翰逊找到了其中一位主办者，询问发生了什么。他马上了解到，前一个发言者是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时任主席戴维·鲁德（David Ruder）。鲁德很明显已经告诉了记者们，如果股票的抛售仍然持续，他们可能会考虑暂时关闭交易所。正如美联储的“粉红手册”所预测的，鲁德的建议已经引发了混乱。如果市场有关闭的风险，那就意味着无法卖出股票。因此，投资者现在就想马上卖掉股票。

约翰逊站起来，临时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讲，声明美联储正在监测着目前的情形。然后他马上就撤了。他知道，自己应该没有传达出恐慌情绪，然而市场已被恐慌情绪占领了。

当回到美联储后，他发现格林斯潘已经前往达拉斯了。他将一小部分高级官员召集起来，并在自己办公室对面镶嵌红木的“专门图书馆”（Special Library）建立了危机中心。在这个小房间中，用皮革装订的美联储历史卷宗整齐地按时间顺序摆放在了一起。他们围坐在小圆桌旁，开始研究各种观点，将“粉红手册”中提到的意外事件都标注出来。一个计划很快浮现了出来。美联储的职责不是去阻止市场下跌，市场势必将自己去发现自己的价格水平。相反，美联储的职责是控制崩盘可能带来的附加灾难。如果一家大银行发生挤兑，美联储的任务是防止这种挤兑蔓延到其他银行。

很难说清楚这种蔓延到底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呈现。当伊利诺伊大陆银行因挤兑受到冲击时，其他可能受影响的银行曾与该银行的经理们进行过谈话。然而，一场股市危机就完全不同了。成千上万的经纪人和投资者持有各式各样的股票投资组合。在某些地方，这其中的一些人将遇到大麻烦。当他们持有的资产价格下降时，对于银行而言，他们的信用值就降低了。如果失去了借贷的渠道，他们将不得不匆忙抛售股票，这将使市场进一步下跌。虽然约翰逊和他的同僚几乎可以确定金融系统正在破裂，但还是难以预见将会在哪一处将最先出现裂纹。

面对这个看不见的敌人，约翰逊的临时危机小组需要一些新鲜的策略。在伊利诺伊大陆银行的危机中，美联储直接向有困难的银行提供贷款。这一次，根据“粉红手册”中罗列的对付最坏情况的办法，美联储决定将资金注入短期借贷市场。充足的流动性将帮助投资者和经纪人得到贷款，这将有希望减缓他们所受股市的影响。

2 000多公里以外，格林斯潘的飞机降落在达拉斯。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的代表去机场欢迎了他。

“股市最后走向如何？”格林斯潘马上问道。

“下跌了508点。”那个人说道。

“很好，这是一次很好的修复。”格林斯潘说。如果市场指数只下跌了5.08点，那就说明他坚持自己的行程是正确的。

来自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的人看起来很痛苦，格林斯潘这才意识到到底发生了什么。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降了508点，而不是基点，这几乎是其总市值的1/4。这也是历史上单日最大跌幅。

格林斯潘到达达拉斯的阿道弗斯酒店（Adolphus Hotel）后，就以最快速度办理了入住手续。刚进入房间，他就联系了约翰逊，此时约翰逊正在美联储总部为危机应对小组配备人手。当时是美国东部时间晚上8点左右，一些地方性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已经就一些麻烦向约翰逊发出了警报。果然，裂缝还是出现了。在纽约，市场的下跌吞没了证券交易所那些针对某些股票随时准备买卖的“做市商”。当市场如石头跌落般下滑时，做市商们开始拒绝买入股票。对其他人来说，股票不可能出手了。股票无法变现，这使得华尔街的所有人突然视现金为唯一选择。贷款人开始降低信用额度。那些手里握有现金的人开始惜贷。

约翰逊让美联储的法律总顾问迈克尔·布拉菲尔德（Michael Braf i eld）准备了一则公开声明。他将向投资者保证，美联储会向市场注入足够的资金。布拉菲尔德希望对于美联储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有一个清晰的界定，他和约翰逊仔细准备了很多可能要用到的措辞。现在，又可以联系上格林斯潘了，总部的危机应对小组召集了一系列人员参加了电话会议，其中包括一些地方性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和白宫财政部的人士。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科里根对布拉菲尔德的声明并没什么兴趣。大多时候他对于律师都缺乏耐心，并且认为在这样的危机时刻并不适宜纠结于什么法律细节。科里根后来回忆说：“对《联邦储备法》（Federal Reserve Act）X部分B章节的A小部分，当时的讨论既冗长又太技术化了，我说等一下，这是目前我们最不需要讨论的事情。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则只有10个单词的声明。”美联储只需要声明，它将要在系统内注入资金。其他任何话语都是多余的。

然而，不是每个人都同意他的观点。“也许我们反应过度了，”一个人谨慎地说道，“为什么不等几天看看会发生什么？”

“我们不需要等着看会发生什么，”格林斯潘打断了他，“我们知道将要发生什么。”对于美联储将要发表什么声明，格林斯潘事先并没有在其中起引导作用，他总是更关注既定计划的弊端。然而，现在需要的不是诊断而是药方，他绝对清楚这一点。市场下跌在账面上洗掉的财富已相当于法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或者说是加利福尼亚州加上佛罗里达州的国民生产总值。任何一个金融系统在经历如此的打击后都会承受巨大的压力。

“你知道人们对于中弹怎么说的吗？”格林斯潘还记得他在电话会议中告诉其他人的话，“你似乎感觉自己被击中了，但是那个创伤并不会立即让你感受到疼痛。在接下来的24小时或48小时里，我们将感受到更多的痛苦。”

就在当天吃早饭时，格林斯潘还曾经怀疑，美联储并没有处理崩盘的工具。然而，当一次历史性的下跌已经到来时，美联储没有任何别的选择，即使需要临时准备应对工具，也只能如此。

当中央银行家们在讨论他们的观点时，另一个危机正在酝酿中。身材瘦长、脾气暴躁的波兰移民利奥·梅拉梅德（Leo Melamed）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管理者，当天他在西尔斯大厦用完晚餐后，就从66层回到地面。这是令人眩晕的一天：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股票期货合约成了纽约股市暴跌的罪魁祸首。在股市下行的几个月前，焦虑的投资者就已经购买了一种新流行的产品，即“组合保险”。他们的经纪人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设置好有条件的卖出股指期货的指令，当纽约股市下跌时，这一指令就会被触发，从而自动执行。然而，这种保险策略加速了“黑色星期一”的崩盘。芝加哥的自动沽盘指令使得股指期货进一步暴跌，进而拉低了纽约股市标的股票的价格，这又反过来引致了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中更多的沽盘。

梅拉梅德还不知道他的交易所在这次灾难中是否能幸存。在一个正常的期货交易日之后，所有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赔钱的会员需要先与为交易所服务的清算所进行结算，随后再由清算所将收益分配给该交易日赚钱的会员。然而，当日的清算规模却与以往很不一样。亏损的投资者需要转给清算所的金额竟达25亿美元，这是平时交付金额的20多倍。

当梅拉梅德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时，秘书给了他一系列未接电话的名单：格林斯潘、斯普林克尔、参议员唐·瑞格尔（Don Riegle）等。梅拉梅德并不太在乎参议院。有一次，曾当过宇航员的参议员约翰·格伦（John Glnn）来拜访他，他对秘书放这个人进来进行了大声斥责，结果格伦在无意中听到了他的叫喊。然而，梅拉梅德对于格林斯潘的态度则有所不同，他曾试图聘用格林斯潘担任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董事。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生死未卜，梅拉梅德很高兴，格林斯潘此时正担任美联储主席。有一位曾经做过期货交易员的中央银行家，这绝对是好事。

梅拉梅德回复了格林斯潘的电话。格林斯潘在阿道弗斯酒店的房间里用座机接了电话。

“明天交易所会开市吗？”格林斯潘问道。他需要知道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支付体系是否还在运行。如果亏钱的投资者违约了，赚钱的投资者就会拿不到他们应得的收益。一旦他们对市场失去信心，也许以后就不会再交易了。

“尊敬的主席，”梅拉梅德勇敢地答复道，“我不认为我们有任何问题，但是和您说一句实话，也许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格林斯潘向梅拉梅德保证美联储将会帮忙。美联储用于将资金从一家本土银行划拨到另一家本土银行的联储电信系统将整夜保持工作。如果芝加哥的期货交易者需要用现金来支付交易债务，他们可以有一整夜的时间从其他城市把资金调过来。

在电话放下前，格林斯潘告诉梅拉梅德，如果梅拉梅德有需要可以在任意时间打电话给他。严格地说，梅拉梅德的交易所和由其经纪商构成的会员其实并不在美联储的安全网内。不过，清算所一旦失败，将使整个体系受到惊吓。因此，如果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遇到了什么问题，格林斯潘希望可以尽早知悉。

格林斯潘直到半夜还没有睡。他从来没亲自处于这种风暴的“眼”中。虽然他的思路仍十分清晰，但在其同僚看来，很多时候他更像一个着迷的旁观者，平静得几乎到了超脱的境界。无论约翰逊和科里根如何奉劝他取消演讲，他仍然决定按原计划在第二天前往达拉斯。

就在那晚格林斯潘入睡前，科里根提醒格林斯潘，他不仅是一个旁观者，还是金融体系的领导者。“艾伦，你可是世界金融的领导者，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转可全都靠你了啊，”科里根劝说道，“你身负重任。”

别理乔治·威尔的话，格林斯潘才不是无足轻重的人物。

格林斯潘转到了午夜模式。尽管科里根对他再三警告，他仍然睡得很平稳。与此同时，在美国的北方，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正在为存活而战斗。

正如梅拉梅德所担心的，在一夜之间收齐25亿美元确实很难。在芝加哥一个平凡的夜晚，所有亏损的交易者正利用他们在这座城市各大银行的信用额度将现金划拨到交易所的清算所。然而，当日的损失已经远远超过了信用额度的规模，仅仅摩根士丹利就亏了10亿美元。此外，各家银行已不愿贷出信用额度之外的资金了。因为它们知道，摩根士丹利可能在一周内就要破产了。在这种情况下，还会有哪家银行愿意借钱给它呢？

凌晨3点左右，梅拉梅德发现自己遇到麻烦了。他想起之前格林斯潘说的话，如果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遇到问题，后者希望第一时间知悉。有那么一瞬间，梅拉梅德的内心中升起了一个念头，叫醒格林斯潘并告知所发生的事情。格林斯潘又能做什么呢？梅拉梅德最终决定不找他，而是让一位同事去联系摩根士丹利的高管，求他把钱还上。他提醒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最坏的情况是，也许直到明早开市前，都不能清算完当日所有的交易。

就在第二天早上7点之前，大约还有半个小时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就到了日常的开盘时间了，梅拉梅德联系了伊利诺伊大陆银行。1984年，伊利诺伊大陆银行曾从危机中被拯救了回来，它后来成了为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会员服务的四家芝加哥银行之一。摩根士丹利就是它的客户。

威尔玛·施梅尔策（Wilma Smelcer）是伊利诺伊大陆银行的管理人员，主要负责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清算账户。他告诉梅拉梅德，大部分的资金已经到位。不过，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仍然短缺4亿美元。

“你的意思是25亿美元的清算数额中，我们目前只差4亿美元了吗？那还是不错的。”

“是的，不过，仍不够理想。”施梅尔策告诉他。如果交易所没办法收集到资金来清算所有的交易，就会对昨天赚钱的交易者构成违约。为了防止未偿付的债务进一步累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将不得不关闭。

梅拉梅德决不会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几年前，他曾身患胆囊炎，但是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交易时间结束之前，他一直拒绝从医院的床上被抬去拍X光。当时，他的秘书被叫到病床边，而秘书发现他的胳膊、鼻子分别插着管子，嘴上叼着香烟，耳朵上还听着电话。他不会允许由一个银行中层管理人员来裁决自己的交易所的命运。

“我相信你的客户的资质都是很不错的。”梅拉梅德让施梅尔策放心。大陆银行应该为摩根士丹利提供足够的信贷额度，以便付清欠款，之后再收回资金。“你应该不会让这可恶的区区几亿美元资金导致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完蛋吧，是不是？”

“利奥，我无能为力了。”施梅尔策恳求道。

于是，梅拉梅德搬出了大人物。“那你听好，威尔玛，你需要自己想办法来保证清算能够完成，因为如果你不这样做，我将给格林斯潘打电话，我们将引起下一次大萧条。”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接着，电话中又传来了施梅尔策的声音：伊利诺伊大陆银行的行长刚刚走进了她的办公室。随后便是更久的沉默。

梅拉梅德可以感受到时间的流逝。几分钟以后，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就要开市了。

最终施梅尔策给出了她的答复。“利奥，我们这边没问题，”她说，“你可以拿到你要的钱。”

那个周二格林斯潘起来得很早，他需要在市场开盘前浏览一下美联储打算发布的公开声明。酒店工作人员打断了他，白宫幕僚长霍华德·贝克打电话找他。

“早上好，”格林斯潘用玩笑般漠不关心的语气说道，“您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我们需要帮助！”霍华德答道。格林斯潘在危机面前表现出了令人敬佩的平静，然而有时还会让人感觉他平静得有些过了。“你在哪里？”

“在达拉斯，”格林斯潘回答，“有什么事情困扰你吗？”

确实有。由于在周一市场崩溃时，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正应邀前往瑞典，去与瑞典国王卡尔·古斯塔夫（King Carl Gustaf）围猎麋鹿。他当时已经到了瑞典，并在机场看到了新闻，于是又重新返回了飞机，没有去见国王或者什么麋鹿。不过，他仍在返回美国的途中。在里根政府两位高级经济官员都外出的情况下，霍华德和白宫显然难以应付里根任内最严重的金融危机。

“你必须回到这里来，”霍华德告诉格林斯潘，“我环顾四周，除了自己之外，一个人都没有，但是我并不知道我到底要做什么。”

格林斯潘说，直到他在完成演讲之前，没有飞华盛顿的航班。

“艾伦，”霍华德答复道，“我们有飞机，现在我就要把你接回来。”

格林斯潘发现，现在已经不适合像约翰·皮尔庞特·摩根那般淡定了。自有族长以来，世界一直在发展，当市场崩溃时，不应该再像过去一样处理各种事宜了。另外，格林斯潘试图将他在达拉斯的演讲内容进行修改，尽量做到与市场相关。然而，最终他感觉自己像是在把国会议事录改写成悬疑小说。他现在的最佳选择就是忘掉达拉斯。如果他回到自己的“战地指挥所”，他就能最大程度地消除市场疑虑。

在格林斯潘登机前，他需要批复美联储的公开声明。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里，约翰逊召集了另一场电话会议。法律总顾问布拉菲尔德仍在修改内容已达三段多的草稿。

格林斯潘表示，他对于布拉菲尔德的版本比较满意。按他的思路，他必须拿捏好分寸，既要让市场相信美联储将创造流动性的强力承诺，又要避免过多的行动煽动起通货膨胀恐慌以及打击投资者信心，从而产生反作用。正如此刻一样，美联储相互冲突的目标有时会被吸引到相反的方向：金融稳定性被认为更重要，而价格稳定性则次之。没有什么确定性办法可以判断这种平衡，但布拉菲尔德的提议貌似是一种好办法。

科里根的想法有些不同，在权衡之后，他认为声明应该不要被条文所束缚。美联储只需要清楚地表明，它将通过任何自认为合适的渠道自由地出借资金。这将是一个开放式的承诺，即“不惜任何代价”的宣言，该宣言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成了中央银行家们的口头禅。

最终，简洁被置于最优先的地位，该声明写道：“作为美国中央银行的美联储，它将履行自己的职责，在今天明确地宣告，它已做好向经济和金融系统提供流动性支持的准备。”格林斯潘后来认为，该声明的表达完美精确，正如葛底斯堡演说一样。

科里根在赢得了“声明”战役的胜利后，开始准备下达下一条指令。他是一个对人生很有规划的人：虽然只有46岁，但是他比美联储其余领导人有着更多的处理危机的经验。联邦市场公开委员会电话会议一结束，他便开始独自与格林斯潘通话。

“艾伦，我们需要对这个办法予以支持。”科里根低声坚持着他的观点。尽管向市场中注入资金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是自从该方法出现在“粉红手册”上，它便被视为一种间接的解决方法。只有银行充分配合，这些资金才能注入那些有问题的机构。作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科里根声称他将给纽约主要的银行打电话，并告诉它们务必继续出借资金。无论是像摩根士丹利那样在芝加哥亏损严重的公司，还是缺少资金去买卖股票的做市商，银行都应该给它们放贷。“我就是想让你知道我要开始打电话了。”科里根告诉格林斯潘。

格林斯潘吃了一惊。在其职业生涯的大多数时间中，他都坚持认为，政府不应该告诉银行应借钱给谁。他问科里根打算如何表达自己的意思。

科里根告诉格林斯潘，他将会找到平衡。没有任何央行指导手册告诉各位领导人应如何打这样的电话，但科里根曾经经历过，他知道如何打这种电话。他将会给银行的主要负责人打电话，并保证所有的商业和信用决定都是由银行自己作出的；美联储不会做事后批评。不过，随后他将传达自己的双关语：“未来金融界的发展是有宏观规划的。你需要对所有有利于整个金融体系的事情保持敏感度。如果这个体系崩溃了，你也不会安然无恙。”科里根会把这个掺杂着权威和威胁的观点灌输给他们，而那些银行的主要负责人就会明白他的意思。

格林斯潘表示了赞同。他没有太多选择：美联储需要带领美国渡过这次危机。随后，他登上了一架军用飞机，飞回了华盛顿。

在那个周二的头一个小时，股市收复了周一损失的2/5。美联储的声明看起来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而科里根仍然在通过电话督促银行继续放贷。差不多在那天上午的10点半左右，股市的上涨势头开始放缓。面对对自己越来越不利的市场，纽约的做市商仍然对前一天的损失心有余悸，于是停止了购买股票，市场开始了断崖式下跌。许多年后，评论者指责计算机化的“高频交易”造成了市场波动。然而，1987年的经历已经证明，人类自己才是导致危机恶化的根源。

所有人都陷入了恐慌的情绪中。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暂停了股指期货的交易，期权交易所也暂停了股票期权的交易。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总裁约翰·费伦（John Phelan）打电话给白宫的霍华德，声明自己打算暂时中止交易。当天临近中午的时候，市场早些时候的涨幅已经化为乌有，下跌的势头犹如自由落体。整个体系明显在瓦解。

由于仍然联系不上格林斯潘，霍华德给科里根打电话，询问自己应该如何回复费伦。

科里根断言，关闭交易所是一个具有毁灭性的错误。

霍华德问他为何有这么强烈的感觉。

“因为如果关了那该死的交易所，你就需要费好大劲来研究如何再开业。”

对话沉默了一阵。霍华德说：“我一直认为我们需要相信在一线工作的人。”霍华德将采纳科里根的建议。然而，如果这个建议被证明是错误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可能就要下台了。

科里根对自己传达出的信息很有把握。他同样有把握的是，如果银行不继续贷出资金，整个体系将冻结。对于芝加哥清算所的正常运行而言，银行信用至关重要；对于作为清算所会员的证券公司来说，银行信用也十分必要；对于作为证券公司客户的投资者来说，银行信用同样十分必要。如果这个链条中的任一环节由于缺少现金而断裂，链条其余部分将同样难以幸免。周一亏损的投资者拖欠高盛、基德尔皮博迪（Kidder Peabody）等公司的金额在不断扩大。如果银行撤回信用贷款，这些客户就必须偿还给他们欠经纪商的钱：在周二中午时，投资者一共欠高盛和基德尔皮博迪公司15亿美元。为了渡过这场现金危机，经纪商转而向他们的银行求救。如果银行拒绝帮助，经纪商将陷于困境中。

科里根不确定银行面对这些负面信号将作出何种反应。他已经尽力去恫吓它们了。美联储也向货币市场注入了流动性，通过买入短期国债释放了大量现金。然而，拿到现金的银行似乎都在求稳，它们争先恐后地用现金回购国债而不是借给其他银行或经纪商。结果，短期国债利率远远低于个人借款利率。用来测试市场恐慌情绪的通用指标泰德价差（TED spread）创下了新纪录。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该纪录才被打破。国债利率保持在低位是件好事，不过，对于那些渴望流动性的经纪商和交易者来说，这一点不会有什么帮助。

格林斯潘还在飞机上，科里根越来越绝望。如果昨天的下跌已经让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陷入困境，那么再发生一次暴跌，整个金融体系就将掉入万丈深渊。万般无奈之下，科里根准备孤注一掷。如果银行拒绝维持市场的流动性，那么美联储就不得不自己承担起风险。美联储也许应该找到一种方法以便通过自己的贴现窗口直接借钱给经纪商。原本为商业银行设计的中央银行安全网，其范围因此将会被扩大。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美联储将扛起所有的事情。

飞机在华盛顿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着陆后，格林斯潘登上了一辆公务车，并打通了约翰逊的电话。情况异常严峻：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触发了熔断机制；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做市商都停止了交易；沽盘指令已经淹没了交易所，超出它们的处理能力。纸质单据堆积成山；处理交易指令的机器已经崩溃；那些依靠机器的人也接近崩溃。一位做市商回忆说，在那次大混乱中，4位股票做市商正要维持一只蓝筹股的交易，结果他们发现自己立刻被疯狂的卖方们包围了。“最终我大喊‘闭嘴’，然后把人群当中块头最大的那个人推到了一边。”这位做市商追忆道。费伦方寸大乱，他发现纽约证券交易所需要暂时关闭一段时间才能恢复正常了。

与约翰逊通完电话后，格林斯潘又接到了霍华德的电话。这位白宫幕僚长想知道自己该如何回应费伦暂时关闭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计划。格林斯潘坚持交易所必须保持运转。他同意科里根的看法。

然而，白宫没有办法要求纽约证券交易所保持运转，这是问题的关键。法律只赋予政府在紧急情况下关闭交易所的权力，却没有赋予它强迫交易所保持运转的权力。出于对市场的不信任，美国国会小心翼翼地规定，交易所是可以被关闭的。然而，美国国会不会想到，虽然听起来有些矛盾，但对于混乱的交易而言，最好的解药可能是更多的交易。当时显然正属于这种情况。如果是因为一些做市商罢工，导致了股价超跌，那么最糟糕的选择就是关闭交易所，这将使所有做市商都无法行动。

霍华德问白宫的律师，他要怎么做才能限制费伦的行动。律师建议，可以由里根总统直接向费伦表明，他希望纽约证券交易所保持运转状态。如果费伦不懂法律，他也许会顾及里根总统的意愿而不会贸然行动。律师不确保这个方法会奏效，但是这已经是可以想到的最好的办法了。

同美联储一样，美国政府部门负责人也发现自己缺少对抗危机的政策选项。和美联储一样，它现在抛弃了自己的自由市场原则。霍华德和里根的团队开始联系华尔街，想尽办法来说服人们支持这个市场。“现在就开始买入（股票）吧，这对美国来说很重要。”他们恳求道。其言外之意就是，如果你不买入，我们就会记住你；另外一层的潜藏含义是，我们将号召所有我们认识的人买入股票，因此，如果在反弹初期买入股票，你将获得丰厚的利润。正如一则报道所写的那样，许多公司选择在这个时刻回购自己的股票，以此应付“华盛顿这种不太绅士的敲打”。不过，市场仍然在下跌。

午后的几分钟，所罗门兄弟公司雪茄不离手的首席交易员斯坦利·索普科恩（Stanley Shopkorn）接到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高管迪克·格拉索（Dick Grasso）的电话。尽管索普科恩已经接到了许多美国政府部门的电话，但是来自格拉索的信息更有针对性。格拉索称，股票做市商们已经招架不住了。除非有什么事情马上发生，不然市场上将毫无交易可做。

索普科恩对此作出了回应。他与自己在高盛的交易对手方鲍勃·姆努欣（Bob Mnuchin）商定，两人将联手在市场中大量买入。索普科恩同意买入价值5亿美元的股票，这些股票超过了做市商的吸纳能力。姆努欣也将采取与索普科恩相同的举措，这两位在华尔街大名鼎鼎的交易员所展示出来的信心足以扭转市场。从当日中午12点半开始，股价开始回升。里根的团队深吸一口气，纽约证券交易所最终并没有关闭。

回到华盛顿后，格林斯潘前往美国财政部，与詹姆斯·贝克聊了一个小时，后者也刚刚从夭折的麋鹿狩猎之旅中赶回来。格林斯潘告诉贝克，美联储正向市场注入着流动性。美联储在恐慌时刻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力量，给贝克和美国财政部的团队留下了深刻印象。格林斯潘和贝克共同谋划了另一个可以救活市场的措施。他们将一起前往白宫，将这个办法灌输给里根总统。里根总统应宣布，他愿意与美国国会的民主党议员一起努力削减财政赤字。里根照他们的意见做了。虽然财政政策在未来几周内还将维持现状，但格林斯潘感觉，这一合理的财政政策承诺肯定能提振市场信心。

在那个周二收盘前的最后两个小时，股市收复了失地，并以上涨报收。在那周结束的时候，恐慌也结束了。美国的金融体系挺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坏的时刻。

格林斯潘在危机中的表现也增强了大家对其领导能力的信心。白宫幕僚长霍华德和美国财政部长贝克事后都将格林斯潘描述为中流砥柱：在周二的午饭时间他回到华盛顿，而市场正好从那时开始复苏。美联储那天早上发表的简洁声明被称作神来之笔，它比任何国会法案都更加有力。贝克甚至怀疑，如果沃尔克还没离任，他也很难如此果断地向金融体系注入资金。“黑色星期一”后的一个月，《华尔街日报》在它的头版刊登了格林斯潘的照片。其长标题赫然写道：“美联储新任主席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赢得了赞誉。艾伦·格林斯潘预见问题的能力和善于制订计划的能力帮助了他。”

这些赞誉有多少是格林斯潘应得的呢？这就不太好说了。神来之笔的美联储声明并不主要是他的主意；白宫给华尔街打电话也不是他的意思；他还曾试图阻止科里根对银行进行恫吓。通过对这场危机的反思，人们会发现，科里根给银行主要负责人打的那些电话尤其有效果。这些电话的作用甚至可能超过了科里根当初的设想。在危机发生的这一周里，纽约最大的10家银行向证券公司的贷款量几乎翻倍，这使得经纪商可以满足芝加哥清算所的现金需要，并从抛售造成的恶性循环中解脱了出来。科里根的电话产生的效果在花旗集团时任董事长约翰·里德（John S. Reed）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仅仅在周二当天，花旗银行向经纪商的贷款量就高达14亿美元，远高于平时每天2亿~4亿美元的水平。科里根一定把里德的耳朵都磨出老茧了。

不管是否应得，格林斯潘赢得拯救市场的美誉也并非偶然。他不一定是美联储最好的危机处理者，但他无疑是最好的政治家。他在许多年中花了大量时间培养在白宫、美国财政部和媒体方面的盟友，为此他需要克服与生俱来的内向性格，尽力参加很多社交活动和国宴。现在这笔投资有回报了。格林斯潘就是那个众所周知的人，如果美联储做对了什么事情，人们总会倾向于认为，这一切都是由其清晰的头脑促成的。毕竟，他是美联储主席。此外，格林斯潘在美联储仅用了很短时间，就将潜在对手拉拢到了自己的一边。维尼·安杰尔是一位尤其反复无常的委员。格林斯潘恭维安杰尔在电视上的表现，并邀请他打网球，以此来讨好他。格林斯潘还邀请其他高级官僚和他们的妻子到安德烈娅家里吃晚餐。在其担任私人顾问时，格林斯潘曾与美联储的法律顾问布拉菲尔德有过冲突。因为对储贷机构的监管意见不合，两人甚至在公共场合激烈对骂。然而，格林斯潘首先放低姿态，他邀请布拉菲尔德及其妻子去肯尼迪中心听音乐会。当《华尔街日报》高明的记者让美联储的高管评价新主席时，这些人除了热情的赞扬外什么都没说。格林斯潘已经做得面面俱到了。

如果说“黑色星期一”让格林斯潘名声大振，那么其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对其名望的作用就要逊色多了。关于市场有效性假说，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就一直在金融学术界占据主导地位，而现在则需要重新思考一下了。统计学家指出，这种股价暴跌实际出现的次数，比按有效市场公式计算出来的次数，要频繁得多。行为经济学家借助心理学实验证明，投资者的理性存在局限性。格林斯潘从没有买过有效市场假说的账，因此，对他而言，无论怎么对该理论进行修修补补，都不可能扰乱他的固有观点。然而，从这次经济崩溃中得出的一些新教训，却对他的固有想法构成了挑战。“黑色星期一”迫使他丢弃了自己的信念，即中央银行应允许私人金融家破产。这也驱使他重新思考，市场一次严重的下跌可能真会拖累实体经济。这两方面的教训，共同导致格林斯潘的中央银行之路发生了决定性变化。

对这次危机的第一次反思，就让格林斯潘否定了他的兰德主义讲座。在1963年和1964年，他曾将“货币恐慌”视为经济纪律的执法者。然而，到了对伊利诺伊大陆银行实施救助时，格林斯潘的立场开始软化：美国的政治体制还无法承担大型金融体系崩盘造成的后果。因此，作为最后贷款人的中央银行必须要抑制“货币恐慌”。在“黑色星期一”之后，格林斯潘的观念彻底转变了。1988年2月，在普罗克斯迈尔和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委员面前，他证实说，美联储的援救并不只是因为民主党施加了不可避免的压力。这次援救本来就很有必要。

然而，这就像老孔雀耳中的音乐。“非常感谢您，格林斯潘博士。这次的危机您处理得简直太完美了，”普罗克斯迈尔滔滔不绝地说，“这次我们都是受了您的恩惠，您每次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都感觉您在我们心中愈发高大。”

格林斯潘新思想的关键在于一种区别。这一点在他年轻时的文章中没有出现过，这很令人奇怪。格林斯潘现在认识到，金融危机包含合理和不合理两个部分。在某种程度上投资者和债权人都能意识到真正的风险，这种情况下的市场大幅回调可能是有益的。然而，在危机中，恐慌很可能会自我扩张，所以修正可能就戏剧化地过了头。美联储应对“黑色星期一”的策略是“力图将金融体系中的不理性行为缩减到不能再减的地步”。格林斯潘告诉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委员：他正为以后的反复干预设定明确的规则。此外，随着金融自身的发展，抵抗危机的案例越来越复杂了。1964年，当年轻的格林斯潘思考此前70年的“货币恐慌”时，他构建了一个让金融机构自生自灭的理论。由于那时的金融体系的规模足够小，所以他的想法能够使人信服，尽管很激进。然而，到他就任美联储主席时，金融体系的绝对规模使得蔓延式破产的成本高到不可思议。在这中间的23年里，各部门的债券总额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已经增长5倍多，从7%增长到了37%。银行和其他存款机构的资产规模也扩展了近百倍，从460亿美元增长到了41 000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从66%上升到84%。公司债券未偿还余额占GDP的比重已经从15%涨到了23%。正如当年夏天格林斯潘和科里根所讨论的那样，与美国的杠杆化进程相生相伴的是出现了一个必须予以支撑的金融体系。该体系不但包括那些“大而不倒”的银行，还包括与银行相连接的公司和清算所。如果说格林斯潘背离了他年轻时的兰德主义原则，那也是因为他的眼界更开阔了。

如果说美联储必须在经济崩盘中对抗市场的不理性情绪，那么除此以外格林斯潘还认识到了美联储在“后危机时期”应发挥的作用。他放弃了自己过去坚持的“无为主义”。他曾在兰德主义讲座中说，激进的货币政策“打开了经济不稳定的潘多拉盒子”。然而，在华尔街跳水后，格林斯潘降低了利率，并认为如果不这样的话，市场的恐慌情绪会拖累经济。其1959年硕士论文的逻辑仍在他的脑海中。在经历了这一系列波动的惊吓后，企业将对它们的股价失去信心。因为它们不确定市场将如何对其资产进行估值，所以它们也不愿意扩大投资。疲软的消费将使资本投资的下降雪上加霜。由于预计“黑色星期一”后经济增长会受到致命拖累，所以在格林斯潘的指导下，联邦基金利率从10月19号前的7.5%左右降到了11月中旬的大约6.7%。

然而，在短短几个月内，格林斯潘担心的经济增长放缓已经自愈了。1987年的第四季度，美国经济增速高达6.8%。在“黑色星期一”后，失业率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一些。市场崩溃并没有像格林斯潘所担心的那样可怕，降低利率这种解药也比预想的更有效。在他于1988年2月前往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之前，格林斯潘已经解释了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在美联储诞生之前，股市的恐慌曾拖累了经济，因为恐慌促使利率不断被提高：在1893年和1907年的恐慌中，经纪人被迫忍受高达74%的借款成本。然而，现在美国有一家积极的中央银行，利率直线飙升的情况再也不会发生了，而且积极的美联储还能迅速清理泡沫破裂后留下的残余物。看起来格林斯潘不用再如过去那般过分担心泡沫了，他可以将工作的重心聚焦于更低的通货膨胀率上了。总而言之，1987年的经济崩溃反而使得人们不再那么害怕经济崩溃了。它是一个“浅黑色的星期一”。

在2008年的大崩溃之后，格林斯潘对自己应对1987年危机的措施颇为得意。显然，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这样认为。在普林斯顿大学这座安静的象牙塔中，一位留着络腮胡的、冉冉升起的学术新星与格林斯潘秉持着类似的逻辑。1990年，他在《金融研究评论》（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中写道，金融崩溃表明，在美国的金融体系中还存在明显的弱点。芝加哥清算所就表现得尤其脆弱，并且它们基本没有办法来降低自身的脆弱性。理论上，在危机中，一家清算所可以通过暂缓向赚钱的交易者支付资金来保护自己，施梅尔策准备向梅拉梅德提供的就是这种选择。然而，在实践中，清算所不支付交易者的盈利将会在其他会员中引发恐慌。这种方法是在以金融系统其他地方的损失来掩盖一家机构的损失。不过，虽然金融体系表现出了惊人的脆弱性，但它却有一个强有力的弥补办法：如果你将一家有活力的中央银行包含在内，清算所的脆弱性就奇迹般地消失了。“如果金融体系在广义上将政府这个‘最后贷款人’包含在内的话，现有的机构设置看起来就足够强健，能让人放心了。”美联储只要时刻准备着在下一场危机中采取同样的行动就行。

如果该观点出自普林斯顿大学，而美联储主席也秉持这一观点，那么这其实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然而普林斯顿大学的观点之所以被人们记住，还有其他的原因。那位留着络腮胡的年轻教授正是本·伯南克，他将在格林斯潘之后继任美联储主席。

17
岌岌可危的美联储主席
THE GUN-SHY CHAIRMAN

从外形上看，沃克之地（Walker's Point）就像夹着大西洋的钳子，这块狭长地带从缅因州的海岸线向南伸至大洋中。从新斯科舍（Nova Scotia）来的寒冷洋流，先流过其石林丛生的东海岸，又流向盛产银花鲈鱼和龙虾的西海岸。只有一条路连接沃克之地和美国内陆，从而使这片土地几乎处于隔离状态，而正是这点吸引了半岛的拥有者伯特·沃克（Bert Walker）。沃克是一位来自密苏里州的银行家，于1902年买下了这片土地。这只比匈牙利小女孩罗斯·戈德史密斯抵达埃利斯岛早了一点点。毫无疑问，如果沃克在得知他的孙子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有一天会在参选美国总统的途中，前往沃克之地寻求慰藉，他一定会备感欣慰。

1988年，在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的那周末，布什开启了前往沃克之地的朝圣之旅，他需要养精蓄锐。他的竞选计划并不需要过多筹备。他非常善于利用从先辈继承来的财产、人脉和礼仪。“他看上去很像斯科特·菲茨杰拉德（Scott Fitzgerald）创作的人物。”一个朋友曾经这样评价道。作为里根的副总统，布什也享受着该职位为其竞选带来的好处。连续23个季度的经济增长以及美国历史上最长时期的和平繁荣，这一成就的荣耀光环自然会映射到布什身上。尽管具有这些优势，在民意测验中，他仍落后于民主党头号候选人、马萨诸塞州时任州长迈克尔·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两者之间的差距达10个百分点。尤其糟糕的是，长期持续的繁荣似乎正在离他远去。虽然美联储在“黑色星期一”后降低了利率，但现在它的政策已经转向紧缩了。综合地考虑一下自己在11月将面临的处境，布什就可以预见到，美联储会像一片乌云一样笼罩着他。

1988年5月30日，周一，布什离开他的警卫，孤身一人去观看在肯尼邦克港（Kennebunkport）附近的村庄举行的纪念日游行。然而，天色突变，大雨倾盆而下。第二天，这位副总统耐着性子参加了一系列冗长的竞选战略会议，其间他的顾问们总是不停地将话题扯回到经济。他们的建议总令人沮丧和无趣：候选人其实早就对经济学感到不耐烦了。“乔治·布什这个家伙有着耶鲁大学的经济学荣誉学位，却一点儿也不懂经济。”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院长保罗·麦卡沃伊（Paul Mac Avoy）回忆道。1980年，当布什第一次参加总统竞选时，麦卡沃伊曾到沃克之地为布什出谋划策。“他不是哈耶克派系，也不是凯恩斯派系。他什么也不是，因为他什么都不知道！”麦卡沃伊在与政客打交道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但与布什相处时仍让他感到焦灼。“他面对大海坐着，而我们则背对着大海。我们从鞋子进口总额或者古典范式开始谈起，而他越过我们的肩膀向远方望去。‘天哪，麦卡沃伊，他们乘着铅笔船出海了，他们要去看海豹了！哦，该死的！’”

熬过痛苦的简报会后，布什戴着棒球帽，穿着有质感的风衣，走出来接见记者。即使不穿西装，他依然看起来衣冠楚楚。

“会议上确实有一些值得关注的陈述。”布什说道，并向记者转述自己从竞选团队那儿听到的结论。顾问们已经向他保证：“我们在通货膨胀方面进展良好，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他先是保证，自己对美联储和格林斯潘“充满信心”，然后才开始发动进攻。

“谨慎地讲，我不想看到他们跨过界，去降低或收紧经济的增长速度，”布什告诉记者，“因此，我认为，除非可能引发通货膨胀率失控，否则还是应该给经济留下更大的发展空间。”“紧盯与通货膨胀有关的各种指标是没问题的，”他让步道，“然而，按照经济增长所需的货币供给量来看，美联储所释放的货币数量实在太低了。”

这是一个警告，同时也是一个预兆：1988年5月，布什在沃克之地的声明为格林斯潘的美联储定下了未来4年的基调。布什家族在新英格兰的离群索居之地或许散发着高贵和迷人的魅力。然而，当谈到美联储和利率时，布什显然是正在着手准备进行一场并不绅士的战斗。

在美联储主席这一职位上干了一段时间后，格林斯潘的生活进入了一种平稳的节奏中。每天早上5点半或6点醒来后，他会先在床上躺几分钟，思考自己目前最为棘手的问题。在这段易于思考的时间之后，他会将自己的思考记录到纸上，以防白天的琐事淹没了它们。然后，他会打开从办公室带回家的老式皮质公文包。由于格林斯潘认为吃东西将使身体的能量从大脑流向胃里，所以他不会停下来去吃早餐，而是去审议演讲稿和钻研美联储经济学家们的技术性论文。如果背痛困扰到他了，他就在泡热水澡时阅读这些论文。他的手下已经习惯于辨认被蒸汽弄脏的旁注，这都是美联储主席在早晨思考出来的成果。

早晨刚过7点钟，司机和保安就会来打断格林斯潘的研究工作。在保罗·沃尔克收到威胁信后，政府专门为美联储主席安排了安保人员。不过，这些安保人员看起来一点也不正式，这让格林斯潘感到他们只是随从，而不是堡垒。格林斯潘的“民防团”会在楼下等候。他收拾完文件，会走到水门综合大厦的回廊，然后乘电梯到大堂，坐上已在等待他的那辆黑色豪华轿车。从水门综合大厦到美联储大楼差不多仅有5分钟的车程，这几乎与他从公寓走到车门所花费的时间差不多。

到达办公室后，格林斯潘才会吃早餐，而且经常会与一位客人一起。这位客人可能是美国财政部长、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同僚、资深的经济学家、记者，也可能是政治家。然后，他将投入到一系列的会议中。在他主持美联储委员会会议的日子里，美联储秘书比尔·威尔斯（Bill Wiles）将给他一份形式简报，格林斯潘会带着这份简报进入会议室，开始当天的会议。在会议中，领导层将讨论有关金融监管的问题；决定计划中的银行合并是否应该批准；争论对于违反美联储规定的放贷者是应受到惩罚还是警告。格林斯潘在会议中总是尽量做到不偏不倚，就像他在社会保障改革委员会所做的一样。在监管问题中他不会过多地介入，他宁愿将影响力资本用在决定利率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上。在没有美联储委员会会议的日子里，格林斯潘的会客量会维持在一个固定的水平上，其中既包括艾克霍夫、安德森这样的老相识，也包括各式各样华尔街的朋友们。他们的讨论并不局限于经济，也没有任何定式：他的客人常常惊讶地发现，格林斯潘会插手势均力敌的参议院初选，或者他会告诉客人哪位议员可能会在国会某委员会中投下关键一票。晚上刚过6点，格林斯潘将走出房门，去历史悠久的大都会俱乐部喝一杯酒或者吃晚餐，去参加一个女强人主办的私人宴会，或出席一个大使馆举办的招待会。在福特政府的日子里，格林斯潘发现了在宴会中露面的重要性。在担任美联储主席时，他又找到了一个额外的参加理由：安德烈娅喜欢这种场合。

当格林斯潘刚接手美联储时，他的社交欲望还没有表现得那么明显。在就职4个月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亿万富翁老板劳伦斯·蒂施（Laurence Tisch）邀请格林斯潘和安德烈娅出席肯尼迪中心荣誉奖的颁奖礼，受邀者还包括女演员贝蒂·戴维斯（Bette Davis）等人。安德烈娅为此特意买了一件别致的裙子，这将是自白宫宴请萨尔瓦多总统的国宴之后，场面最盛大的一个夜晚。然而，在颁奖礼的那个周日早上，格林斯潘最终打退堂鼓了。他在第二天还有一大堆的行程安排。早上有一场美联储委员会会议，随后将在保守派的美国企业研究所用午餐，下午还要与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德国中央银行的二把手以及一位与里根总统同样重要的人物会面。前一天晚上，在安德烈娅举办的聚会中，他就迟到了。现在，他只想待在家里办公和做研究。

“你说什么？”安德烈娅询问道，在格林斯潘向她解释了自己的决定之后。安德烈娅在失望之余，又开始担心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老板将如何对待格林斯潘找的替身。格林斯潘已经把他的票给了性格急躁的维尼·安杰尔，这位来自堪萨斯州的美联储委员曾与格林斯潘打过网球。这在社交上绝对可算是一种亵渎行为，如同你找了一位同事替你出席朋友的婚礼。

“好了，事情解决了，”格林斯潘回答道，“我需要工作了，我不能熬夜到太晚。”

然而，社交事务方面的这种平静只是短暂的。颁奖礼后的一周，在结束与里根总统的会议后，格林斯潘迎来了自己的社交丰收期。周二，格林斯潘与沃尔特斯在华盛顿的麦迪逊酒店用晚餐，第二天早上则与基辛格一起用早餐。大多数的周末，他都会去曼哈顿与蒂施会面，在距离市区北部30公里的新世纪俱乐部与后者打场高尔夫球。蒂施可以花永生的时间去完成一个1/4挥杆。当时全美国的亿万富翁还非常稀少，而蒂施是其中一个。他所赚的每一分钱都来自自己的辛勤，格林斯潘常常就此调侃他。

当格林斯潘不去郊区打高尔夫球时，他会与费利克斯·罗哈廷（Felix Rohatyn）共进午餐，后者是拉扎德投资银行（Lazard Frères）的老板。格林斯潘还与堂兄韦斯利·哈尔佩特保持着日常联系。韦斯利曾带着童年时的格林斯潘在皇后区的海滩上捡硬币，还曾拒绝了利用反犹太主义的配额成为医生的机会，并最终开设了一家牙医诊所，而格林斯潘则成了他的常客。每年有那么几次，格林斯潘都会拜访韦斯利在曼哈顿东区53号大街尾端的小屋。有时候，他又会在小屋一层的诊所做牙齿清洁；有时候，他又会去二层吃午饭。格林斯潘后来打趣地说，这是萨伊定律（Say's Law）的一个例证。供给创造需求，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在100年前观察到了这种关系。通过出售自己的商品，赚取收入，一名供应者变成了消费者，从而促进了需求，这其中也包括对自己的产品的需求。同样，韦斯利提供了会损坏其堂弟牙齿的食物，从而确保了格林斯潘对其牙齿护理服务的持续需求。

格林斯潘在美联储的前两年，他保留着自己在联合国大厦的公寓。这是他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最开始发迹时买下的公寓。作为高尔夫球游戏和社交活动的歇脚地，他会在那里待一两个晚上。另外，他永远不会忘记抽出时间去看望自己的母亲罗斯。当时，罗斯已经85岁了，她深陷于过去的自己的阴影中，而无法自拔。她的头脑还是清醒的，却患了抑郁症。格林斯潘会前往罗斯在曼哈顿西区的普通公寓中，与罗斯在她极少停留的会客厅里坐一会儿，并努力去打破两人之间的沉默。他仍然是罗斯非常聪慧的儿子，那个遗传了她自己的容貌和黑色头发的男孩，并经常通过解数学题来取悦自己的亲戚们。经过50多年的洗礼，他现在长大了。然而，已经没有什么能使她眼睛一亮了，哪怕是她的完美的儿子。有一天，她很遗憾地承认，他已经取得了最大的成功，而她却不能分享其中的喜悦了。格林斯潘会与母亲待一个小时左右，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改变糟糕的状况。在他生命的前60年，她用欢乐与唠叨点亮了整个房间，现在则轮到他提供这份阳光了，然而，这并不容易。不久后，他将起身并离开。在罗斯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格林斯潘每天早晨都会向她表达爱意。他会准时在早上9点钟给她打电话，即使这意味着他在不同时区时需要设定闹钟。

当格林斯潘自己逐渐步入晚年时，他时常回忆起母亲由于情绪容易波动而身体逐渐虚弱的情况。“母亲不能与自己分享成功的喜悦，这是非常遗憾的事。”他用逐渐低沉的声音说道。

尽管1988年的总统候选人乔治·H.W.布什在沃克之地对格林斯潘大加指责，但是实际上格林斯潘在就任美联储主席的头一年里仍属于货币鸽派。进入美联储时，他决定维持沃尔克抵制通货膨胀的传统，而“黑色星期一”的垂死挣扎又让他改变了政策的优先目标。物价稳定的紧迫性显然不如金融稳定，至少暂时是这样的。另外，格林斯潘多次拒绝了美联储的鹰派同僚提高利率的建议。“如果我们暗示，美联储将要转向紧缩货币政策，它对市场的冲击将使股市崩溃。”1988年2月，他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表达了自己的担心，并解释了为什么9年来的最低失业率并不足以成为提高借贷成本的充分理由。3个月后，金融系统脆弱性的幽灵仍然在困扰着他。“股市就在那里，我认为它在冲击下会脆弱不堪。”在当年5月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他再次表达了自己的担心，尽管此时距离“黑色星期一”的创伤已有半年之久了。

由于过于关注金融系统的稳定性，与布什之前的指责相比，他犯了完全相反的错误。与过度紧缩的货币政策相反，他使消费者价格指数在当年5月时开始加速，年化增长率达到了3.9%，比沃尔克17个月前发布的目标高了1.1%。由于货币供给量上的放松，房地产价格开始暴涨。风景如画的新英格兰成了房地产狂热的核心区域，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布什对此视而不见。《华盛顿邮报》报道了副总统于阵亡将士纪念日的那个周末在沃克之地的言行，并指出，艺术画廊和海鲜餐馆周围的那些古雅的小房子，其价格正在飙升至天文数字。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为的是化解股市脆弱性所蕴含的风险，然而，它却反过来刺激了新英格兰的抵押贷款债权人，从而引发了新的脆弱性。

当通货膨胀在消费者价格指数与房价上均有所体现后，格林斯潘承受了来自美联储同僚们的压力。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后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弗兰克·莫里斯（Frank Morris）就新英格兰“商业地产的疯狂”，向格林斯潘坦率地提出了警告。其他地方性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也同莫里斯一样，对格林斯潘的宽松货币政策表示了不满。这些人并不像华盛顿的美联储委员那样，与里根政府保持着紧密的关系。毕竟，1988年第二季度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已高达5.4%，失业率现在处在自尼克松时代以来的最低水平。接下来几个月如果再保持这样的高速增长，几乎肯定会引发更高的通货膨胀率：格林斯潘还在等什么？一个月后，即1988年8月初，公众对格林斯潘的不满情绪爆发了。《纽约时报》援引一位独立经济学家的话来指责格林斯潘的懦弱。“我认为他是一个害怕枪声的胆小鬼。”一位评论家直言不讳地说道。

格林斯潘曾依靠他应对突发事故的果断而赢得了喝彩声。然而，在他就任美联储主席一年后，他的公信力动摇了。如果贴在他身上的胆小鬼标签被坐实了，那么可能将需要数年时间才能撕掉它。

在《纽约时报》的报道发出两天后，即1988年8月5日，曼纽尔·约翰逊在位于华盛顿东南部的海军陆战队兵营参加了阅兵，这是美国首都古老的地标性建筑。该仪式是给予海军前军官詹姆斯·贝克的一种荣誉。贝克辞去了美国财政部掌舵人的职位，开始专心负责乔治·H.W.布什的竞选。约翰逊通过安检，走过一排戴着白手套的海军年轻军官们面前，准备观看他们认真表演看起来有些怪异的仪式化步伐，这些人好像是漂浮在水面上一样。

约翰逊发现贝克的一位副手也在队伍当中，于是走近了他。约翰逊有消息需要后者传递。在过去的48小时内，美联储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格林斯潘已经将紧缩货币政策延期很久了，现在华尔街的经济学家都在指责他为胆小鬼。当天早晨，评论家们的观点被证实了：就业的强劲数据表明经济确实有些过热了。紧缩的压力正在到来，约翰逊这样警告贝克的助手。美国财政部应该着手做准备了。

这个消息并不会让人感到惊讶。无论以何种客观标准衡量，都是时候采取紧缩货币政策了。然而，为了与沃克之地声明的精神保持一致，这位美国财政部的官员说自己对此感到惶恐。在距离大选还有3个月的时候提高利率，这正是布什阵营最害怕的。

两天以后的周日，贝克一早就现身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媒体见面会上，他想要讨论关于布什竞选的问题，然而记者们却不停地提及美联储。如果格林斯潘选择此时收紧货币政策，布什在竞选中将如何自处呢？

“我认为，在保持经济增长和对通货膨胀保持警惕之间，美联储保持了平衡，它已经做得非常不错。”贝克避重就轻地答道。

“然而，如果他们觉得有必要为控制通货膨胀而提高利率呢？”

“这只是假设，”贝克打断道，“他们并没有打算这样做。”

两天以后的周二，即8月9日，这个假设变成了现实。在格林斯潘加入美联储一周年之际，美联储将利率提高了50个基点，以此宣告了货币宽松政策的结束。格林斯潘对华尔街的评论家们作出了自己的回应：他并不畏惧使用手中的武器。然而，他却使布什阵营最恐惧的情况成了现实。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将在一周后召开，而布什在民意测验中仍落后于迈克尔·杜卡基斯。

美联储的会议结束后，格林斯潘来到贝克在美国财政部的办公室。如果他要处理提高利率带来的政治冲击，他就必须在美联储的消息到达通讯社之前，面对面地将消息告知贝克。

“我就知道你对此不会感到开心。”格林斯潘在两人都落座后开始说道。“然而，对所有因素都进行了长时间讨论后，”他继续说道，“我们作出了提升利率的决定。”

“你简直给了我这里一记重拳。”贝克指着自己的肚子说道。

“实在抱歉，伙计！”格林斯潘简单地答道。

贝克开始咆哮，但美联储主席仍然坚持维护自己的立场。格林斯潘个性上的矛盾之处就在于此：他有礼貌，轻声细语，不愿与别人面对面冲突；当处于倾听一方时，他就会表现得非常安静。他安静而独立，对自己判断力的绝对信心使他无须借助于辱骂。他会将辱骂视为攻击者自身弱点的表现，这很让人可怜。也许，格林斯潘在这种情况下会猜想，贝克少有的咆哮其实是想要掩护他身后的人物；他必须要牢牢保住自己的候选人布什，因此他以极大的怒意来抗议美联储的举动。在华盛顿的10年多的时间里，贝克都以超级亲和的形象出现。他从未失去控制，除了在被控制的情况下。

接下来的周日，格林斯潘的猜想被证明是正确的。贝克在早间的电视转播里再次出现，并很专业和镇静地发表了声明。他宣称，高一些的利率也没有那么糟糕。“从中长期来说，提高利率对美国经济来说是一件极好的事情。”无论贝克私下对美联储施加了多少压力，他显然可以理解经济需要降温的实际情况。另外，他足够聪明，知道公开抨击美联储只会适得其反。如果市场形成预期，认为胆小的美联储主席受到了政治压力，他们将会期待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从而导致更严重的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必须表现得更具有独立性，以再次压低通货膨胀的预期。

1988年夏天的紧缩货币政策意味着，格林斯潘结束了其对布什竞选活动的支持。然而，利率被提高的幅度对于抑制经济过热而言还是过于温和了。美国经济的增速在1988年第三季度略有放缓后，第四季度又迅速攀升。不过，紧缩货币政策确实有力地扭转了新英格兰房地产价格的走势。房地产市场最终降温了：5年来，新英格兰的房价增速首次滞后于全美国的平均水平。令布什很高兴的是，他的对手杜卡基斯正是马萨诸塞州州长。杜卡基斯原本是以本州房地产繁荣作为竞选核心优势的，而这次新英格兰房价泡沫的破灭让他的这点优势化为灰烬。布什抓住机会嘲笑所谓的“马萨诸塞州奇迹”，实则是“马萨诸塞州梦境”。在10月中旬的民意测验中，布什已经遥遥领先。布什反倒借助他之前极力反对的美联储的紧缩货币政策，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大选。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布什和他的团队会停止攻击格林斯潘。贝克明白，这种批评应该在私下进行，但他即将担任美国国务卿，这就意味着他与货币政策毫无关系了。其继任者尼古拉斯·布雷迪（Nicholas Brady）是一位华尔街高管，在政府部门的工作经验少得可怜。布雷迪在礼仪上值得称道，但在分析问题时非常欠缺严谨性。他的爱尔兰暴脾气像极了格林斯潘的老对手唐·里甘。11月18日，即大选结束后没过几天，布雷迪出现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今日秀》节目上，并不停地阐述自己对货币政策的看法。“从现在的经济数据中，我实在看不出美联储有提高利率的必要。”他说道。这种言论完全不顾及早已很明显的事实：经济的过分火热，现在已经难以为继了。

在乔治·H.W.布什的顾问团队中，给格林斯潘找麻烦的绝不仅仅只有布雷迪一个人。美联储主席同样还担心众议院的杰克·坎普，格林斯潘的这位信奉供给理论的老对手现在常常被誉为未来的共和党总统。坎普英俊、热情，自作为职业橄榄球运动员时起就赫赫有名了，他被视为罗纳德·里根的年轻版本，又一个来自娱乐业的阳光大男孩。坎普反对任何形式的紧缩政策，即使提高税率或利率是有益处的。让格林斯潘尴尬的是，坎普似乎正在谋求布什内阁中的某个职位。

1988年12月1日，周四，格林斯潘走进了约翰逊的办公室。他看起来有点心慌意乱的样子。

“一定是哪里搞错了。”格林斯潘开口道。那天晚上，坎普将在华盛顿北部的欧姆尼肖勒姆酒店（Qmni Shoreham Hotel）举办离开众议院的隆重招待会。宴会将邀请数千位客人，包括里根和布什。格林斯潘却没有收到邀请。

约翰逊与坎普的关系很好，因此格林斯潘想从他这里得到帮助。“你能帮我个忙，联系一下杰克，向他确认一下我的座位在哪吗？”格林斯潘问约翰逊。

约翰逊并不明白格林斯潘为什么一定要去。在海绵状的宴会厅吃橡胶一样的鸡肉，这种感觉实在不值得让人贪恋。实际上，约翰逊自己收到了邀请，并正打算推掉。

“你为什么想去呢？”约翰逊问道。他建议格林斯潘可以代替自己出席，这样就会有一个空座位了。

格林斯潘决不能缺席当权者如此云集的场合。他必须以自己的名义得到邀请，他向约翰逊坚持道。卡片上的地址一定是写错了，或者在其他地方出了错。不过，现在已经是中午时分了。格林斯潘需要约翰逊去询问他的好朋友，以便来澄清自己的疑惑。

约翰逊在酒店的套房找到了坎普，这位主宾当时正在那里为宴会做准备。

“杰克，艾伦认为可能在执行上出了什么错误，你知道的，关于他的座位、关于他还没有收到今晚的邀请函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

“没搞错！我根本没有邀请他。”坎普回答道。

约翰逊试着跟他的老朋友调侃了几句。不邀请格林斯潘确实是个错误。

坎普向后靠了靠。他不喜欢格林斯潘的经济观点，格林斯潘反对供给理论的减税政策。

“那太可惜了，杰克，”约翰逊反对道，“你知道，他想参加你的招待会，并且美国政府要员都会出席。他可是美联储主席，你无法忽略他。”

坎普绕着圈子走了一会儿，然后停了下来。“好吧，告诉他，他可以来。”他提议道。

“我才不会去对他说这种话呢。他可是美联储主席。你应该亲自告诉他。”

坎普同意了。那天晚上格林斯潘终于争取到了欧姆尼肖勒姆酒店的邀请。该招待会的另一个目的是为共和党的两大智库筹款，其票价高达1 000美元。坎普将橄榄球传给里根总统，这个举动把所有人都逗笑了：主张减税的共和党新一代领袖和上一代领袖达成了一致。资深的共和党智囊小威廉·巴克利站了出来，将坎普退出美国国会比作“尼加拉大瀑布退出了尼加拉”。一位又一位的发言者对坎普的供给理论的观点表示了支持。贝克将坎普形容为“里根改革背后的意见领袖”。

格林斯潘在一群人中间，虽然这些人与他同属于一个政党，但与他并没有太多的共同点。格林斯潘由此看到了自己在未来将会面对的挑战。多亏了约翰逊的帮助，他才能置身于这间屋子里。不过，他的心已经不在此处了。

两周之后，即12月14日，格林斯潘出席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会议上传来的不是好消息，而是过于好的消息。会议前由下属准备的形式简报强调了经济正在快速增长：通货膨胀率已经上升到了4.2%，并且还在继续升高。格林斯潘在8月将利率提高的幅度显然还不够。与财政部长布雷迪所认为的恰恰相反，为了阻止物价继续上行，利率可能需要被提高足足200个基点。

1988年的早些时候，格林斯潘因为对金融稳定性的担心而拒绝提高利率。相同的困境又再次出现了。显然，本次所说的金融稳定性已经不只是涉及股市了。

“现在面临的一系列风险都是在座各位所熟悉的，它们主要集中在金融领域，比如储贷机构、欠发达国家、杠杆收购等。”费城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埃德·贝尼（Ed Boehne）如此评论道。他指的是多年来一直威胁着货币制度的妖魔们：欠发达国家还没有从债务旋涡中爬出来，而杠杆收购仍然在推高着股市。提高利率可能是对抗通货膨胀的正确决策，但正如杰拉德·科里根在格林斯潘上任之初所警告的那样，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已经背负了堆积如山的债务。如果美联储突然收紧，破产潮势必就将席卷整个美国。

美联储负责金融监管的委员约翰·拉韦尔（John LaWare）回应了贝尼的焦虑。“每当我以量化分析开头时，总感到嘴里在嚼金属。假设利率上升200个基点，美国金融体系中的这些脆弱元素将面临巨大的困难。”他焦虑地承认道。“经济中普遍存在房地产过热的问题，”拉韦尔继续道，“提高利率显然至少会拖延解决房地产泡沫问题的时间。”如果新英格兰房地产抵押贷款机构在繁荣时期表现得太过激进，那么它们最怕的就是资金成本上升。

格林斯潘倾听了其同僚们的担忧，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些言论。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转向：在他的心中，比起控制通货膨胀来说，金融稳定已经居于次要位置了。“黑色星期一”已经过去将近一年了，股市的持续稳定给他上了一堂课：如果金融稳定和物价稳定都存在紧迫性，且两者之间存在冲突时，他可以优先处理物价稳定问题，因为他知道如果金融市场真的崩溃了，他也有能力控制损失。更重要的是，8月的警告已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中：如果华尔街认为他是个胆小的家伙，关于通货膨胀的预期势必将强化，而要使其回到原位将付出巨大努力。“物价稳定压倒一切”，美联储未来的这一共识，当时虽然还没有明确下来，但已经有了雏形。

经过几轮交锋后，格林斯潘说服他的同僚们暂时将金融稳定的问题放在一边，同意提高联邦基金利率。一个月以后，即1989年1月24日，格林斯潘在美国众议院为自己的政策进行了辩护。他的语气已清楚表明，未来将会有更多的紧缩货币政策。次日，格林斯潘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旋风般的攻击。新任总统居然也站出来明确地表示：“最近我还没有和艾伦谈过话，但我不想看到，由于我们如此强烈地反对通货膨胀，结果却阻碍了经济增长。”布什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我们需要为这个国家的男男女女不断提供新的工作机会。”

沃克之地的声明又被讲了一次。无论失业率降到多低，布什都会认为它下降的幅度还不够大。如果格林斯潘想模仿“丘吉尔·沃尔克”，那么新总统就会仿效尼克松，通过痛击对美联储进行报复。

1989年2月5日，周日，格林斯潘前往白宫参加了一场晚间会议。布什总统的经济顾问在罗斯福厅和他讨论了一项秘密的应急计划。布什正准备在第二天公布一项储贷机构救援计划。在储贷机构的巨大压力下，美国政府终于准备行动了。针对储贷机构的900亿美元救助计划将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金融救助计划。该计划也存在出差错的风险：宣告救助计划可能引起恐慌，让客户意识到储蓄机构的脆弱性，从而引发存款挤兑。布什的顾问们希望得到格林斯潘的保证，如果发生最坏的情况，尽管从技术上讲储贷机构不在美联储的安全网之内，美联储仍将以紧急贷款的方式支撑它。他们还希望当布什总统宣布该计划时，格林斯潘坐在他身后。他不需要讲话，但他们需要他出现在摄像机的镜头里。

格林斯潘同意了这两项请求。他愿意支持储贷机构，并且出现在摄像机的镜头里。反对救助的这种经济自由主义理念很早之前就已经从他的脑海中消失了，他现在最想要的就是抵抗通货膨胀的空间。如果美联储主席可以帮助政府当局处理储蓄机构的问题，或许将会减少美国总统对货币政策的干预。

在救助计划宣布后的第二天，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开始准备召开下一次会议。抗击通货膨胀和维护金融稳定，这两个目标之间的紧张关系比往常更加尖锐了。一位委员指出，提高利率的影响在于“把一些稳健经营且可盈利的储蓄机构挑出来，再丢弃到另一堆里”。一位地方性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插话说，借贷成本每增加0.5%，会造成储贷机构约10亿美元的损失，而这些损失都将由纳税人承担。此外，如果紧缩货币政策导致经济衰退，大量失业人员就会中断偿还抵押贷款，从而使储贷机构的问题更加严重。“黑色星期一”之所以如此可怕，就是因为它发生得太突然了，然而其补救措施也被证明是相对简单的。相比之下，对纳税人而言，慢慢积累起来的储贷危机，其成本更加昂贵。

不仅储贷危机成了提高利率的障碍，美联储也受制于自身内部的观点分歧。在沃尔克刚刚就任美联储主席时，所有人一致认为，货币主义将占支配地位，这就简化并明晰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使命，即保持货币供给量的稳定增长。在格林斯潘时代，美联储发现，在主导学说这一领域是相当荒芜的。从官方角度而言，美联储仍然采用货币主义的处理方式：通过调整家庭和公司的可用信贷供给量来调控经济，即通过调节银行的准备金规模来控制其放贷能力。不过，就非官方角度而言，美联储的注意力已经从信贷量转移到了价格上，即从货币供给的规模转移到了利率水平。在法律上，美联储被认为应该像保持价格稳定那样来保持充分就业。在实践中，它决定将降低通货膨胀率作为自己优先考虑的事项。不过，没人知道要将它降低到什么程度，以及应该保持什么样的速度。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也不清楚自己在汇率问题上应该持什么立场。在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主要经济体的中央银行往往利用货币政策来管理汇率，这甚至优先于用货币政策来调节国内经济条件。大多数情况下，美联储都不属于关注汇率目标的营地，但格林斯潘及其同僚有时也会觉得，他们应该对美元的汇率水平作出反应。

在1989年2月的会议中，克利夫兰联邦储备银行行长霍斯金斯·李（Lee Hoskins）暗示了走出迷雾的方式。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公众，美联储应该更清晰地表明自己的意图。货币政策要想取得成功，就需要一只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元一直钉住黄金，美联储也视这种承诺为自己的行动指针。随后，美国经历了一段灾难岁月，混乱打开了滞胀的大门，美联储则遵循了其保持货币稳定增长的承诺。如果不能再使用此前的锚，美联储就需要一只新锚。它应宣布一个明确的通货膨胀率目标。

霍斯金斯对自己的想法很看好，并认为它将为全世界的中央银行接受。仅仅几个月后，即1989年年底，新西兰就成了第一个转变者，将通货膨胀目标纳入了法律，并赋予中央银行不受政治干扰的权力，以使其制定的目标能够顺利实现。基于布什政府向美联储施加的压力，新西兰式变革的前景明显很有吸引力：如果美联储正式确定通货膨胀目标，它就会有强有力的借口忽视来自白宫的保持低利率的要求。然而，当霍斯金斯在1989年2月提出为通货膨胀设定具体目标的想法时，他并没有赢得那场争论。

美联储货币事务部门负责人唐·科恩（Don Kohn）将该提议挡了回去。他的发言暗中得到了格林斯潘的支持。他警告说：“我们做了什么，比说了什么更重要。人们看重的是我们的行动，而不是我们的嘴。”此外，科恩指出，宣布一个正式的通货膨胀目标存在风险：美联储可能会因为自身之外的原因而无法达到通货膨胀目标。比如，即使货币政策是完美的，干旱或战争也可能会推升通货膨胀率。如果美联储承诺了一个目标，却没有达到，那么就是在挥霍公信力。

货币政策工具方面的困惑、无法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以及在实现金融稳定与汇率管理之间的矛盾，面对着这一切，美联储看起来就像是在随波逐流。对重复20世纪70年代羞耻性的通货膨胀，它似乎满不在乎。正如1979年亚瑟·伯恩斯在贝尔格莱德所辩称的，货币专家在专业知识方面的不确定性，使得中央银行更难顶住来自政治家的压力。不过，正是在美联储最易受伤害的时候，格林斯潘却证明了，自己是最坚决的。1989年2月的会议过去两周后，他至少将联邦基金利率提高了3次，累积幅度达75个基点。2月24日，美联储上调了贴现率，并指示银行监管者限制某些类型的贷款。该措施对房地产贷款施加了限制，从而加剧了新英格兰的房价崩溃。无视沃克之地声明中包含的警告以及同僚们对储贷危机的关切，格林斯潘从低调、不断紧缩再到咄咄逼人地运用权力，一步步实现着飞跃。和他的导师伯恩斯不同，他不会被吓倒。

同时代的人并未注意到1989年2月的悖论。格林斯潘领导的美联储拒绝了一项使其主导思想明确化的提议，即以通货膨胀目标代替金本位制和货币供给量目标。然而，即使在理论上拒绝了为通货膨胀率设定具体的目标，在实践中美联储还是在一步步靠近该方案。在储贷机构最危险的时间点上，格林斯潘准备提高利率。与格林斯潘就职的第一个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次，物价稳定比金融稳定占据了更优先的位置。

布什总统尽自己所能地保持着克制，平静地消化了连续三次提高利率带来的冲击，并将自己的烦闷藏在了滑稽的调侃中。1989年3月6日，当格林斯潘庆祝自己63岁生日时，他收到一张印有总统浮雕印章的贺卡。“亲爱的艾伦，生日快乐，”贺卡上，总统如此写道，“希望你长命百岁，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你一直遇到低通货膨胀和低利率——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玩笑一样的威胁可以被当作玩笑而不予理睬。格林斯潘将卡片与前总统福特和里根的来信归档在一起，并好好珍藏。然而，如果美联储当年2月的紧缩产生了预期的效果，经济就会降温，而更多的储贷机构的债务将会违约。到那时，来自白宫的消息将会更加如刀刃般锋利。

在过完生日的两天后，即3月8日，格林斯潘与安德烈娅飞往伦敦。他们入住了万豪酒店的一家连锁分店，格林斯潘支撑美元购买力的承诺已延伸至了购买美国企业的服务。周四和周五，这对情侣利用会议之间短暂的空闲时间待在一起。然而，最让两人兴奋的还是周六的聚会。格林斯潘将与自己在福特政府时期结识的经济自由主义者撒切尔夫人见面。当他与这位首相的会面结束后，格林斯潘和安德烈娅将会前往英格兰银行时任行长罗宾·利·彭伯顿（Robin Leigh Pemberton）的庄园。

周六早上，一辆豪华轿车来迎接格林斯潘和彭伯顿。它沿着西北方向离开伦敦，驶入远郊的乡村，并在午餐时间到达了建立于16世纪的首相乡村别墅。撒切尔夫人的任期只剩18个月了，她的政治生活已经迈入了很平稳的阶段。在格林斯潘依旧保持着谦逊作风且观点也越来越温和时，权力则放大了撒切尔夫人的拿破仑风范。午餐之后，撒切尔夫人对格林斯潘及美联储在通货膨胀问题上的卓越成就表示了祝贺，并多次转身质问彭伯顿，为什么英国的中央银行行长在这方面做得如此失败。她的威慑力一直延续到了下午。在相同时间，安德烈娅则被困在英格兰银行的轿车里，只能漫无目的地在乡村间绕圈。她的司机收到指示，直到有人接安德烈娅女士之前，不要将她带到彭伯顿庄园。随着下午时间的渐渐流逝，倒霉的彭伯顿显然还被困在首相的“魔爪”下。最终，传来了一个消息，彭伯顿夫人将单独接待安德烈娅女士。有人给安德烈娅奉上了茶点，然后她被送到了专为自己准备的房间，而她的准丈夫格林斯潘则会睡在其他地方。傍晚时分，格林斯潘和彭伯顿回到庄园。这个英国男人直接前往酒柜，给自己倒了一杯纯威士忌。

1989年第二季度，美联储在2月推出的紧缩货币政策开始在经济领域显现出其预期效果。在一些地区，经济增长突然放缓了脚步。新英格兰的泡沫经济受到的冲击最严重：房地产价格不再上涨，建筑工人开始找不到工作，债务极重的公司开始头疼于如何还款的问题。《波士顿环球报》报道了新英格兰破产案件数量急剧上升的情况，储贷机构艾略特储蓄银行（Eliot Savings Bank）曾在繁荣时期做了“其他银行都认为是很疯狂的交易”，现在则声名狼藉地垮台了。新罕布什尔州的破产法院已经被成堆涌入的案件压垮，大量装有证据的纸箱被放置在法院的地板上。

起初，经济增速的回调幅度是很有限的。1989年5月初，失业率上升的消息公布后，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时任主席迈克尔·博斯金（Michael Boskin）在给布什总统的信中写道：“如果这次经济放缓并非临时的，我们需要（悄悄）做好准备来推动美联储放宽政策。”政府当局克制了公开攻击美联储的冲动。另外，华尔街评论员在2月曾因利率提高幅度过小而批评格林斯潘胆小、不敢使用手中权力，现在他们则对美联储主席表达了自己的尊敬之情。“我认为格林斯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表现最佳的美联储主席，”有人滔滔不绝地说道，“如果这次他能使美国经济实现软着陆，即经济增速放缓而不致陷入衰退，我将再次强调这种评价。”格林斯潘希望能实现这种软着陆，他在6月和7月稍微降低了联邦基金利率。他已经动用政策使经济放缓，而现在他准备恢复宽松货币政策了。

8月11日，周五，格林斯潘前往楠塔基特岛（Nantucket）度过了一个长周末。在那里，他住在了美国参议员约翰·海因茨（John Heinz）的家里。海因茨的父母是制作番茄沙司的手艺人，而他本人则是一位温和的共和党人。格林斯潘打开电视收看周日早间的脱口秀时，正好看到白宫预算办公室主任迪克·达尔曼（Dick Darman）正通过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与媒体会面。达尔曼曾在里根政府中担任詹姆斯·贝克的副手，后来供职于美国财政部。他曾是华盛顿最聪明的高级官员之一，却很难在他的名字前加上最谦逊、最温和这样的形容词。凭借人格魅力与智慧，他使得和蔼可亲的美国时任财政部长布雷迪迅速黯然失色。布雷迪曾得到过这样的评价，“在达尔曼接手之前，他是财政部长的合适人选。”达尔曼的支持者一致认为他是一个精明、富有魅力、极度有趣的人，达尔曼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他绝对不允许犯站错位置这种致命错误。

在这个特殊的早晨，达尔曼将枪口对准了格林斯潘。他认为，美联储“收得过紧了”。随后，他发出了一则警告：“如果我们真的会经历衰退，我认为那是因为美联储太过于谨慎了。”

格林斯潘感到震惊。“什么？”他在电视屏幕前发出了自己的抗议声。达尔曼提及衰退这个恶魔简直毫无道理可言。尽管新英格兰的经济出现了下滑，储贷机构也有些麻烦，但美国经济的整体增长仍然在3%上下的健康区间内。格林斯潘也不需要听关于高利率的报告，他已经开始降低利率了。正好与其希望的相反，达尔曼将自己试图得到的东西推得更远了。他将降低利率的诉求搞得满城风雨，这反而使得格林斯潘不得不顾及美联储的独立性，从而难以轻易屈服。

杰克·坎普当时正担任美国住房及城市发展部的部长，他用标签笔潦草地给达尔曼写了一则消息：“亲爱的达尔曼，你是第一个提到这件事的人！你是对的，感谢你——杰克·坎普。”随后，坎普意识到，他错过了使用橄榄球来打比喻的机会，于是重新起草了另一份：“迪克，你是能够带领我们走向胜利的四分卫！不要放弃——你的‘右前锋’杰克。”

因为担心达尔曼挑的这个头，可能会引发“墙头草”们的大规模攻击，所以格林斯潘给达尔曼写了一封信。格林斯潘在信中表示，自己会认真考虑达尔曼的货币政策建议，以此向这位预算办公室主任示好。如果达尔曼觉得自己与美联储主席有私下的交流路径，那么他可能就不太会在公开场合发表批评了。不过，达尔曼挑起来的争端显然并不能轻易避免。格林斯潘很快就发现自己面临着新一轮的攻击，而这次的发源地将是美联储的内部。

在达尔曼开炮的9天后，即8月22日，时任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理查德·塞伦向同僚介绍了新英格兰正面临的更大的麻烦。储贷机构的损失正在向大银行扩散，并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随着不景气的到来，新英格兰的放贷者能发放的贷款越来越少，而这意味着较低的增长率，较低的增长率又预示着更多的破产，从而进一步削弱放款者的能力。房地产后遗症正在释放出自己的全部能量，而新英格兰首当其冲。

“我斗胆提一下自己的观点，我认为从该区域可以得出一个小教训。”塞伦用浓重的波士顿口音建议道。一旦新英格兰的泡沫破裂了，它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没有政策可以停止。如果这种情况在美国各地不断上演，格林斯潘对于经济软着陆的愿望可能将化为泡影。股市泡沫的善后工作是一回事，房地产泡沫的善后工作可能是另外一回事。

塞伦就房地产业发出警告后的两个月，美联储承受了来自金融系统的另一个冲击。那年夏天，随着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投资者开始担心“垃圾债券”将会出现问题。公司在进行兼并活动时，经常会用这种高收益债券充当融资工具。1989年10月13日，周五，“67.5亿美元收购美国联合航空公司”这笔10年来美国规模最大的杠杆并购宣布破产，这使所有人立即感到紧张不安。这笔交易的破产意味着收购潮的结束。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以暴跌近7%收盘，超过了“黑色星期一”之前那个周五的跌幅。

周末，待在家里的“华尔街战士”都在思索下周一自己会面对什么样的局面。答案比预期的来得要更早。星期天早上，《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都援引了匿名的“美联储高管”的说法。他宣称：“我们将确保金融体系有足够流动性，市场对此可以放心。”美联储显然决定再次重复1987年的做法。市场冻结的情况不会被允许，现在也不存在会导致大众恐慌的任何理由。

格林斯潘毫不费力就能猜到该新闻的来源。上周六，曼纽尔·约翰逊曾提议，美联储应就流动性问题作出承诺。他还认为，美联储应该在股市表现出不稳定性时提前动手，而不是等待它像1987年时那样崩溃。格林斯潘拒绝了约翰逊的说教，他认为无须预先承诺一个安全网。当其他方案都失败之后，筹划一项救援措施是一回事；当风险刚刚出现时，就使投资者预期能得到支持，这是另一回事。约翰逊显然无视了格林斯潘的观点，依旧在报纸上坚持了自己的说法。

杰拉德·科里根读完周日的报道后，随即就在给纽约的格林斯潘打了电话。作为一位资深的美联储官员，科里根说，他自己对此感到震惊。报纸上泄露的消息击碎了美联储的传统，即无论内部辩论多么激烈，都不会告诉公众。当然，这位匿名高管的说法是正确的：如果周一带来的是全面崩溃，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将随时准备向市场提供流动性。不过，科里根不喜欢被新闻报道捆住手脚的感觉。

格林斯潘克服了自己平日对冲突的厌恶感，故意让约翰逊知道他很生气。他没有大幅提高自己的嗓门来表达怒火中烧，而是变得冷酷和冰冷。他告诉约翰逊，美联储的火力是有限的，它不应该浪费在令人不安的泄密上。此外，没有一家中央银行会在市场中培植这种假设，即证券价格存在地板。如果投机者认为美联储在给他们撑腰，他们的投机活动将更疯狂。在格林斯潘的任期结束时，他会让后人记住他创造的“格林斯潘看跌期权”，即交易者为限制投资损失而买入的看跌期权。然而，在1989年，对于约翰逊在公开场合宣布这种看跌期权，格林斯潘是非常愤怒的。

在股市小规模崩盘后的周一，游客和扛着摄像机的人聚集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外，好像在围观一场车祸。“我觉得，我好像将会目睹一场车祸。”一名24岁的纽约人正等着进入参观者走廊。皮肤黝黑的哨兵守卫着交易所的入口。马路对面，从附近的一座公园走过来一群无业游民，他们举着标语牌：“今天卖掉，明天下跌。”

格林斯潘看着时钟即将指向9点半。市场快开盘的时候，他召开了电话会议，其余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都在电话中待命。

“我们仿佛在卡纳维拉尔角（Cape Canaveral）看火箭升空。”格林斯潘开玩笑道。然后，他转而变得严肃起来。

他有针对性地说：“昨天在《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并不是官方授权的，不是我写的，也不是任何我认识的人写的。”

科里根加入了这场争论。“向媒体泄露信息是在破坏市场纪律。他们是业余的。他们是在削减美联储的核心权力。”他恶狠狠地说。

约翰逊一声不吭，庆幸没人说出他的名字。格林斯潘不喜欢引起冲突，他只是使自己表现得异常冰冷。那只来自纽约的比特犬（约翰逊）小心翼翼地关注着美联储主席异样的表现。自己的政策已经占了上风，他至少可以以此安慰自己。通过在报纸上发言，他创造了一个既成事实：由于他已煽动起的预期，美联储将被迫向市场提供更多的钱。当股市开盘后，美联储的干预及时镇定了投资者的神经。由于约翰逊抛下的看跌期权浮标，华尔街恢复了过来。

当天晚些时候，在格林斯潘前往《华盛顿邮报》大楼时，他被负责美联储新闻的记者约翰·贝利（John Berry）拦住了，后者已经在大厅中等候多时。格林斯潘与贝利很熟：在所有报道美联储新闻的记者中，做事坦荡的贝利获得采访格林斯潘的机会是最多的。格林斯潘可以通过贝利向美国国会和市场有效地传达消息。

这两个男人乘电梯到高管餐厅，正好遇到《华盛顿邮报》的老板凯瑟琳·格雷厄姆。这位华盛顿的名流贵妇是格林斯潘的老友。她向格林斯潘介绍了《华盛顿邮报》的社论编辑梅格·格林菲尔德（Meg Greenf i eld），以及著名投资家、《华盛顿邮报》的股东沃伦·巴菲特。格林斯潘有时会去格林菲尔德位于乔治敦（Georgetown）北缘的家里吃饭。另外，每年的“橄榄球场晚宴”都是华盛顿精英人物的庆典，这个场合往往会聚集大量传媒大亨和公众人物，而在晚宴后，格林斯潘都将与巴菲特一起，向选定的几位《华盛顿邮报》客户和广告商表明自己对经济的看法。尽管格林斯潘谴责了那位透露消息给记者的同僚，但他自己在与媒体相处方面还是非常惬意的。

格林斯潘坐在《华尔街邮报》的高管餐厅中，向贝利等人保证，小规模崩盘已经离他们而去了。不过，在接下来几个月，金融脆弱性的挑战依然存在。垃圾债券投资者的撤出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各类债权人已经开始对贷款感到恐惧。各地方性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相继向格林斯潘反映：小型企业很难从银行借到钱，而房屋建筑商在争抢资金。1990年2月，开创了垃圾债券市场的德崇证券（Drexel Burnham Lambert）宣布破产，美联储拒绝去拯救它。在此期间，信贷枯竭使经济增长率下滑到了1%以下。达尔曼预测的衰退其发生的可能性似乎越来越高了。

1990年春天，格林斯潘在美联储的成就为他赢得了后来的荣誉。“黑色星期一”之后，美联储主席犹如惊弓之鸟，但没过多久，在面对白宫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中希望降低利率的鸽派人员时，他就展现出了强硬姿态。反对约翰逊的看跌期权，拒绝向危机中的德崇证券提供援助，格林斯潘用行动表明了他可以强硬地对待华尔街。批评者后来认为，格林斯潘的货币政策制造了泡沫，而他对监管缺乏兴趣则导致华尔街的过度投机。面对布什政府的压力、货币政策目标的模糊性和可怕的金融脆弱性，格林斯潘本应该采取更温和的政策。尤其是在公众对打击通货膨胀失去兴趣之后，他更有理由这么做。然而，格林斯潘没有屈服，反而选择了强硬。1988年夏天，在举行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前夕，他提高了贴现率。大受欢迎的新总统曾警告过格林斯潘，在1989年总统就职典礼之后再提高联邦基金利率，但他置之不理。8月，当威严的白宫预算办公室主任在电视上对格林斯潘指手画脚时，他坚决拒绝让步，即使当时新英格兰的泡沫已然破灭，而储贷机构的破产风潮正席卷美国各地。

1981年，当沃尔克一直在抗击通货膨胀时，他已经得到了里根政府的暗中通知，自己不会获得再次任命。1990年3月，布什政府准备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格林斯潘。不愿意公布姓名的白宫工作人员向《洛杉矶时报》透露，1991年夏天，美联储主席将在任期届满后离开。格林斯潘对这则匿名消息采取了反击措施，他不再持续地降低利率，而这残忍地破坏了一位本来可以做得更好的总统的根基。在白宫看来，布什总统为了清理储贷危机的烂摊子必须作出一些艰难的抉择，而这种混乱并不是由他造成的。他不应该承受当时的货币政策，该政策压垮了更多的储贷机构，并提高了救助成本。这种情况迫使布什政府不得不增税，从而违背了其在竞选期间作出的最重要的承诺。“看我的嘴唇，不会有更多的税了。”这是布什总统曾经在公众面前作出的众人皆知的承诺。《洛杉矶时报》引述了布什政府的一位“长期”顾问的说法，总统对美联储主席有着地狱般的怒火。“我不能相信布什会让格林斯潘连任，我不知道白宫有谁认为他会连任。”这位顾问直言不讳地下了结论。

信息泄露事件发生之后的几周，格林斯潘强硬地坚持了自己的立场。由于他拒绝在货币政策上低头，清理储贷危机残局的成本不断增加，预算赤字逐渐扩大，从而使增税成了必然。1990年6月底，布什总统邀请美国国会领导人在白宫家庭餐厅吃早餐，经过细致的讨价还价后，赤字削减战略大纲呈现了出来。一些缺口将通过削减支出来弥补，但除了向民众增加税收外，实在无计可施了。一位助手草草地在黄色便笺簿上写出了协定的摘要。很快，大选时“无新税”的承诺就成了牺牲品，取而代之的是一则130字的说明，它被张贴在了白宫简报室门外的公告牌上。布什总统被迫作出了重大的转变，他已经准备提高税收了。

抵制很快就来了。那些忠诚的共和党人感到自己被出卖了，他们曾经为布什的获胜立下汗马功劳。“看我的嘴唇，布什搞砸了，”一位重要的共和党人士在《华盛顿邮报》上愤然写道，“这无疑使1992年大举时，布什将面对来自共和党的挑战。”他预计，即将举行的共和党初选将尤为激烈。从另一方面而言，布什的让步也是非常重大的。自从沃克之地声明以来，他曾在公开场合反对美联储，然而最后他可耻地撤退了。亚瑟·伯恩斯在贝尔格莱德演讲中即说明了这点。总统不能强制中央银行顺从其意志，中央银行有自己的立场。格林斯潘强硬的货币政策使得联邦预算赤字不断扩大，迫使布什总统不得不转变他的税收政策。

18
“你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专家”
“YOU'RE THE BIG GURU”

氦气侦察气球从科威特城外的姆特拉山脉（Mutla Ridge）上空滑过，这是战争开始的最初迹象。侦察气球在沙漠的黑夜中放出雷达波，而在美国操作员的屏幕上，雷达信号却拼接出了一幅恐怖的画面：在夜色的掩护下，伊拉克时任总统萨达姆手下的共和国卫队正大举向南部的科威特城挺进。这支部队的人数足足有8万之众。几分钟内，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警报就传到了华盛顿。然而，在当天下午，科威特城就已经沦陷了，伊拉克军队随后开始向科威特的油田进攻。

1990年8月17日，也就是在伊拉克发起进攻的两周后，安德烈娅前往海湾地区参加美国国防部的新闻发布会。即使只是短期旅行，她也一直因为要离开格林斯潘而犹豫不决。距离格林斯潘和安德烈娅在佩里戈尔的第一次约会已经过去5年了，他终于决定搬进安德烈娅的家。安德烈娅的家坐落在一条很安静、树木繁茂的街道上，而他仅仅带了几本从纽约搬过来的技术性的专业书籍。作为在华盛顿非常有影响力的情侣中更健谈的一方，她非常喜欢这样的状态。不过，安德烈娅并不安于此，她想要去报道一些大新闻；不久之后她就开始跟随美国时任国防部长迪克·切尼一起工作。那段时间，切尼不停地在沙特阿拉伯和那些海湾酋长国之间奔波。有一次，利用在豪华的皇家宫殿会谈的间隙，切尼去探访了那些在机场的美国军队，他的随从以及一支由豪华轿车和客车组成的车队跟在后面。这些人从空调车下来，一走进炙热的沙漠，就感觉像走进了烤箱。飞行员们站在他们的营房前大声喊道：“告诉他们把枕头送过来。”

在安德烈娅报道切尼动态的时候，格林斯潘也很高兴能有机会接触到他。格林斯潘知道，这位国防部长曾是前总统福特的低调而很有影响力的幕僚长。他们在“Le Steak”餐厅聚会时有过交流，并成了朋友。位于华盛顿的“Le Steak”餐厅主要是以它的大盘炸薯条而闻名。两人通过前总统福特的宴会以及在科罗拉多山区举行的政策座谈会一直保持着联系。格林斯潘和安德烈娅偶尔还会跟这位国防部长以及其妻子琳恩一起出去吃饭。琳恩是一位有很多作品的共和党作家。格林斯潘和切尼相互见证了彼此向上攀爬人生阶梯的过程。虽然这是两条不同的人生轨迹，但其上升的步调几乎是完全一致的。他们两人都将对方视为各自晋升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与格林斯潘类似，切尼凭借他的智慧、勤奋和对细节的专注，晋升得很快。他当时的位置已可算是美国人的人生巅峰了，这也正衬托了格林斯潘的成功，而切尼的成功告诉人们，凭借智慧和努力是能获得应得的回报的。格林斯潘和切尼之间除了对个人奋斗史惺惺相惜这一特殊纽带外，他们同时也因为另一种共同利益走到了一起。在他们看来，对方都是“知者”，相互之间思想的碰撞对两人都有好处。

现在，一场军事危机正威胁着美国经济。格林斯潘想听听，切尼对未来冲突进一步扩大的可能性持何种看法。事实上，在伊拉克军队入侵科威特的当天，油价就飙升了近12%，在随后的两周内又再度上涨了30%。对于任何一个有洞察力的经济预测专家而言，伊拉克发起全面战争的前景是显而易见的。格林斯潘清楚地记得，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美国的工业产出是如何激增，而后又放缓的。和切尼的一些日常交流让格林斯潘能够及时了解经济中的关键性未知因素。不过，对于格林斯潘而言，和切尼保持这种私下的交流还有另一个作用，这可以成为他与同僚在长期竞争中的秘密武器。

在格林斯潘前3年的任期里，他在种种斗争中都占据着上风，比如，他曾将白宫的压力给顶了回去。他已经用事实证明，凭借对统计数据的精通，他作出的经济预测能比美联储其他人作出的还要准，甚至胜过了听从他指挥的技术分析人员。无论是否该将全部功劳归于他的名下，成功拯救“黑色星期一”都使格林斯潘名声大振。人们曾认为他是一位胆小的美联储主席，他成功撕掉了别人贴在自己身上的这个标签，他甚至一度可以与新当选的总统比肩。然而，在科威特遭受入侵时，他却处在了不利的境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中主张降低利率的那一派害怕，经济衰退将影响到美国脆弱的银行业，而引发经济疲软，这种可能性愈发大了。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后来宣布，经济衰退始于1990年7月，即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前夕。随着白宫和美国财政部同时发出了降低利率的强烈要求，抗议格林斯潘的浪潮已经势不可挡了。沃尔克曾被美联储的同僚架空，格林斯潘也无法不顾他们的想法而在美联储独断专行。

8月21日，即在安德烈娅与切尼一起出发的几天后，格林斯潘主持召开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此刻对降低利率的呼吁在某种意义上比以往更加强烈了：如果说在科威特入侵之前，美国经济在信贷紧缩的影响下已经摇摇欲坠，那么现在的形势无疑更加恶劣。油价上涨会挤压美国人的消费能力，从而导致他们对美国产品的需求减少，而且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也会损害到债券和股票，增加公司的资金成本。债市低迷已经使得长期借贷成本提高了50多个基点：在美联储什么都没做的情况下，萨达姆的行动实际上已经使美国的货币政策更加紧缩。然而，格林斯潘想要坚持到底，而不是通过削减短期利率来支撑经济和对冲萨达姆对美国经济的影响。通货膨胀正在加速，而且可能随着石油价格的上涨进一步加快。怎样能在保住紧缩货币政策的同时又不失去同僚的支持，这对格林斯潘来说是一个挑战。

当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辩论开始时，一些成员对疲软的经济敲响了警钟。“人们更加贫困了，他们用于消费的钱减少了，他们的财富减少了，”一位委员在详细阐述借款所遇到的困难之前强调说，“垃圾债券市场消失了，各银行也陷入了困境。”至于科威特的入侵，委员会似乎不确定到底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普雷尔鼓励人们从预算的角度去考虑，战争可能会扩大美国的财政赤字。

“大概，整个信贷增量比得克萨斯州的几家储贷机构的放贷量还要少？”其中一位委员轻蔑地问道。

“没错。”普雷尔承认。

当轮到格林斯潘发言时，他改变了讨论的基调。“目前我们面临的关键问题是，真正发生中东战争的可能性是五五开。”他宣布道。格林斯潘拥有一些常人无法得知的信息，因此在讲话时他的声音里充满了自信。“如果你仔细看一看我们在那里的建筑，很明显，那些都不是准备长期驻扎的军事设施，”他说道，并认为，让很多人长期待在那种酷热环境中非常困难，“我们将引入相当重要的战术进攻武器。这一切安排本身就是机会，什么都不用做，萨达姆就会处于劣势，很容易作出让步。”

如果说萨达姆看起来不太可能撤退，美国同样也不会轻易作出任何让步。格林斯潘向同僚解释道，沙特阿拉伯的石油精炼厂都集中在离科威特不远的区域，这使它很容易受到来自伊拉克新基地的攻击；一些伊拉克飞行员已经自愿参加特别攻击队，实施突袭。萨达姆具有足以威胁到沙特阿拉伯的能力，再加上他对科威特石油的控制，将对美国能源安全带来巨大风险。格林斯潘说：“如果正如大家认为的那样，萨达姆在扩大他的势力、影响力以及对西方国家的控制力，那么他肯定想掌控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石油产出。他在很多地方都拥有势力，因此可以控制世界上最遥远的石油生产国。”格林斯潘认为，萨达姆必定会被遏制。

当格林斯潘用自己的军事见解恫吓了同僚后，他提出了自己的货币政策主张：什么也不做。这是一个有点令人惊讶的结果：战争的前景很有可能会提高经济衰退的概率。不过，格林斯潘详细地解释了，不作为的政策将如何向世界传递安抚性的信号。“在经济体系中，有一些稳定的锚是至关重要的。”他宣布，把稳定与不作为等同起来。“这些锚显然不能挂在预算上。”他说。白宫当局与美国国会就布什总统税收转向的实施，进行了协商，其结果却是模棱两可的。格林斯潘显然是在暗指这一点：“维护经济稳定是中央银行的职责所在，也就是我们的职责！”

不用提其华丽的措辞，只是格林斯潘对“禅式静止”的呼吁，就足以打动一向冷静的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塞伦。“我认为，整个局势可以分为‘前萨达姆时期’和‘后萨达姆时期’两个状态。”他严肃地沉思后说道。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前，塞伦支持低利率政策，但在听了格林斯潘的发言后，他明白了格林斯潘采取不作为政策的原因。“我必须承认，你的新奇观点让我觉得沮丧。”他继续说道，显然他指的是格林斯潘针对萨达姆发动的战争所作的前景评估。不过，他又立即补充道：“我并不是不同意你的建议，因为我相信你比我们知道得都多。”

然而，另一部分联邦公开市场成员会的委员却不像塞伦那样信服格林斯潘的言论。“不做任何事，不造成任何伤害，这只是硬币的一面，”一位委员说道，“但硬币的另一面则是市场瘫痪。”换用一种礼貌的说法，格林斯潘宣称，不作为政策会促进经济的稳定，这听起来很令人费解；显然，有时候保持稳定的确需要一些行动。尽管有几位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成员对格林斯潘的不作为方案感到困惑，但他们没有信心能说服他。当谈到军事前景时，格林斯潘显然已经占了上风。他表达了保持利率不变的倾向，并且没有人有足够的自信去质疑他。

当格林斯潘在最后展示其地缘政治学优势后，他呼吁委员会成员应该团结一致。“回顾这些年，在这么多次会议中，我从未明确地寻求过支持，”他跟同僚说，“我并不是说人们应该违反他们自己所遵守的原则。”然而，在眼下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他需要的是顺从。“如果我们在本质上达成共识，这样的会议才是有用的。”他指出，为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美国国内的货币政策更应该保持统一，这对任何有经验的政治家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

当秘书唱票的时候，格林斯潘赢得了一致认可。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后的第二天，格林斯潘给在白宫的迪克·达尔曼打了一个电话。他需要给这位令人敬畏的白宫预算办公室主任一个私下责备他的机会，不然达尔曼很可能会在公开场合重拾对美联储的攻击。1989年夏天，美国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3%，因此格林斯潘可以对达尔曼在电视中的攻击不以为然。然而，随着经济不断衰退，他再无视达尔曼的指责就没那么容易了。

格林斯潘解释道，这一次他没有选择降低利率，但他“正处于这个模式下”。“消费者价格指数会给我们造成阻碍。”看了最新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之后，他告诉达尔曼。市场也充满着“对美元的担忧”，如果美联储降低利率，美元汇率将会加速走低。不过，格林斯潘向达尔曼保证，他“仍在寻找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的机会”。任何中央银行家，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用这些术语来解释自己的做法，但这并不是格林斯潘所强调的重点。

在电话线另一端的达尔曼怒火中烧。他在很多时候被描述为是自基辛格以来华盛顿最无情的“拳击手”，而且就像之前的基辛格一样，他发现格林斯潘是一个有价值的对手。美联储主席看起来是那么谦虚、友好，但是他固执地纠缠于通货膨胀，像他的前任沃尔克一样。作为美国财政部时任副部长，达尔曼曾参与了排挤沃尔克的运动，他希望格林斯潘能对他心存感激。

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中的鸽派成员一样，达尔曼尤为担心银行系统的萧条。1989年，大约有200家银行破产，这是自大萧条以来数量最多的一年。随着经济摇摇欲坠，1990年的情况肯定会更糟。美联储在1990年上半年一直通过对债务的贴现来支撑新英格兰地区的银行缓慢扩张。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成立了一种特殊的战争基金，以应对新英格兰地区的银行可能造成的财产损失。然而，只要几家大型银行破产就会耗尽存款保险基金，迫使纳税人负担救助成本，这就使布什政府正面临的预算难题雪上加霜。除了直接影响预算，达尔曼还担心银行系统的萧条会波及经济。疲软的银行业将无法扩大信贷、刺激经济增长。美联储无疑应该维持较低的利率，以此进行干预。

一个月后，即接近1990年9月末时，班达尔·本·苏丹王子（Prince Bandar bin Sultan）邀请格林斯潘在其富丽堂皇的家中共进晚餐，安德烈娅也一同受到邀请。这对情侣的身份已经人尽皆知了。苏丹王子是沙特阿拉伯驻华盛顿的一位传奇大使。其他客人包括格林斯潘的老朋友肯·杜伯斯坦和他的妻子，以及美国时任国防部长切尼。

作为美联储主席，相对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同僚而言，格林斯潘想维持自己在对地缘政治方面的优势，而这次晚宴对他来说是一个不容错过的机会。不过，邀请恰逢“赎罪日”的开始，那天晚上犹太家庭本应该禁食，而不是在沙特阿拉伯大使的餐桌上享受宴请。

杜伯斯坦在电话里与安德烈娅商议。“对于班达尔的晚宴你打算怎么办？”他问她。

“我们当然会去。”安德烈娅回答。实际上她和格林斯潘并没有太关注日期的事。

杜伯斯坦多少会有些不自在，但还是觉得自己可能也会去。

这次晚宴和预想的一样奢华：法国风格的西式晚宴再加几道传统的阿拉伯菜品。随后，班达尔的妻子海法公主（Haifa）很快教会了女士们阿拉伯的礼仪。男人们仍然与班达尔坐在一起享用雪茄、白兰地，并展开了内容宽泛的对话。格林斯潘已经意识到发生战争的概率在增加。同一天的早些时候，他还拜访了时任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当晚宴结束并准备离开时，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感觉，海湾战争可能无法避免了。

在沙特阿拉伯大使的晚宴的两天后，即1990年9月30日，布什总统和美国国会领导人一起出现在阳光普照的白宫玫瑰花园。自总统在税收问题上转向后，经过数周激烈的党派谈判，终于在马拉松式的周末会议上为削减赤字勾勒了一幅更为详尽的蓝图。可能发生的海湾战争加之银行业的困境，对财政紧缩的承诺似乎一定会损害经济，达尔曼和布什的团队比以往的任何时候更加指望美联储能降低利率了。

在随后的那个周二，即10月2日，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召开了下一次会议。这一次格林斯潘转变了态度。他曾经坚决对抗白宫，但如果不考虑眼前的实际情况，他将一无是处。将利率小幅降低将向美国国会的“交战”各派发出正确的信号；如果他们削减赤字，美联储会相应作出回应。格林斯潘对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同僚说，委员会可以授权自己适度地将利率降低两次，每次25个基点。如果美国国会最终通过了预算协议，格林斯潘也会根据最新的经济数据，再次将利率降低一次或两次。

局势迅速出现了反转。两个月前，格林斯潘用他的军事见解恫吓委员会，但现在他试图把货币政策同国会政治联系在一起。他的同僚们对这个话题有他们自己的看法。此外，这种联系似乎将把美联储卷入到对财政问题的讨价还价中。诚然，中央银行家们应该避免政治纠纷，不是吗？

“把货币政策更多地同经济因素联系起来，那不是更明智吗？根据财政政策的行动而行动，我们没有这个先例。”一位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成员要求道。

“让它更经济化，而不是政治化。”另一位成员附和道。

“一段时间后会有更多的财政紧缩承诺，人们将认为总会有货币政策来对冲，我讨厌看到我们陷入这样的一种联系中。”第三位成员插话道。

“我认为，我们遗忘了中央银行的核心工作，这很危险，我们的核心工作当然是降低通货膨胀率。”第四位成员表示道。

“我越想这件事情，越觉得令人尴尬。”第五位表示忧虑。

格林斯潘默默地听着，然后就把这些批评的声音当作了耳旁风。就像军事事务一样，其实在财政预算方面，美联储主席也比同僚知道得更多。美联储不能承受忽视政治所导致的昂贵代价：毕竟，国会管理财政预算，而预算又会对经济产生较大影响。甚至骄傲而独立的沃尔克也曾针对预算方面的进展作出过反应，公开支持削减赤字，尽管美国国会并不总会因为这个而感谢他。

“我们现在投票表决。”格林斯潘宣布，以此结束了异乎寻常的傲慢批评。投票结束的结果是，4票反对，只有7票是赞成的。从格林斯潘就职于美联储时算起，当时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分裂了。“像沃尔克和伯恩斯一样无所不能的主席现在只是回忆了。”听到投票的风声后，《华尔街日报》将其当作了头条新闻。

投票后的第二天，格林斯潘展现了他的真正实力。他再次强调自己支持布什总统的预算计划，并在美国众议院委员会面前保证，这是“可信赖的”和“可执行的”。只要预算方案在美国国会正式通过，格林斯潘就会作出一些让步，给那些政客一点面子，把联邦基金利率降低25个基点。

格林斯潘将利率降低25个基点的决定不仅冒犯了同僚，而且对于白宫来说，这也是根本不充分的。继1990年7月令人沮丧的高失业率后，接下来的每个月都出现了更多的失业人员。到当年10月底，在职员工的数量减少了近50万。经济衰退的迹象明确无误，但这并不是一次正常的衰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当美联储通过提高利率来抑制通货膨胀时，经济都会收缩。提高利率会导致借贷和支出减少，仓库里将堆满销售不出去的商品，从而导致企业陷入困境。于是企业削减产量，等待库存产品消化完毕，随之而来的裁员将波及整个经济。然而，在1990年的秋天，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高利率，而在于高负债。经济的放缓不仅仅是因为美联储在约束信贷，而是因为过度扩张的银行业和客户在约束他们自己。达尔曼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鸽派的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美国当时正在经历一种衰退，而这种衰退后来被美国经济学家称作“资产负债表式衰退”（balance-sheet recession）。

12月中旬，美国时任财政部长布雷迪抓住了一个机会来反击格林斯潘。当时美联储年轻的副主席约翰逊已经宣布准备离职，布雷迪借此机会向白宫提交了一份备忘录，介入了约翰逊继任者的事务。布雷迪认为，应该优先考虑“选出一个能支撑经济增长的人”。他建议选择自己的前顾问，即哈佛大学教授戴维·马林斯（David Mullins）。6个月前，马林斯已经被安排进入了美联储，担任委员一职。“马林斯已经向世人证明，他有能力带动经济增长。”布雷迪自信地宣称。

在这次美联储的任命中，达尔曼想按自己的意思来。他在白宫预算办公室召见了马林斯。

“在美联储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达尔曼指出，“就经济观点而言，约翰逊的见解是正确的，但是他这个人过于友善了。”

“你的意思是我永远不会有这个问题。”马林斯回应道。

达尔曼会意地笑了。

给马林斯下达指示后，达尔曼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了寻找接替马林斯的人选。达尔曼青睐白宫一位好斗的经济学家劳伦斯·林赛（Lawrence Lindsey），想以他来填补马林斯调动后留下的空位。林赛是一个天生的官僚主义投弹手，机智而活跃。达尔曼曾经梦到，林赛从老行政办公大楼的走廊里冲下来，向他经过的每一扇敞开的门里投掷手榴弹。把林赛送到美联储将会是一个双赢的决定，达尔曼心想。白宫将摆脱一个麻烦制造者，与此同时还可以给格林斯潘制造麻烦。

1991年1月14日，布什总统正式批准以林赛来填补美联储的空位，然后趁热打铁地向美联储主席施压。白宫邀请了8位实业界和学术界的知名经济学家参加午餐，当他们聚集在一起时，每位客人都被问到美联储是否应该降低利率。这些人被逼着在总统面前表态，于是，8位经济学家全都支持白宫主张的宽松货币政策。“艾伦，在我的旅途中只有你独自站在一旁看风景。”在白宫的午餐会之后，布雷迪在给格林斯潘的信中写道，并抱怨说，“美联储缺乏强有力的领导。”

尽管来自白宫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僚的压力越来越大，格林斯潘仍可以利用自己在媒体和美国国会的名望进行对抗。如果报纸称赞他或有参议员支持他的言论，他的敌人能对他造成的损害就十分有限。在安德烈娅的帮助下，独立日那天，这对伴侣在美联储一栋大楼的露台上精心地举办了一场聚会。他们自费安排了精心准备的自助餐，并且邀请了参议员、最高法院的法官、主要媒体的高管，再加上一群兴奋的孩子。同时，格林斯潘会定期出席美国国会的听证会，这确立了他的巨星地位。他在美国国会的发言，其刺激性大大低于自己曾开设的兰德主义讲座。尽管格林斯潘的证言经常被媒体席的剧烈骚动所打断，但正是坐在这里的记者把这个大人物的思想转述给了充满期待的全球听众。参议员唐·里格尔（Don Riegle）开玩笑说，他的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在做预算时需要考虑到椅子被砸坏的成本，这是听取美联储主席证词的代价。不过，随着经济衰退的持续，格林斯潘强大的防御体系逐渐显露出了瓦解的迹象。1991年1月23日，他与布雷迪和老对手坎普一起出现在参议员里格尔的委员会上。不过，这一次，他所受到的待遇就不再尽如人意了。

粗犷的意大利后裔、纽约参议员阿方斯·达马托（Alfonse D'amato）注视着格林斯潘。“我接下来要说的也许没那么有礼貌了。”他警告说。

“如果你仍然如此担心通货膨胀，那么你显然迟到了一年……我讨厌并且已厌倦听到这些无稽之谈了。我们现在处于一次真正的衰退中！”

格林斯潘的身体略向前倾，颓然地坐在椅子上，他的表情既悲哀又冷漠。布雷迪故意坐着不动，就像一个试图远离酒吧斗殴的人。坎普则难掩一脸的喜悦。

“你真是位了不起的专家，”达马托咆哮道，“我们都坐在这里，然后你会说，哦，我看到了一些希望。哦，情况可能会变好。”

“到底你从哪里看出情况会变好？”

格林斯潘眯起眼睛。他把下巴埋在手里，就像是为了防止自己受到猛击。坎普把手在嘴前握成杯状，但他笑得实在太厉害了，从嘴角还是能看出来。

“人们都要饿死了，你却在担心通货膨胀。”达马托大声谴责道。坎普则欢欣地靠着椅背，抱着胳膊坐在他旁边。

随着失业率不断上升，通货膨胀率攀升至6%，而银行已经处于破产的边缘。华盛顿似乎准备好了，要把美联储主席推翻。

3天后，即1991年1月29日，布什总统出现在美国众议院的主席台上，发表了国情咨文演说。他不可避免地把注意力聚焦到了对伊拉克的轰炸上。“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处于危机四伏的局面，”他宣称，“而是一个大概念：一个新的世界秩序。”随后，他凭借自己作为战时领导人所拥有的声望，同时严厉指责了美联储。当电视转播镜头给了布雷迪一个特写时，布什总统宣称：“就是现在，健康的银行业应该能够提供合理的贷款。就是现在，利率应该更低。”整个房间的人都由衷地开始鼓掌。

如果说这次对美联储的紧缩货币政策的攻击已经算很残酷了，那么在布什总统提到银行贷款的同时，一个更大的挑战出现了。美国财政部准备推出一项雄心勃勃的银行业改革计划。“最彻底的银行业改革计划终于在半个世纪后提出了。”《华盛顿邮报》这样评价它。格林斯潘同意美国财政部的大多数观点：应该允许银行跨区域经营；不应该继续禁止它们承销证券、销售共同基金或者提供保险；另外，为了让它们重获自由，应当要求它们在融资时减少债务、增加资本。不过，格林斯潘还不能高兴得太早，因为美国财政部当时正在酝酿一场政变，试图夺取美联储监管银行系统的权力。

美国财政部的计划尤其令人不寒而栗，因为它看上去非常合情合理。美国政府指出，银行业由4个独立的监管机构监管，这没有任何意义。纳税人为银行救助买单，而美国财政部直接对纳税人负责，将监管权力集中到财政部会更好。为了实现所需的整合，美国政府提出将货币监理署、储贷机构监理局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一些监管部门合并为一个新的财政部门，称为联邦银行局（Federal Banking Agency）；这个超级机构也将把美联储的监管部门纳入其中。银行将不再能够为寻找一个最宽松的监管机构而货比三家：它们将面临一组一致的规则。美联储不再对收紧还是放松银行资本方面的要求而发号施令，这反过来也会影响到银行能发放多少贷款来支撑经济增长。美国财政部将接管这项职能。

面对美国财政部抢夺地盘，格林斯潘别无选择，只能对抗。经济自由主义者的本性使他对银行监管的热情有限，但美联储的监管职能对其权力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如果监管全美国约1 000家贷款机构的使命被剥夺了，地方性联邦储备银行也将步其后尘，由此将使12位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地位大打折扣。为了让地方性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保持忠诚，格林斯潘必须保卫他们。他需要他们的忠诚，这不仅因为他想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关于货币政策的争论中占上风，他还希望得到他们在美国国会的支持。12家地方性联邦储备银行每家都有自己的董事会，通常由当地工业界和金融界的领袖构成。参议员和众议员与这些领袖通常都保持着密切关系，因为这无疑有助于他们的竞选连任。美联储的庞大网络为格林斯潘提供了强大的盟友，如果美国财政部试图夺走他的权力基础，格林斯潘也将发动反击。

幸运的是，对于格林斯潘来说，美国财政部长自身正处于岌岌可危的处境，与这个主要对手相比，参议员达马托对其地位造成的松动根本算不上什么。1991年年初，布雷迪已经成了新闻简报中的小丑：他是“一个极其单调乏味的人”，“他一上访谈节目，收视率一定低”，“一个把缺乏自信上升到艺术形式的人”。布什总统发布国情咨文的两天后，《华尔街日报》的头版引用了一系列布雷迪敌对者的言论：经过详细审查，美国财政部长无法“保住自己的地位”。该报道的标题总结了所有的信息：“布雷迪领导下的美国财政部能够胜任他们的工作吗？许多人对此表示怀疑。”

在这个毁灭性打击发生的那天，布雷迪正与格林斯潘一起出现在美国众议院银行委员会。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克里夫·斯特恩斯（Cliff Stearns）热切地注视着财政部长：他想知道，为什么储贷机构的整顿一直进展缓慢，而这种拖延成本极高。

布雷迪猝不及防。“我以为你会问一个技术问题。”他迟疑地说。

斯特恩斯再次尝试。储贷协会的不良贷款已经转移到美国政府经营的资产重组托管公司（Resolution Trust Corporation，RTC）。然而，作为纳税人的代表，资产重组托管公司仍持有数十亿美元不良贷款。经济陷入的衰退越深，不良贷款的价值就越低，并对联邦预算造成的冲击越严重。“资产重组托管公司所有库存的价值都下降了，而这些本该在6个月前就出清了。”斯特恩斯责备道。

“本该什么？”布雷迪再次问道，显然他感到十分困惑。

“本该在6个月前就出售了。”

“好吧，相信我，6个月前该出售的任何东西，我们都会卖出去的，并且正试图卖出。”布雷迪坚持道。然后他试图把这个问题怪罪到美联储头上。“利率水平毫无疑问会影响房地产的价值，”他强调，“我从未怀疑过这一点：如果利率降下来了，房地产的价值将会上升。”

“格林斯潘先生，考虑到这一点，利率是否会下降？”斯特恩斯话锋一转。

格林斯潘从椅子上挺直身板，他朝自己这边拉过来一个麦克风，轻声笑了一下。显然他知道了当天早上报纸上对布雷迪的羞辱。实际上，鉴于他正在与一位记者恋爱，格林斯潘很可能在这则报道刊登之前已经知道了。无论是通过哪种方式，在这个特殊的日子与布雷迪对战，就像是和扣扳机的手指被锯断了的男人决斗一样。

“从本质上讲，我认为财政部长所提到的应该是抵押贷款利率的数值，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多方面的力量，目前我并不打算去预测其中的任何一个。”他回答。之前听达马托发言时的防御性肢体语言完全消失了，此刻这位美联储主席表现得十分得心应手。

布雷迪紧张地坐着，虚假的笑容凝固在他脸上。斯特恩斯步步紧逼地问道，他是否认为美国经济正在衰退。

“是的，我是这么认为的。”格林斯潘回答。

“如果美国经济正处于衰退中，在我看来利率应该下降，”斯特恩斯说，“我想布雷迪先生是想对你说，如果利率会下降，我们可以极大地缓解储贷机构的问题。”

“我不确定他所说的是这个。”格林斯潘巧妙地回答道，从而不错过任何一个进攻机会。他狡猾地提及了当日报纸上所描绘的糊涂形象，可谓切中要害。整个房间的人突然大笑了起来。

在接下来的一个周末，布雷迪推测，来自美联储的正面攻击将比他所能发起的攻击还要猛烈。一位地方性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已经在《洛杉矶时报》上谴责了美国财政部的改革计划。《纽约时报》也站在了美联储这边，它报道称，由美联储负责监督的贷款机构，其破产率要低于由其他监管机构负责监管的贷款同业机构。《华尔街日报》刊登的攻击文章证明，布雷迪的敌人正虎视眈眈。格林斯潘巧妙的证词也表明，他能够使出撒手锏。媒体已经把布雷迪描绘成一个糊涂、懦弱的人。格林斯潘只需尽可能多地暗示自己比他厉害。

2月6日，周二，当布雷迪正式公布他的改革计划时，格林斯潘已经赢得了一半的胜利。美国政府提出了一个缩小涉及范围的方案：政府不再试图绑架整个银行体系。取而代之的是，美联储将要交出对大型银行控股公司的监管权，而它们在贷款方面越来越占据主导位置。作为部分补偿，美国政府增加了美联储所监管的国民银行的数量。美国将留下两个银行监管机构：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显然，美联储是地位较低的合作方。

格林斯潘的对抗还没有结束。他想要的不只是一半的胜利。

1991年2月的最后几天，布什政府的手段加强了。2月24号日出前，美军的主导力量对伊拉克发动了地面进攻。在震耳欲聋的炮击后，美军迅速前进，在尘土遮天中，俘虏了数以千计的伊拉克军队，几乎没有遇到抵抗。仅用100个小时，海湾战争就结束了。《华盛顿邮报》认为，自美西战争以来，这是美国取得的最迅速的胜利。劳军慰问活动遍及美国军事基地的周围地区；狂喜的公民在白宫前面挥舞着小型美国国旗；纽约市长戴维·迪金斯（David Dinkins）应允将举行“史上最盛大的纸带游行”。爱国主义掀起了浪潮，惠特尼·休斯敦（Whitney Houston）的歌曲《星条旗永不落》成为其唱片公司历史上销售最快的单曲。布什总统的支持率飙升到了91%，整个美国都在支持他。

在未来的日子里，白宫努力把军事胜利转化为银行核心改革的动力。然而，它遇到了轻微对抗。对抗者似乎不是别人，正是美联储主席。在公开场合，格林斯潘谨慎地保持中立。他不会凭一个观点，就去与一位广受欢迎的总统较量，况且该观点还可能被归结为美联储在官僚政治方面的私利。不过，每当格林斯潘私下会见参议员、众议员或者记者时，他都会认真吐露自己对美国财政部提案的怀疑。货币政策的制定需要基于银行监管的视角，格林斯潘说，即使打了折扣的美国财政部计划也会危及美联储对经济的管理。此外，美联储随时准备作为“最后贷款人”拯救银行系统，美联储需要监督它为之担保的大型参与者。“最重要的是，美联储对美国的金融体系担负着责任，”美联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告诉《纽约时报》，“如果不能直接接触到大型银行的信息，我们无法承担这个责任。”

当格林斯潘低调地与美国财政部展开斗争时，其他势力则更直接地攻击了改革计划。强大的社区银行协会，将因布雷迪的提案而失去一切。社区银行协会非常强大，因为其成员的业务几乎遍布每一个国会选区。州际分支机构的自由化将放任大型的、有效率的放款机构侵入社区银行家的地盘；同时，削减联邦存款保险的提案会把储蓄从脆弱的社区银行中抽走，流入能够获得政府救援的更大的竞争对手手中。2008年后，这种情况才成为舆论的焦点，但其实在当时已经有人意识到了这一点：“大而不倒”的银行将利用隐形的政府安全保障发展得更强大。“处在人类历史上最自由的市场中的人们，不会有这种勇气让一家大型银行破产。”社区银行的首席说客抱怨道。由于这种非官方的政府担保，美国的大型银行的规模将越来越大。

尽管美国财政部的敌人可能也是格林斯潘的朋友，但他并不支持社区银行家的观点。他坚持认为，防止银行加重纳税人负担的方式并不是阻止银行规模过大。相反，大型金融企业通过分散化风险，将使整个系统更加安全。它们能使经济中的路径更通畅，把资金迅速转移给最需要的使用者手中。如果金融巨头利用了政府的隐性担保，那么真正的解决方案并不是缩小它们的规模，而是取消对其损失所给予的补贴。应该坚持让它们进行自我保险，即为它们的业务拨备更多的资本。4月30日，格林斯潘向众议院银行委员会保证：对于银行的脆弱性，没有什么是不能克服的。“在过去许多年中，银行从未破产过，”他说，“这些问题的渊源并不久远，非常容易解决。”他轻松地总结道：“我们都不喜欢‘大而不能倒’的说法，我们都期待着它能消失。”

对于解决“大到不倒”这个问题，格林斯潘表现出来的新的乐观情绪并不完全诚实。在其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感叹，只有在一个没有政府救助、没有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没有存款保险的平行世界里，银行才会审慎行事。在青年时期，格林斯潘崇拜的19世纪实业家也许面对过这样的经济自由主义的乌托邦，但这个世界显然不复存在了。在20世纪后期，“大而不倒”的问题远比格林斯潘当时所声称的更不易驾驭。事实上，仅仅在前一年9月，格林斯潘自己就曾悲叹过，政府的安全保障不可避免地导致“银行的冒险行为不受管制”。然而，当时正值他在美国国会反对银行改革方案的关键时期，格林斯潘避开了这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他向听众们保证，“大而不倒”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他无视了社区银行家对撤销管制规定的合理反对，这将导致银行进一步扩大规模。

就在格林斯潘欢迎大型银行的到来时，他也不放过同白宫的改革进行斗争的任何机会。美联储在国会的不知疲倦的说客告诉他必须要见谁，格林斯潘就会前往国会山，有时候甚至会在一次郊游中接触几位参议员和众议员。美联储的任务就是维护美国的稳定，格林斯潘会说，没有监管大银行的权力，这将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知道他用了怎样的方式，能把恭维和威胁的话混合在一起来传达这一思想：议员们既表现得兴致勃勃又感到忧虑。他们对参与神秘的金融业感到兴奋，而且对这个世界的不稳定又产生了全新理解。即使最充满敌意的国会巨头也被神奇地说服了。虽然他们可能无法具体确定格林斯潘在做什么，但他们一想到一旦他停止这样做将发生什么，仍然会不寒而栗。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亨利·冈萨雷斯。这位好斗的众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已经下定决心，要暂时削减美联储作为“最后贷款人”的能力。他认为，企图保住摇摇欲坠的银行，注定只会增加关掉它们的最终成本。然而，美联储主席郑重的拜访却让冈萨雷斯迟疑了。“格林斯潘表示出了深深的关切。”这位国会议员含糊地解释道。虽然这有可能是在虚张声势，但冈萨雷斯并不这样认为。

一直到5月中旬，美国财政部的改革计划已经被粉碎了。当初野心勃勃的监管架构重组计划也被搁置，美联储在紧急情况下的“最后贷款人”权力得到了捍卫。格林斯潘已经从两方面向布什政府发起了“战争”：他既要竭尽全力捍卫美联储在货币政策方面的独立性，又要维护它对银行体系的监管权威。

1991年5月16日，格林斯潘陪同安德烈娅出席了英国大使馆举办的一场非常正式的晚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亲临了现场。当晚安德烈娅穿着一身白色的礼服，戴了一双到肘部的羊皮手套。英国女王坐在美国总统旁边，依次问候着各位到场的客人。当格林斯潘和安德烈娅准备接受女王问候时，布什总统展现了彬彬有礼的姿态。拉着安德烈娅的胳膊，布什总统宣布道：“女王陛下，这是我们的首席新闻记者。”随后布什转向安德烈娅说道：“嗨，芭芭拉。”对格林斯潘的荧幕女友所表现出的失态，布什总统试图通过更加殷勤的措施来进行补偿。第二天，布什总统给安德烈娅寄去了一串白宫钥匙，另外还附着一封私人信件。“这是一场令人兴奋的女王晚宴；这一切都源自‘内心’；这是解药；这是因为我都67岁了；昨晚你‘看起来真的很美’；哎，不过我还是把一切搞砸了。在此，我表示万分抱歉。不知道自己能否被原谅。乔治·H.W.布什敬上。”

尽管布什总统极力安抚安德烈娅，但这位总统与格林斯潘的关系开始出现了嫌隙。虽然尽管在银行体系监管权上，布什妥协了，但关于利率的斗争还将继续下去。1991年5月，就在女王的晚宴举行之时，美联储已经将联邦基金利率从上一年10月的8%调低至5.75%。在格林斯潘看来，这样的调整幅度已经完全足够了。虽然在4月各企业仍然在不断裁员，但他相信经济很快就会好转。然而，布什总统的经济顾问却强烈反对格林斯潘的观点。“我们还有足够的空间来承受更低的利率。”布雷迪在电视上宣称。

按照惯例，美国财政部长每周都会和美联储主席进行一次早餐会议，交流一下对经济状况的看法。然而，布雷迪将这种碰面视为了斗争的机会。布雷迪会提前让同事准备好一些足以概括经济现状的图表，旨在说明利率仍然过高。不过，美国财政部所准备的图表似乎没有一张能让格林斯潘感到意外。尽管格林斯潘仍对布雷迪说一些并不有趣的玩笑，但这一次他的招数似乎不好用了。布雷迪对他的冷笑话并不感冒，甚至觉得有些刺耳。他对格林斯潘陈述的烦琐的政策细节表现得很冷漠，因为他一般都让自己的下属去处理这些细节。

美联储与美国财政部之间的僵局显然正在对美国经济造成伤害。格林斯潘在美联储的第一个任期还有不到3个月就要届满了，白宫却一直都未宣布他的连任，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金融市场。对基金经理的一项调查显示，75%的人支持格林斯潘连任。在格林斯潘之后票数最多的是沃尔克，不过也只有9%的人支持他。与整个金融市场一样，布什政府一时半会儿也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人选来接替格林斯潘。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中，约翰逊曾被提到过，但他与布雷迪的关系和格林斯潘半斤八两。科里根一直在纽约工作，因而具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但他最后和达尔曼闹翻了。白宫打算任命马林斯或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哈佛大学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接替约翰逊的美联储副主席一职。对格林斯潘而言，无论谁替代他，都必须获得参议院的支持。鉴于之前在银行业改革问题上的挫败，白宫极力想要避免再一次考验国会议员们的意志。

布什总统与布雷迪、达尔曼以及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博斯金曾多次会面。如果他们不打算换掉格林斯潘，那他们至少要利用连任问题来对格林斯潘施加一定的控制。达尔曼敦促格林斯潘要确保白宫所提出的2.75%的经济增长目标。格林斯潘一直把控制通货膨胀率作为目标，但达尔曼认为他应该设立一个经济增长目标。

“该死的，”达尔曼在这些会议上大声抗议道，“货币供给增长率已经降到2.5%了，这个家伙会让我们陷入困境的！”

布雷迪抬起头来，一脸诧异，问道：“这个增长率正是我们想要的，不是吗？”

达尔曼和博斯金解释道，白宫设定的2.75%是指经济增长率，而不是指货币供给增长率。

“等一等，”布雷迪说道，“实际经济增长率与货币供给增长率之间有什么区别？”

经历了一个月争吵不断的瘫痪状态后，布什政府终于想出了对付格林斯潘的方案。这个方案设计了一系列针对美联储主席的问题，要逼迫他说出自己对治理经济的真实想法和目的。达尔曼一直把布雷迪视为“蠢货”，他也曾对一家报纸流露出了这个意思。不过，根据相关协议的规定，财政部长是与美联储主席对话的官方代表，所以还是得布雷迪来向格林斯潘发问。

布雷迪坐了下来，准备向格林斯潘发问，而这将是另一次让他感到很沮丧的对话。他开始照着布什政府准备的问题列表向格林斯潘发问，然而，在这些问题中实际上只有一个是真正关键的。在统筹中央银行的各项事务的过程中，美联储主席是否是以达到总统设定的经济增长率为目标的呢？

“是的，我坚信这一点。”格林斯潘回答道。

布雷迪认为，格林斯潘这样的回答已经足够：格林斯潘将会想尽一切办法来支持总统制定的经济发展计划，以此来为自己的连任增加砝码。美国财政部长随即将这个好消息传达给了布什总统。“我认为我们应该坚持所选的人，”他这样汇报道，但随即他又补充了一句，“除非你想让我接下这一职位。”

“总统先生，”布雷迪继续说道，“我很满足于现在的状况，除非你一定要我担任，否则我是不会主动提出任职的。”

不管布雷迪是否是在试探什么，布什总统最终还是听从了他的建议。不过，几年后，布什总统的前顾问仍表示，他们还是无法确定布雷迪是否真的想谋求美联储主席一职。无论如何，布什总统没有对布雷迪的自荐作出响应，这为格林斯潘的连任扫清了障碍。1991年7月10日的傍晚，格林斯潘与布什一起，出现在了白宫的新闻简报室里。所有的不确定性最终都告一段落了。作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格林斯潘再次成功地获得了4年的任期。

“在你的下一个任期中，你有什么不一样的打算吗？”一位记者提问道，布雷迪和达尔曼在一旁热切地期待着。

“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想法。”格林斯潘回答道。

格林斯潘的自嘲很快就被证明是有预见性的。在他获得连任的几周前，他曾预测美国将迎来一次活跃的经济复苏，其驱动力来自典型的周期性库存重建。在经济衰退期间，企业都致力于削减产量，主要是为“去库存”。然而，当库存量已经极低时，新一轮的生产潮必将到来。“衰退过后，在‘去库存’的最后阶段，总存在着推动经济加速转向的基本过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该规律就一直是有效的。我确定迟早会出现。”格林斯潘在1991年5月对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同僚这样说道。不过，在他获得连任的几周后，经济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复苏迹象。相反，失业率进一步上升，在10月达到了7%。当月，在向企业家们所做的演讲中，格林斯潘坦言，经济正处于一段“顶风而行”的时期。达尔曼这个令人讨厌的家伙或许是对的。银行以及其借款人所处的境地比格林斯潘想象中的要更加糟糕。资产负债表的问题冻结了库存周期，从而在更长的时间里阻碍了经济增长，这是美联储主席不曾预料到的。

格林斯潘低估了银行体系的混乱程度，这一点颇具讽刺意味。从1959年他在美国统计协会发表了自己的硕士论文后，对银行体系、资产价格以及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他都非常敏感。1977年，在离开白宫返回咨询行业时，格林斯潘曾经最先指出，不断上涨的房价可以极大提升家庭资产负债中的购买力。同时，他还提出大量的房屋净值提取也将成为商业周期的驱动力之一。格林斯潘对于金融力量所拥有的敏感性和直觉是非常准的，以至于在1990—1991年，对格林斯潘的政策持最激烈批判态度的人也说不清格林斯潘到底错在了哪里。伯南克曾经对“黑色星期一”发表过深刻见解，在资产负债表式衰退一年后，他就货币可能会对经济产生的影响进行了重新思考：不仅仅信用的价格很重要，银行与借款人的资产负债健康状况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会有多少新增贷款，从而进一步决定了经济体中的消费总量和经济增长速度。虽然，在学术上，伯南克对“信贷传导渠道”的分析比格林斯潘更加严谨，但其实本质上他还是在重复格林斯潘早就知道的事情。伯南克的著作引用了约翰·格利和爱德华·肖的观点，而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也曾对格林斯潘产生过影响。

如果说凭借自身的才智，格林斯潘完全可以预测到资产负债表式衰退，可是这一次他为何仍然失误了呢？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最终的结果证明，以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自傲的实证主义者并没有掌握太多有用的信息。1991年年底时，格林斯潘在美联储的会议室主持了一场会议，参会者是来自学术界、实业界和金融界的房地产行业专家。与这些专家们交流之后，格林斯潘对他们竟然比自己知道得更多表达了惊讶。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一个房地产研究团队搜集到了大量有关办公楼群和其他商业建筑的数据。这些数据显示，其实有大量的楼群正在修建中，所以目前这些房地产建造商的处境非常困难。随后格林斯潘还得知，银行所面临的困难远比他所想象的要严重得多。美联储的监管者们其实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知道，各家银行都积累了很多无法回收的坏账。不过，他们不知道的是，实际上有更多的贷款将会成为坏账。因为如果正在修建中的巨量商业地产项目无法完工，就永远无法正式投入并产生利润。建筑商的资金链断裂将波及房地产开发商，并最终传导到债权人那里，导致贷款无法收回。1977年，当格林斯潘还是一个为私人企业服务的经济学家时，他就已经阐述过房地产、金融和经济周期之间的相互影响。1991年，其他一些分析师说的话倒是点醒了他。华尔街的实践者在房地产金融方面的分析上已经超越了他，并且这不会是最后一次出现这样的状况。

1991年年底，格林斯潘的误判体现得愈发明显了。仅11月内，整个美国就减少了57 000个工作岗位，创下了6个月以来新高，消费者价格指数降低了3%。这些经济现象都说明，美国经济存在实施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的空间。带着些许忏悔的意味，格林斯潘在当年12月先后两次降低了联邦基金利率，两次总共下调了75个基点。如果能够更早一些，格林斯潘主动降低利率的举动还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安抚白宫的，但他的动作实在有些晚了。1992年的大选迫在眉睫，白宫的顾问们担心已经没有时间来进一步提振经济了。

在布什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那些自他上任开始，就已经结束的主题，又进行了一次庸俗的重演。沃克之地声明的主要精神强势回归，但它已经变味了。1992年刚开始的几个月，当格林斯潘拒绝进一步降低利率时，达尔曼就到处宣扬说，格林斯潘是个怪人，这位65岁的单身汉，每天还给妈妈打电话。他难道不像诺曼·贝茨（Norman Bates）吗？在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导演的《惊魂记》（Psycho）中，诺曼也是一个不能离开母亲半步的人物。达尔曼说过的最委婉的话是，格林斯潘有点像伍迪·艾伦，充满了智慧才干，但有些神经质，还有点情绪不稳定。布雷迪则暂停了与格林斯潘的一切往来，不仅仅不再参与每周例行的早餐会议，而且也不再邀请他去奥古斯塔国家高尔夫俱乐部（Augusta National）打高尔夫球了。在布雷迪于华盛顿举办的派对上，格林斯潘和安德烈娅不再受欢迎了。如果用那些图表和数据不能说服格林斯潘降低利率的话，那就只能通过放逐使他不得不顺从。

在格林斯潘刚就任美联储主席一职时，有评论家就曾将格林斯潘形容为一个共和党的傀儡，认为他无法捍卫美联储的自主权。不过，格林斯潘很快就表现出了任何人都没料想到的强硬态度，而他在1992年的反应更加显示了他的顽固执拗。美联储在4月答应将利率降低25个基点，然后就作壁上观，尽管当时摇摇欲坠的经济仍需要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到了6月，白宫试图给美联储施加压力：布什总统亲自向《纽约时报》承诺，利率会尽可能地大幅度降低。然而，在一周后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委员会并没有理会布什总统对《纽约时报》所作的承诺。显然，中央银行体系的行事风格发生了一些变化。20世纪70年代初，当尼克松政府对亚瑟·伯恩斯发动攻击后，就成功迫使后者转变了政策方向。随后，在20世纪80年代，唐·里甘所在的美国财政部通过在美联储的投票中架空沃尔克，从而达到了自己的目标。在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一职时，即便是由白宫安插在美联储中的委员也支持应该坚守美联储的独立性。当初布什总统是为了给格林斯潘制造麻烦，才将林赛安排到美联储的。林赛曾若有所思地说，美联储应该提高利率来反击布什总统。事实上，虽然这不是成文的规定，但美联储一直在尽力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虽然他们不会就此屈服于布什总统，但格林斯潘和他的同僚确实被当时的经济状况搞得有些惊慌失措。1992年6月，当衰退在理论上应该结束时，失业率却从15个月前的6.8%上升到了7.8%。很早之前，格林斯潘就预测，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商业周期模式，美国经济将出现一次存货驱动式经济复苏。现在，他又开始谈论1873年、1893年和1907年的货币恐慌，并向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同僚解释“目前我们观察到的现象在之前已经发生过好几次，这是典型的资产负债表式收缩”。联邦基金利率已经被砍到了3.75%，隔夜拆借利率已经降到了近24年以来的最低值。然而，有证据显示，可能需要更多的货币“解药”。直到11月大选之时，格林斯潘已经把联邦基金利率下调到了3%，这已经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低了。

然而，在布什总统看来，这样的调整幅度还是太小，并且已经晚了。他不得不在失业率还处于7%的高位时面对广大选民，很自然，他竞选连任失败了。“我想如果利率水平可以更早一些实现大幅下调，或许我还是有机会重新获得总统一职的，”乔治·H.W.布什在选举结束后宣称，“我重新任命了他，但他却让我失望了。”

对于自己的政党的落败，格林斯潘显然不会太高兴。不过，1992年的选举意味着一段麻烦日子的终结。由于1987年的市场崩溃，犹如惊弓之鸟的格林斯潘放纵了经济的过热，这也为1990—1991年的衰弱做了铺垫。接着，他开始扮演起了黑脸角色，但是他陷在这种方法中的时间太长了，并低估了房地产泡沫破裂对经济复苏的拖累。在这段日子里，他受到了白宫和美国财政部的挑战，受到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僚的挑战，受到了美国国会中恶意批评的挑战。如果在那时，格林斯潘离开了美联储，不再有后面15年的任期，那么他将因为捍卫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和监管特权而被人们记住。然而，如果真是这样，他也就不会有更多的贡献了。

19
大师
MAESTRO

克林顿喜欢慢跑，但通常会在麦当劳门前止步。他会经常去吃烧烤、墨西哥大肉块、自制汉堡和南部肉食。在其家乡的著名餐饮店Doe's Eat Place，他会吃一块夹有墨西哥辣椒、生菜、番茄、蛋黄酱、泡菜和洋葱的芝士汉堡，其总价不超过4美元。如果说，乔治·H.W.布什最爱的是老家沃克之地沸腾的龙虾锅，克林顿则是一个喜欢在麦当劳吃巨无霸和烟肉蛋堡的人。在竞选总统的关键时刻，克林顿遇见了一位哭泣的老妇，她正为了支付医疗费用和食物而挣扎着。这位候选人俯下身，拥抱她，并抽泣道：“我真的很同情您。”

在选举获胜后不久，总统当选人克林顿邀请格林斯潘到他设在阿肯色州首府小石城（Little Rock）的过渡总部做客。保罗·沃尔克曾经非常计较，自己应当在何种情况下与里根总统会面。然而，格林斯潘却愿意花5小时的旅途前往南部的穷乡僻壤，咬牙忍受烦人的航班经停和变更。他经常说，自己不喜欢政治家们，尤其是经历了布什政府时期以后。“政界里充满着可恶的人，”他向一位正考虑从政的朋友吐露道，“如果你不想每天和那些试图损坏你的人打交道，那你就不应该有从政的想法。”然而，事实上，格林斯潘却一直努力地向政客们献殷勤。毕竟美联储不是虚设的，要想成功发挥指导经济的作用，就需要与美国国会和白宫保持亲密的关系。

到达小石城后，格林斯潘驼着背，疲倦地从飞机中走出来。如果这是在自己年轻的时候，他给人的印象将会更强壮一些。格林斯潘避开了机场的所有新闻摄像机，包括其中一台贴着安德烈娅团队标签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摄像机。他钻进一辆汽车，来到有着红砖外墙、白色柱子和宽阔草坪的州长官邸。进入官邸后，格林斯潘被引领着穿过大厅，该大厅拥有乳白色墙壁和法国古董式吊灯。随后，他被告知要等待一会。克林顿惯于迟到，这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了。

20分钟后，主人终于出现，克林顿快速走入屋内，看上去精神饱满。“主席先生！”克林顿打招呼道，并面带微笑地大步走向格林斯潘，同时伸出了手。令格林斯潘感到意外的是，他感受到了真诚的欢迎。

这位总统当选人知道他想让美联储主席干什么。他在竞选中的许诺，表现出了他的庞大野心。他想将联邦预算赤字减半，削减中产阶层的税收，提高教育经费并提供更多的培训。他甚至还打算重建国家基础设施。在成功当选为美国总统后，克林顿不得不在这些承诺中作出选择。如果格林斯潘能通过降低利率予以配合，削减财政赤字将更容易获得认同。

“我们需要对我们的经济目标设定优先次序，”克林顿告诉格林斯潘，“我很好奇你对未来经济发展的看法。”他开始模糊自己真正的问题，这是件好事，说明他并没有打算直接控制美联储。他尊重美联储的独立性，并不打算兜售降低利率的明确建议。

格林斯潘立刻感到十分满意。在克林顿还未从大学毕业时，总统和总统候选人一直在问格林斯潘关于经济目标次序的问题，这种情况已经有25年了。一个略显羞耻的例外是，在福特总统时期，格林斯潘当时坚持紧缩预算。他告诉克林顿，国债已经飙升到这种程度，仅其利息费用就已经排在了社会保障和国防之后，成为联邦的第三大开支。现在是时候要让政府量入为出了，不应该将负担抛给未来几代人。

格林斯潘就这一点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这也回答了克林顿并没有提出的问题。无论克林顿总统选择如何处理赤字，联邦基金利率都已经下降到了3%，这意味着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短期借贷成本几乎为零。指望美联储进一步降低利率是不现实的。不过，30年期的国债利率已上涨到7%以上了，克林顿削减赤字的措施在这一点上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格林斯潘解释道，维持在高位的长期利率反映了市场对通货膨胀的预期；这种预期又反映了赤字。债券交易员们仍记得，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的预算缺口带来了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他们担心历史将会重演。如果克林顿政府展现了对财政纪律的重视，那么就会平息市场中的通货膨胀预期，从而使得长期利率下降到约翰·肯尼迪时期的水平。美国人一直对后一时期的长期利率水平情有独钟。

对于一个自称有着肯尼迪风格的年轻领导人而言，这种前景是诱人的。如果克林顿能够安抚债券市场，良性循环将会随之而来。低利率会刺激对住房、汽车、洗碗机甚至旅游度假的需求：在这样的日子里，一切都是用信用卡支付的。较低的利率同时也使得企业更容易借入资金，扩大生产。与此同时，债券的低收益率将会推动投资者进入股市。股市将会摆脱困境，同时还可以振兴消费和投资。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认为，预算赤字将会提振经济，这一观点将会完全改变。由于削减赤字对利率的影响，紧缩政策的效果可能是扩张性的。“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的经济环境有可能会达到非常好的状态。”格林斯潘若有所思地说道。他给克林顿亮出了一个“胡萝卜”，然后拿起闪亮的橙色“胡萝卜”在克林顿鼻子前面晃来晃去。他后来回忆说：“我当然知道，1996年将是总统选举年。”

不过，格林斯潘兜售的东西比他承诺的要单薄一些。其中至少包括了两个值得推敲的论断：第一，削减财政预算赤字将降低通货膨胀预期；第二，较低的通货膨胀预期将拉低长期债券的利率。事实上，正如沃尔克早已证明的那样，赤字和通货膨胀预期之间的关系是可以被打破的；多亏有坚定信念的美联储，即使里根政府的赤字已经创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纪录，其通货膨胀预期仍然是下降的。同样，它并没有表明通货膨胀预期是长期利率的主要驱动因素。当然，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有通货膨胀预期的投资者对长期贷款会索要更高的回报。不过，长期利率维持在高位也可能反映了其他的因素：例如经济体正在复苏，因此对贷款存在着健康的欲望；又或者它反映了储蓄的不足，不论是美国居民的储蓄还是其他国家居民的储蓄，等等。美联储工作人员委婉地向格林斯潘指出，如果赤字的减少降低了长期利率，这可能并不是因为他所宣称的原因。一个更小的赤字可以直接使实际的长期利率降低，而不需要经过通货膨胀预期中转。更少的赤字意味着更少的政府借款，而更少的借款则意味着更低的利率。伯恩斯曾在课堂上强调预算赤字和通货膨胀之间所谓的联系，或许格林斯潘还牢记着这一点，因此拒绝接受工作人员的推理思路。

虽然格林斯潘在论据方面的选择对美联储的经济学家来说有些古怪，但他擅长与政客打交道。他与克林顿谈了两个半小时，其间总统当选人向他征集了解决各种问题的建议，包括将与克林顿合作的外国领导人的品质。每当格林斯潘认为自己可能谈得足够多了时，克林顿都会用身体语言鼓励他继续讲下去。格林斯潘没想过要留下来吃午饭，但是午餐已经送来了。他们组成了一个奇怪的组合。这对喜欢谈天说地的搭档中，一位是民主党人，他出生于婴儿潮时期，恣意又热情，讲话时肢体语言极其丰富；一位是共和党人，他害羞且简朴，戴着装有厚镜片的眼镜、穿着打扮依旧保留20世纪50年代的派头。

会议结束后，克林顿给出了他对这位美联储主席的结论。“我们可以合作。”他向自己的竞选搭档吐露道。

另一边，格林斯潘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经改变了选票，但我已经消除了心中的疑虑。”他告诉自己在华盛顿的一个朋友。

三周以后，格林斯潘和安德烈娅像往常一样在艾尔·亨特（Al Hunt）和朱迪·伍德拉夫（Judy Woodruff）的家中庆祝圣诞。亨特是《华尔街日报》华盛顿分社社长，朱迪则是一位成功的电视记者；这对夫妇有3个孩子，其中包括一个3岁的女儿，她是安德烈娅的教女。格林斯潘和安德烈娅已成为这个家庭的一部分。他们与这家人共进早餐并兴奋地打开袜子，然后跟随孩子们到客厅，去拆包裹。亨特说，这些包裹里装的“不仅是礼物，更是对我们大有益处的东西”。礼品简直太丰富了，以至于每次格林斯潘来过圣诞节，都坚定地说要提高利率。亨特对此咯咯地笑个不停。孩子们忙着撕开包装纸，纸片撒满了整个地板。这次亨特要放大招了，他为美联储主席准备了特殊的礼物。艾尔认为，在物质方面，没什么东西能入格林斯潘的法眼，所以他想出了一串有创造性的噱头：一个真人大小的保罗·沃尔克人像剪纸，与之对立的供给理论专栏作家鲍勃·诺瓦克（Bob Novak）的亲笔签名照片等。

1992年的圣诞节，亨特的礼物尤其精彩。几天前，总统当选人还接受了亨特及其《华尔街日报》同事的采访，在他们的讨论过程中，克林顿亲切地提到了美联储主席。“我与格林斯潘的会晤非常令人愉快，”克林顿告诉亨特，随后又补充道，“我喜欢他。”亨特将这份采访记录包装成礼物交给了格林斯潘，后者的反应就像全神贯注于自己的第一套乐高玩具的男孩。与孩子们分开后，格林斯潘仔细阅读了文本。在其中一段中，总统当选人在现代金融不稳定的复杂性和确保方案的连续性之间构建起了一种联系，而代表着连续性的就是美联储主席。读完这份采访记录后，格林斯潘的心情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听上去，克林顿好像是有史以来第一位能认识到这一点的美国总统，即美联储的独立性符合他自己的利益。

此外，克林顿也越来越倾向遵循格林斯潘偏好的预算标准。即使是在12月初的小石城会晤之前，克林顿的顾问们已经在辩论中向赤字发起了攻击：通过理顺财政状况，克林顿政府将证明美国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企业信心的提振将会鼓舞美国经济。作为卡特后的第一位民主党总统，克林顿曾向投资者表明，他不会让滞胀再次出现。如果他能证明自己的不同，长期利率将会大幅下降。不过，尽管克林顿明白这一点，但他并不愿意为此赌上自己的政治资本。他不愿意放弃自由的支出计划。对凯恩斯主义能够掉头的观点，他也持怀疑态度。

1993年1月7日，克林顿的经济团队被召集到小石城的州长官邸。普林斯顿大学杰出的教授艾伦·布林德（Alan Blinder）也加入了讨论，后者还将成为克林顿时期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成员。“我被要求做这些迂腐的东西。”他直言不讳。随后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解决克林顿的预算疑虑。从长远来看，他安慰说，更小的赤字无疑会加速经济增长：资本将被释放出来供私人使用，这将促进投资和提高生产力。不过，在短期甚至中期来看，紧缩政策会带来一定的风险。更加严格的预算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可能比降低借款成本的效果更强。布林德认为，平衡取决于美联储或市场如何快速实现较低的利率。

“你的意思是，我的计划是否能成功和我是否能连任居然取决于美联储和一堆交易员？”他红着脸问道。

布林德重申，经济的增长将会取决于利率对紧缩预算的反应。克林顿或许应该在削减赤字前向美联储寻求支持。“你需要从格林斯潘那儿得到一些预先保证。”他向克林顿建议道。

第二天，即1月8日，周五，格林斯潘收到了一份会议记录的报告。温文尔雅、满头银发的得克萨斯州参议员劳埃德·本特森（Lloyd Bentsen）随后将成为克林顿的财政部长，他来到了格林斯潘吃午饭的餐厅。与他一起来的还有高盛集团的董事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后者随后将成为克林顿政府的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负责人。格林斯潘是幸运的，这两位都没有买布林德的“事先保证”的账：他们都理解美联储主席是无法对利率作出承诺的。毫无疑问，这让本特森成了格林斯潘的朋友和网球伙伴。本特森目睹了即将卸任的布什政府试图控制美联储的举动，并见识到了其事与愿违的结果。鲁宾几乎没和格林斯潘说过话，并怀疑这位表面展现出技术专家作风的主席，其内心可能隐藏着对共和党的忠诚。不过，鲁宾的职业生涯一直都是在市场中度过的，他明白中央银行越独立可靠，压低通货膨胀的痛苦将会越轻微。本特森和鲁宾坐下来，向格林斯潘展示他们削减赤字的框架，之后就离开了。他们没有征求美联储主席的认可。他们甚至没有征求他的意见。

对格林斯潘来说，这可以说是求之不得的结局。他成功促使克林顿削减赤字，而却没有人要求他对利率作出保证。

随着布什政府的退出和克林顿的上台，格林斯潘熟练地进行着总统换届时期的过渡工作。格林斯潘小心翼翼地向某些人告别，例如出席即将离任的美国国防部长、他的老朋友切尼的晚宴，并花时间参加了当日中午在阿灵顿国家公墓（National Cemetery）附近的梅耶斯堡（Fort Meyer）为切尼举行的荣誉仪式。在欢迎新任领导人方面，他同样也在努力地经营着人际关系，与克林顿和本特森奠定合作的良好基础。格林斯潘还让美联储副主席马林斯利用他在阿肯色州的关系，安排自己与托马斯·麦克拉蒂（Thomas“Mack” McLarty）的早餐，这个人是克林顿儿时的朋友，并即将出任白宫幕僚长。当地方性联邦储备银行的董事会成员访问华盛顿时，格林斯潘就会将麦克拉蒂介绍给他们。对于麦克拉蒂和克林顿政府而言，格林斯潘的邀请十分有价值，这让他们得以有机会接触到私营部门富裕的领导阶层。在得知第一夫人希拉里计划进行医疗改革时，格林斯潘告诉麦克拉蒂，如果可以与第一夫人讨论这个问题，他将十分高兴。事实上，尽管克林顿打算在经济的各个方面加强政府控制，但他并没有拒绝兰德门生提供的帮助。与此同时，活泼的伯克利经济学家劳拉·泰森（Laura Tyson）将会领导克林顿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她也收到了格林斯潘给出的一些实用的建议。格林斯潘已经研究了她的电视秀，并给了她一个建议：减少她的肢体语言。格林斯潘向她提出了忠告，太多的手势和面部表情可能不利于建立她的威信。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应只是阐明事实，应该尽可能地少使用视觉性的阐述方式。

尽管华盛顿的各色人物都因政府交接而忙得焦头烂额，但格林斯潘仍然保持着频繁到访纽约的习惯。他的妈妈现在已90岁高龄了，虽然头脑还很清醒，但并不快乐，他抓住每一个机会来减轻她的寂寞。格林斯潘去纽约也有社交的、专业的以及医疗方面的其他原因。在本特森和鲁宾到访后的第二天，格林斯潘从华盛顿国家机场乘坐班机飞到了纽约拉加迪亚机场（LaGuardia），随后便住进了第五大道的斯坦霍普酒店（Stanhope）。当时，他已经将自己在联合国大厦的公寓卖掉了。在斯坦霍普酒店办理完入住手续后，他就穿上晚间夹克、戴着黑色领带出席沃尔特斯的派对。第二天，他前往东60街古典优雅的哈莫尼俱乐部（Harmonie Club）吃早餐和午餐，随后为了下午的网球而乘班机及时赶回华盛顿。几天之后，即1月21日，格林斯潘折回曼哈顿，并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吃了午餐。5天之后，他再一次登上班机，这一次是在纽约医院的康奈尔医疗中心体检。他必须花两个小时来进行血液生化分析和超声心动图及心电图监测：虽然格林斯潘很健康，但他认为这种细致的体检很有必要。漫长的体检过程由两位不同的医生完成。在华尔道夫饭店经过短暂休息后，格林斯潘飞回了华盛顿。当天晚上他还有一场网球比赛。

早上看完医生以后，格林斯潘与当时刚刚出任美国财政部长的本特森共进早餐。尽管布林德要求得到美联储的“事先保证”，但本特森仍没有表现出强迫主席降低利率的迹象。相反，他希望能争取到格林斯潘的帮助来向克林顿总统施压。美国财政部长及其同事想推行一个削减1 450亿美元赤字的计划，然而克林顿仍然在观望，担心经济会放缓。正如格林斯潘的老朋友安德森曾希望格林斯潘就经济方面的内容给当时的候选人里根提供一些指导，本特森也想让格林斯潘向克林顿解释与预算相关的风险。

1月28日，周四，上午9点半，格林斯潘抵达白宫，随后与克林顿总统和本特森会面。尽管克林顿的公务很繁忙，但这并没有减少他对讨论的渴求。他很认真地听着格林斯潘的发言。格林斯潘强调说，如果对赤字放任自流，它就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您不可能将这个问题无限期地拖延。”这个美联储主席直言不讳地说。这次关于经济问题的“单独辅导”延长了一个小时。整个过程中，克林顿都处于精神高度集中的状态。

不只是白宫需要格林斯潘的建议。同一天晚些时候，格林斯潘在美国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也对预算做了说明。肯特·康拉德（Kent Conrad）是斯坦福大学毕业的北达科他州民主党人，他之前已经理解了负责任的预算方案可能产生的惊人效果。不过，他想听格林斯潘更详细地解释一下。

格林斯潘坐在话筒前，像往常一样抬头看了看立法者的讲台。他向康拉德保证，一个负责任的预算方案会降低债券利率。其效应可能是巨大的，因为当时的长期利率一直保持在极高的位置，远远超过1979年通货膨胀之后的正常水平。“显然，长期债券的利率远远超过了在非通货膨胀的环境下本应该的水平。”格林斯潘说道。

“你能给一个数字吗，”康拉德询问，“两个百分点之上？”这位参议员把格林斯潘置于了危险的境地。断言减少赤字会降低利率已经相当大胆了，而对减少的幅度进行量化将远远超出证据所能支撑的范围。

格林斯潘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善于逃避的大师，面对会使自己身陷麻烦的引诱，他一般会绕着主题兜圈子，堆砌大量的从句，使听众产生一种错觉，即如果听得再认真点就会听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曾经把格林斯潘比作一只戴着眼镜的乌贼：在察觉到了危险后，格林斯潘就用墨汁把他的周围弄浑浊，然后默默地离开。然而，在面对康拉德时，格林斯潘的本能失效了。这位参议员要求知道在长期利率中存在多少通货膨胀溢价。在多次强调溢价的重要性后，格林斯潘几乎已经无路可退了。

“我认为是两个百分点，也许会更多。”格林斯潘说。如果市场对财政纪律逐渐建立信心后，通货膨胀溢价就会消失、长期债券利率就会降低。“我的意思是，我们曾经使通货膨胀溢价处于很低的水平。长期债券利率现在超过7%，但它曾经低于过5%。”

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论断，甚至比康拉德看上去所了解到的还要大胆。自1967年以来，长期债券的利率再也没有到过5%以下，而当时的全球经济与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了。1967年时，“Q条例”人为地压低了利率，而对跨境资本流动所设置的障碍将大量储蓄封锁在了美国国内，从而进一步抑制了借贷成本。很明显，1967年的长期债券利率并不能被视为一种指引，从而来推测20世纪90年代的利率会下降到什么程度。

康拉德已经从格林斯潘那里获得了一个答案，于是又渴望得到另一个答案。“在4年或者5年的时间内，我们需要削减多少赤字，才能比较有保证地实现利率下降，从而产生我们都认同的经济刺激？”他问格林斯潘。这位参议员明显认为，格林斯潘对任何问题都应该用一个确定的数值来回答。

“我认为，应该按某种特殊的方式来实施，结果是多少就是多少。”格林斯潘谨慎地驳回了问题。

康拉德并不满足。“我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以求得到一个答案，但我还没有听到。”他责难道。

格林斯潘退缩了，他被认为是应该知道答案的那个人，他也不想让人失望。

“您在寻求一个数字吗，参议员先生？”他亲切地问道。

康拉德点了点头，然后问道：“究竟多大的赤字削减会降低通货膨胀预期？”

“我只想对你说，对于克林顿总统给您的数字，我觉得是靠谱的。”格林斯潘提出。

“哪个数字？”康拉德回复。他希望格林斯潘在公开场合表明的观点尽可能清楚。

“我记得是1 450亿美元。”

“我想你只是在制造新闻！”康拉德得意洋洋地大声说道。

“绝妙的新闻。”格林斯潘面无表情地说道。参议员们咯咯地笑了。

果然，《纽约时报》在次日就报道了这件事，并认为格林斯潘将对克林顿的新计划“鼎力支持”。美联储主席似乎对削减赤字计划非常感兴趣。《纽约时报》猜测道，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经济一旦遇到疲软的情况，他就很可能会降低利率。多亏格林斯潘的证词，一个新的政策共识正在形成。紧缩财政政策将搭配宽松货币政策，以取代“里根–沃尔克”时代宽松财政政策与紧缩货币政策相搭配的情况。

对于美联储和格林斯潘而言，达成新共识这件事简直太完美了，几乎让人难以置信。多年来，政客们随意花钱，最终迫使美联储不得不扮黑脸。现在，政客们承诺遵守纪律，从而让格林斯潘来扮演“慷慨的叔叔”。通过领导美国向通货膨胀发起残酷战争，沃尔克已经把美联储主席塑造成了一个英雄角色。10年之后，格林斯潘将像沃尔克一样控制物价，却不用流血和牺牲。如果沃尔克的强硬表现可以称为“第二个丘吉尔”，那么为格林斯潘的出场而搭建的舞台则使他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受人喜爱的“巫师”：一位大师。

格林斯潘在参议院的证词对预算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克林顿的顾问迪克·莫里斯（Dick Morris）后来在概括这一时期的经济政策时说：“所有人都在想弄明白格林斯潘想要什么，然后把它给他。”即便这种说法有点夸张，但莫里斯这段话却陈述了事实：现在格林斯潘已经公开展示了自己的观点，从而为白宫和国会的争论设定好了主题。2月5日，也就是在参议院听证会之后的一周，克林顿的经济团队编定完了预算方案，并将它写进了一份很长的备忘录上，交给了克林顿。经济团队还有针对性地指出，格林斯潘认为，政府支出减少本身会导致利率下降，而如果赤字削减的规模足够大的话，比如，超过1 300亿美元以上，就能使利率的下降幅度超过政府支出减少所产生的效果。克林顿阵营的成员往往只是围绕着1 300亿美元的目标数字进行讨价还价，但都未纠缠该数据的来源在权威性上是否有瑕疵。本特森就曾反驳说，格林斯潘实际希望削减的目标数字更高，达到了1 400亿美元。

经过数周的争论不休，克林顿最后决定公开自己在预算问题上的鹰派立场。2月17日，他在自己的国情咨文演讲中承诺将削减赤字。格林斯潘被推出来担当他熟悉的首席验证官的角色。白宫安排他坐在第一夫人希拉里和第二夫人蒂珀之间。当克林顿谈到有关预算计划的内容时，电视镜头切给了身着红色套装的第一夫人和身着深色套装的美联储主席，他们都在热情地鼓掌。评论家们很快就作出了反应，并抱怨说，格林斯潘的政治性玷污了美联储。“据我所知，这是第一次所谓独立的美联储的领导在万众瞩目的场合公开支持总统。”前财政部长布雷迪对此嗤之以鼻，显然忘记了在公布储贷机构救助计划时，布什政府是如何让格林斯潘在镜头里露面的。布雷迪安插在美联储担任副主席一职的马林斯同样愤怒不已。然而，沃尔克在里根时期就曾为削减赤字而进行广泛游说，格林斯潘只不过是在从事类似的事情而已。两者的主要区别不过就是格林斯潘是后来者。

两天后，格林斯潘再次现身于美国参议院，并声称克林顿的计划是“认真”且“可信的”。格林斯潘的发言明显是针对两种听众的：一种是国会议员，这些人将会最终决定克林顿的预算计划是否能获得通过；二是投资者，他们能够以较低利率回报预算制定者，即美国总统。

菲尔·格兰姆曾经在任命格林斯潘的听证会上取笑过威廉·普罗克斯迈尔。这位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参议员现在将他的机智用到了格林斯潘身上。“艾伦，你坐在第一夫人和第二夫人之间的照片看上去简直光芒四射，”他慢吞吞地说道，“人们问我，那个帅小伙儿是谁。我说那是艾伦·格林斯潘，他控制着美国的货币供应量。而且，如果我是总统，我将把你放在完全相同的地方。”委员会迸发出了笑声。

格兰姆的话很快就得到了验证。格林斯潘故意在公众面前表露自己支持克林顿的预算计划，这种态度使投资者印象深刻；正如美联储主席所承诺的那样，长期债券利率开始下降。克林顿经济团队的鹰派们为此欣喜若狂。他们在预算上干了负责任的事情，而他们的美德终于得到了回报，这在政治史上可是十分罕见的。再没有一个数字能让总统如此兴高采烈地向全美国宣布了，30年期国债收益率降到了7%以下，这可是1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了。在接下来的几周里，笼罩着白宫的情绪随着上蹿下跳的利率而波动。“我过去曾经想，如果真有来生，我希望下辈子能当上美国总统、罗马教皇或打击率达到四成的棒球手，”克林顿热情洋溢的竞选战略家詹姆斯·卡维尔（James Carville）若有所思地说道，“但现在我想成为债券市场，因为它可以吓唬住任何人。”

春夏两季过去之后，好消息仍然不断传来。1993年5月底，克林顿赤字削减计划的修订案在美国众议院获得了通过，而且长期债券的收益率仍在下降。1993年8月，经过克林顿签署后，这个计划正式成为法律，从而使长期债券的收益率进一步下跌。从1月初到10月中旬，3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从7.4%下降到6%，总共下跌了1.4%。虽然没有达到格林斯潘曾向康拉德吹嘘的2%，但已经相当显著了。然而，尽管格林斯潘当时有点得意洋洋，但他还是要面对一些奇怪的事情：所谓的控制长期利率的机制，表现得并不完全如预测的那样。格林斯潘在小石城与克林顿会晤时，解释了赤字削减是如何降低通货膨胀预期的，而更低的通货膨胀预期又是如何拉低长期利率的。然而，正如美联储工作人员曾警告过的，通货膨胀预期几乎纹丝未动。密歇根大学的调查显示，通货膨胀预期极为稳定。格林斯潘就像一个数学专业的学生，虽然计算过程错误，但莫名其妙地得出了正确的答案。

在私下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同僚讨论这个谜题时，格林斯潘承认了他的一些误判。“债券利率下降得比我预计的更快。”他在1993年3月承认道。在通货膨胀预期没有下降的情况下，他很难理解为什么长期利率会快速下降。实际上，由于通货膨胀预期没有发生变化，那么债券收益率的下降和债券价格的上升就应该被视为一个非理性泡沫。“坦白地说，如果我在私营部门，我现阶段可能会调整自己投资组合中的债券比例。”格林斯潘在会议上说道。

委员林赛按照格林斯潘的逻辑催促道：“我们已经使金融市场充斥了过大的风险。你自己也是这么说的。你还说，你将会退出债券市场。”林赛接着说，应对债市泡沫的正确方式就是提高利率。挤泡沫还是要趁早，不要等到它进一步膨胀后再动手。

随后，在1993年5月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的理查德·塞伦重申了林赛的警告。单纯的储蓄者正将资金投入到债券基金上。而一旦债券价格停止上涨，这些“傻钱”就会慌不择路地涌向出口。

格林斯潘多年来一直沉浸于金融领域，他自然会注意到这些信号。在1959年发表的硕士论文中，他就曾揭示了美联储经常忽视资产泡沫的风险。事实上，他当时之所以支持金本位制，就是担心央行在市场中提供脱离现实的投机性。然而，在3月和5月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成熟后的格林斯潘所起的作用，恰恰印证了他年轻时担心出现的情况：他拒绝听从鹰派的意见，更愿意将联邦基金利率保持在超低水平，从而将债券市场推高到了自己都认为已经过高的程度。成熟后的格林斯潘作出这种选择的动机，主要基于金融的内在不确定性。格林斯潘曾在华尔街工作过，这使得在如何看待市场方面，他比之前的任何一位美联储主席都更加自信，即便这样，他也只能按其合理水平来猜测。没有一位美联储主席，实际上，也没有一位市场先知或投资者，能确认一个泡沫正在形成。为了应对泡沫而提高利率，是以确定的代价来阻止不确定的威胁。这会招致政客和公众的愤怒，因为他们只喜欢暴涨的市场。

格林斯潘谨慎地回避了年轻时所写的文章和成熟后所采取的举动之间存在的张力，这一点也没什么奇怪的。他几乎从不提及自己在1959年发表的硕士论文。《华尔街日报》的一名记者曾千方百计地想获取一份格林斯潘的博士毕业论文，因为1959年的硕士论文构成了其博士论文的核心部分。然而，纽约大学图书馆给这位记者的回复却是，那篇论文已经找不到了。

截至1993年的秋天，连在美联储任职的严谨的经济学家也都开始关注债券市场了。他们并不想擅自去推测市场“合理”的水平是什么，但他们对债券市场越来越不安了。即使通货膨胀预期没有下降，长期利率仍然在持续下跌。是否是白宫借款需求的萎缩导致了利率下降？这两者之间的关联性其实并不明晰。然而，在白宫中不受约束的婴儿潮一代的拥护下，在美联储中成长于大萧条时期的忧郁者的支持和教唆下，看待债券市场的主导性观点变得理所当然了，且这种状况似乎没有改变过。更低的利率当然更好。在约翰逊时期长期债券利率能下降到5%，在克林顿时期为什么就不能降到那么低？

美联储研究与预测部门的主管普雷尔让下属去追踪债券市场的驱动力。是什么因素将利率拉得如此之低？如果通货膨胀预期被卡住而没有发生变化，那么究竟什么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呢？

1993年9月21日，普雷尔向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递交了其下属的工作成果。虽然普雷尔出于礼貌不能直说，但结论还是很令人吃惊的。该研究表明，格林斯潘在小石城向总统当选人兜售的东西，存在根本性的错误。通货膨胀预期并非影响长期利率的首要因素，而且政府削减借款需求所产生的效果其实也极为有限。相反，只有短期利率才能很好地解释长期利率的变动趋势。“一直维持在低位的短期利率会逐渐降低投资者对长期利率的正常和可持续水平的预期。”普雷尔解释道。毕竟，长期利率可以分解为一连串的短期利率。如果投资者认为短期利率处于超低水平是理所当然的情况，那么长期利率也将会被压低。

普雷尔以纯粹的、用事实说话的方式展示了他的证据。格林斯潘对于肢体语言的严苛要求在普雷尔身上显然就有些多余了。不过，他带来的信息有足够挑衅性：与其说是克林顿削减赤字的举措导致了长期利率的下降，倒不如说格林斯潘自己的货币政策才是根本推手。早在1992年9月，美联储已经将联邦基金利率降至3%。到1993年时，廉价的资金好像已经成了一种新常态，投资者也据此而展开了行动。显然，格林斯潘将短期利率维持在超低水平的时间越久，长期债券的收益率就将越低。普雷尔认为，长期债券的收益率最终将降至格林斯潘的目标之下，低于5%。另外，与格林斯潘曾经公开争辩的正好相反，更低的长期利率并非是一件好事。由于通货膨胀预期没有发生根本转变，所以长期利率的走低是缺乏支撑的和不可持续的。当美联储最终提高短期利率时，长期利率就会飙升。或者，换一种方式来说，债券泡沫会迅速破灭。

格林斯潘此前曾就这个问题与普雷尔发生过争执，这一次他试图用一个思维实验进行回击。如果联邦公开市场委员完全认可了普雷尔的建议，它就可以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至零，并期待长期利率进一步下降。普雷尔当然不会认为这样的策略会奏效吧？美联储超级宽松的立场很可能会引发对通货膨胀的担忧，最后反而推动长期利率上涨。

普雷尔并没有被说服。格林斯潘的归谬法对美联储眼前的政策决定并没有什么解释力。当然，如果联邦基金利率被推到了极限，它与长期利率之间的耦合关系很可能断裂。然而，我们生活在现实的世界中，而不是生活在思维实验的世界里。在现实世界中，短期利率确实在驱动着长期利率。普雷尔的员工利用过去40年的数据，测试了两者之间的相关性，结果是非常显著的。即使是在通货膨胀肆虐的20世纪80年代，所有人都对未来的通货膨胀忧心忡忡，它对于长期利率的影响也是微不足道的。

时任美联储副主席的马林斯后来离开了美联储，加入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这是一家秉持有效市场假说的对冲基金。马林斯当时几乎坐不住了，他坚持认为，普雷尔的模型“明显是荒谬的，并且与大量证据相悖。这些证据都是按市场运行的方式积累起来的，它们体现了市场的功效”。学院派金融的一个核心的假设就是，投资者具有前瞻性。对投资者来说，过去所面对的短期利率并非关键因素，对未来短期利率的预期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普雷尔能在模型中涵盖一些通货膨胀及其预期的指标，岂不是更好些？

“也许你假设的模型是有用的，”普雷尔谦逊地回复道，“但我认为我们已经进行了足够多的检验，这个模型已被证明是非常可靠的。我认为，说这个模型是荒谬的、不符合现实的，显然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即它能很好地解释我们的处境。”

马林斯回击道：“我说它荒谬是因为它没有逻辑感。”

两人互相争执了一段时间。马林斯对自己的才华非常自信；美联储的员工则坚信他很恼人。不久，马林斯威胁说：“我想引用另一种理论，不过我知道我们不会接受它。”

“我们不需要。”格林斯潘简短地回应道。他已经听够了马林斯的有效市场假说的教条，但他同样也不会参考普雷尔提供的线索。他不会草率地去与潜在的泡沫斗争。用提高利率的方式来压低债券价格是愚蠢的举措。也许他脑海中又浮现出了得自1987年的教训：如果泡沫确实破灭了，美联储也有能力控制局势。不过，现在也存在另外一个因素。在华盛顿的政治气氛中，美联储被认为应该集中精力控制通货膨胀，这才能保证经济的安全。这是沃尔克为中央银行开创的宏伟事业，也是白宫最终愿意让美联储保留的职责。另外，尽管金融泡沫无法被准确认定，但消费者价格指数开始膨胀的苗头还是比较容易监测到的。1959年，格林斯潘就已经提出，应该聚焦于资产价格，但这种看法显然被遮蔽了。

3个月后，格林斯潘经受了对其职位的最后一波考验。在讨论未来几年可能面对的争议时，林赛向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解释了，为何低通货膨胀率可能会给货币政策提供错误信号。消费者价格指数看上去很稳定，主要是因为进口使美国市场上的商品变得更便宜了：低成本的新兴国家正不断地融入世界经济中，全球化限制了所有可贸易商品的价格。在这种环境下，美联储可以供应大量货币，而又不用承受通货膨胀的压力。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宽松货币政策是可以随心所欲的。正如林赛向同僚们提醒的那样，过低的利率使储蓄者从银行账户的存款上几乎得不到回报；这诱导美国的富人们把资金投入到股市、商品期货、怀俄明州的度假屋以及债券市场。与此同时，普通美国人被怂恿着轻率地借款。一方面是资产泡沫，另一方面是普通家庭债台高筑。这两方面的问题共同使得金融体系变得非常脆弱，还可能像通货膨胀那样扰乱经济的稳定运行。

1993年期间，格林斯潘的货币政策没有招致太多的批评。当时，他的主要职责是削减赤字和抑制通货膨胀率。美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增长率在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曾达到了6.3%的最高点，而到林赛抨击格林斯潘的时候，该指数的增长率已经降至2.7%。通货膨胀几乎被制服了，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然而，格林斯潘后来作出的饱受争议的决定，其种子就是在这个时候埋下的。林赛凭借卓越的远见，在一开始就断定格林斯潘所选择的路径存在缺陷。由于拒绝对泡沫存在的证据作出反应，格林斯潘其实忽略了经济发展的一个潜在危险。通过将美联储的使命局限在保持物价稳定上，格林斯潘冒险进行了最后一战，一场20世纪70年代的战争。

两个月以后，即1994年1月21日，格林斯潘前往白宫，向克林顿总统提交了一份警示报告。提高利率的时刻终于到来了：美联储将会提高利率。无论格林斯潘对债券市场持如何看法，实际利率为零的情况已经维持17个月之久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通货膨胀率仍然在低位徘徊，但1993年最后一个季度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5.4%。该增长率预示着，在不远的将来，经济会面临增长瓶颈，而物价将会更高。1988年时，格林斯潘在从宽松货币环境中退出时异常小心，因为他害怕这会对脆弱的股市产生冲击。这次他想在通货膨胀率回升之前就提高利率。如果他的首要目标是维持价格稳定，他想要确保自己可以做到。

格林斯潘向克林顿及其随行人员说明了美联储面临的困境。如果早点动手对抗通货膨胀，美联储就可以温和地逐步提高利率；如果一直拖下去，那到时就不得不采取更加激进的紧缩货币政策。格林斯潘强调，无论美联储最终采取了什么方式，白宫都应该压制批评美联储的冲动。尽管美联储可以对这些批评置若罔闻，但市场会听到。如果投资者开始担心，美联储无法采取坚定的行动，通货膨胀预期将会上升，从而迫使美联储进一步提高利率。

在小石城首次会晤的15个月后，格林斯潘与克林顿之间奇怪的搭档关系将第一次接受考验。格林斯潘能预料到，克林顿会很懊恼。为什么要在通货膨胀真正形成之前提高利率呢？克林顿的恼怒凸显了林赛的建议在政治方面可能引发的问题。没人知道，在听说美联储将提高利率以刺破所谓的债券泡沫时，克林顿会怎么说。

片刻后，克林顿冷静了下来。“这也许是你必须做的，我理解。”他妥协了。

格林斯潘如释重负，小石城缔结的友谊经受住了考验。克林顿不像他的前任布什；他不打算报复，甚至私下的报复也不会有。尽管克林顿背负着“放纵的婴儿潮一代”的恶名，但当谈及美联储的独立性时，人们还是认为他是最有纪律性的总统。

两周后，即1994年2月3日，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再一次召开会议。委员会的成员都知道，紧缩的时刻到来了。事实上，在之前的会议中，很多人已经开始为此而摩拳擦掌了。格林斯潘提出，为了使货币政策的方向性变化更引人注目，他们需要在步骤上进行一些调整。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以新闻稿的形式来宣布其行动。推动政治更加透明化的运动正席卷华盛顿，美联储的新举措正好能与此相呼应。不久前，美联储刚刚被迫公开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过去的会议记录。更重要的是，新闻稿将会放大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调整联邦基金利率所产生的影响。在金融市场逐渐全球化和纵深化的新世界中，美联储想如自己希望的那样控制借款成本并没有那么容易。除非投资者有所触动，并不断抬高市场利率，否则联邦基金利率的提高很难取得显著的效果。如果想要玩影响力的游戏，那么它就必须既公开又清楚地说出来。

“我要说的是，这是我们首次在间隔了如此久的时间之后调整联邦基金利率，我们正在敲‘锣’，”格林斯潘说，“我认为我们应该站起来敲打它。”几年过后，在关于央行沟通的这一议题上，他的隐喻将被大量学术论文替代。

格林斯潘承诺，发布新闻稿的措施将是特例，它不会形成先例。没有人对此有疑义。然而，当美联储主席建议将利率提高25个基点时，他遭到了抵制。该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都希望利率提高的幅度应该是格林斯潘提议的两倍。

在与货币政策相关的争论中，格林斯潘从没有输过。有时候，他会用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来赢得胜利：因为他与切尼的直接联系使他熟知美国军队在波斯湾的位置。有时候，格林斯潘会以呼吁责任感的方式来团结同僚，他宣称，在这个不寻常的重要时刻，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需要在货币政策上用一个声音说话。在另外一些场合，格林斯潘利用成员中存在的分歧，引导会议陷入胶着状态，从而使委员会推迟作出决定，并释放出一个“不对称指令”。该指令让美联储主席有权力在两次会议的间歇，根据自己对时机的判断，调整联邦基金利率。1994年2月，自其担任美联储主席以来，格林斯潘遭遇了来自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最严重的抵制，他采取的应对措施则是以假惺惺为主菜，然后附带一点恐吓为配菜。

鉴于该委员会试图采取比自己所期望的更加紧缩的货币政策，格林斯潘开始不断暗示，较小规模的紧缩货币措施可能反而会产生更大的紧缩效果。在一位同僚的建议下，他指出，将利率提高25个基点更可能被视为一系列调整的开端，因此将会比直接提高50个基点产生更大的冲击力，后者将被认为是一次性的。格林斯潘若有所思地说道，由于催生了连续提高利率的预期，所以将利率提高25个基点将“抑制股市中的投机行为”。“通过在市场上方悬挂达摩克利斯之剑（Sword of Damocles），我们可以防止股市失控。”他补充说。显然，如果货币政策将资产价格设置为目标能帮助他平息各方的批评，格林斯潘将很高兴这样做。

安抚了同僚后，格林斯潘转换了方向：现在他坚持认为，小幅提高利率的负面效果会更小。事实上，相较于更大的幅度，将利率提高25个基点的优点更明显，其原因在于，这种做法更明智且更温和一些，从而避免使股市受到惊吓。“无论以我们知道的任何方式来衡量，现在股市都处于牛市中，”他一本正经地说道，“自1948年以来，我一直在从事经济预测的工作，并置身于华尔街中。现在，我要告诉你，我隐隐地觉得自己的胃有点痛。”他面露不祥之感地说道，如果该委员会其他成员希望触发“黑色星期一”似的噩梦，他们可以继续，并通过投票达成将利率提高50个基点的决定。格林斯潘继续暗示道，如果美国经济完蛋了，他们将对这次灾难负责。

为了使自己的呼吁能获得圆满成功，格林斯潘利用了同僚的忠诚。“作为一个委员会，我们这些人不得不做一些让其他人不快的事情。如果在这个阶段，委员会还不能用一个声音说话，我将感到担忧，”他告诫道，“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这是我们的职责。如果人们发现，在面对如此重要的问题时，我们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那么我想，我们是在将组织推向了万丈深渊的边沿。”

“反叛者”来来回回地看了看，委员会的成员则暂停了逼宫的举动。他们不想把美联储主席逼到角落，尤其不能在近5年来首次提高利率的关键时点上这样做，更何况这次还将史无前例地通过新闻稿的形式宣布提高利率的决定。有一位成员建议，或许这次可以先提高25个基点，但保留在下一次会议会召开前进一步提高利率的可能性？

“在我看来，这绝对是两全其美的办法。”格林斯潘回答。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就应该按惯例这样做：授权一个“不对称的指令”，该指令将赋予美联储主席在两次会议间歇做决定的权力。

然而，这次格林斯潘却未能大获全胜。林赛曾经责备过格林斯潘忽视资产价格，还被布什政府视为一个大麻烦。他宣称，只要格林斯潘承诺，在提高利率前，先通过电话会议向公开市场委员会征询意见，自己就支持在会议间歇提高利率的决定。不仅如此，林赛还想在时间上约束格林斯潘。他要求，在格林斯潘即将出席的国会听证会之前的2天内召开电话会议。

对此，格林斯潘的怒火一下被点燃了。“我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已经6年了，”他反驳道，“对于什么时候召开电话会议是合适的，我希望所有人尊重我的决定权。”

“然而，会有电话会议吗？”林赛很克制地问道。

“是的。”格林斯潘让步了。

通过这种让步，该委员会最终维持了团结一致，而格林斯潘的提议也获得了通过，这种结局使格林斯潘避免了沃尔克所遭受的羞辱。沃尔克曾在货币政策的投票中落败，并差一点因此辞职。然而，1994年2月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仍然成了一个转折点，这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通过新闻稿公布自己的操作。尽管格林斯潘承诺将下不为例，但美联储很难再像之前那样悄无声息地调整短期利率了。其次，林赛的掣肘终结了美联储主席在两次会议间歇调整利率的惯例。在这个麻烦制造者划出了一条界线后，格林斯潘放弃了绕过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做法。最后，美联储在此之前已经5年没有提高利率了，而1994年2月的会议重新吹响了提高利率的号角。没有人能确定市场会作出如何反应，接下来几周可能是令人振奋的。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后的次日正好是周六。有媒体报道称，马里兰州的民主党参议员保罗·萨班斯（Paul Sarbanes）将美联储比喻成了“一架即将袭击农场的轰炸机”。显然，布什政府对美联储口诛笔伐的嗜好在许多角落还依旧传承着。不过，格林斯潘仍会按部就班地度过接下来的周末。他开着自己的豪华轿车穿过城镇到美国参议院的网球场，在那里他要与本特森一起打网球；第二天他前往法国大使馆吃午餐，随后又打了一场网球。这次是在阿灵顿与维尼·安杰尔一起，安杰尔刚刚卸任了美联储系统内的委员职务。安杰尔总是偷偷摸摸地运用违规脚步（网球），这使得好胜心很强的格林斯潘不太愉快。然而，如果这位美联储主席每周想打4场网球，他就需要有人和他对战。安杰尔最起码比发球机强多了。

周一市场重新开市。股市非常宽容地保持了平静；债券被抛售了一点。总体上看，这是个令人放心的开局：格林斯潘曾担心的股市崩盘并未发生，而鉴于提高利率已经暗示了美联储对通货膨胀的警惕，他确信债券价格很快会恢复。然而，到2月的最后几天时，已经有足够的数据可以证明格林斯潘彻底错了。3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曾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不断爬升，在提高利率的消息公布后，它直接从月初的6.3%跳升至了月底的6.7%。普雷尔曾正确地预测了这个结果，而格林斯潘当时却置之不理：更高的短期利率将会导致更高的长期利率。此外，通过一种古怪而特别有力的方式，普雷尔的结论再一次得到了证明。在债券市场的“腹部”，一些奇怪的事情正在酝酿着。

迈克尔·斯坦哈特（Michael Steinhardt）当时正坐在曼哈顿市中心的弓形交易台边，这个留着络腮胡子的秃顶胖子眼都不眨一下地盯着密集的电脑屏幕。他是从事债券对冲基金的先锋人物，并被人们视为这种新事物的化身。在1990年的经济衰退之后，斯坦哈特抓住了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所赠送的机会：他以最低的短期利率从自己的经纪人那里借钱，然后通过购买期限较长的国债把钱借给美国政府，收取较高的长期利率。由于能从这种“套利交易”中轻松获得利润，所以斯坦哈特和他的对冲基金迅速扩张。截至1990年左右，规模最大的对冲基金的资产还不到10亿美元，而在1994年年初，斯坦哈特管理的基金规模达到了45亿美元。当时对冲基金数量已经从1992年的1 000多只剧增到一年后的近3 000只。1991年，至少在一次美国国债的拍卖中，斯坦哈特和另一个对冲基金管理人设法买下了所有发行的债券。他们将整个市场收入囊中。在华尔街这位勇敢的新化身看来，决定长期借贷成本的因素不仅是通货膨胀预期、短期利率，或经济学模型中类似的抽象概念，还包括一群陌生的超级投机者的出现。

不断兴起的债券对冲基金，与华尔街内部如高盛这类运用对冲基金手法的经营者一起，对美联储的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助益。短期利率下降，它们就大举买入长期债券，从而压低长期利率。显然，交易员的行为放大了美联储所实施的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而这恰恰是美联储计划对经济进行刺激时最想要的。在储贷机构泡沫和其他传统放款者遭遇巨大损失之后，对冲基金的作用尤其重要。通过借短贷长，它们顶替了那些受伤的银行。对于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本·伯南克所宣称的信贷渠道的破坏，它们能起到缓解的作用。不过，对冲基金的货币政策放大效应也是值得警惕的，因为这种放大的力量是多变的和不可预测的。对冲基金通过“债上债”的方式来建造自己的债券组合：它们通过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将钱借给美国政府，接着将美国国债质押给经纪人，从而借到更多的钱，然后再用借来的钱从政府那里购买更多的国债。令人震惊的是，在斯坦哈特的投资组合中，每1亿美元的美国国债里面有9 900万美元都来源于融资，他自己及其投资者掏出的真金白银只有100万美元。这种过于冒进的杠杆水平使得市场对任何风吹草动都极为敏感。债券价格下跌的幅度只要达到1%，斯坦哈特的全部资产就会荡然无存，因此他不得不在麻烦稍稍露头时就选择溜之大吉。

这就解释了，为何在2月的最后几天里，美联储遭遇到了长期利率飙升的局面。斯坦哈特这类对冲基金经理都争先恐后地抛售债券，而一旦形成一股激流，就会引发连锁反应。经纪人曾非常乐于给对冲基金借钱，从而使后者每1亿美元抵押物中有9 900万美元来自借款，然而现在他们被迫更加谨慎了。随着债券价格下跌，对冲基金的抵押物的价值开始缩水，因为经纪人改变了条款。这样一来，斯坦哈特和他的朋友基于每100万美元真金白银所能借到的钱只有1 900万美元，而非之前的9 900万美元了。信贷额度的直线下降，顿时让华尔街陷入了震荡。对冲基金被迫通过抛售将债券投资组合缩减到原来的1/5。

在美联储2月初的会议上，格林斯潘曾因不同意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而与同僚产生了争执。然而，到3月1日时，5年期和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都分别上涨了50个基点。更大的麻烦其实还在后面，对冲基金的大量损失由大型银行债券交易部门的损失反映了出来。关于这些银行正处在生死关头的谣言充斥着华尔街，从而导致JP摩根和美国信孚银行的股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临时停牌。保险行业在投资美国国债上所遭受的损失金额，几乎等同于不久前它为安德鲁飓风（Hurricane Andrew）支付的损失赔偿金。一位保险分析师打趣道：“我会将这次的灾难称为‘格林斯潘飓风’。”由此其实可以提前预测到2008年金融危机中所发生的事：迷人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泡沫被极细的针扎破后，交易这种证券的某只对冲基金出了问题，从而在其贷款人之间引发了恐慌情绪，并导致了更进一步的抛售潮。到了1994年3月底，5年期和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又上升了50个基点。林赛曾就债券泡沫的破裂发出过警告，这一点开始逐渐被证明很有先见之明了。

市场的混乱很难让克林顿总统心情舒畅。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格林斯潘的敦促，克林顿才敢于用自己政治资本做赌注来减少财政赤字，从而将自己的前途悬系于债券市场的回报上。然而，5年期国债的收益率现在比克林顿当选时还高，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几乎与当时相同。不过，克林顿并没有抨击美联储，这进一步展示了他的个人修养。1994年3月31日，正在加利福尼亚州度假的克林顿，给鲁宾打了一个电话，后者是高盛的前董事长，还曾担任过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

鲁宾用了大约半个小时的时间，尽自己最大努力安抚了总统。无论格林斯潘之前是怎么说的，长期利率与通货膨胀预期之间只是存在一些无关紧要的联系。此外，金融领域总是在不断进化，而债券市场的表现也越来越难以预测了。杠杆交易者的新世界总是充满着不可预知的联系：每个人都在向别人借钱，任何环节的断裂都会使利率偏离正轨，而这与基本的经济逻辑无关。与此同时，在过去几十年内，债务凭证市场以令人头晕目眩的速度不断扩张。华尔街的公司招聘了大量物理学家，并为他们装备了超级电脑，以便他们能设计出别出心裁的产品。复杂性和杠杆削弱了监管部门预测市场动向的能力，更不用说控制它们了。

克林顿总统结束了自己的电话会议，然后走到一小群记者面前。“没有人会认为美国经济的基础发生了严重问题，”他勇敢地宣称，“市场总是不时作出这样的修正，大家不需要过度反应。”

然而，对于美联储主席来说，进行自我反省是非常有必要的。在1994年2月底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格林斯潘承认了他之前拒绝承认的事实：1993年的债券价格上涨确实是泡沫。“回顾我们的行为，我们产生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我们所预期的，这确实对我的思考带来了冲击。我认为，我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股市投机的基础。回顾过去，我们在债券市场可能无意中做了同样的事情，我们也刺破了泡沫。”他总结道。在后来的任期里，格林斯潘总是竭力抵制一个概念，即对联邦基金利率进行微小的调整就能挤破泡沫。这种否定是他忽视资产价格的众多案例中的一部分。然而，他当时仍承认，适度的紧缩会抑制投机者的投机。如果美联储愿意使用这种方法，那么货币政策就可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工具。

格林斯潘对另一种好措施表达了自己的忏悔。偶尔，他会若有所思地对美联储的同僚说，让华尔街感到不知所措是很有价值的：冲击是消除市场上自满情绪的最好解药。“我们也制造了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他表示，“如果我们能监测到投机力量的存在，我想我们的效果将更理想。”格林斯潘的这个观点再一次体现了其自相矛盾的立场：在他后来的任期中，他反而以主张不惊动市场而闻名。在21世纪头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平稳地调整利率，并设法让市场预知。他往往会通过演讲、国会听证会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后声明来传达这些信息。政策透明度所产生的影响完全符合他在1994年的预测：交易员大胆地提高其投资组合的杠杆水平，相信借贷成本并不会朝他们预期的反方向变动。如果在2004年格林斯潘遵循了自己在1994年所持有的观点，2006年的泡沫可能就不会有那么严重了。

随着债券市场继续下跌，格林斯潘走得更远。美联储不仅有能力来戳破泡沫，还对其力量有敏锐的意识，因为戳破泡沫可能会使美国经济陷入混乱。3月22日，他告诉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和同僚，稳定性的主要威胁并不一定是通货膨胀；相反，“我现在认为，金融体系的结构才真正能威胁到经济的前景”。中央银行如果想要抑制成本高昂的经济起伏，它就不应对金融体系置若罔闻。格林斯潘似乎想说：“如果金融系统坍塌了，经济下滑很容易紧随其后出现。”唯恐同僚怀疑自己的警告，格林斯潘援引了1929年的危机。“回去看看商业编年史，”他恳求道，“它们显示经济状况在大难临头的三周之前表现得好极了。”讨论了一会儿后，格林斯潘再次引用20世纪20年代的事例。正如20世纪90年代一样，当时通货膨胀已经消失，而经济正表现得很强劲。其含义就是，即使在就业和通货膨胀方面处理得很完美，中央银行面对金融体系时仍要保持敬畏之心。

在接下来几年的“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中，忽视金融的脆弱性将被证明是一个代价高昂的错误。因此，按“事后诸葛亮”的方式来看，1993—1994年这段时间简直可以看作是未来的一次预演。然而，对这一段插曲的解读完全可以遵照两种截然相反的方式进行：虽然金融体系实际上是脆弱的，但它很可能并不会影响实体经济。当“格林斯潘飓风”尘埃落定时，已经有明显的证据证明，林赛不但正确诊断出了债券泡沫，并且准确地预测了泡沫破裂将会对市场产生震动。然而，震动虽然很强烈，但它很快就过去了，经济增长依然非常强劲，几乎没有受到金融市场混乱的任何影响。像1987年股灾一样，1994年的债券暴跌对老百姓几乎没有影响。格林斯潘发现，在忽视了林赛的警告后市场依旧安然无恙，这使得在随后的日子里，他被怂恿着用金融稳定性去冒险。

20
艾伦与艾伦之间的对决
ALAN VERSUS ALAN

艾伦·布林德在大西洋中部的沿海城市长大，在普林斯顿大学接受教育，其圆脑袋上架着厚厚的眼镜，这使他近乎年轻版的保罗·沃尔克。在青少年时期，他也曾经打过篮球，然而和巨人般的沃尔克不同，他没有加入过普林斯顿大学的球队。不过，就读于赛澳赛特高中（Syosset High School）的其他运动员没人能打破他创造的连续罚球命中的纪录。遵照沃尔克的模板，布林德几乎本能地成了民主党。他有一种坚定的社会正义感以及对华尔街的怀疑精神。当布林德选择进入学术界、担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系教授的时候，他就对公共服务充满着类似于沃尔克的渴望。在里根总统上任初期占据主流地位的供给理论实在令人灰心。当时，他对这些人的看法是“将废话当作信条一样敬仰”。他坚定地认为经济学家有责任参与公共讨论。布林德为人诚恳，有些理想主义，并通过自嘲的智慧而展示了自己的人文关怀。他致力于通过撰述、传授、甚至管理，来使世界变得更美好。

1994年年初，布林德成了克林顿政府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三位委员之一。在闲暇时，他还兼任克林顿总统的女儿切尔西的数学家庭教师，这层关系使他能与第一家庭走得更近。在2月初，美联储副主席的位置出现了空缺，而布林德成为填补这个空缺的第一候选人。布林德既是一位著名的货币经济学家，又是克林顿团队的中坚力量，因此他担任这个职位其实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如果能成功当选，他就会成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首位由民主党任命的美联储委员。很快，《华尔街邮报》就将他描述成了美联储主席的顺位继承人。

如果认为这种推断对格林斯潘相当不利，那其实只看到了事情的一个方面。在听说布林德很可能到任后，格林斯潘让即将离任的美联储副主席马林斯深入地研究一下布林德的著作。马林斯很快发现，在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布林德竟然是反沃尔克主义者。在7年前出版的一本书中，布林德曾经大肆鼓吹其非正统的控诉。“美国的决策者被误导了，通货膨胀的风险被过分渲染了，”布林德继续写道，“上涨的价格对这个社会来说更像是一场重感冒而不是癌症。”在沃尔克和格林斯潘的领导下，美联储忽略了就业问题，将所有精力都用在了抑制通货膨胀上。然而，布林德坚持认为，这两者同等重要。“失业率代表了资源的巨大浪费，任何真正关心效率的人对此都不会满意。”他说道。这会使税收收入的损失达到数万亿美元。

另外，有一种几乎已形成共识的观点导致通货膨胀被置于首要位置，即通货膨胀后的修复成本是非常巨大的，但这种观点丝毫没有对布林德产生影响。他断言：“在神话中，通货膨胀就是恶魔，除非被驱除，否则它就会不可避免地迅速扩张。然而神话毕竟只是神话。”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数据层面上看，这个观点都没有获得足够的支撑。相反，失业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则是不可能修复的。一旦失业引发了产出下降，繁荣将戛然而止。闲置一年的劳动力将难以为提升下一年的产出做出贡献。经济繁荣将一去不复返。

“别担心，”马林斯安慰格林斯潘，“他只是在早期的作品中表达了自己对通货膨胀的态度并不那么强硬而已。”

布林德前往美联储赴任的时机使事情变得更加尴尬了。格林斯潘刚好处在货币紧缩周期的中途，他与白宫的关系正因此而变得愈发紧张；在这个关键时刻，布林德将成为克林顿团队安插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鸽派盟友。所有人都还记得，里根团队是如何用曼纽尔·约翰逊来打击沃尔克的。此外，美联储之前在货币政策主导方针上的混乱局面，正在不断冒出即将再次登场的苗头。像布林德这种坦率的自由思想者只会使混乱的情况更加恶化。在克林顿就任总统后的第一年，格林斯潘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主要精力集中到了通货膨胀上，而资产价格并没有出现在他的工作目标之中。当时周遭环境的变化也为他提供了巨大的帮助。金融稳定遇到的挑战已经可以看齐“黑色星期一”的水平了，而对于储贷机构的萧条，所有人都已经心知肚明；更低的长期利率将带来回报，这种论断强化了美联储将通货膨胀置于核心位置的共识。然而，到1994年4月白宫提名布林德为美联储副主席时，债券市场的混乱已经打破了这个共识。金融稳定再度成了公众关注的焦点。与格林斯潘当初承诺的相反，专注于通货膨胀并没有使长期利率降低，后者正在不断攀升。

布林德竭尽所能地阻止记者们将他描述成美联储主席的接班人。他向后者指出，没有人曾经跳过副主席的位置，直接当上美联储的主席。然而，格林斯潘的位置似乎突然变得不确定了。格林斯潘在美联储的第二个任期将于1996年结束，到时他就步入70岁的门槛了。他的继任者将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民主党人士，比他年轻20岁。似乎专门为了增加格林斯潘的麻烦，克林顿政府用一位直言不讳的鸽派人士填补了美联储空出来的另一个委员位置。这位鸽派人士就是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一位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家。华尔街一家大公司的经济学家预测道：“一个新的联盟将围绕布林德而结成。我认为，这是在为替换格林斯潘做准备。”

尽管即将迈入70岁的大门，格林斯潘仍然保持着充沛的精力。他勤于锻炼，生活规律，并定期体检，这些习惯与良好的遗传基因结合在一起，抹去了光阴在他身体上留下的痕迹。从40岁起，背部麻烦就使他困扰不已，如今这个问题仍然是悬而未决的。他有时会弯着腰慢慢地小步移动，不过，他仍然可以做出高超的挥杆动作。随着球杆的升起，他精准地控制身体的摆动，然后尽力将球击打到远处，他非常享受花纹铁所释放的冲力。在美国世纪的顶点，驾驶一辆敞篷的别克厄勒克特拉飞驰于全新的州际公路上，做这件事的感觉与打高尔夫球的感觉非常不同，但也不是完全不同：两种运动都能给人带来力量和移动的感觉，都是富裕和幸福感的体现。格林斯潘对待打高尔夫球就像他对待其他所有事情一样，展示了强烈的求胜欲。即使对手的球离球洞再近，格林斯潘都不会直接认输（“gimme” putt）。显然，如果对手必须进行短距离推杆，他就存在推不进的可能。

在夏季即将来临的时候，格林斯潘经常早早地离开市中心的办公室，开车前往位于华盛顿郊外的、属于旧世界的切维切斯俱乐部（Chevy Chase Club），那里与格林斯潘曾经在纽约拥有过的庇护所很相像。在工作日的宜人夜晚，他往往会走出更衣室，玩几局网球，该更衣室总让人联想到美国内战时的萨凡纳（Savannah）。他的对手包括美联储负责银行监管的委员约翰·拉韦尔、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时任主席亚瑟·莱维特（Arthur Levitt）以及前网球职业选手凯西·肯珀（Kathy Kemper），后者当时是华盛顿权贵宴会上的常客。格林斯潘有时候愿意租一辆球车拉着他的俱乐部伙伴四处转转，当翠绿的风景在他的四周“呼呼”闪过时，他还敢开一些安静的玩笑。然而，在其他场合，他往往会因过于心烦意乱而没法说太多话。相比较之下，和一个固定搭档打球时，格林斯潘往往很容易就沉浸于自己的思考中。有时候，他太投入了，甚至在别人还没有坐稳时他就开动了车子。有几次，他开车贴着他的受害者拐弯，结果把防滑鞋和polo衫甩在了球道上。

1994年春天，面对布林德的挑战，格林斯潘的好胜心被极度地激发了起来。他之前和喜欢给自己找麻烦的美联储高管打过交道，让他们去负责一些处理次要问题的委员会，这些工作几乎耗尽了他们的精力。同时，格林斯潘自己通过对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安排，以此来限制他们的影响力。林赛是布什政府安插到美联储的，其目的很明确，就是制衡格林斯潘。林赛被任命为负责消费者和社区事务的主管，设置该职位的目的是处理银行借贷中存着的种族歧视问题。不久，林赛就发现，自己在教堂大厅被大量激烈的质问者淹没了。当副主席布林德荷枪实弹前来时，格林斯潘应对的方式将会有所不同。然而，他有决心克制布林德。

试图厘清美联储在指导方针上的混乱情况成了格林斯潘反制措施的第一步。在2月底3月初，在债券市场崩溃最严重的时候，格林斯潘曾放出了半公开的消息，美联储可能会采取救援措施。现在，他感受到了威胁，于是转向了更安全的地方，并进而将美联储的职责局限在维持物价稳定上。由于“低通货膨胀意味着低借贷成本”的希望被债券市场的跳水弄得复杂化了，所以格林斯潘为维持物价的稳定想出来一个新的理论基础。

格林斯潘最主要的期望源于一种直觉，即低通货膨胀可以促进生产力。他向公众解释道，在不存在通货膨胀的那些日子里，公司没办法对消费者提出涨价的要求，因此它们只能竭尽所能地提高运营效率。这并不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假说，因为不管通货膨胀是否严重，公司都存在削减运营成本的动机。然而，格林斯潘让美联储经济学家格伦·卢迪布什（Glenn Rudebusch）进行了一项研究，通过检测数据的各种排列组合，以搞清楚通货膨胀和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每过几周，卢迪布什就会以最快的速度将处理过的数据发给格林斯潘审阅。有一次，格林斯潘甚至直接用车载电话联系了卢迪布什，以询问后者的最新进展。如果通货膨胀和生产率之间的联系被证实，格林斯潘就拥有了他需要的证据，可以以此来支撑自己对通货膨胀的持续关注。

1994年5月，对于“为什么在通货膨胀还未成形，美联储就提前提高利率”这个问题，格林斯潘首次对外公布了他的理论。在面对美国国会的质询时，他宣称：“通货膨胀水平越低，生产率增长率越高。”同时，他也承认，美联储仍然在收集相关数据。他还指出：“在这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脚下’，似乎正不断产生着非凡的利得。不过，我不能武断地判断它就是低通货膨胀率导致的结果。”对抗通货膨胀的影响非常清楚：美联储绝对不应该“将已取得的成果放弃，因为我怀疑它是非常可观的”。对参议员讲明白这一点之后，格林斯潘总结道：“所有人都同意，将通货膨胀率从10%降低到5%，这一点非常重要。不过，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如果将通货膨胀率降到5%之下，那么经济就更稳定，增长率就更高。”

事实上，格林斯潘是在用自己的公信力冒险。事实证明，在能否立得住脚这个问题上，抑制通货膨胀将促进生产率的说法，甚至不如更低的通货膨胀率将产生更低的长期利率的承诺。即使卢迪布什的数据实验可以证实生产率的增长和价格稳定是相关的，但建立因果关系也是不可能的。当美联储的官员用修正后的GDP数据重做计算时，甚至两者之间的相关性都可能破裂。布鲁金斯学会的经济学家巴里·伯茨沃思（Barry P. Bosworth）向《纽约时报》表示，之前的学术研究并没有发现通货膨胀和生产率之间的联系，两者之间的相关性低于20%。同时，他认为，很显然，格林斯潘可能仅仅是想规避政治力量对于美联储提高利率的攻击。“我认为这就像是把所有东西都扔向电风扇，看有什么东西可以被吸住而不被吹走。”伯茨沃思轻蔑地说。

在公众的视界之外，聚焦于通货膨胀的策略遇到了新困难，格林斯潘压制布林德及鸽派人士的战况令人沮丧。在1994年7月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为了设法使自己处于绝对安全之地，格林斯潘指出，快速上升的通货膨胀率并不能长久地创造就业机会。1958年，新西兰人菲利普斯提出：通货膨胀率越高，意味着就业率越高。在名誉扫地之前，这个理论一直受到追捧：滞胀已经表明这种交易除了在短期内有效外，其实是一种痴心妄想。格林斯潘坦率地表示：“我认为这种关系并不存在。”即使他努力证明低通货膨胀率的好处，无论是说它能导致更低的长期利率还是更高生产率，都不如从相反的角度入手。“通货膨胀是受欢迎的”这种论述早就名誉扫地了。

一两分钟后，林赛发现美联储职员的预测与之完全相反。尽管被下属为此次会议所准备的大量材料所淹没，林赛仍从中发现了一组图表，它们阐释了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好处。图表中表示，通过允许物价更快增长，美联储将创造上百万个工作岗位，而且还不用为此付出任何代价。林赛特地邀请同僚进一步研究了最后一幅图表后，略带怀疑地说：“按照我的理解，这意味着，从长期看，通过简单地印刷钞票，我们就可以增加经济体的总产出量。”

货币事务部门的主管唐·科恩用他特有的冷静回应了林赛。他无疑是美联储高管中最平静的一位。研究部门的负责人普雷尔则几乎丝毫不隐瞒对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中自己的顶头上司的不屑。国际事务部门的主管泰德·杜鲁门（Ted Truman）则对着这些高管们勃然大怒，并且向他们大吼大叫。然而，似乎任何事情都不会影响到科恩，即使是在面对最不同寻常的行为时。美联储职员的模型似乎表明，通货膨胀对美国工人来说是个恩惠。菲利普斯曲线又“嘎吱、嘎吱”起死回生了，就好像一具自我再生的僵尸。

“如果你认为通货膨胀存在成本，那么它们并没有在这里被体现出来。”科恩向林赛让步了。过了一会儿，他重复道：“我不认为，这个模型得出了这个结论，即更高的通货膨胀率将不会造成产出上的损失。”

“从来没有过吗？”林赛盘问道。通货膨胀带来的损失为零，这个结论听上去确实很疯狂，林赛决定通过曝光这个荒谬的结论来给那位下属出难题。

“我不这样认为。”科恩和蔼地说。

普雷尔试图支持科恩，但是林赛并没那么容易被安抚。

“如果你所说的是对的，那么我们就从来没有因为选择了通货膨胀而在产出上遭受净损失，对吗？”他充满怀疑地向那位下属追问道。当投入到这类辩论中时，他看起来就像马上要爆炸了一样。迪克·达尔曼脑海中林赛一间接着一间往办公室里掷手榴弹的幻觉，变得越来越令人不安和可信了。

格林斯潘权衡后，试图将那位麻烦制造者打发走。“该辩论等同于，为什么美联储应对通货膨胀的措施可能会造成产出上的净损失。”他回应道。然而，对于这位自己公开承认的通货膨胀的仇敌而言，那只是一名不可信的瘦弱职员。格林斯潘妥协地说道，通货膨胀本身可能是没有危害的。然而，用来纠正它的手段，即高利率政策，却是痛苦的。

由于预料到会有人答辩，格林斯潘补充道：“问题在于，我们是美联储，以及如果模型的结论是正确的，我们为什么应该采取措施来应对？”这确实是一个合理的问题，不过，格林斯潘并没有主动给出问题答案。

“我们应该放任通货膨胀率上升。就这么简单。”林赛略带讽刺意味地总结道。这就是美联储经济学家的模型的逻辑。政治家总是指控美联储无理由地对通货膨胀着魔，实际上这种指控可能比他们所理解的更加接近事实。

“在座诸位有没有人认为，通过印刷钞票，经济体未来产出的现值将会上升，”林赛继续说，“如果有人的话，我将加入他们，投票将贴现率降为零。”

“哦，不，你所说的并不是你的本意！”格林斯潘反驳道。

“怎么不是了？”林赛毫不犹豫地反击。

幸运的是，这是布林德第一次参加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他表现出了可以理解的困惑：世界上最令人敬畏的货币政策制定者组织，在自己职责的基本原则上居然有点茫然。为了回应林赛最后的反击，布林德不假思索地说，美联储的法律职责就是保持物价的稳定性。《联邦储备法》要求它这么做。

这是笼络这位新人的机会，格林斯潘没办法拒绝这个诱惑。也许布林德本不应被视为一位鸽派人士？如果11%的通货膨胀率确实比10%的通货膨胀率能够对经济体产生更大的好处，布林德还依然希望遵从《联邦储备法》吗？

“如果11%的通货膨胀率真比10%的通货膨胀率更能对经济带来好处，”布林德不确定地重复道，他显然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如果通货膨胀没有成本的话，对于这次会议的目的，我就有些不解了！”

撇开戏弄的成分，这场争论暴露了一个令人警醒的事实：没人能真正说清楚通货膨胀的危害。无论是格林斯潘的直觉，还是其下属的数据模型，都不能证明为什么布林德之前的论文是错误的。或许，通货膨胀真的只是像一场感冒一样？然而，令人尴尬的事实是，从20世纪70年代起，美联储养成了一种敌视通货膨胀的态度，总是会夸大其实际的副作用。3年后，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的研究表明：“经济分析方面的龌龊小秘密之一就是，即使通货膨胀被全世界看作可怕的灾难，却少有人去衡量它的成本。”

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这次令人不安的会议之后的一个月，美联储的领导者们聚集在了怀俄明州的杰克逊霍尔（Jackson Hole）。20世纪80年代，沃尔克非常喜欢飞蝇钓鱼（f l y fi shing），于是，他接受了在杰克逊霍尔举办的座谈会的邀约。自此之后，杰克逊湖畔细长形的平顶山林小屋就成了中央银行家们的夏令营地点。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成员、特聘教授以及其他国家的货币主导者将聚集在巍峨群山的阴影中，并在清波泛舟中以及麋鹿的凝视下召开各种经济会议。格林斯潘每次都非常认真地参加，以此逃离华盛顿潮湿的夏天。他经常待在詹姆斯·沃尔芬森名下的豪华客房里。沃尔芬森是华尔街金融圈内的魔术师，并于1995年成了世界银行的总裁。招待晚宴通常在沃尔芬森精致的设计师度假小屋中举行，10米长的云杉柱子支撑着该小屋教堂式的屋顶。安德烈娅也经常来，陪沃尔芬森的夫人伊莱恩一起远足、骑马。对于格林斯潘来说，他对景色没那么感兴趣。他更喜欢玩一些能够用分数来衡量的项目。如果在这样的项目中获胜，他就可以经常挂在嘴边。

格林斯潘的司机周四早上很早就会将他送到杜勒斯机场。随后的日子里，格林斯潘有时候会同意沃尔芬森用私人飞机接送他。不过，在那一年，他和往常一样，采取了与全球普通精英差不多的交通方式，先飞到科罗拉多，然后换飞机再继续向西北前进。杰克逊霍尔的北部是美国麋鹿避难所和大蒂顿国家公园，如果越过这些地方再往北，旅行者就能看到间歇喷泉和棕熊。对于安·兰德心目中的阿特拉斯们来说，这种英雄的荒野正是可以帮他们远离平庸社会的避难所。一辆汽车载着格林斯潘沿着陡峭山谷间的平坦河床向前行驶，该河床蜿蜒地通向杰克逊湖畔的旅馆。在那里，货币制度的创始人们已在恭候大驾了。

1994年，杰克逊霍尔座谈会的主题是“降低失业率”。这次会议证明，除了通货膨胀之外，还有其他目标仍在美联储的议程上。只有幸运的百十号人被允许进入这个经济圣地，站在这些人面前，格林斯潘公布了会议的议程。他还是那幅扮相，大大的黑色边框眼镜挂在大耳朵上，世界各大报纸的漫画家们都非常喜爱这个形象。格林斯潘礼节性地保证，美联储绝对重视这个主题。“对于最大化稳定的就业增长速度并降低失业率，美联储可以做什么事情？我们是非常感兴趣的。”他郑重地说。接着，他提出了警告。他坚持认为，通过货币政策增加就业机会是有局限性的。他并没有提到美联储相关职员的模型所隐含的相反假设。在拐弯抹角地提到通货膨胀的成本时，格林斯潘重复了自己还未经证实的生产率假说。按照他的假说，通货膨胀的成本将超过经济家们现在预测的水平。

接下来的两天里，在反对通货膨胀者与对通货膨胀较宽容的人之间爆发了如火如荼的争论。一方认为，货币政策只与物价有关；另一派则认为，货币政策的目标除了物价，还应该加上就业率。只关注物价一派的领头人物是新西兰储备银行的行长唐纳德·布拉什（Donald Brash）。在布拉什的领导下，新西兰储备银行成了第一家明确只关注物价的中央银行。虽然布拉什本人很瘦，戴着眼镜，温文尔雅，但他的言语一点都不温和。与老师菲利普斯的观点相反，他坚持认为，中央银行没有责任去创造工作岗位，因为它没有权力这么做。“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通货膨胀阻碍了经济增长。”布拉什一笔带过地说，并没有停下来说明这些证据是什么。对通货膨胀的排他性关系将是“货币政策对于创造经济增长率和就业前景的最大贡献”。

为了让布拉什的对立面表达观点，会议的组织者将发言权交给了布林德。考虑到布林德的价值观，他成了鸽派当然的领军人物。毕竟，他曾经写道：“通货膨胀就像一个青少年一样，被极度误解了。这种误解使其政治重要性超过了经济重要性。”他甚至还嘲笑过格林斯潘的老主顾福特总统。福特总统曾经公开宣称，通货膨胀将“毁灭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家园，我们的自由”。“毁灭我们的家园，”布林德略带讽刺意味地说，“呀，我只是觉得通货膨胀将毁了我的抵押贷款。”在议程中，布林德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会议的组织者显然意识到了他的官方地位。不仅在学术上，布林德是鸽派的领军人物，同时他还是美联储副主席。按照坊间的流言，他将是未来的美联储主席。

布林德走上台，他看起来有点紧张。他的右眼有一点微微的颤抖，尽管他将发表的讲话很有权威且很幽默，但他全身依旧散发出一种紧张的气息。“无论从何种标准来衡量，我都不算年轻了，然而，作为一名中央银行的从业者，我依然是年轻的。”他开口讲道，似乎专门要与格林斯潘形成鲜明的对比。接着，他开始回忆自己参加过的杰克逊霍尔座谈会。“我曾来过这里好几次，但都是以学者身份来的，当时我的职责是清楚地讲述一些东西，甚至是讲一些有趣的东西，”布林德面无表情地说，“我的新工作中，我的职责是，什么都不说，更别提有趣的事情了。”

布林德继续讲着，并亮出了自己的中间立场，这次他站在了20世纪60年代菲利普斯曲线的理念和布拉什及其门徒专注通货膨胀目标的信条之间。“就业率与什么密切相关呢？在短期内，宏观经济决定一切，而在长期内，宏观经济没有丝毫的作用。”他说道，这抓住了经济行业中的共识。与菲利普斯的观点相反，中央银行没有能力长期地改变失业率。正如布拉什和专注于通货膨胀的支持者所辩称的那样，长期失业率反而反映了微观经济的一些因素，例如劳动力市场的弹性。然而，在短期内，布林德强调，宏观经济意味着需求的水平，这绝对是很重要的。如果经济的总支出低于经济体的供给能力，失业率会移动到它的“自然”水平之上。只有当经济中的失业率处在“自然”水平时，工资增长才会变得稳定，通货膨胀率也会变得稳定。在需求低于供给能力时，刺激需求增长的措施将会使得人们重新获得工作。

接下来发生的，就是众所周知的“布林德事件”。为了挖出这次座谈会中更多的奇闻逸事，《纽约时报》宣称，作为接任美联储主席一职的“一位主要候选人”，布林德“公开和他的大多数同事分道扬镳”，即使包括格林斯潘在内的大多数人都承认美联储有能力在短期内增加就业率。第二天，《时代周刊》又发表了另外一则激动人心的故事，将布林德塑造成了公开大唱反调者；这天之后它又出了另一篇社论。很快，《经济学人》和《金融时报》都加入进来，而相对正常的、公正的《新闻周刊》专栏作家罗伯特·萨缪尔森（Robert Samuelson）公开表明，布林德缺乏“领导美联储所需要的道德及智商”。这是一个令人意外的谴责，而布林德则不得不独自思考，新闻媒介对自己的这波无情攻击是如何发生的。说得更准确些，那就是为什么格林斯潘没能阻止这件事的发生。至少，美联储的主席应该保护布林德免受第二轮、第三轮的攻击。格林斯潘很了解报道美联储的记者，他只要轻轻动动嘴皮子，一切就会风平浪静了。毕竟，两位艾伦之间的分歧被恶作剧般地夸大了。布林德的言论实在没有值得媒体如此围剿他的由头。

布林德只能靠猜测来判断格林斯潘在此次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这可能是证明格林斯潘非常油滑的最好证据。然而，美联储主席是完全无辜的，他没能维护布林德只是因为他在忙其他的事情，或者如他后来所解释的那样，他认为搭理这些流言只会错误地使它们传播得更广，无疑，这是很有说服力的。然而，另一种可能也同样是令人信服的，格林斯潘对这种卑鄙手段驾轻就熟。从这个角度看，他之所以保持沉默，完全是因为他很乐意看到他假定的自己的继承者被媒体攻击。当鲜血已没到脚踝时，布林德仍不能确定。这位美联储主席并没有在杀人凶器上留下指纹。

在布林德发表讲话后的第二天，格林斯潘离开了杰克逊霍尔，和安德烈娅一起飞往了旧金山，去卡梅尔河谷（Carmel Valley）度过每年为期一周的假期。他们的落脚地是由约翰·加德纳（John Gardiner）创建的网球营地。作为开创豪华运动产业的先锋人物，加德纳的这处现代风格的休养场所很受电影明星和政要的喜爱。时任美国财政部长劳埃德·本特森和他的网球伙伴向格林斯潘和安德烈娅推荐了加德纳的这个营地：这里风景优美，环境舒适，而且恰好足够狂野，这使得他们能感觉到一些时尚感。格林斯潘和安德烈娅住在山顶的一座土坯房里，营地的服务人员为他们提供了一辆脏兮兮的大众甲壳虫汽车，以方便他们在山坡上来回溜达。每个早上都有练习和比赛，格林斯潘很愿意展示自己异常强壮的前臂，对于整天穿西装的人来说，这简直是一种浪费。耶鲁大学毕业的头号职业选手里克·曼宁（Rick Manning）经常善意地调侃格林斯潘，这给安德烈娅带来了许多乐趣。随后，他们会享受一顿美好的午餐；下午，格林斯潘会先小睡一会儿，醒来之后就去读书或者打网球。营地里的花园充满着异域风情，夜晚可以在天上看见明亮的星星。安德烈娅后来在回忆这段日子时曾表示：“那个场景真的非常浪漫。”

在休息并放松之后，这对情侣会飞回华盛顿。周日，美国首都将迎来规格最高的盛典之一，人们会成群结队地去肯尼迪纪念球场（RFK stadium）观看华盛顿红人队的新赛季开幕战。格林斯潘和安德莉娅也会参加。其实该盛典最精彩的部分并不是观看橄榄球比赛，而是乘着私人电梯直冲云霄，然后步入在文斯·隆巴迪房间（Vince Lombardi Room）举办的赛前派对。红人队尖酸的、已迈入耄耋之年的老板杰克·肯特·库克（Jack Kent Cooke）将会招待总统候选人、各国驻美国大使以及有影响力的媒体人。此外，当然少不了一大群“穿着香奈儿的丝绸服饰，梳着法式扭卷发式，拿着长柄望远镜”的女士们。比赛开始时，客人们会从专用通道陆续前往包厢，包厢中布置好了瑙加海德革椅子，有女侍者待命，还备好了红酒。库克的主持风格非常硬朗，就像置身于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一样，他的身旁会有一部重要的电话以及大量奉承者。虽然球队以一个尴尬的分数输掉了比赛，但它的表现其实无关紧要。在包厢里看红人队比赛，“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上层阶层的惯例。如果不考虑审美，它等价于英国温布尔顿网球公开赛和阿斯科特赛马会”，一位研究权力的学者这样记录道。

周一是劳动节，在这一天，格林斯潘和安德烈娅会在切维切斯俱乐部比平时打更长时间的网球。安德烈娅刚学打网球没多长时间，只要格林斯潘不经常利用狡猾的左手削球得分，安德烈娅还是很喜欢和他一起打球的。正是格林斯潘狡猾的削球，让时任英国驻美国大使克里斯多夫·迈耶（Christopher Meyer）给这位美联储主席起了一个“格林削球”的外号。在离开切维切斯俱乐部之后，这对情侣参加了凯西·肯珀组织的烤肉聚会，后者既是格林斯潘的网球球友又是他的高尔夫球友。格林斯潘在自己的回忆录提到了这次聚会，当时安德烈娅专门为此做了意大利面沙拉，而与会者必须穿着“T恤衫和人字拖”。回忆录还提及了，美联储主席是如何诠释这条休闲的着装要求的。不过，至少在这一瞬间，对中央银行主要职责的斗争暂时被抛到了脑后。

1994年秋季，克林顿总统深深地陷入了低潮期。尽管经济增速非常可观，失业率也4年来首次降到了6%以下，但是民主党人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中遭受了毁灭性打击。政坛上有一股新的力量正在迅速崛起，其代表人物是另一位来自南方的热情洋溢的婴儿潮一代。他就是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即将上任的美国众议院议长。

金里奇是一位保守派共和党人，但是他不会仅仅因为“党同伐异”就支持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和被金里奇挤下台的前任民主党议长汤姆·福利（Tom Foley）一直关系良好。曾经为里根和布什这两位总统工作的中央情报局前局长比尔·韦伯斯特（Bill Webster）和福利，他们都是与格林斯潘同月同日出生的。这3位非常有权力的人物每年3月6日都会聚在一起吃午餐，以庆祝共同的生日。他们依靠这样的纽带联系在了一起，而且不会受到党派差异的困扰。与此相反，金里奇是一位民粹派。他并不想和持相反立场的人一起吃午餐，或许说得更准确一些，很难想象他会向其他任何人展示出各种的礼数。他对经济的看法结合了自己的卓越才华与杰克·坎普的幻想。他坚持，美国应该追求每年5%的经济增长率，这一数字是美联储预计的、可持续且剔除通货膨胀率之后的增长率的两倍。

当克林顿从中期选举中缓过神来后，他开始对美联储限制经济增长的政策表达自己的不满。在通货膨胀到来之前，美联储就先发制人地提高了利率，克林顿对这种做法的紧迫性表示了怀疑。同时，他也反对美联储的假设，即自然的、非通货膨胀性失业率应停留在6%的历史惯常水平。在向自己授权的传记作者回忆1994年下半年的情况时，克林顿倾诉道，全球的竞争将会抑制各公司的涨价行为，工会的衰落也弱化了人们争取加薪的能力。由这些原因可知，通货膨胀只是一个遥远的威胁；在没有物价上升压力的情况下，失业率是可以下调一点的。有时，当格林斯潘有事要来白宫时，克林顿就会通过模仿这位美联储主席来娱乐他的顾问们：一个无精打采的老人絮絮叨叨地讲着通货膨胀。自小石城首次会晤后盛开的友谊之花正逐渐凋谢。这位总统仍尊敬格林斯潘，但并不清楚他是否还喜欢格林斯潘。

美国国会中期选举过去几天后，面对充满敌意的众议院新议长和受到伤害的总统，格林斯潘勇敢地用他的人气冒了个险：他向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同僚们提议，将联邦基金利率大幅提高75个基点。在其任内，这将是最险的一招了，而1994年的累计紧缩幅度将因此达到250个基点。整个情况看起来就仿佛是，格林斯潘在听了金里奇和克林顿关于经济潜能的高谈阔论后，决心向他们发起挑战。此外，美联储主席的这个提议是非常有挑衅性的，因为这更像是一个个人判断，而不是经济体的实际需要。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年化增长率只有2.6%。为什么要踩刹车呢？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辩论刚刚开始，布林德就坚定地认为，将利率提高75个基点的幅度明显过头了。这次大幅紧缩措施基于的是长期利率不会同步上升这个假设，而该假设是从何而来的呢？格林斯潘在继续贯彻一种理论，即美联储此前将利率提高的幅度并不充分，所以很难控制通货膨胀；或许他因为太紧张而不停摆弄货币的自动调节器。布林德竭尽所能地让美联储的下属通过预测模型来模拟不同的情景，模型的结果更加让他确信，将利率提高75个基点实在有些过头了。针对下属们所做的计算机模拟，他承认：“没有人必须要相信这些数字，但是除了将这项政策放入经济模型，我不知道我们还能从哪儿得到这些数字。”布林德的意思很明显：格林斯潘在推行这项政策时全凭直觉，而不是科学的方法。

格林斯潘冷静地坚持着自己的立场。布林德喜欢用模型，因为他是学者。然而，并不是所有东西都是可以量化的，美联储的利率杠杆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连接机制就是这种情况的最佳例证：其特征变化得如此快，以至于历史数据的统计结果对未来的预测作用非常有限。2月债券市场的动荡就充分说明了这一事实：没有模型可以了解斯坦哈特的操作，因此没有模型是精确的。在格林斯潘的记忆里，20世纪70年代中期房屋净值提取的上涨也呈现了相同的情况：由于新玩家们加入抵押贷款融资领域，所以短期利率的上升对抑制经济过热的作用微乎其微。因此，与其依靠美联储职员开发的模型来估计此次紧缩政策的效果，还不如凭着自己头脑里的市场反应，赌一把。如果货币政策需要通过影响交易者的心理而产生作用，那么他就会像交易者一样思考，这将唤醒他在商品期货交易池中所得到的经验教训。

格林斯潘试着将自己想象成市场中的交易者，这使他产生了一些令人困惑的言论。他在11月的会议中告诉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同僚们：“如果只提高50个基点，即使市场认为这是我们即将采取的措施，我还是会很困惑。我认为应该加以区分，什么是他们根据我们过去的政策进行的预测？什么是他们认为我们应该做？”对于像布林德这样的评论家来说，这种迂回的心理学分析简直是废话。“没有人真正了解市场的心理。”布林德坦率地说。此外，格林斯潘努力将自己想象成市场交易者也是不恰当的：代表美国民众广泛利益的美联储不应该受制于华尔街的情绪变化。“我认为这展现出来一个非常不幸的信号：我们可能被市场左右了。”布林德指出。美联储此刻正在恰当地享受着从政治家那里新得到的独立性。这时候放弃独立性，向穿着黄色吊带裤、拥有婴儿脸的交易者屈服，对这些人的突发奇想俯首称臣，无论怎么看都是违反常理的。

布林德话音方落，格林斯潘就开始了他的反击。“我的建议是将利率提高75个基点。”他迅速地说。整个委员会都一声不吭地团结在了格林斯潘周围。尽管布林德很雄辩，但没有人会听他的。

1994年11月格林斯潘提高利率的冒险政策，同时受到了经济学领域左右翼的怀疑。在右翼，格林斯潘的老朋友弗里德曼责备他管得太宽了。他告诉《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格林斯潘难以压制自己要精准调节经济的欲望。如果我们掌握的知识足够多，这种做法就会发挥作用，但是我们知道的其实并不够多，因此它几乎每次都会产生误导。”在左翼阵营，评论家们则紧紧盯着市场行为的不可预知性，这种变幻莫测使得美联储的政策效果也很不确定。

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认为：“在我们所秉承的教义中存在一种狂妄自大，即通过对融资成本进行调整，美联储就可以掌控经济活动的节奏。”明斯基是一位经济学家，后来因为成功预测到了经济泡沫而享有盛誉。尽管布林德的反对有理有据，而且还遭受了很多舆论攻击，格林斯潘最终还是证明了自己是正确的。1994年11月提高利率之后，长期利率并没有像布林德担心的那样大幅上涨；相反，长期利率如格林斯潘预测的一样，非常稳定。通过这次紧缩货币政策以及次年2月的另一次收紧，美联储规划出了一次“软着陆”，在未触发衰落的情况下使经济增速稳步放缓。1994年和1995年的通货膨胀率都稳定在可控的范围内；失业率也维持在6%的自然失业率之下，并逐渐向下移动。既不过热，也不过冷，这个奇迹很快以“金发女郎经济”（Goldilocks economy）的名称而为众人所知。

1994年的“软着陆”平息了杰克逊霍尔的争论。没有人再争论应该优先考虑通货膨胀还是就业率：美国经济在两方面都表现得非常出色。没有人再会猜测“格林斯潘时代”将如何结束，正如布林德后来所说的：“永远不要质疑格林斯潘的策略，他只会做得更好。”

经过两次令人印象深刻的跨步，这位美联储主席逐渐成了众人眼中的大师。第一步是在1993年，当时政治家们放松了对美联储的压力，并颁布了一项更加紧缩的财政政策，从而不再让美联储扮演坏警察的角色。第二次是在1994—1995年，当时格林斯潘指挥着经济远离了通货膨胀的礁石，而且并未在经济衰退的浅滩上搁浅。1993年，当第一次凯旋的时候，格林斯潘摆脱了林赛的威胁。1994年，当第二次完成壮举之后，他以谋略打败了强大的、曾经被捧为其继任者的学术之星，即美联储副主席布林德。尽管因为落败而颇为沮丧，但布林德仍在1995年“全副武装”地坚持了一整年，并于1996年1月辞职。在此之后，美联储的官员们很少再对格林斯潘提出任何质疑，美联储主席至高无上的时代开始了。

然而，这位大师的成名之路仍然存在两个疑问。或许许多人没有注意到，他的成功存在侥幸的成分：如果说消费者价格指数自海湾战争前的6.3%，降至了1994年年末极低的2.7%，这使得格林斯潘的成功具体化了，那么这也是建立在诸多严重错误的基础上的。美联储曾经低估了1991—1992年的信贷危机，因此最终采取了比原计划更加紧缩的货币政策。1993年美联储错误地解读经济，将长期利率的下降归因于通货膨胀预期的下降。另外，即使不考虑美联储的错误，很多更深层次的力量也共同为低通货膨胀率做出了贡献：全球竞争、科技进步以及衰落的工会组织。在这个陌生的新经济中，货币宽松时代导致的结果往往是经济泡沫而非物价上涨。然而，没有人会追究这些模棱两可的细节。格林斯潘带来了经济繁荣，物价稳定。他的声誉也不可思议地如日中天。

关于这位大师的成名之路的另一个疑问会更直接一些。毫无疑问，正是1994年大幅度提高利率导致了债券市场泡沫的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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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pswitch主席
THE ZIPSWITCH CHAIRMAN

橘郡（Orange County）是加利福尼亚州迪士尼乐园的所在地，那里有睡美人居住的城堡。1994年年末，这个地方因变成金融衍生品的“梦幻城堡”而声名狼藉。该郡当时的财政官罗伯特·西特伦（Robert Citron）导致纳税人损失了惊人的160亿美元。更令人忧虑的是他在这个过程中所采取的卑劣手法。这位财政官与他的幕僚共同炮制了一种亦真亦幻的投资组合，这个组合包含了一系列听起来更像是神秘咒语的产品，例如比率互换（ratio swap）、周期性下限（periodic fl oor）、差价锁定（spread lock）、国债挂钩互换（Treasury-linked swap）、触碰失效看多期权（knockout call option）、“结婚戒指”（wedding ring）等。在12月6日，这些虚无的“咒语”终于化为乌有：在美联储突然决定将利率提高75个基点之后的一个月，橘郡提出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市财政破产申请。橘郡并非是这种新兴神秘艺术的唯一受害者。几乎在同一时间，宝洁和吉布森贺卡这样的公司也沉迷于类似的“魔法”，从而导致数以千万计美元的损失。

在格林斯潘供职美联储的前7年间，金融系统的核心地带发生了一些深刻的变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应对重新变得极不稳定的利率和汇率，金融衍生品迅速崛起。然而，这种金融工具最终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以理解了。过去，银行只是在交易相对简单的产品：针对股票、利率或汇率的期货与期权。随后，华尔街聘用了大批拥有物理学博士学位的年轻人，用他们的异想天开去设计深奥难懂、只有内行才能明白的金融工具。这群量化分析师把原始的债券切割成古怪的“分层”（strips）：把本息分开偿还，从而创造出像IO和PO的新证券；还有逆向IO和逆向PO，甚至还有让人不知所云的“前向拟IO”。像摩根士丹利这样的公司聚集了大批的科学家，将混沌理论（Chaos Theory）之类的思想应用于市场，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这样的对冲基金也不再将赌注压在市场的走向上，而是压在了市场的变动区间上。衍生品几乎直线上升的增速让所有人印象深刻。1987年年末，私下签订的衍生品协议（主要是利率互换）的名义价值不到1万亿美元。7年后，其名义价值总额已经翻了10多倍，达到11万亿美元。

在橘郡、宝洁和吉布森贺卡公司的灾难性事件爆发后，《财富》的资深记者卡萝尔·卢米思（Carol Loomis）(4)尽她最大的努力想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卢米思可算是财经记者界的元老，她曾经报道过第一家“对冲基金”，并将其运作秘密公诸于世。她可不是一个好糊弄的人。为了搞清楚这些金融工具是如何运作的，她缠住信孚银行的老板，并追问后者是如何把金融工具卖给宝洁和吉布森的：“什么是‘结婚戒指’？”曾经担任交易员的老板小查尔斯·桑福德（Charles S. Sanford, Jr.）对此茫然不知。桑福德手下的员工就像魔术师，不断在他的厨房捣鼓神秘魔法，而他自己几乎已经叫不出这些魔法的名字了。桑福德建议卢米思可以去问他手下的衍生品专家。第二天，信孚银行的一位主管通过电话解释道，“结婚戒指”是“一种包含一系列障碍期权（barrier option）的互换产品”。随后，卢米思向自己的读者说道，当突然转向障碍期权的时候，她觉得自己的大脑一下子就停机了。利用这种极为不透明的行话，信孚银行首先引入了臭名昭著的“担保债务凭证的担保债务凭证”（CDO-squareds），而正是这种衍生工具引爆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

就连桑福德也对自家银行的产品一知半解，这使得格林斯潘产生了疑问。这位美联储主席曾坚信，把风险管理交给私人部门比交给监管者要好。在墨西哥违约事件和伊利诺伊大陆银行破产事件之后，他曾经明确地表达过这个观点：很明显银行家应该为风险失控负责，但是评估借款者的责任依然应该由他们来负担，毕竟他们是拿自己的资金冒险，而且无论他们多容易犯错误，还是比公务人员要好得多。然而，1994年，衍生品市场泡沫破裂所造成的损失足以让人们重新考虑该信条是否正确了。金融行业已经变得过分复杂，从而使承担风险的个人都无法理解自己的投资组合了。桑福德的困惑只是皮毛，真正灾难性的无知其实存在于信孚银行的某些客户中。

那些“结婚戒指”互换产品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它们承诺，只要利率在既定的区间中窄幅波动，利润就有保证，而利率波动一旦超过这个区间，损失就将接踵而来。这类合同安排没有明显的风险管理目的，它只是一场纯粹而简单的赌局。另外，客户在这场赌局中几乎注定是要赔钱的，而这恰巧又源于衍生品的复杂性。信孚银行的“魔术师”故意凭空设计出让这些客户看不明白的产品，他们是在鱼肉无知且无辜的受害者。在随后曝光的对话录音中，信孚银行在交易中会经常提到“ROF因子”，这个词正是“rip-off factor（坑人因子）”的缩写。在庆祝有一位客户上钩时，交易员会期待着“这份工作能使他坐享其成、一夜致富”。“这将是一场春梦。”他补充道。另一位信孚银行的雇员对销售复杂衍生品的经历有过反思。他对自己的朋友说：“你知道吗，这是一种有趣的行当，在里面你要面不改色地引人入局，然后再对他生吞活剥。”

值得赞扬的是，美联储对信孚银行作出了严肃处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督查员倾向于采用私下谴责这种惯常的手法，因为公开指责会使得银行的诚信受损，从而可能会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不稳定。然而，美国联邦储备局的人则倾向于采取更为强硬的手段，并愿意承担公开谴责信孚银行所带来的风险。这场争论导致美联储最有影响力的两个分支机构之间出现了分歧，华盛顿方面抱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过于软弱。最后，这件事情不得不由格林斯潘和美联储委员会拍板决定。一般来讲，格林斯潘并不喜欢打击私人部门，而且他私下和桑福德有些交情。然而，他并不打算背离强硬路线，特别是当委员约翰·拉韦尔坚持要对信孚银行进行公开谴责时。拉韦尔不但是格林斯潘的高尔夫球友，还是分管监管的委员。美联储对信孚银行采取了适当的强制措施，要求其聘请外部顾问调查过去的不当行为。民众对美联储的举措印象深刻。“无论你对它怎样口诛笔伐，信孚银行已经同意改正自己的行为，”一位分析师如此评论道，并还补充说，“毫无疑问，他们之前就是一帮坏小子。”

然而，对银行采取强硬措施是一回事，应对新兴金融工具带来的更大挑战则又是另一回事。滥用新产品的并不仅仅只有信孚银行一家；橘郡所有交易的对手方都是美林公司，这说明所有流行的互换业务也许都充满着麻烦。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前委员塞伦说过：“衍生品现在是有11个字母的下流词汇。”北达科他州民主党参议员拜伦·多根（Byron Dorgan）承诺，自己将推动立法以限制银行用自有账户交易衍生品，这其实与2008年危机后通过的“沃尔克法则”（Volcker Rule）的思想不谋而合。采取监管行动的台阶已经搭好，就看美联储是否将继续走下去。

在橘郡破产的次日，当市场对衍生品的恐慌达到顶峰时，格林斯潘现身于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来自橘郡的民主党参议员罗恩·维登（Ron Wyden）表达了美国民众的疑虑。他质疑政府“并没有充分履行职责，对衍生品市场以及某些特别奇怪的工具进行有效监管”。

格林斯潘受邀就新金融阐述自己的应对措施。然而，格林斯潘决定反其道而行之，详细地说明无为而治的方针。他态度坚定地解释说：“衍生品是一场零和游戏。”它们并不像杠杆那样会放大风险，而只是对风险进行重新分配。当然，在这场零和游戏中有一些参与者会血本无归。然而，在健康的市场体系中，风险承担者本来就应该做好倾家荡产的准备。格林斯潘公开说道：“我认为这其中并没有东西值得我密切关注。”同时，根据衍生品的风险转移性质，财务风险可以被转给最有承受能力的那群投资者身上。格林斯潘声称：“我必须说这非常有益。”

格林斯潘对衍生品的描述只对了一半。理论上，如果能够对衍生品进行妥善的管理，新产品确实会起到他所归纳的正面作用：将风险转移到最能稳健地把控它们的机构。然而，衍生品的好处伴随着两个明显的缺点。奇特合约的复杂性使它成了坑蒙顾客的绝佳工具：人们可以从2008年市场崩盘前次级债券的泛滥中获得这个教训，然而其实在十几年前信孚银行的丑闻中人们就该学到它。同样，衍生品的复杂性也可能使大量风险累积在金融企业内部，而某管理人员对此却一无所知。虽然从2008年美国国际集团因衍生品失控而遭受重创的事件中，人们可以总结出这点，但其实它同样在更早的1994年就可以明了。桑福德对自家“结婚戒指”互换产品的一知半解成了未来的一个伏笔。

格林斯潘忽视了金融领域潜在危险的蛛丝马迹。相比于这些监管问题，他更加关心的是货币政策。当涉及联邦基金利率时，他会为了25个基点而向整个委员会据理力争；当涉及监管问题时，他就会选择随大流。在某种程度上，这反映了格林斯潘对自己专长的自知之明。正确的货币政策有赖于对经济的准确预测，而这正是他的特长。正确的监管政策则有赖于对先例和规则的深刻理解，而他非常厌烦这些法律方面的东西。不过，对衍生品随处可见的威胁，格林斯潘选择视而不见的主要原因并非这一点。他在用货币政策对抗资产泡沫这一点上总是缩手缩脚的，这是因为该工作实在太艰巨了。基于同样的道理，他明白，正确的金融监管实质上是不可能的。沃尔克已经在这一点上栽了跟头，他不但主导了银行对拉美地区的灾难性贷款，而且还在伊利诺伊大陆银行的紧急援助中创造了“大而不倒”的首个案例。面对衍生品的混乱局面，格林斯潘不得不考虑失败的可能性。这位美联储主席早已在政治上炉火纯青了，他知道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在最初时避免监管上的纠缠：把这些问题交给美联储的次要同僚，让市场继续凭借自律对抗风险，把金融不稳定性排除在自己的关注范围之外。因此，格林斯潘在部署可以用以防御金融过热的工具方面，总是缩手缩脚的。他没有用货币政策去打压资产泡沫，也没有用监管政策去抑制疯狂的冒险行为。

1987年，在美国参议院举行的听证会上，格林斯潘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预先透露了在信孚银行的纠纷中他将采取的应对方式。他说道：“历史显示，我们对一些金融方面的特定理念过于乐观了，我们做得有点过火了。”不过，随后他又表示，他相信这些错误会自我修复：金融家会“吃一堑、长一智”，他们会检讨自己的行为，因此监管改革将是多余的。作为一个例子，他引用了1982年墨西哥违约事件。一开始，华尔街无所顾忌地借钱给墨西哥，而随后，他们都吸取了教训。他对众多参议员说道：“在未来，国际间的借贷行为将会变得更加谨慎，我认为不需要采取任何新政策。”

然而，这只是一种希望而非预测。这种希望源于格林斯潘对监管救济没有任何好感。不过，如果这种希望落空，又该怎么办呢？如果金融家们再次犯同样的错误，而且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犯错，那是不是意味着自我修复机制的存在问题值得怀疑呢？

1994年年底，格林斯潘在斯坦霍普酒店订了一间房。这家位于第十五大道的高级酒店就在中央公园对面，当时已经成了他在曼哈顿以外的另一个家。他想在圣诞节过后与安德烈娅待在一起：他们将在佩里戈尔共享晚餐，就如10年前的第一次约会那样。自从那时起，他们的关系已发生了很多变化：除了格林斯潘的母亲外，安德烈娅与格林斯潘的亲近程度已超过了过往的所有人。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仍保留着次要的分歧。安德烈娅依旧在游说格林斯潘去领养一只巧克力色的拉布拉多犬；而格林斯潘则继续否决了她的提议。安德烈娅喜欢莫谦特和伊沃里（Merchant-Ivory，著名电影双人组合）出品的文艺片，而格林斯潘则喜欢让人肾上腺素高涨的兜风。安德烈娅认为应该精心烹饪食物；格林斯潘对此则表示无所谓，甚至是土豆泥也可以。不过，格林斯潘与安德烈娅在许多重要事情上一直保持着默契，例如音乐、政治和大型体育比赛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因为他们都明确认为，工作应放在首位，所以双方都愿意给对方投身于工作之中的空间。在匆忙的生活当中，宁静的时刻就显得弥足珍贵。因此，他们都乐意远离首都这个玻璃鱼缸，漫步在他们邂逅的城市。

在逃往纽约之前，格林斯潘正与美国劳工联盟（American Labor federation）时任主席莱恩·柯克兰（Lane Kirkland）共度平安夜。柯克兰曾供职于里根时代的社会保障改革委员会，而格林斯潘当时正是该委员会的主席。工会领袖与经济自由主义者保持着密切关系，这一点也反映了华盛顿老一代的双边主义。第二天早上格林斯潘会见了更多的民主党人。和之前的圣诞节一样，他在安德烈娅的陪同下来到亨特和伍德拉夫的家。在几周前，富有影响力的共和党脱口秀节目主持人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警告共和党人不要与民主党媒体人走得太近：“你们从来都不是他们的朋友。他们也不会想成为你们的朋友。一些女记者会来到你跟前，一边向你抛媚眼，一边邀请你共进午餐……不要被这些迷惑。”看着安德烈娅的教女花一上午时间拆她的新年礼物，格林斯潘明显对林博的裁决不以为然。他与之保持浪漫的人正是一位强硬的民主党记者，而在这帮女记者中，她的眼神最为迷人。

当天下午，格林斯潘选择了打网球，但世俗的杂事即将干扰节日中的心情。紧随橘郡的破产，墨西哥处在了违约的边沿。显然，与格林斯潘在任命听证会上所说的相反，金融家们明显忘记了之前的教训，即不要鲁莽地借钱给墨西哥。

除了更加严重外，本次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几乎是1982年那次危机的翻版。上一次，沃尔克营救墨西哥只用了35亿美元，而这一次墨西哥将有280亿美元债务在次年到期。另外，相比于1982年，贷款者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改变。1982年时，发给墨西哥的贷款主要来源于银行：沃尔克还可以将银行的负责人招集在一起，并让他们不要一次把大量的钱撤出墨西哥。此时，贷款者已经变成债券的持有人。他们的人数庞大且非常分散，因此很难聚拢在一起。

刚打完网球，他就与墨西哥时任财政部长杰米·塞拉（Jaime Serra）和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前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萨默斯会面。塞拉解释说，情况非常紧急。

这个国家需要美国政府提供资金援助，否则将无法向它的债券持有人支付本息。然而，对于格林斯潘和美国财政部而言，救助墨西哥将承受巨大的风险。如果美国拯救墨西哥，那么援助对市场规则的侵蚀将延伸到国际层面。正如伊利诺伊大陆银行所揭示的“大而不倒”现象一样，墨西哥将同样体现“大而不倒”的潜规则，或地缘上的重要性。由此引发的“道德风险”所造成的危害程度，将远远超过过去10年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中发生的任何事情。已经发生的先例表明，华尔街将在新兴市场大把撒钱，并期待由纳税者为他们的损失买单，沃尔克对愚蠢地把钱借出去的美国银行家进行了惩罚：推迟支付给他们的报酬，并强令他们自食其果。不过，格林斯潘和美国财政部将纳税人的钱交给墨西哥后，后者则会直接把这笔钱塞到冒进的外国债券持有者的口袋中。他在任命听证会上的论断，即金融家将会从错误中汲取教训，不得不因此调转方向。错误远非不可能再次重复，每一个错误其实将使下一个错误变得更加可能，因为避免错误的初衷已经变得淡薄了。

尽管反对救援的呼声强烈，格林斯潘仍决定帮助墨西哥。他对援助的绥靖路线，其实在救援伊利诺伊大陆银行的方案和应对1987年“黑色星期一”的措施中就已经显露出来，而现在它第三次被确认了。他不想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发生金融崩塌；他已经做好准备，无论采取何种手段都要拆掉危机的“引信”。墨西哥最近才被视作支持市场改革的典型，如果这样的新兴国家发生违约，就会在任何其他地方引发感染，从而使市场模式的声誉受损，并给反全球化的激进分子留下口实。这产生了一个悖论，而格林斯潘在年轻时还曾毫不留情地嘲讽过，即对自由市场原则的支持将不得不依靠政府通过各种对市场的干预手段来加固。

当时的白宫经济顾问罗伯特·鲁宾正准备接任美国财政部长一职，他针对墨西哥的事情召集了一系列大型会议。格林斯潘立刻被拉入到了这些辩论当中：就和曾经的兰德小圈子一样，这些辩论是睿智的、有创造力的，以及学院味十足的。不过它很快又变得务实了。萨默斯尤其善于提出各种很明智的计划：他一度支持美国政府为投向墨西哥的私人贷款提供担保，通过收取适当的保费就能避免用纳税人的钱补贴华尔街。

格林斯潘为此一直耽搁到了12月27日的早晨。随后，他前往纽约与安德烈娅相聚。斯坦霍普酒店在召唤。

这对情侣刚刚在斯坦霍普酒店登记入住后不久，电话铃声便响了起来。想逃出鲁宾的“魔爪”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墨西哥的汇率继续下跌，他希望格林斯潘对此能够给出回复。

“浪漫到此为止了！”安德烈娅叹了口气。她自己到城里闲逛，留下格林斯潘在酒店房间里。

格林斯潘在斯坦霍普酒店窝了两天以后，便返回了华盛顿，并于12月30日召开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电话会议。鲁宾的团队将救援墨西哥，而这需要美联储的支持。如果格林斯潘打算默许鲁宾的计划，他则需要得到该委员会的支持。

然而，毫无疑问，格林斯潘很难遇到什么好脸色：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成员被要求赞同该救助计划，而他们却对该计划的细节没有任何发言权。不过，格林斯潘使出了浑身解数来推销针对墨西哥的行动方案。他解释说，这将成为“最终贷款人”的教科书式案例，即墨西哥暂时出现了流动性问题，但不是发生了无法挽回的破产。如果美联储可以帮助这个国家从类似非理性的银行挤兑中存活下来，那么危机很快就将过去。除此之外，美联储的援助将是有条件的。如果墨西哥想从美联储借钱，它必须承诺推进改革。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基本被说服了。格林斯潘接着又回到了鲁宾所组织的大型会议中。他宣称，美联储愿意援助墨西哥，但墨西哥人也应该采取措施自救：为了说服投资者把资金留在墨西哥，它应该提高利率。然而，大约一周后，格林斯潘又贡献了另外一种理论。该理论原本是由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提出的。这位从海湾战争中脱颖而出的常胜将军坚持认为，在冲突发展的过程中，美国应该调动压倒性的优势力量以确保决定性的胜利。按照这条规则，格林斯潘向克林顿团队指出，先计算出为了稳定墨西哥的局势应该花多少钱，然后提供比这个金额更多的钱。救助策略很类似于宗教，人们在转变信仰时，往往会表现出无与伦比的狂热。

1995年1月10日，鲁宾与格林斯潘和萨默斯会面，就救助计划作出了最终决定。“格林斯潘–鲍威尔原则”在该计划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因为墨西哥的“大而不倒”，所以救助也应该是大到能压制所有怀疑。当鲁宾在当日晚些时候向总统递交计划书时，他发现克林顿出人意料地很乐意签下自己的名字。“在各种道德事务之后，”克林顿在提到针对他的一系列丑闻调查后，说道，“我依然决定签署这个计划。这一切只是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件正确的事情，即使我们会因此而输掉选举。”

在政治上推动该救助计划的确困难重重。尽管对于对外援助通常持保守的抗拒态度，但当时担任众议院议长的共和党人金里奇还是打算支持白宫的决定。不过，金里奇警告克林顿阵营，普通的共和党员将会把救助视为针对全球的福利计划。由于众议院里面有一帮听从林博指挥的、气焰嚣张的新议员，因此由纳税人买单的救助方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的概率几乎为零。

金里奇认为，只有一条途径能让众议院通过救助计划。白宫需要说服林博站在自己一边。然而，要达成这点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格林斯潘给林博打电话。

“我不认识林博。”格林斯潘反驳道。

“他会听你的话。”金里奇预测。

林博在WABC电台的播音室坐落于纽约市宾夕法尼亚车站的上方。他是在播音室中接到格林斯潘的电话。当时的情况非常类似于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打电话给兰德：美联储的首脑去游说在野社团的“高级祭祀”。林博表面上很认真地听着格林斯潘说话，但他内心中对格林斯潘充满了嘲讽和不满。虽然不知道林博是否打算改变主意，但他的以礼相待还是让格林斯潘感到既惊又喜。

到了第二天，即1月12日，白宫的工作人员把新闻简报室的灯光调得很暗。两个人走上了讲台，逆着昏暗的光线，人们只能看清这两个人的轮廓。记者们被告知现场禁止拍照；将会有人向他们简要地介绍墨西哥救助计划的细节，但是他们将会保持匿名。然而，不知怎么的，这个精心设计的安排却失败了。新上任的美国财政部长鲁宾的脸孔还是上了电视，站在他旁边的正是格林斯潘。

次日，格林斯潘站在一大群参议员和众议员面前，第三次扮演起了墨西哥救助计划的推销员，争取该救助计划能早日成为法案。“以沉默寡言著称的美联储官员们说，他们几乎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场景。”《纽约时报》如此报道说。这位美联储主席从一位货币政策专家摇身一变为政府救助计划的推销员，而在美联储来之不易的政治独立性上妥协，也将恢复他良心上的不安。然而，格林斯潘的行为总是充满了讽刺意味。他正在反对自己的过去和自己的政党，但他所做的也只是美联储主席经常会干的事情。他只是在遵循伯恩斯做过的事，在宾夕法尼亚州中央铁路公司破产之后，后者对金融稳定关切备至。他只是在追随沃尔克的脚步，后者促成了对墨西哥上一次债务危机的救助方案，并拯救了伊利诺伊大陆银行。格林斯潘的行动预示了，本·伯南克在应对2008年的危机时会采取的措施。正因为美国需要一个“最后贷款人”，所以在1907年的危机后，美联储才得以成立。在格林斯潘的掌控下，美联储又一次扮演了这个角色。

尽管格林斯潘竭尽全力，但是美国国会并不买他的账，救助计划没有获得通过。林博并不打算减缓自己对这项大型政府救助计划的声讨力度，美国国会也无意迅速使其成为法案。相反，议员在讨论救助计划时总是会牵连到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例如墨西哥应该限制对外移民、卡斯特罗不太友好等。在政客们磨洋工的时候，比索继续暴跌。投资者的恐慌开始扩散，遥远的泰国岌岌可危。

1995年1月20日，金里奇告知克林顿阵营，至少还要等两周国会才会有所行动。与此同时，墨西哥人通过私人渠道警告美国财政部，违约的时刻即将到来。鲁宾和萨默斯赶到白宫幕僚长的办公室商讨对策。晚上11点，结束了募资活动后，克林顿连燕尾服都没脱就投入到了讨论中。他不断地将渴望的目光投到散放在办公室中的达美乐比萨盒上。

鲁宾趁机向克林顿建议，应该采取其他救济措施。就算国会不给钱，总统也可以采取其他措施。有格林斯潘和美联储的协助，克林顿可以获得替代的资金来源。美联储国际部门的主管泰德·杜鲁门曾想动用美联储的力量来强化一个非常晦涩的工具，即外汇维稳基金（ESF），该基金的主要功能是平复美元汇率的波动。美联储可以通过购买外汇维稳基金所持有的德国马克和日元，释放更多的美元，从而拯救墨西哥。在世界经济风平浪静之后，外汇维稳基金可以再从美联储手中买回德国马克和日元。在格林斯潘的帮助下，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肯定会支持这个想法。那样即使没有美国国会的支持，外汇维稳基金也足够用来实施救助计划了。

第二天，克林顿宣布，墨西哥将从外汇维稳基金那里得到200亿美元的信贷额度。为了让救助金额符合“格林斯潘–鲍威尔原则”的规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承诺将救助墨西哥的资金额度提高到100亿美元。随后，国际清算银行也承诺参与救助，然而，这种承诺只是听上去让人印象深刻，实际上毫无意义。作为回报，墨西哥应该推进改革：为了控制公共债务规模，墨西哥政府应该削减财政预算；墨西哥中央银行也将实施货币紧缩政策，并被允许拥有更大的独立性。市场对克林顿的声明作出了积极回应，墨西哥的货币市场和股票市场均反弹10%。这种颇为惊险的混乱局面，在持续了6周后，终于得到了控制。

在此次救助墨西哥的行动中，格林斯潘成了关键人物；在通往大师之路上，这件事构成了另一个台阶。自克林顿政府执政以来，鲁宾和他的同僚一直要求克林顿总统不要公开向美联储叫板，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做只会引火烧身。然而，自墨西哥事件以后，克林顿派对格林斯潘的尊敬已不仅只是停留在表面了，而是真心把他当成了值得信赖的盟友。这位美联储主席受到媒体和国会中共和党新权贵的尊敬，而他也准备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去推进克林顿的计划。现在甚至白宫的政治顾问也承认，格林斯潘的站脚助威对他们大有益处。在华盛顿被政党撕裂成两大部分的情况下，一位可以游走于两党之间的大师，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格林斯潘的干预是否对全球金融产生了积极作用，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传统人士害怕这将导致道德风险的增加。这位美联储主席应该为“向一个无法妥善管理金融的国家提供长期金融援助”而负责，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托马斯·梅尔泽（Thomas Melzer）在2月初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中发出了抱怨声。美联储的专家团队中有一小部分人则表示对这种说法不敢苟同。他们认为，只要格林斯潘努力地得到一个沃尔克式的解决方案，让私人债权人承担损失，就能限制道德风险。最有针对性的批评来自对历史的回溯，格林斯潘和美国财政部本应该充分利用一个事实，即发行墨西哥债券遵循的是墨西哥的法律。理论上，墨西哥可以通过新法律来改变债券协议的条文，通过不履行其义务来防止资本外流：这样做，受到损害的将只是那些本该遭殃的投资者，而美国纳税人就不会牵连其中。然而，对于奉行技术专家治国论的墨西哥政府而言，这个核武器按钮一般的选项就像罩在自己头上的诅咒。为了吸引外资，它早就发誓不再随意修改法律了。也许，格林斯潘和财政部选择了最稳妥的方法去终结这场危机，尽管这可能在以后带来更多危机，对此人们应该持理解的态度。

墨西哥的风波过后，格林斯潘不得不独自反思一下自己不断膨胀的地位。越来越多的人邀请他去国会山提供意见，而且所涉及的议题也越来越广泛。在救助墨西哥过后，格林斯潘被邀请去评论“不局限在墨西哥，但多少与之类似的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况，他对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同僚开玩笑说：“现在美联储已成为调解人。”无论讨论什么议题，格林斯潘都被认为是一位知者，美国国会希望他能够知无不言。

格林斯潘向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抱怨说：“这就好像出现了一种叫zipswitch的新游戏，然后让我过去当裁判。我会说，‘什么？我连规则都不知道，连参赛者都不知道，就叫我去当裁判，这样可以吗？’然后他们说，‘当然，为什么不行呢？’”大家听到这些话后都客套地笑了笑。

“即使还在询问你，就有报道称你已经同意了！”林赛有些恶作剧地反击道。这很明显是在取笑格林斯潘。对于这位大师的崛起而言，国会可能是需求侧，而格林斯潘本人则是供给侧。

因为林赛的话，大家笑得更厉害了，但格林斯潘脸色却凝重起来。因为新风险正笼罩在美联储的头上，凡事都会物极必反。以前美联储会因为无法控制通货膨胀而受人攻击，也会因为在抑制通货膨胀时导致失业率上升而被人非议，但美联储从来不会因为别的事情被人批评。现在，人们对美联储寄予了太多的期望。“人们试图让我们去做一些我认为我们力所不能及的事情，”格林斯潘焦虑地说，他预测，“这将会成为我们即将面对的问题。”

格林斯潘没有说这种风险将如何显现，但这种情况其实就在众人的眼皮底下，潜伏在几周以来关于衍生品和救助计划的辩论中。看不见、摸不着的危险已经在金融体系中不断积累；格林斯潘的大师地位将会带来一种麻烦，那就是让人们以为任何危险都能得到控制。没有人比这位大师更担心这种脆弱性。“市场真的相信，没有人比我们更真正了解经济的运行状况了，”格林斯潘在3月向他的同僚夸耀道，“真正的危险是事情过于顺利。当事情过于顺利时，人们的行为会变得很可怕。”为了强调“大师泡沫”蕴含着极大危险，格林斯潘警告道：“美联储在过去大约一年中累积起了一定的声望，我一直对此非常担心，害怕我们会成为我们自己的最大敌人。”

在2008年崩盘后的几年，世界对这种观点产生了新的兴趣：成功会孕育自信；自信又会引发自满；自满最终导致了人们的疯狂行为。人们普遍认为，明斯基这位被埋没的预言家最早认识到了这种循环。明斯基是一位美国经济学家，他曾经警告说，市场在平静时期会产生额外的风险偏好，因此金融永远不可能稳定。然而，格林斯潘早在明斯基受到追捧之前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是一位统治全球金融的大师。他是认识到“大师崇拜”会加速泡沫膨胀的怀疑论者。

1995年8月，安德烈娅在越南执行电视台交给她的任务。格林斯潘试图联系她，因为他的母亲刚刚去世，终年92岁，这也意味着他再没有机会去西68街的公寓看望母亲了。罗斯去世时十分安详。尽管人无永生，只求安息，但这对于格林斯潘而言仍然是一件难以释怀的憾事。安德烈娅缩短了她的行程，尽早回到美国，前往纽约参加罗斯的葬礼。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格林斯潘早上起来仍会不自觉地拿起电话，想打给他母亲。格林斯潘并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但母亲的逝去的确让他心里很不好受。

格林斯潘曾经提到过一件事。美国前总统福特在20世纪80年代出席过在纽约举行的某公司董事会会议，当时他说道：“这就是格林斯潘啊，我们老说他在自己母亲去世之前没法结婚。”这让现场所有人都很尴尬，然而没想到这竟然一语成谶。在格林斯潘成年后的大部分时光里，罗斯无可分割的爱是他前进的全部动力。然而，这份缺口现在将由安德烈娅补上：每天早上，当格林斯潘在泡热水澡的时候，安德烈娅会去跑步，到了晚上他们则在一起看电视和听音乐。如同罗斯在早年做的那样，安德烈娅为格林斯潘做他喜欢的简单美食。“我的厨艺水平直线下降，”她笑着说，“因为他不是一个‘吃货’。”

22
非理性繁荣
IRRAIIONAL EXUBERANCE

1995年春天，苏珊·菲利普斯（Susan Phillips）筹备了一场不同寻常的会议。白发苍苍的菲利普斯是一位精明强干的经济学家，她曾担任美国的首席衍生品监管员，随后又开始担任美联储委员，主要分管行政事务，其中就包括美联储陈旧的委员会会议室。被放任不管20年后，这间会议室的墙壁已经褪色，椅套则破烂不堪；带着电子幻灯片的访客会被告知无法播放它们。更令人恼怒的是，音响系统则老化到几乎难以听清；会议室的灯直接对着委员们的眼睛，整个空间的状况似乎就是为了让里面的人既听不清声音又看不见口型。在1994年或更早以前，曾计划要对该会议室进行重新装修，但这项计划出乎意料地被搁置了；当美国国会正在寻找理由攻击美联储的时候，一项铺张的重新装修计划似乎会显得不合时宜。然而，在集思广益之后，菲利普斯已经有了一份精心准备的计划。不对会议室重新装修，只对其翻新。

菲利普斯雇了一位室内设计师对会议室里面的东西进行修复，而不更换它们。同时，他们找到了陈旧不堪的地毯的原始生产商，委托厂家提供一模一样的新地毯，他们还找到当年缝制金丝墙布的织工，并订了数卷全新的布料。桌椅只需要重新覆盖上特定的图案，就能使其与旧的难以区别，而吊灯只需要清洁而无须更换。毫无疑问，这样的全面翻新会花费更加高昂的成本，但是只要在不更换东西的前提下能让会议室焕然一新，相应的费用就不会遭到非议。菲利普斯需要的只是格林斯潘点头。

就这样，在1995年春季的某一天，菲利普斯与设计师一起在会议室中等待着格林斯潘的到来。他们将材料样品陈列出来以供这位美联储主席参考；在装着新椅套的箱子里，有许多拥有微妙差别的样品供格林斯潘选择。那位设计师明显被这个场合的历史意义感染了，因此特地为格林斯潘精心准备了一份纪念礼物：一张迷你的会议室地毯。毕竟，光是翻新这间会议室，美联储就需要花费100万美元。在这个世界经济的控制中心里，这样的翻新并不是每年都有。

突然，美联储主席的办公室的门开了，格林斯潘进入了会议室，并跟菲利普斯打了招呼。

“现在看来你并没有对会议室进行多大的改动。”格林斯潘回应道。然后他便转身离开。整个交谈持续的时间不足30秒。

当菲利普斯意识到她已经收到了格林斯潘的许可，便继续对会议室进行翻新。8月22日，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中，格林斯潘对翻新措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是在我们重焕生机的会议室中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他宣布道，并指着占据着东面墙壁的大屏幕向他的同僚保证，“尽管美联储的行政区地图更清晰了，但并不是重画，所以你们的辖区原封不动，你们对此无须担忧。”

“然而，类似詹姆斯·邦德早期的电影，这里有许多你们看不见的按钮。如果我按下其中一个，你们就会连椅子一起掉下去，跌进一个养着鲨鱼和其他各式生物的水池里面。”“当然，这种设施并不是为了要影响你们的投票。”他补充道。

委员会的成员们都笑了，可能其中略带有一丝紧张。这个玩笑有点露骨，事实上，主导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格林斯潘的确让人想起邦德的主要敌手，即喜欢抚摸宠物猫的恩斯特·斯塔福罗·布鲁弗（Ernst Stavro Blofeld）(5)。

“您提出的观点我都同意。”一位联邦储备银行行长高声说道。

“不管它是什么！”另一位补充道。

“这会不会成为5年后公布的文字记录的一部分？”有人问道。

“这些都被记录下来了。”一位职员面无表情地回应道。

“关于这间会议室，我不认为还有什么东西需要讨论了。你们看到的东西是实实在在的，”格林斯潘总结道，“我们很快就会明白，这究竟是一项重大改善措施还是只是在浪费金钱。”

在会议结束时，格林斯潘建议维持利率不变，而该建议当然没有遇到任何阻力。其顺利程度甚至超过该委员会以往对格林斯潘的顺从。对于这种顺从，格林斯潘早就习以为常，且非常满意。一位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成员说：“之所以这么顺从是由于他们座位底下有鲨鱼在游弋。”

当然，能够解释格林斯潘的支配地位为何能日益增强的，并不是鲨鱼，而是政治经济学。截至1995年8月，在格林斯潘的掌控下，美国经济已经经历了连续18个季度的增长。美国的失业率下降至5.7%，远远低于过去10年6.3%的平均值。当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经济过热、繁荣即将走到尽头。核心通货膨胀率保持在3%以下，这几乎是自林登·约翰逊时代以来的最低水平了。在上述卓越成绩的基础上，墨西哥救助计划的成功使格林斯潘的声望更上一层楼，并让他与克林顿阵营的关系更为密切。克林顿与美国国会针对预算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斗争，在这个过程中，格林斯潘作为财政问题的仲裁者，一直拥有着重要的影响力。以金里奇为首的保守派与克林顿阵营争斗得越激烈，格林斯潘就越能作为一名杰出的领导者站出来主导整个局面。“针对每一个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我都会向美联储寻求意见。”艾奥瓦州共和党众议员、美国众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吉姆·里奇（Jim Leach）承认道。

尽管华盛顿这座城市充满着无孔不入的新闻记者和追逐热点的调查员，但格林斯潘总能设法不犯错。有一次，美国国会为日本银行的一位流氓交易商召开了一场听证会，在听证会正式开始前，格林斯潘与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主管闲聊，他讲的一些话引起了监管伙伴哈哈大笑。“小心！”他突然用低沉的声音警告道，新闻摄影师无处不在，在事关银行丑闻的场合，没有监管者会允许自己被拍下开怀大笑的样子。随着参加国会听证会的次数增多，他越来越熟练如何用自己善于迎合的智慧轻轻地将令人厌烦的问题推开。“如果我看起来对你毫无保留，那你一定误解了我所说的话。”他对一位国会议员调侃道。“我知道你自认为你已经理解了我说的话，但我不确定你是否意识到你所听到的并不是我想要表达的。”他对另外一个人说道。在雷区跳舞带来的刺激让格林斯潘心旷神怡，以至于他在没有必要的时候也会做这种闪避动作。某一天，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的时任主席亚瑟·莱维特在肯尼迪中心接待处碰见正等着参加听证会的格林斯潘。他向格林斯潘打招呼，而这位美联储主席却显得有些杯弓蛇影。格林斯潘用手指指着自己的嘴唇，说道：“我不能说话。”

到1995年年底，克林顿政府开始考虑下一任美联储主席的人选。他们很快得出结论：格林斯潘才是格林斯潘最合适的继任者。克林顿总统的经济顾问罗列了一份候选人名单，包括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威廉·麦克唐纳（William McDonough）及其前任科里根。不过，他们仅仅是走了个过场。在鲁宾和他新提拔的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萨默斯看来，格林斯潘在美联储主席的位置上几乎表现完美。共和党人的这一身份简直太合适不过了，因为这能使对他的任命更加顺利地在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中获得通过。

在格林斯潘对墨西哥采取救助之后，克林顿很乐于接受其经济学家们的建议。然而，他想在再度任命格林斯潘的同时，再任命一位忠诚的民主党人作为美联储副主席。在布林德落败之后，这个二号位置出现了空缺。在克林顿心目中，副主席的头号人选是费利克斯·罗哈廷，一位强势的投资银行家和能说会道的货币鸽派。罗哈廷相信，在不触发通货膨胀的情况下，经济可以以更快的速度发展。他的这个观点与克林顿的观点遥相呼应，后者认为，全球化和工会的衰落可以抑制价格上涨。按照克林顿的思路，对经济潜力的辩论将有利于美联储的健康。如果能在公开场合讨论，那么这就不是一件坏事。

然而，格林斯潘并不这么看。尽管通过纽约的社交圈他早就与罗哈廷认识了，而且表面上他们还是朋友，但事实上格林斯潘最不愿见到的情况，就是再来一位直言不讳的副主席。罗哈廷对通货膨胀的鸽派主张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通过削弱美联储对稳定物价的自觉承诺，罗哈廷很可能会事与愿违地迫使格林斯潘采取更紧缩的货币政策，以补偿美联储在公信力上的损失。

当鲁宾在美国财政部私下表示有保留的同情后，格林斯潘下决心要封住罗哈廷的道路，使罗哈廷与克林顿总统的如意算盘落空。

很快，谁的手腕更有劲就变得清楚了。美国参议院的关键人物已经习惯，在形成经济观点之前，首先问格林斯潘的立场；他是知者，他们如果不咨询格林斯潘就无法走得更远。一次又一次，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参议员向白宫暗示，罗哈廷从来不被认可：罗哈廷对经济的理解是摇摆不定的，他关于货币政策的看法将导致通货膨胀死灰复燃。看到前方的道路已经被堵死，罗哈廷失望地退出了。克林顿总统的支持在这位美联储主席无形的反抗中变得无关紧要了。

1996年1月，格林斯潘飞往巴黎，参加发达经济体的七国集团会议。在会议中途休息时，鲁宾把他拉到靠窗的地方，从那可以俯瞰整个香榭丽舍大道。“当你回美国以后，”鲁宾说道，“克林顿总统想和你谈一谈。”从鲁宾的身体语言可以很明显地得知他想说的话。克林顿阵营的人认为，格林斯潘不可或缺，尽管他一次又一次地挫己方的锐气。克林顿将成为第三位提名格林斯潘的总统，即便他们属于不同的政党。

过了一会儿，格林斯潘遇到了科里根。科里根是觊觎美联储主席之位的潜在对手之一。科里根兴致勃勃地告诉他们，自己减肥成功了。为了不处于下风，格林斯潘抓住自己的西服外套，并把它往外拉，以炫耀衣服在腰部位置十分宽松，他最近轻了10千克。

在1996年上半年，“金发女郎经济”继续让观察者感到惊讶。当年第二季度美国的经济增长率达到7.2%，在经济复苏期间能够长时期保持这样的表现着实令人吃惊。核心通货膨胀并没有显示经济过热的迹象。相反，在6月前，通货膨胀率已经下跌至微不足道的2.7%。整个美国正经历着与滞胀相反的极端情况。格林斯潘的权威地位当时正接近巅峰，他对这些不大可能出现的数据组合的理解，将使他成为传奇，并成为迈向大师级人物的重要一步。然而，依靠后见之明的优势，我们能从另一个视角来审视他当时的决策。他在1996年作出的判断，通常被认为是他的最佳成就，也可以被看作麻烦的先兆。

要了解这些重大决策所产生的背景，应把焦点落在当年的7月。当时，针对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中正悄无声息地进行着一场对决。早在7年前的1989年2月，该委员会曾否决了克利夫兰联邦储备银行行长霍斯金斯·李的提议，该提议的主要内容是为通货膨胀设立明确目标。在1995年1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曾再度考虑为通货膨胀设立目标，但克林顿任命的珍妮特·耶伦成功抵制了这一提议。然而，在1996年的夏天，由于学术氛围的转变，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重启了相关讨论。这一次美联储决定跟随新西兰、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的做法。在接下来的正式讨论中，设立通货膨胀目标的方案赢得了3/4的支持，从而获得了通过。

这是一场奇怪的胜利。这场胜利的到来并不是因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可以证明，抑制通货膨胀能够获取巨大利益；事实上，耶伦指出，委员会在这一点上缺乏相关证据，但没有人搭理她。这显然也不是因为委员会知道如何定义通货膨胀：有数种指数来衡量物价变化，而每种指数又有不同的计算方法。同样，这也不是因为美联储知道通货膨胀率处于哪种水平最为有利：2%，0%，还是其他或多或少带有随意性的数字？相反，事实是，在1996年之前，即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的前9年、沃尔克结束1979—1982年货币政策实验的14年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已经厌倦在缺乏指导思想的情况下徘徊。它希望，在明确的长期目标下展开讨论，即使是在该目标尚未建立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明确的预期目标对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十分有吸引力，因为人们之前假设它存在的缺陷正逐渐被否定。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于18个月之前举行的辩论中，耶伦对通货膨胀目标的抵制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它会牺牲一定的就业机会。然而，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一同下降的事实证明，这种所谓牺牲的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18个月之前，耶伦还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可能会削弱美联储的公信力，因为美联储有可能无法实现自己公布的目标。可是通货膨胀率正近乎神奇地下降，无法达成目标的风险看起来并不大。多年以后，人们通常认为，美联储转向为通货膨胀设定目标使通货膨胀下降。然而，这其中的因果关系也同样有可能转为果因关系，正在下降的通货膨胀率使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有充分的准备来支持为通货膨胀设定目标。

格林斯潘应该反思这种情况暗含的反讽意味。20世纪60年代，高涨的通货膨胀率最终摧毁了金本位制，并开启了无束缚的货币政策时代。他曾反驳了里根总统的观点，并认为，指望通过回归金本位来恢复物价稳定纯属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因为是通货膨胀决定着哪一种货币机制是可行的，而不是反过来。然而，20世纪90年代，不断下降的通货膨胀率开启了设定通货膨胀目标的可能性，而这将减少货币政策的方向。更进一步说，如果通货膨胀率始终处于下降的状态，货币体制的转换其实也就可有可无了。

然而，格林斯潘当时早将这段历史抛诸脑后了。在激烈的辩论结束后，他问耶伦如何看待美联储最基本的目标。

耶伦对此谨慎地回应说：“在不存在取舍的情况下，物价稳定，又或者说零通货膨胀率，当然最好，而且我们应该争取实现。”

这看起来像是托词。也许，如果美国接下来将陷入严重衰退，而耶伦还在职的话，她肯定会判定，取舍是实际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她也许会重新担忧失业而不单单是通货膨胀目标。

“对于联邦储备系统而言，物价的长期稳定不是一个合适的目标吗？”格林斯潘对她施加了压力。

“主席先生，你能对我说说‘物价稳定’的定义吗？”耶伦回避道。

“物价稳定是指，对整体价格水平变化的预期，不会实质性地改变企业或家庭的决策。”

“那您能不能就此提出一个数字？”耶伦问道。这一回，转到格林斯潘自己被问得哑口无言了。其他委员对此发出了赞许的笑声。

“我认为如果通货膨胀被合理地测量，这个数字应该是0。”

“那如果测量得不合理，我相信把目标设在2%是一个不错的主意。”耶伦反驳道。她暗示，衡量通货膨胀的指数总是倾向于夸大价格压力的真实程度。尽管夸大的程度一般被认为在2%以内，但这意味着目标依然带有一定的任意性。虽然存在这种争议，耶伦还是轻轻地将美联储推到了破釜沉舟的境地。尽管在18个月之前她还在坚定地反对设定通货膨胀目标，但是她现在已经转变为谨慎的支持者。其转变的幅度实在太大了，她甚至愿意支持特定的通货膨胀率。

耶伦提出的2%这个目标成了中心。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对它感到非常满意，而且它很快演变成大家的共识。“由于我们现在都同意2%这个目标，那么我的问题是，什么的2%？”格林斯潘很快问道。接着，到底选择哪一种通货膨胀率基准成了辩论的核心。由于在讨论中大家各持己见，所以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并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新目标悬而未决。然而，该委员会已经以一种奇怪的、隐晦的方式勉强完成了货币机制的转变。从1996年7月开始，美联储的领导明白，他们的目标是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在2%以下。虽然他们并没有完全确定，当设定了该目标的时候，自己将会做什么。

格林斯潘似乎对这个新进展感到担忧。他追求的是更为野心勃勃的目标：不是2%，而是0。如果将美联储的政策明确为，每年让货币贬值2%，那么这和欺骗大众有什么区别？很快，格林斯潘身体中奉行金本位制经济自由主义的那一部分就像泡沫一样浮出了水面。“我们必须让美元的面积变得越来越小，以反映其购买力的损失，”他嗤之以鼻地讽刺道，听起来就像《阿特拉斯耸耸肩》中的一个角色，“同一张纸就可以印更多的美元了。”随后，他意识到，自己为证明通货膨胀与生产率之间的联系而作出的努力是徒劳的。“我个人的观点，很可能在未来，比如在2252年，才能被证明是正确的，即随着通货膨胀率走低，会激发进一步的成本削减和技术变化。”他这样说道，以便设法在一次草率的干预中，把自己略显幽默的谦逊和固执己见融合在一起。

正当他渴望零通货膨胀的时候，格林斯潘被牵引至另一个方向。与联邦公开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不同，格林斯潘对自己就任主席的前半段时期美联储在主导方针上存在的混乱局面感到如鱼得水。他非常钟爱在前行过程中即兴发挥，而无须受到任何正式目标的拘束。这使他坚持，无论美联储的新政策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保密。只要政策不公开，美联储就可以收回之前所做的承诺。当时他刚刚接受了《金融时报》的采访，这违反了美联储的不成文规定，即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召开前后暂停各种对外联络，然而，随后他开始严防恶意泄露消息了。他在会议的次日对同僚说：“昨天的讨论特别重要和有趣，但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如果2%的通货膨胀率从这间屋子里传了出去，我想由此产生的问题将远超你们的预计。”

在前一年夏天，格林斯潘在美联储新会议室的开幕致辞中曾把自己比作邦德电影中的大反派。此时，他又让人联想起另一部经典电影。在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讽刺冷战的黑色幽默作品《奇爱博士》（Doctor Strangelove）中，一位坐在轮椅上的德裔国防科学家把自己推到摄像机前，并说出核威胁背后的逻辑：“如果保持这个秘密，末日机器就变得毫无意义了！”当然，这个末日逻辑也同样适用于通货膨胀目标的设定：只有广为人知，存在能毁灭世界的武器才能够震慑敌人；同理，如果让大众了解通货膨胀目标的存在，通货膨胀目标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通过奉行为通货膨胀设定的目标，中央银行可以说服工人，让他们相信自己的生活成本不会突然上升，从而能轻松地应对自己的开支需求。同样，通过设定通货膨胀目标，中央银行可以说服雇主，让他们相信制造成本将会维持稳定，因此无须提高售价。正如核武器库一样，通货膨胀目标通过改变人们的预期来改变人们的行为，从而产生作用。他很担忧承诺会限制自己的自由，而为了自己所偏好的即兴行动，格林斯潘完成了与建造末日武器等价的事情：保密。

美联储奉行不对外公布的通货膨胀目标，这为格林斯潘经历的下一个关键时刻埋下了伏笔。该关键时刻就出现在同年的夏天。在8月初，格林斯潘及其同僚终于搞清楚了统计上的一个难解之谜：工人获得了更多的报酬却没有引发通货膨胀。造成这种现象的关键原因在于生产率的提升：工人生产了更多的产品，这将使工人获得更多额外的工资，且不会抬高平均制造成本。然而，让人很奇怪的地方在于，从数据上看不出生产率的上升。分管美联储研究与数据统计的委员普雷尔认为，工资上升之所以还没有引起通货膨胀，只是因为时间还没有到。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普雷尔的论断。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一些成员认为，尽管官方数据没有显示出来，但生产率也许在上升。在经济快速增长和股市持续火爆的背景下，企业主管们能讲出很多关于效率增益的故事。它们可能来自信息技术的运用；可能来自无库存管理此类创新措施；可能来自监管的放松、工会的衰落、贸易自由和全球化。“迈克，我同意你总结的生产率数据的特征，”明尼阿波利斯联备储银行行长加里·斯特恩（Gary Stern）在8月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中说道，“然而，我认为，企业界对此观点会提出很多相反的例子。无论我走到哪里，都能听到，企业家在谈论生产率方面获得的重大提升。”

格林斯潘认为这场辩论的双方都有可取之处。他相信身处经济第一线的经理人的看法，也相信技术会加速生产进程。不过，他也怀疑股市会快于实体经济：在股市中，对企业的乐观情绪总是会被放大。标普500指数自1995年8月以来已经上涨了20%。如果从1995年年初算，它已经上涨了45%。“市盈率已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倍数，这简直难以想象，”一位华尔街的预言家在5月如此抱怨道，“甚至没有收益的公司也可以上市。”美国人似乎正在进入极度自信而无视风险的阶段。

为了解决统计数据与实际案例之间不匹配的情况，格林斯潘利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8月会议的间隙，去请教了拉里·斯里夫曼（Larry Slifman），斯里夫曼是普雷尔的研究部门的副主管。

“看看这些数字。”格林斯潘指着手中的资料说道，这些资料是从斯里夫曼的同事那里获得的。这个时间序列为生产率之谜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公司利润正在上升。在工资上升和物价稳定的环境下，利润往往会下降。

“你觉得这样合理吗？”格林斯潘问道。

斯里夫曼认为，利润的计算方法可能出现了错误。然而，格林斯潘却提出了另外的观点。利润的统计数据也许是正确的，错误可能出现在生产率数据中。毕竟利润的计算相对简单，而生产率的计算可能会更加复杂，特别是在服务业中。

格林斯潘要斯里夫曼认真研究生产率数据。然后他前往杰克逊霍尔参加美联储的夏季研讨会。随后，他与安德烈娅从那里出发，一起飞到加利福尼亚州的卡梅尔，度过一年一次的网球假期。在9月的第二周返回华盛顿后，他再一次与斯里夫曼见面，在场的还有斯里夫曼的同事卡罗尔·科拉多（Carol Corrado）。

斯里夫曼和科拉多都没能解释，为什么在利润上升的同时，生产率的增长却依然平坦。然而，格林斯潘要求他们更加努力地探究：只是注意而不去解决这个谜团，将会带来很大的风险。如果生产率的增长真的没什么起色，那么普雷尔关于通货膨胀即将到来的论断就是正确的，而美联储就应该提高利率。然而，如果生产率真的在提升，那么就没有必要去抑制通货膨胀。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美联储就会成为“无头苍蝇”。格林斯潘要求研究人员按照商业部门对生产率数据进一步细分。通过细分，数据中的异常之处很可能自我暴露，从而支持格林斯潘的观点，即实际生产率比其统计数字上升得更快。

当工作人员按照格林斯潘的吩咐进行工作时，格林斯潘在美国财政部的一次早餐会上阐述了自己的这个观点。他的盟友萨默斯对这种假设表示了怀疑。与格林斯潘相似，萨默斯后来也被作为有效市场假说的虔诚信奉者而受到了不公平的讽刺。然而，事实上，在1996年，他拒绝接受自股市中泛滥出来的乐观情绪。相反，萨默斯竭尽所能地去抵制商界领袖对经济前景过于乐观的看法。为此他不惜触犯美国时任总统克林顿，冒失地说道：“克林顿对生产率过于热衷。”为了回应格林斯潘，萨默斯指出，即使生产率会因为测量误差而被低估，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变化率也将受到影响。“艾伦，也许这个误差一直都存在着，我们应该对过去40年的生产率数据都加上1%！你怎么知道它加速了？”

萨默斯对格林斯潘的怀疑获得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一些成员的认可。9月中旬，12位地方性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中有8位加入了普雷尔的阵营，要求提高利率。另外，这些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立场被透露给了路透社，这大大触怒了格林斯潘。《商业周刊》的一篇后续文章把这次泄密描述为对美联储主席的反叛，试图迫使后者就范。作为反击，格林斯潘要求美联储的督察长调查到底是谁泄露了秘密，同时还要求美国联邦调查局协助调查。刚被任命为美联储委员的劳伦斯·迈耶（Laurence Meyer）在收到督察长和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传唤通知后，决定请律师。

萨默斯对经济前景的警告以及地方性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们的强硬信号，只能让格林斯潘更加确信，自己需要解决生产率方面的谜题。9月19日，美联储的研究人员充分汇集了155个商业部门自1960年起的生产率详细数据。即使依照美联储的标准来看，这样的数据量也十分惊人；通过仔细地阅读数据，格林斯潘发现了他想找到的东西。他发现制造业的生产率在稳健地上升，这与企业主所看到的现象相一致，也与在工资上升和物价平稳的情况下利润的上升势头相一致。然而，服务业生产率的疲软似乎压低了整体的数据：根据更详细的数据，服务业的生产率的确是在下降。可以肯定的是，这就是破解该谜团的关键所在。生产率的止步不前是一回事：尽管这看上去很有问题，但还是存在可能性的。数据显示，服务业的生产率正在下降，这就是另一回事了：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律师事务所、商业咨询机构和其他服务机构在竞争压力下，有充分动机深挖团队的效率潜力。由于在信息技术上投入了大量资源，其每名员工的产出几乎不可能变少。

当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下一周再次召集会议时，地方性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正就提高利率而施加压力的消息已经传遍了华尔街每个债券交易柜台，市场预期利率百分之百会被提高。果不其然，当委员会开始磋商时，强硬派便开始展开攻击。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凯茜·迈尼罕（Cathy Minehan）一口气说出一串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的名字，他们都一致认为，应该将利率提高一个档次。就连一直被视为鸽派的耶伦也断言，经济正处于“通货膨胀的危险区域”。然而，格林斯潘却抵制了这股潮流。他炫耀着自己从统计中得到的调查结果，然后像魔术师掀开自己的丝绸围巾那样，公布了破解生产率谜团的答案。他宣称：“问题的根源很明显就在服务价格的偏差。”生产率实际增长速度要高于官方数据所显示的水平，因此通货膨胀的威胁并没有委员会所想象的那么严重。鹰派明显地被说服了，立场开始软化。利率依然保持不变，而华尔街则手忙脚乱地重新调整了债券价格。

多年以后，格林斯潘对生产率的论断被认为是其美联储主席生涯中最精彩的一笔。尽管当时连鸽派也支持提高利率，但格林斯潘利用他对数据无与伦比的嗅觉，成功阻止了在时机不成熟时提高利率，从而挽救了美国经济。格林斯潘对生产率加速的看法“全凭直觉”，萨默斯认为这很不可思议：“除了对大量数据的深刻洞察以外，这一定带有运气的成分。这肯定需要对大量数据拥有良好的感觉。我认为美联储的工作人员不能看到这点。我认为其他大部分人都不能像这位美联储主席那样看得如此透彻。另外，我认为，如果不是格林斯潘的洞见，我们的失业率不会在低位持续这么多年。”

除了证明工人的收入完全合理外，格林斯潘还为纽约学派的实证主义赢得了辉煌的胜利。自50多年前他师从亚瑟·伯恩斯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经济学以来，该专业已逐渐成为兴起的量化建模的地盘，收集并对比经济体的基本数据被视为非常稀松平常的工作。然而，有时候最重要的洞见并不是来自计算，无论这些计算有多耀眼；这些洞见往往来源于对数据的吹毛求疵。

然而，1996年9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议题不只生产率。它还以一个少有人记住的观点而著称。通过援引自己在1993年债市兴旺期间所持的立场，林赛对格林斯潘不提高利率的提议发出了警告，认为这可能会导致金融泡沫的出现。自上一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之后的5周内，标普500指数已经上涨了10%。纽约周边的房地产价格也开始飙升；德国豪华车制造商取得了破纪录的暑期销售额。“对于经济和社会而言，泡沫的长期代价可能非常沉重。”林赛如此提醒他的同僚。“正如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那样，如果央行最终引爆泡沫，其后果是不可想象的，”他继续说，“我认为，当泡沫尚停留在表面阶段且在它把经济推至高不可攀的程度之前，采取措施会更好。然而，无论我们什么时候动手，难免都会造成伤害。”

林赛提及的是货币政策专家熟知的两难局面。一方面，已被格林斯潘确认的生产率上升，为将利率维持在低位提供了基础：企业正把它们的一部分效益传递到消费者，从而降低了通货膨胀。另一方面，生产率上升同样在创造繁荣，而央行释放的较宽松的流动性会促使繁荣进一步膨胀为泡沫。更高的生产率将进一步带来更高的利润，从而导致股价的攀升；出于对未来的自信，并注意到了借款者的资产负债表正因其在房地产和其他资产的获益而不断增强，金融家于是急着把钱借给他们，进而导致资产价格加速膨胀。与此同时，经济中另一股力量为活跃的气氛添油加醋。更高的生产率往往带来更高的工资，这使工薪阶层感到自己变得更加富裕，因此会借更多的钱来满足自己更大的支出；高生产率和高增长促使企业的利润激增，于是它们开始购买机器设备、电脑，兴建仓库等，这又会对经济产生刺激作用。如果美联储发现了尚未形成火焰的火花，却试图用货币政策的煤油来浇灭它，这无异于自掘坟墓。林赛的判断非常正确：金融过度扩张带来的风险值得认真考虑。

多年后，经济学家们学会了通过区分“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来解读林赛的担忧。美联储习惯于处理第一种挑战，在任何情况下这种挑战相对而言都较为直接。如果需求突然上升，例如政府开始推行更大规模的预算赤字，那么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和股市情绪将会朝着同一个方向：向上。这使美联储可以采取“一石三鸟”的手段。通过提高利率，美联储可以同时完成三个目标，即降低通货膨胀率，使增长回落到可持续的水平，并在股市泡沫形成初期便挤破它。相反，由经济体产能突然改变所带来的“供给冲击”则给央行带来了一个总体上看更为棘手的问题，因为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将朝相反的方向前进。正如林赛所言，生产率的急剧上升将会拉低通货膨胀率，从而为降低利率提供依据。然而，上升的生产率同时也会推动经济增长、企业利润的增长和股市上扬，这又为提高利率提供了依据。

对于格林斯潘将如何应对林赛的介入，几乎不用费脑子就能猜到。1993年时，格林斯潘就将林赛甩在一旁。尽管债券泡沫在不久之后就破灭了，但房地产市场的表现印证了美联储的政策是正确的。在差不多已经向未公布的2%的通货膨胀目标作出让步以后，格林斯潘几乎肯定会将稳定通货膨胀置于比稳定资产价格更加优先的位置。尽管如此，他不得不承认林赛的判断是正确的。“此刻我意识到了股市泡沫问题，”他承认道，“我同意林赛委员的观点，这是我们应该留意的问题。”然而，格林斯潘依然打算忽略林赛，哪怕事实上后者可能是正确的。尽管美联储的任务是稳定增长，尽管泡沫可以像通货膨胀那样危害增长的稳定性，但美联储还是决定聚焦于通货膨胀，而这仅仅是因为全球在遏制通货膨胀方面选择了更简单的目标。“当面对股市泡沫时，我们在货币政策方面总存在着极大的困难，”格林斯潘这样对其同僚说道，“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成功保证产品价格免遭通货膨胀侵扰的条件下，市盈率（以至于股价）将会一飞冲天。如果要防止股市出现泡沫，则需要允许物价中存在通货膨胀的情况……这其中有明显的取舍。如果货币政策在一头成功，则会在另一头失败。”

在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最后几年，也就是临退休前，他试图改写自己在1996年这个阶段的历史。他将争辩说泡沫是无法识别的，然而，在1996年，他非常乐意去预测泡沫；同样，他将争辩说泡沫不可能缩小，然而，在1996年，他向同僚们建议提高“保证金要求”，这样就可以使借钱买股票变得更加困难，从而让市场降温。不管他后来说了些什么，在面对20世纪90年代的股市泡沫时，格林斯潘缩手缩脚的真正原因并不是泡沫无法识别，也不是泡沫不可能缩小。这一切只是因为美联储要达到通货膨胀目标，所以对泡沫的防范只能让位。

格林斯潘对生产率加速的判断取得了显著的成功。然而，他应对生产率加速的政策却好坏参半。利用由生产率导致的通货紧缩所创造的空间，格林斯潘引领了一段辉煌岁月。在这期间，经济、高科技投资和就业岗位都在增长，从而推动了低技能工人生活标准的改善。在全球化时代，对于弥合贫富差距而言，20世纪90年代在众多时间段中显得鹤立鸡群。然而，也正是考虑到这样的繁荣兴旺，所以格林斯潘并不情愿去直面泡沫，而由此带来的最终后果也被证明比他自己想象中的更为严重。

1996年10月30日，格林斯潘为安德烈娅安排了一场令人惊喜的生日晚宴。从最初的疏离，到后来的亲密，他们已经在一起生活了十几年。格林斯潘另外还邀请了几位朋友前往华盛顿意大利风味的伽利略高级餐厅。当晚是安德烈娅的50岁生日，她正好比自己的伴侣年轻20岁。格林斯潘当场送给了安德烈娅一枚钻石戒指。当格林斯潘在晚餐过程中与安德烈娅干杯时，他那暖心而又深情的言辞让其朋友认为，他的心中正酝酿着一个更大胆的举动。世界银行时任行长的夫人伊莱恩·沃尔芬森觉得格林斯潘可能要求婚了，电视节目主持人莱勒也同意她的观点。

这对伴侣已经过了各种考验，结婚早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当时有好几次，格林斯潘因没能摄入足够的水分而晕倒；当安德烈娅赶到医院去陪伴他时，格林斯潘最初是感到惊喜，然后心里充满了温暖的感激。直到在伽利略餐厅举行生日晚宴的几天后，格林斯潘才有机会报答安德烈娅。为了抵抗年华渐老，安德烈娅参加了纽约马拉松比赛。那天曼哈顿的天气很好，气温刚好超过4摄氏度，选手正好可以顺着西风跑；安德烈娅实现了她要跑完全程的决心，耗时5小时19分37秒，总排名24 783位，超越了3 291位选手。在比赛的中段，安德烈娅的腿有些抽筋，她停下来给格林斯潘打了个付费电话；当她到达下一里程的标志牌时，她的恋人已经拿着腿部支架、一管消炎软膏和香蕉在那儿等候。《费城询问报》（Philadelphia Inquirer）的一则简讯隐晦地报道说，一位著名的电视记者叫自己的一位“朋友”过来帮忙。然而，这位美联储主席置身于报纸之外的事实并不会削弱其举止的动力。除了母亲以外，这可能是格林斯潘在其人生中第一次如此身体力行地关心一个人。

两天以后，即11月5日，克林顿获得连任。尽管背负着个人丑闻以及1994年中期选举所带来的羞辱，克林顿仍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在克服了各种不利条件之后，克林顿已经成为第三位在20世纪中连续入主白宫的民主党人。离开投票点的选民在调查时表示，毫无疑问，选克林顿的原因就是强劲的经济。与此正好相反的是，1991—1992年持续酝酿的信贷危机最终导致他的前任没能获得连任。共和党人格林斯潘帮民主党提高了赢面，而这场胜利对克林顿总统简直可以算是一场救援，与这一点相比，格林斯潘身份上的尴尬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格林斯潘与克林顿团队的关系已经好到无以复加了，而当时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正是格林斯潘的老对手杰克·坎普。尽管过去的繁荣所造就的选举结果很合格林斯潘的心意，但这种结果也伴随着挑战。克林顿获胜的消息刺激股市创出了新高。格林斯潘已越来越没有底气忽视林赛的警告了。

在11月中旬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中，除了林赛，来自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的迈尼罕也向同僚表示：“我们正面临资产价格泡沫所带来的风险。”

数天之后，普雷尔邀请了知名的股市专家前往华盛顿的美联储总部。此次邀请暴露了美联储正在争论的问题。普雷尔在回忆录问道：“是否有迹象显示现在存在着过度投机？”新公司蜂拥前往股票交易所上市是不是意味着“过热”？假设泡沫存在，美联储可以做的事情又是什么？很明显，秘密地设定通货膨胀目标并不能让美联储无视泡沫，而且这一点还让美联储无法用利率手段处理泡沫。

林赛意识到，事态正朝着他预期的方向发展。他告诉《华尔街日报》负责经济报道的记者戴维·维塞尔（David Wessel），美联储正日益担心股市的泡沫。

维塞尔意识到这是一个好题材，但他希望得到格林斯潘的首肯。他的专栏草稿以这样一句话开头：“如果你是格林斯潘，你会不会担心飞涨的股市？”随后，他把草稿的拷贝发给格林斯潘的媒体主管乔·科因（Joe Coyne），并等待回应。

科因及时地回复了他。“我已经把你的文章转给格林斯潘主席，”他告知维塞尔，“他说这很有趣。”

维塞尔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批准。11月25日，他的文章刊登在了《华尔街日报》的头版上，标题为《美联储正忧心忡忡地看着股市的上涨》。

一周后，即12月3日，受普雷尔邀请的几位专家来到美联储的会议室，而格林斯潘及其同僚正在里面等候这些人。在会议刚开始时，格林斯潘向高盛的首席股市策略师艾比·约瑟芬·科恩（Abby Joseph Cohen）问了几个问题。艾比不怎么引人注目，个子不高，说话直截了当，还曾在美联储担任过经济学家，并且是共和党的忠实支持者。不过，她的回答却让人振奋：无须担心投机过度，因为市场还有足够的上涨空间。企业利润在增长，这为市场的上涨提供了合理的基础，经济增长也比官方数据所显示的要强劲；低利率环境使股权对投资者更具吸引力。根据艾比的预计，标普500指数至少被低估了1/4。

格林斯潘听了艾比的观点后，并没有作出任何回应。事实上，高盛顶级策略师如此显著的乐观态度证明，要意识到泡沫的存在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然而，这里可以总结出另一个教训，投资者如此高估股票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利率实在太低。换句话说，如果泡沫真的存在，那么美联储可能正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接下来发言的专家是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戴维·舒尔曼（David Shulman）。舒尔曼曾在1991年参加过类似的外部专家会议。在那一次会议中，格林斯潘终于完全了解到房地产市场问题的严重程度。这次在舒尔曼看来，格林斯潘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上一次，这位美联储主席正为千疮百孔的金融体系发愁，当时房地产贷款的坏账和储贷机构的破产正愈演愈烈。现在，他完全不需要为此担心了，而且他与白宫之间也不再那么针锋相对了。他对自己的工作得心应手，并且明显正乐在其中。

与艾比不同，舒尔曼并不看好市场的未来走势。他借助一张表向大家指出，标普500指数的市盈率已接近19倍，这是很危险的水平。在1968年、1972年和1987年，市场刚达到这个水平就崩塌了。泡沫心理的征兆无处不在：几乎每个月都会出现一本关于股市的扣人心弦的出版物；市场上出现了一批新的日内交易者，他们利用互联网平台购买自己经常在互联网聊天室中讨论的互联网股票。

格林斯潘接着向摩根士丹利的拜伦·韦恩（Byron Wein）提问。很明显，他是按照专家姓名的字母顺序来提问。

“韦恩！”主席说道。

韦恩当时63岁，没有头发且满脸皱纹。他当时心里想：“自从我退伍以后就没有人直呼过我的姓氏。”

“你对股市是持乐观态度的，是吗？”

“是的。”韦恩回答道。与艾比类似，他也用一个模型对股市估值和债券利率进行了对比。由于美联储创造的低利率环境，牛市将持续下去。

韦恩发现格林斯潘听得很认真。他感到美联储主席很赞同自己的观点。

在3位华尔街人士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以后，话筒被传递给了两位学者：一位是哈佛大学的约翰·坎贝尔（John Campbell），另一位是耶鲁大学的罗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这两位教授展示了一系列对比股价和股息的图表。根据这种股票估值的方法，市场被极度高估了。如果美联储提高利率，市场将迅速崩塌。

经过一上午的会议后，专家们到美联储的餐厅进餐。他们一边吃午餐，一边听着艾比对食物的评价。艾比认为，与自己1970年在员工餐厅所吃的食物相比，美联储的伙食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席勒顺便提到了早上辩论的问题，并问格林斯潘，美联储主席上一次利用天字第一号讲坛，就股市的水平发出警告，大约是在什么时候。有一位美联储经济学家回答说是1965年。这显示他对先例的充分了解，而这些先例随后将被认为非常有启迪作用。

午餐结束以后，韦恩叫摩根士丹利的同事向公司通报了会议的讨论结果。按照他的思路，此次会议的关键就在于格林斯潘认同自己对股市的乐观态度。他从格林斯潘看自己的眼神中意识到了这一点；格林斯潘的肢体语言说明了一切。韦恩向公司报告说，美联储已经给股市亮绿灯了。美联储不会阻挡股市的持续上涨。

数天之后，韦恩飞往休斯敦拜会了摩根士丹利的一位客户。他于12月5日稍晚的时候到达机场，随后他便前往酒店办理入住手续并睡觉休息。

12月5日的晚上，格林斯潘在美国企业家协会的年度晚宴中发表了演讲。该晚宴的举办地点设在了华盛顿的希尔顿酒店，该酒店的宴会厅宛如洞穴一般，里面挤满了各路人马。格林斯潘的演讲充满着历史和哲学。他表示：“货币是一种价值储藏载体和交易媒介。它在社会上起到了润滑作用，从而使整个社会能够正常运行。货币可以储存劳动力的工作成果并用于日后的消费，这种功能是资本累积的必要前提。”因为货币十分重要，所以有权力调节货币的中央银行必然会受到广泛关注，而美联储主席也会因此成为焦点人物。他提到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后者在创立美国第一家准央行以后便受到了普遍怀疑；他还提起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布莱恩是一位富有魅力的民粹主义者，代表着负债累累的农民的利益，并反对以黄金为本位的货币秩序。整个宴会厅里面人山人海，这些很严肃的来宾边摆弄着点心，边努力地想弄清楚格林斯潘的意思。

当演讲内容完成了四分之三的时候，格林斯潘为了照顾普遍的听众，放弃了迂回的表述方式。他大声地反问：“货币稳定到底意味着什么？”在一个制造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中，通货膨胀很容易被测量：1950年和1960年它生产的冷轧钢几乎一样，如果冷轧钢的价格在这期间出现了上升，通货膨胀便是背后的原因。然而，在一个由高科技和服务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中，过去的真理就变得不合时宜了。“一款软件或者一条法律意见的价格是多少？”格林斯潘若有所思地问道。1986年的软件与1996年的软件完全不同，因此比较两者的价格毫无意义。“我们该如何界定哪些价格是重要的呢？”格林斯潘继续问道，“当然，按照对通货膨胀的基本测量标准，产品和服务的现价是非常重要的。然而，我们该如何处理期货价格？该如何处理股票、房地产以及其他盈利资产这类对未来产品和服务的声索权的价格？”然后，在大多数听众被格林斯潘的演说绕晕后，格林斯潘问：“当非理性繁荣已经过度地抬高了资产价格时，我们怎么才能发现呢？”他缓缓地结束了演讲，并从讲台上走了下来。

格林斯潘回到安德烈娅旁边的座位上，并询问自己的演讲有没有很吸引她的地方。作为一辈子都在从事记者这行的资深人士，安德烈娅总能毫不迟疑地从格林斯潘的发言中挑出一句导语。然而，这次她的大脑中却一片空白：格林斯潘折磨人的演讲中竟没有让她感到具有新闻价值的东西。然而，关注美联储的记者均受到了维塞尔在《华尔街日报》上的文章的影响，他们同时都关注到演讲中提到的一句话：非理性繁荣。事实上，在格林斯潘开始演讲之前，路透社已经提前发文预警：“格林斯潘说，当非理性繁荣影响到股票、房地产时，美联储必定小心翼翼。”

格林斯潘对记者们的判断非常到位。向外界明确表示警告很可能会影响他的名声，他在成功避免这种可能的情况下，为他们撰写新闻报道提供了足够的素材。果然，当放置到头条位置、关于非理性繁荣的评论传到金融产品的交易柜台时，市场作出的反应完全符合格林斯潘的预期。美联储似乎要对泡沫采取行动了；能在夜盘交易的股票期货价格应声急剧下挫。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市场紧随其后；接着是日本和欧洲各国。对冲基金的经济学家约翰·梅金（John Makin）在离开希尔顿宴会厅的时候并没有感觉有什么东西值得传达。然而，当他刚回到酒店，电话铃声便一直响个不停。其交易员正紧盯着基金的隔夜头寸，当他们看到新闻后便开始感到恐慌。

第二天凌晨6点左右，韦恩正在休斯敦的酒店睡觉。他突然被电话铃声吵醒了。电话是摩根士丹利的首席债券交易员打来的。

“你这混蛋，”那位交易员撕心裂肺地叫着，“你告诉我们，你确信格林斯潘认为市场价值没有被高估。”

过了一会，韦恩的电话再次响起，这次是摩根士丹利的首席股票交易员打来的，他在电话中也没有给韦恩什么好脸色。

当纽约证券交易所开盘时，它延续了其他市场的跌势。当席勒听到关于格林斯潘的评论的新闻报道时，他正在送孩子去纽黑文上学。“我想知道，这到底和我有没有关系。”他自言自语道。

然而，市场很快就开始反弹了。当交易员拿到格林斯潘的演讲全文后，他们就意识到其演讲与新闻头条存在明显区别。可以肯定的是，格林斯潘是故意发出的警告；市场听命于自己，这让格林斯潘很满足。然而，仔细读完其演讲的文本之后，人们就会清楚地发现，其警告的实质内容已经被他自己完全消解了，很难从中看出他要通过提高利率的方式来给市场降温。“美联储无意通过紧缩货币政策来抑制股市，”美林公司的经济学家布鲁斯·斯坦伯格（Bruce Steinberg）如此说道，“只有当美联储相信通货膨胀的气氛需要自己动手时，它才会采取紧缩货币政策。”格林斯潘温顺的警告反而让投资者相信，他们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不会提高利率，他只是发表演讲。”一位华尔街从业者不屑一顾地评论道。

当天收盘的时候，标普500指数几乎收复了所有失地。如果这就是美联储打算给出的最严厉措施，那么就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牛市了。

对于自己的警告并没有发生太多的影响，格林斯潘可能甘之如饴。他对边缘人的角色很迷恋，这种性格中的消极面似乎对这种局面很满意，即他可以示意股市的繁荣有些过头，而他的示意又没有被认真对待。通过公开演讲，他保证了自己的观点的连贯性。在年轻的时候他曾撰文对泡沫提出了严重警告，这一次他无疑维持了自己对该观点残留的忠诚。另外，由于没有造成影响，他又能使自己免于采取进一步措施的责任：股市的问题与他无关，因为他无能为力。当然，这种无力的论调是值得怀疑的：如果他能稍微暗示一下自己将通过紧缩货币政策来抑制股价，那么市场的反应就会完全不同。当美联储最终在接下来的3月将利率适度地提高25个基点时，标普500指数在一周之内下跌了5%。然而，自此之后，美联储有些退缩了，而市场再次扭头向上。

如果拒绝对泡沫采取措施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那么这个错误也不仅仅是由格林斯潘一个人造成的。当时，为通货膨胀设定目标已经成了全球共识，在这种情况下，央行势必会轻视泡沫的严重性。和这个共识相比，美联储主席对市场脆弱性的警觉令人钦佩。格林斯潘在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的悲剧在于他并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对金融的敬畏：他认为，设定通货膨胀目标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然而限定资产价格却很难；他不喜欢面对这样的舆论环境，即愿意承认美联储有对抗通货膨胀的责任，却又不同意美联储为了降低资产价格而使民众的储蓄蒸发。格林斯潘的复合性格在其公职生涯中一直限制着他，而悲剧正是由此产生的，一方面要保持观点上的诚实，另一方面又不情愿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在距此时9年前的任命听证会中，参议员威廉·普罗克斯迈尔曾总结了格林斯潘在福特政府时期的基调：他是一位和善的、亲切的、让人感到舒服且越来越受欢迎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当面对基辛格这样的对手时，他宁愿被动地用拖延战术将自己隐藏起来，而不是正面交锋。同样，在里根政府时期，格林斯潘与供给理论的幻想家围绕赤字和黄金进行了辩论；然而，他总是暗地里、借别人之手采取行动。当格林斯潘就任美联储主席后，他在布什政府时期冒着失去人心的风险压制了通货膨胀。然而，在克林顿政府时，面对热火朝天的股市，他虽然清楚地认识到了泡沫背后的危险，却不敢大胆行动。

1996年12月17日，格林斯潘的主要批评者林赛以美联储委员的身份参加了最后一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他预测，市场在1997年会走得更高，这在将来会导致更大的麻烦。他明确地认为，美联储需要对此采取措施。

“我将会做另外一场演讲。”格林斯潘面无表情地回答道。

“不要拖一整年才实施。”林赛黯然地回击道。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其余的成员都笑了。通过自嘲自己的无能为力，格林斯潘把维护金融稳定这整个事情弱化成了命中注定的内部玩笑。

虽然林赛满脑子都在想着泡沫，但格林斯潘的脑子日益被其他东西占据了。1996年圣诞节，在与朱迪·伍德拉夫和艾尔·亨特度过传统的礼物嘉年华以后，格林斯潘与安德烈娅回到他们位于华盛顿的住所，该住所位于一条蜿蜒的、树木茂密的道路边上。这个圣诞节出奇地暖和，气温超过了15摄氏度，让人觉得大自然把冬天暂停了。格林斯潘面对着安德烈娅，问道，她想要一个大型婚礼还是小型婚礼？

这与他谋划正式计划时的情况如出一辙。安德烈娅回忆说：“就如他在国会委员会的一些证词那样模棱两可。”如果想完全明确他的爱意，她就必须将就两个月之前在自己的生日宴会上格林斯潘的祝酒词。就如格林斯潘的非理性繁荣演讲，他在生日宴会上的发言明显隐藏着重要信息。这些信息被加密，从而为更改或反悔留下回旋的余地。格林斯潘要为最不想失去的东西设置一道保卫网，而他最不想失去的就是行动的自由。兰德主义信念曾经是其公共政策立场的源泉，现在则消失得差不多了。然而，其中与个人主义相关的部分依然存在。婚姻意味着正式舍弃自主权。直到70岁、直到罗斯去世以后，格林斯潘才开始自己的第二段婚姻。

数天之后，在他们于纽约首次约会的20周年纪念日上，格林斯潘和安德烈娅邀请了几位朋友一起吃饭。当他们对到场的来宾宣布双方要结婚时，《华盛顿邮报》的老板凯瑟琳·格雷厄姆尖叫了起来，新闻主播吉姆·莱勒立刻打电话告诉了自己正在家中养病的妻子。“没有想到我们会如此受人尊敬。”安德烈娅写道，对于很有开拓性的职业女性而言，这种出人意料的传统观点显然是一种背叛。

又过了一会儿，格林斯潘对他的一位朋友吐露说，他早就应该求婚。当他的朋友把这番话告诉给安德烈娅时，她看起来很得意。

“他真的这样说？”她轻轻地问。

23
“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经济状态”
“THE BEST ECONOMY I'VE EVER SEEN”

新娘穿着一件乳白色的短款奥斯卡·德拉伦塔礼服，搭配了一顶药盒帽，手中捧着一束乳白色、香槟色和粉红色玫瑰组成的花束。新娘的父亲看上去精神抖擞。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露丝·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担任这场婚礼的主婚人。新娘7岁的教女担任花童，这个小女孩一直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能明显感到她既紧张又兴奋。与此同时，新娘的未婚夫则很有挑衅性地保持着平常的模样。他没有选择礼服，反而穿了一件海军蓝的、细条纹商务套装。这件衣服一直很不显眼地被挂在他的衣橱中；他不断地向聚集在花园里的朋友报以顽皮的笑容。该花园附属于风景如画的客栈，而该客栈则坐落在弗吉尼亚的乡村，距华盛顿差不多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就在婚礼庆典接近结束、金斯伯格法官正要宣布他们喜结连理的时候，雨水开始向人群倾泻而下，使这个人造的英国式景观更添了几分真实感。就在客人们都被淋湿后，新郎弯腰，给了新娘一个长长的吻。他换了一口气，又继续深吻起来。

“他就是个动物，他就是个动物。”花童的父亲艾尔·亨特低声说道。

“情欲过剩。”科林·鲍威尔将军附和道，他是海湾战争的主导者，同时也是下届总统的热门人选。

一直到1997年4月6日，即他们举办婚礼的那天，格林斯潘和安德烈娅都希望将这件事局限在私人朋友圈中。安德烈娅甚至亲自前往《纽约时报》发表结婚声明，而没有选择华盛顿本地的媒体。然而，由于受邀的宾客都是公众人物，所以基本不可能将消息控制在私人朋友圈中。亨利·基辛格会带着他的保安一起出席；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和约翰·华纳会出席；《华盛顿邮报》的老板、在华盛顿社交圈极有声望的凯瑟琳·格雷厄姆也会到场。不可避免地，花边新闻的作者也会到场捕获素材，尤其是《华盛顿邮报》非常著名的社会肖像画家洛葛仙妮·罗伯茨（Roxanne Roberts）。

“这些吻是不是意味着一个全新的、浪漫的格林斯潘出现了呢？”罗伯茨问道。

格林斯潘放声大笑并挑着眉毛说道：“你永远不会知道的。”

这对新婚夫妇为媒体的摄影师们摆了几个姿势，摄影师恳求他们再吻一次。

“待会再继续吧！”安德烈娅俏皮地说。

客人们从潮湿的花园移步到餐厅。小华盛顿酒店（Inn at Little Washington）的饭菜历来都享有盛名，婚礼的侍者们为客人们呈上了精挑细选的七道菜：甜椒汤、腌制鹌鹑蛋配芦笋、炭烤三文鱼、欧芹烤羊排，它们被固定地摆放在了摩卡和碎太妃糖装饰的四层婚礼蛋糕。“这是一场四星级的晚宴和一个四星级的吻。”电视新闻记者蒂姆·拉瑟特（Tim Russert）说道。当宴席结束后，客人们乘坐大巴车返回了华盛顿。第二天晚上，在世界银行时任行长沃尔芬森位于华盛顿的家中还将举办另一个庆祝派对，这些人会继续参加。

后来，格林斯潘笑着说，娶到安德烈娅是其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次胜利。在犹太人中，没有任何求婚者可以设法娶到两位没有亲戚关系的米切尔。然而，格林斯潘不仅做到了，而且还赢得了更多的东西：在40年后，他结束了自己的单身生涯，上交了自己的自治权。他显然并不排斥婚姻：他曾经有过两次婚姻。尽管如此，他还是在27岁到71岁这段时间内保持着单身的状态。他宁愿选择保持一系列的暧昧关系，这样的关系将不会影响他证明自己绝非是边缘人物的雄心。在44年的单身生涯中，他约会过新闻节目主持人、参议员以及选美大赛冠军。然而现在，他在举世瞩目中将自己交给了一个人。“我一定会让她一辈子快乐。”他向参加婚礼的宾客自豪地宣布。如果这句话是从其他新郎口中说出的，那么可能显得很平淡。然而，在这位身穿海军蓝商务套装、出奇诚实的人口中，这就是他能发出的最深情的表白了。

格林斯潘和安德烈娅实在忙得挤不出时间度蜜月了。他们在自己的家中度过了新婚之夜。两天后，他们前往白宫参加国宴，这是他们最钟爱的活动。当天，安德烈娅穿了另一套奥斯卡·德拉伦塔的黑色蕾丝长礼服；这一切都很方便，因为德拉伦塔是格林斯潘的一位朋友，而安德烈娅也不介意格林斯潘是在和沃尔特斯约会的时候结识他的。在此次国宴中，这对夫妇与克林顿被安排在了同一张桌子上，安德烈娅发现自己身边坐着著名影星丹·艾克罗伊德（Dan Aykroyd），后者曾因主演《布鲁斯兄弟》（The Blues Brothers）和主持《周六夜现场》（Saturday Night Live）而出名。同桌的还有玛丽路易丝·奥兹（Marylouise Oates），她曾经在20世纪60年代反战运动中和克林顿家族关系密切。当天晚上的某个时刻，艾克罗伊德和奥兹忽然唱起了歌。他们热情地唱着披头士乐队的老歌，仿佛两个人又回到了青葱岁月，那时罗伯特·肯尼迪还没有被刺杀，而理查德·尼克松还是敌人。安德烈娅不禁觉得，国宴厅中悬挂的林肯画像与这首20世纪60年代的民谣极不协调。格林斯潘对于这种不和谐自然更加尴尬了。克林顿政府的根基在于反主流文化，而格林斯潘曾经作为尼克松的助手与之战斗过。现在克林顿这些人终于取得了胜利，而格林斯潘却坐在他们当中，并且他自己对经济的管理措施又使这些人能在白宫多待4年。

除了将话题转到披头士乐队外，奥兹还带来了一些建议。她和她身为政治顾问的丈夫鲍勃·施鲁姆（Bob Shrum）认为，蜜月旅行不应该就这么轻易地被略过。格林斯潘和安德烈娅还是应该一起出去转转。施鲁姆推荐他们去威尼斯。

格林斯潘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行程安排。6月他在瑞士有一场关于货币政策的会议。会议结束后，他可以挤出时间去威尼斯。安德烈娅会陪他一起前往瑞士，忍受德国时任总理科尔主持的冗长乏味的午宴会，同时还要尽量避免遇见记者，防止记者通过她猜测美联储主席的行程安排。当这对夫妇离开瑞士时，安德烈娅还在抱怨，这简直是历史上最不浪漫的蜜月。然而，当他们抵达威尼斯的齐普里亚尼酒店（Cipriani）时，一切都回到了正轨。格林斯潘和安德烈娅一起在室外的咖啡厅用餐，一起购物，一起去教堂，一起游览犹太人的老居民区。

最后，格林斯潘问：“这座城市产生附加值的是什么？”

“你问的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他的妻子笑着回应道。

“然而，这整座城市就是一座博物馆。思考一下，到底是什么使它保持到了现在。”

安德烈娅停下脚步，看着他。“你应该看看这里多么美丽。”她温柔地责备道。

格林斯潘幸福的生活也正是经济繁荣的反映。1997年的夏天，当美联储主席第一次断定生产率大幅提升时，经济状况甚至比1996年的秋天还要好。失业率已经下降到了5%以下，同时通货膨胀正逐渐向珍妮特·耶伦提议的2%缓慢移动。格林斯潘现在对自己的生产率学说非常自信，并开始公开宣扬。在7月时，他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说：“极有可能出现一种百年一遇的现象，它会将美国乃至全世界的生产率推高至一个全新的轨道。”当天傍晚，标普500指数迅速上升了2%以上。格林斯潘或许仍然对股市泡沫的风险有所担心，但他对于技术的乐观态度不断使这种担心变得越来越淡漠了。

回顾这段日子，《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戴维·维塞尔注意到，格林斯潘立场变化的过程被报纸的漫画家记录了下来。多年来，漫画家一直将格林斯潘刻画成了一个严厉的、以屠杀为乐趣的人物。“当经济开始恢复的时候，就将它扼杀在萌芽期！”一个长相酷似格林斯潘的园丁一边大吼，一边疯狂地踩着刚冒出的萌芽。在他的婚礼刚刚过后，一位漫画家画了一幅美联储主席的漫画，后者穿着睡衣喊道：“亲爱的，你介不介意检查一下床底下是否有通货膨胀的苗头？”然而，由于格林斯潘令人愉快的生产率学说振奋了市场，漫画中的调侃语言也经历一次变革。有一幅两格漫画，其是一张显示指数正在上升的图表，上面标有“美国经济”的字样，其标题是“卓越的成就”。漫画的第二格画的是，格林斯潘宣布他持乐观态度，其标题是“确实卓越”。

1996年12月格林斯潘曾质疑股市是否过热，但自当日至1997年8月初，标普500指数已经上升了整整27%。“非理性繁荣”这个术语成了记者们的至爱，它每天在美国的新闻报道中会平均出现两次。然而，这个术语出现的次数越频繁，市场上涨得似乎就越快。如果格林斯潘放缓增长的意图已退变为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文化基因，那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这种非理性繁荣了。

“如果不是在物价中，而只是在资产价格中出现了膨胀，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货币政策？”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凯茜·迈尼罕在1997年8月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问道。

格林斯潘提醒她，他已经在关于非理性繁荣的演讲中，明确地提出过这个问题。8个月后，他并没有为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找到答案。美联储的政策工具箱里只有一种已经被证明的有效工具：强有力地改变短期利率。

“我们有一种工具，以及相互矛盾的几个目标。”格林斯潘为自己辩护道。“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接着他又说道，“日本人本应该做些什么呢？”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日本曾经也经历过类似的局面，即其消费价格保持平稳，而股票和房地产则出现了具有破坏性的泡沫。

“事后之明告诉我们，应该尽早戳破泡沫，然而，事前之明又如何使我们知道已经出现泡沫了呢？”

“我不知道该怎么判断。”格林斯潘回应道。只有一个工具却有两个目标，面对这个问题，美联储试图构造出第二个工具：通过利率来管理通货膨胀，同时利用舆论引导资产价格。不过，至少在格林斯潘看来，这个策略已经被证明是无效的了。股市轻而易举地就推翻了其关于非理性繁荣的演讲。

“这个策略曾经成功过。”一位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成员反驳道。

“只是暂时成功过。”格林斯潘回应道。

在各式各样的利好消息中，一团乌云正从地平线缓缓升起。强大的美国经济，相对强大的美元，正在其他市场引起骚动。第一个恶果出现在泰国。当时，泰铢的汇率与以美元为主的一篮子货币保持着固定关系。因此，当泰铢跟着美元一起升值后，泰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就减弱了，这导致其贸易赤字惊人地上升。为了支付进出口逆差，泰国不得不向其他国家借债。然而，这种方法很难持久。很快，投机者就发现泰铢的固定汇率制迟早会瓦解，于是他们大量出售泰铢，从而引发了预言的自我实现。1997年7月1日，固定汇率制崩溃，泰铢急剧贬值，这使得泰国的经济总量缩水了1/6，约有1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从泰国中央银行流入到投机者的手中。

泰国爆发危机之后，恐慌迅速蔓延到周边国家。8月，印度尼西亚的货币被迫贬值11%，马来西亚也受到了市场的攻袭。相比较于两年半之前的墨西哥危机，东亚这次金融危机对格林斯潘来说，仅仅是一点小火星，根本不值一提。墨西哥不仅是美国的邻邦、伙伴，还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成员国；东南亚和美国则相隔半个地球。此外，上次对墨西哥的援助引起了美国国会的指责，这次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都不想将美国纳税者的钱投向亚洲。当年9月，格林斯潘前往中国香港参加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会。与会者就此次危机展开了激烈的讨论。马来西亚时任总理马哈蒂尔要求出台一部禁令，以遏制“非必要的、非生产性的、非道德的”货币交易。格林斯潘耐着性子和亚洲的金融官员们开了几次会议，可能由于有安德烈娅陪着他，所以他表现得很低调。他们的朋友詹姆斯·沃尔芬森一直不断告诉别人，这是一对新婚夫妇，而伊莱恩则会陪着安德烈娅选购珍珠首饰。当安德烈娅带着她的战利品回来时，格林斯潘总会问道：“你都买了些什么？”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亚洲危机的影响越来越大。很快就波及中国香港，10月27日，在经过一段异常艰难的日子后，华尔街给出了同情的回应，它遭受了自1987年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然而，在格林斯潘看来，这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如果亚洲需要救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向其施以援手。如果华尔街出现了昏厥，那么可能使这件事产生一点点的转机。一次强烈的市场修正可以打破美联储面对的僵局，即有两个目标却只有一种政策工具的问题：既然格林斯潘没能说服市场，那么亚洲金融危机至少可以让它冷静一下。在华尔街股市下跌之后的两天，格林斯潘出席了美国国会的听证会。通过强调实体经济不太可能受到波及，他谨慎地对抛售表示欢迎。由于在美国的进出口中，东南亚所占的份额微乎其微，所以它对美国的经济繁荣几乎不会产生影响。

如果说，有一个国家可能使格林斯潘软化自己的态度，那就是韩国。这个国家的经济规模比其他几个国家都要大，是印度尼西亚的2倍、泰国的3倍，而且它的国际债务规模非常庞大，如果韩国违约，那么就足以使美国的银行破产。然而，韩国看起来经济没那么容易崩溃。不可否认的是，韩国的债权人因与泰国部分破产公司存在牵连而承受了损失，从而使韩国逐渐被卷入到这场危机中。不过，韩国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近240亿美元。如果韩国的金融企业因为东南亚的金融危机而出现美元短缺，韩国中央银行可以向它们出借所需的外汇。美国完全没有必要出手救助。

11月20日，美联储国际事务部主管泰德·杜鲁门前往韩国考察。他怀疑事情有些不对：韩国原财政部长刚刚被免职，只是因为他表示韩国需要一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急贷款。然而，当杜鲁门与韩国中央银行行长李景植（Lee Kyung Shik）会面时，所有的问题都暴露无遗。韩国所有的外汇储备几乎都被挪作他用了。它们已经被用来支撑这个国家的银行了，因为这些银行需要用这些外汇储备来应付不断从韩国撤离的其他国家的资金。

当杜鲁门意识到韩国目前的绝望处境时，他想知道为什么当时韩国新任的财政部长会承接这个资产组合。

“因为他还没有看到这些账目。”李景植回答。

几天后，即11月25日，李景植与格林斯潘在华盛顿的美联储总部会面，并一起共进早餐。杜鲁门之前已经提醒过格林斯潘，韩国的实际外汇储备远远低于其公开宣布的数值，所以格林斯潘向李景植寻求确认。然而，这位韩国中央银行行长却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一切都很正常。韩国完全可以掌控住局面。

格林斯潘对此推断，李景植既不完全了解真实情况，又不愿说出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如果他想从格林斯潘这里获得帮助，他就不该如此工于心计。

第二天早上，美联储负责研究韩国的高级经济学家查尔斯·希格曼（Charles Siegman）受邀和韩国中央银行代表团的一位官员会面。这次，韩方传递的信息再次发生了变化。韩方向希格曼表示，韩国违约可能是迟早的事，因此急切地需要美联储的帮助。他希望美联储能利用中央银行互换货币信贷额度的方式。美联储将向韩国中央银行提供美元，而韩国中央银行则向美联储提供等值的己国货币。

为了弄清楚韩国外汇储备的真实情况，希格曼质问韩方，为什么违约会如此迫近。显然韩国中央银行可以使用其外汇储备来应对这次危机。

这位官员回答，外汇储备已经消耗殆尽。多数外汇储备都被用于支撑韩国境内的银行系统。

当希格曼将这个信息转述给格林斯潘时，格林斯潘把互换货币信贷额度的建议排除在了可选择的范围之外。如果韩国真的濒临危机，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牵头处理这件事情。在美联储的不同历史时期，它的领导者都设想过国际协议的责任问题。不过，格林斯潘更倾向成本最低的观点。如果国际事件影响了美国，美联储就会采取措施，比如墨西哥，就适用这一点。然而，总体而言，格林斯潘更希望避免国际事务，而且毫不在乎他是全球化时代的美联储主席。

无论格林斯潘如何看韩国，他都得对得起自己在克林顿政府中的盟友。听完希格曼的汇报后，格林斯潘拨通了劳伦斯·萨默斯的电话，将此事交由后者处理。随后他又匆忙向美国财政部的罗伯特·鲁宾简要地说明了此事。

美国财政部的国际团队被召集在了一起，随后，鲁宾开始进入其典型的倾听模式。他提出问题，然后在一册黄色标准便笺簿上做笔记，努力使自己的思路一直清晰。不过，他并没有明确的方向。一方面，如果韩国违约，势必将会造成相当大的损失；金融危机的恐慌可能会蔓延，进而将其他新兴经济体吞没。另一方面，对韩国的救助也没那么简单。韩国的债务规模十分庞大，一旦它的外汇储备被认为是虚构的，那么它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国际公信力将荡然无存。韩国当时正处于大选前夕，这也对救助构成了障碍。救援措施必须以韩国政府的改革为前提。只要韩国政府的结构仍然存在疑问，他就很难给出有意义的承诺。

第二天是美国传统的感恩节。鲁宾开始了另一轮的头脑风暴和电话会议，他需要把克林顿的外交政策顾问拉入自己的圈子。因为正处于假期的原因，克林顿的智囊团们只能分别在各自的家中待命。有那么一刻，美国时任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不得不一手接电话，另一手给火鸡刷油。这些顾问提出的建议越多，鲁宾越明白，他们都支持救助方案：韩国在战略上太重要了，因此不能放弃。美国的军队驻扎在韩国的领土上，如果危机继续加深，将影响美国的军事安全。

随着商议的进行，格林斯潘接受了救助的解决方案。如果他在白宫中的朋友想这么做，他当然不会反对。不过，当他在公开场合谈论起这次危机时，他的声明很难说是在增强大众对这次救助的信心。12月2日，在纽约的一次演讲中，格林斯潘向新兴经济体中奄奄一息的众多银行哀叹道：政府干预导致政治盟友之间出现了巨额不良贷款。他很担心，在很多国家，整个银行系统都处在“崩塌的严重风险中”。显然，他并不顾忌这种言论对已经忐忑不安的投资者所施加的影响。在接下来的问答环节，格林斯潘补充道，如果一个国家不进行改革的话，多少钱都不能使它脱离危机。这暗示，投机者们不应该过多受到所公布的救助计划的影响。

12月3日，韩国收到的恰恰是格林斯潘曾极力反对的救助类型。在鲁宾和美国财政部的紧密配合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将向韩国提供550亿美元的官方贷款。这笔贷款将被用于安抚争先恐后地从韩国撤资的各家银行。然而，就在这个消息公布后的几天，格林斯潘不留情面的警告却被证明是正确的。从12月8日起，韩国货币再次开始贬值。

12月16日，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格林斯潘表达了远离亚洲动荡的奇怪观点。“旁观事态的发展会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他凝视着同僚，说道，“我们的金融机构在亚洲还没有借出过太大数额的贷款，而且即使这些贷款的90%都无法偿还，也不是什么大事。”除此之外，格林斯潘崇尚市场机制、支持自由放任机制，他并不相信进一步救助的尝试是明智的选择。“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现金大笔流入亚洲，我认为，人们将发现，那些国家实施的依然是之前的政策，”他预测道，并再次重复了1975年他在纽约破产危机中的观点，“它们将按照自己意愿行事，而正是这种行事方式导致它们陷入了麻烦。”

第二天，韩国的新总统诞生了。市场再次下滑：韩国当选总统金大中要求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条件进行重新谈判。鲁宾拜访了美国国会，就韩国的严重形势向立法者做了简单的概述。格林斯潘一同参加了会谈，并再次重申了自己的观点。不管美联储主席向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同僚发表过什么样的怀疑性言论，他都是美国财政部团队的忠诚成员。

当天晚上，鲁宾在杰佛逊酒店（Jefferson Hotel）召集了他的顾问。这座酒店是他担任美国财政部长时的住所，位于白宫北部的几个街区，是一处外形优雅的建筑。

“某些问题是没有解决方法的。”他严肃地说。如果美国对韩国实施第二次救助，还不能对市场产生影响，这将损害美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上的公信力。另一方面，韩国对美国的经济和地缘政治作用都非常重要，因此不能任其陨落。如果有切实可行的方案能帮助其脱离困境，鲁宾将会尽力援助的。

为了得到事情的解决方案，鲁宾的顾问启用了一种自沃尔克时代以来就从未使用过的方法。对墨西哥和韩国的第一次救助，克林顿政府依靠的是紧急援助加上危机发生国的政策改革。现在，解决韩国问题的第二剂药方，必须再加上第三个措施：向私人债权人施压，以此来阻止他们继续撤离资金。和当年墨西哥危机不同的是，韩国的外债主要由银行贷款组成，而不是分散在众多投资者手中的债券。政府可以将银行家叫到一起，让他们持续贷款。这次银行并不是被救助的对象，而是施加援助的一方。

然而，这种方法有一个障碍。格林斯潘对强硬的施压策略有所犹豫。他可以理解，相比于用美国纳税人的钱来援助韩国，或让一个重要的经济和军事盟友因违约而陷入混乱，依靠银行来实施救助将是更好的办法。不过，对于用恫吓的方式要求银行将资金继续留在韩国，格林斯潘表示了疑虑。这正如他曾怀疑科里根在1987年危机之后的做法一样，后者曾向银行施压，要求银行继续贷款给经纪商。毕竟，其纽约演讲的主旨就是，政府不应该干预私人借贷者的决定。

格林斯潘向鲁宾表示，他不会主动呼吁银行家们这么做。如果鲁宾一定要向他们施压，那么他只能自己去给这些人打电话。

鲁宾接受了这个主要强迫者的角色。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召集了几家银行的主管并威胁道，如果有银行不配合此次救助计划的话，他就会让这些银行公信力扫地。不过，他并不会独自去做这件事。不管美联储主席有什么顾虑，美联储都不得不帮忙围堵这些银行家。即使从个人角度来说，格林斯潘并不想卷入到这件事中，但他还是这么做了。

一周之后的平安夜，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威廉·麦克唐纳在自己的会议室召集了纽约州6家主要银行的首脑。

麦克唐纳向这些银行的首脑宣布：“国际机构和美国政府授权我告诉你们，游戏已经结束。”美国纳税人的钱不会被注入韩国，以此来补偿某些轻率的债权人。“如果你们继续用现金偿还你们的银行信贷额度，那么流入韩国的国际资金很快就会停止，”麦克唐纳咆哮着说，“我在平安夜把你们叫到这里，绝不是为了跟你们说圣诞快乐。”

这些银行首脑要求互相商量一下，于是麦克唐纳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这不得不使人们联想起某个历史时刻。90年前，约翰·皮尔庞特·摩根也是把华尔街的金融高管们锁在了他的图书馆，要求他们出资阻止1907年的市场恐慌。这次，恰恰正是JP摩根的CEO随后找到了麦克唐纳，传达了银行家们的共同决定。

“我们决定发表声明。”JP摩根的CEO说道。对于韩国方面即将到期的债务，这些银行将会放宽还款期限，而不是要求韩方迅速偿还。不过，他接着又说道，这个声明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公之于众。各家银行的对外沟通部门都放假回家过圣诞节了。

“威廉，毕竟今天是平安夜。”他解释道。

“我的新闻发布官还在上班，他会很乐意发布这份声明的。”麦克唐纳说道。随后，或许他想起了美联储主席对此事的敏感态度，他又加了一句话：“当然，不会使用美联储的便笺纸。”

很快，一份以银行家们集体署名的声明就被拟好了。“我们坚定地相信，一个市场化的私营部门融资计划将提供最佳解决方案。”声明中如此写道，其遣词造句很可能是经过了仔细斟酌，以便减缓格林斯潘对自由市场的顾忌。然而，事实上，这个“私营”部门融资计划就是政府运作的结果。除此之外，美国政府几乎同时向韩国方面提供了官方贷款，这就意味着纳税人将继续为银行家们的愚蠢买单。

格林斯潘并没有对麦克唐纳粗暴对待各大银行的做法表达良心上的不安，他仍旧是一位具有团队精神的人。相反，当一家主要银行的首脑要求格林斯潘就官方的强制行为进行解释时，格林斯潘反驳道，这是债权人出于自身的强烈兴趣而帮助韩国免于彻底垮台。不过，华盛顿的其他经济自由主义者毫不留情地谴责了这次救助。坚持经济自由主义的国会议员罗恩·保罗（Ron Paul）抱怨道：“如果我们今天将紫色颜料涂在美国纳税人的钱上，并将这些钱送给这些国家，那么明天华尔街的特权人士就会带着被染成紫色的钱包四处转悠。”

经济自由主义者对这次救助攻击得越猛烈，格林斯潘越被视为这笔交易的支持者。为了使自己免受美国国会右翼的舆论攻击，鲁宾开始将公众的视线引向参与了这项计划的格林斯潘：如果一位坚持经济自由主义的共和党人帮忙起草了这个计划，这就肯定不能被描述为银行家们的一项福利。按照这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格林斯潘成了一项政策的缔造者，而其实他最初对这项政策的态度是摇摆不定的。这将对他的名声造成永久的影响。

到1998年春季，韩国的状况开始好转。无论格林斯潘是否乐意，美联储逐渐开始被视为全世界的中央银行。

韩国的金融逐渐稳定下来，然而华尔街依然在议论此事。到1998年3月的最后一周，标普500指数和1997年年初相比，上升了50%，而自格林斯潘著名的“软着陆”后，标普500指数已经上升了140%。火热的股市使得资本变得廉价而充裕，从而掀起了资本市场上的并购狂潮。并购浪潮推动银行类股票在几年内翻了3倍。

1998年3月26日，格林斯潘面对面地领教了华尔街极度亢奋的情绪。当天上午11点，健壮结实的65岁布鲁克林本地居民、曾经白手起家创建了旅行者保险集团的桑福德·威尔（Sanford Weill），在美国第二大银行花旗银行的董事长约翰·里德的陪伴下来到美联储主席的办公室。为了躲避公众的视线，这两位金融大佬分别搭乘了不同的飞机和车辆从纽约前往华盛顿。他们偷偷地从美联储艾克尔斯大楼（Eccles Building）的后门溜进了格林斯潘的办公室。不过，一见到格林斯潘，威尔和里德就将自己的计划全盘托出。他们准备创建一家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公司。

他们计划将花旗公司和旅行者保险集团进行合并，这无疑是非常大胆的。它不仅将创造史上最大规模的公司联姻，还将挑战合法性的边界。自1987年以来，美联储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第一个缺口逐渐扩张成了巨大的漏洞：有一条禁令彻底变成了无用之物，一家控股公司开始同时开展证券承销和银行信贷两种业务。然而，旅行者保险集团和花旗公司的联合仍然超过了允许的范围，因为它同时包含了证券承销和信贷以及保险业务。法案只是写在纸上的东西，因此这两人能加紧推进两家公司的联合。不过，除非美国国会可以通过一项改革追溯式地允许他们的并购，否则他们最终还是不得不分开。

长期以来，威尔和格林斯潘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1977年，威尔曾聘用格林斯潘担任自己的顾问，而格林斯潘则会在每周一的例会上阐述自己对经济的看法，他对商业价格的感觉让人印象深刻。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夏天，威尔的儿子曾经在格林斯潘的公司工作过，两个人都和前总统福特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福特曾经在威尔的多家公司担任董事一职。现在，坐在美联储主席的办公室里，威尔将自己的计划告诉了老朋友。他想确定自己可以得到美联储主席的支持。

格林斯潘谨慎地回应了威尔的方案。恰恰因为他们过去的友谊，所以他需要谨慎对待这件事。每当他与威尔讨论监管问题的时候，他就小心翼翼地让美联储的法律总顾问也出席会议。

“好，我们会考虑的，”格林斯潘说，“你可以预见到未来将会有一次非常严格的检查。”不过，显然他没有拒绝，这让威尔和里德受到了鼓励。

格林斯潘毫无表情的脸隐藏了自己相互冲突的反应。一方面，花旗银行和旅行者保险集团的合并象征着金融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达到了高潮。30年前，格林斯潘曾在尼克松政府的金融现代化委员会任职，当时他就是这种趋势的捍卫者。另一方面，威尔是在冒险，他的肆无忌惮有点令人不安。他的自信无疑有点冒昧，因为美国国会可能并不会通过他所需要的法案，从而拒绝其保险业务与银行业务的结合；毕竟，在过去的10年里，曾经有10次推翻“全能银行绊脚石”的尝试，但都失败了。与此同时，这笔并购将在已经过热的市场上火上浇油。当威尔的交易被公开时，银行的股票价格必将飙升，华尔街无疑将打破一切纪录。

威尔拜访格林斯潘后的第五天，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再次召开了会议。即使不知道“旅行者–花旗合并案”，委员会的成员们也可以预料到，美国经济将达到这样的阶段：繁荣将陷入自我谐拟。当时美国的失业率已经降到了4.6%的水平，为近25年以来的最低值；具备热门技术的工作者不断从一个雇主处跳槽到另一个雇主处，以寻求更高的工资。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报道说，在德州仪器总部对面的高速公路旁立着一块广告牌，其上自问自答道：“为什么工程师要过马路呢？为了得到一份更好的工作。”

格林斯潘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中唯一知道花旗银行和旅行者保险集团正在进行合并的人，但是他却没有就此吐露一个字。相反，他对同僚作出了让步：“目前的经济状况绝对是不寻常的。”尤其是股市，它被公司的盈利预期所支配，而这种预期“完全是不切实际的”。与此同时，有风险的公司所负担的借款利息，几乎与无风险政府债券的利率相差无几。银行职员的行为仿佛表明，风险已经以某种方法被消除了。“这个体系中的不确定性太低了，”格林斯潘注意到，“人类的本性并没有改变，当它显露出来的时候，一切看起来就会完全不同。”

即便这听起来很像是提高利率的一个强有力理由，但格林斯潘仍向同僚们保证，他并没有这种打算。可以肯定的是，提高利率的时刻越来越近了，“除非经济体系在很短的时间内开始适当地自我纠正”。然而，就当时而言，格林斯潘继续说道，通货膨胀仍然保持平稳，继续等待将不会造成伤害。“我并不认为现在这个时间点是合适的，”他说道，“如果我们这么做，我认为，我们会对整个体系造成过大的冲击。”或许他已经忘记了，在之前的讲座上，他曾强调过，占得先机的重要性。对只有自己知道的“旅行者–花旗合并案”，他也无动于衷。这些都表明，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拖延症患者。

“恰当地看，正是我们早在1994年所采取的行动，才使得1996年没有陷入经济萧条的泥潭，”克利夫兰联邦储备银行的杰里·乔丹（Jerry Jordan）提醒道，“我们今天面对的是，如何防止2000年可能会发生的信贷危机和经济衰退。”这个评论很有先见之明。

接下来的周一，即4月6日，威尔和里德跳着华尔兹进入了曼哈顿中城的华尔道夫阿斯托利亚酒店的舞厅。威尔的领带与花旗公司的蓝色标志非常搭调。里德的领带则是代表了旅行者保险集团的红色。互相穿着对方公司服装的两个人坐在一个硕大的标志物前，该标志上印有“花旗集团”的名字。弯曲的大写字母向前倾斜，仿佛在指向未来。

闪光灯疯狂地亮着。喧闹的新闻记者们则不停地向这一对咧嘴微笑的人打招呼。

“我们已经在合作了，对吗？”旅行者保险集团冉冉升起的新星杰米·戴蒙（Jamie Dimon）对旁边座位的人悄悄地说道，“就像迈克尔·乔丹联手迈克尔·杰克逊。”

很快，威尔就启动了这一并购案。全能银行将提供所有可以想象到的金融服务。日本和欧洲已经允许了这种银行的存在，美国也该出现一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领军者了。然而，这种称霸的雄心并没那么容易实现。“美国最大的商业银行大通银行在世界仅排第十七；花旗公司在美国排名第二，在世界上名列第二十七。这显然是不行的。”威尔继续说道。此外，美联储是支持这份计划中所体现的混业原则的，而且称赞了被美国国会再度搁置的放松管制改革提案。“或许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会推动立法方面的变革。”威尔郑重地说。当天晚上，狂热的投资者已经将旅行者保险集团和花旗银行的股价分别抬高了20%和25%。截至当时，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收盘时首次站上了9 000点大关。

投资者不是唯一反应如此快的群体。就在威尔和里德召开新闻发布会后的短短几个小时内，成群结队的游说者开始突袭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的银行委员会。受雇的专家被派去为复活已搁置的改革提案而工作。当天晚上，该提案就重新回到了美国众议院的日程上，并将再次被重新讨论。《纽约时报》通常都以冷静的风格而著称，这次则在其商业版的首页用巨大的插图描绘了威尔和里德这两位商业帝王一起坐在花旗银行总部标志性的斜屋顶上的场景。《纽约时报》的编辑部向读者们保证，这两个怪物的联姻没什么可怕的。“事实上，花旗集团并没有威胁到任何人，因为它并不准备统治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以及任何其他的金融领域，”《纽约时报》确信地写道，“公司的证券和保险业务的崩溃确实可能会拖累其商业银行业务，不过这只可能在美联储的监管者都睡着的情况下发生。”

4月13日，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华尔街惊讶地发现，激动人心的事情接踵而至。美国第一银行（Banc One）和芝加哥第一银行（First Chicago）这两家美国中西部最大的商业银行公布了合并计划，合并后其业务规模将攀升到美国商业银行中的第五名。同一天内，另一场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企业联姻在华尔道夫阿斯托利亚酒店上演。北卡罗来纳州国民银行（NationsBank）的高管和加利福尼亚州美洲银行（BankAmerica）的高管宣布了一笔规模更大的交易：新成立的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将会像星巴克一样，在东海岸和西海岸之间拥有近5 000家分支机构。尽管这些交易都无法盖过“旅行者–花旗合并案”的光芒，但它们证实了，威尔大胆的声明并不只是侥幸猜对了实际情况。20世纪70年代，金融分支行业的每家公司都在担心来自其他分支行业的竞争，这使得它们总是千方百计地阻止格林斯潘所提倡的放松混业限制的举措。然而，美国的保险公司和银行家们当时正竭尽全力地应对另一方面的威胁：全球竞争。这种情况带来的结果就是，混业经营被广泛认可。一个兆级商业银行的新时代正在初露峥嵘。

5天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威尔的发布会后又上涨了1.5%。《经济学人》的封面描绘了如下的场景：曼哈顿下城区的灰色天际线正受到一个巨大气泡的威胁，而这个气泡正飘向自由女神像手中火炬的尖端。《经济学人》断言，过度投机的证据到处都是；由低通货膨胀率、减少的联邦赤字和技术进步所代表的实体经济的成长，并不足以为处于极高位置的股市辩护。它还宣布道：“美联储需要采取紧缩货币政策。美联储越快地提高利率，就越能在第一时间阻止泡沫的形成。”

5月5日，格林斯潘一年多以来第一次以美联储主席的身份拜访了白宫：克林顿总统想知道格林斯潘如何看待《经济学人》的这篇报道。

格林斯潘已经阅读过这篇文章了。不过，他明白，克林顿总统希望有人能从乐观的方面对此进行反驳；官员们为此组织了一场会议，因为总统需要应对自己与莫妮卡·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的丑闻的解毒剂。因此，格林斯潘着重强调了积极因素，尤其是实体经济令人印象深刻的变化：物流信息化可以使公司知道自己的工厂需要订购多少零部件，以及有多少零部件被运送到了批发商店。过去的生产瓶颈已不复存在，而这种瓶颈正是造成通货膨胀的主要推手。这一切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失业率已经难以置信地降低到了4.3%，同时，物价水平依然稳定。

“50年来，我每天都在研究美国经济，而美国经济的当下表现绝对比我见过的任何时期都要出色。”格林斯潘向克林顿总统保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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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叔叔会照顾我们的”
“UNCLE ALAN WILL TAKE CARE OF US”

随着美国的日益繁荣，有线商业新闻网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因一个引人注目的花招而大受欢迎。每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召开会议的当日早上，一支新闻摄制队都会在美联储大楼外驻扎。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矫健身影开始进入视线，他穿着细条纹西装，手里拿着一个顶部呈弧形的公文包，正朝着大楼方向走去。此时，摄像机就对准了他的脸庞。如果格林斯潘神情凝重，电视台就会为镜头配上《谍中谍》（Mission Impossible）那样带悬疑色彩的旁白。《谍中谍》是哥伦比亚电视台在很早之前播放的电视连续剧，后来被改编成了枪战电影。如果格林斯潘神情轻松，那么制片人就会播放让·奈特（Jean Knight）风靡一时的灵魂音乐《大人物先生》（Mr. Big Stuff）。随后，摄像师会把镜头聚焦在美联储主席拎着的不断摇晃的公文包上。如果公文包看起来被塞得满满的，这就意味着格林斯潘要读很多东西：显然，他正为利率方面的重大决定而忙碌；如果公文包看起来瘪瘪的，这就表明格林斯潘最近的工作可能很轻松，那么美国民众就可以松一口气了。

然而，所有人都明白，电视节目推出的“公文包指标”并未能传达出关于货币政策的真正情报。格林斯潘曾开玩笑说，他的公文包之所以变厚，只是因为他在里面塞了一块三明治。不过，这个“公文包指标”却很好地说明了，这位美联储主席受人尊崇的程度，而他自己也乐在其中。这种装腔作势地步行至美联储办公室的举动很可能是故意安排的，就好像加里·库珀（Gary Cooper）手握双枪很爷们地穿过尘土飞扬的广场一样。如果格林斯潘真想逃避镜头，他的司机完全可以直接送他到美联储的地下停车场，而不是让他在距艾克尔斯大楼还有几个街区远的地方下车。安德烈娅开始收集包含格林斯潘元素的东西，例如印有格林斯潘照片的明信片、漫画、T恤以及这位美联储主席的人形玩偶。3年前，对着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同僚，格林斯潘曾表示过他对于个人地位膨胀的忧虑：他已经成了zipswitch主席。然而，3年后，他放弃了对这种吹捧的抵制，正如他也不再抵制股市的过度繁荣一样。

当时有这么一个玩笑：“拧紧一个灯泡需要多少位中央银行家？”

答案是一个，因为只要格林斯潘拿着灯泡，地球就会绕着他转。

由边缘人物成了风云人物，这反映的是文化的改变。有线商业新闻网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是20世纪90年代新出现的几家有线频道之一，它用白天搜集到的新闻素材来满足日内交易员这群观众。这位谜一样的美联储主席就是收视率的天赐保证；即使是他最微不足道的评论，人们也不会错过。只要他在公众场合露面，他那布满皱纹的脸庞和厚重的眼镜框就会出现在全世界的电视机屏幕上。“格林斯潘说”，只要电视上打出这样的标题，似乎就可以让新闻的重要性变得不言而喻。因为数以十亿美元计的财富会因为这位美联储主席关于货币政策的言论而被创造或毁灭，所以人们对此并不觉得奇怪。在发表了非理性繁荣的演讲以后，格林斯潘曾认为他的言辞并不能给股市降温。然而，从投资者密切关注着其一言一行来看，格林斯潘实在太谦虚了。

人们对格林斯潘的狂热崇拜也反映了前所未见的繁荣。美国当时正经历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美好的时光。从欧洲到亚洲，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强劲对手都遇到了麻烦。苏联已经解体；日本正经历其第一个失去的十年；合并后的德国正如巨蟒一样休养生息。正如格林斯潘所预料的那样，美国一枝独秀关键因素确实蕴涵于如下的力量中：新的计算和通信“魔法”，格林斯潘很早就认识到了其对生产力的巨大影响；市场体制的优越性，这是格林斯潘从年轻时就开始推崇的；对世界采取量化和务实的手段，格林斯潘在这方面就是完美的例子。20年以前，从苏联的挑战到越南战争，在那个由地缘政治所塑造的时代，基辛格获得了极为显赫的名望。然而，到1998年时，美国的命运则取决于格林斯潘所理解并支持的经济和技术现状。

当然，美好的新经济并不是没有让人忧虑的地方。和东亚危机以及日益复杂的银行巨头一样，这个国家的衍生品正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激增。自橘郡、宝洁和吉普森贺卡公司遭受巨额损失之后，在3年半的时间里，各式各样的互换协议在数量上已经翻了3倍：如果早在1994年它们就已经被证明是麻烦制造者了，那么在1998年它们则变得更加可怕了。格林斯潘在与美国财政部的朋友共进早餐时，偶尔会琢磨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比较同意萨默斯的看法，而不同意鲁宾的观点。鲁宾认为，充满活力的金融工具最终将走向歧途。毕竟，大量所谓的专业人士对风险的认识极为浅薄，而大多数不择手段的销售员则准备利用他们的这个弱点。萨默斯对此表示反对，他认为鲁宾因循守旧，反对一切新鲜事物。假如这3个人讨论网球，那么鲁宾肯定会坚持认为，只有木质球拍才是好球拍。

1998年的春天，差不多与威尔和里德谋划合并旅行者保险集团和花旗银行的同时，格林斯潘、萨默斯以及鲁宾这3位好朋友间的谈话开始由玩笑转而变得比较严肃起来。这个改变是由小圈子之外的布鲁斯克里·伯恩（Brooksley Born）引发的。伯恩是《斯坦福法律评论》（Stanford Law Review）的第一位女主席，且不喜欢拉帮结派。在《斯坦福法律评论》的编辑部有一张1964年的黑白合影。在该照片中，这位优雅的女士坐在5名男士的中间，看起来很不协调。当时，伯恩以班级第一的成绩毕业，这样的佳绩自然让她可以在著名的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中跟随联邦法官见习。30多年后，伯恩已经成为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主席，该机构主要负责监管在美国各交易所交易的传统衍生品。1998年3月，伯恩大胆地提议，将非传统衍生品也划归到她的监管范围。

当就衍生品展开讨论时，伯恩知道的并不比格林斯潘、萨默斯和鲁宾少。从华盛顿特区巡回法院（D.C. Circuit court）离职以后，她加入国际顶级的阿诺德波特律师事务所（Arnold & Porter），专门负责衍生品实务。她对监管的看法在2008年危机之后得到了广泛接受，尽管这是一种迟来的肯定。从根本上来说，她主要担心的问题是，衍生品市场上增长最快的那一部分产品缺乏传统的稳定机制，而这种机制一直在维护着交易所交易的股票和期货。由此会产生一种结果，一家大型的交易公司宣布破产就可能导致整个市场陷入混乱。中央清算所就是传统的稳定机制中的一种，该机构可以桥接卖家与买家，保证交易能得到顺利支付。让人担忧的是，衍生品并不是采取的交易所制，它往往是在柜台进行交易的，即银行直接与对手方达成互换协议，其间并没有第三方确保合同义务的履行。另一种稳定机制是要求交易者预先把钱存进账户，构成所谓的“保证金”，以便能覆盖潜在的负债；柜台交易市场并没有标准的保证金要求，所以拒绝支付所造成的潜在损失可以非常大。在缺乏这些防护措施的背景下，柜台互换协议的泛滥，实质上是把企业、银行和对冲基金连在了一条长长的借据链条上，而这条链条随时都可能会断掉。

借助自己在法律方面的优势以及鲁宾的支持意向，伯恩在赢得争论方面拥有了一个很有利的着手点。为了确保能够稳占上风，她需要设法战胜华盛顿那帮经济自由主义者。她必须先闯过格林斯潘这一关。

伯恩打电话给苏珊·菲利普斯，后者曾经负责过美联储会议室的翻新工程。菲利普斯当时是美联储负责衍生品事务的主管，且曾经担任过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主席。她既是女性又是衍生品专家。伯恩坚信，菲利普斯会是自己的盟友。

菲利普斯后来回忆说：“那天她打电话跟我说，‘格林斯潘既不同意也不理解我的看法’。”

伯恩请求道：“你可不可以帮我去改变他的主意？”

菲利普斯对她的请求感到惊讶。这个女人以为自己是谁？伯恩显然严重低估了菲利普斯对格林斯潘的忠诚度。

“布鲁斯克里，我不能这样做，”菲利普斯表示拒绝，“他很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并且已经作好了打算。一旦他下定主意，就很难改变了。”

过了一段时间，伯恩再次打电话给菲利普斯。伯恩认为，既然没法说服格林斯潘，那么只能绕过他。她计划发表一份概念公告（concept release），以此营造对衍生品施加监管的社会舆论。这样的概念公告将会成为对柜台互换协议施加监管的前奏。当年，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就是用这种办法将在交易所交易的期货纳入到了自己的监管范围。

伯恩告诉菲利普斯，她的概念公告已经写好了。如果菲利普斯想在它被公布之前过目一下其内容，那么她可以带唯一一名美联储职员到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办公室阅读这份公告。

“你就不能直接给我一份副本吗？”菲利普斯表示反对。

伯恩拒绝了菲利普斯的要求。她并不打算让讨论稿流到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大楼之外。多年以后，当伯恩因要求对衍生品施加监管而成为传奇人物时，她经常被描绘成性别歧视的受害者。按照这种说法，她的改革方案之所以流产，只是因为她并未能融入男性主导的团体。然而，在1998年的春天，疏远伯恩的不仅仅只有男性，还包括像菲利普斯这样的女性。

“好吧，那我过去。”菲利普斯说道。几天后，菲利普斯和美联储研究衍生品的首席专家帕特·帕金森（Pat Parkinson）一起来到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办公室。他们在那里花了两个小时阅读了伯恩的提案。伯恩自己并没有过去跟他们打招呼，也不怎么留意他们的反应。

菲利普斯和帕金森对他们读到的公告内容感到震惊。尽管这份概念公告不持任何立场，只是为了征求意见，但其长长的问题清单肯定是在捅马蜂窝。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负责监管期货，而期货就必须在交易所交易。一些律师认为，如果假设美国商品期货交易所有权力监管互换协议，那么法院就会将互换协议视为期货，而这将使得所有互换协议都必须在交易所交易，否则它将会变成非法且没有约束力的一纸空文。也就是说，数以万亿美元计的、已存在的互换协议有可能因被归类为期货而陷入巨大的法律困境之中。

伯恩未发布的概念公告的内容很快就被传达给了格林斯潘。毫无疑问，格林斯潘会暗自高兴。伯恩犯了一个重大错误：把所有在柜台交易的互换协议置于违法境地的前景，只会把鲁宾从潜在的盟友变成真正的对手。伯恩也许有学识、智慧和底气，但她还带有诉讼律师的侵略性。她显然不知道该如何妥善处理美国金融监管部门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

格林斯潘向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时任主席亚瑟·莱维特提到了伯恩的问题，那时他们俩正在切维切斯俱乐部打高尔夫球。这位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主席已经变得越发蛮横了，她对所有人而言都是一个威胁。

莱维特想都没想就接受了格林斯潘的看法。伯恩还没有去游说过莱维特。莱维特之前对伯恩的认识只是浮于表面，而他突然发现了伯恩的可怕之处。此外，如果有机构打算扩大其监管范围，莱维特认为最有资格的应该是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而不是其后辈表亲。

1998年4月21日的下午，伯恩被召集到美国财政部开会。格林斯潘在那天早上先与帕金森碰了一下头，以确保自己知道所有细节。随后，他提前来到美国财政部，与鲁宾和莱维特待在一起，以便能达成共识。当伯恩来到美国财政部长华丽的会议室时，美国最高级别的监管人员都已集结在了这里：他们中有货币审计官吉恩·路德维格（Gene Ludwig）；储贷机构监理局局长艾伦·塞德曼（Ellen Seidman）；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威廉·麦克唐纳；当然还有萨默斯。

伯恩坐在桌子的另一端。鲁宾坐在桌子一侧的中间，格林斯潘坐在另一侧的中间。

面对着众人，鲁宾毫不含糊地要求伯恩延迟发布她的概念公告，因为还有很多复杂的事情需要解决。未成熟的监管方案会有损柜台市场的合法性，从而有可能触发市场恐慌。

格林斯潘就此做了补充，他很乐意与美国财政部长站在同一战线上。他们认为，需要避免一个错误的假设，即市场缺乏监管就会招致风险，予以监管就可以降低风险。历史上有很多监管失效的例子：20世纪60年代限制利率上限只会让美元流向欧洲，从而产生所谓的欧洲美元市场；同样，针对在柜台交易衍生品上的冒进可能导致整个市场转移到伦敦。同时，格林斯潘认为，对衍生品采取不监管的政策可能还有一些好处。在监管缺位的情况下，交易员会清楚地知道，他们必须自己监控自己的风险。他们看起来能够很妥善地管理这些风险，橘郡和宝洁的事情只不过是他们一时失策。

有更多的人参与到讨论中，他们都要求伯恩重新考虑她的概念公告。最后，当她遭到压倒性的反对时，鲁宾向她提供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如果伯恩推迟公布她的概念公告，并愿意花时间与美国财政部的律师就此进行讨论，他们可以想办法，在不使已存在的互换协议无效的前提下，满足伯恩的立法关切。

在房间里的大多数人的眼中，伯恩似乎接受了鲁宾的橄榄枝。然而，妥协不是她的作风。对于已存在的互换协议会完全失效的恐怖故事，她将其视为了行业辩护者的障眼法。无论警告者说了什么，概念公告中都明确地说明了，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绝不打算增强市场对已存在互换协议可能会失效的疑虑。如果美国财政部的律师仍旧提心吊胆，那该怎么办？他们明显错了，而正确的路线就是忽略他们。

1998年5月，在与美国财政部的法律团队进行了几次意义不大的交流以后，伯恩依旧我行我素，彻底忽略了他们。她不顾政府其他高级官员的反对，继续推进概念公告。正如她所预料的那样，概念公告并没产生法律上的混乱。鲁宾和格林斯潘所提出的观点明显是过虑了。然而还没等发现这一点，美国财政部就毫不犹豫地加入了美联储和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的阵营。它们共同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废除了伯恩的提议，从而确保这份概念公告不会吸引美国国会的注意。这种结局所带来后果就是，改进的机会就这样错过了。由于华尔街游说势力的强大力量，对衍生品施加监管的目标必定困难重重，直到10年后才得以实现。

这件事情过去后不久，在1998年6月17日，格林斯潘为是否对新金融工具施加监管的斗争画上了一个很有讽刺意味的句号。“当我们看到新出现的现象可能威胁系统稳定性时，如果我们不在情绪上保持谨慎，那么我们就没有资格当政。”他在美国参议院作证时这样说道。格林斯潘并没有提及日益不稳定的衍生品，它们对系统稳定性的威胁在当时显然还未能引起他的注意。相反，他还详细阐述了巨型银行的发展，并解释了为何它们其实并没有什么可怕的。依靠后见之明来讲，美联储谨慎地拒绝对快速增长的互换协议进行监管，可能是格林斯潘时代的一大败笔。

格林斯潘对新金融工具持非常乐观的态度，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在这一点上与他很类似。1994年，从所罗门兄弟公司离职的量化精英们创办了这家公司。其合伙人包括金融经济学家迈伦·舒尔斯（Myron Scholes）和罗伯特·莫顿（Robert Merton），这俩人曾因为“衍生品定价的新方法”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美联储前任副主席戴维·马林斯曾给普雷尔讲解过市场的效率，他成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另一位主要负责人。在成立之初的两年半内，这家公司表现惊人。其投资方法是，利用风险管理的新技术去识别风险。其他人很可能对某些风险产生了过度恐惧的情绪，从而愿意为吸收这些风险的人提供慷慨报酬。例如，有些银行不大想要一年前发行的债券，因为这些债券在市场发生恐慌时很难出售，然而，经过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计算，恐慌出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于是，它会以折扣价把这些流动性不高的债券买下，并从中获利；同样的道理，如果养老基金极其担忧股市崩盘的危险，那么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就会向它们销售能规避市场波动风险的金融衍生品。通过这种方法，在这些新金融工具的帮助下，风险从无判断能力的人身上转移到对此十分了解的人身上。这也基本符合格林斯潘当时对衍生工具职能的设想。

当格林斯潘挡住伯恩关于衍生品的提案时，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正一步步地陷入麻烦中。它对风险的计算基于的是历史模式，这种计算的结果显示了任何给定的交易在正常情况下可能产生的亏损。通过结合投资组合中所有可能的潜在损失，公司合伙人可以非常自信地确定，他们在任意时间段里可能遭受的损失数额。然而，如果市场并不遵循历史的惯常模式，那么这样的计算就毫无用处了。1998年，市场并没有按常理出牌：俄罗斯这个曾经受西方投资者喜爱的投资乐园，当时因为违约而使整个世界陷入混乱。俄罗斯当时的外债远高于东亚国家的总和，而且违约的局面到来得非常突然。一家名为高风险机会（High-Risk Opportunities）的对冲基金，恰如其名地爆仓了；还有谣言说雷曼兄弟也快要扛不住了。在这种令人惊厥的环境下，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信心十足的精准投注也出现了灾难性扭曲。1998年8月底，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合伙人损失了19亿美元，这占到了该基金所募集资金的44%，超出了合伙人预想的最大损失的3倍。

从原则上讲，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付之一炬的浮华并不是格林斯潘所关心的。这家基金的投资人选择了承担风险；如果发生了亏损，那也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事实上，让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自食恶果完全符合格林斯潘的经济自由主义金融观。衍生品交易者能够有效地管理自己的风险，并通过反思痛苦使自己在面对诱惑时变得更加谨慎，对于这样的观点，格林斯潘肯定不会有任何疑义的。不过，格林斯潘缺乏勇往直前地推行自身愿景的毅力，而这种情况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沃尔克因为自己给美国带来血泪和甘苦而成了丘吉尔的化身；格林斯潘受人推崇则是因为持续地增长、繁荣的金融业以及惊人的低失业率。人们已经把他的存在与美国永无止境的繁荣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他已经成了自己名声的囚徒。

1998年9月4日，这位大师出现在伯克利商学院的讲台上，并发表了一篇酝酿了很长时间的、关于技术和新经济的演讲。考虑到美国经济的优异表现，他本应该坚持自己曾经的言论。市场确实人心惶惶，在俄罗斯违约事件发生后，标普500指数已经下跌了10%，但这不能被归为一次危机。就在1997年的秋天，格林斯潘曾表示，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的金融市场急剧下跌，其实是一次有益的调整，他对此表示欢迎。然而，这一次他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应对方法。他把预先准备好的讲稿又修改了一遍，然后向伯克利商学院的听众提醒道，不要妄想美国在全球混乱中能够成为“繁荣的绿洲”。他暗示，美联储将随时准备出台比预期更宽松的政策，以此抵消这次混乱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格林斯潘很可能根据美国的情况，构想了美联储的任务。然而，全球化的现实却使他根本没办法忽略美国以外的世界。这个信号自然而然地产生了预期的效果。有线电视和财经报纸全都引用了美联储主席的措辞，市场也因此急速反弹。

在伯克利商学院的演讲的影响力还没消散时，格林斯潘在旧金山与鲁宾和日本时任财相宫泽喜一共进了晚餐。在成功地援助了韩国之后，鲁宾希望能够全方位地处理俄罗斯的问题；他希望格林斯潘可以帮助自己说服日本对其国内经济施加刺激，而这是鲁宾振兴全球经济的更广泛计划的一部分。鲁宾希望欧洲和加拿大能够做好它们分内的事；政府对投资者释放的买入信号越多，那么阻止市场暴跌的机会就越大。格林斯潘决定与鲁宾一同游说国际社会，联系世界各国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请求他们采取措施扩大支出。由于他们的努力，七国集团在1998年9月14日发布联合声明，保证将支持世界经济。

9月19日恰逢周六，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麦克唐纳接到来自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电话。该基金所面临的麻烦已经严重恶化，到了关乎生死存亡的地步。因为运用了在柜台交易的衍生品，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杠杆化程度非常高；由于自有资本损失了20亿美元，因此它不得不对由这20亿美元所支撑的5 000亿美元巨额名义价值的市场赌注进行平仓。然而，平掉复杂的衍生品仓位，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由于这些互换协议不是在交易所中交易的，所以它们没有明确的成交价格；在市场压力高涨的时候，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几乎不可能找到退出的出口。越担心市场恐慌而进行抛售，恐慌越会自我强化；由于没有中央清算系统保证交割的执行，因此没有人愿意与随时都有可能爆仓的公司进行衍生品交易。伯恩的观点被证明是正确的。在柜台进行交易的衍生品的确缺乏市场所需的维稳机制。

麦克唐纳听取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报告后，打电话给格林斯潘。他提议，美联储派一位官员前往位于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总部，以便了解问题的严重性。无论格林斯潘基于经济自由主义的立场对此有多么介意，他与鲁宾共同采取的刺激措施都是远远不够的。如果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真的一次性抛售名义价值达5 000亿美元的头寸，其他持有相似头寸的银行和对冲基金也会遭遇灭顶之灾。这就是新金融的本质问题所在。

格林斯潘同意了麦克唐纳的提议。这件事情的风险太大了，因此别无他法。那天晚上，他和安德烈娅陪同美国时任副总统戈尔、加拿大大使及其家人观看了太阳马戏团（Cirque du Solei）的表演，欣赏他们的魔术与杂技。杂技演员神乎其神地在另一位演员的肩膀上腾空而起，看起来就好像从弹簧上弹起来。一对身上涂满金粉的男女演员以不可思议的姿势相互保持着平衡，看上去他俩就好像克服了地心引力。

第二天是周日。麦克唐纳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副手彼得·费舍尔（Peter Fisher）坐着助手的吉普车前往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总部。那里没有杂技演员表演，费舍尔也没能找到涂满金粉的演员；有的只是空空如也的房间和无人操作的电脑终端。费舍尔与美国财政部的一位同僚一道查看后发现，事情的严重性远远超过他的想象。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不仅仅杠杆化程度极高，而且头寸也非常集中；费舍尔估计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持有的英国国债期货占到了市场流通数量的一半。如果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被迫一次性地抛售这些头寸，一些市场就会马上冻结；市场不仅仅是下跌，而是直接停止运作。更为严重的是，在过去的金融崩盘中，监管者可以通过获得破产银行所持有资产的控制权来防止大甩卖的发生，而柜台互换市场的深不可测将使得这一招起不到任何作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所持有的每一项资产已都被抵押给放贷者或者交易伙伴，如果发生违约，对手方将接手所有的一切并可能立即出售。

费舍尔在第二天早上向格林斯潘汇报了他所了解的情况。市场已经开始躁动不安，一些分析评论员开始猜测，投资者之所以阵脚大乱，只是因为克林顿和莱温斯基的性丑闻法庭调查录像带将会在当天早上晚些时候公布。费舍尔认为这种说法荒唐至极。真正使市场恐慌的是杠杆化的衍生品，而不是什么性丑闻。

格林斯潘认真听取了费舍尔的汇报。随后，他明确表示，他不希望再接到类似的电话。以后，所有关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新进展都应汇报给唐·科恩。科恩是格林斯潘最为信赖的专职顾问。事情将依照标准流程进行了处理。另外，类似1987年以及韩国危机时的情况，格林斯潘希望自己能够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行动保持距离。

电话挂断后，格林斯潘召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成员进行了一场电话会议。尽管他不想直接参与到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事情中，但他认为有必要以此为契机，在货币政策上作出一些相应的调整。世界经济已经步入到了危险的境地：俄罗斯出现违约后，巴西有可能步其后尘。早在几天前，克林顿在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上发表了一个讲话，对全球金融秩序混乱可能导致自由和繁荣的停滞，表达了自己的担心。

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上线后，格林斯潘提出他应该接受美国参议院的邀请，出席周三举行的听证会。他将利用这次机会重复在伯克利商学院演讲时发出的暗示，利率有可能下降。尽管美国的产出还在上升，但市场的混乱有可能打乱这一切。美联储应该向外界释放自己愿意现在就采取行动的信号，从而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

并不是所有同僚都认为降低利率是必要的。尽管市场在俄罗斯发生违约以后出现了调整，但标普500指数自从格林斯潘公开说出非理性繁荣后已经上升了38%。格林斯潘在伯克利商学院发表演讲后的两周，市场一直维持着稳定。同时，实体经济并非只是在增长；它实际上非常景气。数据显示，1998年第三季度，美国经济的增长率达到了5.3%。即使俄罗斯违约事件的冲击比东亚的更为严重，但美国经济有足够的能力去消化。

“这反映着中产阶层和华尔街之间存在的轻微分歧。”里士满联邦储备银行的阿尔·布洛德斯（Al Broaddus）幽默地说道。

然而，格林斯潘并不打算推迟他的计划。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同僚不同，格林斯潘已事先从费舍尔那里得到了消息。华尔街远比股市所显示的要脆弱；真正的危险正存在于衍生品潜在的冻结中。如往常一样，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顺从了其主席的想法。格林斯潘将在美国参议院面前释放降低利率的信号。

第二天早上，即9月22日，格林斯潘接到了杰拉德·科里根的电话，这位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前行长已经成了高盛的高级主管。

科里根说：“艾伦，我想告诉你一些事情。我这样做并不期待你有任何反应或者评论。”

格林斯潘表示，他正在听。

科里根强调，市场的流动性接近枯竭。抛售已经再无可能。市场不会像1987年崩盘那么简单，而是会彻底关闭。

在挂掉电话前，格林斯潘对科里根表示了感谢。费舍尔的警告很明显是正确的。市场的寒冬开始降临。

那天晚上，费舍尔在纽约召集了曾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大量放贷的16家银行的负责人。这家对冲基金需要4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以防止清盘和由清盘引发的抛售。和过去发生的危机一样，费舍尔希望与会的银行家可以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重新注资。如果他们放任不管，那么抛售就会一触即发，到时大家都很难独善其身。银行家们明白这其中的道理，然而并没有明确的规则告诉他们到底应该分摊多少费用。在韩国金融危机的紧要关头，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要求他们不要把钱从韩国转移出来；然而，这一次美联储要求他们把新资金投进去。整个周三早上，各家银行都在为各自到底要注入多少资金的问题与美联储讨价还价。

尽管在纽约的协商僵持不下，但格林斯潘还有其他事务要参与。当时，旅行者保险集团和花旗银行的合并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在一个周三的早晨，美联储委员会的委员们在华盛顿会晤，准备批准这次合并。一些美联储委员怀疑，鉴于其不可思议的复杂性，监管者很可能没能力控制合并后的超级巨头的风险。不过，大多数委员同意为这次合并亮绿灯。就在当时，美联储正着手处理银行中的风险管理机制完全失效的问题，很多银行非常草率地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发放了贷款。然而尽管如此，美联储委员会还是宣称，他们相信威尔的大胆联盟将产生一家能够谨慎行事的银行。美联储委员会最终裁决道：“花旗集团有望构建起一套风控体系，从而有效地监控和管理多元化组织的风险。”美联储的放行成了最有力的武器，从而保证了该合并案最终得以畅通无阻。

格林斯潘在午餐时间出现在美联储委员会的会议上。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那边依然还没有达到最终的解决方案，而他按时前往美国参议院参加听证会。无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债权人作出何种决定，格林斯潘都打算向全世界传递这样一条信息，即美联储不会在市场陷入恐慌时袖手旁观。

“危机毒性最强的那一面已经开始感染美国市场。”他这样对参议员们说道。

毒性，感染。关注美联储的记者一向嗅觉灵敏，他们自然不会搞错格林斯潘的语言的分量。

“我们正在边缘上挣扎。”格林斯潘继续说下去，以免有人不明白他之前的暗示。

果不其然，因为格林斯潘的言论，市场立马暴涨。在下午收市之前，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升了2%。“这是迄今为止美联储主席发表过的最为强硬的声明。”华尔街一位从业人员由衷地表示。

在股市收盘后的一个小时，纽约的拉锯战终于结束。11家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债权银行同意在资产重组中增加注资额，而故意拖拖拉拉的少数几家债权银行被允许降低它们本应承担的数额，这种安排使协议最终得以达成。在晚上7点时，一则公告将该消息传给了全世界如释重负的交易员。在美联储总部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通力合作下，危机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

然而，显然，美联储还要处理一个思想上的危机。批准旅行者保险集团和花旗银行的合并，意味着美联储认同巨型银行这种新物种，并自认为有能力监管这样的巨无霸。然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冲击却表明，监管者并不能防止银行轻率地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提供资金。在否决伯恩关于衍生品的提议时，美联储认为柜台市场的交易员可以管好自己的风险。然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事情说明，危险隐藏在长长的合约链条中。

1998年9月末，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决定将利率降低25个基点。这表明，格林斯潘多次提到的宽松货币政策被付诸实施，不过，美联储确定宽松货币政策的知识锚定点才是急需讨论的事情。

格林斯潘想知道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崩溃是如何引发的。为什么银行家会掉以轻心地把钱借给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为什么美联储的银行监管人员没有出手阻止他们？

“我们还需要继续检讨。”美联储负责银行监管的部门负责人里奇·斯比林哥登（Rich Spillenkothen）承认道。

“我知道，我们检查过银行是否贯彻了相关政策，”格林斯潘对此表示肯定，“但对于摩根士丹利或者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这样的机构，我们是怎么处理的？”

斯比林哥登回应说，对于摩根士丹利或者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美联储可能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他手下的银行监管团队并没有足够的资源去分析每一项贷款。“我们能够做的只是抽查。”他承认。

“我们最受人诟病的地方就是审查的充分性，”格林斯潘总结道，“然而，如果要达到人们认可的标准，那么我们必须要有5倍于现在的人手。另外，我们过于严密的监控很可能使它们窒息，因为它们没有了一丁点儿的呼吸空间。”最为关键的一点在于，政府监管从来不可能让华尔街免于自我崩溃；危机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对此人们不得不接受。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麻烦表明了这些危机有多么吓人：这绝不仅仅是一家对冲基金倒闭那么简单；华尔街几乎每一家主要的放贷者都把钱投给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哪怕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策略是建立在自己的狂妄自大之上。

“一家银行在某一件事情上受到蒙蔽，这很正常，”格林斯潘哀叹道，“然而，现在是十几家银行集体失明。”

当然，在经济自由主义的宿命论和高强度监管之间可能存在折中的方案。如果监管注定会失败，如果银行的风险管理很可能因为极度的复杂性而失败，那么最起码美联储可以通过限制规模、复杂性和融资者的杠杆率来控制问题的波及范围。正如格林斯潘所理解的那样，金融体系永远不会自动解除故障。然而通过某些措施却可以让金融体系在发生问题时变得更安全：在柜台交易的衍生品可以集中清算，这样对一家基金产生的恐慌情绪就不会蔓延到其他基金。越简单的银行，在市场繁荣时越容易管理，在其倒闭时也更容易清盘。在这方面，简单的银行比复杂的银行更应该受到优待。遗憾的是，格林斯潘并没有打算在这条折中路线上继续探索。

两天后，即1998年10月1日，格林斯潘出席了美国国会的听证会。当面对公众发言时，他竭尽全力地强调了现代新金融的优势。因为他没有计划驾驭它，所以就只好歌颂它。他认为，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这样的对冲基金对经济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因为它们促成了“复杂的定价体系，而这正是美国拥有极高资金使用效率的原因”。借助政治家经常运用的爱国主义，格林斯潘继续说道：“为什么美国的生产率是全世界最高的？为什么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毫无疑问在全世界是最好的……这就是原因。每一个美国人都身处历史上最美好的时代。”

有人问：“主席先生，你认为我们还得经历多少错误才能够使我们的监管变得完善？”

“这是一件充满风险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得经历很多失败。”格林斯潘并不是很乐观地回应道。

当天较晚时候，布鲁斯克里·伯恩出席了相同的国会委员会。她坐在格林斯潘的位子上，虽然她并不情愿坐在那里。大多数媒体已经离开了。这位来自不知名监管机构的小个子女人仰头看着这帮立法者。

“如果你想为自己翻案，那么欢迎。”该委员会的主席告诉她。

1998年10月初，格林斯潘在处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崩溃时的着力点可以引出双重的结论。从坏的方面来看，他本可以借此修正自己关于巨型银行或柜台衍生品的观点，但他错过了这次机会。他曾反对过20世纪70年的金融行业隔离、对利率设上限从而引发扭曲的“Q条例”以及充满争议且过时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在这些事情上他无疑都是正确的。然而，当杠杆化的新金融要求监管者时刻保持敏捷性时，他被证明在这一点上是很欠缺的。从好的方面来看，格林斯潘很好地处理了迫在眉睫的危机，尽可能地限制了道德风险的扩散。他引发了市场的热议，并小幅度降低了利率，而这些措施都是可逆的。尽管他让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精心策划了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援助，但最起码美联储没有花美国纳税者的一分钱。这并不是伊利诺伊大陆银行事件的翻版，当时美国政府自己兜了底。在看到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合伙人的个人财富因为这场灾难而烟消云散之后，其他对冲基金经理在未来10年内都努力避免过度使用杠杆。看到对冲基金的债权人开始被迫为风险承担责任后，银行在为对冲基金的交易提供融资时也变得更加谨慎了。截至2008年，除了那些依赖于银行融资且不守纪律的对冲基金外，独立的对冲基金已经成为金融体系中最稳定的部分。

然而，仅在几周后，对格林斯潘的双重评价就不得不修正了，而且是向更负面的方向改动。首先，这位美联储主席第二次拒绝了对衍生品施加监管的请求，而这次请求是由包括鲁宾的美国财政部在内的几个官方机构提出的。与伯恩的提议不同，美国财政部的提议并没有威胁到已存在的互换协议的合法地位；它提出了一个很合理的想法，即把柜台协议转移至中央清算所；它还建议，将投资银行处于监管范围之外的衍生品部门纳入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的监管范围。格林斯潘对这两点都不认同。只要格林斯潘反对，美国国会也会跟着反对。因此，美国财政部只好放弃了。

另外，格林斯潘为应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而采取的货币政策也有点过火了。1998年10月15日，即还未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召开会议的时候，格林斯潘通过电话会议召集了自己的同僚，并决定将利率再额外降低25个基点。这项很戏剧性的举措完全是没有根据的，当时美联储已经有4年时间没有在两次会议之间改变利率了。在格林斯潘采取行动之前，标普500指数因为俄罗斯的违约事件仅仅下跌了5%。这种跌幅其实不足为虑。另外，当时美国经济非常强劲，第三季度其增长率达到了5.3%，而第四季度其总产出继续增长了6.7%。尽管信贷市场依然存在压力，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还是获得了银行的重新注资，从而缓解了迫在眉睫的抛售风险。对于这些可以忽略不计的风险都不放过，这表明格林斯潘是个极其厌恶风险的人。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一些成员质疑了降低利率的必要性。“一定程度上，今天的行动只是为了拯救对冲基金。”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的威廉·普尔（William Poole）尖锐地指出。

格林斯潘没有理会普尔，坚持要实施这个政策。

降低利率的消息在当天下午3点15分公布时，股市和债市开始了上涨竞赛。当天收盘时，标普500指数已经上扬了4%，第二天它的表现又更上一层楼。“我手下的交易员都击掌相庆，就像完成一次达阵后的那种狂呼，”一位基金经理回忆道，“我紧紧盯着屏幕，看着它们由红变成绿。”格林斯潘因其出人意料的干预而为自己在整个华尔街赢得了更高的声望：他不单单是大师，他还是一位守护天使。“这等于对所有人说，市场的救生员一直在值班。你可以再回到池子里去了。”对于此次在会议间隔期降低利率的决定，高盛的首席经济学家这样评论道。“我们曾经叫他艾伦叔叔，”常年在华尔街摸爬滚打的老兵戴维·舒尔曼在回忆这段时期时说道，“我们常说，艾伦叔叔会照顾我们的。”

这位艾伦叔叔并未就此止步。接下来一个月，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1月的常规会议上，格林斯潘第三次降低了利率。为了说服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他没有借助于惯常的理由，即市场是脆弱的，因此宽松是必要的。毕竟，无论是股市还是债市在美联储的上一次操作之后都维持着上升动能。这位美联储主席也不能假装需要降低利率来刺激经济增长。“事实上现在的经济已经非常好。”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然而，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再将利率降低25个基点，因为“在这个时候为经济买点保险是明智的”。他非但不反对金融援救，而且现在还希望能先发制人地提前采取这些措施。

“我很担心，我们并不是在对经济降温，而是在火上浇油。”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的普尔反对道。

“经济泡沫可能正在形成。”堪萨斯城的汤姆·霍尼格（Tom Hoening）对普尔表示了赞同。

然而，这位美联储主席并没有听进去。

格林斯潘先发制人的补救措施使得其名望更加高涨。整个华尔街都在庆祝，市场也一飞冲天。到1998年年底，标普500指数较8月的低点上升28%。格林斯潘已不再对过高的估值忧心忡忡了，相反他已经成为其动力之源。“市场有这么一种感觉，就是当泡沫出现并爆破的时候，美联储会通过降低利率而使所有东西都恢复正常。”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格里高利·曼昆在1999年1月的《纽约时报》上说道。克林顿政府的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莱克（Robert Reich）则声称“美国的本土政策已经为格林斯潘和美联储委员会所左右”。整个美国似乎很满意这样的责任分工。

1999年2月15日，格林斯潘饱经风霜、充满睿智的脸庞出现在《时代周刊》的封面上。这位美联储主席得意地占据了最显著的位置，其余空白处附有鲁宾和萨默斯的照片。封面上，《时代周刊》用醒目的黄色字体把这三个人描述为“拯救世界委员会”。这样的标题让人觉得他们更像是漫画里的英雄而不是金融专家。在一年或更早之前，在关于“公文包指标”的纪录片中，格林斯潘已经在扮演大人物先生了，不过，所有人都知道，那只是一个玩笑。然而，这次，《时代周刊》非但没有开玩笑，反而非常认真。该杂志宣称，格林斯潘和他在美国财政部的盟友是“经济学家英雄”（economist hero），是“市场三剑客”（Three Marketeers），是“超越意识形态”（outgrown ideology）的明星。如果没有他们的勇敢和努力，美国经济肯定会受俄罗斯和东亚危机的拖累而倒下。事实上，对于救助亚洲，格林斯潘是质疑的，不过《时代周刊》显然并未考虑这一点。同样，《时代周刊》也未追求某种可能性，即格林斯潘为了应对俄罗斯的违约事件，而将利率降得太低了。《时代周刊》坚持认为，格林斯潘、鲁宾和萨默斯三人“热衷于进行严谨、独特和忠于现实的分析。让他们走到一起的是对思考的热情以及永不泯灭的好奇心”。

上述赞美并没有冲散它在这位zipswitch主席身上所引发的讽刺意味。40年前，在提交给美国统计协会的硕士论文中，格林斯潘破除了对金融政治家的过分迷信，因为正是后者助推了20世纪20年代的泡沫。由于美联储的创立，投资者开始相信风险是可以被消除和防范的：商业周期已死，投身于股市将不会再面临风险。正是源于对美联储的信任，股市从20世纪20年代的低谷中浴火重生。格林斯潘当时还在论文中总结道：“股票的价格以及其他资产的价格所出现的螺旋式急速上升，将导致股市行情在随后会发生不可避免的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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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3月29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盘于10 000点之上，创下历史新高。由于科技革命的外溢效应，即使是代表传统经济的蓝筹股指数，在4年里也已经翻倍。在这段时间内，科技股权重很高的纳斯达克指数更是已经翻了3倍。eBay和亚马逊这类公司的崛起把美国经济从谷底拉了上来。冷战期间，科技曾被认为是通向核灾难的不归路，然而到世纪之末时它又成了通向天国的阶梯。“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将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位著名预言家公开谈论道，“我们会发展成数据化社会，物理空间将变得无关紧要。”“我们正目睹着社会的重大变革，”另一位权威人士这样谈论道，“一个崭新的、更加扁平的世界可能正向我们走来。”美国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国家，正在建立电子信息时代的新秩序。自然，在这个新秩序中，美国将它自己置于了中心位置。“你们有幸参与到了大牛市中，”略微谢顶的纽约证券交易所时任董事长迪克·格拉索欢呼道，并将印着“道琼斯10 000点”的纪念帽扔向在交易池中庆祝这一时刻的交易者，“美国前所未有地繁荣。”

就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到达里程碑的第二天，价格线（Priceline.com）这家不知名的折扣票在线网站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当时，这家网站刚成立一年。如果有人停下来，深入思考一下这种速度，就会发现其中的警示信号。这家网站几乎没有资产，商标名也未注册，员工不超过200人。在成立最初的8个月里，这家公司售出了价值3 500万美元的折扣机票，却付出了3 650万美元的营业成本。除了100多万美元的营业损失外，价格线网站还耗费了1亿美元用于网站开发、市场拓展以及向供货商提供免费的股票期权。细算下来，该网站已经烧掉了1.14亿美元投资者的资金。然而，激情澎湃的创业者丝毫没有质疑自己。他们大胆尝试，在公司网站上开始经营汽车租赁、旅馆预订以及抵押贷款。他们在曼哈顿一家大型俱乐部租下了一间舞厅，并在里面搭建起了网络零售帝国的幻象，以此来吸引投资者。华尔街的人们欢欣鼓舞，每位热衷于技术的基金经理都想在这家网站上分一杯羹。交易日第一天，即1999年3月30日，价格线网站的市值就已经涨了两倍，达到100亿美元，比美国联合航空、大陆航空和西北航空这三家航空公司的市值总和都多。

就在价格线网站的股价暴涨时，格林斯潘正坐在美联储会议室里主持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像往常一样，该委员会中少部分成员对华尔街的过度繁荣表达了担忧之情。

“至少可以说，股市始终处于牛市中，”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凯茜·迈尼罕表示，“资金成本太低了。”休眠的通货膨胀造成了舒适的假象。她提醒说：“经济泡沫很可能会再度给我们带来困扰，即使通货膨胀在近期并没有明显的上涨迹象。”如果格林斯潘在1998年的秋天是为了防止市场崩溃而降低了利率，那么他此时就需要对称性地提高利率了。

“既然市场几乎已经恢复了正常，我相信是时候废除之前降低利率的政策了。”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威廉·普尔也持有同样的观点。

格林斯潘拒绝让步，不同意提高利率。1999年的春天，他对宽松货币政策的坚持成了一个谜。他很明确地表露过，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事件之后，自己降低利率是为了给美国经济购买一份保险。然而，就像迈尼罕跟普尔所说的，这个逻辑依据当时已经不再适用了。他曾以将导致“约翰逊期权”为理由谴责了自己的副主席，然而，当时的交易者们都在庆祝“格林斯潘期权”了，并认为他消除了投资中的风险。1999年时，有45%的美国居民持有股票，是20年前的3倍。无疑，他对此很担忧。可是，如果他明显为了降低股票价格而提高利率，那么他就不再是国家英雄了。然而，他已经证明过自己的坚毅性了，尤其是成功抵抗了布什总统的压力之后。为什么他在1990年还特别强硬，到了1999年就变得软弱了呢？是因为年龄、婚姻或企图维护早已耸入云端的名望吗？抑或还有其他的原因让他不愿意去提高利率？

至少对经济学家来说，最有说服力的理由是，通货膨胀一直处于休眠状态。消费者价格指数这一核心通货膨胀指标一直在2.1%左右徘徊，正好处在2%这一非公开目标水平附近。当然，仅凭借这个理由就决定采取宽松货币政策还是着实令人惊奇的，毕竟格林斯潘曾经很谨慎地不想让自己受到通货膨胀目标的束缚。1996年，在美联储讨论通货膨胀目标的优点时，格林斯潘曾经坚持认为，2%的通货膨胀率目标不应该被公开：他曾经决定保持对货币政策的自由裁量权。然而，在1994年时，他却拒绝行使在政策上的自由裁量权。当初为什么他又要求得到它呢？1996年，他还提高了将通货膨胀率压低到零的可能性。如果这真是他的观点，为什么不提高利率呢？这样既可以将通货膨胀率压低到2%的目标以下，还能同时处理明显出现的股市泡沫。提高利率水平，或许可以适当释放出资产泡沫里的气体，防止它继续膨胀。即使这可能并不会让市场有转折性的改观，但至少是值得这么做的。抑或，由于投资者完全没有为这一政策提前做好准备，所以提高利率的政策很可能产生更强力的效果，从而迫使股市重回理性，就像1994年2月美联储通过提高利率对债券市场造成的震撼一样。

1999年年初，格林斯潘拒绝提高利率的决定，说明了他其实比之前自己对外所宣称的更重视通货膨胀目标。其非公开的政策其实非常简单：他允许经济尽可能地快速增长，这与沃尔克的政策一脉相承。不过，格林斯潘的新学说并未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上。美联储和经济领域的专家都没有证明，保持不变的通货膨胀率要优于美联储的任何其他政策目标。在低通货膨胀率与高生产力之间寻找关联的企图最终失败了，那么还能从哪方面来证明，价格稳定比金融稳定更重要呢？

1999年8月底，格林斯潘飞往杰克逊霍尔参加美联储的夏季研讨会。华尔街已经变得越来越疯狂了，继价格线网站的股价飙升之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均已经第10次创下了新高。当时，格林斯潘还是对泡沫采取了轻微的应对措施。他在当年4月和5月期间一直将利率维持在低位，随后在6月底审慎地将利率提高了25个基点，在杰克逊霍尔会议前夕又提高了25个基点。然而，当时的利率水平仍低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未出事前的水平。

格林斯潘在杰克逊霍尔向世界各国央行的“祭司”发表了演说。在发言中，他拒绝为自己在面对股市过热时的消极态度辩护。相反，他在研讨会上的公开演说强调了经济在面对市场崩溃时的脆弱性。格林斯潘说道，随着更多的公司寻求上市，以及这些公司股价的不断攀升，股市的市值相对于国民收入而言增长得更快了。一旦数量巨大的股票的账面价值蒸发，后果不堪设想。谨慎的中央银行应该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格林斯潘向与会者提醒道：“历史告诉我们，信心的崩塌是突然发生的，往往在事前并没有什么迹象。”他理解金融的脆弱性，只可惜他没有为此而做太多的事情。

假如格林斯潘不愿为自己的政策辩护，其他人则乐于为他提供这方面的帮助。格林斯潘离开演讲台后，杰克逊霍尔的这群贵宾收到了一篇来自两位经济学家的文章：第一位作者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本·伯南克，他曾犀利地分析了1987年的崩溃和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信贷危机；第二位作者是纽约大学的马克·格特勒（Mark Gertler）。依靠后见之明会发现，这两位教授登场的时机非常关键，因为这标志着伯南克开始出现在公众场合的镁光灯中，并最终使他成了格林斯潘的继任者。另外，“盯住通货膨胀目标要优于处理资产泡沫”这一观点当时缺乏令人信服的论证，就这一点而言，这次登场还标志着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尝试。尽管这次登场为伯南克获得未来的命名铺平了道路，而且对美联储强化对通货膨胀目标的承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其结论出奇地缺乏说服力。

通过引述美联储主席早些时候的言论，伯南克和格特勒首先承认资产价格所带来的挑战。在发达经济体中人们已经明显可以感觉到金融市场开始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了，而这种不稳定也威胁着就业和收入。不过，尽管如此，这两位教授还是认为，中央银行行长只需要关注股市是否影响了通货膨胀。即使泡沫最终破裂了，只要货币政策能够及时救助，那么其后果也不一定就会很痛苦。“1987年之后，美联储实际上就是这么干的。在市场正常的上涨过程中，人们很难辨别出危险的泡沫，”这两位教授写道，“另外，中央银行并不需要关注泡沫，因为有更实际的选择方案。通过聚焦由资产价格波动引起的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压力，中央银行能有效地应对资产泡沫带来的负面影响。”最后，他们又总结了一下自己的观点：“设定通货膨胀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的主要优势在于，它可以使得政策制定者在面对资产价格波动时，可以按某个大方向自动调整利率水平。”

这个观点显然过于乐观了。尽管是由于美联储的宽松政策导致了新英格兰房地产泡沫的不断膨胀，但1987年危机的善后工作确实被证明是比较简单的。同样，尽管识别泡沫的工作是非常困难的，但有些时候应对这种困难的挑战实在太重要了，从而不应该被忽略。另外，格林斯潘其实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就诊断出了大量泡沫。按照聚焦通货膨胀目标就能自动抑制泡沫的看法，伯南克和格特勒掩盖了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的区别。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某些成员其实早已发现了这种区别，而伯南克自己也在5年后的一次演讲中对此进行了反思。面对引致供给增加的生产率革命，美联储需要处理通货膨胀率向下的压力和资产价格向上的压力，它必须在价格稳定和金融稳定之间作出权衡。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末的资产价格泡沫就源于格林斯潘听从了那些人的建议，他们支持为通货膨胀设定目标。美国的核心通货膨胀率在1997年8月至1999年8月间的月平均值为2.2%。从通货膨胀目标的角度来看，格林斯潘的政策是很完美的。然而，由于他盯住的是通货膨胀目标，所以他满足于将利率水平维持在低位，从而使融资成本很廉价。不过，这也怂恿了投资者争相投资金融资产。这正是林赛、迈尼罕以及其他持质疑观点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最担心的事情。这也正好与伯南克和格特勒所宣称的情况相反。

这两位教授还发表了其他的观点，进一步强化了以通货膨胀为核心目标的共识。“宏观经济稳定，尤其是在没有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情况下，其本身就可以促进金融市场的稳定。”他们指出，金融资产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更容易定价：在不用担心通货膨胀率或者利率的波动的情况下，基金经理就会专注于评估公司的商业前景，而他们的决策则会引导资产价格接近更实际的、非泡沫的水平。然而，这个说法依旧过于乐观了。它没有考虑到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在随后提出的观点，该观点后来让明斯基大红大紫。明斯基提出，如果完全消除了通货膨胀率和利率的波动的风险，投资者更容易去承担其他类型的风险，反而会导致市场更不稳定。当格林斯潘风趣地称呼自己为zipswitch主席时，他就知道这个观点了。他当时这样说道：“当事情变得太理想时，人们的行为就会变得不理智。”一年后，他又说道：“历史告诉我们，虽然我们曾经非常成功地控制了物价水平，但市盈率水平（以及股价）也同时上升到了最高位。”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并不必然导致资本市场的稳定。伯南克和格特勒的观点再次被证明是错误的。

在下一个10年里，对于这两位教授开出的聚焦通货膨胀目标的处方，有许多学术论文发出了质疑的声音。其中一个学派认为，中央银行应该更加关注杠杆率和泡沫水平。另一个学派提出，通货膨胀对实体经济变化的反馈有些滞后，所以中央银行应盯住名义GDP，它综合了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率。其实，1999年时，在杰克逊霍尔已经有人指出了伯南克和格特勒的文章中的瑕疵了。布林德当时已经不再担任美联储副主席，重新回到普林斯顿大学教书。他呼应了格林斯潘对该论点的异议，并认为物价稳定不能保证金融稳定。他指出：“当通货膨胀率保持在低位时，股市中的投资者会变得过于乐观。你拥有一个中央银行，它完美执行着自身的职责，即控制通货膨胀率以及平滑产出水平。然而，尽管中央银行可能没有犯错，但它还是会无意识地刺激了金融泡沫的形成。实际上，很多人就是将此视为了美国的特点。”

布林德绝不是唯一的批评者。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的经济学家鲁迪格·多恩布什（Rudiger Dornbusch）当时负责对伯南克和格特勒进行官方回复。他认为：“这两位作者是基于并不明显的途径和效应得出此研究结果的。‘伯南克–格特勒处方’和美联储的历史实践都牵扯了一个不合理的偏颇。当资本市场向好，中央银行认为理所当然可以放任不管；但是当资本市场下跌，善后的教条却要求中央银行必须要作出强有力的反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迈克·穆萨（Mike Mussa）也对这一点作出了评论。穆萨认为，如果美联储准备对资产价格的下跌作出反应，那么它也应该对资产价格的泡沫作出反应。否则，交易者会毫无顾忌地追逐牛市，反正中央银行不会打压，而在市场下滑的时候，交易者又会期待中央银行的安全网保障。在中央银行采取单边行动的情况下，理性投资者就会接受尽可能多的风险。金融市场注定会变得更加杠杆化以及不稳定。

讨论结束后，格林斯潘从伯南克和格特勒身边走过，他们当时正坐在离麦克风较远的位置。不过，格林斯潘还是尽量轻声地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的，我同意你们的观点。”

尽管美联储主席长期关注着资产泡沫问题，尽管“伯南克–格特勒处方”有诸多缺陷，格林斯潘还是愿意从有利的方面来解读围绕通货膨胀目标的质疑。如果他不准备通过提高利率的方式来对抗投机狂热，那么他就需要一套理论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格林斯潘从杰克逊霍尔飞往西海岸，去完成自己的年度网球静修：这是他的习惯。他和安德烈娅在圣何塞机场着陆后，驱车前往卡梅尔峡谷，之后沿着曲曲折折的道路穿过了一个隐蔽的乡村，那里有蔓延的山脉、枝干盘曲的橡树林、波光粼粼的溪水。随着目的地越来越近，拐来拐去的道路逐渐呈现为弧度很小的曲线。沿路有多家牛仔酒吧、精品店、马具店、温泉，还有大片的葡萄园。这里和美国东海岸形成明显的对照。当地一本杂志称赞说，卡梅尔峡谷路上如有5辆汽车排队，就可以算是交通拥堵了。

当时格林斯潘的73岁差不多已经过半了，但他依然在坚持打网球。几乎每周六、周日的上午9点，他都会出现在切维切斯俱乐部。他和安德烈娅会各配一名教练，在各自都训练完以后，这两个人偶尔会进行对打。不过，格林斯潘毕竟还是变老了。安德烈娅担心他在美联储的工作过于辛劳。格林斯潘已经工作12年了，也许该休息一下了，这样就能在早上5点半以后再起床；还将有空去旅游，甚至是去海滩游玩；能静心听完一场歌剧，而不用为了准备美国国会的听证会而提前离开。他的第三个任期将在2000年的夏天结束。也许三个任期就足够了吧？格林斯潘的任职时间已经快赶上其美国财政部的盟友罗伯特·鲁宾的两倍了。鲁宾当时已经着手申请退休，准备重回曼哈顿了。

格林斯潘对鲁宾的离职感到很惋惜。为了纪念这个时刻，他还参演了白宫的经济学家们导演的一部恶搞影片。这部影片讲述的是美国财政部长被邪恶的日本人绑架的故事。格林斯潘在影片中担任了跑龙套的角色，扮演美联储主席。一个克林顿的顾问窃笑道：“艾伦·格林斯潘和伍迪·艾伦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只能扮演一个角色。”然而，与伍迪·艾伦的对比并不只是一个笑话，这正是安德烈娅在卡梅尔峡谷需要面对的问题。在网球比赛以及打盹的间隙，她和格林斯潘思考着一个问题：已经在华盛顿待了这么久，格林斯潘还能打破习惯重新做回自己吗？

格林斯潘觉得自己依然还能胜任美联储的工作。据他所说，他的心智依然敏锐；在他无法应付微积分的时候，他自然就知道自己该退休了，但是现在丝毫没有这种迹象。格林斯潘和安德烈娅至少都曾经想过退休的事情，那样就能去旅行了。他们在威尼斯度过蜜月，而格林斯潘并没有对蜜月表示反感。然而，事实上，他们在意大利的最后时光里，格林斯潘竟用经济学思维试图估算出威尼斯的附加值，这就谈不上浪漫了。他无法改变自己，并且他已经深深地沉浸在这种固定的生活模式中，自身也并不想打乱这种模式。

如果克林顿总统主动提出让格林斯潘第四次出任美联储主席一职，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接受。

刚刚过了一个多月，即10月11日，格林斯潘出现在了亚利桑那州首府凤凰城的比特摩尔酒店（Biltmore Hotel）。该酒店是用带图案的砖块砌成的标准城堡式建筑，由建筑大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设计。大约半个世纪以前，罗纳德·里根和夫人南希·里根曾在这里度过蜜月。然而，格林斯潘来这里的目的就不是那么令人欣喜了。站在比特摩尔酒店宽敞的宴会厅里，格林斯潘面对着美国银行业协会的大约700名会员，向他们讲述了美联储的金融监管举措。接下来，他基于美联储货币政策的立场介绍了监管体制，这点与伯南克和格特勒的文章有密切关系。格林斯潘坦承了在“大而不倒”的银行中存在的风险。接着，他解释了为何美联储不应当去解决这个问题。

“通过成长及合并而形成的巨型银行已经变为越来越复杂的实体，并创造出了波及范围异常广泛的系统性潜在风险。”格林斯潘谈道。

巨型银行、复杂实体、波及范围异常广泛的系统性风险，格林斯潘似乎已经掌握了银行业批评家的语言。

“如果不尽力确保对这类实体的监管能匹配它们潜在的风险，那么中央银行就不能算完全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格林斯潘继续说。

此刻，对“旅行者–花旗合并案”持反对意见的人似乎胜利在望了。

“同时，政策制定者必须权衡利弊。”格林斯潘转移了话题重点。他警告道：“为降低系统性风险而采取的更严厉的监管措施和法规设计，很可能会导致贷款人的自身风险评估缺位。市场自律性的下降将反过来增加银行系统的风险，这恰恰是我们要极力避免的。”一边是更严厉的制度约束，一边是继续发挥市场自律性的作用。面对这两种选择，格林斯潘毫不费力地作出了决定。“监管者需要更多地，而不是更少地，依靠市场自律性的作用。”他对听众们说。

格林斯潘通过延伸出更多的问题，从而使自己的结论表达得更委婉了。通过追溯伊利诺伊大陆银行以及在此之前的宾夕法尼亚州中央铁路事件，能确定市场自律性在历史上曾失败过吗？考虑到巨型银行的复杂程度，这类失败是否会比以前更容易发生呢？遵循一如既往的悲剧性诚实，他承认了这些危险，就像他承认股市崩溃会带来风险一样。首先，市场自律性只有在贷款人对银行的资产组合有充分的了解时才会起作用，但是银行并不习惯于信息透明化。格林斯潘承认道：“以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完美地实现更充分的信息披露，这一点尚不确定。”其次，市场自律性要求银行吸纳更多不受联邦保险保护的存款，因为只有未能获得保险的存款人才会因可能面临的损失而去监测银行的风险。不幸的是，只有最大的银行才符合这个条件，而且这些大银行实际上也依靠保险存款获得它们的大部分资金。市场自律性在这样的限制下很难发挥太大的作用，即使在经济最好的时期它也不是完美的。

通过承认自己论述中的缺陷，以此减少阻力，格林斯潘继续推进着自己的结论。他向比特摩尔酒店在座的听众宣称，美联储更希望的是“较小的干预，最大程度依靠市场力量”的监管。说完之后，他没等听众问问题，就赶紧从舞台的后门走出去了。

又过一个月，在美国财政部、美国国会和美联储三方举行的充满争吵的谈判过后，克林顿总统签署了一项法律，承认了格林斯潘的监管逻辑。得益于威尔惊人的游说，美国国会勉强通过了一项金融改革法案。通过使保险、信贷、证券发行之间的混业兼并合法化，该法案也标志着“旅行者–花旗合并案”最终获得了批准。有愤世嫉俗者称，1999年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Financial Services Modernization Act）更应当被命名为“花旗集团批准法案”。不过，更令人吃惊的是，为推动改革达成所进行的辩论的性质，美国财政部并没有去剖析这个国家是否能够经受住“大而不倒”的银行的冲击，而是将话题聚焦在了表面问题上：银行是否应该以子公司的形式来开展证券业务。该争议其实隐含着管辖权的问题，即该类业务是要受美国财政部监管，还是作为附属机构接受美联储的监管。美国国会为履行职责，就银行对低收入群区所应尽的义务，组织了一场辩论。这也许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但与“大而不倒”问题并没有太密切的关联。格林斯潘对市场自律性的含糊观点也未被讨论。或许，这个问题实在太麻烦了，所以没有人愿意去直接面对。

在布鲁斯克里·伯恩被冷落一年后，1999年的银行改革意味着再次失去了努力克服金融脆弱性的机会。至少，银行业的合并应当同时伴随相应的监管机构的合并，因为重复监管会导致企业寻求监管套利。不过，监管机构的合并没能发生。相反，政府当局对此颇为踌躇，它相信传统的银行监管机构能够与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以及国家级保险监管机构实现完美的合作。美国政府依然维持着互相掣肘的监管结构，从而导致了监管力度下降。“历史总是公平地散布着危机。当监管并没有随着金融自由化的程度加深而加强时，危机就出现了。”《经济学人》杂志颇有先见之明地指出。

当“花旗集团批准法案”尘埃落定时，桑福德·威尔在他的办公室墙上挂了一块1.2米宽的木板，上面写着几个豪迈的大字：“《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废除者。”木板旁边是废除者自己的肖像，其表情中透着一股傲慢的荣耀感。威尔还获得了另一个战利品：鲁宾加盟了花旗集团。追逐这位美国前任财政部长的公司络绎不绝，而威尔最终拔得头筹，这更加稳固了他在华尔街的老大位置。不过，鲁宾的加盟也揭示了灰暗的现实。在合并之后的几个月，将两家拥有不同文化的庞大帝国整合在一起的努力毒化了威尔和其联席董事长约翰·里德的关系。两个人能达成一致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他们需要外部调解。鲁宾性情温和，头脑精明，可以担当调解员和教练的角色。“他就像缓冲器，使威尔和里德避免冲突，让他们各自做自己的事情。”一位公司史作家曾这样说道。

一年前，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正愈演愈烈的时候，格林斯潘及其同僚因为看好花旗集团的管理水平，所以批准了威尔的合并申请。然而，仅仅一年之后，花旗集团的高管团队就开始向鲁宾寻求帮助。美联储显然并不能很好地把握让一家巨型银行正常运行的因素，这意味着它派出的监督者很难区分出稳健的放贷者和脆弱的放贷者。中央银行显然是无法驾驭这种情况的。金融系统正在变得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脆弱。

正当格林斯潘努力对付泡沫和银行的问题时，另外一个挑战也摆在了他的面前。主导新经济的计算机芯片出现了瑕疵：在硅存储器特别稀缺的年代，快捷编程很流行，因此，当旧千年结束、新千年开始的1月1日零点，芯片有可能会混淆2000年与1900年。中央处理器如果不能避免这类“千年虫”问题的出现，计算机就有可能会出现很多小故障。另外，因为大量货币都是以0、1这种二进制数字存储在银行的硬盘里，所以软件故障很可能会引发整个经济体的恐慌。

1999年夏天，由“千年虫”引发的动荡已经开始出现。这个夏天，企业家争先恐后地锁定自己的资金，以免遭受信贷市场崩溃所带来的损失，这导致市场利率开始上升。公司债市场“就像天启四骑士在华尔街上打马球”，一位评论员略为夸张地说道。参照教科书上“最后贷款人”介入的案例，格林斯潘已经做好了应对这种非常规灾难的准备。

10月底的时候，格林斯潘开始推行自己应对“千年虫”的计划。该计划很有创造性，同时力度也很大。美联储预先在遍布全美国的90个地点储备了未拆封的美元货币。每家地方性联邦储备银行都设立了危机应对团队。同时，美联储设立了一只“千年虫”危机基金，向银行出售提供充足流动性的承诺：银行可以在世纪交替期间购买短期贷款期权。格林斯潘希望，仅仅设置这种期权就可以平息“千年虫”恐慌，可能没有人真的会去购买这种期权。然而，事实上，银行都疯狂地购买这种期权，就像普通市民争相囤积罐头商品以释放自己的千禧焦虑一样。10月20日，美联储进行了第一次拍卖，结果银行的认购额超过美联储发行额的5倍。随后，美联储迅速对此作出反应，进一步增加了发行额度。1999年11月16日，当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举行例会时，美联储已经售出了超过3 000亿美元的短期贷款期权。

这次买卖达到了目的，市场利率降下来了。然而，它同时促使股市又开始上扬，纳斯达克指数在拍卖活动的第一个月里上涨了20%。由于预测到消费者正将以前打算储蓄的钱用于消费，所以分析师提高了对美国经济增长率的预测：1999年第四季度，美国经济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不同寻常的7.1%。消费者因“千年虫”的恐慌而收回他们的资金，这个问题曾让基金经理焦躁不安。然而，问题似乎颠倒了个，当时越来越多的钱开始涌进充满泡沫的华尔街，寻求投资机会。尽管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1月的会议上，格林斯潘将利率提高了25个基点，但这只相当于撤销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后降低利率的措施，是一次没有实际效果的提高利率的措施。格林斯潘一方面在紧缩货币，另一方面又纵容着市场的过度繁荣。

临近圣诞节时，美国重新恢复到了繁荣的状态。芝加哥的一家珠宝商售出了一枚价值10万美元的男士小拇指戒指：该戒指的顶部凹槽镶满了钻石。一家时装店表示，价值12 000美元的串珠式羊毛衫销量火爆。在亚利桑那斯科茨代尔，新建住宅的平均面积比10年前要大50%。图森的一家超级宠物旅馆为高档犬提供电话服务，其不在身旁的主人可以通过扩音器跟它们轻声细语，互诉衷肠。

格林斯潘的名望随着股市的火热而水涨船高。美国时任副总统戈尔当时一直在忙于竞选下一届总统，他称自己是格林斯潘最忠实的粉丝，要给这位美联储主席的表现打A++的高分。共和党候选人领跑者、得克萨斯州长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alker Bush）不顾家人对格林斯潘存在的积怨，称赞格林斯潘“在管理美国经济的货币政策方面拥有杰出的表现”。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则希望格林斯潘在其余生中一直担任美联储主席一职。在一次共和党总统初选辩论会上，麦凯恩开玩笑地说：“就像电影《老板度假去》（Weekend at Bernie's）里所演的那样。我会支持他，给他戴上墨镜，并希望能尽量长时间留住他。”

1999年12月21日，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例会召开之际，华尔街预计会有另一轮的紧缩政策。随着科技股股价飙升以及经济逐渐到达沸点，确实该将利率提高到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前的基准水平之上了。

失业率已经低至肯定无法持久的4.1%，贸易赤字以惊人的速度不断扩大。除非需求被抑制住，不然的话，美国经济就会因为缺乏足够的劳动力去扩大产出，而无法从其他国家获得足够的贷款以满足自己的进口需求。然而，由于过几天“千年虫”可能就会爆发，所以格林斯潘缺乏采取行动的意愿。他辩解道：“我们希望尽可能有效率地与市场沟通，以此表明，我们到年底或许到来年年初都无意采取任何行动。”

“没人愿意看到一位马拉松运动员在接近终点时被绊倒，我们当然也不想成为那个从看台上跑出来把运动员绊倒的人。”另一位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成员也支持格林斯潘观点，他如此评论道。

凯茜·迈尼罕发挥了其常规的功能，她反驳道：“根本不存在‘千年虫’恐慌，甚至连深层担忧都没有。相信我，我们对此进行过调查。”然而，像往常一样，她的观点被忽略了。委员会成员一致投票同意保持联邦基金利率不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标普500指数、纳斯达克指数步调一致地对此作出了反应，在圣诞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纷纷创下了新高。

随着市场飞速上涨，格林斯潘也从白宫那里得到了自己的礼物。白宫幕僚长约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打电话给格林斯潘，传达了克林顿总统的消息，他将第四次被任命为美联储主席。克林顿团队象征性地考量过是否有其他替代人选，然而，没人能想得出来有谁比格林斯潘更合适。有人提出可以问问鲁宾是否对这份工作感兴趣，但鲁宾回应道，格林斯潘才是最好人选。

“我敢打赌，他会一直待在那儿，直到他们把他抬出去。”克林顿跟顾问们这样说道。

1999年的最后一天，三大股指竞相上涨，均再度创下新高。当天夜晚，整个白宫也同样沉浸在欢天喜地的气氛中。克林顿总统及其夫人筹办了一场美国创新者的千禧晚宴，以此向推动美国强盛的创新和创意致敬。必须承认，从严格意义上讲，出席的人并不都是创新者；伊丽莎白·泰勒、罗伯特·德尼罗（Robert De Niro）以及索菲娅·罗兰（Sophia Loren）甚至都不是美国人。克林顿总统对簇拥的人群致以溢美之词：“我不禁想到，正是因为在座的各位以及各位所代表的那些人敢于去幻想、去发明、去追求，才使得美国以及其历史如此与众不同，才使得美国在变得越来越好。”好莱坞作曲家约翰·威廉斯（John Williams）给了歌手杰西·诺曼（Jessye Norman）一个深深的拥抱。在21世纪到来时，白宫敲响了钟声，而曾经的歌王玛丽·威尔逊（Mary Wilson）则唱起了婴儿潮一代都非常喜爱的经典老歌。

格林斯潘和安德烈娅参加了晚会的第一部分，就像后来格林斯潘所说的，这是克林顿的“卡米洛时刻”（Camelot moment）。然而，午夜过后，这对金融界的第一夫妇就悄悄离开了白宫，乘坐一辆轿车穿过华盛顿黑暗的街区，前往美联储的新千年指令中心。该中心位于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大厦的一间大房子里。当时大约有百十号人正坐在那里通过电视观看新千年的庆祝仪式。先是亚洲，接着是欧洲，新千年即将降临美国，而众人无数个日夜的准备工作就要面临考验了。一旦千年虫故障出现某些迹象，美联储就会全力应战。

格林斯潘环视了整个房间。头发稀少的他戴着黑色领带，高大的身材略显瘦弱，而双眼则透过宽大的镜片往外投射着炯炯有神的目光。职员们为了这个特殊场合都穿上了红色短袖T恤。他们很年轻，年龄上都可以做格林斯潘的孩子了。

格林斯潘在刚担任美联储主席时，也许会待在那里监督下属，然而现在他觉得没这个必要了。视察完这支队伍后，他就和安德烈娅回家了。当新千年降临华盛顿时，他已经舒服地躺在了床上。等第二天早上醒来时，他发现，新旧千年交替很正常，并没有发生什么戏剧性的情况。接下来的几天，一切如常，只是纽约一家歌帝梵巧克力商店（Godiva）的几台收银机出现了短暂的故障。

2000年1月4日，周二，克林顿总统又主导了另一个“卡米洛时刻”。白宫宣布，第四次任命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一职，该公告丝毫不亚于一场加冕礼。一位永恒的哲学家国王即将登基，他的周身将始终围绕着光环。实际上，格林斯潘的任期还有6个月才到期，但是克林顿团队愿意提前把消息放出来。当时克林顿总统正在准备自己针对美国参众两院的最终的国情咨文，这个时候放出消息可以为他提供一个适当的缓冲。这位实际上没有任期限制的美联储主席将被招募来协助克林顿这位美国总统突破罩在他头上的盖子。媒体评论则只强调了资历的力量。《纽约时报》评论道，格林斯潘已经成了“凭借自身能力而存在的机构”。从来没有人给过克林顿这种评价。

1月的某一天，气候有些反常，出奇地温暖。这天上午10点刚过，格林斯潘去了白宫。他和克林顿总统有一场简短的私人会面。克林顿正式邀请他再连任一届，他欣然答应了。格林斯潘进入白宫后，就跟着克林顿去了椭圆形办公室，这里已经变成了临时的新闻简报室。

一群新闻记者都在等待着。摄像人员都站着准备直播现场的画面。实际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整个早上都在拿这件事开涮。

“接替沃尔克绝不是一份容易的差使，”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主播比尔·塔克（Bill Tucker）评论道，以便在新闻发布会开始前竭尽全力地填补空闲时间，“当时很多人都认为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时间不会超过沃尔克。然而他不但做到了，而且更胜一筹。”

克林顿和格林斯潘并排走进椭圆形办公室，后面跟着劳伦斯·萨默斯和几位白宫顾问。喋喋不休的记者彻底沉静了下来，直播摄像机的开关也都被打开了。克林顿总统独自走上在“坚毅桌”前面放置的讲台。格林斯潘则害羞地躲在不会引人注目的地方。他的西服是黑色的，鞋是黑色的，连他的表情都看上去都带着点黑色，只有其黑色领带上模糊的红白色花纹能缓和一下这种色调。

“你今天才是应该站到这里来的主角。”克林顿召唤着“边缘人物”格林斯潘。他想让格林斯潘和他更近一点。这才是这个场合最关键的人。

“这是唯一一次我干涉了美联储的独立性！”克林顿接着说道。

格林斯潘来到克林顿总统身边，站在了他的左边。

克林顿总统开始讲话了。

“格林斯潘主席的领导力一直非常关键……在他的帮助下，我们才得以……颁布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金融改革法案，废止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为美国构建了能适应21世纪的现代化的金融体系。我想，值得强调的是，在其专业领域中，格林斯潘是第一个意识到新技术的潜能的人。新技术将改变所有的规则和可能性，从而对新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

“事实上，他对新技术的贡献实在太大了，我甚至在考虑将网站Alan.com上市。这样甚至在2015年以前，我们就能够还清债务了。”说完这句话，克林顿得意洋洋地咧嘴笑了起来。

克林顿总统站起来，转身与格林斯潘握手，并拍照留念，然后退下了讲台。

格林斯潘向前走了几步，脸上终于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领导人就在他身边。各大新闻媒体都把焦点对准了他。全球的电视机观众都在观看这场新闻发布会。

“市场现在是非理性的吗？”刚到提问环节，驻白宫的老牌记者海伦·托马斯（Helen Thomas）就发问道。

举办发布会的办公室中立刻响起了笑声。

“海伦，我已经……”

“你是否依然坚持此前你对股市的评述？”

“你可以不让我回答这个问题？”

“是的，可以。”

“可以吗？好吧，我，我不太愿意回答这个问题。”总统办公室里的笑声更多了。“海伦，你向我提问已经有几十年了吧！”

“自从你改革社会保障体系以来。”

“我通常都会回答你的问题，因此我的记录还不算太糟糕。”

轮到第二位记者了。为什么格林斯潘决定继续工作下去呢？“在美联储工作了10年之后，有的人以为你可能想退休了。”记者说道。他好像是在暗示，格林斯潘既然已经取得辉煌成就，也许应该退休才对。

“我确实对专业研究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兴趣，”格林斯潘开口说道，对这个话题回答得很温和，“你必须把理论性的和相当复杂的概念性的东西放到市场上去检验。”

“与纯粹的学术研究不同，你最终会充分意识到，理论假设的重要性、实际行动的重要性以及创新理念的重要性。”

“另外，我必须跟你说的是，就像我以前对总统讲过的，这个挑战就像吃坚果。你必须持续去做，持续去做。”

“你永远不会感觉到累，因为从根本上来说，未来永远是不可预知的。”

2000年1月26日，格林斯潘出席了美国参议院的任命听证会。当时，极其强劲的东北暴风席卷了华盛顿，整座城市都在忙着清理近30厘米厚的积雪。

共和党参议员菲尔·格兰姆是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主席。他的悟性很高，很轻易地就抓住了这场听证会的精神。

“在当前你所居住的这个黄金时代，如果你强行紧缩信贷，我想你的名字必将出现在媒体的头版头条。”格兰姆用慢吞吞的得克萨斯口音说道。

纽约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查克·舒默称格林斯潘为“国宝”。

“为什么连续三届政府都推举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呢？”在最后一轮论辩中，格兰姆问道，然后自己回答说，“因为他是美国最优秀的中央银行行长。”

一个月过后，纳斯达克指数达到了顶峰。然而，到2000年5月中旬时，其总市值从最高点下挫1/3。在此次恐怖的下跌后，民众纷纷抛售股票，社会上开始出现了一种质疑，即Alan.com是否会和过高估值的新经济一起崩溃。

26
“一个超现实的社会”
“A VERY SURREAL ENVIRONMENT”

2000年12月的某一个雨天的早晨，格林斯潘动身前去与美国新当选的总统共进早餐。这几周在政治上是不同寻常的：佛罗里达充满争议的投票结果、重新计票的激烈斗争、对五花八门穿孔机投票装置的晦涩争论，在这些事情之后，美国最高法院最终结束了这件事的不确定性，确立了乔治·沃克·布什的总统地位。被人们称为“小布什”的新当选总统已经将他的大本营移到了华盛顿。他在美国首都的第一天安排会见的第一个人就是美联储主席。

小布什的父亲乔治·H.W.布什曾将自己连任失败的责任归咎于格林斯潘。然而，年轻的小布什总统并没有选择沉溺于这种“家庭恩怨”。这位美联储主席无疑是美国繁荣的总建筑师。尽管当年春季发生的股市暴跌拖累了美国经济，但是“金发女郎经济”依旧光芒四射。格林斯潘在其担任美联储主席的53个季度中，成功实现了51个季度的经济增长；失业率在2000年12月达到惊人的新低：3.9%。在此次总统选举前夕出版的一本书正式使他成了一名“受膏”的大师。该书断言，无论谁继承了克林顿的总统职位，他都依然是在格林斯潘时代执政。对于该书的读者而言，这种说法似乎得到了印证。

格林斯潘的司机将他送到麦迪逊酒店。这是一栋古板的华盛顿建筑物，位于《华盛顿邮报》大厦对面。在这里，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向新当选的总统介绍了未来短期内美国经济可能会遇到的麻烦。当时高科技公司占据主导位置的纳斯达克指数与3月所创下的新高相比，已经跌去了一半市值，甚至蓝筹股也出现了下滑的势头。不过，他还是着重强调了更乐观的方面，美国的未来一片光明。

小布什总统似乎对听到的结论很满意，然而不管怎样，他都别无选择。在早餐快结束的时候，他说道：“我想让你知道，我对美联储非常有信心，并且我们不会质疑你的决定。”他还记得过去10年的教训。对于任何一位美国总统而言，攻击美联储主席都是得不偿失的事情，而谁敢对一位犹如依靠神权来管理美国经济的美联储主席不敬，那更是自讨苦吃了。

用完早餐后，格林斯潘和小布什总统一同走出酒店。记者和摄影师早已等候多时，小布什总统拉着格林斯潘的胳膊走近人群。这位总统当选人与他的父亲不同，他并没有受到新英格兰式谦逊的熏陶。在乔治·H.W.布什变得具有贵族气息且举止得体之前，他也跟小布什一样，是一个典型的得克萨斯莽汉。

“我刚刚在这里与一位很优秀的人进行了深入交流，”小布什这样跟媒体讲道，当时格林斯潘就站在他身边，“我对他的能力一直持有着坚定的信心。”

释放出积极信号的不仅仅是这位即将上任的美国总统。当时新当选的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自福特政府开始就与格林斯潘在工作和生活中都保持着良好的朋友关系。在担任老布什政府的国防部长时，切尼曾与格林斯潘分享了关于海湾战争的情报；作为共同体的“酋长”，他还参加了格林斯潘和安德烈娅在美联储总部举办的美国独立日纪念聚会；在当年的夏天，他还与格林斯潘会过面，讨论了选择小布什竞选搭档的标准。诚然，切尼可能有些让人难以捉摸。比如，在关于竞选搭档的谈话中，这位老友给出的标准完全就是根据自身条件量身定制的，格林斯潘不知道他是专门这么设计的，还是纯属巧合：切尼看起来就好像是在全美国范围内搜寻一位除了他自己没有别人能符合标准的竞选搭档。格林斯潘对此并不持反对意见，他认为切尼是自己遇见的最好的智者之一，如果切尼想成为美国副总统，那么格林斯潘必定会支持他。

2000年12月18日，即与格林斯潘共进早餐的那天，小布什总统任命保罗·奥尼尔（Paul O'Neil）为美国财政部长。奥尼尔是格林斯潘在福特政府时期的另外一位好友。自20世纪70年代，两人之间就建立了联系：当时格林斯潘是美国铝业这家行业巨头的董事，他曾帮助奥尼尔成为该公司的董事长兼CEO。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随着奥尼尔在美国铝业的势力不断增强，对于经济数据的共同兴趣以及在高位的职业经历使得他与格林斯潘一直保持密切联系。从某种意义上，担任工业家的顾问对格林斯潘的成熟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格林斯潘和奥尼尔之间的联系也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这也是格林斯潘和青年时代的自己之间的联系。

奥尼尔感谢小布什总统为他提供了美国财政部长的职位，但是他并没有给出正面的答复。他是一个有点强迫症、正直但很容易紧张的人。他不确定自己是否做好了回归政府部门的准备。显然，必须对他施加一些影响，他才愿意接受这一内阁职务。

“他对出任美国财政部长有些犹豫，”在奥尼尔对小布什总统提供的职位反应冷淡后，切尼对格林斯潘说道，“你可以和他谈谈吗？”

在接到小布什总统的提议后，奥尼尔离开华盛顿前往曼哈顿，住在了临近中央车站的凯悦酒店（Hyatt hotel）。正当他将自己的夹克外套挂起来并打开电视的时候，电话铃就响了。

奥尼尔辨认出了电话线那头的熟悉的声音：“是艾伦吗？”

“我听说你度过了有趣的一天。”

“消息传得真快。”

“保罗，坦白地说，我们需要你。”格林斯潘跟他说道，并以诱惑性的方式开始了自己的游说。亚瑟·伯恩斯当年就是这样说服格林斯潘加入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

“对于推行持久性的改变而言，这是一个真正的机会，”格林斯潘继续说道，“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我们将作为一个团队，努力将之前经常讨论的那些事情变为现实。”格林斯潘以社会保障改革为例，他知道奥尼尔希望可以用私人退休金账户来代替政府养老金。显然，格林斯潘在一定程度上并没有考虑到全部事实：在里根政府担任社会保障改革委员会主席时，他有意回避了私人退休金账户一事。然而，这种“政治自杀式想法”对奥尼尔而言充满了吸引力，对于原则他充满了正义感。

“我们现在可谓恰逢其时，”格林斯潘反复地说道，“保罗，你的加入对于合理政策的制定将起到关键性作用。”

挂断电话后，奥尼尔开始反复思考格林斯潘的话。从他们共同供职于福特政府开始，奥尼尔赚的钱要比格林斯潘多很多，但他仍然很欣赏这位美联储主席那种“以探索为指导”的生活方式。奥尼尔已经决定辞去自己在美国铝业的职位，他需要新挑战。然而，就他的性格而言，“放松”绝不是自己所追求的。作为福特政府中的白宫预算办公室副主任，除了圣诞节，他全年无休。他曾经告诉面试官，在工作合同上可以规定，他自己定义的一个工作日最少包含12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对于在威尼斯闲逛，他比格林斯潘更没兴趣。

奥尼尔通过电话告诉自己的妻子，他可能会接受小布什总统的提议，出任美国财政部长。他的妻子并没有阻止他，但是他知道她在哭泣。

从自身的角度而言，格林斯潘很高兴听到这一结果。小布什政府与老布什政府，将完全不同：除了没有了怀有敌意的尼古拉斯·布雷迪外，格林斯潘还将在美国财政部拥有一位好朋友。

2001年1月5日一早，奥尼尔前往美联储大楼与格林斯潘共进早餐。8点30分，他准时出现了，但是格林斯潘还没到。

过了一会儿，这位怀着深深歉意的圣人般的人物终于出现了。

“上帝！艾伦，在等你的时间里，我已经读完了所有的报纸，这里报纸真的有很多……”

格林斯潘接受了奥尼尔的嘲讽，嘟嘟囔囔地抱怨着交通状况。

一位侍者出现了，两人都点了有西柚片的健康早餐。奥尼尔的银发经过修剪，完美地分在两边。格林斯潘的头发则有些凌乱，显得很顽皮。

“你觉得经济状况如何？”奥尼尔问道。

“你认为金属的价格走势如何？”格林斯潘问道。

这两位好友讨论数据就犹如“水手们在讨论潮汐和大风”，作家罗恩·萨斯坎德（Ron Suskind）这样描述道。随后，他们又讨论了一些棘手的政策问题。

税收是个棘手的问题，大幅减税似乎已经无可避免。小布什在竞选时承诺10年内将减少1.6万亿美元的税负。在小布什已正式成了美国总统后，他必然要兑现自己的承诺。鉴于其父亲老布什总统曾违背了“不再有新税收”的宣言，小布什对此很坚持。得益于老布什和克林顿这两位前任的赤字削减计划，以及格林斯潘引领的经济繁荣所带来的税基的扩大，美国联邦政府自尼尔·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登月后首次出现了预算盈余。按照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刚完成的规划，未来10年，美国联邦政府在扣除相关支出后，将积累近4.6万亿美元的资金。小布什总统在此时提出减税计划似乎是可行的。

然而，预算办公室的规划仅仅是规划而已。当罗纳德·里根刚就任美国总统时，就曾推出过一份灾难性的预算规划，所有对此还有印象的人都会对刚出炉的预算规划保持谨慎。事实上，格林斯潘和小布什在麦迪逊酒店会谈的两周前，美国经济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放缓迹象。这迫使美联储于2001年1月3日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大幅降低50个基点。疲软的经济意味着税收收入减少。格林斯潘时期的繁荣所带来的额外税收促成了意料之外的预算盈余，那么依据相同的道理，持续的经济放缓很可能会让前期的盈余彻底消失。

“这些数字可不是银行中的存款。”格林斯潘对预算规划中的盈余这样评价道。在与财政赤字进行了多年对抗后，格林斯潘显然不愿再看到美国联邦政府重新陷入财政赤字的困境。

奥尼尔对此表示赞同。

格林斯潘想知道，如果财政盈余小于预期会出现什么情况？美国国会已经打算使用预算规划中的一半盈余来支撑退休人员的退休金和卫生医疗支出。如果另外一半没有实现又该怎么办呢？

“触发机制。”奥尼尔回答道。减税计划需要在财政盈余确实存在的条件下进行。如果财政又出现赤字，触发机制就会自动暂停减税计划，以此来控制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

这是个优雅的方案。也许可以说，它实在太优雅了，因此很可能难以通过混乱的立法过程。对于发起人而言，他们首先必须说服小布什总统。

“你可以想办法在即将发布的声明中提及这个触发机制吗？”奥尼尔狡猾地问道。

“为什么是我提？”格林斯潘反问道。

“我想到了这个主意，”奥尼尔回答，“所以你该负责‘推销’这个想法。”

2001年1月14日，周六，奥尼尔和格林斯潘前往弗吉尼亚州麦克莱恩市，拜访了即将履职的副总统切尼。当时，这位副总统正待在自己位于麦克莱恩市的封闭社区宅邸，这里就位于华盛顿特区外。当时，距小布什总统的就职典礼只有6天时间了，是时候设定问题的优先级了，这样他们就可以旗开得胜。

与大多数副总统相比，切尼无疑将在这一届新政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切尼做过福特政府的幕僚长，他清楚地知道该如何在不同地方行使权力，一切细节都难以逃过他的法眼。在掌管福特时期的白宫时，切尼曾定下规矩，从而明确了在什么样的场合使用什么样的盐瓶；当发现白宫西厢中的9个人在夏季的一个月内消费了价值101美元的咖啡时，他便展开了持续数周的调查，并随后实施了一项严厉的管理措施。对于这位即将上任的副总统而言，指挥和命令的目的是它们本身，而不仅仅是实施他所信奉的政策的手段。

切尼很清楚，小布什总统的减税政策将成为其上任后的首要工作。小布什在竞选活动中重点提到了这个问题，这也就成了一种政治上必须实行的政策。除此之外，疲软的经济又增加了减税的紧迫性。在竞选初期，小布什是基于美国经济大繁荣的背景而提倡减税的：如果财政盈余不返还给民众，美国国会很可能就会将盈余浪费在政府的大型项目中。根据最新的情况，切尼相信，减税政策可以从相反的理论角度推行：美国经济正在下滑，减税将会有助于经济复苏。

对于格林斯潘和奥尼尔的触发机制而言，切尼的新立场是个坏消息。根据这位副总统的逻辑，如果经济更剧烈地下降以及财政赤字卷土重来，那么减税政策的理由将更加充分。

奥尼尔试图解释，减税政策不是对抗经济下行的唯一方法。“说实话，刺激经济的最佳政策是货币政策。”奥尼尔反对道。

格林斯潘表示同意，他尽可能强烈地暗示，美联储随时准备下调利率。

切尼听了之后并没发表任何意见。他一直很低调，不喜欢正面争论，不愿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在这方面他比格林斯潘更甚。

随着讨论的继续，不管是美联储主席或是美国财政部长都不再有勇气提及触发机制。

10天后，即1月24日，格林斯潘拜访了美国参议院预算委员会的资深民主党人士肯特·康拉德。在克林顿就任美国总统的初期，康拉德曾成功诱使格林斯潘支持了财政赤字削减计划。当时，由于需要在第二天将格林斯潘的发言稿递交给参议院预算委员会，所以康拉德提前拿到了格林斯潘的发言稿。他意识到，格林斯潘将全力支持小布什提出的减税计划。

康拉德对此并不高兴。“艾伦，如果你支持减税计划，那就意味着任由财政赤字恶化下去了。”康拉德抗议道。这位美联储主席曾在克林顿时期倡导预算纪律，但究竟什么使他发生了如此的变化呢？

“我的陈述中设置了很多中止条件。”格林斯潘回答道。他对于减税政策的支持是有条件的，而不是给白宫开出空白支票。正如与奥尼尔共进早餐时自己承诺的那样，格林斯潘拥护触发机制。

康拉德坚持自己的意见。没有人会注意到触发机制的建议，报纸上的标题都只会简洁地写着“美联储主席支持减税政策”。不仅如此，康拉德继续说道，税收的减少将剥夺政府应对长期问题所需要的收入。如果将预算规划所覆盖的时间范围扩展到10年之外，那么随着退休人员的卫生医疗费用激增，财政赤字很可能将达到史上最大值。

格林斯潘试图安抚这位参议员。不得不承认，过度减税是有风险的，但任何谨慎的操作也是有风险的。如果巨额的财政盈余确实实现了又会如何呢？如果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规划是正确的，美国政府很快就将还清整个国家的债务；接着它就不得不将积累起的资金投入资本市场。那么冷不防地，美联储就将会在股市中大肆买入，从而大规模介入微观经济层面的事务。

格林斯潘似乎是在阐述着一个令人奇怪的论点。对一位经济自由主义者而言，政府持有私有企业的股份是一种让人深恶痛绝的事情。然而，对于更适合贴上“实证主义”标签、早已成熟的格林斯潘而言，这就有些小题大做了。美国政府完全可以创建一只投资基金来被动地持有金融资产，同时不干涉相关公司的运营。另外，美国国家债务降为零的情况也不会马上发生。

“在面临这种情况之前，还有很多债务需要偿还。”康拉德说道。

“这种情况最快也要到2008年才会发生。”格林斯潘回避道。

“当临近这个时点时，我们再为此担忧吧！主席先生。如果事情真的发展到了那一步，我们也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应对。”

当格林斯潘离开时，康拉德打电话给鲁宾。作为20世纪90年代财政赤字削减计划的奠基人，这位美国前财政部长必将对格林斯潘的言论所昭示的前景感到震惊。也许鲁宾可以说服他的老朋友重新调整发言？

鲁宾同意试一试。他刚与格林斯潘在美联储共进过午餐，并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当鲁宾与格林斯潘通话时，他敦促格林斯潘提前预测一下公众对此事的看法。新闻头条上会宣称美联储是支持减税的，而其中的细微差别将被公众忽视。

“我不能控制人们的看法，”格林斯潘回应，“我没有这方面的职责，也不会担负这种职责。”

这又是一次奇怪的争论。与格林斯潘的断言相反，他完全可以塑造公众的认知。美联储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围绕着公众认知，因为这决定了美联储将如何影响市场利率。更重要的是，格林斯潘自己的所思所想也都围绕着公众认知。格林斯潘十分清楚，媒体会仔细审视他的一切，从肢体语言到鼓鼓的公文包。

2001年1月25日，格林斯潘将出席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今日美国》提前发出了独家新闻。虽然格林斯潘当时尚未发表任何观点，但该报纸的头版宣称“格林斯潘支持减税政策”。当美联储主席在美国国会出现时，他立刻成了记者们的关注焦点，所有人都想证实报纸上刊登的内容是否可信。好几位记者甚至在一听到自己想要的信息后就迅速离开了。康拉德看着他们离开，并悻悻地想着那些触发机制。

随着小布什入主白宫，格林斯潘成为白宫的一位常客。他前往白宫的次数远比克林顿政府时期频繁。然而，他与小布什总统的经济智囊团的对话并不总是轻松的。小布什总统的国家经济委员会的负责人不是别人，正是劳伦斯·林赛。这位美联储的前委员曾一再就资产泡沫问题向格林斯潘提出警告。在加入白宫后，林赛很可能会报复。在放任资产泡沫变大之后，格林斯潘几乎不可能反对能使经济避免下滑的减税政策。

林赛是一个很难对付的人，聪明、固执且拥有惊人的记忆力。1998—1999年高科技泡沫膨胀时，他曾拜访过格林斯潘。那时他已经开始向美联储主席施压，要求知道，当泡沫最后破裂时，政策制定者将如何应对。

“这个没有现成的答案，即使你再经历一次1929年的大危机，但仍可以用1932年的应对措施来处理。”格林斯潘回应道。换句话来说，如果政府能够坚定地采用刺激政策来应对泡沫破裂，那么经济就不会受到伤害。

泡沫的破裂已迫在眉睫了，对于格林斯潘之前的评论，林赛这样提醒道。美联储主席怎么可以反对自己之前支持过的经济刺激政策呢？另外，林赛继续讲道，格林斯潘需要尊重民意。小布什总统得到了减税的授权，格林斯潘没有理由去妨碍他。政府承诺尊重美联储在货币政策方面的独立性，格林斯潘也应当相应地尊重小布什总统对财政预算的重视。

在与林赛进行会谈后，格林斯潘接着又拜访了切尼。格林斯潘将这位美国副总统视为与小布什总统进行沟通的非正式渠道：如果总统执意推行减税政策，那么或许在切尼的协助下，格林斯潘至少有希望对这项政策施加一些限制。然而，切尼的目标正好相反：不是增强格林斯潘的影响力，而是对格林斯潘的影响力进行一定的限制。如果格林斯潘觉得自己有一个私人渠道可以直接和顶层对话，那么他就不会公开反对减税计划。切尼邀请格林斯潘前往自己的办公室，并一直点头附和格林斯潘的观点。不管二人之间的实际关系如何，切尼明显是在采用假装听从的战术。格林斯潘曾在迪克·达尔曼身上用过这招，而这次格林斯潘成了该战术的目标。

2001年2月，格林斯潘再一次出席了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听证会。该委员会的主席是老谋深算的共和党人格兰姆。在之前克林顿总统发表削减赤字的国情咨文时，格林斯潘曾紧邻当时的第一夫人，格兰姆还因此而嘲笑过他。现在，白宫掌握在了相反的政党手中，税收政策也颠倒了方向。在这种情况下，格兰姆明白格林斯潘需要做的事情：U形反转，既简单又直接。

“根据我的一些同事的说法，他们认为你的证词被错误地引用了。”这位参议员说道。他提到了一点，即民主党人现在仍然宣称，在反对减税这一点上，格林斯潘是他们的盟友。民主党人认为，美联储主席提到的财政赤字触发机制，意味着他并不支持小布什总统的减税政策。

“其实我在过去就提到过，当你认为人们的认知有偏差时，你应当进行澄清，”格兰姆继续说道，“然而，我并没有看到你对自己的发言进行澄清。”

“在你自己看来，你的观点是否被误解了？”格兰姆问道。

这个问题使得格林斯潘无法回避。与他向鲁宾辩解的相反，他能够影响民众的认知。格兰姆要求他说明，美国国会该如何理解他关于税收政策的证词。如果格林斯潘希望说服政治家们考虑一下关于触发机制的提议，那么现在正是时候；如果他不想如此，那么他就需要做个了断。同时向两边讨好的游戏没办法再持续下去了。

格兰姆在引诱格林斯潘重申自己对财政赤字触发机制的支持，而格林斯潘抵制了这一企图。“格兰姆先生，我着实认为，自己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所提到的问题非常复杂。由于事情转向了我们先前并不用担心的方向，所以在必要性上产生了很复杂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媒体记者往往会有选择性地报道我的基本立场，”他娴熟地唠叨道，“我看过几篇这样的报道，但是我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一切都很正常。对此我并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通过这种方式，格林斯潘放弃了阐述触发机制的机会，有效地支持了政府的立场。格林斯潘更愿意悄悄地说真话，关于触发机制的主意只是提供了一个最新的例子而已。担任福特政府的顾问时，他曾含糊地表达了自己对1975年减税措施的看法，而福特总统则将他的不表态视为一种支持。在高科技泡沫期间，作为美联储主席，他对于非理性繁荣的含混冥想被裹在了历史和哲学的大衣中。凭借格林斯潘的声望，他很可能会试图影响税收政策争论的结果。然而，他并不会与小布什总统的国家经济顾问发生冲突，也不会与其身为副总统的好朋友对立，更不会冒着失去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独立性的风险来挑战政府的财政决策。

“我们已经尽力了。”奥尼尔在触发机制被美国参议院否决后对格林斯潘这样说道。

“没有触发机制，减税政策就是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格林斯潘说道。

事实证明，格林斯潘在公开场合放弃了自己的观点，这表明他自己的所作所为也是不负责任的。

当他被这场税收辩论的立场搞得烦躁不安时，格林斯潘还必须直面一个挑战，即他自己的职责范围受到了直接挑战。2001年3月，美国经济进入衰退期，这是自老布什总统以来第一次出现经济衰退。毫无意外，美联储主席必然会遭到一些指责。对基金经理的调查结果显示，格林斯潘的支持率在急剧下降。

对经济衰退的指责可以基于两个场景而归咎到格林斯潘头上。2000年春天，格林斯潘犯了一个罕见的战术错误，他对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前景产生了误判。在2000年2月和3月，有明显证据表明，通货膨胀率在不断攀升，于是他连续两次将利率提高了25个基点。2000年5月，他又出台了一项两倍“剂量”的经济紧缩政策，再次将利率提高50个基点。当时的核心通货膨胀数据表明，通货膨胀水平依旧在攀升。然而，格林斯潘最后一次提高利率的举动被证明有些过头了。这位美联储主席过高估计了生产率的增长潜能，同时又低估了纳斯达克崩盘对美国经济的拖累。10个月后，当2000年5月的紧缩货币政策开始起效时，经济衰退就降临了。

然而，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格林斯潘在货币政策上所犯的错误并不仅仅是战术性的，在战略层面上，它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99年，他放任股市野蛮增长，而非理性繁荣的后遗症总会尾随而至。正如格林斯潘曾在其1959年的论文中指出的，资产价格大幅上涨将导致公司购买大量的机械设备；同样，2000年纳斯达克市场崩盘则预示着公司开始节衣缩食。果不其然，2001年第一季度美国企业的投资暴降了25%，正如年轻的格林斯潘曾经警告的那样。这个问题引发了人们的讨论，美联储是否应该基于长远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美联储目标是，努力使未来12个月的非通货膨胀性经济增长率最大化。这种安排带来了一种后果，即针对1年期非通货膨胀性经济增长率最大化的努力，很可能对其他期限内的增长造成不良影响，比如3年期。美联储或许应该致力于在更长的时间段里维持经济的稳定增长。这是否也意味着美联储应该更加关注资产价格？

这种批评正确与否最终取决于经济衰退的程度。美联储已经把它的声誉押在了一个议题上，即它可以成功应对泡沫的破裂。如果美联储能成功完成这一任务，那么足够温和的经济衰退将被视为先前经济繁荣的合理成本。认识到这其中的利害关系后，格林斯潘从2001年开始积极推行宽松货币政策：先是在1月初将利率降低50个基点，随后在1月底、3月、4月和5月累计将联邦基金利率降低了250个基点。这一系列干预措施非常有力，超过了老布什政府时格林斯潘为应对经济衰退而采取的行动。然而，与美联储凶猛行动相生相伴的是一系列警告。或许对于未来的金融崩溃，美联储已亮出了自己的所有底牌；或许利率下降得过快、过深会带来一些不良的副作用。

“我们这个区域的银行已经开始更积极地向房地产业发放贷款。”堪萨斯城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汤姆·霍利格（Tom Hoenig）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年3月的会议上表示道，并大胆地指出，“低利率可能会导致‘过度建设’。实在找不到一个比‘过度建设’更合适的词了，尽管这个词其实并不恰当。”

当格林斯潘正因为税收政策和经济衰退而焦头烂额的时候，他察觉到了来自白宫的新挑战。当时，美联储委员会出现了一个职位空缺，而林赛支持任命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社区银行家特里·乔迪（Terry Jorde），一位总是面带微笑的娇小的金发女郎。

乔迪的立场几乎是与格林斯潘完全相反的。当时，乔迪正管理着一家小型的社区银行，其总部位于北达科他州微不足道的边境小镇坎多（Cando）。坎多这个名字是普罗斯珀·帕克上尉（Prosper Parker）于1884年命名的，当时正值拓荒运动处于蓬勃发展时期。乔迪并不熟悉曼哈顿的高楼大厦以及巨额融资，而她能够炫耀的只是自身丰富的农牧业知识。实际上，她的老公是一位种植硬质小麦的农场主。作为一名社区银行家，她在20世纪90年代得以与林赛相识，当时后者正负责美联储与社区组织的联系。两人之后一直保持着联系。在小布什入主白宫之前不久，林赛曾邀请乔迪参加了由当选总统举办的经济论坛。如果林赛成功地使乔迪成为美联储委员，那么她显然会更忠诚于自己的政治庇护人，而不是美联储主席。

乔迪在当时由共和党主导的美国国会中也有一位著名的盟友，他就是理查德·阿米（Richard Armey）。阿米当时是众议院的多数党领袖，他也是坎多人。据报道，阿米在2001年5月初曾说过：“我敢肯定，在研究金融和经济的女性当中，她就是既聪明又年轻。”他甚至愿意冒险为她担保。“我曾经两次和小布什总统提起过她。”他补充道。

一段时间后，这位既聪明又年轻的女士作为社区银行代表团的代表，走进了美联储大楼。尽管在美国金融系统中微不足道，但是社区银行却拥有重大的政治影响力：社区银行的网络遍布全美国，并且对基层选票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因此他们在华盛顿很受尊重。社区银行家的说客肯·冈瑟（Ken Guenther）常常与美联储主席一同打网球或高尔夫球。当冈瑟等一行人访问美联储总部时，格林斯潘知道自己最好去见见他们。

冈瑟对于其团队的行程进行了周密的安排。当天的会议快结束时，访问者提到了乔迪即将被任命为美联储委员的问题。他们希望格林斯潘能够明白，社区银行全力支持乔迪，所以她并不是没有人支持的无名小卒。乔迪代表着美国各州的成千上万家社区银行。

当该环节到来之际，格林斯潘及其随行人员适时地、毫无顾虑地谈起了这个问题。

在乔迪的注视下，格林斯潘回答道：“有关硬质小麦的情况，美联储委员会已经了解了想要了解的一切。”

“乔迪就这样在同伴面前被执行了‘死刑’。”冈瑟后来这样说道。尽管他尽了最大努力，以发动围绕格林斯潘的游说活动，但是仍然没办法复活乔迪在美联储的前景了。2001年7月，白宫放弃了对她的任命。

尽管格林斯潘可以在税收问题上对白宫作出让步，但涉及美联储委员会的人员任命时，他却表现得十分强硬。

2001年9月8日，格林斯潘前往巴塞尔参加了中央银行家们的聚会。3天后，格林斯潘搭乘空客A330-200开始了飞向华盛顿的长途航程。当航程进行到一半时，他起身溜达了一会儿，因为还有好几个小时飞机才会着陆。接下来行程会很紧凑，首先就是与澳大利亚总理的会谈。

“主席先生，机长需要见一下您。”一个声音说。

这是鲍勃·阿格纽（Bob Agnew）的声音。他是安保方面的头号负责人。

“两架飞机撞上了纽约世贸中心，”阿格纽继续低声说道，这是一次袭击，“我并不是开玩笑。”

当格林斯潘刚进入驾驶舱，机长就简要地介绍了自己收到的有限信息。两架被劫持的飞机撞向了世贸中心；第三架撞进了五角大楼；第四架则失踪了。本次航班的飞行员已接到了返回苏黎世的指令，但是他并不打算告知乘客有飞机被劫持的消息，以免引起恐慌。当机长通过对讲机宣布飞行计划将更改后，乘客开始争相拨打座位上的电话。格林斯潘靠在他的座位上，也试图拨打电话。然而，并没有用，因为所有的线路都处于占线状态。

在机舱中，格林斯潘透过他的小舱窗口盯着外面混乱的世界。通常他可以通过冥想躲避纷扰的世界，但此刻这招似乎已经不管用了。

他希望可以给妻子安德烈娅打个电话。谢天谢地，她当时并不在纽约，而且她也没有在那周二前往五角大楼的计划。即使这样，格林斯潘还是很担忧，如果在最后时刻，她恰巧去了五角大楼怎么办？

随后，格林斯潘的思绪又转向了美联储。每个人都安全吗？他们的家人怎么样？这是50多年来，美国本土第一次遭受如此规模的袭击。美国经济又会遭受怎样的损害呢？

四架飞机中的两架撞向了金融企业密集的曼哈顿下城区，这个消息实在太糟糕了。世贸中心里以及其周围的银行和证券公司如果瘫痪了，就会反过来导致其中产阶层客户也陷入麻烦。这势必将引发破产倒闭的连锁反应。如果美联储通信系统（Fedwire）受到了波及，那才是真正的噩梦。金融机构均利用该系统进行资金划拨，而美联储则需要通过该系统不断向金融体系注入资金，以应对流动性恐慌问题。如果美联储通信系统受损，那么危机将不可避免。不过，从原则上而言，该系统拥有多重保护，即便受到核攻击也能维持运行。现在，这些防御措施将接受实践的严峻考验了。

此时，格林斯潘还不知道，美联储通信系统的局部确实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为美联储通信系统两家主要的清算所中的一家提供服务的数据中心被毁坏了，造成了支付网络阻塞。虽然大多数美联储通信系统的基础设施在袭击中幸存了下来，但是对于操作这些系统的专家而言仍然面临着可怕的挑战。世贸中心双子塔的残骸雨点般落向位于自由街33号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部。自由广场临近世贸中心，与自由街33号也仅隔两个街区，这幢黑色的钢结构摩天大楼遭到了结构性损坏。一旦它倒塌，那么其碎块就会掉落在附近的建筑物上，同时造成道路堵塞。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总部大楼已经停电，电话也不畅通。美联储的一些交易伙伴、位于华尔街的大型国债交易商也同样忙着应付混乱的局面。

由于害怕自由街的大厦倒塌，一位美联储警卫要求征用公共有线广播系统，并立即播发了疏散通知。即使这样的请求史无前例地最终得到了授权，自始至终仍一直有人在这栋大楼中密切监控着市场情况。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总部大楼从未被关闭过，甚至连锁门的钥匙都没有使用过。

大家并没有重视警卫的疏散令。工作人员们紧紧抓住周围的东西，迅速蹲下，同时用手机继续协调着信贷业务。他们不能轻易离开自己的岗位，也不能够放任自己的国家陷入混乱之中。面对这么大的心理冲击，人们往往会囤积现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想借钱的人发现自己借不到钱了，信贷的链条就将会收紧甚至断裂，从而摧毁整个经济体的信心。

大约100多位办公人员当晚住在了办公室，全副武装的警卫守在大楼的入口处。价值超过700亿美元的黄金就存放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地下金库中，在停电的情况下，很可能有人会摸黑打它们的主意。

格林斯潘的飞机安全返回瑞士后，他并没有去看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被破坏的视频回放。他一生中曾无数次从世贸中心双子塔的阴影中穿过，因此仅仅是听到双子塔遭受袭击的消息就已经让他痛苦不堪了。这片伤痕累累的金融区曾是纽约著名的工业咨询公司汤森–格林斯潘公司的摇篮；格林斯潘41岁时曾在这里第一次与尼克松碰面；格林斯潘无数的好朋友每天都会在此地上班。有多少人在此次袭击中受伤，甚至丧生呢？这个想法让格林斯潘痛苦不已。

美国东海岸时间下午3点时，格林斯潘终于成功拨通了安德烈娅的手机。听到安德烈娅的声音后，格林斯潘如释重负。不过，当时安德烈娅正要进行一档电视节目的现场特别报道，还有几秒就正式开始了。

“快告诉我当时发生了什么。”格林斯潘问道。

安德烈娅将手机夹在耳边，纽约的一位制片人正通过她戴在另一个耳朵上的耳机不停催促，提醒她做好准备。

“好好听着吧。”安德烈娅说道，接着她就把手机放在了膝盖上。摄影灯亮了起来，她随即开始了自己的报道：美国联合航空93号航班在宾夕法尼亚州坠毁。

在确定了安德烈娅的安全后，格林斯潘的下一个电话打给了美联储副主席罗杰·弗格森（Roger Ferguson），后者当时正在华盛顿有效地指挥着各部门实施应急对策。弗格森很镇定，一举一动都非常得当：他抓紧一切可能的时间，向美联储的会员银行保证，贴现窗口将保持开放，直到接到格林斯潘的电话时他的承诺都得到了兑现。事实上，由于工作人员的出色工作，当天美联储通过贴现窗口累计向美国各家银行注入了370亿美元的保障资金：这是美联储日常贷款额的近200倍。与之相比，连“黑色星期一”都显得微不足道了。与此同时，在美国票据交换系统瘫痪的情况下，美联储宣布将会承担在途风险：接收支票的银行可以立即得到美联储支付的资金。甚至在付款银行尽到其应尽义务之前，美联储就会先行垫付。美联储还有效抑制了外国金融机构的恐慌情绪，它借款给英国、欧元区和加拿大的央行，允许它们为其区域内突然紧缺资金的放贷者提供支持。

格林斯潘听弗格森讲了讲他已经采取的措施。“你现在是负责人，”格林斯潘告诉自己的副手，“你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做就行。”

截至格林斯潘说这句话的时候，美联储已经成功避免了一场灾难，不过，经济中仍存在很多未知因素。一些交易所的交易大厅受到了结构性的破坏，仅仅是债券市场，在此期间就有代表1 700亿美元交易额的数据丢失了。

“你可能永远都无法相信所发生的一切。”飞行员一边说，一边给了格林斯潘一副耳机。

恐怖袭击发生后的次日是周三，格林斯潘一大清早就站到了一架空军加油机的驾驶舱中。由于美国领空已经对商业航班关闭，所以乘坐空军加油机就成了格林斯潘回家的唯一方式。当然，搭乘这种飞机确实不怎么舒服。

格林斯潘接过飞行员的耳机，听着里面的内容。

可是什么声音也没有。只有一些静电干扰。

“通常北大西洋的无线电总是喋喋不休，”飞行员说道，“现在这种沉寂是很可怕的。”

随着加油机飞入美国领空，有两架F-16战斗机迎了上来，并加入了护送队伍。机长被允许飞越了双子塔旧址的上空，现在它们已经成了一堆冒烟的废墟，到处都是泥浆和被扭曲的金属物。

当格林斯潘返回美联储时，他察觉到了一种既严阵以待又风声鹤唳的氛围。安保人员不允许他走出自己的办公室。由于害怕遭到狙击手的攻击，他们将格林斯潘安置在了一个房间中，该房间在宪法大道一侧没有留窗户。

美联储副主席弗格森正忙于应对危机处理工作，他有时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有时又是在会议室和专用图书馆。为了避免将自己想法强加给弗格森，格林斯潘就放手让弗格森临场指挥实际的应急措施。他自己则退隐到临时办公室，着手策划美联储下一步的货币政策，并一直监测各个市场，直到它们正常运行。

就像受到创伤的人总是倾向于蜷缩成一团，格林斯潘本能地进入了自己的舒适区。格林斯潘从未对金融系统的修正有过多的兴趣；他过去是，并且当时仍是一位经济预测家。在离开美联储主席的正式办公室的这段日子里，他会自己研究一下金融数据，并变回了过去那个性格内向的经济顾问。他隐退所在的办公室就像汤森–格林斯潘公司的衣帽间。

“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努力寻求让自己更舒服的姿态，”格林斯潘后来回忆道，“我知道有一些人在独处时总是感觉很焦虑，而我正好相反。”

9月13日，周四，格林斯潘召集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同僚，举行了一场电话会议。尽管小布什总统表达了个人请求，但纽约证券交易所还是没能恢复正常的运转。电话维修工有望在周末使该交易所90%的电话线恢复畅通，然而，这样还是远远不够的：在从恐怖袭击的创伤中走出来后的第一天，所有人都明白，除了暴跌之外，交易者不应该有什么指望。与此同时，坠落的石块摧毁了该交易所依赖的两座变电站。为了恢复电力供应，电力工人计划沿着曼哈顿下城的街道铺设巨型的延长电线。“它看起来有点像第三世界的解决方案。”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时任行长威廉·麦克唐纳冷酷地评论道。

麦克唐纳更关心自由广场的情况。工程师宣称，这座摩天大楼通过了三项不同的调查，结构比较稳定，但其周边建筑的居民仍然比较害怕。从清理世贸中心遗址的工地传出来的巨响和轰鸣声，总是使人们受到惊吓，并涌向大街。

“我们需要彻底并精准地测算一下，这座大厦到底会不会倒塌，”麦克唐纳说道，“我们都没法确定，是因为人们由于精神受到创伤而导致的反应过度，还是真的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超现实的环境中。”他总结说道。

尽管格林斯潘默默地听着麦克唐纳的报告，但他显然极度心烦意乱。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还在随时可能倒塌的大厦的阴影里工作，并且电话系统还只是处于半工作状态。格林斯潘自己就像也关机了一样；他并不是一个容易被感情所左右的人，不管是对事还是对人。当麦克唐纳发言结束时，格林斯潘只是基于纯粹的理性很冷静地作出了回应。

“如果纯粹从经济预言家的观点来看，这个事件在最不合时宜的时候出现了。”他说道。经济在恐怖袭击前就已经表现疲软了。美国所遭受的袭击让公众对经济的信心直线下滑。

周五那天，格林斯潘和安德烈娅同美国的政治精英们一起走进了华盛顿国家大教堂（Washington's National Cathedra）。小布什总统领导美国同胞共同开展了祈祷和悼念国家纪念日的活动。该活动的画面出现在了美国所有家庭和办公室的电视机屏幕上。引导员将红色、白色以及蓝色缎带固定在哀悼者的翻领上，安德烈娅也系上了一条。不过，在仪式结束并走出教堂的前一刻，她又迅速摘了下来。她既是内部人士的配偶，又是必须置身于事外的记者，因此难免会在这两种角色之间摇摆不定。在曼哈顿下城的百吉饼店里，筋疲力尽的修复工人们也在关注着荧屏中的纪念活动。当喝完咖啡后，他们又继续回到阴雨连绵的泥泞中。

尽管进展缓慢，但可以确信的是，恢复工作取得了成效。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交易所经受住了周末的测试，这表明电力和电话线能保证交易所在周一恢复开放。为了给这一刻的到来做铺垫，小布什总统周日宣布：“我们将让全世界一起来见证明天股市的重新开放，人们即将重新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通过安德烈娅所在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时任副总统的切尼向美国民众传达着这样的请求：“美国人民应齐心协力打击恐怖分子，并展现出自己对美国的坚定信心、对美国经济的坚定信心。恐怖分子的恐吓绝不会扰乱我们正常的经济活动。”著名投资家巴菲特参与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60分钟》节目，并宣布，他不会在市场开放时出售任何资产。“不仅不卖，我想我还会再买入。”他补充道。受爱国主义的影响，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一位官员在市中心的商店买了价值1 500美元的彩旗和美国国旗。周一那天，自由街33号的氛围就像“胜利日”一样，建筑物栏杆间的音响设备播放着激动人心的音乐。

周一早晨7点30分，格林斯潘又一次召开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电话会议。他独自一人在办公室中，并为迎接这一刻做了充足的准备：他决定再一次将利率降低50个基点。这一力度足以安抚市场，又不会使外界认为美联储存在恐慌情绪。选择在市场即将重新开放之前宣布这一消息，格林斯潘就是想使该措施能够尽可能地影响公众的心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毫不犹豫地围绕格林斯潘团结在了一起。

当纽约证券交易所在9点30分正式再次开放时，它并没有面临很大的抛售压力，正如美联储所期望的那样。虽然股市下挫了7%左右，但交易进程井然有序。基础设施也运行良好，并且能顺利应对此后每个交易日的最大下单量。

只有在这种场合，灵活的中央银行的价值才能这么清晰地体现出来。

2001年的那场恐怖袭击终结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占主导地位的乐观情绪。这场谢幕表演，以纳斯达克崩盘开始，到世贸中心被毁坏结束。它带来的结果是，互联网公司并没有能创造出美国经济已达到顶峰的这种乌托邦世界；它带来的结果是，美国成了超前性的象征，进而变成了恐怖分子的宣传道具。美国人开始意识到，冷战结束后自己刀枪不入的局面被打破了。他们开始注重加强机场安检、边境安全、陆上警卫和空中警卫力量，他们愿意为体育赛事和音乐会等待更长时间。他们降低了对移民的开放性，并因此而承受了丧失经济活力的可能性。

对格林斯潘而言也是如此，他的生活变得更加复杂了。他身边散漫的“民防团”换成了爱管闲事的特工。这些人规定了谁该坐在车后座的哪个位置，并要求只有当他们为格林斯潘打开门后，他才可以下车。邮局不再投递收件人为格林斯潘–米切尔的邮件和包裹，它们必须先接受安检。独自一人去电影院闲逛已经变得不可能了。格林斯潘和安德烈娅的僻静小屋四周装满了摄像头。格林斯潘的警卫人员搬到了其住所附近住下，而不再仅仅是每天下班送他回家了。

这些变化需要时间去适应，对于安德烈娅而言尤为如此。他们相对狭窄的房子在设计时，可从来没有考虑过要接待一大群24小时驻扎、且个个身材魁梧的陌生人。那里没有地下室，也没有娱乐室，特工人员很难找到休息或是看电视的地方。没有别的办法，这群人只能笨拙地挤在厨房外的小厅中。后来，所有人都意识到，这种安排是难以持续的。于是，这群特工人员撤退到了停放在车道上的房车中。格林斯潘和安德烈娅的住宅坐落于华盛顿最漂亮的住宅区，而这辆房车却与整个环境格格不入。安德烈娅请景观师设计了一个花棚，用于遮盖那些摄像头，但安保人员的房车却没法这样处理。安保人员需要透过房车的窗户进行观察，因此悬挂的玫瑰或海棠很可能会遮挡住他们的视线。

安德烈娅曾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时任局长乔治·特尼特（George Tenet）共进午餐。关于恐怖主义的相关问题，他喋喋不休地谈了很久。

“我们必须要这样生活吗？”她问道。

“是的，你们必须受到这样的保护，”特尼特回答，“而且请不要再问我这样的问题了。”

在那之后，安德烈娅开始平静地对待各种安保措施。如果恐怖分子要袭击象征着美国经济力量的代表人物，那她的丈夫必然是目标之一。然而，对于中情局局长的不祥暗示，安德烈娅没有向格林斯潘提过一个字。有一些事情他并不想知道，知道存在这些威胁只会浪费他的精力。

2002年，在纪念恐怖袭击事件一周年之际，安德烈娅观看了一部和他们有关的纪录片。格林斯潘拒绝与她一起观看这部纪录片。

“我曾经就在双子塔附近工作过，”他说道，“我以后不会再看这些东西了。”

27
低通胀
LOWFLATION

格林斯潘是通过经济学家这个身份而崛起的，而且在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日子里，他经常被卷入到各种讨论中。由于威廉·华莱士·汤森比较关注金融，所以格林斯潘经常要思考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之间的相互作用。由于亚瑟·伯恩斯的实证主义，格林斯潘对模型始终保持着怀疑的态度，这一特点使他与后来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家很不同。在约翰·格利和爱德华·肖的影响下，格林斯潘坚定地认为，尽管只相当于提高了市场效率，金融创新对经济仍是正面的。在“9·11事件”发生后，发端于格林斯潘年轻时的另一场辩论再次浮出水面。哈佛大学杰出的凯恩斯主义者阿尔文·汉森所预言的“长期停滞”问题卷土重来。

作为纽约大学的毕业生，格林斯潘对汉森的预测印象平平。他其实更认同乔治·特伯格的观点，尽管特伯格远没有汉森那么出名。格林斯潘并不认为，美国已经失去了创新的能力。同时，他也不相信，在超额储蓄和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公司缺乏扩大投资的欲望将拖累美国经济，并进而导致美国陷入经济停滞与通货紧缩。格林斯潘曾为自己年轻时的判断辩护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消费繁荣带来了投资热潮、消费信贷扩张以及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而这些都与经济停滞相差甚远。毫无疑问，关于这些辩护的记忆无疑增强了格林斯潘对于美国经济潜力的乐观判断。在他谈论20世纪90年代末的新经济时，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作为一名年轻的自学者，格林斯潘曾依靠19世纪铁路英雄的故事来激励自己；1939年世界博览会上展出的电视机雏形更是让他惊叹不已。他信奉兰德对发明家的崇拜，而这似乎是他命中注定会产生的信念。

然而，“9·11事件”发生后，汉森和特伯格之间的争论被套在了不同的局面上。当时，美国经济早已显露出了信心衰退的迹象，此次恐怖袭击更是使这个问题雪上加霜。企业投资正在急速萎缩。之前，在科技繁荣时期，由于个别行业的过度投资，这种威胁被掩盖了。然而，这一“避难所”在陌生的新世界里被削弱了。在这个世界里，商品如果没有通过严密的检查就不能进行跨国流动。当汉森和特伯格展开辩论时，美联储正竭尽全力与通货膨胀作斗争，而在“9·11事件”之后，美联储面临的挑战则来自完全相反的方向。支出迅速陷入了疲软的境地。投资者的动物精神已消失殆尽。这一切使“9·11事件”发生时美联储最看重的核心通货膨胀指标跌至1.2%。2001年11月的密歇根大学报告指出，通货膨胀预期甚至暴跌至0.4%，这已经颠覆了历史。在2001年之前的35年中，密歇根大学一直跟踪着通货膨胀数据，在它的记录中，从来没有一个月的通货膨胀预期低于过1%。

参考日本的相关情况，通货紧缩令人十分不安。与美国20世纪90年代末的情况类似，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末被股市的野蛮上涨和投资泡沫给压垮了；截至2011年已经差不多有10年了，日本经济仍未复苏。日本民众希望重新积累储蓄，而企业拒绝投资。在经济繁荣时工厂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出来，而它们生产的产品随后则遭遇到市场需求锐减的情况。受此影响，日本的物价水平在8年间一直持续下行。日本的中央银行已经将利率降为零。这似乎回应了格林斯潘年轻时的另一场辩论，货币政策是无能为力的。汉森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将陷入长期停滞的预测是错误的。然而，他的论断却在2000年左右的日本身上得到了验证。

在2001年11月的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评估了日本式通货紧缩的风险。尽管美联储已经将联邦基金利率从6.5%下调至当时的2.5%，但这剂猛药似乎并无明显效果：投资依然疲弱，通货膨胀率仍在下行。利率水平已经达到1960年以来的最低值，美联储可能很快就要弹尽粮绝了。

货币事务部门负责人唐·科恩一改其往日镇定的神态，显得忧心忡忡。为应对疲弱的经济，美联储发现，有时必须要将实际借款成本降至负值才行。然而，如果通货膨胀率本身为负，那么就没有空间将实际利率降至零以下了。例如，如果通货膨胀率为–1%，美联储就没办法将名义利率设定为–1.5%。因为储户此时就会选择持有现金，而不会将钱存到银行。正是由于存在这种“零利率下限”，所以负的通货膨胀率会削弱美联储对市场的控制力。如果物价持续下行，美联储很快将耗尽弹药，这一过程远比想象的更快。

在总结了研究文献后，科恩告诉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面对通货紧缩的威胁，最好抢先行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应该在其力量被削弱之前降低利率；如果继续等待，无异于坐以待毙，通货紧缩将很快使货币政策失效。此时美国的经济已经面临着日本式风险，必须采取一切手段避免“在下限附近挣扎”，科恩催促道。这些话使人们的眼前浮现出了一幅画面：一个拳击手被逼到了护栏附近，而通胀紧缩暴风骤雨般的拳头正向他袭来。

放在过去，格林斯潘肯定会嘲讽科恩的说法。在一次关于兰德主义的讲座上，他坚持认为，在19世纪的金本位制下，“持续的通货紧缩并不会抑制经济活动的扩张”。1865—1900年，美国物价的年平均降幅为1.7%，这一数据接近日本所发生的情况。然而，19世纪后半段可能是历史上人类生活水平提升最快的阶段了。这一个教训表明，技术进步降低了成本，而由此引发的通胀紧缩是无害的。

当时间进入21世纪后，格林斯潘的兰德主义信仰早已褪色。在2001年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格林斯潘支持了科恩的立场。一方面，当时高科技泡沫的破裂和“9·11事件”造成的信心受挫接连发生，美国民众都在舔着自己的伤口，物价的下行并不仅仅是技术驱动经济进步的结果。另一方面，与19世纪相比，美国的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企业和个人积累了庞大的债务，而通货紧缩增加了债务的实际价值，这样一来债务偿还的负担将加重。另外，收入的黏性比过去更强了。在19世纪，价格下降往往伴随着工资的下降，从而使经济系统可以重新恢复平衡。然而，在21世纪初，失业保险的存在使得工人肯定会大胆地抵制工资的削减。这一切所带来的结果可能是实际工资的增加，并进一步导致失业率上升。与此同时，政府的福利开支也变得越来越有黏性了。养老金、残障人士的补贴以及其他福利开支并不会随着物价的降低而减少，这会导致政府的预算变得越来越庞大。因此，年轻的格林斯潘所推崇、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通货紧缩可能是良性的，而21世纪初所面临的通货紧缩则要麻烦得多。

基于科恩的意见，格林斯潘认为，美联储应该将利率再降低50个基点，达到2%的极低水平。这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职责所在。“在形势发生逆转之前，我们要投入足够的弹药以击倒对手。”他严肃地说。面对这种背水一战的情况，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一致支持他的提议。在随后的会议上，格林斯潘将利率降至1.75%。这一次，他虽然面对着一定的阻力，但并没有坐以待毙，放任美国经济陷入日本式停滞。

格林斯潘对抗通货紧缩的战斗自2001年11月一直持续到2004年6月，而他在这段时间中的举措也在后来引起了极大争议。为确保美国经济免于陷入日本式衰退，他果断尽其所能地大力降低借款成本。然而，他的这一政策却推升了房价，使美国房地产价格在2002年至2003年逐步爬升，并在随后的两年内达到了泡沫的顶峰。斯坦福大学教授约翰·泰勒曾就职于福特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还曾在格林斯潘的咨询公司兼职，他将美联储骂得狗血喷头。他认为，美联储反复降息次数太多，特别是自2003年开始更是如此。泰勒及其盟友认为，相比于高科技泡沫时期，格林斯潘此时的货币政策更加肆无忌惮。毕竟，在20世纪90年代末，格林斯潘准确地诊断出了生产率的问题，而且，尽管纳斯达克泡沫最终破裂，但也仅仅引起了温和衰退，而不是彻底崩溃。相比之下，在21世纪的头10年，格林斯潘只是不断地压低利率，而没有根据新的经济形势作出调整。因此，在2001年经历了温和衰退后，美国重演了金融大危机。

然而，这种比较很容易被推翻。1996年，尽管格林斯潘对于生产率的判断是极为准确的，但这不一定意味着其货币政策本身也是正确的。有更理性的观点认为，在1997年至1998年间，格林斯潘应该让利率保持在高位，这样可以抑制资产价格的上升。此外，还有一个更激烈的指控，针对的就是格林斯潘1998年以来所实施的宽松货币政策。长期资产管理公司崩溃之后，格林斯潘降低利率的力度过大，而在1999年11月之前，当股市走势已经脱离了实体经济时，他又没有进行反方向操作。相比之下，在2001年11月后降低利率则拥有更合理的根据：对日本式通货紧缩的恐惧。

此外，以后果作为标准来进行比较，也许是合适的：2000年高科技泡沫破裂后的影响相对无害，而2007年至2008年的金融危机则是一次全方位的崩溃。然而，正是因为美联储为避免经济停滞而推行的大规模宽松货币政策，才使高科技泡沫的破裂表现得相对无害。如果房地产泡沫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这种积极的货币宽松政策，那么也可以说，高科技泡沫为2008年的危机埋下了种子。事实上，通过制造通货紧缩风险，高科技泡沫将美联储推向了这样一个位置：它必须要推升房地产价格以支持经济增长，而在经历了恐怖袭击之后，为避免陷入停滞的风险，它更加需要如此行事。2002年8月，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指出：“格林斯潘需要创建一个房地产泡沫来替代纳斯达克泡沫。”

2002年1月7日，在每周一次的美联储–美国财政部早餐会上，格林斯潘拜会了他的朋友奥尼尔。奥尼尔正在思考美国政府对于安然公司的崩溃应该作出怎样的反应，毕竟这是微观层面的经济麻烦。在泡沫泛滥的岁月里，安然也加入投资狂潮之中，它在每一件事情都开启了挥霍模式，从污水处理厂到光纤。

安然的横空出世证明了格林斯潘在1959年认定的逻辑。如果股市对企业的资产给出一个疯狂的估值，那么企业的高管就会据此更疯狂地创造出更多的资产。

当高科技泡沫崩盘时，为了掩盖各种经济损失，安然公司绞尽脑汁进行了会计造假。它通过资产负债表表外工具来掩盖损失，这些工具被称为“侏罗纪公园的迅猛龙”，公园里还有猛禽一、猛禽二，以此类推。股票持有人及公司员工则受到了蒙蔽，一直认为该公司运转良好。随后，它就破产了。

格林斯潘认同奥尼尔的想法，安然丑闻证明，审计标准的改革是必要的。受到安然公司破产的影响，一连串上市公司供认自己篡改了会计报表：安然绝不是一个个案。根据美联储研究人员的测算，1995—2000年，大公司平均每年会虚构2.5%的利润。

奥尼尔认为解决办法是任命优秀的CEO。衍生品和其他现代金融工具的特点使得篡改账目变得很容易，而且很难找到方法来发现这种情况。如果CEO在信息披露方面承担了更高的法律责任的标准，他们就有充足的动机来确保所披露信息的准确性。

格林斯潘先认为奥尼尔的方案太简单了。然而，随后他又有所退让。“或许这是个可行的解决方案，”他补充道，“其他的方案还没奏效过。”

“因此，我想我们又是一个战壕里了，”奥尼尔说，“让我看看，这次我们做得怎样。”

差不多一个月后，即2002年2月12日，格林斯潘通过电子邮件将自己关于会计改革的想法发给了奥尼尔。他在邮件中承认，他已经“比原来打算的走得更远了”。对安然丑闻思考得越深入，格林斯潘就越愤怒。在以市场为基础的体系中，投资者应该将自己的储蓄分配给能实现资金效率最大化的公司；然而，如果没有可靠的信息披露，他们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的。同样，在发达经济体中，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中央银行应该能平滑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增长；然而，如果企业提供的数据都不可信，格林斯潘是没有办法达成上述目标的。“季度盈利变得越来越受到预期、分拆以及传闻的影响。”格林斯潘抱怨道。这种乱象需要通过监管来解决。

奥尼尔高兴地看着备忘录。它展现出了格林斯潘务实的一面：他并不是支持自由放任的书呆子。但愿公众有机会见识到格林斯潘的这一面，奥尼尔反馈道。

2月22日，奥尼尔在美国财政部的大会议室召开了政府高级别金融会议。他不失时机地阐述着自己的思想。针对企业CEO的行为，触发诉讼的法律标准应该降低，由轻率改为疏忽。

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的时任主席哈维·皮特（Harvey Pitt）对此则持怀疑态度。“将标准改为疏忽事关重大，”他反对道，“这样一来，我们将被诉讼淹没。”

有更多的观点掺和了进来，讨论也陷入了各种法律细节之中。一些人同意皮特的观点，认为以疏忽为标准是不可取的；另一些人则指出，如果该公司的会计账目确实存在误导，那么在已存在的法律框架下，就可以对CEO提起诉讼。每个人都有疑问。这使得现场很难专注于大局。

就在此时，格林斯潘发话了。他的手在桌子上拍了拍，以一种迫切的语调说道：“在系统被打破前，存在太多的猫腻了。市场已经无法运转了！”

会议室瞬间安静了下来。格林斯潘用惊人的气势说着。或许他的头上顶着大师光环；或许这个关乎公司数据可靠性的问题，触及了所有人特殊的神经；或许这只是，小布什总统的经济研究团队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令人沮丧的语无伦次罢了，美国财政部、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和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经常会发生争论。不过，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位边缘人物却一反常态地、有力地表达着自己的观点。

“市场制度已经出现了某种腐败，”格林斯潘说道，“我们的系统中出现了漏洞。”

“保护股东免于遭受企业经营不善所带来的损失，这不是政府的职责。”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主席反驳道。在格林斯潘有关监管风险的演讲中，这位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主席往往处于一种奇怪的位置。

“这是一个道德和伦理问题。”格林斯潘回应说。他体内的兰德主义涌现了出来：美国的经济制度主义不仅是有效率的，而且还应该具备道德上的优势——只要它可以正常运转的话。“总统需要向美国民众讲述道德问题，他在这方面一直做得很好。”

阳光透过美国财政部大会议室的玻璃窗，洒向整个会场，大会议室散发着如电影场景般的光芒。后来，一些与会者仍清楚地记得这一刻。他们见证了一场盛大的表演，这足以使他们认为在华盛顿供职是非常值得的。

格林斯潘的介入使会议重新调整了议题。他的政治直觉是正确的：无论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主席的立场有怎样的法律优势，美国政府都很难对安然丑闻避而不谈。随后仍有大量的战役需要格林斯潘和奥尼尔去面对，而他们也错过了能掌握主动权的几次机会。然而，2002年7月，小布什总统签署了一项关于全面推进公司治理的改革法案，这可以说是自20世纪30年代开启公司规范以来在立法领域的一次意义深远的改革。

尽管这项改革促进了会计方面的进步，但安然公司的倒闭重新燃起了对衍生品的争论。安然公司是线上能源交易的始作俑者，并最终没有获得政府方面的救助。尽管它跟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很像，但后者因为存在非常复杂的交易关系而被允许活了下来。格林斯潘依旧坚持自己先前的主张：“新的金融产品，包括衍生品，能够分散风险。”2002年3月，他在美国参议院作证时说：“整体经济系统所受到的冲击并不太可能造成全面的信用崩溃。”然而，格林斯潘也利用公众对于新型金融工具的猜疑，推动了一项新议程。4月，他将枪口瞄向了房利美和房地美这两大政府特许的抵押贷款巨头，在20世纪70年代他就曾研究过它们对经济造成的扭曲。

格林斯潘是在向两个强大的目标开火。1990年，房利美和房地美作为追求利润的公司正式上市后，这两家为住房提供融资的巨头的扩张速度就开始像衍生品的发展势头一样令人惊叹。到2001年时，这两家公司合并后的资产负债表膨胀了近9倍：其持有的抵押贷款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面值高达1.2万亿美元。与此同时，它们还为其他投资者所持有的面值1.5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债权提供偿债担保。总而言之，房利美和房地美几乎肩负着市场上半数未偿付住房抵押贷款债务的风险。在短短10年间，其市场份额已经接近翻番。

格林斯潘通常会看到金融创新和金融集聚比较光明的一面，但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市场份额翻番这件事成了一个例外。柜台衍生品市场的扩张反映了投资者的自由选择权，格林斯潘愿意对此采取无罪推定的原则；相比之下，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兴起反映了灾难性的补贴。因为这两家抵押贷款巨头最初是由政府特许设立的，而且它们拥有强大的游说机制，所以投资者认为它们永远都不会破产：它们不仅仅“大而不倒”，而且在政治上还牵扯到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因为认为贷款给房利美与房地美是无风险的，所以债权人根本不会索要风险溢价；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房利美和房地美由此节约的借款成本相当于每年享受了超过100亿美元的补贴。这也就难怪为什么房利美和房地美的人均效益都能在《财富》杂志的榜单上居于前两位了。

2002年4月22日，格林斯潘在纽约发表了一个演讲，旨在推动政府对抵押贷款巨头进行调整。他似乎故意在传递一些很含混的信号：如果说，对于1996年股市的非理性繁荣，在是否毫无保留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方面，他是机敏的，那么对于房利美和房地美，他的态度则是令人生畏的。然而，通过强调，衍生品市场的稳定性取决于交易者对交易对手的财务稳健性的监督，格林斯潘抛出了一个棘手的难题。如果房利美和房地美被认为有政府撑腰，为什么交易对手还要费力地对它进行尽职调查呢？“我们必须要小心，不能让补贴过度干预有效的金融结构。”格林斯潘深思道。正是由于存在大量备受保护的、不用承担风险的玩家，衍生品市场的风险管理标准才渐渐被破坏了。

正如关于非理性繁荣的演讲一样，记者们都异常准确地捕捉到了格林斯潘发出的隐含信息。很快，“房利美和房地美前景堪忧”“格林斯潘抨击房地产贷款机构”等类似标题便出现在各大媒体的头条位置。通过反思这场媒体风暴，《纽约时报》相信，美联储主席的言论创造了推进改革的契机。“通过将争论的中心聚焦于衍生品和信息披露，而不是补贴本身，”《纽约时报》观察道，“两年多以来，批评家们第一次对房利美和房地美施加了真正有效的压力。”美国国会和美国财政部迅速作出反应，在3个月之内，两家抵押贷款巨头就被迫作出了让步。房利美和房地美都主动向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进行注册，并披露了更多关于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质量的细节。从法律上讲，两巨头向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注册这一举措表明了一个事实，住房贷款人的债务并不是由美国政府担保的。

这并不是一次泰山压顶式的重击，但也许算是迈出了很小的一步。就在两个月之内，格林斯潘第二次直接点明了强化监管的原因。

小布什总统上台后，格林斯潘仍是白宫的常客。一般每周两次，每次他都会搭乘一辆汽车从美联储车库直达白宫西南门：有时他会去会见经济领域的高级官员，偶尔他也会去拜会切尼或小布什总统。有一次，格林斯潘走过罗斯福厅，小布什总统正好出现在他身边。

“总统先生，美联储有一个职位出现了空缺”，格林斯潘面朝总统说道，“如果您同意，唐·科恩将是一位理想的候选人。”

“哦？是吗，”布什总统说，“跟我仔细说说。”

格林斯潘就这样聊了起来。当话题涉及减税或会计改革等问题时，他的游说往往喜忧参半。然而，当涉及人事问题时，他遇到的阻碍往往不大。“他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之一。”格林斯潘简单地回应道。

一位年轻的白宫顾问听到了这种交流并惊诧不已。任命美联储成员显然不应该按这种方式来决定。通常当美联储出现职位空缺时，白宫的人事部门将事先调查能够入围的人员，并开列候选人的名单。甚至在总统及其高级幕僚选定自己认定的候选人后，他们会直接将这个人派遣到美联储。美联储主席是不应该参与这种人事决定的。

然而，这一次，格林斯潘的介入显然是奏效了。那些传入总统耳中的话几乎决定了美联储空缺职位的人选。科恩先是接受了白宫人事部门的面试，随后小布什总统又亲自会见了他。在每次会见之前，他都会与格林斯潘一起单独地进行演练。这样一来，科恩就完成了由高级工作人员向高管人员的顺利转变。

多年以来，历届政府都会在美联储主席旁边安插自己的亲信：强大的保罗·沃尔克为此曾被他的委员会架空过。相比于其前任，格林斯潘要好过得多，他曾施巧计保护了自己的自由，并阻止了费利克斯·罗哈廷和特里·乔迪这些自己不喜欢的人进入美联储。这一次，他更进一步，让白宫甚至遵从了自己的意见。

直到2002年夏天，美国经济似乎逐渐走强了。GDP的增速在第一季度反弹到了3.8%，第二季度则稳定在了2.2%。经济衰退显然已经结束了，但这种复苏是非常不均衡的。即使40年来最低的联邦基金利率也没能重振企业投资，持续几个季度它都徘徊在泡沫前的水平之下。相反，房地产市场却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美联储的货币宽松政策显然压低了抵押贷款利率，这使得房屋价格飞涨。很难想象之后会发生什么，《纽约时报》撰文感叹道，房地产的价格“已经与收入脱节”，即使是破旧的加利福尼亚农场的房子，也可以贴上100万美元的标签。精明的纽约人很快就将投资热点从科技创业转向了房地产。“人们都在投资房地产，而不是股票。”一位曼哈顿的设计师说道，他已为自己的投资组合购入了迈阿密南海滩的一套公寓。

为了保持复苏的势头，小布什政府想尽一切办法促进房地产市场的繁荣。2002年6月，这位总统宣布了一项名为“美国梦的蓝图”的计划，旨在帮助贫困家庭购买房产。将逻辑向外延伸一点，小布什政府就在房屋所有权与反对恐怖主义的安全问题之间建立了联系：“鼓励民众买房将成为维护美国安全的一部分，这样一来人们就可以说，‘这是我家，欢迎来我家’。”第二天，小布什总统开始为他的主题造势。“让我们先谈谈如何确保美国人民免受一伙杀手的威胁，”他说道，“你知道他们讨厌什么吗？他们讨厌任何人可以买房的想法。”为了给自己的言论添砖加瓦，小布什总统呼吁美国国会以税收抵扣以及补助金的方式刺激人们购买住房。房地产市场的增长速度已经达到了过去15年的最快水平，但小布什总统希望它的速度更快一点。

美国国会通常比较乐于为更多的住房消费提供激励。建筑业游说团体的诱惑以及美国梦的诱人修辞俘获了两党。然而，小布什政府可不想冒险，它希望以最快的方式来实现自己在房地产业上的野心：拉拢房利美和房地美。这两大巨头有办法可以使资金流向低价房市场，而且它们也有兴趣这样做。向高风险的借款人发放次级贷款，收取较普通贷款更高的利息；与此同时，房利美与房地美也可以在其游说活动中，将这些业务视为自己产生社会效益的证据。此外，作为总统倡议的代理人，房利美与房地美可以有效地摆脱格林斯潘此前所施加的监管压力。如果它们为总统服务，那么事实上就毋庸置疑地拥有了政府的背书。“为了实现那些高调的购房目标，你就不能限制房利美和房地美。”一位金融分析师如此评论道。

小布什总统关于家庭与安全的演讲结束后的一周内，住房抵押贷款巨头们就已经开始行动了。房利美宣布与100家教会团体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以增加少数族裔拥有住房的机会。房地美公布了针对少数族裔和移民的“二十五点计划”。抵押贷款巨头如此快速的行动力给白宫带来了久违的喜讯。房利美加紧步伐，甚至主动承销次级贷款：作为其“扩展认证计划”的成果，数以千计的低信用家庭获得了抵押贷款。房地美甚至将触角伸向了拥有“非传统”财务记录的人，例如那些没有银行账户或信用卡的移民。

尽管格林斯潘曾努力对房利美和房地美施加限制，但他还是平静地接受了政府的“住房驱动计划”。他曾经忽视了1991—1992年老布什政府要求对经济增长施加支持的恳求；他不想重新上演那样的战斗。此外，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其美联储的同僚，对报纸上关于房地产泡沫喋喋不休的说辞都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房地产市场的起飞可能只是反映了人口的增长：婴儿潮一代带动了融资增长和住房支出的激增；移民潮为美国带来了新的购房者；另外，在应对房地产泡沫的可能性时，还需要与其他风险进行权衡。考虑到企业投资的匮乏，房地产市场上的适度兴奋似乎是一个必要补充。如果没有房地产业的提振，美国很有可能陷入日本式的通货紧缩。

“对会刺激房地产市场泡沫的担忧并不会延缓我们的脚步。”美联储时任副主席罗杰·弗格森在2002年9月底向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同僚反思道，他的说法代表了该委员会大多数人的意见。“把哲学问题拿到桌面上来：如果不平衡性增长能使经济回归到趋势中，而完美的平衡性经济则使经济长期待在趋势之下，当人们必须在这两者之中作出选择时，我将很清楚自己的损失函数应该是怎样的。”即使是一个不正常的住房市场复苏，那也比汉森提到的长期停滞更好。

“我并不像其他人看起来那样肯定，在创造出的这种环境中，人们可以从自己的房子里提取更多的净值，这真的是一件大好事吗？”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的杰克·盖恩（Jack Guynn）反驳道。然而，没有人愿意听。

当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2002年11月再次召开会议时，格林斯潘仍然专注于停滞的风险：他还想降低利率。这一次，对此表达不满的就不只是盖恩一个人了。一方面，更低的联邦基金利率会使房价加速进入一种永不停歇的疯狂之中；另一方面，在缺少复苏因素的情况下，更低的联邦基金利率是不会刺激企业投资的。泡沫时期创造的厂房和光纤正大量闲置，这充分反映了投资机会的匮乏：问题不是企业无法承受投资，而是它们根本就不愿意投资。如果降低利率真的能对经济产生刺激作用，也不是因为它促进了生产性投资，而是它诱使消费者更多地贷款和消费。然而，家庭债务当时已经接近极限了：还贷支出已经占到了可支配收入的100%，这比格林斯潘上任时的72%还高。为了处理上次萧条的后遗症，美联储可能已经为未来埋下了隐患。

为了驳斥反对者，格林斯潘又求助了通货紧缩这个幽灵。如果美联储不采取行动，将会面临“零利率下限”的危险，那时货币政策将完全失效。“如果我们没能成功转型，经济就将恶化，而我不认为我们可以通过简单的调整来解决问题。那时，我们将陷入深度通货紧缩的麻烦中。”他语气阴沉地说道。

就这样，所有的抵触都消失了。在本次会议结束时，格林斯潘呼吁充分地将利率降低调50个基点，每个人都支持他。

“毫无疑问，我认为你是对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威廉·麦克唐纳热情洋溢地说道。

“我支持降低利率的决定，我也乐于支持50个基点这种幅度。”委员爱德华·格兰姆里奇（Edward Gramlich）说道。

“我完全同意。”达拉斯的鲍勃·麦克蒂尔（Bob McTeer）说道。

联邦基金利率下调至1.25%，这创下了肯尼迪时代以来的最低值。

如果说格林斯潘决心避免停滞，那么小布什政府则更着急。自2002年夏天开始，时任副总统的迪克·切尼已经开始秘密谋划第二次减税，以刺激经济。他已经根本顾不上2001年巨大的预算盈余已经不存在的这一事实了。当保罗·奥尼尔和格林斯潘表达了他们对于赤字后果的关心时，切尼只是轻轻地略过了。他将忽略“美国财政部的小矮人们”，他的一位朋友为其解释道。另外，他还玩世不恭地引用着早已过时的“供给理论的神话”，认为减税会自我填平。

为了阻止切尼，奥尼尔直接向小布什总统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他要让小布什总统知道，如果小布什总统想继续推进减税，就必须解雇自己。然而，这位美国财政部长已经精疲力竭，其义愤填膺已经耗尽了同僚的耐心。与他的朋友格林斯潘不同，奥尼尔的性格并不适合在华盛顿长期生存。2002年12月的第一周，切尼打来电话，传达了总统对于奥尼尔的减税立场的看法。小布什实际上正打算解雇他。

随着奥尼尔的离职，格林斯潘成为预算纪律的唯一拥护者。他避免采用威胁、最后通牒等手段，只是严格地根据事实，向切尼介绍了美联储对于赤字后果的研究。正如10年前他向比尔·克林顿所解释的，较高的政府借贷会推动长期利率上升，从而对经济造成损害。第二轮减税确实可以刺激消费，但它只会在短期内起效。几年之后，美国就会因此变得更穷了。

格林斯潘希望切尼可以将自己的警告转述给小布什总统。事实上，切尼直接将这些研究报告扔给了一位顾问，并指示后者从中找出漏洞。美联储自己的数据是“完全错误的”，这位顾问自信地总结道。

“里根总统早已证明，赤字是无关紧要的，”切尼在白宫工作人员的会议上仍然坚持说道，“我们赢得了中期选举，这是我们应得的。”

2003年1月，政府公布了第二次减税的细节。这次减税的规模惊人：尽管预算仍为赤字，但布什政府却提出要在未来10年减税7 000亿美元。格林斯潘的建议被漠视了。杰克·坎普的精神最终以计谋胜过了格林斯潘。

2月，格林斯潘出席了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他的言辞没有任何矫揉造作的味道。

“我与其他人不同，我并不认为此时适合实行刺激政策。”他说。

“财政刺激政策还为时过早。”他补充了一些更好的措施。

参议员吉姆·邦宁（Jim Bunning）是赞成小布什减税的供给理论支持者，他正寻找一种方式来反击格林斯潘。他将“枪口”对准了自己猜测的格林斯潘的弱点。“你在美联储主席的位置上待的时间太久了，”他咆哮道，“有人会觉得这时间过长了。”

几天后，彭博社刊发了一篇头条文章，其标题是：《格林斯潘时日无多了吗》。

攻击格林斯潘的供给理论支持者显然很希望，这位美联储主席正成为过时之人，然而，其他人并不这么看。两周后的周一，即3月24日，小布什总统将格林斯潘召唤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在国家危难之际，总统需要他的帮助。虽然支持的盟友并不多，但美军仍入侵了伊拉克。

在关于减税的纠纷后，格林斯潘很高兴自己能帮上忙。他支持美国的军事行动，这一点毫无疑义。他认为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伊拉克所在的区域对世界的石油供给又是非常关键的。应小布什总统的要求，格林斯潘频繁地造访白宫，他经常参加上午8点30分由斯蒂芬·弗里德曼（Stephen Friedman）召开的会议。当时，斯蒂芬已经接替劳伦斯·林赛，担任了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席。美国政府经济界的高级官员都挤在位于白宫西翼二楼斯蒂芬的办公室。他们围在一张桌子旁，凝视着所谓的“仪表板”，这上面显示着各种各样的数据，从油价一直到机票预订，应有尽有。它实时更新，每天通过邮件向政府要员发送重要提示。格林斯潘对此得心应手：他分析了自麦克阿瑟在仁川登陆后所有战争对经济的影响；凭借着对于能源市场的熟悉，他主导着这些大型会议。到了4月中旬，难关似乎已经过去了。联军占领了巴格达，美军M88装甲车推倒了萨达姆的铜像。美国经济似乎已经活了下来。油价没有出现重大波动，全球贸易没有遭受重大打击，华尔街也没有出现恐慌情绪。

4月22日，格林斯潘前往巴尔的摩旅行，并住进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在那里他接受了治疗前列腺肥大的手术。尽管美军对伊拉克采取的地面军事行动已经吸引了全美国民众的注意力，但还是有一家有线电视台抓住了这个来自泌尿外科的新闻视角。美联储主席不需要全身麻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财经记者透露道：“因此，也许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他是否会向外科医生透露有关利率政策的内容。”或许是计划外的巧合，就在同一天上午，其他金融记者按计划采访了小布什总统。其间，有人向小布什问及了美联储主席的情况。“我想格林斯潘会留任。”总统漫不经心地回答道。

这一答案让大家猝不及防。标普500指数瞬间上涨了2%。毫无疑问，参议员邦宁肯定在暗自咒骂。考虑到格林斯潘的年龄以及他对减税的反对立场，评论家都曾认为，在其第四个任期届满之后的夏天，格林斯潘就退休了。届时，这位世界上最有权力的经济学家在美联储任职的时间将达到17年；不论怎样，他的统治都会在2006年前结束，尽管被任命为美联储主席的次数是没有限制的，但作为美联储委员会的委员其任期却是有限制的。然而，很明显他还没有准备离开。在做过手术返回家中后，格林斯潘发表了一份声明。“总统和我之前并没有讨论过这件事，但我非常感谢他对我的信任。”他在声明中说道，其声音听起来和其他人一样惊讶。

尽管这看起来还是有些过早和突然，但小布什总统的支持性声明还是可以理解的。格林斯潘服务的年限之长使他很难被替代；他任职的时间越长，人们对他越放心。伊拉克战争仍在继续，小布什总统实在不希望在经济方面再出什么麻烦。华尔街的反弹证明，格林斯潘的连任会提振市场信心。另外，根据总统顾问团队的判断，格林斯潘对于美联储主席一职的竞争力没有任何受损的迹象。一位白宫的高级顾问指出，除了他对网球的热情，格林斯潘似乎对于自己的婚姻也十分满意，这是一个抗老化的标志。“他看上去老了吗？”有人问道，“没有！我以为我还是在1927年呢，那时贝比·鲁斯也在。”尽管一再推迟最后的过渡，但白宫却为未来引来了更多的麻烦。对格林斯潘反身性的信任建立了他的地位，但也牺牲了他领导的机构。货币政策是大师的杰作，而不是单纯的机械操作。《纽约时报》的评论员曾经抱怨道，美联储可能笼罩在了“个人崇拜”的氛围中。

到了2003年的夏天，现代版本的“汉森–特伯格争论”基本结束，大家已经形成了各自的判断。小布什政府第二次减税计划于5月已经获得了美国国会批准，并在短期内就显示出了其刺激效果，美国经济增长恢复到了2%以上。长期停滞的恐惧似乎被夸大了。然而，企业投资仍没有复苏，而且通货膨胀率仍显著地低于目标，这使市场十分不安。2002年秋天时通货膨胀率已经提高到1.8%，但2003年4月和5月又下滑至1.5%：经济明显没有释放全部产能，肯定仍然存在闲置的人员和机器，否则供给瓶颈必然会带动物价上行。格林斯潘决定根除通货紧缩，他在6月再次出手，将利率从1.25%降至了1%。

接着，格林斯潘又更进一步。由于联邦基金利率已经接近危险的负值区域，所以他决定操纵预期。20世纪70年代，他对这种办法是非常抵制的。然而，在继续降低短期利率存在较大限制的情况下，他只能期待通过引导市场对于未来政策的预期，来拉低长期利率。然而，最让人惊讶的其实是这种知识切换背后的驱动者。在格林斯潘就任美联储主席以来，这是首次，货币政策的策动者不是格林斯潘本人。该政策的策动者正是本·伯南克。这位安静的前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早在4年前的杰克逊霍尔，就曾为盯住通货膨胀目标提供过论证。

2002年夏天，布什政府任命伯南克为美联储委员。他与科恩是同时得到晋升的，后者一直是格林斯潘亲密的战友。这是一个有得有失的局面，对于格林斯潘而言，伯南克的到来并没有对他构成威胁。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任职的上一位普林斯顿大学杰出的经济学家是艾伦·布林德，他非常能言善辩。布林德刚上任，就有人将他吹捧为下一任美联储主席的竞争者。伯南克并没有获得这种评价，而且其谦逊温和的举止没有显露出任何存在个人野心的迹象。正是因为他看上去并没有那么张扬，所以格林斯潘才给了他足够的发挥空间。他刚到任几个月，伯南克就针对绕过负值区域的策略发表了讲话，该讲话曾被广泛引用。2003年夏天，伯南克再次参与进来，并扩展了他在应对低通货膨胀率这个问题上的看法。

与在杰克逊霍尔所提出的观点一致，伯南克认为，美联储应该将通货膨胀目标公开。如果目标是明确的，投资者就会明白，低通货膨胀率将使宽松货币政策持续一段时间；这样一来，他们就会压低长期利率，从而创造出美联储希望的经济刺激。然而，与其斯文的举止所表现出来的形象不同，伯南克其实是一位足智多谋的政治家。在了解到格林斯潘将坚持保留货币政策方面的自由裁量权后，伯南克设计了一个更加温和的建议：美联储应该公布一个可以接受的通货膨胀率范围。2003年6月，伯南克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说道，通过将该范围明确地告诉市场，美联储可以将其利率工具的效力放大许多倍。他后来说，货币政策就是98%靠说，2%靠做。

“含混一般只适合运用在扑克牌游戏这种非合作性博弈，”伯南克向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同僚解释道，“货币政策是一种合作博弈。其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让金融市场站到我们这一边来，并为我们做一些我们应做的工作。”

格林斯潘对伯南克的讲话表示了感谢，但他其实并没有让它们留在自己的脑子里。他还没有准备好告诉市场自己的未来动作，从而在珍贵的自由裁量权上作出妥协。然而在未来数周，经济现状推着他作出了进一步的抉择。经济复苏与低通货膨胀率这一奇怪组合变得更加明显了：2003年第三季度，经济增长已加速至6.9%，但通货膨胀率继续下滑。这种矛盾的混合物使得债券市场一直在猜测美联储将会出台怎么样的应对措施。或许美联储会将关注的焦点放在经济增长方面，按照这个逻辑，它就应该提高利率以冷却过热的经济：1994年，它就是这样做的，当时美联储在通货膨胀形成之前通过提高利率实现了“软着陆”。抑或美联储更关注于不断下降的通货膨胀率，这样一来，它是不是会把利率降得更低呢？由于缺乏明确的交流，投资者都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如果他们错误地支持第一个理论，即美联储为了应对强劲的经济增长，将提高利率，那么他们就会在7月底将长期利率推升100个基点，而这恰好是格林斯潘最不想看到的。

“我对我们与市场的交流有些担心。”当年8月，伯南克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重申道。只要美联储拒绝讲清楚，那么市场的误解总是难免的。

“在前两次会议上，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的言论对市场所产生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我们的政策在市场中发挥出来的作用，”伯南克在随后的讨论中补充道，“我们与市场的交流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工具。”

“然而，委员会的反应却是，这种交流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也许我们应该完全远离它。”他补充说，这引发了会场一片哗然。

“然而，如果我们不提供任何有关自身未来意图的信息，那么市场就会以某种方式进行假设，或者得出某些关于货币政策未来走向的结论。这样一来，可以推定，我们在提供信息方面做得很差，而且我们更乐于让市场凭空猜测。我并不想这么悲观。”

伯南克的逻辑是无可辩驳的：他暴露了，格林斯潘不公布通货膨胀目标的考虑很符合《奇爱博士》主角的性格。在考虑到金融泡沫的破坏力时，美联储是否应该只关注通货膨胀，这是值得怀疑的。然而，如果美联储已经决定聚焦于通货膨胀目标，那么最好的选择还是将目标公布出来。

在格林斯潘就任美联储主席的初期，科恩曾经阻止过一项设定通货膨胀目标的呼吁。他宣称：“我们做了什么，比说了什么更重要。人们看重的是我们的行动，而不是我们的嘴。”然而，科恩现在认同了伯南克的观点。“我们需要关注一下，究竟该如何谈论我们所做的评估和判断。”他坦承。

围绕着如何将伯南克的洞见付诸实施，争吵接踵而至。最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达成一致，扩充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后声明。工作人员正在准备该声明的草稿，它宣称低利率很可能将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期”。

并非所有人都对此表示满意。该声明已明确指出，在可预见的未来，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极其低”的通货膨胀率视为自己所面临的主要风险。那又为什么要画蛇添足，阐明需要保持低利率呢？

“我呼吁委员会保留这句话，因为在我看来这其中包含着重要的区别。”伯南克强调。曾几何时，上一代的中央银行家还在与金融家们“眉目传情”。现在，这些排外的金融家圈子已经被客观市场取代了，“眉目传情”已经让位给“遣词造句”。

异乎寻常的是，格林斯潘就此事发起了投票。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18名成员中，有7名希望删掉这句额外的话，而支持伯南克的人数则以微小的优势获得了胜利。

就这样，附加的这句话的缩略版出现在了会后声明之中。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从引导市场形成对经济的看法，逐步转变为明确告诉市场未来利率的走向。这场“前瞻性指引”的实验并没有给出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与2008年美联储在应对“零利率下限”问题的报复性回归时的经验而言，这次实验显得有些谨慎了。不过，无论如何，它仍然是一个新出发点。在政策越发透明的这条长征路上，不得不说美联储已经跨越了另一个分水岭。

2003年9月，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下一次会议上，格林斯潘抱怨道，他后悔进行了上述实验。然而，低利率将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的承诺却一直保留着，到年底，格林斯潘已经接受了它。考虑到通货膨胀率最终稳定了下来，而且经济也保持着强势增长，格林斯潘终于承认伯南克是对的。“我们努力传达信息的做法成功了。”他在当年12月说道。

成功总是在创造着它自己的危害，这种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低到极限的利率，再搭配上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维持这种利率的保证，终于使美联储达成了它所期待的目标：更多的借贷。到2003年第四季度，次级抵押贷款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国民住房拥有率攀升至68.5%，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28
化为泡影
THE FOUR WINDS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个月里，英国政府召开了一次讨论未来货币政策的会议。23位专家一致赞成回归战争开始前的金本位制。在当时，黄金被认为是社会的支柱，是防止政府滥用财政的堡垒。除此之外，当时并没有已经过尝试或验证的基准，可以用以建立新的国际金融体系。然而，虽然这项建议获得了专家们的一致认同，但它给英国和其他国家却带来了灾难性后果。直到这种安排被取消前，它等于剥夺了货币管理当局应对萧条的工具。在蒙塔古·诺曼（Montagu Norman）即将离世的时刻，这位受人尊敬的英国中央银行前行长兼金本位制CEO作出了非常深刻的忏悔。他表示：“我们提供的成果、思考以及良好的初衷，到头来完全没起到应有的效果，我们从可怜的人手中筹集到资金，然后把它抛到九霄云外。”

然而，在大半个世纪后，采取与金本位制相反的货币政策同样受到了质疑。当时，对于金融创新，一种信念开始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它断言，尽管可能带来一些大灾难，但可以交易风险和收入流的工具仍是一种进步力量。金本位制规定了严肃的货币纪律，限制政府和私人部门不加区别地创造货币和信用，而现代金融则力求促进信贷繁荣。通过隔离风险或分散风险，公司和家庭可以更安全地获得更多的贷款：这使得原始的黄金“紧身衣”被宽容典雅的风险度量模型所取代。然而，正如1918年的“黄金共识”所导致的灾难一样，人们对于金融创新的界限放得太宽，显得过于自信了。正因为这一点，美联储主席及新工具的首要推行者格林斯潘的名声也受到了负面的影响，尽管他绝对不会像诺曼一样宣布，其一生的工作都白费了。

很多思想在一个时期获得成功，在另一个时期却饱受诟病，这主要是因为成功所需的条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慢慢改变。19世纪末20世纪初，金本位制十分受欢迎。然后，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黄金在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分布不均匀，金本位制变成了一个随时可能爆发的灾难。同样，从20世纪60年代初对“Q条例”的第一次突破到20世纪资产证券化及衍生产品的大量盛行，在这40年间，现代金融的信念确实很好地服务了发达经济体。然而，随后，这种信念像着了魔一样突然失去了同时代人的赞美声，金融业看似进入了一片黑暗区。曾经被认为是很勇敢的创新，现在则被认为是厚颜无耻的。风险曾经并不足以对整个经济系统产生影响，而如今它却达到了难以想象的规模。

转折点出现在2004年，当时，得克萨斯巡逻者棒球队（Texas Rangers）的球迷听到了一个新名字。这次改名既不是因为当年早些时候从纽约洋基队交易来的阿方索·索里亚诺（Alfonso Soriano）或杰奎因·阿里亚斯（Joaquin Arias），也不是因为新捕手杰拉尔德·莱尔德（Gerald Laird）。当时，巡逻者队与美国最大的次级抵押贷款公司签订了总额7 500万美元的赞助协议。按照协议，球队的主场将改为阿灵顿亚美利奎世球场（Ameriquest Field in Arlington ）。大约在同一年，亚美利奎世的主要竞争对手、暴发户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Countrywide）则开始大规模承包高尔夫球比赛的赞助。与此同时，美国西海岸最大的抵押贷款提供者富国银行则通过赞助极限帆船比赛来获得关注。美国金融服务公司的老板安吉洛·莫西洛（Angelo Mozilo）经常会站在投资者的前面，飞快地背诵出一系列的抵押贷款产品的清单。他会兴致勃勃地提到公司在全美国兜售的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产品：“我们有不同期限的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ARM），有1年期、3年期、5年期、7年期、10年期的。同时，我们也有纯利息贷款、支付期权贷款、零利率贷款和次级贷款等。”他的语调听起来就好像正在过狂欢节一样。

新一波抵押贷款的狂热完全是“健康创新的讽刺画”。在过去，信用状况略微有污点的人都只能向次级放贷者借款，虽然这些放贷者接受他们身上的信用污点，但贷款的利率会相应提高。对于金融行业来说，这种灵活性是很合理的。然而，随后，信用很差的借贷者甚至不用登记他们的收入信息，就能借到大笔的资金，这就一点都不合理了。过去，针对收入暂时不高的借贷者，比如一双夫妻中有一方还没完成自己的学业，放贷者可以发放初始利率很低的抵押贷款，等一两年后再将利率提升。然而，随后，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开始被滥用，它相当于在前期给借贷者一个宽限期，后期再加收惩罚性利率，而借贷者无须证明自己未来的收入将会以相应的幅度增长。以前，传统做法是让房屋购买者用自己的储蓄交一笔首付，随后，这种做法被抛到九霄云外。如果房屋价格下跌的话，购房者就失去房屋的所有权。安纳海姆（Anaheim）的一名房地产经纪人评论说：“10年前，如果我完全用贷款来购买你的房子，你可能会觉得这种贷款方式很有创造性，并认为我的想法很疯狂。然而，现在，每个人都想用零首付买房。”

2004年年中，抵押贷款行业开始膨胀，次级贷款规模比上一年翻了一番。更令人担忧的是，在新增的次级抵押贷款中，有1/3的借贷者的财务状况没有被正常评估。另外，因为很多借贷者被各式各样的宽限期所引诱，所以后来不得不面对更大的债务负担。这种狂热远远没有引起抵押贷款公司的焦虑，它们反而视其为一种进步。由于抵押贷款采用了计算机化的承销方式，即使没有正式的收入文件，违约风险也还是可以确定的，放贷者大概就是这么认为的。因此，连最低限度的信用审查都光荣退休了，贷款是不会有很大危险的。然而，现实却不会这样令人欣慰，因此这种新型抵押贷款的繁荣迅速与另一种金融改革关联在了一起。发放越来越多抵押贷款的公司并不会长期持有贷款资产。相反，银行和其他抵押贷款公司会把它们发放的抵押贷款倒手给其他公司，后者再通过打包和分层，将这些抵押贷款转化为债券。这种措施不仅使得亚美利奎世、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这样的抵押贷款公司只用极少的资本就可以尽可能地发放抵押贷款，而且还能最小化它们在这个过程中所承担的风险。如果借贷者违约，就不再是亚美利奎世或者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的问题了。这也难怪莫西洛想把钱贷给任何人。

某些事物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运行得很好，但最终陷入了疯狂，抵押贷款的打包与证券化就是一个实际的例子。就像早期的次级抵押贷款其实非常理性一样，对于金融系统而言，前期发行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基本上都是非常健康的。它们确实完成其使命，使违约风险被广泛地分散开。然而，随着这种证券化趋势达到极限，它们不再仅仅限于将抵押贷款证券化。金融家开始发行以其他证券为标的的证券，从而创造了合成式担保债务凭证（CDOs）这种奇怪工具。复杂的分层开始叠加到这些“甜点”上面。优先级的合成式担保债务凭证持有人对基础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享有优先权。劣后级的持有人则要承受更大的违约风险，因此也会有更高的利息收入。拜占庭式的建筑越多，投资者就越难以搞懂他们购买的这些证券。一位抵押贷款公司的高管回忆道：“我经常在开会时说，‘你确信你明白这个吗？’而他们只会用量化来解释！”

就其本身而言，它们并没有经历过特别危险的情况。然而，这杯由无收入证明借款、零首付和不透明的复杂抵押贷款衍生品勾兑成的“鸡尾酒”，还致命地与其他因素掺和在一起。美国政府催促房地美和房利美给低收入者贷更多的钱，而这两家政府支持企业也通过扩大次级贷款规模进行了回应，从而点燃了需求方的熊熊大火。与此同时，由于格林斯潘担心美国可能陷入日本式泥潭，所以一直奉行着宽松货币政策，从而压低了利率。这使得无论衍生品的分层多么晦涩难懂，证明文件多么缺乏，投资者仍然渴望抵押贷款带来的收入。需求是如此的旺盛，以至于在2004年，传统的住房贷款有3/4都实现了证券化；从1/2增长到3/4只用了约4年时间。在这相同的时段，更高收益率的次级贷款证券化比例就像火箭一样快速上升，从40%飙升到73%。在金融危机爆发的前夕，该比例竟然接近了93%。

由于投资者对抵押贷款证券永不满足的需求，其发行机构丝毫不会考虑谨慎地放贷。它们最关心的是如何才能把放贷的规模做到最大。亚美利奎世公司甚至要求信贷员不间断地给潜在客户打电话，为了激励信贷员，公司将对拉到大量客户的员工提供奖励，送他们去夏威夷度假或者去看美国橄榄球超级碗；那些没怎么获得新客户的人员，则会被公司打入冷宫。亚美利奎世公司当时的一位雇员回忆说“他接收到过200多次被解雇警告”。老板经常不间断地问他“为什么你不能为我们获得更多的客户”。在亚美利奎世公司的一些部门里，电影《锅炉房》（Boiler Room）成了员工们必须观看的电影。这部讲述花言巧语的股票骗子的电影将给员工们带来所谓的“能量”“督促”“激励”；这一连串“优秀”的品质激励着当时的销售团队，加速了房地产泡沫的形成。

到了人生的这个阶段，任何现象都不会令格林斯潘感到惊讶了。自1970年宾夕法尼亚州中央铁路公司倒闭以来，他看到了太多的金融家因为野心勃勃而失败；他认识信孚银行最倒霉的老板小查尔斯·桑福德，后者看不懂其下属为宝洁公司和吉布森贺卡公司设计的复杂的互换产品。回到1994年，如果信孚银行的交易员曾经说过“坑人因子”这个词，那么拜占庭式的担保债务凭证对消费者的欺骗就更显而易见了。正如一位信孚银行的交易员所阐述的那样：“先忽悠人们保持冷静，然后彻底地‘痛宰’他们。”不过，格林斯潘很早之前就形成了他对金融市场的立场，该立场也在他对泡沫的看法上有所反应。他很清楚，金融家有时是十分愚蠢的，有时又是贪得无厌的；然而，他也担忧，美联储缺乏足够的人力或者政治权力来约束他们。“我们最受人诟病的地方就是审查的充分性，”对于美联储没有成功限制银行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放贷一事，格林斯潘如此评论道，“如果要达到人们认可的标准，那么我们必须要有5倍于现在的人手。”

在得出这个结论的基础上，格林斯潘接受了两个他还不确定的假设。第一，他认为尽管金融家有时很鲁莽，但监管者在保证金方面所施加的影响或许能够刺激其风险管理者设置一定的限制。第二，如果其风险管理机制失败了，美联储还可以进行善后工作，比如惩治信孚银行这种违规的金融机构，对伊利诺伊大陆银行提供救助，通过大幅降低利率以应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崩溃所带来的冲击。就像1914年前的金本位制时期一样，这些假设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曾经也发生过危机，但善后工作基本上都成功了。

正是基于这样的心态，格林斯潘拒绝先发制人地遏制2004年极度狂热的抵押贷款市场。“如果放贷者能够提供更多的抵押贷款产品，美国的消费者可能会获益。”他在2月时说道。显然，在面对以惊人速度增长的抵押贷款时，他显得格外的镇定。“风险模型的精确度提高了，而且在未来会继续提高。”他在4月兴奋地宣布，仿佛亚美利奎世和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的量化专家在管理风险方面是完全可以依赖的。虽然，基于后见之明的评价是不公平的，但是这种过度的自信明显是错误的，因为从监管的角度对抵押贷款及其证券化业务的降温，可以从源头上避免2008年的次贷危机。强化监管可能会比紧缩货币政策更直接地减缓泡沫的破坏性。不过，如果我们要从这一事件中吸取正确的历史教训，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么有一点格外重要，那就是格林斯潘并不是由于疏忽才犯了这个错误，而且犯错误的也不只有他一人。正如1918年整个英国都对金本位制抱有十足的信心，21世纪开头几年几乎每个人都和格林斯潘一样，对当时的房地产市场信心满满。

有一点值得强调一下，在危机过后的几年里，相反的陈述出现了。按照这些被虚构出来的历史，很多人曾警告过格林斯潘，房地产即将崩溃，而他却毫无作为。例如，绿林协会（the Greenlining Institute）一直致力于保护弱势群体免受掠夺性贷款的伤害，据说它曾给格林斯潘递交过一些关于抵押贷款的文件，以此表明这些新贷款有多么不透明。“即使你有了数学博士学位，你也不能完全理解这些金融工具和它们的影响。”据称，格林斯潘曾在一次后续会议上如此承认道。再举一个例子，美国社区再投资联盟（the National Community Reinvestment Coalition）的一位代表指责了美联储官员对于掠夺性贷款的态度。“他们认为市场可以纠正任何错误，”这位代表在危机发生后回忆道，“格林斯潘尤其相信，市场不会提供毫无意义的贷款，投资银行也不会购买这样的贷款。”然而，先不管是否真的存在如此多包含警告的暗示性谈话，“反对格林斯潘的陈述”的关键点都落在了消费者保护机构的言论上。他们并没有意识到金融体系面临的威胁；相反，他们只是强化了一个带有片面性的观点：美联储应该保护那些被掠夺性贷款影响的脆弱群体。换句话说，大部分抵押贷款的主要批评者并没能直击要害，即过度的推销与金融危机的风险之间存在密切联系。这其实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次级贷款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在问世后的许多年中都没有触发过大灾难。

爱德华·格兰姆里奇的故事正好证明了抵押贷款的泛滥与系统性风险之间的关系是如何被忽略了。格兰姆里奇的个子很高，为人和蔼可亲，且具有亲切的幽默感，他是负责消费者和社区事务委员会的美联储委员。如果你想听到关于掠夺性贷款的警告，那么该委员会是个完美的平台。早在2000年的夏天，格兰姆里奇就在全美国适时地举行了听证会，收集民众以及热心人士对于抵押贷款泛滥的投诉。果然，他发现了大量令人恐怖的故事。放贷者通过极其低廉的费用、擅自更改的文件以及不必要的再融资来愚弄消费者，这些被揭发出来的做法比品钦（Pynchon）的小说更盘根错节。

“我希望你们可以实实在在地做些事情，”马萨诸塞州布罗克顿的一位房主非常愤怒地说道，“我们总是向高高在上的道德领袖祈祷，而这些操作贷款的家伙，只知道向高高在上的美元祈祷。”

格兰姆里奇对此表示同情。如果有明显的证据表明抵押贷款十分泛滥，他希望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一些细节。

在一次听证会上，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的首席法律顾问解释了为什么其公司会经常放贷给那些不能提供收入证明的人群。

格兰姆里奇追问道：“如果没有收入的详细记录，你怎么知道他们的收入？你怎么知道他们有能力偿还你的贷款？”

“我只能说，在实际中，我们会对他们进行一些核查。如果一个服务员声称自己能够赚到30万美元，我们就会拒绝他的贷款申请。因此，这将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对的，它十分困难。”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的人继续说道。

这个回答听起来十分没有说服力。在出席了4座城市的听证会后，格兰姆里奇还是无法确定抵押贷款究竟泛滥到了什么程度。他不得不在掠夺性贷款和各种反对意见之间进行权衡：热心人士经常感叹，银行的人拒绝向低收入群体发放贷款，即使利率存在溢价时，他们也不情愿。对次级贷款的全面限制会屏蔽一些希望获得房屋所有权的合法借贷者。如果美联储采取过激的行动，一些穷人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另外，凭借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的法律顾问避实就虚的解释，是否就可以假设其风险管理人员能够量化他们的风险敞口？在没有任何头绪的情况下，格兰姆里奇让他的团队设计了一个“飞行检查”，准备对6~8家抵押贷款机构进行突击抽查，期望可以获得更多的证据。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成了后来争论的焦点。在2000年夏末，格兰姆里奇私下里将“飞行检查”告知了格林斯潘，但格林斯潘对此表示怀疑；在危机后的数年里，这一直被认为是这位坚持经济自由主义的美联储主席将美国推入次贷危机的关键时刻。“他反对，所以我也没办法将计划付诸实施。”2007年，格兰姆里奇这样对《华尔街日报》解释道。当时，《华尔街日报》立即刊发了标题为《格林斯潘助长了次贷危机？》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暗示式批评是有道理的，如果格兰姆里奇的“飞行检查”能够实施，美联储或许就能抑制抵押贷款的泛滥，延迟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的不良贷款的积累速度。或许，还可按着这个思路再延伸一些，这个“飞行检查”能够帮助美联储了解抵押贷款狂热所带来的广泛影响，从而使美联储对过度证券化保持警惕。按照这个理论，正是掠夺性贷款这股烟最终让格林斯潘陷入火海。然而，令人尴尬的事实是，格兰姆里奇的方案并不是很完善，为格林斯潘的怀疑留下了太多的空间。美联储的一位退休人员在自己的备忘录里写着：不仅抽样检查的范围是限定的，而且它们都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这样的组合显然是没有吸引力的。这些检查并不能发现足够充分的证据，从而保证美联储会根除贷款泛滥的情况。相反，正如备忘录所提到的，它很可能会“提高外界的期望值”。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联储不能更进一步，它就会淹没在民众和政府的诸多批评声中。总之，格兰姆里奇的冒险方案就像是一场非常昂贵、且可能引起政治麻烦的审前盘问，而其效果还十分有限。不以后见之明来苛求前人是值得赞美的品质，从这一点来说，或许格林斯潘的犹豫是可以理解的。

格兰姆里奇看起来是相信格林斯潘的，在美联储主席表示反对后，格兰姆里奇就悄悄放弃了“飞行检查”。这似乎让人觉得他对自己的方案并没有太大的信心。一位委员在后来回忆说，格兰姆里奇此前的一贯作风是，“一旦他决定做某些事情时，他通常是十分坚定的” 。然而，在这件事情上，格兰姆里奇并没有选择坚持。

不过，这并不代表格兰姆里奇放弃对掠夺性贷款的抵制。在接下来的几周内，格拉姆里奇的团队想通过其他方式来遏制在夏季听证会中暴露出来的抵押贷款泛滥的问题。这一次，他们没有再提出“飞行检查”，而是针对最为滥用贷款的做法，草拟了一系列的消费者保护规则。

草拟这些规则会涉及一些比较微妙的判断。在防止消费者受到损害的措施与扼杀消费者选择的措施之间只存在一条很细的线。如果美联储基于风险太高的理由而禁止所有“缺乏收入证明文件”的贷款，那么商店老板和小企业主这些人将会在买房子时遇到麻烦：因为他们是在给自己打工，根本没有工资证明的。同样，如果美联储禁止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这或许又会损害那些极有希望在以后取得较高收入的劳动者的利益。为了解决这种问题，美联储不再禁止特定的贷款，而是要求放贷者必须针对贷款可能给借贷者带来的影响，作出可信度较高的评估。

在2001年的12月，美联储职员向美联储委员会递交了一份草拟的规则。该规则将目标瞄向了其他方面，它禁止放贷者包装那些具有高额保险费的贷款。它还禁止了所有不能保证借贷者利益的再融资行为。

然而，对于最后一个条款，格林斯潘不是很赞成。他认为“借贷者的利益”听起来模糊不清。格林斯潘更喜欢有明确界定的方案。

“谁来计算借贷者的利益呢？”格林斯潘追问道。

工作人员回答：“放贷者应该会做的。”

“那他又是怎样计算的呢？”格林斯潘继续问道。

“考虑各种情境的总体性。”工作人员再次回答道。

“换句话说，这是他们自身的判断。他们将有责任去保护自己常常侵犯的东西？”

“当然了。”

很显然，如果这些规则被批准，抵押贷款机构将不得不去询问律师“借贷者利益”“各种情境的总体形”的意思。合规成本会提高抵押贷款成本，也许反而会伤害到美联储试图保护的借贷者。监管的优势就在于能权衡各种成本。然而，找到合适的平衡点却是非常困难的。

更糟糕的是，规则获得批准并不能保证它们被贯彻实施。尽管至少在理论上，美联储有权力检查银行控股的公司以及其子公司，但是有很多此类的贷款机构却游离在美联储的监管网络之外。因此，美联储需要五花八门的监管机构来帮助它执行规则。然而，这些监管机构往往资金匮乏，并且缺乏专家团队。联邦贸易委员会对非银行抵押贷款机构拥有监管权力，但它并没有进行任何的实地检查。参差不齐的监管强度将驱使那些无耻的放贷者投入到对其约束最轻的监管机构的怀抱。

接着，格兰姆里奇发言了。与后来笼罩在他身上的神话相反，格兰姆里奇贬低了起草更严格的抵押贷款规则的预期收获。相反，他把希望寄托在别的地方，他告诫美联储委员会“最好的防御措施就是大力发展教育，提升金融素养” 。

尽管对提议的监管规则存在一些合理的忧虑，但美联储委员会还是全票通过了它。这再次与后来的神话不符：格林斯潘时期的美联储至少试图遏制过抵押贷款的滥用。多年以后，依靠后见之明的优势，人们发现，很明显美联储应该做得更多。2008年，美联储采取了更严格的措施，规定放贷者在计算消费者可能负担的抵押贷款规模时，必须将税收和保险费用考虑在内。然而，在21世纪的开头几年，几乎没有人想到要采取这样的措施：美联储的监管者想不到，格兰姆里奇无法想到，甚至美国国会也没能想到。此外，格林斯潘强化监管的努力所带来的结果似乎部分验证了他之前的忧虑。抵押贷款机构通过自己的方法绕过了新的监管规则。例如，新规则禁止它们在一年之内为一个家庭多次办理再融资，从而收取额外的费用，而它们只需简单地等待366天就可以快速地使客户从一笔抵押贷款转换到另一笔。美联储在2001年制定的新规则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形同虚设了。起初，美联储工作人员预测这些新规则会影响到38%的次级贷款；但事实证明，到2005年时，受影响的次级贷款不到1%。或许是受到了这次经历的打击，直到格林斯潘的任期结束，美联储内部没有人再次提出新的限制方案。

2007年8月，也就是格兰姆里奇死于癌症前的2周，他写了一封告别信给格林斯潘。

“我认为你是一位伟大的银行家和杰出的领导者，”格兰姆里奇欣然地这样写道，“我想我们将留下同一个未竟的事业而携手离开。”

《华尔街日报》当时曾刊发了一篇文章，描述格林斯潘如何阻止了格兰姆里奇的“飞行检查”。格兰姆里奇对此表示道：“对于我来说，我很希望媒体能够停止在次级贷款监管问题上对你的纠缠。那件事情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小插曲，我想你知道，如果我当时对‘飞行检查’非常确信，我不可能就这么轻易地放弃它。”

“将这件事忘了吧！我非常珍惜与你一起工作的日子。”

2001年，美联储对抵押贷款泛滥的抑制充分凸显了格林斯潘的实用主义。虽然他有着经济自由主义学者的声誉，但是在必要的时候，他仍愿意通过监管措施的调整来解决问题，尽管他一直认为私营部门的风险经理要比政府监督者做得好。格林斯潘的实用主义思想在随后发生的安然丑闻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当时他极力鼓吹更严格的企业会计规范，并对房地美和房利美大胆开火。这两家政府支持机构持有或担保了近一半的抵押贷款。此外，2004年，格林斯潘又再次对抵押贷款巨头展开攻击。

格林斯潘对这些政府支持机构的态度，也并不是一直这么强硬的。通过对20世纪70年代房地产市场大繁荣的研究，他理解了该市场可能会对金融体系造成的扭曲。尽管他一直坚定地维护着美联储在货币政策方面的独立性及其监管地盘，但他还是刻意回避了监管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责任。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参议院的一位经济学家曾提出，可以通过强化美联储对政府支持机构的监管权力，来对后者施加限制。当格林斯潘听到这个想法后，立刻给这位经济学家打了电话，直截了当地否定了这个提议。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格林斯潘得知，美国众议院资本市场小组委员会主席、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理查德·贝克（Richard Baker）正在策划限制政府支持机构的立法。于是，格林斯潘邀请理查德共进早餐。在餐桌上，他首先称赞理查德正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最后他却又强调自己只能提供私下的支持。在克林顿政府执政的最后一年，理查德和美国财政部又重新提出，让美联储负责监管房利美和房地美，但格林斯潘再次婉拒了。他很乐于在幕后提建议，却不愿意冒险与政府支持机构的说客正面交锋。

然而，2002年，格林斯潘对抵押贷款巨头的含蓄攻击标志着他愿意当一回出头鸟。两党有许多政客收受了房利美和房地美的竞选捐款，并热衷于鼓吹房屋所有权的优点。在他们的怂恿下，两家房地产公司已达到了如此巨大的规模，以至于没人可以再忽视它们了。亚美利奎世和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等个人抵押贷款机构体量过小，不会对整个金融体系造成风险。政府支持机构却不同，它们会给金融系统带来显著的影响。然而，更糟糕的是，政府支持机构享受的政府补贴又促使它们不断扩大规模。它们扩张得越大，一旦它们破产，造成的影响也就越严重。因此，市场对于其享受政府兜底的预期越强，反过来就会使它们的融资成本越低。暗示兜底的这种补贴使它们可以抢夺更多市场份额，这反过来又会使它们攫取更多的补贴。

2004年2月，格林斯潘出席了美国参议院的听证会。他指出了这个事实：政府支持机构不断扩张的资产组合是建立在极其薄弱的缓冲资本上的，他对“未来可能会爆发的系统性危机”发出了警告。为了防止危机的爆发，格林斯潘说，政府必须介入。需要给政府支持机构找一个非常严肃的监管者，而且这个监管者应该能够限制其投资组合的规模。

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时任主席理查德·谢尔比（Richard Shelby）顺着格林斯潘的思路得出来一条最理所当然的结论，如果政府支持机构因为规模过大而不能倒闭，是否在银行巨头身上也存在相似的问题？

“像花旗银行和美国银行这样的银行巨头呢？”谢尔比问，“它们是否也获得了类似的融资优势？”

“它们确实获得了一些。”格林斯潘坦承，在其眼皮底下成长起来的银行巨头也存在相似的风险。

“你曾经对此有过量化评估吗？美联储有人对此做过量化评估吗？”谢尔比问道。他希望格林斯潘能够解释，为什么政府支持机构被单独挑出来作为特殊监管对象。仅仅因为美联储主席的经济自由主义偏见发生了作用，政府特许的抵押贷款机构就被认为比私营的贷款机构更危险吗？

然而，格林斯潘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他告诉美国参议院，是的，因为“大而不倒”，银行巨头确实可以很便宜地借到钱。另外，美联储也对这些隐性补贴进行过量化，其结果表明，和那些政府支持的抵押贷款巨头相比，银行巨头所得到的补贴规模是非常小的。除此之外，银行还有着较雄厚的缓冲资本，并受到了更严厉的监管。格林斯潘对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发难只是基于事实，而不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

谢尔比再次强调：“然而，有些人认为，银行巨头因为规模庞大而不会倒闭。”

格林斯潘坚持着自己的立场：“你可以去看看银行巨头的证券价格。对于遭受重创时是否可以获得救助这个很合理的问题，证券价格是比较公正的证据。‘大而不倒’因素在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证券价格中所占的比重，要远远大于银行巨头的情况。”

格林斯潘是正确的。既不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也不是安·兰德，而是市场数据主导着他的监管焦点。另外，市场对于其证词的反应更加印证了他的观点。那天晚些时候，政府支持机构的股价下降了3%。很明显，其股票的估值是基于一个假设，即美国政府会为它们买单。美联储主席一番强硬的讲话已足以让市场对它们产生怀疑了。

然而，在格林斯潘讲话没结束之前，这两家抵押贷款巨头就已经展开反击了。房利美公司丝毫不顾格林斯潘的威望，火速发表了一项声明，指责格林斯潘对抵押贷款行业存在误解。

房利美在声明中指责道：“格林斯潘的证词并没有正确阐述我们的抵押证券组合所扮演的角色。”对房利美抵押贷款业务的限制，会导致房地产融资更多地依靠大银行，而这些银行并不需要，或者说，并不会“构造”更低的贷款成本。

然而，房利美的谴责声明中没有包括任何事实：政府支持机构的证券组合在降低购屋者的成本方面几乎没有做出什么贡献。事实上，美联储的调查员已经对此进行过计算，发现它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政府支持机构的融资补贴只会有利于股东和公司高管，而不是它们的贷款客户。

房利美对格林斯潘的指责很快就得到了房地美的声援。房地美公司很严肃地说，“很遗憾，美联储主席太拘泥于讨论理论上的东西”，却忽视了最重要的现实问题；限制政府支持机构的证券组合规模，毫无疑问会“增加美国购房者的贷款成本”。这个声明使用了同样的谎言。这些大型机构肯定不会对此轻易放弃。

5周以后，美国参议院决定重新讨论政府支持机构的监管限制问题。在听证会的前一天，一条广告出现在了电视上。

屏幕上是一对显得十分焦虑的西班牙夫妇。

丈夫：“啊！”

妻子：“怎么了？”

丈夫：“美国国会好像正在讨论关于房利美的监管改革。”

妻子：“那样我们会不会就得不到低成本贷款了？”

丈夫：“一些经济学家说贷款利率可能会增长。”

妻子：“那岂不是意味着我们不能买新房子了！”

丈夫：“是啊！”

这一次，这个弥天大谎揭示了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政府向抵押贷款巨头提供的隐性补贴不但不会降低贷款成本，反而会催生政治博弈基金，从而保证房利美能运用电视广告进行商业推广。毕竟，花钱做广告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政府的永久补贴。

“这个组织是由美国国会创立的，但现在它却花钱质疑美国国会认真考虑监管的权力，”参议员查克·哈格尔（Chuck Hagel）显得很激动，“我真的很震惊。简直骇人听闻！”

像房利美和房地美这样无耻的机构，从来不用怀疑它们的效率。电视广告传达了一种绝不会让人误解的信息：那些赞成对政府支持机构的证券组合施加限制的国会议员，在自己的选区竞选连任时，将不得不面对一连串虚假广告的围攻。大部分立法者因此被吓了一跳，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到2004年的春天时，抵押贷款巨头已经胜利在望了。它们再也不用介意白宫和美联储主席的强烈要求了。新的监管政策不会出现了。

格林斯潘在政府支持机构问题上遭遇的失败，与他对私营抵押贷款市场越来越多过度行为的放纵，混合在了一起。他已经努力去抑制房地美和房利美了：他执意向参议员谢尔比证明，为什么它们会带来不寻常的风险。然而，事实证明，他的这些努力是不充分的。他回避了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这样的私人贷款机构。按照他的说法，不管是消费者还是他自己的团队都不认为，这些企业是引发系统风险的根源。虽然格林斯潘的行动是无效的，这是事实，但基于更宽容的角度来看，这也是对继任者的一种警告。2008年金融危机彻底爆发后，美联储决定采用监管政策而不是货币政策来预防下一次危机。不过，监管政策这一工具是很难运用的。它们往往涉及与一些不讲理的游说团体正面交锋：比如房利美的电视广告。它们还涉及要解释那些含糊的市场操纵报告，比如尽管格兰姆里奇提倡“飞行检查”，但他对此非常缺乏自信。它们还涉及新规则的起草，这些新规则既要足够灵活，从而不至于太过压制，又要足够严厉，从而改变市场行为。这很难去权衡，2001年美联储在限制次级贷款泛滥上的失败就是明证。另外，实施监管所面临的挑战不仅来自抵押贷款的发放机构，还涉及“食物链”的其他节点，尤其是华尔街对住房抵押贷款进行打包、证券化操作以及对其投资的银行机构。

2003年11月，格林斯潘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获得了一个新助手。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是一个42岁的中年人。他身材壮硕，脸上充满着可爱的稚气，话语中总夹杂着脏字。盖特纳是罗伯特·鲁宾的学生。鲁宾是一个传奇，他能够把自己的热情注入崇高的事业中。在美国财政部时，盖特纳应付过20世纪90年代的新兴市场危机，而在美联储，他把自己处理崩溃的经验用在了监管华尔街上。因为知道自己无法预测下一次冲击将来自何处，盖特纳的任务是提高金融体系的整体弹性。他也获得了一些可观的战果：特别是，错综复杂的衍生品市场曾充斥着大量未经确认的票据交易，盖特纳通过将它们现代化，从而排除了一枚本来会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被引爆的定时炸弹。此外，盖特纳也希望增加华尔街的缓冲资本，从而使巨头可以抵御意想不到的冲击。基于这个目标，他也很快就遇到了监管的局限性。

要求银行持有更多资本的想法从20世纪80年代就深受监管机构追捧，其中包括格林斯潘在内。保罗·沃尔克曾与英国中央银行成功地推动了银行业的《巴塞尔协议》，确定了与贷款业务相关的最低资本额度。然而，正如伊利诺伊大陆银行爆发危机后格林斯潘所指出的，监管机构很难找到一种明确的方法来决定多少资本是合适的，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银行承担的风险类型。当盖特纳试图在金融系统内建立更稳定的缓冲机制时，这种缺乏客观标准的情况就成了瓶颈。他可以凭借自己的判断来确定合适的资本额度，并尝试用自己的监管权力迫使银行接受。不过，随后，借贷业务就会很快迁移到美联储监管权限之外的机构：进入像贝尔斯登这样的投资银行巨头，进入房利美和房地美，进入无数的“影子银行”，例如货币市场基金、汽车贷款提供商，等等。由于难以准确地指出这些玩家需要多少资本，所以没有人能阻止他们我行我素：确定资本监管红线的困难与监管系统的分裂阻碍了盖特纳对于系统弹性的追求。“金融业的缓冲资本过于薄弱，但它们却驱动着数万亿美元的资产。这些资产已经远大于整个商业银行系统的规模，并且处在我们的直接监督范围之外。”盖特纳沮丧地回忆道。

然而，盖特纳坚决不放弃，他试图通过投资银行和影子银行这些所谓的“间接渠道”来获得前进的动力。他努力推动着一项措施，即自己所监督的银行在与缺乏监管的机构交易时，必须设置更大的缓冲区。如果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缺乏要求影子银行构建更多弹性的直接权力，或许向其同业不断施加压力就可以达到这种效果。

为了确保这种方式能获得支持，盖特纳与格林斯潘进行了交谈。

“这正是你应该做的。”格林斯潘让他放心。

然而，尽管有着格林斯潘的祝福，盖特纳对于额外资本的动议仍以失败告终。在衍生品市场需要更好的监管通道，银行承认这符合自身的利益。不过，在交易者对风险趋之若鹜的金融环境下，要求更充沛的缓冲资本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因此，美联储在建立系统弹性方面的努力无疾而终。“西大荒（The Wild West）即使有更好的监管通道，也仍是西大荒。”盖特纳承认道。

如果美联储的监管失败对格林斯潘的继任者是一记警钟，那么其在货币政策方面的争论，则导致在危机之后，人们对利率和资产泡沫问题很难达成共识。2008年以后，中央银行行长和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货币政策与抵押贷款泡沫几乎毫无关系。例如，在2010年1月的演讲中，当时接替格林斯潘的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宣称：“在21世纪初房价上涨的原因只有小部分可以归咎于美国的货币政策。”随后，在当年春天的布鲁金斯学会的期刊上，格林斯潘就此问题发表了一篇文章，针对这种说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然而，在泡沫不断膨胀的时候，宣称货币政策无效的说法却是奇怪的。2004年时，格林斯潘及其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同僚理所当然地认为，货币政策影响了资产价格，其中包括房价。

在2004年1月底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讨论中，这种认识表现得很明显。截至当时，联邦基金利率在1%的低位已经保持了7个月之久；而在随后的4次会议中，美联储均承诺，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宽松货币环境。在同样的7个月里，标普500指数上涨了近1/5。投资者逐渐降低了对抵押贷款证券的报价，到最后，其报价仅比美国国债略高一点。这一切造成的结果就是，抵押贷款市场十分繁荣，房屋价格已经在此期间上涨了10%。

“这些市场随着时间的推移很有可能会滋养过度投机行为，而这些行为在20世纪90年代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的凯茜·迈尼罕对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同僚忧心忡忡地说道。

“金融环境确实非常宽松，”盖特纳表示同意，“这些因素使得基本面看起来比现实的情况更好。这让我们更容易受到金融市场扭曲的伤害，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不会遭此劫难。”

“这几年我听银行家们表示，他们比前几年愿意承担更多的风险了。”委员马克·奥尔森（Mark Olson）补充说，他自己曾经也是一位银行家。

美联储副主席弗格森进一步阐述了该论点，将美联储对未来利率的正向引导与金融繁荣联系在了一起。“也许我们在收益率曲线上比过去发挥了更大的锚定作用，”他解释说，“特别是固定收益市场，实际上它并没有充分起到给风险定价的作用。或许美联储的‘前瞻性指引’使得未来的可预测性太高，容易使投机者盲目自信。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需要去掉之前放置在那些市场上的‘锚’。”他总结道。

格林斯潘也表示了担心。“听起来我们好像又回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或者21世纪初，”他回忆起了高科技泡沫的巅峰时期，“当利率水平的下降使每个人都在追逐由此产生的收益时，而一旦在某些时候这个过程停止了，不幸的事情就会接踵而至。”

危机发生后，那些低估了货币政策关联性的人会认为，较低的联邦基金利率仅会对短期借贷利率产生影响；由于抵押贷款大多是长期的，所以房地产泡沫不能归咎于美联储。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可疑的观点：在2003年和2004年，约1/3房屋抵押贷款申请表的利率与联邦基金利率相关。然而，正如格林斯潘关于“追逐收益”的言论所表明的那样，正是低的、可预测的、稳定的联邦基金利率掀起了华尔街的投资狂潮。银行和房地产投资机构很放心地拆借低成本的隔夜资金，因为美联储已经让它们确信这样的借款成本不会突然上升。他们用借到的这种短期资金购买收益率更高的长期债务，其中就包括住房抵押证券。通过这种方式，被称为“结构性投资工具”（SIVs）和“通道”的信贷基金将联邦基金利率和长期利率连接在了起来。正如弗格森所观察到的，这种对基金收益率曲线的全面挤压解释了，为什么高风险债券并没有被适当地定价。

“潜在的利率回撤所带来的摧毁效应将非常大，”格林斯潘继续道，“如果股权溢价和收益率水平只是稳健地小幅增长，我们的情况就会好很多，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心理显然对潜在变化不会很脆弱。”他补充说。换句话说，过度繁荣的市场带来了风险。“在我看来，在当前这个阶段市场心理难以承受预期外的巨大变化。”格林斯潘有着不祥的预感。

通过对“利率回撤”这一威胁进行总结，格林斯潘明确了其来源。“毫无疑问，我们向金融系统注入了很可观的流动性。”他宣称。换句话说，如果泡沫继续膨胀，货币政策至少需要负担部分责任。

2004年1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讨论预示了危机后在过度杠杆化和资产泡沫方面所达成共识的勉强性。事实表明，对过度泛滥的抵押贷款进行监管限制，可能比货币政策更能直接避免危机；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监管动议失败了，而且将来也不可能成功。不过，另一方面，格林斯潘关于“追逐收益”的言论表明，美联储至少已经考虑过可能的货币政策应对方式。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意识到了市场逆转的风险，并认识到自身制定的低利率和“前瞻性指引”促进了泡沫市场的形成，这使市场逆转将是异常痛苦的。此外，如果它当初选择了紧缩货币政策，就不会出现起草规则时的两难困境，或机构争相规避监管的局面：提高利率的效果将是直截了当的。然而，在1月的会议结束后，美联储决定不提高联邦基金利率，从而避免潜在的投机性的“回撤危机”。

唐·科恩反对使用货币政策来抑制房价，他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中最接近格林斯潘的委员。科恩认同其他与会人员的观点，即货币政策鼓舞了市场。在他看来，这不足为奇：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杠杆总是通过撬动经济中房地产这种对利率极为敏感的行业起作用的。不过科恩对更深入的分析表示了怀疑。仅仅因为房价的攀升，并不必然得出“产生了泡沫”这个结论。

“这是在猜测资产价格水平，”科恩谨慎地提示道，“20世纪90年代，在股市急剧增长时，我们并没有去评估它是否存在泡沫。我认为我们当时的做法是正确的。因此，我对于试图使用货币政策以抑制资产价格走势的做法持谨慎态度。”

“我当然同意这一点。”格林斯潘回答。

格林斯潘和他的首席副手不愿意采取行动应对潜在的泡沫，除非有确切的证据表明泡沫的存在。换句话说，他们将不会阻止它们。美国能挺过1987年、1994年和2000年泡沫的破裂，那么他们有理由相信，历史站在了他们这一边。如果房价确实存在泡沫，他们总是可以在其破裂后进行善后工作。“回撤危机”的风险需要与更明确、直接的目标进行权衡，即保证尽可能多的增长和就业，并同时保证物价稳定。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美联储继续引导投资者对未来货币政策的预期，无视了弗格森的警告。后者认为这可能会锚定收益率曲线，并导致投机者麻痹自满。2004年3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重申，并不会立刻提高利率。5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宣布将以一个可测量的速度实施紧缩。到了6月，也就是在1%的联邦基金利率水平已经实行了足足12个月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利率提高了25个基点。至此房价在一年内已上升20%，这相当于整个20世纪90年代房价上升的幅度。

2004年6月利率的提高标志着一个漫长的紧缩周期的开始。不过这次和10年前的紧缩周期完全不同。1994年，美联储一直使市场处于猜测状态，不过它有时将利率提高25个基点，有时是50个基点，有一次甚至是75个基点。然而，在2004年，美联储已经承诺以“可测量的进度”逐步收紧货币政策。每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后，就会将利率提高25个基点，不多不少。美联储不希望让杠杆投机者感到意外，也不想引发新的“格林斯潘飓风”，它只是尽可能地将货币政策对市场造成的干扰减少至最低程度。

市场反应却异常平静。在美联储的“可测量”意图的保证下，银行和投资机构的短期借贷规模依旧非常庞大，而短期利率水平仍然低于历史平均水平。他们用这种廉价的资金压低长期利率，这导致长期利率并没有跟随联邦基金利率一起上升。事实上，华尔街人士非常欢迎这种“可测量”的紧缩措施，这样他们可以比以前更放心大胆地借入短期资金、贷出长期资金：因此长期利率并没有上升，反而持续低迷。随着抵押贷款利率水平比以往更低，房价上涨的势头没有丝毫衰退的迹象。

在2004年8月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格林斯潘说出了内心的疑惑，他担心市场是否会因此而过度自信。不过，他仍坚持采取美联储承诺的“可测量”的紧缩路线。在会议结束后，如预期中的一样，利率又被提高了25个基点。9月，长期利率又再次下降。市场如此的平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一个奇迹。正如里土满联邦储备银行的杰弗瑞·莱克（Jeffrey Lacker）所描述的，这是“一个中央银行家的梦想”。

10月，在抵押贷款利率持续下降的背景下，格林斯潘出席了在华盛顿举行的一场社区银行家大会。当时，媒体中开始出现越来越多关于是否存在房地产泡沫的猜测，这场大会对他来说正是一个机会，是时候提醒购房者注意一个事实了，即正如1977年格林斯潘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所写到的：“世界上并没有永动机可以让房屋价格不断上升。”然而，格林斯潘自己并没有乘机发出警告，他反而为房地产繁荣大唱赞歌，正如他曾经为新经济时代欢呼一样。购房者是在鲁莽地借贷吗？格林斯潘不这么认为，他认为绝大多数申请住房抵押贷款的家庭都完全有能力按期偿还。房价是否表明存在过度投机呢？格林斯潘也不这么认为，他认为人们买房子通常不是为了通过投机快速盈利，而是他们需要一些住的地方。另外，格林斯潘还认为，所谓的全美国房地产市场实际上是一个不同城市和地区的集合。格林斯潘预测：“本地经济也许会经历由投机引发的价格重大失衡。然而，鉴于其规模和多样性，全国性剧烈的价格扭曲似乎不可能在美国发生。”

自1996年12月发表非理性繁荣的演讲以来，格林斯潘就曾怀疑，对资产价格的呼吁不会起什么作用。不过，就算雄辩术像监管政策一样无法取得成功，或许这也可以强化货币政策在抑制泡沫时所发挥的作用。

2004年年底，美联储的研究智囊团着手将上司引导到一个不同的方向。在过去几年里，美联储的经济学家总是会对关于房地产泡沫的浮夸评论置之不理，他们认为房价上涨基于的是人口统计学，因此是合理的。他们还进一步指出，如果房价事实上被高估了，它们自然会下降。然而，经济学家现在开始担忧了。房价看上去似乎偏离了与收入或租金之间的正常关系；与其借工资的天文倍数的钱去买房子，一个明智的家庭应该宁愿以更便宜的价格租房。买房的唯一理由是房价在持续升高，未来甚至会更高。然而，正如格林斯潘在20世纪70年代所意识到的那样，仅仅靠预期支撑的价格上涨往往是不可持续的。

格林斯潘听取了美联储的经济学家们的观点。然而，他们带给格林斯潘的显然是更多的担忧，因为他们只是提出了更多的问题而不是给出了答案。例如，他们并不确定如何去建立最基本的事实：对房价的不同度量方法会计算出不同的增值率。与不确定的租金价格对比，房价的不确定会引出更深一层的复杂性，尤其是租赁市场的房屋质量比业主自用的房屋普遍质量偏低，这相当于创造了一个“拿苹果和橙子相比”的问题。经济学家所得出的最明确结论是，给任何事情下结论都是困难的。此外，到2004年年底，那些认为房地产被高估的经济学家一直处于防守状态，并未主动出击。过去的几年里，类似的预测一直不断出现。悲观主义者已经名誉扫地。

在格林斯潘职业生涯的其他时候，他可能会强有力地回应下属的陈述。即使数据上含糊不清，格林斯潘也能依靠自己的决定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毕竟8年前在遇到生产率度量结果的异常时，格林斯潘正是这么做的。然而，这一次格林斯潘看上去却无动于衷，甚至有点漠不关心。对数据的嗜好似乎离他而去了。至少有一名下属人员猜测，这是因为格林斯潘当时刚刚在公开场合宣布，房地产市场并没有出现泡沫，所以他并不想改变自己的观点。不过，还存在另外一个因素。格林斯潘早年曾从事过数据“侦探”的工作，这使他对各种机械性关系钟爱有加：如果军事采购量上升，飞机制造商对金属的需求必然上涨；如果物价和工资持平，与此同时企业利润却在增长，那么生产率必然提高了。然而，房价像所有的资产价格一样，并没有这样明确的相关关系。几乎一生的时间都在观察市场的格林斯潘最终与科恩站到了一起。他相信市场并不总是有效的，但他也不愿意猜测。

2005年伊始，美联储连续几次提高了利率，每次的幅度均为25个基点，而这一过程也创造出了一个谜。尽管联邦基金利率已经累计上升了125个基点，但10年期利率仍在继续下滑。它们现在明显低于紧缩政策刚开启时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市场所受到的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在佛罗里达州的墨西哥湾沿岸，投资者抢购尚未建成的公寓。与格林斯潘使人安心的言论相反，在有人居住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公寓被售出，转卖，然后再次转卖。房地产开发商用奢侈的聚会来诱惑潜在的买家：在迈阿密房地产开发商艾库公司（Aqua）雄心勃勃的产品发布会上，身着流苏热裤的女招待劝诱购房者去跳萨尔萨舞，厨师长则在样板厨房中筋疲力尽地做着可丽饼。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的报告称，高风险的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和纯利息贷款（interest-only loans）占2004下半年所有抵押贷款的近2/3。一个业内人士称，转向新产品是“房地产周期结束”的明确标志。

在2005年2月1日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格林斯潘似乎表现出了对市场过度繁荣的担忧。围绕公开宣布通货膨胀目标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美联储再度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中。格林斯潘对此的反应是，驳回美联储需要更广泛的职责的提议。他问道：“我们是应该只关注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还是把资产价格也纳入评估范围？”“宏观经济的稳定，特别是财政稳定，是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吗？”按格林斯潘的说法，联邦基金利率不仅可以单独用于影响通货膨胀，它还可以被用来限制杠杆和泡沫。2008年金融危机后，那些坚持认为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无关的人再次遇到了不利证据。

格林斯潘继续说：“我猜测未来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最终决定，将资产价格视为相关的考虑因素。”美联储应该“尝试致力于金融稳定，而如果不考虑资产价格，这个目标就无法实现。”他似乎暗示了正在酝酿中的抵押贷款风暴。当时，他说道：“我相信我们不太可能再像前几年那么幸运了，除非人性已经出人意料地发生了改变。”也许下属关于房价的预警已经让他感到了不安。

随后，格林斯潘开始对泡沫发出警告，这回轮到房间里的其他人看上去无动于衷，甚至是漠不关心了。毕竟，美联储主席没有提供一个明确的底线：像美联储的房地产行业专家一样，他只是提出了问题而没有给出答案。两者都是在含糊地宣称，资产价格可能遇到了什么麻烦，却并没有说美联储该如何应对。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成员们陆陆续续地说话了，明显地忽略了格林斯潘的沉思。

不久，一个人发话说：“主席先生，你提出了关于资产价格的问题，我注意到没有人评论它，那么让我来吧。”

“资产价格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另一回事儿。”这位成员断然地说道。

格林斯潘什么也没说。他不可能真的反对；即使其自身的一部分愿意重温年轻时对泡沫的偏见，他还是基本同意，应该让资产价格自己去确定自己应有的水平。在第二天的讨论中，经过更多启示录般的暗示后，格林斯潘退回到更安全的立场。他当时说道，中央银行家面临的首要风险是通货膨胀的加速。

这是一种奇怪的混合，它结合了有先见之明的预感和传统的智慧。唤起其年轻时所持金融偏见的沉思，和完美适应通货膨胀“紧身衣”的种种结论，被融汇在了一起。在即将度过79岁生日时，格林斯潘已经经历了多种生活方式。有时他似乎既想成为偶像，又想成为偶像破坏者。

两周后，即2005年2月16日，格林斯潘给长期利率的反常表现起了一个名字。他在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时说：“全球债券市场明显不符合预期的表现仍然是个未解之谜（conundrum）。”他谈道，美联储将利率提高150个基点通常会驱使长期利率上升；毕竟，10年期国债利率可以被认为是在此期间叠加的短期国债利率的平均值。在短期利率大幅提高的情况下，长期利率仍然低得匪夷所思，这是为什么呢？通货膨胀预期并没有大幅下降，因此这方面也不能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投资者也并不认为美国经济未来将出现疲软的情况。格林斯潘甚至对在其同僚之间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论也充满了怀疑。在两个月前的一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中，伯南克曾剖析了“储蓄过剩”的现象。他观察到，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储蓄正在涌入美国，因为资本的供给充足，所以长期贷款成本很便宜。

储蓄过剩理论（savings-glut theory）比格林斯潘所承认的更有说服力。不久后，格林斯潘才开始利用这个理论。像其他新兴经济体一样，中国正在购买由美国政府和其他西方大国发行的长期债券，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包括抵押贷款利率在内的长期利率都很低。与该理论相一致，20世纪中期的房地产泡沫并不局限于美国，这促使伯南克及其盟友相信，全球储蓄过剩是罪魁祸首。然而，虽然这一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是事实的全部。随后的研究证明，中国的储蓄类型的确影响了美国的长期利率，但美联储通过改变政策其实很容易覆盖这种影响。另外，当时欧洲也同样出现了房地产泡沫，在这一背景下，过剩的储蓄无疑将被证明是无辜的。在欧洲一些规模较小的经济体，尤其是西班牙，房地产泡沫是欧元这种新型通用货币所导致的结果，因为欧元使借贷成本的迅速降低。在其他一些地方，泡沫则反映了中央银行的政策。这些中央银行和美联储分享了同一套理念，即货币政策应该聚焦于中央银行设定的通货膨胀目标。英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储蓄过剩理论最大的缺陷是忽视了对西方金融体系本身的问题。尤其在美国及欧洲地区，房地产泡沫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储蓄过剩。银行和各种各样的投资基金将这些储蓄舀了出来，并注入到了房地产市场。如果金融家选择了别的做法，就不可能产生泡沫。

在危机后的几年里，格林斯潘认为，对于改变金融家们的选择，美联储无能为力。如果在短期利率不断提高的情况下，长期利率始终保持在低位，那么美联储也将无计可施。中央银行无计可施的论调其实是其传统的一部分： 1975年，伯恩斯曾感叹道，美联储不能像预期的那样将通货膨胀率降下来，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美联储对长期利率的影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然而，正如格林斯潘应该回顾一下自己在20世纪70年代所观察的情况一样，无计可施这种论调显然是错误的。20世纪70年代，长期利率曾停止与短期利率联动上升，因为房利美和房地美创造出了长期贷款的新资金来源。沃尔克最终对此给出了答案，那就是要更积极地提高短期利率。与此类似，在21世纪初，长期利率也停止随着短期利率一起上升，而解决该问题的方法同样应该是提高短期利率，并停止在决策前发出警告这种纵容投资者的措施。

1993年债券市场出现泡沫时，格林斯潘曾思考过这个问题。当时，遵循货币政策无计可施的传统论调，格林斯潘将长期利率的大幅下挫归咎于美联储无法控制的因素：通货膨胀预期在下降。次年，在美联储开始提高短期利率后，债券市场的泡沫破裂了。于是，美联储转而走向了“无计可施”论调的反面。另外，迈克·普雷尔及其研究人员还证明了，为什么格林斯潘是错误的：1993年低迷的长期利率是处于极低水平的联邦基金利率的副产品。普雷尔指出，货币政策决定着投资者的预期，而投资者的预期又反过来影响长期利息。“长时间维持在低位的短期利率逐渐降低了投资者对正常水平及其可持续性的预期。”普雷尔总结道。如果在美联储有意指导预期之前，它是真的，那么当美联储许诺只会逐步提高利率时，它大概越发是真的了。

“未解之谜”讲话的一个月后，即在2005年3月下旬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盖特纳确切地说出了美联储“前瞻性指引”所造成的麻烦，他强调：“货币政策预期的不确定性显著减少。”因为货币政策已没有什么悬念，所以投资者更愿意通过提高投资组合的杠杆率和购买高收益债券来满足自身的风险欲望，其结果是“风险溢价明显过低的模式广泛遍布于金融市场中”。

“这部分是由基本面决定的。”盖特纳保证道，并暗示大量来自中国的储蓄可能的确抑制了长期利率。“不过，其中部分原因是我们的货币政策导致的。”他补充道。只要华尔街仍然相信美联储的紧缩政策是“可测量”的，那么它就绝对没有理由停止“借短贷长”。美联储“平滑的努力”将会煽动很危险的高风险偏好，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监管力度是难以抑制这种风险偏好的。

如果盖特纳担心“前瞻性指引”所导致的刺激因素，那么华尔街具有深刻思想的人将更紧张。在2004年和2005年之间，花旗集团交易业务部门的负责人汤姆·马赫拉斯（Tom Maheras）与美联储高级经济学家刘易斯·亚历山大（Lewis Alexander）及吉姆·舍恩霍尔茨（Kim Schoenholtz）进行了一轮对话。在马赫拉斯看来，美联储的行为过于具有可预见性且同时又过于软弱。1998年，为了缓冲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崩溃所带来的震荡，美联储有些反应过度地大幅降低了利率。该事件使华尔街相信，加杠杆是安全的：如果一旦市场沦陷了，美联储也会把事情摆平，同时保护投资者免受损失。马赫拉斯认为，美联储通过事先暴露它的政策动态，加剧了其“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时期”的错误。格林斯潘就应该像他在1994年的所作所为一样，以50或75个基点的意外幅度打击投机者。否则，华尔街将无限期地举债经营。

亚力山大和舍恩霍尔茨听命于他们的老板，但这次他们拒绝了他的处方。当时，每一位严谨的美联储观察家都已经吸收了伯南克的教导，重视中央银行的明确沟通。美联储已发出了信号，将以“可测量”的步伐推行紧缩政策，格林斯潘不得不坚持这个计划；在现代化、经济金融化的背景下，中央银行也并不能完全依靠利率来指导市场，所以其信誉就是一切。此外，通货膨胀率当时刚刚超过2%这个目标。2005年时，美联储没有理由更积极地提高联邦基金利率。

一个奇怪的模式正在出现。货币专家想利用自己的利率工具来稳定通货膨胀，其次就是就业。因此，他们希望金融可以实现自我稳定：市场自律和监管纪律的结合应该可以限制市场过热：如若限制失败了，美联储还可以善后。不过，催生过热行为的金融机构对这一方法却缺乏兴趣：它们看起来更想要严厉的货币当局给出的重拳。在马赫拉斯和其他华尔街高管看来，市场自律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妄想：银行股东并不关心长期风险，他们想要的是眼前的利润。同样，监管纪律的想法也是一种妄想：尽管各监管机构正努力制定清晰明确的规则，但各自为政的机制很难使它们的努力协调一致。粉碎这种妄想似乎又是所有人害怕看见的，因为这很可能会潜在地使美联储的善后努力付诸东流。不足为奇的是，市场中的交易者比货币专家更本能地意识到了风险。

尽管指出了“前瞻性指引”存在的问题，盖特纳却止步了，没有要求推行更强硬的货币政策。他来美联储才一年多，就像这里的每个人一样，他对格林斯潘近20年的成功纪录敬佩有加。此外，正如盖特纳自己所承认的，采取强硬政策是有风险的：即使美联储的“前瞻性指引”诱使交易者承担了过多的风险，但是用提前的震荡来替代未来潜在的震荡，这种处理问题方式也是有悖常理的。结果，没有人试图迫使格林斯潘放弃他的想法；在2005年后续几次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中，格林斯潘仍坚持其“可测量”的策略。他并没将长期利率偏低之谜视为一个亟待解决的事情，他还对美联储执行货币政策时市场的平静反应感到惊奇。2005年5月，他高兴地说：“现在市场能完美地预测到，我们对各类事件将作出怎样的反应。市场将继续替我们做我们分内的工作，直到我们使之正式化。”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的目标是“继续向市场传达我们的优先事项”。“前瞻性指引”将会“尽可能地弱化我们的会后声明所引起的波动”。

在18个月内，格林斯潘曾烦躁地说，华尔街只是在“追逐收益”。他预测，“不幸的事情”可能会发生。他反对公开明确美联储通货膨胀目标，并认为此后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议可能会将资产价格纳入考量的范围。他听取了同僚们对“前瞻性指引”的关切，并已经快要认真对待他们通过诊断“未解之谜”而产生的焦虑。然而，尽管美联储主席对于问题已经了解得非常深入了，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依然纹丝不动。格林斯潘并不是拥有很强行动力的人。

由于对每次将利率提高25个基点的模式感到满意，所以他开始“享受”自己在美联储主席这个位置上的最后几个月的时光。他在这段时间里访问了苏格兰，在亚当·斯密的出生地发表了演讲；他的朋友、时任英国财政大臣的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在一座海滨小城向他展示了《国富论》的一个早期版本。在华盛顿，格林斯潘的日程表排满了社交活动：与内阁官员共进午餐，并讨好媒体；在切维切斯俱乐部打网球和高尔夫球。2005年5月，媒体曾短暂地猜测，在2006年1月31日任期届满后，格林斯潘还会继续担任美联储主席一段时间；如果到2006年5月再离任，他就将超过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成为在位时间最长的美联储主席。不过，这种推测是立不住脚的。虽然格林斯潘最后一次被提名为美联储主席的任期直到2008年才结束，但其作为美联储委员的任期期限已经到了。根据规定，一位委员可以在完成其前任的任期后，重新计算自己的14年任期。除此之外，延长是不可能的。华盛顿最不寻常的一段职业生涯正接近终点。很快，格林斯潘时代就结束了。

2005年8月20日，周六，格林斯潘飞到杰克逊霍尔，他比往常早去了几天。在会议开始之前他选择了休息，而不是去卡梅尔训练营打网球。2005年该研讨会的主题为“格林斯潘时代：未来的教训”，他想好好准备一下。

格林斯潘有充分的理由在欢呼声中卸任。自1987年里根总统任命他为美联储主席以来，美国经济在18年里只经历过两次衰退：分别是1990—1991年和2001年。将这两段时间算在一起，其长度也只占到格林斯潘的任期的7%。在亚瑟·伯恩斯时期，经济衰退时间占到了其任期的26%，而在保罗·沃尔克期间，这一数据为23%。格林斯潘在稳定物价方面也创下了更好的纪录。自1994年的春天美国经济实现“软着陆”以来，美国的核心通货膨胀率从未超过2.3%，其数值和波动性都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最低值。经济学家们把这一奇迹称之为“大缓和”。一些记者和持不同政见者可能会对“前瞻性指引”和泡沫感到担心，但当谈到稳定增长和通货膨胀这个中央银行的主要任务时，弗里德曼的结论是正确的：格林斯潘就是“制定标准”的人。

8月26日，周五，货币“大祭司们”聚集在杰克逊湖畔的旅馆。透过旅馆的落地窗可以看到巍峨的群山。格林斯潘在开场白中谦虚地援引了银行家所面对的“必然的和持续的不确定性”。随后，讲台被交给了艾伦·布林德。作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美联储副主席，布林德曾经常与格林斯潘发生争吵，并指责格林斯潘用自己的神秘直觉来替代以模型为基础的预测。然而，在评估了格林斯潘作为美联储主席的长期表现后，布林德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他与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友里卡多·里斯（Ricardo Reis）都对格林斯潘称赞有加，并给予了至高无上的评价。

布林德和里斯在论文中主张，“格林斯潘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中央银行家，这种说法是非常公允的”。

“毫无疑问，格林斯潘一直是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令人惊叹的、非常成功的主席。”他们补充说。

“金融市场现在认为，格林斯潘主席是不可能犯错的。”

他已经证明了，他有着“敏锐、灵巧的洞察力和良好的判断力”。

“他自信且沉着地管理着美联储，同时又给美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好处。”

如果说格林斯潘还有什么值得批评的地方，那就是他太具有统治性和太耀眼了。教授责备道：在几乎任何话题上，“格林斯潘都已经成了美国非官方经济部门心目中的智者”。他地位实在已经太高了，甚至掩盖了他所在的机构。

不过，布林德和里斯也承认：“如果美国想要一位智者，那他的所作所为肯定比格林斯潘差很多。”

赞扬还在继续。

“等到2006年1月，格林斯潘就会被一个普通的凡人替代……这可不像换个牙医那么简单。”

格林斯潘就是“一个活着的传说”。

他所做到的就是“最大的极限，无人能够超越”。

“他的工作表现，用时下流行的词来说，已经很令人敬畏了。”

研究会结束时，格林斯潘最后一次站起来面向货币“大祭司们”。“艰巨的挑战摆在面前，”他说，“毫无疑问，其中有一部分，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29
“我发现了一个缺陷”
“I FOUND A FLAW”

2006年1月31日，格林斯潘明白，这是自己最后一天担任世界上最有权力的经济学家。在当天早上的广播中，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播放了欢快的“非理性繁荣”组曲，这是宾夕法尼亚州的管弦乐队为即将离任的美联储主席送上的赞歌。在电视上，25岁的艺术专业学生艾琳·克罗（Erin Crowe）正坐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的演播室直播自己的绘画过程：她画的是一位忧愁的圣人站在阴郁的荣光之上。克罗在电视上直播自己的艺术创作过程，主要是为她在纽约布鲁姆街画廊举办画展营造一个宣传噱头。在主题为“再见格林斯潘”的画展中，她展示了30幅类似的伟人画像，每幅价值6 000美元。她占了“格林斯潘热”的便宜，因为想从美联储下一任主席本·伯南克身上捞一笔将更加困难。“他的胡子盖住了整张脸，而且我认为他也没有与格林斯潘类似的面部表情。”这位艺术家遗憾地说。

在格林斯潘即将卸任前的几周，奉承与吹捧迭出。11月，他登上白宫舞台，站在歌手艾瑞莎·弗兰克林（Aretha Franklin）和演员安迪·格里菲思（Andy Griff i th）之间，等待接受“总统自由勋章”。12月，七国集团财长会议召开特别会议向他告别：他最喜欢的官员、英国时任首相布朗给他带来了精心挑选的礼物，其中包括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寄给英格兰银行的一封信，信中他询问了自己的存款利息。格林斯潘被授予了“伦敦市自由勋章”，该荣誉在古代意味着一种赶着羊群通过伦敦桥的特权。几天之后，他身穿一件紫罗兰色礼服，在纽约接受了母校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接着，白宫再次为这位哲人举行了招待会。从迪克·切尼到罗伯特·鲁宾，出席该晚宴的嘉宾既有共和党人，也有民主党人。在格林斯潘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鲜有树敌。

在2006年1月的最后一天早上，一场小雨湿润了华盛顿的所有街区。格林斯潘穿上黑色细条纹西装，系上鲜亮的红色领带，前去主持自己最后一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当他到达美联储会议室时，同僚们都站了起来，并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格林斯潘向他们每个人挥手并示意他们坐下。

“经济运行平稳，此时格林斯潘主席卸任是合适的，”时任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珍妮特·耶伦说，“你现在把工作交给你的继任者，就像他正好处在一个完美的击球位置时，将网球拍递给他。”

另一位联邦储备银行委员则搬出几句莎士比亚台词，把格林斯潘比作亨利五世。

美联储时任副主席弗格森声称格林斯潘是“货币政策领域的尤达（Yoda）”。

“当然，在我的日常生活中，尤达绝对是一个用于赞美的词。”罗杰·弗格森保证道，免得被人认为他把格林斯潘比作一个900岁的老外星人。

“我也想在会议记录中表明，我认为您很了不起，”盖特纳插话说，“我想，基于概率的考虑，我认为我们在未来所作决策的风险会高于替代方案，而您在未来肯定会过得比我们好。”

盖特纳的同僚都欢快地笑了起来。

轮到格林斯潘说话了，但他几乎什么都没有说。他没有准备最后的演讲；在他充满效率和富有干劲的生活中，他从不将时间浪费在多愁善感上。相反，他想准时结束会议，这样就不会有人在接下来的送别午餐会上迟到。

“我认为，在座的诸位在将利率提高25个基点这件事情上达成了共识，这一点应该没问题吧！”他试探地说。

他的同僚表示赞同：在美联储传递出“可测量”的紧缩承诺后，这已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第十四次会议了。接着该委员会的成员开始休息，并准备参加午餐会，安德烈娅赶来陪格林斯潘前往艾克尔斯大楼洞穴般的大理石中庭。

那里有1 500人在等待着他们，从美联储的顶级经济学家到最底层的门卫和清洁工。尽管格林斯潘主席素以威严著称，但他在位的最后时刻仍充满着令人感动的温情。工作人员送给他了一把美联储会议室的椅子，一只上面有12位地方性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签字的旧棒球手套，以及在他最后一次主持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飘扬的美联储旗帜。不过，午餐会最精彩之处是放在画架上的一块巨大的饼干；这块饼干的形状是按照格林斯潘的轮廓裁切出来的，并用彩色糖霜勾勒出他的衬衫、领带和厚框眼镜。在他的巧克力曲奇肖像和注满冒着泡沫的香槟酒的银色喷泉前，格林斯潘和安德烈娅拍了照。这个关于经济的隐喻显然不是有意为之。

格林斯潘并没有打算安度晚年。他已经准备好开始一段没有司机的日子了，为此他不得不偶尔坐安德烈娅的车。他还很快适应了在没有保镖的情况下独自一个人乘坐电梯的日子。当他的保镖小分队撤离安德烈娅的花园时，他曾短暂地感到太暴露了：“好吧，不会有人要射杀我吧？”他想给自己一个答案，直到他惊讶地发现，自己不再是值得别人射杀的目标了。不过，他没有在这种适应过程上浪费太多精力，人们很快就发现，他仍是那个保持原有习惯的格林斯潘。他仍会在清晨醒来，渴望得到世界新鲜的资讯。他仍然保持自己的社交网络和职业联络，在安德烈娅的陪同下出席一系列聚会，并与政客、经济学家和新闻记者共进午餐。他仍然在切维切斯俱乐部打网球，即使这意味着偶尔可能会因背痛发作而接受理疗。

在卸任美联储主席的一周后，格林斯潘出现在华尔街非常传奇的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的高管餐厅，并对雷曼的对冲基金客户，表达了对于经济状况的一些看法和意见。对此他收取了25万美元的酬劳，这超过了他作为已退休的美联储主席的一年养老金。接着，格林斯潘着手撰写回忆录，他的吸金能力通过一份价值超过800万美元的出版合同得到了加强，更不用说出版方还为他提供了熟练的代笔者。为了使自己的“投资组合”更圆满，格林斯潘建立了一家新的咨询机构，并在白宫以北几个街区的套间里请了3名年轻的助手；他的桌子上放着两台大显示屏，还有安德烈娅、福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的照片。格林斯潘的新公司开业时只有一个客户，那就是英国时任首相布朗，并且这种客户关系是无偿的。然而，很快付费客户就开始签约了，其中甚至还包括美国西海岸基金管理巨头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一位客户曾回忆起格林斯潘在70多岁时的表现，那时候格林斯潘经常参加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季度会议，并发表关于经济前景的评论：格林斯潘依然习惯于把数据在自己的头脑中用文火慢炖，却只将少部分蒸汽释放给公众。不过，对于经济学家们所遇到的每一个问题，重新创业的格林斯潘都会引用自己的先例。他经历过各种情况，并对于自己深思后得出的结论深信不疑。他已经快迈入80岁门槛了，因此往往通过过去来解释当下的事情。年轻的经济学家对他已经厌倦了。

不可避免的是，格林斯潘所得到的崇敬也慢慢开始消退了。他收到雷曼兄弟的丰厚酬劳后，许多人都为此发出了抱怨声。当时格林斯潘刚参加过自己的最后一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其内部消息还清晰地存在他的脑海中。正是基于这些消息，格林斯潘在雷曼公司发表了自己的讲话。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记录正式公布的前几分钟，市场发生了扰动，这很可能是雷曼的富豪客户们利用格林斯潘的评论获利了。同时，格林斯潘曾主导的美联储也在继续前进：伯南克从其任内的第一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开始，就改变了辩论的基调，这明显隐含了对格林斯潘的批评。在伯南克的领导下，该委员会的成员在开会时将被允许举起双手示意要打断同僚，这一举措的目的是鼓励有意义的交流，而不是一系列已安排好的演讲。格林斯潘在讨论开始时就会坚定地陈述了自己对货币政策的偏好，同僚因此很难提出什么异议。与此不同，伯南克直到最后才会陈述自己的判断，这给了其他成员一个机会，使他们可以公开提出自己的建议，而不会感觉被迫服从美联储主席的观点。这是一个学院式的做法，并能够带来更深入的考虑。

不过，对格林斯潘的声誉构成真正挑战的却源自其他方面：既不是不合时宜的华尔街讲课费，也不是对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干扰，而是与经济有关的事情。在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最后几个月里，他已经认识到，房地产市场可能充满了泡沫，但他没采取任何措施。然而，在他离任后的第一个月，市场关注的问题是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将产生何种影响。如果房价趋于平缓，甚至下跌，新住宅的建设将逐渐停顿，美国经济的一个发动机也就将停止运转。同时，消费者也会在高房价的压力下丧失借贷能力，由于房屋净值提取在消费量的增长中占据着很大的比例，所以美国经济的另一个增长引擎也会突然熄火。在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最后5年里，他把普通房主变成了灰浆里的百万富翁，这巩固了他在美国民众心目中的英雄地位。然而，这种好运正在不断逆转。

2006年的春天，25个基点的不断积累最终开始叮咬美国经济。接受高风险抵押贷款的借款人在宽限期过后发现自己面临着更高的固定利率，这使得他们可能无法支付贷款利息。另外，以前逃避这种困境的通道很快就将被堵塞了。之前，经济拮据的业主利用房屋价值的上涨能借到更多的钱，然后用借到的现金偿还汽车贷款或信用卡债务，从而使他们的收入足够用于偿还抵押贷款。然而，这种战略依赖于房价的持续上涨。一旦房价开始下跌，房主就失去了借更多债的能力。无法偿还的抵押贷款也只能被披露为无法偿还。

2006年5月，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从两年前的1%提高到5%。当月，凯斯–希勒房价指数（Case-Shiller index）10多年来首次出现月度下降。真相即将揭开。

一年后的2007年夏天，格林斯潘计划在9月推出他的自传。6月时，出版商邀请他出席了图书经销商大会，并禁止携带录音设备进入礼堂，这种方式使得出版社既获得了关注度又得以维持了保密性。几周后，格林斯潘接受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栏目专访，而《新闻周刊》获得了该回忆录摘录的权利，其书名叫作《动荡年代》。业界普遍推测，这本书将打破所有自传作品的纪录。毕竟，为什么不能呢？格林斯潘的公开露面还是吸引着充满敬意的关注。尽管在过去一年，房价下跌了5%，但他仍然是大师。

大众对这本书的第一个反应与房地产市场无关。对于自传中格林斯潘批评小布什政府的言论，媒体开始大做文章：他曾批评过小布什政府的两项破坏预算的减税政策；他还曾说伊拉克战争“很大程度上与石油有关”。虽然这些都已经是过去式了，但这段评论仍被大肆引用。小布什政府及其盟友则对这则报道嗤之以鼻：如果格林斯潘心存疑虑，他就应该在自己的观点还被当回事儿的时候尽早让小布什政府了解清楚。在报纸上的漫画中，美联储主席比着手势宣布：“战争是关于石油的！”渺小的小布什则反驳道，“嬉皮士！”在一场盛大的、有鲁宾和基辛格出席的出版方晚会上，克林顿向格林斯潘举杯庆祝。小布什政府的重量级人物的缺席则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不过，在格林斯潘和小布什之间挑起矛盾的乐趣并不能掩盖经济中闪现的信号。当时，房价正在下跌、利率不断攀升，再融资的机会没有了，几乎1/6的次级抵押贷款面临违约。相应地，许多经营次级抵押贷款的公司申请破产。2007年7月，投资银行贝尔斯登管理的两家对冲基金由于在次级贷款业务上的惨败而崩溃。在美联储，新主席及其盟友希望这种冲击只是短暂的。然而，当格林斯潘正在宣传他的书时，问题开始接二连三地出现。

格林斯潘似乎并不确定该如何完美地应对这些问题。2007年10月1日，在伦敦的演讲中，他说自己一直把房地产市场视为“一个等待发生的意外”。他曾在回忆录中解释说，2004年和2005年时他很乐于让房地产市场自由自在地发展，这是因为“扩展房子所有权的收益是值得冒险的”。事实上，格林斯潘曾详细论述过泡沫的好处：“因为房产市场繁荣和随之而来的抵押贷款产品的创新，美国家庭最终拥有了价值更大的住房及它所代表的财富。”然而，在其他时候，格林斯潘的言论则更具防御性。他声称，自己并没有将房地产繁荣描绘为一种理想的赌博，他其实一直在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不过，按他的说法，他的努力被长期利率的“未解之谜”拖了后腿。美联储已经尽其所能地稳步提高短期利率，但债券市场拒绝让步。中央银行已经无能为力了，因此他是无辜的。

“我们试图在2004年提高利率，但失败了，”在其回忆录出版一周后，格林斯潘在9月23日接受采访时这样告诉电视台主持人蒂姆·拉瑟特，“2005年我们再次尝试，又失败了。因此，我们最终明白，对于控制泡沫膨胀而言，包括美联储在内的所有中央银行都很难起到什么作用。”

房地产市场的消息越糟糕，格林斯潘就越是软化自己的“繁荣是一种恩惠”的说法，并重申中央银行对此无能为力的观点。2007年12月12日，他在《华尔街日报》上重申，长期利率的低迷限制了美联储调控的能力，而出于对通货紧缩预期的恐惧，美联储维持宽松货币政策的决定是合情合理的。次日，他出现在美国国家公共电视台，又再次被问到了美联储是否可以避免或缓解房地产泡沫这个问题。他回答道：“我们可以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停止短期信贷，而这会打击经济的基础。”将联邦基金利率调高到“具有谋杀性”的程度是不可取的，换句话说，“证据非常清楚，中央银行没有任何可以做或值得去做的事情”。

当然，格林斯潘的辩护是没有说服力的。对于日本式通货紧缩的担忧一直持续到2004年春天，但随后核心通货膨胀率却上升到了2%以上，这给格林斯潘迅速转向紧缩货币政策留下了余地。与格林斯潘在美国国家公共电视台的说法相反，没有迹象表明货币政策是无力的或有害的：美联储本可以取消“前瞻性指引”以及“可测量”的渐进主义，从而策动一条中间路线。与米尔顿·弗里德曼合著《美国货币史》的安娜·施瓦兹在这一点上批评了格林斯潘。“如果美联储一直保持警惕，根本就不会发生次贷危机，”她指责道，“货币政策过于宽松。1%的利率水平必然会助长各种高风险行为。”对于抵押贷款泡沫反映了全球储蓄过剩的观点，施瓦兹并不认可。“美联储没有能直面一些明显的事实。抵押贷款泡沫不能归咎于全球性事件。”她总结道。

尽管格林斯潘的货币政策很容易受到攻击，但多数批评他的人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其监管政策上。除了一些特立独行的人，比如施瓦兹和斯坦福大学的约翰·泰勒，没有多少人想基于过低的利率来谴责格林斯潘：毕竟，他实现了通货膨胀目标和强劲的经济增长，从而使美国经济避免陷入滞胀的泥潭。不过，美国一直存在着秉持强化监管理念的反华尔街群体；一旦金融体系出现问题，这些批评者就会怒斥格林斯潘竟然相信一个经济自由主义的传说。12月，《Slate》杂志的一位专栏作家指责了格林斯潘，说他“不称职、太过理想主义……当美联储委员格兰姆里奇敦促美联储对掠夺性贷款采取措施时，他却拒绝了”。几天后，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自己的专栏中，翻出了格林斯潘在20世纪60年代初所写的“反–反垄断”的极端文章，并以胜利者的姿态展示了这些文章，仿佛它们是一杆还在冒烟的枪。克鲁格曼很自信地推测，格林斯潘的信念在40年中从未改变过，并感叹道：“也难怪他不采纳格兰姆里奇等人关于掠夺性贷款的警告。”

如果说格兰姆里奇具有先见之明的神话为格林斯潘蒙上了一层阴影，那么民众奇怪地忘记了美联储曾经试图对抵押贷款进行监管的事实，则更是加重了他的麻烦。2007年12月18日，美联储对抵押贷款的泛滥提出了新的限制措施，民众对此非常欢迎，就好像2001年制定的规则从没有被公布过一样。“此时阅读这些提议简直是痛苦的，”华盛顿的民主党经济学家不屑地说道，“这些都只是简单的、常识性的规定，格林斯潘7年前为什么不能这么做？”

在担心成为zipswitch主席的10多年后，格林斯潘的杰出地位突然变得岌岌可危了。他塑造了一个不可抗拒的靶子，一个拥有美国所有知识和权力的“巫师”；任何渴望寻求替罪羊的人一定会选择格林斯潘。美国人喜欢庆祝成功的故事，从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到科技先锋，莫不如此；他们同样喜欢对犯错误的人施以惩罚。如果格林斯潘的声望泡沫即将破裂，那么一定会“墙倒众人推”，虽然这样难言公平。

2008年3月16日，格林斯潘试图为自己的监管方式辩护。在《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中，他承认，市场自律未能遏制抵押贷款的泛滥。不过，他辩解道，尽管如此，读者还是应该明白，“自我监管是全球金融最基本的平衡机制”。毕竟，格林斯潘继续说道，政府的监管效果通常都不如市场自律。那些最糟糕的抵押贷款问题往往集中于某些银行，而针对这些银行的监管体系已经打磨了很多年。

格林斯潘发表该评论的时机不能再差了。就在他发表评论的当天，《金融时报》在头版头条上刊登了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倒闭的消息，这完全可以被当作市场自律是如何失败的教科书式例证。正是由于监管的松懈，贝尔斯登才崩溃了：正像其他大型的投资银行一样，贝尔斯登曾经设法逃避了安全意识很强的几个主要监管机构的审查：包括美联储、美国储贷机构监理局和美国货币监理署。相反，贝尔斯登公司自动接受了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的监管，因为后者允许它在没有任何缓冲资本的情况下进行操作。像花旗集团这样的商业银行，通常有超过60位政府监督人员长期驻扎在该公司，而在贝尔斯登连常规的年度监督访察都没有。监管体系的分散性促使了风险转移到监管机制最薄弱的银行。格林斯潘吹捧的“金融业自律”还不足以弥补这个缺陷。

格林斯潘的不合时宜让他看起来很孤立。德意志银行当时刚刚签约成了格林斯潘的咨询客户，但在《金融时报》的专栏文章发表一天之后，德意志银行的老板就站到了格林斯潘的对立面。“我不再相信市场的自我修复能力。”他断然宣布。《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当时刚出版了《全球化如何发挥作用》（Why Globalization Works）一书。然而，随着贝尔斯登的倒闭，他变得悲观了。“全球自由市场之梦破灭了，”沃尔夫在贝尔斯登崩溃后声称，“放松管制已经走到了尽头。”

随着对市场的疑虑不断增加，格林斯潘试图再次捍卫自己的观点。“一系列强化监管的措施真的会提高金融市场的表现吗？”3周后，他在《金融时报》的另一篇文章中反问道。“我对此表示怀疑，”他继续坚定地说，“问题并不是缺乏监管，而是对监管机构所发挥作用的不切实际的期望。”显然，他试图将这场争论转移到自己曾屡战屡胜的领域上。格林斯潘认为不应该以想象中的、无懈可击的“规则乌托邦”来判断经济自由政策；相反，批评者应该先评估一下被繁文缛节所折磨的、令人沮丧的现实，这都是由于华盛顿“制定规则”而引发的功能失调的产物。通过援引当时贝尔斯登的崩溃和英国北岩银行（Northern Rock）被政府接管这两件事，格林斯潘表达了他的观点。监管失效不只是美国的故事，它是国际性的。监管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它不可能被成功实施。“否则我们怎么能解释，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的监管效率一直被高度认可，但仍不得不接手北岩银行？”格林斯潘问道。或者，该如何解释，为什么“在美国，我们最好的审查官在过去的时间里一再失败。这些可不是简单地因为偶尔失常”。

这是一种理性的反驳，但没有人听。《纽约邮报》的一位专栏作家斥责格林斯潘是“引起混乱真正的罪魁祸首”；《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个针对格林斯潘厌恶者的简洁指南。一位名为瓦隆（W.C. Varones）的尖锐博主在“格林斯潘引起的死亡人数”这一标题下持续更新着“与抵押贷款相关的自杀案件”。一本书名一目了然的小册子《格林斯潘的泡沫：美联储的无知时代》（Greenspan Bubbles: The Age of Ignorance at the Federal Reserve）已经第四次印刷了，而另一本反格林斯潘的图书不久后也将出版，其提前公布的书名是《美联储的欺骗和滥用》（Deception and Abuse at Fed）。

“随着时间的推移，你是否担心，对你过去的记录所进行的批判性解读将成为多数人的想法，即认为你的货币政策太宽松，而监管政策又太过于强调不干涉？”《华尔街日报》在2008年4月初对格林斯潘进行了专访。

“是的。”格林斯潘直截了当地说。

随后，他继续说道：“如果民众想总结出这种结论，那么他们对这一时期的评估将产生错误的结论和错误的政策。”

“对于政策和政策制定者的错误进行严格审查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同样重要的是，在裁定政策是否有错上必须准确。”

贝尔斯登崩溃后，下一轮的金融危机就不会令格林斯潘如此尴尬了。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损失继续增加，房利美和房地美触礁；由于几乎一半的抵押贷款都是由它们发放或者提供担保，所以它们注定要遭受巨大损失。不足为奇的是，它们的股票价格暴跌。仅仅2008年6月一个月内，房利美股价就跌了28%，房地美股价则下跌了34%。

格林斯潘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两家公司崩溃的可能性。在美国国会作证时，他强调，这两家公司的缓冲资本非常薄弱，其资本与资产的比率低于2%：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杠杆化水平甚至超过了贝尔斯登和其他大的投资银行。同样，他警告说，美国政府将不得不在这两公司破产时发起救助；他的警告终于被证明是正确的了。7月初，正是“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的时刻”，美国时任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决定要求美国国会授权美国财政部接管这两家公司。

2008年7月10日，当保尔森在准备他的请求文件时，他咨询了格林斯潘。两人已经很久没说过话了，这种情况或许正体现了在其回忆录出版后，格林斯潘与白宫当局之间产生了隔阂。经历了一点小混乱后，他们终于查询到了格林斯潘的电话号码。接着保尔森便和十几位工作人员围坐在了财政部长办公桌上的宝利通话筒旁边。一个微弱的声音从话筒里传了过来。

格林斯潘对保尔森准备实施的救助计划表示赞同。此时距他劝福特总统拒绝援助纽约市已经33年了；他早已放弃了反对救助的立场。在预祝保尔森的准备工作一帆风顺后，格林斯潘忍不住进行了一番狂妄的兰德主义式调侃：退休后，他已经回归了私生活，没有什么能阻止他按自己的思考逻辑得出最激进的结论了。最后，格林斯潘告诉美国财政部的团队，正在蔓延的抵押贷款危机反映了住房供给过剩。因此，美国政府应该购买全部空置的房屋并拆掉它们。

通完电话后，保尔森告诉他的下属：“这不是一个坏主意。不过，我们并不打算购买全部的待售房屋并摧毁它们。”

在接下来的几周，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情况继续恶化。9月7日，保尔森行使他的权力，对两家公司进行了“政府托管”，这种措施等同于将其国有化。在接下来的3年中，美国财政部为防止政府支持企业的债券违约，总共注入了1 880亿美元的救助资金。即使经过通货膨胀调整后，这样的救助规模依然是1907年救助整个金融系统所需资金总额的28倍。不过，救市的资金规模并不是救助计划的全部成本。作为“政府托管”的一部分，私人股东被扫地出门，而由于这些股东包括银行，所以危机迅速蔓延。有10家商业银行在崩溃后，投入到了政府存款保险基金的怀抱，其他约36家银行也对自身的稳健性存疑。对市场非常敏感的美联储委员凯文·瓦尔施（Kevin Warsh）事后生动地描述说，接管政府支持企业是“对金融系统的一次严重的损害，其负面效应被低估了，且未受到足够重视”。

借助事后之明的优势，人们发现，格林斯潘本来可以做得更多，以避免这场灾难。至少有两次，他拒绝了由美联储监管政府支持企业的想法，而更倾向优先考虑美联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不过，房地美和房利美的失败并未对格林斯潘的世界观产生冲击。相反，他早就预料到了这种结局。

下一个冲击将更具挑战性。就在政府接管房地美和房利美的次日，雷曼兄弟陷入了死亡旋涡。

和房利美及房地美不同，雷曼兄弟可以和贝尔斯登可划归到一类：这是一个格林斯潘曾经称赞过的、金融实践的典范。雷曼兄弟是近100万份双边衍生品合约的交易对手方。布鲁斯克里·伯恩曾想将这些柜台交易纳入集中化的清算所。雷曼兄弟也是美联储所创造的刺激的积极回应者：它曾经以低利率借了数十亿美元的短期资金，然后用这些钱购买高收益的抵押贷款证券。在格林斯潘更为乐观的那些时刻，他曾经相信，雷曼兄弟只会在有足够的资本吸收损失的情况下才会冒这种风险。毕竟在没有足够的缓冲资本时，理性的机构本应该拒绝与它交易：为什么要掺和一份交易对手可能会倒闭和违约的互换合约呢？同样，在没有足够的缓冲资本的情况下，债权人理应不放贷：为什么要把钱交给一个可能破产的公司？然而，关于交易对手的纪律体系显然已经失效了。美联储主席对此寄予了过多希望。

如果格林斯潘对雷曼兄弟的鲁莽感到失望，那么他至少知道该如何应对这家公司即将到来的破产。9月14日，他出现在一个周日清晨的谈话节目中，并呼吁展开公开救助。

“某类型机构的功能是非常根本的，对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转很重要，”他为援救行为辩护道，“在某些非常罕见的情况下，应该防止它们以极具破坏性的方式被清算，而现在就是其中的一种情况。”

格林斯潘的话如同预言一般。解救房利美和房地美后，保尔森厌倦了总是充当“救助”先生；当一家英国银行兼并雷曼兄弟的计划在最后一刻被伦敦当局阻止后，美国财政部长忽略了格林斯潘的建议，直接允许雷曼兄弟在周一清晨宣布破产。这一消息立即使金融体系陷入一片混乱。一家传奇的投资银行因为债务违约而破产的事实使恐慌情绪迅速在整个华尔街蔓延开来。给任何人借钱都让人们感觉不安全了。

雷曼兄弟风波的第一个受害者是美国最著名的股票经纪商美林。美林当时也同样在灾难性次级抵押贷款投资的重压下步履蹒跚。美国政府拒绝救助雷曼兄弟这个难兄难弟的几小时后，美林就匆忙将自己卖给了美国银行，以避免破产。9月16日，周二，恐慌蔓延到保险巨头美国国际集团（AIG）。美国国际集团的一个金融工程单元已经积累了足够使整个集团倒闭的衍生品敞口风险，交易对手的纪律体系在这一过程再次失效。如果美国国际集团的互换合约违约，其连锁效应将使华尔街的数家金融机构倒闭。这一次，美联储提供了850亿美元的贷款援助，换取了该公司80%的股份。

虽然美联储阻止了美国国际集团违约，但它没来得及阻止在同一天发生的另一场灾难。由于美国历史最悠久的货币市场基金第一储备基金（The Reserve Primary Fund）持有已经违约的雷曼兄弟的债券，其结果是，投资到该基金里的1美元现在只剩97美分了。这是历史上货币市场基金第一次跌破1美元，从而打破了货币市场基金和由美国联邦担保的银行存款一样安全的观念。投资者在货币市场基金中的投资总额高达3万亿美元，第一储备基金的情况使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的钱存在化为乌有的可怕前景。于是他们争先恐后地把投进的钱赎回，迫使货币市场基金只能卖掉其持有的美国国债和其他短期债券。多年来，美联储的持续宽松政策使得短期信贷充足且廉价，然而货币市场基金发生的挤兑事件几乎完全切断了短期信贷资金的供给。

20世纪90年代以来，评论家们一直嘲笑，美联储动不动就做好了应对华尔街危机的准备。此时他们正在体验没有“格林斯潘期权”庇护的生活，而他们是不会喜欢这种生活的。公司过去依赖于货币市场来偿还拖欠员工的工资或供应商的债务，现在突然无法做到了：市场信心崩溃，消费一落千丈。采取杠杆经营的金融机构麻烦更大：短期贷款不可得，它们在所有人都抛售资产的同时也不得不将投资组合变现。在这样的环境中，只有那些能通过美联储的贴现窗口获得短期资金的银行可能会存活下来。没有了“格林斯潘期权”，在格林斯潘时期成长壮大的大量影子银行纷纷面临着崩溃的危险。

25年前，美联储和里根政府为应对历史上的第一起电子化的银行挤兑，即伊利诺伊大陆银行事件，将该银行未受保护的债权人纳入了安全网覆盖的范围内。2008年9月19日，周五，忐忑不安的小布什政府对历史上第一起针对影子银行的挤兑事件也采取了同样措施：将安全网扩展到投入到货币市场基金的资金，尽管这些资金已经明确被排斥在了联邦存款保险的保护范围之外。周末，获得连任的小布什政府的这种托底行为甚至扩展至了更大的范围。继贝尔斯登、雷曼兄弟和美林消亡后，美联储采取行动拯救了五大投资银行中的两个幸存者：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为防止因短期贷款紧缺而发生的挤兑现象，美联储将高盛和摩根士丹利重新归类为银行控股公司，使它们有权从其贴现窗口获得紧急贷款援助。同时，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禁止卖空这两家公司的股票。隐喻性的“格林斯潘期权”被替换成了直接禁止华尔街攻击性的投机行为。

雷曼兄弟破产后的混乱证明，格林斯潘为强有力地应对市场震荡所做的准备是正确的。后来，甚至保尔森也将雷曼兄弟的倒闭喻为“经济界的9·11事件”。不过，这种混乱也使得格林斯潘押在市场自律上的赌注输得一干二净。这并不是几家公司倒闭的问题，而是整个货币市场行业都需要救助。这并不是在例外情况下格林斯潘的信念被证明是不合理的：房地产金融巨头和五大投资银行不是破产就是被救助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格林斯潘赞同对伊利诺伊大陆银行进行救助时，他知道自己的世界观是矛盾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他曾鼓吹市场自律，并反对救助计划，认为这可能会削弱市场的自律性；从1984年以后，他的观念就开始自相矛盾了，他仍然信任市场原则，但他欣然接受了会破坏这一原则的救助计划。25年以来，格林斯潘在这件事的两面之间游走，而且没有付出太大的代价。然而，现在，其一生所做的判断看起来都有些沾沾自喜了。

如果格林斯潘知道随后发生的事情，他会采取不同的措施吗？明白依靠市场自律是不可靠的，而对监管的失败也保持着合理的担忧，在这种情况下，格林斯潘可能会选择第三种控制方法：建立一种机制，一种当不可避免的灾难来临时，能使灾难造成的损害最小化的机制。更多的缓冲资本是一个明显可行的示范。盖特纳已经尝试过该方案，但没有能完成，而如果当时他获得美联储主席的坚定支持，就很可能会走得更远。将柜台衍生品纳入中央结算所是另一个示范：如果当初格林斯潘用他的影响力支持伯恩所提建议的修正版本，美国国际集团可能就很难积累起如此多的互换合约，以至于威胁到整个经济的运行。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可以参考的第三个示范，是打消银行“大而不倒”的念头：在危机期间，大型银行、投资银行和影子银行已经比所谓的风险对冲基金更轻率，因为后者“小而可以倒”，所以其堕落诱因也比较小。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是弹性日程表中的最终选项。在格林斯潘时代，在没有接受真正意义的监管的情况下，投资银行、货币市场基金以及房地美和房利美实现了异常迅速的发展。这些都不是美联储的直接责任。然而，格林斯潘的非凡的地位使他有责任至少应该尝试限制它们的发展。

贝尔斯登破产后，格林斯潘曾试图维护自己的金融哲学。接着，雷曼兄弟又破产了，他距离勇于道歉时刻越来越近了。

2008年10月23日，格林斯潘出现在美国众议院委员会。他的脸上布满了和他的白衬衫领子一样的皱纹。这是他第一次主动要求在美国国会进行开放式质询，以便弄清楚他在次贷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

“我想在探讨危机的根源这一问题上提供我的意见，”格林斯潘以此开始，“我还想讨论自己的想法是如何演变的，以及我在过去的一年里得到了什么教训。”

格林斯潘解释说，此次危机的根源在于华尔街风险模型的失败。在评估抵押贷款证券时，投资者已经相信存在“一套庞大的风险管理和定价系统，该系统还配备了最有见解的数学家和金融专家”。然而，正如格林斯潘早年担任顾问时就已经知道的，当导入的数据有瑕疵时，数学模型将没有任何价值。华尔街所犯的致命错误是，基于眼前几年市场的良好表现来构建关于未来的预期。因此，投资者被说服了，他们相信抵押贷款证券很安全，于是争先恐后地抢购；而放贷者借着这种势头创造出了各种各样的抵押贷款产品，以满足投资者的需求，而不考虑质量问题。简言之，这是产生问题的根源。“整个知识框架倒塌了……因为输入风险管理模型的数据一般只覆盖到过去20年的时间，而这正是一段繁荣时期。”

该委员会主席亨利·韦克斯曼（Henry Waxman）也在场聆听了格林斯潘的自白。韦克斯曼留着光头和精心修剪的胡子；他是一个沉闷无趣的公务员，而不是热情洋溢的政治家。和格林斯潘一样，他的衬衫也是白色的。与格林斯潘不同的是，他的衣领笔挺整洁。

韦克斯曼对格林斯潘的解释不满意。美联储前主席是在为华尔街的错误道歉，而不是为自己的错误道歉。

“你才是放松金融市场管制的主要倡导者，”韦克斯曼责怪道，“一直以来，你都在坚定地主张让市场自我监管。”

“让我来念念你过去的一些言论。”这位国会议员险恶地继续说道。

“1994年，你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就金融衍生品的监管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你说，‘让市场自我监管是联邦政府所能采取的最好的监管手段’。”

“1997年，你说，‘似乎没有必要让政府监管介入柜台衍生产品交易’。”

“2002年，当安然公司破产后，美国国会开始努力调整衍生品交易的政策，而你写信给参议院说，‘我们不相信，一个公共政策方面的特例就能证实，政府干预是有道理的’。”

“今年早些时候，你在《金融时报》写道，‘以我的经验，银行贷款职员比银行监管机构更了解交易对手的风险及运作方式’。”

韦克斯曼看了看自己的草稿，盯着格林斯潘：“我要问你的问题很简单，你觉得自己做错了吗？”

格林斯潘本可以直接回击，自己可不简单地是将放松管制视为信仰基石的理论家。他是实用主义者，而且自己是在调查过证据后才得出的总结：私人风险经理确实容易犯错误，但即使如此，他们可能还是比监管者做得要好。一个明显的失败，哪怕是非常巨大的一次失败，也不一定能证明他的判断就是错误的。私人风险管理在多年来一直发挥着作用。也许在未来它会继续发挥作用。

不过，格林斯潘没有直面韦克斯曼，而是选择对他的问题避而不答。

“让我们分几个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他老练地回避了问题。他愿意承认，信用类衍生品确实存在很严重的问题。为避免交易对手违约，投资者从美国国际集团购买了大量此类衍生品。不过，货币和利率衍生品是没问题的；在与伯恩辩论的时候，那些产品就存在了。换句话说，格林斯潘当时允许的是良性的互换产品交易。对有害的互换产品，他问心无愧。

韦克斯曼意识到，格林斯潘可能会在衍生品的细节上长时间纠缠，从而拖延时间。于是，他打断了格林斯潘。

“你在自己的陈述中说，现代风险管理的整个知识框架倒塌了。你还说，‘很多人曾指望以盈利为目的的贷款金融机构能保护其股东权益，我自己尤其如此。现在，这些人都处于震惊、不信任的状态’。”

“现在，我觉得你好像是说，那些相信市场自我监管的人，包括你自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格林斯潘试图重新转向互换市场的“长草丛”中。然而，韦克斯曼没有被他带跑。

“你在什么地方犯了什么错误？”韦克斯曼坚持问道。

“我错在相信那些以盈利为目的的组织，尤其是银行和其他机构，我以为它们能够很好地保护其股东以及他们在公司的股份。”格林斯潘回答道。

韦克斯曼步步紧逼，但格林斯潘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安全领域。他解释了为什么40年来他一直在质疑监管的有效性。

“我在监管机构工作了18年，在私人部门尤其是大型国际银行工作了10年，依据在这期间积累的经验，机构的信贷员比我见过的最好的美联储监管者知道更多关于风险和借贷者的信息。”格林斯潘说。

“那么现在问题变成了这样，一个牢固的大厦崩塌了。这令我非常震惊。”

“你对这次金融危机负有什么个人责任吗？”韦克斯曼问道。他对于细节不感兴趣。

格林斯潘开始了一个新策略，试图澄清他是如何对待格兰姆里奇的提议。自己仍旧以自己那催眠术一样的方式说话：厚重、迂回、难以理解，从而使他的听众相信听不懂的责任完全在于他们自己。5年、10年或15年前，格林斯潘的这种方式可能有用，当时甚至韦克斯曼自己偶尔也会落入格林斯潘的咒语。然而，大师效应已经消失了。韦克斯曼不打算迁就他。

“格林斯潘博士，我要打断你的话，”这位议员插嘴道，“你有自己的一套思想。你也有自己的信念。”接着，他引用了格林斯潘的自白：“‘我确实有一套思想体系，’格林斯潘曾说过，‘我的观点是，自由、竞争的市场是迄今为止组织经济的最佳方式。我们尝试进行监管，但都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

“这些都是你自己说过的话，”韦克斯曼激烈地说，“你曾有权阻止导致这次次贷危机的不负责任的贷款行为。许多人都曾建议你这么做。然而，现在整个美国经济却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你是否认为，你的思想曾促使你作出了现在你会后悔的决定呢？”

韦克斯曼的结尾夸大了，美联储强制非银行机构执行贷款标准的权力；夸大了格兰姆里奇发表自己主张时的强硬程度；夸大了轻率的抵押贷款行为和杠杆化金融崩溃之间的联系。不过，他问的问题很老练。猎人把他的猎物从茂密的草丛中逼了出来。他并不是咬住监管的细节问题不放，而完全是冲着格林斯潘的整个思想体系发动攻击。

此时格林斯潘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他没有去拆穿韦克斯曼的夸张描述，反而是敦促韦克斯曼去重新认识自己思想体系的本质。

格林斯潘认真地解释说，思想体系是“一个概念框架……（控制着）……人们处理现实的方式”。

“每个人都有一套自己的思想体系，”格林斯潘继续说，“要生存，你必须有自己的思想体系。”

“问题是，它是否准确。我想对你说的是，是的，我发现了一个瑕疵。我不知道这个瑕疵有多显著或持久，但我对这一事实感到非常苦恼。”

这是非常平常的言论。当然，所有的思想体系都有瑕疵，格林斯潘承认事实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实用主义。同样的道理，相反的思想体系也是有瑕疵的。监管失效发生的频率是多久一次？支持监管的理论家在承认其框架存在缺陷方面会比格林斯潘更坦诚吗？在格林斯潘的理解中，他的思想存在瑕疵是很明显的。

格林斯潘已经作出了哲学性的让步，他想回到格兰姆里奇这件事上。他似乎忘记了韦克斯曼伤害了他这件事。

“如果可以的话，我是否可以马上完成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格林斯潘提议道。

“你发现了一个瑕疵？”韦克斯曼打断了他。

“一个瑕疵，这个瑕疵存在于我的认知模型中，关系到关键功能结构，该结构定义了世界是如何运转的。可以这么说。”格林斯潘坦言，他迫不及待地想继续他的下一个论点。

“换句话说，你发现你的世界观，你的思想体系，是不对的，是不起作用的？”韦克斯曼问道。他故意尽可能地伤害格林斯潘。

格林斯潘回答说：“恰恰相反，这正是我感到震惊的原因。40多年来，有大量的证据显示，我的这套思想体系运行得异常好。”

在格林斯潘和韦克斯曼的对决之后，评论员们抓住其思想发生了明显改变这一话题。大师已经承认“模型中的瑕疵”。“大厦”倒塌了，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备受尊敬的美联储前主席曾经居然天真得可怕，他的自白更多地被用来作为这一说法的证据。他自己都承认了对于金融家们未能成功地管理风险，他感到“震惊”。《纽约客》的史蒂夫·科尔（Steve Coll）指出：“不受监管的激励、报酬系统以及至少格林斯潘默许的业务实践，真是漏洞百出，充斥着明显的利益冲突。”格林斯潘怎么可能会对这座臭蚁山的崩溃表示惊讶呢？“格林斯潘难道真的相信，当权者在面对赚大钱的机会时会把监管机构和其股东的利益放在自己的利益之前吗？”《洛杉矶时报》充满怀疑地质问道。2010年，“瑕疵”成为一部著名纪录片的片名。格林斯潘的自白不断被断章取义地大肆引用，这威胁到了他的声誉和专业贡献。

当然，事实上这个“瑕疵”比格林斯潘表面上承认的更微小。格林斯潘其实一直知道，私人风险管理体系可能会失败。他在2008年的唯一新发现只是与其后果的规模有关。此外，格林斯潘不仅不相信经济代理人的理性，而且还比大多数经济学家更怀疑它。通过总结危机之后各位专家的观点，保罗·克鲁格曼分析了为何坚持理性预期的保守派和坚持凯恩斯主义的自由派都错了：第一群人由于极度相信理性，所以否认发生严重衰退的可能性；第二群人虽然在理论上认识到了这种可能性，但还是基于理性代理人的视角来构建数学模型，从而使他们很难应对衰退。然而，对于这两种错误，格林斯潘都是无辜的。自20世纪70年代他与弗里德曼产生过争论后，他已经对理性期望的能力产生了怀疑；在执掌美联储期间，他曾指出过下属的凯恩斯模型的问题，并经常警告说，经济急刹车所产生的惯性可能比传统预测所表明的更残酷。正是因为担心金融的非理性，所以格林斯潘创造了以他名字命名的“格林斯潘期权”。如果有哪一位美联储主席曾努力避免克鲁格曼所发现的错误，那么这位主席无疑就是格林斯潘。

在作出“瑕疵自白”的6个月前，格林斯潘曾对《华尔街日报》说，不断对他施加轻率的指责，很可能导致人们从金融危机中得出错误的教训。这个说法很快被证明是正确的：盯着大师身上“误以为的瑕疵”，这个世界只是得到了宣泄，而不是启发。如果格林斯潘真的一直坚持认为市场是完全理性的，那么金融的脆弱性就很容易修复了：他从公共部门的离任将使世界更安全。然而，事实没有这么方便。格林斯潘对市场理性缺陷的认识要超过大多数人。这意味着，美联储未来的领导人可能会受到相同力量的伏击。

由于这一“误以为的瑕疵”的干扰，格林斯潘更重要的发言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2009年10月，在纽约召开的外交关系委员会会议上，格林斯潘转而支持弹性议程，但此刻他已经非常被动了。他现在认为，放贷者应有更充足的资本；衍生产品应该纳入中央清算所；允许花旗集团这种银行巨头存在是一个失误。“如果它们大而不倒，那么它们就过大了。”他坚定地说。次年春天，在布鲁金斯学会的一篇论文中，格林斯潘评论了在过去20年间，美国监管结构一直处于偷工减料的状态；他甚至估算了银行应当被要求持有多少的资本：相当于其总资产的14%。鉴于他的一贯立场，即资本适量是无法界定的、大银行应该受到欢迎，这是惊人的背离。比起他对韦克斯曼所说的哲学式托词，这些建议对金融的未来发展更切中要害。

然而，这一次，格林斯潘的追随者在逐渐减少。有线新闻频道不再反复播放他所说的话，而他介入公共事务的方式也开始在可预测和不可预测之间游走。2010年4月，他被传唤至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作证。这一次他并没有详述自己关于弹性议程清晰的忏悔，而是蜷缩成防守姿势，以保护自己的名誉。他有计划地强调了一系列与崩溃相关的事情：华尔街对抵押贷款证券的错误定价；货币政策的效果被全球储蓄过剩损害；监管机构能做的事少之又少；将来会有更多的危机。随着公共辩论的焦点转向伯南克领导下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实践，格林斯潘对货币超发提出了警告，并错误地预测了即将到来的通货膨胀。2013年，格林斯潘出版了他的回忆录续集。这本书被标榜为从此次崩溃汲取经验教训的一种尝试。不过，这本书的主旨还是，投资者的行为可能表现出系统性的非理性。无论对整体经济还是格林斯潘而言，这种观点都不新鲜了。在87岁的时候，格林斯潘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历史。

当初对格林斯潘崇敬有加的民众开始残酷地把矛头对准了他。几年前，艾琳·克罗在电视直播中所画的那幅画在网上慈善拍卖中拍出了150 400美元的高价。现在，买它的商人拒绝公开展示它。曼哈顿的金融顾问建议将两幅格林斯潘的肖像画作为飞镖盘。“当我看到这两幅画的时候，我想到的是两次市场崩溃，一次是熊市，一次是当前的经济危机。”他恶毒地说。“每个人都以为他是个热情的人，但他竟然是一只狗。”克罗的另一位客户抱怨道。通过追踪全美国的多位收藏家，一个大胆的记者发现，只有一个人现在对前大师格林斯潘还持仁慈的看法。

“格林斯潘曾经是我们大多数人的英雄，现在他被称为是一个恶棍。”来自佛罗里达朱庇特的一名男子说道。

“谁又会知道历史会对格林斯潘作出怎样的评判呢？”

结论

蒙眼溜冰者

1916年春天，就在格林斯潘出生的10年之前，《纽约时报》刊登了其早年的一位偶像的讣告，其大标题为“坐拥7 500万美元财富的詹姆斯·希尔逝世”。然而，让希尔为人称道的并不只有他的财富。希尔身体强壮得像一头“水牛”，他的牙齿“硬得似乎能咬断钢铁”。尽管他在航运业、农业和银行业拥有大量的收入，但其最为不朽的成就还是他建立了庞大的铁路网络，从明尼苏达的边境延伸至太平洋海岸，总长9 700公里。希尔以不屈不挠的精神使这个铁路网从梦想化为现实。他为通向荒无人烟的广袤大地开辟了道路，让人们可以在那里安居乐业，这反过来又使其铁路网变得利润丰富。大批猪牛被带到新开发的平原，一座座新城镇拔地而起，人们急急忙忙地赶在荒草漫过铁路路堤之前安定下来。另外，当次要的铁路资本家均依靠美国政府的补贴和赠予土地扩展业务时，希尔却在没有联邦政府的帮助下，努力实现着自己的设想。在希尔去世以后，明尼苏达州州长哀叹道：“西北最伟大的建造天才已经走了。”

正是在这些伟大工业家的鼓舞下，一位在华盛顿高地自学的书呆子努力寻找着属于自己的伟大梦想。当这位叫格林斯潘的书呆子年届不惑时，他正充分以希尔能够理解的方式实现着自己的雄心壮志，从无名小辈成长为一家独立企业的掌舵人；凭借着强大的意志和敏锐的头脑，逐渐成为安·兰德眼中可呼风唤雨的企业英雄。1967年，他加入了尼克松的竞选阵营，从而使自己的人生转向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他为了政治集团的集体利益而舍弃了自己为成为企业家所付出的所有努力。他离开了一个成功可以用美元来衡量的领域，走向阴暗的、通往影响力和名望的漫漫长路。格林斯潘自1960年代后期开始在华盛顿特区定居，而这里与希尔所说的未开垦前沿简直有天差地别。在美国的心脏，如果没有为人所不齿的策略和妥协，任何事情都不能达成。当他选择把自己的事业放在政府事务上时，格林斯潘就不能再希望和过去激励自己的大亨并肩而立了。

对于撰写任意一位大人物的传记作家而言，那些关于伟人的史学理论只是一种诱惑。这种诱惑在那些伟人意气风发的时期变得特别有吸引力：或是在战乱不断与急剧变革的时代；或是在因社会严重不公而使权力集中在了个别领袖手中的时代。当历史哲学家面对大人物引领变革的时代，常会引用古老的遗产。约翰·斯特尔图·密尔曾沉思道：“如果没有地米斯托克利，那就没有萨拉米斯的胜利，而如果没有后者，我们的文明将置身何处呢？”前人留下的珍贵遗产为未来的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使得希尔时代的到来变得顺理成章。技术和物质的边界在不断地扩张；铁路的力量和开拓美国西部的热潮给希尔带来了机会。也许并不出人意料的是，许多19世纪的知识分子和年轻的格林斯潘一样，沉迷在大人物的浪漫魅力中。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在关于对维多利亚时代英雄崇拜的经典论著中讲道：“我们眼之所见，其实都是伟人们带给这个世界的思想的物质化体现。”

然而，对于格林斯潘传记的撰写者而言，伟人的历史理论是一种陷阱。格林斯潘生活的时代与兰德式超人所面对的时代截然不同：这是一个郊区变得千篇一律、消费品被大量生产、缺乏英勇的战争以及不平等程度相对较低的时代。格林斯潘所处的不是个人主义的全盛时期，而是集体主义的上升时期：大型企业、大型联盟以及日益庞大的政府。凭借19世纪大亨点燃的想象力，格林斯潘竭尽所能地抵抗这股潮流，他宣称《阿特拉斯耸耸肩》中兰德对前代英雄的崇拜是“既清晰又准确”，并拒绝被家庭同质化，尽管他周围的婴儿潮正越发热闹。不过，凡人终不能逃离时代的束缚，格林斯潘最终进入了决定自身命运的公共领域。直到20世纪后期，没有人，甚至美国总统也不例外，可以逃避政治生活中的制约和平衡：为了私利而钩心斗角的敌对政府部门；为了争取议会支持的游说团体；一股学术风潮，它突然打开了一些通道，并为其他人提供了除了通行之外的许多帮助。关于格林斯潘的悖论是，由于他成了美国经济步入繁荣时代的象征，所以民众会觉得他是无所不知和无所不能的。然而，对他的客观评价需要把他放置到他自己的真实背景中，这个背景就是，个人想在历史进程中贴上自己的标签已经变得比登天还难了。

综上所述，我们该如何去评价格林斯潘呢？作为一名观察家、分析家和预言家，格林斯潘是令人敬畏的。多亏了他早年在纽约大学接受过实证主义训练，从而使他更关注数据而不是易错的经济模型，从而避免了下一代经济学家在数学方面的狂妄。多亏了他早期在金融业中接受的教育，得益于他的导师威廉·华莱士·汤森，格林斯潘对于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的理解超过了他的同辈。除了他在30岁时沉迷于兰德的古怪论调之外，他在大部分事情上都是正确的：1959年，他对资产价格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的看法是正确的；自20世纪60年代起，他准确地分析了过度管制的经济体中存在的通货膨胀偏差；自1970年开始，他对货币政策与房地产金融之间关系的看法是正确的；在20世纪80年代，他认为里根政府信奉的供给理论是不负责任的，这是正确的；1990年中期，他对生产率加速的驱动力的判断是正确的；2000年以后，他对低通货膨胀率带来威胁的看法是正确的。在这一连串的成功中，他对生产率的判断也许是最值得称道的。劳伦斯·萨默斯曾说过：“我并不认为，其他大多数有资格担任美联储主席的人能发现这一点。”美联储委员劳伦斯·迈耶认为：“推动生产率加速无疑是一项伟大的决定，他比我们更早地作出了正确的决定。”一些学术经济学家们没有意识到格林斯潘的预测记录，却发现格林斯潘的经验主义和他对模型的不耐烦，因此偶尔会对他所采取的行动表示一些疑惑。然而，那些一直与他共事的人几乎都持有另一种看法。普林斯顿大学著名的经济学家伯顿·马尔基尔（Burton Malkiel）曾在福特政府担任格林斯潘的下属，他说：“格林斯潘是我这一生中所认识的最聪明的人。”

除了他早年曾误入兰德主义的歧途，格林斯潘还应该为一个严重的误判负最终责任。无可否认，这非常严重。尽管他知道金融系统的弱点，但他低估了对其置之不理所付出的代价。面对不断增持衍生品和提升杠杆率的影子银行，他所表现出的漠不关心让人联想到经典默片《摩登时代》中的片段：卓比林穿上旱冰鞋，蒙上眼睛，在百货公司的地板上，踮起脚做旋转动作，殊不知只差毫厘，他就将从开阔的阳台上掉下去。从目前来看，这次误判的代价与其一生明智的洞察力该如何比较呢，这本身就是一个判断力的问题。不过，为了公平对待格林斯潘，这个错误的集体属性不容忽视。2007年春季，格林斯潘的继任者伯南克向公众保证，房价下跌对体量更庞大的美国经济的影响“很可能是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称，全球经济的风险正在下降。格林斯潘可能确实像卓别林扮演的蒙眼溜冰者。不过，事实上，所有预测家莫不如此。

然而，如果以行动家而非观察家来衡量，那么格林斯潘的记录并不出众。他在尼克松竞选阵营的表现经常是不成熟或者懦弱的。特别是在马丁·路德·金遇刺后，他攻击罗伯特·肯尼迪很可能是在煽动种族暴力。随后，在尼克松担任总统时，格林斯潘允许自己卷入到了一场阴谋中，该阴谋旨在瓦解一位他很尊敬的经济学家以及其所代表的机构。作为福特政府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他曾向参议员威廉·普罗克斯迈尔保证，如果他是少数派，他决不会将经济自由主义强加给里根总统。然而，没多久，他就将这个承诺抛到九霄云外了。在他自己的周GDP数据表明不应该对经济施加刺激时，当其他顾问敦促财政纪律时，他却未能阻止财政预算赤字的增长。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格林斯潘敦促福特坚持原则，然而，这被证明是误判了。

福特下台之后，格林斯潘的表现仍旧是多变的。当纽约濒临破产的时候，他又不切实际地反对紧急援助方案。在里根政府时期，格林斯潘虽然对聚拢在共和党新领袖里根身边供给理论激进分子发起了抵抗，但也只是小心翼翼地进行。在芝加哥希尔顿帕尔默酒店，当关键时刻到来时，他在乐观的预测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该预测掩盖了候选人的预算计划的鲁莽。随后，他走向前台，并向媒体证明，该计划是负责任的。在里根赢得选举后，面对改革政府养老金的机会时，他又显得闪闪缩缩。尽管从经济自由主义者的角度来看，他被任命为社会保障改革委员会主席是实现自身目标的黄金机会。最后，作为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依然不是大多数美国民众想象中的无所不能的领袖。1987年崩盘后，在促使美国经济走向复苏的贡献方面，他甚至不如一群没那么出名的当权者：嚣张跋扈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杰拉德·科里根、好勇斗狠的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主席利奥·梅拉梅德、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斯坦利·索普科恩和高盛公司的鲍勃·姆努欣。后两位在决定性的时间作出了买入决定，也许正是这一举措扭转了崩盘的局面。同样地，20世纪90年代著名的温和通货膨胀至少部分反映了去监管化和全球化所带来的价格下行压力。正如格林斯潘最先承认的那样，这些都不是美联储的功劳。

格林斯潘作为政治人物的专长，在于他拥一种操纵的天赋。作为从企业高管收取费用的顾问，他早学会了将充满数据的建议与奉承及狡诈结合在一起：他教客户依赖他的建议，但他更知道如何通过直接与客户对抗的方式来使客户不疏远自己。多亏在尼克松竞选阵营的学徒期，格林斯潘学会了政治性机动。他观察过，在“达科他群狼”的追逐下，帕特里克·布坎南是如何在农业补贴问题上上演U形反转的；随后在敏感的民意测验的影响下，他迅速从对“大社会计划”的口诛笔伐转向了为它提出政治上的校正建议。到1975年时，兰德不谙世故的首席经济学家在华盛顿如此游刃有余，以至于在阻止伊朗石油交易时，他比基辛格更像善于近搏的拳击手。事实上，这件事并没有妨碍5年后，他与基辛格组队操纵福特转向里根的竞选团队。自此以后，格林斯潘就开始不遗余力地讨好媒体。他指示自己的下属，如果接到大报社的电话，就把自己从会议中叫出来，并且他开始不断出现在电视中最受欢迎的访谈节目。这一系列优待所得到的回报就是，作为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深受媒体的追捧。1987年大震荡后，稳定经济的功劳都被记在了他的头上；他登上《时代周刊》的封面，其搭配的文字是“委员会拯救了世界”。带头拯救了新兴市场的两幅更小的头像被摆在了他的两翼，他们分别是美国财政部长和副部长。之前的中央银行行长对这种局面想都不敢想，格林斯潘在任何主题的发言都被当作了“神谕”。按他自己的玩笑说，他成了zipswitch主席。他就是大师。

尽管他具有非凡的声望，格林斯潘仍明白，要避免争端，或者被动地和间接地参与其中，只有这样才能在华盛顿生存。一个内心敏感且羞涩的人很自然地会得出这种方法：父爱缺失带来的阴影挥之不散，母亲的过度强势又使他觉得如坐针毡，他常常对单枪匹马与他人直接交锋感到缺乏自信。因此，从其投身公共服务的初期开始，格林斯潘逐渐成为善于被动式进攻的大师。在假装与之产生共鸣的同时，他娴熟地阻止了基辛格；通过邀请反对供给理论的经济学家参加里根政府初期困难重重的会议，他借这些人的口说出了自己的观点；在向1981年的“黄金疯子”表达了假装的同情的同时，他故意搁置了他们的计划。后来，作为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为了否决美联储对政府支持企业进行管制的建议，暗中鼓励了改革者而不是亲自上阵。甚至在小布什执政之初，当格林斯潘被认为处于权力巅峰时，他仍在第一次减税争议中向白宫认输，而丝毫不顾过去40年自己对预算所秉持的鹰派态度。类似地，在金融监管上，格林斯潘更多的是跟随者，而非领导者。在这个问题上，他总是在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表决中投票给多数派，无论任何时候都尽可能听从美联储首席顾问的意见。当然，例外的情况也是存在的，尤其是当美国财政部提议剥夺美联储对银行系统的监管权力时，这种被动模式就不适用了。尽管格林斯潘会尽可能在公开冲突中退缩，但他牢牢握紧着权力并随时准备为它而战。

格林斯潘作为政客的被动性加剧了他作为分析家所犯的唯一错误，即他低估了金融脆弱性的潜在成本。衍生品暴增、银行巨头、影子银行和杠杆……金融系统在其任期内颠覆了所有既往的认知；他本应该在监管权力上寻求相应的转变。他没这么做往往被人归咎于其经济自由主义的偏见：经常有人说，他之所以对金融进行“去监管化”，完全是因为他是一位经济自由主义的理想主义者。然而，在格林斯潘成为美联储主席后，他的这种理想主义已经消失殆尽了。参议员威廉·普罗克斯迈尔曾在1987年其任命听证会上，将他形容为一位随和、易相处、令人舒服且越来越受欢迎的人物。他对于监管抱有实用主义者的态度，正如安然事件发生后他在关于企业审计的辩论中所表现的那样。因此，格林斯潘对新金融容忍的真正原因在别处。首先，他从务实的角度判断，银行巨头、衍生品和证券化能稳定市场。虽然它们有明显的缺陷，但格林斯潘更看重它们分散风险的优点。尽管这个判断在最后被证明是错误的，但该观点在当时是大多数民主党专家和美联储技术官僚的共识，这一事实表明该观点几乎不可能是理想主义的。其次，格林斯潘同样务实地判断，争取新监管措施获得通过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这就意味着把数个监管实体整合一起，还会招致游说集团的激烈抗议，从而引起美国国会注意。基于他自身的消极主义，格林斯潘对这场斗争不感兴趣。“从个性上而言，他宁愿选择绕道而行而非针锋相对。”一位熟悉他的友人这么评价道。对于他，首要任务是在政治圈生存下来。他希望对人示好，而不是疏远。

应该以多苛刻的态度来评价格林斯潘的胆怯呢？这就回到了个人与历史的问题。如果格林斯潘对杠杆、银行巨头和衍生品采取更为大胆的措施，他真的能带来实质性的改变吗？答案很可能是，不能。格林斯潘挺身而出的时刻对这个问题很具启发意义。他反对小布什总统的第二次减税计划，然而白宫让他转而听命。他有些迟到地要求对政府支持企业加强监管，这一次，尽管有白宫在背后撑腰，但他还是被游说团体击败了。他支持美联储努力遏制高风险的抵押贷款，但房地产放贷者很快就找到绕开限制的方法。他支持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蒂莫西·盖特纳强化华尔街弹性的动议，然而几乎无功而返。令人敬畏的保罗·沃尔克在反对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时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回忆一下这件事情是很值得的。为什么我们就认为格林斯潘可以带来更大的不同呢？同样，2000年年初担任美国财政部长的保罗·奥尼尔也值得人们注意一下，他打破了华盛顿的谨慎原则并捍卫了自己的信念。最终，他因为这个麻烦而被解雇了。

格林斯潘也许已经得到大师才可以享受的欢呼声，其公文包的厚度或许已经受到新闻专家的密切观察。然而，实际情况是，他的权力并不是无限的。他不是雅典时代的将军，也不是19世纪的铁路先驱。他只是在狭窄的政治地形中闪转腾挪，并被众多争权者、幕后操纵者和权力贩子所包围。如果他经常表现被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他被这些因素约束了。他不应该被责备，因为权力有限，责任自然也有限。

然而，有一个领域完全处于格林斯潘的掌控之中，即设定短期利率。从他第一次主持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起，当他大胆地与美联储首席预报员迈克·普雷尔发生冲突时，格林斯潘一直着手确立对这个杠杆工具的控制权。从老布什政府的经济团队到艾伦·布林德和劳伦斯·林赛这样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一连串挑战者试图告诉格林斯潘应该怎么做，都被他强有力地打发走了。许多经济学家，包括美联储的内部智囊，都认为格林斯潘应该将通货膨胀目标公诸于众，从而放弃自己手中的部分权力，然而这些诉求都被他一次次地拒绝了。长久以来数任美国总统和参议员都养成了诽谤美联储主席的习惯，然而在格林斯潘时代，他们变得服服帖帖了。由于格林斯潘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完全主导了货币政策，所以从货币的维度中最能观察他对历史所产生的影响。经济增长的平稳性，代价高昂的、人为创造的震荡出现的频率，这些才是对格林斯潘的历史贡献最好的证明。

如今，对于格林斯潘的货币政策几乎已经盖棺定论了。一方面，他在限制通货膨胀率波动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尽管维持在低位的通货膨胀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去监管化和全球化，但货币政策无疑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且在通货膨胀率的低波动性这一点上，格林斯潘的稳定表现确实做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格林斯潘在限制杠杆和泡沫这一点上彻底失败了，而这个失败放大了金融系统的脆弱性。由于其货币政策的着眼点在于价格稳定而不是金融稳定，所以格林斯潘的政策让这种脆弱性不断积累。就如卓别林扮演的蒙眼溜冰者，格林斯潘低估了在自己脚边的深渊。

早在1959年，这位知者就认识到了蕴含在金融周期中的风险，然而又是什么原因使他犯下这种错误呢？只是引用格林斯潘自己的解释是不够的，因为如果他看到从中有利可图，这位美联储主席可以发表违心的论调。因此，在科技股崩盘后，格林斯潘和他的支持者不断重复着三条准则：中央银行不应通过提高利率的方式去对付资产泡沫，因为资产泡沫不可能被提前发现；他们之所以没有采取措施，是因为泡沫爆破后的碎片在事后可以得到妥善的处理；他们之所以没有采取措施，是因为提高利率的决定必须慎重，这可能会对经济带来损害。然而，上述陈述没有一条是有说服力的。诚然，泡沫不能被确定地识别，但格林斯潘在无数次联邦公开委员会会议中毫不犹豫地判断了泡沫的存在。格林斯潘卸任后，中央银行家们达成了一种共识，他们认为，在泡沫形成初期，就应该通过监管工具戳破它们。该共识的前提显然是泡沫是有可能被诊断出来的。同样，中央银行有时的确可以在泡沫破裂之后收拾局面，但这个选择既不可靠且也不是免费的：在网络泡沫破裂之后，美联储的善后工作导致了接踵而来的房地产泡沫；当房地产泡沫在2008年破裂时，所有善后工作都无法阻止旷日持久的经济衰退。最后，“消除泡沫需要力度很强的紧缩政策，以至于可能造成不良后果”，这种断言也只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提高利率对资产价格的影响取决于市场心理，而市场心理是变幻无常的，因此很难准确地预测。

因为格林斯潘这3个论断均没有说服力，所以对中央银行而言，通过提高利率来对抗资产泡沫有时不失为明智的选择。只有经济体存在其他严重问题时，上述方法才是不合时宜的，例如失业率偏高，或出现了通货紧缩的危险苗头。放弃追求对更良好的监管，显然是错误的；与此类似，尽管前方障碍重重，但在任何时间及任何环境下都拒绝使用利率对抗泡沫，这一做法也是不合理的。在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格林斯潘本应该在两个时间段用利率来对付泡沫，分别是1998年年底至1999年年初和2004年至2005年。在上述两段时期内，失业率很低，通货紧缩还构不成威胁，而且市场明显过热：美联储当时应该更加主动地提高利率，以短期的增长放缓来换取经济在中长期的稳定表现。

为什么格林斯潘这样有历史意识的人也不能在对抗泡沫这件事上做得更多呢？可在20世纪60年代可以发现解决这一问题的线索。当时，另外一派的经济学家发现自己处于类似的境地。在20世纪60年代，现代资产投资组合理论的先驱们面临着一个非常棘手的事实：与他们的有效市场假说相反，资产市场的价格变化并不符合“正态分布”的钟形曲线；相反，价格大幅波动出现的频率高于钟形曲线瘦尾的预测。最初有效市场假说的支持者对这种异常持开放态度，并承认首先发现这种异常的、特立独行的数学家伯努瓦·曼德布罗特（Benoit Mandelbrot）是正确的。然而，随后，他们又把曼德布罗特的发现从自己的理论中剔除了出去；因为两者很难共存。如果钟形曲线的假设被否定，那么有效市场假说支持者的数学工具将会失效。“曼德布罗特，就如在他之前的丘吉尔一样，给我们带来的不是乌托邦，而是血、汗、苦和泪，”保罗·库特纳（Paul Cootner）这位有效市场假说支持者反驳道，“如果他是对的，几乎我们所有的统计工具都将被废弃，最小方差、谱分析、可行的最大似然解法、我们建立的所有抽样理论、封闭分布函数……”无一例外，过去所有的计量经济成果都是无意义的。

尽管格林斯潘花了大量时间担心泡沫问题，但他依然还是被误认成了有效市场假说的信奉者。然而，有些自相矛盾的是，很少有人能说出他和有效市场假设的支持者在什么地方是真正相通的。就像有效市场假说学派那样，格林斯潘用他的目光抓住了一个关键缺陷：如果中央银行的职责是保护劳动者免受经济冲击，那么只保持物价稳定是不够的，金融稳定同等重要。实际上，格林斯潘曾认为将通货膨胀率压低，比如低于5%，将促使生产率更快地得到提升或带来其他的恩惠，而他的这一看法最终被证实是错误的。不过，如果考虑到这一点，那么他应该能得出金融稳定更重要这一结论。然而，就像有效市场假说学派那样，格林斯潘选择对这个缺陷视而不见，因为这解决起来实在有些棘手。如果他试图把控制泡沫和杠杆纳入自己的职责，那么美联储需要从美国国会获得授权，后者赋予美联储的职责原本是关注通货膨胀和就业。同样地，为美联储创造有利环境的政治家和公众的期望也要被重塑。对于一个不喜欢挑起不必要斗争的人而言，这项工作实在太过艰巨。

格林斯潘曾坦承过这一点。1994年3月，在回顾刚刚结束的债市崩盘时，格林斯潘对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同僚自言自语道，物价稳定也许正非常危险地与金融不稳定共存，这种局面在20世纪20年代曾发生过。这意味着，过度重视物价稳定可能导致对经济主要威胁的忽视。然而，他在之后很快就退缩了，他承认自己的假设所带来的结果是不可能消除的。“我们关于货币系统如何运作的所有概念都将发生剧烈地转变，这种转变对于现阶段的我而言是无法想象的。”他坦承道。这种绝望的口气听起来像有效市场假说的支持者库特纳。在余下的任期内，格林斯潘对这个问题都避而不谈。1996年，当他大声地自言自语“非理性繁荣”时，他不仅仅是在暗示市场已经过热，其实也是在问，货币政策是否应该对此作出反应。“评估资产负债表整体的转变，特别是资产价格的转变，必须成为货币政策发展的一部分。”他强调。同样地，在离任前的2005年2月，格林斯潘对同僚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我们是只处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还是说我们该把资产价格纳入评估范围？”他想知道，“宏观经济的稳定，特别是金融的稳定，是否必须成为考虑的一个因素”。

简而言之，格林斯潘很清楚金融不稳定是问题所在。然而，他转而关注通货膨胀却基于一个简单但并不完全正当的理由：控制通货膨胀很简单，试图影响资产价格和杠杆比较困难。在去监管化和全球化无论如何都会导致物价下行的时刻，在沃尔克已经为美联储对抗通货膨胀确立了合法性的时刻，格林斯潘选择了阻力最小的道路。公道地讲，就算是这条最容易走的道路，在其任期的前1/3时间内也是荆棘满途。那时对抗通货膨胀的战斗未能完全取得胜利，美联储还面临着来自老布什政府的抨击。然而，当通货膨胀的压力减缓而金融出现过热势头时，格林斯潘应该转而直面新挑战：他应该以稳定金融的视野制定货币政策。未能作出这样的转变是格林斯潘最为严重的、也是前所未有的失误。尽管在他执掌美联储期间设定通货膨胀目标的做法广为国际社会所接受，但其实他没有必要非追随这种潮流不可：由货币政策技术官僚所组成的世界与由监管政治和金钱游说所组成的世界不同，他有足够能力在第一个世界中排除所有障碍。他能够随意决定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在美联储的会议室中，格林斯潘犹如他的偶像希尔一般强大。然而，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当我在2015年秋天完成这本书的写作时，对格林斯潘的传统评价似乎加倍地复杂化了。他在监管上的失误广受民众的诟病。然而，正如我所展示的，他只是对金融业作出了当时广受人们接受的务实判断；他对监管的支持远高于他的批评者所回忆起的。况且，就算他大力推动监管，也未必能保证可以造成任何改变。相反，格林斯潘的货币政策因专注于通货膨胀问题而广为人们称道。然而，正如我所质疑，专注于通货膨胀使得美联储未能正视金融业蕴藏的巨大风险。在格林斯潘卸任后，美联储对通货膨胀目标作出了更为正式的承诺，但也不幸地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

如果说格林斯潘的人生教会了我们一样东西，那就是民众对于领导人的期望值一定要现实。格林斯潘是一位诚实、体面和睿智的人：他是公仆的楷模。然而，他并不是绝对可靠的、无所不知或者无所畏惧的人，特别是当他面对强劲对手的时候。恰恰因为现代美国民主制度陷入了僵局，所以民众中存在希望有一位超人般救世主降临的趋势。这种趋势刚好明显地在流行的“宏观审慎”监管中体现了出来，这种监管要求中央银行家可以识别令人不安的金融风险，然后冷静地要求银行巨头排除这些风险。然而，希望出现救世主的公共行政系统将会无可避免地面临失败，然后循环将反转，超人将会遭受辛辣地批判。美国的政治文化崇拜领袖，但当他们出现错误的时候，美国民众也会毫不留情。在这个层面上，格林斯潘也留下了这么一个教训。从英雄到狗熊，从大师到罪犯：他的故事其实是关于美国这片土地的一个寓言。

致谢

如果没有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支持，这本书不可能写成。我从2007年起就在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工作，得益于委员会领导的耐心，特别是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N.Haass）和研究主任詹姆斯·林赛（James M.Lindsay），让我能够全身心投入5年的时间来研究和记录格林斯潘的生活，并在研究人员的帮助下，顺利完成了这项相当于延续了14年的事业。我的家人说4本书所花费的时间一本比一本更长，这显然不是一件好事。然而，能够释放我的完美主义本能则是一种荣幸，它让我自己沉浸在这种除了写出最好的书之外没有其他想法的工作中。每当我遇到能够产生新内容的档案，或者能够充实缺失片段的采访对象时，我都有幸有时间和资源去寻找他们。

在我的研究团队中，乔恩·希尔（Jon Hill）因其坚韧的毅力脱颖而出。当我在2011年聘请乔恩时，我已经读过他美妙的论著了，并且可以看出他很聪明。他自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加入了外交关系委员会。在大学期间，他同时攻读了经济学和政治学，并且编辑了本科杂志《蓝白》（The Blue White）。不过，我没有预料到他作为调查员的韧性。乔恩从1940年开始挖掘人口普查记录，以确定格林斯潘母亲的收入。他编写了下载和搜索尼克松图书馆无法管理的磁带记录所需的代码，然后通过辨别总统及其追随者的声音，发现格林斯潘卷入了尼克松政府对美联储的阴谋。联合乔治·华盛顿大学国家安全档案馆和美国国务院历史学家办公室，他再现了1975年格林斯潘与亨利·基辛格之间关于伊朗石油问题的史诗般的战斗。为了搞清楚21世纪初期美联储在多大程度上试图遏制抵押贷款泛滥这一关键问题，乔恩根据《信息自由法》提出了请求，这帮助我重新解读了真实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在大多数报道中都没有被讲述过。乔恩肩负这个任务超过4年，他是一位出色的合作者。

我也很幸运地得到马修·克莱因（Matthew C. Klein）和杰里米·科恩（Jeremy Cohen）的帮助，他们每个人都在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工作了两年。现在为《金融时报》Alphaville部门撰稿的马修，花了一年的时间和我一起阅读了1987—2006年的12 000页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报告，我很怀疑有没有其他研究者能完成这项金融“钢铁侠”的工作。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杰里米拼接出了1980年共和党大会上格林斯潘所扮演的奇怪角色。杰里米描述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格林斯潘与供应理论支持者斗争，并揭示了，在保罗·沃尔科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格林斯潘针对救助问题的立场是如何演变的。在黛娜·沃克（Dinah Walker）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工作期间，一旦牵涉到统计问题，我总是向她寻求帮助：黛娜提供了非常专业的电子表格，它们展示了数十年的利率、通货膨胀指标以及资产价格等数据。我在写作的时候，总是会通过Alt-Tab键来切换到她提供的表格界面。一群出色的实习生，包括萨哈纳·库马尔·米迦勒（Sahana Kumar Michael Ng）、塞巴斯蒂安·贝克曼（Sebastian Beckmann）、香农·普里尔（Shannon Prier），亚历克斯·劳埃德·乔治（Alex Lloyd George）、劳伦·沃（LaurenWaugh）和阿莎·班纳吉（Asha Banerjee），提供了额外的反馈和非常精准的事实核查。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图书馆团队也容忍了我们对于晦涩的书籍、期刊文章和微缩胶卷新闻片段的无尽要求。劳拉·普尔（Laura Puls）带头努力将照片尽可能好地采集在一起。当我的计算机不能工作，情况比我说的还要糟糕得多时，戴维·德拉芙蓉（David De La fl eur）、加布里埃尔·拉芬特（Gabriel Lafuente）、西蒙·李（Simon Lee）和他们的IT同事都很耐心。

在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写这本书也让我可以借鉴其成员的经验。在写作快要结束时，我从三个读者群体的反馈中受益：委员会成员、普利策奖得主、历史学家丹尼尔·耶金（Daniel Yergin）在华盛顿特区主持了一个专家研究小组；委员会的格林伯格地理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迈克尔·利维（Michael Levi）在纽约做了同样的事情；委员会会议小组的斯泰西·拉福莱特（Stacey La Follette）和凯特·迪诺塔（Kate Dinota）召集了一群年轻成员提供了额外的反馈。利雅卡特·艾哈迈德（Liaquat Ahamed）、刘易斯·亚历山大、特丽萨·巴格（Theresa Barger）、道格拉斯·埃尔门多夫（Douglas Elmendorf）、史蒂芬·弗里德海姆（Stephen Freidheim），凯伦·约翰逊（Karen Johnson），乔纳森·科什纳（Jonathan Kirshner）、唐纳德·科恩（Donald Kohn）皮特·奥斯诺斯（Peter Osnos）、迈克·普雷尔、乔纳森·劳赫（Jonathan Rauch）、吉姆·舍恩霍尔茨、布拉德·泽尔（Brad Setser）、戴维·维塞尔和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等人阅读了部分文稿内容，并提供了大量的意见和建议。还有其他很多人都激励着我重新审阅我的分析和讲述，这里无法一一提及。

我还要感谢亚当·波森（Adam Posen）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为我安排了一个研究小组，他是该小组的主席。彼得森的几位朋友，包括约瑟夫·加农（Joseph Gagnon）、戴维·斯托克顿（David Stockton）、泰德·杜鲁门和斯蒂芬·威斯曼（Steve Weisman）都阅读了各章，并对我提出了大量的评议。最后，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还秘密地任命了两名匿名审稿人，他们将稿件的优势和不足敏锐地写了出来。我已尽力在定稿中反映出这种集体智慧。即使耐力将要耗尽，终点线即将出现，我始终对读者的评论保持开放态度，这也是书写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第三次受益于这个出版的梦之队：我的代理人安德鲁·怀利（Andrew Wylie）和我在企鹅出版社的编辑斯科特·莫耶斯（Scott Moyers）。尽管我延期了，但他们仍然坚持不懈地支持我。斯科特在我写稿时会阅读这些章节，并且通常会回以鼓舞士气的电子邮件。他是那种在不需要干预时就会拒绝进行干预的编辑。不过，至少有一次，斯科特驳回了一章文稿，并命令我重写。他同样也是那种在需要干预时果断干预的编辑。在英国，布鲁姆斯伯里的迈克尔·菲什威克（Michael Fishwick）再次向我施以援手。我真是太幸运了。迈克尔总是假装知道的比他实际知道的东西少，是他提醒了我注意事件的明晰和节奏的问题，特别是我在前言中所列出资料来源的性质。

最后，感谢我的家人：费利克斯、玛雅、米洛、莫尔斯以及我的爱妻赞妮。正如我的前同事戴维·马拉尼斯（David Maraniss）曾在他的致谢中写道的那样，家人不是一切，他们是唯一。

(1) 现刚果民主共和国。——编者注

(2) 金丝雀对于煤矿内的有害气体非常敏感。——编者注

(3) 即地方性银行向偶尔面临流动资金匮乏的私人银行提供救助款项的利率。——作者注

(4) 巴菲特挚友，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最早的股东之一，曾编辑出版了《跳着踢踏舞去上班》一书。该书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文化策划，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编者注

(5) 在电影中，布鲁弗是邪恶组织幽灵党（Special Executive for Counter-Intelligence, Terrorism, Revenge and Extortion）的首领。——作者注

Table of Contents

- 版权信息
- 格林斯潘传
- 译者序
- 推荐序
- 前言
- 引言

- PART 1 理论家 THE IDEOLOGUE

- 01 征服者的感觉 THE FEELING OF A CONQUEROR
- 02 非凯恩斯主义者 THE UN-KEYNESIAN
- 03 货币复兴 THE REBIRTH OF MONEY
- 04 兰德的“送葬员” AYN RAND'S UNDERTAKER
- 05 反抗新边疆 AGAINST THE NEW FRONTIER

- PART 2 政治家 THE POLITICIAN

- 06 尼克松麾下的经济自由主义者 A LIBERTARIAN FOR NIXON

- 07 无为主义 DO–NOTHINGISM

- 08 “一个少数派” “A MINORITY OF ONE”

- 09 在撒切尔与基辛格之间 BETWEEN THATCHER AND KISSINGER

- 10 房地产业的头等谜团 THE FIRST HOUSING CONUNDRUM

- 11 共和党的空想家 REPUBLICAN DREAMERS

- 12 “我们真的需要美联储吗？” “DO WE REALLY NEED THE FED?”

- 13 共和党的“沃尔克” A REPUBLICAN VOLCKER

- 14 不抽雪茄烟 WITHOUT THE CIGAR

- PART 3 中央银行家 THE CENTRAL BANKER

- 15 “格林斯潘是可有可无的” “GREENSPAN'S IRRELEVANT”

- 16 浅黑色的星期一 LIGHT BLACK MONDAY

- 17 岌岌可危的美联储主席 THE GUN-SHY CHAIRMAN

- 18 “你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专家” “YOU'RE THE BIG GURU”

- 19 大师 MAESTRO
- 20 艾伦与艾伦之间的对决 ALAN VERSUS ALAN
- 21 zipswitch主席 THE ZIPSWITCH CHAIRMAN
- 22 非理性繁荣 IRRAIIONAL EXUBERANCE

- 23 “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经济状态” “THE BEST ECONOMY I'VE EVER SEEN”

- 24 “艾伦叔叔会照顾我们的” “UNCLE ALAN WILL TAKE CARE OF US”

- 25 Alan.com ALAN.COM

- 26 “一个超现实的社会” “A VERY SURREAL ENVIRONMENT”

- 27 低通胀 LOWFLATION
- 28 化为泡影 THE FOUR WINDS
- 29 “我发现了一个缺陷” “I FOUND A FLAW”

- 结论

- 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