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格调崔永元/白安娜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11

ISBN 978-7-214-22875-8

Ι.①格…Ⅱ.①白…Ⅲ.①崔永元-人物研究Ⅳ.①K8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65559号

书　　名　格调崔永元

著　　者　白安娜

责任编辑　石路

装帧设计　末末美书

版式设计　张文艺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印　　刷　天津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22875-8

定　　价　45.00元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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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做人有格调

第一章 主持人崔永元——有新闻理想的言说者

简简单单的实话实说，竟然意外奠定一种风靡全国的主持风格

“斜眼歪嘴的坏笑”背后，是令世人警醒的严肃

所谓主持天赋，不过是实力加努力

这个时代里，背负着新闻理想孤独活着的人

“德艺双馨”应该是主持人的最基本要求，而不是行业最高标准

只领工资，担任主持人期间没参加过一次商业活动

盘点崔永元的三大专业能力

小崔，一直实话实说

第二章 商人崔永元——君子谋道亦谋食

如何看待崔永元的功利心？

光明正大地想钱，有钱可以做喜欢的事

呼吁人们在追求物质财富的同时，也要等等灵魂

崔永元的成功生意经：用影响力和思路赚钱

钱要挣，但是有几条底线绝不能碰

“下海”许多年，依然特别纯粹，像个孩子

商业与人文的质疑，看崔永元如何霸气回应

第三章 文化人崔永元——被文化浸泡过的骨质不疏松

崔永元做的所有事，都透着一股文化味

为文化传承站台，小崔永远有时间

知识储备丰厚，一年要读一百本书以上

人的成长离不开两件事：看见和思想

崔永元谈亲子教育：陪伴是最重要的

崔永元谈艺术教养：受过艺术熏陶的人对生活的感知更敏锐

最接地气的知识分子：文化必须让老百姓听懂

第四章 普通人崔永元——古道热肠、邻居大妈的儿子

特别爱管闲事，从鸡毛蒜皮到天下苍生

特别爱较真，一言不合就怼你

特别有亲和力，邻居大妈的儿子

特别仗义，疑人不交，交人不疑

特别实诚，受不了任何人的弄虚作假

一个特别有社会责任感的国家公民

不给抑郁症提供罹患或复发的机会

第五章 好人崔永元——最良善理想的慈善观

爱管闲事的少了，做好事的人还能多吗？

先做人再做节目，做好人比做名人更重要

一场别开生面的拍卖会，一段鲜为人知的“小崔说事”

做慈善是帮助别人，也是拯救自己

见到捐助的人就下跪，是悲剧

公益慈善不是特权，而是生活方式

真正做慈善的人却变得小心翼翼，这需要我们集体反思

第六章 崔永元的价值观——让每个人都活得像人

有其父必有其子，价值观源自原生家庭

平等观：让每个人活得像个人

尊重：谈什么人文关怀，不过是无限尊重

求真：说天说地莫若说真，话东话西不如话实

做人要厚道，宁愿做个快乐的农民

友情观：在你顺利的时候朋友是看不出来的

历史观：历史不应被遗忘，应该代代传唱

我们非常缺乏国民素质教育

媒体价值观：传统媒体不争气，新媒体太油腻

第七章 崔永元的性格标签——一碗泰式冬阴功汤

真实不虚，有一说一

嫉恶如仇，从善如流

随和，只要你真诚善良，小崔都是你哥们儿

一个特别纯粹的人，眼里容不下一粒沙

谦虚，不太把自己当回事

敏感多情，坏笑下藏有一颗易感爱哭的心

崔永元，这个时代注定的孤独者

第八章 崔永元的话语术——嬉笑怒骂，快意人生

简单，崔永元让说话回到从前

犀利，一只战斗状态的黑公鸡

幽默，和黄渤同一个段位

逻辑严密，无懈可击

控场能力强，听来刺激酸爽又安全

他有发言权，因为他调查在先

不老实，会抖包袱也会甩包袱

第九章 不完美的小崔——接受他，拥抱他，与之共勉

其实，一个崔永元什么都改变不了

除非人人自觉，否则谁能强求谁呢？

缺乏归零心态，说到底，还是放不下功名利欲

辩论是权利，骂人是恶行

学会情绪控制，你一生气就输了

对于抑郁症，我有治愈药

福不唐捐，你总得对这个世界有一点信心

余生很长，愿你拥有那个只有水波和飞鸟的世界

前言　做人有格调

平心而论，在这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不太喜欢崔永元。

他桀骜不驯的姿态，和说话夹枪带刺的方式，多少有违我内心的平和。

而现在，为何要写呢？是哗众取宠吗？蹭热点吗？

都不是。确切地说，是最近的热点事件促使我更严肃认真地了解他，加深了我对他的认识。而随着了解的增多，一个善良的、纯粹的、认真的、有意思的、多彩的、有格调的小崔跃然眼前，越了解，越改观，越喜欢，并不知不觉生出无限的崇敬来。

这个说实话，看上去听起来都很刺挠人的人，身上实在有太多我们极其渴望却又不具备的、非常可贵的品质。

活在这复杂的人世，我们都想被温柔善待。如何判断一个人对你好不好？假如你有难处，一个富人把发酸的馒头傲慢鄙夷地扔给你，而自己顿顿山珍海味，那不是对你好，充其量是施舍。崔永元不会这样，假如你确有难处，他会把真金白银毫不吝啬毕恭毕敬地赠与你，自己却节衣缩食继续做更多的善事。这年头，舍得拔掉自己身上的毛给别人取暖的人，太罕见，而崔永元却一直如此。很多人说得比做得多，说得比做得好，而崔永元说得多做得更多，说得好做得更好。

崔永元不仅舍得为你们花钱，还舍得花时间，花精力，费心力，管你们的闲事。真的，我们的社会，太需要这样的热心人。唯其如此，才能变成美好的人间。

只要是真朋友，有需要，即使心脏刚刚换了六个支架，气息薄弱也要为朋友两肋插刀。这份豪情，让我感动。多少年了，我们都本能地为了自己的利益穷尽算计，对朋友也藏着掖着，活得凉凉，不舍得为任何人在自己的领地上动土，懒得为任何人付出。可是崔永元，一直是我们最仗义的邻家大哥。

说来可笑，人人都痛恨虚情假意，但人人都学会了伪装，人们说假的话，为了利益做违心昧心的事，假模假式地活得心太累，然后再痛骂这个虚情假意的世道人心不古；可是，你自己莫不是这世道中的一分子？或许只有崔永元有资格这样骂，因为他真实不虚，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发现谁撒谎就指出来。假如说错了，那站出来道歉好了。就这么简单。可能有人反问：那他为何睡不好觉？

呵呵，因为他心里藏了太多事，都是和大家有关的事。

已经很久了，我们都沉迷于庸俗无聊的人生，用数字和排名说话，追金钱，追流量，求功名，要数据。不谈三观，只谈金钱，忘了思考，只惦记奔波。只要利益上划算，我们可以出卖和交出一切。在这一片哀鸿遍野中，小崔是个另类，他对任何事物都保持自己的价值观，并乐得表达和传递，并勇于接受争论和挑战。所以，就这点，他比我们高尚。

必须承认，出世入世间，我们都有过内心短暂的信念和价值感，但那很快就被现实的战车碾压，我们习惯了妥协：为了获得舒适体面更富裕的生活而抛弃了初心，对现实强大但阴暗的东西妥协，我们物质上成了巨人，精神上成了矮子。而崔永元，一直站着，他的骨头比我们硬，为了坚守他捍卫珍视的东西，他宁肯抛家舍命，他比我们伟大。

这之前，我一直看不惯崔永元总是站在舆论的风头浪尖嘚嘚个没完，现在觉得他特别有资格这样做。在很多事情上，他都比我们更有话语权，因为在开口前，他已经尽到了鞠躬尽瘁去调查的义务。因此，他比很多人都有资格获得权利，这不仅因为他是公民，更因为他勇于并乐于承担责任；而且，他承担的社会责任，远超过我们身边许多组织。

为了责任，小崔也需要挣钱，但他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智慧赚钱，并把金钱切切实实用在公众利益之处。所以，君子为道谋财。

当然，崔永元不完美。比如，他实话实说但没有考虑受众的感受，他无法成熟地驾驭自己的情绪，他还没有找到理想的表达观点的方式。但这些也恰好说明他和你我一样，只是个普通人。

正因为此，在本书的末章，我留出空间，算是普通人与普通人的商榷与对话。

假如本书可以唤醒大众对崔永元更深的认识，可以唤醒小崔对自我更深的反思，我想，我已经做到了我想要做到的。

第一章　主持人崔永元——有新闻理想的言说者

导语：

崔永元在媒体领域的影响力和主持人队伍中的高度，世人有目共睹。

他曾两次荣获“主持人金话筒”奖，四次荣获“央视十佳主持人播音员”奖，并于2007年获得第五届“全国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奖。2010年成为“中国最值得信任的20人”之一。

关于崔永元的主持能力，同为央视优秀主持人的敬一丹曾用“最好的主持人”来形容他，说他简直就是一个为电视而生的主持人天才；王利芬说他是“杰出的媒体人士”，在“媒体领域有无可争议的地位和影响”。

而央视的纪录片之父陈虻更是把他捧上天，说“目前中国没有一个主持人能超过崔永元”。

作为媒体人、主持人，崔永元身上有哪些别人无法企及的核心能力？这是本章要揭秘的话题。

简简单单的实话实说，竟然意外奠定一种风靡全国的主持风格

很多人对崔永元的认识都源于《实话实说》。说不清是小崔成全了《实话实说》，还是《实话实说》成全了小崔，反正许多年过去了，小崔和这档节目依然是一对“连体婴”。

崔永元，著名主持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传媒大学教授。1963年2月20日，崔永元出生于天津北辰区；父亲为军人，四岁时举家进京，就读于北京良乡小学、北京丰台三小；小学前三年就读于北京郊区一所农村小学，后考入北京重点中学12中。

1981年，崔永元考入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的前身）新闻系。1985年毕业后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任记者，先后客串中央电视台策划《东方时空》等节目。

1987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午间半小时》中有了记者崔永元报道的声音。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采编专业毕业后，电台记者成了崔永元的主业。

1993年，崔永元开始进入《东方时空》，其主持方面的才能日渐显露。1996年，中央电视台组建新栏目《实话实说》，需要找位主持人，试了很多位，但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这时有人推荐了崔永元。

《实话实说》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节目，它从属于新闻节目《东方时空》；作为《东方时空》的周日特别节目，它一经开播，就吸引了大家的眼球。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崔永元开始进入大众视野并大受欢迎。

第一期节目叫《谁来保护消费者》。嘉宾是当年正火而且争议很大的打假人王海。王海戴着墨镜出现，侃侃而谈。崔永元的形象，也很“另类”，不太符合当时很多电视观众对节目主持人的预期，他其貌不扬，京腔京调，而且爱歪嘴，笑起来“皮笑肉不笑”，就像后来赵本山所说，“一笑像哭似的”。

从穿着来看，崔永元虽然也像很多主持人那样穿着衬衣西服，但他不打领带，规矩中透着随意，有点儿像对他主持风格的隐喻。他主持节目也是这样，对节目有着主流价值观的引导，但又不失调侃，他总是能用机智幽默的语言启发嘉宾和现场观众发言，让人愿意表达。别的主持人都说话特多，而崔永元略显沉默，他特别注重倾听，但又不会导致沉闷，因为他每次听完都能给予中肯而不失轻松的点评，让人哈哈笑。

这档节目令观众耳目一新的原因还在于它很平民化，请来的嘉宾尽管也有不少大人物，但崔永元介绍他们的职务时从来不加“著名”二字。这种平易近人的形象，拉近了节目与观众的关系。

继第一期节目成功试播后，栏目组又推出话题《鸟与我们》《家庭服务员》《为什么吸烟》等，节目内容非常亲民，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按照崔永元所说，他们的节目周日播出，第二天就能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

《实话实说》当年的火热程度，创造了中国收视率历史的传奇，在今天看来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从影响力上看，该节目和当时的《艺术人生》并称为央视所推出的最成功的两个谈话类节目。从数据上分析，收视率高达5.4%，每年为央视带来超过6000万的广告费，开中国谈话类节目之先河。

一个电视节目，收视率5.4%是个什么概念呢？举个例子，孙俪的《甄嬛传》火不火？收视率1.48%，之后孙俪大红大紫，晋升电视剧第一女星；《芈月传》收视率2.867%，《那年花开》2.564%，两部大剧加起来刚好和《实话实说》差不多。

这几年最红的年轻女星杨幂和赵丽颖，她们演了那么多戏，最高收视率是2.04%（《翻译官》）和2.2%（《花千骨》），加起来也还是和《实话实说》没法比。

2017年，《人民的名义》火不火？收视率3.66%，已经是近十年来所有电视剧最高，刚好是《实话实说》的2/3。

能比《实话实说》收视率更高的，那得是十多年前的经典神剧。比如《武林外传》收视10.998%，《亮剑》收视率8.4%，然而它们虽然这些年来重播多次，广受广大观众欢迎，到底只是一部剧，而且第二轮之后的收视率，也远远不能和首播相比。

而崔永元主持的《实话实说》呢？整整六年，每周一期风雨无阻，一直到他因为工作压力太大，常年失眠，养病请辞为止。

再举个例子，目前比较火的《奔跑吧，兄弟》《极限挑战》《我是歌手》和《非诚勿扰》够火吧？他们的收视率总和才等于《实话实说》！

实话实说的收视率可以说是一个神话，当年播出时可以用万人空巷来形容。

睿智、幽默、亲民的形象，从此走进千家万户，让从8岁到80岁的全年龄段的观众都记住了他，崔永元成为当时中国最受欢迎的主持人，没有之一。

“斜眼歪嘴的坏笑”背后，是令世人警醒的严肃

作为一档话题严肃的谈话节目，《实话实说》的成功超出所有人的意料。节目的成功有策划、导演的功劳，但最主要来自于节目性质与崔永元主持风格的天然绝配。

我们先来看一下《实话实说》的节目定位。《实话实说》是中央电视台精心打造的一个贴近百姓生活的节目，是第一个与百姓现场对话互动的节目，也是中国内地第一个大型电视谈话节目。这档节目的表现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该节目的创新就在于不再把电视作为政府宣传自己的“代言工具”。它是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出现在大众面前，以一种全新的贴近百姓生活的方式，让普普通通的电视观众以及“高不可攀”的嘉宾一起走进演播室，现场观众、主持人以及嘉宾能够坐在一起共同面对面地交流，建立了一种话题的互动。这种形式不仅代表着中国电视节目形式上的突破和创新，也意味着其语态的改变——它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大家闺秀”，而开始逐渐成为与老百姓打成一片的“好朋友”。

这样的节目定位势必要求主持人具有一定的亲和力。而崔永元恰好是个难得一见的优秀主持人，而且是极其适合谈话类节目的主持人。一方面崔永元个人的明星气质极强，他又“善良、真诚、遇事与人沟通、与人为善、得饶人处且饶人、退一步海阔天空”，虽然是家喻户晓的央视名嘴、大明星，却完全不脱一个最普通平民的本色。另一方面，他谈吐幽默、妙语连珠，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体现了他的语言表现力；现场掌控力极强，只言片语就能调动起嘉宾的情绪，给观众的共情感极强。

这样的小崔深深地吸引了那些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在他们眼里，崔永元就是个活生生从现实生活中走进小荧屏的“邻居大妈家的儿子”。

再来看一下《实话实说》的题材性质。由于这是央视黄金时段的节目，这档节目的题材又具有高规格和严肃性。《实话实说》当时的题材选择，除了那些具有轰动效应的社会热点话题，更多的是关乎普通老百姓现实生活的话题，看似家长里短的闲聊，就关乎国计民生的突出问题，将人文关怀通过这档节目，传播到每个观众的心坎里。比如：

连续多期揭露“伪科学”骗子的话题，让很多老人家认清了骗子的真面目；

让口吃患者勇敢走上荧幕，面对全国观众，重建自信；

展现绝症少女最后坚强人生的《感受坚强》，振奋人心；

请左撇子来展现自我人生的《我的左手》，见证了毅力的伟大；

还有请孩子到现场录节目时，从来不给他们宣布规矩，让他们自由自在，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从中体现出他们最真实的天性，真正的《童言无忌》；

还有讨论医患关系、父母催婚、青春期和父母的沟通、继母和继子女话题、残疾人的婚姻家庭……

这些题材和话题贴近生活，但解决起来却又是严肃的。必须通过节目在百姓和专家、官方之间建立一座务实的沟通的桥梁，因此，这要求主持人又要具备一定的深度和严肃性。这方面，新闻出身的崔永元仿佛就是为《实话实说》而生的。他斜眼歪嘴的坏笑背后，是直抵灵魂的严肃和哲思。他妙语连珠，思维缜密，不动声色地引导嘉宾说实话、掌控全场，传递出了多种声音，展示了多元化的视角，倡导一种宽容理解的真诚对话气氛，给当时“一本正经”的央视屏幕带来了极大的活力。用崔永元自己的话说，就是他“既有职业水准，又有良心和人格”，肯真实地表现自己，既有“意思”，又有“意义”地探讨话题，所以当然就会有相对完美的谈话。

这样的严肃性也使得崔永元至今对那些只顾娱乐、忽略思考和价值观塑造的纯娱乐节目不予赞同。崔永元认为，即使是娱乐节目，也要有追求，有底线而不能只图乐呵。

那个时代中文网络才刚刚起步，极不发达，因为喜欢小崔和《实话实说》，全国观众们热情洋溢地把一封封信件写给崔永元带领的节目组，提供各种题材选择，毛遂自荐去做下一期节目的嘉宾。而每期节目后，崔永元也会挑拣各种有意思的观众来信，博得大家一笑。从今天看来，看似原始简陋的互动方式，却更加让所有人都觉得亲切和愉悦。所以，继收视率之后，《实话实说》又创造了节目和观众之间的互动传奇。

可以说，《实话实说》很多期节目即使时隔十多年二十年后放到今天，完全都不会觉得过时，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所以，人民群众的切实生活需要就是收视率的保障。

《实话实说》的大获成功，也让全国各个电视台的谈话类节目如雨后春笋般一一涌现，到六年后崔永元从《实话实说》离职时，已经发展到超过60个节目，并且很多至今仍然经久不衰。但人民群众对它们的喜爱，再也无法超出《实话实说》，人们对《实话实说》的情感，只能用“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来形容了。

所谓主持天赋，不过是实力加努力

很多人都说崔永元有主持天赋。

我也这样认为了好多年。

现在，在了解了崔永元为节目所做的各种努力之后，我才明白：哪有什么天生如此，不过是默默努力而已。

这就如同你们常说的“哪有什么现世安好，不过是有人为你暗地背负”。

崔永元做节目很拼。

作为主持人，无论是《实话实说》，还是《小崔说事》《小崔会客》，他都很拼。

对于崔永元的拼命工作，他的同事白岩松这样说过：“比如两次出去采访，都是艰苦地带，最后小崔都是被担架抬了回来，从采访地到医院，这样的路小崔并不陌生。”

当年做《实话实说》时，“老梁”梁宏达（时事评论家、《老梁说天下》主持人）参加过一期，作为台下观众，他亲眼见证了好朋友崔永元的认真和用心，并自叹弗如：“我见识过他是怎么垫场，怎么圆话，怎么带着嘉宾往预想的道儿上走。我自己也做过不少面访，我控制不到那个地步，我投入得不够。他不像朱军那样套路明显，关键时刻必起煽情的音乐，而是诱着你真实起来；如果不真实，他就招呼台下观众，通过他们的反应来刺台上。总之我能看明白他的用心，但我做不到。所以我很佩服他，他做的准备太细致了。”

2006年，崔永元临时接到通知，要以“会客”的形式参加两会报道，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小崔会客》，是伴随全国两会而行的央视特别节目。

接到这个通知，崔永元很蒙圈，“过去我几乎没有采访过高层官员，这个事情离我好像有点远；因为我更了解老百姓，跟他们在一起有一种自然的熟络感。”

毫无疑问，在央视再一次的节目尝试面前，小崔又一次当了“挑大梁”的角色，自然是“压力山大”；即便是有经验如他，也彻夜难眠。

为了让一本正经的官员一改以往刻板严肃的做派，以坦诚、谦卑、用心的姿态接受谈话，小崔私底下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对于每一个访谈者，他都专项设计，用心打造。

为了让官员放下防备，有亲民的状态，小崔设计的问题都很不着痕迹，刚开始的问题一定不会是实质性的，就是很随意的聊天，给他们时间慢慢适应环境。

即使是言归正传时，他也会通过生活化的情景和道具来说事，比如把地图放在地上，让对方找一个很小的地方，官员必须离开座位，要蹲下或者单膝着地才能看清楚。

采访时任江苏省委书记时，崔永元就用到了我们常吃的蛋糕，用一个大蛋糕请他讲财政支出的结构，还邀请他一起把蛋糕抬到台上。大家就能看到一位省委书记怎么搬蛋糕、切蛋糕。大家还从来没有在电视上看到一位省委书记做这些。从这些细小的动作里，老百姓就可以联想到他在儿女或者孙子、孙女过生日时给他们切蛋糕的场景。百姓与高官的心理距离一下子拉近了。

采访时任江西省委书记时，书记推荐江西一个地方生产的面包特别好，节目结尾时两个人就比赛吃面包，一二三往嘴里塞，看谁吃得快。大家就看到一位省委书记狼吞虎咽吃面包的情景，都噎住了，就觉得这位领导很可爱。

采访时任安徽省委书记时，崔永元邀请他、易中天教授和一个小女孩，四个人一人一句念朱自清的散文《春》。孩子声情并茂地念，三个大人都是配角，这种感觉非常好。

也有的官员从头到尾都没说几句话，他们可以一直专注地倾听，听一位农民工或者企业主细细讲述他们的经历。遇到这种情况小崔很不习惯，会惯性地想办法让他插几句，后来，就有了一种感触，一位省委书记、省长坐在那儿倾听市民、农民吐露艰辛，这本身就是一个很美的姿态。于是，小崔就让他们安安静静当一位聆听者。

人心都是肉长的，感情也是相互的，真心、用心的小崔也换来了嘉宾的真情。

这些崭新的创意和策划工作，需要大量的构思、论证和准备，要知道，担纲《小崔会客》期间，崔永元身为全国政协委员，在两会期间他白天开会，还要抽空录制节目，“会客”之前的大量案头工作只能在夜里完成，几乎每天都“做功课”到清晨5点。

就是通过这样的努力，再加上天赋、经验，崔永元才赢得了“中国谈话类节目第一人”的名号，这绝不是浪得虚名，而是实至名归。

同样依靠这些，他还斩获了“中国口述历史第一人”的荣誉。这就牵涉到他制作并主持的另一个栏目——《电影传奇》。为此，他足迹踏遍举国四方，搜集和发掘了各种珍贵资料，讲述了中国经典老电影的创作过程和拍摄中的轶闻趣事，更让许多老艺术家都将他引为知己，他们生前都将自己的珍藏托付给了信任的小崔，让他建立起一座囊括中国百年电影史的博物馆。

由《电影传奇》开始，他历经8年时间，采访了4000多位平均年龄在80岁以上的老人，同时又专程去世界各国收集大量相关资料，兢兢业业将之整理汇总，陆续完成了《我的长征》《我的抗战》《我的祖国》一系列“口述历史”的纪录片的摄制工作。之后他又继续收集和整理工作，总计12年时间，积累了600万分钟的影像视频、文字素材、实物资料，涉及电影、外交、战争、学者、知青和民企等诸多领域，这是对20世纪中国重大历史资料极其珍贵的抢救，可谓功莫大焉。

关于崔永元的认真，敬一丹专门写过一篇《崔永元，蛮拼的》，他确实蛮拼的。通过崔永元为节目所做的努力，我们也可以看到，所有人的成功史，都是一部奋斗史，没有任何一项盛名是上帝的白白恩宠。

这个时代里，背负着新闻理想孤独活着的人

在人群中，崔永元是一个特别孤独的人。

他的小迷妹、粉丝、同事柴静写过他，题目就叫：崔永元是一个在这个时代里，一直醒着的人。

很多有文艺情怀的人，看了这篇文章，心里都特别酸楚，想哭。

文内写尽了崔永元旷世的、蚀骨的孤独、寂寥。

因为醒着，所以孤独。

而醒着，因为他背负着自己的新闻理想。

崔永元的新闻理想

崔永元是学新闻的，他秉承的新闻理想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放弃。

什么是新闻理想？

也就是他把做新闻当作国家的第四种力量，如同知识分子一样是社会公平正义道德的守护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守望者”。因为这种新闻理想，崔永元背负着沉重的新闻使命。他从来不曾放弃。在他工作的各个时期，他所使用的武器不同，工具不同，表达的价值核心都是一个。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记者时他用的是广播，到了中央电视台工作时他用的是电视。他非常珍视电视这个践行理想的媒体工具，所以离开央视后他的首选还是继续做电视，于是就有了《东方眼》，可是因为力度过猛，尺度没有把握好，两个月便停播了。其后便是自媒体了，“再小的个体也有品牌”，何况崔永元是个大个体呢。一直到今天，新媒体都是他的主要工具。

我们今天的媒体形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渠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说的是他一直在捍卫的新闻理想和价值观，关于正义，关于良知，关于诚信，关于……好听难听并不重要，应者云集还是反响寥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所说的是否真实，是否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

当理想照进现实

崔永元说过很多大胆的话，比如：

这个时代太二了，我不跟了；

……

因为他心中珍视的新闻理想在现实中被“玷辱”了，所以，他只能用意气用事来对抗。

他被边缘化了，他无力对抗这荒诞又强大的一切，他气急败坏，只能原始地发泄着。

崔永元说过这样的话：“我心中理想的电视节目，应该是带有一定的哲理的。”

可是现实不是这样的，现在的电视节目是娱乐至上，是收视率至上。

崔永元特别赞同“收视率是万恶之源”的说法。这一说法是几年前在一次电视人会议上专家说的，崔永元深表赞同。他说我国的电视台没有公共电视台和商业电视台之分，大家把收视率作为唯一标准对严肃节目和娱乐节目拿来对比，是非常不科学不可取的做法。公共电视台的主要功能是教育，宣传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服务社会和人民，可是我们的观众特别反感“教育”，就喜欢轻松娱乐。

这样一来，严肃节目的收视率就因为比不过娱乐节目而被抨击，崔永元不接受。“在这种体制不理清的情况下，无论你做严肃节目，还是做娱乐节目，都会面临种种困惑。”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困惑和不接受，崔永元选择了离开央视。这是深层次原因，这种电视台的体制限制了他，让他无法自由践行自己的新闻理想。

观众是娱乐至上，电视台是收视率至上，这样就催生了中国公共电视台节目的庸俗不堪，商业电视节目的无底线。这样的现状让崔永元非常愤慨。

小崔不仅有愤慨

网络喷子们之所以可恨，就可恨在他们只会乱喷，而不负责，不在行动上做任何改变和努力。崔永元可比他们高贵多了。

他一直在呕心沥血地践行他的新闻理想。

崔永元一直是位很有责任心和创造力的电视人。他最初由幕后走到台前，把《实话实说》主持成了一个精品谈话节目；后来又独立制作《电影传奇》系列节目，可谓别出心裁；《小崔说事》等，更是无不显露出他的才华及激情。崔永元热爱电视事业，更热衷于电视事业，他总想、也总会弄出新花样，让观众观有所益。如果说制作《电影传奇》是从形式和内容上寻求突破的话，那么拍摄《我的长征》则是从思想及内涵上寻求突破，而且都获得了成功。特别是《我的长征》，是近年来在娱乐节目盛行的荧屏上脱颖而出的高品位专题节目，对于青年观众来说，意义比娱乐节目大得多。这种执着劲和创新劲，对电视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和可贵啊！我认为，所有电视人都应该学习一下崔永元这种对事业忠诚、对观众负责的态度和精神。

当理想照进现实，便是不满，失落，失望，愤怒，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爱批判、爱骂人的小崔。但在失望的同时，崔永元也指出了出路，寄予了希望，他说：“庸俗到头了，要复苏了，很可能向严肃这个方向复苏，如果复苏不了，就会往荒诞这个方向走了。”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我们的电视节目在一天天地向崔永元手指的方向伸展，《中国诗词大会》和《朗读者》之类文化节目的火热就说明了这一切。我们还是应该相信规律，相信人民群众的智商，对未来充满希望。

因为有理想，所以不张狂

今年北京卫视的《跨界歌王》上，请来了老徐——徐静蕾。

老徐很紧张，以至于唱不下去，重新来一遍。在谈及自己的紧张时，老徐大概说了，以前是演，演电影演电视，按照剧本和角色以及导演要求，好好演就是了。而现在做的事情，比如唱歌，是在表达自己，表达自己就会紧张。

我觉得她说得极有道理，人在认真地表达自我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庄严起来，就会紧张。

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感恩这份紧张，它让我们谦逊，保持初心，让我们不轻浮。

而崔永元，恰好一直在表达自己，表达自己的新闻理想。

在新闻理想的路上，他是一个认真、紧张的人，是奔跑的少年。

“德艺双馨”应该是主持人的最基本要求，而不是行业最高标准

2018年5月份，某汽车品牌和某杂志携手举办了某年度颁奖盛典，把“国家精神造就奖”颁给了某明星。

此情此景此感言让崔永元受不了了！他迅速地在微博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一个真敢发，一个真敢领。”我一直不太喜欢崔永元评头论足。但这次挺支持他的，这个奖项确实太大了。国家精神造就奖，别说演艺明星了，就是普通的科学家估计也领得难为情。

在领奖这个问题上，崔永元不仅风凉别人，也风凉自己。早在十年前，崔永元就获得第五届“全国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奖项，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能够获得文艺界最高殊荣的“德艺双馨”荣誉称号，这是莫大的荣耀，毕生的追求。可崔永元却视之为应该恪守的基本要求，认为不值得专门设这个奖。这种对名利的淡薄，彰显了一位电视工作者的高尚艺德和无私境界。

现在社会上各种五花八门的奖项的确很有问题，成了各媒体招商揽生意的噱头，奖项的设置和名称起得非常荒唐。很多有识之士都对这种现象看不惯。

把最基本的职业素养当成一件特别玄乎的事情来夸赞炒作，十分不妥。在这点上，陈道明老师和崔永元的价值观是一致的。

对于很多演员上综艺节目大谈特谈自己拍戏多么苦，夏天要穿棉袄冬天要下水这种事情，陈道明老师公开表示：“这是作为演员的职责，现在有些小鲜肉却拿来博得同情，让外界以为是一个很敬业的演员，我觉得没意思。”

无论主持人、演员，还是其他，任何一份工作都有其必备的职业素养和职责，比如清洁工就应该早起，铁路工作者就应该以列车为家，这没什么可邀功的。

这个道理也在法院关于崔永元和方舟子的侵权案件的判决书上得到印证。判决书上有这样一句：均为公众人物，对来自他人的负面评价也应负有一定的容忍义务。这样的判决值得点赞。任何一项权利都伴随着相应的义务，工作和职位也是。我们享受权利便利的同时，一定要恪守操守，履行义务，这是最基本的要求，而不是拿出来值得邀功请赏的亮点。你受不了，你就别干，让位与人。

可喜的是，这一要求已经纳入了法律范畴。2017年3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第九条第二款就明文规定：

演员、导演等电影从业人员应当坚持德艺双馨，遵守法律法规，尊重社会公德，恪守职业道德，加强自律，树立良好社会形象。

虽然身为主持人，崔永元对法条中的“德艺双馨”践行得特别好。他怀着深度的社会责任感，对影视娱乐节目要求特别严格。在评价某真人秀节目时，他高度肯定了参赛歌手的才华，但是对点评嘉宾的表现非常不满。他尖锐地说：“我觉得那些女孩想唱歌想表演，青春活力，特别可爱，但那些评委一塌糊涂，我都不知道他们有什么资格坐在那儿指手画脚。如果你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你可以告诉她们应该怎样；为了活跃气氛，你也可以开些善意的玩笑，作为娱乐节目都是可以的。但是他们在说什么呢？我认为一定程度上他们是在侮辱人家，甚至有评委说你多看她两眼就会爱上她。下面观众哄声四起，我认为非常恶心。你怎么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这个话呢？”

除了对娱乐节目的嘉宾言行举止表示不齿，他对有些专家、教授参加各种哗众取宠、华而不实的社会活动也非常讨厌，甚至严正指出：“哪一次商业炒作，哪一次对消费者、读者、公众的欺骗，后头没有学者、科学家，甚至院士帮忙？哪一次没有？这是中国文化的悲哀。”

崔永元之所以如此痛心疾首地呐喊，是因为他深刻认识到，作为名人、明星、专家，承担了教育和教化的使命和责任。他们的言行很容易成为效仿的标杆；尤其在年轻人的心中，常常因为喜欢某位明星而“爱屋及乌”。假若偶像的行为不检点，就会对年轻人有极大的暗示，很容易成为负面示范。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深刻认识，崔永元才认为那些评委和专家们言行不妥，他们显然太放任自我的感受和情绪了，而没有顾及到大众的感受和社会影响。

遗憾的是，因为名利的光环作祟，很多名人和崔永元的做法大相径庭。他们在成名后就浮躁张狂，肆意妄行，在社会上造成很坏的影响。

所以，“德艺双馨”的条款入法，并非立法者唱高调或喊口号，而是针对一段时间以来演员导演屡屡犯事的现实做出有针对性的约束，是对演艺界“犯错者仍获益、违法者更吃香”的异化现象的纠偏，是通过法律的高度和硬性规定告诉所有人：戏比天大、德如地厚，艺术与道德缺一不可。

当然，这世界上没有不犯错的人，同样没有不犯错的明星。尤其是名誉的光环和万千粉丝的追捧，很容易让人飘飘然，忘却了对艺术和道德的追求。犯错过后，如若能够幡然醒悟，同样值得公众的鼓励。高晓松酒驾过后，以自身经历作为教训警示后人，重新树立了自己在公众面前的形象。所以，他能和崔永元做朋友。

只领工资，担任主持人期间没参加过一次商业活动

头上顶着“德艺双馨”的帽子，崔永元总说别人做得不好，那他自己做得有多好呢？

就拿最寻常的兼职、走穴之事来唠一唠吧。

虽然我们的经济法规中明确有“竞业禁止”的规定，但这种事情屡禁不止。就我的职业生涯所见，这条规定从来就没被真正落实过。一个民营企业的部门经理在别的单位兼职，生意场上“一女二嫁”的事情比比皆是。

我曾经在国字头的单位工作过，我的上司就在别的单位任职，做了太多有违职业道德的事，而且已经严重妨碍影响了本职工作。我看不下去了，就给领导反映了一下，我做梦也想不到，我们的大领导竟然默许，未置可否。

那事也挺违背我的价值观的，我辞职了。

所以，我在写小崔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写实，写我，写你们。

至于名人走穴啥的，那更常见。

可是崔永元没有一次不守规矩，不讲规则。他知道新闻类的主持人不参加商业活动，这是国际惯例，就是为了保持主持人的公信力。所以他要求自己只要还是主持人的身份，就绝对不参加任何商业活动。他果真做到了。从1996年进入中央电视台到离开，18年的时间里，他踏踏实实地为工作努力，没有走过一次商业穴！哪怕他搞自己的“电影传奇”和“口述历史”非常缺钱，也不会违背台里规定。像崔永元这样的人，的确很罕见。可是大多同仁和他不一样，他大胆地揭露同行，甚至是同事。崔永元的勇气并不是来自强大的后台，而是真正的“心正”，真应了那句俗话：“心正不怕影子歪。”崔永元这样的胆识，也是受到其父亲影响的。崔永元父亲叫崔汝贤，是某工程兵部队的政委。他1946年入伍，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四川剿匪等。抗美援朝的时候，做过工程兵，负过伤。

崔永元的父亲算是老一辈的战士了。在退伍之前，崔父一步步地升为团政委，师级政委。

这种履历背景下的老军人，非常正直、严厉。受到老父亲的熏陶，崔永元从小就是个非常严谨、有板有眼的人。父亲的品格在小崔身上烙下了正义、守规矩的印记，不道德、不合规的行为，一律不做。都不用思考，不用犹豫，直接禁止。

“我的性格是一旦认可一种规则，就一定会遵守。可能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的，那里当兵的什么个性，多调皮的都有，但你看部队出任务，绝对军令如山，我也就养成了这种规则意识。诱惑当然有，最多一次100万，哗！一箱子堆到面前，我觉得就跟抽烟一样，这个上瘾更快。上瘾你就干不了正事了，整天想着哪还能捞点钱，一些同行甭说楼盘剪彩，夜总会演出也愿意去。”这是崔永元的肺腑之言。诱惑时时有，但规则不能越！

有人说，员工在单位积累了这么多的资源和能力，主持人在荧屏上积累的名气在商场上具有商业价值，不用也是浪费，一举两得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其实，你可以等到离职或退休以后使用；而在职期间，绝对不可以随意用。为什么呢？

首先，从行规和法律上论，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像灰色收入、竞业禁止，在任何国家都是被明文禁止的；只要你是单位的职员，就应当遵守。

其次，从人性上考量，我们有句老话，叫“一心不可二用”。人心是经不住利益的诱惑的，只需打开一个口子，贪婪便如洪水猛兽；在巨大的经济诱惑面前，人性不堪一击。我所见识的“身兼数职”者，都是墙头草，哪家给的利益多就给哪家卖力，到最后身败名裂。我还知道国内最早一家时尚传媒集团，企业文化是“狼文化”，鼓励员工互相厮杀，不看重职业道德，只要你能为单位创收，哪怕你利用公司资源开自己的小公司也默许。最后，这家时尚传媒巨无霸就死在这些拥有自己的小公司的中高层领导上。中高层位置上的员工，个个都有自己的小公司，慢慢地，集团的客户都成了自己公司的客户，在单位上班只是糊弄了。

再次，从情感上考量，你的能力是单位给你的，离开平台你什么都不是。所以，你的能力应该一心用在本职工作上，为单位效劳，而不能中饱私囊。

所以，在灰色收入、主持人走穴、身兼数职这些问题上，我力挺小崔，也希望小崔的坚持能带给在灰色收入面前蠢蠢欲动者一定的反思。

盘点崔永元的三大专业能力

崔永元在媒体主持界达到的高度至今无人超越。他曾两次荣获“主持人金话筒”奖，四次荣获“央视主持人最佳播音员”奖。关于崔永元的主持能力，即使最讨厌他的人，也大加赞叹；至于欣赏他的人，更不用说了。敬一丹曾用“最好的主持人”来形容他，说他简直就是为电视而生，他就是一个天才，他的智慧，他的幽默，他的举重若轻的能力，在当今电视人中是稀有的。央视的纪录片之父陈虻更是把他捧上天，评价说：“目前中国没有一个主持人能超过崔永元。他对于任何一个事物，都有自己的价值观，有自己识别的方法，有自己表达的特性。”

对于自己的主持实力，崔永元自己也自信十足，并多次公开表扬自己的主持能力。比如在接受《人物周刊》采访时，被问到：“你觉得你是一个优秀主持人吗？”崔永元毫不犹豫地回答：“是，难得一见的优秀主持人。”在接受人民网的采访时，崔永元夸夸其谈：“谈话节目没有问题，我是第一高手，没有问题。让我操纵一个几百人、上千人的现场，我从来没有紧张感。我能在第一时间听懂对方的意思是什么，我能用最精炼的语言把它概括出来，我想都不想开两个玩笑，就可以让满场大笑。”

面对这些外界的赞扬和崔永元自身的自信满满，我不免思考，崔永元，这位在中国主持界爆红多时、独树一帜的男人，到底是什么炼成的？很多人都分析说是亲和力、勇敢之类，我觉得这并不是崔永元能力的内核。要说亲和力，别说那些主持专业科班毕业的学子了，你随便去马路上抓来几个人都挺有亲和力的。至于勇敢、冒失的二愣子更是挺多的，因为不会说话而被封杀的主持人也不少。所以，这都不是要点。那要点是什么呢？

思来想去，我总结出以下几点。

第一，思考能力。

我们的一切言行都是受思维控制支配的。没有思想，就没有一切。一个人的主持风格可以打造，但思维、思想是不可以打造的，只能依靠先天的能力和后天的阅历慢慢塑造。

崔永元的思考能力非常强大。他1985年毕业后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记者，这段记者经历对于培养他的思考能力非常重要。这段时间，他真正地以一个观察者的视角去看这个社会，思考这个社会，对于他的成长，这段经历是无价的。崔永元利用这段时间深入了解人间的疾苦，感受社会各地、各行各业、各阶层、各领域人们的精神面貌，这对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洗礼。锐意进取的他随后又积极参与到《东方时空》的制作中。在上世纪90年代，《东方时空》可以说是中国第一节目，能够参与这样的节目制作，对他又是一次拔高。先进的节目制作理念、开放的选题内容以及整个节目的流程策划让他再一次感受到电视的魅力。

这些很重要的职业生涯的积淀，锻炼了他的思维能力，让他的思想总是有产能，总是有产出，这是他能力的源泉。

第二，提问能力。

所谓提问能力，就是崔永元用十一年的时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磨练出来的提问能力。也就是说，十一年磨一剑，提问的这把剑，在1996年到中央电视台时，就用上了。有类似经历的还有白岩松。在主持人位置上更加得心应手。提问能力在《实话实说》节目上帮了他大忙，有一期他接受朱军《艺术人生》采访时说，自己刚开始主持《实话实说》时，脑袋里是懵的，做这样的节目，对于央视、对于他，都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他也忐忑，不知所措。这时候，急中生智，是他的提问能力解救了他。因为他自己能提问，跟嘉宾提问非常诚恳，大家都跟他说实话，慢慢地进入了状态，这样他不紧张了，像找到救星一样慢慢把场面给hold住了。

一位资深的媒体人说，提问能力是媒体人在记者这个职位上最重要的获得信息的工具，也是获得新闻来源的挖掘机。所有在媒体前端而不是后端的媒体人都需要有这样一个硬功夫，所谓前端，即是记者、导演这些和嘉宾直接接触的人物。所有媒体人都特别向往崔永元的这个功力，但他的这个功力是十一年磨练出来的，别人没这个基础。这个功力让他在媒体领域大放异彩，直到今天。

很多主持人都力求使自己更加亲切，以得到嘉宾的认可，可以问到更多的内容，但都没有崔永元成功，我觉得这就和以上两项能力有关。崔永元的以上两项能力让他懂得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语气发问，以一种什么态度面对嘉宾，以至于让整个采访始终都控制在自己的节奏中。

第三，具有幽默色彩的谈话能力。

崔永元的谈话能力是从1996年《实话实说》到2002年这段期间，通过《小崔说事》《我的抗战》《谢天谢地你来了》这十七年历练出的一个能力，让他能极强地把控局面，并且妙语连珠。这让他变成一个家喻户晓的主持人。我听过他的讲演，让人在大笑中受益匪浅。

崔永元的这三大能力，都是通过旷日持久的磨砺修得的。他的这种经历，让我想起了两本经典的励志类书籍：一本书是《最重要的事只有一件》，说的是一个人长时间专注于一件事情上，你就能杰出；另一本叫《刻意练习》，说的是许多人们认为天赋的才能，其实是可以通过反复的长时间的刻意练习获得的。崔永元的这两种核心能力都源于他的专注和刻意练习。我甚至在想，他现在在新媒体和众人斗法对骂磨嘴皮子，是不是也是一种刻意练习？

这两项能力对我们所有人都有启发，假如你羡慕某人有某项卓越的能力，你不妨从今天开始沉下心来，反复磨练，刻意练习。你一定会和现在不一样。比方说现在只是一个普通的编辑和主持人，你也可以像崔永元一样成为媒体的精英。

以上几项能力是小崔在主持界的杀手锏，让他在媒体领域达到的高度，令普通主持人无法企及。

小崔，一直实话实说

直到现在，关于崔永元为何离开《实话实说》，依然是个谜。他自己说了许多点，别人说了很多，多集中在抑郁症、压力大的层面。其实，都没说到问题的关键。总而言之，是他没法“实话实说”了。那是谁不让他实话实说了呢？时代？平台？观众？竞争对手？

单从任何一个点来分析都是不够客观的。

首先，时代变了。

毫无疑问，随着科技和网络的普及，人们接受信息的渠道变得又多又广，国人的日子好了，人心浮躁了。在21世纪的中国，畅谈理想是一件很奢侈的事，人们爱热闹，爱猎奇，不喜欢深度聆听，他们需要的或许是眼花缭乱的图像和片段，快速地接受信息，又快速地遗忘。比起其他竞争栏目花哨嘻哈的话题，人们对小崔的声音不那么喜闻乐见了。尽管内心深处他们一样珍视小崔提供的内容，但聆听的几率少了。他们本心不想这样，但他们确实是这么做的。这是导致《实话实说》收视率降低的原因之一。

他们疏远了小崔，而崔永元对于大众审美的畸形，充满了不屑与失望。2010年的时候，《小崔说事》采访了一批作家，社会叫好，却没有收视率，压力巨大，失望至极，小崔当时就写了辞职信。

其次，对于同类节目的内容，小崔不敢苟同。

崔永元对很多娱乐节目都持批判态度。有人说他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其实，崔永元要想吃这样的葡萄，恐怕别人都得靠边儿站。为了博得眼球和收视率而做的节目内容，有违崔永元的价值观。

人们喜欢什么就说什么，这叫迎合观众。但崔永元不想迎合。那么多的声音都想说，那么弱势群体的声音会不会被压在所有声音的最底层呢？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和一名新闻工作者，他做不到对那些声音充耳不闻，他那颗火红的心蹦跳着，他需要为那些声音做些什么，是为他人，也是为自己。他认为，做出一档脍炙人口的节目与为贫苦地区的小孩们加一个有营养的菜同样重要。所以，小崔不想像他的竞争者那样说。

崔永元不迎合观众的浅薄需求，不和同行同流，收视率有所下降是不可避免的。

但央视无法接受收视率下降的事实。崔永元又不认同央视以收视率来衡量和考核自己的栏目。他有意见，也必须保留。

这就涉及体制之深层问题了。

再次，崔永元与央视的不匹配。

从功能上讲，央视属于公共电视台，既然是公共电视台，就不能以收视率来考核、论功行赏。但没办法，当时央视的收入主要靠广告，在考核一档节目和主持人时，又不得不拿收视率说事。这就很拧巴，崔永元公开表达过这种不满，他说：“比如中央电视台，我们都认为它是公共电视台，但是它的资金来源是广告收入，这叫什么公共电视台呢？你说它是商业电视台，我们想做很多挣钱的节目，没人同意我们做，得台里立项，上级批准才可以，哪有商业电视台是这样运行的呢？在体制不理清的情况下，无论你是做严肃节目，还是做娱乐节目，都会面临种种困惑。”

当然，崔永元实话实说的内容有时候也会被亮红灯，有些实话他特别想说，但碍于环境，他只能憋着，这也让他郁闷。

比如有一期，崔永元想做一个画家的故事。画家小时逢十年浩劫，听老师说了句“林彪不好”，就揭发了。结果老师被囚厕所，浸着粪水。画家良心发现，给老师拿去个西红柿。

老师当时说了句话：“我最喜欢吃西红柿了。”画家刻骨铭心。

三十年后，画家功成名就，想找老师说声对不起。

《实话实说》将满头白发的老师请到现场，一切如愿。然而节目不让播。

这让小崔抓狂，他执拗地要播这一期。

“最后我坚持到什么程度呢？我说你让我改哪儿我就改哪儿，我就一个字一个字地改，一定要播，我天天缠着他，我就陪着他在那儿审片，你说去掉这句话，我就去掉这句话，加上那个镜头，我就加上那个镜头，最后播出了，100分变成60分，叫《对不起，老师》。”

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崔永元勉力支撑。直至唱《溜溜的她》时，他已经支持不住了。

总之，到最后，崔永元各种不爽、工作压力肯定是有的，哪个活着的人没有压力？说压力大而离开央视不成立。但这不是迫使崔永元离开《实话实说》、离开央视的根本原因。

当然，最终决定离开的还是崔永元自己，他的身体不堪重负了，长期的压力、焦虑、不平，导致他的抑郁从情绪发展到病症，甚至重度病症的程度。

最后，他只能转身，离开。

一位从2002年就入职央视的工作人员，在“如何评价崔永元”帖子下写了这么一段话：

“我觉得是好事，能容纳他施展才情的环境已然不再，不如归去，在江湖上留下一些希望的种子。作为一个曾在那一代人精神启发下投身于新闻行业的人来说，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最好的结局，但也不坏。”

我觉得也不坏，在哪里不重要，做什么不重要，甚至偶尔说错了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一直在以一颗赤诚之心，认真地说着他看到的“实”，并敢拍着胸口承诺“我对爆的每个料负完全责任”。

我觉得，他已经是这个时代不完美，但很可爱、值得尊重的人。

所以，我们可以说他脾气坏，说话不够隽永，但绝不能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他。

第二章　商人崔永元——君子谋道亦谋食

导读：

在各界大V把社群电商和粉丝经济玩得风生水起时，崔永元也终于做起了生意，开起了电商。

一个资深反转基因斗士，卖起了反转基因食品，这注定是个争议不断的话题。

究竟是“先做舆论后做生意”的套路，还是商业与人文的融合？

我给不了你们标准答案，但必须强调一点，商业和公义并不是二选一。崔永元，从来没有背叛情怀、信仰、理想。

如何看待崔永元的功利心？

是人都免不了俗，我们都想拥有更多的财富、过高品质的日子。假如再有点名利，那更好了。

那在名利这个问题上，崔永元是个什么样的人？换句话说，崔永元如何看待名利？

可以特别肯定地告诉大家，崔永元，向来不排斥功利。

他一直有新闻理想，一直想做事，做出点名堂。他不甘于平庸。作为一个那么辉煌的人，你让他闲着，啥都不干，他不甘心。他一定要做出点动静，动静越大越好，影响力越大越好，那样，他内心那个真实的声音传播得就更宏远辽阔。

为此，崔永元一直在拼、在试、在折腾、在发声。我们可以从他离开《实话实说》后开始数一数。

2003年7月开始主持《小崔说事》。2004年既主持又主演《电影传奇》，在节目中既讲故事又演故事，同时监制推出了老电影歌曲专辑《宁死不屈》。2010年任纪录片《我的抗战》总策划。2011年9月，“崔永元·新锐导演计划”在北京启动。

2012年4月14日，主持了第一期《谢天谢地，你来啦》。2013年9月22日，崔永元告别央视，离职手续办完后，成立个人工作室。离职央视后加盟河南卫视并作为《成语英雄》的节目嘉宾。

2013年12月16日，正式从央视离职，入职中国传媒大学。

这只是和媒体及电视有关的项目，其他商业性的活动更是不枚胜举。

有人说，崔永元挺虚荣的，不甘于寂寞，活得没有禅意。确实，作为一个忧国忧民、心怀天下的有新闻理想和正义感的公民，崔永元不会像我一样，过那种天天喝茶晒太阳的日子。他要做事，要做他喜欢的事。即使你把他绑起来，他也要时不时发声，来向这个他看不惯的世道证明他这样一个另类的存在，告诉大家“你/你们这样做不对，我要警告你！”

这没什么不好。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人活着，就要努力，追梦，践行理想，实现自我价值。

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一个追逐功名利禄的人？我觉得关键要看以下两点。

第一点，你的钱是怎么来的？

“仇富心理”是一种特别阴暗的弱者心理。不要和金钱有仇。钱本身只是一个工具。财富的来路决定了拥有者的善恶。假如你的财富是通过鸡鸣狗盗、损人利己来的，那你的钱是脏钱，是黑钱，你是个恶人。

相反，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假如你的钱是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其他合法资源光明正大地赚来的，那你就是个尊贵的富人、士人。

好了，那现在我们来探讨一下崔永元是怎么赚钱的，他的钱途是什么？他要做这么多慈善，公益，比如他动不动就自己掏钱干了那么多大事，他是怎么做到的？

据我掌握，崔永元有两个钱途。第一个钱途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赚来的。比如，他出书，他开公司，他离开央视后出席一些商业场合，为品牌代言，这都是他利用自己的智慧、品位和影响力赚来的。想赚钱，崔永元有足够的智慧，这一点要在下面的小节里具体分析。

第二个钱途是找来的，通俗点说就是拉来的。拉赞助不是情感绑架，而是出于信任，有共同的爱好，支持他做的事，所以，甘愿为他买单。比如，他的电影博物馆就是冯仑资助的。这无可厚非。就比如，我有个朋友，他摄影特别好，他的很多邻居都爱跟着他一起出游，喜欢他拍的照片。后来他的邻居就买镜头给他用，还买了云盘送给他。

第二点，你的钱是怎么用的？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还要用之有道。判断一个人品质如何，要看他的钱用在何处。崔永元没有一分钱是用在改善自己家庭条件上，他也不需要这些，他早就有能力满足自己和自家的物质需求。他的钱都用在公益上了。再以他的电影博物馆为例，他自己花了那么多心血弄了个电影博物馆，所有想来参观的人都不用门票，只需网上预约，“来的人还能免费喝白开水”。他还将拍摄《电影传奇》时得到的大量珍贵资料，无偿捐献给北京大学图书馆，并帮助建立中国电影资料检索系统。真够大方的。你看，他的钱完全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啊。财富就该掌握在这样的人手中。

正因为有以上两点佐证，在功利和目的性上，崔永元从来不惧怕外界的质疑。

假如你做了利他利国利民的事，自己也有利可图，有便宜可赚，那也无可厚非，不是什么道德污点。在为国家精神作贡献的同时，自己赚到了旅行和曝光率，那有何不妥呢？

我确实想不到有何不妥，如有可能，我也想加盟呢。

光明正大地想钱，有钱可以做喜欢的事

在我知道和认识的文化人队伍里，崔永元是极少数甚至唯一一个公开声明喜欢钱的。

这一点，又增加了我对他的印象分。

中国的文人有个不知道从哪里传承的臭毛病，明明俗不可耐，非把自己标榜得无比清高，动不动就说“别谈钱，谈钱就俗了”；可背地里他们一直是金钱的奴隶。

我就认识一个艺术大师。他人心眼不坏，求学成才经历也感人，挺刻苦的。作品也挺好，挺有才的。唯独一点不好，总是把自己宣扬得无比清高，视金钱为粪土，还仇富。而实际上他自己挺看重金钱的，尤其是他自己的爱人，专门来运作他，非常商业化。对于比他有名气的，他就骂人家世俗。还有一点是他一方面仇富，却对舍得花大钱买他作品的富人百般殷勤，而对买不起自己作品的朋友爱搭不理的，甚至对不买够一定数量的他的作品的人，一概不加朋友圈。

所以这位大师的讲座我从来不参加，也不买他的作品了，以此明志，和这种伪善的文人划清界限。

喜欢钱是一件很光明正大的事情。钱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我们衣食住行都离不开它，它增强了我们应对风险的能力，让我们活得更体面，更能应对风险，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丰富。所以，喜欢钱和喜欢爱情一样，都无比尊贵。

所以，我们任何人都可以无比自豪地大喊“我想有更多的钱！”“财富，我爱你！”

我青春时期最后悔的事情就是自己不敢直视甚至逃避自己对钱的需求，刻意地压制它、躲避它。这让我失去了很多积累财富的机会。而这些机会属于我们的有时候只有一次。

需要强调的是，你尽管嘹亮地喊出来，也要干干净净去挣，鞭策自己成为一个更努力更有智慧的人，引爆自己的小宇宙；而不是畏畏缩缩，也不能猥琐。

我特别欣赏崔永元，对抗世俗他比我们勇敢，谈钱他也比我们实诚直接。

早在2004年，崔永元在做《我的长征》时，长征归来，有记者直接问他做这件事情有个人经济方面的追求吗？

崔永元就特别理直气壮地谈到收入问题：“《我的长征》也是我为中央电视台做的节目吧，应该给我工资；台里如果觉得很成功，还应该给我奖金，其他方面的荣誉我也不会拒绝，而且我认为很应该，我现在正在等着呢。平时我也看长征这方面的书，但是印象就不那么深，这次一边走一边沿路看，然后再读书，就觉得特别明确，记得也清楚，脑子里想法也多，所以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整个全程我大概走了700公里吧。”

而2014年10月，有消息称崔永元离开央视后疯狂捞金，连接四档节目，也引发网友质疑，担心他能否胜任大学的教学工作。10月16日晚，他首次回应传闻，除了澄清只接了两档节目外，还自嘲说：“没有教师证，真不让教，所以就只能跑场挣钱。”

崔永元从来不避讳谈金钱，他这些金钱语录，我听着都痛快。

崔永元不仅坦荡地接受自己的功利欲望，也理解并宽容别人的功利欲望。针对《我的长征》队伍中不乏别有用心者，他们利用这样的机会既能免费旅游还能在央视被报道，对于这种心态，有网友表示质疑，发问崔永元“你怎么看？”崔永元客观公正地回应：“这不很正常吗？这叫‘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他们用了一年的时间，付出这么大的努力，出了名，那肯定比那种一夜成名要好。”也就是说，崔永元认为，假如你在贪图“名利”的同时，做了有社会价值的好事，那也是一桩美事。

崔永元虽然喜欢赚钱，但并不把金钱和幸福挂钩。2012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崔永元做访谈节目时，谈到为什么人们总是感觉自己不幸福的问题，他说，如果看收入数字，收入肯定是比以前高了，但为什么大家并不觉得自己挣得更多了？这是因为我们挣钱的增长幅度赶不上物价的增长，“所以很难在钱这方面找到幸福感”。所以，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取得幸福感成了他的目标。

崔永元不仅不把金钱和幸福挂钩，还不吝啬，他总是把钱特别豪迈地捐出去。2014年3月，崔永元天价代言某品牌家具尽管惹了很大争议，但他还是把钱捐给了他的公益基金会。

我们都应该学习崔永元对待钱的态度，爱钱就响亮地说出来，不避讳，不掖着藏着。能接受自己爱钱，也接受别人努力挣钱，并且不当葛朗台和守财奴。

这才是君子应有的财富观。有这种观点的人多了，我们这个社会的人心就会磊落许多。

呼吁人们在追求物质财富的同时，也要等等灵魂

现在，男人里面健身的、练太极的，女人里面喝茶的、练瑜伽的，越来越多了，人们开始关注灵魂的苦痛，开始矫正浮躁的生活方式。这是好事，说明大家开始有了让身体等等灵魂的意识。

这是早在十年前，崔永元就呼吁过的。那是2007年10月11日，电视人王春元创作的长篇小说《灵魂21克》在京首发之时。

小说讲述了一个普通女人由物质世界向精神世界的痛苦转型故事。女主人公华凌在经历政治冲击、婚姻触礁、骨肉亲人的生离死别之后，不断校正自己生存的坐标，用60年的时间完成了亿万财富的积累。但一次偶然的际遇让她领悟到人生的轮回，抽身回归为一个平凡女性。

作为王春元的好朋友，崔永元也在受邀名人之列。他开着跑车，到现场为新书捧场，并进行了热辣演说。“时下的热门话题是股票与选秀，人们情愿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即在道德底线附近大摇大摆地生活，期待着天上的馅饼准确地砸中自己。我们今天在这里大谈灵魂实在是不够时尚。灵魂能让房价降下来吗？灵魂能让人出名吗？”

小崔说的是反话，其实他特别喜欢这本书，他说，在物欲横流、人心吞象的今天，《灵魂21克》展开了对灵魂的探讨。与此同时，这本书让他读着又特别头疼，因为这对现实是个讽刺，大多数人都在疯狂追求物质，忽略了灵魂。所以，他借此机会呼吁读者在追求物质财富的同时，也要等等灵魂。

在他的节目中，崔永元总是不忘拿自己说事，这是他的主持风格，也是一个悲观主义知识分子的自嘲。这次也一样，他联系到自己的生活状态，说自己也想住豪宅、开好车，但他有自制力，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要什么，不该要什么。其实就是他要的东西不能违背他的灵魂。崔永元说他和春元小时候都挺坏，“不过当我们的社会角色有所改变时，我们会良心发现，尝试着去做一个有灵魂的人。”

崔永元，一直是个有灵魂的人。在有一期的《东方眼》节目中，崔永元和刘德华谈影片《托孤》背后的故事。他问刘德华：“为什么制片要用这么帅的刘德华扮演一个农民？”刘德华说：“因为这角色的灵魂很帅。”一向很吝于赞人的崔永元迫不及待地伸出大拇指，特别强调“真的很棒！”

人在做节目，节目也在做人。我就想，崔永元的人品和灵魂，一定被他做过的节目和请到的嘉宾经久不息地、深深地滋养过。

说到灵魂的触动，我又回想起《实话实说》节目中小崔和那个叫丁大卫的美国人唠嗑的情景。小崔一脸冷酸笑，丁大卫一脸反差萌。节目中没出现灵魂两个字，但字字都是灵魂。那一期的节目深深地触动了我灵魂的多个侧面，我相信小崔一样也被感动。所以，今天，我特别想再回到那期节目中。

丁大卫的故事是这样的：多年前，美国青年丁大卫来到中国。他到了中国一所最普通的郊区小学教学；这个美国青年因为做人与教学深得人们的喜欢，后来居然当上了校长；大概是1998年底，想到中国西部去看一看的丁大卫到了甘肃兰州；他到西北民族学院应聘当大学教师。丁大卫不是一个能侃的人，那天，机智的崔永元是这样从丁大卫嘴里“套话”的。

“丁大卫，你去大学应聘的时候，是不是这样说的：‘我曾是一名小学教师，积累了一些教学经验，所以来你校应聘大学教师？’”丁大卫回答说是。现场很多观众都会心地笑了。因为他们的灵魂被丁大卫的坦诚触动了。

更有意思的还在后头。学校给大卫定的工资是每月1200元。大卫去问别人，1200元在兰州是不是很高了？别人说，是算高了。于是，大卫主动找到学校，让人把工资降到900元。学校一再坚持，大卫不让，说：怎么也不能超过1000元。最后，学校给他每月950元。这段经历本来很好笑，但是我注意到现场没一个人笑。

崔永元问：“大卫，你每月工资够用吗？”大卫说：“够了，我每月的钱除了买些饭票，就用来买些邮票，给家里打打电话，三四百元就够了！”

观众中有不少人“哇”地一声发出惊叹。因为他们的灵魂被丁大卫的俭朴触动到了。

而真正让人感动的还是以下一幕：

别出心裁的编导在做这一期节目时，让丁大卫带来了他所有的家当——一只还不及我们平常出门旅游背的那么大而“内容”丰富的帆布袋。而让我们怎么也想不到的是，这便是一个美国青年在中国生存5年积累下的我们肉眼看得到的财富。崔永元让丁大卫向大家展示一下他的家当，大卫的脸红了一下，打开了他的帆布袋，里面的东西是这样的：

一只大卫家乡足球队的队帽。他戴着向人展示时，我看见了他眼里的骄傲。

一本相册。里面是他亲人、朋友，还有他教过的学生的照片。

一个用精致相框镶好的一家人温馨亲昵的合影。

两套换洗的衣服，其中有一件军装上装。那是大卫爸爸年轻时当兵穿过的，整整40年了。大卫向观众展示时，很有些骄傲地说：因为它漂亮啊！

一双未洗的普通的运动鞋。那甚至不是一双品牌球鞋，大卫将它拿出来的时候，说什么也不让崔永元碰一下，他说：“这鞋很臭的！”

几件以饭盆、口杯、牙刷、剃须刀为阵容的生活必需品。

一面随身带着的鲜艳的五星红旗。

当美国青年丁大卫将一面中国国旗打开，向现场的观众展示时，偌大的演播厅里鸦雀无声，现场乐队深情地奏响了《我的祖国》的旋律。崔永元问大卫：你怎么会时时将五星红旗带在身边？丁大卫说：我时时带着它，就是为了提醒自己，我现在是在中国，我要多说美丽的中文，有人到我房间里来，看着墙上挂着的五星红旗，也会缩小我们之间的差距。再说，看到这面国旗，我就会告诫自己：你现在是一位中国教师，你要多为中国教书育人。

……

我觉得，该脸红的不是丁大卫，而是我们。我们太贪恋物质了，我们除了挣钱没有其他的理想，我们受不了稍微简单一点的生活，我们不爱别人的国家，甚至对自己的国家也不够爱，我们不够开放，不够宽容，不够……真的，在太多的地方，我们都不够。

那一期的节目，丁大卫的故事，鞭笞了我们的灵魂，渗出了血，使我们在疼痛中清醒，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

一个美国青年，为中国人上了最有教益的一课，关于爱国，关于快乐，关于幸福，关于人生的意义。这是我们在教科书上没有学到的。

所谓灵魂，就是你的精神和信仰，你的精神世界，属于物质之外的东西。

我们的发展方向有两个，一个是内心世界，一个是物质世界。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所以一般人都只能朝一个方向发展。人又都有功利虚荣的劣根性，加之大环境享乐主义膨胀盛行，大部分人都选择了物质这个方向。这样心灵被忽视的后果，必然会导致社会的紊乱，带来动荡。

其实物质和灵魂是可以相辅相成的。打个比方，物质世界的稳定可以帮助心境安稳，而一个强大的灵魂可以成为我们推动物质界发展的助力。

所以如题，希望小崔和丁大卫的故事能帮到你。

崔永元的成功生意经：用影响力和思路赚钱

在评论一档娱乐节目火爆的原因时，崔永元分析了两种可能：第一种是xxx很好看，所以街谈巷议都是这个话题；第二，是xxx操作过程中出现的事情多，议题操作得多。并举了自己的例子，“比如说我投资5万块钱，就可以让《电影传奇》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为什么？只要崔永元在拍摄《电影传奇》的过程中，每两天出一个绯闻，那《电影传奇》就是街谈巷议的议题。这些东西是可以操作的，没有问题。”

在强调反对公共电视庸俗化，而不是反对商业电视庸俗化时，崔永元也说到了自己：“如果我做商业电视，我做的节目会比他们庸俗得多，我有好多招呢。做商业电视，我只会考虑市场效应，不会考虑其他事情的。”

这是崔永元第一次公开高调地炫耀自己的商业运作能力。他说的，我信！

崔永元的商业运作能力的确非同寻常，我很长时间一直质疑崔永元的钱从何而来，后来才发现来路很清白。毫无疑问，崔永元的影响力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不会消失的，喜欢他的人特别喜欢，而且他做的事都非常有意思，很符合富裕阶层的爱好，他们就不惜重金支持他。所以，他“划拉”钱的能力非同小可。有些钱是他找来的，比如说他筹备私人电影博物馆，一度场地问题令崔永元为难，还好，冯仑站出来了，“这个馆有650平方米，冯伦免费让我们使用，而旁边的别墅，一栋也得1000多万元。再比如这里的灯光，是做奥运会鸟巢的那个团队完成的，没有收取费用。如果算下来，至少也不低于100万元。”

“开馆那天我的眼泪差点流下来，硬忍着。”所为何事？开馆当天，一个朋友匆忙来了一趟，塞了个装着5万块钱的信封，便悄悄离开了。像这样的朋友崔永元有很多，比如他另一个刘姓的朋友，以前支持他做《电影传奇》，先期投到1200万元的时候，崔永元什么都没有呢。后来市场好了，广告也有了的时候，那个朋友却不计回报地离开了。崔永元很感谢这些好友。他说：“我的朋友，能交往的都不是那种天天想着怎么能占你便宜的。”

电影博物馆铺设完成后的经营也是一个难题，每个月的水电成本就不低于4万块钱，崔永元又发愁了。这时候，一个画家朋友跟他说；“没事，你就办着吧，不够用了，就拿我的画放到拍卖会上去。”

以上类型的钱，都是崔永元找来的，或者靠自己的人品和影响力吸来的，他可以算是个“吸金王”了。

还有些钱是他自己赚来的，他搞新闻传播文化是大咖，在商言商也是一把好手。别忘了，一个满脑子创意擅长创新的公众人物，是不愁没有财路的。崔永元不屑主持娱乐节目，但并不是不会，他的《谢天谢地我来了》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只是他不喜欢这份职业而已，所以选择了放弃，假如他要做，估计别人都得败下阵来。

首先，崔永元的思维非常先进开放。他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点”，这个“点”位的识别，就是他的商业优势，只要他做，一做一个准，因为他那个点位是独一无二的，没有竞争者的，他是先知先觉。比如在樊登读书会上，被问到如何引领国人养成阅读的习惯，崔永元就支招两点：

第一，要把那些目标群体之外的人吸引过来，这部分人包括不想读书和不想分享读书经验的人，这是樊登读书会未来要努力的方向。

第二，为了把这部分人吸引过来，崔永元引入了跨界的概念，认为跨界是不错的方法，不一定是用读书会的方式，而是要用别的名义。

他还举了个例子，有一次他前往台湾佛光山寺，看到星云大师的别苑办了很多免费课堂，有教计算机、英文的，还有教街舞的，但却没有教佛学的。当时崔永元很意外，寺庙里本是传播佛学的圣地，怎么还教这么时髦的东西。但问过星云大师，方才恍然大悟，星云大师认为，不是每个人都对佛学有兴趣，但有的人可能就对街舞有兴趣，虽然两者没什么关系，但当有一天他街舞跳得特别好的时候，会想起是在佛光山学的就够了。所以，受此启发，崔永元认为吸引人读书也一样，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调动人们感受阅读的乐趣和魅力。

可以说，崔永元的商业嗅觉非常灵敏，点子非常新奇。

再来举个例子。

2017年初，崔永元刚刚心脏搭了六个支架不久，忍着不适和北京绿谷小香玉艺术学校校长小香玉（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的继孙女）一起做客人民网，祝贺她的首张MV《相识香玉》首发。他在帮助小香玉站台时，给了她很多建议，条条都是掘金点！

比如当小香玉说到中国戏曲推广过于艰难时，崔永元就不同意她的说法，并举出昆曲表演在国内甚至各高校非常受欢迎的例子，而且帮小香玉的难题把脉，找出病因，说她们不应该总强调“台下十年功，台上一分钟”，这是对专业人士的要求：“如果你老传递这个，无疑就把喜欢戏曲的人给‘驱散’了。你可以告诉大家，专业学戏曲的得这样，如果是业余的，你会唱一句也行，这样才能让大家体会到学戏曲的乐趣。”

谈到河南卫视的《梨园春》，谈到花旦、青衣、刀马旦，崔永元又有高见，他说：“现在我们节目的网友，估计有90%都不懂这方面的知识，其实这就是我们的市场。如果我们有针对他们的专场演出、专长讲座，让每个人都知道这个人的行当是什么，他去看演出的时候，就会兴趣盎然。”

就通过这短短几句话，我对崔永元的商业运作能力再次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的都是真知灼见。别人认为是山穷水尽，他却看到了商机；别人说的无能为力，他却从理念上找到了突破。真的是这样的，好多传统文化的继承人总埋怨观众审美浅薄，或者市场残酷，其实是自己没有尽到传承的义务，没有动脑筋思考如何调动国人的兴趣点，说到底是没有智慧，没有服务于人民群众的意识。倒是崔永元这样一个媒体人捕捉到了。

崔永元还特别注重培养儿童的正能量的盈利意识，比如小香玉艺术学校邀请崔永元出席他们的艺术节，参加他们的社会大课堂的公益课。崔永元就告诉给他打电话的孩子，说“我要出场费，但这些出场费你们第一不许向家长要，第二必须是自己挣的”。孩子们情绪高涨，都回家劳动干活，最后凑齐了二百五十八块三毛。崔永元被孩子们的自立自强精神所感动，同时自己也掏出两万块钱，成立了艺术基金。对于这笔钱的使用，他也做了严格要求，告诉孩子们：“你们要用这笔钱干更多公益的事，挣得更多的钱。”说到这里，崔永元看到艺术节开幕式现场坐着好多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机敏幽默的他即兴发挥说：“可是这个基金不足三万不能启动啊。”结果下面的家长、领导、各界人士都慷慨解囊。在这些基金的支持下，孩子们成立了一个手拉手超市，据说现在已经增长到十来万的额度了。

对于自己的这番举动，崔永元的真实用意是这样的：要让每个孩子知道钱来之不易，而且体会到用自己挣来的钱是一种什么样的快乐。

崔永元的猎金的过人之处就在这里。他机智幽默，不显山露水地就把所有事情办妥了。

我们常常说，脑袋决定钱袋。那崔永元的脑袋，决定了他的金主地位。

钱要挣，但是有几条底线绝不能碰

十三年前，崔永元在《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访里谈到过钱与良心的话题：

“要良心还是要钱？我必须坦白地说，我喜欢钱，我怎么会不喜欢钱呢？有了钱我能做好多好多事。往神圣了说，我能做更喜欢的节目，不在乎你看不看，因为我有钱，我就做；往低俗了说我可以买我喜欢的东西，可以到处去玩，可以带我女儿出国，带我女儿遨游太空。”

“但是我现在没有那么多钱。如果想要钱的话，我必须得不要良心。从广泛意义上来讲，无论你是做楼盘，还是卖牛奶，你要是要良心的话，你就没有那么高的利润，良心会减低你好多利润。”

十三年过去了，在挣钱的道路上崔永元各种摸爬滚打，如今的崔永元已经不再是那个在节目中眯着眼睛歪着嘴说话的主持人了。近几年的崔永元也已经成为了好几家公司的老总。他明明白白地说“做好人，做好事，挣大钱”。

看得出，崔永元的赚钱与良心不成正比说得到了矫正。

尽管涉足商界，但崔永元的理想从来都不是成为一个油腻的商人，如果公益事业需要，可以顺道挣些钱，但他有几条底线是绝不能触碰的。

第一，看机缘，不会削尖了脑袋往钱眼里钻。

崔永元不是那种削尖了脑袋往钱眼里钻的人。他会在做某件社会事业时迸出商业灵感，如果两全其美，他当然也不会拒绝。就比如当年成立电影博物馆时他也使用了文化产业的概念，也卖一些纪念类的产品。

最近两年，崔永元被负评最多的恐怕就是璞谷塘商城事件了。有人说他一边不遗余力反转基因，一边又打造自己的非转基因食品，这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还有人攻击他的产品定价太高，根本就是专门服务于上流社会的，这和平民代表形象的小崔太不相符。

我一开始也比较迷惑，但从他的好朋友王利芬女士那里，我弄清了事情的原委，事实其实很简单，网友们又想多了。崔永元做这个非转基因食品商城，其实也是大势所趋，被众多的朋友所央求而为之。离开央视后，崔永元除了是一名商人，还被大众评为“反转基因圣斗士”。他还自费50多万去美国考察转基因食品对人体的危害，并拍摄了相关的纪录片。很多人都排斥转基因食品，想吃到健康安全的非转基因食品。他突然就觉得自己多了一份责任，要让更多的人了解转基因，让更多的人吃到绿色健康的食品，同时他也觉得这是一个商机。

于是就有好多朋友，比如王利芬就撺掇他：“我们都不想吃到转基因食品，你能不能卖呢？我们都买。”这样的声音多了，崔永元就可以做了，他说可能会采取会员制。朋友们都非常支持他的这项事业，他的朋友到现在都为他打call：“我非常相信他，他卖出来的非转基因食品一定就是真的非转基因食品，他曾是中国最值得信任的二十人之一。”

崔永元就觉得这事可以做，既利国利民，又符合他的价值观，他甚至决定以后这就成为他要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抓住这个契机，他说：我想尝试一下做好人、做好事，能不能挣大钱。

但是，2017年夏天，崔永元突然就因为此事被150多家媒体口诛笔伐。

为了不给朋友的事业惹麻烦，崔永元二话不说就退出了股份，因为他爱惜他的名誉和价值观。

第二，不能违背自己的价值观和新闻理想。

当外在的利益和他心中的价值观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一定毫不含糊地选择自己的价值观，一点都不含糊。有一次，某知名高校找到他，说给他一笔巨款让他做口述历史。崔永元何许人也，他多了个心眼，就问对方有没有什么条件，对方就说让他停止对转基因产品的揭露。崔永元当场拒绝了，他不会为了钱而放弃自己对“反转”斗争的坚持。

第三，要传递一种思想或理念。

崔永元无论做什么事，都不忘表达自己，向外界传递一种思想和理念。比如做商业，他要给国人提供健康的食品，让每个人都活得像人，保证老百姓的健康，最起码有知情权。

如今，生意成功与良心保留，商人崔永元两样都想要。这条路不好走。残酷的商业世界，不会对任何参与者温柔。我真心期待代表着知识分子的思辨与人文情怀的崔老师，是心灵自由且幸福的。

“下海”许多年，依然特别纯粹，像个孩子

创业者，打工者，都缺钱，都自称“我有才华，有创意，我就是缺钱”。这些人都在等着遇上钱多人傻的金主，给他投资，然后他就能走上掘金的快车道，撬动地球。

他们的创富思维是：我的脑子+贵人的金子=惊艳无比的成功。

有的人等了四五十年都没等到贵人的青睐，于是变得疏远社会，怨恨人生对自己不公。

其实，你们梦想的这等天上掉的“馅饼”崔永元几乎每天都能遇上，并经常受用。他要是想做个什么事，总有各行各业的大佬，有钱的出钱，有地的出地，有宝的献宝。

还以他的电影博物馆为例，出钱出场地前面都说过了，这里我们说说那些给他献宝的。崔永元不少圈内的朋友都把自己的收藏赠送给了他的电影博物馆，其中有伪满洲国时期的“满洲映画”化妆师使用的化妆盒，也有电影《刘三姐》《平原游击队》的创作手稿。“展品中有我的初稿也有最后的成品，甚至连当时的草稿都有展览的空间，让我重温起当年创作的困难、失败、喜悦。”八一电影制片厂老美术师寇鸿烈很激动地说道。

博物馆收到的大的藏品有《太阳照常升起》里的拖拉机、《南京！南京！》中日军的坦克、《三枪拍案惊奇》中的大炮以及苏里导演的写字台等，都已经归属崔永元，只可惜这些“家伙”太大，无法安置。崔永元调侃说这些人太懒，只负责赠送，不负责运送。可见其关系之铁。

看了崔永元得到的扶持，很多人都羡慕嫉妒恨，可是你们想过没有：为什么是崔永元？为什么不是你？

因为崔永元身上有这些难能可贵的品质。

第一点，崔永元做这些事目的单纯。

你渴望贵人给你赞助出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崔永元做事要么是做公益，要么是为了好玩，大家一起玩。比如电影就是大家一起玩啊，一些志同道合的大朋友一起开心地玩耍。当然，崔永元是个游戏带领者，为什么大佬们乐颠颠地被小崔带领？因为他懂得多呀，有专业知识啊。跟着他玩文化就和跟着他的徒弟樊登读书一样有意思，有趣，好玩。

在电影博物馆，他尽全力搜集着一切与电影有关的老物件，并自己担任讲解员，不时地为参观者饶有情趣地讲解着：“这是我最得意的宝贝。”崔永元指着一款放映机，上面印着型号“松花江5565”。崔永元还详细地介绍，这款放映机全世界只有14台，其中12台在阿根廷，他也是偶然有机会去生产厂才得到的。从上世纪30年代带着包装盒的日本手摇放映机到一个盘可以放两部电影的“松花江5565”，馆中的放映机涵盖了法国、德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各种型号。在这里，物件的摆放是散乱无序的。“很难说有什么规律，所有跟电影有关的物件都会收进来。”而这里的布展都是崔永元亲自设计的。“这是一个爱好者、发烧友的平台，我们想把那些大家忽略的都收录进来。”

瞧见没？从本质上论，崔永元不过是用别人的钱，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玩乐的平台，还供玩不起的人免费玩。真是皆大欢喜。从这方面讲大佬们出了钱还私心里特别感谢崔永元呢，因为他让他们体会到了慈善的温度和爱好的甜度。是崔永元唤醒了他们，成全了他们。

由此可见，崔永元做的事情令大佬们喜欢，他们帮他其实就是在帮自己，投资他其实就是投资自己的兴趣爱好，比如导演陆川在参观电影博物馆后开心地说：“里面的物件，我都想偷走了。”把所有电影搜集到一块儿，想看哪部就拿出来看，这是崔永元儿时的梦想，也是很多成功人士的光荣梦想。

而你做事只是从你自己的角度，为了光宗耀祖、出人头地、腰缠万贯。谁愿意当个被人利用的傻瓜啊。

第二点，崔永元有品格。

崔永元是“中国最值得信任的二十人之一”，他的品格经受了时光的考验，在信用这所大学里崔永元以优等生的成绩毕业，而你呢？你说的话做的事令人信服吗？你小里小气、心不纯正的话，没人对你的人品放心。

第三点，崔永元懂得感恩。

崔永元是个特别有良心的人！别人帮了他，他没齿难忘，并尽可能地以合适的方式回报。比如他把冯伦的名字写在了博物馆二层要感谢的人中的第一位。冯仑有用得到他的地方他在所不辞。可是现实生活中好多人患难时低三下四，一朝扬名便成了白眼狼，早把昔日恩人抛到九霄云外。我和很多大佬打过交道，他们现在在帮人方面也很谨慎，不是不舍得，是“伤怕了”。

假如你也想获得贵人的资助和更多朋友的帮助，请先把自己打磨成一个人品过硬的人，品味高雅的人，爱好有意思的人，心地单纯的人，无论穷达都胸怀天下的人。你的人品就是你的运势。哪怕你起点很低，只要你的创意出色，也极有可能获得资助。

商业与人文的质疑，看崔永元如何霸气回应

很多人对崔永元经商颇有微词。有三种观点：支持者、悲情者、悲愤者。

支持者如我，赞同崔永元经商做生意，认为那是人家的自由，只要是良心诚信的商人，就值得夸赞。悲情者认为文人一和商业触碰那灵魂就被污染了，就不纯净了。他们认为文人就该坐冷板凳，就活该受穷，活该吃不上饭。这部分人很容易变坏，就是他们一边背地里嘲笑着你，一边当面同情吹捧你。

悲愤者就是你崔永元赚钱就是天理难容，就是套路，先做舆论后做生意，就是阴谋，就是给文化人抹黑，就是虚伪，就是强盗。在这些人的价值观里，仿佛财富就应该掌握在黑心不要脸的人手里。我们不免要问：凭什么？凭什么文化人就不能谈钱？

崔永元是最适合做生意的人

金钱具有先天的流动性，崔永元配拥有财富。因为他总是让钱转起来，花出去，花在正经地方，捍卫正义。

若为自己的物质利益考虑，崔永元并不在乎钱，他对物质并无奢华需求，甚至根本不需要动脑子来满足，因为他早就有能力满足自家人的物质需求。因为他可以很容易就赚大钱。“我想挣钱，不去赚一剪子200万的钱，不去赚一次演讲150万的钱，当一次导师100万的钱，非要倒腾食品，做非转基因，那我也是转基因吃多了。”就我个人的眼界和对社会的了解，他说的话，我信。

崔永元的生意就是让你们吃好

民以食为天，所以崔永元的生意就是让中国人吃好，这包括精神上吃好和身体上吃好。也就是说，他做生意的深层目的是为了给国人提供优质的精神和文化食粮。截至目前，与崔永元相关的公司共9家，其中5家为文化投资公司，4家是与食品行业相关的公司。崔永元认为，让中国人从精神到肉体上都吃上好东西，不吃垃圾，这是维护最基本的人权。

有一次，在璞谷塘商城内的“小崔面对面”栏目中，有人提问，崔老师是不是要成为一个专职商人？崔永元回答：“这段时间，我要专心致志地做一个食品行业的商人。”并表示：“有一天你看到我拍电影或者排话剧去了，那就是说我们这个食品公司不用我操心了，或者说这个食品公司已经没了。”

崔永元“怼”的是人，撕的是阴暗的人心

既然站得出来，就接得住招。面对质疑和谩骂，崔永元总是毫不客气地“怼”回去。这次也一样。

有人说璞谷塘的产品价格太贵。崔永元说自己的公司没有“应该让老百姓人人吃得上健康食品”的义务。的确是，贵自然有贵的道理，小时候我家是养鸡专业户，吃饲料的鸡长得快，下的蛋多；而吃粮食长的鸡生长特别慢，下的蛋特别少，我妈都舍不得卖，只留给我们兄妹几个吃。按照价值与价格的关系，好东西自然是贵，毫无疑问的。我觉得这对矫正国人畸形不健康的消费习惯和心理也有好处，有好多人只顾着爱美，恨不得卖肾买苹果手机、去整容、吃保健品，为何不能好好吃饭呢？食物是最好的美容师，药养不如食养。这是基本养生常识，我甚至认为这是东方文化的内核。

所以，你买不起，真的不是崔永元的错。你也不是真的买不起，只是你想把钱花在别处。

崔永元不会惯着你的，他肯定不会因此同情你。事实也确实是，面对价格质疑时，崔永元高调宣布：“再吵吵，还涨价，说到做到。”

还有，崔永元的食品主要是卖给精英阶层吃的，别忘了，你不在崔永元的朋友圈之列。他这个商业想法的形成就不是你推动的，而是冯仑、王利芬、王石们撺掇的。根本就不是卖给你这个群体的。你要想吃，成为会员，你也可以努力成为金主和精英，你具备这种可能性，崔永元可没有歧视你哦。

所以，要我说，很多人抓住价格说事，也是仇富吃不起葡萄说葡萄酸的阴暗心理作祟。这点，崔永元不会给你们留情面，该撕就撕哦。

无论如何，崔永元做生意，注定是个争议不断的话题。

在评价崔永元经商这个问题上，少一些仇富心理和套路论、阴谋论，多一些慈悲，我倒是期望他能在商业与人文之间架起一座阳光桥梁。我们应该明白，“反转基因”背后，商业和公义并不是非此即彼二选一。最核心的，还是这笔生意的公开透明，合法合理，开诚布公，正如崔永元一再强调公众对转基因有知情权和选择权，正如崔永元在得知璞谷塘商城图片侵权后公开道歉，正如他不愿事态扩大给朋友惹麻烦而干净退出。

凡此种种，崔永元，做得很到位。

第三章　文化人崔永元——被文化浸泡过的骨质不疏松

导读：

为文化站台，崔永元永远拥有时间，哪怕是心脏刚搭完六个支架不久。

他习惯于说伤耳朵的话，但仅此一句，就足以令众生倾倒。他说：“我有一事，生死与之。”这一事，就是文化。

他说“一个不能静下心来思考的民族，是危险的”，那一个不能静下心来思考的人呢？

即使我们做不到像崔永元那样奋勇直前，一年至少阅读一百本书，也该做出力所能及的改变，做个力争看见、勤于思考的社会人。

崔永元做的所有事，都透着一股文化味

崔永元说，知识分子有三类：有拍案而起的，有洁身自好的，还有随波逐流的；后两类很多，愿意拍案而起的人少之又少。他不会选第三类，也不甘心做第二类，那么唯有拍案而起。

拍案而起的知识分子，太少了；有时候我们有观点，也不敢站出来。万幸，还有记者、主持人出身的崔永元，替我们发声，为民请命。

崔永元一直是个文化人、知识分子，而且是个特别正经、纯洁的文化人。

为什么说崔永元是个特别正经的文化人？

有两点依据。

第一，他做的事情都具有思想文化性。

无论是他主持的节目，还是他自己做的项目，都有或浓或淡的思想文化色彩。对于电视，他说：“我想象的电视不是一个农贸市场，我想象的电视是跟哲学有关的这么一个地方，它是传递思想的，它甚至是产生思想的。”他对电影有很深的情结，对历史有很深的研究。在急功近利、目光短浅、利益至上的今天，崔永元对口述历史这类无形文化的长远目光和无私奉献，堪称伟大。

即使是身为政协委员接受采访时，他说的也都是文化的事。比如早在2012年的时候他就说：“建设文化强国，要发自内心地尊重传统文化，要发自内心地汲取外来文化。”

第二，他身体力行，坚守着文化的纯洁性。

崔永元容不得任何对文化不敬的行径和做法。离开央视后，有很多电视台邀请他加盟或者作为嘉宾出席节目，崔永元拒绝得多，参加得很少。经过他自己认真地了解和考量，符合他的文化价值观，不违背他的良心，他才肯参与。

崔永元的这点秉性，河南卫视的领导深有感触。当年崔永元刚从央视辞职后，河南卫视全新打造的《汉字英雄》姊妹篇《成语英雄》，想邀请崔永元担任嘉宾，与选手互动，讲解成语典故，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从9月底河南卫视方面的领导就开始与崔永元接触，多次表示希望他能加盟《成语英雄》。在被崔永元多次拒绝之后，河南卫视领导仍然锲而不舍地邀请崔永元。最终，河南卫视领导的诚意打动了崔永元。但崔永元并不因此而放松自己对节目的要求，他不光看了《成语英雄》的详细创意、脚本构思，甚至对舞美设计和参加海选的选手的情况都进行了详细的了解。最终，《成语英雄》拥有的文化内涵和体现出的人文精神打动了崔永元。

那么，崔永元为什么会拒绝众多电视台的邀请而选择担任河南卫视《成语英雄》的嘉宾？河南卫视的一位主任说：“这大概和崔永元本人的文化情结有关。他一直希望做一些能够传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节目，而河南卫视的立台之本就是文化，我们能提供的和崔永元想要的刚好一致。所以他选择了河南卫视，选择了《成语英雄》。”

在接受媒体邀请的事情上，崔永元也特别挑剔，他可不是饥不择食的那种。

面对社会上各种民族文化保护不力和弄虚作假的行为，当大多数知识分子都选择沉默时，仿佛只有崔永元拍案而起，敢于怒斥。

首先，他大胆地批评对文保建筑说拆就拆的随意行为。他说：“我们要保护好自己的文化，如果对自己的文化不热爱，何谈保护？连名人故居都保护不住，想拆就拆，文物保护，不能只从商业利益出发，应该是修旧如旧。”

对于西方文化的引进态度，崔永元也有话要说，他说：“应吸收外来文化有营养的部分，现在我们引进国外电影，很少从文化、艺术角度来考虑，一些优秀的艺术电影几乎很少引进，而是以票房、商业利益为标准，喜欢大场面、大阵容和大明星的商业大片，虽然视觉效果不错，但很空泛，没有理念。真正感动人的，不是场面，而是作品本身的艺术性、思想性。”

而对于国内前几年轰轰烈烈的文化艺术园区建设，崔永元更是非常反感：“现在提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将文化艺术园区作为补贴的渠道，花大量人力物力投资建设艺术园区，导致园区都‘变味儿’了。”

一些地方官员为了追求政绩去打造文化，因此出现了很多假大空现象，而文化的发展应该符合特定规律。崔永元表示：“把文化事业给文化人来做，只有文化人才知道怎么去做。我们现在政府一提出来就要投入，这两个东西一结合最后做成了假大空的艺术园，实际上里面没有任何内容，浪费了很多的钱财，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非常科学、理性地对待我们的文化产业，要有充分的专家论证才能把一个个产业真正做下去。”

他确实对得起“中国最值得信任的二十人之一”的荣誉。

如今，小崔用另一种方式传递思想。在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办公室，宽大的房间内，崔永元用书画营造出一种气氛，让学生在书画之间熏陶，坐在百年前的椅子上看书，在文物旁边上网，可以用志愿服务的时间换取学习空间——崔老师敢做，他要的是这样的学习方式。他和研究生面对口述历史的海量资讯，思考人生和人类。研究中心是开放的，校内外的人们可以分享这无价之宝。

在这里，崔永元卸下所有的身份，静静地沉思。

为文化传承站台，小崔永远有时间

崔永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和传播者。他无比热爱我们中华文化，并认为这是提升我们文化品质、增强民族自信心的重要手段。我们只是爱我们喜欢的，可是崔永元爱所有的，宣传它们，还身体力行。

他热爱历史大家是知道的，很少有人知道他还喜欢中华曲艺。作为小香玉的挚友，崔永元虽是豫剧的外行，但他凭借自身的艺术细胞，也学会了一段豫剧经典唱段，还曾上台表演过。当不少人评价他唱得不错时，崔永元坦言，过去自己对戏曲表演的认识“很浅薄”，觉得自己能把几出样板戏从头唱到尾，就跟舞台上的“大师们”没有什么区别了。但与小香玉这样的戏曲表演艺术家相处后，才让他对传统戏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更加致力于戏曲的推广工作。

崔永元和小香玉都是特别仗义的人，他们更是好朋友。小香玉工作上特别依赖崔永元，每当工作上遇到困难或需要支持，她总是第一个想到崔永元，“一说到为了推广中国戏曲，为了普及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只要一条短信发过去，不到一分钟，小崔就回复‘好的’。”

早在2012年，小香玉推出首张CD《相知香玉》，崔永元就天南海北地陪她跑宣传。推广《相识香玉》也一样，崔永元说：“只要有需要，你要走遍全中国，我就跟着你走遍全中国，一站一站签售。”

友情是一方面，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是另一方面。

在他的口述历史工程中，有很大一部分也是在保护中华传统文化。为了把濒临消失的地方文化留存下来，崔永元的团队拼命地“和时间赛跑”，“但是我们跑不过，得有更多的人参与到口述历史的收集中来，才有可能完成这件事。目前我们做的这六个项目我们都忙不过来，焦头烂额。我曾经想做一个民间戏曲的口述历史，我去山西做了一个粗浅的调查。山西有50多种民间戏曲，处在濒危状态的就有30多种，如果按照口述历史的要求，我们要把山西的民间戏曲做下来，十年可能都做不完，就这一个省，更不要说全国的。比如最近我们还想做一个少数民族的原生态歌曲的采集，试着做了两个民族，发现量太大了，每件事情想要采集都是以十年为单位的，最少的时间是十年。我们现在只能量力而行，把已经开展的这些尽量做全。”

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上，崔永元特别有高见，是个很睿智的传承大师，他的语录对所有传统文化爱好者和继承者都有深远的借鉴意义。

崔永元认为，传承保护好传统文化，要发自内心地尊重自己的文化。传统文化在今天的意义，最重要的在于我们的传承，而“传承”不仅在于怎样“传”，更在于怎样“承”。“传”可以原样照搬，而“承”则必须以现代意识、现代观念去选择提取、消化吸收。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们一直苦于不被年轻人接受，无法像西方文化那样掀起一股席卷全球的潮流。只有崔永元看到了问题的根本，因为传统文化过于养尊处优，总是端着，放不下架子，只一味地想着“传”，而不把注意力放在如何让大众接受上，不思考“承”的路径。所以，不是年轻人不接受，而是传播者太过自我。

为什么崔永元能意识到这些问题，而我们的继承人和专家学者们却意识不到呢？

他有眼界，他奉行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崔永元走得远见得多，他很久以前就走出国门，深入交流。他爱好广泛，不停跨界，所以他见多识广。见得多，触点就多。比如在传统戏剧的传承上，他去南京艺术学院看昆曲表演，发现现场竟然座无虚席。在和昆曲演员的交流过程中，他获知这些昆曲演员一年演到尾，没有一场票是卖不出去的。

也就是他所说的看见与思考的关系，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会专门讨论。崔永元看见了，还会用一个良心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深度去思考，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然后才能拎出问题背后的本质。比如为什么同样是戏曲，昆曲就这么有受众群体，而豫剧就存在接受困难？因为普及工作和表现形式不够细致入微，没有考虑年轻群体的接受方式。只需要稍微调整改进一下，就能破冰。

就这些方面综合考量，崔永元不仅是媒体人、电视人、主持人，还是个杂家、传统文化传承大师。

知识储备丰厚，一年要读一百本书以上

知识分子离不开读书。崔永元特别爱看书，他做什么事就一定能行，就和他钻研的那股劲儿有关，其中就离不开书籍。

他坦言自己一年要看一百本左右的书。他的卧室里错落码放着200多本书，每本书都有着各种颜色的书签，代表不同类别的笔记。

现在喜欢读书的人越来越少了，并且流行着读书无用论。关于读书，崔永元有什么观点呢？

说起崔永元和读书，樊登是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一个人。崔永元一共有两个徒弟，一个叫何晶，另一个就是樊登。20多年前，当崔永元因为重度抑郁症难以支撑节目时，他的得意门生——樊登，接下了“说实话”的话筒，开始《再说实话》。彼时，樊登刚刚27岁，他很有辩才，曾经是中国最高水平辩论赛“国际大专辩论赛”的冠军。

当时崔永元跟樊登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个好苗子，不用我教，你现在就可以在中央电视台上岗。你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持人，但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所有的毛病你也都有。然后我来教你把他们的毛病去掉，你就成一个没有毛病的最优秀的主持人了。”

那最优秀的主持人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根本不想干这行”。果然，樊登在主持了《十二演播室》《三星智力快车》等一系列高收视率的节目之后，开始干起了别的：他做过杂志主编，也在大学当过老师，现在做起了“樊登读书会”，每年给大家讲50本书。把读书做成了一个产业链，做得非常成功。

师徒二人的人生轨迹重合又交错，交错又重合，樊登已不再在高校教书，崔永元却进入了中国传媒大学任教；如今，樊登已经成长为200万书友口中喜闻乐见的“樊老师”，崔永元也戏称“我是樊登的老师崔永元”。

是知识和责任感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如果非要追问读书的价值，大概这就是最现实的答案吧。

关于读书的功能，崔永元明确给出的答案有两点。从修为的角度，“读书的目的是不糊涂”。有自己的思考力和辨识力，不被别人骗着走，不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读书让我们更自由。从务实的角度，读书让我们更胜任工作，“我们要给别人一碗水，我们自己就得有一桶水”。作为一个媒体人，必须有足够多的知识储备，才能对外说。要不然，你根本没东西可说，也不会说。

让现在的人知道读书的重要性或许简单，但让他们养成阅读的习惯比较难，有的说没时间，有的拖延。如何解决现在人的读书习惯问题？崔永元有药，而且是非常有实效的药。

第一，读书要好玩。

崔永元非常好玩，干什么事都必须好玩他才干。必须要有乐趣。读书也是这样。这一点非常科学。

为什么小孩子宁愿玩游戏而不愿读书？为什么大人喜欢谈恋爱而不喜欢读书？因为打游戏和谈恋爱都比读书好玩啊。崔永元是这样说的：“你说读书有乐趣，还是谈恋爱有乐趣？肯定是谈恋爱有乐趣，谈一次有乐趣，还是谈五次有乐趣？当然五次有乐趣。”“所以，读书一定要好玩儿，不好玩儿就没意思了。”“这也是我的人生信条，任何事都要把它做得好玩。好玩了，大家就愿意来，跟着你一起玩的人自然就多了起来。”

因为这样的人生信条，崔永元非常欣赏樊登读书会的形式。他说：“樊登读书会也是这样，（樊登）领着你们读书，你们不用读，就听他讲书，你们觉得很好玩，你们愿意跟他玩。”

第二，不要过于迷信别人给你开的书单。

现在我们每天都能在各种媒体上看到类似于“人生必读的xx本书”之类的书单，很多人就如法炮制；买了，未必看，或者潦草地翻翻而已。对于这种现象，崔永元老师非常反对，他说很多人都被这种书单摧残了，“看了这个书单这辈子就不想读书了”。这是上大学时崔永元就悟到的心得。他的大学老师曾经开出过一个长长的书单，一些古今中外的名著尽在其中。崔永元说，当自己抱着巴尔扎克写的大部头一个月也看不完的时候，他不再像其他同学那样严格按照老师书单上的书进行阅读了，而是走进了图书馆，选自己喜欢看的书。

有人请他在选书方面给一些建议，崔永元建议大家“当没有读书门类和读书方向的时候，建议凭兴趣读书，挑自己喜欢的书。只要从乐趣出发，爱读什么书就读什么书，读什么书都行”。但如果你最近有明确的方向，就挑符合自己当下研究方向的书。比如他现在研究口述历史，那这方面的书就多读一些。同样，假如你计划今年写篇古诗词方面的论文，那就多看古诗词方面的书就是了。而假如你想参加编辑类考试，毫无疑问就要多读编辑考核之类的书了。

第三，崔永元虽然号召我们读书，但是反对读死书。

他举了个例子：

那是在他患病就医的日子。有一次，为了逗崔永元开心，让他高兴，他的心理医生想了个办法，给了他50块钱，让他去翠湖公园散步，顺便数数有多少野鸭子，这样能达到放松的目的。

崔永元就去了，在那儿数野鸭子。把鸭子分成两拨儿，首先观察这一堆，然后再数另一堆，马上要数完了，“哗”“哗”飞来三只，完了！我先把这3只也数上，加上，一共107。接着，快步往那儿跑。可能跑得太快了，所有的鸭子都飞起来了。又都到这边来了。所以，这一天他都没有数成。

晚上回去，心理医生问：“多少只鸭子？”崔永元如实汇报，说没数成，它们来回跑。“明天你可以不可以再数？”崔永元说可以。第二天，他又到那儿数。第二天那些鸭子好像知道这事儿了，飞得更勤了，来回地飞。干脆就没有数清楚。崔永元很沮丧，又是一无所得地回去了。

心理医生见状，问他：“你觉得你聪明吗？”“当然了，聪明绝顶。”崔永元回答。心理医生说：“你没那么聪明。”崔永元不解。心理医生告诉他说：“上次有一个农民工跟你得了一模一样的病，我让他去数鸭子，给了他50块钱，他到那儿就雇了两个人，一个人给了10块，剩下30，自己在那儿喝茶；两个人数完了，他一加就出来了。而你的50块钱，还在这儿。”

通过这件事，崔永元明白了，有些智慧真的不是读书读来的。

第四，为了正儿八经地读书，还要戒掉一个随意发挥的恶习，要养成“素读”的习惯。

什么是“素读”？所谓“素读”就是让你读书时就老老实实读书，别联想，你看别人书的时候不要联想，你就能读懂它字面的意思，这就叫素读。

可是我们很多人现在不会了，只要打开一本书就浮想联翩。我们看一页、看一行、看一个故事，就把自己的经历，自己爷爷的经历，听说的经历，还有别人的传说全糅在一起。这样一本书读下来，有可能记错了，把你自己联想发挥的东西当做书中看来的，会闹出天大的笑话。崔永元就闹过这种笑话。有一次他采访书法研究家孙晓云，介绍她写的《书法有法》一书，现场背出一段内容，结果孙晓云女士愣住了，因为根本不是她书中的内容，崔永元翻出读书笔记一看，自己所背诵的内容果然不是书里所写的，而是他自己发挥的。都怪自己当初读书时自我发挥太严重了。

针对此事，严谨的崔老师还专门请教了作家阿城先生。阿城先生说这种事经常发生，就是因为现在中国人不懂什么叫“素读”了。

我对素读的提法非常赞同。现在很多人爱读佛学书，我的师父就提倡我们要读原经，不要读各种心得体会，那是别人的解读，要养成自己阅读和思考的习惯。

所以，我们不光要老老实实做人，还要老老实实读书。日后，在理解书的字面意义后，再进入“精读”——加入读者自己的人生体验进行思考。

关于读书的心得，崔永元还有很多很多，随便哪个话题，他都能给你“嘚嘚”半天。

人的成长离不开两件事：看见和思想

在柴静《看见》一书的发布会上，崔永元做了精彩的演讲。演讲最后，他意味深长地说：“人的成长过程中，有两样东西很重要，一个是看见，一个是思想。”

崔永元喜欢看见，他和转基因食品的斗争，是因为舆论和产销商的“遮掩”，没有让他全面客观公正地看见，连最起码的知情权都没有。一味地宣传转基因食品安全，而实际上，转基因食品并没有被证明是十分安全的。在国外对于转基因食品和非转基因食品都有标识，而国内没有。崔永元不想被这样对待，所以，他要揭发，要抗争，自己要看见，还要捍卫全国人民的看见的权利。他不停呼吁政府给予公众更多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关于思想，崔永元一直引以为豪的是自己具有独立的思考能力，他有这么多身份，但当被问起：“你怎么给自己定位呢？一个优秀的主持人，还是一个……”

崔永元的回答竟然是这样的：“我是一个电视行业里能够独立思考的优秀的知识分子，而且在电视行业里，这样的人不多，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是的，在认知世界的问题上，崔永元是个不老实的人，他不会听信任何人的说法，对任何来路的信息都不会照单全收，他坚持要自己看见，然后自己思考，并且号召年轻人都要独立思考。2017年3月3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会后，政协委员崔永元接受媒体采访，他表示，年轻人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要轻易相信别人，而且“独立思考（开始得）越早越好”。

为什么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么重要？首先，它能让我们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崔永元看问题的观点往往有着不一样的角度，这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说出来的。这也是有丰富阅历才有的能力。

在很多问题上，崔永元都和我们持不同的意见，哪怕和他最好的朋友小香玉老师也是如此。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上，他总是直言“我不同意你的说法”，并且列出自己的根据，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激发了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思考人生，打量世界。观众爱看崔永元的节目也是因为能看到不同观点。举个简单的例子，如何让家长们接受对孩子的艺术教育？常见的思维是告诉家长们学艺术有多好，多重要。而崔永元的看法是，“一定要让家长们看到，我们的孩子不仅艺术学得好，更重要的是文化课也很好，而且文化课考的分高恰恰是因为学了艺术。”你看，这的确很切合实际。

其次，独立思考会让我们变得聪明。用崔永元的话说，“读书能帮助一个人提高他的鉴赏能力。有这么一句话——读书可能不一定让你明白，但是你起码能知道坐在你对面的那个人胡说八道。这就是读书最大的好处，不读书你可能永远是一个糊涂的状态”。一个社会聪明人多了，那些骗子和坏人就没有市场了。为什么有些好人那么容易上当，那么容易被洗脑，因为他们有两点心理瑕疵，第一是贪婪，第二是愚痴。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因为贪婪，所以你特别容易被诱惑，对骗局动心；因为愚痴，不会独立思考，就人云亦云，对于骗局信以为真，就会上套。以保健品传销来说，现在不少传销企业都号称是“领导的项目”，说这个品牌是某高官牵头做的，人们吃了这个有多好。可是，明明刚刚《新闻联播》上播放国家在严厉打击这种营销手段，明明卖这个的人身体并不健康。稍微动一下脑子就不攻自破。而就因为人们没有独立的思考能力，造成非法集资、非法传销祸国殃民。

那么，如何保持独立的思考能力呢？多看（看书，看世界），多走动（到外地和外国多深入行走，会有惊人的发现），多思考。就比如，崔永元到南京艺术学院听昆曲，他思考了为什么同样是传统曲艺，昆曲表演总是座无虚席而有些戏曲则卖不动票？有了答案后他并未放下，他看了一尺多厚的昆曲方面的书籍。他勤奋，刻苦钻研，故而有了真知灼见。

有这股子劲，难怪崔永元做什么都做得那么好，而且讲起来头头是道。

可是，独立思考的能力让小崔越来越不讨喜了。

显然，和《实话实说》那个时代的崔永元比起来，现在的他做的事情越来越冷门了，越来越不招人喜欢了。崔永元这样计划：“我必须得找冷门，因为现在最冷门的就是这些口述历史，对口述历史者的抢救，我在这里面体会到了无穷的乐趣，有那种成就感和幸福感，所以我就干这个事，干定了。”他试图用冷门，唤醒人们独立的思考。

当王志询问他这样做的目的到底为何时，崔永元描述了这样的一个画面——

“等我女儿长大的时候，她想了解这个历史，我就说你到资料馆去翻，所有的影像都有，你听听当事人怎么说；我女儿看完了就特别受感染，觉得非常棒；她就问谁做的，我就告诉她是你爸爸做的，你爸爸当时掏钱自己做的。就得有人干这个事，我们不能什么都没有。”

是啊，他在用这种方式教育自己的女儿，而每一个被唤醒的人，都是他的孩子、弟子。

崔永元谈亲子教育：陪伴是最重要的

亲子教育，是大人最忧心的，也是家庭开支中最烧钱的。

作为一个爱国、极有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一个孩子的父亲的崔永元是怎么看待亲子教育的呢？

在了解了众多崔永元在这个话题上的观点后，再对比普通家长的做法，我总结出以下几点是需要特别指出的，现在以对对碰的形式展示给大家。

普通家长说：舍得花钱是最重要的。

崔永元说：对孩子，陪伴永远是重要的。

我小时候，父母很爱我，很重视对我的教育，我爸舍得花钱，把我送进虽然离家很远，但是当地最好的一所学校。

虽然我爸花了很多钱，把我送得很远，但效果不理想。

几十年过去了，中国家长爱孩子的方式从根儿上还是没变，小城市的孩子父母就想着把他送到大点的城市上学，而大城市的父母就想着把孩子送到国外读书。可是，若是没有父母的陪伴，天南海北有多危险？！这样的案例不用我多说，随便探访一下你们就可以得到例证。

关于亲子教育中最重要的一环，崔永元是这样说的：

“我认为，孩子是需要陪伴的，但因为工作的缘故，我几乎每天都要到很晚才回家。为了能和我女儿有更多的时间相处、沟通，我规定自己每逢双休日一定要抽出一天的时间陪女儿。带她去划船、爬山、吃快餐，只要是她喜欢的事情，就尽量满足，让她开心。”假如你是家长，这番话是否引起你反思：我对孩子的陪伴是否不够？我是否尽可能地陪伴了孩子？

普通家长说：我是你老子，我说什么你就得听什么。

崔永元说：家长和孩子之间应该是朋友关系。

为什么我们的亲子关系总是不和谐？因为从起点就输了。从呱呱落地的那一刻起，母亲就认为：你是我身上掉下的肉，你是我的私有财产，你必须听我的。不然，就是小混蛋。

因此，我们的亲子关系从娘胎里就不平等，不平等前提下的一切都不对等，当然不能愉快地沟通，充满了单向、霸权、强迫色彩。

而崔永元说：

“我一般不会轻易承诺，而一旦作出承诺就不会轻易改变。不管工作再忙，如果答应星期六陪女儿出去玩，就一定努力做到，不得不违约时，就会对女儿说明情况，请求她原谅，表示下次会加倍地补偿她。家长和孩子之间应该是朋友关系，相互体谅才是最重要的。”这席话对于那些整天对孩子说话不作数的家长是不是啪啪打脸？

普通家长说：把我买的书看完。

崔永元说：鼓励孩子看书，但不必要求一定看什么。

在让孩子多读书这个问题上，崔永元和普通家长一致认为读书是很重要的，应该鼓励孩子多看书。

可是，在如何教导孩子读书问题上，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法。

又到暑假了，我身边的家长们在两个月前就纷纷在朋友圈要求点赞获得什么什么套书，孩子暑期必读的多少本书。平台诱惑家长，家长强迫孩子，采取了老子给小子开书单的形式强迫性阅读。

可是，崔永元就从来不会这么做，他说：

“有些家长喜欢让孩子按照推荐书单来阅读，但事实上，别人推荐的书尽管很有用，但孩子可能看不下去。只有自己喜欢的书、感到有兴趣的书，孩子才会拼命去读它。我不觉得什么书对人没用，我觉得每本书对人都有用。”

“如果非要推荐，我觉得有两类书可能值得一看：一类是历史题材的书，一类是人物传记，这个也是我自己比较偏好的。读历史题材会让你越读越明白，看得越多越觉得自己是个明白人；人物传记有一个特别的好处，当你读完一个人的人物传记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跟他活了一辈子，又活了别样的一生。我们每个人只能按照一种方式活一遍，但是当你好好读一些人物传记时，你就会发现你能活一百遍，能活一千遍，有各种各样的活法，这是件幸福的事。”

“我知道很多孩子是不愿意读书的，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去鼓励或者督促他们读书，只能说让孩子先试着读一读，哪怕是一两本，也许他读上一两本，就会忽然产生兴趣了。”

我敢保证，如果你按照崔老师的方法去引导孩子，他们的阅读兴趣一定会上来。不信你现在就可以试试看。

普通孩子说：我的爸爸是暴君，我的妈妈是老虎。

崔永元说：我的父亲像太阳，我的母亲像月亮。

娱乐年代，看到很多无比搞笑的亲子漫画，其中就有不少孩子吐槽父母的，有的吐槽妈妈像母老虎，有的吐槽妈妈像保姆。这样的亲子关系并不是一个乐观的信号。

可是回想起自己的父母，崔永元这个长不大的孩子却无比温柔地说：

“我在父母鼓励下走过了一段很长的路，每走一步，我就长大一分。直到我成名以后，谈到父母亲时，仍然很动情。我的父亲像太阳，光明磊落；我的母亲像月亮，温柔无边。给我们幼小的心中也注入了光和热，不让一丝阴暗的心理有存身之地。这是一种终身受用不尽的财富。”

说完家庭教育，崔永元也没放过对学校教育的指手画脚。他说“教育应给孩子能力，而非灌输知识”。

这一思想成果也是崔永元看见和思考来的。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了美国世界史的一道题目：成吉思汗的继承人窝阔台，当初如果没有死，欧洲会发生什么变化？试从经济、政治、社会三方面分析。

有个学生是这样回答的：这位蒙古领导人如果当初没有死，那么可怕的黑死病，就不会被带到欧洲去。如果没有黑死病，神父跟修女就不会死亡。神父跟修女如果没有死亡，人们就不会怀疑上帝的存在。如果人们没有怀疑上帝的存在，就不会有意大利弗罗伦萨的文艺复兴。如果没有文艺复兴，西班牙、南欧就不会强大，西班牙无敌舰队就不可能建立。如果西班牙、意大利不够强大，盎格鲁—撒克逊会提早200年强大，日耳曼会控制中欧，奥匈帝国就不可能存在。老师看完说：“棒，分析得好。”其实这种题目老师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可是大家都要思考。

人家是在培养能力，而我们只是在灌输知识，而且多数是在灌输“死”知识。

崔永元有一次看过侄子的考试试卷大为震惊。有一道题目是：《匆匆》这篇课文，是现代著名作家朱自清先生写的，你能把自己最喜欢、印象最深刻的一句写下来吗？他侄子写的是：“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可是后面老师给了一个好大的叉。标准答案竟然是：“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崔永元当时就觉得老师很没水平，一篇文章，你可以喜欢这句，我可以喜欢那句，难道最喜欢的一句话也要统一么？如果非要求得那样的答案，那不如就把题目设置成“你能把老师最喜欢、印象最深刻的一句写下来吗？”

这样的事情我也见过多次，有很多家长请我帮孩子辅导语文或作文。有的语文试卷上的题目我审题都审不清楚，还有的孩子的作文明明立意非常好，但被老师批得一塌糊涂。

这确实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崔永元谈艺术教养：受过艺术熏陶的人对生活的感知更敏锐

还是在和小香玉一起作客人民网时，谈话接近尾声，小香玉谈到自己的“北京绿谷小香玉艺术学校”，做了一般学校“做不到的事情”。

这些“做不到的事情”是什么？小香玉颇为自豪地介绍：学校500多个学生，每一个学生会一门器乐，有古筝、二胡、琵琶、小提琴、大提琴、钢琴……此外，还有戏曲课，有舞蹈课，还要学声乐、学武术等。而且授课的老师是来自全国40多个一线大学的艺术类毕业生，包括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

“好多人会说，孩子不好好学习或者学习不好，才会让他学习艺术吧。”小香玉用孩子们的成绩否定了这个观点，“连续七个年头，我们学校年年全区语数外文化课排名全是第一名。”

孩子们学艺术达到了专业水平，同时文化课也特别好。小香玉认为：“这印证了艺术是可以把人内心的潜质、潜力调动起来的。”

到北京绿谷小香玉艺术学校给孩子们讲过课的崔永元也颇有感触：“孩子们受到艺术的熏陶，对生活的感知可能更敏感，这是艺术家的特质。我想，他们的幸福感更强，更能调动起内心愉悦的情绪，这对他们一辈子都是有好处的。”

对于艺术爱好之于个人的治愈功能，崔永元是深有体会的。对于这个话题，崔永元联系了自己的灰暗的过往。他说自己2002年得抑郁症，先是丧失了工作能力，后又丧失了生活能力。虽然崔永元没有直接说业余爱好对于治疗抑郁症有多明显的效果，但他陈述自己现在每天都在画画，弹吉他，吹口琴。这说明业余爱好在康复和防止抑郁症过程中一定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从归类上讲，艺术属于爱好的范畴，那么爱好对于个人成长有什么功能呢？当我们接受学校教育的时候，爱好让我们学习更积极，增强校园生活的愉悦感，让我们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当我们走出校园，走向社会，进入职场，兴趣爱好让我们沉重的中青年生活更有意趣，缓解工作和生活的压力；而当我们陷入精神困顿时，兴趣比药丸更有治愈功能。说到这里，胡适先生的一段描述堪称完美。

1932年，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在6月27日毕业典礼上有一段精彩的讲话，初载于1932年7月3日《独立评论》，流传至今。在讲到如何规避学子们步入社会后容易随波逐流堕落的危险时，胡适先生开出了三种防身的药方，其中第二个方子就是“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他说：

离开学校之后，大家总得寻个吃饭的职业。可是你寻得的职业未必就是你所学的，或者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学而实在和你的性情不相近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工作就往往成了苦工，就不感觉兴趣了。

为糊口而作那种“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就很难保持求知的兴趣和生活的思想主义。最好的救济方法只有多多发展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与活动。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又应该有他的非职业的玩艺儿，可以叫做业余活动。

凡一个人用他的闲暇来做的事业，都是他的业余活动。往往他的业余活动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因为一个人的前程往往全靠他怎样用他的闲暇时间。

……

有了这种心爱的玩艺儿，你就做六个钟头的抹桌子工夫也不会感觉烦闷了，因为你知道，抹了六点钟的桌子之后，你可以回家去做你的化学研究，或画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写你的小说戏曲，或继续你的历史考据，或做你的社会改革事业。

你有了这种称心如意的活动，生活就不枯寂了，精神也就不会烦闷了。

关于艺术、爱好的教养功能，前人已经说得很精辟了。我自己也曾经做过一些尝试，在我的小小朋友圈内试图去影响他人。看着他们每日除了工作、家务，就是希望能够在朋友的聚会当中获得慰籍，看着有些心疼并且担心起他们的未来，当然这些只是我的个人感受，我尝试熏陶他们一起喝茶，在品茗中获得宁静；我引导他们一起读书，然后讨论感受；我带着他们一起旅游，去发现美；我教他们在家写写画画；还逼着他们每周交一篇文章，题目不限，写啥都行。

他们的生活都有了程度不同的改变，不那么烦闷焦虑了。

最后，我还想提示大家，在我们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时，还需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我们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条件和能力，选择某项专业作为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慢慢地培养并持之以恒地追求下去，终会有所收获的；

第二，过程或长或短，但一定要坚守喜欢的原则，不可强求，否则适得其反，我们年轻时候的厌学心理就是这么来的；

第三，在没有什么专长，又不知道该把什么作为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时，我们可以看看周围，看看别人在做什么，那些是否能够吸引你的兴趣，也可以看看周围认识的人当中，有没有人在某一领域里有所建树，我们可以利用这样的资源，快速了解事物的更多方面，同时评估一下自己是否适合这个方面；也可以通过各类培训班的学习，去发现和发掘自己的兴趣点，这需要一个过程，一旦我们找到适合我们自己的兴趣，剩下的就是要系统地学习这方面的知识，边学边做，持之以恒地追求下去。

只要你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你会发现，你的选择是正确的，它会给你带来快乐，给你带来幸福，带给你成功和成就感，让你重新审视、认识自己，原来自己也能有所作为，自己也能为家人带来快乐，也能让他们为你自豪，这一切都源自你的坚持。

最接地气的知识分子：文化必须让老百姓听懂

我素爱养花，家中一盆茉莉，因平日疏于打理，几近枯萎。我请教一位园艺师朋友周姐，她告诉我：“把它搬到屋外，让它见见阳光、接接地气，试试看哦。”我立马照办了。过了些日子，那盆茉莉果然回过“神”来，枝干下居然长出了几株嫩芽，令人一阵惊喜。

细细想来，“接地气”真是一种看不见的“养分”。植物生长离不开它，作为万物灵长的人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久住高楼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几天不下楼，浑身上下觉得不舒服；下楼走几圈，做做深呼吸，立马神清气爽。这恐怕是一种最感性的接地气了。

生活中还有一种“接地气”，是关乎做人的品性和行为处事的态度，这就是亲民务实，为人低调，不摆架子，说着人们能听得懂的话，做着以人为本的事，务实不务虚。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为民请命。崔永元就是这样的人。

无论是主持节目，交朋友，还是在自媒体上传播观点，小崔的语言一直特别朴实，他反对那种故弄玄虚，用老百姓听不懂的语言讲话说事的方式。

他对很多央视前同事都看不惯过，看不惯他们那种总是说术语而不考虑观众能否听懂的主持方式。“比如直播连线，你就直接说现场这边怎么样就好了，干嘛非要‘××，你好’‘主持人，你好’，这不浪费时间吗……‘为了今天顺利直播，我们有三个注入点。’这话说得都是神经病。你说三个机位观众都不一定听得懂。什么叫三个注入点，跟观众有关系吗？”小崔很受不了他们装腔拿调的主持语言。

即使是采访高管，崔永元也致力于如何让他们说实话，用拉家常的方式说话。《小崔会客》从第一期节目，崔永元就发愁如何让官员不打官腔。

他采访的第一位官员是一位全国政协副主席。采访前一天夜里小崔又睡不着了，一直犯愁，怎么开口好呢？他发愁的不是没办法让副主席开口，而是如何“将官方话语尽量转换为公众话语，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些高层官员更擅长讲宏观的道理，但我希望他们能在我的节目中回到微观世界里”。

思来想去，小崔最后还是坚持实话实说。他跟副主席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大实话，说“我特别紧张，我们家人也怕我说错话，惹什么事儿”。然后副主席也说了大实话，他说“我家里人听说你要采访我也特别紧张，怕你问的问题我答不上来，很尴尬。”

现场的观众都笑了。从那以后，崔永元就意识到，采访官员跟采访普通老百姓没太大区别。做主持人要有一些平常心，换位思考下，这些领导人也上过学，谈过恋爱，也为孩子能不能考上重点学校而烦恼，这些为什么不可以说？刚开始还只是在形式上寻找突破。有了这样的平常心以后，崔永元的采访更游刃有余了，他的节目把普通老百姓请进演播室，跟领导人一起探讨一个话题，改变了过去的方式，取得了上下的一致认可。

为什么不懂讨好他人、说话不平和的崔永元这么讨老百姓喜欢？一是因为他没有明星架子，特别平易近人；二就是他永远用深入浅出人人都能听懂的语言说话。这既符合文艺之道，也符合沟通之道。艺术来源于生活，服务于人民，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发声，必然要让老百姓听懂。可是在这方面，我们的专家、主持人甚至是办公室白领、作家都做得不合格，他们习惯于用专业术语、文学性语言表情达意，行文做事，好大喜功，贪大求全。管你听懂听不懂，反正自己说起来自我感觉很好，听不懂的人越多越显得自己学问深，水平高。在为人处世上，这些人也总是摆着一副高深莫测的脸孔，说话做事装腔拿调，让人摸不着头脑。狂妄自大，目空一切，让人敬而远之。

其实，这种刻意追求说话最好别人听不懂的人，其职业生涯不会常青，因为他们不接地气，没有养料。就和我的那盆非洲茉莉一样。

无论做人还是工作，莫不都需要接地气吗？做人接地气，给人的感觉就是靠谱、踏实和温暖；工作接地气，职场才有底气，才能硬气。

这两点，崔永元都做到了。所以，即使他言行锐气，但大家还是很喜欢他。而有的人，尽管说话婉转动听，但因为太高冷，也会和广大人民有距离感，没有人气，没有未来。

第四章　普通人崔永元——古道热肠、邻居大妈的儿子

导读：

崔永元是个名人，但一直比隔壁老王还低调、热情、大方、爱管闲事。

从邻里之间鸡毛蒜皮的小事，到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小崔总是走过路过不会放过，他要站出来说几句。哪怕冒着被封杀、被恐吓的危险。

他还特别像个小孩，当胳膊拧不过大腿的时候，他会孩子气地说：这个时代太二，我不跟了。

在与倒行逆施对抗的立场上，小崔一直是个孩子，他学不会麻木、冷漠。

小崔特别仗义，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路遇不平拔刀相助，这些你我都做不到的事，小崔现在还那样做。

假若他能冷漠一些，没心没肺一些，或许睡眠就没障碍了。

可是他说，那样就没意义了。

特别爱管闲事，从鸡毛蒜皮到天下苍生

现在，人人都在抱怨人心不古了，马路上有老太太摔了再也没人敢搀扶了，怕惹上事，怕好人不得好报被栽赃。于是，遇事大家都躲得远远的，学会了自我保护。

有句话说，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认为和自己有关系，都认为是整座山不好。诟病的就是我们这种国民心态。

我们都在计较着谁是谁非，掂量着利益得失，万万不可得不偿失。

只有小崔，还在当着活雷锋，不会放任一丝无助。小崔特别爱管闲事，从乡村教师培训到山里孩子脚上的鞋、碗里的菜，到小区里因车辆剐蹭而掐架的陌生人，他都管，还自己掏钱管。这些事，明明就是别人的事，明明就是政府负责的事，不该他管的事，他都管。因为这些闲事，还总给自己惹一身麻烦，常常直面纠结麻烦冲将过去，那不是他的个人利益，而他不敢不顾。

有天晚上，他回家的时候，碰巧看到两个人在小区里，拿着铁棍子要玩命儿。原来是两辆车撞着了，撞车的想走，被撞的不肯；撞车的想走保险，被撞的想直接赔钱。两人僵持不下，干脆动手了事。

他急忙上前拦住他们，问赔多少钱？被撞的说赔500块钱，撞车的说只能赔100。于是他就让撞车的给100，自己掏腰包，往里又加了400。他说：“这事就解决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说跟我没关系，但是你用铁棍子把他打死，这事可就大了。没管可能就是因为没看到，看到了就得管。”

不仅对身边的事默默拔刀相助，他还不断地向大众发出自己的呼声。他炮轰昧良心的主持人，质疑限制私家车治理雾霾，质问过手机的收费问题，他还在演播室当着乡村老师的面，告诉记者有关乡村教师公益活动出现违规的事情。又在微博上披露官员假借乡村教师身份，参加崔永元公益基金举办的乡村教师培训班。他从来都不害怕挑战权威或主流。

和我们现在被小崔的事迹羞得脸红一样，在舞台上，小崔也被前面我们说过的那个叫丁大卫的外国人羞红过脸。

当崔永元问丁大卫在中国感觉苦不苦时，丁大卫说，很好的，比如这次你们中央台就让我这样一个平凡的人来做嘉宾，而且还让我坐飞机，吃很好的饭菜。

丁大卫说到这里，我看见崔永元有些不好意思地脸红了。他幽默地说：“我觉得你挺像我们中国的一个人，雷锋！”

丁大卫想了想，说：“还真有点儿像。”大伙儿“轰”地一声善意地笑开了。

“只是，雷锋挺平常的，他只是一个凭良心做事的人，这样的人不应该只有一个，每个人都应该做得到的！”他认真地补充道。没有人再笑了，就连崔永元的脸上都显出了小学生的表情。

节目快结束时，崔永元对丁大卫说：“丁大卫，你听到过人家对你的评价吗？”

丁大卫笑笑说：“没有！”

崔永元说：“好，现在我们就让你来听听。”于是我们便看到了这样一组外采镜头：

许多丁大卫的同事，丁大卫教过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家长在镜头前交替着出现，他们一一地说着丁大卫的可敬与可爱之处，有的人情到深处时，甚至泪盈于眶。一个大学女孩对着镜头说：“丁老师从来没骂过我，但我真的好怕他啊，因为我怕看他因我而失望的样子！”而最后我们看到的一个镜头是：丁老师教过的那所小学的孩子们，一个个争着抢到镜头前流着泪喊：你回来教我们吧！

我们看见，丁大卫不敢再看大屏幕，他深深地把头埋下。他被感动了。

我也把头深深地埋下，我很惭愧，惭愧无数个我路见无助而无动于衷的时刻。我为我曾经的麻木不仁深深地忏悔，并下令自己从今天起，做一个力所能及的爱管闲事的人。

同时，我也呼吁那些被管过闲事的人，多一分感恩，要领受别人的好意。即使别人管多了，热忱总比冷漠要好。

特别爱较真，一言不合就怼你

崔永元是个极其较真、绝不妥协的人，他这几十年来的作为，无论是主持《实话实说》《小崔说事》《电影传奇》，建立“口述历史影像资料库”，并将之无偿捐献给母校；还是组织西部乡村教师培训、“给贫困地区孩子加个菜”等慈善公益活动，年年为民工兄弟主持“民工春晚”；或是近几年反对美国转基因公司，和近日揭破娱乐圈偷税漏税、阴阳合同等行业乱象。其实都是在跟某种他看不惯的现象和势力较真。

他的对手也知道他的厉害，只要崔永元和谁较上劲，在真相水落石出之前，甭指望他收手。

崔永元有多较真，看一看他为反转基因所倾注的心血就知道了。问题起因于2013年，媒体报道“方舟子发起品尝转基因玉米活动”。彼时崔永元尚在央视工作，他特别看不惯这种态度，简直太荒诞了，竟然在完全没有弄清转基因安全性如何的情况下发动大家都来吃，于是崔永元想来“挑事”。他先是在网络上发表了评论，他说道“转基因食品，你吃吗？你可以选择吃，我可以选择不吃。你可以说你懂‘科学’，我有理由有权利质疑你懂的‘科学’到底科学不科学。你可以说我白痴，我可以说你白吃”。由此引发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并且从网络骂战升级为诉诸法院。

总是解决不了争端，到后来为了弄清真相，崔永元“负气”远走美国，做转基因食品专项调查去了。他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亲眼看看到底美国人真的像一些科学家所说的那样，在普遍吃转基因食品吗？

崔永元的美国调查，注定要成为中国食品安全中的一件历史性事件载于史册。是的，我们对转基因食品争论了那么多年，支持者一个很过硬的理由，就是美国那么科技发达的国家，都普遍吃转基因食品，言下之意，中国人对此还有啥不放心的呢？

但，崔永元不这么想，他就要深入美国，亲口听听美国的老百姓怎么说，亲自尝尝玉米的味道，给自己，给争论双方，给国人一个明确的交代，这种伟大的较真，也只有崔永元能做得出，难能可贵，非同寻常。

况且在全球化的今天，美国说远不算远，说近也不算近。研究转基因的轻轻松松就去了。可我们为什么就没见到一份详实的美国转基因食品权威的调查报告呢？这就不能不让人感到疑惑了。

从崔永元最初去美国到现在传来的证据看，美国的转基因食品还真没像某些人所说的那么普及。这就说明，一些人在说谎，在欺骗，在打马虎眼。也不排除一些人还有更阴险的目的，那我们就得更加认真、更加清醒、更加小心地对待转基因食品了。而且我觉得，即便是美国人普遍吃转基因食品，尤其普遍吃转基因主粮食品，也未必适合我们，因为我们和美国人的体格真的不一样。所以也要慎重对待，绝对安全后才可以大力推广。

但不管怎么样，崔永元的美国调查，意义不言而喻。无论最终的结果如何，那都将是一个人的伟大较真。这种较真，其实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真相，他要自己验证，不被意志绑架，不被糊弄甚至愚弄。眼下，国人确实需要崔永元这种较真精神。这种较真精神，对于那些搞歪门邪道的人，是一种压迫，就像他在谈论读书时鼓励读者多思考：“阅读者应该多思考，这样才能对作家产生压力。只要有好的阅读者，就会有好的作家出现，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同样的道理，只要有好的、挑剔的、较真的食客，就会有好的产品生产者。

因为太爱管闲事，太爱较真，崔永元成了个很“事妈”的人，很多人据此认为崔永元很小气，小肚鸡肠，其实不是；他很大气，谦让，处处为别人着想，不计个人名利得失，不斤斤计较。

还记得十年前的崔永元被降级事件吗？在2006年度中央电视台十佳播音员、主持人评选中，崔永元从甲等降到乙等，很多人都以为崔永元会失落、不满，但他并没有，而且很坦然，他认为自己在工作上，没有比以往差。“降级”意味着每月的津贴也将有所减少，但是他表示无所谓：“去年我的奖金就全部捐了，我觉得这些钱对我来说本来就没有什么用处。”谈及该奖项的评判标准，崔永元一脸茫然地说自己也很“糊涂”，不能做出解释：“如果是就收视率来说吧，永远是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其他节目的主持人都没有机会。但是以努力的程度来说，那么罗京、李瑞英的干劲是无人能及，他们每天直播节目，那样的工作强度我是完全不能承受的。所以它可能只是一个内部的评奖，我看获奖或者落选的都很平静，要说这个奖项对台里主持人有何打击，我没有看到。”

那一次评出的甲等、乙等共二十佳主持人中有三个新人入围。但是崔永元显然不“服老”：“要我说一些‘新人比我好’的话，可能比较假。应该说每个人的领域不同，我女儿就很喜欢少儿节目主持人小鹿。我也希望多一点竞争对手，然后从中败下阵来，我也愿意。可是目前好像也没有。”

凡是他斤斤计较的，肯定是突破他道德底线的，和主动对他出言不逊的。

崔永元虽然爱较真，有态度，有力量，但他绝不尖酸刻薄，他很宽容，而且很理解人性。

《我的长征》整个行程一直受到全国观众和各种媒体的关注，仅平面媒体关于这次活动的报道文章就有7000多篇，曝光多，流言就多。有些人对于队员的表现进行了批评，比如有人评价这支队伍里的人跟当年红军没有办法比，怎么看怎么都摆脱不了旅游的感觉？对于队员的这种旅游心态，崔永元怎么能容忍？

令大家意想不到的是，崔永元竟然很能容忍。他说：

“能容忍。因为他们身上长虱子了，他们被臭虫咬了，他们脚上起大泡了，脚上起这么大的泡，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水泡，白白的，拿针管往外抽，一晚上抽了200多个针管，这叫什么旅游？如果有网友还说这个是旅游，那我们也就认了，我们希望中国人都用这种方式旅游，这个民族的面貌马上就变。”

假如结局是好的，那崔永元根本不介意最初心里那点无公害的小自私。

一旦你认真地聆听崔永元的那些访谈，你就会发现，在对很多事物的评价上，崔永元都很宽容开放。比如，在被问及有没有特别欣赏的作家或作品类型时，崔永元回答：

“每个人自己喜欢的作家，对别人不具有示范效应。你喜欢海明威也好，喜欢马尔克斯也好，并不意味着别人非要喜欢，甚至并不意味着别人非要知道，这是我们以前的知识误区。可以不知道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也可以说不想看，如今这个社会允许了，这样每个人就都能打开心扉去从容地汲取知识。”

在被问及如何看待电子书与纸质阅读的体验区别时，崔永元的回答也很开放。他说：

“我觉得只要能做好各种读书体验，都可以接受。比如说用手指去点下一页的时候能有翻书的声音，所以不用去较劲，技术层面能做到丰富体验就好。”

透过这些真挚清澈的声音，我们发现一个开放的、不囿于形式的崔永元。

这样的崔永元，永远年轻，有活力。

特别有亲和力，邻居大妈的儿子

敬一丹曾与大学生们聊天。他们，特别是女生们希望她谈谈自己所关心的几位男主持人。

当谈到崔永元时，男生女生都会心一笑，一个个变得眼神柔和，表情放松，饶有兴致，好像敬一丹提到的是他（她）哥。

崔永元的确有股自己人的劲儿，在他面前，人们不知不觉就不把自己当外人了。包括敬一丹自己的父母。

有一天，敬一丹的父母去看《实话实说》录像，看到屏幕下的小崔，原本就觉得近乎，这回更不见外了！妈妈亲热地用手拍着小崔的后背，眼睛炯炯发光：“我们都喜欢你！”

小崔的亲和力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年龄，所有人都可以当他就是邻居大妈的儿子。

在中央电视台做节目那几年，是亲和力把崔永元和别的主持人明显区别开来。

为什么这么说呢？

人的思维流程有两个基本渠道，一是独立思想，二是主客交流或刺激产生反应。这两个过程是电视节目必不可少的。但是有许多颇具表达能力的作家、学者以及某一领域的专家，一进入谈话节目录制现场，就失去了平日的风采，立刻变得拘束、僵硬起来。其实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是没有经过专业表演训练的“自然人”，面对摄像机，面对灯光，面对陌生的环境，势必会有惶恐紧张的表现，而在这种状态下就很难流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一般都是面子话、套话、空话、大话。另外，一般的节目主持人采访或主持节目，在长期延续下来的宣传和教化责任的自觉不自觉的驱使下，总是脱离常态，端起架势，郑重提问和说话，并在节目中极力发掘和拔高优点；而嘉宾也习惯了报纸电视上的人开口必是显露自己政治觉悟多高，永远不会出错的话语，于是在镜头前很“自然”地说着不真实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主持人就需要用自身所具备的亲和力扭转现场过于尴尬的局面。而这恰恰是崔永元的长项。

崔永元在每次录制节目之前，都要在现场作个热身，或讲故事或说笑话，特别能调节到场来宾的紧张情绪。比如有一次《实话实说》节目开始录制之前，一个小嘉宾问崔永元今天谁是主持人，崔永元回答说是自己时，那个小嘉宾说，叔叔，你长得这么难看，还当主持人啊？当时崔永元有一种手足无措的感觉，但是他灵机一动，回过头把刚才小嘉宾的话告诉了现场观众，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份尴尬。现场一百多人宽厚地笑了，并且用掌声给崔永元自信，同时现场被一种轻松的气氛包围着，节目很顺利地进入了录制阶段。正因为崔永元没有被主持人的身份固住，而是以最本色、最自然的状态面对现场来宾，让大家觉得崔永元就像是隔壁邻居家的大哥一般平常，因而和他交流也就不需要有太多的顾虑。

虽然崔永元仅是抓住了一个很不起眼的机会，说了一句普通至极的话语，但是却拉近了他和现场观众的距离，因而对营造一个轻松自然的谈话氛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主持人有亲和力对于营造一个良好的谈话氛围、对于谈话节目的制作是多么的重要。

告别电视后，亲和力又保持住崔永元的好人缘，让他平台换了但人气不减，好感度不减。

崔永元的亲和力，不是做出来的，不是装出来的，而是真性情的自然表露。这和他的先天素质和后天教养都有关系。

第一，他天性纯朴，又有良好的家庭教育。

崔永元也是大院子弟，红色传统是许多大院子弟的精神家园，特别仗义，看不惯不公平的事情，一旦出现，他们就站出来伸张正义，打抱不平；大院生活是他们的优越感来源。崔永元有前者，没有后者。这和他耳濡目染的家庭氛围有关。

崔永元的父亲当工程兵团政委的时候，因为流动性大，营房条件不好，官兵家属来探亲常常没地方住。这时，崔永元的父亲就常常腾出自己的房子让他们来家里住，和来探亲的官兵亲属吃一锅饭，家里经常平添了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亲戚”，“显得很拥挤，但也很热闹，很有人情味”。所以崔永元从小就学着父母很有分享意识，他不吃独食，总是把自己的糖果、小人书和“亲戚”们分享。这种开放的家庭，养成了崔永元开放、大度、容人的性格，没有身份地位上的优越感。

第二，他后天的经历，都很接地气。

做记者时，崔永元经常下基层，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他深知人们疾苦，在节目中他放下身段，没有架子，友善慈悲，都是真情流露，无论语言、表情还是神态。语言的朴实给人亲近的感觉，不做作的神态让嘉宾也跟着轻松，不紧张。

虽然你我并非主持人，也非名人，但亲和力对于你我一样很重要。它是近几年在整个管理界掀起的一个十分流行且非常实用的专业技能。

所谓“亲和力”，就是说个人在语言、形体、气质等层面上所具备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所带来的真情流露，能让周围的人感觉你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有句话叫“力在则聚，力亡则散”，有亲和力的双方就是有共同力量表示的双方，有亲和力是促成合作的起因，只有具有了合作意向，才会使双方结合在一起共同合作。这种力量无论对于业务开展，还是家人相处，都很有裨益。

如何提高自己的亲和力？是不是放低姿态，言语和缓，表情友善就够了？

需要这些，但又绝不只是这些。因为这些是形式，形式必须建立在本质的基础之上，亲和力的本质，就是你的个人素质，你要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众生，包括花草树木，鸟兽昆虫，对众生表现出应有的尊重。其次，才需要你提高言谈举止的技巧。在此基础上，你若是再有足够的文化积淀那就更完美了。具有广博的、深厚的文化修养，这样你才能被你的“观众”认可，否则你再有亲和力，在头脑上是个“大白”，也没有人会喜欢。博学和智慧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厚积才能薄发。这里的博学并非指做某一方面的专家，而是要成为一名杂家，各方面都要涉猎，这样在面对各种人时都能有话可说。正所谓“手中有粮，心里不慌”。

特别仗义，疑人不交，交人不疑

什么是仗义？仗义不那么理性，太理性了就不是仗义了；仗义通常含有感情、冲动的成分，甚至是愚昧。为了朋友，崔永元可以做到不顾自身安危，不谈钱，不磨叽，只要你需要，尽管开口。他仗义的故事，听起来总是那么让我们热血沸腾。

第一个仗义的故事是关于崔永元和冯仑的。

2016年，王利芬和崔永元一起作为嘉宾出现在陕西的一个创业大会上。当时冯仑家乡的一个领导想请冯仑邀请一些嘉宾参加创业大会，为家乡作点贡献。返京时，因为飞机晚点，王利芬和崔永元一起乘坐了张朝阳的私人飞机。看到面色不佳的小崔，王利芬突然想到，这个家伙前不久刚做完心脏搭桥手术，于是王利芬就问崔永元：“小崔，你怎么会在这样的一个会议上出现呢？”小崔就给王利芬详细讲述了冯仑对他的帮助。当时他离开央视，在传媒大学做口述历史研究，苦于没有地方放他的一些资料、书籍等物品，小崔很为难，这时候冯仑帮了他。崔永元说，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冯仑有需要，他都会不远万里前来捧场。因为冯仑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帮了他。

王利芬当时就觉得崔永元真够义气的。他这真是受人滴水之恩舍命相报啊。

这时候，王利芬又联想到当年自己离开央视的时候，和崔永元的一段对话。

2009年年底的时候，王利芬离开央视，办完手续的那天正午，太阳特别暴烈。王利芬抱着自己的私人物品在中央电视台老台对面的央视国际大楼转弯处碰到了崔永元。尽管平时联系不多，但临走了，还是要告别一下。于是两人就找了块阴凉的地方聊了聊。崔永元问王利芬离职的原因。王利芬跟他说了一些。然后就反问了一句：“你什么时候走啊？”崔永元眼里闪过一丝犹豫，说其实他也想走，但是他有顾虑，因为当时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调到中央电视台的时候，有一个领导对他特别得好。崔永元觉得他要是走了，会对这个领导不太好。

当时崔永元说话的那个场景真的是言之切切、心诚意善，再加上现在他对冯仑的情谊，所以王利芬在想，小崔真是一个非常念旧的人，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因为别人培养了他，对他非常得好，所以他宁愿稍微牺牲一下自己的前途，也不希望他的离开对恩人有一些伤害。

第二个仗义的故事是关于崔永元和央视前同事的。

有一次，王利芬和崔永元一起吃饭，席间谈到央视有一些旧同事不幸坐牢了，基本上都在吉林省。小崔说他有一次去吉林，专门去吉林的有关场所看望他的同事，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功。他和司法部门的朋友吃饭的时候，专门给人家敬了酒，动情地委托对方在合法的权限范围内照顾一下前同事们，给人家弄点饺子吃，不要让人家太吃苦等。王利芬觉得崔永元是个雪中送炭的人。

第三个仗义的故事是关于崔永元和小香玉的。

还是在和小香玉一起做客人民网时，小香玉老师上来就说崔永元有个习惯，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她发短信问崔永元有没有时间，崔永元不会问什么事就一口答应“好的”。这年头，谁还会这么完全信任朋友？这份仗义让我的眼圈湿润了。我相信，很久之前，你一定也有这样只要你有要求，二话不说连具体情况都不问就一口答应的人。曾经我也是这样的人，我的朋友也是这样的人。现在我们都不这样了，都有点端着，拿着劲。在掰扯着是他们先变的，后来我也变了，然后感叹“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

我们离仗义很远了，很理性，处处有原则，却活得没那么有激情了。

如果可以，我想寻找遗失的仗义。

你呢？

一个仗义的朋友，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首先就是知恩图报。别人帮了你，一定要记心间，找时机回报。如果知恩不报，那是忘恩负义。现在，忘恩负义的人很多。面对朋友患难中的救助，很多人发达后选择了遗忘，还冠冕堂皇地找理由：“不敢直视那个卑微的自己。”对于这样的人，只有呵呵。

其次就是朋友落难了，你是选择怕自己惹麻烦沾晦气而远离，还是选择不计个人得失慈悲地帮扶。

曾经有一段时间，赵本山的小品和二人转被很多网友批评，认为他的小品太过于俗气，娱乐圈一些人也纷纷表态。当时，在一次公开场合，崔永元却为赵本山说话。他曾说：“赵本山很棒，是个人才，那些不是绿色的二人转和东北的氛围有关系。在东北人与人之间，那些词很正常，他们不觉得俗气。赵本山一直在努力改良二人转，虽然没有成功，但他努力尝试了。”

在赵本山处在漩涡中时，崔永元不怕得罪人，仍然坚持仗义执言，而且他的话有理有据。崔永元的话给了赵本山莫大的支持，帮他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日子。

崔永元的另一个同事白岩松，也以正直著称，他的仗义执言，也被网友称赞。

当初，黄健翔的观众口碑很不错。可惜，遇到了解说风波，便主动提出辞职。因为他的事件，电视台的负责人很生气。那些曾经和他一起工作的同事，也选择了疏远他，他们毕竟不想惹上司生气。

黄健翔收拾东西离开时，白岩松主动找到他，问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还帮他整理要带走的东西，丝毫没有任何担心。旁边的朋友劝白岩松不要和黄健翔走得太近，但他却坦荡地说：“这有什么，任何一个同事辞职，我都会这么做；更何况，我们还是很好的朋友，别人怎么说我管不住。”

难怪白岩松、崔永元人缘这么好。名人的交际圈是这样，我们普通人也是这样。对待朋友，要本着一颗真诚之心，懂得雪中送炭，这样才能获得更好的人缘。

特别实诚，受不了任何人的弄虚作假

崔永元的家风就是实诚。

不能来得一丝一毫的弄虚作假。

关于诚实，崔永元有两件特别难忘的童年趣事。

崔永元很小的时候，家里养了一只可爱的小花猫，全家人都宠着它。有一天，崔永元一觉醒来，听到花猫在床下喵喵地叫，他下床一看，发现小花猫不知从哪里叼来了两条黄花鱼，正准备“大快朵颐”。

崔永元很为这事感到高兴，他兴高采烈地把这事告诉了父母亲。本以为父母亲会和他一样开心，谁知他们没有一丝笑意，而是很认真地顺着猫的脚印一路查找，发现黄花鱼是小花猫从墙外叼来的，而隔墙是一个国营菜市场。

父母马上带着崔永元和副食品定量供应本直奔菜市场，向卖鱼的叔叔阿姨说明了情况，并把两条黄花鱼的钱付给了他们，还划了副食品定量供应本上相应的额度。

结果猫吃了两条鱼，崔永元兄弟他们只好少吃。

另一个故事和演出有关。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组织文艺演出。崔永元很喜欢其中一个群舞《地道战》，但却没能被选上，他闷闷不乐地回到家里，被父亲发现了。问清楚是怎么回事后，崔永元想请父亲和学校领导说说情，崔永元知道，父亲和学校的关系很熟络。可是父亲却没依着他，而是哈哈一笑，说：“小小挫折算什么呢？只要你努力，今后有的是机会。”

爸爸的笑融化了崔永元心中的疙瘩，他照样热心地关心着这次演出活动。结果，另一个歌舞节目《行军路上》选中了小崔，而且要他演主角——指导员。

那次演出非常成功。演完后，又去了附近的农村和部队演。演出结束时，父亲作为部队政委上台和小演员一一握手，其中也有崔永元。那次握手是崔氏父子间唯一一次正式握手，给崔永元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因为他感到那是一次男人和男人的握手。父亲的手很有力，让他感到一种永远的支持和信任。

这种家风崔永元说：“我继承了。”“在中央电视台工作18年，我没有走过一次商业穴。”

前两年，靠推销转基因食品发财的转基因资本大鳄提出给崔永元2亿封口费，崔永元也拒绝了！并且他还想把这件事告诉老父亲，但是当时“九十岁的爸爸已经不认得我们了，已经说不出话了，他目光犀利扫向我们每个人，一直扫到心里，我知道，他是让我们牢记什么。”牢记什么呢？当然是要牢记“一身正气，诚实，不能说谎，不能骗人，不能占人家的便宜。尤其是不能为了捞取诱人的转基因狗粮，去出卖国家和人民利益”。崔永元做到了。

因为崔永元的实诚，不玩套路，不弄虚作假，所以他能看到普通人看不到的细微之处，对人民群众的疾苦更了如指掌，关怀也细致入微。在包括像地震那样的大难面前，他能看到我们看不到和忽略的细节。

2009年3月，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电视台《小崔说事》制片人的崔永元，接受了中国经济网记者的采访。在被问及现在最关心四川地震灾区的哪些情况时，崔永元提出了一系列别人没有注意和想到的细节。比如：

●不能盖“永久性的临时建筑”，要给他们一个安稳的家。

5·12地震灾害发生后，崔永元通过各种渠道联系重灾区损毁乡村学校，帮助灾后重建工作，还亲自前往四川向当地教育部门了解情况并实地考察。对灾区的情况崔永元深有感触，他对记者说，受灾群众失去了自己的亲人，现在特别希望有一个家的感觉，灾后重建一定要与城市乃至整个省份的整体规划相匹配，不能盖“永久性的临时建筑”，要给大伙一个安稳的家。帐篷盖起来很快会拆，活动板房盖起来很快会拆，别盖个房子给他们住，过两年却又拆掉、搬家。没有家的感觉是最痛苦的，“没有着落”，应该让所有的受灾民众都永久地安定下来。比如成都市把城乡一体化和灾后重建做成整体规划，就是非常好的做法。

●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散去了，谁来关注他们的心理建设？

当很多心理咨询师涌入灾区进行心理建设工作时，我们都拍手叫好，唯独崔永元表示隐忧。他说“在整个救灾过程中，对灾区群众的心理干预非常不专业”，他认为灾难发生后入川的很多心理咨询师没有受过严格训练，不单帮不了灾区群众的忙，反而会增添新的伤害，再加上一些媒体记者不懂相关知识，报道只会雪上加霜。“我们不能帮忙的时候，千万不要添乱”。

借被采访的机会，小崔发出呼吁，目前这个时候，灾区群众的心理关怀需求是最急迫的时候，甚至比灾害刚发生的时候更紧迫。救灾的时候有来自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支援，熙来攘往，让灾区群众觉得温暖；现在人们慢慢地散去，又要回到以前平静的生活，但是家没有了，妻子没有了，儿女没有了，财产没有了，又有谁来陪伴他们？现在只能依赖于受灾群众心理防线的平静，这是多么巨大的痛苦。应该向灾区提供有效的心理援助，这应该列入政府的议事日程。

无论平时还是特殊时刻，无论是对特殊人群还是普通人，来自崔永元的关心，都集中于两点：第一，落在实处；第二，落在细微处。所以他的帮助，来得特别贴心长久。

在很多人看来，崔永元的这种实诚近乎变态，没少为他树敌。

记得当时新浪微博推出不久。有一次，他在一个论坛上遇见当时的新浪总编陈彤，两人是台上圆桌论坛的嘉宾。因为微博一个很小的设置，崔永元觉得不合理，在很多人看来都不是大事，按照常理，一个情商高点的人，会在会议结束后在台下跟陈彤打个招呼。以崔的身份，陈彤肯定高度重视，回头安排人就处理了。结果崔永元不是这么做的，他不管台上会议跑题，拿着话筒，一直跟陈彤去揪那事儿，现场一度好尴尬。

“多大点事儿。”当时在场的数百人，都对崔永元的低情商和爱较真表示很不理解。

不过，他较真、执拧，但真实，从来不存在无中生有、捏造事实。

面对这个“不和谐”的崔永元，你可以说他情商低，但不能说他人品差。

我也有一个好朋友，她从小就特别守时。她的爸爸是个东洋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很严谨，即使是她的亲叔叔来家做客，也要提前约定时间；如果突然来访，那恕不接待，要重新预约才行。

因为从小就是这种教育，所以我的朋友也很有时间观念。和她约见，必须不迟到，迟到了，她就会忙她提前安排好的其他事情；等到没有事情的时候，才会过来关照你，但是首先要批评你。

所以，我经常觉得认真的人和不认真的人，真的没法一起玩，因为大家内心的规则不同。

一个特别有社会责任感的国家公民

崔永元的心理医生说：他要是没什么责任感，他的病就好了。

崔永元说：我要把那良心丢了，我的病好了也无用。

他已经把责任感融入自己的生命。他是在用生命冒险。

关心则乱，情深不寿，他对责任感用情太深。责任感影响了他的健康。

2007年1月7日，由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发起的《我的长征》大型电视活动的行程全部结束。队员们用了250天提前4个月走完了原定的长征线路，由于这次活动从头到尾都有电视节目参与报道，整个活动吸引了数亿观众的目光。作为这次活动的发起者，崔永元一直是人们关注的对象。

有人质疑说这是用几千万预算的一个游戏，来帮小崔治疗失眠。

“我失眠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自己职称没评上，房子不够大，车不够好。我从来没有为这样的事失眠过，我失眠的时候是我晚上看电视，看我的同仁做的一些疯狂娱乐的电视，让我感觉到这个民族的这种浅薄，不负责任。在这样一个竞争日益加剧的时代，中国人用这样一些特质，想在世界上站立起来，我觉得很难。我是因为这个睡不着觉，所以我想呢，我能改变其中一些人什么呢，起码跟我有联系的，或者我能影响到他们的，我能改变他们什么呢？我是一个做媒体的人，做电视的人，我觉得如果他们参加我们的节目，能对历史有兴趣，愿意独立思考，可能就功德无量。”崔永元这样回应。

那些风言风语的人，显然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让他睡不着觉的不是功名利禄，而是对国家、天下、社会、吾国吾民深深的责任心。

他深深地爱着他的每一个同胞。

有一年，在谈及个税起征点的问题时，小崔认为法律用“一刀切”的方式收税不合理，应该是每个城市、每个行业都不同。他拿自己当例子：“比如崔永元，一个月挣3万块，你征他的税，也许是合适的。但一个煤矿工人，挣了8000块钱，就不应该收税。他那个是在玩命啊。”小崔感叹煤矿工人是将“脑袋拴着裤腰带上”，称自己挣的钱是不能和他们比的。还不忘调侃自己：“他进去就不一定能出来，我进演播室就一定能出来。”

崔永元说他对爆的每一个料负责，我觉得，他对每一个人的生命负责。

对于不合理现象，他眼里容不下一粒沙。

在国计民生领域，崔永元有洁癖，容不下一丝一毫的弄虚作假。他呼吁并捍卫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

有一年提出要深化垄断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会后有记者追问小崔的看法。小崔反问：“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去掉垄断行业。我们应该想，哪些行业值得垄断？哪些行业不值得垄断？”他认为除了涉及国防安全的行业需要垄断，其他行业完全可以用市场去解决，而限制收入只能治标不能治本。说起垄断行业的问题，小崔也滔滔不绝，他还给记者举了个例子：“我刚去了一趟洛杉矶，发现那里的油价比中国还便宜两块钱。我就想了，中石油、中石化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们怎么玩的啊？甚至还玩出了亏损来，能不能换我当老总，试半年，不行我再还给你！”小崔一句犀利的戏言，引来记者们一阵会心大笑。接着，小崔从油价说到了电信收费。“我们的话费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哪个该收，哪个不该收？”小崔又举例：“美国洛杉矶的手机收费标准是9.9美元，包打一年，你们相信不？”小崔说，“其实我挺宽容的，你要有一个合理的理由，让我们知道，在中国打电话就得这么贵，我们就认。”

看不惯，就说，无论对方多大来头，他都不怕。

有人说，他就像个扛着炸药包的斗士，会在人们麻木不仁的时候猝不及防地从人群中跑出来，平地一声响，让人们打个激灵，然后开始些许反思。

当然，崔永元毕竟只是个普通人，他无法撼动现状，对于短时间内无法改变的社会问题，他悲从中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所以，他比我们悲观。

如果你关注了崔永元的微博，你会发现，这些年被聚光灯边缘化的崔永元其实一直没停止问责，他怼转基因，怼方舟子，怼一切看不惯的事和规则，媒体总用“炮轰”这个词来形容他的每一次举动。我觉得这非常不妥当，这又是媒体追求刺激的伎俩。崔永元的声音大，密度高，但这也只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而已。

他吹毛求疵，是为了我们变得更好。

崔永元知道自己的挑刺会让人反感，但他自有评价。他说：“我觉得挑刺是特别善良的表现，挑刺肯定是想让他变好；有一个这么善良的初衷，他肯定会用挑刺的方式促进这个社会更美好，我觉得挑刺是一个公民的基本特征。毛泽东时代也在说，反对自由主义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做法，这是批判的一种人生态度，我真的希望挑刺的人多一点。而且作为一个公民怎么体现你的素质高呢？就是你挑刺的频次和准确度，你挑的真是刺，说明你是个了不起的公民。”

这就是崔永元。他秉承正义，主持公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仗义执言，不仅关注宏观方面的不公平的事情，还要关注平民老百姓的鸡毛蒜皮的琐碎事情。真正体现了“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君子风范。

因为爱挑刺，他为自己惹了很多麻烦，招来谩骂和恐吓；但他毫不畏惧，有人纳闷，作为一介平民，崔永元的硬气来自哪里？当然主要来自他的“心正”，所谓心正不怕影子斜。作为一名有责任、有良心的主持人和公众人物，能实话实说走到今天，靠的是那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和为民请命的勇气。

他就像鲁迅《狂人日记》里的“狂人”，《聪明人、傻子和奴隶》中的傻子，安徒生《皇帝的新衣》里的孩子，一直在呐喊，请周边不要是一片沉寂。

不给抑郁症提供罹患或复发的机会

小崔是个普通人，他也会得病，比如抑郁症。

1999年时，中国国内电视媒体纷纷效仿崔永元的《实话实说》节目形式，逐步导致全中国电视观众对《实话实说》电视节目的要求不断提升，最终此节目的收视率慢慢下降；尽管崔永元已经使出浑身解数，依然未能稳固住收视率，这让崔永元感觉到前所未有的焦虑和危机。

2001年时，沉重的工作精神压力，导致崔永元从睡眠障碍发展到严重的精神抑郁症，而过多服用镇静类药物后，他的身体已经产生了抗体。用崔永元的话说，那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岁月，而这种痛苦也严重影响着他的家人。当时精神紧张焦虑的崔永元，已经难以集中精力面对工作，甚至他在跟两位嘉宾做学术交流节目时，因为精神恍惚竟然多次忘记对方刚才说什么。

崔永元曾经说过，那时候经常自己回到家里就把头往墙上撞，同时骂自己是没用的人！为了不影响家里人休息，崔永元独自搬进书房。崔永元的这一切都未能逃脱父亲的眼睛，坚强的父亲也跟着儿子住进书房，生怕儿子出事，时时开导他。因为儿子每天晚上都无法正常入睡，老父亲也只好眼睁睁地陪着儿子，坚持到儿子白天上班后老父亲才睡一下，年事已高的崔父不堪重负。最严重的，是有一天深夜时，在书房陪伴儿子的老父亲没留神打个瞌睡后，睁开眼睛时见到儿子的床上空空如也，老父亲惊恐地转身看见儿子在窗台边，两眼疲惫无神地望着夜空；老人家下意识地冲过去紧紧抱住儿子，而崔永元靠在老父亲颤抖的身上哽咽地说：“老爸，这样活着太痛苦了，我很想跳下去彻底解脱！”随即父子两人相拥流泪。

当时崔永元已经接近精神崩溃而无法正常工作，无奈之下，父母强迫儿子暂时离开工作。随后崔永元就在父母的陪伴下，邀请了北京的著名心理医生，为崔永元进行了详细的心理检测；之后医生确诊并告诉崔永元父母，崔永元这是由于精神压力过大，同时对人生的期望值偏高，所以形成了情绪焦虑和心理恐慌，医学上将这种病称为情绪抑郁病症，这种病甚至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

随后的一年中，崔永元在父母的陪伴下积极治疗，同时父母妻女们用亲情坚强地支持着他。通过多元化的全面治疗，到2006年，崔永元的病症得到缓解康复。再次拥抱新生活的崔永元曾经说过，感谢我的父母，感谢他们挽救了我；如果要是有来生，我还要做他们的儿子！

2011年9月19日，崔永元和著名作家余华共同出现在一个心理治疗大会的论坛上。他此行是以一位抑郁症病愈者的身份，现身说法讲述曾经的黑色经历。崔永元表示自己的抑郁症已经痊愈，而他之所以当初将自己的病情公之于众，是为了使得中国所有抑郁症患者的境遇得到改善，如今他成功做到了。

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抑郁症患者，崔永元的经历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迪呢？

我归纳了一下，大概有以下三点。

第一，承认它，面对它，才能克服它。

很多人在抑郁症面前都采取了无视、抵触、隐瞒的态度，这是非常不科学的。崔永元特别勇敢，他敢于面对，而且还要给不接受他的抑郁症的领导同事普及相关知识。

在一次《艺术人生》的特别节目上，崔永元被公开问到是否忌讳提自己的病，崔永元很诚实地说：“没有，因为我是知识分子，所以我有一定的医学常识，我也不忌讳，我在这儿应该告诉大家，我得的是抑郁症，而且是很严重的抑郁症，重度。”很少有名人敢直接暴露自己的隐私，但小崔可以，再一次彰显了他的坦诚。

他还幽默地告诉大家，有病就要吃药。

第二，对康复要有信心。

抑郁症患者多数都特别悲观，甚至有自杀的倾向。崔永元用过来人的经验告诉大家，一定要坚信，这种病可治愈，可康复。崔永元还特别幽默地宽慰大家：“得抑郁症的人，基本上都是天才。”

第三，亲人的陪伴特别重要。

得知崔永元得了抑郁症以后，很多热心的观众通过寄信或电话的形式表达关怀，崔永元非常感动，心里特别温暖，这股暖流也加快了崔永元康复的速度，所以崔永元深知亲朋好友的关爱对这种病的治愈有多大的作用。他说：“我就想告诉大家，确实有这样一种病，希望大家能知道，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得了这种病，希望你不要歧视他，然后鼓励他去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可以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

就这样，在积极态度下，2006年，崔永元的病症得到缓解康复。

虽然抑郁症很容易复发，但崔永元每次都控制得特别好，他已经找到了和抑郁症对抗的丰富的经验。比如每当有抑郁的情绪上来时，他会用自己的兴趣爱好来驱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调整好心情，不给它（抑郁症）机会”。

来日方长，我们希望看到越来越快乐的崔永元。

第五章　好人崔永元——最良善理想的慈善观

导读：

我向很多圈内名人打探过崔永元，他们告诉我的第一句话都是：小崔是个好人。

是的，他是个低调做慈善多年的老好人。在每年都会发布的“中国慈善名人榜”上，崔永元已经连续5届位于榜上前十名；在2014年，崔永元是“中国慈善名人家”的名人排行榜上的第一名。对于这些慈善活动和公益事业，如果不是特别关注崔永元的人可能都不会了解，也可能不知道原来那个已经逐渐淡出人们视野的央视名嘴崔永元一直以来都在默默地做着好人好事。

爱管闲事的少了，做好事的人还能多吗？

崔永元自己爱管闲事，同时也呼吁大家都爱管闲事，甚至建议纳入义务教育体系。他说：“管闲事的人少了，做好事的人还能多吗？”

这可不是随口一说，崔永元是经由自己看见的一种现象，并做了深入调查研究后得出的倡议。

因为工作关系，小崔经常出国。每次到日本，他都觉得日本人特别热情，向他们问路，他们往往会放下自己手里的事情，亲自带路。他就此请教了东京大学的一位教授。教授说，在日本，孩子从小就受到这样的教育，当别人有求于你时，他一定是遇到了特别大的困难，所以要尽力去帮人家。

和日本的小学素质教育比起来，我们这个文明古国近些年的某些现象真的太不敢恭维了。我们的家长教育孩子的是“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不要多管闲事”“妈不是教你诈，而是要保护好自己”等这些阻断麻烦的教导。大人们只是看了几个助人为乐者被冤枉的事件，就恐惧感爆棚，无限放大，护子心切，就变本加厉地把负能量灌输给孩子。

这真的令人堪忧，一个奉行遇到麻烦躲着走、遇到求助不出手的社会，有多冷酷无情，是很容易想象的。

我们就这样，把人字的结构给拆分了。

崔永元，就爱教训这些当管闲事却不管闲事的人。

一次，崔永元带着女儿去电影院看电影。他在路边按照工作人员的要求停好了车，但当电影开演前，银幕上打出字幕提醒观众，路边停车是非法的，要把车停在电影院的地下停车场，如果车子停在路边发生什么意外，影院概不负责。

崔永元对女儿说，你先自己看，爸爸去办点事。说完便来到电影院的办公室。他问工作人员，为什么路边指挥停车的人穿着和影院工作人员一样的制服？你们明知他们违法，为什么不管？人家说，我们也管不了啊。听了这话，崔永元愤怒了：怎么管不了？我都能管，现在就打110，保证一天内就能解决。

当110来处理完这件事后，回到放映厅里，电影已经放了一大半……

多管闲事应该是一种精神，一种最基本的精神，它是我们社会健康稳健运行的基础。多管闲事精神对于社会风气的营造和社会文明建设有多重要，只需三个寻常的案例就见分晓。

故事一：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当她在环城公园看到一个20出头的壮小伙在打一个小孩时，便上前质问：“你是他什么人，为什么要打娃？”壮小伙见老太太多管闲事，就和老太太吵了起来。老太太便借旁边一个妇女的电话向110报警说有人拐骗儿童，结果救回了一位被拐骗的小男孩。

故事二：从护城河桥上经过的大爷，看见5个约十四五岁的男孩子在河面薄薄的冰面上嬉笑打闹，大声直喊：“娃们赶快上去，那冰都在化了，掉下去就不得了！”孩子们被吓到了，然后往岸上跑，他们刚跑上岸，身后的冰面就塌陷了。

故事三：一个出租车司机凌晨4时多在大街上发现三名歹徒抢了一个出租车司机后逃跑，便开车去追。面对持刀歹徒，他开着车就直冲过去，结果将歹徒撞倒生擒。

老太太、老大爷和出租车司机有个共同点，就是都属于多管闲事的人。而正因为他们多管了闲事，一位保住了一个家庭的团圆，一位救回了五条人命，另一位惩治了危害社会的邪恶。

我们的社会，真的太需要这种管闲事的精神了！在公共场合需要有“爱管闲事”精神的人站出来，管管所谓的“闲事”，才能惊醒那些冷血、自私、无情甚至麻木的旁观者，才能吓退那些胆大妄为的犯事者，才能为社会公德、公共秩序得到遵守起到应有的作用。

“爱管闲事”，其实质就是一种爱的奉献，是在尽自己的最大力量去帮助别人。我们之所以有时候会感受到社会的冷漠，就是因为像老人这样“爱管闲事”的人太少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袖手旁观”的人很多。我们都是普通人，都需要别人的帮助，热心助人、乐于助人、“爱管闲事”的人，是我们最希望遇到，也是我们希望自己可以做到的。可悲的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还没有做到。

有人曾向一些人做调查：“你最欣赏的品质是什么？”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助人为乐。”而当问到：“当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大部分人的选择是：“悄悄走开。”

可是有人表示疑问了，郑板桥在他的《赠君谋父子》中写道：“多读古书开眼界，少管闲事养精神。”这不是相反的态度吗？

其实，“多管闲事”精神和郑板桥的“少管闲事”指的不是一个意思，前者是对社会有责任，对万物不冷漠，不吝啬自己的爱心。而后者指的是不干涉别人的内务，不侵犯别人的隐私，要以宽广的胸怀容纳别人的生活方式。关于这两点区别，咱还以问路为例。假如你向一个日本人问路，他会热心地带领你过去，这就是爱管闲事精神。但这个日本人不会干涉自己的儿子有没有结婚，要不要孩子，他会认为那是儿子自己的事，这叫不多管闲事。可是在国内，我们看到的情况恰恰相反。我们会特别爱干涉别人的隐私，明明是人家的自由，却议论纷纷；但对于别人的求助，却避而远之。这叫冷漠。

因此，我们应当积极倡导公共场合“爱管闲事”的精神，为在公共场合“爱管闲事”的人和精神点赞，为在公共场合“爱管闲事”的人和精神叫好。其实，在公共场合“爱管闲事”的精神，就是敢于向各种不文明行为“拍砖”的精神，就是弘扬社会正气、传播社会正能量、构建文明生态的伟大之举。

先做人再做节目，做好人比做名人更重要

“做好人比做名人更重要。”崔永元这样理解好人与名人的关系。

从《午间半小时》到《实话实说》，再到《小崔说事》《我的长征》等，无论做哪个节目，崔永元都以“先做人，再做节目”为座右铭。为此，他和他的同事们做了很多与采访无关的事：他们不但把每位来到《实话实说》《小崔说事》的嘉宾都当作自己的朋友，还与嘉宾保持长期的联系。哪怕外地的嘉宾想托他们在北京帮着买本书，他们也会特意去跑一趟书店。而有嘉宾的亲戚来北京，托他们帮着买火车票，他们也不嫌麻烦。这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啊。

每年岁末，节目组都要给所有嘉宾寄一张贺卡。贺卡上写道：“没有你们，就没有我们节目的今天。直到今天，我们还记得你们，感谢你们。”

做《电影传奇》，崔永元和一些老电影演员也结下了深情。老演员离世，没钱安葬，小崔出钱；中秋节快到了，他早早买好月饼和酒，让剧组工作人员挨家挨户地送到老演员手中，老人们乐得逢人便讲：“小崔给咱家送月饼了。”

耳濡目染，和崔永元一起做系列纪录片《中国大使》的编导们，虽然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但“先做人，再做节目”也烙印在他们的心里。到大使家采访，看到窗帘坏了，几个年轻人就抽空跑到市场把窗帘修好，再拿回来给挂上。大使们一般都不愿意对着镜头讲述那些历史钩沉，但是面对这样一群真诚、善良、朝气蓬勃的媒体人，他们都放开了讲，每位大使都录制了20小时以上的节目素材，每个人所说的话都被整理成详细的文字资料。

敬一丹等主持人说，这些年，小崔把好事做了一路。而在大型电视活动《我的长征》中，崔永元和他的队员也是一路行走，一路行善。有这样一串数字：一路上节目组筹集慈善捐款1500万元，帮助了230所学校，新建了20所小学，慰问了360多位老红军，修复了多个无名烈士墓……

也许，小崔无论做什么工作，都有一大波人支持，就是因为大家都见证了他一直认认真真做人，做好人，以德服人，关系顺畅了，事就好办了。

崔永元的名人与好人的关系论，值得每一个名人反思：是否只记得做名人而忘了做好人，甚至连做人的底线都没了？就比如眼下沸沸扬扬的假疫苗事件，真是触目惊心！在利益和名气面前，太多的人丢弃了灵魂的底线，利欲熏心，无法无天。

而崔永元先做人再做节目的主张，又值得我们每个普通人探究、学习。

很多人对单位的事多一分都不愿意做，斤斤计较；对客户尖酸刻薄，把做人和工作、做业务完全割裂开来，这一点都不利于个人职业生涯的成长和发展。

只有先做人才能做大事，这是古训。先人早就强调了“做人为先”的重要性。我们的先人——孔子，其思想可以说是中国几千年文化底蕴的源头之一。他告诉我们“子欲为事，先为人圣”“得才兼备，以德为首”“德若水之源，才若水之波”。因此可见，中华民族历来讲究做人的道德。

这样的道德即使在西方国家，也一直适用。

美国加州数码影像有限公司需要招聘一名技术工程师，有一个叫史密斯的年轻人去面试，他在一间空旷的会议室里忐忑不安地等待着。不一会儿，有一个相貌平平、衣着朴素的老者进来了。史密斯急忙站了起来。那位老者盯史密斯看了半天，眼睛一眨也不眨。正在史密斯不知所措的时候，这位老人一把抓住史密斯的手说；“我可找到你了，太感谢你了！上次要不是你，我可能再也看不到我的女儿了。”

史密斯当即就意识到，老人一定是认错人了，于是他赶紧解释：“对不起，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上次，在中央公园，就是你，就是你把我失足落水的女儿从湖里救上来的！”老人肯定地说道。

史密斯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原来老人把自己当成他女儿的救命恩人了。“先生，你肯定认错了！不是我救了你的女儿！”史密斯诚恳地说道。

“是你，就是你，不会错的！”老人又一次肯定地说。

史密斯面对这个对他感激不已的老人只能作些无谓的解释：“先生，真的不是我！你说的那个公园我至今还没有去过呢！”

听了这句话，老人松开了手，失望地望着史密斯说；“难道我认错了？”

史密斯好心安慰老人说：“先生，别着急，慢慢找，一定可以找到救你女儿的恩人的！”

第二天，史密斯就接到了录取通知书。

有一天，他又遇到了那个老人。史密斯关切地与他打招呼，并询问道：“你的女儿的救命恩人找到了吗？”

“没有，我一直没有找到他！”老人含笑地走开了。

史密斯心里很沉重，对旁边的一位司机师傅说起了这件事。不料那司机哈哈大笑：“他可怜吗？他是我们公司的总裁，他女儿落水的故事讲了好多遍了，事实上他根本就没有女儿！”

“噢”，史密斯大惑不解。那位司机接着说：“我们总裁就是通过这件事来选拔人才的。他说过有德之人才是可塑之才。”

史密斯兢兢业业地工作，不久就脱颖而出，成为公司市场开发部总经理，一年为公司赢得了3500美元的利润。当总裁退休的时候，史密斯继承了总裁的位置，成为美国的财富巨人，家喻户晓。后来，他谈到自己的成功经验说：“一个一辈子做有德之人的人，绝对会赢得别人永久的信任！”

世间变幻莫测，唯有人品可立一生！这就是作为一个成功人士或希望成为一个成功人士应该具备的优秀品质。

具体到上面的故事，面对老者的“错认”，史密斯完全可以“将错就错”；反正这是一桩好事，况且又是老人主动认他为女儿的救命恩人的，史密斯完全可以接受这一美誉，此事也可能给自己的求职助一臂之力。然而，正直、诚实的史密斯却没有这样做，他一口否认了这个事实，由此也凭着高尚的德行征服了公司的总裁，最终脱颖而出，不断升迁，直至登上公司最高职位。

由此可见，在追求成功的道路上，做人的重要性、道德的重要性、人品的重要性有多大。

通过和崔永元对比，现在可以想想了：老板不看好你，同事不青睐你，客群关系没处理好，是不是做人出了问题？

一场别开生面的拍卖会，一段鲜为人知的“小崔说事”

2007年6月底的一天，敬一丹、柴静、王志等十几位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都收到一封字迹工整的手写信。信中说：

“慈善不是富人的责任，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能力帮助别人……现在，让我们从救助辽宁省鞍山市的癌症患者开始。我们也许没有钱负担他们的巨额治疗费，但可以用捐来的钱买一些救助药品，哪怕是临终关怀使用的止痛剂。人可以病死，但不能疼死……好，我们也加入进来吧。让我们一起感受扶危济贫的快乐！”

落款是：“鞍山抗癌协会形象大使——崔永元”。

崔永元在信中提议，每人选一件自己喜欢或收藏的东西，参加在鞍山举办的慈善拍卖，拍卖所得将全部捐给鞍山的癌症患者。

这一次，爱管闲事的小崔同学又在搞什么事情？

事情要从一位特殊的《小崔说事》嘉宾开始。

2006年10月的一天，崔永元听到一个消息说，曾做客《小崔说事》的一位叫范伟的嘉宾患了癌症，没钱治疗。虽然这位范师傅在崔永元的节目中只“亮相”了8分钟，两个人的交流非常短暂，但得知这个消息后，崔永元的心揪得很紧。他清楚地记得，范师傅是辽宁省鞍山市的一位普通三轮车夫，有个绝活，就是背字典，无论拿什么生僻的字考他，他都能准确地说出这个字在字典的哪一页、有哪几种解释，所以人们都叫他“活字典”。

一定得想办法把“活字典”留住。崔永元当即决定把前一年获得的“中央电视台十佳主持人”的10万元奖金全部送给范师傅治病。回家后，他给10岁的女儿讲了这件事，女儿听后也很支持，她把自己的400元压岁钱也全都拿了出来，让爸爸送给范伯伯治病。

崔永元对女儿说：每个人能力有大小，你不用捐那么多。好说歹说，女儿才同意少捐100元。可她总觉得不够，又特意给这位从没见过面的伯伯画了幅漫画，画上有只大锤子，朝前面的“病魔”身上砸去。

当10万元奖金、300元压岁钱和这幅漫画交到范伟手中时，“活字典”哭了。

因为病痛，范伟一度想放弃治疗，甚至不吃不喝。鞍山市癌症康复协会的冯志国同志给崔永元打电话，说了范师傅的状况。听了这个消息后，小崔马上赶了过去。

小崔刚走进医院病房，范师傅就冲过来一把抱住他，继而跪在地上痛哭起来。

有崔永元在，悲戚的气氛总会消散。他扶起范师傅，略带埋怨地说：“你啊，不吃不喝，这是撒娇。”一句话，把大家都逗乐了。崔永元不仅会逗乐人，也很会劝慰人：“范师傅，这饭再没味道，也比药好吃吧。丽丽，快给你爸弄点东西吃。”范师傅的女儿端来了一碗牛奶。“来，让范师傅给我们表演喝一个。”当着崔永元的面，范师傅把那一大碗牛奶都喝了。而那时，他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范师傅和崔永元商量，在自己死后，把小崔给他的那些没花完的钱再捐给其他癌症患者；崔永元安慰他说，这事你想得太早，我可不希望你死，我还希望你好了，挣钱还给我呢。

范伟笑了，那是他最后一次绽放笑容。

四天后，崔永元得到噩耗：范师傅走了。

按照范伟的遗愿，他的家人将崔永元捐款的所剩部分，在鞍山市民政局注册成立了一个基金，名字就叫“崔永元爱心基金”。

因为这个公益项目，崔永元结识了鞍山抗癌协会的冯志国同志。他是一位普通警察。过节的时候，他会给贫困的癌症患者送去两斤肉、一斤油；救急的时候，他会送去一点钱、一点药；在患者临终的时候，冯志国会抱着病人，唱着《我的太阳》送他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听到这些故事后，崔永元开始思索该为癌症患者做些什么。于是就有了那封拍卖号召信。

2007年8月15日，带着18件“宝贝”，崔永元、敬一丹、鞠萍、何晶，代表其他十几位提供拍品的同事，来到了鞍山。

崔永元对大家说，今天的拍卖现场不需要眼泪，眼泪对于癌症患者来说，已经太多了。

拍卖自己母校北京广播学院在建院50周年时为自己订制的纪念茶杯时，崔永元说：“这杯子有三层珍贵的含义。第一，这对杯子是北京广播学院建院50周年的纪念杯，我的名字被烧在了杯子上，世间仅此一对。第二，自从我得到这对杯子后，北京广播学院就没了，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了。够珍贵吧！第三，您拍到这对杯子，如果您家住16楼，您从楼上把它们往下一摔，今后这世上就再没这东西了，多牛啊！”

虽然小崔一再强调，这一天，我们不流泪，但当敬一丹拍卖自己的“观众来信”时，很多人还是落了泪。她将十几年来收到的部分观众来信做成了一个纪念册，她指着其中一个画满五颜六色图画的信封说，那是贫困山区里的一个孩子给她寄来的信。那年她去采访，发现有个孩子画的竹子都是蓝色的，后来才了解到，不是孩子不知道竹子是绿色的，而是她没钱买彩笔，只有蓝色这一种颜色的笔。节目播出后，孩子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好心观众寄来的彩笔。她抑制不住喜悦，给敬一丹写了封信，信封上的太阳也被涂成了绿色。那不是孩子不知道太阳的颜色，那是她表达快乐的方式。

就这样，欢笑伴着泪水，经过3个小时的特殊拍卖，18件拍品，为鞍山癌症患者筹集了597600元。从那天起，“崔永元爱心基金”也有了新名字——“央视主持人抗癌基金”。

而从崔永元手里接过拍卖所得现金时，鞍山抗癌协会会长杨会生说：“我现在真想大哭一场，但小崔不让哭。小崔，我们喜欢你，不是因为你是名人，而是因为你是好人。”

做慈善是帮助别人，也是拯救自己

崔永元帮助过的人做过的善事有很多，但最让人触动的那次，还是2007年他去宁夏参加央视的“圆梦行动”，帮一位叫马丽的贫困学生筹集上大学的路费和学费的事。

下了飞机，在去马丽家的路上，崔永元想象着见面的场景，他想到的画面是这样的：孩子肯定一脸愁容，见到他就会抱头痛哭。

可没想到，崔永元想错了，迎接他的不是泪水，而是灿烂的笑容。

马丽一点都不怕生，拉着崔永元有说有笑地往家走。一路上，看到有蚊子落在崔永元的脸上，小姑娘就用巴掌轻拍他的脸，帮他赶蚊子。挨了好几下“打”的崔永元，被小姑娘的快乐、实诚、率真感染了。

马丽家境贫寒，两间土房岌岌可危，屋子里满墙糊着旧报纸，什么像样的家具都没有。就在这样的条件下，马丽却说，我们家虽然小，但每个角落都特别温馨。她的继父话不多，一直在旁边看着。但当崔永元快离开时，他马上掏出钥匙，从柜子里掏出了一大堆马丽的获奖证书。

崔永元问马丽：“你为什么总能那么快乐？”

“我一直这么快乐啊。”

“你考上大学，但没钱念书，也快乐？”

“可我一直在努力啊，我相信总会有办法的，这不，你们就来帮我‘圆梦’来了呀。”

临行前，崔永元对马丽说：“本来，这次我来是想鼓励你的，没想到却被你鼓励了。”

通过这次，崔永元这样理解慈善的意义：做慈善是帮助别人，也是拯救自己。在他看来，对做慈善的人，不要一个劲地夸他们，相信他们也从中得到了很多，比如乐观的心态、宽容的心境、不屈的意志，这些都是帮助别人时所收获的珍贵礼物。

因为这样的认识，崔永元特别建议每一个做慈善的人，都应该树立正确的慈善心态：“做慈善的人，心态都需要调整，慢慢地调整。因为做慈善容易得到仰视，所以你就很容易俯视，觉得自己像个救世主。你确实帮助了他，这不假，但是其实你得到的更多，比如我说的那种心灵的净化，这哪是用钱可以买来的呢，对吧。”

还是参加“圆梦行动”，崔永元见到了姚明资助的一个孩子。孩子说，他一生都要感谢姚明。崔永元告诉他，不用，其实姚明还要感谢你呢，我在采访中不止一次看到姚明在重复你的话——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你教给他的，是财富。

崔永元这番话，既是说给孩子听，也是说给自己听，更是说给我们听。我们总认为慈善是帮助他人，很少有人意识到，受益最大的却是自己。

很多明星在做慈善的过程中都有和崔永元相同的感悟。

女演员黄奕也在慈善事业上孜孜不倦地坚持了很多年，她还获得了第十五届中国慈善排行榜年度慈善明星奖。谈到让她一直坚持的原因，黄奕先将一个她亲身经历的故事向我们娓娓道来。

几年前，黄奕曾到甘肃省的大山里做志愿者。在那个常年干旱严重缺水的地方，她偶然遇到了一个失去双腿的孩子——乐乐。在他三岁时，一辆卡车夺去了他的双腿，母亲因此离家出走，父亲精神异常，九岁的乐乐和七十多岁的爷爷相依为命，读书对他来说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

听完乐乐故事的那一刻，黄奕仿佛也感同身受：父母同样不在身边，与爷爷奶奶相依为命。同时，她也深刻地感觉到自己成长的条件比这个孩子好太多了，于是当即决定要解决他不能读书的困难。黄奕觉得，这不仅是在帮助乐乐，也是在帮助自己：“首先我帮助他的同时自己也能找到一个出口，我会觉得他的遭遇这么不幸，他在我面前还如此的乐观，一直很阳光地笑着，我还能有什么比这更糟糕呢？而且其次是我在帮助到他的时候会感觉到自己有一种释放感，突然觉得自己还能够为社会做一点事情。”

做慈善一路走来，黄奕表示特别的感恩：“因为做慈善聚集了很多善的力量，让我变得勇敢，让我觉得付出比得到更快乐，发自内心的快乐。”

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也是这样。爱默生说：“人生最美丽的补偿之一，就是人们真诚地帮助别人之后，同时也帮助了自己。”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也就是在帮助我们自己。给，就是一种舍，我们在给别人的时候，就是在舍自己的某些东西，如时间、精力、关怀、财物等。而这些舍，同样会使我们得到。中国有句古话：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一个人只有帮助和关怀他人，他人才会给你帮助，而且，我们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也总能收获到意外的惊喜和利益。

帮助他人会让自己感到温暖。一个人只有在善良的状态下才会给别人以帮助，而善良的心是温暖的，柔软的。而一颗心只有在柔软的状态下才能感受人世间的美好，会活出感动。

帮助他人会让自己感到快乐。当我们看到因为自己的帮助别人的生活得到了改善，身体得到了呵护时，我们会由衷地替别人快乐。那时候，快乐的力量是叠加的，这份快乐的感受超乎寻常。这对生命，是一次提升和重建。

帮助他人会让我们变得智慧。很多我们眼中的弱势群体在精神的层面远比我们智慧，就像黄奕遇到的乐乐，崔永元遇到的马丽。虽然他们身体残疾或生活穷苦，但精神比我们富足勇敢。三人行必有我师，他们就是我们的师。

帮助他人会让我们变得有成就感。有学者研究表明，人天生具有利他性，帮助别人的同时获得别人的感谢和认可，能让我们感到快乐感和成就感。

因此，做慈善，并不是做给别人看，而是做给自己感。请多对这个世界施予一些爱心吧。

见到捐助的人就下跪，是悲剧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把人感动得稀里哗啦的画面：接受救助的弱势群体，对于恩人感恩戴德，下跪磕头，热泪盈眶。

我们常为这样的场景鼓掌，而在冷峻的崔永元看来，这并不值得炫耀，反而是一种悲剧。为什么呢？因为他见过完善的慈善机制是什么样。

那是1988年的一天，当时还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工作的崔永元正在拆看群众来信，一封信里隽永的字体吸引了他。那是一封高三学生的来信，信中说他马上要参加高考了，但是因为家境贫寒，即使考上大学，也没钱读。他写信来，就是想在回乡前和他所喜欢的电台节目告个别。

看了这封信，崔永元想，这孩子的字写得这么好，学习成绩也应该很好吧，如果就因为家庭困难耽误了上大学，那太可惜了。想到这里，他马上拿起电话按学生所留的地址和学校联系，核实情况后，崔永元决定资助这个学生。

后来那位学生考上了黑龙江大学，崔永元先后资助他学费、生活费共3000多元，直到他大学毕业。

转眼，10年过去了，崔永元从幕后走到了台前，成了人们喜爱的主持人；而他也把做过的这件好事忘得差不多了。

1998年，当他到黑龙江为自己的新书《不过如此》作签售时，一位老人突然跪在他面前，接着便哭了起来。后来才知道，这位老人正是他资助的那位学生的父亲。他特意赶过来，就是要当面感谢这个改变他儿子命运的人。

后来，崔永元每次到黑龙江，那位受过他资助的年轻人都会买贵重的礼物去看他。那一次，他又提着大马哈鱼子来了。崔永元看出来了，年轻人这样做是在不断地还债，他总觉得自己欠崔永元的，一直背负着感恩与还债的双重心理负担。

崔永元说：“挣钱了吗？挣钱了就把钱还我吧。”年轻人立即从兜里掏出了3000元，交给小崔。“两清了，你不再欠我什么，以后我们都放下包袱，各自过好自己的生活。”

说完这些话，小崔没再与他联系过。

这么多年，无论是资助贫困学生，还是关怀癌症患者，崔永元最怕别人给自己下跪。在他看来，见到捐助自己的人就下跪，是悲剧，这说明我们现在的慈善机制还不够完善。

那完善的慈善机制应该是什么样的？在采访中，崔永元对记者讲起一位在美国工作的同学的亲身经历：那位同学的父亲在美国得了病，治疗需要5000美元。医生问，你愿意承担这笔费用吗？得到“不愿意”的答案后，大夫就拿出一张慈善机构的表格请他填写，填好后，这笔治疗费用就由这家慈善机构来付。不过，从那天起，那位同学要从每个月的工资中捐出1美元给这家机构，直到他丧失工作能力为止。

在崔永元看来，理想的社会慈善机制是每个人都愿意无私地去帮助别人，而在自己身陷困窘时也能理直气壮地去寻求帮助、领取救济，从而形成一种阳光、健康、积极的循环。让施者与受者更为坦然，让眼泪少些，让下跪少些，让“一辈子感谢您的大恩大德”这样的话少些，我们的慈善机制才会真正完善起来。

为了缔造这样的慈善机制，崔永元的善举一直特别低调。他总是说，“慈善不是作秀”。80年代末，崔永元刚刚参加工作，手里有一点闲钱就开始投身公益。那时他还不是公众人物，能做的也很简单，也许只是帮助一名贫困学生交交学费，但从来不拿出来说道。

后来，崔永元名气越来越大，他开始筹划组织一些公益活动，比如“给孩子添个菜”（解决贫困山区学龄儿童就餐难题），“179项目”（不管你收入多少，每年就捐179元，可分期付款）。2006年，崔永元组织策划了“我的长征”主题公益活动并亲自带队，旨在怀念先烈，感悟那段历史，沿途整修养老院，修缮红军墓，为老区的贫困教师补发工资，为贫困学校添置教具。而就是在这个活动后，崔永元对慈善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他联合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发起了崔永元公益基金，并将基金的长期目标定为“乡村教师培训”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整合社会资源，倡导社会慈善和公益行为，创造社会和谐环境，造福人类。基金用于资助贫困地区基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以及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项目。

迄今，崔永元基金组织已经连续多年开展乡村教师培训项目，而且崔永元已经建成了整个体系。据他讲现在这个项目都是一些志愿者来参与，即使自己不管理也能够正常运转。他们做了那么多项目，却从不宣传。

崔永元自己做慈善特低调，不太当回事。他还号召每个人应当把慈善和公益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让慈善成为日常，不要觉得是多么光辉伟大的事。这样，人人支持慈善，人人享受慈善，才是健康的慈善机制的根本大法。

公益慈善不是特权，而是生活方式

“在我们做公益慈善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真正的公益慈善不是好人好事，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你帮助别人、体谅别人，都是生活中很具体的事……别天天想做着好人好事，而是要把它变成生活方式。”这是崔永元在回顾他的爱飞翔乡村教师培训工作时所总结的心得。特别适合我们的国情和民情。

这一主张，也是崔永元多行走、多看见、多反思的结果。2012年，崔永元采访了NBA球星加内特。当加内特知道崔永元在做一个“为孩子加个菜”的公益项目时，主动提出要捐款，崔永元表示欢迎，当他说完一个天文数字后，吓了崔永元一跳，他说不用那么多，捐个5块、50块钱就行；可加内特说在他们那里，作为一个明星，虽然没有捐款限额，但每个人知道自己应该出多大力。通过这件事崔永元才知道，在美国，如果你不做公益慈善或做得不够，你是不会被人尊重的，甚至会被耻笑的。

从那之后，崔永元继续在美国调查。他发现，美国每年有80%以上的家庭会捐款，其中，每年捐款总额的70%以上，来自个人捐款，而中产阶级及以下收入群体捐款占总额的50%-80%。很多美国家庭，每年都会有支持公益慈善的财务计划，为公益慈善捐款，已经变成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习惯；而在中国，70%以上的捐款来自企业，个人捐款仅占20%-30%。所以，在中国，公益慈善还仅仅只是好人好事。

目前，在中国，做公益慈善还只是少数人的特权，比如明星、名人和企业家。而健全的慈善机制不应该是这样，我们可以从慈善二字的中文意思来解释：“怀有仁爱之心谓之慈，广行济困之举谓之善。”这说明，慈善虽然具有经济性的一面，更多的应该是一种基于人性光辉的选择，是人品性的属性。所以，做慈善，不能和经济挂钩，不是土豪名人和有钱人的义务。

作为普通人，我们如何把慈善的观念嵌入生活方式之中呢？

在慈善事业发达的国家，慈善是一种人民信仰。有一年，崔永元受邀访问土耳其，因为做公益慈善的习惯，他也特别希望了解土耳其的公益慈善文化。接待人员遂带他去了一堵墙，并且介绍说，在墙的一边，很多普通土耳其人会把钱压在石头下面，以供那些生活有困难的人来拿走用。崔永元当时特别好奇地问了一个问题：怎么确认来拿钱的人都会是生活困难的人呢？怎么保证他们只拿他们需要的那部分而不是全部呢？陪同的当地人一愣，想了想回答他，这是信仰的力量。

崔永元一下子尴尬了。按照我们的生活经验，崔永元只是问了个很“正常”的问题，从对方的回答里，他分明感受到了公益慈善可不仅仅是捐钱那么简单，他们已经把公益慈善和信仰结合了，并且和信仰一起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

反观我们，太不厚道了。我们的民情实在有令人堪忧的地方：某超市开业，盛典未完，花篮和花盆就被抢劫一空。我们物质文明已经进步很多了，可是穷怕了的心态还未有改观。是时候反省了。

生活可以有“诗和远方”，慈善却不该有“灯下黑”。现代慈善的一大特点，就是把慈心善行落实到日常生活当中，使之成为公民的一种爱心表达、一种社会责任。这种责任，包括家庭责任。

刚才我们从字意上分析过，慈善是一种基于人性光辉的选择。既然如此，这种人性光辉，总是由内而外、由近及远地普照。因此，中国的《孝经》中才说，“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西方的古老谚语才讲，“慈善始于家庭”。从身边的人开始理解慈善，从能做的事开始践行慈善，让慈善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这恐怕才是慈善的初衷所在。

将慈善作为一种触手可及的生活方式，我们才不会连父母亲戚都不尽职责，却特别热心于千里之外的失学儿童；我们才不会周末跑到山区奉献爱心，平时却对身边的同事冷若冰霜；我们才不会一边行贿受贿偷税漏税，一边借慈善来体现社会责任；我们才不会在居高临下的慈善中，随意消费人的感情和自尊。

崔永元说，公益慈善，不是比谁捐钱多，比谁更土豪，而是让更多的人用自己舒服的方式去做你认为有益的事，并且乐在其中，这样才能长期地做，把它变成自己的生活方式。比如崔永元的永源基金会举办的“爱飞翔·乡村教师培训”公益项目，倡导轻松公益、随手公益，降低门槛，让人人都能公益。想捐的可以捐钱，能提供服务的企业可以提供服务；大学生、中学生，甚至小学生来当志愿者，每一个北京市民还可以认领接待一名乡村老师一天；不能现场参与的，你还可以认领一个乡村孩子的愿望。直到今年，有一批志愿者已经连续四年每年暑假都要回来参与“爱飞翔”，按他们的话说：如果暑假没有“爱飞翔”，他们会觉得缺点什么。有的公益支持单位，比如和睦家医院，已经连续五年为乡村老师体检，这也成了他们的习惯。

公益慈善没有门槛，随手可及，人人参与，把偶尔的好人好事，变成一种生活方式。

近些年来，从网络助学到免费午餐，从爱心义卖到公益书屋，越来越多的“微慈善”，不断丰富着人们对慈善的认知、诠释着“友善”的价值。这种具体而微的慈善，正是慈善的真谛和力量所在——慈善需要的不仅是“富人之力”，更需要“人人之力”；慈善也不是少数人做了很多，而是每个人都做哪怕一点点。而这一切的前提，则是让慈善成为现代公民的内在价值选择，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方式。

真正做慈善的人却变得小心翼翼，这需要我们集体反思

崔永元幽默、睿智、敢说实话。可是他说，自从专业做了慈善后，幸福感越来越少。

首先是他看到了实相，又多了悲观。

事情缘起于2006年，崔永元做《我的长征》时，一共酬集1800万善款，可直到活动结束才花掉600多万。崔永元后来回忆说：“我最初以为1800万远远不够，可没想到600万就能做这么多事。当你守着规矩花钱的时候，钱根本花不出去，这时候他意识到我们的慈善有问题。”

崔永元这番话信息量很大，细思极恐！每年我们都可以看到慈善的数字非常大，几千万、几个亿，那么这些钱是怎么花出去的？花在哪了？由谁来监管？正是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使得崔永元认为自己应该做专业的公益慈善，于是他成立了崔永元公益基金会。

崔永元本着行善、快乐、好玩的初衷出来做事，而真正做基金会之后，幸福感越来越少了，越来越不开心。崔永元说，做公益近些年来，遭遇了许多无端的指责。“个别质疑者简直胡搅蛮缠。看到一张图片是孩子在吃肥肉，就会质疑说你们为什么让孩子天天吃肥肉，这个养猪的人是否是我的亲戚？”

他做梦都没想到，他做得越专业越认真，得到的质疑越离谱。直到2014年，他竟然陷入了“天价代言费”的漩涡——崔永元代言某家居品牌收获2亿代言费，费用汇入他的公益基金账户，有人质疑他2亿代言费捐出前是否交税，有人感慨他“脑子有问题，为啥不多买几套房子……”这让崔永元苦不堪言，他始终不理解，自己抽烟的时候，别人不会对他说三道四；当做公益的时候，怎么遭遇这么多无端质疑。

想到这番遭遇，做了三十几年记者的崔永元像个大男孩一样很受伤。面对众人的质疑，崔永元严重不服，于是，在接受北京某知名媒体的采访时，他有点小坏地和记者较了一把劲。很过瘾，很能说明问题。我们就还原一下当时的对话。

崔永元：现在是两种方式，你帮我参谋一下。一个是捐出去，一个是交了税拿回家去。

记者：我觉得第一种方式好。

崔永元：为什么？

记者：因为你做的是公益，传播正能量。

崔永元：我拿回家有什么不对的呢？2亿元是我的代言费呀。

记者：可以啊，你可以拿。但是我认为，传播公益的方式更好。

崔永元：第一个捐，第二个拿回家去，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捐出去，高一大截。

记者：是。

崔永元：所以我觉得你还是不理解我。你和那些人(无端泼脏水的人)还是一样的（思维模式）。

记者：那你有可能会选择拿回家么？

崔永元：我现在就想征求你的意见，我可以不可以拿回家呢？

记者：我坚持前者。

崔永元：如果我拿回去，导致你对我的社会评价降低了，那我会很伤心。

记者：为什么？

崔永元：理论上讲，我将钱拿回家，是不应该导致我社会评价降低的。必须改变国人的这种观念，这才是慈善发展的动力，才能让更多的人将公益慈善当成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不是道德压力。做慈善，你可以不改变你的生活方式，你可以有游艇，有别墅，不违反法律，不违反道德，在这个基础上，你捐一块，我觉得都是好样的；你不捐，也没有问题。

这是访谈实录，看了这段内容，我也为崔永元感到伤心，同时，我又为记者的主张感到不可思议，作为知名媒体的记者，怎么连最基本的平等意识和公民权益意识都没有？2亿代言费是崔永元的合法收入，这是毫无疑问的。那如何支配和使用这笔钱就是他的权利和自由了，在不违法的前提下，他作何处置都可以，他可以捐出去，也可以买个工艺品玩，那是他的自由。旁人哪有资格要求和道德绑架他呢？

难道就因为他是好人？这不是无理取闹么？

崔永元说，做公益慈善是他很平常的一种选择，没有什么高大上，不需要别人说三道四，“如果继续无端泼脏水，我不玩了好不好”。

面对质疑，无论崔永元作何选择，我都表示理解。当然，虽然有种种情绪和不服，甚至短暂的叛逆，他还是选择了将代言费分批次地捐了出去。他和记者玩了把文字游戏，只是发泄一下内心的愤懑，表示对偏见的不服而已。

但崔永元的遭遇，的确该引起我们的集体反思。如果做善事的人必须时刻被架在道德金字塔尖而被全国人民严苛拷问，被认为是一种必须，那谁还会做这样的事呢？谁愿意承担这样的道德风险呢？

虽然近年来，公益基金的问题事件不断，公益基金仿佛与“假慈善真敛财”挂上了钩，公众在对公益基金产生信任危机的同时，也仿佛形成了一种质疑惯性。他们质疑公益基金未必是“胡搅蛮缠”，而确实是出于对慈善事业的关心和关注，但倘若连孩子吃肥肉都要质疑慈善者别有用心的话，那未免也太过求全责备甚至是吹毛求疵了。

在崔永元看来，做慈善不能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不能背负任何的道德压力。说白了，做慈善不一定就非要成为苦行僧那样，完完全全地将自己“裸捐”出去。这种看法值得深思。是啊，一些人对慈善的理解是不是有点偏狭？做公益者是否必须成为一名道德纯粹的人？换言之，有些人对做公益者的道德要求是否过于苛刻了些？

崔永元严肃地指出：“任何人做慈善，都被人认为是不干净的。如果是这样，中国的慈善不可能健康地发展。”这当然不是危言耸听。中国的慈善还是应该多一些宽容、理解和鼓励才好，应该让做公益者的幸福感得到加强而不是减少。果真有问题，诉诸法律比诉诸网络似乎更为妥当，免得造成对无辜者的误伤。

第六章　崔永元的价值观——让每个人都活得像人

导语：

价值观是一个人的GPS，是一个人的导航系统，也就是说他遇到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遇到什么样的事，做什么样的反应，内心最核心的那个东西。我们的所有行为都是在这个系统的支配下完成的。

崔永元的价值观受他的原生家庭影响，充满了平等、尊重、正直、善意等明亮、严肃的东西。这些东西交织成一股奔流不息的洪流，那是他无法被禁锢的思想，在他体内横冲直撞，人们无法看见它，也无法理解它，所以，他只能踽踽而行，在嘲笑谩骂声中，悲壮地发光发热。

有其父必有其子，价值观源自原生家庭

这两年，在婚姻家庭领域，“原生家庭”是个热词，人们的很多行为习惯，都是受父母组成的那个家庭的影响，他们的言传身教，都在潜移默化中塑造和影响着孩子的思想价值观念。《孔丛子·居卫》中说：“有此父斯有此子，人道之常也。”意即有什么样的父亲一定有什么样的儿子。这些古老的说法都是有心理学依据的，父母不同的养育态度和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孩子的人格形成。

崔永元幽默、睿智、正直、善良。幽默睿智靠天赋也靠后来的养成，但作为一个世人赞许的金牌主持人，崔永元的正直善良从何而来？尤其是在这个物是人非的时代，崔永元为什么仍然能够正义凛然，无私无畏，伸张正义，为民请命？

原来崔永元有一个幸福和美的家庭，尤其是有一位身经百战、百炼成钢、情操高尚的父亲。

崔永元曾说：“父爱就像日出那样光明磊落，真挚情深；母爱就像月亮那样温柔无私，慈爱无边。”崔永元同情弱者，礼贤下士，实话实说，所有这些，当然也是因为他有一个好父亲。

崔永元曾在采访里说：

“我们家庭环境很正规、很正统。父亲是部队军人，做政治工作的。

父母对我的教育，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诚实，他们认为这是第一位的。

不能说谎，不能骗人，不能去占人家的便宜。

这些要求非常严格，直到现在，父母依然这样要求我。”

崔永元说父亲“一身正气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他从小就没有爱占便宜的习惯，特别正直，长大后一直清廉，做什么都特别守规矩。在中央电视台工作时坚决不走穴，做商人从来不做违背价值观的生意，做慈善账目公开。毫无疑问，小崔身上很多难能可贵的品质都来自他的老兵父亲，他的血管里也同样流淌着人民军队赤胆忠心为人民的滚滚热血。

而小崔和父亲之间的父子深情，也让很多人为之动容。

小时候，小崔很羡慕父亲只要上台讲话，底下就掌声雷动。那时，他的理想就是长大要做一个像父亲那样的人，一站到台上讲话台下就有人鼓掌。

当他主持的《实话实说》栏目火遍全国的时候，小崔的理想实现了，他的父母亲也非常欣慰，还经常给他把关提意见。

当事业巅峰时期的崔永元，深受睡眠问题折磨的时候，焦虑不安的老父亲留下了伤心的眼泪。

睡眠障碍进一步恶化发展为抑郁症时，父亲陪着他一同经受心灵的煎熬。除了陪儿子去医院就医，他每周还都要给儿子写一封信，或重温旧事，或展望未来，或鼓励他，用暖暖的父爱为儿子找回自信。

在谈及家人的时候，崔永元觉得父亲是他永远的依靠。父亲生前，他曾在节目中动情地说道：

“父亲现在已85岁了，有时甚至都认不出我来了。但在我心里，父亲就像太阳，光明磊落，给我们的心中注入了光和热，不给一丝阴暗心理有存身之地，这是一种我终身受用不尽的财富。”

所以，小崔认为这一生对他最具有影响力的就是他父母的爱。

而最不为人所知的是，小崔的父亲其实是个孤儿。他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大家便把他的生日定在了每年的“八一”建军节。

老人最后一个生日，是在医院过的。小崔去看望父亲的时候，真想把拒绝转基因集团两亿封口费的事情说出来！告诉父亲，他坚守住了战士的底线！

那时，90多岁的老父亲已经说不出话，也认不出孩子们了，但他仍像以前一样，目光犀利地看向他们每一个人，叮嘱着他们要牢记什么……

得知他去世的消息后，爱兵如子的老首长带过的军人纷纷留言致敬：

“我们最尊敬的老政委走了！”

“四十多年前的演讲至今不能忘怀！”

“老首长一路走好！”

“您的儿子也是我们最喜欢、最正派的公众人物。”

是的，小崔的父亲本就是一个伟大而正直的军人；他和妻子培养出来的儿子，也同样如此。

当小崔在网上看到北京“7·21”暴雨中，150多名农民工在高速公路救了上百名危在旦夕的被困者的英雄举动后，便自掏腰包，请这些农民工朋友们吃饭！

当他觉得中国人越来越缺少历史感的时候，他便辞职做起了口述历史和记忆打捞的事业，抢救起了濒危的国家记忆。

他和团队投资1.3亿，用8年时间拍出了纪录片《我的抗战》。

当他率队重走长征路的时候，途径一所乡村小学，听到一位学生向老师提问：“人坐飞机的时候，是坐在飞机肚子里还是翅膀里呢？”老师想了很久，不确定地回答道：“应该是翅膀里吧。”他便开展起了“乡村教师公益培训”，这一坚持就是12年！

当他看到偏远落后地区的孩子们，每天走山路上学，营养不良又瘦又小的时候，他便筹划了“给孩子加个菜”的公益项目。被追问原因，他其实没有原因，只是简单地评价说：少年强则国家强。

他做的公益事业太多了，没一样是为了自己……

如今，他做的每一项公益事业都井井有条，账目公开！因为在他眼里，公益就是公益，绝不能有任何弄虚作假的行为！

这就是崔汝贤和崔永元父子两代人的信仰和情怀，这就是国家真正需要的中国精神。

他们的故事让人动容。

在中国，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正在上演……

我知道崔永元向来低调，此处罗列出他的种种义举，是想让崔父放心，也是想让小崔宽心。假如崔父泉下有知，他应该会为自己的儿子感到高兴。

平等观：让每个人活得像个人

我们经常说，待人接物要不亢不卑，但实际上很少人能做到，大部分人在面对身份地位不如自己的人时会亢，而面对层次比自己高的人时会卑。因为我们自身的层次和修养不够，内心的平等性不够。

而崔永元一直是这样。无论是《实话实说》之前的崔永元，还是之后的崔永元，一直有不亢不卑的根性，因为他内心有平等性的信仰。

何谓平等性？就是众生平等，人和人只有工作内容的差异，形态以及知识量的差别，但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其权益都应当被善待、尊重和保护。

2018年2月11日深夜，崔永元的微博上悄无声息地多了一条内容。

这次，他没有大声疾呼，也没有唇枪舌战，只有一个朴素的宣传语：2018打工春晚。

接下来是他的一个朴素的愿望：我的中国梦：“每个人都活得像人！”

在我的视野范围内，再也没有一个人像崔永元这样，如此深情细微久远地关注草根阶层的利益和兴趣。

崔永元和工人们的缘分得从6年前说起。2012年7·21京港澳高速公路，由于特大暴雨，导致上百台车辆困于积水当中无法动弹。

生死关头，一百多名农民工挺身而出，帮助被困人员转危为安。

事情传到了崔永元耳朵里，真性情的他深知感激不是图口头之便，更需要实际行动。于是主动联系到154位参与救援的农民工，自掏腰包，请大家吃饭。

晚宴现场，面对各路媒体对准他的镜头，他搂住旁边一位皮肤黝黑的农民工大哥，说：“照这里，他们才是今天的主角。”

随后，他环顾现场，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不要等到危难时才想起他们”。

也是在那一年，崔永元主持了首届“打工春晚”。晚会结束后，他感慨“这是我主持过的条件最简陋、规模最小的春晚，但却是让我最感动、最亲切、最温暖的春晚。”

此后，崔永元主持了4届打工春晚。“每次我去的时候大家都把我当成明星，但其实我是一个特别自卑的人，只不过走了一点好运，混上一身好衣服而已。”

“我在他们面前从来没有优越感，我觉得有时候他们活得比我还痛快呢。”

还在央视做主持人时，崔永元结识了现“打工青年艺术团”团长、工人民谣歌手孙恒。此后围绕“打工春晚”和皮村同心学校等公益慈善活动，孙恒都会招呼崔永元，只要时间允许他也都会去参与。“说白了就是哥们帮忙，并没有大家想得那么高尚。”

和工人们接触久了，崔永元越发感受到他们从内心迸发出的自信：做人做事从不觉得低人一等，和所谓的“名人”也能朋友般地平等相处。“孙恒跟我说任何事都是‘你愿意做就做，不愿意做就拉倒，反正还有别人做。’”这种非道德强迫的交往方式也让崔永元感到舒心自在。

“工人们聚在一起写歌写诗，不仅提升了他们的精神生活质量，也弥补了物质生活的不足。”崔永元用高尔基来做类比：“我们小时候看《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三部曲，没有一部过的是好日子，但是这是他宝贵的财富。工人们在一起，有歌曲，有诗歌，有自己的晚会，当然跟他们埋头苦干不一样。”

回顾崔永元的职业生涯，最光辉的时刻就是《实话实说》，他时常回味那样的时刻，不是因为彼时他尚年轻，不是因为彼时他披着央视的光环，而是他平等的信仰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实践。

崔永元说，他一开始做《实话实说》的时候，内心充满了意外和感恩：“我就想像我这样儿化音这么多的人也能主持节目，算是电视媒体的一个宽容。像我这样的人也能出名，也算是这个社会的宽容。”

慢慢地，他意识到自己这个平台的好处：“这平台门槛非常低，过去不是专家、学者、部长或官员，就不可能进来。像街头采访老百姓，哪有呢？现在我们老百姓坐在演播室里，谁想说谁就说，爱说什么说什么，这是个大进步。”

再后来，他发现这个平台伟大的魅力，“我发现这个平台真正美丽的地方，是能容纳不同声音。过去是一个人说了算，比如说我在这个学校（北京广播学院）上学的时候，来了个人跟我们讲美学，讲共产主义，我们只有鼓掌的分，不能提问，也不能反驳。但《实话实说》，你说着话，我可以打断你，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来阐述我的观点。

这些人在社会地位上实际上是不同的。有的是高级教授，有的是普通老百姓，但他们在这个平台上的话语权，完全平等，这个真了不起。”

而再然后，他引以为豪的这个平台上的平等消失了，他做得无感无趣了，然后心里那盏灯灭了，所以他做得没劲了。

但其后，崔永元从未放弃对平等性的孜孜追求，于是我们看到了在《小崔会客》上平等性的再现。为了体现平等性，小崔在节目里有一些用心的设计。比如，官员和老百姓并排坐，还像朋友一样交换礼物。有官员把夫人加班加点花10天时间完成的一幅十字绣送给一个小女孩，在场的观众都觉得很意外，又很感动；采访一位省委书记时，他在节目里送给农民工一部手机，事先输好了各地的维权电话，说外出打工的时候有事儿，可以直接拨维权电话。

崔永元说，这些都是“术”，而其后承载的“道”，就是他想营造一个平等的视角，潜移默化地传递一种官民平等的意识，也让老百姓看到一个个“活生生”的大官。

在被问及期待大众如何看待工人文化时，崔永元给出一个略带哲学意味的回答：一个打工者创作出来的作品，其实跟一个房地产老板的心声没有什么两样，跟一个市长市委书记的心声也没有什么两样，我觉得早晚有一天大家会感受到，我们内心的愉悦、苦闷、悲伤甚至绝望，都是一样的。

这是崔永元关于平等性最接地气、最摄人心魄的解说，是的，我们的快乐一样，痛苦一样，只有具体内容的不同，没有程度的差别。因为我们都是自然的子民，无一例外，同一来路。

尊重：谈什么人文关怀，不过是无限尊重

崔永元特别尊重他人。一次录制节目前，灯光师跟他说，有两盏灯需要调一下，观众得让一让。崔永元说：“行，交给我吧。”他对现场的观众说：“大家知道怎么调灯光吗？灯光调得好不好，可关系到你们在电视上漂不漂亮，来，现在让我们一起看灯光杨师傅怎么调灯光，这几位朋友麻烦你们先让一下。”于是全场观众就看杨师傅调灯光。杨师傅一下子受到这么大的关注，简直受宠若惊，手都有些颤抖了。

崔永元说话的目的无非是让几个观众让一让。换了我们，肯定是扯着喉咙喊了：让一让、让一让。

可是崔永元就不会这么颐指气使，而是对观众和师傅极其尊重，特别周全，因为内心有平等性的理念，他对每一个生命都极尽尊重。

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名人，这些年来，崔永元被邀请到很多学校参观访问，崔永元说，他特别欣赏北京十一学校，以及它的校长李希贵。因为在这里，有4件平凡的小事让他肃然起敬。

第一件事，崔永元去学校见李校长，去了好几次，一次都没去过他的办公室。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办公室基本上都被学生占着。学生有他办公室的钥匙，所以他们只能在其他地方谈事。

第二件事，李校长陪他到学校各处看看。有一次他们到一间教室，一开门，那里有两个孩子在自习，李校长马上说：“对不起，打扰你们了。”离开的时候校长又说了句：“对不起，打扰你们了。”崔永元去过那么多地方，第一次见一位校长这样对待孩子。

第三件事，那天崔永元拿出一支烟在学校里抽，忽然听到有个学生说：“谁在抽烟？”然后旁边的人就说：“崔永元老师在抽烟。”但那个声音毫不迟疑，接着说：“把烟掐了！”崔永元赶紧把烟掐了。这虽然是一件很小的事，但我们平时很少见到。当时崔永元在想，这个孩子是在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这个学校是他们的，他们说了算！假如换了自己，一定跑着去拿烟灰缸了。

第四件事，崔永元去参加十一学校狂欢节。应孩子们要求，他打扮成了一条蛇，校长则扮成了《哈利·波特》中邓布利多校长的模样。他们在后台等待候场，听到外面的孩子们在不断欢呼。当喊到崔永元和校长的名字时，他们跑出去，崔永元是倒数第二个上台，校长是倒数第一个。崔永元当时很自信，心想当他和校长上台时，孩子们的欢呼声一定会更大。结果轮到他出去时，台下的雪球铺天盖地地砸过来。而他很快发现，更多的雪球是给校长准备的。要知道，谁被雪球砸得多，谁就更受学生的爱戴。说明，在孩子们的心目中，对校长的爱戴显然重过名人。

就在那一瞬间，崔永元有种想哭的冲动，被这种学校的精神感动了。这里，校长爱护和尊重孩子，孩子爱戴和尊敬校长，孩子们觉得学校是自己的，应该一起尊重成长的地方，崔永元认为这太重要了。因为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这样——尊重和主人翁意识。当孩子们在学校被尊重时，他们才会有主人翁精神，有担当精神，有捍卫家园的意识。当他们走上社会时，他们才会尊重别人，尊重社会，尊重国家；否则，他们永远只是冷漠的旁观者。

可是，偏偏我们在人与人之间的尊重上做得特别差。大部分人都活得太自我，只关注自己的享受，不在乎别人的感受，所以我们才会对老弱病残者投以轻蔑的眼光，对外国朋友好奇地打量，才会对别人的隐私恣意侵犯，才会对稍微迟到的快递小哥抱怨不停，才会随意地拍打别人的肩膀，才会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乱扔垃圾、在火车上吃方便面、乘坐地铁时一个人占两个座位，才会在旅游景点肆无忌惮地拍照，才会在购买火车票时乱插队，才会……这都是不尊重他人的表现。

尊重他人，是一种最高尚的教养。我对下面这个故事倒背如流，因为它改变了我待人接物的方式，我变得慈悲，慈悲，是一种自救，也是一种修养。

一家生意红火的蛋糕店门前站着一位衣衫褴褛、身上散发着难闻气味的乞丐。旁边的客人都皱眉掩鼻，露出嫌恶的神色来。伙计喊着“一边去，快走吧。”乞丐拿出几张脏乎乎的小面额钞票小声地说：“我来买蛋糕，最小的那种。”

店老板走过来，热情地从柜子里取出一个小而精致的蛋糕递给乞丐，并深深地向他鞠了一躬，说：“多谢关照，欢迎再次光临！”乞丐受宠若惊般离开，要知道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被善待过。

店老板的孙子不解，问道：“爷爷，你为什么对乞丐如此热情？”

店老板解释说：“虽然他是乞丐，却也是顾客呀。他为了吃到我们的蛋糕，不惜花去很长时间讨得的一点点钱，实在是难得，我不亲自为他服务怎么对得起他的这份厚爱？”

孙子又问：“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收他的钱呢？”

店老板说：“他今天是客人不是来讨饭的，我们当然要尊重他。如果我不收他的钱，岂不是对他的侮辱？我们一定要记住，要尊重我们的每一个顾客，哪怕他是一个乞丐；因为我们的一切都是顾客给予的。”小孩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这个店老板就是日本大企业家堤义明的爷爷。堤义明坦言，当年爷爷对乞丐的一举一动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曾多次在会上讲到这个故事，要求员工像他爷爷那样尊重每一个顾客。

可以想像，这里的“尊重”绝不是社交场合的礼貌，而是来自于人心深处对另一个生命深切的理解、关爱、体谅与敬重，这样的尊重绝不含有任何功利的色彩，也不受任何身份地位的影响；唯其如此，才最纯粹，最质朴，也最值得回报。

尊重别人，可以分为三种境界：

第一种境界：尊重亲人；

第二种境界：尊重路人；

第三种境界：尊重敌人。

当我们可以做到尊重敌人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没有了敌人，这才是真正的无敌。

任何人都不可能尽善尽美，我们没有理由以高山仰止的目光去审视别人，也没有资格用不屑一顾的神情去伤害别人的自尊；假如自己某些方面不如别人，我们也不必以自卑或嫉妒去代替应有的自尊。只有学会尊重别人，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其实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

心宽一尺路宽一丈，敞开心胸善待所有人。无论是你喜欢的还是讨厌的，无论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敌人，都要尊重他们，这是一种勇气，更是一种智慧。

求真：说天说地莫若说真，话东话西不如话实

崔永元另外珍贵的一面，就是求真。在他的工作间里有这样一副对联：说天说地莫若说真，话东话西不如话实。求真，是崔永元最显著的价值观标签。

有人说，崔永元的存在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世界。自从有了崔永元，我们能从电视节目内看到真实，有人能说出真实。

这句话点到了崔永元的实处，他不唯古、不唯上、不唯民意、不唯自我的求真精神，值得全国人民学习。

和他一起共事的人也说，印象中好像崔永元从来没怕过什么人，即便跟台长说话，也特别能开玩笑，也特别能幽默。每一任台长的办公室都对他敞开大门，他可以直接走进去和他们谈话。台长也特别欢迎他有事随时沟通。其实不怕人是记者一个非常重要的竞争能力。

他不媚权力部门，比如尖锐炮轰垄断的电信乱收费，炮轰某些政府部门对提案的回复“回了跟没回一样”。他不媚权威，在反转基因问题上，无论方舟子怎么说，院士怎么支持，教授怎么论战，崔永元从来没有打算相信过他们，而是自己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去调查。他不媚媒体，他说：提案是委员参政议政的直接工具，不能随便用来炒作。他甚至不媚国家政策，在《实话实说》的选题会上，崔永元曾经报过这么一个选题，叫《纳米不是大米》，当时纳米是一个非常新鲜的词，据说中国一下子出来一两百个这样的实验室，纳米产品很快上市了，纳米冰箱，纳米电视。其实在纳米技术问题上，没有研究透的东西还存在。那是不是要建立这么多实验室，这么快地出产品？

结果审片的时候就没有通过，领导说建纳米实验室是国家的政策，你们不能质疑国家政策。

尽管这个选题被毙掉了，但崔永元表示不服。

更可贵的是崔永元不自媚，当意识到自己错了时，马上坦诚道歉，比如意识到“美国洛杉矶手机费9.9美元包年”的数据错误时，他第一时间在微博致歉，并反思不能哗众取宠和信口开河。当记者让崔永元评价他履职四年的成绩时，他说，“那我就打一个跟我高考数学成绩一样的分数吧。”“您高考数学多少分？”“58分。”“还不及格？”“但对我来说已是我学数学以来最好的成绩了，这可是我玩了命才得到的。”崔永元的意思是：自己虽不满意，却已经在尽力。

崔永元求真，也做个真人。

首先，他有真性情。我特别喜欢小崔的真性情。曾经，他很受不了分裂状态的自己，在中央电视台时，很多人都认为他那么风光，但他坦言少不了委屈，那就是“实际上是两个崔永元在打架，一个是体制中要服从命令的崔永元，他要做得尽善尽美；一个是本性的崔永元，疯狂原始人。他们两个得合成一个形象，就是电视里的形象；要不合成另一个形象的话，就是现在的我。”如今的崔永元在网上吵架，有人说他似乎是个老愤青，偏执，也骂粗口，颠覆了原来电视上幽默、风趣的形象。但崔永元挺享受现在的状态，他说，“其实我觉得这个状态才是高兴的，活得非常自由。现在想发火就发火，想骂人就骂人，想拍桌子就拍桌子，没有什么公众形象这一说，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真实的崔永元。如果以前你看到崔永元特老实，他只是遵守中央电视台的规矩。现在崔永元遵守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只要不违法就没有问题。”

管你怎么说，小崔就是小崔。简直就是一个率性而为的大男孩。

其次，他不会因为自己是公众人物而装模作样。

很多名人为了口碑和形象，特别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受了委屈也要打落了牙往肚里咽，崔永元可不会这么老实，谁骂他一句他可能会还回去十句，他也不粉饰自己，而是实话实说：“我也不会装，不会去告诉人我没事。所以当我遇到摧残遇到围攻的时候，我会反抗，觉得那样的人更真实，更可爱。”

所以，很多人都说，崔永元不好惹。嗯，忍气吞声从来不是他的风格。

关于自己现在的样子，崔永元认真如实地昭告天下：“我倒劝告那些喜欢我的人，或者追星族，你们应该擦亮眼睛。如果现在这个崔永元，你们喜欢的话，你就喜欢下去吧，他这辈子肯定就是这个样了；如果这样的崔永元你不喜欢，你喜欢以前他在电视台那个形象，那就算了吧，他不会回到那个形象了。”

嗯，崔永元，回不去了！其实，在求真务实这条路上，他一直没打算回去，而是一条道走到黑。

做人要厚道，宁愿做个快乐的农民

厚道，是指不刻薄，待人好，实在，不夸张，不骗人，表里如一。

最能把崔永元和厚道扯上关系的，就是前不久发生的炮轰娱乐圈事件。崔永元搞了那么大事，有些人说这样真不厚道。

可是，崔永元之所以变成行走的火山，是看不惯别人对他的太不厚道。

人与人的关系是影子，我不是他们共同的朋友，具体的内里来龙去脉如何我不想妄加猜测。三个人都是我崇拜的偶像，我并没有褒谁贬谁的私心。在听闻了很多人嘴里关于三人恩恩怨怨的猜测后，我想起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或许合了崔永元的心结。

毕业后刚入职场的时候，我在编辑部做事。

和现在一样，我对别人说的话和求助有一说一，鼎力相助。

有一天，单位来了个叫方华的男同事。

方华夸奖我有才华，长得清纯。

我就信了。碰上对自己有好感的人，话自然多了些。

方华特别热衷于和我攀谈。他经常抛出一个问题，问我的观点和看法。

然后我就倾其智慧实话实说了。

后来我说的话，都完完全全变成了他的文稿。

原来，他不会写，他没有思路和灵感，总是诱导我说话，然后把我说的都形成文字据为己有。而轮到我接到这样的选题时，我写什么都是抄袭他的。

我到现在都特别崇拜他的聪明、机灵，但他真的太不厚道。

而最近探析崔永元和某电影剧组的矛盾，我和他竟然中了同样的创作“套路”。

他的“被套路”逻辑是这样的：

养病的时候，被导演请到家里吃了顿饺子，饺子是导演爱人亲手包的。一同做客的还有编剧。崔永元很感动。

导演想找崔永元出演男主角，崔永元拒绝了。咬饺子露出馅儿，小崔把自己的馅儿也露出来了。那顿饭，小崔热心地提供了不少来源于自己《实话实说》的创作素材。

于是编剧和导演利用这些素材创作了票房特别好的电影。

因为电影部分源自崔永元的生活，所以给他带来了很多不好的影响。

实诚的崔永元说什么都没用，除了愤怒，他别无选择，他愤怒自己的信任被践踏，自己的家人受到波及，自己的同事被误会，但那时，这些最接地气的实话他都说不出口。

十五年后，他说看自己当年面对媒体的采访，像个诗人，像个傻子。

现在，那个剧组原班人马又来搞个续集，几轮磋商不成，对方一意孤行，所以，崔永元就炸了。

很多人据此认为崔永元不厚道，可是我翻了翻字典，看到厚道的释义是指不刻薄，待人好；实在不夸张，不骗人，表里如一。

如此对照，崔永元完全够厚道。他始终表里如一，包括待人接物、自我评价，也无半点隐藏，他始终承认自己是一个不会坐着挨骂的人，而是一个斤斤计较的人。所以，他没有骗过任何人。

他炮轰了很多人，唯独没有葛优。因为葛优和他一样厚道。

为什么崔永元对葛优高抬贵手？

一切莫不因为，葛优平日里的所作所为。

在整个娱乐圈，葛优都很会做人。虽然扮演了严守一，但他从来没有因这个角色自豪过。

因为两人都患有抑郁症，葛优还经常会和崔永元交流治疗的偏方。

就算在这最新的炮轰事件里，葛优也始终低调，没说过什么过激的话。

如果说葛优真有“好运气”，这也是他平日人品的累积。

好的人品，会让你的路越走越顺，也会让你避免许多的厄运。

崔永元的厚道特别深厚宽宏，绝不局限于人际交往，还反映在他的普世、爱国情怀。

那一年，崔永元去美国演讲的时候，有人劝他，说到那里你应该多说好听的，不要说难听的话，要不然会被爱国华侨打死的。崔永元没有采纳，在演讲现场，他诚恳地说：“让我们一起爱这个国家，爱这个国家，最好方式就是让她变好。所以我们看到她有什么问题我们一定要提出来，哪怕一时不被理解，哪怕受一些委屈，都要这样做。现在这个时代，大家富裕了，有钱了，明哲保身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我们可以选择不发声，不发言，躲避这种危险，踏踏实实地挣钱，过日子，娶妻生子。但是你去读读中国历史，它有过多少轮变迁，国家遭难的时候，每一个个体不会有安全感也不会有幸福感，所以让我们一起好好地爱它。”

不得不承认，比起我们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信仰”，崔永元比我们厚道多了。他是真爱，我们都是爱自己，爱生活。而崔永元，把国家看得比自己的私生活要重。

尽管崔永元做事的细节不够面面俱到，但谁又能面面俱到？不管基于怎么样的考虑，终归他已经做了很多且正在做着一些有益于大众的事情。我特别希望我们对待小崔也能多厚道一点，最起码，别拿阴谋论说他，别拿套路绊他，别拿脏水浇他。

友情观：在你顺利的时候朋友是看不出来的

崔永元的朋友不多，但一个是一个，都特别仗义，特别铁。

崔永元在一档节目中，谈起了他的朋友观。

他说，朋友在你顺利的时候是看不出来的；当你遇到一些不顺利，特别希望朋友能站出来，那时候你会发现朋友特别少。

他用自己和央视前著名主播邱启明的例子来说：“平时我们根本不怎么联系，有好事的时候也不会互相发个祝贺什么的。但只要是他有难处或者我有难处，那个暖心的慰问就来了，‘我能干点什么？我能帮你做什么？’”

邱启明也说道，在自己出事的时候，感到特别孤独无助，只有父母陪伴。

这时候，崔永元和自己私聊：“没事，启明，咱这儿事儿多着呢，不用担心没工作，我这儿有七八个大项目等着你呢！”

那种雪中送炭的温暖，我们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出来。

而对于崔永元的事情，邱启明虽然帮不上什么忙，但他会默默把崔永元的文章转发出去。

当整个世界都对你避而不及、平时热情甚至讨好的脸都变得陌生的时候，一句问候，一句力挺，都是巨大的支持。

当你有难处的时候，才能看出来谁是真朋友，谁是假朋友。

这句话，我相信所有住过医院或者在医院陪护过的人都感触特深。

那一年，我妈住院，我陪护。

没两天，病房里又来了一个病号。脑出血，是县里一位领导。

原本清净的病房因为这个病人领导的到来，变得吵闹得要命。

探望的人（下级、朋友、亲属）把走廊都站得满满的。

来的所有人都严肃恳切地说：全力抢救，不惜一切代价！

经过抢救做CT后，结论是脑干大量出血，基本没有活的希望了。

消息一宣布，下级基本都不来了。

三天后，朋友来的也少了。

一星期后，只有老婆和孩子了。

这不是人情冷暖，而是社会的真实。

有些人貌似和你亲近，看中的是你手里的权力，是和你交往能够得到的利益，当你不能提供这一切的时候，他们就如鸟兽散去。

我特别欣赏臧天朔的那首《朋友》的歌词，觉得道出了朋友的真谛：

朋友啊朋友，你可曾想起了我。如果你正享受幸福，请你忘记我。

朋友啊朋友，你可曾记起了我。如果你正承受不幸，请你告诉我。

曾经听不懂歌词中的含义，渐渐长大才明白，这是历经人世间太多的沧桑才能得出的感悟。

你顺利时我默默地祝福你，你有事了我会无私地帮你，这才是做朋友的最高境界。

关于交友，崔永元还说过，朋友是麻烦出来的，好朋友之间不怕麻烦。怕麻烦，就见外了。所以，他和冯仑，和小香玉，和赵本山，都特别欢迎麻烦。

是的，朋友是麻烦出来的，我也是这样认为。当你不好意思麻烦一个朋友时，说明你们的关系真的淡了。有时候原因很微妙，说不清。

有时候我觉得，麻烦，是朋友间的信使，你麻烦我，我麻烦你，来来往往，关系网越来越密实，越牢固。

当然，麻烦不等于等价交换。那种你帮我一回忙，我尽快找时机帮你一个忙还上你的人情，不是友情，而是交易。

因此，需要强调一下，麻烦出友情，这里的麻烦，是互相信赖，是因为三观相近，脾气相投，人品靠得住，通过时间的沉淀，双方之间有了一种叫做情义的东西垫底，根本就不怕麻烦。也可以说，麻烦，说明你看得起我，不麻烦，那你太拘着了。

总而言之，逆境才是朋友的试金石。

古人说得好，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以权相交，权失则弃；以情相交，情逝人伤。

当你在得意的时候，围在你身边天天和你称兄道弟的人，不一定是你的朋友。

当你失意了甚至永远没有了翻身的机会，却及时出现在你身边、抚慰你心灵、给你帮助，仍然像亲人一样对你不离不弃的那个人，才是真朋友。这样的真朋友，值得我们托付终生，有时候真的比亲人还贴心。

历史观：历史不应被遗忘，应该代代传唱

自媒体时代，崔永元总是那么活跃，有人揣度，他是不是也像我们一样想利用粉丝经济为自己捞一把？

实际上，从2012年开始，崔永元已经把自己的余生规划好了。2012年2月27日下午，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与口述历史博物馆协议书签约仪式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仪式由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敬一丹主持。在此签约仪式上，崔永元庄严宣布：告别央视，回归母校，下半辈子只做口述历史。

这个“突然”的决定，在了解崔永元的人看来并不意外。实际上，崔永元与口述历史的相遇，从1999年就开始了。

那一年崔永元去日本NHK电视台访问，看到人家有口述历史资料库，据说里面关于中国的内容非常丰富。他试着让管理员找一下张学良的资料。很快，工作人员就调出一段张学良发表演讲的视频，整整30分钟，时间是“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即1931年9月21日。张学良在演讲中说：“委员长说，两年之内，不把日本人赶出满洲，就辞职。”

这段视频，给崔永元很大的刺激。他说，“我很惊讶，日本有海量的口述历史材料，而且很多和中国有关。”

还有一次是在东京旧书一条街淘书，崔永元和书店的店员聊天，店员让他看一面墙，墙上都是书，写的是中国56个民族的历史。崔永元拿着书一看傻眼了，有讲各民族家具的，有介绍各民族房屋的，有研究民族服饰的……“我问他这些东西都有实物吗？他说，都有。在哪？都在日本。”当店员告诉崔永元这些书全是日本学者写的后，内心五味杂陈的崔永元站在那面墙前，半天都迈不动步子。

从那一刻起，崔永元开始意识到，抢救历史意味着什么：只有你的历史不再支离破碎，你的人民才有尊严，你的国家才足够体面。

此后，崔永元先后去美国、欧洲和日本多次探访西方口述历史研究现状，而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刺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48年开设口述历史研究室，并由此奠定了哥大在之后60余年口述历史领域的世界范围学术权威性和广泛影响力；日本早稻田大学则是亚洲地区口述历史收集最为丰富的著名高等学府，不但广泛收集了日本近现代社会发展历史，而且收集了包括中国等东亚国家在内的大量口述历史资料。

但是在中国，口述历史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的状态，“跟我参观的日本、美国、加拿大的相关机构比，我们的‘口述历史库’甚至比不过人家的一个大学。我们的GDP赶超了别人，但对历史的敬重、敬仰、尊重、珍爱，却比不过别人，为什么大家不觉着这件事丢人呢？”

这样的发现与疑问，对于同时处在抑郁症和精神困顿双重黑暗中的崔永元而言，无疑意味着光亮。

自此，他开始凭借自己的影响力集合团队，有意识地开展中国口述历史影像收集整理工作。而2006年《我的长征》节目的开展，又坚定了崔永元将口述历史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心。直到现在，崔永元都念念不忘长征队伍中一个队员的眼泪。那是个叫陆昶全的大学生，他是在福建宁化出发的。出发的时候，宁化人就问他，你知不知道过去的长征从宁化走？他说不知道。当地人说，为什么你们不知道，就是因为从我们这儿出去的红军基本上都牺牲了。这很打动他。所以到了湖南湘江的时候，因为在湘江那个地方，我们红军死了5万人，大部分宁化籍的红军战士都在那里牺牲了。所以，他们就买了白酒在那个地方祭奠，当时陆昶全就流眼泪了。

崔永元被那个场面深深地打动了。他当时想，这就是他亲近历史的感觉，可能让陆昶全读到研究生，他都不一定能找到这样的感觉。他学历再高，知识再多，也不一定能找到这种感觉。

像这样的泪水，崔永元一路收获了很多，那种泪水极其宝贵，那是为历史流下的泪水。崔永元意识到，隔着时空，历史是有温度的，是可以救赎现代人的，是可以提示我们人不能忘本的。

迄今，崔永元已经在口述历史的道路上走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已收集并持续收集包括战争、电影、音乐、外交、留学、知青等六个以上门类的口述历史影像记录；目前已采访了见证重要历史的高龄嘉宾约4000人，逐渐形成了中国大陆内容最为丰富的口述历史资源库，已经进入高校，完成从个人业余爱好到学术研究的转变，已经出版了专著，并在国际上产生显著影响力。

局外人也许无法想像，他从一开始就是赤手空拳，走到今天依然是一文不名；但整个团队所采访的4000多人、录制的300万分钟的影像资料（这组数字依然每天在增长），却是代表过去百年历史的无价之宝。这批资料的搜集和录制耗去的2亿元，全部是崔永元四处“要”来的，其间所经历的人情冷暖和几乎走不下去的艰辛，他都极少向外界提起。

“整个口述历史全是由我们自筹资金完成的，就是我说到的这些朋友在这十年里帮了我们两亿资金来做这件事。今年春节刚过，我们又开始提醒他们，钱不够用了。跟我们合作的朋友都知道，这是一个无底洞。但是为什么大家还来掺和，还来做？因为这个真的不是个人的，不是崔永元的，也不是传媒大学的，它是整个国家的、整个民族的。它的价值今天还看不出来，但有一天它的价值显现出来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崔永元是谁了，可能那时候中国传媒大学也改名了，但是这些资料我觉得千百年都会流传下去。”崔永元以这番话来衡量资金和精力付出的长远价值。

现在的崔永元，不愿意总是接受采访，与流沙一般匆匆远去的珍贵记忆相比，眼前的纷扰与名利太不值一提。他的团队曾以每天4个小时的速度连续多天采访谢晋导演，十几天后，谢晋去世，说起来崔永元觉得痛心，但也觉得庆幸。“有多少人因为赶不上采访，就去了。”而一个人的离开，就可能意味着，几百年后人们所看到的今天，就少了那么一个维度。崔永元的野心，是在几百年之后。为了多那么一个维度，他和团队在拼命地与时间赛跑。

如果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那我们都背叛很久了。除了在中学为了应付高考，我们的历史课基本上都停止了。“一个不能静下心来思考的民族，是危险的。”也许，崔永元的这番话，能唤醒我们历史观的拨乱反正吧！而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的存在，也许能从思想深处给一代人的心灵埋下文史的火种。

我们非常缺乏国民素质教育

首先，我们的青少年不够坚强。

崔永元对这点的认知，还是在长征路上深切感受到的。在《我的长征》行走过程中，许多队员经历了一生中从未经历过的困难和劳累，但是崔永元对队员们的表现一直不满意，他在行军中多次对队员们说：如果让日本的队员或者韩国的队员来走，一定会比你们走得好！这样的话，随时在刺激着队员们。

很多队员不明白，为什么会被观众如此挑剔，崔永元告诉他们，这是一个公众人物必须具备的担当。“因为你是公众人物了，因为你占有公共资源了。我说，你看你脚受伤了，中央电视台给你播了8分钟，把医生给你治脚的整个过程都播出去了，而你们家乡建一座大桥，中央电视台连30秒可能都不给播。你看，你占有了多少社会资源。你们享受了更多的社会资源，就得回报，你就得做好事，就得对自己的言行负责，这就是大家对公众人物的理解。”

其次，我们的言行举止不够文明。

这一点，崔永元是在日本受刺激的。“我在日本的地铁上，看到一个人喝得醉醺醺的，前面的人都不躲，我觉得这些人真给他面子。酒气熏天，很难闻的，我们无论如何要让开他，对不对？恨不得揪他脖领子，给他拽到站台上。但是那些人都不躲，就是给醉汉一个面子。过了一会儿，‘哇’，他吐了，吐得前面那个人身上都是。我就看这个情况怎么处理，结果那个人把手绢掏出来，他先给这个喝醉的人擦。我们很难做到，真的，这些东西其实挺刺激我的，我看得越多，越觉得心里难受。我们的足球队踢不过他们，我们生产的产品不如他们好，为什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国民的整体素质要比人家低。所以我觉得应该从提高国民素质，从这个角度，从这儿开始抓起，我着急这个事情。”

最后，我们的社会仪式感欠缺，形式感泛滥。

我们的国民素质还差在仪式感的缺失上。有一次，崔永元在迪士尼看到一个特别胖的美国人，穿着一个大裤衩，那裤衩上是美国国旗，崔永元挺诧异，觉得哪个国家年轻人都这个德性，把国旗都弄到裤衩上。到晚上了，他们在降旗，奏国歌，那个人马上站在那儿，一动不动，捂着自己的胸口，表情非常严肃，那个瞬间很让崔永元感动。他看到了美国国民教育的成功，无论一个美国人处在什么地方，迪士尼或是其他地方；无论他是在什么状态，旅游或是干别的什么，当国歌响起来的时候，他都会自动自觉地表现出自己的敬畏之心、尊敬之心。而我们的同胞就不是这样了，你看看咱们的比赛，比如重大比赛之前有奏国歌仪式，再看看我们的观众，坐着的有，接手机的有，交头接耳的也有，干什么的都有。崔永元就又想起他们在长征路上的一些争论，比如该不该排成队走，见到无名烈士墓的时候应不应该鞠躬。这些争论崔永元认为都是不应该出现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这是这个国家的仪式，这个仪式不能少，表示我们的尊重、敬仰，是必不可少的。人生当中有很多仪式，我们可能就是仪式感的东西太少了，形式感的东西太多了。

那如何提高国民素质呢？崔永元建议，一不要急功近利，二不要形式主义。针对出国人员的行为举止不文明现象，国内也整治过，其整治形式是给予培训。这种做法在崔永元看来并不先进，他说：“我看了看那些毛病，全是在国内养成的。他们在国内旅游、生活、工作，全是这么个状态，你让他拿上一本护照，穿上西服，一出国就变成谦谦君子了，怎么可能呢？所以我觉得很着急，为什么要对出国的人进行培训呢？他在本国就可以随便？我觉得应该在国内就规范他。”也就是说，这些教养的功夫应该用在平时，应该从娃娃抓起。

“我们的教育很空泛。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第一堂课是‘我爱北京天安门’，就是这个；等我上大学的时候，看厕所墙上面写的是什么，‘小便请往前站’。顺序反了，我觉得。”

崔永元做的一系列事情，从慈善到我的长征，其实都在发挥着播种机和宣传员的功能，向普罗大众输送文明的火种。“我把很多理念，想办法传递给我的这些队员。所以长征路走完了以后，我坚定了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最缺乏的是国民教育，这是最缺乏的。”

媒体价值观：传统媒体不争气，新媒体太油腻

早在七年前，崔永元就发表见解。他认为，不要把网络时代的微博、博客称为“媒体”，否则很快变得就像传统媒体一样面目全非。

七年过去了，传统媒体日渐式微，新媒体铺天盖地。作为一个有着新闻理想的媒体业真正的大咖，对于今天的媒体生态，崔永元又持何种观点呢？

他说：“无论是新浪还是搜狐，还是我们的中央电视台，还是那些报纸、广播，作为一个抑郁症患者，我觉得都是失望的，非常令人悲观。我觉得其实各有各的责任，比如说电视台负责说套话，广播电台负责卖药，报纸负责卖假艺术品，微博和网络就负责造谣和辟谣，分工都非常明确”“当我看报纸的时候，我心里非常难受，因为报纸有几十版，很多版都在为民请命，都在关注老百姓的一举一动，都在说真话，说实话。但是那些说真话，说实话，为老百姓请命的版面就靠这个谎言支撑着，如果它不卖，这个报社就经营不下去”“电视台最牛，从一进这个行业，电视台就说官话，一直说到今天都面不改色，官话说得越来越像样，居然语调很高。”“所以传统媒体我们就不谈了，目前就是这样一个现状。我觉得最好不要把网络时代的微博、博客命名为自媒体，因为惨了，它很快就会让你不屑，很快变得就像传统媒体一样面目全非。”

对于传统媒体，崔永元一直有意见。对于央视的领导和同事，他非常友好，虽然也有批评，但那是就事论事，而不针对人。他经常抱怨央视，但仅限于做节目的理念。他做电视很委屈，不是谁欺负他，而是他总是自己给自己制造委屈，因为他有个乌托邦式的新闻理想：“我非要摸到它。不光自己要摸到它，还苛求所有同行都去摸到它。我希望我们是全世界最好的电视台，胜过CNN和BBC，我们拍《动物世界》都要比他们拍得好——你说这事我管得着吗？但我天天就在想这些事，所以我永远不愉快。”

在新媒体上，崔永元是个“骂客”。招惹他的人也多，他又不那么稀罕形象，于是想骂就骂。而他每一轮骂战过后，总是暗夜里深深叹息。

崔永元对新媒体最不客气的那次，应当是2017年璞谷塘事件。2017年5月，多家媒体发布报道，称崔永元名下电商出售的产品存在价格高、检验标准低等问题。22日，崔永元在个人实名微博上驳斥了这一说法，先是痛快地回应“再吵吵，还涨价，说到做到”；随后连发七条微博，接连骂了一众牛掰平台，言语之间骂得非常痛快，称某某网“什么东西”，某某网“德行呢”。

虽然我也对骂人很反感，但从价值观上论，我也觉得这些媒体非常值得痛批、炮轰。为了赚流量、吸引眼球，它们低级无趣媚俗，甚至下流，歪曲事实，非常丑恶歹毒。

从2008到2018，十年过去了，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很多媒体人转型了、下海了，新闻事实的稀缺，成为媒体行业，甚至全社会的担忧。

而另一方面，媒体人成为网上舆论中的众矢之的，“都怪媒体带来了负能量，搞坏了中国”，成为普遍性的观点，很多媒体人因而都变得油腻了。

有理想的，变得现实；现实的，变得功利；而功利的，开始变成投机。聪明的人，把才华都用在获取利益上了。

第七章　崔永元的性格标签——一碗泰式冬阴功汤

导读：

他特别简单，像个孩子。又特别深邃，像个老者。

他待人特别好，特别大方，但是骂人又特狠，特歹毒。

他特别容易接近，和陌生人都能称兄道弟；又特别难以搞定，总是拒记者于两米之外。

他坚硬如同盾牌，又出了名的爱哭。

所以，崔永元简单至极，复杂至极。

他的性格成分特别复杂，像极了一碗最正宗的泰式冬阴功汤。

真实不虚，有一说一

为什么崔永元总那么喜欢较真，动不动就怼人？因为他真实不虚的性格。

为什么他把下半辈子交给口述历史？因为他想在历史的沉海中打捞真实。在现时代的人群中，他几近放弃了寻找。

每当想起崔永元，我脑海里都有一幅画面：黑暗中，一个打着灯笼的少年，在泥泞中孤单地寻找真实，寻找他的同类，有一说一，却一直在哭泣。

他曾经找到过。

与其说《实话实说》和《小崔会客》是访谈节目，不如说是他用心塑造的启发人们有一说一的项目。

因为小崔的“塑造”，很多官员也学会了说实话，有一说一。随着节目的开播，小崔“会客”的尺度更大了，而走进会客室的官员也越来越敢于直言了。

但凡小崔的节目，都特别强调真实，而在《小崔会客》里，我们也越来越多地听到了真心话，看到了真性情。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潜移默化的变化，有不少官员在节目中不断称呼崔永元为“崔老师”，显示出对崔永元品格的自然而然的赞许。

说到崔永元的性格，我又想到了他那只叫老肥的猫。它现在就生活在崔永元口述历史中心内，已经跟了崔永元16个年头了，它可是崔永元的心头肉；因为宠物随主人，它和崔永元特别“臭味相投”，简直就是知己；关键时候，崔永元会看它的脸色行事。

“一般给猫吃猫罐头，它就会求你，马上就没有人样了。但是我们老肥，你给它猫罐头，它吃两口，你拿走，它就离开再也不吃了；宁可饿死，它也不吃那个罐头。”瞧，这和崔永元那股清廉孤傲的样子多像啊。

这只猫还特灵敏，感受气场的能力特别强。“我觉得，可能是罗丹化成了老肥，所以我特别喜欢它。基本上只要有记者采访，它都在现场。它如果坐那儿陪着我采访，我就觉得这个采访不错。如果它想走，那我就也走了。”

对于一位剑客，可以人剑合一；而对于崔永元，人猫合一了，这不是迷信，在心理学上应该叫“投射”吧。崔永元和猫互相投射的，是真实不虚。

说到真实，有一个问题要抛出来，就是各有各的真实，有时候我们看到了别人的一面，觉得那是真实，其实那只是实质的一个相而已。

如何理解这个拗口的说法？我想以崔永元和赵本山的关系来解释。

大家都知道崔永元和赵本山有深厚的友谊，私下他们是非常好的朋友。一般赵本山的公司有什么活动，都会请崔永元去做主持。

但是好友见面，都会互相怼几句，开一开玩笑，但也不能说得太深，别让对方感觉下不来台。在一次赵本山做客崔永元的节目时，崔永元拿出了网上议论赵本山的话题，出来说事，他说没有什么是不能说的，既然网友都很好奇，我们今天就来问一问。

很多网友在网上都说赵本山不是农民，农民不可能买坐人的飞机，农民就算是买飞机都是喷农药的，说他根本就不是农民，一点都不了解农村的生活。

赵本山没有生气。他说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离开过这个话题，他现在已经离开农村的生活20多年了，如今说他不是农民确实是；但是他的老家确实在农村，他在那里生活了21年。

所以，网友有网友眼里的真实，而他们看到的真实未必是赵本山的真实，他们质疑虚假的，恰恰是真实的。

所以，各有各的真实，但在崔永元的价值观里，这都没问题，都可以尽情地说出来。真正成为问题的，是大家不敢说，或者有人不让说，或者没有平台说。

嫉恶如仇，从善如流

“对待同志像春天般温暖，对待敌人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用这句话来形容崔永元嫉恶如仇的性格，也再恰当不过了。

嫉恶如仇，从善如流，在崔永元与某导演的冲突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话说导演的某部作品上映后，崔永元写了封万字长信发泄愤懑；但并未能改变什么，反倒是自己的病更重了。

导演的大银幕日益主流，而小崔和他的理想主义一样，渐渐边缘。

2013年9月，央视举行了2014节目资源推介会，导演以2014年央视某晚会总导演的身份亮相其中；而在央视2014年所有的节目安排中，都未见崔永元的身影。

两天后，崔永元录制了他的最后一期《谢天谢地，你来啦》。他的辞呈已经递交央视，节目录制结束，小崔向现场观众鞠了三个躬。

崔永元原谅过导演一次。

那是2010年，《小崔说事》改版，崔永元给导演打了个电话，问他能不能来录一期节目，导演立刻就答应了，饶有兴致地带着自己的团队参加节目，其中就有剧组的主创人员。

录完节目两人感觉都不错，人到中年的宽容模糊了那些非黑即白的争执，相逢一笑泯恩仇。就像崔永元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的那样：“我们上岁数的人会从容处理矛盾的。”

导演则把自己的导演椅、拍电影用的模型都捐给了崔永元的电影博物馆，还许诺要把另一部电影里面的服装凑齐了放在小崔的博物馆里头。

崔永元对此特别感动，说“都是过硬的真朋友”。这说明，崔永元还是很容易被感动的。

那一年，年过半百的才子们嘴上依然冰凉刻薄，却似乎都活出了几分温热的透亮。

如果没有电影的续作，那么崔永元和导演也许可以维持着普通的友情；毕竟事情过了那么久，大家的人生都有了新的方向。

可是偏偏续作来了，尽管它换了个“马甲”，但还是戳到了崔永元的伤处，几轮磋商不成，从来不懂情绪控制的崔永元不管三七二十一跳起来骂娘。

而且，用了导演和编剧对他用过的“映射”套路。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吧。

这些年，他见识过水军，也阴谋论地分析过自己的遭遇；他被各路人马蹭热点，后来渐渐学会了造互联网上的热点。他不再是当年批评导演时，那个战斗力弱爆的、像个诗人、像个傻子的小崔。没办法，善良的人，也要活着。

经过这一次，以崔永元嫉恶如仇的性格，恐怕他和导演再也无法相逢一笑泯恩仇了。

而如果说此前还是私人恩怨，那么从小崔曝光影视圈天价合同开始，事情就演变成一场社会公序良俗的保卫战了。毕竟天价合同挑战的是大众敏感神经，暴露出的是一部“贵圈现形记”。

至于事情要如何收场，小崔说，这得看自己的心情。反正他对世道人心已不再抱什么希望，也什么都不在乎，他只想做嫉恶如仇的自己。

一方面嫉恶如仇，另一方面从善如流，这个特质在他力挺袁立时得到印证。

因为同样热衷慈善事业和耿直的性格，崔永元和女演员袁立是好友，并以兄妹相称，互相站台。

2017年底，面对袁立的公益慈善遭受外界的各种质疑和炮轰，崔永元在微博中发文力挺袁立做慈善去看望尘肺病人，并称有几个明星能做到，大赞袁立。在如此敏感时期，崔永元还担任了袁立公益基金会的监事，足见他们关系的瓷实。

当我们都被现实的洪流磨砺得棱角不再分明时，只有崔永元自己，还活成一棵直刺青天的酸枣树。对待好人好事，崔永元砸锅卖铁，也要对人家好；而对不厚道的人，他就会亮出锋利的獠牙，他说自己有土匪的一面。

看着崔永元在社交媒体天天这样与“对方”争斗，甚至收到死亡威胁都不怕，有网友就问：你这样嫉恶如仇，就不担心自己吗？

崔永元也是坦言回答：怕是有点怕，但是你们才是我最大的靠山！

发生在崔永元身上的炮轰事件，也给我们这些旁观者提了个醒：千万不要触碰人家交往上的雷区，三观不同，不要当真朋友，还是按规矩办事的好。

比如，在评判某部电影是否冒犯崔永元时，导演不认为是个事，觉得这是艺术加工，是崔永元开不起玩笑。而崔永元则认为是赤裸裸的毁誉。其实，这样的误解也经常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一个人认为根本不是事的事情，在另一个人眼里则是天大的事。比如我妈认为米饭只要焖熟了就能吃，而我认为必须让每一粒米都蒸煮成会跳舞的样子才能吃。我们的标准不同，底线的水位不同，所以，看法就出入很大。要想愉快地玩耍，就只能好好沟通，按规则办事啦。

随和，只要你真诚善良，小崔都是你哥们儿

每到年底的时候，大家都忙着参加各种高大上的年会、慈善会、庆典活动，尤其是名人，都在脂粉堆里混迹，沾点香气，提高点名气。可是崔永元却爱往农民工堆里扎，喜欢张罗民工春晚，和农民兄弟打成一片。

关于为什么喜欢主持民工春晚，崔永元说和他小时候的经历有关，小时候住在大院，特热闹，身边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每次有邻居探亲回来，就会和他们分享家乡特产。他在民工春晚也能体会到这种感觉，跟打工者没有隔阂，大家就是一起高兴。

听好了，这是浅层次的原因，深层次的原因是他本人比较接地气，对弱势群体强烈关注。

这足以说明，崔永元是个没架子的人，特别随和，只要你是好人，他都能跟你称兄道弟成好朋友。只要他喜欢你，就不计报酬免费鼎力相助，为了参加民工晚会，他在所不惜地推掉了高规格的慈善年会。

“我对打工者很有感情，也喜欢为他们服务，我和总策划孙恒先生的关系也很好。”

崔永元主持打工春晚，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情，这说明崔永元不但可以走“长征路”，也可以走“打工路”，至少说明了崔永元是一个看得起农民兄弟的主持人。与那些装模作样脂粉厚极了的演员们、主持人们相比，崔永元至少履行了一个电视主持人的天职：反映事实，为社会公众提供真正的精神食粮，为公平正义鼓与呼。即便这是新闻人、主持人的天职，也被当下的某些主持人弄得黑白颠倒。某些新闻人、主持人在脂粉堆里讨生活，根本想不到也不愿意去到泥土堆里“接地气”。

崔永元的既定目标是让整个社会变得正常一些，这是对不愿意披着央视主持人外衣的崔永元的客观评价。然而，崔永元也不过是接了接地气，干了一些不显摆架子的实事而已，他所做的，在某些“正常”主持人看来，肯定是极其“另类”的，“不正常”的。只有当崔永元现象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常态之后，打工者组织春晚让新工人自己主持一样可以达到眼球轰动效应之时，社会心理才是正常的。

崔永元不仅做人随和，做节目也随和。他喜欢以聊天聊家长里短的形式来展开节目，即使是采访高管，也是以家长里短开始，整个氛围都温馨和谐接地气，让所有参与者都特别舒服。

明星们有架子倒也罢了，毕竟那是名利场，可笑的是我们很多普通人，他们觉得和身份比自己低的人交往，会拉低自己的身份，为了圈子经济，编织人脉，千方百计往富人圈子里挤。

这实在是太没必要了。

崔永元的平易近人也是出了名的。哪怕是和他只有一面之缘的人，也会一直记着他平易近人的气质。

湖南衡阳优秀乡村教师夏海鸥，是2014年上海站爱飞翔乡村培训的学员，也是第一位自我推荐并被爱飞翔上海组委会录取参加培训的学员。在培训期间，除了感受到崔永元对乡村教育和乡村教师的亲切关怀之外，他还感受到崔永元平易近人的魅力。

在培训活动快要结束的前两天，夏海鸥有幸参加了由崔永元老师做嘉宾的《我知道》栏目。

节目录制休息时间，肖海鸥特意跑到二楼休息室去拜见崔老师。敲门时他非常紧张，不知道崔永元老师会不会接待他，因为他早有耳闻崔永元对记者都挺冷漠的。谁知听见他的声音，崔老师热情地招呼助手让夏海鸥进来。刚自我介绍完，夏海鸥就提了一个不情之请，说想让崔老师为班里的学生题一句话，崔老师二话不说写下了八个字：相信自己，追逐梦想。夏海鸥很感动，他想，崔老师这是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心怀理想，充满自信，不懈奋斗，抵达成功的彼岸。回学校后，便将题字做成一条横幅，挂在教室正中，时刻激励学生。

在第八期节目录制中，由于自己侥幸打败两位选手，夏海鸥又很荣幸地以当期冠军的身份加入了崔永元老师的战队，按照节目组的要求，要拜崔老师为师，当面聆听教诲及比赛方略。那两天，夏海鸥感觉每一分每一秒都无比珍贵。崔老师给八位选手每个人都送了一件礼物，一本连环画和一支钢笔，这些礼物夏海鸥一直珍藏。对于他，这不是一份礼物，而是一份寄托。

不仅如此，崔永元还和每一个学员单独聊天。在单独聊天中，崔永元老师询问了夏海鸥的工作情况和学校情况，勉励他扎根三尺讲台，做一个有情怀、有担当的老师，用自己的努力去打开乡村孩子知识的大门，让他们认识到外面世界的精彩。“一个乡村老师，特别作为班主任，你可以影响着一大批的孩子，你一定找到了自己的成就感和归属感，愿你桃李满天下。”这是崔永元对这个临时徒弟的深深祝福。

因为真的和崔永元打过交道，所以夏海鸥对网络上一些不明就里的人对崔永元单方面的揣测和恶意污蔑非常气愤，他用了“身处黑暗，不代表身属黑暗；选择沉默，不代表默认一切；蜷伏于墙角，不代表甘于沉沦；虽不屑于黑暗却陷于黑暗，挣扎于世却落寞难支，妥协却从不轻言放弃；人可以甘于渺小而如微尘，但不能苟且而如走肉”这样饱含深情的语句来表达对崔老师的维护和爱戴。

一个特别纯粹的人，眼里容不下一粒沙

当我们在评论别人之前，必先清楚地打量自己。在道德的刻度尺上，你必先占据高点，才有资格对别人评头论足。

很多人怀疑崔永元的纯洁性，并试图找出他的污点和裂缝。结果，失败了。

就连亦明都曾公开表示：

崔永元跟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杠上了，后果是凶多吉少。其实他只要说出50%关于转基因的意见，选择中立，不仅会赢得优秀记者的美誉，对利益集团构成的威胁也不至于那么大。但他最终选择了最危险的一种，他选择最大限度揭露和传播真相，并不顾虑自己的安危。

崔永元说：对于一个已经五十岁的男人来说，女儿已经长大，还有什么可惧怕的，生死已经置之度外了……他坚定、亢奋地战斗，没有一天退缩过，与此同时，有一批人，忽然间格外认真负责地查起了崔永元基金会的账，所有人都以为他肯定要倒霉了。然而几个月过去，账本被翻烂了都没被查出什么问题来；就算他没问题，工作人员并不能保证啊？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他自认为是坦荡的，他说：敢于站出来与这样强大的一个利益集团对抗的人，必先掂量过自己，知道自己是干净的。

他不仅没有动用过一分他不该用的钱，还倒贴了不少票子。

在回答《南方周末》记者关于“永源基金会和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时，崔永元说得很清楚。他说基金会跟研究中心是纯粹的业务资助关系。基金会不是研究中心后院。他在研究中心没职务，不能在这报销，也不领工资，什么都不可以。他是基金会理事长，有最终签字权，但下面有个秘书长，负责日常工作。每年都做规划，要所有的理事开会举手通过。因为这种严格的制度制约，说话大大咧咧的崔永元没少往里贴钱。“比如一个新项目，理事会当时没讨论过或忽略了，没想到要花很多钱，有的柜子要重新做，有的椅子要重新买，这个钱能不能从基金会出？我认为是可以的，我签同意，但理事不同意。后来我只好自己掏几百万买这些东西了，把展办好。”“我们一个员工特别好，受了些委屈，我说给他发十万块钱的奖金。结果秘书长说，基金会不会发委屈奖，没这开支。我说那我都说了。那你就自己给吧。结果就从我卡上划了十万块钱给人家发奖金了。后来我说，我还是谨慎一点吧，别乱说话了。乱说话，会把自己弄得倾家荡产的。”

虽然这个理事会让崔永元倒贴不少钱，但崔永元还是为它的存在点赞，“有了这个理事会，我第一次觉得挺郁闷，办事效率太低，后来越来越觉得好。它基本上制止了你犯错的可能性，你脑袋一热可能就会犯错。”

崔永元不仅在金钱上纯洁，绝不贪赃枉法，做节目也特别严谨。

首先，他特别受不了老东家的纯度不够。他总说作为一个国家台，它有独特任务和职能。国家台就是应该“不好看”。它好看就不是国家台，没有一个国家的国家台是好看的，因为它承担的任务太重了，它要传递信息，传递思想，要完成这些任务，表达民族历史；如果是公共电视台，还要负责所有在海外公众的安全。比如说地震，国家电视台就要告诉你，你在意大利跟谁联系，在澳大利亚跟谁联系，如何了解你亲属的情况，24小时就得干这个，这才是国家台。

关于央视的纯度，崔永元还拿北京人艺做了比喻，“假如人艺是最好的剧院，它的话剧八点钟首演，那国家台就要八点钟直播；新年音乐会要直播，最好的昆曲、外国最好的演出团的演出，最好的皮影戏，能谈妥都应该在黄金时间八点播，你爱看不看，这是国家电视台的责任。”

就是因为受不了央视节目内容的不纯洁，他选择了分道扬镳，“到1999年，我忍无可忍了”。接下来崔永元吃了不少苦，碰了不少壁，但他严谨纯粹的媒体态度仍然未改，他宁愿干一行弃一行。

之后的一档综艺节目做得不长，因为他受不了娱乐节目的不纯粹，而很多嘉宾也受不了他认真到变态的态度。

“我觉得娱乐也不是这么做的，娱乐可以特别娱乐，表达的信息量比《焦点访谈》还厉害。

大家来验收娱乐节目，看它广告怎么样，能不能请到大腕，现场好不好看，收视率高不高，网络传播怎么样就行了。通常都用这样的标准。但我不是。每次说剧本的时候，我非常苛刻。我知道那些人这辈子都不想再跟我干活了，就那么十分钟的戏，我把它当艺术品对待；人家都是总政、军艺专业的话剧演员，我还在跟他们提角色体验——虽然就那么两分钟，你得有个角色体验，让我们看出你的前世今生来。谁这么玩娱乐节目呢？多累啊！但是我就这么玩，所以我玩不下去。你说满场笑声，我们做到了。我们是真笑真鼓掌，不是假的。现在还有人问，你敢保证你们一点都没透露吗？真是即兴的吗？我说我敢保证，从我进入这个节目，一直到我离开，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或者发生过我不知道。如果我不离开央视，这节目还会做。”

“我们终将落入凡尘，但总会有人仰望星空。”崔永元，就是这个一直仰望星空的人，因为他的心底，一直流着一股清泉。

谦虚，不太把自己当回事

谦虚是一种美德。现在自负的人多，自谦的人少。

在自我感觉特好的人群中，崔永元特别谦虚；一如他不太把别人当回事一样，他也特别不把自己当回事。多年前，他写过一本书，叫《不过如此》，从这四个字的书名，就流露出作者谦逊的素质。

他由衷地赞美自己的学生樊登，他特别看好郭敬明，甚至对小学生，他都特别看好。哪怕对方不把他放在眼里，无视他的名人光环，他不仅不生气，反而为年轻一代的自由平等精神而鼓掌。

“三人行，必有我师”，崔永元会用心欣赏每一个人身上的闪光点，并自我反思。

郭敬明导演的《小时代》刚上映时，曾经引起激烈的争论。很多人认为这是一部大烂片，这其中就包括崔永元，他称自己一辈子都不会去电影院看这部电影。但在腾讯举办的“中国电影繁华往左，危机往右”论坛上，担任主持人的崔永元透露，自己现在依然还是不会去电影院看《小时代》电影，但对于郭敬明却有了很大的改观，“我们应该尊重现在年轻人选择的权利”。

崔永元说，自己跟郭敬明一起做一档节目，两人相处了有半个月。其间，他发现郭敬明在当导师的时候身上有特别多的闪光点，比如他说的话非常“直接”，“他会跟选手们讲，多赚点钱，这样可以让爸妈的生活过得更好一点，也有钱买衣服”。在崔永元眼中，自己这一代人都是在“家国情怀”的理想下长大的，“可能我们心中也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们受到的教育都是以国家为先的，说的都是为人民服务这样的话，语境中没有郭敬明这些话”，崔永元透露，自从跟郭敬明交谈后，自己回家反思了很久，“我们必须尊重这一代年轻人的选择，不然日子会过得越来越难受，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能反思的人是有生命力的，这说明他能思维，有思考力。能思维的人就是智慧的。

很多人都觉得当老师是个特别简单的事，崔永元则说很难，因为他谦虚。

离开央视以后，崔永元打算去当老师，多数人都认为以他的名气，他的学识，他的阅历，甚至单凭他的盛名，应该说都具有居高临下、侃侃而谈的资格。但是，他却忐忑不安，甚至害怕起来。他自谦地说：“我从央视辞职就是为了教学，但没有教师证，真不让你教，所以就只能跑场挣钱，没办法。”“经验就是教师证，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就跟学生讲？现在学生很难教，他们什么都知道，比如说靠百度啊、谷歌啊，你想找点资料去糊弄学生，不可能。他们玩得比你还熟呢，看书也是这样，你看的他也读。”崔永元直言，想当个好老师必须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否则就对不起这个称呼，“所以这就需要你独立思考的能力，去对应学生的独立思考的能力。现在这个时代，想说自己是老师、敢说自己是老师太难了，真难”。

现在，照本宣科不负责任的老师多了去了，不知崔老师的这番话能不能唤起他们内心一点点的责任意识，扪心自问：我拿什么传道授业解惑？

做人为什么要谦虚呢？和其他人的谦虚比起来，崔永元的谦虚显得厚重太多，因为在他的人生观里，谦虚是应有之义。因为生活本身就很纯朴。那些了不起的事，无一不是平凡的。

崔永元给我们分享了两个有趣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关于他朋友的。

崔永元有个特别有趣的朋友，本是一个小车司机，天天给领导开车。

这位常人眼中普通得再普通不过的小车司机，却成了震惊知识界的史书专家。

事情是这样的：

领导很忙，要开会。他就只能在外面等。有时候这会开三个小时，他就要在车上等三个小时。

有的时候这个官员要田野考察，看看你们种田种得怎么样，房子盖得怎么样，给讲讲话，做做讲解。这时候当地都会送一些小礼物，说：“你看我们这儿有一个特别古老的碑，是宋代的，这是一个拓片，我们送给你。”

领导拿过来就送给秘书，秘书拿过来就给他，他就都收着。收着也没啥用，有时候到晚上回家就打开看，看看觉得好像有点儿意思，然后他就不断地收集。他最后自己有了个图书馆。

当崔永元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出了两本专著，写的是汉人如何入滇的。中国的知识界评价：他的这两本专著弥补了汉人入滇这段历史研究的空白。

你看这个朋友不过是坚持收集了他随手可得的东西，就成了专家，拔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

另一个故事是关于他的心理医生的。

崔永元患抑郁症的时候，找了国内最权威的心理医生。这位医生不仅医术高明，还很会聊天。有一天，他和崔永元闲聊，说他为了当好心理医生，读了无数的书。他是在德国留学的，他熟悉德国和日本两个流派治疗心理疾病所有的知识。他非常棒，在中国是数一数二的。

有一天，有个人来看他说：“你治好了我的病，现在我发财了，我来支持你。”给了他一张支票。他一看，100万，心想：“哇，这是个好的案例，我一定要了解怎么治好他的。”医生就问：“我怎么治好你的？”

他说：“你当时给我进行心理治疗——谈话。”

“哪些话对你有帮助？”

他说：“有一句话特别重要，一下让我有了继续生活的勇气。”

“哪句话？”

他说：“好死不如赖活着。”

那个心理医生告诉崔永元，你说我说了一万句话他仅仅记住了这么家常的一句，这是街道居委会给人做工作说的话，但是居然对他就有用了。

所以，很多特别高不可攀的东西，溯本求源，都很简单，没这么复杂。所以，做人做学问都应该谦虚低调，不要故弄玄虚，简单为妙。

敏感多情，坏笑下藏有一颗易感爱哭的心

小崔特别爱哭。

泪点很低。

我是从白岩松口中知道崔永元爱哭的。白岩松在《严肃的崔永元》一文中，特别详细地刻画了崔永元爱哭的“嘴脸”：

“小崔还是个煽情的高手，他曾经给我们细致地讲过他去青藏高原采访那些驻守军人的故事。我印象很深的有两个：一个故事是，一辆军车在冰坡上下滑，没想到迎面来了另一辆军车，这个司机想都没想，一打方向盘开进了万丈深渊；还有一个故事是，小崔去看高山上的哨兵，可道路已不通，于是哨兵用望远镜看小崔他们，小崔他们用望远镜看哨兵，一个在这边哭，一个在那边哭。

而我之所以记住这两个故事，我想正是因为小崔带感情的讲述。

小崔爱哭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做那期《感受坚强》，他劝了半天大家要笑别哭，可一开场他说了没几句话自己就先忍不住了，我现在都能回忆起，为克制自己不哭，小崔用力抓话筒的那只手。像这样让小崔掉泪并不是一件很费劲的事情，人前欢声笑语的小崔是一个最容易被感动的人。”

敬一丹也记住了小崔的爱哭。她在《崔永元，蛮拼的》一文中叙述：

“小崔的笑有点特别。而最让人动心的还不是小崔的笑，而是他的哭。

看得出小崔在抑制着自己的感情，他的眼圈红了。在《继母》那期节目里，当眼泪就要流下来的时候，他低下了头，他转身擦泪的镜头后来被编辑删掉了。那忍住的泪，倒让我掉下泪来。男儿有泪，也挺感人的。

有意思的是，小崔哭时，让人觉得他挺好；而小崔笑时，倒往往让人觉得他有点坏。”

崔永元不仅自己爱哭，还特有能耐让别人也跟着哭。柴静说：

崔永元还特别多情长情，他比我们任何人都敏感，易动心；而且，一经动心，就念念不忘。而我们，通常睡一觉就忘了。

就比如，汶川大地震过去很久了，无论当时当日的我们多么悲痛，早已成过眼烟云；而小崔，只要一想到那个单腿跳跃的孩子，仍然眼圈发红。

崔永元被称为“灾区孩子最喜爱的慈善明星”，曾多次奔赴灾区看望历经苦难的孩子们，提起这点来，小崔轻轻一叹，“我很佩服他们”，他这样说道。崔永元灾后曾两次去汶川地震受灾严重的德阳东汽中学看望学校师生，那里损失很大，他印象最深的是在开学典礼上见到了一个孩子，他的一条腿截肢了，拄着拐杖站在操场上，让人看着不禁辛酸，又不知怎么安慰他。崔永元走过去蹲在孩子面前。孩子说叔叔你能给我签个名么？崔永元点了点头。孩子就扔掉双拐，单腿跳跃着回到教室，从自己的课桌里拿出笔记本，又雀跃地、欢快地单腿跳回来。小崔说不知该怎么形容当时的心情。

“孩子比我们想象得更加坚强，希望他们能继续坚强下去，也能够快乐起来。”崔永元对灾区的孩子们遥遥寄语：“灾难是暂时的，大家一定可以一起共渡难关，享受生活的乐趣。”最后，他对全中国的孩子说道：“孩子们或许会从网络和电视上看到一些负面的消息，对心理产生一些影响，我要说的是世界没有你们想象得那样阴暗，世界是阳光灿烂的，希望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快乐，祝福你们。”

当然，他多情但能自持，多情但理性。所以，他更能唤醒内心的自觉。

崔永元曾到重灾区汉旺镇东汽中学。他对孩子们说：“我们会帮你们，但是你们要知道，最终能帮你们的，还是你们自己。”敬一丹称，崔永元没有跟孩子们说“我就是你们的亲人”之类动情的话，而是用跟成年人对话的口吻跟孩子交流，这样反而更有感染力。

当朋友同事遭遇不幸时，很多人只是耍嘴皮子功夫罢了，而崔永元，总是动真格的。还记得第二届“中国演艺名人公众形象满意度调查”颁奖典礼上崔永元的获奖感言吗？别的获奖者都感谢师长，感谢观众，他却想着生病的同事：

“年终时候总盘点，有时候干了一年却没得奖，有时候得了一年奖却发现没干什么。这个华鼎奖看的是一世不是一时。一辈子做名人很难，还是一辈子做好人吧。见到他（央视主持人罗京）的同志都说他特别乐观，可再好的主持人也都是肉长的，大家也不用太难过，他是我们台里的体育健将，身体非常好，肯定能挺过来。其实罗京不喜欢这个奖，他更喜欢我手里的这个奖杯，希望他明年来拿我手里这个。”

他没有什么喜悦，因为他自认为不过是做了职业应该做的事而已，而那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欣慰，也被对患病同事的思念和担忧而淹没了。他希望别人好，每一个人都好。所以，小崔爱我们。

这就是柔软的小崔，我总觉得，他内心有一根特别纤细敏感的弦，特别容易击中，发出慈柔的声响，但又韧劲十足。

所以，崔永元，好样儿的！

崔永元，这个时代注定的孤独者

如今，接受采访的崔永元总是戴着棒球帽，棒球帽下的脑袋里装着什么呢？

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

社会良知；

实话实说；

职业道德；

灵魂的底线；

……

显然，这是人群中不容易见到的。

所以，崔永元早就out了！神奇的是，他一直心甘情愿地保持着out的状态。

因为脑袋里涌动着的那些东西，崔永元，和平凡的大多数很不一样。

因为他不麻木，有思想；我们的大脑都被物质化了，特别油腻。

我们活在当下，他却活在历史和未来。

他用自己的价值观评判，无人能符合他的模具。

他自己这样，还要求别人也这样，他甚至还有点怨气，恨铁不成钢的怨气。

这都是他苍老、苦闷、抑郁的根源。

人有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其实他这样活着，也没啥，单单是孤独点罢了。

反正他也孤独惯了。

这些年，柴静亲历了他的孤独，并形容他是一根孤独的硬骨头。

那是一篇把我看哭的文章，唤起了我内心的孤独。也许，喜欢崔永元的人，也是孤独的。我节选一小段，来共飨一下崔永元的孤独，油腻久了，孤独反倒能让我们清醒，挺舒服的。

“再见他，是某个下午。坐在电脑前头的时候，突然办公室门开了，他走进来。‘咦？’我很惊喜。‘你找谁？’‘找你。’他坐下了。在我对面。然后我们聊天，我坐他对面。

……

他一句寒暄没有，那么认真，谈的是直见性命的事。他谈的问题我当然不陌生——社会的良知的失去。缺少希望，缺少坚守的人，让人想要放弃……

这些话，很多人在摄像机的红灯面前说，很多人在文章里说，很多人在喝酒后说。但是他只是在一个平凡的下午，坐在一个并不熟络的同事面前谈这些。他谈起这些的时候，并不仅仅是在表达，就好像，就好像这些东西都是真的，就像是石头一样，死沉地压着他，逼着他。

……

今年年会，他仍在台上。只是没有像《分家在十月》那样的片子了。

‘评论部，现在也得了抑郁症么？’他站在台上说。底下悄然无声。这一场年会，他亲自张罗，请了赵本山、郭德纲……一个部里的小小年会，不知他花了多少功夫。

但是陆陆续续，台下的人有些走了，或是打着手机出去了。最后一个节目，他请来罗大佑。罗大佑一直坐在场下，喝了两瓶酒，一直到11点多上场。大佑也不登台，踩张凳子抱住吉它。一束光。对着话筒说：‘小崔，不怕，我也抑郁过，不是我们有病，是这个时代有病。’他们拥抱。

我和大群人离开座位，围坐在他身后侧的地上。小崔向我招招手让我去他身边坐——那里正对罗大佑坐着，看着他晶光闪烁的双眼。我怕挡着大家，手脚着地地爬过去，与他并肩坐。大佑说‘唱什么？’‘光阴的故事’，四百多条汉子齐声喊。

大佑轻捻弦索，琴声清洌。

我们高唱‘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我看到对面坐的小宏眼里的泪水。

后来他说：‘知道吗？不是因为歌声，是因为我看到小崔热泪盈眶。’

他是一个在这个时代里，在这样的夜里，一直醒着的人。”

崔永元自己也晒过自己的孤独感，他还曾回了水均益一条微博，说属于他们的时代过去了。有人问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慨？

崔永元回答：“我们那个时代像我这样的人特别多，追求事业完美，想知道世界潮流是什么样的，想知道踩在前一辈肩膀上能摸得多高，能看得多远。”

“现在呢？孩子们特别现实，他在你这儿找一个体面的职业，过有尊严的生活。这一点错误都没有。他们思考历史和社会的方式也许跟我们不一样，我们觉得人家浅薄，人家还觉得我们老朽呢！我们很多历史，他们可能一眼就看穿了，而我们还糊涂在里面，这都是有可能的。但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确实融不到一起。”

“我跟这些年轻人的关系，就很像我和这个时代、和这个电视市场的关系。你们做得欢天喜地，节目卖得好、人气高，我真觉得跟我没关系。我想象的电视不是一个集贸市场，我想象的电视是跟哲学有关的这么一个地方，它是传递思想的，它甚至是产生思想的，如果这个达不到，其他没用。”

但他并不生年轻人的气，他特别服老，在年轻人身上，依稀看到了希望，他发微博说，看好下一代，因为他们“不听话”。

为什么不听话反而成了希望呢？

“为什么我说未来在年轻人身上？你在采访我，你身后这位年轻人就让你看表，这在我们那个时代是不可想象的，意味着让我赶紧停。但在他们来说这是很正常的。这就叫不听话，但我非常欣赏，不听话就是独立思考，独立思考就会出现无数美丽的硕果。凭什么采访你一个老朽崔永元，我就得毕恭毕敬，就不能照我的职业方式去做？你想以你的资历、你的权威，把这些人弄服，门都没有。你对他的态度不好，他明天就到别处去，他有手艺，到哪都能活。”

“我特别高兴，在我这一代或者我父母这一代是不可能的，工厂把他开除，他就饿死了，没那么多工作岗位。现在他们机会太多了，我们惹他们，他们就给国外电视台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去干了。我最优秀的学生都跑到那儿去干了。你还惹他干吗？”

原来，崔永元看好的是年轻人的个性和自由，具有游牧文化的选择性。

现在，他正和这些“不听话”的年轻人为伴。

如今，中国传媒大学内，一座8600多平方米的建筑，是崔永元的老电影资料馆和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与其他博物馆不同，每天5点半下班后，这里又成为学生的公共自修室。

现在，这里，是崔永元的思想大本营，他说：

他上完课后常会收集学生们的反馈，“我们做主持人，就是把大家说高兴了就行了，但是大学教授一定要说得准确，要有根据，要有逻辑，这对我来说是重新启程的一件事。”身份的转变让崔永元的生活回归平静，“我必须要热爱这种生活节奏和生活方式，否则我就会沉浸在自己创造的痛苦里。”

“我希望过个两三年，大家能听到一个准确的消息——前主持人崔永元，实际上是特别棒的一个大学教授，他讲的口述历史非常深刻，非常受欢迎，他的学术著作出版了以后，也受到了业界的高度评价。”崔永元对自己的未来这样期许。为了这份功利心，他每天都在屋里摆100本以上的书，睡前会发愁“这得什么时候才能看完啊”。

“但是必须要看，这是我的生活现状。”

和“不听话”的年轻人一起在特别像样的博物馆内打捞真实的历史，想必今天的他更有获得感，幸福感也有所提高吧。

第八章　崔永元的话语术——嬉笑怒骂，快意人生

导读：

至今，在主持人这个行业，崔永元的地位仍然无与伦比。

二十多年过去了，崔永元说话的内容变了很多，说话的风格却从未改变。家长里短，犀利冷峻，一语中的，跌宕起伏，又能统统兜住。

无论什么时候，听崔永元说话，都像坐快艇。让你刺激尖叫，把你感动到哭，又让你掩卷沉思。

让人在听他嬉笑怒骂之余直呼快意人心。

总之，崔氏话语术，很丰富！

简单，崔永元让说话回到从前

敬一丹经常听到各界人士谈论小崔。有一位说话特别刻薄的记者在对众主持人一顿褒贬之后说：“崔永元‘让说话回到从前’。”

那位自己不笑专让别人笑的男演员葛优被问到：“有没有你看得上的主持人？”

葛优沉思片刻，说：“有。有一丫姓崔的，根本不像丫主持人哪！”

话是糙点儿，那京味儿的前缀是葛优对喜欢的人的昵称。

人们喜欢小崔，因为他说话简单。

“记得早先少年时

大家诚诚恳恳

说一句是一句”

这首木心先生的《从前慢》里，也内含着从前是怎么说话的影子：简单、说话算数。

说话简单，就是不耍心眼，不玩套路，不挖坑，不使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简单率真。

不用顾忌那么多，不用有什么别有用心。

我们常常说某人说话“不过脑子”，过脑子是啥意思？就是思考呗，掂量这句话说出去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后果，会对别人造成什么影响。还是多了些功利和面子的成分。

崔永元说话就“不过脑子”，看不惯他就说，不管对方的接受度，反正你既然敢干，就别怕我说。

微博一直是崔永元的战场，心中有所想就发微博，很是随意，干都干了，还怕别人晒？怕晒就别干啊。

2012年6月11日，崔永元在个人微博怒斥某省教育厅。他在微博中写道：崔永元公益基金第六期乡村教师培训八月培训100名乡村教师。为此，省教育厅回复：不反对、不支持、不参与。我们非常愤怒，在此正式评价省教育厅：不努力、不作为、不要脸！

还有一年，重庆市举办了“全民阅读与社会进步——中国出版高峰论坛”。崔永元受邀担当主持。他的出现使原本严肃的论坛顿时气氛活跃，他对这种不接地气的论坛主题不太感冒，于是在主持过程中即兴发挥定了新主题：读书到底有没有用？吸引了于丹、刘青田等教授的注意。

崔永元很随意地引出话题。他以自己为例：“去年我和伙伴一起重走长征路，当时我问一个当地老乡为什么天天打牌，他就反问‘你说我们干什么”，我说为什么不看书？他就说了那句著名的话——看书有什么用？我觉得易中天先生也好、于丹老师也好，我希望他们以后出书、演讲更通俗一点，更接近老百姓。就像我们说读书可以挣钱，让人进步，可以当官，这总比不读书强。”

崔永元还透露，几天前他采访易中天，第一个问题就是问读书有什么用，结果易中天答不上来；小崔第二次再问，易中天还是答不上来。最后，易教授说了一句话：“大用无用。”对此，他解释自己为什么逢人就问这个问题：“现在的中国就是这样的状态，干一件事如果不告诉大家有用是没有人去做的。所以我特别希望易中天先生实话实说，因为读书对他是有用的。读书好了可以讲书，讲书好了就可以挣钱，挣钱就可以买大房子。谁说读书无用呢？”

小崔的一席话，真是道出了老百姓的心声，解决了老百姓最想知道的问题。比起那些装腔拿调的老百姓无法与之建立连接的论坛主题，无疑，这个更成功有效。要不然，那些无人问津的论坛搞了有什么用呢？

大道至简，说话简单就好。

可是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绕，绕得人头晕，这非常不好。前几天看北京卫视的《向前一步》节目，这是北京卫视首档市民与公共领域对话的社会民生类节目。好多专家和嘉宾都搞不清事情的症结，我这个看客一下子就看清楚了，问题就出在街道办事处主任说话不简单上面。

事情是这样，某老字号烧饼铺因为房改问题，无法继续经营，掌柜的就各处奔走，找了不下6个部门，仍然未取得明确的答案。每当她到达一个部门，接待人员就告诉她我们的同意必须建立在另一个部门的某许可上，问题就陷入了“罗生门”。最后掌柜的顺藤摸瓜，摸到某街道办事处环境办公室。该办公室主任了解了烧饼铺的房屋性质后，根据上级文件，已经确定她不符合在原地点继续经营，但就是没有明明白白地告诉掌柜的，导致她继续奔波，患上疾病。在被问及为何要这样时，该主任的解释是自己也是好心，怕掌柜的受不了之类的话。

其实，这都是说辞，根本原因还是想太多，说话不够简单，担忧过多。

可是越不简单，导致的问题越复杂化，为自己带来误解和抱怨，激化了矛盾。这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个教训。

以前说话算数，出其言必有其行；而现在的人习惯了说场面话，出尔反尔，可以随便推翻。而崔永元说话从来算数，包括脑袋一热说给员工发十万奖金，被理事会反对，只好自掏腰包，也要说话算数。这样的人，值得我们肃然起敬。

我们每个人嘴里说出来的话，都是最贴身的个人名片，我们应当爱惜我们的这张名片，因为它是我们名誉和脸面的象征。

说话不算数的人多了，事情就没法做了。

希望我们都简单点，做一个说话算数的人。

犀利，一只战斗状态的黑公鸡

在崔永元的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一个不显眼的地方，有幅画：一只战斗状态的黑公鸡，面对一只蟋蟀，题字写着“有得一拼”。

这是小崔的自画像。他就是这样一只战斗状态的黑公鸡，犀利无比，一针见血。

一直以来，崔永元对事实都有万分执着的精神。无论是做社会公知，还是担任评委，崔永元对于事实真相从未马虎。尽管崔永元千面示人，但面面都流露出自己的犀利和冷幽默。纵有万千理由，但崔永元总以一句话驳斥。

2014年12月11日的《超级笑星》节目，迎来第四场初战笑林的比赛。昔日喜剧巨星、草根搞笑达人、泰国小帅哥、00后萌娃……多样的选手更是直接激活了千面崔永元；作为评委，崔永元守真理讲义气炮轰“骗子”、看尽浮华谈名利、谈论严肃话题后拿自己开涮，玩得不亦乐乎。

喷文化骗子：骗子早该先“走”了

那一期节目中，一位陕西小伙求学被骗的经历让崔永元愤慨不已。

一位来自陕西的农村小伙崔峰铭操着一口陕普，演绎了一段进城打工学艺的小品。小品中，崔峰铭饰演艺术老师家的小时工，为了拜师学艺不遗余力地展示着自己的歌舞能力，陕西民歌、欧美流行、腰鼓秧歌……各色艺术，无所不能，最终成功被老师收下。

尽管才艺没话说，但略显质朴的表演却令评委们有点摸不着头脑。

表演一结束，崔永元便连连发问。“你会说普通话吗？”“你刚才是在演节目吗？”面对来自崔永元连续不断的问题，舞台上的崔峰铭回答得词不达意，紧张得都有点结巴。之后，崔峰铭表示这段小品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改编的，并哭诉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受了很多骗。“老师让我过来跟他学习，结果没有给我上课，完了到他们家之后就打扫卫生、洗马桶。”

还没等崔峰铭说完，一向与“骗子”叫板的崔永元马上询问：“那老师叫什么名字？”老实憨厚的崔峰铭见状，不愿多讲，只是称“老师现在基本上该走的都已经走了”。蔡明原本很是惊讶，而身边的崔永元却格外淡定，还展示着标志性的坏笑，抿嘴道：“他们就得赶紧走。”面对蔡明的惊讶，崔永元更是表情严肃，提高嗓门再三强调说“（那些老师）骗他”。

视名利为身外之物

虽说名利乃身外之物，但仍不乏有人为此争得你死我活。而在什么事都被无限放大的娱乐圈，名利的追逐战向来备受瞩目，圈内人因名利起伏而寻死寻活的例子也数不胜数。节目中，一位感受过巅峰低谷的昔日喜剧巨星更是以自身经历讲述“名利诚可贵，生命价更高”的人生哲理。他就是湖南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周卫星，这次，他作为参赛选手登台。台上数十分钟的脱口秀无不调侃自己跌宕起伏的演艺之路：年过六旬仍想做曲艺家协会主席、飞机遇险时留言“我想做主席”……表演结束，周卫星也坦言自己从巅峰跌入谷底后的心理落差，并表示因为经历过，所以才看淡名利，“生命才是最珍贵的”。

向来不买“感情账”的崔永元似颇有感触，频频点头赞许。“您的那些经历我觉得特别好，尤其是刚才说的那句，想到名和利都没有用，其实活着最好。”之后，崔永元还称这种感觉就像登上珠峰。“干什么事都像登珠穆朗玛峰，登到顶就要赶紧下去，在山顶上多呆一秒钟都有生命危险。”

幽默，和黄渤同一个段位

现在当红主持人老梁也是崔永元的好朋友。他曾这样评价过自己的同行：看到白岩松的脸，要发生大事！看到崔永元的脸，原来没啥事。

白岩松脸上总是沉重和严肃，而小崔，就是遇上天大的事，都能说得特别可乐。因为他超级幽默。

仔细去魅力男人队伍里浏览一下就知道，那些长相不好却人气超高的男人，说话都那么有趣，比如崔永元、黄渤、高晓松。在幽默的水平上，只有黄渤和他旗鼓相当。不过，黄渤的幽默体现在人际交往中，而崔永元的幽默体现在生活工作事业的方方面面。主持过程中，他善于引出话题，激发来宾的谈话欲望；他善于妙语连珠，增强节目的轻松气氛；他善于点睛式总结，使电视观众对节目的主旨留下深刻印象。他始终面带微笑，言行举止不愠不火，说起话来幽默风趣。

“纳豆是一种食品，相信吃它能治心脑血管疾病的都是憨豆。”

“白糖涨价了，甜美的生活更贵了。”

“樊登主持得不错，因为他是我的学生。”

“樊登读书会特别成功，三年前樊登的生活是走到哪儿都跟人说是崔永元的学生，而如今就轮到我经常和别人说自己是樊登的师傅了。”

随便找几条崔永元语录，都能令人笑得合不拢嘴。在开怀大笑中，又有所领悟。

人们喜欢真相，更喜欢被幽默包裹的真相；人们喜欢尖锐，更喜欢被幽默包裹的尖锐。

崔永元特别有自知之明，他说，有些节目是不会找他的，比如国庆直播之类的节目肯定不会让他去。因为崔永元爱开玩笑，“我觉得什么场合都能开玩笑，除了追悼会”。

很多人都想知道崔永元幽默的奥秘。有一次，中央电视台应观众要求对崔永元进行了“焦点访谈”，而崔永元也就“幽默”问题对记者来了个“实话实说”。从这次貌似随意的对话中，我们可以捕捉到崔永元关于幽默最完整的定义。

★幽默是天生，也是后天培养

记者（以下简称“记”）：小崔，你的幽默是天生的吗？

崔永元（以下简称“崔”）：我身上唯有这件事说不清楚，我也不知道幽默是哪儿来的，可能有一些后天的因素吧。童年和少年时期，没有对自己做过仔细的记录，所以不知道那时侯是个什么性格。这事说不清楚。

这段对话看起来平平常常，关于幽默的形成崔永元迷迷糊糊。但仔细一琢磨，你会发现颇有味道，对记者的发问，崔永元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一句“说不清楚”显示了崔永元的机警：承认天生吧，就等于说幽默感不可培养，观众会很失望；说是后天因素吧，似乎也不全面真实。于是崔永元只好用“说不清楚”“可能”“不知道”等词，在不否定先天因素的前提下，巧妙地暗示了“后天”的作用，从而增强了观众培养自己幽默感的信心。

★幽默是一种悲悯，因为生活不易

记：你父亲也很幽默吗？

崔：不幽默，我父母一点也不幽默，基本上不开玩笑。

记：这奇怪了。人们不是常说“有其父必有其子”吗？

崔：是非常奇怪。我的父母虽然不幽默，但是他们为人很善良，有时候愿意约束自己而让别人满意。从小我就能感受到这一点，对我影响特别大。直到现在，我的哥哥姐姐基本上都还是这样一个状态。可能是我内心受着这样一种力量的驱使，觉得大家活得都不容易，都很沉重，都希望快乐，所以我要奉献一些快乐。正是内心有这种感觉驱动着，在别人面前表现出来的就可能是一副乐天的形象，从而具有了一种能够感染别人的幽默习惯。

有人认为崔永元的这个回答很机智，我觉得一点都不是。这正是他的人文情怀在话语上的自然体现。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崔永元没有认同“天生说”，因此，记者变换了角度，试图从另一个方面了解崔永元幽默的来源：问崔永元的父母是否幽默。如果是，那就是遗传（即天生）；如果不是，看看崔永元如何解释。应该说，崔永元的回答十分真挚，他首先肯定父母一点也不幽默，然后话锋一转，大谈父母对自己的影响：父母的善良影响了自己，使自己也具有了善良的美德，因为有了善良的驱动，所以便“具有了一种能够感染别人的幽默习惯”。他知道生活不易，所以希望通过幽默来给生活加点蜜糖。这便是崔永元的哲学思辨和语言艺术，他在告诉你：幽默需要善良，善良的人才懂得幽默，才会养成幽默的习惯。而幽默，是一种欢乐颂。

★幽默需要自我开涮，但要有分寸感

记：你认为你幽默的特点是什么？

崔：其实，好的幽默是善解人意的。因为幽默没有了分寸，就会拿别人开心。拿别人开心可能也会赢得笑声，但是会对“被幽默”的人造成伤害。所以如果想要幽默，首先要有自我牺牲的精神。

记：自我牺牲的精神？

崔：对，就是说拿自己开涮，端出自己的缺陷或者缺点，让大家觉得可笑、滑稽。

记者问的是崔永元自身的幽默特点，但崔永元并没有正面作答，而是一个劲地赞美好的幽默，并指出好的幽默的特点是善解人意，也就是有分寸，不对别人造成伤害，要有自我牺牲精神，开涮自己。崔永元尽管没有说自己，但我们一听便知道，只有善良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联系上面的答问，我们就会明白，崔永元不但具有善良的本性，而且具有谦虚的美德，当然，他还有曲折表扬自己的言语艺术。

记：拿自己开涮，这样子好玩吗？

崔：过了其实也不好。比如过去我研究了一段相声，老的相声艺人在舞台上表演，不论什么灾难都移植到自己或者自己家人的头上，说很难听的话，他们把这叫“洒狗血”……自嘲要有分寸，嘲笑别人就更需要分寸了。

记者的问话是针对崔永元的“自我牺牲”而来，而崔永元的回答显得十分冷静，一句“过了其实也不好”表明自己的态度，然后用相声中的“洒狗血”作比，揭示自嘲过头的害处，句句在理，令人口服心服。

★如何把握自我开涮的分寸感

记：你是如何在节目中把握这种分寸的呢？

崔：幽默看起来海阔天空，其实，过犹不及，过了别人会说你滑稽，搞笑，圆滑，甚至贫嘴。幽默没有了分寸，就成了粗俗、低下。掌握了这一点，我觉得后天培养特别重要，要有文化知识的积累，而这种文化知识的积累，会贯穿一种人文精神，让你知道什么叫尊重别人，它的分寸在哪儿。

记者的问话问得很实在，崔永元答得也精彩。他首先对“分寸”进行辩证思维，辩证之中强调了“过”的害处，然后再说自己的心得：后天注重文化积累。这样的回答与前面的答问相照应，印证了“可能有一些后天的因素”的自谦之词。也就是说，若是没有文化，你连玩笑都开不好。从这段答话里，你可以领略到崔永元思维的缜密和他淳厚的性格特点。

★幽默源自生活

记：那么，在后天的培养中，有什么经验可以介绍吗？

崔：要善于观察。我从1985年当记者开始，跑了十几年，几乎跑遍了全中国，接触了许多贫民百姓，他们很多人都有独特的待己、待人的方式，有些就很幽默……1987年，我去延安，参观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旧址，那是一座空窑洞，只有一个老汉在场……我们去的时候他也跟了过来，一听说是中央台的人，他就兴奋地说：“哦，中央又来人了！”然后把我们请到他家，坐在炕上自豪地说：“每次中央来人都是我接待的。”接着又拿出一堆名片让我看。我看了看，一个中央的也没有，全是中央广播电台的。这些小情节有的人可能会忽略，但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非常好玩。这种幽默讲的时候，大家可能会笑，但是又会感觉到一丝苦涩、一缕沉重，因为它背负着的是一个人生的大背景，决不是那种轻飘飘的幽默，而是最高境界的幽默。

记者问这样的问题，是希望从崔永元那儿得到除了文化积累之外的东西，崔永元的回答没有半点迟疑，因为这是他的真真实实的体会。从他举的那个例子里，我们更能明白什么是幽默，什么是最高境界的幽默，最高境界的幽默从哪里来，除此之外，我们还能知道崔永元的幽默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的原因：源于生活，源于积累，源于思考，源于善良的本性。

既然幽默源自生活，那既然活着，我们就好好活着，幽默乐观一些。

逻辑严密，无懈可击

假如谁觉得自己口才好，天下无敌，完全可以找崔永元练一练。只有你接不住的招，没有他答不出的题，而且，最为精绝的是，他逻辑严密，言简意赅，信息量巨大。

“我一直觉得，所有的人，都在两条线内游荡，一条是底线，这底线叫法律；一条是高线，高线叫道德。所有的人都在法律和道德之间游荡，好的人离高线比较近，差的人接近底线，最差的人逾越底线。”你看，这一句话，就把世界上的人都分门别类的，特别清晰，特别严密。我学过法律，知道法律是最低的底线。一直以来，崔永元以敢于言他人不敢言而著称，招来的挑战和辩论也不少，但他从来没有输过，哪怕一次。令人赞叹！

他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呢？我总结了以下三点经验，也是崔永元的逻辑绝活。

第一，巧比妙喻，弘扬正气。

2015年3月4日下午，刚参加完政协会议走出人民大会堂的崔永元委员，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针对他嫉恶如仇的特点，有记者上来就问他关于反腐的问题。“您过去对反腐有很多言论，今年是否还有一些要说的呢？您能写下自己的反腐感言吗？”“有啊！”崔永元接过对方递上的小本，略加思索后，写下“反腐，可批发亦可零售”，并签上自己的大名。见对方一头雾水，崔永元解释道：“昨天一位媒体朋友对我说，纪委一周通报一个腐败分子，像零售；部队方面一下子就通报了十四个，像批发。”

可就在忍俊不禁的人们都以为谈话到此为止时，他却又补充道：“他问我喜欢批发还是喜欢零售，我说我喜欢‘传销’，抓住一个供出一个，再抓住一个再供出一个。”

闻此，一片笑声。

面对记者的请求，崔永元先以“反腐，可批发亦可零售”来设置悬疑，继而再借朋友之口对“零售”“批发”这两个比喻进行解释；引发人们欢愉后，他又出人意料地道出“我喜欢‘传销’”。由于这个比喻不仅因语义偏移而给人以诙谐幽默之趣，而且从中更可以领略到说话人对腐败者的深恶痛绝；用风趣妙语传递着正能量，受人欢迎自属情理之中。

第二，举例解说，引人向上。

2014年6月20日，崔永元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当记者问他“为何离开央视”时，他露出标志性的笑容，回答说：“为了发微博方便。”“发微博方便？”记者对这个回答显然不满意，崔永元看出了记者的疑惑，解释道：“是啊，台里有关于微博的若干条管理规定，要我们签协议，不让说这不让说那。于是，我这个精神病人就只得犯病了：只要跟时事有点关系的，我自己都要审查好几遍，用中心主任的眼光审查一遍，用台长的眼光审查一遍，然后才点击。”惹得记者忍俊不禁之后，他随即话锋一转：“可我跟人家微博上都已经掐起来了，我不说怎么办？现在，网上遇到浑蛋，我就跟你练，练到凌晨四点，熬到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就这么活着，无所谓。我不在中央台了，也不是道德楷模，不违法就不错了。”

第三，名从实违，顺中求胜。

有记者朋友说，崔永元回答问题是“老狐狸”，他非常狡猾，也可以说他非常聪明，因为他经常看起来是在顺从你，实际是暗地里给你来个“温柔一刀”，不知不觉你就被他驾驭了。

2014年12月14日，“2014中国慈善名人榜”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凭借在“口述历史”领域的贡献，崔永元获得了“中国慈善名人奖年度人物奖”。当记者问：“有人认为，很多人做公益慈善就是在作秀，您怎么看？”崔永元不假思索道：“作秀也应该鼓励他，难道让他吸毒去啊？我觉得名人就该理直气壮地做公益慈善……难道在中国做慈善就低人一等？”在领奖致辞时，他再次为受到质疑的慈善家叫屈，并表示愿当恶人：“做慈善是我们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各位形象都非常好，骂不了人；以后要是慈善遇到危机，你们觉得自己真的没问题，就找我，我来骂。我们做好事凭什么受这么大的委屈？总得有一个人当恶人，这个人就是崔永元，他是打不垮的！”话毕，掌声如雷。

对某些人的“慈善就是在作秀”之说，崔永元没有直接反驳，而是认同对方的“作秀”说，但通过反问，既证明了慈善应该被鼓励的观点，又针砭了某些名人的丑行，自让人叫好不绝。而其后的致辞，则凸显了他的斗士形象——为了志同道合者不受委屈，为了发扬光大慈善事业，他敢当“恶人”；这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精神，实在让人感佩之极！

“我永远讨厌所有的不公平！”这是崔永元曾经发出的一声呐喊，也是崔永元内心的真实写照。作为一个社会公众人物，崔永元非常有担当，犹如一位斗士，始终站在时代的最前沿，满怀着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言他人不敢言，而且言无不尽，言必有中，实在大快人心。

控场能力强，听来刺激酸爽又安全

无论是看崔永元主持节目，还是看他和别人骂战，要是选站队，抛开观点不论，就视听享受上，我一定是站在他那边，因为永远不用为他担心，不用给他加油，他必胜无疑。因为他的控场能力强，有节奏感，玩得特别嗨。

而有些控场能力差的主持人，你看他们的节目，就像听一个音域很窄的歌手非要挑战高难度、长高音域的歌曲，你为他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唱破嗓儿。

因为他的这种能力，在中国今天的电视新闻史上，《实话实说》基本上是所有谈话乃至脱口秀节目的鼻祖。而崔永元也是中国电视主持人中的“大拿”，没他不行的。这几乎是崔永元的专项能力——他能收放自如地把握好一个话题在节目里所发散的声音和每个嘉宾发言的节奏。

这也是天赋。在他惹祸上身、多如牛毛的骂战中，如果不探究细节仅看表面，几乎每一场骂战，崔永元都能把握节奏占据上风。所以至少看起来，他总是以胜利者的姿态面对围观群众。

2014年，因为反对低俗，崔永元和清华大学的一位教授撕了起来。那场骂战的焦点是“赵本山小品是否低俗”。交战双方都拿出了看家本事骂对方。教授说崔永元“病人”；崔永元则反击教授丢清华教授的脸。在这场骂战撕得不可开交时，崔永元转头调侃了自己。

他说：“一个人的好坏，谁还不知道呢？我不在中央台了，也不是道德楷模，不嫖娼就不错了。”

这句被奉为经典的自嘲，是典型的崔永元风格。你看不出套路，是因为他根本不按套路出牌。但他总能控制局面，可以始，可以转，可以停。

在2013年，他和方舟子那场著名的因为转基因问题旷日持久的骂战，同样没有胜利的一方。虽然法院最后以各赔对方4.5万元为判决，“各打50大板”，但崔永元在其后的日子里从未输过气势。

在这一点上，他和同事——眉头一直紧锁的白岩松异曲同工。但这么多年，白岩松没有离开体制；崔永元则辗转多处后，才在传媒大学落脚。

在央视，这两个人当年还因为一起被选作“其貌不扬”的主持人，而深受台里褒奖。那是央视已故老台长杨伟光的时代。崔永元和白岩松被推到前台，是那一时期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最好代言。

这件事，甚至被杨伟光写进回忆录，并高度评价了崔永元。

实际上，如今崔永元对语言收放自如的基础，在《实话实说》的初期便已经展现得淋漓尽致。

现在，多数人对崔永元如何当上《实话实说》主持人的故事，都已经了若指掌。那不妨我们就回到1995年年末，那个大雪纷飞的晚上，重温一下小崔和《实话实说》的旧梦。

那晚在复兴路11号的央视大楼的二楼新闻中心，一个小房间里，编导把一盘带子放进机器的时候，和看样片的台领导说：“节目有点糙，演播室是临时的。”

这个有点糙的节目就是《实话实说》。等画面显现出来时，刚刚被选为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崔永元就出现在那里。

那真是个粗糙的录影。崔永元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刚进城的农民兄弟，而灯光把所有嘉宾都打成了阴阳脸。大家的动作也很不自然，观众席因缺乏光照而显得异常昏暗。

那一期从未播出的节目叫做“做好事要不要回报”。由于缺乏现场录像时回答问题的经验，大多数观众都显得非常木讷和不知所措。

于是在沉默几秒钟后，崔永元说出了《实话实说》历史上第一句开场白：“原来今天我们请来了一批很沉默的观众。”

就是这句含混着冷幽默还带些暗示的话，成了往后《实话实说》和崔永元的专属表达式。

这句话说完后，看片的领导发现节目的气氛随着崔永元的带动开始活跃起来。许多观众都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在“做好事要不要回报”这个平日很少去关注的话题上，现场的互动居然擦出了火花。

崔永元问现场乐队的键盘手：你做好事要回报么？键盘手说：从来不要。崔永元转身对大家说：他还是做了很多年，从来不要回报，制片主任在不在，他今天的劳务费就不用发了。

全场哄堂大笑。

崔永元控制着嘉宾和现场的发言节奏，有的放矢地插话调整方向，精确地导入话题带动情绪，这让中国电视新闻史上第一期简陋的《实话实说》释放出奇异的光芒——所有看片的人都觉得意犹未尽，大家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一种新的节目形式诞生了。

而“实话实说”这四个字，也就此成了崔永元恰如其分的人生标签。

其实，即便用现在的眼光来审视《实话实说》，赞美之词仍溢于言表。

这档节目中对个体话题的描述，是我们这个宏大时代表述中缺乏的细节——意味深长的是，崔永元在离开央视后，所有的骂战，无论是关于转基因还是某个明星、群体，都是偏向于针对个体人或事物的阐述。

就是说，在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中，崔永元完成了实话实说这一节目的延续——语言更真实、更犀利，表达方式更奇特，叙述也更加自我。

有时，他过于超现实的行为方式，甚至让大部分人看不懂。

但本质上，这一场场长达数年的“实话实说”与荧屏上那个几十分钟版本的《实话实说》没有太多区别。这么多年，骂战除了让“实话实说”变得更加真实、更有黑色幽默，其他一切都没变。

但要知道，早年有些人对《实话实说》节目诟病的是：缺乏新闻性。

但现在看来，崔永元在其后的诸多骂战当中，似乎不仅做到了实话实说，还在不断地补完，甚至创造新闻。

这似乎才是对老东家最好的回报。

最后说个小故事，是关于崔永元用崔氏幽默逗乐领导的。

上世纪90年代末，一位领导来央视视察，领导休息的时候看到坐在对面的崔永元，说：我看过你的节目，初期看你我觉得你的鼻子和嘴怎么都不在一条线上，很别扭。

崔永元立刻回答：那是您现在看习惯了，我嘴和鼻子就是不在一条线上。

领导瞬间哈哈大笑。

他有发言权，因为他调查在先

崔永元那么横，有人敢背地里诋毁他。为什么没有人敢站出来和他锣对锣鼓对鼓地辩论？

因为他是真的，他掌握着真相。真相是天地间最让人类颤栗的一种力量。

而他的真相，都是他一手找来的，不是道听途说，而是身体力行，调查研究。他走了很多路，读了很多书，阅了无数人。

他的足迹，他的受访者，就是关于真实和正义最好的明证，他们，是他的靠山，所以，没有人敢随意动他。

真的，哪能怕假的？

崔永元是政协委员，但“明星”只是其委员身份的前缀，他用负责任的言行让公众忘记自己的明星身份，而记住了“崔永元委员”。从这些年他作为政协委员的表现看，起码在两方面值得肯定：

崔永元说，没有脚踏实地地丈量，无法写出真实触及现实的提案。无论拿出拿不出提案，他都一样能赢得公众的尊敬，因为他没有提案不是没准备，而是他跑了很多地方，明察暗访，发现情况复杂，他还没调查清楚，形成成熟的提案。为了想出自认为“最优秀”的提案，崔永元自称“玩了命了”。有时出国旅游，他让朋友引见当地的议员，了解医疗、保障房等情况。为调查煤矿工人的工作环境，崔永元跟煤矿工人一起下煤窑。

这种“用脚写提案”的精神非常可贵，尤其在这个网络时代，更要避免成为“键盘代表委员”。正如另一名代表所言：我喜欢从网络上发现提案线索，但我没有放弃传统的调研方式，无论网络发达到什么程度，“用脚写提案”永远不会过时。确实如此，没有脚踏实地的丈量，无法写出真实触及现实的提案。

有一次，在央视节目中白岩松提到过一个政协常委的话：我们是来献计献策的，不是献媚的。这引发许多人的共鸣，崔永元这方面就做得很好，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来这里不是享受荣誉的，是来承担责任的”。

为了调查到位，获得真知灼见，崔永元付出了很多。

以雾霾为例。他在调研时碎了三块挡风玻璃。

关于雾霾的成因，崔永元感觉总有人在说瞎话：“比如说把它归结于汽车尾气，那一辈子都治理不好。明摆着不是一个原因，甚至说它不是最主要的原因。”那到底雾霾是怎么形成的呢？崔永元走上街头，实地考察。“我连续15天去北京的出入口调查大货车，大货车没有遮盖，掉下来的石子像子弹一样飞，打坏我三块汽车前挡风玻璃，这东西有可能要命的。现场洒落非常多。”通过这样的调查，崔永元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大货车污染，再加上我们知道的煤污染、工业污染，这些加起来才是最主要的。总拿小轿车去说事，永远治理不好。

崔永元提出自己的观点后，招致很多人的谩骂。“小汽车对雾霾的贡献就相当于一个居民在小区里放个屁，然后他们很多人说我是放屁。但是没关系，我们政协委员就得说实话。”

找到原因还要拿出治理方案，崔永元继续“站街”，调查，并跟市容委的领导作了交流，他们也拿出了很多数据，每年北京有多少个建筑工地、挖出多少土，这些数据全都有；但挖出这些土需要多少大货车，这个官方没有。大货车要有什么样的标志，这个官方有，但崔永元看到没有符合要求的。所以说，官方的要求没有问题，都是理直气壮的，非常准确的，但是没人做到。

如果说雾霾调查花费的是他走上街头的体力和精力，那走出国门调查转基因产品的真相烧的就不仅仅是脑了，还有金钱。

到底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有没有争议？崔永元决定拍个纪录片，给大家描述清楚。他请了50人的采访团，其中包括专家、普通的市民，还有一些民间组织成员，去了洛杉矶、芝加哥、西雅图。他还找到了方舟子的老师舒伯特教授，舒伯特教授说美国转基因大豆60%出口，30%至35%出口到中国，而留在美国的都主要用来做动物饲料和工业原料。

这样的发现让崔永元非常震惊，要知道，转基因大豆出口到中国，我们却把它做成了豆油。

接着他们还去了两家宠物食品店，因为顾客反映猫狗吃了含转基因成分的宠物粮生病，现在都改成有机的了。

“我认为，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科学家是有争议的。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作为普通的老百姓，又不懂这个事情，最好不要让我吃；或者给我一个选择的权利，可以吃，可以不吃，不能剥夺我选择的权利。”

这是崔永元自费50万参加转基因食品论战最终的观点，为了结论的公平公正，他拒绝所有企业的赞助，全程自费。

他坦言自己无法阻止转基因食品的进口、种植，但他建议，在商场设置转基因食品专柜，剩下的商品保证不含转基因，谁愿意吃谁买。

可是，就这样，也有人对他恐吓。

或许因为自媒体更接近基层，观点更具有真实性和新闻性，崔永元现在对自媒体比较看好。他说：“因为有了个自媒体，消息忽然变得海量，非常丰富，即便它没有什么用，可能也给决策者提供了更多的信息来源，这个很棒！”当然，对于自媒体的随性和不严谨，崔永元也是知道的，他希望自媒体玩家也要有点新闻理想和社会责任感，切忌娱乐精神过火，瞎说一气。

不老实，会抖包袱也会甩包袱

要说刁难人，崔永元可是个老油子。他想问的问题，一定会问出来；你不老实回答，他就一个坑紧接着一个坑地给你挖，让你招架不住，原形毕露。他不想回答的问题，他会像吹泡泡游戏一样给你甩出去，让你明知道没答案，还佯装听懂了。

在谈及自己做公益还招人骂时，小崔倍感无奈。

于是，面对记者“您还会把承诺的2亿代言费捐出来吗”这个问题，他笑道：“扣了税是一亿三千万，我就不捐。我天天花天酒地，每次请二十个保镖，十几辆车跟着，你们管得着吗？”闻言，记者也不禁乐而开怀。虽然没有问到正儿八经的答案，但就是喜欢他。

“每次请二十个保镖，十几辆车跟着”——显而易见，崔永元是在借助这一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出现的情形，来对某些媒体诋毁自己宣泄不满。

再比如，有一次，崔永元采访一个官员嘉宾。

崔永元：你以前是一个很本分的人吗？我随便问问。

嘉宾：我是党员，我1987年就入党了。

崔永元：我问的是家庭生活，不是组织生活。您在这个过程中拿过红包没有呢？

嘉宾：没有。

崔永元：这个红包是从来没拿过的，红包的意思不是说拿红纸包着的，拿白纸包的也算红包。

哈哈哈哈，看完这段，我又笑啦！崔永元的包袱是一个连着一个，陷阱是一环套着一环，好厉害。

再有一次，一位电视观众突然问崔永元：“在生活中你有没有被传过绯闻？”

崔永元答道：“表示好感的信收到一些，但至今没听说过小崔的什么绯闻。一个原因是夫人领导多年，夫人管得严；另外一个原因是这些信不是冲着我，而是冲着中央电视台这块金字招牌来的。因为许多年前，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记者时，真是又年轻又潇洒，帅呆了，但从来没有人写过这种信给我。”

崔永元又玩假痴不癫了。他明知道观众问他的问题是什么意思，但他就不老老实实回答你，而是移花接木转到单位头上，但是，就那么有意思，讲究啊！这才是语言艺术大家，能做自己嘴巴的主儿！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需要不老实的话语术，这样既能增加自己的幽默感，又能巧妙地化险为夷。

举个真实的职场案例。

某单位突然某天“空降”一位领导，天蝎女。

小赵恰好是这家单位的中层。他和以前的领导关系很好。

新官上任三把火，这第一把火就烧到小赵头上了。

新领导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和所有的中层座谈。新领导很相信星座。当她得知小赵是白羊座时，皱了一下眉头。很显然，天蝎女和白羊男，性格并不搭配，天蝎女有掌控欲，而白羊男叛逆，而且冲动，脾气爆，没耐心。

凭直觉，小赵知道新领导对自己印象不好；也果真如此，在小赵自我介绍完后，领导低声说了句“你有点闷”。

小赵对于自己的职场前途有些担心。他私底下做功课。

很快，两个礼拜过后，单位为了欢迎新领导，在度假村狂欢，小赵就上了个节目。

但他上台后，主持人告诉他，需要他自行选一个同事同台演出，并反问他：“你想找70后、80后，还是90后呢？”

小赵突然意识到这是个坑。无论他选择哪个“后”，都会不讨好。

于是他灵机一动，利用最近看的幽默的技巧，说：“我把选择的权利交给大家，你们说我选几零后？”

现场一片欢腾，小赵把话筒朝向观众席。他听到领导在说90后。然后他就有了答案，说：“好嘞，既然你们都说80后，那我就选90后吧。”

所有人都开心地笑了。领导对他投以赞许的目光。

事后，好同事告诉小赵：“你表现真好，领导当时就跟我交头接耳，说小赵同学一点都不闷啊，挺机智的。”

看了小崔和小赵的故事，你是不是也觉得，生活中说话也需要“不老实”？

“不老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抖机灵”。

当你陷入困难，面对尴尬的时候，灵机一动可以化险为夷，化解尴尬，带动气氛。所以说，人还是要活得机灵点，高段位的大神抖机灵，走到哪里都不怯场，没有他们过不去的坎，逃不过的打。

抖机灵最适合用在被刁难和挖苦的时刻。这时候，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你聊到尴尬时总能积极化解，还能为自己的社交增分呢？基本方法就是：承认对方的假设，顺着对方的假设继续夸张，直到找到符合自己的利益点。

举例分析：有个记者要离开小岛，但他去码头买船票的时候，售票员说因为台风，所有的航班都取消了。记者多问了一句：“还有别的方法离开这里吗？”售票员回了他一句：“除非你有私人飞机。”在电影里，记者也笑着回了一句，说：“我的私人飞机借给管家了。”

挑起冲突的是“除非你有私人飞机”这句话，其实这是个不合理的假设。售票员的话外音是说：台风来了你还想离开小岛，挺有钱任性啊，那你应该有私人飞机吧，你坐飞机走好了。意思是你没钱就别任性。

机智应答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先“承认对方的假设”，就算这个假设不合理，你也别否认。言下之意就是，你想玩我就陪你玩。接着，顺着对方的假设继续夸张，直到找到符合自己的利益点。记者的隐含意思是：你不是说我有钱吗？那好，我接受假设，我不仅有飞机，还有私人管家，但我很大方，把私人飞机借给管家了。

再来举个办公室同事间开玩笑的案例：女同事的电脑出问题了，就会叫老好人帮忙修一下，但每次搞定之后，这个男的都会说“修好了”。女同事就开玩笑说“那你就跪安吧”，这时候旁边的人就都笑了，让他很别扭。

我们首先要接受假设：女同事的假设是，现在不是在办公室，而是在演宫廷戏。

接着，顺着对方的假设继续夸张，直到找到符合自己的利益点。老好人就可以用皇上的口吻回复：“放肆，你要再胆敢这样跟朕讲话，朕以后就不给你修电脑了。”

总而言之，抖机灵属于出其不意，借力打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第九章　不完美的小崔——接受他，拥抱他，与之共勉

导语：

崔永元是人，不是神，所以，别以朝圣的姿态崇拜他。

和你我一样，他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比如，他会焦虑，会情绪失控，会骂人，会有不懂的地方，会有过失，会在夜里睡不着觉。

这是我们需要容忍的地方，也是他需要进步的地方。

给他时间，因为，他肩上挑着太多的责任。

其实，一个崔永元什么都改变不了

和小崔一样，我也认为这是个并不容人乐观的社会，我也能够看透里面的问题。

我们的某些同类那么贪婪，我们的某些同行谎话连篇，人们喜欢盲目的娱乐，而鲜少有深入的思考。

我们特别想改变这一切。

但，单靠我们个人，真的并不能改变什么。常言道：“人贵有自知之明。”把人的自知称为“贵”，可见人是多么不容易自知；把自知称为“明”，又可见自知是一个人智慧的体现。

崔永元还不具备这个“明”。他觉得给他一个说实话的平台，他能撬动地球，改变世界。而实际上，一个崔永元，并不能一下子改变什么。

看过一个寓言：

很久很久以前，真相和谎言一起在河边洗澡。谎言先洗好了，它穿走了真相的衣服。可是真相上岸后却不愿意穿谎言的衣服，只能悲伤地流泪，最终它一丝不挂光溜溜地走回家了。

从此，人们眼中只有衣着整齐的谎言，却怎么也无法接受赤裸裸的真相。

印象中这个故事出自《鲤·谎言》，书中描述：谎言本身，就是一个密室；里面的尸体，是我们害怕的真相。

谎言的目的就是为了体面地掩盖某种真相，不让别人通过表象看透事物的本质，因此被谎言包装过的，一定是很容易被人接受的。所以很多人宁愿相信谣言，也不愿去究根问底，探究真相。

其实谎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当谎言已成为社会常态时，揭露真相的人往往会被人认为是精神病人，这才可怕！

类似的还有一部电影，叫《海带》：

一个名叫小磊的精神病人病愈出院前，钓到一条海带；海带声称它来自遥远的星球，13天后就要毁灭地球，人类要活命就要站在空地，身缠海带，像海带那样扭动身体。这位精神病人想尽一切办法要让别人相信，却没有人相信他，换来的只是打针，电击，吃药，还有无数人的讽刺。

最终，妄图拯救世界的他失败了，世界不领情。

13天后，只有小磊缠满海带不停扭动的时候，外星人的飞船果然来了。带走了小磊。

崔永元感慨道，因为他不知道后面还能走多长，他觉得现在就是自己最难的时候。难在你现在看不惯的特别多，但是你现在有能力改变的特别少，你改变不了。每天还得花很多的精力把握住自己，自言自语：我改变不了世界，世界也改变不了我，这就扯平了。

这算不算是一种失望或绝望后的超脱与执着，我不敢肯定。

但是，社会的进步依靠勇敢揭露真相，从而不断改进完善，社会的退步源于不断用谎言掩盖真相，永远不让你知道缺点在哪里。如何让敢讲真话善作实事的人在社会上能有立足之地呢？当然得有一个鼓励讲真话的环境，一个保证说真话的制度平台。制度平台哪里来？就是要靠我们大家去争取，而不是一两个人鸡蛋碰石头。

鲁迅说，在人人说假话的年代讲真话，在人人麻木的年代拥有充实的心灵，有时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

但崔永元可做的，远不止于这些，他明明可以影响带动更多的人，让他的追随者队伍更大一些，让敌营的规模更小一些，小崔，可以的。他只需要在现在的基础上各方面提高一些。

除非人人自觉，否则谁能强求谁呢？

既然单枪匹马不能改变，那只能依靠大家的力量。崔永元一直有他的新闻理想，并且强迫别的媒体人和他一样，严肃认真说实话说真话。崔永元焦虑，他一直想靠呐喊让人听见，靠发微博搞调查让人看见。但，几十年过去了，赞美的不少，但应者寥寥。为什么呢？

答案再简单不过，谁能改变谁呢？

他显然应该换一种思路了，或者静下来，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

说句鸡汤点的话，他可以有更好的选择。着急，不如放慢；强迫，不如软化。

因为，柔软，是一种特别了不起的力量！

千万年形成的磐石，谁说不够坚硬？然而，那一滴滴柔情的水，相伴岁月，终滴水穿石。

寒风再怎么凛冽，都无法让大地回春，可是，春风可以。只需要三天的春风，泥土就松了，冰就化了，枝条就软了。

人的改变，也如此。

假如你想塑造一个人，不妨对他温柔一些。

来硬的，用刑罚，都不可以；而柔软，可以。

同学孙某是我们班的风云人物。他资产过亿，连续三年被评为全省优秀执业律师，是我们母校的骄傲。

可曾经，孙某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问题少年。

父母离异，从小缺乏管教的他打架、斗殴、欺负女同学样样在行。多次被学校警告处分后，他索性破罐子破摔，课也不上了，气得他母亲几次心脏病发住进了医院。所有人都认他没救了，直到他转学，遇到了马老师。

马老师是我们班的班主任，了解到他的情况后，并不着急。既没有把小孙叫到办公室训斥一番，也没有轻视他，而是时常把他接到自己的家里来住，做饭给他吃，帮他洗衣服，耐心地辅导他做功课，慈母般温柔地对他笑……

惭惭地，小孙变了，眼睛变得清澈明亮，性情也逐渐安静下来，与以往桀骜不驯的他简直判若两人。他开始发奋学习，升高中那年，他不仅成绩大幅度提高，还当上了班级的体育委员。

后来，小孙不仅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学，毕业后，还走上了创业之路，一路披荆斩棘，成就了一番事业。

如今，谈及往事，一个七尺男儿竟然泪流满面，抑制不住对老师的感激之情。

孙同学感叹，当年老师的温柔，那种从心尖上淌过暖流的感觉，至今难忘。正是这股温柔的力量让他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一直支撑他走到了今天。

假如你想改变一个人，请你对他温柔一些。

最能打动人心的，一定是温柔。《老子》里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天下最柔软的东西，总能驾驭天下最刚硬的东西。俗话说：“硬石头还要软绳子来勒。”没有人愿意接受一个硬邦邦的人，让别人先从心理上撤除防线，再用恰当的方式去解决，事情就很容易成功。

其实，这个道理，在某些问题上，崔永元是懂得的。比如在读书这个问题上，很多人都抱怨说没时间读书。在这件事上，崔永元就建议不要强迫，当他们想读书时，自然就有时间了，他还拿恋爱和读书类比，他说：“（读书没时间）不要和他们争，读书没有时间就和谈恋爱没有时间一样，其实只要想读书就会有时间。不要给那些没有时间的人压力，没时间的时候不用读，哪一天如果觉得读书有趣了，就会有大把的时间去阅读了。”

他还举了自己的例子，“年轻的时候我事情也特别多，觉得哪儿会有时间去读那么厚的书。而如今呢？我每天从晚上12点开始读书，一直读到凌晨5点天亮。所谓的长夜漫漫，唰地一下子就过去了。所以，想读书需要读书的时候，就会有的是时间了。”

现在可以归结一下柔软的种种好处了。柔软首先是沟通人与人之间心灵的桥梁，它是彰显灵魂的美德之花；柔软也是一种高贵的品质和修养，因为是用善意去触动心灵深处最温柔的地方，所以最得人心，是一种顶尖的智慧。

柔软也是一种心灵的救赎。柔软心是我们在俗世中生活，还能时时感知自我清明的泉源，唯心如莲花般柔软，才能敏锐地感触世界，才能安然地宽容世界，才能精致地对待生活，才能超越平凡的自我，才能在受伤时抚慰我们的伤口。

所以，我们应当温柔地与人相处，与世界相处。

男人也可以温柔，姐夫是个中学校长，总嫌外甥玩手机，打了无数次，手机摔了无数个，依然未能教外甥改掉玩手机的毛病。

后来，姐夫停止了教训和打骂，不再摔外甥的手机，而是每天用商量的语气让儿子陪他读一篇特别短的小文章，每天陪儿子打一小时的篮球。

不知不觉中，父子关系改善了，外甥戒掉了对手机的依赖。

所以，男人想改变世界，也可以用温柔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是放低声音的分贝，放缓说话的频率，换一种沟通的方式，等等。只要你心柔软下来，你可以想到不计其数的改变世界的方法。而不是，和丫对着干，豁出命去干到底。

缺乏归零心态，说到底，还是放不下功名利欲

我特别希望小崔能再纯粹一点，就是他只做自己喜欢的事，而不计较别人的态度，不在意外人的评说，忘记过去的辉煌。

种种不平，种种愤怒，说到底还是没有彻底放下功名利欲。

“我想给那些小屁孩说，你可以回去问问你爸你妈你爷爷你奶奶，你崔叔叔那时候比他火多了，真的是最火的了，要不然他能蹭我们吗，对不对？”几乎每次崔永元在舆论的浪尖上接受采访时，这样的话他都要说一遍。他不停地喊话給那些95后听，《实话实说》是1996年开播的，那些孩子并不知道这个满脸褶子、戴着一顶棒球帽的崔叔叔，他当年睡不好觉，曾经是全国人民都关心的问题。

做都做了，历史会记得你的。

过了就过了，别再拿出来强调了。现在的孩子，对老前辈的过往没那么好奇。

说这些，还不是为了强调：我曾经也是很厉害的角色。真正自信的人，是不屑于说这些的。这就相当于一个内外兼修的绝世美人，她不会因为某几个人说她皮肤不好而掏出镜子检查，掏出胭脂水粉拼命往脸上补妆，因为她足够自知，自信，笃定。

在被比较面前，一个人若是不淡定，容易被惹毛，被激怒，只能说他内心还不够强大自信，对外界的评判还是心理起伏太大，浮躁之气未褪。

好汉不提当年勇。

我曾经创造过无数的丰功伟绩，我曾经拥有过世人的美好赞誉，我曾经坐拥好运……

可惜，那只是曩昔。我认为说话最无生趣的人，便是将曩昔挂在嘴边的人。这种人的病状都比较明显，你应当可以在一瞬间就看破他。

当你说着“我曾经”的时候，你应当警醒了！一个真正厉害的人，不会将本身的厉害往事挂在嘴边。正如你有很多的黄金，你不会到匪窝呐喊：“我有黄金啊！大家都快来一起瓜分！”只有当你真正学会内敛，你才可能成就一番大事。

曾经，只是曩昔，只是离开的逝水流年罢了。曾经又若何？在时间似箭的实际中，当你关注的是如今和未来时，你，才会真正的有所成就！

曾经，我也得了几个小奖，认为本身已经很厉害。然而，当我到了一个新的环境，才发现本身的局限和渺小。于是，“我曾经”成为安慰本身最好的“毒药”，就像鸦片一样，越吸越让人上瘾。然则，一旦看破“曾经”的本质后，你就会发现本身的肤浅，并迅速脱身。正如武林高手，到最后，都练出“返璞归真”的境界。

当你精气内敛时，你才能赓续提升，超速前进。

我有个特别厉害的建筑设计师朋友，我们相识多年，直到今天，我才从她老师的口中知道，她上大学时就拿过那么多奖，乌镇和宽窄巷子都是她多年前的作品。当我“呀”地一声惊叹并奇怪她为什么不告诉我们时，她淡淡地笑了笑说：“那有什么可说的，我每做完一个作品，都当是过去，和我没什么大关系。”

那一刻，我觉得她的品性和神灵同质。是啊，总是拿出来说的人其目的不就是证明“我很厉害我很强”，这样自我暗示久了，就情不自禁开始狂妄了。因为她总是不计前功，总是从零开始，一颗初心，所以总能做出更棒的设计。别忘了，从零开始，并不是一无所有的零，而是有了宝贵经验积累的扎实基础。

所以，不要将本身的曾经挂在脸上，把精力用在你即将走的每一步上。当你放下“我曾经”时，相信你接下来的每一个脚印，都将厚重而实沉。

要有归零心态。

无论过去有多少人沾过你的光，蹭过你的热点，都让往事随风去。从即刻起，你是全新的。

当然，忘记过去，无视自己的功绩，意味着对自己能力的否定，这并不容易做到。

这需要你有空杯心态。何谓空杯心态？

古时候一个佛学造诣很深的人，听说某个寺庙里有位德高望重的老禅师，便去拜访。老禅师的徒弟接待他时，他态度傲慢，心想：我是佛学造诣很深的人，你算老几？

后来老禅师十分恭敬地接待了他，并为他沏茶。可在倒水时，明明杯子已经满了，老禅师还不停地倒。他不解地问：大师，为什么杯子已经满了，还要往里倒？大师说：是啊，既然已满了，干嘛还倒呢？禅师的意思是，既然你已经很有学问了，干嘛还要到我这里求教？

这就是空杯心态的起源，象征意义是：做事先要有好心态。如果想学到更多学问，先要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空着的杯子，而不是骄傲自满。

崔永元，也需要这样的心态。假如足够勇敢，请莫把往事再提起，忘了你的央视，忘了你的《实话实说》，忘了你资深媒体人的影响力。最理想的做法应该是，你自己，就是影响力。你自己，就可以创造一切。没有靠自己闯天下的过硬的本事，哪能服众？

褚时健七十多岁可以上山种橙子，崔永元又有什么不可以？

辩论是权利，骂人是恶行

特别遗憾地看到，崔永元有时也骂人。

他的理由很简单：他们先骂我的。

那我要问了：他骂你，你就骂他？那你不是和他一样么？

讲个小故事：

朋友生了二胎，老大是女孩，今年5岁；老二是男孩，今年2岁。

男孩比较调皮一点，有一天把姐姐的胳膊咬了，出了血，很可怜，姐姐哇哇大哭。朋友轻轻打了老二几下，然后心疼地对老大说：“她咬你，你不能揍他吗？”

小姑娘停止了哭声，对妈妈说：“狗咬我一口，我不能再咬狗一口啊。”

朋友愕然。

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尚且知道“狗咬我一口，我不能再咬狗一口啊”的道理。

无论如何，骂人都是不对的，即使是别人先骂了你。

很多人都把崔永元和鲁迅先生想在一起，但在骂人上，他们大相径庭。在鲁迅先生看来，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他这样在以此命名的杂文中写道：

尤其不堪的是结末的辱骂。现在有些作品，往往并非必要而偏在对话里写上许多骂语去，好像以为非此便不是无产者作品，骂詈愈多，就愈是无产者作品似的。其实好的工农之中，并不随口骂人的多得很，作者不应该将上海流氓的行为，涂在他们身上的。即使有喜欢骂人的无产者，也只是一种坏脾气，作者应该由文艺加以纠正，万不可再来展开，使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中，一言不合，便祖宗三代的闹得不可开交。况且即是笔战，就也如别的兵战或拳斗一样，不妨伺隙乘虚，以一击制敌人的死命，如果一味鼓噪，已是《三国志演义》式战法，至于骂一句爹娘，扬长而去，还自以为胜利，那简直是“阿Q”式的战法了。

接着又是什么“剖西瓜”之类的恐吓，这也是极不对的，我想。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即使是正面的敌人，倘不死于战场，就有大众的裁判，决不是一个诗人所能提笔判定生死的。现在虽然很有什么“杀人放火”的传闻，但这只是一种诬陷。中国的报纸上看不出实话，然而只要一看别国的例子也就可以恍然，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虽然没有成功），并没有乱杀人；俄国不是连皇帝的宫殿都没有烧掉么？而我们的作者，却将革命的工农用笔涂成一个吓人的鬼脸，由我看来，真是卤莽之极了。

自然，中国历来的文坛上，常见的是诬陷，造谣，恐吓，辱骂，翻一翻大部的历史，就往往可以遇见这样的文章，直到现在，还在应用，而且更加厉害。但我想，这一份遗产，还是都让给叭儿狗文艺家去承受罢，我们的作者倘不竭力的抛弃了它，是会和他们成为“一丘之貉”的。

当然，骂人，也并非崔永元的初衷，他本身也讨厌别人骂他。还记得当年在《我的长征》时，有人对他的队员的表现进行谩骂，崔永元严正发声：“负面里面有谩骂的，我是从不接受的，我没有这种宽阔的胸怀。你谩骂我，我会对你说，住嘴，没有人给你这种权力，法律也不给你这种权力。”

可是现在，崔永元自己却越骂越带劲，有点收不住了。

崔永元好辩。这很好，但辩论是权利，骂人就是恶行了。除非在辩论赛上，在生活中很多辩论的场合，能控制情绪的不多，往往都是辩论着辩论着就变成对骂甚至大打出手了。

为什么会这样？我告诉你，很容易这样。我自己也有很多这样的体会，有时候我看某些人的做法实在太欠妥，我忍了几下，他们变本加厉，于是我就鼓励自己：要给他讲道理，帮他提高点素养。于是我就开口对他讲理。可是，只要对方比我的声音高一点，我的声音立马也情不自禁地高上去许多，然后你来我往的，很快场面就失控了。我原本只是想给他摆事实讲道理，结果无一例外地都变成对攻。

说实话，辩论的纯洁性很难保障，往往辩着辩着就走形变味了。

那在我们现阶段的国民素养情况下，难道就没有一个体面的表达观点的方式吗？我想了再想，书信往来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方式，可以尝试往对方的邮箱里发Email，平静地表达观点，罗列证据，注意礼貌用语。也可以约见，面对面地把问题谈透。就以崔永元去美国调研转基因食品为例，假如我和他持不同意见，那他完全可以带上我呀，眼见为实，大家一起面对真相。还有，不得不承认，新媒体的沟通方式虽然很便捷，但是就沟通的质量而言有天然的局限性，很容易引起误解，有时候一个表情、一个符号都会引起猜忌。而且，微博真的不是一个表达观点的最佳平台。就我这么一个小人物，无论在微博上发什么，只要有观点，都会有人评论骂我。

最后，我来解决一下崔永元的委屈：“他们骂我，我该怎么办？我不骂回去我多亏呀。”

呵呵，在《我的长征》过程中，很多队员的做法也遭到了网友的批评和谩骂，崔永元那时候很理性，他用了公众人物的概念来劝慰他的队员，大意是你们现在有央视给你们报道了，你们是公众人物，占用了公众资源，所以你们理应接受这些评价。同样的，这样的话也可以用来劝自己，你是这么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公众人物，你这么长时间活跃在舆论的风头浪尖上，有人评价你，对你有观点，也都是自然啊，也是理应接受的。

我相信，被骂的绝不止崔永元一个。我都被骂了很多次呢。一开始我也是与之对骂，但骂来骂去无休止，后来我就不骂了，无论别人怎么骂我，我都理性地把观点表达出去；或者不理，冷漠是最好的回应。

学会情绪控制，你一生气就输了

一个人，再伟大，再有才华，若是不会情绪控制，结局必然以悲剧收场。

最近几年，崔永元和“炮轰”划上了等号。这显然有媒体夸大恶搞的因素，但纵观这几年崔永元对外界的应激反应，其情绪控制能力真是有待提升。

你这么容易撩拨，说明你定力不够。

崔永元在微博上和许多网友互撕过，给自己的名誉带来很大损失，尽管他说不在乎名誉，但真的能不在乎吗？我们毕竟还要在这个社会里活着。

崔永元好像牢笼里的狮子，总有犯贱、无聊、不怀好意的人撩拨他，别人一动，他就气急败坏跳起来嘶吼，可是，别忘了，那些人可比崔永元精明多了，他们会保护自己。崔永元反应越激烈，自己受伤越严重，而那些坏人就越有成就感，事态就越演越烈。

你可以骂得过某个人，但无聊的小人那么多，你骂得完吗？还有，你的才华和精力绝不应该浪费在与这些人的骂战上吧。那些人的目的，就是想让你当头疯狂的狮子。你这么看不透，不正中了那些人的下怀吗？

正确的做法是提高定力。定力不足，就容易被拨弄、玩弄。

什么是定力？定力源于佛教，是祛除烦恼、妄想，让心凝聚一处而不散乱的禅定功力。在现代语境中，定力泛指人控制自己的欲望或行为，不为利所诱，不为名所累，不为情所困，不为难所屈，不为危所乱，专心致志于某一事物的能力。

如何尽快提高自己的定力？可以牢记以下几条：

第一条，努力学习各方面的知识，排除无明的烦恼，有一定的正知正见，并始终保持每天都增加一点正能量，便会使自己的定力日益增强。

崔永元有正知正见，但对于自己的研究不够专注。

第二条，遭到别人的侮辱时，要忍下心中的一口气，不跟别人一般见识。如果难以忍受的事情都忍耐住了，别的还有什么不能忍耐的呢？不要以牙还牙，打击报复，在心中也不要有任何埋怨和嗔恨。

对于崔永元，不要吆喝“和他们干到底”；而是他们吆喝他们的，你干你的。

第三条，保持少欲知足的状态。过一种非常简朴诚实的生活，内心就很容易获得宁静。欲望太多太盛的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总是忙于操劳，在投入产出的循环中奔忙不息，不断地消耗自己，这样就会活得很累。

人生在世，各有各的贪。有人贪名，有人贪财，有人贪情，崔永元也自有他的贪，比如贪自由，贪趋同。贪可以是个中性词。有时候，自己承受不住时，可以看淡一些，退一步海阔天空，养精蓄锐后再励精图治也可。

你一生气，就输了。

人生是博弈，一生气你就输了；人生是游戏，一生气你就出局了。

生气，是人最大的业障。

老子说：“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者，弗与。”这句话非常有智慧。“善为士者，不武”，就是能够把事做好的人一般不会动用武力，比如说文官，能通过外交方式解决的，一般不会用武力方式去解决。“善战者，不怒”的意思是真正善于打仗的人，不会动怒，在怒气冲冲的情况下做出决定去打仗，这句话与《孙子兵法》是沟通的。《孙子兵法》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不可以愠而致战”，就是国家的统领不能因为怒而动用军队去打；“不可以愠而致战”，打仗之前，我因为勃然大怒，我觉得受不了这气，去打，这是太糟糕的做法了。“善胜敌者，弗与”，这个“与”当争讲，也就是说善于战胜敌人的人，不去与敌人争斗，用其他方式就征服敌人了，这是最高境界。

这句话是非常有道理的，在我们的人生里，其实有的人因为我们都在意自己的名誉、地位等，别人一侵犯他，他就会怒，怒这个情绪往往跟别人侵犯你的利益有关。你一旦在意了，你在怒的情况下所做的决定，多数情况是不对的。所以，保持冷静很重要，保持冷静要先把自己的名誉、地位放下，不那么在意，这时候你就不会特别怒了，这时候你往往就能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否则，错误选择的代价是无穷的。

凡事留余地，雅量能容人。

曾国藩说过：“凡事留余地，雅量能容人。”为人处世时，不要将事情做绝了，给别人留余地实际上也是给自己留余地。将他人逼上“梁山”，自己必定不会有好果子吃。

有一个人打算远远离开自己的小村庄，永不回来。当他走过绳索桥的时候，用随身携带的长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绳子全部割断，小桥也因此沉入江底。他不想给别人留下与外界联系的小路，走了几步他才发现前方居然是悬崖，他想折回，但身后早已无路。

另一个背着行囊的人爬上了一座岔路很多的山，他边走边用石头在路边留下记号，他说留记号是为别人也是为自己。后来，他的面前出现了一道悬崖，但他靠着自己留的路标，安全地返回原路。

同样是行路之人，为什么结果大相径庭？原因很简单——后者为他人更为自己留下了一条后路，而前者是自食其果。其实，不管是行路还是干任何事、说任何话，都应该留有余地，给别人留有余地就是给自己留条后路。

我们都知道，由于每个人的智慧、经验、价值观、生活背景都不相同，因此与人相处有摩擦是难免的。在我们周围，总有一些时时处处与他人争斗的人；在他们的不断攻击下，你可能会不由自主地陷入争斗的旋涡，并因此焦躁起来，一方面为了面子，一方面为了利益，一得了“理”便不饶人，非逼对方鸣金收兵或竖白旗投降不可。然而“得理不饶人”虽然让你暂时吹着胜利的号角，但这也很可能是下次争斗的前奏；“战败”的一方失去了面子和利益，当然要“讨”回来。在以后的工作或生活中他一定会加倍地反对你，与你为敌，这样下去的后果只能是两败俱伤。

综上所述，我特别建议崔永元在情绪控制方面再有所提高，毕竟，情绪控制力和伸张正义并不矛盾。二者兼得不是梦。

对于抑郁症，我有治愈药

谢谢崔永元，唤醒了我们人性中仅剩的那点理想主义，鄙视庸俗无聊的自己。

他掌握的真相越多，就越看不惯；越看不惯，就越想改变；改变不成就产生负面情绪。这条逻辑线路就是走向抑郁的路线图。

我不是心理医生，不会那些心理学术语；但作为和他一样有正义感，想让社会和人民都好的国家公民，我知道要想根治抑郁，必须解决好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看不惯的问题。

如何解决崔永元对世相的看不惯？

罗素有一句话：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

就像朱德庸文中写的，不同的植物生长在同一种气候下，都会顺应着天性，有这么多的自然发展；那么，不同的人生长在同一种时代气氛里，不是更应顺着个性，从而拥有更多的不同面貌？

想想，假如大自然只有一种色彩，假如我们都长得一样，假如只有一种植物，假如都是一种天气，那该多可怕？

还有，我们的朋友圈假如只是一种人，那种特别高雅的士人，也并非特别有趣。超级有趣的朋友圈，大概需要三种朋友：高雅的、朴实的、稍微风流但不下流的。

以茶会为例，止语茶会诚然不错，但我并非日日都想消受，有时候因为生活琐事我特别郁闷，就需要有人听我诉说。那时候，止语茶会对于我简直是“现场直憋”。你的茶会再好，也不适合当下的我。那时候，自己去朋友家喝茶比较好，可以边喝边幽幽地说。茶喝完了，心事也散尽了。所以，各种茶会有各种茶会的适用和好处，甚至可以说，只有适合不适合，没有好还是不好。

朋友也是，有的朋友什么都好，简直就是古代的最标准的“士”，我对他高山仰止；可是，我并不总是喜欢靠近他。因为他不适合和我谈俗事，一是他不感兴趣，二是我也不想用愁情烦事来侵染他。总之交流起来是不放松的，反倒是一个多数时间我看不惯的泼妇挺能给我疏导提气的。所以，我们都离不开无聊平庸的俗世。有时候，邻居家的二愣子也有可爱之处。

所以，我们的朋友圈也应该有多种人。不同的人对应你生活中不同的状态，你把握好和他们相处的方式和尺度，就能只收获愉悦，而没有烦恼。

所以，我特别希望小崔能欣赏这个世界参差多态的美。

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这是我们的命运。妄想逃离是没有用的。只有倾其一生尽力去改善它。

第二个问题：如何改变他人的问题。

崔永元是一个好人，有责任感的人，这是毋庸置疑的。他活得吃力就吃力在想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改造大家，但大家都不听话，想为大家好呐喊几句，大家都不领情，有人反而说他有病。

这种主张和他平等性的追求是相悖的。既然众生平等，你有什么权利按照自己的标准来改造大家呢？你爱看历史，有人就是爱看娱乐。就说娱乐节目，明星崇拜，观众爱看，艺人爱演，这也是对上了，和齿轮一样，有需求就有市场。所以，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来要求同胞，这本身就是个逻辑悖论。当然，小崔确实看到的真相多，比我们清醒睿智，他想凭一己之力影响更多的人，这没问题，但是，影响的方式是值得探讨的。这个前面我们已经探讨过。既然硬邦邦地改变失败了，那就要换一种思路了，以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来推行。就像崔永元说的那样，他是宣传员，是播种机，那是通过唱京剧的形式呢，还是唱昆曲的形式呢？既然昆曲大家易于接受，那就以昆曲的形式咯。

第三个问题：改变不了该怎么办的问题。

小崔够坚守，也够卖力，可是状况仍然不容乐观。他并没有看到民智能开启多少，于是他绝望、气馁、愤懑、怨恨，陷入负面情绪的黑洞。

小崔身上有媒体人的偏执、较真、好斗、钻牛角尖。他还缺乏耐心，一旦计划遭遇“流产”，他很容易自暴自弃，比如他多次说到“我不玩了”“我不干了”等泄气的话。

其实，成熟的人不会这样。我说的成熟不是狡猾、油滑，而是性格敦厚、笃定、完善。要懂得思路上做变通，有一定的心理韧性，调整一下思路，改变方式，继续践行新闻理想。举个例子，还以明星领“国家精神奖”为例，是需要说道说道的；但他不一定截图并配词“一个真敢发一个真敢领”，假如换成崔永元对国家精神奖下定义，然后再宣传一些其他领域的文化名人的先进事迹，策划一下，坚持做几期，其实，不用他明说，大家也有判断。还是要相信大家。

崔永元选择了最不相信大家智商的方式，用了伤人也不利己的方式，这并不是好的方式。

总而言之，我为崔永元的勇敢点赞，同时也觉得他人格上的确有缺陷，需要改变和完善。当然，如果他非要坚持己见，我也没意见。我继续欣赏他身上参差多态的美。

福不唐捐，你总得对这个世界有一点信心

“活在这珍贵的人间

太阳强烈

水波温柔”

海子虽然悲观，但对这世界还是热爱的。

“总而言之，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认为悲观主义者有生活的动力，有活下去的动力，也有改变世界的动力，悲观的人才是对未来最乐观的人。”

这是崔永元关于未来态度的自白书。他太不了解自己了，他说悲观的人才是对未来最乐观的人，但他的生活，一直被悲观伤害着，不忍直视。

崔永元自言是个悲观主义者，确实挺悲观的。同样一片天，有人看到了云和绿树，有人看到了苍蝇和蚊子，而且放大了苍蝇的恶心和蚊子的传染病。崔永元就是那个看不到绿树和云朵的人：“我小时候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能拥有一辆汽车，现在，当我随随便便能拥有一辆汽车的时候，我发现哪有那么美好。汽车会给我们带来雾霾，交警天天给你贴条，开出去没有地方停，攒很多钱买一辆车，觉得出去可以炫耀，只要一开出4S店，它的价值就贬了百分之七十。一旦有了汽车，就有了无数的烦恼在里面。这些烦恼很多都是因为有人的因素在里面。我五十多年来，最难应付的就是人际关系，其他的我觉得都简单。未来无论技术发展到什么程度，如果有人的因素在里头，我想一定也不那么简单。”

这是他的原话，我看着顿时感觉整个人生都不好了，坏情绪确实是会传染的。

我想说的是，你简单了，你的世界就简单了。

开车是会给你带来雾霾，但你可以不天天开，过简单生活，也挺好的呀。

我开了好多年车了，总共收到了不超过五张贴条。你干嘛停车不守规矩呢？

只要一开出4S店，价值就贬了百分之七十。天哪，怎么光算计这个呢？你不是喜欢玩吗，既然好玩，那就别算计钱咯。

“一旦有了汽车，就有了无数的烦恼在里面。”我怎么觉得，有了汽车就有了无数的乐趣在里面呢。这和生孩子不是一个道理么，一旦有了孩子，就有了无数的麻烦和不舍在里面，但也有开心和快乐呀。

悲观的人，总是一直就盯着黑暗之处，并且缚住不放，还喜欢把阴暗面放大，沿着那条黑暗的通路奔向一个只有阴险和狡诈的不光明的未来。

美国的心理学家艾利斯提出过这样的观点。他认为人的情绪的产生是一个被称作ABC的过程。A是指诱发性事件（Activating events），B是指个体在遇到诱发性事件后产生的信念（Beliefs），即他对这一事件的看法、解释和评价；C是指特定情景下，个体的情绪及行为的后果（Consequence）。通常认为是A引起了C，而艾利斯认为A是引起C的间接原因，更直接的原因是B。也就是说，人们对事物的看法不同，会引起行为和情绪的不同。

因此，在受到情绪困扰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调节自己的认识方式来调节情绪。例如，考试失败的时候，可以问自己：“是否别人都可以有失败的记录，而唯独我不能有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任何人都会遭到不同程度的失败，你当然也不例外。通过改变对事物的看法，可以达到调节情绪的作用。

只有你对世界充满希望，你才能看到希望。

假如你除了相信自己，谁都不信，那你放弃了世界，世界也必然放弃你。

我承认我们这个社会有很多悬崖和阴沟，但哪个社会又没有呢？

我承认我们和发达国家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我们真的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我们的国民素质是有点低，但，事情正在悄悄改变，排队的人越来越多了，环保意识越来越浓了，热爱传统文化的人越来越多了，这就是希望。

前面我们介绍的胡适在北京大学毕业典礼上的讲话，给学子们开了三个良方，其中第三个方子只有一句特别短的话：“你总得有一点信心。”我特别希望崔永元先生能看到，胡适先生是这样耐心解释的：

我们生当这个不幸的时代，眼中所见，耳中所闻，无非是叫我们悲观失望的。特别是在这个年头毕业的你们，眼见自己的国家民族沉沦到这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强权的世界，望极天边好像看不见一线的光明——在这个年头不发狂自杀，已算是万幸了，怎么还能够希望保持一点内心的镇定和理想的信任呢？我要对你们说：这时候正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还有救。

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的。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我们要收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的新因。

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这是我们今日应该有的信心。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初涉人世的青年都有的想法，但现实往往是劳而无获，因此理想也就丧失，心灵也就麻木了。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佛典里有一句话：“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地丢了。我们也应该说：“功不唐捐！”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地丢了的。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了！

你不信吗？巴斯德对于科学有绝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国家蒙奇辱大难的时候，终不肯抛弃他的显微镜与试验室。他绝不想他的显微镜底下能偿还五十万万佛郎的赔款，然而在他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他已收获了科学救国的奇迹了。

朋友们，在你最悲观最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能够永远有这样的信心，自然也是好的。

胡适先生的良方，温暖了我，改变了我，不知道老校长的灵魂暖光能不能照耀小崔的胸膛。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是信的。崔永元坚持了那么久，燎原了没有？如果没有，是该内省了，一味地谩骂和埋怨外界是没有意义的。你越骂，越躁，越容易让别人对你失去信心。

余生很长，愿你拥有那个只有水波和飞鸟的世界

谁都知道小崔一直睡眠不好。有一次，他做过一个梦，梦到在像白洋淀一样的地方，和朋友们在船上，能听见船桨划过水波的声音，还有水鸟从耳边掠过。

然后他醒来，发现自己睡了三分钟。

“他是一个在这个时代里，在这样的夜里，一直醒着的人。

我只希望他能拥有那个只有水波和飞鸟的，宁静的内心世界。”

这是柴静对他的祝福。

迄今，尚未实现。

知易行难，有时候觉得眼前像横了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但有时却觉得在前面阻碍你的，只是一层再薄不过的窗户纸，一碰即破。

他只需要在以下诸多的方面，每天进步一点点。

从崔永元一波又一波的遭遇中，感觉他是个特别容易受伤的人，某部电影伤了他，续作又伤了他，很多事都伤了他，就这么容易受伤吗？

还是信仰不够，定力不够。对于风言风语，无视就好了。每个人都在忙自己的事，没人成天盯着那点破事研究。

锈由铁生而伤铁，有些事，明明就是自己想多了。

放过别人其实就是放过自己。应该学会换一个角度看问题，我想，朋友对你的伤害其实并不是蓄意的。因为同样是思想文字工作者的缘故，我对编剧是有了解的。我倾向于相信导演并没有蓄意映射你伤害你的恶意，我们都是凡人，他觉得那样做不是事，而你却认为是天大的事。站在各人的认知范围内，你没错，他亦没错。错的是信息不对称，是沟通不力。

崔永元一直鏖战在时代前沿，其实，他该适当地退一退，退一步海阔天空。并不是让你退缩，当懦夫，而是退一步，缓解一下紧张的大脑皮层，深入思考，休整好了，多沉淀一点智慧的结晶，荷枪实弹，再出发，再奋斗。

“不同的人对未来的定义也不同。比如说，一个穷困潦倒要饭的人，他幻想未来有很多钱，能有一家餐馆……像我们这些年过半百的父亲，女儿就是未来，我们经常在沮丧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看着自己的女儿，想着她的下一步可能会遇到什么，她将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那个就是未来。我的一个朋友，如花似玉的女儿不幸去世了，他经常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活着没有意思。他就没有未来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真的对未来有信心，就要珍惜当下每一件值得珍惜的事情。”这样想就对了。需要补充的是，这样的深情款款，是否也能恩施一点给别人，对别人也悲悯一点。

为什么要慈悲一点呢？须知这个地球上的人，各有各的不易，即便是你发狠要灭了的人，他们也有不为人知的酸楚和为难。

人性有多面，我见过你的死对头，我们没有立场冲突，单单就生活而言，他们身上有很多闪光点。所以，不要以偏概全。但凡人性，都有可爱之处。要以欣赏的眼光看待世界，打量万物。

当然，慈悲，也包括对自己。不要熬夜，不要骂人。

你很谦虚，但还不够谦虚，你在全世界各地进行了那么多演讲，我特别希望看到，你能给自己写一封信，然后发在微博上。不要像那些特别愚蠢的人那样，拍着胸口说：“我没问题，我没有问题，我真的没有任何问题！”一个说自己没有任何问题的人本身就是极大的问题，是危险的。

即便是对人好，也尽量以对方容易接受的方式传达。佛家有云，要“随顺众生”。你站在前沿，了解真相，这是你的优势。我们很希望你的优势和真知能照耀我们。可是，表达观点，不只是夹枪带刺的一种方式。你可以学会温柔地说，客观地说，最起码，不带脏字地说。还有，有人骂你，你可以把委屈说给善待你的人听。我们乐得倾听。还有，把骂人的时间节省下来，写字，研究历史，和我们聊天。

时间应该花费在有价值的事情上，显然，和坏人对骂，不值得。

好几年前，崔永元就找到了专注的方向，他说自己对重复《实话实说》时代那个深入人心的形象没有太大兴趣。“那时候年轻、漂亮，脑子灵，肯定更招人喜欢，人到中年以后，看不惯的多，就是磨磨叨叨，闲言碎语的，也真的是挺让人讨厌的，但是人可能就是有这么个过程。”崔永元这样描述自己如今的状态：“谈话节目没有问题，我是第一高手，没有问题。我操纵一个现场，几百人、上千人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紧张感，我能在第一时间听懂对方的意思是什么，我能用最精炼的语言把它概括出来，我想都不想开两个玩笑就可以让满场大笑。那都没什么用，那东西可以扔了，联欢会的时候拿上来使使就行了。”“我做了《电影传奇》，做了《我的长征》，发现主旋律天地广阔，有很大的成长空间，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犹豫的了，下一步，就要做下去，我现在开始着手收集各个阶段的历史素材。”

“我必须得找冷门，因为现在最冷门的就是这些口述历史，对口述历史者的抢救，我在这里面体会到了无穷的乐趣，有那种成就感和幸福感，所以我就干这个事，干定了。”

这是崔永元十年前的未来计划。方向很好，很遗憾，他不够专注。事实证明，他想做的并不只是这些，而且，他那么容易被人打扰。

我希望他能更专注一点。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渐渐开始喜欢、迷恋那些能喜欢自己手头上的工作，或者手艺、事业，并为此全身心付出的人。无论这事业是扫大街还是当大公司的CEO，不为任何人、任何事，自己就是最大的理由。我喜欢他们的专注，令人感动的心无旁骛，不计得失，不预设结果。拥有目标的人的未来，总是那么光彩耀人，充满着无限可能性的以后，才最诱人不过。

就像有人说的，不管在追逐的过程中有何得失，实现理想的故事，永远精彩。

假如崔永元能真的在历史的长河里找到归属感，那他离那个只有水波和飞鸟的乌托邦就越来越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