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溺爱

[美]罗恩·利伯 著

林丽雪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作者的话

第1课 为什么要和孩子谈钱

第2课 如何开始和孩子谈钱

第3课 如何给孩子零用钱

第4课 如何让孩子聪明消费

第5课 如何不让孩子重视物质

第6课 如何和孩子谈捐献

第7课 为什么孩子必须工作

第8课 让孩子知道自己有多幸运

第9课 多少钱才够

致谢

参考书目

献给一直宠爱我的乔迪和塔莉娅。

——罗恩·利伯

谈钱就是在谈价值观

作者的话

本书的写作目的，是能在家庭、学校与相关团体里，解决父母与孩子谈钱时遇到的各种问题。但请务必留意：本书只是抛砖引玉，重点在于促成对话，而不是试图给出结论。

虽然我将多数读者的家庭年收入预设在5万美元左右，但书中所有的观点与技巧，同样适用于收入较低或较高的家庭。请大家把这些观点作为蓝本，再转化成自己的版本，将不同的技巧运用在不同年龄的孩子身上。此外，大家也可以通过我的个人网站（ronlieber.com）与我联系，告诉我实际运用的情况。

一开始我先试着在脸书上分享我的观点，之后引起许多回应，这些内容都收录在本书中。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脸书账号，讨论内容会不断更新。另外，有些观点来自我在全美各地学校或社区的演讲，以及我为《纽约时报》撰写的专栏文章。

行文中经常出现“我”、“我们”以及“孩子”等用词，原因有二：使用“我”或“我们”，是因为身为父母，想的大概是一样的，都希望培养孩子良好的价值观、道德与品格；至于使用“孩子”一词，则单纯是为了行文方便。我只有一个孩子，其他家庭可能有两个或者更多，用“孩子”指称他们，讨论时就不必使用强调性别差异的“他”或“她”了。

书里的每句引文、写到的每个人与每件事，都是真实存在的，完全没有杜撰的成分。但有几个案例，因为当事人不想引起太多关注，或担心给亲友造成困扰，所以我改动了他们的姓名与居住地。其中，马格诺利娅·戴维斯、布拉姆森·杜威、露西·吉尔克里斯特与斯蒂芬妮·乔斯都是化名。

罗恩·利伯
https://www.facebook.com/ronlieberauthor

“为了养出正直与善良的孩子，我们必须敞开心胸畅谈这些话题。”

第1课
为什么要和孩子谈钱

2011年年中的某一周，我同时了解到两对父母的故事，他们都因为金钱问题而感到不自在与烦恼。当时全美国都在讨论贫富不均的问题，比如：谁有钱？有多少钱？为什么有钱？至于来年即将举行的总统大选，从某方面来说，就是要选出最能代表整个国家发言的人。

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人加入了这场有关贫富不均的讨论，或是这些讨论会引起多少关注。但是，当一群好奇的初、高中生看到新闻，对父母提出许多疑问时，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却往往变得紧张起来。

“我们家有钱吗？我们怎么知道谁有钱？你为什么要选择现在的工作，而不是其他更好的工作？那样我们就可以住更好的房子、到更好的地方度假！”

很多父母都不知道该如何回应这些问题。而我很快就明白了为什么他们会转而向我寻求答案。因为，学校并不擅长处理这类问题。如果老师谈政府、政策与税收，既听起来无聊，还会牵涉政治；如果谈个人的行为与企图，又多少有点像是道德审判。不管老师在课堂上谈什么，孩子回到家里都会提出敏感的问题，而隔天一早，学校的行政人员就会接到一堆来自家长的抱怨电话。

在课程自由度较高的私立学校，谈金钱与社会阶层问题会更加复杂。能够将孩子送进私立学校的家庭多半都很幸运，他们要么自己足够富裕，要么就是可以获得财务援助。但即使如此，当有人谈到与金钱有关的问题以及金钱会如何影响孩子时，家长与行政人员都会深感不安。

谈钱不是问题，不谈才是问题

身为新闻工作者，我们最爱问让人不舒服的问题。其实，在听到这两对父母的烦心事的前一年，我就已经开始搜集各年龄层孩子提出的与金钱有关的刁钻问题。只要听到一个好问题，我就会发布到《纽约时报》的网站上。

为什么那个人在等红灯的时候跟我们要钱？

为什么我们不把多余的房子送给没房子的人？

为什么我们家没有两栋房子？

妈妈赚的钱比爸爸少吗？

我们穷吗？

穿不起好衣服的人是不是很懒惰？

如果你失业的话，我们是不是就没钱花了？

针对每个问题，我会先贴出一个答案，再请读者帮忙提供其他更好的答案，这样的讨论让大家都觉得获益良多。我9岁的女儿同样问了几个问题，我都试着给出答案。

和我联络的这两对父母已经关注我网站上的讨论好一阵子了。他们向我发出邀请，问我愿不愿意到孩子的学校为家长演讲，让父母知道该如何和孩子谈论有关钱的问题。此外，他们也提醒我：“家境比一般人好的家庭，已经开始觉得自己被妖魔化了；而家境不好的家庭，则会觉得有钱人很爱在大家面前炫富。”他们向我委婉提议，用不会让现场任何人感到不舒服的方式讨论金钱的问题。

我马上接受了他们的邀请。在家庭教育或金钱方面，如今已经没有多少新的挑战，但父母如何与孩子谈钱的问题就是其中之一，之所以说它“新”，有几个原因。

过去几十年来，有许多学者一头扎进行为经济学的领域。如果读过《魔鬼经济学》（Freakonomics ），就会知道行为经济学在谈什么。简单来说，行为经济学家认为，大到政府施政，小到个人行为，人类的偏好与情绪都会对经济决策造成深远影响。

我们在任何时刻，对金钱所做的任何决定，以及所得多寡，都会伴随大量的情绪。例如，我们对买得起的东西，通常会感到自豪、喜悦与兴奋；反之，则会感到困扰、羞愧、尴尬与羡慕。每个月特别留心信用卡或借记卡消费明细的人，应该都曾感受过这些复杂的情绪。根据我在《华尔街日报》与《纽约时报》做理财专栏作家的10年经验来看，挑选合适的共同基金或贷款时，最重要的就是学会认清与控制这些情绪。毕竟，情绪会让我们做出不当的行为和糟糕的决定。

我知道我能帮助这些家长，为他们提供几条关于零用钱与青少年消费的处事原则，但任何与金钱有关的话题，都必须考虑到情绪因素。只要扯上钱，无论花钱的是自己还是身边其他人，几乎都会让人产生复杂的情绪。大家一提到钱，就无法保持客观公正，与自己的孩子谈钱，肯定也无法保持冷静与理性。在纠结的情绪下，父母通常很难跟孩子开诚布公地讨论与金钱有关的话题。

对所有家庭来说，无论处于何种社会经济地位，金钱都是一个复杂的话题。富裕的父母拥有的金钱，比满足基本生活所需的要多得多，他们几乎每天都要为孩子设定消费限制。因此，他们决定要在孩子身上花多少钱或是何时停止在他们身上花钱，更多地取决于情绪因素，而非财务上的考虑。至于中产家庭或工薪阶层的父母，在尽可能满足孩子衣食无忧的同时，通常会对日常开销精打细算。如果孩子提出“为什么家里没有更多钱”这种近似控诉的问题，父母难免会百感交集。

不谈钱，就不会用钱

在考虑演讲内容的同时，我想先提醒向我发出邀请的这两对父母：怎样和孩子谈钱是一项全新的重大挑战，不但现在会对孩子有所影响，而且在未来会继续影响着他们。钱对孩子的影响往往来自社交媒体，对初、高中生来说，这通常是引发羡慕的来源。这个年龄的孩子还在微调自己的人格，总会在半公开的场合呈现自己最完美的一面。他们经常会描述谁拥有什么东西、谁跟谁在其他人负担不起或没受邀的场合做了什么很酷的事。即使父母想做些什么，也很难与孩子频繁接触社交媒体后所产生的渴望对抗。

这些孩子将要缴纳的大学学费，也是我们年轻时无法想象的天文数字。美国一流州立大学的教育费用，从10万美元起步，有的甚至高达25万美元。即使对负担得起的家庭来说，这仍是一笔惊人的开销，那些没什么积蓄的家庭就更是想都不敢想。有些孩子会选择住在家里，或是先就读于社区大学 [1] 以减少开支；有些孩子会凭借个人成绩或家庭收入，获得领取财务补助的资格。当然，富裕的家庭可能不会获得这些补助。那些每年无法拿出足够学费的家庭，通常会让孩子决定是否要申请助学贷款，否则他们根本负担不起。

一般来说，父母不会阻止孩子借钱念大学，理由很简单：没有人想放弃让孩子进入理想大学的机会。但问题在于：最后决定是否要承担数万美元贷款的人，是年仅十几岁的孩子。弄清自己要为大学教育花多少钱，是决定一个人一生的重要的财务决策，但父母经常把这件事的决定权交给一个17岁的孩子，而这孩子却从没买过比自行车还贵的东西。这种做法，简直只能用“愚蠢”来形容。

再说，孩子大学毕业后要进入的世界，已不同于前两代人所进入的世界。在美国，医保费用与退休金主要是由雇员而非雇主承担。雇主不再提供治疗伤病的医疗费，而是让雇员自行支付部分或全部的医疗费用；雇主也不再提供退休金，而是让雇员自行通过退休福利与其他计划进行储蓄。把风险与经济责任从雇主移转到雇员身上，这种政策调整已实施多年，现在已基本完成。 [2] 这意味着，即使孩子最后能够获得的社会福利少得可怜，他们进入社会刚领薪水时，还是得每月花好几百美元，支付政府规定的医保费用以及必须要缴纳的退休储蓄金。

对一毕业就背负着助学贷款的人来说，每个月还要多花好几百美元偿还贷款。虽然美国联邦政府针对低收入者推出了减免助学贷款与医保费用的政策，但以社会新人的起薪水准来看，缴纳退休储蓄金还是非常困难的。如果孩子无法在二十几岁时多存点钱，他们到了六七十岁时就必须多工作几年。

这种现象让人生出现了一种紧迫感：孩子必须在二十几岁时存到钱，或者不要在退休储蓄金或房屋首付金额上落后其他人太多，才能避免老了还得继续工作或租房子的下场。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必须知道如何在大学毕业后就开始存钱，而且还要养成持续存钱的习惯。在这些让孩子困惑的人生抉择里，挑选对的大学只是第一步，在那之后，他们还要挑选正确的退休方案以及适合的保险，等等。除此之外，他们也必须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与众人提供的各种意见中做出抉择。事实上，多数理财顾问并不会把孩子的最大利益放在心上，而等到孩子二十几岁时，我们可能也无法一直帮他们做出正确的决定。

所以，我们必须在那天来临之前，就教给孩子关于金钱的所有智慧，让他们懂得精打细算，准备好迎接成年人的生活。如果家长没有教给孩子这些就让他们自己去打理一切，想想还真是可怕。

对邀请我去做演讲的那些父母来说，他们在预见孩子的未来时，最担心的就是这件事。他们非常害怕自己的孩子会沦落到社会底层。比较1978年至1980年间父母在职业生涯中期所赚的钱，以及1997年至2009年间孩子所赚的钱，这份数据特别具有启发性。其中，收入排在前10%的父母，目前年收入约14万美元，但他们的孩子却有20%的人在进入职业生涯中期之后，降至中低收入阶层，年收入只有5.2万美元，甚至更少。 [3]

当然，这些孩子有20%的概率往中低收入阶层流动，也有80%的概率会继续留在中高收入阶层。即使向下流动的概率相对较低，父母也不一定能理性看待。我们都想保护孩子，不想让他们有任何落入社会底层的可能。就算会造成这种结果的职业是孩子自己选择的，这份数据还是让许多父母感到惊恐。很多人对金融危机仍然心有余悸，大家在危机中发现：银行怂恿数百万人去借贷他们无法承担的债务，银行家再把这些贷款包装成一定会“爆炸”的证券。由此可知，大人也是会做错事的。这些人在成长的过程中肯定遗漏了什么问题。不过，究竟是什么问题呢？

钱很重要，谈钱更重要

向我寻求帮助的这些家长无法确定问题在哪里，但已经准备好讨论这些问题了。探讨金钱问题至关重要，而且也很基本，不过许多家庭与严谨的团体一提到钱多半还是会保持沉默。 [4] 多数“月光族”父母基于生活需要，会主动和孩子讨论日常开销，但更多的父母，除了基本生活所需，明明有能力负担孩子想要的其他东西，却选择完全避谈钱的话题。

家长保持沉默，通常有几个理由，但有一个可以马上排除：害怕经常讨论金钱会培养出贪婪的孩子。主管经济教育委员会的娜恩·J. 莫里森（Nan J. Morrison）对这个常见的误解给出了最好的解释。她表示，家长不应该认为太多关于金钱的对话会破坏孩子的价值观。这种误解会令人感觉，钱好像是肮脏的，而不是日常生活必需的。

害怕和孩子谈钱，不只是错误的观念，也很不实际。因为年龄大一点的孩子通常可以看穿家长沉默的理由，会觉得自己没有受到尊重。2013年，在西雅图郊外举行的一场参会者都是老师和学生的研讨会上，我听到一个名叫雅各布·斯温德尔-萨柯尔的年轻人的演讲。他只是个高二学生，却在至少两千人面前发表了一场主题演讲。在演讲中，他呼吁所有成年人不要对孩子一直提出的金钱问题不理不睬。“对我们大一点的孩子来说，这么做完全不负责任，也是对年龄的公然歧视。”此言一出，席间发出一片惊呼与口哨声。“我这样说，是因为我每天都会听到：‘雅各布，你是国家与社会的未来，你是未来的主人翁。’但如果你们现在不教给我们有关金钱的智慧，我们要怎么成为国家的未来？我们又会有怎样的未来？”

像雅各布这样的中学生，更想把金钱当成讨论的话题，而不是盲目崇拜它。把这件事当成家里的秘密，最容易让他们感到困扰。事实上，邀请我去学校演讲的家长，虽然有些不自在，但是确实想公开讨论一下这件重要的事。而我也明白，这些家长的收入差异很大，对金钱的感觉也多种多样。那他们之间的共同点是什么？我唯一能确定的是：他们都害怕养出被宠坏了的孩子。

不想宠坏孩子，就要好好谈钱

我问过身边每个当父母的人：“你觉得别人在描述自己的孩子时，最糟糕的词是什么？”意外的是，很多人马上就会说出“宠坏”这个词。我也经常听到“刻薄”“残忍”“种族歧视”“暴力”等词，但是都不如“宠坏”出现的次数多。和“刻薄”“愚笨”“平庸”不一样，“宠坏”代表家长的行为影响到了孩子的人格发展。因为，孩子是被谁宠坏的呢？就是家长呀！无论多么好的家长，他们的孩子小时候还是会乱叫、乱丢东西或是对小动物残忍。但孩子绝对不是一生下来就被宠坏了的，他们刚出生时，都是天真无邪的小婴儿。所以，宠坏绝对是家长造成的。

如果宠坏是家长最想避免或最想解决的教养问题，那宠坏的反义词是什么呢？虽然一时间很难想到，但遇到没被宠坏的孩子时，我们马上就会知道这个孩子是好的，也能在心里举出一两个形容孩子没被宠坏的词的例子。但我想要更客观的解释，所以根据詹姆斯·A. 福格蒂（James A. Fogarty）的著作 [5] 整理出一个定义。为了帮助临床心理学同行与其他心理健康领域的专业人士，他在全美各地奔走多年，持续举办有关宠溺子女问题的教育研讨会。

被宠坏的孩子有四个主要共通点，但不一定同时出现。它们分别为：很少分担家务或其他责任、没有太多行为与作息规范、父母或其他人给予了他们很多关注与协助、拥有很多个人物品。1998年有一篇学术文章 [6] ，针对在孩提时受到溺爱的成人进行了调查。文中提到，由于父母的溺爱会妨碍孩子正常发展，因此应把父母的溺爱视为儿童忽视 [7] 问题。

事实上，宠坏一个孩子根本花不了多少钱。在被宠坏孩子的共通点中，前三点不用花半毛钱，就连第四点，即使家里不太有钱，但如果有很多亲戚溺爱这个孩子，孩子也可能拥有很多个人物品。现在的孩子几乎都生活在物欲横流的环境里，就连身为中产阶层与工薪阶层的父母，也担心孩子会信奉物质主义，误以为一切都是他应得的。

如果我们想制订一个不宠坏孩子的15年行动计划，就必须在开始时明确与宠坏对应的词到底是什么。英文中的“宠坏”（spoiled）一词没有可以参考的反义词，在用来为孩子贴标签以前，人们用这个词来形容腐烂、变质的肉。没有腐烂的肉，就是新鲜的。但要用来形容一个完美的孩子，“新鲜”肯定不会是大家心里冒出来的第一个词。

除了前面提到的四个共通点，我另外整理出一系列与“宠坏”的反面最接近的品质，将这些有关价值观、美德与品性的品质加起来，就能定义出一个务实又正派的孩子，也是每位父母最想培养出来的孩子。无论是好奇、耐心、慷慨还是有毅力，我发现每个特质都可以用金钱观来培养。而我搜集的那些让家长哑口无言的、越来越多的刁钻问题，答案也都和这些物质有关。比如：“如果你不能快点找到工作，我们就要搬家了吗？”“为什么叔叔和婶婶住的房子那么大？”

我们不该认为谈钱会影响孩子的价值观，或谈钱是不礼貌、不恰当的。为了培养出正直、善良的孩子，我们必须反其道而行，敞开心胸畅谈这些话题。这些都是我跟这两对父母所讲的话，而这些与金钱有关的亲子对话最后促成了这本书的诞生。

谈钱就是谈价值观

本书是我们这一代父母的育儿宣言，更是对孩子的一个承诺：我们期许他们比我们更会管理金钱，也会给他们必要的工具，让他们避开至今仍困扰着许多成年人的财务陷阱。本书也是一套育儿架构，我会给出务实的孩子应该具有的良好财务习惯，这些习惯将体现出一种超越年龄的成熟感。我想强调的是，金钱是中立的，而且还能作为教育的工具，哪怕只是1美元，如果家长使用得当，也可以给孩子灌输我们希望他们秉持的价值观。好奇、耐心、节俭、节制、慷慨、毅力、拥有自己的观点，这些品质并不专属于任何地区、种族或宗教，只要家长好好指导，每个孩子都能培养出这些品质。少部分孩子已经准备好应对自己的财务生活，但大部分孩子还不清楚自己长大后会有多少财富。我们要留意的是，无论一个人的财务状况如何变化，他的金钱观都不会改变。

我整理出的一系列有关价值观、美德与品格的品质，非常多元。孩子将在不同的时间点面临挑战，不同的孩子可能会在完全不同的年龄遇到这些问题，每个孩子也都会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回应我们的技巧与策略，所以我们必须知道该如何适时引入金钱话题。我找来许多社会学家，这些人毕生都在研究孩子的好奇心、耐心与品行教育，针对零用钱、物质主义与财富进行过一个又一个的调查研究。我会在书里介绍他们卓越的研究成果，并为大家解释金钱是如何在培养每项品质时发挥作用的。

除此之外，多个家庭与他们的故事构成了本书的核心。在研究过程中，我到犹他州拜访了经营奶牛场的摩门教家庭；到加利福尼亚州与一群去废品回收站换钱的孩子同行，他们是一流的回收高手；在汉普顿斯豪宅的游泳池边与有钱人喝茶；在对方工作间隙拜访每天都要和孩子讨论财务状况的移民家庭；也在受访者家的厨房跟被钱的问题困扰的私立学校的学生家长闲聊。我曾在俄亥俄州，与工薪阶层家庭的学生一起实地走访当铺与发薪日贷款 [8] 从业者；也曾与一群新英格兰的老师出席研讨会，这些老师的年薪比他们学校里某些家长的月薪还低。在密歇根州，我还追踪了解了一个被当地人称为“布卢姆菲尔德乡巴佬”的女孩，这个孩子的家庭收入比其他邻居要少得多，但她想要拥有属于自己的马，所以非常努力地赚钱。

本书也是一份详尽的行动计划，可以帮助家长处理许多日常问题，包括牙仙、零用钱、家务、慈善捐款、储蓄、生日、度假、手机、银行账户、衣服、汽车、打工、大学学费等。从孩子坐婴儿车开始，直到上大学为止，以下这些都是家长面对孩子时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做些什么？“想要”和“需要”的界限在哪里？多少钱算太多？多少钱才够？

我会不时提醒家长：孩子通常是因为好奇才提出这些问题的。他们的问题多半都很敏感，但最圆满的答案却不见得适合所有年龄段的孩子。本书将详细说明，如何能够既不说谎又能满足孩子对信息的渴望，而这些信息可能是有关父母赚多少钱、别人家的孩子为什么拥有更多东西等问题的根源所在。

最后，我希望帮助大家认识到：每个有关金钱的问题都与价值观有关：零用钱与耐心有关；捐献与慷慨有关；工作与毅力有关；在“想要”和“需要”之间妥协或协调两者之间的差异，与节俭及精明有关。把这些问题都谈过一遍，对培养孩子的洞察力也很有帮助。孩子会知道，自己家为什么比大多数人富有，或为什么无法比同龄人拥有更多。只要对拥有的事物心怀感恩、愿意与别人分享、在让自己最快乐的事物上理智消费，不管孩子比别人拥有得多还是少，都不需要感到羞愧。这对孩子来说就是金科玉律，对我们大人来说也是一样。

[1] 社区大学：美国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多采用两年制，学费较四年制的一般大学便宜，毕业后可转学至一般大学继续就读。——译者注

[2] Hacker, The Great Risk Shift.

[3] 这份资料是由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资深经济学家巴什卡·马宗达（Bhashkar Mazumder）与芝加哥大学博士生乔纳森·戴维斯（Jonathan Davis），在2013年应作者请求汇编而成的。

[4] 本章有几个问题，是受到弗恩汉姆（Furnham）的类似问题启发：Economic Socialisation of Young People, 158-203.

[5] Fogarty, Overindulged Children: A Parent's Guide, and Fogarty, Overindulged Children and the Adults They Become.

[6] David J. Bredehoft et al., “Perceptions Attributed by Adults to Parental Overindulgence During Childhood,” Journal of Family and Consumer Sciences Education, vol. 16, no. 2, Fall/Winter, 1998, 7.

[7] 儿童忽视：指严重地或长期地有意忽略儿童的基本需要，以致危害到儿童的健康或发展；或在本可以避免的情况下使儿童面对极大的威胁。目前国际上普遍认为忽视应包括身体的、情感的、医疗的、教育的、安全的和社会的六个方面。——译者注

[8] 发薪日贷款：一种借贷方式，将还款日设定为借贷者发薪日，债主会直接从借贷者薪资账户收取欠款。——译者注

“鼓励孩子提出问题，把家里当成激发好奇心的地方。”

第2课
如何开始和孩子谈钱

加利福尼亚州托潘加市凯塞尔家的两个男孩，只有在周末两天，才每天有两个小时可以使用电子产品。13岁的卡登年龄较大，他被允许周六可以和音乐家教一起浏览视频网站YouTube或玩在线游戏。有一天，他登录了薪资调查网站salary.com，并输入父亲布伦特的职业“财务规划师”。敲击了几个键后，他算出了父亲每年的收入：70万美元。他想，差不多是这么多吧！其实这个数字并不精确，布伦特每年的收入并不固定。但是卡登把这个发现当成真的，并拿给父亲看。他实在太想知道答案了，所以宁愿牺牲宝贵的上网时间，也要把真相找出来。

布伦特的工作是询问相关的陌生人，请他们提供纳税申报表与退休结算书，然后再设法使对方说出自己对金钱的期望、梦想与焦虑。通常，在第一次谈话时对方就会流下泪来。但是当儿子想要跟他来一场坦诚的金钱对话时，布伦特却没有直接说出准确的收入。他说：“我一直在回避。”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孩子拥有强烈的好奇心。弄清世界如何运转就是他们的任务。金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是很多人重视的东西。因此，孩子当然会用各种可能的方法找出相关的信息。他们会求助于谷歌，再把自己的发现告诉我们。他们会把发现的数字塞进脑袋，完全相信那些不知道从哪儿得来的不正确数字；又或者数字是正确的，但年龄小一点的孩子却根本无法理解。然后，他们就会提出敏感的问题：“你赚多少钱？”“我们有钱吗？”“可以把多余的房子送给那个无家可归的人吗？”

接下来，我会谈到几个让家长无法与孩子坦诚对谈的问题，并提出重新思考问题的诀窍。针对孩子可能会问的每一个与钱有关的问题，我也会分享我所知道的最佳回应技巧。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更难的问题，并思考如何才能做出最好的回应。

不要回避有关金钱的问题

转移话题，避免回答孩子有关金钱的任何问题，这完全可以理解。出现这样的状况有几个原因：也许，家长根本不知道从何说起，当场就被这个复杂深奥的问题吓到了；或者，家长其实很担心自己赚的没有孩子朋友的父母多，也不希望孩子逼自己说出来；另外，家长可能也很清楚，自己存得不够、花得太多，或者还有其他财务上的问题，而家长本来应该以身作则，给孩子树立好的行为榜样。因为种种原因，要家长和孩子谈钱，实在很不自在。

很多家长也认为，孩子的年龄太小，还不适合谈论金钱问题。他们的理由是：孩子的数学水平无法理解或计算较大的数字。顺着这个观点延伸下去，解决之道就会变成不要理会孩子的问题，而不是试着以孩子可以理解的方式回答问题。父母最典型的回答就是：“这不关你的事。”但这个回答不太好，也不太正确。毕竟，孩子就是要对世界充满好奇，才能找出这个世界的运转方式。而身为家庭成员，他们当然有兴趣知道家庭的收入。

以合理的借口闪躲问题，可能也突显了一大堆老派的观念，其中之一就是：金钱属于个人隐私。有了这种想法在前，让孩子知道任何财务信息当然是不聪明的做法。塔德（Tad）在回忆录《愉悦的金钱》（Cheerful Money ）中提到，在他有钱的朋友家里，闲聊每天购买日常用品的费用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但如果想谈得更深入，根本是不可能的。他说：“对美国白人新教徒（WASP [1] ）而言，讨论必要的开销，例如维修屋顶要花1.8万美元，燃油的价格贵得令人咋舌等，是可以接受的，但绝对不能讨论收入。” [2] 对家长来说，采取沉默策略也是一个很方便的回应方式。如果他们对金钱话题怀有极大恐惧，或因为自己使用钱财不当而感到羞愧，很容易会把和孩子谈钱这件事当成不合理的行为。如果家长绝口不提的态度非常强烈，这种沉默本身就变成一种宣示。我遇到的某些人，一听到我说要更经常地和孩子聊聊金钱方面的话题，就忽然泪流满面，即使我们当时身处闹市。

其实，沉默也带有保护的意义。有很多家长问我：“能不能等到他们大一点的时候再讨论这些？”

有这种想法是出于爱的本能，但也很天真，而且我不是唯一这么想的人。《天生买家》（Born to Buy ）是一本探讨儿童与消费主义关系的书，作者朱丽叶·B. 朔尔（Juliet B. Schor）对童年的无知给出了这样的注解：“这并非一种真实的描述，而是成人把自己的幻想投射在儿童身上。” [3] 经常与有钱人打交道的财务顾问裘琳·戈弗雷（Joline Godfrey）认为，在这种情境下，“保护”可能是“假装”的同义词。她指出：“孩子活在这个世界上，就一定会在电视与平板电脑上看到五花八门的东西。因此，如果你幻想着能用什么方法保护孩子，就必须让孩子做好准备。这才是最好的自我保护！”

一提到钱就保持沉默，也是我们从长辈身上学到的策略。老一辈的父母听到孩子谈钱就马上闭嘴，这样做有几个理由：在早些时候，很多美国男人甚至不会跟太太说他们赚多少钱或有多少钱，而不想和孩子谈钱的人可能跟这些人相差不到两代人；也可能这些父母在成长过程中听说过经济大萧条，所以不希望孩子去想有关钱的事情，因为一想到钱，就会开始烦恼忧虑；又或者教会里的教士让他们相信，金钱是罪恶的根源，孩子只有在周日的奉献盘 [4] 出现时，才能接触金钱。

不妨回想一下这些场景：当父母原本可以启发我们的金钱观念却没有的时候，当他们窃窃私语却不让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感觉？难道我们希望孩子和我们一样，明明知道钱很重要，却又绝口不提？

谈到金钱方面的话题，父母下意识地想保持沉默，但事实上，他们对于家庭财务问题恰恰怀有某种带有情绪化的观点，可能包括：钱是不好的、钱是让人害怕的、钱不够用，因此，讨论金钱将无可避免地引发强烈的情绪变化与冲突。在某些情况下，这些问题可能确实存在，但如果谨慎为之，就不一定会发生。所以，家长应该尽量避免把这些有关金钱的负面理念传达给我们的孩子。

不要对孩子说谎

由于谈到钱就让人精神紧张，尤其是在孩子一直追着讨要不合理的东西，或是在不对的时间问不对的问题时，因此一般人可能觉得撒点小谎无伤大雅。因而最常见的回答就是：“我们买不起！”另一个常用来骗孩子的回答则是：“我们家没钱。”不过，后面这个答案现在已经越来越少出现了，因为孩子可能早就知道家长钱包里的借记卡与信用卡所代表的购买能力。所以目前最常见的表示拒绝的答案是：“现在不行！”特别是孩子在其他亲戚或长辈面前提出要求时，父母根本不想解释为什么某些开销比其他花费更加重要。还有人会跟孩子说：“别担心。”这通常也不是诚实的答案，而且会加重孩子的焦虑，因为他们可能从一开始就有充分的理由担心家里的财务状况。

事实上，孩子并不会在这些情形下相信这些谎言，而这些谎言也会引发新的问题。临床心理学家福格蒂在全美各地为儿童心理健康领域的专业人士召开过各种研讨会，他认为：“对孩子说实话，其实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表示你和孩子可以一起面难题。孩子也会明白，只要他们想知道真相，就可以信任你。” [5]

反之，若父母不回答，他们可能就会直接去找同样困惑的朋友，或偷偷在谷歌上搜寻。这件事会变成家里的一个秘密，变成一个会被孩子用从外面听来的各种“噪声”将其填满的“真空地带”。之后，即使出现更多让孩子好奇的重要问题，他们也可能不再来问父母了。

我曾和许多家里有中学生或大学生的家长聊天，一提到孩子已经不再每天或每周跑来向他们请教，或是问一些比较大，甚至关于宇宙的问题时，他们都显得非常落寞，连我都感受得到那股悲伤。对我来说，我最喜欢女儿带着好奇的眼神，因为对日常的神秘事物感到不解而兴冲冲跑来问我。我女儿会这样做，是因为她知道我一定会放下手边的事，回答她的疑问。我猜想，很多人也跟我一样，喜欢扮演这个角色。家长为孩子提供解释，不只是一种教育，也是一种保护。我希望，我可以一直为孩子扮演解惑者的角色。

鼓励孩子提出问题

有一个鼓励孩子提出问题的好方法，就是称赞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问他们问题，最后把提出好问题变成一种习惯。几年前，在庆祝犹太教的逾越节 [6] 时，我们全家人会一起研读《哈加达》（Haggadah ），这是一本有关祈祷词与各种故事的书。逾越节为期八天，前两天会举行逾越节家宴。这本书是犹太教用来教导教徒如何举行逾越节家宴的书。对我们来说，读《哈加达》是种新的尝试，但我女儿已经在希伯来学校读过了。 [7] 一般来说，在举办传统逾越节家宴的时候，年龄最小的孩子要问在场的大人四个著名的问题。在《哈加达》里，有个故事让我印象特别深刻：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伊西多·拉比（Isidor Rabi）曾经说：“我母亲在无意间把我变成了科学家。”因为，几乎每位住在布鲁克林的犹太教母亲，都会在孩子放学后问：“你今天学到什么了？”但他母亲不是，她会问：“小伊西多，你今天问了好问题吗？”就是这点不同。也就是说，问好问题，让拉比变成了科学家。

于是，我在家里创造了一个新的仪式——每到晚餐时间，们就会问女儿同样的问题。这么做不只是提醒她在课堂上发问，同时也会加深一个想法：我们欢迎她提出任何问题，包括金钱或其他问题。我建议，家长也应该把当天最好的提问带到餐桌上来。《课堂上的道德问题》（Moral Questions in the Classroom ）一书的作者凯瑟琳·西蒙（Katherine Simon）为孩子评估学校时，会尝试了解这所学校是否可以成为“激发好奇心的地方” [8] 。我喜欢这些字眼，它们代表某种程度的启发。我们也应该把家当成激发好奇心的地方。

拉比在1988年过世，我原本猜想，他女儿对于如何在家里激发好奇心一定有很多建议。其实不然，拉比并没有问女儿那个他母亲用来启发他的问题。1934年出生的玛格利特·拉比·碧尔丝（Margaret Rabi Beels）说：“我爸老是提祖母的那件事。”不过因为拉比的专业在战时非常有用，碧尔丝和妹妹从小就很清楚，不能整天追着父亲询问他工作方面的问题。而且因为家里经常有客人，她们也不方便提问。她回忆道：“我记得罗伯特·沃森-瓦特 [9] 爵士（Sir Robert Watson-Watt）曾经到家里吃饭。我了解到他发明了雷达，还有他们偷偷把他从英国偷渡出来之类的事，但我们被严肃地告知，绝对不能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

了解孩子提问的原因

既然要打破沉默，坦然面对难以回答的问题，家长就要有诚实回答的心理准备，因为孩子将会提出许多关于金钱的问题。但是，在决定用欢喜与快乐的心态面对孩子的问题之后，怎么做才是最好的方式？

根据我对这个主题多年来的研究，有一个确切的答案，在处理任何金钱问题时都是最佳解答。这个答案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会这么问呢？”

这个回答非常好用，也很实际。在训练自己要这样回答时，我发现了一个确定的好处：根据孩子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我至少有10秒钟可以想一下可能的答案。是的，这是一种拖延战术。唯一要小心的是，孩子可能会误以为他的某些问题已经超出界限，因此家长在用这个问题回答时，有对的方式，也有错的方式。所以我问孩子“你为什么会这么问呢”时都尽可能用鼓励的语气。如果家长的口气听起来含有质疑的意味，就会变得像控诉或否定，可能会让对话当场中断。

孩子对这个问题给出的答案，通常不外乎两大类。第一类答案，会让家长知道，问题可能来自孩子在操场做的游戏或中午用餐时的闲聊。或许某个孩子会说自己的父母很有钱，另一个孩子就说自己的爸爸或妈妈是千万富翁。所以，当一个孩子在学校渴望被人注意时，回到家自然会想知道，自己的爸爸或妈妈是否也能说出某些疯狂的数字。不过，他们听到的信息通常都是错误的（或起码是无法证实的），所以对话内容也很容易改变。我们可以得知别人的居住环境是怎样的或买了什么东西，但通常无法得知别人到底赚多少钱、账户里有多少存款、买车子或房子时是否贷了款，等等。而孩子的好奇心，多半是针对他们与同学间的夸大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对话不必再继续下去。

第二类答案，可能来自某种恐惧。孩子可能不小心听到父母为钱争吵，或是听到父母在电话中和别人讨论钱的问题。或者，他们可能在某个他们不了解的对话中记住了某些片段，然后把这些片段不成比例地放大。也许，大一点的孩子会注意到报纸上有关失业与经济形势的新闻。通过这样的反问，家长有机会找出孩子焦虑的源头。家长明白这一点之后就会发现，大部分孩子，尤其是年龄小一点的，很快就会对他们一直追问的净资产数值失去兴趣。即使家里可能会变得拮据，孩子的语气听起来也好像很担心，但事实上孩子对贫穷可能没有太大的感觉。他们只是想确认一切都不会有问题，具体来说就是：他们不必搬家、转学或放弃养宠物。

对于与金钱无关的问题，反问孩子“你为什么会这么问呢”也很有用。我朋友某次正和丈夫闲坐，她6岁大的儿子忽然跑进房间，眼睛死死盯着他们，然后问：“我们什么时候要开始做爱？”面对这个问题，很多家长可能会闪烁其词，给孩子一个关于小鸟和蜜蜂 [10] 的简短回答。其实这个小男孩并不是要做爱，也不是想跟谁做爱，他根本不知道做爱是什么。原来，他只是在电视机前站了几分钟，屏幕上播的是卡通片《恶搞之家》（Family Guy ）。他可能觉得，把“做爱”这个词提出来，会让自己得到一点关注。

最后，当我们准备回答孩子的问题时，有一个必须谨记在心的重要问题：性别差异。很多问卷调查与研究显示，我们的亲子教育有一种令人不安的倾向。关于投资、在网络上保护个人信息、信用卡的利息与费用如何产生、如何兑换支票比较划算、什么是退休福利计划等问题，父母似乎比较常和儿子谈，而不是女儿。嘉信理财公司（Charles Schwab）在一项调查中发现，少男在家务与工作中，每年平均赚取1 880美元，但少女只有1 372美元。这似乎也影响到他们对未来年收入的期望值，大众普遍认为，男孩的年薪至少应达到79 700美元，女孩则是66 200美元。 [11]

那父母较常和女儿谈论什么话题呢？似乎是怎么花钱。意识到自己童年就是这样过来的成年女性，通常会因为曾被这样对待而深感愤慨。学习成绩不亚于甚至还要好过其他兄弟的女性，则非常感激父母能认真看待她们的成长。所以如果女儿不像儿子一样对我们提出难以应付的问题，千万不要因此感到轻松，这只说明女孩可能没有学到她们本该学到的知识。相关的统计数字并不光彩，我们的女孩子们不该被置于统计数字中错误的一边。

认真倾听各种问题

现在大家都准备好了吗？不要沉默、不要说谎，也不要有性别差异。把家里当成激发好奇心的地方，每次都问孩子：“你为什么会这么问呢？”

下面这些是很多家长至少会听到一次的问题。

问：我们穷吗？

答：这是多数孩子会问的第一个有关钱的问题。听到这个问题，经济状况还不错的家长可能会大吃一惊。从幼儿园开始，孩子就会注意到其他人有但自己没有的东西，而且，这个印象比自己有但别人没有还要深刻。年龄小一点的孩子，因为还不太明白成人的世界，可能会猜想：是不是因为家里穷，所以不能拥有所有想要的东西？如果家长最近刚好拒绝买新玩具或其他东西，或是对孩子撒了“咱家负担不起”的小谎，这印象就更加深刻了。如果家长回问孩子“你为什么会这么问呢”，这些可能都是孩子的理由。对经济条件其实还算宽裕的家庭来说，回答这个问题相对简单，只要告诉孩子：“穷人买不起需要的东西，比如食物、衣服和药品。但这些我们都有，所以我们并不穷。”

如果家长恰好刚刚失业，或是已经失业在家一段时间，情况就会复杂一点。这时候，孩子关心的问题更可能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年龄大一点的孩子或许已经想到，可能必须搬家以节省开销，或是父母双方都必须去找工作，或是典当某些东西来筹钱。由于未来的状况还不明朗，不对孩子做任何保证可能是父母最好的回答。但我们可以对孩子承诺：“不管未来发生什么事，还有家人和朋友可以帮助我们，我们会尽量避免让生活发生太大的改变。”

问：我们必须搬家吗？

答：家庭突然发生财务问题时，孩子通常会直接想到最基本的事情。所以，当孩子的年龄足以明白父母每个月都要为现在住的房子付很多钱时，自然会想到，如果父母丢掉工作，他们是不是必须搬家。这时候，家长最好当场直接化解孩子的担忧。

安妮·希克林与她的先生都主攻发展心理学，面对13岁儿子与9岁女儿的提问，如果是非常难回答的问题，他们通常会直接面对。比如说，她父亲过世时，家里就讨论了许多有关人在死亡时的生理状态的问题。当她在2014年5月丢掉了一份做了11年的工作时，孩子问她是不是要搬离位于菲尼克斯的家，她没有假装开心，也没有说谎。她的回答是：“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打算继续住在这个城市，这样你们就可以继续上同一所学校。”因为当时住的房子除了房租费用还要付很高的煤气费，于是全家人针对这个问题，专门讨论是不是要搬到比较小或租金比较便宜的房子里去，或是搬到孩子就读的公立学校附近。

安妮失业后，她和先生立刻告诉孩子，他们有一点积蓄，而且公司给了一些经济补偿。但他们也提醒孩子，全家人要更谨慎地花钱，因为他们不知道安妮要多久才能找到新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都忘记了，对这个世界的运转，孩子所知非常有限。安妮回忆说：“我女儿问我，我是不是当天就能找到工作。她以为，我只要去应聘就能有工作，完全不了解求职场上的竞争。而且她还不停地这样问，以为工作很多，我只是丢掉其中一份而已。”

安妮失业在家第四个月时，为了避免搬家，孩子已经习惯了勤俭度日。但是当他们不得不取消全家的游轮之旅时，孩子们还是感到非常失望。有时候，全家人还是想去看刚上映的热门电影。安妮的女儿为了帮父母省钱，自愿放弃参加夏令营活动。她的先生和女儿都很热衷于万圣节活动，每年都会为此精心装扮。那一年他们原本打算扮成小叮当和库克船长，后来却改变计划，把前一年的小红帽与大灰狼的服装拿出来用。虽然孩子愿意牺牲万圣节的乐趣，但还是希望情况可以尽快好转。安妮说：“他们现在可以看出来我去面试时会穿哪件衣服，然后就会有点兴奋。”

如果父母已离异，有关让孩子节省开销的问题，听起来就会像指责。总之，有思考能力的孩子可能会观察到，由于父母选择分居，住所开销的增加会导致财务困难。这个问题的确让父母很难招架，但也很难回避。特别是当双方最后决定搬到便宜一点的房子，强迫孩子在两套房子里轮流住，而这两套房子都比不上前一套的时候。

住在佛罗里达州盖恩斯维尔市的安德里亚·杜登有一个7岁的女儿和一个4岁的儿子，她在离婚期间就直接解决了这个问题。她说：“我没有向他们道歉，我要让他们了解，对的决定不一定是容易的决定。我宁愿他们亲眼看到，为了摆脱不好的状况，你应该做出对的决定，即使在财务上要做一点牺牲。因为做了对的决定，我们现在都更快乐了。”

他们三个人目前租住的地方，比原来的房子小了差不多90平方米。有时候，杜登的儿子会问起原来的房子，也会说很久没看到那栋房子了。他会说：“我想去看看那栋房子。”但杜登已经不对儿子解释他们为什么不能进去了。现在，她女儿扮演起了安慰者的角色，大声回应弟弟：“我比较喜欢现在这栋房子，你不是吗？”杜登说：“我需要做的是确保不让女儿觉得她必须在这个年龄就要照顾我们。”

问：我们是有钱人吗？

答：孩子为什么会这么问呢？对年龄小一点的孩子来说，这个问题可能跟自己的家庭一点关系也没有。一群孩子聚在一起吃午餐时，可能就会得出集体结论，说某个特定的孩子是有钱人，而依据通常是有没有某些衣服，孩子的卧室、游戏间、地下室的大小，或家里玩具的多少，等等。既然已经确定他们认识的某个孩子是有钱人，他们自然也想知道自己是不是有钱人。

知道孩子发问的原因后，我们可以好好利用这个机会，试着跟他们解释什么是富有。这件事并不容易，因为就连很多大人自己也不见得明白富有的定义。所以，家长可以问一些开放式的问题，以启发彼此的对话。比如：富有是不是代表某个人有很多的东西或很大的房子？（对孩子来说，这就是他们通常认为的富有。）很多东西是指多少呢？东西要有哪些种类呢？我们知道这些家用物品要花多少钱买吗？试着在这些讨论的结尾告诉孩子：我们无法真正得知别人有多富有，因为我们通常都不知道别人的工作收入有多少，或者是否有亲人帮他们买房子，还送给他们很多家用物品。另外，我们也可以问孩子：“有钱很重要吗？”让孩子知道，对朋友和同学来说，最重要的品质是善良、忠诚、有创意与慷慨。没有这些品质的孩子，不管他们拥有多少东西，都不会感到生活的乐趣。

有些孩子，特别是大一点的孩子，已经开始注意自己的家境。也许是搬到更新更大的家，或是最近的一次度假，让他们开始思考家里的经济条件，或者是当爸爸或妈妈开着新车送他们上学时，朋友说了某句评论的话。

把事情放在更大的背景下，也是一种回应的方法。孩子可能已经从学校或书上得知，大多数美国人的赚钱能力在全球范围是领先的，他们的消费能力也更高。所以家长可以在一开始就说，美国人的生活比较富足，所以大部分住在美国，不担心没食物吃、没地方住的孩子，都算富有。对某些孩子来说，这么说可能有点抽象。毕竟，在交往较多的人中，我们会花更多时间跟与我们经济条件大致相当的人互动。或许有些朋友家里赚的多一点，有些赚的少一点，但是对年幼的孩子来说，用这种多或少的尺度定义我们的富有程度，可能不太真实或难以理解。

然而，金钱与物品并不是定义富有的唯一方式。问问孩子，他们对富有的定义有什么想法。如果他们不确定，我们可以给点提示。身体健康？爷爷奶奶都健在？有很多堂表兄弟姊妹？朋友就住在附近？家附近有很棒的公园？学校的老师都很关心而且喜欢帮助小朋友？祖先是辛勤工作勉强糊口的新移民？从农场迁入城市居住？如果祖父母都健在，可以分享家族的故事，这次对话就会特别有启发性。

这些个人背景信息应该更能帮助孩子思考这个问题。对很多人来说，如果考虑到这些信息，父母可能更难对孩子坦诚相告。理海大学社会学教授希瑟·约翰逊（Heather Johnson）是研究儿童种族与阶层问题的专家。2013年秋天，她在罗得岛州首府普罗维登斯的戈登学校（The Gordon School）对老师与行政人员发表演讲时，曾提到当她三年级的儿子问她他们是不是有钱人时她是如何应对的。当时，她下意识的反应是：“不！不！不！我们不算有钱，你是从哪里听来的？”这些话很容易脱口而出，但她不得不承认，几乎在所有可以想得到的定义中，她都算有钱人。她说：“我必须停下来提醒自己，我这么做就是在说教，但我不能这样做，这是我当妈妈以来碰到的最难做的一件事。于是我看着他的眼睛，然后说：‘是的。’得到回答之后，他就没再问问题了。本来我还在等他继续追问下去，但孩子确实没有疑问了。他只是想知道，而我直接告诉了他真实的答案。”

问：我用自己的钱买东西，为什么不可以？

答：这里的“东西”可以是超出家长设定界限的任何物品，比如皮裤，暴力电子游戏，文身，比玩具车本身还贵的闪亮配件，另一套乐高。对此不必做任何评判，每个家庭自然有每个家庭的原则。有些时候，父母处处体现出父母的权威，并不代表他们能成为权威型家长。 [12] 因为有些家长会命令孩子，却不怎么回应孩子，明明是家长制定了各种规定，却不愿意向孩子解释为什么，所以孩子可能会觉得父母有些专制。但权威型家长不一样，他们标准高、规定多，但非常乐于回应孩子的问题。孩子可以问问题，也可以参与讨论。数十年来的研究显示，在权威型家长的教养下，孩子在各领域通常有更好的成就。

麻烦就在于，有时候连家长也不知道要怎么直接对孩子说明为什么不可以再多买一个美国娃娃，为什么不能在肚脐处文身（再买件露脐装展示出来）。这时候，不必逼自己一定要解释，但是要答应孩子，会尽快给他一个答案。也许不管家长怎么回答，孩子当时都无法认同，但是当他们未来离家在外独立生活，要自己做更重大的财务决策时，他们将更能体悟家长以前费尽心思的回应。

问：你为什么要当老师、社工或心理学家，而不是像我朋友的爸妈那样，当医生、律师、企业家或银行家？那样的话，也许我就能拥有一匹马，我们就能拥有一只独木舟，或者是在山边、海边、湖边拥有一栋周末度假小屋。

答：如果在书上读到这些问题，可能会觉得好笑，但笑得出来的人大概是从没被问过这些问题的家长。当父母亲耳听到孩子这样问时，就好像是一种责备。当孩子对我们选择的职业做出一种判断，如果我们自己也对自己的职业选择心存疑惑，这个问题所引发的内心交战可能会更加剧烈。虽然家长的职业让孩子失望这种想法有点荒谬，但一想到正是因为我们才让孩子陷入消费受限的处境，不能随意购买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的奢侈品，还要被迫接受现状，家长就很容易因此而责备自己。可是仔细想想，谁家的孩子会这么在乎这些价值不菲的物品？我们的孩子？真的吗？怎么会这样呢？

其实孩子这么好奇是很正常的现象，但它非常具有攻击性。不过，即使是令人感到不快的问题，家长也应该给予孩子答复。我们可以先整理思绪，等到更冷静的时候再好好回答，这完全是允许的。

戈弗雷的工作是帮有钱人提出更有建设性的理财建议，并给出具体方案。她的职业生涯并非一帆风顺，也经历过许多曲折，她一开始在家里的奶酪农场工作，之后嫁给经营木材的富商，离婚后做过社工，又到宝丽来公司成为人力部门的员工，接着做辅导员，帮助那些遇到问题的女孩，最后成为替高收入家庭服务的财务顾问。

她的建议是，我们要先有自己的决定，而不是讨论别人的决定。她说：“我也可能做出不同的人生抉择，但我的脾气很倔，如果那件事对我来说不重要，我就不会去做。我很正直，也对自己很诚实，我知道自己其实是比较喜欢关心别人的人，但这并不表示其他人做了其他选择就是对自己不诚实。”

我们要告诉孩子，是价值观帮助我们对人生的重大问题做出抉择。对一个家庭来说，这个观念非常珍贵，因为这关系到孩子会如何获得身份认同。价值观会驱动我们的行为，并让我们花更多时间思考，是什么让我们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这是一个很值得让孩子探索的课题。

问：你为什么不让我念私立学校？

答：这是另一个听起来具有攻击性的问题。家长通常会回答说他们负担不起，或者私立学校的费用太高。事实上，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回答。前一个答案，有时候不见得是事实；而后一个答案，则会让家长错失一个解释为何会做如此选择的宝贵机会。

认为负担不起私立学校学费的家长，可以申请财务补助，即使不一定会通过。事实上，没有提出申请的家长无法确定他们是否真的负担不起，因为他们并不知道可以获得哪些补助。无法获得财务补助的家庭，或许只需在其他地方节省开销就能负担学费，却选择了不那样做。

这些原因，都是让家长认为费用太高的理由。这是一种价值判断，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也可能是正确的判断。但是好奇心重的孩子，尤其是年龄大一点的孩子，会想要了解，对于这项将影响他们人生的重大决定，父母是怎么想的。孩子本身没有太多判断能力，所以让孩子学会全面了解情况才是最好的做法。因此，家长必须努力让孩子知道，在各种可能的情况下，家长是如何做出重大决定的。公立学校或许资质更好或更多元化，或者两者兼具。乐善好施的家庭也可能担心，私立学校的学费会影响他们的捐赠能力。只要孩子有机会听到家长说出这些理由，这些顾虑都没有错。

要和孩子完成这些对话并不容易。以我遇到的一位母亲为例，她有个正上五年级的儿子，她几乎无法招架儿子的连番提问。因为担心自己的选择被公开而感到不自在，她要求匿名。她住在一个拥有许多很好的公立和私立学校的城市，以下是她儿子问她的一连串问题中的几个——

“为什么有些朋友可以上私立学校，即使他们家看起来并不是很有钱？”

这位母亲猜测，这些孩子可能有祖父母资助全部或部分的学费，所以她就这样告诉了儿子。

“为什么爷爷奶奶不帮我们？他们有两栋房子。”

她跟儿子解释，那样他们就得卖掉一栋房子，而或许其他的孙子孙女也希望祖父母用同样的方法帮忙。

“孩子的教育不是最重要的事吗？”

这个问题是特别针对这位母亲提出的，因为她最近才从全职妈妈转做兼职工作。她的解释是，她希望孩子愿意让她更常待在家里，这样她就可以辅导他做功课、一起参加学校组织的旅行。

“那为什么我们要去泰国旅行？”

确实，一次夏季长途旅游的开销，差不多相当于私立学校一年的学费。但出去看世界的体验是宝贵的，甚至比昂贵的教育更宝贵。而且旅行是家人共有的回忆，他们一辈子都会记得，所以她试着让孩子了解这一点。

完整的对话不止于此。好几个月后，这位母亲的心里还是有徘徊不去的疑问：“孩子怎么会在这么小的年纪，就问这样的问题？”事实上，孩子的确会这么问。质问我们怎么花钱的同时，他们也在质问我们的优先级与价值观。但孩子有好奇心就表示他们在非常努力地尝试了解世界如何运转，以及大人如何做决定。生气或防备，都不会让孩子变得更聪明。虽然我们给的答案不见得让人满意，但无论如何，家长都应该努力给出答案。

问：你赚多少钱？

答：现在想必大家都知道，正确答案绝对不会是：“这不关你的事。”但简单说出一个数字，通常也不是理想的回答。在实现财务透明之前，我们要有所准备。之前当过社工与宝丽来的员工、现在为高收入家庭担任财务顾问的戈弗雷说，她曾经见过一个13岁的少女，已经成熟到可以讨论父母的收入；也曾接过某位律师的来电，这位律师有一位九十几岁的客户，他认为自己七十几岁的女儿对这个世界的了解还不足以掌握继承的细节，这位律师想知道该如何跟这位客户沟通。

我们的孩子也可能在十几岁之前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先准备好该如何回应。家长处理这个问题的最佳方法就是告诉孩子，我们想等到他们上高中后，再告诉他们家里的收入，但他们必须先了解，家里买的东西或从事的活动到底要花多少钱。毕竟，收入的数字不一定比实际的生活支出重要。家长要鼓励孩子思考或了解这些问题：我们每个月必须花多少钱？我们如何选择要花哪些钱？如果还有富余，会有多少？我们存钱的目的是什么？

这些都不是太夸张的问题。一开始，我们可以从每个月金额较少的账单做起，例如上网费、手机费、电费等，并教孩子如何用简单的表格记录这些开销。如果家里使用支票，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家长可以教孩子怎么开支票，即使他们可能这辈子都不会使用支票。此时，孩子可能会想逃避进行这些练习，因为这有点像家庭作业。这样也好，表示他们对父母收入的好奇心并没有那么强烈。

如果孩子对这件事兴致勃勃，就可以先从保险开始学习。保险究竟是在为哪些出现概率低又开销极大的事情提供保障呢？医疗保险、房屋保险、车险、寿险、安葬险，或许还要加上残障保险。如果这个主题仍未浇熄孩子的热情，那么家长还可以让孩子知道家里每个月的租金、房贷或房屋抵押贷款是多少，以及需要几年时间才能付清。要想让孩子更进一步地了解，就先问问他们心里猜测的金额，或是让他们上网研究，而不是直接给他们数字。或者，家长可以把税单解释给孩子听。

还可以讨论其他开销。如果父母在使用借记卡或信用卡，就可以把账单拿出来给孩子看，让他们问所有想问的问题。父母可以问问孩子是否记得七周以前在某家餐厅吃了什么特别的东西。如果孩子不记得，父母就可以提出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当天的餐费省下来，留在家里吃饭，像这样出门一趟，忙活一场，根本没有必要。

这样的对话似乎有点无趣，家长不需要一次把所有问题问完，还可以把几个月以来的家庭账单拿出来，也可以只看上几张。这么做只是要让孩子知道买什么东西要花多少钱，以及家庭开销花在哪里。这些足以为孩子提供相关信息，让他们因了解了家里有的钱与赚的钱而感到心满意足。

对孩子比较乖巧的家庭来说，他们其实很乐于配合家长，在学习的同时提出一些好问题，例如为什么有些东西要那么多钱，也会提出一些让人不舒服的问题，例如为什么要花某些钱。但大多数孩子都没有耐心听家长详细讲解，他们会用其他方式找出家庭收入的信息。

这件事让我明白，对孩子坦白家庭财务状况，有一个最好的理由：反正他们最后也会自己找出答案。我会这么说，是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小侦探。我会翻箱倒柜去找退税的资料，结果还真让我找到了。我也认识小时候和我做过一样的事的记者，我原本以为，只有我们这些有调查研究基因的人，才会拼命找出父母的财务信息。但2013年底，我在《纽约时报》的育儿博客“妈妈经”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你赚多少钱？”的文章时，有人回应说，她自己也是个小侦探。于是我找到她，并请她告诉我她的故事。 [13]

马格诺利娅·戴维斯10岁时父母分居，父亲不久之后失业。由于收入一下子减少了一半，她只好转学。过去不太讨论的金钱问题，突然变成家庭对话的主题以及冲突与焦虑的来源，所以她开始在房间里到处找线索。“只要我妈带弟弟出门上课，我就开始翻找各种资料。”她说，“我翻遍了所有抽屉，因为家里有太多秘密，所以我经常这么做。”她到父亲家时，也会这么做。

马格诺利娅的搜寻行动，有时候会让她觉得好过一点。她母亲曾经威胁说，要让银行拍卖他们住的房子，以破坏她父亲的银行信用，但是当她发现银行贷款说明书时，她知道母亲并没有把想法变成行动。一大堆的过期账单也会引起她的注意。不管是为了放心还是基于恐惧，反正她就是想知道更多。她说：“我希望我可以看见所有的账单。”

有些孩子就会像这样，我们家里的孩子可能也是，但或许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想。马格诺利娅的弟弟对家里的财务状况从来就没什么兴趣，不过她有时候还是会把自己知道的事告诉他。现在，马格诺利娅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只要她的孩子对家庭财务感到好奇并准备接收信息，她就打算告诉孩子他们想知道的每一件事。她说：“我宁愿和孩子谈这所有的一切。”在无纸化的现代生活里，大部分的财务数据都会隐藏在互联网的密码之后，但是对好奇心强的孩子以及他们拥有的调查能力来说，这可能不算什么事。当孩子第一次用谷歌搜索自己家的住址时，自家的财务问题可能就瞒不住了。查完住址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美国房地产估价网站Zillow的官网上预估房产的价值。家长自己试试看就知道，孩子终究会找出相关信息。只要某个孩子发现这个方法，就会展示给朋友看，然后他们很快就会查遍每一个朋友、老师以及校长的家。

另外，如果家长会讨论当地的房产价格，那么孩子也会。美股券商TD Ameritrade的高管吉姆·达里奥几年前开车带着妻子和儿子去旧金山郊外的米尔谷一带。他妻子指着一栋刚刚成交的房子，而他那个还在念幼儿园的儿子竟然从后座迸出一句话：“那栋房子的价格是180万美元。”很显然，父母经常带他外出，也曾在他面前查看过价格并大声讨论。这个故事提醒我们，孩子会听到某些有趣的信息片段，而这些片段在某些时候可能会很有用。

实际上，某些人的收入信息可以从公开的渠道获得。政府雇员（包括州立大学教授与行政人员）的薪水数值，可能都在某个数据库里，而且很容易找到；军人或上市公司高管的薪水也是一样。大部分非营利性组织中薪水排在前5的人士，也会被列在美国联邦政府的相关表格中，年龄大一点的孩子只要使用谷歌搜索技巧，或许就能找到。这些孩子的父母面对孩子提出的爸爸或妈妈赚多少钱这类问题时，沉默可能不是太高明的做法。拒绝讨论任何人都查得到的数字，实在不是一个明智的行为。

申请大学财务补助时，披露家庭收入也是申请过程的一部分。所有申请财务补助的人，包括任何想申请美国联邦政府提供给学生或家长的贷款的人，都必须填写联邦学生补助申请表，那里面问了很多关于收入与资产的问题。家长必须在文件上签名，保证信息正确无误，要上大学的孩子也必须签名。有些家长可能只把最后一张签名文件拿给孩子，却不准孩子看与收入或资产相关的信息，而家长这样做，事实上会让孩子以为，签署重要文件却不知道内容也没关系。另外，把大部分的内容都隐藏起来，也暗示家长对孩子缺乏信任，这样做就更没道理了。毕竟，这个在文件上签名的孩子，不久后就要离开家，花了一大笔钱准备去上大学。

斯科特·帕克决定把收入告诉他的六个孩子时，完全没考虑到前面所提的因素，但他与妻子都非常重视一般性的品格教育。就像大部分的摩门教家庭，他们每周有一个“家庭之夜”，全家八口人会聚在一起祷告、读书或进行其他活动。

在帕克的成长过程中，他的父母几乎会就所有事情开诚布公地和他沟通交流，却偏偏不和他分享任何有关家庭财务的信息。“我根本不知道维持一个家庭需要多少钱。”他说，“我觉得这是一个缺点，我希望我的孩子会有不一样的视野。”

有一天，他到家附近的富国银行取钱，并要求把约1.2万美元的月薪全部换成1美元的钞票。由于当时现场没有那么多零钱，银行花了一两天时间才全数凑齐，并将这些钱每100美元捆一捆，码了好大一堆。

从事房地产工作的帕克将这些钱拿回家，并在下一个家庭之夜把钱放到餐桌上，但他的神情丝毫没有炫耀的意思。“我的做法当然引起了孩子的注意。”他回忆说，“然后我把钱分成了好几份。”

首先是家庭收入的10%，这是要捐给教会的税；接下来是所得税、房贷与保险费；然后是电费、煤气费、汽车开销，以及购买生活用品与其他必需品的费用。上述这些都是必要的，也就是没有选择余地必须要花的基本开销。接下来是每周外出就餐的费用，然后是足球队与辩论队的巡回赛以及其他活动的费用。到最后，其实没剩多少钱。

“我猜，他们本来可能想说，我赚了很多钱。因为他们坐在那里，几乎全程都张大嘴巴。”他解释，“但那不是我的本意。我很确信，他们之中没有人会把家里的所有开销加起来看看有多少。所以我认为，我的做法肯定会让孩子印象深刻。等年龄小的孩子长大一点，我可能会再做一次。”

他们的长子丹尼尔记得那天晚上的很多细节，也记得父亲花了多长的时间对他们解释。这是属于他们家的讨论会，没有孩子觉得必须把这件事告诉朋友。帕克说：“我当时觉得自己有点冒险，但我现在可以告诉你，这根本不是问题。我想通了，跟孩子讨论什么都很值得，不管那会有什么风险。”

父母不愿意坦白告诉孩子收入或家庭资产有多少，其中一个原因是担心孩子告诉别人。但父母不应该忽略或低估孩子只是希望自己和其他人一样的心情。无论什么年龄的孩子，通常都不希望他的朋友认为自己家比其他家庭更有钱或更没钱，所以他们可能会比家长更不希望让这些信息曝光。只有少部分孩子会想成为最有钱的孩子或是让其他人同情的对象。

告诉孩子家里的收入时，要提醒他们，在各种情形下，这个信息对交友都没有太大的价值。在社区或孩子就读的学校中，很多业主或家长的收入其实差距不大，对其他家庭的收入也不会特别感兴趣。同时，对那些喜欢打听别人收入的孩子来说，如果他们得知自己的家庭收入少于大部分邻居，可能会很受伤。正值青春期的孩子更是如此。也许不需要特别提醒，他们就会猜想自己是不是比其他人更有钱或更穷，以及其他人是否留意到了这件事，等等。这样解释之后，大部分孩子都会理解，与别人分享家里的收入信息并不是一件太好的事。

当好奇的孩子想问家里的收入有多少，也准备好学习父母的消费方式时，如果他们有很好的理由，就值得给他们一个诚实的答案。家长赚多少钱以及如何赚钱，是生活中最关键的一件事。因此即使是最低层次的遮掩、保持神秘或沉默，也是不对的。如果家长可以和孩子谈钱，孩子有疑问就坦诚回答，并告诉他们适当的用钱条件，那么，孩子知道家长收入就是很自然的事，他们不会感到惊讶，或觉得知道这件事是一种特殊待遇。

[1] WASP：即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原指美国当权精英群体及其道德行为标准，现泛指信奉新教的欧裔美国人及其标准。——译者注

[2] Friend, Cheerful Money, 96.

[3] Schor, Born to Buy, 15.

[4] 奉献盘：教堂中用来接收信徒捐献物的盘子。——译者注

[5] Fogarty, Overindulged Children: Parent's Guide, 96.

[6] 逾越节：犹太人的主要节日，犹太教历以此节为一年的开始，在尼散月（公历3 ~ 4月间）14日举行。——译者注

[7] 我女儿读的《哈加达》基于芙郎辛·赫梅林·莱维特（Francine Hermeline Levite）的My Haggadah:Made It Myself (New York: Made It Myself Books, 2012).

[8] Simon, Moral Questions in the Classroom, 16.

[9] 罗伯特·沃森-瓦特：英国物理学家，蒸汽机发明人詹姆斯·瓦特的后代。——译者注

[10] 小鸟和蜜蜂：在英美文化中，常用“小鸟和蜜蜂”指代可以对孩子说的有关两性关系的知识。——译者注

[11] 嘉信理财公司的该项调查于2011年8月24日公布，自那以后再无类似调查。我引用的数据可以在这里找到：http://bit.ly/1aLRYOo.

[12] 该观点来自鲍姆林德（Baumrind）, “Authoritative Parenting for Character and Competence,”in Parenting for Character, 17.

[13] 参见《纽约时报》“妈妈经”博客文章“What to Do When Your Child Asks About Your Income”, http://bucks.blogs.nytimes.com/2010/07/20/kids-money-questions-why-is-thatpersonasking-for-money/，最后一次修改于2013年10月13日。

“给孩子零用钱最大的好处，就是培养他们的耐心。”

第3课
如何给孩子零用钱

孩子在18岁左右离开家上大学前，很可能会要求家长为这些东西掏钱：美国娃娃；150美元一双的运动鞋，然后在6个月后，因为第一双太小又来要第二双；穿第二个耳洞；耳罩式Beats耳机；数十种App；功能和学校实验室的一样强大的显微镜；标价比三四十年前州立大学一年学费还贵的牛仔裤；音乐会门票；汽车；iPad、iPhone、新款iPad、新款iPhone、充电器，然后不断弄丢，再买新的；北面（North Face）牌的外套；小狗。

同时，家长也会要求他们做很多事：放学后接弟弟妹妹回家、把自己房间的地板擦干净、倒垃圾、晚饭时帮忙摆碗筷、除草、遛狗、洗碗、洗衣服、采买生活用品。

大部分家长都会想到这两份清单，并不断向孩子传达将两者联系起来的信息：做这些事就会拿到钱，把钱存起来就可以买想要的东西。家长把这些工作叫家务，把这笔钱称为孩子的零用钱。重点是：只要做家务，就可以买想要的东西。这听起来似乎很合理。但我们在每周为孩子分配工作时，却没有停下来问自己最根本的问题：我们可以用零用钱达成什么目的？

家长把做家务跟零用钱联结在一起时，看重的是工作，而不是金钱。其实，孩子也可以在其他地方和其他人那里学到良好的职业素养。例如严格的老师、魔鬼教练、唱诗班的指挥等，都会提出很多纪律上的要求。另外，家庭作业也可以用来培养耐心。许多十几岁的孩子兼职时做的都是苦差事，他们会被难缠的老板骂，甚至被炒鱿鱼，但孩子总会适应。

所以，家长在家里应该让孩子做各种家务。而且孩子承担家务的理由应该和我们一样——因为这些事必须做，而不是为了得报酬。如果孩子没有做好家务，除了罚钱，还可以取消很多特权。零用钱应该有自己的用途，不该是一种工资，而是一种教育工具。从开始发零用钱开始，零用钱每年都会增加，家长可借此增加孩子的责任感，而这个工具也会变得更好用、更有说服力。下面就是零用钱这个工具的使用手册。

零用钱是培养孩子耐心的工具

零用钱可以让孩子学习消费与储蓄，这是一种在成长过程中无法用其他方式习得的技能。对孩子的人生来说，这时候的孩子正处在一个风险较低的时期，即使犯错也不会带来太严重的后果。此外，给孩子零用钱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培养他们的耐心。

想办法学会延迟满足，是妥善使用金钱的关键。但现在这个世界似乎联手对抗等待，与我们还是孩提的时期截然不同。现在，电影随选随看，不用等着影碟上架再去音像店租；没有人需要看电视插播的广告；没有人坐在收音机前，守候每年夏天新发行的单曲。信息就在每个人的指尖，所以不用去图书馆寻找天空为什么是蓝色、水獭是怎么游泳的等问题的答案。每个人家里都有更多的卫生间和电话，这意味着更少的共用和等待。大部分孩子都不必再拿着胶片去冲洗照片就可以看到拍照的效果。

但是当孩子还小、没有信用卡时，存一笔钱去完成一件大事或购买一个有趣的东西，仍然需要等待。耐心与孩子成年后的良好财务状况有很大的关联。很少有调查能追踪同一群孩子直到他们成年，但是在2011年新西兰发布的一个调查报告中，研究者就追踪了1 000个人，从出生直到32岁。 [1] 从这份调查报告中可以明显看出，孩提时无法自我控制的人，比起其他自制的人，较难存钱、为退休账户做准备或拥有房产与股票。自我控制程度低的群体，往往也有比较多的信用问题。比起孩子的社会阶层或智商，自我控制程度更能用来预测他们的财务状况。

整体来说，教孩子学会等待非常重要。把零用钱当成教育工具，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当孩子大到不再拿零用钱时，会发生什么事。毕竟，培养孩子就是父母的职责，父母应该尽可能不浪费任何机会，让孩子积累使用金钱的经验，成为一个可以妥善使用金钱的人。只要给予孩子足够的练习，孩子就能克制自己，避免麻烦，把钱用在能让他们感到开心的事物上。

给孩子零用钱的方法

我们要从什么时候开始给孩子零用钱呢？最晚是一年级，早一点开始也无妨。如果孩子会算数了，会问钱从哪里来或是什么东西多少钱这种问题，那就是开始的时机。那些靠死缠烂打要求父母买东西的精明小孩，也可以开始给了。即使孩子看起来对钱没什么兴趣，让他们看着本来不多的钱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变越多，也会产生不可思议的力量。

接下来我们会想：每周应该给孩子多少钱。10岁以下的孩子，可以一开始每周给50美分到1美元，之后再随着年龄增长提高额度。我们要让孩子亲眼看到钱在增加，并且必须为实现某个目标而努力，所以金额必须刚好可以让他们买到想要的东西，但不要多到让他们不必为选择而烦恼。起初给得少一点没关系，如果家长觉得太少，也可以多给点或多给几次。应尽量避免减少零用钱，以免让孩子觉得像在受罚。大一点的孩子或许需要更多钱，用在吃饭、加油或买衣服上，后文会谈到更多相关细节。

有了一笔钱，就需要一套系统来存钱。拿我们家来说，我们会把零用钱分成三份，放在三个透明塑料罐子里，这三个罐子分别代表消费、捐献与储蓄。事实上，这是一种预算精神，像这样把钱分开，可以让孩子养成一个观念：有些钱可以直接花掉，有些钱要给比我们更需要的人，有些钱则要存下来，等以后需要时再用。

第一个是消费的罐子，这个罐子里的钱主要用于偶尔的冲动性购物。例如外出时，孩子发现了喜欢的东西，会想到把罐子里的钱取出来花掉。我们对这笔钱没有太多规定，只把它当成某种疯狂的科学实验。看孩子在拥有自己的钱之后到底会被哪些事物打动然后花钱去买，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他们通常会买偶然看到的便宜货，但这就是练习的一部分。毕竟，只有让他们拿着花花绿绿的钞票亲自面对现实中的抉择，才能教会他们控制自己的冲动。

刚开始学习掌控金钱的孩子，不管给他们多少钱，多半会做出各种滑稽的事来。以我认识的一个小男孩为例，他的母亲希望不要透露他的姓名，以免他长大后觉得尴尬。这个男孩在生日时收到两张20美元的礼金，他坚持将其随身携带，还皱皱地卷成一卷，即使父母反对，也要每天把钱塞进口袋。他的父母心想，如果孩子把钱弄丢，也算是学到一个教训。但男孩并没有把钱弄丢，只是不小心扔到洗衣机里洗了几次而已。他一直在等待使用这些钱的时机，终于，在某天午餐时间，他决定用一张钞票买下排队取自助餐的队伍里较靠前的位置。因为他不想等待，所以把一张钞票交给了排在前面的人，成功插队。吃饱后，他在游乐场用另外一张钞票从朋友那儿买了一个球，而这个朋友之前都不愿意把球借他玩。

这两张钞票的故事广为流传，有位老师得知后，就让那两个孩子把钱还给这个男孩。老师这么做有点可惜，因为这两个故事原本会产生两个有趣的问题：一是这个男孩在几天之后，是否还会觉得这样花钱很值得？二是如果这个男孩的父母知道学校存在地下经济行为，会有何感想？

第二个是捐款的罐子。要让年龄小的孩子理解捐献，就要谈分享。孩子会和朋友分享玩具，我们也会把钱分享给需要的人，只是我们并不指望能把这些钱拿回来。至于时机，孩子可能看过我们在路上把钱送给流浪汉或是投入捐款箱。问问那些孩子喜欢去的地方，例如公园、动物园或当地的儿童博物馆，他们将来都有可能会捐钱给这些机构，这些机构大部分都有负责募款的员工，直接收到来自孩子的捐款肯定会让他们觉得特别兴奋。此外，捐献也能培养耐心，即使是年龄小的孩子，也知道在罐子里放的钱越多，能帮助的人越多。把罐子装满再捐出去，孩子就会有一种目标实现的真实感。经常参与义工活动的家庭，也可以跟孩子谈谈做义工，因为捐钱不是捐献的唯一方式。

最后一个是储蓄的罐子。我们把存钱当成一件必要的事，其实存钱也可以是一件有趣、让人激动的事。当我们看到让我们尖叫着想买的各种东西，就会开始存钱，踏上一段迈向目标的旅程。只是我们必须留意：年龄小一点的孩子的时间观念比较模糊，所以任何存钱目标，都应该在短期即可完成。目标设定得越合适，实现的可能性越大。此外，我们也可以把目标变得具体：将孩子想要的东西拍成照片或画成一张图，剪成合适大小贴在罐子上让孩子看见，这么做对孩子也很有用。

一开始，在每个罐子中都固定放入等额的纸钞，可以让事情变得更简单，或者采用单一而没有变化的分配方式，例如每周在消费罐与捐献罐分别放入2美元，在储蓄罐放入4美元。几年后，就可以让孩子自己决定如何分配。到那时候，存钱可能会有其他的动机。财务规划师布伦特·凯塞尔夫妇，会给孩子放在捐献罐与储蓄罐中的钱提供利息。他们的利息给得非常大方，每个月如果两个罐子中的钱加在一起少于50美元，就按照50%的利率支付利息（是的，不是每年，而是每个月。要是银行也这么干就好了）；如果是50美元以上、100美元以下，利率就变成25%，以此类推。每当存款额增加，利率就会下降。最后，如果结余超过2 000美元，利率就只剩下1%。我觉得这么做有点奇怪，为什么不是存得多就给得多，以奖励孩子的耐心呢？“我觉得孩子在过高的利率下有点过度储蓄。”布伦特解释说，“所以我必须在高存款额的情况下降低利率，不然我会破产！”

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财务规划师吉福德·莱曼则给予孩子选择的机会。他们家孩子的零用钱，要拿出15%作为“所得税”交给大人保管，而且必须要孩子亲手交钱，以获得亲身体会。或者，如果孩子可以拿出相当于2倍税额的钱存在大人这里，即30%的零用钱，就不但不用支付税款，之后还可以领到等额的利息，这样这部分存款就翻了一倍。这显然是一笔划算的生意，但对孩子甚至大人来说，耐心等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莱曼家，这笔钱其实是为了多年后的目标而存。如果这个数额够大，大部分孩子就能在不知不觉中养成储蓄的习惯，就像莱曼家现在已经长大的孩子一样。而且，这也会是一个很有用的习惯。因为雇主在退休福利计划或类似的养老金计划中，通常也会做同样的事。他们会按一定比例拿出一部分钱，存入员工的养老金账户。

不管家长为消费、捐献、储蓄设定了哪些规则，每周发零用钱都是一种承诺。在这么做之前，我们要先明确几件事。首先是用什么东西装钱。最好避免使用陶质或金属材质的罐子，因为我们希望孩子能看到罐子里的钱，也希望孩子可以看到钱越放越多。而且，无论是从罐子中存钱或取钱，都应该很容易，开口狭长或形状复杂的、纸钞必须卷起来或折起来才能放入的罐子，都不太好用。在试过几种之后，我们全家一致认为，用来装谷物早餐的透明塑料箱最好用，我女儿还装饰了那些箱子。

其次，要放进罐子里的钱，必须在每周分配零用钱的当天准备好。为了确保有足够的纸钞，我们做了两件事：第一，开始存1美元纸钞，每隔几天我就会把钱放到家里的某个碗中；第二，加入办公室的信用合作社 [2] ，这样，我们就可以随时到那里用几张20美元纸钞换一大堆1美元纸钞。为了避免忘记，我们会把发零用钱这件事记在每周六上午的日程表中，我女儿现在都记得做这件事。

某些家庭的孩子有存款账户，而且里面已经预存了一些钱，但这些钱的使用通常会有严格限制，孩子可能长时间无法动用。凯尔·琼斯和妹妹斯蒂芬妮，在路易斯安那州长大，他们的外婆是一个女管家，起先每天只赚1美元。“你看过电影《帮助》（The Help ）吗？我外婆就是电影里面那种管家。”凯尔说，“外公死得早，但外婆还是努力让我母亲读完了大学和研究生课程。”

虽然终其一生，凯尔外婆的薪资都很微薄，但她非常慎重地使用她的社会保障金，到过世时还留下一笔存款。当时凯尔11岁，当家人付完葬礼的所有费用之后，还剩下1万美元。对于如何使用这笔钱，凯尔的母亲玛丽·路易丝已经得到凯尔外婆的明确指示。“我母亲跟我说，不论剩下多少钱，都要存下来留给凯尔和斯蒂芬妮。”然后她开玩笑说，“她都不关心我。”

所以玛丽把钱存了起来，凯尔和斯蒂芬妮只是隐约知道这件事。即使知道，他们在上大学时也没有要求动用这笔钱，而是申请了学生贷款。在这个家里这笔钱有特殊的意义。“对黑人来说，创造累世的财富是个很新的观念，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没有多少资产。”目前住在宾夕法尼亚州，从事金融业的凯尔说，“我甚至不认为那笔钱是真实存在的。虽然我每年都会收到税单，但那笔钱不会用于我的日常生活开销，那是为了下辈子的。我母亲似乎想要我为使用这笔钱而感到羞耻，这笔钱对我来说根本不存在！”

为孩子开设银行账户的时机

定期发放零用钱，而且会偶尔增加额度，几年之后，储蓄罐里的钱就会变多。家长回想起自己第一次到银行开设账户的经历时，可能也会想为孩子开个账户，但是对8到13岁的孩子来说，我认为最好再等一等。如果把孩子的零用钱放在银行，存款的结余就会变得抽象，孩子也无法感受到把钱装满罐子的喜悦。就像《我家老爸是银行》（The First National Bank of Dad ）一书作者戴维·欧文（David Owen）所说，银行账户会变成吸收生日支票的黑洞。 [3] 我们不应该让孩子觉得把生日支票存到银行里是一种处罚，毕竟现在人们对去银行存钱的兴趣已经不像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时那么大了。这里有个变通的方法：把生日支票兑现，然后把现金放入储蓄罐里，而储蓄罐必须放在好拿且安全的地方。至于何时才到银行开账户，让孩子自己决定，比如说，他们开始想为买车或交大学学费存钱的时候，就要把钱存在不能随便拿出来花掉的地方。

此外，随着孩子数学水平的提高，把钱继续放在罐子里对学习算术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这个时候，把钱存到银行，让钱虚拟化，也是合理的。有些网站或应用程序，例如Allowance Manager或FamZoo，可以让家长用来记录孩子做家务挣的钱与零用钱的支付和使用情况，无论孩子是否必须做家务才能拿零用钱，都可以使用这些工具。当孩子想动用零用钱时，这些程序就会记录花费情况，家长可以随时监督。另外，家长也可以用这些程序从自己的账户中拨款给孩子，孩子的借记卡就会收到这笔钱。

另外一个做法是：每周使用同行转账把钱从家长的账户转到孩子的账户上。孩子的结余通常不会太多，所以要先确认这么做不会产生额外的费用。家长也要设定限额，别让孩子透支。信用合作社与社区银行的手续费通常比全国性的大型银行要低，像第一资本（Capital One 360）或Ally这种在线银行，则免费提供账户，也没有最低存款要求。有些银行可以在线跨行转账，转多少次都不收费。如果家长使用的不是自己的常用银行，在为孩子开户之前，首先要把这些信息都弄清楚。

至于信用卡，除非遇到紧急状况，一般情况下孩子可能还用不到。可以刷卡，买东西不必付清全款，只要每个月付一点利息，我们为什么要让孩子接触这种观念？借记卡的存在有其道理：可以帮助人们坚持在预算内消费。刚开始学习用钱的孩子比任何人都需要这个帮助，所以我们不应该让孩子太早养成使用信用卡的习惯，即使他们用的是家长的附卡。如果家长想图方便，可以给孩子现金，让他们自己去买需要的东西；或者汇钱到孩子的账户上，让孩子使用自己的借记卡，这样他们就不会透支。

教孩子买东西的概念

不管孩子把钱放在哪里，总会有临时想花钱的时候。这会产生几个基本的问题：我们真正想让孩子买的是什么东西？我们应该禁止孩子的哪些消费？问题的答案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因为我们无法预测每一件事。然而，孩子早在5岁的时候，就已经可以用一对概念去判断：需要与想要。我们要让孩子知道其中的差异，而这对概念也应该可以用来管理他们一生中的大部分开销。

对年龄小一点的孩子来说，“需要”的定义相对简单：我们需要吃饭、需要穿衣服、需要睡在房子里；如果生病，就需要看医生；如果爸爸或妈妈不在家，还需要保姆或课后托管班。大部分家庭都认为，为了孩子的大学学费与自己的退休金，存款也是需要的。有很多家长会觉得汽车是需要的，另外像书籍、慈善捐献或税款，也都是需要的。至于其他，通常就会被归类为“想要”，例如偶尔的享乐、健身器械、玩具、短程旅行或度假。我们可以对孩子解释，这些都是美好的事物，但我们无法得到所有想要的东西，或是无法一次就满足所有愿望。

在刚开始给孩子零用钱时，让孩子自己写出“需要”与“想要”的清单，看看孩子会写出什么，对理解这两个概念也很有帮助。孩子一旦理解了这对概念，我们就要有心理准备，因为他们可能会出乎我们意料，忽然迸出相关的问题。我女儿6岁的时候，就已经发现汽车并不是真正的必需品，因为我们家三个人都可以搭地铁去上班、上学以及参加大部分平日与周末的活动。她有这种想法，是因为某天我们开车带她去找她的朋友，而她朋友家没有汽车。女儿8岁的时候就会评估慈善团体，判断这个团体是否提供人们真正需要的服务，例如提供用来救命的药物，或者只是做那些锦上添花但并非必要的事，例如举办公开的艺术展。

当孩子年龄再大一点，就会无可避免地面临“需要”与“想要”的考验，孩子会开始质疑父母消费决策的公正性。其中最好的问题，是我在某场有关金钱与价值观的演讲之后，一位走起路来显得有点缓慢、笨重的母亲提出来的。她在同伴面前站起来，说她念中学的儿子问她，为什么爸妈买了猎人（Hunter）牌的雨靴给姐姐，却不能买高价的肉食性植物盆栽给他。把这两样东西并列，这孩子实在太聪明了！因为很多家长都会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尽量满足孩子的学习所需，而孩子对植物的兴趣似乎只是值得培养而已。毕竟，孩子“需要”学习，但只是“想要”时尚又昂贵的雨靴。我告诉这位母亲：给孩子买一些捕蝇草吧。

让孩子认清“需要”与“想要”的界限

谈到“需要”与“想要”的界限，服饰是一个很让人伤脑筋的项目。存在于同龄人间的潮流和品牌的力量很早就开始影响孩子的想法，而且在他们长大一些后，这种影响会更加深刻。同时，大人也需要弹性地处理这样的问题，因为有些略贵的衣服确实耐穿、耐看，所谓贵有贵的道理。

所以当孩子年龄大一点，想避免他们抱怨与争论，并给予他们一定的决定权，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做两件事：第一件事，设计一条“需要”与“想要”的水平线。在纸上画一条水平线给孩子看，水平线的一端是“需要”，另一端是“想要”。我们假设孩子现在要买雨靴，事实上大部分孩子都需要雨靴，但标价最高的橡胶雨靴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根据我们的设定，水平线的最左端放着打折或二手雨靴，要价约25美元，我们把这一端标记为“需要”；水平线的最右端是超过100美元的猎人牌或其他品牌的雨靴，我们把这一端标记为“想要”。

现在，要做重大决定的时刻来了。第二件事，我们必须再画一条垂直线，与水平线两端之间的某个地方相交。位于垂直线左侧的是“需要”的东西，右侧是“想要”的，这条线则是参考值，代表家长愿意为孩子花多少钱。我和我妻子现在还经常会争论这条竖线到底要画在哪里，以及是否应该根据物品的种类，把线画得靠左或靠右一点。我们把这条线称为“兰斯恩得 [4] 界限”，也就是“需要”与“想要”的界限，如果我们认可这条线，就表示我们愿意为孩子买任何一件和兰斯恩得牌一样属于中等价位的衣服，即便这件衣服来自其他设计师或商店。价格在这条线右边的任何东西，就属于“想要”。判断标准就是这个东西的价格在这条线的哪边。如果我女儿很想要某个东西，那么她就要用她自己消费罐或储蓄罐里的钱来买。我们也发现，爷爷或奶奶突如其来的慷慨，可能会超过我们设定的标准，但只要不是经常发生，而且父母能够持续应用这个方法，这条线就可以一直发挥作用。

如果理解了这条界限，再过几年，等他们进入中学，他们就能自己处理所有服饰的预算了。到时，设想一下未来几年他们可能需要的东西，再结合你画下的那条线，估算出总预算大概需要多少。然后，把这笔钱全部交给孩子，或是存到一张单独的借记卡中，并规定这张卡只能拿来买服饰。考虑到孩子很有可能做出许多不当的决定，这么做的确有一定风险，但这会是一个意义深远的体验。

南卡罗来纳州的财务规划师谢里尔·霍兰，在女儿念高中时这样做了一次。虽然她很担心女儿会把该买保暖鞋的钱都花在参加派对的衣服上，从而导致整个冬天只能穿平底人字拖，但她仍然决定让女儿自己做选择。她们一起列出一张购物清单，但没有规定女儿要去哪里买。很明显，这笔钱后来有很多都跑到少女内衣专卖店的收款机里了。女儿年初才买的一条昂贵的牛仔裤很快就变得太小，但预算已经不够再买一条新的，而父母也拒绝给她支援。大部分孩子都会把这种事搞砸，有时候甚至还挺严重，但他们学得也很快。如果孩子可以把年底剩下的服饰预算存起来，或将其加入下一年的服饰预算中，家长就知道孩子学得有多快了。

对霍兰家的人来说，女儿变精明的速度之快，实在让人吃惊。“她已经变成一个优秀的买家，她会通盘考虑自己需要什么，寻找折扣品，还会自己赚钱去买她想要但预算不够的东西。”事实上，她可能也帮父母省下不少钱，因为如果是谢里尔陪女儿一起去买东西，通常会为了方便而多付一点钱。谢里尔说：“我的建议是，如果孩子自己要求负责钱的事情，那就交给他们吧。”

制定零用钱的使用规则

关于使用零用钱的规则，我们可以制定到什么程度？有些家长很早就决定，任何孩子想要的东西，而不是需要的东西，他们都必须用自己的零用钱来买。这么做的家长只会把生日或节日礼物作为例外，或者还包括度假旅行时买的纪念品，但是对其他开销就限制得非常严格。举例来说，如果家长决定带全家外出用餐，孩子想喝饮料而不是水，就要自己付钱。这么做的家长，每周通常会多给孩子一点钱，让孩子至少可以买一些想要的东西。听起来这似乎有点小气或严厉，但还要看零用钱到底有多少。这么做实际上给了孩子更多掌控权，也为孩子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会。

关于“需要”的精确定义，无可避免地会发生争议，尤其是新的需求出现时。虚拟家庭银行FamZoo的创办人比尔·德怀特（Bill Dwight）有个经过精心设计的做法，他和孩子已经实行多年，可以用来解决这个问题。例如，孩子对某些新的电子游戏感兴趣，就必须写出一篇短论文，解释为什么要买。至于平板电脑，他也会和孩子坐下来，一起算出能满足孩子需要的基本款要花多少钱。如果孩子要买某个更贵的东西，他会同意预付一笔钱，但接下来几个月，孩子要用零用钱来偿还直到还清。他没跟孩子收利息，因为他认为，每周看到零用钱被扣的痛苦，已足够让孩子吸取教训。

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的“小金库”里不仅会有零用钱，还会有工作的收入、生日或节日礼金等。那时候，家长就要制定规则，规定孩子哪类钱可以花多少。作为礼物性质的钱，规定可以宽松一点，让孩子可以将其中的大部分或全部花在想要的东西上。有些家长在孩子步入青春期后，想用孩子打工赚来的钱替代父母给的零用钱，或者用来负担孩子新的开销，例如买汽车。有些家长则希望，孩子把这些钱都存起来，用作将来上大学的学费。这些规则没有正确答案，只要家长持续采用清楚的规定，并且在需要改变时做些调整就可以了。

家长也必须列出禁止孩子购买的物品清单，这份清单会随着时间改变，因为孩子也许会有新的兴趣，或商家又开发出各种不恰当的消费方式来满足孩子。无论孩子是花零用钱，还是花打工赚来的钱，有些东西家长都应该禁止孩子购买。在脸书上追随我的家长，与我分享了他们禁止孩子购买的物品清单，我在此提供给大家参考。这些物品包括：芭比娃娃、糖果、耐克精英系列的短袜、狗、仓鼠、暴走鞋、游戏装备、苹果手机、更多的乐高、摩托车、Oakley太阳镜、小折刀、上托型胸罩、文身、蹦床、暴力电子游戏。如果孩子反驳家长说现在没有哪个刻薄的爸妈不让孩子用自己的钱买这些东西，那么我们可以告诉他们：有。

如果家长已经为孩子购买了需要的东西，但他们后来搞丢或弄坏了，为了让孩子负起责任，家长也必须设下基本规则。有个做法是，要求孩子分摊维修或买新品的费用。对于没有太多钱，而且还在学习怎么保管自己财物的小孩来说，每个月掏点钱来分摊买新品的费用，也是合理的。对年龄大一点的孩子，家长则要跟他们说明，在每一种情况中他们自己有多少过失，然后根据家长的判断，再决定让他们负担部分或全部的费用。

弗吉尼亚州的艾梅·希姆斯和她10岁的儿子，采用的是另外一种做法。因为可以用零用钱买新的，所以儿子完全不在意搞丢东西，所以艾梅必须采用会让他感到痛苦的处罚手段。

他一再遗失午餐盒、保温杯和水壶，然后就去借姐姐的来用。“这么做也可以，可是他又在学校把姐姐的保温杯弄丢了。”艾梅回忆说，“现在，因为他不负责任而给别人带来不便，就要开始对他罚款。如果忘记带，要罚5美元；如果弄丢了，除了承担买新品的费用，还要多罚20美元。”罚款的受益人就是因他的行为受到困扰的人。艾梅的儿子对用零用钱买新东西不太在意，却对要交罚款给姐姐这件事很抓狂。在儿子大概付了5个保温杯的费用之后，艾梅终于不必再用这个方法了。

有了这些规则以及制定与调整规则的经验，之后遇到更贵的物品，例如手机与汽车，就会容易许多。现在我们就逐项来谈。

孩子需要智能手机吗？

孩子需要基本款的手机，但智能手机只能算是“想要”，因此孩子就应该自己付钱购买，包括每个月的通话费。为什么孩子只需要基本款手机？手机现在的主要功能不再是打电话，而是互发信息。从小孩到健身教练，这似乎已经成为人们一种既定的沟通形式。但一部可以操作应用程序的手机不是必不可少的，虽然在少数情况下会用到，如学校可能会要求孩子必须使用某个应用程序完成作业，或是当孩子独自外出时家长可能会因为无法使用手机追踪孩子的位置而感到焦虑。我认识的某位家长，因为孩子有多动症，所以他认为给孩子配备一部智能手机是合理的。他的感受是：孩子越常使用手机，手机就越不容易丢；反之，如果只是偶尔拿出来打电话，手机就很可能被弄丢。

其他人也可以参考一下住在伊利诺伊州的玛丽·凯·拉塞尔所采用的方法。她有四个儿子，只要孩子存够钱，就可以买任何想要的智能手机，不过，买手机时孩子要开一张360美元的支票给爸妈，用来支付第一年的话费；这笔预付金用完后，仍要继续付钱。有了这些限制，她的长子直到21岁才买智能手机。对于第一次购买智能手机而且还是用零用钱购买的孩子来说，有个方法可以少花点钱，即购买二手或整修过的手机。还可以找像Ting这样的公司，它们将时长与其他使用数据都计算得非常细致，用多少消费多少，因此可以大幅降低每个月的通信费。还有，我们也鼓励孩子通过Wi-Fi上网，尽量减少使用数据流量，现在很多孩子喜欢消磨时间的地方几乎都有Wi-Fi。

孩子需要汽车吗？

在智能手机上采取的做法，只是处理汽车问题的热身。即使是最便宜的汽车，也是一笔很大的开销，因此关于这个主题的讨论，一开始应该注意几个结构性的问题与原则。我们先来衡量一下“需要”与“想要”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在这里有点复杂，因为有时候是父母认为孩子需要一部汽车。例如家里大点的孩子在依法拿到驾照之后，就可以承担接送弟弟妹妹的任务，让父母卸下这个担子，有更多时间工作、照顾其他人或休息一下。这种情况下，由家长付钱也是很合理的。在家族企业里工作的孩子，如果有车代步，也可以帮更多的忙。

当汽车只是“想要”而非“需要”时，就会有三个问题要考虑：首先，如果孩子是用打工赚的钱支付部分或全部费用，家长就必须限制孩子的打工时间，以免耽误学习；其次，除了汽车本身的费用，还要决定由谁来支付保险、汽油与维修的开销；最后，可以让孩子自己选择车型，但安全方面一定要符合最基本的标准。

很快大家就会发现，对孩子来说，如果不把业余时间都用来打工赚钱，想支付与汽车相关的费用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这可能也不是家长想要的结果，所以家长面临三种选择：掏一大笔钱给孩子买他们想要的汽车，给孩子自己开过的旧车，或是与孩子共享一辆车。这里有一个确定孩子会分摊费用的方法，即在孩子13岁左右时就开始和他们讨论这个话题。如果孩子很想要汽车，考虑到日后的花费，就必须说服孩子把生日与节日礼金全都转到储蓄账户中。既然孩子愿意存下这笔钱，他在花每一分钱时，就会三思而后行。即使孩子之后不想买车了，这笔钱也随时可以转作上大学的费用，或移作他用。祖父母也可以提供点支援。

给孩子开过的旧车，可能也是一个好方法。如果这辆车没有尚未结清的贷款，或是家长本来就打算要换新车，对每个家庭来说，如果忽视以旧换新会节省的费用，几乎都会免费把旧车给孩子，因为感觉这么做没有什么成本。但这仍旧是一个很大的礼物，如果这个需求属于“想要”而不是“需要”，就应该要求孩子承担基本的财务责任，让他自己付维修、买汽油或买保险的费用。

住在芝加哥市外的方，对他们的第二辆车有一个绝妙的处理方法：他们的儿子随时都可以用车，但使用的方式就像租车——他每个月会付一笔费用，帮忙分摊保险费，其他费用则是花多少就付多少。这么一来，儿子就会想，如果他可以走路上学，还需要开车去学校吗？而且他不喜欢把车停在学校的停车场，因为每小时都要收停车费，一天下来费用惊人。

不过也有一些家长，不会设定任何限制和标准，无论孩子的行为有没有显示出他应该得到这部车，都会买新车给孩子，还一并负担汽油与保险费。这些人的口袋深到足以挥霍，也不觉得这么做会宠坏孩子。如果是这种情况，家长至少要在心里设置某些使用零用钱的原则。还可以先让孩子开家里的旧车，接连几个月都没有发生事故才可以买新车。也许家长还可以要求孩子写一篇短论文，说明开车要承担哪些责任。在孩子的这篇书面报告中，家长可以再增加一个条件，清楚地说明为了以后持续要花的汽油费，哪些家务是孩子一定要做的，这样做也算明智之举。

不要把零用钱跟家务绑在一起

多数家长并不认为，花零用钱可以让孩子练习管理金钱以及孩子应该免费做家务。根据美国会计师协会2012年的调查，89%的家长把零用钱跟家务绑在一起。 [5] 普信集团（T. Rowe Price）同年也做了调查，发现86%的家长会付钱让孩子做家务。 [6] 这些家长认为，付钱让孩子做事，是让孩子面对真实世界的很好的训练，因为报酬是根据工作者能否及时完成任务和胜任工作内容而定的。他们也担心，给孩子零用钱却不要求其做家务作为回报，会让孩子变得懒惰，让孩子认为获得零用钱是理所当然的。

很少有人会问孩子，对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想法。相信你如果问了，孩子的回答可能会让你大受启发。我能找到的最好例子，距今已经超过100年了，这也说明，付钱做家务是一个困扰了好几代人的家庭议题。在1904年出版的一本论文集中，布兰奇·迪士摩（Blanche Dismorr）搜集了各年龄层的英国小孩所写的文章。 [7] “孩子做家务应该收钱吗？”在9岁的孩子里，有66%的孩子认为，他们做家务应该得到报酬；但对13岁的孩子来说，只有36%会这样想。这4年的成长，改变了什么？迪士摩指出两点：孩子越来越意识到，家里的每个人都应该为家里做贡献；另外，要求付费会让孩子变得自私，变得一切以金钱为目的。

这个研究确实很古老，但这两个论点却历久弥新，孩子的看法是对的。如果家长在家里忙东忙西也没人给钱，为什么孩子可以拿钱？家务就是家里的每个人都要做的、让家庭生活可以顺利转运的事。让孩子学习适当的工作伦理，是很好的想法，但家长可以用难度更大、不那么寻常的任务，比如那些如果不找孩子也可能会找其他人来做的事，来教他们理解应有的工作伦理。而且，即使想让孩子知道老板是如何评估工作表现的，也不适合用家务来练习，因为他们将来不大可能为父母工作。家长不如让他们在打工时从真正的老板那里学习这些。

如果担心13岁的孩子可能会变得在乎钱，我们可以想想看在家里该怎么做。有人可能以为，把做家务和零用钱联系在一起，我们对孩子就能有些影响力，因为孩子不做家务就领不到钱。但如果孩子不想要或觉得自己不需要钱呢？很可能的情形就是，家长还是会让孩子做家务。所以，如果家务其实是必须要做的事，那我们为什么要付钱给孩子呢？如果孩子没有及时做好家务，我们还有很多方法可以取消原本承诺给孩子的好处，例如开新车。在各种方法中，不应该包括用金钱来奖赏，因为它只是一种学习工具。

在支持“做家务才给零用钱”这一观点的人中，有一名来自旧金山的家长索沙·桑，她的说法是我听过的最有说服力的。1980年她来到美国时是柬埔寨难民，她从12岁就在餐厅打黑工赚钱，还要帮忙照顾她患自闭症的弟弟。过了一段短暂的无家可归的生活后，她结婚了，生了四个孩子。现在这四个孩子都和外祖母住在旧金山租来的房子里，而桑也开始做代理记账工作。

桑和她的四个孩子都会通过EARN组织存钱，这个组织会另外拨给低收入工作者与家庭一笔钱，数额与他们的存款相等，目的是帮助他们改善家庭财务状况。当我向她说明“不要将家务与零用钱绑在一起”的逻辑时，她对这个观点嗤之以鼻，认为这是有钱人的奇想。“给孩子零用钱？”她语调上扬，店里其他客人还以为我们起了争执，“你为什么要给孩子零用钱？只因为他们是你的孩子？这是所有权的问题。钱是他们自己赚的吗？他们尊重这笔钱吗？我们都为了钱而工作，为什么我的孩子就应该拿走我的钱？如果我必须工作，那么他们也必须工作才对。”

她的论点非常有力。如果家长无法摆脱孩子必须做些什么事才能领到零用钱的想法，那么可能还有一个折中的方法。住在西雅图的广告文案撰稿人杰克·约翰逊说，他小时候做家务，父母会给他零用钱。但是当他7岁的儿子利亚姆开始为了第四个足球、最新的战斗陀螺以及每月能领到一笔零用钱买这些东西而吵闹不休时，他开始静下来思考，自己过去对零用钱有什么心得体会。深思之后，他领悟到两件事：第一，他每天必须尽快把家务做好，这样才能领到钱；第二，为钱做事，一点都不好玩。

杰克希望利亚姆可以学到不一样的事，他在网络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8] ，很快就广为流传。他和他太太都希望，他们的儿子能够以创业家的精神来思考，而且长大后可以靠有创意的想法赚钱，而不是靠把事情做好的能力。他们要儿子知道，把一件事做得很好，是很有乐趣的。所以，做基本的家务时，利亚姆不会赚到钱；但如果他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就可以赚到钱。所以，当利亚姆注意到后院的落叶时，就主动提议要用耙子把落叶清理干净，还协商出一个价钱；祖父母的车子很脏，也激发了他赚钱的动机，后来他经常去帮别人清洗车子，杰克还帮他写了一个简单的运营计划。“我看到他已经有了热情，他把赚钱当成是可以解决问题的项目，而不是把时间卖给别人，一心只想赶快把工作完成。”杰克在他的文章中写道，“每个人都喜欢好项目，包括我自己。我仿佛已看到他慢慢变成一个创业思考家，未来不管他做什么，这种思考方式都会让他脱颖而出。”

[1] Terrie E. Moffitt et al., “A gradient of childhood self-control predicts health, wealth, and public safet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ol. 108, no. 7, 2011, 2-3, doi:1073/pnas.1010076108.

[2] 信用合作社：美国具有互助性质的合作金融组织，分为职业性与地区性两种，只提供消费性放款，不吸收非社员的存款，也不兼营其他业务。——译者注

[3] David Owen, The First National Bank of Dad.

[4] 兰斯恩得：Lands' End，美国服装与日用百货的老牌零售商，成立于1963年，被作者归类为中等价位品牌。——译者注

[5] 该调查结果于2012年8月22日公布：http://www.aicpa.org/press/pressreleases/2012/pages/aicpa-survey-reveals-what-parentspay-kids-for-allowance-grades.aspx.

[6] 该调查结果于2012年7月3日公布，支付数额参见：http://media.moneyconfidentkids.com/wp-content/uploads/2012/03/PKM-Survey-Results-Additional-Slides-FINAL-07-03-12.pdf.

[7] Blanche Dismorr, “Ought Children to Be Paid for Domestic Services?” in Studies in Education,1896-1902 , vol. 2, Earl Barnes, ed., Publisher unknown, 1902, http://bit.ly/1f5LuBd.

[8] Jake Johnson, “Raising Entrepreneurs: Fostering the entrepreneurial spirit in your kids,”Medium, 2013, http://bit.ly/1lovUB1.

“无论孩子最后有多少钱，我们都要让他们过上精彩的生活。”

第4课
如何让孩子聪明消费

安妮·伦纳德在高中时期，是戴不起Vuarnet太阳镜的孩子。伦纳德生活在一个只有妈妈的单亲家庭，家里有三个小孩，妈妈是名护士。她妈妈送她去念私立学校，但支付完学费，家里的钱便已所剩无几。同学过16岁生日时，通常都会有绑着粉红色缎带的汽车开到学校把“寿星”接走（学校不允许学生在校园里开车）。

伦纳德成年后成为活跃的环保人士，在世界各地为环保事业奔走。她曾制作过一部有关垃圾与污染的短片《东西的故事》（The Story of Stuff ），希望告诉大众不断购买与丢弃东西的后果，而那些东西都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这部短片触动了很多人，引起很大的轰动，在网络上至少已被浏览2 500万次。这部短片后来又被改编成了书，甚至还催生出一个非营利性组织。知名节目主持人史蒂芬·科尔伯特（Stephen Colbert）邀请她上节目，还说她的短片引发了一股狂潮。

后来连小朋友都成为这部短片的观众，学校的老师会在教室里播放这部短片。希望她开设课程的邀请也如雪片般飞来。《纽约时报》曾在头版刊登了一则报道，提到这部短片在教育圈大受欢迎，文末还写道，孩子现在买乐高时都会改变主意。短片能引起青少年的关注，这让伦纳德大感意外，因为这并不是这件事的重点。她解释说：“我不是为了孩子才拍《东西的故事》的。”听到她这么说我很惊讶，因为她也是一位母亲。但她最后终于意识到，她能把东西的生命周期阐释得这么好的一个原因是：她曾经花了很多年时间对她女儿黛薇解释自己的工作内容，她女儿现在已经十几岁了。

这位大胆地公开反对盲目消费行为的母亲，是怎么养育孩子的呢？在生活中，伦纳德并不是一个严苛的生态保护主义者，她的教养方式也和我们大同小异。她有一辆汽车，和邻居共享蹦床与游泳池，这两样很明显都属于“想要”的类别。她平常出手并不小气，会让她的女儿滑雪，或是花很多时间在当地的攀岩场做运动。和我们大部分人对孩子的态度一样，这对母女也常常为紧身牛仔裤与得体穿着的标准互相讨价还价。

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关于收藏的东西的故事，这些东西会让我们产生各种情绪。对于努力珍藏很久的东西，我们会因为拥有而感到自豪；对于家传的宝贝或别人的二手赠品，会心怀感激；对于各式各样堆积如山但已经过时的运动装备，会不知所措；对于几乎没在使用但贵到让我们对自己的冲动感到自责的东西，会感到后悔。现代社会物质非常丰富，我们常常对物品有太多复杂的感受与考虑。过去从来没有可以这么轻松地获得这么多东西的时代，无论是一时流行的服饰，还是很多孩子喜爱的快餐。但另一方面，这个现象也让很多人感到害怕。大部分人应该都还记得2008年的经济危机，之所以会发生危机，就是因为很多人花的钱与借的钱超出了自己的负担能力。因此我们都希望可以教会孩子如何抗拒这些购物冲动，保护孩子不会遭遇因屈服于购物冲动而导致的悲惨下场。

把钱花在能带来持久快乐与回忆的物品或体验上，才能真正获得愉悦。我们不需要为此感到羞愧，也不必因此责备孩子。事实上，我们都应该赞美这些事物。我第一次看到女儿用自己的钱买东西，是在一个户外庆典活动上，我看到她默默靠近棚子下展示台上的首饰，神情坚定又自豪，买完后，小手还紧紧握着账单。这对她来说是意义重大的一刻，我也相信，当她存到更多钱买到更贵的东西时，还会体会到更多这样的喜悦。

孩子需要学习的是一种平衡，节俭也要恰如其分。节俭是个很奇怪的字眼，通常是小气的同义词，即使把它看作一种赞美，也是很勉强的赞美。但其实，节俭（thrift）这个词的词根原本是“茁壮、繁盛、欣欣向荣”（thrive）的意思。 [1] 家长的目标，绝对不是要鼓吹小气的节俭，或是上一代美国人因为经济衰退或战争而物质短缺的节俭。相反，我们应该做到三件事：设定某些消费的指导原则，让孩子参考；示范几个聪明的消费技巧；通过某些家庭仪式，让消费变得有趣，但买的必须是真正有价值与意义的物品。有这些作为基础，无论孩子最后有多少钱，或经济环境发生什么变化，他们都能过上精彩的生活。

设定消费的指导原则

孩子学会简单的除法后，就可以开始让他们做一个重要的计算——计算快乐产出比。这个点子来自科学家玛·马修森（Mary Mattiesen），她是第一个把这个想法贴到我脸书上的人。大部分小孩都会经过“要这个、要那个”的阶段，这件事真的让家长烦不胜烦，但如果没有适当的回应，又可能会让孩子大失所望。“我们买不起”不一定是真话；“因为我说了算”也不太让人满意；为了维持和平而答应孩子的要求也不太对劲，因为孩子通常都会有一大堆不常玩的玩具或纪念品，只会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

但马修森却将满足孩子的要求转化成一种投资的概念，虽然她本人并不这么认为。她的做法是，先要求孩子预估一下，花在任何他想要物品上的每1美元，会提供几个小时的快乐感受。她是在某个圣诞节想到这个点子的，当时她注意到，最贵的玩具，如跳跳虎或机械狗，虽然吸引了儿子的注意，但并没有持续很久。与此同时，最便宜的玩具如费雪牌的收款机和蓝色斑点狗（Blues' Clue）牌的玩具屋，让两个孩子玩了好几个小时。玩具屋最后四分五裂，但收款机用了很多年。她把计算结果给我看：收款机是第一名，每1美元可以玩185.5小时；跳跳虎最不划算，每1美元只能玩0.08小时。多年以后孩子发现，最划算的交易是扑克牌。只要不搞丢牌，一副扑克牌可以玩一辈子，而且花费不超过2美元。她的女儿莎拉也习惯了做这个计算。某一天，莎拉经过一家玩具店，按了一个说话娃娃身上的按钮，然后笑说：“哈哈，我免费玩了5分钟。”

她的两个孩子现在一个20岁，一个17岁，全家人都住在俄亥俄州。年龄大一点的孩子叫吉米，后来他还用这个计算方法说服爸妈给他买了电子游戏，逻辑在于，花60美元就可以玩数千个小时，这笔钱花得很值。他现在不花钱下载音乐，而是在Spotify这个音乐平台上在线听免费版本，因而也不得不忍受插播的广告；大部分电影都在影片租赁网站Netflix上看，每月支付10美元，可以看10部电影，等于每花1美元就可以收获2小时的乐趣。17岁的莎拉看的很多书都是从图书馆借的，偶尔才会到书店里买上几本。在图书馆借书不用花钱，而对一个看书很快的人来说，一本10美元的书5小时就能读完，等于花1美元只能买到半小时的乐趣。

对于非日常必需品，通常属于“想要”而不是“需要”的东西，这个计算快乐产出比的方法特别好用。无论如何，我们可以从孩子想买的第一件物品，例如玩具，开始进行这个计算练习。等孩子再大些，全家人还可以拿家长愿意或不愿意买的体验来做练习。例如，设定某次度假的预算，让家里十几岁的孩子参与讨论。对某个已经完成的活动来说，这个方法也很有用。每个人都可以思考，为音乐会或其他活动花很多钱买位置更好的高票价，是不是划算？如果买比较便宜的位置，省下来的钱还会有哪些获得乐趣的可能？

至于每天都要买的生活必需品，例如食物或衣服，计算快乐产出比法就没那么好用。这时，我更喜欢佐伊·韦尔（Zoe Weil）所做的测试，这是她身为人性教育协会会长工作的一部分。她在向学生解释如何做消费决策时，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哪一个东西带来的好处更大、伤害更少？” [2]

好处更大或伤害更少的原则并不是一个新的考量标准，而是一条黄金法则的延伸，这条法则在世界范围内的各种信仰和文化中很受认可，而且具有很好的弹性。只是，人们需要思考一下，这样做对谁好处更大或伤害更少？是我们，还是我们的邻居？是国家、环境，还是动物？其实，这个原则有一条明确又关键的信息：我们花的每一块钱，都是对某个东西的背书。这并不是说，每次买东西都要提醒孩子这件事，否则会累死人的，而且，这种做法不只针对孩子。另外，韦尔也承认，我们不一定有足够的信息去寻找到真正好处更大又伤害更少的东西。

但有时候，信息还是非常丰富的。以美国休闲服饰连锁品牌Abercrombie & Fitch为例，这家公司不但因为种族歧视开除了一个头戴伊斯兰头巾的青年员工，还到联邦法院捍卫自己这么做的权利。这家店里卖的衬衫，会在胸口处印上各种标语，但有些会让人觉得格调不高，包括：“有了这些，谁还需要脑袋？”“男人都喜欢波霸！”“我害你看起来很胖吗？”。多年来，该公司的主管还为在正面印着带有性暗示与挑逗性词语的少女丁字裤辩护。不只如此，该公司还宣称：“很多人不适合穿我们的衣服，他们也不是我们的目标群体。我们有排他性吗？这毋庸置疑！” [3] 很多青少年会注意到企业的这些行为，进而决定是否选择这样的品牌。身为家长，我们当然可以引导孩子，让他们注意到这些有问题的商业行为。我们可以问问孩子：这些企业把钱花在形象比较负面的事情上，会造成什么伤害？

决定如何在社区里花钱时，也可以运用同样的逻辑。如果孩子在当地的小联盟打球，我们可以问孩子，哪些企业在赞助这些球队，或者哪些企业会赞助每年的家长与教师联谊会。也许，我们有个朋友或邻居就在当地开店，家长可以到这些店内消费，并鼓励孩子花零用钱时也这样做。

在当地的农夫市集消费，也是支持附近住户的一个方法。这对成年人来说似乎天经地义，但对孩子来说，除非我们解释给他们听，并不时提醒，否则孩子自己并不会知道在这些地方花钱的用意。

示范聪明的消费技巧

一旦为孩子设定了消费的指导原则，示范几个方法让孩子可以花得更聪明，或找几个地方让孩子每一块钱都花得更值，就是一个好点子。

折价券可以买很多东西，而且，使用折价券也不会伤害到谁。所以，教孩子使用折价券买东西，是让他们实现聪明消费的好方法。有些很会使用折价券的家长，会带孩子一起规划每周一次的杂货店采购活动，还会根据家里的积蓄提供现金奖励，把整个过程变得很有趣。

住在俄亥俄州的凯蒂·贝欧佩迪欧·施赖伯，从7岁开始，每周都会和妈妈、弟弟坐在厨房餐桌前，拿着《哥伦布电讯报》一起剪折价券，然后把折价券放在活页夹里收好。他们每周会看哪张券的交易条件最合适，然后到当地的百货店买东西。孩子会站在收款机旁，等拿到收据，再大声说出今天总共省下多少钱，妈妈就会当场给孩子现金以示奖励。100美元的账单，孩子通常可以拿到6美元。虽然凯蒂现在不像以前一样每一分钱都花得很仔细，但对于寄到家里的折价券信件，她还是会非常兴奋地撕开。

另一个鼓励孩子节俭，省掉无止境的唠叨，还可以给孩子某些自主性的方法，就是使用借记卡。在旅行期间，或是家长已经预存了费用但希望孩子可以控制预算的情形下，借记卡特别好用。俄亥俄州的财务规划师罗莉·安柏伊，为了应付孩子们接连不断要求“可以买这个吗？”，做了一个万全的准备。她担心全家人去迪士尼乐园的那周会不断听到这句话，所以给了每个孩子一张预存了100美元的借记卡，除了基本的食物与饮料由父母买单，孩子可以买任何他想要的东西。她甚至准备了一箱零食和许多密封塑料袋，让孩子选择是带家里的零食，还是花钱买外面的，比如5美元的Dippin’Dots冰激凌，或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对资源加以严格限制，以及拥有银行卡的掌控感，其实会强迫孩子去思考价值与取舍的问题。而且，让孩子进行自我控制，也会让孩子觉得自己很有力量。即使是她5岁大的儿子，也完全进入状态，每次买东西的时候都想得很认真，而且直到最后一天才选纪念品，甚至最后还剩下了一点钱，足够他买冰激凌。

为了特定目的而使用家长指定的银行卡，即使不在主题乐园或度假时使用，也是很有用的预算工具。例如，我们可以给一个很爱打电子游戏的孩子一张卡，卡里已经预存了有限的零用钱，只能用来购买游戏中的项目。如果家长愿意付钱让孩子在学校上课期间每周有一次离开校园外出就餐的机会，就可以每个月主动转一笔固定的钱到孩子的银行卡上。而作为交换，孩子为了得到外出就餐的权利，就要记录支出与结余。

如果想慢慢灌输给孩子消费与储蓄的价值，二手店是一个不错的购物场所。这些店不论在什么规模的城市里都很容易找到，孩子通常会把逛这些地方当成是在寻宝。艾梅·希姆斯已经和家人逛了好多年二手店，她的先生是职业军人，工作时就穿制服，所以家里不需要大衣橱。当他被调派到海外的军事冲突地区时，和很多家属在美国本土的战友一样，他的家里会领到危险津贴。艾梅发现很多军人的配偶都会把这笔钱拿去买船或其他奢侈品，但她决定用这笔钱付清家里的车贷，再用剩下的钱到二手店淘5美元一件的羊绒衫。这家人目前住在弗吉尼亚州北部，艾梅的女儿已经长大了，知道在二手店购物的种种好处。“现在流行穿紧身牛仔裤，搭一件带帽子的宽松长袖上衣，再配上有趣的T恤。”艾梅是这样描述在街上招摇过市的孩子的。她女儿已经知道，这些有趣的T恤在二手店通常只要1美元，而且不会和别人撞衫。她很喜欢这种寻宝的乐趣，对于自己如此聪明的行为也十分自豪。

有趣的家庭购买惯例

还有一个建立家庭价值观的方法，就是养成某种家庭购买惯例，这是我最喜欢的方法。在这个方面家长应起带头作用，某个住在芝加哥的祖母在家里定的规矩，很值得家里有年龄小一点孩子的家长学习。黛娜·崔斯特在每年三个孙子过生日时，都会给他们1美元。然后，她会带小孩到1元商店，让孩子自己选一样礼物。孩子手上拿着1美元纸钞，在每样东西都只要1美元的老派商店里什么都买得起。所以，孩子最后想要买什么，就会变成一个很棒的测试：看孩子对家长平时的教育到底吸收了多少。

从孩子4岁时，黛娜奶奶就开始带他们到1元商店消费。她特别强调一点：不要限制时间，这样孩子才能仔细权衡他们的选择。有时候，1元商店之旅会花上90分钟。第一个孙子会有条不紊地逛货架通道；第二个孙子会先拿起每个他觉得有趣的东西，最后再逐一放回去；第三个孙子在第一次去时，挑了一个宠物飞盘。黛娜奶奶决定探询一下孩子的想法，因为家里的宠物是一条又老又懒的哈巴狗。狗狗真的会追着旋转的飞盘跑吗？它的嘴巴能大到可以接住飞盘吗？听了奶奶的话后孩子很快就改变心意，买了一个粉红色的填充骨头，这可以让狗狗开心得更久。这个家庭传统项目坚持进行了将近10年，直到孩子已经大到不适合这么做。

我同事德怀特·嘉纳与他太太克莉·利菲弗，几年前和两个孩子养成了一个家庭购买惯例，就是他们每次看到独立唱片店，都会停下来买点东西。“唱片店是个很棒的地方，”嘉纳解释说，“有点凌乱、充满活力，也非常怪异，是个很适合让孩子去看看的地方。和孩子逛唱片店，可以教导孩子，音乐人是靠卖音乐为生，上非法网站免费听音乐是不好的行为。”

这个逛唱片店的惯例，蕴含着很多价值观与美德，它不但能培养全家人一起寻找新奇与冒险的习惯，还能让孩子理解街区商店的重要性，认识在其中工作的人，向丰富了我们生活的艺术家致敬，以及了解到公平竞争与诚实交易的价值。当孩子长大后，他会发现很久以前最喜欢的唱片就是最完美的录音版本，价钱也比想象中便宜很多。每次我想到这些唱片带来的乐趣维持了很久，以及诸如此类的种种时，就会再次想起快乐产生比。

还有很多其他惯例，可以激发类似的热情，享受省钱带来的满足。逛逛车库拍卖会如何？或是搭乘最棒的云霄飞车？我们家的做法是：在旅行时尽可能找当地的冰激凌店。住家附近杂货店冰柜里的每一种新口味的冰激凌，我们都会尽责地品尝一下。我们还会订购每月一次的冰激凌快递服务，体验疯狂的点心师用科学家的精神做出的如烟熏干草、甜玉米、芒果糯米等新奇口味的冰激凌。今年夏天，我们还光顾了由孩子照管的卖柠檬水、手工艺品与其他东西的每一个摊位。我们总是会问他们，赚到的钱要拿来做什么，而他们通常都会有一个很棒的故事，并迫不及待地与我们分享。

家庭惯例不一定都要与花钱有关，时常给孩子灌输要自我克制的观念也很有用。约舒亚·耶茨（Joshua Yates）还是个中学生时，在蒙大拿州家里的草莓园工作。他的母亲辛西亚·耶茨（Cynthia Yates）写过几本理财书，包括《把钱变多的1 001个聪明点子》（1 001 Bright Ideas to Stretch Your Dollars ）以及《创意送礼完全指南》（The Complete Guide to Creative Gift-Giving ）。耶茨上八年级时，他母亲给他一个钥匙链当生日礼物，上面写着：“上帝第一，别人第二，你最后。”对一个孩子来说，这是一种很大的牺牲，但他牢牢记住了这件事，因为这句话强调了他们家人慷慨、有操守的品质。

耶茨长大后成为社会学教授，针对和节俭的历史及其观念相关的研究，他与另外一位同事搜集了其他学者像书一样厚的论文。他发现，不论在什么时代，节俭，最后几乎都会成为权威人士给孩子做演讲的主题。

耶茨和他太太现在住在弗吉尼亚州，他们现在了解到，不应该依赖别人为他们定义节俭与精彩生活的内涵。政治人物现在已经不太鼓吹个人节俭，即使他们抱怨政府太过膨胀；学校也不再强调节俭的观念，除了在谈到美国历史时偶尔出现的一些奇怪的批注。“说到底，这必须是我们家庭认同的一部分，也是精彩生活的真实意义。”他说，“我们的孩子在某些关头必须自己摸索方向，而不是变成一辈子只做一种工作的人，然后脱离社会，买块耕地，而且不使用任何电器。我在蒙大拿州长大，我知道有些人真的会这样做！”

他们全家人会一起去看电影《圣诞颂歌》（A Christmas Carol ），并讨论电影中的启示；在最近一次公路旅行中，每个人都停下来买了一张彩券，并一起讨论这个游戏该怎么玩、中奖概率多低，还会幻想如果真的中奖了要怎么花那些奖金。耶茨发现，他在家里经常重复他父亲说过的话：家里不是度假的地方，而是工作的农场，每个人都要努力奉献，没有人会因为经常做家务而得到零用钱。耶茨的第一台索尼随身听，就是用他在自家草莓园工作的薪水买的。所以孩子的iPod播放器，也是孩子自己用额外工作的报酬买的。

有时候，通常是在大斋节或将临期 [4] ，他们全家会丢掉某些东西。这并不是因为父母排斥物质性的东西，或是不希望孩子对物质太过渴望，而想把钱存起来留给孩子以后再用，这只是为了强化一个观念：暂时从物质中脱身是可能的，还可以借此认识到很多东西只是想要，而不是需要。“就像过去父母教导我的一样，这么做可以告诉孩子，东西是给人用的，而不是人被东西所用。”他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少有机会停下来断绝这些物质欲望，所以必须利用某些方法，重新建立这种意识或提醒自己。”

对耶茨来说，在这宝贵的短短几年里，通过言传身教，让孩子领会自己的意图，是他持续努力的事，他希望能赋予孩子对“物质”说不的力量。

这是我们都应该追求的一个目标，但我们也要聪明地认清现实，认识到家长的影响一定是有限的。因为虽然现在我们可以让孩子比以前更容易地避开电视广告，但同伴及其接触的其他人的购买习惯，都会自然而然地影响他们。

可以借，就不要买

当伦纳德仔细思考自己与物质的关系，以及试着让女儿黛薇建立为什么要买、要买什么的消费观点时，她不断想到波士顿大学心理学家朱丽叶·修尔对外部环境如何影响人们花钱方式所做的解释。修尔提到，人们会受到参照群体垂直延伸的影响。在过去，我们只会和邻居比较家具、衣服或汽车，这是一种平行的比较，邻居家的经济条件通常跟我们差不多。但今天，我们的参照点已经变得垂直化，而且大部分人都是向上比较，因为我们现在可以在真人秀中看到名人的衣橱，也可以在上千个不同的网站与应用程序中追踪名人每天的穿着打扮。“有好几年时间，每次我到纽约，都要买一双鞋子。”伦纳德说，“后来我看透了这个现象的本质，当我在纽约再看到那些美不胜收的鞋子时，我就会想，这是参照群体垂直延伸的影响。三天内我就能回到伯克利的家，那里每个人都穿木底鞋。只要这么想，我就能抑制住购买的冲动。”

通过各种形式的社交媒体，那些年龄大一点的孩子的参照群体也变得垂直化。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拖拉影片 [5] （haul video）现象。在这些网络短片中，青少年会认真地为他们从Zara或Forever21等品牌店带回来的战利品“开箱”，然后实况报道他们买了什么，以及购买的理由。

某些受欢迎的拖拉影片分享人，如布莱尔·福勒，从还是个住在田纳西州的少年时，就开始自拍短片。这些人拍的每部短片都吸引了超过100万人观赏。因为关注的人太多，其中总会有讨厌他们的人，认为他们是在炫耀。福勒在某短片中说到一个重点：为了买漂亮的商品与衣服，她打了两份工，才足够她开销。但在短片中，她花了10分钟解释6美元的牛仔服特卖日与其他零售现象，却只用了很少时间提到自己打两份工的事。她甚至不记得一件刚买的衬衫的颜色，只记得和她一起逛街的朋友告诉她，这件衬衫搭配紧身裤会很好看。

孩子买一大堆衣服，事实上是为了秀给别人看，这种行为似乎已经司空见惯。为了和这样的文化现象对抗，伦纳德提出了自己的反抗计划。她不会通过设置数字视频录像机来避开广告，相反，她把解读商业信息变成一个和女儿一起玩的游戏。她和女儿说：“我们两个来比赛，看谁能先说出广告想传达给我们的潜在信息。”

我第一次给女儿看拖拉影片时，她很快就说：“那是在吹牛！”我希望她在接触更多在线媒体后，仍能保持这种判断，但这就没那么容易了。不过，经常和孩子讨论别人买东西的心态，可以提醒孩子自己家购物通常会采用何种方式。

不久前，伦纳德成为绿色和平组织美国分部的执行总监，她并没有立刻卖掉车子，也没有把她和邻居共享的游泳池的水排掉。拥有自己的游泳池可以让游泳变得更随意，可以迎着人造水流游泳以训练大腿肌肉，不过建游泳池这件事还是让她有点尴尬。“当初我还说我们可以去基督教青年会游泳。”她回忆说，“但事实上，有自己的游泳池感觉很棒，我们每个人游泳的次数都比以前更多了。”

不过，共享本身依然是节俭又不错过精彩生活的一个原则：可以借，就不要买。这样就可以把钱省下来，去买能带来更大喜悦与更深刻回忆的东西与体验。

伦纳德很喜欢吃一种青苹果，而她的邻居就种了。到了秋天，她经常在回家时看到有一袋苹果放在门前。她女儿想学滑雪时，她写了一封邮件给周围的邻居，之后她没收到任何谴责她行为不环保的信，包括使用造雪机以及开车上山。相反，在24小时之内，有邻居在她家门口丢下几个袋子，里面装着自家孩子穿小了的滑雪服和滑雪靴。“我女儿已经知道，有什么需要时，就先找社区里的人。”她说，“这的确很经济实惠，让我们可以做比原来更多的事。”

不过，有时候，这种事可能会做得太过。伦纳德的女儿在10岁前都可以接受使用二手的东西，不管是从亲戚家拿来的，还是从别人车库里淘来的旧货。但黛薇四年级的时候，有一天她向伦纳德提出了一个请求：“我必须告诉你一件可能会让你失望的事。”她说，“我想去买衣服。”伦纳德提醒女儿，她已经有很多衣服，但女儿不为所动。伦纳德现在一提到这件事就想笑。“我知道，可是我们唯一去血拼的地方就是车库。”她女儿这么说，说完也因为自己的玩笑而笑了出来。

她想要老海军（Old Navy）牌的紧身牛仔裤，但这个牌子的衣服并不耐穿，而且产自她母亲在《东西的故事》里批评的工厂，是让绿色和平组织忧虑的产品。但伦纳德只字未提，就带女儿到那里买。他们家没有禁止购买任何品牌，黛薇也没有被明确告知不能买在其他国家的血汗工厂里制造的衣服。伦纳德只要求女儿思考这些问题，尊重自己的身体，聪明消费、注意安全，然后自己下决定。

“她必须学会培养自己的价值观。”她说。

[1] 节俭与精彩生活的关联，参见耶茨与亨特的作品Thrift and Thriving.

[2] Weil, Power and Promise, 16.

[3] Benoit Denizet-Lewis, “The Man Behind Abercrombie & Fitch,” Salon, January 24, 2006,http://www.salon.com/2006/01/24/jeffries/.

[4] 大斋节或将临期：大斋节与将临期都是基督教的重要节期。大斋期又称四旬期，自大斋首日到复活节前日为止，不计6个主日，一共40天。基督教的信徒会以斋戒、捐献、克己等方式，弥补自己的罪过，庆祝耶稣基督复活。将临期是准备迎接耶稣的再次降临的一段时期，为期4周，由最接近11月30日的主日算起直到圣诞节。——译者注

[5] 拖拉影片：呈现买到商品后的开箱过程的影片，内容主要是强调到处寻找物品的辛苦过程，通常拍片人都会以兴奋、炫耀的口吻说明这些战利品如何来之不易。——译者注

“我们必须在节制与物质主义中找到适合的平衡点。”

第5课
如何不让孩子重视物质

布拉姆森·杜威的父亲经营一家小型批发公司，每周工作80到90个小时。这家公司负责把商品从制造商那里运送到零售商店，属于那种一般人从没听过的公司。杜威家的生意已经做很久了，还经历过用马车送货的年代，现在已经在芝加哥开了两家店面。

布拉姆森的父亲迈克只有周日休息，但他节俭的作风毫不松懈。如果他太太买2升的苏打水花了1.29美元而不是1.09美元，他就会发脾气，还会好几天都不高兴。布拉姆森等了好多年，才加入当地的青年曲棍球球队，因为迈克认为，他儿子去打球还要付钱，实在有些不讲道理。由于迈克不想掏钱买任何装备，另一户人家就带着布拉姆森，用布拉姆森自己打工攒的钱去买二手曲棍球装备。

在所有孩子里，布拉姆森和他弟弟属于那种没去过餐厅用餐、没有雅达利游戏机，也没到过其他地方度假的人。他们从没问过父母为什么会这样，但在心里会不断猜想，家里是不是经济拮据，或者父亲是不是想要给他们什么启示。“但他除了告诉我们要做什么事以外，从不和我们任何人聊天。”布拉姆森说，“既没有人生课程，也没有什么指引。”

不过，布拉姆森确实养成了良好的工作习惯。他小时候送过报纸，高中时到乡村俱乐部洗过碗盘，大学时帮搬家公司送货。他在很年轻时就成为会计师，这是一份白领工作，而且随着一次又一次的升迁，头衔也越来越响亮。

他对数字的掌控能力最后以他从未想到的方式，为家里提供了许多帮助。2001年，他父亲被诊断患上了癌症，在接受治疗期间，必须有人接手家里的生意。布拉姆森的母亲只好开支票、当信差，把几个装满现金与文件的咖啡色袋子给布拉姆森送到医院，这样布拉姆森才能一边照顾父亲，一边帮忙经营父亲的公司。他回忆道：“对我来说，这就像法务审查一样，我必须厘清哪条路是对的，以及正在发生的每一件事。”

布拉姆森重病的父亲时而清醒时而昏迷。清醒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别无选择，至少一定要回答儿子的某些问题。迈克透露了他必须给出的少量信息，而布拉姆森在打开父亲的邮件时才明白，父亲的生意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糟糕。例如，父亲的银行账户里有50万美元，但不知道已经放了多久，而且没赚到什么利息。

布拉姆森也没发现贷款的还款单，一切终于真相大白。除了父亲的公司，公司总部所在的那排大楼，包括楼上的公寓，都是他父亲的财产。而且迈克在1968年把公司搬进现在这整排大楼时，他仍然拥有前一栋大楼，那栋楼也有几套公寓。布拉姆森计算后才发现，父亲根本就是个千万富翁，仅是出租那些公寓，一年就能有6位数的租金进账。

不到一年，迈克就过世了，布拉姆森和弟弟、母亲继承了这些财产。他们决定结束批发公司的生意，把房子打理打理，再请一家物业管理公司代为运营。他们收到高额的租金，布拉姆森也辞掉了会计师的工作。在36岁时，他成了全职老爸。

由于过去的成长经历，他在抚养两个女儿时，很可能会犯许多错误。因为通常来说，小时候想花钱却老是被父母拒绝的孩子，长大后就很难对自己的孩子说不。不断被拒绝而且没办法做想做的事，是很痛苦的回忆，特别是父母有能力提供更多却选择不那样做的时候。布拉姆森想成为什么样的父亲，其实是许多家庭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我们如何在节制与物质主义中，找到适合的平衡点？

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消费标准

每一代父母，面对孩子可以接触的商品与服务时，都会感到震惊，有时候也会非常担忧。而最近几年，各种消费商推出的永远在线、立等可取、无须等待等服务，在本质上与以往有了很大不同。

在我们成人的生活中，追求奢华已经成为新的生活标准。女人喜爱的Drybar美发沙龙、蔻驰（Coach）手提包，甚至星巴克，都成为这个现象的一部分，这些都是我们小时候根本不存在的品牌。斯坦福大学研究青少年的专家威廉·戴蒙（William Damon）就提到了这样的现象：很多小孩“拥有很多以前只有贵族才能享有的特权”。 [1] 美国心理学界物质主义研究方面的顶级专家蒂姆·卡塞尔（Tim Kasser）也提醒读者，大家很容易忘记，这世界还有很多地方没有热水淋浴设施。 [2]

我想，与很多人一样，我还记得自己十几岁的时候，房间里能拥有一台电视机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大事；也还记得，我和朋友多希望能拥有一条私人的电话线路；还有，谁也不会忘记社区里第一个拥有Betamax录像带放映机或是调制解调器及计算机的人家。在那个年代，能买到这些东西，是多么不寻常的事，你根本无法想象。现在我们竟然可以随便就给一个六年级学生一部走到哪里都能打通的手机，它还具备了数码摄像机、随身听、手表、照相机、对讲机的功能，还可以看书，实在太疯狂了。的确，这是一件神奇又美妙的事，一个设备就能包办所有的事，而且费用比二三十年前购买这些物品的费用加在一起还便宜。而这也显示出，我们的消费底线已经发生了多少变化。

所以父母要如何定义，买多少数量的东西或服务才是恰当的？我们都想做个决定，也想做正确的事，但我们做的每件事都刚好与所处的环境产生冲突。弗吉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阿莉森·J. 皮尤（Allison J. Pugh），花了两年时间追踪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的富裕与贫穷家庭，并在《渴望与归属感》（Longing and Belonging ）一书中披露了她的发现。她的结论是，我们的孩子在不断探求某种她称为“经济尊严”的东西。 [3] 与此同时，孩子对自我价值的认知，经常会根据朋友圈里对某些物品或体验不断变化的评判标准而变大或变小。

而且，这种情形在富裕或贫穷的社区都会发生，皮尤谈到，当孩子没有Game Boy游戏机，或是没去过大部分孩子都去过的度假胜地时，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对于没有东西可以拿来炫耀的孩子而言，这种感觉就像“不受欢迎、被人视而不见”一样。 [4] 他们只能想办法在谈到更便宜的游戏或是与他们的生活更接近的话题上插进来，皮尤把这种行为叫作“相称”。 [5] 因为孩子想获得归属感，这是一个比较不丢脸的方式。另外，完全不让人感到意外的是，最有权力的孩子将会成为“巡逻官”， [6] 平常会随时查看别人身上代表个人尊严的东西，以自己的判断标准去评判。她的结论是，孩子经常会受到同伴对他的尊严的挑战。 [7] 所以，很多家长为了保护孩子不会受到心理打击，就会采取“有求必应”的态度，即使孩子要求的东西实际上没有什么用处，也还是会满足。 [8]

家长要适时对孩子说“不”

成套的玩具、衣服、运动器材与丰富的物质，不一定会养出被宠坏的孩子。所以，怎么才能知道我们眼前的是个被宠坏了的孩子，或怎么知道我们有养出这种孩子的危险？社会学家经过数十年的研究发现，物质主义的人比较重视物品，而不重视人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在孩子们一起玩耍时，常常表现为不愿与别人分享整个房间里自己最喜欢的东西）。他们真心相信，拥有更多东西，会让他们更快乐（即使他们已经从幼儿园毕业，理应能够接受否定的回答，他们还是会不停地发牢骚，不断地央求家长）。他们不关心东西的实际效用，而更在乎别人的反应（一旦家长满足了他们所乞求的，就开始炫耀）。他们想要很多不该要的东西，或是用不对的方法得到东西（不需要花自己的零用钱或等待就可以得到比他们需要的更多的东西）。物质主义的副作用就是不快乐，而且全世界都一样。 [9] 很多研究已经指出，物质主义与抑郁及焦虑高度相关，也和一系列疾病，从背痛到滥用药物，都脱不了关系。

我们都想尽可能地采取任何方法，让孩子不至于养成物质主义的心态，我们害怕的是，看太多电视广告的孩子会轻易地被广告收买——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孩子对各式各样的商业信息总照单全收。虽然孩子现在还小，无法看穿或是嘲笑那些销售的花招，但如果不想让他们直接接触商业信息，其实也很容易做到，但为什么我们不做呢？在这方面，有一个非常具有启发性的研究：让一群4岁到5岁的小朋友看一则玩具战士的广告片，而不让另一群小朋友看。没看广告的孩子，有70%的人想和朋友一起在沙池里玩耍，而看了广告片的孩子，有36%的人选择和玩具战士玩耍，而不选朋友。

接下来的情形是：要从两个男孩中选择一个当朋友，其中一个小男孩性格很好，但没有玩具战士；另一个小男孩性格没那么好，但有玩具战士。看了广告片的孩子，只有35%的人选择找性格好但没玩具的小男孩一起玩。研究人员第二天问了同样的问题，选性格好的小男孩的比例提高了，但也只上升到49%。广告片似乎会让孩子比较看重玩具，而不是玩伴的美德。而没看广告片的孩子，高达70%的人选择和性格比较好的孩子一起玩。 [10] 所以，家长可以将数字录像机设置为自动跳过广告，或下载没有广告片的综艺节目，这种操作简单易行。接下来就是要评估家长本人对孩子的影响。首先我们要看家长自己是如何花钱的，这是一种言传身教。几年前，我在一所学校演讲后，一位母亲跑过来找我，用非常低的声音问了我一个问题。她说，女儿问她：既然爸爸可以开豪华汽车，为什么女儿不能在朋友面前炫耀一下自己的马？她想知道，她该怎么回答女儿的问题。

我当时就笑了，这位母亲也笑了。我们都很容易把这样的问题当成孩子不该问的，但我们要记住，即使问题问得很冒失或完全不符合家长预期，但未成年人的工作就是问问题。每一个家长终究会面临这样的情景：孩子要我们解释我们自己花很多钱的理由。我们该怎么回答呢？每一部汽车、每一款手提包或每一次度假，都能解释得过去吗？如果我们自己产生了防卫心态，这又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把这一切解释清楚，但不要责备孩子提出那些其实非常合理的问题，即使孩子的语气有点让人不舒服。毕竟，孩子只是想知道我们的立场，而家长的消费选择就是清楚表明立场的一种方式。

像这样大胆的问题，通常是被压抑的结果。孩子都知道，家长可以控制很多事情，在大部分由家长决定的领域，孩子经常会受到来自同伴的涉及自尊的挑战，比如衣着。家长可以决定孩子穿什么、买什么、住哪里、去哪个学校，以及放学后可以做什么活动。即使家长自己开着名贵的跑车，却为孩子设定这些严格的限制，大家似乎也认为这是正确的。每当我们看见孩子因为别人有而他们没有的事物感到伤心时，通常也会让我们回想起自己小时候的渴望情绪。于是，满足孩子对自尊的渴求，以及帮助他们获得同伴的接纳，会让我们觉得自己是好父母，同时也是我们对这个世界发出的一种信号：我们其实过得还不错。结果，对孩子与家长来说，自尊问题就会牵涉很强烈的情绪。所以在现实中，孩子对自尊的要求，就经常会演变成他们对父母死缠烂打，同时还会提供其他可疑的信息，例如谁有什么、谁又做了什么，包括数量与次数。

但有时候，渴望做每个人都做过的事，拥有每个人都有的东西，只是家长希望给予孩子的。想想每年夏天的过夜夏令营家长探访日时的情景吧。疯狂的家人会在指定的时间到来前就早早排好队。这些家长迫不及待地想看到自己的孩子，并带着各式各样的补给品，因为阵仗实在太大，有些夏令营还设置了隔离绳，把这些成年人挡在后面，就好像总统到访，必须要有严格的安全保护一样。大家一起喊倒数时，很多家长喊得声嘶力竭：“十，九，八……”夏令营管理员的隔离绳一放下，家长就开始跑，然后大声对孩子吆喝：“快去找一块草地铺毯子，在临湖的那块草地上占最好的位置！”

而家长买的点心，则多到必须使用推车运送。有一个流传很广的家长探访日短片，里面的留言提到，某家人还带了发电机，以便用微波炉帮孩子做他最喜欢的爆米花。另一家人则带了知名墨西哥菜餐厅Chipotle的整套套餐，还带了便携式自助餐桌、有保温作用的器皿以及可以用来加热或煮东西的固体酒精罐。当然，他们还搬来了一个超大的帐篷，以便安置这一大堆家当，防备忽然下雨。担心孩子会食物过敏的父母，则会用定做的衬衫与袜子塞满一整间小屋，以此替代吃一顿大餐。其他家长也都为孩子摆满一地的东西，还为孩子同寝室的每一个人买礼物。

家长这些毫无节制又不合礼仪的行为，会大大地令参加夏令营的孩子的自尊受到伤害。但是送孩子参加这些夏令营的家长不了解探访日这样做危害有多大，却坚决强调说，迟到或没带东西，即使只发生过一次也是罪过。他们还说，这一切都是爱的表现，不是物质主义。针对这一点，我会说：“如果这些都是家长认为他们愿意为孩子做的事，那我实在很难预料，孩子如果再多一点说服力，可以达到什么效果。”

家长总是想宠爱孩子或放松规矩，但这种诱惑也是一种机会，可以让他们重新思考朋友间互相影响的作用。很多人都不了解，“比较”这个词通常不会一开始就出现在孩子的脑海里。如果孩子因为他的朋友拥有自己没有的玩具或经验而感到丢脸，首先是因为他朋友的父母让孩子拥有了这些物品和活动。让孩子放学后可以去任何地方、允许回家时间比较晚、不必做家务或不用对家庭做贡献，也是同样的道理。

当然，我们随时都可以说“不”，很多人甚至希望我们能说得更频繁一点：没必要在探访日上大费周章、不准孩子穿双耳洞或文身、不给孩子买最新款的手机、不让孩子追逐最新但不适合的流行歌手。但是，采取这样的立场，不只会让孩子失望，其他家长也会听到，其中有些人免不了会将其解读成我们这样的行为是对他们遵循的规则与所做选择的一种沉默的评价。因此，我们只好随大溜儿，孩子只要提出要求，我们就照做，而且这是更容易做出的选择。

避免孩子养成物质主义的心态

当我开始想要建立一套从摇篮期到18岁都适用的反物质主义的指导原则时，很快就发现了卡塞尔的文章。他是位于伊利诺伊州中西部乡下的诺克斯学院的心理学教授，著有《物质主义的高昂代价》（The High Price of Materialism ）一书。他有两个儿子，所以我向他请教在家里用来防止孩子养成物质主义心态的办法。他认为，物质主义的代价很高，但这并不说明他本人有悲惨的童年成长经历。他在佛罗里达州度过的童年时光非常快乐，拥有大量的玩电子游戏和看电视的时间。他的父亲开玩笑说，他是儿子研究的范本，在卡塞尔的青少年时期，他们家搬到了更好的社区，住上了更大的房子。

卡塞尔在大学时代质疑每一件事，但不是因为他想要反对他的家庭所代表的一切，相反，他只是非常好奇：人们在建构自己的生活与设定目标的方式方面，到底有多大的差异。在研究所时期，他发现少有针对人们怎样设定目标所做的研究，所以某天，几乎是为了好玩，他很想知道，那些说金钱是自己重要的人生目标的人，是不是要更加不快乐。那时候，计算机分析一组数据要花上好几分钟，但一段时间后，他得到了结果：两者间确实有一种相互作用。他觉得这实在太吸引人了，就继续研究下去，并下定决心，要将研究物质主义当成毕生的工作。

之后，就像杜威一样，他变成了那种家长，即本身拥有不寻常的经验与知识，而这些经验与知识也多少会注定成为他自己育儿哲学的一部分。现在，他的两个儿子已经十几岁了，而且两人都没有物质主义的心态。他们住在伊利诺伊州盖尔斯堡以南8公里的一个叫诺克斯威尔的小镇，镇上人家的经济条件非常多元。卡塞尔家可能比镇上很多人家都有钱，但邻居不一定知道这一点。他们家更愿意把钱花在旅行或其他活动上，而不是别人可以注意到的财产上。

卡塞尔的孩子10岁时，每天可以看半小时没有广告的电视节目，但父母并不会拿着秒表计时，而且看电影也不会影响隔天的电视时间。但当全家人外出在酒店住宿时，就不必管规则了。另外，祖父母在的时候，他们也总是把规则抛诸脑后，就像祖父母过去经常做的那样。当这两个男孩开始打电子游戏时，还成功说服父母把游戏时间延长到45分钟，不过这些电子游戏必须经过父母审核。

两年前，这对父母做了一个实验——如果我们有胆识的话应该有很多人很想尝试一下。他们取消了时间限制。这样做的初衷是，让孩子在父母看得到的地方学习自我管理可能是最好的方式。而这些自我管理的技巧，也将帮助孩子为所有他们在未来会经历的一切预做计划，甚至包括金钱。卡塞尔说：“真该让你看一下当我们把这个决定告诉孩子时他们的表情。”不过，孩子也知道，如果事情失控，这个实验就会结束，所以他们自己设了定时器。现在，孩子不再使用定时器，但仍会自己限制玩电子游戏的时间，同样差不多是45分钟。“身为人父，我一生中最棒的时刻就是，我和长子坐在客厅，然后他感谢我限制他打电子游戏的时间，因为他有很多朋友都沉迷于电子游戏中不可自拔。”他说。

他们家并没有完全禁止电视广告，因为有时候他们想看体育比赛，就像我们偶尔也想看一次一样。多年来他们总会翻阅《国家地理》杂志，这本杂志把广告都放在前面或后面，他们会一起将其找出来。卡塞尔有个孩子在18个月大的时候，就会用机械式的说话方式对父母说：“他们想要我的钱！”听到这话时卡塞尔简直乐翻了。当全家人出去旅行遇到酒店的电视播广告时，他们会按静音，并且玩一个游戏，它现在已经变成大家最喜欢的游戏了：卡塞尔会设计可笑的假对白，嘲笑广告想卖的任何东西，后来孩子也开始这样做。他说：“我的孩子将要暴露在这些广告下，所以他们必须知道如何与广告互动，我要试着帮他们培养不同的互动态度。”

另外，这家人还会以特制的优惠券代替礼物。孩子较小时，这些特制优惠券的用途包括额外的游戏时间、即使不吃蔬菜也能吃甜点。其中，最受欢迎的是“现在就停下手边的事，和我玩游戏”优惠券。孩子也很快就有所回报，自己提出要制作“做一种点心”券或“帮忙除草”券。卡塞尔记得，他爸爸以前偶尔会中断工作，陪小孩玩探险游戏。现在，因为孩子大了一点，他就会给他们“特别的日子”券。以前，这张券的用途可能包括去甜甜圈店或是玩棋类游戏；最近则包括蓝人乐团（Blue Man Group）音乐会的票或是带孩子去皮奥里亚的餐厅体验第一次在时尚餐厅用餐的感受。“很多时候，我都是给孩子更便宜、更轻松的东西。”卡塞尔说。因为他自己在和父亲做这件事的时候，记忆非常深刻，因此他相信，在他能力范围内，和每个孩子搞点什么特别的活动，是一件非常值得的事。

但这不代表卡塞尔和他太太会不断向孩子灌输商业的邪恶面。实际上，在他们家的餐桌上，不会有长篇大论的警告，也不会告诉孩子不用管有关买东西的事，或是要比父母赚更多的钱。“我不想把他们变成我。”因为他们夫妻二人都是心理咨询师，所以卡塞尔说：“如果我的孩子选择的职业，在工作量与金钱报酬上都比我更有野心，但因为那不是我的人生，所以当父母的只能爱他们。然后，未来在有必要时，帮他们收拾一下残局。”

用更有趣或更特别的方式庆祝

小孩子都喜欢特别的日子，父母也喜欢和他们一起庆祝。如何才能把这些时光变得与众不同、值得记忆，但又不至于弄得太奢侈呢？第一次掉牙，就是开始这样做的一个好时机。因为小孩子都很期待这件事，甚至比每年过生日或圣诞老人的光临还要期待，而且这可能也是他们第一次亲身涉及现金的场合。

牙齿保险公司Delta Dental每年都会根据民意调查结果，公布孩子掉牙时父母要给孩子的钱数。 [11] 最近一次的数字是：第一颗牙的价格是3.49美元，所有牙平均下来合每颗牙2.42美元，比前一年上涨了15%。全世界很少有其他东西以这种速度涨价，如果我们想找出阿莉森·皮尤所描述的，让所有家长都有求必应的东西，这个就是了。这笔钱通常是我们与孩子的第一笔“交易”，而且无法避免。维萨卡（Visa）推出一个应用程序，能让家长查看现行资费标准。为《时代》杂志撰写个人理财文章的唐·卡德莱茨认为，这些不断上涨的费用就是泡沫，类似房价在2005年出现的情况。 [12]

我和我太太不打算花这笔钱，于是当女儿开始掉牙时，我们在脸书上寻求建议。不到两个小时，我的脸书网页上就有了数十个留言。一个之前的邻居有点担忧地表示，纽约州威斯特彻斯特郡的贵族地区的现行标准是：第一颗牙齿给50美元，之后每颗给10美元。一个我以前的篮球队队友则说第一颗牙的标准是10美元，不过补充说他来自芝加哥北岸地区。另外很多人提到，在我们小时候，所有人收到的钱数是一样的，都是1美元。和我们住同一栋楼的三楼的住户说，很多小孩都在说，有个住在附近的男孩收到了20美元。他们告诉自己的儿子，不同街区住着不同的牙仙，并建议我们和他们一样只付5美元，这样大家就能一起让这个策略进行下去。

我和我太太最喜欢一个非常有创意的方案：牙仙传来信息说，他要求孩子改善口腔卫生，他会用有薄荷味的牙线把钱包起来，牙仙离开之后，孩子可以看见窗户下方有牙仙走过沙子而留下来的足迹，还有金黄色的美元硬币。所以，我们要事先把沙子和硬币准备好。我们家附近地铁站的自动售货机可以提供1美元硬币，我们因此准备了不少。我女儿之前从没见过这些，所以对她来说，1美元硬币就像是珍宝一样。

后来我们又听到两个更好的点子。布鲁斯·法伊勒在《纽约时报》上写道，他对于金钱的必要性，实在感到厌恶。 [13] 为什么孩子可以因为生理现象而得到奖励？不过，他也认为，这是一个机会，让他可以在双胞胎女儿即将脱离精灵故事阶段时，为孩子的生活注入某些魔法。所以当他的第一个孩子掉第一颗牙时，就收到了一本叫作《把牙齿丢到屋顶上》（Throw Your Tooth on the Roof ）的书，书的内容是其他国家有关掉牙的传统习俗。法伊勒和他太太还发誓说，孩子每掉一颗牙，就要给孩子一枚其他国家的硬币，以强化一个想法：让孩子想象自己生活在其他国家。

而我们的朋友帕姆·布里斯克曼与兰迪·韦纳，他们是教育工作者与企业家，在女儿掉牙的时候，会给女儿不同动物的牙齿。到目前为止，孩子已经收到了鲨鱼、土狼、狮子、绵羊、短吻鳄与响尾蛇的牙齿，这些牙齿通常被放在玻璃罐中，里面有粉红色的水和一个装饰用的小小发光物。这份礼物在送出时还会附上一张纸条，上面的字采用了镜像书写法，必须把纸条对着镜子才能读。文字的内容是一条线索，要孩子猜出这颗牙齿的主人是哪一种动物。他们是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尔巴尼一家叫作骨头房（Bone Room）的店里买到这些牙齿的。

这是合宜家长甚至犀利家长可以参考的一个样本，我们可以把这个方法在生日派对上、度假时，或其他需要花更多钱的场合上拿出来用，这似乎是让孩子融入朋友话题最简单的方法。韦纳说，在他们家进行的牙齿换牙齿活动，重点不在于这件事本身。动物牙齿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件事背后的价值观与用心。他们想表达的是，他们尊重女儿在学校听到的各种与掉牙有关的仪式活动。但与其和别人做一样的事，他们更想来点与众不同的活动，如果孩子愿意，就可以有特别的谈资和朋友聊天了。

我女儿快8岁时，我和太太帮女儿规划了一个睡衣派对，我提议用一个叫ECHOage的网络服务来处理邀请函与礼物的事。当受邀家长在网上回复邀请函，只需要向ECHOage支付一笔钱，金额不限，大约就是他们本来预计用于买礼物的钱数。这项服务需要支付一小笔服务费，然后把剩下的钱分成几笔。其中的一半捐给过生日的孩子选出的慈善机构，所有出钱的家长都可以根据自己礼金的那一部分得到一笔扣税减免。另一半钱直接用来给过生日的孩子买一份特别的礼物，而不是一大堆小东西。理论上，这样的安排似乎非常棒，我女儿会因为她关心的一个理由，而放弃了一半的礼物。表面上看，这样做似乎减少了50%的物质，而且也帮客人省去了到店里选购礼物的麻烦。

不过，就像很多实验一样，这件事也引发了很多意外的结果。我还没看到其他家长到底给了多少钱，这件事就在网站上曝光了。我真的不在乎，也不想知道，但是，当我看到有几个家长给了40或50美元，我心里就充满了疑问。这些人出手这么大方，是不是因为我女儿只请了一小群最亲近的朋友，所以这些家长愿意多花一点钱？或者他们猜想我们会看到他们给了什么，所以不希望自己看起来很小气？当然，他们也可能被这个概念打动，也愿意为了这个捐献理由出手更大方一点。更或许，他们想的是，应该拿出相当于平常会花的两倍的钱，这样我女儿拿到的礼物与慈善团体拿到的钱才不会太少。我们想在生日派对减少花费的意图，结果却让有些人花了更多钱，而非更少。这很奇怪，但我女儿却因为能买到更贵的礼物而乐不可支，一点也不惋惜她原本可能会得到的一大堆小玩意儿与包装纸。

在每年的年终假期，和自己亲近的家人进行这种实验，结果可能会更成功。至少，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的消费行为。不过，要让祖父母跟着一起做，可能要有点运气。他们在这方面简直是一种威胁，他们的职责好像就是仔细打量我们努力设定的规矩，然后将其一举消灭，尤其是在12月的时候。我会说，只要他们不是经常破坏规矩，就随他们便吧。事实上，祖父母在过节时的慷慨大方，多少也可以补贴一些父母的花销，从而得以让我们自己的礼物可以更多地捐给慈善团体，或是以旅行代替那些只是意思一下的礼物，或像卡塞尔家一样给优惠券，或从事某件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活动。

家长花钱越多，孩子越有压力

在家庭预算方面，一个成长最快的项目就是青少年的运动支出。教练都会鼓励孩子进行一整年的训练，而且专业化的年龄越来越小。他们能够成功的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说这样可以提高获得大学奖学金的概率或增加录取机会，因此家长就有了将更多钱花在一对一训练以及周末到外地比赛的动机。于是，教练通常都能成功。有些家庭很喜欢一起进行公路旅行，父母也可以轻松付得起酒店账单。但越来越多人怀疑，他们是不是被蒙蔽着采取了一种全新的溺爱形式，特别是当他们看到孩子根本不像以前一样喜欢运动了时。

特拉维斯·杜许长大后成为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NFL）的一名弃踢手，却从没经历过这些压力。他在普度大学（Purdue）时还打过棒球，在蒙大拿念高中时则参与了更多运动项目。他记得一件有趣的事：他的父母会来看他每一场大学橄榄球赛，他们似乎刚好知道，怎么做才能让他们的出现成为一种支持而不是负担。大四时，他选修了运动心理学，在他结束橄榄球球员生涯后，他又回到了普度大学攻读这个领域的博士学位。他在2013年取得博士学位，专门研究青少年运动对家庭生活的影响，在这个领域成为新崛起的明星。

杜许最为人所知的研究是，他发现，供孩子参加运动的钱占家庭收入的比例越高，孩子越能察觉到来自父母的压力。他们越感受到这股压力，就越不喜欢运动，也就越少有动机坚持下去。“我认为，家长可能觉得，自己是在前面拉着孩子往某个方向前进。”他说，“我试着教会家长明白支持性推动者的意义，以及孩子遇到阻力时要站在孩子的后面。”

杜许自己在2014年成为爸爸，他并不是阻止家长在孩子的运动员梦想上花钱，也不是要告诉家长家长的参与是错的。但他希望所有身为父母的人，针对孩子的目标，以及孩子希望父母做到什么程度，都应该和孩子进行更多的对话。他说：“家长，尤其是精英运动员的家长，注意的焦点应该在孩子怎么看待家长的参与上。”这件事做起来很简单，就是直接问孩子，然后进行一场坦诚的对话。只要使用支持性的措辞，即使家长谈到财务上的投资，也是可以的。我们可以对孩子说：“只要你觉得真的很有趣，而且这个运动让你感觉很好，我们都很愿意花钱。但是，你要知道，你不应该为了取悦我们、或是你以为我们希望你能赢得奖学金才去运动。如果以后哪一天，你自己不想再继续了，我们也不会认为过去花的钱都白费了。”父母只要真心这么说，孩子就能大大地松一口气。

学校的活动应该更有节制

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谢迪山小学（Shady Hill School），是一所从幼儿园学前班教到八年级的学校，马克·施塔内克接下校长一职时，就下定决心，自己与整个学校都要诚实面对正在改变的社会经济环境：学费涨得比通货膨胀还快，中产阶层的收入已经多年处于停滞状态。许多原本属于中上阶层的家庭，因为失业、资产净值下降，或因为经济崩溃而心怀恐惧，都不再来这里上学了。像他们这种私立学校，在两种家庭中大受欢迎：绝大部分是能够轻松支付学费的家庭，他们处于财富阶层最上层；另外一小部分是每年能与他人分享数百万美元财务补助的家庭。

因此，在校外有些学生可以参与活动或拥有东西、而有些学生却没有的情形，变得越来越常见。施塔内克决定，不只要认清现实，还要正面对抗这件事，并且也要强迫家长思考。“我觉得，不管有多困难，深入讨论是必要的。”他说，“每个人都说我疯了，因为没有人会在担任校长的第二年做这件事。”但他就是做了，他针对整个学期中因为家庭财务状况而在学生之间造成差异的每一种情形，进行了长达一年的系统评估。

中学阶段的孩子最喜欢举办饼干义卖活动，这项活动的初始用意很好，因为能够促进集体意识，而且不管他们募款的理由是什么，都可以加深对彼此的认识。施塔内克说：“但我们也看到，孩子会比较他们所募到的钱，还有人会帮别人买东西。账单上的数字很大，有的孩子会把这个账单当成资本向朋友炫耀，却忘了募款的原本目的。”有个孩子买了100美元的饼干，但学校原本限制每个学生只能买10美元的。

这个学校每年有5次午餐吃比萨的传统，一开始也是出于好意。通常所有孩子都会自己带午餐，不过因为这个活动是所有人一起吃，所以每个人都很期待。但是每餐5美元，一年就是25美元，对某些家庭来说，这是不小的一笔开销，而且有些孩子也会忘记带钱。于是，学校教职员就要负责弄清楚，谁交了钱或谁没有交钱，以及谁不能吃比萨。“但这会引发社会阶层问题，也会造成排挤。”施塔内克说。现在，每个孩子只要付能负担得起的钱，就可以吃到比萨。他补充说：“不管你在不在名单上。”

印有学校徽标的各种装备，也让没钱的学生觉得不太舒服。每个团队都想拥有专属于自己的东西，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学生父母会遇到多次因为新学期要买新的衬衫，所以要另外花费25美元或40美元的情况。”施塔内克心想。于是学校决定对此进行简化与标准化，规定每年只要求学生有一套谢迪山运动服，而且，因为全校的学生都被要求至少要参加一个运动团队，所以每个孩子都能免费领到一套运动服。学校还建了一个网站，让学生父母可以买衬衫或其他装备。“这样做就不会显得咄咄逼人，孩子与家长也不必在人前做选择。”施塔内克说。

那一年的某个时间，他发现有一个八年级的学生，家里帮他请了一个很贵的私人顾问，以协助他申请未来要就读的高中。其他人则为了进入竞争最激烈的学校，请了家教帮他们准备考试。而学校本身并不提供任何考前准备。“我们并不相信考前准备。”施塔内克说，“不过，没看见正在发生的事，也是一种无知。我们必须投入吗？负担不起考前准备的孩子该怎么办？我们应该做更多事来帮助他们吗？学校最后决定不提供帮助，因为学校职员没办法达成共识。”

现在，施塔内克期望，这些改变与家长的讨论累积下来，能形成一种较良好的风气，而这已经成为该校品牌精神的一部分。如果这一切都运作良好，未来申请入学的家庭就会进行自我筛选，在决定把孩子送进谢迪山小学前，要对所有考虑中的学校进行彻底的价值审查。“我们这里没有那么强调奢华，所以很多家长都能接受。”施塔内克说。

他的努力赢得很多家长的尊重，因为原本学校受到了很多家长的嘲笑。一年3万美元的学费，不算是溺爱吗？堂堂的校长竟然在为比萨与有学校徽标的运动服烦恼？不过，如果不去了解学生每天的真实生活，他就会很容易受到其他学校所采取的普遍标准的影响。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富裕社区，公立与私立学校的家长通常都会把2月的假期称为“滑雪周”，即使很多家庭根本负担不起开车到太浩湖滑雪的费用。有一家私立学校的创办人更夸张，竟然把某个冬季假期的时间改了，这样去玩他最喜欢的滑雪时坐缆车排队的人就会少一点。老师通常会注意到这一点，并尽量采取措施以避免让孩子觉得难受。有些学校已经不再过问每一个孩子的假期活动，因为他们知道，很多孩子的家庭负担不起。

当然，我们不希望假装差异并不存在。毕竟，社会阶层只是多元讨论的一部分。甚至写有《渴望与归属感》（Longing and Belonging ）一书、创造了“挑战尊严”一词的阿莉森·皮尤也能理解。“当应有的权利被剥夺与受到羞辱时，吓坏了整个社会的家长。”她说，“家长可能还记得这些事情曾经多么频繁地发生在自己身上，以及自己有多么受伤，所以想保护自己的小孩不要遇到这些事。但家长应该放松下来，孩子可以把这种权利被剥夺的感受调适得很好。经历一下这种事，对孩子来说不是一件坏事，这是我观察孩子三年之后得到的感受。”

改变孩子对物质的看法

假设现在家里有几个已经具有物质主义心态的孩子，放心，这还不是世界末日。伊利诺伊州专攻物质主义课题的教授蒂姆·卡塞尔，以及一些想要对此深入研究的学者，决定要找出是否可能以介入的方式，影响中上阶层家庭中青春期孩子的消费行为。 [14] 他们的研究方式是，在一个受到控制的实验环境中，实际操纵孩子的消费行为。如果这是可能的，哪些改变会持续下去？研究小组请明尼苏达州志愿参与研究的家庭填写问卷，以判断谁是真正的物质主义小孩。这些孩子的年龄在10到17岁。然后，他们把这群孩子随机分成两组，一组会受到介入，一组不会。实验目的是要衡量孩子长期的状态，以确认介入行为是否有效，如果有效，有效期又会有多久。

介入的做法是应用一套课程与一组物品，这是非营利性组织Share Save Spend提供的办法。孩子要参加三场讲习会，而且需要父母陪同。第一场讲习会的内容主要包括捐献、储蓄与消费三种行为，还有讨论卡，以激励家人针对金钱与价值观展开对话。另外，还有针对“需要”与“想要”两者差异的对话，以及讨论广告在混淆这两者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孩子要先记录自己的消费行为，然后在第二场讲习会上讨论。接着，孩子要把看到的广告信息与影响写在日志上，同时还要采访一些他们认为在分享与储蓄方面的最佳楷模。第三场讲习会要讨论零用钱问题，以及如何在未来继续和家庭成员维持有关金钱的对话。

第三场讲习会之后的6周，研究人员用调查的方式衡量参与者的状态。然后，在10个月之后再做一次，看看有什么改变确实保留了下来。在这两次调查中，研究人员都发现，接受介入的孩子比参加讲习会之前有了更强的自尊心。而没去参加讲习会的孩子自尊心却降低了。在这个研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不是介入的影响真的可以持久，而是这个以价值观为基础的计划牵涉的对金钱的情绪，特别能与青少年产生共鸣。详细的对话及反省，似乎真的能造成改变。现在想象一下，如果所有家长在家里都可以持续采用这个方法，而且要尽早一点开始，这将对孩子产生很大的影响。

家长在家里采用这个方法时，也可以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加进去，比如我们有时可能会因为花了很大一笔钱而感到后悔，或是有时虽然买了很贵的东西但至今仍然很珍惜。家长自己的故事，只要是真实的例子，都可以减少孩子因不懂我们的消费中隐含的价值观而产生的困惑。

让孩子学会为渴望的事物等待

通常来说，在没有安全感的环境中长大的人，容易有生成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倾向。不过，布拉姆森·杜威在继承了父亲的一部分秘密房产的12年之后，并没有变成那种人。在他们所住的中高阶层郊区住宅区中，他和太太的汽车并未引起太多注目。他依旧戴着很多年前在梅西百货（Macy's）买的70美元的手表，穿的也是在科尔士百货（Kohl's）买的衣服。

但他和太太的确给了家人一个很贵的东西：一栋大房子，坐落在那个郊区住宅区里房型比较大的那区。他们过去一直住在一栋比较小的房子中，后来觉得有点挤，所以才搬到这栋位于几个街区之外的大一点的房子里。杜威承认，他已经开始在想，如果他6岁与10岁的女儿以后了解到，他们家的房子比当地一般的房子还要大些的时候，她们会说什么。但到目前为止，他的大女儿似乎还没注意到。因为有一次，她参加“不给糖就捣蛋”活动，到家家户户要糖果，回来时带着某户人家给的一整条好时巧克力，她告诉杜威：“那家人很有钱。”

对于相对财富，孩子通常有一套完全不同的价值评估标准。杜威的大女儿有一件没有品牌的羊毛外套，但学校有很多学生都穿北面牌外套。由于她的外套不是什么时髦的品牌，同班同学还问她家里是不是很穷。

不过，杜威非常确定的是，他的大女儿知道，对真正值得拥有的东西与值得去做的事，父母一定会为她掏钱。“我可不像我爸，对于价格合理的必需品以及其他有趣的东西，我都很乐意打开我的钱包。”他说，“但我认为应该让孩子知道，虽然其他孩子拥有某些玩具和游戏，某些家庭拥有时髦的汽车，或是到充满异国风情的小岛度假，但其实他们也不是每样都有，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杜威第一次这样告诉我时，我就很想知道：家长如果秉持着以自己的经济条件为基础的原则，是不是能有所帮助？我把这个原则称为杜威原则。举例来说，家长在做出安排时，应该让孩子处于中等偏下的消费水平上。如果社区里有十个孩子最后会拥有汽车，那么在好车排行中，孩子的汽车应该是在十个人里排行第七。或者，如果孩子的车子排在第五位，那么他的智能手机就应该排在第九位。

这只是大概的做法，不必强行规定每次都要这样做。而且有些家长可能会有特殊情况，或者也可能没有足够的意志力去等到一半的孩子都有了某些东西，再给自己的孩子买。但重点是，孩子至少应该学会为某些东西去等待，仔细考虑这个东西的价值，这样，在东西到手后，他才会好好品味与珍惜它。孩子对同伴拥有的东西感到有一点点忌妒，只要不是觉得自己的权利被完全剥夺了，这也许不是坏事。而且，非常普遍的情形是，每个人都认为一定要拥有的东西，最后常会变得毫无价值。或者，在十个孩子中，当第四个孩子准备要模仿第一个孩子时，第一个孩子已经换了别的东西，而排在第五或第七位的孩子，就不必浪费钱了。

我向很多家长提出按杜威原则做测试，有些人吓得脸色发白。“为什么不能鼓起勇气坚持自己的想法？”他们觉得，任由自己处于如此严格的管理之下，是懦弱的表现。这么说也许确实有几分道理。而且，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后，要想搞清楚其他孩子在做什么或买了什么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一项挑战。不过，采用这种方式可以让孩子对消费情况有精确的了解。这也有助于让家长知道自己家在社区里的相对消费水平，以及孩子是否期待能一直处在这个水平。

至于杜威本人对杜威原则的感觉，他说他看到了其中的智慧。他们家的房子就像屋子里的一只800磅（约合363千克）重的大猩猩，无法令人视而不见。“我发现自己会有意识地在买其他东西时考虑平均的问题，以符合所谓的排在第七或第五位的要求。”他说。

最后，杜威还有一件事和他老爸非常不同。他爸爸从不为杜威参加的任何体育活动掏钱，也很少去看杜威的曲棍球比赛。但杜威不一样，大女儿5岁时，他就带她去溜冰场。当他感觉孩子似乎很喜欢溜冰时，他毫不犹豫就给女儿买了双溜冰鞋。接着是曲棍球装备，他总共买了三个头盔，因为前两个戴起来不舒服。而且，现在他还在女儿的队上帮忙训练。

“冬天时，每周会有好几个晚上，我和我的女儿，还有几个同队的女孩，会一起在冰上滑冰。”他说，“我们付了整季的费用，我们一起玩，也玩得很开心。我认为这就是宠爱。我希望她能知道，她得到了多少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就表示她有多受宠。”

[1] Damon, Greater Expectations, 14.

[2] Kasser, The High Price of Materialism, 58.

[3] Pugh, Longing and Belonging, 6.

[4] Pugh, Longing and Belonging, 18.

[5] Pugh, Longing and Belonging, 51.

[6] Pugh, Longing and Belonging, 69.

[7] Pugh, Longing and Belonging, 96.

[8] Pugh, Longing and Belonging, 98.

[9] 蒂姆·卡塞尔在《物质主义的高昂代价》（The High Price of Materialism ）中列出物质主义可能带来的许多不健康的后果，包括：更沮丧、更焦虑、头痛、背痛、肌肉酸痛、喉咙痛、酗酒、吸大麻、吸毒成瘾、社交孤立、远离父母、多动症、妄想症、对情人施暴、好权谋、喜欢和想法一样的物质主义者厮混。这些彼此相关的特质会出现在青少年与成人身上，也会出现在有钱人与穷人身上，以及罗马尼亚人、韩国人、丹麦人与其他国家的人身上。

[10] Marvin E. Goldberg and Gerald J. Gorn, “Som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TV Advertising to Children,”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vol. 5, no. 1, June 1978, 22-29.

[11] 美国文化中有一个帮助儿童克服掉牙恐惧的习俗。孩子把掉下来的乳牙放到枕头底下，就会有牙仙晚上偷偷来拿走，并留下酬金。这些钱实际上是孩子家长放的。——译者注

[12] Dan Kadlec, “Baby-Tooth Bubble: Has the Tooth Fairy Lost Her Mind?” Time, August 30, 2013,http://business.time.com/2013/08/30/baby-tooth-bubble-has-the-tooth-fairy-lost-her-mind.

[13] Bruce Feiler, “Curtain Up on Act II for the Tooth Fairy,”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9,2011,ST2,http://www.nytimes.com/2011/12/11/fashion/act-ii-for-the-tooth-fairy-this-life.html.

[14] Tim Kasser, Katherine L. Rosenblum, Arnold J. Samaroff, Edward L. Deci, et al., “Changes in materialism, changes in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Evidence from three longitudinal studies and an intervention experiment,” Motivation and Emotion, vol. 38, no. 1, February 2014,1-22,doi 10.1007/s11031-013-9371-4.

“如果我们想让孩子学习慷慨，这件事就不该被忽略。”

第6课
如何和孩子谈捐献

犹太教的孩子到13岁时，都会在犹太教教会举行成年礼。按照传统，会众会叫他们站到所有人的前面，作为成年的象征。在安息日 [1] 时，他们会协助举行宗教仪式，用希伯来文读律法，也会简短致辞，谈一下自己从中学到了什么以及这件事对他的意义等。然后让摄影师拍照，祖父母通常在这时会喜极而泣。处于青春期的女孩经常会长得比还没变声的男孩高。

成年礼之后，派对就开始了，庆祝活动通常会经过非常精心的设计。有时候，这些孩子也会准备表演节目。山姆·霍罗威茨是从达拉斯来参加成年礼的男孩，他天真无邪，梦想是从事表演事业。2012年，山姆在欧尼酒店（Omni Hotel）登上临时搭建的舞台时，他的名字被灯光照亮，每个字母至少有15英尺（约合457厘米）高。他从天花板上缓缓下落，藏在一个看起来像是个大灯罩的笼子里。当詹妮弗·洛佩兹的歌曲《Dance Again》响起时，他也跟着开始跳舞。他一身纯白，身边围绕着一群穿着低胸金边短裙的专业女性舞者。他们精心排练的一段舞蹈视频，被一个名为Elixir Entertainment的组织上传到视频网站YouTube，并广为流传。很多人的留言都颇为尖刻，其中还包括几个知名的犹太教拉比 [2] 。但是，山姆尽情享受着舞台上的那一刻以及后来的很多时刻，因为在那天之后不久，热门电视节目《艾伦秀》就找他上节目，让他再完整表演一次。主持人艾伦甚至送了他一个礼物：一顶天蓝色的犹太教头盖帽，上面还有艾伦的个人标志。

身为家长的迈克尔·凯塞尔曼，将大半辈子的职业生涯都奉献给了慈善事业，长久以来他一直在想，这个成年礼的传统是否应该来个大改革。他的孩子就读的学校，是旧金山一家班级设置从幼儿园一直到八年级的犹太学校，叫布兰迪斯希勒尔走读学校（Brandeis Hillel Day School）。在某个阳光和煦的夏日，我在他们学校的会议室见到了他与其他几个老师，他们很快就提到，在他们的社区里，并不常碰到真正铺张的派对。他们解释说，那种事听起来好像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地区较常见，例如洛杉矶。

导致凯塞尔曼决定采取行动的，不是某个过度铺张的成年礼庆祝活动，而是发生在他的大女儿举行成年礼好几年之后的一件事。他问她，是否还记得她过成年礼时几个朋友买给她的礼物。女儿绞尽脑汁，只想出一两个。在另一个女儿即将满13岁时，他找到一些和他有同样想法的家长，一起进行小小的头脑风暴，然后写了一封信给所有七年级学生的家长。他们学校一共有33个七年级学生，在如此重大的日子里，每个家庭至少会为每个孩子花20美元买礼物，而每个孩子都会邀请同学一起庆祝。把这些钱加在一起，家长们每年最少要花21 780美元买礼物。

在写给家长的信中，他们提出一个替代方案：他们先把钱全部集中起来，然后再进行分配，每个孩子可以得到一笔钱与一份礼物，剩下来的钱就捐给孩子选择的某个慈善团体，而大人不会参与选择。事实上，这是让孩子们自己管理一笔基金，并听取想申请获得资助的非营利性组织代表给出的理由。

告诉孩子捐献的重要性

对凯塞尔曼这种本身就在基金会工作的人来说，想出这样的点子一点也不令人意外。在慷慨捐献方面，家长绝对会起到重要的表率作用。研究人员已经指出，如果家长会捐献，孩子也会跟着捐献。最重要的是，即使只是家长和孩子讨论有关捐献的事，也会对培养孩子的捐献意识很有帮助。家长捐得越多，就越有可能会和孩子谈捐献（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志愿服务）。

我们并不是唯一一对从不和孩子谈慈善捐献行动、让孩子学习慷慨的父母。2010年，某家大型保险公司的财务教育部门做了一项调查，询问17岁及以下的孩子他们父母支持非营利性组织与参与慈善活动的行为。 [3] 有些人只知道一点点，其中有18%的孩子，其父母从事志愿服务，10%的人的父母选择了捐钱，6%的人的父母捐食物、衣服与补给品，但也有64%的孩子说，他们不知道父母到底做了什么。这家公司在公布报告时，在新闻稿的标题中以“一无所知”来描述这些孩子。

为什么家长会对孩子保持沉默？可能家长曾经对孩子说过捐献是一件好事，但孩子似乎没有放在心上。又或者，捐献已经变成一种程式，家长懒得对孩子解释太多。

但养儿育女是我们的工作，就像其他处理金钱的方式一样，捐献这件事也不应该被忽略，不应该闭口不谈。要想改正这样的行为其实非常容易，至少有三种向孩子解释的说法，让孩子明白为什么做慈善帮助别人是一件好事。第一种说法是，告诉孩子那是一种责任。生活富足的家庭，就应该把吃不完、用不完的东西捐出来一些，这样那些有需求却买不起的家庭才能拥有比较多的东西。这样做也能从家庭财务方面把“需要”的与“想要”的区分开来，加深年龄小一点的孩子的印象。

年龄大一点的孩子，也许更容易接受与自身利益相关的第二种说法。有关快乐的研究指出，借由人们捐款金额的大小，我们可以预测出人们有多快乐。 [4] 事实上，收入的多寡也一样能反映出人们快乐的程度。最后，第三种说法是：当人们知道可以互相依赖时，整个群体才会变得更强大。如果我们知道，在我们所在的社区、城市、国家与世界，每个人会帮助遇到困难的人，那么我们就可以设想，如果有一天我们需要帮助时，别人也会帮助我们，这样一来大家都会变得更好。也许，我们已经身处这样的环境，捐献时施与受的行为已经证明了这一切。因此，在能力范围之内慷慨解囊，有助于强化人们的连带关系。

就像其他与金钱有关的对话一样，捐献的事也不必经常提起，但是应该早一点和孩子谈，因为从很小的年龄开始，孩子就可以体会到从慷慨行为中得到的快乐。某项研究指出：“对年龄小一点的孩子来说，付出会带来快乐。” [5] 这个研究的主持人，曾在20个月大、正在学走路的孩子身上做过实验。研究人员从加拿大温哥华的图书馆、医院与社区中找来了参与实验的家长。孩子长到20个月大左右时，家长就会带他们到实验室和布偶玩游戏。为什么是布偶？因为布偶会让孩子很高兴。不熟的人会让他们害羞，或者会让他们表现出不一样的行为，因为他们以为，大人会期望他们做出某种特定的行为。

在实验中，布偶与小孩子各有一个碗，碗里面放着小熊饼干或金鱼饼干。孩子被告知，如果想吃，就可以吃碗里面的东西，而且布偶也喜欢吃。为了强化这一点，布偶也要假装在吃东西。所以，实验人员在布偶的碗里设计了一个按钮，单击一下它就可以把饼干推下去，同时布偶会发出愉快的声音。

之后，实验中会加入一个新布偶“猴子”。实验人员告诉孩子，一开始猴子和孩子都没有饼干吃。接着，实验人员拿出八块新的饼干，而且都放在孩子的碗里。然后，实验人员又拿出一块饼干，将它给了猴子。之后，又有另外一块饼干，但这一次，实验人员请孩子把饼干分给猴子。最后，再请孩子从自己的碗里拿饼干给猴子，这时最初的八块饼干全部在孩子碗里。这个实验在多个不同的孩子身上重复进行。在此过程中，观察员密切注意孩子的表情，以记录孩子精确的反应。

他们发现了什么呢？孩子给布偶饼干时，比实验人员放一堆饼干在自己的碗里时还要快乐。但这还不是全部，更令人意外的是，孩子在与猴子分享自己最初拥有的八块饼干时，比分享后来得到的饼干时显得更快乐。换句话说，小孩子在分享自己的东西时，会更加快乐。因此，给出自己的饼干，和给出一份意外的收获、一份短暂属于他们的饼干比较起来，前者更会让孩子觉得开心。但是，小朋友长大后，会直接学习这种行为，并实际模仿吗？为此，我打电话给这项研究的共同主持人基莉·哈姆林（Kiley Hamlin），她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她提出几个重点。是的，年龄很小的孩子会看到很多人对他们很好，但如果他们有年龄大一点的哥哥或姐姐，也可能会看见很多相反的行为。“这说明慷慨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模仿行为，孩子在很小时就会给别人东西。”她说，“大部分12个月大的小宝宝和你坐在一起时，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坚持要给你他们全部的麦片，坚持要你吃下去，还要你喜欢麦片。他们不只是要把东西给你，他们也想看着你吃，确定你很喜欢。”她认为，只有演化可以解释这一点：人类为了保护与陪伴，所以群居在一起，而群居就必须要进行合作，学会变得慷慨。

回应孩子有关捐献的问题

和很多重要的与金钱有关的对话一样，父母可能很难找到合适的时机谈捐献的话题。但是孩子有自己的时间表，而且通常是让他们感到困惑或烦恼的时候。

1991年秋天的某个下午，编剧特迪·格罗斯走在曼哈顿街头，他4岁大的女儿诺拉看到一个流浪汉。这个流浪汉的鞋子上包着报纸，好让他的脚舒服一点。他坐在忙碌的人行道上，身体靠着一个报摊。特迪没有给乞丐钱的习惯，一开始也没看到这个人。但他女儿看到这个流浪汉后打量了他一下，流浪汉回给她一个微笑。他们家以前从没讨论过流浪汉的话题，但诺拉意识到这个人遇到了麻烦，并想到了要怎样解决这个麻烦。于是她转头问爸爸：“我们可以给他一间房子住吗？”

大部分的人，如果住家附近有流浪汉，或经常经过有流浪汉乞讨的地方，都会有类似的经历，只是孩子提的问题会有所不同。孩子可能会问，为什么要把钱给那些伸手向我们要钱的人，或者为什么我们不给他们钱。他们可能也想知道，为什么流浪汉会无家可归，这是他们的错，还是他们的选择。对家长来说，这样的时刻总是特别敏感，此时的情绪也格外复杂。孩子能够以关怀的眼光看到别人的处境，还会受到感动，并想要采取行动，是一件值得父母骄傲的事。如果我们不给钱或是转身就走，可能都会感到羞愧。但如果乞丐具有攻击行为，或让孩子受到惊吓，我们又会感到愤怒与恐惧。一个有人流落街头的社会，也令人感到沮丧。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如何对不同年龄的孩子解释这个复杂的问题以及我们对乞丐的感受。其实我们对这个问题也感到茫然。

对特迪来说，将女儿的问题置之不理，或给出一个冠冕堂皇的说法，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他可以说谎或拒绝，即使带这个人回自己家，让他吃一顿饭、洗个澡，或让他在沙发上住几天，都不是不可能。他可以诚实以告，并答应女儿帮助流浪汉，然后解释说，因为流浪汉偶尔会有情绪不稳的问题，很难预测他的行为，因此会有风险。他也可以回避问题，告诉女儿她的想法真的很好，但他们得再好好讨论一下。

但这些答案都无法令人满意，威廉学院（Williams College）资深心理学讲师、天性好奇的专家苏珊·恩格尔（Susan Engel）指出：“儿童早期的性格特征是拥有找出答案的强迫心理，这是一种想要安排与改善现实的强烈冲动。” [6] 所以，诺拉想要安排什么事呢？这么说吧，在她的问题里，可能包含着对这件事的很多困惑。这个人为什么没有自己的家？他拿到钱之后会做些什么？为什么爸爸妈妈不直接为需要的人提供住所？她的家应该做到什么程度，或被期待做到什么程度，以减轻别人的痛苦？由于她有改善现实的渴望，所以对她来说，解决的方法很简单：他们可以把这个人带回家，改善他的生活状况。

诺拉的问题正好击中她爸爸的要害。他记得，当他的女儿注意到这个令人悲伤的问题，而他在当下却无法妥当回应时，女儿感到非常沮丧，他也因为女儿的沮丧而深受打击。他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机，但我怎么回答似乎都无法令人满意。我有一种感觉，如果有一天，街上住满了流浪汉，而她问我我当时在哪里，我一定会后悔当初没有好好听她的意见。”所以他的回应是，为这些流浪汉募款，送他们回到自己的家。首先，他们到自己居住的公寓大楼到处募款，收集别人的零钱。然后他们更进一步成立了一个组织，叫“共同便士”，他们的活动名为“零钱丰收计划”（The Common Cents Penny Harvest）。从那时到现在，该组织已经从儿童及其他人身上募集到1 000万美元。

我并不是说，每次孩子问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大问题，我们都要经营或创办一个组织。但这是一个提醒，即孩子有能力深入探索金钱对生活造成的影响。特迪·格罗斯是对的，这个问题并没有完美的答案，不过，有些回应是非常不明智的。年龄小的孩子问到流浪汉的问题时，如果他们并没有威胁到我们或孩子，家长就不应该批评这些求助的人。对于这些住在街头、请求别人帮忙的人，不管我们有什么想法，还没上小学的孩子肯定还没准备好要深入研究流浪人群问题的症结，以及了解都市住宅政策问题。

但是，尽量别说谎。“为什么你要给那个人钱？”因为他需要帮助。“为什么他需要帮助？”因为他现在好像没地方住，也没钱买吃的。“为什么会没有？”我们很难知道真正的原因，但我们可以试着帮助遇到困难的人，在看到他们的时候给他们捐点钱，或者把钱捐给真正能提供更多帮助的其他人或其他组织。

对于在街上乞讨的人，我以前没有给钱的习惯，但是我为《纽约时报》写博客文章后，曾看到一段留言，促使我重新思考这件事。这段留言写道：“我不在乎他们把钱花在哪儿，也不在乎他们是不是在骗我，我真正在乎的是，我要教育我的孩子，对别人要心怀同情与慈悲。” [7] 现在，如果我和我女儿在一起时有人来要钱，我会看着这个人的眼睛，告诉他：“祝你好运！”然后给他一点钱。就像艾琳（Eileen）与乔恩·加洛（Jon Gallo）在他们的著作《有钱没钱教孩子理财》（Silver Spoon Kids ）中所写的：“家长忽视流浪汉，就是在教孩子忽视正在受苦的人。” [8]

设计一个简单的捐献方法

很多人不喜欢直接给流浪汉钱的理由是，不确定他们会怎么用这些钱。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的奥利维娅·希金斯有两个孩子，分别是7岁和9岁，她对这件事了解得特别透彻。在搬到加利福尼亚州成为老师兼行政人员之前，她在费城的一个妇女救助站工作。她有教育工作者与项目经理的工作经验，很难想象还有谁能比她更适合和孩子谈如何帮助流浪汉的问题。但即使是她，对两个孩子频频要求她给经常遇到的流浪汉钱的问题，也快招架不住了。

当她听到某个朋友邀请一年级的学生为当地的食物银行 [9] 搜集小袋子时，她想到一个点子。首先，她在家里举办了一次“后院销售会”。为了说服孩子把旧玩具捐出来，她告诉孩子可以把一半的收入留下，其他的钱捐出去。对希金斯来说，这就是一个重点，因为她希望孩子把自己赚来的钱捐出去，这样他们才能由衷感受到捐献的意义。一开始，孩子想直接把钱交给流浪汉，但希金斯告诉孩子她之前的工作是做什么的，以及为什么现金未必对流浪汉有帮助。这些孩子由此了解了有关酒精或毒品成瘾的基本概念，也听了她以前在救助站的故事，知道那些有瘾的人一拿到钱，通常就会去买酒和毒品。

他们最后决定，用这些钱买救济品并将其装在袋子里，遇到任何需要的人，就给对方一个袋子。刚拿到旧货销售的收入时，两个孩子都感到非常满意。之后的对话让希金斯了解到他们对流浪汉的问题思考得有多深入。“我女儿决定要放进一支马克笔，让他们可以做记号。”她说，“我儿子想放笔记本，因为他觉得他们看起来都很无聊。他原本想放一副可以玩的牌，但最后又决定不放了，因为如果流浪汉是孤零零一个人，没有人可以一起玩，就太可怜了。”袋子里还有一些食物，包括万圣节剩下的糖果。

希金斯对上瘾的说明，还产生了一个预期外的效果。她女儿热切希望能在袋子里放一张便条，要别人远离毒品。“我女儿的这一做法对我来说是一项很大的挑战。”她说，“她认为，好的信息就是好的信息，谁会在意是谁说的？但我不确定我是否有合适的说法解释给她听，遭遇困难的成年人可能不愿意收到来自某个小屁孩的一则反毒品信息。”

所以，这家人最后发送的袋子里有马克笔，但没有倡导远离毒品的便条。第一个拿到袋子的是个男人，当这家人接近他时，他还以为袋子里装的是花生酱三明治。他不喜欢花生酱三明治，但他告诉孩子，那让他想起了他的母亲，他们已经好一阵子没见面了。他们聊了一会儿，聊得很愉快，后来希金斯一家就开车离开了。希金斯的儿子说，这是一个认识新朋友的可爱方式。

家里没有车可以装着袋子到处跑，或只能带着孩子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的人，也可以在袋子里放别的东西。当有人寻求帮助时，孩子可以给他们蛋白棒或其他量大、方便、富含营养的食品。另外，像折扣店或快餐厅的礼券也很有用。重点在于，要提供一般人可以随时取得的东西，这样才能让需要的人以及大部分的接受者因为我们提供的帮助而感到愉快。有些人也许不要食物或礼券，所以还要准备好怎么和孩子解释，询问孩子是否要用钱来代替物品，或者把钱捐给能提供更多帮助的个人或组织。

让捐献变得更有意义

有很多方法可以引出有关捐献的话题，其中一个方法是：在储蓄罐里放零用钱时，也在捐献罐里存钱。捐献罐的存在，可以提醒孩子去思考，他们想要支持什么让社会变得更好的理想。如果家长固定每隔一段时间就清空捐献罐，比如说每6个月清空一次，就可以请孩子选个他想支持的非营利性组织。

想让捐献的经历变得更有意义，还有两个技巧。

第一，偶尔以孩子的名字捐献。虽然这会令家长的抵税额减少，但这么做之后，孩子会收到寄给自己的募款信。孩子开始学习认字的时候，会很喜欢收到信，看孩子如何回应这些组织的劝募词与附带福利，也是件很有趣的事。

住在明尼苏达州的布鲁斯·基梅尔有三个小孩，在孩子很小的时候，他就开始让孩子捐钱。他们不只喜欢收到信，也被保育组织吸引，因为这些组织会赠送狐猴布偶给捐款额在50美元以上的小朋友。与此相反的是，当地的动物园只寄信，不送礼物，因此就在捐献名单中被剔除了。孩子因赠品而影响捐献是完全正常的现象，在这个年龄也无伤大雅。不过，提供礼物这个技巧，和我看到的信用卡公司与中介公司寄出数万封传单给几英里外的潜在客户，并没有太大的不同。身为个人理财专栏作家，我在文章中讲到过这些公司的做法。如果孩子被这些技巧所左右，家长就要指出来，孩子就能学着辨认这些公司提供的优惠或奖励是否是营销手段。

第二，让孩子亲自去捐钱。如此一来也许只能选择当地的慈善团体，但至少值得做一次。一项研究显示，孩子如果意识到有人在注意他时，会变得更慷慨。 [10] 如果家附近有动物园、博物馆、学校或救助站，可以打电话询问对方负责募款的部门，他们是否可以接受小朋友的当面捐款。我女儿的堂兄弟姊妹中，有一个人有听力障碍，为此我女儿决定把存了6个月的零用钱捐给一家非营利性组织，目的是替听力受损的人筹措研究经费。我也许永远都不会忘记当我女儿把钱捐出去时我嫂嫂脸上感动的表情，希望我女儿也不会忘记。

捐献是没有好处的付出

在孩子有了几年捐献经验之后，家长就要考虑另外一个问题。这是我从住在马萨诸塞州的凯瑟琳·纽曼身上学到的。她在博客上写道，就像基梅尔家的孩子喜爱用捐款换取狐猴玩具一样，她的女儿也很喜欢水獭布偶，那是她从世界自然基金会得到的。这家人最终达成一个原则：孩子的捐款中至少有一部分必须用来帮助人。动物很可爱，很容易让人们想要关心它们，而让这些人想起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就要困难一些。不过这件事的部分重点在于，请孩子去思考别人遇到的困境。不管是捐助物资给当地的慈善组织、食物银行或流浪者救助站，还是捐钱给全球性组织，都能让物质更匮乏的人受益。不管孩子能否理解，家长都应该让孩子把更多的钱捐给那些帮助陌生人的组织。

成年人比小孩子更难做到这一点。全美国的慈善捐献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是捐给人们做礼拜的宗教机构的。 [11] 尽管这些钱确实资助了很多善行，不论是用来为所有来客提供服务，或是用来在更大的社区或世界各地开展工作，但是，这些捐款至少有一部分是出于自利心理而捐出来的，因为这笔可以抵税的捐款能够让我们有一个地方聆听与省思神职人员的教诲，他们还会给我们的孩子提供宗教指引。另外，还有更多钱是捐给我们过去就读的母校。其中有些捐款用于补贴学校的奖学金支出，正是有了奖学金，才能让我们在上学时负担得起学费，所以，我们会觉得回馈母校是道义上的责任。但这些钱并没有帮助到这世界上最需要帮助的人，至少没有直接帮助。

在教育实践中，为孩子设定一个捐献原则，而家长采用的是不同的行事原则，这并不是虚伪。在孩子十几岁时，我们要让孩子开始懂得思考，思考在他们的小世界之外的其他人的生活。但我得事先提醒一下，一旦孩子开始这样想，可能也会开始质疑父母对慈善捐献方面的选择，特别是当父母把大部分钱都捐给了对我们有好处的机构时。但是家长应该欣然接受这个提问，并在孩子年龄大一点时和他们一起讨论这个问题，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与孩子一起做慈善预算

让孩子学习捐赠的最好方法，就是当大人在讨论如何进行捐献时，也让孩子参与决策。为此家长可能要对原先处理事情的惯例做点调整。这表示，我们实际上是在做家庭慈善预算，而且在有意无意中要把捐献预设成占家庭开销的一大块。

我和太太以及刚满8岁的女儿刚开始一起讨论家庭捐献事务时，是检视去年的捐款金额，我们没告诉女儿金额，她也没问，但我们可能会告诉她这几年的总数。接着，我们在餐桌上放了100颗干豆子，再拿几张草稿纸做标签，列出前一年所有我们捐过款的机构。用于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疟疾治疗的捐款，占我们捐款金额的大约25%，所以我们把25颗豆子移到那个标签下面。我们把所有捐款都用豆子来表示，在这么做的同时，我们会告诉女儿我们是怎么知道这个机构的，以及为什么这件事对我们很重要。

接下来，我们把一堆邮件拿给她看，都是前3个月从慈善组织收到的募款信。让我们惊讶的是我女儿在讨论捐款这件事时如何应用她对“需要”与“想要”的理解。有一封来自公共艺术基金会的募款信没通过她的基本审查，因为她认为，在公园摆一座新的雕像并不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她也回绝了一封来自舞蹈教室的募款信，虽然她曾经去那里上过课，但因为信中没有说明他们会怎么帮助负担不起学费的孩子而拒绝了它。运用同样的逻辑，她想支持一项她参加过的夏令营奖学金计划，希望能帮助其他孩子也参加夏令营活动。她对我和我太太的捐献决定并没有质疑，所以我们不必调整这些干豆子的分配，她也觉得很有参与感。但是我们都知道，总有一天，她一定会提出质疑。

对我来说，用这个方式观察我女儿的心智成长过程，是假期中最重要的事，虽然我不一定完全支持她的选择。我们最后决定，将捐款金额中不到5%的钱交给我女儿，由她决定怎样使用，并计划在未来逐年提高这一比例。如果家里只有一个小孩，就不必做太多协商，而有两个或更多小孩的家庭，就需要有决策的机制，不过，如果让孩子自己决定，可能也会很有趣。他们是否会达成共识，把钱捐给更少的机构但单笔金额更大以造成更多的影响力？或者，他们会将得到的预算平分，然后各自决定捐给谁？请他们自己作出说明，告知家长他们各自选择的机构，并说明理由：影响他们选择当地的而不是全球性的慈善机构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要把钱捐给帮助治疗疾病的机构，而不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机构？

住在康涅狄格州的理财规划师劳拉·桑德奎斯特，则采取了不同的做法，她把捐献变成一种经常会做的事。每年的1月1日，她的两个儿子会各自拿到12张数目不太大的支票，支付对象那一栏是空白。每个月，他们会想一个他们认为很重要的理由，然后把支票寄出去。她也鼓励孩子，要多了解一点捐赠对象的慈善事业内容。她的一个儿子患过癌症，后来痊愈了，因此他把钱捐给了当地的癌症研究机构。这两个男孩还把钱捐给镇上的一个基金会，以帮助有需要的人或组织，比如在阿富汗的美军、一个唤醒大众关注唐氏综合征患者的团体，还支持了一个为兴建新的儿童游乐场而发起的欢乐跑步募款活动。在多次的捐献实践中，他们似乎已经选定了某些慈善机构，有些是会令他们个人特别感动的，有些是为陌生人提供帮助的。

家长可以考虑将一年中的生日与节日礼物都用空白支票来替代。我们家的做法是，送给整个家族里的孩子三张支票，附上一张简短的说明。其中，一张支票是我们为某个孩子提供的大学准备金，如果我们能合理地确定某个亲人不太有能力供孩子上大学，就可以动用这张支票。第二张支票中有一点能让人着迷的钱，收到支票的人爱怎么花就怎么花。第三张是张空白支票，附有一张说明，要收到支票的人把这张支票捐赠给需要的机构，并请孩子告诉我们把钱给了谁，以及为什么要给它。

把捐献变成一种习惯

当捐献变成家人间的日常活动，捐献的话题就会很自然地被提起。对于想要将这个话题炒热的我们来说，我们可以把谈谈某天或某周我们做了什么帮助别人的事当成一种惯例。那个人是谁？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觉得这么做怎么样？每当一家人好不容易坐下来吃顿饭时，很多家长通常会对孩子给的简短回答感到厌烦而又无奈，而从卡罗来纳中心社区基金会谈起，也许会提供一些帮助。想象一下，在“谈谈捐献”盒里面有很多卡片，每张上面都有一个让人深思的问题：

“我们家族过去都做了哪些捐献活动？”

“你最喜欢我们镇上哪些地方？”

“如果我们要以更少的钱生活，哪些东西可以舍弃？”

“哪些东西是你现在就可以舍弃的？”

最后两个问题特别重要，因为孩子愿意放弃的东西可能会让我们吃惊，但如果决定尊重他们的请求，我们的生活都会因此而改变。这就是凯文·萨尔温与他太太琼·金·萨尔温经历的事。凯文是个记者，琼过去是一名咨询顾问，现在是一名教育工作者，他们住在亚特兰大，有两个孩子，一个是已经十几岁的女儿汉娜，另一个是她的弟弟约瑟夫。他们家第一次认真谈到捐献话题时的情景让两人印象深刻。在他们身为家长的前14年里，除了请某个人做个快速致辞以外，并没有很多用餐仪式。这家人努力做到大部分晚上都聚在一起吃饭，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晚餐时的谈话通常都与接送姐弟去参加各种活动有关。他们每天都会回家，他们家有600多平方米，还有科林斯柱式圆柱，甚至还有一部直通汉娜房间的电梯。路过这个社区的人经常会停下来拍照。

这家人乐善好施，每年大约会捐出收入的3%，但是父母在写捐赠支票时，孩子并不知道金额。而且，琼与凯文也不认为孩子会思考自己的父母是否对其他人完全尽到了责任。有一天，汉娜和她爸爸在等红灯时，停在一辆大奔驰车后面，又看到街头有个流浪汉，汉娜提出一个观点：“如果那个车主的车子小一点，街上那个人就能吃上一顿饱饭。”当时凯文没有听清汉娜说的后面一句话，但当她当天晚上又在餐桌上提出这个问题时，他听得很清楚。6年后，在一次采访中，坐在琼对面的凯文说：“她想知道，为什么我们没有为终结世界的不平等而做得更好。我们当时全部都安静下来，深思我们当时的处境。” [12]

琼与凯文很快就发现，原来自己的捐献行为并没有在孩子身上产生影响。一开始，他们试着为自己解释，还把所有开过的捐献支票列出来，但他们也知道，这样做就像是在辩解。“没有灵魂。” [13] 凯文这样描述，他说，“我们必须做让孩子有感觉的事。”汉娜不断质问父母他们的决心与慷慨的程度，到了最后，琼反问了她一个问题。“那你想做什么？”琼问女儿，“把我们的房子卖掉？搬到更小的房子里，然后把剩下的钱都捐给慈善机构？” [14] 是的，事实上，这正是汉娜想做的事。

事后回想，汉娜的父母终于明白了是什么导致汉娜有如此强烈的情绪，特别是当这情绪与金钱和正义有关时。这有一部分是出自天性，她从小就是个外向的婴儿，尤其喜欢坐在婴儿床里看着外面。另外，她爸爸妈妈会给她和弟弟大声念报纸上刊登的引起道德争议的复杂故事。他们鼓励她去工作，她做过临时保姆，还做过地毯生意。她曾在一家食物银行当义工，还听从父母的安排去一家为流浪汉服务的餐厅工作，当然，她的父母已经事先确认这家餐厅是安全的。她也很喜欢心灵鸡汤一类的故事。

“她都还记得这些故事。”琼回想道。“越甜蜜的故事记得越牢。”凯文补充说，然后夫妻俩笑了出来。所以，也许琼应该更了解汉娜，而不是挑衅汉娜，让汉娜更激动。“或许其他父母会说：‘好了，够了！我们已经解释了我们捐献的去向，以及我们参与了哪些社区事务，现在已经够了，不要再提了！’”琼说，“但是，我的说法是，看在老天的分儿上，你想做到什么程度？”汉娜真正想做的事，并不是花光家里的每一块钱，但她的确想减小家里房子的面积，大概只要300平方米就够了，当然，这还是很宽敞，可以把大房子卖掉再另外买一栋小房子，然后把剩下的钱全部捐出去。

现在，请你站在汉娜父母的立场想一想。当时，他们已经没有房贷要还，也知道有足够的退休金和用于支付孩子大学学费的积蓄，因此，只要他们两人不生病或受伤，把家庭财产的一半捐出去并不会造成太大的财务困难。他们培养了一个愿为这个世界承担义务的孩子，她愿意放弃一些舒适生活，以换取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他们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吗？如果是的话，他们一家人可以从中学到什么？与其在过世后把钱写在遗嘱中留给那些可能无法在有生之年看到的子孙，还不如现在就把一大笔钱捐出去，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啊！

于是，他们答应了。他们把房子卖了，开价不到200万美元，然后另买了一栋只要96.2万美元的房子，尽管当时因为房地产业不景气，他们原来的房子最后只卖出了140万美元，但他们又通过6年的抵押，最终一共捐出了近100万美元。他们不会告诉我（而且也还没有告诉他们的孩子）那笔捐赠占他们财产总值的比例，但可以确定的是，这笔捐赠没有影响到汉娜与约瑟夫的大学学费准备金。

至于他们拿这笔钱做了什么，光是想想就是个大项目，因此凯文与琼写了一本书，叫《一半的力量》（The Power of Half ）。在我为本书做研究的那几年中，这是我读到的最具启发性的一本书。随后他们很快就确定，在决定这笔钱该花在哪里和怎么花的时候，他们四个人都拥有完全与相等的投票权。他们都同意，任何计划都应该满足以下条件：他们想要完全解决一个问题，要监督计划的执行过程一直到结束，项目设在非洲，要和当地有专业知识的组织合作，他们也准许由收款人决定这笔捐款如何使用。最后，他们决定在加纳成立两个中心，并在当地雇用职员，中心内的建筑物包括会议大厅、小额贷款银行、食物储藏设施以及医疗中心，还包括供医护人员居住的住宅。在专家的协助下，他们看到了项目的执行过程，包括职员培训，也去参观了完工后的建筑。

距离琼反问汉娜，并且汉娜（事实上，也包括约瑟夫）做出肯定的答复6年之后，凯文感叹道：“现在再回头看看过去的生活，对于以前认为习以为常的事，会觉得很惊讶。”他说，“我不认为我们是不好的父母或不好的家庭，但我们以前并没有感觉到我们是一个整体。就家人关系的亲密度以及生活的丰富性来看，我们得到的比我们拥有的真的多太多了。我们去非洲后才了解到农夫如何为了生计而忙碌，他们面临什么样的抉择，以及他们又是多么富有创意，如果没亲眼看到，我们只能在书里读到这些。我们的生命现在变得丰富多了。但我认为，这么说还无法准确地表达我的感受。”现在凯文从事写作工作，同时也是仁人家园（Habitat for Humanity）与Year Up [15] 等非营利性组织的董事会成员，而琼仍从事教育工作。

当我们捐出家庭资产的一半，并把经验写成一本书，很自然地会希望别人能受到启发，然后也去做好事。《一半的力量》在2010年出版后，的确也有几个类似的事例出现。洛杉矶一位名叫托尼·托尔伯特的律师，在得知萨尔温家的故事后，就搬去和自己母亲一起住，然后把自己家的钥匙交给当地一个无家可归的家庭，之后他们在他家住了一年。“这是我听过的最让我觉得与有荣焉的事！”凯文·萨尔温说。

托尔伯特还是单身，做事当然很方便，还有另外一个家庭也是在听到这本书的故事后，开始了类似换屋的行动。索利梅内一家人住在伊利诺伊州的巴灵顿市郊区，热衷骑马的芝加哥人常会在这里养几匹马。这家人中的丈夫米克出生于中产阶层家庭，在芝加哥大学取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在金融业拥有成功的事业，为经营有问题的企业提供帮助。太太基莉虽娘家经济条件不好，但她从来不认为自己欠缺什么。她说：“我上大学之后才知道，原来鞋子是装在盒子里，而不是在泽尔（Zayre）那样的廉价连锁店里，用一个塑料圈套在一起。”

这对夫妻生了四个孩子，几个孩子年龄相近，然而，当他们听到一个住在越南孤儿院的3岁小女孩的故事时，他们的生活出现了重大转变。当时，他们最小的孩子已经上小学了，听几个最近领养小孩的朋友说，这个小女孩等着被领养。米克以前踢过足球，而这个小女孩足球踢得很好。

基莉回想说：“我们原来并没有领养孩子的计划。”但他们还是决定要领养这个小女孩。这时他们注意到，孤儿院里有一个更小的女孩，和他们要领养的女孩感情深厚，如果他们的领养申请被批准，就不得不拆散两人，这一定会让小女孩的心灵受伤。因此，索利梅内家在2002年将这两个小女孩同时收养了。从那年起，他们就经常去越南，在一次旅行中他们发现，其中一个养女在越南某地还有一个双胞胎姊妹，2008年，他们终于找到了她。现在这对双胞胎每周末都会用网络电话联络。索利梅内家不只捐钱给这个越南孤儿院，还对养女的双胞胎姊妹和她的家人进行资助。

基莉在看《一半的力量》这本书时，她和米克忽然有了新想法。“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待在一个国家，但这地方的居民与我女儿的双胞胎姊妹的居住环境和我们一点也不像。”米克说。当时他对每日长途通勤到芝加哥市中心工作以及经常在机场之间来回奔波的出差生涯已经感到厌烦，基莉也想为这世界做更多好事，所以他们决定，从拥有马舍的现住址搬到阿灵顿高地这个停车场与人行道都比较窄小的郊区。米克的保时捷汽车也大约在同一时间退回给了经销商，现在这对夫妻提到这部车时都会说“那部以P打头的车子”。

这家人还大方地捐款给联合国基金会。虽然孩子没有参与决策一开始的大房换小房的行动，但后来大部分孩子都尽心参与了一个创业计划。他们用搬家后获得的资金大力资助这个计划，这个店被命名为贝拉哈，这个名字来自那对双胞胎姊妹——住在灵顿高地的伊莎贝拉和住在越南的哈。从2015年开始，这家店开始卖凉鞋，所得收入用来在全世界不在电网供电范围内的产科诊所安装太阳能装置。

很多邻居与老朋友对他们的行为感到非常不解，有些人还觉得很生气。基莉说，他们实在不必这样。“我们做的事是很个人的。”她说，“我们并不想冒犯任何人，我一点也不认为金钱或财富就是敌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旅程，我们家也不想和对孩子有不良影响的人断绝往来，毕竟，我们相信，我们自己才是影响孩子的人。”

他们搬家时来了两辆卡车装东西。一辆车里是他们要送到阿灵顿高地的东西，一辆车里是他们要送走的东西。在索利梅内家的厨房墙上，挂着一个相框，里面有一句格言：“如果你想要感到富足，只要数一数你已经拥有的用金钱买不到的礼物。”

施比受更有福

在旧金山的布兰迪斯希勒尔走读学校，希望让犹太孩子的成年礼活动变得更有意义的提议得到很多正面的回应。某位家长说，把钱集中起来设立一个基金，比花大把时间与金钱买一大堆没什么意义的礼物好多了。原本的做法，甚至连收到礼物的孩子都觉得没意思，但教孩子对人慷慨，却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个设立基金的点子，是在慈善行业工作的专家迈克尔·凯塞尔曼和他的太太最先想出来的。接着，在写给七年级其他学生家长的信中，他特别强调说：“我们认为，我们应该利用我们作为一个团体的优势，在这一对犹太人非常重要的人生里程碑时刻，强调不那么物质性的一面。”

但是，有些家长认为信中对物质主义的描述是针对他们的。“有位家长，来自很大很有钱的大家庭，他的第一个儿子就要举办成年礼，他们原本一直希望能办得很隆重。”凯塞尔曼回想道，“这个孩子的爸爸眼中含着泪说，我们强调的信息就是，如果你要举办一场盛宴，就该感到羞愧。”家长会出现这样的反应，一点也不令人意外。在一个对家庭应该怎么花钱已经形成惯例的群体中，任何人想要改变或建立标准，可能都会引起一些抗拒，即使像这样本意很好的改变也是如此。

不过，最后几乎所有家庭都同意参与。那些没有多少闲钱的家庭能出多少就出多少。还有几个家庭选择了比较传统的送礼方式。不过，这些家庭除了捐钱给基金之外，依然可以向特殊的朋友单独赠送礼物。“我们不会像苏联似的，我们没说不能送礼。”凯塞尔曼说。

即使有人没捐钱给基金会，但所有学生仍然一起参与管理这笔基金。他们定制了专属信纸，信头上印有所有人的名字。每一封来向他们募款的信函，在回信时所有人都会签名。基金会早期的信件看起来很像很多家庭在聚会入口处的画架上贴的用来签到的海报，每张上面都有33个七年级学生潦草的签名。他们还有印刷好的会议议程与财务报表，就像一个正常运营的基金会一样。

从那时候开始，学生都同意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投票决定每一笔申请。迈克尔·凯塞尔曼本人就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基金会职员，也常常亲自提供协助，但他尽量不干预孩子们的决定。“我和孩子们坐在一起，告诉他们我是为他们做事的，他们要自己决定资助哪些机构。”他说。

这群七年级学生会在中午时开会，他们接待的第一位申请者是贾斯汀·格罗索，他是一家杂货店的装袋工，也在一家职业学校就读。他参加了加利福尼亚州的骑单车为艾滋病患者募款的活动，但想再找一个赞助人。当时，凯塞尔曼运用他对各种筹款技巧的了解，向孩子们解释了挑战募款的概念。不久之后，孩子们决定，如果格罗索自己能募到1 000美元，就同意再给他500美元。他最后的确完成了目标，甚至还超出一些。

根据凯塞尔曼的观察，孩子们几乎是立刻就学会了评估申请案的诀窍，问的问题也和大人一样好。唯一需要成年人评估的申请案，是那些后果无法评估，而且在任何情境下孩子都不太能理解的案子。总之，学生们很快就进入了状态。

在这所学校教书多年，现在成为犹太教拉比的巴茨希尔·托尔基奥说，孩子们也很享受最后身份揭露那一刻的喜悦。“当我们班要拨出3 000美元给当地的青少年俱乐部时，接到我们电话的女士想知道，这是不是在开玩笑。”她说，“她还让这个项目的负责人直接和我们的学生通话，负责人还高兴地流下了眼泪。”

校方后来把这笔基金永久保留了下来，并将其纳入七年级学生的课程，目的是帮助学生理解贫穷的系统性原因、贫穷代表的意义、谁是穷人，以及如何解决造成贫穷的根本性问题以改善这个世界（而不仅仅是捐钱给那些帮助穷人的组织）。除了要编列预算，询问当地非营利性组织的高管，孩子们每周还会分四次查阅各种文本资料，包括芭芭拉·埃伦赖希（Barbara Ehrenreich）的《我在底层的生活》（Nickel and Dimed ）、《圣经》与《塔木德》 [16] （The Talmud ）中的部分文章，以及当地市政府针对最低工资与乞讨行为而发布的处理措施的全文。

老师还把班上的学生分成多个虚拟的家庭，每家的收入都不同，还有一连串要处理的事情。如果家里有一个成年人失业了，他们就必须要思考该如何调整购买食品的支出预算。学生们为一个贫穷的四口之家列了一份每月食品及日用品购物清单，并尝试购买一个月的食品及日用品，并去最近的食品杂货店买东西（最后这些食物都被捐给了当地的食物银行）。他们中的大部分学生都不知道一个家庭每个月需要多少食物，但他们很快就知道了。

从迈克尔·凯塞尔曼最初向家长提出这个建议到现在，已过去将近20年了，七年级学生基金仍然是这所学校中学实践活动的核心。资深的教师与行政人员尼尔·比斯卡说：“现在这个活动已经是学校文化的一部分了。”这个机制也影响了其他地方，全美各地的许多学校、犹太教堂，还有其他犹太人机构，都以不同的方式仿效这个做法。任何一所学校，不管它是不是宗教学校，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目的对这种做法做出调整。

设立这笔基金的好处在于，对大部分家庭来说，他们不必付出额外的金钱，也不必做出更多的牺牲。他们做了一个决定，作为一个团体，他们的孩子已经拥有大量礼物，所以可以把其中的部分礼物转送给其他人。凯文·萨尔温与琼·萨尔温所住的房子超过了够用的程度，而他们的女儿汉娜启发他们把某些空间送给别人。但凯文也遇到了一些麻烦：他必须要让任何人在和他谈过话之后，不会认为他希望每个家庭都必须送出同样的礼物，或捐出类似数目的财产，否则对方就会掉头走掉。他说：“我们从没要人卖掉房子，我们知道这么想是很愚蠢的。”

也许我们的孩子有太多的时间、太多的衣服或太多其他的东西，所以也许我们可以拿出外出就餐预算的一半，将其作为家庭礼物，送给一个帮助缺衣少食者的慈善机构。对旅游预算也可以做类似的处理。如果我们处理得够好，孩子的学校也可能会把类似的想法变成一种活动。

巴茨希尔·托尔基奥在帮助七年级学生处理捐赠问题时说：“这真是我当老师以来参与过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我现在每天都要跳史努比舞。”

[1] 安息日：指犹太教每周一次的圣日，从周五落日开始，到周六落日结束。安息日不可以工作，不能举火做饭，专事敬拜上帝，称为“守安息”。——译者注

[2] 拉比：原指犹太人对师长的尊称。后指犹太教中学过《圣经》和《塔木德》，负责执行教规律法并主持宗教仪式的人。——译者注

[3] Themint.org Poll: Kids Are Clueless About Parents' Charitable Giving,http://www.northwesternmutual.com/news-room/122629，最后一次修改于2010年12月22日。

[4] Dunn and Norton, Happy Money, 109-110.

[5] Lara B. Aknin, J. Kiley Hamlin, Elizabeth W. Dunn, “Giving Leads to Happiness in Young Children,” June 14, 2012, PloS ONE 7(6) : e39211, doi:10.1371/journal.pone.0039211.

[6] Susan Engel, “Open Pandora's Box: Curiosity and Imagination in the Classroom” (The Thomas H. Wright Lecture, Child Development Institute , Sarah Lawrence College, Summer 2006),http://issuu.com/gfbertini/docs/open_pandora_s_box_-_curiosity_and_imagination_in_/1.

[7] Children's Money Questions: Why Is That Person Asking for Money?, http://bucks.blogs.nytimes.com/2010/07/20/kids-money-questions-why-is-that-person-asking-for-money/，最后一次修改于2013年10月13日。

[8] Gallo and Gallo, Silver Spoon Kids , 155.

[9] 食物银行：主要为经济困难者或机构提供暂时性食物支持的慈善组织，支持对象通常是育幼院、老人院或其他有相关需要的个人或团体。——译者注

[10] Kristin L. Leimgruber et al., “Young Children Are More Generous When Others Are Aware of Their Actions,” October 31, 2012, PLoS ONE 7(10) : e48292, doi:10.1371/journal.pone.0048292.

[11] Giving USA Study, 2014, http://www.philanthropy.iupui.edu/news/article/giving-usa-2014.

[12] Salwen and Salwen, The Power of Half , 24-25.

[13] Salwen and Salwen, The Power of Half , 36.

[14] Salwen and Salwen, The Power of Half , 32.

[15] 仁人家园与Year Up都是非营利性组织。前者主要致力于改善全球穷人的居住环境，后者则通过提供职业培训及企业实习，帮助贫困青年找到更好的工作。 ——译者注

[16] 塔木德：犹太教口传法律集，内容涉及律法、天文、地理、医学、算术、历史故事等，为该教仅次于《圣经》的主要经典。——译者注

“如果孩子想要的东西太多，就要自己想办法支付这些开销。”

第7课
为什么孩子必须工作

过去这几年，我经常到美国各地与家长及孩子讨论金钱议题，很多家长都不约而同地提到，许多孩子都很喜欢回收瓶瓶罐罐去换钱。孩子会这么做，可能是因为在街头看见过捡废品的人，就问了家长废品回收的办法；也可能是看见过家人拿瓶瓶罐罐在杂货店换钱。还有些人是在饮料瓶上读到了回收空瓶换钱的说明，就开始参与这个“每件5美分”的回收废品换钱行动，孩子会央求父母开车送他们，或是他们自己推着小小的四轮车，去回收中心换钱。

为什么日常生活中的回收废品换钱，对小孩子这么有吸引力？为了找出原因，我花了一个下午，到加利福尼亚州圣荷西市的克拉克家拜访。他们家在一座山坡旁边，还有一个后院。朱莉在一家科技公司做营销，她先生加里是老师与橄榄球教练，非常会逗人开心。他们有两个小孩，11岁的凯瑟琳与7岁的劳伦，和很多这个年龄的孩子一样，他们都靠做家务赚零用钱。

不久前，他们开始有了新“工作”。这个想法源自他们的教会发起的帮无家可归者募款的活动，教会鼓励教区居民将瓶瓶罐罐带到教会进行回收。教会这个活动结束后，克拉克家的两个女儿却被收集、分类废品就能领到钱这件事深深吸引。她们问父母，可不可以继续回收下去，而且她们想把换来的钱自己留下。她们的父母希望孩子能继续把其中一部分钱交给教会，但孩子也很渴望买几样自己喜欢的东西。后来他们找到一个开车走高速公路就能到的回收站，这里愿意收他们捡的瓶瓶罐罐。现在，每次女儿捡的废品足够塞满他们家迷你休旅车的后备厢时，爸爸或妈妈就会带她们去换钱。

从家里出发开车约20分钟，就能到达圣荷西伦区镇回收中心，凯瑟琳与劳伦会从车座椅上跳下来，把一袋袋分过类的玻璃瓶、铝罐与塑料瓶拿出来。当时是9月，天气还算暖和，因此整个回收中心里弥漫着各种废品发出的气味。回收中心里的人各司其职，升降叉车发出哔哔声时，人们就会走过去，把一袋袋的瓶瓶罐罐扔在附近，一个嘴上叼着香烟的男子操作一部负责压碎玻璃的机器，客人如果站得太近，可能会被迸出来的碎片伤到。经营这个回收中心的是家族里最年长的长辈，他负责称重，而女主人则负责管理收银台。回收中心的员工会对不太清楚作业步骤的人大喊大叫。在回家的路上，克拉克一家通常会在马瑞威斯特信贷协会停下，让孩子把赚到的钱存起来。

对于孩子为了赚钱而回收废品一事，家长通常会有很复杂的情绪。克拉克家为这件事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包括要把瓶瓶罐罐清理干净，以防招来虫子，还特意留出空间放东西，最后再把全部回收物品装上车去换钱。朱莉的朋友亚历山德拉·格拉迪纳诺娃家里也有一个热衷于回收废品的人，基于她的个人经历，她对这件事的感受特别复杂。

亚历山德拉和她先生在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长大，但在很年轻时就离开祖国，现在两人都在科技行业工作。他们小时候没有钱买东西，但现在，他们4岁的儿子尼古拉生活在有各种玩具的美国。像这个年龄的其他孩子一样，尼古拉经常要买更多的玩具。亚历山德拉为此抱怨道：“几乎每天都要买！”某天，爸爸终于告诉尼古拉，如果要买所有他想要的玩具，以后就没有钱给他念大学了。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因为尼古拉已经注意到，念大学的大孩子都有平板电脑，他也想要一台。所以尼古拉很快改变了策略，为了进大学，他开始把任何可以拿到的钱存起来。于是，爸爸又告诉尼古拉，在他以前住的国家，可以拿啤酒瓶换钱。尼古拉很喜欢这个点子，很快，这对夫妻就不得不拖着袋子到杂货店，换回一大堆零钱。

但是，这对亚历山德拉来说并不是一件令人舒服的事，她告诉我，她其实很担心别人会怎么看她。“当你听到有人在收集瓶子和罐子，你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她自问自答，“就是推着购物车、拎着各种袋子的流浪汉呀！”但是，这也提醒她，她希望儿子可以做到：如果他想要更多的东西，就必须工作，靠自己买大部分的东西。

工作是孩子的本能

当孩子把回收废品变成嗜好或兼职时，很多家长也会产生和亚历山德拉一样的疑惑：不是只有穷人才会捡废品换钱吗？我们不是应该把这些瓶瓶罐罐留给他们吗？如果我们不必靠捡废品支付账单，为什么孩子要那么沉迷于回收废品呢？

斯蒂芬妮·普雷斯顿（Stephanie Preston）在密歇根大学负责生物脑神经科学实验室，专门研究人们在分配资源时究竟会如何做决策。我以为，对于收集废品这类问题，她应该已经有一套与发育或进化论有关的答案，会告诉我她对松鼠如何储存坚果以备未来之需而进行的研究。她却给我讲了她自己拿瓶瓶罐罐换钱的故事。原来大学毕业后，她曾在一趟骑自行车旅行途中，沿途收集瓶瓶罐罐换钱。如果每天能换到10美元，对她当天的伙食就会产生很大影响。现在，她也让孩子用捡瓶瓶罐罐换来的钱在食品杂货店买些小东西，这些钱平时都会先存起来。

原来，收集瓶子罐子换钱只是一种最基本的经济行为。孩子都喜欢工作赚钱，但家长似乎不太支持他们的勤奋，不愿帮孩子找到新的赚钱方式。收集瓶瓶罐罐这件事证明，孩子会被这件事吸引，只是因为做这件事不需要技能或经验。任何年龄的人，只要能找到回收中心，都可以做回收工作，利用收集的废品赚到一点钱，收集得越多就赚得越多。赚钱让孩子觉得自己像个大人，同时也向大人证明，他们可以在很小的年龄就开始做大人做的事，比家长认为的时间更早。

因此，家长的责任在于，激励孩子这种工作赚钱的本能，并观察这种天生的勤奋会带孩子走多远。家长可以在家里给孩子布置更大的任务、更好的工作。我们可以从那些在家族企业中工作的家庭中吸取教训。家长应该允许孩子为自己选择的赚钱方式而付出辛勤的劳动，就像他们愿意为学游泳而每周五次早起去进行练习一样。家长甚至可以要求孩子——在我们认为可能的程上——自己负担更多的大学学费。

或者，家长可以什么都不做，这就是今天很多家长的基本态度。家长不愿意认可与培养孩子的职业素养，其实是近来才出现的现象。普林斯顿大学的社会学家维维安娜·A. 泽利泽（Viviana A. Zelizer）指出，我们的社会已从庆祝孩子诞生是“未来的劳动力”，演变成信奉“孩子无用论”。 [1] 当孩子不再因为儿童时期的疾病而夭折，人们逐渐远离农场，大家族中的人不住在一起，也不像以前那样依赖彼此时，从纯粹的经济学观点来看，孩子的价值确实大打折扣。由于成年所需时间拉长，家长会将更多时间与金钱投资于帮孩子开发他们的潜能。泽利泽在《为无价的孩子定价》（Pricing the Priceless Child ）一书中，描述了家长对孩子的感受，以及家长保护孩子的时间有多长。

没有人想要回到孩子必须整天在农场工作，或是12岁就要到工厂工作的时代。但在过去的十或三十年中，很多家长却转向另一个相反的极端：最大的孩子已经开始工作赚钱了，却还继续住在家里。美国自1948年开始记录青少年打工状况。1998年，年龄在16到19岁的美国小孩，有45%的人会同时做几份兼职工作，这个数字从1948年到1998年大约维持了半个世纪。不久后，这个数字就急剧减小，而且是持续减小。到了2013年，只有20%的青少年会打工，这个数字是自1948年以来最小的。

但为什么，即使年龄那么小的孩子都表现出如此明显的勤奋态度和工作能力，现在去工作的青少年却会这么少？片面性的解释非常多。部分原因是，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期，很多成年人开始愿意从事以前一般是由青少年来做的工作，例如快餐店与零售店的工作。由于他们和青少年比起来更有经验，时间也更有弹性，所以通常更容易被聘用。另外，如果招聘条件更严格一点，比如必须考虑谁能开车以及谁可以在哪些时段工作，青少年就更会被拒之门外。

另一个原因是，在更富裕且更注重成就的社区，人们始终认为，打工会影响孩子读大学的前景。当我询问家长，他们家正在上高中的孩子在上学期间是否打工时，多数人都会很疑惑地看着我。他们说的第一件事通常是，担心打工会影响孩子的课业成绩。

其实大可不必担心，只要每周工作不超过15个小时，孩子仍可以维持良好的课业成绩，大学前景不会受到影响。关于这个主题，有个更全面的研究指出，家长通常会忘记，打工与学业之间并不是零和博弈。因为青少年也会花很多时间看电视或是和朋友玩耍，打工可能丝毫不会减少他们读书的时间。但这并不是说打工会让孩子的课业成绩变好，而是说合适的工作并不会影响孩子的功课。

而且，那些在孩子想去的大学里负责招生工作的人员，难道不会想知道孩子为什么想去打工，而不是去参加辩论社团或体育活动？达特茅斯学院招生部门前任助理茹瓦·雅格-伊曼（Joie Jager-Hyman），现在是大学申请入学者的私人顾问。她指出，事实上，那些不必打工赚钱的高年级学生，需要达到更高的要求，才能得到阅读他们申请材料的人员中多数人的认可。她说：“你需要在某个领域得到国家级的认可。”例如在运动、学术或是慈善工作等方面。麻省理工学院在2013年末曾发布了一则新闻，其中显示，该校提前录取的学生中，超过三分之一都已经获得全美或国际级的荣誉。

这些荣誉也可能在工作中得到，比如全美浓缩咖啡冠军赛，还有专为青少年创业者举办的比赛。再有，我们中的很多人都向自己保证，会避免在15年的育儿生涯中一味遵循大学招生专家向我们建议的路线。荣誉是很重要，但是能体现出孩子基本品质的工作经验也非常重要。

孩子可以在打工中学到职业素养，其中包括：倾听、发展自我、与别人合作、全力以赴，以及有始有终地做好一件事。或者，我们可以把这种态度称为“坚毅”。宾夕法尼亚州大学（以下简称“宾大”）教授安杰拉·L. 达克沃思（Angela L. Duckworth）让这个字眼在最近几年变成了热门概念。对她来说，这个词回答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一样聪明的人，有些人的成就却比较高？ [2] 她和另一位同事在2013年发表的一篇短文中说道：“坚毅和一般的可靠、自我控制、井然有序或勤奋不同，强调的是长期的耐力，而不是短期的强度。” [3] 经过对坚毅程度的测试，达克沃思已经证实，从全美拼字比赛到通过西点军校的训练，高坚毅指数可以预测出一个人在各方面都会有比较优异的表现。事实上，这比IQ测验更具有预测性。

换句话说，就算是从事一个相对低微的兼职工作，也可以从中学习到坚毅的态度。为此，达克沃思幻想着，要让自己还不到13岁的女儿去工作。她说：“我会违法让我的孩子去工作。因为在工作场所中，老板不是老妈，才不会管你有什么理由，你就必须准时上班，还要把工作做好。”她认为，在她所在的宾大实验室工作的所有心理系的研究生，他们做第一份工作时的年龄都刚达到法定工作年龄，这并不是巧合。

孩子其实可以胜任许多工作

在达到法定工作年龄之前就工作也许有点极端，即使这样做可能让你日后得以进入知名的宾大实验室。所以我们不妨从家里开始，家长可以帮助孩子培养由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威廉·戴蒙（William Damon）提出的所谓“想要胜任工作的动机”。 [4] 他在《更远大的前程》（Greater Expectations ）一书中提到，最近几十年来，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已经降低了很多。他指出，其实“孩子热切希望承担真正的责任，而且当大人赋予他们责任时，他们会非常满足”。事实上，住在城市或城市近郊的家庭，家长指派给孩子的工作量实在不多。一般人很容易就会做出假设，教孩子做比较复杂的家务，一定会比自己动手做还麻烦。 [5] 根据戴蒙的说法，家长这样做的时候，就是传递出一个错误且强烈的信息：“我们对你的期望很低，你只要把自己搞定就好。”

每隔几个月，就会有人发给我一个网络链接，点击它就可以看到一张不同年龄儿童适合做的家务的清单。这个表格来自蒙台梭利学校的活动，这所学校的儿童开始使用器具的年龄会比多数人的小，还要挑选被老师认为属于工作的活动来做。这张表建议，2至3岁的孩子可以搬柴火，6至7岁的孩子应该把洗碗机清空，12岁就应该到食品杂货店买东西。发送人总是会附上不同版本的感叹：“如果真能做到这样就太好了！”

我的回应是：“那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还有，为什么不把准备食物也包括在内呢？”我们当家长的每周都要负责供应21顿饭外加点心，所以，准备食物可能是最大的家务事。2013年年底左右，我们全家人都被一个名叫莎拉·莱恩的小女孩吓到了，她在真人秀《小小厨神》（Master Chef Junior ）中成功晋升最后一轮比赛，小小年纪的她，竟然可以做出惠灵顿牛排等非常复杂的料理。她是年龄最小的参赛者，但很显然她已经可以拿刀并在火炉上煮东西好几年了。我实在很想知道，这是谁家养出来的小孩。

我给福斯电视台打了几通电话询问，原来小女孩的母亲叫斯蒂芬妮·莱恩，是一个住在洛杉矶的单亲妈妈，她帮我补充了不少幕后故事。 [6] 原来，莎拉小时候住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兰开斯特郡，她祖母开了一家餐厅，斯蒂芬妮在那家餐厅里当女服务生。所以莎拉是在满是食物的环境中长大的，她4岁时就会用蔬果削皮器，一两年后就会用刀子，虽然斯蒂芬妮总是对此有点紧张。“我会把头转开。”斯蒂芬妮笑着说，“但后来我想，有些人只有九根甚至更少的手指，却也过着快乐、充实的日子，所以渐渐地我就没那么担心了。”莎拉知道怎么在早上泡咖啡给妈妈喝，想来斯蒂芬妮肯定乐得让莎拉继续做下去。

在日本，与莎拉年龄一样甚至更小的学龄期儿童，每天午餐时都要自己打饭、打菜，还要清理餐具。这件每日的例行工作被称为“荣誉的用餐时间” [7] ，这么叫就是想让孩子知道，即使是平凡无奇的一件事，也有其严肃性。每天，老师会在预定的时间离开教室，当天轮值的学生就要穿上厨师的白色围裙走到学校的厨房干活，然后提着又大又重的锅回到教室，里面装着做好的菜和米饭，接着要帮同学打饭、打菜，再把空锅送回厨房。

这一幕让T. R. 里德看得目瞪口呆。他和妻儿曾经在日本住了好几年，写了一本有关在日本生活体验的书。他写道：“这些小小孩才不过6岁、8岁、10岁，穿着只有在做游戏时才会穿的厨师服装，从又高又大的铁桶里打菜，实在是一件很可爱的事。但这并不是游戏时间，学校负责提供学生午餐，但是把午餐端上桌是学生的责任。”他的两个女儿都上日本学校，其中一个女儿告诉同学，在美国，会有大人受雇来为学生打菜，并做用餐完毕后的清理工作，但没有同学相信她说的话。调查显示，75%的日本儿童认为，勤奋工作是最重要的事，而美国只有25%的孩子如此认为。 [8]

因此，要让孩子在准备用餐、烹煮以及餐后清理上做更多事，而且要从更小的年龄做起，这并不容易，也需要练习与坚持。就像孩子刚开始上音乐课的前几个月，学习不顺的时候总会嘀咕或抱怨，而家长必须在旁边看着一样。但是，孩子不能不做，每一个孩子都有能力为三餐做出贡献，我们也不应该为他们所做的摆碗筷、煮意大利面或清洗碗盘的工作而付钱。家长并不缺筹码，首先，家长拥有甜点的控制权，如果叫不动孩子，或孩子不愿意及时完成在家里或厨房的日常工作，家长还有不让孩子约朋友到家里玩、使用计算机的时间变短，以及取消和汽车有关的权利等手段可以应用。

及早培养孩子的职业素养

如果在儿童成长的环境中，家里是做生意的，他们开始工作的年龄可能会比其他到陌生人处打工的孩子要早，因为劳动法规对为自家企业工作的规定通常没那么严格。家里有生意时，由于方便就近使唤，家长更可能会叫孩子参与工作。对这一类家庭来说，在所有行业中，农场的工作机会最多，尤其是奶牛场。奶牛需要挤奶，粪便需要清理，这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

在一个秋天的早晨，我开车从盐湖城往北走，到犹他州的刘易斯顿城，它位于犹他州与爱达荷州交界处的南缘。在那里，杰克森·史密斯与奥瑞丽·史密斯夫妇和他们的7个儿子养了1800头奶牛。这些孩子的年龄从6到19岁不等。多年以来，这对父母已经培养出敏锐的感觉，知道孩子可以做什么工作以及多少工作量合适。6岁大的泽比从5岁就开始工作。他驾着拖拉机在一排排的围栏间缓慢行进，还要清洗小牛喝奶用的瓶子和奶嘴。再大一点的孩子负责监督奶牛的进食状况，其他人则负责在农场周围堆放或运送很大的稻草垛。更大的孩子早上4点就开始工作，负责把粪肥堆放到恰当位置并加以处理。泽比说：“这工作烂透了！”他已经可以跟上哥哥的脚步（以及模仿他们说话时的用词），但因为年龄还小，所以可以在清晨要工作的日子里到教堂里打个小盹。这些孩子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2小时，要么在每天破晓时分，要么在放学后。

无论是保持房间整洁还是擦桌子，他们都没有钱可领，但农场的工作却有薪水可拿。因为他们的父母认为，这些孩子的工作量加起来等于一个全职员工，所以每个孩子都会领到真正的支票，年龄小一点的孩子通常会亲自把支票以个人名义存在刘易斯顿国家银行。有时候，他们也会把钱取出来，有一次就取了一大沓2美元面值的钞票。奥瑞丽说：“有些朋友的确要孩子在农场做事但不给钱，他们会告诉孩子，以后会帮他们买学校的制服与汽油。只是，有些孩子还是会抱怨。”

从六年级开始，史密斯家的男孩在交完税后，就可以决定怎么花剩下的钱。除了每个月从农场赚到的500美元外，父母不会给他们其他零用钱（从5岁开始，泽比每两周就会收到一张10美元的支票）。父母会帮他们列出学校需要的各种制服的清单，但对从“牧马人”这样的商店里买什么东西，他们可以自己决定。如果他们想买一双160美元的牛仔靴，就要自己想办法把钱省出来。

他们赚的薪水用来买所有他们需要的东西。在“想要”的物品中，12岁过圣诞节时，他们通常会买一支点22口径的来复枪；16岁时，通常会买一把猎枪。而且，孩子还会互相交换或买卖东西，我去他们家时，泽比正拿着刚到手的儿童仿真枪高兴地挥舞着，还试着用它打鸟，因为这些鸟可能会传染疾病给奶牛。只要年龄到了，这些男孩也会自己买车，此外还会买马，训练后再卖出去。

这些男孩没有太多时间参加课外活动，参加的通常不是童子军活动就是摔跤，如果学校有训练课，农场工作就改到当天晚一点再做。但他们从不参加足球队，因为足球队每天都要练习，会影响农场的工作，也会影响全家人在夏末时的骑马露营旅行。奥瑞丽说：“我们无法让孩子参加会花很多时间的活动。”但是她一点也不觉得愧疚，她接着说：“我有自己的教他们团队合作的方法。在我们镇上，大家都知道，我们家的孩子只要干什么工作，就一定会顺利完成。有个人的妻子受伤了，我们去帮他搬家具、堆稻草、帮木板上色。这些事都难不倒我的孩子。”

从各方面来说，史密斯家的农场规模非常大，与一般农场相比，他们的奶牛更多、孩子更多、活儿也更多。但对我来说，最宝贵的一课来自史密斯家最小的孩子泽比。大家都认为他很能干，任何工作只要家人一教，他很快就可以做得很好。虽然史密斯家的孩子没有一个读书读得特别好，或运动技能特别出色，但他们的父母认为，掌握基本的劳动能力是每个孩子都必须做到的事。他们的父母也知道，不是每个孩子长大后都会在家里的农场工作，但父母很有信心，不管在哪一个领域，他们家的孩子都会为达成目标付出艰苦的努力。

让孩子摸索工作的意义

对其他家庭来说，由于没有必须付费的工作项目，像史密斯家这种培养孩子职业素养的做法可能不太容易效仿。所以家长需要付出更多的心力，去找到这样有意义的工作，并督导或接送孩子去做。

莱恩·斯卡尔皮纳托的儿子马克十来岁的时候，莱恩就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外的湖边买了一栋最便宜的小屋。不过，他没有雇人来维护这栋房子，而是雇他自己的儿子来做。莱恩本身就是一个喜欢维修东西的人，也教过他儿子有关石膏板、油漆、拆除与园艺造景的基本技巧。在湖边小屋里，莱恩会和马克一起做大一点的项目，在确认马克理解了需要怎么做后，莱恩就会离开，让马克独自完成后续的工作。不过，如果马克有任何需要，在只有一小段车程的不远处就可以找到莱恩。马克的薪资比法定最低工资要多一点点，他们管这笔钱叫作“湖金”，马克可以用这笔钱买所有想要的玩具，所以他很快就成为维修二手的水上摩托车、雪地摩托车与各式各样装备的专家。

马克把他学到的训练技巧，用到了足球场与健身房中。他念高中时，听说有队友因为拿到体育奖学金而免费上了大学。而且他父母说，如果他自己能争取到大学的体育奖学金，就可以把上大学省下的钱用来付读研究生的学费，于是他更加努力训练。他还从自己的钱中拿出数百美元请了一个顾问，帮他更好地包装自己。2014年1月，他帮忙守住了密歇根大学橄榄球队的后防，最后他们队还赢得了玫瑰杯 [9] 。

对年轻运动员来说，潜在的花费是没有止境的，有些家长早早就受到家庭预算的限制。所以马克选择自己出钱请顾问来帮他申请大学奖学金。而他也很幸运，因为他喜欢的运动不必频繁到各处参加巡回赛，那可是一笔非常大的开销。

他的故事和14岁的卡莉·德鲁亚尔的很不一样，因为卡莉的兴趣是马术表演，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昂贵的运动项目，她的父母不可能帮她支付所有开销。她的母亲安德烈娅是位销售经理，她的父亲罹患多发性硬化症，所以无法工作。理论上，她应该放弃运动与比赛，但是因为学习马术可以帮助她达到成为执业兽医的目标，所以她不想轻易放弃。卡莉来自密歇根州布卢姆菲尔德希尔斯市市郊，但她想去上俄克拉何马州的一个大学课程。卡莉有个朋友开玩笑说，她是底特律市郊唯一的乡下女孩，还叫她“布卢姆菲尔德希尔斯市乡巴佬”。

这个住在郊区的乡巴佬需要赚很多钱，在这个有钱的小区中，她的家境并不算富裕。德鲁亚尔家所在的地方，并不是最贵的地段，虽然也没有太大的房贷问题，但是卡莉绝对付不起这个地区拥有最好骑马设施的马场的费用，因为那里光是入会费就要5万美元。卡莉只好在附近的开放式农场骑马，而她也挺自在的。不过，这项运动需要一个体型庞大且活生生的动物，而卡莉希望拥有自己马匹的目标，更是牵涉到一长串的费用。卡莉开始了解每个环节所需的花费，她后来用电子表格列出了各项费用：首先，光是买她想要的马，就需要2 500到5 000美元；其次是基本的马厩与饲料费用，而这还不包括药品或看兽医的钱；最后是购买马鞍、辔头以及马蹄铁的费用。以上这些都是在课程开始之前就要花的钱，如果她要带着马到各地参加比赛，还会产生额外的费用。卡莉现在可以凭着记忆就把这些讲出来，也经常去脸书网页浏览，因为有时候会有人出售二手装备。

随着卡莉越来越热衷于这项运动，账单也变得越来越多。安德烈娅说：“我告诉她可以养鸡、火鸡或任何家畜，但我没办法继续当她的亲亲妈妈，支付她的一切开销。”提出这个问题之后，安德烈娅最后必须决定，她到底愿意为女儿做到什么程度。不久，卡莉把这情况告诉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的叔叔经营一家农场，养了1 000头牛，农场位于卡莉家往北大约几个小时车程的地方。这个朋友和叔叔谈好了，说可以帮叔叔养小牛，交换条件是卖出小牛后她能分到部分收入。卡莉的朋友也让卡莉加入这笔交易，所以安德烈娅把她的旧车折价换购了一辆很能跑的雪佛兰车，这样她就能接送卡莉去农场了。

由于农场的后勤工作实在太复杂，所以后来卡莉改当保姆、帮别人照顾宠物，并且所有的生日与圣诞礼物都不要，把钱全部省下来投入马术运动。她说：“我需要还我妈妈钱，在今年以前，我都不知道骑马要花多少钱。现在，我认为这一切就像是一场游戏。我投入越多时间，就赚得越多。我喜欢养动物，这也是我一辈子都想做的事。”

而对那些能负担得起孩子的运动梦想的家庭来说，不管所需费用多少，也不应该让孩子轻而易举就得到这一切。戈弗雷是专为高收入家庭服务的财务顾问，她鼓励这些家庭要求孩子做更多事。年龄大一点的孩子可以负责规划，例如：记录练习游泳的时间，并规划时间表；每周提供备忘录给负责接送的爸爸或妈妈；足球巡回赛开始时，要预订酒店房间、规划家庭旅行计划。“如果家长把这些责任都一肩扛下，孩子就只会享受权利，却没有机会培养能力。”她说，“而这却是我们最想强调的地方——培孩子的能力！”

孩子也能分担自己的学费

住在长岛的迈克尔·瓦恩里普和太太桑迪蒂·基南，是我在新闻界的同事，他们很担心自己的孩子没有勤奋工作的能力。在成长过程中他们四个子女拥有的优势比他们自己的要多。虽然他们愿意为孩子支付大部分的大学学费，但也希望能让孩子找份工作，并坚持做下去。所以他们制订了一个计划，希望每个孩子都能达成：让孩子自己支付第一学期的学费，大约是1.5万美元。“付一个学期的学费并不是重点。”瓦恩里普说，“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培养职业素养，这才是最重要的。”

基南从上九年级时就开始工作，工作内容是教小孩子打网球。瓦恩里普开始工作的时间更早，他11岁时，每天早上就到一家工厂卖报纸。一份报纸定价8美分，波士顿齿轮厂的员工会给他10美分，让他和弟弟赚2美分。他之所以能做这份工作，是因为他妈妈每天早上5点半就会叫醒他，他才能及时骑自行车出门。他说：“我妈妈是在大萧条时代长大的孩子，住的是廉价公寓，但是她很重视职业素养的价值。而我当时才11岁，根本没办法独自完成这件事。”

当瓦恩里普照自己成为父亲时，就想以母亲为范例。他最大的孩子上六年级时，5点半就会被叫醒，这样他就能走路到当地的一家超市，把所有报纸摆放好。他儿子一直做着这份差事，直到找到了更好的工作。作为长年居住在长岛海滩社区的居民，他们的孩子可以得到很多季节性的工作机会。10岁出头的孩子可以在清晨打扫海滩上的厕所，家长也会很早就开车送他们到工作场地。年龄大一点的孩子会在下午卖冰激凌，也可以为小孩比赛充当裁判。最后，这四个孩子都当了救生员，因为救生员的薪水不低，每个夏天赚的钱都能超过8 000美元。

这些孩子很早就知道自己要付大学第一学期的学费，也对这有点怨言。瓦恩里普回忆说：“有时候孩子回家也会抱怨说，他们的主管很糟糕。我们就会告诉他们，这就是他们必须去上大学的原因。”他和他太太都希望，孩子在学校逃学时会想起他们是怎样坐在救生员椅子上数百个小时，用力清洗无数的厕所，才攒下来1.5万美元。四个孩子中有三个孩子都坚持住了，只有一个例外：有个孩子退学回家，又再次回到社区大学，最后拿到部分奖学金，进入纽约大学。

这个让孩子自己付第一笔学费的方法，似乎有点极端，但在以前，我们认为这只是一种常见做法。在上一代人中，很多大学生都是半工半读完成学业的。虽然今天的大学生根本做不到这样，但完全不要求他们在财务上负任何责任也很不好。2013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家长对孩子的大学学费负担的比例越高，孩子的课业成绩就越差，当然，在竞争程度比较高的学校里，两者的关系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紧密。不过，让孩子负担一点点学费，似乎很有意义。

我问瓦恩里普，他有没有觉得，当大学招生部门的员工看到他的孩子在夏天决定去打工，而不是做些更能获得知识或全球声誉的事时，是不是一脸不以为然。他说：“夏天到哥斯达黎加做义工的孩子很多。”由于从事有偿工作的孩子越来越少，他的孩子就更容易显得与众不同。

工作足以让孩子蜕变

很多孩子永远不会知道必须工作的真正意义，即使家长本人有过不得不工作的经历，也无法向孩子解释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但在人群中，还是有必须工作或总感到钱不够用的孩子，即使他不住在我们住的社区，也会在孩子将来就学的学校遇到。对这些孩子来说，工作可以带来很多蜕变的机会。如果他们愿意，他们的亲身经历可以让其他孩子跳出自己的生活经验，想象一下不那么富裕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我给女儿讲了有关卢瑟瑞托·古提瑞兹与她两个姐姐及母亲的故事。15年前，她们开始在圣地亚哥的街上卖母亲做的墨西哥玉米粽以补贴家用。卢瑟瑞托的母亲是个单亲妈妈，她白天从事管家工作，但收入不够三个女儿开销。在公园卖了几年的玉米粽后，母亲注意到那里有很多被丢弃的瓶瓶罐罐，她心想，她们的人手多，完全可以去捡这些瓶瓶罐罐，装进袋子放上推车，然后拿到回收中心，就可以额外占用较少的时间赚到更多的钱。由于几年前她们才有钱买车，所以当时她们捡回瓶瓶罐罐后，只能靠人力将其送到回收中心，单程就要花上90分钟。

这家人会遵循一套标准的作业流程。不管天气如何，她们一律要戴上手套防止割伤；会穿剪裁合身的裤子，以便跳进铁制的垃圾桶；还会穿长袖衬衫，以便把手伸进垃圾桶；而且每次动手前，都会先确认一下有没有其他动物在里面。卢瑟瑞托说：“我们会踢一下垃圾桶，或是丢一块石头进去。”以前她们曾经碰到受惊吓的老鼠和浣熊。她解释道：“所以不能一开始就把手伸进去，要先用棍子在里面搅一搅。”

有了这些偶尔获得的意外之财，再加上政府的补贴，这家人赚的钱勉强够让她们从车库搬到真正的公寓，虽然是在一个安全性较差的社区。后来，她们又搬到比较安静的街区上一间租来的小房子里，一直住到现在。她们每个月的收入并不稳定，有时好几周都只能吃米和豆子，有时候捡瓶瓶罐罐赚到的钱够让她们到汉堡连锁店吃49美分一个的汉堡。

卢瑟瑞托上中学时，开始厌倦这种捡废品的赚钱方式。她说：“我知道，我不想以后都过这种生活。”当时学校开了一门工程学课程，她压根不知道那是什么，但她选修了这门课，并被深深吸引。她的老师注意到了她，并让她加入辅导计划，让她有机会接受大学教授的指导。

某天她参加课后辅导时，得知了一个在圣地亚哥的名叫“改变现实的人”（Reality Changers）的非营利性组织。他们的宗旨是挑选具有潜力但来自低收入家庭的高中生，帮助他们成为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这些孩子必须接受大量的集中授课，以应付入学考试及入学申请。另外还要求学生家长每一期课至少要煮一次东西给其他学生吃。卢瑟瑞托的母亲煮的就是她们以前在公园卖的玉米粽。

卢瑟瑞托高三那一年，在这个非营利性组织辅导老师的帮助下，顺利进入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工程学教育计划。那时候，她鼓起勇气立下志向，要争取盖茨基金会的奖学金。在她的申请书上，她写道：“虽然我在这一年上了4门大学预科课程，但我大部分的同学都不知道，我每周会和妈妈去翻4次垃圾桶捡瓶瓶罐罐，所以我希望借助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奖学金成为一名工程师，彻底打破社会的藩篱。”2013年春天，基金会通知她，她获得了盖茨千年奖学金 [10] 。基金会将提供高达30万美元的学费与其他费用，供她攻读本科与硕士学位。这笔钱有她们一家人在圣地亚哥街上捡十多年废品所获收入的5倍之多。

[1] Zelizer, Priceless Child , 4-5.

[2] Angela L. Duckworth et al., “Grit: Perseverance and Passion for Long-Term Goals, ”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 vol. 92, no. 6 (2007), 1087-1101, http://www.sas.upenn.edu/~duckwort/images/Grit%20JPSP.pdf.

[3] Angela L. Duckworth and Lauren Eskreis-Winkler, “True Grit,” The Association for Psychological Science Observer , vol. 26, no. 4, April 2013, 1, http://www.psychologicalscience.org/index.php/publications/observer/2013/april-13/true-grit.html.

[4] Damon, Greater Expectations , 128-130.

[5] Damon, Greater Expectations , 36.

[6] 出自我在2013年11月8日为Dinner: A Love Story网站写的一篇文章：http://www.dinneralovestory.com/how-young-is-too-young/.

[7] 引自Reid, Confucius Lives Next Door , 147-149.

[8] Damon, Greater Expectations , 37.

[9] 玫瑰杯：美国的年度大学美式橄榄球比赛，通常于元旦在洛杉矶北部城市帕萨迪纳的玫瑰碗球场举行，因此得名。——译者注

[10] 盖茨千年奖学金：1999年由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资助1亿美元设立，旨在资助来自低收入家庭的非洲裔、拉丁美洲族裔、美国本土印第安族裔与亚太裔的优秀学生接受高等教育。资助年限可长达5年，甚至可以延续至攻读硕士与博士学位期间。——译者注

“养成感恩的文化，让孩子懂得知足与惜福。”

第8课
让孩子知道自己有多幸运

2012年夏天，喜剧演员克里斯·罗克（Chris Rock）上了电视节目《乔·斯图尔特天天脱口秀》（The Daily Show with Jon Stewart ）。罗克和斯图尔特都是有子女的人，两人聊到罗克各种不同的工作计划，然后斯图尔特问罗克，如此繁重的工作是不是让他更便于躲开和小孩相处。罗克承认了，观众席也传出窃笑声。接下来，两人又提到教养孩子时种种不愉快的事情，还不断拍桌强调。现场的观众一边大笑，一边鼓励他们继续讲下去。

罗克：我不喜欢这些小家伙，我一点也不了解他们。我孩子很有钱，但我跟他们没有共同点。

斯图尔特：你要怎么跟他们解释？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我14岁就开始工作了，但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解释……简直是不一样的世界！也许应该有个拓展训练中心，我们可以把孩子送到那里去，让孩子过一周糟透了的日子。

罗克：每年夏天，我都求老婆把他们送到哈莱姆区 [1] 夏令营，但我老婆不肯。我认为我们整个社区的孩子都应该被送到那里，没收他们的午餐钱，还要好好修理他们一顿……这会是个超强力的夏令营！

斯图尔特：这个主意超棒！你应该搞个特许经营。

这只是喜剧节目中的一个小片段，但我们不必像罗克和斯图尔特一样有钱，也能听懂他们在说什么。他们虽然没有直接明说，但他们的孩子就是被宠坏了的孩子。这么说可能太残酷，也可能不是真的，但肯定不好笑。罗克一开始提到的字眼是“有钱”，而且当罗克用这个词描述自己的孩子时，很明显不想把自己放到这个群体里。观众很快就了解到，这两个父亲，其子女的生活环境都与他们自己的成长环境大不相同，因为他们一个在哈莱姆区长大，另一个则是在一个很多青少年都要打工赚钱的小镇长大。事实上，他们两人都因为如今的富裕而感到烦恼与不安，斯图尔特不知道怎么跟孩子说他们家的孩子拥有多少特殊待遇，而罗克则是无法与另一半达成行动协议。对他们两个人来说，必要的解决之道实在再清楚不过：超强力夏令营。他们并不是真的要好好修理一下自己的小孩，而是要让他们从全新的视角看世界。

至于我们这种普通人，可能不像这两位明星一样有钱，但很多人都有能力给孩子提供所有的必需品，也能提供给孩子许多他们想要的东西。或许和社区其他人比起来，我们给的比较少，但和整个国家或整个世界比起来，我们给的要比大部分人给的多。我们自己心里很清楚这一点，但孩子可能不太知道。所以，我们要如何不通过说教就能让孩子知道拥有这一切的自己有多幸运，或是让他们对其他物质比较缺乏的人产生同情心？我们又要如何把他们带离相对舒适的生活圈，让他们接触日常生活以外的人和地方？

多年来，我听过两种回应。第一种回应是：“你知道光是问这些问题就代表你享受特别待遇了吗？”我知道。而这个答案的重点在于，我们承认自己拥有特别待遇，也知道会问这个问题的一定是有钱人。第二种回应是：“很简单，有钱人应该直接搬到更多元的社区，把孩子放到学生来自各种不同收入背景的学校去上学。”这个想法很不错，但是期待大部分人这样做却很不现实。大部分家长都会使尽浑身解数，让孩子进入最好的学校。把这种奉献的行为看成性格缺陷也不合理。的确，很多社区的明星学校都缺乏社会经济多元性，很多私立学校也不太具有包容性。即使在高度多元、学业成绩也很棒的公立学校，学生和家长间也会自我隔离。所谓的完美社区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大部分家长都必须做更多事，才能帮助孩子了解他们自己拥有多少，以及他们所处的环境。

摆脱社会阶层的迷思

我在和家长提到社会阶层话题时，可以看到很多人会感到局促不安。除了一般人在对话中会避谈金钱的话题外，退一步承认自己有多富有，也是一件很难的事。环境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因素之一。如果身边的很多朋友比我们穷或比我们富有，我们会感到很不自在，所以人们更愿意和具有类似财力背景的人来往。虽然我们做了这样的选择，但在同伴里面，还是会有些人比较富有，有些人比较贫穷。看起来我们的财力似乎介于二者中间，所以一般人很容易先入为主，以为自己是中产阶层。

在美国，中产阶层家庭的年收入大约是5万美元。因此，任何家庭，只要它的年收入是这个数字的2～4倍，即使选择住在生活成本比平均水平高一些的地区，也不能算是中产阶层。在比较富裕的城市郊区或大部分拥有私立学校的社区，大家很容易感到困惑，因为在这些地方，几乎一定会有人比较富有，也明显更能花钱。他们肯定是有钱人，对吧？在纽约，就是所谓的银行家；在旧金山，就是科技界人士。另外，一般来说，有钱人还包括医生、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以及拥有家族产业与继承了财产的人。只要存在比自己更有钱的人，每个人都会说自己是中产阶层，并认为自己不属于真正享有特别待遇的人。

然而，这本书的许多读者可能都属于上层阶层。家庭年收入超过7.5万美元的人，就被列入美国收入最高的三分之一人之中。这是对这一收入阶层的委婉说法，因为赚这么多钱的人，可能会觉得自己离生活优渥还差得很远，所以可以说他们是中产阶层的上层、高收入阶层或富裕阶层。但这些叫法都没有反映出根本事实：所有处在这个层级的人士，已经不需要更多的钱用来买东西了。对成年人来说，满足对某样东西的渴望，是一辈子的功课，但我们只有大约20年的育儿时间能让孩子知道自己有多幸运。

很多家长都避免和孩子谈到社会阶层，因为他们认为，孩子要到十几岁时才会注意到阶层差异。但即使是年龄很小的孩子，对于“富有”与“贫穷”这两个词的意义，都有一点基本的认识。曼荷莲女子学院（Mount Holyoke College）的心理学教授帕特丽夏·G. 拉姆齐（Patricia G. Ramsey）进行了一项研究，她给3岁幼童看了多张被分成“富人”和“穷人”两大类的照片，结果只有一半的受试者认为，照片中的富人与穷人会成为朋友。 [2] 其他研究也显示，6岁的孩子会对其他孩子拥有什么物品进行评分，并会进行相关的评价。到了11岁左右，孩子开始形成假设：社会阶层和企图心有关。大约14岁的时候，他们开始想知道，是否有一个更大的经济体系在运作，并限制阶层间的流动。所以，家长虽然能够做到对自己与他人间因小小不同而引起的复杂心态不再介怀，但其实孩子却会对更大范围内的差异得出更重大的结论。如果我们一直都不和他们讨论这些，孩子可能无法找到对的结论或更具有细微差异的论点。

这种持续的讨论在遇到社交媒体时又会显得更加重要。孩子一开始在网络上彼此互动时，大部分是互发笑话或是进行无伤大雅的调情。毕竟这些互动都是在朋友之间进行，互动的对方都是孩子自己选择的要沟通的对象，以及接受了在线邀请的对象。但孩子不会想到的是，不管是不是有意识的行为，很多同伴都会在社交媒体上宣传自己最好的一面。他们会贴出最吸引人的照片，穿上最好的衣服，以及晒出那些不是每个人都能去的聚会、活动或场合。我已经记不清曾有多少父母跟我抱怨说，他们的孩子在社交软件Instagram上追踪迈克尔·戴尔（Michael Dell）的儿子，或其他贴出自己在私人飞机上拍的照片的人。一开始社交媒体本来是拓展与维系人际关系的工具，现在已经部分地转变成一个巨大的展示台，充满高人一等与引人忌妒的信息。

当然，不是每个孩子在这种环境中都会受到伤害。但是，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像监管电视广告一样监管孩子参与社交媒体互动的行为，是很合理的。问问孩子会上哪些网站，以便看看孩子在看哪些信息，也是可以的。不想这么做的家长，至少可以和孩子一起坐下来，花点时间看看孩子的动态信息，并针对为什么他的朋友会贴出那些信息，以及孩子贴出的帖子是否会让其他人觉得自己落伍或跟不上潮流，提出一点意见。

教导孩子感恩与慈悲

感到幸运对孩子来说是一件好事。专门研究快乐的学者比较了多个孩子的感恩程度，发现感恩与更好的课业成绩、生活满意度与社会融合度都有很强的关系。 [3] 感恩与更少的羡慕与沮丧也有关系。在一系列“感恩学习介入”的实验 [4] 中，研究人员请一群孩子写日志，或给一个对他们产生深远影响的人写一封信，并大声把信念给这个人听。这些活动会让孩子变得更乐观。

那么，如何在家里养成感恩的文化，而不会使它变成家里的例行事务或是一种没意义的行为？饭前或饭后的感恩祈祷是一个方法。将近3000年以前，荷马曾经写道：“在对天神宙斯献酒之前，没有人敢喝酒。” [5] 《圣经旧约·申命记》第8章第10节则要求所有用过餐的人“为神所赐予的良田赞美神” [6] 。还有一段埃及铭文，是公元前150年法老在用餐前对桌神表达感谢的祷告词。 [7]

现在的美国人似乎不再会对任何特定的神表示感激之情，只有44%的人在用餐前会说日常的祷告词或类似的祝祷词，46%的人则很少说。 [8] 如果对神灵的想法会影响我们表达感恩的心情，我们就必须找其他与神无关的感谢词。也许可以简单地请餐桌上的每个人说一件当天让他们觉得感恩或幸运的事。如果觉得这么做太正式，也可以请每个人向当天遇到的某个人献上祝祷词，或者，每天只让一个人说，大家轮流来。

如果我们要推动全国性的感恩运动，就必须在做法上体现出弹性。即使表达感恩时只说一个词，也会很有效果。莉萨·赛佩达与安东尼奥·赛佩达-贝尼托是一对很少见的父母，他们每天都能很神奇地把大家聚在一起吃早餐和晚餐，而且从大约20年前就开始做一件很特别的事。那时候，他们还住在印第安纳州，儿子阿古斯丁在上幼儿园，有一天他从幼儿园回家后告诉父母，老师要他们在午餐前讲一段短短的祝祷词。这对夫妻不太参加正式的礼拜仪式，不过，他们决定，为了满足阿古斯丁在家里用餐时也能祝福家人的愿望，他们愿意简单地说声“感恩”。由于这家人在家里讲的是西班牙语，所以他们就用西班牙语说这个词。

莉萨现在是个心理学家，而安东尼奥是佛蒙特大学文理学院的院长。我到他们现在住的地方、佛蒙特州南伯灵顿拜访了一个晚上。他们用沙拉、自己做的比萨以及放了超多巧克力的薄片饼干招待我。在开始用餐前，我们所有人都紧握双手，闭上眼睛，低下头，一起说这个词：感恩。接着，莉萨和安东尼奥向我解释了他们将这个仪式维持至今的理由。

莉萨：我们现在如果不这么做，就觉得少了点儿什么。

安东尼奥：这件事提醒我们，我们是一家人，而且我们心连心。

莉萨：虽然我们不会一直手牵着手。

安东尼奥：但是这么做有很多好处，比如当我们发生争执时……

莉萨：如果我们生气，只要握拳对撞一下，孩子就都会知道。

安东尼奥：这件事让大家更容易弥补裂痕。如果觉得心理受到伤害，经由肢体接触就可以减少伤害。

这个仪式最美妙的部分在于，“感恩”是一个空的容器，餐桌上所有人在感恩的那一刻，都可以想着当天对自己有意义的人、事或物。

另一个可以经常安排时间进行的感恩行动，来自纪录短片《365个感恩》（365 Grateful ）中的点子。年龄大一点的孩子可能会觉得很有趣，家长可以在网络上搜索这部纪录片给孩子看。制作这部影片的人为了战胜自己的抑郁症，决定每天拍一张让她觉得感恩的照片。看过这个影片的中学生可能会让家长给他买一部智能手机。至善科学中心（the Greater Good Science Center）教育计划主持人、社会学家克里斯蒂娜·卡特（Christine Carter），提出了另一个对年龄大一点的孩子可能会有用的建议：请他们为家人引入新的感谢仪式。如果让孩子自己监督仪式的进行，感觉就不会像日常琐事那么令人厌烦了。

帮孩子建立跨阶层的友谊

在家里建立感恩的环境之后，就可以转换到外面的世界。有些人住在社会经济背景多元化的社区，遇到具有不同收入背景的人是很常见的事。但有些人会为了公立学校的办学质量，或是社会学家阿莉森·皮尤所谓的“没那么公立” [9] 的学校而挑选居住社区，这些地方的家庭的经济条件就没有那么多元。如果学校的教学质量好，房价通常就会很高，而住进这个学区的就会是那些付得起“入场费”的家长。

所以，要让孩子更敏感地注意到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他们所拥有的东西，建立起跨阶层的友谊对孩子和家长都很有帮助。不过，任何想要建立这类友谊的尝试，都要面对令人不舒服的问题：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重点不是简单地让孩子知道如果家里穷一点生活会变得怎么样，因为没有任何家庭想要成为教育孩子的“反面教材”，也没有任何收入较低的家庭应该成为怜悯的对象。

住在宾夕法尼亚州伯利恒的希瑟·约翰逊有三个孩子，在花了多年时间养育孩子后，她给出了一个更好的答案。约翰逊和她先生、女儿都是白人，还领养了一对从海地来的黑人双胞胎男孩。这两个孩子现在在小联盟球队打球，是球队中仅有的不是来自工薪阶层或贫穷的多米尼加或波多黎各家庭的孩子。约翰逊一家人非常用心地融入这个球队，他们把尼康相机放在家里，去Applebee's餐厅参加“7美元松饼吃到饱”的募款餐会，也不会主动建议应该把募款活动的目标设得更高一点。不管是练习还是比赛，每一位家庭成员都会出席，而约翰逊是球队中唯一以英语为母语的妈妈。她说：“这有点尴尬，毕竟我要和其他妈妈坐在一起很长的时间。有一天我女儿带了蓝莓，所有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吃点，因为他们以前从没吃过。”

棒球场之外，约翰逊是理海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专门研究社会阶层与贫富的家庭延续性。她认为，很多孩子已经形成固定的看法，认为社会阶层是经由才能与努力得来的，而且，如果不够努力，就不配进入最高的阶层。很多家长与老师都不反对这个看法，因为这很符合家长和老师希望孩子在学校全力以赴的期望，而且也和所有美国孩子都拥有平等机会的观念非常吻合。

但是约翰逊并不认同这种纯粹的精英观点，当她大声将其解释出来时，常会让人感到不安。她在罗得岛州普罗维登斯的戈登学校对家长演讲时说：“除了努力之外，还有很多因素，包括运气、环境及家庭出身，所有的因素都有关系。如果家长诚实地面对自己拥有的特别待遇，并在晚餐时和孩子谈论这个话题，就是十分积极的行动。虽然，今天在这个地方听演讲的人，大部分都能拥有某些特殊待遇，但不是所有人都能拥有或已经拥有。”

约翰逊家也是一样，收养了出生于海地的两个儿子，还有能力送他们去私立学校，但两个孩子的很多棒球队队友都来自移民家庭，这些队友的家里没有人上过大学。他们现在也许还能一起打球，但很多人会发现，他们要想进入大学球队，会比约翰逊家的儿子要困难得多，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两个球打得比较好。对约翰逊来说，重要的是让她的儿子了解到这一点，以及其中的不公平之处。

当然，有关社会阶层的课题不一定都像这个例子一样沉重。让孩子与具有不同背景的孩子在一起玩的一个好理由是，孩子可以了解到，没有人对快乐有独占的权力。另外，融入一个和自己原本的环境不一样的世界，通常会带来很大的乐趣。球队只是在社会落差间建立桥梁的一个方法，城市合唱团与国家管弦乐团中通常也会有来自不同阶层的儿童。如果年龄大一点的孩子自己已经建立起了跨阶层的友谊，家长可以提议，邀请孩子的朋友一家到家里用餐。在班上或在社区里比较穷或比较有钱，都会让孩子感到困惑，让家长感到复杂。但只要邀请是真诚的，其他家庭也可能会看到其中的意义。

以柬埔寨难民身份来到美国，住在旧金山的索沙·桑，坚持要让孩子通过工作赚自己的零用钱，她的女儿某天收到朋友发的一张邀请函，邀请她到一个有钱的社区过夜。她说：“我不认识这家人，但女儿给了我地址。我知道这么做会引起一大堆的问题，但我希望我女儿成长，并见识到所有的事情，我不想只是保护自己的孩子。”

隔天她女儿回到家时，一开始很安静，但很快就提出很多观点与疑问。她女儿朋友的房间超大，拥有所有最新的电子游戏，女儿问，她朋友父母从事什么工作才能负担得起这些开销。桑对女儿说，她不知道答案。“但我跟她解释，他们获得这个房子可能有几种方式。可能是父母很努力工作，才有钱买；也可能是继承来的，或是继承了一笔钱才买的。”但这个话题给了桑一个提醒女儿的机会：虽然她的妈妈并不是在美国出生的，但也在努力为女儿的成功之路打下基础。桑甚至努力买了一点寿险，这样她女儿有一天也能继承一笔钱。桑说：“这其实有一点伤感，但她玩得很开心。我告诉她，如果她喜欢那些东西，她可以更经常地去过夜，那我们自己就不用买了！反正她朋友自己也无法玩所有的东西。”

在纽约的曼哈顿乡村学校（Manhattan Country School），在幼儿园从事学龄前教育的教师认为，教学生了解同学的生活，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此同学们会到彼此家中实地拜访。 [10] 这所学校从幼儿园到八年级都有，学费会根据家庭收入而调整。对非常有钱的家庭，学费会比其他同类学校的更高一点，但大约70%的家庭支付的费用会比最高标准低一点。家庭拜访活动从20多年前一直延续到现在，当时有一个印度裔的男孩跑来跟老师说，他很难过，因为同学以为他们家还在用战斧、穿兽皮。有个老师就问他，是否愿意邀请同学去他家拜访。他兴奋地答应了。那一天，他母亲穿上印度传统的妇女服饰纱丽，孩子们在他家吃印度点心，听印度传统音乐。这个活动的效果非常好，于是校方决定，每个四五岁的孩子每年都应该邀请同学到家里拜访。

现在，这个活动的负责人是一个名叫莎拉·莱博维茨的老师，她负责组织这个家庭拜访活动已经10年了，她本身也是学校学生的家长，享受学费减免优惠。拜访活动开始时学生们以5人为一组，他们会带着纸，画下任何觉得新鲜有趣的东西。这么多年下来，孩子去看过纽约最北边的布朗克斯区的保障性住房，也去过曼哈顿最贵街区的都市豪宅。不管是坐公交车、坐地铁或走路，他们都会沿着自己同学平日上学的路线走一遍。作为东道主，受访的同学家一定要有一个家长在家，并且会拿出小主人选的一种点心招待大家。点心时间通常是这趟行程的高潮，与点心一起出现的还有一整张写满孩子所拥有的玩具与其他特别东西的清单。主人也会带大家到附近走走，指出平常买东西的商店或进行娱乐活动的地方。我第一次参加拜访活动时，跟随一个住在哈莱姆区的男孩，带同学去逛他家对面的非洲市场，随后孩子们又去参观了哥伦比亚大学里的喷泉。

这所学校的创办人格斯·特罗布里奇一直认为，家庭拜访计划是他见过的最激进的课程之一。不过，莱博维茨经过这么多年的观察，得到的结论是：这个活动对这群四五岁孩子的影响非常不明显。她说：“能多认识同学并发现共同点，孩子就真的只是很兴奋而已。”但是，对于为什么有那么多家庭会在一间一居室的公寓里住那么多年，或是为什么从中央公园南边最贵的豪华公寓里竟然可以从窗户往下看到街上，还可以数马车，这些问题其实都没有引起孩子太大的困惑与好奇。

这个家庭拜访活动是校方规定的课程，但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家长给校方找点麻烦，不过并不是经济较不宽裕的家庭因为羞愧或想要保护隐私而反对这个活动本身。几年以前，有一个本身也是校友的家长要求校方列出孩子参观的每一栋房子及其地址清单。当这位母亲发现，孩子要去的地方位于曼哈顿与布朗克斯的交界地区，她竟然打电话问受访同学的母亲，那附近是否有安全隐患。莱博维茨记得，当时有另一个老师，本身也是校友，就打电话给这个提出问题的母亲，把她训了一顿，说：“身为本校的校友，你怎么敢这么做？”之后拜访活动如期进行，而且没有人在曼哈顿上城破败的大街上受到伤害。

就莱博维茨所知，没有其他学校仿效开设这个家庭拜访课程。她想知道，这是不是因为很多社区与学校的社会经济类型太过单一，因此孩子在这种活动中得不到什么收获。但是，大部分的社区还是比较多元的，所以几乎每个人都有机会举办或是参加由其他家长举办的类似家庭活动。如果没有，家长也可以找到和自己生活环境不一样的亲人或朋友，来举办这类活动。

养成帮助身边人的意识

很多家长都认为，让孩子从事义工工作，孩子就会知道自己有多幸运，而且，社区服务工作真的有很多值得去做的理由。义工得以让许多服务机构能帮助更多人。指导孩子从事义工服务，不管是到救助灾民或穷人的流动厨房工作，还是参与附近的清扫工作，都可以帮助别人。但做义工通常无法帮助孩子和那些很难在其他场合遇到的同年龄孩子建立起有意义且持久的关系。

住在克利夫兰的露西·吉尔克里斯特有两个孩子，她找到一种很特殊的方法，能让她的两个女儿一起参与义工工作，而且还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通过教会，吉尔克里斯特成为教区居民的义务司机。虽然这件事听起来没什么了不起，但在这个国家的很多地方，如果家里没车，日常生活就会变得非常麻烦。在克利夫兰，很多地方都没有像样的杂货店，如果家里有刚出生的宝宝，要乘车到一个比较好的杂货店买东西，来回的交通就非常不便。

有一家人正想搬出政府提供补助的房子，但家里没车，无法到城里去找待出租的房子。吉尔克里斯特和两个孩子花了两三天时间，用家中的面包车载那户人家到处看房子。这两家人因为共同的目标而紧密联结在一起，他们会仔细查看出租房的各种瑕疵，还有房东试图掩盖的缺陷。“其中有一栋房子的后门用木板钉死了，厨房后门就无法进出。”吉尔克里斯特说，“我的孩子知道怎么查找地下室裂缝，所以有漏水迹象或有东西坏掉时，就能马上指出来。”看来看去，只有一栋房子合适，最后，吉尔克里斯特家的孩子还帮忙指出了房东说的谎话。

教会里还有一户人家，也开车帮助一家来自非洲国家厄立特里亚的难民在城市里到处转着看，直到他们找到落脚处，并有了自己的交通工具。吉尔克里斯特说：“带他们去杂货店采买日用品和衣服时，我不必对孩子说‘好好看看穷人怎么过日子’，在一旁的孩子也会了解其他家庭的生活条件，以及他们必须做的决定。”她和孩子一起帮忙搬家的那户人家，后来又搬了一次家，但孩子们仍然在同一个教会做礼拜，而这两位妈妈后来也成了好友。

不要盲目参加义工旅行

吉尔克里斯特在克利夫兰的生活经验让她认为，没有理由花很多钱让孩子到海外做义工。我会认识她，是因为我在《纽约时报》“妈妈经”博客发表了一篇文章，而她给了我一些回应。 [11] 我在那篇文章中提到一位21岁的妈妈，名叫皮帕·比德尔，她对这类旅行的经验十分丰富。她不只和寄宿学校的同学到非洲的孤儿院做过义工，也多次和家人到多米尼加协助当地成立艾滋病儿童营。但是，比德尔后来就不再从事这种被称为义工旅行的工作了，我会在博客里提到她，是因为她写了一篇文章表达她的观点。 [12] 这篇文章广为流传，有数百万人读过。

她认为很多家长没有想清楚这些旅行的目的，所以在文章中大力抨击这些家长。

有些家长花数千美元送孩子去参加义工旅行，是因为他们以为孩子回到家后，就会对自己拥有的一切心怀感恩；其他这样做的家长则误以为，这些服务性质的工作会对申请大学有帮助（事实上，每年寄到大学的学生申请书中，写着拥有义工旅行经历的就有数百份，招生部门的员工只能快速瞄一眼）。

比德尔希望家长想清楚，他们的孩子在做义工现场能发挥作用的事，都是他们平时擅长的事。以下是她自己写的有关她和同学去非洲的经验：“结果发现，我们这群读了很多书的私立寄宿学校的学生，连最基本的垒墙工作都做得很糟糕，导致每天晚上当地人必须把我们垒的那些很不牢靠的砖头全部拿下来，再重新垒回去，这样我们第二天早上醒来，才不会发现自己犯下的错。这很可能也成了当地人的一种日常例行工作。”她的结论是，如果把他们这群人花在这趟旅行上的钱拿来雇用当地合格的建筑工人，提供的帮助会更多。

她也提到她们家到多米尼加参与的服务工作。西班牙话说得不够流利的义工，在当地更像是个负担，而不是帮手，因为义工在那里的工作内容就是要和患儿沟通并照顾他们。尤其是她自己后来也生病了，医护人员除了照顾患儿还得照顾她，她根本就是帮倒忙。现在她的做法是，她本人不再亲自去，但是会帮这个计划募款。她说：“我已经不去那里了，因为我终于认识到，我的出现对他们来说并不是天赐的礼物，以前我从非营利性组织、纪录片与服务计划中得来的观念，根本是错的。”

我也征询了比德尔父亲埃德·比德尔的意见，他并没有马上抹杀义工旅行对青少年的意义，但他建议，家长要想清楚四件事。第一，领导者是哪些人？如果这些人真的是了解当地、具有专业知识的成年人，那么这些计划可能就有些教育意义。第二，义工要做的工作是否能用到他们的技能？如果他们本身没有任何技能，到底能帮什么忙？第三，要仔细留意这些计划的说辞，以及是由哪些人主办的，弄清这到底是一个推销当地美景的赢利活动，还是由关注当地社群需求以及了解该如何帮助他们的组织主办的。最后，他绝对不会让孩子跟朋友一起去参加这种活动，因为有了自己的小圈子，就真的很难学到东西。

皮帕·比德尔认为，她爸爸的意见非常好，但她也提出和吉尔克里斯特第一次给我留言时提到的类似问题：“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是否可以用其他方式达到这个目的，而不必花一大笔钱飞去遥远的地方亲自去做呢？”

过夜夏令营的真谛

家长会在夏天抽出一点时间把孩子送得远远的，此时他们心里可能有其他的打算，只是一直没有一个好的说法。最初，义工旅行的目标是要让孩子们向外拓展生活圈，并从这些体验中学会对别人产生同理心，对自己的生活产生自己的见解，或是更了解这个世界。但有些家长其实只是想让孩子远离平时的生活环境。因为我们都尽量住在我们认为最安全的社区，也尽可能让孩子进最好的学校，但这些环境通常会形成一种和消费及拥有某些物品有关的社会压力。这种环境可能会让孩子形成扭曲的观念，以为要活得精彩、过得开心，就一定要拥有某些东西。

心理学家阿莉森·皮尤提到，家长可以采取一种“象征性剥夺”的策略，让孩子的暑假变得更有意义。所谓的“象征性”是指，不管我们平日为孩子打造了什么样的环境，我们真正改变的只是象征性的环境，也就是让孩子去参加的过夜夏令营。当然，这和罗克提到的超强力夏令营的概念是不同的。另外，这里的“剥夺”不是要孩子远离和他生活环境相同的人，也不是要把他放到一个和他本人差异非常大的团体里。过夜夏令营要提醒他们的是：不需要空调、球队巡回赛、电子设备，甚至不需要电，也可以玩得很开心。事实上，这些夏令营通常要么没有这些舒适的设备，要么只有很少，但孩子很可能会得到最棒的洞察力。

要找到这样的过夜夏令营也不太容易，因为最近几年的流行趋势是越来越大的水上玩具、铺有弹性地板的体操教室、小型赛车、骑马跨栏，以及现在不是很常见的到大食堂享用有机食物。不过还是有人在经营这样的夏令营，只是每周要收费1 250美元，才能享受到这些“特殊待遇”。开车从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往西南方向走大约1小时，有一个小镇，就是缅因州的贝尔格莱德，在一条泥巴路的尽头，坐落着一栋小小的屋子，还有一个小小的船坞。不远的地方有一座3英亩（约合12 141平方米）大的小岛。辅导员开着电动船充当往来的巴士。这就是派恩岛夏令营（Pine Island Camp）的活动场地，从1902年以来，这里每年夏天都会举办为期至少6周的夏令营，每年招收的学生超过90名，都是男孩子。

男孩们睡的是开放式帐篷，也没有电用，仅有的电要留给用餐大厅的设备使用。他们使用能进行生物降解的肥皂，光着身子在湖里洗澡，划船经过的人都会看到（这些年下来，他们已经学会对此视而不见了）。唯一的一间厕所位于一个高地上，必须要爬几级台阶。打开一个纱门后，就会看到里面最多有三个男孩（或是辅导员）坐在一条不宽的木板上。这块木板上有三个洞，下面就是堆肥的地方。厕所开有一扇很大的窗户，面对着湖光水色与各式各样的船只与鸟儿。来露营的人把这里称为“景观厕所”，没错，从那看出去，风景确实挺优美的。而对于很多访客会忽然从窗户上面冒出头来，只想看看里面是怎么回事，他们也早已习以为常。1995年，一场大火烧掉了岛上大部分的营地设施，之后捐款从各地拥来，大部分捐款来自在这里参加过活动的家庭与学员。重建后的营地样子和以前大致相同，只是多了一点点电力。一群年龄大一点的夏令营学员带我四处看过后，营地主任本·斯旺告诉我：“我曾碰到60年前在营地住过的学员，他很吃惊，这里和60年前几乎一模一样。我认为，在他们的生活中，没有任何地方会像这里一样。”

1946年，斯旺的父亲和他的两个兄弟一起买下这个营地。在派恩岛营地中，没有天天都要参加的球队活动，因为斯旺的父亲不是大学生运动员，年轻时还因为抗议校方要将一座还不错的图书馆改建成一个超大的足球场，而差点被弗吉尼亚大学劝退。相反，他把营地活动的重点放在划独木舟、游泳，以及其他能更好地利用营区环境的必要技能上。晚上的娱乐活动则由营地学员自由提供，比如他们自己发明的各种游戏或排演的搞笑短剧。派恩岛的格言是“创新，而非消遣”，它所反映出的期望是：希望孩子从营地回到家后，会更有自信，也会更体贴别人。我们眺望湖面时，斯旺告诉我：“这里其实没有太多东西，所以这个地方最有价值的一件事，在于能唤醒或培养大多数精英大学生都已经失去的一种能力。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是被需要的，大家要合作，才能把事情做好，而这正是给予孩子的最大的礼物。这里什么都没有，只能玩他们自己编出来的游戏。当有人帮你打点一切，宿舍舒适得像里兹大酒店一样时，你就不必自己布置，或许别人也不准你这样做。”

想想这些学员平常居住的富裕环境，他的眼睛眨了一下，说道：“在康涅狄格州新迦南的豪宅区，一定需要谁吗？根本不需要，他们根本不需要你。”

派恩岛营地其实是个很特别的营地，为了比较，我去参观了缅因州另一个办营地的机构，当家长想对孩子在学校的生活进行某些矫正时，很多人都会找到知名的伯区洛克夏令营（Birch Rock Camp）。通往营地的路至少是铺过的，而不是泥巴路。在转弯的地方有一块租来的土地，上面有棒球场。虽然地面不算太平整，距离标准球场差得很远，但至少提供了一些进行竞技活动的条件。

然后我在一小块草地上停好车，走下一段陡坡，跟着一群男孩与几个大人一起走向麦克温湖（Lake McWain），这些大人是来参加校友午餐会的。在靠近水边的地方，穿着紫红色T恤的学员全部靠在一起，聚精会神地看着水中的一个小点，小点正在慢慢向他们靠近。伯区洛克夏令营的男孩把游泳看得很重要，每年夏天都有长距离游泳活动。年幼的男孩一开始训练时是要游完“鸭子”的距离，大概半英里（约合1千米）远，之后再晋级到“潜鸟”。年龄越大的孩子，距离也越远。只有年龄最大的孩子，才能够申请挑战“鲸鱼”的距离，就是绕湖游一圈，全长超过5英里（约合8千米）。整个暑假，男孩子们都在进行游泳训练，通常到夏令营结束两周前，他们都能游得非常好了。

这时水中的小点逐渐变大，一声信号响起，然后是一阵歌声。原来是“捕鲸人”一点一点靠近了。

“我相信加布游得到！”

“我相信加布游得到！”

“我相信加布游得到！”

“我相信加布游得到！”

我不认识加布，也不认识营队里的任何人，但我发现自己已经热泪盈眶。当加布跟着划独木舟的辅导员顺利游到码头时，周围响起一阵欢呼声。就在他马上就游不动时，辅导员以一个流畅的动作，把他拉上码头，用毯子把他裹住。然后，他跌跌撞撞地走过一条通道，两旁是队友热情的尖叫与欢呼声，接着，加布迅速被送到护士那里，护士要帮他检查体温情况。

我后来知道，“鲸鱼”挑战是伯区洛克夏令营的男孩期待多年的时刻，而且不能使用任何船只、马匹以及时髦的漂流设备。营地校友，也是这个团队的总监里奇·迪林说：“我们在乎的不是东西，而是灵魂。我有很多同事以为，夏令营就是要让孩子拥有很多高科技的先进设备，例如摄影。但我们想提供的是他们在家里无法得到的改变。”

重新思考度假的意义

大部分人很少会在度假时经常入住四季酒店或丽思卡尔顿酒店。但是对在每个重要节日都能高调度假的人来说，要留意自己对这些旅行的期望。斯蒂芬妮·乔斯有两个孩子，一个8岁，一个10岁，当她听到孩子在比较不同地方的四季度假酒店的优点时，她渐渐意识到这一点。她和她先生都出身于中产阶层家庭，分别在银行业与律师界工作超过20年，因此他们的家庭非常富裕。当他们离开纽约的家出去度假时，只想好好犒劳一下自己，住在度假酒店里，好好体验放松与难忘的时光。但是，乔斯内心还是很纠结，不知是否应该让孩子重新认识真实的世界。

有能力负担度假费用的家长，也应该在行程中为孩子安排“象征性剥夺” [13] 的体验吗？当然，乔斯一家并不是每次都住五星级度假酒店或聘请私人导游。他们也去看过独立钟，参观过阿米什 [14] 村落。他们的孩子也会和相对没那么有钱的亲戚一起旅行。最近的一趟旅行是去纽约上州，儿子和阿姨、外婆在汽车旅馆过夜，回家后，他讲了好几件有关汽车旅馆的趣事。孩子说：“那地方实在太棒了，竟然有可乐自动售货机，四季酒店就没有，如果在四季酒店想喝可乐，得请人送过来，一罐还要50美元。”

孩子的这个体验凸显了一件更重要的事：虽然很多大人很愿意每年有一到两周能住在度假酒店，享受酒店员工将草莓和依云喷雾送到嘴边、悠闲地躺在泳池边的时光，但孩子还是会记得每天的生活体验，甚至记得更牢。这里有一个家长可以参考的方法：住在度假酒店时，家长每周要抽出一天或部分时间，带孩子离开酒店，了解一下当地人都在做什么，并带孩子亲身体验一下。也许当地有最大的游乐场或最受欢迎的公共游泳池。农贸市场与其他露天广场也可以提供各式各样的探险活动。还可以去发现家人从没吃过的食物，让每一个人都尝试一下。另外，查一下当地最受欢迎的运动项目与球队，去看一场比赛，还要搭乘最便宜的公共交通工具去。谁说一定要到美国本土以外的地方旅行？到杂货店好好逛逛，孩子一定会发现很多大人不会注意到的当地食品。如果在当地刚好有熟人，不妨安排到当地人家里拜访，或参观一下当地的居住环境、工作场所或街区派对。

斯蒂芬妮的女儿曾经问她，和祖母一起旅行是不是经常要排队等待，还是他们也会请导游安排好一切，帮他们省掉所有排队的时间，就像她和她的父母旅行时一样。很多出去度假的家庭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因为很多美国游乐园现在都允许，只要多付几百美元，当天就能排在队伍的最前面。毕竟，时间就是金钱，对于希望每一趟旅行都能满载而归的家庭来说，从经济角度来看，这样的投资完全是合理的。

但是一般人平时不会插队，而且孩子在年龄很小时就已经学过这点。因此，在度假的时候付钱插队，比如在游乐园中直接插在其他排队的孩子前面，这种行为会让孩子感到非常困惑。游乐场应该是让所有人都觉得很开心的地方才对呀！打算这样做的家长，至少应该在事前对孩子解释：有时候，有更多钱就表示可以做一些其他家庭做不到的事。如果这样做会显得有点不公平，或是让孩子感觉不自在，付钱插队可能就不是个好主意。

不要为身份背景感到烦恼

就像我一再提醒的，家长从事的是一件育人的工作。教养的目的并不是要让孩子对自己的优势感到不自在，或是要他们长大之后回避这些优势。家长也不该因为自己拥有财富，就觉得必须对孩子或其他人感到抱歉。家庭富裕是一件好事，但我们不希望的是，孩子对和他不一样的人没有好奇心，也不了解没那么多钱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家长需要努力的是：培养孩子的敏感度并去除成见，不要以为每个人都跟他们有一样的资源，或负担得起各种选择。

这种意识的培养是十分有必要的，因为有时候，孩子间的不同之处，并不是他们会停下来思考的事。1987年1月11日，露丝·门多萨从玻利维亚坐飞机抵达美国洛根国际机场时，她的母亲刚过世，她也还很年轻。当时她连一句英语也不会说，就到尼德姆市郊的一户人家当保姆。这件事是违法的，但当时她并不知道。后来，经由那户人家的好心邻居帮忙，她找到了更好的工作。露丝在不久之后结婚，也获得了绿卡。

露丝的新雇主对孩子期望很高，所以帮女儿选择了一所位于韦斯顿的私立学校：梅多布鲁克学校（Meadowbrook School）。学校所在的社区是这个州最富裕的社区之一，这所学校的学生从幼儿园的到八年级的都有，学校环境优美，校舍是覆有灰蓝色瓦片的科德角式建筑，还有绿色的运动场。1992年时，露丝每天都会去那里接她照顾的小女孩。这家人对露丝也有很高的期望，他们帮她规划预算，后来还给她买了一辆二手车。最重要的是，他们允许她把自己的宝宝带在身边，好让她省下日间托婴的费用。

当露丝自己的孩子也要上学时，这家人请露丝考虑一件她从来没想过的事：申请梅多布鲁克学校。她说：“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拒绝，我永远不会成为这所学校的家长。所以我努力逃避这个话题，我记得当时也过了申请截止日期。”一年后，她终于提出了申请，她还记得当时申请入学的家庭都聚在一起，所有情景仿佛历历在目，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事一样。她说：“女士都盛装打扮，非常时髦，谈论的话题都是与我无关的事。我只是想：哇！我竟然在这里！这些人看起来真优雅，他们的孩子也会很可爱。也许这只是一种社会屏障筛选吧？那时候我才意识到，我们可能进不去。”

但这所学校接收了她的女儿梅利莎，她在1996年注册入学。他们还获得了足够多的财务补助，露丝一年只要付600美元的学费。在梅利莎上学期间，她到学校接孩子时，身兼保姆与母亲的双重身份。她尽可能把一切事情都安排妥当。2002年，她报名参加了一个周末学习计划。她已经为这件事准备了很多年，因为她想得到大学学位。第二年，梅多布鲁克学校空出一个课后辅导老师的职位，露丝申请了，并得到了这份工作。课程安排上的灵活性与福利，让她可以在2005年完成大学学业，就在那时，一件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事发生了：一名深受大家喜爱的幼儿园老师决定退休。她之前曾经教过露丝的女儿和她雇主的女儿。校方把这份工作给了露丝。

从保姆转型为幼儿园老师，其中不是没有任何困难，但至少露丝在学校的身份已经慢慢地改变了。在工作场所中，露丝对自己一路走来的历程深感骄傲，而不会觉得难为情。她的三个女儿在校就读期间都获得了学校的奖学金。不过，她们都感受得到自己与其他人的差异。有一天，一个女儿过完学校假期之后问她：“你不知道大家都认为我们应该去佛罗里达度假一周吗？”不知道呀！露丝回答，并问女儿为什么会这么想。女儿说：“每个人都会去佛罗里达度假一周啊！”

不过，最令人难以忍受的冒犯，往往更加微妙，而且都是来自其他有钱人家的善良的孩子所做的假设与决定。很多学校都允许孩子在校外吃午餐，这就可能会造成问题。有些孩子不需要考虑钱的问题，可以自由决定要去哪里吃或什么时候去吃。但其他孩子每天都要带当天的午餐，因为家里没有闲钱让他们到Chipotle快餐店或赛百味吃午餐。而且财务补助即使提供全额补贴，通常也不会包括在校外用餐的费用。

有一天，露丝在火车站接女儿时，发现她正饿着肚子。中午吃的什么？什么都没吃。为什么没吃？原来是女儿的高中同学约她到外面吃午餐，她告诉同学她身上没钱。同学说，她身上有点钱，没问题，而且她还约了另一个朋友，也会帮另一个朋友付钱。于是她们出发去吃百吉饼。露丝的女儿正要点餐时，她同学才把条件讲清楚，说她可以明天再还钱。露丝的女儿当场讲明：“不对，你没搞清楚！我明天没办法还钱，因为我明天也没有钱。我以为我已经告诉过你我没有钱了。”

遇到这种状况，我们会希望孩子怎么做？这是一所小学校，家长也彼此认识。在孩子离开学校外出用餐时，他们也大都知道有些同学家里比较穷，而且他们也可能知道，有些同学付不起额外的餐费。就算露丝女儿的同学不知道露丝家的经济状况，当她同学知道她没办法还钱的时候，也应该多少了解一些，从而改变做法。她们可以回到学校用餐，这样露丝的女儿就能吃到学校每天为学生准备的午餐。或者，她同学既然没有经济问题，也可以帮露丝的女儿买午餐，而且不需要她还钱。

但是在那天，这些事都没发生，她同学竟然只买了自己的午餐。由于学校规定，在校园外禁止学生独自出行，所以露丝的女儿无法自己回学校。于是，她只好眼巴巴看着同学吃完东西，然后两人一起走路回学校。当她们回到学校时，她必须马上赶去上课，没时间到餐厅吃午饭了。听到这件事时，露丝百感交集。她说：“我当时很生气，但有时候要我们必须接受这些，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我女儿现在需要的，已经不是我能负担得了的。但是她有些同学生长在备受保护的环境中，完全不知道别人的真实处境。这让我很想知道，我究竟还错过了哪些事，因为孩子只会告诉你一部分。”

所以露丝决定把这件事放下，不再为此感到心酸。我们坐在她班级旁边的图书馆，她把双手张开，指着设备完善的图书馆说：“我现在真的坐在这里，而且这是我的真实处境，这一切就像是一场梦，我觉得需要有人掐我一下。”

当然，没有任何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像这样伤害其他的孩子。我在养育孩子时时常会想起这件事，因为也许有一天，我的孩子可能就是那个身上有钱的同学。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知道，该怎么做才对。

[1] 哈莱姆区：位于美国纽约曼哈顿的社区，曾经是黑人文化与商业中心，也是犯罪与贫困的代名词。——译者注

[2] Patricia G. Ramsey, “Young Children's Awareness and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Class Differences,”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vol. 152, no. 1, 1990, 71-82, doi:10.1080/0022 1325.1991.9914679.

[3] Jeffrey J. Froh et al., “Gratitude and the Reduced Costs of Materialism in Adolescents,”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 vol. 12, no. 2, 2010, 289-302, doi 10.1007/s10902-010-9195-9, people.hofstra.edu/jeffrey_j_froh/spring%202010%20web/10.1007_s10902-010-9195-9[1].pdf.

[4]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至善科学中心（The Greater Good Science Center）有一份关于成人和儿童的各种感恩研究的链接清单：http://bit.ly/1huxqPw.

[5] 引自Henry Lancelot Dixon, “Saying Grace ” , Historically Considered: And Numerous Forms of Grace Taken from Ancient and Modern Sources; with Appendices (Oxford: James Parker and Co.,1903), 3.

[6] 参考自线上《圣经》门户网站http://bit.ly/1as4brq.

[7] A. M. Blackman, “The King of Egypt's Grace Before Meat,”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 vol.31, 1945, 57-73.

[8] Robert D. Putnam and David E. Campbell, American Grace: How Religion Unites and Divides U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0), 10.

[9] Pugh, Longing and Belonging , 179.

[10] 有关这所学校家庭拜访计划的部分描述，出自我的专栏：“For Lessons About Class,a Field Trip Takes Students Home,” New York Times , May 31, 2014, B1, http://www.nytimes.com/2014/05/31/your-money/for-lessons-about-social-class-a-field-trip-takes-students-rightback-home.html?_r=0.

[11] Ron Lieber, “A Daughter, Her Dad, and the Debate Over Pricey Teen Volunteer Trips”,http://parenting.blogs.nytimes.com/2014/03/06/a-daughter-her-dad-and-the-debate-overpricey-teen-volunteer-trips/，最后一次修改于2014年3月6日。

[12] “The Problem with Little White Girls and Boys”, http://pippabiddle.com/2014/02/18/theproblem-with-little-white-girls-and-boys/，最后一次修改于2014年2月18日。

[13] Pugh, Longing and Belonging , 9.

[14] 阿米什：基督教的一个教派，信众坚持过简朴、不使用电器、回归自然的生活，只穿单色的衣服，有自己的学校。——译者注

“我们没办法拥有每一个想要的东西，所有的一切都与取舍有关。”

第9课
多少钱才够

当我最开始四处探询父母如何能更有效地与子女谈论钱的问题时，我会特别注意两个重点。一来，我想找到能以独特方式运用这些观点的父母；二来，我也希望能找出在他们绝佳方法背后所蕴含的哲学与天性。关于消费、储蓄、捐献以及和孩子谈钱，很多人都有很多好故事可以分享，但是当需要用金钱来指导孩子的价值观时，我们能参考的，也许是上帝、大师、一本书、一个问题或其他东西，但很少人能真正提出指导原则。

我记得很清楚，我曾坐在芝加哥城外基莉和米克家的厨房，从各个角度问他们这个问题。基莉在工薪阶层家庭长大，米克在投资银行领域工作，住在巴灵顿，他们后来怎么会做出一个行动计划，决定把家换小，并从事慈善工作？我一度以为，他们一路下来所做的所有决定都经过深思熟虑，也想得很透彻，我很想知道他们会如何和孩子讨论这些决定。

所以我问他们，对想要坚守自己的价值观以及拥有优秀品德的家长来说，他们会怎么鼓励自己的孩子？结果我看到的是两双茫然的眼睛。

我问：“你们一开始怎么会选择住在那个小镇，就是你们后来离开的地方？”

他们说，这倒不是因为社区好坏，而是因为这是按他们愿意付的钱所能买到的最好的房子。米克说：“我不记得我们还考虑过其他因素。”

我又问：“孩子的零用钱呢？你们管得很严吗？”米克说：“我觉得我们真的没有好好思考过这个问题。”事实上，他们在六年内生了四个孩子，多年后又领养了两个，平时其实忙成一团。

“住在一个富裕的社区，一直和镇上的人家比较有或没有什么东西，压力是不是很大？”

基莉说：“我根本没有想过要关注孩子的所有玩具，或是孩子和同伴相比处于什么位置。我们没有规则，因为所有的孩子都不一样。我这样说，听起来好像我们都是临场发挥处理一切，但事实上，当一对年轻的夫妻亲自抚养孩子时，一切都是全新的过程与体验。大家以前也都没有教养孩子的经验，完全是一片空白。但是在教养孩子的过程中，我们会成长，也会改变做法。”

最后一部分最关键。我们都知道，孩子变化很快，而且，每个孩子跟上一个孩子都不一样。让最大的孩子学会丢垃圾的完美方法，用在最小的孩子身上可能根本就不管用。当你的孩子最要好的朋友可能根本不想花光他们储蓄罐里的钱，或根本不想用完借记卡里的金额时，你可能正在劝说你的孩子能坚持超过一个星期不花钱。另外，我们一直努力要成为我们理想中的权威人士，提出合理的规则与明确的、有启发性的解释，以便开启孩子的心智，但我们自己也一直在改变，总想找出对我们最重要的事是什么，以及该如何把这些价值观传递给孩子。

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考虑的每一件事，都适用于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事实上，不管是对比尔·盖茨，还是对“月光族”来说，这是有关人类幸福、生产力与谨慎财务计划的核心问题：“究竟要多少钱才够？”

跟孩子说清楚花钱的原则

孩子不是一生下来就懂得自制的，从很小的时候起，孩子就会拿别人的玩具，吃零食吃到腻，还会在大太阳底下玩一整天，直到身体被晒得像龙虾一样。年龄再大一点后，他们会沉迷于电子游戏，如果我们让他们熬夜打到天亮，他们的眼神就会变得呆滞无神。很多孩子似乎就是准备干冒险的事与破坏规则的，他们会在达到法定允许年龄之前喝酒，还故意一再喝醉。他们会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可以这样做，因为他们觉得好玩，也因为他们在测试满足与乐趣的极限在哪里，而且乐此不疲。

与此同时，就像经济学家、同时也是家长的约书亚·甘斯（Joshua Gans）指出的，孩子其实很清楚地知道影响他们大部分生活的经济法则：稀缺性。 [1]

因为所有东西通常都是不够分的，所以他们会抢玩具、抢秋千、抢饼干。到了七八岁，足球队或同学的睡衣派对名额就只有那么多。数学加强班也只收15人。高中申请常春藤校盟 [2] 中的学校时，学校也会限制申请人数，这样才不会拉低本校学生的入学比例。

所以孩子后来习惯了限制。在家里，家长会以各种理由要求孩子做这做那，并会一直这么做。但因为很多限制都是人为的，所以有时候是很有问题的。事实上，很多人都有足够的经济能力，给孩子提供更多玩具、更多好吃的、更多衣服、更多设备。很多孩子想要的，比家长想给的还要多。现在生活得比过去好的家长，可能很难压抑一种强烈的想法：孩子根本不应该要这要那。就像一位住在丹佛、名叫乔纳森·董的财务规划师所说的：“不要”比“不能”更需要强有力的理由。而且，家长当然都希望，他们给孩子的任何东西孩子都能物尽其用。

我们也担心自己的孩子会以为家长给的所有东西都是他们的，所以我们只好强加一些乱七八糟的规定，有些规定还十分好笑。在这方面我最喜欢的一个例子，是住在康涅狄格州格林尼治市的一位女士告诉我的。他们住在一栋相当大的房子里，但在停电发生一段时间后，她先生仍不愿意买发电机，所以家里的电灯和空调都不能用。这位先生的理由是，孩子应该吃点苦。在豪宅里吃苦？这想法听起来真的有点好笑。但确实有很多家长，完全以自己的理解在心里设置了这种评分板，然后直接发布规则，却不解释自己的逻辑是什么。这也许是因为，其中真的没有什么逻辑可言。

教养孩子最意义深远的挑战，并不只是用以影响他们的价值观与决策的技巧。教导孩子同时意味着，家长必须质疑自己的价值观。能在每一件事上都这样反省自己是很有益的。所以，成年人在当家长的过程中，要尽早对“多少钱才够”给出定义。信用卡与借记卡是开始这样做的好工具。对常常使用银行卡的人来说，刷卡用掉的钱可能就占了家庭预算的一大部分。那么，我们的预算代表什么样的价值观？这是卡尔·理查兹最喜欢的问题，他每周会为《纽约时报》贡献插画，诠释人的情绪如何影响用钱方式。毕竟，我们肯花钱买某个东西，就是一种生动的证明，证明这就是我们觉得有价值的东西，否则为什么要花钱买它呢？

试着找出自己花钱花得最随意的项目，然后想想那些东西与活动带来的乐趣。有些最便宜的餐点，其实创造了最长久的回忆。去年夏天花在湖边小屋钓鱼上的钱，可能会让人一直对夕阳与小口黑鲈念念不忘。而付费购买的有线电视频道或订阅的书刊，现在可能连看都不想看、翻都不想翻。当然，用于某些东西的开销，你明年可能会想要加倍，或者下个月就想减半。

这些单独的开销加在一起代表什么呢？也许，贯穿这所有账单的主线是：我们看重的是体验，而不是身外之物；或者，我们比较喜欢那些值得收藏的东西，而不是衣服。也许，我们的优先选项是可口的美食，于是我们会从宜家买便宜的家具来补贴食物开销。也许，艺术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兴趣，所以我们花了很多钱在上面，平常只好在家吃意大利面。只要我们花掉的钱不超过我们赚到的钱，就不必担心做错什么。但是，当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待自己的开销时，有些事或许会让我们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另外，如果孩子看到这些账单时——他们终究会看到的，也许本账单就放得到处都是，也许只是在电视机上偶然看到一张，他们会怎么说，对我们来讲重要吗？他们的评论，会让我们心里觉得舒服吗？

如果觉得不舒服，我们就要想想，如何和孩子谈自己的财务选择。也许不同年龄的孩子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理解。例如，为了一份新工作而搬到另一座城市，为的可能是更高的薪水、更低的生活成本、更有满足感的工作，或是离家人更近。原来的薪水为什么不够用？之前住的房子租金太贵吗？工作得开心，或是住得离家人很近，对我们来说有多重要？这些问题在本质上都与“多少钱才够”有关。当我们考虑在平价商店塔吉特（Target）、老海军、兰斯恩得，或贵一点的耐克、巴塔哥尼亚 [3] （Patagonia）或其他更贵的地方再买一件新衣服时，其原则与我们为孩子购买运动装备与衣服时所设定的“需要”与“想要”的界限，应该是一致的。

为了孩子的成长，如果我们可以把钱花在孩子最喜欢的活动上，会更有机会表达我们的决定。无论如何，在碰到经济临界点前，家长就必须决定，给孩子报的课程、训练、家教与夏令营是不是已经够多了。如果已经达到这个点，就可以告诉孩子，到目前为止已经花了多少钱，并要进一步解释，为什么现在是该叫停的时候。要把这些问题讲清楚不一定很容易，但家长需要这样做。毕竟，孩子很快就会面临上大学的问题，很多家庭也必须面对公立与私立的抉择，其中涉及的学费差异可以超过10万美元。很多人最后都必须想清楚，接受什么程度的教育就算够了，并向一心想要接受最贵教育的孩子解释清楚。

教孩子懂得如何取舍

任何人都没办法做每一件想做的事，也没办法拥有每一个想要的东西，这是家长必须经常提醒孩子的事。其中，根本问题在于：多少钱才够？这也反映在每天的消费选择上。而很多选择，其实都是取舍后的决定。

优尼·恩格尔哈特住在马萨诸塞州布鲁克莱恩，夫妇俩有四个孩子，恩格尔哈特在成年后花了很多时间思考上述问题。和很多商学院学生一样，他在攻读工商管理硕士的两年时间中，主要研究了企业与非营利性组织的案例。他发现，取舍管理是组织成功的核心，他对其中一个例子印象特别深刻。有一家经营得很成功的银行决定只做好三项业务：支票账户、存款账户、客户服务。它不做潜在性获利更高的贷款业务，也不服务于企业客户，只做比其他银行更擅长的个人客户服务。应用这种模式的另一家企业是苹果公司（Apple），虽然忠诚的消费者总会义无反顾地抢购该公司生产的任何电子产品，但苹果公司也只在几个选定的领域参与竞争。

他很快就领悟到一件事：要想拥有美好的人生，就要做出很好的取舍。对成人来说，最基本也最纠结的取舍就是：现在少花一点，以后才能有更多钱。他希望他的孩子要尽早懂得如何取舍。所以他在家里用谷歌电子表格开办了一家银行，每年提供20%的利息，希望能创造一个可以替代消费的令人兴奋的财务选项。他每个周日都会把利息记在账户里，即使孩子的存款余额很少，也能看见数字在增加。这件事情在他家附近传开了，现在大约有20个小孩子把钱存在布鲁克莱恩第一儿童银行。还有一个小男孩，他把在街上捡到的零钱拿到恩格尔哈特家存起来，这些钱都放在保险箱内的一个塑料袋里。

恩格尔哈特最大的孩子7岁，他并不反对孩子买想要的东西。恩格尔哈特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让孩子在买东西时先想两秒钟。他说：“这改变了花钱与否的讨论内容。买东西很好，但是不买东西也很好，因为你会获得增加存款的好处。所以现在他们拿到生日支票时，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不一定是拿去花掉，他们可能会决定把钱尽快存进银行，这样就不会错过周日发利息的机会。”

恩格尔哈特家也把取舍观念引入孩子生活中的其他方面。他们家有一个“玩具平衡原则”：任何时候，不管是收到生日礼物或是自己买了新玩具，他们都要挑出一个旧玩具，送到他们的妈妈塔莉娅工作的儿童医院。孩子都知道，他们的玩具已经够多，而且玩具数量的增加并不会大幅增加他们的生活乐趣。所以他们每一次都要思考，哪些玩具是最有价值的，那种每年只能拿到外面玩6或8个月的玩具值不值得保留。

他们的做法也延伸到慈善团体，他们家两个年龄较大的孩子已经可以决定他们家的部分捐献预算要捐给谁。捐给当地一家食物银行可以直接且迅速地为人们提供食物，但是通过乐施会 [4] （Oxfam）捐赠一只动物，可以帮助一些人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都可以喝到牛奶、吃到奶制品与肉。孩子可以自己决定如何在这两个选项中分配捐款。

甚至，看似不相干的事，也能成为讨论取舍的话题。在他们家最小的孩子快要出生前，恩格尔哈特和三个孩子讨论，他们是不是应该换掉那辆用了6年、已经破破烂烂但还能用的折叠式婴儿车，或是用这笔钱到新罕布什尔度几天假。这对孩子来说是很困难的抉择，一个是他们可以好好享受的假期，另一个是他们得不到什么好处的婴儿车。但他7岁的女儿告诉他，婴儿车的轮子不好锁定，所以保姆要推车转弯时会很麻烦。她思考的是，如何在未来让妹妹生活得更舒服一点，以及有哪些问题可能会影响妹妹的生活。恩格尔哈特说：“我总是会找理由进行这样的对话，因为这些对话实在太宝贵了。这些对话培养出来的思考能力，会让孩子一辈子受用。当然这和财务有关，但绝对不止是财务而已。”

我们都应该寻找这类对话的机会。多少才算足够？我们应该做哪些取舍，才能拥有所有的生活必需品，以及足够多的想要的东西，让我们感受到最大的快乐？谈到零用钱时，就得考虑储蓄问题。谈到帮助孩子学习，让他们得到最大效果与乐趣时，就得考虑消费问题。想要让捐赠获得最大的收益，就得考虑影响力的问题。孩子开始赚钱时，我们希望孩子能够想清楚，他们需要多少钱，理由是什么。家长也会反思自己拥有的东西，我们希望孩子长大成人时能拥有自己的看法，对“多少钱才够”这个问题能拥有自己独特的观点，而不是以别人拥有的东西或经验为标准做出回答。

这并不表示，我们要一直和孩子谈钱的问题。我们优先注重的应该是智慧、善良、诚实与健康。恩格尔哈特说：“我希望孩子对金钱感兴趣，但不是沉迷，如果孩子每天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钱，那我会很失望的。”

所以，在孩子和我们一起生活的大约20年中，对于金钱以及我们所做的财务选择背后的价值观，家长应该努力和孩子进行足够多的对话，直到孩子完全理解我们的经济条件、我们的理由，以及我们是怎样做财务决定的。我们在孩子身上投资了那么多，我们留给孩子最重要的资产应该是：和他们谈我们花了什么、存了什么、捐了什么，以及这么做的理由。

我们家也是一样。我们不知道女儿长大后会成为舞蹈家还是银行家，也没办法控制她以后能赚多少钱。但我们可以借由诚实面对现在的用钱方式影响她，不管未来她拥有什么，会怎么想，她都应该知道如何存钱，也应该知道如何与何时要舍得花钱。她必须知道如何保护自己，不受金钱与其他想影响她的人摆布。这是家庭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比让她准备入学考试或考驾照还要重要。

我们教育子女的时间不会很长，时机稍纵即逝。但是这些对话的影响力可以维持很久，甚至影响孩子的一生，而这也是拥有一个成功、美满的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Joshua Gans, Parentonomics, 145.

[2] 常春藤校盟：由美国东北部8所大学组成的校际组织。这些学校都是历史悠久的名校，包括：布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达特默斯学院、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译者注

[3] 巴塔哥尼亚：美国户外用品与生活服饰的领导品牌。——译者注

[4] 乐施会：一个非政府国际发展与救援组织，成立于1942年，最初目的是给贫穷人士提供食物。——译者注

致谢

在我开始分享这个主题后，几年来，朋友与陌生人经常问我：“你觉得最重要的事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最重要的并不是家庭教育本身，而是一股持久的感恩力量。这股力量，让我们对生活有自己的看法，也让我们变得更快乐。”而我有太多太多的事需要感谢。

这本书的诞生，缘起于我在曼哈顿的亚伯拉罕·约书亚·赫施尔学校（Abraham Joshua Heschel School）与布鲁克林的伯克利卡罗尔学校（Berkeley Carroll School）的几次演讲。感谢邀请我的朱迪斯·舒勒维茨与索菲·罗梅罗以及所有到场的家长，他们让我知道，在着手研究之前，我的工作累积起来可以有更多成就。

我订阅了非小说营销专家蒂姆·格拉尔的电子报，从中受益良多，他还帮我建立了一个非常棒的网站，让我在开始卖书时，就知道要围绕这个主题创建一个团体。感谢蒂姆与肯·库森帮我聚集这群人。从那时候开始，关注我脸书页面的数千位粉丝或多或少都做出了贡献。事实上，我也学到宝贵的一课：没有一个人比我们所有人加起来更聪明。我的脸书社群为本书贡献的智慧几乎遍布全书，阅读每一则留言都让我变得更有智慧。

感谢Invisible Institute的伙伴，谢谢他们无止境的慷慨与协助；感谢Highly Visible Institute的朋友，谢谢他们启发我，让我突破界线。

我在《纽约时报》的编辑给了我比我应得的更大的自由，让我可以有更多时间做这件事。感谢拉里·英格拉西亚与比尔·凯勒，带我进入这里；感谢迪安·墨菲、吉尔·艾布拉姆森与迪安·巴奎特，让我继续留在这里；感谢菲莉·梅辛杰、简·博内梅尔、卡斯·彼得森以及她的文稿团队，让我免于陷入经常出糗的窘境。在这期间，凯文·麦克纳给了我许多帮助，也感谢亚当·布赖恩特、凯利·库蒂里耶、凯文·格兰维尔、乔斯·洛佩斯、温妮·奥凯利、克劳迪娅·佩恩、吉姆·沙克特、郎·泰特还有薇拉·蒂图尼克，谢谢他们一直以来的支持。本书出版计划成形时，感谢KJ·戴尔’安东尼亚经常给我在“妈妈经”博客上发文的机会，让我可以测试想法，让它经过千锤百炼，直到完善。另外，我一直都非常感谢索尔兹伯格一家及其后代子孙，让我们能够在《纽约时报》工作。

我今天能做这些事，一切都要感谢爱德华·费尔森塔尔、戴夫·坎萨斯、杰西·佩斯塔与埃本·夏皮罗，他们十三年前领我进入《华尔街日报》。这里拥有优良的幕后编辑传统，爱德华与埃本帮我发现了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特质，并助我一臂之力，让我的职业生涯一路充实至今。

最近这几年，伊琳娜·亚历山大、安·卡恩斯、山姆·格罗瓦特、玛丽·皮隆、卡尔·理查兹、詹妮弗·萨拉诺·舒尔茨、保罗·沙利文、纳迪娅·塔哈与坦齐娜·维加，这些同样研究个人理财主题的同伴，让我知道如何让观点更集中、更有趣、更深思熟虑，以及更符合人性。这本书让我感到自豪，更让我感到满足。这几年，我还和塔拉·西格尔·伯纳德一起探讨了有关同性恋家庭中不公平的财务处境的问题。

我向瓦莱丽·拉宾斯基租用办公室时，她二话不说就同意了，后来也成为我最好的室友。阿马托·诺切拉记录下所有与卡通片《恶搞之家》相关的主题与艰深的学术文章，并深信这一切必定会有某些成果。伊丽莎白·勒菲弗帮我整理出一张给孩子看的书单，主题跟金钱与社会阶层有关，大家可以上我的网站找到这张书单。史蒂夫·伯韦尔、海迪·约与艾伦·温克帮我看了部分初稿，也提出了各式各样棘手的问题。

大家可以在维基百科的“Has It All, Does It All, Wins the Day, Has Fun Doing It, Generalized Ass-kicker”条目里，找到我的代理人克丽丝蒂·弗莱彻。看她工作时如何开动脑筋，从不说废话，总是做出让人惊艳的成果，实在是一大乐事。感谢西尔维·格林伯格，她在克丽丝蒂办公室处理的演讲邀约是我以往的三倍、大部分代理的四倍、她过去经历的五倍。

当克丽丝蒂与我坐下来讨论这本书的出版计划时，盖尔·温斯顿是我们第一个想要合作的编辑人选。能跟她合作，简直像一种奢望。她现在仍会用红笔在不同校稿上做标记，也很清楚怎么编辑文稿才能方便读者阅读。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她不但经验丰富，也很有耐心，还能分辨什么意见该听、什么不必听。玛娅·齐夫回答了每一个疯狂的问题，还事先研究好工作进度，让我能按部就班地完成工作，也让埃米莉·坎宁安得以顺利接手她的工作。感谢斯蒂芬妮·库珀与利娅·瓦西莱夫斯基一流的营销，也感谢考蒂·施奈德的支持。感谢好心的莱斯莉·科恩，对我奇怪的宣传想法都抱有信心，还能做到尽量不笑得太过分。

我有几个四十多岁的好友对这本书很感兴趣，他们会主动告诉我他们自己的故事、询问我最近的发现，还要忍受我在吃饭或乘车时自言自语般讲一些乱七八糟的事。特别感谢那些在芝加哥、艾摩斯特与布鲁克林的朋友，他们给了我无限的热情与支持，我觉得自己真的很幸运。

书中使用“我们”一词单纯是为了建立团体意识，请别因为任何不具说服力的发言而责怪我的父母、兄弟姊妹与亲戚。在此，我要感谢我的父亲弗雷德，他给了我第一笔共同基金；感谢我的母亲查伦，她给了我参与财务补助谈判的经验。我的手足斯蒂芬妮、戴维与我都没有债务问题，对财务问题也很理智，这都要感谢我们父母的一路教导。感谢我的岳父哈里·坎特与岳母温迪，他们一直都是慷慨的典范。此外，如果没有唐娜·米切尔，我今天就无法做这些事。感谢她让我与我太太离家时不必担心我女儿。

我也要感谢我的太太约迪。我们一起做的每件事都让我无比开心。在新闻编辑室里，这位最好的朋友与我只有一楼之隔。在长时间一起开车回家的路上，她总能掌握我言谈中的精髓，根本不必多问，就能说出深得我心的话语。这种心有灵犀的情况，就像奇迹一样，却经常发生。

不过，最快乐的合作还没结束。有时候，写作或写报告是一件非常寂寞的事，但只要想起我的女儿塔莉娅，我就会感到快乐。她的粉笔画就挂在我背后的墙上，写的字条也贴在我面前督促着我。她的每个问题都让人兴奋，我希望她永远不要停止发问。感谢塔莉娅，她是我的骄傲与快乐，以及测试问题的主角，带给我许多启发。我是天底下最幸运的人。

参考书目

在开始动笔前，有几本书对我影响甚巨。下面列出的每一本书，都包含着不可或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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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反溺爱 / （美）罗恩·利伯著 ; 林丽雪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3

书名原文： The Opposite of Spoiled

ISBN 978-7-5086-9596-9

Ⅰ. ①反… Ⅱ. ①罗… ②林… Ⅲ. ①财务管理－儿童教育－家庭教育 Ⅳ. ①TS976.15②G7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25488号

The Opposite of Spoiled

Copyright © 2015 by Ron Lieb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 Fletcher&Company, L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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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本书中文译稿由台湾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使用

反溺爱

著者：［美］罗恩·利伯

译者：林丽雪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152千字

版次：2019年3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15-8276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95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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