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史诗三部曲

（珍藏版）

[美] 科尼利厄斯·瑞恩 著

王义国 等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遥远的桥：1944市场—花园行动

最长的一天：1944诺曼底登陆

最后一役：1945柏林战役

遥远的桥

——1944市场—花园行动
（二战史诗三部曲：修订珍藏版）

[美] 科尼利厄斯·瑞恩 著

王义国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前言 “市场—花园”行动，1944年9月17—24日

第1部 撤退

第2部 计划

第3部 进攻

第4部 围困

第5部 “巫婆的大锅”

伤亡小记

作者致谢

在装甲部队进行大规模突进时即将通过的这条狭窄“走廊”上，有5座重要桥梁需要夺取。这些桥必须通过空降部队的突袭被完好无损地拿下。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副司令弗雷德里克·布朗宁中将放心不下的是第5座桥，这座下莱茵河上的关键桥梁位于阿纳姆，身处德军战线后方103公里的地方。他指着地图上的阿纳姆大桥，问道：“装甲部队到我们这里需要多少时间？”蒙哥马利元帅轻快地回答道：“2天。”布朗宁仍然专心致志地看着地图说道：“我们能够坚守4天。”随后他又说道，“不过，长官，我认为我们可能要前往一座过于遥远的桥了。”

—1944年9月10日，蒙哥马利的指挥部举行了讨论“市场—花园”行动的最后一次会议
罗伯特·埃利奥特·“罗伊”·厄克特少将的回忆录《阿纳姆》

前言
“市场—花园”行动，1944年9月17—24日

1944年9月17日，星期日，上午10点整，有史以来为单次军事行动集结起来的规模最大的运兵机群，从英格兰南部各地的机场起飞升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第263周里，盟军最高统帅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将军发动了“市场—花园”行动，这是二战中极大胆且极具想象力的作战行动之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这场由空降部队和地面部队联合发动的大胆攻势，却出自盟军所有将领之中行事最为谨慎的一个人——伯纳德·劳·蒙哥马利元帅。

“市场”行动（“市场—花园”行动的空降作战阶段）规模宏大——共有近5 000架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以及超过2 500架滑翔机参与其中。在那个星期日，准确地说是下午1点30分，整整一个盟军空降集团军，连同车辆和装备，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昼间空降突袭中纷纷降落在德军战线后方。这次大胆的历史性空降行动，剑指纳粹占领下的荷兰。

在地面上，英军第2集团军的庞大坦克纵队在荷兰—比利时边境严阵以待，这是参加“花园”行动的部队。下午2点35分，炮火准备结束之后，坦克纵队将在发射火箭弹的战斗机群引导下，沿着一条空降兵已经夺取并保持畅通的战略要道冲入荷兰腹地。

蒙哥马利雄心勃勃的计划旨在让步兵和坦克全速穿越荷兰东部，以此为跳板跨越莱茵河突入德国本土。他推断“市场—花园”行动就是打倒“第三帝国”，并在1944年内结束战争所需的雷霆一击。

第1部
撤退

Part One
THE RETREAT

1

在有着千年历史的荷兰村庄德里尔（Driel），人们正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外界传来的声音。早在破晓之前，人们就已经从睡梦中惊醒，然后不耐烦地点亮了百叶窗后面的灯。起初，人们只是感觉到四周发生了一些难以捉摸的事情，但随着远处隐约传来的一种低沉的声音，原先模糊的印象渐渐清晰了起来。

那声音几乎难以辨听，却又连绵不断，一波又一波地传到村子里。许多人无法听清楚这难以捉摸的声音，于是一边听一边本能地以为是附近的下莱茵河水的流动出现了某种变化。荷兰的一半国土低于海平面，水是荷兰恒久不变的“敌人”，在11世纪以来人与自然从未停歇的战斗中，拦河大堤是人类最主要的“武器”。德里尔村位于下莱茵河的一个大河湾处，在海尔德兰省首府阿纳姆（Arnhem）的东南方，这座小村始终提醒着人们这场斗争的存在。在村子以北几百米的地方，有一条巨大的河堤保护着村子以及整个地区。部分堤岸高达6米，挡住了365米宽的河流，堤岸的上方还修筑了一条公路。但今天早晨，这条河流却并不是令人惊恐的理由，下莱茵河以它惯常的流速——每小时3.2公里——平静缓慢地注入北海。这条河堤的石壁上回荡的声音，来自另一个更为无情可怕的敌人。

天色渐亮，晨曦渐渐驱散了薄雾，喧嚣声也变得更大了。从德里尔通向东边的公路上，居民们能够清楚地听见车辆行驶的声音——那种声音似乎每分钟都在变得更大。现在，他们的不安变成了惊恐，因为这种声音的来源并非某种自然物，其身份已经毋庸置疑：那是德国军车行驶的声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5个年头，在被纳粹占领了51个月之后，每个人对此都无比熟悉。

更加令人惊恐的是车队的规模。有些人后来回忆说，能发出如此巨响的车流，他们以前只见过一次——那还是1940年5月德国入侵荷兰的时候。当时，在离德里尔16～24公里的“第三帝国”边境上，希特勒的机械化部队蜂拥而入，通过各条公路干线迅速分散到荷兰全境。现在，在同样的公路上，德军车队似乎再次绵延不断地开动着。

奇怪的声音来自最近的一条公路干线——那是一条双车道的高速路，它把位于下莱茵河北岸的阿纳姆与8世纪建成的奈梅亨（Nijmegen）连接了起来，后者坐落在南面18公里外宽阔的瓦尔河畔。人们能够从汽车发动机低沉的颤音中清楚地辨别出一些独特的声音，其与军车的轰鸣大相径庭——那是四轮马车车轮刺耳的摩擦声，无数自行车行进时发出的声音，以及缓慢、凌乱而又拖沓的脚步声。

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更为重要的是，它要前往何方？战争进行到现在这个时刻，荷兰的未来很可能就建立在这些问题的答案上。大部分人认为车队载运着大量增援部队——他们不是进入荷兰增援驻军，就是匆匆赶往南方阻止盟军的推进。盟军已经以令人惊叹为观止的速度解放了法国北部，此刻正在比利时境内追歼溃败的德军，前锋据说已经逼近首都布鲁塞尔，距离此地还不到160公里。传言四起，有人言之凿凿地宣称，盟军强大的装甲部队正朝荷兰与比利时边境迅速推进，不过德里尔却没有一个人能够有把握地说出车队正在朝哪个方向行进。遥远的距离和声音的扩散使得人们无法做出正确判断，而且受制于宵禁，居民们也不敢走出家门去打听情况。

被心中无数疑问折磨着的居民只能等待天明。他们不知道的是，驻扎在德里尔村内的3名年轻的德国兵早已逃之夭夭了，他们骑着偷来的自行车一溜烟儿消失在拂晓前的雾霭之中。村子里再也没有任何军事当局来执行宵禁制度了。

没人能意识到这一点，因而大家仍然待在家里，但他们之中那些好奇心更强的人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于是决定冒险打电话。年轻的科拉·巴尔图森（Cora Baltussen）住在蜂蜜场街（Honingveldsestraat）12号，隔壁就是家里开的果酱工厂。她给阿纳姆的朋友们分别打了电话，并对他们亲眼看到的场面感到不可思议：德军车队并非南下或赶赴西部前线。1944年9月4日，就在这个薄雾蒙蒙的清晨，德国人以及他们的支持者好像都在逃离荷兰，任何能够开动的交通工具都加入撤退的洪流之中。

科拉认为，每个人原以为要发生的战斗现在将离他们而去了。但她错了，对于无足轻重、迄今为止还未经战火的德里尔村来说，战争才刚刚开始。

2

德里尔以南80公里，在靠近比利时边境的城镇和村庄里，荷兰人兴奋得难以自制。一切都令人难以置信，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在法国北部和比利时遭受重创的德军残部正川流不息地从窗外经过。崩溃似乎是种传染病，除了军队之外，成千上万的德国平民和荷兰纳粹分子也在撤离，而且对这些逃跑中的部队来说，似乎任何一条公路都通向德国与荷兰的边境。

由于撤退伊始速度非常慢——起初只有指挥车和其他车辆组成的涓涓细流越过比利时边境——因而基本上没有荷兰人能够精确地说出撤退是从何时开始的。有些人认为撤退始于9月2日，还有人觉得是3日，但到4日的时候，德国人及其追随者的行动就已经呈现出溃败的迹象，疯狂的集体大逃亡在9月5日达到了顶峰。在荷兰历史上，那一天后来被称为“发疯的星期二”（Dolle Dinsdag）。

惊恐和无序似乎是德国人逃跑的特色。每种交通工具都被派上了用场。从比利时边境向北到阿纳姆，以及阿纳姆以北的公路上，挤满了卡车、公共汽车、指挥车、半履带车、装甲车、马拉的农用大车，还有以木炭等燃料为动力的民用汽车。在杂乱无序的车队里，到处都是成群结队、疲惫不堪、灰头土脸、骑着匆匆征用的自行车的德军士兵。

德国人甚至用上了更加别出心裁的运输工具：在比利时与荷兰边境以北几公里处的法尔肯斯瓦德（Valkenswaard），人们看见身负重荷的德国士兵吃力地蹬着儿童滑板车前行；在近百公里外的阿纳姆，一群当地人站在阿姆斯特丹路上，注视着2匹步履艰难的农用马拖着一辆大型灰黑色灵车缓缓经过，灵车原先放置棺木的地方挤坐着20来个衣冠不整、疲惫异常的德国人。

来自各个单位的德军士兵在这些可怜的车队当中跋涉：有穿着黑色装甲兵夹克却失去了坦克的装甲兵；有德国空军的人员，应该是在法国或比利时遭受重创的德国空军单位的残部；有来自20多个师的德国国防军官兵；还有武装党卫军部队，他们的髑髅和交叉的大腿骨标志令人毛骨悚然。在圣乌登罗德（St. Oedenrode），年轻的威廉明娜·科彭斯看着这些群龙无首、神情茫然的官兵在毫无目的地行进，心里觉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甚至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令旁观的荷兰人感到既心酸又好笑的是，有一些德国兵甚至连方向都搞不清楚，还要询问到荷兰与德国的边境怎么走。

1232年建立的工业城市艾恩德霍芬（Eindhoven）是超级特大型企业飞利浦电器公司的所在地，当地市民听闻从比利时传来的低沉炮声已经有好几天时间了。现在，人们一边看着吃了败仗的德军残兵挤满公路，一边暗自思忖盟军部队可能用不了几个小时就会到达这里，而德国人也是这么认为的。时年24岁的弗兰斯·科尔蒂（Frans Kortie）是当地市政府财政局的雇员，在他眼里这些部队根本无意抵抗。附近的机场传来阵阵爆炸声，那是德军工兵在对机场跑道、弹药库、燃料罐和机库进行爆破。透过城市上空飘过的烟幕，科尔蒂看到几支德军小队正在忙碌，把架设在飞利浦电器公司大楼屋顶上的重型高射炮拆卸下来。

从艾恩德霍芬向北一直到奈梅亨，整个地区的德国工兵都在奋力工作，把一切带不走的东西统统毁掉。小学教师科内利斯·德菲瑟被看到的一幕吓坏了：在流经费赫尔（Veghel）市南边的南威廉斯运河（Zuid Willemsvaart）上，一艘满载货物的驳船被炸上了天，飞舞的航空发动机部件，四处飞散如同一阵致命的弹片雨。在不远处的于登（Uden）市，45岁的汽车车身制造商约翰内斯·德赫罗特（Johannes de Groot）正和家人一起观看着德军撤退的场面，这时德国人放火焚烧了离他家不到300米的一座前荷兰兵营。几分钟以后，存放在兵营里的重磅炸弹爆炸了，德赫罗特的4个孩子被四散的弹片波及，死于非命，最小的孩子才5岁，最大的也不过18岁。

在艾恩德霍芬等地，学校大楼烧成了一片火海，由于德军不允许消防队前去救火，致使成片的街区被连续焚毁。不过，与在公路上逃跑的队列截然相反的是，有证据表明德军工兵是在按照某个明确的破坏计划行事。

在逃亡者当中，最惊恐和混乱的莫过于德国、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平民纳粹党徒了。荷兰人对他们毫无怜悯之心。在圣乌登罗德的农民约翰内斯·许尔森眼里，这些人显然是被“吓坏了”，而且他充满快意地想到，他们有理由被吓得半死，因为盟军“就在他们的屁股后面穷追猛打，这些卖国贼知道，清算日（Bijltjesdag）[1]来临了”。

荷兰纳粹分子和德国平民之所以惊恐万状地逃跑，主要是由荷兰那位臭名昭彰的帝国特派占领区委员长（Reichskommissar）、时年52岁的阿图尔·赛斯―英夸特（Arthur Seyss-Inquart）博士，以及野心勃勃而又残暴不仁的荷兰纳粹党领袖安东·阿德里安·米塞特（Anton Adriaan Mussert）引发的。赛斯―英夸特焦虑不安地关注着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德国人的命运，他在9月1日命令德国平民疏散到距离帝国边境更近一些的荷兰东部，50岁的米塞特亦步亦趋，向荷兰纳粹党员发出了警报。赛斯―英夸特和米塞特本人就在首先撤离的人群之中：他们从海牙向东撤到阿纳姆以北24公里处的阿珀尔多伦（Apeldoorn），[2]米塞特匆忙把家人送到更靠近帝国的地方，安置在附近上艾瑟尔省的特文特（Twente）边境地区。起初，大多数德国与荷兰平民在搬家时还显得从容不迫，随后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却引发了歇斯底里的混乱。9月3日，英军攻占了布鲁塞尔，第二天安特卫普也落入了他们的手中，眼下，英国人的坦克和步兵离荷兰边境只有几公里路程。

在取得这些令人震惊的胜利之后，年迈的荷兰女王威廉明娜很快就在伦敦发表了广播讲话，向她的人民宣告解放在即。她宣布，她的女婿伯恩哈德亲王已经被任命为荷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他还将领导所有的地下抵抗组织。这些组织包括3个迥然相异的派别，在政治上既有左派，也有极右派，但现在他们将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还成立了被官方称为荷兰“国内军”（Binnenlandse Strijdkrachten）的联合武装力量。33岁的伯恩哈德亲王是王位继承人朱丽安娜公主的丈夫，他在女王讲话之后也发表了自己的广播讲话，他要求地下抵抗组织准备好臂章，臂章上“用清晰的字母展示出‘Orange’一词”，但“没有得到我的命令”不得佩戴它们。他告诫说：“在当下的热情中要保持克制，切勿不听号令草率行事，因为这些行动将会让你们自己以及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陷入困境。”

接下来，盟军最高统帅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将军发表了一个特别的广播演说，证实荷兰自由在即。“荷兰人民期待已久的解放时刻，现在已经非常接近了。”他许诺道。这些广播发表后没过几个小时，荷兰流亡政府首相彼得·舒尔茨·海布兰迪（Pieter Sjoerds Gerbrandy）就带来了最为乐观的声明，他告诉听众：“现在势不可当的盟军已经越过了荷兰边境……我要求你们所有人竭诚欢迎盟军来到我们的祖国。”

荷兰老百姓欣喜若狂，但荷兰的纳粹分子则要亡命天涯了。安东·米塞特一直吹嘘他的党有5万多人，不过在荷兰人看来，如果此话当真，那么他们几乎都在同一时间开始夺路而逃了。在荷兰各地的几十个城镇和村庄里，纳粹任命的镇长和官员们突然拔腿开溜——不过往往是要求先拿到工资再跑路。艾恩德霍芬市市长以及一些官员坚持要拿到工资，市政府办事员赫拉尔杜斯·莱吉厄斯认为他们的姿态荒唐可笑，不过对于在他们走人之前先发工资的要求并没有感到不舒服。眼看着他们“把所有的东西打包装车”匆匆出城，他心中纳闷，他们能走多远？他们又能逃到哪里去？银行也发生了挤兑。24岁的尼古拉斯·范德韦尔德是一名银行职员，9月4日星期一，他去瓦赫宁恩（Wageningen）上班的时候，看见成群的荷兰纳粹分子在银行外面排队等候。银行一开门，他们便匆匆取款注销账户，同时把保险柜里面的东西全部取走。

火车站里到处是极度惊恐的平民，开往德国的每列火车都挤得满满当当。年轻的弗兰斯·维辛走下抵达阿纳姆的火车时，被争先恐后想要上车的人海吞没了。人们行色匆匆，在火车离开之后，维辛看见站台上的行李丢得到处都是。在奈梅亨西边的泽滕（Zetten），学生保罗·范韦利看见荷兰纳粹们挤在火车站里，整天等待着开往德国的火车，可是火车永远不会来了。女人和孩子在哭叫，在范韦利眼中，“候车室就像一个挤满游民的旧货店”。每座城镇都有类似的事件发生，荷兰通敌者们正用任何能够移动的工具逃跑。市政建筑师威廉·蒂曼斯透过位于阿纳姆大桥附近的办公室窗户看到，荷兰纳粹们“疯狂地爬上”一条驳船，沿着莱茵河向帝国驶去。

逃亡队伍每个小时都在增长，甚至在天黑以后也没有停下来。德国人迫不及待地想要抵达安全地带，甚至在9月3日和4日夜晚，士兵完全不顾盟军的空袭威胁，在一些十字路口架起了探照灯，打着令人目眩的强光，为许多缓慢通过的超载车辆照亮道路。德国军官似乎已经失去了控制力，阿纳姆的全科医生安东·拉特费尔博士看见士兵们扔掉步枪——有些士兵甚至试图把手中的武器卖给荷兰人。当时只有十几岁的约普·穆塞拉斯看见一名中尉试图拦截一辆几乎空载的军车，但司机却对停车命令视而不见，径直冲了过去，气得那名军官拔出手枪，胡乱地朝着鹅卵石路面开火。

到处都有士兵试图开小差。在埃尔德（Eerde），18岁的办事员阿德里亚努斯·L.马里纳斯（Adrianus L. Marinus）注意到有个德军士兵从卡车上跳了下来，朝一座农场跑去，然后消失在那里。后来马里纳斯才得知，那名士兵是被征入德国国防军的苏联战俘。在瓦尔河北岸距离奈梅亨3公里的伦特（Lent）村，弗兰斯·惠更医生在例行巡诊的时候，看见士兵讨要老百姓的衣服，而荷兰人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在奈梅亨，逃兵们却没有那么客气，很多时候他们用枪逼着对方把衣服交出来。威廉默斯·彼得斯牧师是一名40岁的加尔默罗会（Carmelites）[3]修士，他看见士兵们匆匆脱掉军装，换上了平民服饰，然后徒步向德国边境走去。“德国人对战争完全厌倦了，”阿纳姆的林业督察长加里特·梅姆林克回忆道，“他们正在尽最大努力躲避宪兵队。”

随着军官逐渐失去对部队的控制，军纪自然就荡然无存了。无法无天的德军士兵什么都偷，马匹、马车、汽车和自行车等交通工具是重点目标，有的士兵甚至用枪威逼农民，让他们用马车把自己拉到德国去。荷兰人发现车队中的卡车、马车、手推车——甚至还有逃兵推着的婴儿车——上面，高高地堆放着从法国、比利时和卢森堡劫掠来的赃物，从雕像和家具到女式内衣裤，无奇不有、无所不包。在奈梅亨，士兵们试图兜售缝纫机、成卷的衣料、油画和打字机，有个德国士兵甚至还在贩卖一只装在大笼子里的鹦鹉。

撤退的德国人手上自然也少不了酒。在离德国边境不到8公里的赫鲁斯贝克（Groesbeek）镇，赫尔曼·胡克神父注意到，一些马拉大车被大量葡萄酒和烈性酒压得不堪重负。阿纳姆的赖因霍尔德·戴克尔牧师发现，德国国防军官兵坐在一辆卡车上，闹哄哄地喝着一个巨大酒桶里的葡萄酒，那酒桶显然是他们大老远从法国拉来的。16岁的阿加莎·舒尔特（Agatha Schulte）是阿纳姆市医院总药剂师的女儿，她确信自己看见的德军士兵大多是醉醺醺的，他们对着小孩子一把把地抛撒着硬币——既有法国的，也有比利时的，还试图向成年人兜售葡萄酒、香槟和法国干邑白兰地。她的母亲亨德丽娜·舒尔特生动地回忆说，她看见一辆德国卡车装载着另一种赃物，那是一张大双人床——而且床上还有一个女人。[4]

除了来自南方的掉队者以外，从荷兰西部和沿海地区也涌来大量德国人和平民。行人车辆像泛滥的洪水一样横穿阿纳姆，向东流往德国。位于阿纳姆郊外的奥斯特贝克（Oosterbeek，又译东贝克）是一个富饶的小镇，38岁的化学工程师扬·福斯凯尔（Jan Voskuil）正躲藏在岳父家里。德国人打算把他抓起来并扣为荷兰人质，在得知自己上了即将被逮捕的黑名单后，他便带着妻子贝尔莎（Bertha）和9岁的儿子亨利从32公里外的海尔德马尔森（Geldermalsen）的家里逃了出来。当他来到奥斯特贝克的时候，正赶上这场大撤退，扬的岳父告诉他不要“再担心德国人了，现在你不必‘躲躲藏藏’了”。福斯凯尔俯瞰着奥斯特贝克的大街，只见“一片混乱”，几十辆装满德国人的卡车首尾相连，“全都属于危险超载”。他看见士兵们“骑着自行车，拼命踩着踏脚板，车把手上挂着手提箱和旅行袋”。福斯凯尔确信，要不了几天战争就将结束了。

在阿纳姆，气势恢宏的圣欧西比尤斯（St. Eusebius）教堂格外引人注目，它建于15世纪，以高达93米的塔楼而闻名。扬·迈恩哈特（Jan Mijnhart）是这座大教堂（Grote Kerk）的司事，他看见“德国佬”（Moffen，这是荷兰人给德国人起的绰号，相当于英语中的“Jerry”）鱼贯而行穿过市区，“四人并排朝德国的方向走去”，有些“德国佬”看上去年老体衰。在附近的埃德（Ede），一个上了年纪的德国人恳求年轻的鲁道夫·范德阿，希望他能帮自己通知远在德国的家人，就说他们见过面。“我有心脏病，”他继续说道，“大概活不了多久了。”十多岁的阿纳姆少年卢西亚努斯·保卢斯·弗鲁曼注意到德国人筋疲力尽了，“战斗精神或荣誉感荡然无存”。他看见军官们试图在一片混乱的士兵之中恢复秩序，但这样的努力收效甚微。有些荷兰人冲着他们叫喊道：“滚回去！英国人和美国人几个小时以后就要来了。”已经完全麻木的德国兵对此毫无反应。

44岁的外科医生彼得·德赫拉夫注视着德国人从阿纳姆向东边行军，他确信自己正在目睹“德国军队的末日，看见德军就在眼前崩溃”。中学数学教师苏珊·范茨韦登有一个特殊的理由记住这个日子。她的丈夫约翰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著名雕塑家，由于藏匿荷兰犹太人在1942年被关进了达豪集中营[5]。现在他可能很快就要被释放了，因为战争显然就快结束了。苏珊决心要目睹德国人狼狈而逃和盟军解放者到达的历史性时刻。她的儿子罗伯特年纪太小，难以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但她决定带9岁的女儿索尼娅进城。苏珊一边给索尼娅穿衣服一边对她说：“这是你非看不可的事情，你必须铭记终生。”

荷兰全国上下一片欢腾。荷兰国旗被挂了出来。富于创业精神的商人把橙色徽章和储量丰富的缎带卖给急切的民众。在伦克姆（Renkum），人们涌进当地布店里抢购，店经理约翰内斯·斯努克忙着裁剪橘色缎带，他剪得多快就能卖得多快。令他感到惊讶的是，居民们当即就把缎带打成蝴蝶结，骄傲地用别针别在衣服上。约翰内斯是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他认为“这有点过头”。为了避免居民行为过激惹祸上身，他停止了售卖缎带。他的妹妹玛丽亚受到兴奋情绪的感染，在日记里欢快地写道：“街道上的气氛仿佛在过女王节（Koninginnedag，即荷兰女王生日）一般。”欢呼的人群站在人行道上高喊“女王万岁”，人们唱起了荷兰国歌《威廉颂》（Het Wilhelmus）和歌曲《奥兰治至高无上！》（Oranje Boven）。修女安东尼娅·斯特兰茨基和克里斯蒂娜·范戴伊克供职于阿纳姆市圣伊丽莎白医院，她俩骑着自行车来到市内的主广场费尔佩普莱恩（Velperplein）广场，一路上长袍飘扬。广场上的露天咖啡馆人头攒动，她们也加入其中和大家一起喝着咖啡，吃着土豆饼，与此同时德国人和荷兰纳粹分子正络绎不绝地从旁边经过。

在奈梅亨的圣卡尼修斯（St. Canisius）[6]医院，修女M. 多塞特·西蒙斯看见护士们在修女院的走廊里跳起了欢快的舞蹈。人们把藏了很久的收音机拿了出来，一边注视着窗外潮水般撤退的人流，一边公开收听来自伦敦的广播，这是多个月以来的第一次，大家听的是英国广播公司橙色电台的荷兰语特别节目。圣乌登罗德的果农约翰内斯·阿洛伊修斯·胡尔克斯听了广播后激动万分，竟然没有发现在他家后面的一群德国人，把家中的几辆自行车偷走了。

许多地方学校停课，工人停工。在法尔肯斯瓦德，雪茄厂的工人们立刻从流水线上跑开，蜂拥到街道上。政府所在地海牙的电车停运。在首都阿姆斯特丹，气氛既紧张，又显得那么不真实。办公室都关了门，股票交易停止，主干道上的军队突然没有了踪影，而德国和荷兰的纳粹分子则围住了中央车站。在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和海牙的郊外，人们举着旗帜，捧着鲜花，站在通往城市的主要公路边——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最先看到英军坦克从南方驶来的人。

谣传每个小时都在疯狂扩散。在阿姆斯特丹，许多人认为英军已经解放了海牙，后者位于阿姆斯特丹西南约48公里的海岸附近。而在海牙，人们则认为24公里外的庞大的鹿特丹港已经被解放了。每次火车一停下，列车上的旅客就能听到一个不同的故事。25岁的抵抗组织领导人亨利·约安·派恩堡（Henri Joan Peijnenburg）就是其中之一，当时他正从海牙赶回奈梅亨的家，这是一段不到130公里的路程。旅行开始的时候，他便听说英国人已经进入古老的边境城市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途径乌得勒支（Utrecht）时，有人告诉他英国人已经到了鲁尔蒙德（Roermond）；抵达阿纳姆时，人们又向他保证英国人已经攻占了芬洛（Venlo），那里离荷德边境只有几公里路。“当我终于到家的时候，”他回忆说，“本来以为会在大街上看见盟军，但我眼前全都是正在撤退的德国人。”派恩堡感到困惑不安。

还有人和他一样关注形势——尤其是在海牙秘密召开会议的地下抵抗组织最高指挥部。他们紧张地关注着局势发展，认为荷兰似乎已经站在自由的门槛上，盟军的坦克能够轻而易举地迅速穿越国土，从比利时边境直达须得海[7]。地下抵抗组织确信，那条穿过荷兰跨越莱茵河进入德国的“通道”已经敞开了。

抵抗组织的领导人知道，德国人实际上已经无力阻止盟军决定性的进攻了。他们对荷兰国土上那个虚弱而又缺额严重的德国守备师不屑一顾，该师由老年人组成，守卫着沿海的防御工事（自1940年以来他们就一直坐在混凝土地堡里，一枪未放）。他们对于其他不入流的敌军部队同样瞧不上眼，那些部队的战斗力十分令人怀疑，其中包括荷兰的党卫队、匆忙组建的守备部队、由康复期病人和体检不合格者组成的部队，后者被恰如其分地冠上“胃营”和“耳朵营”的称谓，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是患有胃溃疡就是耳背。

在荷兰人看来，盟军的行动意图似乎很明显，进攻随时都会发动。但盟军的胜利却有赖于英军从南方推进的速度，地下抵抗组织最高指挥部对此感到困惑：他们无法确定盟军的推进进展如何。

海布兰迪首相声明，盟军部队已经越过边境，但这话是否准确，核实起来却绝没有那么简单。荷兰是个小国，面积大概只有爱尔兰的三分之二，却拥有900万的庞大人口，每个城镇和村庄都有地下抵抗力量的基层组织，因此德国人难以控制破坏活动。虽说如此，传递情报仍旧很危险，主要的方法，同时也是最危险的方法，就是打电话。在情况紧急时，抵抗组织领导人使用复杂的电话线路和密语与全国各地通电话。因此，地下抵抗组织领导人这次没用几分钟便获悉，海布兰迪的声明为时过早了——英军部队并没有越过边境。

橙色电台的其他广播则是乱上添乱。在约12个小时的时间里，英国广播公司的荷兰语节目两次（一次是在9月4日晚上11点45分，另一次是在9月5日上午）宣布，离比利时边境11公里远的荷兰要塞城市布雷达（Breda）已经被解放了。消息迅速传开，秘密印刷的报纸立即准备了解放专号，报道“布雷达光复”。不过阿纳姆地区抵抗组织的领导人，38岁的彼得·克鲁伊夫（Pieter Kruyff）却对橙色电台的新闻快报深表怀疑。他领导的小组是国内技能最精湛、纪律最严明的小组之一。他立即让通信专家约翰内斯·贝尔特斯·施泰因福特（Johannes Bertus Steinfort）核实这个报道，后者是一家电话公司的青年仪器制造工人。施泰因福特迅速接通一条秘密线路，与布雷达的地下抵抗组织取得了联系，结果他成了最先得知那个痛苦真相的人之一：布雷达仍然在德国人的手里，没有任何人见到英军或是美军的影子。

在谣言四起的情况下，大量抵抗小组匆匆聚在一起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尽管伯恩哈德亲王和盟军最高统帅已经提醒人们，不要发动大起义，但一些地下抵抗组织成员已经失去了耐心，他们相信直面敌人、帮助推进中的盟军的时候到了。很显然，德国人害怕发生大规模起义，地下抵抗组织注意到在德军撤退的队列中，卫兵就坐在汽车的挡泥板上，手里端着上了膛的步枪或冲锋枪。不过，许多抵抗组织的成员并没有被吓住，他们渴望战斗。

在奥斯特贝克镇西北几公里处的埃德，25岁的门诺·安东尼·“托尼”·德诺伊试图说服他的小组领导人比尔·维尔德布尔发动袭击。德诺伊争辩说，一旦盟军进入荷兰，这个小组就应该接管埃德，这是很早以前就订好的计划。镇里的营房原先是用来训练德国海军水兵的，现在已是人去屋空，德诺伊想占领那些建筑。年纪较长的维尔德布尔早先是荷兰陆军的一名军士长，他不同意这么做。“形势尚不明朗，”他告诉德诺伊，“时机还未成熟，我们必须等待。”

并非地下抵抗组织的所有活动都被控制住了。在鹿特丹，地下抵抗组织的战士占领了自来水公司的办公室；在荷兰比利时边境的阿克塞尔（Axel），镇公所连同古老的护城墙均被攻占，几百名德国官兵向平民战士投降；在许多城镇里，不少纳粹官员在试图开溜的时候被生擒活捉。阿纳姆以西的沃尔夫海泽（Wolfheze）镇有家很出名的精神病院，当地的警察局长在自己的车里被抓住后，被人临时关进了最近的现成住所，也就是精神病院里。人们准备在英国人“抵达的时候”把他交出去。

这些都是例外情况，总的来说，地下抵抗组织仍然保持着平静，但他们利用各地混乱的局面为盟军的到来做着准备。在阿纳姆，42岁的古老法国家族后裔夏尔·B.拉布谢尔（Charles B. Labouchère）积极参加情报小组的活动，忙得无暇理会谣传。他与几名助手一起，坐在阿纳姆大桥附近的一间办公室窗户旁边，连续多个小时监视着沿公路逃跑的德军部队。这群败军或是向东撤往靠近德国的泽弗纳尔（Zevenaar），或是向东北撤往聚特芬（Zutphen）。拉布谢尔的任务是估算出德军的兵力，如果可能的话还要辨认出部队番号。他将记下来的重要情报通过信使送到阿姆斯特丹，再从那里经由一个秘密网络传至伦敦。

在奥斯特贝克郊外，年轻的扬·阿德里安·艾克尔霍夫（Jan Adriaan Eijkelhoff）低调地穿过人群，骑着自行车走遍了整个地区，把伪造的食品配给卡交给那些躲避德国人的荷兰人。57岁的约翰内斯·彭塞尔（Johannus Penseel）是阿纳姆的一个地下抵抗小组领导人，人称“老家伙”，部下都认为他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传奇人物。他断定是时候转移武器库了，在到处都是德军的情况下，他和几个精心挑选出来的助手公然驾驶面包店的厢式货运车，沉着冷静地来到藏武器的市医院。他们用棕色的纸迅速把武器包好，然后尽数运到彭塞尔的家中。透过他家地下室的窗户，主广场的情况一目了然。彭塞尔和他的副手托恩·范达伦（Toon van Daalen）都认为，时机一到，这里就是向德国人开火的最佳阵地。这个军事组织名为“乡村骨干突击小组”（Landelyke Knokploegen），他们决心不辜负这个称号。

在荷兰各地，这支庞大的地下军的男女成员都做好了战斗准备，而在南部的城镇和乡村里，有人认为荷兰的部分地区已经被解放了，于是跑出家门准备欢迎解放者。在奈梅亨西南[8]的奥斯（Oss）市，蒂布尔齐乌斯·卡洛斯·诺德梅尔神父看着兴高采烈的人群，觉得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疯狂的气息。他看见人们喜庆地互相拍着后背，把在公路上垂头丧气行军的德国人与欢欣鼓舞的荷兰旁观者进行了对照，写下了“一边怕得要死，而另一边则发疯般地无限欢乐”的文字。这位喜怒不形于色的荷兰神父回忆说：“没有一个人的行为是正常的。”

随着时间流逝，人们愈加焦虑不安。在奥斯特贝克镇内主干道旁的药店里，卡雷尔·德威特开始担忧了，他告诉妻子兼主药剂师约翰娜，他无法理解为什么盟军飞机还没有对德军车辆和步兵发动空袭。退役的荷军少校弗兰斯·舒尔特认为这种全民狂热为时尚早，尽管舒尔特的弟弟和弟媳对于德国人崩溃的表象欣喜若狂，但舒尔特却不以为然。“情况会恶化，”他告诫道，“德国人远没有被打败。如果盟军想要跨过莱茵河，相信我吧，我们会看到一场恶战。”

[1] Bijltjesdag在荷兰语中的意思是斧头之日，属于荷兰语中一个被广泛使用的习语，意指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压迫之后，对压迫者进行清算的日子来临了。本书脚注，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注。

[2] 赛斯―英夸特吓坏了。在阿珀尔多伦，他躲进了地下指挥部——那是一个混凝土和砖结构的巨大地堡，耗资超过25万美元——里面会议室、通信设备和个人套房一应俱全。这个地堡至今还在，在入口处附近的水泥外墙上有“六又四分之一”的数字刻痕，“六又四分之一”是这位被人厌恶的特派占领区委员长的绰号。这是荷兰人忍不住刻上去的；在荷兰语中，赛斯―英夸特与“六又四分之一”的发音几乎一样，念作“zes en een kwart”。——原注

[3] 加尔默罗会，又称圣衣会，是中世纪天主教四大托钵修会之一，12世纪建立于叙利亚的加尔默罗山。

[4] “谁都认为不可能在德军中发生的场面却被人们亲眼看见。”德国著名历史学家瓦尔特·格利茨（Walter Goerlitz）在其《德国总参谋部史》一书中写道，“海军部队向北方进发，却又没有携带武器，同时还在出售他们多余的制服……他们告诉人们，战争已经结束了，他们正在回家。满载着军官、情妇、大量香槟酒和白兰地的卡车试图一直撤退到莱茵兰，因而有必要设立特别的军事法庭来审理这种案子。”——原注

[5] 达豪集中营（Dachau concentration camp），纳粹德国第一所集中营，1933年3月22日启用，位于慕尼黑以北16公里的达豪市郊区。据最新资料显示，死于达豪集中营的囚犯超过4万人，1945年4月29日，美军解放了达豪集中营。

[6] 圣卡尼修斯（St. Peter Canisius，1521—1597），天主教耶稣会学者、教义师，生于尼德兰。在新教改革后，德国天主教会的恢复主要归功于他领导的耶稣会的工作，他在天主教会中被尊称为圣人。

[7] 须得海（Zuider Zee），位于荷兰西北部。原为北海一海湾，1932年后经筑堤岸拦截，同北海分开，内部相当大的一部分已被改造为圩田，成为弗里斯兰省的一部分，剩余水面称作艾瑟尔湖。

[8] 此处原文有误，写成了奈梅亨的东南，奥斯实际上位于奈梅亨西南方，属于北布拉班特省。

3

希特勒已经采取了关键措施。9月4日，在位于东普鲁士拉斯滕堡（Rastenburg，今波兰肯琴）格尔利茨森林深处的元首大本营里，69岁的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元帅准备前往西线，他压根没想到会得到新的任命。

原先被强制退休的冯·伦德施泰特又被突然召回，于4天前奉命到拉斯滕堡报到。2个月前的7月2日，时任西线德军总司令（德国的军事术语中西线德军总司令部是OB West——Oberbefehlshaber West）的冯·伦德施泰特被希特勒撤了职，自战争爆发后一直未尝败绩的元帅当时正全力应对德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最大危机——盟军的诺曼底登陆。

关于如何才能最好地应对那个威胁，元首与德国最杰出的军人从未取得一致。盟军在诺曼底实施登陆以前，冯·伦德施泰特在请求援兵之时就直言不讳地告知希特勒的最高统帅部（OKW——Oberkommando der Wehrmacht），盟军在兵力、装备和飞机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因而“敌人想在哪里登陆，就能在哪里登陆”。希特勒对此并不认同。“大西洋壁垒”，也就是那道部分完工的沿海防御工事，绵延近4 800公里，从希尔克内斯[1]（挪威—芬兰边境）一直到比利牛斯山（法国—西班牙边境）。希特勒吹嘘说，这道“大西洋壁垒”“对任何敌人来说都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冯·伦德施泰特非常清楚，这道防线与其说是事实，毋宁说是宣传。他用一个词对“大西洋壁垒”做了总结：“骗局”。

传奇人物埃尔温·隆美尔元帅以其战争初期在北非沙漠里所取得的胜利而名扬天下，他被希特勒派到冯·伦德施泰特麾下指挥B集团军群，同样对元首的自信深感震惊。在隆美尔看来，这些沿海防御工事是“希特勒想象出来的幻境（Wolkenkuckucksheim）”。贵族家庭出身、恪守传统的冯·伦德施泰特与年轻而又雄心勃勃的隆美尔大概首次发现他们之间居然会有相同的看法，不过这种和平没能持续多久，两人很快就在其他观点上发生了冲突。1942年在阿拉曼，隆美尔的非洲军团被蒙哥马利指挥的英军击败，对此隆美尔一直耿耿于怀，而且他深知盟军的入侵会是什么样的场面，因而认为必须阻敌于海滩。冯·伦德施泰特冷冰冰地驳回了隆美尔的意见——他挖苦这位晚辈是“毛孩子元帅”（Marschall Bubi）；老元帅力主先放盟军部队上岸，之后再予以歼灭，而希特勒支持隆美尔的意见。在盟军登陆时，尽管隆美尔的临场发挥十分出色，但盟军还是在几个小时之内就攻破了这堵“坚不可摧”的壁垒。

在此后的可怕日子里，盟军在诺曼底战场几乎享有百分之百的制空权，这令冯·伦德施泰特不堪重负，他同时还受制于希特勒的“禁止撤退”命令——“每个人都必须在岗位上战斗到死”——结果他硬撑着的防线处处被突破。尽管他不顾一切填补裂隙，他的部下也奋力战斗不断反击，其结局却从未有人认真怀疑过。冯·伦德施泰特既不能“把入侵者赶下海”，也不能“歼灭他们”（希特勒语）。

7月1日晚，当诺曼底战役进行到高潮时，希特勒的幕僚长威廉·凯特尔元帅给冯·伦德施泰特打了个电话，伤心地问道：“我们该怎么办？”生性直爽的冯·伦德施泰特厉声说：“结束这场战争，你们这些白痴。你们还能做什么？”听到这话之后，希特勒温和地评论道：“那个老家伙已经失去了勇气，再也控制不住局势了，必须撤了他。”24小时以后，在一张手写的便签上，希特勒客气地告知冯·伦德施泰特，“考虑到您的健康，以及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大的压力”，他被解除了指挥权。

作为德国国防军的元老和最值得信赖的陆军元帅，冯·伦德施泰特对此感到难以置信。在5年的战争中，他的军事才华为第三帝国立下了不朽功勋。1939年，希特勒毫不留情地对波兰发动了进攻，从而引发了那场最终席卷整个世界的冲突，当时冯·伦德施泰特就清楚地展现出了德国进行征服的模式——闪电战（Blitzkrieg）——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他的装甲部队便抵达华沙城下。一年以后，希特勒转向西方，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击溃了西欧大部分国家，当时冯·伦德施泰特麾下的集团军群有相当于1个装甲集团军的兵力。而1941年希特勒入侵苏联的时候，他又冲在最前线。现在，冯·伦德施泰特的事业和声望都岌岌可危，他义愤填膺地告诉他的参谋长京特·布鲁门特里特（Günther Blumentritt）步兵上将[2]，他被“一位业余的战略家不光彩地免职了”，他怒气冲冲地说，那个“波希米亚二等兵[3]为了找到一只替罪羊，用我的年龄和身体健康作为借口把我给撤了”。冯·伦德施泰特已经考虑过，倘若不加掣肘让其恣意妄为的话，就指挥部队缓慢地撤退到德国边境。他曾简明扼要地向布鲁门特里特阐述了自己的计划，撤退期间他要“让对方为占领的每一寸土地付出可怕的代价”。但是，正如他对参谋们多次提到的，由于“来自上级”的不断“指导”，他作为西线总司令的唯一权力只是“更换门前的警卫”。[4]

冯·伦德施泰特再次被召回，于8月底来到拉斯滕堡的“狼穴”（Wolfsschanze）——这是希特勒给自己的大本营起的名字。从那时开始，元首邀请冯·伦德施泰特参加每日的形势汇报会。按照国防军指挥部副参谋长瓦尔特·瓦尔利蒙特（Walter Warlimont）炮兵上将的说法，希特勒对老元帅表示了热切欢迎，待之以“少有的谦逊和尊敬”。瓦尔利蒙特也注意到，在冗长的会议过程中，冯·伦德施泰特只是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只说单音节的词”[5]。思维缜密、注重实效的老元帅无话可说，战局令他深感震惊。

形势汇报清楚地表明，在东方，苏联红军现在据守着一条2 250多公里长的战线，从北方的芬兰一直到波兰的维斯瓦河，又从维斯瓦河延伸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喀尔巴阡山脉。事实上，苏联的坦克部队已经进抵东普鲁士边境，离元首大本营还不到160公里。

冯·伦德施泰特注意到，他对西线的最大恐惧已经变成了现实，一个又一个师灰飞烟灭，现在整条德军战线都在绝望地后撤。负责后卫作战的部队虽然被包围了，无法与后方取得联系，但仍然固守着诸如敦刻尔克、加来、布洛涅、勒阿弗尔、布雷斯特、洛里昂和圣纳泽尔这些极其重要的港口，迫使盟军继续从遥远的登陆滩头输送补给。然而现在，随着欧洲最大的深水海港之一——安特卫普突然陷落，盟军可能已经解决了他们的补给问题。冯·伦德施泰特还注意到，那个经由他本人和其他同僚共同制定臻于完美的闪电战战术正在被艾森豪威尔的军队借用，而且造成了毁灭性的效果。54岁的德军新任西线总司令瓦尔特·莫德尔元帅（他于8月17日接任）显然无力在混乱中恢复秩序，英军第2集团军和美军第1集团军的坦克部队在北面撕开了他的战线，穿过比利时向荷兰扑去，而小乔治·史密斯·巴顿将军麾下的美军第3集团军的装甲部队，正在阿登高原南边朝梅斯和萨尔地区推进。在冯·伦德施泰特看来，局势何止不容乐观，完全就是灾难性的。

他有充足的时间仔细考虑那个不可避免的结局。转眼4天就过去了，希特勒让冯·伦德施泰特私下觐见他。在等候召见的这段时间里，老元帅就待在一个昔日的乡村客栈里，该客栈现在专供高级军官使用，位于占地面积不小的元首大本营中心——大本营由一群带有地下设施的木屋和混凝土地堡组成，周围环绕着铁丝网。冯·伦德施泰特对耽搁时间感到不耐烦，于是便朝凯特尔发泄。“为什么把我召回来？”他质问道，“现在玩的是哪一出？”凯特尔并不知情，什么都说不了，除了无伤大雅地提及老元帅的健康状况之外，希特勒并没有告诉凯特尔特别的原因。7月份时希特勒基于“健康原因”解除了冯·伦德施泰特的职务，这个借口本来就是他编出来的，但现在他似乎肯定冯·伦德施泰特的健康的确有问题。因而希特勒只是对凯特尔说：“我想看看老人家的身体状况是否好转了。”

凯特尔两次提醒元首，老元帅正在等候召见。最后，希特勒在9月4日下午亲切会见了冯·伦德施泰特，难得的是元首没有过多寒暄很快便切入了正题，“我想再次把西线委托给您”。

冯·伦德施泰特笔直地站着军姿，双手握着金色的元帅权杖，只是点了点头。尽管他学识渊博、阅历丰富，尽管他反感希特勒和纳粹，但他的身上普鲁士军人尽职尽责的传统早就根深蒂固，因而冯·伦德施泰特并没有拒绝任命。他后来回忆道：“无论如何，抗议也无济于事。”[6]

希特勒匆匆概述了冯·伦德施泰特的任务。元首再次即兴发挥。在盟军登陆前他就坚持认为“大西洋壁垒”固若金汤。令冯·伦德施泰特忧虑的是，现在元首同样强调“西墙”固若金汤——所谓“西墙”，就是德国西部边境上那些长期遭到忽视、没有配备兵力却仍然难对付的防御工事，更为盟军所熟知的名字是“齐格弗里德防线”（Siegfried Line）。希特勒命令冯·伦德施泰特，不但要把盟军阻挡在尽可能靠西的地方，还要发起反攻。在元首看来，盟军的威胁之中最危险的莫过于“装甲矛头”。然而，希特勒显然又被安特卫普的失守搞得心烦意乱，让盟军无港口可用至关重要。希特勒说，这样一来，由于其他港口仍然掌握在德国军队手中，因而他预料盟军的攻势将会由于补给线拉得太长而停顿。他确信西线战局能够因此稳定下来，而且随着冬季的到来，主动权将会重新回到自己手中。希特勒向冯·伦德施泰特保证，他“不会为西线的形势过分担心”。

这是一种长篇独白的变体，冯·伦德施泰特曾聆听过多次。对希特勒来说，“西墙”现在已经成了一种执念（idee fixe），冯·伦德施泰特再次受命“寸土必争”，而且“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顶住敌人的进攻”。

希特勒命令冯·伦德施泰特复职，换下莫德尔元帅，这样一来在2个月之内他就已经3次更换了西线总司令——先是用京特·冯·克卢格元帅换下冯·伦德施泰特，然后又换成莫德尔，现在再让冯·伦德施泰特官复原职。莫德尔担任西线德军总司令总共只有18天时间，希特勒表示他现在将是冯·伦德施泰特的部下，只指挥B集团军群。冯·伦德施泰特素来对莫德尔不怎么感冒，他感到后者并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晋升的，希特勒提拔他当元帅的速度过快了。冯·伦德施泰特认为莫德尔作为一个“优秀的团军士长[7]”更适合。不过，老元帅觉得莫德尔的职务现在其实无关紧要，形势几乎令人绝望，失败已经不可避免。在9月4日下午动身前往位于科布伦茨（Koblenz）的司令部时，冯·伦德施泰特想不出能有什么办法阻止盟军入侵德国，敌人一旦继续前进并渡过莱茵河，很可能在几个星期之内结束这场战争。

同一天，在柏林的万塞地区，54岁的德国“空降兵之父”库尔特·阿图尔·斯图登特（Kurt Arthur Student）空军大将在被冷落3年之后，又在这个与世隔绝[8]的地方出现了。战争爆发时，他的前景一片光明。斯图登特认为在1940年攻占荷兰的过程中，他的空降部队立下了头功。当时约有4 000名伞兵通过空降突袭夺取了鹿特丹、多德雷赫特（Dordrecht）和穆尔代克（Moerdijk）的大桥，从而让入侵的德国大军在这些关键桥梁上畅通无阻。斯图登特的损失低得令人难以置信——只减员180人。但在1941年对克里特岛进行的空降突击中，战局却大相径庭，德军空降兵的损失非常惨重——那支拥有22 000人的部队减员超过了三分之一[9]，以至于希特勒禁止以后再进行大规模空降作战行动。“伞兵部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元首说道。对斯图登特来说，未来瞬时就变得黯淡无光了。从那以后，这位雄心勃勃的军官就一直被束缚在办公桌上，担任一个空降兵训练机构的指挥官，与此同时，他的精锐伞兵则在战场上被当作普通步兵使用。在关键性的9月4日，下午3点整，斯图登特又令人震惊地突然出现在风暴中心。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大将给他打了一个简短的电话，命令他立即组织一个集团军，元首已经将其命名为“第1伞兵集团军”。大吃一惊的斯图登特听电话的时候心想：“对一支并不存在的部队来说，这是一个相当华而不实的头衔。”

斯图登特的伞兵分散在德国各地，而且除了几支训练有素、装备齐整的部队之外，大部分都是只配备训练武器的刚招募来的新兵。他的兵力大约有1万人，几乎没有运输车辆、装甲车或者火炮，斯图登特甚至连参谋长都没有。

然而，约德尔解释说，西线迫切需要斯图登特的士兵，需要由他们在安特卫普和列日—马斯特里赫特地区之间“坚守一条沿着阿尔贝特运河展开的防线”，从而“堵住一个巨大的缺口”。斯图登特接到的命令是尽快率领他的部队赶到荷兰和比利时，武器装备将在“目的地的铁路卸载点”配发。除了伞兵之外，上级还为他的新“集团军”拨出2个师。斯图登特很快就得知，其中第719师是“由驻扎在荷兰沿海的老年人组成的，他们到目前为止连一枪都没有放过”。他的第二个师，也就是第176师的情况更加糟糕，师里的人员全都是“伤残者和康复期的病人，为了方便起见，人们按照所患疾病的不同将他们分别编在不同的营里”，甚至还为那些患有胃病的人设立了特殊的“病号饭”厨房。除了这些部队之外，他还将拥有分散在荷兰和比利时的形形色色的其他兵力——德国空军部队、海军水兵和高射炮兵，另外还有25辆坦克。斯图登特是空降作战和训练有素的空降突击部队方面的专家，在他看来，这个临时凑合的集团军是一项“庞大而可笑的即兴之举”。但无论如何，他又重返战场了。

斯图登特整个下午都在通过电话和电报把部下召集起来或派遣出去。据他估计，他的全部兵力部署到前线至少需要4天时间。不过，他手下最强悍最精锐的部队将在24小时之内乘专列抵达荷兰，作为莫德尔B集团军群的一部分，进入阿尔贝特运河岸边的阵地，斯图登特将其称为“闪电机动”。

约德尔的电话以及自己搜集到的情报令斯图登特焦虑不安。很显然，他最训练有素的部队——第6伞兵团，外加1个营，总共约有3 000人——大概就是全德国唯一做好战斗准备的预备部队。他发现情况不妙。

仍在西线德军总司令位置上的瓦尔特·莫德尔元帅疯狂地试图堵住安特卫普东边那个张得很大的缺口，阻止德军从比利时仓促撤入荷兰。到目前为止，冯·伦德施泰特被任命为继任者的消息还没有传过来，德军各部彼此纠缠在一起，局势一片混乱几乎失控。他已经与另一半部下——南方的G集团军群——失去了联系。该集团军群指挥官约翰内斯·布拉斯科维茨（Johannes Blaskowitz）大将是否已经成功地率部从法国撤退了？莫德尔吃不准。对疲惫不堪的陆军元帅来说，G集团军群的困境倒在其次，更大的危机显然是在北方。

英军和美军的装甲纵队凶狠利落地把B集团军群一分为二。在B集团军群下辖的2个集团军当中，背靠北海的第15集团军大致被围困在加来与安特卫普西北某地之间，第7集团军几乎全军覆没，被赶回马斯特里赫特和亚琛（Aachen）[10]方向。在2个集团军之间有一个120公里宽的缺口，英军已经通过这个缺口直扑安特卫普。而在同一条路线上仓皇后撤的，是莫德尔士气低落的部队。

莫德尔绝望地阻止他们逃跑，向部队发出了一个带有个人情感的请求：

……随着敌人的推进和我军战线的后退，几十万官兵正在退却——陆军、空军和装甲部队——这些部队必须按照预定计划进行重组，坚守新的防御支撑点或防线。

在这些川流不息的士兵当中，有一些被击溃的部队残部，他们暂时没有明确的目标，甚至无法接收到明确的命令。每当秩序井然的纵队离开公路进行重组的时候，组织混乱的部队仍在络绎不绝地赶路。随着他们搭乘的车辆的移动，谣传、妖言惑众、草率、无尽的骚乱和邪恶的利己主义也在移动。这种气氛被传播到了后方区域，传染给了那些仍然齐装满员的部队，因而在这个极端紧张的时刻，必须采取最强硬的措施予以制止。

我要唤起你们作为军人的荣誉感。我们打了败仗，但我向你们保证：我们将赢得这场战争！尽管我知道你们正在热烈地谈论着一些问题，但现在我不能告诉你们更多的东西。无论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情，永远也不要失去你们对德国未来的信念。与此同时，你们也必须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此时此刻男子汉和懦夫会被区分开来，也应该把他们区分开来。现在每个军人都肩负同样的责任，当他的指挥官倒下时，他必须准备接替他的职位，继续下去……

下面是一连串冗长的指示，莫德尔在指示中“明确”要求，撤退的部队应该“立即向最近的指挥部报到”，向其他人灌输“自信、自立、自控和乐观主义”，并批驳“愚蠢的流言蜚语、谣传和不负责任的报告”。他说，敌人“并不会同时出现在各个地方”，而且“要是把妖言惑众的人所说的坦克都统计在内的话，那就会有10万辆了”。他乞求他的部下，不要“在迫不得已之前”放弃重要的阵地或者毁掉装备、武器以及设施。这份令人吃惊的文件的最后部分强调，一切都取决于“赢得时间，元首需要时间将新式武器和新的部队投入战斗”。

实际上，德军通信主要依靠无线电，由于没有更多的通信工具，莫德尔只能希望他的“当日命令”能够下达到所有部队。在混乱之中，他甚至都不能确定自己失去组织而又损失惨重的部队的最新位置，也无法确切地知道盟军的坦克和部队推进了多远。还有盟军的“主攻方向”（Schwerpunkt）是哪里——北部的英军和美军是不是正朝齐格弗里德防线进发，并从那里渡过莱茵河，进入鲁尔地区？巴顿强大的美军第3集团军，是不是正在向萨尔地区、齐格弗里德防线突击，试图强渡莱茵河进入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

莫德尔的困境与2个月前的形势密不可分。当时冯·伦德施泰特被解职，希特勒迅速任命冯·克卢格接替这位老元帅。冯·克卢格原本在苏联指挥中央集团军群，后来休了几个月的病假，他对元首进行礼节性拜访时，恰逢希特勒决定免去冯·伦德施泰特的职务。可能是因为冯·克卢格碰巧是眼前唯一的一位资深军官，希特勒二话不说便任命大吃一惊的冯·克卢格为西线德军总司令。

经验丰富的前线指挥官冯·克卢格于7月4日接任，一共干了44天。盟军像冯·伦德施泰特所预言的那样成功达成突破。“整个西线都被撕开了！”冯·克卢格告知希特勒。盟军排山倒海般从法国席卷而过，这让冯·克卢格不知所措，他像前任冯·伦德施泰特一样，发现双手被希特勒坚持“禁止撤退”的命令束缚住了。在法国的德国军队被包围了，差点被消灭。而正在此时，另一场震荡动摇了第三帝国——对希特勒的一次未遂刺杀。

在元首大本营一次冗长的会议中，一颗放在公文包里的定时炸弹爆炸了，屋里有许多人被炸死或炸伤。这颗炸弹是由拥有伯爵头衔的克劳斯·申克·冯·施陶芬贝格上校放在希特勒身边的桌子下面的。元首得以幸免，只受了点轻伤。尽管介入此次密谋的只是一小撮精英军官，但希特勒却进行了残酷报复。与密谋者或密谋者家人有来往的人都被逮捕，许多人不问缘由被立即处决[11]，大约有5 000人受牵连而丧命。冯·克卢格间接与此案有牵连，而且希特勒还怀疑他试图与敌人谈判投降。于是冯·克卢格的职务被莫德尔取代，并被命令立即回国向元首述职。在离开司令部之前，绝望的克卢格给元首写了一封信，然后在前往德国的途中服毒自尽。

在给元首的信中，他写道：

当您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不在人世……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竭尽全力应对当下的战事。不论是隆美尔还是我，大概还有其他所有西线指挥官，凡是与占尽物质优势的英美联军打过仗的人，都预见到当前的发展。我们的话没有人听，我们对形势的理解并非悲观主义的结果，而是基于对事实的清醒认识。我不知道在各方面都表现出色的莫德尔元帅是否能控制局势，我衷心希望他可以做到。然而，假如他做不到的话，而您的新式武器……又没有取得成功，那么，我的元首，不妨下定决心结束这场毫无希望的战争吧。到了该结束这件恐怖事情的时候了……我一直钦佩您的伟大……钦佩您钢铁般的意志……现在也请您结束无望的挣扎，以表现出您足够伟大……

即使希特勒吹嘘的那个将持续千年的“第三帝国”正在逐渐衰亡，摇摇欲坠，他也无意承认盟军胜利。他试图在各条战线上免于失败。然而元首所采取的每个步骤似乎都比前一个步骤更不顾一切。

任命莫德尔为西线德军总司令并不能扭转战局。莫德尔与冯·伦德施泰特不同，或者简单说与冯·克卢格也不同，他并没有隆美尔在战斗方面的天赋作为后盾。7月17日，盟军飞机的低空扫射把隆美尔打成重伤，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来接替他。[12]起初莫德尔似乎对此不以为然，他确信自己能够扭转局势，于是承担了隆美尔原先的职责，结果他不仅是西线德军总司令，还身兼B集团军群指挥官。尽管莫德尔是防御战专家，但这种形势对任何一位指挥官来说都过于危险了。

这时，B集团军群正在一条防线上为生存而战，那条防线大致在比利时海岸到法国和卢森堡的边境之间。从那里往南一直到瑞士，莫德尔所部的其余部分——布拉斯科维茨大将所率领的G集团军群——已经被打垮了。8月15日，法国和美国军队在马赛地区发动了盟军在法国的第二场登陆战，布拉斯科维茨的集团军群匆匆撤离了法国南部。在盟军的持续重压之下，他们正向德国边境仓皇撤退。

盟军的装甲部队沿着莫德尔土崩瓦解的北部战线撕开了一个120公里宽的口子，这样一来从比利时攻入荷兰，再从那里打穿德国脆弱的西北边境的路线就畅通无阻了。齐格弗里德防线从瑞士开始，沿德国边境伸展，终结于荷兰与德国边境上的克莱沃（Kleve）[13]，攻入荷兰的盟军部队能够从这里包抄这条巨大的筑垒地带。盟军如果绕过希特勒的“西墙”北端并渡过莱茵河，就能挥师杀入鲁尔地区，直取第三帝国的工业心脏。这一招足以令德国彻底崩溃。

莫德尔在72小时之内两次绝望地请求希特勒派出增援部队。在这个不设防的缺口上，他的部队正乱作一团，秩序需要恢复，缺口亟待堵住。莫德尔的最新报告是在9月4日凌晨发给希特勒的，报告提醒元首危机迫在眉睫，他必须得到至少“25个战力齐整的师，以及由5个或6个装甲师组成的装甲预备队”，否则整条战线就可能崩溃，“进入德国西北部的门户”将被打开。

莫德尔最关切的是英军进入了安特卫普。他不知道作为欧洲第二大港，这座巨大的港口究竟是被完好无损地夺取了，还是被德国守备部队破坏掉了。安特卫普城区身处内地，所以并非症结所在。要想使用安特卫普港的话，盟军需要控制其通向大海的水路。入海口有87公里长、4.8公里宽，从北海进入荷兰，经过瓦尔赫伦（Walcheren）岛，环绕着南贝弗兰（Zuid Beveland）半岛[14]。只要德军火炮能控制住斯海尔德（Schelde）河河口，盟军的船队就无法进入安特卫普港。

对莫德尔来说，最不幸的是除了瓦尔赫伦岛上的几个高射炮连和海岸重炮之外，他在斯海尔德河北岸几乎没有部队。但在斯海尔德河的另一侧，古斯塔夫—阿道夫·冯·灿根（Gustav-Adolf von Zangen）步兵上将的第15集团军——这支8万多人的部队几乎被孤立在加来海峡省一带。尽管他们被包围了——在他们的身后，北边和西边都是大海，而加拿大人和英国人又从南边和东边步步紧逼——但他们仍然控制着斯海尔德河口南岸的大部分地方。

莫德尔认为，英军坦克部队一定会趁势沿北岸推进并将其守军肃清；用不了多久整个南贝弗兰半岛就可能落入他们手中，在离安特卫普不到29公里的比利时边境北段，狭窄的半岛底部即将被封锁，从而与荷兰大陆隔开；接下来，为了开放港口，英国人就会进攻并歼灭陷于困境的第15集团军，彻底肃清南岸，因此必须把冯·灿根的军队救出来。

9月4日下午晚些时候，在位于列日东南的绍德方丹（Chaud- fontaine）的B集团军群指挥部里，莫德尔发布了一连串命令。他通过无线电命令冯·灿根坚守斯海尔德河南岸，并增援敦刻尔克、布洛涅和加来这些较小的港口。希特勒早些时候曾经颁布命令，要以“坚守要塞般的狂热决心”来保卫这些港口。倒霉的冯·灿根要率领他的剩余部队向东北方向发起进攻，冲进势不可当向前突击的英军装甲部队之中。这是孤注一掷的打法，然而莫德尔别无选择。如果冯·灿根的进攻取得成功，就可能把安特卫普的英军孤立起来，并将蒙哥马利正向北方长驱直入的装甲矛头的后路切断；倘若进攻失利，冯·灿根的努力也可能争取到时间，迟滞盟军的进攻速度，这足以让预备队赶到阿尔贝特运河并沿河坚守一条新的战线。

莫德尔并不知道到底有哪些部队会赶来增援。入夜后，对于再增派几个师的兵力用来稳定前线的请求，希特勒终于给了回应。那是条简短的消息，即他的西线总司令职务由冯·伦德施泰特元帅接任。冯·克卢格担任西线总司令一职只有44天，莫德尔则连18天都不到。素来喜怒无常而又雄心勃勃的莫德尔这一次反应平静，他意识到了自己作为行政长官的短处，而且比那些批评他的人所认为的更为深刻。[15]现在他可以集中精力做他最拿手的工作了：作为前线指挥官只指挥B集团军群。不过，在他担任西线德军总司令的最后一天，在其匆忙发布的一连串狂乱的命令当中，有一道将被证明会产生重大影响，这道命令涉及他麾下党卫军第2装甲军的调动。

该军军长是50岁的威廉·比特里希（Wilhelm Bittrich）党卫队副总指挥兼武装党卫军上将，他与莫德尔失去联系已经超过72个小时了。自诺曼底战役以来，他的部队连续作战，损失惨重。比特里希的坦克损失数量大得令人难以置信，他的部下还缺乏弹药和燃料。由于通信故障，比特里希只通过无线电收到为数不多的几个命令，并且收到时为时已晚。由于不能确定敌人的动向，急需得到指示，比特里希动身步行去找莫德尔，他最终在列日附近的B集团军群指挥部里找到了陆军元帅。“自1941年在东线会过面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比特里希后来回忆，“莫德尔戴着单片眼镜，穿着短皮夹克，正站在那里看地图，同时厉声下达一个又一个命令。没有多少时间进行交谈，我被告知正式的命令将随后下达，在接到命令前要把我的军部向北转移到荷兰去。”比特里希得到指示尽快“让党卫军第9和第10装甲师重整旗鼓并补充装备”，莫德尔告诉他，这两支遭到重创的部队要“缓慢地脱离战斗并立即前往北方”。[16]

茫然无知的比特里希基本上无法预见在接下来的2个星期里发生的一切，他的党卫军第9和第10装甲师将在其中起到关键性作用。莫德尔为比特里希选择的休整地是一片安静的区域，距离前线大约120公里远。由于历史的偶然性，这个地区把阿纳姆城也包括进去了。

[1] 希尔克内斯（Kirkenes），几乎是挪威最东北端的一个小镇，位于挪威的芬马克郡（Province of Finnmark），在邻国芬兰的东边，靠近俄罗斯。

[2] 此处原文有误，写的是少将，而布鲁门特里特早在1944年4月1日就已经晋升步兵上将。

[3] 波希米亚人（Bohemian），也意为流浪汉、放荡不羁的文化人。希特勒中学毕业后想做艺术家，两次去维也纳投考美术学院，均落榜。伦德施泰特又认为，希特勒是“业余战略家”，这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希特勒在德军服役，军衔是二等兵（Gefreiter），所以才有“波希米亚二等兵”之说。

[4] “希特勒来信的言外之意就是，冯·伦德施泰特‘要求被免职’，这使冯·伦德施泰特受到了伤害。”布鲁门特里特将军在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告诉我，“在司令部里，我们一些人实际上认为，他曾要求被免职，但情况并非如此。冯·伦德施泰特否认他曾要求被免职——他也从未想过要求被免职。他愤怒极了——事实上他愤怒地发誓说，他将永远也不在希特勒的手下指挥部队。我知道他的本意并非如此，因为对冯·伦德施泰特来说，军事上的服从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原注

[5] 瓦尔利蒙特，《希特勒的大本营内幕，1935—1945》，第697页。——原注

[6] 瓦尔特·格利茨是《凯特尔元帅回忆录》一书的主编，按照格利茨的说法（见该书第10章，第347页），冯·伦德施泰特对希特勒说：“我的元首，不管您下什么命令，我都会尽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有关冯·伦德施泰特的反应的说法，依据的是他的前任参谋长布鲁门特里特上将的回忆录。“我什么也没有说，”冯·伦德施泰特告诉他，“要是我张开嘴的话，希特勒就会‘对我’讲上3个小时。”——原注

[7] 团军士长（regimental sergeant major）是英联邦国家军队的军衔，职务类似于团长的行政助理，有考核内务和维持军纪的责任。

[8] 万塞（Wannsee），在柏林的西南郊，从地形上来说更像一个岛屿，与市区相隔有万湖和哈弗尔湖，所以是“与世隔绝”。

[9] 这22 000人并不全是空降兵，约有一半属于空运部队，克里特岛之战德军空降兵和空运部队损失了约6 700人，这其中并不包括德国海军和空军的损失人数。

[10] 亚琛在德国西部边境，对面就是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和比利时的列日。

[11] 希特勒再次利用了他最资深的军官冯·伦德施泰特，任命他为军人荣誉法庭的庭长，该法庭对涉嫌的军官进行了判决。冯·伦德施泰特平静地屈从于元首的要求，他后来解释说：“倘若我不屈从于他的要求，那么我可能也会被视作叛国者。”冯·伦德施泰特的解释从来就没有令他的许多将军伙伴满意，他们私下里因为他屈从于希特勒的要求而谴责他。——原注

[12] 希特勒怀疑，隆美尔也与未遂行刺有牵连，3个月之后隆美尔被赐死。隆美尔在家里养病期间，希特勒让他做出选择：要么因为叛国罪而接受审判，要么自杀。10月14日，隆美尔吞下了氰化物。希特勒宣告，帝国深孚众望的陆军元帅，“死于在战场上所负的重伤”。——原注

[13] 克莱沃，德国西北部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城市，位于德国与荷兰边境的莱茵河畔。

[14] 南贝弗兰半岛在当代的中文地图上的标注是南贝弗兰岛，历年来因围海造田逐渐与荷兰本土相连，面积344.33平方公里，从当代地图上看，与欧洲大陆之间仍有条狭窄的水道相隔。

[15] 莫德尔曾两次告诉希特勒，他无力既担任西线总司令，又兼任B集团军群指挥官。“我们难得看见他，”西线总司令的参谋长布鲁门特里特回忆说，“莫德尔讨厌文牍工作，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战场上。”时任西线总司令部首席参谋的博多·齐默尔曼上校（战争结束时的军衔是中将）在战后写道，尽管莫德尔“是一个完全有能力的军人”，但他却往往“要求太高，而且提出要求也太快”，这样一来“就可能看不见实际上可能出现的情况”。他有一种“挥霍自己兵力”的倾向，齐默尔曼又说，“由于他很多时候不在现场，又提出难以捉摸且出尔反尔的要求，致使参谋工作受到了影响”。（见美国陆军军事历史研究所军事历史科主任办公室保存的齐默尔曼的手稿，手稿序号308，第153—154页。）——原注

[16]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德国人有关这个时期的记载是模糊的，而且往往是令人费解的。命令发布了，却又从来没有被收到，再次发出，却又被撤回或者更改了。有关莫德尔的命令存在着相当大的混乱，按照B集团军群作战日志的说法，调动党卫军第9和第10装甲师的命令是在9月3日晚上发出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命令就永远没有被收到，而且根据记载，比特里希是在48小时以后收到的指示，要他监督部队整补，这不仅涉及党卫军第9装甲师，还涉及第2和第116装甲师。值得玩味的是，党卫军第10装甲师并没有被提及。我无法找出任何证据，说明第2装甲师或者第116装甲师到达了阿纳姆地区（看来他们仍在前线作战）。按照比特里希本人的文件和日志的说法，他在9月4日接到了莫德尔的口头命令，并相应地只是率领党卫军第9和第10装甲师前往北方。按照这两个师师长的说法，他们在9月5日至6日开始慢慢撤退。——原注

4

从荷兰仓促撤退的德国人放慢了速度，尽管到目前为止，兴高采烈的荷兰人之中还没有什么人能意识到这一点。从比利时边境向北一直到阿纳姆，公路仍被堵得水泄不通，但行军的队列中发生了一些变化。夏尔·拉布谢尔在阿纳姆大桥上方的省政府大楼里工作，从他所在的位置来看，过桥的车辆、部队以及纳粹同情者的洪流并没有减少。但在拉布谢尔的位置往北几个街区的地方，古董书书商赫哈德斯·威廉默斯·赫斯伯斯（Gerhardus Wilhelmus Gysbers）却注意到了一个变化：从西面进入阿纳姆的德军部队不再走了。赫斯伯斯家旁边的威廉斯兵营院子以及附近的几条街道上挤满了马拉的车辆和制服杂乱的士兵，他注意到，里面有德国空军野战部队、高射炮兵、荷兰党卫队以及第719海岸步兵师那些上了年纪的士兵。在阿纳姆的抵抗组织领导人彼得·克鲁伊夫看来，很显然这绝不是短暂的停顿，这些部队不是返回德国的，而是正在缓慢地重组；第719海岸步兵师的一些部队正乘坐马车开始南下。克鲁伊夫在阿纳姆地区的情报组长，33岁的亨利·亚历克斯·赖尼尔·克纳普（Henri Alexis Reinier Knap）悄悄地骑着自行车穿过该地区，同样发现了这个微妙变化。克纳普感到很疑惑，他想知道伦敦播报的那些乐观广播是不是假的，如果是的话他们就被残忍地欺骗了。他看见各地的荷兰人兴高采烈，人人都知道蒙哥马利的部队已经攻占了安特卫普，毫无疑问荷兰会在几个小时之内获得解放。克纳普看得出德国人正在重整部队。他知道虽然敌人眼下没有多少实力，但如果英国人不迅速赶到的话，他们的力量就会增强。

在阿纳姆以南18公里的奈梅亨，德军宪兵队正在封锁通向德国边境的公路。葡萄酒进口商埃利亚斯·亨里克斯·布鲁坎普（Elias Henricus Broekkamp）看见一些部队正在朝北方的阿纳姆行军，但多数人流还是就地停下重新集结，随后列队成扇形展开。与阿纳姆人一样，这名漫不经心的旁观者似乎没有察觉到什么不同，布鲁坎普看到荷兰平民正在对着德国人张皇失措的窘境哈哈大笑、冷嘲热讽。

事实上，这种窘况正在消失，奈梅亨正在变成部队集结地，再次被德国军队牢牢掌控。

再往南，在离比利时边境不到16公里的艾恩德霍芬，撤退几乎停止了。现在开往北方的零星车队，里面更多的是平民纳粹分子而非军人。弗兰斯·科尔蒂之前看见德国人正从飞利浦电器工厂的屋顶上卸下高射炮，但现在他注意到了新变化，在火车站附近的一条铁路支线上，一列挂载着平板车的火车进站，上面装载的是重型高射炮。科尔蒂顿时觉得毛骨悚然。

令那些善于观察的荷兰人更加气馁的是，他们发现增援部队正从德国赶来，在蒂尔堡（Tilburg）、艾恩德霍芬、海尔蒙德（Helmond）和韦尔特（Weert），人们看见生力军的先遣队乘坐火车赶到了。他们迅速下车，列队集合，奔赴荷兰—比利时边境。这并不是寻常的德国陆军部队。他们久经战阵，装备精良，纪律严明，一看那与众不同的钢盔和迷彩服，就能知道他们是能征善战的德国伞兵。

5

9月5日傍晚，斯图登特大将的第一批伞兵已经开始沿着比利时阿尔贝特运河的北岸挖掘战壕，他们急得要发疯。中午赶到的斯图登特吃惊地发现，莫德尔的“德国新防线”严格来说就是那条25米宽的河流屏障本身。防御阵地毫无踪影，根本不存在防御支撑点、战壕或防御工事，而且斯图登特注意到，对守军来说更糟糕的是“几乎每个地方南岸都高于北岸”。就连那些横跨在运河上的桥梁也依然矗立着，工兵们才开始安装炸药，在一片混乱中显然没有人下过把它们炸掉的命令。

尽管如此，斯图登特的时间表却计划完善，空降部队的“闪电调动”大获成功。“鉴于这些伞兵是从德国各地匆匆赶来的，从梅克伦堡的居斯特罗（Güstrow）到洛林[1]地区的比奇（Bitsch）都有，”他后来回忆说，“再加上他们赶到时从德国各地运来的武器装备已经在铁路末端等待他们，这个速度就相当惊人了。”斯图登特不能不敬佩“总参谋部和德国各地相关机构惊人的精确”。卡尔·西弗斯（Karl Sievers）少将[2]的第719海岸步兵师也发兵神速，斯图登特高兴地看到，该师赶往安特卫普以北阵地的纵队“正在公路上咔嗒咔嗒地前进，他们的运输车辆和火炮都由健壮的役畜牵引”[3]。斯图登特匆匆组建的第1伞兵集团军每个小时都有人员抵达，而且凭着非同寻常的好运气，他居然从一个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得到了援兵。

德军从比利时仓促撤入荷兰的速度已经放慢了，随后又被一个不屈不挠且足智多谋的人实质性地阻止了：这个人就是库尔特·希尔（Kurt Chill）中将。希尔的第85步兵师几乎被全歼，他奉命挽救剩余的兵力并撤回德国，但这位意志坚定的将军目睹了公路上近乎惊慌失措的撤退，在莫德尔“当日命令”的激励下，他决定无视之前的命令。希尔断定，避免灾难的唯一方法就是沿着阿尔贝特运河组织防线。他把第85步兵师的剩余兵力与另2个师的残部合并，把这些人迅速分布到运河北岸的战略要点上。接下来，他把注意力转向各座桥梁，在桥梁的北出口处设立了“收容中心”。在24小时之内，希尔成功地从德国武装部队几乎所有的军兵种中网罗了成千上万名军人，那是一群“百衲被似的乌合之众”[4]，其中包括德国空军的机修工、军政府的工作人员、海军的岸防单位以及分属十多个师的官兵，但当斯图登特到达的时候，这些充其量只配备着步枪的掉队者已经被部署到运河上了。

希尔在控制近乎崩溃的局面时表现出色，斯图登特将其称为“奇迹”。他以惊人的速度建立了一条勉强说得过去的防线，从而为斯图登特所部的到达争取了一些时间，后者还需要几天才能全军就位。即使算上希尔的兵力，斯图登特拼凑起来的第1伞兵集团军总共也就18 000～20 000人，外加一些火炮、高射炮和25辆坦克——其兵力规模还抵不上美军的1个师。斯图登特的兵力根本无法守住从安特卫普到马斯特里赫特的这段120公里宽的缺口，更不用说将其封闭了。而朝这支兵力不足的部队全速迎面冲来的，是英军第2集团军令人生畏的装甲部队以及美军第1集团军一部。斯图登特在火炮和兵员数量对比上都屈居下风，他与灾难之间几乎就只剩下阿尔贝特运河了。

敌人将在运河的什么地方发起进攻呢？斯图登特的防线到处都易受到攻击，只是有些地区更为关键。他尤其关注安特卫普北边的那处防区，薄弱的第719海岸步兵师刚刚接防了那里的阵地。是否还有时间将这条25米宽的河流屏障变成一条延缓盟军进程的主防线，让更多的增援部队抵达运河边呢？这是斯图登特最大的希望。

他原以为随时都会遭到进攻，然而却一直没有得到盟军装甲部队的相关报告。尤其令斯图登特感到惊讶的是，在安特卫普以北的部队几乎没有与敌军发生接触。他原以为英军坦克部队在攻占了安特卫普以后，会挥师北上截断南贝弗兰半岛，然后直捣荷兰腹地。到目前为止，斯图登特认为英军已经放慢了推进速度，但这又是为什么呢？

在18天的时间里，西线德军总司令部庞大纷繁的机构不得不4次转移。在经历了轰炸、炮击，甚至几乎被盟军坦克追上的绝境之后，西线德军总司令部终于在帝国边境后面停了下来。9月5日，14点刚过，新任西线总司令在科布伦茨附近的小城阿伦贝格（Aremberg）找到了他的司令部。

在经历了长途跋涉之后，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元帅又累又急。他免除了通常德军司令官交接时的军事礼仪和吹奏军号，立即召开了一系列一直持续到夜间的参谋会议，其进入角色的速度之快，着实让那些不熟悉老元帅的军官吃了一惊。而对老熟人来说，就仿佛他从来也没有离开过一般。对所有人来说，单是冯·伦德施泰特的出现就让他们如释重负重拾信心。

冯·伦德施泰特的任务非常艰巨，问题异常棘手。他必须尽快为650公里长的西线制定出一个战略方针来，这条战线从北海开始，一直延伸到瑞士边境——莫德尔元帅已经坦率地发现，这个计划超出了他的能力。可供冯·伦德施泰特调遣的是遭到重创的部队——北方的B集团军群和南方的G集团军群，按照希特勒的指示，他要用这些部队坚守各地，甚至还要发动反攻。与此同时，为了使帝国免遭入侵，他还要把希特勒“固若金汤”的齐格弗里德防线变成现实——那些早已被废弃、尚未完工的混凝土防御工事自1940年以来就疏于管理无人驻守，连火炮都被拆掉了。虽然还有麻烦在等着他，但当天下午冯·伦德施泰特首先要处理迫在眉睫的问题，它们比他所预料的还要糟糕得多。

形势很严峻。在7月份被希特勒解职以前，冯·伦德施泰特麾下有62个师，现在他的首席参谋（德军部队中的作训参谋主任）博多·齐默尔曼（Bodo Zimmermann）上校[5]交出了一份惨不忍睹的情况汇总表。他告诉老元帅，在2个集团军群当中有“48个有名无实的师、15个几乎没有坦克的装甲师和4个空架子装甲旅”。齐默尔曼说，这48个师的兵员、装备和火炮严重匮乏，因此它们的“战斗力充其量只相当于27个师”，这些部队还不到“盟军兵力的一半”。参谋们告诉冯·伦德施泰特，他们认为艾森豪威尔起码有60个师（这个估计是错误的，当时艾森豪威尔在欧洲大陆上有49个师），不仅完全摩托化，而且齐装满员。

至于德军的装甲部队，他们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据估计盟军在前线有2 000多辆坦克，而德军只剩下100辆。德国空军实际上已经被消灭了，盟军在战场上空拥有绝对的制空权。冯·伦德施泰特自己总结出的严酷现实是，他的部队大多精疲力竭士气低落，盟军在兵力上的优势超过2∶1、火炮2.5∶1、坦克20∶1、飞机25∶1。[6]除此之外，燃料、运输工具和弹药也严重匮乏。冯·伦德施泰特的新任参谋长——西格弗里德·韦斯特法尔（Siegfried Westphal）中将后来回忆说：“形势令人绝望，前线已千疮百孔，名存实亡，如果敌人能够充分利用这次机会的话，那么任何一处溃败都将带来灾难。”

布鲁门特里特中将完全同意韦斯特法尔的看法，甚至还有更为独到的见解。[7]在他看来，如果盟军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并在某处达成突破”，那么崩溃就会接踵而至。冯·伦德施泰特麾下唯一有战斗力的部队正在对抗乔治·巴顿将军的美军第3集团军，后者正向梅斯进攻，兵锋直指萨尔工业区。这点兵力有可能迟滞巴顿，但并不足以挡住他。布鲁门特里特认为，盟军不会浪费宝贵的时间，反而会打击德军最薄弱的地方——尝试向北推进，渡过莱茵河后进入鲁尔地区。他认为，美国人和英国人可能会优先考虑这样做，因为正如他后来所指出的那样：“谁拥有德国北部，谁就拥有了德国。”

冯·伦德施泰特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盟军的主要目标毫无疑问是为了夺取鲁尔地区。北方的英军和美军正在朝那个方向推进，直指亚琛地区的国境线，看来已经无法阻止他们打穿那条无人把守、老旧过时的齐格弗里德防线，并穿过德国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那条至关重要的莱茵河——直捣帝国的工业心脏。

冯·伦德施泰特善于分析的头脑又洞察了另一个事实，艾森豪威尔战技娴熟、训练有素的空降部队曾在诺曼底登陆中得到了非常成功的运用，现在它们已经从德军的态势图上消失了。这些部队并没有被作为步兵投入战斗，显然是撤回去准备进行另一次空降行动。但行动将在何时何地进行呢？在对鲁尔地区发起进攻的同时投入空降部队助战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冯·伦德施泰特看来，空地协同进攻可能出现在两个关键地区：或在“西墙”防御工事后面，或在莱茵河的东岸以便夺取桥头堡。实际上，莫德尔元帅在几天前给希特勒发出的电报中就表达出了相同的担忧，他强调这样的可能性是一种“严重威胁”。冯·伦德施泰特同样也得考虑这种可能性，即盟军在向鲁尔地区和萨尔地区推进的同时还会投入空降部队。对于这些近在眼前的威胁中的任何一个，老元帅都看不出有什么破解之法。盟军的机会丰富多样，他唯一的选择就是尽力在混乱中维持秩序，如果可能的话，准确判断出盟军的意图从而赢得时间。

冯·伦德施泰特并没有低估艾森豪威尔对有关德军困境情报的掌握，但他也在考虑盟军统帅部是不是真的意识到，德军的形势是多么令人绝望？正如他对布鲁门特里特所说，真相是他在用“衰弱的老人”来作战，而“面对盟军的猛攻”，“西墙”上的那些碉堡“起不了作用”，他认为“保卫这些耗子洞只是出于声誉的原因，这简直是发疯”。尽管如此，他还是得把这条幻影似的“齐格弗里德防线”变成真正的防线，防御工事必须做好准备，配备兵员。冯·伦德施泰特言简意赅地告诉他的参谋们：“我们必须设法坚守至少6个星期。”

冯·伦德施泰特研究着当前各方面的形势，绘制出盟军可能调动的示意图，再推断各种选择的可能性。他注意到，最强有力的进攻仍然来自正朝萨尔地区推进的巴顿，北方的英军和美军的压力就明显少了一些。冯·伦德施泰特想到，他在北方地区没有发现军队调动的迹象，盟军的推进几乎趋于停顿。布鲁门特里特后来记得，冯·伦德施泰特又把注意力转到蒙哥马利的战线，集中到安特卫普的形势上。现在已经超过36个小时了，英国人既没有从该市向北推进，也没有切断南贝弗兰半岛，这一报告引起了他的好奇。显然，安特卫普的大规模港口设施将解决盟军的补给问题，但如果通往港口的那道87公里长的水道与河口仍然在德军手中的话，他们依旧无法使用该港。在老元帅看来，显然他所注意到的停顿是确实存在的：盟军确实放慢了速度，尤其是蒙哥马利的地段。

在多年的戎马生涯之中，冯·伦德施泰特深入研究过英军的战术，对他而言非常不幸的是，他也得以亲自观察美军的作战方式。他发现在对装甲兵的运用上，美国人更具想象力也更大胆，英国人则擅长运用步兵，不过以上情况又因指挥官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因此在冯·伦德施泰特眼里，巴顿是一个远比蒙哥马利危险的对手，按照布鲁门特里特的说法，冯·伦德施泰特认为蒙哥马利“过于谨慎、墨守成规、按部就班”。现在老元帅推断着蒙哥马利行动迟缓的原因。冯·伦德施泰特注意到，由于英吉利海峡的其他港口仍然在德军手中，因而安特卫普对艾森豪威尔的进军至关重要——可是蒙哥马利为什么连续36个小时都没有采取行动，而且显然没有完全控制住这个欧洲第二大港呢？只可能有一个原因，蒙哥马利并不打算继续进攻。冯·伦德施泰特确信，他不会偏离习惯——在小心翼翼、关注诸多细节问题的蒙哥马利做好充分准备和完善补给之前，英国人绝不会进攻。冯·伦德施泰特由此推断：英国人的战线拉得过长了。他告诉参谋们这并非暂停。伦德施泰特确信蒙哥马利的追击已经难以为继了。

冯·伦德施泰特迅速把注意力转移到过去24个小时里莫德尔下达的命令上。因为如果他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现在就有一个机会，不仅可以让盟军无法使用安特卫普港，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还可以把冯·灿根将军陷于困境的第15集团军救出来，这支部队有8万多人——这正是冯·伦德施泰特急需的。

他看了莫德尔给冯·灿根下达的命令，不仅要他坚守斯海尔德河南岸、增援海峡的各个港口，还要用剩余兵力向东北方向发动进攻，直插英军攻势的侧翼——这次进攻定于6日早晨发动。冯·伦德施泰特毫不犹豫地取消了这次进攻，因为在当前形势下他看不出此举有什么可取之处。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更为大胆、更富有想象力的计划。莫德尔命令的前半部分可以继续执行，现在坚守海峡的各个港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但冯·灿根不必再向东北方向发动进攻，而是经由海路撤出他的剩余部队，渡过斯海尔德河到达瓦尔赫伦岛。冯·灿根的部队一旦回到斯海尔德河河口北岸，就能够沿着一条从瓦尔赫伦岛出发的公路向东行军，越过南贝弗兰半岛，最后到达安特卫普北边的荷兰本土。考虑到盟军的空中力量，在布雷斯肯斯（Breskens）港和弗利辛恩（Vlissingen）港之间，使用轮渡通过4.8公里宽的斯海尔德河口的行动就必须在夜间进行。如果运气好的话，第15集团军主力就可以在2个星期之内安全撤出。冯·伦德施泰特知道这个计划颇具危险性，但他别无他法，倘若成功就会有一个基本完整的德军集团军供其调遣，哪怕这个集团军同样遭到了重创。不仅如此，他还将继续——令人难以置信——控制住至关重要的安特卫普港。但这次行动的成功将完全依赖于冯·伦德施泰特的预感，蒙哥马利的进攻得确实停顿下来。

冯·伦德施泰特确信这一点。此外他还希望蒙哥马利放慢速度的背后有更深远的含义，由于交通线和补给线过分延长，盟军的高速追击已经成了强弩之末。布鲁门特里特后来回忆，会议结束时“冯·伦德施泰特看着我们，提出了那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可能性，至少这一次，希特勒可能是正确的”。

尽管只是部分正确，但希特勒和冯·伦德施泰特对形势的估计远比他们以为的精确。冯·伦德施泰特需要宝贵的时间来稳定前线，而这时间正是盟军自己提供的。事实上，德军失败得太快了，比盟军取胜的速度都要快。

[1] 洛林（法语拼写是Lorraine，德语拼写是Lothringen）原来是一个独立的公国，成立于843年。1552年，法王亨利二世夺取了境内的梅斯、图尔（Toul）和凡尔登三个主教区。三十年战争中，法国一度占领洛林全境。1697年洛林转属神圣罗马帝国；1737年成为法王路易十五的岳父、原波兰国王斯坦尼斯拉斯一世的终身领地；1766年并入法国。1871年普法战争后，洛林东部和阿尔萨斯被割让给德国；1919年依据《凡尔赛和约》德国又把上述领土割让给法国；1940年再度为纳粹德国兼并；1945年法国重占洛林。

[2] 此处原文是中将，但西弗斯晋升中将要到1944年10月1日。

[3] 尽管场面混乱，但爱马的斯图登特仍然不厌其烦地在日记中记下，“这些巨大的牲口是苏格兰的克莱兹代尔马、法国的佩尔什马、丹麦马和荷兰的弗里斯兰马”。希特勒的军队与盟军不同，从来不是完全的摩托化，这一点与普遍的看法正相反。甚至在德军力量最强盛的时候，其运量的50%以上也是用畜力完成的。——原注

[4] 见查尔斯·B. 麦克唐纳的《齐格弗里德防线战役》（The Siegfried Line Campaign），第124页。麦克唐纳的这本书是《美国陆军史》丛书中的一部，这本书与马丁·布吕芒松的《突围与追击》（Breakout and Pursuit）一起，最精准地描绘了德军在西线惨败的战事画面以及随后发生的事件。论述这一时期的另外一部有价值的著作是米尔顿·舒尔曼的《西线的失败》（Defeat in the West），也许是因为该书在战后不久写成，所以更加生动。——原注

[5] 原文写的是中将，但齐默尔曼晋升中将要到1945年5月1日，晋升少将是1944年12月1日。

[6] 德军在人员和装备上的损失令人难以置信。在诺曼底登陆后的92天里，有30万德军阵亡、受伤或者失踪；还有20万德军被围困，他们保卫着“最后的要塞”，也就是各个港口以及在英吉利海峡内的海峡群岛。大约有53个德军师被消灭，大量装备散落在法国和比利时各地，起码有1 700辆坦克、3 500门火炮、成千上万辆装甲车和马拉的或者摩托化运输工具，还有堆积如山的装备和补给品，从轻武器到巨大的弹药临时堆积处一应俱全。伤亡人员中还有2位陆军元帅以及20多名将军。——原注

[7] 布鲁门特里特将军长期担任冯·伦德施泰特的参谋长，也是他最信任的密友，他在9月5日被韦斯特法尔将军所取代，奉命返回德国，这令冯·伦德施泰特感到恼火。冯·伦德施泰特抗议这次人事变动，却无济于事。不过，布鲁门特里特确实参加了在阿伦贝格举行的一些早期的会议，直到9月8日才离开司令部。——原注

6

就在冯·伦德施泰特孤注一掷，打算把陷入困境的第15集团军拯救出来的同时，在240公里外的安特卫普，英军第11装甲师师长乔治·菲利普·罗伯茨（George Philip Roberts）少将正兴高采烈地向上级汇报，自己取得了惊人的进展。他的部队不但攻占了市区，还拿下了那座巨大的港口。

罗伯茨的坦克部队与禁卫装甲师一起，在仅仅5天的时间里异乎寻常地推进了400多公里。迈尔斯·克里斯托弗·邓普西（Miles Christopher Dempsey）中将英勇的英军第2集团军先头部队，接到了第30军军长布赖恩·格温·霍罗克斯（Brian Gwyne Horrocks）中将的命令，要“疯狂地持续前进”。禁卫装甲师被留下占领布鲁塞尔，罗伯茨的师则绕过这座城市，在比利时地下抵抗组织的勇敢协助下于9月4日凌晨杀入安特卫普。大约36个小时以后，英军就肃清了深水港内惊慌失措的敌人。大获全胜的罗伯茨现在报告说，他的部下已经完好无损地夺取了安特卫普占地4平方公里的巨大港区。仓库、起重机、桥梁、5.6公里长的码头、驳岸、船闸、干船坞、机车车辆都被夺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甚至连那些极其重要的电控水闸都处于工作状态。[1]

德国人破坏港口的计划失败了。他们虽然已经在主要桥梁和其他关键设施下面安放了炸药，但由于被英军和抵抗组织（其中的比利时工程师清楚地知道炸药安放处）的惊人速度搞得不知所措，一片混乱中的德国守军根本没有机会摧毁这些巨大的港口设施。

37岁的罗伯茨出色地完成了下达给他的任务。不幸的是，在此次欧洲战场最大的失算当中，没有人指示他利用当前的态势扩大战果——也就是说，立即挥师北上，在北郊的阿尔贝特运河上建立桥头堡，然后全速冲向仅仅29公里外的南贝弗兰半岛根部。只要坚守该地峡3.2公里长的根部，罗伯茨就能困住里面的德军，从而为肃清至关重要的北岸之敌做好准备。这是一个巨大的疏忽[2]，安特卫普港作为重要的战利品已经落入盟军手中，但河口却仍然在德军的把守之下。这个巨大的港口本来能够缩短盟军整条战线的补给线并向其输送物资，现在却没能派上用场。在令人头脑发热的气氛之中，没有人意识到这个疏忽会带来严重后果。确实，似乎没有必要匆忙上阵，既然德国人已经溃败，那么随时都可以肃清残敌。第11装甲师已经完成了既定任务，那接下来就该坚守阵地待命出击了。

邓普西的装甲部队在北方的长驱直入堪与巴顿在阿登高地南部的推进相媲美，不过这一过程就这么结束了，尽管此时还没有什么人意识到这一点。罗伯茨的部下疲惫不堪，燃料和补给都不足。布赖恩·霍罗克斯将军的第30军的其余部队同样如此。因此，就在那天下午，那种把受到重创后全无士气可言的德国人赶回北方的无情压力突然就减轻了。当英国人停顿下来，等候“补充装备、加注燃料并休息”的时候，在安特卫普犯下的错误就更加严重了。

甚至连颇具朝气和能力的第30军军长霍罗克斯将军都没有考虑安特卫普。[3]和英军第21集团军群指挥官蒙哥马利元帅一样，他的注意力也集中在另一个目标上：渡过莱茵河，迅速结束战争。就在几个小时前，为各集团军的气势和干劲而欢欣鼓舞的蒙哥马利给盟军最高统帅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发去电报，他说：“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发动强有力的挺进直捣柏林，就有可能到达那里结束对德战争。”

身处伦敦的荷兰亲王伯恩哈德与威廉明娜女王进行了商谈，然后给待在加拿大的妻子朱丽安娜公主发了封电报，催促她立即飞到英国，准备一旦荷兰获得自由便返回祖国。为期数年的流亡生活即将结束，解放会迅速到来，他们必须做好准备。不过，伯恩哈德却又觉得心神不安。

在过去的72小时里，抵抗组织发来的电报反复强调，驻扎在荷兰的德国人惊慌失措，并一再说开始于9月2日的撤退仍然在进行。但现在——9月5日——地下抵抗组织领导人报告说，尽管德国人仍然处于一片混乱之中，但集体大逃亡似乎慢了下来。伯恩哈德也听取了荷兰流亡政府首相的报告。海布兰迪首相有点尴尬，显然他在9月3日发表的广播讲话为时过早，毫无疑问盟军部队根本就没有越过荷兰边境。亲王与首相分析原因，英军为什么按兵不动？从他们收到的地下抵抗组织电报来看，荷兰的形势肯定是很明朗的。

伯恩哈德迷惑不解，他没有受过多少军事训练，只能倚仗他的顾问们。[4]如果德国人仍然处于混乱之中，就像他的抵抗组织领导人所认为的那样，“由几辆坦克进行一次突击”就能“在几个小时内”解放国家——那么英国人为什么不继续前进呢？也许是因为蒙哥马利不相信荷兰抵抗力量的报告，认为他们外行或者不可靠？伯恩哈德找不出别的解释。否则，为什么英国人并没有马上越过边境，而是一再犹豫呢？他与他的大臣们、美国的巡回大使安东尼·比德尔，以及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中将保持着联系，并由此意识到部队的推进是如此顺利，以至于形势几乎每个小时都在发生变化。尽管如此，伯恩哈德还是想得到第一手信息。他做出一个决定：请求盟军最高统帅部允许他飞到比利时，尽快见到蒙哥马利本人。他对盟军高级指挥层很有信心，对蒙哥马利更是如此。即便如此，如果出了什么差错，伯恩哈德也应该知道。

伯纳德·劳·蒙哥马利元帅简朴的帐篷指挥部，就设在距离布鲁塞尔市中心几公里处的拉肯（Laeken）的花园里。他曾发出一份“仅限艾森豪威尔阅读”的个人密电，这会儿正在指挥部里不耐烦地等待回音。这份9月4日深夜发出的电报迫切要求向柏林发起一次迅猛有力的突击。现在已经是9月5日中午，这位58岁粗率精瘦的阿拉曼战役的英雄正在等候答复，为战争的未来进程而烦恼。在诺曼底登陆的2个月前他就说过：“如果我们行事妥当，不犯错误，那么我相信德国将在年内退出战争。”蒙哥马利始终坚定地认为，在盟军攻占巴黎并渡过塞纳河之前，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就已经铸成了。艾森豪威尔的“宽大正面战略”——也就是让各集团军稳步向第三帝国边境推进，然后抵达莱茵河——是在诺曼底登陆前就制定出来的，当时可能是正确的，但眼下蒙哥马利认为随着德国人突然崩溃，当初制定的方针现在已经过时了。正如蒙哥马利指出的那样，这个战略仍旧“毫不动摇”，他受到的所有军事训练都告诉他：“我们不能犯了错而不受惩罚，而且……我们将面临一场给英国人民带来沉重负担的漫长的冬季战役。”

8月17日，他曾向美军第12集团军群指挥官奥马尔·纳尔逊·布莱德雷中将提出了一个单向推进的计划，他本人的集团军群以及布莱德雷的集团军群，应该“作为一个拥有40个师的紧密团体待在一起，它将会强大到坚不可摧，这支部队应该向东北方向挺进”。蒙哥马利的第21集团军群将扫清英吉利海峡沿岸的德军，并夺取安特卫普和荷兰南部；布莱德雷的美军第12集团军群，其右翼位于阿登高地，应该朝亚琛和科隆挺进。蒙哥马利提议的攻势的基本目标“是在冬季来临之前夺取莱茵河上的桥头堡，并迅速攻占鲁尔地区”，他解释说此举肯定能结束这场战争。蒙哥马利的计划需要使用艾森豪威尔4个集团军中的3个——英军第2集团军、美军第1集团军以及加拿大第1集团军。至于第四个集团军，也就是巴顿的美军第3集团军，此刻正因其辉煌的进军而成为世界各地报纸的头条，蒙哥马利自然就给忽略了。他平静地提议，该集团军的推进应该停止。

蒙哥马利原本相信布莱德雷会响应他的提议，但大约48小时以后，他却得知后者事实上赞同由美军进行突击，也就是由巴顿朝莱茵河与美茵河畔法兰克福进军。这两个计划都被艾森豪威尔拒绝了：他不打算改变自己的战略理念，盟军最高统帅想保持足够的灵活性，以便在情况允许的时候，同时向鲁尔区和萨尔区挺进。在蒙哥马利看来，这不再是“宽大正面战略”，而是一个双重突击的计划。他感到现在每个人都“各行其是”——尤其是巴顿，他似乎被给予了高度自由。在蒙哥马利看来，艾森豪威尔决心坚持其原先的战略理念就十分清楚地揭示出，最高统帅“实际上完全不了解地面战斗的情况”。

蒙哥马利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正是基于近来令他感到愤慨的事态发展，他觉得这种发展贬低了自己的作用。9月1日，艾森豪威尔亲自接管了地面部队的总指挥权。由于最高统帅认为蒙哥马利是“阵地战的大师”，所以把诺曼底登陆当日的突击以及随后作战初期阶段的盟军地面部队的总指挥权交给了这位英国将领。这样一来，奥马尔·布莱德雷中将的美军第12集团军群也就处在了蒙哥马利的指挥之下。8月底，据美国报纸披露，布莱德雷的集团军群仍然在蒙哥马利的指挥下作战，这在美国民众中引发了一片抗议浪潮，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上将命令艾森豪威尔“立即直接指挥”所有地面部队。美军的各集团军又由美国人自己来指挥了。这个举动令蒙哥马利措手不及。他的参谋长弗朗西斯·威尔弗雷德·德甘冈（Francis Wilfred de Guingand）少将后来说：“我认为蒙哥马利……绝没有想到这个日子会来得这么快，可能他希望这个在进攻初期确立的指挥权会保留一段较长的时间。我认为，他常常忽略声望和民族感情的影响，或是美国在兵员和武器装备上愈来愈大的贡献……然而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让一位英国将领和一个英军指挥部对数量更多的美军部队无限期地保留指挥权显然是不可能的。”[5]对他的参谋们来说这可能是再清楚不过的事情，但对蒙哥马利而言则完全不同，他觉得受到了公开羞辱。[6]

蒙蒂和他的上级——大英帝国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爵士（Sir Alan Brooke），对艾森豪威尔都颇有微词，这几乎不是什么秘密，两人都认为他内心矛盾、优柔寡断。在7月28日给蒙哥马利的一封信中，布鲁克评论说，艾森豪威尔“对战争只有非常模糊的概念”。还有一次，他对最高统帅的定论是“很有个人魅力”，但“从战略角度来看，才智却非常非常有限”。蒙哥马利从来就不是一个说话吞吞吐吐的人，他“从一开始就看出，艾克简直没有干这项工作的经验”，他觉得虽然历史将会把艾森豪威尔记载为“一个非常出色的最高统帅，但作为一名战地指挥官，他却很糟糕，很糟糕”[7]。愤怒的蒙哥马利于是开始鼓吹一个“地面部队总指挥”的概念，这是一个介于各集团军群指挥官和艾森豪威尔之间的职位，他知道只有一个人能干这项工作——那就是他自己。对于这场地下宣传活动，艾森豪威尔了然于胸却不动声色。最高统帅其实同蒙哥马利一样固执，马歇尔将军给他的命令非常清楚，即便真要有一位地面部队总指挥，那也非他本人莫属。

直到8月23日以前，蒙哥马利都没有机会与艾森豪威尔讨论单向挺进的计划或者设立地面部队总指挥的想法。但在8月23日当天，最高统帅来到第21集团军群指挥部吃午餐。饭后，倔强的蒙哥马利非常冲动地坚持要与最高统帅私下会晤，他还要求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将军回避。史密斯离开了帐篷，在接下来的1个小时里，艾森豪威尔神情严肃地捺住性子，让他的下属就有关“一个稳妥而又合理的计划”的必要性给他开了个讲座。蒙哥马利要求艾森豪威尔决定“主攻方向定在哪里”，这样一来，“我们就能迅速确保获得决定性的战果”。他一再要求“单向推进”，他警告说，如果最高统帅坚持“宽大正面战略，全线齐头并进让所有人持续作战的话，那么推进将不可避免地停顿下来”。蒙哥马利警告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德国人就会赢得恢复元气的时间，战争就会贯穿整个冬天，很可能拖到1945年。如果我们把补给分摊开来，以一个宽广的正面向前推进的话，我们就将处处薄弱，毫无胜算”。在他看来，只有一个方针：“或者是让右翼停下来，用左翼进行打击，或者是让左翼停下来，用右翼进行打击。”只能有一处推进，并竭尽全力对其进行支援。

艾森豪威尔认为，蒙哥马利的建议是一个巨大的赌博，可能收获迅速而又决定性的胜利，也可能造成灾难，他不打算承受相关风险。艾森豪威尔发现自己夹在两方之间，一方是蒙哥马利，另外一方是布莱德雷和巴顿——每一方都鼓吹“重点进攻”，每一方都想担当此任。

蒙哥马利素以行动迟缓的战术而声名狼藉，即便这样的战术是成功的，此时他还要证明自己完全可以用巴顿的速度来利用形势；此刻巴顿的集团军已远远超过其他部队冲在了最前方，渡过塞纳河后正全速冲向德国边境。艾森豪威尔圆滑地对蒙哥马利解释说，不论单向推进是好是坏，他都无法阻止巴顿，无法让美军第3集团军停下来。“美国人民，”最高统帅说道，“绝不会容忍让它停下来，而舆论是能赢得战争的。”蒙哥马利激烈地提出异议。“胜利才能赢得战争，”他宣告，“要是把胜利给人民的话，他们就不会在意是谁赢得了战争。”

艾森豪威尔不为所动。他认为蒙哥马利的观点“过于狭隘”，这位陆军元帅并不“理解总体形势”，但他当时并没有这样说。艾森豪威尔向蒙哥马利解释说，他想让巴顿继续东进，这样他就可能与从南方推进的美军和法国军队相呼应。他简洁明了地表示，自己的“宽大正面战略”将会持续下去。

蒙哥马利暂时把话题转到地面部队总指挥上。“得有人替你指挥地面作战事宜。”蒙哥马利声称，艾森豪威尔应该“运筹帷幄，以便在涉及海陆空等方面的整个错综复杂的全局问题上不偏不倚”。他不再傲慢，态度转而谦恭起来。蒙哥马利说，如果这“涉及美国的舆论”，他将欣然“让布莱德雷掌控战斗，在他的麾下效劳”。

艾森豪威尔迅速拒绝了这个建议。把布莱德雷置于蒙哥马利之上，是英国人民无法接受的，反过来美国人民同样无法接受。他解释说，至于他本人的角色，他无法偏离亲自指挥战斗的计划。但是，为了寻找一些迫切问题的解决办法，他打算对蒙哥马利做出一些让步。他需要海峡的各座港口以及安特卫普，它们对盟军的整个补给问题至关重要。出于这种考虑，艾森豪威尔说暂时将优先考虑由第21集团军群向北方挺进。蒙哥马利可以使用在英格兰的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眼下这是盟军最高统帅部仅有的预备队，此外他还可以得到在其右翼推进的美军第1集团军的支持。

用布莱德雷将军的话说，蒙哥马利已经“赢得了最初的小争论”，但这个英国人还远远没有满足，他坚信艾森豪威尔已经错失了“巨大的机会”。巴顿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亦有同感——不过却是出于不同的原因。艾森豪威尔不仅以美军第3集团军（的推进速度）为代价，把补给的优先权给了蒙哥马利，还拒绝了巴顿冲向萨尔河的建议。巴顿认为这是“这场战争最重大的错误”。

在这场两人间的个性冲突和军事哲学冲突之后的2周时间里发生了很多事情，现在蒙哥马利的第21集团军群在速度上已经堪与巴顿的集团军相匹敌。到9月5日，随着他的先头部队进入安特卫普，蒙哥马利更加确信自己单向推进的概念是正确的，他决心要推翻最高统帅的决定。战争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蒙哥马利坚信德国人正濒临崩溃的边缘。

持有这种看法的人并非只有他一个，各级指挥部的情报军官几乎都在预告战争结束在即。最乐观的估计来自伦敦的盟军联合情报委员会（Joint Intelligence Committee，缩写JIC）。德国的形势已经恶化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委员会认为敌人已无力恢复元气。他们估计说，每一个迹象都表明“在德国最高统帅部控制之下的有组织抵抗，不可能持续到1944年12月1日以后，而且……还可能结束得更早一些”。盟军最高统帅部也持同样乐观的态度。8月底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情报总结宣称：“8月份的各场战役获得了成功，西线之敌遭到重创。两个半月的苦战已经令欧战结束在望。”一周之后的当下，他们认为德军“已不再是一支具有凝聚力的军队，而是若干个企图逃跑的战斗群，失去组织甚至萎靡不振，缺乏武器装备”。英国陆军部作战局那位保守的局长约翰·诺布尔·肯尼迪（John Noble Kennedy）少将[8]甚至也于9月6日提出，“如果我们以近来的速度向前推进，那么28日就应该兵临柏林城下了……”

在这个乐观预言的大合唱当中，似乎只有一个持异议的声音。美军第3集团军情报部长奥斯卡·威廉·科赫（Oscar William Koch）上校认为，敌人仍然有能力做最后的挣扎，并警告说“除非国内发生动荡或者德国国防军进行可能性微乎其微的暴动……否则德军将继续战斗，直到被消灭或者被俘”[9]。但对第3集团军热血沸腾的指挥官乔治·巴顿中将来说，手下情报军官的谨慎评估并没有什么意义。与北方的蒙哥马利一样，南方的巴顿离莱茵河只有160公里，他也坚信现在是“冒险长驱直入杀入敌人国土”结束这场战争的时候了。唯一的区别在于，究竟应该由谁来冒风险。现在这两位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为荣耀而竞相投标的指挥官为了获得那个机会而一争高下。热切的蒙哥马利把他的竞争范围缩小到了巴顿一人：一位统率整个集团军群的英国陆军元帅，正在试图赶超一位统率1个集团军的美军中将。

在前线各地，胜利的狂热严重影响了战地指挥官们。历经了惊人地横扫法国和比利时之后，不少证据都表明德国人已经满盘皆输了，人们自信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胜利的波涛继续淹没齐格弗里德防线，并波及防线后方的区域杀入德国的心脏。然而，要让敌人难以立足、陷入混乱，就要求盟军持续不断地施压。对继续施压的支持现在已经催生出了一种几乎无人意识到的危机。那种令人飘飘然的乐观主义近乎自我欺骗，因为此时此刻艾森豪威尔的大军从塞纳河畔兴奋地向前冲刺了300多公里之后，面临着巨大的车辆维护和补给难题。在6个星期几乎如入无人之境的持续进军之后，还没有什么人注意到前进的势头突然消失了。当第一批坦克开到德国的大门口，在一些地方开始试探“西墙”防线之时，推进速度开始放慢。盟军的追击结束了，被自己的成功扼杀了。

减缓盟军推进速度的主要问题是缺乏港口。其实补给品并不短缺，但补给物资的储备点却在诺曼底，仍然需要通过海滩运上欧洲大陆，或是通过唯一可用的瑟堡（Cherbourg）港登陆——港口位于先头部队后方大约725公里处。从如此遥远的后方为4个全速追击的庞大集团军提供补给物资是一个噩梦般的任务，缺乏运输工具更是雪上加霜。铁路网要么在诺曼底登陆之前就遭到了轰炸，要么就是被法国的地下抵抗组织破坏了，修复的速度根本跟不上货运需求。而输油管道还在铺设和向前延伸之中。结果从官兵的口粮到燃料，任何物资都得通过公路向前方运送，但令人沮丧的是卡车数量却严重不足。

追击部队在日复一日地向东边挺进，为了能与巴顿齐头并进，每种车辆都被迫用于后勤服务。火炮、高射炮以及备用的坦克被从运输车上卸下留在后方，节省出来的运输车辆就可以用来运送补给物资。各师的运输连都被调走了，英国人干脆把整整1个军留在塞纳河西边，这样一来这个军的运输工具就能为快速推进的集团军其余部队所使用。由于活塞有毛病，英军有1 400辆3吨卡车无法使用，随着这个问题被发现，蒙哥马利的处境更加艰难。

现在人们做出了种种艰巨努力保证追击不停顿。一种传送带式的卡车车队——“红球快运”——向东方疾驶，卸下补给品之后又折回西边再装上补给物资，有些车队常常要疲惫地来回行驶960～1 300公里。即使所有可用的运输工具都昼夜不停地行驶，即便战场上的指挥官采取最严格的节约措施，各集团军对补给物资的需求仍然无法得到满足。由于负担超过了其能力，这个临时的补给架构已经到了崩溃边缘。

除了严峻的运输问题之外，从诺曼底开始的高速进军也确实令盟军人困马乏了。坦克、半履带车以及各种各样的车辆经历了长时间行驶后，因缺乏适当的维护保养而抛锚。不过这一切困难在汽油短缺面前都相形见绌。艾森豪威尔的各集团军每天需要100万加仑燃料，但收到的却只是这个数字的很少一部分。

后果是严重的。在比利时，当敌人从眼前逃跑的时候，美军第1集团军却原地停留了整整4天，因为它的坦克没有油了。巴顿的第3集团军领先别的集团军160公里以上，更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却不得不在默兹河[10]畔停顿了5天——他的装甲纵队把汽油用了个精光。当巴顿发现他定了40万加仑汽油，但由于优先级的关系被削减到只有32 000加仑时，不禁勃然大怒。他当即命令先头军的军长：“尽快抬起你们的屁股前进，直到你们的发动机汽油耗尽，然后下车步行，该死的！”巴顿对指挥部里的参谋们大发牢骚，说自己要“面对两个敌人——德国人和我们的最高统帅。我能够收拾德国人，却没有把握战胜蒙哥马利和艾森豪威尔”。他做出过尝试。巴顿坚信能够在几天内杀出一条路进入德国，并对布莱德雷和艾森豪威尔发出强烈呼吁。“我的士兵可以吃他们的皮带，”他怒吼道，“可是我的坦克得有汽油啊。”

在诺曼底痛打德军，突破之后对德军进行系统且迅速的打击已经造成了己方后勤方面的危机。诺曼底登陆的计划者们本来以为，敌人将会在各条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河流岸边设置防线坚持战斗，因而预测进军速度会更保守一些。他们认为，在夺取了诺曼底滩头阵地和攻占海峡的各处港口之后，应该停顿下来重组部队、囤积补给。预期的立足点将在塞纳河以西，按照预定的时间表，盟军9月4日（D日90天以后）才能进抵塞纳河。敌军的突然崩溃以及向东的仓皇逃窜令盟军的时间表成了废纸一张。谁能预见到盟军的坦克部队会于9月4日就出现在塞纳河以东320公里的地方，甚至还进入了安特卫普？艾森豪威尔的参谋们本来估计，大约要用11个月才能兵临亚琛的德国边境。现在，随着坦克纵队接近“第三帝国”，盟军把他们的进军时间表提前了差不多7个月。补给和运输系统本来是根据比这慢得多的推进速度设计出来的，现在却苦苦支撑着狂热追击所造成的压力，这简直不可思议。

尽管后勤问题形势严峻，但谁也不想承认各集团军必须尽快停止前进，或者追击已告结束。“师级以上的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后来写道，“都一门心思地认为，只要再加上几吨补给，他就能够继续向前冲去赢得这场战争……因而，每个指挥官都乞求和要求更多优先权，而不可否认的是，每个人的面前又确实都有可以迅速利用的机会，这就使得这些要求完全顺理成章了。”即便如此，最高统帅自己也受到乐观主义的感染，他相信进军势头能够维持下去，足以在德国人找到机会布防之前便攻破齐格弗里德防线，因为他在“整个前线”都看到了敌人“崩溃”的迹象。9月4日，他命令布莱德雷的“第12集团军群攻占萨尔区和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地区”，蒙哥马利的“第21集团军群攻占鲁尔区和安特卫普”。

看起来，这份公告甚至让巴顿也心满意足。现在他确信，只要有充足的补给，麾下强大的第3集团军就能够单凭自己的力量抵达萨尔工业区，然后继续一路冲到莱茵河。[11]而在全军上下空前浓厚的胜利氛围里，蒙哥马利在9月4日发出的密电中再次强调自己的观点。这一次他远远超出了8月17日的提议，甚至还远远超出了8月23日与艾森豪威尔的谈话范围。这位英军第21集团军群的指挥官坚信，德国人已经崩溃了，他不仅能够抵达鲁尔区，还能一路冲到柏林。

在发给艾森豪威尔的共有9段文字的电报中，蒙哥马利再次阐述了那些理由，他坚信进行一次“真正有力而又迅猛的突击”的时刻已经到来。有两个战略机会向盟军敞开，“一个经由鲁尔地区，另一个经由梅斯和萨尔地区”。但他又认为，由于“我们并没有足够的资源，所以无法维持两个方向上的突击”，只有其中一次有机会——那就是他的攻势。在蒙哥马利看来，在北方“经由鲁尔地区”进行的攻势，“有可能带来最好和最快的战果”。为了确保成功，蒙蒂的单向突击将需要“一切必备的给养……而且是无条件的”。他现在明显对任何其他的考虑都不耐烦了。他公开表明自己的计划和指挥水平的价值所在，相信自己就是那个能够马到功成的人，其他作战行动则仅能依靠剩余的后勤支援进行有限的推进。他提醒最高统帅这是不可能妥协的。他拒绝考虑双重攻势的可能性，因为“那将把我们的保障资源一分为二，使得哪一路攻势都不够猛烈”，结果“战争势必将旷日持久”。蒙哥马利认为，问题是“非常简单而又明了的”，而时间又“极为重要……因而需要立即做出决定”。

这位自威灵顿[12]以来最深孚众望的英军指挥官既言辞刻薄又态度专横，他执迷于自己的想法。他分析说，考虑到严峻的后勤形势，他的单向突击理论比2个星期以前更站得住脚了。蒙哥马利以他倔强的方式——而且毫不在乎对方对其电报里的措辞口吻会有什么看法——不仅仅是在向最高统帅提议、更是在口授一个行动方案，艾森豪威尔必须让别的集团军——尤其是巴顿的集团军停下来——这样所有的资源就能用来支援他这路进军。这份编号为M-160的电报结尾是蒙哥马利傲慢的一个典型例子。“如果你正往我这边来，不妨顺道来磋商此事，”他提议道，“如果你能来的话，我很乐意在明天午餐的时候见到你。不要以为我能在现阶段离开前线。”自己的结束语几近无礼，但蒙哥马利似乎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他只是为可能丧失这个彻底消灭德国人的最后机会而感到焦虑。他就像帽贝[13]一样，紧紧抱住他的单向推进计划不放，因为他确信艾森豪威尔也一定意识到了，进行最后一击的时刻已经到来。

在瑟堡半岛西部的格朗维尔（Granville），盟军最高统帅在别墅的卧室里读了蒙哥马利发来的那份编号为M-160的电报，既感到愤怒又觉得难以置信。55岁的艾森豪威尔认为，蒙哥马利的建议是“不现实”且“异想天开”的，为了单向推进的计划蒙哥马利连续3次把他纠缠得火冒三丈。艾森豪威尔本以为8月23日自己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个关乎战略的冲突，但现在蒙哥马利不仅再次鼓吹他的理论，甚至还提出要一路冲到柏林去。平时艾森豪威尔总显得冷静且很好相处，现在却发了脾气。“除了蒙哥马利以外，没有一个人会认为这是可行的！”他朝着参谋们大发雷霆道。在艾森豪威尔看来，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开放海峡的各个港口，尤其是安特卫普港。这一点为什么蒙哥马利就不能理解呢？最高统帅太清楚那些诱人的机会了，但正如他对盟军最高副统帅、英国皇家空军上将阿瑟·威廉·特德（Arthur William Tedder）爵士以及盟军最高统帅部副参谋长弗雷德里克·埃奇沃思·摩根（Frederick Edgworth Morgan）中将所说，蒙哥马利“侈谈率领一支军队进军柏林，而这支军队还得从海滩上获取绝大部分补给物资，真是异想天开”。

蒙哥马利发来的这份电报就时机而言糟得不能再糟了。最高统帅由于右膝受伤打了石膏，此刻正撑坐在床上，蒙哥马利对此却一无所知。不过，艾森豪威尔并非仅仅因为这份电报就心绪不宁。4天前的9月1日，他把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主要成员留在伦敦，自己来到欧洲大陆亲自指挥，并在格朗维尔附近的瑞卢维尔（Jullouville）设立了一个小型前进指挥部，但这还远远不够。由于各路大军运动推进惊人，艾森豪威尔滞留在距离前线超过640公里的地方——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开通电话或者电传设施，除了依靠无线电和原始的传令兵系统之外，他无法与战地指挥官们进行实时交流。除了这些战术上的不适外，他的身体也略有不适，那是他对主要指挥官们进行一次例行飞行视察之后受的伤。9月2日，他在巴黎西南厄尔（Eure）河左岸的沙特尔（Chartres）与美军高级将领们开会，回去的时候遭遇了暴风雨，由于能见度太低，艾森豪威尔的飞机未能在统帅部的简易机场上降落，而是在别墅附近的海滩上迫降——安全降落。不过，在尽力帮助飞行员把飞机拖离水边的时候，艾森豪威尔右膝严重扭伤。如此一来，这位最高统帅就在战争的关键时刻动弹不得了——他本想亲自指挥地面战斗，从而在战局剧变之时能做出迅速决断，但这一切在短期内都化为泡影了。

尽管蒙哥马利——或布莱德雷和巴顿——可能感到艾森豪威尔“完全不了解地面战斗的情况”，但除了距离前线较远以外，最高统帅不仅清晰地洞察着战斗，更牢牢把握着前线的态势。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部由优秀的英美参谋军官组成，他们共同协作，其对每日战场态势的认知比他的将领们意识到的要多得多。虽然他期望战地指挥官们能够体现出主动性和胆魄，但只有最高统帅和他的参谋们才能够纵观全局并做出相应的决定。说实话，在眼下的过渡阶段虽然艾森豪威尔正在亲自指挥，但似乎又缺乏一个明确的方向，而在某种程度上这又是由于最高统帅这个职务的复杂性所致。联合指挥绝非易事，艾森豪威尔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并且不折不扣地执行着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The Combined Chiefs of Staff）的计划，才使得整个系统保持着运转。为了盟国间和睦相处，艾森豪威尔可以对战略进行调整，但不会把小心谨慎的习惯抛到九霄云外，正如最高统帅后来承认，他无意让蒙哥马利“像一把匕首似的孤军朝柏林进攻”[14]。

对蒙哥马利的言行，艾森豪威尔所做的不仅仅是容忍，还一再做出让步，这往往让那些美国将领感到愤慨。然而蒙哥马利似乎“总是什么都想要，但他这辈子做任何事情都是慢慢腾腾的”[15]，艾森豪威尔说，他理解蒙哥马利的怪癖，比这个英国人自己更加理解。“听着，人们告诉过我他的童年，”艾森豪威尔回忆说，“当举行一场比赛，比赛的一方是伊顿公学和哈罗公学[16]，而另一方是一些不入流的学校时，有些加入团队的少年就会有点自惭形秽。这个人穷其一生都在试图证明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不管怎么说，这位英国陆军元帅的观点清楚地体现出了他的英国上司关于盟军应该如何作战的理念。

尽管是可以理解的，但蒙哥马利在提出这种观点时所表现出来的傲慢，却总让美军指挥官们感到不舒服。艾森豪威尔是最高统帅，又得到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充分授权，他首要关心的是把盟军团结在一起，迅速赢得战争。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一些参谋，包括许多英国人在内，都认为蒙哥马利令人难以忍受，对他的看法如出一辙。尽管如此，除了在私下里同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议论之外，艾森豪威尔却从未公开评论过他。事实上，最高统帅对蒙哥马利的积怨比任何人所知道的都要深得多。艾森豪威尔觉得这位陆军元帅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完全以自我为中心”，自以为他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是完美的……一生中从未犯过错误”。现在艾森豪威尔并不打算让他犯下一个错误。“拆掉在瑟堡的美国人这堵东墙，”他告诉特德，“肯定补不上要赶往柏林的英国人这堵西墙。”

话虽如此，但与英国人最喜爱的将领之间越来越大的分歧，仍然让艾森豪威尔深感不安。最高统帅决定，在之后的几天内与蒙哥马利会晤，力图澄清他所认为的误解。他将再次尝试详细地解释自己的战略，希望能与蒙哥马利达成共识，无论这个共识会有多么勉强。会晤之前的这段时间里，他对一件事情做了明确表态，那就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蒙哥马利的单向推进计划以及进军柏林的申请。9月5日晚，他在给蒙哥马利的密电中说道：“虽然我同意你提出的关于向柏林全力突击的构想，但我并不认为现在就应该开始，更无法苟同为此要摒弃其他所有的作战行动。”最高统帅认为，“西线的德军主力正遭受毁灭性打击”，应该乘胜“迅速突破齐格弗里德防线，在宽大正面上渡过莱茵河，然后攻下萨尔和鲁尔地区。我打算尽快付诸行动”。艾森豪威尔认为，这些步骤将“夺取德国的主要工业区，并在很大程度上摧毁其进行战争的大部分潜力”。艾森豪威尔表示开放勒阿弗尔（Le Havre）港和安特卫普港是绝对有必要的，只有这样做才能让随后深入德国的“强力突击”顺利进行。但是眼下，艾森豪威尔强调，“不论怎样分配我们目前的物资给养，都无法支持挺进柏林”。

36个小时后，蒙哥马利才收到了艾森豪威尔的决定，而且只收到了电报的后半部分。后面的两节电文蒙哥马利是在9月7日上午9点收到的，开头的两节电文直到9月9日上午10点15分才收到，那时又过了48个小时了。蒙哥马利认为，艾森豪威尔的电报再次证实，最高统帅“脱离战斗太远了”。

蒙哥马利收到的电报的第一节（整篇电文的第三节）就足以清晰地表明，艾森豪威尔拒绝了他的计划，因为该片段中有这么一句话：“不论怎样分配我们目前的物资给养，都无法支持挺进柏林。”蒙哥马利立即发出一封电报，表示强烈反对。

随着追击速度的放缓，蒙哥马利最担心的事情正在变成现实：德国人的抵抗正变得日益顽强。蒙哥马利的电报特别强调了补给短缺，在电报中他声称只得到了自己所要求的一半，因而“不能长此以往”。他拒绝将注意力从直取柏林的计划上转移开，而对于艾森豪威尔有关“开放安特卫普港的极端必要性”的关切，他甚至连提都没提，反而强调说：“一旦我可以启用加来海峡的港口，我要求增加2 500辆3吨卡车，外加平均每天约1 000吨最低限度的空运物资，以便让我进军鲁尔区，并最终攻克柏林。”由于这些内容全都“非常难以说清楚”，陆军元帅“不知道能否”请艾森豪威尔移驾前来一谈。他坚信不疑地认为最高统帅的决定是一个严重错误，并确信自己的计划能够奏效，拒不承认艾森豪威尔的否决是决定性的，但他又无意飞往瑞卢维尔试图去让艾森豪威尔改变态度。尽管他充分意识到，让对方采纳提议的唯一希望，就是与最高统帅面对面会晤，可这样的外交手腕不符合他的作风。蒙哥马利既愤慨又激动，等待着艾森豪威尔的回复。当伯恩哈德亲王来到指挥部向他表示敬意的时候，发现这位英国陆军元帅几乎在隐居，不但焦躁而且易怒。

伯恩哈德在一小群参谋人员的陪同下，在6日晚间抵达了法国，他们还带来了3辆吉普车、亲王的锡利哈姆犬[17]马丁，以及一只装满了荷兰地下抵抗组织报告的公文包。一行人分乘3架“达科他”运输机，在2架战斗机的护航下飞到了欧洲大陆，伯恩哈德还亲自驾驶着其中的一架飞机。他们从亚眠（Amiens）机场开车前往北面80公里外的杜埃（Douai），7日一早便动身前往布鲁塞尔。在位于拉肯的指挥部里，亲王受到了霍罗克斯将军的接待，后者把他介绍给蒙哥马利的参谋们，然后将他引领到陆军元帅面前。“他的心情很糟，显然不乐意见到我，”伯恩哈德回忆道，“他心事重重，而且可以理解的是，王室成员在他的地盘出现，是一种他难以轻易免除的责任。”

蒙哥马利以这次战争中最伟大的英国军人而闻名于世，用伯恩哈德的话来说，这样的名气使他成了“几百万英国人心目中的偶像”。33岁的亲王对蒙哥马利心怀敬畏。与艾森豪威尔的无拘无束、近乎轻松随意的态度不同，蒙哥马利的举止让伯恩哈德难以轻松地与他交谈。从一开始，蒙哥马利就言辞刻薄且口无遮拦，他向伯恩哈德清楚地表明，后者在他的地盘上出现令他“担忧”。他既不婉言圆通，也不解释，就这么直言不讳地告诉亲王，要访问那支荷兰部队——隶属于英军第2集团军的伊雷妮（Irene）公主旅驻扎在迪斯特（Diest）附近的旅部是不明智的，那儿离前线还不到16公里。作为荷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的伯恩哈德迫切地想访问迪斯特，遭到拒绝后并没有立即对此做出回答，相反，他开始讨论荷兰抵抗力量的报告。蒙哥马利无视他的讨论，又把话题扯了回去。他告诉亲王：“您不能住在迪斯特，我不会批准的。”伯恩哈德被惹恼了，他不得不指出，他是“直接在艾森豪威尔的领导下供职，而不是在陆军元帅的指挥之下”。这样一来，根据伯恩哈德对这次会晤的记忆，从一开始“无论对错与否，我们就搞砸了”。（事实上，后来艾森豪威尔支持蒙哥马利有关迪斯特的做法，不过他也确实说过，伯恩哈德可以待在“靠近第21集团军群指挥部的布鲁塞尔，那里可能需要您”。[18]）

伯恩哈德继续回顾地下抵抗组织的报告中所反映的荷兰形势，蒙哥马利被告知德国人从9月2日就开始撤退，而且部队瓦解了，亲王还跟他提了抵抗组织的构成。伯恩哈德表示，据他所知这些报告是准确的。但这位亲王后来却回忆道，蒙哥马利对他的报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我不认为您的抵抗组织人员对我们会有多大用处，因此我认为这一切完全没有必要。”陆军元帅的率直令伯恩哈德着实大吃一惊，他“开始意识到，蒙哥马利显然不相信我在荷兰的特工人员提供的任何情报。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我几乎无法责怪他，我估计他在进军过程中从法国和比利时的抵抗力量那里得到的错误情报，让他已经有点腻烦了。但是，在眼前的这件事情上，我了解牵涉其中的荷兰抵抗组织，了解那些抵抗组织的负责人，而且我知道这些情报确实是正确的”，因而他坚持自己的看法。伯恩哈德让陆军元帅看电报文档，引用了一份又一份报告中的话，并提出了一个问题：“有鉴于此，您为什么不立即发动进攻呢？”

“我们不能就靠这些报告。”蒙哥马利告诉他，“恰恰由于荷兰抵抗组织声称德国人从9月2日就开始撤退，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仍然在撤退。”伯恩哈德不得不承认，（德军的）撤退速度“正在放缓”，而且还有“重组的迹象”，不过在他看来，仍然有充分理由立即发动进攻。

蒙哥马利不为所动。“无论如何，”他说道，“尽管我非常想发动进攻解放荷兰，但由于补给短缺的问题，我无法这么做。我们缺少弹药，坦克缺乏燃料，如果我们真发动进攻的话，那些坦克就可能会陷入困境。”伯恩哈德深感震惊，他从英国的盟军最高统帅部以及他自己的顾问那里得到的情报都让他确信，荷兰的解放也就是几天内的事情。“自然，我想当然地认为蒙哥马利作为战地指挥官，对形势的了解肯定强过其他任何人，”伯恩哈德后来说道，“然而我们绝对了解德国人的每一个细微之处——部队兵力、坦克和装甲车数量、高射炮阵地——而且我知道，除了在最前沿阵地的抵抗之外，后方并没有什么兵力。我忧心忡忡，因为我知道德国人的力量与日俱增，我无法说服蒙哥马利。实际上，我所说的每一句话似乎都无关紧要。”

然后蒙哥马利非同寻常地披露：“我和您一样都急切地想要解放荷兰，但我们打算采用另一种甚至是更好的方式来解放荷兰。”他顿了顿，想了一会儿，然后近乎勉强地说道：“我正计划在我的部队前方进行一次空降行动。”伯恩哈德大吃一惊，脑海里立即产生了若干个问题。计划在哪个地区空降？空降行动将在何时进行？目前的进展如何？然而他却忍住了没有提问。因为蒙哥马利的态度表明，他不会再透露什么内容了。行动明显处在计划阶段，亲王得出的印象是，只有陆军元帅和他的几个参谋知道这项计划。虽然没有被告知更多细节，现在伯恩哈德却心怀期冀，尽管蒙哥马利原先谈到补给欠缺，但荷兰的解放仍然就在眼前。他必须有耐心，必须等待。蒙哥马利的名望是令人敬畏的，伯恩哈德既信任他的名望，也信任这个人本身。亲王又重燃希望，因为“不论蒙哥马利做什么，他都会做好的”。

艾森豪威尔还是同意了蒙哥马利的要求，定于星期日也就是9月10日会晤。他并不特别期待与蒙哥马利会谈，也对这位陆军元帅发表的不靠谱言论不抱期望，但他有兴趣了解蒙哥马利在作战行动方面的进展。然而最高统帅必须对空降计划予以全盘批准，他已经批准蒙哥马利对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行使战术指挥权，允许他制订一份涉及该部队的可行计划。他知道，起码从4日开始，蒙哥马利就一直在悄悄探讨通过一次空降行动在莱茵河上夺取桥头堡的可能性。

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成立于6个星期以前，集团军指挥官是美国人刘易斯·海德·布里尔顿（Lewis Hyde Brereton）中将，从那时起艾森豪威尔就一直在寻找能够使用这支部队的目标以及合适的机会。为此他一再催促布里尔顿和集团军的各位指挥官制订大胆且富有想象力的空降计划，要求在敌军战线背后的腹地实施大规模空降突击。各种各样的任务被提出并接受，但所有的任务又都被取消了，几乎每次都是因为进军神速的地面部队已经拿下了原计划由空降兵夺取的目标。

蒙哥马利原先的提议是让布里尔顿的空降部队在韦瑟尔（Wesel）以西夺取一座桥梁，该地刚刚越过荷—德边境线，不过当地密集的防空火力迫使陆军元帅改变了主意。接下来他选中了更西侧的荷兰境内的一处地方：位于阿纳姆的下莱茵河大桥——那里距离德军前线超过120公里。

到9月7日，这个被称为“彗星”行动的计划已经准备就绪；随后恶劣的天气加上蒙哥马利对部队遇到德军抵抗不断增强的关切，行动又被迫推迟。本来在6日或7日可能获得成功的行动，到10日的时候似乎又有风险了。艾森豪威尔也有些担心，他感到此时发动一次空降突击将意味着延误安特卫普港的开放，但最高统帅仍然对空降行动的可能性神往不已。

在这些流产的行动当中，有一些几乎是在最后时刻才被取消的，这给艾森豪威尔制造了一个大难题。每当任务即将开始的时候，那些向前线空运燃料的部队运输机就得在地面停飞待命。损失宝贵的空运补给吨位令布莱德雷和巴顿大为光火，他们宣称在持续追击的过程中，空运汽油远比执行空降任务更为重要。来自华盛顿的敦促迫使艾森豪威尔急于使用空降部队——不论是马歇尔上将，还是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亨利·哈利·阿诺德（Henry Harley Arnold）上将，都想看看布里尔顿新组建的盟军空降集团军能够发挥出什么作用——因而艾森豪威尔不想让训练有素的空降师无所事事，相反，他坚持一有机会就投入空降师。实际上，在追击速度逐渐减缓的时刻，把部队空投到莱茵河的对岸可能就是一种不错的方式。但在9月10日上午，当他飞往布鲁塞尔的时候，思绪中最为关切的问题的还是开放安特卫普这座至关重要的港口，其余的事情全都位居其次。

蒙哥马利可不会这么想，急不可耐的他正在布鲁塞尔机场等待艾森豪威尔的飞机着陆。针对这次会晤，蒙哥马利以其个性鲜明的精确性将自己的论据进行了提炼加工。他已经与英军第2集团军的迈尔斯·邓普西中将，以及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副司令、英军第1空降军军长弗雷德里克·阿瑟·蒙塔古·布朗宁（Frederick Arthur Montague Browning）中将交谈过，后者正在一边静候此次会晤的结果。邓普西担心他的部队当面的德军的抵抗愈发增强，而且情报部门的报告让他意识到新的敌军部队正在赶来，于是请求蒙哥马利放弃空降突击阿纳姆大桥的计划，相反他提议集中兵力夺取位于韦瑟尔的莱茵河大桥。邓普西断言，即使有空降部队配合行动，英军第2集团军可能也不足以单枪匹马冲到阿纳姆。他认为，最好与美军第1集团军同时朝东北方向的韦瑟尔进军。

无论如何，攻入荷兰境内现在都已经刻不容缓。英国陆军部告知蒙哥马利，德国人的第一种弹道导弹——V―2已经于9月8日落在了伦敦，据信它们的发射地点就在荷兰西部某地[19]。不管是在收到这条消息之前还是之后，反正蒙哥马利很快就改主意了。按照原先的设想，“彗星”行动只使用一个半师的兵力——英军第1空降师和波兰第1独立伞兵旅。他认为，那支部队力量太弱难以奏效，结果“彗星”行动取消了，提出了另一个更为雄心勃勃的空降行动计划。到目前为止，只有陆军元帅麾下的几名高级军官听说过此事，而且由于担心布莱德雷会对艾森豪威尔产生影响，他们煞费苦心，确保不让在英军指挥部里的美军联络官察觉到计划的蛛丝马迹。此时，布朗宁中将以及英格兰的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指挥部也像艾森豪威尔一样，对蒙哥马利的新空降计划一无所知。

由于膝部受伤，艾森豪威尔无法下飞机，会谈就在飞机上进行。和8月23日一样，蒙哥马利决定了出席会议的人选。最高统帅带来了他的副手、英国空军上将阿瑟·特德爵士，还有主管行政的副参谋长、英军中将汉弗莱·米德尔顿·盖尔（Humfrey Myddelton Gale）爵士。蒙哥马利傲慢无礼地让艾森豪威尔把盖尔排除在会谈之外，同时又坚持让他本人的行政和补给主管迈尔斯·阿瑟·格雷厄姆（Miles William Arthur Peel Graham）少将[20]留下。要是换成一位不那么好说话的上司，对蒙哥马利的这种态度很可能提出反对意见，但艾森豪威尔还是耐着性子迁就了他的要求。于是盖尔中将回避了。

蒙哥马利立即开始抨击最高统帅的“宽大正面战略”，他不断地提到艾森豪威尔上星期发来的一叠电文，强调最高统帅的前后矛盾之处，也就是说没有清楚地界定“优先”的含义。他认为自己的第21集团军群并没有得到艾森豪威尔所许诺的补给上的“优先”，而巴顿向萨尔河的突击却被允许以蒙哥马利的军队停驻为代价进行下去。艾森豪威尔平静地回答说，他从来也没有为给蒙哥马利“绝对优先权”而把别人全都排除在外的意思。蒙哥马利重申，艾森豪威尔的战略是错误的，将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只要这两个“忽动忽停而又不连贯的推进继续下去”，在他本人与巴顿之间分配补给，那么“谁也不能取得成功”。蒙哥马利说，艾森豪威尔必须在他和巴顿之间做出选择。他的语言是如此激烈放肆，以至于艾森豪威尔突然伸出手来拍着蒙哥马利的膝盖告诉他：“冷静一下，蒙蒂！你不能用这种口气同我讲话，我是你的上司。”蒙哥马利的愤怒消失了。“对不起，艾克！”他小声说道。[21]

这个非比寻常但似乎又态度真诚的道歉并没有为事情画上句号，蒙哥马利继续顽固地为他的“单项推进”据理力争，只是语气不那么尖刻了。艾森豪威尔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对那些论点表示赞同，但他自己的观点却毫不动摇，在宽大正面上的推进将继续下去。他将这样做的原因清楚地告诉了蒙哥马利。据艾森豪威尔后来回忆[22]，他当时说道：“你的提议是这样——你以为让我把你想要的补给物资全都给你，你就能直捣柏林——一路打到柏林吗？蒙蒂，你疯了。你做不到的。该死！如果你想以狭长的纵队孤军深入，你就得被迫投入一个又一个师来保护你的侧翼免受攻击。你拿下了莱茵河上的一座桥梁又能怎样？你不能长时间指望通过那一座桥来为你的突击提供补给。蒙蒂，你做不到的。”

按照艾森豪威尔的说法，蒙哥马利当时回答道：“我将妥当地给他们提供补给，只要你把我所需要的东西给我，我就能抵达柏林并结束这场战争。”

艾森豪威尔坚定地拒绝了。他强调说必须先开放安特卫普港，然后才能考虑攻入德国。蒙哥马利这时打出了他的王牌：事态的最新发展——攻击伦敦的火箭弹来自荷兰某地——使得立即进军荷兰成为必要，他完全明白这种攻势应该怎样开始。蒙哥马利提议，为了攻进德国，应该使用几乎整个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进行一次令人震惊的大规模进攻。

他的计划是“彗星”行动的放大版。蒙哥马利现在想使用3个半师——美军第82空降师和第101空降师、英军第1空降师以及波兰第1独立伞兵旅，由这些空降部队先于他的地面部队在荷兰夺取一系列桥梁，其主要目标是阿纳姆的下莱茵河大桥。蒙哥马利预计德国人会以为他将走最近的路线，朝东北方向进攻，直扑莱茵河和鲁尔区，因而他特意选择了一条北面的“后门”路线杀向帝国。空降兵的突然袭击将会为英军第2集团军的坦克部队打开一条“走廊”，坦克将全速通过被占领的桥梁直奔阿纳姆，渡过莱茵河。一旦完成这一切，蒙哥马利就能转而东进，从侧翼包抄齐格弗里德防线，冲进鲁尔地区。

这话一下子就激发了艾森豪威尔的好奇心，并让他产生了共鸣。这是一个大胆而又富有想象力的计划，恰好就属于那种他一直在为长期闲置的空降师寻找的大规模攻势。不过，最高统帅现在却身处两难境地：如果他同意发动这次进攻，那么安特卫普港的开放就得暂时拖延，给巴顿的补给也得转给他人。然而，蒙哥马利的提议能够给奄奄一息的推进带来活力，也许能够激励部队继续追击，渡过莱茵河并进入鲁尔地区。艾森豪威尔被这个计划的大胆之处吸引住了，不仅予以批准，还坚持一旦可能行动就付诸实施[23]。

然而最高统帅又强调说，这是一次“有限进攻”。他向蒙哥马利强调，他认为此次空降部队与地面部队的联合行动“只不过是向莱茵河和鲁尔区北进的延伸”。根据艾森豪威尔对这次交谈的记忆，他对蒙哥马利说：“我告诉你我要做什么，蒙蒂。为了让你渡过莱茵河，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因为我想要一个桥头堡……不过我们得先渡过莱茵河，然后才能谈别的事情。”蒙哥马利继续争辩，但艾森豪威尔就是不为所动。垂头丧气的蒙哥马利不得不接受这个所谓的“折中办法”，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艾森豪威尔离开之后，蒙哥马利便在一张地图上为布朗宁中将概述了这个行动。举止得体的布朗宁是英军中鼓吹空降作战的先驱者之一，他注意到此次行动要求伞兵和机降部队夺取一系列桥梁——其中包括横跨马斯河、瓦尔河和下莱茵河这几条大河的5座桥梁——位于荷兰边境与阿纳姆之间，跨度达103公里。除此之外，他们还要负责保持这条“走廊”的畅通——在大多数地方只有一条公路通向北方——而英军装甲部队将在这条“走廊”上长驱直入。装甲部队的长途奔袭要想获得成功，那些桥梁就得全部完好无损地夺下来。危险性显而易见，但空降部队长期接受的训练恰恰就是进行这种突然袭击。尽管如此，布朗宁还是心中不安，他指着最北边的阿纳姆的下莱茵河大桥问道：“装甲部队到我们这里需要多少时间？”蒙哥马利轻快地回答道：“2天。”布朗宁仍然专心致志地看着地图，说道：“我们能够坚守4天。”随后他又说道：“不过，长官，我认为我们可能要前往一座过于遥远的桥了。”

蒙哥马利下令，那个尚处于萌芽中的概念（此后它将拥有“市场—花园”的行动代号——“市场”指的是空降突击，“花园”代表的是装甲部队的地面突击）要以最快的速度成形完善。他告诉布朗宁，他坚持进攻必须在几天之内发动，否则就错失良机了。蒙哥马利问布朗宁：“需要多久才能准备就绪？”此时此刻布朗宁只能硬着头皮说：“行动预期最早于15日或者16日开始。”[24]

布朗宁承受着数天内为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做好准备的重压，立即带着蒙哥马利的计划大纲飞回英国。布朗宁的穆尔公园高尔夫球场基地位于伦敦郊外的里克曼斯沃思（Rickmansworth）附近，他一着陆便给32公里外的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指挥部打电话，通知了集团军指挥官布里尔顿中将以及参谋长弗洛伊德·拉维纽斯·帕克斯（Floyd Lavinius Parks）准将。时间是下午2点30分，帕克斯注意到，布朗宁的电话令“‘市场’这个词在指挥部里被首次提及”。

一脸懵懂的不只是空降集团军的指挥官们。最激烈的评论来自奥马尔·布莱德雷中将，蒙哥马利的大胆计划令他印象深刻而又大吃一惊。布莱德雷后来回忆说：“倘若这位虔诚的滴酒不沾的蒙哥马利喝得酩酊大醉、摇摇晃晃地走进盟军最高统帅部，我也不会更为惊讶了……尽管我从未接受此次冒险，但坦白地说，这是这场战争中最富有想象力的冒险之一。”[25]

布莱德雷所言不虚，但蒙哥马利还是不满意。眼下他还在进一步督促盟军最高统帅，同时又恢复了其军事生涯中特有的那种谨慎和完美主义。蒙哥马利提醒艾森豪威尔，除非第21集团军群能够因为这场“被选中的攻势”获得额外的补给和运输工具，否则“市场—花园”计划无法在9月23日之前发动，甚至可能推迟到9月26日。布朗宁估计，到15日或者16日“市场”计划就可准备就绪了，但蒙哥马利关切的是地面作战部分的“花园”计划。他再次要求得到一直想要的东西：绝对的优先权，在他看来，这样才能确保行动成功。艾森豪威尔在9月12日的工作日志中写道：“蒙蒂的提议是如此简单——‘给他所有他想要的’。”艾森豪威尔担心，任何延误都可能危及“市场—花园”计划，所以也就依从了。他立即派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中将去见蒙哥马利。史密斯向陆军元帅保证，每天将给他1 000吨额外的补给物资，此外还向蒙哥马利许诺，巴顿向萨尔河的突击将会停止。陆军元帅喜出望外，正如他所言，这是一个“令人惊喜的”回应。蒙哥马利相信，他终于把最高统帅争取了过来，使他接受了自己的观点。

尽管蒙哥马利部队当面的德军抵抗已经强硬了起来，但他仍然认为，在荷兰的德军战线坚硬的外壳后面并没有多少力量。盟军的情报证实了他的估计。艾森豪威尔的统帅部报告说，德军在荷兰“几乎没有步兵预备队”，而且连那些为数甚少的预备队也被判定是“战力很弱的部队”。据说敌军“在长时间的匆忙撤退之后，仍然一片混乱……该地区虽然可能有数量众多的小股德军”，但他们几乎没有能力进行任何有组织的抵抗。蒙哥马利现在相信，他能够迅速突破德军的防御，此后他一旦渡过莱茵河朝鲁尔区推进，艾森豪威尔就没法阻止他进攻了。蒙哥马利分析，最高统帅不会有多少选择，只能让他继续朝柏林挺进——从而结束这场战争，按照蒙哥马利的说法就是“迅速而又顺理成章地”结束这场战争。蒙哥马利充满自信地把9月17日（星期日）定为“市场—花园”行动的D日（进攻发起日），他制订的这项绝妙的计划将会成为这场战争中规模最大的空降行动。

对于“市场—花园”行动，并非每个人都像蒙哥马利一样有把握，起码他手下的一名高级军官就有理由表示担忧。与陆军元帅不同，英军第2集团军指挥官迈尔斯·邓普西中将并没有对荷兰抵抗力量报告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他的情报参谋依据这些报告勾勒出了一幅画面，表明德军在艾恩德霍芬和阿纳姆之间的兵力在迅速增加，这里恰恰是计划中的空投地区。甚至还有一份荷兰人的报告说，“遭到重创的装甲部队已经被派往荷兰重整”，部队驻地据说也是“市场—花园”计划所涉及的地区。邓普西又把这个消息发给了布朗宁的英军第1空降军，但并没有得到蒙哥马利或参谋们的认可，这个令人不安的消息甚至没有被写入情报总结。实际上，在第21集团军群指挥部弥漫的乐观主义氛围中，这份报告完全被忽视了。

[1] 现有资料表明，英军第11装甲师当时只顺利拿下了安特卫普城区，德军守备部队约有半数撤到了阿尔贝特运河北岸，而且负责港区守备的德军并没有马上投降，而是仍在顽抗，并在9月4日深夜打退了英军第159步兵旅抢占港口水门的行动。

[2] 著名英国历史学家、已故的B. H.利德尔·哈特在其《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写道：“这是一个多重的失误——从蒙哥马利到以下4位指挥官的失误。”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B.麦克唐纳在《巨大的努力》一书中，同意利德尔·哈特的看法，他把这个失败称为“二战中最大的战术错误之一”。有关为安特卫普所付出的代价，最精彩也最详尽的论述毫无疑问当属R. W.汤普森的《85天》一书，我同意他的看法，即丧失机会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疲惫不堪”。他写道，第11装甲师的官兵“坐在、站在或者躺在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睡觉，全无表情，完全是精疲力竭了”。如果我们接受他的理论，那么罗伯茨的第11装甲师是否能够以同样的气势继续推进就十分可疑了。尽管如此，汤普森还是认为，“倘若有一个指挥官随时关注着这场战斗，每天每小时都在关注，而且指挥灵活，富有远见的话”，那么安特卫普及其至关重要的入海口就可能被轻易夺取。——原注

[3] 在其回忆录中，霍罗克斯非常坦率地做了解释。“我的解释是，我的眼睛完全瞄着莱茵河，别的一切似乎都是次要的。我从来也没有想到，斯海尔德河会被布雷，而且在这个水道被清理干净、两岸的德军被肃清以前，我们是不能使用安特卫普的……毫无疑问，要是拿破仑的话，他是会意识到这些事情的，但我霍罗克斯却没有意识到。”他也欣然承认，在他的面前没有什么抵抗，“我们的每辆军车仍然有可行驶160公里的汽油，而且可以得到另外一天的补给”。那会是“相当大的风险”，不过“我认为，倘若我们冒这个险并直接继续前进，而不是在布鲁塞尔停顿下来的话，欧战的整个进程就可能改变”。——原注

[4] 这位年轻的亲王尽管被女王任命为荷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但在接受本书作者采访的时候，提及他的军事背景时却非常坦率。他告诉我：“除了战前在（荷兰的）军事学院上了一门课之外，我没有战术上的经验。我又在英国继续学了各门课程，但我的大部分军事知识是通过实践学来的，那就是通过阅读并与我的军官们讨论。然而，我从来也不认为我有足够的经验，能够做出战术上的决定。我依靠我的参谋们，他们非常称职。”伯恩哈德非常认真地对待他的工作。他仔细地保存着1944年的个人日记，大方地提供给我使用。在他的日记里，他用非常小的字记录下了每一步行动，从打来的电话到军事会议以及正式的聚会，几乎每分钟的活动都记录下来。根据他本人的记录，我估计在这个阶段他平均每天工作约16个小时。——原注

[5] 见弗朗西斯·德甘冈少将的《战争中的将军们》一书，第100—101页。——原注

[6] 在丘吉尔的强烈要求下，英国国王乔治六世于9月1日晋升蒙哥马利为陆军元帅，这让蒙哥马利和同他一样被激怒了的英国公众多少得到了点儿抚慰。——原注

[7] 见本书作者对蒙哥马利元帅的采访。——原注

[8] 相关资料显示，他在1943年10月25日起已经转任帝国总参谋长助理了。

[9] 欲更详尽地了解盟军情报部门的估计，请见福里斯特·C.波格博士的《最高统帅部》一书，第244—245页。——原注

[10] 默兹河（Meuse River），源出法国东北部，流经比利时，在荷兰西南部注入北海。其在法国与比利时境内的河段叫默兹河，下游在荷兰境内的河段叫马斯河（Maas River）。

[11] 巴顿每周一次的记者招待会始终是有新闻价值的，但令人难忘的却是这位将军未被记载下来的话，他的词汇丰富多彩，但这些话无论如何也不能见诸报端。我作为伦敦《每日电讯报》的记者，出席了9月第一周的记者招待会，当时他以自己典型的方式，阐述了他对付德国人的计划。巴顿扯着他的大嗓门，用手嘭嘭地捶着地图，向我们宣告：“在第3集团军的前面，也许有5 000个、也许有1万个纳粹杂种待在他们的混凝土工事里。现在，如果艾克不再对蒙蒂给予支持，而把那些补给物资给我的话，那么我就能像鹅拉屎一样突破齐格弗里德防线。”——原注

[12] 第一代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Arthur Wellesley，1st Duke of Wellington，1769—1852），英国陆军元帅，以在滑铁卢战役中联同布吕歇尔击败拿破仑而闻名，后来曾两次担任英国首相，自1827年起终身担任英国陆军总司令。

[13] 帽贝（limpet），一种海洋贝类动物，体扁平，多附着在海边岩石上。

[14] 为蒙哥马利说句公道话，必须指出，他本人从来没有使用过“像一把匕首似的孤军朝柏林进攻”一语。他的想法是把40个师一起投入朝柏林的进攻——这当然不是匕首似的挺进——但这话却被当成他说的了。在我看来，在以后举行的许多次战略会议上，这句话影响了他在盟国最高统帅部内（想要达成）的目的。——原注

[15] 这是对本书作者说的话。在一次录音采访中，艾森豪威尔总统几乎为我再现了他在与蒙哥马利进行激烈争论时的情感。我告诉他我已经采访了这位陆军元帅的时候，艾森豪威尔打断我的话，说道：“你不用告诉我他对你说了些什么——他说我对战争一无所知——对吧？注意，我所感兴趣的只是把这件事情真实而又合乎逻辑地记下来，因为任何一位历史学家都必须做出推断……就我个人来说，我认为我不会过于看重将军们的记忆，包括我的记忆。因为记忆是一件不太可靠的事情……该死的，我不知道你在英国听到了什么，但英国人却从来也不了解美国的指挥体系……那个该死的事情（二战）结束以后……我从未听见英国人唱过什么该死的赞歌。而且你现在也不会听到，尤其是不会听到像蒙哥马利这样的人唱赞歌……他的同事们——他们说的关于他的话，我做梦也不想重复……即使他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军人而名垂青史，我也不会在乎。他并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军人，但如果他就那样名垂青史的话，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他人身攻击得非常厉害，认为美国人，尤其是我与这场战争没有很大关系，我最终干脆不再与他交流……我正好毫无兴趣与一个恰恰不能说实话的人进行交流。”本书作者敦促读者记住，在战争期间，艾森豪威尔这位最高统帅从未公开谈论过蒙哥马利元帅，他在这里所表达出来的见解是首次披露。——原注

[16] 伊顿公学和哈罗公学都是英国著名的贵族学校。

[17] 锡利哈姆犬（Sealyham terrier），英国威尔士的锡利哈姆庄园培育的小猎犬。

[18] 见波格的《最高统帅部》，第280页。——原注

[19] 据蒙哥马利回忆录记载是在鹿特丹或者阿姆斯特丹附近。

[20] 此处原文有误，写的是中将，但格雷厄姆的最终军衔只是少将。

[21] 在蒙哥马利的回忆录中，提到这次会议的时候说，“我们谈得很好”。但他又确实说明，在进行战略争论的这些日子里，“可能我在敦促他接受我的计划的时候，走得稍微远了一些，而又没有充分考虑到他所承担的沉重的政治负担……在回顾所有这一切的时候，我经常纳闷，我是否是在充分理会了艾森豪威尔的看法之后再批驳他的看法。我认为我是这样做的……不管怎么说，我一直惊叹于他的耐性和宽容”。——原注

[22] 接下来的引文是艾森豪威尔对本书作者说的原话。——原注

[23] 按照斯蒂芬·E.安布罗斯（Stephen E. Ambrose）在其《盟军最高统帅》一书中的说法，艾森豪威尔告诉安布罗斯道：“我不仅批准了……我还坚决要求实施。我们需要的是莱茵河上的桥头堡，如果这一点能够完成的话，我就非常愿意为其他任何军事行动提供后勤保障……”见该书第518页的脚注。——原注

[24] 见《第一次计划会议的会议记录》，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作战档案，第1014—1017号。——原注

[25] 见奥马尔·N.布莱德雷上将，《一个军人的故事》，第416页。布莱德雷还说：“我事先并没有介入这个计划。事实上，蒙哥马利先是制订了这个计划，又兜售给了艾克，过了几天，我才从在第21集团军群里的我们自己的联络官那里得知这个计划。”——原注

7

老元帅冯·伦德施泰特为了拯救冯·灿根上将被围困在加来海峡的第15集团军余部而进行的豪赌，正在得到回报。自9月6日以来，由2艘老掉牙的荷兰货船、几条莱茵河上的驳船以及一些小船和木筏匆匆组成的船队，一直在夜幕的掩护下往来于4.8公里宽的斯海尔德河河口两岸，把士兵、火炮、车辆甚至马匹运载过去。

尽管在瓦尔赫伦岛上有强大的岸炮掩护，使部队免遭来自海上的攻击，但令德国人感到吃惊的是盟军海军并没有试图干预。瓦尔特·波佩（Walter Poppe）中将[1]原以为运送自己损兵折将的第59步兵师的船队会“在水面上被炸飞”。在他看来，从布雷斯肯斯到弗利辛恩之间的1小时行程，“搭乘被黑暗完全笼罩的船只，毫无还手之力地暴露在险境之中，是最不愉快的经历”。德国人猜测，盟军完全低估了这场撤退的规模。当然了，盟军对此肯定还是知晓的。因为不论是冯·伦德施泰特，还是B集团军群指挥官瓦尔特·莫德尔元帅，由于极度渴望迅速得到增援，所以在昼间也尝试撤出部队，结果盟军战斗机群立即就对这些小船队进行了攻击。无论多么令人不快，隐身于黑暗之中还是要安全得多。

这段行程最危险的部分在斯海尔德河北岸。由于不断受到盟军空袭的威胁，冯·灿根的部队只能沿一条从瓦尔赫伦岛向东穿过南贝弗兰半岛的主干道前行，然后缓缓进入荷兰大陆。这条转移路线的一段位于与大陆相接的狭窄地带上，距离安特卫普以及阿尔贝特运河上的英军战线只有几公里远。令人费解的是，英国人甚至都没有认真地尝试向北进攻，切断这道地峡的根部来触发陷阱，德军的转移路线仍然畅通。尽管不断遭到盟军空袭，但冯·灿根的第15集团军最终将抵达荷兰大陆——而且是在蒙哥马利“市场—花园”行动开始前的最关键时刻。

第15集团军与其说是被有计划地救了出来。还不如说是被运气救了出来。与此同时运气的对立面出现了：那就是命运，意想不到、无法预测的命运也无情介入了。在大约130公里外，威廉·比特里希副总指挥那精锐的久经沙场的党卫军第2装甲军抵达了阿纳姆附近的新驻地，即便这支装甲部队此前遭到了重创。按照莫德尔元帅9月4日发出的指示，比特里希逐渐把党卫军第9和第10装甲师从战斗中抽调出来，以便“重新装备和休整”。莫德尔选择了阿纳姆地区，这2个虽然减员但实力犹存的师在阿纳姆城北边、东边和南边成扇形展开。比特里希把党卫军第9装甲师安排在阿纳姆北边和东北的一个巨大的长方形防区内，在那里该师的大部分官兵和车辆处在高地上，很方便地隐蔽在林木茂密的国家公园里面。党卫军第10装甲师则在阿纳姆东北、东部和东南部的半圆型区域内扎营。这样一来，这2个师经过伪装之后都隐蔽在了附近的森林、村庄和城镇中——包括贝克贝亨（Beekbergen）、阿珀尔多伦、聚特芬、吕洛（Ruurlo）以及杜廷赫姆（Doetinchem）——都在可对阿纳姆进行打击的距离之内，有些部队距离阿纳姆城郊不到3公里。比特里希后来回忆说：“莫德尔选择阿纳姆附近并没有特别的意思——无非是那里平静祥和，平安无事。”

这个偏僻、闭塞的地方对盟军具有战略价值的可能性显然被忽视了。9月11日上午，莫德尔的一个参谋小组被派遣出去，要为B集团军群指挥部寻找一个新驻地——就在阿纳姆。

35岁的古斯塔夫·泽德尔豪泽（Gustav Sedelhauser）中尉是莫德尔的行政副官，负责莫德尔指挥部的行政和运输事务。他后来回忆道：“我们拜访了分别位于贝克贝亨和吕洛的党卫军第9和第10装甲师师部，以及比特里希将军位于杜廷赫姆的军部，然后又仔细检查了阿纳姆城。那里拥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良好的道路网和极好的食宿条件。但直到我们开车向西，到远郊的奥斯特贝克地区时，才找到了我们正在寻找的东西。”在离阿纳姆市中心只有4公里的富裕小镇上有几家旅馆，其中包括雅致、雪白的哈尔滕施泰因（Hartenstein）旅馆。旅馆内有一片宽广的月牙形草坪，向后延伸到一个公园似的地方，有小鹿漫步其中；还有一家树木成荫、规模略小的双层旅馆，即塔费尔贝格（Tafelberg）旅馆，拥有玻璃走廊和护墙板的房间。泽德尔豪泽后来回忆，由于这些设施令人称羡，“住宿膳食尤甚”，所以一行人立即向参谋长汉斯·克雷布斯（Hans Krebs）步兵上将[2]推荐奥斯特贝克，说该地是“B集团军群指挥部的理想驻地”。莫德尔批准了这个决定，他让参谋部的一部分人员住在哈尔滕施泰因旅馆，而他本人则住在更为僻静、不那么奢华的塔费尔贝格旅馆。泽德尔豪泽中尉大喜过望，自他任职以来，指挥部从未在一个地方多待过几天，现在他“期望着能安静下来，有机会把衣服洗一洗”。莫德尔指示，到9月15日，B集团军群指挥部要在奥斯特贝克完全运转起来。这里距离那片广袤的荒地和牧场约4.8公里远，而英军第1空降师定于9月17日在该地空降。

[1] 此处原文是少将，但波佩已于1943年1月1日晋升中将。

[2] 此处原文是中将，但克雷布斯已经于1944年8月1日晋升步兵上将。

第2部
计划

Part Two
THE PLAN

1

9月10号日暮时分，就在布朗宁将军与蒙哥马利元帅的会谈结束数小时之后，刘易斯·布里尔顿中将召开了“市场”行动的第一次基本规划会议。他的指挥部位于森宁希尔（Sunninghill）公园，附近就是上流社会使用的阿斯科特赛马场，距离伦敦56公里。27名高级军官挤进了布里尔顿摆放着成排地图的大办公室里。布朗宁简要介绍了蒙哥马利的计划之后，布里尔顿告诉军官们，由于时间紧迫，“现在做出的重大决定将无可更改——而且这些决定还必须立即做出”。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任务，没有什么先例可循。以前从未有过这样的尝试——派出一支庞大的空降部队，连同车辆、火炮和装备，深入到敌军战线后方独立作战。与“市场”行动相比，以前的空降作战是小巫见大巫，即便如此，策划那些行动都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现在，为了准备这次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伞降和机降步兵行动，布里尔顿和他的计划制订者们却只有7天的时间。

布里尔顿最关切的不是最后期限，而是这次行动有可能像以前的几次行动一样被撤销。长时间闲置的空降部队急切地想参加战斗，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士气问题。他的几个训练有素的精锐空降师已经撤出战斗有几周时间了，与此同时，欧洲大陆上的地面部队却横扫法国和比利时。人们普遍感到胜利在望，战争可能在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参战之前就结束了。

将军毫不怀疑他的参谋部有能力满足这个棘手的、为期一周的“市场”行动进度表。在制订以前的空降计划时曾经有过许多次“预演”，因而他的指挥部和各师参谋班子的工作已经进入了迅捷高效的阶段。除此之外，在为“彗星”行动和其他被取消的行动所制订的计划中，有大量内容可以立即被“市场”行动采用。例如，在为流产的“彗星”行动做准备的时候，受命参加行动的英军第1空降师和波兰伞兵旅就曾对阿纳姆地区做过彻底研究。尽管如此，“市场”行动的主旨还是意味着要极大地扩充计划，而这一切都是要消耗时间的。

布里尔顿将军表面上平静自信，但参谋人员却注意到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他的桌子上有一段镶在相框内的语录，将军经常向他的参谋提及，上面写道：“一万名士兵从天而降，在还没有来得及造成极大损害之前，国君就能够把一支部队聚集起来，把他们击退，这样一位有能力用部队覆盖国土、保卫国家的国君在哪里呢？”[1]这段话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84年写的。

布里尔顿被这位18世纪的政治家兼科学家的想象力迷住了。“甚至在160年以后，”他告诉参谋们，“这个理念还是一成不变的。”不过富兰克林若是活到现在，也会为“市场”行动的复杂性和庞大规模感到眼花缭乱。为了从空中袭击荷兰，布里尔顿计划空降大约35 000人，参战的伞兵和机降步兵几乎是进攻诺曼底时的两倍。

正如布里尔顿指出的那样，“雷霆般出其不意地夺取桥梁”，然后为参加“花园”行动的英军地面部队坚守那道只有一条公路的狭窄的进军“走廊”——从他们在荷兰—比利时边境附近的出发线一直到北面103公里外的阿纳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将使用3个半空降师，其中两个是美军空降师。马克斯韦尔·达文波特·泰勒（Maxwell Davenport Taylor）少将的第101空降师，就在布赖恩·霍罗克斯中将的第30军坦克部队的前方，该师的任务是在艾恩德霍芬与费赫尔之间24公里长的路段上，夺取各条运河与河流上的桥梁。在他们北边，詹姆斯·莫里斯·加文（James Maurice Gavin）准将的经验丰富的第82空降师，将负责赫拉弗（Grave）和奈梅亨之间约16公里长的地段。他们要夺取马斯河和瓦尔河这两条大河上的桥梁，特别是要夺取位于奈梅亨的那座巨大的多孔大桥，算上引桥部分，该桥几乎有800米长。“市场—花园”行动最为重要的目标是阿纳姆及其横跨在365米宽的下莱茵河上的重要桥梁，算上水泥坡道，那座钢筋水泥筑成的三孔公路桥长约610米。夺取它的任务被安排给了英国人和波兰人——罗伯特·埃利奥特·“罗伊”·厄克特（Robert Elliott “Roy” Urquhart）少将的第1空降师，以及由他指挥的斯坦尼斯瓦夫·弗朗齐歇克·索萨博夫斯基（Stanislaw Franciszek Sosabowski）少将的波兰第1独立伞兵旅。距离参加“花园”行动的部队最远的阿纳姆就是这次行动的“奖品”。倘若没有莱茵河上的桥梁，那么蒙哥马利解放荷兰、包抄齐格弗里德防线、跃进到德国鲁尔工业区的大胆尝试就会失败。

要把大军运到480公里以外，就必须制订一个复杂精细的空降计划，要实施3项不同的军事行动：运输、护航和再补给。机群起飞需要至少24个机场，布里尔顿计划使用麾下所有可出动的滑翔机——由2 500多架滑翔机组成的庞大机群。除了运送吉普车和火炮这样的重装备之外，这些滑翔机还要运送那支35 000人的部队中的三分之一以上兵力，其余的兵力将通过伞降着陆。要检测所有的飞机，把载荷空间分配出来，把重装备和货物装载进去，还要准备好预备兵力。

滑翔机只是制订空降计划的问题之一。运送伞兵的飞机和牵引滑翔机的牵引飞机必须从为不断前进的地面部队提供补给品的正常任务中抽调出来，停飞后为“市场”行动随时待命。在进攻之前以及进攻期间，轰炸机中队的机组人员必须保持警惕，简要了解他们在“市场—花园”行动中的任务，来自英格兰各地的大批战斗机中队——1 500多架战斗机——要为空降部队护航。复杂精细的空运模式最为重要，要设计出英格兰与荷兰之间的航线，以避开敌人的猛烈防空炮火，以及同样危险的撞机事故。海空营救行动、再补给任务，甚至为欺骗敌人而在荷兰的其他地区进行的假伞兵空投也做好了计划。据估计，总共将有约5 000架各型飞机参加“市场”行动。要制订出计划并准备好规模如此庞大的机群，起码需要72小时。

在布里尔顿看来，这次会议最急迫的问题就是行动究竟应该在白天还是晚上进行。以前重大的空降行动都是在月光下进行的，但昏暗导致寻找空降区域时一片混乱，部队难以集结并产生了一系列不必要的伤亡。因而将军下令，这次宏大的空降突击将在光天化日下进行。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决定，在空降作战的历史上，这种规模的昼间空投还从未进行过。

除了希望避免混乱之外，布里尔顿还有其他理由。计划实施“市场”行动的那个星期是没有月光的，因而不可能进行大规模夜间空投。除此之外，布里尔顿之所以选择昼间进攻，还因为在这场战争中头一次出现了这样做的可行性，盟军战斗机在战场上空掌握着绝对优势的制空权，实际上德国空军连进行干扰都做不到。但德国人拥有夜间战斗机，在夜间空投的过程中，对于排成纵队缓慢飞行的运输机和滑翔机来说，那些夜间战斗机可能是灾难性的。德国的地面防空力量是另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在前往“市场”行动空投区域的航线图上布满了防空阵地，那些图是根据空中照相侦察以及轰炸机组乘员途经荷兰飞往德国时的经历绘制而成的，看上去令人生畏——特别是滑翔机，除了座舱之外并没有装甲保护，而C―47人员运输机和牵引飞机也没有自封油箱。尽管如此，布里尔顿还是认为，在突击之前和突击期间，敌人的防空阵地能够被轰炸机和战斗机的集中打击压制住。无论如何，大多数高射炮都是由雷达来引导的，因而其效率在夜晚和白天没有区别，不论什么时候，损失都是可以预料的。另外，昼间行动时，空降部队能够非常准确地在空降场空投，确保部队迅速集中到那条走廊，除非受到恶劣天气和大风干扰。“其优点，”布里尔顿对手下的指挥官们说道，“远远大于其风险。”

布里尔顿最后宣布，任命自己的副手——时年47岁的英军第1空降军军长，作风一丝不苟、绰号“男孩”的弗雷德里克·布朗宁中将负责指挥此次宏大的行动。尽管这会让马修·邦克·李奇微（Matthew Bunker Ridgway）少将[2]感到失望，但这是一个绝佳的选择，李奇微是这个空降集团军中的另一个军——第18空降军的军长。不过布朗宁曾经被推荐指挥那次流产的“彗星”行动，虽然是一次小规模行动，所投入的仅仅是英国和波兰的空降部队，但在概念上却与“市场—花园”行动类似。现在，根据蒙哥马利策划的扩充后的新计划，美国空降兵将首次接受英国空降部队指挥官的指挥。

布朗宁向聚在一起的空降兵指挥官做了乐观的总结。他以那种绘声绘色的自信语言结束了自己的讲话，一直以来，这种自信让他在部下心目中树立了英雄般的形象。他的参谋长阿瑟·戈登·沃尔克（Arthur Gordon Walch）准将记得：“布朗宁将军情绪高涨，为我们终于要出击而意兴盎然。他告诉我们，‘目标就是要在地面上铺一块空降部队的“地毯”，让我们的地面部队从上面通过’。他相信，这一行动是决定战争进程的关键所在。”

布朗宁的热情是具有感染力的。这次大型会议结束以后，又连夜开了几次小型参谋会议。散会的时候，还没有几个军官意识到，在布里尔顿和布朗宁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层次的摩擦。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成立之初，英国人对布朗宁被任命为集团军指挥官抱有很高的期望，因为他既是英国的资深空降作战权威，又是运用伞兵的先驱之一。然而，由于这个新组建的集团军里，美国人在兵员和装备上占有优势，这个令人垂涎的职位就落到了美军中将布里尔顿的手中。

论军衔级别，布朗宁比布里尔顿早6个月晋升中将，尽管这个美国人是一名杰出的战术航空兵军官，但以前从未指挥过空降部队。除此之外，两个人在个性上的差异也很巨大。布里尔顿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飞行员，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功卓著，先是在远东和中东，后来又在英国担任美军第9航空队指挥官。但他坚韧不拔、意志坚定，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热情却为一种安静、冷漠的举止所掩盖。现在，布里尔顿将以美国职业军官特有的决心和碾压性的战术去执行这项令人生畏的任务。

布朗宁是英军掷弹兵禁卫团的军官出身，也是一位完美主义者，虽然以前他从未指挥过空降军，但同样决心证明空降兵的价值。与布里尔顿形成对照的是，“男孩”布朗宁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极富魅力的人物。他举止优雅，服饰整洁得无可挑剔，浑身上下充满了一种潇洒自信的派头，但这往往被误解为傲慢——不仅美国人会这样误解，手下的部分指挥官也同样如此。虽然他性情不够稳定，有时过于急躁，但作为空降战术理论家在仰慕者中成了传奇。尽管如此，相比其他军官他还是缺乏实战经验，例如英军第6空降师师长理查德·纳尔逊·盖尔（Richard Nelson Gale）少将，经验丰富的美军指挥官加文准将和泰勒少将。而且布朗宁还需要证明，他同样拥有所有空降兵指挥官中最有经验的李奇微少将那样的管理天赋。

几天前发生的事件凸显了布里尔顿与布朗宁之间的差别。9月3日，布朗宁已经向布里尔顿申明，下达通知36小时后便试图发动一次空降突击是危险的。自诺曼底登陆以来，已有17次准备好的空降行动被取消了。布里尔顿上任不过33天便急于投入战斗，计划几乎以每周一个的速度被制订出来，却没有一个能进入实施阶段。布朗宁注意到空降计划的大批量制订，对其中的仓促和风险极其关切。“红雀Ⅰ号”行动是计划在比利时境内的英国军队前方进行空降，当这次行动于9月2日被取消的时候，布里尔顿又迅速在快速推进的军队前方找到了新的目标，提议用“红雀Ⅱ号”行动替代“红雀Ⅰ号”行动，并定于9月4日上午发动进攻。

对于这件事，布里尔顿后来回忆说：“布朗宁对‘红雀Ⅱ号’行动感到非常不安，认为行动计划中严重缺乏情报、照片，尤其是地图，结果‘男孩’声称无法向他的部队恰当地介绍情况。”布朗宁断言，空降行动“不应该试图搞临时通知”。布里尔顿对此原则上表示同意，不过他告诉自己的副手，“敌人的瓦解需要我们冒风险”。两个人意见不合的结果，就是最终布朗宁生硬地说他要提出书面抗议，几个小时后他的辞呈就递交了上来。由于“我们在观点上的尖锐分歧”，布朗宁在信中说，他再也无法“继续担任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副司令了”。布里尔顿并没有被吓倒，立即开始考虑接替布朗宁的人选，他提醒李奇微要“做好接手的准备”。当“红雀Ⅱ号”行动被取消时，这个微妙的问题也一并得到了解决。第二天，布里尔顿说服布朗宁撤回他的辞呈。

现在，他们的分歧被搁置一旁，两个人都肩负着准备“市场”行动这个艰巨复杂的任务，不论布朗宁有什么保留意见，在任务面前都是次要的了。

在最初的会议上，有一个决定布里尔顿无法做出：构成那块“地毯”的空降部队究竟应该怎样被运送到目的地。在解决这个最大的问题之前，空降部队的指挥官们无法制订出具体计划。空降部队的机动性实际上取决于运送他们的飞机的机动性，除了滑翔机之外，布里尔顿没有属于自己的运输工具。为了达成完全的突然性，理想的计划要求参加“市场”行动的三个半师应该在当日的同一个小时内被运送到空降区域。然而，此次行动的庞大规模却排除了这种可能性，不论是飞机还是滑翔机数量都不足，因此飞机必须飞行多次，其他因素还迫使他们要采取不同的航线。每个师都有不同的作战要求，例如进攻伊始运送第101空降师的飞机运载的士兵必须多于装备，这样该师才能完成分派给他们的任务——在最初的几小时内与参加“花园”行动的地面部队会合。此外，泰勒将军的部下必须迅速与在他们北边走廊上的第82空降师会合。在那里，加文将军的部队不仅必须夺取马斯河和瓦尔河上不那么好抢的桥梁，还得坚守东南方的赫鲁斯贝克（Groesbeek）高地，那里的地形能俯瞰周边的乡村，因此不能让德国人占据。布置给加文的特殊任务也带来了特殊要求，由于在会合之前第82空降师的作战时间要长于第101空降师，因而加文所需要的就不仅仅是部队，还有火炮。

在更北边的地方，厄克特少将率领的英军第1空降师面临的问题也不一样。该师要坚守阿纳姆大桥直到解围为止，要是走运的话，德军的反应会很迟缓，如此一来在敌人的援兵上来之前，地面部队就能够与这些仅配备了轻武器的英军会师。不过，在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到达之前，厄克特的士兵必须独自坚持下去。厄克特不可能派部队到南边与加文会合，因为那样会分散他的兵力，也就是说，英军第1空降师在空降“地毯”的最远端必须比其他部队坚守更长的时间。这样一来厄克特麾下的兵力将是最多的，不但得到了波兰伞兵的加强，还要再加上第52苏格兰低地步兵师。一旦简易机场在阿纳姆地区选好位置并做好准备，第52苏格兰低地步兵师就将被空运过来。

11日上午，在对可用的飞机进行了通宵忙乱的评估和分析之后，负责“市场”行动所有空运任务的美军第9部队运输机司令部司令保罗·兰登·威廉斯（Paul Langdon Williams）少将，把他的报告交给了布里尔顿。他在报告中说，滑翔机和运输机数量严重不足，即使全力以赴，在D日充其量也只能把布朗宁总兵力的一半空运进去。必不可少的物资，诸如火炮、吉普车和其他原定由滑翔机运送的重型装备，只有级别绝对优先的才能被包括进去。布里尔顿敦促航空兵指挥官们探讨在D日进行两次空运的可能性，结果发现这个建议是不现实的。“由于白昼缩短以及空运行动涉及的航程，单日进行多次空运的想法是行不通的。”威廉斯指出那太冒险了，将没有时间保养或者修理战损的飞机，而且几乎可以肯定“飞行员和机组人员的疲劳会造成伤亡”。

布里尔顿被飞机数量短缺和时间限制捆住了手脚，他做出了综合评价：需要一整天的时间拍摄荷兰桥梁和地形的航空侦察照片；必须用两天时间来准备各地区的地图并分发下去；必须将情报搜集起来进行分析；必须制订出详尽的作战计划。所有决定中最为关键之处在于布里尔顿被迫修改“市场”行动的计划，使之适用于现有的空运能力——他必须分批运送兵力，在三天的时间里把三个半师空运到他们的目的地去。风险是巨大的：德军增援部队到达“市场—花园”行动地区可能比任何人预料的都快，防空炮火可能会增强，而且天气恶劣的可能性一直存在，雾、大风、突如其来的风暴——在一年中的这个时候全都可能出现——都会导致灾难。

更糟糕的是，一旦到了地面，没有重炮或坦克支援的伞兵和机降步兵将会极其脆弱。由于霍罗克斯将军的第30军的坦克纵队使用的是一条狭窄的公路，除非布里尔顿的人夺取了那些桥梁，并让进军路线保持畅通，否则该军无法猛冲103公里到达阿纳姆或更远处。若非如此，就必须以最快的速度给空降部队解围。由于被隔绝在敌军战线后方很远的地方，补给又依赖空运，因而可以预料每过一天敌人的增援部队都会增加，被包围的空降兵充其量只能在他们的“空降场”里坚持几天。如果英军装甲部队的突进被挡住，或者推进得不够快，那么空降部队就不可避免地会被打垮和歼灭。

还有其他的事情可能出错。如果泰勒少将的“呼啸山鹰”没能夺取英军第2集团军坦克先遣队前方的桥梁，那么加文准将或厄克特少将麾下的部队能否夺取他们各自在奈梅亨和阿纳姆的目标就无关紧要了，因为他们的部队将陷于孤立。

还有一些典型的空降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各师可能在错误的地区跳伞或机降；桥梁可能在进攻刚开始的时候就被敌人摧毁；恶劣的天气可能导致飞机无法进行再补给；而且，即使所有的桥梁都被夺取了，那条走廊也可能在任何地点被切断。这些只不过是所有变数中的几个而已。计划者们在速度、大胆、精确性和突然性上下注——所有这一切全都源自一个地面和空降行动同时进行的精确计划，而这个计划又相应地把赌注押在德军的瓦解和兵力不足之上。“市场—花园”行动的每个环节都与下一个环节丝丝相扣，一着不慎，就有可能满盘皆输。

在布里尔顿看来，这样的风险必须接受，机会可能只此一次。此外，根据蒙哥马利的第21集团军群发来的敌军兵力的最新通报，空降集团军指挥部仍然觉得布里尔顿的部队将会遇到“五花八门的无组织之敌”。据估计，“在地面部队赶来为空降部队解围以前，能够集中起来的敌军机动兵力不会超过1个旅级战斗群（大约3 000人），而且坦克和火炮数量甚少”。预计“飞行和空投过程中将会危机四伏，完好无损地夺取目标桥梁与其说是一场艰苦的战斗，毋宁说是一件乘其不备浑水摸鱼的事情”。这里没有一件事情是计划者们不曾考虑到的，情报总结中最后的话几乎多余——“如果空降行动获得成功，地面部队的推进将会非常迅速”。

布朗宁中将的英军第1空降军军部里的乐观主义氛围令布赖恩·厄克特（Brian Urquhart，他与英军第1空降师师长罗伯特·厄克特少将毫无亲缘关系）少校深感不安。这位25岁的情报处长觉得自己几乎是参谋部里唯一对“市场—花园”行动持有某种怀疑的人。蒙哥马利的第21集团军群指挥部基本上每天都会发来对德军实力的乐观估计，厄克特对此并不苟同。9月12日，星期二上午，距离D日只有5天时间了，这时他对“市场—花园”行动的疑虑已经接近惊恐。

他的感觉源自邓普西将军的英军第2集团军指挥部发来的一份令人警惕的情报。邓普西的情报参谋引用了荷兰人的一份报告，警告说德军在“市场—花园”行动地区增强了兵力，并提及出现了“受到重创的装甲部队，据信将在荷兰休整”。诚然，这份情报是含糊不清的，邓普西部下的报告无法从其他途径进行确认，因此无论是蒙哥马利还是艾森豪威尔的指挥部，最新的情报总结都没有将其包括进去。厄克特无法理解这是为什么，他在军部一直都能从荷兰联络官那里收到类似令人不安的消息，他和邓普西的参谋们一样相信这些情报。厄克特少校结合自己的情报和从邓普西的指挥部收到的情报，认为有理由确信至少有两个德军装甲师所部正在阿纳姆地区的某个地方。由于证据不足，那些单位的番号无法确认，兵力状况也不得而知，而且他也说不清那些德军究竟是在那里重整，还是仅仅路过阿纳姆。然而，正如厄克特后来回忆时所说的，他“确实非常震惊”。

自“彗星”行动开始，直到其演变为“市场—花园”行动，厄克特少校的恐惧与日俱增。他对此次行动一再表达反对意见，并对“参谋部里任何一个愿意倾听的人”阐述他的异议。他“非常坦率地承认被“市场—花园”行动吓坏了，因为此次行动的命门似乎就在于德国人不会进行有效抵抗的臆断”。厄克特确信德国人正在迅速恢复元气，其荷兰境内的兵力和装备数量可能比任何人意识到的都要多。在他看来，整个计划的实质就是“依赖于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设想，即一旦各处桥梁被拿下，第30军的坦克就能在这条令人深恶痛绝的狭窄‘走廊’里长驱直入——实际上这条‘走廊’只不过是一条堤道，在上面根本无法机动——然后就能像新娘进入教堂一样进入德国。我压根儿就不相信德国人会滚过来投降”。

在计划会议上，“每个人都不顾一切地想要实施空降行动”，对此厄克特少校越来越焦虑不安。当前的形势不断被人拿来与德国人在1918年的崩溃进行比较。厄克特记得布朗宁将军也许反映了蒙哥马利的观点，还有“其他几位英军指挥官的看法，他考虑要进行另一次大规模突破”。似乎忧心忡忡的情报官身边的每个人都认为，战争到冬天就会结束，“对阿纳姆的进攻可能是空降部队投入战斗的最后机会”。在提到“市场—花园”行动的时候，大家甚至用了一个轻松的比喻——“它被描述成一次‘聚会’”——厄克特对此惊骇不已。布朗宁将军的声明尤其令他不安，前者说空降突击的目标是“在地面上铺一块空降部队的‘地毯’，让我们的地面部队从上面通过”。他认为，“这种单调的陈词滥调能产生这样的心理效果，让许多指挥官陷于被动和毫无想象力的精神状态。如此一来，对德国人抵抗的应对除了顽强勇敢之外就别无他法了”。他觉得指挥部里的气氛严重脱离现实，因而在一次计划会议上，他诘问道：“那张‘地毯’到底是由活着的空降兵构成，还是死掉的空降兵构成呢？”

他后来说：“让他们面对现实的形势是绝对不可能的，那种要在战争结束前参加战斗的渴望彻底蒙蔽了他们的双眼。”但年轻的厄克特确信，邓普西将军的警告是准确的。他认为在阿纳姆附近的确存在德军装甲部队，但他需要获得更多的证据来核实这份报告。厄克特知道，附近牛津郡的本森（Benson）驻扎着一个装备可以从空中成45度角拍照的特殊相机的喷火战斗机中队，这个中队此时正沿着荷兰海岸搜寻导弹发射场。

9月12日下午，厄克特少校要求皇家空军对阿纳姆地区进行低空侦察。为避免被发现，敌人的坦克会隐蔽在森林里或伪装网的下面，很有可能躲过高空侦察照相。厄克特的要求被批准了：将在阿纳姆地区上空进行低空飞行，而且会尽快进行照片判读。如果有坦克在那里的话，那么这些照片就能向所有相关人员证明，厄克特少校的恐惧是有道理的。

空降师的指挥官们根本没有时间去核实情报机构的原始报告，他们依赖军部或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指挥部进行最新评估。每个指挥官都明白，按照以往的经验，他们收到这些消息时已经是几天前的事情了。尽管如此，众人普遍认为宣称敌人还会进行有力抵抗的预测是没有依据的，如此一来，“市场—花园”行动所涉及的风险就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了。

一旦布里尔顿和布朗宁提出了计划纲要，确定了攻击目标和空运能力，每个指挥官就要立即制订出自己的作战计划。首先要考虑的是空投场和空降场的选择，老练的空降部队指挥官从以前的行动中得出结论，获得胜利的最好时机取决于进攻部队能够在离目标多近的地方空投。理想情况下，他们应该就落在目标上，或者通过快速冲锋就可抵达的距离内，如果要夺取桥梁的话就更应该如此。由于没有足够的运输车辆可用，因而这些地点的准确定位极其重要。

马克斯韦尔·泰勒少将非常清楚，必须选择效果最好的空投地点。在D日，虽然泰勒拥有“呼啸山鹰”师的空降兵主力，但他的工兵部队、炮兵和第101空降师的大多数运输工具却要在一两天后才能到达。泰勒研究了第101空降师将要在艾恩德霍芬和费赫尔之间坚守的“走廊”东南部分，注意到在那条24公里长的路段上，他的部队必须夺取两个主要的运河渡口，还有至少9座公路桥和铁路桥：在费赫尔，阿河和南威廉斯运河上有4座桥梁，一个重要的运河渡口；在南方8公里处的圣乌登罗德，必须拿掉下多默尔河上的1座桥梁；6.5公里外是第二个重要的运河渡口，就在索恩镇（Son，又译松镇）附近的威廉敏娜运河上；西边的小村贝斯特（Best）附近也有一座桥要控制住；再往南8公里的艾恩德霍芬，上多默尔河上的4座桥梁都得夺下来。

泰勒研究了艾恩德霍芬与费赫尔之间平坦的地形，以及该地密布的水道、堤岸、沟渠和林荫路，决定把主空降场定在目标地区的中央，就在离索恩只有2.4公里的一片树林边缘，大致在艾恩德霍芬与费赫尔中间。他打算让第502伞兵团和第506伞兵团在这里跳伞，前者奉命拿下圣乌登罗德和贝斯特的目标，后者负责夺取索恩和艾恩德霍芬的目标。第三个团，也就是第501伞兵团将在费赫尔北边和西边的两块地区跳伞，离那4座极其重要的桥梁只有几百米。对他的部下来说，在没有支援单位支持的情况下，在D日夺取它们是一项可怕的任务，但泰勒相信“要是走运的话，我们就能够成功”。

第82空降师的任务更加错综复杂。其16公里宽的作战区域要比第101空降师的战区更大。在“走廊”的中央地段，必须夺取赫拉弗的马斯河大桥——457米长的巨大的九孔桥，马斯河―瓦尔河运河上的4座较小的铁路和公路桥中，最起码要攻占一座。奈梅亨的瓦尔河大桥几乎就在这座拥有9万居民的城市中央，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目标。除非奈梅亨东南3公里处的那座能俯瞰周边的赫鲁斯贝克高地能够坚守，否则这些桥没有一座可以说是“被夺取了”。而东边是沿着德国边境绵延的巨大森林带——帝国森林（Reichswald）——德国人可能在那里集结，准备发动进攻。当加文准将向指挥部中的军官们表明自己对他们的期望时，他的参谋长罗伯特·亨利·威内克（Robert Henry Wienecke）上校提出了异议，表示“要完成所有任务，我们需要两个师”。加文的回答言简意赅：“就这样，我们要用一个师来干。”

加文对第82空降师在西西里岛和意大利的作战记忆犹新，当时他的部队四散飘离，远离空投场达56公里（该师常说的一句笑话是“我们总是使用瞎子飞行员”）。这回他决定让他的部下就近在目标上方空降。按照优先级顺序，他划分的目标是：第一，赫鲁斯贝克高地；第二，赫拉弗的大桥；第三，马斯河―瓦尔河运河上的那些桥梁；第四，奈梅亨的瓦尔河大桥。“由于敌人也许会迅速做出反应，”加文后来回忆道，“所以我决定把兵力最大的一股伞兵空投在赫鲁斯贝克高地和帝国森林之间。”他在赫鲁斯贝克附近选择了两个空降场，第一个距离高地不到2.4公里，在奈梅亨东南5～6公里处，第508伞兵团和第505伞兵团，外加师参谋部将在那里跳伞；第504伞兵团将在赫鲁斯贝克高地西边跳伞，空降场是马斯河和马斯河―瓦尔河运河之间的三角地带，此地距离赫拉弗大桥东端约1.6公里，在马斯河―瓦尔河运河的大桥西边3.2公里处，德军可能已经做好了将那座极其重要的赫拉弗大桥爆破的准备。为了确保夺取这座大桥，他又对自己的计划进行了补充，第504伞兵团的一个连将被空投到距离大桥西端数百米的地方。在敌人做出反应之前，第504伞兵团将从两端向大桥猛冲。

显然，那座巨大的奈梅亨大桥是所有目标中最重要的一个，也是整个“市场—花园”行动的关键。但是加文同时意识到，要是不能牢牢守住其他目标，单凭这座瓦尔河上的大桥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布朗宁将军同意他的看法，如果最初的几座桥梁没有拿下，如果敌人坚守着赫鲁斯贝克高地，那么供“花园”行动部队通行的那条“走廊”将永远不会开放。因此，布朗宁特别指示，在夺取主要目标之前，加文不得尝试对奈梅亨大桥发起攻击。

加文虽然对他的部队过于分散感到担忧，但对整个计划感到满意。只有一个方面令他和泰勒都颇伤脑筋：支援部队在D+1和D+2日[3]到达之前，他的整个师将无法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战斗，而他还不知道自己的部下会做何反应——他们对“市场—花园”行动尚一无所知。尽管如此，在经验丰富的第82空降师里，士气一如既往高涨，许多官兵在此之前已经进行过3次战斗跳伞。“蹦跳吉姆”加文[4]时年37岁，是美国陆军中最年轻的准将，他毫不怀疑自己那些“不拘常规[5]的人”——他们这样称呼自己——能够完成任务。

最艰险的任务分配给了一位谦虚且沉默寡言的职业军官——42岁的罗伯特·埃利奥特·“罗伊”·厄克特少将，他是英军第1空降师及配属的波兰旅的指挥官。

与布朗宁将军以及他的美国同事们不同，厄克特没有空降作战的经验，他是一位资深的职业军人，曾在北非、西西里和意大利有过出色表现。这次他将首次指挥一个空降师作战。布朗宁之所以选择他，是因为他“打起仗来兴奋”。但厄克特却对此任命感到惊讶，他一直认为空降部队是“结构紧密的组织、封闭的团体、完全排斥外人的”。然而他有信心带好这支精锐部队，一旦这支部队降落到了地面上，基本的作战规则仍然是一样的，他把自己的空降师看做是“训练有素的步兵部队”。

尽管厄克特作战经验丰富，但他却在为一件事情苦恼：他从来没有跳过伞，也没有乘坐过滑翔机。“我甚至会晕机。”他后来说道。9个月以前，即1944年的1月份，厄克特担任了第1空降师师长，当时他向布朗宁将军建议，作为新任师长，自己也许应该接受一些跳伞训练。布朗宁给厄克特的印象是一个“动作灵活优雅、衣着非常洁净整齐的人，显露出一副不安分的鹰派人物的样子”。他给厄克特的回答是，后者的任务就是让他的师做好随时进攻欧洲大陆的准备。他看了看眼前身高1米83、体重90千克的苏格兰大汉，接着说道：“把跳伞留给年轻人去干吧，你不仅个头太大，还上了岁数。”[6]

在几个月的漫长训练过程中，厄克特“经常感到自己像一个局外人，军事上的旱鸭子”。他意识到自己“被密切关注着，那种关注并非怀有敌意，只是一些空降兵军官对他有所保留，还有几名军官并不掩饰这一点。我在接受考验，我的行为正在被评判。这是一个不值得羡慕的职位，但我接受了”。慢慢地，厄克特对该师自信而又从容的管理把军官们争取了过来。而在空降兵当中，厄克特得人心的程度远比他自己所知道的要多。第1伞兵旅第2伞兵营的詹姆斯·W. 西姆斯（James W. Sims）二等兵仍然记得“将军的超级自信以及他的镇静”。师部的约翰·拉特（John Rate）中士的印象是“厄克特将军做了任何需要做的工作，他并不只是让其他人去做，将军不会墨守礼法”。通信兵肯尼思·约翰·皮尔斯（Kenneth John Pearce）称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大个子，他叫我们‘孩子’，要是知道我们名字的话就直呼其名”。厄克特在滑翔机飞行员团的罗伊·欧内斯特·哈奇（Roy Ernest Hatch）中士那里赢得了最高的赞誉。哈奇断言说：“他是一位非常特别的将领，不在意干一名军士干的活。”

令厄克特失意的是，他的师并没有被选中参加诺曼底登陆，“那个夏天就这么乏味地过去了，行动策划了一个又一个，却眼睁睁地看着它们都被取消了”。现在，他的“红魔鬼们”正“渴望战斗”。他们几乎要放弃了。“我们称自己是‘夭折之师’，”第4伞兵旅156伞兵营C连连长杰弗里[7]·斯图尔特·鲍威尔（Geoffrey Stewart Powell）少校回忆说，“我们料想自己被留下来用于胜利大游行了。”按照厄克特的看法：“有一种混合着倦怠与愤世嫉俗的危险，正缓慢地渗透进我们的生活之中。我们训练充分，我知道，如果我们不能尽快参战就会失去那种状态。我们准备好了，并且愿意接受一切，包括所有的‘假设’。”

厄克特的主要目标——“市场—花园”行动的“奖品”——就是阿纳姆下莱茵河上的那座钢筋混凝土公路桥。除此之外，厄克特的部下还有两个次要目标：附近的一座浮桥和上游的一座双线铁路桥，后者距离市区4公里。

分派给厄克特的任务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其中有两个特别令人担心。关于该地区拥有强大的防空力量的报告表明，一些敌军部队就在阿纳姆大桥附近集结；而把英国和波兰伞兵全都空运到目标地区需要3天时间，这一点令厄克特感到不安。这两个问题直接影响着厄克特对空降地点的选择。与第82空降师和第101空降师不同，他无法在主要目标区空降，甚至靠近主要目标的地方也不行。让部队在阿纳姆大桥附近的两岸落地显然是理想的办法，但那里的地形却很不理想，大桥的北出口直接进入了人口稠密、建筑物密集的阿纳姆市中心，按照报告的说法，南出口附近低于路面的圩田对伞兵和滑翔机来说都过于湿滑松软了。“我的许多指挥官，”厄克特记得，“都非常愿意在南边空降，即使那里湿滑松软。也确实有一些指挥官准备冒受伤的风险在北边跳伞——就在城镇上空跳伞。”

一周前，执行其他任务的轰炸机机组成员报告说，在阿纳姆大桥附近及其北边11公里外的迪伦机场，防空炮火增加了30%。因此，那些手下的飞行员被安排驾机牵引运载厄克特所部滑翔机的皇家空军指挥官，强烈反对把空降区域定在靠近阿纳姆大桥的地方。如果空降场位于大桥南出口附近，那么牵引机在放下滑翔机之后转向北方的时候，就会遭遇机场上空的猛烈高射炮火；而转向南方几乎同样糟糕，因为机群要冒与空投第82空降师的飞机相撞的风险，后者那时正在近18公里外的奈梅亨空投。厄克特进退两难：他要么坚持让皇家空军把他的部队送到临近大桥的地方，要么在距阿纳姆更远的地方选择空投区域，但做这样的选择又会带来种种其他危险——时间的延误、攻击突然性的丧失，以及德国人可能做出的抵抗。实际上风险将大大增加，因为在D日厄克特的师并不完整，他手头只有部分兵力。“我的问题在于，在首轮空运时要有足够的人空降，”厄克特回忆道，“不但要夺取城里的主要桥梁，还要为随后进行的空投行动警戒空投场和空降场，能用于首日夺取主要桥梁的兵力减少到了仅剩一个伞兵旅。”

面对种种限制，厄克特向布朗宁申请更多的飞机。他告诉军长，在他看来“美国人需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布朗宁并不认同这样的说法，他向厄克特保证，飞机的分配“完全遵循轻重缓急，而非美国人的高压”。他解释说，整个行动必须从南到北、“由下到上”进行计划；走廊南部和中央地段的目标必须“首先夺取，以便让地面部队通过。否则的话，第1空降师将会被消灭”。

布朗宁将军把穆尔公园高尔夫球场附近的一家俱乐部充作自己的军部驻地，厄克特的指挥车就在高尔夫球场上，他坐在车里仔细查看地图，思考着当前形势。阿纳姆北边的国家公园里有几片开阔地，但面积太小了，地形也不合适，它们充其量只能供一支小规模的伞兵部队伞降，但无法容纳滑翔机机降。唯一的办法就是在阿纳姆西部和西北部的开阔区域着陆，这些开阔的荒野和牧场四周是松树林，海拔约有76米，荒野的地面坚硬而又平坦，对滑翔机和伞兵来说堪称完美。它们在各方面都很理想——只有一处例外，该地区距离阿纳姆大桥约有10～13公里。皇家空军一再反对在大桥附近空投，因此，厄克特不得已才决定在这些较远的地点空投。“别无他法，”他回忆说，“只有冒这些风险，并为此做出计划。我别无选择。”[8]

9月12日，厄克特的计划已经准备完毕。他在地图上勾勒出5个空投场和空降场，大致位于阿纳姆西北6.5公里处的沃尔夫海泽附近，分布在阿纳姆—阿姆斯特丹铁路线的两侧。其中3处地点在沃尔夫海泽北边，两处在南边，而南边的两处区域又构成了一个约2.6平方公里的不规则盒状地带。这些地点距离阿纳姆大桥最少都有9.6公里之遥，最远的在沃尔夫海泽西北，有差不多13公里路程。

D日该师将投入两个旅——昵称“皮普”（Pip）的菲利普·休·惠特比·希克斯（Philip Hugh Whitby Hicks）准将的第1机降旅，按计划该旅将坚守空投场；杰拉尔德·威廉·拉思伯里（Gerald William Lathbury）准将的第1伞兵旅，该旅将负责控制阿纳姆城以及阿纳姆的公路、铁路和浮桥。打头阵的是一支由吉普车和摩托车组成的摩托化侦察中队。厄克特期望，由昵称“弗雷迪”（Freddie）的查尔斯·弗雷德里克·霍华德·高夫（Charles Frederick Howard Gough）少校指挥的，拥有275名官兵分为4个分队的高度专业化部队——英国陆军中唯一一支此种性质的部队——能抢占公路桥并坚守至旅主力到达。

第二天，也就是D+1日，昵称“沙恩”（Shan）的约翰·温思罗普·哈克特（John Winthrop Hackett）准将的第4伞兵旅和机降旅的余部将会到达；第三天，斯坦尼斯瓦夫·索萨博夫斯基少将的波兰第1独立伞兵旅将会空降着陆。厄克特为波兰人标出了第六处空降场——按照预期，到D+2日，大桥将被攻占，高射炮群将被摧毁，所以波兰人要在下莱茵河南岸的埃尔登（Elden）附近空投，该村就位于阿纳姆大桥南边约1.6公里处。

尽管必须冒很大风险，但厄克特感到有信心，他相信自己有了“一个合理的行动和一个不错的计划”。他认为部队伤亡可能在“30%上下”；考虑到这类进攻错综复杂的性质，他认为这个代价并非过于高昂。9月12日傍晚，他向指挥官们简要介绍了这次行动，厄克特记得，“每个人似乎都对这项计划非常满意”。

然而，仍有一位指挥官深感疑虑。斯坦尼斯瓦夫·索萨博夫斯基少将，这位身材修长、时年52岁的波兰第1独立伞兵旅旅长确信，“我们免不了要经历一场激烈战斗”。这位前波兰军事学院的教授在第一次听闻“彗星”行动的时候，就向厄克特少将和布朗宁中将阐明了他的立场。当时他要求厄克特给他下达书面命令，这样“我就不会为这场灾难负责”。他同厄克特一起拜访了布朗宁，并说“这项任务不可能成功”。布朗宁问为什么。索萨博夫斯基记得：“我告诉他，用我们手头的这点兵力进行尝试将是自杀，而布朗宁回答说：‘不过，我亲爱的索萨博夫斯基，“红魔鬼”和英勇的波兰人无所不能！’”

一周后的当下，索萨博夫斯基在听厄克特讲话的时候觉得“英国人不仅严重低估了阿纳姆的德军兵力，似乎还对阿纳姆对于德国人背后的祖国所具有的意义一无所知”。索萨博夫斯基认为，对德国人来说，阿纳姆代表着“通往自己祖国的门户，我估计德国人是不会让它敞开着的”。他并不认为“该地区的部队水准很低，只有几辆破旧的坦克呆坐在那里”。当厄克特告诉聚集起来的旅长们，第1空降师的空投地点“距离目标起码有9.6公里”的时候，他不由得大惊失色：主力部队要抵达大桥，将要“行军5个小时，如何才能够达成突然性？德国人再傻也会立即知道我们的计划”。

计划中还有一个方面索萨博夫斯基也不喜欢。他的旅所属的重装备和弹药要在早先用滑翔机运进去，这样的话，当他的部队在南岸着陆时，所需的补给品却还在北岸的空降场里。如果波兰人着陆的时候大桥还没有被夺取会怎样呢？当厄克特详细地解释计划的时候，索萨博夫斯基吃惊地得知，如果到那个时候大桥仍然在德国人手中的话，就指望他的波兰部队去夺取大桥了。

尽管索萨博夫斯基感到焦虑，但在9月12日的情况通报会上他却一言不发。“我记得厄克特要大家提问题，但没有人提任何问题，”他回忆道，“每个人都若无其事地坐着，跷着二郎腿，显得很不耐烦。我想就这个不可能完成的计划说点什么，可我不能这样做，这样做不得人心，我说的话有谁会听呢？”

后来，当整个空降行动在布朗宁中将的军部接受全体指挥官审查的时候，其他人也对计划中的英军部分深感疑虑，但他们同样保持沉默。美军第82空降师师长詹姆斯·加文准将获悉厄克特选择的空投地点时大吃一惊，对他的作训科长约翰·诺顿（John Norton）中校说：“天啊，他可不能真这么干。”诺顿也同样震惊。“他是当真的，”他神色严肃地说道，“我可不愿意这样做。”在加文看来，“不论是在大桥上面空投，还是在靠近大桥的地方空投，即便一开始就蒙受10%的伤亡，都比冒在远处的空降场着陆的风险”要好许多。他“感到吃惊的是，布朗宁将军并没有对厄克特的计划提出质疑”。尽管如此，他同样一言不发，“因为我想当然地认为，英国人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当然完全明白他们在做什么”。

[1] 言外之意就是，大规模兵力的突然空降，是谁也无法抵挡的，因为你无法在国土之内处处、时时设防。

[2] 此处原文是中将，李奇微当时的军衔仍是少将，他晋升中将要到1945年6月4日。

[3] 即进攻开始后的第二天和第三天。

[4] 加文的教名是詹姆斯（James），吉姆是詹姆斯的昵称。

[5] 这里的“常规”，原文是“law of averages”，也可译作“有胜必有负(或有负必有胜)的规律”，他们自称“不拘常规的人”，言外之意就是他们总是赢。

[6] 在他们第一次面谈的时候，厄克特还佩戴着准将军衔，穿着苏格兰高地师的格子呢紧身裤，套着鞋罩。会见结束的时候，布朗宁指着厄克特的裤子说道：“你不妨穿得合适一些，脱下那条格子呢紧身裤。”——原注

[7] 原文中作者将他的名字写成了乔治（George），应该是杰弗里的昵称。

[8] 滑翔机飞行员团的团长乔治·斯图尔特·查特顿上校回忆，当时他想搞奇袭，“用一支由五六架滑翔机组成的突击队在大桥附近着陆，并夺取桥梁。我看不出不这样做的理由，但显然其他人谁也看不出这种需要，我清楚地记得，由于我提出了这个建议，因此被人称为血腥的谋杀犯和刺客”。——原注

2

要是能够不动的话，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党卫军少校）泽普·克拉夫特（Sepp Krafft）可不想再动了。在过去的几周内，他缺兵少将的党卫军第16装甲掷弹兵训练补充营一直奉命在荷兰境内来回调动。现在，抵达奥斯特贝克仅仅5天之后，这支部队又要奉命离开——而且下命令的还不是克拉夫特的上级，而是国防军的一名少校。

克拉夫特表示强烈反对。他麾下3个连的大部分人马就驻扎在镇里，其他人在阿纳姆，另有1 000名前来接受训练的党卫军新兵应该马上就到。那名国防军少校并不让步。“这我不管，”他毫不客气地告诉克拉夫特，“你得搬出去。”克拉夫特顶了回去。这位野心勃勃的37岁的军官只接受其党卫军上级的命令。“我拒绝！”他说道。那名国防军军官并没有被吓倒。“我把话给你说明白，”他说道，“你得搬出奥斯特贝克，因为莫德尔元帅的指挥部要搬进来。”

克拉夫特迅速冷静下来，他可不想同瓦尔特·莫德尔元帅发生冲突。尽管如此，这道命令还是让他耿耿于怀。克拉夫特搬了出去，但走得不是很远，他决定让部队在奥斯特贝克西北的树林和农场里扎营，那儿离沃尔夫海泽不远。他偶然选定的那处地点就在沃尔夫海泽公路的边上，位于英国地图上标明的英军第1空降师的空降场之间，而且封锁了英军进入阿纳姆的道路。

3

阿纳姆的抵抗组织情报机构负责人亨利·克纳普感到，自己的这个新角色是安全的。他不让妻子和两个女儿参与他的活动是为了保护她们，在4个月前他就离开了家，搬到了几个街区之外的地方。现在他的总部设在全科医师莱奥·C. 布雷巴尔特医生（Leo C. Breebaart）的办公室里，穿着白大褂的克纳普现在是医生的“助手”，而某些“病人”则是其情报网的通信员和信使——40名男女，还有一些十几岁的孩子。

克纳普的工作既耗费时间又毫无结果。他得评估收到的情报，然后用电话把情报传递出去。阿纳姆的抵抗组织领导人彼得·克鲁伊夫给了克纳普3个12～15位数字的电话号码，并告诉他得记在脑子里。克纳普从来不知道他是给哪里或者给谁打电话，他接到的指示是轮流拨打每一个号码，一直到接通为止。[1]

搜集情报的方法更为复杂。克纳普的要求是通过网络传达下去的，而他永远也不会知道是哪名特工人员获得了情报。如果一份情报看似不靠谱，克纳普就会对自己的情报进行审查。此时他收到了几份有关敌人在奥斯特贝克活动的报告，这令他既好奇，又大惑不解。

德军参谋军官（军帽边线、领章和肩章缀有深红色参谋兵种色）霍斯特·斯默克尔（Horst Smöckel）少校走访了伦克姆、奥斯特贝克和阿纳姆的若干个商店，下令把各种补给品送到奥斯特贝克的塔费尔贝格旅馆。克纳普感到好奇的是他征调的东西中有些是很难找到的食品，还有荷兰人现在难得看到的其他特殊物品，例如荷兰金酒（杜松子酒）。

除此之外，德军通信兵也一直在忙于铺设一大堆杂乱的电话线，那是给郊外的几家旅馆铺设的，包括塔费尔贝格旅馆。克纳普认为，结论是显而易见的：一个德军高级指挥部正在进驻奥斯特贝克。但又是哪一级的指挥部呢？那位将军是谁？他到了没有？

对克纳普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了解阿纳姆地区及其周边敌军兵力的最新情况。他知道每个城镇都有其他情报人员正在传送情报，而他“只是一个巨大的情报搜集系统中的一个小齿轮”。结果自然有可能是在“做大量重复劳动”，然而就“绝无遗漏”来说，每件事情都是重要的。

他后来回忆说，在两个星期之前，“阿纳姆地区几乎没有德军部队”。而此后，军事形势发生了令人注目的变化，目前德军兵力的增长已经令克纳普惊恐不安了。克纳普报告说，根据他的网络所提供的情报，在过去的7天里，“包括装甲部队在内，几个师的余部正在阿纳姆及其周边地区重组，或是正在进入德国”。现在，更具体的消息被送来了，他的情报人员汇报说，在阿纳姆北部和东北部出现了坦克。克纳普认为该地区“至少有一个，甚至两个装甲师的部分兵力”，但他们的番号和确切驻扎地点到目前为止尚不得而知。

克纳普想立刻知道详情。他迫不及待地向自己的情报网络下达命令，要求提供有关装甲部队活动更为精确的情报，还想立即了解塔费尔贝格旅馆“新房客”的身份。

25岁的沃特·范德克拉茨（Wouter van de Kraats）从未听说过亨利·克纳普。他在抵抗组织中的联络人叫“扬森”，后者住在阿纳姆的某个地方。扬森分派给了他一项新任务——塔费尔贝格旅馆。范德克拉茨被告知，那里来了一名德军高级将领，他要搞清楚旅馆外面的参谋座车是否“带有显示身份的三角旗或者司令旗”，如果有的话，他要报告旗帜上的标志色和符号图案。

范德克拉茨注意到，旅馆周围德国人的活动激增，德军宪兵队和哨兵已经进入该地区。问题是，如何才能通过途经塔费尔贝格旅馆的彼得山路（Pietersbergweg）上的哨卡。他决定蒙混过去。

向旅馆匆匆走去的范德克拉茨立刻被一个哨兵叫住了。“可是我必须过去，”他告诉那个德国人，“我在街那头的加油站工作。”那个德国人让他过去了，另外3名哨兵只是随意瞥了他一眼。随后，在路过塔费尔贝格旅馆时，范德克拉茨迅速看了看门口和旅馆的车道。停在那里的汽车都没有显示身份的标识，然而在旅馆前门边却竖着一面棋盘图案的黑、红、白三色金属三角旗——这是德军集团军群指挥官的标志。

9月14日，星期四下午，亨利·克纳普得到了下属情报网络反馈回来的消息。有几个提供消息的人报告说见到了大量装甲部队，那些坦克和装甲车辆就在阿纳姆北边的一个半圆形地区里扎营。贝克贝亨、埃普斯（Epse）以及艾瑟尔河两岸都有部队，甚至还有一份令人震惊的报告，说是有“20～30辆虎式坦克”。他无法确定究竟涉及多少支部队，能够搞清楚番号的只有一支，还是源于意外收获。他手下的一名特工注意到几辆坦克上面有“奇怪的标记——反写的字母F，字母脚上还有一个球”[2]。克纳普查看了一本特殊的德军识别手册，得以把那支部队的番号辨认出来。他立即给他的电话联系人打电话，报告说党卫军第9霍亨施陶芬装甲师出现了。根据这名特工的报告，克纳普确定了该师的位置，大致是在阿纳姆以北和阿珀尔多伦之间，又从那里向东直到聚特芬。

此后不久，他得到了有关塔费尔贝格旅馆的消息，他也把这个消息传递出去了。那面意义重大的黑、红、白三色棋盘图案的三角旗不言而喻，在西线的这片战区，只有一位德军集团军群指挥官。尽管克纳普是把这个消息当作传闻报告上去的，但在他看来这位军官一定是瓦尔特·莫德尔元帅。

[1] 克纳普从来不知道他的联系人是谁，只知道他的报告被传递给一个绝密单位，被称为“阿尔布雷赫特小组”。他知道自己拨打的是长途电话，当时荷兰的电话号码是4位数。有一个当电话技师的才华横溢的抵抗组织成员，名叫尼古拉斯·查林·德博德，他为抵抗组织设计出一个方法，通过使用某些电话号码，他们就能够绕过当地的电话交换台，与荷兰各地通话。——原注

[2] 当时党卫军第9装甲师第9装甲团的坦克已经丧失殆尽，荷兰特工看到的也许只是几辆装甲车。从文字描述上说，这个标识徽记更接近党卫军第10装甲师的师徽。

4

威廉·比特里希将军的党卫军第2装甲军军部设在杜廷赫姆郊外的一个小城堡内，位于奥斯特贝克以东40公里处，他在这里与剩下的两名师长开了个碰头会。比特里希情绪很坏，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脾气。现在他那支蒙受重创的装甲军前景要比一周前糟得多。比特里希焦急地等待着补充兵、装甲车和装备的到来，但他什么都没有得到，相反其兵力还被削弱了。他接到命令派两个战斗群到前线去，一支要与第7集团军一起尽量抵挡亚琛附近的美国人；而在英军坦克部队成功突破阿尔贝特运河防线、渡过默兹河―埃斯科河[1]运河并且在靠近荷兰边境的比利时内佩尔特（Neerpelt）夺取桥头堡之后，又要派遣另一个战斗群去增援库尔特·斯图登特大将的第1伞兵集团军。现在，英军正在集结兵力准备再次发动攻势——B集团军群的情报主任称那是一次“迫在眉睫”的进攻——之时，比特里希通过莫德尔元帅收到了“柏林的傻瓜们下达的一个发了疯的指示”，他麾下又有一个损兵折将的师要被调走，撤退到德国境内。

曾经的纳粹狂热分子比特里希现在刻薄地谴责这道命令。“对于柏林的命令，以及希特勒放纵身边那些玩弄伎俩的阿谀奉承之徒”，他感到“既作呕又厌倦”。比特里希有勇气，又有能力，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穿着军装度过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以中尉军衔在德国空军服役并两度负伤。战后的数年时间里，他在一家证券经纪人事务所里工作。随后比特里希再次入伍，成为一支德国秘密航空队的成员，在8年的时间里教授苏联人飞行技术。希特勒上台后，比特里希加入了刚刚重新成立的德国空军。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又转入了武装党卫军，那里提拔要快一些。[2]

诺曼底战役中，比特里希对希特勒领导能力的信念开始动摇。他站在隆美尔元帅一边，反对希特勒“战斗到最后一人”的疯狂理念。有一次他向隆美尔吐露：“上级领导糟糕透顶，所以我再也无法执行毫无意义的命令了。我从来都不是机器人，也不打算当机器人。”在7月20日的密谋刺杀发生后，他以前的长官埃里希·赫普纳大将作为密谋者被处以绞刑。比特里希获悉此事后对他的参谋们大发雷霆，放话说“这是德国军队最黑暗的一天”。比特里希对希特勒军事领导能力口无遮拦的批评很快就传到了柏林。他后来回忆说：“我的话被汇报给了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于是比特里希的名字在希特勒的大本营里就不再被提及了。”只是由于西线几近崩溃，这种战况下需要比特里希的军事才能，同时还由于富有同情心的指挥官们的态度，才保住了他的职位不变，也使他免遭被召回的厄运。即便如此，希姆莱仍然“急于要他返回德国谈一谈”。对希姆莱的召见，比特里希丝毫不抱幻想。莫德尔也一样，他决心把比特里希留在西线，于是断然拒绝希姆莱一再发出的让比特里希回国的要求。

现在，怒不可遏的比特里希向他的师长们概述了柏林的最新计划，后者分别是党卫军第10弗伦茨贝格装甲师师长海因茨·哈梅尔（Heinz Harmel）党卫队旅队长兼武装党卫军少将，党卫军第9霍亨施陶芬装甲师师长瓦尔特·哈策尔（Walter Harzer）党卫队一级突击队大队长（党卫军中校）。对于这个计划，哈策尔已经从莫德尔的参谋长汉斯·克雷布斯上将那里略知一二。比特里希告诉哈策尔，他的党卫军第9霍亨施陶芬装甲师要立即上火车去德国，部署在科布伦茨东北方向的锡根（Siegen）附近。而哈梅尔的党卫军第10装甲师要待在荷兰，该师将在当前的位置，即阿纳姆的东部和东南部，补充装备和兵力，准备再次投入战斗。

38岁的哈梅尔以他直率的热情在部下中赢得了“弗伦茨贝格师的头儿”（der alte Frundsberg）这个亲昵的绰号。他对比特里希的决定有些不快。在他看来，“比特里希一如既往地偏爱霍亨施陶芬师，这也许是因为他当军长之前在那个师当师长，也许还因为哈策尔原先是他的参谋长”。尽管他并不认为“比特里希有意处事不公，但似乎霍亨施陶芬师总是能干点轻松的活儿”。

那个比他更年轻的师长，32岁的瓦尔特·哈策尔则对这个消息笑逐颜开，即便他认为“能到柏林休假的可能性似乎是值得怀疑的”。他期盼着在理想状态下，重新整补之后能够拥有一个“全新的霍亨施陶芬师”。硬汉哈策尔的脸上有一块马刀留下的伤疤，他私下里很希望现在能够实现他的野心：晋升到与党卫军师长地位匹配的军衔——党卫队旅队长兼武装党卫军少将。尽管如此，在比特里希概述的整个计划中，仍有一部分为哈策尔所不喜。

尽管他的师损失很大，却仍然比哈梅尔的师实力强。霍亨施陶芬师通常有9 000人，现在不到6 000人，弗伦茨贝格师大约有3 500人。哈策尔有近20辆V号豹式坦克，但不是全部可用，不过他却拥有数量可观的装甲车辆——自行火炮、装甲车以及40辆装甲运兵车，它们全都配备重机枪，有些还搭载火炮。哈梅尔的弗伦茨贝格师几乎没有坦克，而且各种装甲车辆严重缺乏。然而，这两个师都仍然拥有令人生畏的火炮、迫击炮以及防空部队。比特里希说，弗伦茨贝格师要留下来，为了加强该师，哈策尔要尽可能地把他的运输工具和装备转交给哈梅尔。对此哈策尔持怀疑态度。“在内心深处，”哈策尔后来回忆说，“我完全明白，倘若我把手里屈指可数的坦克或装甲运兵车转交给哈梅尔的话，它们就永远都要不回来了。”哈策尔并没有对这个决定提出异议，但他无意放弃所有车辆。

哈策尔很早以前就学会了如何节约使用资源，他拥有的车辆——包括从法国的漫长撤退过程中缴获的美军吉普车——实际上比比特里希知道的要多。他决定通过“玩弄一些文字游戏”来规避这道命令：把车辆上的履带、轮子或者火炮卸下来，设法让这些车辆在他到达德国之前暂时无法使用，与此同时，那些车辆又可以在他的装甲兵力统计报表上被列为丧失作战能力。

比特里希继续说道，即使有了从哈策尔的师调拨的额外人员和车辆，弗伦茨贝格师仍然兵力不足。只有一种方式可以向柏林强调形势的紧迫：把事实直接提交给党卫队作战总局（Führungshauptamt），也许到那时补充兵员和增援部队才会被送来。但比特里希无意跑一趟柏林，反倒是哈梅尔被任命为特使，这让他吃惊不小。“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中了我，而不是哈策尔，”哈梅尔回忆说，“不过我们急需士兵和装甲车辆，也许比特里希认为一位将军说的话可能分量更重一些。整个事情要对莫德尔元帅保密，由于我们估计在阿纳姆地区不会有任何麻烦，所以决定让我在9月16日傍晚动身前往柏林。”

按照比特里希的命令，在哈策尔和哈梅尔之间完成装备交接后，已被调走不少人员装备的霍亨施陶芬师要立即向德国转移。他又补充说，莫德尔元帅要求，在此次行动期间要组织起有机动作战能力的小股警戒单位（Alarmeinheiten），万一遇到紧急情况即可投入战斗。哈策尔私下断定，这样一来他“最好的部队将会被最后送上火车”。比特里希希望装备移交和部队调动任务在9月22日全部完成；哈策尔则认为，每天发往德国的火车有6趟，肯定可以提前完成这项任务，他认为自己最后的也是最优秀的部队恰好可以在3天后动身返回祖国，具体时间大约是9月17日下午。

一个可能令士气低落的谣言正在四处传播。9月14日，几名驻荷兰的德国高级军官说一次空降突击行动即将到来。

这个话题源自希特勒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大将与西线总司令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元帅间的一次谈话。约德尔担心盟军可能从海上入侵荷兰，他说如果艾森豪威尔沿用其惯常战术的话，有可能使用空降部队作为海上进攻的前奏。冯·伦德施泰特尽管对此持怀疑态度（相比之下，他确信盟军会在进攻鲁尔区时投入空降部队配合行动），仍然把这条信息传递给了B集团军群指挥官莫德尔元帅。莫德尔的观点虽与伦德施泰特一致，但还是无法对约德尔的警告置若罔闻。他命令德国的荷兰驻军总司令、紧张不安的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森（Friedrich Christiansen）航空兵上将，把他那些兵力单薄的混杂了陆海空三军以及荷兰武装党卫军人员的单位全派遣到海岸上去。

自从9月11日约德尔打过电话之后，恐慌就沿着各指挥层蔓延下来，尤其是德国空军的渠道。尽管入侵迄今为止还没有成为现实，但对盟军空降突袭的恐惧却与日俱增，每个人都在猜测可能空降的地点。德国空军的一些指挥官认为，从地图上看，北部海岸和阿纳姆之间的大片开阔地带可能成为空降区域。其他指挥官提心吊胆地等待着英军再次发起进攻，从位于内佩尔特的默兹河―埃斯科河运河桥头堡攻入荷兰，他们不知道伞兵是否会被空投到奈梅亨地区，与此次进攻协同作战。

9月13日，第3航空队指挥官奥托·德斯洛赫（Otto Dessloch）空军大将听说柏林对冯·伦德施泰特设在科布伦茨的司令部感到担心。对此德斯洛赫非常关切，于是在第二天给莫德尔元帅打了个电话。他回忆说，莫德尔认为柏林对入侵的恐慌是“胡说八道”，元帅本人根本不把它当一回事，“最后他邀请我去他在奥斯特贝克的塔费尔贝格旅馆的新指挥部里吃饭”。德斯洛赫谢绝了。“我不想当俘虏。”他告诉莫德尔。就在挂上电话之前，德斯洛赫又说了句“我要是你的话，就会离开那个地区”。德斯洛赫记得，当时莫德尔哈哈大笑。

在阿纳姆北边的迪伦机场，盟军可能发起空降突击的消息传到了德国空军第3战斗机师师长瓦尔特·格拉布曼（Walter Grabmann）少将那里。他驱车前往奥斯特贝克，与莫德尔的参谋长汉斯·克雷布斯上将会谈。当格拉布曼对德国空军表示担忧时，克雷布斯说道：“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别再说这事了。好吧，他们将会在哪里空降？”格拉布曼走到一张地图前，指着阿纳姆西边的地区说道：“这里都可以，这片荒地对伞兵来说非常合适。”格拉布曼后来回忆说，克雷布斯“大笑了起来，提醒我说，我若是继续这样说的话，就会让自己显得可笑”。

荷兰臭名昭著的警察总监、汉斯·阿尔宾·劳特尔（Hanns Albin Rauter）党卫队副总指挥兼警察上将也听到了这个谣传，可能是他的上级克里斯蒂安森上将告诉他的。劳特尔相信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包括空降突击。作为荷兰纳粹恐怖统治的总设计师，他预料荷兰的地下抵抗组织随时都会发起进攻，人民随时都会起义。他决心通过简单的应急手段镇压任何一种暴动，那就是每死一个纳粹分子，就处决3个荷兰平民。两个星期前，在德军开始撤退、荷兰纳粹分子逃窜到德国之后，劳特尔就立即宣布荷兰处于“紧急状态”。他手下的警察对任何与荷兰抵抗运动沾边的人，都进行了无情报复，无论介入程度，无论男女，许多人被逮捕、处决或者送入集中营。普通公民的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各省之间的一切旅行都被禁止，强制实施更具有限制性的规定。宵禁期间如果被发现待在街上，无论是谁都可能未经警告便被射杀。在荷兰南方各地，由于预计英军将要发动攻势，当地的荷兰人被逼迫充当劳工，为德国军队挖战壕。在奈梅亨，为了满足劳特尔在劳动力方面要求的配额，他威胁要把整个家庭都送进集中营去。任何形式的聚会都被禁止了。“凡是看到5个以上的人聚在一起，”劳特尔签署的布告警告说，“德国军队、党卫队或者警察部队就会对他们开火。”

眼下，由于英军即将从南方发动进攻。柏林再次警告说荷兰北部有可能遭到来自海上和空中的联合进攻，劳特尔的世界开始瓦解了，他吓坏了。[3]得知莫德尔在荷兰后，劳特尔决定动身前往塔费尔贝格旅馆去寻求安慰。9月14日傍晚，劳特尔与莫德尔及其参谋长克雷布斯将军会晤。劳特尔告诉他们，他“确信盟军即将在荷兰南部投入空降部队”，他觉得现在到了关键时刻。莫德尔和克雷布斯对此表示反对，莫德尔说精锐的空降部队太“珍贵了，他们的训练代价高昂”，不能随意使用。莫德尔元帅预计，蒙哥马利会从内佩尔特进攻荷兰，但形势并没有紧急到足以说明投入空降部队是顺理成章的。还有，由于进攻部队在南边将被3条宽阔的河流相隔，因而他认为英军是不可能向阿纳姆发起进攻的，无论是奈梅亨还是阿纳姆，距离英军都太远了。莫德尔继续说道，除此之外，蒙哥马利“从战术上讲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他绝不会把空降部队投入鲁莽的冒险”。

9月15日，一名犯人被送到了弗里德里希·基斯韦特（Friedrich Kieswetter）少校位于奥斯特贝克以西的德里贝亨（Driebergen）的指挥部。基斯韦特少校是德国国防军荷兰反间谍情报处的副处长，他对这名犯人知之甚多。关于他的情况有材料翔实的卷宗，28岁、反应有些迟钝的克里斯蒂安·安东尼厄斯·林德曼斯（Christiaan Antonius Lindemans）由于身材如“金刚”般高大（身高1.9米，体重118公斤）而知名。他是在荷兰—比利时边境附近被一支巡逻队抓住的，那是英军战线与德军战线之间的无人区。起初，身穿英军作战服的林德曼斯被当成了一名盟军士兵，但在法尔肯斯瓦德附近的营部接受审问时，令审讯官惊讶的是他居然要求见赫尔曼·约瑟夫·吉斯克斯（Hermann Josef Giskes）中校——德国在荷兰的反间谍头子，还是基斯韦特的上司。在打了几个电话以后，抓到林德曼斯的德军甚至更加吃惊了，他们接到命令立即开车把这名犯人送到德里贝亨。林德曼斯自己却若无其事。他的一些同胞以为他是名坚定的荷兰地下抵抗组织成员，但德国人却知道他的另外一重身份——间谍。“金刚”是一名双重间谍。

林德曼斯于1943年叛变。当时他表示愿意替吉斯克斯效力，作为交换条件，吉斯克斯要放了他的情妇和弟弟亨克，后者被盖世太保当作地下抵抗组织成员逮捕了，据说正等着被处决。吉斯克斯欣然表示同意。从那以后林德曼斯就很卖力地为德国人效劳。他的变节造成了许多地下基层组织被渗透，众多荷兰与比利时的爱国者被逮捕和处决。尽管林德曼斯为人粗鄙，喜欢夸夸其谈，喜怒无常还酗酒无度，对女人有着无法满足的欲望，但到目前为止却神奇地没有暴露出来。无论如何，许多抵抗组织领导人认为他是一个会带来威胁的危险人物。这与布鲁塞尔的某些盟军军官不同，“金刚”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结果林德曼斯现在正为一名加拿大上尉负责的英军某情报部门工作。

在吉斯克斯不在场的情况下，基斯韦特首次与林德曼斯单独打交道。林德曼斯向办公室里的每个人介绍说自己是“伟大的金刚”，但基斯韦特发现，这位身材高大的吹牛者令人厌恶。林德曼斯把他从盟军那里领受的最新任务告诉了基斯韦特：那名加拿大情报军官派他来是要提醒艾恩德霍芬的抵抗组织领导人，不要再把被击落的盟军飞行员通过“逃生路线”送到比利时，因为英军预定要从内佩尔特桥头堡发起进攻，朝艾恩德霍芬推进，所以要把那些飞行员藏匿起来。林德曼斯花了5天时间穿过了战线，所以能够向基斯韦特介绍英军集结的某些细节。他很干脆地说道，进攻将在9月17日发动。

英军行动在即，这算不上什么新闻，就像所有人一样，基斯韦特也估摸着进攻随时都会发生。林德曼斯还告诉基斯韦特他听说的另一件事情。他报告说英军在发动地面进攻的同时，还计划在艾恩德霍芬后侧投入伞兵空降，配合地面部队夺取该城。[4]对基斯韦特来说，这个消息根本就讲不通。既然英国陆军凭着自身的力量就能轻而易举到达艾恩德霍芬，为什么还要使用伞兵呢？也许是因为林德曼斯的情报看上去不现实，或者更大的可能是因为基斯韦特对“金刚”的反感，所以他告诉林德曼斯继续执行其任务，然后返回英军战线。基斯韦特没有立即采取行动，他不怎么重视林德曼斯的情报，也就没有将其直接通报给国防军指挥机构，相反，他是通过党卫队保安处（Sicherheitsdienst des Reichsführers-SS）呈递上去的。他还口述了一份他与林德曼斯交谈的简要备忘录给吉斯克斯，当时吉斯克斯因为另有任务而不在场。一直认为“金刚”很可靠的吉斯克斯直到9月17日下午才收到这份备忘录。

[1] 埃斯科河（Escaut）是法语译名，比利时人称这条河为斯海尔德河。

[2]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比特里希被怀疑为战犯，在监狱里待了8年，1953年6月22日无罪获释。要找到武装党卫军指挥官们是困难的，要采访他们也是困难的，不过比特里希和他手下的军官却对我帮助极大，让我弄清楚了迄今为止阿纳姆战役中的许多未知事件。比特里希想要我澄清他个人生活中的一件小事情。在英国人各种版本的叙述中，“我被描述为一名希望能当上指挥的音乐家，那些作者把我和我的兄弟混为一谈了，我兄弟是格哈德·比特里希博士，他是一位极有才华的钢琴家和指挥。”——原注

[3] 战后，在安全的单人牢房里，劳特尔对荷兰审讯者承认：“当时我提心吊胆……不得不让抵抗力量瘫痪。”1949年1月12日，荷兰法庭判定他的罪名成立，其范围广泛，包括“迫害犹太人，流放居民让其进行奴隶劳动，劫掠，没收财产，非法逮捕，扣押……以及对无辜平民进行杀戮以报复其对占领当局的冒犯”。他于1949年3月25日被处决。——原注

[4] 战后，一些英国报纸指责，正是由于林德曼斯准确描述了阿纳姆是空降的主要目标，才使得德军装甲部队在那里等候，事实显然并非如此。在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9月10日会面并决定进行“市场—花园”行动之前，比特里希的军队已经进入了阵地，林德曼斯不可能知道对阿纳姆的进攻以及关于此次大规模行动的任何事情。而且，关于行动日期、空降场的部署等决定，盟军是在林德曼斯离开布鲁塞尔、越过德军战线很久后才做出的。第二个经常被重申的说法是，林德曼斯被带到位于菲赫特的库尔特·斯图登特大将的指挥部进行审问，有人提出，斯图登特大将这位空降专家正确地评估了这份报告，并发出了警报。斯图登特断然否认了这个说法。“一派胡言，”他告诉我，“我从未见过林德曼斯。实际上，我战后才在战俘营里第一次听说整个事情。真相是在进攻发生之前，德军指挥部里的任何人都一无所知。”在“市场—花园”行动开始后不久，怀疑便落在了林德曼斯身上，于是他被荷兰人逮捕了。“金刚”这个十足的登徒子，一直到最后都名副其实。1946年7月，在对他进行审判的48小时之前，人们在一家监狱医院里发现林德曼斯失去了知觉，旁边是一名监狱里的护士。在一个古怪的“爱情契约”中，他们两个人都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最后林德曼斯死了，那个姑娘幸存了下来。——原注

5

从现在算起还不到48个小时，“市场—花园”行动就要开始了。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沃尔特·史密斯中将在办公室里，愈来愈不安地听着盟军最高统帅部情报主任、英军少将肯尼思·威廉·多布森·斯特朗（Kenneth William Dobson Strong）汇报的最新消息。斯特朗说，毫无疑问，在“市场—花园”行动地区有德军装甲部队。

几天来，斯特朗和他的参谋们一直在审查与评估每一份情报，努力确定党卫军第9和第10装甲师的去向。自9月的第一周以来，盟军与这些部队就失去了接触。这两个师都遭到了重创，但据信他们不可能被全歼。有一种看法认为他们可能已经奉命返回了德国。现在荷兰抵抗组织的情报又有了一个不同的说法：那两个失踪了的师被发现了。

斯特朗向史密斯汇报说，党卫军第9装甲师在荷兰，党卫军第10装甲师大概也在荷兰，“十有八九是要重新装备坦克”。斯特朗表示谁也说不清这两个师究竟还剩下多少兵力，他们的战斗力究竟如何，但关于他们的位置不再有任何疑问了，肯定就在阿纳姆附近。

史密斯对“市场—花园”行动深感忧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同样“对失败的可能性感到惊恐”，他立即与盟军最高统帅进行商谈。史密斯告诉艾森豪威尔，定于在阿纳姆空降的英军第1空降师“没有能力抵抗两个装甲师”。固然存在一个问题——一个大问题——也就是这两个师的兵力问题，不过为了稳妥起见，史密斯认为应该给“市场—花园”行动增加兵力。史密斯告诉艾森豪威尔，他认为阿纳姆地区需要两个空降师（史密斯大概考虑要把经验丰富的英军第6空降师增派过去，该师师长是理查德·盖尔少将，这个师曾在诺曼底登陆中表现出色，但并没有参加“市场—花园”行动），否则计划就必须修改。“我的感觉是，”他后来说道，“如果我们无法在该地区空降另一个师，那么我们就应该调一个美军空降师过来，那个师将在更北边的地方构成那块‘地毯’，以增援英军空降兵。”

艾森豪威尔考虑了这个问题及其风险。基于这份情报以及进攻几乎迫在眉睫，他正被人敦促推翻蒙哥马利的计划——那个他亲自批准的计划。这意味着，要挑战蒙哥马利的指挥能力并搅乱已经微妙的指挥态势。作为盟军最高统帅，他还能做出另一个选择：“市场—花园”行动可以被取消，但做出该决定的唯一理由却是一份单一的情报。显然艾森豪威尔想当然地认为，蒙哥马利是当面敌军兵力最好的裁判员，他会相应地做出计划。艾森豪威尔对史密斯解释说，“我不能告诉蒙哥马利怎样去安排他的部队，”也不能“取消这次行动，因为我已经给蒙哥马利开了绿灯”。如果需要做出调整的话，那也应该由蒙哥马利来做。尽管如此，艾森豪威尔还是准备让史密斯“飞往第21集团军群指挥部，就此事与蒙哥马利进行磋商”。

比德尔·史密斯立即前往布鲁塞尔。他发现蒙哥马利既自信又满腔热情。史密斯解释了他对阿纳姆地区存在德军装甲部队的担忧，并强烈建议计划可能需要修改。蒙哥马利“嘲笑了这个主意。蒙哥马利感到最大的麻烦将是地形方面的困难，而非德国人。他一再强调如果这些身在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人愿意帮助他克服后勤方面的困难，那么一切都会顺利。他一点不担心德军装甲部队，认为‘市场—花园’行动将会按照预定计划顺利进行”。这次商谈无果而终。“起码我试图阻止他，”史密斯说道，“但一点也不顶用，蒙哥马利只是轻率地对我的反对意见置之不理。”[1]

就在蒙哥马利与史密斯商谈的时候，一份令人震惊的证据越过海峡来到了英军第1空降军军部。那天一大早，英国皇家空军拥有特殊装备的照相侦察中队的战斗机，在对阿纳姆地区进行低空侦察飞行之后就从海牙送来航拍照片。现在，军部的情报处长布赖恩·厄克特少校正在办公室里用放大镜检查5张斜角照片[2]——那是飞机拍摄的条幅式侦察照片中的“最后几张”。在过去的72小时里，人们对“市场—花园”行动的地区拍摄了数百张照片并进行评估，但只有这5张照片把厄克特长期惧怕的事情展现了出来——德军装甲部队无可争议地出现了。“这就是压死骆驼的那根稻草，”厄克特后来回忆道，“在照片上，我能够清楚地看到坦克——即使没有恰好就在阿纳姆空降和空投区域之中，也非常靠近那里。”[3]

厄克特少校带着照片匆匆来到布朗宁中将的办公室。布朗宁立即接见了他。厄克特把照片放在布朗宁面前的桌子上，说道：“看看这些吧。”将军对照片一张一张地做了研究。厄克特不再记得原话，只记得布朗宁说：“我要是你的话，就不会用这些来烦自己。”接下来，对于照片上的坦克，他继续说：“不管怎么说，它们大概无法出动。”厄克特目瞪口呆。他无助地指出，那些装甲车辆“无论能否出动，它们仍是坦克，而且还有火炮”。回顾此事，厄克特感到“也许是因为我不知道的情报，布朗宁将军不打算接受我对照片的评估。我的感觉还是那样——每个人都非常急切地想要出动，以至于什么都不能阻止他们了”。

厄克特并没有意识到，布朗宁参谋班子的部分成员认为这位年轻的情报军官过于热心了。演出就要开始，大多数军官急于快一点，也渴望快一点，厄克特悲观的警告令他们火冒三丈。正如一位高级参谋军官所说：“他的看法带有神经衰弱的色彩。他有点歇斯底里，毫无疑问是过度劳累所致。”

在与布朗宁会面后不久，军部的军医就拜访了厄克特。“我被告知，”厄克特回忆说，“我极其疲惫——可谁不是如此呢？也许应该休息，休假。我出局了。我成了军部里的讨人嫌，结果就在进攻前夕被调走了。我被告知回家去，我无话可说。尽管我不同意这个计划而且最为担心，但它仍然会成为一场盛大的演出，说来奇怪，我并不想被排除在外。”

[1] 有关情报的这个部分，我所依据的是塞缪尔·莱曼·阿特伍德·马歇尔（Samuel Lyman Atwood Marshall）准将提供给我的资料。马歇尔将军是二战欧洲战区的首席战史研究者，他欣然让我查看他论述“市场—花园”行动的各项专著，还有他在1945年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的访谈录，该访谈录记下的就是这里所讲的史密斯先后与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的会晤。——原注

[2] 这里指的是以大约45度角拍摄的照片，而非通常照相侦察时水平拍摄的照片。

[3] 关于这些照片，战后英军有关部门曾做过详细调查，根据现有资料所述：9月13日，英国皇家空军第106照相侦察大队第541中队出动了一架机尾号是PRX1 PL856的喷火侦察机，驾驶员是R. A. 比尔（R. A. Beal）上尉。他驾机对迪兰机场附近的阿纳姆—阿珀尔多伦公路进行了高空水平摄影，而非厄克特所称的低空斜角摄影。厄克特所称的这几张显示有德军坦克的照片从未被人找到过，瑞恩当年采访厄克特时，是根据后者的口述内容写下的这段相关文字，并无直接证据证明其真实性。

6

9月16日，星期六，中午时分，阿纳姆各地的布告牌上张贴着德国人的新公告。

根据盖世太保的命令，宣布如下：

夜间，在斯哈普斯德里夫特（Schaapsdrift）的铁路高架桥上发生了一起炸弹袭击案。

号召全体居民予以合作，追查此次袭击的肇事者。

如果在1944年9月17日，星期日，中午12点以前还没有找到他们，若干名人质将被枪毙。

我呼吁你们所有人都能予以合作，好让那些没有必要的牺牲者逃过一劫。

代理市长 利拉

在一间地下室里，阿纳姆地下抵抗组织的领导人在一次紧急会议上碰了面。对铁路高架桥的破坏非常拙劣，阿纳姆地区情报组长亨利·克纳普从一开始就对这项任务感到不快，他感到“每当要搞破坏的时候，我们就全都显得十分业余”。在他看来，“集中精力为盟军提供情报就可以了，最好将破坏行动留给那些知道他们是在干什么的人去做”。阿纳姆地下抵抗组织的负责人、38岁的彼得·克鲁伊夫问别人有什么看法，尼古拉斯·查林·德博德（Nicolaas Tjalling de Bode）提议，破坏者应该去自首。克纳普记得，他当时想的是“为在桥上炸出一个小洞而要付出的代价——人质、无辜者的生命——过于高昂了”。海斯贝特·扬·纽曼（Gijsbert Jan Numan）感到内疚，他与哈里·蒙特福里（Harry Montfory）、阿尔贝特·多伊斯（Albert Deuss）、托恩·范达伦等人收集制造炸药的材料，制订了破坏行动的计划。谁也不想牵连无辜的人们受苦受难，然而又应该怎么办呢？克鲁伊夫听每个人发表完意见，随即做出了决定，他下令“组织必须保持完好无损，即使无辜的人可能被枪毙”。尼古拉斯·德博德记得，克鲁伊夫看了看聚集起来的领导人，告诫他们“谁也不得向德国人自首，这是我的命令”。亨利·克纳普感到担心，他知道如果德国人沿用他们通常做法的话，那么10～12个市民中的杰出人物——其中有医生、律师和教师——就将在星期日中午，在阿纳姆的一个广场上被公开处决。

7

在盟军的整个指挥系统中，对阿纳姆地区出现德军装甲部队的情报评估搞得一团糟。盟军最高统帅部在“市场—花园”行动开始前夕的9月16日发出的情报总结第26号——包含了令比德尔·史密斯将军不安的不祥之兆——被忽视了。总结里面写道：“据报告党卫军第9装甲师，大概还有党卫军第10装甲师，正在朝荷兰的阿纳姆地区撤退。据说他们也许能从克莱沃（Kleve）地区的军需库获得新的坦克。”

蒙哥马利在与史密斯会晤的时候就已经拒绝相信这份情报，现在它又在邓普西将军的英军第2集团军指挥部里被无视了——就是该指挥部最早在9月10日注意到“遭到重创的装甲部队”出现在荷兰的。9月14日，邓普西的情报参谋班子出了最严重的纰漏，他们把在“市场—花园”行动地区的德国人描述为“兵力薄弱、士气低落，面对一场大规模空降突击可能全面崩溃”。现在，他们最初的立场发生了180度大转弯，排除了装甲部队的存在，因为邓普西的参谋们未能在任何一张侦察照片上发现敌人的装甲车辆。

在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指挥部里，布里尔顿中将的情报主任、英军中校安东尼·塔斯克（Anthony Tasker）也不打算接受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报告。他仔细评估了所有可以获得的情报，断定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德军在阿纳姆“除了已知的可观的高射炮之外，还有更多其他东西”。

看起来每个人都接受了蒙哥马利指挥部的乐观看法。英军第1空降军参谋长戈登·沃尔克准将记得：“第21集团军群指挥部是我们的主要情报来源，他们给的情报我们照单全收。”英军第1空降师师长厄克特少将则用另一种方式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不允许有任何损害乐观情绪的东西来到海峡这边。”

然而，除了盟军最高统帅部有关“失踪”的装甲部队的报告之外，还有其他证据说明德国人在增强兵力，但这些证据只是被匆匆一瞥就束之高阁。在霍罗克斯将军的第30军的“花园”行动部队前方，显然正有越来越多的德军部队进入防线，10天前在安特卫普犯下的战略错误现在开始显露后果，并对“市场—花园”行动的宏伟蓝图产生了威胁。正在充实斯图登特大将防线的德军部队恰恰就是从斯海尔德河口逃脱的那些七零八落的师——冯·灿根的第15集团军遭到重创的人马，该集团军实际上已经被盟军注销了。情报军官们注意到，尽管德军在数量上有所增加，但防线上的新部队却“被认为无法抵抗任何有力的推进”。然而，在比利时—荷兰边境战斗的任何一名英国兵都能够告诉他们，情况并非如此。[1]

比利时北方脏兮兮的矿业城镇利奥波德斯堡（Leopoldsburg）距离前线还不到16公里，镇内鹅卵石铺成的街道被吉普车和侦察车塞得满满当当。所有街道似乎都通向火车站对面的一家电影院——这个平淡无奇的影剧院从来没有来过这样的观众。霍罗克斯中将的第30军——该军是参加“花园”行动的部队，他们将穿过荷兰向北猛攻，与伞兵会师——的军官们聚集在街道上，在入口处转来转去，与此同时，戴着红色帽套的宪兵正在检查他们的证件。这是一群富有特色、生气勃勃的人，令第43威塞克斯步兵师214旅旅长休伯特·埃塞姆（Hubert Essame）准将不由得想到，这就像“和平时期，在越野赛或索尔兹伯里平原上游行时集结的军队”。他被指挥官们色彩斑斓的着装迷住了，他们头上戴的东西形形色色，惹人注目。没有人戴钢盔，人们都戴着贝雷帽，色彩众多的贝雷帽上缀有各个著名团队令人骄傲的帽徽，其中有爱尔兰禁卫团、掷弹兵禁卫团、冷溪禁卫团[2]、苏格兰禁卫团、威尔士禁卫团，以及皇家禁卫骑兵团、皇家陆军勤务部队和皇家炮兵部队。每个人的打扮花哨而随性。埃塞姆注意到，大多数指挥官都穿着“狙击手的伪装服、伞兵夹克或者吉普车驾驶员的外套，下身穿着色彩明亮的宽松长裤、灯芯绒裤子、粗呢马裤甚至普通马裤”；许多人都没有打领带，而是戴着运动丝巾或“色彩各异的长围巾”。[3]

昵称“乔”（Joe）的爱尔兰禁卫团第3营营长、大名鼎鼎的约翰·奥姆斯比·伊夫林·范德勒（John Ormsby Evelyn Vandeleur）中校体格结实、脸色红润，身高1.83米，他是爱尔兰禁卫团军官中那种潇洒到天塌了也无所谓的典型人物。41岁的范德勒身穿日常穿着的作战服：黑色贝雷帽、伞兵的迷彩伪装夹克、灯芯绒裤子和高筒胶皮靴。除此之外，范德勒的屁股上还一直用皮带吊着一把0.45英寸口径的“柯尔特”自动手枪，夹克衫里塞着一条色彩艳丽的翠绿色长围巾。对他的坦克手来说，这条围巾已经成了一种象征。远在英格兰的那位穿戴过分讲究的将军“男孩”布朗宁要是看见了，一定会皱眉头的。甚至连霍罗克斯也曾经以冷幽默的方式告诫范德勒：“要是德国人抓住你，乔，他们会以为自己抓住了一个农民。”然而在9月16日，甚至连霍罗克斯都丢掉了通常英军参谋军官在衣着上无可挑剔的优雅，他没有穿衬衫，而是穿了一件螺纹马球衫，作战服外面是一件无袖的皮短外套，令人想起英国自耕农的着装。

当人缘不错的霍罗克斯沿着拥挤的剧院通道走来时，四周的人都朝他打着招呼。他召集的这次会议让大家非常兴奋，人们急于再次投入战斗。从塞纳河到安特卫普，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经常日均推进80公里，但自从9月4日“补充装备、加油和休息”那3天灾难性的暂停以来，进展变得很艰难了。随着英军前进势头的消失，敌人迅速恢复了元气。在之后极其重要的两周时间里，英国人的推进简直成了蠕动。在乔·范德勒的爱尔兰禁卫团第3营的坦克引导下，禁卫装甲师用了4天时间才推进了16公里，夺取了内佩尔特附近的默兹河―埃斯科河运河上那座至关重要的桥梁，他们在次日就要从那里发起进攻杀入荷兰。对于德国人的抵抗，霍罗克斯并不抱有幻想，不过他确信自己的部队能够突破敌人的坚硬外壳。

上午11点整，霍罗克斯迈步走上舞台。聚集在台下的人都知道，英军的攻势即将重新开始，但蒙哥马利的计划有着非常严格的保密措施，因而在场的军官中只有几个人知道细节。离“市场—花园”行动开始不到24个小时了，蒙哥马利元帅麾下的指挥官们现在首次知道了此次攻势的存在。

一幅巨大的荷兰地图挂在电影院的银幕前，彩色的线条沿着一条单线公路向北方蜿蜒蛇行，越过一条条大河的阻碍，穿过法尔肯斯瓦德、艾恩德霍芬、费赫尔、于登、奈梅亨等城镇直到阿纳姆，全程约103公里。彩色的线条从那里继续蛇行，又过了约50公里抵达须得海。霍罗克斯拿起一根长长的指示棒，开始做简报。“将来你们会跟自己的孙辈讲述这个故事，”他告诉听众们，顿了顿之后又补充了一句，“不过他们会被闷得发慌。”这句话让集中在台下的军官们笑得前仰后合。

在听众当中，柯蒂斯·D. 伦弗罗（Curtis D. Renfro）中校是来自美军第101空降师的联络官，也是在场的为数不多的美国人之一，军长的热情和自信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柯蒂斯记载，军长讲了一个小时，“只是偶尔看一眼笔记”。

霍罗克斯一步一步地解释了“市场—花园”行动的复杂之处。空降部队将先行一步，目标是夺取第30军前方的各座桥梁。霍罗克斯随后将下达进攻开始的命令。地面部队预计14点开始进攻，视天气情况而定。届时350门火炮进行猛烈齐射，形成一道持续35分钟的巨大弹幕。然后，14点35分，几个波次的“台风”战斗轰炸机群将呼啸而至，朝地面目标发射大量火箭弹，并引导第30军的坦克冲出桥头堡，“沿着主干道疾驶”。禁卫装甲师将荣幸地在进攻中担任先锋，在他们后面的是第43威塞克斯步兵师和第50诺森伯兰步兵师，接着是第8装甲旅和荷兰的伊雷妮公主旅。

霍罗克斯强调，部队“不得休息，更不得停止进攻”，禁卫装甲师要“拼命地持续向前”，直至阿纳姆。霍罗克斯相信，从桥头堡发起的突破将“立竿见影”，他预计禁卫装甲师的第一批坦克将在两三个小时之内到达艾恩德霍芬。如果敌人能够迅速做出反应，在空降部队得手之前就把所有桥梁炸掉，那么随后赶来的第43威塞克斯步兵师的工兵，就将安排人员和架桥设备冲上前去。霍罗克斯解释说，倘若需要的话，这次庞大的工兵行动可能会动用位于利奥波德斯堡地区的9 000名工兵和2 277台车辆。整个第30军的装甲纵队将排成两列，以每公里35辆的密度塞满主干道，交通将会是单方向的，霍罗克斯预计“在60个小时里，将有两万台各种车辆通过公路前往阿纳姆”。

46岁的艾伦·亨利·沙夫托·阿代尔（Allan Henry Shafto Adair）少将是著名的禁卫装甲师师长，他听着霍罗克斯的讲话，觉得“市场—花园”行动是一项大胆的计划，不过他也认为“有可能面临棘手的问题”。他估计，最糟糕的时刻将是从马斯河―埃斯科河运河桥头堡突破的时候。尽管他充分估计到德国人会进行抵抗，不过一旦突破成功，前进就“不会困难”了。除此之外，他完全信赖那支引领攻势的部队——乔·范德勒中校的爱尔兰禁卫团所部。

乔·范德勒记得，获悉自己的坦克部队将在突破中充当矛头之时，他心中正在想的却是“啊，天哪！别再是我们了”。令范德勒感到骄傲的是，他的经验丰富的部队被选中了，但他知道自己的部下非常疲倦，各单位兵力不足。自冲出诺曼底以来，不论是兵员还是坦克，他都没有得到多少补充；除此之外，“他们也没有为制订计划留出很多时间”。不过他接着又想到，穿过德军战线长驱直入又用得着多少时间来计划呢？坐在他旁边的是他的堂弟，33岁的贾尔斯·亚历山大·梅西·范德勒（Giles Alexander Meysey Vandeleur）中校是爱尔兰禁卫团第2装甲营的营长。[4]他“对于坦克成单列纵队压倒德军抵抗的计划感到震惊”。在贾尔斯看来，这不是正经的装甲战。但他回忆说，“无论有什么疑虑我都吞下去了，我屈从于一种奇怪而又紧张的兴奋，就好像在赛马起跑线上的支杆处一样”。

对于影剧院里的3个人来说，这份宣告激发了他们浓烈的个人情感。荷兰伊雷妮公主旅的高级军官们率领他们的部下从诺曼底一路打过来。一开始，他们和加拿大人并肩作战；接下来，在布鲁塞尔光复以后，他们被调入英军第2集团军；现在，他们要回家了。尽管期盼着荷兰解放，但昵称“史蒂夫”（Steve）的旅长阿尔贝特·德勒伊特·范斯泰芬宁克（Albert de Ruyter van Steveninck）上校、他的副手查尔斯·帕胡德·德莫尔唐斯（Charles Pahud de Mortanges）中校以及参谋长约恩克海尔·扬·贝拉茨·范布洛克兰（Jonkheer Jan Beelaerts van Blokland）少校却对解放荷兰的方式怀有深深的疑虑。斯泰芬宁克上校认为，整个计划是有风险的。德莫尔唐斯觉得英国人对于即将发生的事显然准备不足。按照他的说法：“计划搞得似乎很不成熟。首先，我们得夺取这座桥，然后拿下那座桥，越过这条河……前方的地形有河流、沼泽、堤坝和洼地，极其困难。这一点，英国人应当已经从我们提交的许多材料中了解得非常清楚。”33岁的参谋长范布洛克兰禁不住想到以往的战争史。“我们似乎违背了拿破仑的格言，即成功的把握有75%的时候再作战，然后那另外的25%就听天由命了。英国人把它颠倒了，是75%靠听天由命。我们只有48小时的时间赶到阿纳姆，哪怕最微不足道的事情出了差错——一座桥被炸掉了，或者德国人的抵抗比预期顽强一些——我们就会错过日程安排。”布洛克兰还有一个个人性质的担忧：他的父母住在奥斯特贝克，距离阿纳姆大桥只有4公里。

在军衔低于少校的军官当中，[5]听到此次简报的人寥寥无几，其中就包括爱尔兰禁卫团第2装甲营21岁的约翰·雷金纳德·戈尔曼（John Reginald Gorman）中尉。他受到整件事的鼓舞，认为霍罗克斯“状态正佳”。戈尔曼后来回忆，军长“发挥了所有的机智和幽默，在更具戏剧性或技术性的要点当中，穿插着稍稍离题的幽默话语，他确实是一位善于主持活动的人”。戈尔曼尤其满意“花园”行动，因为作战“要由禁卫团引领，显然他们的角色将富有戏剧性”。

当会议结束，指挥官们纷纷离去准备向自己的部队作简报时，年轻的戈尔曼首次觉得自己“私下里对成功的机会产生了怀疑”。他记得自己站在一张地图面前，心想“市场—花园”行动是“一个可行的军事行动——也仅仅是可行”，实在是有“太多的桥梁”了。他对地形本身也不感冒，他认为那些区域不怎么适合于坦克机动，而且“坦克成单列行进，会让我们非常容易受到攻击”。不过，上级已经许诺：进攻将得到能发射火箭弹的“台风”战斗轰炸机提供的空中支援，这又令人放下心来。还有另一个明确的许诺让人心安。戈尔曼记得，数月前的一天，他因为作战勇敢而获得了蒙哥马利亲自颁发的军功十字勋章。[6]在授勋仪式上，蒙蒂说道：“如果打赌的话，我就会说，战争到圣诞节的时候就会结束，这应该是一个成败参半的机会。”戈尔曼回忆说，霍罗克斯“告诉我们，这次进攻能够结束战争”。“在前往北方的过程中”，戈尔曼能够发现的唯一其他可能“似乎就是要在埃斯科运河或者附近，度过一个沉闷的漫长冬季”。他相信，蒙哥马利的计划“拥有恰当的闯劲和勇气，如果能有机会在圣诞节的时候赢得战争，那么我就支持继续前进”。

在平坦且笼罩在一片灰色之中的比利时乡间，煤田和矿渣堆让人联想到威尔士的许多地方。现在，那些要为邓普西的英军第2集团军开路的人听说了这个计划和有关阿纳姆的许诺。在小路边、露营区以及营地里，士兵们围在军官四周，了解自己将在“市场—花园”行动中所要扮演的角色。爱尔兰禁卫团第2装甲营第2中队中队长，29岁的爱德华·盖伊·泰勒（Edward Guy Tyler）少校记得，当贾尔斯·范德勒中校告诉手下的军官们，爱尔兰禁卫团的两个营要打头阵的时候，聚集在一起的军官中传出了“近乎呻吟的声音”。“我们认为，”他回忆说，“在夺取了埃斯科运河上的那座桥以后，我们应该休息一下，那座桥我们用乔·范德勒的名字命名，叫‘乔氏桥’。但我们的指挥官却告诉我们，我们被选中是巨大的荣幸。”尽管泰勒希望能够撤销这个决定，但也同样这么认为。“我们习惯了坦克成单列纵队推进，”他记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依靠的就是速度和支援，看起来没人担心。”

但刚满21岁的约翰·巴林顿·珀柳·奎南（John Barrington Pellew Quinan）中尉却“极其不安”。他要在第1中队中队长迈克尔·詹姆斯·帕尔默·奥科克（Michael James Palmer O’Cock）上尉的指挥下，第一次与打头阵的禁卫装甲师的坦克中队一起投入战斗。奎南的步兵将按照苏联人的模式，搭乘坦克行进。在他看来，“前面的河流数量似乎不吉利，我们并不是水陆两栖部队”，然而奎南同样为他的部下将“在整个英军第2集团军中打头阵”感到骄傲。

同样时年21岁的鲁珀特·马哈菲（Rupert Mahaffey）中尉被告知，“如果这次行动成功的话，那么家里的妻儿就会免于德国人的V―2火箭的威胁”。对此，多年后他仍然记忆犹新。马哈菲的母亲住在伦敦，当时伦敦正遭受火箭弹的猛烈轰炸。尽管他对进攻的前景感到激动，但同样认为那条一直通往阿纳姆的单一公路是“一条走起来可怕而漫长的道路”。

23岁的罗兰·斯蒂芬·兰顿（Roland Stephen Langton）上尉被弹片击伤后在野战医院待了5天，现在刚刚回来，他得知自己不再是爱尔兰禁卫团第2装甲营的营部副官了，而是被派去迈克尔·奥科克上尉的突击中队担任副中队长，这让他兴高采烈。在兰顿看来，此次突破似乎是一件马到成功的事情，“花园”行动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成功。“对所有人来说，德国人显然已经瓦解了、吓坏了，他们缺乏凝聚力，只能够以小股部队困兽犹斗”。

并非每个人都这么自信。第14皇家工兵野战中队1分队[7]分队长安东尼·G.C.“托尼”·琼斯中尉时年21岁，当他听说这个计划的时候，心里觉得“显然会非常困难”。那些桥梁是整个行动的关键，正如一位军官所说，“第30军的猛攻就像用一根棉线穿七根针，只要一根针没有穿过去，我们就会有麻烦”。对于24岁的爱尔兰禁卫团老兵蒂姆·史密斯来说，这次进攻“只是另一次战斗”而已。当天他最关心的是在纽马基特举行的著名的圣莱杰赛马。[8]他听说一匹名叫“德黑兰”的马将由著名的职业赛马骑师戈登·理查兹驾驭，这匹马“一定会赢”，他与营部的一名一等兵把身上的每个便士都押在了“德黑兰”的身上。如果“市场—花园”行动能赢得这场战争的话，那今天“德黑兰”就应该赢得圣莱杰赛。令他惊叹的是“德黑兰”果然赢了。他现在完全确信，“市场—花园”行动将会成功。

有一个人“肯定感到不舒服”。28岁的空军上尉唐纳德·洛夫（Donald Love）是皇家空军的战斗侦察机飞行员，在禁卫装甲师的军官当中感觉自己格格不入。他是空军联络组的一员，地面突破开始的时候，他们将在地面召来发射火箭弹的“台风”战斗轰炸机群。洛夫搭乘的轻型装甲车（代号“酒杯”）将紧随乔·范德勒中校的指挥车冲在前面，满载着通信设备的装甲车只有帆布车顶，这令洛夫感到缺乏保护无法自卫——这个皇家空军的联络组拥有的唯一武器是左轮手枪。范德勒说“滚动弹幕将以每分钟200码的速度向前延伸”，这个壮实的爱尔兰人把洛夫的那辆小侦察车描述为一个“能够与天上的飞行员直接通话的装甲通信站”。当洛夫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他更加担忧了，“我得到的清晰印象是我将负责从头顶上‘台风’战斗轰炸机群组成的‘出租车调度站’叫车”。这个想法让他放心不下。洛夫对无线电装置所知甚少，以前也从未担任过地空联络的战术军官。随后，令他如释重负的是，他又得知第二天将有一位专家——马克斯·萨瑟兰（Max Sutherland）空军少校将与他一起，处理初期突破阶段的通信问题，之后再由他来接手。洛夫开始怀疑当初自己是否应该自告奋勇。他之所以接受这项任务，只不过是“因为我觉得这可能会是个不错的调剂”。

有一项改变让爱尔兰禁卫团第3营营长伤透脑筋。在夺取埃斯科运河桥头堡时，乔·范德勒失去了“一位亲密而又受人尊敬的朋友”——他的广播车，车顶上有一个巨大的扩音器，那辆车被德国人的炮弹摧毁了。无论是在英格兰训练的时候，还是在诺曼底大进军的过程中，乔都用这辆车向他的部队广播；而在每次行动结束之后，钟爱古典音乐的他总是放上一两张唱片，不过所选的并非总是禁卫团官兵喜闻乐见的乐曲。那辆车被炸成了碎片，那些古典音乐唱片的碎片与范德勒最喜欢的流行乐曲的碎片一起散落在乡间。这个损失让乔悲伤不已，但他的爱尔兰禁卫团第3营官兵却并非如此。他们认为，冲向阿纳姆的突击会非常艰巨，因而不必再听乔的大喇叭刺耳地播放当前的主打歌曲《赞美主并送来弹药》了。

与此同时，在英格兰的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的伞兵和滑翔机机降步兵部队已经来到了集结地区，做好了起飞前的准备。在过去的48小时里，军官们使用地图、照片和比例模型向部下一次次做任务简报。准备工作规模庞大而又一丝不苟。在24个空军基地（8个英军基地，16个美军基地）里，运输机、牵引机和滑翔机的巨大机群经过检修、加油，装载了火炮和吉普车等装备。詹姆斯·加文准将的“全美师”第82空降师，在伦敦以北大约145公里的林肯郡格兰瑟姆（Grantham）周边的几座机场里与外界切断了联系。“罗伊”·厄克特少将的“红魔鬼”英军第1空降师，以及斯坦尼斯瓦夫·索萨博夫斯基少将的波兰第1独立伞兵旅中的部分人同样如此。在南边的纽伯里（Newbury），大致是在伦敦以西90公里处，马克斯韦尔·泰勒少将的“呼啸山鹰”第101空降师也被“密封”了。在同一地区，一直延伸到多塞特郡的是厄克特师的余部，他的部队大多数到17日清晨才会转移到机场里去，但这些在小镇、村庄以及靠近出发地点的营地里的部队同样做好了准备。现在，各地参加“市场—花园”行动的空降部队都在耐心地等待出击，等待从空中进攻荷兰的历史性时刻。

与任务本身相比，隔离对有些人的影响更大。拉姆斯伯里附近一座机场里的安全防范措施令第101空降师502伞兵团2营D连的汉斯福德·C. 维斯特（Hansford C. Vest）下士明显焦躁不安。飞机和滑翔机“停满了周边几公里范围的地方，到处都是警卫”。他注意到机场围着铁丝网，“外面是英国警卫，里面是我们自己的警卫”。维斯特感觉“我们失去自由了”。第508伞兵团1营B连的詹姆斯·R. 阿勒代斯（James R. Allardyce）二等兵在拥挤的帐篷城里，试图对铁丝网和警卫视而不见，他反复检查自己的装备，“到最后装备几乎都要被弄坏了”。阿勒代斯无法摆脱那种感觉，即“我们就像被判了死刑的人，等着被带出去”。

其他人更担心的是他们执行任务的机会。之前的那么多次作战行动都被取消了，结果第506伞兵团的新兵、19岁的梅尔文·艾斯尼克夫（Melvin Isenekev）二等兵（他从美国赶来的那一天是6月6日，正是第101空降师在诺曼底空降的当天）在抵达集结区的时候，仍然不相信他们即将出发。艾斯尼克夫觉得自己“为了这项任务接受了长期艰苦的训练，我不想被落在后方”。不过他差点儿就被落在了后方。他试图点燃用来烧热水的临时汽油炉，把一根划着了的火柴扔进了油桶里，但发觉没有什么动静，艾斯尼克夫“把头伸到油桶上方朝里看，这时油桶爆炸了”。刹那间他眼前一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心中立即想到“现在我干了这事，他们不会让我去了”。幸运的是几分钟后他的眼睛不再那么火辣辣的，又能睁开了。不过他相信，在跳伞进入荷兰的第101空降师的官兵之中，他是唯一一个没有眉毛的人。

第502伞兵团3营I连24岁的丹尼尔·约翰·扎帕尔斯基（Daniel John Zapalski）二级军士长急于出发，“坚持完成了跳伞训练，希望降落伞折叠得正确，希望田野柔软，希望我没有落到树上”。尽管他在诺曼底受伤的腿还没有痊愈，但扎帕尔斯基仍然相信他的伤“并没有严重到让我无法正常履职”。他的营长，那个深受士兵爱戴的罗伯特·乔治·科尔（Robert George Cole）中校却并不这样认为，他拒绝了扎帕尔斯基的参战申请。这并没能挡住扎帕尔斯基，他绕过了科尔，从团部的外科医师那里获得了一份表明他可以参加战斗的书面证明。尽管扎帕尔斯基与科尔曾经在诺曼底并肩作战，但现在二级军士长却“被科尔臭骂一顿，这是他的作风。他说我是一个傻波兰佬，不切实际、烦人且无理取闹”。不过他还是批准扎帕尔斯基参战了。

第502伞兵团的随军牧师雷蒙德·S. 霍尔上尉也有类似的问题。他“非常急于回来参加行动，与我的士兵们在一起”。但霍尔同样在诺曼底负了伤，现在医生不让他跳伞。他最终被告知可以乘坐滑翔机。牧师吓坏了，他是个老伞兵，认为滑翔机很不安全。

对死亡或失败的恐惧困扰着其他人。第502伞兵团2营F连22岁的连长勒格兰德·金·约翰逊（LeGrand King Johnson）上尉宿命般地“听天由命”，因为他想起了第101空降师在诺曼底登陆前实施夜间空降时的“惨烈和死里逃生”。他确信自己将在此次行动中难以幸免。尽管如此，这名年轻的军官还是“完全打算尽可能地折腾一下”。约翰逊不是很喜欢昼间空降的方式，那可能会造成更多的伤亡，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次“我们将能够看见敌人了”。为了掩盖他的紧张不安，约翰逊与那伙伞兵打赌谁能喝到第一杯荷兰啤酒。约翰逊手下的查尔斯·J. 多恩（Charles J. Dohun）上士担心得“几乎麻木”了，他“不知道如何把这次昼间跳伞与诺曼底进行比较，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还不到48个小时，查尔斯·多恩上士就将麻木丢到了一边，英勇地拯救了那位信奉宿命论的约翰逊上尉的性命。

22岁的马歇尔·科帕斯（Marshall Copas）技术军士长的担心也许比大多数人更有理由。他是一名“探路者”（空降先导员），这些人将先期跳伞为第101空降师的后续部队标出空降场。科帕斯回忆说，在诺曼底空降的时候，“在伞兵主力开始跳伞之前，我们有45分钟的时间，而现在我们只有12分钟”。科帕斯和他的朋友——29岁的约翰·鲁道夫·布兰特（John Rudolph Brandt）中士都担心，“倘若在地面配合我们作战的是巴顿将军的第3集团军而不是英国人的话”，他们两个人都会感觉好一些，“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和英国兵一起打过仗”。

在格兰瑟姆地区的约翰·加齐亚二等兵是第82空降师参加过3次战斗跳伞的老手了。在他看来“市场—花园”行动“纯粹是发疯”，他心里甚至觉得“艾森豪威尔已经站在德国人那边了”。

既然“市场—花园”行动实际上已经在实施了，第82空降师508伞兵团3营营长小路易斯·冈萨加·门德斯（Louis Gonzaga Mendez, Jr.）中校，就毫不犹豫地在一个特别话题上畅所欲言了。门德斯中校对部队在诺曼底痛苦的夜间跳伞经历还记忆犹新，所以对那些将在第二天运送他的营投入战斗的飞行员发出了严厉警告。“先生们，”门德斯冷冰冰地说，“我的军官们已经把这张荷兰地图和空降场牢记在心，我们做好了出击准备。在诺曼底登陆之前，当我带着自己的营去听任务简报时，大家都清楚我的那支战备状态正值巅峰的部队有多少人。等到我在诺曼底把他们集合起来的时候，已经失去了一半人。我命令你们：要么把我们扔进荷兰，要么把我们扔进地狱，但一定要把我们完整地扔进一个地方。”

第505伞兵团1营C连的约翰·亨利·艾伦一等兵是一个拥有3次战斗跳伞经验的24岁老兵，他在诺曼底受伤的腿尚在痊愈中，对这次行动显得泰然自若。“在夜间跳伞的时候他们从来也没有打中过我，”他严肃地对自己的战友说道，“而现在他们能看见我了，一枪就能把我打下来。”第505伞兵团1营A连的拉塞尔·R. 奥尼尔（Russell R.O’ Neal）上士以前有过3次夜间战斗跳伞的经历，他确信自己的“爱尔兰好运就要用完了”。当他听说第82空降师定于昼间跳伞的时候，就写了一封永远也没有发出的信：“今天晚上您可以在窗户上挂上一颗金星[9]了，妈妈，德国人甚至在我们落地之前就有很好的机会击中我们。”第504伞兵团2营F连的菲利普·H. 纳德勒（Philip H. Nadler）二等兵为了让气氛轻松起来，散布了几个谣言——尽管在散布谣言的时候，他可能把气氛搞得更糟糕了。他最喜欢的谣言就是，第82空降师的一处空降场里有一个巨大的德军营地，党卫军部队就在其中露营。

纳德勒并没有对排里的任务简报留下深刻印象。第504伞兵团的目标之一就是位于赫拉弗的那座桥。作简报的中尉让士兵们聚集到他的周围，掀开沙盘模型上的盖子说道：“伙计们，这就是你们的目的地。”他把指示棒落在那座带有“赫拉弗”字样的桥上面，纳德勒第一个发表了评论。“是的，我们知道那地方，中尉，”他说道，“不过我们这是要在哪个国家降落？”[10]

第504伞兵团2营营长爱德华·尼古拉斯·韦勒姆斯（Edward Nicholas Wellems）少校同样认为这座桥的名字相当不祥，尽管那些给他的部下作简报的军官突然把发音变了，把它念作“格拉韦桥”。

这些任务简报引起了复杂的反应。第504伞兵团团部连19岁的杰克·路易斯·博默（Jack Louis Bommer）下士认为：“6个或8个星期以后我们就会回家了，然后他们就会把我们派到太平洋。”第504伞兵团2营F连21岁的利奥·迈克尔·哈特（Leo Michael Hart）二等兵认为，他们根本不会出发，他听说——也许是由于纳德勒二等兵散布的谣言造成的后果——在空降区域有4 000名党卫军。

第307空降工兵营营长，38岁的埃德温·艾伦·比德尔少校记得，有一名二等兵唯一关心的事情就是一只活野兔的安全，这是在当地村庄举行的一次有奖销售活动中赢来的。他的宠物太乖巧了，人走到哪儿它就跟到哪儿。这名二等兵担心它可能活不过跳伞行动，即使活下来也可能会被送入炖锅。

在位于格兰瑟姆地区的斯潘霍机场附近，英军第1空降师第4伞兵旅第10伞兵营的军需官，昵称“帕特”的约瑟夫·温斯顿·格洛弗（Joseph Winston Glover）中尉正在为一只红棕色的名叫默特尔（Myrtle）的鸡担忧，自初夏以来格洛弗就把它当宠物养着。“伞兵鸡”默特尔参加过6次训练跳伞，它的脖子上系着一根橡皮筋，橡皮筋的另一头系在降落伞的伞翼上。最初它就待在系在格洛弗左肩上的拉链小帆布包里，跳伞时格洛弗在离地15米处把它放出来。现在默特尔已经成专家了，格洛弗将其放出的高度已经达到了90多米。每次默特尔都会发疯似的拍打翅膀，发出嘶哑的尖叫声，随后仪态万方地飘落在地。格洛弗回忆说，“这只相当温顺的宠物鸡会在地上耐心地等着，等着我落地后把它抱起来”。“伞兵鸡”默特尔要去阿纳姆，那将是它的第一次战斗跳伞。但格洛弗并不打算冒不必要的风险，他计划把默特尔放在包里，直到他在荷兰着陆。

第1机降旅的基地在南方的基维尔（Keevil）附近，该旅国王属苏格兰边民团第7营23岁的悉尼·纳恩（Sydney Nunn）一等兵巴不得能从他的“宠物”那里脱开身。他认为这个营地是“一场噩梦”。纳恩已经等不及要去阿纳姆或者别的任何地方，只要能离那只老是钻进他的褥子里对他纠缠不休的鼹鼠足够远就行。

英军第1空降师正在从英格兰中部向南延伸到多塞特郡的数座基地中待命。士兵们普遍感觉如释重负，因为他们终于要参战了。除此之外，作任务简报的军官还强调“市场—花园”行动能够缩短这场战争的持续时间。对这些从1939年起就一直在作战的英国人来说，这个消息令人振奋。第21独立伞兵连的罗纳德·肯特（Ronald Kent）中士听说，“这次行动的成功甚至可能让我们夺取柏林”，而且在阿纳姆的地面抵抗力量“将主要由希特勒青年团和骑自行车的老年人构成”。第1伞兵旅的沃尔特·英格利斯中士同样自信，他认为这场进攻将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红魔鬼”们所要做的一切，就是“守住阿纳姆大桥48个小时，直到第30军的坦克部队到达，然后这场战争实际上就结束了”。英格利斯估计，他将在一周之后回到英国的家中。第1伞兵旅的戈登·F. 斯派塞（Gordon F. Spicer）一等兵不假思索地认为，这次行动是“一件相当简单的事情，我们一靠近，那些在幕后活动的德国人就会心惊胆战地缩回去了”；而第1机降轻型炮兵团的珀西·帕克斯（Percy Parkes）一等兵在听取了任务简报后则感到，“我们在阿纳姆遭遇到的将是一帮各式各样的德国厨子和办事员”。珀西说，坦克的出现“只是被顺便提了一句，我们被告知，我们的空中掩护将会强大到让我们头上的天空变黑”。医护兵杰弗里·斯坦纳斯（Geoffrey Stanners）下士估计只能见到“两三个患了疝气的营”；而通信兵维克托·里德则“期待着能看到德国的空军妇女辅助队”，他认为“空军妇女辅助队将是唯一保卫阿纳姆的德国人”。

有些能够合法地待在后方的人也急于出发，第1机降旅炮兵部队的艾尔弗雷德·W. 鲁利耶（Alfred W. Roullier）中士就是其中之一。这名31岁的空降兵发现他没有被列入参加阿纳姆行动的名单，尽管鲁利耶是作为炮手接受的培训，但眼下却在营部暂时担任食堂的军士。由于他有烹调专长，可能就得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度过战争的余下时间了。艾尔弗雷德·鲁利耶曾两次恳求团军士长约翰·西利（John Siely）让自己参加攻势，但都被拒绝了。第三次的时候阿尔夫[11]·鲁利耶强调了自己的理由。“我知道这次行动能够早日结束战争，”他告诉西利，“我有一个妻子两个儿女，但如果这次进攻能够让我更早回家，保证他们有一个更好的未来，那么我就要参战。”西利为他开了后门，阿尔夫·鲁利耶的名字被加在了即将前往阿纳姆的人员名单上了——在那里，在未来的一周内，这位在军人食堂任助理的中士将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名传奇人物。

在“市场—花园”行动开始之前，人们的情绪普遍高涨。而在某些军官和士兵之中却涌动着一股怀疑的暗流，他们为了各种各样的原因而焦虑，尽管多数人还是谨慎地掩饰着自身的情绪。第1伞兵旅的丹尼尔·T. 摩根斯（Daniel T. Morgans）下士认为“‘市场’行动很是可笑”，而且“在距离目标10公里左右的地方空投，然后要边打边走穿过一座城市才能抵达目标，实际上是自找麻烦”。第1伞兵旅第3伞兵营营军士长约翰·克利福德·洛德（John Clifford Lord）也是这样认为的，他感到“这个计划有点冒险”。对于敌人缺兵少将、精疲力竭的言论，他同样不怎么认可，他知道“德国人绝非傻瓜，而是非凡的勇士”。洛德军士长的言行举止甚至能吓坏他手下的老兵（有些人在他背后甚至敬畏地称他为“耶稣基督”），不过他并没有把自己的不安显露出来，因为“对士气来说那可能会是灾难性的”。

第1伞降工兵中队A分队分队长埃里克·麦克拉琴·麦凯（Eric Maclachan Mackay）上尉手下工兵们的任务之一，就是迅速赶到阿纳姆的公路桥，拆掉德国人预先布设的爆炸物，不过他对整个行动持怀疑态度。他认为全师“在距离目标大约13公里的地方空降，可能与在150公里以外空降没有什么区别”，突然袭击和“闪电般突袭”的优势无疑会丧失。麦凯悄悄地命令部下，每人携带的弹药和手榴弹数量加倍，他还亲自向分队中的所有人简单介绍了逃跑的技巧。[12]

27岁的安东尼·迪恩―德拉蒙德（Anthony Deane-Drummond）少校是第1空降师通信科副科长，他对自己的通信设备尤其关注。他所担心的除了主要的指挥单元外，还有较小的“22”型电台。在对阿纳姆展开攻击期间，师长厄克特和各座桥梁之间将依靠它联络。“22”型电台在4.8～8公里之内传输和接收效果最好，由于空降场在距离目标大约11～13公里的地方，所以可以预期其表现是不稳定的。更糟糕的是，这些电台还必须与布朗宁的空降军军部进行有效联络，按照计划后者将位于空降场南部约24公里的奈梅亨。雪上加霜的还有地形干扰，在阿纳姆的公路桥和空降区域之间是城镇本身，还得加上茂密的森林和城郊的新建住宅区。另一方面，为了给战地指挥官——这次是空降军军长布朗宁中将——收集、传递情报评估和即时报告，组建了一个被称为“幽灵”的独立情报收集联络小队，[13]他们并不为自己使用的“22”型电台的传输范围感到担心。“幽灵”小队队长、25岁的内维尔·亚历山大·海（Neville Alexander Hay）中尉是受过高级别培训的专家，他甚至“有点藐视皇家通信部队”，他的小队倾向于把皇家通信兵部队当作“穷堂弟”对待。海和他的报务员使用一种特殊的天线，能够将“22”型电台的信号传输范围提高到160公里以上。

即便海中尉能获得成功，可以在紧急情况下使用各种各样的通信手段，[14]迪恩―德拉蒙德仍然感到不安。他对自己的上司、昵称“汤姆”的通信科长托马斯·戈弗雷·沃恩·斯蒂芬森（Thomas Godfrey Vaughan Stephenson）中校说，“在行动的最初阶段，这些装备是否能够令人满意地正常使用真是值得怀疑”。斯蒂芬森对此表示同意，但他认为即便如此问题并不大。在此次突袭过程中预计部队将非常迅速地接近阿纳姆大桥，因此可以确信各单位与指挥部失去联系的时间最多也就一两个小时。迪恩―德拉蒙德听说到时候“情况将会恢复正常，厄克特的师部将与已经上了桥的第1伞兵旅在一起”。迪恩―德拉蒙德后来回忆说，尽管他并没有完全放心：“但就像其他所有人一样，我也深受主流情绪的影响：‘不要消极，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添乱，让我们开始进攻吧。’”

眼下，做出最后的决定靠的并不是人，而是天气。从最高统帅部以降，高级将领们全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气象报告。如果考虑到距离蒙哥马利的最后期限还有不到7天时间，那么“市场—花园”行动的准备已经极其充分了，但还是需要起码3天的好天气的预告。9月16日傍晚，气象专家发布了他们的研究结果：除了早上有些雾之外，未来3天的天气将是晴朗的，基本上无风无云。在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指挥部里，布里尔顿中将迅速做出决定。19点45分，他向部下发送了加密电传电报：“确认‘市场’行动，17日，星期日。收到请回复。”布里尔顿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终于投入战斗了。”他觉得今晚能睡个好觉了，正如他对参谋们说的那样，“我既然做出了决定，就不再担忧了”。

在拥挤的飞机库、帐篷城和尼森式活动房屋[15]里，等待中的人们听说了这个消息。在格兰瑟姆附近的英军第1空降师通信部队的士官食堂里，壁炉上方的一面大镜子上有人用粉笔写着“还有14个小时……绝不会取消”。霍勒斯·“霍克”·斯皮维中士注意到，随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这个数字也在一次次地用粉笔改写。斯皮维已经厌倦了为那些永远没有实施的行动所做的任务简报，对他来说，镜子上的那个总是在减少的数字是迄今为止最好的证明，这一次“我们肯定要出发了”。

在所有的基地里，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的官兵们做了最后的准备。他们已经听取了全面的任务介绍，检查了武器，将身上的钱兑换成了荷兰盾；现在，这些被隔离的官兵除了等待无事可做。有些人利用这段时间写信，“庆祝”即将在次日上午出击；有的人把个人物品整理好之后睡觉，或者参加马拉松式的玩牌游戏，从21点、德州扑克到桥牌。第1伞兵旅第2伞兵营20岁的弗朗西斯·W. 蒙克尔中士连续多个小时一直在玩21点，令他惊奇的是自己在不断地赢。蒙克尔看着面前那堆不断增多的荷兰盾，感觉自己就像一个百万富翁。他期望“战斗结束后能在阿纳姆痛快地玩耍一番”，在他看来那场战斗“只会持续48个小时”，中士用这点时间足以和德国人算账了。就在3天前，蒙克的弟弟、17岁的皇家空军上士试图在60米的空中从被击落的轰炸机上跳伞时阵亡了，他的降落伞没能完全打开。

在格兰瑟姆南部的科茨莫尔（Cottesmore）的一处基地里，第4伞兵旅第10伞兵营A连昵称“乔”（Joe）的拉尔夫·森利（Ralph Sunley）中士正在执行安全巡逻任务，确保“没有一个伞兵能溜出基地到村子里去”。在返回机场的时候，森利看见体能训练师金杰·格林（Ginger Green）中士把一个瘪了气的足球扔向空中，后者是一个“性格温和的大个子”。他敏捷地接住球，又把球扔向森利。“你用这玩意到底要干什么？”森利问道。金杰解释说，他要把这个瘪了气的足球带到阿纳姆，“完事之后我们就能在空降场玩一会儿了”。

在肯特郡的曼斯顿（Maston），滑翔机飞行员团的乔治·悉尼·贝利斯（George Sidney Baylis）上士盼望着能有一些娱乐活动。他听闻荷兰人喜欢跳舞，就细心地把跳舞用的轻便平底鞋打了包。第1伞兵旅第2伞兵营的通信兵斯坦利·G.科普利（Stanley G. Copley）购买了额外的胶卷。由于预计不会遭遇到多少抵抗，他认为那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可以拍摄一些荷兰乡村和城镇的照片”。

有个人把他几天前在伦敦买的礼物给带上了。当初荷兰被德军占领的时候，32岁的荷兰海军少校阿诺尔德斯·沃尔特斯（Arnoldus Wolters）指挥着他的扫雷艇逃了出来，驶往英国。从那时起，他就隶属于荷兰流亡政府，做着各种各样的文案工作，忙于处理信息和情报。几天以前，沃尔特斯被要求前往荷兰，作为归属厄克特少将的师部指挥的军政府和民事工作队成员，有人提议沃尔特斯出任由空降部队解放的荷兰领土的军事长官。“那是一个让人吃惊的提议——从办公椅来到滑翔机。”他回忆道。沃尔特斯隶属于第1机降旅副旅长希拉里·纳尔逊·巴洛（Hilary Nelson Barlow）上校手下的一支部队，巴洛将在阿纳姆光复后担任该城的城防司令，而沃尔特斯将成为他的助手。这会儿，沃尔特斯正为即将重返荷兰而万分激动，“我被乐观情绪所鼓舞，凡是告诉我的事情我都相信。我确实没有预料到这次行动将会非常困难，似乎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了，进攻将非常容易。我预计将在星期天空降，星期二回家，在希尔弗瑟姆（Hilversum）与妻女团聚”。沃尔特斯为妻子玛丽亚买了块手表，为女儿买了只60厘米高的玩具熊。4年前他最后一次见到女儿的时候，她还是个婴儿。他希望不会有人介意他把玩具熊带进滑翔机。

第1伞兵旅第2伞兵营31岁的营长约翰·达顿·弗罗斯特（John Dutton Frost）中校将亲率他的营去夺取阿纳姆大桥，他把猎狐时吹的铜号连同作战服一块儿打了包。那只铜号是皇家狩猎队的成员送给他的，1939至1940年，他是狩猎队的队长。平时训练的时候，弗罗斯特会吹响铜号集合部队，在这次行动中他也打算这样做。弗罗斯特对于昼间跳伞并没有感到不安，任务简报会上得到的信息“让我们觉得德军兵力薄弱士气很低，那个地区的德军部队战斗力很低，装备很差”。但弗罗斯特确实对空降场有些疑虑。他被告知“大桥南边的圩田不适合伞兵和滑翔机着陆”，让他纳闷的是既然如此，“如果这么不适合的话”，为什么那些波兰人还要在大桥南边空降呢？

尽管弗罗斯特急于参加战斗，却“不喜欢前往荷兰”，他暗自希望空投能在最后一刻取消或者推迟。他很享受在林肯郡斯托克罗奇福德（Stoke Rochford）地区的日子，希望“说不定能再待上一两天，只做我以前做过的所有愉快的事情”。但他的杂念中还掺杂着其他想法，那些想法“告诉我，我们在这里待的时间够长了，现在该离开了”。9月16日，弗罗斯特睡得很香。尽管他还不至于天真到认为阿纳姆之战将是“一件好玩的事情”，但他又确实告诉自己的勤务兵威克斯（Wicks），把他的枪、子弹、高尔夫球杆和晚礼服装进随后出发的指挥车里。

士官食堂现在空无一人。在食堂壁炉上方的那面镜子上有最后一个记录，那是人们忙里偷闲时涂鸦的，写着：“两个小时以后出发……绝不会取消。”

[1] 英军少将休伯特·埃塞姆，在其名著《德国之战》一书（第13页）写道：“在8月底和9月的上半月，盟军的情报参谋们对实际形势的理解有误，他们把自己降低到1917年的帕斯尚尔（Passchendaele）战役时期，英国远征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黑格（Douglas Haig）元帅的情报主任约翰·查特里斯（John Charteris）准将那样的层面。当时，战时首相戴维·劳合·乔治指控，查特里斯“只挑选那些适合于其想象的数字和事实，随后据此发布满是希望的报告”。在1917年的佛兰德（Flanders，西欧低地国家的西南部，大致包括今天的比利时西部、法国北部和荷兰西南部）战役的各个时期，查特里斯报告说，敌人“崩溃”、“遭到重创”、“几乎没有预备队”，甚至“在逃窜”。按照英国官方历史的说法，1917年7月31日到11月12日之间，在帕斯尚尔周围相继发生的可怕战斗中，英军伤亡总数高达244 897人。——原注

[2] 冷溪（Coldstream），作为地名译作科尔德斯特里姆，是苏格兰与英格兰交界处的博德斯行政区贝里克郡的一个小自治市。著名的冷溪禁卫团于1650年在这里建立，它也是英国陆军持续在役历史最长的步兵部队，与其他四大禁卫团共同组成了英国王室的御林军步兵禁卫队。

[3] 在其历史著作《战争中的第43威塞克斯步兵师》中，埃塞姆写道，“未来的检查军容风纪的人”可能会记得，“英国陆军的士气在其历史中最为高涨的时候，军官们就穿着认为最适合于他们生活条件和作战条件的服装”。——原注

[4] 此处原文说贾尔斯在乔的指挥之下，其实是错误的，由于英国陆军的奇特部队编制，爱尔兰禁卫团第3营和爱尔兰禁卫团第2装甲营分属第32禁卫旅和第5禁卫装甲旅。从建制上来说，这两个营属于平级关系，充其量乔作为先头营营长也许会给紧随其后的贾尔斯提供一些战术建议，而非明确的上下级隶属关系。

[5] 这里的原文是brigade major，在英军中译作旅参谋长或者旅作战和情报科长，大多数情况下由一名少校担任。

[6] 诺曼底战役期间，他在卡昂的战斗中率领1组3辆“谢尔曼”型坦克与4辆德国坦克不期而遇，其中1辆是60吨重的“虎王”坦克。他的部下迅速命中了敌方坦克，但对“虎王”坦克厚厚的装甲几乎无效，戈尔曼则猛烈地撞击那辆巨大的“虎王”坦克，在那辆坦克试图逃跑的时候打坏了它的火炮，并在德军车组弃车后将他们俘虏。——原注

[7] 英国陆军的编制保留着诸多传统，与其他国家相比较为独特，有些部队营辖中队（Squadron），中队辖分队（Troop）。因此中队一般是连级单位（中队长的军衔大多是少校），分队则是排级，而在美国陆军中，Troop通常是指装甲骑兵连。

[8] 纽马基特（Newmarket），英格兰东南部城镇，著名的赛马中心。圣莱杰赛马（St. Leger Race），被誉为平地赛马赛季中“皇冠上的明珠”，是英国三冠大赛（Triple Crown）收尾战，同属于英国五大赛马经典赛事之一，拥有最悠久的历史。1776年由陆军上校安东尼·圣莱杰（Anthony St Leger）创办，1778年用他的名字命名，限3龄马驹参加，赛程约2.8公里，每年9月举行。

[9] 金星（gold star），在美国窗前挂金星表示有家庭成员为了国家战死疆场。

[10] “赫拉弗”的拼写是“Grave”，在英语中的意思是“坟墓”，纳德勒的这句话是调侃，言外之意是：“我们都是要去坟墓里的，但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坟墓。”

[11] 阿尔夫（Alf）是艾尔弗雷德的昵称。

[12] 有关英军第1空降师在阿纳姆大桥活动的精确的叙述之一，见于埃里克·麦凯所写的《阿纳姆大桥之战》一文，载于《布莱克伍德杂志》1945年10月号。——原注

[13] 在英军历史上，“幽灵”侦察队是大本营联络团的别称，兵力共850人，装备了轻型装甲车辆和大功率电台，负责向集团军群指挥部提供己方部队的动向和位置。“市场—花园”战役中有一个小队临时配属英军空降部队行动。

[14] 通信配置中包括皇家空军提供的82只鸽子，鸽舍位于伦敦地区——这就是说，如果它们在经历了空降和德国人的打击之后还活着的话，要飞行约386公里才能传递信息。——原注

[15] 尼森式活动房屋（Nissen huts），加拿大人彼得·诺曼·尼森（Peter Norman Nissen，1871—1930年）少校设计的一种瓦楞铁皮半圆顶和水泥地面的活动房屋，可以用作营房或者仓库。

第3部
进攻

Part Three
THE ATTACK

1

庞大的飞行编队发出的轰鸣声震耳欲聋。在牛津郡和格洛斯特郡的英军滑翔机部队基地四周，惊慌失措的牛马在田野里乱窜。在英格兰南部和东部，成千上万的人吃惊地注视着天空，一些村庄和城镇出现了交通堵塞，人们都停在原地一动不动。在快速行进的火车里，旅客们挤作一团凝视着窗外。人们张口结舌，目瞪口呆，那是一幅任何人都从未见到过的景象。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空降部队正离地升空，飞向目标。

1944年9月17日，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周日上午，英格兰各地恰巧在举行特殊的宗教仪式，以纪念那些“勇敢的少数人”，他们就是4年前英勇无畏地挑战希特勒的德国空军、成功遏制住敌人的皇家空军飞行员。当做礼拜的人们跪下来祈祷时，螺旋桨发出的持续而又让人难以忍受的嗡嗡声把祷告的声音完全遮盖住了。在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庄严的《圣母颂歌》那昂扬的管风琴声不见了，人们三三两两地离开长椅，汇入街道上聚集的人群之中。在大街上，伦敦人凝望天空，被喧嚣声惊得不知所措，一个又一个机群编队从他们头顶低空飞过。在伦敦北部，一个救世军[1]乐队由于无法忍受噪声而停止了演奏，但那位低音鼓鼓手却注视着天空，用力敲出了一个象征性的鼓点：三点一线——在莫尔斯电码中，那是代表胜利的“V”（victory）。

对旁观者来说，牵引着滑翔机的飞机组成的巨大洪流清楚地揭示出了这次进攻的性质，但6个小时以后，英国人民才会得知他们目睹了攻势的开始阶段，这是有史以来构想最为宏大的空降行动。红十字会工作者安杰拉·霍金斯可能对人们目睹庞大机群飞过时的反应做出了最好的总结。当一拨又一拨飞机像“成群结队的欧椋鸟”一样从天上飞过时，她透过列车的窗户吃惊地朝上凝望着。她确信，“无论剑指何处，这次进攻都一定会结束战争”。

对于部队出发产生的令人瞩目的奇观，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的官兵和地面上的平民一样毫无准备，机群的规模之大、场面之壮观令前往荷兰的伞兵、机降步兵以及飞行员们愕然。隶属于第82空降师的荷兰军官阿里·迪尔克·贝斯特布鲁尔切（Arie Dirk Besterbreurtje）上尉认为，这番景象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这次行动肯定动用了盟军的所有飞机”。事实上，参加行动的飞机约有4 700架，这是执行单次空降任务中使用数量最多的一次。

空运行动是在拂晓前数小时开始的，持续了一上午。首先，1 400多架盟军轰炸机从英国的机场起飞，对“市场—花园”行动地区的德国防空阵地和部队集结地进行狂轰滥炸。随后，从上午9点45分开始，在2小时15分钟的时间里，2 023架运输机、滑翔机及其牵引机从24个美军基地和英军基地蜂拥上天。[2]运送伞兵的C―47运输机排成45机的长编队，更多的C―47运输机和英军轰炸机——“哈利法克斯”“斯特林”“阿尔比马尔”——牵引着478架滑翔机。大量搭载装备和兵员的滑翔机拴在90多米长的缆绳上，在牵引机的后方上下跃动着，好似无穷无尽的空中列车。在小一些的“霍萨”（Horsa）和“韦科”（waco）滑翔机群中摇曳的是庞大却纤细的“哈米尔卡”（Hamilcar）滑翔机，该机运载能力为8吨，能够承载一辆轻型坦克或者两辆装载着火炮或弹药的3吨卡车。在这些庞大编队的上下和两翼护航的是近1 500架盟军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有英军的“喷火”，发射火箭弹的“台风”、“暴风”和“蚊式”，有美军的P―47“雷电”、P―38“闪电”、P―51“野马”以及低空俯冲轰炸机。天上的飞机是如此之多，第101空降师502伞兵团1营的尼尔·J. 斯威尼（Neil J. Sweeney）上尉记得：“我们仿佛可以踩着机翼一路走到荷兰。”

首先起飞的是英军滑翔机部队。厄克特少将在“市场—花园”行动走廊里的位置比美国人更靠北，要求也不同。在第一次空运中他需要尽可能多的人员、装备和火炮——尤其是反坦克炮——以便攻占和坚守目标，直到地面部队前来接应。因此，他的师主力是由滑翔机运送的：320架滑翔机搭载着菲利普·“皮普”·希克斯准将的第1机降旅官兵、车辆和火炮，将在13点过后到达阿纳姆以西的空降区域。30分钟后，分乘145架伞兵运输机的杰拉尔德·拉思伯里准将的第1伞兵旅开始空投。由于不甚灵便的滑翔机和牵引机的速度要慢一些——每小时193公里，而伞兵运输机是每小时225公里——所以这些庞大的“空中列车”（或是按照伞兵的叫法——“队列”）得先起飞。在格洛斯特郡和牛津郡的8个基地里，滑翔机和牵引机在机场跑道上徐徐加速，然后以此前从未尝试过的起飞速率升上天空：每分钟起飞一个组合。编队飞行尤其复杂和危险。这些飞机缓慢地爬升，向西越过横亘在威尔士南部和英格兰中西部之间的布里斯托尔海峡。待速度同步后，牵引机和滑翔机就成对地向右列成梯形编队，然后折回越过起飞的基地，向着伦敦以北的哈特菲尔德（Hatfield）镇上空的集结点飞去。

英军的第一个滑翔机队列在布里斯托尔海峡上空编队时，12架英军“斯特林”轰炸机和6架美军C―47运输机于上午10点25分起飞奔赴荷兰。机上是被称为“探路者”的美军和英军空降先导员，这些人将首先着陆，为“市场”行动的部队标出空投区域和空降场。

与此同时，英军第1空降师的伞兵与美军第82空降师乘坐625架运输机和50架由C―47运输机牵引的滑翔机，从林肯郡格兰瑟姆周围的基地起飞了。第9部队运输机司令部的飞机以令人吃惊的精确性，以5～20秒的间隔离开地面。它们一拨又一拨地在剑桥郡马奇（March）镇的上空会合，又从那里编成平行的三列纵队，在奥尔德堡（Aldeburgh）上空飞越海岸。

同一时间，第101空降师乘坐424架C―47运输机，外加70架滑翔机和牵引机，从纽伯里东南的格林纳姆公地（Greenham Common）周边的空军基地起飞升空。机群完成编队以后，同样通过了哈特菲尔德上空的交通控制点，然后朝东飞行，在布拉德韦尔湾越过海岸。

至少16公里宽、161公里长的庞大的三列纵队从空中掠过英格兰的乡村。美军第82空降师和英军第1空降师沿着北部的航线前往奈梅亨和阿纳姆，伴飞的还有一个由38架滑翔机组成的特殊队列，搭载着布朗宁中将的军部前往奈梅亨。在南部的航线上，美军第101空降师越过了布拉德韦尔湾，飞往艾恩德霍芬以北不远处的空降场。到上午11点55分，所有部队——2万多名官兵、511台车辆、330门火炮以及590吨装备——都离开了地面。第82空降师505伞兵团2营E连的詹姆斯·约瑟夫·科伊尔（James Joseph Coyle）中尉在约460米的高度俯瞰着英格兰乡间，他看见一些修女在修道院的院子里挥手，心里觉得“这个晴朗的日子和修女们组成了一幅堪比油画的画面”。他也挥手致意，想知道“她们是否知道我们是谁，要到哪里去”。

对空降部队中的多数人来说，这次飞越英格兰旅程的开始阶段氛围很是轻松。对第1伞兵旅第1伞兵营的罗伊·诺里斯·爱德华兹（Roy Norris Edwards）二等兵而言，“一切都是如此安详，就像乘坐公共汽车前往海边旅游一般”。艾尔弗雷德·乔治·沃伦德二等兵记得：“这是一个完美的星期日，是一个适合在乡间小路漫步、喝上一品脱本地酒的上午。”

滑翔机飞行员团团长乔治·詹姆斯·斯图尔特·查特顿（George James Stewart Chatterton）上校为运送布朗宁中将的那架滑翔机导航，他将这个星期日描述为“极其晴朗的一天，似乎不可能是我们起飞去参加有史以来最伟大战役的日子”。布朗宁的随行人员和装备给查特顿留下了深刻印象。和将军在一起的是他的勤务兵、军部医官、厨师，以及他的帐篷和私人吉普车。布朗宁坐在一个装沃辛顿牌啤酒的空板条箱上，一边是飞机驾驶员，另一边是副驾驶。查特顿注意到，他“衣着干净利落，穿着呢绒作战服，扎着擦得锃亮的萨姆·布朗武装带[3]，裤子上的裤缝似刀刃一般挺直，真皮枪套像镜子一样光亮，随身带着把轻便手杖和一双纤尘不染的灰色小山羊皮手套”。查特顿说，中将阁下“情绪极其高涨，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攀上了事业的顶峰，四周洋溢着欢快的气氛”。

在另一支滑翔机队列里，那位安静的苏格兰人、被指派执行“市场—花园”行动中最艰巨任务的第1空降师师长“罗伊”·厄克特少将认为，“想要抑制住由于终于出发而激动的情绪是困难的”。然而在这位颇得人心的军官脑海里，仍然一如既往地考虑着他的士兵和眼前的工作。同布朗宁一样，他也带着随行人员。厄克特打量着眼前的这架“霍萨”滑翔机——上面载着他的副官格雷厄姆·查特菲尔德·罗伯茨（Graham Chatfield Roberts）上尉、勤务兵汉考克、滑翔机飞行员团的随军牧师乔治·阿诺德·佩尔（George Arnold Pare）上尉，还有一名通信兵、两名宪兵以及他们的摩托车和将军的吉普车——感到良心不安。他想到了麾下的伞兵们，背着背包、枪支和装备，在负重极大的情况下挤在运输机里面。厄克特只带着一个斜挎包、两枚手榴弹、一个地图盒和一本笔记本。他为自己的舒适感到不安。

临近起飞时，厄克特还要做出困难的决定。出发前数小时，他的参谋长查尔斯·贝利·麦肯齐（Charles Baillie Mackenzie）中校[4]接到了一名美国陆航高级军官打来的电话，对方询问是否要轰炸沃尔夫海泽的那家精神病院。麦肯齐汇报说，那个美国人“想得到厄克特的亲自保证，里面的人是德国人而不是疯子；否则美国人不会承担责任”。那家精神病院靠近该师的集合地点，位置险要，厄克特的参谋认为那里由德国人把守着。麦肯齐承担了责任（同意轰炸）。“责任自负！”那个美国人回答道。厄克特认可了参谋长的行为。“我的意思是尽可能做好准备，就是这样！”他回忆说。

当麦肯齐即将登上搭乘的滑翔机时，厄克特把他拉到了一旁。“瞧，查尔斯，”他告诉麦肯齐，“要是我出了什么事，指挥权的接替顺位如下：首先是拉思伯里，接着是希克斯和哈克特，按这个顺序来。”厄克特的选择是根据经验做出的。“谁都知道，拉思伯里是我的副手，”他后来回忆说，“哈克特晋升准将比希克斯早，但年龄小得多，我确信在指挥步兵方面希克斯要更有经验。我的决定绝不是对哈克特指挥能力的反映。”厄克特反省，也许他应该早点把自己的决定告诉每名准将，不过他“坦率地认为，整个问题只是理论上的假设”，这个师既失去厄克特又失去拉思伯里的概率微乎其微。

现在，所有的决定都做出了，厄克特无所事事地注视着“战斗机中队越过滑翔机队列”。这是他第一次乘坐滑翔机进行作战之旅，提前吃了两三片晕机药。他的喉咙干燥，吞咽困难。他还意识到“勤务兵汉考克正注视着我，脸上露出一副关切的表情，和别人一样他也以为我会晕机”。厄克特并没有晕机。“我们身处庞大的飞机洪流之中，脑海里涌现出各种想法。我们投入了战斗，制订了一个良好的计划。我仍然希望我们能够更接近那座大桥，但对此事我并没有念念不忘”。

尽管庞大的机群在起飞时展现出了很高的运作效率，但不幸和事故几乎仍然立即就发生了。就在起飞前，一架滑翔机的左翼被“斯特林”轰炸机的螺旋桨打了下来，好在无人受伤。运载第1机降旅边民团第1营军需官艾伦·哈维·考克斯中尉的滑翔机在费力升空时陷入了麻烦，低空云层遮挡住了滑翔机飞行员的视线，他无法与牵引机的尾部保持顺直。滑翔机飞向一个方向，牵引机飞向另一个方向，这样一来牵引绳就有可能缠住滑翔机的机翼，使之倾覆。由于滑翔机飞行员无法与他的牵引机重新校直，只好抓住红顶的脱离控制杆解开了缆绳，考克斯搭乘的滑翔机毫发无损地在泰晤士河畔桑福德（Sandford-on-Thames）的一块干草地上着陆了。一次更为古怪的事故发生在一架运载第82空降师官兵的C―47运输机上。那些士兵面对面地坐在机舱两侧。起飞5分钟后，第504伞兵团的杰克·博默下士看见“坐在我对面的人身后的货舱口弹开了”。气流的力量几乎把人从舱口吸到了外面，博默回忆说，当他们绝望地抓住东西不放时，“飞行员优美地翻了个筋斗，舱口又砰的一声合上了”。

悉尼·纳恩一等兵先前急于离开基维尔附近的基地以及那只总爱钻进他褥子的鼹鼠，但现在他则为还能活着感到庆幸。在平静地飞行了一个多小时后，他搭乘的滑翔机钻进了云里；从云层中穿出来时，滑翔机飞行员看见牵引绳缠在了左翼上。纳恩听见滑翔机飞行员通过无线电呼叫牵引机“我遇到麻烦了！我遇到麻烦了！”，接着就把缆绳解开了。“我们似乎完全停在了空中，”纳恩记得，“然后滑翔机的机头下垂，歪歪扭扭地朝地面坠去，牵引绳在旁边飘扬着，就像断了的风筝线一样。”纳恩坐在位子上“吓呆了”，只听见风在机身旁呼啸着，“希望滑翔机里固定吉普车的锁链能够承受住拉力”。随后他听见飞行员提醒他们：“振作起来，伙计们。我们到了！”滑翔机触到了地面，弹起后再次着地，接着慢慢停了下来。在突然出现的寂静中，纳恩听见飞行员问道：“伙计们都没事吧？”大家都安然无恙，又返回了基维尔基地，在次日的第二次空运中飞了出去。

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在威尔特郡的上空，一个滑翔机队列遭遇了不幸。皇家空军的沃尔特·T. 辛普森（Walter T. Simpson）空军中士坐在一架“斯特林”轰炸机的树脂玻璃炮塔里，注视着拖在后面的“霍萨”滑翔机。突然，“滑翔机似乎要在中间裂开，那个样子就好像尾部与前部脱离了”。辛普森吓坏了，于是朝机长喊道：“上帝啊，滑翔机解体了！”牵引绳断了，滑翔机的前部掉了下去，就像“一块石头那样落了地”。“斯特林”轰炸机脱离了飞行编队，逐渐降低高度，返回去确定滑翔机残骸的位置。机组成员在一块地里发现了滑翔机的前半部分，尾部无处可寻。在标明了坠机地点以后，轰炸机返回了基维尔基地，机组成员乘吉普车回到了坠机点。在那里，辛普森看见残骸“就像一个被踩踏的火柴盒”，士兵们的尸体还在里面。辛普森无法估计死了多少人——“只有一堆胳膊、腿和躯干”。

等最后一个队列到达英国海岸时——北边的飞行纵队越过了奥尔德堡上空的飞行检查点，南边的飞行纵队飞过了布拉德韦尔湾——有30架运载兵员和装备的滑翔机落了下来，这些事故是由牵引机发动机故障、牵引绳断裂和局部地区的浓雾造成的。尽管以军事标准来衡量，这次行动的开端大获成功——伤亡轻微，而且许多降落到地面的官兵以及大部分武器装备将在随后的空运中运抵目的地——但这些损失无疑会削弱部队的总体实力。在这个极其重要的日子里，每一个人、每一件装备对厄克特少将来说都是重要的，可他已经失去了23架滑翔机搭载的兵员和物资。等到前往阿纳姆的部队到达空投场和空降区域时，指挥官们才发现这些损失是多么重要。

现在，当长长的“空中列车”蜂拥着飞过英吉利海峡，把陆地抛在后面时，一种新的期待开始在庞大的机群中蔓延。那种“星期日郊游”的情绪迅速消失了。当美军的飞行队列掠过海滨度假胜地马盖特（Margate）[5]时，第101空降师506伞兵团的梅尔文·艾斯尼克夫二等兵看见右边就是多佛尔的白色悬崖，从这个距离来看，那些白色悬崖就像他在纽约州北部家乡附近的阿迪朗达克山脉的灰白色山腰。英军第1空降师的D. 托马斯下士透过一扇敞开的舱门向外凝望着，直到祖国的海岸线消失，这时他才发现自己的眼睛里满含热泪。

从马奇镇和哈特菲尔德的调度点开始，空降纵队得到了各种导航设施的协助：雷达信标、特殊的有罩灯光以及无线电测向信号。现在，北海海面上的舰船打开信号灯开始为飞机导航，还有成串的汽艇——北边的航线有17艘，南边的航线有10艘——在水面上伸展开来。威廉·汤普森空军上士驾驶着牵引机，背后拖曳着一架4吨重的“霍萨”滑翔机，在他看来“用不着怎么导航，我们下面的那些汽艇就像横跨海峡的垫脚石一般”。不过，这些海军高速舰艇远非仅起到协助导航的作用，它们是庞大的海空救援行动的组成部分，而且已经忙碌了起来。

在飞越北海的30分钟行程中，人们看到几架滑翔机在灰色的海水里上下沉浮，此时水陆两栖飞机正低空盘旋，标明它们的位置，直到救援艇赶到。情报搜集联络单位“幽灵”小队的内维尔·海中尉“出神地”注视着“两架坠落的滑翔机和一架在水上迫降的滑翔机”。他拍了拍身边下士的肩膀。“朝下面看，霍布柯克。”海中尉喊道。下士朝下瞥了一眼。海中尉记得，“我基本上能够看得出，他的脸色发青了”。中尉迅速对下士进行安慰：“没什么好担心的，看，那些船已经把他们捞起来了。”

驾驶滑翔机的约瑟夫·H. 基奇纳上士同样对海空救援的速度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发现的一架漂浮的滑翔机很快就得到了救援。“他们捞人的速度那么快，我甚至觉得那些人连脚都没有湿。”他回忆道。西里尔·莱恩（Cyril Line）上士驾驶的滑翔机里的人却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万幸的是他们还活着。莱恩注意到，在摇摆着的黑色“霍萨”滑翔机所组成的“空中列车”中，有一对牵引机和滑翔机慢慢地掉队。他看得入了迷，只见那架“霍萨”滑翔机切断牵引绳，从容地朝海面下降，接触海水时机身周围泛起了一圈白色泡沫。他不知道“那些可怜的家伙是谁”。这时，牵引他那架滑翔机的“斯特林”轰炸机的右侧螺旋桨转速逐渐慢了下来，直至完全停机。当牵引机减速时，莱恩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尴尬境地，就要飞到牵引机的前面去了”。他立即松开了牵引绳。副驾驶大声喊道：“准备水上迫降！”他们听见后面的机舱里传来步枪枪托撞击滑翔机胶合板机身的声音，那是慌乱的乘客们在试图打开一个逃生通道。飞机迅速失去高度。莱恩回头一看简直吓坏了，只见那些绝望的士兵“已经在滑翔机的顶部打开了一个洞，两边的人正打算跳出去”。莱恩惊呼道：“别这么干！系好安全带！”接着，随着“砰”的一声重击，滑翔机撞入水中。当莱恩浮出水面时，他看见飞机残骸在大约10米开外的地方漂浮着，机舱已经无影无踪，不过他的乘客都在。没过几分钟，所有人都被捞了起来。

在第一天的空运中，总共有8架滑翔机在水上安全迫降。它们落水后，海空救援单位立即以出色的表现救出了几乎所有的机组人员和乘客。不过，厄克特的部队再次被削弱了——在这8架滑翔机之中，有5架是飞往阿纳姆的。

在飞越海峡的过程中，敌人除了对一架落水的滑翔机做了一些远程非精确炮击之外，并没有进行认真抵抗。第101空降师的飞行过程几乎完美，该师走的南方航线途经盟军占领的比利时。但当荷兰的海岸线出现在远方时，北部纵队中的第82空降师和英军空降兵们却开始看到不祥的灰色和黑色的高射炮火烟团，那是德国的防空火力。当他们的高度下降到仅有460米时，来自荷兰海岸线外的瓦尔赫伦岛、北贝弗兰岛和斯豪文（Schouwen）岛，以及斯海尔德河口周围防空船和驳船上的敌方炮火已是清晰可见。

护航战斗机开始脱离编队去压制高射炮阵地，人们在飞机里能够听见已成强弩之末的炮弹碎片碰撞着C―47的金属侧壁。第82空降师504伞兵团F连的老伞兵、利奥·哈特二等兵听见机上的一名新兵问道：“这些凹背座椅防弹吗？”哈特就怒视着他，这些轻金属做的椅子连一块用力扔出的石头都挡不住。在另一架C―47上，哈罗德·雷蒙德·布罗克利下士记得，有一名补充兵正在纳闷：“喂，下面的那些黑色和灰色的烟雾是什么？”还没等身边的人回答，一块弹片就穿透了飞机底部，砰的一声打在了野战炊具上，但并未造成破坏。

老兵们用不同的方式掩饰着他们的恐惧。第505伞兵团2营D连的保罗·D. 纽南（Paul D. Nunan）上士看见“那种熟悉的高尔夫球似的红色曳光弹正交织着向我们飞来”，于是他就假装打盹儿。曳光弹差一点就击中了第505伞兵团的肯尼思·W. 特鲁瓦克斯二等兵乘坐的飞机。“谁都没吱声，”他回忆道，“只有一两个人勉强笑了笑。”该团的比尔·塔克中士曾在诺曼底经历过防空炮火，他老是“害怕会从下面被击中”，觉得如果坐在3件空勤人员用的防弹衣上，就“不会那么暴露”。鲁道夫·科思二等兵记得，他觉得“很想坐在自己的钢盔上，但又知道需要把它戴在头上”。

有一个人更关切来自内部而非外部的危险。副驾驶员比尔·奥克斯中士尽力让自己的“霍萨”滑翔机在空中平稳飞行，他回过头来查看乘客们的状况，居然看到了令他感到恐惧的一幕：3名伞兵正“平静地坐在地板上，在一个小炉灶上用军用饭盒煮茶；另外5个人站在四周，拿着缸子等着接茶水”。这场面促使奥克斯立即采取行动。他把操纵杆交给正驾驶，匆匆向机尾走去，担心滑翔机用胶合板制造的地板随时都会着火；“或许更糟的是，我们装在拖车里的迫击炮炮弹可能会爆炸，那个小小的野战炉发出的热量是很可怕的”。他怒不可遏。“我们只不过是稍微煮一下。”一名士兵安慰道。奥克斯匆匆返回驾驶舱，把事情向正驾驶伯特·沃特金斯上士做了汇报。沃特金斯笑了：“告诉他们，茶煮好时可别忘了我们。”奥克斯一屁股坐进副驾驶座，用双手捂住了脸。

尽管护航战斗机群让大多数海岸高射炮阵地安静了下来，还是有一些飞机受损：一架牵引机和拖曳着的滑翔机，以及一架搭载伞兵的C―47运输机在斯豪文岛上空被击落了。牵引机紧急迫降，机组人员全部阵亡。那架滑翔机——美军第82空降师的“韦科”滑翔机——在空中解体，附近英军飞行纵队中的第3机降轻型炮兵连连长丹尼斯·斯图尔特·芒福德（Dennis Stewart Munford）少校目睹了这一幕。“韦科”滑翔机解体时的场面把他吓呆了，“人和装备如同玩具从圣诞彩包爆竹中喷出来一样，从飞机上撒落出来”。其他人看见了那架C―47的坠落过程。挂在飞机下面的装备包裹被曳光弹点着了，“黄色和红色的火焰在黑色的烟雾中闪烁而出”，第504伞兵团3营副营长阿瑟·威廉·弗格森上尉回忆道，当时他正在附近的一架飞机上。没过几分钟，那架C―47就熊熊燃烧起来。3营的情报参谋弗吉尔·F.卡迈克尔（Virgil F. Carmichael）中尉站在舱门里面，注视着伞兵从被击中的飞机上跳伞，“因为我们的人使用伪装降落伞，我能够在他们离机时清点人数，并且看到他们都安全地逃生了”。

尽管那架飞机被火焰吞没，但飞行员却想方设法让飞机保持平稳，直到伞兵们跳出机舱。随后卡迈克尔又看见一个人跳出了飞机，“陆军航空兵使用的是白色降落伞，所以我想他一定是机长”。他是最后一个跳伞的人。那架熊熊燃烧的飞机几乎立刻就俯冲下去，全速冲进了斯豪文岛上一处被水淹没的地区。卡迈克尔记得，“在坠地时，飞机前方张开了一个白色降落伞，大概是被坠机时的冲击波弹出来的。”对第504伞兵团3营H连1排排长詹姆斯·梅加勒斯（James Megellas）中尉来说，那架C―47坠毁的场面极具“可怕的影响”。作为机上的跳伞长，他原先曾告诉部下自己将“在到达空降场的5分钟之前”下令“起立，挂钩”，现在他立即下达了这个命令。在其他的诸多飞机上，跳伞长都做出了与梅加勒斯相似的反应，对他们来说战斗已经开始了——况且，实际上对空降部队而言，到达空降场和空投场只不过是30～40分钟以后的事情。

[1] 救世军（Salvation Army），国际基督教慈善组织，1878年由英国牧师威廉·布斯（William Booth，1829—1912）创建，其组织形式与活动方式类似军队。

[2] 许多官方报道说，第一批参加市场行动的飞机起飞时间是上午10点25分，也许他们想到的是运送探路者飞机的起飞时间。对飞行日志和空中交通管制员的时间表研究表明，空运显然是在上午9点45分开始的。——原注

[3] 萨姆·布朗（Sam Browne，1824—1901），英国将军，武装带的首创者。

[4] 此处原文有误，将麦肯齐的军衔写成了上校。

[5] 马盖特（Margate），英格兰肯特郡萨尼特区的一个城镇，位于泰晤士河口湾南面，18世纪成为著名的海滨浴场。

2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尽管夜间遭到了大规模轰炸，现在又出现了针对阿纳姆、奈梅亨和艾恩德霍芬的空袭，但德国人还没有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整个指挥系统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个威胁上：英军第2集团军从默兹河―埃斯科河运河上的桥头堡再次发动攻势。

“指挥官和部队，尤其是参谋部和我本人在重压之下已经不堪重负，我们只考虑到了地面上的军事行动。”库尔特·斯图登特大将回忆道。他的指挥部位于菲赫特（Vught）附近的一处村舍里，大致在艾恩德霍芬西北34公里处。这位德国杰出的空降专家正在指挥部里做“官样文章——堆积如山的文件甚至跟着我进入了战场”。斯图登特走到阳台上，盯着那些轰炸机看了几分钟，随后将其抛诸脑后，又回去忙着处理他的文件了。

党卫军第9霍亨施陶芬装甲师师长瓦尔特·哈策尔一级突击队大队长，现在已经把他打算移交出去的装备全都交给了自己的竞争对手，党卫军第10弗伦茨贝格装甲师师长海因茨·哈梅尔旅队长。哈梅尔则遵照比特里希的命令，已经在莫德尔不知情的情况下抵达了柏林。最后一批装载着哈策尔“不可用的”装甲运兵车的平板车，将由凌晨2点启程的火车拉到德国。由于自诺曼底登陆以来反复遭到轰炸，哈策尔“对飞机并不怎么理会”，他认为荷兰上空的庞大轰炸机编队没有丝毫非同寻常之处。他和麾下经验丰富的坦克手们都知道：“轰炸机群一天数次向东飞往德国再返回成了家常便饭，我和部下由于不断遭到炮击与轰炸，已经变得麻木了。”埃贡·斯卡尔卡（Egon Skalka）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是党卫军第9装甲师的首席军医官，哈策尔与斯卡尔卡一起从贝克贝亨的师部出发，前往阿纳姆以北大约13公里的洪德洛（Hoenderloo）兵营。在师侦察营600名官兵面前举行的授勋仪式上，他将为营长保罗·格雷布纳（Paul Gräbner）党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党卫军上尉）颁发骑士铁十字勋章，接下来会有香槟酒和一顿特殊的午餐。

在杜廷赫姆的党卫军第2装甲军军部里，威廉·比特里希副总指挥同样没有把空袭放在心上，对他来说“这也是家常便饭”。在位于奥斯特贝克的塔费尔贝格旅馆里，瓦尔特·莫德尔元帅注视着这些轰炸机编队有一段时间了。指挥部里达成了一致的观点：这些B―17飞行堡垒中队是在夜间轰炸德国之后返航的，而且其他飞行堡垒机群正在向东前往别的目标，一如既往地对德国进行永无休止的轰炸。至于对当地的轰炸，轰炸机群把没有投在鲁尔区的炸弹扔在荷兰也不是什么稀罕事。莫德尔和参谋长汉斯·克雷布斯上将相信，眼下的轰炸和低空扫射是“削弱敌人力量的作战行动”——是英军地面攻势开始的前奏。

对于荷兰上空愈加频繁的空袭活动，有一名军官并非无动于衷。在大约193公里外的科布伦茨附近阿伦贝格的西线总司令部里，老元帅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尽管他仍然相信空降部队只会用来进攻鲁尔区——想得到更多的信息。在9月17日的晨报第2227号附件中，他的首席参谋记录着冯·伦德施泰特要求莫德尔调查一下，是否存在海军和空降部队联合入侵荷兰北部的可能性。备注上写道：“总体形势以及敌人侦察活动的显著增加……使得西线总司令再次调查两栖进攻和空降作战行动的可能性……调查结果要上报给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希特勒）。”

差不多就在莫德尔的指挥部收到这封电报的时候，庞大机群中的首批飞机越过了海岸线。

上午11点30分，阿纳姆城中四处起火，黑色的烟柱直入天空，这是持续3个小时近乎饱和的轰炸造成的。在沃尔夫海泽、奥斯特贝克、奈梅亨和艾恩德霍芬，一座座建筑被夷为平地，街道被炸得坑坑洼洼，遍地都是瓦砾和碎玻璃，伤亡人数每分钟都在增加。即使到现在，低空飞行的战斗机仍在扫射这片区域的机枪和高射炮阵地。荷兰人或是在教堂、家里、地下室和防空洞里挤作一团，或是借由鲁莽的勇气，骑着自行车上街或从屋顶上张望。他们的情绪在恐惧与欢欣鼓舞之间轮番交替，谁也不知道该相信什么，更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奈梅亨以南134公里处的马斯特里赫特是首座被解放的荷兰城市，美军第1集团军的部队是9月14日入城的。许多荷兰人期待着美国步兵随时都会来到他们的城镇和村庄。伦敦的橙色电台播报的一条条新闻快报加深了这种印象，“差不多是时候了，我们一直等待的事情终于来临了……由于盟军进军迅速……有可能部队并没有带荷兰纸币，如果我们的盟友拿出法国或者比利时钞票……望予以合作，在卖东西收款时接受这种货币……农民应该把庄稼收割完并交出……”。伯恩哈德亲王在一次电台讲话中敦促荷兰人：“当盟军解放荷兰领土时，不要用献花或者献水果来表达欢乐……以前敌人曾在献给解放者的东西中暗藏炸弹。”大多数荷兰人认定这样的密集轰炸是盟军入侵的前奏——地面攻势的开始。和他们的德国征服者一样，荷兰人对即将发生的空降突击也一无所知。

扬·福斯凯尔和贝尔莎·福斯凯尔正躲在奥斯特贝克的岳父家中。夫妻俩认为，该地区上空的轰炸机群是冲着塔费尔贝格旅馆里莫德尔的指挥部去的。福斯凯尔记得，那个晴朗的日子“是进行轰炸的完美天气”，然而他发现难以把“正在到来的战争与成熟的甜菜香味以及成百棵向日葵的景象扯在一起，向日葵的茎被它们沉甸甸的头压弯了，似乎不可能出现人们死亡、房屋燃烧的场面”。福斯凯尔平静得出奇，他在岳父家的阳台前注视着战斗机群从头顶掠过，确信它们是要去低空扫射那家旅馆。突然，一个德国士兵出现在花园里，既没有戴钢盔，也没有带步枪，只穿着衬衫和裤子。他客气地问道：“我可以在这里躲一躲吗？”福斯凯尔盯着那个人。“为什么？”他问道，“你们有防空壕啊。”那个德国人笑了。“我知道，”他回答说，“不过防空壕满了。”那个士兵走到阳台边。“很猛烈的轰炸，”他告诉福斯凯尔，“不过我认为奥斯特贝克并不是目标，他们似乎更关注镇子的东西两侧。”

福斯凯尔听见屋子里有说话的声音，他们家的一个朋友刚刚从沃尔夫海泽地区赶来。她告诉众人，那里遭到了猛烈轰炸，许多人都死了。“恐怕，”她颤抖着说，“这是我们最后的晚餐。”福斯凯尔看着那个德国人。“也许他们是因为莫德尔而轰炸塔费尔贝格旅馆的。”他婉转地说道。那个德国人神情木然。“不，”他告诉福斯凯尔，“我不这么认为，那儿并没有挨炸。”待那个士兵离开后，福斯凯尔出去勘查受损情况。外面谣言满天飞，他听说阿纳姆遭到了猛烈轰炸，沃尔夫海泽几乎被夷为了平地。他认为盟军肯定正在推进，随时都会到达。福斯凯尔既喜又悲，他记得在盟军进攻法国的过程中，位于诺曼底的卡昂就变成了一片瓦砾。他确信，他和家人藏身的奥斯特贝克也将化为废墟。

在沃尔夫海泽四周，德国人存放在树林里的弹药正在爆炸；那座有名的精神病院遭到了直接攻击，行政楼周围的4座隔离式住院楼被夷为平地，45名病人死亡（之后死亡人数增加至80人以上），还有更多人受伤。60名被吓坏的住院者——大多是妇女——正在毗邻的树林里漫无目的地游荡。由于停电，副院长马里厄斯·范德贝克医生无法召集别人帮忙，他焦躁地等着医生们从奥斯特贝克和阿纳姆赶来，范德贝克知道他们肯定会听到消息赶来的。他需要尽快与外科的医务人员建起两个手术室。

其中的一名“住院者”亨德里克·韦堡（Hendrik Wijburg）实际上是隐藏在这家精神病院里的地下抵抗组织成员。“事实上，”他回忆说，“当时这家医院里面并没有德国人，尽管附近确实有他们的阵地，树林里还存放着大炮和弹药。”轰炸引爆了弹药堆积点中的弹药，位于某栋楼阳台上的韦堡顿时被震倒在地。“发生了猛烈爆炸，”他记得，“从弹药堆积点飞来的炮弹嗖嗖地落进医院，炸死炸伤了很多人。”韦堡狼狈地站起身来，在低空扫射最猛烈的时候帮助护士们在草地上展开白床单，组成一个巨大的“十”字。整片区域遭受了严重打击，在他看来，似乎“这块地方很快将布满死去的人和垂死的人”。

在阿纳姆，消防队拼命控制蔓延的火势。迪尔克·扬·希丁克（Dirk Jan Hiddink）是一支由15个人组成的老式消防队的队长（他手下的人推着两辆大车，一辆装着卷好的水龙带，另一辆装着梯子），他接到命令前往德国人占据的威廉斯兵营，那里遭到了低空飞行的“蚊”式战斗轰炸机的直接攻击。尽管兵营在熊熊燃烧，但希丁克从阿纳姆消防队总部得到的指示却非同寻常：他被告知别管兵营的大火，但要保护周围的房屋。当消防队到达时，希丁克发现兵营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保住了，火势太猛烈了。

赫哈德斯·赫斯伯斯从他父亲在威廉广场28号的公寓房间里看到，周围的一切都被烈焰吞噬了，不仅兵营在燃烧，附近的中学及其对面的皇家餐厅也烧了起来。热浪逼人，赫斯伯斯记得，“我家窗户上的玻璃突然卷曲，接着就完全融化了”。一家人立即跑出大楼，爬过砖瓦木料来到广场上。赫斯伯斯看见德国人从兵营的瓦砾中跌跌撞撞地走出来，鼻子和耳朵都流淌着鲜血。有轨电车司机亨德里克·卡雷尔无意间来到威廉大街，由于轰炸造成断电，他的淡黄色有轨电车靠着惯性滑下一段缓坡，在广场上停了下来。他在那里发现了一堆有轨电车，那些电车同他的车一样，也是靠惯性滑进广场后再也无法离开了。透过烟雾、人群和瓦砾，卡雷尔看见皇家餐厅的服务员们从燃烧的建筑物里逃了出来，他们顾不上管那几个朝大门跑去的就餐者，直接跳窗而出。

在阿纳姆大桥东南的市煤气厂里，技工尼古拉斯·恩克对投弹手的本事感到钦佩。他望着莱茵河对岸，注意到有12处防空炮位被摧毁了，只剩下一门炮管歪歪扭扭的火炮。眼下全城停电了，恩克自己同样面临着一个问题——再也无法生产煤气了，三个巨大的储气罐里的剩余燃料用完之后就再也没有了。除了煤和柴火，阿纳姆现在没有电，没有供暖，也没有做饭的燃料。

数千人仍然在教堂里避难。教堂司事扬·迈恩哈特记得，单是那座巨大的荷兰归正会[1]大教堂里就有1 200人。“虽然我们已经清楚地听见了外面的炸弹爆炸声，”他说，“约翰·格里森牧师仍然在平静地布道。断电时风琴停了下来，会众之中有一个人走上前来，开始用手拉风琴的风箱。”随后，风琴在警报声、爆炸声和隆隆的飞机轰鸣声中奏响，全体会众起立，高唱荷兰国歌《威廉颂》。

在阿纳姆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加尔文教派教堂，抵抗组织成员海斯贝特·纽曼在这里听多米尼·博特布道。纽曼感到，甚至连这样猛烈的轰炸也不足以威慑住德国人，他们肯定还会将发出的死亡威胁——即由于抵抗组织爆破高架铁路，报复性地在当天的某个时间处决平民人质——付诸行动。当他听到多米尼·博特关于“你的行为对上帝和同胞负有责任”的布道时，深感良心不安，决定礼拜一结束就去向德国人自首。离开教堂后，纽曼穿过杂物遍地的街道来到电话前，给皮特·克鲁伊夫打了电话，把他的决定告诉了这位地区指挥官。克鲁伊夫的回答简洁明了。“不行，”他告诉纽曼，“继续做你的工作。”不过克鲁伊夫的话不会成为最终的决定，“市场—花园”行动将会拯救那些人质。

在南边约18公里的奈梅亨，轰炸机群以极高的精度命中了德国人的防空阵地，只剩下一处阵地仍在开火。那座为整个海尔德兰省提供电力的巨大而高耸的PGEM发电站只被伤及了皮毛，不过高压线断了，整个地区瞬间断电。PGEM发电站附近的一座人造纤维工厂受到严重破坏，变成一片火海。城里有多处房屋被直接命中，炸弹落到了一座女子学校和一个大型天主教社区中心上。在瓦尔河对岸的伦特，一家工厂被摧毁，德军弹药堆积点的弹药被引爆。

在城市的防空指挥部里，工作人员点着蜡烛工作，他们被蜂拥而来的报告弄得越来越糊涂。阿尔贝图斯·弗朗西斯库斯·厄延（Albertus Franciscus Uijen）在昏暗中伏案工作，登记送来的报告，发现自己每过一分钟就多一分困惑。分布广泛的轰炸地点并没有清楚地说明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奈梅亨周边的所有德军阵地都遭到了攻击。进入城市的主要通道——瓦尔布鲁赫大桥（Waalbrug）、圣安娜街（St.Annastraat）、赫鲁斯贝克路（Groesbeekseweg）——现在被封闭了，看来盟军是要努力把这座城市孤立起来。

和阿纳姆的居民们一样，大部分奈梅亨人也在躲避那些持续低空扫射街道的战斗机。住在瓦尔河大桥附近的埃利亚斯·亨里克斯·布罗坎普却爬上了屋顶，以便看得更清楚一些。让他吃惊的是，市长办公室的德国人也爬上了屋顶，那里与布罗坎普家只隔着5幢房子。布罗坎普记得，那些德国人“显得非常焦虑，我反而兴高采烈，甚至评论说天气好极了”。

护士约翰娜·布雷曼（Johanna Breman）看到德国人在飞机低空扫射的过程中慌乱不已。她从瓦尔河大桥南边一幢公寓楼二层的窗户上往下看，只见“德军伤兵互相搀扶着往前走，一些伤兵瘸得相当厉害，我可以看到许多人扎着绷带。他们的上衣敞开着，大多数人甚至都懒得戴钢盔。紧随其后的是德军步兵。当他们朝大桥走去时，一看见有荷兰人从窗户朝外窥视就开枪”。这些德国人来到引桥边后就开始挖掘散兵坑。“他们到处挖，”布雷曼小姐记得，“在通往大桥的街道旁边挖，在附近的草地和大树下面挖。我确信进攻开始了。我记得自己当时在想，‘我们从这里能看到多么壮观的战斗场面啊’，我有种期待的感觉。”布雷曼小姐当时的期待并没有包括几个月之后她与第82空降师师部的查尔斯·W. 梅森（Charles W. Mason）一级军士长的婚姻，后者将乘坐第13号滑翔机在她所在的公寓楼西南3公里处的赫鲁斯贝克高地附近着陆。

在“市场—花园”行动的主要目标边上，一些城镇和村庄同样遭到了严重破坏，而救援行动——即使有的话——微乎其微。在艾恩德霍芬以西约8公里处连教堂都没有的小村泽尔斯特（Zeelst）附近，赫拉尔杜斯·约翰内斯·德维特（Gerardus Johannes de Wit）轰炸期间就躲在一块甜菜地里。这里没有空袭警报，他看见高空中有飞机，突然间就弹如雨下。德维特正要去泽尔斯特以南6公里处的费尔德霍芬（Veldhoven）的兄弟家串门，这会儿他转身离开公路，一头钻进田边的沟里。此时此刻，他不顾一切地想要回到妻子以及11个孩子身边。

尽管飞机在进行低空扫射，德维特还是决定冒险回去。他抬起头来朝田地对面望去，发现“连树叶都烧焦了”。德维特扔下自行车，爬出沟渠跑过那片开阔地。靠近村子时，他注意到本该落在艾恩德霍芬城外韦尔斯哈普机场（Welschap Airfield，今艾恩德霍芬机场）的炸弹却直接落到了小小的泽尔斯特村里。德维特眼前只有废墟，有几幢房屋在燃烧，还有些房屋倒塌了，站在四周的人们或神情茫然，或哭泣不止。德维特认识的范·海尔蒙特太太是个寡妇，她认出了德维特，于是恳请他一起用床单盖住一个死去的男孩，她泪流满面地解释说自己做不到。这个孩子的头被削掉了，但德维特还是认出是邻居儿子的尸体。他迅速盖住了尸体。“我什么也不看了，”他记得，“只试着尽可能快地回家。”当他接近自己家时，住在对面的一个邻居试图把他叫住。“我的血都快要流干了，”那个人大叫，“我被弹片击中了。”

这时，德维特看见妻子阿德里安娜正站在街上哭，她朝他跑了过来。“我以为你永远也不会回来了，”她告诉自己的丈夫，“快来，我们的蒂尼被炸到了。”德维特从受伤的邻居身边走了过去，“除了儿子我什么也顾不上了。当我走到他面前时，看到他的右侧身子被炸开了，右腿几乎被炸断。他仍然很清醒，还要水喝。他的右臂已经不见了，他问我他的右臂怎么样了，为了安慰他，我告诉他‘你正躺在自己的右臂上面’。”当德维特在孩子身边跪下来时，一名医生赶到了。“他告诉我孩子已经没希望了，”德维特记得，“因为我们的儿子要死了。”德维特把孩子抱在怀里朝乔治公爵雪茄厂走去，那里设立了一个红十字医疗站。但他还没有走到那里，14岁的儿子就在他的怀里死去了。

在这片恐怖、混乱和希望之中，没有哪个荷兰人注意到盟军空降集团军的先头部队。中午12点40分左右，12架英军“斯特林”轰炸机在阿纳姆地区上空盘旋。12点47分，4架美军C―47运输机出现在艾恩德霍芬以北的荒野上空，另两架则飞过了奈梅亨西南上阿瑟尔特（Overasselt）镇附近的旷野，飞机上是被英军和美军称为“探路者”的空降先导员。

扬·彭宁斯（Jan Pennings）的农场毗邻伦克姆荒野，距离沃尔夫海泽还不到两公里，他返回农场时看见飞机从西边低空飞来。他以为它们是回来轰炸铁路的，于是小心翼翼地注视着，准备炸弹一落下就立即卧倒隐蔽。当飞机来到伦克姆荒野的上空时，彭宁斯吃惊地看见“一个个包裹落了下来，接着伞兵就出现了。我知道盟军在诺曼底就使用了伞兵，我确信这就是我方进攻的开始”。

几分钟以后，扬骑着自行车回到农场，朝着妻子喊道：“出来呀！我们自由了！”然后，他见到的第一批伞兵走进了院子。彭宁斯既茫然又敬畏地与他们握了手。伞兵们告诉他，要不了半个小时，“我们还要来几百人”。

汽车司机扬·佩伦也看见了空降先导员在伦克姆荒野着陆。他回忆说：“他们几乎是无声无息地落了下来。这些人纪律严明，立即开始用木桩在荒野上划界。”他们和铁路北边的其他“探路者”一样，正在标明空投场和空降场。

在南边24公里处的上阿瑟尔特镇附近，19岁的特奥多鲁斯·鲁洛夫斯（Theodorus Roelofs）在躲避德国人时，突然被在他家农场附近着陆的第82空降师的“探路者”解放了。他记得，那些美国人是“侦察兵，我非常害怕这一小队勇士会被轻易干掉”。那些“探路者”没有浪费时间，他们发现这名年轻的荷兰人会说英语，便迅速招募鲁洛夫斯充当向导和翻译。鲁洛夫斯确认了他们地图上的阵地，并带着他们来到选定的着陆地点，然后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那些伞兵用“色带和发烟罐”标明这块地区。不到3分钟，一个镶在黄色镶嵌板上的字母“O”和紫罗兰色的烟气就清晰地勾勒出了这片地区。

4架运送第101空降师的“探路者”前往艾恩德霍芬以北区域的C―47遭遇了猛烈的防空炮火。一架飞机着火后坠落了，只有4名幸存者；另外3架飞机继续飞行。“探路者”们在第101空降师的两个空降区域内进行了精确伞降。到中午12点54分，整个“市场—花园”行动地区的空降场和空投场都被定位和标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德国人仍然没有发出警报。

在洪德洛兵营，霍亨施陶芬师师长瓦尔特·哈策尔为刚刚被授勋的保罗·格雷布纳一级突击队中队长祝酒。几分钟以前，哈策尔看见有几个降落伞落在了阿纳姆以西，但他并没有感到吃惊，他以为那是跳伞逃生的轰炸机机组成员。在奥斯特贝克的塔费尔贝格旅馆，莫德尔元帅正在与参谋长汉斯·克雷布斯上将、首席参谋汉斯―格奥尔格·冯·滕佩尔霍夫（Hans-Georg von Tempelhof）上校以及集团军群人事主任莱奥德加德·弗赖贝格（Leodegard Freyberg）上校喝午餐前的开胃酒——冰镇的摩泽尔白葡萄酒。行政军官古斯塔夫·泽德尔豪泽中尉记得：“陆军元帅待在指挥部里的时候总是变态般准时，我们一直在下午1点整准时吃午餐。”而这正是“市场”行动部队的“H”时（进攻发起时刻）。

[1] 荷兰归正会（Dutch Reformed Church），荷兰最大的基督教会，前身是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时期成立的荷兰国家教会。

3

现在，运载着第101空降师的C―47大编队排成密集队形，隆隆飞过盟军占领的比利时，机群在布鲁塞尔以北大约40公里处向北拐，朝荷兰边境飞去。这时，飞机里的人朝下观望，第一次见到了地面上的友军。“花园”行动部队的地面进攻将与空降突袭同步进行。这是一幅壮观到令人难以忘怀的景象：霍罗克斯中将的第30军所属的大量装备覆盖了每一块田野、每一条小径和公路；集结起来的坦克、半履带车、装甲车、运兵车纵队和成排的火炮摆开架势准备突破；三角旗在坦克天线上迎风飘扬；成千上万站在车辆上、拥挤在田野里的英国军人向天上的空降部队挥手。摇曳升空的橘黄色烟雾标明了英军前线的位置，对面就是敌人。

战斗轰炸机群飞速掠过地面，引领前往空降场的道路，试图把飞行编队前方的一切都清理干净。在空降突击之前，密集轰炸已经把许多德军高射炮阵地夷为平地，即便如此，还是有伪装网被突然掀开，露出隐藏其内的敌军阵地。有些人记得，他们看见大干草堆的顶部敞开了，露出了掩体内的88毫米和20毫米高射炮。尽管战斗轰炸机的攻击可谓彻底，但要完全清除敌人的抵抗是不可能的。在艾恩德霍芬以北，距离空降场不过11公里远的地方，第101空降师就遭遇了猛烈的高射炮火。

第501伞兵团1营C连的约翰·J. 西波拉（John J. Cipolla）一等兵正在打盹，突然被“高射炮弹刺耳的爆炸声和弹片撕裂我们飞机的声音”惊醒了。和所有人一样，他也背负着沉重的装备，几乎无法移动。除了步枪、背包、雨衣和毯子之外，他的肩膀上还挂着子弹带，口袋里塞满了手榴弹和口粮，还有主降落伞和备用降落伞。此外，在他搭乘的飞机上，每个人还带着一颗地雷。他回忆说：“我们左翼的一架C―47突然着火了，然后又有一架着火了。我心想，‘天啊，我们是下一架了！我怎么才能从这架飞机里逃出去呢？’”

他所在的C―47发出剧烈震动，似乎每个人都同时喊起来：“让我们出去！我们被击中了！”跳伞长下令“起立，挂钩”，然后他开始冷静地检查装备。西波拉能够听见士兵们挨个喊着“1号好了、2号好了、3号好了……”，西波拉是这组伞兵中的最后一名，等到他能够喊“21号好了”的时候，似乎已经过去了好几个小时。随后绿灯亮了，士兵们赶紧跳出机舱，徐徐降落，降落伞在他们的头顶上面如鲜花般盛开。西波拉抬头检查降落伞时，看见他刚刚搭乘的那架C―47正在熊熊燃烧，他注视着那架飞机在烈火中坠落。

尽管爆炸的炮弹包围了机群，但飞行编队并没有动摇，第9部队运输机司令部的飞行员保持着他们的航向不发生偏离。第501伞兵团2营D连的罗伯特·菲利普·奥康奈尔（Robert Philip O’Connell）少尉记得他所在的编队飞得非常紧密，“我以为我们的飞行员要把机翼伸进左邻飞行员的耳朵里去”。奥康奈尔所在的飞机着火了，红色的跳伞警报灯亮了，“过道里烟雾弥漫，我都没法向后看到跳伞组的末端”。士兵们咳嗽起来，叫嚷着要出去，奥康奈尔“用背抵着门把他们挡回去”。飞行员平稳地向前飞行，没有采取任何规避动作。奥康奈尔看到飞行编队正在逐渐降低高度，减缓速度，为跳伞做准备。奥康奈尔希望，“如果飞行员认为飞机即将坠落，他会及时为我们打开绿色信号灯，让士兵们出去”。那位飞行员镇定地驾驶着起火的飞机沿着航线飞行，直到抵达空降场上方。随后绿色信号灯亮了，奥康奈尔和部下安全地跃出机舱。奥康奈尔后来得知，那架飞机迫降了，但机组人员幸存了下来。

运送部队的飞行员们全然不顾自身安危，驾驶着飞机穿过高射炮火来到空降场上空。“不要为我担心，”一架燃烧着的C―47的飞行员赫伯特·E. 舒尔曼少尉通过无线电对他的飞行指挥官说道，“我将在空降场上空把伞兵们空投下去。”他做到了，伞兵们安全地跳了伞。几分钟以后，这架飞机在熊熊烈火中坠毁。第506伞兵团1营B连的查尔斯·A. 米切尔上士震惊地注视着左侧那架飞机的左发动机正在喷出火焰，他看见在飞行员保持航向的同时，整组伞兵直接穿过火焰跳了出来。

悲剧还没有结束。保罗·B. 约翰逊一等兵的位置在飞机的前部、驾驶舱的后面，这时机身中部正好被击中，两个油箱都着了火。机上的16名伞兵、驾驶员和副驾驶当中，只有约翰逊和另外两名伞兵跳了出去。他们不得不从机舱里的死人身上爬过去跳伞。每个幸存者都被严重烧伤，约翰逊的头发完全被烧掉了。这三个人落在了德国人的一处坦克露营区，他们在一道壕沟里坚守了半个小时，然后全部负伤，接着被制伏当了俘虏。

在另一架飞机上，就在绿灯亮起的那一瞬，站在门口领头的伞兵被打死了。他朝后一仰，倒在第502伞兵团3营的约翰·G. 奥尔托马尔下士身上。尸体被迅速搬到一边，小组的其他人跳了出去。另外一组伞兵飘向地面时，一架失控的C―47撞上了其中两人，飞机螺旋桨把他们切成了碎片。

甚至在接近空降场的可怕时刻，这些美国人仍一如既往地找到了幽默感。就在第502伞兵团3营营部连连长塞西尔·李·西蒙斯（Cecil Lee Simmons）上尉站起来要把降落伞挂钩钩住时，飞机被击中了，弹片在他刚刚离开的座位上撕开了一个口子。边上的一名伞兵说了句让人恶心的俏皮话：“现在他们给了我们一个茅坑！”在另一架飞机里，第506伞兵团1营A连的安东尼·N. 博雷利（Anthony N. Borrelli）少尉确信他瘫痪了。红灯亮了，每个人都把降落伞的挂钩钩住了——只有博雷利除外，他动弹不了。博雷利当上军官只有两个星期，这是他第一次执行作战任务，在一组伞兵当中排在第一号。他意识到所有的眼睛都在盯着他。令他尴尬的是，他把开伞索钩在座位上了。第502伞兵团3营I连的罗伯特·伊格内修斯·博伊斯（Robert Ignatius Boyce）二等兵不顾师部牙科医生的好意，还是踏上了行程。本来由于他的牙病，师部牙科医生已经将他标记为“L.O.B.”（免于参战，Left Out of Battle）；在连长的干预下，这位参加过诺曼底登陆的老兵获准参战了。除了一颗牙齿出了毛病之外，他还在为别的事情担忧：几项伞兵的新发明——用于装冲锋枪的腿袋、某些降落伞上能迅速解开的背带以及替代跳伞靴的作战靴——这些都让他和其他许多人神经紧张。伞兵们尤其担心他们的吊伞索会钩住新作战靴上的搭扣。当飞机在目标附近低飞时，博伊斯看见下面的荷兰平民向上伸着两根手指头，作寓意胜利的“V”字，这就是博伊斯需要的一切。“嘿，瞧，”他朝其他人喊道，“他们伸出两根手指头，说明我们成功和失败的可能性各占50%。”

对许多人来说，他们能够到达空降场的可能性看起来起码要高一点。第506伞兵团团长罗伯特·弗雷德里克·辛克（Robert Frederic Sink）上校看见“大量高射炮火正前来迎接我们”。当他朝门外望去时，飞机猛烈震动起来，辛克看见机翼的一部分被弹片撕裂后悬吊着。他转向自己的那组伞兵，说道：“好吧，机翼断了。”令他感到宽慰的是，“似乎谁也没有对此想太多，他们可能估计到此时差不多已经抵达空降场了”。

在2号机上，辛克的副团长查尔斯·亨利·蔡斯（Charles Henry Chase）中校看见他们的左机翼着火了。2营F连连长托马斯·帕里斯·马尔维（Thomas Paris Mulvey）上尉记得，蔡斯盯着看了一分钟，然后婉转地说道：“我猜他们撵上我们了，我们最好还是走吧。”当绿灯在两架飞机上亮起时，伞兵们安全地跳了伞。蔡斯乘坐的那架飞机在地面上燃烧起来。辛克的那架飞机据说带着受损的机翼安全返回了英格兰。

同样猛烈的高射炮火包围了第502伞兵团的机群，两个大队的飞机差点相撞。有一个机群略微偏离了航向，进入了第二个机群的航线，迫使后者爬升高度，结果这批伞兵跳伞的高度比原计划高了一些。其中一个机群的长机上有师长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以及第502伞兵团1营营长帕特里克·弗朗西斯·卡西迪（Patrick Francis Cassidy）中校。卡西迪站在门口，看见大队中有一架飞机突然起火，他数了一下，空中只打开了7个降落伞。随后，左边另一架C―47也燃烧起来，但所有的伞兵都从那架飞机里跳了出去。卡西迪一直盯着这架熊熊燃烧的飞机，竟没有看见绿灯已亮。站在他身后的泰勒将军轻声说道：“卡西迪，灯亮了。”卡西迪条件反射地回答说：“是的，长官。我知道了。”然后跳了伞。泰勒紧跟着他跳了出去。

在泰勒将军看来，第101空降师的跳伞“异乎寻常的成功，几乎就像一场演习”。最初计划时，泰勒的参谋班子预计伤亡将高达30%；在从英格兰登机的6 695名伞兵当中，实际跳伞的有6 669人。尽管高射炮火猛烈，但C―47以及战斗机飞行员的勇敢却赋予了第101空降师近乎完美的一跳。虽然有些部队是在空降场以北1.6～4.8公里的地方空投的，但他们的着陆地点非常接近，因而得以迅速集结。只有两架飞机没有到达空降场。第9部队运输机司令部以大无畏的决心承受了所有损失，将伞兵送到了他们的目的地。在运送第101空降师的424架C―47当中，每4架中就有1架被击伤，共有16架运输机被击落，机组人员阵亡。

滑翔机的损失是巨大的。当机群到达目的地时，原先的70架滑翔机中只有53架顺利到达索恩附近的空降场。虽然部分未能飞到目的地，部分毁于敌军高射炮火，部分进行了迫降，但这些滑翔机最终还是把所运送的近80%的人员、75%的吉普车和拖车送到了目的地。[1]现在，泰勒的“呼啸山鹰”开始朝他们的目标——英军地面部队面前那条绵延24公里长的关键“走廊”上的桥梁和渡口——前进。

[1] 由于“市场—花园”行动被认为是一个完全由英国人进行的军事行动，所以少有美国记者得到授权去报道这次进攻，没有一位美国记者被派到阿纳姆。隶属于第101空降师的美国记者是来自合众社的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他是乘坐滑翔机着陆的。克朗凯特回忆说：“我以为滑翔机的轮子是用来着陆的。想象一下吧，当我们在地上打滑、轮子碰到地面时，我是多么吃惊啊。还有一件令我震惊的事情，我们全都发誓说，我们的钢盔是固定住的，可是在撞击之下飞了出去，似乎比飞来的炮弹还要危险。在着陆以后，我一把抓住我看见的第一只钢盔，抓住我可信赖的小行囊，里面有那台奥利韦蒂牌打字机（意大利奥利韦蒂公司出品的名牌打字机），然后朝运河爬去，运河是会合点。当我回头看时，发现有六七个家伙在我后面爬，看来是我拿错了钢盔。我戴的钢盔后面有两条匀整的条纹，表明我是一位中尉。”——原注

4

在菲赫特附近，库尔特·斯图登特大将和他的参谋长瓦尔特·赖因哈德（Walter Reinhard）上校站在将军住所的阳台上，“完全目瞪口呆，就像傻了一样”。斯图登特清楚地记得：“不论我们朝哪里望去，都能看见排列成行的飞机——战斗机、人员运输机和货运飞机——从我们上空飞过。我们爬上屋顶，想更好地了解一下这些部队要到哪里去。”密密麻麻的机群似乎是飞往赫拉弗和奈梅亨方向，在南边不过几公里的艾恩德霍芬和索恩附近，他能够清楚地看见人员运输机——一架又一架的飞机飞了进来，空投伞兵和装备。有些飞机飞得高度之低，以至于斯图登特和赖因哈德本能地迅速低下头。“在指挥部的庭院里，我们的文书、军需官、司机和通信兵都来到空地上，用各种各样的武器对空射击。和往常一样，我们自己的战斗机连影子也没有。”斯图登特被彻底难倒了，“我说不出发生了什么事情，也说不准这些空降部队要去哪里。此时此刻，我完全没有想到自己所处位置的危险性。”斯图登特这位空降专家满怀敬佩和忌妒之情。“这宏伟的场面深深地打动了我，脑海里满是对我们自己空降行动的反思与憧憬。我对赖因哈德说：‘噢，但愿我也能够有这样的条件，拥有这么多的飞机，一次也好！’”赖因哈德想的完全是眼前的事情。“大将阁下，”他告诉斯图登特，“我们得做点什么！”他们离开屋顶，回到斯图登特的办公室。

前一天晚上，斯图登特就在每日报告中警告说：“马斯河―斯海尔德河运河[1]南岸繁忙的车队往来表明进攻迫在眉睫。”问题在于：进攻已经开始了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些空降部队的目标就是艾恩德霍芬、赫拉弗和奈梅亨周边的桥梁。所有桥墩都做好了爆破准备，并由特种工兵部队和警卫分队把守；每座桥都安排了一名守桥指挥官，严令他们一旦进攻开始就炸桥。“盟军的动向很明显，”斯图登特认为，“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使用空降部队，在我们炸桥之前拿下这些桥梁。”此时此刻，斯图登特甚至并没有去考虑阿纳姆的下莱茵河大桥的重要性。“给我接莫德尔！”他告诉赖因哈德。

赖因哈德抓起电话，却发现电话线断了，指挥部已经与外界断了联系。

在大约60公里外的奥斯特贝克的塔费尔贝格旅馆里，莫德尔的行政军官古斯塔夫·泽德尔豪泽中尉正在发火。“你昨晚酒喝多了，到现在还没清醒吗？！”他手握野战电话叫嚷道。尤平格（Youppinger）下士是由250人组成的警卫连中的一员，该连由泽德尔豪泽指挥，负责保护莫德尔的安全。尤平格又重复了一遍自己说过的话，在沃尔夫海泽“滑翔机正在我们大腿上着陆”！尤平格不容置疑地报告。泽德尔豪泽扔掉电话，冲进作战室，将这条消息向一名吃惊的中校做了汇报。他们一起匆匆赶到餐厅，莫德尔和参谋长克雷布斯将军正在那里吃午饭。“我刚得到消息，滑翔机正在沃尔夫海泽着陆。”那名中校说道。首席参谋滕佩尔霍夫上校眼神一愣。克雷布斯的单片眼镜掉了下来。“噢，我们正等着它呢。”滕佩尔霍夫说道。

莫德尔跳了起来，匆匆下达了几句撤离指挥部的命令。当他走出餐厅去收拾自己的东西时，朝身后喊道：“他们就是冲着我和指挥部来的！”几分钟以后，莫德尔只提着一个小箱子就冲出了塔费尔贝格旅馆的大门。他的箱子不慎掉在人行道上，打开后露出了他的内衣裤和梳洗用具。

泽德尔豪泽看到克雷布斯急匆匆地跟着莫德尔来到外边，“他甚至都忘了戴帽子，手枪和皮带都没有带”；滕佩尔霍夫连作战室里的作战地图都没来得及取下；B集团军群人事主任弗赖贝格上校同样行色匆匆，他从泽德尔豪泽身边走过时还喊着“别忘了带上我的雪茄”。上车后，莫德尔对司机弗罗姆贝克说：“快！去杜廷赫姆！去比特里希的军部！”

泽德尔豪泽一直等到汽车驶离才回到旅馆。在作战室里，他看见作战地图仍然摆在桌子上，上面标明了从荷兰一直到瑞士的德军阵地。他把地图卷起来随身带走，然后命令哈尔滕施泰因旅馆和塔费尔贝格旅馆里面的人立即撤离，所有的交通工具，“每辆小汽车、卡车和摩托车都要立即离开”。在动身前往杜廷赫姆之前，他收到的最后一份报告是英国人距此处不到3公里了。慌乱之中，他把弗赖贝格的雪茄忘得一干二净。

[1] 就是盟军所称的默兹河—埃斯科河运河。

5

在笼罩地面的薄雾、弥漫的浓烟和建筑物燃烧的熊熊烈焰环绕下，庞大的英国滑翔机群着陆了。由橘黄色和深红色的尼龙带标出的地区开始变得像个巨大的停机坪。蓝色的烟从沃尔夫海泽附近的两处空降场袅袅升起，一处是北边的“赖尔斯营地农场”，另一处是西南的“伦克姆荒野”。排列成行的牵引机和滑翔机从上述区域向后延伸，差不多有30公里长，一直到奈梅亨西南方的斯海尔托亨博斯附近的飞机进场着陆点。成群的战斗机掩护着这些行动迟缓的队列，空中交通非常拥挤，飞行员们想起了伦敦忙碌的皮卡迪利广场周围上下班高峰时期的拥挤状况。

机群——每组之间有4分钟的间隔——在平坦、遍布水路的荷兰乡间低空飞行，飞行员发现做过简要识别介绍的地标正在他们的下方流淌：宽阔的马斯河与瓦尔河，再往前是下莱茵河。随后，当飞行编队开始下降时，人们能看见右侧的阿纳姆和关键目标——铁路桥和公路桥。英国皇家空军曾预计会撞上猛烈的防空炮火，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庞大的滑翔机队列实际上并没有遭遇对空火力。空降突击前在阿纳姆进行的轰炸远比在艾恩德霍芬地区进行的轰炸有效，没有任何牵引机或滑翔机在进场着陆时被击落。

皇家空军和滑翔机飞行员团技术精湛的飞行员们如时钟般准时到达了目标区域上空。当滑翔机脱离时，牵引机盘旋着向上空飞去，给紧随其后的组合腾出空间。这些错综复杂的机动动作和繁忙的飞行本身就带来了不少问题，滑翔机飞行员团的布赖恩·艾伦·汤布林中士对空降场上空的拥挤混乱记忆犹新。“天空中有滑翔机、牵引机、绳索和各种各样的东西，”他回忆道，“你必须随时小心。”

驾驶“霍萨”滑翔机的维克托·戴维·米勒（Victor David Miller）上士回忆说，当他飞到下莱茵河上空时，发现那个地方“安静得令人难以置信”。他望向远方，突然发现了自己的空降场，那里有“三角形的树林，一个不大的农场在远处的角落里若隐若现”。几秒钟后，米勒听见了牵引机——一架“斯特林”轰炸机——上的领航员的声音：“行了，2号机。准备好了吧。”米勒确认做好了准备。“祝你好运，2号机。”领航员一说完，米勒立即解开了缆绳。他的牵引机消失了，牵引绳在它的后面飘动着。米勒知道那根缆绳将被抛下，“在‘斯特林’轰炸机转向返航航线之前作为临别礼物抛给敌人”。

滑翔机的速度在降低，田野隐约临近了。米勒要求把襟翼放下一半，于是他的副驾驶汤姆·霍林斯沃思中士立即推下一根控制杆。“当落下的大块襟翼降低飞行速度时”，滑翔机瞬间颠簸起来。米勒估计现在离空降场也就一千多米了，“我提醒汤姆，留神旁边的滑翔机，有一架滑翔机从我们上方不到50米远的地方滑了过去”。令米勒吃惊的是，“那架滑翔机又晃动着闯进来，飞到同一个航向上。另一架滑翔机似乎是从右侧向我们飘来，我觉得它的驾驶员甚至都没有看见我们，他太专注于如何降落在田野上了”。为了避免碰撞，米勒故意向接近的那架滑翔机下面俯冲，“一个巨大的黑色轮廓从我们的座舱上面闪了过去，对我来说它离得太近了。我的精力完全集中在怎样才能完好无损地降落上，无暇顾及敌人是不是在朝我们开火——况且我们能做的也不多”。

米勒继续下降，“树梢朝我们的机身底部猛撞过去，划过机翼。当地面突然出现时，另一架滑翔机飞到了旁边。我拉住操纵杆让飞机达到水平状态，滑翔机触到了地面，蹦起约一米高再落下。汤姆猛踩刹车，我们歪歪扭扭地在犁过的田地中滑行，轮子陷入松软的泥土中，滑翔机最终慢慢停了下来，离一排粗壮的大树还不到50米远”。在震耳欲聋的气流声归于平静后，米勒听见远处传来轻武器开火的噼啪声。“不过，我唯一的念头就是在另一架滑翔机撞上或落到我们头顶之前从滑翔机里跑出去。我是最后一个出去的人，丝毫没有停顿，不顾机身与地面有一米出头的落差，径直从跳板门里跳了出去，重重地摔在荷兰的土地上”。

由于空域拥挤，通信兵格雷厄姆·马普尔斯（Graham Marples）乘坐的滑翔机又盘旋着飞回到空降场上空。“不过，这时我们已经无风可乘了，”马普尔斯记得，“我看见树枝穿透滑翔机的地板，将其扯成碎片，我知道的下一件事情就是飞机机鼻着地栽到了地上。我能听见每样东西都在折断，像干树枝一样噼啪作响。我们纯粹是用机鼻着陆的，不过除了几处划痕和瘀痕之外谁也没有受伤。”后来飞行员告诉马普尔斯，他曾经将滑翔机拉起以避免与另一架滑翔机相撞。

许多滑翔机克服了漫长旅程中的所有问题，却在触地着陆时酿成了灾难。乔治·E. 戴维斯（George E. Davis）上士站在空空如也的“霍萨”滑翔机旁边，注视着其他滑翔机进场。戴维斯是最先着陆的人之一，率领着第1机降旅的32名士兵。他看见两架滑翔机“几乎是肩并肩地在空降场里颠簸前行，撞进树丛里，机翼全都折断了”。几秒钟以后，另一架“霍萨”隆隆地滑了进来，该机降落速度过快，戴维斯知道它没法及时停下。那架滑翔机猛地撞上了树干，一个人也没有出来。戴维斯与他的副驾驶威廉斯上士一起跑向那架滑翔机，朝有机玻璃覆盖的座舱里面张望。里面的所有人都死了，一门75毫米口径的榴弹炮挣脱了固定链条，压死了炮组成员，斩断了正副驾驶员的头颅。

滑翔机飞行员团G中队的迈克尔·唐纳德·基恩·当西（Michael Donald Keen Dauncey）中尉刚驾驶滑翔机（机上载着一辆吉普车、一辆拖车和一个炮组的6名炮手）着陆，便看见1架载重8吨的大型“哈米尔卡”滑翔机触地了。“土质松软，”他回忆道，“我看见那架哈米尔卡的机头把前面的泥土掘了出来。”重量和地速[1]令飞机深陷进土里，直到巨大的机尾翘在空中，飞机背朝下翻了个个儿。当西知道“把他们挖出来的尝试是徒劳的，‘霍萨’滑翔机的上面是平的，但‘哈米尔卡’滑翔机的驾驶员位置稍微突出一些，我们知道飞行员们肯定都牺牲了”。

戈登·詹克斯（Gordon Jenks）上士驾驶着另一架“哈米尔卡”滑翔机进场着陆时，同样看见了这架飞机失事，于是他立即推断前面的土质太松软了，当即决定不在这块地面上着陆。他后来回忆说：“我认为，如果我们直接俯冲的话，就会有足够的速度可以让飞机与地面保持一段距离，直到我们越过篱笆，安全地滑入下一块平地。”詹克斯向前推动操纵杆，操纵滑翔机俯冲下去，然后在地面上方一两米的地方改平。他操作这架巨大的飞机缓慢地漂过篱笆，“让飞机如同一片羽毛般轻轻地落在较远处的野地上”。

现在，在空降场的各个地方，士兵们正在拔掉滑翔机尾部上的插销，打开舱门，把火炮、装备、军需品、吉普车和拖车卸下来。亨利·布鲁克（Henry Brook）一等兵所在的滑翔机上的士兵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发现卸货看起容易做起来难。“保护铁丝网上有8个销子固定滑翔机的尾部，”布鲁克解释说，“在英格兰进行演习时，你总是能够在2分钟内把机尾打开，将吉普车和拖车卸下来。作战时就不一样了。我们把铁丝网切断，把销子拔出来，但机尾就是不动。”布鲁克和其他人最终不得不把机尾砍断。约翰·W. 克鲁克一等兵也遇到了同样泄气的场面，好在附近的一辆吉普车过来帮了他们的忙，它用自己的缆绳把机尾拽开了。

在这两块空降场里，人们开始从失事的滑翔机残骸里抢救物资。两架大型“哈米尔卡”滑翔机坠毁造成了严重损失，它们装载了两门17磅炮外加三吨卡车和弹药拖车。不过第1机降轻型炮兵团的15门75毫米榴弹炮全都安全到达了。

乘坐滑翔机进入空降场的人大多都能回忆起着陆以后立即面对的那种奇怪的、几乎可以说是诡异的静谧。随后，人们听见从集合点传来了苏格兰风笛吹奏的乐曲《越过边境的蓝呢帽》（Blue Bonnets over the Border）。大约在同一时间，伦克姆荒野边缘的士兵们看见荷兰平民或是胡乱地在树林中窜，或是惊恐地躲藏。幽灵小队的内维尔·海中尉记得：“那是一个发人深省的场面。医务人员似乎在驱赶着成群的身着白色病号服的人。男男女女四处蹦蹦跳跳，挥动着手臂大声狂笑，不停地嘟嘟囔囔，显然他们疯得非常厉害。”树林里的喧闹让滑翔机驾驶员维克托·米勒大吃一惊，随后“成群结队穿着白色衣服的古怪男女鱼贯而过”。后来空降兵们才得知，这些举止怪异的荷兰平民是遭到轰炸的沃尔夫海泽精神病院里的病人。

厄克特少将乘坐的滑翔机是在伦克姆荒野着陆的，落地后他也被那种静谧打动了。厄克特后来回忆说：“那儿安静得令人难以置信，感觉非常不真实。”当他的参谋长查尔斯·麦肯齐中校在树林边建起师战术指挥部时，厄克特朝400米外的伞兵空投场走去。现在拉思伯里准将的第1伞兵旅就要到了，远处已经传来了机群接近的嗡嗡声。当人们抬起头来注视C―47机群长长的队列时，滑翔机空降场的喧嚣与活动也暂停了下来。在伞兵降落期间，轻武器和高射炮的火力与滑翔机群着陆时一样有限，而且时断时续。从13点53分起，第1伞兵旅的官兵在15分钟内跳出了机舱，一时间天空中布满了色彩鲜艳的降落伞，约650个亮黄色、红色和棕色的伞包——里面是枪支弹药和装备——迅速在川流不息的伞兵之中落了下来。其他装满补给品的空投伞包在士兵跳伞之前就从飞机上被推了下来，载着各种各样的物资向地面飘落，其中还包括小型折叠式自行车。许多已经超负荷的伞兵跳伞时还带着大背包。从理论上讲，这些大背包应该在人触地之前先用绳子放下来，然而有几十个大背包很是突然地与伞兵分离掉落在空投场里，其中有几个装的是珍贵的无线电台。

英军的哈里·赖特（Harry Wright）二等兵是从一架美军的C―47上跳伞的，伞降过程中他把钢盔和大背包都搞丢了，落地时重重地摔到地上，前额血流如注。此时团军需官罗伯逊中士向他跑来。“你被高射炮火击中了吗？”罗伯逊问道。赖特慢慢地摇摇头说：“不，中士，是该死的美国佬，我们跳伞时飞机速度太快了。”罗伯逊替他包扎了伤口，随后在赖特惊讶的注视下从自己的粗帆布背包里取出一块猪肉馅饼递给这名伤号。“我当时震惊得要命，”赖特回忆说，“首先，罗伯逊是苏格兰人；其次，作为军需官他从未把任何东西给过任何人。”

空投场内古怪的事情似乎到处都有。第1伞降工兵中队A分队的诺曼·斯威夫特（Norman Swift）中士落地后看见的第一个人就是中队军士长莱斯·埃利斯（Les Ellis），后者正抱着一只死鹧鸪从他面前经过。惊讶的斯威夫特问军士长这只鸟是从哪里来的。“我落在它身上了，”埃利斯解释道，“谁知道呢？以后万一我们要是饿了的话，有它就再好不过了。”

A分队的另一名工兵罗纳德·托马斯·埃默里（Ronald Thomas Emery）刚刚从降落伞底下爬出来，一个上了岁数的荷兰妇女便从地里一路小跑过来，一把抓起降落伞撒腿就跑，大吃一惊的埃默里只能瞪大双眼目送着她离去。在这片区域的另一处地方，重负在身的杰弗里·斯坦纳斯下士落在了一架滑翔机的机翼上面，机翼像蹦床一样弹起来，把斯坦纳斯抛到空中，随后他双脚同时落地。

重重落地之后，昵称“罗宾”（Robin）的第2伞兵营A连1排排长罗伯特·亚历山大·弗拉斯托（Robert Alexander Vlasto）中尉感觉头昏目眩，于是一动不动地在地上躺了几分钟，试图确定自己的位置。在意识到“我四周有多得难以置信的人和箱子正在落下，飞机仍在向外倾倒伞兵”后，弗拉斯托决定迅速离开空降场。当他挣扎着摆脱伞绳时，听见了一种古怪的声音。弗拉斯托四下张望，看见自己的营长约翰·弗罗斯特中校吹着铜质猎号从身旁走过。

詹姆斯·W. 西姆斯二等兵也注意到了弗罗斯特。他在落地以前就度过了非同寻常的一天。西姆斯原来一直是与皇家空军一起飞行的——他回忆说，皇家空军的态度通常是“不要担心，小伙子们，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把你们送到目的地”——所以他在看到驾驶飞机的美国飞行员时大吃一惊。“那是一名戴着绒毡帽的中校，身穿飞行夹克，敞着衣襟，叼着根大雪茄。我们的中尉非常潇洒地向他行军礼，询问他在起飞时，士兵们是否应该到飞机的前部去。”那个美国人咧嘴笑了笑，“为什么呢？见鬼，不用这样，中尉”。西姆斯记得他说，“如果飞机在跑道上屁股蹭地的话，那么滑跑到一半时我就会让这个该死的板条箱离开地面”。西姆斯的中尉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现在，尽管西姆斯喜欢自己的营长，但在注视着弗罗斯特走过时，他的耐心还是到达了极限。他坐在地上，被自己的装备环绕着，咕哝道：“老约翰尼·弗罗斯特走过去了，一手拎着把“柯尔特”手枪，一手拎着那把该死的号角。”

全师有5 191名官兵安全抵达了空降场和空投场，各单位正在集合，列队出发。厄克特少将“不可能更开心了，似乎一切都进展顺利”。第3伞兵营的营军士长约翰·洛德也有同样的感觉。这位老伞兵回忆说：“这是我参加过的最好的演习之一，每个人都镇定而有条不紊。”但洛德在起飞前所持的保留态度仍然让他感到不安。他记得当自己四下张望，看见士兵迅速集合没有接敌时，心想事情顺利得令人难以置信。有这样想法的人不止他一个。当一组人准备动身时，第1伞降工兵中队B分队的彼得·特里克·斯坦福斯（Peter Terrick Stainforth）中尉听见身边的丹尼斯·杰克逊·辛普森（Denis Jackson Simpson）中尉小声说：“一切都太顺利了，我不喜欢。”

着陆时任务最紧迫的人是第1空降师第1空降侦察中队43岁的中队长弗雷迪·高夫少校，他要率领一支由4个分队组成的中队，在约翰·弗罗斯特中校的伞兵营赶到前，乘坐搭载有重武器的吉普车全速赶到大桥。高夫和他的人通过伞降着陆，然后寻找由滑翔机送进来的地面交通工具。高夫迅速在空投场中找到了自己的副手戴维·奥尔索普（David Allsop）上尉，得知了一些坏消息。奥尔索普报告说，一个分队的所有运输工具——22台车辆——没有到达，计划飞往阿纳姆的320架滑翔机损失了36架，高夫的A分队要使用的吉普车随之一起不见了。尽管如此，不论是高夫还是奥尔索普，都认为仍有足够的车辆全速赶往阿纳姆大桥。高夫下令出发。现在，随着他的战斗力被削弱，一切得取决于德国人的反应了。

[1] 地速（ground speed），即飞机飞行时相对于地面的水平速度。

6

在一片惊慌和混乱中，第一个让部队进入战备状态的德军高级军官是党卫军第2装甲军军长威廉·比特里希将军。13点30分，他通过德国空军通信系统收到了第一份报告，内容是盟军空降部队正在阿纳姆周边着陆。第二份报告在几分钟以后到达，据说阿纳姆和奈梅亨受到了盟军空降兵的攻击。比特里希无法与奥斯特贝克塔费尔贝格旅馆里的莫德尔元帅指挥部中的任何人取得联系，也未能与阿纳姆的城防司令或菲赫特的斯图登特大将的指挥部取得联系。虽然形势不明朗，但比特里希立即想到了冯·灿根将军的第15集团军，该集团军主力已经渡过斯海尔德河口逃进了荷兰。“我最先想到的是，盟军的此次空降突击旨在遏止冯·灿根的集团军，避免它与我们的余部联合起来。或许，意在由英国陆军长驱直入，跨过莱茵河进入德国。”比特里希认为，如果他的推论正确，那么这次行动的关键就是阿纳姆和奈梅亨之间的那些桥梁。他立即命令党卫军第9霍亨施陶芬装甲师和党卫军第10弗伦茨贝格装甲师进入战备状态。

霍亨施陶芬师师长瓦尔特·哈策尔一级突击队大队长参加了为保罗·格雷布纳一级突击队中队长授勋后举办的午餐会，就在他“喝汤喝了一半”的时候，比特里希的电话来了。后者简明扼要地说明了形势，然后命令哈策尔“向阿纳姆和奈梅亨的方向进行侦察”，霍亨施陶芬师要立即出动坚守阿纳姆地区，并消灭阿纳姆以西奥斯特贝克附近的盟军空降部队。比特里希提醒哈策尔：“行动要迅速，接管并确保阿纳姆大桥具有决定性意义。”与此同时，比特里希命令弗伦茨贝格师——师长哈梅尔旅队长此时正在柏林——朝奈梅亨进发，“接管、控制并保卫该市的桥梁”。

哈策尔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要把原定于一个小时之内乘火车前往德国的霍亨施陶芬师的最后一批部队从火车上卸下来，包括那些他一直决心不给哈梅尔的“不可用”的坦克、半履带车辆以及装甲运兵车。哈策尔看着格雷布纳问道：“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呢？这些车辆被拆开装车了。”其中有40辆属于格雷布纳的侦察营。“你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把这些履带和枪炮装回去？”哈策尔问道。格雷布纳立即把营里的机械师都召集起来。“我们将在3～5个小时之内做好出发准备！”他告诉哈策尔。“在3小时内完成！”哈策尔朝他的师部走去时厉声说道。

尽管比特里希将军是根据错误的理由做出了正确的估计，但他却让蒙哥马利的情报军官完全不予考虑的装甲师运转了起来。

那位奉命离开奥斯特贝克为莫德尔元帅的指挥部腾地方的军官发现，自己和部下的营地几乎就在英军的空降场里。党卫军第16装甲掷弹兵训练补充营营长泽普·克拉夫特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吓得“胃部不适”。他在沃尔夫海泽旅馆的新营部距离伦克姆荒野不到1.6公里，在附近露营的是他的两个连，第三个连留在阿纳姆充当预备队。克拉夫特在旅馆里就能够看到，荒野里“拥挤着滑翔机和部队，有些就在百米之外”。他一直以为空降部队组织起来需要花几个小时，但就在他的注视下，“英国人正在各处集合出发，准备战斗”。他无法理解这样一支部队为何会在这片地区着陆，“我能想到的唯一具有重要意义的军事目标，就是阿纳姆大桥”。

这名被吓坏的指挥官知道，除了他这个不满员的营之外，附近再无其他德国步兵。克拉夫特决定，在援兵到来之前“要由我来挡住他们，不让他们抵达大桥——如果他们要去那里的话”。他手下各连的阵地大致形成了一个三角：底边——也就是沃尔夫海泽公路——几乎就是伦克姆荒野的边界；克拉夫特的营部北边是埃德至阿纳姆的公路，以及阿姆斯特丹—乌得勒支—阿纳姆铁路线；在南边，乌得勒支公路经由伦克姆和奥斯特贝克进入阿纳姆。由于没有足够的兵力维持从一条公路到另外一条公路的连续战线，所以克拉夫特决定，坚守大致从北边的铁路到南边的乌得勒支—阿纳姆公路之间的阵地。他匆忙命令预备连离开阿纳姆，与在沃尔夫海泽的该营余部会合，机枪排被派出去坚守战线两端，其余部队则在树林里呈扇形展开前进。

尽管兵力不足，但克拉夫特手里却有一种新型实验武器可供使用：一种多管火箭发射器[1]，能够抛射超口径火箭弹，有几台这样的发射器留给他用于训练。现在他打算使用它们迷惑英国人，给敌人留下守军兵力更为强大的印象。与此同时，他命令几个由25名士兵组成的突击小队进行猛烈突袭，这可能会动摇那些伞兵。

正当克拉夫特下达指示时，一辆军官座车轰鸣着驶到了他的营部门前，阿纳姆城防司令弗里德里希·库辛（Friedrich Kussin）少将匆匆走了进来。库辛以惊人的车速从阿纳姆驱车前来，为的是亲眼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途中他遇见了朝东前往杜廷赫姆的莫德尔元帅。莫德尔在路上停留了片刻，指示库辛命令部队进入战备状态，并向柏林汇报事态的发展。这会儿库辛朝荒野对面望去，被英军的大规模空降惊得目瞪口呆。他基本上是以绝望的口吻告诉克拉夫特，将设法在18点增援该地区。当库辛动身驱车返回阿纳姆时，克拉夫特提醒他不要走那条从乌得勒支到阿纳姆的公路，他已经接到报告说英国伞兵正在那条公路上行进。“走小路吧，”克拉夫特告诉库辛，“大路可能已经被封锁了。”库辛铁着脸说道：“我能顺利通过的！”克拉夫特注视着那辆军官座车朝公路疾驶而去。

他确信自己永远等不到库辛的增援部队了，他那支小小的部队被打垮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甚至就在他把部队部署到沃尔夫海泽公路沿线时，克拉夫特已经派自己的司机威廉·劳（Wilhelm Rauh）去收拾他的私人物品了。“把它们装到车里直接开到德国去，”克拉夫特告诉劳，“我不指望活着从这个地方出去了。”

在柏林东南部的巴特萨尔诺（Bad Saarnow），党卫军第10弗伦茨贝格师师长海因茨·哈梅尔旅队长，与党卫队作战总局局长汉斯·于特纳（Hans Jüttner）党卫队副总指挥兼武装党卫军上将[2]进行了会谈，并简明扼要地介绍了比特里希兵力不足的第2装甲军的困境。哈梅尔坚持说，如果想让该军继续保持作战能力，那么“比特里希对人员、坦克、车辆和火炮的迫切要求就必须得到满足”。于特纳许诺将尽力而为，但又提醒说，“现在每支作战部队的力量都有损耗”，每个人都想得到优先权，他无法许诺立即予以帮助。就在两人交谈时，于特纳的副官拿着一份无线电报走进了办公室。于特纳看了看电报，然后一言不发地递给了哈梅尔。电报上写着：“空降部队进攻阿纳姆，立即返回。比特里希。”哈梅尔冲出办公室，跳上了自己的汽车。从巴特萨尔诺开车前往阿纳姆需要11.5个小时。哈梅尔对他的司机泽普·欣特霍尔策（Sepp Hinterholzer）三级小队副（党卫军下士）说道：“回阿纳姆——玩命开！”

[1] 这种武器不应该与德国较小型的火箭发射器——6管火箭发射器（Nebelwerfer）——混淆起来，克拉夫特断言，这些实验性的发射器只有4台。我没能够核实此事，不过在西线并没有发现类似武器的记录。毫无疑问，它的使用给英军带来了毁灭性效果，无数目击者描述了这种超口径火箭弹的呼啸声和冲击力，但令人费解的是，英军在任何战后报告中都未对这种武器进行过讨论。——原注

[2] 此处原文有误，将于特纳的军衔写成了少将，其实早在1943年6月21日他就晋升党卫队副总指挥兼武装党卫军上将了。

7

英军第1空降师通信科副科长安东尼·迪恩―德拉蒙德少校无法理解出了什么问题。在拉思伯里准将的旅前往包括阿纳姆大桥在内的目标时，他的无线电台能清楚地收到该旅的信号，但现在随着拉思伯里的各个营更接近阿纳姆，无线电信号却一分钟比一分钟弱了。迪恩―德拉蒙德的通信兵接二连三地向他报告，那些报告令他既不安又困惑。他们无法与一些装载在吉普车上的无线电台取得联系，而从其他地方接收到的信号也过于微弱，几乎听不见。然而，拉思伯里旅的各营以及弗雷迪·高夫少校的侦察中队距此不过就三五公里的路程。

迪恩―德拉蒙德尤其关注拉思伯里的消息，这些消息对厄克特将军的作战指挥至关重要。他决定派一辆吉普车，带着无线电台和报务员去接收拉思伯里的信号，再把那些信号转发给师部。他指示该小组在师部与拉思伯里的移动通信系统中间设立一个中继点。没过多久，迪恩―德拉蒙德便听见了这个中继小组转发来的信号。他们的无线电台的接收范围似乎大幅减少了——按理说，这种“22”型无线电台起码能在8公里范围内有效运作——而且信号也很微弱。他推断要么就是电台未能正常工作，要么就是报务员所处的位置不好。就在他仔细倾听时，信号甚至一度完全消失了。迪恩―德拉蒙德无法用无线电与任何人取得联系。美军的一支由两辆搭载无线电的吉普车组成的特别通信小组同样如此。这个特别小组是在当日部队出发前几个小时里匆忙组建起来并赶赴英军空降师师部的，他们将操作地对空的甚高频电台召唤战斗机群进行近距离支援。在投入战斗的最初几个小时里，这些搭载无线电的吉普车本可能会令情况大为不同，但它们却被发现毫无用处，两辆吉普车上的电台都没有设定好频率来召唤战斗机群。此时此刻，战斗还没有开始，英军的无线电通信系统就已经完全失效了。[1]

[1] 克里斯托弗·希伯特的《阿纳姆之战》一书第96页特别谈到了阿纳姆的英军，并且同样指出了英军通信系统的瑕疵。他声称：“美军的空中支援队伍训练不足……其灾难性的后果，就是直到这次军事行动的最后一天……才给空降部队提供了有效的近距离空中支援。”似乎没有任何信息说明是谁在频率分配上出了差错，那些美国人的名字也不为人所知。这个美军通信小组发现在至关重要的第一天，他们本来拥有也许能够改变整个历史进程的手段，但他们一直没有被找到。这个作战单位是已知仅有的参加了阿纳姆战斗的美国人。——原注

8

就像接到了信号一般，当运送第82空降师的飞机靠近空投场时，德国人的大炮开火了。詹姆斯·加文准将朝下望去，看见地面炮火从与马斯河—瓦尔河运河平行的一条战壕里喷射而出，敌人隐蔽在林子里一直引而不发的炮位现在也开火了。看着这一切，加文担心他为第82空降师制订的作战计划有可能会失败。

该师负责坚守“市场—花园”行动“走廊”的中段，南北约16公里，东西约20公里，目标分布广泛。加文在赫拉弗大桥西端附近空投了一个伞兵连，计划通过奇袭夺取该桥。此外他还挑选了3个空投场和一个大型空降场，后者除了要容纳本师的50架“韦科”滑翔机，还要加上弗雷德里克·布朗宁中将的英军第1空降军军部的38架“霍萨”滑翔机和“韦科”滑翔机。加文命令，空降先导员只标出位于上阿瑟尔特北边的空投场，靠近赫鲁斯贝克高地和德国边境的另外三处则有意不设任何导航标记。加文的伞兵和滑翔机将在没有识别信标或烟雾的情况下空降，以便迷惑敌人对其空降场的判断。布朗宁中将的军部将在第82空降师着陆约13分钟以后落地。

加文最担心的是敌军坦克可能突然从沿德国边境分布的帝国森林里杀出，那片森林就在第82空降师最大的空降场和空投场东边。有鉴于此，他下达了两道非同寻常的命令：为了保护他的师和布朗宁的军部，他指示伞兵跳伞时，要靠近他们能够从空中发现的高射炮位，并尽快瘫痪它们；其次，在空降史上首次伞降一个完整的野战炮兵营，将火炮拖至距离德国边境约2.4公里、直面森林的区域。现在，目睹地面的猛烈高射炮火，考虑到帝国森林里有敌军坦克存在的可能性，加文很清楚，尽管他已经为几乎所有的可能性做了预案，但第82空降师官兵面对的仍会是一个棘手的任务。

加文手下那些参加过诺曼底战役的老兵从来都没有忘记他们在圣梅尔埃格利斯（Ste-Mère-Église）镇遭到的屠杀。由于意外地伞降在那个镇子里，他们落地时便遭到了德军机枪的射击，许多人的降落伞挂在电话线以及镇中心广场四周的树上，他们无助地吊在那里被屠杀了。直到圣梅尔埃格利斯最终被第505伞兵团2营营长本杰明·海斯·范德沃特（Benjamin Hayes Vandervoort）中校夺取之后，那些阵亡的伞兵才被割断绳子放下来埋葬。现在，当第82空降师准备在荷兰上空伞降时，有人对身后还挂着钩的人喊道：“记住圣梅尔埃格利斯！”尽管边跳伞边用枪扫射是一种冒险的做法，许多伞兵还是在跳伞的过程中扣动了他们的扳机。

第508伞兵团的军医布赖恩德·N. 博丁（Briand N. Beaudin）上尉在赫鲁斯贝克高地附近的空投场下落时，看到自己正好飘向一门正在瞄准他的德军高射炮位，博丁立即掏出“柯尔特”手枪开始射击。“我突然意识到，”博丁记得，“在大口径火炮上方来回摆动时用我那支不起眼的小手枪瞄准是多么徒劳。”博丁在高射炮边上落地，把炮组成员全部俘虏了。他认为那些德国人“吓蒙了，以致一炮未发”。

第505伞兵团2营E连的詹姆斯·科伊尔中尉以为自己要落在一个德国人的帐篷医院上，敌军突然从帐篷里涌了出来，开始朝架在四周的20毫米高射炮跑去。于是他也从枪套里把“柯尔特”自动手枪拔了出来。但随着降落伞的来回摆动，科伊尔飘离了那个帐篷，其中的一个德国人开始朝科伊尔的方向跑来。“我没能向那个德国佬开一枪，”科伊尔回忆道，“我的手枪时而指向地面，时而又瞄准了天空。我还足够清醒，就把‘柯尔特’手枪塞回了皮套里，这样我就不会把枪丢了，也不会在摔倒时误伤自己。”落地后，甚至还没来得及解开降落伞，科伊尔就再次拔出了手枪。“那个德国佬现在离我只有几米远，不过他的动作好似看不到我的存在一样。我突然意识到他并不是朝我跑来，他只是在逃跑。”德国兵从科伊尔身边匆匆跑过时扔掉了枪和钢盔，科伊尔看得出来“他只是一个孩子，大约18岁的样子。我无法对着一个没有武器的人开枪，我最后朝那个孩子看了一眼，他正朝德国边境跑去”。

当曳光弹开始撕裂降落伞时，第505伞兵团2营营部连的埃德温·林恩·劳布（Edwin Lynn Raub）二等兵勃然大怒，他操纵着降落伞侧滑，以便在那门高射炮旁边着陆。劳布落地后连降落伞都没解脱，而是拖着降落伞手持汤姆森冲锋枪朝德军猛冲过去。他打死了一个德国兵，俘虏了剩下的人，然后用塑胶炸药炸坏了高射炮炮管。

尽管官方认为，在赫鲁斯贝克地区降落的第505伞兵团和第508伞兵团遇到的抵抗微不足道，但在上述区域四周的树林里还是有数量可观的防空炮火和轻武器火力。第82空降师的伞兵们并没有等候集合，而是以单兵或小队形式，蜂拥上前压制住了这些进行抵抗的小股德军部队，迅速打垮并俘虏了他们。与此同时，战斗机群在树梢上飞速掠过，用机枪扫射敌军炮位。德国人在对抗低空攻击的飞机时获得了很大成功，没过几分钟就有三架战斗机被击中，坠毁在附近的树林里。第505伞兵团1营的迈克尔·M. 武莱蒂奇（Michael M. Vuletich）上士看见了其中一架，那架飞机翻滚着越过了空投场，当它最终停下来时，只有机身还保持完好。几分钟以后，飞行员完好无损地出现了，他站在飞机残骸旁点燃了一支香烟。武莱蒂奇记得，那名被击落的飞行员作为步兵留在了连队里。

第505伞兵团1营B连的詹姆斯·埃尔莫·琼斯（James Elmo Jones）上士在地面上看见1架P―47在约460米的空中燃烧起来，他估计飞行员会跳伞逃生，但飞机却在地面上降落，并在滑过空降场后解体了。机尾折断，机头的发动机滚到一边，座舱部分在田野里停了下来。琼斯确信飞行员肯定完蛋了，正当他全神贯注盯着飞机残骸的时候，飞机的座舱盖朝后滑动打开了，“一个没有戴飞行帽、腋下别着一支‘柯尔特’手枪的金发小个子向我们跑来”。琼斯记得自己问道：“伙计，你干吗不跳伞呢？”那名飞行员咧着嘴笑了，“该死，我害怕跳伞，”他告诉琼斯。

第505伞兵团1营A连的拉塞尔·奥尼尔上士落地并收拾好自己的装备之后，看见一架P―51正在俯冲扫射附近一处隐蔽的德军阵地。飞机从机枪巢上空掠过两次后被击中了，但飞行员却绕了个圈，进行了一次安全的机腹着陆。按照奥尼尔的说法：“这个家伙跳出驾驶舱朝我跑来，边跑边喊‘给我支枪，快！我知道那个狗娘养的德国佬在哪里，我要逮住他’。”奥尼尔在他身后一直注视着他，那名飞行员一把抓过一支步枪，朝树林跑去。

在18分钟之内，第82空降师505伞兵团和508伞兵团的4 511名伞兵，连同工兵和70吨装备在空投场内外落地，空投场的范围横跨赫鲁斯贝克镇东边被森林覆盖的高地。当官兵们集合起来离开空投场前往目标时，特别空降先导小队又为空降炮兵、第82空降师的滑翔机部队以及英军的军部标出了空降场界线。到目前为止，加文将军有计划的冒险获得了成功。不过，尽管这两个团迅速建立了彼此间的无线电联系，但与第505伞兵团一起跳伞的加文想要知道在西边13公里外发生的事情还为时过早。那里是第504伞兵团位于上阿瑟尔特北边的空投场，他并不清楚对赫拉弗大桥进行的特别攻击是否正按计划进行。

鲁本·亨利·塔克（Reuben Henry Tucker）上校的第504伞兵团由137架C―47运送，和第82空降师的其余飞机一样，机群接近上阿瑟尔特的空投场时也遭遇了时断时续的高射炮火。运输机飞行员们保持着航向，13点15分，约2 016人开始跳伞。有11架飞机稍微偏向西方，朝赫拉弗附近的马斯河飞去，它们的空投点位于那座关键的457米长的九孔大桥旁边。这些C―47运载着爱德华·尼古拉斯·韦勒姆斯（Edward Nicholas Wellems）少校的第2营E连扑向第82空降师最关键的目标，他们的任务是从西边的引桥突袭大桥。2营其他连队将从上阿瑟尔特出击，冲向大桥东边。如果不能迅速且完好无损地夺取赫拉弗大桥，那么“市场—花园”行动的紧凑安排就难以为继了，失去这座大桥可能意味着整个行动的失败。

当运载E连的飞机朝西边的突击点飞去时，排长约翰·塞缪尔·汤普森（John Samuel Thompson）中尉能够清楚地看见马斯河、赫拉弗镇和右侧的第504伞兵团在上阿瑟尔特附近的大规模跳伞，随后他又看见自己所在的连队即将空降的沟壑纵横的田野。正当汤普森还在四处观察时，同连的其他人已经跳出了飞机，朝赫拉弗大桥落去，但中尉所在的C―47上的绿灯还没有闪亮。当绿灯亮起时，汤普森看到他们就处在一些建筑物的正上方。他等了几秒钟，看见了对面的田野，于是和他的排一起跳了下去。由于这个幸运的差错，他和部下落地后距离大桥的西南端只有四五百米远。

汤普森能够听见从赫拉弗方向传来的断断续续的射击声，但大桥四周似乎一片安谧。他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该等到连里的其他人赶到，还是现在就用排里的16个人进行突击。“既然这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我就决定发起进攻了。”汤普森说道。汤普森派休·H. 佩里下士回去找连长，让他送去一条简短的口信：“我们正朝大桥前进。”

从镇子和附近建筑物里射出的子弹现在更密集了。汤普森率领他的排跳进附近的排水沟，官兵们不得不在深及脖子的水中跋涉前往大桥。他们开始遭到一座邻近大桥的高射炮塔的火力压制，汤普森注意到敌军士兵抱着口袋正在大桥附近的一座建筑里跑进跑出，他认为那里一定是一家维修厂或者发电厂。汤普森担心那些德国人正在把炸药送往大桥，准备把桥炸掉，于是迅速部署士兵包围那座建筑物并开火射击。“我们用机枪扫射这片地区，攻占了发电厂，发现德国人4死1伤，”汤普森回忆说，“显然，他们抱着的是个人装备和毯子。”突然间，两辆卡车沿着公路从赫拉弗疾驶而来，朝大桥开去。汤普森的一名部下击毙了头车司机，那辆卡车歪歪扭扭地驶离了公路，车上的德国人仓促跳车。第二辆车立即停了下来，车上的士兵也跳到了地上。汤普森的人向他们开火，但那些德国兵毫无斗志，没有还击就一哄而散了。

那座高射炮塔仍然在开火，不过到目前为止，炮弹只是从美军伞兵的头顶上飞过。“那些炮手无法把20毫米高射炮压到足够低的射角打到我们。”汤普森后来回忆说。排里的“巴祖卡”火箭筒射手罗伯特·麦格劳二等兵向前面爬去，在不到70米的距离上发射了三枚火箭弹，其中有两枚命中了高射炮塔的顶部，于是那门炮被打哑了。

虽然对岸桥头附近的另一座高射炮塔里还有一门双联装20毫米高射炮在射击，但汤普森和部下还是破坏了疑似与炸药相连的电力设备和电缆，随后在大桥西南侧引桥的路上设置了路障，埋下了地雷。在被摧毁的高射炮塔里他们发现炮手虽然被打死了，但20毫米高射炮却没有损坏，立即用这门炮朝河对岸的那座高射炮塔开火。汤普森知道自己的排很快就会得到从后面赶来的E连余部的支援，稍后不久还会得到韦勒姆斯少校全营的支援。该营正从上阿瑟尔特急速赶来，以便夺取大桥的东北端。就汤普森中尉而言，他认为主要目标已经得手了。[1]

塔克的第504伞兵团的其余两个营正像轮子上的辐条一样向东进发，前往马斯河―瓦尔河运河上的三座公路桥和铁路桥。同样冲向那座大桥的还有第505伞兵团和第508伞兵团的部队，他们决意要从对岸的另一端夺桥。对于“市场—花园”行动而言，这些目标并非每个都必不可少，加文希望在出其不意的突袭和随之而来的混乱中能够把这些目标全部拿下，但除了至关重要的赫拉弗大桥之外，再夺取一座桥就足够了。

要动摇敌军，坚守自己的阵地，保护布朗宁将军的军部，并在伞兵们前往其目标时提供帮助，加文得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己的榴弹炮——现在，第376伞降野战炮兵营的火炮正在到来。在以往的作战行动中，美军曾空投过小股炮兵单位，但他们被散布得很广，集结和开火都需要很长时间。现在赶来的这个拥有544人的炮兵营是精挑细选出来的，每个人都是丰富经验的伞兵。运送该营的48架飞机中装载着12门75毫米榴弹炮，每门炮都被拆卸成7大部分，首先空投这些榴弹炮，接着再空投约700发炮弹。C―47鱼贯飞临，很快大炮就相继被空投，弹药和炮手随即伞降，全都近乎完美地完成了着陆。

一件意外事故差点导致行动停顿。第376伞降野战炮兵营营长威尔伯·马本·格里菲思（Wilbur Maben Griffith）中校在跳伞时摔断了脚踝，不过他的部下很快就搞来了一辆荷兰手推车推着他。“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师炮兵指挥部的奥古斯丁·S.哈特少校回忆说，“中校被推着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吼叫着命令所有人以最快的速度集合。”部队集合后，格里菲思又被手推车推到加文准将面前，报告说：“长官，火炮进入阵地，随时可以开火。”时间恰好过去了一个小时。在这次有史以来最为成功的空投之后，全营集结完毕，其中10门榴弹炮已经在开火射击了。

第82空降师的野战炮兵着陆14分钟以后，运载着空降反坦克营、工兵、师部其余人员、枪支弹药、拖车和吉普车的“韦科”滑翔机群开始进入空降场。离开英格兰的50架滑翔机中只有4架未能抵达荷兰。不过并非所有滑翔机都在空降场内着陆，有些滑翔机偏离了两三公里。安东尼·A. 延德热夫斯基（Anthony A. Jedrziewski）上尉是一架滑翔机的副驾驶，该机与牵引机的脱离时间晚了一些。延德热夫斯基惊恐地看到“我们以单机突入的架势径直朝德国人冲了过去”，驾驶员做了一个180度回旋，开始找地方着陆。延德热夫斯基记得降落到地面时，“我们的一侧机翼插在大干草堆里，另一侧机翼插在篱笆里，机头插进了地里。泥土一直覆盖到膝盖上面，此时我都不知道脚是否还在自己身上了。随后我们听见88毫米高射炮讨厌的炮声，于是我们就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把吉普车拖了出来，急速朝自己人那里驶去。”

他们比第319机降野战炮兵营的约翰·W. 康奈利（John W. Connelly）上尉走运，后者的驾驶员在进场着陆的过程中被打死了。以前从未驾驶过滑翔机的康奈利此时亲自上阵，操纵这架“韦科”滑翔机深入德国境内10公里左右，降到了维勒（Wyler）镇附近。只有康奈利和另外一人没有被德军俘获，他们躲到夜幕降临，最终在9月18日上午10点左右回到了自己的部队。

第82空降师总计成功地空降了7 467名伞兵和机降步兵。最后在该地区着陆的是运送弗雷德里克·布朗宁将军军部的35架“霍萨”和“韦科”滑翔机，在飞往空降场的途中损失了三架滑翔机，其中两架是在飞抵欧洲大陆之前，第三架则坠毁在菲赫特以南、斯图登特将军的集团军指挥部附近。布朗宁的军部几乎就是在德国边境上着的陆。“高射炮火即便有也是微乎其微，敌人几乎没有进行抵抗，”布朗宁的参谋长戈登·沃尔克准将记得，“我们在帝国森林西边约100米的地方降落，我的滑翔机离布朗宁的滑翔机约有50米远。”

滑翔机飞行员团团长乔治·查特顿上校亲自驾驶布朗宁搭乘的“霍萨”滑翔机，着陆时滑翔机前轮被电缆刮掉了，随后冲进了一块卷心菜地里。“我们出来后，”查特顿回忆道，“布朗宁朝四周打量了一下，说道：‘老天做证，我们到了，乔治！’”在不远处，沃尔克准将看见布朗宁穿过空降场朝帝国森林跑去。几分钟以后他回来了，向沃尔克解释说：“我想成为第一个在德国撒尿的英国军官。”

当布朗宁的吉普车从滑翔机上卸下来时，附近落下了几发德军炮弹，查特顿上校立即扑向最近的一条壕沟。“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布朗宁站在我的上方，看起来有点像一位探险家。他问我：‘乔治，你到底在下面做什么？’”查特顿很坦率地说道：“我要躲藏好，长官！”“嗯，你不用再躲藏了，”布朗宁告诉他，“我们该走了。”布朗宁从紧身短上衣的口袋里取出一只包着面巾纸的小包裹递给查特顿，说道：“把它放在我的吉普车上。”查特顿打开面巾纸，看到里面有一面三角旗，栗色的背景上面是一匹有着双翼的淡蓝色飞马，这是英军空降部队的军徽。[2]三角旗在吉普车的保险杠上飘扬着，“市场”行动的部队指挥官驱车离开了。

在阿纳姆以西的伦克姆荒野，受过高级培训的专家、情报收集单位“幽灵”小队队长内维尔·海中尉正大惑不解。他的专家组把无线电台和专用天线组装了起来，期望能立即与布朗宁将军的军部取得联系。海中尉在着陆时最先考虑的事情就是与军部接上线，并报出自己的方位。早些时候他已经得知，师部的通信系统出了故障，海中尉先前以为问题会出现在皇家通信兵部队那些缺乏经验的报务员身上，但令他始料未及的是，现在麻烦出在了自己的部下身上。“我们在空降场安装好设备，尽管有松树林遮挡，但以前曾在比这糟糕得多的乡间接通过，”他回忆说，“我们一再调试，但什么信号也没有接收到。”在发现问题出在哪里之前，他无法把厄克特少将的第1空降师的进展告知布朗宁中将，也无法把布朗宁的命令转发给英军第1空降师。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荷兰的电话系统却保持畅通，包括奈梅亨的PGEM发电厂厂部拥有和运作的接入全省网络的一个特别电话系统。倘若海中尉知道这一点的话，那么他需要做的只是在荷兰抵抗组织的帮助下拿起一部电话。

在24公里以外，布朗宁将军设在赫鲁斯贝克高地边上的军部里的人们已经开始显得焦虑。第82空降师的两个大型无线电台在空降时都损坏了，布朗宁的无线电台安全着陆，他将其中的一台分给了第82空降师，确保了自己与加文准将间的即时通信。军部通信处已经与邓普西将军的英军第2集团军以及空降军位于英格兰的后方军部取得了无线电联系，布朗宁还与第101空降师取得了联系，但通信处却未能与厄克特的师联络上。沃尔克准将认为军部通信处难辞其咎。“在计划这次行动之前，我们要求得到一个能力够强的军部通信处，”他说道，“我们震惊地认识到，配发的电台设备不合格，军部通信处的人员能力差，又缺乏经验。”虽然布朗宁能够指挥并影响第82空降师、第101空降师以及霍罗克斯的第30军的行动，但在关键环节上，也就是阿纳姆的那场至关重要的战斗却在他的控制之外。正如沃尔克所说：“我们完全不知道阿纳姆的战斗进展。”

一种缓慢出现的停顿已经开始影响蒙哥马利的计划了，但在初期阶段还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在“市场—花园”行动的整片地区，大约有2万名盟军官兵身在荷兰，他们要为“花园”行动的庞大部队夺取桥梁并保持“走廊”的畅通。按预定计划，“花园”行动的坦克先遣队将在夜幕时分与第101空降师的伞兵们会合。

[1] 第82空降师的战后报告以及第504伞兵团团长塔克上校的战后报告都阐明，大桥是在14点30分被“夺取”的。但韦勒姆斯少校的说法却并非如此，由于大桥仍然遭到炮火的骚扰，所以首批部队实际上是在15点35分才从东北端过的河。但无论如何，汤普森中尉率领的E连的那个排从13点45分起便开始坚守大桥，使它没有被炸掉，一直到17点被描述为“安全”时为止。——原注

[2] 有资料称布朗宁的三角旗是他的妻子、小说家达夫妮·杜穆里埃（Daphne du Maurier）做的。“对不起，”她写道，“我让那些制造传说的人失望了……但凡见过我缝针的人都会知道，这是我做不出来的。然而，这是一个讨人喜欢的想法，而且会让我的丈夫很开心。”实际上，这面三角旗是伦敦的霍布森父子有限公司在克莱尔·米勒小姐的监督下制作的。根据布朗宁的指示，在“市场—花园”行动开始之前，米勒小姐还把小罗盘手工缝进了500件衬衫的领子和皮带里。——原注

9

在默兹河―埃斯科河运河附近一家大工厂的平屋顶上，英军第30军军长布赖恩·霍罗克斯将军注视着庞大的运输机和滑翔机编队的最后一批飞机从他蓄势待发的坦克群上空飞过。自上午11点以来，他就一直待在屋顶上，正如他所说：“我有很多时间思考。”庞大机群的景象是“给人以安慰的场面，但我不抱任何幻想，并不认为这将是一场轻松的战役”。他非常缜密地把每种意外的可能性都考虑了进去，甚至命令部下尽可能多带食品、燃料和弹药，“因为我们有可能要靠自己”。有一件令人担忧的事情令将军无法忽略，不过他并没有与任何人讨论过这件事——他不喜欢在星期日进攻。“在这场战争期间，我所参加过的突击或进攻行动中，凡是在星期日发起的没有一次能完全成功”。他举起望远镜开始研究那条白丝带般的公路，这条路向北延伸，通向法尔肯斯瓦德和艾恩德霍芬。令霍罗克斯感到满意的是，空降突击已经开始了，于是他下令参加“花园”行动的部队投入进攻。14点15分，伴随着雷鸣般的咆哮声，大约350门大炮开火了。

炮击是毁灭性的，成吨的炮弹在当面的敌军阵地上猛烈爆炸。当爱尔兰禁卫团第3营的坦克笨拙地移动到出发线时，那片纵深8公里、宽近2公里的飓风般的炮火令他们脚下的地面也为之震颤。在先头中队之后，几百辆坦克和装甲车开始缓慢地从停放位置驶出，准备在第一批坦克出发时列队。在空中，携带火箭弹的“台风”战斗轰炸机群像“一群待招的出租车”一样不断盘旋，等待爱尔兰禁卫团第3营营长乔·范德勒中校向他们指示目标。14点35分，基思·希思科特（Keith Heathcote）中尉站在第3中队头车的炮塔上，对着他的通话器喊道：“驾驶员，前进！”

坦克从桥头堡内隆隆驶出，以大约每小时13公里的速度在公路上行进，炮火激起的烟幕以完全相同的速度在装甲车辆前面延伸着。坦克手们能够看见炮弹就在他们面前不到100米处爆炸。当各中队向前推进，被掩护炮火的烟尘吞没时，士兵们有时都不知道坦克是否安全地处于己方炮火之后。

跟在先头中队后面的是乔·范德勒中校及其堂弟贾尔斯的侦察车，站在自己座车上的范德勒能看见前面和后方坐在坦克上的步兵，每辆坦克都饰以黄色飘带，以便向空中的“台风”战斗轰炸机群表明身份。“那种喧闹是无法想象的，”范德勒记得，“但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现在，先头坦克已经冲出了桥头堡，正在越过荷兰边境。第1中队中队长迈克尔·奥科克上尉用无线电回答：“推进顺利，先头中队已经越过国境线。”然而，战况没过多久就发生了变化，正如范德勒所回忆的：“德国人开始真正缠住了我们。”

德军炮手隐藏在公路两侧十分隐蔽的筑垒阵地里，他们不但躲过了规模宏大的徐进弹幕，而且在弹幕过去后一直引而不发。德国人放过了最前面的几辆坦克，随后先头中队的3辆坦克和另一个中队的6辆坦克在2分钟之内被炮弹击中失去了战斗力，起火的坦克瘫在原地，凌乱地散布在800米长的公路上。“我们刚刚越过国境线便遭到了伏击，”西里尔·拉塞尔（Cyril Russell）中尉回忆说，“突然，前面的坦克不是发生侧滑就是原地起火。我猛然惊恐地意识到，下一辆就该轮到我的座车了。我们跳进了路边的壕沟里。”正当拉塞尔向前走去，打算查看排里的其他人情况如何时，他的胳膊被机枪子弹击中，向后跌进了壕沟里。对拉塞尔来说，战争到此结束。

詹姆斯·多加特（James Doggart）一等兵搭乘的坦克被击中了。“我不记得看见或听见了爆炸，”他说道，“我突然平躺在了一条壕沟里，坦克歪倒在我上方。我的胸前有一挺‘布伦’式轻机枪，旁边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的胳膊几乎被打断了，不远处是另一名阵亡战友的尸体。坦克在燃烧，我不记得车组中有谁活着出来了。”

巴里·奎南中尉在先头中队的最后一辆坦克里，他记得自己的“谢尔曼”向左折进了一道壕沟，奎南以为驾驶员在试图绕过前面起火的坦克，但坦克实际上是被炮弹击中了，驾驶员和机电员当场阵亡。“谢尔曼”坦克燃烧起来，奎南的炮手“拼尽全力从舱口爬了出来，在我意识到我们中弹起火前把我从炮塔里拉了出去”。从坦克里爬出来时，奎南看到其他坦克从后面跟了上来，那些坦克也相继中弹。“事实上，我看到一名车长试图在吞没了整辆坦克的火焰中护住自己的脸。”

突破还没有真正开始就被挡住了。9辆被击毁的坦克现在封锁了道路，从后面赶上来的中队无法继续前进，即使他们能够绕过那些坦克残骸，隐蔽的德军炮手也会逐个干掉他们。为了恢复推进，范德勒召来了携带火箭弹的“台风”战斗轰炸机群。坦克发射紫色的烟幕弹向飞机指示疑似德军阵地的位置，战斗机呼啸着俯冲下来。“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台风’战斗轰炸机对地攻击，”范德勒回忆说，“那些飞行员的胆量令我惊讶万分。他们一次一架，直接穿透己方的弹幕飞了进来。有一架飞机就在我的正上方解体了。那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大炮在开火，飞机在呼啸，人们叫喊着、咒骂着。就在此时，师部询问战斗进展如何，我的副营长干脆举起麦克风说‘听着吧’。”

就在飞机向它们的目标俯冲攻击时，范德勒派了一辆装甲推土机，把燃烧的坦克推出公路。战斗带来的混乱在几公里长的公路上肆虐，一直向后延伸到范德勒的座车以及皇家空军联络员的通信车，后者正按要求召唤“台风”战斗轰炸机群下来支援。唐纳德·洛夫空军上尉是配属给通信部队的战斗侦察机飞行员，他现在确信自己根本不应该自告奋勇来干这项工作。当马克斯·萨瑟兰少校引导“台风”战斗轰炸机群攻击时，洛夫从通信车里下来查看发生了什么事情。黑烟从前面的公路上滚滚升起，就在通信车面前的一辆反坦克炮牵引车着火了。当洛夫盯着它看时，一辆载着伤员的通用运载车（也叫“布伦”机枪车）正沿着公路返回。有名伤员的肩膀被炸掉了，衣服也被烧焦了。“我确信我们被包围了，”洛夫说道，“我吓坏了，不断地想为什么我不待在空军里，我本来就属于空军嘛。”

按照第1中队副中队长罗兰·兰顿上尉的描述，在后面更远处停止前进的纵队里，那些正在待命的坦克手感受到了“一种奇怪的无力感，我们进退不得”。兰顿看到步兵正赶来肃清公路两侧的树林，两辆通用运载车打头阵。兰顿觉得这些士兵可能是第43步兵师的先头部队。“我突然看见这两辆运载车被抛到空中，”兰顿回忆说，“他们触到了敌人的地雷。”当烟雾散去，兰顿看到“尸体挂在树上，我不知道死了多少人，这没法说。上面挂着各种肢体碎片”。

“台风”战斗轰炸机扫射地面的弹着点离坚定的英军步兵只有几米远，后者开始把躲藏在堑壕里的德国人赶出来。多加特一等兵从坦克被击中时跳进去的那条壕沟里爬出来，快速跑过公路，跳进了一道敌方挖掘的空无一人的狭长战壕。“与此同时，两个德国人——一个是没有穿外套的年轻人，另一个是30来岁长相凶狠的混蛋——紧随着我从对面跳了进来。”多加特说道。他毫不犹豫地踢中了那个年纪较大的德国兵的脸，那个年轻的德国兵吓得立即投降了。多加特端着步枪，押送他们沿着公路往回走，“身边是川流不息的德军，全都用手抱着头在跑，那些跑得太慢的人屁股上就会挨一脚”。

从树林中、壕沟里、干草堆四周以及公路上——那些被击毁的坦克正在被慢慢清理出去——传来了步兵肃清残敌时“斯登”冲锋枪发出的点射声，禁卫团的士兵们毫不留情，对狙击手更是如此。有人记得，那些战俘被迫在公路上快步行进，当他们慢下来时，就立即有刺刀戳他们。在越来越长的队列中，有个战俘试图逃走，但附近有不止一个连的盟军步兵，有几个人记得——用其中一个人的话来说就是——“那个念头刚一萌生，他就完蛋了”。

乔·范德勒目睹战俘被押送着经过他的侦察车。当一个德国兵走过来时，范德勒发现他突然做了一个动作。“那个杂种拿出一枚藏在身上的手榴弹，扔向我们的通用运载车。随着一声巨响，那辆车被炸毁了，我看见手下的一个军士躺在公路上，一条腿被炸掉了。从各个方向射来的机枪子弹把这个德国兵打成了筛子。”

霍罗克斯将军在军部得到消息说，公路正逐渐被清理出来，步兵虽然蒙受了巨大伤亡，但已经击溃了两翼的德军。正如他后来所说：“那些爱尔兰人[1]已经厌倦了被敌人射击，他们突然发了脾气，这些伟大的战士往往就是这个样子。”

也许，火气最大的人莫过于爱尔兰禁卫团第2装甲营的情报军官埃蒙·菲茨杰拉德（Eamon Fitzgerald）上尉，他审问了被俘的反坦克炮炮组成员。按照贾尔斯·范德勒中校的说法：“菲茨杰拉德有一种很有意思的榨取情报的方式。他身形高大，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而且语气凶狠。通常他会拔出手枪抵着德国人的肚子，站得尽可能近，冲着那人的脸大声提问。”范德勒一直认为这样做的效果“极其令人满意。在审问了这个炮组成员之后没几分钟，我们的坦克便以值得赞扬的精确度逐个击中了德国人伪装过的反坦克阵地，公路得到了充分的清理，令我们得以继续进军”。

爱尔兰禁卫团第2装甲营第2中队的许多人认为是乔治·伯蒂·考恩（George Bertie Cowan）中士改变了这场战斗的态势。他指挥着一辆“萤火虫”坦克，发现了一处德国人的反坦克阵地，一炮就将其摧毁了。在战斗过程中，中队长爱德华·泰勒少校吃惊地看到，有个德国人正站在考恩的坦克上指示目标。他看见那辆坦克穿过公路并开火，接着由于泰勒自己也忙了起来，就将这件事抛在了脑后。后来泰勒得知考恩击毁了3门德军反坦克炮。“我一有空就去向他表示祝贺，”泰勒说道，“考恩告诉我，坦克上的那个德国佬是他占领的第一处阵地上的炮长，投降了。”那个德国人受到了菲茨杰拉德上尉的审问，然后又被还给考恩，他在那里显得“非常合作”。

爱尔兰禁卫团的两个营又继续上路了。但战斗持续不断，德国人的外壳比任何人预料的都要坚硬得多。在俘虏当中，有的来自著名的伞兵营，还有的——令英国人大吃一惊的是——是党卫军第9和党卫军第10装甲师的老兵：他们来自威廉·比特里希将军派去增援斯图登特的第1伞兵集团军的战斗群。更加令人吃惊的是，有些俘虏属于冯·灿根将军的第15集团军。爱尔兰禁卫团第3营的作战日志记载：“我们的情报部门一整天都处于一种惊怒交加的状态。德军的团级部队番号一个接一个地出现，而那些团根本就不该出现在那里。”

霍罗克斯将军原以为他的先头坦克将会在“2～3个小时之内”行驶21公里，到达艾恩德霍芬。宝贵的时间丧失了，爱尔兰禁卫团所部只前进了10公里左右，在夜幕降临时仅仅到达了法尔肯斯瓦德。至此，“市场—花园”行动已经不祥地落后于时间表了。

为了尽可能地实施机动，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的滑翔机运进来的大多是吉普车而非火炮。英国人未能及时赶到艾恩德霍芬是沉重的一击，泰勒原本希望在“呼啸山鹰”必须控制的那条24公里长的走廊上得到坦克的支持。他的荷兰联络官几乎立即认清了当前形势——第101空降师独立作战的时间将被迫比预期的更久：在地下抵抗组织的帮助下，他们通过打电话来了解英国人正遇到些什么事情。

泰勒的伞兵们以闪电般的速度冲向“走廊”最北边的目标费赫尔及其4座桥梁——阿河和威廉斯运河上的铁路桥及公路桥。激烈的战斗随即爆发。这4个目标在2小时之内都被拿下了。再往南，在费赫尔与索恩之间，夺取圣乌登罗德以及该镇多默尔河上的公路桥的行动相对比较轻松。按照荷兰的官方电话工作日志的说法，国家电话交换局忠诚的话务员约翰娜·拉图沃斯听见“一个很明显的美国口音于14点25分出现在了圣乌登罗德1号线上，要求接通法尔肯斯瓦德，随后的通话持续了40分钟”。

美国人很快获悉，“花园”行动的先头部队还没有到达法尔肯斯瓦德。现在看来，霍罗克斯已经延误的坦克不太可能在夜幕降临之前到达“走廊”南端的艾恩德霍芬，这样就来不及帮助美国人夺取并控制住那些分布广泛的目标了。第101空降师的官兵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但现在他们遇到麻烦了。

在泰勒的目标当中，最为紧迫的就是位于索恩的威廉敏娜运河上的公路桥，大致在艾恩德霍芬以北8公里处。作为这条主要交通干线被切断时的应急计划，泰勒决定夺取西边约6公里处的贝斯特的运河桥梁，由于这座桥被认为是次要的，所以只派了第502伞兵团的一个连去贝斯特执行此项任务，据认为该地区德国人的数量不会多。泰勒的师情报科并没有意识到，斯图登特大将的指挥部就在第101空降师空投场西北方约16公里的地方，而且刚刚到达的冯·灿根的第15集团军正驻扎在附近的蒂尔堡。这些部队中有瓦尔特·波佩中将遭到重创的第59步兵师，外加数量可观的火炮。

刚刚接近大桥，3营H连就在无线电中称遇上了敌人的路障，并遭遇到有力抵抗。这条信息标志着一场血战拉开了帷幕，这场战斗不仅将持续整夜，还会延续到随后两天的大部分时间里。以一个连的作战行动开启的战斗，最终把整个伞兵团都卷了进去。虽然伤亡惨重，但H连英勇的官兵们还是削弱了德国人意外强劲的打击。

当H连向位于贝斯特的运河大桥进发时，罗伯特·辛克上校的第506伞兵团则直扑索恩的那座公路桥。部队在抵达该镇北郊之前几乎没有遭遇任何抵抗，随后他们遭到了一门88毫米高射炮的轰击。不到10分钟，1营的先头部队就用“巴祖卡”火箭筒摧毁了这个炮位，击毙了炮手。美国人边打边穿过街道，在离运河只有40米时大桥被炸掉了，残骸纷纷在伞兵们的四周落下。辛克上校原定在20点以前攻占艾恩德霍芬及其桥梁，对他来说，失去这座大桥是一个令人痛苦的打击。有3个人——1营营长詹姆斯·路易斯·拉普拉德中校、B连的米尔福德·F.韦勒少尉以及约翰·邓宁中士迅速做出反应，冒着炮火纵身跳进运河向对岸游去。该营的其他人或者效法他们游过去，或者坐上划艇划过去。他们粉碎了南岸德军的抵抗，建起了桥头堡。

这座大桥的中央支柱仍然完好。第101空降师的工兵们立即开始建造临时桥梁，并从意想不到的地方得到了帮助。荷兰平民报告说，有数量可观的黑市木料被一个承包商储藏在附近的车库里。于是在一个半小时内，工兵们就利用大桥的中央支柱以及抢来的木料在运河上架起了一座新桥。辛克上校回忆说：“不论从哪个角度看，这座桥都无法令人满意，但它确实能够让我把团里的其他人排成单列纵队送过河去。”在架桥装备送达之前，“市场—花园”行动“走廊”位于索恩的这一段路已经沦落为一条单行木制人行道。

[1] 指的是爱尔兰禁卫团第3营和第2装甲营的官兵。

10

莫德尔元帅在到达比特里希位于杜廷赫姆的军部时仍然心烦意乱。正常的情况下这段行程不会超过半个小时，但今天由于沿途多次停下，命令各地区的指挥官做好应对空降突击的准备，致使行车时间远远超过了1小时。尽管莫德尔看起来还算镇定，但比特里希记得：“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他们差点就干掉我！他们要找的是指挥部！想想吧！他们差点就干掉我！’”

比特里希立即把党卫军第2装甲军的最新情报向莫德尔做了汇报。盟军的意图尚不明确，不过比特里希将自己的推测告诉了莫德尔：突击意在牵制第15集团军，与此同时，英军第2集团军将向鲁尔区发起突击，这就要求盟军夺取位于奈梅亨和阿纳姆的大桥。莫德尔驳回了比特里希的观点，他认为阿纳姆大桥并不是目标，空降部队将改变方向朝东北进军，前往鲁尔区。莫德尔认为形势仍然太不明朗，无法做出任何定论。令他感到大惑不解的是，盟军空降部队为何要在奈梅亨地区着陆。尽管见解不同，他还是认可了比特里希已经采取的措施。

比特里希仍然抓住大桥的话题不放。“元帅阁下，我强烈要求立即爆破位于奈梅亨和阿纳姆的大桥。”他说道。莫德尔惊讶地看着他。“它们不能被炸掉，”他坚定地告诉比特里希，“不管英国人的计划是什么，这些大桥都能够守住。不，绝对不！这些大桥不能炸掉。”然后，莫德尔另起了一个话题，“我正在寻找一个新指挥部驻地，比特里希。”比特里希还没来得及回答，莫德尔又沉思着说道，“你知道，他们差点就把我干掉了。”

位于菲赫特指挥部里的库尔特·斯图登特大将面临一个窘境：他的第1伞兵集团军被盟军的空降突击切成了两半。由于没有电话，现在通信完全依赖无线电，因此他无法指挥被分割开的集团军。眼下部队正在各自为战，没有协调一致的指挥。随后，斯图登特交了一次简直难以置信的天大的好运——有人在他的指挥部附近被击落的那架“韦科”滑翔机中发现了一个完好无损的公文包，其中的重要情报被迅速呈送到他面前。

“真是难以置信，”斯图登特说道，“公文包里装着整套敌军此次行动的进攻命令。”斯图登特和他的参谋们钻研着这些被缴获的计划。“它们把一切都告诉我们了——空降场、走廊、目标，甚至还有参战各师的番号。一切！我们立即就看出了敌人的战略意图，他们必须在我们摧毁那些大桥之前将其夺取。我脑海里只剩下这样一个声音：‘这是报应。报应！历史正在重复。’1940年我们在荷兰的空降行动中，我手下的一名军官严重违纪，携带着记录了我们整个进攻细节的文件参战，这些文件落入了敌军之手。现在历史的车轮转了整整一圈。我知道该做什么了。”[1]

但到目前为止，莫德尔尚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斯图登特从未感到这么沮丧，由于他的通信设备出了故障，所以直到将近10个小时之后，他才把有关“市场—花园”行动的秘密告诉莫德尔。那个秘密就是：阿纳姆大桥至关重要。缴获的盟军计划清楚地表明，那是蒙哥马利进入鲁尔地区的必经之路。

这是莫德尔最喜欢的战斗：一种要求即兴发挥、胆识尤其是速度的战斗。莫德尔从比特里希的军部给西线总司令冯·伦德施泰特打了个电话，以其特有的粗鲁方式描述了形势，要求立即增援。“能够击败这次空降突击的唯一方式，就是在最初的24小时里予以猛烈打击。”他告诉冯·伦德施泰特。莫德尔要求派防空部队、自行火炮、坦克和步兵，他还要求这些部队在夜幕降临时就前往阿纳姆。冯·伦德施泰特告诉他，可用的增援部队即将上路。莫德尔转向比特里希，洋洋得意地说道：“现在，我们要有援兵了！”莫德尔决定就在杜廷赫姆指挥战斗。他显然已经从匆匆离开奥斯特贝克的震惊中恢复了过来，但这一次不想再冒风险被打个措手不及，他拒绝在城堡里食宿，而是在城堡庭院中的园丁小屋里指挥战斗。

比特里希的先见之明已经见效了。哈策尔的霍亨施陶芬师一部正在迅速赶赴战场，哈梅尔的弗伦茨贝格师——他本人预计在夜间从德国返回——也在行进。比特里希已经命令哈策尔，把他的师部设到阿纳姆北郊能俯瞰城市的一所中学里。转移正在进行，不过哈策尔已经急不可耐了，原定于下午早些时候前往德国的装甲车辆仍然在重新安装履带和枪炮。哈策尔已经把那些最靠近英军空投场和空降场的部队调进了阿纳姆以西的阻击阵地，眼下他只有一些装甲车、少量自行火炮、坦克和些许步兵。尽管如此，哈策尔仍然希望通过采用打了就跑的战术阻止并迷惑英军，直到他的师主力再次做好战斗准备。

奇怪的是，哈策尔甚至都不知道泽普·克拉夫特二级突击队大队长的党卫军第16装甲掷弹兵训练补充营就在该地区，而且此刻正是唯一处于英军空降部队前进道路上的部队。哈策尔把兵力集中在进入阿纳姆的两条主干道上：一条是从埃德通往阿纳姆的公路，另一条是从乌得勒支通往阿纳姆的公路。他确信，那些伞兵一定会使用这些主要公路，所以把部队部署在一道跨越这两条公路的半圆形屏障上。由于疏忽，或许是因为他此刻兵力不足，哈策尔并没有在那条安静的公路支线上部署任何兵力。那条支线与莱茵河北岸平行，是英军通往阿纳姆大桥的道路中唯一一条没有设防的。

[1] 在关于阿纳姆的传闻中，有关被缴获文件的故事，就像间谍林德曼斯的故事一样，也总是被包含进去。有些报道声称，“市场—花园”行动的计划是在一名美军上尉的尸体上找到的。我采访了斯图登特，并仔细观看了他的所有文件，他从未证实过那个公文包是由一名上尉携带的。在英国和美国的官方记载中也没有这样的说法，或许，由于斯图登特说计划来自“一架‘韦科’滑翔机”，人们就普遍认为机上只有美国人。然而，布朗宁将军军部的一部分人是乘坐“韦科”滑翔机飞往荷兰的，而其中的一架就坠落在斯图登特的指挥部附近。不管怎么说，不论那些人员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我都认为，“市场—花园”行动的整个计划由一名上尉掌握是极不可能的。首先，计划的分发非常小心；其次，每一份都编了号，只发给高级参谋人员。——原注

11

拉思伯里准将的第1伞兵旅正在冲向阿纳姆。他们穿着迷彩罩衫，戴着与众不同的伞兵防撞头盔，背负着沉重的武器和弹药。伞兵的行军队列中夹杂着拖曳着火炮的吉普车，以及装载枪支和补给品的四轮大车。“罗伊”·厄克特少将注视着他们通过时，想起了几个月前霍罗克斯中将对他的恭维。“您的部下都是一流的杀手！”霍罗克斯敬佩地说道。厄克特当时认为这话言过其实了，而在这个星期日，他不再那么确定了。第1伞兵旅出发时，一股自豪之情在厄克特心中油然而生。

按照计划，拉思伯里旅的三个营要在阿纳姆会合，每个营都从不同的方向进入城内。约翰·弗罗斯特中校的第2伞兵营将负责夺取首要目标：他的部下要沿着临近莱茵河北岸的一条公路支线行军，直扑那座至关重要的公路桥，途中他们还要拿下那座大型公路桥西边的铁路桥和浮桥。第3伞兵营将在约翰·安东尼·科尔森·菲奇（John Anthony Colson Fitch）中校的率领下沿着乌得勒支通往阿纳姆的公路前进，从北边靠近大桥，支援弗罗斯特。一旦这两个营开始行动，戴维·西奥多·多比（David Theodore Dobie）中校的第1伞兵营就要沿着埃德通往阿纳姆的公路——这是最北边的路线——推进，占领城市北边的高地。拉思伯里给每条路线都起了一个代号：最北边的多比营的那条路线定名为“豹子”；中间菲奇营的那条路线叫“老虎”；而最关键的那条弗罗斯特营的路线则称为“狮子”。弗雷迪·高夫少校的侦察中队的吉普车将在全旅的前方疾驶，他们被寄希望于抢先抵达大桥，发起突击将其拿下，并坚守至弗罗斯特营赶到。

厄克特认为，到目前为止开局阶段进展顺利。他并不是很担心此时师内部的通信故障。在北非的沙漠战中他经历了太多的暂时信号中断。希克斯准将的第1机降旅的任务是在随后的两天里为空运坚守空投场和空降场。厄克特无法用无线电与该旅取得联系，便开车前往希克斯的旅部。他得知机降旅已经进入阵地，此刻希克斯正在其他地方指挥他麾下的各营。在希克斯的旅部里，厄克特得到消息说，攻占阿纳姆大桥计划中的关键一环出了差错。他被（错误地）告知，弗雷迪·高夫少校的大多数侦察车辆都在滑翔机事故中损失了，希克斯旅部里的人谁也不知道高夫前往何处。厄克特没有等希克斯返回便开车回到了自己的师部。他需要迅速找到高夫并制定出替代方案，但他现在最关心的事情还是提醒拉思伯里，尤其是提醒弗罗斯特，他的第2伞兵营是在单枪匹马地作战。高夫策划的突袭一旦化为泡影，弗罗斯特将独力夺取阿纳姆大桥。

师部有更坏的消息在等着厄克特。“不仅高夫毫无音讯，”厄克特回忆说，“而且除了一些短程无线电讯号之外，师部的通信手段完全失效了。第1伞兵旅，甚至是整个外界都无法联系上了。”厄克特的参谋长查尔斯·麦肯齐中校看到将军来回踱步，“焦躁不安，急于得到消息”。厄克特命令通信军官安东尼·迪恩―德拉蒙德少校搞清楚“通信系统的紊乱的原因，看看无线电设备出了什么毛病，然后弄好它”。通信员也被派出去寻找高夫。随着时间的流逝，仍旧没有任何消息传来，焦虑的厄克特决定不再等待。通常他会在师部里指挥战斗，但现在他感到这场战斗绝不能按惯例进行了。他转向麦肯齐，说道：“我想要亲自出去看一下，查尔斯。”麦肯齐并没有试图阻止他。“在那个时候，”麦肯齐回忆说，“既然我们实际上得不到任何消息，那么出去看看似乎并不是一件特别坏的事情。”厄克特动身去找拉思伯里，吉普车上只有他的司机和通信兵，时间是16点30分。

弗雷迪·高夫少校的第1空降侦察中队沿着北部的那条“豹子”路线——也就是埃德通往阿纳姆的公路快速行进。尽管A分队的车辆未能到达，高夫还是在15点30分与其他小队一起从空降场出发了，他相信自己的吉普车队足以去尝试突袭大桥。“事实上，”他回忆说，“我还把几辆吉普车留在后面的空降场备用，我们赶往阿纳姆的吉普车数量绰绰有余。”高夫甚至还从他的部队里抽调了12个人向南与第2伞兵营会合，沿着“狮子”路线前往大桥。他并没有意识到，A分队吉普车的损失已经引发了一系列谣传和错误情报[1]。

从一开始，高夫就对他的侦察部队在阿纳姆战斗计划中所起的作用持保留意见。他极力主张不应采取突袭，应该派出侦察吉普车，在三个伞兵营面前各形成一道屏障。“这样的话，”他说道，“我们就会迅速发现进抵大桥的最佳路线。”他提出如果这样还不行的话，就用滑翔机运进一支轻型坦克部队来护送突击部队。这两个要求都被拒绝了。不过高夫仍然持乐观态度：“我一点都不担心。阿纳姆应该只有几个上了岁数、灰白头发的德国人，以及一些老掉牙的坦克和大炮。我预计胜利将唾手可得。”

现在，当他们沿着“豹子”路线迅速前进时，这支队伍的先头吉普车突然遭到了德军装甲车和20毫米高射炮的伏击。高夫的副手戴维·奥尔索普上尉碰巧把这个时间记下了：16点整。高夫超车到纵队前方查看情况，“正往前走时，我得到消息说厄克特要立即见我。我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做，”高夫说道，“我隶属于拉思伯里，我想起码应该告诉他我出发了，但又不知道他在哪里。这支部队现在正激烈交火，被压制在沃尔夫海泽郊外铁路附近的防御阵地里动弹不得。我认为他们一段时间内不会有麻烦，所以我掉头前往空降场的师部。时间是16点30分。”

就在厄克特将军动身去寻找拉思伯里的那一刻，高夫正快速返回师部向他汇报。

在3条战略路线各处，第1伞兵旅的官兵都遇见了成群结队兴高采烈、兴奋异常的荷兰人，许多来自农场和边远小村的老百姓从伞兵离开空投场时就跟着他们。随着人数的增长，欢迎盟军的人们似乎阻碍了行军队列。第1伞降工兵中队A分队分队长埃里克·麦凯上尉与弗罗斯特中校的第2伞兵营一起走最南边的路线，也就是“狮子”路线，这种节日气氛令他感到不安。“我们受到了荷兰平民的拖累，”他说道，“他们挥手、欢呼、鼓掌，给我们送来苹果、梨以及喝的东西。但他们干扰了我们行军，我十分担心他们会暴露我们的位置。”第2伞兵营A连1排排长罗宾·弗拉斯托中尉记得：“我们的第一段行军实际上是一场胜利游行，当地百姓欣喜若狂。这一切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结果我们差不多以为会看见霍罗克斯的第30军的坦克从阿纳姆出来迎接我们。人们在公路上排列成行，端着大盘子送上了啤酒、牛奶和水果。我们很难让人们相信德军仍然有可能发动攻击。”

安妮·布鲁梅尔坎普―范马南（Anje Brummelkamp-van Maanen）的父亲是奥斯特贝克的医生。安妮回忆说，她接到了住在海尔瑟姆（Heelsum）的特龙普家打来的兴奋异常的电话，海尔瑟姆就在伦克姆荒野英军空投场的南边。“我们自由了，自由了！”特龙普家的人告诉她，“英国兵在我们家后面着陆了，正在前往奥斯特贝克。他们太棒了！我们正在抽选手牌香烟，吃巧克力。”安妮放下电话，“高兴得都要发疯了。我们全都跳了起来，转着圈跳舞。就是这样！一次进攻！太让人高兴了！”17岁的安妮几乎无法等到她的父亲回家。范马南医生正在一个病人的家里接生。安妮认为这“真令人恼火，尤其是现在，因为那个女人的丈夫是个荷兰纳粹分子”。伊达·埃赫贝蒂娜·克劳斯（Ida Egbertina Clous）太太是奥斯特贝克的一名牙医的妻子，也是范马南家的朋友，她同样听说空降部队正在途中。克劳斯太太极度兴奋，在箱子和废布中寻找她拥有的每片橘黄色织物，她打算在英国人到达奥斯特贝克时带着自己的3个孩子冲出去，举着手工缝制的橘黄色小旗迎接这些解放者。

扬·福斯凯尔正在奥斯特贝克的岳父母家里躲藏，他想沿着乌得勒支公路前去迎接伞兵，又不想让岳父同他一起去，这让他很是苦恼。老人家非常固执：“我78岁了，以前从未打过仗，我想看一看。”福斯凯尔的岳父最终被说服待在花园里。福斯凯尔则加入川流不息的平民当中前去迎接英国人，但在奥斯特贝克镇，他们被一个警察挡了回去。“这太危险了，”警察告诉人群，“回去吧。”福斯凯尔慢慢地走回家，途中他与此前见过的那名德军士兵不期而遇，上午轰炸开始时后者曾要求在他家暂避。现在那名士兵穿着制服和伪装服，头戴钢盔，手持步枪。他给了福斯凯尔一些巧克力和香烟。“现在我要离开了！”他说道，“英国兵要来了。”福斯凯尔笑了起来。“呃，你要回德国了。”他说道。那个士兵打量了福斯凯尔几秒钟，然后慢慢地摇了摇头。“不，先生，”他告诉福斯凯尔，“我们将战斗。”荷兰人注视着德国人离去。“现在开始了，”福斯凯尔心想，“可是我能做什么呢？”他在院子里焦躁地踱来踱去，能做的只有等待。

未受警察约束或被警告留在家中的荷兰农夫及其家人蜂拥在各条行军路线上。走在中间的那条路线，也就是“老虎”路线上的第3伞兵营营部的连军士长哈里·卡拉汉（Harry Callaghan）记得，一名农妇挤出人群，拎着一罐牛奶朝他跑来。他向她道谢。那个女人微笑着说道：“好，英国兵。好。”但和南边那条路上的埃里克·麦凯一样，卡拉汉这位经历过敦刻尔克撤退的老兵也为围绕着部队的平民数量伤脑筋。“他们在我们旁边奔跑着，戴着袖章，系着围裙，别着小小的橘黄色缎带，”他记得，“孩子们把橘黄色的小布片别在他们的裙子或者短上衣上，蹦蹦跳跳，兴高采烈地尖叫着。大多数人都在将手伸向他们的背包，要递给他们巧克力。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氛围，士兵们像在演习一样。我开始担心狙击手了。”

果然，正如卡拉汉担心的那样，这场胜利大游行突然间就停止了。“这一切发生得这么快，”他说，“头一分钟我们正在安稳地向阿纳姆进军，可下一分钟我们就散开躲进沟里了。德军狙击手开火了，3名空降兵横尸公路。”这位老军士长一点时间也没有耽搁，他发现前方约50米的树丛里有枪口焰闪烁，在荷兰人散开的同时，率领12名士兵冲了上去。他在一棵树前面停了一下向上看，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他举起“斯登”冲锋枪向树上扫射，一把“施迈瑟”冲锋枪啪的一声落在地上。卡拉汉沿着树干向上望去，看见一个德国兵松沓沓地悬荡在一根绳子上。

与此同时，在中间路线上，菲奇中校的第3伞兵营的其他官兵也突然卷入了遭遇战。弗雷德里克·C. 本内特（Frederick C. Bennett）二等兵刚刚把一些苹果递给周围的伞兵，一辆德军军官座驾就突然沿着公路快速驶来。本内特端起“斯登”冲锋枪开火射击，该车一个急刹车并试图倒车，但为时已晚。本内特身边的官兵都开始射击，汽车猛地停了下来，被打得千疮百孔。当伞兵们小心翼翼走近时，看见司机的半个身子挂在车门外面，一名德军高级军官的尸体从另一扇车门探出了一部分。在本内特看来，“他看起来像个德军高级军官”。确实如此，阿纳姆城防司令库辛少将没有理会泽普·克拉夫特二级突击队大队长不要走那条乌得勒支至阿纳姆主干道的警告。[2]

许多人记得，在最初的一个小时行军后——16点30分左右，德国人首次开始认真抵抗。随后，三个伞兵营中的两个——北边路线上的多比营以及中央路线上的菲奇营——意外遭遇了敌人“打了就跑”的猛烈攻击。高夫少校的侦察部队现在由奥尔索普上尉指挥，他们正不顾一切地想办法包抄德军侧翼，为多比的第1伞兵营开路。然而按照奥尔索普的说法，“我们的机动都被面前的敌军阻滞了”。侦察部队的空降兵威廉·F. 钱德勒记得，他所在的C小队在勘察地形时，“德军子弹离得太近了，太密集了，掠过时几乎令人感到灼痛”。

第1伞兵营在靠近沃尔夫海泽时几乎被完全挡住了。“我们停了下来，”沃尔特·博尔多克（Walter Boldock）二等兵回忆说，“接着我们再次出发。随后我们又停了下来，掘壕固守。然后我们又一次出发，改变了方向。我们的进展取决于先头连队的胜利。一路上迫击炮弹和子弹不断骚扰着我们。”博尔多克看见一名认识的中士身负重伤躺在篱笆旁；再往前又发现了一名中尉闷燃着的尸体，他是被一颗白磷弹击中的。对另一名士兵罗伊·爱德华兹二等兵来说，“仿佛整个下午我们都不断地在乡间迂回绕行，投入到运动战之中”。

伞兵们被敌军意料之外的凶狠进攻搞得不知所措。北边路线上的安德鲁·R.米尔本（Andrew R. Milbourne）二等兵听见南边远处传来的枪炮声，片刻间就对第1伞兵营被安排坚守阿纳姆北边的高地感到高兴。在靠近沃尔夫海泽时，火力支援连机枪排的米尔本意识到行军纵队已经向南转弯离开了主干道，他看见了火车站，附近还有一辆坦克。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得意扬扬。“天哪！”他想，“蒙蒂是对的，第2集团军已经到这里了！”接着，当坦克炮塔缓慢地转过来时，米尔本看见坦克上漆着一个黑“十”字。突然间，他似乎看到到处都是德国人。米尔本俯身跳进一道沟里，然后小心翼翼地抬起头，开始寻找一个好位置来架设他的“维克斯”机枪。

雷金纳德·伊舍伍德（Reginald Isherwood）中士也看见了这辆坦克。一辆吉普车拖着轻型火炮开了上来，并转向以便与其交战。“他们中的一名军士喊道：‘我们最好先开炮，否则我们会被击中的！’”伊舍伍德回忆道，“火炮闪电般转了过来，我们的人喊‘开炮’时，我听见德军指挥官也喊了‘开炮’，那些德国佬一定比我们早十分之一秒把炮弹打了出来。”坦克直接击中了我们，吉普车爆炸了，炮手们当场阵亡。

混乱在加剧，各处都爆发了激烈的交火。多比中校现在明白了，部队遇到的正面抵抗比任何人所预料的都要猛烈，他相信占领阿纳姆北边的高地已无可能。多比无法通过无线电与拉思伯里准将取得联系，部队伤亡每分钟都在增加，他决定把自己的营再向南转移一点，试图与正在前往阿纳姆大桥的弗罗斯特营会合。

通信故障以及随之而来的缺乏指示，使得各营营长不可能清楚地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在陌生的乡间，地图又往往被证明是不精确的，各连各排也频繁地失去联系。库辛少将是被菲奇中校的第3伞兵营击毙的，就在那附近的一处十字路口，英国人受到了克拉夫特所部超口径火箭发射器和机枪的沉重打击。行军纵队溃散了，士兵们分散进入树林，呼啸而来的超口径火箭弹在他们的头顶上爆炸，朝各个方向抛掷出致命的弹片。

通信兵斯坦利·海斯（Stanley Heyes）清晰地记得敌人猛烈的袭扰。他快速跑向树林的途中，一台备用的无线电台掉在了地上，他弯腰去捡电台时脚踝中了弹。海斯勉强爬进了树林，倒进矮树丛时，他意识到旁边有个德国兵。“他还年轻，和我一样被吓坏了，”海斯说道，“不过他却用我的急救包替我包扎了脚踝上的伤口。没过一会儿，迫击炮弹再次把我俩炸伤了，我们只能躺在那里等人把我们抬走。”海斯和年轻的德国兵一起待在那里，直到入夜后英军担架兵才发现他们，并把他们撤离出去。

和第1伞兵营一样，第3伞兵营也被压得动弹不得。在公路上行进了两个小时，这两个营都只走了不到4公里的路程。现在，菲奇中校得出了和北边那条公路上的多比中校同样的结论：他也得找到一条赶往阿纳姆大桥的替代路线。时间宝贵，而大桥还有足足6.5公里远。

在沃尔夫海泽周围的树林里，泽普·克拉夫特二级突击队大队长确信他被包围了，他估计英军与自己不满编的营的人数对比为20∶1。不过，尽管他认为自己的防御是“愚蠢的”，很难相信封锁行动能成功，但超口径火箭发射器已经在英国人当中造成了灾难，而且他的部下现在报告说，沿着乌得勒支至阿纳姆公路行进的英军伞兵在一些地方陷于停顿，在另一些地方则好像完全放弃了主干道。克拉夫特仍然相信自己的部队是该地区唯一的德军，他对长时间阻击英军不抱幻想，他的火箭弹正在耗尽，部下伤亡惨重，有个中尉甚至还开了小差。尽管如此，克拉夫特仍然对“我的小伙子们的勇敢狂热”感到热血沸腾。野心勃勃的克拉夫特并不知道，他的“小伙子们”此刻正得到瓦尔特·哈策尔一级突击队大队长的霍亨施陶芬师的坦克、火炮和装甲车的支援，该师就在克拉夫特营部以东二三公里的地方。他后来还就其装甲掷弹兵训练补充营的战斗给希姆莱写了一份令人厌恶的邀功请赏的报告。

弗雷迪·高夫少校彻底被难倒了，厄克特召他返回师部的命令并没有暗示这位将军在想些什么。高夫离开第1伞兵营的“豹子”路线时，同行的有侦察中队的4辆吉普车及充作警卫的士兵。现在，师参谋长查尔斯·麦肯齐中校却无法对他说清（师长的意图）。麦肯齐说，师长去寻找拉思伯里准将了，拉思伯里的旅部跟在弗罗斯特中校的营后面，沿着南边的“狮子”路线推进。高夫带着他的卫队再次动身，想必在那条路线的某处，他总能找到厄克特少将或拉思伯里准将中的一位。

[1] 一些有关阿纳姆战役的报道声称，高夫的部队无法作战，因为他的许多车辆未能用滑翔机送达。“如果那可以称为失败的话，”高夫说道，“那么失败也并非由于缺少吉普车，而是因为没有人提醒我们，事实上党卫军第9和党卫军第10装甲师就在该地区。”——原注

[2] 那天上午，莫德尔元帅在向东边逃跑时给库辛下达了命令，后者奉莫德尔的命令向希特勒的最高统帅部汇报：盟军实施空降，莫德尔险些遇难。盟军的攻击令希特勒歇斯底里地担心起来。“如果这里出现如此混乱的局面，”他推测，“在这里，我和自己的最高统帅部——戈林、希姆莱、里宾特洛甫——坐在一起。嗯，那么，这就是最有价值的猎物，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我能一举瘫痪整个德国的指挥，我将毫不犹豫地拿出两个伞兵师去冒险。”——原注

12

厄克特少将的吉普车沿着乌得勒支至阿纳姆的公路疾驶，又驶离主干道，拐进了一条能把他带到弗罗斯特的“狮子”路线的支路。没过几分钟，他就赶上了第2伞兵营的后卫部队，该部正沿着公路两侧成单列纵队行进。厄克特能够听见远处传来的枪声，但在他看来部队“并没有什么紧迫感，每个人都在缓慢地行进着”。厄克特驱车沿着鹅卵石道路迅速前进，赶到了弗罗斯特的营部连，却发现弗罗斯特在最前方，与遭遇到德军抵抗的先头部队在一起。“我试图透露出一种紧迫感，希望他们能把那种紧迫感传达给弗罗斯特，”厄克特写道，“于是便把侦察中队的厄运告诉了他们。”厄克特得到消息说，拉思伯里为了解第3伞兵营的情况去了中间的那条公路，于是他又按原路返回，与高夫再次失之交臂，时间只差几分钟。

遇到“老虎”路线上的第3伞兵营的后卫部队时，厄克特少将被告知拉思伯里到前面去了。他跟了过去，在乌得勒支至阿纳姆公路上的一个十字路口找到了准将，此时这片地区正遭到迫击炮毁灭性的打击。“迫击炮弹正以令人不安的精确性落在这个十字路口，落在第3伞兵营许多人隐蔽的那片林地里，”厄克特后来写道，“这是我在来的路上遇到的第一个真凭实据，证明德军迎战的速度与决心。”[1]

在一条狭长战壕里隐蔽的厄克特与拉思伯里讨论了形势，两位军官都对该旅目前的缓慢进展感到担忧，而眼下通信手段的匮乏又令他们的指挥陷于瘫痪。拉思伯里与第1伞兵营完全失去了联系，与弗罗斯特也仅有断断续续的交流，显然两人只能在他们碰巧所在的地方指挥作战。眼下拉思伯里最关心的是让第3伞兵营离开那个十字路口，走出周围的树林再次前进。厄克特决定，尝试用吉普车上的无线电与师部取得联系。就在他走近吉普车时，看见车被迫击炮弹击中了，他的通信兵身负重伤。尽管那台发报机似乎没有受损，但厄克特却已无法与师部联络了。“我诅咒那糟透了的通信手段，”厄克特后来写道，“拉思伯里劝我不要试图返回自己的师部，现在，在我们与空降场之间，敌军随处可见……我认为他是对的……于是我留了下来。但就在这时，我意识到自己正在失去对形势的控制。”

第1伞兵营和第3伞兵营的官兵陷入了持续不断的小规模激烈战斗。冷酷无情而又抱着必死决心的武装党卫军虽然在人数上处于劣势，却得到了半履带车辆、火炮和坦克的支援，他们迟滞了北边两条公路上英军的推进。在混乱当中，英军官兵离散，各连分散避入树林，或在路旁和房屋的后花园里作战。“红魔鬼”们一开始对德军装甲部队的兵力感到惊讶，可现在已经缓过劲来，尽管他们蒙受了惨重伤亡，却以单兵或结成小组顽强地反击。即便如此，第1伞兵营和第3伞兵营按计划抵达阿纳姆大桥的机会仍然非常渺茫。现在一切都要看约翰·弗罗斯特中校的第2伞兵营了，该营正沿着下莱茵河公路稳步推进，就是那条在很大程度上被德军所忽略的次要路线。

尽管弗罗斯特的营曾数次短暂地受阻于敌军炮火，他却拒绝让部下散开。打头阵的A连在连长艾利森·迪格比·泰瑟姆―沃特（Allison Digby Tatham-Warter）少校的率领下向前强行军，也不管掉队的士兵，而是让他们加入从后面跟上来的连队。弗罗斯特从先头连抓获的俘虏口中得知，一个党卫军连正守卫着阿纳姆的西侧入口。该营开着自己的吉普车和一些缴获的交通工具，一边向前方和两侧侦察，一边稳步推进。18点刚过，弗罗斯特的第一个目标——奥斯特贝克偏东南方向的下莱茵河上的铁路桥——出现在眼前。按计划，维克托·多弗（Victor Dover）少校的C连离开队伍，朝河边奔去。他们靠近时大桥上看起来空无一人，毫无防备。昵称“彼得”的21岁的9排长菲利普·汉伯里·巴里（Philip Hanbury Barry）中尉奉命率领他的排过河。“我们动身时那里静悄悄的，”巴里回忆说，“我们跑过田野时注意到，到处都是死去的牲畜。”巴里距离大桥不到300米时，他看见“一个德国兵从河对岸跑上了桥，他来到桥中央跪下来开始做什么事情。我立即叫一个班开火，另一个班向桥上冲，此时那个德国人已经消失了”。

巴里回忆说，他们“上了桥，开始全速跑去。突然间发生了巨大的爆炸，桥在我们面前被炸毁了”。第1伞降工兵中队A分队分队长埃里克·麦凯上尉感到地面在冲击波的作用下产生了震动。“一股橘黄色的火焰冲上来，随后桥上升起了黑烟。我认为从南岸数起，桥的第二段跨度被炸掉了。”麦凯说。在烟幕弹的掩护下，桥上的巴里中尉命令部下离开断桥，返回北岸。他们开始撤退时，躲藏在河对岸的德国人开火了，巴里的腿和胳膊中弹，还有两人负伤。麦凯从一开始就对此次作战行动感到不安，他记得自己注视着伞兵们在烟火中返回时想的是，“好吧，第一座桥被炸掉了”。弗罗斯特中校则豁达一些，“我知道，那三座大桥中的一座被炸掉了，但这并不重要。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那会有多么不利。”现在是18点30分，还剩下两座桥。

[1] 优异服务勋章和巴思勋章获得者“罗伊”·厄克特少将（与威尔弗雷德·格雷特雷克斯合著），《阿纳姆》，第40页。——原注

13

霍亨施陶芬师的工兵用了5个小时，才把哈策尔原计划送回德国的那些坦克、半履带车辆和装甲运兵车全都装配好。现在，刚刚授过勋的保罗·格雷布纳一级突击队中队长，与他整装待发且拥有40辆车的侦察营一起，从阿纳姆北边的洪德洛兵营出发了。哈策尔指示他搜索阿纳姆与奈梅亨之间的地区，以便评估该地区盟军空降部队的实力。格雷布纳迅速穿过阿纳姆，并通过无线电告知师部，那座城市似乎被遗弃了，没有敌军活动的迹象。接近19点时，格雷布纳的部队驶过了阿纳姆公路大桥。在大桥南端一千多米处，格雷布纳停车报告说：“没有发现敌人，没有伞兵。”轻型装甲车队继续向南缓慢行驶，对公路两侧进行侦察。格雷布纳的无线电信号一直传递着相同的信息，到奈梅亨依旧如此。按照霍亨施陶芬师师部的指示，格雷布纳接着在奈梅亨郊区巡逻，然后返回师部。

格雷布纳的部队与弗罗斯特第2伞兵营的先头部队错过了约一个小时。就在格雷布纳驱车驶出阿纳姆城时，弗罗斯特的部下正在城内悄悄接近他们剩余的目标。令人诧异的是，尽管比特里希将军下达了非常明确的指示，哈策尔还是没能完全守住阿纳姆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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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色黑下来时，弗罗斯特中校加快了该营前往下一个目标的步伐，那就是阿纳姆大桥以西1公里左右的浮桥。迪格比·泰瑟姆―沃特少校的A连仍然打头阵，在阿纳姆西郊的高地上他们再次短暂受阻，敌军装甲车和机枪迫使连队离开公路，进入附近房屋的后花园。弗罗斯特从后面赶来，发现有十个德国兵被A连的一个孤零零的士兵看守着，正如他后来写的那样，他估计“迪格比的后花园策略完全获得了成功，该连再次向前冲去”。弗罗斯特又返回了营部。黄昏时，一阵阵炮火不时地扫过公路，士兵们前进时路过了损坏的车辆，还有若干名死去或者负伤的德国人——弗罗斯特想，这是明显的证据，说明“迪格比的进展非常令人满意”。

该营迅速穿过阿纳姆的街道，抵达浮桥边并停了下来。他们要面对当天的第二个挫折：这座浮桥中央有一段桥面已经被拆掉，现在毫无用处了。麦凯上尉看着被拆开的浮桥，认为“它是这场搞砸了的行动的典型代表，我觉得现在我们得夺取另外一座该死的桥了”。他朝远处凝视，在约1公里远的地方，那座巨大的钢筋混凝土大桥在夕阳中露出了轮廓。

在第3伞兵营的“老虎”路线上，厄克特将军向阿纳姆的行进时断时续。毫无疑问，他知道自己被困住了。天越来越黑，敌人的突袭又在不断地骚扰着行军队列，他已经不可能返回师部了。厄克特心情郁闷。“每迈出一步，我都希望能够知道别的地方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夜幕降临前，厄克特获悉第3伞兵营的先头连已经到达了奥斯特贝克郊外，“在一个叫作哈尔滕施泰因旅馆的地方……我们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厄克特后来写道，“拉思伯里在与营长菲奇讨论之后，叫大家停了下来。”

在远离公路的一幢大房子里，厄克特与拉思伯里准备过夜。房主是一个高个子的中年荷兰人，他并没有理会将军因给他和妻子带来不便而表示的歉意，将楼下一间能俯瞰主干道的前屋让给了两位军官。厄克特烦躁不安，无法放松下来。“我不断询问是否与高夫或者弗罗斯特取得了联系，但不论是从师部还是从其他什么人那里，都得不到任何消息”。

大桥阴森森地耸立在前方。那些水泥坡道本身就是巨大的复合建筑群，公路在坡道的下面，自西向东沿着河伸展开来。大桥两侧，房屋和工厂大楼的屋顶与坡道的高度齐平，巨大的桥梁入口和横跨莱茵河的高耸拱形大梁在暮色之中令人生畏。这就是那个最终目标了——蒙哥马利大胆计划的核心——而为了到达这里，弗罗斯特的部下已经边打边走近7个小时。

现在，当第2伞兵营的先头部队靠近大桥时，率领A连1排的罗宾·弗拉斯托中尉对“它难以置信的巨大高度”感到吃惊。弗拉斯托注意到，“大桥两端都有碉堡，甚至在这种被遗弃的氛围中，它们看起来也很险恶”。在黑暗之中，A连悄悄地在北端的巨大桥墩下面进入阵地。在他们的上面，车辆仍在缓慢地隆隆行驶。

第1伞降工兵中队的埃里克·麦凯上尉经由一条条镶嵌画般的街道靠近了大桥，来到一个通往大桥的小广场。他记得“当我们在街道当中穿行时，那种安静令人压抑，我们周围似乎到处都有什么东西在轻轻地移动。士兵们开始感到紧张。我希望能尽快到达大桥”。突然，黑暗被来自一条小街上的德军炮火撕裂了，一辆工兵运送炸药的手推车被炸飞，火焰把人们映得一清二楚。麦凯立即命令部下带着装备跑过广场。他们不顾德军的炮火全速冲了过去，没过几分钟就毫发无损地抵达了大桥。麦凯研究了北坡道下面的地形，看见东边有4幢房子。“其中一幢是一所学校，位于一个十字路口的一角，”他回忆道，“我认为谁占据了这些房子，谁就占据了大桥。”麦凯迅速命令他的工兵进入学校。

20点过后不久，弗罗斯特中校和营部到达了。弗罗斯特已经派道格拉斯·爱德华·克劳利（Douglas Edward Crawley）少校的B连带着反坦克炮去占据附近路堤上方的高地，掩护本营的左翼，并让A连脱身后全速冲向大桥[1]。多弗少校的C连奉命跟随先遣部队进入城市，攻占德军的城防司令部。现在，弗罗斯特在桥上无法用无线电与B连和C连取得联系，他迅速派通信员去确定他们的位置。

弗罗斯特决定不再等待，于是命令A连各排上桥。当士兵们开始行动时，德国人活跃起来。英军伞兵遭到了来自桥北端的碉堡，以及桥南端的一辆孤零零的装甲车的扫射。一个排在埃里克·麦凯携带着火焰喷射器的皇家工兵的帮助下，开始越过房屋最上面的一层，那些房屋的屋顶和阁楼与坡道平齐。与此同时，弗拉斯托中尉的那个排吃力地穿过地下室和地窖，从一幢房子走到另外一幢房子，最后进入麦凯所处的位置。各就各位之后，他们对碉堡发起了攻击。弗罗斯特回忆说，当火焰喷射器喷射时，“地狱似乎打开了。天空被照亮，机枪射击声、连环爆炸声、弹药殉爆的噼啪声和一门加农炮的重击声此起彼伏。附近的一幢木建筑被火焰包围，传出了痛苦和恐惧的尖叫声”[2]。现在，弗罗斯特还听见了弗拉斯托的步兵反坦克抛射器[3]抛射的弹药打进碉堡的爆炸声。这场短暂而残酷的战斗突然结束了，碉堡里面的枪炮安静了下来。弗罗斯特透过火焰看见德国士兵蹒跚着朝他的士兵们走去。A连已经成功地肃清了大桥北端的守军，那里已经得手了，可拦阻火力和殉爆的弹药使得冒险进行第二次冲锋以夺取大桥南端的行动变得与自杀无异。要是早上半个小时的话，弗罗斯特是能够取得成功的，但现在一群党卫军装甲掷弹兵已经进入了南岸阵地。[4]

弗罗斯特再次尝试与克劳利少校取得联系，他想找一些当地的小船或驳船，让克劳利的连过河进攻南岸的德军。无线电通信依旧失效，更糟糕的是，连通信兵也无法找到那个连，他们还报告说没见到有船。至于C连，派出去与他们联系的小分队在德军城防司令部附近被压制得动弹不得，正在激战。

弗罗斯特的部下神色凝重地朝阿纳姆大桥对面望去。坚守南端的德军兵力如何？即使到现在，A连仍然认为只要能找到船工和船只，就有机会渡河突袭，拿下大桥南端。

然而机会已经失去了。这是阿纳姆战役中的一个巨大反讽，因为下莱茵河本来能够在伞兵着陆后的一个小时之内就渡过。就在阿纳姆西边11公里处的海弗亚多普（Heveadorp）村——弗罗斯特营在前往阿纳姆的途中就经过了该村——有一个大型横水渡[5]，能够摆渡汽车和乘客，全天都在下莱茵河上准时往返于北岸的海弗亚多普和南岸的德里尔之间。弗罗斯特对这个渡口一无所知，它也从未被列入厄克特的目标之中。在“市场—花园”行动非常细致的计划过程中，攻占阿纳姆大桥的一个关键——位于德里尔的渡口[6]——却被完全忽视了。

跟着弗罗斯特营走“狮子”路线的弗雷迪·高夫少校终于赶到了拉思伯里的旅部，他迅速找到昵称“托尼”的旅参谋长詹姆斯·安东尼·希伯特（James Anthony Hibbert）少校。“师长和旅长在哪里？”高夫问道。希伯特表示不清楚，“他们一起待在某个地方，”他告诉高夫，“但他们全都走了。”高夫现在完全糊涂了。“我不知道该做什么，”他回忆说，“我试图与师部取得联系，但没有成功，所以我只好决定继续跟在弗罗斯特后面。”高夫同希伯特告别，再次出发了。

天黑时，高夫和他的伞兵驱车进入了阿纳姆，发现弗罗斯特和部下坚守着大桥北端附近的阵地。高夫立即询问厄克特在哪里。和希伯特一样，弗罗斯特对此同样一无所知，他还以为师长回师部了呢。高夫再次尝试用无线电联系，现在令他更加担忧的是在沃尔夫海泽附近的侦察中队同样没有任何消息，他再次无法与任何人取得联系。高夫命令疲惫的士兵进入一座紧邻大桥的建筑，他爬上房顶时恰好看见大桥的整个北端“在烈火中炸飞了”，当时弗罗斯特的士兵首次尝试夺取大桥。“我听见了巨大的爆炸声，大桥北端似乎全都着火了，我记得有人说‘我们大老远地赶到这里，结果却让这座该死的桥烧掉了’”。高夫顿时慌了神，随后他透过烟雾看到，只是那座碉堡和一些存放弹药的棚屋被毁掉了。高夫既担心又疲惫，转身进屋休息了几个小时。一天下来，他为了寻找厄克特走了一条又一条路线，现在大桥这里起码有一个问题解决了。他在这里待了下来，并将一直待下去。

当晚，弗罗斯特中校除了守卫大桥北端，戒备南岸敌军的进攻之外无事可做，他仍然没有与自己那两个失踪的连队取得联系。这会儿弗罗斯特在一幢房子里设立了营部，从屋子的一角可以俯瞰大桥。第2伞兵营密码组的哈罗德·E. 巴克（Harold E. Back）一等兵记得，营部的人可以从房子的前窗看到引桥。“屋子的侧窗能让我们直接看到大桥，”巴克说道，“我们的通信兵把天线架到屋顶上面，不断移动无线电台，却无法与任何人取得联系。”

不久之后旅部赶到了，在弗罗斯特附近的一幢房子的阁楼里安顿下来。弗罗斯特与军官们交换意见后认为，显而易见的是，1营和3营现在要么是在“老虎”和“豹子”路线上受阻，要么是在大桥以北的阿纳姆城的某个地方作战。在没有通信联络的情况下不可能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如果那两个营无法在夜间抵达阿纳姆，那么德国人就会拥有宝贵的时间，足以把弗罗斯特的人马和师里其他部队分割开来。此外，弗罗斯特还担心大桥仍然可能被炸掉。工兵认为大火产生的热量已经毁坏了安装在大桥与城镇之间的起爆装置，所有可见的电缆也都已经被切断了，但谁也说不好会不会还有隐藏的电缆。而且，弗罗斯特回忆说：“大火使得没人可以上桥去卸掉可能仍在那里的炸药。”

阿纳姆大桥的北端在弗罗斯特手中，他和他勇敢的士兵们无意将其放弃。尽管他担心那两个失踪的连队，担心其他部队，却没有表现出来。他巡视了在引桥附近的几幢房子里安顿下来的各排，发现自己的部下“士气高昂，而且他们也有充分的理由”。詹姆斯·西姆斯二等兵回忆说：“我们非常开心，因为中校还开着玩笑，并对我们嘘寒问暖。”

回到营部后，弗罗斯特在当天首次安顿下来。他啜饮着一大缸子茶，觉得就总体形势而言情况并不是太坏：“在荷兰着陆之后的7个小时里，我们穿越了将近13公里困难重重的乡间，占领了我们的目标……这确实是一项不错的成绩。”尽管坐立不安，但弗罗斯特也像他的部下一样持乐观态度。他现在拥有一支由不同单位组成的约500人的部队，他充满信心，认为失踪的那两个连会来大桥与他会合。不管怎么说，弗罗斯特最多也只需要再坚守48个小时——然后霍罗克斯将军的第30军的坦克部队就会到达。

[1] 弗罗斯特回忆说：“我有一张从德国俘虏那里获得的地图……它标出了敌人的一个装甲车巡逻队的路线，所以我意识到德军在我的左边。”——原注

[2] 有几份报道说，火焰喷射器偏离了方向，火焰并没有击中碉堡，而是击中了几间装有炸药的木屋。——原注

[3] 步兵反坦克抛射器（PIAT）是英军使用的一种由弹簧发射的短程反坦克抛射武器，重量约16公斤，能够发射高爆破甲弹，平均垂直破甲厚度达到75毫米。——原注

[4] 荷兰警佐约翰内斯·范库埃克说，那天晚上7点30分他来值班时，大桥被遗弃了，无人警卫。按照范库埃克的说法，早先当英军空降部队开始着陆时，由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25名老兵组成的大桥警卫部队开了小差。——原注

[5] 横水渡，通常设于颇为狭窄的河流或水道之上，有一条缆绳连接两岸，中间设有一艘可载人或载物的趸船。船上的船夫会用人力或轮机拉动缆绳使船只向对岸的方向缓慢移动。

[6] 在给厄克特下达的正式命令中，似乎并没有提到德里尔渡口是一个目标。简报会上使用的皇家空军的侦察照片清楚地显示了渡口的存在，而且人们必须假设，在制订计划过程中的某个阶段，这个地方被讨论过了。然而，当我就这个问题采访厄克特将军时，他告诉我：“我不记得那个渡口曾经出现过。”厄克特最终得知那个渡口的存在时为时已晚，回天乏力。厄克特说道：“到这个时候，我已经没有足够的士兵可以送到河对岸去了。”然而，在口头命令中，工兵们被提醒道：“夺取所有渡口、驳船和拖船对于第30军的后续推进至关重要。”显然在计划的最后阶段，这些命令未予优先考虑，因为它们从未被正式下达。“没有人告诉我们位于德里尔的渡口，”弗罗斯特中校告诉我，“而这本来是可以让情况大不相同的。”——原注

15

从柏林到西线，盟军的突然进攻让德军高级指挥层大吃一惊。只有阿纳姆一地反应既凶猛又迅速，在那里英军第1空降师几乎就空投在比特里希的两个装甲师的头上。而在其他地方，困惑而糊涂的指挥官们试图确定9月17日的这些令人震惊的事件是否就是入侵帝国的开端。英军将从比利时发起地面进攻是预料之中的事，所有能用得上的预备队（包括冯·灿根将军的第15集团军）都被投入防御阵地以应对这一威胁，但他们损耗严重，士兵们除了随身携带的步枪以外几乎没有别的武器。德军竭尽全力要让英国人为每一寸土地而战，他们挖掘战壕，固守战略要地。

谁也没有料到空降部队会与英军的地面推进协同作战。这些空降突击是否就像柏林所惧怕的那样，是从海上入侵荷兰的前奏？在夜间的几个小时里，参谋军官们试图分析形势时，被更多的有关空降突击的报告弄糊涂了。美军伞兵——兵力未知，番号未定——降落在艾恩德霍芬——奈梅亨地区，而英军第1空降师显然已经在阿纳姆周边着陆，但现在又有新的消息说乌得勒支郊外也出现了伞兵。而另一个完全令人晕头转向的报告则声称，空降部队已经在波兰的华沙降落了[1]。

在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元帅位于科布伦茨的司令部里，人们普遍的反应是吃惊。[2]脾气暴躁、满是贵族派头的冯·伦德施泰特与其说是对这次进攻的性质感到惊讶，毋宁说是对指挥这次进攻的人感到惊讶。据他推断，那个人一定就是蒙哥马利。一开始，冯·伦德施泰特怀疑这些突然爆发的、显然是空地联合的作战行动是否就是艾森豪威尔对帝国发动攻势的开端。老元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相信，巴顿和冲向萨尔河的美军第3集团军形成了真正的危险，为此冯·伦德施泰特已经投入了他最好的部队去击退巴顿疾驶的坦克。现在，这位德国最有名望的军人一时间搞糊涂了，他从未预料到艾森豪威尔的主要攻势会由蒙哥马利领导。伦德施泰特始终认为蒙哥马利“过于谨慎，过于受习惯的支配，过于按部就班”。

他对蒙哥马利的大胆之举感到震惊。从莫德尔的指挥部雪片般飞来的电报带着一种歇斯底里的情绪，愈加凸显了这次进攻的突然性和严重性：“我们必须考虑到，夜间将会有更多的空降部队着陆……敌军显然认为，他们的进攻是关键性的。英军针对斯图登特的行动初战告捷，已经在向法尔肯斯瓦德推进……这里的阵地至关重要……缺乏强大的能快速机动的预备队，这令我们的困难不断增加……B集团军群已经捉襟见肘，总体形势危急……我们要求尽快调来坦克、火炮、重型坦克歼击车、防空部队。还有必不可少的是，我们应该昼夜都有战斗机……”

莫德尔最后总结道：“……盟军主要针对我军战线的北翼”。冯·伦德施泰特曾尖刻地称莫德尔的资质只配当个优秀的军士长，而这次他难得地尊重了这位军官的意见。在其电报的这个片段中，莫德尔用这些令人吃惊的进展让冯·伦德施泰特打消了疑虑，B集团军群的北翼当面就是蒙哥马利。

夜间不可能估算荷兰的盟军空降部队的兵力，但冯·伦德施泰特确信还会有更多的空降行动。现在不仅有必要把德军防线上的所有裂缝都堵住，还有必要为莫德尔的B集团军群寻找预备队。冯·伦德施泰特不得不再次赌上一把，他下令将部队从亚琛的美军当面的阵地里撤出，这样做有风险却又是必要的。这些部队必须立即向北开拔，部署到前线最少也得用48小时。冯·伦德施泰特又给德国西北战线的防区下达了进一步命令，要求所有可用的装甲部队和防空部队进入荷兰洪泛区。老元帅现在确信，第三帝国迫在眉睫的危险就在那里。这位德国的铁骑士为了支撑他的防御体系而彻夜工作时，仍然默想着整个形势的怪异之处，他依然惊异于负责盟军此次巨大攻势的军官是蒙哥马利。

载着威廉·比特里希将军的汽车从杜廷赫姆的军部出发，赶到阿纳姆阴暗的街道时已经是傍晚了。比特里希决心亲自看一下出了什么事情。他在市内各处察看，火仍然在燃烧，街道上到处都是瓦砾——这是上午轰炸的结果。比特里希后来说，许多地方阵亡的士兵以及闷燃着的车辆都表明“发生过激战”，但对发生的事情并没有获得清晰的印象。回到军部后，他从两名阿纳姆邮政总局的女话务员的报告中得知，公路大桥已经落入英军伞兵之手（比特里希后来授予了她们铁十字勋章）。比特里希大怒，他让哈策尔守住大桥的特别命令并没有得到执行。现在的关键是，瓦尔河上的奈梅亨大桥必须在被南边的美国人夺取之前得到保护。比特里希获胜的唯一机会，就是粉碎盟军沿“走廊”进行的突击，并把英军挤压在阿纳姆地区，令其陷于停顿。现在，必须将阿纳姆大桥北端的伞兵以及奋力与之会合的那几个分散的营悉数歼灭。

落入库尔特·斯图登特大将手中的那份绝密的“市场—花园”行动计划，最终被送到了莫德尔元帅的新指挥部里。陆军元帅已经放弃了杜廷赫姆城堡庭院里的那座园丁小屋，向东南移动了大约8公里，来到了小村泰尔博赫（Terborg）附近。斯图登特用了近10个小时的时间才找到莫德尔的去处，并用无线电把这份文件发了过去。分成三部分发送的“市场—花园”行动计划现在已经解码，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莫德尔和他的参谋们专注地研究了这份文件。摆在他们面前的是蒙哥马利的整个计划：投入的空降师番号，3天内要进行的一系列空运和再补给，空投场和空降场的精确位置，关键性的目标桥梁，甚至还有参战的飞机航线。哈策尔后来听莫德尔元帅亲口说，这个计划是“异想天开”。它如此令人不可思议，结果在最初的几个关键性的小时里，莫德尔居然拒不相信。

这些计划出现得过于凑巧，内容过于详细，令人难以置信。莫德尔向他的参谋们提出，文件之精确使其真实性受到了怀疑。他再次强调了自己的坚定信念，即在阿纳姆西边着陆的部队，是取道东边约64公里的博霍尔特（Bocholt）和明斯特（Münster）向鲁尔区发动大规模空降突击的先头部队。他警告说，可以预料还会有更多的空降部队着陆，他们集结后肯定会转向北面，再转向东。莫德尔的推断并非没有根据，正如他对参谋们所说：“如果我们要相信这些计划，假定阿纳姆大桥是真正目标的话，那为什么不把部队直接空投在大桥上？这里，还有以西13公里左右的地方，他们来到的地方到处都是适合集结的大片开阔地区。”

莫德尔并没有将文件给比特里希看。“在战争结束之前，”比特里希说道，“我从未意识到‘市场—花园’的行动计划已经落入我们手中。我不知道莫德尔为什么不告诉我，无论如何这些计划只不过会是确认我自己的观点，即当务之急是避免空降部队与英军第2集团军会合——为此他们当然需要这些桥梁。”[3]比特里希手下的一名军官知道这份文件，除了元帅的参谋们之外，莫德尔可能只与哈策尔谈到过该计划。哈策尔回忆说：“莫德尔总是为最糟糕的情况做好准备，所以他并非完全不重视这个计划。正如他告诉我的那样，他可不打算被这帮短头发的家伙抓住。”事实上，只有时间才能告诉德国人这份文件是否属实。尽管这位喜怒无常、令人难以捉摸的陆军元帅并不打算完全接受这个摆在自己面前的证据，他的大多数参谋却对此印象深刻。莫德尔的指挥部既然得到了“市场—花园”行动的计划，就把接下来的空投行动通知了所有防空部队，按计划，空投将在几小时后进行。

起码有一个假设被排除了。指挥部的行政军官古斯塔夫·泽德尔豪泽中尉回忆说，根据缴获的文件，莫德尔现在认为他和位于奥斯特贝克的集团军群指挥部原本就不是空降部队的攻击目标。

[1] 皇家空军确实在乌得勒支周围的一片开阔地区空投了伞兵人体模型，这在几天的时间里转移了一些德军部队的注意力。盟军并没有在华沙空投部队，这份报告可能是在传输过程中弄错了，或者纯粹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传言所致。——原注

[2] “我们第一次把空降部队的进攻告知冯·伦德施泰特的司令部时，”莫德尔的首席参谋汉斯·冯·滕佩尔霍夫上校告诉我，“西线总司令似乎并未感到不安。事实上，那种反应几乎是意料之中的冷漠，不过这种气氛很快就改变了。”——原注

[3] 西线总司令也没有被告知有这份被缴获的“市场—花园”行动计划，在莫德尔给冯·伦德施泰特有关这些文件的报告中也没有提到这个计划。出于某种原因，莫德尔根本就没有把这些计划看在眼里，所以没有将其呈送上级指挥部。——原注

16

就在约翰·弗罗斯特中校的第2伞兵营夺取阿纳姆大桥北端的时候，在18公里以外对另一个主要目标小心翼翼地挺进才刚刚开始。在美军第82空降师负责的“走廊”中段的奈梅亨，那座横跨瓦尔河的五孔公路桥是霍罗克斯将军的第30军坦克部队前往阿纳姆途中所要经过的最后一座桥梁。

詹姆斯·加文准将麾下的第504伞兵团以引人注目的成功，夺取了奈梅亨西南约13公里处关键的赫拉弗大桥；而在晚上7点30分前后，第504伞兵团和第505伞兵团一部夺取了赫门（Heumen）村的马斯河―瓦尔河运河上的一座桥，该渡口在赫拉弗正东不到8公里处。加文本来希望把3座运河桥和1座铁路桥全部拿下，但希望落空了。在第82空降师动手前，德国人就把那些桥炸掉或者严重破坏了。不管怎么说，在着陆后6小时内，加文的伞兵已经打开了一条供英军地面部队通行的路线。除此之外，在赫鲁斯贝克高地附近第82空降师的空投场与帝国森林之间的那片地区，第505伞兵团的侦察队探察时只遭遇了轻微抵抗；夜幕降临时，该团的其他部队还夺取了荷兰与德国边境上的一块近6公里长的林地，该地在赫鲁斯贝克高地空投场的北边，一直通向奈梅亨的东南郊。现在，第82空降师的4个关键目标中已经有3个尽在掌握，一切就看如何夺取奈梅亨那座598米长的公路桥了。

尽管布朗宁将军已经指示加文，等赫鲁斯贝克周围的高地被夺取以后再前往奈梅亨大桥，但加文却自信第82空降师的所有目标在首日就能全部拿下。在跳伞前约24小时对形势做了评估后，他把第508伞兵团团长罗伊·欧内斯特·林德奎斯特（Roy Ernest Lindquist）上校喊来，令其派一个营全速赶往该桥。加文分析，在空降部队着陆造成的惊讶和混乱当中，非常值得赌上这一把。“我提醒林德奎斯特，在街道上行进有被发现的危险，”加文记得，“我指出赶到大桥的路线，就是从城市东边接近大桥，避开建筑区。”不管是没有听明白，还是因为他想先把最初的几个任务完成，反正根据林德奎斯特自己回忆，直到该团的其他目标达成之后，他才把他的伞兵投入到对大桥的攻击中。第1营营长是小希尔兹·沃伦（Shields Warren,Jr.）中校，林德奎斯特给该营下达的命令是坚守沿赫鲁斯贝克至奈梅亨公路布置的掩护阵地——这些阵地大致位于城市东南2公里处。沃伦的任务是保卫该地区，并与该团在西边和东边的另外两个营建立联系。沃伦回忆说，完成这些任务以后他才可以准备进入奈梅亨。这样一来，沃伦的那个营并没有从东边的平坦农田冲向大桥，而是不知不觉地来到了加文试图避开的那些建筑区的中心。

沃伦完成了其他任务之后天色已晚。现在，随着宝贵时间的流逝，先头连开始缓慢穿过奈梅亨安静的几乎被遗弃的街道，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赶到通向大桥南入口的环形交叉路口，另一个目的是转移敌军注意力。荷兰地下抵抗组织报告说，炸毁这座大桥的引爆装置设在邮局主办公楼上。沃伦的部队开始朝大桥移动之后，这个关键情报才送达。一个排被匆匆派往邮局，在制伏了那里的德国看守后，工兵切断了电线，炸掉了他们所认为的引爆控制装置。事实上，这个装置究竟是不是真的与大桥上的炸药相连谁也说不清了，但现在起码电气线路和电话交换机被破坏了。该排试图撤退重新加入大部队时，发现敌人从后面围了过来，他们的后路被切断，在接下来的3天里不得不坚守邮局，直到援兵赶到。

与此同时，沃伦的其他部队在靠近一座通向大桥的公园时，突然遭到机枪和装甲车火力的猛烈打击。隶属第82空降师的荷兰军官阿里·贝斯特布鲁尔切上尉回忆说：“枪炮突然向我们开火，我看见四面八方似乎都是枪口焰在闪亮。”贝斯特布鲁尔切还没有来得及举起卡宾枪射击，左手、肘部以及右手的食指就被击中了。[1]对第508伞兵团1营A连的詹姆斯·R. 布卢（James R. Blue）下士来说，在漆黑一片的街道上激烈进行的可怕战斗就像一场噩梦。“我们立即卷入了白刃战。”布卢记得，与党卫军迎头相撞时，他正在与雷·约翰逊一等兵一起穿越街道，两人都端着上了刺刀的M1步枪。约翰逊试图用刺刀刺死其中一个德国人，布卢则手持匕首扑向一名军官。“我们奉命不得开枪，如果发生近战，就使用匕首和刺刀。但是，”布卢回忆说，“那把匕首似乎太短了，所以我捡起一把‘汤姆森’冲锋枪结束了这场战斗，但一门自行火炮几乎立刻就开始朝我们的方向开炮，我们向前跑到公园与其他排会合。”1营B连的詹姆斯·阿勒代斯二等兵记得，他听见有人喊要医护兵上前，但“子弹正呼啸着穿过街道，黑暗中又是如此混乱，人们不知道彼此身在何处。我们在一座砖砌的校舍周围建起了环形防线。我们听见前面有德国人的说话声，伤员的呻吟和叫喊声。我们无法赶到大桥。这时我们才明白，德国佬扑上来挡住了我们。”

德国佬确实把他们挡住了。保罗·格雷布纳的侦察营错过了位于阿纳姆大桥的弗罗斯特营，现在已经到达了奈梅亨，远早于晚出发的美国人。

在这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空降突袭的首日，到午夜时分，英军和美军伞兵或是正在前往其主要目标的路上，或是在前往其主要目标的路上搏杀。经过数小时的漫长行军，以及与强大而又出乎意料顽强的敌人的残酷遭遇战，终于夺取了大部分目标，而策划者们原先预料那些目标是应该迅速而又轻易就到手的。约翰·弗罗斯特中校的第2伞兵营的英勇将士们坚守在阿纳姆大桥北端；从那里开始，沿着走廊一直往南是罗伯特·辛克上校的第101空降师506团的伞兵，他们正在艰难地修复位于索恩镇的大桥，他们抱着坚定的决心——必须让公路保持畅通，好让英军第2集团军的坦克和步兵长驱直入。在这个深夜时刻，空降兵们深信解围部队就在路上，毫不怀疑增援部队和补给品将按计划于18日到达，并进一步加固他们的阵地。尽管存在伤亡严重、形势混乱且通信不畅的问题，但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的官兵们却十分乐观：总的说来，这并不是一次糟糕的周日郊游。

[1] 几天以后，医生告诉贝斯特布鲁尔切，那根食指必须截掉。“我告诉他们，绝对不能，”贝斯特布鲁尔切说道，“那是我的手指头，我不想它被截掉。此外，那还会毁掉我的钢琴演奏。”现在他仍然拥有那根手指。——原注

17

从柏林返回的海因茨·哈梅尔旅队长乘坐飞驰的汽车即将抵达阿纳姆，他看到城市上空映照着红色的光芒。经历了长途旅行后的哈梅尔既忧虑又疲倦。他来到位于吕洛（Ruurlo）的弗伦茨贝格师师部，结果发现师部现在搬到了阿纳姆东北约5公里的费尔普（Velp）。他在那里找到了代理师长职务的党卫军第10装甲团团长奥托·佩奇（Otto Paetsch）一级突击队大队长[1]，后者显得疲惫不堪。“谢天谢地你回来了！”佩奇说道。他迅速向哈梅尔简介了白天发生的事情，以及从比特里希将军那里接到的命令。“我惊得目瞪口呆，”哈梅尔回忆说，“一切都混乱无常。我非常疲倦，但形势显然非常严峻，我立即给比特里希打了电话，告知我要去见他。”

比特里希也没有睡觉。哈梅尔被带进来以后，他马上开始概述形势。既愤怒又沮丧的比特里希在地图上面俯下身子。“英军伞兵在这里着陆了，在阿纳姆西边，”他告诉哈梅尔，“我们不了解他们的实际兵力或者意图。”军长指着奈梅亨和艾恩德霍芬说道：“美军空降部队在这两个地区夺取了立足点。与此同时，蒙哥马利的部队越过默兹河―埃斯科河运河向北边发动了进攻。我确信，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的部队分割开。在我看来，他们的目标就是那些桥梁。一旦夺取了这些桥梁，蒙哥马利就能长驱直入进入荷兰中部，再从那里进入鲁尔地区。”比特里希挥了挥手，“但莫德尔不同意我的观点，他仍然相信还会有空降部队在莱茵河的北边、阿纳姆的东边和西边空降，然后朝鲁尔地区进军”。

比特里希解释道，哈策尔的霍亨施陶芬师已经奉命去肃清阿纳姆西边和北边的英军。荷兰的德国驻军总司令克里斯蒂安森上将已经接到指示，让他的部队——若干个守备和训练营的混合单位——接受汉斯·冯·特陶（Hans von Tettau）中将的指挥，他们的任务就是掩护霍亨施陶芬师的侧翼，让该师尽力攻占英军的空投场和空降场。

比特里希继续说道，弗伦茨贝格师负责阿纳姆东边和南边一直到奈梅亨的所有战斗。他用手指戳着地图，告诉哈梅尔：“奈梅亨大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除此之外，阿纳姆大桥以及往南一直到奈梅亨的这片地区也由你负责。”比特里希沉默了一会儿，在屋子里踱着步子。“你的问题，”他告诉哈梅尔，“已经被搞得更加困难了。哈策尔没有把装甲部队留在阿纳姆大桥北端，英国人现在在那里。”

哈梅尔听着军长的话，越来越惊恐地意识到，由于阿纳姆大桥在英国人手中，所以就没有办法让他的装甲部队迅速渡过莱茵河直下奈梅亨；阿纳姆大桥的东边并没有其他跨河桥梁，他的整个师就得靠位于阿纳姆东南约13公里的潘讷登（Pannerden）村的渡船码头摆渡过河。比特里希预见到这个问题，所以已经下令开始摆渡行动。以这种方式抵达奈梅亨既缓慢又拖拉还要绕道，而且把该师的卡车、装甲车和兵员摆渡过去需要动用哈梅尔的所有资源。

哈梅尔离开军部时询问比特里希：“为什么不及时炸掉奈梅亨大桥呢？”比特里希语带讥讽地说道：“莫德尔断然拒绝考虑这个主意，他认为我们进行反攻时可能需要它。”哈梅尔惊愕地瞪大了眼睛，问道：“用什么来进行反攻呢？”

哈梅尔在夜色中再次动身，前往潘讷登。他的部队已经在向渡口行军了，公路上塞满部队和车辆。到了潘讷登后，哈梅尔明白了他在路上亲眼所见的混乱状况的原因。车辆堵塞了街道，形成了大规模交通拥堵。在河边，用橡皮筏子组成的临时代用渡船正在缓慢地运送卡车漂浮过河。哈梅尔从装甲团团长佩奇那里获悉，一个营已经到了对岸，正在向奈梅亨开拔。一些卡车和小型车辆也过了河，但到目前为止，重一些的装甲装备还没有上船。在佩奇看来，如果这个缓慢而笨重的轮渡不能加快速度的话，那么9月24日以前弗伦茨贝格师就不可能在阿纳姆—奈梅亨地区投入战斗。

哈梅尔知道，这个问题只有一个解决办法，他必须夺回阿纳姆大桥，打开通往奈梅亨的公路。当“市场—花园”行动的第一天，9月17日日终时，德国人的一切沮丧都集中在一个固执的人——阿纳姆大桥桥头的约翰·弗罗斯特中校身上。

[1] 此处原文有误，将佩奇的职务写成了师首席参谋（师参谋长），当时该师的首席参谋是汉斯―约阿希姆·施托莱（Hans-Joachim Stolley）二级突击队大队长。

第4部
围困

Part Four
THE SIEGE

1

黎明时分，从莱茵河河面升腾而起的雾霭在阿纳姆大桥及其四周静谧、黑暗的房屋上面盘旋。距离大桥北坡道不远，长长的风景如画的欧西比尤斯外大街（Eusebiusbuitensingel）向后延伸到北边和东边的市郊，环绕着历史悠久的内城，最后来到阿纳姆最受欢迎的音乐厅——圣乐厅（Musis Sacrum）。这个星期一，9月18日，在微弱、曚昽的晨曦之中，海尔德兰省的这座古老首府似乎被人遗弃了，街道、花园、广场和公园里死气沉沉。

从大桥北端周边的阵地里，弗罗斯特的部下首次看到整座城市的住宅和市政建筑，那是一些凌乱扩展开来的建筑群：法院、省政府大楼、国家档案馆、市政厅、邮政总局和西北方向不到2公里的火车站。近处是圣欧西比尤斯教堂，它以其93米高的尖塔傲视全城。在一条由18幢房屋组成的环形防线上，几名弗罗斯特的部下从破碎的窗户和刚刚挖掘出来的散兵坑里小心翼翼地朝外观察，却没有人意识到这座伟大的教堂现在有着一种不祥的征兆。德国狙击手们已经于夜间进入了塔楼，他们小心地隐藏着，和英国人一样紧张地等待天亮。

争夺大桥的激烈战斗持续了整夜。午夜的间歇一瞬而过。当战斗再次爆发时，似乎每个人都参加了小规模战斗。夜间，弗罗斯特的部下曾两次试图突袭大桥南端，均被守军击退。这两次冲锋都是由A连2排排长约翰·霍林顿·格雷伯恩（John Hollington Grayburn）中尉率领的，他的面部严重受伤，但仍然待在桥上监督所有的士兵撤退到安全的地方[1]。后来，搭乘一队卡车的德军步兵试图强行过桥，结果遭到英军伞兵的密集火力攻击。弗罗斯特的部下用火焰喷射器把那些车辆点燃了，装甲掷弹兵在这片火海当中被活活烧死，尖声大叫着落入下方30米的莱茵河。橡胶燃烧的刺鼻气味以及从车辆残骸中升腾的浓密黑烟给双方的救援队造成了阻碍，他们正在桥上遍地的尸体当中寻找伤员。哈罗德·巴克一等兵就在这样一支救援队中，他正帮忙把伤员抬进由弗罗斯特的部下坚守的一幢房子的地下室。在黑暗的地下室里，他看到一些东西在发光，还以为里面点着几支蜡烛。地板上躺满了受伤的伞兵。巴克突然意识到，他看到的是一些伤员身上发出亮光的小碎片——那些人是被白磷弹的弹片击中的，所以能在黑暗中发出亮光。

莫名其妙的是，战斗在日出时刻再次停止了，似乎双方正在深呼一口气。在弗罗斯特营部的公路对面，大桥坡道下面的一条小街上，埃里克·麦凯上尉对一些房子进行了静悄悄的侦察，他那支小小的工兵队伍以及其他部队的几个小组现在控制着这些房子。在一次噩梦般的恶战中，麦凯最终守住了4幢房子中的2幢，并在其中的一幢里设立了指挥所，那是一幢砖结构的校舍。德军反攻的时候爬过了经过景观美化的庭院，朝房屋里投掷手榴弹，随后进入楼内，与英国人进行了一场几乎悄无声息的殊死白刃战。麦凯的士兵遍布于各个地下室和房间，用刺刀和匕首把成群的敌人赶了回去。接着麦凯带着一小群人冲了出去，尾随着撤退的德国人进入灌木丛，再次用刺刀和手榴弹击溃了敌人。麦凯的双腿被弹片击中，一颗子弹击穿了他的钢盔，擦伤了头皮。

现在，麦凯核对他的伞兵人数时发现了一些伤势与他相似的伤员。更严重的是，补给情况不容乐观。他们有6挺“布伦”轻机枪、弹药、手榴弹和一些炸药，但没有反坦克武器，食品甚少，除了吗啡和野战绷带之外再无其他医药用品。此外，德国人还切断了供水。现在他们只有水壶里的那点水了。

尽管这次夜战很可怕，但麦凯仍然意志坚定。“我们一直打得不错，伤亡相对轻微，”他回忆说，“此外，随着太阳升起，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在做什么事，我们也做好了准备。”话是这样说，麦凯还是像弗罗斯特一样不抱幻想。他知道，在这种最致命的战斗——逐街、逐栋、逐屋的巷战中，大桥上的英军守备部队被消灭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德国人显然希望凭借绝对的数量优势，在数小时内粉碎弗罗斯特的小部队。对于这样强大而密集的进攻，只有第30军或第1伞兵旅的其他营赶到才能够拯救大桥的勇敢保卫者，后者仍在试图杀入城内。

对于那些在大桥附近作战的党卫军士兵来说，那是一个噩梦不断的夜晚。哈策尔一级突击队大队长显然对部队已经挡住了厄克特的各个营而感到满意，但他却低估了占据大桥北端的英军兵力和能力。哈策尔甚至并没有费心去下令让师里寥寥无几的几门自行火炮开上来作为支援，相反，他把一个又一个班的党卫军部队投向了在坡道四周房子里布防的英军，这些强悍的部队遇见了他们大多数人印象中遭遇过的最凶猛的士兵。

时年21岁的阿尔费雷德·林斯多夫（Alfred Ringsdorf）党卫队分队长（党卫军一等兵）是一名东线老兵，原属党卫军第16装甲师补充营的他和几个战友登上了前往阿纳姆的货运列车，他被告知自己所在的班将被重新装备。林斯多夫和战友到达阿纳姆车站时，那里正乱成一团，来自各种单位的部队漫无目的地乱转、列队、开拔。林斯多夫等人被告知要立即向城内的一个指挥所报到，在那儿一名少校把他们编进了弗伦茨贝格师党卫军第21装甲掷弹兵团1营1连1排，林斯多夫成了1班班长。这些人报到时并没有武器，但到星期天下午晚些时候，他们已经配备了机枪、卡宾枪、手榴弹，还有几支“铁拳”[2]。他们对有限的弹药提出了疑问，被告知补给正在途中。“此时，”林斯多夫说道，“我还不知道要去哪里打仗，战斗发生在哪里，而且我以前也从未来过阿纳姆。”

在市中心，有迹象表明惨烈的巷战已经开始。林斯多夫首次获悉英军伞兵已经着陆，正在坚守阿纳姆大桥北端，似乎没人知道那支队伍兵力究竟有多少。他的班在一个教堂里集合接受命令，他们要渗透到大桥坡道两边的房子背后，把那里的英国人赶出来。林斯多夫知道这种战斗有多么致命，苏联前线的战斗经历已经让他领教过了。不过林斯多夫率领的是久经沙场的年轻老兵，他们认为这场战斗不会持续很久。

党卫军士兵注意到，这片通往大桥的地区中的房屋在炮击之下被严重破坏，他们不得不在瓦砾当中费力前行。当德军靠近英国人在大桥北端建立的环形阵地时，遭遇了猛烈的机枪火力，被压制得动弹不得，根本无法进入距大桥入口550米的范围。一名中尉寻找志愿者，要求他穿过广场把炸药包扔进机枪火力看起来最猛烈的那幢房子里。林斯多夫自告奋勇，在火力掩护下冲过了广场。“我在一个地下室窗户附近的一棵树后面停了下来，子弹就是从那个窗户里射出来的。我把炸药包扔了进去，然后跑回我的人那里。”林斯多夫躺在瓦砾当中等待炸药包爆炸。他回头望去，只见街角的一幢高房突然被炮弹击中了，一些德军工兵正在那里隐蔽。这座房子的正面全都坍塌了，把所有人都埋了进去。林斯多夫突然意识到，如果那是他的人，整个班就要全军覆没了。此时，他扔进地下室的炸药包在离他不远的街道上爆炸了——英国人又把炸药包从窗户里扔了出来。

夜幕降临时，各个班开始渗入建筑物把英国人找出来。林斯多夫的目标是一幢红色的大型建筑，他被告知那是一所学校。他的班朝那幢房子奔去，很快就遭遇了警觉的英国神枪手的射击，他们迫使德国人躲进附近的一幢房子里。党卫军士兵们打碎窗子朝外开火，英国人立即在隔壁的一幢房子里隐蔽起来。一场激烈的交火开始了。“英国人的射击很致命，”林斯多夫回忆说，“我们几乎无法探出身来。他们对着脑袋打，有士兵开始在我身边倒下，每个人的前额都有一个醒目的小孔。”

由于伤亡不断增加，德国人直接朝英国人占领的那幢房子发射了“铁拳”反坦克榴弹，在弹头射进房子的同时，林斯多夫的班发起了冲锋。“战斗很惨烈，”他记得，“我们一个房间接一个房间、一寸又一寸地将他们逐退，蒙受了可怕的损失。”在混战当中，这名年轻的班长奉命回去向营长汇报。他被告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些英国人赶出去。林斯多夫回到自己的班里，命令全班向前猛冲。他们雨点般地投掷手榴弹，让英国人应接不暇。“只有这样，”林斯多夫说道，“我们才能取得进展，继续推进。我从德国过来的时候，并没有预料到自己会突然在一块有限的地段参加殊死战斗，这场战斗比我在苏联参加过的战斗更加艰难。这是一场持续不间断的近距离贴身肉搏战，到处都有英国人，这里的大部分街道都很狭窄，有些地方宽度不超过4.5米，我们与敌人相隔几米进行对射。我们一寸一寸地争夺，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扫荡。那绝对是地狱！”

林斯多夫小心翼翼地朝一幢房子跑去，在敞开的地下室门口一瞬间瞥见了一顶带有伪装网的英国钢盔轮廓。他举起胳膊要投掷手榴弹时，听见一声低沉的呻吟。林斯多夫没有把手榴弹投出去，而是悄悄地走下地下室的台阶，然后大声喊道：“举起手来！”这个命令毫无必要，用林斯多夫的话来说，“我面前是一幅骇人的景象，这个地下室就像一个停尸房，里面全是英国伤兵”。林斯多夫言语温和，他知道那些英国人听不懂他的话，但也许能领会他的意思。“好了，”他告诉那些伤员，“现在没事了。”他叫来了医护兵，然后把俘虏们集中起来，命令那些英国人回到德军战线接受护理。

那些伞兵被带出地下室的时候，林斯多夫开始寻找一位能够行走的伤员。令他吃惊的是，那个人低低地呻吟了一声，就倒在林斯多夫的脚下死去了。“那颗子弹是打我的，”林斯多夫说道，“英国人在保护他们自己人，他们不知道我是在试图拯救他们的伤员。我愣了一下，然后带着一身冷汗逃跑了。”

由于英国伞兵在学校四周严防死守，林斯多夫知道，即使他的精锐部队也没有强大到足以迫使对方投降的地步。星期一破晓时分，他与自己伤亡惨重的班又撤回到了欧西比尤斯外大街。林斯多夫与一位炮兵指挥官不期而遇。林斯多夫告诉他：“把那些英国人赶出来的唯一方式，就是把那幢房子炸掉，一点一点地炸掉。相信我的话吧，这些人是真汉子，在被我们炸飞之前，他们是不会放弃那座桥的。”

埃米尔·彼得森（Emil Petersen）军士长有充分的理由得出同样的结论。他隶属于帝国劳工组织（Reichsarbeitsdienst），由于德国的人力短缺越来越严重，彼得森和他那个35人的排就被转到一支重型高射炮单位，后又被转到一支步兵部队。他们是从法国一路撤过去的。

星期天下午，彼得森的排在阿纳姆车站候车，他们要被运回德国重建。现在他们又被动员起来，一位中尉告知，他们要与在城市里着陆的英国空降部队交战。“我们加入的那支部队有250人，”彼得森回忆说，“谁也没有武器，只有我和另外4个人有冲锋枪。”

彼得森的部下非常疲倦，他们已经24个小时没有吃饭了。军士长记得，他当时觉得倘若火车不晚点的话，这个排就会吃上饭，就不用参加这场战役，就能回到德国的家了。

这群人在党卫军的一座兵营里领到了武器。“情形是可笑的，”彼得森说，“首先，我们谁也不愿意同武装党卫军一起战斗，他们拥有一种残酷无情的名声。给我们的武器是老掉牙的卡宾枪，在桌子上猛敲一下才能打开枪栓。我的人看见这些旧武器的时候，士气谈不上有多低。”他们费了一些时间才把这些枪收拾得可以使用。这支部队尚未接到任何命令，似乎谁也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以及大家要被派往何处参战。

最终，这群人在黄昏时分被带走，来到城防司令部。赶到后他们发现屋内空无一人，只好再次等待。“我们脑子里只有食物。”彼得森说道。最后，来了一名党卫队二级突击队中队长（党卫军中尉），宣布这些人要穿过市中心，前往莱茵河大桥。

这支部队以排为单位，沿着市场大街朝莱茵河走去。他们在黑暗当中什么也看不见，但彼得森回忆说：“我们意识到，周围到处都有动静。我们偶尔能听见远处传来的枪声，听见车辆行驶的声音，我觉得有一两次我看见了钢盔昏暗的侧影。”

在距离大桥不到270米的地方，彼得森发觉他们正在从一列又一列士兵当中经过，他猜想自己所在的这支部队一定是去接替眼前这些人的。随后那些士兵中有人说了点什么，彼得森听不懂那个人说的话，他立即意识到那个人说的是英语，“我们在与一支英军部队并排行军，他们同我们一样前往大桥”。大家突然都意识到认错人了，一个英国口音喊着“他们是德国佬”，彼得森记得他喊道：“开火！”

几秒钟之内，街道上就回荡起了机枪和步枪的开火声，那是两支部队在面对面地交战。一连串子弹撕裂了彼得森的背包，只差几寸就击中了他，冲击力让他砰然倒地，他迅速躲到了一名阵亡战友的尸体背后。

“不管你朝哪里看，都有人从散开的阵地里射击，而且往往错误地朝己方开火。”彼得森回忆说。他开始慢慢地朝前爬去，遇到一道围着小公园的铁栅栏后，他爬了过去，接着发现几个排中的大部分幸存者正隐蔽在树木和灌木丛中。英国人已经撤到公园两侧的一些房子里，德国人则开始在这个小小的广场上受到交叉火力的打击。“我能听见伤员的尖叫声，”彼得森说道，“英国人朝我们的阵地发射了照明弹，把我们的部队切成了几块。不到5分钟，我的排就有15个人阵亡了。”

黎明时分，英国人停止了射击，德国人也停了下来。透过晨曦，彼得森看到动身前往大桥的250名官兵已经伤亡过半。“我们从未接近大桥入口，我们只是躺在那里受罪，没有得到傲慢的党卫军或一门自行火炮的支援。”彼得森说道，“这就是我们参加阿纳姆之战的序曲。对我们来说，这不啻于一场大屠杀。”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英军第1空降师那两个失踪的营的官兵不知怎么就来到了大桥。他们三三两两，从哈策尔在北边和西边的防御圈中杀出了一条血路，许多人负伤了，饥寒交迫。他们将加重弗罗斯特中校所部的医疗和补给困难。不过在这几个小时里，尽管疲惫不堪又伤痕累累，这些掉队的人仍然骄傲自豪且情绪高涨，他们到达了在英国时做简报的军官和自己的指挥官要求他们来的地方。前一天下午，他们自信满满地从各支部队出发，一刻不停地向阿纳姆大桥进发。到18日黎明，弗罗斯特估计大桥北端的英军有600～700人。虽然每小时都有更多的伞兵来到大桥，但机械化装备的声音也越来越响，那是哈梅尔旅队长的装甲部队正在进入城市，占据阵地。

连德军装甲部队也发现阿纳姆是一个骇人的地方。在城市各处的道路上，荷兰平民设置了路障。住在战区内的男男女女开始冒着德国人和英国人的子弹收集死者的尸体——英国人、德国人以及自己同胞的尸体。第1伞兵营的雷金纳德·伊舍伍德中士在公路上度过了一个危险四伏的夜晚之后，终于在破晓时分来到了阿纳姆市中心，在那里看见了“一幅终生难忘的景象”。荷兰人从地下室、地窖、花园和严重毁损的房屋里走出来，正在收集尸体。“他们把受伤的人送到临时包扎所和设在地下室里的避难所，”伊舍伍德回忆说，“但死者的尸体却被堆放起来，就像一排排长沙袋一般，头与脚相对摆放着。”骄傲而又悲伤的阿纳姆市民把朋友和敌人的尸体堆放在一起，在街道上形成一个1.5米高、1.8米宽的人体路障，以阻止德国人的坦克瞄准大桥上的弗罗斯特。

对内城的市民来说，黎明并没有让他们从恐怖和混乱中解脱出来。大火失控，迅速蔓延，人们在地窖和地下室里挤作一团，几乎无人入眠。夜晚的安宁不时被爆炸的炮弹、迫击炮沉闷的轰击、狙击手“嗖嗖”射出的子弹以及机枪断断续续的扫射所打断。奇怪的是，住在老城区之外的阿纳姆市民却未受到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影响，而且他们全然摸不着头脑。他们给住在内城的朋友打电话，想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结果从吓坏了的房主们那里得知，一场酣战正在大桥北端进行，英国人正坚守着大桥抵御德国人的反复进攻。对打电话的人来说，德军部队和车辆显然正从各个方向进入城内。然而荷兰人的信念并没有动摇，他们相信英国人和美国人带来的解放就在眼前。在外城地区，人们像往常一样准备工作：面包店开门了；送奶工在挨家挨户送奶；而电话接线员、铁路雇员、公用事业的职员则各司其职；公务员正准备去上班；消防人员仍然在尽力控制蔓延的火势，跟上不断被火点燃的房屋；在阿纳姆北边几公里处，市动物园园长赖尼尔·范胡夫（Reinier van Hooff）博士正在照看那些受到惊吓、紧张激动的动物[3]。也许唯一知道战斗进展的荷兰人是医生和护士。他们通宵不停地接电话，救护车全速穿过城市，把伤员收集起来，然后快速运到西北郊的圣伊丽莎白医院或者市内的小型私人疗养院。阿纳姆城内还没有人意识到，这座城市已经是一个无人地带，而且形势将更加糟糕。阿纳姆，荷兰景色最优美的地方之一，很快就将变成一个微型的斯大林格勒。

内城的荷兰人几乎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解放不会轻易到来。半夜，在距离大桥不到400米的欧西比尤斯广场上的警察局里，27岁的警佐约翰内斯·范库埃克（Joannes van Kuijk）听见了轻轻的敲门声。他打开门，看见英国士兵站在外面，范库埃克立即把他们请了进来。“他们想得到有关建筑物位置和地标的各种问题的答案，”他回忆说，“随后他们中的若干人离开了，越过公路拼命朝大桥的方向跑去——所有这一切都尽可能悄悄地进行。”范库埃克看到，在附近一位医生的家门口，英国人设立了一个迫击炮阵地，还有一门6磅反坦克炮被安置在医生家花园的角落里。到黎明时分，范库埃克看到英国人已经在大桥的最北端形成了一道紧密的环形防线。在他看来，这些士兵的举动与其说像解放者，毋宁说更像神色严峻的保卫者。

欧西比尤斯外大街是一条紧靠大桥的蜿蜒的林荫大道，路边还有一条绿草地带。在这条大道的另外一边，劳工中介昆拉茨·赫利曼（Coenraad Hulleman）正和未婚妻特勒伊德·范德桑德（Truid van der Sande）以及她的父母一起待在他们的别墅里。他们整夜都没有入睡，就听着隔了一条街的学校周围的开火声和爆炸声，那是麦凯上尉的部下正在击退德国人。由于战势激烈，范德桑德一家以及赫利曼都躲进了房子中部底下一个没有窗户的小地窖里。

黎明时分，赫利曼和他未来的岳父小心翼翼地爬上了二楼，进入一个能俯瞰林荫大道的房间。他们吃惊地朝下看去，景色如画的街道上，一具德国兵的尸体躺在街边的一片金盏花上面；他们还看见草地上到处都是躲在狭长的单兵堑壕中的德军。赫利曼顺着林荫大道朝右边瞥去，只见几辆德军装甲车辆停在一堵高高的砖墙旁边，列阵等待。就在两人观察的时候，一场新的战斗又打响了。坦克的车载机枪突然朝附近圣沃尔布加教堂的塔楼开火，赫利曼看见红色的细尘喷涌而出，他只能假定伞兵们就在教堂的瞭望哨上。坦克的火力几乎立即就遭到了反击，于是躲在狭长堑壕里的德军开始用机枪朝街道对面的房屋扫射，其中一幢房子是一家戏装商店，橱窗里摆放着穿着铠甲的骑士。赫利曼望去时，子弹打碎了橱窗玻璃，打翻了那些骑士。赫利曼转过脸去，动情地流下了眼泪，他希望这样的场面并非不祥之兆。

往北过几个街区，在音乐厅附近的一幢房子里，威廉·翁克（Willem Onck）在天亮后不久便被街上部队调动的声音惊醒了。有人捶打他家的房门，一个德国口音命令翁克和他的家人待在屋里，拉上窗帘。翁克并没有立即服从，他跑到前窗，看见街道的每个角落里都有扛着机枪的德国兵。圣乐厅前面有一门88毫米高射炮，让翁克无比吃惊的是，旁边的德军士兵正坐在从音乐厅观众席搬到街道的椅子上。看着他们随意地交谈着，翁克心想，他们那个样子好像只是在等待音乐会开始一样。

该地区最沮丧也最愤怒的平民是荷兰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们，他们中的几个人几乎立即与大桥上的英国人取得了联系，但他们的帮助却被客气地拒绝了。阿纳姆的地下抵抗组织领导人彼得·克鲁伊夫派托恩·范达伦和海斯贝特·纽曼去奥斯特贝克，以便与英国人建立联系，他们同样发现对方并不需要自己的帮助。纽曼记得，他曾提醒伞兵们那个地区有狙击手，并且向他们提出不要走主干道的忠告。“他们中的一个人告诉我，他们得到的命令就是前往大桥，他们将走上级给他们指定的路线，”纽曼说道，“我的感觉是，他们害怕遇到奸细，因而根本不信任我们。”

黎明时分，约翰内斯·彭塞尔在地下室里与他的抵抗组织成员举行了一次会议。彭塞尔计划接管一个当地电台，播放公告说城市已经自由了，但纽曼打来的一个电话让他改了主意。“情况不妙，”纽曼报告说，“形势危急，我想大势已去了。”彭塞尔呆若木鸡。“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他问道。这会儿纽曼正在圣伊丽莎白医院附近，他说英国人已经发现要打穿德国人的防线前往大桥是不可能的。彭塞尔立即给彼得·克鲁伊夫打电话，克鲁伊夫建议暂停一切计划中的活动——正如参加了那次会议的亨利·克纳普回忆的一样，“暂时旁观”。但抵抗组织成员长久以来的希望被粉碎了。“我们做好了一切准备，”彭塞尔回忆说，“如果必要的话，甚至可以牺牲我们的生命。相反，我们却干坐着，没有用处，不被需要。现在越来越清楚，英国人既不信任我们，也不打算让我们协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9月18日星期一的最初数小时里，不论是盟军最高统帅部，还是蒙哥马利抑或参加“市场—花园”行动的任何指挥官，都对形势缺乏清晰的认知。而在此时，荷兰地下抵抗组织成员却通过秘密的电话线路，给美军第82空降师的荷兰联络官阿里·贝斯特布鲁尔切上尉做了汇报，说英国人正在阿纳姆被德军装甲师击溃。在第82空降师的通信日志中有这样的记录：“荷兰人报告说，德国人正在阿纳姆取得对英国人的胜利。”由于与阿纳姆作战地区没有直接的通信联系，所以这条信息实际上是盟军最高统帅部收到的第一个暗示：危机正突然降临到英军第1空降师身上。

[1] 格雷伯恩在阿纳姆之战中阵亡了。9月20日，他站在敌人坦克能够看得一清二楚的地方指挥部下撤入一个大型环形工事。由于他在交战的整个过程中表现出了最大的勇气、出色的领导才能和忠于职守，死后获得了英国最高的军事荣誉——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原注

[2] “铁拳”（Panzerfauster），这是一种美国无后坐力反坦克火箭筒的德国版，能够极其精确地发射9千克重的火箭弹。——原注（原作者将“铁拳”反坦克榴弹发射器与坦克杀手反坦克火箭筒混淆了，后者才是美国无后坐力反坦克火箭筒的德国版本。）

[3] 这个动物园里有12 000只信鸽，那是德国人从阿纳姆全城养鸽子的人那里收集来的。由于担心荷兰人会使用它们传递消息，所以这些鸽子便被没收了，全养在动物园里。德国士兵每天都来清点鸽子的数目，甚至下命令把死去的鸽子也留下来，等德国人来核对它们的标号。——原注

2

在阿纳姆大桥西南11公里的小村德里尔的渡口码头，摆渡人彼得准备当天首次渡过下莱茵河。在河北边村镇工作的人聚集成几小群，在晨雾中瑟瑟发抖。乘客们谈论着阿纳姆西边及市区的战斗，彼得并没有加入讨论，他关心的是渡船的操作以及每日必行的日程安排，多年以来他都是这么做的。

几辆小汽车以及满载着准备到河北岸储存和交易产品的农用大车首先被装上了船，然后推着自行车的男女乘客们也上了船。早晨7点整，彼得开船了，渡船沿着缆绳顺畅地航行着，整个行程只用了几分钟时间。在北岸海弗亚多普村下面的斜坡靠岸后，乘客和车辆下了渡船。在他们上方，30米高的韦斯特鲍温（Westerbouwing）冈俯瞰着乡间。多数上班人员走上了向东通往奥斯特贝克的公路。当地的那座建于10世纪的教堂高耸在长着橡树丛和覆盖着羽扇豆的荒野上。再远处就是阿纳姆。

其他乘客正等待着摆渡回到德里尔。回到南岸的彼得再次让去北岸的乘客上船，其中一人就是年轻的科拉·巴尔图森。在两周前的9月5日——荷兰人将永远将当天铭记为“发疯的星期二”，她看到了德国人发疯似的撤退。征服者们并没有返回德里尔。很多个月以来科拉第一次感受到了自由，但现在她又一次陷入不安。昨日伞兵着陆的消息带来的欢喜被有关阿纳姆激战的谣传冲淡了。尽管如此，科拉还是无法相信德国人能够击败前来解救自己祖国的强大的盟军部队。

在河北边的海弗亚多普码头，科拉把她的自行车推出渡船，骑车去了奥斯特贝克以及当地的面包店。出于一个特殊理由，她把储存的少得可怜的配给糖交给了这家烘烤店。在这个星期一，9月18日，巴尔图森果酱厂要庆祝其开业75周年，而科拉的母亲要庆祝她的62岁生日。数月以来全家人将第一次团聚。科拉一大早就来到奥斯特贝克取生日蛋糕，那个蛋糕既用来纪念公司的开业周年，又用来纪念巴尔图森太太的生日。

朋友们曾试图说服科拉不要去，科拉不听。“能发生什么事情呢？”她问一位朋友，“英国人正在奥斯特贝克和阿纳姆。战争几乎就要结束了。”

路途平安无事。大清早的奥斯特贝克似乎宁静祥和，英军行走在当地的街道上，商店开门营业，到处弥漫着节日气氛。眼下，虽然能够听见几公里外的枪炮声，但奥斯特贝克处变不惊，还没有被战斗波及。尽管她订做的蛋糕已经做好了，但面包师还是对她的到来感到惊讶。“战争差不多结束了！”她告诉他。她带着包裹，骑车返回海弗亚多普，等着彼得把渡船再次开过来。在南岸，她返回到寂静得令人昏昏欲睡的小小的德里尔村，那里一如既往地平静。

3

在英军的空降场和空投场，一名军官正用他一贯的能力执行着一项或许是最不令人向往的任务。菲立普·皮普·希克斯准将的英军第1机降旅官兵奋战了一整夜，击退了敌军的多次猛攻——冯·特陶率领的一支杂牌军正在攻击这个旅。希克斯的部下在环形防线上挖掘工事，坚守着这些区域。沙恩·哈克特准将的第4伞兵旅将于上午10点在这里空投，随后将进行补给品的空投。希克斯保护下的这些区域还是英军空降部队补给品的临时存放处。

希克斯和部下都只睡了一两个小时的觉。德国人从树林里发起进攻，把一些地方的树林点着了，希望能把英国守军烧出来。“红魔鬼”们立即做出了反应。他们悄悄溜到敌人背后发起刺刀冲锋，将德军逼向他们点着的大火中。通信兵格雷厄姆·马普尔斯清晰地记得那些激烈的夜间战斗。他和另外几人碰见了一个排的阵亡英军伞兵，他们被全部歼灭了。“大家默不作声，”马普尔斯记得，“我们只是上刺刀，径直进入树林。我们出来了，但德国佬没有。”南斯塔福德郡团第2营D连的罗伯特·C. 爱德华兹（Robert C. Edwards）二等兵曾参加过北非、西西里岛和意大利本土的战斗，他回忆说：“我或多或少地参加过那些战斗，从未负伤，但在荷兰的一天里，我交火的次数比此前的所有交火次数加起来都多。”

那些没完没了的小规模战斗造成了伤亡。当天晚上，希克斯曾几次要求昵称“谢里夫”（Sheriff）的第1机降轻型炮兵团（营级）团长威廉·弗朗西斯·基纳斯顿·汤普森（William Francis Kynaston Thompson）中校给予炮火支援，以便把敌人无休止的进攻逼回去。他现在知道德军装甲部队正在拦截前往大桥的那几个营，他真正惧怕的是德军装甲部队将会突破他脆弱的防御，把他的部队赶出空降场和空投场。“我经历了一生中最糟糕的几个小时，”希克斯回忆说，“有两件事情是清楚的：一是我们实际上是在两个德军装甲师的上面着陆了，而那两个德军装甲师本来是不应该在那里的，尽管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一点；二是德国人以非同寻常的速度做出了反应。”由于遭到来自西边冯·特陶所部和来自东边哈策尔的装甲部队的进攻，希克斯的那些携带轻武器的空降兵除了坚守到解围，或者直到增援部队和补给品安全着陆之外，已别无选择。

厄克特将军的参谋长查尔斯·麦肯齐中校是在伦克姆荒野的空降场里过夜的，那里距离希克斯的指挥所约5公里。激烈的战斗迫使师部从树林里转移出来，又回到了开阔地里。在那天晚上的剩余时间里，师部的参谋们都把滑翔机当作藏身之所。麦肯齐担心的是得不到厄克特的命令。“在9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我们根本收不到厄克特的任何命令，”他回忆说，“我想当然地认为，他是同拉思伯里的第1伞兵旅在一起，但通信联络中断了，两位军官的指示我们都收不到。我知道，关于本师的指挥权问题得迅速做出决定，因为始终存在着这种可能性，即厄克特被俘或者阵亡了。”

星期一早上，由于仍然没有消息，麦肯齐决定与两位高级军官进行商谈，一位是师炮兵指挥官罗伯特·盖伊·洛德―西蒙兹（Robert Guy Loder-Symonds）中校，另一位是师行政官兼军需科长菲利普·赫伯特·赫尔顿·普雷斯顿（Philip Herbert Hulton Preston）中校。麦肯齐把起飞前厄克特对他说的话告诉了他们：万一厄克特出了什么事情，指挥权的接替顺序是拉思伯里、希克斯，然后是哈克特。现在，由于拉思伯里也失踪了，麦肯齐感到应该与希克斯准将取得联系。另外两位军官表示同意。他们立即驱车前往希克斯的旅部。在海尔瑟姆—阿纳姆公路边的一幢房子里，麦肯齐把他所知道的事情告诉了希克斯。“我们得到了一个证据不足的报告，说弗罗斯特已经攻占了大桥，但第1伞兵营和第3伞兵营却陷于巷战，没能支援他。”麦肯齐回忆说。

麦肯齐认为，现在最好让希克斯抽调一个机降步兵营去大桥。哈克特的第4伞兵旅将在上午晚些时候到达，部队就能得到第4伞兵旅的增援了。与此同时，希克斯被要求立即接过该师的指挥权。

希克斯目瞪口呆。他的部队已经兵力不足，没有一个完整的营可以派往大桥。英军的作战计划似乎正在流逝，如果弗罗斯特不能立即得到支援，大桥就可能被丢掉；但如果空投场丢了，那么哈克特的第4伞兵旅甚至在集结之前就有可能被消灭。

此外，大家还心照不宣地意识到，由于通信系统完全崩溃且没有指挥官，希克斯被要求接手的这个师实际上已经处于分化状态。希克斯勉强派出半个营——这是他能拨出的所有部队——去保卫大桥[1]。显然，这个决定是非常急迫的，大桥得守住！然后，麦肯齐记得：“我们终于说服了希克斯，他必须掌握全师的指挥权。”

没有几个人曾在这种复杂状况下被要求去承担整个师的战场责任。希克斯很快就发现通信系统的故障对所有军事行动的影响有多么严重。从大桥上的弗罗斯特那里收到的区区几条信息是通过第1机降轻型炮兵团的谢里夫·汤普森中校转来的。奥斯特贝格的拉格[2]教堂距离大桥4公里，汤普森在教堂尖塔上的一个观察所与第3机降轻型炮兵连连长丹尼斯·芒福德少校的炮兵指挥所建立起了无线电联系，后者的指挥所位于大桥附近的一家自来水厂的旅部里。汤普森与芒福德之间的联系是可供希克斯支配的唯一可靠的无线电通信。

同样严峻的问题是，师部与奈梅亨附近的布朗宁中将的前进指挥部，以及蒙哥马利指挥部的“幽灵通信网”都没能建立起联系。几条关键信息确实传到了英国，但它们大多是通过英国广播公司的一个无线电收发装置传过去的，那套装置是为英国战地记者特地空运来的，它的信号微弱失真。有一个大功率的德国电台与英国的无线电接收装置使用相同的频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师部能够接收位于英国的后方军部的信号，但却无法往回发送信息。通过英国广播公司的无线电收发装置发出去的那点稀少的信息，由穆尔公园里布朗宁的后方军部收到后，再转发给欧洲大陆。这种传输耗时数小时，当信息到达的时候已经过时，实际上往往毫无意义。

希克斯既沮丧又担心。他当下就有三件要担心的事情：一是英格兰的天气；二是他没有能力确认第二次空运的预定到达时间；三是他无法把阿纳姆地区的真正形势告诉任何人。此外，他也无法提醒哈克特，英军对空投场的控制危机四伏，而第4伞兵旅本来是期望在排除了障碍且得到保护的区域里空投的。

虽然不那么关键，但仍然棘手的问题是即将与沙恩·哈克特准将的会面。麦肯齐告诉希克斯，脾气火爆的哈克特着陆后会被立即告知厄克特有关指挥权序列的决定。“我知道哈克特的脾气，”麦肯齐回忆说，“我并不期待这样的会面，但告诉他实情又是我的责任，我是在执行厄克特将军的命令。我再也不能冒险地认为厄克特将军和拉思伯里都没有出事。”

起码希克斯避开了那个需要慎重处理的冲突，这位新任师长的脑袋里有足够多的事情了。“形势不仅仅令人困惑，”他记得，“简直是乱成一团。”

[1] 希克斯命令南斯塔福德郡团第2营的半数前往阿纳姆。这个营的另外一半在第二次空运的时候才能到达，那时这些部队也将动身，为哈克特的第11伞兵营的进军补充兵力。——原注

[2] 拉格（Laag）是基督教的一个教派，有其独特的教义和崇拜形式。

4

在阿纳姆西郊，英军第1伞兵营和第3伞兵营奋力战斗想赶往大桥。以往整洁的公园和扫得干干净净的街道被战斗搞得伤痕累累、坑坑洼洼，铺着鹅卵石的街道上到处都是碎玻璃、瓦砾以及紫叶山毛榉树的断枝，杜鹃花树丛以及青铜色、橙色和黄色的金盏花组成的浓密狭长的绿化带均遭扯断践踏，荷兰人整洁住房后面的菜地也成了废墟。英军反坦克炮的炮口从店铺和商场粉碎了的窗户里伸出来，而德国人的半履带车则威胁着街道，它们故意倒车进入房屋，用房屋的瓦砾来隐蔽自己。黑色的浓烟从燃烧着的英德双方车辆中喷涌出来。炮弹猛烈撞进防御点的时候，瓦砾如雨点般落下。到处都是伤者和死者扭曲的身体。许多官兵记得，他们看见戴着白色钢盔，穿着带有红十字图案的白色宽大罩衫的荷兰男女不理会炮火，从街道两边冲出来，把伤者和垂死的人拽到隐蔽处。

这场奇怪而又致命的战斗正在摧毁距离阿纳姆大桥不到3公里的市郊。这场战斗似乎没有计划，也没有战术。像所有的巷战一样，它现在变成了一场在棋盘似的街道上进行的浩大、凶猛、短兵相接的遭遇战。

“红魔鬼”们胡子拉碴，又冷又脏又饿。战斗接二连三，应接不暇的伞兵们只能偶尔“泡点”茶。除了短暂的小憩之外，睡觉是不可能的。弹药正在耗尽，伤亡不断增加，有的连减员已达到50%。由于疲惫和连续数小时的行军，许多人已经失去了时间概念。基本上没有人知道他们所处的确切位置，或者离大桥还有多远，但他们却抱定不屈不挠的决心，一定要赶到大桥。若干年以后，类似亨利·本内特二等兵这样的人——他是菲奇中校率领的第3伞兵营麾下的一员，正在中间的“老虎”路线上战斗——将会记得，在不断遭遇小规模交火、狙击手的冷枪和迫击炮炮火的整个过程中，有一道命令不断下达：“出发！出发！出发！”

厄克特少将离开师部有16个小时了，一直没能通过无线电联络上。对他来说，攻势的进展慢得令人痛苦。他待在别墅里的数小时期间一直坐立不安。自从凌晨3点被唤醒后，厄克特便与拉思伯里准将和第3伞兵营一同在路线上不间断地行军。“激烈的遭遇战和短时间交火使整个纵队不断地停下来。”厄克特说道。德军狙击手造成的心理威胁令将军感到不安，他估计一些以前没有打过仗的士兵“一开始会有点害怕子弹”，但他们会迅速振作起来。相反，在一些街道上，单是狙击手的射击就迟滞了整个营的进展。但厄克特并没有干涉菲奇的指挥，而是一直一言不发。“作为一名师长，卷入了一个营的遭遇战……我最不应该干涉，但自始至终我又意识到珍贵的每分每秒正在被浪费掉。”德军狙击手遭到了有效清理，但为了把他们找出来所花费的时间却又让厄克特惊骇不已。

第3伞兵营的营军士长约翰·洛德也同样感到惊骇。和将军一样，洛德也由于这种耽搁而焦躁不安。“德国人的抵抗是激烈且持续的，但我们的耽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荷兰人造成的。他们一大早就出现在街道上，挥手、微笑，给我们送来代用咖啡，一些人甚至还在他们的树篱上盖上英国国旗。身处战斗之中的他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交战正在进行。尽管他们完全是出于好意，却也会像德国人一样让我们无法前进。”

突然，密集的狙击手火力被某种厉害得多的东西取代了：那是敌人的88毫米高射炮和自行火炮刺耳的轰鸣声。此时，菲奇营的先头部队正在规模巨大的圣伊丽莎白医院旁边，那里距离阿纳姆大桥西北不到3公里。医院几乎就在两条通向阿纳姆的主要公路的交会点上，第1伞兵营和第3伞兵营正试图沿着这两条公路前往大桥。整个夜晚，霍亨施陶芬师的一些装甲部队一直在进入这里的阵地。不论是在埃德——阿纳姆公路上的多比中校的第1伞兵营，还是在乌得勒支—阿纳姆公路上的菲奇的第3伞兵营，要想赶到大桥的话都必须在这个交会点的一边通过。多比的第1伞兵营首先感受到了哈策尔一级突击队大队长麾下党卫军部队的狂热战斗力。

德军据守着一条掩护城市北边和西边入口的马蹄形防线，迫使多比的部下离开上面的那条公路，进入周围建筑物密集的地区隐蔽起来。党卫军藏在屋顶上，狙击手藏在阁楼里，他们放任先头部队经过，然后朝后续部队射去致命的子弹。在突然遇袭造成的混乱中，英军各连排单位立即朝各个方向散开。

现在，德国人采用相同的策略，开始集中打击菲奇率领的第3伞兵营。在一种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形势中，4名关键的军官——第1伞兵营营长、第3伞兵营营长、第1伞兵旅旅长以及英军第1空降师师长——全都发现，他们在同一个面积狭小、人口稠密的地区中进退维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和奥斯特贝克的莫德尔及其指挥官们一样，厄克特少将和拉思伯里准将也被始料未及的敌人包围着。

来自身前身后的火力使英军纵队陷入了困境。他们分散开，一些人朝莱茵河边上的房屋跑去，更多的人跑进了附近的树林，而其他人——其中就有厄克特和拉思伯里——则跑进了由一模一样的砖瓦房形成的狭窄街道里躲避。

厄克特一行人刚刚进入乌得勒支—阿纳姆公路附近一个街区的三层楼房，德国人就炮轰了这座楼。厄克特后来写道，他们毫发无损，但德国人的装甲车“穿过街道的时候，几乎可以随意来往”。一辆坦克在街道上隆隆地行驶着，车长站在敞开的舱口里寻找目标。这时，第3伞兵营B连连长亚历山大·彼得·哈里·沃迪（Alexander Peter Harry Waddy）少校从厄克特隔壁楼上的窗子里探出头来，娴熟地把一枚塑性炸药投掷进敞开的炮塔里面，把坦克炸毁了[1]。其他人以沃迪为榜样，设法摧毁了另两辆坦克。尽管英国人勇猛地战斗着，但这些只有轻武器的伞兵绝非德国装甲部队的对手。

厄克特本人的困境不断增加，他急欲返回师部并控制战斗。厄克特认为，由于已经陷入战斗当中，他唯一逃走的方式就是上街，在混乱当中尝试穿过德国人的阵地。他手下的军官担心其安全，不同意这样做。但厄克特很是固执，他认为这场激烈的战斗只不过是“连级规模”，且由于英国人占据的楼房尚未被包围，所以他认为在德国人的实力增强并巩固包围圈之前，他们一行人应该迅速离开。

一场匆忙的会议在战斗的喧闹声中召开了。会议期间，厄克特和军官们目瞪口呆地看到一辆英军的“布伦”机枪车在街道上哐啷哐啷地疾驶着，好像并没有意识到德国人的火力，然后在屋外停了下来。配属第1伞兵营作战的加拿大中尉利奥·杰克·希普斯（Leo Jack Heaps）从司机座位上跳下来全速跑向屋子，用厄克特的话来说，他“仿佛有魔法护身”。希普斯的身后是荷兰抵抗组织的夏尔·“弗伦奇”·拉布谢尔，他在给希普斯做向导。这辆小装甲车上装载的是补给品和弹药，希普斯希望把它们送给大桥上的弗罗斯特中校。在到处都是德军装甲车辆的情况下，这辆小车及两位成员竟不可思议地幸免于炮火，并在途中碰巧发现了厄克特的行踪。现在，厄克特第一次从希普斯那里获悉当前的战况。“消息远非令人鼓舞，”厄克特后来回忆说，“通信仍然瘫痪。弗罗斯特在大桥北端遭到猛烈进攻，但仍然在坚守，而有关我的报告说我不是失踪了就是被俘了。”在听了希普斯的话之后，厄克特告诉拉思伯里，当务之急“就是在我们被完全困住之前，冒险突围出去”。

厄克特转向希普斯，告诉这名加拿大人，如果完成前往大桥的任务之后能够回到师部的话，要敦促麦肯齐“为弗罗斯特的营组织起尽可能多的援兵”。厄克特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包括他本人的安全，也要让弗罗斯特得到所需要的补给品和人员坚守下去，直到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到达阿纳姆。

希普斯与拉布谢尔离开之后，厄克特与拉思伯里着手进行他们的突围行动。外面的街道不断被敌人的炮火命中，楼房在炮弹的狠狠打击下正在坍塌。厄克特注意到“在我们占领的楼房四周，有一堆不断增加的尸体”，由此他得出了通过街道离开是不可能的结论。两位指挥官与其他人共同决定从屋子的后面离开，在火力和烟幕弹的掩护下，他们或许能够从那里突围。然后，他们希望利用一排排楼房的后花园里种植的植物隐蔽，最终到达一个平静的地方，然后寻道返回师部。

这条路线就像噩梦一般。在伞兵们制造出浓重的烟幕时，厄克特一行人冲出了后门，快速奔跑穿过一片菜地，爬上隔开其邻居的一道篱笆。他们在下一个隐蔽处停留片刻时，拉思伯里的“斯登”冲锋枪意外走火，差点击中厄克特的右脚。厄克特后来写道：“因为一些士兵无法控制好‘斯登’冲锋枪的事，我责备过拉思伯里。让一位师长四处闪避已经够糟糕了……我若是被自己手下的一名准将射出的子弹击倒，那就太具有讽刺意味，简直无话可说。”

一行人爬过了一道又一道篱笆，有一次还爬过了一道10米高的砖墙，他们沿着整个街区的房子移动，最后来到了一条鹅卵石铺成的交叉街道上。他们迷路了，加之筋疲力尽，于是出现了严重的误判。他们并没有转向左边，如果那样的话就可能带来些许安全；相反他们却转向右边，朝圣伊丽莎白医院走去，直接走进了德国人的火力网中。

跑在厄克特和拉思伯里前面的是另外两名军官，分别是第1伞兵旅旅部的情报军官威廉·安德鲁斯·泰勒（William Andrews Taylor）上尉和第3伞兵营B连5排排长詹姆斯·阿诺德·斯泰西·克莱明森（James Arnold Stacey Cleminson）上尉。其中一名军官突然叫喊起来，但厄克特和拉思伯里都没听清他的话。泰勒和克莱明森还没来得及拦住他们，这两位高级军官就走上了迷宫般的交叉街道，在厄克特看来“一挺德军机枪正在朝我们每个人射击”。四人试图跑过其中一个狭窄的交叉路口时，拉思伯里中弹了。

其余的人迅速把他拖出街道，进入了一幢房子。厄克特看到，一颗子弹射进了准将的后背下部，他似乎丧失活动能力了。“我们都知道，”厄克特回忆说，“他再也无法走路了。”拉思伯里催促将军把他留下，立即离开。“你要是待在这里的话，只能被切断退路，长官。”他告诉厄克特。就在他们交谈时，厄克特看见一名德国士兵出现在窗前，他举起半自动手枪近距离平射，那个德国人满是鲜血的脸消失了。现在，由于德国人近在咫尺，厄克特毫无疑问必须迅速离开。走之前，他与那对中年夫妇进行了交谈，他们是房主，会说一些英语。他们许诺，战斗稍一平息，便把拉思伯里送到圣伊丽莎白医院。为了让房主免遭德国人的报复，厄克特一行人把拉思伯里藏在楼梯下面的一个地下室里，直到他能够被送去医院。厄克特记得，随后“我们从后门离开了，但又进入了另外一个由带有篱笆的小花园组成的迷宫”。3个人并没有走远，但厄克特的生命却完全可能是由55岁的安东·德克森（Antoon Derksen）立即采取的行动给救下来的，他是兹瓦特路（Zwarteweg）14号一栋房屋的主人。

在极度混乱的交火中，安东和他的妻子安娜、他们的儿子扬以及女儿赫尔米娜正躲藏在房子后面的厨房里。德克森透过窗户朝外瞥了一下，吃惊地看见3名英国军官跃过篱笆进入他家的后花园，正朝厨房门口走来。他赶忙开门让他们进来。

由于无法交流——安东不会说英语，厄克特一行人都不会说荷兰语——安东打着手势，试图警告那些英国人这个地区被包围了。“街上有德国人，”他后来回忆说，“而在后面，也就是那些军官要去的那个方向，也有德国人。在这排花园的尽头，那个角落的阵地里也有德国人。”

德克森匆匆带着客人们上了一道狭窄的楼梯，爬上一个平台，又从那里进入一间卧室。天花板上有一扇可以拉下来的门，上面有楼梯通向阁楼。3个人小心翼翼地从卧室的窗子朝外看，于是明白了为什么德克森疯狂地演了一出哑剧：就在他们下面不过几尺的地方，沿街各处的阵地里都是德军部队。“我们离他们太近了，”厄克特记得，“我能听见他们的说话声。”

厄克特无从猜测他们进入房子的后门时是否被德国人发现，也无法猜出后者会不会随时闯进来。尽管德克森警告说该地区被包围了，但他仍然缜密思考着两个密切相关的风险：一是继续穿越一排后花园；二是用手榴弹扫清道路，从前面的街道上冲出去。他准备抓住一切机会返回师部，但手下的军官们担心他的安危，并不准备冒险。此刻困难太大了，他们争论说，与其让将军冒被俘或阵亡的风险，不如一直等到英军攻占该地区。

厄克特知道，这个忠告是明智的，他也不想强迫他的军官们冒险，那可能最终被证明是自杀行为。然而，“我所能想到的，就是我离开师部时间太久了，对我来说似乎怎么样都比脱离战斗的现状要好。”

履带发出的熟悉的嘎吱嘎吱声，迫使厄克特原地不动。3位军官透过窗户看到一门德军自行火炮在街上缓缓驶来，直接停在了德克森家的外面。这辆自行火炮的顶部几乎与卧室窗户齐平，炮组人员下车后就在下面坐着，边聊天边抽烟。显然，他们不再前进了，英国人估计他们随时都会进屋。

泰勒上尉迅速把阁楼的楼梯拉了下来，3名军官匆匆爬了上去。身高1米83的厄克特蹲下身四下打量，发现人在阁楼上只能爬行。他感到“愚蠢而可笑，作为一个看客对战斗无能为力”。

屋子里现在安静了。作为一名忠诚的荷兰人，安东·德克森为这几个英国人提供了庇护所。现在，由于害怕厄克特等人被发现而可能遭到报复，他谨慎地让家人转移到隔壁邻居的家中。在几乎没有空气的阁楼上，同样没有食品和水，厄克特和他的军官们只能焦急地等待着，希望不是德国人撤退，就是英军部队能够抵达。在这个星期一，9月18日，“市场—花园”行动才进行了一天，德国人就已经几乎让阿纳姆之战陷入停顿，而且让所有的错误和失算雪上加霜的是，厄克特这位唯一可能给英军的进攻带来凝聚力的人，却被孤立在一间阁楼里，在德军战线后面陷入了困境。

对于保罗·格雷布纳一级突击队中队长以及他的党卫军第9装甲侦察营来说，这是一次漫长而又令人生厌的任务。格雷布纳可以肯定，盟军伞兵并没有在阿纳姆和奈梅亨之间那块近18公里长的地段着陆，但敌军部队出现在奈梅亨。格雷布纳的几辆车过了瓦尔河大桥之后，立即就发生了一场短暂而又激烈的轻武器交火。在黑暗中，敌军好像无意与他的装甲车恋战。格雷布纳向师部报告说，到目前为止，盟军在城里似乎没有多少兵力。

既然侦察任务已经完成了，格雷布纳命令，从40辆车组成的车队中抽出几辆配备了火炮的装甲车来守卫奈梅亨大桥南入口，他率领侦察营的其余人员向北返回阿纳姆。前一天晚上，在过阿纳姆大桥的时候，他既没有看见伞兵也没有看见敌人有任何活动。然而通过无线电联络，他获悉一些英军部队现在已经占据了大桥一侧，哈策尔的师部只是称他们为“先头部队”。格雷布纳再次停了下来，这一次是停在大致位于阿纳姆和奈梅亨中间的埃尔斯特（Elst）镇。为了能让两座公路桥都处在打击距离之内，他在那里再次留下了一些装甲车，随后格雷布纳率领剩余的24辆装甲车火速返回阿纳姆大桥，以便把那里剩下的小股敌人肃清。格雷布纳估计这不会有什么困难，他强大的装甲部队将会干脆利落地冲过英军用轻武器构成的防御工事，将他们消灭。

上午9点30分，唐卢姆（Don Lumb）下士在大桥附近的屋顶阵地上激动地喊叫起来：“坦克！那是第30军！”在紧邻的营部里，约翰·弗罗斯特中校听见了观察员的喊叫声。和唐卢姆下士一样，弗罗斯特也感到了一阵令人振奋的喜悦。“我记得，当时我想的是，我们将荣幸地仅凭一己之力就把第30军迎进了阿纳姆。”他回忆道。其他人也同样感到高兴。在北入口的对面，埃里克·麦凯上尉指挥所附近的坡道下面，士兵们已经听见了重型车辆在大桥上行驶时发出的回响。查尔斯·斯托里中士“咚咚咚”地爬上唐卢姆下士所在哨所的梯子。他朝大桥南入口升腾的烟雾望去，看见了唐卢姆发现的那个纵队，并立即做出反应。这位参加过敦刻尔克大撤退的老兵全速跑下楼梯，叫喊道：“他们是德国人！大桥上是装甲车！”

保罗·格雷布纳的攻击部队的前锋以最快的速度过了桥。德军司机们以非凡的技巧左右迂回，不仅避开了乱堆在桥上闷燃着的车辆残骸，还直接穿过了一个雷区——那是英国人在夜间布下的一连串圆形的“特勒”（Teller）反坦克地雷。在格雷布纳的5辆先头车辆中，只有一辆触了雷，而且也只是受了轻伤，仍能继续前进。麦凯上尉吃惊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幕，在坡道靠他的这一侧，那些经过各色伪装的车辆中的先头车辆不断地用机枪扫射，飞速冲下坡道，闯过英军的环形防线后直接驶向阿纳姆市中心。几乎就在一瞬间，麦凯看见另一辆车也驶了过去。“我们没有反坦克炮，”麦凯说道，“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又有3辆装甲车从我们旁边快速通过上了大街。”

格雷布纳强行快速通过大桥的大胆计划正在实施。在英国人视线之外的大桥南入口，他排列好了自己的纵队。现在，半履带车、更多的装甲车、装甲运兵车，甚至还有几辆运载着步兵的卡车开始进军，卡车上的步兵躲在沉重的沙袋后面射击。还有些德国士兵蹲伏在半履带车后面不停地开火。

格雷布纳先头车辆的突然冲击把英国人惊得目瞪口呆。但他们迅速镇定下来，在桥头弗罗斯特这边的反坦克炮开始试射。颇具杀伤力的火力从整个北岸地区劈头盖脸地砸向德军纵队，伞兵们从矮墙、屋顶、窗户和狭长堑壕里用机枪和手榴弹等每一件可用的武器开火。在坡道的麦凯那一侧，皇家工兵罗纳德·埃默里在第一辆半履带车经过时击毙了司机和副驾驶；当第二辆车出现在眼前时，埃默里把它的司机也干掉了。那辆半履带车就在坡道下面停下来不动了，车上的6名德国士兵弃车而逃，他们也被逐个打倒了。

格雷布纳的纵队不间断地继续前进，又有两辆半履带车缓慢地驶过了大桥。突然间，德军的进攻出现了混乱，第三辆半履带车的司机负伤了，他惊慌失措猛地倒车，结果与后面的半履带车撞在一起。两辆车彼此纠缠在一起，在路面上侧滑，其中一辆燃起了大火。从后面赶上来的德国人试图强行打开通道，他们加速行驶，发疯似的想要夺取北岸，结果彼此猛撞在一起，冲入炮弹爆炸造成的那堆越来越多的车辆残骸之中。由于失去控制，有些半履带车碰到了坡道边缘，因为撞击力量太大，结果从边缘翻过去摔到了下面的街道上。跟在半履带车后面支援的德军步兵也被无情地击毙了。由于无法越过大桥中段，幸存者们便快速退回到南岸。

一阵炮火风暴席卷了大桥，谢里夫·汤普森中校位于奥斯特贝克的炮兵发射的炮弹，呼啸着覆盖了格雷布纳那些已经动弹不得的车辆。这是丹尼斯·芒福德少校从用作旅部的阁楼里召唤的支援炮火，那个阁楼就在弗罗斯特所在建筑物附近。在这一片喧嚣声中，传来了英国伞兵兴高采烈的叫喊声，他们呼喊着战斗口号“哇哦，穆罕默德！”（Whoa Mohammed），“红魔鬼”们首次使用这个战斗口号是在1942年北非干燥的丘陵中。[2]

激烈的战斗让该地区的荷兰人目瞪口呆。兰贝特·斯哈普（Lambert Schaap）与他的家人一起住在莱茵码头街（Rijnkade）——这是一条在大桥东西方向延伸的街道，他匆匆把妻子和9个孩子送到一处掩蔽所里，自己则守在家里。一阵弹雨穿过窗户把墙壁打得坑坑洼洼，家具被打成了碎木条。在猛烈的炮火之下，斯哈珀不得不弃家而逃。在警佐约翰内斯·范库埃克看来，这场战斗似乎没完没了。“火力炽烈，”他回忆说，“一座又一座房屋或被击中或起火燃烧。同事和朋友们不断打来电话，询问正在发生的事情。在屋子里，我们吃了不少苦头。隔壁的房子着了火，欧西比尤斯外大街上的建筑也烧了起来。”

在北入口附近的那条宽大的林荫道上，昆拉茨·赫利曼未婚妻的家距离麦凯上尉的指挥所只隔着几个门，现在他与范德桑德家的其他人一起待在地下室里。“有一种滑稽的声音压倒了所有的喧嚣声，有人说那是在下雨，”赫利曼记得，“我上到一楼朝外边看，原来是火。士兵们正在朝各个方向奔跑，整个街区似乎都在燃烧。战斗直接转移到了林荫道上，突然间就轮到我们了。子弹啪啪地射进房里，打碎了窗户，我们听见楼上钢琴被击中时发出的琴声。还有更令人吃惊的是，范德桑德的办公室里传来像是人打字的声音，那纯粹是子弹在咀嚼打字机。”赫利曼的未婚妻特勒伊德跟着他上了楼，她看见子弹击中了规模宏大的圣欧西比尤斯教堂的塔楼。她吃惊地看着这一幕时，教堂上那座巨大时钟的金指针正在发疯似的旋转，特勒伊德记得，那就好像“时间在飞速逝去”。

对于在大桥上作战的人们来说，时间已经失去了意义。战斗的冲击速度和猛烈程度让许多人认为激战已经进行多个小时了，而实际上格雷布纳的进攻仅仅持续了不到两个小时。哈策尔挖空心思扣下来不移交给哈梅尔的装甲车辆中，有12辆在大桥北边化为残骸或起火燃烧，剩余的装甲车辆远离屠场开回了埃尔斯特，但他们失去了指挥官。在这场激烈的殊死战斗中，保罗·格雷布纳一级突击队中队长阵亡了。

现在，英国人满怀骄傲和胜利之情开始评估损失。医护兵和担架兵不顾狙击手的无情射击，穿过烟雾和瓦砾，把双方的伤员抬到掩蔽所里。大桥上的“红魔鬼”们在击退了装甲车的恐怖进攻之后幸存下来，这时第2伞兵营的通信兵突然收到了第30军发来的一条有力而清晰的信息，就像是对他们的成功表示祝贺一般。这些满身污垢、疲惫不堪的伞兵觉得他们的磨难很快就要结束了，现在，毫无疑问，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就在仅仅几公里外的地方了。

成群结队的战斗机从德国境内的机场升空了，为了让飞机集结起来加油，附近损耗殆尽的德国空军全力以赴。在一个狂热的不眠之夜里，战斗机群从德国各地匆匆派来；次日上午9点到10点，约有190架飞机聚集在荷兰上空，他们的任务是摧毁“市场”行动的第二次空运。与持怀疑态度的莫德尔元帅不同，德国空军的将领们相信缴获的“市场—花园”行动计划是真的，他们看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可以获得巨大成功的机会。德国空军的指挥官们从那些计划中了解到星期一的空运路线、空投场和空投时间。德军战斗机编队在荷兰的海岸线上空巡逻，飞越已知的盟军飞行路线和空投场，做好向空降部队猛扑过去的准备。盟军空降部队定于上午10点开始空投。这些短程战斗机得到的命令是：着陆，再次加油，再次起飞。但空中至今什么也没有，预料中的目标一个也没有出现。德国空军高层既困惑又失望，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事情很简单，与天气晴朗的荷兰不同，英国被大雾笼罩。在各个基地，英军和美军的空降部队已经做好了出发准备，在飞机和滑翔机旁不耐烦地等候着。在这个关键性的上午，每一个小时都至关重要，而这个时候，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指挥官刘易斯·布里尔顿中将和参加第二次空运的官兵们一样，只好任凭天气的摆布。在与气象专家们磋商之后，布里尔顿不得不重新安排行动的开始时间。阿纳姆市内及周边的士兵和“走廊”里的美国人——他们都在抵御越来越多的德军——现在必须再等上漫长的4个小时。在下午2点之前，第二次空运都不可能到达空投场。

[1] 此后不久，沃迪在勘察英军阵地的地形时被一枚迫击炮弹炸死了。——原注

[2] 伞兵们注意到，在那场战役中，阿拉伯人在彼此喊着口号的时候，似乎每次交流都用这两个字开头。在阿纳姆，这个战斗口号则有了特殊意义，它让北坡道两侧的伞兵们能够确定，在各座楼房和阵地中的人谁是战友、谁是敌人，因为德国人似乎不能发出这两个单词的音。按照希拉里·圣乔治·桑德斯在其《飞往战斗》一书中的说法，这个战斗口号“似乎能激发士兵们做出最大的努力”。——原注

5

在阿纳姆南边92公里处的法尔肯斯瓦德，地面上的浓雾使得第30军的坦克部队原定于早晨6点30分的出击时间不得不推迟。不过，侦察车仍然按计划动身了，他们从拂晓便开始前出侦察，以摸清德国人的兵力。在东边，覆盖着石楠花的沙地和小溪使得侦察车在该地区也难以通行。在村子西边，小溪和河流上的木桥被认为承载力太小，无法支撑坦克的重量。中路的侦察车在法尔肯斯瓦德以北狭窄的只有单辆坦克那么宽的公路上行驶时，突然与一辆德军坦克和两门自行火炮不期而遇。侦察车靠近时，他们调头朝艾恩德霍芬驶去。尽管看见了德军的装甲车辆，而且可以预料英军接近城市的时候还会碰到更多的德军装甲部队，但从所有的报告来看，进入艾恩德霍芬的最快路线好像还是公路。现在，3个小时之后，霍罗克斯将军的坦克开始再次开动。弗罗斯特中校的士兵在阿纳姆大桥与格雷布纳一级突击队中队长的部队交战的时候，作为先锋的爱尔兰禁卫团所部终于动身了，沿着公路向艾恩德霍芬出击。

德国人的顽强抵抗已经让霍罗克斯的计划受挫，他原计划于星期日从默兹河―埃斯科河运河冲出，在3个小时内与艾恩德霍芬的泰勒少将的第101空降师会合。17日，到夜幕降临时，乔·范德勒中校的坦克手们朝法尔肯斯瓦德只走了约11公里，比当天的目标少了近10公里。似乎没有什么理由表明应该在夜间继续向前推进。第5禁卫装甲旅旅长诺曼·威尔姆斯赫斯特·格沃特金（Norman Wilmshurst Gwatkin）准将[1]告诉范德勒，在艾恩德霍芬北边的索恩镇的桥梁已经被摧毁了，得先把架桥设备运上来，坦克才能过河。范德勒记得格沃特金当时说的话：“明天再继续向艾恩德霍芬推进吧，老兄。不过不用着急，反正我们已经失去一座桥了。”

对这个挫折一无所知的士兵们对耽搁时间感到不耐烦。约翰·戈尔曼中尉在进攻前曾经参加过霍罗克斯中将举行的简介会，他当时就认为需要过的桥太多了。戈尔曼在几个星期以前获颁军功十字勋章（Military Cross），现在却急躁易怒。他原先的担心似乎是有理由的。戈尔曼急于出发，他无法理解为什么禁卫装甲师居然在法尔肯斯瓦德停下来过夜。他指出，习惯“似乎规定了晚上睡觉，白天工作”，但戈尔曼感到这样的行为习惯此时是不适用的。“我们必须前进，”他记得他当时说道，“我们不能等待。”鲁珀特·马哈菲中尉也同样对禁卫装甲师的缓慢推进感到不安。“我开始良心不安，”他说道，“我们的进军速度似乎比原先的计划要慢，我知道如果我们不迅速加快步伐，就不会按时到达阿纳姆。”

尽管第30军的第2王室骑兵团派出的侦察巡逻队警告说前方有德军装甲部队和步兵，但爱尔兰禁卫团的坦克部队在到达艾恩德霍芬和法尔肯斯瓦德中间的阿尔斯特（Aalst）村之前未遇到什么抵抗。但是不久后，英军装甲纵队遭到了来自公路两侧松树林里的步兵的火力攻击，一门孤零零的德军自行火炮在与领头的英军坦克交火之后很快便退出了战斗，范德勒的部队则隆隆地驶过了小村。向北前进了大约3公里，在横跨多默尔河的一座小桥上，爱尔兰人再次被猛烈的炮火挡住了。4门88毫米高射炮的炮火覆盖了这座桥，配备了重机枪的步兵隐藏在附近的房屋里和水泥墙后面。先头车辆立即停了下来，英军士兵从坦克上跳下来还击。

为了尽快继续前进，范德勒决定召唤发射火箭弹的“台风”战斗轰炸机群。在昨日的进军中，那些技艺精湛的飞行员曾帮助过这支纵队。唐纳德·洛夫空军上尉现在全权负责地空联络，他把这个要求发了出去。令他吃惊的是对方拒绝了，在比利时基地里的飞行中队因为大雾而停飞了。洛夫回忆说，范德勒“怒不可遏”，他眯着眼睛看着荷兰上空的晴朗天气，挖苦地问洛夫：“皇家空军是不是被阳光吓坏了？”

到目前为止，整个纵队朝后延伸，尾部几乎拖到了比利时边境。现在他们被占据地利的敌人用炮火挡住了。先头的几辆坦克试探着向前徐徐移动，可敌人的一门大炮直接朝公路开火，近距离的平射让坦克停了下来。坦克群向德军还击时，范德勒又呼叫了重炮支援，并迅速命令侦察队沿河向西机动，寻找桥梁或者车辆可以涉水而过的浅滩，以便包抄德国人的炮兵连，从他们后面发起进攻。

英军重炮开火了，一道钢铁弹幕呼啸着从先头坦克纵队头上飞了过去，但位置优越、意志坚定的德军仍在继续开火。战斗持续了两个小时，范德勒因为这次延误怒火中烧，却又无能为力，他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等待。

在北边约6公里的地方，一支侦察队获得了意外成功。侦察车驶过水网纵横的地带和沼泽，越过脆弱的木桥，在乡间迂回穿插。他们在规避德军阵地的时候与艾恩德霍芬北边的美军空降兵不期而遇。快到中午时，第2王室骑兵团侦察队队长约翰·帕尔默中尉受到了杰拉尔德·约瑟夫·希金斯准将的热烈欢迎，后者是美军第101空降师“呼啸山鹰”的副师长。帕尔默通过无线电台异常兴奋地通知师部：“小马倌已经与我们长着羽毛的朋友们接上头了。”沿着“走廊”的3次关键会合中的第一次已经获得成功，但比“市场—花园”行动的时间表整整晚了18个小时。

随着联系的建立，讨论立即转向了索恩大桥。等待中的英军工程兵部队需要了解完整的细节，以便把修复桥梁所需要的材料和设备送上去。皇家工兵与范德勒的先头纵队一起赶上前去，准备推进一恢复就赶往大桥。信息本来可以通过无线电传递，不过美国人已经发现了一种更简单的方法。吃惊的英国人通过无线电获悉，要他们的工兵给“索恩244”打电话。电话立即通过由德国人控制的自动电话交换机接通了。没用几分钟，索恩大桥的美国人便给英国工兵报上了后者所需的重要信息，让他们把合适的架桥设备送上来。

在阿尔斯特村，范德勒的坦克手们对德军炮火的突然沉寂感到惊奇，那曾让他们在公路上长时间动弹不得。原来，是一个英军中队打通了道路。这支侦察队缓慢地沿着多默尔河的西岸行进，在阿尔斯特村北约1.5公里处见到了一座桥，他们过桥后迂回到德军阵地后方，从德国人的屁股后面向大炮发起冲锋，攻占了德军炮兵连阵地，结束了战斗。

滞留在阿尔斯特村的坦克手们对这次行动一无所知，他们以为这段突然出现的平静只是战斗中的一个间隙。领头的爱尔兰禁卫团第2装甲营第2中队中队长爱德华·泰勒少校正在斟酌是否应该利用这次炮火间隙命令他的坦克向前冲，这时他发现一个人在公路上骑着自行车朝纵队奔来。那人在对岸停下来，跳下自行车发疯似的挥舞着手臂，接着跑过了桥。感到愕然的泰勒听见他说：“将军阁下！将军阁下！德国佬走了！”

那个荷兰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自我介绍说，他叫科内尔斯·巴斯蒂安·洛斯（Cornells Bastiaan Los），41岁，是一名在艾恩德霍芬工作的工程师，但住在阿尔斯特。“公路，”洛斯告诉泰勒，“开放了，你们已经把村子入口处的唯一一辆坦克炸坏了。”泰勒回忆说，随后“他提交了一份详尽的草图，上面有阿尔斯特与艾恩德霍芬之间的所有德军阵地”。

泰勒立即下令进军，坦克过了桥，上了公路，经过现在已成废墟的德军炮兵阵地。不到一个小时，泰勒便看见艾恩德霍芬的外延部分出现在眼前，好像有成千上万的荷兰人蜂拥在公路上，他们欢呼雀跃，挥舞着旗帜。“现在迟滞我们行动的唯一障碍就是荷兰民众了！”爱尔兰禁卫团第3营1连连长盖伊·爱德华·费希尔―罗（Guy Edward Fisher-Rowe）少校用无线电给后面的纵队发去了这样的信息。在这种令人陶醉的狂欢气氛当中，第30军笨重的坦克部队将会用4个多小时穿过城市，直到晚上7点过后，先头部队才到达索恩大桥。罗伯特·辛克上校疲惫不堪的工兵们正在那里干活，自从大桥被炸毁以来，他们就一直在那里修复这座至关重要的桥。

从一开始，同步进行的“市场—花园”行动的日程安排就不允许出太多差错。现在，和进入阿纳姆的英军推进受挫一样，索恩大桥被炸也是威胁整个行动的一次重大挫折。这条45公里长的“走廊”——从比利时边境向北到费赫尔——现在被英美联军控制着，美军第101空降师以非同寻常的速度走完了“走廊”中的24公里路，攻占了艾恩德霍芬、圣乌登罗德和费赫尔这些重要城镇，11座桥梁中只有两座没有拿下。然而霍罗克斯拥有两万台车辆的解围纵队却只能在索恩大桥修好之后才能向前推进。英国工兵和设备随着开道的坦克赶到前面，他们必须争分夺秒修复大桥，把第30军送过威廉敏娜运河，因为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只能走这一条路线，别无选择。

在计划制订阶段，马克斯韦尔·泰勒少将就知道，索恩桥对于直接冲过“走廊”来说至关重要，因而他也把一个次要目标包含了进去。为了抵消就像在索恩发生的这种挫折，泰勒已经命令部队夺取位于贝斯特的那座30米长的运河公路桥。这座桥位于主干道西边6.5公里处，可以在紧急时刻使用。但情报军官认为该地区德军很少，因而只派了一个孤零零的连去夺取这座桥及其附近的一座铁路桥。

对于被派去夺取这座桥的美军部队来说，贝斯特注定要成为一种悲剧性的误称。[2]第502伞兵团3营H连2排排长爱德华·L. 维日博夫斯基（Edmund L. Wierzbowski）中尉所在的加强连[3]，在17日夜晚的恶战中再次严重减员了。在维日博夫斯基的率领下，顽强的伞兵们沿着堤岸进行渗透，穿过沼泽向人数占压倒优势的德军推进；他们曾一度接近到距离桥头不到5米的地方，但密集的火力又把他们挡了回去。在夜间，不同时间段有不同的消息传回来，有的说桥已经被拿下了，而另外的报告则声称维日博夫斯基所率的2排已经被消灭了。增援部队像维日博夫斯基所在的连队一样，也迅速陷入令人绝望的实力悬殊的搏斗之中。在第101空降师师部里，情况终于弄清楚了：贝斯特有德军重兵集结。这个村子根本不是防御薄弱，而是驻防了近1000人——那是被人遗忘的德军第15集团军的部队。贝斯特就像海绵一样，正在吸收越来越多的美军，战斗在整个地区激烈进行的时候，维日博夫斯基和排里的几个幸存者就处在战斗的核心地带。他们被包围得严严实实，结果连增援部队都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而他们则在继续为夺取桥梁而战。

中午时分，当英军先头部队和美军在艾恩德霍芬会师时，贝斯特的那座桥被德国人炸掉了。维日博夫斯基和他的士兵离大桥太近，飞来的瓦砾让他们已有的伤亡加重了。在其他地方，伤亡也同样惨重。第101空降师最生动有趣而又言辞尖刻的指挥官之一、荣誉勋章获得者，第502伞兵团3营营长罗伯特·科尔中校阵亡。另一名英勇牺牲的军人也将被授予荣誉勋章。乔·尤金·曼（Joe Eugene Mann）一等兵在桥上受了非常重的伤，两条胳膊都裹上绷带，捆在胸前。他看见一枚德国人的手榴弹落在他所在的人群中，由于无法伸出胳膊来，他便扑到手榴弹上，救了四周人的命。维日博夫斯基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曼只说了一句话：“我的背炸飞了！”然后死去了。

由于失去了贝斯特桥，现在“市场—花园”行动的成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取决于工兵修复索恩大桥的速度。“市场—花园”行动的各个阶段之间丝丝入扣——每一个环节都依赖于下一个环节。现在索恩另一边的公路上没有坦克部队，而他们本应在数小时之前就在那条公路上行进。蒙哥马利的大胆进攻正陷入越来越深的麻烦之中。

越往“走廊”里走，问题就越复杂。加文准将的第82空降师位于中央，南面是泰勒少将的“呼啸山鹰”，北边是阿纳姆的“红魔鬼”们。加文将军的第82空降师牢牢控制着赫拉弗的那座457米长的桥，此外还有赫门附近那座小一点的桥。在西南方向，第504伞兵团和第508伞兵团以排为单位，从马斯河―瓦尔河运河的两边同时发起进攻。经过一场干净利落的战斗，夺取了赫拉弗至奈梅亨公路上位于霍宁胡蒂（Honinghutie，可能是现在的内尔博斯Neerbosch）村的另外一座桥梁，这就为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打通了进入奈梅亨的一条备用路线。但当那座被炸坏的索恩大桥阻挡英军向“走廊”中部进军的时候，第82空降师未能迅速夺取奈梅亨大桥，这造成了一些其他问题。在那里的党卫军已经在大桥南入口挖壕固守，他们受到良好的保护和隐蔽，多次击退第508伞兵团1营的进攻。德军的力量每个小时都在增强，而加文却抽不出更多的兵力来全力夺取这座桥，因为在第82空降师宽广的战区内——一片南北长16公里、东西宽19公里的地区——到处都有敌人一系列疯狂的似乎没有协同的进攻带来的威胁。

赫拉弗至奈梅亨公路上的巡逻队不断遭到渗透进来的敌军攻击。第504伞兵团3营G连的厄尔·夏夫利·奥德法瑟（Earl Shively Oldfather）下士正在费心寻觅狙击手，他在本团已经占据的野地里看见了3个人。“其中一个正从散兵坑里往外舀水，另外两个正在挖掘，”奥德法瑟回忆说，“我挥了挥手，看见其中一个人举起了步枪。原来他们是德国佬，他们直接进入了我们的阵地，从我方的散兵坑里向我们开枪。”

再往东，赫鲁斯贝克高地与德国边境之间那两个关键的空投场正在迅速变成战场，一拨又一拨德军步兵正被投进来对付美军伞兵。在那些战斗力不高的德国步兵当中，有海军和空军的人员、通信部队人员、正在休假的军人、医院的护理员，甚至还有刚刚离开医院的康复期病人。第508伞兵团医疗队的弗兰克·鲁普下士记得，他看见的第一批德国人穿着各种各样令人难以分辨的制服，佩戴着令人晕头转向的军衔徽章。他回忆说，进攻开始得如此突然，“我们实际上是在自己的前哨旁遭到了伏击”，那些部队就好像凭空冒出来的。在最初的几分钟里，第505伞兵团1营C连的哈罗德·莱斯特·金塞默（Harold Lester Gensemer）中尉俘虏了一位过于自信的德国上校，那家伙吹嘘说：“我的士兵很快就能把你们从这座岗哨上直接踢下去。”他们几乎做到了。

成群结队的德国人从维勒镇越过德国边境，从帝国森林里走出来，他们在数量上占有压倒性优势。德军突破了第82空降师的环形防御阵地，迅速攻占了那些区域，抢占了补给品和弹药临时存放处。战斗一度非常混乱。第82空降师的防御者们尽可能长时间地坚守他们的阵地，然后缓慢撤退。该地区的其他部队接到了通知，要快速赶往战斗现场。奈梅亨城郊的官兵一路强行军前往空投场，给予守军额外的支援。

惊恐似乎正出现在荷兰人中间。第505伞兵团2营E连的帕特里克·J. 奥黑根二等兵注意到，他们排从奈梅亨郊外撤退的时候，在进城时看到的那些荷兰国旗正被人匆匆取下。排里的一位勃朗宁自动步枪手、第505伞兵团1营C连绰号“荷兰佬”的阿瑟·B. 舒尔茨[4]二级技术兵（中士[5]）是一位参加过诺曼底登陆的老兵，他注意到“每个人都神经紧张，我听到的都是反复说的一句话‘勃朗宁自动步枪手出列’”。不管他朝哪里看，都能看见德国人，“他们就在我们周围，决心把我们从所在的区域赶出去”。每个人都清楚，在德军装甲部队和经验丰富的增援部队到达之前，这支估计约有两个营的德军部队是被派来执行一项自杀式任务的：不惜一切代价消灭美军第82空降师，并坚守这些空投场——该师获得增援部队和补给品的生命线。如果德国人获得成功，那么他们就能在盟军第二次空运部队着陆时将其歼灭。

此时加文将军认为，预定的第二次空运已经离开了英格兰，没有办法让他们停下来，或者及时把他们转移到别的地方去。这样，加文就只有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来清理这些地区，他需要每一个可以战斗的空降兵。除了那些已经在交战的伞兵，唯一随时可用的预备队只剩下两个工兵连了。加文立即把他们投入了战斗。

这些空降兵与敌人的兵力比对比大约是1∶5，在迫击炮和火炮的支持下，他们整个上午都在作战，力图把这些地区的德军清理干净。[6]后来许多士兵上了刺刀，沿着山坡朝德国人冲去。在战斗进行得最猛烈的时候，加文获悉第二次空运下午2点才能到达。树林里仍然有大批德国步兵，敌人的这些突袭预示着将会有更为集中而又坚决的进攻。加文确信，如果让他的部队在一个又一个地区尽力而为，他是能够坚守住的；但他也清楚地意识到，眼下第82空降师的形势岌岌可危。由于得到消息说索恩大桥被炸且正在抢修，他也就不能指望在D日的两天之后与英军会师。加文焦急而担忧地等待着第二次空运，这次空运将带来他急需的火炮、弹药和兵员。

[1] 此处原文有误，将格沃特金的职务写成了禁卫装甲师参谋长，当时该师参谋长应该是约翰·德里克·霍尔农（John Derek Hornung）中校。

[2] 贝斯特的原文是Best，字面意思是“最好的”，但对执行任务的美军来说，那个地方恰恰是“最不好的”。

[3] 原文似乎把H连写成了由维日博夫斯基指挥，但H连当时的连长是罗伯特·E.琼斯（Robert E. Jones）上尉，他一直在指挥战斗，维日博夫斯基的2排只是负责主攻。因此本段的译文根据实际情况略微做了调整。

[4] 见《最长的一天：1944诺曼底登陆》。——原注

[5] 原文一直将舒尔茨的军衔写成二等兵，根据相关资料显示，舒尔茨是技术兵，军衔相当于中士。

[6] 随后在这些区域进行的为时4个多小时的疯狂而又混乱的战斗中，第82空降师最受人爱戴的军官之一、该师的重量级拳击冠军、第505伞兵团1营C连连长安东尼·M.斯蒂芬尼奇（Anthony M. Stefanich）上尉阵亡了。“我们一起走了这么远的路，”他对他的士兵们说，“告诉小伙子们好好干。”然后死去了。——原注

6

从阿纳姆烟雾缭绕的废墟到索恩被炸毁的桥梁，在无数散兵坑和绵延的树林中，在河流堤岸边和被炸楼房的瓦砾中，在轰鸣的坦克上和关键桥梁的入口处，参加“市场—花园”行动的盟军官兵和与他们交战的德国人，都听见从西边传来了低沉的隆隆声。参加第二次空运的飞机和滑翔机排成一个又一个编队正在接近，让天空都变暗了。引擎持续发出的越来越响的嗡嗡声让英美联军和荷兰人心中再次充满了力量和希望。而对大多数德国人来说，这个声音就像毁灭的前兆。军人和平民都朝天空凝望，等待着。时间是9月18日，星期一下午，马上就到14点了。

机群规模之庞大，甚至让昨日的类似景象相形见绌。17日的机群编队分别沿着两条不同的航线飞行，一个是北路，一个是南路。现在，由于天气恶劣，以及希望对机群实施更加严密的保护，免遭德国空军的打击，第二次空运集中走北路前往荷兰。近4 000架飞机紧密排列成一个庞大的纵队，覆盖了一公里又一公里的天空，机群高度从300米到760米不等。

1 336架美军C―47运输机和340架英军“斯特林”轰炸机翼尖挨着翼尖并排飞行，它们组成了这条“空中列车”的主体。这些飞机中有些运载着部队，其他的飞机牵引着数量大得惊人的滑翔机——1 205架“霍萨”滑翔机、“韦科”滑翔机以及庞大的“哈米尔卡”滑翔机。在这条160公里长的飞行编队的后部是252架四引擎的“解放者”轰炸机，它们运送的是货物。在上方和两翼保护这些编队的是867架战斗机——有英国的“喷火”战斗机和发射火箭弹的“台风”战斗轰炸机，还有美国的“雷霆”和“闪电”战斗机。起飞的时候，第二次空运总共载着6 674名空降部队官兵、681台车辆和装了货物的拖车、60门火炮以及弹药，还有将近600吨补给品，另外包括两辆推土机。[1]

在高射炮火的笼罩下，这个庞大的机群在斯豪文岛的荷兰海岸进入大陆，然后向东朝内地飞去，前往斯海尔托亨博斯镇南边的一个交通控制点。在那里，由战斗机开路，整个纵队分成3个部分。美军机群以精确的时间完成着困难而又危险的机动动作，突然转向南边和东边，朝第101空降师和第82空降师的区域飞去。与此同时，英军编队则向北飞往阿纳姆。

和昨日一样，飞行过程中仍有不少问题出现，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一些。混乱、飞行中断以及致命的事故对滑翔机机群的打击尤其严重。早在第二次空运到达空降场之前，就有54架滑翔机由于设备或人为问题而坠落。大约有26架在英格兰内地和英吉利海峡上空中断飞行，人们看到其中两架在飞行过程中解体。还有26架在敌方占领区上空约130公里长的飞行过程中被过早地释放，着陆的地方远离比利时和荷兰的空降场，落到了德国境内。在一次古怪的事故中，一名惊魂未定的空降兵冲进驾驶舱猛拉松脱杆，致使滑翔机与牵引机脱离。不过，总体而言，部队的伤亡是比较轻的，和昨日一样，最大的损失还是在珍贵的货物方面。厄克特的部下似乎再次遭到了命运的折磨——损失的货运滑翔机，一半以上是飞往阿纳姆的。

命运也捉弄了德国空军。上午10点，由于没有发现预计中的盟军机群的影子，于是德国空军的指挥官们便把190架飞机的一半以上撤回了基地，其余的飞机则在荷兰北部和南部上空巡逻。第二次空运机群飞进来的时候，这些德国飞机中有半数不在自己原先的防区或正在加油，结果只有不到100架“梅塞施米特”和Fw 190战斗机匆匆前往阿纳姆和艾恩德霍芬地区参加战斗。没有一架德军飞机能够穿越保护兵员运输机纵队的庞大的盟军战斗机屏障。这次任务完成之后，盟军飞行员声称击落了29架“梅塞施米特”战斗机，而美军只损失了5架战斗机。

机群靠近空降场的时候，开始被猛烈的地面炮火包围。缓慢移动的滑翔机队列在靠近索恩以北的第101空降师的空降场时，遇到了低空的阴霾和雨水，这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德军炮手的视线。但从贝斯特地区发射出的持续而致命的高射炮火打进了迎面而来的纵队之中，有一架可能是运送弹药的滑翔机遇到高射炮火的猛烈打击而爆炸，瞬间粉身碎骨。有4架牵引机在释放滑翔机时相继被击中，两架立即着火，一架坠毁，另一架则安全着陆。3架布满弹痕的滑翔机在空降场迫降，机上的人员奇迹般地安然无恙。计划飞往泰勒少将的第101空降师空降场的450架滑翔机中，总共有428架载着2 656名机降步兵、车辆和拖车安全着陆。

在北边24公里处，加文将军的第二次空运在滑翔机进入空降场时，受到了仍然在那里肆虐的战斗的威胁。第82空降师的损失大于第101空降师的损失，飞机和滑翔机飞进了冰雹般的高射炮火之中。德国炮手们的射击精度尽管没有昨日那么高，但也击落了6架牵引机，它们是在释放了滑翔机之后急转脱离时被击落的。其中1架牵引机的机翼被炸掉了，另外3架在烈火中坠毁，还有1架落在了德国境内。为了争夺空降场而不顾一切地交火，迫使许多滑翔机在其他地方着陆，有些滑翔机的着陆地点距离它们的目标有5～8公里远，还有一些最终飞到了德国。不过更多的滑翔机驾驶员决定就在他们预定的空降场降落。每块空降场都被炮弹和迫击炮弹炸得坑坑洼洼，还遭到机枪的交叉射击，成了无人地带。许多滑翔机迅速进行硬着陆，结果要么摔坏了起落架，要么就是向前翻覆。不过飞行员们极端的机动奏效了，不论是部队还是货物，都出人意料地没有遭到多少伤亡或者损失。根据报告，着陆过程中无人受伤，只有45人在飞行过程中或者在空降场里被敌人火力命中而出现伤亡。在454架滑翔机当中，有385架到达了第82空降师的空降场，运来了1 782名炮兵、177辆吉普车和60门火炮。起初据说有100多名空降兵失踪，但该数字中有一多半人是在远处着陆的，之后又徒步返回了第82空降师的战线。那些非常坚定的滑翔机飞行员蒙受了最惨重的伤亡，有54人阵亡或失踪。

尽管德国人阻止第二次空运到达的目的没能实现，但在攻击兵员运输机和滑翔机之后飞抵的执行再补给任务的轰炸机时，他们获得了巨大成功。当252架大型四引擎B―24“解放者”轰炸机中的第一架靠近第101空降师和第82空降师的所在区域时，德军的高射炮手已经找到了目标。战斗机在补给机群的前方猛扑下来，试图压制高射炮火，但后者一直引而不发——就像17日霍罗克斯的坦克开始突破时德军炮兵所做的那样，耐心等待战斗机飞过去。然后，他们突然开火，几分钟之内就有大约21架护航飞机被击落。

轰炸机编队跟在战斗机后面，以250米到15米不等的高度飞了进来。空投场上空的炮火和烟雾遮蔽了识别地点用的彩烟和地面标识，甚至连经验丰富的空投手也无法确定合适的地点。每架B―24都装载着约两吨重的货物，补给品开始从飞机的隔舱内随意落下，散布在一片宽广的地区内。第82空降师的伞兵们在空投场里到处乱跑，几乎就在德国人的眼皮底下回收补给品，好歹收回了其中80%的物资。第101空降师就没那么走运了，他们的许多装备包裹几乎直接落在了贝斯特地区的德国人当中，补给品收回率还不到50%。身处“走廊”底部的泰勒将军的部下损失的补给品最多，原计划要空投给他们的物资有100多吨汽油、弹药和食品。德国人的防空火力破坏性极大，大约有130架轰炸机被地面炮火击伤，7架被击落，另有4架坠毁。对于在“走廊”沿线遭到围攻的美国人来说，开始时充满期待的一天迅速演变为一场为生存而进行的残酷战斗。

第4伞兵旅第10伞兵营的帕特·格洛弗中尉跳出了飞机，朝着埃德至阿纳姆公路南边的空投场落去。降落伞打开时，他感到猛地抽动了一下，于是便本能地伸过手去拍打系在左肩吊带上的那只拉链帆布包。在帆布包的里面，“伞兵鸡”默特尔咯咯大叫，于是格洛弗放心了。就像他在英国时计划的那样，默特尔正在进行它的第一次战斗跳伞。

格洛弗朝下面看去，觉得地面上的整片荒野都着火了。他能看得见炮弹和迫击炮弹在整个空投场里爆炸，浓烟与烈焰滚滚升起，一些伞兵由于无法及时规避，正在落进火海之中。远处，滑翔机群正在运送皮普·希克斯准将的第1机降旅的剩余兵力，格洛弗能够看见那里有飞机残骸，人们在朝各个方向跑去。一定有什么事情出了可怕的差错。根据任务简报，格洛弗知道阿纳姆应该只有少量守军，而此时空投场应该已经被清理得整洁平静了。在第二次空运离开英国之前，没有迹象说明有什么事情出了差错。然而在格洛弗看来，一场全面战斗就在他的下面进行。他想知道，他们是不是由于某种错误而正在错误的地方跳伞。

当他靠近地面时，机枪的“突突”声和迫击炮沉闷的“砰砰”声似乎把他吞没了。触到地面后，格洛弗小心翼翼地向右肩翻滚以保护默特尔，然后迅速解开吊带。在不远处，格洛弗的勤务兵乔·斯科特（Joe Scott）二等兵刚刚落地。格洛弗把装着默特尔的包递给他，对他说道：“好好照顾它！”透过田野上弥漫的烟雾，格洛弗发现了标明集结点的黄色烟雾。“咱们走！”他朝斯科特喊道。两人动身出发，蜷曲着身子迂回穿行。不论格洛弗朝哪个地方看，都是一片混乱。他的心沉了下去。显然形势正变得十分严峻。

第156伞兵营B连连长约翰·卢埃林·沃迪（John Llewellyn Waddy）少校下降的时候也听到了机枪射击时发出的那种不祥的声音，机枪火力似乎正从各个方向鞭挞着这片地区。“我无法理解，”他回忆说，“我们已经留下了德国人在逃跑、他们的部队乱了套的印象。”沃迪在下降过程中摆动着降落伞，他发现空投场几乎被猛烈炮火产生的烟雾遮蔽住了。他在空投场南端着了陆，动身前往本营的集结点。“似乎到处都有迫击炮弹在爆炸，我向前走的过程中看见死伤无数。”沃迪快到集结点时，迎面撞上了营部一名发怒的上尉，他是在昨日跳伞进入荷兰的。“你们来得太晚了，”沃迪记得那个人喊道，“你们是否意识到我们在这里等了4个小时？”那名军官激动起来，立即开始向沃迪简要介绍情况。“我听的时候震惊了，”沃迪记得，“那是我们得到的第一个消息，即事情的进展并不像计划的那么好。我们立即组织起来，当我四下张望的时候，在我看来前面的整片天空都烧着了。”

沃尔夫海泽火车站西边有两个空降场，一个是金克尔荒野，另一个是雷耶斯营地。在这两个着陆区域里，伞兵和机降步兵似乎都落进了一场猛烈的战斗中。德军从缴获的“市场—花园”行动文件里知道了空投场和空降场的位置，与在地面上的英国人不同，他们通过仍然占领着的海峡港口里的雷达装置——例如敦刻尔克的雷达站——能够精确地计算出第二次空运到达的时间。党卫军部队和高射炮兵匆匆脱离阿纳姆的战斗，赶到上述区域，20架德国空军战斗机也在地面导航指引下飞了过来，正在持续地低空扫射这些地区。地面战斗同样激烈，为了把进犯之敌从荒野里清理出去，英军发起了刺刀冲锋，就像他们在夜间和清晨时所做的那样。

迫击炮弹击中了昨日降落的滑翔机，把它们变成燃烧着的火团，那些火团接着又把荒野点着了。进行渗透的德军部队用那些被废弃的滑翔机来掩护他们的进攻，而英国人则亲自把那些飞机点燃，不让它们落入敌手。在这片荒野的某处地段，大约50架滑翔机燃烧成了一片火海，皮普·希克斯准将的机降旅——其中有半个营已经被派到阿纳姆了——总算以顽强的意志守住了该区域。伞兵和着陆的滑翔机带来了2 119名官兵，他们取得了远远超过空中和地面人员所能相信的成功，即使在战斗正在进行的时候，空运兵力的90%也在着陆——而且是落在正确的地方。

罗纳德·G. 贝德福德空军上士是四引擎的“斯特林”轰炸机的机尾机枪手，他发现星期一的任务与他在星期天执行的那次迥然不同。当时，坦率地说，19岁的贝德福德对这种日常的飞行感到厌倦。现在，当机群靠近空投场的时候，地面火力既持续又猛烈。贝德福德发现，在原野边缘有一门装在卡车上的高射炮，他不顾一切尽力把自己的机枪对准它。他看见自己发射的曳光弹划着弧线落了下去，然后那门炮就不再射击了，贝德福德顿时兴奋异常。“我打中了他！”他喊道，“听着，我打中了他！”这架“斯特林”轰炸机稳定地在航线上飞行，贝德福德注意到周围的滑翔机似乎全都过早地与它们的牵引机脱离了，他只能假定猛烈的地面火力使得许多滑翔机驾驶员想解脱出来，以图尽可能快地落下。然后，他看见自己牵引的那架“霍萨”滑翔机上的牵引绳脱落了，贝德福德注视着那架滑翔机突然下降高度，他确信它将在落地之前就会与其他滑翔机撞在一起。“场面一团糟，”他回忆说，“那些滑翔机似乎在陡直地进行俯冲，又恢复水平飞行，靠惯性滑行，那个样子就像要直接相撞。我真想知道它们怎么才能成功。”

罗伊·哈奇中士是“霍萨”滑翔机的副驾驶，这架飞机载着一辆吉普车、两辆装满了迫击炮弹的拖车，还有三名士兵。哈奇看见前面的高射炮在猛烈开火，不知道他们怎样才能落下去。亚力克·扬上士是驾驶员，当他驾驶滑翔机垂直俯冲，然后又恢复水平飞行时，哈奇吃惊地注意到每个人似乎都朝着同一个触地点而去——包括一头奶牛，那头奶牛就在他们的前面疯狂地奔跑着。不知怎么地，扬驾驶着滑翔机安全着陆了，士兵们立即跳了出去，开始打开飞机的尾部。在不远处，哈奇注意到有3架滑翔机仰天躺着。突然，随着一种撕裂般的刺耳声音传来，另一架“霍萨”滑翔机在它们的上面迫降了。那架滑翔机直接撞过来，切掉了哈奇的滑翔机机头，包括座舱盖和驾驶舱，而几分钟前哈奇和扬就坐在那里。然后，那架飞机朝前滑行，就在他们的面前停了下来。

其他滑翔机根本就没有到达空降场，有些远在8公里之外的地方坠落。有两架是在莱茵河南岸降落的，其中一架就在德里尔村附近。士兵们把伤亡人员留给荷兰平民照看，自己则从已经被遗忘却仍然在运行的德里尔渡口渡过了莱茵河，顺利归队。[2]

有些C―47运输机在靠近空投场时被击中，起火燃烧。跳伞前大约10分钟，边民团第1营的弗朗西斯·菲茨帕特里克（Francis Fitzpatrick）中士注意到，高射炮火密集地打了上来，年轻的伞兵金杰·麦克法登（Ginger MacFadden）二等兵猝然一动，边叫边用双手伸向右腿。“我被击中了！”麦克法登咕哝道。菲茨帕特里克迅速替他检查了一下，然后给他注射了一针吗啡。随后中士注意到飞机似乎在颠簸。他弯下身子朝窗外看时，驾驶舱的门开了，神色紧张的调度员走了出来。“起立，为红绿灯做好准备！”他说道。菲茨帕特里克看着那一排伞兵，他们已经挂上挂钩，准备跳伞。他能够看见烟从左侧发动机里冒出来。菲茨帕特里克第一个跳伞，但就在他的降落伞打开之时，受伤的飞机一头栽向了地面。在菲茨帕特里克触地之前，他看见那架C―47运输机插进了右边的田野里，机头着地翻了过去。他确信，机组人员和金杰·麦克法登在劫难逃。

在另一架C―47运输机里，美军机长跟第11伞兵营火力支援连连长弗兰克·道格拉斯·金（Frank Douglas King）上尉说笑道：“你们将很快落到那里，而我将回家吃腊肉和鸡蛋。”那个美国人在金的对面坐了下来。几分钟后绿灯亮了，金朝机长瞥了一眼，他似乎睡着了，驼着背，下巴压在胸口，手放在大腿上。金有种感觉，有什么事情不那么对头。他摇了摇那个美国人的肩膀，那人朝一边倒了下去，他死了。金看见对方身后的机身上有一个大洞，好像是被一颗12.7毫米机枪子弹打穿的。金站在门口，准备跳伞，他看见火焰从左翼冒了出来。“我们着火了，”他朝乔治·加特兰（George Gatland）军士长喊道，“同飞行员核实一下。”加特兰朝前走去。驾驶舱门一打开，一片烈焰就冲出来横扫整个机舱。加特兰猛地把门关上，金命令士兵们跳伞。他相信他们现在没有飞行员了。

加特兰估计，伞兵们跳出舱门时飞机高度只有60～90米。他在着陆时碰伤了。加特兰立即清点人数，有4个人失踪了，其中一人还没有离开飞机便在舱门口被炮火杀死了；另外一人跳了伞，但他的降落伞着了火；而加特兰和金得知，第三个人是在不远处着陆的；然后第四个人到了，还背着他的降落伞。他是和飞机一起着陆的，他告诉大家，机组人员设法迫降着陆，而且他们还神奇地从飞机里走了出来。现在，他们距离奥斯特贝克还有24公里，远离英军战线，于是金上尉一行人开始徒步返回。他们离去时，那架在400米之外熊熊燃烧的C―47运输机爆炸了。

在一些地区，伞兵们安全地跳了伞，却发现自己落进了一波波喷射的炮火之中。许多人拼命猛拉降落伞的绳子，试图避开这些曳光弹，结果却在空投场的边缘着陆，落到了茂密的树林里，有些人在挣扎着要摆脱降落伞的时候就被狙击手击中了。其他人在远离空投场的地方着陆，在某个地区，一个营的部分官兵甚至降落在了德军身后，随后他们押着80名俘虏前往集结点。

空投场里，落地后的伞兵们在密集火力的打击之下丢掉降落伞，迅速跑开隐蔽起来，一小部分受了重伤的人躺得到处都是。雷金纳德·布赖恩特（Reginald Bryant）二等兵受遭到迫击炮弹爆炸的气浪冲击，大脑严重震荡，一时间瘫痪了。他能意识到周围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但浑身上下一块肌肉也动弹不得，只能无助地看着。而同机的人则认为他已经阵亡了，于是捡起他的步枪和子弹，匆匆赶往集结点。

许多士兵被意外的状况、持续的机枪和狙击手火力搞得措手不及，于是飞快地跑进树林里隐蔽起来。几分钟后，这些地区就只剩下死伤者了。金杰·格林中士是一名体能训练师，他乐观地带来一个足球，准备于意料中的轻松战斗结束之后，在空投场中进行一场比赛。他跳伞后触地过猛，结果折断了两根肋骨。格林不知道自己在那里躺了多长时间，等他恢复知觉的时候，除了伤亡人员之外就剩他孤零零一个人了。他痛苦地坐了起来，几乎立即就有一名狙击手朝他射击。格林马上站起来向着树林猛冲迂回，子弹在他四周“嗖嗖”飞过。肋骨的疼痛一再迫使格林倒在地上，他确信自己将会被击中。在荒野上滚滚而来的烟雾之中，他与那名狙击手的奇特决斗似乎持续了数小时。“我一次只能走五六米远，”他记得，“我认为，我的对手要么是一个施虐狂的杂种，要么是一个该死的二流射手。”最终，格林紧捂着他受伤的肋骨朝树林发起了最后冲刺。到达林边后，他投进灌木丛并倚着一棵树滚了过去，就在这一刻，最后一颗子弹“啪”的一声打进了他头上的树干。在生命中最为绝望的状况之下，他跑了至关重要的几米。格林精疲力竭，疼痛难忍，他缓慢地从伪装服里把瘪了气的足球取出来，痛苦地把它扔掉了。

许多人会一直记得他们跳伞后那最初的可怕时刻。起码有12名伞兵回忆说，在金克尔荒野上，为躲避子弹和燃烧的树丛而飞奔逃命的过程中看见了一名20岁的年轻中尉，躺在荆豆丛里的他身负重伤。当他吊在降落伞下面无助地摇摆时，曳光弹击中了他的双腿和胸部。这名军官被人从空投场转移出来的时候，帕特·格洛弗中尉看见了他。“他痛苦得令人恐惧，”格洛弗记得，“而大家又不能动他。我给他注射了一针吗啡，并且许诺一有机会就派一名医护兵来。”雷金纳德·布赖恩特二等兵在空投场里从瘫痪状态中恢复了过来，他前往集结地区时也碰巧遇见了这名军官。“我走近他时，烟正从他胸部的伤口中冒出来，他的痛苦非常可怕。我们几个人同时来到他的面前，他乞求我们杀死他。”有一个人，布赖恩特记不清是谁了，缓缓蹲下身来，把自己上了膛的手枪递给中尉。大家匆匆离开时，荒野上的大火正在缓慢地移向那位受苦的军官躺着的地方。后来救援队偶然看到了他的尸体，大家的结论是这名中尉自杀了。[3]

第4伞兵旅旅长沙恩·哈克特准将以其特有的精确性，在他为自己的旅部选定的地点300米之内着陆了。尽管敌军火力凶猛，但准将首先关心的事情却是寻找下降过程中丢失的手杖，结果他与一群德国兵不期而遇。“我比他们更害怕，”他回忆说，“但他们似乎急于投降。”哈克特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他粗暴地告诉他们等着，在找回他的手杖之后，这位身材修长、小胡子修剪得十分整洁的准将平静地押着他的俘虏们离去了。

哈克特在心情最好的时候也是一副不耐烦的样子，动辄发火或喜形于色。他不喜欢此刻看到的场面，他本来期望这些区域安全且井然有序。现在，在手下军官们的簇拥之下，他准备让自己的部队开拔。这时，厄克特少将的参谋长查尔斯·麦肯齐中校驱车赶到，来完成令他感到痛苦的任务。麦肯齐把哈克特拉到一边，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告诉他对指挥权这个过分敏感的问题所做出的决定和结论”，在厄克特和拉思伯里不在的时候，由皮普·希克斯准将负责该师。麦肯齐继续解释说，厄克特在英格兰的时候就做出了这个决定，即一旦他与拉思伯里失踪或者阵亡，就由希克斯接管。

麦肯齐回忆说，哈克特很不高兴。“瞧，查尔斯，我当准将比希克斯早，”他告诉麦肯齐，“因而应该由我指挥这个师。”麦肯齐的态度是坚定的，他说：“我完全理解，长官，但将军确实给了我接替的顺序，我们必须照办。另外，希克斯准将已经在这里待了24小时了，现在更熟悉战况。”麦肯齐说，倘若他“打乱了工作安排，做点什么”，那只能让事情更糟糕。

不过，在麦肯齐看来，显然事情不会到此为止。厄克特和哈克特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微妙的不和。尽管这位情绪不稳定的准将完全有资格指挥全师，但在厄克特看来，他缺少年龄稍长的希克斯所拥有的步兵经验。此外，哈克特是骑兵和装甲兵出身的人，而大家都知道，厄克特对装甲兵准将们的评价稍低一些，长期以来厄克特都在与步兵打交道。有一次在公开场合，厄克特提到哈克特时曾开玩笑地说他是“出了故障的装甲兵”——哈克特并不觉得这句话很好玩。

麦肯齐告诉哈克特，他的第11伞兵营要从旅里抽调出来，立即奔赴阿纳姆和阿纳姆大桥。对哈克特来说，这是最后的冒犯。他之所以对这个旅感到骄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它的素质，它是一支训练有素的整体单位，作为一个独立的团队而作战。现在它却要被分成几部分，他对此深感震惊。“我不喜欢在没有商榷的情况下被告知要放弃一个营，”他气呼呼地告诉麦肯齐，接着想了想又补充说，“当然，如果有哪个营要走的话，那就是第11伞兵营。该营降落在空投场的东南角，离阿纳姆和阿纳姆大桥最近。”但他要求用另外一个营来交换。麦肯齐回答说，他认为希克斯会给他一个营。这样一来事情就暂时结束了。才华横溢、脾气火爆、精力旺盛的哈克特向不可避免的事情屈服了。眼下，希克斯能顾及的是这场战斗，但哈克特却决心要照顾好他自己的旅。

对英国人来说，这是一个糟糕而又血腥的下午。第二次空运充斥着问题。厄克特少将和拉思伯里准将的命运仍然是个未知数；弗罗斯特中校的那点兵力坚守在阿纳姆大桥的北端，但又岌岌可危；而在两名准将之间，性格上的冲突正在增强；此外，又有一个出乎意料的灾难发生了。

希克斯的第1机降旅损兵折将，由于连续作战而疲惫不堪，他们绝望地注视着35架“斯特林”轰炸运输两用飞机把补给品空投到了空投场以外的其他地方。计划要空投给阿纳姆英军部队的87吨弹药、食品和补给品中只有12吨到了他们手里，其余的都广泛地散布在西南方向，落到了德国人当中。

在近8公里外的安东·德克森家里，厄克特少将仍然被德国人围困着。外面街道上的那辆自行火炮以及炮组成员离得很近，所以厄克特和同行的两位军官不敢冒险说话或移动。他们身上除了一些巧克力和水果硬糖外没有别的食物，更没有水和盥洗设备。厄克特有种绝望的感觉，他既不能休息，又不能睡觉，只能郁闷地沉思战役进展以及第二次空运的到达，他不知道第二次空运推迟了。他想知道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推进了多远，更想知道弗罗斯特是否还在大桥上坚持着。“倘若那时我知道当下形势的话，”他后来回忆说，“我就会不顾军官们的担心而尝试突围，无论有没有德军。”厄克特安安静静，一言不发，他发现自己正死盯着詹姆斯·克莱明森上尉的“八”字胡。“我原先都没有注意到那浓密的毛茸茸的翘八字胡，”他写道，“但现在没有什么别的可看。”那道“八”字胡让他恼火，因为它显得“愚蠢透顶”。

尽管厄克特满腹心事，却从来没有想到他有关师内指挥链做出的决定会出问题，这个紧急关头的指示正迅速在希克斯和哈克特之间形成一种复杂的对抗。现在是9月18日，星期一下午4点，厄克特离开他的师部几乎一整天了。

党卫军第2装甲军军长威廉·比特里希将军被盟军第二次空运的庞大规模震惊了。莫德尔元帅纠缠着他，要他迅速夺回阿纳姆大桥，而哈策尔一级突击队大队长和哈梅尔旅队长又催促他派出增援，比特里希发现自己面临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他神色严肃地凝视着阿纳姆以西的天空中盛开着的数百个五彩斑斓的降落伞，以及铺天盖地的滑翔机，深感绝望。他从德国空军的通信网得知，另外两场大规模空投也已经开始了。比特里希试图猜测盟军的力量，他大大高估了此刻在荷兰的英美联军数量。他认为，也许另外一个师已经着陆了，足以让胜负的天平向进攻者们倾斜。

在比特里希看来，盟军力量的加强与德军增援部队的到达，已经成了一场致命的赛跑。到目前为止，只有少量人员物资到达他这里，相形之下，盟军似乎有用之不竭的资源。他担心盟军可能在次日再进行一次空投。在荷兰的狭窄疆域内，由于困难的地形、桥梁，以及靠近不设防的德国边境，如此规模的兵力可能意味着一场灾难。

比特里希的部队与南边斯图登特大将的第1伞兵集团军之间没有什么协同。尽管斯图登特的部队不断得到冯·灿根的第15集团军余部的增援，但这支遭到重创的部队的运输工具、枪炮和弹药都极其缺乏，要重新把他们装备起来需要若干天，也许要若干个星期。与此同时，挡住蒙哥马利进攻的全部责任都落到了比特里希身上，而他最紧迫的问题，仍然是奈梅亨的大桥以及阿纳姆大桥北入口处英军令人难以置信的防御。

只要盟军部队在那里继续抵抗，比特里希就会受阻，无法把自己的部队沿着公路机动到奈梅亨。哈梅尔的弗伦茨贝格师正在努力渡过莱茵河，该师完全依赖于潘讷登的轮渡——这是一种缓慢而单调乏味的渡河方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纳姆的英国人开始犹豫和怀疑自己能否坚持下去的时候，比特里希却深深地忧虑着这场战役的结果。他看到帝国正危险地处于遭到入侵的边缘，接下来的24小时就可能见分晓了。

比特里希的上级需要面对的问题范围更加广泛。在B集团军群宽广战线的各处，莫德尔元帅正在调动部队，全力阻挡美军第1集团军和第3集团军的无情进攻。尽管著名的冯·伦德施泰特官复原职，再次恢复了秩序和凝聚力，但他为了获得增援部队，正在动用国家的最后一点人力。找到把部队从一个地区运送到另一个地区所需要的汽油也越来越成问题。而从希特勒的最高统帅部得不到什么帮助，柏林似乎更关心苏联红军来自东方的威胁，而不是盟军从西边的进攻。

尽管有其他的忧虑，莫德尔却似乎自信能够战胜在荷兰出现的威胁，他仍然确信这个国家的沼泽、堤岸和水陆障碍能够为他提供时间，从而阻止并击败蒙哥马利的进攻。比特里希却不这么乐观，他敦促莫德尔应该在形势恶化之前采取几个重要步骤。在比特里希看来，炸毁奈梅亨和阿纳姆的大桥是必要的，而且要立即爆破，但他每次提出这个建议都让莫德尔恼火。“莫德尔每天都来视察，他很独断自负，总是要求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比特里希后来回忆说，“他会就眼前的形势当场下达一系列命令，但不论是哪次会议，他都不会待上足够长的时间来听完或者批准长远的计划”。比特里希担心，如果盟军突破，德国就会随之发生令人惊骇的不测。而莫德尔并没有领会到这一点，相反，他纠缠于细节问题：他尤其关心的就是德军未能收复阿纳姆大桥。在受到这个含蓄批评的刺激之后，比特里希告诉陆军元帅：“我当了这么多年的兵，还没有见过部队打得这么艰苦。”莫德尔不为所动。“我要那座大桥。”他冷冰冰地说道。

18日下午，比特里希试图再次向不耐烦的莫德尔阐述他对总体形势的看法。奈梅亨大桥是整个作战行动的关键，他争辩说，如果把它炸掉的话，那么盟军的进攻就会身首相离。“元帅阁下，我们应该在还来得及的时候炸掉瓦尔河上的大桥。”比特里希说道。莫德尔非常固执。“不！”他说道，“回答是不！”莫德尔不仅坚持认为大桥能够守得住，他还要求斯图登特的集团军和弗伦茨贝格师在英美联军到达大桥之前就把他们挡住。比特里希直言不讳地说，他不相信盟军能被遏制住，他告诉莫德尔，到目前为止，那个地区几乎没有德军装甲部队，而且还有更严重的危险，即蒙哥马利势不可当的坦克部队将会达成突破。随后比特里希又叙述了他的担忧，他预料还会有空降行动。“如果盟军从南边的进攻获得成功，如果他们在阿纳姆地区再空投一个空降师，我们就完了，”他说道，“通往鲁尔区和德国的路线将被打开。”莫德尔不为所动。“我的命令不变，”他说道，“奈梅亨大桥不能炸掉，而且我要求在24小时之内夺回阿纳姆大桥。”

其他人知道完成莫德尔命令的难度。霍亨施陶芬师师长哈策尔已经无兵力可用，他的部队全都参战了。没有额外的增援部队到达，而盟军第二次空运的规模又让人严重怀疑他的部下是否还有能力阻止和遏制住敌人。和比特里希一样，哈策尔也相信“盟军空投的只不过是空降部队的一支先头部队。我确信还会有空降行动，然后他们将进攻，杀向帝国”。由于装甲部队数量有限，哈策尔不知道自己能否挡住敌人，不过他却已经成功地让一个地方变得安全了——那就是他的师部所在的院子。在那里，他冒大不韪置战俘的权利于不顾，命令几百名英军空降兵在警卫的看守下待在铁丝网里面。“我完全确信，”他后来回忆说，“皇家空军不会轰炸他们自己的部队。”

哈策尔自诩是一个亲英派（“我对英国的东西有种偏爱”），他曾经作为交换生在大不列颠学习过。他喜欢在俘虏当中走来走去，试图进行交谈，以练习他的英语，还希望能从中套出情报来。英国兵的士气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傲慢不恭，自信自恃，只有老兵才能做到这样。”他回忆说。俘虏们的水准使哈策尔确信，战斗远没有赢得胜利。为了动摇厄克特的部队，也为了防止敌人集中力量发动任何形式的突击，他在18日傍晚命令霍亨施陶芬师“不惜任何代价，整个晚上都要不停地进攻”。

弗伦茨贝格师师长哈梅尔旅队长则“由于太忙了，根本顾不上担心接下来可能发生什么事情。我在下莱茵河作战，忙得不可开交”。哈梅尔承担的任务是攻占阿纳姆大桥，同时保卫瓦尔河渡口以及两者之间的地区，因而他的问题远比哈策尔严重。用渡船把部队送过河，进展速度就像蜗牛爬行一般。部队、装备以及坦克都被装到临时扎成的橡皮筏子或者木筏子上，通向水边的道路变得泥泞不堪。坦克和车辆从筏子上滑下去，有些甚至被水冲走了。更糟糕的是，由于盟军飞机不断进行低空扫射，几乎所有的摆渡和护航行动都得在夜间进行。在一整天内，哈梅尔的工兵只把两个营连同其车辆和装备送入了阿纳姆—奈梅亨地区。固然，哈梅尔的部下现在是在奈梅亨市中心以及公路桥的南边，但他仍然怀疑他们能否阻止英美联军坚定不移的进攻。尽管给他下达的命令是不得炸掉大桥，但哈梅尔仍然为不测做好了准备。他的工兵已经在桥下安放了炸药，并在北岸伦特村附近的一个路边地堡里设置了引爆装置。他希望，如果他们守不住的话，比特里希会批准把公路桥和铁路桥炸掉。如果比特里希不批准的话，哈梅尔也已经做出了决定：只要英国人的坦克突破防御并开始过河，他就会违抗上级的命令，把这两座桥炸掉。

[1] 在对飞机数量进行整理的时候，有些不一致之处。美国人给的数字是总共3 807架飞机，英国人给的是4 000架飞机。上面所使用的总数，系来自布朗宁将军的军部战后报告，它表明，数字上的不同之处似乎在于战斗机的数目。按照美国人的说法，有674架战斗机从英国的基地起飞，为第二次空运护航，但没有被包括进这个数字里的是193架在比利时基地里的飞机，如果加上去的话，战斗机的总数就应该是867架。有关“市场—花园”行动的空中军事行动的最好叙述，尤其是在涉及运送兵员的飞机方面，无疑是美国空军的官方杂志《部门研究》第97期中的一篇文章，文章作者是约翰·D.沃伦（John D. Warren）博士，标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区中的空降行动”。——原注

[2] 这个故事大概是杜撰的，但荷兰人愿意讲这个故事。按照奥斯特贝克的特尔霍斯特太太的说法，英国伞兵和他们的装备（包括1门反坦克炮）上了德里尔的渡船时，船工彼得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他不知道是否应该让他们付费。等他们到达北岸后，彼得决定给他们免费。——原注

[3] 尽管众多的目击者证实了这个故事，但我不想吐露这名军官的名字。关于他的自杀仍然有疑点，他受大家喜爱又很勇敢。他可能确实用手枪自杀了，也可能是被狙击手杀死的。——原注

7

繁荣富裕的奥斯特贝克似乎被注入了一种气氛，欢快与不安奇怪地混合在一起。这个镇子如同战斗中的孤岛，枪炮声从3个方向朝小镇袭来，西边的空投场传来了大炮持续的轰鸣声，西北方向则传来机枪“嗒嗒嗒”的扫射声和迫击炮的开炮声，在两边种了鲜花的街道上清晰可闻。而在东面4公里外的阿纳姆，黑烟覆盖在地平线上，在这个昏暗的背景之下，重炮的不断轰击发出定音鼓似的声音。

昨日，伞兵和滑翔机着陆之前进行的轰炸和低空扫射已经造成了平民伤亡，并破坏了一些商店和房屋；渗透进来的狙击手和射偏方向的迫击炮弹的爆炸同样造成了平民伤亡，再次破坏了一些商店和房屋。不过到目前为止，这场战斗还没有严重影响奥斯特贝克，整洁的度假旅馆、景致如画的别墅和绿树成荫的街道大多仍未被波及。然而越来越明显的是，战斗一分钟比一分钟更接近：很多地方的窗玻璃都因为远方爆炸造成的巨大震荡而突然裂成碎片；烧焦的纸张、布片和木头碎屑像五彩纸片一般被风吹送着，随后如同雨点般落到街道上；空气中满是无烟火药发出的刺鼻气味。

星期日这天，奥斯特贝克镇里满是部队，英军几乎紧跟在仓皇撤离的德军后面进入镇内。当夜无人入眠，吉普车低沉的引擎声、“布伦”机枪车“哐啷哐啷”的履带声以及士兵行军的沉重脚步声加剧了一种神经质般的兴奋，让人无法安歇。在18日的大部分时间里，军队的调动一直在进行。村民们既欢欣鼓舞又感到忧虑，他们用荷兰国旗装饰着街道和房屋，英国兵匆匆路过的时候，他们不断把食物、水果和饮料硬塞给解放者们。对几乎每个人来说，战争似乎就要结束了。现在，气氛正在起着微妙的变化。有些英军部队显然在镇子里站稳了脚，谢里夫·汤普森中校的炮兵观察员也已经占据了奥斯特贝克镇南部离莱茵河不远的那座建于10世纪的荷兰归正会教堂塔楼，然而部队的机动已经显而易见地变慢了。到傍晚时分，多数大街空荡荡的，令人不安。荷兰人注意到，现在反坦克阵地和“布伦”轻机枪阵地就布设在那条主干道的战略要点上。看见它们，居民们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扬·福斯凯尔回忆说，当他行走在奥斯特贝克镇中，并试图搞清楚正在发生什么事的时候，看见一名英国军官正在命令平民把他们的国旗收起来。“这是战争，”他听见那名军官告诉一位居民，“你们正身处其中。”福斯凯尔在漫步的过程中注意到，人们的心情正在发生变化。亚普·科宁（Jaap Koning）是一名当地的面包师，福斯凯尔从科宁那里得知，许多荷兰人是悲观的。科宁说，有谣传说“战事的进展不好”，忧虑正在取代解放带来的陶醉感。“英国人，”科宁说道，“正从各处被赶回来。”福斯凯尔非常担心，科宁一直是个消息灵通人士，尽管他的消息是福斯凯尔听到的第一个坏消息，却证实了福斯凯尔本人的惧怕。福斯凯尔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笼罩天空、从镇子上空呼啸着飞往阿纳姆的炮弹会越来越密集。福斯凯尔再次想起了诺曼底地区的村镇遭受到的可怕毁灭，因此再也无法摆脱一种势不可当的绝望感。

还有一个买卖人，面包师迪尔克·范贝克（Dirk van Beek），跟科宁和福斯凯尔一样沮丧。他在上门送货的时候听到的消息，已经给他最初由于盟军空投带来的激动心情浇上了一盆凉水。“要是战火烧到这里那该怎么办呢——我们要做点什么呢？”他问自己的妻子里克。不过他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他会待在奥斯特贝克，继续烤面包。“人们总得吃饭，”他告诉里克，“不管怎么说，我们要是离开铺子的话，又能到哪里去呢？”范贝克专心工作，试图让自己放心，一切都会朝最好的方向发展。几天以前，他收到了自己每个月的小麦和发酵粉的配额，现在他决心待在这里，让他的铺子继续开下去。他记得一名老面包师曾经告诉他一种方法，可以只用半数的发酵粉做面包，他决定把自己的配给食品用到极致。他要继续烤面包，直到一切都过去。

在塔费尔贝格旅馆、斯洪奥德（Schoonoord）旅馆和弗雷维克（Vreewijk）旅馆，显而易见战况已经恶化：这些通风、舒适的度假胜地正在变成伤员收容站。在斯洪奥德旅馆，英军医护兵和荷兰平民开始全面大扫除，准备接收伤员。地下抵抗组织成员扬·艾克尔霍夫注意到，德国人在匆忙离去的时候把这家旅馆搞得“像猪圈一样，到处都是食物。桌子被掀翻，地上都是碎盘子，衣服和装备散落在各处，每个房间都充斥着纸张和垃圾”。额外的床垫从周围的居民家里搬了进来，放在底层，一排排的床铺摆在会客室里，担架摆在用玻璃封起来的阳台上。荷兰人被告知，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军队会需要每一个房间，包括地下室。艾克尔霍夫得知，阿纳姆的圣伊丽莎白医院已经人满为患，然而和他在一起工作的英军医护兵仍然很乐观。“不要担心，”他们当中的一位告诉他，“蒙哥马利很快就会到这里了。”

在塔费尔贝格旅馆，赫里特·范马南（Gerritt van Maanen）医生正在这里建起一座医院。17岁的安妮·范马南过来给父亲帮忙，她注意到其他志愿者中出现了一种惊人的变化。“我们害怕，”她在日记中写道，“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害怕。我们有一种古怪的感觉，感觉从昨天到今天已经过了几个星期。”和斯洪奥德旅馆一样，塔费尔贝格旅馆也出现了传言，说蒙哥马利的部队正在路上。安妮写道：在等待他们迅速到来的时候，“我们不断从楼上的窗户朝外面观察。射击更猛烈了，有光芒和火焰，但大军尚未来到”。

在几个街区之外，那家坐落于公园式的环境之中，拥有12个房间的豪华的哈尔滕施泰因旅馆呈现出一副被人遗弃的荒凉模样。桌子和椅子以达利风格[1]的凌乱散放在优美的绿色草坪各处，这是昨日激烈交火的战斗造成的，桌椅当中躺着几具德国人扭曲的尸体。

27岁的威廉·H. 希宾（Willem H. Giebing）骑车来到这座建筑物面前时，这家原本高雅的旅馆的样子让他作呕。1942年，他从奥斯特贝克镇租用了这座楼房，可就在他买下这栋建筑数月之后，德国人便进入小镇，征用了这家旅馆。从那时起，希宾和妻子特鲁斯的地位便降为了仆人，德国人允许他们打扫哈尔滕施泰因旅馆，监督烹饪，但旅馆的管理权在德国人手中。最后，在9月6日，希宾被命令立即离开，但他的妻子和两个女佣则被允许每天回来，负责打扫旅馆的清洁卫生。

希宾的岳父约翰·范卡尔克斯霍滕在韦斯特鲍温冈开了一家能俯瞰海弗亚多普―德里尔渡口的山顶饭店。17日，“因为盟军的空降而乐疯了”的希宾跳上自行车，从韦斯特鲍温冈前往哈尔滕施泰因旅馆，刚好赶上看到最后的德国人离开。他跑进楼里，第一次感到“旅馆终于是我的了”，但被人遗弃的氛围又让他心慌意乱。餐厅里，两张盖着白色织花桌布的长桌子为20个人安排了座位，有汤碗、银餐具、餐巾和酒杯，每张桌子的中央都有一个大的盖碗，里面盛着意大利细面条汤。希宾伸手试了试，发现汤还温着，餐具柜上面的银质菜盘里还有主菜炸鲳鱼。

希宾从一个房间踱到另一个房间，看着覆盖着华丽的金色缎子的墙壁，装饰华美的石膏天使和花环，以及天蓝色的天花板上点缀着金星的结婚套间。他发现德国人并没有洗劫旅馆松了一口气，连一个调羹都没有丢，冰箱里仍然塞满食物。就在他到处转的时候，希宾听见阳台上有人在说话，他冲出来后发现有几个英国士兵正在喝他的雪利酒[2]，地板上摆着8个空酒瓶子。在被人强占了这么多天以后，希宾莫名其妙地发了脾气，起码德国人离开他心爱的旅馆时什么都没动。“这就是你们做的第一件事情，”他朝伞兵们大嚷道，“打开我的地窖，偷了我的雪利酒。”英国人有些尴尬，向他道了歉。希宾的怒气平息了。他再次被告知，他不能待在这里，然而英国人向他保证，他的财产将会受到尊重。

这会儿时间已经过去了一整天，希宾希望英国人只是路过，已经离开了他的旅馆，于是便再次回去看看。走近主楼的时候他的心沉了下来。楼后面停着吉普车，他在网球场的铁丝网后面看见了德军战俘，庭院周围是新挖出来的狭长堑壕和炮兵阵地，而且似乎到处都是参谋军官。希宾很泄气，便回到了韦斯特鲍温冈。当天下午，他的妻子拜访了哈尔滕施泰因旅馆的英军，向他们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他们对我非常客气，”她回忆说，“但不允许我们搬回来，英国人和德国人一样也把旅馆征用了。”还有一种安慰，她心想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到那个时候，希宾夫妇就能真正经营他们眼中整个奥斯特贝克镇上最好的旅馆了。彬彬有礼的英国军官们并没有告诉她，从9月18日下午5点开始，哈尔滕施泰因旅馆已经是英军第1空降师的师部了。

奥斯特贝克弥漫着一种焦虑和欢乐交混的奇怪气氛，在这种气氛中，与意识到战斗逐渐到来相比，另一件事情更令许多居民害怕。白天的时候，犯人们被从阿纳姆监狱里放了出来，有许多犯人是地下抵抗组织的战士，但其他人则是危险的罪犯。他们穿着条纹囚服，从阿纳姆涌出来，有50多人最终来到了奥斯特贝克。“他们增添了一种最后的疯狂感。”扬·特尔·霍斯特（Jan ter Horst）回忆说。特尔·霍斯特原先是荷兰陆军的炮兵上尉，后来当了律师，又成为奥斯特贝克地下抵抗力量的一名领导人。“我们把这些囚犯聚集起来，临时安置在音乐厅里。但问题是，应该对他们做些什么？眼下他们似乎是足够无害的，但在这些重刑犯当中，有不少人被囚禁多年了。我们非常担心——尤其是为我们的女人担心——当他们终于意识到自己已经自由的时候，会出现最糟糕的情况。”

特尔·霍斯特在与囚犯们交谈的时候，发现他们只想离开这个马上要变成战区的地方。渡过莱茵河的唯一路线，就是经由海弗亚多普―德里尔渡口，可船工彼得断然拒绝合作，他不想让50名囚犯在南岸无法无天。此外，渡船现在停泊在北边，彼得想让它待在那里。经过数小时艰难谈判之后，特尔·霍斯特终于得以让彼得把囚犯们送了过去。“我们乐见他们离开，”他记得，“与德国人相比，妇女们更害怕这些囚犯。”特尔·霍斯特慎重地坚持，还是应该把渡船开回到北岸，在那里可供英军使用。

特尔·霍斯特原先是名陆军军官，看到英国人并没有立即夺取海弗亚多普―德里尔渡口，他感到大惑不解。伞兵进入奥斯特贝克的时候，他曾经就这个渡口询问过他们，令他吃惊的是，他发现英国人对这个渡口一无所知。以前当过炮兵的他对英军没有占领附近的韦斯特鲍温冈深感震惊，因为那是俯瞰莱茵河的唯一高地，谁用火炮占据了这个山冈，谁就控制了渡口。此外，把哈尔滕施泰因旅馆选作英军师部也令他不安，他认为韦斯特鲍温冈上的那家饭店及其楼房毫无疑问是一个更为可取的地点。“请坚守渡口和韦斯特鲍温冈！”他敦促英军的几位参谋。他们很客气，但对此不感兴趣。一名军官告诉特尔·霍斯特：“我们不打算待在这里。大桥很快会落到我们的手里，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马上会到达，我们也就不需要这个渡口了。”特尔·霍斯特希望这个人是对的。如果德国人能够到达3公里外的韦斯特鲍温冈，那么他们的火炮不仅能够控制渡口，还能完全摧毁哈尔滕施泰因旅馆的英军师部。英国人现在已经知道了这个渡口的存在，自己也向他们简要介绍了韦斯特鲍温冈，除此之外，特尔·霍斯特已经无能为力。事实上，这位前荷兰军官已经指出了整个行动中最关键的疏忽之一——英军并没有意识到渡口和韦斯特鲍温冈的战略重要性。倘若厄克特少将待在师部里，并且指挥作战的话，那么形势就可能及时得到纠正。[3]

希克斯准将在厄克特缺席的情况下指挥着该师，他几乎每时每刻都要面对这个让他困惑的问题，即如何让自己处于困境中的空降部队不断进行复杂而又迅速的机动。由于师部和各营之间的无线电通信出了故障，有关即时战况的准确情报就很稀少，所以希克斯无法判定与其对抗的敌军兵力和潜力。他得到的少得可怜的消息是由精疲力竭、尘土满面的通信员送来的，或者是由荷兰地下抵抗组织的各类成员送来的。通信员冒着生命危险给他送来的情报，在送达师部的时候往往已经很无奈地过时了；而荷兰地下抵抗组织成员送来的情报，又常常不被理会或者被视为可疑。希克斯发现，自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微弱的通信渠道——在奥斯特贝克和大桥上的弗罗斯特营之间，汤普森与芒福德的炮兵无线电通信网。

第2伞兵营与终于到达大桥的勇敢的掉队者们虽然遭到了重创，却仍然在坚守；然而弗罗斯特的形势数小时以来一直极其严峻，而且正在迅速恶化。“我们不断得到从大桥发来的消息，要求增援和补充弹药，”希克斯回忆说，“敌人的压力和德军装甲部队的兵力在各处不断增强，而我们与厄克特、拉思伯里、多比或者菲奇都失去了联系。我们也无法与军部的布朗宁取得联系以说明形势的严峻，而且我们极其需要帮助。”通过讯问俘虏，希克斯现在知道，英军空降兵面对的是党卫军第9霍亨施陶芬师和第10弗伦茨贝格师身经百战的部队。谁也无法告诉他这些部队的兵力有多强，也无法估算正围攻英军的德军坦克有多少数量。更为糟糕的是，希克斯不知道进攻前制订的计划能否抵挡住德国人当前的压力。如果敌军得到大规模增援，那么整个任务就可能会失败。

他知道，援助也许正在到来。19日，斯坦尼斯瓦夫·索萨博夫斯基少将的波兰旅将会在第三次空运中到来。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也应该到了，而且实际上已经迟到了。他们离阿纳姆有多近？他们能否及时赶来解救，并稳定形势？“尽管面临各种情况，”希克斯回忆说，“我仍然相信弗罗斯特能够守住大桥的北端，直到蒙哥马利的坦克部队赶到。毕竟，大桥仍然是我们的目标，而且我的决定和行动全都以夺取和坚守那个目标为中心。”在权衡了所有的因素之后，希克斯感到必须坚持原先的计划。哈克特准将也有同感。

哈克特的第4伞兵旅原先的任务是占领阿纳姆北边的高地，阻止德军增援部队到达大桥。但在设想这个计划的时候，据认为敌人的兵力将是微不足道的，充其量也是可以对付的。事实上，敌人的反应是如此迅速，兵力是如此集中且有效，致使希克斯无法评估真正的形势。比特里希的部队坚守着阿纳姆城北，他们已经在大桥上把弗罗斯特困住了，并且成功阻止了多比营和菲奇营的解围。现在，这两支部队的推进实际上已经被挡住，在距离大桥1公里左右的圣伊丽莎白医院周边的建筑区，那两个营停下了脚步。赶来增援的南斯塔福德郡团第2营以及哈克特旅的第11伞兵营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我们现在来到了圣伊丽莎白医院前面那段宽阔的毫无遮拦的河边公路，随后突然间枪声大作，”南斯塔福德郡团第2营D连的罗伯特·C. 爱德华兹二等兵记得，“我们的样子一定就像靶场上的靶子。德国佬所要做的就是把他们的枪和迫击炮排列起来，对准这个豁口——大约400米宽——然后射击。”爱德华兹看到，副连长欧内斯特·马里埃尔·怀斯（Ernest Mariel Wyss）[4]上尉在队列中不停地前后奔跑，“完全不顾从身边飞过的弹雨，他的嗓子越来越嘶哑，仍高喊着‘前进，前进，前进，D连，前进’”。

怀斯似乎无处不在。四周的士兵正在倒下。如果空降兵们停下来或者犹豫了，怀斯便“立即来到他们身边，督促他们前进。看见他笔直地站着，你简直无法趴着，你不能不以他为榜样，跟随他穿过那个炮火地狱”。爱德华兹扔出了几枚烟幕弹，试图掩护他们前进，“然后低下头像野兔子一样跑了起来”。他绊倒在“成堆的尸体上面，在一摊摊的鲜血中摇晃着滑行，最后来到公路对面由房屋和楼房构成的掩蔽处”。在那里他发现，怀斯上尉在跑过来的时候被击中了。“D连连长约翰·埃瑟林顿·菲利普（John Etherington Phillp）少校身负重伤，似乎谁也不怎么清楚正在发生什么或接下来应该做什么。”至于D连，在清点人数的时候，“只剩下20%的人，而且很显然我们无法继续与兵力上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德军对抗。我们满怀希望地等待黎明的到来”。

那情形就仿佛在全师与大桥上的弗罗斯特营少得可怜的人之间，已经建起了一道坚固的墙。

哈克特交出了他的第11伞兵营，作为交换，国王属苏格兰边民团第7营归他指挥。自17日着陆以来，该营一直在守卫空投场。现在，他们同哈克特的第10伞兵营和第156伞兵营一起，经由奥斯特贝克西北的沃尔夫海泽出发了。在那个地区，国王属苏格兰边民团第7营将守卫约翰娜胡弗（Johannahoeve）农场，那是一个空降场，波兰旅的交通工具和火炮原定在第三次空运时到达那里。

在那些地区最初的战斗结束后，哈克特的第4伞兵旅安全开拔。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国王属苏格兰边民团第7营已经占据了约翰娜胡弗农场四周的阵地。在那里，他们突然遭遇了德军机枪阵地的猛烈射击，一场激战开始了。天色越来越黑，英军接到的命令是先坚守阵地，然后在黎明时分击溃敌人。夺取该地区极其重要。索萨博夫斯基的伞兵将于19日在阿纳姆大桥的南边着陆，那是一块圩田[5]，考虑到高射炮火的因素，厄克特和皇家空军此前就认为那块地方不适合一开始就进行大规模空降。按照原先的预计，等到波兰人开始空降时，大桥应该已经在英国人的手里了；如果英军还未控制住大桥，那么波兰人的任务就是去夺取它。在布朗宁的后方军部里，没有人意识到盟军在阿纳姆遭遇的挫折正在恶化，波兰人的空投仍将按照计划准时进行。如果弗罗斯特能够坚持下去，而且波兰人的空投又获得成功的话，那么即使是现在，“市场—花园”行动仍然有机会获得成功。

各处的部队都在艰难地向大桥前进。眼下在许多人看来，弗罗斯特攻占那条南边的公路似乎有好几天了。安德鲁·米尔本二等兵和其他营的一小组掉队者沿着那条公路偷偷地走了过去，一直来到铁路桥废墟附近。弗罗斯特的部下在前往阿纳姆公路大桥途中曾经试图夺取这座铁路桥。米尔本看见左边的田野里，白色的小丘在黑暗中闪着微光。“那是几十具尸体，荷兰人正在这块地方静悄悄地走动着，用白色的被单盖住我们牺牲的战友。”他回忆道。前方的大火染红了天空，火炮偶尔发出的闪光映出大桥的轮廓。这一小群人整个下午都被兵力占优势的德军阻挡着，现在他们再次被压制得动弹不得。他们在河边上的一座船棚库里躲避时，米尔本开始对究竟能否到达大桥感到绝望。这群人当中唯一的一名通信兵摆弄起了他的无线电台，大家围拢起来时，他突然收到了英国广播公司的信号。米尔本听到播音员用清晰标准的英语叙述着当天的西线战事。“在荷兰的英军部队，”报道说，“只遇到微不足道的抵抗。”在这座阴暗的船库里，有人嘲弄地笑了起来。“该死的骗子！”米尔本说道。

当英军第1空降师勇敢的士兵们在为他们的生存而战时，国王陛下的两位准将却为谁应该指挥这个师而进行一场激烈的争论。这场争端是由郁积不满继而愤怒的沙恩·哈克特准将引发的。到18日傍晚时，他看到战况不仅令人忧虑，而且“混乱不堪”，敌人似乎在各处都占了上风。英军各营四处分散，而且战斗时没能聚集起来，都不知道彼此身在何处。许多部队缺乏通信手段，被困在市区里，完全是碰巧才能遇见。在哈克特看来，战斗显然缺乏全局指挥或协调。当天晚上，容易激动的哈克特仍然为麦肯齐对本师指挥权的令人吃惊的宣布而感到难受，于是驱车前往奥斯特贝克的哈尔滕施泰因旅馆，要与希克斯论个究竟。“他大概是在午夜时分到达的，”希克斯回忆说，“我正在作战室里，从一开始我就清楚，由于他晋级比我早，因此对于我接掌全师指挥权一事感到不快。他年轻，思想坚定，而且相当好争论。”

起初，哈克特的不悦集中在希克斯从他那里调走了第11伞兵营这件事上，他要求说明该营接到了什么命令，谁在指挥那个防区。希克斯回忆说：“他认为形势太不稳定了，而且明显不同意我做出的决定。”年龄更大的希克斯耐心地解释，由于遇到德国人的顽强抵抗，所以当前的战况已经完全出乎意料，因此每个营都在为抵达大桥而独立作战；而且尽管得到的指示是按照特定路线前进，但各营被提醒过，由于条件非同寻常，可能会出现一些路线交叉。两支或者更多的部队可能发现，自己被迫进入了同一片临近地区。哈克特粗鲁地评论说：“指挥安排显然不能令人满意。”

希克斯同意他的评价，不过他又告诉哈克特，目标“是尽我们所能，尽可能快地帮助大桥上的弗罗斯特”。哈克特虽然同意应该迅速支援弗罗斯特，但又挖苦说可以用一种“更为协调的方式发动规模更大、部队凝聚力更强的进攻”来做到。哈克特说得很不全面：一次协调的进攻也许确实能够突破德军的包围圈，到达弗罗斯特所在的地方，但由于缺乏通信手段，加之又频于应付德军的不断进攻，因而希克斯没有什么时间能组织起这样一种全力以赴的进攻。

两个人的话题又转到了哈克特的旅在第二天应该起的作用上。在希克斯看来，哈克特不应该试图占领阿纳姆北边的那块高地。“我感到，他若是长驱直入阿纳姆，协助坚守大桥北端的话，能更好地帮助弗罗斯特。”哈克特强烈反对，他想要得到一个明确的目标，而且他看似知道那个目标应该是什么。他宣称将首先攻占约翰娜胡弗农场东边的那块高地，然后再“看看我还能做些什么，以策应在阿纳姆的军事行动”。哈克特的话语平静，陈述并不充分，避而不答对方的问题，但又相当辛辣。他坚持应该给他一个时间表，这样他就能“把我的行动和其他所有人联系起来”。哈克特要求有“一个合理的计划”，他说，否则他将不得不“提出师的指挥权问题”。

在希克斯一直婉转地称为“我们的讨论”的过程中，师部行政官菲利普·普雷斯顿中校一直在现场。普雷斯顿记得，希克斯的“脸绷得很紧”，转向他说道：“哈克特准将认为，他应该指挥这个师。”哈克特对这个措辞提出了抗议。普雷斯顿意识到谈话变得过于紧张了，于是便立即离开房间，派担任值星官的师部作训参谋查尔斯·戈登·格里夫（Charles Gordon Grieve）上尉去找参谋长麦肯齐中校。

麦肯齐此时正在楼上的一个房间里休息，却苦于无法入睡。“我在那里待了大约半个小时，这时戈登·格里夫进来了。他告诉我，我应该立即下楼，希克斯准将和哈克特准将‘正在激烈争吵’。我已经穿好衣服了。下楼的时候我的大脑在急速运转，我知道争吵的原因是什么，或许我有必要采取决定性行动了。我无意进入作战室彼此逗趣闲聊。我觉得在这个时刻厄克特少将的命令正在受到质疑，我打算完全站在希克斯一边。”

麦肯齐走进房间的时候，两位准将之间的交谈突然停止了。“两个人都开始极力让自己平静下来，”麦肯齐回忆说，“而且我马上明白最糟糕的时刻已经过去了。”希克斯抬头瞥了一下麦肯齐，似乎没把事情放在心上。“哦，你好，查尔斯，”麦肯齐记得他说道，“哈克特准将和我发生了一点点争论，但现在没事了。”希克斯确信“情况又恢复正常。我对哈克特相当肯定，他离开的时候，我知道他会执行我的命令”。尽管哈克特可能看上去显得接受了希克斯的新角色，但他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有所保留。“皮普的命令如果合情合理，我就接受，”他记得，“我被告知要做的事情远不是合情合理的。所以，我倾向于坚持在两位准将中我作为资深准将的地位，并为我的旅的行动下达合情合理的命令。”[6]

在其他任何情况下，这两位准将之间的冲突都只不过是历史事件的脚注，那是两个勇敢而又富于献身精神的人，在巨大的压力下又出于相同的目的一时发了脾气。当时作战计划处于极大的危险中，要想成功夺取阿纳姆大桥，就需要每个军人的共同努力，这样一来，在“市场—花园”行动的资产负债表[7]上，指挥官之间的合作以及士兵们的凝聚力也就至关重要了。既然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的命运又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情况就尤其如此。那个新的转折点就是：在“市场—花园”行动的整个地区，冯·伦德施泰特元帅许诺的德军增援部队，正从西线各处源源不断地到达。

尼古拉斯·德博德，这位技术高超的技师曾经为荷兰北方和南方的地下抵抗组织之间建立起第一个秘密电话联络线路，当天他一直待在房间里。按照地区抵抗力量负责人彼得·克鲁伊夫的指示，德博德坐在一扇小边窗的旁边，那扇窗户俯瞰着费尔珀路（Velperweg）。费尔珀路是一条宽阔的街道，从阿纳姆的东边通向北边的聚特芬。他一直没有离开自己的岗位，却接到了从西边远离市中心的地方打来的多个电话，这些电话令他深感不安。地下抵抗组织成员报告说，在沃尔夫海泽和奥斯特贝克地区遇到了麻烦；有关解放的激动交谈停止了，到现在有数小时了，他们听到的全都是形势正在恶化。德博德被要求保持观察，看看是否有德国人从北边和东边大量转移过来的迹象。到目前为止，他什么也没有看到。每个小时他都向地下抵抗组织的指挥部打一次电话，传递的消息中都包含着相同的简短情报。“公路上空无一人。”他一再这样汇报。

夜间晚些时候，距离德博德下一次打电话的时间还有大约20分钟，他听见了“装甲车的橡胶轮胎行驶的声音，以及装甲车辆发出的‘哐啷哐啷’的声音”。非常疲惫的他走到窗前，注视着费尔珀路。公路上似乎像刚才一样空无一人，然而在远处，透过城市上方映照的火光可以看到，两辆体型庞大的坦克驶进了视线。它们并排在宽阔的街道上行进，直接驶向那条通向老城区的公路。德博德睁大了眼睛观察着，他看见除了这两辆坦克之外，还有用卡车“运送的军服整洁的士兵，他们笔直地坐在座位上，步枪就在他们面前竖立着，紧随其后的是更多的坦克和更多的成排坐在卡车上的士兵”。他立即给克鲁伊夫打了电话，说道：“看来整整一个配备坦克和其他武器的德军集团军正在直接进入阿纳姆。”

亨利·克纳普是阿纳姆地下抵抗组织的情报负责人，他曾在9月14日提醒伦敦，比特里希的党卫军第2装甲军出现了，现在他正通过自己的网络收到有关德军增援部队源源不断抵达的报告。克纳普不再小心翼翼了，他直接给在哈尔滕施泰因旅馆的英军师部打电话，向值星官报告。克纳普开门见山，告诉他“一队坦克，其中有一些虎式坦克，正在进入阿纳姆，部分正朝奥斯特贝克开去”。那名军官客气地要克纳普先别挂断。几分钟以后他回来了，对克纳普表示感谢，但又解释说：“上尉对这个报告感到怀疑。毕竟，他已经听过很多童话故事（fairy tale）[8]了。”但英军师部里面的怀疑主义很快就消失了，因为彼得·克鲁伊夫通过荷兰海军少校阿诺尔德斯·沃尔特斯证实，起码“有50辆坦克正从东北方向开进阿纳姆”。沃尔特斯作为荷兰皇家海军军官，正为英军第1空降师担任情报联络官。

战斗带来的恶臭在内城弥漫。在大桥上，车辆残骸高高地伸出水泥路肩，碎片散落在莱茵河沿岸的街道上，浓烟给楼房和院子涂上了一层薄薄的油污。在整片滨河地区，几百处大火熊熊燃烧却无人理会。人们记得，大地在猛烈爆炸的冲击下不断颤抖——德军在交战次日的最后几小时里仍在轰击北坡道上的英军据点，双方为争夺蒙哥马利计划中的这个头号目标一刻不停地激烈交火。

午夜时分，约翰·弗罗斯特中校离开了坡道西边的营部，到环形防线上核对官兵人数。尽管自格雷布纳的装甲车队从上午发动进攻以来战斗几乎就没有停过，但英军的士气仍然高昂。弗罗斯特为麾下那些身心疲惫、灰头土脸的伞兵感到骄傲。整整一天，他们顽强地击退了一次又一次进攻。没有一个德军士兵或一部德军车辆能到达大桥北端。

下午，德军改变了战术，他们试图用白磷弹将英军从据点里烧出来。一门长身管的150毫米火炮将45千克重的炮弹直接打进了弗罗斯特的营部所在的建筑里，迫使大家躲入地下室。之后英军迫击炮对这个进入射程的麻烦制造者进行了轰击，并直接命中，击毙了那门火炮的炮手。可就在伞兵们欢呼并嘲弄地发出嘘声时，其他德军冒着炮火冲出来，把那门大炮拖了回去。环形防线各处的房屋都在猛烈燃烧，但英军在那些房屋里坚持到了最后一分钟，才转移到其他阵地。战斗造成的破坏很骇人，燃烧着的卡车和各种交通工具，残破的半履带车和成堆的冒烟的瓦砾胡乱堆在每条街道上。罗伯特·H. 琼斯中士记得，这幅景象就像“一片马尾藻海[9]，上面漂浮着燃烧中的倒塌楼房、半履带车、卡车和吉普车”。这场战斗变成了一场耐力比赛，弗罗斯特知道，他的部下得不到增援就必败无疑。

地下室和地窖里满是伤员。伯纳德·马里·伊根（Bernard Mary Egan）上尉是第2伞兵营的随军神父之一，詹姆斯·瓦特·洛根（James Watt Logan）上尉是该营的军医主任，两人自北非战役以来就是朋友，现在他们正用迅速消耗的医疗用品照料着伤员。吗啡已所剩无几，野战绷带也用完了。伞兵们动身前往大桥的时候，只带着可供吃两天的少量口粮，现在这些口粮快吃完了，德军又切断了供水。伞兵们不得不到处寻找食物，靠着他们所占据房屋的地下室和地窖里储存的苹果及为数不多的梨来生存。G. W. 朱克斯二等兵记得，他的中士告诉士兵们：“你要是大量吃苹果的话，就不需要喝水了。”朱克斯产生了一种幻觉，感到自己“最终被解救了，绑着血迹斑斑的绷带，无所畏惧地与别人背靠背地站着，四周是死去的德国人、空弹壳，还有苹果核”。

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了，弗罗斯特一直在等待着，等待多比或者菲奇的援兵突破德军包围圈来到大桥，但他们始终没有出现。尽管交火声从阿纳姆西边传来，却没有迹象说明有大部队在运动。在一整天的时间里，弗罗斯特都在期盼再次得到霍罗克斯的第30军的消息。自从上午收到那个唯一清晰的无线电信号以后，就再也没有从他们那里听到任何消息了。那些费尽周折终于来到弗罗斯特身边的第3伞兵营的掉队者并没有带来好消息，他们称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仍然在“走廊”远处；有些人甚至从荷兰地下抵抗组织那里听说，坦克纵队连奈梅亨都没有到。弗罗斯特既担心情况果真如此，又无法断定虚实，于是决定不把这个消息透露给其他人知道。但他已经开始相信，从成立起就一直由他指挥，让他引以为豪的第2伞兵营的官兵独自坚守下去的时间，将远远长于他的预期。

在星期一的最后数小时里，弗罗斯特的希望就仰赖于第三次空运，仰赖于预期中斯坦尼斯瓦夫·索萨博夫斯基少将的波兰第1独立伞兵旅的到达。“他们定于在大桥的南边空投，”弗罗斯特后来写道，“而且我对他们将要受到的‘接待’感到担心……但重要的是，他们会发现有一小队朋友在迎接他们。”为了准备波兰人的到来，弗罗斯特组织了一个“机动强击队”，由弗雷迪·高夫少校的两辆装甲侦察吉普车和一辆通用运载车组成。弗罗斯特指望他们能冲过大桥，在突击造成的猝然和混乱当中打开一条通道，把波兰人带过来。带队的高夫少校“觉得糟透了，对这个主意很不乐观”。他在9月16日庆祝了自己的43岁生日，高夫非常肯定，如果要完成弗罗斯特的计划，他就看不到自己的44岁生日了。[10]

据判断，波兰人在19日上午10点以前不会着陆。现在，弗罗斯特巡视着他在堑壕、机枪巢、地下室和地窖里面的部下，提醒他们节约珍贵的弹药，只能在敌人靠近的时候才开枪，要做到弹无虚发。当中校的命令传达下来时，通信兵詹姆斯·N. 海瑟姆正用步枪瞄准一个德国兵，“站着别动，你个笨蛋，”海瑟姆喊道，“这些子弹可是要花钱的。”

虽然弗罗斯特知道限制开火会帮助敌人改善其阵地，不过他也相信德军会被误导，以为英军不仅折兵损将，还丧失了勇气。弗罗斯特确信，这种态度将让德军付出高昂的代价。

在坡道对面，与埃里克·麦凯上尉在一起的那一小群人，已经证明了弗罗斯特的理论。

在坡道下面那栋弹痕累累、满目疮痍的校舍里，麦凯把手头的那点兵力收缩进了两个房间，并在门厅里布置了几名士兵，防止敌人渗入。麦凯刚把部下安置好，德军便在机枪和迫击炮的掩护下发起了一次迅猛的进攻。阿瑟·S. 亨迪（Arthur S. Hendy）一等兵记得，德军火力非常猛烈，子弹“‘嗖嗖’地穿过破碎的窗户，把木地板撕开，我们要迅速避开射来的子弹和横飞的木头碎片”。

当英军官兵躲闪着四处隐蔽时，麦凯发现德军带来了一具火焰喷射器。没过几分钟，学校附近一辆被炸毁的半履带车便着了火。麦凯回忆说，随后“德军放火烧了我们北边的那幢房子，房子猛烈燃烧，在我们的木头屋顶上下了一阵火花雨，木屋顶立即被引燃了”。混乱中大家快速跑上屋顶，在随后的3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他们使用学校的灭火器以及自己的伪装服发疯似的灭火。在亨迪一等兵看来，那种臭味“就像在烧奶酪和烤肉。整片地区都被照亮了。阁楼里酷热难当，德军又一直在朝我们打冷枪。但最终火被扑灭了”。

当精疲力竭的伞兵们再次集中到那两个房间里时，麦凯命令士兵用伪装服和衬衫把脚包住。“石头地板上面满是厚厚的碎玻璃、灰泥和碎铁片，楼梯由于有血而打滑，所有这些东西都在我们脚下咯吱作响，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麦凯回忆说。正当他要下到地窖去察看伤员的情况时，“出现了一道令人目眩的闪光和一次可怕的爆炸。等我恢复意识的时候，只知道有人在扇我的脸”。在大火燃烧的过程中，德军使用“铁拳”反坦克榴弹反射器想一劳永逸地消灭这支小小的部队。麦凯发现校舍的整个西南角以及仍然闷燃着的屋顶的一部分被炸掉了，他觉得既茫然又难以置信。更糟糕的是，各个教室里现在到处都是尸体和伤员，就像一个停尸房。“几分钟后，”麦凯回忆说，“有一个士兵走过来说，他认为我们被包围了。我从其中一个窗户朝外边望去，看见下面有许多德国人，但十分滑稽的是，他们什么也没有做，只是在四周的草地上傻站着。除了西边没人，他们在我们周边站得到处都是。他们一定以为那支‘铁拳’榴弹发射器把我们都干掉了，因为我们停火了。”

麦凯小心翼翼地在地板上的尸体间绕行着，命令部下取出手榴弹。“我喊‘开火’的时候，就用你们手头所有的武器朝外打！”他说道。麦凯回到东南边的那扇窗户旁，下达了开火命令。“小伙子们朝下面的人头上扔出了手榴弹，我们立即用剩下的所有武器射击，那是6挺‘布伦’轻机枪和14支‘斯登’冲锋枪，都以最高射速射击。”嘈杂声中，伞兵们侧身站在窗户边，操着机枪紧靠着胯部射击，同时高喊着他们的战斗口号“哇哦，穆罕默德”。只打了几分钟，反击就结束了。麦凯回忆说：“当我再次朝外面看的时候，只看见一张灰色的地毯。被我们击毙的德国佬肯定有30～50个。”[11]

现在，他的士兵开始着手收拢死者和伤员。有个人胸部中了15颗子弹，奄奄一息；还有5人伤势非常严重，而且几乎所有的伞兵都在试图拯救熊熊燃烧的屋顶时被烧伤了。麦凯也再次被弹片击中，他发现自己的脚被弹片钉在靴子里，客串医护兵的工兵平基·怀特（Pinky White）和麦凯都无法把那块弹片取出来，因而麦凯只能把他的靴子系得更紧一些，以便把肿胀压下去。在原先的50名官兵之中，现在只有21人还有战斗力：阵亡4人、25人负伤。尽管他们没有食物，只有一点水，却收集到了大量吗啡，因而能够减轻伤者的痛苦。“几乎每个人都要休克了，都极其疲倦，”他记得，“但我们却为自己赢得了又一段喘息之机。我觉得事情看起来不妙，但我们听到了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他们告诉我们一切正在按照计划进行。我用无线电与中校取得了联系，说明了我们的兵力情况，并且表示我们全都精神饱满，正在坚守。”

阿瑟·亨迪一等兵试图睡上几分钟的时候，听见了远处传来的教堂钟声。起初他以为钟声是在宣告霍罗克斯坦克部队的到来，但那钟声既不平稳也不连贯，亨迪意识到一定是子弹或者炮弹弹片击中了钟。他想到在坡道另一侧的弗罗斯特中校营部周围的那些士兵，不知道他们是否安全。他又听见了钟声，感到自己在颤抖，他无法让自己摆脱掉一种恐怖的绝望的感觉。

弗罗斯特急需得到的增援正在极其痛苦地接近——就在大约1公里开外，有4个营在圣伊丽莎白医院和莱茵河之间展开，正在拼命试图到达他那里。约翰·安东尼·菲奇中校的第3伞兵营一直想沿着“狮子”路线强行突破——也就是弗罗斯特两天前抵达大桥时所走的那条莱茵河边的公路。黑暗中，由于缺乏通信手段，菲奇并没有意识到其他3个营也在推进——戴维·多比中校的第1伞兵营、乔治·哈里斯·利（George Harris Lea）中校的第11伞兵营，以及威廉·德里克·赫辛·麦卡迪（William Derek Hessing McCardie）中校的南斯塔福德郡团第2营。多比的部下离他只有几百米路。

9月19日，星期二，凌晨4点，第11伞兵营和南斯塔福德郡团第2营开始从圣伊丽莎白医院和阿纳姆市博物馆之间的稠密建筑物之间穿过。在他们南边的“狮子”路线上，菲奇已经遭遇到了顽强抵抗，现在第1伞兵营正试图从那条路线上强行突破。起初，这3个营行动协调，取得了一些进展，然而随着黎明的到来，夜幕的掩护消失了，德军在夜间零零星星的抵抗突然迅速集中起来。英军的推进逐渐停止，因为这几个营发现自己处在一张紧密的罗网之中，三面被敌人困住了，敌军几乎是在一个预先准备好的阵地里等待他们的到来，正打算进行一场大屠杀。

堵在街道上的德军坦克和半履带车辆向英军先头部队开火，迫使对方停止前进。北边铁路调车场的陡坡上，埋伏在建筑物内的德军机枪组通过窗户朝外开火。架设在莱茵河南岸砖厂里的多管高射炮则对英军进行了猛烈的平射，无情的炮弹如雨点般落进了多比营的队列中；而当菲奇营的官兵试图沿下莱茵河边的那条公路前进时，平射的高射炮火力又转而猛烈轰击菲奇的部下。菲奇营自两天前着陆以来，在持续的战斗中已经遭到了重创，现在又被无休止的高射炮火切成了碎片，再也无法作为一支成建制的单位存在了。士兵们在混乱中溃散了，他们既无法前进，又不能后退，毫无遮挡的公路上也没有掩蔽物，他们被德军炮火有条不紊地扫倒了。“令人痛苦的是，”第3伞兵营营部副官欧内斯特·沃尔特·塞科姆（Ernest Walter Seccombe）上尉说，“德国佬的弹药要比我们多得多。我们试图从一个掩蔽物跑到另一个掩蔽物。我刚刚开始冲刺，就遭遇了一阵致命的交叉火力，我像一袋土豆那样倒下了，甚至连爬都爬不了。”塞科姆的两条腿都中了弹，无助地看着两名德国兵走到自己面前。这名英军上尉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他要他们帮忙看看自己的腿。德国人随即弯下身来检查了他的伤口，然后其中的一个人站了起来。“对不起，上尉先生，”他告诉塞科姆，“对您来说，战争恐怕已经结束了。”德国人把他们的医护兵叫了过来，于是塞科姆被送到了圣伊丽莎白医院[12]。

菲奇手下的一名军官碰巧发现，多比的部队出现在南边的那条公路上，而第1伞兵营的官兵尽管自身蒙受了巨大伤亡，仍然匆匆朝菲奇营那点可怜的残存人马走去。多比中校现在一门心思要赶往大桥，但困难重重。当多比冲入密集的炮火封锁线，越过菲奇营的官兵时，他自己也负了伤，随后被俘了（不过后来他又成功地逃脱了）。到当天结束的时候，据估计多比的第1伞兵营只剩下了40人，沃尔特·博尔多克二等兵就是其中之一。“我们一直在试图赶到大桥，但那是场灾难。我们不断遭到迫击炮的拦阻射击，德军坦克也直接朝我们疾驶而来。我试图用‘布伦’轻机枪打一辆坦克，但接着我们就后退了。在经过一条被炸断的供水总管时，我看见一个穿着蓝色宽大罩衫的平民躺在排水沟里，水轻轻地冲刷着他的尸体。我们离开阿纳姆郊区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我就觉得我们不会再回来了。”

菲奇的部下试图跟随多比营继续前进，但随后他们再次被打得落花流水。行军队列已经失去了一切意义；战后的报告表明，此时营内已经完全乱了套。“在我们到达被拆掉的浮桥地区之前，进展是令人满意的，”第3伞兵营的报告说，“然后来自第1伞兵营的伤员开始从我们当中经过。重机枪、20毫米高炮以及迫击炮的猛烈射击又开始了……伤亡人数增长的越来越快，每分钟都有伤员小组被后送。”

由于部队有被全歼的危险，所以菲奇命令部下撤回到莱茵馆，那是河岸边的一个大型饭馆建筑群，该营的余部可以在那里重组并占据阵地。“每个军官和士兵都必须尽最大努力撤回，”菲奇告诉他的伞兵们，“整片地区似乎都被炮火覆盖，能够安全逃脱的唯一希望就是单独行动。”罗伯特·爱德华兹二等兵记得，有一名中士，“他的靴子由于伤口流血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他告诉我们要冲出去，沿原路返回，直到遇见有组织的部队”。菲奇中校没能抵达莱茵馆，在那条致命的返程路线上，他被迫击炮弹炸死了。

由于一系列奇怪的情况，有两个本来永远也不应该出现在那里的人，实际上却进入了阿纳姆。安东尼·迪恩―德拉蒙德少校是第1空降师通信科副科长，他对通信故障感到十分震惊，于是便与自己的勤务兵兼司机阿瑟·特纳一等兵一起外出，想要弄清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从星期一一大早开始，迪恩―德拉蒙德与特纳就一直在路上。他们首先找到了多比营的位置，在那里获悉弗罗斯特营在桥上，多比正在准备发起进攻，以便突破到弗罗斯特那里。迪恩―德拉蒙德又从河边的公路出发，赶上了第3伞兵营的一些人马，他们正奋力前往阿纳姆，于是迪恩―德拉蒙德便同他们一起上了路。猛烈的炮火把这一行人吞没了，在随后进行的战斗中，迪恩―德拉蒙德发现自己正率领着一个连长已经阵亡的伞兵连的余部。

迪恩―德拉蒙德记得，他们不断受到轻武器火力的打击，被敌人包围。德国兵朝英国兵投掷木柄手榴弹，而他则率领着一行人沿着公路朝一个小河湾附近的一些房子走去，他能够看见大桥就在前面。“只剩下不到200米就能到达我决定要去的那些房子的时候，士兵们就纷纷倒下了，”他回忆说，“我们只剩下20人左右，而且我意识到这个营的其他人现在远远落在后面，可能永远不会到达我们这里。”迪恩―德拉蒙德把士兵们分成三组，决定等天黑时到河边去，然后尝试泅水渡河，到西边再游回来寻找师里的部队归建。在一处小角落的房子里，他安顿下来等待，周围全都是德国人。前门传来了“砰砰”的开门声，于是迪恩―德拉蒙德和3名同他在一起的士兵飞快地跑到了房子后面，把自己锁在一个小小的盥洗室里。从这个小房间外面传来的喧闹声可以得知，德军显然正忙着把这幢房子改建成一处据点。迪恩―德拉蒙德落入了陷阱。在此后3天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和其他人将一直躲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13]

与此同时，第11伞兵营和南斯塔福德郡团第2营在经过了数小时的残酷巷战之后，也陷于停顿。反攻的德军坦克部队彻底击败了这两个营，迫使他们缓慢退却。

莫里斯·A. 福克纳二等兵记得，这两个营中的一部分人在蒙受了巨大伤亡之后来到了博物馆，却又与德军坦克部队不期而遇。“我看见一个士兵从窗户跳到一辆坦克上面，想把手榴弹扔进去，”福克纳回忆说，“但随后他就被狙击手打死了。不过我认为，无论如何他大概已经陷于困境，可能认为这是唯一的出路了。”南斯塔福德郡团第2营的威廉·A. 奥布赖恩（William A. O’Brien）二等兵说，形势“突然混乱了起来，谁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德军投入了六管火箭发射器（Nebelwerfer），听见火箭弹呼啸的声音，我们都被吓得精神错乱。我开始认为，似乎那些将军无权让我们陷入这样的境地。我一直纳闷，该死的第2集团军到底到哪里去了”。

在奥斯特贝克的教堂附近，第1伞兵营机枪排的安德鲁·米尔本二等兵听见有人喊机枪手。米尔本走上前，被告知带上他的机枪和一组人，到圣伊丽莎白医院附近那条公路的交叉口去，在那两个营脱离战斗的时候掩护他们。米尔本把他的“维克斯”机枪放在吉普车里，和另外3个人一起出发了。他把机枪架在十字路口旁一栋房子的花园里，几乎立即就卷入了战斗，吸引了大量敌军火力，德军的迫击炮弹和子弹似乎直接对准了他。当部队开始在他周围后撤时，米尔本在他们前面不断射击，子弹打出了弧形弹道。他记得自己听见了一种“嗤嗤”的声音，就像风一样，然后又看见一道闪光。几秒钟后他知道自己的眼睛和手都负伤了。他记得有人说：“天哪，他倒霉了！”

托马斯·普里查德二等兵听见这句话便跑了过去，米尔本身边已经围着几个士兵了。“他躺在扭曲的‘维克斯’机枪上面，双手吊在皮肤上，一只眼睛从眼窝里掉了出来。我们大喊让医护兵过来。”在不远处，米尔本最好的朋友、第16伞降野战医疗队的特里·“塔菲”·布雷斯（Terry “Taffy” Brace）下士听见有人在喊叫，把刚刚处理好的一名被弹片击伤的士兵留在后面，全速向前跑去。“快，”有人朝他喊道，“‘维克斯’机枪手负伤了。”布雷斯记得，他在奔跑过程中听见德军机枪在不断射击，子弹和迫击炮弹似乎落得到处都是。他来到一群人面前，推搡着走了过去，令他惊恐的是，他看见米尔本躺在地上。布雷斯发疯似的工作着，把米尔本的胳膊包扎起来，在他的颧骨下面垫上一块绷带，用以支撑他的左眼。布雷斯记得，他一边包扎一边不断地说话。“只是一点儿擦伤，安迪，”他不停地说，“只是一点儿擦伤。”布雷斯抱起他的朋友，把他送到附近的一个包扎所，那里的荷兰医生立即开始医治伤员。随后布雷斯又回到了战场。[14]

布雷斯穿过似乎躺着数百人的田野和公路。“我在每个人身旁都停下来察看，”他回忆说，“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我所能做的唯一事情就是脱下他们的伪装服，盖住他们的脸。”布雷斯尽最大努力处理了一名受伤的中士，然后当他准备再次动身的时候，那人把手伸向了他。“我挺不过去了，”他告诉布雷斯，“请抓住我的手。”布雷斯坐了下来，用双手捧着中士的手。他想到了自己最好的朋友米尔本，想到了当天在战线上来回穿梭的许多人。几分钟以后，布雷斯感到被轻微拉了一下。他低下头，发现那名中士已经停止了呼吸。

现在，英军正处于混乱之中，他们没有反坦克炮，步兵反坦克抛射器的弹药也用完了，部队损失惨重。这场进攻变得一团糟，那两个营无法冲过圣伊丽莎白医院周围的建筑稠密区。但在迷宫般的街道中，有一场战斗既有效又成功，这次进攻夺占了兹瓦特路14号的一排房子，这正是“罗伊”·厄克特少将一直藏身的那幢房子。

“我们听见外面的自行火炮呼哧作响，履带发出‘嘎嘎’声，”厄克特后来写道，“它开走了。”随后安东·德克森出现了，他“激动地宣布，英国人就在公路尽头。我们跑上街道，我为我们再次取得联系而感谢上帝”。

厄克特从南斯塔福德郡团第2营的一名军官那里得知，他的师部现在位于奥斯特贝克一家名叫哈尔滕施泰因的旅馆里，于是征用了一辆吉普车，冒着狙击手的弹雨全速驶去，终于回到了师部。

现在是清晨7点25分。在最关键的时期，他脱离了战斗，失去对战斗的控制长达近39个小时。

在哈尔滕施泰因旅馆，最先见到厄克特的是滑翔机飞行员团的随军牧师乔治·阿诺德·佩尔上尉。“消息一直不太好，”他回忆说，“据报告师长被俘了，也看不见第2集团军的影子。”佩尔在旅馆台阶上往下走的时候，“正在登上台阶的不是师长又是谁呢。我们几个人看见他，但谁都一言不发。我们只是盯着他看——完全惊呆了”。由于身上很脏，“两天没有刮胡子，我看上去一定成了别的什么样子”，厄克特后来说道。这时参谋长查尔斯·麦肯齐中校冲了出来，他盯着厄克特说道：“长官，我们还以为您永远离开了呢。”

麦肯齐迅速向焦急的厄克特简要汇报了他不在的时候所发生的那些事，并介绍了眼下的形势——师部所知道的形势。情况糟透了，厄克特辛酸地看到，他引以为傲的师被打散了，被切成了一片一片。他想到了困扰着自己参加“市场”行动部队的所有挫折：从空投场到大桥的距离；通信手段几乎全部出了故障；哈克特的第4伞兵旅由于天气原因而延误，加上丧失了珍贵的第二次空投的补给品；还有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进展缓慢。厄克特震惊地获悉，据报告第30军甚至连奈梅亨都没有到。发生在哈克特和希克斯之间的指挥权之争令人心烦意乱，尤其是因为这场争论是在厄克特和拉思伯里出人意料地失踪的时候产生的，而在这个关键时刻，恰恰需要对战斗做出精确的指示。最让厄克特感到悔恨的是，在制订计划的最初阶段，由于令人难以置信的过分乐观，没有对比特里希装甲军的存在给予相应的重视。

所有这些因素，犹如连环套一样使得问题更加复杂，把第1空降师带到了灾难边缘；只是严格的纪律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才把遭到重创的“红魔鬼”们凝聚在一起。厄克特决心，要以某种方式逐渐灌输新的希望，努力把部下协调起来，甚至到连一级。他知道，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必须向疲惫不堪、伤痕累累的官兵们提出比任何时候都要更高的要求，但他别无选择。这个富有献身精神、说话声音柔和的苏格兰男人看到，由于德军增援部队正源源不断地涌来，除非他立即采取行动，否则“我的师就会完全被消灭”。甚至现在，要想让他心爱的部队免于被消灭，也可能已经太晚了。

只要看一下地图，就知道战况多么令人绝望。简单地说，已经没有前线可言了。现在除了波兰旅之外，他所有的伞兵都到达了，西边的主要空投场已经被放弃，而且除了提供再次空投补给品的地区之外，在他们周围由希克斯的部下坚守的战线已经缩短，下属各部队的战斗区域更是全面收缩。他看到，哈克特正在进攻沃尔夫海泽东北方向的高地和约翰娜胡弗农场；第11伞兵营和南斯塔福德郡团第2营正在圣伊丽莎白医院附近鏖战；下莱茵河公路上的第1伞兵营和第3伞兵营的进展没有消息。然而厄克特骄傲地得知，弗罗斯特仍然在大桥上坚守着。在战场态势图的各个地方，根据新的报告，红色箭头都表明敌人的坦克和部队正在集结，有些实际上就部署在英军部队的背后。厄克特不知道是否还有足够的时间把他正在减少的兵力重新集结，协调他们的推进，并在最后孤注一掷的进攻中将他们送往大桥。眼下，厄克特对第1伞兵营和第3伞兵营遭受到的惨重损失一无所知，他认为仍然还有机会。

“我突然意识到，”他记得，“谁在指挥城里的战斗？是谁在协调？拉思伯里负伤了，并没有在那里。没有人被指定去制订计划。”他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希克斯准将来了。希克斯见到厄克特，并把师指挥权交还给厄克特，他高兴极了。“我告诉他，”厄克特说道，“我们得立即派人进城，要派一名高级军官去协调利中校和麦卡迪中校的进攻。我意识到，当时他们离我只有几百米远，倘若我仍然待在城里并指挥战斗的话，情况可能会好一些。现在，我派出了第1机降旅副旅长希拉里·巴洛上校，作为希克斯的副手，他是这份工作的理想人选。我让他坐上吉普车并带好无线电台马上出发，进城去把两边的部队给联系起来。随后我向他详细说明了利中校和麦卡迪中校的位置，并命令他对攻击展开妥善协调。”

巴洛永远没有赶到那两个营的所在之处，他在途中的某个地方被打死了。“他纯粹是消失了。”厄克特回忆说，他的尸体从未被发现。

波兰人将在第三次空运中到达的事情也几乎同样紧迫。他们将在大桥南入口着陆，直接落到已经做好准备的敌人头上，这一点弗罗斯特太清楚了。厄克特推断，现在德军显然得到了装甲部队的增援，这场空投可能会成为一场大屠杀。为了阻止他们，即使通信联络没有把握——谁也不知道能否把消息发送出去，厄克特还是发出了一份警告电报，要求更换新的空投场。后方军部一直没有收到过这份电报，但这已无关紧要了。还有一个麻烦，浓雾覆盖了英格兰的许多机场，而参加关键的第三次空运的飞机和滑翔机正准备从那些机场出发。

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必经的那条“走廊”再次敞开了。在阿纳姆南边74公里处的索恩，工兵们注视着英军的第一批装甲车辆隆隆驶过他们建起来的临时性的贝利桥[15]。禁卫装甲师又一次上路了，这次推进由掷弹兵禁卫团的部队打头阵。现在是9月19日清晨6点45分，参加“花园”行动的部队比预定时间晚了36个小时。

到目前为止，在“走廊”该处地段的人谁也猜不出最后算总账的时候，时间的丧失将意味着什么——而更糟糕的事情还没有到来呢。在北边56公里处，奈梅亨的瓦尔河大桥仍然掌握在德军手中。空降部队的指挥官们担心，要是不能迅速而又完好无损地将其夺取的话，德军就会把它炸掉。

这样的担忧令装甲部队的挺进愈加紧迫，对加文准将、军长布朗宁中将以及霍罗克斯来说，奈梅亨大桥现在是这项计划中最关键的所在。到目前为止，指挥官们还不知道英军第1空降师到底处于什么样的困境。德国人的宣传广播吹嘘说厄克特少将死了[16]，他的师被粉碎了，但该师自身根本就没有传递出任何消息。在坦克纵队中，官兵们认为“市场—花园”行动进展顺利，泰勒将军的“呼啸山鹰”亦是这样认为的。“对第101空降师的空降兵来说，坦克的声音和坦克上的大炮既是一个保证又是一个许诺，”战史学家塞缪尔·莱曼·阿特伍德·马歇尔（Samuel Lyman Atwood Marshall）准将后来写道，“保证有一项计划，许诺这项计划可能奏效。”

当坦克隆隆驶过的时候，泰勒少将的第101空降师的空降兵们为自己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而且他们也应该感到自豪。他们遭遇了敌方始料未及的顽强抵抗，但仍然夺取并守住了从艾恩德霍芬一直到费赫尔的24公里长的公路。在沿途各地，第2王室骑兵团的装甲车、掷弹兵禁卫团的坦克，以及强大的第30军主力飞速驶过的时候，士兵们挥手欢呼。没用多久这支纵队便从索恩来到了费赫尔。紧接着，装甲先遣队便以蒙哥马利所期盼的那种整个进攻应该有的冲刺，在两侧欢呼、挥舞旗帜的荷兰人群之中快速前进，于上午8点半到达了第一个目的地赫拉弗。在那里，坦克部队与加文的第82空降师会师了。“我们知道我们到了他们那里，”位于一辆先头装甲车上的威廉·切内尔（William Chennell）下士回忆说，“由于那些美国人并不心存侥幸，他们鸣枪示警，让我们停了下来。”

第一批坦克迅速继续前进，中午时分到达了奈梅亨郊外。现在，那条关键的“市场—花园”行动的“走廊”已经走过了三分之二路程。这条孤零零的公路上挤满了车辆，倘若不是那些警觉而又顽强的空降兵为了让它保持畅通而奋战到底、流血牺牲，公路原本随时都会被切断。蒙哥马利大胆的战略要获得成功，那么这条“走廊”就是生命线，单是这条生命线就是成功的保障。士兵们为胜利而激动万分。按照官方公告的说法，包括艾森豪威尔的最高统帅部的公告都说，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甚至没有任何信号暗示，一个可怕的困境正在缓慢地吞噬阿纳姆的英军空降兵。

然而，弗雷德里克·布朗宁中将却感到不安。18日下午，他与加文准将碰了个头，但军长没有得到有关阿纳姆的任何消息。除了荷兰地下抵抗组织少得可怜的情报之外，布朗宁的通信部队没能接收到任何情况汇报的电文。尽管官方宣称，此次作战行动的进展令人满意，但从后方军部转过来的信息，以及从邓普西将军的第2集团军得到的消息，都让他的身心备受折磨，担忧不已。布朗宁无法摆脱这种感觉，即厄克特遇到的麻烦可能非常严重。

有两份报告尤其令他焦虑。德军在阿纳姆的兵力和反应毫无疑问地证明，他们的实力要比计划制订者们预期的更为强大，反应速度更为迅猛。皇家空军的空中照相侦察表明，英军只坚守着阿纳姆大桥北端。即使是现在，布朗宁也没有意识到，有两个德军装甲师就在厄克特的防区内。布朗宁为通信手段的匮乏而烦恼，又被自己的怀疑困扰着，于是便提醒加文：“今天必须把奈梅亨大桥夺下来，最迟明天。”从第一次听说有“市场—花园”行动的那一刻起，布朗宁就一直为阿纳姆大桥担心。蒙哥马利自信地预料，霍罗克斯将会在48小时之内到达那里，当时布朗宁的看法是厄克特的伞兵能够坚守4天时间。现在是D日的两天以后了，比布朗宁对该师独立作战能力的估计还少了一天。此时尽管布朗宁还没有意识到英军第1空降师的形势非常严峻，但他还是嘱咐加文：“我们必须尽可能快地赶到阿纳姆。”[17]

在美军第82空降师的战区内与地面部队建立联系之后，布朗宁立即召集了一个会议。禁卫装甲师的先导装甲车被派了出去，把第30军军长霍罗克斯中将和禁卫装甲师师长艾伦·阿代尔少将都接了过来。两位将军与布朗宁一起，驱车前往奈梅亨东北方一处能俯瞰河流的地方。威廉·切内尔下士的车被选中送其中的一位将军，在那儿他与一行人站在一起观察奈梅亨大桥。“让我吃惊的是，”切内尔回忆说，“我们能够看见德军和车辆在桥上来来往往，根本对我们视而不见。敌人一枪未响，然而我们就在几百米远的地方。”

回到布朗宁的军部之后，霍罗克斯和阿代尔首次获悉第82空降师战区内德军的猛烈抵抗。“我在到达的时候惊讶地发现，奈梅亨大桥还没在我军手里。”阿代尔说道，“我想当然地认为，等我们到达的时候，大桥已经被空降部队拿下了，我们只需疾驶而过。”这位将军现在得知，加文的伞兵为了守住空投场而陷入了极大困境，结果有几个连被从奈梅亨召回保护这些空投场，防止敌军发动大规模进攻。面对坚守着大桥入口的强大的党卫军部队，第508伞兵团的一些部队已经无力取得任何进展。布朗宁认为，迅速夺取大桥的唯一方式，就是步坦协同进攻。“要把这些德军赶出去，我们将不得不投入比空降部队更多的兵力。”布朗宁告诉阿代尔。

奈梅亨大桥是“市场—花园”行动中的最后一个关键环节，由于布朗宁让英军空降兵坚持抵抗的限期就要到了，因而这项行动必须加速。还有17.7公里长的“走廊”要强行打通。布朗宁强调，必须以空前的速度夺取奈梅亨大桥。

弗伦茨贝格师师长海因茨·哈梅尔旅队长心情烦躁，十分沮丧。尽管比特里希不断施加压力，但他仍然没能把弗罗斯特和他的部下从阿纳姆大桥赶出去。“我感到简直愚蠢透顶！”哈梅尔回忆说。

现在他知道，英军伞兵的补给品和弹药几乎用完了，而且伞兵们的伤亡情况，如果用他的部队的伤亡来做推测的话，也是非常大的。“我本来决定要让坦克和大炮对准他们，把他们坚守的每一座建筑物都夷为平地，”哈梅尔说道，“但考虑到他们作战这么顽强，我又觉得首先应该劝降他们。”哈梅尔命令他的参谋们安排一次暂时的休战，他们要挑选出一名英军战俘，带着哈梅尔的最后通牒去找弗罗斯特。被选中的人是一名刚刚被俘的工兵，25岁的斯坦利·哈利韦尔（Stanley Halliwell）中士，他是麦凯上尉手下的一名工兵。

哈利韦尔被告知，他要举着一面休战旗进入英军的环形防线；到了那儿他要告诉弗罗斯特，一名德国军官将过来与他商讨投降的条件。如果弗罗斯特同意，那么哈利韦尔将再次返回大桥，不携带武器与弗罗斯特站在一起，等那名德国军官过来。“作为一名战俘，我应该在送完口信并得到中校的回答之后，立即回到德国佬那里。我根本就不喜欢这件事的后一部分。”哈利韦尔说。德国人把哈利韦尔带到接近英军环形防线的地方，他在那儿举着休战旗进入了英军防区，来到弗罗斯特的营部。哈利韦尔忐忑不安地向弗罗斯特说明了形势，他说，德国人认为打下去毫无意义，英军已经被包围了，没有解围的希望。他们要么战死，要么投降，别无选择。弗罗斯特询问了哈利韦尔，得知“敌人似乎因为自身的损失而完全泄气了”。听到这个消息，他的精神为之一振，弗罗斯特记得，他当时想：“只要能够送来更多的弹药，我们很快就能在面对党卫军对手时稳操胜券。”至于德国人进行谈判的要求，弗罗斯特给哈利韦尔的回答是直截了当的，“告诉他们见鬼去吧！”他说道。

哈利韦尔完全同意弗罗斯特的话。作为一名战俘他应该回去，但他不希望重复弗罗斯特的原话；而且他向弗罗斯特指出，穿过战线返回德军那边可能有些困难。“由你自己来做这个决定。”弗罗斯特说道。哈利韦尔已经做出决定了。“如果对你来说完全一样的话，中校，”他告诉弗罗斯特，“那么我就要留下来。德国佬迟早会得到这个消息的。”

在大桥坡道的另一侧，埃里克·麦凯上尉刚刚得到了一个类似的邀请，但他宁可误解这个邀请。“我朝外望去，看见一个德国佬站在那里，步枪上系着一块不怎么白的手帕。他喊道：‘投降！’我立即想当然地认为，他们想投降，不过也许说的是要我们投降。”在那座现在几乎已经被摧毁的校舍里，他那支兵力薄弱的小部队仍在坚守着，麦凯依然以为那个德国人是想自己投降，于是认为这个主意是不切合实际的。“我们只有两个房间，”他说，“要是再加上俘虏，那就会有点拥挤了。”

麦凯朝那个德国人挥舞着手臂，喊道：“从这里滚开，我们不接受俘虏。”医护兵平基·怀特走到窗口，和麦凯站到一起。“滚！”他喊道，“走开！”在一连串的嘘声和口哨声中，其他的空降兵也喊了起来。“滚开！回去决一胜负，你这个杂种。”那个德国人似乎明白了英国人的意思，麦凯回忆说，他转过身迅速回到德军占据的建筑物内，“仍然挥动着他那块脏手帕”。

大桥上的英军官兵被重重包围，但士气高昂。哈梅尔劝降的尝试宣告失败。狂暴的战斗再次开始了。

[1] 达利风格（Daliesque），是由人名派生出来的形容词。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1904—1989），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作品以探索潜意识的意象著称。

[2] 雪利酒（sherry），原产于西班牙的一种白色或者深褐色的烈性葡萄酒。

[3] 在荷兰著名军事史家特奥多尔·A. 布尔里（Theodor A. Boeree）中校的几部专著中，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倘若厄克特在那里的话，”他写道，“他完全可能放弃对大桥的防御，如果可能的话，把弗罗斯特的那个营召回来，把他原先的6个营以及刚刚着陆的第4伞兵旅中的3个营集中起来，在下莱茵河北岸的某个地方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桥头堡……让韦斯特鲍温冈……成为这个桥头堡的中心。在那里，他们便可以等待英军第2集团军的到来。”——原注

[4] 此处原文写的是Edward Weiss，但根据相关资料，D连副连长是昵称“奥斯卡”的欧内斯特·马里埃尔·怀斯上尉。

[5] 圩田（polder），指荷兰等国围海或拦水而建的低田。

[6] 我认为，这场争吵要远比上面的叙述激烈，但可以理解的是希克斯和哈克特这两位好朋友，都不愿意更详尽地讨论这个问题。有关所发生的事情，起码有四种不同的说法。我的重现所根据的是对哈克特、希克斯和麦肯齐所做的采访，还有厄克特在《阿纳姆》一书第77—90页中的叙述，以及在希伯特的《阿纳姆之战》一书第101—103页中的叙述。——原注

[7] 当然这是比喻。资产负债表（balance sheet）表现的是一个公司在特定时间内的资产、负债及净值。这里比喻的是“市场—花园”行动赢得了多少，又付出了多少。

[8] 当然这是比喻，fairy tale除了有童话和神话故事的意思外，还有“谎言、不实之词”的含义。

[9] 马尾藻海（Sargasso sea），北大西洋的一部分，在西印度群岛东北，以有大量马尾藻漂浮水面而得名。这里的海（sea）是小写，用作比喻，所以才有“一个马尾藻海”一语。马尾藻是海藻的一种。

[10] 战后高夫得知，霍罗克斯将军也一直在考虑一个类似的主意。他记得，曾经有一支快速侦察部队走在英军纵队的前面，并与美军第101空降师会合，因而他认为完全可以由一支类似的快速侦察队去碰碰运气，抵达阿纳姆大桥。“文森特·阿什福思·布伦德尔·邓克利（Vincent Ashforth Blundell Dunkerley）中校接到了命令，要他率领这支部队，”高夫说道，“而且和我一样，他也承认，他整整一天都因为想到这事而着慌，因而老是小便。”——原注

[11] 由于德国陆军身穿田野灰色的制服，“灰色的地毯”喻指德军尸体摊铺开来，就像张地毯一样。

[12] 在阿纳姆之战的大部分时间里，这家医院都被英德双方的军医和医护兵共同用来照看各自的伤员。塞科姆由于是德军的俘虏，于是便被送到了离德国边境大约8公里远的荷兰小镇恩斯赫德（Enschede），在那里他的两条腿都被截掉了。他于1945年4月被释放。——原注

[13] 9月22日，星期五，迪恩―德拉蒙德在离开阿纳姆大桥附近的这幢房子后不久便被俘了。在费尔普附近一栋用来关押战俘的旧别墅里，他发现了一处可以藏身的壁橱。在这个狭窄的地方他待了13天，给自己实行定量供应，每天只喝几口水，吃少量面包。10月5日，他逃脱了，并与荷兰地下抵抗组织取得了联系，于10月22日晚被送到了位于奈梅亨的第1空降师战地医院。在阿纳姆的时候同他在一起的3个人中的一个——迪恩―德拉蒙德的勤务兵阿瑟·特纳也被俘了，也被押到了费尔普附近那座关押战俘的旧别墅里。最终他被送到了德国的一个战俘营，于1945年4月被解放。迪恩―德拉蒙德本人的故事，在他自己写的《返程车票》一书中，得到了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讲述。——原注

[14] 米尔本后来在奥斯特贝克的特尔·霍斯特家的地下室里被俘了。他失去了左眼，在阿珀尔多伦由一位德国外科医生截掉了两只手。在这场战争的剩余时间里，他待在德国的一个战俘营里。——原注

[15] 贝利桥（Bailey bridge），即钢制军用活动便桥，根据20世纪英国工程师唐纳德·C.贝利（Donald C. Bailey）的姓命名。

[16] 按照比特里希的说法，德国人通过讯问战俘得知，厄克特不是死了就是失踪了，他还声称：“我们正在监听无线电信号和电话”。——原注

[17] 英国人有关阿纳姆的许多报道，包括切斯特·威尔莫特（Chester Wilmot）精彩的《欧洲争夺战》（The Struggle for Europe）一书，都暗示说布朗宁对厄克特此刻的形势的了解，实际上不止这些。仔细检查发送到军部的分散而又不确定的消息便可得知，从阿纳姆战场发出的第一份电文是在19日上午8点25分送达布朗宁那里的。当天又有两份电文被送达，电文内容是大桥的情况、部队的位置，以及要求空中支援。尽管发出了许多份注明了真实情况的电报，但这些电报却没有被收到，而收到的这3份电报又恰恰没有表明厄克特的师正在被德军有步骤地围歼。某些人士批评蒙哥马利和布朗宁，说他们没有采取更迅速、更有效的步骤，但这种批评是不公正的，因为此刻他们对厄克特的严重问题实际上一无所知。——原注

8

在英格兰格兰瑟姆附近浓雾弥漫的基地里，波兰第1独立伞兵旅正在待命起飞。空投原定于上午10点开始，却迫于天气不佳推迟了5个小时，现在该旅将在15点抵达目标区。斯坦尼斯瓦夫·索萨博夫斯基少将，这位极端独立、性情多变的波兰指挥官，在待命期间就让部下在他们的飞机旁边待着。在52岁的索萨博夫斯基看来，英国的每天清晨都会被云雾笼罩，如果天气晴朗比预期要快，命令随时可能改变，他打算一接到通知便出发。索萨博夫斯基感到现在每一个小时都是重要的，他觉得厄克特遇到了麻烦。

除了本能之外，索萨博夫斯基的感觉并没有特别的理由，但从一开始他就对“市场—花园”行动不感兴趣。他以为，阿纳姆的空投场离大桥太远了，难以起到突袭的效果。此外，在英国似乎没有人知道阿纳姆的情况，而且索萨博夫斯基在后方军部里惊恐地发现，与英军第1空降师的通信联络出了故障，人们只知道阿纳姆大桥的北端在英国人的手中。既然计划没有改变，那么将在大桥南入口附近的埃尔登村空投的索萨博夫斯基的部下，就要攻占大桥的另外一端。

但将军对缺乏情报感到担心，他无法确信厄克特的部下仍然在桥上。情报依赖于布朗宁的后方军部里的联络官们，他们似乎对实际正在发生的事情所知甚少。他本来考虑是不是应该到阿斯克特（Ascot）的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指挥部走一趟，与集团军指挥部刘易斯·布里尔顿中将直接交流，但条令规定使他不能如愿。他的部队在布朗宁将军的指挥下，而索萨博夫斯基又不愿意绕过现有的军事渠道，计划上的任何改动都应该来自布朗宁，而且他又没有接到此类指示。不过，索萨博夫斯基还是感到有什么事情出了问题。如果英军只是坚守大桥的北端，那么敌军在南端的兵力就应该很强，波军就很有可能面临殊死战斗。索萨博夫斯基的运输工具和火炮仍然定于午时起飞，它们由46架滑翔机里运载，从南边的唐安普尼（Down Ampney）基地和托兰特拉什顿（Torrant Rushton）基地出发。既然计划的相关部分仍然没有改变，索萨博夫斯基就试图说服自己，一切会顺利的。

波兰旅第3伞兵营8连连长阿尔贝特·T. 斯马奇内（Albert T. Smaczny）中尉也同样感到不安。他要率领连队穿过阿纳姆大桥，占领城市东部的一些建筑物；如果大桥没有被攻占，他不知道如何让他的部下渡过莱茵河。斯马奇内得到的保证是，大桥将掌握在英军手中。但自打他在1939年从德国人手里逃脱（他16岁的弟弟由此遭到报复，被盖世太保打死了）以来，斯马奇内便一直告诫自己：“要考虑到出乎意料之事”。

波兰人等了一个又一个小时，与此同时，英格兰中部地区的浓雾仍然不散。旅部的瓦尔迪斯瓦夫·科罗布（Wladijslaw Korob）下士“开始紧张起来。我想出发”，他后来说，“站在机场四周并不是我观念中杀死德国人的最佳方式”。支援连的斯特凡·卡奇马雷克（Stefan Kaczmarek）中尉看着机场上集结的飞机，感到了“痛并快乐着”，同样对无所事事地站着感到厌烦。他告诉部下，这次行动“是解放华沙的第二最佳选择。如果我们成功的话，就能径直走过厨房进入德国”。

但波兰人注定要失望。中午时分，索萨博夫斯基接到了新的命令，尽管滑翔机群正在南边的机场里起飞，但在英格兰中部地区，那些基地仍然由于天气恶劣而停飞。当天的伞降行动被取消了。“这没有用，将军，”参谋联络官乔治·理查德·史蒂文斯（George Richard Stevens）中校对提出抗议的索萨博夫斯基这样说道，“我们不能让你们出发。”攻击推迟到第二天上午，也就是9月20日，星期三。“到时候我们将试着在上午10点出发。”他被告知，如果要把大量部队转运到南边的基地里去，时间是绝对不够用的。令索萨博夫斯基懊恼的是，他得知自己运输补给品的滑翔机已经出发了，正在飞往荷兰的路上。这位波兰少将由于不耐烦而怒不可遏。每过去一个小时，都意味着敌人的抵抗会更加强大，而且第二天有可能面临更加艰难的战斗——除非困扰着他的那些恐惧被证明完全是错误的。

但事实并非如此，困扰着他的那些恐惧确实是有理由的。索萨博夫斯基运输补给品的滑翔机装载着士兵、火炮和运输工具，正在飞往毁灭的边缘。第三次空运将是一场灾难。

低空飘过的云层覆盖了穿越英吉利海峡的整条南方路线。第三次空运的机群正飞向第101空降师、第82空降师以及英军的空投场，这次空运从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据估计，到下午天气就应该转晴了，但相反的是，甚至就在各个编队升空的时候，天气还在恶化。各战斗机中队都被困在云层中，无法看见地面目标，不得不返航。在能见度为零的情况下，由于无法看到它们的牵引飞机，许多滑翔机都切断缆绳在英格兰紧急降落，或者在海峡里迫降，整支整支的机群不得不放弃行动，返回基地。

在起飞的655架兵员运输机和431架滑翔机中，只有一半到达了空投场和空降场。尽管大部分兵员运输机与滑翔机的组合能够安全地返回英国着陆，或者在其他地方安全着陆，但在欧洲大陆的上空，敌军猛烈的地面火力以及德国空军的攻击，再加上恶劣的天气，造成了约112架滑翔机和40架运输机的损失。计划飞往第101空降师空降场的2 310名官兵和68门火炮，只有1 341名官兵和40门火炮到达了目的地。泰勒将军的部队正处于极大的困境之中，结果那40门火炮几乎一着陆便投入了战斗。

加文准将的第82空降师的情况更糟。此时，对于向关键的奈梅亨大桥发起的进攻来说，每一名空降兵都很重要，可加文的第325机降步兵团根本就没有到达。和波兰伞兵一样，基地同样位于格兰瑟姆地区的第325机降步兵团的飞机和滑翔机也无法起飞。更糟糕的是，原定送给第82空降师的265吨补给品和弹药，该师只收到了大约40吨。

在英军防区里，厄克特不仅期待波兰人到来，还期待能够有一次物资充足的再补给行动，但悲剧突然发生了。补给品的空投场已经落入敌军之手，尽管英军空降兵已经做出了巨大努力，希望能将承担此次空投任务的163架飞机引导至一个新的地区——哈尔滕施泰因旅馆的南边空投，但是他们的努力最终失败了。厄克特的部下什么东西都极其短缺，尤其是弹药。他们看见飞行编队穿过暴风雪般的防空炮火愈来愈近，接着敌军战斗机出现了，向飞行编队开火，并低空扫射新的补给品空投场。

16点左右，滑翔机飞行员团的随军牧师乔治·佩尔上尉听见有人喊：“第三次空运来了！”这名神职人员记得，突然间“可怕的声音渐渐增强，在巨大的弹幕中，连空气都颤动了。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朋友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

佩尔注视的时候“十分痛苦，因为这些轰炸机通常是在约4 600米的高度进行夜间飞行，而现在却在光天化日之下以460米的高度飞了进来。我们注意到不止一架飞机在熊熊燃烧，却保持着航线，直到把每一个空投箱都扔下来为止。眼下我们遭遇了显而易见的可怕抵抗，并且已经发出了信号，要求把补给品空投到我们的师部附近，但真正能空投到我们这儿的几乎一件都没有。”

这些毫不动摇的飞行编队没有战斗机护航，仍顽强地飞行在航线上，把补给品投放到老的空投场里。地面上绝望的英军士兵试图吸引他们的注意，他们发射信号弹，投掷烟幕弹，挥舞降落伞，甚至在荒野的部分地区放了把火——而他们这样做的时候，遭到了俯冲下来的德军“梅塞施米特”战斗机的低空扫射。

许多士兵回忆说，一架英军“达科他”运输机的右翼着了火，飞进了现在由德军掌控的空投场上空。维克托·米勒中士是在星期日的首次空运中着陆的滑翔机飞行员，这会儿他“忧心忡忡地看到，烈火几乎包围了机身的整个下半部分”。米勒在等待机组人员跳伞的时候，不由自主地咕哝道：“跳啊！跳啊！”飞机从低空掠过时，米勒看见投送员正站在舱门口把空投箱推下去。他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飞机，只见被烈火包围的“达科他”转了个圈，再次飞了进来，透过烟雾他看见更多的空投箱从舱门口滚落。道格拉斯·阿特韦尔中士也是一名滑翔机飞行员，他记得士兵们从战壕里爬了出来，一言不发地凝视着天空。“我们累极了，没吃没喝，但在那个时刻，我只想到那架飞机，就好像它是天空中唯一的一架飞机。大家就在各自站立的地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而那名投送员则不断地把包裹推出去”。飞行员稳稳地驾驶着燃烧的飞机，第二次从空投场上空缓慢地飞过。第156伞兵营C连连长杰弗里·鲍威尔少校“对飞行员的英勇行为充满了敬畏之情，我无法把目光从这架飞机身上移开，突然间它不再是一架飞机了，只剩下一个橘黄色的大火球”。当这架燃烧着的飞机一头栽到地上的时候，31岁的飞行员戴维·塞缪尔·安东尼·洛德（David Samuel Anthony Lord）空军上尉仍然坐在驾驶座上。米勒朝树林的那一边望去，“只见一根油腻的烟柱升上天空，标示出了一个勇敢机组的长眠之处。他们牺牲了，为的是我们能有机会活下来”。

但米勒中士错了，这架第271中队不幸的“达科他”运输机的机组成员中，有一人幸存了下来。亨利·阿瑟·金（Henry Arthur King）空军中尉是这次飞行的领航员，他记得飞机在接近空投场那一刻，离16点只差几分钟，此时右发动机被击中起火。洛德用通话器说道：“大家都没事吧？离空投场还有多远，哈里[1]？”金回话说：“再飞3分钟。”飞机沉重地向右边倾斜，金发现他们正在迅速失去高度，火焰开始沿着右翼朝主油箱蔓延。“下面的人需要这些东西，”他听见洛德说道，“我们要进去，然后再跳伞。每个人都把自己的降落伞穿上。”

金发现了空投场，告诉了洛德。“好的，哈里，我看见了，”飞行员说道，“到后面去帮他们抬筐。”金朝后面走去，来到敞开的舱门前。高射炮火已经击中了用于移动沉重的补给品包裹的滚转机，投送员菲利普·爱德华·尼克松下士以及皇家陆军勤务部队的3名士兵正在把8个沉重的弹药筐推到门口，为了推这些篮筐，他们把降落伞都脱掉了。5个人一起把6个篮筐推了出去。这时红灯亮了，表明飞机现在已经飞离了空投场。金走到对讲机那里。“戴夫”[2]，他对洛德喊道，“我们还剩下两个篮筐。”洛德驾机迅速向左转弯。“我们再来一次，”他回答说，“坚持住。”

金看到飞机保持在大约150米的高度，洛德“像驾驶战斗机一样驾驶着这架飞机。我努力帮助那几名皇家陆军勤务部队的士兵再次穿上降落伞。绿灯闪亮了，我们把包裹推了出去。我记得的下一件事情就是洛德喊道：‘跳伞！跳伞！看在上帝分上，快跳伞！’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我发现自己正在空中快速下坠，我并不记得我拉了降落伞的开伞索，但我一定是本能地拉了。我平躺着重重地落在地上，我记得自己看了下手表，看到距离我们被高射炮击中仅仅只有9分钟。我的制服严重烧焦，鞋子已经不翼而飞了”。

差不多一个小时之后，金偶然遇见了第10伞兵营的一个连，有人给了他一杯茶和一块巧克力。“我们只有这些了。”那名伞兵告诉他。金盯着他：“你是什么意思，你们只有这些东西？我们刚刚给你们空投了补给品。”那名伞兵摇了摇头，说道：“你们是给我们空投了沙丁鱼罐头，但被德国佬拿走了。”金无话可说。他想到了空军上尉洛德，想到了机组人员和那几名陆军士兵，他们脱下降落伞，不顾一切地奋力想把珍贵的弹药和补给品包裹扔给下面焦急等待的部队。在所有这些人当中，只有金还活着，而他现在刚刚得知，他的机组人员白白地做出了牺牲。[3]

到处都有飞机在迫降，主要是在瓦赫宁恩和伦克姆附近，有些飞机最终坠落在莱茵河南岸。沃尔特·辛普森空军中士记得，他听见飞行员在通话器上喊道：“上帝啊，我们被击中了！”辛普森朝外面看去，发现左发动机着火了，他听见引擎开始减速，接着飞机便俯冲了下去。吓坏了的辛普森记得：“飞机尾部在飞过河北岸的时候稍微抬高了一点，然后在水面上弹了出去，在河南岸落了地。”

飞机撞到地面的时候，辛普森猛冲向前，被甩到机身的一侧，无线电报务员伦斯代尔中士猛地向他撞去，佝偻着身子躺在辛普森的身上。飞机内部变得一团糟，燃料在燃烧，辛普森听见火焰噼啪作响。当他试图从无线电报务员身下把双腿挪动出来的时候，伦斯代尔尖叫着晕了过去，他的后背折断了。辛普森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把伦斯代尔从紧急出口抱了出去，已经在外面的4名机组人员既茫然又震惊。辛普森回到飞机里面寻找其他人，他发现投弹手失去了知觉，“他的一只鞋被炸掉了，脚后跟的一部分不见了，两条胳膊全折断了”。辛普森也把他抱到了飞机外面。尽管飞机正在熊熊燃烧，但辛普森还是再次返回机舱去寻找机械师。机械师的一条腿断了，他同样被辛普森带到了安全的地方。

在德里尔村，年轻的科拉·巴尔图森、她的妹妹里特以及她们的兄弟阿尔贝特目睹了辛普森所在的轰炸机迫降过程，3人立即跑到出事地点。“那场面太恐怖了，”科拉回忆说，“有8个人，他们中有几个伤得很可怕。我们把他们从燃烧着的飞机那里拖开，就在这时飞机爆炸了。我知道德军将会搜捕机组人员。机长杰弗里·利根斯空军上尉没有受伤，我告诉他我们要把他藏起来，同时把伤员送到村里的小诊所去。我们把他和另外两个人藏在附近的一家砖厂中，告诉他们天黑的时候我们再来。”那天晚上，科拉帮助村里唯一的一名医生做手术，桑德博布洛赫医生是一位女士，她把投弹手的脚截掉了。战争终于来到了科拉的身边，也来到了小小的德里尔村。

在100架轰炸机和63架“达科他”运输机当中，总计有97架受损、13架被击落——而且，尽管飞行员和机组成员都表现出了英雄主义，但厄克特受到重创的师并没有得到增强。空投下来的390吨补给品和弹药几乎尽数落入了德军手中，据估计英军只收到了大约21吨物资。

波兰人的车辆和火炮的空运面临的问题将更加棘手。肯尼斯·特拉维斯―戴维森（Kenneth Travis-Davison）中士是一架“霍萨”滑翔机的副驾驶，在跟随波兰人的空运编队离开英格兰之前，他就意识到有关目的地的状况信息几乎全无。航线是标在地图上了，波兰人的车辆和火炮的空降场也标出来了，但特拉维斯―戴维森说：“我们被告知，形势仍然不明。”对空降场的唯一指示就是：“滑翔机应该在由紫色烟雾标明的地区着陆。”在特拉维斯―戴维森看来，“这个指示简直荒唐”。

然而，尽管缺乏情报，皇家空军的飞机却正确地锁定了约翰娜胡弗农场附近的空降场，在46架滑翔机中，有31架抵达了该区域。它们到达目的地的时候，空中枪炮声大作，一个中队的“梅塞施米特”战斗机击中了多架滑翔机，将薄薄的帆布和胶合板材质的机身打出了许多窟窿，打穿了吉普车的油箱并使其中一些车辆着起火来。防空炮火击中了其他的飞机，这些滑翔机就在战场上着陆了。哈克特的第4伞兵旅所部正在奋力摆脱一支要打垮他们的敌军，无法及时到达高地以及高地另一侧的空降场，为该地区提供保护。英军与德军激烈交战时，波兰人直接就在这场灾难性的战斗当中着陆了。在恐惧和混乱之中，波兰人遭到了火力夹击，许多滑翔机着了火，它们要么在田野上迫降，要么一头撞进附近的林子里。波兰炮兵由于遭到交叉火力打击而无法分清敌友，于是既向德军还击，也向英军开火。随后，在匆匆把所有能用的吉普车和火炮卸下来之后，这些茫然的波兰人在炮火的打击下离开了空降场。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在地面上受到的伤亡很轻微，但许多人由于不知所措和震惊被俘。大多数吉普车和补给品被摧毁了，在8门关键的6磅反坦克炮中，只有3门没有受损。斯坦尼斯瓦夫·索萨博夫斯基少将的担心被证明不无理由，而且情况比他所想的还要更糟——波兰第1独立伞兵旅的磨难才刚刚开始。

沿公路向南大约64公里的地方，马克斯韦尔·泰勒少将的第101空降师此刻正奋力拼杀，以便使走廊保持畅通。但德军第15集团军所部在贝斯特的顽强防御正在消耗泰勒的兵力，越来越多的官兵陷于惨烈的激战之中。一名师情报军官苦笑着把这场战斗称为“一个小小的失算”。泰勒24公里长的防区内的压力正在增大，“呼啸山鹰”刚刚把防区命名为“地狱的公路”。显而易见，现在敌人的意图就是以贝斯特为基地，切断霍罗克斯的先头坦克部队。

堵塞在公路上的车辆纵队成为炮火的活靶子，推土机和坦克不断地在公路上四处开动，把车辆残骸从车队当中推出去，保证纵队能继续行进。自星期天以来，贝斯特这个小小的次要目标变得越来越重要，以至于可能会严重影响甚至拖累泰勒的师在这段公路上的其他战斗，所以第101空降师师长现在决心要完全粉碎那里的敌人。

星期二午后，在英军坦克部队的支援下，泰勒几乎将整个第502伞兵团都投入与冯·灿根部下的战斗中。这次大规模进攻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在刚刚抵达的第327机降步兵团以及公路上的英军装甲部队支援下，第502伞兵团2营和3营无情地肃清了贝斯特东边的森林地区。德军陷入了巨大的包围圈之中，不得不朝威廉敏娜运河撤退，他们的战线垮掉了。由于生力军投入战斗，这场一刻不停持续了近46个小时的战斗突然就在两个小时之内结束了。泰勒的部下取得了“市场—花园”行动中的第一个重大胜利，300多名德军被击毙，1 000多人被俘，还缴获了15门88毫米高射炮。“到下午晚些时候，”官方战史写道，“由于有数百名德军投降，因而有命令传来，要把所有可用的宪兵都派过去。”爱德华·维日博夫斯基中尉，就是在贝斯特大桥被炸掉之前差点儿把这座桥夺下来的那名排长，先前被德军俘虏了，现在又把他抓住的俘虏带了回来。由于手榴弹和弹药耗尽，而且他的周围伤亡惨重——在他勇敢的排里面，只有3个人没有受伤——所以维日博夫斯基最后投降了，他和部下被送进一家德军野战医院。现在，维日博夫斯基和他疲惫至极、浑身污垢的部下——包括伤员——缴了德军野战医院的医生和护理员的械，回到师里归建的同时还把他们的俘虏们带了回来。

尽管这次战斗获得了胜利，但泰勒将军的麻烦还远远没有结束。甚至就在贝斯特之战结束的时候，德军装甲部队就已经朝索恩刚刚建成的便桥冲了过去，再次试图把“走廊”切断。泰勒亲自率领师部人员——这是他唯一可用的增援部队——匆忙赶往现场。1辆德军第107装甲旅的豹式坦克在几乎就要到达桥头的时候，被“巴祖卡”反坦克火箭筒和1门反坦克炮击毁了，其他几辆坦克同样被迅速击毁。德军的进攻被打垮，车辆纵队继续前进，但“呼啸山鹰”还无法放松警惕。“我们的形势，”泰勒后来写道，“让我回想起早期的美国西部，当时沿着漫长的重要铁路线，小股守备部队不得不抗击印第安人随时随地发动的突然袭击。”

德国人迅速猛烈、打了就跑的战术正在给美军“放血”，第101空降师有近300名官兵在地面战斗中阵亡、负伤或者失踪。在公路两侧或贝斯特四周的田野里坚守阵地的士兵们，随时有被从两翼打垮的危险，而且每一个夜晚都带来其特有的恐惧。在黑暗之中，由于德国人渗透进了第101空降师的环形防线，所以谁也不知道到第二天清晨，隔壁散兵坑里的人是否还活着。在这些混乱而又突然爆发的激烈战斗中，士兵们会突然消失；交火结束后，他们的朋友将在战场、战地救护所或野战医院里的死者和伤者当中寻找他们。

贝斯特战斗结束，俘虏排成长队被押送回后方，第502伞兵团2营F连31岁的查尔斯·多恩上士动身去寻找他的连长勒格兰德·约翰逊上尉。早先还在英格兰的时候，部队出发之前多恩就几乎“担心得麻木”了，22岁的约翰逊也是同样的感觉，他“对能否回来完全听天由命”。19日上午，约翰逊的F连投入贝斯特附近的一次进攻之中。“那次进攻更像是被屠杀。”他回忆说。约翰逊记得那是场“我曾见过或听过的最为惨烈”的战斗，战斗中他的左肩被击中了。他的连从180人减少到38人，还被德军包围在一块田野里，那里的干草垛正在燃烧。约翰逊率部抵抗着德国人，一直坚守到救援部队抵达击退敌军，把幸存者转移出去。约翰逊在人们的帮助下返回战地救护所时再次负伤，这一次他的脑袋被子弹击中了。在营救护所里，他被放在受了致命伤的人当中，医护兵们称那是“死人堆”。找了半天之后，多恩上士在那里找到了他，他跪下身来察看，确信约翰逊还有一线生机。

多恩抱起动弹不得的连长，把他和连里的其他4名伤员放进吉普车，直奔索恩的野战医院。路遇德军时，多恩把吉普车开进树林隐蔽起来，等德军巡逻队离开之后，他再次上路。抵达野战医院时，他发现等待治疗的伤员已经排成了长队。多恩担心约翰逊随时都会死去，于是走过成列的伤员来到一名外科医生那里。那名医生正在检查伤员，以确定谁需要立即救助。“少校，”多恩对医生说道，“我的连长需要立即治疗。”那名少校摇了摇头，“对不起，中士，”他告诉多恩，“我们会对他做检查的，他得排队等候。”多恩再次恳求道：“少校，你如果不快点看看他，他会死的。”那名医生态度坚决。“我们这里有许多伤员，”他说道，“我们一检查到他，你的上尉就会得到治疗的。”多恩拔出自己的“柯尔特”手枪，扳开扳机。“那来不及了，”他平静地说道，“少校，如果你不马上去看他，我就在这儿一枪毙了你。”外科医生大吃一惊，盯着多恩，“把他弄进来！”他说道。

手术室里，多恩握着手枪站在一边，与此同时，那名医生正和一个医疗小组给约翰逊做手术。在中士的注视下，约翰逊接受了输血，伤口也被清洗了，医生从他的脑袋里和左肩上分别取出一颗弹头。直到手术结束，约翰逊被包扎好之后，多恩才动了动。他走到医生面前，递上自己的手枪。“好了，”他说道，“谢谢。现在您可以去告我了。”

多恩被送回第502伞兵团2营。他被带到营部，在营长面前立正站好。营长问他是否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其违反军规的行为应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多恩回答说：“是的，长官，我明白。”营长来回踱步，突然停了下来。“中士，”他说道，“我正让你在押”——他停了下来，看了看手表——“在押整整一分钟。”两个人沉默地等着，随后军官看着多恩。“解散，”他说道，“现在返回你的部队。”多恩敏捷地行了个军礼。“是，长官！”他说道。于是离开了。[4]

现在，在走廊中部加文准将的防区，当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驶向奈梅亨的时候，迅速夺取该城的各处桥梁就有了关键性意义。17日，把守瓦尔河大桥各处入口的德军并不多，而到了19日下午，加文估计他的当面有500多名党卫军掷弹兵正在抵抗，他们占据着构筑良好的阵地，并得到了炮兵和装甲部队的支援。禁卫装甲师的主力仍然在前往该城的途中，只有英军纵队的先头部队——爱德华·亨利·古尔本（Edward Henry Goulburn）中校指挥的掷弹兵禁卫团第1摩托化营——可以用来发动进攻。而在16公里长的“走廊”里，加文的第82空降师的伞兵因为迎击不断来犯之敌而分散。加文的机降步兵团的基地设在浓雾笼罩的英格兰中部地区，未能起飞，因此他只能派出一个营与英军先头部队的坦克分队协同进攻。加文挑选了第505伞兵团2营，营长是本杰明·海斯·范德沃特（Benjamin Hayes Vandervoort）中校，由于兼具速度和突然性，这次进攻不无胜算。加文认为，如果说有人能够帮助他取得成功，那个人就是生性含蓄、语调柔和的范德沃特中校[5]。尽管如此，这次行动还是有极大风险。加文认为英国人似乎低估了德军的实力，而且确实是低估了。掷弹兵禁卫团的战后报告强调：“据认为，只要坦克摆开阵型，大概就可以退敌了。”

15点30分，协同进攻开始。攻击部队迅速突入市中心，没有遇到激烈抵抗。约40辆英军坦克和装甲车在那儿兵分两路，美军伞兵或搭乘坦克，或紧随其后。在开道的坦克和侦察车里，有12名专门挑选出来的荷兰地下抵抗组织的情报员，他们负责带路——其中就有22岁的大学生扬·范胡夫（Jan van Hooff），他后来的行动将成为激烈争论的话题。“我不愿意使用他，”美军第82空降师的荷兰联络官阿里·迪尔克·贝斯特布鲁尔切上尉回忆说，“他似乎非常亢奋，但另一名地下抵抗组织成员为他过去的行为担保。他乘坐一辆英军侦察车进了城，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突击部队分兵之后，一队前往铁路桥，另一队与古尔本和范德沃特一起，直奔瓦尔河上的主要公路桥而去。

在这两处地方，大批德军正严阵以待。2营D连的保罗·纽南上士记得，他的排在接近铁路桥附近的一条地下通道时，“就开始遭到狙击手的射击。由于有无数的地方可供狙击手隐藏，很难说射击是从哪里来的”，士兵们扑倒在地四处隐蔽，随后缓慢地开始撤退。英军装甲车辆的境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当坦克冲向大桥时，88毫米高射炮几乎是在近距离平射，把它们击毁了。宽阔的克赖恩霍夫大街（Krayenhofflaan）通向大桥西边的一处三角形公园，在三面朝向公园的建筑群里，伞兵们重新组织起来发动了另一次进攻，但德军再次把他们击退。屋顶上的狙击手，以及从一座铁路跨线桥上射来的机枪子弹，不断地把美军士兵压制在地上。

有一些伞兵记得，D连2排副排长罗素·E. 帕克（Russell E. Parker）少尉叼着一根雪茄，冲入开阔地朝着屋顶扫射，压制住了狙击手的火力。有人大声喊坦克来了，纽南记得：“就在那时，整个公园似乎布满了曳光弹，那些子弹是从我们左边射来的，由街道对面高速射击的自动武器打出来的。”纽南转向赫伯特·布法罗·博伊，印第安苏族人（Sioux）博伊也是第82空降师的一名有经验的伞兵。“我认为他们要派一辆德军坦克来。”他说道。布法罗·博伊咧开嘴笑着说：“噢，要是他们再带上步兵，那就会是非常难对付的一天。”德国坦克并没有出现，一门20毫米高射炮却开火了。伞兵们用手榴弹、机枪和“巴祖卡”火箭筒继续战斗，直到接到命令要各先头排撤退，巩固所占领的阵地以便过夜。伞兵撤出时，德军放火焚烧了沿河的楼房，不让范德沃特的部下再渗透进去攻占己方炮兵阵地，肃清进行抵抗的小股德军。盟军对铁路桥的进攻也渐渐停止了。

在美军的猛烈炮火掩护下，第二路纵队向胡纳公园（Hunnerpark）发起进攻。这些观赏性植物园通向公路大桥的各个入口。通向那座桥的所有道路在一个环形交叉路口上交会，而俯瞰该地区的是一片古罗马时期的建筑废墟，废墟里有一座十六边的小教堂——法尔克霍夫（Valkhof），它曾经是查理大帝[6]的宫殿，后来又由巴巴罗萨[7]重建。德军在这座城堡里集结了起来。古尔本中校认为：“德国鬼子可能多少知道我们正想做什么。”他们确实知道一些。

卡尔―海因茨·奥伊林（Karl-Heinz Euling）一级突击队中队长是弗伦茨贝格师党卫军第22装甲掷弹兵团1营营长，他的营是首先在潘讷登渡过莱茵河的部队之一。奥伊林奉哈梅尔将军的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大桥，于是他将坦克歼击车呈环形部署在胡纳公园区域，并把步兵部署在这座古老废墟中的小教堂里。英军坦克沿着通向公园的街道角落发起冲击时，遭到了奥伊林的炮火轰击。猛烈的弹幕射击使他们被迫后撤了回来。范德沃特中校立即走上街道，命令一个迫击炮组投入战斗提供火力掩护，同时派出E连前突。E连1排在排长詹姆斯·约瑟夫·科伊尔（James Joseph Coyle）中尉的率领下，全速奔往一排面对着公园的毗连式住宅，他们遭到了轻武器和迫击炮的射击。E连副连长威廉·J. 梅多（William J. Meddaugh）中尉注意到，这是“观测射击[8]，炮火和狙击手是由无线电指挥的。英军坦克在我们前方掩护，同时科伊尔中尉率部进入了能够俯瞰敌人整个阵地的一排建筑物内。其他排都受阻，无法动弹，形势显得十分险恶”。

在英军烟幕弹的掩护下，梅多成功地带着连里的其他人前进，而E连连长詹姆斯·J. 史密斯（James J. Smith）中尉则让部下在科伊尔周围的房屋里巩固阵地。梅多回忆说：“科伊尔的排现在可以完全看清敌人，但我们让坦克向前开的时候，一些初速较高的大炮开火了，此前它们一直保持着沉默。有两辆坦克被击毁，其他坦克被迫撤了下来。”当科伊尔的部下用机枪还击时，立即将街道对面的反坦克炮火吸引了过来。天黑下来的时候，奥伊林的党卫军士兵试图渗透美军的阵地。一组党卫军来到距离科伊尔的排只有几尺的地方，被发现后双方爆发了一场激烈交火。进攻被打退了，科伊尔的部下有伤亡，3名德军被打死。后来，奥伊林派出医护兵将伤员后送，而科伊尔的伞兵则等待着可能重新爆发的激战——德国人在把伤兵撤出后也许会卷土重来。战斗中，约翰·威廉·凯勒一等兵听见一种低沉的连续重击声，他来到窗前，吃惊地看到一个荷兰人站在活动梯子上，正在替换隔壁房子上的木瓦，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似的。

深夜，由于德军轻武器的射击仍在持续，继续推进的尝试就被推迟到了天明。英美联军的进攻在距离瓦尔河大桥不到360米的地方戛然而止——而这正是前往阿纳姆之路上的最后一道河流障碍。

在盟军指挥官们看来，德军显然完全控制着这些大桥。布朗宁担心这些桥梁随时都有可能被摧毁，于是在19日晚些时候召集了一次会议，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渡过那条365米宽的瓦尔河。加文准将提出了自己的计划——这个计划早在两军会师时就被提交给了布朗宁，但被这位军长否决了，这次会议上加文再次提了出来。“只有一种方法才能夺取这座桥梁，”他对聚集在一起的军官们说道，“我们得同时下手才能拿下它——从两岸同时发起攻击。”加文敦促说，“霍罗克斯工兵纵队中的所有船只都应该立即运上来，因为我们需要它们”。英国人大惑不解地看着他，这位第82空降师师长脑子里想的是强渡过河——用伞兵。

加文继续解释，在近3天的战斗中，他的师伤亡很大——约200人阵亡、700人受伤，还有几百人失去了联系，或是分散在各处，被列为失踪人员。加文分析说，如果呆板的正面进攻还要继续的话，他的损失将会越来越严重，现在需要的是一种迅速而又代价不高的夺桥手段。加文计划投入一支部队，在大桥下游约1.6公里处乘船过河；与此同时继续发动正面进攻，以便夺取大桥南边的各个入口。在坦克炮火齐射的掩护下，在德军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伞兵将突袭河北岸的敌军防御阵地。

然而，要达成完全的突然性是不可能做到的。这条河太宽了，无法让整船的士兵不被发现，而且河对岸也无法隐蔽。伞兵们一旦过了河，就得从一段约180米长的平地上穿过。在更远的地方是一座堤岸，德军枪手可以从那里居高临下向进攻的伞兵射击，那道防御阵地也得夺下来。在加文看来，尽管可以预料会出现重大伤亡，但与只继续攻击南岸的入口相比仍然要少得多。“如果‘市场—花园’行动想要获得成功，”他告诉布朗宁，“就必须尝试一下。”

英军滑翔机飞行员团团长乔治·查特顿上校记得，除了布朗宁和霍罗克斯之外，出席会议的还有爱尔兰禁卫团、苏格兰禁卫团以及掷弹兵禁卫团下属各部的指挥官。嚼着雪茄的第82空降师504伞兵团团长鲁本·塔克上校也出席了会议，如果计划被批准的话，加文就挑选他的团进行强渡突袭。尽管查特顿专注地听着加文讲话，却也注意到了这些聚集在一起的人之间的差异。“一名准将穿着仿麂皮的鞋子，坐在一个折叠座手杖[9]上，”他回忆说，“3名来自禁卫团的指挥官穿着旧的灯芯绒裤子，高帮皮靴，戴着在学校里用的旧的长围巾。”查特顿认为“他们似乎心情轻松，好像是在讨论一场演习似的。我不能不把他们与在场的美国人进行比较，尤其是与塔克上校进行比较。塔克戴着一顶几乎把脸盖住的头盔，手枪放在左胳膊下面的枪套里，大腿上还用皮带扣着一把匕首”。让查特顿大为惊讶的是，“塔克偶尔咬下一节足够长的雪茄，再把它吐出来。每当他这样做的时候，隐约可见的惊讶表情就闪现在那些禁卫团[10]军官的脸上”。

但真正令人感到吃惊的，却是加文计划的大胆之处。“我知道，它听起来有点另类，”加文回忆说，“但速度是关键，甚至连进行侦察的时间都没有。我继续说下去时，塔克是屋子里唯一一个看似不慌乱的人。他参加过意大利的安齐奥登陆战，知道会发生什么。对他来说，这次渡河行动就像第504伞兵团在布拉格堡[11]（Fort Bragg）进行的那种演习。”尽管如此，这对空降兵来说还是非传统的。布朗宁的参谋长戈登·沃尔克准将回忆说，军长“现在对这个主意的大胆充满了敬意”。这一次，布朗宁批准了。

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到船。霍罗克斯与工兵进行了核对，得知他们携带了大约28条小型的帆布和胶合板船，这些船将在夜间尽快送到奈梅亨。如果进攻计划的制订能够及时完成，那么加文对瓦尔河进行的微型诺曼底式的水陆两栖进攻，就将在第二天，也就是20日下午1点开始。伞兵们以前从未尝试过这样打仗，但加文的计划似乎提供了完好无损地夺取奈梅亨大桥的最大希望。大家都认为，紧接着在“走廊”上进行另一次快速冲刺，将会让他们与阿纳姆的部队会师。

在绿草如茵的宽阔的欧西比尤斯外大街上，海因茨·哈梅尔旅队长亲自上阵，指挥炮兵对桥上弗罗斯特的部队进行炮击。他曾试图说服弗罗斯特投降，但是失败了。现在他明确指示集合的坦克部队和炮兵指挥官们：要把英军伞兵据守的每座建筑物都夷为平地。“既然英军不肯从他们待的洞里出来，我们就把他们炸出来。”哈梅尔说道。他告诉炮手们，“就瞄准山墙底下，一米一米地轰，一层一层地轰，一直到每幢房子都倒塌为止。”哈梅尔决心已定，围困应该结束了，既然别的办法已经无效，那么这就是唯一的办法。“等我们收手的时候，”哈梅尔补充说，“除了一堆瓦砾之外，什么也不会留下。”哈梅尔趴在两门大炮之间的空地上，对准英军据点调整手里的双筒望远镜，引导火力。第一炮击中目标的时候，他站了起来，感到很满意，然后把望远镜交给手下的军官。“我倒是想待在这里，”他回忆说，“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新的作战经历。但由于英美联军正在进攻奈梅亨的那几座桥，我必须立即赶到那里。”哈梅尔离开之后，他的炮手以有条不紊、镰刀割草似的精确性，开始了把弗罗斯特剩余阵地化为瓦砾的工作。

在第2伞兵营起初占领的18座楼房中，弗罗斯特的部下现在还坚守着大约10座。坦克从东边和西边轰击英军阵地的同时，德军炮兵则对着面向北边的英军阵地一个劲儿地狂射。火炮齐射真是冷酷无情。“那是我所见过的最佳、最有效的炮火，”党卫军第10装甲师的掷弹兵霍斯特·韦伯（Horst Weber）回忆说，“从屋顶开始，楼房就像玩具房屋一样坍塌。我看不出还有谁能从这片火海中活着出来。真为这些英国人感到遗憾。”

韦伯看到，3辆虎式坦克缓慢驶向赫罗特市场（Groote Markt），在用车载机枪向大桥北入口处建筑群的每扇窗户扫射的同时，坦克还“向每栋房子打出一发又一发炮弹”。他记得角落里有一座楼房，“它的屋顶陷落进去，上面的两层开始倾颓，然后就像皮肉从骨骼上脱落一样，正面的整堵墙倒进了街道，把每一层都暴露了出来，英国人在那里拼命地爬”。韦伯记得，灰尘和瓦砾“很快就让人无法再看见任何东西了。嘈杂声很可怕，即便如此，我们仍能听见伤员的尖叫声”。

坦克轮番上阵，摧毁了莱茵河滨河区以及大桥下面的房屋。往往在英军冲出来时，坦克就像推土机一样猛撞废墟，把那些地方完全夷平。坡道下方被麦凯上尉用作指挥所的校舍几乎成了残垣断壁，彼得·斯坦福斯中尉估计，“高爆弹正以每10秒钟1发的速度射进校舍南墙”。墙体变得“很热”，他回忆说，“每个人都多少带着伤”。然而伞兵们依然顽强地坚持着，直到“天花板塌落，墙体断裂，房间变得不堪一击的时候”，才依次从房间里撤离。斯坦福斯骄傲地回忆说，瓦砾之中的“红魔鬼”们弹无虚发，“像鼹鼠一样生存下来，德国佬就是无法把我们挖出来”。但在其他地方，英军士兵发现他们的阵地几乎待不下去了。“德军决定把我们都轰成渣，”詹姆斯·西姆斯二等兵解释说，“炮击和迫击炮的轰击看似不可能再猛烈了，但实际上却更猛烈了。爆炸接连不断，炮弹一枚接一枚雨点般飞来，形成了一个持续的滚动爆炸。”随着火炮的每一次齐射，西姆斯都绝望地反复祈祷：“坚持！坚持！不会持续多久的。”在狭长的堑壕里独自蹲伏的时候，西姆斯闪过一个念头，他像是“躺在一个刚刚挖好的坟墓里，正等着被活埋”。西姆斯记得，他当时想的是“除非第30军赶快到，否则我们就完了”。

弗罗斯特中校意识到，灾难终于降临到第2伞兵营身上了。前来救援的各个营还没能突破重围，弗罗斯特确信他们再也无法来帮助他了。波兰人的空投没有实施。弹药几乎耗尽，部队伤亡之大，每个可用的地下室里都人满为患。而且官兵们已经连续作战长达50多个小时了，弗罗斯特知道他们无法再继续忍受这样的折磨了。在环形防线各处，房屋在燃烧，楼房在倒塌，阵地正在被蚕食。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长时间，他所珍爱的第2伞兵营正被埋在身边的楼房废墟里。然而弗罗斯特并不准备帮敌人的忙。绝望的他决心不让德军得到阿纳姆大桥，直到最后一刻。

并非只有他一个人有这种情感，磨难对官兵们的影响基本上和弗罗斯特没什么区别。伞兵们分享着自己仅剩的弹药，并从伤员那里搜集所有能找到的弹药，为正在吞噬他们的末日做好了准备。没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他们害怕了，疲劳、饥饿和疼痛让他们似乎对自己以及形势产生了一种幽默感。随着牺牲越来越明显，那种幽默感也越来越强。

随军神父伊根记得，他碰见从厕所里出来的弗罗斯特。“中校的脸——疲倦，满是污垢，满脸胡茬儿——带着微笑明亮了起来，”伊根回忆说，“‘神父，’他告诉我，‘厕所窗户碎了，墙上有洞，屋顶不见了。但它有一根链条，还能用。’”

后来，伊根试图穿过街道去看望地下室里的伤员。由于这片地区遭到迫击炮的猛烈轰击，神父尽可能地隐蔽前行。“外面有个人正漫不经心地在街上溜达，此人是A连连长迪格比·泰瑟姆―沃特少校，大桥最初就是被他率部攻占的，”他回忆说，“少校看见我畏缩不前，便走了过来。他的手里拿着一把雨伞。”伊根回忆说，泰瑟姆―沃特“打开雨伞撑到我的头上。到处都有迫击炮炮弹雨点般落下，他说道：‘跟我来，牧师。’”当伊根表现出不情愿的时候，泰瑟姆―沃特开口宽他的心：“不必担心，”他说道，“我有雨伞。”此后不久，第1伞兵旅旅部警卫排排长约翰·帕特里克·巴尼特（John Patrick Barnett）中尉碰巧遇见了这位令人敬畏的少校，当时巴尼特正在快速穿过街道，前往弗罗斯特命令他去坚守的一个新防区。泰瑟姆―沃特在护送伊根神父过街回来后，又去巡查了收缩后的环形防线里的部下，头上还撑着那把伞。大吃一惊的巴尼特在途中停了下来，他对少校说道：“那把伞对你不会有多少用处的。”泰瑟姆―沃特佯装惊讶，看着中尉。“噢，天啊，帕特[12]，”他说道，“要是下雨了该怎么办呢？”

下午德军仍在继续炮击。弗雷迪·高夫少校看见泰瑟姆―沃特指挥他的连队时手里还拿着伞。此时德军坦克在街道上隆隆行驶，到处开火。“看见那些庞大的Ⅳ号坦克近距离朝我们射击的时候，我几乎昏厥过去。”高夫回忆说，随后这种紧张突然得到了缓解。“就在那里，就在街道上，泰瑟姆―沃特正率领着他的部下发起刺刀冲锋，朝一些渗透过来的德军直扑过去，”高夫回忆道，“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找到了一顶旧的圆顶礼帽，当他向前冲去时，还转动着那把破雨伞，他那个样子活像查理·卓别林。”

还有一些幽默瞬间同样令人难忘。在那个时间缓慢流逝的下午，第2伞兵营营部受到猛烈炮击，房子烧了起来。伊根神父下楼去地下室看望伤员。“嗯，神父，”营里的开心果杰克·斯普拉特（Jack Spratt）中士说道，“他们把什么东西都扔给我们，就是没有扔给我们厨灶。”他这话还没有说完，楼房再次被炮弹直接命中。“天花板塌了下来，给我们来了一场泥土和灰泥的淋浴。当我们再次站起身来的时候，我们面前正好出现了一个厨灶。”斯普拉特看着那个厨灶，摇了摇头。“我知道那些杂种就在附近，”他说道，“但我不相信他们能听见我们说话。”

将近傍晚时，天开始下雨了，德军的进攻似乎也加强了。大桥另一侧的麦凯上尉联系上了弗罗斯特。“我告诉中校，如果德军继续发动同样规模的进攻，我无法再坚持一个晚上了，”麦凯写道，“他说他爱莫能助，但要我不惜一切代价坚持。”

麦凯能够看出，德军正在慢慢地压缩弗罗斯特的部队。他看见英军伞兵正从河岸边燃烧着的房子里出来，朝着几乎就在他对面的两幢房子急速跑去，那两幢房子还没有倒塌。“德国人开始把我们团团包围，”他注意到，“显然，如果我们不能尽快得到支援，他们就会把我们赶出去。我爬上阁楼，把无线电调到18点的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播音员说，英军装甲部队已经与空降部队会师了。”[13]

就在这时，麦凯便听到楼下有人喊道：“虎式坦克正在开往大桥。”（这正好是德国时间19点，英国时间18点）。两辆60吨重的坦克正从北边开过来，大桥另一侧的弗罗斯特也看见了那两辆坦克。“在傍晚半明半暗的光线中，它们显得难以置信的邪恶，”他着重提道，“它们的巨炮喷吐火舌时，就像史前巨怪一样。坦克炮弹打穿了墙壁，爆炸产生的烟尘和缓慢落下的瓦砾充满了过道和房间。”

麦凯所在楼房的一侧墙壁被击中了。“有些炮弹肯定是穿甲弹，”彼得·斯坦福斯中尉说道，“因为它们从校舍的这一头打到了那一头，在每个房间里都打出了一个一米来宽的洞。”天花板掉了下来，墙体出现了裂缝，而且“整个结构都在摇晃”。麦凯盯着坡道上的两辆坦克，心想大限将至。“再来上这么两轮，我们就要报销了。”他说道。但麦凯仍然认为，以那种自从他们到达大桥以来表现出的顽强和无畏的抵抗，他仍然可能“带着一队人冲出去，把它们炸掉。但就在这个时候，两辆坦克倒车撤了回去，我们还活着”。

在弗罗斯特的营部里，伊根神父负伤了。炮弹打进来的时候他正在楼梯上，结果进退两难的他摔下两段楼梯，倒在了一楼。苏醒时他的身边只有一个人。伊根爬到那人面前，发现那名伞兵快不行了。此时又一轮炮火齐射击中了营部，伊根再次失去了知觉。他醒来的时候，发现房间和身上的衣服都着了火，神父绝望地在地板上滚动着，用双手把身上的火扑灭，此前他看到的那名伤员已经停止了呼吸。伊根发现自己的双腿不怎么听使唤，强忍着剧烈的疼痛，他慢慢地拖着身子朝窗户走去。有人呼喊着他的名字，昵称“布基”（Bucky）的营部情报军官克利福德·丹尼斯·布瓦特―布坎南（Clifford Denis Boiteux-Buchanan）中尉帮助他从窗户里爬了出来，让杰克·斯普拉特中士把他接住。在地下室里，军医詹姆斯·洛根正在工作。神父和其他伤员一起被放在地板上，他的右腿断了，后背和双手布满了细小的炮弹碎片。“还好我置身事外，”[14]伊根回忆说，“我现在除了趴在地上，做不了多少事情了。”不远处，就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泰瑟姆―沃特，负了轻伤的他紧紧抓着那把伞，仍然试图给大家鼓劲打气。

在可怕的炮击过程中，偶尔会有一次停歇，麦凯上尉认为那是德军在补充弹药。在一次这样的暂歇中，黑暗降临了，麦凯抓紧时机给疲倦的士兵们发放安非他命[15]（苯丙胺）药片，一个人两片，它对疲惫不堪、精神不济的人会产生难以预料的剧烈效果。有些伞兵变得易怒且好争吵，还有的人视物时产生了叠影，一时间无法瞄准。在那些受惊和负伤的人当中，有些人极其兴奋，还有的人开始产生幻觉。阿瑟·亨迪一等兵记得，有个伞兵拽着他，把他推到窗前。“看，”他小声命令亨迪，“那是第2集团军！就在对面的河岸上。看！你看见他们了吗？”亨迪悲伤地摇了摇头。那人勃然大怒。“他们就在那里，”他喊道，“一清二楚。”

麦凯不知道他这支小小的部队能否撑过今晚，疲惫和伤病正在造成减员。“我想得很清楚，”麦凯记得，“但我们没有食物，也无法睡觉，每人每天限喝一杯水，而且人人带伤。”由于弹药几乎用尽，于是麦凯让士兵用剩下的少量备用炸药来自制炸弹，他打算在德军坦克再次出现时做好一切准备。麦凯清点了一下人数，向弗罗斯特报告说，他们能够继续作战的人只剩下13个。

9月19日星期二的晚上，弗罗斯特从大桥一侧的阵地里看到，整座城市似乎都在燃烧。两座大教堂的塔尖正在剧烈燃烧，弗罗斯特凝视着它们，“挂在两座优美的塔楼间的十字架，在飘向天空的烟雾映衬下露出了轮廓”。他注意到“燃烧的木头发出的‘噼啪’声，以及倒塌的建筑物发出的回声听起来很可怕”。楼上，通信兵斯坦利·科普利坐在无线电台前面，他现在已经不再用摩尔斯电码发报了，直接用明码重复发出如下电文：“这是第1伞兵旅在呼叫第2集团军……第2集团军速来……第2集团军速来。”

在奥斯特贝克镇哈尔滕施泰因旅馆的师部里，厄克特将军竭尽全力，试图拯救他的剩余兵力。弗罗斯特营被包围，突破封锁到大桥与其会合的尝试都被德军冷酷无情地击退了。德军增援部队正在大量涌来，比特里希的部队正在从西边、北边和东边把勇敢的英军第1空降师切成碎片。“红魔鬼”们在潮湿的环境下饥寒交迫，但仍然毫无怨言，他们在奋力坚守——用步枪和“斯登”冲锋枪对抗坦克。对厄克特来说，形势是令人心碎的，只有迅速行动才能拯救其勇敢的部下。到9月20日星期三上午，厄克特已经形成了一个计划，可以拯救其麾下的剩余兵力，也许还能让形势朝对他有利的方向发展。

9月19日——用厄克特的话来说是“黑暗而又灾难性的一天”——成了转折点。他希望注入的凝聚力和进取心来得太晚了，一切都失败了：波兰旅没有到来；空投补给成了一场灾难；而各营在试图与弗罗斯特营会合的过程中被打垮了，这个师不断地被推向毁灭的边缘。厄克特对剩余兵力的统计反映出一个可怕的事实。19日当晚，与师部仍然有联系的各个营汇报了他们的兵力状况。尽管那些数字是非结论性的，不够精确，但它们仍然预示出一个恐怖的结局：厄克特的师正处于消失的边缘。

在拉思伯里的第1伞兵旅中，只有弗罗斯特的部队是作为一个整体协调的单位在作战，但厄克特并不知道第2伞兵营还剩下多少兵力。菲奇的第3伞兵营上报说还有大约50人，而且营长也阵亡了。多比的第1伞兵营总共剩下116人，多比本人负伤被俘。第11伞兵营的兵力减少到150人，南斯塔福德郡团第2营缩减到了100人，这两个营的营长利中校和麦卡迪中校都受伤了。哈克特的第10伞兵营现有250人，而他的第156伞兵营汇报说还有270人。尽管厄克特师的总兵力要更多一些——上述数字并没有包括其他单位，比如边民团第1营、国王属苏格兰边民团第7营的工兵，侦察和后勤部队、滑翔机飞行员，以及其他人——但他的营级战斗部队几乎不复存在了。这些单位原本骄傲的士兵现在分散成小组，茫然、震惊而且往往缺乏领导。

战斗的血腥可怕程度，甚至令久经战阵的老兵也精神崩溃了。当掉队者三五成群地从草坪上跑过，喊叫着“德国人来了”的时候，厄克特和他的参谋长意识到，一种惶恐的气氛渗透进了师部。这些恐慌者往往是年轻的士兵。“他们暂时失去了自制力，”厄克特后来写道，“麦肯齐和我不得不动手干预。”但其他官兵在面临可怕困境时仍在继续战斗。面部和双臂负伤的第10伞兵营A连副连长莱昂内尔·欧内斯特·奎里佩尔（Lionel Ernest Queripel）上尉仍然率领部下对德军的一个双人机枪掩体发起了进攻，杀死了机枪手。当其他德军投掷手榴弹，开始包围奎里佩尔一行人的时候，奎里佩尔把那些“木柄手榴弹”又掷了回去。上尉命令部下立即撤离，自己留下来掩护他们。他继续投掷手榴弹，直到最后战死[16]。

现在，厄克特受到重创的空降师残存兵力正在被挤压，被打回来。所有的道路似乎都以奥斯特贝克地区为终点，英军主力以哈尔滕施泰因旅馆为中心，分布在方圆几公里的地方，西边在海弗亚多普村与沃尔夫海泽村之间，东边在奥斯特贝克镇与约翰娜胡弗农场之间。厄克特计划在那条大致的“走廊”内采取守势，该“走廊”到位于海弗亚多普村的莱茵河段为止。他希望通过把部队撤进来，妥善调用兵力，从而坚持下去，直到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到来。

19日整晚，厄克特都在发布命令要求部队撤进奥斯特贝克的环形防线。20日凌晨，哈克特被告知，要他放弃用第10伞兵营与第156伞兵营向阿纳姆大桥进攻的计划，还要他们脱离战斗。“这是一个极其难以做出的决定，”厄克特后来说道，“这意味着要放弃仍在大桥上坚守的第2伞兵营，但我又知道，要到达那里，就像要到达柏林一样几乎没有可能。”在他看来，唯一的希望“就是固守待援，形成一个箱形防御阵地，并尽力守住河北岸的小型桥头堡，这样第30军就能渡河与我们联系上”。

发现海弗亚多普村与德里尔村之间仍在运行的渡口，是促使厄克特做出这项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个渡口对他的求生计划来说极其重要：因为从理论上讲，通过渡口援军可以从南岸进入北岸。此外，在渡口两岸的码头上有一些坡道，这将有助于工兵建起一座横跨莱茵河的贝利桥。不可否认，困难是巨大的，但如果奈梅亨大桥能够被迅速夺取，如果霍罗克斯能迅速进军，如果厄克特的部下能够在环形防线里坚持足够长的时间，让工兵在河上建起桥来——那是数量众多的“如果”——的话，那么仍然还有机会，让蒙哥马利得以在莱茵河对岸建起桥头堡，并向鲁尔区发起大规模强攻——即便弗罗斯特可能在阿纳姆被打垮。

厄克特的师部19日全天都在不停地发电报，要求给波兰人找一个新的空投场。通信手段虽然仍不稳定，但也略有改善，“幽灵”小队的内维尔·海中尉正在把一些电报送交英军第2集团军指挥部，指挥部又相应地把它们转给了布朗宁。20日凌晨3点，厄克特收到军部的一份电报，要少将就波兰人的空投场提出建议。在厄克特看来，只剩下一个地区可供选择。鉴于他的新计划，他要求拥有1 500人的空降旅在小小的德里尔村渡口的南端附近着陆。

放弃弗罗斯特和他的部下是该计划最令人痛苦的部分。星期三上午8点，厄克特有了一个可以把这个态度向在大桥上的弗罗斯特和高夫进行解释的机会。高夫使用芒福德与汤普森之间的无线电中继线给师部打电话，与厄克特通上了话。这是自17日以来高夫首次与将军取得联系。17日那天他奉命返回师部，结果发现厄克特却在行军路线上的某个地方。“天啊，”厄克特说道，“我还以为你死了呢。”高夫简述了桥上的形势。“士气仍然高涨，”他记得他当时这样说，“但我们什么都缺。尽管如此，我们将继续坚持。”厄克特记得，接着“高夫问，他们能否得到增援部队”。

做出回答是不容易的。“我告诉他，”厄克特回忆说，“究竟是我向他们靠拢，还是他们向我们靠拢，我没有把握。恐怕你只能寄希望于从南边得到救援。”接着弗罗斯特来听电话了。“听见将军说话令人感到非常欣慰，”弗罗斯特写道，“但他却无法告诉我任何真正鼓舞人心的事情……他们自己显然也有巨大的困难。”厄克特“以私人名义对他们取得的战果表示祝贺”，要求“把我的个人祝贺传达给每一个相关的人，我祝他们好运”，别的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20分钟后，厄克特接到了从内维尔·海中尉的“幽灵”小队发来的电报。电文说：

200820（发自第2集团军）。对奈梅亨的进攻被该城南部的据点所阻，5个禁卫旅正在前往该城途中。大桥完好，但被敌人占据。计划今天13点发起进攻。

厄克特立即告诉他的参谋们，通知所有部队。这是他今天得到的第一个好消息。

可叹的是，厄克特本有一支杰出的力量可以调用，倘若这支队伍的贡献能被接受的话，这原本能够大大改变英军第1空降师面临的严酷态势。在整个被德军占领的欧洲地区，荷兰抵抗力量当属最富于献身精神和最有纪律的地下组织。在美军第101空降师和第82空降师的战区，荷兰人正与美军伞兵并肩作战。泰勒将军和加文将军在着陆时最初下达的命令当中，就有把武器和炸药发放给地下抵抗小组的内容。但在阿纳姆，英国人实际上对这些生机勃勃而又勇敢不屈的平民的存在视而不见。阿纳姆的地下抵抗小组武装了起来，摆开阵势要立即给大桥上的弗罗斯特提供帮助，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冷落，他们的帮助也遭到婉言谢绝。经过一系列奇怪的事件之后，只有一个人曾经有权进行协调，把抵抗力量融入英军的进攻之中，而这个人也死了。希拉里·巴洛上校曾接受厄克特的委派，去协调阿纳姆西郊的各营萎靡不振的进攻，但这名军官还没来得及履行使命就阵亡了。

在最初的计划中，战斗一结束，巴洛便要担任阿纳姆城防司令和军政府长官的角色，他的助手兼海尔德兰省的荷兰代表也已经被任命了，他就是荷兰海军的阿诺尔德斯·沃尔特斯少校。在“市场—花园”行动开始之前，英国与荷兰的联合情报委员会便把一叠绝密名单交给了巴洛，名单上列出的是荷兰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据悉他们是完全可靠的。“根据这些名单，”沃尔特斯回忆说，“巴洛和我将要对这些小组进行筛选，根据他们各自的能力来使用他们，情报、破坏、作战诸如此类。只有巴洛知道我们真正的任务是什么。他消失了，计划也就夭折了。”在师部里，沃尔特斯被认为要么是民政事务官员，要么就是情报军官，他把那些秘密名单拿出来提建议的时候，遭到了怀疑。“巴洛完全信任我，”沃尔特斯说道，“我很遗憾，师部里的其他人并非如此。”

随着巴洛的阵亡，沃尔特斯的手脚被束缚住了。“英国人感到纳闷，一个荷兰海军的人居然和他们在一起。”他后来回忆道。渐渐地，他获得了有限的信任，尽管有些抵抗力量的成员被派去执行任务，但他们人数太少，而且他们的帮助也来得太晚了。“我们再也没有时间，把每个人的身份都核查到让师部满意的程度，”沃尔特斯说道，“而且那里的态度纯粹就是‘我们能够相信谁呢？’”把阿纳姆地区的地下抵抗力量有效地组织起来，委派任务的机会就这样失去了。[17]

在英格兰，20日早晨快7点的时候，斯坦尼斯瓦夫·索萨博夫斯基少将得知，他的空投场更换了地方。波兰旅现在将在原定着陆地点几公里之外的另一片地区降落，离德里尔村不远。他的联络官乔治·史蒂文斯中校带来的消息让索萨博夫斯基瞠目结舌。全旅已经在机场上待命了，定于3个小时之后飞往荷兰。在这3个小时里，索萨博夫斯基不得不针对他以前从未研究过的地区重新设计作战方案。此前的时间都花在为阿纳姆大桥南入口埃尔登村附近的空投制订计划上了，那已经派不上用场了。他后来回忆说，现在“给我的仅是一个方案的骨架而已，只有数小时的时间来制订计划”。

有关阿纳姆的消息仍然少得可怜，不过当史蒂文斯向他简介这个新的计划——在德里尔—海弗亚多普村渡口，把他的部队摆渡过莱茵河——的时候，索萨博夫斯基明白厄克特的形势变得糟糕了。他预见到无数的问题，但他也注意到“其他人似乎并不十分担心，史蒂文斯只知道形势相当混乱”。索萨博夫斯基迅速把这个新情况告诉自己的参谋部，同时又把起飞时间从上午10点推迟到下午1点。他需要这段时间让他的伞兵重新适应新的形势，并制订新的作战计划，而且这3个小时的延误也可能让史蒂文斯获得有关阿纳姆的最新消息。不管怎么说，索萨博夫斯基都怀疑他的部队能否在上午10点的时候飞出去。大雾再次覆盖了英格兰中部地区，天气预报也不让人放心。“天气状况以及我们收到的不充分的情报，让我非常焦虑，”索萨博夫斯基回忆说，“我不认为厄克特的行动进展顺利。我开始相信，我们可能被空投进入荷兰，却加速了失败。”

[1] 哈里（Harry）是亨利的昵称。

[2] 戴夫（Dave），是机长戴维·洛德的名字戴维（David）的昵称。

[3] 戴维·洛德空军上尉是优异飞行十字勋章（DFC）的获得者，死后又被追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VC）。后来，3名皇家空军人员和4名陆军投送员——理查德·爱德华·黑斯廷斯·梅德赫斯特（Richard Edward Hastings Medhurst）空军中尉、亚历山大·福布斯·巴兰坦（Alexander Forbes Ballantyne）空军中尉和投送员尼克松下士、詹姆斯·里基茨（James Ricketts）、伦纳德·悉尼·哈珀（Leonard Sidney Harper），以及阿瑟·罗博特姆（Arthur Rowbotham）——的尸体被辨认出来，安葬在阿纳姆的英军公墓。——原注

[4] 有关这个故事，我要感激约翰逊太太。她最初是从第502伞兵团的副官休·罗伯茨上尉那里得知的。尽管罗伯茨上尉并没有提到那位营长的名字，但我却必须认定，那是第2营营长史蒂夫·阿奇·沙普伊（Steve Archie Chappuis）中校。约翰逊上尉只记得，他是“6个星期以后在英国醒来的——瞎了，聋了，哑了，体重轻了18公斤，头上有一块很大的保护性覆盖物”。后来，除了部分失明之外，他康复了。为了写这本书，我与多恩中士通信并采访了他，他没有多说他在拯救约翰逊上尉的生命中所起的作用。不过他承认，他是起了作用。他写道：“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我当时是否真的会对那名医生开枪。”——原注

[5] 在诺曼底，范德沃特曾拖着骨折了的脚踝，打了40天仗。见《最长的一天：1944诺曼底登陆》。——原注

[6] 查理大帝（Charlemagne，742—814），即查理曼，他是法兰克国王（768—814）和意大利国王，后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800—814），称查理一世。他扩展疆土，建成庞大帝国，加强集权统治，鼓励学术，兴建文化设施，使其宫廷成为繁荣学术的中心。

[7] 巴巴罗萨（Barbarossa），即绰号为“红胡子”的腓特烈一世（Frederick I，约1122—1190），后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155—1190）。

[8] 观测射击（observed fire），由地面上、飞机上和军舰上的观察员观测弹着点或者炸点所进行的射击。

[9] 折叠座手杖（shooting stick），此手杖的顶端可以打开，用作座凳。

[10] 原文中提到了苏格兰禁卫团，但禁卫装甲师中并无苏格兰禁卫团的部队，除了冷溪禁卫团、爱尔兰禁卫团和掷弹兵禁卫团的部队外，该师只有威尔士禁卫团的部队。前文的注释中提到过，英国陆军编制独特，步兵和装甲兵单位中一般都是师—旅—营建制结构，禁卫团只是部队番号称谓而非编制，顶着“XX禁卫团”名头的营，可能分属于不同的旅或者师。原文中查特顿上校提到了一名准将，与会的除了布朗宁的参谋长，这个军衔的英国军官在禁卫装甲师中除了3个旅长外就没有别人了，查特顿提到的3名禁卫团指挥官，有可能是几名装甲营的营长。

[11] 布拉格堡是第82空降师在美国国内的基地。

[12] 帕特（Pat）是帕特里克的昵称。

[13] 麦凯以为这个报道指的是阿纳姆，事实上，它讲的是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与美军第82空降师在奈梅亨的会师。——原注

[14] 这句话言外之意就是，他是神父，不是作战人员。

[15] 安非他命，这里用的英文是benzedrine，即amphetamine，是一种中枢神经兴奋剂。二战时期各交战国为了刺激官兵的潜力，提升其连续作战的能力，普遍配发了各种神经性兴奋剂，而这些药物后来被证明有很强的副作用，基本上属于毒品范畴。

[16] 奎里佩尔死后被追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原注

[17] 英国人长期以来对荷兰地下抵抗组织保持着警惕。1942年，纳粹在荷兰的间谍头子赫尔曼·吉斯克斯成功地渗透进了荷兰的情报网，从英国派去的特工先后被捕，被迫为他工作。在20个月的时间里，大概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引人注目的反间谍行动中，几乎每个跳伞进入荷兰的英国特工都被德国人拦截了。作为一种安全审查手段，英国的报务员得到指示，要留意用摩尔斯电码发出的无线电文中故意出现的错误。然而由这些“双重间谍”发出的信息，都毫不怀疑地被英国情报部门接受了，直到两名英国特工逃脱，吉斯克斯的“北极行动”才告终止。由于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欺骗了盟军，因而吉斯克斯忍不住对自己的漂亮之举吹嘘起来。在1943年11月23日给英国人的一封明码电报中，他说道：“致伦敦亨特和宾厄姆先生的团队及其继任者。我们的理解是，你们一直在没有我们帮助的情况下，努力在荷兰做了一段时间的生意。我们对此表示遗憾……因为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我们一直是你们在荷兰的唯一代表。……倘若你们想要前来进行大规模的欧洲大陆之旅，那么我们就将给你们的密使以迄今为止我们所给予的同样关注……”结果，尽管情报网被清洗并彻底改组——而且尽管荷兰抵抗组织与这些秘密活动是互不统属的——但是在“市场—花园”行动之前，许多英国高级军官仍然得到警告，不要对地下组织过于信任。——原注

9

在阿纳姆大桥上，为数甚少的勇士们进行的顽强抵抗几告终结。黎明时分，德军再次进行了可怕的炮击。晨曦中，曾经是民居和办公楼的建筑物，现在成了满目疮痍的残垣断壁，又再次陷入战火的炙烤之中。在大桥的两侧，以及欧西比尤斯外大街沿街倒塌、毁损的废墟内，尚存的几个英军据点正在被依次炸掉。曾经掩护过大桥北入口的半圆形防线几乎不复存在。然而，顽强的英军伞兵虽然被烈焰包围，却分成数个小组用碎石瓦砾做掩护继续战斗，不让德国人夺回大桥。

唯有天生的勇气，才让弗罗斯特的部下们坚持到现在，顶住德军的攻击长达两天三夜，其勇猛无畏和坚韧不拔可谓极致。第2伞兵营以及零零星星加入这支队伍的其他单位的英军官兵（按照弗罗斯特的最高估计，这支队伍的总兵力从来也没有超过六七百人），他们在严峻的考验中紧密团结，自豪感和共同的目标把他们凝聚在一起。他们要独自完成本应是整个空降师完成的任务——而且这支队伍坚持的时间，超出了该师本应坚持的时间。在绝望、焦虑的分分秒秒中，在等待着根本就没能赶来的援兵时，戈登·斯派塞一等兵的想法也许是官兵们共同心绪最好的总结了。他写道：“是谁没有尽职尽责？不是我们！”

但现在，他们已经精疲力竭。这些“红魔鬼”躲避在废墟和狭长掩壕里，努力保护着他们自己以及满是伤员的地下室，几乎一刻不停的敌军炮火让他们产生休克、脑震荡等症状。他们扎着肮脏的满是血污的绷带，却又摆出无所畏惧的架势，仿佛佩戴着荣誉勋章似的。他们最终意识到，自己再也顶不住了。

察觉到此事的英军伞兵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平静，完全没有了惊恐。士兵们似乎私下里已经决定，他们将战斗到结束——只是为了更多地打击一下德军。尽管他们知道，战斗已近尾声，但士兵们仍然发明了一些新的作战方式，使战斗得以继续下去。迫击炮排的伞兵们将失去了三脚架和座钣的迫击炮炮筒抬起来，然后用绳子拴住，把最后几枚迫击炮弹打了出去。其他伞兵发现用来充当弹簧驱动力的雷管已经用完了，他们手里的步兵反坦克抛射器无法正常发射破甲弹，于是他们尝试用火柴盒做成的导火索来充当发射药。他们的战友就躺在周围——死去的或者垂死的，但他们仍然恢复了抵抗的意志，而且在恢复抵抗意志的同时，还经常彼此逗乐。人们记得，有一名爱尔兰伞兵被炮弹爆炸产生的冲击波震得失去了知觉，当他终于睁开眼睛时，说道：“我死了。”随后他想了想，又说道，“我不可能死，我还在说话呢。”

那个阳光明媚的星期日本应成为他们胜利进军的开端，约翰·弗罗斯特中校的猎号曾把他们召唤到自己身边。在弗罗斯特心目中，他们永远不会被击败。然而现在，这个黑暗而悲剧性的星期三，他知道，“实际上救援已经无望了”。

仍然能够进行战斗的官兵，充其量只有150到200人，主要集中在坡道西侧被重创的营部建筑物四周。超过300名英军和德军伤员塞满了地下室。“他们拥挤得几乎可以互相叠起来，”弗罗斯特着重提道，“这就使医生和医护兵难以绕过去照料他们。”很快他就不得不为这些伤员做出决定。几乎可以肯定，营部所在的建筑物必定会被再次击中。弗罗斯特告诉弗雷迪·高夫少校，“你看不到我会如何战至最后一刻的，我们一撤出去，伤员就会被活活烧死”。所以他不得不采取措施，要在建筑物被彻底炸毁或者攻占之前，把伤员运送出去。弗罗斯特不知道还剩下多少时间，却仍然相信他能够再控制大桥入口一段时间，甚至能再坚持24小时。但他的环形防线现在非常脆弱，他知道，“敌人如果下定决心发起突袭的话，就能突入我们的防区”。

在坡道另一侧的英军阵地上，麦凯上尉觉得这座被摧毁的校舍“就像一个筛子”。正如他后来回忆时说的：“我们孤零零的。东边的房屋全都烧塌了，唯有南边的一座房子还矗立着，它被德军占领了。”而在校舍里，恐惧的气氛日渐浓厚。“士兵们极其疲惫，肮脏不堪，”麦凯写道，“每当我看着他们的时候，都会觉得反胃。他们面容憔悴，红红的双眼布满血丝，几乎每个人都绑着肮脏的绷带，到处都是血。”麦凯着重提道，当伤员被从楼梯上抬进地下室的时候，“在每一级楼梯台阶上，鲜血都形成了水洼，像涓涓细流一样沿着楼梯流淌下来”。他仅剩下13个人，“三三两两挤作一团，坚守着阵地，而这块阵地实际上应该由两倍以上的兵力把守。唯一干净的东西，就是士兵们的武器”。在校舍遭到炮轰的时候，麦凯和他的部下在两个小时内击退了敌人3次进攻，四周留下了人数是他们4倍的敌军尸体。

中午渐渐临近，战斗仍在继续。中午时分，英军士兵的顽强抵抗挫伤了德军进攻部队的锐气。弗罗斯特记得，当他与B连连长道格拉斯·克劳利少校讨论要派出一支战斗巡逻队去清理该地区的时候，“一声巨大的爆炸”把他掀起后，朝下扔到几米外的地方。一枚迫击炮弹几乎就在两人中间爆炸，不可思议的是他俩都还活着，但弹片嵌进了弗罗斯特的左脚踝和右胫骨，而克劳利则是双腿和右臂被击中。弗罗斯特几乎失去了知觉，他感到耻辱，因为他未能“抵抗住似乎要强行从我身上发出的呻吟，尤其是道格[1]根本就一声不吭”。弗罗斯特的勤务兵威克斯把两名军官拖到掩蔽处，担架兵把他们和其他伤员一起抬进了地下室。

在拥挤的地下室里，伊根神父试图让自己适应环境。在这个寒冷房间的昏暗隐秘处，先前曾帮忙把伊根救出来的情报军官布基·布瓦特―布坎南中尉，看似疲惫无力地倚靠墙站立着，但实际上他已经死去了，炸弹爆炸的冲击波把他当场震死，而且没有留下痕迹。随后，有些恍惚的伊根看见弗罗斯特被抬进来时仍然非常震惊。“我记得他的脸，”伊根说道，“他显得精疲力竭，垂头丧气。”地下室里的其他伤员也看见了他们的营长。第2伞兵营营部连通信排排长约翰·格雷厄姆·布伦特（John Graham Blunt）中尉是已经故去的布瓦特―布坎南中尉的朋友。在布伦特眼里，中校躺在担架上面的样子是一个毁灭性打击。“我们这些下属始终认为，他精力旺盛，有着金刚之躯，”布伦特写道，“看见他那个样子被抬进来，令人伤心。他从未屈服于任何事情。”

在房间的另一面，同样被弹片打伤的詹姆斯·西姆斯二等兵记得，有人焦虑地朝着弗罗斯特喊道：“长官，我们还能坚持下去吗？”

在英格兰，索萨博夫斯基少将注视着他的旅排成长列，登上运送兵员的“达科他”运输机。自星期日以来，当他指挥的波兰伞兵旅等待出发的时候，他就感到紧张不安的情绪在增强。星期二，他们从兵营来到机场，不料却被告知行动取消了。星期三上午，在得知空投场变更之后，索萨博夫斯基自己又把起飞时间推迟了3个小时，以便制定出新的作战方案。现在已临近下午1点，当背负着沉重装备的伞兵走向飞机的时候，焦躁的气氛消失了。部队终于出发了，索萨博夫斯基注意到，“他们的心态几乎是轻松愉快的”。

他的心态却截然不同。在计划改变后的数小时里，他试图尽可能了解有关厄克特部队的态势以及新空投场的所有情况。他指挥的旅下辖3个营，他尽力为部队提供相关情报，并一直传达到排级单位，然而情报是贫乏的。索萨博夫斯基感到部队准备不足，几乎是“要跳进未知的区域”。

现在，随着螺旋桨慢慢转动，各营官兵开始登机，114架“达科他”运输机将运载他们飞抵荷兰。索萨博夫斯基对登机过程感到满意，他本人登上了领航的飞机。随着引擎转速加快，这架“达科他”运输机开始滑行，在跑道上缓慢地行驶着，又转了个弯，准备起飞。然后飞机却停顿下来，让索萨博夫斯基气馁的是引擎正在减速。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他的焦虑也在一点点地增加，他不知道为何起飞被推迟了。

突然，机舱门打开了，一名英国皇家空军军官登上了飞机。他沿着过道来到将军的身边，告诉索萨博夫斯基，塔台刚刚接到命令，停止起飞。情况是星期二的翻版：英国南部的各处机场已经开放，运送补给物资的轰炸机正准备再次起飞，但阴云密布的格兰瑟姆地区不适合飞机飞行。索萨博夫斯基不愿意相信。当消息传达下去时，他能听见手下的官兵在咒骂。飞行计划又被推迟了24小时——直到9月21日，星期四，13点。

加文将军的滑翔机机降步兵团也再次停飞了。当天将对奈梅亨极其重要的瓦尔河大桥发动攻击，加文急需的3 400名官兵以及他们的枪炮和装备却不能动身。德里尔—海弗亚多普渡口仍然在正常运行。在这个关键的星期三，也就是D日后的第三天，波兰旅本来可能已经渡过了莱茵河，增援陷入颓势的厄克特的空降部队，但是坏天气却再次打击了“市场—花园”行动。

瓦尔特·莫德尔元帅终于准备对荷兰境内的英军和美军发动反攻。在9月20日，这个关键的星期三，德军在整条“走廊”里发动了一轮又一轮进攻。

莫德尔的增援部队正陆续抵达，他相信自己的兵力现在已经足够强大，足以遏制蒙哥马利的进攻。他计划要掐断索恩、费赫尔和奈梅亨之间的盟军“走廊”，他知道阿纳姆大桥几乎已在他的手中了。而冯·灿根的第15集团军——蒙哥马利早在安特卫普的时候就将这支部队遗忘了——现在正慢慢地恢复元气，人员正在重新组织，每天都有弹药和补给物资送至部队。在B集团军群的作战日志附件第2342号里，莫德尔向冯·伦德施泰特汇报了48小时内冯·灿根所部的状况：“第15集团军渡过斯海尔德河的兵员达到82 000人，装备共计530门火炮、4 600辆车，4 000多匹马，以及大量有价值的物资……”[2]

以冯·灿根的能力接掌这支部队，莫德尔对此充满信心，他计划在72小时之内完全重组自己的指挥体系。冯·灿根将指挥B集团军群在盟军走廊以西的所有兵力；现在正得到系统性增强的斯图登特的第1伞兵集团军，将被安排在“走廊”以东。莫德尔发起进攻的时刻已经到来，此时的德军已经锋芒毕露。

20日上午，德军装甲部队突然攻入第101空降师在索恩贝利便桥的阵地，几乎成功地夺取了这座桥。好在泰勒将军的部下反应及时，英军坦克部队又迅速采取行动，才挡住了这次进攻。当霍罗克斯的坦克纵队快速突向奈梅亨的时候，泰勒的整个防区也承受着不小的压力。

上午11点，德军对着第82空降师的防区一通狂轰滥炸，地面部队随后从帝国森林里出击，向该师的东部侧翼发起进攻。仅仅数个小时，一场全面的大规模攻击就在莫克（Mook）地区形成了，威胁到了赫门村的桥梁。加文匆匆从奈梅亨赶到现场，他的部下在奈梅亨正准备对瓦尔河大桥发起攻击。加文看到“我们所拥有的唯一一座能让装甲部队通行的桥梁”正岌岌可危。“对于涌入奈梅亨的英军和美军来说，如果要继续生存下去，这座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他回忆道。加文正处于紧要关头：第82空降师每支可用的部队都已经投入了战斗。加文匆忙要求英军的冷溪禁卫团所部给予帮助，随后他亲自率领部队进行反击。于是一场持续了整整一天的激烈而又残酷无情的战斗开始了。加文把部队前后调动，就像在下国际象棋一样。他的部队最终守住了防线，击退了德军的进攻。他一直害怕德军从帝国森林发起的进攻。现在加文和军长布朗宁中将知道，一个新的且更为危险的战斗阶段开始了。在德军战俘中，有些来自欧根·迈因德尔（Eugen Meindl）伞兵上将的第2伞兵军，这个军是莫德尔的精锐部队。莫德尔的意图现在很明显：夺回关键性的桥梁，把“走廊”掐断，粉碎霍罗克斯的坦克纵队。

就当前态势而言，莫德尔确信盟军永远也无法在奈梅亨渡河，然后走完到阿纳姆的这最后18公里路。他自信地告诉比特里希，他预计战斗将在这个星期之内结束。比特里希则没那么大把握，他告诉莫德尔，要是把奈梅亨的桥梁都炸毁的话，他会更放心。莫德尔看着他，愤怒地喊道：“不！”

海因茨·哈梅尔旅队长对威廉·比特里希的看法感到恼火，他认为，自己的顶头上司党卫军第2装甲军军长对战斗的考虑过于深远了。比特里希“似乎对部队在潘讷登渡河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完全置若罔闻”，而这些问题从一开始就捆住了哈梅尔的手脚，在他看来，比特里希应当在渡口待上足够长的时间，“应该让他亲自看看，将20辆坦克渡过河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其中3辆还是‘虎王’坦克”。哈梅尔的工兵用了将近3天时间才建起一个渡口，能让约40吨重的车辆渡过莱茵河。尽管哈梅尔相信现在可以加快作战行动了，但到目前为止，却只有3个排的坦克部队（12辆豹式坦克）到达了奈梅亨近郊。其余的坦克，包括他的虎式坦克仍在阿纳姆大桥作战，指挥这支部队的是经验丰富的东线指挥官汉斯―彼得·克瑙斯特（Hans-Peter Knaust）少校。

38岁的克瑙斯特在1941年莫斯科附近的战斗中失去了一条腿。哈梅尔回忆说：“他重重地踩着一条木腿走来走去，尽管始终疼痛，却一次也没有抱怨过。”然而，克瑙斯特也是哈梅尔不悦的对象之一。

为了支援弗伦茨贝格师，克瑙斯特战斗群被匆匆派到荷兰，该部队配备有35辆坦克、5辆装甲运兵车和1门自行火炮。但克瑙斯特手下的老兵却水准不高。他们几乎都曾经负过重伤，在哈梅尔看来，这些人“基本上就是伤残退伍军人”，正常情况下这些士兵是不会参加战斗的。此外，克瑙斯特的补充兵员都很年轻，许多人只受过8个星期的培训。阿纳姆大桥的战斗已经进行了这么长时间，因而哈梅尔现在开始对奈梅亨的形势感到害怕，一旦英国人取得突破，他就会需要克瑙斯特的坦克部队来坚守阿纳姆大桥，以及位于奈梅亨和阿纳姆之间的防御阵地。更多的增援的装甲部队正在路上，包括15～20辆虎式坦克以及另外20辆豹式坦克，但哈梅尔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会到达，也不知道阿纳姆大桥能否畅通，从而可以加快其南下的速度。哈梅尔认为，即使夺回了阿纳姆大桥，仍然需要一整天的时间来清理那些车辆残骸，唯有如此己方部队的车辆才能顺利通过。

为了便于督导所有的军事行动，哈梅尔已经在潘讷登西边3公里、奈梅亨东北约10公里处的多嫰堡（Doornenburg）附近建立了一个前线指挥所。他从那里驱车向西，来到奈梅亨至阿纳姆公路的中间点研究地形，以便把防御阵地确定下来。一旦盟军取得突破，这些阵地就可以派上用场。他的勘察得到了一个清晰的印象：不论是英军还是德军的坦克部队，似乎都不可能离开公路，只有轻型车辆才能在路面单薄的砖铺支路上行驶。他的坦克部队从潘讷登渡河之后前往奈梅亨的途中，就曾在这样的道路上陷于泥沼，坦克的重量压碎了路面。奈梅亨至阿纳姆的主要公路有部分路段是堤岸路，高出地面大概两三米的样子，两边是松软的圩田。在这些高高的路段上行驶的坦克将会完全暴露，在天空的映衬下露出轮廓，占据有利位置的炮兵能够轻易地把它们轰掉。眼下，哈梅尔没有能够覆盖公路的火炮。这样一来，在英军从奈梅亨取得突破之前，克瑙斯特的坦克和大炮渡过莱茵河进入阵地就刻不容缓了。

返回多嫰堡的前进指挥部之后，哈梅尔从佩奇上校那里得到了最新的报告。从阿纳姆传来了好消息：已经抓到了更多的俘虏。大桥上的战斗正步入尾声。克瑙斯特相信，到下午晚些时候他就可以成功过河了。奈梅亨的战斗仍在持续，卡尔―海因茨·奥伊林一级突击队中队长的部下尽管伤亡严重，却粉碎了对方要夺取铁路桥和公路桥的所有努力，美军和英军在两座大桥入口处都被挡住了。而在奈梅亨市中心，英军部队的进攻也停滞了，然而局势却更加危险了。

奥伊林的作战报告表现出了一种哈梅尔并不认同的乐观主义。最终仅仅凭借数量上的优势，英军装甲部队无疑也会打穿德军的防线。哈梅尔点燃一支雪茄，告诉佩奇，他估计“在48小时之内，英美联军将会对这座公路大桥发动主攻”，如果克瑙斯特的坦克部队和炮兵能够迅速夺取阿纳姆大桥，他们就可能挡住英军装甲部队的大举猛攻。哈梅尔知道，倘若装甲部队行动迟缓，未能及时将这一小股英军驱离阿纳姆大桥并清除大桥上的车辆残骸，他就必须不顾一切命令，把奈梅亨公路桥炸掉。

尽管他的考虑十分谨慎，但却并没有料到一个最为反常的计划：美军伞兵可能试图强渡过河，发动一次大规模水陆两栖攻击。

[1] 道格（Doug）是道格拉斯的昵称。

[2] 尽管这些数字完全是从B集团军群的作战日志里引用的，但它们似乎被夸大了，尤其是火炮、车辆和马匹的数字。第15集团军渡过斯海尔德河以及在安特卫普周围的撤退，是由第344步兵师师长欧根·费利克斯·施瓦尔贝（Eugen Felix Schwalbe）中将指挥的。1946年，施瓦尔伯给出了一组估计数字：65 000人、225门火炮、750辆卡车和运货马车，以及1 000匹马（见米尔顿·舒尔曼《西线的失败》，第180页）。我无法解释这个数字方面的出入，但施瓦尔贝的数据显得更真实一些。——原注

10

正在待命的伞兵们挤在距离渡河点不远的地方，此地在奈梅亨铁路桥下游约1.6公里处。从星期二晚上一直到星期三上午，当古尔本中校和范德沃特中校率领的英美联军继续为争夺铁路桥和公路桥战斗的同时，盟军官兵在努力扩展通向河岸的占领区域，这样禁卫装甲师的坦克和重炮就能进入阵地，支援水陆两栖攻击。“台风”战斗轰炸机群将于进攻发起前30分钟低空掠过北岸，用火箭弹和机枪覆盖整片登陆地区；地面上的坦克和火炮将对登陆地点再进行15分钟的炮火准备。随后，在坦克发出的烟幕掩护下，由28岁的第504伞兵团3营营长朱利安·阿龙·库克（Julian Aaron Cook）少校率领的第一攻击波将出发，进行有史以来最为大胆的一次渡河行动。

指挥官们为了制订这项计划用了整整一个晚上，计划本身也尽可能趋于完美，但是伞兵用来渡过这条近400米宽的河流所要乘坐的船只，却迟迟没有抵达。进攻发起时间原先定于下午1点，现在不得不推迟到下午3点。

美军分成数个小组等待着，与此同时库克来回踱着步子。“那些该死的船在哪里？”他很纳闷。加文将军以及第504伞兵团团长塔克上校告诉他，他的3营将渡过瓦尔河进行强攻。从那一刻起，库克就一直处于“震惊到目瞪口呆”的状态。在这名年轻的西点军校毕业生看来，似乎“我们正被要求，全凭我们自己的力量，进行一次奥马哈海滩式的抢滩登陆行动”，他的部下当中有许多人从未坐过小船。

焦急等待船只到达的并不只有库克一人。中午之前，弗雷德里克·布朗宁中将已经收到了第一份清晰的报告，内容中提道厄克特面临的形势严峻。这封电报经由英军第2集团军的通信系统转发，“幽灵”小队解读。电报中说：

（201105）……部队主力仍然在大桥北端附近，但未能与大桥北端的部队取得联系，也无法再次提供补给……阿纳姆完全掌握在敌人手里。要求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尽快救援我部，战斗异常激烈，德军攻势异常凶猛，我部处境非常不妙。

布朗宁深感不安，为了替厄克特所部的幸存官兵解围，拿下奈梅亨大桥的行动必须争分夺秒。而在此时，能否顺利救出阿纳姆的守卫者，几乎完全取决于库克和他的第3营——这是一个库克还没有意识到的事实。

不管怎么说，船仍未运上来，甚至连那些船是什么样子都没有一个人知道。整个夜间，霍罗克斯将军和他的参谋们都在试图加快行车速度，尽快把船运到。在遥远的战线后方，工兵车队中有3辆装载着船只的卡车，在挤得水泄不通的公路上一点一点地向前移动着。途经艾恩德霍芬时，它们就被德国空军的一次猛烈轰炸耽搁了。整个市中心毁于轰炸，几十辆运送补给物资的卡车被摧毁，一列运送弹药的车队整个被点燃了，形势更加雪上加霜。现在，距离攻击发起时刻还不到1小时，瓦尔河渡口仍然看不到卡车和那些极其重要的船只的影子。

攻击出发阵地位于庞大的PGEM发电厂东侧。起初大家认为可以直接从发电厂渡河，那儿有一个小河湾是德军观察的死角，可以为部队登船提供掩护。塔克上校后来放弃了，因为河湾离敌人坚守的铁路桥太近了，当伞兵从码头区出现的时候，德军能用机枪火力横扫每个人。而且在河湾出口，有一股流速为每小时13～16公里的水流，水流的漩涡还要更强一些。塔克计划把地点移到更西边的地方，让他的士兵跑步把船送到河边，放船下水，然后划船过河。但这也让库克少校担忧，据他所知，每条船大约有90公斤重，再加上士兵们的装备和弹药，这个数字可能会翻番。

部队下水后，每条船将运送13名伞兵和3名工兵，工兵负责将伞兵送过河去。渡河行动将是持续的，这些船只将在波浪中往返穿梭，一直到库克的整个营，以及威拉德·E.哈里森（Willard E. Harrison）少校指挥的1营的几个连全都过河为止。爱德华·泰勒少校的爱尔兰禁卫团第2装甲营第2中队的坦克部队将给予火力支援，泰勒对这整个计划感到惊愕。“简直是在拿上帝吓唬我。”泰勒回忆说。他问咬着雪茄的塔克上校，他的部下以前是否演练过这样的行动。“没有，”塔克很干脆地回答说，“他们正在接受在职培训。”

库克与爱尔兰禁卫团第2装甲营营长贾尔斯·范德勒中校站在发电厂的9楼，用望远镜观察北岸。就在他们站立点的对面，从河边到内地有一片200～300米长的开阔地，库克的部下登陆以后，将不得不穿过这块没有隐蔽处的地段。在更远处的河岸边，有一道4.5～6米高的斜堤，堤岸上面是一条东西走向6米宽的公路。在距离公路大约730米的地方，有一座被称为“荷兰花园堡垒”(Fort Hof Van Holland)的低矮建筑。库克和范德勒能够清楚地看到敌军沿着堤岸构筑的防御阵地，而且他们确信观察所和炮兵阵地就设在堡垒里面。库克记得，他当时想的是“有人提道，这真是一场噩梦”。不过，在进攻发起时，空军和炮兵的有效支援将削弱德军的抵抗，掩护伞兵迅速控制北岸。库克的部队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己方的火力支援。

范德勒认为，强渡可能被证明是“可怕的、会造成严重伤亡”的行动，但他打算让自己的坦克部队在最大程度上给美军提供火力支援。他计划投入大约30辆“谢尔曼”坦克——分属爱德华·泰勒少校的第2中队和德斯蒙德·菲茨杰拉德（Desmond Fitzgerald）少校的第3中队。14点30分，坦克开向河边，并排爬上堤岸，75毫米口径的坦克炮排列成行，向对岸开炮射击。英军的这次炮击还将得到第82空降师的迫击炮和炮兵配合，总共将有100门各类火炮对北岸进行轰击。

库克的部下还没有实地观察过攻击区域，他们是在快速行军途中接到简短命令的。当他们到达岸边时，河流的宽度震惊了每个人。“起初，我们接到命令时以为他们是在开玩笑。”第307空降工兵营C连的小约翰·奥格尔·霍拉伯德（John Augur Holabird , Jr）中尉回忆说。第504伞兵团3营H连的西奥多·芬克拜纳（Theodore Finkbeiner）中士确定要参加首轮渡河攻击行动，他相信“由于有烟幕掩护，我们有非常好的机会”。但I连连长托马斯·莫法特·伯里斯（Thomas Moffatt Burriss）上尉却认为，这无疑是一个自杀任务。

第504伞兵团的新教随军牧师德尔伯特·屈尔（Delbert Kuehl）上尉也有同感。通常屈尔不会与攻击部队一同出击，现在他请求允许自己与库克的部下一起行动。“这是我做出的最艰难的决定，”他回忆说，“因为我是自愿前往的。这项任务看似不可能完成，我感到士兵们如果需要我的话，那我就应当参与此次行动。”

3营的作训参谋亨利·鲍德温·基普（Henry Baldwin Keep）上尉被称为这个营的百万富翁，因为他是美国费城比德尔家族的成员。他认为：“我们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极小。在过去的18个月中，我们几乎一直在连续作战，我们什么都干过了，从跳伞到建立桥头堡，再到充当山地部队和正规步兵。但渡河却是另一码事！它听上去就不可能。”

按照3营情报参谋军官弗吉尔·F.卡迈克尔中尉的说法，库克试图把气氛搞得轻松一点，他宣称自己将模仿乔治·华盛顿的样子，“笔直地站立在船上，紧攥右拳向前推去，高喊：‘前进，士兵们！前进！’”H连连长卡尔·W.卡普尔（Carl W. Kappel）上尉听说对阿纳姆的攻击出了麻烦，因而非常关注，他想“上那条该死的船，玩命地渡过河去”。他有一个好朋友在英军第1空降师里。他感到如果有谁会在阿纳姆大桥上，那人就是“弗罗斯蒂”——约翰·弗罗斯特中校。

到下午2点时，冲锋舟仍然踪影全无，而现在要把正在途中的“台风”战斗轰炸机中队召回，已经为时太晚。在进攻出发阵地上，库克的部下和范德勒的坦克部队隐蔽在河堤后面待命，下午2点30分，“台风”战斗轰炸机的空袭开始了。机群从攻击部队头顶上掠过，编队解散后一架接一架呼啸着俯冲下去，朝着德军阵地倾泻火箭弹和机枪子弹。10分钟后，当范德勒的坦克部队进入堤岸上的射击阵地时，3辆运送冲锋舟的卡车到了。在距离攻击发起时刻还剩下20分钟的时候，库克的部下才首次看到这些轻薄的可收放式的绿色小船。

每条船长约5.8米，船底是用加筋的胶合板做的，帆布制作的船帮用木楔子固定住，从底板到舷边高度约0.8米。每条船上本来应该有8条1.2米长的短桨，但许多船上只剩下两条，士兵们不得不用他们的步枪枪托来划船。

工兵们迅速组装船只。每组装完成一条，使用这条船的伞兵就把他们的装备放到船上，准备朝河岸冲刺。在向对岸德军阵地进行炮火准备的震耳欲聋的炮声中，26条船终于都组装完毕。“有人喊‘前进’！”第307空降工兵营C连3排排长帕特里克·J.马洛伊（Patrick J. Mulloy）中尉回忆说，“于是每个人都一把抓住船舷，开始用力拖着船朝河里跑去。”炮弹呼啸着从士兵们的头上飞过，坦克在他们前面的堤岸上开炮，而白色的烟雾在马洛伊看来“相当浓厚”，飘荡在宽阔的河面上。攻击开始了。

第一拨渡河的部队大约有260人——投入了H连和I连，外加营部参谋和工兵——他们来到河边一下水，便有一部分人闹出了灾难性场面。被扔进浅水中的船陷在了淤泥里动弹不得，士兵们在浅水区挣扎扑腾，把船抬到深水区，推开船后爬了上去。有些士兵在试图爬上船的时候把船搞翻了。有几条船由于承载超重，陷在水流之中开始打转，继而失去控制。还有些船则因为严重超载而沉没。短桨丢失，士兵落水，卡尔·卡普尔上尉眼前是一番“乱作一团”的场面，他的船也开始下沉。“詹姆斯·勒加西（James H. Legacie）二等兵落水了，开始下沉。”卡普尔记得。卡普尔紧随着他跳下了水，快速的水流让他吃了一惊，他一把抓住勒加西把他拉到安全的地方，“但等我把他拉到岸边的时候，我就像一个老人般精疲力竭”。卡普尔又跳上另外一条船，再次出发。第307空降工兵营C连的汤姆·麦克劳德（Tom MacLeod）中尉的船几乎被水漫过，他以为他们正在沉没。“我们疯狂划动着短桨，”他记得，在一片喧嚣声中，他听见了库克的声音，那是从附近的一条船上发出的，库克喊道：“别停！别停！”

库克少校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同时也在大声地祈祷着。弗吉尔·卡迈克尔中尉注意到，他已经与每一行歌词合上了节奏。“万福玛丽亚——您充满圣宠——万福玛丽亚——您充满圣宠！”库克随着短桨的每一次划动而吟唱着。[1]随后，在一片混乱中，德军开火了。

德军火力猛烈而密集，这让马洛伊中尉回想起“我们在安齐奥受到的最糟糕的炮击。他们正用重机枪和迫击炮不断射击，大部分火力来自堤岸和铁路桥，我感到自己就像一个容易被击中的浮标”。随军牧师屈尔惊恐万状，坐在他旁边的士兵被炸飞了脑袋。屈尔反复嘟囔着：“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全。”

在PGEM发电厂大楼的指挥所里，范德勒中校与布朗宁将军、霍罗克斯将军一起观察着渡河行动，他们神色严肃，一言不发。“这是一个可怕的场面，很恐怖，”范德勒记得，“船只就这么从水面上被炸飞了起来。炮弹落在水里，不断地升起巨大的水柱，而从北岸射来的轻武器子弹，让河面犹如一口沸腾的大锅。”士兵们本能地蹲伏在船里。霍拉伯德中尉盯着脆弱的帆布船帮，感到自己“完全暴露，毫无还手之力”，甚至连他的头盔也“似乎就像无檐的小便帽一样”。

弹片撕裂了这个小小的船队。运送着詹姆斯·梅加勒斯中尉所属的半个排士兵的船沉没了，没有留下一点痕迹，没有幸存者。迫击炮排排长艾伦·弗伦奇·麦克莱恩（Allen French McClain）中尉看到，有两条船被炸成了两半，伞兵们都落入水中。在I连连长托马斯·伯里斯上尉的那条船四周，枪弹“就像冰雹一样”倾泻下来。最后掌舵的工兵说道：“抓住船舵，我中弹了。”他的手腕被打断了。当伯里斯俯下身来帮忙的时候，那个工兵又再次被子弹击中，这次是头部中弹。弹片则从侧面击中了伯里斯的身体。当那个工兵翻身落入水中时，他的脚钩住了船帮上缘，这令他的身体起到了船舵的作用，让船转起圈来。伯里斯不得不把死去的工兵推进水里，此时又有两名坐在前面的伞兵被打死了。

一阵疾风刮来，烟幕被吹散了，顿时德军机枪手对着一条条船不停地扫射。克拉克·富勒（Clark Fuller）中士看到，有些士兵既忙着迅速过河，又不顾一切试图躲避弹雨，结果“船帮两侧的人划船的动作正好相反，导致他们的船一圈圈地在河面上打转”，德军轻而易举地把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射杀了。富勒“吓坏了，感到自己瘫软无力，无法动弹”。船行至河中央，I连的伦纳德·G. 特林布尔（Leonard G. Trimble）二等兵突然被猛击了一下，人躺到了船底板上。他乘坐的船被火力直接命中，特林布尔的脸上、肩膀、右臂和左腿都挂了彩，他相信自己会流血而死。船进了水，在河面上疯狂地转着圈，接着又被水流推送着缓缓地漂回到了南岸。除了特林布尔之外，船上的所有人都阵亡了。

在指挥所里，范德勒看到“烟幕屏障开始出现巨大的缺口”。他的坦克手打了10多分钟的烟幕弹，但现在爱尔兰禁卫团所部的每种弹药都快要耗尽了。“德军的火力出现变化，开始使用重型武器了，我记得自己几乎是在试图恳求美军再快一些。显然这些年轻的伞兵在使用冲锋舟方面没有经验，冲锋舟并不是那么容易操纵的东西，他们正在水面上作‘Z’字航行。”

第一拨士兵终于到达了北岸。士兵们挣扎着从船上爬出来，一边开枪一边穿越那片开阔地。克拉克·富勒中士几分钟前还吓得几近瘫痪，现在为自己还活着而高兴，甚至感到“兴高采烈。恐惧被一种突然出现的不顾一切所取代，我感到自己能把德军全都揍一顿”。范德勒观察着登陆的状况，“先是看见一两条船触到了河滩，随即又有三四条船靠岸了。没有一个人停下，士兵们跳下船就开始朝堤岸跑去。我的上帝啊，那是一个多么英勇的场面！他们就一个劲儿地冲过开阔地，我还没看见有人在未被击中之前倒下。我认为，最终成功渡河的人，占整个船队的一半还不到”。接下来，令范德勒吃惊的是“那些船又掉转过头，开始返航，再运送第二拨人”。布朗宁中将转向霍罗克斯，说道：“我从未见过比这更为英勇的战斗场面。”

当朱利安·库克的冲锋舟靠近河滩时，急于上岸的他跳下水拖着船向前走，突然间他看见右边的灰色河水开始翻腾，还发出了一种“噗噗”的声音。“那样子就像一个大气泡，正在稳稳地靠近河岸，”他后来回忆说，“当一顶钢盔的顶部露出水面继续向前移动时，我想我是产生幻觉了。接着钢盔下面出现了一张脸，那是小个子机枪手约瑟夫·杰德里卡（Joseph Jedlicka）二等兵，肩膀上缠着7.62毫米口径的机枪子弹带，两只手各拎着一箱子弹。”杰德里卡从船上掉入两米多深的水里，他屏住呼吸冷静在河床上走着，一直走到岸上。

医护兵已经在河滩上开始忙碌。当汤姆·麦克劳德中尉准备返回瓦尔河南岸，再运一船伞兵过来时，他看见步枪已经插在阵亡者旁边的地上了。

下午4点刚过，在位于多嫰堡的前进指挥部里，海因茨·哈梅尔得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据报告，“一道白色的烟幕出现在荷兰花园堡垒对面的河面上”。哈梅尔带着几名参谋匆忙驱车来到瓦尔河北岸的伦特村，这里距奈梅亨大桥有3公里远。烟幕只能意味着一件事情：英美联军正在试图乘船渡过瓦尔河。不过哈梅尔仍然无法相信自己的分析：河流的宽度，守卫在北岸的兵力，奥伊林早上送来的乐观报告，以及他自己对奈梅亨的英军和美军兵力的估计——全都表明这项行动是行不通的。但哈梅尔决定还是亲自去看看。他回来回忆说：“我可不想由于这些桥梁落入敌人手中而被柏林逮捕和枪毙——无论莫德尔对此事的看法如何。”

朱利安·库克少校知道部队的伤亡非常可怕，但现在他没有时间来估算损失。他的各连已经在那块暴露的河滩上登陆了，各单位都完全混在了一起，而且一时间毫无建制可言。德军正在用机枪扫射河滩，然而顽强的伞兵们可不想就这么被火力压制住，他们或单独、或三三两两，朝着堤岸奔去。“要么待在那里被打成筛子，要么前进。”库克后来说道。官兵们奋力前进，端着机枪、手榴弹和上了刺刀的步枪向堤岸发起冲锋，利落地把德军找出来。西奥多·芬克拜纳中士相信，他是最早赶到那条高高的堤坝公路上的人之一。“我把头探出坝顶，映入眼帘的居然是一挺机枪的枪口。”他回忆道。芬克拜纳瞬间缩了回去，但“枪口风还是把我的钢盔吹飞了”。芬克拜纳把一颗手榴弹扔进了德军的机枪巢，听见了手榴弹的爆炸声和人尖叫的声音。随后他迅速站起身来，上了堤岸公路，朝下一个机枪巢冲去。

I连连长莫法特·伯里斯上尉根本没有时间考虑身体侧部的弹片伤，上岸后他“因为还活着而兴奋异常，激动到呕吐起来”。他径直朝堤坝跑去，边跑边朝他的士兵喊道，让“一挺机枪朝左翼射击，另一挺机枪朝右翼射击”。士兵们立即执行了他的命令。伯里斯看见堤坝的后面有几幢房子，他踢开一幢房子的门，惊讶地发现“有几个德军士兵还在里面睡觉，显然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伯里斯迅速掏出一颗手榴弹，拔下保险销扔进屋子，然后“砰”地关上了门。

在烟雾、喧闹和混乱当中，第一拨上岸的伞兵都记不清他们是怎么离开河滩的。杰克·博默下士是一名通信兵，他背负着沉重的通信设备向前跑，“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可能的话就得活下去”。他知道自己要冲到堤岸边等待进一步的指示。爬上堤岸顶端的时候，只见“尸横遍野，而德军士兵——其中有些还不到15岁，另一些则在60岁以上——他们几分钟前还在屠杀坐在船上的我们，现在却乞求饶命，试图投降”。士兵们由于亲身经历的磨难而大受刺激，同时还因为战友的阵亡而出离愤怒，故此不愿意抓太多的德军战俘。博默回忆说，有一些德国人“立即在近距离内被打死了”。

第一攻击波的伞兵用了不到30分钟时间便制伏了堤坝公路上守卫的德军。死去和负伤的美军躺在河滩上，强渡行动令幸存者身心俱疲。当然，并非所有的德军阵地都被攻占了，但现在伞兵们可以蹲伏在原先的德军机枪巢里，掩护后续的几拨部队登岸了。第二拨渡河过程中，美军又损失了两条船。在仍然猛烈的炮火轰击下，剩余的11条船上的工兵尽管疲累欲死，仍然又来回航行了5次，最终把所有的美军都送过了血染的瓦尔河。现在，至关重要的就是速度了。在德军部队彻底弄明白正在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在他们把那些桥梁炸掉之前，库克的部下得夺取各座桥梁的北端。

现在，堤岸防线已经被美军攻占了，德军正在撤退到第二道防线上去。库克的伞兵对敌人决不心慈手软。亨利·基普上尉评论说：“该营的剩余人员似乎变得狂热起来，而且由于狂怒而疯狂，士兵们片刻间忘记了恐惧。我从未目睹过人性的变态会展现得像今天这样激烈。这是一副令人敬畏的场面，但却不是一副令人舒心的场面。”

先前无助地坐在船上、眼睁睁地看着战友们在身边死去的美军伞兵，或单兵或成战斗小组，用手榴弹、冲锋枪和刺刀干掉了相当于他们战死同胞人数四五倍的敌人。他们残酷无情地把德军找出来予以消灭，此后既不停歇也不重组，而是继续勇往直前发起攻击。他们冒着机枪火力，冒着正前方“荷兰花园”堡垒里的高射炮组的猛烈轰击，一路杀过田野、果园以及堤岸后面的房屋。有些小组沿着内凹的堤坝公路朝正东方向跑去，直奔各座桥梁。与此同时，另一些小组对那座堡垒发动猛烈攻击，对德军火力几乎毫不在意。有些伞兵背着手榴弹，游过环绕着堡垒的河流，爬上外墙。勒罗伊·M. 里士满（Leroy M. Richmond）中士潜水过河，出其不意地俘虏了守卫堤道的德军，然后挥手让自己的战友继续前进。按照弗吉尔·卡迈克尔中尉的说法，伞兵们“设法爬上了堡垒顶部，接着在下面的其他伞兵迅速朝上投掷手榴弹，手榴弹被一个接一个地甩入了小塔楼的射击孔里”。德国守军很快就投降了。

与此同时，两个连队——伯里斯上尉的I连和卡普尔上尉的H连——的部分单位正在朝数座桥梁冲刺。在铁路桥上，H连发现德军的防御非常严密，看起来美军的进攻有可能被挡住，[2]随后来自大桥南端以及奈梅亨的英美军队的持续压力，使得敌人突然间垮掉了。令卡普尔吃惊的是，“数量庞大”的德军开始穿过大桥撤退——直接朝着美军的枪口撤退。从PGEM发电厂附近的坦克上，约翰·戈尔曼中尉“能够看到，好像有数百名德军士兵稀里糊涂、慌慌张张地穿过大桥直接朝美军跑去”。在北岸，H连2排排长理查德·拉里维埃（Richard La Riviere）中尉和爱德华·J. 西姆斯（Edward J. Sims）中尉也看到德军士兵向他们迎面跑来，更令他们难以置信的是德国人把武器丢下，就这么徒手涌向北出口。“他们成群结队地过桥，”拉里维埃回忆说，“而我们就让他们走过来——来到大桥三分之二的地方。”随后美军开火了。

一阵弹雨涌向大桥的守卫者，德军士兵纷纷倒下——有些人掉进桥下面的主梁里，还有些人落入水中。260多人被当场射杀，许多人受了伤，还有几十个人在停火之前就被抓了俘虏。美军强渡瓦尔河的行动开始还不到两个小时，数座桥梁中的第一座就得手了。爱尔兰禁卫团第2装甲营第2中队中队长爱德华·泰勒少校看见“有人在挥手。我一直长时间地全神贯注于那座铁路桥，结果那座桥成了对我来说唯一存在的东西了。我拿起无线电呼叫营部，‘他们上桥了！他们夺到桥了！’”下午5点，掷弹兵禁卫团的托尼·海伍德（Tony Heywood）上尉收到了泰勒的消息，看到消息“完全把人搞糊涂了”。这条消息指的是哪座桥？古尔本中校率领的掷弹兵禁卫团第1摩托化营仍然在法尔克霍夫附近，与范德沃特中校的伞兵并肩作战，奥伊林的党卫军部队仍在那里继续抵抗，让他们无法夺取这座公路桥。海伍德记得，如果消息说的是这座公路桥已经被夺取了，那么“我无法明白他们是怎么过去的”。

铁路桥完好无损、实实在在地掌握在了英美联军手中，但德军——不论是准备战斗到最后，还是吓得要逃离阵地的——却仍然在桥上。美军迅速在北端寻找准备炸桥用的炸药，尽管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但大桥仍然还有被接上线路爆破掉的机会。卡普尔上尉通过无线电呼叫库克少校，催促他尽可能快地派英军坦克过桥。他和I连的伯里斯上尉都相信，有了这些坦克作为支援，他们就能抓住这个绝佳时机，拿下铁路桥东边约1公里远的奈梅亨公路桥。卡普尔回忆说，接着塔克上校来了，上校说这个要求“已经转达了，但德军仍可能随时把这两座桥都炸掉”。库克的伞兵没有犹豫，又出发赶往公路桥。

哈梅尔旅队长无法搞清楚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站在伦特村附近一个地堡顶上，举着望远镜向远处观察。这处阵地在瓦尔河北岸，距离最重要的奈梅亨公路大桥约有1公里，从这里他能够看见烟雾在其右边升腾而起，还能听见震耳的枪炮声。但除了知道对方曾经试图在铁路桥附近渡河之外，似乎没人确切地了解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能够清楚地看到公路桥，桥上什么也没有。哈梅尔回忆说，随后“后送的伤员开始出现，我接到了相互矛盾的报告”。他得知美军已经过了河，“但一切都被夸大了，我不清楚他们是坐10条船还是100条船过的河”。哈梅尔的脑海里“在紧张地思考着，试图决定下面该做什么”，他与工兵进行核实。“我被告知，两座桥都做好了爆破准备，”他记得，“守军指挥官得到了指示，要炸毁铁路桥。炸公路桥的引爆装置就藏在伦特村地堡附近的一个花园里，有一个人守在那里，正在等待起爆的命令。”接着，哈梅尔得到了第一份清楚的战报：只有几条船过了河，而且战斗仍然在进行。他再次用望远镜观察，公路桥仍然很清晰，畅通无阻。尽管他“本能地想要把这座桥炸毁，摆脱压在肩上的麻烦，但我并没有打算做任何事。我要绝对确定桥已经失守，才能这么干”。哈梅尔决定，如果他不得不炸掉公路桥的话，他也要确保“桥上挤满英军坦克，而后全部炸上天”。

在胡纳公园以及紧邻公路桥南入口的法尔克霍夫小礼拜堂里，卡尔―海因茨·奥伊林一级突击队中队长手下的党卫军掷弹兵正在为生存而战。爱德华·古尔本中校的掷弹兵禁卫团第1摩托化营，以及本·范德沃特中校的第82空降师505伞兵团2营组成的英美联军，有条不紊地发动了持续进攻。范德沃特的迫击炮和大炮轰击着德军防线，同时他的伞兵开始逐屋逐户地战斗。奥伊林的防线正在不断收缩，古尔本的坦克正在接近这道缺口，它们在狭窄错综的街道上行驶，逐退面前的德军，坦克上的17磅炮和机枪不停地开着火。

德军奋力还击。“这是我遇到过的威力最大的炮击。”第505伞兵团2营F连的斯潘塞·弗里·沃斯特（Spencer Free Wurst）中士回忆道。沃斯特当时是一名年仅19岁却拥有丰富作战经验的战士，自北非战役以来一直在第82空降师服役。“我身处枪林弹雨之中，感觉似乎伸出手去就能抓住子弹。”沃斯特趴在离法尔克霍夫小礼拜堂大约23米远的一幢房子的窗台上，从这个有利位置能够朝下看见德军的阵地。“公园里到处都是散兵坑，”他记得，“所有的战斗行动似乎都是以这些散兵坑以及一座中世纪的塔楼为中心。我看到我们的人从右边和左边发起进攻，直接朝环形交叉路口发起冲锋。我们太急于赶到那座大桥了，结果我看见有些士兵爬到散兵坑旁，简直就是把德军士兵拽出来的。”沃斯特的步枪枪管太热了，结果步枪里面的润滑油都从木头枪托里渗出来了。

当致命的激烈交火仍在进行的时候，沃斯特惊讶地看到范德沃特中校“吸着一支雪茄，蹓跶着过了街。他在我待的这幢房子前面停了下来，抬起头说道：‘中士，我想你最好还是去看看，是否能让那辆坦克动起来。’”范德沃特指着公园的入口处，那里停着一辆英军坦克，坦克的炮塔关闭着。沃斯特从窗台上爬下来，跑到坦克边上，用他的钢盔敲打着坦克侧面，炮塔打开了。“中校要你们动起来，”沃斯特说道，“来，我告诉你们朝哪里开火。”沃斯特走在坦克的旁边，德军尽收眼底，他把目标指了出来。当范德沃特的士兵和古尔本的坦克增强火力的时候，敌人的防御圈便开始崩溃了。这条由反坦克炮组成的令人畏惧的防线，曾把盟军此前的每次进攻都挡了下来，现在被摧毁了。最后，只有环形交叉路口中央的4门坦克歼击车还在开火。下午4点过后，随着盟军坦克和步兵发起的一次全力突击，这些坦克歼击车也被打垮了。当范德沃特的伞兵用刺刀和手榴弹冲锋的时候，古尔本把他的坦克列成战阵，4辆并排冲进公园。一片惊恐中，德军溃散了。他们撤退时有些人试图在大桥的钢梁上隐蔽，另外一些离得更远的士兵则快速穿过英美联军的炮火，朝着那座中世纪的堡垒跑去。当德军士兵经过时，许多伞兵朝着他们扔手榴弹。攻击结束了。“他们确实让我们吃了不少苦头，”沃斯特说道，“我们看见，他们径直从我们旁边冲过，跑向那条通往大桥的公路，有些人跑了过去，直奔东边。我们感到相当欣慰。”

禁卫装甲师师长艾伦·阿代尔少将记得，他在附近的一幢大楼里指挥作战时“咬紧牙关，就害怕听见爆破的声音，因为那会告诉我，德军已经把大桥炸掉了”。他没有听见爆炸声。通往瓦尔河大桥的各处入口都畅通着，各个桥墩完好无损。

掷弹兵禁卫团第2装甲营第1中队1分队分队长彼得·托马斯·鲁宾逊（Peter Thomas Robinson）中士指挥的4辆坦克一直在待命，他们等的就是这个时刻。现在他们朝大桥驶去。[3]这名参加过敦刻尔克撤退的老兵在几小时前就接到了中队长约翰·特罗特（John Trotter）少校的通知，要求他待命出击，“随时准备夺取大桥”。德军仍然在大桥上。特罗特提醒鲁宾逊：“我们不知道你过河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但大桥得夺下来。无论如何也不要停下来。”特罗特一边与中士握手，一边开着玩笑：“不要担心，我知道你的妻子住在哪里，要是出了什么事情，我会告诉她的。”鲁宾逊觉得没有什么可乐的。“你非常快活，是吧，长官？”他问特罗特。鲁宾逊爬上坦克，率先奔向大桥。

4辆坦克组成的分队从环形交叉路口的右侧进入了胡纳公园。在鲁宾逊眼里，“整座城镇都在燃烧，我左边和右边的楼房都着火了”。由于被烟雾笼罩，这座庞大的大桥显得“特别巨大”。当鲁宾逊的坦克隆隆向前行进时，他不断用无线电向师部做汇报。“所有人都接到了命令，不得使用无线电，把频道让出来。”他回忆说。鲁宾逊记得，在坦克“哐啷哐啷”地驶上大桥引桥时，“我们遭到了猛烈的炮火攻击，随着一声爆炸，承载着一侧坦克履带的诱导轮被击中了”。坦克仍然在行驶，尽管“无线电断了，我已经与师部失去了联系”。鲁宾逊喊叫着要驾驶员倒车，把坦克倒退到道路的一侧。他迅速跳下车跑到后面的坦克跟前，让那辆坦克的车长比林厄姆（Billingham）中士下车。比林厄姆自然不愿意，双方发生了争辩。鲁宾逊喊道他是在下达“直接的命令，赶快从那辆坦克里出来，到我的坦克里面去”。后面第三辆坦克的车长查尔斯·W. 佩西（Charles W. Pacey）中士让驾驶员把坦克驶出队列，率先冲上了大桥。鲁宾逊跳上比林厄姆的坦克，命令其他坦克跟上。鲁宾逊回忆说，当4辆坦克前进的时候，他们遭到了炮击，向他们开火的是一门“88毫米高射炮，它就在河对岸几栋燃烧着的房子附近，同时远处好像还有一辆突击炮也在向他们射击”。

范德沃特中校注视着这些坦克，他看见那门88毫米高射炮开火了。“那场面相当壮观，”他回忆说，“那门88毫米高射炮在公路一侧用沙袋加固的掩体内，距离大桥北端不到100米。一辆坦克与88炮交火了大约四个回合。坦克一直在用机枪发射7.62毫米的曳光弹，在黄昏的暮色中好看极了。”随后鲁宾逊的炮手、禁卫军士兵莱斯利·约翰逊（Leslie Johnson）打出的一发炮弹击中了88毫米高射炮。鲁宾逊记得，德军用手榴弹、步枪和机枪在大桥的钢梁上负隅顽抗，坦克的车载机枪猛烈射击，“就像推倒九柱戏（保龄球的前身）中的木柱一样把他们干掉了”。而约翰逊在对敌人的猛烈炮火进行反击时，“连续将炮弹打出去，装填手的装填速度有多快，他的射速就有多快”。在冰雹般的炮火之中，鲁宾逊的分队隆隆向前突进，现在接近了公路桥正中间的标识。

薄暮时分，翻腾的烟雾覆盖了远处的瓦尔河公路桥。在伦特村附近的前沿阵地上，海因茨·哈梅尔旅队长举着望远镜一动不动地观察着。火炮在他的周围不断开火，撤退的部队穿过村子，进入新的阵地。哈梅尔最害怕的事情现在发生了。美军出人意料地大胆强渡，成功渡过了瓦尔河。在奈梅亨，卡尔―海因茨·奥伊林一级突击队中队长的乐观主义已经被证明是无稽之谈，从他那里得到的最后一个消息很简短，奥伊林说他被包围了，部队只剩下60个人。现在，哈梅尔对大桥失守确信无疑了。他不知道铁路桥是否已经被炸掉，但如果要炸掉公路桥的话，必须立即行动。

“突然间我的脑海中把所有事情都过了一遍，”他回忆道，“什么事情必须先做？要采取哪些最急迫、最重要的行动？这全都归结到那些桥梁上了。”他事先并没有与比特里希取得联系，以便“提醒他，我可能不得不炸掉那座公路桥。我原以为，本应该由比特里希下令准备炸掉大桥”。因而哈梅尔推论，尽管有莫德尔的命令，但“倘若比特里希处在我的位置，他也会把主桥炸掉。在我看来，不管怎么说，莫德尔的命令现在已经自动取消了”。此时此刻，他估计坦克一定会出现在公路桥上。

哈梅尔站在工兵身旁仔细观察着大桥，而起爆装置就在后者身边。起初哈梅尔没看见有任何动静，随后突然间他看见“一辆孤零零的坦克驶到了桥中央，接着第二辆坦克出现在它后方靠右的位置”。哈梅尔转脸对着那名工兵说道：“做好准备。”又有两辆坦克出现在他的视线里，而哈梅尔还在等待着，等到那列坦克都开到大桥正中央时再下达命令。他喊道：“炸掉它们！”那名工兵向下猛压起爆器撞针杆。但什么也没有发生，英军坦克仍在前进。哈梅尔喊道：“再来！”工兵再次把起爆器的撞针杆猛地压下去，但哈梅尔期盼的巨大爆炸还是没有发生。“我期待着要看到大桥倒塌，坦克冲进河中，”他回忆说，“但相反，那些坦克仍在继续向前行驶，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近。”他朝着焦虑的参谋们喊道：“我的上帝啊，他们两分钟后就要到这儿了！”

哈梅尔向手下的军官厉声发出命令，告诉他们“要用每一门可用的反坦克炮和火炮，封锁埃尔斯特和伦特之间的公路，因为如果我们不这么做的话，他们就会直接开进阿纳姆”。随后更令人沮丧的消息传来——铁路桥也未被炸毁，同样落入盟军之手。他匆匆来到附近一个指挥所，那里有一个无线电通信单位。他与师前进指挥部取得了联系，和师首席参谋通了话。“施托莱（Stolley），”哈梅尔说道，“告诉比特里希，他们过了瓦尔河了。”[4]

彼得·鲁宾逊中士的4辆坦克强行通过大桥。又有一门88毫米高射炮停止了射击，鲁宾逊“认为，我们也把它打瘫了”。前方隐约出现了一道由巨大的混凝土块组成的路障，路障有大约3米宽的缺口。鲁宾逊看到佩西中士的坦克成功地穿过了缺口，在对面停了下来。随后鲁宾逊的坦克也开了过去，在佩西为后面的3辆坦克打掩护的时候，鲁宾逊的坦克又再次充当头车。鲁宾逊记得，“能见度差到可怕。我拼命喊叫，努力为炮手和驾驶员下达指令，同时向师部汇报所发生的一切。喧闹声是难以置信的，从大桥的大梁上传来了各种各样的射击声”。鲁宾逊看见右前方三四百米的地方，在车行道旁边又出现了一门88毫米高射炮。他朝炮手喊道：“炮口直接对准400米之外，开炮。”炮手约翰逊把那门大炮炸成了碎片。当大炮周围的步兵开始逃散时，约翰逊用他的机枪开火了。“那是一场屠杀，”他回忆说，“我甚至都不必费心看潜望镜。他们人数有这么多，我只需扣动扳机而已。”他能够感到，坦克在“碾压着尸体，颠簸而行”。

从炮塔上探出身子的鲁宾逊看见他的3辆坦克仍然在前进，且没有受损。他用无线电呼叫其他坦克，要他们“靠拢，继续前进”！这个分队现在靠近了大桥北端。几秒钟后，一辆突击炮向坦克分队开火射击。“在我们的面前发出了两声巨响，”鲁宾逊回忆说，“我的钢盔被炸飞了，但我并没有受伤。”约翰逊发射出了三四发炮弹，那辆突击炮和旁边的一幢房子“‘呼’地燃烧起来，整个地区都被照亮了，就像白天一样”。不知不觉之间，鲁宾逊的坦克分队已经驶过了大桥。

他命令炮手停火，当尘埃落定的时候，他看见壕沟里出现了一些人影。起初他以为是德军士兵，接着“通过他们钢盔的样子，我知道他们是美国佬。突然，美军一窝蜂地涌到坦克四周，拥抱我，亲吻我，甚至亲吻坦克”。托马斯·莫法特·伯里斯上尉的衣服仍然湿漉漉的，浸透了强渡瓦尔河过程中受伤流出的鲜血，他对约翰逊咧着嘴笑。“你们这些伙计是我多年来见到过的最美的人。”他说道。奈梅亨的这座庞大的多跨连续桥梁，连同各条几乎有800米长的引桥，完好无损地被盟军拿下了，在“市场—花园”行动要攻占的各座大桥当中，倒数第二座现在已经掌握在盟军的手中了。时间是9月20日，19点15分。现在，从这里到阿纳姆只剩下18公里路程。

皇家工兵部队的托尼·琼斯（Tony Jones）中尉——霍罗克斯将军后来称他为“勇士中的勇士”——跟着鲁宾逊的分队过了大桥。琼斯仔细地寻找爆破器材，他是如此全神贯注，甚至都没有意识到德军正在朝他开枪。他回忆说，事实上“我并不记得看见任何德军士兵”。在大桥中央的路障附近，他发现“有6条或者8条电线从栏杆上落了下来，掉在人行道上”。琼斯立即把这些电线都切断了。不远处，他发现有十来个“泰勒”反坦克地雷整齐地堆放在一条狭长掩壕里。他推断“它们大概是要用来封锁路障上的3米宽的缺口，但德军还没有来得及这样做”。琼斯取下起爆用的雷管，把它们扔进河里。在大桥北端，他在其中的一个桥墩上发现大量炸药，他对“德军为了炸桥而做的准备感到震惊”。铁制的炸药盒子被漆成了绿色，与大桥的颜色一致，“这些精密加工出来的炸药盒很适合安装进大梁上。每个盒子都有一个相配的序号，它们总共装了大约230公斤的TNT（即三硝基甲苯，黄色炸药）”。这些炸药使用电力起爆，引爆装置仍然在其应在之处，与琼斯在大桥上刚刚切断的电线相连。他无法理解为什么德军没能把大桥炸掉，除非英美联军突然而又猛烈的突击迫使他们没来得及这样做。现在引爆装置被卸了下来，所有的电线都切断了，这座大桥对车辆和坦克来说是安全的了。

但美军预期的那支将立即出发前往阿纳姆的英军装甲特遣队却没有出现。

与英军第1空降师在“走廊”尽头会合这件事情，沉重地压在美军的心上。这些美军自己就是伞兵，他们对仍然在前方战斗的战士怀有一种强烈的亲切感。库克的3营在强渡瓦尔河的时候损失惨重，H连和I连均伤亡过半——共有134人阵亡、负伤或者失踪——但从南北两端攻占奈梅亨大桥并打开朝北的公路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现在，库克手下的军官让部队迅速进入了公路桥北端的环形防线内，等待着，期望能看见坦克纵队快速通过，去解救前方的英军伞兵。但过了大桥之后，就没有进一步的作战行动了。库克无法理解发生了什么事，他本来以为在天黑前坦克会“拼命”冲向阿纳姆。

H连连长卡尔·卡普尔上尉感到惴惴不安，因为他的朋友约翰·弗罗斯特中校“就在前面某个地方”。他的部下也在北端发现了电线并将其切断，他确信大桥是安全的。当他和拉里维埃中尉继续注视这座空荡荡的大桥时，卡普尔不耐烦地说道：“也许我们应该带上一支巡逻队，牵着他们的手将他们领过去。”

3营G连的欧内斯特·P. 墨菲少尉跑到已经过了桥的彼得·鲁宾逊中士面前，对他说：“我们已经清理出前方大约400米的区域，现在该由你们突向阿纳姆了。”鲁宾逊倒是想出发，但他已经得到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守公路和大桥北端”。他没有接到出击的命令。

第504伞兵团团长塔克上校对英军的延误大为光火。塔克本以为大桥一旦被夺取并清理完爆破器材后，一支特遣部队就会在公路上攻击前进。他认为，应该“就在此刻，在德军惊魂未定尚未获得喘息机会之前”向前突击。他后来写道：“我们拼了老命才渡过瓦尔河，夺取了大桥北端。我们就站在那里干看，义愤填膺，因为英军竟然要安顿下来过夜，没有充分利用当前的形势。我们无法理解，这完全不是美军的作战风格——尤其是倘若18公里外命悬一线的是我方士兵，那就更不是我军的作战风格了。我们会一直前进，不停地向前冲。要是乔治·巴顿的话，他就会这么做的，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

3营营部连的安德鲁·D. 德米特拉斯（Andrew D. Demetras）中尉无意中听到塔克在与禁卫装甲师的一名少校争吵。“我想，一个最为难以置信的决定正要当场出炉。”他回忆说。在一间被用作指挥所的小平房里，德米特拉斯听见塔克愤怒地说道：“你的小伙子们正在阿纳姆受苦，你最好还是冲过去，只有18公里路。”那名少校“告诉上校，在步兵赶上来以前，英军装甲部队不能前进”，德米特拉斯回忆说。“他们是在按照军事教科书打仗，”塔克上校说道，“他们已经‘入港驻泊’过夜了。如同平常一样，开始喝茶小憩。”

尽管他的兵力还不到正常的一半，而且弹药即将告罄，但塔克还是想到要派第82空降师的伞兵单独北上，向阿纳姆进军。不过他也知道，加文准将绝不会批准他的这次行动，因为第82空降师沿着“走廊”设防，战线拉得太长，已经抽不出兵力了。但加文同情并理解他的部下，英军本应该在前面大举猛攻，正如他后来所说：“没有比军长布朗宁中将更好的军人了，但他只是个理论家。倘若当时是由李奇微来指挥的话，我们就会接到命令，即便我们困难重重也要上路，去救援困在阿纳姆的官兵们”[5]。

尽管他们明显漫不经心，但英国军官——布朗宁、霍罗克斯、邓普西以及阿代尔——却同样完全意识到当务之急是继续前进。然而，问题是巨大的。霍罗克斯的第30军缺乏燃料和弹药，他看到了自己的纵队有可能会在奈梅亨南边随时被切断。奈梅亨市中心的战斗仍然在进行，格威利姆·艾弗·托马斯（Gwilym Ivor Thomas）少将的第43威塞克斯步兵师，由于远远地落在纵队后面，甚至还没有到达南边约13公里处的赫拉弗大桥。托马斯既小心翼翼又按部就班，因而跟不上英军纵队的行军速度。德军在几个地点切断了公路，托马斯的部队为了再次控制公路击退德军进攻，卷入了激烈战斗。德军的进攻现在正从两侧挤压通往奈梅亨的狭窄“走廊”。尽管布朗宁中将对德军进攻的凶猛程度感到担忧，但他仍然认为托马斯的行军速度能够更快一些。霍罗克斯则不这么肯定。他对公路沿线的大规模交通阻塞保持着关注。他告诉加文准将：“吉姆，永远也不要试图只通过一条公路为一个军提供补给。”

地形——蒙哥马利已经预见到而且正如莫德尔所指望的——极大地影响了从奈梅亨大桥继续前进的战术考虑。在禁卫装甲师师长阿代尔少将看来，很显然坦克部队到达了“市场—花园”行动“走廊”中最糟糕的路段，面前的这条奈梅亨和阿纳姆之间绝对笔直的高堤坝公路看上去就像一座“岛屿”。“当我看到这座‘岛屿’的时候，心都凉了，”阿代尔后来回忆说，“你无法想象还有其他更不适合坦克行进的地势：陡峭的公路两边都是沟渠，能够轻易被德军炮火覆盖。”尽管阿代尔忧心忡忡，但他也知道他们将“不得不碰碰运气”。然而他手头上又没有步兵，而“在这条公路上前进，显然首先是步兵的任务”。霍罗克斯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坦克部队将不得不等待，直到步兵能够赶上来并超越禁卫装甲师的纵队。几乎将在18个小时之后，英军坦克部队才能够对阿纳姆发起进攻。

然而这名军长像那些美国人一样，对迅速在走廊上出击抱有希望。奈梅亨大桥一被夺取，认为阿纳姆大桥的北端仍然在英军手中的布朗宁中将便告知厄克特，坦克部队已经过河了。在距离午夜零点只差2分钟的时候，布朗宁仍然对能够早点出发持乐观态度，于是发出了下述电文：

202358……打算让禁卫装甲师……天一亮便全力以赴赶往阿纳姆大桥。

大约45分钟之后，布朗宁得知步兵未能及时赶上来，于是又给厄克特发了第三封电报：

210045……明天的进攻第1空降师将予以最优先考虑，但不要期望在中午12点之前会有其他进展。

在阿纳姆，“最优先考虑”的信息来得太晚了。约翰·弗罗斯特中校的第2伞兵营官兵已经被他们的悲剧命运所笼罩。在鲁宾逊中士的坦克分队隆隆驶过奈梅亨大桥的3个小时之前，汉斯―彼得·克瑙斯特少校率领的首批3辆德军坦克，终于杀开一条路，上了阿纳姆大桥。

[1] “‘主与你同在’太长了，”库克说道，“所以我不断重复‘万福玛丽亚’（划上一桨），‘您充满圣宠’（再划上一桨）。”3营的基普上尉试图记住他在普林斯顿当船员的日子，却发现自己在神经质地数着“7-6-7-7-8-9”这些数字。——原注

[2] 按照查尔斯·B.麦克唐纳在《齐格弗里德防线战役》一书第181页中的说法，德国人在那座桥上部署了令人望而生畏的武器，包括34挺机枪、两门20毫米高射炮，一门88毫米高平两用火炮。——原注

[3] 据说有一面美国国旗在铁路桥的北端升起，在烟雾和混乱之中，英军坦克手们以为那面旗帜是飘扬在公路桥的另一头——这意味着美国人已经占领了那里。这个说法可能是真的，但在我进行的许多次采访中，却没有发现一个参与者能够证实此事。我曾在整个地区走了一遍，似乎难以想象有谁在朝公路桥对面望去的时候，会把在西边一公里以外飘扬的一面旗帜误认为是这座大桥的终点。——原注

[4] 德军企图炸毁奈梅亨公路桥，这里是首次披露，在此之前哈梅尔将军从未就这个问题接受过任何人的采访。直到今天，炸桥用的炸药为何失效仍然是个谜。许多荷兰人认为，这座重要桥梁是年轻的荷兰工人扬·范胡夫救下的。19日，他被美军第82空降师的荷兰联络官阿里·贝斯特布鲁尔切上尉派进了奈梅亨，给伞兵做向导。据信，范胡夫成功地渗透进了德军战线，到达了大桥，并在那里切断了连通起爆炸药的电缆。他很有可能这样做了。1949年，令一个调查这个事件的荷兰委员会感到欣慰的是，范胡夫确实切断了一些电线，不过无法证实仅仅切断这些电线是否就能真正挽救大桥。炸药控制装置和传输电线在瓦尔河北岸的伦特村，诋毁范胡夫的人断言，他能摸到传输电线而又不被德军发现是不可能的。争论仍然在激烈进行。尽管证据对他不利，但就我本人而言，我倒愿意相信这个年轻的荷兰人，他因为在这场战役的进程中作为地下抵抗组织的一员所起的作用而被德军枪杀了，他确实挽救了这座大桥。——原注

[5] 加文将军说：“我无法告诉你我那些部下的愤怒和心酸，我在黎明时分找到了塔克，他气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在这个世界上，我最敬佩的军人就是英国军人，但英国的步兵指挥官却或多或少并不理解空降部队的袍泽情谊。对我们的部下来说，只有一个目标：拯救他们在阿纳姆的伞兵兄弟们。这是个悲剧，我知道塔克想去，但我绝不能让他去，我手头的兵力已经捉襟见肘了。除此之外，塔克和我其他战线上的军官们也没有充分意识到，英军在当时也有一些难题。”——原注

11

当天下午，就在库克少校的第一拨伞兵开始强渡瓦尔河的时候，埃里克·麦凯上尉下达了从阿纳姆的校舍里撤离的命令，他的部下在那里坚守了60多个小时——从9月17日的傍晚开始。现在，60米开外的一辆虎式坦克正把一枚枚炮弹射进大楼南墙。“那幢房子正在燃烧，”麦凯后来回忆说，“而且我听见留在楼上的那点炸药也爆炸了。”在仍然能够走动的13个人之中，每个人的子弹都只剩下最后一个弹匣。麦凯在地下室里一瘸一拐地走着，做出了让部队突围、战斗到底的决定。

他无意把伤员留在后方。由B分队的丹尼斯·辛普森中尉带路，麦凯与两名士兵殿后，伞兵们把伤亡人员抬出了地下室。在辛普森为他们打掩护的时候，伤员被送进了旁边的一座花园里。“然后，就在辛普森朝隔壁的房子走去时，迫击炮又开始了新一轮炮击，我听见他喊道：‘又有6个人负伤了。’我知道，”麦凯回忆说，“我们将被大规模屠杀掉——或者不管怎样，伤员将被大规模屠杀掉——如果我们试图带着他们一起突围的话。我朝辛普森喊道，那就投降吧。”

麦凯把剩下的5个人集合起来，每个人都配了一挺“布伦”式轻机枪，一起朝东边奔去——他相信，德军不会料到他会走那个方向。他的计划是“在夜里隐匿起来，再尽力回到西边与主力部队会合”。麦凯率领他的士兵越过公路，穿过公路对面已经成为废墟的房子，来到了下一条街道。在那里，他们与两辆坦克和伴随坦克行动的五六十名步兵撞了个面对面。6名伞兵迅速并排前进，端着机枪一起朝那群大吃一惊的德军士兵扫射。“我们只有各自打掉一个弹匣的时间，”麦凯回忆说，“两三秒钟后就全部结束了，德军士兵就像装得半满的谷子口袋一样倒下了。”当麦凯喊他的小组直奔紧邻的一幢房子时，一名伞兵当场阵亡，另有一人负伤。躲进临时掩蔽处后，麦凯告诉剩下的3个人：“战斗结束了。”他提议众人单独行动。“要是走运的话，”他说道，“今天晚上我们全都可能在大桥边再次相遇。”

士兵们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麦凯躲进一座花园，趴在一片玫瑰丛下面。在那里，他取下自己的军衔标志，把它们扔掉。“我认为，我可以睡会儿觉了，”他回忆说，“我刚刚闭上眼睛昏昏欲睡，便听见了德军士兵的说话声。我尽力放慢呼吸，而且由于我的衣服焦黑、满是血污，我认为自己真的很像一具尸体。”突然，他的“肋骨被人狠狠地踢了一下”，他毫无反应地接受了这一脚，“就像刚刚死去的人一样”。然后他“感到一把刺刀刺进了我的屁股，摩擦了一下卡在了我的骨盆上”，麦凯回忆说，奇怪的是“那并不疼，只是在碰到骨盆的时候让我震惊。在刺刀拔出去的时候，我才感到疼痛”。这激起了麦凯的愤怒，他费力地站了起来，拔出自己的“柯尔特”手枪。“你用刺刀刺一名英国军官，见鬼，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叫嚷道。那些德军士兵对麦凯的爆发毫无思想准备，向后退了几步，麦凯意识到“要是还有子弹的话，我就能射中他们中的一些人，而且他们还无法还击”。他记得，“因为他们把我围在中间，要是还击的话，他们就会击中自己人。他们的样子太滑稽了，结果我笑了起来”。当德军士兵盯着他的时候，麦凯轻蔑地把自己的“柯尔特”手枪扔出了花园围墙，“这样他们就不能拿走充作纪念品了”。

德军士兵强迫麦凯靠墙站着，开始搜他的身，他的手表以及父亲留给他的一个银质的空酒瓶被拿走了，但放在胸部口袋里的一张逃跑地图却被忽略了。一名军官把酒瓶还给了他，当麦凯想要回手表的时候，他被告知“在你要去的地方不会需要它了，而我们又相当缺少手表”。他双手举过头顶，被押送到一栋关押英军俘虏的楼房里。麦凯从一群人走到另一群人那里，提醒他们逃跑就是他们的任务。作为在场的唯一一名军官，麦凯突然被带到另外一个房间里接受审问。“我决定采取攻势，”他回忆说，“有一名德军中尉能说流利的英语，我告诉他，坚定但又客气地告诉他，对德军来说一切全都结束了，我将欣然接受他们的投降。”麦凯记得，那名中尉惊讶地盯着他，但“审问就此结束”。

临近傍晚时分，战俘们被赶出去登上卡车，卡车载着他们向东前往德国。“德国人在车后面留了一名警卫，这使得试图逃跑更加困难，”麦凯说道，“但我告诉小伙子们，蹲下来挤他，这样他就无法开枪了。”当他乘坐的卡车在公路上缓慢拐弯的时候，麦凯跳下车试图逃跑。“不幸的是，我选择的可能是最糟糕的地方，”他回忆说，“我落在离一名哨兵不到1米远的地方。我向他发起了突然袭击，试图扭断他的脖子，就在这时，其他德军士兵赶了过来，他们把我打得失去了知觉。”麦凯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和其他战俘挤在一起，那是在一家荷兰小旅馆的房间里。他费了好大的劲才爬起来，靠着一面墙坐着。接着，在90个小时以来，这名年轻的军官首次熟睡了过去。[1]

傍晚时分，在弗罗斯特中校的营部建筑四周和坡道边，大约有100名英军官兵分成多个小组，仍然在激烈地战斗着、坚持着。营部的屋顶在燃烧，而且基本上每个人都只剩下最后几发子弹了，然而伞兵们似乎依然精神饱满。弗雷迪·高夫少校认为：“即使是现在，如果我们能够再坚持数小时的话，我们就得救了。”

下午7点前后，第2伞兵营负了伤的营长醒了过来，因为发现自己居然睡了一觉而恼火。在黑暗的地下室里，弗罗斯特听见“一些显然是患有炮弹休克症[2]的伞兵在胡言乱语”。德军仍然在轰击这座建筑物，弗罗斯特意识到，地下室里现在塞满了200多名伤员，里面酷热难当。他试图挪动时，感到疼痛的冲击穿过了他的双腿。他派人去把高夫叫来。“你将替我指挥，”弗罗斯特告诉少校，“但在做出关键性的决定之前必须先找我商量。”现在，弗罗斯特意识到他最惧怕的事情开始出现了：房子正在燃烧倒塌，伤员有“被活活烤死”的危险。在黑暗的地下室各处，人们由于吸入了刺激性的烟气而咳嗽。第2伞兵营的军医主任詹姆斯·洛根医生在弗罗斯特身旁跪了下来，他说是到了该把伤员搬出去的时候了。“我们得与德军安排一次休战，长官，”洛根坚决要求，“我们再也不能等了。”弗罗斯特转向高夫，命令他去安排。“但要把能够作战的士兵撤到其他建筑物内继续战斗。我觉得即使大桥丢了，我们仍然能够控制入口一段时间，也许能控制足够长的时间，让我们的坦克部队上来。”

高夫和洛根离开去为休战作安排，洛根提议，打开房子沉重的前门，打着一面红十字会的旗帜出去。高夫对这个主意持怀疑态度，他并不信任党卫军，党卫军很有可能在对方举着红十字会旗帜的情况下开火。洛根又回到弗罗斯特那里，得到了如此安排的许可。当医生朝门口走去的时候，弗罗斯特取下了自己的军衔标志，他希望“能消失在士兵之中，也许以后能逃脱”。他的勤务兵威克斯则出去找担架。

在不远处，伤员之一的詹姆斯·西姆斯二等兵闷闷不乐地听到军官们正在制订撤退计划。从逻辑上讲，他知道别无选择。“我们的阵地显然毫无希望了，”他后来回忆说，“弹药几乎用完了，基本上所有的军官和士官都非死即伤，而且建筑物正在熊熊燃烧，烟雾几乎让每个人窒息。”他听见弗罗斯特说让体格健全的人和能行走的伤员“快速地跑出去”。西姆斯知道，那是“唯一明智的做法，但我们要被留在后面的这个消息，却不怎么能被人接受”。

在楼上，洛根医生打开了前门，他举着一面红十字会的旗帜，在两名勤务兵的陪同下走出去与德军见面。枪炮声停了下来。“我看见一些德军士兵跑到房子后面，那里停放着我们的吉普车和运兵车，”高夫回忆说，“他们需要用那些车来搬运伤员，我想，该向我们的剩余运输工具永远地挥手道别了。”

在地下室里，人们听见走廊里传来了德国人说话的声音，西姆斯注意到“德国人的军靴重重地踏到楼梯上”。地下室里突然安静了下来，西姆斯抬起头，看见一名德国军官出现在门口。令他非常恐惧的是，“一名负了重伤的伞兵举起了自己的‘斯登’冲锋枪，但他迅速被制伏了”。西姆斯记得，那位军官“对形势做出了判断，于是厉声发出了一些命令。德军士兵鱼贯走进来，开始把伤员抬到楼上”。他们差一点就来晚了。当西姆斯被搬动时，“一块巨大的燃烧着的大梁几乎就落到了我们头上”。他敏锐地意识到，那些德国人“神经紧张，无疑随时都会开枪，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使用的是英制步枪[3]和‘斯登’冲锋枪”。

在一名患炮弹休克症的伞兵帮助下，弗罗斯特被抬了上去，放在他曾拼命想要守住的那座大桥边的堤岸上。他看到四周的房子都在猛烈燃烧着，德军和英军士兵“以最快的速度工作着，把我们抬出来，与此同时，整个场面被火焰映照得明亮极了”。最后一名伤员被抬上来后不出几分钟，突然传来了一声轰鸣，房子倒塌了，成了一堆火红的瓦砾。B连连长道格拉斯·克劳利少校正躺在他旁边的担架上，弗罗斯特转向克劳利，疲倦地说道：“好吧，道格，这次我们没有能够逃脱，不是吗？”克劳利摇了摇头。“是的，长官，”他说道，“不过我们也让他们够受的了。”

英军伤员既小心又惊讶地注视德国人以异乎寻常的友好在他们当中走动着，分发着香烟、巧克力和白兰地。伞兵们辛酸地发现这些补给品大多是他们自己的，显然是从落入德军手中的空投补给物资中拿来的。当这些饥渴难耐的人开始进食的时候，德军士兵跪在他们身旁，为这场战斗向他们表示祝贺。西姆斯二等兵盯着一列Ⅳ号坦克，这些坦克沿着道路向后延伸。有名德军士兵看见了他的表情，便点了点头。“是的，英国佬，”他告诉西姆斯，“要是你们没有投降的话，到上午那些坦克就会对付你们了。”

但弗罗斯特麾下那些顽强且仍有战斗力的部下却并没有放弃。当最后一名伤员被抬出地下室后，战斗又再次爆发了，就像一个小时以前那样猛烈。“那是场噩梦，”高夫回忆说，“不论你转到哪个方向，到处都是德军——前面、背后，以及两侧。休战期间，他们设法把一支强大的兵力渗透进这片地区，他们现在实际上占据着每一幢房子。我们差不多被打垮了。”

高夫命令伞兵们散开，隐蔽起来过夜，他希望黎明时分能把兵力集中到河岸边部分被毁的建筑物里。甚至现在他仍然期盼着天亮后援兵就能抵达，而且“我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能够坚持到那个时候”。当士兵们隐入黑暗之中时，高夫在无线电台旁边蹲了下来，他把话筒紧放到嘴边说道：“这里是第1伞兵旅，我们坚持不了多久了。我们的阵地情况危急。请快来，请快来。”

德军知道战斗结束了，现在剩下的只是一次肃清行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桥上有坦克，但坦克却无法通过。正如哈梅尔将军预料的那样，堆积起来的车辆残骸需要数小时的时间才能清理掉。直到9月21日，星期四的一大早，才最终清理出一条单行道，部队才得以开始过桥。

星期四天刚亮，高夫和仍然散开在环形防线里的伞兵从藏身处走了出来。救援并没有来到。德军有条不紊地占领了阵地，迫使现在已没有弹药的伞兵投降。未被发现的幸存者三三两两地分散开来试图突围，英军最后的抵抗缓慢地、不服气地结束了。

高夫少校向自来水厂走去，他希望能躲藏和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尝试一路向西，去找厄克特指挥的主力部队。就在自来水厂大楼的外面，他听见了德国人的说话声。高夫全速朝一堆木头跑去，试图藏进木头下面。他的靴子后跟暴露了出来，一名德军士兵一把抓住后跟把高夫拽了出来。“我累死了，我只是抬头看着他们，笑了。”高夫说道。他把双手举在头上，被押走了。

在满满一屋子俘虏当中，一名德军少校叫高夫出来，他向英国军官行了一个纳粹的举手礼。“我听说你是指挥官。”那个德国人说道。高夫警惕地看着他。“是的。”他回答道。“我想向你和你的部下表示祝贺，”那个德国人告诉他，“你们是勇敢的军人。我在斯大林格勒打过仗，显然你们英国人有许多巷战经验。”高夫盯着这名德军军官。“不，”他说道，“这是我们第一次打巷战，下次我们会好得多。”

在这最后数小时中的某个时刻，一条最后的信息由大桥附近的某个英国军人用无线电发了出去。不论是厄克特的师部，还是英军第2集团军，都没有接收到这条信息，但在党卫军第9装甲师的师部里，哈策尔一级突击队大队长的监听员们却清楚地听到了。多年以后，哈策尔已无法回忆起信息的全部内容，但最后的两句话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弹药耗尽。天佑吾王。”

在北边几公里处的阿珀尔多伦附近，詹姆斯·西姆斯二等兵躺在一家德军野战医院外面的草地上，周围都是负伤的伞兵，等待处理和治疗。这些人很安静，都在沉思。“我自然想到，我们白白地打了一仗，”西姆斯写道，“但我情不自禁地想到了主力部队，主力部队是那么强大，然而却无法走上那最后的几公里路来到我们这里。最难以忍受的是那种感觉，我觉得我们是牺牲品。”

[1] 第二天，麦凯和另外3个人从德国的埃默里希（Emmerich）逃跑了。和他一起逃跑的人当中，有一位就是丹尼斯·辛普森中尉，他曾经率领一个小组从那间校舍里突围。这4个人一路走过乡村，来到莱茵河畔，他们偷了一条船顺流而下，来到了奈梅亨的盟军战线。——原注

[2] 炮弹休克症（shell-shock），亦译“弹震症”，即因战争的可怕经历而精神异常。

[3] 德军士兵用英国枪，这是盟军空投的武器弹药落入德军之手的最好证明。

12

9月21日星期四，上午10点40分整，爱尔兰禁卫团第2装甲营第1中队副中队长罗兰·兰顿上尉得知，他所在的第1中队要从刚刚夺取的奈梅亨大桥出发，向阿纳姆攻击前进。乔·范德勒中校告诉他，进攻发起时间是上午11点。兰顿表示怀疑，他认为范德勒一定是在开玩笑，只给了他20分钟时间向他的中队简单下令，让他们准备担任主攻。兰顿是在一张缴获的地图上迅速做的任务简报。“仅有的另一张地图，是一张没有详情的路线图。”他说道。有关敌人炮兵阵地的情报，就是唯一的一张侦察照片，显示在伦特村和埃尔斯特村之间有一处防空阵地，而且“据称它可能已经不在那了”。

在兰顿看来，这项计划的一切都是错的——尤其是“他们实际上是要在20分钟之内发起进攻”。他的中队要开辟道路，第2中队将紧随其后。兰顿获悉有两辆坦克将搭载步兵，更多的部队将随后跟上。然而他却无法指望得到多少炮兵支援，而且在最初的突破过程中曾成功使用的“台风”战斗轰炸机群“出租车调度站”式的空中掩护，也无法立即得到，因为那些驻扎在比利时的“台风”战斗轰炸机由于天气不佳而停飞。尽管如此，兰顿得到的指示却是，“豁出命向前冲，直抵阿纳姆”。

尽管乔·范德勒没有向兰顿吐露自己的感受，但他对这次进攻的结果持悲观态度。早些时候，他与其他人——包括他的堂弟贾尔斯·范德勒中校——曾经穿过奈梅亨大桥，去研究那条向正北方通往阿纳姆的高出路面的“岛屿”式公路。在这些军官看来，这条公路似乎不怎么吉利，德斯蒙德·菲茨杰拉德少校首先发话了。“长官，”他说道，“在这条该死的公路上我们一米也走不出去。”贾尔斯·范德勒中校表示同意，“在这个地方试图开坦克，真是荒唐”。到目前为止，在“走廊”中的进军尽管是以车辆排成单列纵队向前开动，但也经常会在必要时驶离主干道。“这里，”贾尔斯·范德勒回忆说，“驶离公路是毫无可能的。一条堤坝，顶上是一条公路，要进行防御是极有利的，但绝不是坦克施展的地方。”贾尔斯转向其他人说道：“我只能想象，当德军看见我们来的时候，他们只要坐在那里，幸灾乐祸地摩拳擦掌。”乔·范德勒在现场默默地看着，随后他说道：“尽管如此，我们也得试试。我们得在那条该死的公路上冒险。”贾尔斯后来记得，“我们的进军根据的是一个时间计划，我们要以两个小时24公里的速度前进”。第5禁卫装甲旅旅长格沃特金准将已经简明扼要地告诉他们：“就这么冲过去。”

上午11点整，兰顿上尉拿起侦察车上的通话器，用电台发布命令：“前进！前进！前进！无论如何也不要停！”他的坦克纵队隆隆驶过伦特村邮局，上了主干道。兰顿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心中想的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15～20分钟之后，他的呼吸开始放松一些了，敌人并没有采取行动。兰顿为“早先的惴惴不安而略微有点羞愧。我开始纳闷，我到达阿纳姆大桥的时候要做什么。我以前真的没有想过”。

在先头坦克分队后面，范德勒堂兄弟俩坐着他们的侦察车跟了上来，在他们后面是唐纳德·洛夫空军上尉的皇家空军陆空通信车，同他在一起的还有既安静又焦虑的马克斯·萨瑟兰空军少校。在突破默兹河―埃斯科河运河的时候，萨瑟兰曾指挥“台风”战斗轰炸机群实施对地攻击。当他爬上这辆白色装甲侦察车时，他对洛夫说道：“阿纳姆的空降部队的小伙子们有很大麻烦，急需帮助。”洛夫注视着天空，寻找“台风”战斗轰炸机群，他确信他们肯定需要这些飞机。洛夫想起了那次突破时的恐怖场面，“现在的情形与上个星期日相似，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德军就完全挡住了我们”。

爱尔兰禁卫团第2装甲营的坦克稳步前进，途中经过了公路左侧的奥斯特豪特（Oosterhout），以及右侧的小村庄雷森（Ressen）和贝默尔（Bemmel）。坐在侦察车上的兰顿上尉能够听见先头坦克分队分队长托尼·塞缪尔森（Tony Samuelson）中尉报告所在的位置，塞缪尔森大声叫道：“第一辆坦克正在接近埃尔斯特的郊外”。此时这些爱尔兰人大致走完了通向阿纳姆的一半路程。兰顿在听的时候意识到“我们独自上路了”。但在整个纵队里，紧张气氛正在放松。洛夫空军上尉听见空中传来嗡嗡声，随后看见第一架“台风”战斗轰炸机出现了。比利时的天空放晴了，现在空军中队出现在眼前，飞机一架接着一架。当机群开始在头上盘旋时，洛夫和萨瑟兰重新坐下来，感到放心了。

兰顿上尉正在侦察车上察看地图。整个纵队已经过了贝默尔村的支干道岔路口，拐向了右边。这时，兰顿听见一声猛烈的爆炸声。他抬起头来，看见“一个‘谢尔曼’坦克的链轮慢吞吞地升到空中，飞到前面的树上”。他立刻明白一辆先头坦克被击中了。塞缪尔森中尉在前面更远的地方，迅速证实了这个事实。

在远处，火炮开始发出轰鸣，黑色的烟雾翻腾着升上天空。纵队后方的鲁珀特·马哈菲中尉意识到肯定出了什么事情。纵队突然停了下来，大家对当前发生的事情感到困惑。而在战斗爆发后，无线电里传来的话语声都走了样，显得语无伦次。“似乎有大量的喊叫声，”贾尔斯·范德勒记得，“于是我告诉乔，我最好到前面去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这位爱尔兰禁卫团第3营的营长同意了。“尽可能快点告诉我！”他对贾尔斯说。

兰顿上尉已经赶到前面去查看情况。他从停下来的装甲车队旁边缓慢向前挪动着，来到公路上的一个拐弯处。他看见前方的4辆先头坦克全都被击毁了，包括塞缪尔森的座车，有的坦克还在燃烧。炮弹来自左侧树林里的一辆突击炮，就在埃尔斯特镇附近。兰顿命令驾驶员把侦察车开进弯道边一幢房子的院子里。几分钟以后，贾尔斯·范德勒也来到了这里，敌军的机枪火力迫使两人立即隐蔽起来。范德勒无法返回他的装甲车向堂兄乔报告情况，他大声呼喊驾驶员戈德曼下士把装甲车倒回去——那是一辆“亨伯”(Humber)轮式装甲侦察车，上面有一个舱口，边上有一扇门。他每喊一次，“戈德曼就会打开舱口的盖子，而德军就会对着他的脑袋上方猛烈射击，迫使他再次砰的一声把盖子关上”。最后，贾尔斯烦透了，他沿着一条沟向乔的指挥车爬去。

乔·范德勒已经在厉声发出命令了，他用无线电请求炮火支援；看到“台风”战斗轰炸机群在头上盘旋，于是命令洛夫呼叫飞机进行对地攻击。在皇家空军的通信车上，萨瑟兰拿起话筒开始呼叫：“我是酒杯……酒杯……”他说道，“请过来。”“台风”战斗轰炸机继续在头上盘旋，萨瑟兰绝望了，又再次呼叫：“我是酒杯……酒杯……过来吧。”没有反应，萨瑟兰和洛夫面面相觑。“无线电坏了，”洛夫说，“我们什么信号也收不到。‘台风’战斗轰炸机在我们的头上乱转，地面上正在进行炮击。那是我所经历过的最无望、最令人泄气的战事，我注视着那些天上的飞机，却对此无能为力。”洛夫知道，这些驾机缓慢盘旋的飞行员“已经得到指示，不得根据猜测而对任何目标发起攻击”。此时，贾尔斯·范德勒已经回到了他的堂兄那里。“乔，”他说道，“如果我们再让坦克沿着这条公路前进，那将会成为一场血腥的屠杀。”两人一起出发去找兰顿上尉。

现在，步兵已经离开了搭载他们的爱尔兰禁卫团第2装甲营的坦克，进入到公路两边的果园里。兰顿接管了其中一辆坦克，由于无法找到隐蔽处，也无法驶离公路，他便让驾驶员将坦克前后来回开，试图朝树林里的那辆突击炮射击。他每打出1发炮弹，“那辆突击炮便回敬5炮”。

一名步兵上尉率领的部队正被同一个目标压制，他们在沟里聚成一堆，那名上尉简直怒不可遏。“你以为你到底在干什么？”他冲着兰顿喊道。年轻的兰顿保持平静，“我正在试着打掉一门火炮，这样我们就能到阿纳姆了。”他说道。

当范德勒兄弟俩上来后，试图干掉那辆突击炮却未能成功的兰顿从坦克里爬了出来，迎了上去。“那里乱成一团，”乔·范德勒记得，“我们什么法子都试过了，却没有办法让坦克离开公路，从那道该死的两侧陡峭的堤坝上下去。我能够得到的唯一的炮兵火力支援，来自一个野战炮兵连，但炮兵连对准目标的速度太慢了。”他仅有的一个步兵连被压制得动弹不得，却又无法呼叫“台风”战斗轰炸机过来。“我们肯定能从什么地方得到支援。”兰顿说道。范德勒慢慢地摇了摇头：“恐怕不能。”兰顿仍然坚持。“我们能够到达那里，”他恳求道，“我们如果得到支援就能出发。”范德勒再次摇了摇头。“对不起，”他说道，“你就在这里待着，直到接到新的命令。”

在范德勒看来，显然在格威利姆·托马斯少将的第43威塞克斯师的步兵到达这里与爱尔兰禁卫团第2装甲营会合之前，是不可能再次发起进攻的。在步兵上来之前，范德勒的坦克部队被孤零零地搁浅在毫无遮拦的暴露道路上。只是一辆对准这条公路的突击炮，就已经成功地把整个救援纵队挡住了。此处距离阿纳姆仅有大约9公里。

这路坦克纵队的后方，在埃尔斯特村附近有一间温室，温室窗户奇迹般地几乎完好无损。在温室对面，约翰·戈尔曼中尉愤怒地抬着头盯着公路。在这条走廊更深远后方的法尔肯斯瓦德，英军纵队就曾受阻停止前进。从那时起，戈尔曼就感到需要前进得再快一些。“我们从诺曼底一路赶来，攻占了布鲁塞尔，边打边走穿过了半个荷兰，一路过关斩将，而且过了奈梅亨大桥，”他说道，“阿纳姆和那些伞兵就在前方，几乎都能看得见那最后一座该死的大桥，但我们被挡住了。我从未感到过这种可怕的绝望。”

第5部
“巫婆的大锅”

Part Five
THE WITCHES’ CAULDRON
（Der Hexenkessel）

1

“蒙哥马利的坦克部队正在来的路上！”在收缩后的奥斯特贝克环形防线的周边地区——从狭长的掩壕，到已经变成据点的房屋内，再到筑有工事的十字路口阵地上，以及树林和田野间——满是污垢、面无血色的士兵们欢呼着。这个消息很快就扩散开来。在英军空降兵眼中，漫长的磨难就要到尽头了，他们将不再孤立无援。厄克特少将位于莱茵河北岸的桥头堡在地图上形成了一个指尖状的点，在这片长仅3公里、宽为2.5公里的中心区域内，有1.6公里的防线是沿着莱茵河设置的。“红魔鬼”们被包围了，三面遭受进攻，正被慢慢消灭。水、医药用品、食品和弹药都极为短缺，所剩无几——英军第1空降师作为一个完整的师级作战单位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救援曙光的再次出现让士兵们重燃斗志，此时暴风雨般的炮火在他们头顶上空咆哮着——莱茵河以南18公里外的英军中型和重型火炮正猛烈轰击着距离厄克特的战线只有几百米的德军部队。

布朗宁中将已通过电报向厄克特许诺，第30军的第64中型炮兵团将在星期四将阿纳姆地区的德军纳入炮击范围，该团的炮兵军官已经清楚地标定了目标的先后顺序。厄克特麾下意志坚定的老兵并没有考虑到自身的安全，迅速同意了炮兵的作战计划。通过第64中型炮兵团的通信网，“红魔鬼”们第一次获得了良好的无线电联系——他们召唤的炮火支援已经近到差不多要命中自己的阵地了。炮火的精确性是令人振奋的，其可怕的杀伤覆盖效果更是吓得德国人不知所措。重型坦克部队的猛烈进攻每次都快把那些满脸胡须、蓬头垢面且衣衫褴褛的英军伞兵击溃，但随后就被英军的支援炮火给打了下去。

即使迎来了获救的曙光，但厄克特仍然知道，德军如果集中兵力进行一次协调进攻，还是能消灭他那点微不足道的兵力的。然而士兵们却认为，现在已经有了一点点希望——一个能在最后时刻夺取胜利的机会。在这个星期四，前景稍微光明了一些。厄克特拥有了有限的通信工具，并能从第64中型炮兵团那里召唤炮火支援。他知道，奈梅亨大桥是安全而且畅通的，禁卫装甲师的坦克也正在前进。如果天气保持晴好的话，索萨博夫斯基将军的波兰第1独立伞兵旅的1 500名生力军也会在下午晚些时候着陆。假如波兰军队能够在德里尔与海弗亚多普之间迅速渡过莱茵河的话，那么眼下凄凉黯淡的画面就大有可能改变。

然而，如果厄克特要继续坚持下去，那么他的部队必须获得足够的补给物资——对补给物资的急需程度就像期待索萨博夫斯基的援兵那样十万火急。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前一天投下的300吨补给物资中，师部所在的哈尔滕施泰因旅馆地区只收到41吨。在反坦克炮和火炮大量到来之前，近距离的空中支援具有关键性作用，但由于缺乏地空联络手段——那种美军专用的甚高频电台在D日（即17日）开始前的几小时才被匆匆送到英国人手里，而且波段还设置错了，根本没有派上用场——师部的军官不得不告知皇家空军，空降部队的官兵们并不在乎误伤，并准备大胆地发动突袭，因为他们知道，这种行动是绝对有必要的，并且为此做好了冒险的准备。厄克特已经给布朗宁发去了一连串电报，敦促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攻击“机会目标”，而不必考虑“红魔鬼”自己的阵地。这是空降部队的作战方式，却不是皇家空军的作战方式。即使在这个关键的阶段，飞行员们仍然固执己见，认为敌人的目标应该被以“绘图式的精确”来标明位置——这对被围困的空降兵来说完全是不可能做到的，他们眼下正被敌人的炮火压制在不断缩小的空降场里，动弹不得。英国皇家空军没有进行过一次低空对地攻击。而从环形防线起一直向东延伸到阿纳姆的广袤区域内，每条道路上、每块田野中、每片树林里都有敌人的车辆和阵地。

尽管一直敦促空军部队，但“红魔鬼”仍然缺少他们所需的空中支援。被围困在环形防线内的空降兵几乎一刻不停地遭受迫击炮的轰击，甚至在一些地方还爆发了肉搏战。他们把希望寄托在禁卫装甲师的坦克纵队上，他们相信禁卫装甲师正在朝他们隆隆驶来。厄克特并不那么乐观，他知道自己的师已被打得支离破碎，敌人在兵力上起码是他们的4倍，而且他的师遭受着火炮和坦克的轰击，伤亡人数还在持续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规模庞大且全力以赴的努力才能拯救他的师。这个顽强英勇的苏格兰人敏锐地意识到，德国人能够像蒸汽压路机一样压倒他少得可怜的兵力。不过在他告诉手下参谋们“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住这个桥头堡”的时候，他也不想透露自己内心的想法。

环形防线现在分成了两个防区，皮普·希克斯准将坚守西部防区，沙恩·哈克特准将则负责东部防区。希克斯麾下的部队主要由滑翔机飞行员团、皇家工兵部队、边民团第1营的余部，还有一些波兰人和来自其他各个单位、通晓多种语言的伞兵组成。在东部防区，主要是哈克特的第10伞兵营和第156伞兵营的幸存者，大部分滑翔机飞行员以及第1机降轻型炮兵团的官兵。在防区北部（靠近位于沃尔夫海泽的铁路线）蜿蜒曲折的工事内，承担起防御任务的是伯纳德·亚历山大·威尔逊（Bernard Alexander Wilson）少校的第21独立伞兵连——他们是引路的空降先导员，以及罗伯特·佩顿―里德（Robert Payton-Reid）中校的国王属苏格兰边民团第7营。在防御圈南部，大致从奥斯特贝克下首的那座中世纪教堂以东一直延伸到西边的韦斯特鲍温冈，哈克特指挥着国王属苏格兰边民团第7营的其余士兵，由数个营的余部——南斯塔福德郡团第2营、第1伞兵营、第3伞兵营、第11伞兵营——组成的一支人员杂乱的部队，以及由昵称“迪基”（Dickie）的第11伞兵营副营长理查德·托马斯·亨利·朗斯代尔（Richard Thomas Henry Lonsdale）少校率领的各种后勤部队——他本人曾两次负伤，其麾下的部队被称为“朗斯代尔部队”。在该地区的心脏地带，是谢里夫·汤普森中校的主力部队，他们是处于困境中的炮兵。各炮兵连一直在努力地支援着这条紧密的防线，可他们宝贵的弹药补给正在迅速减少。[1]

在战后报告中的整洁地图上，每个单位所处的位置都是先用铅笔画出，再用墨水描过。但幸存者们却在多年以后回忆说，实际上毫无环形防线可言——没有前线，各部队之间没有区分，也没有相互协调作战。有的只是受到震惊、绑着绷带、满身血污的士兵，不论何时何地，只要防线出现了缺口，他们就得冲上去。希克斯准将的部下顽强守卫着桥头堡中的所属防区。当准将视察精疲力竭的部队时，他知道“这是结束的开始，我认为我们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尽管我们都试图保持若无其事的样子”。

在谢里夫·汤普森中校与丹尼斯·芒福德少校之间的炮兵无线电联络突然中断的时候，前者就猜到弗罗斯特在大桥上的英勇抵抗已经结束了。但厄克特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仍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禁卫装甲师身上，希望他们的坦克部队能够及时和第2伞兵营的余部会合。[2]这座孤零零的跨越莱茵河——德意志第三帝国的最后一道自然屏障——的大桥一直就是重要目标，是蒙哥马利迅速结束战争的跳板。要是没有了这座大桥，那么第1空降师的困境——尤其是弗罗斯特勇敢的士兵们的苦难——就白白蒙受了。正如厄克特对弗罗斯特和高夫所说，他再也无法为他们做什么了。他们的援兵到底何时到来，只能由第30军的行进速度和装甲部队的实力来决定了。

对厄克特来说，当务之急就是让索萨博夫斯基麾下的波兰人在着陆后尽快过河进入环形防线。横水渡尤其适合这次行动。厄克特的工兵已经用电台与军部进行了联系，说“这种24型渡船能够运载3辆坦克”。尽管厄克特对韦斯特鲍温冈并不放心，还对德军炮兵从那里控制渡口的能力感到担忧，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敌军部队到达该地。由于坚守环形防线的兵力数量太少，因而厄克特只抽调出了边民团第1营的一个排去坚守这处山冈，但事实上双方都没有真正派兵守卫高地。查尔斯·弗雷德里克·奥斯本·布里斯（Charles Frederick Osborne Breese）少校的边民团第1营D连在星期日着陆后很快领受了这项任务。但按照奥斯本·布里斯的说法，“我们从来也没有真正坚守过韦斯特鲍温冈。我派出侦察巡逻队按计划对营里的各处阵地进行巡逻，然而等到我完成了这项任务返回营部时，计划又改变了”。到星期四时，奥斯本·布里斯的部下“被零敲碎打地抽调出去，进入了哈尔滕施泰因旅馆附近的一处阵地”。而在那个极其重要的高地上，没有一兵一卒。

星期三，工兵部队已经派出了巡逻队沿着莱茵河进行侦察，要求掌握渡口水深、河岸状况以及河水流速等数据情况。第1伞降工兵中队C分队的皇家工兵托马斯·希克斯认为，进行这样的勘测是“为了当第2集团军试图在河上架桥时给他们提供帮助”。希克斯与另外3名皇家工兵以及荷兰向导一起乘渡船过了莱茵河。他看到渡船工人彼得“用一根缆绳操作着，那位老人家用手卷绕着缆绳，似乎想利用水流帮助渡船过河”。希克斯把一颗手榴弹系在降落伞的索具上，每隔一尺打上一个结，以此探测水深，估量流速。星期三晚上，波兰人的空投场改到德里尔之后，又有一支侦察队被派到了渡口。“那是一项志愿参加的任务，”南斯塔福德郡团第2营D连的罗伯特·爱德华兹二等兵回忆说，“我们要去海弗亚多普村的河边，找到渡船，然后待在那里并保卫渡船。”

黑暗之中，1名中士、1名下士、6名二等兵和4名滑翔机飞行员动身了。“当我们一头钻进海弗亚多普村外树林浓密的乡间时，遭到了迫击炮和火炮的轰击，炮弹劈头盖脸地砸了过来。”爱德华兹说道。有几次这一行人被迫开火射击，一名滑翔机飞行员负了伤。侦察队来到了地图上标明的河岸，却发现那里没有渡船的影子——渡船消失了。一开始有人猜测渡船可能仍然停泊在河南岸，但随后侦察队却被告知，对岸也没有发现渡船的影子。士兵们立即散开，在北岸渡口浮动码头两侧400米范围内寻找，然而他们却一无所获，彼得的渡船渺无踪迹。爱德华兹回忆道，指挥这支侦察队的中士得出的结论是：那条船要么沉了，要么根本就不存在。天一亮，士兵们便放弃了寻找，踏上了危险的返程之路。

只不过几分钟，猛烈的机枪火力又打伤了侦察队中的另外3人，一行人被迫撤回到了河边。在那里，中士决定让士兵们分散突围，这样冲出去的机会可能大一些。爱德华兹与下士以及两名滑翔机飞行员一起突围。在“与德国人进行了小规模交火之后”，他所在的小队来到了奥斯特贝克下首的那座教堂。此时一颗迫击炮弹落地爆炸，爱德华兹被气浪掀翻在地，双腿嵌满“细碎的弹片，靴子里全是血”。在教堂隔壁的一幢房子里，一名护理员替他包扎了伤口，告诉负伤的二等兵要好好休息。“不过他并没有说在哪里休息，”爱德华兹回忆说，“房子里的每一寸空间都塞满了重伤号，伤员们散发着恶臭以及某种可怕的死亡气息。”他决定离开这里前往设在一处洗衣房内的连部，“为的是找个人将自己的情报传递给上级。我把渡口的情况告诉了一名军官，然后与一名滑翔机飞行员进入了一条存放武器的坑道。我不知道其他人是否回来了，也不知道和我一起来到教堂的那几个人发生了什么事情”。

过去了若干时间之后，厄克特少将仍然对弗罗斯特的命运一无所知，于是便给布朗宁发去了电报：

大量敌军正在进攻大桥，其从海尔瑟姆以东和阿纳姆以西向我发起进攻，形势严峻。我手头的兵力严重不足，但全师余部围绕着哈尔滕施泰因旅馆组成了严密的环形防线。从海尔瑟姆和阿纳姆两地尽早解救我部是绝对必要的。我部仍然控制着海弗亚多普的渡口。

这份电报是经由第64中型炮兵团的通信网发出去的。师部得知渡船没有找到，厄克特的军官们认为德国人已经把它炸沉了。但实际上彼得的渡船幸存了下来，大概是炮火把系泊渡船的绳索炸断了，让渡船顺流漂到了大约1.6公里外被炸毁的铁路桥附近，最终被荷兰平民发现。船被冲到了岸上，仍然完好无损——但真相大白时已经为时太晚。“我们要是能够再靠近奥斯特贝克几百米进行寻找的话，就会找到它。”[3]爱德华兹说。

星期四上午，在视察完哈尔滕施泰因旅馆周边的防御阵地之后，刚刚返回师部的厄克特听到了这个令人难以承受的消息。距离波兰人的空投时间只剩下几个小时了，可索萨博夫斯基的部下来增援环形防线的唯一快速的方式却没有了。

当长长的飞行编队运载着波兰第1独立伞兵旅飞往德里尔的空投场时，斯坦尼斯瓦夫·索萨博夫斯基少将透过领航的“达科他”运输机窗户往下面看，于是“我得知了真相，证实了我一直怀疑的事情”。飞行编队在艾恩德霍芬转向北边，他看到“地面‘走廊’完全处于堵塞状态，上百辆车挤在一起，交通状况混乱不堪”。浓烟从道路上翻腾着升入空中，敌人的炮弹在公路沿线到处爆炸，卡车和其他车辆在燃烧，“道路两旁到处可见堆积的车辆残骸”。然而，不知何故，车队却仍然在向前移动。过了奈梅亨之后，车辆的运动停止了。透过低空的云彩，从他的右手边向下望去，索萨博夫斯基能够看见那条“岛屿”式的道路，以及堵在道路上动弹不得的坦克，敌人的炮火正落在纵队的先头部队上。几分钟之后，当飞机倾斜着飞向德里尔村时，阿纳姆大桥隐约出现在了眼前，由北向南行驶的坦克正在过桥，索萨博夫斯基意识到他们是德军。被惊得目瞪口呆的他明白，这座桥英军已经失守了。

星期三晚上，由于对关于厄克特形势的情报严重匮乏而感到焦虑，同时“由于假设我有可能被自己的政府军法审判”，索萨博夫斯基把“谨言慎行”这个词抛到了九霄云外，要求面见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指挥官布里尔顿中将。与波兰第1独立伞兵旅进行沟通的联络官是乔治·史蒂文斯中校。索萨博夫斯基情绪激动地对他强调，除非“把厄克特在阿纳姆周围的确切形势告诉他，否则波兰第1独立伞兵旅就不起飞”。史蒂文斯大吃一惊，立即带着索萨博夫斯基的最后通牒匆匆赶往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指挥部。星期四清晨7点，他拿着从布里尔顿那里得到的消息回来了。史蒂文斯承认，情况是有混乱，但进攻将按计划进行；在德里尔的空投场也没有变更，而且“海弗亚多普的渡口仍在英军手中”。索萨博夫斯基的怒气消失了。现在，当他俯视战斗的全景时意识到，他“知道的比布里尔顿多”。索萨博夫斯基被激怒了——在奥斯特贝克的周围明显有德军坦克，而眼前冰雹似的防空炮火正劈头盖脸地迎接着他的部下。他认为自己的旅“在一场完全由英军导致的灾难中成了牺牲品”。几分钟之后，他从飞机上跳伞，穿过防空炮火编织的帷幕降落下来。这名严谨的50岁的将军注意到，时间是17点08分。

正如索萨博夫斯基所惧怕的那样，这些波兰人跳进了一个屠宰场。和之前一样，敌人正“恭候”着他们：位于敦刻尔克的德军雷达站一直监视着盟军飞行编队的动向，还测定了机群到达阿纳姆的具体时间；由于得到了更多的增援部队，德国人已经在这个地区布满了高射炮；当波兰军人乘坐的运输机靠近时，25架“梅塞施米特”战斗机从云层中突然俯冲出来，并对编队进行了扫射。

当索萨博夫斯基从空中落下时，他看见一架“达科他”运输机正在朝地面坠落，这架飞机的两个引擎都在燃烧。亚历山大·科哈尔斯基(Alexander Kochalski)下士看见，又有一架飞机坠向地面，在其坠毁之前只有12名伞兵逃了出来。挂在降落伞下的斯特凡·卡奇马雷克中尉正不停地祈祷着，他看见了无数曳光弹在飞舞，觉得“地面上的每一门炮似乎都在对着我瞄准”。瓦尔迪斯瓦夫·科罗布下士的降落伞上全是弹洞，他最终在另一名波兰伞兵身边着陆，而那名不幸的战友已经被弹片削掉了脑袋。

波兰伞兵的空投场距离奥斯特贝克环形防线仅有4公里。这次空降行动让环形防线上的战斗短暂停止了，德军的每一门火炮似乎都集中在了波兰人的身上——他们正随风缓缓飘落，毫无还手之力。“好像敌人的所有枪炮都一起抬升起来，同时开火。”炮手罗伯特·K. 克里斯蒂（Robert K. Christie）注意到。从持续炮击中获得的短暂喘息是宝贵且不容错失的，士兵们利用这个机会迅速移动着吉普车和装备，挖掘新的火炮掩体，并把剩余的弹药搬上来，伪装网也得以重新设置，碍事的空弹药箱则从拥挤的狭长堑壕里扔出来了。

罗兰·兰顿上尉率领的坦克中队大约在6个小时之前被德军挡住了——就在前往阿纳姆的途中，现在他的部队正位于9.6公里外那条“岛屿”式的高高的公路上。兰顿痛苦地注视着这场空降行动，这是他平生所见到的最恐怖的场面：德军飞机朝毫无防御能力的运输机俯冲过去，“将它们从空中击落”；伞兵们试图从燃烧着的飞机里跳出来，“其中一些飞机机头翻转，一头栽倒地上”；士兵们的躯体“在空中翻滚，那些无生命的形体缓慢地飘落下来，在触地以前就已经死亡”。兰顿几乎要哭出来了。“那该死的空中支援在哪里？”他很纳闷，“我们下午被告知，朝阿纳姆发起进攻的时候无法得到空中支援，因为所有可用的空中支援都要给波兰空降部队。可它们现在在哪里？是因为天气吗？胡扯！德国人能飞行，我们为什么不能飞行？”兰顿从未感到如此沮丧，他真的觉着，要是有了空中支援，他的坦克部队“就能突破这些可怜的德国杂种到达阿纳姆”。在焦虑和绝望之中，他突然发觉自己对眼前的一切感到恶心。

尽管对飞机和高射炮组成的凶猛联合攻击感到震惊，但波兰伞兵旅的大部分官兵还是奇迹般落入了空投场。就在他们着陆的时候，高射炮弹和装有烈性炸药的迫击炮弹在他们当中炸开了，这些炮火是位于奈梅亨到阿纳姆公路上的坦克群和高射炮群以及德里尔北部的炮兵群发射的。索萨博夫斯基看到，甚至连机枪群也正用密集的弹雨覆盖整片地区。伞兵们在空中遭到了打击，在地面上又陷入致命的交叉火力中。他们现在不得不杀开一条血路，离开空投场。索萨博夫斯基在一条运河附近着陆，当他跑向隐蔽处时无意间碰见了一名伞兵的尸体，“他躺在草地上，就像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样伸展开身子，”索萨博夫斯基后来写道，“一颗子弹或者炮弹碎片整齐地削掉了他的头顶。我想知道，在这场战斗结束之前还有多少士兵会这样战死，更想知道，这样的牺牲是否值得。”[4]

德里尔的所有居民都被德国人的凶猛“接待”方式吓呆了，但随即就被铺天盖地的伞降行动所吞没。波兰伞兵落在这个小村子内外的各个地方——果园里、灌溉渠里、堤坝顶上、圩田里，还有人直接掉在了村庄里。有些不幸的士兵则落入了莱茵河，由于无法解开降落伞而被河水冲走淹死。荷兰人不顾落在他们四周的炮弹和机枪子弹，跑去帮助这些倒霉的波兰官兵。在这些人当中，就有科拉·巴尔图森(Cora Baltussen)，她是红十字会队伍的一员。

这次空投行动以德里尔南部不到3公里的空投场为中心，着实令村民们大吃一惊。而且空投行动没有使用空降先导员，甚至连荷兰地下抵抗组织也对这个计划一无所知。科拉·巴尔图森骑着一辆木质车轮的自行车，沿着一条狭窄的堤岸道路朝南驶去，前往一处叫蜂蜜场(Honingsveld)的地方，有不少伞兵就是在那里着陆的。她既震惊又害怕，以为不会有几个人能够穿过德国人的炮火活下来——她估计会有大量伤亡。可科拉惊讶地看见士兵们冒着炮火整好了队伍，然后分成小组跑向安全的堤岸。她几乎无法相信还有这么多人活着。此外，她认为“英国兵终于到德里尔了”。

科拉有多年没说英语了，但她是德里尔唯一一名熟悉该语言的村民。作为一位训练有素的红十字会护士，熟练掌握英语是其在护理学习中必修的项目，同时科拉还希望自己能担任翻译。她匆匆赶上前，看见士兵们在疯狂地朝她挥手，显然是“警告我，要我离开这条道路，因为炮火肆虐”。但由于她的“激动和愚蠢”，科拉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切，而敌人连续齐射的炮弹就在她的四周呼啸。她朝遇见的第一群士兵喊道：“哈喽，英国兵！”但他们的回答却让她不知所措。这些人说的是另外一种语言——不是英语，她听了一会儿，很快辨听出那是波兰语——因为有几个被强征入德军的波兰人几年前曾在德里尔驻扎过。这让她更加困惑了。

敌占区多年的生活让科拉的警惕性很高——此时此刻，几名英国伞兵以及一架被击落的飞机上的机组人员就躲藏在巴尔图森家的工厂里。那些波兰人似乎也同样怀疑她的来意，仔细打量着这位姑娘。他们不会说荷兰语，但有几个人用蹩脚的英语或德语试探着问了一些有保留的问题：她是从哪里来的？德里尔有多少人？村子里有德国人吗？巴尔斯坎普（Baarskamp）农场在哪里？最后这个问题让科拉用德语和英语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这个农场在村子东边不远的地方，尽管科拉并不是德里尔村里那个规模极小的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但她却听自己的兄弟约瑟夫斯（Josephus）——一个活跃的地下抵抗组织成员说过，那间农场的主人是一名荷兰纳粹党成员。她知道，有一些德军就分布在巴尔斯坎普农场周围，他们驻扎在莱茵河边的堤岸道路上，还在沿河的砖瓦建筑物里布置了高射炮。“不要到那里去，”她恳求道，“那里全都是德国军队。”波兰人似乎并不相信。“究竟是否应该信任我，他们并没有把握，”科拉回忆说，“我不知道该做什么。然而我极度害怕这些人会前往巴尔斯坎普农场，害怕他们会落入某种陷阱。”她周围的那群人当中就有索萨博夫斯基少将。“由于他没有佩戴明显的标志，样子和其他士兵完全一样，”科拉回忆道，“因而直到第二天我才知道，这个精瘦结实的小个子是位将军。”她记得索萨博夫斯基正在平静地吃着苹果。他对科拉有关巴尔斯坎普农场的情报非常感兴趣——完全是出于偶然，那个地方被选作伞兵旅的主要会合地点。尽管科拉认为这群人当中没有人信她的话，但索萨博夫斯基的军官们立即派出了传令兵，向其他小组通报有关巴尔斯坎普农场的情况。这个吃苹果的精干小个子现在问道：“渡船在什么地方？”

一名军官拿出地图，科拉指出了位置。“但是，”她告诉他们，“它不运行了。”自从星期三以来，德里尔的人就没有见过那条渡船。他们从彼得那里得知缆绳被切断了，有人推测，那条渡船已经被毁掉了。

索萨博夫斯基气馁地听着。落地之后他就派出了一个侦察队去寻找渡口，现在他的担忧被证实了。“我仍然在等待侦察报告，”他回忆说，“但这个年轻女人的情报似乎是准确的，我衷心地感谢了她。”[5]一项艰巨的任务现在摆在索萨博夫斯基面前：如果他要迅速派兵帮助在环形防线里被围困的厄克特所部，就得让麾下的部队坐船或者坐筏子渡过300多米宽的莱茵河——而且是在夜间渡河。他不知道厄克特的工兵部队是否找到了船，也不知道自己能够在哪里找到足够的船。索萨博夫斯基获悉，他的无线电报务员无法与英军第1空降师师部取得联系；对于上级是否已经制订了新的计划，他更是一无所知。

现在，当科拉和她的救护队着手帮助伤员时，索萨博夫斯基注视着士兵在烟幕弹的掩护下出发。他们随后就把这个地区内的德军零星抵抗都打垮了。到目前为止，他的伞兵旅遇到的主要抵抗都来自火炮和迫击炮，迄今为止尚无装甲车辆出现——当地柔软的圩田似乎不适合坦克作战。对眼前战况感到既困惑又生气的索萨博夫斯基在一幢农舍里设立了旅部，等待来自厄克特的消息。当他得知全旅1 500名官兵中有500名没能到达时，心情变得更坏了。恶劣的天气迫使运送几乎一个整营的飞机取消了行动，返回了英国的基地。伤亡方面，他的剩余兵力已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尽管没有得到精确的数字，但到夜幕降临时，只有大约750名官兵集结起来，他们之中还有几十人负了伤。

21点，厄克特的消息到了，而且是以一种极具戏剧性的方式来到的。由于无法通过无线电台与索萨博夫斯基取得联系，所以厄克特师部里的那名波兰联络官卢德维克·茨沃兰斯基（Ludwik Zwolanski）上尉干脆直接游过了莱茵河。“我正在研究地图，”索萨博夫斯基记得，“突然这个不可思议的人物就走了进来，他浑身滴着泥水，穿着短裤，还披着伪装网。”

茨沃兰斯基告诉将军，厄克特“想要我们夜里过河，他将准备好筏子把我们摆渡过去”。索萨博夫斯基立即命令一部分官兵去河边待命。他们在那里待了大半夜，但筏子并没有过来。“在凌晨3点时，”索萨博夫斯基说道，“我知道，由于某种原因计划失败了，我把我的人撤入了一处环形阵地。”他估计到黎明的时候，“德军步兵将会发起进攻，将会伴随猛烈的炮兵火力”。“在这个夜里，在夜幕掩护下”渡过莱茵河的所有机会，“都丧失了”。

在莱茵河对岸的哈尔滕施泰因旅馆里，厄克特已经在早些时候给布朗宁发去了一封紧急电报。电文如下：

（212144）有24个小时没有得到在阿纳姆城内的我师所部消息，我师剩余部队收缩在非常小的环形防线里。敌人在迫击炮和机枪火力的猛烈支援下发起了多次局部进攻，他们的自行火炮更是一个大麻烦。我们伤亡严重，弹药即将告罄。在24个小时之内解救我部至关重要。

在位于布鲁塞尔的小型驻地里，荷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伯恩哈德亲王就在蒙哥马利的第21集团军群指挥部附近极度痛苦地关注着事态进展——每一个新消息都变成了一种折磨。荷兰本来可能在9月初便轻而易举地获得解放，但眼下却正在变成一个巨大的战场。伯恩哈德谁也不责怪，因为美军和英军的战士们正为了让荷兰摆脱压迫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尽管如此，伯恩哈德对蒙哥马利以及他的参谋部还是很快就不再抱有幻想。到9月22日，也就是星期五，伯恩哈德得知禁卫装甲师的坦克部队在埃尔斯特被挡住了，而波兰伞兵则在德里尔而不是阿纳姆大桥南部完成了空降。这一切都让33岁的亲王大发雷霆。“为什么？”他愤怒地质问他的参谋长彼得·多尔曼少将，“为什么英国人就是不听我们的？这究竟是为什么？”

在为“市场—花园”行动制订计划时，荷兰的高级军事顾问就被排除在外了，而他们的忠告本来可能是非常宝贵的。“比如，”伯恩哈德回忆说，“倘若我们能及时知道空投场的选择以及空投场与阿纳姆大桥之间的距离，我的军官们自然会提供相关的情报信息。”由于“蒙哥马利具有丰富的经验”，伯恩哈德和他的参谋们“对任何问题都没有提出异议，欣然接受了一切”。但在荷兰将军们得知霍罗克斯的第30军所提出的进攻路线后，他们便焦虑地试图说服每一个能听他们说话的人，警告他们“使用无遮蔽的堤岸道路是危险的”。“在我们的军事参谋学院里，”伯恩哈德说道，“我们曾对这个问题做过无数次研究。我们知道要是没有步兵，坦克根本无法在这些道路上作战。”荷兰军官们一再告诫蒙哥马利的参谋们，除非投入步兵紧密协同坦克部队作战，否则“市场—花园”行动的进程根本无法保证。多尔曼将军说，他“在战前就曾亲自在那个地区用装甲部队进行过试验”。

伯恩哈德说，“英国人对我们的不同意见不予理会”，尽管每个人都“出奇地客气，但英国人却宁可自己制订计划——我们的意见被排斥了。普通的态度是：‘不要担心，老兄，我们就要开始做这件事情了’”。伯恩哈德注意到，甚至现在“英国人还把一切都怪罪到天气上。我的参谋们得出的普遍结论是，英国人认为我们就是一群蠢材，因为我们居然敢对他们的军事战术提出质疑”。伯恩哈德知道，除了几名高级军官外，他本人“在蒙哥马利的指挥部里并不特别受人喜爱，因为我的话现在正不幸地被证实是对的——而英国人一般不喜欢被一个该死的外国人告知他错了”[6]。

从位于布鲁塞尔的指挥部里，伯恩哈德把事件的相关情报完整地告知了64岁的威廉明娜女王和栖身伦敦的荷兰流亡政府。“他们也无法影响英国人的军事决定，”伯恩哈德说道，“若是把这件事情直接反映给丘吉尔，那不论对女王还是对我们的政府都不会有好处。他绝不会干涉战场上的军事行动，蒙哥马利的声望太高了。我们确实是一筹莫展。”

威廉明娜女王焦虑地关注着这场战役的进程，和她的女婿一样，她本来也以为荷兰会迅速得到解放。现在王室成员们担心，如果“市场—花园”行动失败，“那么德军将会对我们的人民进行可怕的报复。女王认为德国人绝不心慈手软。她强烈地痛恨着德国人”。

伯恩哈德在“市场—花园”行动发起之初曾乐观地告知威廉明娜女王：“不久后我们就会夺回王宫和王室庄园。”女王回答说：“把它们全都烧掉。”伯恩哈德大吃一惊，结结巴巴地问道：“您说什么？”威廉明娜说道：“因为德国人曾住进了我的房间里，还坐在了我的椅子上。我决不会再次踏进这个地方，决不！”伯恩哈德试图平息她的怒气：“妈妈，您有点夸张吧。毕竟它们都是非常有用的建筑，我们可以用蒸汽甚至是滴滴涕（DDT）为其消毒。”女王仍固执己见。“把那些宫殿烧掉，”她命令道，“我决不会踏进其中的任何一座。”亲王拒绝了。“女王生气了，因为后来我和我的参谋部占用了宫殿（没有把它毁掉），且没有先询问她的意思。她有好几个星期除了涉及公事以外不和我说一句话。”

现在伯恩哈德和他的参谋们只能“等待和希望。事态的变化令我们感到痛苦和沮丧。我们从来没有想到，那些代价高昂的错误居然是上层犯下的”。荷兰自身的命运使得伯恩哈德更加焦虑：“我知道，如果英国人在阿纳姆被击退，那么在即将到来的冬天里，荷兰人民将面对可怕的报复。”

[1] 环形防线东南端的巩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谢里夫·汤普森中校的敏捷思维。在混乱的战斗过程中，9月19日从阿纳姆撤退的英军士兵发现他们并没有指挥官，汤普森迅速把他们组织起来，保卫炮兵阵地前面的最后一块高地。这些人连同早些时候各单位被打散的兵力——大约150名滑翔机飞行员和他的炮兵，总兵力约800人——被称为“汤普森部队”。这支部队随后又得到了补充，由朗斯代尔少校指挥。他们在9月20日傍晚时候撤退，由汤普森部署在炮兵阵地四周。由于指挥官变更，再加上总体形势变化，战事上仍然存在着一些混乱。但紧接着汤普森在9月21日的战斗中负伤，炮兵阵地周边的所有步兵后来都归由“朗斯代尔部队”指挥。滑翔机飞行员则仍然归属第1机降旅指挥。——原注

[2] 星期四破晓后不久，当德国人开始围捕仍然试图坚守的所剩无几的英军伞兵时，芒福德把他的无线电设备毁掉了。“敌人的坦克和步兵就在桥上，”芒福德回忆说，“我帮忙把伤员抬到一处救护点，然后把电台砸了。汤普森中校再也无法为我们做什么了，无法为每一个想回到奥斯特贝克的师部的人做什么了。”芒福德在试图回到英军战线的时候，于阿纳姆的郊外被德军俘获。——原注

[3] 对那条渡船的真实叙述，在这里是第一次出现，甚至连官方的史书也声明它被炸沉了。其他的说法则暗示，为了避免它被盟军使用，德军或是用炮火把它炸毁了，或是把它转移到了他们控制下的另一处地点。在德军的任何战争日记、日志或者战后报告中，都没有提及此事来支持这些猜测。我采访的德国军官——例如比特里希、哈策尔、哈梅尔和克拉夫特——之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回忆起自己曾经下令实施过任何上述行动。我认为，假定德国人想夺取这条渡船的话，那么他们要找到这条船，就会遇到和爱德华兹所报告的相同困难。无论如何，没有一名德国军官记得曾命令切断缆绳，以免让英军使用它。——原注

[4] 斯坦尼斯瓦夫·索萨博夫斯基所著《我自由地服役》，第124页。——原注

[5] 有些报道声称，科拉是地下抵抗组织成员，被派去告知索萨博夫斯基那条渡船在德国人的手里。“没有比这更离谱的事情了，”科拉说道，“我从来就不是抵抗力量成员，尽管我的兄弟们加入其中。英国人并不信任地下抵抗组织，我们德里尔村的人，自然直到波兰士兵在我们头上从天而降的时候，才知道有这次空降行动。” ——原注

[6] 爱尔兰禁卫团第2装甲营的鲁珀特·马哈菲中尉记得，坦克部队在埃尔斯特被挡住后不久，荷兰伊蕾妮公主旅的一名军官来到爱尔兰禁卫团所部的食堂吃饭。这名荷兰军官朝桌子四周看了看，说道：“你们都会考试不及格的。”他解释说，在荷兰参谋学院的考试中有一道题，何为从奈梅亨进攻阿纳姆的正确方式。有两种选择：一、沿着主要道路发起进攻；二、在主要道路上驱车1.6～3公里，然后向左拐弯，渡过莱茵河，以侧翼运动绕道回来。“凡是选择沿着道路长驱直入的人，考试都没有及格，”军官说道，“凡是选择向左拐弯，然后渡河迂回的人，都及格了。” ——原注

2

奥斯特贝克，这场战争中“安静的孤岛”现在已经成了交战的核心地区。在不到72小时的时间里——从星期三以后——这座镇子就被炸得一塌糊涂，火炮和迫击炮把它轰成了一个巨大的垃圾堆。小镇宁静的秩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幅遭到蹂躏后的光秃秃的衰景：地面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弹坑和交错纵横的战壕；木头和钢铁的碎片把小镇搞得一片狼藉；红砖粉末混杂着灰烬，仿佛给一切都罩上了一层脏兮兮的色彩。在被火烧得焦黑的树上，衣服和窗帘碎片在风中怪异地飘动着，废弃的黄铜弹壳在街道上深及脚踝的尘土中闪闪发亮。道路上建起了临时路障，用的材料是烧坏了的吉普车和其他车辆，以及树木、门、沙包、家具——甚至还有浴缸和钢琴。在被部分拆毁的房子和棚屋后面，在街道两侧以及被炸成废墟的花园里，并排躺着士兵和平民的尸体。度假旅馆现在变成了哀号遍地的医院，孤零零地伫立在草坪中，附近则到处乱放着家具、绘画和打碎了的灯具；而有着花哨条纹的顶棚本来是给宽大的阳台遮阳的，现在却变成了悬挂在支架上的肮脏的碎布片。几乎每幢房子都被击中了，有一些被烧毁了，镇子里连几扇完整的窗子都没剩下。德国人现在把这片毁灭之海称为“巫婆的大锅”[1]，在这里，荷兰老百姓——大约8 000～10 000名男人、女人和孩童——要挣扎着活下去。他们拥挤在地下室里，没有煤气和水电，而且就像许多被包围在防线内的英军一样，也几乎没有食物。这些平民悉心照料着为解放荷兰而负伤的英国军人，但当德国军人负伤时，他们同样会去救护那些曾经的征服者。

斯洪奥德旅馆现在是位于前线的一个主要的伤亡人员收容站。旅馆主人的女儿亨德丽卡·范德弗利斯特（Hendrika van der Vlist）在她的日记里写道：

我们不再害怕了，我们已经经历了一切。我们周围躺满了伤员——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奄奄一息。若是要求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又为什么不应该这样做呢？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我们已经变得超然于曾经所依恋的一切。我们的财物失去了，我们的旅馆已经千疮百孔，但我们甚至都不曾留恋它们——我们也没有时间去留恋它们。如果这场战斗既要夺去英国人的生命，又要夺去我们的生命，那么我们将义无反顾地献身。

在车道边的田野里和屋顶上，在建筑物废墟中那些被堵住充当掩体的窗子后面，在奥斯特贝克下首的那座教堂附近，在遭到严重破坏的哈尔滕施泰因旅馆四周的鹿苑里，精神紧张、眼睛凹陷的伞兵们被部署在阵地上。炮击的轰鸣声几乎没有中断过，不论是军人还是平民都被震聋了。在奥斯特贝克，英国人和荷兰人被震得进入了一种麻木状态，时间变得毫无意义，所有事情都变得模模糊糊。士兵和平民彼此安慰着，希望能得到解救，但精疲力竭的人们又对生死抉择感到释然了。国王属苏格兰边民团第7营营长罗伯特·佩顿―里德中校着重提及：“在一切艰苦当中，睡眠缺乏带来的浓浓困意是最让人难以抵御的。士兵们的疲惫竟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在他们看来，生活中唯一重要的事情似乎就是睡觉。”正如第10伞兵营B连副连长本杰明·贝蒂·克莱格（Benjamin Beattie Clegg）上尉所说：“我记得，那种疲倦超出了其他任何东西——不少人认为如果能睡上一觉，哪怕被杀死也值了。”滑翔机飞行员团第2联队E中队第12小队的劳伦斯·戈德索普（Lawrence Goldthorpe）中士觉得自己太累了，以至于“有时我甚至希望自己能负伤，这样就可以躺倒休息一下”。但任何人都得不到休息。

在环形防线的各处——从指尖状的突出部北端那座白色的德赖耶尔奥特旅馆（Dreyeroord，英军将其称为“白宫”），一直延伸到奥斯特贝克下首那座建于10世纪的教堂——士兵们打着一种混乱得让人难受的仗，进攻方和防御方的装备及兵力疯狂地搅和在了一起。英军空降兵往往发现，自己使用的是缴获的德军弹药和武器，而德军坦克正在被他们自己人布下的地雷炸毁；德军驾驶着缴获来的英军吉普车——那些本来打算空投给英军空降部队的补给物资反而被德军利用。“那是我们打过的最廉价的仗，”霍亨施陶芬师师长哈策尔回忆说，“我们有免费的食品、香烟和弹药。”双方在阵地上反复展开拉锯战，次数如此之多，导致没有几个人有把握确认，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阵地会掌握在谁的手里。对在环形防线沿线各处地下室里躲避的荷兰人来说，这种持续不断的拉锯更为可怕。

化学工程师扬·福斯凯尔把全家——他的岳父岳母、妻子贝尔莎，以及9岁的儿子亨利——搬到了翁德瓦特(Onderwater)医生家里，因为医生家用沙包加固的地下室似乎要安全一些。激战达到高潮时，英军的一个反坦克小组就在他们楼上作战。几分钟后，地下室的门猛地被打开了，一名党卫军军官带着几名士兵出现在众人眼前，要求检查人群中是否藏了英国人。小亨利正在玩一个英军战斗机的翼炮弹壳。那名德国军官举起炮弹壳，立即警觉了起来。“这是英军机炮上的，”他喊道，“每个人都上楼去！”福斯凯尔清楚，地下室里的人将会被全部枪毙，他迅速站了出来。“瞧，”他告诉军官，“这是英军飞机上的弹壳，我儿子发现了它，纯粹是为了玩。”那个德国人出乎意料地向他的部下示意，于是德国人上了楼，没有伤害这些荷兰人。过了一些时候，地下室的门又一次被推开了，英军伞兵令人宽慰地进了屋子。福斯凯尔认为他们的样子“很奇异，穿着伪装服，头盔上仍然插着树枝。他们就像圣尼古拉[2]一样，分发了巧克力和香烟，那是他们刚刚从德军的补给卡车里缴获的”。

艾尔弗雷德·琼斯二等兵是伯纳德·威尔逊少校麾下的空降先导员，他也卷入了混乱的战斗之中。在斯洪奥德旅馆附近的一处十字路口，琼斯和一个排的人坚守着阵地，这时他们看见一辆德军军官座驾迎面驶来。不知所措的伞兵们瞪大眼睛瞧着，只见那辆车在他们隔壁的房子前停了下来。“我们看得目瞪口呆，”琼斯记得，“只见司机为军官打开车门，向他行了一个纳粹的举手礼，然后军官便朝房子走去。”琼斯回忆说，随后“我们幡然醒悟过来，排里有人开火，把司机和军官全都俘虏了”。

有一些与敌人的遭遇战却显得多少有点人情味。滑翔机飞行员团第2联队F中队的分队长迈克尔·威廉·朗（Michael William Long）中尉率领一支战斗巡逻队，在丹嫩坎普(Dennenkamp)十字路口附近的环形防线北突出部，穿过一片茂密的灌木丛，与一名年轻的德国兵迎面相遇。那个德国兵端着一支MP 40冲锋枪，而朗手里拿的是一把左轮手枪。中尉喊叫着让手下的士兵散开，随后双方几乎同时开火，但那个德军士兵的动作比他更快“一点儿”。朗的大腿中弹倒在地上，那个德国兵“只是右耳朵被子弹擦伤”。让朗中尉惊恐的是，德国兵扔过来一颗手榴弹，“在离我大约半米远的地方落了地”。朗发疯似的把那颗“木柄手榴弹”踢到一边，手榴弹爆炸后没有伤到朗。“他搜了我的身，”朗回忆说，“从我的口袋里取出两枚手榴弹，朝躲在林子里的我军扔去。然后他平静地坐在我的胸口上，端起冲锋枪开火。”当德军士兵向灌木丛扫射时，炽热的弹壳落下来，掉进了朗中尉敞开的作战服领子里。朗恼火了，推搡着德国兵，指着那些弹壳叫喊道：“太烫了（Sehr warm）。”德军士兵一边射击一边回应道：“哦，是的！”于是他挪动了一下身子，这样一来弹壳就落在了地上。过了一会儿德国兵停止了射击，再次搜了朗的身。他正要拿走中尉的急救包，这时朗指着自己的大腿，而德军士兵则指着自己被朗的子弹擦伤的耳朵。在灌木丛里，他们的四周全是枪声，两个人互相包扎了彼此的伤口。然后朗被押走了，做了俘虏。

环形防线正被缓慢地压缩着，这一切仿佛已成定局——因为英军官兵大多死于激战或者当了俘虏，幸存者往往也伤痕累累。乔治·贝利斯上士是名滑翔机飞行员，他把自己跳舞用的轻便平底鞋带到了荷兰，因为他认为荷兰人喜欢跳舞。在花园中的一条经过伪装的狭长堑壕里，德国士兵“眨着眼睛示意他出来”，贝利斯靠着墙和其他人并排站着，遭到了搜身和审问。贝利斯没有理会审问他的人，而是平静地取出了一面手镜，检查着他满是污垢、没有剃须的脸。他问那个德军士兵：“今晚镇里会有一场舞会吗？你大概也不知道答案，对吧？”随后贝利斯就被德军士兵押走了。

其他伞兵确实听到了舞会音乐。从德国人的喇叭里传来了二战时期的一首流行歌曲，那是格伦·米勒[3]的《来劲儿》。在阵地上，形容枯槁的伞兵们静静地听着。当唱片播放结束的时候，一个说英语的声音告诉他们：“第1空降师的士兵们，你们被包围了。缴枪不杀！”滑翔机飞行员团的伦纳德·M. 奥弗顿（Leonard M. Overton）中士“现在充分预料到，反正不会活着离开荷兰了”，他和附近的每个人都用武器做出了回答。劳伦斯·戈德索普中士也听见了喇叭里的话。几个小时以前，他曾冒着生命危险取回了一个装有补给品的空投箱，结果却发现，里面装的不是食品或者弹药，而是红色贝雷帽。现在，当他听见“投降，现在还来得及”的时候，他叫喊道：“滚开，你们这些愚蠢的杂种！”他举起了自己的步枪。树林和战壕里的其他人也怒吼起来，各式枪械凶猛地吐着火焰——那是被激怒的伞兵在对准喇叭射击。那个声音突然消失了。

在德国人看来，投降似乎是英国人唯一明智的选择——边民团第1营支援连连长理查德·亨利·斯图尔特（Richard Henry Stewart）少校就发现了这一点。斯图尔特被俘了，由于德军发现他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于是把他带到一处大型指挥部里。他对当时面见的那名德国指挥官记忆犹新。比特里希将军“是个身材修长的人，大概40岁出头或者45岁左右，穿着黑色的长皮夹克，戴着帽子”。斯图尔特回忆说，比特里希并没有审问他，“他只是告诉我，他想要我去找我的师长，劝他投降，以便使该师免于被消灭”。斯图尔特客气地拒绝了。那位将军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套，他告诉我，我有权拯救‘自己祖国那些鲜花盛开般的青年’”。斯图尔特再次拒绝道：“我不能这样做。”比特里希继续敦促他。斯图尔特问道：“长官，如果我们的位置调换一下的话，您的回答会是什么呢？”那名德国指挥官缓慢地摇了摇头：“我的回答会是‘不’。”斯图尔特说道：“那也是我的回答。”

尽管比特里希“从未看到有别的士兵像在奥斯特贝克和阿纳姆的英军那样奋力作战”，但他不仅继续低估了厄克特的部下的决心，还错误地理解了波兰军队在德里尔的空降行动。比特里希虽然认为，波兰伞兵的到达对陷入包围的英军第1空降师是“一种士气上的鼓舞”，但他却判断，索萨博夫斯基的主要任务是进攻德军后方，并阻止哈梅尔的弗伦茨贝格师到达奈梅亨地区——这支部队现在正使用着阿纳姆大桥。他认为，波兰军队的威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他“干预了针对奥斯特贝克的战斗行动”，命令汉斯―彼得·克瑙斯特少校急调他的装甲营南下。强大的克瑙斯特战斗群目前得到了25辆近60吨重的虎式坦克和20辆豹式坦克[4]，它的任务是守卫埃尔斯特，阻止波兰军队到达阿纳姆大桥南端，同时阻止霍罗克斯的坦克部队与他们会合。哈梅尔的弗伦茨贝格师在重组之后，奉命“要把奈梅亨地区的英美联军赶回到瓦尔河”。在比特里希看来，英军从奈梅亨发起的大举猛攻才是最大的威胁，而厄克特的师已经被牵制住并被消灭了。他根本没想到波兰军队的目标是增援厄克特的桥头堡，比特里希的策略——形成错误的原因——将决定第1空降师的命运。

9月22日，星期五一大早，当克瑙斯特的坦克抵达埃尔斯特时，厄克特少将得到了第30军军长霍罗克斯的消息。昨天夜间，厄克特通过“幽灵”小队发出了两封电报，告知英军第2集团军指挥部渡口已无法使用。然而霍罗克斯并没有得到这个消息。第30军军长的电报内容是：“命令第43步兵师在今天冒一切风险把第1空降师救出来，行动目标是渡口。如果形势许可，你应该撤退到渡口或者渡河到南岸。”厄克特回答说：“我们将很高兴看到您。”

在遭到严重破坏的哈尔滕施泰因旅馆的酒窖里——“这是仅存的唯一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厄克特回忆说——将军与他的参谋长查尔斯·麦肯齐中校进行了商谈。“最后的任务在我们看来是勉为其难了，”厄克特记得，“但我感到，我必须做一些事情来实现救援——而且是立即实现。”

伞兵们将通常在黎明时分进行的迫击炮轰击称为“清晨的仇恨”。现在，屋子外边“清晨的仇恨”已经开始了。遭到破坏的哈尔滕施泰因旅馆摇晃起来，发出了回响，那是落点很近的炮弹爆炸产生的震荡。备受折磨的厄克特不知道他们还能够坚守多久。当初在阿纳姆空降场着陆的空降部队，总共有10 005人——有8 905人是第1空降师的官兵，1 100人则是滑翔机飞行员和副驾驶——而厄克特现在估计，他手头只剩下不到3 000人了。在不到5天的时间里，他损失了三分之二以上的兵力。尽管厄克特现在与霍罗克斯和布朗宁建立了通信联系，但他却认为，那两位高官并不了解这里正在发生着什么。“我确信，”厄克特说道，“霍罗克斯并没有充分意识到我们的困境。我得想法让他知道形势的紧迫和严峻。”他决定派麦肯齐中校和昵称“埃迪”（Eddie）的埃德蒙·查尔斯·沃尔夫·迈尔斯（Edmund Charles Wolf Myers）中校前往奈梅亨，去见布朗宁和霍罗克斯。迈尔斯是师工兵主任，“他将处理渡河过程中人员和补给物资的特殊安排”。“我被告知，”麦肯齐说道，“头等大事是要向霍罗克斯和布朗宁强调，这个师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只不过是一群聚集在一起苦苦支撑的人。”厄克特认为，部队忍耐的极限已经到了。而麦肯齐更要向他们发出警告，“如果今天晚上我们还得不到兵员和补给物资的补充，一切就可能太晚了”。

当麦肯齐和迈尔斯准备动身时，厄克特站在一边。他知道，这次行动将会非常危险，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似乎也有理由假定——如果霍罗克斯的电报可信，而且第43威塞克斯步兵师的进攻会按预定时间发动——等到麦肯齐和迈尔斯过河的时候，某条通向奈梅亨的路线可能已经被打开了。在两人离开之时，厄克特“对查尔斯有最后一句话要说，我告诉他要努力让他们意识到，我们处于什么样的困境。查尔斯说他将竭尽全力，我知道他会的”。迈尔斯和麦肯齐带上了一条橡皮艇，然后乘坐吉普车前往奥斯特贝克南部的莱茵河边。

16公里之外，在瓦尔河北部的奈梅亨地区，26岁的男爵理查德·约翰·罗茨利（Richard John Wrottesley）上尉此时正坐在一辆装甲汽车里，准备下达出发命令——他是第2王室骑兵团C中队第5分队的分队长。他在夜间得到命令，要率领一支侦察中队的先头分队给攻击前进的第43威塞克斯步兵师开路，并与空降部队取得联系。前一天，爱尔兰禁卫团所部的坦克被敌人挡住了去路，从那时开始罗茨利就“充分意识到了德军在奈梅亨北部的实力”。他从未得到过德里尔的波兰军队的消息，也没有得到过第1空降师的消息，因而“得有人搞清楚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年轻的罗茨利记得，他所在的中队的任务，就是要“在敌人的防御工事中撕开一条血路冲过去”。罗茨利认为，如果避开那条从奈梅亨延伸到阿纳姆的主干道，转而走西边那些纵横交错格子般的二级支路，就能获得一个较好的机会。他将在清晨浓雾的掩护下，从敌人的防御工事当中快速冲过，清晨的雾气“有助于我们旗开得胜”。天刚亮，罗茨利就下令出发。他的两辆装甲汽车和两辆侦察车迅速消失在了浓雾中，紧随其后的是阿瑟·文森特·扬（Arthur Vincent Young）中尉率领的另一个分队。这支部队迅速行进，在奥斯特豪特的西边转弯，沿着瓦尔河的河岸走了大约10公里，然后绕了一圈回来，直插正北方的德里尔。“在某个地方我们看见了几个德国人，”罗茨利记得，“但他们似乎比我们更吃惊。”两个半小时以后，即9月22日星期五上午8点，“市场—花园”行动中的地面部队与英军第1空降师实现了第一次会师——这个场面在蒙哥马利的展望中本该于战役发起后的48小时内就出现，但现在已经被拉长成了4天零18个小时。由于禁卫装甲师的坦克部队在星期四的大胆尝试，罗茨利和扬中尉没放一枪一炮便到达了德里尔和莱茵河畔。

跟随在他们身后的H. S. 霍普金森中尉率领的第3分队则遇上了麻烦。清晨的雾突然散开了，这个单位暴露出来，并遭到了敌军装甲部队的攻击。“第一辆车的驾驶员里德立即被打死了，”霍普金森说道，“我上前去帮忙，但那辆侦察车正在熊熊燃烧。敌人的坦克继续朝我们开火，我们被迫撤退。”就那么一会儿，德国人再次关闭了通往厄克特的第1空降师的救援通道。

从一开始就不断干扰着“市场—花园”行动计划的奇怪而又危害巨大的交通瘫痪，现在正开始加剧。9月22日，星期五，黎明时分，人们等待许久的托马斯将军的第43威塞克斯步兵师将要从奈梅亨向前突破，去帮助仍然在埃尔斯特受阻的禁卫装甲师的坦克纵队。计划要求一个旅——第129旅——沿着高架公路的两侧进军，穿过埃尔斯特前往阿纳姆；与此同时，第二个旅——第214旅——要在更西边的地方发起进攻，穿过奥斯特豪特镇，然后朝德里尔和渡口发起攻击。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威塞克斯师的官兵从埃斯科运河赶来竟用了差不多3天时间，而这段路程只有100公里左右。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敌人不断对部队行进的“走廊”发起进攻所致，但有些人后来指责说，这是办事讲究条理的托马斯过分小心造成的恶果，他的师就是步行走完这段距离也会比现在的速度更快。[5]

眼下灾难又再次降临在第43威塞克斯步兵师身上了。令第214步兵旅旅长埃塞姆准将极度失望的是，他的先头营——萨默塞特轻步兵团第7营——迷路了，未能在21日夜间渡过瓦尔河。“你究竟到哪里去了？”当这个营终于抵达时，埃塞姆愤怒地质问其营长。该营在奈梅亨被人群和路障耽搁了，几个连在混乱中分散开，被指引着过了错误的桥。埃塞姆利用黎明的浓雾掩护朝德里尔大举猛攻的计划流产了，这场双管齐下的进攻直到上午8点30分才开始。在明媚的阳光下，第2王室骑兵团的侦察队让敌人提高了警惕，他们对即将到来的战斗严阵以待。9点30分，奥斯特豪特的一名足智多谋的德军指挥官熟练地运用坦克和炮兵，成功地把第214步兵旅压制得动弹不得；而第129步兵旅在突向埃尔斯特，试图支援范德勒中校的爱尔兰禁卫团所部时，遭到了克瑙斯特少校集结起来的坦克群的猛轰，比特里希将军曾命令这支坦克部队南下以粉碎英美联军的大举猛攻。在厄克特看来，在这个关键的星期五，英军第1空降师的命运将由第30军的解围行动决定。但第43威塞克斯步兵师直到傍晚时分才攻占奥斯特豪特——时间太晚了，在夜间无法大规模调动部队去帮助被包围在奥斯特贝克的空降兵。

其他人像埃塞姆一样，也对进攻行动的迟缓感到愤怒。乔治·泰勒（George Taylor）中校率领着康沃尔公爵轻步兵团第5营[6]，他无法理解“是什么把每件事情都耽搁了”。他知道，参加“花园”行动的部队与第1空降师的接头时间已经比计划的时间表晚了3天，他不安地意识到更高级别的指挥官同样在担忧当前的困境。星期四，他遇见了军长霍罗克斯将军，将军问他：“乔治，你要做些什么？”泰勒毫不犹豫地提出，想在星期四晚上急速调派一支特遣部队，带上满载补给品的载重2.5吨的水陆两用运输车前往莱茵河。“我的主意在将军眼中完全是瞎猜，”泰勒回忆说，“霍罗克斯显得有点吃惊，就像人们在听天方夜谭时所表现的那样——他随后迅速转移了话题。”

泰勒不耐烦地等待着让他的营渡过瓦尔河的命令。直到星期五中午，才有一名少校——他是第30军的参谋——过来告诉他，他的营将得到两辆装有补给品和弹药的水陆两用运输车，需要将它们带到德里尔去。除此以外，泰勒还将得到第4/7龙骑兵禁卫团的一个坦克中队的支援。“阿纳姆局势危急，”少校说道，“水陆两用运输车今天晚上必须过河。”那两辆满载的水陆两用运输车是星期五下午3点到达集结地的，泰勒有些担心它们能否带上足够的补给品。“想必，”他对他的情报参谋戴维·威尔科克斯（David Wilcox）中尉说，“我们得带上比这更多的东西过河给他们。”

就在这些步兵离开奈梅亨桥头堡的时候，麦肯齐中校和迈尔斯中校来到了德里尔，并与索萨博夫斯基的波兰军队接上了头。他们渡过莱茵河的过程顺利得令人惊讶，“敌人只朝我们开了几枪，”麦肯齐说道，“而且子弹是从我们的头顶上飞过的。”在莱茵河南岸，一场大规模战斗正在进行，波兰军队正面临着德军强大的攻势，死死抵挡着从埃尔斯特和阿纳姆方向赶来的敌人步兵发起的冲锋。麦肯齐和迈尔斯在莱茵河南岸等波兰人过来接头还花了一点儿时间。“已经用无线电通知他们了，要他们密切注意我们，”麦肯齐说道，“但战斗打得如火如荼，索萨博夫斯基忙得不可开交。”最后，他们骑着自行车被护送到索萨博夫斯基的旅部。

发现第2王室骑兵团的部队让麦肯齐很是振奋，但他试图赶到奈梅亨与布朗宁将军会面的希望却迅速破灭了。对罗茨利男爵和亚瑟·扬中尉来说，霍普金森的第3分队的装甲侦察车辆未能到达德里尔，这意味着德军已经从后面把他们包围了；第43威塞克斯步兵师的进攻也尚未获得突破。麦肯齐和迈尔斯将不得不继续等待下去，直到有一条路线被打通。

罗茨利回忆说“麦肯齐立即要求用我的无线电与军部联系”。后者经由罗茨利的中队长给霍罗克斯和布朗宁转发了一封长长的明码电报——厄克特的参谋长甚至都没有费心把电文译成密码。罗茨利站在麦肯齐的旁边，听见他“清晰地”说“我们缺乏食物、弹药和医疗用品。我们已经无法再坚持24小时。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等待和祈祷”。罗茨利第一次意识到“厄克特的师已经陷入了绝境”。

接下来麦肯齐和迈尔斯与索萨博夫斯基进行了交谈，强调了让波兰军队过河的紧迫性。“现在即使只有几个人过去也能改变局面！”麦肯齐告诉他。索萨博夫斯基表示同意，但又问去哪里搞船和筏子——如果顺利的话，要求送来的水陆两用运输车将会在晚上到达。迈尔斯想到，空降部队拥有的几条能装载两人的橡皮救生筏可以串联在一起使用，只要用缆绳将其连接起来，就可以把它们在河的两边来回拉动。索萨博夫斯基“听到这个主意感到很高兴”，他认为这种方式虽然会慢得让人痛苦，但“如果没有遭到抵抗，那么一个晚上也许就能有200名士兵被运送过河”。迈尔斯随后用无线电迅速与哈尔滕施泰因旅馆取得了联系，要他们为橡皮救生筏做好安排。这个可怜兮兮而又孤注一掷的军事行动已经被定了下来，并将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开始。

在河对岸的桥头堡里，厄克特的部下继续以非同寻常的勇气和决心战斗着。然而在环形防线的一些地方，甚至连最坚定的人也对友军的解救行动表示出担心。一种孤独感正在滋长，并降临到了每个地方——就连荷兰人都被传染了。

查尔斯·道·范德克拉普（Charles Douw van der Krap），前荷兰海军军官，在早些时候被安排指挥一支由25人组成的荷兰地下抵抗组织。这支武装小队与英军并肩作战，是在厄克特师部的荷兰联络官阿诺尔德斯·沃尔特斯海军少校的建议下组织起来的。扬·艾克尔霍夫曾在星期一帮助斯洪奥德旅馆做好了收容伤亡人员的准备工作，他受命为这个小组寻找德制武器，英国人只能给每个人5发子弹——而且前提是能够找到武器的话。艾克尔霍夫把车一直开到了沃尔夫海泽，但只找到了三四支步枪。起初，这支武装刚刚被任命的指挥官，也就是范德克拉普对这个主意感到欢欣鼓舞，但他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他的部下在与伞兵并肩作战时，一旦被俘会被就地枪决。“英军得不到救援也没有补给，显然是无法坚持下去的，”范德克拉普回忆说，“他们不能武装我们，也不能给我们饭吃，所以我决定解散这个小队。”然而，范德克拉普却继续和伞兵待在一起。“我想战斗，”他说道，“但我认为我们并没有机会。”

年轻的安妮·范马南，原本由于英军空降兵的到来和每天对看到“蒙蒂的坦克”的期盼而激动万分，但现在持续的炮击和不断拉锯的战线却把她吓坏了。“嘈杂声和苦难在继续，”她在日记里写道，“我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我吓坏了，除了炮弹和死亡之外我什么都想不到了。”安妮的父亲赫里特·范马南医生，与英国医生在塔费尔贝格旅馆里一起工作，一有可能他就把消息带给家人。但在安妮看来，这场战斗已经到了不切实际的程度。“我无法理解，”她写道，“街道的一边是英国人，另一边是德国人，人们在街道两边彼此杀戮。在房子里打，在楼层上打，在屋子里还打。”星期五，安妮写道：“英国人说蒙蒂随时都会到这里，我不信。让蒙蒂见鬼去吧！他永远也不会来了。”

在斯洪奥德旅馆，英军伤员和德军伤员拥挤在宽大的阳台上，或是躺在接待室、走廊和卧室里。亨德丽卡·范德弗利斯特几乎无法相信今天是星期五。这家医院正在不断易主，星期三，旅馆被德国人攻占了；星期四又被英国人抢了回去；而到了星期五上午，德国人再次把对手赶了出去。但对于医护人员而言，他们更加关心如何让旅馆免遭炮击。一面硕大的红十字会会旗在屋顶上飘扬着，而众多的小会旗则插在庭院周围，但尘土和飞起的瓦砾却往往遮住了这些三角旗。护理员、护士和医生夜以继日地工作着，除了不断流动的伤员，他们对其他事情已经完全不在乎了。

每天晚上，亨德丽卡只和衣睡上几个小时，起床后便帮助医生和护理员照顾新抬进来的伤员。她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和德语，开始的时候她注意到，德国人的悲观情绪与英国人的乐观快活形成了鲜明对比。但现在，在受了重伤的“红魔鬼”当中，有许多人似乎准备坦然接受他们的命运。她给一名伞兵送来了一份量非常少的汤和一块饼干，这家医院所能提供的一顿饭只有这么多。此时这名伞兵指着一个刚刚送来的伤员，“给他。”他告诉亨德丽卡。她掀开那人身上的毯子，看到他穿着德军制服。“是德国人，啊？”伞兵问道。亨德丽卡点了点头。“还是把饭给他，”英国人说道，“我昨天吃过了。”亨德丽卡不解地看着他。“为什么要在这里打仗呢，你知道吗？”她问道。伞兵疲倦地摇了摇头。她在自己的日记里写下了内心的恐惧：“我们的镇子是否已经变成了一处最血腥的战场？到底是什么让英军主力部队停滞不前？无论如何，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

在翁德瓦特医生家的地下室里，福斯凯尔一家与另外二十来人躲在一起，其中既有荷兰人也有英国人。福斯凯尔太太第一次注意到，地板上因为有鲜血而打滑。在夜里，两名受伤的军官——第10伞兵营B连连长彼得·埃斯蒙德·沃尔（Peter Esmond Warr）少校和第10伞兵营营长肯尼思·鲍斯·英曼·史密斯（Kenneth Bowes Inman Smyth）中校——被英军伞兵抬了进来。两人都受了重伤，沃尔伤在大腿上，史密斯则伤在肚子上。伤员被放在地上后不久，德国人冲了进来，其中有人扔了一颗手榴弹。第10伞兵营的乔治·怀利（George Wyllie）一等兵记得“先是一道闪光，接着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福斯凯尔太太正坐在沃尔少校的后面，她感到自己的腿“灼热疼痛”，此刻在变得黑暗的地下室里，她听见有人喊：“杀了他们！杀了他们！”她感到有个男人的身体重重地跌倒在她身上，那是艾伯特·威林厄姆（Albert Willingham）二等兵，他为保护福斯凯尔太太跳到了她前面。怀利一等兵看见威林厄姆的背上有一道撕裂的伤口。他记得那个女人坐在一把椅子上，旁边是一个浑身是血的孩子，死去的伞兵则横躺在她的腿上。“我的上帝啊！”怀利在失去知觉之际想到，“我们杀死了一个孩子。”这场激烈的战斗突然结束了。有人点着了一个火把。“你还活着吗？”福斯凯尔太太朝她的丈夫喊道。然后她伸手去找儿子亨利，但孩子对她的召唤没有做出反应——她确信孩子已经死了。“我突然感到什么都无所谓了，”她说道，“无论再发生什么事情都没有关系了。”

福斯凯尔太太看到受了重伤的军人和平民都在尖声大叫，在她的前面，沃尔少校的军上衣“血淋淋地敞开着口子”。每个人不是在喊叫，就是在啜泣。“安静，”福斯凯尔太太用英语喊道，“安静！”压在她身上的沉重躯体被人拖走了，随后她看见了旁边的英国兵怀利。“那个孩子站了起来，看得出他在颤抖，他用步枪枪托拄在地上，那把刺刀几乎和我的眼睛齐平。他抽搐着前后移动，试图站稳，动物般的低沉啸声——几乎就像狗吠或者狼嚎——正从他嘴里发出来。”

怀利一等兵的头脑开始清醒了。有人在地下室里点燃一支蜡烛，一名德国军官走了过来，让他啜饮了点白兰地。怀利注意到酒瓶子上有红十字会的标记，标记下面写着“国王陛下的军队”几个字。怀利被带出去时，回头看了看那位“死了孩子的”女士，他想对她说点什么，但又“不知该说什么好”。[7]

那名德国军官要福斯凯尔太太告诉英国人，“他们英勇地战斗过了，表现得很绅士，但现在他们必须投降。告诉他们，战斗结束了。”当伞兵们被带出去的时候，一名德国医护兵替亨利做了检查。“他只是昏过去了，”他告诉福斯凯尔太太，“他的肚子受到了擦伤，眼睛充血红肿，但他不会有事的。”她一声不吭地点了点头。

躺在地上的沃尔少校的肩膀在爆炸中受到重创，骨头直接从皮肤下突出出来，他喊叫着、咒骂着，随后又昏了过去。福斯凯尔太太弯下腰，先用水弄湿自己的手帕，再擦掉少校嘴唇上的血迹。不远处，史密斯中校含糊地说了点什么。一名德军卫兵转向福斯凯尔太太，露出了询问的目光。“他要医生。”她轻声说道。那名士兵离开地下室，几分钟后又与一名德军军医一起返回。后者要检查史密斯的伤势，他对福斯凯尔太太说道：“告诉这名军官，接下来会很疼，我对此表示歉意，但我必须查看他的伤口，让他咬紧牙关。”当他开始脱衣服时，史密斯昏了过去。

天亮后，平民奉命离开地下室。两个党卫军士兵把福斯凯尔太太和亨利抬出去送到了街上，一名荷兰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指引着他们来到牙医菲利普·克劳斯家的地下室。不过福斯凯尔的岳父母并没有去，他们宁可待在家里碰运气。在克劳斯的家里，牙医热情地欢迎这一家人。“不要担心，”他告诉福斯凯尔，“会没事的，英国人会赢的。”福斯凯尔站在受伤的妻子和孩子身边，脑海里仍然满是昨夜的恐怖景象，他盯着面前的牙医。“不，”他轻声说道，“他们赢不了。”

尽管许多伞兵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忍耐几乎到了极限，但也清楚地意识到部队快坚持不下去了。第10伞兵营营部连通信排的达德利·理查德·皮尔逊（Dudley Richard Pearson）上士对“被德国人摆布”感到厌倦。在环形防线的北部边缘，他和士兵们被坦克追赶着，被压制在树林里动弹不得，不得不用刺刀一次次把德国人打退。最后，在星期四晚间，皮尔逊一行人在环形防线继续收缩时奉命撤退，他被告知要用烟幕弹掩护撤退行动。这时，他听见不远处有一挺孤零零的“布伦”式轻机枪在射击，他随即从灌木丛中爬了过去，发现一名藏在树林深坑里的下士。“出来，”皮尔逊告诉他，“我来断后。”那名下士摇了摇头。“我不走，上士，”他说道，“我要待在这里，我不会让那些杂种过去的。”当皮尔逊返回时，他还能听见“布伦”式轻机枪的射击声。他认为形势没有希望了，开始怀疑是不是投降会更好一些。

在哈尔滕施泰因旅馆的网球场里，地面上满是纵横交错的堑壕和星罗棋布的散兵坑，因为德军俘虏被允许挖掘掩体以求自保。在网球场附近的一道单兵掩体里，滑翔机飞行员维克托·米勒盯着几米外的一具飞行员遗体。那具尸体四肢伸展着躺在地上，密集的弹雨让人们根本无法去搬动他。米勒看到此前的迫击炮轰击让尸体差不多被树叶和断裂的树枝掩埋了。他不住地盯着他看，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来收殓。想到自己死去朋友的容貌将会慢慢干枯、腐烂，米勒吓坏了，他确信有“一种强烈的死亡气息正扑面而来”，他对此感到恶心。米勒还记得，当时自己绝望地狂想到，“如果不赶快采取措施，我们全都会变成死尸。子弹将会把我们一个一个地消灭掉，直到这里变成一座坟场”。

其他士兵感到，长官既激励他们保持勇气，却又不让他们了解现实。南斯塔福德郡团第2营的威廉·奥布赖恩二等兵记得，在奥斯特贝克下首的教堂附近，“每天晚上都有一名军官过来，告诉我们要坚持下去，并说第2集团军第二天就会到达。大家对此非常冷淡，每个人都在问地面部队究竟是在干什么，那支该死的部队现在到底在哪里——我们已经受够了”。爱德华·米切尔（Edward Mitchell）中士是一名滑翔机飞行员，他记得在教堂对面的一处阵地里，有一个士兵把自己锁在附近的一间棚屋中。“他不让任何人靠近自己。每过一会儿他就会喊：‘来吧，你们这些杂种。’然后在棚屋里打一梭子子弹。”有几个小时的时间，这名孤零零的士兵一会儿大喊大叫，一会儿又疯狂扫射，接着便陷入一阵沉寂。当米切尔和其他人争论怎样才能把他弄出来的时候，又传来了猛烈的射击声，但很快就哑火了。他们赶到棚屋，发现这名伞兵已经死了。

在哈尔滕施泰因旅馆地区，极度疲倦的士兵们在炮弹爆炸的气浪中被震得失去了理智，开始到处闲逛，已经对战斗毫不在意了。医护兵塔菲·布雷斯曾在星期二为他的朋友安迪·米尔本受到重伤的身躯包扎，现在，当他处理伤员时又遇到了这些悲惨而可怜的人。布雷斯的吗啡已经用完了，正在使用纸绷带，他实在不忍心向别人透露自己手上已经没有药了。“你要吗啡干什么？”他安慰一名受了重伤的伞兵，“吗啡是给真正受了伤害的人用的，你还好着呢。”

当布雷斯给这个人包扎的时候，身后传来了一种奇怪的呜呜叫声。他转身看见一个全裸的伞兵，上下挥舞着双臂，“发出了类似火车头的声音”。这个伞兵看到布雷斯后，开始咒骂起来。“炸死这个爆破工，”伞兵说道，“他从来都干不好。”布雷斯带着一名伤员来到环形防线附近的一幢房子里，他听见有个人在柔声唱着《多佛尔的白色断崖》[8]。布雷斯以为这个伞兵是在安慰其他伤员，于是便朝着他微笑，还点头表示鼓励。但这个士兵突然向布雷斯猛扑过去，试图掐死他。“我要宰了你！”他大叫道，“你对多佛尔了解多少？”布雷斯缓缓挪开了掐在他喉咙上的手指。“那里很不错，”他轻声说道，“我去过那儿。”那人后退了几步。“哦，”他说道，“那好吧。”几分钟后，他又唱了起来。其他人则记得，有一名得了弹震症的伞兵深夜在他们中间漫无目的地游荡，当士兵们蜷缩着身体打算入睡时，他就会弯下腰粗暴地把这些人摇醒，然后凝视着他们的眼睛问同一个问题：“你有信心吗？”

尽管那些令人怜悯、被炮弹震伤和陷入绝望的人已经失去了信念，但成百上千的其他人却被另外一些行为古怪却英勇无畏的士兵激励着，那些人拒绝向伤痛和艰苦环境低头。迪基·朗斯代尔少校是“朗斯代尔部队”的指挥官，他指挥的这支部队坚守着奥斯特贝克下首教堂四周的阵地，而少校本人似乎无处不在。“他是一个能振奋人心的人物，”达德利·皮尔逊中士回忆说，“他的一条胳膊挂在血迹斑斑的吊带上，头上绑着同样血淋淋的绷带，一条腿上还绑着厚厚的绷带。”朗斯代尔一瘸一拐地走来走去，激励着他的部下，指挥了一次又一次战斗。

第3伞兵营营部连的军士长哈里·卡拉汉给他的制服增加了额外的点缀，他在一辆灵车里发现了一顶黑色的高帽子，于是不论到哪里都戴着它。他对大家解释说，自己已被任命为“参加希特勒葬礼的空降部队代表”。卡拉汉记得，令人敬畏的朗斯代尔对教堂里的人们发表了一篇振聋发聩、昂扬不屈的演讲。军官和士官们把伞兵聚拢起来，把他们送到那座快要成为废墟的古老建筑中。“屋顶没有了，”卡拉汉回忆道，“而且每一次新的爆炸，都会把墙上的灰泥像瀑布似的震落下来。”士兵们无精打采地倚靠在墙上和断掉的长木椅上抽烟，懒洋洋的，几乎快睡着了。这时朗斯代尔爬上了布道坛，人们抬起头看着这个面目凶狠、血迹斑斑的人物。“我们曾在北非、西西里和意大利同德国人作战，”卡拉汉记得朗斯代尔这样说，“当时他们并不是我们的对手！现在他们也完全不是我们的对手！”滑翔机飞行员团第1联队G中队第9小队小队长迈克尔·坦普尔·科里（Michael Temple Corrie）上尉进入教堂时，“被眼前的破败景象弄得情绪消沉，但朗斯代尔的演讲是那么激动人心，他的话让我感到震惊，感到骄傲。士兵们在进去的时候如同一群颓废的败兵，但当他们出来时却被注入了新的必胜的信念，从他们的脸上你就可以看出来”。

有些士兵似乎已经战胜了恐惧——这种甚至能令人失去勇气的恐惧源于敌人装甲部队的凶猛进攻。由于缺乏反坦克炮，伞兵们面对坦克和突击炮时无能为力，敌人的钢铁猛兽在环形防线里不受阻碍地横冲直撞，将一处处阵地化为齑粉。然而英军士兵却仍然以某种方式进行着还击，甚至还摧毁了近60吨重的虎式坦克——这个壮举居然是那些从未操纵过反坦克炮的士兵创下的。国王属苏格兰边民团第7营的悉尼·纳恩一等兵原先曾热切地盼着去阿纳姆，因为那会让他从英国兵营的“噩梦”中——尤其是那只入侵他褥子的鼹鼠的骚扰中——解脱出来，可现在他却以表面上的平静面对着一种更为可怕的噩梦。他和另一名伞兵诺比·克拉克二等兵一起，与隔壁堑壕内的一名滑翔机飞行员交了朋友。那名飞行员在迫击炮轰击的间隙朝纳恩喊道：“你知道吗，老弟，在我们的右前方有一辆非常的坦克，不是虎式坦克就是‘虎王’坦克。”克拉克看着纳恩。“你打算怎么办？”他问道，“去在上面钻孔？”

纳恩小心翼翼地从堑壕边上朝外看，那辆坦克的确堪称“巨大”。他又扫视了一下周围，发现在不远处的灌木丛里藏着一门反坦克炮，但炮组人员已经阵亡了。纳恩决定冒险去使用那门反坦克炮——尽管他们几个人都不会装填炮弹和发射。纳恩和那名滑翔机飞行员朝大炮爬了过去，但他们刚从掩体里爬出来就被发现了，于是坦克开始向他们开炮射击。“我们趴得那么低，简直都可以用鼻子在泥地上挖沟了，”纳恩回忆说，“我们藏身的小树林开始变得像一个伐木营，因为树木在我们四周纷纷倒下。”就在那辆坦克“开始用机枪关注我们”的时候，两个人来到了反坦克炮旁边，飞行员朝下看了看炮管，高兴地叫喊了起来。“我们的炮直接对准了那辆坦克，如果我们知道怎样使用，就有可能瞄得更准一些。”飞行员看了看纳恩说道，“我希望这东西还好使。”他拉了发火绳，结果这两个人在猛烈爆炸中摔了个仰面朝天。“当我们的耳朵不再耳鸣时，我听见周围的其他人开始大笑欢呼。”纳恩说道。当他狐疑地打量周围时，发现那辆坦克发生了弹药殉爆，已经被烈火吞没了。滑翔机飞行员转向纳恩，郑重其事地与他握手。“我想，我们赢了！”他说道。

许多人记得，南斯塔福德郡团第2营B连连长罗伯特·亨利·凯恩（Robert Henry Cain）少校是对付坦克和突击炮的真正专家。在凯恩看来，他和手下的士兵们从落地之后就一直被德军坦克追赶并威胁着。现在，他这个不满编的连分散在奥斯特贝克下首的教堂、道路对面的房子和花园，以及范多尔德伦家的洗衣房里。凯恩决心把他看见的每一台装甲车辆都干掉。凯恩一直在寻找作战的最佳地点，最终选中了范多尔德伦的家。洗衣房的主人不愿意离开，凯恩环视了一下后花园说道：“好吧，既然如此，我就在那里挖，我要把你的地方用作我的弹药临时堆积点。”

凯恩使用的是一种类似“巴祖卡”火箭筒功能的反坦克武器——步兵反坦克抛射器，用以摧毁装甲车辆。星期五，当巷战越来越激烈时，凯恩的耳朵鼓膜被不断的射击声震破了。他在耳朵里塞进了几条绷带，然后就再次投入了战斗。

突然有人朝凯恩喊有两辆坦克开过来了。在一座建筑物的角落里，凯恩给步兵反坦克抛射器再次装上破甲弹，瞄准了目标。理查德·朗上士是一名滑翔机飞行员，他被眼前的场面惊得目瞪口呆。“他是我所见过的最勇敢的人，”朗说道，“他开始射击的时候，离坦克只有100米远。”在凯恩再次装弹之前，坦克还击了，炮弹击中了他身后的建筑。在浓重的尘埃和瓦砾漩涡中，凯恩坚持连续射击，他看见第一辆坦克里的德国兵跳了出来，并用冲锋枪在街道上扫射。凯恩周围的伞兵立刻就用“布伦”式轻机枪开火，他记得“那些德军士兵的脚好像被子弹打断了”。凯恩再次装上破甲弹开火，但朗上士看到“一道巨大的亮光突然闪现，破甲弹在发射出去之前就炸膛了。凯恩少校双手伸向天空，朝后倒了下去。当我们跑到他身边时，只见满脸漆黑的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想我瞎掉了’”。沃尔顿·阿什沃思（Walton Ashworth）上士是“布伦”式轻机枪手之一，他们射出的猛烈弹雨无情地射杀了那些负隅顽抗的德军坦克兵。当凯恩被抬走时，阿什沃思面无表情地凝视着，“我所能够想到的就是那些可怜而该死的德国杂种”。

不到半个小时，凯恩的视力就恢复了，但他的脸上却嵌入了金属碎片。他拒绝使用吗啡，认为自己“并没有伤到足以待在医疗所里的程度”，于是便重返前线参加战斗——就像第1伞兵旅旅部情报参谋威廉·安德鲁斯·泰勒上尉描述的那样，“去增加他袋子里的敌人坦克的数量”。到星期五下午，35岁的凯恩已经有了满满一袋子的战绩：自从18日着陆以来，他总共击毁或者击退了6辆坦克，还干掉了若干门突击炮。

在桥头堡里，勇猛的英军官兵进行着顽强抵抗，对自身的安危毫不在意。伦纳德·福尔莫伊（Leonard Formoy）下士是菲奇中校的第3伞兵营的幸存者之一，该营曾不顾一切地强行军，试图赶到阿纳姆大桥增援弗罗斯特。星期五黄昏，他们在离哈尔滕施泰因旅馆的师部不远的奥斯特贝克西郊占领了一处阵地。“实际上我们受到的攻击来自于四面八方。”福尔莫伊记得。从阿纳姆方向突然开来了一辆虎式坦克，隆隆驶向福尔莫伊所在的这群人。在暮色之中，福尔莫伊看见坦克上的炮塔在旋转。“凯伯”·卡洛韦中士立即拿起一支步兵反坦克抛射器向前冲去，“我到哪里你就到哪里！”福尔莫伊听见他喊道。在距离坦克不到50米的地方，卡洛韦开火了，破甲弹在履带上爆炸，坦克停了下来，但卡洛韦几乎就在同时被坦克的车载机枪打死了。“他那是不顾一切的举动，”福尔莫伊记得，“他被子弹撕成了两半，却救了我们的命。”

詹姆斯·F. 琼斯一等兵记得，有一名他不认识的少校命令自己和另外3名士兵同他一起到环形防线外面去搜寻枪支弹药。这一小组人突然撞上了一个机枪巢里的德军士兵，少校跳起来猛烈开火，同时还喊道：“这些杂种别想再活下去！”当德军人开火时，这组人被打散了，琼斯困在一辆废弃的吉普车后面。“我念了一段祷辞，等枪声再次停止后返回到了防线。”琼斯回忆说。他再也没有见过那名少校。

高级军官在士兵面前树立了令人永世难忘的榜样，而且他们自己往往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皮普·希克斯准将在整场战役中都拒绝戴钢盔。威廉·钱德勒是弗雷迪·高夫少校侦察中队的一员，星期日那天，他所在的C小队在北部的“豹子”路线上为德军所阻，之后奉命撤回到奥斯特贝克的一处十字路口。他记得希克斯的红色贝雷帽在成群的戴着钢盔的士兵当中格外显眼。“嗨，准将，”有人大声说，“把你那顶该死的钢盔戴上吧。”希克斯只是微笑着挥挥手。“我不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很文雅，”希克斯解释说，“我只是受不了在我脑袋上弹来跳去的该死玩意。”他的行为可能多少与年龄有点关系。有些士兵回忆，希克斯每天都频繁地往厄克特的师部里跑，而且他每次都是慢跑着去的，但当德军炮火落在附近时，准将就开始狂奔着躲避炮火。“当我完成那些疯狂冲刺的时候，我真是感到了岁月不饶人。”希克斯承认。

沙恩·哈克特准将曾经率领第10伞兵营和第156伞兵营进行了勇敢但徒劳的尝试，他们试图突破德国人在北边和东边的防线到达阿纳姆。现在，哈克特又率领这两个遭到重创的营返回奥斯特贝克地区。他不断地慰问手下的士兵，用温和的话语赞扬他们。第156伞兵营C连连长杰弗里·鲍威尔少校正率领着两个排坚守在环形防线北部的阵地上。“我们缺少食物、弹药和水，”鲍威尔回忆道，“而且我们的医疗用品也很少。”星期五，哈克特突然出现在鲍威尔的指挥所里。鲍威尔向准将报告称：“我们的指挥所实际上已经成为伸入敌人阵地的突出部。”哈克特解释，在此之前他一直没有时间来视察鲍威尔，“但你们始终打得很好，挡住了敌人的进攻，乔治[9]，因此我并不为你感到担心”。鲍威尔很是得意。“长官，到目前为止我真正犯下的唯一错误，”他说道，“就是把指挥所安置在一个养鸡场里，我们身上满是跳蚤。”达德利·皮尔逊上士是第4伞兵旅的书记官，在他看来哈克特之所以能赢得尊敬，是因为“他与我们共渡难关，根本没有一点架子。如果我们吃饭，他也吃饭；如果我们挨饿，他也挨饿。他甚至连野战餐具都没有。星期五那天，他与我们坐在一起，用手抓着吃了一小块食物”。皮尔逊出去找到了一副刀叉，在回来的路上他的脚后跟受伤了，但他说道：“我认为，准将和我们待在一起时，有些生活条件应当比我们更好一点。”

通信兵肯尼思·皮尔斯隶属于师部的炮兵指挥部门，他将永远记得那个来帮他忙的人。皮尔斯负责大蓄电量的重型蓄电池组，他称之为“笨家伙”——每个蓄电池组大约重11.3千克，装在木盒子里，盒子上有铸铁把手——这些蓄电池组要为电台提供能源。蓄电池组都储存在一道很深的壕沟里，深夜时分，皮尔斯正努力把一个新的“笨家伙”从壕沟里移出来。他听见有人在上面说：“嘿！让我来帮你。”皮尔斯示意那个人抓住铁把手，吃力地把蓄电池组拉上去，两人随后又一起把这个笨重的盒子拽到了指挥所的掩体里。“那里还有一个‘笨家伙’，”皮尔斯说道，“咱们去把它搬来。”于是两个人又去了一次。回到指挥所后，皮尔斯先跳进壕沟，与此同时那人搬起盒子朝下递给他。当他们离去时，皮尔斯突然注意到对方佩戴的红色军官领章，他停下脚步一动不动，结结巴巴地说道：“非常感谢您，长官。”厄克特少将点了点头，“这没什么，孩子。”他说道。

正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危机正在持续加剧。当天没有一件事情是顺心的，霍罗克斯将军后来将其称为“黑色星期五”。不论是在英国还是在荷兰，恶劣的天气都又一次迫使盟军飞机停飞，再次运送补给品的任务也严重受阻。在对厄克特要求战斗机群发动对地攻击的请求做出答复时，皇家空军方面说：“……很遗憾，在进行了最仔细的核查之后，由于风暴的阻碍，我们无法接受您的请求……”然而当时，霍罗克斯需要每一个人、每一辆坦克和成吨的补给物资来保住蒙哥马利在莱茵河畔的桥头堡，突破德军封锁与“红魔鬼”会师。可就在这个时刻，莫德尔元帅的反攻终于成功地切断了“走廊”。霍罗克斯将军先是接到了麦肯齐的电报，说厄克特可能在24小时内被打垮，30分钟后他又接到另一封电报：在第101空降师的防区，强大的德军装甲部队已经切断了费赫尔以北的“走廊”。

莫德尔恰好在生死攸关的时刻，选择在至关重要的地点发起了更为有效的进攻。英军第12军和第8军的步兵沿着公路两侧推进，现在只到达了索恩，离第101空降师的防区还有约8公里。他们遭到了敌人的顽强抵抗，所以进展速度慢得令人痛苦。第101空降师师长泰勒将军本来预计，英军早就应该通过这条“地狱公路”抵达他的防区了。在连续战斗了5天之后，没有得到任何支援的泰勒的空降部队兵力分散且防御薄弱，极易受到攻击，处境十分困难。在一些地段，公路已经没有防卫，只是在北边的道路上有一些英军的装甲车和步兵在移动。而在其他地方，“前线”实际上就在道路的两边。莫德尔元帅之所以选择在费赫尔发起反攻是出于一个特别的原因：在整个“市场—花园”行动的“走廊”中，费赫尔地区有最大的桥梁群——不少于4座，而其中一座又是主要的运河渡口。莫德尔希望用重击扼住盟军的生命线，他几乎做到了这一点——如果不是因为荷兰地下抵抗组织的活动，他或许会获得成功。

深夜和清晨，在费赫尔东边的各个村镇和那些没有教堂的小村子里，荷兰人发现德国人在集结，他们立即给第101空降师的联络官打了电话。这个警告送到的时候几乎为时已晚。集结起来的德军装甲部队差点压垮了泰勒的空降兵，在4个小时的时间里，德军坦克在8公里长的“走廊”地段上发动了两次疯狂进攻，试图强行突至这些桥梁。泰勒的部下在英军炮兵和装甲部队的支援下，拼死击退了这些进攻，但在北边6.5公里处的于登，德军部队成功地切断了“走廊”。现在，由于战斗仍在激烈进行，而后方的部队又被切断和孤立了起来，霍罗克斯被迫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他不得不派出装甲部队——这是厄克特急需的增援部队，正努力前进与其会合——沿着走廊杀回南部去帮助泰勒的部队，现在泰勒的情况更为紧迫。第32禁卫旅开始匆匆南下去支援第101空降师，试图再次打通公路。英勇的第101空降师仍在继续保卫着这些桥梁，但即使有第32禁卫旅的支援，在之后的24小时内仍没有一兵一卒、一辆坦克或者运送补给的卡车能够沿着走廊向北移动。莫德尔的反攻尽管暂时没有获得成功，但仍然带来了巨大的效益。“走廊”上的战斗将最终决定阿纳姆的命运。

9月22日，星期五，16点，在奈梅亨—阿纳姆地区——六个半小时之后——起初被德军坦克和炮兵压制得动弹不得的英军步兵终于打开了一条通路，冲过了奥斯特豪特。燃烧的村庄之中，当了俘虏的党卫军士兵正被集合起来。位于“岛屿”式公路西边的救援路线，也就是勇敢的第2王室骑兵团所部在黎明时分突向德里尔的过程中走过的那些公路支线——大部分位于低洼地——现在被认为是安全的，或者充其量也只有零星的敌人把守。康沃尔公爵轻步兵团第5营在第4/7龙骑兵禁卫团的一个坦克中队支援下，带着装载着补给品的两辆水陆两用运输车，准备克服阻碍全速奔向莱茵河。康沃尔公爵轻步兵团第5营营长乔治·泰勒中校急于与厄克特会师，他“感到有一种强烈的渴望，想亲手把我的步兵推到坦克上去，让他们立即出发”。

装载着物资的车辆在奥斯特豪特北边的一片小树林里待命。突然，泰勒在远处发现了两辆虎式坦克，他小声提醒自己的情报参谋戴维·威尔科克斯中尉：“什么也不要说，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这些坦克的存在，我们现在不能停下！”泰勒挥手，让救援纵队开上了道路。“我知道，倘若我们再等上5分钟，”他说道，“这条路线就会被再次关闭。”

泰勒的步兵上了坦克和卡车，然后全速驶过荷兰村庄。他们所到之处都是惊讶和欢呼的村民，但速度并没有因此慢下来。泰勒唯一关心的事情就是到达莱茵河。“我有一种急切的紧迫感，”他说道，“失去的任何时间都会给敌人创造调动兵力进行封锁的机会。”车队没有遭到抵抗。对泰勒来说，“当光线迅速变得昏暗，纵队的前锋到达德里尔的时候，那种感觉使人精神振奋”。他们只用了30分钟时间就走完了16公里路。17点30分，第4/7龙骑兵禁卫团的几辆先头坦克到达了莱茵河，随后又沿着河岸向东北方向绕去，开进了德里尔村郊外。泰勒听见了一声爆炸声，立即猜到了所发生的事情：在小心谨慎的索萨博夫斯基的环形防线上，一辆坦克碰上了波兰军队布下的地雷。

泰勒到达索萨博夫斯基的旅部时，天已经黑了。他得到的关于厄克特师主力的信息仍然模糊不清，“我不知道他们在阿纳姆的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他们是否仍然坚守着大桥的一端”。但泰勒决定立即派步兵和坦克部队前往大桥南端。他知道，水陆两用运输车必须“尽快过河，而如果大桥仍在英军手上，那么从桥上走显然要比让车辆涉水浮渡过去要快”。在索萨博夫斯基的旅部，泰勒惊讶地发现了查尔斯·麦肯齐中校和迈尔斯中校，他们立即劝他不要走阿纳姆大桥。麦肯齐解释说，自星期三晚上以后就没有收到过弗罗斯特的任何消息，师部推测“大桥附近的一切全都完了”。

泰勒勉强放弃了这个计划，命令一个侦察小组沿河岸为水陆两用运输车寻找可以下水的地点。索萨博夫斯基的工兵对此不抱乐观态度：这些笨拙的水陆两用运输车在通过沟渠和河岸下到河边的时候已被证明操作起来很不方便，在夜间尤其如此。很快，泰勒的侦察小组证实了波兰军人的看法，他们认为只能通过两边都是沟渠的狭窄道路才能开到河边，不过泰勒的部下相信，他们能够让水陆两用运输车下到莱茵河去。麦肯齐中校由于仍然无法前往奈梅亨，于是去监督车辆下水，水陆两用运输车将在星期六——也就是23日凌晨2点开始渡河行动。不过，更为紧迫的是要让波兰士兵进入桥头堡：索萨博夫斯基的波兰军人将用一批橡皮艇摆渡过河。

行动在星期五夜间9点开始。波兰士兵静悄悄地蹲伏在河岸上等待着，迈尔斯中校指挥两岸的工兵做好准备，他们接下来将来回拉动绑着橡皮艇的缆绳。只有4条船——两条可载2人的橡皮艇和两条可载1人的橡皮艇——每次只能让6个人渡过365米宽的莱茵河。跟着这些船一起渡河的是波兰工兵制作的几个木筏子，它们将被用来运送体积不大的补给品和必需品。索萨博夫斯基下达命令之后，首批6名士兵上了船，离开南岸后没几分钟士兵们便过了河，在他们后面还有一串木筏子。这些人一到达北岸，船和筏子便被拉了回来。“这是一个缓慢、费力的过程，”索萨博夫斯基特别提到，“不过到目前为止，德军似乎并没有起疑心。”

但很快，一道光亮就从河对岸——登陆地点的西边——升上了天空，整个地区立即就被那颗伞降照明弹照得如同白昼。德军机枪手立即开始朝河里扫射，“子弹激起了道道波纹，炽热的弹头让河水仿佛沸腾了起来。”索萨博夫斯基回忆说。同时，迫击炮弹开始落在等候着的波兰军人之中。没过几分钟，两条橡皮艇便被打出好多窟窿，艇上的人摇晃着落入水中。南岸的波军士兵纷纷散开，朝着那颗伞降照明弹射击。在无遮无拦的混乱中，索萨博夫斯基暂时停止了渡河行动，波兰人退入了新的阵地，试图避开正在爆炸的迫击炮弹。等那颗伞降照明弹昏暗下去后，他们再次跑向橡皮艇和筏子，然后爬进去重新开始渡河，可这时又有一颗照明弹在空中亮起……整个夜晚，在这个残酷的捉迷藏游戏中，波兰军人一边蒙受着可怕的伤亡，一边坚持乘坐剩余的船只继续过河。德里尔的那幢校舍已经暂时变成了伤亡人员收容站，科拉·巴尔图森在这里照料着送进来的伤员。“我们没法过去，”一名波兰士兵告诉她，“那里简直是一场屠杀——我们甚至无法还击。”

凌晨2点，泰勒的水陆两用运输车开始朝河边开去。由于白天下了大雨，所以这条狭窄、低洼而且两边都是沟渠的道路上出现了几寸厚的烂泥，而当水陆两用运输车在60名士兵的围绕下缓缓驶向河边时，一片浓雾又在地表形成了。士兵们既看不见道路，也看不见莱茵河，当车辆从道路上滑下去后，他们又挣扎着将这些大家伙一次次重新拖上来。水陆两用运输车上的补给品被卸下以减轻载重，但这么做也难以让它们前进。最后，尽管士兵们做出了艰难努力，但这两辆笨拙的水陆两用运输车还是在距离莱茵河只有几米远的地方彻底滑进了沟里。“没用的，”绝望的麦肯齐告诉泰勒，“一点希望都没有。”凌晨3点，整个行动停止了，只有50名士兵在缺乏补给品的情况下渡过莱茵河，进入了厄克特的桥头堡。

[1] 本书第5部的标题即出于此。原文是德文Der Hexenkessel，标题处所附的英译文是“The Witches’ Cauldron”，直译是“巫婆的大锅”，引申的意思是“杂乱的一团”“凶险的形势”“可怕的混乱状态”等。

[2] 圣尼古拉（St Nicholas，270—350），小亚细亚米拉（Myra）城的主教，米拉位于小亚细亚西南部临地中海的古国利西亚（Lycia）境内，现在位于土耳其。圣尼古拉被认为是给人悄悄赠送礼物的圣徒（即圣诞老人的原型，也因此成为典当业的主保圣人），东正教会尤其重视对他的纪念。在东欧国家和比利时，圣尼古拉是水手、商人、弓箭手、儿童和学生的主保圣人，他也是俄罗斯的主保圣人之一，以及巴兰基亚（在哥伦比亚）、巴里、阿姆斯特丹和拜特贾拉（在巴勒斯坦）等城市的主保圣人。由于他的遗骨在1087年被迁到意大利城市巴里，所以有时他也被称作“巴里的圣尼古拉”。全世界有许多教堂是以圣尼古拉的名字命名的。

[3] 米勒（Glenn Miller，1904—1944），美国爵士乐长号手、乐队领队、作曲家。他创作了多首流行金曲，最著名的是《月光小夜曲》（Moonlight Serenade）和《来劲儿》（In the Mood）。他在声名最为显赫时，曾出现在两部好莱坞影片中。二战期间入伍（1942年），担任美国陆航乐队领队。在一次从英国飞往巴黎的途中，米勒乘坐的飞机失踪了。2003年，米勒被授予格莱美终身成就奖。

[4] 这些坦克应该来自胡梅尔重装甲连和第506重装甲营，其中包括部分“虎王”坦克，豹式坦克可能来自第116装甲师。

[5] 见切斯特·威尔莫特，《欧洲争夺战》，第516页。——原注

[6] 这些著名的英国团的番号总是给美国人带来混乱，尤其是在使用缩写的时候。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的指挥部收到了一条关于康沃尔公爵轻步兵团第5营的电报，电文内容是“康沃尔公爵轻步兵团第5营将与第1空降师取得联系……”。大惑不解的值星官最终把电报解码，他写道：“5条鸭子船登陆步兵”（这条电报的全文是5th Battalion, Duke of Cornwall's Light Infantry，电文中的番号缩写是5DCLI，结果值星官把它的缩写猜成了5条（5）、鸭子（D-duck）、船（Craft）、登陆（Landing）、步兵（Infantry）。），正在与厄克特会师的路上。——原注

[7] 怀利再也没有见过福斯凯尔一家，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多年以来，他一直替地下室里的那个女人以及他以为已经死去的那个孩子担心。后来，小亨利·福斯凯尔成了一名医生。——原注

[8] 多佛尔是英格兰东南部港口城市，从多佛尔的白色断崖可以俯瞰英吉利海峡，那里是风景名胜之地。《多佛尔的白色断崖》（The White Cliffs of Dover）是著名的二战歌曲，由纳特·伯顿（Nat Burton）作词、沃尔特·肯特（Walter Kent）作曲，1941年由著名歌星，号称“军人的心上人”的薇拉·林恩（Vera Lynn）录制成唱片。《多佛尔的白色断崖》是她演唱过的著名歌曲之一，另一首著名歌曲是《后会有期》（We'll Meet Again）。《多佛尔的白色断崖》有四段歌词，前三段是：“明天／只需等待，便可看见，蓝色知更鸟／将从多佛尔的白色断崖飞过。//明天／当世界获得自由／便将永远有欢声，笑语和和平//羊倌将清点他的羊群／山谷将再次盛开鲜花／而吉米将再次／在他的小屋子里睡眠”。第四段是第一段歌词的重复。

[9] 乔治是杰弗里的昵称。

3

9月23日，星期六，查尔斯·麦肯齐中校终于在上午抵达了布朗宁中将在奈梅亨的军部。军参谋长戈登·沃尔克准将记得，麦肯齐“累坏了，也冻僵了，他的牙齿咯咯作响”。尽管麦肯齐决心要立即见布朗宁，但他还是首先“被放进浴缸里，以便让身体暖和起来”。

此前，麦肯齐一行人从德里尔前往奈梅亨的过程也是历经波折，险象环生。英国军队使用的那条救援路线在“岛屿”式公路的西边并与之平行，现在其主力部队正沿着这些远离敌军的道路向德里尔稳步前进。尽管如此，已经冒险到达德里尔的罗茨利男爵还是决定把麦肯齐和迈尔斯中校送到奈梅亨去。这是个短暂的行程。一个由侦察车辆组成的小型护送队很快出发了，但随后的行程却惊心动魄。当一行人来到一处十字路口的时候，他们发现有一辆被打坏的德军半履带车侧翻在路口。罗茨利下车指挥他的车辆继续行进，就在这时，一辆虎式坦克突然出现在道路远处。为了避免发生遭遇战，麦肯齐搭乘的那辆装甲车开始后退，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下方的路面突然坍塌了，车辆也翻倒在一边。麦肯齐和车上的人员不得不下车在田地里躲避德军步兵，与此同时，罗茨利一边朝他的侦察车司机叫喊要他“玩儿命地开”，一边朝通往奈梅亨的道路奔去以寻找英军部队。罗茨利随后组织起一支救援队伍沿道路快速返回，试图寻找麦肯齐。当这支小部队到达的时候，那辆德军坦克已经离去了，麦肯齐和装甲车车组人员从藏身的田里走出来，与这些姗姗来迟的救兵会合。混乱之中，原本乘坐第二辆装甲车跟在后面的迈尔斯与部队失散了。

焦虑不安的布朗宁将军欢迎麦肯齐到来。按照军参谋部的说法，“这一周我们遭受了接二连三的挫折，着实令人痛苦，布朗宁最为担心的就是与厄克特缺乏充分联系。即使是现在，尽管英军第1空降师和军部已经互通了电报，但布朗宁对厄克特所部态势的认识仍然模糊不清。在最初的“市场—花园”行动计划中，一旦厄克特的部下找到合适的着陆地点，第52苏格兰低地步兵师就要飞进阿纳姆地区——最好是在9月21日星期四以前进入。当厄克特的危急形势为大家所知时，第52苏格兰低地步兵师师长埃德蒙·黑克威尔―史密斯（Edmund Hakewill-Smith）少将便立即提出要冒险出击，他试图率领部分部队乘坐滑翔机，在距被困的第1空降师尽可能近的地方着陆。昨天，也就是星期五上午，布朗宁拒绝了这项提议，并用无线电回复道：“谢谢你的电报，但不要再提此事，这并不需要，因为形势比你认为的要好一些……第2集团军绝对会……一旦形势许可，将把你们空运到德伦（Deeleno）机场。”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指挥官布里尔顿中将后来在日记里提到了这份电报，他评论说：“布朗宁将军过于乐观了，他显然没有充分意识到‘红魔鬼’们所处的困境。”不过在当时，布里尔顿的消息似乎并不比布朗宁更为灵通。星期五晚上，布里尔顿通过华盛顿的马歇尔将军转发给艾森豪威尔一份报告，报告在谈到奈梅亨—阿纳姆的形势时说道：“该防区的态势正有很大改善。”

没过几个小时，布里尔顿和布朗宁的乐观情绪就消失了，星期五为了与厄克特会师而做出的徒劳努力对布朗宁来说似乎成了转折点。按照其参谋的说法，“他对托马斯将军以及第43威塞克斯步兵师感到厌恶”。他认为他们的移动速度还不够快。他告诉参谋们，托马斯“在前进的时候，把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清理道路附近的敌人了”。除此之外，布朗宁的权力也大为受限：英军地面部队一进入奈梅亨地区，管理控制权就被移交给第30军军长霍罗克斯中将，决定将由霍罗克斯做出，或者由他的上司、英军第2集团军指挥官迈尔斯·邓普西中将做出，布朗宁能做的事情微乎其微。

布朗宁与稍微缓过来的麦肯齐坐在一起，他第一次得知了厄克特所部的艰难处境，其细节令人震惊，麦肯齐事无巨细地讲述了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沃尔克准将记得麦肯齐告诉布朗宁：“我师的环形防线周边被敌人围得水泄不通，什么东西都缺——食品、弹药和医疗用品。”虽然形势严峻，但麦肯齐说道，“如果第2集团军有机会到达那里，我们是能够坚持的——但无法撑得太久。”沃尔克记得麦肯齐令人害怕的总结：“即将弹尽粮绝。”布朗宁默默地听着，然后向麦肯齐保证，他并没有放弃希望，计划正在酝酿中，他打算在星期六晚上派部队将补给物资运入桥头堡。但沃尔克准将后来却回忆道：“我确实记得布朗宁曾告诉查尔斯，他自己似乎并没有太大把握能让大量部队过河。”

当麦肯齐动身返回德里尔时，军部里的矛盾想法让他备受打击并陷入两难境地。显然，英军第1空降师的命运仍然悬而未决，到目前为止，谁也没有做出任何确切的决定。但他应该告诉厄克特什么呢？“看到了河两岸的形势后，”他说道，“我确信从南边渡河是不会成功的，我可以告诉他这一点。或者我把自己知道的情况一五一十地汇报上去，每个人都在尽力，将会有一次渡河行动，我们应该坚持下去。说哪个能好点儿呢？告诉他在我看来援军根本就来不了了？或者援军正在路上？”麦肯齐决定选择后者，因为他感到“如果我这样说的话”，将会帮助厄克特“让大家继续坚持下去”。

像布朗宁一样，盟军最高统帅现在才了解到第1空降师艰难处境的真相。在艾森豪威尔、布里尔顿以及蒙哥马利各自的指挥部里举行的非正式情况通报会上，战地记者得到的消息是“形势严峻，但正在采取一切措施去救援厄克特的师”。这简短的会议标志着态度上的一种根本改变。自作战行动实施以来，“市场—花园”行动在面向公众的报道中就一直被描述为一场势不可当的成功。就在9月21日星期四，一家英国报纸的头版新闻以《坦克天堂就在前方》的大字标题宣布：“希特勒的北部侧翼正在崩溃。蒙哥马利元帅在第1空降集团军的出色帮助下，已经为进入鲁尔地区并夺取战争的最终胜利铺平了道路。”甚至就连严谨的伦敦《泰晤士报》也在星期五刊登了这样的大字标题：“在通往阿纳姆的路上，坦克部队渡过莱茵河”，只是副标题才暗示未来可能有麻烦——“阿纳姆争夺战，空降部队的艰难时光”。这不能责怪记者们，通信手段的欠缺、盟军指挥官们表现出的好大喜功，以及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都成了精确报道的绊脚石。可一夜之间，媒体报道的腔调就发生了巨变。23日星期六，《泰晤士报》的大字标题是：“第2集团军遭遇顽强抵抗，空降部队正进行残酷战斗”。而伦敦的《每日快报》则把阿纳姆称作“地狱碎片”。[1]

当然，希望还是有的。在这个星期六，也就是“市场—花园”行动的第七天，英国上空的天气放晴了，盟军的飞机又再次起飞升空。[2]庞大的滑翔机机群的最后一批——自星期二以来就在格兰瑟姆地区停驻着——现在终于动身了，运载着加文第82空降师的3 385名官兵，这是加文期待已久的第325滑翔机机降步兵团。而泰勒少将处于强大压力下的第101空降师也由于近3 000名官兵的到达而恢复了元气。但仍在德里尔遭受猛攻的索萨博夫斯基却无法得到剩余部队的支援——布朗宁在敌军压力下被迫指示其余的波兰军队前往第82空降师的空降场。按照布里尔顿原本的计划，这场有史以来最庞大的空降行动将会在3天的时间里空运大约35 000名官兵，但由于天气原因，实际用了两倍多的时间。

尽管再次运送补给品的任务在其他地方得以成功完成，但厄克特的部下——位于奥斯特贝克周边迅速缩小的包围圈里——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物资落入敌人之手。由于无法确定哈尔滕施泰因旅馆空降场的位置，同时还由于敌军猛烈防空炮火的干扰，空投补给物资的过程十分艰难且损失严重：123架飞机中有6架被击落，63架受损。在给布朗宁的一封电报中，厄克特报告说：

231605……再次空运补给品，我们获得的数量非常少。德军狙击手现在严重妨碍了我们的行动，因而减少了我方收到的补给品数量。而且道路被倒下的树木、掉下的树枝和坍塌的房屋严重阻碍，吉普车实际上无法开动。不管怎么说，吉普车已经失去战斗力了。

战斗机的近距离支援也是差强人意。整个上午阿纳姆地区天气恶劣，直到中午才放晴，结果皇家空军的“喷火”战斗机和“台风”战斗轰炸机只飞行了几个波次，攻击了环形防线周边的一些目标。厄克特感到困惑。“鉴于我们具有完全的空中优势，”他后来回忆说，“我对缺少战斗机支援感到既心酸又失望。”但对士兵们来说，这些对地攻击是令人振奋的，因为自从进攻开始——也就是上个星期日以来，他们连一架己方的战斗机都没有看见过。现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已经得知，英军部队终于到达了莱茵河南岸的德里尔。他们相信援军即将到来。

尽管受到了挫折，但既然托马斯将军的部队正沿着小路开赴德里尔，霍罗克斯也就相信厄克特正在恶化的形势能够得到缓和。霍罗克斯有才能、有想象力，而且有决心，他反对把已经获得的东西都丢掉。然而他也必须找到某种方式把部队和补给品送进桥头堡。“我确信，”他后来说，“这几乎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空降部队在河的另外一边进行着绝望的战斗”，这个场面让他非常痛苦，以至于无法入眠；而费赫尔北部的“走廊”自星期五下午就被切断了，整场军事行动命悬一线。

现在的每一分钟都极其珍贵。像霍罗克斯一样，托马斯将军也决心让他的士兵过河。他指挥的第43威塞克斯步兵师要在双管齐下的行动中全力以赴：一路进攻并占领埃尔斯特，另一路朝德里尔大举猛攻。尽管现在没有人对重占阿纳姆大桥抱有幻想——从空中侦察拍摄的照片中可以看出，敌人针对这个重要目标已派出重兵把守——但如果要从德里尔渡过莱茵河实施行动，那么其右翼的终点肯定就在埃尔斯特，托马斯的右翼必须得到掩护。而且霍罗克斯还希望，除了那些波兰军人之外，部分英军步兵也能在星期六晚上过河进入桥头堡。

他高兴得太早了，一个巨大的瓶颈已经在奈梅亨至阿纳姆主要公路的西侧产生了。托马斯的两个旅都试图挤过同一个十字路口——每个旅大约有3 000人，一个旅向东北朝埃尔斯特发起进攻，另一个旅则朝正北的德里尔大举猛攻。数量庞大的部队在地势低洼的公路支线上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拥堵和混乱，而敌人的炮击更是加剧了混乱的局面。这样一来，等到托马斯的第130步兵旅主力部队抵达德里尔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们随后与波兰军队一起试图有组织地渡河，但为时已晚。

午夜后不久，索萨博夫斯基的士兵在强大的炮兵火力支援下开始渡河。这一次他们已经有了16条船，这些船是第82空降师渡过瓦尔河之后留下来的。行动刚开始，盟军就遭到了德军密集炮火的拦截，损失惨重，只有250名波兰人成功到达北岸，而在这250个人当中，只有200人进入了以哈尔滕施泰因旅馆为中心的环形防线。

在形势如此严峻的一天里，霍罗克斯和托马斯只收到了一条好消息：16点，费赫尔北部的“走廊”重新被打通，交通再次恢复。工兵的车辆纵队里运载着更多的冲锋舟，不服输的霍罗克斯希望能够把这些冲锋舟及时快速地送到前线去，这样一来就能在星期日晚上把步兵送过河。

但厄克特的师还能再坚持24小时吗？厄克特的困境正在迅速恶化。在星期六晚上给布朗宁发去的形势报告中，厄克特说：

232015：我们在白天遭受了多次进攻。敌人的小股步兵，在突击炮和坦克——甚至包括喷火坦克——的支援下朝我们扑来。每一次进攻都伴随着迫击炮和火炮的支援，敌军炮火向我师环形防线进行了异常猛烈的轰击。在经历了多次险情之后，环形防线基本上仍由我部控制，只是防御兵力十分弱，且尚未与南岸的友军达成实际接触。再次得到补给的计划宣告破产，我们仅仅搜集到少量弹药，仍然没有食品，而且由于缺水，士兵们全都弄得非常脏。我部仍然能保持足够的士气，但敌军迫击炮和火炮的持续轰击正在动摇我部。我们将坚持，但同时希望在未来的24小时内，前景能够更加明朗化。

盟军在当天下午进行的规模巨大的滑翔机空运让瓦尔特·莫德尔元帅大吃一惊。在这场战役的末期，他并没有预料到还会有盟军的空降部队着陆。对手的援兵正在增强其进攻势头，这一切正与莫德尔发起的反攻针锋相对，战役态势可能因此发生改变，而未来更多的盟军增援部队还可能纷至沓来。自从盟军的进攻开始以来，这位元帅第一次对战役的结果产生了怀疑。

莫德尔驱车前往杜廷赫姆找比特里希将军商谈。党卫军第2装甲军军长记得，莫德尔要求“迅速解决奥斯特贝克的英军”。莫德尔需要每一个士兵和每一辆坦克，太多的兵力被束缚在一场“本该在几天以前就结束的战斗上了”。比特里希说，莫德尔“非常激动，不断地重复询问‘这里的战事什么时候能结束？’”。

比特里希坚持认为：“目前作战的激烈程度已经不同以往。”在埃尔斯特，汉斯―彼得·克瑙斯特少校正在阻击英军坦克和步兵纵队，英军部队正在试图沿着那条主干道前往阿纳姆。但克瑙斯特无法一边在埃尔斯特坚守，同时又向西对德里尔的波兰军队和英军发起进攻，他麾下笨重的虎式坦克一进入圩田便会陷入泥泞中。比特里希解释说，对德里尔的攻击是步兵和轻型车辆的任务。“莫德尔从来就对理由不感兴趣，”比特里希说，“但他理解我。不过，他仍然只给了我24小时的时间把那些英军解决掉。”

比特里希随后驱车前往埃尔斯特去见克瑙斯特。少校现在对战况感到忧心忡忡。整整一天，进攻他的英军兵力似乎越来越强大，虽然他知道英军坦克不可能离开那条主干道，但让他担心的是进攻可能会来自西边。“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英军的突破，”比特里希提醒道，“在我们清理奥斯特贝克的时候，你能再坚持24小时吗？”克瑙斯特向比特里希保证自己能做到。在离开克瑙斯特之后，第2装甲军军长立即给霍亨施陶芬师的哈策尔一级突击队大队长下了命令：“明天对英军空降部队的所有进攻都必须加强，我要结束整场战斗！”

哈策尔面临许多困难。尽管奥斯特贝克已经被完全包围，但狭窄的街道却证明调动坦克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近60吨重的虎式坦克，“这些坦克破坏着路基，使得道路就像犁过的地一般，而在转弯的时候又会把人行道撕裂”。除此之外，哈策尔还告诉比特里希：“每当我们进一步压缩英国空降兵坚守的阵地时，他们的作战似乎就会更加凶猛。”比特里希指出：“强大的攻势应该从东边和西边发动，进攻环形防线的根部，将英军与莱茵河隔离开来。”

弗伦茨贝格师师长哈梅尔旅队长的任务是在奈梅亨—阿纳姆地区坚守并击退盟军部队，他也得到了比特里希的消息。他的整个师的集结都被阿纳姆大桥上的车辆残骸耽误了，哈梅尔没能在那条“岛屿”式公路的两侧形成一条封锁性防线，当初英军在奥斯特贝克的进攻更是把他的兵力分割开来。当英军进攻时，他的师只有部分兵力处于西边的阵地上，而其余部队和装备则在公路东边。哈梅尔向比特里希保证，埃尔斯特肯定会守住，英军将无法在那条主干道上进军；但是他却没有力量挡住敌人对德里尔的大举猛攻，“我无法阻止他们前进或者后退”。党卫军第2装甲军军长的态度是坚定的，他提醒哈梅尔，接下来的24小时将会极其重要。“英军将会尽一切努力支援他们的桥头堡，同时还要向阿纳姆大举猛攻”，只要哈梅尔能够坚守住，哈策尔对奥斯特贝克环形防线的进攻就能成功。正如比特里希所说：“要想得到指甲，必须切断手指。”

第43威塞克斯步兵师的大炮在隆隆发射。位于奥斯特贝克环形防线西南角的一个大型储气罐正熊熊燃烧着，把一道怪异且摇曳不定的淡黄色光影投在了莱茵河上。在河北岸，当查尔斯·麦肯齐中校从一条船上爬出来的时候，他终于明白了无线电里为何会传来提醒自己应等到向导到位后再动身的话语。岸边的地形已经变得无法辨认，船只残骸、倒落的树木以及炮弹爆炸后留下来的弹坑遮掩了通向桥头堡的道路，倘若他尝试自己单独走的话肯定会迷路的。不久后，他在一名工兵的引导下回到了哈尔滕施泰因旅馆。

至于要向厄克特做的汇报，麦肯齐并没有改变主意。在等船把自己送回环形防线的时候，他再次考虑了自己面临的种种选择。尽管在德里尔以及南岸看到了那些准备工作，但对于援军能否及时到达与该师会合他仍心存疑虑。他对自己做出的决定——向厄克特报告称援军即将到达——感到内疚。尽管如此，也许当前的情况下还是存在一线生机的，他有时也认为自己内心的想法可能太过悲观了。

厄克特正在被破坏的哈尔滕施泰因旅馆地下室里等待着。麦肯齐把上级的意见向师长做了汇报：“援军正在路上，我们应该坚持。”麦肯齐记得，厄克特“神情木然地听着，这个消息既没有让他沮丧，也没有让他高兴”。对这两个人来说，那个没有说出口的问题仍然是相同的：他们还要坚持多久？截至此刻——9月24日星期日的凌晨——在经过8天的血战之后，厄克特手头的兵力估计已经减员到不足2 500人。对他们所有人来说只有一个问题：蒙哥马利的部队什么时候能够到达？在孤独的战壕、火炮掩体和前哨阵地里，在残破不堪的房屋和商店里，在医院和救护所里，焦急而又毫无怨言的人们把伤员放在草席上、床垫上和光秃秃的地板上。在所有这些地方，他们都在思考着这个问题。

由于英军步兵就在河南岸，所以空降兵们坚信第2集团军终将成功渡河，他们唯一感到担心的是，他们中能否有人活着看到这期待已久的救援。在这最后的悲剧性时刻，他们很害怕死去。士兵们试图用所有能用上的方式来提高彼此的士气，一边开玩笑一边辗转相告，伤员们也不顾伤情仍坚守在岗位上，而非同寻常的勇敢行为更是随处可见。毋庸置疑，士兵们将骄傲地面对接下来的战斗。他们后来说，在那些日子里，他们共同拥有一种比他们所知的一切都要强大的精神。

炮兵部队的詹姆斯·琼斯一等兵从行装里取出了随身带来的唯一的非军用品——他的一支从孩童时期使用至今的长笛。“我只是想再吹吹它，”他记得，“有三四天的时间，迫击炮弹一直像下雨般飞来，我吓得要死，便拿出长笛吹了起来。”在不远处的炮兵阵地上，第2机降轻型炮兵连D分队射击阵地指挥官詹姆斯·亨利·伍兹（James Henry Woods）中尉有了一个主意。由琼斯领头，伍兹中尉和另外两名炮手从掩体里爬了出来，开始绕着炮兵阵地齐步走。当他们排成单纵列时，伍兹中尉唱了起来，他身后的两名伞兵则摘下头盔，用棍子在上面当鼓敲。遭到重创的士兵们听见《英国掷弹兵》和《勇敢的苏格兰之歌》那柔和的旋律传遍四方，其他人也跟着一起唱起来。一开始歌声很微弱，但随着伍兹喊道“放声高歌”，炮兵阵地上瞬间爆发出了一片嘹亮的歌声。

斯洪奥德旅馆位于乌得勒支—阿纳姆公路旁，大致在环形防线东部边缘的中间位置。在这座旅馆里，荷兰志愿者和英军医护兵在德军卫兵警惕的目光下照料着几百名伤员。亨德丽卡·范德弗利斯特在日记里写道：

9月24日，星期日。这是主的日子。战争在外面激烈地进行，这座楼房在晃动，因此医生无法做手术，也无法打石膏。我们无法为伤员洗伤口，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谁也不敢冒险出去找水。随军牧师在他的笔记本里潦草地书写着，我问他，什么时候做礼拜。

滑翔机飞行员团的随军牧师乔治·阿诺德·佩尔上尉记完了笔记，与亨德丽卡一起，把旅馆里的所有房间逐个走了一遍。炮击的声音似乎“特别喧闹”，他回忆说，“外面的战斗声让我几乎听不见自己说话”。然而，“看到士兵们都从地板上抬起头来”，随军牧师佩尔“感受到了激励，要用内心中上帝的平和与外面的枪炮声战斗”。佩尔引用了圣徒马太的话，说道：“不要为明天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3]然后，就像炮兵阵地里的人一样，他也唱了起来。当他唱《求主同住》的时候，刚开始人们只是默默地听着，到后来大家都低声哼唱起来。在斯洪奥德旅馆外面雷鸣般的炮声中，几百名伤员和奄奄一息的人唱起了下面的歌词：“求助无门，安慰也无觅处，恳求助人之神，与我同住。”[4]

在奥斯特贝克教堂的街道对面，凯特·特尔霍斯特（Kate ter Horst）把她的5个孩子和11个平民都留在家里那个3米长、1.8米宽的地下室里躲避。她来到地上一层，走在受伤的人们当中。这幢拥有14个房间和200年历史的房子原先是一位教区牧师的住宅，现在却变得面目全非，窗不见了，而且“大厅、餐厅、书房、花园里的凉亭、卧室、走廊、厨房、开水房以及阁楼里的每一寸空间都挤满了伤员”。特尔霍斯特太太回忆说，伤员还躺在车库里，甚至躺在楼梯的下面。总共有超过300名伤员挤在房子和庭院里，而且每时每刻还会有其他伤员被抬进来。在外面，在这个星期日的上午，凯特·特尔霍斯特看见烟雾笼罩着战场。“天空是黄色的，”她写道，“黑色的云悬垂下来，就像潮湿的抹布一样。大地被撕裂了。”在庭院里，她看见“死去的人在雨中淋得湿透，而且身体僵硬。他们脸朝下躺着，就像昨天和前天那样——那个有着蓬乱胡子的人，以及那个长着黑脸庞的人，以及许许多多其他人，他们都是这样”。最终，有57个人被埋葬在花园里，“其中一个还只是个孩子，”特尔霍斯特太太写道，“由于房间里缺少足够的空间，他最终失去了生命。”这幢房子里的医疗队中的唯一一名医生，第1机降轻型炮兵团的军医主任维克多·戴维·兰德尔·马丁（Victor David Randall Martin）上尉告诉特尔霍斯特太太，那个孩子“砰的一声把头撞在暖气片上，最终伤重不治”。

凯特·特尔霍斯特在各个房间里轻手轻脚地走动着，心里思念着她的丈夫扬。扬是在星期二晚上骑着自行车出去的，他在该地区执行侦察任务，把德军阵地的相关情报带回来送给一名炮兵军官。环形防线是他不在的时候形成的，这样一来他在激战中就回不了家了。他们再次相聚是两周之后的事情。自从星期三以来，特尔霍斯特太太就一直与马丁医生和护理员们一起工作，几乎没有睡过囫囵觉。她从一个房间走到另外一个房间，与伤员们一起祈祷，给他们读《诗篇第九十一》：“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

整个上午，那些在夜间渗入环形防线的德军狙击手正“无耻地向一幢房子射击，而那幢房子从未向外射出过一发子弹”，她写道，“子弹嗖嗖地穿过挤满了无助平民的房间和走廊”。有两名护理员抬着担架路过一扇窗户时被击中了。接着每个人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马丁医生受伤了。“只是伤着了脚踝，”他告诉特尔霍斯特太太，“到了下午，我就又能活蹦乱跳了。”

而在房屋之外，肆虐的炮击则取代了狙击手。迫击炮弹震耳的轰鸣声“难以言表”，特尔霍斯特太太这样记录道。在迈克尔·G. 格罗（Michael G Growe）二等兵眼里，“这位女士似乎显得极度平静，一点儿也不紧张”。格罗先前就被弹片伤到了大腿，现在又被迫击炮弹炸伤了左脚，医护兵们匆匆把格罗和其他刚受伤的人从一排落地窗前移走。

丹尼尔·摩根斯下士在坚守奥斯特贝克教堂附近的一处阵地时头部和膝部中弹，就在一辆德军坦克从道路上驶来时，他被抬进了特尔霍斯特的家。一位护理员向摩根斯解释说，“他们用光了绷带，也没有麻醉剂或者食品了，只有一点水”。正在这时，那辆坦克发射的炮弹命中了这座房子。在楼上的一个房间里，第1伞兵营的沃尔特·博尔多克二等兵的肋部和背部受了枪伤，他惊恐地注视着那辆坦克“嘎嘎响着开动，调整方向。我能听见机枪急促射击的嗒嗒声，接着一颗炮弹打穿了我背后的墙壁，灰泥和瓦砾开始到处落下，许多伤员都被打死了”。楼下的炮兵军士E. C. 博尔登是一名护理员，他怒不可遏地抓起一面红十字会会旗冲出房子，直接跑向那辆坦克。摩根斯下士清楚地听见了他的话。“你们究竟是在干什么？”博尔登朝着德军坦克车长尖声大叫，“这幢房子上的红十字会旗帜那么清楚，快从这滚开！”焦急的伤员们听见了坦克后退的声音。博尔登回到了房子里，摩根斯记得，他“几乎就像离开的时候一样气愤，我们纷纷问他出了什么事”。博尔登简短地回答说：“那个德国人道歉了，不过他倒真滚蛋了。”

尽管这幢房子没有再次受到炮击，但周围的交火却没有停止过。凯特·特尔霍斯特写道：“到处都有人在死去，难道他们必须在这样的风暴中断气吗？啊，上帝啊！给我们片刻的安宁吧。当他们前往永恒的时候，给他们一刻神圣的宁静吧。”

在环形防线各处，当疲惫、虚弱的伞兵到了他们的体能极限时，坦克冲入了防御阵地。到处都是恐怖——尤其是火焰喷射器带来的恐怖。在党卫军士兵的一个野蛮暴行中，一辆挂着红十字会旗、运送伤员的吉普车被4个德国人拦了下来，其中一名医护兵试图解释他要把伤员送到救护站去，那些党卫军士兵却突然用火焰喷射器攻击了他，随后一走了之。不过，这场战役从始至终——不论是在阿纳姆大桥还是在环形防线——都有许多表现出双方骑士精神的突出例子。

在环形防线东边哈克特准将负责的防御阵地上，一名德军军官打着白旗，开车来到了英军阵地，要求面见指挥官。哈克特见了他，得知德国人“即将发起进攻，并已经将迫击炮和火炮对准了我们的前沿阵地”，可那名德军军官了解到一个救护站就在进攻路线上，于是他要求哈克特把他的前沿阵地后撤550米。“我们不想让炮火准备伤及伤员！”德军军官解释说。哈克特知道，他无法遵从。“如果战线按照那个德军军官的要求后退那么多距离的话，”厄克特将军后来写道，“就会让师部处于德军战线后方180米的地方了。”尽管他无法后撤，但哈克特却注意到，当进攻终于开始时，德军火力网小心地对准了救护站的南边。

在塔费尔贝格旅馆，第181机降野战医疗队的外科医生盖伊·里格比―琼斯（Guy Rigby-Jones）少校，一直在旅馆的娱乐室里用一张台球桌做手术，但一发命中大楼房顶的88毫米炮弹令他失去了自己的全部设备。自星期三以来，他就无法给伤员做手术了，尽管一个野战医疗队已经在彼得堡旅馆里设置了一个手术室。“我们有1 200～1 300名伤员，然而既没有护理设施，也没有医务人员来妥善地医治他们，”他记得，“我们只有用来止痛的吗啡。我们的主要问题是食品和水。我们已经用光了中央供热系统中的水，由于现在无法再做手术，我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个军需官，努力给伤员们提供食物。”第156伞兵营B连连长约翰·沃迪少校也是一名伤员，他在星期二那天被狙击手射出的子弹击中了腹股沟，后来又再次负伤。一发迫击炮弹落在大飘窗的窗台上爆炸了，弹片嵌进沃迪的左脚，接着这个房间又被炮弹直接命中，沃迪的右肩、脸部和下巴都被落下来的砖头及碎木片划破。师军医主任格雷姆·马修·沃拉克（Graeme Matthew Warrack）上校冲到了外边。沃迪挣扎着站了起来，看见沃拉克站在街道上，朝着德军士兵喊道：“你们这些该死的杂种！难道认不出红十字会旗吗？”

范马南一家——安妮、她的哥哥保罗以及她的姑姑——正在塔费尔贝格旅馆，在范马南医生的指导下，他们忙得24小时连轴转。保罗是医学院的学生，他记得那个“星期日非常可怕，我们所在的建筑物似乎一直在被炮弹命中。我记得，我们虽然不可以在伤员面前表现出害怕的样子，但我几乎就要从屋子里跳出来大声喊叫了。可我没有这样做，是因为伤员们非常安静地躺在那里”。保罗记得，当伤员从一个被毁坏的房间转移到另外一个房间时，“我们开始唱歌了。我们为英国人唱，为德国人唱，为我们自己唱。随后似乎每个人都在唱，由于情绪激动，人们会停下来，因为他们在哭泣，但他们仍会再次唱起来”。

年轻的安妮·范马南曾怀有一个浪漫的梦想，那就是被从天而降的聪明强壮的年轻人解放，对她来说，这个浪漫的梦想正在绝望中结束。许多被送到塔费尔贝格旅馆的荷兰平民伤重而死。安妮在日记里特别提道，有两个荷兰平民是“可爱的姑娘和优秀的滑冰者，和我一样大，只有17岁。现在我再也看不到她们了”。在安妮看来，这座旅馆似乎不断地被炮弹击中，在地下室里她开始哭泣。“我怕死，”她写道，“爆炸声音很大，每发炮弹都能杀人。上帝怎么能让这座地狱存在下去？”

星期日上午9点30分，沃拉克医生决定要为这座地狱做点什么。这片地区的9座救护站和医院挤满了双方的伤员，因而他开始觉得“战斗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医疗队“是在不可能的条件下工作着，有些医疗队连外科手术工具都没有”，而在德军的猛烈进攻下，伤亡人员一直在增加——其中就有勇敢的沙恩·哈克特准将。就在上午快到8点的时候，一发迫击炮弹让他的腿和腹部受了重伤。

沃拉克决定实施一项计划，而实施这项计划又需要得到厄克特少将的批准，于是他便前往哈尔滕施泰因旅馆。“我告诉将军，”沃拉克说道，“尽管挂上了红十字会的旗帜，但所有的医院仍然遭到了炮击。有一座医院被击中6次，还着火了，这迫使我们把150名伤员迅速撤离出去。”他说，伤员正“受到虐待，因而到了该与德军做出某种安排的时候了”。既然完全不可能把伤员撤离到莱茵河对岸去，沃拉克认为“如果把伤员移交给德军，到他们设在阿纳姆的医院里去治疗的话”，那么许多生命就会得到拯救。

沃拉克回忆说，厄克特“似乎听进去了，他批准了这项计划，但又提醒沃拉克，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敌人以为，这是我方部队崩溃的前兆’”。沃拉克要向德军说清楚，之所以采取这一步骤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的理由。厄克特称可以进行谈判，但“条件是德军应该明白，你是一个代表着病人的医生，而不是这个师的一个官方特使”。沃拉克获准在下午要求停火一段时间，这样一来在“双方继续开打”以前，可以清理战场上的伤员。

沃拉克匆匆离开，前去寻找那名荷兰联络官阿诺尔德斯·沃尔特斯海军少校，此外还有赫里特·范马南医生，请他们两位协助谈判。沃尔特斯将担任翻译，他是荷兰军方，因而“前往德国指挥部可能会冒极大风险”，于是沃拉克给他起了个“约翰逊”的假名字。三个人迅速前往斯洪奥德旅馆，与德军的师首席军医官进行联系。

说来也巧，29岁的党卫军第9装甲师首席军医官埃贡·斯卡尔卡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声称自己与沃拉克的观点如出一辙。斯卡尔卡回忆说，在那个星期天的上午，他感到“必须做点事情，这不仅是为了我们的伤员，也是为了身陷‘巫婆的大锅’里的英军”。在斯洪奥德旅馆，“到处躺的都是伤员——他们甚至躺在地板上”，按照斯卡尔卡的说法，在沃拉克到达之前他就过来了，为了见“英军的首席医官，提议清理战场”。不管是谁首先提出这个主意，但他们最终确实见面了。沃拉克对这位年轻的德国军医的印象是，“他长得很女人气，但富有同情心，显然非常急于讨好英国人——这可能是为了在战局日下的时候为自己留条后路”。这位身材瘦高、风度翩翩的军官穿着剪裁合身的制服，显看起来很英俊。沃拉克向他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由“约翰逊”充当翻译。当他们交谈的时候，斯卡尔卡打量着沃拉克：“一个又高又瘦的黑头发家伙，就像所有的英国人那样冷静。他似乎疲倦极了，除此之外，从其他方面来看并不差。”斯卡尔卡准备同意这项撤离计划，但他又告诉沃拉克，“首先我们必须得去我的师部，以确保我的将军不会反对”。斯卡尔卡拒绝带范马南医生同去。坐上一辆缴获的英军吉普车，斯卡尔卡、沃拉克和“约翰逊”动身前往阿纳姆，由斯卡尔卡来开车。斯卡尔卡回忆称自己“开得非常快，一路呈‘之’字形移动。我不想让沃拉克确定自己的位置，而我的开车方式也一定让他吃了不少苦头。我们走得很快，有一段时间车辆在炮火中穿行，随后我们绕着弯进了城”。

对沃尔特斯来说，进入阿纳姆的短途车程真是“既悲伤又痛苦”。到处都是车辆残骸，房屋要么仍在冒烟，要么已经成了废墟。他们所走的一些道路，由于被坦克履带压坏或是被炮火炸出了坑，因而“就像犁过的地一样”。损坏的枪炮、翻倒的吉普车、烧焦的装甲车，以及“死者扭曲的尸体”，就像一条小径一样通向阿纳姆。斯卡尔卡并没有蒙住这两个人的眼睛。沃尔特斯认为眼前的德国人并没有试图隐瞒他所走的这条路线，这使他突然感到，这名温文尔雅的党卫军军医官似乎“急于让我们看到德军的实力”。穿过阿纳姆仍然冒着烟、瓦砾遍地的街道，斯卡尔卡又朝东北方向开，最后在哈策尔一级突击队大队长的师部外面停了下来——师部就设在黑苏贝尔赫路(Heselbergherweg)的中学里。

尽管沃拉克和沃尔特斯的到来让德军参谋军官们感到惊讶，但哈策尔已经接到了电话通知，说正在等待他们。斯卡尔卡把两名英军军官留在外屋，进去向师长报告。哈策尔生气了。“我感到吃惊，”他说道，“斯卡尔卡竟没有蒙住他们的眼睛。现在他们知道我师部的确切位置了。”斯卡尔卡笑了：“要是他们能够找到通往师部的准确路线，那么我也会对自己开车的方式大吃一惊了。”他向哈策尔保证。

两个德国人与英国特使一起坐了下来。“那名医官提议，应该把他的伤员从环形防线内撤出来，因为英军已经没有地方或者补给品来照料他们了，”哈策尔说道，“这就意味着要求休战几个小时。我告诉他，我对我们两国交战感到遗憾。我们究竟是因何而战呢？我同意他的建议。”

沃尔特斯——沃拉克介绍他为“一位名叫约翰逊的加拿大军人”——记得，这次会谈是在一种完全不同的环境下进行的。“起初，那名党卫军中校甚至拒绝考虑休战，”他说道，“房间里还有其他几名参谋军官，包括代理参谋长施瓦茨党卫军上尉。施瓦茨最终转向哈策尔，说这件事情还得由将军拿主意。”那个德国人离开了房间。“当我们等待的时候，”沃尔特斯说道，“他们给我们送来了三明治和白兰地。沃拉克提醒我，不要空着肚子喝酒。三明治里不管夹的是什么馅，上面都有切成薄片的洋葱。”

当德国人再次进入房间时，“每个人都‘啪’的一声立正，然后高喊‘希特勒万岁’”。比特里希将军走了进来，他没有戴军帽，穿着一件长长的黑色皮外套。“他只待了一会儿。”沃尔特斯记得。比特里希打量着眼前的这两个人，说道：“我对我们两国之间的这场战争感到遗憾。”将军静静地听着沃拉克的撤离计划，并对此表示同意。“我赞成，”比特里希说道，“因为一个人不能失去所有的人性，即使在最激烈的交战期间也同样如此——当然，在一开始我就有同感。”然后比特里希递给沃拉克一瓶白兰地。“这是送给你们将军的。”他告诉沃拉克，然后离去了。

星期日上午10点30分，部分休战协议达成了，尽管沃尔特斯回忆说：“我们对德军接下来的表现有些担心，不论是塔费尔贝格旅馆还是斯洪奥德旅馆都位于前线，而德军又无法保证停止迫击炮和火炮的轰击。”哈策尔主要担心的则是英军在莱茵河南边的远程炮击能否在伤员撤离时被控制住。斯卡尔卡说，这一点能够得到保证，他收到了英军第2集团军指挥部的无线电报。“那份电报纯粹是发给党卫军第9装甲师首席军医官的，他们对我表示了感谢，还进一步询问停火能否持续足够长的时间，好让英军把医疗用品、药品和绷带从莱茵河对面送过来。”斯卡尔卡回复称：“我们不需要你们的帮助，但你们的空军不能继续轰炸我们的红十字会卡车。”他立即得到了答复：“不幸的是，这样的攻击双方都在进行。”斯卡尔卡认为，这段电文“十分可笑”，他生气地回答道：“对不起，我有两年的时间没有看见我们的空军了。”英军的电报又发回来了：“那就按协议办。”斯卡尔卡声称他当时勃然大怒，以致发回了这样的电报：“舔我的……”[5]

最终的协议达成了：从15点开始，休战两个小时。届时，伤员将沿塔费尔贝格旅馆附近一条指定的路线离开环形防线。要尽一切努力“少开火，或者完全停火”，坚守一线阵地的双方部队都得到了禁止开火的命令。斯卡尔卡发出命令，“每辆可用的救护车和吉普车都要在战线后方集结”，与此同时，沃拉克和沃尔特斯将要返回自己的战线，他们获准在自己的衣服口袋里装满吗啡和医疗用品。沃尔特斯“为能够离开那里而感到高兴，尤其是因为施瓦茨对他说过，‘你说起德语来可不像英国人’”。

沃拉克和沃尔特斯的吉普车上飘扬着一面红十字会旗帜，并由另外一名德军军医护送。在返回环形防线的途中，他们被允许在圣伊丽莎白医院停留，查看那里的状况——英军伤员中就有拉思伯里准将，现在他撕掉军衔标志成了拉思伯里“一等兵”。迎接他们的是英军第16伞降野战医疗队的军医亚历山大·李普曼―凯塞尔（Alexander Lipmann-Kessel）上尉，外科手术小组组长锡德里克·詹姆斯·朗兰（Cedric James Longland）少校，以及荷兰资深外科医生范亨厄（van Hengel）——沃拉克记得，他们全都“非常急于知道结果”。医院周围曾进行过激烈战斗，李普曼―凯塞尔报告说，有一次双方甚至还在大楼里面进行了一场酣战，德军的子弹就从躺在病房里的伤员头上飞过。但自从星期四以来，这个地区安静了下来。沃拉克发现，与环形防线里的伤员遭受的痛苦磨难形成对照的是，在圣伊丽莎白医院里，“英军伤员可以躺在铺着床单的病床上，还盖着毯子，受到荷兰修女和医生的悉心照料”。两名军官提醒李普曼―凯塞尔，要为接收大量涌来的伤员做好准备，然后返回了奥斯特贝克。沃拉克回忆说，他们正好“赶上了塔费尔贝格旅馆附近的一轮迫击炮炮击”。

15点，部分休战开始。射击突然减少了，随后完全停止。对炮手珀西·帕克斯一等兵来说，那种“铺天盖地的枪炮声已经成为生活的全部，突然寂静下来显得那么不真实，刹那间我还以为自己死了呢”。在英军和德军的军医及医护兵的监督下，来自双方的救护车和吉普车开始装运伤员。达德利·皮尔逊中士是第4伞兵旅的书记官，他的担架被抬上一辆吉普车，担架旁摆放着该旅旅长的担架。“这么说你也受伤了，皮尔逊？”哈克特问道。皮尔逊只穿着靴子和裤子，右肩绑着厚厚的绷带，“弹片在那里撕开了一个大口子”。哈克特面色苍白，显然腹部的伤口令其非常痛苦。当他们前往阿纳姆的时候，哈克特说道：“皮尔逊，我希望你不会认为我在以权压人，不过我认为我的情况要比你糟糕。到了医院，要是他们先给我治，你不会在意吧？”[6]

第10伞兵营那名和“伞兵鸡”默特尔一起跳伞的帕特·格洛弗中尉在极大的痛苦中被送到了圣伊丽莎白医院。一颗子弹切断了他右手的两根血管，而在被送往斯洪奥德旅馆救护的途中，弹片又击中了他的右腿小腿肚。由于英军手上的吗啡已经所剩无几，因而他被告知，除非绝对有必要，否则是不会给他打上一针的。格洛弗并没有要吗啡，这会儿他睡睡醒醒，不知不觉想到了默特尔，他记不得它是在哪一天被打死的。战斗期间，他和勤务兵乔·斯科特二等兵轮流拿着装着默特尔的小背包往返在战场上，然而某刻，在漫天炮火中躲在一条堑壕里的格洛弗突然意识到，装着默特尔的小背包不见了。“默特尔在哪里？”他朝斯科特喊道。“它在那里，长官。”斯科特指着格洛弗的掩体顶部。在它的包里，默特尔仰面躺着，脚伸向空中。那天晚上，格洛弗和斯科特把这只小鸡埋葬在树篱附近一个小小的坟墓里。当斯科特扫土将墓穴盖上的时候，他看着格洛弗说道：“嗯，默特尔一直到最后都很勇敢，长官。”格洛弗记得，他并没有摘下默特尔的伞兵徽章。这会儿，在一阵疼痛之中，他对自己能让“伞兵鸡”带着荣誉得到体面的安葬感到高兴——默特尔是带着它的伞兵徽章入土的——这对战斗中的阵亡者来说死得其所。

在斯洪奥德旅馆，亨德丽卡·范德弗利斯特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德国护理员开始把伤员一个个抬出去。突然间，射击又开始了。一个德军士兵叫喊：“如果英国人还不停手，我们就把伤员、医生和护士统统打死！”亨德丽卡并没有在意。“最年轻的士兵总是叫得最响，”她记录道，“到现在我们已经习惯德军的威胁了。”射击停止了，装车继续进行。

当伤员长长的步行队列以及吉普车、救护车和卡车组成的车队开赴阿纳姆的时候，双方爆发了好几次对射。“这是不可避免的，”厄克特将军回忆说，“双方都有误会，让一场战斗暂时安静下来是不容易的。”塔费尔贝格旅馆的医生们“有那么一会儿感到有些不安，当时他们刚让好斗的德军士兵从旅馆里走人”。几乎每个人都记得，那些刚刚到达的波兰士兵无法理解这样的局部停火有何必要。“他们有许多旧账要清算，”厄克特说道，“而且看起来没有理由让他们停火。”但最终他们被“说服了，波兰人抑制住他们的战斗欲望，答应等到撤离完成之后再说”。

斯卡尔卡少校与沃拉克医生一起，让车队运转了整整一个下午。大约200名能自己行走的伤员被带了出来，还有超过250名伤员被抬上医疗车队。“我从未见过像奥斯特贝克那样的状况，”斯卡尔卡说道，“那里只有死亡和残骸。”

在圣伊丽莎白医院，第1伞降工兵中队B分队的彼得·斯坦福斯中尉恢复了知觉——他在阿纳姆的战斗中胸部受伤——随后便听见第一批能够行走的伤员进来了。“我感到一阵激动，颤抖的电流沿着我的脊椎窜了上来，”他说道，“我从未这样骄傲过。他们走了进来，而我们每个人都被他们的样子吓坏了。许多战士都有一个星期没刮过胡子了，他们的作战服被撕破，上面满是污渍，身上的绷带既肮脏不堪，又浸透了血液。最动人心弦的是他们的眼睛——红红的眼圈，双目深陷，在沾满了泥土的冷峻脸庞上向外凝视着，脸色则由于缺乏睡眠而憔悴。然而他们走进来时并无败象，依然令人望而生畏，完全能当场接管此地。”

当最后一支车队离开奥斯特贝克时，沃拉克对那名党卫军军医官的帮助表示了感谢。“斯卡尔卡看着我的眼睛，对我说‘你能把这些都记录下来吗？’”，沃拉克没有理会这句话。17点，战斗再次爆发，好像从来没有停过一样。

炮手珀西·帕克斯一等兵所在的炮兵阵地就设在多尔德伦家的洗衣房附近，阵地上“再次乱成了一团，德国佬把所有东西都朝我们扔过来”。撤离伤员期间相对比较安静，而此后重新爆发的激战让帕克斯有了一种被解救感，“一切都回归正常，这才是我能够适应的环境，我又再次准备就绪了”。德军乘着短暂的休战期渗透进许多地区，人们听见了从四面八方传来的尖叫声和射击声，那是德军和英军在街道和花园中彼此追击。帕克斯从战壕里看见一辆坦克穿过一块白菜地朝炮兵指挥所驶来，两个炮兵立即朝马路上的一门6磅反坦克炮飞奔过去。当炮兵开始射击时，帕克斯抬头惊奇地发现白菜正从战壕上方飞过。“大炮的冲击波直接把白菜拽出地面，并把它们掷向空中。一声巨响后，我们看见炮弹击中了坦克。”

南斯塔福德郡团第2营B连连长罗伯特·凯恩少校听见有人叫喊“虎式坦克来了”，于是便全速冲向建筑边上的一门轻型反坦克炮，一名炮手也从街道上赶来帮忙，两人协力把火炮推入了阵地。“开炮！”凯恩喊道。他看见炮弹击中了坦克，并让这头怪物出了故障。“保险起见，咱们再给它来一炮！”他叫喊道。炮手看着凯恩，摇了摇头。“用不着，长官，”他说道，“它完了。这辆坦克的驻退机坏了。”

在特尔霍斯特的家里，每个人都对轰鸣的枪炮声彻底麻木了，仿佛失聪一般。突然，凯特·特尔霍斯特感到“一股巨大的震动，砖块发出轰响，栋梁裂开了，沉闷的呼喊声从四面八方传来”。爆炸把地下室的门堵住了，屋内翻滚着令人窒息的尘埃，她听见“人们在用铁锹和工具挖掘着……把梁木锯开……在砖瓦和灰浆中，人们的脚步声嘎吱作响……随后是沉重的物品被前后拖拽的声音”。地下室的门终于被重新打开了，清新的空气涌了进去。在楼上，凯特看见部分走廊和花园房都朝外暴露着，一段墙已经被炸开。被爆炸气浪抛出去的人躺了一地，再次被击中的马丁医生彻底走不了路了。有一名几天前因为患上炮弹休克症而被送进来的士兵，正在被炮弹炸翻躺了一地的人中间徘徊。他盯着凯特·特尔霍斯特说道：“我想我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你。”她温柔地领着他去了地下室，在石头地板上为他找了个容身之地，这名士兵几乎立即就睡着了。醒来后，他便移动到特尔霍斯特太太的身边。“现在这里随时都会被敌军攻占。”他平静地说道，然后又睡着了。凯特也疲倦地靠在墙上，她的5个孩子现在就在身边，她等待着，与此同时“这令人恐惧的时间在缓慢地延续着”。

在距离凯恩少校阵地不远处的一道战壕里，阿尔夫·鲁利耶中士发现街道上又出现了一辆坦克。他与一名炮手快速冲向反坦克炮——这似乎是他所在炮兵分队里仅存的一门火炮了。就在坦克转向他们的时候，两人已经来到了火炮旁边。他们立即开火，只见一道闪光击中了坦克。此时，德国人的机枪开始猛烈射击，与鲁利耶一起操炮的那名炮手被子弹击中，喘息着靠向他倒了下来。鲁利耶转过身来，想扶着战友躺下以减轻他的痛苦，这时一颗子弹却射进了他的左手，鲁利耶的左手开始颤抖着失去控制，他猜想子弹一定是击中了自己的神经。他把靠在身上的炮手慢慢放下来，然后朝自己原先待过的战壕走去。“我去找人帮忙。”他对血迹斑斑的战友说道。在特尔霍斯特家的门口，鲁利耶停了下来，不愿意进去。他听见里面的人或是在尖声大叫，或是在胡言乱语，有人在讨水喝，还有人喊着亲人的名字。“啊，上帝啊！”鲁利耶说道，“我到这里来是要干什么呢？”就在这时，炮兵军士E. C. 博尔登出现了。“天哪，老兄，”博尔登看着鲁利耶颤抖的手说道，“你是去打字了吗？”鲁利耶解释说，他来为那名受伤的炮手找人帮忙。“好的，”博尔登说道，同时把鲁利耶的手包扎好，“我会去那儿的。”在返回阵地的途中，鲁利耶经过了特尔霍斯特家的花园，眼前的一幕让他呆住了，浑身汗毛都炸了起来。他凝视着眼前成堆的尸体——此前他从未在一个地方见过这么多死人，有些尸体脸上遮盖着士兵穿的伪装服，但其他尸体却毫无遮拦，“他们的眼睛看向四面八方”。尸体数量之多，令人根本无法在其间落脚。

鲁利耶在战壕里等着，最后博尔登带着两名担架手过来了。“别担心，”博尔登告诉鲁利耶，他伸出了大拇指，“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可鲁利耶并不这样认为。在英国时，这名31岁的伞兵恳求上级允许他执行战斗任务，但他的年龄令其未能如愿，尽管他是一名炮兵，却成为被派去代理食堂的军士。不过，鲁利耶还是成功了，最终被允许参加这次空降行动。他后来回忆说，当他注视着身边那群又累又脏、饥饿难耐的空降兵时，“突然明白了，我把眼前的战斗丢在一旁，一门心思要给战友们搞点吃的”。鲁利耶不知道自己在这片被摧毁的花园和房屋废墟里爬了多长时间，他在架子上搜寻，在地下室里翻找，试图得到块状或是片状的食物。他发现了个完好的镀锌盆，把所有找到的东西都扔了进去——几根干枯的胡萝卜、一些洋葱、一小袋土豆、盐，以及制作肉汤的一些块状浓缩汤料。在房子附近，鲁利耶还发现了一只关在笼子里的活鸡，他立即把它抓住带走了。

在建筑物废墟的石头地板上，鲁利耶用几块砖垒了个灶头，然后把锅架了上去。他从墙上扯下一条条墙纸，又找来一些木头生了火，他记不清当他再次出去找水的时候，街道上是否仍在激战——等他蹒跚着回来时，盆子里的水几乎是满的。他把那只鸡杀了，拔了毛之后扔进盆子里。薄暮时分，鲁利耶觉得鸡汤已经炖好了，他从窗框上扯下两条窗帘，包住锅的热把手，在另一名伞兵的帮助下抬着锅朝战壕走去。在最近的几个小时里，这还是他首次意识到迫击炮弹正在满天飞。两人每隔一段时间往前移动一段路程，每次在炮弹即将落地爆炸的时候停下来，然后再前进。在炮兵阵地上，鲁利耶大声喊道：“都过来吃呀！”眼睛发红、视力模糊的伞兵们对此大为吃惊，他们小心翼翼地排成小队，拿着破破烂烂的口粮罐头盒和野战餐具过来打汤喝。他们恍惚地咕哝着表示感谢，把餐具伸进热锅里盛汤，然后消失在逐渐浓郁的夜色之中。不到10分钟炖汤就光了，阿尔夫·鲁利耶看着锅底，只能找到几小块土豆，他把土豆捡起来扔进嘴里，这是他在那天第一次吃东西。他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

在哈尔滕施泰因旅馆庭院的一道能容纳5个人的战壕里，滑翔机飞行员伦纳德·奥弗顿中士朝越来越浓的夜色望去。与他共用战壕的其他4人都还没回来。突然间，奥弗顿看见几条黑色的人影越走越近。“是我们！”有人小声说道。当4个士兵跳进战壕的时候，奥弗顿看见他们抬着一个扎起来的斗篷，斗篷随后被小心翼翼地打开了——里面是收集到的雨水，大约半升雨水被倒入边上一个马口铁罐头盒子里。有人又拿出一块茶叶扔入其中，然后开始搅动雨水。旁观的奥弗顿对这一切感到十分恍惚。“当天我们既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仅剩的两片硬饼干已经被我们在星期六分享掉了。”他后来回忆道。伞兵们把那个马口铁罐头盒子递给了他，他啜饮一小口便往下传了过去。然后，令奥弗顿惊讶的一幕出现了，“生日快乐！”每个人都小声向他表示祝贺。奥弗顿自己都忘了，那个星期日，9月24日，是他23岁的生日。

在斯洪奥德旅馆，伤情危急和能够行走的伤员都离开了，但患了炮弹休克症的士兵仍然留在这座大旅馆里。当随军牧师佩尔路过一间几乎没什么人的房间时，他听见大楼的某个地方传出了回声，有一个微弱而颤抖的嗓音在唱着《暮色之歌》[7]。佩尔上了楼，走进楼上的一个房间，在一个患有严重的炮弹休克症的年轻伞兵身边单膝跪下。“牧师，”那个孩子说道，“你能给我掖好毯子吗？声音这么吵，我好害怕。”佩尔没有毯子，但他假装做了个盖好毯子的动作。“感觉好多了，牧师，我现在感觉很不错。你能再帮我一个忙吗？”佩尔点了点头。“和我一起念主祷文吧。”佩尔这样做了。他把那个年轻人的头发抚了回去。“现在闭上眼睛吧，”佩尔对他说，“睡个好觉。上帝保佑你！”伞兵露出微笑：“晚安，牧师。上帝保佑你。”两个小时以后，一个医护兵来找佩尔：“你知道那个和你一起念主祷文的孩子吗？”佩尔问道：“出了什么事？”医护兵摇了摇头：“他刚才死了。他说要告诉你，他无法忍受外面的枪炮声。”

傍晚时分，环形防线上的国王属苏格兰边民团第7营营长罗伯特·佩顿―里德中校难过地看到，“24日令人伤感地结束了。地面部队的援军早日到来是大家的最大希望，现在不约而同成了一个忌讳的话题”。

星期日的后半夜，“幽灵”小队队长内维尔·海中尉奉命来到厄克特在哈尔滕施泰因旅馆地下室里的房间。“他递给我一份较长的电文，”海说道，“并且告诉我，让我把它译成电码之后再还给他。我记得他说，也许到那个时候，他已经不会把这份电报发出去了。”海读电文的时候，惊得目瞪口呆。“这实际上意味着，要么地面部队得过来救我们，要么我们将被消灭。”海把电文译成电码，又交还给厄克特。“我也不希望他把它发出去。”海说道。但电报最终还是发出去了，原文内容是：

厄克特致布朗宁。必须提醒你，除非在9月25日上午与我们直接接触，否则我们认为自己已经无法坚持足够长的时间了。全体官兵现在都精疲力竭，缺乏口粮、水、弹药和武器，同时军官伤亡率很高，敌人只要再发动一次攻势就可能完全击溃我部。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投降，我就将命令所有人从桥头堡突围。但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任何调动目前都不可能完成了。我部已尽最大努力，只要可能，未来我部仍将尽最大努力。[8]

连续两个晚上，要把士兵和补给品送进厄克特的桥头堡的尝试都失败了，然而固执的第30军军长霍罗克斯将军拒绝放弃努力。如果要拯救这个桥头堡，实现对厄克特及其部下的解救，那行动就必须在这个星期日的晚上进行。天气状况依然不利，不能指望基地在英国、执行运送补给品和提供空地支援的飞机前来助阵。而在德里尔—奈梅亨地区，霍罗克斯麾下兵强马壮的部队已经完成了那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整个军沿着那条只有一辆坦克宽度的狭窄走廊进攻，其先头部队已经到达了莱茵河南岸，现在他面前的唯一障碍就是眼前将他与空降部队隔开的365米宽的河水。他命令托马斯的第43威塞克斯步兵师发动最后一次进攻：杰拉尔德·蒂利（Gerald Tilly）中校的多塞特郡团第4营将从上午10点开始，与剩余的波兰部队一起发起攻击，渡河进入桥头堡。

蒂利的行动将是这项宏大计划的第一步。“如果战事进展顺利，”霍罗克斯后来写道，“我希望能在侧翼投入第43步兵师发起进攻，在更西边的地方渡过莱茵河，给进攻空降部队环形防线的德国军队一记左勾拳。”另一个选择则是撤退，在“市场—花园”行动的第八天，霍罗克斯固执地拒绝了这个可能。然而，其他人现在却在认真地计划着撤退。

按照他的参谋长戈登·沃尔克准将的说法，第1空降军军长布朗宁将军现在“非常公开地谈论撤退”。在第43威塞克斯步兵师向德里尔挺进的时候，是否撤退尚悬而未决，但“布朗宁确信，一旦他们被卡住了，就必须把厄克特的部队都撤出来”。英军第2集团军指挥官迈尔斯·邓普西中将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自进攻开始以来，他便未曾与霍罗克斯会晤过，眼下由于时间所剩无几，邓普西便命令霍罗克斯到位于圣乌登罗德的走廊地带开会。按照指挥序列，得到蒙哥马利授权的邓普西拥有最终决定权。这个令人痛苦的决定将由一个人迫使他们做出，那就是德国陆军元帅莫德尔。

当霍罗克斯驱车向南前往圣乌登罗德时，蒂利中校的多塞特郡团第4营正匆匆赶往德里尔的集结地，准备在夜间渡河。得益于走廊的重新打通，必不可少的冲锋舟正在运往河边的路上。第130步兵旅旅长本迪什·布罗姆·沃尔顿（Bendyshe Brome Walton）准将亲自给蒂利下达了简短而明确的命令——要“拓宽环形防线的底部”。渡河行动将在奥斯特贝克西边大约1.5公里处的旧渡口进行。而部队一旦过了河，多塞特郡团第4营便要“坚持下去，直到获得增援为止”。他们将轻装前进，只带着能维持三四天的食物和弹药。按照时年35岁的蒂利中校的看法，他的部下“是一支特遣队，将为邓普西的整个第2集团军开路”。他敏锐地意识到迅速与厄克特所部会师的急迫性。从他所知道的所有情况来看，第1空降师的消亡正在以小时计算。

星期日，蒂利曾三次爬上德里尔村教堂被毁坏的塔尖，观察莱茵河北岸他的营即将登陆的地区，他的营部就设在德里尔南边的一座果园里。下午的时间沉闷地过去了，蒂利在营部里不耐烦地等着他的队伍从德里尔西南几公里外的霍默特（Homoet）村全部赶来。与此同时，运送冲锋舟的车辆也正在“走廊”上飞驰着。

18点刚过，本迪什·沃尔顿准将便派人叫蒂利过去。沃尔顿的旅部在德里尔南边的一幢房子里。蒂利本以为旅长会再次检查这次夜间行动的细节，相反，沃尔顿却告诉他计划有变。沃尔顿称，他已经接到命令：“整个行动——大规模的渡河——取消了”，然而蒂利的营还是要渡河，不过目的不同了。蒂利听着旅长的话，内心越来越焦虑——他的部下将在厄克特的第1空降师撤退时坚守环形防线的底部！他被要求派出尽可能少的部队——“够完成任务就可以”，大约400名步兵和20名军官就够了。蒂利不必亲自上阵，他可以让自己的副营长——詹姆斯·格拉夫顿（James Grafton）少校担任这支渡河部队的指挥官。尽管蒂利回答说他会“考虑一下”，但他已经决定要亲率这些部下过河去。当蒂利离开沃尔顿的旅部时，他觉得自己的部下正被牺牲掉。至于如何把他们带回来的问题，沃尔顿什么也没有说，他知道沃尔顿对此也无能为力。令他困惑的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计划为什么会改变？

撤出厄克特所部的决定，是星期日下午邓普西与霍罗克斯及布朗宁将军在圣乌登罗德举行的会议上做出的，这个决定当然还要报请蒙哥马利批准，而后者是在9月25日星期一上午9点30分才最终批准撤退的。在考虑了霍罗克斯提出的大规模强渡莱茵河的设想之后，邓普西推翻了这个计划。他与霍罗克斯的想法不同，认为这次攻击不可能成功。“不，”他对霍罗克斯说，“让他们撤出来！”邓普西又转向布朗宁，问道：“你看这样行吗？”布朗宁缄默不语，只是闷闷不乐地点了点头。邓普西立即通知了身在德里尔的托马斯将军。而就在圣乌登罗德会议正在举行的时候，德军发起的进攻再次切断了费赫尔北部的走廊。面对已被封锁的归途，霍罗克斯干脆登上一辆装甲车直接冲过德军的战线，最终顺利返回了设在奈梅亨的军部。莫德尔元帅的最新攻势将封闭走廊长达四十多个小时。

在德里尔，蒂利中校营主力现在已经抵达了。他行走在部下之中，挑选着要跟他一起渡河的人。蒂利边走边拍着士兵的肩膀，嘴里念叨着：“你去……你不去。”这次进攻的真实目的是保密的，他无法告诉那些提出抗议的士兵为何把他们留在后方。蒂利“挑选的都是有经验的老兵，他们绝对有把握——绝对不可或缺——而把其余的人留在了后面”。

做出这个决定是令人痛苦的，他看着那些军官和士兵，认为他们“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蒂利把格拉夫顿少校叫了过来。“吉米，”[9]格拉夫顿记得蒂利说，“我得告诉你点儿事情，因为除了我之外，还得有人知道这次渡河的真正目的。”蒂利概述了计划的改变，又小声补充说，“恐怕我们要被牺牲掉了。”

格拉夫顿大吃一惊，盯着蒂利。蒂利补充说，最重要的是不能让任何其他人知道这个消息。“那样太冒险了。”他解释说。

格拉夫顿知道蒂利是什么意思，如果真相被人所知，那对部队的士气将是一次可怕打击。当格拉夫顿准备离开时，蒂利说道：“吉米，我希望你会游泳。”格拉夫顿笑了起来。“我也这样希望。”他说道。

21点30分，蒂利的部下来到河边，但冲锋舟依然无影无踪。“没有船，他们到底要我怎样过河？”蒂利问师工兵主任查尔斯·A. 亨尼克（Charles A. Henniker）中校。计划分发给官兵们的口粮也没有送到。蒂利心情烦躁，同时也因为知道这次任务的真正目的而承受着极大的精神压力，于是他便与多塞特郡团第5营营长巴兹尔·奥布里·科德（Basil Aubrey Coad）中校聊了起来。“没有一件事情是顺利的，”蒂利告诉他，“船没有来，口粮也没有给我们发下来。如果不赶快采取措施的话，我就不打算出发了。”科德随即命令他的营把口粮都交给蒂利的部下。

在漫长的3个小时里，蒂利的部队在冷冷细雨中等待着冲锋舟。到午夜时有消息传来，那些船现在就在德里尔，但只剩下9条了。黑暗之中，有些卡车拐错了弯，结果开进了敌人的战线，还有两辆卡车由于从一条泥泞的堤岸道路上滑了下去而宣告损失。在集结地，步兵用肩膀扛着船，要穿过500多米宽的松软泥地才能到达下水地点。士兵们跌跌绊绊、摇摇晃晃，在圩田的泥地里走了一个多小时才把船送到河里。直到9月25日，星期一凌晨2点之后，部队集结才告完成。

当士兵们准备下水的时候，蒂利把带给厄克特少将的两封信递给了格拉夫顿：一封是布朗宁中将给他的，另外一封是托马斯少将用密码写的电文，上面概述了撤退计划。这两封信各有两套，厄克特的工兵主任埃迪·迈尔斯中校已经在奈梅亨与布朗宁见了面，现在又回到了德里尔，他身上带着另一套内容相同的信正等着过河。“你的任务，”蒂利告诉格拉夫顿，“就是在那名工兵军官没能把信送过去的情况下，带着这些信到厄克特那里去。”写有撤退计划的信是“绝对重要”的，蒂利强调说。

在河边，德军显然对英军的又一次渡河行动做好了准备。英国人手头现在只剩下大约15条冲锋舟——包括3辆水陆两用运输车，以及头一天晚上那支小船队使用过的剩余船只。面对如此窘境，波兰军队在多塞特郡团第4营下水地点的东边进行牵制性渡河行动的原定计划，在最后时刻被取消了。蒂利的部下将分成5波，每波用3条船过河。当准备工作仍在进行时，迫击炮弹在南岸炸响了，而德军的重机枪——显然现在被周密部署在英军环形防线根部的两侧边缘——开始向水面上扫射起来。蒂利中校跳上一条船，首轮队伍的渡河行动就这样开始了。

尽管英军架设在南岸的每门火炮都在快速射击，密集的炮弹从多塞特郡团第4营官兵的头顶上飞过射向敌军，但渡河行动还是遭到了密集火力的无情攻击。帆布和胶合板做成的船在弹雨中被打出很多破洞，随后沉入水中，有些船——比如格拉夫顿少校乘坐的冲锋舟——在离开南岸之前就着火了。格拉夫顿迅速坐上另一条船出发，在半途他发现自己的这条船是这一轮攻击中唯一幸存的。15分钟后，格拉夫顿过了河，他“为自己还活着而庆幸”。

在雨水和黑暗之中，渡河的英军被占据有利地形的德军机枪火力网所笼罩，分五拨渡河的部队都蒙受了惨重损失。但到目前为止，最糟糕的敌人却是大自然。河水在午夜之后出人意料地变得湍急起来，无助的多塞特郡团的英军步兵既不习惯操纵船只，又对这可怕的激流无可奈何，结果有不少人被水冲过了环形防线的所在区域，不幸落入了敌军手中。那些幸存下来的人分散在几公里宽的地方，也被德军迅速挡住去路陷入重围之中。在登船出发的420名官兵当中，只有239人抵达了北岸。蒂利中校在登陆时遇到了敌人密集投掷的手榴弹，那些手榴弹就像保龄球一样滚下坡来。人们听见他大声呼喊着“跟他们拼刺刀！”[10]，随后率领部下从地狱之火中冲了出来。

多塞特郡团第4营无法作为一支整建制的部队与厄克特的空降兵会合，只有一些人抵达了以哈尔滕施泰因旅馆为中心的环形防线，其中就有带着完整撤退计划的格拉夫顿少校，他经由奥斯特贝克南部教堂附近的迪基·朗斯代尔少校的阵地进入了防线。此前，迈尔斯中校已经携带相关文件回到了厄克特的师部。这两个人都不知道托马斯的那份密码电文的内容，也不知道电文中那个讽刺到近乎残忍的行动代号。当蒙哥马利最初迫切要求艾森豪威尔发动“一次强有力的挺进直捣柏林……从而结束战争”时，他的单向挺进计划被否决了。“市场—花园”行动只不过是妥协的产物。现在，为厄克特麾下那群血流成河的官兵制订的撤退计划已被正式命名，英军第1空降师的余部将以“柏林行动”为代号进行撤退。

[1] 有关这场战斗的一些优秀报道来自派驻阿纳姆、隶属于第1空降师的记者团，记者团由10人组成，其中包括：公共信息官罗伊·奥利弗（Roy Oliver）少校；审查员比利·威廉斯（Billy Williams）空军中尉和彼得·布雷特（Peter Brett）上尉；陆军摄影师刘易斯中士和沃克中士；伦敦《每日快报》的记者艾伦·伍德（Alan Wood），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斯坦利·马克斯特德（Stanley Maxted）和盖伊·拜厄姆（Guy Byam），路透社的记者杰克·斯迈思（Jsck Smythe），和隶属于索萨博夫斯基伞兵旅的波兰记者马雷克·斯维齐茨基（Marek Swiecicki）。这些人尽管受到匮乏的通信手段的限制，每天只能得到几百个字的公报消息，但他们仍然以战地报道的最优秀传统，描绘了厄克特部下遭遇的极大痛苦。我一直以来都没能找到这个团队中的任何一个人，大概他们已全都逝去了。——原注

[2] 令人不解的是，英国的一些官方和半官方报道声称，在9月23日星期六，恶劣的天气使得飞行活动受阻。气象报告、军部报告以及盟军空军的战后报告全都记载，星期六的天气是晴朗的，与19日即星期二以来的任何一天相比，飞行任务都执行得更多。在半官方的《欧洲争夺战》一书中，作者切斯特·威尔莫特出了差错，他说：“再次空运补给品的行动因为恶劣的天气而受挫。”这个说法改变了他对随后的战役时间顺序的排列。至于其他作品，由于使用了威尔莫特的著作作为参考，也就愈加不精确了。——原注

[3] 语见《新约·马太福音》，第6章第31节。

[4] 《求主同住》（Abide With Me）是最流行的基督教圣歌之一，1847年由亨利·莱特（Henry Lyte）作词，1861年由威廉·蒙克（William Monk）作曲。这里唱的是歌曲的第一段。

[5] 斯卡尔卡的叙述大概是真实的，即双方进行了一些电文上的沟通。然而这些电文的用词是可疑的，尤其是他有关德国空军的回答，那周德国空军就在空中，正骚扰着英军的空投。不仅如此，这还是对他自己国家的军队的贬低。在敌人面前对自己一方做出如此轻蔑的评价，这种做法在党卫军当中是罕见的。——原注

[6] 在医院里，拉思伯里和哈克特都成了“一等兵”。戴夫·莫里斯中士在哈克特做手术前为他输了血，他被告知不得透露准将的身份。拉思伯里从19日起就一直在医院里，当奥斯特贝克的伤员们到达时，才第一次获悉师里的消息——包括厄克特终于回到了师部，以及弗罗斯特率部坚守阿纳姆大桥几乎有4天之久。后来，这两位准将都在荷兰人的帮助下从医院里逃脱，躲藏起来。拉思伯里最终碰到了开朗乐观的第2伞兵营A连连长艾利森·迪格比·泰瑟姆―沃特少校，泰瑟姆―沃特穿着平民衣服，与荷兰地下抵抗组织一起工作，“大摇大摆四处活动，有一次还帮忙把德军的军官座车从沟里推出来”。拉思伯里与被荷兰人藏起来的大约120名伞兵、医护兵和飞行员一起，在荷兰向导的带领下，于10月22日傍晚到达了莱茵河南边的美军战线。那位令人匪夷所思的泰瑟姆―沃特帮助了大约150名英军士兵逃跑。顺便说一句，我们花了7年时间，才找到他的下落——是偶然发现的。我的英国出版商在肯尼亚遇见了他，二战结束以后他一直住在那里。泰瑟姆―沃特说，他“在战斗中带着雨伞，主要是为了识别身份，这是最重要的目的，因为我老是忘记口令”。——原注

[7] 《暮色之歌》（Just a Song at Twilight），是一首19世纪的英国情歌。

[8] 在有关这场战役的其他报道中，这封电报的内容出现了数种版本，上文是最早的版本。内维尔·海中尉保存了他记录了时间的幽灵小队的日志，并供我使用。对他的合作我深表感谢。——原注

[9] 吉米是格拉夫顿的名字詹姆斯的昵称。

[10] 其中一颗滚落的手榴弹打到了蒂利的头，而且爆炸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只是受了轻伤，并作为战俘活了下来，直到战争结束。——原注

4

现在，蒙哥马利本来希望能迅速结束战争的“市场—花园”行动正在绝望地走向末日。在约97公里长的可怕路线上，盟军士兵坚守着各座桥梁，为这条仅有的道路，为了这条“走廊”而战斗。在位于艾恩德霍芬以北的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的防区，伞兵们在英军装甲部队和步兵支援下击退了德军一次又一次凶猛进攻，同时还试图再次打通于登地区，那里的公路已经被德军切断了；在加文将军的第82空降师防区，瓦尔河大桥不断遭到炮击，兵力越来越强大的敌人继续从帝国森林扑过来。一个星期以前的态势已经消失了，当时德军部队认为战争几乎就要结束了，而现在盟军遭遇到的敌军部队很多都是老早就已被注销的重建部队。纳粹的战争机器在9月的第一周里被认为是惊魂未定、正处于崩溃边缘，现在却又神奇地生产出了60辆虎式坦克，这些装备在9月24日上午交付给莫德尔[1]。“市场—花园”行动被扼杀了，该计划的主要目标——在莱茵河对岸夺取立足点，并获得通往鲁尔地区的跳板——现在即将被放弃。9月25日，星期一，清晨6点05分，厄克特少将接到了撤退的命令。

当初在为夺取阿纳姆的行动制订计划的过程中，厄克特得到的许诺是在48小时之内获得增援。布朗宁中将原先预计，第1空降师需要独自坚持的时间最多也不会超过4天。厄克特的部下无论在兵力还是武器装备方面都不如敌人，但他们坚持的时间却比预估最长时间的两倍还多。对一个空降师来说，这是史无前例的战绩。撤退对于这位首次指挥一个空降师的勇敢的苏格兰人来说是痛苦的，然而厄克特却知道，撤退是唯一的途径。现在，他的兵力只有不到2 500人，而且他再也无法向这些不愿妥协的空降兵提出更多的要求了。实际上，前来救援的英军部队就驻扎在1.6公里之外，与他的师只隔着一条宽阔的莱茵河，这一点很令人恼火。尽管如此，厄克特还是勉强同意了上级的决定——到了把这些在阿纳姆奋战的勇士们撤出去的时候了。

在哈尔滕施泰因旅馆里，筋疲力尽的埃迪·迈尔斯中校把那两封信——布朗宁的信，以及托马斯将军的撤退命令——交给了厄克特。布朗宁表示祝贺的鼓励信是在24小时以前写的，现在已经过时了。其中写道，“……部队正在开上来帮助你，但……是在当天夜里”，而且，“我虽不像你那样疲倦和沮丧，但关于整个战役，我大概比你的感觉还要糟糕……”。

更令人沮丧的是撤退命令——尤其是因为它来自托马斯，就像布朗宁一样，厄克特永远也无法原谅托马斯的迟缓。托马斯的信中写道，第43威塞克斯步兵师现在感到德军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要在莱茵河对岸建立一个重要桥头堡的所有希望都必须放弃：而第1空降师的撤退在经厄克特和托马斯协商一致后，必须在指定的日期和时间进行。

厄克特仔细衡量着自己的决定。当他听着外面的迫击炮和火炮持续炮击的时候，撤退的日期和时间已经毫无疑问了，如果他还希望手下的官兵能有人活下去的话，那么就必须趁着夜幕迅速撤退。上午8点08分，厄克特通过无线电与托马斯取得了联系。“柏林行动，”他告诉他，“必须在今天晚上实施。”

大约20分钟以后，厄克特把给布朗宁准备的电文发了出去——头天晚上他就已经让内维尔·海中尉把这封电文译成了电码。电文内容仍然与形势直接关联，尤其是那句提出警告的话：“敌人只要再发动一次攻势就可能完全击溃我部。”厄克特眼下的形势是如此之绝望，以至于他都无法确认自己的部队能否坚持到天黑。然后，这位痛苦的将军开始为撤退——这项最困难的部队调动——制订计划，只有一条出路——渡过那条365米宽的可怕的莱茵河，然后到达德里尔。

厄克特的计划是根据英军另一次经典的撤退行动——1916年的加里波利战役[2]而制订的。在加里波利，经过了数月苦战之后的英联邦军队最后在欺骗性的掩护下脱身了，当主力部队安全撤离时，在战线上掩护主力撤退的部队仍然继续射击。厄克特计划了类似的部队调动：以小组为单位的士兵将沿着环形防线，通过持续齐射来欺骗敌人，与此同时，大部队将悄悄溜走。随后环形防线北面的各支部队沿着防线边缘逐渐机动到河边撤离，最后，距离莱茵河最近的部队再紧跟着渡河。“实际上，”厄克特后来说道，“我计划的撤退就像一个倒下的纸袋子。我想让小股部队驻扎在战略要点上，给人的印象是我们还在那里，与此同时其他部队又朝底部前进，沿着两翼撤退。”

厄克特希望能够按照昔日的撤退行动如法炮制出一切“正常”的迹象——无线电通信继续按照此前的模式进行；谢里夫·汤普森的炮兵将一直打到最后；而在哈尔滕施泰因旅馆的网球场上，管理德军战俘的宪兵队将继续巡逻，他们将是最后一批离开的人。显然，除了后卫部队之外，还有人将待在后方——医生、护理员以及重伤号，那些无法行走但还能占据防御阵地的伤员将被留下来继续射击。

为了到达河边，厄克特的部下将沿着环形防线两侧的路线撤离。滑翔机飞行员将作为向导走在部队前方，在一些地方，撤离路线将用白色的带子做标记。在向河边行军的过程中，空降兵的军靴要绑上布条以便隔音。到了河岸边，由滩头勤务队队长指挥的小型船队将会运载这些士兵撤离：这支船队由14艘装有动力装置且能搭载14人的突击艇组成，并由两个连的加拿大工兵负责管理。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小船，它们的数量模糊不清，包括滩头勤务队队长在内的所有人都不记得有多少船了，但它们当中有几辆水陆两用运输车，以及在前几次渡河行动中遗存下来的帆布和胶合板制作的冲锋舟。

厄克特决定孤注一掷，希望那些观察到船只往来的德军会以为英军正在向环形防线增兵，而不是从环形防线里撤出来。除了部队会被发现这个糟透了的可能性之外，在2 000多人试图逃命的时候还会产生其他的危险。厄克特能够预见，如果不能严格遵照时间安排，那么一个可怕的瓶颈就会在环形防线的狭窄底部中形成，环形防线最窄的地方现在还不到600米宽，如果士兵们拥堵在上船的地方，就很可能被无情地消灭掉。波兰军人和多塞特郡团第4营的官兵都曾经试图进入环形防线，但结局却是无功而返，厄克特因此预料撤退行动将会迎来挑战。尽管第30军每门能用的大炮都会投入战斗以掩护他的部下，但厄克特仍然认为德军会给撤退中的部队造成严重伤亡。时间是一个敌人，因为要完成撤退得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为计划保密也是个问题，由于士兵们在一整天时间里都有可能被俘并受到审讯，所以除了高级军官以及那些领受了特殊任务的人之外，一直到最后一分钟厄克特都不会把撤退计划告诉任何人。

厄克特通过无线电与托马斯将军进行商谈，撤退计划的几个关键节点都获得了对方的首肯。然后他又召集剩下的几名高级军官开会，与会者是：皮普·希克斯准将；滑翔机飞行员团第1联队联队长伊恩·阿瑟·默里（Iain Arthur Murray）中校，他现在代替负伤的哈克特指挥部队；师炮兵指挥官罗伯特·盖伊·洛德―西蒙兹中校；参谋长麦肯齐中校；埃迪·迈尔斯中校，作为师工兵主任，他将直接负责撤退行动。就在会议开始前，师军医主任格雷姆·沃拉克上校过来见厄克特，因而他成了第一个得知这个计划的人。沃拉克“情绪低落，郁闷不欢。这并不是因为我得留下来——我对伤员负有责任，而是因为直到这个时候我都期望，我们师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被救出去”。

在哈尔滕施泰因旅馆的地下室里，厄克特对围绕在他身边的军官们透露了这个消息。“我们今天晚上要突围。”他告诉他们，然后一步一步地概述了自己的计划。撤退成功与否将取决于分秒不差的时间安排，部队过于集中或是交通堵塞都可能造成灾难。士兵们要不断地机动，而不是停下来作战。“在遭到射击的时候，他们应该采取回避行动，只有在事关生死的时候才还击。”当沮丧的军官们准备离开时，厄克特提醒他们，撤退应该尽可能长时间保密，只有那些需要知道的人才可以被告知。

撤退的消息并没有让厄克特的高级军官们感到多么惊讶。好几个小时了，很明显这个桥头堡已然没有希望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像沃拉克一样感到心酸，因为救援从未到来，他们还担心在撤退过程中，部队可能会遭受比在环形防线里更大的磨难。师部的通信兵詹姆斯·D. 科克里尔（James D. Cockrill）意外地听到了这个简短的消息：“柏林行动于今晚进行。”他苦思冥想这个代号的意思，但从未想到这竟然意味着撤退。科克里尔坚信本师“将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颗子弹”，他认为“柏林行动”可能意味着“将以《轻骑兵旅的冲锋》[3]的那种英勇精神，或是什么精神”全力以赴地突向阿纳姆大桥。不过另外一个人太清楚它的意思了。在第1机降旅旅部里，国王属苏格兰边民团第7营营长佩顿―里德中校在帮助安排环形防线西部边缘的撤退细节时，听见皮普·希克斯准将嘟囔了什么，好像说的是“又一个敦刻尔克”。

当天，激烈的战斗从白天打到了晚上，德军试图攻占英军阵地，但“红魔鬼”们仍然坚守不退。士兵们后来回忆说，20点刚过，有关撤退的消息开始向外走漏出来。在位于环形防线顶端的第156伞兵营C连连长杰弗里·斯图尔特·鲍威尔少校看来，这个消息是“一个可怕的打击，我想到了所有那些死去的人，然后我又想到我们的努力白费了”。由于他的部下要走的路最远，鲍威尔在20点15分就让他们以单列纵队撤出阵地。

第10伞兵营的罗伯特·唐宁二等兵接到通知，要他离开自己的掩体，前往哈尔滕施泰因旅馆。在那里他见到了一名中士。“那里有一把旧的塑料剃刀，”中士告诉他，“你干刮一下胡须。”唐宁愣愣地盯着他，有些摸不着头脑。“赶快，”中士催促道，“我们要过河，老天作证，我们要以英国士兵应有的样子回去。”

在阵地附近的一间地下室里，南斯塔福德郡团第2营B连连长罗伯特·凯恩少校借到了另一把剃刀，有人找了点水，凯恩刮掉了长了一个多星期的胡子，然后用被硝烟熏得漆黑、沾染了鲜血的伪装服的里衬仔细擦干脸。他走了出去，在倾盆大雨中看着奥斯特贝克下首的那座教堂。教堂的风向标上有一个金制的风信鸡，凯恩曾经在战斗间歇用它核对过风向。对他来说，那是好运的象征，只要金制风信鸡在，这个师就会在。他感到一种无法抗拒的悲伤，不知道明天风向标还会不会在那里。

和其他人一样，滑翔机飞行员团第1联队B中队中队长托马斯·伊恩·乔德雷尔·托勒（Thomas Ian Jodrell Toler）少校也得到了伊恩·默里中校的消息，要他稍微收拾一下。但疲倦的托勒认为“收拾是件费劲的事”，对此不以为意。可默里仍把他的剃刀递了过去，说道：“我们要撤出去了，别让其他部队的人认为我们是一群流浪汉。”托勒这才涂上一点默里留下来的肥皂泡沫，刮掉了脸上的胡子。“让我吃惊的是，我感觉好多了，不论是精神上还是身体上都好多了。”他回忆说。默里的指挥所里放着那面双翼飞马旗，哈克特的部下原本计划要在第2集团军的部队抵达时把它升起来。托勒盯着它看了一会儿，然后仔细地把它卷起来收好。

在炮兵阵地上，士兵们开始用炮击掩护友军撤离，炮手罗伯特·克里斯蒂听见通信兵威利·斯皮迪在呼叫炮兵连。斯皮迪给了对方一个新的电台频率作为参照，然后说道：“现在我关机了，通话结束。”

托马斯·斯坦利·沙利文（Thomas Stanley Sullivan）中士是9天前为大部队开路的空降先导员之一，在听到撤退的消息时大发雷霆，“我已经想过了，反正已经这样了，我们还不如继续战斗下去”。沙利文的前哨站设在一所学校里，“孩子们一直在那里努力学习，如果我们撤出去，我就替所有这些孩子犯愁。我得让他们知道我们的感受是什么，也得让德国人知道我们的感受是什么”。在他一直坚守的那间教室的黑板上面，沙利文写下了硕大的印刷体字母，并在下面划上几道底线。他写的是：“我们会回来的！！！”[4]

21点整，第30军的炮兵集火射击时，火炮喷出的炮口焰刺破了夜空，炮弹雨点般倾泻在环形防线周边的德军阵地上，到处都是炮弹爆炸迸发出的火焰。45分钟后，厄克特的部下开始撤退。在过去的一个星期中，恶劣的天气曾经使得英军空降部队和补给物资无法迅速到达，现在，这恶劣的天气却又帮了“红魔鬼”的忙：撤退是在近乎达到7级的大风中开始的，再加上隆隆的炮火声，很好地掩护了英军的行动。

狂风暴雨中，第1空降师的幸存者们——他们把脸弄得漆黑，将装备捆扎起来，还用种种办法为沙沙作响的军靴隔音——艰难地爬出阵地整队，然后开始了前往河边的危险跋涉。黑暗和恶劣天气使得士兵们只能看见前方几尺的地方。空降兵们形成了一个移动的人链，互相拉着手，或者紧紧抓住前面战友的伪装服。

威廉·汤普森中士是一名滑翔机飞行员，他在倾盆大雨中弓着身子，负责指引伞兵们到达河岸边。当他注视着士兵们排成纵队从身边经过时，突然想到了这样一个事实：“除了我们之外，没有几个人会知道生活在一个千米见方的角斗场里是什么滋味。”

对通信兵詹姆斯·科克里尔来说，现在“柏林行动”的意义已经清楚了。他被派去执行撤退时的殿后任务，负责操作电台。他收到的指示是：“一直拍发电讯，让无线电台保持运行，以便让德军以为我方一切照常。”在哈尔滕施泰因旅馆的阳台下面，科克里尔独自坐在黑暗之中，“在按键上按个不停。我能够听见周围许多人在走动，但我除了让电台一直发送电波之外，没有得到任何其他指示”。科克里尔确信在天亮以前自己就会沦为俘虏，他的冲锋枪架在旁边，但毫无用处。他剩下的唯一一颗子弹还是假子弹，里面装的是同第2集团军联系的密码。

莱茵河南岸的军医、医护兵以及荷兰红十字会的护理人员，在接待地区和集结点做好了准备。在德里尔，救护车和其他车辆组成的车队等待着，要把厄克特的幸存者们送回奈梅亨。尽管为空降部队抵达所做的准备工作正在科拉·巴尔图森的周围进行，但她在照料伤员长达三天三夜之后已是疲惫至极，结果她把眼前的炮击以及南岸的活动误认为是又一次渡河行动的前奏。在德军对德里尔进行猛烈炮击时，科拉的头部、左肩和肋部都被弹片打伤。尽管伤口很疼，但科拉认为那只是皮肉伤，她更关心的是身上血迹斑斑的衣服。她骑车回家，打算换身衣服后再回来照料即将蜂拥而来的伤员，她确信他们很快就会被送来。途中，科拉骑进了敌人的弹幕之中，她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但并没有受伤，惊魂未定地躺在一条泥泞的沟渠里待了一会儿。当她再次动身赶回家里后，袭来的阵阵困意让她在地下室里躺了下来，本来是想小睡片刻的她却睡了整整一个晚上——而这时，“柏林行动”已经开始实施了。

撤离船队正在环形防线底部的河岸边等待着，加拿大和英国的工兵操纵着这些船只。到目前为止，行动还没有引起敌人的怀疑，德军对河边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他们的火炮正朝着留下来殿后的多塞特郡团第4营的官兵开火——他们已经开始在环形防线的西侧发起牵制性进攻。更西边的德军也在射击，因为英军炮兵进行了一阵掩护性炮击，制造出一幅要在当地向莱茵河北岸发起进攻的假象。厄克特的欺骗计划似乎正在奏效。

倾盆大雨中，一列列士兵沿着环形防线的两翼向河边蜿蜒前进。有些过于疲倦的士兵在迷路后不幸落入敌人的手中；还有些伤病员无法靠自己的力量撤退，只得在他人的搀扶下蹒跚而行。在漆黑的夜色之中，没有一个人停下，停止前进就会产生噪声、混乱——以及死亡。

在炮火和燃烧着的房屋发出的红光之中，罗纳德·肯特中士——他是伯纳德·威尔逊少校的第21独立伞兵连的空降先导员——率领着他的排来到一块白菜地，这里被指定为该连的会合点。他们在那里等待着，一直到连里的其他人全部集结起来方才一同向河边开拔。“尽管我们知道莱茵河是在正南边，”肯特说道，“但我们却不知道他们将会在什么地方把我们撤过河去。”士兵们突然发现从南边飞来一条条红色的曳光弹道，他们便将这些曳光弹当成向导继续前进。不久后他们来到白色带子标识的地区，遇见了滑翔机飞行员，这些飞行员继续指引着他们前往预定渡河点。肯特这组人听见机枪开火声和手榴弹爆炸声在自己的左侧不绝于耳——威尔逊少校和另一组人在那边撞上了德军，两名士兵在激烈的交火中阵亡，而安全地带就在1.6公里以外的地方。

士兵们将通过各种细节来铭记这次撤退——有些是令人心碎的、可怕的，有些却是幽默的。当第1伞兵营的亨利·布莱顿二等兵朝河边走去时，听见有人在哭。队伍的前端停止了移动，朝路边走去的伞兵们看见一名受伤的战友躺在浸满水的泥地上，他无助地哭着，不停地呼唤着自己的母亲。士兵们被命令继续前进，谁也不能为伤员停下脚步，然而许多人还是停下来设法帮助伤员。迪基·朗斯代尔少校部队的空降兵们离开阵地前来到特尔霍斯特的家，把能带上的可以行走的伤员都带走了。

国王属苏格兰边民团第7营的悉尼·纳恩一等兵，在这个星期早些时候，曾与一名滑翔机飞行员一起击毁一辆虎式坦克，此刻他以为自己永远也到不了河边了。白天时，德军对教堂旁边的炮兵阵地发起了进攻，现在纳恩和一队营里的战友正在那里与德军进行激战。大部分人都在雨水和黑暗之中成功脱身，但纳恩却躺在地上——在战斗了9天之后，他第一次负伤了。弹片击中了石头，纳恩的一颗门牙被弹起来的小圆石打掉了。

第10伞兵营支援连迫击炮排的分队长托马斯·西里尔·本特利（Thomas Cyril Bentley）中士走在“幽灵”小队队长内维尔·海中尉的后面。“我们不断遭到狙击手的射击，”他记得，“我看见两个滑翔机飞行员从阴暗处走了出来，故意吸引德国人的射击，显然是为了能让我们看到子弹是从哪里打来的。”这两名向导最终都牺牲了。

在哈尔滕施泰因旅馆，厄克特少将和他的参谋们在做撤离的准备工作。作战日志被收起来，文件被烧掉，将军的勤务兵汉考克用一片窗帘把厄克特的靴子包了起来。当随军神父念主祷文的时候，每个人都单膝下跪。厄克特想起来，他的勤务兵在D日时往背包里放了一瓶威士忌。“我把它传给每一个人，”厄克特说道，“每个人都喝了一点儿。”最后，厄克特去地下室看望伤员，“他们扎着染满血的绷带，裹着简陋的夹板”。他向那些已经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的人道别。有的人由于吗啡的作用昏昏欲睡，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战友就要撤退了，这或许是一种不幸中的万幸。一个面容憔悴的士兵倚靠着地下室的墙站了起来，对厄克特说道：“我希望您能成功，长官。”

师部的荷兰联络官阿诺尔德斯·沃尔特斯海军少校在将军一行人的后面走着，一声都不敢吭。“由于我的口音，倘若我开口的话，肯定会被当作德军。”他说。沃尔特斯在途中没能跟上前面的人，“我不知道怎么办好，只能不停地往前走，祈祷着，希望走在正确的方向上”。沃尔特斯感到特别沮丧，他老是想着自己的妻子以及从未谋面的女儿，他一直没能给她们打电话，尽管家人就住在距离哈尔滕施泰因旅馆只有几公里的地方。他在英国为妻子买的那块手表还在口袋里，而打算送给女儿的泰迪熊则丢失在失事的滑翔机上的某个角落里。如果自己能幸运地回到河边，那么沃尔特斯将会再次离开荷兰，下一站大概是返回英格兰了。

在河边，渡河行动已经开始。士兵们刚到岸边，迈尔斯中校和他的滩头勤务队队员便把他们赶上了船。现在，德军虽然还没有意识到英军正在撤退，但通过照明弹的光亮却能发现不远处的渡河行动。迫击炮和火炮开始瞄准射击，一些船被打出窟窿，另外一些则干脆倾覆了。在水里挣扎的士兵大喊救命，已经死去的人被河水无情地卷走，受伤的士兵则抓住船只残骸试图游到南岸。不到一个小时，撤离船队已经被毁掉一半，但行动仍在继续进行着。

杰弗里·鲍威尔少校的部下沿着环形防线的东侧长途跋涉而来，但这时他却误认为撤退已经结束。有一条船正在水里上下起伏，在波浪的拍打下渐渐下沉。鲍威尔涉水过去一瞧，发现船身上满是窟窿，船上的工兵也全都阵亡了。当他的一些部下游过去的时候，有条船突然从黑暗中出现了。鲍威尔匆匆把他的士兵组织起来，让一些人上了船，自己却和剩余的伞兵待在一起，直到那条船返回。在莱茵河南边的高堤上，鲍威尔站了一会儿，回首望着北岸。“我突然意识到，我过来了。我简直无法相信，我活着出来了！”鲍威尔转向15个蓬头垢面、浑身湿透的部下说道：“三人成行。”他让部下齐步走到接待中心，在那栋建筑的外面，鲍威尔喊道：“第156伞兵营，立定！向右转！解散！”他站在雨水之中，注视着他们走向掩蔽所。“全都结束了，但老天作证，就像我们骄傲地进入战场一样，现在我们又骄傲地离开了。”

当厄克特将军搭乘的那条挤了一堆人的船准备离开时，船在烂泥里搁浅了，他的勤务兵汉考克跳下船把船推了出去。“他让我们从烂泥里摆脱出来了，”厄克特说道，“但当他挣扎着再次上船的时候，有人喊道‘咱们走吧！船上已经太挤了’。”这种忘恩负义的言行让他感到气愤，“汉考克对此毫不理会，用尽最后一点力气爬上了船”。

冒着机枪的扫射，厄克特搭乘的那条船已经驶到河中央，这时引擎突然发出了突突突的噪声，随后干脆彻底停摆了。船开始随着水流漂浮，厄克特感觉“等到引擎再次开动起来的时候，就如同过了一个时代”。若干分钟后，他们到达了南岸。回过头来，厄克特看到德军正在朝河面扫射，火光摇曳。“我认为，”他说道，“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朝什么目标射击。”

在莱茵河岸边，以及河岸后面的草地和树林里，上百名官兵等待着。但现在，船队只剩下一半可以航行，敌人猛烈的机枪火力更是让局面雪上加霜——厄克特惧怕的瓶颈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等待的人群中开始出现混乱，尽管还没有陷入歇斯底里的恐慌之中，但许多士兵却开始试图向前挤，而军官和士官们则试图控制局面。第1伞兵营的托马斯·H. 哈里斯一等兵记得，“成百上千的人等着过河，想上船的人太多了，结果严重超载的船只彻底浸没到了水里”。此时，迫击炮弹落到了登船区，因为德军已经校准了目标。就像许多人一样，哈里斯也决定游泳过河，他脱下作战服和靴子，一头扎入河中。令他吃惊的是，他居然游过去了。

其他人则没这么幸运。等到炮手查尔斯·佩维（Charles Pavey）来到河边时，登船区域也遭到了机枪的扫射。士兵们在岸上挤作一团，一名士兵正朝佩维趴下的地方游去，他不顾河边横飞的子弹，用力从水里钻了出来，上气不接下气地感叹道：“感谢上帝，我过来了。”这时佩维听见有人说：“该死的傻瓜，你又游回来了”

阿尔夫·鲁利耶中士曾在星期日设法煮了一锅汤给大家喝，现在他试图游泳过河。当他在水里艰难地游动时，一条船来到了他身旁，有个人抓住了他的领子。他听见有个人在喊：“没事，伙计，继续游，继续游。”鲁利耶实在有些茫然失措，他认为自己就要淹死了。随后他听见那个人又说道：“好极了，老兄。”接着一名加拿大工兵把他拉到了船上。“我究竟在哪里？”晕头转向的鲁利耶咕哝道，那个加拿大人咧着嘴笑了。“你快到家了！”他说道。

通信兵詹姆斯·科克里尔仍然在哈尔滕施泰因旅馆的阳台底下，和他的无线电设备待在一起。天快亮的时候，他听见一声急促的耳语。“来吧，孩子，”一个声音说道，“咱们走。”当士兵们朝河边跑去时，附近突然传来一阵猛烈的爆炸声，科克里尔感到自己的脖子和肩膀被猛地拉了一下，原来挂在背上的“斯登”冲锋枪被弹片撕开了。靠近河岸时，科克里尔一行人遇见了几名站在树丛里的滑翔机飞行员。“等让你们走的时候再走，”其中一名飞行员警告道，“有挺德军机枪对准了这个地方，是一挺MG 42，朝腰这么高的地方射击。”在飞行员的指导下，士兵们一个接一个向前冲。轮到科克里尔的时候，他蹲下身来开始快跑，几秒钟以后，他倒在了一堆尸体上面。“肯定有20或者30具尸体，”他记得，“我听见伤员呼喊着妈妈，还有人乞求我们不要把他们留在那里，但我们无法停下来。”在河边，一颗照明弹升空了，机枪开始连续扫射。科克里尔听见有人喊叫，让会游泳的人游泳。他跳进了寒冷的水中，从那些似乎在他身边挣扎的人旁边奋力游了过去。

突然间，科克里尔听见一个声音在呼唤自己：“好了，伙计，不要担心。我们找到你了。”一个加拿大人把他拽进船里，几秒钟以后，科克里尔感到船在岸边慢慢停了下来。“当我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出发的地方时，我都要哭了。”他回忆道。原来，那条船是在河里打捞伤员。在周围的士兵帮助下，满载的船只再次出发了，科克里尔记得士兵们是从四面八方蜂拥着爬上船的。尽管他们的船负荷沉重，又是在敌人的火力威胁下航行，但那些加拿大人还是把船划到了对岸。在阳台底下待了几个小时以及经历噩梦般的渡河行程之后，科克里尔已经晕头转向。“我只记得接下来自己到了一座谷仓里，有人给了我一根香烟。”随后科克里尔记起了一件事情，他在口袋里发狂似的寻找，把身上唯一一颗子弹取了出来：那颗里面装着密码的口径为7.7毫米的仿真子弹。

将近凌晨2点的时候，第1空降师剩下的那点炮弹已经消耗殆尽。谢里夫·汤普森的炮手打光剩余的炮弹之后，便将炮栓卸了下来，珀西·帕克斯一等兵以及炮组剩下的人接到了撤退命令。帕克斯感到很惊讶，他压根就没想过要撤退，他原以为自己要死守阵地，直到德国人攻上来。当他来到河边时，眼前的景象更是让他目瞪口呆，数百人挤在那里，有人说所有的船只都被击沉了。帕克斯身边的一个人深深喘了一口气。“看来我们是要游泳了。”他说道。帕克斯注视着河面，“河非常宽，当河水上涨时，流速似乎有9节（约16.7公里/时），我认为自己游不过去。我看见有人穿着衣服跳下水，但随后就被河水冲走了，其他人游过去了，结果从水里爬出来的时候却被子弹击中。我看见有个家伙抱着一块木板游了过去，还背着背包，如果他能做到，我也能做到。”

帕克斯浑身脱得只剩下短裤，还把身上的东西都扔掉了，包括他的金怀表。在急速的水流中，他的短裤滑落下来，于是帕克斯干脆把它蹬掉了。他游到了对岸，在树丛中和沟渠里躲避着，最终来到一个没有人的小农舍。帕克斯走进去找了些衣服，几分钟后他从农舍里出来，遇见了多塞特郡团的一个二等兵。那个二等兵指引他去了一处集结点，在那里他得到一缸子热茶和一些香烟。精疲力竭的帕克斯费了好长时间才弄明白，为什么每个人都在盯着他看——他穿着一件男人的彩色运动衫和一条长及膝部的女式亚麻布灯笼内裤。

第10伞兵营的艾尔弗雷德·J. 达尔福斯（Alfred J. Dullforce）二等兵也赤身裸体地游到了南岸，但仍然带着一支0.38英寸口径的手枪。令他尴尬的是，有两个妇女和士兵们一起站在岸上。达尔福斯“想要直接钻进水中”，其中一个妇女朝他喊着，把一条裙子举在前面。“看见我光着身子，她连眼睫毛都没有眨一下，”他回忆说，“她告诉我不要担心，因为她们就是帮助士兵过河的。”达尔福斯穿着一条长及膝盖的彩色裙子，一双木底鞋，坐上了一辆英军卡车。卡车载着幸存者们返回了奈梅亨。

此时，德军开始猛烈炮击上船地区，迫击炮弹尖叫着呼啸而来。当阿诺尔德斯·沃尔特斯海军少校跟在一队士兵后面跑向一条船时，炮弹在人群之中爆炸了。“我毫发无损，”沃尔特斯回忆说，“但在我的周围躺着8具尸体，还有一个人受了重伤。”他给伤员打了一针吗啡，抱着他上了船。在那条已经超载的船上，没有沃尔特斯的立足之处，于是他下了水，挂在船舷边上被拖着过了河。摇摇晃晃地上了南岸后，他当即瘫倒在地。

黎明时分，撤离船队几乎被摧毁了，然而那些加拿大和英国的工兵仍冒着迫击炮、火炮和重机枪的火力，继续用幸存下来的船只运送官兵过河。第11伞兵营的阿瑟·希尔伍德（Arthur Shearwood）二等兵发现，加拿大工兵正在把一些伤员抬进一条小船，其中一个加拿大人向希尔伍德示意，要他也上船。小船的尾挂发动机无法再次启动，加拿大人便要求所有仍然带着步枪的人用枪托划水，希尔伍德随手拍了拍他前面的那个人。“出发了，”他说道，“开始划。”那个人面无表情地看着希尔伍德。“我没法划，”他说道，同时指着绑满绷带的肩膀，“我丢了一条胳膊。”

临近拂晓时刻，罗伯特·凯恩少校已经把他的部下全都送过了河。他与“罗博”·罗宾逊军士长一起在岸上等候着船只前来解救自己，却似乎再也没有船驶过来。在另外一群人当中，有人指着一条在水里上下起伏、被子弹打出一些窟窿的冲锋舟，于是有伞兵游过去把它拉了回来。上船后，凯恩和鲁宾逊用枪托划起水来，而那些仍然戴着钢盔的伞兵则从船里向外舀水。来到南岸之后，宪兵指引他们去了一座谷仓。在谷仓里，凯恩最先认出来的人是希克斯准将。准将立即走了过来。“噢，”他说道，“这儿有一名军官，起码他刮过脸了。”凯恩疲倦地咧开嘴笑了。“我受过良好的教育，长官！”他说。

在德军的炮火轰击下，位于环形防线边缘的几十名士兵仍然在雨水中挤作一团。尽管有一两条船试图在烟幕的掩护下过河，但撤离行动已经不可能在光天化日下继续展开了。有的人试图游泳过河，但要么被湍急的水流吞没，要么被敌人的机枪火力打死。有些人幸运地过了河，有些伤员只能无助地坐在滂沱大雨中，或者向往走回到环形防线里的医院去。许多人决定先躲藏起来，一直等到天黑后再设法回到南岸，最终，有几十个人用这种方式成功地逃脱了。

在南岸边和德里尔村内，精疲力竭、满是污垢的官兵正在寻找他们的部队——或者说是寻找他们所在单位的剩余人员。空降先导员中的斯坦利·沙利文中士——就是曾在学校的黑板上写下豪言壮语的那位——记得，有人问道：“第1伞兵营在哪里？”一名下士立即站起来说道：“在这里，长官！”在他的身旁，几名又湿又脏的士兵忍着剧痛，笔直地站了起来。炮手罗伯特·克里斯蒂在人群中寻找着自己连里的其他人，但他没有发现一张熟悉的面孔。克里斯蒂突然感到泪水刺痛了他的双眼，他不知道第2机降轻型炮兵连中除了他之外还有谁幸存下来。

在前往德里尔的路上，厄克特将军来到了托马斯将军的师部。他拒绝进去，而是站在雨中等候，同时让他的副官罗伯茨上尉去安排车辆。这并无必要，当厄克特在外面站着的时候，布朗宁中将派来的吉普车已经到了，一名军官将护送厄克特返回军部。少将一行人来到了奈梅亨南郊的一幢房子里。“布朗宁的副官哈里·凯特少校把我们领入了一个房间，提议我们把湿衣服都换下来。”厄克特说道。这名骄傲的苏格兰人拒绝了，“我任性地要求就穿成这样会见布朗宁——这就是我们一直以来的样子，他要见我们也只能看到这副样子。”经过了长时间等待之后，布朗宁出现了，“还是一如既往衣着整洁”，厄克特认为他的样子就像“刚刚接受检阅归来，而不是在战斗之中从床上惊醒”。面对军长，厄克特只是说道：“对不起，事情的结局并不像我本来希望的那样好。”布朗宁给他倒了杯喝的，回答说：“你已经尽力了。”后来，厄克特在进入安排给他的卧室后发现，在很长时间里都渴望能睡上一觉的自己现在却难以入眠。“在我的脑海里和我的良心之中，”他说道，“有太多的事情了。”

要考虑的事情确实很多。第1空降师被牺牲掉了，陷入一场近乎自杀的战斗中。厄克特麾下最初拥有的10 005名官兵中，只有2 163名空降兵得以渡过莱茵河回来，外加160名波兰人和75名多塞特郡团第4营的人。在经历了9天的激烈战斗之后，这个师将近1 200人阵亡，6 642人失踪、负伤或者被俘。后来证实，战斗中德军也蒙受了惨重损失：伤亡了3 300人，其中阵亡1 100人。

在阿纳姆的冒险结束了，“市场—花园”行动也随之落下帷幕，现在除了撤退和巩固地盘之外没有什么可做的了。战争还将继续打下去，直到1945年的5月。“这场战争中最伟大的空降行动就这样以失败告终了，”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后来写道，“尽管蒙哥马利断言行动的成功概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但他的豪言壮语只不过是一种安慰性的修辞手法。除了阿纳姆之外，所有的目标都拿下了，但没有攻占阿纳姆，其他一切就毫无价值。作为对付出如此多的勇气和牺牲的回报，盟军赢得了一个80公里长的突出部——但从这个突出部哪里也去不了。”[5]

也许是估计到能从阿纳姆撤出来的人屈指可数，所以后方根本没有准备足够多的交通工具来运送这些精疲力竭的幸存者。许多人已经吃尽了苦头，但现在又不得不徒步返回奈梅亨。在道路上，爱尔兰禁卫团第2装甲营第1中队副中队长罗兰·兰顿上尉站在冰冷的雨水中注视着第1空降师的战友归来。当又脏又累的战友们踉跄走来时，兰顿后退了。他知道，自己的中队在从奈梅亨冲向阿纳姆的过程中已经尽了最大努力，然而他仍然感到不安，“几乎不好意思同他们打招呼”。爱尔兰禁卫团的另一名士兵默默地站在道路边，一名伞兵走到与他并排的时候问道：“老兄，你们到底去哪儿了？”禁卫团的那名士兵平静地回答道：“我们已经不停地打了5个月的仗。”爱尔兰禁卫团第2装甲营的威廉·切内尔下士听见其中一名空降兵说道：“哦？你们一路行驶得顺利吗？”

当士兵们陆续返回时，有一位在雨中站了几个小时的军官正查看着每一张脸。第1伞降工兵中队A分队分队长埃里克·麦凯上尉的那一小群掉队者曾英勇地坚守在阿纳姆大桥边上的校舍里，麦凯上尉后来逃了出来，并成功到达了奈梅亨。现在他在寻找着中队里的其他成员，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没能抵达阿纳姆大桥，但麦凯信念坚定，在从奥斯特贝克突围而出的空降兵行列里寻找他们。“最糟糕的事情就是他们的脸，”在谈到那些空降兵的时候他说，“那些疲倦的脸都拉得老长，令人难以置信。不论在哪里，你都可以挑出一个老兵来——一张带有‘我根本就不在乎’的表情的脸，好像他永远也不会被打败。”麦凯在道路边待了整整一个晚上，“我没有看见一张我认识的脸，当我继续注视着士兵们的时候，我恨每一个人。不论对这件事负责的人是谁，我都恨他，我恨这支军队，因为它犹豫不决。我想到了生命的逝去，想到了一个优秀的师就这样被白白地葬送掉，而这又是为了什么呢？”当麦凯回到奈梅亨的时候，天已经大亮。在那里，他开始在集合点和士兵的临时营房里继续查找，决心一定要找到他的部下。在第1伞降工兵中队的200名工兵中，包括麦凯本人在内只回来了5个人。[6]

在莱茵河北岸，一些士兵和平民由于工作需要或者伤势而被留了下来。因为撤离时间太晚而无法成行的小股士兵也留下了，他们就蹲在空荡荡的战壕和机枪巢里。对这些幸存者来说，希望已经彻底破灭了。在支离破碎的环形防线里，他们等待着自己的命运。

第16伞降野战医疗队的医护兵塔菲·布雷斯下士把最后能够行走的伤员送到了河边，结果发现此刻岸边空无一人。就在伤员们挤作一团的时候，布雷斯看见一名上尉走了过来。“我们该怎么办？”那名军官问布雷斯，“再也不会有船来了。”布雷斯看了看那些伤员。“我想我们得待在这里，”他说道，“我不能离开他们。”那名上尉摇了摇头。“祝你们好运，”他对所有人说道，“我要试着游过去了。”布雷斯最后看见那名军官涉水下了河。“也祝你好运，”布雷斯喊道，“再见！”

第181机降野战医疗队的外科医生盖伊·里格比―琼斯少校仍在塔费尔贝格旅馆里坚持着，履行自己作为一名医生的职责。对他来说，“师部的撤离是一粒要吞掉的苦药丸”，但他仍然继续完成手上的工作。里格比―琼斯与医疗小组中的医护兵们一起，在旅馆内外的每一幢房子里搜寻，把受了伤的人带回来。这些医护兵经常抱着伤员来到集结地点，把他们抬上德军的卡车、救护车和吉普车，然后自己也爬了上去，前往战俘营。

在斯洪奥德旅馆，滑翔机飞行员团的随军牧师佩尔上尉睡了整整一个晚上，惊醒后他确信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接着他意识到眼前的安静很不寻常。他匆匆走了出去，进入一个房间，看见一个医护兵站在窗前，窗外的一切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当佩尔走过来时，医护兵转过身来。“全师都撤走了！”他说道。佩尔并没有被告知撤离的事情，他盯着医护兵说道：“你疯了，伙计。”医护兵摇了摇头：“你自己看看吧，长官。我们现在确实成了俘虏。我们这伙人得撤退了。”佩尔无法相信。“长官，”医护兵说道，“你得向伤员们公布这个消息，我没有勇气告诉他们。”佩尔走遍了这座旅馆。“每个人都试图情绪高昂地接受它，”他回忆说，“但实际上我们全都极度沮丧。”然后，在那间仍然收容着大多数伤员的大房间里，一位士兵坐在钢琴面前开始弹奏流行歌曲。士兵们放声高歌，佩尔也不由自主地与他们一起唱起来。“在经历了最后几天地狱般的日子之后，这样做是奇特的，”佩尔说道，“德军无法理解这些人的怪异举动，但要解释起来也很容易。那种提心吊胆，那种被丢在后方的感觉，让人们的心理产生了极大反转。除了唱歌之外，我们没有事情可做。”后来，当亨德丽卡·范德弗利斯特和其他荷兰平民准备离开，到德军医院去照顾伤员的时候，佩尔遗憾地向他们挥手道别。“他们和我们一起受苦，忍饥挨饿，然而他们一点也不为自己考虑。”当最后一辆救护车消失时，佩尔和医护兵们把他们少得可怜的个人物品装上了一辆德国卡车。“德军过来帮我们忙，”他回忆说，“敌意奇怪地消失了。我们谁都没有什么可说的。”当卡车驶离时，佩尔闷闷不乐地凝视着已成为黑色废墟的斯洪奥德旅馆，“那里曾经创造出绝对的奇迹”。他“坚信，第2集团军渡过莱茵河，再次夺取这个地区只不过是一两天之内的事情，也许就是在今天晚上”。

在教堂的街道对面，凯特·特尔霍斯特向已经成了俘虏的伤员们道别。她拉着一辆手推车，在5个孩子的陪伴下步行前往阿珀尔多伦。没走多远，她停了下来，回望着曾经是她家的那座古老的教区牧师住宅。“一缕阳光照射着一张挂在房顶上的鲜艳的黄色降落伞，”她写道，“鲜亮的黄色……那是空降兵在打招呼……再见了，朋友们……上帝保佑你们。”

年轻的安妮·范马南也在前往阿珀尔多伦的路上，当红十字会的汽车和救护车载着来自塔费尔贝格旅馆的伤员经过时，她不停地寻找着自己的父亲。安妮与她的姨妈和兄弟一起，凝视着她在过去整整一个星期里逐渐认识的熟悉面孔。当一辆卡车经过时，安妮终于看见了父亲——她的爸爸就坐在车上。她朝他尖叫着，跑了过去。卡车停下了，范马南医生从车上爬下来迎接他的家人。他热烈地拥抱她们所有人。他说道：“我们从未这么贫穷，也从未这么富有。我们失去了我们的村子，我们的家，我们的财产，但我们拥有彼此，而且我们还活着。”当范马南医生又回到车上照料伤员的时候，他安排家人到阿珀尔多伦见面。当他们走在上百个难民中间的时候，安妮回过头望着来路。“天空是鲜红的颜色，”她写道，“就像为我们牺牲了生命的空降兵的鲜血一样。我们四个人全都活着，但在这个毫无希望的星期结束时，战斗在我的灵魂之中留下了烙印。光荣属于我们所有亲爱的、勇敢的英国兵，属于所有为了帮助和拯救他人而献出自己生命的人。”

在德里尔，科拉·巴尔图森一觉醒来后发现寂静得有些奇怪，那是9月26日，星期二上午10点左右。科拉由于受伤而躯体僵硬、疼痛，又为这寂静感到困惑，于是一瘸一拐地走到了外面。烟雾从村子中心以及河对面的奥斯特贝克滚滚升起，但枪炮声消失了。科拉跨上自行车缓慢地朝村里蹬去。街上空无一人，部队撤离了，在远处，她看见一支朝南开往奈梅亨的车队中的最后一辆车。德里尔村中变成废墟的教堂附近，只有一些士兵在几辆吉普车旁边逗留。科拉突然意识到，英军和波兰军队正在撤退，战斗已经结束了，德军很快就会回来。当她走向那一小队士兵的时候，损毁的教堂尖塔上的钟响了起来。科拉抬起头，看见坐在钟楼上的是一名空降部队的伞兵，头上包着绷带。“出了什么事？”科拉喊道。“全都结束了，”伞兵喊道，“全都结束了。部队已经全部撤离。我们是最后一批。”科拉抬头凝视着他：“你为什么敲钟？”伞兵再次踢了一下钟。钟声在德里尔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荷兰村庄上空回响，然后逐渐消失。伞兵低头看着科拉。“看起来这就是此时应该做的正事。”他说道。

“我的看法——也许是偏见——是，如果这次战役从一开始就得到适当的支持，并给予作战行动所必需的飞机、地面部队和后勤给养的话，那么，尽管有我的过错、不利的天气和出现在阿纳姆地区的党卫军第2装甲军，这次战役仍然会获得成功。我仍然是‘市场—花园’行动顽固的倡导者。”

——陆军元帅、伯纳德·蒙哥马利爵士，
《蒙哥马利回忆录：阿拉曼的蒙哥马利》，第267页。

“我的国家再也消受不起蒙哥马利另外一次奢侈的胜利了。”

——荷兰亲王伯恩哈德致本书作者

[1] “这批坦克是在凌晨的时候到达的，”哈梅尔旅队长在9月24日的作战日志附件6中特别提道，他又补充说，“党卫军第2装甲军军部把这支部队的大半兵力——也就是45辆虎式坦克——分配给了党卫军第10弗伦茨贝格装甲师”。——原注

[2] 加里波利（Gallipoli），土耳其西北的狭长半岛，今土耳其盖利博卢（Gelibolu）半岛，构成达达尼尔海峡的北岸，属于土耳其的欧洲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协约国与土耳其曾在此爆发激烈战斗。当时协约国试图用海军强行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失败后便决定进攻加里波利半岛，希望能迫使土耳其退出战争，并为俄国在黑海的各个港口打开运送补给物资的航线。尽管土耳其人的局势很不利，但协约国也未能抓住这个机会，结果整场战役陷入了痛苦的阵地战。双方在各自蒙受了25万人的伤亡之后，协约国于1916年1月成功地从半岛撤离。

[3] 《轻骑兵旅的冲锋》 （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是英国桂冠诗人艾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1809—1892）的一首名诗，是为了纪念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军轻骑兵旅于1854年9月26日发起的一次著名冲锋。英勇的冲锋最终完成了任务，但参战的673名官兵中有247人阵亡或者负伤。当时轻骑兵旅向一个三面有俄军重兵把守的山谷发起进攻，这次冲锋实际上只是为了非常小的战术目标，但却使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轻骑兵部队蒙受了惨重伤亡。

[4] 那些孩子永远也看不到这些字了。9月27日，在一次针对荷兰人的野蛮报复行动中，德军命令阿纳姆地区的居民全部撤离。阿纳姆和周围的村庄将无人居住，一直到加拿大军队在战争即将结束的1945年4月14日解放该地为止。——原注

[5] 见约翰·C.沃伦博士，《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区中的空降行动》，第146页。——原注

[6] 根据现有资料，第1伞降工兵中队的3个分队共有143人参战，其中阵亡20人，突围13人，失踪和被俘110人。

伤亡小记

盟军在“市场—花园”行动中的伤亡数字，超过了规模庞大的诺曼底登陆。大多数历史学家一致认为，在登陆日，也就是1944年6月6日的24个小时里，盟军损失的兵员总数为10 000～12 000人。而在“市场—花园”行动中的9天里，合计损失——也就是空降部队和地面部队的阵亡、负伤和失踪人员，达到17 000人以上。

英军的伤亡是最高的，达到13 226人。厄克特的师几乎完全被消灭了，在阿纳姆的10 005名官兵中，包括波兰军队和滑翔机飞行员，伤亡总数为7 578人。除了这个数字之外，英国皇家空军的飞行员和机组人员的损失是294人，这使得负伤、阵亡和失踪人员的总数到达7 872人。霍罗克斯的第30军损失了1 480人。英军第8军和英军第12军损失了3 874人。

美军的损失，包括滑翔机飞行员和美军第9部队运输机司令部，据估计为3 974人。加文准将的第82空降师损失了1 432人，泰勒少将的第101空降师损失了2 118人，空勤人员损失424人。

德军的完整伤亡数字仍然不为人知，不过在阿纳姆和奥斯特贝克，公认的伤亡数字达到3 300人，其中1 300人[1]阵亡。然而，在“市场—花园”行动战役的整个战区，莫德尔的部队损失要大得多。从内佩尔特的出击开始，然后沿着“市场—花园”行动的走廊，在奈梅亨、赫拉弗、费赫尔、贝斯特以及艾恩德霍芬进行的战斗中，有关德军阵亡、负伤或者失踪的数量目前尚找不到确切统计。尽管如此，在采访了德军指挥官以后，我还是愿意保守地估计，B集团军群的损失起码达到了7 500～10 000人，其中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阵亡。

荷兰平民的伤亡又怎样呢？谁也说不清楚。阿纳姆和奥斯特贝克的死亡人数据说是较低的——不到500人，但并没有确切资料能证明这一点。我听说，如果将整个“市场—花园”行动战役，从阿纳姆防区组织的强行撤离与之后那个可怕的、饥寒交迫的冬天造成的全部平民伤亡人数相加，死亡、负伤和失踪的总数将高达10 000人。

[1] 不知为何，正文中德军阵亡数字写的是1 100人。

作者致谢

在写作本书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快30年了。尽管盟国和德国的记载卷帙浩繁，但对寻找幸存者的当代历史学家来说，踪迹正在变得逐渐模糊。许多重要的人物已经离世，许多令人困惑的问题的答案也随之消失。在诺曼底登陆之后的所有重大计划和战役当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市场—花园”行动了。然而，除了一些个人回忆以及在官方和半官方史书中的几个章节之外，这个悲惨的故事在美国实际上无人知晓。美军第82空降师和第101空降师在这场战役中所起的卓有成效的作用——尤其是加文的部队强渡瓦尔河——在英国人的叙述中鲜有超过一两个段落的篇幅。

英军第1空降师在阿纳姆的奋战事迹仍是二战军事史上最伟大的壮举之一，但它也是一次重大的失败——是英国的“第二个敦刻尔克”。由于官僚们总是会掩盖自己的失败，所以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英国的档案中，用于证实这段历史的文件都是十分缺乏且难以获得的。为了解读一些费解之事，同时为了从所有的参与者——盟军、德国人、荷兰地下抵抗组织以及荷兰平民——的立场出发，我用了7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对这次由空降部队和地面部队联合进行的攻击行动提交出我所认为的第一个完整的描述。在那个阶段，尤其是我身患重病的时候，我对这本书能否出版都不抱希望了。

正如我先前有关二战的著作——《最长的一天：1944诺曼底登陆》（1959）以及《最后一役：1945柏林战役》（1966）——一样，资料的基础来自战争的参与者：盟军官兵，与他们作战的德国人，勇敢的荷兰平民。总共约有1 200人为《遥远的桥：1944市场—花园》的写作提供了资料。这些现役军人、退役军人以及平民，毫无保留且毫不吝啬地无偿付出他们的时间，接受采访或带领我参观战场，从日记、信件、军事专著、电话记录、仔细保存下来的战后报告、地图及照片中提供证据和细节。如果没有这些提供资料的人的帮助，这本书是不可能写出来的。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内容雷同、缺少确证或者数量太大，并非每个人的故事或者经历都能被包括进来。在这大约1 200位提供了资料的人中，有一半以上接受了采访，大约有400份访谈被采用。但过了30年以后，记忆并非绝对可靠，某些严格的指导方针——与我以前的书所使用的研究过程类似——也就不得不予以遵循。这本书中的每一个陈述或者引语都得到了文件证据的支持，或者得到那些听说过或者目睹过所描述事件的人的确证。传闻、谣言或者第三方的叙述，都不能被包括进来。我的卷宗包含了几百个故事，它们可能是完全准确的，但又无法得到其他参与者的旁证。出于历史真实的原因，它们并没有被采用，我希望众多的资料提供者能够理解。

在重现“市场—花园”行动那可怕的9个昼夜的过程中，有这么多的人帮助了我，以至于我竟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报出他们的名字。首先，我尤其想感谢伯恩哈德亲王，他花费了时间，提供了帮助，找到并提出应该采访的人，并让我得以接触荷兰和英国的档案。我也真诚感谢《读者文摘》的莉拉（Lila）和德威特·华莱士（DeWitt Wallace），他们不仅承担了撰写这本史书的大量费用，而且还让他们在美国和欧洲的办事处记者及研究人员接待我。在这些人当中，我尤其想感谢以下各位：纽约的希瑟·查普曼（Heather Chapman）；华盛顿的朱莉亚·摩根（Julia Morgan）；伦敦的迈克尔·伦道夫（Michael Randolph）；巴黎的约翰·D. 帕尼察（John D. Panitza）、约翰·弗林特（John Flint）、于尔叙拉·纳卡什（Ursula Naccache）、吉塞尔·凯泽（Giselle Kayser）；斯图加特已故的阿尔诺·亚历克西（Arno Alexi）；阿姆斯特丹的阿德·范莱文（Aad van Leeuwen）、扬·海恩（Jan Heijin）、莉丝贝特·斯德曼（Liesbeth Stheeman），以及扬·范奥斯（Jan van Os）。

一个特别的段落，必须献给弗雷德里克·凯利（Frederic Kelly）孜孜不倦、勤恳精心的工作，他给我当了两年的助手。他在英国、荷兰和美国所做的研究、采访及优秀的新闻写作，被证明是极具价值的。他为参与者拍摄的照片，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同样都被证明极具价值。

必须向美国国防部陆军军事历史研究所军事历史科主任办公室表达谢意。在我进行研究的时候，办公室主任是哈尔·C. 帕蒂森（Hal C. Pattison）准将。同时还必须感谢帮我制定出军事框架的帕蒂森准将的助手们——尤其是迪特马·M. 芬克（Detma M. Fincke）和汉娜·蔡德里克（Hannah Zeidlik）。军事历史科主任办公室的查尔斯·B. 麦克唐纳的帮助和鼓励也必须提及，他的内容详尽的《齐格弗里德防线战役》一书，涉及“市场—花园”行动的内容不但质量高而且很准确。我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马丁·布吕芒松的《突围与追击》，他的这本书是军事历史研究所军事历史科主任办公室的官方系列战史之一。而且我要再次表达对福里斯特·C. 波格博士的谢意，感谢他在《最高统帅部》一书中详尽介绍的指挥结构。

我必须对美国国防部书刊科的官员表示感谢，因为他们帮助我在美国和欧洲各地找到老兵并安排了采访。这些官员是：科主任小格罗弗·G. 海曼（Grover G. Heiman，Jr.）空军上校（已退役）、副主任小查尔斯·W. 伯蒂克（Charles W. Burtyk，Jr.）中校、罗伯特·A. 韦布（Robert A. Webb）空军中校、安娜·C. 厄班德（Anna C. Urband）小姐，以及陆军副官长办公室里的西摩·J. 波姆伦茨（Seymour J. Pomrenze）。

在对德国进行研究方面，我感谢美国国防部二战录音科的以下各位：科主任罗伯特·W. 克劳斯科普夫（Robert W. Krauskopf）博士、赫尔曼·G. 戈德贝克（Herman G. Goldbeck）、托马斯·E. 霍曼（Thomas E. Hohmann）、洛伊丝·C. 奥尔德里奇（Lois C. Aldridge）、约瑟夫·A. 埃弗里（Joseph A. Avery）、黑兹尔·E. 沃德（Hazel E. Ward）、卡罗琳·V. 穆尔（Caroline V. Moore），以及希尔德雷德·F. 利文斯顿（Hildred F. Livingston）。如果没有对所提供的德军作战日志和专著的完全理解，我就几乎不可能准确地采访德国的参与者，尤其是党卫军部队的指挥官们——威廉·比特里希党卫队副总指挥兼武装党卫军上将、海因茨·哈梅尔旅队长以及瓦尔特·哈策尔一级突击队大队长——他们是首次对一个美国人讲述自己所知道的“市场—花园”行动。

在荷兰，我与我的助手们得到了荷兰档案局最亲密的合作。我十分感激国家战争文献资料研究所所长、教授、路易斯·德容（Louis de Jong）博士，档案保管员雅各布·兹瓦恩（Jacob Zwaan），阿纳姆空降兵博物馆馆长B. G. J. 德弗里斯（B. G. J. de Vries）先生，以及爱德华博士和埃米·格勒内费尔德（Emmie Groeneveld）夫人。在荷兰皇家陆军的军事历史科，许多人让我的助手们使用了相关研究，其中包括赫里特·范·厄延（Gerrit van Oyen）中校、奥古斯特·克内普肯斯（August Kneepkens）中校、吉尔伯特·弗赖克斯（Gilbert Frackers）上尉、亨德里克·希尔克马（Hendrik Hielkema）上尉。荷兰人的帮助非常详尽，我甚至得到了“市场—花园”行动中所涉及的各座桥梁的比例图、绘图和照片。提供了特别帮助的还有路易斯·艾因特霍芬（Louis Einthoven），他是战后荷兰的安全和情报局局长，他帮忙弄清楚了荷兰间谍“金刚”林德曼斯的故事。

阿纳姆、奈梅亨、费赫尔和艾恩德霍芬各市的市档案馆是极其重要的，我在那些档案馆里找到了大量背景材料的发生地点。我十分感谢在这些档案馆里工作的下述各位：阿纳姆档案馆的克拉斯·斯哈普（Klaas Schaap）、安东·施坦弗（Anton Stempher）、彼得·范伊德金厄（Pieter van Iddekinge）博士；奈梅亨档案馆的阿尔贝图斯·厄延（Albertus Uijen）和彼得鲁斯·施利彭贝克（Petrus Sliepenbeek）；费赫尔档案馆的扬·容格尼尔（Jan Jongeneel）；艾恩德霍芬档案馆的弗兰斯·科尔蒂。

在荷兰，有许多人提供了资料，其中特别应该感谢的是奥斯特贝克的扬和凯特·特尔霍斯特夫妇，以及扬和贝尔莎·福斯凯尔夫妇，他们花费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同我在一起，回顾了英军第1空降师在他们镇上最后几天遭受磨难的每一个细节。扬·福斯凯尔带我去了战场，特尔霍斯特夫妇则第一次解释清楚了德里尔渡口的神秘环境。在德里尔，巴尔图森一家同意我进行了几个小时的详尽采访，采访内容被证明是非常有价值的。在核对和阐释来自荷兰的采访记录方面，我也必须向一位杰出的记者表达我的感谢，他就是阿姆斯特丹《电讯报》的A. 胡格诺·范德林登（A. Hugenot van der Linden），如果没有他的留意，我可能会出现许多错误。我还要感谢阿诺尔德斯·沃尔特斯海军少校，他后来成了鹿特丹的警察局长，他几乎是逐分逐秒地给我讲述了在厄克特将军的师部里发生的事情。在奥斯特贝克，范马南一家提供了非同寻常的日记和采访，亨德丽卡·范德弗利斯特同样如此，她一丝不苟地记录，就像范马南家的日记一样，展现了救护站中人物和事情的清晰画面。他们生动的记载和非同寻常的帮助，使我能够再现当时那种氛围，我对他们所有人深表谢意。

许多军方人士提供了资料。在他们当中，必须特别提出感谢的是詹姆斯·加文将军、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罗伊”·厄克特将军和查尔斯·麦肯齐上校，他们全都耐心地接受了数不清次数的采访。还有一些人帮助极大，他们是约翰·弗罗斯特少将、埃里克·麦凯上校、飞利浦·希克斯少将、约翰·哈克特上将、乔治·S. 查特顿准将、戈登·沃尔克准将、布赖恩·厄克特先生，已故的斯坦尼斯瓦夫·索萨博夫斯基少将，以及随军牧师乔治·阿诺德·佩尔，他的笔记是一份难忘的、令人伤心的文件。布朗宁夫人（达夫妮·杜穆里埃）以她的机智和常识，证明她是一位令人愉快的通讯记者，并搞清楚了一些有关阿纳姆的谜团的真相。

在德国，我在追踪幸存者和寻找背景材料、专著及作战日志方面，得到了下述各位朋友的巨大帮助，他们是波恩新闻信息局的布利泽纳（Bliesener）博士、国防部的西格尔（Siegel）中校、军事历史研究所的沃尔夫冈·冯·格罗特（Wolfgang von Groote）博士和福维克（Forwick）少校，以及联邦档案局的中校施塔尔（Stahl）博士。

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使得这本书的出版成为可能。我必须再次感谢我的妻子凯瑟琳，她本人就是一位作家，她对我的研究工作进行了组织和整理，对文字进行了编辑，并留意我笔下的悬垂分词。而且，我衷心感谢我的好朋友帕特里克·尼利根医生与威利特·惠特莫尔医生，当我病情最为严重的时候，他们一起对我进行了医治，让我神奇地康复起来，能继续工作下去。我还要感谢杰里·科恩（Jerry Korn），他是我主要的“吹毛求疵者”；苏珊娜·格利夫斯（Suzanne Cleaves）和约翰·托尔（John Tower），他们非常仔细地阅读了手稿；安妮·巴登哈根（Anne Bardenhagen），她是令我尊重的朋友和助手；朱迪·缪斯（Judi Muse）和波莉·杰克逊（Polly Jackson），她们在不同的时期担任过秘书。我还要感谢我的代理人保罗·吉特林（Paul Gitlin）；感谢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的彼得·施韦德（Peter Schwed）和迈克尔·科达（Michael Korda），感谢他们提出的建议；感谢《读者文摘》的总裁霍巴特·刘易斯（Hobart Lewis），在我漫长且艰辛的写作过程中，他始终都在耐心地等待着。

在将由英、美和波兰空降部队夺取的所有桥梁当中，右上方的那座就是横跨下莱茵河的阿纳姆大桥。该桥由厄克特少将的英军第1空降师和索萨博夫斯基少将的波兰第1独立伞兵旅负责夺取，这是蒙哥马利要在1944年结束战争的关键。照片显示，大桥与相连的林荫大道一直延伸到左下方那座音乐厅建筑群

厄克特的部下还要夺取阿纳姆铁路桥以及浮桥。德国人已经炸毁了阿纳姆铁路桥，而浮桥的中间一段则是缺失的。浮桥的这张照片是在进攻开始的11天之前，由英国皇家空军拍摄的。照片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德国人是更换了中间那一段，还是拆掉了中间那一段？谁也不知道。但命令已经下达，还是要发起进攻

加文准将的第82空降师迅速夺取了马斯河上的457米长的赫拉弗大桥（见下页第一张图），还夺取了赫门运河桥（见下页第二张图）。但由于命令上的混乱以及德国人的迅速反应，他们在进攻首日并没能拿下瓦尔河上的奈梅亨大桥（上图），奈梅亨离阿纳姆18公里远。20日，在英美军队的联合进攻下，大桥被拿下了，当时美军第82空降师在瓦尔河上进行了一次大胆的强渡，这次强渡后来被称为“第二次奥马哈海滩登陆”

在第82空降师阵地的南边，泰勒少将的第101空降师攻占了除一座桥梁之外的所有桥梁：因为索恩的桥梁（下）被炸掉了，这使得“市场―花园”行动的进度推迟了36个小时

艾森豪威尔与蒙哥马利在战略上极度对立。蒙哥马利认为，最高统帅优柔寡断，“没有做这项工作的经验”；艾森豪威尔则认为，这位在英国深孚众望的陆军元帅“完全以自我为中心”，自认“一生中从未犯过错误”

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新任指挥官布里尔顿中将，他以前从未指挥过空降部队。他与自己的副手、英国人布朗宁中将不和。在开始制订进攻计划的数小时之前，布里尔顿收到了布朗宁的辞呈

布朗宁是英国杰出的空降作战权威，当被任命“市场—花园”行动的空降作战指挥官时，他撤回了辞呈。在此之前，他从未指挥过空降兵进行战斗

（从左到右）禁卫装甲师师长阿代尔少将；蒙哥马利元帅；霍罗克斯中将，他的第30军的坦克部队和步兵将实施大举猛攻；罗伯茨少将，他的第11装甲师攻占了安特卫普，但又停了下来，以便“补充装备、加注燃料并休息”，这也就使德军第15集团军的主力得以抵达荷兰，加入抵御盟军“市场—花园”行动的战斗之中

美军第101空降师师长泰勒少将，在与英军第12军军长里奇中将会晤

英军第2集团军指挥官邓普西中将，在与美军第82空降师师长加文准将交谈

荷兰特工亨利·克纳普（左）与阿纳姆地下组织领导人彼得·克鲁伊夫（右），他们于9月14日警告伦敦方面：阿纳姆有德军的装甲师

布赖恩·厄克特少校是布朗宁的情报处长，他也在英国皇家空军拍摄的侦察照片上发现了德军的坦克，但他的警告无人理睬

英军第1空降师师长“罗伊”·厄克特少将，他虽然是一位富有作战经验的指挥官，但也是第一次指挥空降师战斗。他不仅没有觉察到德军的装甲部队，而且还不得不让他的部队在距离关键性的阿纳姆大桥10～13公里的地方着陆。进攻刚一开始，通信就中断了，厄克特少将在德军战线的后方与自己的师部失去了联系，不得不躲藏了极其重要的39个小时

由于厄克特“失踪”，希克斯准将不得不指挥该师

当第4伞兵旅在9月18日着陆的时候，哈克特准将由于资历较老，便质疑希克斯是否有权指挥该师

厄克特的参谋长麦肯齐中校让争论中的准将们平静了下来

与此同时，索萨博夫斯基少将以及他的波兰第1独立伞兵旅，由于天气恶劣而耽搁了两天多的时间，而且他们对阿纳姆的真正形势一无所知

第1伞兵旅旅长拉思伯里准将本应该掌握全师的指挥权，但却受了伤，就像厄克特将军一样被认为“失踪”了

约翰·弗罗斯特中校和部下同十倍于己的敌人交战，抵挡德军的两个装甲师，坚守阿纳姆大桥的北入口。这是军事历史上伟大的壮举之一

另一位守桥英雄埃里克·麦凯上尉（时隔30年后拍摄的照片），尽管几乎耗尽弹药，仍要求德国人投降

麦凯上尉（图中掌舵的那一位）受伤被俘，却拒不放弃。他与战友们夺船而逃，顺流而下漂到奈梅亨

爱尔兰禁卫团的坦克部队率先从荷兰与比利时边界进行突破。上面的照片是坦克部队的指挥官：爱尔兰禁卫团第3营营长约翰·奥姆斯比·伊夫林·范德勒中校（左），以及他的堂弟爱尔兰禁卫团第2装甲营营长贾尔斯·亚历山大·梅西·范德勒（右）

范德勒（左）与贾尔斯（右）在1944年的合影。在距离阿纳姆大桥上的约翰·弗罗斯特中校和部下不到10公里的地方，德国人成功地挡住了范德勒的坦克部队

英国皇家空军上尉唐纳德·洛夫，在坦克向前突击时担任地对空通信联络官，他奇怪自己怎么会自告奋勇担任这个工作

第2王室骑兵团C中队分队长男爵理查德·约翰·罗茨利上尉最先与英军第1空降师师长“罗伊”·厄克特少将的孤军取得了联系

内维尔·海中尉，他的“幽灵”小队的无线电台终于帮厄克特联系上了地面部队

乔治·詹姆斯·查特顿上校是滑翔机飞行团的团长，他力主对阿纳姆大桥进行一次大胆的滑翔机奇袭。倘若他的计划被采用的话，那么就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内攻占大桥，但查特顿由于提出了这个主意，反而被称为“血腥的谋杀犯和刺客”

南斯塔福德郡团第2营B连连长罗伯特·亨利·凯恩少校的部队在奥斯特贝克进行了最后的抵抗，凯恩少校虽然数次负伤，却仍然向德军坦克发动反击

伦敦霍布森父子股份有限公司的克莱尔·米勒小姐，她制作了布朗宁的飞马旗，这与阿纳姆的荒诞传闻相左。那个传闻认为，飞马旗是布朗宁的妻子、小说家达夫妮·杜穆里埃（名著《蝴蝶梦》的作者）制作的。米勒小姐还在伞兵的制服上缝了500个小罗盘，那些小罗盘后来帮助许多伞兵逃了出来

朗斯代尔少校的“朗斯代尔部队”一直坚守到最后

在英美联军进攻奈梅亨大桥的过程中，第82空降师504伞兵团3营营长朱利安·库克少校（左）率部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瓦尔河渡河行动，夺取了大桥北端。与此同时，第505伞兵团2营营长本杰明·范德沃特中校（右）与英军一起，向大桥的南端入口发起了强攻

军功十字勋章获得者、爱尔兰禁卫团第2装甲营的约翰·戈尔曼中尉，对整个作战行动有他自己的“怀疑”。他感到，谁的行动都不足以快到能够拯救阿纳姆大桥上的约翰·弗罗斯特中校和他的部下

第502伞兵团3营H连2排排长爱德华·维日博夫斯基奉命夺取贝斯特的大桥，据说那里的“防御很薄弱”，实际上那里有1000多名被忘却的德军第15集团军的士兵，结果激烈的战斗把第101空降师一整个团都卷了进去

第10伞兵营的军需官约瑟夫·格洛弗中尉，在阿纳姆跳伞的时候还带着他的那只名叫“默特尔”的宠物鸡。“伞兵鸡默特尔”后来被流弹打死了，在战斗过程中，士兵还为它举行了一个正式葬礼

安东尼·迪恩—德拉蒙德少校是第1空降师通信科副科长，他怀疑自己的通信设备是否能起作用，但又和其他所有人一样，“深受主流情绪的影响”，那就是：“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添乱”

第504伞兵团团长鲁本·塔克上校，他的部队渡过了瓦尔河，对英军坦克部队的行动迟缓深感震惊。他原以为会有一支特遣队全速冲过18公里路程抵达阿纳姆，替大桥的保卫者解围。塔克说，英国人反而“停下来喝茶”

冯·伦德施泰特是第三帝国最有才干的陆军元帅，在诺曼底惨败之后被希特勒解职，又在9月份被重新任用。当时西线的形势是灾难性的，因而冯·伦德施泰特认为，盟军能够在两周之内入侵帝国并结束战争。他在拯救第15集团军时采取的战略，是挫败蒙哥马利“市场―花园”行动计划的一个主要因素

莫德尔元帅，被冯·伦德施泰特称为一位“优秀的团军士长”，他没能挡住盟军在西线的大举猛攻，却碰巧在盟军实施空降突击的几天前，把党卫军第2装甲军调进了阿纳姆地区。被缴获的“市场—花园”行动计划在48小时之内就交到了他的手中，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莫德尔就是不相信

党卫军第2装甲军军长比特里希党卫队副总指挥兼武装党卫军上将（照片分别拍摄于1944年和1973年），他对所缴获的“市场—花园”行动计划一无所知，却正确地推断出盟军的主要目标就是阿纳姆大桥

“第三帝国”的空降作战专家斯图登特空军大将（照片分别拍摄于1944年和1973年），他为盟军空降部队的空投规模所震惊，“但愿我也能够有这样的条件，拥有这么多的飞机，一次也好”

英军实际上是在阿纳姆地区的两个德军装甲师当中着陆的，这令两位装甲师师长大吃一惊。他们分别是党卫军第9霍亨施陶芬师的哈策尔一级突击队大队长（上）、党卫军第10弗伦茨贝格师的哈梅尔旅队长（下），照片分别拍摄于1944年和1973年

双重间谍、绰号“金刚”的林德曼斯越过战线，告知德国人英军将在9月17日发动地面进攻。林德曼斯对空降进攻的规模一无所知，这与战后英国报纸上的报道相反

德国空军第3航空队指挥官奥托·德斯洛赫空军大将（左）对盟军空降突击的可能性深感担忧，因而他拒绝去拜访莫德尔。泽普·克拉夫特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右）的那个营碰巧就在英军空投场边缘的阵地上

在塔费尔贝格旅馆的莫德尔指挥部里，第一个获悉盟军空降部队在不到3公里外的地方空投的人，是古斯塔夫·泽德尔豪泽中尉。“滑翔机正在我们大腿上着陆！”有人这样告诉他

伯恩哈德亲王来到被解放的艾恩德霍芬。有关“市场—花园”行动计划中的地形困难，等到伯恩哈德或者他的总参谋部获悉时，已经太晚了。而有关阿纳姆的德军装甲部队，亲王从荷兰地下抵抗组织那里获得的详细情报，又没有受到英军重视

伯恩哈德亲王，拍摄于1973年

奥斯特贝克的荷兰人本来以为会获得解放，却发现自己陷入了残酷的战斗之中。“蒙哥马利很快就会到这里。”乐观的英国人告诉17岁的安妮·范马南

扬·福斯凯尔无法摆脱一种无望的感觉

亨德丽卡·范德弗利斯特在日记中写道，奥斯特贝克已经成了“一处最血腥的战场”

战争时期的凯特·特尔霍斯特与儿子米歇尔（左）。

凯特·特尔霍斯特与丈夫扬（右）在1973年的合照。凯特勇敢地把她的家门向英军伤员打开，战斗期间，一度曾有300多名伤员挤在她家里。扬原先是一名荷兰陆军上尉，他无法理解为什么英军不使用德里尔的渡口渡过莱茵河。在制订“市场—花园”行动计划的过程中，德里尔渡口完全被忽视了

德里尔渡口

荷兰人确信，荷兰就要解放了，他们全然不顾危险，爬上屋顶，观看运输机和滑翔机组成的庞大机群

英军伞兵登上前往荷兰的飞机

一架美军的“韦科”滑翔机正在装载吉普车

飞机牵引着第101空降师的滑翔机飞过艾恩德霍芬的上空

美军第82空降师的官兵在赫鲁斯贝克上空执行大规模跳伞

英军第1空降师的滑翔机和伞兵在阿纳姆附近着陆

英军伞兵防区内的一次补给品空投

“韦科”滑翔机后面的一架牵引机在阿纳姆空降场坠落、爆炸

巨大的“霍萨”滑翔机的尾部被迅速拆下，以便迅速把货物卸下来

阿纳姆城防司令弗里德里希·库辛少将不顾警告，走了那条错误的道路，结果被英军伞兵击毙

第1机降轻型炮兵团（营级）团长谢里夫·汤普森中校（左）从“霍萨”滑翔机里卸下装备

禁卫团装甲师的坦克从一辆被击毁的德军坦克旁边经过。地形上的困难，以及宽度只容一辆坦克行驶的狭窄道路，阻碍了英军装甲部队的挺进

在走廊上，一辆运载补给品的卡车被直接击中，爆炸了

在战斗的最初几个小时里，一支德国巡逻队在向前移动

戴维·洛德空军上尉（左上第2位）驾驶着燃烧的达科他运输机，在空投场的上空一圈又一圈地盘旋，试图把珍贵的补给品全部投下来，并且获得了成功。英军伞兵们目睹了他的这个绝无仅有的勇敢行动。这架飞机上的唯一幸存者是亨利·金空军中尉（右下），维克托·米勒上士（右上）是勇敢的滑翔机飞行员中的典型人物。他成功地驾驶着庞大而又笨重的滑翔机着陆，他担心的是另一架滑翔机可能“在我的头上坠落”

托尼·琼斯中尉被霍罗克斯将军誉为“勇士中的勇士”，他紧紧跟随着坦克冲过奈梅亨大桥，切断了德军的炸药引爆线

一名身负重伤的伞兵被匆匆送往救护站

美军第82空降师的伞兵徒步穿过奈梅亨市郊

英军的“红魔鬼”们穿过阿纳姆市内的瓦砾堆向前推进

安东·德克森位于兹瓦特路14号的家，厄克特少将被困在德军战线后方的时候，就躲藏在这里

美军第101空降师的伞兵在通过艾恩德霍芬的时候，受到荷兰人的欢迎

地形上的困难在只能排成单列纵队的坦克上能清楚地表现出来，禁卫装甲师的坦克纵队在“岛屿式”的堤岸道路上停下待命

在阿纳姆大桥，弗罗斯特中校与麦凯上尉的部下成功地击退了德军装甲部队的一次进攻，击毁了12辆打头阵的装甲车。党卫军第9装甲师侦察营营长格雷布纳一级突击队中队长在进攻中阵亡

埃贡·斯卡尔卡二级突击队大队长是霍亨施陶芬师的首席军医官，他与英军合作，在休战期间交换伤员。这名党卫军军官显然为他的未来感到担忧，因而要求英军军医官给他写证明信

莫德尔元帅，比特里希将军，一条腿的克瑙斯特少校

（1973年的克瑙斯特）与海因茨·哈梅尔旅队长，他们正在讨论战况。克瑙斯特的虎式坦克挡住了英军为解救守卫阿纳姆大桥的伞兵而发动的最后一次猛攻

荷兰地下抵抗组织迅速逮捕了和德国人勾结的荷兰妇女，并给她们剃了光头

奥斯特贝克的哈尔滕施泰因旅馆，是此次战役过程中厄克特将军的师部所在地

战役前和战役中的斯洪奥德旅馆

战役前和战役中的塔费尔贝格旅馆

也许关于这场战斗的最优秀的战地新闻报道来自阿纳姆。陆军摄影师刘易斯和沃克，这两位中士正与一位荷兰姑娘一起进餐

伦敦《每日快报》的战地记者艾伦·伍德，他从战场上发来的即时电讯报道令英国民众振奋

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35 000名官兵的集结，由于恶劣的天气而放慢了速度。在进攻开始后的第二天，第101空降师的降落伞星星点点地散布在荷兰乡间

在阿纳姆大桥，第2伞兵营A连连长艾利森·迪格比·泰瑟姆—沃特少校（照片分别拍摄于1944年和1973年）撑着一把伞，向敌人发起古怪的冲锋，从而鼓舞了部下的士气

奥斯特贝克环形防线被隔绝了，没有补给品。在这里，医护兵塔菲·布雷斯（左上）用临时代用的纸绷带，救下机枪手安德鲁·米尔本下士（上中和右上，分别拍摄于1944年和1973年）一命，米尔本失去了一只眼睛和双手。另一名英军的英雄人物是艾尔弗雷德·鲁利耶中士（左下和右下，分别拍摄于1944年和1973年），他在战斗中炖了热汤给饥饿的部队送去

英军的一个重大失误，就是没有动用荷兰地下抵抗组织。在所有人中，最沮丧的当属荷兰联络官阿诺尔德斯·沃尔特斯海军少校（左）和查尔斯·道·范德克拉普（右）。他们曾努力组织一支作战部队协助英军，但最终却是徒劳

在奥斯特贝克，面包师迪尔克·范贝克（左）注意到形势正在恶化，却发誓要继续把面包烤到最后。古董书书商赫拉尔杜斯·赫斯伯斯（右），他的书店就在德国兵营的隔壁，他是那些较早意识到英军对阿纳姆的进攻注定要失败的人之一

约翰内斯·彭塞尔利用了德国人的混乱，在德国人的鼻子底下把一大批武器运走了

在进攻前的轰炸中，地下抵抗组织成员阿尔贝图斯·厄延看到奈梅亨被轰炸机群封锁了

海斯贝特·纽曼宁可和同伴一起自首，也不愿让12个无辜的人因为9月15日破坏铁路高架桥未遂而被处决。阿纳姆地下抵抗力量领导人克鲁伊夫拒绝了他的要求

电话技师尼古拉斯·德博德由于使用了秘密线路，因而得以把极其重要的情报传递给地下抵抗组织和盟军

德国人彻底摧毁了英军的据点。英军伞兵在哈尔滕施泰因旅馆周围坚守阵地。阵地后面是关押德国俘虏的网球场

废墟当中一辆被炸毁的德军“虎王”坦克

奥斯特贝克的教堂几乎完全被摧毁了

杰拉尔德·蒂利中校（左）得知，他的多塞特郡团第4营要渡过莱茵河做最后的抵抗，与此同时厄克特师的余部则要撤离，于是蒂利便对副营长格拉夫顿少校（右）吐露道：“恐怕我们要被牺牲掉了。”在参加阿纳姆战斗的10 005名英军之中，只有2 163人安全渡过河。

一部分幸存者

一张藏在7.7毫米口径子弹中的密码，它本应该在撤离前被处理掉。通信兵詹姆斯·科克里尔在撤离的时候，由于激动而忘记了上级给他的指示。后来人们在他的作战服口袋里发现了这颗藏有密码的子弹

20世纪60年代晚期，在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一次航拍过程中，专家们对这一景象感到困惑不解：在阿纳姆附近的荒野上，有一些看起来像飞机的东西（见下页图）。在进行了仔细检查之后，地图测绘员发现，那些幽灵似的影象是滑翔机的轮廓。1944年“市场—花园”行动之后，失事的滑翔机被烧掉了，在荒野上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罗伯特·福斯凯尔证实了这些黑色的轮廓，罗伯特是扬与贝尔莎的儿子。他把战时的航拍照片与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照片进行对照，并把他的研究成果交由《皇家地理学会学报》发表

1973年，空降突击的主要指挥官：第82空降师师长詹姆斯·加文将军（左）；第101空降师师长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右）

（从左到右，拍摄于1966年）斯坦尼斯瓦夫·索萨博夫斯基将军，约翰·哈克特将军，罗伊·厄克特将军，查尔斯·弗雷德里克·高夫上校，约翰·弗罗斯特将军，格雷姆·沃拉克准将。在战争结束的时候，索萨博夫斯基拒绝返回共产党统治下的波兰，有一段时间他在英国做了一名普通的工人。在本书写作期间，他已去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遥远的桥 : 1944市场—花园行动 / (美) 科尼利厄斯·瑞恩著 ; 王义国译. -- 2版.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2018.5

（二战史诗三部曲·修订珍藏版）

书名原文: A Bridge Too Far: The Classic History of the Greatest Battle of World War II

ISBN 978–7–5086–8463–5

Ⅰ. ①遥… Ⅱ. ①科… ②王… Ⅲ.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役–通俗读物 Ⅳ. ①E195.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11137号

遥远的桥：1944市场—花园行动

（二战史诗三部曲·修订珍藏版）

著者：［美］科尼利厄斯·瑞恩

译者：王义国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电子书排版：萌芽图文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citicpub.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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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长的一天：1944诺曼底登陆（修订珍藏版）

[美]科尼利厄斯·瑞恩 著

李文俊 陶洁 申慧辉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修订版序言

前言 1944年6月6日，星期二，D日

第1部 等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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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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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 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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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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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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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第3部 登陆日（D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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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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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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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伤亡小记

D日幸存者

作者致谢

版权页

希特勒的“大西洋壁垒”令人畏惧，还没有哪支即将发动进攻的军队曾遇到过这样的防御——不过，这道壁垒并没有全部完成。这些照片（从一部16毫米的德国宣传片放大的）可以让我们对盟军要登陆的海岸线上的德军重型火炮和钢筋混凝土防御工事有个大概印象。地下通信线路、机枪巢、迫击炮位和雷场弥补了重型火炮掩体的不足，而且沙滩上布满了错综复杂的反登陆地雷障碍物

1944年2月，隆美尔在视察法国沿海的防御设施。他右边的人（几乎出了照片外）是阿尔弗雷德·高斯中将，1944年3月以前，他一直是隆美尔的参谋长。面向镜头，站在那位正手指着前方的军官背后的人，是隆美尔的副官赫尔穆特·朗上尉

隆美尔设计的简单但是致命的海滩障碍物之一——顶上绑着特勒反坦克地雷的木桩。这些装置多数是隆美尔自行设计的，他曾自豪地称之为“我的发明”

隆美尔的参谋长汉斯·施派德尔博士中将

第7集团军参谋长马克斯—约瑟夫·彭泽尔少将

艾森豪威尔

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和盟军的主要领导人，从左到右依次是：美军第1集团军指挥官奥马尔·布莱德雷将军；盟军海军总司令伯特伦·拉姆齐海军上将；盟军副统帅阿瑟·特德空军上将；艾森豪威尔；D日登陆部队总指挥蒙哥马利上将；盟军空军总司令特拉福德·利—马洛里空军上将；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中将

5月的最后几周，英国港口到处都是为D日进攻做准备工作的士兵和装备。图中所示的是正在英国的布里克瑟姆准备登上坦克登陆舰的部队和车辆。请注意那些坚固的“凸堤”，它们是为了方便装卸吃水较浅的登陆舰而专门安设的

图中是《每日电讯报》的填字游戏，暗含了D日的代号，让盟军最高统帅部非常害怕。虽然这些填字游戏的内容早在几个月前就准备好了，但奇怪的是它们却在进攻前几天的紧张日子里一起出现在报纸上。注意“霸王”（Overlord）和“海神”（Neptune），这两个代号出现在同一天，也就是进攻前四天的6月2日

1944年6月5日傍晚，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在进攻开始前，为首批执行空降任务的伞兵送行。他和著名的美国第101空降师的士兵交谈了一个小时，之后眼含泪水，目送他们飞进夜空。图中的艾森豪威尔神情坚定，而即将赴死的战士们留着两侧剃光的古怪发型，脸上用油彩涂成了黑色

赫尔穆特·迈尔中校，他是第15集团军情报部长。正是他发现了传达给法国地下抵抗组织的魏尔兰诗词中密语，将其成功破译，并发出警告说盟军将在48小时内登陆

图为第15集团军的作战日志中的一页，上面的内容是魏尔兰诗词的前两句，迈尔中校从中发现了盟军即将登陆的情报。注意第二段中的“Blessent mon Coeur d’une longeur monotone”（单调颓丧，深深刺伤我的心）这条重要信息，是在9点15分（英国时间10点15分）从BBC向法国地下抵抗组织播出的广播中截获的，而它的含义——也就是登陆将在48小时内的6月6日零点开始——在5分钟之后被录了下来。虽然其他有关D日的信息也被破译了，但是只有这条被记录到了德军的作战日志当中。大量证据显示，迈尔中校所说的德军认为魏尔兰诗词是最重要的信息是有根据的。6月8日，希特勒的大本营要求伦德施泰特做出解释，质问他为什么没有发出全面警告，尤其指出了魏尔兰诗词这条信息

目的地：诺曼底。第101空降师的一组伞兵在登上DC—3前做最后的检查

舰队在汽艇拖曳的防空气球和战斗机护送下，驶向海滩

第316部队运输机大队的DC—3飞机拖着韦科滑翔机在法国上空飞行

皇家海军突击队向剑滩进发

正在诺曼底登陆的英国军队

美军士兵换乘登陆艇，准备冲向诺曼底滩头

首批踏上诺曼底的美国将军，从左至右：第82空降师的马修·李奇微少将；第82空降师副师长詹姆斯·加文准将；第101空降师师长马克斯韦尔·D.泰勒少将。第一个登陆诺曼底的英国高级军官是第6空降师师长理查德·盖尔少将

圣梅尔埃格利斯镇长亚历山大·雷诺目睹了镇广场上的大屠杀，神父路易·鲁兰命人敲响了教堂的大钟

这幅珍贵的照片是至今仅存的一张，图片中是第82空降师的探路者们向诺曼底出发前的留影，他们是首批登陆法国的美国人。照片中的这些人有多少幸存下来？多少仍然健在？我只找到了其中的两位，其中一个就是罗伯特·墨菲二等兵，他降落在勒夫罗夫人家的花园里，站着的人中右起第三位戴着羊毛帽子的就是他

美国陆军航空兵轰炸机机组的成员们

可载30人的霍萨滑翔机在圣梅尔埃格利斯附近坠毁，8名空降兵遇难

诺曼底战场两端的很多地区被水淹没，致使大量英国和美国的伞兵在此阵亡。黑暗中，背着沉重装备的伞兵们经常无法解开降落伞，很多人就这样在不足1米深的水中被淹死

神父爱德华·沃特斯在码头为第1步兵师的突击部队举行仪式，他们的下一站将是奥马哈海滩

H时几分钟前，奥马哈海滩近在咫尺，被海水浇得湿透的突击部队蹲在正向海滩疾驰的突击登陆艇内

D日战斗开始阶段，在法国东北部海岸登陆的士兵正在用救生索帮助倾覆的登陆艇上的美国士兵上岸

美军第1集团军指挥官奥马尔·布莱德雷中将（戴眼镜者）正在舰桥上观看登陆艇驶向奥马哈海滩，站在他旁边的是负责攻克奥马哈与犹他海滩的美军特混舰队指挥官艾伦·柯克海军少将

奥马哈附近的美军登陆艇中弹之后起火

另一艘被击沉的登陆艇上的幸存者乘坐救生筏奋力登上海滩

一拨拨的突击登陆艇从“奥古斯塔”号重巡洋舰旁经过

奥马哈海滩的H时。遭受火力打击的突击部队正在重重障碍物和巨大的海浪中挣扎。这幅照片由《生活》杂志已故摄影师鲍勃·卡帕拍摄，可能是人们印象最深的D日照片

登陆成功后的美军滩头阵地照片，后续部队正携带装备向内陆前进

H时开始15分钟后，被敌军火力压制的登陆部队正在障碍物后躲避弹雨

成功登上滩头后，美军正在整理装备，准备向前推进

登陆成功后，美军士兵在散兵坑内警戒刚刚夺下来的滩头阵地

H时开始25分钟后，皇家海军陆战队第10突击队的工兵开始前进。注意在障碍物和工兵的推土坦克后寻找掩护的部队

奥马哈海滩上受伤的美军士兵隐蔽在防波堤后，等待疏散

这些截自美军第1步兵师作战日志的内容，几乎将部队在下午1点之后向内陆挺进前在奥马哈海滩上经历的7小时危机的每一分钟都记录了下来。注意H时开始后的前25分钟，552巡逻艇（第8和第11条信息）报告说，整个第一攻击波的行动完全失败了

美军使用的榴弹炮

美军的勃朗宁M2（M2HB）12.7毫米重机枪

法国地下抵抗组织成员在与美军伞兵讨论形势

美军第4步兵师的士兵涉水登上犹他海滩，首批部队伤亡轻微，但是当天上午海滩遭到了重型火炮的轰击

第4步兵师的医护兵正在沙滩上救治伤员

“现在听着，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可不能再分开了。看在上帝的分上，你要像我一样做动作，紧跟在我的后面，一步不能落下。我们是单独行动——我看咱们是回不来了。”这是约瑟夫·普里勒空军中校在起飞前给他的僚机驾驶员海因茨·沃达尔奇克的指示。这是盟军登陆初期纳粹德国空军发动的唯一一次空袭

犹他海滩上，德国的88毫米重炮炮弹在突击队中间爆炸。画面近处右边的士兵为了安全，正躲在防波堤下

登陆后的第二天，第2游骑兵营营长詹姆斯·厄尔·鲁德尔中校的部下正押送德军战俘到悬崖之下，美国国旗是为了保护这些部队免于被自己人误击

第4步兵师师长雷蒙德·奥斯卡·巴顿少将（正中央者）正在其首个战地指挥所开会，大约300米外就是犹他海滩。在他的右边戴着羊毛帽的就是副师长小西奥多·罗斯福准将，他是第一批登陆者之一。在巴顿左边的是第746坦克营营长克拉伦斯·G.于普费中校

英勇无畏的第29步兵师副师长诺曼·科塔准将完全无视敌人的枪林弹雨，沉着地在奥马哈海滩上走动，指挥第29步兵师向内陆挺进

维尔纳·普卢斯卡特少校，奥马哈海滩的德军炮兵指挥官。他在观察地堡里发现了庞大的敌军登陆舰队，而这个观察地堡就位于诺曼底滩头阵地的正中间

英军迎着敌军登陆。海滩位置不清，但很可能是金滩。注意左边受伤的士兵倒在水中，边上还有其他中弹倒下的人，但是右边的部队却仍沿着海滩镇定前进。这是D日最写实的照片中的一张，因为它展示了每个登陆老兵都知道的事实——要么在某个地方突然倒下死去，要么在另一地暂时享受虚假的安全感。没有哪个地方是真正安全的

加拿大士兵挤在步兵登陆艇内前往朱诺海滩。注意左边那些可折叠自行车

水路两栖坦克在前面开路，它们像气球一样的帆布“浮圈”现在已经折叠了起来。英军士兵紧随其后，进攻未知海滩——有可能是剑滩的西部

这幅珍贵的图片颇具历史意义。图中站着的是艾森豪威尔的新闻官欧内斯特·杜普伊上校，他正在向自由世界宣布他们盼望已久的消息——盟军已经在欧洲登陆。当时时间是上午9点33分

全副武装的美军士兵登上犹他海滩，他们身后挤满了登陆艇

美军在D日最大的成功是犹他海滩的突击，第4步兵师的部队进入内陆的速度比人们预想得要快。在图片右边，正在被淹地区跋涉的士兵要去和伞兵会合。而路边的情景则随着诺曼底战斗的进行越来越常见：德军和美军官兵的尸体

D日傍晚，犹他海滩上的美军士兵望着滑翔机组从他们头上飞过，前去支援仍被围困的伞兵部队

盟军彻底控制诺曼底滩头后的场面

希特勒第三帝国灭亡的开始，德军战俘正在奥马哈海滩上吃力前行

献给

所有参加D日的人

相信我，朗，入侵的最初24小时将是决定性的……德国的命运与其息息相关……对同盟国也罢对德国也罢，这一天都会是最长的一天。

——陆军元帅埃尔温·隆美尔

1944年4月22日

修订版序言

从这次世界大战中获得的教训，应当为全人类带来和平与了解

阿图尔·赛斯―英夸特于绞刑架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有70多个年头了，在这场长达数年的浩劫中，诺曼底登陆战和市场―花园行动无疑是西线战场最为著名的战役之一，而柏林战役更是欧洲战场的最后一场大会战。描写三场战役的著作浩如烟海，几十年来被诸多研究者和历史爱好者反复钻研。

中国的军事历史爱好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看过银幕版《最长的一天》和《遥远的桥》。这两部电影拍摄于20世纪，其中宏大的战争场面令人震撼，电影的原著作者科尼利厄斯·瑞恩在读者中间也有不凡的口碑。2005年，中文版的“二战史诗三部曲”在国内上市，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看到它们时，那种如获至宝的感觉。当时的我绝对想不到，十几年之后自己能有机会对这套书进行校译重修。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科尼利厄斯·瑞恩的“二战史诗三部曲”都堪称不朽。20世纪50年代中期，瑞恩开始撰写《最长的一天：1944诺曼底登陆》。战地记者出身的他，以独特的视角和写作手法，为人们展现了这场宏大的登陆战役爆发前后，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瑞恩的作品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战史，甚至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战史，他并不直接描述交战双方在战前如何排兵布阵、厉兵秣马，战斗打响后又如何针锋相对、调兵遣将。他的写法另辟蹊径，从元帅、高级将领到士兵、普通平民，以战争亲历者为切入点，摘取他们的口述实录并与档案资料相结合，按照时间线再现战争的全部经过。国内知名战史作家余戈先生曾经评价《最长的一天》，就像“在诺曼底的海滩上装了一万个摄像头，这种上帝般的控制能力建立在对几千个人的访问之上”。瑞恩擅长呈现逼真的历史画面，在宏观上，有完整的或基本的“面”；在描述发展进程的时候有不同的“线”；具体到人物时，则有无数生动细致的“点”。当点、线、面完美结合时，就是几乎接近历史真相的战争场景。“他让自己的书充满活生生的人的所作所为与喜怒哀乐，而不是一堆干巴巴的史料”，叙事精准、文笔丰富鲜活，让读者在阅读时犹如在观看一场精彩的电影，这种宏观概览之下凝视微观历史细节的写作手法，至今仍为许多战史作家效仿，成为非虚构写作的典范。

作为战地记者，瑞恩亲历了三部曲中描绘的诺曼底登陆战和西线的其他战役，他曾采访数以千计的军人与平民，为日后的创作奠定了基石。有人说，一个伟大的新闻记者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当代史学家，瑞恩当之无愧。他的作品中，战士的英勇牺牲、战争的残酷暴力、人性的文明光辉与原始本能的残忍，全部坦坦荡荡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在阅读三部曲的过程中，读者会为将帅最终做出决定的那一刻而感慨，为官兵在生死关头或幽默或荒唐的言行举止而大笑，为军人在战争迷雾之下的种种误判唏嘘不已，为平民百姓的各种遭遇时而惊悸，时而欢呼。

“二战史诗三部曲”初版面市时，受当时的条件限制，书中难免有一些错漏之处。首先，大量军事术语或者专有名词的翻译，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其次，诸多地名和人名本应该区分国籍，不能全部按照英语发音翻译，再加上初版没有保留译名的原文，对于想要核查出处的读者来说非常不便。不止一个战地城市出现多种不同的译法，偶尔还会见到英军击毙美军这种“自己人打自己人”的闹剧[1]，这可真是“考验”读者的功底。为了弥补这些缺憾，中信新思文化的编辑团队委托我重新校译，一一核实书中出现的人物以及历史细节，务必复原瑞恩“无一人无出处”的原作品质。

校译重修绕不开对人名地名的修订，书中的地名都按照国家出版的地名辞典和地图进行了核对修订，对于一些难以查询到的小地名，也尽可能按照相关国家的语言发音进行音译。国外作者很少书写全名，非正式场合下将中间名省略或者只写首字母，而且很多时候仅仅保留姓氏，这一点和中国人的习惯完全不同。我在修订的时候，只要能查到的姓名，都在首次出现时保留了全称和职务，以免出现重名人物，给大家造成困扰；对于出场的军人，则尽可能写清楚他的部队番号、职务和军衔，以此减少混淆和陌生感。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陆军的编制比较特殊，如果仅从字面直译的话，十有八九会让读者产生误解。例如“爱尔兰禁卫团”，这实际上只是一个称呼，而不是我们熟悉的步兵团或者装甲团的建制单位，有必要写清楚后面的营级单位番号。由于原文中团以下单位很少注明番号，为此，我花了不少时间研究二战时期的英国陆军和美军参战部队的建制，查到了每场战役中英美军队单位的具体番号。

由于各国军衔体系的历史传承不同，不同的层级上面都有符合各自国情的特色军衔，因此各国之间的军衔并不能一一对应起来。比如，德国军队没有准将军衔，却有兵种将军和大将，因此欧美各国就将德国将军的级别降了一级，以其少将军衔来对应本国的准将军衔（少将以上以此类推），瑞恩在原文中就是这么写的（将德语的少将对应成英语的准将）。此外，德国的士兵军衔分为五级，而一般国家只有两级，这就导致英美作者将德军高级别士兵的军衔写成了士官军衔，在某处程度上产生了混乱。我在翻译时尽可能查询了所有出现的德军士兵人物的资料，恢复了其原本真实的军衔。武装党卫军作为二战时期纳粹德国的特殊部队，其军衔体系和党卫队内部其他系统（主要是普通党卫队、党卫队机动部队、党卫队集中营骷髅部队）的军衔并不一样，又和国防军完全不同，瑞恩在文中将武装党卫军成员的军衔全部写成了国防军军衔。为了保证史实的准确性，我最终选择恢复德国的军衔。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战后数十年来无数研究者的整理归纳，令我有足够的时间和资料去修正原作者和初版的错漏之处。例如，《最长的一天》中，几首苏格兰风笛曲，“Highland Laddie”被译成《高原女郎》，“Blue Bonnets over the Border”被译成《花坛边上的蓝色女帽》。我查询后发现，这两首曲子都是苏格兰名曲，Laddie是苏格兰语，意思是男孩、少年，而Blue Bonnets是传统的苏格兰男性戴的帽子，有时候甚至可以代指苏格兰人。“Blue Bonnets over the Border”是苏格兰民谣，背景是1745年苏格兰和英格兰的边境战争，无论如何与花坛扯不上关系。

国外曾有研究者分享了英军第1空降师所有军官的简历，这为修订《遥远的桥》提供了很多方便，基本上英军空降部队的每个军官的全名、军衔和职务都能找到确切的参考资料。在几乎长达一年的校译过程中，我尽自己所能理顺了文字，修订了错漏，我相信就读者的阅读体验而言会有很大提升。我希望当读者阅读新版作品的时候，相比老版本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一本好书应该让更多的读者分享，这是我的理想，也是我的骄傲。

董旻杰

[1] 老版本的《最长的一天》一书中，德军第6伞兵团被错译成英军第6空降师，于是德军下士安东·温施变成了英国伞兵，并在遭遇战中“自己人打自己人”，击毙了美军狙击手。

前言　1944年6月6日，星期二，D日

“霸王”行动，盟军攻入欧洲，是从1944年6月6日0点15分开始的——就在将永远被称为“D日”的那一天的第一个小时里。那一刻，美军第101空降师和第82空降师的一些特选人员跨出他们的飞机，跃入月光照耀下的诺曼底夜空。5分钟后，50英里外英军第6空降师的一个小组也跳离他们的飞机。这些被称为“探路者”的空降先导员，任务是在空降场点燃发光信号，引导后续的伞兵与搭乘滑翔机的机降步兵着陆。

盟军空降部队清晰地标明了诺曼底战场最远的边界，在他们与法国海岸线之间，偃卧着5个盟军准备登陆的海滩：犹他（Utah）、奥马哈（Omaha）、金滩（Gold）、朱诺（Juno）与剑滩（Sword）。

当伞兵们在黎明前诺曼底黝黑的树林中战斗的几个小时里，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舰队开始在那些海滩外面集结——近5000艘舰船运载了20多万陆军、海军与海岸警卫队的官兵。

清晨6点30分，在一阵猛烈的舰炮轰击与空中轰炸之后，数千名士兵涉水登陆，构成了登陆作战的第一个攻击波。

下面要叙述的并非一部军事史，而是关于人的故事：盟军的官兵，他们所对阵的敌人，以及卷进D日血腥混乱中的平民百姓。战役开始的这一天，也意味着希特勒妄图统治整个世界的疯狂赌博将走向终结。

第1部　等待

1

6月潮湿的清晨里，小村显得非常安静。这座名叫拉罗什吉永（La Roche-Guyon）的村庄位于从巴黎到诺曼底的半道上，躺在塞纳河宽阔、舒缓的弧弯里，几乎长达12个世纪没有受到过打扰。多年来，它仅仅是人们在旅途中所要经过的一处地点。这里唯一的特色是一座城堡，那是拉罗什富科公爵[1]的府邸。村后的山丘如同城堡的屏障，正是这座突出在山壁前的城堡，使拉罗什吉永的太平日子走向终结。

在一个阴郁的清晨，城堡里寒气逼人，巨大的石块上泛着露水的光泽。快到6点了，可是两个铺着圆形鹅卵石的大院子仍然毫无动静。大门外面，宽阔的大路延伸出去，显得空荡荡的，村子里那些红瓦顶房舍的百叶窗仍然紧闭。拉罗什吉永非常安静——安静得像个荒芜的野村，可是这种寂静是不真实的，窗板后面的人们在等待钟声鸣响。

6点整，城堡旁边那座建于15世纪的圣桑松教堂里就会敲响“奉告祈祷”的钟声，要是在太平年月，它的意义很简单——拉罗什吉永的村民会在胸前画个十字，停下来做一次祈祷。可是现在“奉告祈祷钟”有着比静思片刻更为丰富的意义——晨钟敲响，意味着一夜宵禁结束了；同时，此地被德军占领后的第1451天也开始了。

拉罗什吉永村的每个角落里都设有岗哨。披着迷彩斗篷的哨兵佝偻着身子，站在城堡大门的门洞里，村子两头的路障旁，嵌入白垩岩山体的碉堡群里，以及城堡上方小山顶上古瞭望塔残址中的哨所里。机枪手在那里居高临下，把这个在法国所有被占领土中被占领得最为彻底的村子里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

拉罗什吉永虽然有田园诗般的外表，但对543名村民来说，实际上却是一座监狱。村内外驻扎的德军人数是村民的3倍之多，其中就包括埃尔温·隆美尔元帅，他是德军在西线最强大的B集团军群的指挥官，他的指挥部就设在拉罗什吉永的城堡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关键的第5年里，全神贯注、意志坚定的隆美尔，就从这里开始，准备为他此生中最为凶险的一场战役而战斗。他指挥着50余万军队，任务是防守一条极其漫长的海岸线——从荷兰的拦海大堤一直到被大西洋海浪冲击着的布列塔尼半岛的海岸，全长几乎有800英里。他的主力第15集团军集中在加来海峡省一带，亦即英吉利海峡最为狭窄的地段。

盟军轰炸机群夜复一夜地轰炸着该地区，第15集团军中对轰炸厌烦不已的老兵苦涩地打趣说，最好的休息疗养场所莫若第7集团军在诺曼底的驻地了，那里几乎没有落下过一颗炸弹。

几个月来，在密密麻麻的滩头障碍物和雷场背后，隆美尔的部队就在海边的混凝土工事里等待着。可是蓝灰色的英吉利海峡一直空荡荡的，没有舰船的影子，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在这个忧郁而宁静的周日清晨，拉罗什吉永村仍然看不出一丝盟军入侵的迹象。这天是1944年6月4日。

[1] 法国最显贵的家族之一。本书脚注，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注。

2

隆美尔独自一人待在底层那个用来办公的房间里。他坐在一张巨大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办公桌后面，工作时就点着一盏孤零零的台灯。房间很大，天花板也很高，一面墙上挂着一幅褪色的戈布兰[1]挂毯。另一面墙上，弗朗索瓦·德·拉罗什富科公爵那副高傲的尊容——此公是17世纪的格言作家，也是当今公爵的祖辈——正透过厚重的金边画框俯视着一切。擦得铮亮的镶木地板上散放着几把椅子，窗前挂着厚厚的帷幔，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什么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房间里除了隆美尔本人之外，再没有任何与他个人有关的东西，连他的妻子露西－玛丽亚和15岁的儿子曼弗雷德的照片都没有。既没有战争初期他在北非沙漠大捷的纪念品，也没有1942年希特勒兴致勃勃地颁发给他的那根华丽耀眼的陆军元帅权杖（这根18英寸长、3磅重、镶着金鹰与黑“卐”符号、带红丝绒套子的金杖，隆美尔只在获颁当天携带过一次），甚至连一幅标注部队布防情况的地图也没有。富于传奇色彩的“沙漠之狐”还跟以前一样神出鬼没，飘忽不定——他可以一下子走出这个房间，连一丝痕迹都不留下。

53岁[2]的隆美尔虽然看上去显老，却和以往一样精力旺盛，B集团军群没有人记得哪个晚上他的睡眠能超过5个小时。和往常一样，这天早晨他不到4点就起床了，此刻同样在不耐烦地等待6点整的到来。到时他将和参谋们一起用早餐，然后就可以动身去德国了。

这将是隆美尔几个月来的第一次休假，他打算坐汽车回去。希特勒要求高级军官必须乘坐“三个引擎的飞机……而且每次必须有一架战斗机护航”，这就使得他们几乎不可能乘坐飞机。好在隆美尔也不喜欢坐飞机，他将乘坐那辆有活动车篷的黑色大霍希轿车，开上8个小时回到自己在乌尔姆市赫林根（Herrlingen）的家。

他一直都在期待着这次旅行，可是做出启程的决定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隆美尔肩负重任，要在盟军开始登陆后立刻将其击退。希特勒的第三帝国遭受了一场又一场灾难，早已步履蹒跚：成千架盟军轰炸机日夜不停地对德国进行猛烈轰炸，强大的苏联红军攻入白俄罗斯，盟军兵临罗马城下——曾经不可一世的德国国防军四处败退，损兵折将。德国虽然离战败还很远，可是盟军的登陆将会是决定性的一役，德国的未来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这一点隆美尔心中比任何人都清楚。

然而，这天早晨隆美尔却准备回家。几个月以来他一直希望6月初能回德国待上几天，有许多理由让他相信现在可以离开了，虽然他绝对不会承认是自己需要休息。就在几天前，他打电话给他的上级——年迈的西线德军总司令卡尔·鲁道夫·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Karl Rudolf Gerd von Rundstedt）陆军元帅——请求暂时离开，立刻就获得了批准。接下去他又礼貌地拜访了在巴黎附近圣日耳曼昂莱（St.-Germain-en-Laye）的冯·伦德施泰特的总部，办理正式请假手续。冯·伦德施泰特和他的参谋长京特·布鲁门特里特（GüntherBlumentritt）步兵上将见到隆美尔憔悴的面容，都不免感到震惊。布鲁门特里特永远忘不了，隆美尔看上去“又疲劳又紧张……显然很有必要回去和家人团聚几天”。

隆美尔确实既紧张又急躁，从1943年底他来到法国的那一天起，何时何地与盟军交战就成为一个压在他身上、几乎难以承受的重担。和海岸线上的所有人一样，他一直生活在焦虑的梦魇里。他总在不断揣摩着盟军的意图——他们将怎样进攻，打算在哪里登陆，特别是什么时候登陆。

只有一个人真正了解隆美尔的紧张情绪。对自己的妻子露西－玛丽亚，他毫无保留地倾诉一切。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他写了40多封信，几乎每隔一封信，他都会对盟军的攻击做出新的预测。

3月30日，他写道：“现在3月快结束了，而英美仍然没有开始进攻……我开始相信他们对自己的打算已失去信心了。”

4月6日的信里，他写道：“此间紧张情绪日益加剧……很可能离决定性的事件只有数周了……”

4月26日的信里他说：“在英国，人们缺乏斗志……罢工接二连三地发生，‘打倒丘吉尔和犹太人’与要求和平的呼声越来越高……对于一次冒险的进攻来说，这些都是凶兆。”

4月27日的信中说道：“现在看来，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合作并没有那么密切，愿意在不远的将来发起进攻。”

5月6日：“仍然没有英国人和美国人要来的迹象……随着每一天、每个星期的过去……我们都变得更加强大……我期待着这次战斗，信心十足……也许它会在5月15日到来，也许是月底。”

5月15日：“我不能进行更远距离的（视察）行程了……因为谁也不知道进攻何时开始。我相信再过几个星期西线这里就会有动静。”

5月19日：“我希望能比过去更快地推行我的计划……（不过）我怀疑6月里能不能挤出几天离开此地。从目前的情况看，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然而，机会到底还是来了。隆美尔决定这时候请假的原因之一，是他对盟军意图的预判和评估。现在，放在他面前办公桌上的是B集团军群的每周报告。这份预测撰写得很精细，并将于第二天中午送至冯·伦德施泰特元帅的指挥部，用通行的军队行话来说即西线德军总司令部。在那里，报告将经过进一步加工润色，并将作为整个战区报告的一部分呈交给希特勒的指挥部，亦即国防军最高统帅部。

隆美尔的军情评估里说，盟军已进入“高度战备状态”，“传送给法国抵抗力量的密电亦大量增加”。不过，报告继续说，“根据以往经验，尚不能得出结论说入侵即将发生……”

这一回，隆美尔判断错了。

[1] 法国染织师家族，所织挂毯闻名于世。

[2] 原文有误，写成了51岁，隆美尔生于1891年，此时应为53岁。

3

通往陆军元帅书房走廊的另一端是参谋长的办公室，隆美尔36岁的副官赫尔穆特·朗（Hellmuth Lang）上尉正在这里整理清晨报告，这是他每天为指挥官做的头一桩杂事。隆美尔喜欢尽早拿到报告，这样他就可以在吃早餐时和他的参谋展开讨论了。不过这天早晨的报告里没有多少内容：除了晚间加来海峡省遭到持续轰炸，海岸线上仍然沉寂。看来这是没有疑问的了：抛开种种别的迹象不说，光是针对加来海峡省马拉松式的轰炸就足以说明，它已被选中作为进攻的地点。如果他们真的打算登陆，那么地点肯定就在那儿。几乎所有人都这样认为。

朗看了看手表，离6点还差几分钟。他们准备7点整动身，得抓紧时间了。不安排警卫车护送，就两辆小汽车上路，隆美尔乘坐一辆，B集团军群首席参谋（Ⅰa）[1]汉斯―格奥尔格·冯·滕佩尔霍夫（Hans-Georg von Tempelhoff）上校乘坐另一辆。和往常一样，元帅的行动计划不会通知途经地区的军事长官，隆美尔喜欢这样，他讨厌每个城市进城处有磕着脚后跟向他致敬的指挥官和摩托护送车队这套繁文缛节。轻车简从一切顺利的话，他们将在下午3点抵达乌尔姆。

老问题又来了：路上带什么给元帅当午餐呢？隆美尔不抽烟，很少饮酒，吃好吃坏也全不在乎，有时候甚至把吃饭都忘了。以往在与朗上尉商量长途旅行吃些什么的时候，隆美尔往往会把设想好的午餐菜单用铅笔划掉，再用粗大浓黑的字体写下“普通野战伙食即可”，有时候他还会加上一句，“当然，倘若你想加一两块牛排我也不反对”。这一来倒把朗副官搞得更糊涂了，细心的他永远也弄不清到底该让厨房准备什么。这天早晨，除了一暖瓶清炖肉汤外，他还要了几种三明治，他猜隆美尔会和往常一样，把午饭忘得一干二净。

朗离开办公室，沿着镶嵌着橡木的走廊向前走去，走廊两旁的房间里传出嗡嗡的话语声和嗒嗒的打字声，B集团军群指挥部如今是一个忙碌不堪的住所。朗一直很纳闷，住在二楼的公爵与公爵夫人在这吵吵嚷嚷的环境中怎么能睡得着。

来到走廊尽头，朗在一扇巨大的门前停了下来，他轻轻叩了叩门，扭动把手推门而入。隆美尔没有抬头，他全神贯注地看着面前的文件，似乎根本没有发现他的副官进入了房间。朗知道自己不应该打扰元帅，他就站在那里等候。

隆美尔从办公桌前抬起头看了看副官。“早上好，朗。”他说。

“早上好，元帅阁下，这是报告。”朗把它递了过去，随后走出房间等在门外好陪隆美尔去吃早餐。看来元帅今天早上事情特别多，朗知道隆美尔是个只要心血来潮就要改变计划的人，他不敢肯定他们真的能动身。

隆美尔倒无意取消这次行程，他希望能面见希特勒，虽然事先并未做好具体的安排。所有的陆军元帅都有权面见元首，隆美尔已经给他的老友——希特勒的首席副官鲁道夫·施蒙特（Rudolf Schmundt）中将打过电话，提出了面见请求，施蒙特认为可以安排在6日至9日之间。除了自己的贴身副官和参谋外，没有人知道他打算去见希特勒，这是隆美尔的典型做法。而在伦德施泰特总部的作战日志里也只是简单记录：隆美尔要请假回家待几天。

隆美尔确信这段时间里他可以离开自己的指挥部。如今5月已过——那个月天气特别好，盟军倘若想进攻，那是最理想不过了——他得出结论，再过几个星期同样不会有任何动静。他对这一点非常肯定，甚至还为完成抗登陆障碍物的全部工程定了一个最后期限，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份给第7集团军和第15集团军的命令，上面写道：“必须尽最大努力完成障碍设置工程，务必使敌人在付出极高代价后，方有可能于低潮时登陆……工程应大力推进……必须于6月20日前向我的指挥部提交竣工报告。”

他现在推断——就和希特勒与德军最高统帅部一样——登陆不是与苏联红军的夏季攻势同时发生，便是稍稍延后。他们知道苏联人的进攻总要等到波兰解冻后期[2]才能开始，因此他们认为登陆战不到6月下旬不会发起。

西线的天气近来一直很不好，而且天气预报往后还要更糟。据驻巴黎的空军首席气象学教授瓦尔特·施特贝（Walter Stöbe）上校早上5点钟的报告，云层将会增厚，伴有大风和大雨，此刻英吉利海峡上空的风速达到了每小时20～30英里。在隆美尔看来，盟军近几天里是不太可能发起攻击的。

即使在拉罗什吉永，夜里天气也起了变化。有两扇高高的法式窗户几乎正对着隆美尔的办公桌，窗外是一个玫瑰花坛，今天早上它已经面目全非了——玫瑰花瓣与折断的花枝狼藉一地。天亮前不久，一场短暂的夏季暴风雨从英吉利海峡袭来，扫过法国海岸一角后又迅速离去。

隆美尔打开办公室的门跨步走出。“早上好，朗”他说道，仿佛此前压根没见到过自己的副官。

“咱们准备出发了吗？”他们一起去用早餐。

城堡外的拉罗什吉永村里，圣桑松教堂敲响了“奉告祈祷”的钟声，每一声钟响都在大风中苦苦挣扎。现在是6点整。

[1] 德军中特有的参谋职务，师一级部队中相当于师参谋长，这个职务在师以上指挥机构相当于作训参谋主任。

[2] 原文如此，这里作者写错了。当时白俄罗斯战役还未开始，苏军主力尚在白俄罗斯东部地区和乌克兰西部，距离波兰还有一段距离；其次当时是夏季，和融雪化冻期毫不相关。

4

隆美尔和朗之间的关系很亲切、随和，几个月来他们形影不离。朗上尉是2月间到隆美尔身边任职的，此后几乎每一天，他们都要一起到某地去做长途巡视。通常凌晨4点半上路，用最高速度驶往隆美尔管辖下的某个遥远的角落。今天去荷兰，明天去比利时，后天说不定又是去诺曼底或布列塔尼。意志坚强的陆军元帅充分利用着每分每秒，他对朗说过，“我现在只有一个真正的敌人，那就是时间”。为了把握住时间，隆美尔既不宽容自己也不放松手底下的人，从1943年11月被派到法国的第一天起，他就这样拼命工作。

1943年秋天，负责整个西线防务的冯·伦德施泰特请求希特勒给予增援，可是他得到的却是这个讲求实效、勇敢大胆、雄心勃勃的隆美尔。让贵族气十足、已68岁高龄的西线德军总司令感到屈辱的是，隆美尔身上带着一个“弹性指令”：视察海岸防御工程——也就是希特勒大吹大擂的“大西洋壁垒”，然后直接向最高统帅部汇报。感到难堪与失望的冯·伦德施泰特对更年轻的隆美尔——他叫隆美尔“毛孩子元帅”——的到来大为光火，甚至前去质问最高统帅部长官威廉·凯特尔元帅，上面是不是派隆美尔来接他的班。对方告诉他“不要胡乱做出错误的结论”，还说“隆美尔纵然才华出众，却还没有资格坐上这个位子”。

隆美尔到任不久即对“大西洋壁垒”做了一次旋风式的视察——他见到的状况令他大为震惊。只有部分海岸上的混凝土墙和钢筋混凝土工事已经完工，这些工事分布在主要港口、河流入海口以及能俯瞰海峡的地方，大致是从勒阿弗尔（Le Havre）到荷兰地段。至于其他地方，防御工事完成的程度多少不等，有些地方的工程甚至还没有开始。当然，即使在目前的状态，“大西洋壁垒”也是一道令人畏惧的障碍，在工程已经完工的地方，简直可以说是重炮林立。可是能让隆美尔感到满意的地方未免太少了，缺少的东西太多，无法阻挡必定会到来的规模宏大的猛攻——隆美尔永远记得去年在北非败给伯纳德·劳·蒙哥马利的那一仗。在他那双爱挑剔的眼睛看来，整个“大西洋壁垒”简直是一场闹剧，他曾用德语——这种世界上表现力最强的语言之一宣称，这是“希特勒虚构的脱离现实的幻境”。

仅仅在两年前，这道壁垒几乎还没有一点点痕迹。一直到1942年，元首和趾高气扬的纳粹党人还觉得胜券在握，海岸防御毫无必要。那时卐字旗四处飘扬，不费一枪一弹，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就被收入囊中；早在1939年波兰就被德国和苏联瓜分；战争开始还不到一年，西欧诸国就像熟透的苹果一样纷纷落地。丹麦陷落只用了一天；挪威被从内部渗透，费时稍久，用了6个星期。接着在5月与6月，没有任何形式的前奏，希特勒麾下的德军利用闪电战长驱直入，仅仅27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就接连屈服，英国人则在敦刻尔克（Dunkirk）被赶入大海，令全世界瞠目结舌。在法国崩溃后，唯一剩下的就是英国——真可谓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希特勒要“壁垒”又有何用？

可是希特勒并没有进军英国。将军们请求他这样做，但他却在空等，以为英国人会乞求和平。随着时间的推移，局势迅速发生着变化，由于得到了美国的援助，英国开始经历缓慢却坚定不移的复苏。1941年6月，希特勒入侵苏联——如今深深地陷了进去——他看到法国海岸不再是一块进攻的跳板，反而成了防线中的一个弱点。到1941年秋，他开始和将领们谈论要把欧洲变成一个“无法攻克的堡垒”，到12月美国参战后，元首在世人面前吹嘘说：“从挪威芬兰边境的希尔克内斯（Kirkenes）……到法国西班牙边境的比利牛斯省，有一道由要塞和坚固的堡垒构成的防线……这条防线在任何敌人面前都坚不可摧，这是我不可动摇的决心。”

这纯粹是大吹法螺。弯弯曲曲的地方不算，北起北冰洋，南到比斯开湾，海岸线绵延长达3000英里呢！

即使在直接面对英国的海峡最窄处的岸边，防御工事也毫无影踪。可是希特勒已经对堡垒的想法着了迷，时任陆军总参谋长的弗朗茨·哈尔德（Franz Halder）大将清楚地记得希特勒首次勾勒他那荒谬设想时的情形。哈尔德永远不能原谅希特勒拒绝入侵英国，他对这套想法反应冷淡。他壮着胆子建议，这些工事“如果真有必要建立”，也应该建立在“军舰舰炮轰不到的海岸线后的纵深处”，否则岸防部队会被敌军火力压制得动弹不得。希特勒快步走过房间，来到一个铺着一张大地图的桌子跟前，足足发了5分钟让人难忘的脾气，他一边用紧握的拳头猛捶地图，一边咆哮：“炸弹和炮弹会落在这里……这里……这里……还有这里……会落在壁垒的前面、后面和上面……可是待在壁垒里的军队却安如磐石！紧接着他们将从里面冲出来投入战斗！”

哈尔德一句话也没有说，可是他知道，最高统帅部里的其他将军也同样知道，尽管第三帝国赢得了那么多令人陶醉的胜利，可元首已经在担心第二战场了——登陆。

然而，在修建防御工事上仍然没有什么行动。1942年，当战争势头变得对希特勒不利时，英国的突击队员开始袭击这个“无法渗透”的欧洲堡垒。接着又发生了战争中最为惨烈的两栖突击战，这次战斗中5000多名英勇的加拿大人在迪耶普（Dieppe）登陆，这是大规模登陆行动的一次牺牲惨重的前奏，盟军的策划者摸清了德国人对港口做了何等坚固的设防。加拿大官兵伤亡3369人，其中900人失去了生命。这次进袭虽然以惨败告终，但是它让希特勒大为震惊。他对将军们怒吼道，“大西洋壁垒”必须以最快速度完成，工程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速进行。

事实上也果真如此。成千上万奴隶般的劳工夜以继日地修筑工事，光水泥就用了好几百万吨；水泥需求量太大，导致希特勒统治下的欧洲再也无法为建造别的东西弄到一点点水泥了。钢铁的需求量大得惊人，不过这种物资本来就供应不足，因此工程师们不得不少用或不用，其结果是只有少量地下掩体和小型钢筋混凝土掩体安装了旋转炮塔，因为炮塔是需要用钢铁来制造的，这样一来火炮的射角不得不受到限制。对材料与装备的需求如此之大，连法国马其诺防线上的老装备与德国边境工事群（西格弗里德防线）上的设施都被拆去一部分，以供“大西洋壁垒”之需。到1943年底，虽然整个壁垒远未完成，却有50多万人在为它工作，工事本身也已成为一个具有威慑力量的实体。

希特勒知道登陆是不可避免的，可如今他又要面临另一个大问题：填进去多少师来挑起越来越沉重的防务重担。在苏联，德军既然试图在苏军凌厉的攻势前守住2000英里长的战线，一个又一个师被吞噬是不可避免的。在意大利，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后迫使该国退出战争，成千上万的德军官兵被困在那儿无法脱身。因此，到了1944年希特勒向西线增调援军时，不得不用这样一群乌合之众——老人与少年，苏联战场上被打残的师，从被占领国家强征入伍的“志愿军”（这里有波兰人、匈牙利人、捷克人、罗马尼亚人与南斯拉夫人组成的队伍，此外还有各色各样的杂牌军），甚至还有两个苏联人组成的师，这些人宁愿帮纳粹打仗也不愿被关在战俘营里。打起仗来这样的军队表现如何自然大成问题，但用来填补空缺的就是他们。希特勒手里仍然有久经沙场的军队与装甲师，这是他可依仗的核心力量。到D日时，希特勒在西线的兵力将达到60个师，这是一支难以对付的力量。

这些师并不是全都满员的，但是希特勒仍然寄希望于他的“大西洋壁垒”。有了它局面自会改观。可是对于隆美尔这样在其他战场打过仗——并且吃了败仗——的人来说，他们见到那些防御工事时不免大为震惊。1941年之后隆美尔就没有去过法国，他和其他许多德军将领一样，对希特勒的宣传信以为真，他本以为防御工程快要完成了呢。

他对“壁垒”的尖刻抨击并没有让西线德军总司令冯·伦德施泰特吃惊，相反他倒是衷心表示同意，这也许是他与隆美尔唯一的一次不谋而合。老谋深算的冯·伦德施泰特从来就不相信什么固守防御，1940年他策划了对马其诺防线的外线迂回[1]，并大获成功，这一行动导致法国全线溃败。在他看来，希特勒的“大西洋壁垒”无非是一个“巨大的骗局……更多是用来骗骗德国老百姓而不是用来对付敌人的……因为敌人通过他们的间谍，知道的情况比我们多”。壁垒只能“暂时迟滞”盟军的进攻，却无法挡住它，冯·伦德施泰特深信，最初的登陆是根本拦不住的。他粉碎入侵之敌的方案是把大批德军从海边往后撤，等盟军登陆后再攻击对方。他相信，攻击的最佳时刻是敌人立脚未稳，比较虚弱，没有健全的补给线，正打算将一个个孤立的登陆场连成一片的时候。

对于这样的理论，隆美尔却表示不敢苟同，他坚信粉碎进攻只有一个办法：予以迎头痛击。要把援军从后方调来根本来不及，他确信，持续的空袭与来自海上与陆地的重炮轰击肯定会打垮增援部队。他认为所有的一切，步兵师也好，装甲师也好，都必须在海岸或稍稍靠后的地方严阵以待。

他的副官清楚地记得隆美尔归纳出他战略思想的那一天。当时他们两人站在一片荒凉的海滩上，个子不高但很结实的隆美尔穿了一件厚大衣，脖子上围着一条旧围巾，走动时挥舞着他那根“非正式”的元帅杖，那是一根2英尺长的银头黑棍，挂着红、黑、白三色流苏。他用权杖指着沙滩说：“战争的胜败要在海滩上见分晓，我们只有一次机会可以挡住敌人，那就是当他们还在水里……挣扎着想要上岸的时候。预备队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及时赶到登陆点，指望他们是一件蠢事。主防线就在这里……我们所有的力量都得部署在海边。相信我，朗，入侵的最初24小时将是决定性的……对同盟国也罢，对德国也罢，这一天都会是最长的一天。”

总的来说，希特勒同意隆美尔的计划，从那时起，冯·伦德施泰特就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总司令了。只有当冯·伦德施泰特的命令与自己想法一致时，隆美尔才会执行；而他要自行其是时，总是用这个唯一然而也是极有力的论据来给自己撑腰。他常说“元首给了我非常明确的命令”，只不过这话他从不直接对威严十足的冯·伦德施泰特表达，而是冲着西线德军总部的参谋长布鲁门特里特这样说。

有了希特勒的撑腰和冯·伦德施泰特的勉强让步（他曾恶狠狠地说“希特勒这个波希米亚二等兵老是出尔反尔”），很有主见的隆美尔着手对现有的抗登陆方案进行了彻底改造。

在短短几个月里，隆美尔雷厉风行，使整个局面得以改观。他命令部队在当地强制征集的劳工营配合下，在每个他认为可能会登陆的海滩上竖起笨重的抗登陆障碍物，这些障碍物——被称为“捷克刺猬”的钢制多裂角锥形桩砦、被称为“比利时门”（布满锯齿的大铁门）的反坦克障碍物、包上铁皮的粗木桩、被称为“恶魔方块”的水泥锥型障碍物——都配置在高潮线和低潮线的水线位置。与它们连在一起的是致命的地雷，地雷不够就用其他爆炸装置，它们的触发引信不祥地指向大海，只要一碰就会爆炸。

隆美尔的奇特发明（大多都是他自己设计的）既简单又极具杀伤力，其目的是刺破、摧毁满载部队的登陆艇或是尽可能拖住它们，好让岸上的炮火打个正着。他估计不管出现哪种情况，不等敌方部队登上海滩就会遭到大量杀伤，如今沿着海岸线足足配置了50多万件这样致命的水下障碍物。

然而，追求完美的隆美尔仍然感到不满意，他下令在沙滩、岩石、沟壑和通往内陆的小路上统统都要布设地雷——各种各样的地雷。从足以把坦克履带炸断的圆盘式反坦克地雷，到小巧的人员杀伤地雷，这种地雷被人踩上后会蹦到齐腰高的位置爆炸。现在，海岸线上埋置了足足500多万枚各型地雷，隆美尔希望在进攻开始前再埋下600万枚，他希望最终能给可以用来登陆的海岸线缠上一条由6000万枚地雷组成的束腰[2]。

在密密麻麻的地雷群和障碍物后面，隆美尔的部下俯瞰着海岸线，守候在被层层带刺铁丝网包围的地堡、混凝土地下掩体和交通壕里。元帅所能搜罗到的每一门大炮，都在这里居高临下地对着沙滩与大海，射击诸元早已计算好，火力可以互相交叉。有些大炮确实是对准海岸的，它们隐藏在混凝土掩体里，上面是伪装成平民所有的海滨度假屋。炮筒不对着大海而是直接瞄准沙滩，为的是对登陆的突击部队人潮进行近距离平射。

所有的新技术、新发明全都让隆美尔用上了。哪儿缺少大炮，他就代之以火箭炮或者多管臼炮。在某个地方，他甚至弄到了名为“歌利亚”[3]的小型遥控爆炸坦克，这些能装载半吨多炸弹的车辆可以从堡垒里遥控操作，让它们驶往沙滩，在部队或登陆艇中间爆炸。

在隆美尔的中世纪武器库中，唯一不见踪影的大概只有朝进犯者头上浇下去的一桶桶滚烫的铅水了——不过也可以说隆美尔提供了现代化的替代品：自动火焰喷射器。在前线某些地方，蛛网般的铁管从隐藏的油库里延伸出来，通向沙滩后面杂草丛生的壕沟，一按电钮，进攻部队就会立即被火焰吞没。

隆美尔也没有忘记伞兵或滑翔机机降步兵的威胁。他命令给碉堡群后面低洼的地方灌上水，在离海岸七八英里的开阔地都打上粗重的桩子，设置好饵雷。桩子之间都拉有绊索，只要一触动，会立即引爆地雷或改装过的炮弹。

隆美尔为盟军部队准备好了一场血腥气十足的欢迎仪式，现代战争史上还从未有过这么强大或密布杀机的防御阵势，可是隆美尔仍然不满意。他需要更多的碉堡、更多的滩头障碍物、更多的地雷、更多的大炮与军队，他最迫切需要的是目前远离海岸作为预备队的大量装甲师。他在北非沙漠曾用坦克赢得令人难忘的胜利，可是现在，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不论是他还是伦德施泰特，未经希特勒批准都无权动用这些精锐的装甲部队。元首坚持要把它们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隆美尔至少需要在海岸上布置5个装甲师，好在盟军登陆的最初几个小时里给予迎头痛击，要得到它们只有一个办法——去见希特勒。

隆美尔经常告诉朗：“最后一个能见到希特勒的人就是赢家。”

在拉罗什吉永这个阴沉沉的早晨，就在隆美尔准备动身长途驱车回到德国的家中时，他下定决心要当赢家。

[1] 严格说来，最初的迂回计划是伦德施泰特的参谋长弗里茨·埃里希·冯·曼施泰因中将提出的。伦德施泰特持肯定态度，但并未全力争取，结果曼施泰因被大为不满的陆军总司令部调去任步兵军军长。

[2] 隆美尔对于用地雷作为防御武器的想法简直着了迷。有一次，阿尔弗雷德·高斯中将（他在汉斯·施派德尔中将之前是隆美尔的参谋长）和元帅一起视察，中将指着几亩长满野花的田野说：“这儿的景色真好，是不是？”隆美尔点点头说：“你给我记下来，高斯——这块地方得埋1000枚地雷。”还有一次，在他们去巴黎的路上，高斯建议去参观塞夫尔有名的瓷器工场。使高斯感到惊奇的是隆美尔居然同意了。可是隆美尔对展示的工艺品毫无兴趣。他急行穿过几个展览室，扭过头来对高斯说：“问一下这儿有没有办法给我的地雷做防水外壳。”——原注

[3] 《圣经》中的非利士族勇士，一般用以比喻巨人。

5

在125英里以外离比利时边境很近的第15集团军指挥部，有一个人希望6月4日清晨快点来临。赫尔穆特·迈尔（Hellmuth Meyer）中校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形容憔悴，睡眼惺忪。自6月1日以来，他就没有好好睡过一个囫囵觉，而刚刚过去的夜晚又是最最糟糕的，他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夜晚。

迈尔的工作很累人，很伤脑筋。他除了担任第15集团军情报部长之外，还领导着反登陆前线唯一的一支反间谍情报小队。这个小队的核心成员是30个人组成的无线电监听小组，在一个地下混凝土掩体里24小时轮流值班，里面配备着各种最精密的无线电仪器。他们的工作就是监听，别的什么也不用管。每个组员都是精通三种语言的专家，盟军方面在空中传播的每一声耳语，或是摩尔斯电码每一个轻轻按触的符号，他们都会捕捉到。

迈尔手下的人经验丰富，而且设备精良，连100多英里之外英国宪兵吉普车上装载的无线电发出的呼叫都能收听到。这对迈尔帮助很大，美、英宪兵在调度军用车队时，会通过无线电交流，这就给迈尔带来极大的便利，使他能编制出驻扎在英国的各个师名单。可是这些天来，迈尔的监听员再也听不到这样的呼叫了，这对迈尔来说意味深长，说明对方目前正在严格执行无线电静默的命令。这是一条新的线索，说明登陆迫在眉睫。

根据已掌握的所有情报，再加上这样一条，足以使迈尔勾勒出一幅盟军备战的画面，况且他本来就是一个出色的情报人员。一天中，他要对监听得来的情况进行数次筛选整理，不断寻找可疑的、不寻常的——甚至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情报。

说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情报，昨天晚上他手底下的人果真收听到了一条，这条消息是一项通讯社的加急电讯，是天刚黑时收到的。电文内容如下：

紧急快讯，美联社，艾森豪威尔的总部宣布盟军在法国登陆。

迈尔惊呆了，他的第一个反应是去警告集团军参谋部。可是他停下脚步并冷静了下来，因为他知道这个消息肯定是不准确的。

他做出这样的判断有两个理由：第一，整个海岸前线一点动静也没有——如果发动攻势他一定会马上知道；第二，还在1月份，当时的德国军事情报局局长威廉·弗朗茨·卡纳里斯（Wilhelm Franz Canaris）海军上将就曾告诉迈尔一个由两部分组成的奇特信号，他说登陆前盟军肯定会启用这个信号警告地下抵抗组织。

卡纳里斯当时警告说，在进攻前的几个月里，盟军一定会向地下抵抗组织播送数以百计的信息，其中只有几条确定与D日有关，其余都是假情报，是故意混淆视听用来迷惑德方的。卡纳里斯的意思十分清楚：迈尔要监听所有这些信息，为的是不要和最重要的那一条混淆起来。

起初，迈尔对此还抱着怀疑态度，在他看来，完全依赖一条独一无二的信息，简直就是发疯。另外，根据他过去的经验，柏林的情报来源十之有九都是不可靠的。他有一整套假情报的档案可以证实自己的看法：盟军似乎给北至瑞典斯德哥尔摩南到土耳其安卡拉的每个德国间谍都提供了登陆的“确切”地点与日期，可是没有哪两份报告是一致的。

可是这一次，迈尔知道柏林方面并没有弄错。6月1日晚上，迈尔的部下在经历了几个月的监听之后，截取到了盟军信息的第一个组成部分——和卡纳里斯所描述的分毫不差，与迈尔部下前几个月收听到的其他数以百计的密码词句也没什么不同。每一天，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照例的新闻广播之后，播音员都会用法语、荷兰语、丹麦语和挪威语向地下抵抗组织朗读密码指令。大部分信息在迈尔听来都是毫无意义的，但更令人气恼的是无法破译出这类神秘莫测的片断，如“特洛伊战争不会发生”，“糖浆明天将向外喷涌干邑白兰地”，“约翰有一条长上髭”，或“萨拜因刚得了腮腺炎和黄疸病”。可是，紧跟在6月1日晚上英国广播公司21点的新闻播报之后的那条信息，对迈尔来说却再清楚不过了。

“现在请听几条个人讯息。”播音员用法语说道。瓦尔特·赖希林（Walter Reichling）中士赶紧打开一台钢丝收音机。片刻的停顿后，播音员开始念道：“萧瑟秋天，提琴幽咽声声情。”[1]

赖希林突然把双手往耳机上一拍，接着扯下耳机冲出掩体往迈尔的营房奔去。他冲进迈尔的办公室激动地喊道：“长官，信息的第一部分来了！”

他们俩一起回到侦听室所在的地下掩体。迈尔听了一遍录音，果真如此——正是卡纳里斯警告他们要注意的那条讯息，那是19世纪的法国诗人保罗·魏尔兰（Paul Verlaine）的作品《秋之歌》中的第一行。据卡纳里斯方面的情报说，要是魏尔兰的这一行诗在“一个月的第一天或第十五天广播……那就意味着它是宣布英美入侵的那条信息的前半段”。

这条信息的后半段则是魏尔兰的同一首诗的第二行，“单调颓丧，深深刺伤我的心”。按照卡纳里斯的说法，要是这句诗广播了，那就意味着“登陆将在48小时之内开始……从广播第二天的零时起计算”。

听了魏尔兰第一行诗的录音之后，迈尔立即向第15集团军参谋长鲁道夫·霍夫曼（Rudolf Hofmann）中将做了汇报。“第一条信息来了，”他告诉霍夫曼，“现在肯定会有情况发生。”

“你能绝对肯定吗？”霍夫曼问。

“我们录了音。”迈尔回答道。

霍夫曼立刻向第15集团军所有单位转达了这一警告。

与此同时，迈尔通过电传打字机把这条信息报告了最高统帅部，接着他又打电话通知了伦德施泰特的总部和隆美尔的B集团军群指挥部。

在最高统帅部，这个讯息被呈递给了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大将，文件就一直搁在他的桌子上。约德尔没有下令警戒，他认为伦德施泰特肯定已经这样做了，而伦德施泰特则以为隆美尔的指挥部会下达这样的命令。[2]

在整条海岸前线上只有一个集团军处于战备状态：那就是第15集团军。守在诺曼底海岸的第7集团军由于对这一信息一无所知，因而没有进入战备状态。

6月2日与3日晚上，信息的第一部分又重新广播，这使迈尔大惑不解，根据他所掌握的消息来源，这个部分是应该只广播一次的。他只能这样解释：盟军重复广播是担心地下抵抗组织没有收听到。

6月3日晚，重复广播那条信息之后的一个小时之内，美联社关于盟军在法国登陆的急电也被截获了，如果卡纳里斯的警告是正确的，那么美联社的新闻肯定错了。在片刻的惊慌之后，迈尔把宝都押在卡纳里斯这一边，现在他身心疲惫，但却得意扬扬。拂晓时分，整个前线仍然是一片宁静，这进一步证明他的判断是对的。

现在，除了等待随时可能到来的至关重要的下半段警告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可干的了。这件事的可怕含义让迈尔不寒而栗。盟军登陆的成败、千百万个同胞的生命、连同自己的国家能否存在，都取决于他和部下是否能及时监听到广播，以及迅速通知到前线指挥部。迈尔和他的部下自然会极端小心谨慎，他只求他的各位上级也能够理解这条信息的重要含义。

就在迈尔镇定下来安心等待的时候，125英里之外，B集团军群指挥官正准备动身去德国。

[1] 此句原文是法语。

[2] 隆美尔肯定是知道这条信息的，可是根据他自己对盟军意图的判断，他肯定排除了这条信息的可靠性。——原注

6

隆美尔小心翼翼地往一片涂了黄油的面包上抹了层薄薄的蜂蜜，早餐桌旁坐着他那位才智过人有着博士头衔的参谋长汉斯·施派德尔（Hans Speidel）中将，还有几名副官。大家都已熟不拘礼，餐桌上的谈话是随随便便、无拘无束的，就像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父亲坐在桌子的上首。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人也确实像关系很亲密的一家人，每个军官都是隆美尔亲自挑选的，并且都对他忠心耿耿。今天早晨他们就某些问题向隆美尔做了简短汇报，并希望他能使希特勒注意，但隆美尔很少说话，就只是在倾听。现在他急于动身，先看了看手表，突然说道：“先生们，我必须走了。”

在大门外，隆美尔的司机丹尼尔站在元帅的汽车旁边，车门敞开着。隆美尔请冯·滕佩尔霍夫上校和他一起坐进那辆霍希车，上校是除了朗副官以外和他同行的唯一的参谋军官，滕佩尔霍夫的汽车可以跟在后面。隆美尔和他的办公室成员一一握手，跟他的参谋长简短地说了几句话，接着就坐到了司机旁边，这是他坐惯的位置，朗和冯·滕佩尔霍夫上校坐在后面。“现在我们可以走了，丹尼尔。”隆美尔说道。

汽车绕着院子缓行，接着驶出大门，穿过车道旁那16棵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菩提树。在村子里，汽车往左拐，开上了通往巴黎的公路。

现在是早上7点，在6月4日这个特别阴沉的星期天早晨离开拉罗什吉永，隆美尔感到挺合适。这次旅行所选择的时间再恰当不过了。他的座位边上放着一只硬纸盒，里面有一双手工制作的灰色软羔皮鞋，5.5码大小，这是带给夫人的。他之所以要在6月6日星期二和她团聚，有着颇具人情味的特殊原因，因为那天是她的生日。[1]

在英国，现在是早上8点（英国双重夏令时间与德国中部时间相差一小时）。在朴次茅斯（Portsmouth）附近树林里的一辆房车中，盟军最高统帅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上将在工作了一个通宵后，陷入了熟睡之中。过去的几个小时里，密码信息通过电话、信使与无线电从他附近的总部传了出去。差不多就在隆美尔起床的同时，艾森豪威尔做出一个关系重大的决定：由于天气状况欠佳，他让盟军登陆的时间推迟24小时。如果天气状况合适，D日将是6月6日，星期二。

[1]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隆美尔麾下的许多高级军官都抱成团，力图围绕隆美尔6月4日、5日甚至D日的绝大部分时间不在前线的情况，作不在场的证词。在书籍、文章和访谈录里，他们都说隆美尔是6月5日动身去德国的，这不是事实；他们还都声称是希特勒命令隆美尔去德国的，这也不是事实。希特勒的大本营里，唯一知悉隆美尔要来访的人是元首的首席副官鲁道夫·施蒙特中将。原来在最高统帅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任副参谋长的瓦尔特·瓦尔利蒙特炮兵上将告诉过我，不论是约德尔、凯特尔还是他自己，对隆美尔回到德国都一无所知。甚至到了D日，瓦尔利蒙特还以为隆美尔是在自己的总部指挥战斗。隆美尔从诺曼底动身的日子就是6月4日；无可置疑的证据是那本记录得异常精细的B集团军群作战日志，上面提供了确切的时间。——原注

7

33岁的美国“科里”号驱逐舰舰长乔治·杜威·霍夫曼（George Dewey Hoffman）海军少校通过他的双筒望远镜，观察着船后面那一长列正劈波斩浪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舰船。船队走了这么远却未遇到任何攻击，这在他看来是件不可思议的事。船队是依着航道走的，时间上也分秒不差，整支船队按照之字形反潜航线缓缓行进，每小时还走不了4英里，自从昨晚离开朴次茅斯港以来，已经航行了80多英里。可是霍夫曼时刻都在担心会遇见麻烦——潜艇或空袭，也许二者同时来到。他估计即使运气好也会进入雷场，因为随着时间一分一秒流逝，他们正越来越深入到敌方水域。法国就在前方，现在离他们只有40英里了。

年轻的舰长——在这艘“科里”号上，在短短三年不到的时间里，就从一名上尉“蹿”到了舰长的位子上——对于自己能担任这支浩浩荡荡船队的领队感到非常骄傲。可是在他通过望远镜观察时，他知道对于敌方来说，这些船队也仅仅是等着挨打的“呆鸭”。

在前面的是扫雷艇，6艘小小的舰船排成一条斜线，就像倒过来的V字的半边，每艘船都在右侧的水里拖着一条长长的锯齿状金属扫雷装置，用以切断系泊的水雷和引爆漂浮的水雷。

在扫雷艇后面的是瘦削、灵活的“牧羊犬”，亦即护航的驱逐舰。在它们的后面，一眼看不到边的就是船队本身了，数艘行动迟缓、笨重的登陆舰，运载着数以千计的军人、坦克、大炮、车辆和弹药。每一艘重载的舰只都在一根粗钢索的顶端系着一只拦阻飞机的气球，由于所有悬浮在同一高度的防空气球在疾风吹拂下都往一边倒，整个船队就像是个走路倾斜不稳的醉汉。

在霍夫曼眼里这幅景象却很壮观。他估算了船与船之间的距离，考虑到船队的总数，他寻思这支令人惊叹的船队尾巴现在仍然还在英国，还没有驶离朴次茅斯港呢。

这还仅仅是一支船队，霍夫曼知道另外还有十来支船队在他离开或即将离开英国的那天里正要起航，到那天晚上，所有的船队要在塞纳湾里集结。清晨时分，一支由5000艘船只组成的庞大舰队，将停泊在诺曼底登陆海滩的外面。

霍夫曼简直是急不可待。他所带领的船队离开英国最早，是因为它要行驶的航程最长。这是强大的美军第4步兵师的一部分，它要去的地方是霍夫曼——其他千百万美国人也一样——过去从未听说过的，那是瑟堡半岛（科唐坦半岛）东部的一片风刮个不停的沙滩，代号“犹他”。其东南12英里，在海边小村滨海维耶维尔（Vierville-sur-Mer）和滨海科莱维尔（Colleville-sur-Mer）的前方，是另一片代号“奥马哈”的美军登陆滩头，那是一片新月形的银色海滩，第1步兵师和第29步兵师的弟兄们将在这儿登陆。

“科里”号的舰长原以为今天早上会在附近见到别的船队，可是如今似乎整个海峡都归他独自使用。他并未因此感到不安，他知道附近海域总有属于U登陆编队或O登陆编队的船队在驶向诺曼底。霍夫曼不知道的是，由于天气情况不稳定，疑虑重重的艾森豪威尔只批准了不到20个航速缓慢的船队在夜间起航。

突然，舰桥里的电话响了。甲板上的军官过来接电话，可是霍夫曼离得更近，顺手就抄起了话筒。

“这里是舰桥，”他说，“我是舰长。”

“你确定没搞错？”听了一会儿后他问道，“命令确认过没有？”

霍夫曼又听了更长一会儿，然后把话筒放回托架上。真令人难以置信：居然命令整个船队返回英国——没有说明理由。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了？难道登陆延期了不成？

霍夫曼透过望远镜眺望前面的扫雷艇，它们并未改变航程，跟在它们后面的驱逐舰也没有。它们收到命令了吗？他决定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先亲自去看看打回头的命令——他得确认一番才行。他迅速爬下扶梯来到下一层甲板的报务室。

报务员本尼·W.格利森（Bennie W.Glisson）海军下士并没有搞错，他边让舰长看无线电记录簿边说：“为防出错，我核对了两遍。”霍夫曼匆匆回到了舰桥。

他和其他驱逐舰现在要做的，是让这支庞大的船队掉过头去，而且动作还得迅速。由于他的船是先导舰，他最关心的就是在前面几英里处的扫雷小舰队，由于无线电静默的死命令早已下达，现在无法通过无线电与他们联系。“全速前进，”霍夫曼命令道，“靠近扫雷艇，信号兵打开信号灯。”

“科里”号往前蹿的时候，霍夫曼回过头去，见到身后的那些驱逐舰在船队的侧翼拐弯掉头。这会儿它们的信号灯在眨眼，开始艰难地引导船队掉头。心事重重的霍夫曼明白船队处境危险，这里离法国极近——只有38英里了。难道它们还未被发现？倘若它们掉头开走都未被察觉，那真是个奇迹了。

在下层的报务室里，本尼·格利森继续每15分钟收录一次进攻推迟的密码电报，对他来说这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所收到的最坏的消息了，因为这似乎证实了一种恼人的猜疑：德国人对进攻早已了如指掌。是不是因为德国人已经发现，所以D日被取消了呢？像无数人一样，本尼不明白德国空军的侦察机怎么可能没有发现登陆的准备工作——船队、舰队、陆军部队与补给品，塞满了从兰兹角[1]（Lands End）到朴次茅斯的每个港口、小海湾和海港里。如果电报仅仅意味着登陆是为了别的原因而推延，那么接下来德国人仍然有更多的时间侦察到盟军的这支庞大舰队。

23岁的报务员打开了另一架收音机，调到巴黎电台，那是德国人的宣传台。他想听听“轴心姐儿萨莉”富于性感的声音。她那谩骂式的广播听着怪有趣的，因为消息都假得离谱，可是有时候也很难说。听她的广播还有一个原因：“柏林婊子”——大伙儿常这样轻薄地称呼她——的流行歌曲节目常翻新，都让人听不过来。

本尼暂时还顾不上听歌，因为这时收到了一长串电码，是有关天气预报的。等他用打字机记录完，“轴心姐儿萨莉”正开始播放今天的第一张唱片，本尼立刻听出这是战时的流行歌曲《我下双份的注谅你不敢》，歌词是改写过的。听着听着，他最最担心的事得到了证实。那天早晨将近8点，本尼和成千上万为了6月5日登陆诺曼底而鼓起勇气的盟军官兵——现在又要焦虑地再等上24小时了——都听到了《我下双份的注谅你不敢》里异常贴切、却让人心惊肉跳的歌词：

我下双份的注赌你不敢来。

我下双份的注赌你不敢靠近。

摘下那顶大礼帽少给我吹牛。

别咋咋呼呼给我放规矩点。

你可敢跟我打赌？

我下双份的注赌你不敢进攻。

我下双份的注赌你不敢行动。

你唬人宣传里没半句真话，

我下双份的注赌你不敢来。

我下双份的赌注和你打赌。

[1] 位于英格兰西南部的康沃尔半岛最西端，也是英格兰的最西端。

8

在朴次茅斯城外索思威克庄园别墅的盟军海军指挥部巨大的作战中心里，人们在等待舰船的归来。

高大宽敞贴着白、金两色壁纸的房间里既忙碌又紧张，一张巨大的英吉利海峡航海图覆盖了整整一面墙壁。每过几分钟，就有两个女兵站上活动梯子，在海图上移动一些彩色的标志，以显示每组正在回归的船队的新位置。每逢有新报告来到，盟军各机构的参谋就三三两两凑在一起，默不作声地观看。从外表看他们很镇静，可是每个人心底里的那份紧张却是无法掩饰的，船队不仅要在敌人鼻子底下掉过头，沿着扫过雷的特殊航道回到英国，眼下还面临着另一个敌人的威胁——海上的风暴。对于动作迟缓、满载部队与装备的登陆舰来说，遇上暴风雨极可能是灾难性的。海峡里的风已经达到时速30英里了，海浪足足有5英尺高，天气肯定会变得更加恶劣。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海图上反映出了船队返航时形成的规整图形。有好几行标记直指爱尔兰海，有的则麇集在怀特岛附近，拥簇在英格兰西南海岸各个港口与停泊处，有些船队几乎得用一整天才能回到港口呢。

向那面墙看上一眼，就能找到每个船队乃至每一艘盟军船只的位置，可是有2艘舰艇没有显示出来——那是一对小型潜艇，它们似乎完全从航海图上消失了。

附近的一间办公室里，俏丽的24岁海军女上尉在纳闷，她的丈夫要过多久才能回到英国的海港来。内奥米·科尔斯·昂纳（Naomi Coles Honour）有点着急，但是还没有担忧过度，连她在“作战”部门里的朋友好像也全然不知，她的丈夫乔治·巴特勒·昂纳（George Butler Honour）上尉和他那条57英尺长的小型潜艇X23号究竟跑到哪里去了。

在离法国海岸一英里的大海上，一根潜望镜伸出了海面。30英尺深的水下，乔治·昂纳上尉蜷缩在X23号狭窄的控制室里，把军帽往后推了推。“好了，先生们，”他记得自己当时是这么说的，“咱们来好好瞧瞧。”

他把一只眼睛贴紧杯形橡皮眼罩，慢慢地转动潜望镜，当那层扭曲泛光的水膜从镜头上消失之后，前面的朦胧景象变得清晰了，奥恩（Orne）河口边上沉睡中的度假胜地乌伊斯特勒昂（Ouistreham）出现在他眼前。距离那么近，再加上镜头放大了好几倍，昂纳都能看见烟囱里冒出的炊烟，以及卡昂（Caen）城西卡尔皮凯（Carpiquet）机场刚刚起飞的一架飞机。他还看见了敌人呢！他惊讶地注视着河口左右两侧的沙滩上正在抗登陆障碍物之间静静干活的德国士兵。

对26岁的皇家海军预备役上尉来说，这是个伟大的时刻。他从潜望镜跟前退后一步，对负责这次行动的导航专家莱昂内尔·G.莱恩（Lionel G.Lyne）上尉说：“来瞧瞧，瘦子——我们都快要撞到目标上了。”

就某种意义上来说，反攻已经开始，盟军的第一艘舰艇和第一个军人，已经在诺曼底海滩之外就位了。X23号的正前方就是英国—加拿大军队的攻击区域，昂纳上尉和他的船员并非不知道这个特殊日子的意义。四年前的6月4日，33.8万名联军官兵中的最后部分，就是从距此地不到200英里的烈焰冲天的敦刻尔克港撤走的。对于X23号艇上5名特选出来的英国人来说，现在是个令人紧张、骄傲的时刻，他们是大不列颠的先锋队：X23号的官兵是为数以万计即将杀回法国的同胞来开路的。

5个人挤在X23号的多功能小船舱里，身着橡胶蛙人服，怀里揣着制作精巧能对付最多疑的德国岗哨严格检查的假证件。他们每个人都有一张贴着照片的假法国身份证，外加工作许可证、配给证，上面盖着官气十足的德国橡皮图章，还有别的信函与文件。万一出了什么差池，X23号沉没了或不得不放弃，这些船员也能游到岸上，在新身份的掩护下逃过搜捕，与法国地下抵抗组织取得联系。

X23号的任务异常艰险，在攻击开始前20分钟，这艘小型潜艇和姐妹艇X20号——它在20英里以外的海边，正对着一个叫勒阿梅尔（Le Hamel）的小村——将勇敢地浮出水面，充当导航标志，明确标识英国—加拿大军队登陆区域的两端。这片区域由3个代号为“剑滩”、“朱诺”和“金滩”的海滩所组成。

这两艘潜艇要执行的计划相当细致复杂。一浮出水面，它们就要启动一台能连续发出信号的自动操作无线电信标机，与此同时，声呐导航系统将自动向海里放送声波，好让水下接收装置能够收到。运载英国与加拿大部队的舰船，将依据其中一种或两种信号对准目的地进发。

每艘微型潜艇还将携带一根18英尺长的望远镜杆，它和一架小型的大功率探照灯连在一起，发出的光束在5英里外都能见到。倘若发出的是绿光，就表示潜艇到达指定位置上；如果没有到位，发出的将是红光。

作为辅助性措施，计划还要求每艘潜艇派出一条搭载一名水兵的泊系橡皮艇，这条小艇得朝海岸漂过去一段距离。小艇上也配有灯光设备，由艇里的水兵操纵，驶近的舰船依据潜艇与所属小艇的灯光显示的方位，将不难找出3个登陆海滩的确切位置。

一切情况都算计到了，甚至连微型潜艇说不定会被某艘笨拙的登陆艇撞翻的危险也估计在内。作为保护措施，X23号上将升起一面巨大的黄旗，昂纳估计这面旗子对德国人来说是一个最好不过的靶子。尽管如此，他还是计划再升起另一面巨大的被水手们戏称为“战斗抹布”的白色海军旗，昂纳和他的船员做好了挨敌人炮轰的准备，但是他们可不想让自己人撞翻，葬身鱼腹。

所有这些设备再加上许多别的东西都塞在X23号已很狭小的船舱里，潜艇原来定员3人，现在又增加了两名导航专家。在X23号唯一的多功能舱房里，站立和坐下都找不到空间，这间只有5英尺8英寸高、5英尺宽、不到8英尺长的舱房里，现在又热又闷。他们在天黑后才敢浮上水面，换气之前艇内的空气自然是越来越恶浊。

昂纳知道，即使白天待在这样的近岸浅水里，潜艇也很可能被低飞的侦察机或是巡逻艇发现——而且他们在潜望深度待的时间越久，被发现的危险也越大。

莱恩上尉通过潜望镜观测了一系列的方位，很快就认出了一些目标：乌伊斯特勒昂灯塔、镇里的教堂以及西边几英里外的滨海朗格吕讷（Langrune-sur-Mer）村与滨海圣欧班（St.-Aubin-sur-Mer）村教堂的尖塔。昂纳说得不错，他们真是“撞到靶子”上来了，这里与他们的预订位置只差四分之三英里。

距离目标那么近，昂纳感到很宽心。此次航程既漫长又艰难，从朴次茅斯来到这里的90英里路程，他们用了几乎两天，其中有许多时间是在布雷区里航行的。现在他们要驶入阵位，然后再坐沉到海底，这次代号为“弃兵局”（Gambit）的行动会有一个好的开端。昂纳心里暗暗希望当初选定的是另一个名称，他虽然并不迷信，但是在查询了这个词的意思之后，年轻的艇长惊讶地发现“gambit”在国际象棋的下法中意味着“开局时牺牲一两个卒子以换取优势”。

昂纳透过潜望镜对在海滩上干活的德国人看了最后一眼，心想明天这个时候，这几片海滩上就要乱得不可开交了。“收潜望镜。”他命令道。随后X23号坐潜到了海底，并与基地切断了无线电联系。

昂纳和他的艇员还不知道登陆已经延期了。

9

到上午11点，海峡里的风刮得正凶。在与英国其他地方严密隔绝的海滨保密区，登陆部队在苦苦等待，他们的全部天地如今只有集结营地、飞机场和舰船。这几乎像把他们活生生地从本土上割裂开来——古怪地悬吊在熟悉的英吉利世界与未知的诺曼底世界之间，一层重重的保密帷幕把他们与熟稔的世界隔离开来。

在帷幕的另一边，生活在照常进行，人们干着他们每天该干的事，丝毫不知晓有数十万名军人正在等待一道命令，而这道命令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序幕即将拉开。

在萨里郡的莱瑟黑德（Leatherhead），一位54岁的物理教师正在遛狗。伦纳德·西德尼·道（Leonard Sidney Dawe）是位不爱说话的谦谦君子，除了小圈子里的朋友外没什么人知道他。可是这个逐渐淡出生活的人却自有一大批人追随他，其数量远远超过一个电影明星的崇拜者，每天早晨都有上百万的读者，为他和他的教师朋友梅尔维尔·琼斯（Melville Jones）给伦敦《每日电讯报》编制的纵横字谜游戏绞尽脑汁。

20多年来，道一直是《每日电讯报》纵横字谜游戏栏目的高级编制人，在此期间他所出的困难而又复杂的纵横字谜既让千百万猜谜人恼火，又让他们感到过瘾。有些纵横字谜游戏爱好者认为，《泰晤士报》的纵横字谜难度更大，可是道的崇拜者立即反驳说，《每日电讯报》上的谜面从未重复过。矜持寡言的道正是以此为荣。

道会大吃一惊的，倘若他知道，自5月2日起自己竟成了军情五处（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反间谍部门）委托给伦敦警察厅（别名苏格兰场）的一个重点调查对象的话。一个多月以来，他的纵横字谜游戏多次引起盟军最高统帅部（SHAEF）多个部门的惊慌。

在这个不同寻常的星期天早晨，军情五处决定要和道谈一谈。道遛狗回来时，发现有两个人在家门口等着他。和别的人一样，道听说过军情五处，不过他们找自己又有何贵干呢？

“道先生，”其中一个人开口问道，调查由此开始，“上个月，涉及某项盟军行动的一系列高度保密的代号出现在《每日电讯报》的纵横字谜游戏里。你能谈一谈为什么要用这些词吗——或者谈一谈你是从哪儿知道它们的吗？”

还不等惊讶万分的道开口，军情五处的那位先生就从口袋里抽出一张字条，他指着那张字条说：“我们特别想知道你是怎么会选中这个词的。”

5月27日《每日电讯报》的有奖纵横字谜竞赛里有这样一个谜面（横11）——“可是某个这样的大亨有时候偷去一些……”，这个神秘莫测的谜面还是难不倒道的忠实追随者，倘若他们没有摸错门径的话。仅仅两天之前，也就是6月2日，报上披露的谜底里赫然有着盟军整个反攻计划的代号——“霸王”（Overlord）。

道根本不知道他们所讲的盟军行动是怎么回事，所以他自然对这些质问感到震惊，甚至是愤慨。他告诉他们，他无法解释怎么和为什么会单单挑中这个特殊的词。他指出，在历史著作里这是一个挺普通的词。他反问道：“我又怎么会知道哪个词给你们用来当代号，哪个词没有用呢？”

军情五处的两个人倒是挺讲道理的，他们也承认这确实很难说清。可是这么多用作代号的词语都在同一个月里出现，岂不是太奇怪了吗？

他们和这位戴眼镜的教师逐一研究字条上列出的词语，老先生现在稍稍有些不安了。在5月2日的纵横字谜里，谜面“美国的一部分”（横17）的答案是“犹他”；而5月22日“纵3”的谜面“密苏里的红印第安人”的答案恰好是“奥马哈”；5月30日“横11”的谜面“此种灌木是育苗革命的一个关键”的谜底是“桑树”（Mulberry）——这是将要在登陆滩头外围构筑的两个人工港的代号；而6月1日“纵15”的谜面，“大不列颠和他紧紧拥抱着同一物体”的答案是“海神”（Neptune）——这是反攻中海军的行动代号。

道对为什么使用了这些词语无法提供解释。他说，就他所知，字条里提到的这些纵横字谜游戏6个月之前就已经编好了。那么究竟应如何解释呢？道认为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神奇的巧合。

可是还有别的让人毛骨悚然的事情呢。3个月之前，在芝加哥中心邮局偌大的办公室里，分拣桌上有只包得不严实的邮件破裂后漏出了一些看上去很可疑的文件，是关于“霸王行动”之类的，至少有十来个分拣员看到了内容。

不久后情报人员蜂拥而至，分拣员受到了盘问，并被要求把可能看见的一切全都忘掉；接着完全无辜的收信人受到了审问，那是一个姑娘，她无法解释这些文件为什么要寄给她。可是她认得出信封上的笔迹；于是从她那里又追溯到文件的寄出者，驻伦敦的美军指挥部里一个同样清白无辜的士官，他发誓说写信封时犯了糊涂，竟把文件寄到他在芝加哥的妹妹那里去了。

这件事情虽然不算大，但是如果盟军最高统帅部知道德国的情报机构——被称为“阿布维尔”（Abwehr）的军事情报局已经发现了“霸王”这个代号的意义，那就会对它做出完全不同的评估了。军事情报局有个名叫迪埃罗（Diello）的阿尔巴尼亚人——在局里他的另一个名字“西塞罗”（Cicero）更为人所知——在1月份就给柏林送去了有关情报。起初西塞罗判定这个计划叫“霸主”，可后来他做了更正，柏林方面很信任西塞罗——他在驻土耳其的英国大使馆里当贴身男仆。

可是西塞罗未能探明霸王行动最关键性的秘密：登陆的时间与地点。这个机密保守得极其严密，4月底之前也只有几百名盟军军官知道，可是就在这个月里，尽管反间谍情报部门不断警告德国间谍在整个英伦三岛非常活跃，还是有两名高级军官——一名美国将军和一名英国上校——漫不经心地泄了密。在伦敦克拉里奇饭店的一次鸡尾酒会上，这位将军对几个相熟的军官说，登陆将在6月15日之前进行。而在英国另一个地方，那名担任营长的上校就更加大大咧咧了，他告诉几位平民朋友，自己的部下正在受训，以便攻占一个特别的目标，他还暗示那个地方是在诺曼底。这两名冒失鬼都被立即降了级，并且调离了原单位。[1]

可是现在，在6月4日这个紧张的星期天，又一次严重得多的泄密事件令最高统帅部大为震惊。头天晚上，美联社的一个电传打字机打字员，为了提高打字速度在一架空闲的打字机上练习。谁知他出了错，竟然将练习用的含有“简讯”的穿孔纸带，接到每晚要发的俄语公报的前面去了。仅仅30秒钟之后错误就得到了纠正，可是电文已经打出去了，在美国收到的“简报”是这样的：

紧急快讯，美联社，艾森豪威尔的总部宣布盟军在法国登陆。

这条信息所造成的后果可能非常严重，但是要采取补救措施为时已晚，登陆的巨大机器已经开足马力了。现在，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天气变得越来越坏，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支空运与两栖部队，在等待艾森豪威尔上将做出决定。艾克是否会把6月6日定为D日？或者会不会由于海峡上空的天气——这是20年来最恶劣的一次——再次推迟进攻呢？

[1] 虽然那位将军曾是艾森豪威尔在西点军校的同班同学，但最高统帅别无选择，只能把他送回美国。D日后，这个将军的事闹得满城风雨，他后来以上校军衔退役。至于那位英国军官的事，没有档案材料能证明艾森豪威尔的最高统帅部有所知悉。此事是由该军官的上级悄悄处理掉的，此公后来还当上了国会议员。——原注

10

在离索思威克庄园别墅海军指挥部两英里的一片被雨水浇灌着的林子里，必须做出重大决定的那个美国人，在他那辆设备简陋的三吨半活动房车里苦苦思索之余，又想让自己放松片刻。虽然他可以走进宏大的索思威克庄园别墅找到一个更舒服的地方落脚，但艾森豪威尔却决定不这样做，他希望能尽量接近部队正在登船的海港。几天前，他下令组建一个小而精干的战斗指挥部——几顶给他亲信幕僚用的帐篷和几辆活动房车，包括他自己住的那辆，很久以来他一直称呼这辆拖车是“我的马戏团货车”。

艾森豪威尔的活动房车是一辆长长的低矮的拖车，有点像搬运车，隔成3个小间，分别充作卧室、起居室和书房。除此之外，是一溜排列整齐和活动房车长度相同的小型厨房、微型电话总机房、简易卫生间以及最末尾的用玻璃封闭的观察平台。不过，最高统帅在这里待的时间不太长，活动房车并没能得到充分利用。他几乎没怎么启用起居室和书房，每逢召开参谋会议时，他总让大家在活动房车旁边的一个帐篷里开会。只有他的卧室才有点“住了人”的模样，这儿毫无疑问是他的地盘：床铺旁边的桌子上有一大摞袖珍本西部小说，仅有的几张照片也放在这里——他的妻子玛米（Mamie），还有身着西点军校学生制服的21岁的儿子约翰。

从这辆活动房车里，艾森豪威尔指挥着几乎300万名盟国官兵，其中美军超过半数，约有170万名地面部队官兵、水兵、空勤人员与海岸警卫队员。英国和加拿大部队加在一起约有100万人，此外还有自由法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挪威和荷兰的部队。有史以来，还没有一个美国人指挥过这么多国家组成的大军，肩负过这么沉重的责任。

然而，尽管这位来自美国中西部、皮肤黝黑的高个子男人身上的责任这么重、权力这么大，但透过他那张富有感染力笑容的脸庞，却很难看出他就是盟军最高统帅。和许多别的盟军名将不同，他没有穿戴有明显标志、古怪头饰或者用层层叠叠的勋章一直堆到齐肩高的惹眼军服，好让人一眼就能认出来，艾森豪威尔在各方面都很节制。除了显示军衔的四颗将星、左胸口袋上的一条勋表和表示“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那燃烧的宝剑图形臂章之外，艾森豪威尔摈弃了一切惹眼的标记。甚至连活动房车里也几乎没有显示其权力的迹象：没有旗帜、地图、镶在镜框里的命令和经常来拜访他的伟人或名人的签名照片。可是在他的卧室里，他的行军床边有三部至关重要的电话，每一部的颜色都不相同：红的是打到华盛顿去的（绝不会被窃听），绿的是直通伦敦唐宁街10号温斯顿·丘吉尔寓所的专线，黑的则能接通他那位卓越的参谋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中将和盟军最高统帅部内的其他高级军官。

正是通过这架黑色电话，艾森豪威尔得知了那条关于“登陆”的错误“简讯”，这给他的诸多烦恼中又添加了一条。他得知这个消息时什么也没有说，他的海军副官哈里·C.布彻（Harry C.Butcher）上校记得，当时最高统帅仅仅哼了一声表示知道了。事已至此，还有什么可说与可做的呢？

四个月之前，在委任他为最高统帅的命令里，华盛顿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用一句话精确地概括了他的任务：“你要攻入欧洲大陆，并协同其他盟国采取行动，直指德国心脏，并摧毁其武装力量……”

这次进攻的宗旨与目的都包括在这一句话里了，可是对于盟军世界来说，这绝对不只是一次军事行动。艾森豪威尔称它为“一次规模巨大的十字军东征”——这次十字军东征将一劳永逸地终结一个可怕的专制政权，这个政权把整个世界拖入了它发动的一场最最血腥残酷的战争中，使整个大陆变成焦土，还让3亿人民沦为奴隶（的确，当时人们都无法想象横扫整个欧洲的纳粹野蛮行径的全部内容——数以百万计的人消失在海因里希·希姆莱无情火葬场的毒气室与焚尸炉里，千百万人像牲口一样被驱离家园像奴隶一样劳作。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再也没有回来，许多人被折磨致死、被当作人质处死、被随意地活活饿死）。这次伟大的“十字军东征”的目标坚定不移，不仅仅是赢得战争，而且要摧毁纳粹主义，让史无前例的野蛮时代宣告结束。

可是首先要做到的是登陆必须成功，如果失败了，最后战胜德国还得拖上好些年。为了准备这次关系重大且必须全力以赴的登陆，制订细致的军事计划工作已经进行了一年多。早在无人知道艾森豪威尔会被提名为最高统帅之前，就有一个英美军官组成的联合小组，在英军中将弗雷德里克·埃奇沃思·摩根（Frederick Edgworth Morgan）爵士的领导下，为登陆计划打下了基础工程。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无比复杂——几乎没有方向，几乎没有军事上的先例，却有一大堆疑问需要解决。应该在何处登陆？何时为宜？该用多少个师？如果需要X个师，那么在Y日，它们能集结完毕、训练好且随时出动吗？运载这些部队需要多少交通工具？海上炮击、辅助船只与护卫力量又该如何解决？这么多的登陆舰艇从哪里弄来——能不能从太平洋与地中海战区调拨来呢？要容纳空袭所需的数千架飞机又得有多少个飞机场？贮存所有的补给品、装备、枪炮、弹药、运输工具和食品需要多少时间？还有，除了发动攻击所需，后续行动还得要准备多少物资呢？

这些仅仅是盟军计划制订者必须回答的大量问题中的一小部分，其他的问题不计其数。最后他们的方案在艾森豪威尔接手后又扩大、修订成为最终的“霸王”行动计划。这个计划提出需要更多的兵力、更多的船只、更多的飞机、更多的装备与物资，数量比有史以来任何一次军事行动所曾集结过的都大得多。

集结行动的规模是空前的，计划还未最后定型，规模空前的部队与装备就开始拥进英国。很快，小镇与村庄里就涌入了大量美国兵，通常数量都大大超过原先居住在这里的英国人，他们的影院、旅馆、餐厅、舞场和熟稔的小酒馆里突然挤满了来自美国每个州的大兵。

飞机场也在各处出现，为了这次巨大的空中攻势，除了原有的几十个飞机场外，又新建了163个。到后来，飞机场的数量之多，在第8航空队和第9航空队的空勤人员中传出了一句俏皮话，说他们在英国不管东西南北都能在跑道上滑行，绝对不会擦伤机翼。海港也被塞得满满当当的。一支庞大的支援舰队开始集结，近900艘舰船，从战列舰到鱼雷快艇一应俱全；运输船队也大批抵达，到当年春天，它们运来了几乎200万吨货物与补给品——由于东西太多，不得不新铺设了170英里铁路，好把它们从岸边运走。

到5月，英格兰南部宛如一座巨大的军火库。山一样高的弹药隐藏在森林里；荒原上满满当当的都是坦克、半履带车、装甲车、吉普车与救护车——足足有5万多辆；田野上排着一长溜榴弹炮、高射炮，从尼森式活动房屋[1]到简易跑道的大批预制构件，外加大批推土机、挖掘机这类工程车辆。贮藏中心堆放着数量极大的食品、衣服和医疗用品，从晕船药片到12.4万张病床。不过，最让人吃惊的景象，还是所有的山谷里摆满了一长列一长列全套的铁路车辆：将近1000个崭新的火车头、将近2万节油罐车和货车车皮，一旦建立滩头阵地，它们就要用来替换破烂不堪的法国设备。

这里还有新奇的军事装备，例如能浮渡的坦克，有的坦克能携带成捆成捆的板条，用来填塞反坦克壕沟或是充当爬越墙垣时所需的垫高物；还有的坦克装有粗大的铁链，它们在坦克前方敲击地面以引爆地雷。这里还有整条街区那么长的平底船，每艘都装着森林般稠密的炮管，用来发射火箭弹这种最新式的武器。也许所有东西中最奇特的要算是两座人工港了，它们将被拖过海峡置放在诺曼底海边。这是一大工程奇迹，也是“霸王”行动最重要的机密之一：它们可以保证在敌方海港未被攻克的关键性的前几周内，部队与装备能源源不绝地运上滩头阵地。这两座代号为“桑树”的人工港，外围是一道由巨大的钢铁浮筒组成的防波堤，内部是145个型号各异的水泥大沉箱，它们将首尾相接地沉入海底，以充作内圈防波堤。最大的水泥沉箱上还设有海员营房与高射炮，当它们被置放到水里时看起来就像一幢幢横躺着的五层公寓楼房。在两座人工港内，自由轮[2]大小的货轮可以把东西卸到来往于海滩的驳船上去，小一些的舰只，如近海商轮与登陆艇则可以把货物卸在巨大的钢铁码头上，由等在那儿的卡车运载驶过浮桥码头开到岸上去。在“桑树”的外侧，还会有60条水泥沉船组成的一长列障碍物，作为一道附加的防波堤。在诺曼底登陆滩头就位之后，每座人工港都有多佛尔港[3]那样大的规模。

整个5月，部队和物资开始集结到各港口与上船地点。交通阻塞成为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可是军需官、宪兵与英国铁路部门想方设法使一切都能按时运转。

装着军人与物资的列车在每条铁路线上来回调动，等着到海边去集结。车队阻塞了每条道路。各处大小村庄都蒙上了细细的尘土。在原本静谧的春夜里，整个英格兰南部无时无刻不回响着卡车的低鸣声、坦克的咔嗒咔嗒声和绝不会听错的美国佬的喊叫声，他们像是全都在问同一个问题：“那鬼地方离这儿还有多远？”

部队开始拥进准备登船的地点，几乎在一夜之间，沿海地区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由尼森式活动房屋与帐篷组成的城市。大兵们睡的是架成三四层的床铺，浴室与厕所往往在好几片地块之外，到了那儿还得排队。等候开饭的队列有时长达四分之一英里。部队太多了，单是为美国军营服务的人员就有54000人，其中4500人是刚训练好的炊事员。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军队与物资开始装上运输船和登陆舰，出发的时间终于快到了。

统计数字使人看了都不敢想象，军队的数目大得惊人。如今，这个巨大的武器——自由世界的年轻人以及自由世界的资源——等待着艾森豪威尔一个人来做出决定。

6月4日几乎整整一天，艾森豪威尔独自待在他的活动房车里。他和他的将领们已经做出一切努力，确保以尽可能小的生命代价使登陆获得成功，可到如今，在经历了多少个月的政治和军事策划之后，“霸王”行动的成败却全都掌握在老天爷的手里。艾森豪威尔无能为力，他所能做的仅仅是等待与盼望天气能够变好。然而无论情况如何，他都必须在今天结束之前做出一个重大决定——进攻或是再次推迟进攻。而且不管他怎么决定，“霸王”行动的成败与否都将取决于这一决定。没有人能替他做决定，责任将由他而且仅由他一人来承担。

艾森豪威尔面临的是一个左右为难的可怕局面。5月17日，他曾决定D日将是6月的三天中的某一天——5日、6日或7日。气象学研究显示，诺曼底地区只有这三天才会具备登陆所需的两大气象条件：月亮升起得晚、天刚破晓时海水处于低潮状态。

约有18000名伞兵和滑翔机机降步兵将充当进攻的先锋队，他们是美军第101空降师、第82空降师和英军第6空降师的官兵，他们需要月光。可是他们的突然袭击能否成功，又取决于他们进入空降地域时天空是否一片漆黑，因此月亮晚点升起是他们的迫切要求。

从海上登陆则要求潮水低得足以暴露隆美尔的海滩障碍物，登陆的整个时段要取决于这样的海潮。令气象学上的推算更为复杂的是：当天晚些时候登陆的后续部队也需要低潮——而这样的低潮又必须出现在天黑之前。

月光与潮水这两个关键性问题限制了艾森豪威尔。单是潮水这一项，就把任何一个月的进攻日子限制在六天之内，而其中的三天是没有月光的。

可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还有许多别的情况是艾森豪威尔必须考虑到的。首先，所有的军事行动都需要长时间的日照和良好的能见度——为了能辨认海滩，为了海军、空军能找到目标，还为了减少5000艘舰船几乎肩并肩地在塞纳湾里开始移动时相互碰撞的危险。其次，这次行动还需要风平浪静。风大浪急不但会给舰队带来灾难，而且还会使得部队晕船，还没登上海滩就已经失去战斗力。再次，倘若刮的是轻柔、飘向内陆的风，那么海滩就不至于硝烟密布，部队能清晰地观察到攻击目标。最后，D日后盟军方面需要有三天风平浪静的日子，以利于人员与物资的迅速集结。

盟军最高统帅部里没有人指望D日的天气十全十美，艾森豪威尔更是不抱幻想。他约束自己与他的气象参谋一起进行了无数次排练演习，分析考虑各种各样容许以最低限度条件发动进攻的因素。可是按照气象专家的说法，诺曼底在6月里的任何一天，能够达到哪怕是最低要求的，也仅仅有十分之一的可能性。在这个风雨交加的星期天，独自待在活动房车里的艾森豪威尔在考虑了所有的可能性之后，觉得坏天气的比例简直大得难以估量。

在最适宜登陆的三天里，艾森豪威尔选定了5日，那样的话，倘若有需要也可以推迟到6日。如果他决定在6日登陆，万一又不得不取消，那给回来的船队加油这一问题就可能会延误7日发动的进攻。他还可以把D日延迟到下一个退潮日，也就是6月19日，可是如果这样做，空降兵就不得不摸黑进攻了——6月19日是无月光的日子。当然他也可以等到7月再说，可是这样长久的拖延，正如他后来回忆时所说，“是件痛苦到连想都不愿意多想的事情”。

延期的想法太可怕了，以至艾森豪威尔手下不少最谨慎的将领也甚至宁愿把进攻的日子定在8日或9日。他们不知道怎么能把20多万军队——其中大部分人已经收到命令了——连续几个星期都关在船上、出发营地和机场里而不让登陆的消息泄露出去。即使这段时期己方没有泄密，纳粹空军的侦察机也会发现庞大的船队（假设他们迄今为止尚未发现的话），德国间谍更会设法打听出计划的相关情报。无论对谁来说，延期的前景都是不容乐观的，可是必须做出决定的却是艾森豪威尔。

那天下午，在越来越暗淡的光线中，最高统帅时不时来到活动房车的门口，透过被风刮得乱动的树顶看看遮满天空的厚云层。有时候，他在活动房车外面踱过来走过去，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把小路上的煤渣踢到一旁去——这个身材高大的汉子，肩膀稍稍前伛，双手深深地插在兜里。

当他孤独地来回踱步时，艾森豪威尔眼里几乎见不到还有旁人，但下午时分他注意到了派驻到其前进指挥部的四名记者中的一个——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梅里尔·“雷德”·米勒（Merrill“Red”Mueller）。“咱们一块儿走走吧，雷德。”艾克蓦然说道，也没有等米勒跟上来他就双手插在口袋里迈着步子向前走去，迈的还是平时那种急促的步子，直到快消失在树林时那位记者才急匆匆地赶了上来。

那是一次奇特的默默无言的散步，艾森豪威尔几乎一言不发。“艾克似乎完全沉浸在他的思绪里，全神贯注地考虑所有的问题，”米勒这样回忆，“思考的时候他似乎忘了我还在他的身边。”

米勒有许多问题想向最高统帅提出，可是他没有问，他觉得自己不应该打扰他。

后来他们一起回到营地，艾森豪威尔跟米勒说了再见，那位记者看着他登上活动房车门口的那架铝质小梯。此时在米勒看来，艾森豪威尔似乎“被忧虑压弯了腰……仿佛肩膀上的四颗将星每颗都有1吨重”。

那天晚上将近9点30分的时候，艾森豪威尔手下的高级指挥官和他们的参谋长都来到索思威克庄园别墅的图书室。那是一间很舒适的大房间，有一张蒙着绿色粗呢布的桌子、几把扶手椅和两张沙发，暗色的橡木书柜排满了三面墙，可是架子上的书却不多，房间里显得光秃秃的。窗前挂着厚厚的双重遮光窗帘，在这个晚上，它们减弱了雨点的敲击声和单调的让人发愁的风声。

参谋军官三五成群地站在房间里低声聊天，壁炉附近，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史密斯中将正和抽着烟斗的最高统帅的副手、英国皇家空军上将阿瑟·威廉·特德（Arthur William Tedder）谈话，坐在一边的是脾气暴躁的盟军海军总司令伯特伦·拉姆齐（Bertram Ramsay）海军上将，紧挨着他的是盟军空军总司令特拉福德·利―马洛里（Trafford Leigh-Mallory）空军上将。据史密斯中将回忆，只有一个军官没穿正规的军服，那就是要负责D日突击行动的言语尖刻的蒙哥马利，仍然穿着他平日穿的灯芯绒裤子和翻领运动衫。就是这些人，在艾森豪威尔一声令下之后，要把命令转化成进攻的行动。现在，他们和自己的参谋军官——房间里总共有12位高级军官——在等待最高统帅的到来，他们将于21点30分召开具有决定性的会议，届时他们还将听取气象学家们提供的最新天气预报。

时针指向21点30分，房门打开，穿着整洁的深绿色作战服的艾森豪威尔迈着大步走了进来。只有在和老朋友们打招呼时他才露出一丝惯常的艾森豪威尔式的微笑；可是一宣布会议开始，那副忧虑的表情马上就回到了他的脸上。开场白是不需要的，每个人都知道必须做出的决定的严重性，因此几乎就在同一时刻，为“霸王”行动服务的三位高级气象学家，在他们的组长——英国皇家空军的詹姆斯·马丁·斯塔格（James Martin Stagg）上校带领下走进了房间。

斯塔格开始做情况介绍时房间里鸦雀无声，他迅速地把过去24小时的气象图勾勒了一番，接着平静地说道：“先生们……天气状况出现了一些迅速的未曾料到的变化……”这时，所有的眼睛都盯着斯塔格，因为他给愁容满面的艾森豪威尔和将领们提供了一丝微弱的希望。

他说，探测到一个新的气象前锋，在今后几小时内，它将移至海峡上空并让登陆区域逐渐变晴。这样逐渐改善的气象条件明天将持续一整天，并一直保持到6月6日早晨，此后天气又会重新变得恶劣。在斯塔格断定的晴朗天气中，风势会明显减弱，天空能见度很高——至少可以保证轰炸机在5日夜间与6日早晨的正常行动。到中午时分，云层会变厚，天空重新变阴。简而言之，艾森豪威尔被告知，他可以有比24小时稍长一些的良好天气，尽管离最低要求仍然很远。

斯塔格话音刚落，他和另外两位气象学家就受到了密集炮火般的问题的轰击。他们是否全都对天气预报的准确性深信不疑？他们的预报会不会有错——他们有没有用能弄到手的每一项资料核查过？紧接着6日的那几天，天气是否有任何继续变好的可能？

有些问题是气象专家们无法回答的，他们的报告是经过反复核对的，对于天气发展的趋势，他们是做了尽可能乐观的估计，但是天有不测风云，这就使他们的预报不会全然无误。他们尽自己所能做了回答，然后就退了出去。

在接下去的15分钟里，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将领们反复商量。拉姆齐海军上将强调得赶紧做出决定：如果“霸王”行动在星期二进行，那么艾伦·古德里奇·柯克（Alan Goodrich Kirk）海军少将指挥的负责攻克奥马哈与犹他海滩的美军特混舰队，必须在半个小时之内接到命令。拉姆齐的担心又牵扯出了加油的问题：倘若这些部队再晚些出发，然后又被召回，那就不可能让他们重新准备好在星期三——也就是7日——发动进攻。

艾森豪威尔现在一个个地征询部下的意见。史密斯中将认为进攻应该在6日进行——这有点像赌博，但是又必须得博上一博；特德和利―马洛里都对预报中的云层感到担心，云层太厚会妨碍空军有效地执行任务，这可能意味着登陆得在没有足够的空中支援下进行，他们认为这未免有点“冒险”；蒙哥马利则坚持他的意见，昨晚在做出推迟把6月5日作为D日的决定时他就说过了，“我的意思是赶紧进攻”。

现在得由艾克来做出决定，其实也已经到了必须由他来做决定的时候了。艾森豪威尔在权衡所有的可能性时，会议室里沉寂了很长时间。史密斯中将在一旁注意到最高统帅坐在那里，双手在身前对握，眼睛俯视桌面，他对最高统帅的“孤独与寂寞”感触颇深。

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有人说过了2分钟，也有人说足足有5分钟。艾森豪威尔抬起头来宣布决定，他的表情很紧张，语速缓慢地说道：“我非常肯定非下命令不可了……尽管不愿意，可只能这样……除了行动我看不出我们还有其他选择。”

艾森豪威尔站起身来。他显得有些疲倦，但是脸上的紧张神态已经少了许多。6个小时之后，在研究天气状况的一个短会上，他坚持自己的这个决定并再次加以确认——D日就定在6月6日星期二了。

艾森豪威尔和将领们离开房间，急匆匆地去将这个庞大的进攻计划付诸实施。在他们身后寂静的图书室里，一重蓝色的烟雾笼罩在会议桌上，炉火在打过蜡的地板上反射出亮光，壁炉架上，座钟的指针显示时间是晚上9点45分。

[1] 加拿大人彼得·诺曼·尼森（Peter Norman Nissen）少校设计的一种半圆形活动房屋，可以用作营房或者仓库。

[2]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建造的一种运载量在1万吨左右的货轮。

[3] 英国港口城镇，濒临多佛尔海峡，现为英国最大客运港。

11

晚上10点左右，第82空降师505伞兵团1营C连外号叫“荷兰佬”的阿瑟·B.舒尔茨（Arthur B.Schultz）二等兵决心退出掷双骰子的赌博，他这辈子也许再也不会拥有这么多钱了。这场恶战是在宣布空降行动至少要推迟24小时后开始的。他们先在一座帐篷后面玩，接着又移到一架飞机的机翼底下，现在又搬到改为宿舍的庞大机库里，在这里他们战得昏天黑地。即使移到这里，他们还是在不断地“搬家”，从高低床形成的一个甬道搬到另一个甬道，“荷兰佬”是大赢家之一。

他赢了多少连自己也不清楚，不过他估计捏在手里的那把皱巴巴的美元、英镑和准备登陆后用的崭新的蓝绿色法国货币，加起来总共得超过2500美元。他活了21个年头，还从未见到过这么多钱。

不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他都已做好跳伞的一切准备。今天早上机场上举行了各个宗教教派的仪式，“荷兰佬”是天主教徒，他去做了忏悔和圣餐礼。现在他很清楚该怎么处理这笔赢来的钱，他在心里盘算了一下他的分配方案。他要把1000美元存在副官的办公室，等他回到英国就可以凭存折支用；另外1000美元他打算寄给旧金山的母亲，让她代自己保管，不过他要让她收下另外500美元，这是送给母亲的礼物——这笔钱她可以随便用。剩下的钱他有特殊的打算：当他所在的第505伞兵团到达巴黎后，他可要大大地花天酒地一番了。

这个年轻的伞兵自我感觉良好，他在各方面都做好了准备——不过他是不是真的做好了？为什么早上那件事老在他脑子里转，让他不得安生呢？

今天早上分发家信时他收到母亲寄来的一封信，撕开信封后，一串念珠滑落到他的脚下。为了不让身边那些嘴巴厉害的家伙看见，他一把抓起念珠，塞进一个他不打算带走的背包里。

如今想到了那串念珠，他忽然产生了一个过去从未有过的念头：他干吗要在这个节骨眼上赌钱？他瞅了瞅手指缝间那些折起和捏成一团的钞票——他一年也挣不到这么多的钱呀。这时候，二等兵“荷兰佬”舒尔茨很清楚，要是他把这些钱全塞进自己的腰包，他肯定会送命的。“荷兰佬”决定不冒这份风险了，“挪过去点儿，让我接着干”，他朝手表瞥了一眼，心想要输掉2500美元不知得花多长时间。

舒尔茨不是那晚唯一一个行动古怪的人，从小兵一直到将军，谁也不想和命运抗争。在纽伯里（Newbury）附近的第101空降师师部，师长马克斯韦尔·达文波特·泰勒（Maxwell Davenport Taylor）少将正和手下的高级军官在开一次非正式长会。房间里有六七个人，其中副师长唐·福里斯特·普拉特（Don Forrester Pratt）准将坐在一张床上。正当他们谈话时进来了另一个军官，他摘下帽子往床上一扔，普拉特将军立即蹦起来把帽子扫到地上，抱怨道：“我的上帝，这会带来该死的坏运气！”

众人都笑了，可是普拉特再也不肯坐回到床上去了，他是自愿率领第101空降师的滑翔机部队空降诺曼底的。夜晚一点点过去，全英国各地的登陆部队都在继续等待。训练了好几个月，他们就等着这一天的到来，可是推迟又令官兵们忐忑不安。宣布暂停已经过去差不多18个小时了，而每个小时都是拿部队的耐心与战备状态作为代价的，他们不知道此刻距离D日已经不满26个小时了，上述消息还远不到逐渐扩散至底层的时候。在这个风雨交加的星期天夜晚，人们等待着，在孤寂、焦虑与内心恐惧中等待着一些事情——任何事情也好——的发生。

他们所做的，正是世人预料的军人在当前情况下会做的事：思念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妻子、儿女或心上人。每个人都在谈论即将来临的战斗，那些海滩到底是怎么样的呢？登陆真的会像大家所说的那样艰苦吗？没有人想象得出D日会是怎样的，可是每个人都在按自己的方式来做准备。

在漆黑一团波涛汹涌的爱尔兰海上，美国驱逐舰“赫恩登”号上的小巴托·法尔（Bartow Farr，Jr.）中尉想把心思集中到桥牌上来，但他难以做到。周围的一切都在提醒他，今晚并非一个可以随意消遣的夜晚。贴在军官休息室墙上的巨幅空中侦察照片，显示出了能够覆盖诺曼底海滩的德军炮兵阵地位置，这些大炮正是“赫恩登”号D日的目标。法尔忽然想起“赫恩登”号同样是这些大炮的目标。

法尔有理由肯定自己在D日那天能活下来。关于谁能闯过去谁闯不过去，大伙儿开了不少玩笑。还是在贝尔法斯特港时，他们的姐妹舰“科里”号的舰员，曾就“赫恩登”号能否回来下了10∶1的赌注同他们打赌。“赫恩登”号的舰员为了报复，就散布谣言说由于“科里”号的水兵士气太低，进攻船队出发时根本不会让它出港。

法尔中尉深信“赫恩登”号会平安返航，而他自己也必定会和它一起回来。不过，他还是为给自己尚未出生的儿子写了一封长信而感到高兴。他从未想过，在纽约的妻子安妮说不定生的也许会是个女儿（不过她生的不是女儿，那年的11月，法尔夫妇有了一个男孩）。

在纽黑文（Newhaven）附近的一处集结地，英军第3步兵师的雷金纳德·G.戴尔（Reginald G.Dale）下士坐在铺上，为自己的妻子希尔达发愁。他们是1940年结婚的，婚后两人都希望能有一个孩子。就在几天前的最近一次休假时，希尔达告诉他自己怀孕了。戴尔气极了：他一直感到反攻快开始了，而他自己是肯定有份的。“我得说这真来得不是时候。”他脱口蹦出了这么一句。他这会儿仿佛又见到了希尔达立即出现的受到伤害的眼神，他再次责怪自己嘴巴太快。

可是懊悔也迟了，他现在连电话都没法给她打。他躺倒在铺位上，和在英国的集结地域中成千上万的官兵一样，想法子强迫自己入睡。

也有一些人神经坚强而冷静，他们睡得很沉实，在英军第50步兵师登船区域，第69步兵旅格林霍华兹团第6营的连军士长斯坦利·埃尔顿·霍利斯（Stanley Elton Hollis）就是这样一个人，很久以前他就学会了一有机会就抓紧时间睡觉。霍利斯并不怎么担心即将来临的战斗，反而很是期盼，他从敦刻尔克撤退过，随第8集团军在北非作过战，还在西西里岛海滩上登过陆。那天晚上在英国的几百万军队里，霍利斯可以算是一个“珍品”了，他盼望着反攻，他要回到法国去多杀几个德国鬼子。

霍利斯有点个人的账要去清算。在敦刻尔克那阵儿，他当过摩托通信兵，撤退时他在里尔（Lille）城见到了一个终身难忘的场面。当时他和自己的部队失去了联系，拐错了弯来到城内的某个地区，很多迹象表明德国人刚从这里经过。他发现自己来到了一条死胡同，里面躺着100多个法国男人、女人和孩子尚有余温的尸体，他们都死于机枪扫射，尸体后面的墙上满是弹洞，连地上都有不少，德国人打出来起码数百发子弹。从这时起，斯坦利·霍利斯就成了一个超级猎杀者，他的猎物现在已经有了90个，D日结束时，他将在自己的斯登冲锋枪上刻下第102个战果。

还有一些人同样渴望踏上法国的土地，对于指挥官菲利普·基弗（Philippe Kieffer）海军少校和麾下的176名凶猛的法国突击队员来说，等待的时间未免太长了。除了在英国结识的少数几个朋友之外，他们没有谁可以告别——他们的家人都还在法国呢。

在汉布尔（Hamble）河口附近的营地里，他们花了不少时间检查武器，研究用泡沫橡胶制作的剑滩地形模型，研究他们要夺取的目标——乌伊斯特勒昂镇。拥有伯爵头衔的居伊·约瑟夫·德蒙洛尔（Guy Joseph de Montlaur）是其中的一名突击队员，他为自己能当上中士而感到非常骄傲。今天晚上，他高兴地听说计划要有些许改变：他的班将带头攻打这个旅游胜地的赌场，听说这家俱乐部现在成了戒备森严的德军指挥部。“我感到不胜荣幸，”他告诉指挥官基弗，“我在那里倾家荡产了好几回呢。”

150英里以外，在普利茅斯（Plymouth）附近的美军第4步兵师集结地域，哈里·布朗（Harry Brown）中士值完班后发现有一封信在等待他。他在战争电影里多次看到过这样的事，可是从未料到这种事会落到自己头上：信里是一张推销阿德勒增高皮鞋的广告。这份广告都快让布朗气昏了，他班里的士兵身材都不高，人称“布朗的矮人班”，中士本人是最高的一个——可也只有5英尺5英寸半（约1.66米）。

就在他猜测是谁把他的名字透露给阿德勒公司的时候，他班里的一个家伙出现了，约翰·格瓦多斯基（John Gwiadosky）下士决定把欠布朗的钱还清。当格瓦多斯基一本正经地把钱交给他时，布朗中士的情绪还没恢复过来。格瓦多斯基解释说：“可别误会啊，我只不过不想让你在地狱里到处追我，向我讨债。”

在海湾对面的韦矛斯（Weymouth）附近停泊的“新阿姆斯特丹”号运输船上，第2游骑兵营D连2排排长乔治·弗朗西斯·克希纳（George Francis Kerchner）少尉正忙于日常琐事。他在检查排里的信件，今晚任务特别繁重，每个人似乎都给家里写了长信。第2游骑兵营和第5游骑兵营在D日要完成的任务非常艰巨，他们要爬上奥克角（Pointe du Hoc）几乎垂直的100英尺（30米）高的绝壁，摧毁拥有6门远程火炮的炮台——这些大炮威力极大，能对奥马哈海滩或犹他海滩的运输区进行直瞄射击。游骑兵们必须在30分钟内干完这个活儿。

伤亡数字肯定不会小——有人认为会高达百分之六十——除非在游骑兵到达之前，空中和海上的火力能摧毁这些大炮。不管怎样，不会有人认为进攻易如反掌，谁也不会这样想，除了拉里·约翰逊（Larry Johnson）上士，他是克希纳手下的一个班长。

少尉读到约翰逊的信时简直傻了眼，虽然所有的信都得等D日过后才会发出——还不定是哪天呢——这封信却根本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发出。克希纳派人把约翰逊叫来。上士来到后，他把那封信还给了约翰逊。“拉里，”克希纳用冷淡的语调说道，“这封信你还是自己去寄吧——等你到了法国之后。”

约翰逊的信是写给一个姑娘的，约她6月初见面，她住在巴黎。

上士离开船舱时，少尉脑子里冒出来这样一个念头：只要世界上有约翰逊这样的乐观主义者存在，那就没什么事情是不可能办到的。

在长时间的等待中，登陆部队中几乎每个人都给某人写了封长信。他们被封闭起来有很长一段日子了，写信仿佛成了他们情绪发泄的途径。他们中的许多人记下了自己在某些方面的想法，而一般情况下人们是很少这样干的。

预定要在奥马哈海滩登陆的第1步兵师26团2营副营长约翰·F.杜利根（John F.Dulligan）上尉，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爱这些人。他们睡在船上的每个角落里，在甲板上，在车辆的里面、顶上和底下。他们抽烟、打扑克、比赛摔跤，打打闹闹。他们扎成一堆堆，谈论的话题不外是女人、家庭和自己的经历（有女朋友和没有女朋友的经历）……他们是优秀的士兵，世界上最优秀的……在北非登陆前，我很紧张，还有点害怕。在西西里登陆时我忙得不可开交，就把恐惧抛在了脑后……这回我们要去登上法国的一处海滩，到了那里情况会怎样只有上帝知道了。我要你知道我全身心地爱着你……我祈求上帝能让我活下来，免得让你、安和帕特失去我。”

那些在海军重型舰只或大型运输船、在飞机场或集结地待命的人还算是幸运的，虽然行动受限制，住得太挤，可至少是干燥、温暖和过得去的。对于在几乎每个港口外的锚地中颠簸的平底登陆舰上的部队来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有些战士已经在这样的船上待了一个多星期。这些船里都挤得不可开交，环境特别脏，战士们苦不堪言。对于他们而言，战役在离开英伦三岛时就已经打响。这是一场对付持久的恶心与晕船的战役，大部分人到现在仍然记得，船上只有三种东西的气味：柴油、临时厕所与呕吐物。

每条船的情况都各不相同。在777号坦克登陆舰上，通讯兵小乔治·R.哈克特（George R.Hackett，Jr.）海军下士惊愕地看到，高高的海浪从乱摇乱晃的船的一头泼进来，又从另一头翻滚出去。6号坦克登陆舰是英国皇家海军的船，由于超载太多，美军第4步兵师第746坦克营营长克拉伦斯·G.于普费（Clarence G.Hupfer）中校一直担心它会沉没。海水在齐舷边处拍打，时不时灌进船来，厨房里发大水，部队只好吃冷食——这指的是那些还能吃得下去的人。

第5特种工兵旅的基思·布赖恩（Keith Bryan）中士记得，97号坦克登陆舰里挤得人踩人，而且颠簸得那么厉害，以致有幸分到铺位的人也很难不让自己滚下床来。对于加拿大第3步兵师的莫里斯·H.马吉（Morris H.Magee）中士来说，他搭乘的船“比在尚普兰湖[1]湖心的小筏子晃得还厉害”，他晕船晕得连吐也吐不出来了。

然而，在待命期间受罪最厉害的，还是那些被召回的船队里的人。整整一天，他们都在海峡的风暴里颠簸。如今水兵们浑身湿透、精疲力竭，在最后一批迟归的船队放下铁锚时，他们闷闷不乐地排列在栏杆前。到23点，所有的舰船都回来了。

在朴利茅斯港外，“科里”号舰长霍夫曼少校站在舰桥上眺望着一长串黑影，那是为了预防空袭而进行灯火管制的大小不同形式各异的舰船。天气很冷，风仍然很急，他能听见每个浪头袭来时吃水浅的小舰船在波谷中摆动时所发出的有节奏的声音。

霍夫曼疲惫不堪。他们刚回到港口不久，才听说延期的原因。可是现在，上面又要他们做好再次出发的准备。甲板下面消息传播得很快，报务员本尼·格利森正要去值班时听到了这个消息。他朝餐厅走去，来到那里时看见有十来个人在用餐——今天晚上吃的是有各种配菜的火鸡，每个人都显得情绪不高。“你们这些家伙，”他说，“没精打采的，倒像是在吃最后一顿饭。”本尼的话算是一语成谶。登陆行动开始后不久，在场的人至少有一半和“科里”号一起沉入了海底。

在附近的408号步兵登陆艇上，士气也非常低。海岸警卫队的弟兄们相信，这次虚张声势的开始仅仅是另一次“空弹演习”。第29步兵师的威廉·约瑟夫·菲利普斯（William Joseph Phillips）二等兵想让弟兄们打起精神来，他一本正经地预言道：“咱们这支队伍是怎么也不会投入战斗的，咱们在英国待的时间那么长，得到战争结束才会有咱们的份儿呀。上头准是派咱们去打扫多佛尔白色峭壁上的蓝知更鸟的鸟粪。”

午夜时分，海岸警卫队的快艇和海军驱逐舰又操持起了重新集结船队的巨大工程，这次再也没有掉头返航的事了。

在法国海岸线外，X23号微型潜艇缓慢地升上海面，时间是6月5日凌晨1点。乔治·昂纳上尉迅速打开舱盖，爬进那个小小的指挥塔后，昂纳和另一个水兵把天线竖了起来。舱内，詹姆斯·霍奇斯（James Hodges）上尉把无线电的旋钮固定在1850千赫上，同时用双手捂住耳机。没等多长时间，他就隐隐约约地听见了对方的呼叫讯号：“大脚板……大脚板……大脚板。”

在听清了只有一个词的讯号之后，他抬起头来，简直无法相信。他用双手更紧地按住耳机再次倾听，没有听错，他告诉其他人。谁都没吭一声，他们阴沉着脸对视着：他们将要面临的局面是，还得在水底下待上整整一天。

[1] 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一个大湖，面积为1127平方公里。

12

晨光熹微中，诺曼底海滩笼罩在一片雾气里，前一天时作时歇的阵雨已经成了连绵不停的蒙蒙细雨，把万物打得精湿。从海滩往内陆走，便是那些古老、形状不规整的田野，这里已经打过无数次恶仗，而且还要打上无数次。

四年来，诺曼底的人民和德国人生活在一起，这种奴役状态对于不同的诺曼底人有着不同的意义。在3座主要城市里——东西两头的海港勒阿弗尔和瑟堡（Cherbourg），以及处在二者之间（地理位置与大小规模上均是如此）距离海岸10英里的卡昂——占领是一个残酷和不变的事实。这里有盖世太保和党卫队的指挥部，这里满是战争的印记——半夜搜捕人质，对地下抵抗力量无休止地报复，还有既盼望又害怕的盟军轰炸。

一出城，特别是在卡昂和瑟堡之间，便是满布灌木篱墙的乡野：一块块农田，四周是高高的土墩，土墩上密密麻麻地长着灌木和小树，从罗马人时代起它们就被入侵者与守卫者用作天然的壁垒。乡野间点缀着一幢幢茅草屋顶或是红瓦屋顶的木质农舍，时不时出现一些微型城堡似的小镇和村落。每个村镇几乎都有方方正正的诺曼式教堂，四周则是一些有着几百年历史的灰色石头房子。外界几乎没有听说过这些村镇的名字——滨海维耶维尔、滨海科莱维尔、拉马德莱娜（La Madeleine）、圣梅尔埃格利斯（Ste-Mere-Eglise）、谢迪蓬（Chef-du-Pont）、圣玛丽迪蒙（Ste.Marie-du-Mont）、阿罗芒什（Arromanches）、滨海吕克（Luc-sur-Mer）。在这些人烟稀少的乡村里，占领的含义与大城市里有所不同，诺曼底的农民处在一种田园牧歌式的战争回流里，他们尽可能让自己与形势相适应。成千上万的男人和妇女被赶出小镇和村子，用船运到外面去当奴隶劳工；留下来的人也得花一部分时间参加劳工营，为德国的沿海驻军无偿劳动。不过这些独立观念很强的农民尽可能出工不出力，他们一天天熬下去，以诺曼底人的倔劲憎恨着德国人，像苦行僧般等待并盼望着解放的那一天。

31岁的律师米歇尔·阿尔德莱（Michel Hardelay）正站在母亲家的起居室窗前，这栋房子坐落在能俯瞰沉睡中的滨海维耶维尔村的小山上。米歇尔的双筒望远镜对准了一个骑着高头大马的德国士兵，他正顺着道路往海边走去，马鞍两侧垂挂着几只水桶和饭盒。这幅景象也够可笑的：巨大的马屁股，一蹦一跳的水桶，外加大兵的那顶水桶似的钢盔。

阿尔德莱眼看着那个德国兵骑马穿过村子，经过那座有着高高的细尖顶的教堂，一直来到隔开大路与海滩的那道水泥墙前。这时德国兵下了马，在马背上留下一只饭盒，其他都取了下来。突然间，有三四个士兵神秘地从断崖绝壁间出现，他们接过水桶后又消失不见了。那个德国兵拎着剩下的饭盒爬过墙头，来到一幢被树木环绕的大型黄褐色夏季别墅前，别墅就横跨在海滩尽头的滨海步道上。走到那里，德国兵跪下来，把那只饭盒递给一双从建筑物底下与地面齐平处伸出来的手。

每天早晨都是如此，德国兵从不迟到，他总在这个时间点把早上的咖啡送到滨海维耶维尔的村口。对于待在峭壁哨所和海滩尽头的伪装地堡里的炮手来说，这就是一天的开始。正是这片一派和平景象、微微弯曲的海滩，第二天就将以“奥马哈海滩”的名称为全世界所知晓。

米歇尔·阿尔德莱知道，现在正好是早上6点15分整。

这套程序他已经观察了好多次，总觉得有点滑稽：一方面是因为那个德国兵的形象；另一方面让他觉得可笑的是，给野外人员供应早晨咖啡这样简单的一件事，就把吹上了天的德国人技术上如何精明的神话给粉碎了。不过，阿尔德莱的高兴是带有点苦涩的。像所有的诺曼底人一样，他长期以来就恨德国人，特别是现在，他更加憎恨了。

好几个月以来，阿尔德莱一直看着德国军队与强征的劳工营，沿着海滩后的峭壁与河滩两端的悬崖，不断地挖掘、打地洞以及挖隧道。他看见他们在沙滩上设置障碍物，并且埋设了成千枚致命的令人讨厌的地雷。不止这些，他们还有条不紊地拆光了峭壁下面临海那一排漂亮的粉色、白色和红色夏季小屋及别墅。如今，90幢房子只剩下了7幢，拆掉它们不仅是为了给炮手清理射界，而且还因为德国人需要木料给他们的掩体做护墙板。仍然矗立在地面上的7幢房子里的最大一幢——石砌的常年有人居住的房子——属于阿尔德莱。几天前，当地驻军指挥部正式通知，他的房子也要拆掉，德国人说他们需要砖和石头。

阿尔德莱不知道是否在某处会有某个人再把这个决定取消，德国人在有些事情上常常让人难以预料。不过在24个小时里就可以明确知道了：他接到通知，这幢房子明天就要拆除——也就是说，6月6日，星期二。

6点30分，阿尔德莱打开收音机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这是不容许的，可是和千百万法国人一样，他蔑视这道命令，这是反抗的又一种方式。不过，他还是把声音调到耳语那样轻，和往常一样，在新闻结束时“不列颠上校”——也就是道格拉斯·里奇（Douglas Ritchie），他通常被认为是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代言人——读了一条重要通知。他说：

“今天，亦即6月5日星期一，最高统帅授命我宣读以下通知：目前，本台已成为最高统帅部与被占领区人民之间一个直接联系的渠道……在适当的时候，最高统帅部将发布极重要的指令，但是，不可能每次都预先宣告发布的时间；因此，希望你们或以个人为单位或是和朋友们组织起来，能在每个小时里都收听一下，这样做其实并不特别困难……”

阿尔德莱猜想这样的“指令”肯定与反攻登陆有关，每个人都知道这一时刻即将来到。他认为盟军肯定会在英吉利海峡最狭窄处发动进攻——在敦刻尔克或加来附近，那里有港口，反正绝对不会在这儿。

住在滨海维耶维尔的迪布瓦（Dubois）和达沃（Davot）两家人没有听广播，他们今天早上睡懒觉了。昨天晚上他们举行了一场隆重的庆祝会，活动一直持续到凌晨。诺曼底各处都举行了这样的家庭聚会，因为教会规定6月4日星期天是初次领受圣餐日，人们一向把这个节日看得很重，家人、亲戚总以此为由一年一度在一起聚聚。

迪布瓦和达沃家的孩子们穿上了最好的衣服，在滨海维耶维尔小教堂里，在骄傲的家长和亲戚们的注视下举行了他们的初次领受圣餐仪式。有些亲戚还从巴黎远道而来，他们揣着花了好几个月才申请到的德国占领当局特批的证件。这次旅行让人生气而且还很危险——眼下火车严重超员而且从不准点，让人没法不生气；说它危险，是因为所有的火车头都成了盟军战斗轰炸机的袭击目标。

可是走这么一趟还是值得的，上诺曼底去总是不虚此行。这里物产仍旧很丰富，有许多东西如今巴黎人简直难得一见——新鲜的黄油、干酪、鸡蛋、肉，更不消说还有卡尔瓦多斯——诺曼底人酿造的容易醉人的苹果白兰地酒。除了这些，在这艰难的时日里诺曼底算是个好去处，既安静又安全，距英国足够远而不至于被选作登陆地点。

两个家庭的聚会非常成功，而且节还没有过完呢。今天晚上所有人还要坐在一起享受一顿美餐，痛饮主人家想方设法攒下来的白兰地和其他好酒，到那时庆祝活动才算达到高潮。亲戚们准备星期二一早乘火车回巴黎。

然而他们在诺曼底的三天假期大大延长了：在随后的四个月里，他们被困在了滨海维耶维尔。

离海滩更近的滨海科莱维尔村口附近，40岁的费尔南·布勒克斯（Fernand Broeckx）正在干他每天早上6点30分必定要干的活：坐在湿乎乎的牲口棚里，眼镜歪到一边，脑袋挤在母牛乳房底下，让一道细细的乳汁流到一只桶里。他的农场就在一条狭长的土路旁，此地距离海岸还不到半英里，位于一座小土丘的顶部。他已有很久没有顺着土路溜达到海滩上去了——德国人把它封闭后就再也没有去过。

他在诺曼底务农已有五个年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姓布勒克斯的比利时人曾亲眼目睹他的家园毁于一旦，他永远也忘不了这一幕。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爆发，他马上辞去办公室的工作，同妻子、女儿一起搬到了诺曼底，他认为在这儿总可以太太平平地过他的日子了。

在10英里外的天主教小镇巴约（Bayeux），他19岁的漂亮女儿安妮·玛丽（Anne Marie）正准备去学校，她在那里的幼儿园工作。她期待这一天快点结束，因为暑假从明天开始，她打算在农场里度假。第二天她要骑自行车回家。

也是在第二天，一个来自美国罗得岛那个她从未谋面的又高又瘦的小伙子，将在几乎正对着她父亲农场的海滩上登陆，安妮·玛丽将成为他的妻子。

整个诺曼底海岸边，人们在干他们的日常工作：农民在田野里耕作，侍弄他们的苹果园，照顾他们的黄白花母牛；村庄和小镇的店铺开始营业。对于所有人来说，这仅仅是又一个普普通通的被占领下的日子。

在即将以犹他海滩闻名于世的那片沙丘与广阔的海滩后面，那座叫拉马德莱娜的小村子里，保罗·加藏热尔（Paul Gazengel）和平时一样打开了自家杂货店兼咖啡馆的门，哪怕生意非常清淡。

有一段时间，加藏热尔家的日子过得还算可以——不能说富裕，但足够他自己、妻子玛尔特（Marthe）和12岁的女儿让尼娜（Jeannine）的开销。可是现在，整个海岸地区都被封锁了，住在离海岸最近的人家——基本上从维尔（Vire）河口（这条河就在附近入海）一直到瑟堡半岛整个这半边的人家——都被赶走了，只有在这里拥有农场的人才被允许留下。如今，咖啡馆老板的生计全部仰仗留在拉马德莱娜村的7户人家以及驻在附近的一些德国军人——这些大兵他哪敢不伺候。

加藏热尔其实也想搬走。当他坐在自家咖啡馆里等候第一个顾客上门时，他怎么也想不到，24小时之内他就要出外旅行了。他和村子里的所有人都将被集中起来，送到英国去接受询问。

这个早晨，加藏热尔的好友之一，面包师皮埃尔·卡尔德隆（Pierre Caldron）的心事要重一些。在距离海岸10英里的卡朗唐（Carentan）镇，他正在让纳（Jeanne）大夫的诊所里，坐在5岁的儿子小皮埃尔的床边，小皮埃尔刚动过手术摘除了扁桃体。中午，让纳大夫又给孩子检查了一遍。“你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他告诉那位焦虑不安的父亲，“他的情况蛮好，你明天就可以把他带走了。”

可是卡尔德隆却有不同的想法，他觉得“今天就把小皮埃尔带回家去的话，他的母亲会更高兴”。半小时后，卡尔德隆把小男孩抱在怀里踏上了回家的路，他家就在犹他海滩后面的圣玛丽迪蒙村——D日，伞兵们将在这里和第4步兵师的战士会师。

对于德国人来说，这同样是安安静静、平淡无奇的一天。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也不指望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天气太糟糕了。事实上，天气如此恶劣，连驻巴黎卢森堡宫的德国空军西线指挥部首席气象学教授瓦尔特·施特贝上校，也在例会上建议军官们今天不妨放松放松。他甚至怀疑盟军的飞机今天会不会出动，防空部队的官兵们接到命令可以解除战备状态。

紧接着，施特贝给西线德军总部打了个电话——冯·伦德施泰特的指挥部位于圣日耳曼昂莱的维克多·雨果大街20号，这里距离巴黎只有12英里。那是一座三层楼高的巨大的钢筋混凝土建筑，有100码长，60英尺深，隐藏在一所女子高中的斜坡侧下方。施特贝与他的联络军官赫尔曼·米勒（Hermann Mueller）少校通了话，此人是负责气象的参谋，米勒老老实实地记下天气预报，接着把它送交参谋长布鲁门特里特上将。西线德军总部一向很重视气象报告，布鲁门特里特急着要今天的这份，是因为西线总司令计划进行一次巡视，他正为元帅的行程表做最后的定稿。气象报告让他更加确信巡视可以按原定计划进行。冯·伦德施泰特计划星期二在他的儿子——一个年轻中尉——的陪同下，去视察诺曼底的海岸防御情况。

在圣日耳曼昂莱，没有多少人知道有这么一幢堡垒式的建筑物，更没有几个人知道，西线德军职务最高的陆军元帅就居住在中学后面的亚历山大·仲马路28号。那里是一所小小的不起眼的别墅，四周围着一圈高墙，铁门永远是紧闭的，要进入别墅得通过一条特别建造的穿越学校院墙的通道，或是走靠近亚历山大·仲马路的围墙上一扇很不起眼的小门。

冯·伦德施泰特和平时一样很晚才睡（上了年纪的元帅如今难得在10点30分之前起床），临近中午他才会坐到别墅底层书房的办公桌后面去。在那里，他与他的参谋长商量了要事，并签署了西线德军总部对“盟军意图的评估”，以便在当天晚些时候呈送给希特勒的最高统帅部。这份评估又是一个典型的错误推测。报告是这样写的：

空袭的系统化与明显增多说明敌人已进入高度准备阶段，可能登陆的地点仍然是从［荷兰的］斯海尔德（Scheldt，也叫斯凯尔特河）河口到诺曼底一线……但包括布列塔尼北部前沿在内的可能性也并非没有……［然而］这整片区域内敌人将在何处进攻仍然不明朗。对敦刻尔克到迪耶普之间的海岸防御工事的密集空袭，可能意味着盟军入侵的主攻方向将在这里……［但是］尚不能明显看出有立即进行登陆的迹象……

在做出这样含混与别出心裁的评估之后——这一估计把可能登陆的地点挪到了800英里之外——冯·伦德施泰特便和他的公子一起前往元帅心爱的餐馆，位于布吉瓦尔（Bougival）附近的“勇敢的公鸡”（Coq Hardi）饭店。现在刚过13点，再有12个小时就是D日了。

对于德军指挥体系的每个环节而言，持续的恶劣天气起到了一副镇静剂的作用，各级指挥部都深信进攻不会在近期发生。他们的判断是基于盟军在北非、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登陆时都对气象条件做了仔细评估而做出的，这几次行动情况各不相同，但是像施特贝和他在柏林的上司卡尔·松塔格（Karl Sonntag）博士这样的气象专家注意到，除非对有利气象条件有十拿九稳的把握，特别是能满足空中支援的条件，否则盟军就不会贸然登陆，这种事从来也没有发生过。对于日耳曼人一板一眼的思维来说，违反这条规律是不可思议的：气象条件要合适才行，否则盟军就不会进攻，而现在天气并不好。

拉罗什吉永的B集团军群指挥部内，一切如常。就像隆美尔在时一样，参谋长施派德尔中将觉得形势很正常，不妨举行一次小小的晚宴。他邀请了几位客人：他的连襟霍斯特大夫，哲学家与作家恩斯特·容格（Ernst Junger），还有一位老朋友威廉·冯·施拉姆（Wilhelm von Schramm）少校——他是官方“战地记者”中的一员。知识分子型的施派德尔期待着这次晚宴的到来，希望可以讨论他心爱的话题——法国文学。还有别的事情也需要讨论：那是一份由容格起草并秘密交给隆美尔和施派德尔的20页文件。他们两人都笃信这份文件：它描绘了一幅令和平得以到来的蓝图——在希特勒接受德国法庭审判或是被谋杀之后。“我们真的有一个晚上的时间可以好好谈谈。”施派德尔对施拉姆这样说。

在第84军军部驻地圣洛（St.-Lô），情报处长弗里德里希·海因（Friedrich Hayn）少校正在安排另外一种性质的聚会。他订购了几瓶上好的夏布利白葡萄酒。午夜时分参谋部门准备给军长埃里希·马克斯（Erich Marcks）炮兵上将一份惊喜，将军的生日就在6月6日。

他们之所以准备在午夜举行这场令人惊喜的生日宴会，是因为马克斯天一亮就必须动身到布列塔尼的雷恩（Rennes）市去——他和诺曼底地区的其他所有高级军官都得去参加星期二早上开始的大型图上演习。马克斯不免暗自好笑，因为要他扮演的角色竟是“盟军”。这场演习是第2伞兵军军长欧根·迈因德尔（Eugen Meindl）伞兵上将安排的，也许由于他自己是伞兵部队的指挥官，这场演习的最大特点就是“入侵”行动是以伞兵“突袭”开始的，紧接着才是从海上“登陆”。每个人都觉得这次“战争游戏”会有点意思——这次理论上的入侵假设发生在诺曼底。

这场“战争游戏”使第7集团军参谋长马克斯―约瑟夫·彭泽尔（Max-Josef Pemsel）少将心烦意乱，整个下午他都在勒芒（Le Mans）的指挥部里考虑这件事。诺曼底和瑟堡半岛的高级指挥官全都同时离开自己的岗位，这已经够糟糕的了，倘若他们提前一个晚上动身那更是危险万分。雷恩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挺远的地方。彭泽尔生怕某些人打算在天亮前就离开前线，一直以来他最怕的就是黎明时分：如果入侵真是发生在诺曼底，他相信攻击准在天蒙蒙亮时开始。他决心给所有要参加演习的人提个醒。他通过电传打字机发出了如下命令：“兹通知参加战争演习的指挥官及其他人员，望勿在6月6日黎明前动身去雷恩。”

可惜为时太晚，有部分人已经先走了。

情况就是这样。自隆美尔开始，高级军官在战斗前夕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前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就像冥冥中那多舛的命运操纵着他们离去似的。隆美尔在德国，B集团军群首席参谋冯·滕佩尔霍夫也在那里；西线海军总司令特奥多尔·克兰克（Theodor Krancke）海军上将在向伦德施泰特报告了由于风浪太大巡逻艇无法离港之后，就动身去波尔多（Bordeaux）了；负责瑟堡半岛半边防务的第243步兵师师长海因茨·黑尔米希（Heinz Hellmich）中将动身去了雷恩，第709步兵师师长卡尔―威廉·冯·施利本（Karl-Wilhelm von Schlieben）中将同样如此；第91空运师是一支精锐部队，刚刚换防来到诺曼底，师长威廉·法利（Wilhelm Falley）中将正准备动身；伦德施泰特的情报主任威廉·迈尔－德特林（Wilhelm Meyer-Detring）上校正在度假；而某师的参谋长根本找不到人——原来他带了法国情妇外出打猎去了。[1]

正当负责滩头防务的军官星散到欧洲各处时，德军最高统帅部决定，把空军在法国残余部队中的一些战斗机中队调到根本够不到诺曼底海滩的地方去。飞行员们简直惊呆了。

撤走这些中队的主要原因是帝国的本土防空需要这些中队。几个月以来，德国遭到盟军航空兵越来越猛烈的昼夜不停的轰炸。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把这些能起重大作用的飞机留在法国毫无掩护的飞机场上，听任盟军战斗机、轰炸机来摧毁，这在最高统帅部看来是愚不可及的事。希特勒答应过他的将领，盟军登陆那天将会有1000架德国飞机来袭击海滩。可是6月4日，德国空军在法国境内只有183架昼间战斗机[2]，其中仅有160架被认为是可用的。在这160架飞机中，有124架属于第26战斗机联队（JG26），恰好就在这个下午被调离海岸。

在第15集团军防区的里尔，外号“皮普斯”（Pips）的约瑟夫·普里勒（Josef Priller）空军中校站在飞机场上大发雷霆。这里是第26战斗机联队的联队部，中校是德国空军的王牌飞行员，击落过96架飞机。在他头顶上的是三个大队[3]中的一个，正朝法国东北部的梅斯（Metz）飞去。第二个大队即将动身，接到的命令是去兰斯（Rheims），这个地方大致在巴黎和德国边境的中途。第三个大队已经去了法国南部。

联队长除了抗议什么都做不了。普里勒是个外向型的性情敏感的飞行员，在德国空军里以脾气暴躁而闻名。大家都知道他喜欢与将军们顶撞，这会儿他正在和某位将军通电话。“这简直是发疯！”普里勒吼道，“要是我们预计敌人会入侵，联队应该往前挪，而不是往后撤！如果正好在转场过程中敌人来袭怎么办？我的给养要到明天甚至是后天才能送到新的基地，你们都疯了！”

“听着，普里勒，”将军说，“入侵是根本不可能的。天气实在太糟糕了。”

普里勒撂下听筒。走回到机场里，现在只剩下两架飞机了，那是他和海因茨·沃达尔奇克（Heinz Wodarczyk）下士的座机，下士是他的僚机驾驶员。“咱们还能干什么？”他对沃达尔奇克说，“要是敌人来进攻，上头没准就指望咱俩顶着呢，干脆喝他个一醉方休吧。”

整个法国，在千万个观察着期待着的人们当中，只有少数人真的知道进攻确实是迫在眉睫了，这样的人不过10个左右，他们还跟往常一样镇静，照样若无其事地干着他们的事情，保持镇静与淡然就是他们工作内容之一。他们是法国地下抵抗运动的领袖。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巴黎。那里，他们指挥一个庞大复杂的体系。事实上这就是一支军队，有完整的指挥链与无数的部门和分支，掌管着一切事务——从拯救被击落的盟军空勤人员到破坏活动，从充当间谍到搞暗杀。这里有地区指挥官、部门负责人、各分支的头头脑脑以及成千上万的普通男女战士。从字面上看，这个组织有许多重叠的行动网络，显得过于复杂，好像没有必要，但这种明显的混乱是有意形成的，地下抵抗组织的力量就在这里，多头指挥能提供更多的保护，多重行动网络保证每个行动的成功。整个机构如此隐秘，以致领导人都几乎互不相识，只知道别人的代号，每个小组绝不会知道别的小组在干什么，地下抵抗组织要生存下去必须如此。但即使有了种种防范措施，德国人的报复行动依然充满了强大的摧毁能力：到1944年5月，地下抵抗组织的活跃战士平均存活时间估计还不到6个月。

这支由大量男女组成的秘密抵抗大军，在这场无声的战争中已经战斗了四年多——这场战争经常显得平淡无奇，但永远是生死攸关的：数千人被处决了，更多的人死在集中营里。现在，虽然普通战士还不知道，但他们为之而战的那一天就在眼前了。

前几天，地下抵抗组织的最高领导人收听到英国广播公司发出的成百个密语信息，其中的一些警告说登陆迫在眉睫。信息之一就是魏尔兰的《秋之歌》中的第一行——也就是6月1日迈尔中校的人在德军第15集团军指挥部截获的同一警告（卡纳里斯是对的）。

现在，比迈尔更激动的地下抵抗组织领导人，正在等待这首诗的第二行以及别的信息，好确证早先获悉的信息。这些警告不到真正进攻前几个小时的最后关头，是绝不会广播的；即使到那时，地下抵抗组织领导人也知道他们不可能从信息中获悉登陆的具体地点。对于抵抗运动的普通成员来说，真正的警告要等盟军下令把预先安排好的破坏计划付诸实施时才算来到。有两条信息能表明进攻即将开始：一个是“苏伊士热得很”，一收到它，“绿色计划”就要开始行动——铁路运输和设施将被瘫痪；另一个是“骰子在桌子上呢”，它将引发“红色计划”——切断电话线和电缆。所有地区、区域和部门领导人都得到过警告，要留神倾听这两道信号。

在D日前夜的星期一傍晚，英国广播公司在18点30分广播了第一条信息。播音员严肃地播报：“苏伊士热得很……苏伊士热得很。”

纪尧姆·梅卡德尔（GuillaumeMercader），诺曼底滨海维耶维尔和贝桑港（Port-en-Bessin）之间的海岸地段（大致相当于奥马哈海滩地区）情报负责人，在巴约开了一家自行车铺，这会儿他正蹲在车铺地下室里，面前摆着一台偷藏起来的收音机。听到播音员播报的这条信息，他简直惊呆了，他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时刻。他不知道反攻会在何时何地进行，但是等待了这么些年之后它终于要来临了。

停顿了片刻后，又传来了梅卡德尔期待着的第二条信息。播音员读道：“骰子在桌子上呢，骰子在桌子上呢。”

紧接着是一长串密语，每次都重复这几句话：“拿破仑的帽子在圈里……约翰爱玛丽……箭穿不过去……”

梅卡德尔关上收音机。他听到了与他有关的那两个信号，其他的警告都是向法国其他地方的地下抵抗组织发出的。他匆匆上楼，告诉妻子马德莱娜：“我得出去一趟，今天晚上要回来得迟些。”

接着他从自行车铺里推出一辆低矮的赛车，蹬着去通知他的部门领导人了。梅卡德尔是诺曼底自行车赛的前冠军，多次作为省里的选手去参加有名的环法自行车大赛。他知道德国人不会拦阻他的，他们给他发了一张特殊证明，允许他练习骑车。

这时，各地的抵抗组织都静悄悄地接到了上级通知，每个小组都有自己的计划，很清楚自家该完成什么任务。阿尔贝·奥热（Albert Augé）是卡昂火车站的站长，他和他的人要破坏车场上的水泵，捣毁机车上的蒸汽喷嘴。安德烈·法里纳（AndréFarine）是滨海伊西尼（Isigny-sur-Mer）附近喷泉广场的咖啡馆老板，他的任务是扼杀诺曼底的通信联络，他麾下的40名抵抗战士将切断从瑟堡通往外界的大量电话线路。伊夫·格雷斯兰（Yves Gresselin）是瑟堡的一家杂货铺老板，他的任务最为艰巨：他的人得把瑟堡、圣洛和巴黎之间的铁路网炸烂。以上提到的只是一小部分地下抵抗小组，地下抵抗组织要做的事多得很呢。时间紧迫，破坏行动又非得等到天黑后才能开始，不过从布列塔尼直到比利时边境，整条海岸线上的人们都在做准备，所有人都希望反攻在自己的地区进行。

对于某些人来说，密语信息又带来了完全不同的问题。维尔河口附近的海滨度假小镇格朗康迈西（Grandcamp-Maisy）几乎正处在奥马哈与犹他海滩的中间，地区领导人让·马里翁（Jean Marion）有重要情报得送到伦敦去，他不知道怎样才能送到那边——纵使时间上还来得及。午后，他的人报告说，离这里还不到一英里的地方新来了一个高射炮群。为了证实这一消息，他看似漫不经心地骑着车去观察高炮，他知道即便有人拦阻自己也能通过：他准备了许多假证件专门用来应付这类场合，其中有一张证明他是大西洋壁垒的建筑工人。

这个高射炮群规模之大、覆盖面之广使马里翁感到震惊。这是由重型、轻型以及混合型高射炮组成的机动高炮突击群，25门炮编为5个连，正在进入能覆盖维尔河口到格朗康迈西村边缘地区的阵地。马里翁注意到，炮兵们在拼命干活让大炮尽快进入阵地，仿佛是在和时间赛跑。这种疯狂劲儿令马里翁感到困惑，这说明反攻可能会在这里开始，而德国人通过某种途径已经有所察觉。

马里翁还不知道，这些高射炮恰好对准了几个小时后第82、第101空降师的运输机与滑翔机航线。不过，即使德军最高统帅部里有人对即将来临的进攻有所察觉的话，他们也没有通知第1突击高炮团团长维尔纳·冯·基斯托夫斯基（Werner von Kistowski）上校，他还在纳闷为何让他这个拥有2500人的防空单位匆匆赶到这儿来。但是基斯托夫斯基对突然调动早就习以为常了，有一次他的部队竟被单独调往高加索，从此以后什么情况都不会让他感到意外了。

让·马里翁一边镇定自若地围着忙于架炮的士兵蹬车，一边在苦苦思索一个大问题：如何把这个重要情报送到50英里外的卡昂城去。莱昂纳尔·吉勒（Léonard Gille）的秘密指挥部就在城里，他是诺曼底地下抵抗组织军事情报部门的副指挥官。马里翁现在无法离开他负责的地区——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于是他决定冒险通过一系列的“交通”把情报送给巴约的梅卡德尔。他知道这会花掉好几个小时，但是他深信只要时间还来得及，梅卡德尔会想法子把情报送到卡昂去的。

还有一件事情马里翁想让伦敦方面知道，这事不如高射炮的位置重要——只是对他前些日子送去的多份情报的确证，事关奥克角那道九层楼高的绝壁上的重炮阵地。马里翁要再次报告这些大炮还未就位，它们仍然在路上，离炮台还有两英里（尽管马里翁想方设法向伦敦发出了警告，但在D日，为了炸毁这些根本不存在的大炮，225名美军游骑兵在英勇的攻击中损失了135人）。

对于某些不清楚反攻迫在眉睫的地下抵抗战士来说，6月6日星期二这天本身也有着特殊意义。对于莱昂纳尔·吉勒而言，它意味着要到巴黎去见自己的上级。即使到现在，吉勒还安稳地坐在一列开往巴黎的火车里，尽管他期待“绿色计划”的破坏小组随时都可能把火车炸出轨。吉勒坚信反攻不会定在星期二举行，至少不会在他管辖的地盘上；倘若反攻定在诺曼底进行，他的上级肯定会取消这次见面的。

可是这个日期确实使他感到困惑。那天下午在卡昂，吉勒属下的分部领导人之一，共产党的一个支部书记非常明确地告诉他，进攻将在6日黎明时分开始。此人的情报一向是准确无误的，吉勒的脑海里又出现了那个老问题：他的消息会不会直接来自莫斯科呢？吉勒认为不可能，苏联人用泄露机密的办法来故意破坏盟军的计划，这在他看来是不可想象的。

对于吉勒在卡昂的未婚妻雅尼娜·布瓦塔尔（Janine Boitard）来说，她巴不得星期二早点到来。从事地下工作的三年时间里，她在拉普拉斯路15号底层的小公寓里隐藏过60多名盟军空勤人员，这可是个危险、无报酬和伤脑筋的工作，稍有闪失便是死路一条。过了星期二，雅尼娜就可以稍稍放松些了——直到下一个被击落的飞行员得由她来保护——因为星期二那天，她将把两名在法国北部上空被击落的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送上逃生之路。在过去的15天里，两名英国人就躲在她的公寓里，她希望好运气千万别离开自己。

对于别的人来说，好运早就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在阿梅莉·勒舍瓦利耶（Amélie Lechevalier）看来，6月6日这天可以说没有意义也可以说有意义。她和丈夫路易是在6月2日那天被盖世太保逮捕的，他们帮助过100多名盟军空勤人员逃走，却被自家农场里的一个帮工出卖而被捕。现在，阿梅莉·勒舍瓦利耶坐在卡昂监狱监房的床板上，不知道自己和丈夫哪天会被枪决。

[1] D日之后，诺曼底前线缺勤的指挥官恰巧如此之多，令希特勒大为震惊，他曾说要调查一下英国间谍是否有可能插手此事。事实上，对这个重大日子希特勒自己并没有比他的将领有更多的思想准备。元首当时正在巴伐利亚的贝希特斯加登避暑胜地。他的海军副官卡尔―耶斯科·冯·普特卡默海军少将记得，希特勒起床很晚，在中午召开了例行的日间形势汇报会，16点用午餐。除了他的情妇爱娃·布劳恩，还有一些纳粹要人和他们的夫人在场。吃素的希特勒为了午餐没有肉而向夫人们道歉，并且说了他吃饭时照例要说的话：“大象是最强壮的动物，可它也受不了肉食。”饭后大家移步到花园里，元首在这里啜饮了酸橙花茶。他在18点到19点打了个瞌睡，23点召开了夜间形势汇报会。午夜前不久，夫人们又给召了回来。然后，按照普特卡默回忆录的说法，大家不得不再听了4个小时的瓦格纳、雷哈尔和施特劳斯的音乐。——原注

[2] 在为此书进行研究工作时，我发现德国空军在法国的飞机数量有5种以上不同的说法。我相信这里提供的183架的数字是准确的，我的来源是约瑟夫·普里勒中校所写的一本德国空军史，他的作品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关于德国空军活动的最具权威的著作之一。——原注

[3] 原文写的是中队，但根据德国空军的编制，飞行联队下辖的是大队，大队下面才是中队。

13

离21点还差几分钟，十来艘小艇出现在距离法国海岸不远的海面上。它们静静地沿着海面移动，离岸这么近，水手们都能看见诺曼底的房屋了。这些小艇并未引起注意，完成自己的任务后便遁走了，那是英国的扫雷艇——是有史以来所能集结的最强大舰队的前哨。

此刻，就在后面的英吉利海峡里，有一个排成大方阵的船队正冲破滔天浊浪，直扑希特勒统治下的欧洲——自由世界的威力与愤怒终于摆脱羁束了。它们来了，威风凛凛，一排紧接着一排，足足有十个纵队，占据了20英里的海面，林林总总不下5000艘。这里有新式的快速武装运输船、航速缓慢锈迹斑斑的货船、小型越洋班船、海峡轮船、医疗船、久经风霜的油轮、海岸巡逻艇以及成群结队的拖船。这里还有不计其数的吃水浅的登陆舰——尽是些颠簸得很厉害的舰只，其中一些几乎长达350英尺。许多这类船只和其他重型运输船上都载有用来抢滩登陆的登陆艇——数目超过1500艘。在整个舰队前面的是一行行扫雷艇、海岸巡逻快艇、置放浮标的小艇以及摩托艇，船只上空飘飞着防空气球。在云层底下翱翔的是以中队为单位的战斗机群。而在这支装满了部队、枪炮、坦克、汽车与补给品的怪异船队的外围，则是一支由702艘战舰组成的庞大舰队，[1]至于那些海军的小艇尚不计算在内。

美国海军重巡洋舰“奥古斯塔”号是艾伦·柯克海军少将的旗舰，他率领着美军特混舰队——由21艘舰船组成的护航队，驶往奥马哈与犹他海滩。就在珍珠港事件前四个月，罗斯福总统就曾搭乘这艘女王似的“奥古斯塔”号前往纽芬兰一处安静的港湾，去和温斯顿·丘吉尔进行首次历史性会面。此后这样的会面还进行了多次。旗舰周围的战列舰上战旗飘扬，舰队威风凛凛乘风破浪：战列舰队包括英国皇家海军的“纳尔逊”号、“拉米里斯”号、“厌战”号和美国海军的“得克萨斯”号、“阿肯色”号，以及骄傲的“内华达”号，在珍珠港事件中日本人曾将其炸伤，并认为已将其炸成了一堆废铁。

率领着38艘英国与加拿大护航舰只驶往剑滩、朱诺与金滩的是英国轻巡洋舰“斯奇拉（神话中的六头女海妖）”号，它是曾率队追歼德国战列舰“俾斯麦”号的海军少将菲利普·路易斯·维安（Philip Louis Vian）爵士的旗舰。紧挨着“斯奇拉”号的是英国最有名的轻巡洋舰之一——“埃阿斯”号，它是追踪并击沉“施佩伯爵”号的三艘巡洋舰之一。在1939年12月的拉普拉塔（Río de la Plata）河口之战中，这三艘船狠狠咬住希特勒引以为豪的“施佩伯爵”号袖珍战列舰，并迫使其在乌拉圭蒙得维的亚（Montevideo）港外自沉。舰队中还有其他著名巡洋舰——美国的“塔斯卡卢萨”号和“昆西”号，英国的“企业”号与“黑王子”号，法国的“乔治·莱格”号——总共有22艘。

护航队的外围则行驶着五花八门的各种船只：风姿优雅的单桅帆船、粗短的护卫舰、如荷兰“松巴岛”号般的细长炮艇、反潜巡逻艇、鱼雷快艇，以及造型优美的驱逐舰。除了众多的美英驱逐舰之外，还有加拿大的“卡佩勒”号、“萨斯喀彻温”号和“雷斯蒂古什”号，挪威的“斯文纳”号，连波兰海军也出了一份力，派来了“闪电”号。

庞大的舰队缓慢而笨拙地横渡英吉利海峡，按照着一个历史上从未试行过的每分钟都掐得很紧的航行时刻表前进。船队从英国各港口驶出，顺着两条护航线路沿海岸南下，然后在怀特岛南面的集结海域集中。各船在那里归类排队，每艘船按照自己事先规定好的位置，加入到前往某个海滩的船队中去。集结海域马上就有了个外号：“皮卡迪利广场”[2]。护航船队从那里出发去法国时沿着5条由浮标标明的航道行驶，快到诺曼底时，5条航道又分裂成10条航道，每两条通向一处海滩——一条是快船道，另一条是慢船道。在前面开道的——仅在充作矛头的扫雷艇、战列舰和巡洋舰之后——是5艘指挥舰，它们是支棱着雷达天线和无线电天线的武装运输船，这些浮动的指挥部将是登陆部队的神经中枢。

到处都是船，对于船上的人来说，这支历史性的大舰队在他们的记忆中仍然是生平所见到的“最让人激动、最令人难忘的”一幕。对于部队来说，终于出发了是件好事，尽管前面会有种种麻烦与危险。士兵们仍然心情紧张，但是某些心理负担解除了，如今每个人只想快点把该做的事接到手，再把它干完。在登陆舰和运输船上，人们抓紧最后的时间写信、玩牌、加入长时间的侃大山。第29步兵师116团1营副营长托马斯·斯潘塞·达拉斯（Thomas Spencer Dallas）少校回忆说：“忙得不可开交的还是随军牧师。”

在一艘挤得水泄不通的登陆舰上，第4步兵师12团的随军牧师刘易斯·富尔默·库恩（Lewis Fulmer Koon）上尉发现自己成了所有教派的神职人员。团里的犹太裔军官——1营B连连长欧文·格雷（Irving Gray）上尉问库恩，肯不肯带领全连人一起向“我们全都信仰的上帝祷告，无论是新教徒、天主教徒还是犹太人，让上帝保佑我们的使命得以完成，而且倘若可能，还让我们能够平安回家”，库恩表示非常乐于效劳。海岸警卫队巡逻艇上的副炮手威廉·斯威尼（William Sweeney）下士记得，暮色苍茫中，武装运输船“塞缪尔·蔡斯”号用灯光打出了这样的信号：“正在进行祈祷。”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次航行最初的几个小时是平平静静度过的。许多人变得爱内省，他们说出了平时不会对别人说的话。数百人事后回忆说，他们认识到自己心里还是感到害怕的，于是就以异乎寻常的坦率对别人讲了一些个人私事。在这个奇特的夜晚，人们变得亲近了，而且会信赖自己过去未曾见过的人。第146战斗工兵营的厄尔斯顿·E.赫恩（Earlston E.Hern）一等兵回忆说：“我们谈了不少家里的事儿，还谈了过去的经历和登陆时的一些经验，以及情况大概会怎么样。”

赫恩所在的那艘登陆舰湿滑的甲板上，他和一个不知名姓的军医聊了一阵。“那位军医家里出了麻烦，他那当模特的老婆要和他离婚。他愁得不行，他说得等他回家以后再说这事。我还记得，我们说话的整个过程中，有个小伙子在近旁轻轻哼唱。那小子还说，他这会儿唱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听，这似乎真的让他觉得高兴。”

在英国皇家海军的“帝国铁砧”号登陆舰上，美军第1步兵师的迈克尔·库尔茨（Michael Kurtz）下士——参加过北非、西西里岛和意大利战役的老兵——看到换班的人正朝他走来，那是来自威斯康星州的约瑟夫·斯坦伯（Joseph Steinber）二等兵。

“下士，”斯坦伯说，“你真的认为咱们有可能成功吗？”

“见鬼，那还用问，小子，”库尔茨说，“不用为自己是死是活发愁，在这支部队里咱们总是先为马上来临的战斗操心。”

第2游骑兵营外号叫“弯杆儿”的比尔·L.佩蒂（Bill L.Petty）中士同样正在发愁。他和好友比尔·麦克休（Bill McHugh）一等兵一起，坐在从前跑海峡航线的老渡轮“马恩岛”号的甲板上，望着逐渐逼拢过来的暮色。佩蒂瞅着他们周围那些船只长长的影子，聊以解愁，他的心思都系在奥克角的悬崖绝壁上了。他转过脸来对麦克休说：“咱们不用指望从这场战斗中活下来了。”

“你也太悲观了。”麦克休说。

“也许是吧，”佩蒂答道，“反正咱们俩只能有一个活下来，老弟。”

麦克休还是满不在乎，他说：“到了老天爷非要你死的份上，你想要活也活不成啊。”

有些人想试着看书。第1步兵师的艾伦·C.博德特（Alan C.Bodet）下士开始读亨利·贝拉曼的《金石盟》[3]（Kings Row），可是他发现思想很难集中，因为他老在为自己那辆吉普车担心：一旦把车子开到三四英尺深的水里去时，它的防水功能会不会失灵呢？在一艘满载的坦克登陆舰上，加拿大第3步兵师的阿瑟·亨利·布恩（Arthur Henry Boon）二等兵试图把一本有着耸人听闻标题的袖珍版图书《一个少女与一百万个男人》看完。英国登陆舰“帝国铁砧”号上，一个英国海军军官在读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的拉丁文版的《歌集》（Odes），这让第1步兵师16团的随军牧师劳伦斯·E.迪瑞（Lawrence E.Deery）惊诧不已。而迪瑞自己呢（他将在第一轮攻击波中和第16步兵团一起登上奥马哈海滩），他夜里的时间也都花在读西蒙兹的《米开朗基罗传》上了。在另一支护航船队里，由于登陆艇颠簸得太厉害，几乎所有人都晕船了。加拿大第3步兵师的詹姆斯·道格拉斯·吉兰（James Douglas Gilan）上尉取出一本对今天晚上有着特殊意义的书。为了安定自己和另一个军官朋友的神经，他翻到《诗篇》第23篇[4]，高声读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并非到处都那么庄严肃穆，轻松的气氛同样存在。在英国运输船“宝贝儿本”号上，一些游骑兵把四分之三英寸粗的绳子从桅杆顶部一直拉到甲板上，接着便满船爬来爬去，让英国海员看得眼睛都发直了。另一条船上，加拿大第3步兵师的官兵们举办了一次文娱晚会，节目有各种朗诵、吉格舞（一种轻快的三拍快步舞）、里尔舞（轻快的苏格兰双人舞）和大合唱。在第8步兵旅王后属加拿大来复枪团，外号“珀迪”的詹姆斯·珀西瓦尔·德·莱西（James Percival de Lacy）中士听着风笛合奏的《特拉利的玫瑰》（Rose of Tralee），情绪激动之下忘记自己身在何方，竟站起身来建议为爱尔兰的埃蒙·德·瓦莱拉[5]（Eamon de Valera）干杯，因为他“让我们免于卷入战争”。

许多前几个小时里还在为自己能否活下来而担忧的人，现在却巴不得早点抵达海滩。比起他们对德国人的畏惧，坐船渡海才真是最可怕的事情。晕船症像瘟疫似地传遍所有59个护航船队，晕得最厉害的是在颠簸得最凶的登陆舰上的水兵。每个人都拿到了晕船药，外加一样东西：它在装备清单上以军队典型的精确性写明：“纸袋，呕吐用，一只”。

军队的效率至此也算是高到家了，然而还是不够。“呕吐袋都装满了，钢盔里也满了，防火桶里的沙子给倒了出来，那里也满了出来，”第29步兵师的小威廉·詹姆斯·威德菲尔德（William James Wiedefeld，Jr）技术军士长（相当于二级军士长）回忆道，“你在钢甲板上根本站不住，到处都听到有人在说‘如果要咱们去死，也得让咱们到这些该死的澡盆外面去’。”

在一些登陆舰上，士兵们实在受不了，他们威胁说——也许更多的是吓唬人而不是认真的——要跳海。加拿大第3步兵师的戈登·K.莱恩（Gordon K.Laing）二等兵发现自己揪住一个朋友不放，那人“求我放开他的裤带”。皇家海军突击队员拉塞尔·约翰·威瑟（Russel John Wither）中士记得，他所在的船上“呕吐袋很快就用完了，到后来只剩下一只”，人们都把它传给别人用。

由于晕船，无数人都没能享用到往后几个月里他们再也吃不上的好饭菜。上级做出特殊安排，让所有的船都供应最好的食物，这份特殊的饭菜——部队戏称其为“最后的晚餐”——在各条船上都不一样，而各人的胃口又各不相同。在武装运输船“查尔斯·卡罗尔”号上，第29步兵师116团3营作训参谋卡罗尔·B.史密斯（Carroll B.Smith）上尉得到的是一份牛排，上面铺着几只煎鸡蛋，蛋黄朝上，外加冰激凌和罗甘莓，2个小时后他拼命推开别人往栏杆边上挤去。第112战斗工兵营的小约瑟夫·K.罗森布拉特（Joseph K.Rosenblatt，Jr.）少尉一连吃了7份白汁鸡皇，胃口越吃越好。第5特种工兵旅的基思·布赖恩中士同样如此，他吃完了三明治和咖啡后还觉得没尽兴，他的一个部下到厨房去“搬来”一加仑什锦水果，四个人分着把它吃光了。

在英国船“查尔斯王子”号上，第5游骑兵营的埃弗里·J.桑希尔（Avery J.Thornhill）中士逃过了一切不适，他服了过量的晕船药从头一直睡到尾。

船上的人们尽管经受着种种痛苦与恐惧，但他们记忆中烙印下的某些景象却出奇地清晰。第29步兵师116团3营L连的唐纳德·C.安德森（Donald C.Anderson）少尉记得，天黑前1小时，太阳从云层里露出来，使整个舰队剪影似的轮廓格外分明。为了向第2游骑兵营的汤姆·F.瑞安（Tom F.Ryan）中士表示祝贺，F连的战士将他围拢在中间唱起了《祝你生日快乐》，当天他刚满22岁。在第1步兵师那位想家的19岁罗伯特·马里恩·艾伦（Robert Marion Allen）一等兵看来，这天晚上倘若“能在密西西比河上划划小船，那是最惬意不过的了”。

在整个舰队的每条船上，黎明时分将创造历史的人们都在让自己尽可能地休息。法国的突击队队长菲利普·基弗少校在登陆舰上往毯子里钻时，脑子里忽然想起1642年埃奇希尔战役时雅各布·阿斯特利（Jacob Astley）爵士所做的祈祷。基弗祷告说：“哦，主啊，你知道我今天有多么的忙碌和紧张。若是我没来得及想起你，求求你可千万别忘了我……”他把毯子往上拉拉，几乎立刻就沉入了梦乡。

刚过22点15分，德军第15集团军反间谍部门的主官迈尔中校冲出办公室，在他手里攥着的也许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所截获的最重要的情报。迈尔现在知道进攻就是48小时之内的事了，掌握了这条信息盟军就可以被赶回到海里去。信息源自英国广播公司对法国地下抵抗组织的广播，它是魏尔兰诗歌的第二行：“单调颓丧，深深刺伤我的心。”

迈尔冲进餐厅，第15集团军指挥官汉斯·埃伯哈德·冯·扎尔穆特（HansEberhard Kurt von Salmuth）大将正和他的参谋长鲁道夫·霍夫曼（Rudolf Hofmann）中将以及两个军官在打桥牌。“将军！”迈尔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信息，第二部分——收到了！”

冯·扎尔穆特沉吟片刻，接着便下令第15集团军进入全面战备状态。就在迈尔急匆匆地走出房间时，他的眼睛又回到手里的牌上去了。冯·扎尔穆特记得自己当时是这样说的：“我老了，见得多了，再也不会为这样的事情过于激动了。”

回到办公室后，迈尔便和部下立即用电话通知西线德军总部，接着又报告了希特勒的最高统帅部。与此同时，还通过电传打字机向其他指挥部做了通报。

第7集团军又一次未接到通知，[6]其原因从未得到过能让人满意的解释。再过四个多小时，盟军舰队就会抵达5个诺曼底海滩外的集结海域；三小时内18000名空降兵将降落在夜色中的田野与灌木篱墙上——也就是说要进入从未得到有关D日警告的德军第7集团军防区。

第82空降师的“荷兰佬”阿瑟·舒尔茨二等兵做好了准备。和机场上的每个人都一样，他穿上了跳伞服，右胳膊上挂着降落伞。他的脸用炭涂黑了，脑袋和今晚的每个伞兵一样，剃成了怪模怪样的易洛魁族印第安人的式样：只留下从脑门直到后脑勺的窄窄的一行头发，别处都剃得精光。他的身边是武器装备。他在各方面都做好了准备，几个小时前赢到手的2500美元现在只剩下20美元了。

现在，伞兵们等待卡车把他们载到飞机跟前去。“荷兰佬”的朋友二等兵杰拉尔德·科伦比（Gerald Columbi）从一个玩骰子的赌摊里跑出来。“快，借给我20块钱！”他说。

“干吗？”舒尔茨问道，“没准你会给打死的。”

“我把这个押给你。”科伦比边说边解下他的手表。

“好吧！”“荷兰佬”说道，递给他自己最后的20美元。

科伦比又跑回去掷骰子了，“荷兰佬”瞧了瞧手表，那是只毕业时送给孩子的那种布洛瓦牌金表，背后还刻着科伦比的名字以及父母的祝词。就在此时有人喊道：“好了，咱们走吧。”

“荷兰佬”提起他的装备和其他伞兵一起离开机库，他爬上卡车时见到科伦比就在自己身边。“还你，”他边说边把那只手表递给科伦比，“我用不着2只手表。”

现在“荷兰佬”身上只剩下母亲寄给他的那串念珠了，他后来决定还是把念珠带上。卡车驶过机场，朝等候在那儿的飞机开去。

在英国各地，盟军空降部队都登上了各自的飞机与滑翔机。运载为空降部队标明空降场的探路者的飞机已经飞走了。在纽伯里的第101空降师师部，最高统帅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上将在一小群军官和4名新闻记者的陪同下，来看望准备首批起飞的部队。刚才艾森豪威尔和战士们聊了一个多小时，在这次进攻的各个方面，他最担心的就是空降行动了，他的一些指挥官相信，空降行动也许会造成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伤亡率。

艾森豪威尔已和第101空降师师长马克斯韦尔·泰勒少将道了别，后者将率领他的部下投入战斗。泰勒离开时腰杆挺得笔直，有点发僵，他不想让最高统帅知道下午玩壁球时他的右膝上扯伤了一根韧带，艾森豪威尔没准儿会不让他去的。

现在，艾森豪威尔站在那儿看着飞机一架架在跑道上滑行并慢慢升入空中，一架接一架地消失在黑暗里，在机场上空盘旋完成编队。艾森豪威尔双手深深地插在兜里，凝视着夜空，巨大的机群在机场上空发出最后的轰鸣，朝着法国飞去。这时，全国广播公司的雷德·米勒朝最高统帅望去，他看到艾森豪威尔热泪盈眶。

几分钟后，在英吉利海峡的进攻舰队上的人们听到了机群的发动机声。声音越来越响，接着头顶上传来一阵阵浪潮似的轰鸣声。整个机群用很长时间才飞了过去，此后发动机的轰鸣开始减弱。在美军驱逐舰“赫恩登”号的舰桥上，巴托·法尔中尉、值班军官们以及美国报业协会的战地记者汤姆·沃尔夫（Tom Wolf）凝视着黑暗的天空，谁都没有说话。当最后一个编队飞过去时，一盏琥珀色的灯透过云雾朝下面的舰队闪烁，它用摩尔斯电码慢慢打出了3个点和1个长划：那是V字，代表“胜利”的意思。

[1] 对反攻舰船的确切数目究竟有多少存在着较大分歧，可是关于D日最精确的军事著作——戈登·哈里森的《横越海峡的攻击》（官方的美国军事史）与海军少将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的海军史《对法国与德国的进攻》——都一致认为数字为5000艘左右，这个数字包括船上运载的登陆艇在内。英国皇家海军中校肯尼思·爱德华兹的《海神行动》则提供了约4500艘的较低数字。——原注

[2] 伦敦市中心的一个圆形广场，周边都是戏院和娱乐中心。

[3] 当时流行的一部爱情小说，曾被好莱坞改拍为电影，男主角的扮演者是后来的美国总统里根。

[4] 《圣经·旧约》中的一卷。

[5] 埃蒙·德·瓦莱拉（1882—1975），爱尔兰争取独立斗争的领袖，曾任爱尔兰总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宣布爱尔兰中立。

[6] 本书中所有的时间用的都是英国双夏令时，它比德国中部时间晚1个小时。因此，对迈尔来说，他的部下截获信息的时间是21点15分。第15集团军的作战日志记录了发给各指挥部的电传打字的信息确切文本，全文如下：“电报打字第2117／26号急件发送单位：第67、81、82、89军，比利时与北法军事总督，B集团军群，第16高射炮师，海军海峡防卫指挥部，比利时与北法德国空军。6月5日21点15分英国广播公司的信息被释译。据我方所知情况判断，该信息含义为‘攻击可望在6月6日零时起48小时之内进行’。”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第7集团军还是第84军都没有被包括在上述名单里，通知这些单位并非迈尔的任务，其责任应由隆美尔的指挥部担负，因为这两个单位都归B集团军群指挥。然而最令人大惑不解的是，为何伦德施泰特的西线德军总部未向从荷兰直到西班牙边境的整个海岸防御前线发出警告。令这个谜团更为复杂的是，战争结束时，德方宣称至少15条与D日有关的信息被截获而且被准确地释译。“魏尔兰信息”据我所知是唯一被记载进德军作战日志的一条。——原注

第2部　夜晚

1

月光如洗，泻进卧室。圣梅尔埃格利斯镇，60岁的女教员安热勒·勒夫罗（Angéle Levrault）夫人慢慢地睁开眼睛。床对面的墙上，一束束红色和白色的光亮在静悄悄地闪烁跳跃。勒夫罗夫人慌忙坐了起来，瞪大眼睛，闪烁的光束似乎在沿着墙壁慢慢地向下滑落。

老太太完全清醒过来，她终于明白自己看到的是梳妆台大镜子里的映象。就在此时，她又听见远远传来的飞机低沉的嗡嗡声、低沉的炸弹爆炸声和高射炮群速射时发出的刺耳的不连贯的炮声。她快步走到窗前。

海岸方向的天空里悬挂着一簇簇火花，红光把乌云都给照亮了，这情景令人毛骨悚然。远处，爆炸声伴随着亮粉色的火光，一串串橘黄色、绿色、黄色和白色的曳光弹划破天空。在勒夫罗夫人看来，27英里外的瑟堡又遭到轰炸了，她很庆幸当晚自己住在宁静的圣梅尔埃格利斯小镇。

女教员穿上鞋子，披上晨衣，穿过厨房，走出后门朝厕所走去。花园里一片寂静，火光和月光将花园映照得如同白昼，邻近的田野和田边栽成树篱的灌木丛安详宁静，落满了长长的树影。

她刚走几步便听见飞机的嗡嗡声越来越响，正朝着镇子的方向飞过来。突然间，周围的所有高射炮都一齐开火。勒夫罗夫人胆战心惊，慌慌张张地冲到一棵大树下躲了起来。飞机飞得很低也很快，随之而来的是一阵阵雷鸣般的高射炮火，瞬间令她震耳欲聋。不过，引擎的轰鸣声马上就消失了，炮火也中断了，世界又恢复了宁静，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就在这时，她听见头顶上方有一种奇怪的窸窣声，抬头望去，只见一顶降落伞朝花园笔直地飘了下来，伞下有个鼓鼓囊囊的东西在摇来晃去。在约莫一秒钟的时间里，月光被挡住了，第82空降师505伞兵团的空降先导员罗伯特·M.墨菲（Robert M.Murphy）[1]二等兵在20码远的地方嗵的一声着陆了，接着连滚带爬地翻进了花园。勒夫罗夫人惊呆了。

18岁的伞兵立即掏出伞兵刀割断伞绳，抓住一个大包站了起来，就在这时他看见了勒夫罗夫人。他们互相对视了很长时间，对于这位法国老太太来说，眼前的伞兵看上去像个可怕至极的妖怪。他廋高个儿，脸上涂满油彩，这使他的颧骨和鼻子显得更高了，看起来被武器和装备压得够呛。老太太吓得魂飞魄散，呆呆地望着他，一步都挪不动。只见怪影把一根手指压在嘴唇上，示意她不要出声，接着便迅速消失了。勒夫罗夫人也慌忙行动起来，她一把撩起睡裙下摆，拼命向屋子里跑去。她见到的是首批在诺曼底空降的美军中的一个，当时是6月6日，星期二，0点15分。

D日开始了。

空降先导员们在该地区的各个地方跳伞着陆，有些人的跳伞高度只有300英尺。这支登陆行动的先遣部队是由一小批勇敢的战士志愿组成的，他们的任务是在犹他海滩背后的瑟堡半岛50平方英里范围内，为第82空降师和第101空降师的伞兵及滑翔机部队的空降场布设标识，所有人都在绰号“蹦跳吉姆”的詹姆斯·莫里斯·加文（James Maurice Gavin）准将建立的特别学校里受过训练。加文对他们说：“你们在诺曼底着陆时只有一个朋友，那就是上帝。”

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惹麻烦，执行这场重要任务的成败关键在于速度和秘密行动。

然而，探路者们从一开始便遇到困难，他们跳入了混乱之中。C—47达科他式运输机掠过目标上空时速度极快，德军起初误以为它们是战斗机，防空部队对美军的突然袭击大为吃惊，便漫无目标地胡乱开火，使天空成了由发亮的曳光弹和能致人死命的榴弹弹片交织而成的火力网。第101空降师的查尔斯·V.阿塞（Charles V.Asay）中士在降落时怀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满不在乎的心情，看着“五彩缤纷的子弹拖着长长的优美弧线从地面射向天空”。这让他想起了7月4日国庆之夜，他觉得“这些子弹真美”。

第502伞兵团1营B连的德尔伯特·F.琼斯（Delbert F.Jones）一等兵刚要跳伞，他的飞机就被直接命中，弹片穿过了机身，虽没造成多大损伤，却差一点打在他身上。阿德里安·R.多斯（Adrian R.Doss）一等兵背负着100多磅重的装备跳出机舱后，惊恐地发现曳光弹就在自己身边飞来飞去，有些就在他头上汇集，子弹划破了他的降落伞，他能感到伞绳拉扯的力量。一串子弹穿过挂在他胸前的装备包，他没有中弹真是个奇迹，但他的野战背包被打了一个大洞，“大到所有的东西都掉了出去”。

高射炮火十分猛烈，很多飞机只好偏离航线。120名探路者中只有38人降落在预定目标上，其余人落到了好几英里之外。有的人在田野、花园、小溪和沼泽里着陆，有的人摔进了树林和灌木篱墙，或者掉在屋顶上。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经验丰富的老伞兵，但在开始辨认方位时还是感到十分困难、不知所措。和之前研究了好几个月的地形图像比较，田野小了一些，灌木篱墙高了而道路又窄了。在迷乱得不辨方位的可怕时刻里，有些人干了傻事甚至是危险的事情。

第502伞兵团的弗雷德里克·A.威廉（Frederick A.Wilhelm）一等兵昏头昏脑地着陆了，他忘了自己已经深入敌后，糊里糊涂地把随身携带的大型闪光灯中的一个给打开了。他想知道闪光灯是否完好无损，好在它没坏，田野里突然间一片通明，把威廉吓得够呛，比德军真朝他开火还要吓人。第101空降师空降先导连连长弗兰克·L.利利曼（Frank L.Lillyman）上尉差一点暴露了自己的位置，他落到一片牧场上，突然发现黑暗中有个庞然大物向自己冲来，他差点开枪，幸好这家伙低声哞了一下，利利曼才意识到那不过是头牛。

这些探路者不光把自己和诺曼底人吓得够呛，还把几个看见他们的德国人吓了一大跳，搞得莫名其妙。有两个伞兵竟然落在德军第352步兵师的恩斯特·迪林（Ernst Düring）上尉的连部门外，偏离最近的空降场5英里以上。负责指挥驻扎在布雷旺德（Brévands）的重机枪连的迪林上尉，被低空飞行的飞机轰鸣声和高射炮火吵醒了，他跳下床赶快穿衣服，慌乱中把靴子穿反了（一直到D日结束他才发现这个错误）。来到街上，迪林模模糊糊看到不远处有两个人影，他大声喝问他们是什么人，但没有得到回答。他立即用MP40冲锋枪向对方进行扫射，两个训练有素的空降先导员没有开火还击，他们消失了。迪林冲回连部给营长打电话，对着电话气急败坏地喊道：“伞兵！伞兵！”

有些探路者的运气没这么好。第82空降师的罗伯特·墨菲拖着背囊（里面有一套便携式无线电定位装置）走出勒夫罗夫人的花园，向圣梅尔埃格利斯以北的空降场方向前进，他听见右前方传来一阵短促的枪声，后来才知道他的好友伦纳德·德沃夏克（Leonard Devorchak）二等兵就是在那个时候被打死的。德沃夏克曾发誓要“一天挣一枚奖章，以此证明我是可以成功的”，他可能是D日里首个阵亡的美国人。

像墨菲这样的探路者在到处辨认方向。这些看上去很凶狠的伞兵，穿着鼓鼓囊囊的伞兵服，背着十分沉重的枪支、地雷、信号灯、无线电定位装置和荧光板，悄悄地从一道灌木篱墙摸向另一道灌木篱墙，向集合地点靠近。他们要在一个小时之内完成为空降场布设标识的任务，美军空降部队要在1点15分发动全面进攻。

50英里外的诺曼底战场东端，6架满载英军空降先导员的飞机和6架拖着滑翔机的皇家空军轰炸机飞过了海岸线。他们前方的天空成了可怕的高炮火海，到处是泛着苍白光芒如同吊灯般的照明弹。卡昂西北方数英里的朗维尔（Ranville）小村里，11岁的男孩阿兰·杜瓦（Alain Doix）也看到了火光。他被炮火声惊醒，和勒夫罗夫人一样目瞪口呆地望着床尾架上的大黄铜扶手反射出的瞬息万变而又五彩缤纷的图像。他看得简直入了迷，使劲推着同他睡在一起的祖母马蒂尔德·杜瓦夫人，激动地喊道：“快醒醒，奶奶快醒醒，我看出事了。”

这时候，阿兰的父亲勒内·杜瓦冲进房间，大声催促他们：“快穿好衣服，我想这是一场大规模突袭。”

父子二人从窗口看到飞机低低地掠过田野飞了过来。过了一会儿，勒内忽然发现这些飞机都没有声音。他恍然大悟，高声喊道：“天哪！这不是飞机？是滑翔机！”

六架滑翔机，每架大约搭载30名步兵，像巨形蝙蝠似的悄悄俯冲下降。拖曳它们的飞机在越过海岸线后爬升到5000～6000英尺高空，在离朗维尔约5公里的地方放开牵引索。现在滑翔机朝着两条平行的河流——卡昂运河和奥恩河——飞去，河水在月光下闪烁着银光。朗维尔和贝努维尔（Bénouville）村分别在两条水道的东边及西边，河道上有两座守卫严密彼此相连的桥梁，这两座桥就是英军第6空降师机降步兵的袭击目标——这支突击队由骄傲的牛津郡和白金汉郡轻步兵团2营，以及皇家工兵部队中的志愿人员组成，他们要执行的危险任务就是制服守军夺取桥梁。如果行动成功的话，卡昂和海滩之间的一条大动脉便会被切断，英军可以阻止德军的增援部队，尤其是装甲部队在东西方向上的调动，使之不能从侧面攻击英军和加拿大军队的登陆场。由于盟军需要这两座桥梁来扩大登陆场的桥头堡，这些英国军人必须在德军守桥部队炸毁桥梁以前把它们完好无损地夺过来，这就要求攻击行动快速突然。英国人想出一个大胆却十分危险的解决办法，滑翔机穿过月光照耀下的夜空轻轻地着陆时，战士们挽起胳膊，屏住呼吸，他们将在大桥的引桥处强行着陆。

三架滑翔机飞向卡昂运河大桥，布伦式轻机枪手比尔·J.格雷（Bill J.Gray）二等兵闭上眼睛，鼓起勇气准备着陆。四周一片寂静，静得叫人害怕，地面也没有防空炮火，他只听见滑翔机俯冲时的声音，仿佛在空中轻柔地叹息。指挥突击队的第6机降旅牛津郡和白金汉郡轻兵步团2营D连连长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少校站在舱门边上，准备飞机一落地就把门打开。格雷记得，他的排长“丹尼”·布拉泽里奇（H.D.“Danny”Brotheridge）中尉说了一声“伙计们，开始了”，接着滑翔机便一头撞到了地上开始解体。起落架撞断了，座舱盖的碎片纷纷落了进来，滑翔机像一辆失去控制的卡车，摇摇晃晃地发出尖厉的呼啸声在地面滑行，散发出一团团火花。撞毁的机身转了半圈，让人心惊胆战，滑翔机终于停了下来，格雷回忆道：“机头钻入带刺的铁丝网，差一点就撞在桥上。”

有人大喊一声：“小伙子们，快！”

人们争先恐后地往外钻，有些人从舱门口挤了出来，还有些人从机头断口处跳了下来。与此同时，在几码远的地方，另外两架滑翔机也强行着陆，滑行一番后才停住。突击队的其他成员蜂拥而出，全都往桥上猛冲，场面乱哄哄的，一片混乱。德军惊慌失措，不辨东西，手榴弹不断地被扔进他们的掩体和交通壕里。有些德国士兵在火炮掩体里睡大觉，醒来时听见的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看见的是瞄准他们的斯登冲锋枪枪口；还有些人迷迷糊糊地抓起步枪或机枪，对着那些仿佛从地底下冒出来的人影胡乱开火。

突击队在桥这头收拾企图抵抗的德军，格雷等大约40人在布拉泽里奇中尉率领下冲过桥面，去占领极为重要的河对岸。快到桥中央时，格雷看到一个德军哨兵右手举着一把维利式信号枪，正要发射报警的信号弹，这是一个勇敢的人的最后一幕。格雷端起布伦式轻机枪向他扫射，他觉得所有人都开火了。信号弹从桥面腾空而起划破夜空，哨兵却倒在地上死了。

他也许想警告几百码外奥恩河大桥上的德军士兵，但信号发得太晚了，那里的守桥部队早已被制服。尽管进攻时只有两架滑翔机找到目标，第三架飞错了方向，落到了7英里外迪沃（Dives）河上的一座桥边。两座大桥几乎同时失守，德军被神不知鬼不觉的突袭吓懵了，很快便被打垮。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德军有时间，他们也不可能炸毁这两座桥。拥上大桥的英国士兵发现，虽然炸桥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但德国人始终没有把炸药安装就绪，他们在桥畔的一座小屋里发现了炸药。

战斗结束以后，似乎总会出现一种让人心神不定的寂静。人们还没完全从瞬息万变的战斗中清醒过来，他们努力回忆着自己是怎样死里逃生的，人人都在琢磨还有谁活了下来。17岁的格雷一方面为自己参加了偷袭行动而兴高采烈，另一方面又急切地寻找排长“丹尼”·布拉泽里奇中尉，他最后一次见到中尉时，后者正带领战士冲过大桥。可惜，战斗总有伤亡，其中一人便是这位28岁的中尉，格雷在运河大桥畔一家小咖啡馆前面发现了布拉泽里奇的尸体。“子弹打中他的喉部，”格雷回忆道，“显然，他是被曳光弹打中的，他的伞兵服还在燃烧。”

不远处，在一座刚占领的小地堡里，爱德华·塔彭登（Edward Tappenden）一等兵正在发送行动成功的信号。他对着一架类似步话机的无线电台反复呼叫着密语：“火腿加果酱……火腿加果酱……”

D日的第一场战斗结束了，整个过程只用了15分钟。现在，霍华德少校和他的150多名官兵已经深入敌后，暂时得不到任何增援部队，他们做好了坚守这两座重要桥梁的准备。

至少，他们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在霍华德的滑翔机着陆的同一时刻——0点20分，还有60名英国空降先导员从6架轻型轰炸机里跳了出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知道自己落到了什么地方。

这些人承担了D日战斗中最艰巨的任务，作为英军第6空降师的先遣部队，他们志愿跳伞进入完全不了解情况的区域，还要在奥恩河以西用闪光灯、无线电定位信标和其他导航仪器为3个空降场布设标识。这3个空降场都在方圆大约20平方英里的范围内，靠近3个小村庄——离海岸不到3英里的瓦拉维尔（Varaville）；霍华德和部下夺取的大桥附近的朗维尔；距卡昂东郊不到5英里的图夫勒维尔（Touffréville）。英国空降兵将在0点50分在上述地区着陆，探路者们只有30分钟时间布设标识。

即便是在大白天的英国，要在30分钟内找到空降场并且布设好空降引导标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是黑夜，又是在敌占区，他们中几乎没有人踏足过这片土地，这样的任务可以说难于登天。他们和50英里外的战友们一样，一头扎进了麻烦堆里，他们分散得太开，着陆时的情形更为混乱。

他们遇到的困难首先是由于天气变坏，事先难以预料的风刮了起来（美国伞兵没赶上刮风），薄雾使有些地区不易辨认。运送英军先导员小组的飞机遇到了猛烈的防空火力网，飞行员本能地进行躲避，结果飞过了目标区或者根本找不到目标。有的驾驶员在指定区域上空盘旋了两三圈才把伞兵投下去，有一架飞机为了让探路者都跳出机舱，在密集的高射炮火中顽强地在低空来回飞行了惊心动魄的14分钟。由于这些原因，很多探路者和他们的装备都被投到了错误的地方。

以瓦拉维尔为着陆点的伞兵基本上都在目标区准确降落，但他们马上发现自己的大部分装备不是在降落过程中摔坏了，便是落到了别处。去朗维尔的先导员没有一个是在靠近目标区的地方降落的，他们分散得很远，相互之间有好几英里。

然而，最不幸的是图夫勒维尔小队。原定两个十人小组在该地区用灯光信号指示目标，每组都要向夜空打出一个信号字母K，结果有一个小组降到了朗维尔地区。他们倒是轻松地聚拢到一起，找到他们认为正确的地区，过了会儿他们发出了错误的信号。

第二个图夫勒维尔小队也没有到达目标区，十个接连跳下的伞兵中只有四人安全着陆，其中一人便是二等兵詹姆斯·F.莫里西（James F.Morrissey）。他看着其他六人被一阵狂风突然卷向了东边，简直肝胆欲裂。一筹莫展的莫里西眼巴巴地望着他们飘向远处，那里是在月色下泛着银光的迪沃河河谷。德军为了防范空降行动，早就用水淹没了这片河谷，莫里西从此没有再见过这六个人。

莫里西和其他三个人的着陆地点离图夫勒维尔不远，他们会合后派帕特里克·奥沙利文一等兵去空降场进行侦察，几分钟后他就被来自空降场边缘的子弹给打死了。他们原本要布设标识的地区有德国人，于是莫里西和另外两个人只能在他们降落的玉米地里布置灯光信号，权当图夫勒维尔地区的空降场。

实际上，在最初的混乱中遇到过德国士兵的探路者寥寥无几，偶尔有人惊动哨兵后发生了交火，当然就有了伤亡。然而，最让他们害怕的还是周围环境，那是一片令人毛骨悚然的寂静。

战士们都以为一着陆便会遭到德军的猛烈反击，然而大部分人遇到的只是一片寂静——寂静无声的夜晚，这让探路者们经历了不少自己造成的令人魂飞魄散的险境。好几次，探路者们在田野中或灌木篱墙下相遇，彼此都以为对方是德国兵。

空降先导员和先遣营的210名官兵在诺曼底的黑夜里，沿着没有灯光的农舍和沉睡的村落边缘摸索着，努力辨认方向。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必须准确判断出自己在哪里，在目标区准确着陆的人，要辨认出他们在英国时从地形图上认识的地标；完全迷失方向的人，得想办法用地图和指南针来确定方位。先遣通信部队的安东尼·W.温德朗（Anthony W.Windrum）上尉用一个更为直截了当的办法解决了问题。他爬上一个路标，镇定自若地划了根火柴，发现他的指定集合地点朗维尔就在几英里外。

可是有些探路者却遭遇了无可挽回的大难。有两个人从夜空中降落，笔直落在了约瑟夫·赖歇特（Josef Reichert）中将的德军第711步兵师师部前的草坪上。飞机轰鸣而过时，赖歇特正在打牌，他和几个军官冲到阳台上，正好看到两个英国人落到草坪上。

很难说，赖歇特或两个探路者谁会更吃惊。师里的情报科长抓住两名英国士兵，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后把他们带到阳台上。大惊失色的赖歇特脱口而出：“你们是从哪儿来的？”

一名探路者十分冷静地回答了问题，仿佛他打扰的不过是一次鸡尾酒会：“很抱歉，老头，我们降落在这儿只是意外。”

就在他们被带出去接受审问的时候，解放欧洲大陆的盟军首批部队——570名美国和英国伞兵正在为D日的战斗做准备。空降场内，信号灯已经打开，灯光闪烁直刺夜空。

[1] 作为战地记者，我在1944年6月采访过勒夫罗夫人，她不知道那个士兵的姓名或部队，但她给我看了伞兵留下的还装在弹药盒里的300发子弹。1958年，我开始写这本书并采访参加过D日行动的人员，我只找到了十来个当年的美军空降先导员，其中之一便是墨菲先生，他现在是波士顿的一位著名律师了。他告诉我：“我着陆以后便从靴子里摸出双刃伞兵刀割断伞绳，在割绳子的时候糊里糊涂地把装有300发子弹的弹药盒也一起割掉了”。他的故事同14年前勒夫罗夫人讲的经过不谋而合，连细节都完全一样。——原注

2

“出什么事了？”第352步兵师炮兵团1营营长维尔纳·普卢斯卡特（Werner Pluskat）少校对着话筒大声问道，半梦半醒的他身上只穿了件内衣。被飞机和炮火的轰鸣声吵醒后，他本能地感到这不仅仅是一次小规模的袭击，他在苏联前线待过两年，惨痛的经历教会少校要相信自己的直觉。

第352炮兵团团长卡尔―威廉·奥克尔（Kurt-Wilhelm Ocker）上校似乎对普卢斯卡特的电话很恼火。“我亲爱的普卢斯卡特，我们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等我们搞清楚了会告诉你的。”奥克尔冷冰冰地说完，咔嗒一声就把电话挂断了。

普卢斯卡特对这个回答不太满意。差不多有20分钟，飞机不断地轰鸣着进入布满炮火的天空，在东边和西边的海岸线上轮番轰炸，而他所在的海岸中部却寂然无声，肃穆得叫人不安。他的指挥部设在距离海岸只有四英里的埃特雷昂（Etreham），由他指挥的四个炮兵连共有20门大炮，负责为半个奥马哈海滩提供火力支援。

紧张不安的普卢斯卡特决定越过团长，直接给师部打电话，他同师部值班军官保罗·布洛克（Paul Block）少校通了话。布洛克告诉他：“也许就是又一次空袭罢了，普卢斯卡特，情况还不清楚。”

普卢斯卡特挂上电话，觉得自己有点傻里傻气。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太莽撞了一点，归根到底，并没有发生值得惊慌的事情，也没有接到任何警报。普卢斯卡特想起来，事实上，经过好几周断断续续地警戒战备，今晚他的部下接到了解除战备的命令。

普卢斯卡特现在头脑十分清醒，由于过于心神不定，他已经睡不着觉了。他在行军床边坐了好一会儿，德国种牧羊犬哈拉斯静悄悄地躺在他脚边，城堡里一切正常，但普卢斯卡特还是听得见远处传来的飞机的隆隆声。

突然，野战电话的铃声响了起来，普卢斯卡特一把抓起话筒。“据报告，半岛上有伞兵。”话筒里传来奥克尔上校平静的声音，“通知你的部下立刻去海边，这可能是敌人登陆。”

几分钟后，普卢斯卡特、第3炮兵连连长卢兹·维尔克宁（Ludz Wilkening）上尉和枪炮官弗里茨·特恩（Fritz Theen）中尉一起出发前往前沿指挥所，那是建在圣奥诺里讷―德佩尔泰（Ste.-Honorine-des-Pertes）村附近峭壁上的观察地堡。哈拉斯跟他们一起去，大众牌越野车里挤得满满当当。普卢斯卡特后来回忆说，汽车开了没几分钟就到达了海边，途中没有人说话。他有一个很大的心事：炮兵营的弹药只够用24小时。几天前，第84军军长马克斯上将视察炮兵连时，普卢斯卡特提出过这个问题。“要是敌人真的在你的防区登陆，”马克斯向他担保，“给你的炮弹一定会多得你用不完。”

大众越野车穿过沿海防御工事的外围到了圣奥诺里讷―德佩尔泰。普卢斯卡特牵着哈拉斯，沿着峭壁后面通向观察地堡的狭窄小道慢慢地向上爬，他的部下紧随其后。好几段带刺铁丝网把小路标得很清楚，这是通向观察所的唯一道路，路两边都布满了地雷。快到峭壁顶端时，少校走进一条狭窄的壕沟，走下几级水泥台阶，沿着弯弯曲曲的隧道向前走，终于进入了一个面积挺大没有隔间的地堡，里面有三个人在值守。

地堡有两个相对狭小的瞭望口，其中一个瞭望口前面架着高倍数的炮队镜，普卢斯卡特一进屋便立即坐到炮队镜前面。观察所的地理位置实在是好得不能再好：它位于奥马哈海滩上方100多英尺的地方，几乎处在不久以后便是诺曼底滩头阵地的中心。要是天色晴朗，从这个制高点望出去可以将塞纳湾尽收眼底，从瑟堡半岛的顶端一直向右到勒阿弗尔以及右侧更远处的景色，都可以一览无遗。

即使在月光下，现在普卢斯卡特还是看得很清楚，他慢慢地把炮队镜从左向右移动，巡视整个海湾。海湾里有些雾气，乌云偶尔遮蔽朗朗的月色，在海面上投下黑色的阴影。然而没有任何异常现象，没有灯光，没有声响。他通过炮队镜反复搜索海湾，但是海湾里没有船只。

普卢斯卡特终于站起身子，一边给团部拨电话一边对特恩中尉说：“外边没有情况。”

不过，普卢斯卡特还是心神不定。“我要留在这儿，”他对奥克尔上校说，“也许是一场虚惊，不过，也有可能会出事。”

这时候，各种含混不清和自相矛盾的报告开始涌入第7集团军在诺曼底各地的各级指挥部。军官们绞尽脑汁对情况进行分析，他们没有太多依据——这儿看见几个人影，那儿听见几声枪响，还有的地方发现树上挂着降落伞。这些都是线索，但说明什么问题？盟军空降部队只投下570名官兵，但他们已经制造了极大的混乱。

各地的报告都很零散，只言片语，不带结论，连有经验的军人都不免将信将疑，胸中无数。到底有多少人登陆了，两个还是两百个？是在紧急情况下跳伞的轰炸机机组成员，还是法国地下抵抗组织发动的一系列进攻？人人都心里没底，连诸如第711步兵师师长赖歇特中将那样亲眼看见伞兵的德国军官都没有把握。赖歇特认为这是空降部队对他师部的突然袭击，他给军长的报告里阐述了上述观点。过了很久，这份报告才送达第15集团军指挥部，被例行公事地记入了战地日志，并附有值得回味的注释：“并未提供细节。”

已经发生了太多的虚惊事件，人人都变得极为谨慎。连长们要再三考虑才向营部报告，而且事先还一再派巡逻队反复核实，营长们在向团部报告以前还要更加小心谨慎。在D日最初的时段里，各级指挥部内流传的说法涉及太多的人且说法五花八门，莫衷一是。但有一点是很明显的：由于情报纷乱，没有人愿意在这个时候发出警报，尤其是一个事后也许会被证明是错误的警报。于是，时间就一分钟一分钟地流逝了。

在瑟堡半岛，两位将军已经出发去雷恩参加图上演习了；现在，第三位将军——第91空运师师长威廉·法利中将也选择这个时候外出。尽管第7集团军指挥部有命令，不准指挥官在天亮以前离开岗位，但法利还是认为只有提早出发他才能赶上图上演习。这个决定让他送了命。

在勒芒的第7集团军指挥部里，集团军指挥官弗里德里希·多尔曼（Friedrich Dollmann）大将正在呼呼大睡。可能由于天气的缘故，他下令解除原定当晚要实施的战备。由于过于疲惫，他早早就上床睡觉了。他的参谋长，即能干又负责的马克斯·彭泽尔少将正准备就寝。

在圣洛的第84军军部里，人们正准备为军长埃里希·马克斯举行一个令他惊喜的生日晚会。军情报处长弗里德里希·海因少校已经把酒都准备好了，他们打算当圣洛大教堂的午夜（英国双夏令时1点钟）钟声敲响时，海因、军参谋长弗里德里希·冯·克里格恩（Friedrich von Criegern）中校和其他几位高级军官走进将军的房间。大家都在琢磨，面容严峻只有一条腿的马克斯（他在苏联失去了一条腿）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在诺曼底，他是公认的最优秀的将领之一，但他为人严肃，从不流露感情。然而，一切已经就绪，尽管人人都觉得这种做法有点孩子气，参谋部的军官们还是决定要举办这个生日晚会。他们正打算走进将军的房间时，忽然听见附近的高射炮轰隆隆地开起火来，众人冲出门外，正好看见一架盟军轰炸机栽进火海，又听见炮兵们兴高采烈地欢呼“我们打中了！我们打中了！”而马克斯上将仍然待在他的房间里。

教堂的钟声响了起来，以海因为首的一小群人手里拿着夏布利白葡萄酒和几个酒杯，大步走进将军的房间，有点不太自然地向将军表示贺意。马克斯抬起头来，镜片后的眼睛温和地凝视着他们，一时间大家都沉默了。海因回忆时说：“他站起身迎接我们的时候，他的假腿发出了嘎吱的响声。”

他友好地挥了一下手，让大家不再拘束。酒瓶打开了，参谋军官们围着这位53岁的将军立正致意，众人局促地举起酒杯，为他的健康干杯。他们很有福气，一点都不知道，40英里外4255名英国伞兵正在法国国土上降落。

3

月光照耀下的诺曼底田野里响起了英国猎号的呜呜声，低沉的号声缭绕回旋，悬在空中，显得孤单又不协调。号角声一遍又一遍地响起，数十个头戴钢盔，身着用绿色、棕色、黄色伪装的伞兵服，肩负、手提沉重装备的人沿着沟渠和灌木篱墙奋力越过田野，朝着猎号声的方向前进。别的猎号加入了合唱。忽然，军号嘹亮地吹奏起来，对成百上千的英军第6空降师的空降兵来说，号声是战斗的序曲。

古怪的号音来自朗维尔地区，它是第5伞兵旅下辖的两个伞兵营的集合信号。他们得迅速行动，一个营要急速前进，去增援霍华德少校那一小支正在守卫大桥的部队，此前他们通过滑翔机机降在那里；另一个营要占领并守住渡口要道东端的朗维尔村。伞兵部队指挥官以前从来没使用过这种方式集合部队，然而那天夜里，速度便是一切。第6空降师是在同时间赛跑。

第一批美英部队将于清晨6点30分至7点30分在诺曼底的三个海滩登陆，“红色魔鬼”有5个半小时的时间来占领第一批立足点，夺取整个登陆区的左翼。

第6空降师有一系列复杂的任务要执行，每项任务几乎都得分秒不差地完成。按计划，伞兵们要占领卡昂东北部的高地，守住奥恩河和卡昂运河大桥，还要摧毁至少五座迪沃河上的桥梁，从而拖住敌军部队，尤其是装甲部队从侧翼接近登陆场的步伐。

然而，只装备了轻武器的伞兵没有足够的火力来迟滞大量装甲部队的攻击，因此防御任务的成败取决于反坦克炮和特殊的反坦克弹药能否迅速安全地到达。由于火炮的重量和体积都很大，只能靠滑翔机才能把它们安全运到诺曼底。凌晨3点20分，将有一队由69架滑翔机组成的机群在诺曼底机降，运来士兵、车辆、重型装备和珍贵的火炮。

机群降落本身就是个严重问题。滑翔机相当大，每架都比DC—3型飞机还要庞大，其中4架哈米尔卡式滑翔机大得可以运载轻型坦克。为了让69架滑翔机降落，伞兵们首先得从敌人手里夺取并坚守指定的空降场；其次，他们得在布满障碍物的草地里清理出一大块可以降落的地方。这意味着要在黑夜里，在不到两个半小时的时间内，清理掉森林似的一大片挂有地雷的树干和枕木，这片场地傍晚时还要进行第二次机降。

他们还有一项更为重要的任务要完成，这也许是第6空降师要执行的最为重要的任务：摧毁梅维尔（Merville）附近强大的炮台。盟军情报人员认为，炮台上的四门大威力火炮可以持续侵扰集结的登陆舰队，并能大量杀伤在剑滩的登陆部队。第6空降师接到命令，要在清晨5点以前把大炮摧毁。

为了完成这几项任务，第3伞兵旅和第5伞兵旅在诺曼底投下了4255名伞兵。由于导航错误、大量飞机被防空火力打散而偏离航向、空降场标识不清以及阵风等种种原因，伞兵落地时分散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有些人运气不错，但数以千计的人落到了距空降场5～35英里的地方。

两个伞兵旅中第5伞兵旅的情况好一些，大部分战士在朗维尔附近的目标区着陆。即便如此，连长们花了快两个小时才集合了一半人。不过，在起伏萦绕的猎号指引下，许多伞兵已经在前来集合的途中了。

第5伞兵旅第13伞兵营的雷蒙德·W.巴滕（Raymond W.Batten）二等兵听见了猎号声。尽管他就在空降场的边缘，一时间却无法赶去集合，因为他摔进了一片小树林的浓密树丛里。巴滕的降落伞把他挂在一棵树上，使他缓慢地来回晃动，距离地面大约有15英尺。树林里非常寂静，但他能听见远处传来的冲锋枪长长的连射声，飞机的嗡嗡声，高射炮群的开火声。当他拔出小刀打算割断伞绳下地时，忽然听见附近传来德制冲锋枪急促的枪声，随后，树丛里发出窸窣的响声，有个人慢慢朝他走了过来。巴滕在跳伞时把斯登冲锋枪给弄丢了，他又没有手枪，挂在树上的他毫无办法，更不知道过来的是德国人还是英国伞兵。巴滕后来回忆说：“不管谁走过来看我，我都只好保持不动，希望他以为我已经死了。他大概真是这么想的，因为他走掉了。”

巴滕以最快的速度从树上下来，朝着集合的猎号声响起的方向前进，可惜他的磨难还远远没有结束。在树林边缘，他发现一具年轻伞兵的尸体，那人的降落伞没有打开。随后他沿着一条道路前进时，有个人从他身边跑了过去，疯狂地喊叫着：“他们杀了我的朋友！他们杀了我的朋友！”后来，他总算追上一群去集合点的伞兵。巴滕发现他边上的一个人似乎因惊恐而神经麻木了，他迈着大步，眼睛直视前方，决不左顾右盼，完全没意识到他自己右手紧握的枪支快要被掰折了。

这天夜里，在很多地方，像巴滕这样的士兵差不多在震惊之余都瞬间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第3伞兵旅第8伞兵营的哈罗德·G.泰特（Harold G.Tait）一等兵努力挣脱降落伞时，恰好看见一架达科他式运输机被高射炮火击中，飞机像颗燃烧着的彗星在他头上倒栽下来，在大约一英里外的地方轰的一声爆炸了。泰特不由自主地开始担心，不知道飞机里的伞兵小组是否已经跳下来了。

加拿大第1伞兵营的珀西瓦尔·利金斯（Percival Liggins）二等兵也看见一架飞机在空中燃烧，“火势很大，从机头到机尾一片火海，碎片不断地落下来”。飞机仿佛朝他头上飞过来，那景象把他深深地吸引住了，他就那么一动不动地呆站着。飞机从利金斯的上方掠过，摔在他身后的田野里。他跟一些人跑过去想抢救里面的人，但是“里面的弹药开始爆炸，我们无法接近了”。

第5伞兵旅第12伞兵营20岁的二等兵科林·E.鲍威尔（Colin E.Powell）落到了离空降场好几英里远的地方。他着地后听到的第一声战争中才有的声音，是黑夜里的一阵阵呻吟。他在一个伤势严重的伞兵身边蹲了下来，伤员是个爱尔兰人，他央求鲍威尔“老兄，给我一枪吧，帮帮我，求你了”。鲍威尔下不了手，他尽量让伤员躺得舒服一些，在匆忙离开时答应一定派人来救他。

在最初的时刻里，很多人是靠自己的机智和手段才得以生存。加拿大第1伞兵营的理查德·希尔伯恩（Richard Hilborn）中尉记得，他从一间暖房的屋顶上摔进屋内，“把玻璃砸得到处都是，而且弄出了很大的响声，但玻璃还在往下掉的时候，他就已经跳出暖房跑了起来”。还有一个人正好掉进了一口井里，他拽住伞绳双手交替着向上爬，爬出井口以后若无其事地朝集合地点出发了。

人们到处想方设法摆脱困境。大多数情况即使在大白天也够糟糕的，在黑夜里，尤其是在敌占区，再加上恐惧和想象，情况就更不堪设想了。戈弗雷·麦迪逊（Godfrey Maddison）二等兵就遇上了这样的困境，他坐在田边，带刺铁丝网令他动弹不得。他的两条腿同铁丝网缠在一起，装备的重量——包括4个10磅重的迫击炮弹，加上其他一共有125磅——把他拽到了铁丝网深处，铁丝网把他完全绊住了。麦迪逊是在朝第5伞兵营吹响号角的方向运动时，一脚踏空摔进铁丝网的。他后来回忆说：“我开始感到害怕，天很黑，我相信有人会给我一枪的。”

他一动不动地坐着，仔细倾听着。过了一会儿，麦迪逊认为自己躲过了敌人的注意，便开始以痛苦而缓慢的挣扎来解放自己。他觉得自己花了好几个小时才挣脱出一条胳膊，可以从身后的皮带上解下一把剪铁丝的剪刀，又过了几分钟，他已经摆脱了铁丝网朝着吹响猎号的方向前进了。

大约在同一个时段内，加拿大第1伞兵营A连连长唐纳德·J.威尔金斯（Donald J.Wilkins）少校正在一座貌似小工厂的楼房边悄悄地走着，忽然间发现草坪上有一群人，他立即匍匐在地盯住他们，黑影们却一动不动。威尔金斯使劲看了半天，站起身子骂骂咧咧地走了过去。果然不出所料，这些人影是花园里的石头雕像。

该营的一名中士也有过类似经历，不过他看见的影子可是真人。亨利·L.丘吉尔（Henry L.Churchill）二等兵正好在附近的一条沟里，他看见中士在落地时掉进了齐膝深的水中，就在中士挣脱降落伞时有两个人朝他走了过去，中士不顾一切地仔细查看起来。丘吉尔记得，“中士等待着，努力辨认他们是英国人还是德国人”。两人越走越近，他们的讲话声让中士确定对方是德国兵，他手里的斯登冲锋枪响了起来，“用一个长点射把两个人打倒了”。

D日的最初时刻，最险恶的敌人不是人而是大自然。隆美尔的反空降措施发挥了很好的效用：被水淹没的迪沃河河谷成了湖面和沼泽，遍布着死亡陷阱。第3伞兵旅的很多伞兵就像从口袋里随便抖搂出来的五彩纸屑，落入了这种地方。对这些伞兵来说，悲剧性的灾难一个接一个地发生了。有些飞行员由于云层过厚，误把迪沃河口当成了奥恩河，让伞兵在难以辨清方向的沼泽和湿地上空跳伞。整整一个营700名战士本来应该在大约一平方英里的范围内着陆，结果被分散到了50多平方英里的乡村和沼泽地里。正是这个营——经过严格训练的第3伞兵旅第9伞兵营——承担了当夜最艰巨的攻击梅维尔炮台的任务。有些人花了几天的时间才找到队伍，很多人从此不见踪影。

人们永远无法统计在迪沃河沼泽地里牺牲的伞兵人数。幸存者说，沼泽地里7英尺深、4英尺宽的沟渠纵横交错，沟底是黏糊糊的烂泥。一个背着武器弹药和沉重装备的人是没有办法单枪匹马从沟里爬出来的，帆布背包一遇水分量就更重了，几乎增加了一倍，为了生存战士们得把它们扔了。很多人好不容易从沼泽地挣扎出来，却又淹死在离陆地几码远的河水里。

第224伞兵战地救护队的亨利·F.亨伯斯通（Henry F.Humberstone）二等兵差一点就淹死了，他在落地时掉进了沼泽地齐腰深的水中，完全不知道自己到了什么地方。他原本应该在瓦拉维尔西边的果树林地区着陆，结果却到了空降场东边。他要去瓦拉维尔的话，不仅要走出沼泽地，而且还要渡过迪沃河。他所在之处被一层暗淡的白色毛毯似的薄雾笼罩着，四周除了蛙声什么也听不见。走着走着，前面传来潺潺的流水声。亨伯斯通跌跌撞撞地走过被大水淹没的田野，来到了迪沃河边。他正四下张望想找条路过河时，忽然看见河对岸有两个人，他们是加拿大第1伞兵营的兵。

亨伯斯通大声喊：“我怎么过河？”

其中一人大声答道：“这儿挺安全的。”

这个加拿大人走入河中，显然是想摆个样子给他看。“我眼看着他一眨眼就不见了，”亨伯斯通回忆说，“他没喊也没叫，就是一下子不见了，我和对岸的他的同伴根本来不及救他。”

第9伞兵营的随军牧师约翰·格威内特（John Gwinnett）上尉完全摸不着方向了，他也掉进了沼泽地，身边看不到任何人，四周的寂静令人忐忑不安。格威内特下决心一定要走出沼泽地，他相信突袭梅维尔炮台肯定会有恶战和伤亡，他要和战士们在一起。起飞前他还在机场上对他们说：“恐惧来叩门，信念打开大门，门外什么都没有。”

格威内特还不知道的是，他花了整整17个小时才走出沼泽。

此时，第9伞兵营营长特伦斯·布兰德拉姆·奥特韦（Terence Brandram Otway）中校怒火万丈。他着陆的地方离集合点有好几英里远，他知道全营官兵肯定分散在各处。奥特韦在黑夜里快速行军时，三三两两的部下从各处冒了出来，这也证实了他对形势所做的最坏打算。他不知道空降究竟糟到了什么地步，难道他的特种滑翔机运输队也落到了四面八方？

为了保证突袭成功，奥特韦迫切需要滑翔机运送反坦克炮和其他装备，因为梅维尔炮台非同一般，阵地四周有一系列十分严密的防御工事。要进入炮台中心——4门安装在大型混凝土炮位掩体里的重炮——第9伞兵营得先通过地雷区和反坦克壕，再穿过15英尺厚的带刺铁丝网，越过更多的地雷区，然后从纵横交错、布满机枪巢的交通壕里打出去。德军认为，这样强大的防御工事再加上200人的守军，是难以攻破的。

奥特韦并不这样想。为了摧毁这个炮台，他制订了详细而周密的计划，可谓算无遗策：首先，100架兰开斯特式轰炸机要轮番轰炸炮台，投下至少4000磅炸弹；滑翔机队随后运送来吉普车、反坦克炮、火焰喷射器、爆破筒（长短不一装满炸药的管筒，用来摧毁铁丝网）、探雷器、迫击炮，甚至还有轻巧的铝质登高梯；奥特韦的部下从滑翔机里拿到这些特殊装备以后，将分成11个小队向炮台发动进攻。

这一切要求各个环节在时间上彼此呼应，密切配合：侦察组一马当先侦察敌情；工兵组排除地雷，并在清扫过的雷场里标记好安全路线；爆破组用爆破筒炸开铁丝网；狙击手、迫击炮手和机枪手要迅速进入阵地掩护主攻人员。

奥特韦的计划还有最后一招能令敌人防不胜防：当主攻部队从地面扑向炮台时，三架满载机降步兵的滑翔机要在炮台顶部强行着陆，从地面和空中联合向炮台的防御工事发起强大突击。

这项计划的部分内容似乎颇具自杀性，但值得一试，因为梅维尔炮台的大炮能够大量杀伤在剑滩登陆的英军官兵。即使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一切都能按计划顺利进行，到时候奥特韦能把人员集合起来，出发并抵达炮台，留给他们摧毁那些大炮的时间也只有一个小时。他已被明确告知，如果第9伞兵营不能按时完成任务，就只能动用海军的舰炮了。这意味着无论成败如何，奥特韦和他的部下必须在凌晨5点30分离开炮台，到时候如果奥特韦没有发出成功信号，舰炮就要开始轰击了。

这就是作战方案。可是当奥特韦心急火燎地赶向集合地点时，作战计划的第一步已经出了差错。午夜0点30分进行的空袭完全失败，没有一枚炸弹命中炮台；而且误差越来越多——运载重要装备的滑翔机队没有抵达。

在诺曼底滩头阵地中心那座俯瞰奥马哈海滩的地堡观察所里，维尔纳·普卢斯卡特少校还在观察。他只看到了海浪的白色浪尖，可担心并未因此消除，相反，他更加肯定要出事了。在他抵达地堡后不久，一队队飞机轰鸣着掠过海岸线向右侧方向飞去，普卢斯卡特觉得至少有几百架了。飞机一来，他就等着团部来电话证实他的猜想：敌人的登陆突击开始了。但是，电话铃声始终没响起来，奥克尔打过第一个电话以后一直保持沉默。

现在，普卢斯卡特又有新发现——大批飞机正向他的左侧飞去，轰鸣声渐渐变得越来越响。这一次，飞机的马达声是从他的后方传来的，机群似乎是从西部飞向瑟堡半岛。普卢斯卡特更糊涂了，他本能地再次通过炮队镜向外搜索，海滩上空无人影，他看不到任何可疑迹象。

4

在圣梅尔埃格利斯，炸弹爆炸声听得很真切，仿佛就在眼前。担任镇长职务的药剂师亚历山大·雷诺（Alexandre Renaud）感觉到脚下的大地在震动。他认为飞机是在轰炸圣马尔库夫（St.-Marcouf）和圣马丹―德瓦尔勒维尔（St.-Martin-de-Varreville）的炮兵阵地，这两个地方都不远，就在几英里外。他十分担心小镇和镇上的居民，由于宵禁他们不能离开家，最多只能在花园的壕沟或地窖里躲一下。雷诺领着妻子西蒙娜和三个孩子来到起居室外的走廊里，这儿的木板挺厚，可以起到保护作用。全家人大约是在半夜1点10分聚集到这个临时防空掩蔽所的，雷诺记得很清楚（对他来说是0点10分），因为就在此时，有人长时间拼命地敲他家的街门。

雷诺让一家人待在屋内别动，他穿过黑乎乎的面朝艾格里斯广场的药店店堂去开门，还没走到门口就知道出了什么问题。从药店窗户望出去，广场边的栗子树以及广场上的诺曼式大教堂都被火光照耀得一清二楚。广场对面的艾龙别墅着了火，火势很猛。

雷诺打开大门，镇上的消防队长就站在门外，齐肩的黄铜头盔金光锃亮。队长指指着火的房子开门见山地说：“我猜是一架飞机无意中投下的燃烧弹砸中了这幢房子，火势蔓延很快，你能不能要求德军指挥部取消宵禁？我们得找人组织水桶队，人越多越好。”

镇长跑到附近的德军指挥部，飞快地向值班的中士说明情况。中士未经请示上级便同意解除宵禁，同时还叫来了卫兵去监视为了救火而集合起来的志愿人员。雷诺又去神父家，把房子起火一事告诉了路易·鲁兰（Louis Roulland）神父。神父派司事去教堂敲钟，他和雷诺等人挨家挨户去敲门，动员居民来帮忙。钟声响了起来，在全镇上空回荡。人们纷纷走出家门，有的人穿着睡衣，有的人衣衫不整。很快，100多名男女分成两行开始一桶一桶地传水，他们周围站着大约30名手持步枪或施迈瑟（Schmeisser）MP40冲锋枪的德军卫兵。

雷诺还记得鲁兰神父在混乱中把他拉到一边，对他说：“我得跟你谈谈——有件事情非常重要。”

他把雷诺带到自家的厨房里，年迈的女教员安热勒·勒夫罗夫人正在那里等他。她极度受惊，手足无措，哆哆嗦嗦地说道：“有个男人落到了我的豌豆地里。”

雷诺实在管不了那么多麻烦事，但他还是安慰了她一番，“别担心，回去吧，好好待在家里”。接着，他又冲回火场。

他只离开了一会儿，但这儿的喧闹声却更大，情况也更混乱。火舌蹿得更高，火星雨点般落到附属建筑物上，那儿也开始起火了。雷诺觉得眼前的景象仿佛是一场噩梦。他呆呆地看着消防队员们紧张得通红的脸庞，还有手持步枪或冲锋枪、全副武装一本正经的德国兵，脚下仿佛生了根挪动不开。广场上空的钟声还在回荡，为地面的喧闹添上了一道悠远绵长的叮当声。就在这时，他们听见了嗡嗡的飞机声。

飞机的发动机声是从西边传过来的，轰鸣声越来越响，随之而来的是隆隆的高炮射击声，半岛上的高炮阵地一个接一个地向飞行编队开火。在圣梅尔埃格利斯广场上，人人都抬起头怔怔地望着天空，把身边的大火忘得一干二净。镇上的高射炮随即也开火了，隆隆炮声就在他们头上轰鸣回荡。飞机飞了过来，一架接着一架，并排穿过从地面升起的纵横交错的火力网。机身上亮着灯，它们飞得低极了，广场上的人本能地低下身子躲避起来，雷诺记得飞机“在地面投下巨大的影子，红灯仿佛在阴影里燃烧”。

一批又一批的飞机飞了过去，882架飞机满载着13000人，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空降行动的第一批飞机。美军第101空降师和老资格的第82空降师官兵正飞往距圣梅尔埃格利斯几英里的6个空降场，伞兵们一组接一组地从机舱里跳了出来，很多要在小镇外着陆的伞兵，在下降过程中不仅听到炮火的轰隆声，还听见了战场上不应有的声音——黑夜里叮当作响的教堂钟声，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他们最后听见的声音。一阵狂风刮过，一些伞兵飘向艾格里斯广场的炼狱——由于命运的摆布，德国卫兵正好持枪站在那里。飞机掠过圣梅尔埃格利斯时，第101空降师506伞兵团3营I连的查尔斯·J.圣塔尔谢罗（Charles J.Santarsiero）中尉正站在舱门口，他后来回忆说：“我们离地面大约有400英尺，我看见下面有大火在燃烧，德国兵在来回跑，天翻地覆，一片混乱。高射炮和步兵武器不断开火，那些可怜的家伙正好赶上了。”

第82空降师505伞兵团2营F连的约翰·马文·斯蒂尔（John Marvin Steele）二等兵一出机舱就发现，他不是向着有灯光标志的空降场下降，而是飘向一个似乎着了火的小镇中心。接着，他看到德国士兵和法国老百姓乱哄哄地东奔西跑，斯蒂尔觉得大部分人都仰着头在看他。忽然，他觉得有样东西“像快刀一样”扎了他一下，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脚。随后斯蒂尔又遇到了一件更为可怕的事情，他摇摇晃晃地悬在半空中，没法避开小镇，他的降落伞带着他向广场边缘的教堂尖塔飘了过去。他被挂在了塔尖上，无法脱身。

斯蒂尔的上方是F连的欧内斯特·R.布兰查德（Ernest R.Blanchard）一等兵，他听见了教堂的钟声，还看见四周熊熊的火焰迎着他升起来。紧接着，他魂不附体地看着几乎是从他身边降落的一个人“就在我眼前突然爆炸，消失得无影无踪”，很可能是被随身带的炸药炸碎了。

布兰查德拼命操纵伞绳往上升，想躲开下面广场上的人群，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他坠落到一棵树上。周围的伞兵纷纷被机枪打死，到处都是吆喝声、呼喊声、尖叫声和呻吟声——布兰查德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些声音。机枪声越来越近，布兰查德慌慌张张地割断伞绳，从树上跳了下去，然后惊慌失措地跑了起来，根本没觉察自己把大拇指尖也一起割掉了。

德国兵认定圣梅尔埃格利斯受到了空降部队的袭击，广场上的镇民都以为他们正好处在一场大规模战斗的中心。实际上，没有多少美国人——大约30个伞兵——在小镇降落，落到广场周围的只有不到20人。不过，他们足以令还不到100人的德国驻军惊恐不安，德国兵认为广场是突袭的中心，援兵纷纷冲向广场。雷诺觉得，有些德国兵突然看到大火和流血的人，一下子失去了理智。

离镇长站的位置大约15码开外，一个伞兵挂到了一棵树上，他拼命想挣脱降落伞，可是立即就被发现了。雷诺看到“六七个德国兵对着他把冲锋枪里的子弹都打光了，小伙子瞪着眼睛倒挂在树枝上，好像在看自己身上的子弹洞”。

广场上的人被周围的大屠杀惊呆了，他们丝毫没意识到头上运载空降部队的庞大机群还在不断呼啸着掠过天空。成千上万的伞兵正纷纷跳出机舱，目标是镇西北的第82空降师的空降场，以及镇东略微偏西的第101空降师的空降场，后者的空降场在圣梅尔埃格利斯和犹他海滩之间。然而，由于落点分散，差不多每个团都有一些伞兵飘进小镇惨遭屠杀。其中有一两个人背负着弹药、手榴弹和可塑炸药，坠入了着火的房子里，人们只听见几声惨叫，接着便是弹药着火时的噼啪声和轰隆隆的爆炸声。

在恐怖和混乱之中，有一个人顽强却毫无把握地为生存而挣扎着。斯蒂尔二等兵的降落伞覆盖在教堂的塔尖上，悬挂在屋檐下的他听见了呼喊声和尖叫声，看见德国兵和美国兵在广场及街道上互相开火，还看见机关枪喷射着红红的火舌，一排排子弹在他的上方和周围飞舞，吓得他魂飞魄散动弹不得。斯蒂尔曾经想割伞断绳，但是伞兵刀不知怎么的从手中滑脱，掉到了下面的广场上。斯蒂尔相信他唯一的希望是装死，屋顶上离他只有几码远的地方，德军机枪手正在向一切看得见的东西开火，但他们就是没向他开枪。斯蒂尔被降落伞拽住，挂在那儿真跟“死”了一样，在激烈的战斗中路过此地的第82空降师507伞兵团3营G连的威拉德·扬（Willard Young）中尉，至今还记得“那个挂在尖塔上的死人”。斯蒂尔在半空中悬了两个多小时才被德国兵救下来做了俘虏，他又惊又吓，加上脚伤疼痛不堪，根本不记得离他脑袋几英尺远的教堂大钟一直在不断地鸣响。

圣梅尔埃格利斯镇的遭遇战是美军空降兵进攻的前奏，但在整个作战方针的实施过程中，这个血腥的小冲突纯属偶然。[1]虽然圣梅尔埃格利斯是第82空降师的主要目标之一，但争夺小镇的真正战斗尚未开始。在争夺战打响以前，第101空降师和第82空降师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同他们的英国战友一样，也在跟时间赛跑。

美军的任务是占领登陆区的右翼，英军要占领并坚守左翼。但是美国伞兵还肩负着更为重要的任务：他们是犹他海滩登陆行动的成败关键。

在犹他海滩登陆的最大障碍是杜沃（Douve）河。隆美尔的工兵充分利用杜沃河及其主要支流梅尔德雷（Merderet）河作为抗登陆防御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两条河流在拇指形的瑟堡半岛下端，向南和东南流经低洼地，在半岛根部注入卡朗唐运河，几乎同维尔河平行地注入英吉利海峡。德军通过启动卡朗唐城上方几英里处的拥有百年历史的拉巴尔克泰水闸向半岛放水。半岛本来就遍布沼泽，现在德军又淹没了大片土地，使半岛几乎同诺曼底完全隔断了联系。这样，德军可以通过控制泛滥区内为数不多的道路、桥梁和堤道，来包围入侵敌军并最终把他们歼灭。如果盟军从东岸登陆，德军可以从西部和北部发动攻击，收缩包围圈，把入侵者赶回海上去。

这一切是最基本的总体作战方针。但德军无意让盟军登陆部队如此深入，他们采取了更进一步的防御措施：用水淹没了东海岸沙滩后面的低洼地，面积达到12平方英里以上。犹他海滩几乎位于这片人工湖的中心，美军第4步兵师的官兵（加上他们的坦克、大炮、车辆和给养）只有一个办法进入内地：沿着通过泛滥区的五条堤道行军，可是德军炮兵控制着这些堤道。

德军用三个师坚守半岛，控制这些天然的防御工事：第709步兵师守卫北部和东海岸，第243步兵师守卫西海岸，刚调来不久的第91空运师守卫中部并分散在半岛根部各处。此外，德军驻诺曼底的部队中最精锐最顽强的队伍之一——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德·海特（Friedrich August von der Heydte）中校的第6伞兵团还驻扎在卡朗唐南边，随时可以投入战斗。即使不计算海军的海岸炮连、空军的高射炮部队和瑟堡一带各种单位的兵力，德军仍可以在盟军发动进攻时立即组织起大约4万人来进行抵抗。因此，马克斯韦尔·泰勒少将的第101空降师和马修·邦克·李奇微（Matthew Bunker Ridgway）少将的第82空降师的重要任务，就是在德军严密防守的这块土地上，开辟并坚守一个“伞兵空降场”——从犹他海滩区一直延伸到半岛根部西端的防御地带。他们要为第4步兵师开辟道路，而且要坚持到增援部队到来。半岛内的美军空降兵与德军兵力相差悬殊，超过1∶3。

从地图上看，这个空降场像一只短而阔的左脚：小脚趾靠在海岸线，大脚趾在卡朗唐上方的拉巴尔克泰水闸，脚后跟则在梅尔德雷和杜沃河沼泽地一带；脚长约12英里，脚趾宽约7英里，脚跟宽约4英里。对于13000人来说，这片土地实在是够大的，况且他们还得在五个小时内占领这片区域。

泰勒的部下要夺取部署在圣马丹―德瓦尔勒维尔的德军炮兵阵地，这个炮兵连装备了6门火炮，几乎就在犹他海滩的后方；此外，第101空降师还要夺取从那里到海边小村普布维尔（Pouppeville）的5条堤道中的4条；与此同时，他们还得夺取或摧毁杜沃河和卡朗唐运河沿线，尤其是拉巴尔克泰水闸一带的渡口和桥梁。当第101空降师的“呼啸山鹰”夺取这些目标时，李奇微的部下要守住“脚后跟”和“左半个脚掌”：他们要守卫杜沃河和梅尔德雷河上的渡口，占领圣梅尔埃格利斯，并坚守镇北的阵地阻击德军反攻，不让他们进入桥头堡的侧翼。

伞兵们还有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任务：他们得把滑翔机空降场一带的敌人扫除干净。和英军一样，大型滑翔机群将在天亮及黄昏时刻分两次运送增援部队，首批约100多架滑翔机将在凌晨4点抵达。

形势从一开始就对美军不利。同英军一样，美军着陆后分布很广，第82空降师只有第505伞兵团在空降场准确降落。美军丢失了百分之六十的装备，其中包括大部分无线电发报机、迫击炮和弹药。更糟糕的是人员大批失散，他们落在远离可辨认着陆标志几英里以外的地方，晕头转向，孤立无援。由西向东飞行的飞机12分钟内便可飞过半岛上空，如果跳得太晚，伞兵便会掉进英吉利海峡；相反跳得太早的话，他们有可能落到西海岸和泛滥区之间。有些伞兵小组运气不好，着陆时靠近了半岛的西侧而不是原定的东部，数以百计的伞兵背负沉重的装备掉进了杜沃河及梅尔德雷河险象丛生的沼泽里，很多人淹死了，有些人就淹死在不到两英尺深的河水里。还有一些人跳得太晚，以为自己落进了黑暗笼罩下的诺曼底，结果却消失在英吉利海峡里。

第101空降师有整整一组伞兵——约15～18名士兵——就是这样溺水而死的。从第二架飞机里跳出来的第502伞兵团1营A连的路易斯·菲利普·默兰诺（Louis Philip Merlano）下士落到了一片沙滩上，眼前正好有一块写有“小心地雷！”的牌子，他是他那组伞兵中第二个跳出机舱的人。远处的黑暗中传来了轻轻的浪花拍击声，默兰诺周围都是隆美尔的反登陆障碍物，他着陆的沙丘就在犹他海滩上方几码远的地方。他躺在地上正想喘口气，忽然听见远处传来尖厉的呼喊声，默兰诺什么都看不见，后来才知道喊声来自海峡，同机的11名伞兵在他后面跳伞，此时由于溺水正在呼救。

默兰诺不顾沙滩上可能埋设的地雷，打算迅速离开此地，他爬过带刺铁丝网冲向一道灌木篱墙。那儿已经有个人了，默兰诺没有停步，他冲过一条道路开始往一堵石墙上爬。就在此时他听见身后传来一声惨叫，他迅速转过身子，看见一个背着火焰喷射器的德国兵正朝他刚才经过的灌木篱墙喷火，火光中是一名伞兵的身影。默兰诺大惊失色，匍匐在墙根下，墙的另一头传来德国兵的喊叫声和嗖嗖的机枪子弹声。默兰诺被困在一个防守严密的地区，四面八方都是德国兵，他准备为生存而战，但先得做一件事。他是个通信兵，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两英寸宽四英寸长、记有三天内使用的代号和密码的通讯日志后，小心翼翼地把日志撕碎，一页一页地吞了下去。

空降场的另一端，士兵们在黑乎乎的沼泽里拼命挣扎。梅尔德雷河与杜沃河里落满了各种颜色的降落伞，伞兵装备包上的小灯像鬼火似的在沼泽与河水里闪烁。人们从天而降摔到水中，差一点就互相砸成一堆，有些人再也没有浮上水面；有些人浮了上来，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奋力割断还会再次把他们拖下水的降落伞和装备包。

同50英里外英军第6空降师的约翰·格威内特牧师一样，第101空降师的随军神父弗朗西斯·桑普森（Francis Sampson）上尉也在一片汪洋里着陆。水没过他的头顶，装备拽得他直往下沉，而降落伞由于一阵强风还张开着无法收拢。他奋力挣扎，割掉了挂在身上的装备，包括做弥撒用的工具箱。他的降落伞如同一面大帆，拽着他顺风划了近100码直到进入一片浅水区，精疲力竭的他在水里躺了快20分钟才缓过来。最后，桑普森神父不顾越来越近的机关枪和迫击炮的呼啸声，又回到刚才落水的地方，潜入水中寻找弥撒工具箱。他顽强得很，潜了五次水才把弥撒工具箱找了回来。

很久以后，桑普森神父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忽然意识到，他在水里拼命挣扎时念的忏悔文，实际上是饭前的感恩祷告词。

在英吉利海峡和泛滥区之间的无数小块田地及牧场上，美国士兵在黑夜中聚集会合，呼唤他们的不是猎号而是玩具蟋蟀发出的声音。他们的生命依赖这些只值几分钱的铁皮做的儿童玩具，一声蟋蟀叫声应有两声作答，加上——仅限第82空降师的人员——一道口令；蟋蟀叫两下应有一声回答。人们根据这种信号从隐身的树丛、沟渠和房屋墙角处走出来互相打招呼，马克斯韦尔·泰勒少将和一个光脑袋的身份不明的伞兵在灌木篱墙的拐角相会，彼此热情拥抱。有些伞兵马上找到了自己的队伍，有些人在夜色中首先看到的是陌生面孔，然后是缝在臂章上方的熟悉而又亲切的小美国国旗。

尽管情况一团糟，官兵们还是迅速振作起来。第82空降师的伞兵战斗经验丰富，他们参加过西西里岛和萨勒诺的空降作战，对困难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第101空降师是首次参加空降作战，他们决心很大，不甘愿被更著名的第82空降师的战友比下去。所有人都争分夺秒地行动起来，丝毫不敢有所耽误。运气好的人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立即集合起来向目标进发，迷路的人与来自不同的团、营、连的官兵组成了战斗小组。第82空降师的伞兵发现他们的指挥官是第101空降师的军官，也有第101空降师的士兵被第82空降师的军官领导，两个师的战士们并肩作战，往往是为了他们从未听说过的目标而战斗。

数以百计的伞兵发现他们落进了四周被高高的灌木篱墙围起来的小片田野里，田野成了一个沉默的小世界，与世隔绝，令人害怕。每一道阴影、每一种窸窣声响、每一根断裂的树枝都成了敌人。二等兵“荷兰佬”舒尔茨就落入了这么一个黑暗的世界，找不到可以出去的路，他决定用手里的玩具蟋蟀试试，刚按了一下就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回音：一排机枪子弹。他连忙卧倒，用手里的M1步枪瞄准机枪的方向扣动扳机，可是没有任何动静，原来他忘了装子弹。机枪又响了起来，荷兰佬赶快奔到最近的灌木篱墙下隐蔽起来。

他又一次小心翼翼地观察这片田野，随后听见了枝丫断裂的声音。荷兰佬心惊肉跳，但马上镇静下来，因为连里的杰克·托勒迪（Jack Tallerday）中尉从灌木篱墙下走了出来。“是你吗，荷兰佬？”托勒迪轻声问道。舒尔茨赶快走了过去，他们走出这片田地，同一小群托勒迪已经集合起来的士兵会合。他们中有第101空降师的人，也有来自第82空降师的人，还分属三个不同的伞兵团。自跳出机舱后，舒尔茨第一次感到轻松，因为他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了。

托勒迪顺着灌木篱墙向前移动，其余人在他身后成扇形散开。过了一会儿，他们先是听见后来又看见一队人向他们走来。托勒迪按了一下蟋蟀，觉得听见了一声回答。托勒迪说：“当两队人接近的时候，从钢盔的形状来看，很显然他们是德国兵。”

接着就出现了战争中绝无仅有的古怪场面：双方静悄悄地交错而过，众人都吓得魂不附体，谁都没有开枪。他们之间的距离逐渐拉开，黑暗吞没了人影，仿佛他们从未出现过。

这天夜里，盟军伞兵和德国兵在诺曼底各处不期而遇，他们能不能活下来取决于各自能否保持镇静，也往往取决于谁能抢先一秒钟扣动扳机。在离圣梅尔埃格利斯3英里的地方，第82空降师505伞兵团2营E连的约翰·瓦洛斯（John Walas）中尉差点被一个蹲在机枪巢前面的德国兵绊倒，那可怕的瞬间，两人彼此瞪眼看着对方。然后德国人先反应过来，他对着华莱斯在近距离内就是一枪。子弹打在中尉胸前挂着的步枪枪栓上反弹回来，擦破了他的手。两人当即扭头便逃。

第101空降师的劳伦斯·J.莱杰尔（Lawrence J.Legere）少校是靠说话摆脱困境的。当时他在圣梅尔埃格利斯和犹他海滩之间的田野里聚集了一小队士兵，正带着他们向集合地点前进。忽然，前面有人用德语盘问莱杰尔，他不懂德语，但他的法语不错。由于其他人离他还有一段距离，并没有被发现，因此莱杰尔就在黑暗的田野里假装是个年轻的法国农民。他用法语飞快地解释说他去看女朋友了，现在正要回家，他对宵禁以后还外出一事表示道歉。他一边说，一边忙着把手榴弹上为防备意外触碰撞针而贴在上面的橡皮胶撕了下来，他嘴里说着话，手里拔掉撞针把手榴弹扔了出去。手榴弹触地爆炸后，他发现炸死了三个德国兵。莱杰尔回忆说：“我回过头来寻找我那小队英勇的战士，却发现他们早就向四面八方逃散了。”

很多场面还很滑稽可笑。第82空降师505伞兵团2营军医莱尔·B.帕特南（Lyle B.Putnam）上尉发现，自己孤身一人降落在离圣梅尔埃格利斯一英里远的果园里。他收拾好所有的手术器械开始寻找出路，在一道灌木篱墙附近看见有个人影正小心翼翼地向他走来。帕特南紧张地停住脚步，俯身向前小声说出第82空降师的口令“闪电”，随后屏住气息，焦急地等待对方回答“雷鸣”。令他大吃一惊的是，那个人喊了一声“耶稣基督”便扭头“像个疯子似的逃跑了”，把医生气得都忘了害怕。

半英里外，帕特南的朋友，同样孤身一人的第82空降师505伞兵团的随军牧师乔治·B.伍德（George B.Wood）上尉正在拼命按蟋蟀，却无人响应他。当一个声音突然在他身后响起时，他吓得跳了起来，“看在上帝的分上，牧师，别再发出那个该死的声音了”。伍德挨了骂，乖乖地跟着那个伞兵从这片地里走了出去。

那天下午，医生和牧师将在安热勒·勒夫罗夫人工作的圣梅尔埃格利斯镇的学校里，进行他们自己的战争——一场穿着什么样的军装都无关紧要的战争，他们将看护敌我双方受伤和垂死的士兵。

尽管还得再过一个多小时才能把全体伞兵空投完毕，但是凌晨两点左右，多股分成小队的坚定伞兵正在接近他们的目标。有个小队已经向目标——犹他海滩上方富卡维尔村（Foucarville）里由地下掩蔽部、机枪和反坦克炮阵地构成的据点——发起了攻击。这个战略要点极其重要，因为从这里能控制犹他海滩地区后方交通要道上的一切活动，敌军坦克要想到达滩头阵地，必须使用这条道路。攻击富卡维尔需要整整一个连的兵力，但只有第506伞兵团1营B连连长克利夫兰·R.菲茨杰拉德（Cleveland R.Fitzgerald）上尉率领的11个人到达目的地。菲茨杰拉德和他的小队成员决心极大，他们不再等待便向敌军阵地发起进攻，这是D日空降突击中第101空降师进行的第一场有记载的战斗。菲茨杰拉德和他的战士们逼近敌人的指挥所，战斗很激烈也很短促，德军哨兵一枪打中菲茨杰拉德的肺部，但他在倒下去的时候也杀死了那个德国兵。最后，寡不敌众的美国人只好撤退到村边，等候天亮和增援部队的到来。他们不知道，40分钟以前有9个伞兵已经到达了富卡维尔，他们直接在据点内落地。现在，这9个人在俘获他们的德国兵监视下，坐在地下掩蔽所里听一个德国兵吹口琴，对外面的战斗一无所知。

对每个人，尤其是对将领们来说，这段时间是极度不安令人发狂的。他们没有参谋，没有通讯联络，甚至没有部下可以指挥。马克斯韦尔·泰勒少将发现身边有好几个军官，但只有两三个士兵，他对他们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军官指挥这么少的士兵。”

马修·李奇微少将拿着手枪独自待在一片田野中，觉得自己运气不错。他后来回忆说：“虽然没看见朋友，至少也没发现敌人。”

他的副手、全面负责第82空降师伞降突击行动的詹姆斯·加文准将，这会儿还在好几英里外的梅尔德雷河的沼泽地里。

加文和一群伞兵正千方百计地从沼泽里打捞装备器材，其中就有急需的无线电、反坦克火箭筒、迫击炮和弹药。他知道，天亮时他的部下要在德军猛攻之下坚守空降场的“脚跟”部分。他同伞兵们站在齐膝深的冷水里，心中的忧虑如潮涌来：他不确定自己身在何处，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些找到了他们这一小群人的伤员，这会儿伤兵们就躺在沼泽边上。

大约一小时以前，加文看到远处的水边有红色和绿色的灯光，便派副官雨果·奥尔森（Hugo Olson）中尉去看看那是怎么回事，他希望那是第82空降师下辖的两个伞兵营的集合光标。然而奥尔森一去不返，加文不禁焦急起来。他身边的约翰·迪瓦恩（John Devine）中尉光着身子在河中心潜水摸器材，加文后来回忆说：“他每次浮出水面时就像一座白色的雕像，我就忍不住想，要是德国人发现了，他就完蛋了！”

突然，一个人影从沼泽中挣扎着走了出来。他浑身湿透，泥泞满身，原来是奥尔森回来了。他报告说，就在加文和战士们待的地方正对面，有条铁路沿着加高的路基穿过沼泽。这是当天夜里的第一个好消息，加文知道这一带只有一条铁路——经过梅尔德雷河谷的瑟堡—卡朗唐铁路。准将放心了，他终于知道身在何处了。

在圣梅尔埃格利斯郊外的苹果园里，第82空降师505伞兵团2营营长本杰明·海斯·范德沃特（Benjamin Hayes Vandervoort）中校在跳伞时扭伤了脚踝，他的任务是占领并坚守通向小镇——犹他登陆滩头的桥头堡侧翼——的北部要道。他身负伤痛却努力装得若无其事，决心不顾一切坚持参加战斗。

坏运气让范德沃特变得很顽强，他对待工作一直很严肃认真，有时有些过分认真。他和很多陆军军官不同，范德沃特没有一个人人爱叫的昵称，也不像其他军官热衷的那样培养跟下级之间的亲密关系。然而，诺曼底改变了这一切，给他带来很大变化，正如李奇微少将后来回忆的那样，诺曼底使他成为“我所知道的最勇敢、最顽强的战地指挥官之一”。范德沃特忍着脚踝的伤痛同部下并肩作战了40天，他最需要的正是官兵们的赞赏。

505伞兵团2营军医帕特南上尉还在为灌木篱墙中遇上的那个莫名其妙的伞兵而恼火，他在果园里同中校和一些伞兵相遇，帕特南至今仍对他刚见到范德沃特时的事情记忆犹新。“他披了件雨衣，借着手电的光亮坐在那里研究地图。他认出了我，把我叫过去轻声说帮他看看脚脖子，让我尽量不要把动静搞大。他的脚踝明显骨折了，但他坚持要重新穿上跳伞靴，并让我们把带子系得很紧”。接着，在帕特南的注视下范德沃特拿起步枪，把它当拐棍支撑着向前迈了一步。他环视了一下身边的官兵，说了句“好吧，我们出发”，便穿过田野向前走去。

和东边的英军伞兵一样，美军伞兵——无论是高兴还是伤心，害怕还是痛苦——开始执行他们来到诺曼底所要执行的任务。

这就是D日的开始。D日最初的攻击者——约18000名美国兵、英国兵和加拿大兵，来到了诺曼底战场的两翼，他们之间是五个登陆滩头；而海平面以外，由5000艘舰船组成的强大的登陆舰队正在浩浩荡荡地向法国海岸驶来。第一艘舰只——海军U登陆编队指挥官唐·帕迪·穆恩（Don Pardee Moon）海军少将乘坐的美军“贝菲尔德”号武装运输船——离犹他海滩只有12英里，正准备抛锚。

宏大的登陆计划渐渐开始付诸实施，但德军还蒙在鼓里，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天气不好、侦察不力（此前几周内，德军只派了几架飞机到港口锚地侦察，但飞机全被打了下来）、他们坚持认为盟军一定是在加来登陆的错误判断、指挥系统混乱而重叠、对已破译的地下抵抗组织的密码信息不够重视等等，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那天晚上，连雷达站都没发挥作用，有些雷达站被炸毁了，没有被炸坏的又受到干扰——盟军飞机沿着海岸扔下一捆捆被称为“窗户”（window）的能让雷达屏幕产生雪花的金属箔条。只有一个雷达站做了报告，但它说：“英吉利海峡航行正常。”

第一批伞兵着陆后过了两个多小时，诺曼底的德军指挥官才意识到今晚要出大事了。首批零零碎碎的报告开始送上来了，德国人就像一个麻醉后逐渐恢复神志的病人，终于逐渐清醒了。

[1] 我无法确定广场上的伤亡人数。因为在向小镇发起进攻并最后占领它以前，零星的战斗一直在全镇各处进行，最好的估计是大约12人牺牲、受伤或失踪。他们大都属于第505伞兵团2营F连，连战斗日志里有一段短小而悲伤的记载：“卡迪许少尉和下列战士落进小镇，当场被德军枪杀：希勒、布兰肯希普、布赖恩特、范霍尔斯贝克和特拉帕。”二等兵约翰·斯蒂尔看见两个人掉进了着火的房子，他认为其中之一是在他之后跳伞的同一个迫击炮小组的二等兵怀特。第505伞兵团团长威廉·E.埃克曼中校说，“团部的一位牧师……落到了圣梅尔埃格利斯，他被俘后很快就被枪决了。”——原注

5

埃里希·马克斯上将站在长桌前研究打开的军用地图，参谋们站在他的身边，自生日晚会结束后，他们一直在向第84军军长做关于在雷恩举行的图上军事演习的情况概述。隔一阵子，将军就要他们再拿一张地图。情报处长弗里德里希·海因少校觉得，马克斯把模拟演习看成是一场真刀真枪的战役，而不是对盟军入侵诺曼底的行动做理论上的探讨。

他们正在热烈讨论的时候，电话铃响了，谈话中断后马克斯拿起了话筒。海因回忆道：“将军听电话时，身子仿佛僵住了。”

马克斯对参谋长做了个手势，示意他拿起分机话筒。打电话的人是守卫卡昂当面海岸线的第716步兵师师长威廉·里希特（Wilhelm Richter）中将。“在奥恩河以东有伞兵降落，”里希特向马克斯报告说，“空降场似乎是在布雷维尔莱蒙（Bréville-les-Monts）和朗维尔周围……沿着巴旺（Bavent）森林的北部边沿……”

这是德军高级指挥部收到的有关盟军进攻的第一个正式报告，此时是凌晨2点11分（英国双夏令时时间）。海因说：“我们如同遭到了电击，大为震惊。”

马克斯立刻给第7集团军参谋长马克斯·彭泽尔少将打电话。2点15分，彭泽尔命令第7集团军进入二级战备，即最高级别的战备状态。此时，离截获第二个魏尔兰暗号已经有4个小时，登陆行动已在第7集团军防区内开始，现在第7集团军总算有所警觉了。

彭泽尔不想侥幸行事，他叫醒了第7集团军指挥官弗里德里希·多尔曼大将。“将军，”彭泽尔说，“我认为敌军开始登陆了，请您马上过来。”彭泽尔放下话筒时忽然想起一件事：下午送来的一摞情报简报中有一份是卡萨布兰卡的谍报人员送来的，特工特别说明盟军将于6月6日在诺曼底登陆。在彭泽尔等候多尔曼的时候，第84军又报告说：“……伞兵在蒙特堡（Montebourg）和圣马尔库夫（在瑟堡半岛上）附近着陆……部分部队已经与其交战”。[1]彭泽尔马上打电话给隆美尔的参谋长——B集团军群的汉斯·施派德尔中将，时间是2点35分。

大约同一时间，汉斯·冯·扎尔穆特大将在离比利时边界不远的第15集团军指挥部里，正在想办法了解第一手的情报资料。虽然他的部队大多远离空降突击的地区，但约瑟夫·赖歇特中将指挥的第711步兵师的阵地，正好在奥恩河以东的第7集团军和第15集团军的接合部上。第711步兵师送来好几份报告，其中一份说伞兵已在卡堡（Cabourg）的师部附近降落，第二份说师部周围已经开始交战。

冯·扎尔穆特决定亲自了解情况。他打电话给赖歇特，大声责问：“你那儿到底出了什么事？”

“将军阁下，”话筒里传来赖歇特焦虑不安的声音，“如果您允许的话，我让您自己听听。”隔了一小会儿，冯·扎尔穆特清楚地听见嗒嗒嗒的机枪扫射声。“谢谢。”冯·扎尔穆特说完便挂上了电话。他马上给B集团军群打电话报告说，在第711步兵师师部“可以听见交火的枪声”。

彭泽尔和冯·扎尔穆特几乎同时打来的电话，使隆美尔的指挥部第一次听到有关盟军进攻的消息，这是不是很久以来一直等待着的登陆行动？B集团军群中还没有人肯这样说。事实上，隆美尔的海军顾问弗里德里希·奥斯卡·鲁格（Friedrich Oskar Ruge）海军中将清楚地记得，有关空降部队的报告越来越多了，“可有人说，他们不过是些伪装成伞兵的假人”。

说这话的人有一定道理。为了进一步迷惑德军，盟军确实在诺曼底登陆区以南投下了数以百计的栩栩如生的橡皮假人。这些假人的穿戴同伞兵一模一样，身上还挂着一串串爆竹，着地时爆竹便噼啪作响，制造轻武器开火的假象。在3个多小时内，这些模拟伞兵令马克斯上将上当受骗，误以为伞兵是在他的军部西南方向25英里外的莱赛（Lessay）着陆的。

对于巴黎西线德军总部的伦德施泰特的参谋们以及隆美尔在拉罗什吉永的军官们来说，这真是一个莫名其妙、混乱不堪的时刻。各地纷纷送来报告，但内容往往不够精确、令人费解，而且总是自相矛盾。

设在巴黎的西线德军总部宣布，“50～60架双引擎飞机飞越”瑟堡半岛，在“卡昂附近”有伞兵降落。特奥多尔·克兰克海军上将的西线海军总部证实，英国伞兵确已降落，还十分紧张地指出，敌军已在他们的一个岸炮阵地着陆，然后却又加了一句话：“有些伞兵是用稻草扎的假人。”

这两份报告都没提到瑟堡半岛上有美军，但那时犹他海滩上方圣马尔库夫的一个海军炮兵连已经通知瑟堡的指挥部，他们俘虏了十多个美国兵。几分钟后，德国空军打来电话报告说，伞兵在巴约附近降落；实际上，那里根本一个伞兵都没有。

这两大指挥部里，参谋们绞尽脑汁想从地图上遍地开花的小红点里看出些名堂。B集团军群的军官们给西线德军总部的同僚们打电话，对形势进行反复推敲。然而他们的很多结论叫人难以置信，尤其是在比照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之后。譬如说，西线德军总部的情报参谋德滕巴赫（Doertenbach）少校打电话给B集团军群听取汇报时，对方告诉他“参谋长很镇静，并没有觉得情况有什么严重”，对方还说，“下边报告说的伞兵，很可能只是从轰炸机里跳出来的机组人员”。

第7集团军可不是这么认为的。凌晨3点时，彭泽尔相信盟军正在向诺曼底进行重点突破——发起主攻。他的地图表明，伞兵已在第7集团军防区的两端——瑟堡半岛和奥恩河以东地区着陆。现在，瑟堡的德国海军基地也发出报警，他们通过声呐和雷达装置发现塞纳湾里有船只在调动。

彭泽尔丝毫不再怀疑，他相信盟军的登陆行动开始了。他打电话给施派德尔说：“空降是更大规模的敌军行动的第一个阶段”，他又加了一句，“海上已经可以听见船只发动机的响声了。”

然而，彭泽尔未能说服隆美尔的参谋长，第7集团军电话记录簿上记载着施派德尔的回答：“目前空降活动仅限于局部地区。”作战日志上还记录了他对彭泽尔所做的形势汇报的反馈，其看法概括起来是这样的：“B集团军群参谋长认为，暂时还不必把这一切看成是大规模军事行动。”

实际上，就在彭泽尔同施派德尔通话的时候，18000名空降突击部队的最后一批伞兵正在瑟堡半岛上空降落。69架满载着步兵、枪炮和重型装备的滑翔机，正越过法国海岸线向朗维尔附近的英军空降场飞去。在距离诺曼底5个登陆海滩12英里的地方，小约翰·莱斯利·霍尔（John Lesslie Hall，Jr.）海军少将指挥的O登陆编队的旗舰“安康”号抛锚泊船了，“安康”号后面的一排运输船运送的是首批抢滩奥马哈滩头的部队。

然而，在拉罗什吉永，德军还未找到足够的证据证明盟军正在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在巴黎，西线德军总部支持施派德尔对形势的初步估计，伦德施泰特的极其干练的首席参谋博多·齐默尔曼（Bodo Zimmermann）上校[2]，在获悉了施派德尔同彭泽尔的谈话以后，回电对施派德尔的观点表示支持：“西线总部作战部认为，这不是大规模的空降行动，德国海军海峡防卫指挥部（Admiral Channel Coast）有关敌人空投草扎的假伞兵的报告更能说明这一点。”

我们不能责怪这些军官们会如此糊涂：他们远离战斗所在地，完全依靠送上来的报告做出判断，而这些报告又说法不一，容易引起误解，使得最有经验的军官都无法估计空降突击的规模，也不能从盟军的攻击方式中发现一个整体规划。如果这是登陆，那它是以诺曼底为目标吗？

只有第7集团军持这种看法，也许伞兵的攻击只是个花招，用来转移对真正的入侵目标——驻防加来海峡省的汉斯·冯·扎尔穆特大将的第15集团军——的注意力，那里几乎是所有人都认为的盟军攻击目标。第15集团军参谋长鲁道夫·霍夫曼中将坚信，盟军的主攻方向一定是第15集团军防区，他甚至打电话给彭泽尔，跟他赌一顿晚餐，彭泽尔说“这个赌，你输定了”。然而，此时B集团军群和西线德军总部都还没有充分的证据下任何结论。他们对海岸防御部队发出警告，并命令采取措施防备伞兵的袭击；然后大家只能坐等消息，其实他们没有多少办法可想。

到目前为止，各种各样的消息拥向了诺曼底地区的德军各级指挥部，有些师的首要问题是找到师长，也就是已经出发去雷恩参加图上演习的将军们。虽然大部分指挥官很快就找到了，但是还有两位部队驻防瑟堡半岛的指挥官——第709步兵师师长卡尔—威廉·冯·施利本中将和第91空运师师长威廉·法利中将——无处可寻。冯·施利本正在雷恩的一家旅馆里睡大觉，而法利的汽车还在赶赴雷恩的途中。

西线德国海军总司令克兰克海军上将正在波尔多一带视察，他的参谋长来到旅馆，走进房间把他叫醒，向其报告说：“卡昂附近发现盟军伞兵正在空降。西线总司令坚持认为这次进攻是为了转移目标，并非真正的登陆。但我们不断发现敌舰踪迹，我们认为这是真正的登陆行动。”克兰克立即向手下不多的几支海军部队发出警告，要他们提高警惕，然后匆忙出发返回巴黎的指挥部。

在勒阿弗尔，接到克兰克命令的是德国海军中的传奇人物海因里希·霍夫曼（Heinrich Hoffmann）海军少校，他早就因善于指挥鱼雷快艇而颇负盛名。几乎从战争一开始，他指挥的行动迅速且颇具威力的鱼雷快艇部队就在英吉利海峡上下游弋，一旦发现敌舰就立即发起袭击。霍夫曼还参加过迪耶普反登陆战，并且在1942年英勇地为德国海军主力舰“沙恩霍斯特”号、“格奈森瑙”号和“欧根亲王”号护航，使它们能从布雷斯特（Brest）高速驶往诺曼底。

西线海军总部传来指示时，霍夫曼正在第5鱼雷艇队的指挥艇T—28号的船舱里为布雷行动做出航准备。他立即召集所有的快艇艇长，这些年轻人对霍夫曼所说的“这回肯定是登陆”的话毫不意外，这早就是预料之中的事情。霍夫曼的六艘鱼雷快艇中只有三艘准备完毕，但他等不及其他三艘艇继续装鱼雷了，几分钟后三艘快艇就离开了勒阿弗尔。34岁的霍夫曼站在T—28号快艇的舰桥上，白色的海军帽像往常一样推到脑后，他向黑暗中张望着，身后的两艘小快艇成一路纵队，紧跟着指挥艇航行。他们以每小时23海里以上的速度飞快地穿过黑暗，不知不觉地对着规模史无前例的舰队笔直地冲了过去。

至少他们采取了行动。这天夜里，在诺曼底，最为困惑的当是昔日隆美尔著名的非洲军麾下的一支部队——拥有16242名久经沙场的官兵，以顽强勇敢著称的第21装甲师。这些人散布距卡昂东南仅有25英里的村落和树林里。他们几乎就坐在战场边上，是唯一一个可以立即对英军空降部队实施有效打击的装甲师，也是该地区唯一一支有作战经验的部队。

第21装甲师一接到紧急备战的命令，官兵们立即站到坦克和车辆旁，发动机开始预热，做好了待命出发的准备。该师第22装甲团团长赫尔曼·冯·奥佩恩－布罗尼科夫斯基（Hermann von Oppeln-Bronikowski）上校不明白，为什么出发的命令迟迟不见下达。他是在两点刚过一点儿的时候被第21装甲师师长埃德加·福伊希廷格尔（Edgar Feuchtinger）少将吵醒的，师长在电话里气急败坏地喊道：“奥佩恩，想像一下吧！他们登陆了。”

他向布罗尼科夫斯基简要地介绍了一下形势后便告诉他，一旦师部接到命令，他们“就将立即把卡昂至海岸的地区搜索一遍，清理敌军”。然而师部从此便没有下文了，布罗尼科夫斯基等待着，心里越来越生气，越来越不耐烦。

好几英里外，德军空军中校普里勒接到的报告也许是最叫人摸不着头脑的。在里尔附近第26战斗机联队空荡荡的基地里，普里勒和僚机飞行员沃达尔奇克下士在半夜一点钟才跌跌撞撞地摸回床上睡觉。他们俩用好几瓶上等的白兰地酒，压下了对德国空军总司令部的不满。现在，喝得醉醺醺的普里勒在睡梦中朦朦胧胧听见仿佛从远处传来的电话铃响，他慢慢地醒了过来，伸出左手去摸床边桌子上的电话机。

电话是第2战斗机军军部打来的。“普里勒，”作战军官说，“看起来敌人似乎正在进行登陆，我建议你通知你的联队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尽管困得不行，皮普斯·普里勒的怒火还是一下子就蹿了上来。昨日下午，他麾下的124架战斗机都被调离了里尔地区，现在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普里勒回想当时的谈话，认为他用的语言不便见诸文字。他对打电话来的人历数第2战斗机军军部和德国空军总司令部所犯的错误，接着这位空战英雄大声嚷嚷道：“我究竟该叫谁去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我进入了，沃达尔奇克也进入了！你这个傻瓜明明知道我只有两架该死的飞机！”说完，他就把话筒砰地一摔。没过多久，电话铃又响了。“你还有完没完？”普里勒大声吼了起来。

打电话的人还是刚才那位军官，他说：“亲爱的普里勒，我非常抱歉。这一切都是误会，我们得到的报告大概有问题，一切正常，敌人并没有登陆。”普里勒气得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更糟糕的是，他再也睡不着了。

尽管高级指挥部门思想混乱、优柔寡断、犹疑不决，同敌人发生接触的德国士兵却都迅速地做出反应，成千上万的部队已经行动起来了，与B集团军群和西线德军总部的军官们不一样，他们都相信敌人入侵了。很多人自第一批美军和英军伞兵从天而降后，一直在单枪匹马地同他们进行正面交战，还有成千上万进入紧急战备状态的德国军人，在强大的海岸防御工事内守候着，准备随时击退从任何方向来的登陆行动。他们忧虑不安，但同样决心已定。

在第7集团军指挥部里，高级军官中唯一头脑清醒的人正召集参谋们开会。在灯光通明的地图室里，彭泽尔少将站在军官面前，他的嗓音一如既往地平静安详，只有话语中才流露出深深的不安。“先生们，”他对众人说道，“我相信天一亮登陆就将开始，我们的未来将取决于我们今天的战斗表现。我要求大家尽最大努力，忍受最大限度的痛苦。”

500英里外的德国，那个可能会同意彭泽尔观点的人——那个能力过人、能在最混乱的形势下保持清醒头脑赢得许多战役的指挥官——正在酣睡，B集团军群并不认为形势已经严重到必须通知埃尔温·隆美尔元帅。

[1] 关于德军对登陆行动做出反应的时间和指挥机构间传递的信息内容，历来都有很多争执。我开始调查时，原德国陆军总参谋长（现附属于驻德美军历史部门）弗朗茨·哈尔德大将告诉我：“不要相信我们方面的任何东西，除非它同每个指挥部的正式作战日志相吻合。”我接受了他的建议，所有同德军活动有关的时间（根据英国双夏令时进行校对）、报告和电话内容都引自这些作战日志。——原注

[2] 原文写的是中将，但齐默尔曼晋升中将要到1945年5月1日，晋升少将是1944年12月1日。

6

第一批增援部队已经赶来加强之前空降的伞兵，在英军第6空降师的空降场里，69架滑翔机已从天而降，其中49架在朗维尔附近的空降场中准确降落。在此之前，小规模的滑翔机群已经降落了——主要是为坚守在大桥上的霍华德少校的队伍和第6空降师运送重型装备的机队。工兵们干得很出色，他们虽然来不及彻底清理供滑翔机降落的大片田野里的所有障碍物，但炸掉了相当一部分，保证滑翔机可以着陆。大批滑翔机抵达后，空降场里光怪陆离，在月光下看上去像是一幅达利[1]风格的墓地画。到处是坠毁的飞机、断裂的机翼、压扁的座舱、怪异倾斜的机尾，从外表看简直难以想象还有人能侥幸生还。实际上，着陆时的撞击造成的伤亡人数并不多，在降落过程中被高射炮火打死打伤的人反而更多些。

滑翔机群把第6空降师师长理查德·纳尔逊·盖尔（Richard Nelson Gale）少将、师部参谋、更多的军队、重型装备和至关重要的反坦克炮都送到了空降场。官兵们拥出机舱时，以为空降场会遭受敌人枪林弹雨的洗礼，然而，他们发现四周一片寂静，奇异得仿佛置身于田园世界。驾驶霍萨式滑翔机的约翰·C.赫特利（John C.Hutley）中士以为会遇上猛烈的炮火，他对副驾驶发出警告说：“一着地你就以最快的速度离开机舱，找个地方隐蔽。”

然而，他发现只有很远的地方才有交战的迹象，那有五光十色的曳光弹弹道，还有从附近的朗维尔传来的机枪声。周围的空降场里是一幅热热闹闹的景象：人们忙着从摔坏的飞机上把装备抢救出来，把反坦克炮挂到吉普车的后边。滑翔机机降结束了，到处是一派兴高采烈的气氛，赫特利和他运送的士兵们在出发去朗维尔之前，还坐在滑翔机破损的座舱里喝了杯茶。

在诺曼底战场另一端的瑟堡半岛上，首批美军滑翔机群正在接近目的地。第101空降师副师长唐·普拉特准将坐在领队滑翔机副驾驶员的座位上。在英国的时候，有人往他坐着的床上扔了顶帽子就把他吓得够呛。据报告，普拉特现在“兴奋得像个小学生一样”，激动地等待着他的首次滑翔飞行。在他的滑翔机后面，由C—47达科他式运输机牵引的52架滑翔机以四架一组排列开，这些滑翔机运载着吉普车、反坦克炮、一个完整的空降医疗队单位和装备，甚至还有一辆小型推土机。普拉特乘坐的滑翔机机鼻上画着一个大大的“1”，驾驶舱两侧的帆布上，一边画着第101空降师的师徽——一只巨大的“呼啸山鹰”，另一边是美国国旗。在同一个飞行编队里，外科技师埃米尔·E.纳塔尔（Emile E.Natalle）下士俯视着呼啸而过的子弹弹道和地面上燃烧的车辆，看到“一堵火墙升起来迎接我们”。运输机牵引着滑翔机，摇摇晃晃地掠过“密集得可以成为降落跑道的高射炮火”。

滑翔机跟伞兵部队的飞机不一样，它们是从英吉利海峡飞过来的，由东往西飞向瑟堡半岛。他们刚一飞过海岸线，就看见离圣梅尔埃格利斯只有4英里的耶斯维尔（Hiesville）空降场的引导灯光，300码长的尼龙牵引绳一根根地松开了，滑翔机呼呼地下降。纳塔尔乘坐的滑翔机冲出了降落区，撞进了布满“隆美尔竹笋”——一排排埋在地上的粗大木桩，用来作为抗滑翔机着陆的障碍物——的田野里。纳塔尔坐在滑翔机里的吉普车内，隔着一扇小窗户，怀着恐惧的好奇心看着飞机的两翼被折断，一排排木桩嗖嗖地向后闪去。随着一声巨响，滑翔机断裂成两截，断裂处正好就在纳塔尔坐的吉普车后面。他回忆说：“这下子，下飞机倒很方便了。”

1号滑翔机的残骸就在离他不远的地方。这架滑翔机顺着一个斜坡向下滑，制动闸无法控制时速100英里的冲力，结果一头撞到了灌木篱墙上。纳塔尔找到了驾驶员，他从座舱里摔出来后躺在灌木篱墙间，两条腿都断了。普拉特准将被撞碎的驾驶舱挤压，当场殒命，他是D日交战双方中首个遇难的将级军官。

第101空降师在机降行动中的伤亡不算大，普拉特只是其中的一个不幸者，该师所有的滑翔机几乎都准确降落在耶斯维尔或邻近的田野中。虽然大多数滑翔机都撞坏了，但所运送的装备基本上完好无损，这个成绩可是非同一般，因为飞行员一般都只经历过三四次着陆训练，而且还都是在大白天进行的[2]。

第82空降师可没有第101空降师那么幸运，经验不足的飞行员给第82空降师的50架滑翔机几乎造成了灾难性损失，只有不到一半的飞机在圣梅尔埃格利斯西北部的空降场降落，其余的不是钻进了灌木篱墙和建筑物内，便是沉入了河里，或者陷进了梅尔德雷河的沼泽地。战士们迫切需要的装备和车辆散落在好几个地方，伤亡人数也很多，仅在降落的头几分钟内就有18位飞行员牺牲。一架满载士兵的滑翔机从第505伞兵团团部副官罗伯特·M.派珀（Robert M.Piper）上尉头上飞了过去，他惊恐万分地发现这架飞机“歪歪斜斜地擦过一栋房子的烟囱掉进了后院，翻了几个滚又撞到了一堵厚厚的石墙上，飞机残骸里连呻吟声都没有”。

对于任务艰巨时间紧迫的第82空降师官兵来说，滑翔机着陆时太分散实在是场灾难，他们得花好几个小时抢收安全运到的为数不多的枪炮和补给品；与此同时，伞兵们只好用空降时随身携带的武器进行战斗。不过这对于伞兵来说属于正常现象：他们就是要凭借自己的力量坚持战斗到援兵抵达。

负责夺取空降场后方——杜沃河与梅尔德雷河桥梁——的第82空降师官兵已经就位，并遭到德军首轮试探性进攻。伞兵们没有车辆，没有反坦克炮，连火箭筒、机关枪或迫击炮都寥寥无几。更糟糕的是，他们没有通信联络，不了解周围的情况，不知道哪些阵地已被占领，哪些目标已被夺取。第101空降师的情况大同小异，但他们运气较好，大部分武器装备都顺利到手。两个师的官兵们还分散在各处尚未集结，但三五成群的士兵已经向着主要目标展开攻击，德军的要塞据点开始被攻克。

在圣梅尔埃格利斯，惊恐万状的居民们躲在百叶窗后面，偷看第82空降师505伞兵团的官兵小心翼翼地穿过空无一人的街道。教堂的钟声已经停止了，尖塔上约翰·斯蒂尔二等兵留下的降落伞软绵绵地垂挂着，艾龙别墅的余烬里不时蹿起一条火舌，瞬间映出了广场上树木的轮廓。偶尔，狙击手的子弹愤怒地呼啸着划破夜空，而这是仅有的声音，到处是一片令人不安的寂静。

指挥进攻的第505伞兵团3营营长爱德华·C.克劳斯（Edward C.Krause）中校原以为，他们得苦战一番才能夺取圣梅尔埃格利斯。然而德国守军似乎已经撤退，只留下了一些狙击手。克劳斯的部下立即利用这个好机会占领楼房，设置路障和机枪阵地，切断电话和电报线路。其他伞兵班组继续缓慢地搜索全镇，他们像影子似的从一道灌木篱墙扑向另一道灌木篱墙，从一个门洞摸向另一个门洞，大家都到镇中心的艾格里斯广场会合。

第505伞兵团3营I连的威廉·H.塔克（William H.Tucker）一等兵从教堂后面绕到广场，在一棵树后架起了机枪。月光下他看见一顶降落伞，脚边还躺着一具德国兵的尸体，广场另一端影影绰绰似乎还有几具摊开手脚的尸体。塔克坐在昏暗的月光下思索着，努力想弄清楚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他开始觉得身边有人——有人就站在他的身后。他一把抓起笨重的机枪，嗖地转过身子，眼前是一双缓慢地来回摆动的靴子。塔克慌忙后退，一名阵亡伞兵的尸体吊在树上，仿佛在低头望着他。

这会儿其他的伞兵也来到了广场上，猛然间他们也看到了树上吊着的死人。第505伞兵团1营C连的格斯·L.桑德斯（Gus L.Sanders）中尉记得：“大家就站在那里凝视着（战友的尸体），心中充满了愤怒。”

克劳斯中校走进了广场，当他看到死去的伞兵时只说了3个字：“上帝啊。”

克劳斯从口袋里掏出一面美国国旗，国旗又旧又破，就是第505伞兵团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升起的那一面。克劳斯曾向战士们保证，“D日天亮以前，这面国旗将在圣梅尔埃格利斯上空飘扬”。他走到镇公所前面，用门口的旗杆把国旗升了起来。他们没有举行仪式，在这个到处都是阵亡伞兵尸体的广场上，战斗已经结束了，星条旗在被美军解放的第一座法国城镇上空高高飘扬。

4点30分，勒芒的德军第7集团军指挥部收到了马克斯上将的第84军送来的报告：“同圣梅尔埃格利斯的通信联络已被切断……”

圣马尔库夫群岛只是海中的两堆光秃秃的岩石，距离犹他海滩有4英里远，宏大而复杂的登陆计划把两座小岛忽略了，一直到D日前三周它们才被发现。根据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判断，它们很可能是德军重炮连的阵地，于是任何人都不敢冒风险小看这两座岛，美军第4骑兵群（团级）立即从第4骑兵中队和第24骑兵中队（营级）里抽调了132人进行特训，以便在H时（登陆开始）以前发动突袭。他们大约在凌晨4点30分登上两座小岛，但那里没有大炮，也没有德军——等待他们的是突如其来的死亡。第4骑兵中队指挥官爱德华·C.邓恩（Edward C.Dunn）中校率领的战士离开海滩以后就陷入了错综复杂的恐怖雷区，S型地雷——踩中后就会弹起爆炸，内藏的钢珠如同子弹般迸射而出的小型人员杀伤地雷——像草籽一样撒得遍地都是，几分钟内爆炸的火光和伤员的尖叫声便充斥着夜空。三名中尉几乎同时被炸伤，两名士兵阵亡，伤员中的艾尔弗雷德·鲁宾（Alfred Rubin）中尉永远忘不了“一个人躺在迸射出来的钢珠上的景象”。D日结束时，他们已有19人伤亡，邓恩中校就站在死者和垂死的伤员中间发出了作战成功的信号——“任务完成”。他们是D日中首支从海上攻击希特勒控制下的欧洲的盟军部队，然而在整个登陆行动中，他们只不过是一段小小的插曲，一场惨痛却无价值的胜利。

在英军作战区域内，剑滩以东仅3英里，贴着海岸线的位置上，特伦斯·奥特韦中校和他的部下冒着重机枪的火力，匍匐在梅维尔炮台的带刺铁丝网和雷场边缘。奥特韦陷入了绝境。受训的时候他从不指望实战时对德军海岸炮台发起地空结合的进攻，每一步都会按照复杂的预定计划进行，但他也从未料到计划会在实施时漏洞百出，不知怎么搞的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飞机轰炸失败了，运载反坦克炮、火焰喷射器、迫击炮、探雷器和铝制登高梯等装备的特种滑翔机队也不见踪影。他的伞兵营共有700人，但奥特韦只找到150人，他得依靠这些战士攻下有200人守卫的海岸炮台，手中的武器只有步枪、斯登冲锋枪、手榴弹、一些爆破筒和一挺重机枪。尽管困难重重，奥特韦的部下还是想尽办法克服了一切困难，解决得极为出色。

他们已经用钢丝钳把铁丝网墙的外层铰开了一些洞口，并在洞里放置了仅有的几个爆破筒，准备随时引爆炸开铁丝网。一组伞兵已经在雷区里清理出一条道路，这是一项令人胆战心惊的工作。官兵们用手摸索地雷的绊线，用刺刀尖探测前面的土地，在月光下匍匐着越过小路，接近海岸炮台。现在，奥特韦的150名战士隐蔽在沟渠里、弹坑里和灌木篱墙下静候进攻的命令。第6空降师师长盖尔少将曾指示奥特韦：“你脑子里绝对不能有正面突击可能失败的想法……”

奥特韦环视手下的战士，知道伤亡肯定会很惨重，但海岸炮台里的大炮必须被摧毁，否则它们会大量杀伤在剑滩登陆的部队。形势对他实在太不公平了，但他别无选择，必须进攻。他了解这一点，甚至还意识到此前精心设计的最后一招也一定会失败：按计划在地面部队发起进攻时，三架滑翔机应同时在炮台内部的地面上强行着陆，但前提是它们必须在看到特殊信号——用迫击炮发射的照明弹——后才能降落；奥特韦手边既无迫击炮也没有照明弹，他倒是有维利式信号枪和信号弹，但它们只能用来发射突袭成功的信号，他争取外援的最后一个机会都失去了。

滑翔机准时抵达，拖曳它们的运输机发出着陆信号，并且放开牵引绳。2架滑翔机上每架都载有约20人，第3架在英吉利海峡上空由于牵引绳脱落，已安全返回英国。伞兵们听见滑翔机飞近海岸炮台时发出的呼呼声响，奥特韦一筹莫展，眼睁睁地看着滑翔机映着月光渐渐下降来回盘旋，飞行员们正四下寻找他无法发射的信号。滑翔机盘旋下降时，德军开火了，把伞兵压制得抬不起头的机枪现在对准滑翔机扫射，20毫米高射炮打出的一串串曳光弹射进了滑翔机没有任何保护的机身两侧。然而，滑翔机仍然在盘旋着，按照计划顽强地搜寻着信号。痛苦万分的奥特韦毫无办法，急得几乎放声大哭。

滑翔机最终放弃了，一架调转方向在4英里外降落，另一架飞得很低，几乎就在焦虑万分地等待着进攻的战士们头上飞行。艾伦·C.莫厄尔（Alan C.Mower）二等兵和帕特·霍金斯（Pat Hawkins）二等兵以为它会坠落到德军炮台里面去，在最后一刻滑翔机又飞了起来，撞进了不远处的树林里。有几个伞兵本能地撑起身子，想去帮助机内还活着的人，但他们的行为立即被制止。“别动！别离开阵地！”他们心事重重的指挥官低声喝道。现在，他们没有什么可等待了，奥特韦下令进攻。二等兵莫厄尔听见他大声高呼：“大家冲啊！让我们夺取这个该死的炮台！”

他们一拥而上。

一阵震耳欲聋的巨响，爆破筒把铁丝网炸出一些大缺口。迈克·道林（Mike Dowling）中尉高呼道：“冲上去！冲上去！”

夜空中又响起一阵猎号声。奥特韦的伞兵们高喊着，一边开枪一边冲进爆炸后的烟尘，冲过了铁丝网。在他们前面是布满地雷的无人区、有人守卫的战壕和机枪巢，炮台隐约可见。突然间，红色的火焰在冲锋的伞兵头上爆炸，机枪、冲锋枪和步枪火力劈头盖脸地向他们射来。伞兵们冒着枪林弹雨，或弯腰，或匍匐，奔跑、卧倒，又站起来继续向前冲，他们跳进弹坑，爬出来再继续前进。地雷爆炸了，二等兵莫厄尔听见一声惨叫，接着有人喊：“停下！停下！这儿都是地雷！”莫厄尔看见自己的右侧有名重伤的下士坐在地上边挥手让人走开，边大声喊道：“别靠近我！别上我这儿来！”

艾伦·杰斐逊（Alan Jefferson）中尉冲在最前面，吹起手里的猎号，嘹亮的号声压倒了枪炮声、地雷爆炸声和战士们的呼喊声。突然，锡德·F.卡彭（Sid F.Capon）二等兵听见地雷爆炸，又看到杰斐逊倒了下去。他朝中尉跑过去，但杰斐逊大声阻止他：“别过来！往里冲！”随即躺在地上，把猎号举到嘴边又吹了起来。到处是一片呼喊声、尖叫声和手榴弹爆炸声，伞兵们争先恐后冲进战壕同敌人展开白刃战。卡彭冲到一条战壕前，突然发现面前有两个德国兵，其中一个慌忙把红十字医药箱举在头上表示投降，口中连连喊道“俄国人、俄国人”，原来他们是苏联的“志愿兵”，卡彭一时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接着他看到其他德军战俘正由伞兵们领着走下战壕，便把两个俘虏交了出去，自己继续朝炮台前进。

奥特韦、道林中尉与大约40名伞兵正和守军激烈交火，他们攻下了外围的战壕和机枪巢，绕过用混凝土浇筑成的暗堡，边跑边向暗堡的枪眼扔手榴弹或用斯登冲锋枪扫射。战斗很激烈，也很残酷。二等兵莫厄尔、霍金斯和一名布伦式轻机枪手冒着迫击炮弹及机枪火力冲到炮台一侧，发现一扇开着的门后便冲了进去，通道里躺着一具德国炮兵的尸体，周围似乎没有人。莫厄尔让其他两人留在门口，他顺着走廊往里走，来到一间大屋子，发现炮床上有一门重型野战炮，边上堆着大量炮弹。莫厄尔快步回到战友身边，激动地跟他们说他打算“用手榴弹引爆那堆炸弹，把野战炮炸毁”。然而，他们没有机会把计划付诸实施，就在三人站着讨论时响起了一个爆炸声，机枪手被当场炸死，霍金斯腹部受伤。莫厄尔觉得自己的“后背好像被无数根烧红的针扎破了”，他的双腿不由自主地抽搐起来，跟他看见过的死人的抽搐一模一样。他相信自己要死了，但又不甘心，他开始喊救命，呼唤他的母亲。

在炮台的其他地方，德国人纷纷投降，卡彭二等兵追上道林的部下时正好看见“德国兵推推搡搡争抢着挤出大门，简直是在乞降”。道林的部下向两门大炮的炮筒里塞进两发炮弹，把炮膛炸裂，又把其他两门炮暂时破坏了。接着，道林找到了奥特韦，他站在中校面前，右手捂着左胸，报告说：“长官，已按照您的命令攻占炮台，大炮已被摧毁。”

战斗只用了15分钟就结束，奥特韦用信号枪发射了一颗代表胜利的黄色信号弹，一架英国皇家空军的侦察机看到信号后，用无线电向英国皇家海军轻巡洋舰“阿瑞托萨”号做了报告。如果没有这发信号弹，再过一刻钟巡洋舰就要炮轰德军的炮台了。与此同时，奥特韦的通信兵放出一只鸽子以证实他们突袭成功，他在战斗中一直随身带着这只鸽子，鸽子腿上的小塑料管里装有一张写着代号“锤子”（Hammer）的字条。没过多久，奥特韦发现了道林中尉的遗体，他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向指挥官做的报告。

奥特韦率领他那伤亡惨重的伞兵营撤离了被鲜血染红的梅维尔炮台，没有人命令他在摧毁大炮以后还要继续坚守阵地，他的部下还有其他任务要在D日执行。他们只带走了22名德军战俘，200名德国守军中至少有178人不是已经阵亡便是快要死去。奥特韦损失了将近一半的人马：伤亡70多人。颇具讽刺的是，四门大炮的口径只有报告中提到的一半。[3]再过48小时，德国兵又回到了炮台，两门大炮将向海滩射击。但是在盟军登陆的最关键的几个小时内，梅维尔炮台哑然无声，为人们所遗弃。

大部分英军重伤员只好留下来，因为奥特韦的部队既无足够的药物也无运输工具来运送他们。莫厄尔中了57片榴霰弹片，是躺在一块木板上给抬出去的，霍金斯伤势太重不能移动。两人后来都活了下来。莫厄尔记得离开炮台时听见霍金斯大叫“伙计们，看在上帝的分上，别离开我”，他的叫声越来越轻，莫厄尔渐渐地失去了知觉，以后的事情他什么都不记得了。

黎明，18000名空降兵为之战斗的黎明快要到来了。在不到5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们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艾森豪威尔将军和他的指挥官们的期望，空降部队成功地迷惑了敌人，破坏了他们的通信联络。现在，他们夺取了诺曼底登陆区两端的翼侧，在很大程度上挡住了敌人的增援行动。

在英军空降区里，霍华德少校那支由滑翔机机降的队伍已经牢牢控制住至关重要的卡昂运河大桥和奥恩河大桥；天亮以前，迪沃河畔的5个渡口都将被摧毁；奥特韦中校和他那个严重减员的伞兵营已经攻克了梅维尔炮台，伞兵们已经占领了俯瞰卡昂的制高点，各就各位。英军空降兵已经完成了所承担的主要任务，只要他们能够坚守各条要道，就能迟滞或阻止德军的反攻。

在诺曼底5个登陆海滩的另一端，尽管地形更为复杂，任务也更为多样，美军还是干得很出色。克劳斯中校的队伍夺取了圣梅尔埃格利斯关键的通信中心。范德沃特中校的一营人马在镇北切断了瑟堡半岛上的主要公路，并随时准备迎击从公路上来的进攻。加文准将的部队已经在梅尔德雷河和杜沃河的各关键渡口周围掘壕固守，并控制了犹他滩头的后方。马克斯韦尔·泰勒少将的第101空降师仍四散在各处，天亮时分全师6600人中只集结起来1100人。尽管如此，伞兵们还是赶到了圣马丹―德瓦尔勒维尔的炮兵阵地，没想到大炮已经转移了。另一部分伞兵已经能看到极其重要的拉巴尔克泰闸门，就是这道闸门控制着淹没半岛颈部的水位。尽管部队还没进入犹他海滩的堤道，一群群的伞兵正奋力向着堤道前进，并且已经占领了海滩后方泛滥区的西侧。

盟军的空降部队已经从空中向欧洲大陆发起了突击，并且为海上进攻夺取了最初的立足点。现在，他们在等候海运部队的到来，以便联合起来进攻希特勒的欧洲。美国的特混舰队已经在距离犹他和奥马哈海滩12英里的外海下锚，对于美军来说，再过1小时45分钟，H时——6点30分——即将来临。

[1] 达利（1904—1989），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作品素以探索潜意识的意象著称。

[2] 当时滑翔机飞行员十分短缺，加文将军回忆说：“我们一度认为我们不会有足够的飞行员。空降时，副驾驶座上坐的都是空降兵。听起来令人难以相信，不过这些人从未受过驾驶滑翔机或操纵滑翔机降落的训练。6月6日，他们冲过布满密集高射炮火的天空时，有些坐在副驾驶座上的空降兵发现驾驶员受伤了，得由他们来操纵满载着人与物的滑翔机。幸好，我们使用的滑翔机不难驾驶，也容易降落。不过，平生第一次开飞机，而且又是在战斗中，这确实是番磨炼，叫人不由得相信神灵。”——原注

[3] 炮台里实际配备的是捷克制105毫米火炮，情报里说的是法制155毫米甚至是更大口径的火炮。

7

凌晨4点45分，乔治·昂纳上尉的X23号小型潜艇在距诺曼底海岸1英里处波涛汹涌的大海里浮出水面，20英里外它的姐妹艇X20号同样浮出了水面。这两艘57英尺长的潜艇现已就位，各自部署在英加军队登陆区——剑滩、朱诺及金滩的一端。现在，两艘潜艇上的水兵都得竖起一根桅杆，挂上闪光灯，装配好所有其他可见信号和无线电信号的发射装置，等候第一批英国舰船朝他们的信号准确无误地驶来。

在X23号潜艇里，昂纳推开舱口盖，费力地爬出来，登上狭窄的过道。海浪扫过小小的甲板，他得使劲抓住栏杆才不至于被卷进海里去，疲惫不堪的船员们就跟在他的身后。他们抓紧导轨，浪花冲击着他们的腿部，众人大口大口呼吸着夜晚清凉的空气。他们在6月4日天亮以前就泊在了剑滩外海，每天在水底潜伏至少21个小时。自6月2日离开朴次茅斯以来，他们已经在水下生活了64个小时。

即便如此，他们的苦难还远未结束。在英军的登陆区域，H时从7点改为7点30分，因此在首批登陆艇到来前的两个多小时内，这两艘小型潜艇还得坚守阵地。X23和X20号潜艇将暴露在海面上，成为德军海岸炮兵固定而渺小的攻击目标。过不了多久，天就要大亮了。

8

各处的人们都在等待黎明，但最为焦虑的还是德国人。到现在为止，在源源不绝地送往隆美尔和伦德施泰特指挥部的大量报告中，开始出现一种新的不祥的调子。克兰克海军上将在海岸沿线设立的海军兵站都已监听到舰船航行的声响——不是像以前收听到的一两艘，而是有数十艘之多。一个多小时内，报告中的舰船数字越来越大。终于，在快到凌晨5点的时候，固执的第7集团军参谋长彭泽尔少将打电话给隆美尔的参谋长施派德尔中将，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不少舰艇正在维尔河河口与奥恩河河口之间集结。结论只有一个，敌人将立即向诺曼底发起大规模进攻并登陆。”

在巴黎郊外的西线德军总部里，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元帅也做出了类似的结论。在他看来，即将发生在诺曼底的登陆行动仍然像是一次“为转移目标而进行的佯攻”，并非真正的入侵行动。即便如此，伦德施泰特还是立即采取了应对措施，他命令两个主力装甲师——作为预备队驻扎在巴黎附近的党卫军第12“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和装甲教导师，立即集结并迅速开往海岸。严格说来，这两个师都归希特勒的最高统帅部指挥，没有元首的特别批示任何人无权调动。但伦德施泰特大胆地冒了一下险，他不相信希特勒会反对他的做法或撤销他的命令。现在，一切迹象都表明，诺曼底将是盟军“牵制性进攻”的地区。伦德施泰特向最高统帅部打了一个正式报告，要求调动预备队，电文说：“西线总司令部充分认识到，如果这真是敌人的一场大规模进攻的话，那么我们只有立即采取行动才能取得胜利。因此，我们需要在今天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战略预备队……党卫军第12装甲师和装甲教导师如果立即集结，尽早出发，他们可以在白天投入海岸线上的战斗。鉴于上述情况，西线总司令部请求最高统帅部把预备队调拨给我们使用……”这份报告完全是为了存档用的例行公事。

在气候异常温暖的南巴伐利亚州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的希特勒最高统帅部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大将的办公室收到了这份报告。约德尔在睡觉，他的参谋们认为形势尚未发展到非得叫醒他的地步，这份报告可以暂时先搁置一下。

希特勒的山间别墅距离此地不到3英里，元首同他的情妇爱娃·布劳恩也在睡觉。希特勒像往常一样在凌晨4点准备就寝，他的私人医生特奥多尔·莫雷尔（Theodor Morell）博士给他服了安眠药（他现在不吃药就不能入眠）。大约5点钟的时候，希特勒的海军副官卡尔―耶斯科·冯·普特卡默（Karl-Jesko von Puttkamer）海军少将被约德尔办公室打来的电话吵醒，打电话的人——普特卡默现在想不起来是谁了——说“在法国似乎有某种登陆行动”，确切情况并不了解——事实上，他告诉普特卡默“最初的情况都很含糊，也不明确”。普特卡默在考虑是否应该把这个情况向元首报告，两人反复商榷，最后决定不要叫醒希特勒。普特卡默回忆说：“当时没什么太多的东西可以告诉元首。我们两人都很担心：如果我把元首吵醒了，他又会变得很神经质，做出各种稀奇古怪的决定。”

普特卡默认为，到早晨再向希特勒报告也为时不晚。他关上灯回去睡觉了。

在法国，西线德军总部和B集团军群的将领们坐下来静候事态的发展。他们已经命令部队进入战备状态，也调动了装甲预备队，下一步就看盟军怎么行动了。没有人能估计出盟军即将发动的进攻规模有多大，没有人知道——或猜测到——盟军舰队的数量多寡；尽管一切迹象表明登陆将在诺曼底进行，却没有人敢肯定主攻方向。德军将领已经尽力而为，剩下的就要靠守在海岸线上的普通德国国防军士兵了，他们突然变得重要起来。第三帝国的士兵们从沿海的工事据点里观察大海，不知道这是一次紧急待命的演习还是真刀真枪的战斗。

维尔纳·普卢斯卡特少校待在俯瞰奥马哈海滩的地堡里，从1点钟起，他就在等候上级的指示，但始终未见音信。他又冷又累，心烦意乱，觉得自己孤立无援，不明白为什么团部和师部都没有任何音讯。当然，他的电话铃一夜未响应该是个好兆头，这说明没出现什么严重问题。但那些伞兵，那些大规模的机群又是怎么回事？普卢斯卡特无法摆脱萦绕心头的焦虑与不安，他再次把炮队镜转向左方，对准黑黝黝的瑟堡半岛，对着地平线缓慢地开始做一次新的观察。镜头里还是同样雾气蒙蒙的海岸，月光照耀下毫无变化的一片波光粼粼，汹涌起伏泛着白色浪花的大海一成不变，一切看上去都那么宁静平和。

地堡里，牧羊犬哈拉斯就在他身后舒展着身子睡着了，卢兹·维尔克宁上尉和弗里茨·特恩中尉在一旁轻声低语。普卢斯卡特走了过去，嘟囔着“外面还是没有动静，我不想管了”，但随后他又走回到瞭望口前。初升的朝霞开始照亮天际，他决定再做一次常规观察。

他百无聊赖地把炮队镜转向左方，慢慢地沿着海平面向右转动，当他转到海湾的正中心时停了下来。普卢斯卡特全身都绷紧了，使劲地瞪大眼睛。

透过渐渐消失的稀疏薄雾，海平面上像变戏法似地铺满了船只——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船只，舰船偶尔会前后移动，仿佛已经待在那里有好几个小时了。成千上万幽灵似的舰船像是凭空冒出来的，普卢斯卡特呆呆地望着，难以置信，呆若木鸡，他一生中从未感受过这么大的震动。就在这一刻，普卢斯卡特这位优秀军人的世界崩溃了。他后来说，就在那几分钟里，他冷静而肯定地感觉到“德国的末日来临了”。

他转身对着维尔克宁和特恩，很超脱也很简短地说了一句“这是进攻，你们自己看吧”。接着，他拿起电话打给第352步兵师师部的布洛克少校。

“布洛克，”普卢斯卡特说，“这是进攻，海上至少有10000艘舰船。”他知道，他的话令人难以相信。

“普卢斯卡特！镇静一点，别胡说八道！”布洛克驳斥道，“英国人和美国人加在一起也没有这么多舰船，没有人有这么多艘船！”

布洛克的怀疑反而令普卢斯卡特清醒过来。“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他大喊大叫，“那就亲自上这儿来看一看。真是不可思议，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布洛克静默了一会儿，问道：“这些船朝哪儿开？”

普卢斯卡特拿着话筒朝着地堡瞭望口外边看边说：“就朝我这儿。”

第3部　登陆日（D日）

1

从来没有过这样的黎明。在曚昽灰暗的晨曦里，宏大的盟军舰队以庄严雄伟、令人生畏的气势，在诺曼底的5个登陆滩头外围摆开了阵势。海面上布满舰只，从瑟堡半岛的犹他海滩，直到奥恩河口附近的剑滩，整个海面上舰旗飞扬，在海风中发出啪啪的声响。天空衬托出巨型战列舰，来势汹汹的巡洋舰和灵巧的驱逐舰的轮廓；在它们后面，排列着下了锚的指挥舰，舰船上天线林立；指挥舰后面是装载军队的运输船队和登陆舰队，它们依旧平静地停泊在水面上。挤满了士兵的登陆艇群在运输指挥舰周围上下起伏，一同等待着冲向海滩的信号，他们将是首波登陆的部队。

排列在宽阔海域上的大批舰只人声鼎沸充满活力，巡逻艇在乱哄哄的突击艇群里来回穿梭，发动机震颤着发出低沉的声音。绞盘呼呼地转动着，吊艇柱向船舷外晃晃悠悠地送出水陆两用车辆，吊艇架把登陆艇放入水中，架上的铁链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登陆艇撞在运输船两侧的钢板上发出砰砰的声音，面色苍白的士兵挤在登陆艇上，被震得浑身发颤。海岸警卫队的队员们指挥上下颠簸的登陆艇完成编队，扩音器里大声喊着“排好队形！排好队形！”，运输船上的士兵挤满甲板，等待着轮流爬下滑溜溜的梯子或攀登网，进入上下起伏浪花飞溅准备启航的登陆艇。

整个过程中，所有舰船上的有线广播都在不断地播放着通知和豪言壮语：

“为冲上陆地而战，为保护船只而战，只要还有一口气，为自己的生存而战。”

“第4步兵师，冲上去，让敌人下地狱！”

“别忘了大红一师[1]是开路先锋。”

“美军的游骑兵们，各就各位。”

“铭记敦刻尔克！铭记考文垂！愿上帝保佑你们所有的人。”

“我们宁愿死在亲爱的法兰西沙滩上，我们决不回头。”

“时刻已到，战友们，拿起武器，扛在肩上。你们只有单程票，这里就是队尾。第29步兵师，我们前进！”

然后就是大部分人至今记忆犹新的两项通知——“全体船只出发”，“我们的天父，愿人都尊崇您的圣名”。

在拥挤的甲板上，不少人离开队伍去向船上的朋友道别。水手与士兵在船上共同度过了漫长的时光，结下了牢固的友谊，他们互祝好运。成百上千的人则交换了详细的家庭住址，“以防万一”。第29步兵师116团1营A连的罗伊·O.史蒂文斯（Roy O.Stevens）技术军士长在拥挤的甲板上从船头找到船尾，希望看一眼他的孪生弟弟雷·O.史蒂文斯（Ray O.Stevens）。“我终于找到了他，”他说，“他笑着伸出手来，我说‘算了，咱们还是按原计划在法国的十字路口处握手吧’，我们互相道别，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约瑟夫·莱西（Joseph R.Lacy）上尉是第2和第5游骑兵营的随军牧师，他在英国皇家海军的“利奥波德王子”号运输船上的人群中走来走去。第5游骑兵营的马克斯·D.科尔曼（Max D.Coleman）一等兵听到他说：“从现在起，我将为你们祈祷，你们今天的所作所为本身也将成为一种祝福。”

军舰上，军官们用他们认为最富有色彩、最令人难忘的语言相互鼓励着，偶尔也有出人意料的结果。约翰·T.奥尼尔（John T.O’Neill）中校将指挥特种工兵部队在奥马哈和犹他海滩首批登陆，负责摧毁地雷障碍物。他以为他已经找到了关于这次登陆谈话的理想总结，因此斩钉截铁地说道：“无论遇到任何困难，都要把那些该死的障碍物排除掉！”附近一个声音说：“我认为那些狗娘养的也会害怕。”

第29步兵师116团的谢尔曼·V.伯勒斯（Sherman V.Burroughs）上尉告诉2营营部连连长查尔斯·R.考森（Charles R.Cawthon）上尉，他打算在向海滩航行的过程中背诵《丹·麦格鲁的射击》（The Shooting of Dan McGrew）。要率领第1特种工兵旅的部队在犹他海滩登陆的埃尔齐·肯普·穆尔（Elzie Kemp Moore）中校却一言不发，他本想背诵莎士比亚《亨利五世》中一个描写战斗场面的选段，这是另一个关于进攻法国的故事，对眼前的场面而言再合适不过了，可是他只记得开头的一句“重新踏上这片海滩，亲爱的朋友们……”，所以他决定还是不背了。外号“腊肠”的英军第3步兵师东约克夏郡团第2营A连连长金（C.K.King）少校的部队将首批登陆剑滩，他也打算背诵同一出剧目中的诗句，他已经认真地把想要背诵的诗句抄了下来。这些诗句的最后一句是：“凡是度过了今天这一关，能安然无恙回到家乡的人，每当提起了这一天，将会肃然起立……”[2]

速度在加快，距离美军登陆的海滩不远处，越来越多满载部队的登陆艇加入颠簸中的攻击队列，围绕着母舰不停地兜圈子。船上的士兵浑身湿透，由于晕船而苦不堪言。这些人将穿过奥马哈和犹他滩头，一马当先在诺曼底登陆。在运输船队中，部队从大船转移到登陆艇上的行动正热火朝天地进行着。这是一次既复杂又危险的行动，士兵携带的装备太多，几乎无法移动。每个人都有一根橡胶救生管，还有武器、野战背包、挖掘工具、防毒面具、急救包、水壶、刺刀和口粮，同时还要带上大量额外的手榴弹、炸药和子弹——通常多达250发。此外，许多士兵还要携带执行特殊任务所需的特别装备。一些士兵估计说，当他们摇摇晃晃地穿过甲板准备进入登陆艇的时候，身上的负重起码高达300磅。这些都是必要的装备，但是在第4步兵师12团1营副营长格登·P.约翰逊（Gerden P.Johnson）少校眼里，他的士兵因此行动“慢得像乌龟”。第29步兵师的比尔·威廉斯（Bill Williams）中尉认为，他的士兵负重过大，“很可能无力作战”。第4步兵师8团3营I连的鲁道夫·S.莫泽戈（Rudolph S.Mozgo）一等兵低头向运输船的船舷外望去，看到登陆艇在波涛中令人反胃地上下起伏撞击着船体，估摸着如果他和他的装备果真可以进入登陆艇，那“这场战斗就算打胜了一半”。

许多人在沿着攀登网向下方的登陆艇攀爬时尽力保持着平衡，结果连人带装备一起摔了下去，成了并非被敌方火力击中的非战斗伤亡人员。第87化学迫击炮营的哈罗德·G.詹曾（Harold G.Janzen）下士背着两卷电缆线和几部野战电话机，企图计算出脚下登陆艇的起伏规律。他在自以为正确的时机跳下去，不料计算失误，直落12英尺摔到了船底，被自己的卡宾枪击昏过去。还有更严重的损伤，第87化学迫击炮营C连的罗密欧·庞贝（Romeo Pompei）中士听到有人在下面大叫，他低头向下一看，发现一个人吊在攀登网上痛苦地挣扎，登陆艇正把他的一只脚推到运输船的船身上挤压着。庞贝自己从网上头朝下摔到登陆艇里，把门牙摔碎了。

从甲板直接登上冲锋舟然后再由吊艇柱将小艇放入水中的官兵们，运气也有很不好的。第29步兵师116团1营副营长托马斯·达拉斯少校和营部人员乘坐的冲锋舟，就被突然发生故障的吊艇柱悬在了甲板及水面之间，他们在那里悬吊了20分钟，头上4英寸处正好是船上厕所的污水口。“始终有人在使用厕所，”他回忆说，“所以在这20分钟里，我们接到了所有排泄物。”

海浪太高，许多冲锋舟像巨大的溜溜球一样被吊艇柱上的铁链拽着上下晃悠。一艘满载游骑兵的冲锋舟刚刚降到英国皇家海军“查尔斯王子”号的半腰处，一个大浪打过来，差一点把他们重新送回到甲板上。浪头过去之后，小艇又被吊链甩下来，船上许多发晕的士兵像洋娃娃一样被抛向空中。

进入冲锋舟的这段时间里，老兵们告诉新兵即将发生的事情。在英国皇家海军“帝国铁砧”号上，第1步兵师的迈克尔·库尔茨下士把全班士兵召集到身边，警告他们说：“我要你们这些家伙把脑袋都藏到船舷底下，敌人一旦发现了我们，就会向我们开火。如果你躲过去了，很好；如果躲不过去，这倒是个牺牲的好地方。现在出发吧。”

库尔茨和他的士兵正进入悬吊在吊艇柱上的冲锋舟时，听到下面传来呼喊声。另一艘小艇已经底朝天翻了船，艇上的士兵纷纷落入海中。库尔茨的艇被顺利地放到海面上，这时他们全都看到翻了船的人在运输船边游泳。当库尔茨的冲锋舟开始出发时，一个漂在水中的士兵喊道：“再会了，笨蛋们！”库尔茨看了看艇上的士兵，每张脸上都是同样苍白木然的表情。

清晨5点30分，首批登陆部队已经在驶向海滩的途中了。尽管自由世界为了发动这场伟大的海上反击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可是首波攻击兵力也只不过约3000人：他们是第1步兵师、第29步兵师、第4步兵师加上配属单位的战斗队，包括陆军和海军的水下爆破队，分拆成小群的坦克营和游骑兵。每支战斗队都奉命在指定地区登陆。例如，克拉伦斯·拉尔夫·许布纳（Clarence Ralph Huebner）少将的第1步兵师派出第16步兵团进攻半个奥马哈海滩，查尔斯·亨特·格哈特（Charles Hunter Gerhardt）少将的第29步兵师以第116步兵团进攻另一半海滩[3]。拟登陆的海滩又被进一步划分成一些滩头区域，每个滩头区域都有一个代号，第1步兵师的部队应在“红E”、“绿F”和“红F”滩头登陆，第29步兵师则应在“C区”、“绿D”、“白D”、“红D”和“绿E”几个滩头登陆。

奥马哈与犹他海滩的登陆时间表几乎是以分钟为单位计划的：第29步兵师在奥马哈半边海滩的登陆时间是H时差5分——清晨6点25分——32辆两栖坦克必须进入“白D”和“绿D”地区，在水中做好向滩头开火的准备，为第一阶段的进攻提供火力掩护；在H时——6点30分——8艘坦克登陆艇将运来更多的坦克，它们将从海上直接驶上“绿E”和“红D”滩头；1分钟之后——6点31分——进攻部队将在所有地区涉水登上海滩；2分钟之后——6点33分——水下爆破工兵上岸，他们要在雷场和障碍物中清理出16条50码宽的道路，这项艰巨任务必须在27分钟内完成；从7点整起，主攻部队将分成5个攻击波，以6分钟的间隔开始登陆。

这是为两个海滩所做的基本登陆计划，在时间上做了周密安排，火炮之类的重型装备预计将在1个半小时之内在奥马哈海滩登陆，甚至连吊车、半履带车以及坦克抢修车也应在上午10点半到达。这是一个复杂的精心制作的时间表，似乎不可能实现——几乎可以肯定策划者也已经考虑到这一点了。

第一攻击波此刻尚无法看到薄雾笼罩中的诺曼底海岸，他们距海岸还有9英里，一些战舰已经和德国海军的海岸炮台交上了火。但是对于登陆艇上的官兵来说，战斗依旧遥远且与他们无关，因为火力并不直接射向他们，晕船仍是他们最大的敌人，几乎无人幸免。每艘登陆艇大约运载30人以及他们的沉重装备，这些载重导致艇身吃水很深。第1特种工兵旅的尤金·米德·卡菲（Eugene Mead Caffey）上校回忆说，海浪打过来时，与他同船的一些士兵“干脆躺在那里，任凭海水在他们身上溅来溅去，不在乎是死是活”。不过，那些没有被晕船折腾得精疲力竭的士兵们，目睹了气势恢宏的登陆舰队从他们身边赫然驶过，既令人生畏又奇妙异常。与第299战斗工兵营的杰拉尔德·H.伯特（Gerald H.Burt）下士同船的爆破工兵中，有名士兵遗憾地说，他真希望自己能带着照相机。

30英里以外，德国海军少校海因里希·霍夫曼在他的第5鱼雷艇队先头快艇上，看到一层奇怪的不太真实的雾气遮住了前方海面。霍夫曼正在仔细观察时，有架飞机从白雾中飞了出来，这证实了他的怀疑：这假雾肯定是释放的烟幕。霍夫曼率领三艘快艇深入烟幕中进行调查，其结果令他大吃一惊，终生难忘。在烟幕的另一侧，他惊愕地发现自己突然面对着大批战舰，几乎是整个英国皇家海军舰队。目力所及之处，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都在他的小艇旁高高地耸立着，“我感觉自己仿佛坐在一条小筏子里”，霍夫曼感慨不已。几乎与此同时，炮弹在三艘小艇旁纷纷落下，逼得德国人转着圈子左躲右闪。骄傲的霍夫曼一刻也没有犹豫，在敌我双方数量相差极端悬殊的情况下，令人难以置信地下令还击。不一会儿，18枚鱼雷穿过海水向盟军舰队射来，这是D日当天德国海军唯一的攻击行动。

在挪威驱逐舰“斯文纳”号的舰桥上，挪威皇家海军的德斯蒙德·劳埃德（Desmond Lloyd）上尉发现了鱼雷，“厌战”号、“拉米里斯”号和“拉格斯”号舰桥上的军官同样发现了鱼雷。“拉格斯”号发动引擎全速倒车，两枚鱼雷从“厌战”号和“拉米里斯”号当中穿过，“斯文纳”号却没能避开。舰长大声喊着“左满舵！右进三（右车全速前进）！左退三（左车全速后退）！”竭力调整驱逐舰的船体，让鱼雷从船侧通过。劳埃德上尉举着望远镜，正好看到鱼雷即将命中舰桥下侧的船身，他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我将会飞得有多高？”

“斯文纳”号驱逐舰以令人极度痛苦的缓慢速度向左转舵，劳埃德一时间还以为他们也许躲得过去，但是规避失败了，一枚鱼雷击中了锅炉房。“斯文纳”号好像被什么东西托举出水面，颤抖着断成两截。在附近的英国扫雷艇“邓巴”号上，司炉长罗伯特·A.道伊（Robert A.Dowie）惊讶地看到驱逐舰“船头和船尾向上翘起，形成一个形象的V字”沉入水中。一共有30人伤亡，劳埃德上尉没有受伤，他在水中游了将近20分钟，同时还帮助了一位腿部受伤的水兵，直到“斯威夫特”号驱逐舰把他们救起。

霍夫曼安全地回到了烟幕的另一侧，此刻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发出警报，他用无线电向勒阿弗尔发报，丝毫不知道他的无线电设备已经在刚才发生的短暂战斗中损坏了。

在美军登陆海滩附近停泊的旗舰“奥古斯塔”号上，奥马尔·纳尔逊·布莱德雷（Omar Nelson Bradley）中将用棉花塞住耳朵，把望远镜对准急速驶向海滩的登陆艇，他麾下的美军第1集团军的部队正稳步前进。布莱德雷根本放不下心，几个小时之前他还以为控制着大致从奥马哈海滩到东部英军登陆区海岸线的，是德军第716步兵师，这个师战线太长，战斗力低下，缺乏机动能力。然而，就在他离开英国之前，盟军情报机关传来消息说，德军在盟军登陆区域又派驻了一个师。这条情报来得太晚，布莱德雷已经无法通知他那些已经领受任务并“封口”的部队。现在，第1步兵师和第29步兵师的官兵已经直扑奥马哈海滩，并不知道在防御工事里的敌人是身经百战、顽强坚韧的第352步兵师[4]。

海军的炮火准备很快就要开始了，布莱德雷祈祷炮击会让陆军官兵的作战更容易一些。几英里以外的法国轻巡洋舰“蒙特卡姆”号上，罗贝尔·若雅尔（Robert Jaujard）海军准将对手下的官兵说道：“向我们的祖国开火是一件可怕而荒谬的事，可是在今天，我命令你们这样做。”

距奥马哈海滩4英里以外的美军驱逐舰“卡尔米克”号上，罗伯特·奥克利·比尔（Robert Oakley Beer）中校按下了内部通讯系统的按钮，说道：“注意了！这可能会是你们这群小子有生以来参加的一场最大的晚会，所以大家都出来，到甲板上跳舞吧！”

时针指向了5点50分，英国军舰向德军的滩头阵地开火超过了20分钟，现在向美军登陆场的炮击也已经开始了。整个登陆地区突然爆发出一阵火焰风暴的狂啸。大型军舰不停地向预定目标射击，强烈的声波在诺曼底海岸线上来回震荡，灰色的天空被舰炮喷出的火焰照亮，海岸线上开始向空中升起大团的黑色烟云。

在剑滩、朱诺海滩和金滩外海，“厌战”号和“拉米里斯”号用舰上的15英寸（381毫米）舰炮，向勒阿弗尔和奥恩河口周边地区的德军炮台抛射出成吨的钢铁，灵活机动的巡洋舰和驱逐舰群则把一串串炮弹射向碉堡、钢筋混凝土地下掩体和防御性障碍物。在拉普拉塔河口海战中以快速射击著称的英国轻型巡洋舰“埃阿斯”号，在6英里外的海面上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准确度，摧毁了一个配备了4门6英寸火炮的炮台。在奥马哈附近的海面上，战列舰“得克萨斯”号和“阿肯色”号一共装备有10门14英寸、12门12英寸和12门5英寸舰炮，它们把600发炮弹倾泻到了奥克角的岸炮阵地，尽最大努力为正向100英尺高、光秃秃的岩石峭壁挺进的游骑兵营开辟道路。在犹他海滩附近的海面上，“内华达”号战列舰和“塔斯卡卢萨”号、“昆西”号以及“黑王子”号巡洋舰炮火齐鸣，对着德军岸炮阵地打出一轮轮齐射，船身看上去随着火炮的后坐力而向后倾斜。当大型舰只在离岸5至6英里处开火时，船身小巧的驱逐舰则开到距离岸边只有一二英里处，呈一字型排开，向海岸防御体系中的所有目标进行密集射击。

海军的持续炮火准备令人生畏，给看到和听到炮击的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英国皇家海军的理查德·A.赖兰（Richard A.Ryland）中尉为“战列舰的雄伟身姿”深感骄傲，同时不免想到“这会不会是目睹如此场面的最后一次机会”。在美军战列舰“内华达”号上，舰上的文书查尔斯·H.兰利（Charles H.Langley）海军下士被舰队的大规模火力几乎吓呆了，他无法理解“还有哪支军队能够经受得住这种程度的炮击”，并认为“舰队在两到三个小时之后就会撤离”。在全速前进的登陆艇里，被晕船折磨得苦不堪言的士兵们正用头盔从艇里往外舀水，当他们看到铺天盖地的炮弹从头顶上呼啸而过时，不禁欢呼起来。

这时，另一种有规律的震颤在舰队上空隆隆响起。起初这种声音很慢，像一只巨大的蜜蜂在嗡嗡作响，随后声音逐渐增大，变成越来越强的轰鸣：轰炸机群和战斗机群出现了。它们直接从庞大的舰队上空飞过，机翼挨着机翼，编队连着编队——飞机数量高达9000架。喷火式、雷电式和野马式战斗机群从官兵们的头顶上呼啸而过，机群显然无视舰队正在进行的炮火准备，向登陆滩头和海岸岬角（如奥克角）猛烈扫射，然后急速拉升、翻转，再次俯冲扫射。在它们的上方，纵横交错着第9航空队的B—26中型轰炸机群在不同高度飞出的航迹。而在B—26机群上方，重型轰炸机群在超出人们视线的厚厚云层之中发出单调低沉的嗡嗡声——那是英国皇家空军的“兰开斯特”式，美国陆航第8航空队的“空中堡垒”式及“解放者”式重型轰炸机。飞机数量之多，天空仿佛已经无法容纳下它们了。士兵们仰头望去，眼睛湿润了，面庞因一种巨大得无法承受的感情冲击而变形。在他们想来，现在一切都会顺利的：有了空中掩护，敌人就会被压制住，火力点会被摧毁，海滩上也将被炸出一些散兵坑。然而，由于无法透过厚厚的云层辨认目标，又不愿误炸己方部队，被派往奥马哈地区的329架轰炸机，在距离目标3英里处的内陆地区投下13000枚炸弹，他们的目标原本是奥马哈海滩的致命炮群[5]。

最后一次爆炸十分接近，维尔纳·普卢斯卡特少校以为地堡会被震得裂成两半。又有一发炮弹击中了悬崖表面，正落在地堡底部，爆炸的震颤把普卢斯卡特抛出去，又把他猛拽回来。他重重地摔到地上，尘屑、灰土和混凝土碎片像雨点一样落在他四周，白色尘埃像云层一样，令他什么也看不到，可是他听得到人们的叫喊。炮弹一次又一次地落到悬崖上，普卢斯卡特被一阵阵冲击波震得头晕目眩，几乎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电话铃在响，是第352步兵师师部打来的。“情况如何？”一个声音问道。

“我们正在遭到炮击，”普卢斯卡特好不容易说出话来，“猛烈炮击。”

在远离地堡的内陆后方，再次传来炮弹爆炸声，又有一排炮弹落在悬崖顶上，把雪崩似的土块和石头通过掩体的瞭望口抛进来。电话铃声再次响起，这次普卢斯卡特找不到电话机了，便由着它去响。他发现自己从头到脚被一层细细的白色粉末所覆盖，军装都已经撕裂了。

炮击暂时停止了，普卢斯卡特透过厚厚的尘埃，看到特恩和维尔克宁趴在水泥地面上。他对维尔克宁大叫道：“趁现在有机会，你最好回到你的阵地上去。”

维尔克宁愁容满面地看了看普卢斯卡特，因为他的观察所在一段距离以外的下一个地堡里。普卢斯卡特利用这个间歇给他的炮兵营打电话，令他惊讶的是，他的20门炮——全都是口径不等的崭新的克虏伯公司制造的火炮——没有一门被击中，他不明白为何炮兵营距离岸边只有半英里左右却避开了炮击，甚至连炮兵都没有任何伤亡。普卢斯卡特开始怀疑是不是沿岸的观察所被误认为火炮掩体了，他所在的观察所遭到的破坏似乎证实了这一点。

就在炮击再次开始的时候，电话铃又响了起来，他之前听到的那个声音发出命令，让他说明“炮击的准确位置”。

“看在上帝的分上，”普卢斯卡特叫道，“炮弹落在四面八方，你想让我干什么，出去用尺子测量每个炮弹坑吗？”

他重重地挂掉话筒，向四周看去，掩体里似乎无人受伤，维尔克宁已经回他自己的地堡去了，特恩守在一个瞭望口跟前。此时普卢斯卡特才发现哈拉斯不见了，然而此时他已经无暇顾及这只大狗。他又抓起电话机，走到第二个瞭望口向外看去，海面上的登陆艇似乎比他上一次观察时更多，离岸边也更近，它们很快就会进入射程。

他给炮兵团长奥克尔上校打电话，报告说：“我的火炮全部完好无损。”

“很好，”奥克尔说，“现在你最好马上返回营部。”

普卢斯卡特给他的炮兵参谋打电话。“我要回营部了，”他叮嘱他们说，“记住，在敌人到达海滩边之前，绝不允许开炮。”

此刻，运载即将在奥马哈海滩指定地点登陆的美军第1步兵师的登陆艇，很快就要靠岸了。在俯瞰“红E”、“绿F”和“红F”的峭壁上，普卢斯卡特麾下四个炮兵连的炮兵们，正等待着登陆艇离得再近些。

“这里是伦敦在呼叫。”

“我向你们发布盟军最高统帅的紧急命令，你们中许多人的性命将取决于你们执行命令的速度和准确性，这道命令特别针对所有居住在距海岸线35公里范围内的居民。”

米歇尔·阿尔德莱站在母亲家的窗户旁，观望着登陆舰队的行动，他母亲的房子就在奥马哈海滩西侧顶端的滨海维耶维尔。炮击仍在继续，阿尔德莱可以通过他的脚底感觉到震颤，全家人——阿尔德莱的母亲、兄弟、侄女和女佣——都聚集在起居室里。现在似乎没什么可怀疑了，他们一致认为：反攻即将在滨海维耶维尔开始。阿尔德莱对自己在海边的小别墅有着颇为达观的态度，现在几乎可以肯定别墅会被炸掉。背后传来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这条消息已经持续播放了一个多小时。

“立即离开你们所在的城镇，并且告知一路上遇到的所有邻居，提醒他们注意警报……避开人多的道路……要步行，而且不要随身携带不易携带的物品……尽量进入旷野地带……不要聚集成群，以免被误认为是集结的军队……”

阿尔德莱不知道那位骑马的德国人是否还会像往常那样给炮兵们送早上喝的咖啡。他看了看手表，如果那个士兵要来的话，现在就该来了。随后阿尔德莱便看到了他，他仍然骑着那匹大屁股马，带着那个永远带在身边的一颠一颠的咖啡罐。那个士兵镇静地沿着小路骑马走来，转过了弯……他看到了舰队，一动不动地在马上坐了一两秒钟。然后他跳下马，绊了一下摔倒在地，接着爬起来寻找隐蔽处，那匹马继续缓慢地沿着小路向村里走去。此刻时间是6点15分。

[1] 大红一师是美军第1步兵师的绰号。

[2] 摘自莎士比亚历史剧《亨利五世》第四幕第三场。中译文采用方平译本。

[3] 尽管第1师与第29步兵师的战斗部队共同进攻，实际上，登陆行动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在开始阶段由第1步兵师负责指挥。——原注

[4] 盟军情报机关以为，第352步兵师只是为了最近的一次“防御性演习”才进入这些地区的。实际上，该师的部队早在两个月前就进驻了沿海地区，俯瞰着奥马哈海滩，有些单位进驻的时间还要早些。例如普卢斯卡特和他的炮兵营早在3月份就已经部署在那里了。但是，直到6月4日，盟军情报机关仍旧认为第352步兵师驻在20英里以外的圣洛地区。——原注

[5] 那里配备有75毫米或更大口径火炮的钢筋混凝土地下掩体共8座，配备各种口径的火炮和自动武器的碉堡共35座，4个炮兵连，18门反坦克炮，6个迫击炮掩体，35个火箭发射场，每个发射场配备4个380毫米火箭发射器。此外，还有至少85个机枪巢。——原注

2

此时，由上下起伏的登陆艇组成的长长的船队，距奥马哈和犹他海滩已经不到一英里，第一波将于H时登陆的3000名美军官兵，离岸边只有15分钟的路程了。

登陆船队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拖着长长的白色浪花疾速驶向岸边。浪花飞溅到颠簸起伏的登陆艇上，官兵们必须大声喊叫才能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让别人听到自己；头顶上，军舰发射出的炮弹如同一把巨大的钢制保护伞，仍在雷鸣般地持续着；岸上也传来盟军空军地毯式轰炸的隆隆爆炸声。奇怪的是“大西洋壁垒”中的火炮却鸦雀无声，官兵们看着前方延伸的海岸线，思忖着敌人为什么不开火，许多人估摸着登陆最终可能不会那么艰巨。

登陆艇巨大的方形前舷吊桥破开层层海浪，冰冷的绿色海水泛着泡沫飞溅到每个人身上。艇上没有英雄：他们个个苦不堪言、浑身发冷、心绪不宁，背负着沉重的装备紧紧地挤在一起，晕船者连呕吐的地方都没有，只好吐在别人身上。《新闻周刊》的肯尼思·克劳福德（Kenneth Crawford）身处对犹他海滩发动首轮攻击的队伍之中，当看到第4步兵师的一名年轻士兵浑身沾满自己的呕吐物时，他带着极其痛苦与作呕的表情缓缓地摇着头说：“那个叫希金斯[1]的家伙，根本没有资格为他发明的这种该死的船骄傲。”

有些人则连感受痛苦的时间都没有，他们在为生存而奋力舀水。许多登陆艇基本上从离开母舰的那一刻起，船舱里就开始积水。起初人们对漫过膝盖的海水毫不在意，这不过是又一种必须忍受的痛苦而已。第2游骑兵营D连2排排长乔治·克希纳少尉看着突击登陆艇里的水位慢慢升高，琢磨着会不会有严重后果，他早先听说过突击登陆艇是不会下沉的。然而，就在此时克希纳的部下从步话机中听到了呼救声：“这里是860号突击登陆艇！……860号突击登陆艇！……我们正在下沉！……我们正在下沉！”随后是最后一次呼叫：“我的上帝，我们沉了！”克希纳和他的部下立即开始往外舀水。

就在克希纳的突击登陆艇后面，第2游骑兵营F连的里吉斯·F.麦克洛斯基（Regis F.McCloskey）中士也遇到了麻烦，他和战友们已经舀了一个多小时的水。他们的艇上装载着为进攻奥克角准备的弹药和游骑兵们的装备，艇内浸满了水。麦克洛斯基认为它肯定会沉掉，他的唯一希望是减轻这艘笨重的登陆艇的负重。麦克洛斯基命令士兵扔掉所有不必要的装备，口粮、额外的军装和背包都被堆到一边，麦克洛斯基把它们都扔进了海浪之中。其中一个背包里装着查克·韦拉（Chuck Vella）二等兵赌骰子时赢来的1200美元，另一个背包里装着查尔斯·E.弗雷德里克（Charles E.Frederick）二级军士长的假牙。

在奥马哈和犹他登陆区域都有登陆艇沉没：在奥马哈沉了10艘，在犹他沉了7艘。一些士兵被随后开过来的救生艇救起，有些人被救起前在海水里漂了几个小时，还有的人由于呼救声没被人听到，最后被自身携带的武器和装备拖入水底。他们在岸边不远处溺亡，连一颗子弹都没来得及射出。

战争突然在一瞬间变成了对个人的攻击。驶往犹他海滩的部队看到，一艘冲在前面的指挥艇突然船头竖起，跃出水面爆炸。几秒钟后，人头突然露出海面，幸存者拼命抓住船体残骸以保住性命。第二次爆炸几乎随即响起，一艘坦克登陆艇上的水手正在设法将运至犹他海滩的32辆两栖坦克中的4辆放入水中，落下的跳板却恰好撞上海水中的水雷。登陆艇的船头猛地翘起，在附近另一艘坦克登陆艇上的第70坦克营A连的奥里斯·H.约翰逊（Orris H.Johnson）中士，恐惧地呆望着一辆坦克“冲向100多英尺高的空中，慢慢地翻着筋斗，再落进水中消失”。约翰逊后来得知，在众多的牺牲人员中，有他的好友坦克手唐·尼尔（Don Neill）下士。

驶往犹他海滩的部队中，有数十人看到了尸体，听到了溺水者的呼救与尖叫，海岸警卫队的弗朗西斯·X.赖利（Francis X.Riley）中尉对这个场面记忆犹新。这位24岁的军官指挥着一艘步兵登陆艇，只能听着“伤员及受惊的士兵与水兵们痛苦的呼救声，他们恳求我们把他们从水中救起”，可赖利接到的命令是“不顾伤亡，确保部队准时登陆”。赖利尽量不去听那些尖叫声，命令登陆艇从落水者身边驶离，他别无选择。攻击编队快速驶来，一艘运载着第87化学迫击炮营营长詹姆斯·赫伯特·巴特（James Herbert Batte）中校和第4步兵师8团的登陆艇从海面上漂浮的尸体中穿过时，巴特听到一个脸色发青的士兵说：“这些幸运的家伙，他们不会再晕船了。”

目睹了海中漂浮的尸体，带着搭乘运输船长途旅行产生的过度疲劳，看着近在眼前的平坦沙滩和犹他海滩上的沙丘，士兵们猛地从昏昏沉沉中清醒过来。第4步兵师8团年仅20岁的李·B.卡森（Lee B.Cason）下士突然发觉自己正在“对着苍天咒骂把我们卷入这场混乱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其言辞之激烈令战友们大为惊讶，因为在此之前谁都没有听过他骂人。此刻，许多登陆艇上的士兵开始紧张地一遍又一遍地检查武器，他们死死地把着手里的弹药，尤金·卡菲上校从同船的士兵那里连颗步枪子弹都要不到。卡菲本该在上午9点之后登陆，可他却偷偷溜上了第8步兵团的登陆艇，希望能够藉此追上他的经验丰富的第1特种工兵旅。他没有携带任何装备，可是艇上的所有人尽管背负了足够的弹药，却“为了宝贵的生命死活不给”，最后卡菲从8个士兵手里每人要来1颗子弹，才给自己的步枪弹夹里压满了子弹。

奥马哈海滩外侧的海域里发生了严重问题，预计支援攻击部队的两栖坦克中，几乎近半数沉入了海中。原计划是让64辆坦克在离岸2英里到3英里处下水，然后从那里泅渡接近海滩，其中的32辆坦克被指定去支援第1步兵师的登陆区域：“红E”、“绿F”和“红F”。运载坦克的登陆艇开到指定地点，跳板放下后29辆坦克驶入了汹涌的浪涛中。样子古怪的两栖坦克，在形似大气球的帆布浮圈支撑下，开始在海里迎着波涛向岸边驶去。就在此时，灾难突然降临到第741坦克营的官兵们身上。在海浪的冲击下，帆布浮圈被撕裂支柱折断，海水涌进了发动机，随后27辆坦克一辆接一辆地沉入水中。有些坦克兵从舱口爬出来给救生衣充气，再跳进水里，有的人还设法把救生艇放了下来，其他人则在钢制的棺材里溺亡。

两辆车身倾斜几乎被水淹没的两栖坦克仍在向岸边驶去，另外三辆坦克上的乘员运气好得多，他们搭乘的坦克登陆艇上的跳板恰好被卡住放不下来，后来它们还是上了岸。另外32辆计划在第29步兵师负责的那一半海滩登陆的两栖坦克安然无恙，坦克登陆艇上的军官们被亲眼目睹的灾难吓住了，明智地决定直接把坦克送到岸边。然而，由于支援第1步兵师的坦克损失殆尽，这将在几分钟后给登陆部队造成数以百计的伤亡。

在2英里以外，进攻部队开始看到水中的生者与死者。死尸轻轻地漂在水中，随着海潮向岸边移动，仿佛决心加入自己的美国同胞行列之中。生者在海浪中上下起伏，疯狂地要求无法照顾他们的登陆艇把他们救起来。里吉斯·麦克洛斯基中士所在的运载弹药的登陆艇再次安稳地前进了，他们看到水中的士兵尖叫着“救命，恳求我们停下来，可是我们不能这样做，无论遇见何人何事都不能停下来”。麦克洛斯基咬紧牙关转开视线，登陆艇快速向前，几秒钟之后他在船舷旁呕吐起来。第1步兵师的罗伯特·E.坎宁安（Robert Cunningham）上尉和他的部下也看到了在水中挣扎的幸存者，水兵们本能地调转船头向水中的士兵驶去，一艘快艇制止了他们，快艇上的喇叭里传来严厉的命令：“你们不是救生船！赶快抢滩！”在附近的另一条登陆艇上，第121战斗工兵营的诺埃尔·杜布（Noel Dube）中士诵读着痛悔短祷。

此刻，由登陆艇掀起的细浪接近了奥马哈海滩，炮击声宛如致命的军乐越来越响，铺天盖地。登陆舰在离岸大约1000码处加入了炮火准备，随后数以千计的火箭弹拖着尾焰，从士兵们的头上嗖嗖飞过。在攻击部队看来，任何人若能在足以摧毁德军防御工事的强大火力打击下幸存下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浓烟覆盖着海滩，禾草燃烧着散发出一缕缕浓烟，懒洋洋地从悬崖上飘落。

德军的炮火依然保持着沉默。

登陆艇群稳步前进，在波浪翻卷的大海和沙滩上，官兵们此刻已经能够看到致命而又杂乱的钢筋混凝土障碍物。这些障碍物遍布海滩，挂着带刺铁丝网，顶上还有地雷，和士兵们预料的一样，既丑陋又残酷。防御障碍物后面的那部分海滩空无一人，没有任何动静。登陆艇群距离岸边越来越近……500码……450码，敌人仍未开火。登陆艇在高达四五英尺的海浪中奋勇向前，此刻猛烈的炮火准备已经转移到更远的内陆目标。

第一批登陆艇距离海岸还不到400码时，德军的火炮——那些几乎没有人相信能够经得住盟军猛烈的空中及海上火力打击的火炮——开火了。

一种声音透过嘈杂喧嚣变得越来越近，比其他的所有声音更具致命威胁——这是机枪子弹击中钢制艇首时发出的叮当声。火炮齐射。迫击炮弹雨点般落下来，在奥马哈海滩沿线四英里范围内，德军炮火开始痛打登陆艇。

现在是H时。

他们在奥马哈海滩登陆了，没有人会嫉妒这些步履沉重面无光彩的人。没有飞扬的军旗，没有吹响的号角，然而历史与他们同在。他们所在的团曾在福吉谷[2]（Valley Forge）、斯托尼克里克[3]（Stoney Creek）、安蒂特姆[4]（Antietam）和葛底斯堡[5]（Gettysburg）露营，曾在阿戈讷[6]（Argoone）作战。他们曾经登上北非[7]、西西里岛[8]和萨勒诺[9]的海滩，现在他们再次冲向另一处海滩，他们将会把这处海滩称作“血染的奥马哈”。

最凶猛的火力来自于这处月牙形海滩两侧的悬崖峭壁——西至第29步兵师的“绿D”滩头、东至第1步兵师的“绿F”区域，德国人在这里集中了最强大的防御力量，用来控制从海滩通向滨海维耶维尔和滨海科莱维尔的两个主要通道。运载部队的登陆艇一靠岸，就在沿岸各处遭遇了猛烈的炮火，而在“绿D”和“绿F”滩头，登陆部队则根本没有上岸的机会。配置在悬崖上的德国火炮几乎直接俯视斜靠向这片海滩的登陆艇，它们浸满海水，随着海浪上下起伏。这些登陆艇既笨重又迟缓，几乎在水中静止不动，成为极易击中的目标。艇长们手扶舵轮，竭尽全力驾驭着难以操纵的登陆艇避开水雷密布的障碍物丛林，此刻又不得不承受来自悬崖上的猛烈炮火夹击。

一些登陆艇实在无法从迷宫般的障碍物和来自悬崖上令人畏惧的炮火中找到通路，只好后退，沿着海岸漫无目的地徘徊，希望找到一处火力较弱的地点登陆。另一些登陆艇则固执地驶向指定登陆点，惨遭炮火蹂躏，官兵们不得不跳入水中，却立即招来机枪火力的扫射。还有一些登陆艇尚未靠岸就被炮火击中。

第29步兵师116团1营A连的排长爱德华·M.吉尔林（Edward M.Gearing）少尉所在的登陆艇载着30名士兵，在距滨海维耶维尔300码的“绿D”滩头外侧，发出一道令人目眩的闪光后瞬间解体。吉尔林和部下被炸出登陆艇抛进了海里，19岁的少尉在距登陆艇沉没处数码远的地方钻出水面，被淹得半死，也吓得不轻。其他幸存者也开始钻出水面，他们的武器、钢盔和装备都丢了。艇长已经了无踪影。在吉尔林附近，报务员背着沉重的无线电台正在水中挣扎，尖声叫喊道：“看在上帝的分上，我要淹死了！”在他沉下去之前，谁也来不及游到报务员身边。对于吉尔林和排里的幸存者来说，这场严峻的考验只是刚刚开始。他们在3个小时之后才登上海滩，那时吉尔林才得知，他是连里唯一幸存下来的军官，其他军官或阵亡或重伤。

在奥马哈海滩沿岸，放下登陆艇跳板似乎只是进一步令机枪火力更为集中的信号，而最致命的火力仍旧是在“绿D”和“绿F”滩头。第29步兵师的登陆艇驶入“绿D”区域，在沙滩上搁浅，放下跳板后士兵们迅速跳进了3～6英尺深的海水中。他们心里只有一个目标——涉过海水，穿过200码宽布满障碍物的沙滩，爬过地势渐高的鹅卵石堆，然后在不知是否能提供隐蔽的防波堤下躲避。但是他们携带的装备过重，无法在深水中跑动，又毫无掩护，机枪和轻武器的交叉火力击中了不少人。

晕船的士兵由于在运输船和登陆艇上长时间颠簸，早已精疲力竭，突然又发现自己身处没顶的深水中，不得不为保命而挣扎。戴维·E.席尔瓦（David E.Silva）二等兵看到前面的一些人刚刚走下跳板就被敌军火力打倒，轮到他下艇时，跳入齐胸深的海水后沉重的装备令人寸步难行，他随即着了魔似的注视着子弹急促地落在四周的水面上。几秒钟的工夫，机枪子弹就在他的背包、军服和水壶上打出不少枪眼，席尔瓦觉得自己仿佛成了“飞碟射击”项目中的飞碟，还自以为看到了那个向他开火的德国机枪手。可是他无法还击，他的步枪被沙子堵住了。席尔瓦吃力地蹚着水前进，下定决心一定要到达海滩，终于走上海滩后，他冲向防波堤隐蔽起来，丝毫没有意识到身上挨了两枪——一枪打在他的背上，另一枪打中了右腿。

岸边到处是倒下的士兵，有的当场身亡，有的在可怜地呼叫医护兵，因为涨潮的海水正在慢慢地吞噬他们。阵亡者中有谢尔曼·伯勒斯上尉，他的朋友查尔斯·考森上尉看到他的尸体随着海浪前后漂动着。考森不禁想到，伯勒斯是否按照他的计划在登陆之前给士兵们诵读《丹·麦格鲁的射击》。当第116步兵团3营作训参谋卡罗尔·史密斯上尉从他的尸体旁走过时，不由自主地想到伯勒斯“不必再受经常发作的周期性偏头痛折磨了”，伯勒斯被子弹打穿了头部。

在“绿D”登陆滩头，残酷的战斗仅仅打响了几分钟，整整一个连队就丧失了战斗力。从登陆艇到滩头的这段距离是鲜血染成的，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士兵幸存下来，军官或阵亡或重伤或失踪，活下来的士兵既无武器又饱受惊吓，在悬崖下面躲了一整天。另一个连队在该地区遭受了更严重的伤亡。第2游骑兵营C连受命摧毁德军设在滨海维耶维尔以西佩尔塞急流角（Pointe et Raz de la Percée）的据点，游骑兵们乘坐两艘登陆艇，随第一攻击波在“绿D”滩头登陆，遭受了严重伤亡：领头的登陆艇在炮火中几乎立即沉没，12名士兵当场阵亡；第二艘登陆艇的跳板刚刚放下，密集的机枪弹雨便泼到了下船的游骑兵身上，15名士兵非死即伤，剩下的人向悬崖冲去，一个接一个地被打倒在地。纳尔逊·诺伊斯（Nelson Noyes）一等兵背着一支沉重的巴祖卡反坦克火箭筒，踉踉跄跄地向前跑了100码，腿一软跌倒在地上。过了一会儿，他又站起来向前跑去，当他冲到悬崖前时，机枪子弹已经打中了他的腿部。诺伊斯躺在崖下，看到那两个开枪的德国兵正从崖上往下看着他，他用肘部撑起身体，端起汤姆森冲锋枪向他们射击，把两个人全部打了下来。第2游骑兵营C连连长拉尔夫·E.戈兰森（Ralph E.Goranson）上尉到达崖下时，他的70人的突击队只剩下了35名队员，到天黑时这35人又减至12人。

对于奥马哈海滩的美军来说，倒霉事简直是层出不穷。士兵们发现登陆地点不对，有些人竟然与预定登陆地点相差近2英里。第29步兵师的船队发现他们和第1步兵师的人混在一起了，例如，原计划在“绿E”地区登陆向莱斯穆兰（Les Moulins）方向进攻的部队发现，他们竟然置身于奥马哈海滩最东端的“绿F”地区中心。几乎所有的登陆艇都或多或少地向东偏离了原来的指定地点，一艘指挥舰漂离停泊地，一股沿着海岸向东流去的强水流，禾草燃烧产生的烟雾遮住了陆上标志等等，都是造成登陆地点错误的原因。一些连队曾为占领某些目标而受过训，却永远没能接近这些目标。还有一些零散的士兵发现，他们因受到德军火力压制而被孤立在无法辨认的地区，通常情况下他们中既无军官也无通信设备。

陆海军特种爆破工兵担负着炸毁海滩障碍物、开辟通路的任务，却被分散在过于偏远的地方，而且他们的登陆时间也比预定计划晚了关键的几分钟。这些颇受挫折的官兵在他们的登陆地区立即投入战斗，置之死地而后生。在随即而来的突击部队登岸之前，他们只有几分钟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工兵们只开辟出了5条半通道，而不是计划中的16条。爆破组不顾一切地尽力工作，却总是受到妨碍——步兵走到了他们中间，有的人把他们准备炸毁的障碍物当作掩蔽物，登陆艇被海浪冲上岸，几乎压到他们的身上。第299战斗工兵营的巴顿·A.戴维斯（Barton A.Davis）中士看到一艘登陆艇正往他的方向驶来，艇上载满第1步兵师的士兵，朝障碍物直冲了过去。爆炸声震天动地，登陆艇崩溃解体，戴维斯似乎看见所有官兵瞬间被同时抛到空中，尸体和残骸又落到了燃烧着的艇身四周。

“我看见呈黑点状的士兵企图从满是燃油的水面中游出来，我们正在不知所措的时候，一具无头尸体在空中飞了50码，最后令人作呕地砰的一声落在我们身边。”戴维斯不明白，怎么可能会有人在爆炸中幸存下来，可是的确有两人没有死，他们被人从水中救起，严重烧伤却依然活着。

然而，戴维斯看到的惨剧还不算很大，他所在的部队——陆海军特种工兵特遣队的英勇战士们，经历了更大的灾难。运载炸药的登陆艇被炮火击中后，就停在海滩旁燃烧着，工兵们乘坐的小橡皮艇由于装着可塑炸药和雷管，一旦被敌军火力击中便在水中炸成两截。德国士兵看到工兵们在障碍物中忙碌，似乎认定他们是特别值得注意的目标。当爆破组捆炸药的时候，狙击手便仔细瞄准障碍物上的地雷射击。有时候，他们似乎等待着工兵在一整排钢制多裂角锥形桩砦（“捷克刺猬”）和锥型四面体障碍物（“恶魔方块”）上做爆破准备，然后这时德国人便会在工兵们离开障碍物区域之前，用迫击炮火引爆障碍物。一天下来，工兵的伤亡人数几乎达到百分之五十。戴维斯中士本人也将成为其中的一员，夜幕降临时，一条腿受伤的他已经搭乘医疗船回英国了。

上午7点整，第二波登陆部队在屠宰场般的奥马哈海滩登陆了。官兵们在敌人的密集炮火下涉水上岸，登陆艇则加入了由燃烧着的船体残骸组成的越来越大的墓地。每批登陆艇都对涨起的潮水做出了血淋淋的贡献，半月形的海滩上到处都是美军官兵的尸体，他们在水中轻轻地互相推搡着。

岸边堆积着漂浮的船只残骸和登陆部队丢下的物资，重型装备、补给品、成箱的弹药、破碎的无线电报机、野战电话机、防毒面具、挖掘工具、水壶、饭盒、钢盔和救生衣等随处可见。沙滩上还散布着大捆的电线、绳子、口粮箱、探雷器和大量武器——从折断的步枪到损坏的巴祖卡火箭筒。登陆艇扭曲变形的残骸以古怪的姿势斜露出水面，燃烧着的坦克向空中喷吐着巨大的螺旋状黑烟，推土机翻倒在障碍物中。“红E”滩头外侧，在所有漂浮着的战争抛弃物中，人们看到了一把吉他。

一堆堆的伤兵散布在沙滩上。过路的队伍注意到，那些能够坐起身来的士兵显出一副即使再受伤也不会感到任何痛苦的神情。他们十分安静，似乎对周围的所见所闻毫不在意。艾尔弗雷德·艾根伯格（Alfred Eigenberg）上士是第6特种工兵旅的医护兵，他至今仍记得“其中的重伤员所表现出的可怕的教养”。艾根伯格在踏上海滩的头几分钟里，一下子看到那么多的伤员，竟不知“从哪里、从哪个人开始抢救”。在“红D”滩头，他发现一个年轻的士兵坐在沙滩上，他的一条腿“从膝盖到骨盆全部豁开来，伤口十分整齐，仿佛是一位外科医生用手术刀划开的”。伤口太深，艾根伯格能清楚地看到股动脉的搏动，士兵十分震惊，但是他沉着地告诉艾根伯格：“我已经服下了全部的磺胺药片，还把所有的磺胺粉撒入了伤口。我不会有事的，对不对？”

19岁的艾根伯格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为士兵注射了一针吗啡后才说：“没问题，你会好的。”然后他把伤员腿部整齐的伤口合拢，做了他当时想到的唯一能做的事情：小心翼翼地用安全别针把伤口缝合住。

第三波登陆部队冲上了充满混乱、无序和死亡的海滩，但是却停滞不前。几分钟后，第四波登陆部队也到达了，他们同样停滞不前。士兵们肩并肩趴在沙滩上、石头上或者页岩上，蹲在障碍物后面或躲在尸体堆中。他们原以为敌人的火力已经被压制下去，可此时却反被火力压制得动弹不得；他们原先期待可以用飞机轰炸形成的弹坑做掩体，此时却因未见到弹坑而不知所措；加上登陆地点不正确以及周围的破坏和伤亡引起的震惊，士兵们在海滩上一时手足无措，仿佛陷入一种奇怪的瘫痪状态。这一切都令人糊涂，有些士兵还以为D日的反攻失败了。第741坦克营的威廉·D.麦克林托克（William D.McClintock）技术军士长遇到一名坐在海边的士兵，他似乎根本没注意落在周围的机枪子弹，一个人坐在那里“朝水里扔着石子，心碎地轻声哭泣着”。

这样的惊慌不会持续很久，有些人已经意识到滞留在海滩上必死无疑，早已站起来前进了。

在10英里外的犹他海滩上，第4步兵师的官兵们蜂拥上岸，迅速向前推进。第三波登陆艇已经靠岸，可是仍未遇到任何阻击。有几发炮弹落在海滩上，随后还有零星的机枪和步枪的火力，但是却丝毫没有紧张而激动的第4步兵师官兵所预料的激烈战斗。许多人觉得登陆行动仿佛就像平日的演习。随第二波登陆部队上岸的唐纳德·N.琼斯（Donald N.Jones）一等兵认为，这就像是“又一次登陆训练”。其他人则认为攻击行动虎头蛇尾，艰苦程度还不如在英国斯拉普顿（Slapton）沙滩长达数月的训练。雷·A.曼（Ray A.Mann）一等兵就觉得有点“失望”，因为“登陆行动没什么大不了的”。就连海滩上的障碍物也不像每个人担忧的那样可怕，只有一些混凝土浇灌的锥型四面体障碍物、钢制多裂角锥形桩砦以及布满锯齿的大铁门，它们杂乱地陈列在海滩上。个别地方布设了地雷，但都暴露在外面，工兵很容易将其排除。爆破组已经开始工作，他们已经在防御障碍物中开辟了一条50码宽的通道，防波堤也被打开了缺口，一小时之内他们就将整个海滩清理干净了。

海滩上排列着长达1英里的两栖坦克，帆布浮圈都软绵绵地耷拉着——它们是这次登陆如此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些两栖坦克缓慢地驶出海面，冲上海滩时给予登陆的步兵部队有力支援。这些坦克和进攻前的火力准备，似乎摧毁了德军在海滩后方的防御阵地，使其士气丧尽。

尽管如此，进攻并非没有痛苦与伤亡。第4步兵师8团3营I连的鲁道夫·莫泽戈一等兵一上岸就看到了一具尸体，一辆坦克正面中弹，莫泽戈看到“一名坦克手的尸体一半在舱盖外面，一半在舱盖里面”。第1特种工兵旅的赫伯特·泰勒（Herbert Taylor）少尉看到一个人“被20码外爆炸的炮弹削掉了脑袋”，吓得目瞪口呆。爱德华·伍尔夫（Edward Wolfe）一等兵从一名阵亡美军士兵身旁走过，“他背靠着一根桩子坐在沙滩上，仿佛睡着了似的”，他那既自然又安详的样子，让伍尔夫忍不住想“伸出手去摇醒他”。

第4步兵师副师长小西奥多·“特德”·罗斯福（Theodore“Ted”Roosevelt，Jr）准将迈着沉重的步履在海滩上来回踱步，时不时地按摩一下患关节炎的肩膀。时年57岁的准将是随首批登陆部队上岸的唯一一名将领，这项任务是由他本人强烈坚持才争取到的。他的第一次请求被驳回后，罗斯福当即递交了第二份申请。在这份给第4步兵师师长雷蒙德·奥斯卡·巴顿（Raymond Oscar Barton）少将的书面申请中，罗斯福的理由是：“士兵们若是知道我和他们在一起，就会军心稳定。”

巴顿勉强同意了，但是这个决定却让他心绪不宁。他后来回忆说：“当我和特德在英国告别时，我从未期望能够再活着见到他。”

意志坚定的罗斯福浑身充满了活力。第8步兵团的哈里·布朗（Harry Brown）中士看见他“一只手拄着手杖，另一只手拿着地图四处走动着，如同在视察一处房地产”。迫击炮弹不时地在海滩上爆炸，向空中掀起雨点般的沙土，罗斯福似乎对此很恼火，他很不耐烦地抖落着身上的沙土。

第三波登陆艇靠岸后，士兵们开始涉水登陆。突然间德军的88毫米火炮炮弹呼啸着落在正登陆的部队中间，顿时有10多人被弹片击中倒下。几秒钟之后，一个士兵孤零零地出现在炮弹爆炸后产生的烟雾之中，他满脸漆黑，钢盔和装备都不见了。惊吓过度的他双眼直勾勾地看着前方，一步步向海滩走去，罗斯福一面大声呼唤医护兵，一面向士兵跑去。他用胳膊搂住士兵，轻声说：“孩子，我们会把你送回船上去的。”

直到现在，只有罗斯福和师里的一些军官明白，犹他海滩的登陆地点搞错了。然而这是一个幸运的错误，在原计划登陆的区域，能够给美军登陆部队造成严重伤亡的德军重炮群依然完好无损。造成登陆地点错误的原因有几个方面：海军炮击产生的烟雾遮住了地标引起了混乱，指挥舰被一股沿着海岸移动的强大水流冲向南面，导致第一波登陆部队上岸时向南偏离预定登陆海滩的距离超过了1英里。

第101空降师正在向犹他海滩背后的5条重要堤道中的第3号和第4号出口挺进。然而由于整个登陆滩头的偏差差不多有2000码，登陆部队的真正位置在第2号出口两侧。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此刻第101空降师502伞兵团3营营长罗伯特·乔治·科尔（Robert George Cole）中校率领一支由75名第101空降师与第82空降师的伞兵组成的混合部队，刚好到达第3号出口的西部，他们是首批抵达堤道的空降兵。科尔和士兵们在沼泽地中隐蔽起来，安心地等待着，他还以为第4步兵师的队伍随时都会到达。

在靠近第2号出口的海滩处，罗斯福即将做出一项重要决定。从现在起，每隔几分钟就有一波登陆部队靠岸，把一批又一批官兵和车辆送到岸边，总共有3万名官兵和3500辆各式军车。罗斯福必须做出决定：是指挥即将登陆的后续部队进入这个陌生的只有一条堤道但相对平静的地区，还是引导所有攻击部队及其装备进入原定的有两条堤道的犹他海滩。如果这条唯一的出口被阻塞或失守，大批部队和车辆将会被阻滞在海滩上，后果不堪设想。

罗斯福准将把营以上指挥官召集到一起，做出了决定：第4步兵师将放弃对原登陆地区目标的进攻，沿着这条唯一的堤道向内陆挺进，随时摧毁沿途遇到的德军阵地。现在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必须尽快抢在敌人从登陆的最初震惊中恢复之前向前推进。敌人的抵抗是微弱的，第4步兵师的部队迅速离开海滩。罗斯福转身对第1特种工兵旅的尤金·卡菲上校说：“我准备和部队一起前进，你去通知海军把部队运到这里，我们就从这里开始战斗。”

在犹他海滩附近的海面上，美军“科里”号驱逐舰上的炮管全部烫得发红。由于射速太快，水兵们不得不站在炮塔顶上拿着水管朝炮管上浇水。从乔治·霍夫曼海军少校把“科里”号机动到射击位置抛锚那刻起，就以每分钟8发5英寸炮弹的速度向内陆开火。德军的一个炮台再也不会对盟军产生威胁了，因为“科里”号已经用110发炮弹准确命中了目标，将炮台阵地开了天窗。

德军开始还击，而且火力相当猛烈，因为“科里”号是德军炮兵观察员所能发现的唯一一艘驱逐舰。施放烟幕的飞机受命保护“近岸火力支援”的舰只，但是为“科里”号护航的飞机被击落了，尤其是在悬崖上的一个能俯瞰犹他海滩的炮台——从弹道分析，这个炮兵连就在圣马尔库夫村附近——似乎把怒气全部发泄到这艘暴露的驱逐舰上。霍夫曼决定及时撤退。报务员本尼·格利森海军下士回忆说：“我们调转船头，像见到了海军陆战队员的老处女一样只留给对方一个背影。”

但是“科里”号停在浅水区，附近又有几座刀刃般锋利的暗礁，舰长在有充分把握之前不能莽撞冒险。霍夫曼不得不与德军炮手玩了好几分钟紧张的猫捉老鼠游戏，他尽力估算出炮火齐射的规律，指挥“科里”号不断地改变航向。他命令“科里”号快速前进，后退，突然左转，又突然右转，骤停，然后又向前行驶。与此同时，驱逐舰舰炮与德军岸炮的交火一直就没有停止过。附近的美国海军驱逐舰“菲奇”号发现了“科里”号的困境，也开始向圣马尔库夫附近的德军炮台开火，然而德军的猛烈炮火丝毫没有缓和。在德军的交叉火力射击下，霍夫曼指挥“科里”号一点一点慢慢撤了出去，战舰终于令人满意地躲过了暗礁。他当即命令道：“右满舵！全速前进！”

“科里”号飞速前进。霍夫曼转过头向后看去，齐射的炮弹落在军舰尾流里，掀起大团的羽毛状水花。他松了一口气，成功了。可是就在这一刻，他的好运气用完了，正以超过28节的高速前进的“科里”号一头撞上了海中的水雷。

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声，驱逐舰似乎被侧掀出水面。这个震动实在太大，让霍夫曼一时间目瞪口呆，他觉得仿佛是“一场地震把军舰从海上掀起”。本尼·格林森在报务室里正透过舷窗向外观察，“他突然感到自己被扔进了一台混凝土搅拌机”，双脚离地整个人被抛向天花板，然后又重重地跌落下来，一条腿的膝盖摔成了粉碎性骨折。

水雷几乎把“科里”号拦腰炸断，主甲板上出现了一条超过一英尺的裂缝，船头和船尾古怪地向上翘起，连接驱逐舰的唯一部分是上层结构。锅炉舱和轮机舱里灌满了水，2号锅炉舱里几乎没有幸存者：锅炉爆炸后，里面的水兵基本上全部被当场烫死。舵被卡住后，军舰失去了动力，然而不知何故“科里”号却在沉没前无视滚烫的蒸汽与火焰，继续疯狂地向前冲去。霍夫曼突然意识到，舰上有几门舰炮仍在开火——他的炮手在没有动力的条件下，依靠人力继续装弹射击。

“科里”号驱逐舰现在成了一堆变形的钢铁，却依然在海中航行了1000多码，最后终于停了下来。随后德军炮火便对其进行集火射击。霍夫曼下令弃船，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起码有9发炮弹击中了这艘受伤的军舰。有一发炮弹摧毁了一门40毫米舰炮，另一发打坏了船尾的发烟器，几乎让那些挣扎着进入救生艇和救生筏的船员们窒息。

当海水漫过主甲板2英尺之后，霍夫曼才最后看了一眼军舰，跳入水中向救生筏游去。在他身后，“科里”号的船尾已经沉没，桅杆和部分上层建筑依然露出水面——这是D日当天美国海军仅有的重大损失。霍夫曼麾下的294名官兵中，有13人牺牲或失踪，33人受伤，比截止目前犹他滩头登陆行动中美军伤亡总数还高。

霍夫曼以为自己是最后一个离开“科里”号的人，其实并非如此，直到现在也无人知道究竟谁是最后一个。不过，就在救生艇和救生筏撤离时，其他军舰上的人看到一名水兵爬上了“科里”号的船尾，他拿起被击落的舰旗，然后游过裂缝爬上露出水面的舰船残骸，来到主桅下。美军驱逐舰“巴特勒”号上的舵手迪克·斯克林肖（Dick Scrimshaw）从舰上既惊讶又钦佩地注视着这名水兵。炮弹仍旧在他四周落下，他却沉着地把舰旗系好升上桅杆，随后才游开去。斯克林肖看到，舰旗在“科里”号的残骸上方耷拉了一会儿，然后便伸展开来，迎风飘扬。

在犹他海滩和奥马哈海滩之间，火箭抛绳器将钩爪纷纷射上奥克角100英尺高的绝壁，美军从海上发起的第三场攻击正在进行。当第2游骑兵营营长詹姆斯·厄尔·鲁德尔（James Earl Rudder）中校率领的3个游骑兵连开始突击还未开火的大型海岸炮台时，遭到了轻武器火力的猛烈阻击。据情报部门说，这个炮台对两个登陆滩头上的美军部队均构成威胁。9艘突击登陆艇运载着第2游骑兵营的225名官兵，将他们送到了悬崖突出部下方一段狭长的滩头上，悬崖为他们提供了一些保护，挡住了德军的机枪子弹与扔得不是很多的手榴弹。距岸边不远的海面上，英军驱逐舰“塔勒邦特”号和美军驱逐舰“萨特利”号不断地向绝壁顶上发射着炮弹。

鲁德尔的游骑兵按计划应在H时到达悬崖脚下，但是领队的登陆艇搞错了方向，将这支小小的船队引到了东边3英里外的佩尔塞急流角。鲁德尔发现了失误，但是当他把突击登陆艇带回正确航道上时，已经失去了不少宝贵时间。这次耽搁将使他失去500人的增援兵力——第2游骑兵营的其余部队[10]以及马克斯·F.施奈德（Max F.Schneider）中校的第5游骑兵营。按照原计划，鲁德尔率兵登上悬崖后应立即发射信号弹，向在数英里外海上登陆艇中的其他游骑兵发出信号，令其跟上。如果到7点仍未见到信号发出，施奈德中校便可断定对奥克角炮台的进攻未能成功，转道去4英里外的奥马哈海滩。他率领的游骑兵部队将紧跟在第29步兵师后面登陆，再向西挺进，从后方攻克奥克角炮台。此刻已是清晨7点10分，没有看到任何信号，施奈德的部队已经向奥马哈海滩出发，鲁德尔与他率领的225名游骑兵只有靠自己了。

这是一个疯狂无序的场面。火箭抛绳器一次又一次拖着绳索和绳梯射向空中，炮弹和40毫米机关炮弹在悬崖顶部爆炸，将大块沙土震落下来砸到游骑兵身上。士兵们在布满弹坑的狭长海滩上快速奔跑着，身后拖着绳梯、绳索和手提式火箭抛绳器。悬崖顶部到处是德军士兵，他们会迅速冒出头朝下扔长柄手榴弹，并用施迈瑟MP40冲锋枪射击。不过，游骑兵们仍然设法从一个掩蔽处跑向另一个掩蔽处，从艇上卸下装备，同时向崖上射击。在奥克角附近，两辆美军的水陆两用汽车装载着专门从伦敦消防队借来的高高的折叠式云梯，也在试图靠近。游骑兵们站在云梯上，用勃朗宁自动步枪和汤姆森冲锋枪猛烈扫射悬崖的突出部分。

攻击十分猛烈。一些士兵等不及固定绳索便斜挎起武器，用刀凿出抓握点，像飞虫一样开始徒手攀登这道9层楼高的绝壁。当一些钩爪固定在绝壁上之后，众人蜂拥着攀上绳索。此时德国兵开始割断绳子，游骑兵们惨叫着掉下悬崖。哈里·罗伯特（Harry Robert）一等兵的绳子被割断了两次，在第三次攀登时，他终于爬到了一个被炮弹炸出来的凹陷处，正好就在悬崖边缘的下方。外号“弯杆儿”的比尔·佩蒂中士是个出色的徒手攀援者，可是当他试图空手攀爬一根无结绳索时，却因绳索又湿又滑而无法成功。之后佩蒂又登上了一架梯子，向上爬了30英尺后又因梯子被砍断而落回地面，他只好重新开始。F连的赫尔曼·伊莱亚斯·斯坦（Herman Elias Stein）上士正在另一架梯子上攀援，却因不慎触动了救生衣使其充满了气，险些把他从绝壁上推下去。他和救生衣“搏斗了好像一辈子那么久”，但这个梯子上斯坦的身前身后都有人，不知怎么回事，他又继续向上爬去。

士兵们现在顺着20条从悬崖顶部弯弯扭扭垂下来的绳索向上攀登。佩蒂中士正在第三次向崖上攀爬时，突然四周落下飞扬的沙土。原来德国兵从崖边探出身来，用机枪向正在攀登的游骑兵们进行扫射，他们不顾消防梯上的游骑兵射来的密集弹雨，也不顾驱逐舰打过来的炮弹，拼命抵抗着。佩蒂看到旁边那位正在攀登的士兵身子一挺，从崖上摔了下去，目睹这一场面的还有斯坦和21岁的卡尔·E.邦巴尔迪耶（Carl E.Bombardier）一等兵。他们惊恐地注视着那名士兵松开绳索直坠而下，被突出的岩石弹了出去，不禁都感到毛骨悚然，佩蒂觉得“尸体在落到海滩之前仿佛过了一生之久”。攀在绳子上的佩蒂惊呆了，连继续向上攀爬的手都提不起来，至今他仍记得当时自己嘟囔了一句“从这儿爬上去实在太难了”。但是德军的机枪火力逼得他再次动了起来，尤其当子弹颇具威胁性地打在了身边的悬崖上时，佩蒂“马上恢复了斗志”，他不顾一切地爬完了最后几码距离。

每个人都马上卧倒或跳进弹坑。里吉斯·麦克洛斯基中士负责的那艘进了一半水的弹药运输艇已经成功靠岸，当他爬上奥克角的高地顶部时，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整个地面被H时之前海空联合火力准备的炮弹和炸弹炸得就像“月球上的一个个陨石坑”。此刻，爬上悬崖的游骑兵们跳入了可用作掩体的弹坑，陷入了一种令人不安的沉寂。枪炮声暂时停息了，德国兵踪影皆无，无论朝哪里看，官兵们眼中只有向内陆延伸的巨大弹坑——这是一片极其可怕的无人地带。

鲁德尔中校已在悬崖边缘的凹陷处建立了他的第一个指挥所。负责通讯联络的詹姆斯·W.艾克纳（James W.Eikner）中尉从这里发出了“赞美上帝”的信号，它的意思是“全体官兵均已上崖”。但是这种说法并不确切，悬崖下面还有一位游骑兵军医——曾是私人诊所的儿科医生——正在海滩上照应大约25名伤亡人员。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这支英勇的游骑兵部队在不断减员。到了当天晚上，原有的225名游骑兵只剩下90人还有战斗力。更糟糕的是，这个行动是一次既壮烈又徒劳的努力——那些没有开火的大炮根本就不存在。法国抵抗组织地区领导人让·马里翁当初试图发往伦敦的情报是真实的，奥克角上遭到连续炮击的火炮掩体是空的，德军从未在这里装备过大炮。[11]

在悬崖顶部，佩蒂中士和他的勃朗宁自动步枪四人小组正坐在弹坑里休息，攀登悬崖让他们精疲力竭。一团烟雾飘过被炮弹翻了个儿的大地，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火药味。佩蒂打量着四周曚曚昽昽的一切，发现弹坑边上有2只麻雀在吃小虫。他对旁边的人说：“看，麻雀正在享用早餐。”

就在这个时候，在这个伟大而令人生畏的清晨，从海上发动的最后阶段的攻击开始了。在诺曼底登陆滩头的东半部分，由迈尔斯·克里斯托弗·邓普西（Miles Christopher Dempsey）中将率领的英军第2集团军带着严肃齐整、堂皇富丽的派头，带着英国人惯有的在重大时刻来临之际刻意表现出的冷漠不屑的态度，准备登陆了。为了这一天，他们等待了整整四个漫长的年头。他们要进攻的不单单是海滩，还有那些痛苦的记忆——关于慕尼黑和敦刻尔克、令人憎恨和耻辱的一次又一次撤退、数不尽的灾难性空袭和孤立无援的黑暗日子的记忆。和英国人并肩作战的是加拿大军人，他们要为迪耶普的惨败雪耻，还有法国军人，在这个重返家园的清晨，他们渴望战斗，势不可当。

空气中有一种奇妙的欢庆气氛。当船队向岸边航行时，剑滩外海的一艘救生艇喇叭里传出了《把啤酒桶滚出来》的歌声，金滩外海的一艘火箭发射船上传来《我们不知去何方》的旋律。开往朱诺海滩的加拿大官兵听到了在海面上激荡的高昂号乐，一些人甚至在引吭高歌。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第4突击队的丹尼斯·洛弗尔（Denis Lovell）至今记得，“小伙子们站起身来，把陆军和海军的军歌唱了个遍”。洛瓦特（Lovat）勋爵西蒙·克里斯托弗·约瑟夫·弗雷泽（Simon Christopher Joseph Fraser）准将率领的第1特别勤务旅的突击队员们，头戴绿色贝雷帽（突击队员们拒绝戴钢盔[12]），衣着整齐、潇洒威武，他们伴随着风笛悠扬哀婉的乐曲声投入战斗。当突击队员乘坐的登陆艇与维安少将的旗舰——英国皇家海军轻型巡洋舰“斯奇拉”号并行时，他们朝少将“竖起大拇指”致敬。18岁的罗纳德·J.诺思伍德（Ronald J.Northwood）二等水兵俯身向他们看去，认为他们是“我所见到过的一群最棒的军人”。

不少军人甚至能够以一定的超然姿态，看待岸上的障碍物和正射向登陆艇的敌军交叉火力。在一艘坦克登陆艇上，报务员约翰·韦伯（John Webber）注意到一位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上尉，他研究了堆积在海岸线上的错综复杂的布雷障碍物，随口对艇长说道：“我说，老伙计，你真得把我的小伙子们送上岸去，那边有个好对手。”

在另一艘登陆艇上，第50步兵师的一名少校若有所思地注视着障碍物顶部清晰可见的圆形泰勒（Teller）重型反坦克地雷，对舵手说道：“看在上帝的分上，千万别撞上这些该死的椰子似的圆家伙，否则我们都得免费去地狱旅行了。”

运载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第48突击队（营级）的登陆艇在朱诺海滩附近遭到重机枪的猛烈扫射，士兵们躲到甲板的上层结构后面寻求掩护。队部副官丹尼尔·J.弗伦德（Daniel J.Flunder）上尉却没有躲避，他腋下夹着轻便手杖，在前甲板上沉着地来回踱步，他后来解释说“我认为这才是应当做的事”（当他在甲板上来回踱步时，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图囊）。在一艘驶向剑滩的登陆艇上，外号“腊肠”的英军第3步兵师东约克夏郡团第2营A连连长金少校正在实践他的诺言——朗读《亨利五世》。在柴油发动机的隆隆声、浪花的翻卷声和枪炮声中，金对着扩音器读道：“此时在英格兰沉睡的先生们／将痛悔自己不在此地……”

有些军人则迫不及待地想投入战斗。有2名来自爱尔兰的中士，一个是外号“帕迪”的詹姆斯·珀西瓦尔·德·莱西，他在几个小时以前曾因“让我们免于卷入战争”而不停地为埃蒙·德·瓦莱拉干杯；他的好友兼同乡帕迪·麦奎德（Paddy McQuaid）装了一肚子皇家海军的朗姆酒，正站在坦克登陆艇的梯子上严肃地审视着队伍。麦奎德仔细观察着周围的英国兵说道：“德·莱西，你看这些小伙子当中是不是有些人有点胆怯？”

接近海滩时，德·莱西对士兵们喊道：“准备好了！现在出发！跑步前进！”

登陆舰停了下来。士兵们跑步下船时，麦奎德冲着笼罩在炮火硝烟中的海岸线大声叫道：“狗杂种，快出来！和我们练练”，随后他就消失在水中。但他很快从水里冒出头来，一边拍打着水面一边吼叫着：“真见鬼！还没等我上岸就想淹死我！”

剑滩旁，布伦式轻型装甲车里，英军第3步兵师的休伯特·维克多·巴克斯特（Hubert Victor Baxter）二等兵在加速的同时，从装甲车顶部探出头向外观察，接着车子就开入了海里。在他正上方，他的死对头——外号“全垒打”的贝尔中士正坐在没有防护的座椅上，他们两人不对付已经有好几个月了。贝尔喊道：“巴克斯特，再把你的座椅放高点儿，就知道你要去哪了！”

巴克斯特还嘴道：“根本用不着！我看得见！”

接着，当他们冲上海滩后，中士一时激动竟故伎重演，像当初引起两人不和时那样，举起拳头一次次砸在巴克斯特的钢盔上，还大声吼叫着：“狠狠地打！狠狠地打！”

突击队员们在剑滩登陆后，洛瓦特勋爵的风笛手威廉·“比尔”·米林（William“Bill”Millin）便从登陆艇上跳入齐胸深的水中，只见前方海滩上浓烟滚滚，不时传来迫击炮弹的爆炸声。正当米林向岸上跋涉时，弗雷泽准将招呼他：“小伙子！为我们吹奏一首《高地少年》（Highland Laddie）吧。”

米林在齐腰深的水里举起风笛放到嘴边，一边在水中跋涉，一边卖力地吹奏起哀婉的曲调。走出海水后，他停止前进，毫不介意纷飞的炮火，在海滩上来回走着，为上岸的突击队员吹奏着风笛。士兵们从他身边络绎不绝走过，米林吹着《回岛之路》（The Road to the Isles），子弹的嗖嗖声与炮弹的呼啸声应和着风笛尖锐哀婉的声音。“好样的，小伙子。”一个突击队员叫道。另一个则说：“快卧倒，你这个傻小子。”

剑滩、朱诺海滩和金滩——从奥恩河口的乌伊斯特勒昂，到西边的勒阿梅尔村约20英里长的海岸线上——到处都是登岸的英联邦国家军人。海滩旁停满了登陆艇，部队正从船上纷纷上岸。对于他们来说，登陆地区沿岸的巨大海浪和水下障碍物所带来的麻烦大于敌军炮火。

第一批下水的是蛙人。他们是由120个水下爆破专家组成的队伍，专门负责在水下障碍物中开辟出30码宽的通道。他们只有20分钟时间，随后第一波登陆部队就要上岸。而滩头的障碍物十分难对付，有些地方的障碍物是整个诺曼底登陆滩头区域中密度最大的。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的彼得·亨利·琼斯（Peter Henry Jones）中士游进了一座由钢制吊架、“比利时门”、钢制多裂角锥形桩砦和混凝土锥型障碍物组成的迷宫，在琼斯必须炸开的那段30码宽通道处，他发现了12个主要障碍物，其中有些长达14英尺。英国皇家海军上尉约翰·B.泰勒（John B.Taylor）也是一个蛙人，目力所及的水下防御工事令他惊叹不已，他对队长抱怨“这要命的活简直没法干了”，却并未因此而放弃努力。和其他蛙人一样，泰勒冒着炮火有条不紊地工作起来，他们一个一个地炸掉障碍物，因为障碍物太大无法集中爆破。

他们的工作尚未结束，两栖坦克就已经开到了身边，随后便是第一波登陆部队。从水里冒出来的蛙人看到被巨浪掀到一侧的登陆艇撞到了障碍物上，水雷爆炸了，钢制多裂角锥形桩砦划破了船壳，海滩上到处都是挣扎中的登陆艇，当一艘登陆艇几乎压到另一艘顶上时，沿岸水域已经成了一个垃圾场。报务员约翰·韦伯记得，他当时就觉得“上岸简直是一场悲剧”，他乘坐的登陆艇靠岸时，看到“坦克登陆艇或是搁浅或是起火，还有的成了海边变了形的金属垃圾堆，坦克和推土机也在燃烧”。一艘坦克登陆艇从他的登陆艇旁边向大海驶去，韦伯惊恐地看到“它的井形甲板上烈焰在熊熊燃烧”。

在金滩，蛙人琼斯和皇家海军的工兵一起为清除障碍物而奋力工作着。他看到一艘步兵登陆艇正向岸边靠拢，士兵们站在甲板上准备上岸。突然一阵海浪使登陆艇船身倾斜偏离航向，在波涛中上下起伏，随后撞到了挂了一串地雷的钢制三角形障碍物。琼斯看到登陆艇在一阵爆炸声中被炸得粉碎，这情景让他记起了一部“慢动作的动画片：人们立正站立着，突然间被射向天空，仿佛被水柱推上去似的……在水柱上方，尸体或尸块像水滴一样四散开去”。

登陆艇一艘接一艘地被障碍物挂住。向金滩运送皇家海军陆战队第47突击队的16艘登陆艇中，有4艘沉没，11艘受伤冲滩，只有1艘返回母舰。第47突击队的唐纳德·H.加德纳（Donald H.Gardner）中士和他的战友被抛进离岸大约50码的水中，丢失了全部装备，而且不得不冒着机枪火力游上岸去。当他们在水中挣扎向前时，加德纳听到有人说：“也许我们是硬闯进来的，这里挺像个私人海滩。”

进攻朱诺滩头的皇家海军陆战队第48突击队的官兵们不仅撞上了障碍物，还遇到了密集的迫击炮火。炮弹在迈克尔·奥德沃思（Michael Aldworth）中尉所乘的登陆艇四周爆炸，他和手下约40名官兵只好蜷缩在步兵登陆艇前部的底舱里。奥德沃思使劲探出头去观察周围的情况，看到从船尾底舱出来的人正沿着甲板跑。奥德沃思手下的士兵嚷道：“我们还要多久才能离开这儿？”

他大声答道：“稍等一会儿，伙计们，还没轮到我们。”

隔了一小会儿，又有人发问：“我说，你看到底还要等多久，老伙计？这个可恶的底舱已经灌满水了。”

各种船只都赶来帮助这艘正在下沉的步兵登陆艇，把艇上的士兵运走。周围的船只太多了，据奥德沃思回忆，“就好像在邦德街上招呼出租车”。一些人被安全地送上海滩，还有一些人被运到了一艘加拿大驱逐舰上。可是50名突击队员却发现，救起他们的坦克登陆艇刚刚卸下坦克，现在正要按照指示直接驶回英国。然而，无论官兵们如何义愤填膺地恳求劝说，都无法说服艇长改变航向。大腿负伤的第48突击队Y连连长德里克·罗德里克·德·斯塔克普尔[13]（Derick Roderick de Stacpoole）少校关注着这场争论，听说坦克登陆艇要回英国后便大叫起来：“胡说八道！你们全都发疯了吧！”

话音一落，他就跳入海中，向岸边游去。

对于大部分官兵来说，障碍物是整个登陆过程中最难对付的部分。一旦突破了障碍物构成的防线，部队就发现三个滩头沿岸的敌军兵力分布颇不规则，有些地方抵抗十分激烈，其他地方却很少有抵抗，甚至根本没有。在金滩西半部，英军第50步兵师231步兵旅汉普郡团第1营的士兵从深达3至6英尺深的水中上岸时，伤亡将近十分之一。他们在齐胸深的海水中挣扎前进，遇到了来自勒阿梅尔方向凶猛的迫击炮火和机枪的交叉射击，这里的守军是强悍的德军第352步兵师所部。士兵们一个接一个倒了下去，查尔斯·S.威尔逊（Charles S.Wilson）二等兵听到一个吃惊的声音说，“弟兄们，我中弹了，”威尔逊转过身来，看到说话的人脸上带着怀疑的奇怪神情滑落水中，再也没有说出一个字来。威尔逊继续涉水前进。他以前有过在海水中被机枪扫射的经历，不过那是在敦刻尔克，他在朝相反的方向走。

乔治·C.斯特内尔（George C.Stunell）二等兵也看到周围的人在一个个地倒下去。他从一辆布伦式轻型装甲车旁经过，这辆装甲车就停在三英尺深的海水里，发动机没有熄火，可是驾驶员“呆站在装甲车旁，吓得不敢把车开上岸去”。斯特内尔把他推到一边，冒着密集射来的机枪子弹把装甲车开到了岸上，这个勇敢之举令斯特内尔得意扬扬，但随即却突然脸朝前倒在地上，原来一颗子弹猛地击中了他紧身短上衣口袋里的香烟盒。几分钟后，他发现鲜血从背部和肋间的伤口流了出来，这颗子弹干净利落地打穿了他的身体。

汉普郡团第1营花了将近8个小时，才把勒阿梅尔的防御工事摧毁。到D日结束时，全营伤亡了近200人。奇怪的是，除去障碍物不说，在其两侧登陆的部队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他们虽然也有伤亡，但是要比预计的少得多。在汉普郡团第1营左翼的多塞特郡第1营，仅用了不到40分钟就已通过海滩。与多塞特郡第1营为邻的第69步兵旅格林霍华兹团第6营极其迅猛果断地登陆，随即向内陆挺进，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就攻占了第一个目标。斯坦利·霍利斯连军士长已经拥有了击毙90名德军的战绩，他涉水上岸后，单枪匹马拿下了一座碉堡，沉着镇定的霍利斯用手榴弹和斯登冲锋枪击毙了两名德军士兵，并俘虏了20名。这只是他在D日刚开始时的战绩，他后来又消灭了10个敌人。

在勒阿梅尔右侧的海滩上，形势过于平静，以至于有些人颇感失望。医护兵杰弗里·J.里奇（Geoffrey J.Leach）看着部队和车辆涌上海滩，却发现“医护兵无事可做，只好去帮着卸弹药”。皇家海军陆战队第47突击队的丹尼斯·洛弗尔认为，登陆像是“在国内进行的一场演习”。他所在的突击队迅速通过海滩，避免与敌人接触，转向西方开始了长达7英里的强行军，去与贝桑港附近的美军会合。他们预计在正午时分与来自奥马哈海滩的首批美军接触。

然而，在奥马哈海滩登陆的美军仍然被强悍的德军第352步兵师压制得动弹不得；可是对于英国和加拿大军队来说，疲惫虚弱的德军第716步兵师实在不是对手，因为该师中有一批被强征的苏联和波兰的“志愿人员”。不仅如此，英军还充分使用了两栖坦克并集中了大批远远超出实际需要的装甲车辆，简直是杀鸡用牛刀。一批扫雷坦克用铁链条抽打前面的地面，将地雷纷纷引爆；另有一批携带小型桥梁和大量钢皮卷轴的装甲车，这些装备铺展开来，可以在湿软的地面上充当临时通道。一支车队甚至还运载了大批木材，准备在翻墙和翻越反坦克壕时使用。这些富有创造性的安排以及英军登陆地点所进行的超长时间的火力准备，都为登陆部队提供了额外保护。

部分登陆部队仍然遭到一些顽强的零星抵抗。朱诺海滩上有一半地区设有布满碉堡和壕沟的防线，加拿大第3步兵师打穿这些防线后，又在滨海库尔瑟勒（Courseulles-sur-Mer）村内构筑了工事的房屋和街道间边打边冲，最后突破了德军封锁向内陆挺进。不过，粉碎所有的抵抗要在两个小时之后了。在许多地区，清剿残敌的工作以迅速处决（俘虏）而告终。爱德华·P.阿什沃思（Edward P.Ashworth）二等水兵刚刚走下一艘向滨海库尔瑟勒滩头运送人员和坦克的坦克登陆艇，恰好看见一段距离外的沙丘后面，有几名加拿大士兵押解来6名德军俘虏。阿什沃思心想这是个好机会，可以拿到一顶德军钢盔作为纪念品了。他跑过海滩来到沙丘上，却发现6个德国人“全都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阿什沃思还是想得到一顶钢盔，便弯下腰去察看一具尸体，可是他发现“那个人的喉咙被割断了——每个德国人的喉咙都被割断了”。阿什沃思感到“一阵恶心，转过脸去，没再去碰钢盔”。

“帕迪”·德·莱西中士也在滨海库尔瑟勒地区作战，他俘虏了12名德国人，这些德国士兵几乎迫不及待地高举双手从战壕里走了出来。德·莱西站在一旁盯着这些俘虏看了一会儿，他在北非作战时失去了一个哥哥。他对身边的士兵说道：“看着这些大笨蛋，一定要看好。去吧，把他们带走，别再让我看到他们。”

他走到一边去为自己烧杯茶喝，平息一下心中的怒火。正当他在斯特诺固体燃料罐上烧水时，一名“下巴上还长着胎毛的”年轻军官走了过来，严厉地说道：“瞧你，中士，现在并不是烧茶的时候。”

德·莱西抬起头来看着他，以21年军龄所给予他的那份忍耐回答说：“长官，我们现在并不是玩扮演军人的游戏，这是场真正的战争。您为什么不在5分钟之后再来，喝上一杯好茶？”这名军官照办了。

即便滨海库尔瑟勒地区的战斗尚在进行，人员、大炮、坦克、车辆和军需物资就已经源源不断地上岸了。向内陆推进很顺利且颇有成效，滩头指挥官科林·莫德（Colin Maud）上尉决不允许朱诺海滩上有任何一个逗留者。大部分人都和约翰·P.贝农（John P.Beynon）海军中尉一样，一看到这名蓄着胡子的高个子军官就有点被吓住了。莫德上尉举止威严，声音洪亮，用同样的言辞招呼所有上岸的军人：“我是这个地方的欢迎委员会主席，现在继续前进吧。”

没什么人想同这位朱诺海滩的管理者争论。不过贝农记得，当时莫德一只手里拿着短棍，另一只手紧紧握住那根牵着一只长相凶猛的阿尔萨斯犬的带子，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的。国际新闻社（INS）[14]的记者约瑟夫·威利库姆（Joseph Willicombe）回忆了他与这位海滩指挥官之间一场毫无结果的争论。威利库姆是跟随加拿大军队的第一轮攻击部队登陆的，他已经得到允诺，可以使用这位海滩指挥官的无线电台，通过指挥舰向美国发回一条由25个单词组成的消息。很显然，没有任何人记得通知莫德还有这回事，他毫无表情地盯着威利库姆，粗声粗气地说道：“我亲爱的伙计，这里正在打仗呀。”

威利库姆不得不承认这位海滩指挥官说得有道理。[15]几码之外，海滩上的草丛中躺着15具血肉模糊的尸体，这些加拿大士兵在冲向海滩时踏响了地雷。

朱诺海滩上的加拿大军人伤亡惨重。英联邦军队负责攻占的3个海滩中，加拿大军人经历的战斗最残酷。波涛汹涌的海面延误了登陆行动；海滩东半部的刀刃式暗礁以及各种障碍物组成的路障，都对登陆艇造成了严重破坏；更糟糕的是，海空军的火力准备没能摧毁海岸沿线的防御工事，或者说根本没有击中目标；而在一些地区，登陆部队竟没有坦克掩护。

在滨海贝尔尼埃（Bernières-sur-Mer）和滨海圣欧班正面，第8步兵旅所部和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第48突击队遇到了猛烈的炮火，一个连在冲向海滩的过程中就损失了几乎一半的兵力。来自滨海圣欧班的炮火十分密集，致使海滩上发生了一件特别恐怖的事情：一辆坦克为了自身安全，在海滩上高速机动以躲避炮火，竟然从阵亡者和倒地的伤员身上碾压过去。第48突击队的丹尼尔·弗伦德上尉从沙丘处回头观察时，看到了正在发生的一幕。他不顾猛烈的炮火，一边朝海滩跑，一边竭尽全力高声喊道：“他们是我的士兵！”

愤怒的弗伦德用他的轻便手杖猛敲坦克舱盖，可坦克仍在继续前进。弗伦德用手榴弹炸断了一条坦克履带。当吃惊的坦克手打开舱盖以后，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尽管战斗过程十分艰苦，但是加拿大军人和突击队员在不到30分钟的时间里，就穿过了滨海贝尔尼埃和滨海圣欧班之间的海滩进入了内陆。后续部队几乎没有遇到阻力，大约1个小时之后，海滩上已经十分平静了。防空气球部队的约翰·墨菲（John Murphy）空军二等兵发现“最可怕的敌人是沙子里的虱子，一涨潮它们就让我们一刻都不得安宁”。在海滩后方的巷战中，战斗持续了近2个小时，但是与西半部海滩一样，朱诺的东半部海滩此时已经被牢牢地控制住了。

皇家海军陆战队第48突击队从滨海圣欧班杀出了一条路，然后转向东边沿着海岸行进，他们要完成一项尤为艰巨的任务。朱诺海滩与剑滩相距7英里，为了弥合这个缺口把两处海滩连接起来，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第48突击队必须朝剑滩方向进行强行军。另一支突击队，即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第41突击队，正在剑滩边缘的滨海利翁（Lion-sur-Mer）登陆，然后向右转弯，朝西挺进，这两支部队预计几个小时之内在两个滩头之间的某处会合。然而这只是计划，两支突击队几乎同时遇到了麻烦。在朱诺滩头以东大约1英里处的滨海朗格吕讷（Langrune-sur-Mer），第48突击队发现他们进入了一座几乎无法通过的防御要塞，这里的每座房舍都成了防御据点。地雷、带刺铁丝网和一些高6英尺、宽5英尺的混凝土墙，严严实实地挡住了街道。猛烈的枪弹从这些据点射向入侵者，突击队既无大炮又无坦克，被迫停止前进。

在6英里之外的剑滩，第41突击队刚刚完成了艰苦的登陆行动，已经转向西方，通过滨海利翁一直向前挺进。法国人告诉他们，德国驻军已经撤离。情报似乎是准确的，可是突击队到达小镇边缘后就不同了。炮火摧毁了3辆伴随支援的坦克，狙击手和机枪火力从令人毫无戒备的别墅里射出来，原来这些房子已经被改建成碉堡了。迫击炮弹雨点般落在突击队员中间，第41突击队和第48突击队一样，被压制得寸步难行。

此刻，盟军最高统帅部内尚无人了解这个情况，但是在滩头阵地之间已经存在着一个宽达6英里攸关生死的缺口。如果隆美尔的坦克速度够快，它们就可以通过这个缺口抵达海岸线，沿着岸边左右开弓，粉碎英军的登陆行动。

滨海利翁是给剑滩登陆部队真正带来麻烦的地点之一。在英军负责的3个海滩中，剑滩是预料中会遭到最猛烈抵抗的地方。部队已经被吹过风，说是此处的伤亡数字将会很高。英军第3步兵师第8步兵旅南兰开夏郡团第1营的约翰·盖尔（John Gale）二等兵，曾经“被冷酷无情地告知，我们这些参加第一轮攻击波的人可能会被全歼”。对于突击队员来说，这幅画面将更加黑暗。“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们必须冲上海滩，因为绝不会有撤退……无路可退”，这句话已经深深地印在他们的脑海里。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第4突击队做好了“在海滩上被全歼”的准备。正如詹姆斯·科利（James S.F.Colley）下士和斯坦利·斯图尔德（Stanley Steward）二等兵回忆的那样，他们被告知伤亡将“高达84%”。乘坐两栖坦克先于步兵登陆的坦克手接到警告说，“你们即便到达海滩，仍会有60%的伤亡”。克里斯托弗·N.史密斯（Christopher N.Smith）二等兵是两栖坦克的驾驶员，他以为自己生还的希望十分渺茫。当时谣言四起，伤亡数字已被说成会达到90%。史密斯对此深信不疑，因为他所在的部队离开英国时，士兵们看到戈斯波特海滩上竖起了帆布帐子，“据说它们竖在这里的目的是为了能摆放将来被送回国的死者”。

一时间，仿佛最坏的预料都会成为现实。在一些地区，首轮攻击部队遭到了机枪和迫击炮的猛烈袭击。在乌伊斯特勒昂的半边剑滩范围内，东约克郡团第2营的官兵或死或伤，遍布海边和海滩。尽管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从登陆艇冲上海滩的流血行动中，到底有多少人死去，但是东约克郡团第2营在D日遭受的200人伤亡中，多数是在登陆开始后的头几分钟内发生的。对于后续部队来说，看到这些身穿咔叽布军装的扭曲的尸体，每个人都感到非常震惊，并证实了最令人恐惧的担忧。有人看到“尸体像成捆的木柴一样堆在一起”，并数出“死者超过了150人”。皇家海军陆战队第4突击队的约翰·T.梅森（John T.Mason）二等兵是在半小时之后登陆的，结果吃惊地发现自己“穿行在阵亡步兵的尸体堆中，这些人就像九柱地滚球游戏[16]中的瓶子一样被纷纷击倒”。洛瓦特勋爵突击队的弗雷德里克·G.米尔斯（Frederick G.Mears）下士“惊恐地看到，东约克郡团第2营的人成堆地躺在地上……如果他们分散前进，大概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他飞快地冲上海滩，决心让“杰西·欧文斯[17]（Jesse Owens）看起来像乌龟”，这时他有些玩世不恭地想到，“他们下次就会学聪明点了”。

虽然很血腥，但海滩上的战斗很快就结束了[18]。除了最初的损失外，对剑滩的攻击进展很迅速，几乎未遇到长时间的抵抗。登陆十分成功，几分钟之后，后续上岸的部队大都惊讶地发现只有零星的狙击手在射击。他们看到海滩笼罩在烟雾中，医护兵在伤兵群中忙碌着，装有扫雷器的坦克在清除地雷，海岸线上还有一些坦克和车辆在燃烧，偶尔袭来的炮弹会掀起沙土，可是并没有他们预想的大批伤亡。对于这些精神紧张准备迎接一场大屠杀的部队而言，海滩上的情况简直令人扫兴。

在剑滩一带，许多地方甚至洋溢着节日气氛。法国人三五成群零零散散地站在海边，兴高采烈地向部队挥手，并高喊“英国人万岁”。皇家海军陆战队的通讯兵莱斯利·W.福特（Leslie W.Ford）注意到，有个法国人“实际上就站在海滩上，好像正在对一群镇民简要地讲解着战斗情况”。福特认为这些人简直疯了，因为海滩和海岸上仍然残留着地雷，并且还有零星炮火。可是这种场面随处可见，士兵们被法国人拥抱、亲吻、握手，这些法国人似乎毫不了解周围存在的危险。哈里·T.诺菲尔德（Harry T.Norfield）下士和罗纳德·H.D.艾伦（Ronald H.D.Allen）二等兵惊讶地看见，“一位身穿华丽服饰、头戴闪亮铜盔的人正朝海滩走来”。原来他是滨海科莱维尔的村长，这座小村庄距海滩有1英里远，村长决定到海边来正式迎接反攻的部队。

在欢迎登陆部队方面，一些德国人并不比这些法国人缺乏热情。工兵亨利·詹宁斯（Henry Jennings）还没上岸，就“遇上了一群德国兵，大多数是苏联和波兰的‘志愿者’，他们急于投降”。不过，第3步兵师皇家炮兵某部的杰拉尔德·艾弗·德斯蒙德·诺顿（Gerald Ivor Desmond Norton）上尉遇到了最令人吃惊的事：他遇到了“四个德国人，他们的手提箱已经装好，似乎在等着被第一批运出法国”。

在金滩、朱诺滩头和剑滩，英军和加拿大军队摆脱了混乱冲向内陆。部队前进时有条不紊效率很高，显示出威武之师的气概，攻进城镇和村庄时，英勇事迹随处可见。有人记得一名皇家海军陆战队突击队的少校，他的双臂都被炸断，仍在鼓舞士兵前进，喊着“小伙子们，赶在德国佬了解这里的情况之前，向内陆进军”。还有一些人记得，伤兵们在等待医护人员赶来救护之前所表现的自信、开朗和乐观的信念。有些人向路过的队伍招手，有的喊着：“柏林见，伙计们！”罗纳德·艾伦二等兵永远不会忘记一位胸部受伤的士兵，他被人扶起靠在墙上，安静地读着一本书的样子。

现在速度就是一切。从金滩登陆的部队向内陆纵深约7英里处的天主教小镇巴约挺进，从朱诺滩头登陆的加拿大军队扑向约10英里外的巴约至卡昂公路和卡尔皮凯机场，英军离开剑滩后直取卡昂，他们对占领这座城市信心十足。伦敦《每日电讯》报的诺埃尔·蒙克斯（Noel Monks）后来回忆说，他们甚至通知记者“将于下午4点在卡昂城内某处”召开新闻发布会。洛瓦特勋爵麾下的突击队员分秒必争地从剑滩地区开拔，他们要去接替4英里外坚守奥恩河与卡昂运河大桥的空降兵，那是盖尔少将的第6空降师所部。绰号“夏米”的洛瓦特勋爵向盖尔保证过，他会“准时在正午”到达。在开道的坦克后面，洛瓦特勋爵的风笛手“比尔”·米林吹奏着《越过边境的蓝呢帽》（Blue Bonnets over the Border），走在队伍的前方。

对于X20号和X23号小型潜艇上的10名英国人来说，D日已经结束了。在剑滩外海，乔治·昂纳上尉的X23号潜艇穿过了井然有序驶向岸边的登陆艇群，汹涌的波涛几乎把潜艇主甲板上的东西全部冲掉，X23号上所有能看到的东西唯有那几面迎风飘扬的海军旗。一艘坦克登陆艇的舵手查尔斯·威尔逊“吃惊得差点从船上掉进水里”，因为他仿佛看见“两面毫无支撑的大旗”在水中迅疾地向他驶来，当X23号驶过之后，威尔逊仍在奇怪“一艘小型潜艇到底在反攻中有什么用处”。X23号缓缓驶过，开往换乘区寻找它的拖船，那艘拖船有一个恰当的法语名字“前进”。“弃兵局”行动已经结束，昂纳上尉和他的4名艇员马上就要回家了。

他们曾经为进军法国的部队标记海滩的位置，人人都很乐观，“大西洋壁垒”已经被打开了缺口。现在的最大问题是，德国人需要多久才能从震惊中恢复过来。

[1] 人员车辆登陆艇（LCVP：Landing Craft，Vehicle，Personnel）的设计师安德鲁·杰克逊·希金斯（Andrew Jackson Higgins）。

[2] 福吉谷，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切斯特郡的国家历史公园。1777年冬，费城陷落后华盛顿率领大陆军的残兵败将在这里休整，是整个独立战争里最艰难的时光。他对军队进行了整编和训练，过冬之后又杀出谷来，重新和英军较量，最终赢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福吉谷也因此成为了美国著名的革命圣地。

[3] 斯托尼克里克在安大略湖边，靠近美国和加拿大边境。1813年6月6日，第二次英美战争期间，英美军队曾在此爆发激烈战斗，美军战败。

[4] 安蒂特姆是河流名。1862年9月17日，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在马里兰州夏普斯堡爆发了惨烈的安蒂特姆战役。攻守双方围绕着安蒂特姆河战斗了一天，双方伤亡总数达22717人，成为美军战史上伤亡最多的一天，被称为美军战史上“最血腥的一天”。

[5] 美国宾夕法尼州亚葛底斯堡。1863年7月1日至7月3日，南北战争期间，交战双方在此地和周边地区爆发了一场决定性战役。南军被迫撤退，双方共伤亡51000多人，此战被称为美国内战的转折点。

[6] 法国东部山林区，1918年美军曾在此击溃德军。

[7] 指1942年11月，盟军在北非的登陆战。

[8] 指1943年7～8月，盟军在西西里岛的登陆战。

[9] 1943年9月，盟军登陆部队曾在意大利萨勒诺海岸边与德军激战。

[10] 从建制上说，游骑兵营共有7个连，鲁德尔中校率领的部队实际上是4个连，除了2营的D、E、F三个连外，还有营部连。余下的部队中除了C连在奥马哈海滩登陆，只有A连和B连还在海上等待进攻信号。

[11] 大约两小时后，游骑兵的一支侦察队在一英里外的内陆发现了一个伪装过的炮兵阵地，共有5门大炮，已被遗弃。每门炮的周围都堆满了炮弹，做好了射击准备，但游骑兵们找不到能够证明炮群确曾有人待过的痕迹。据推测，这些炮原本可能是为了进驻奥克角炮台的炮位。——原注

[12] 突击队员一词的原文是Commando，俗称哥曼德，源于1899年至1902年在南非爆发的布尔战争，战争中英军被布尔人专门从事游击袭扰活动的小股部队“哥曼德”打得苦不堪言，因此在二战中英国人组建的特种部队就以此命名。这是一支由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精锐部队组成的特种部队，他们不戴英式钢盔，头上的绿色贝雷帽就是他们的象征。

[13] 原文中拼错了他的名字，写成了Stackpoole。另有资料说D日时他的军衔还是上尉。斯塔克普尔少校在1944年11月1日的瓦尔赫伦岛之战中阵亡，年仅25岁。

[14] 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美国的一家通讯社，后与合众社合并为合众国际社。

[15] 直到合众社的罗纳德·克拉克（Ronald Clark）上岸后，朱诺滩头的记者才得到两笼信鸽。记者们迅速写出短讯，并将短讯放进拴在鸽子腿上的塑料管内，再放飞信鸽。倒霉的是，信鸽的负荷太重，多数鸽子都落回地面。还有几只盘旋了几圈，竟朝德军防线方向飞去。路透社的查尔斯·林奇（Charles Lynch）站在海滩上，向鸽子们挥着拳头，大叫：“叛徒！该死的叛徒！”威利库姆说，有4只鸽子“很忠诚”，它们只用了几个小时就飞回了伦敦的情报部。——原注

[16] 它是现代保龄球运动的前身。18世纪末，美国人对保龄球进行了改进，增加了一只瓶，并形成了延续至今的十瓶制保龄球。

[17] 美国黑人运动员，曾获4项1936年柏林奥运会田径项目的冠军。

[18] 关于剑滩的战斗性质，意见分歧将永远存在下去。东约克夏郡团第2营的士兵不同意关于他们的历史记载，记载说他们的战斗“就像一场训练表演，只是更容易一些”。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第4突击队的队员们宣称，当他们在H+30分登陆时，发现东约克夏郡团第2营的官兵仍在水边。根据攻占剑滩的第8步兵旅旅长爱德华·厄恩肖·伊登·卡斯（Edward Earnshaw Eden Cass）准将的说法，东约克夏郡团第2营在皇家海军陆战队第4突击队登陆以前，已经通过了海滩，估计第4突击队在上岸时损失了30人。凯斯还说，在海滩的西半部，“8点30分以前就已消灭了抵抗的敌人，只剩下零星的狙击手”。在那里登陆的南兰开夏郡团第1营只有轻微伤亡，他们迅速向内陆挺进，随后而至的萨福克郡团第1营只有4人伤亡。——原注

3

清晨中的贝希特斯加登安静祥和，天气已经闷热起来，四周的群山上低云缭绕。上萨尔茨山上的碉堡式山顶别墅里一点动静都没有，希特勒正在睡觉。几英里之外的指挥部里，这也只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早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大将6点钟就起床了，他按平日的习惯吃了简单的早餐（1杯咖啡、1只煮得较嫩的鸡蛋和1小片吐司），此刻正坐在他的那间隔音的小办公室里，阅读昨晚的报告。

来自意大利的消息仍然很糟。罗马在24小时之前失守，阿尔贝特·凯塞林（Albert Kesselring）空军元帅[1]的部队在撤退时被盟军紧紧咬住。约德尔认为，很可能在凯塞林的部队摆脱追击撤退到北部的新防线以前，盟军就实现了突破。约德尔十分关心意大利溃军的情况，已经命令他的副手瓦尔特·瓦尔利蒙特（Walter Warlimont）炮兵上将前往凯塞林的指挥部去了解具体情况。瓦尔利蒙特将于当天傍晚动身。

苏军方面没有任何新情况。尽管从原则上讲，约德尔的势力范围并不包括东线战场，但是长期以来，他已经成功地使自己有权就苏联战场的行动对元首“提出建议”。现在苏联人的夏季攻势随时有可能开始，在长达2000英里的战线上，200个德军师——拥有150多万兵力——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等待着攻势来临。可是今天早上东线战场却平静无事。约德尔的副官还送来了几份伦德施泰特指挥部的报告，报告中提到了盟军对诺曼底的进攻。约德尔并不认为诺曼底的形势严重，起码到现在还不严重，此刻他最关心的是意大利。

在几英里外的施特鲁布军营里，约德尔的副手瓦尔利蒙特上将从凌晨4点起就在密切关注诺曼底的战事。他已接到来自西线德军总部的电传报告，要求动用装甲预备队——装甲教导师和党卫军第12“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为此他已同冯·伦德施泰特的参谋长京特·布鲁门特里特上将在电话里进行了讨论。这会儿瓦尔利蒙特要通了约德尔的电话。

瓦尔利蒙特报告说：“布鲁门特里特打电话来要求动用装甲预备队，西线德军总部希望这些部队马上进入被入侵的地区。”

瓦尔利蒙特回忆说，约德尔花了很长时间思考这个问题。约德尔问道：“你确定那是一次进攻吗？”不等瓦尔利蒙特回答，他又继续说道：“根据我接到的报告来看，这可能是一次佯攻……蒙骗计划的一部分。西线德军总部尚有足够的预备队……他们应当尽力使用已有的部队来击溃进攻……我认为现在还不是使用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的时候……我们必须等待局势进一步明朗。”

瓦尔利蒙特明白就此争论毫无益处，尽管他认为诺曼底登陆远比约德尔所认为的严重得多。他对约德尔说：“长官，考虑到诺曼底的局势，我还要按计划去意大利吗？”

约德尔回答说：“是的，是的，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去的原因。”然后他挂断了电话。

瓦尔利蒙特放下听筒，转向身后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作战处长霍斯特·特罗伊施·冯·布特拉尔—布兰登费尔斯（Horst Treusch von Buttlar-Brandenfels）少将，向他转述了约德尔的决定。“我同意布鲁门特里特的观点，”瓦尔利蒙特说，“这个决定同我对万一发生入侵的应对计划的理解完全相反。”

约德尔对希特勒关于动用装甲部队命令的字面解释，使瓦尔利蒙特大为“震惊”。确实，这些部队是最高统帅部预备队，因此直接听命于希特勒的指挥；但是正如伦德施泰特那样，瓦尔利蒙特一直认为“盟军一旦进攻，不论其是否佯攻，装甲部队都必须马上出动——事实上是自动出动”。在瓦尔利蒙特看来，这样的行动才是符合逻辑的，正在抵御进攻的前线指挥官应当拥有能够指挥调动所有部队的权力，并按其意愿指挥这些部队，尤其当这位将领恰好是德国的最后一位黑骑士、令人尊敬的军事家冯·伦德施泰特时，更应如此。约德尔本可以动用这些部队，但是他决不冒险。瓦尔利蒙特后来回忆说：“约德尔认为他的决定，是希特勒在当时肯定会做出的决定。”

瓦尔利蒙特认为，约德尔的态度是“领导层指挥混乱”的又一例证，但是没有人与约德尔争执。瓦尔利蒙特给西线德军总部参谋长布鲁门特里特打了电话，现在动用装甲部队的决定只能取决于希特勒反复无常的突然念头，而约德尔却将此人看作军事天才。

那位早已料到这种情形并希望与希特勒面谈的军人离贝希特斯加登仅有不到两个小时的车程。埃尔温·隆美尔元帅在乌尔姆市赫林根的家中，似乎完全忘记了这些混乱。记录详尽的B集团军群作战日志证明，此时隆美尔尚未听到诺曼底登陆的消息。

约德尔的决定在巴黎郊区的西线德军总部引起了震惊与怀疑。首席参谋博多·齐默尔曼上校至今仍记得，冯·伦德施泰特“火冒三丈，涨红着脸，气得话也说不清”。齐默尔曼本人也无法相信这个决定，他曾在夜间打电话到最高统帅部，通知约德尔的值班军官汉斯·约亨·弗里德尔（Hans Jochen Friedel）少校，西线德军总部已经向两个装甲师发布了战斗警报。齐默尔曼悲愤地回忆说：“当时对这一行动没有任何异议。”

此刻他再次给最高统帅部打电话，与作战部长冯·布特拉尔—布兰登费尔斯少将通话。后者已从约德尔处得到指示，齐默尔曼得到的是冷漠的答复。冯·布特拉尔—布兰登费尔斯生气地大声责骂说：“这些师是直接听命于最高统帅部的！你们没有权力在得到我们的同意之前向他们发布警报，你们必须马上阻止装甲部队的行动——在元首做出决定之前什么也不要做！”

齐默尔曼试图反驳，冯·布特拉尔—布兰登费尔斯却打断了他，并且严厉地说：“执行命令！”

下一步行动取决于冯·伦德施泰特。作为陆军元帅他可以直接给希特勒打电话，甚至还可能马上出动装甲部队；但是冯·伦德施泰特并没有给元首打电话，在D日全天中连一个电话都没有打。即便是盟军反攻这样的重要事情，也无法使贵族出身的冯·伦德施泰特向他习惯称之为“波希米亚二等兵”[2]的人发出请求。

不过，他的军官们继续轮番给最高统帅部打电话，妄图改变这个决定。他们打电话给瓦尔利蒙特、冯·布特拉尔—布兰登费尔斯，甚至还打给希特勒的首席副官鲁道夫·施蒙特中将。这是一场奇特的远距离斗争，持续了好几个钟头。齐默尔曼做出了如下总结：“虽然我们提出了警告，指出如果我们不动用装甲部队，诺曼底登陆就将成功并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但我们只是被简单地告知：我们没有资格做出判断—总之，总登陆将发生在完全不同的地区。”[3]

然而，希特勒在他那个善于逢迎的军人亲随保护下，在贝希特斯加登虚假的温柔乡里，在整个登陆过程中始终沉睡着。

在隆美尔位于拉罗什吉永的指挥部里，参谋长施派德尔中将还不知道约德尔的决定。他以为担任预备队的2个装甲师接到了通知，现在已经上路了。施派德尔还知道，第21装甲师正在向卡昂南部的集结地区运动，尽管坦克部队还要在一段时间之后才能进入阵地，但是他们的一些侦察部队和步兵已经同敌人接火，因此指挥部内充满了相当乐观的气氛。B集团军群人事主任莱奥德加德·弗赖贝格（Leodegard Freyberg）上校回忆说：“普遍认为盟军将在当天结束时被赶回海里。”

隆美尔的海军顾问弗里德里希·鲁格海军中将和大家一样欢欣鼓舞，但是鲁格注意到一件特殊的事情：房主拉罗什富科公爵及夫人正悄悄地摘下挂在城堡墙上的珍贵的戈布兰挂毯。

第7集团军指挥部似乎更有保持乐观的理由，这个集团军正在与盟军作战。参谋们以为，第352步兵师似乎已经把滨海维耶维尔和滨海科莱维尔之间（奥马哈海滩）的入侵者赶回了海里。原来，第352步兵师916掷弹兵团团长埃内特·戈特（Ernet Goth）上校从能够俯瞰海滩的地堡里给师部打电话，向师首席参谋弗里茨·齐格尔曼（Fritz Ziegelmann）中校报告了有关战斗进程的好消息。这个报告被认为十分重要，并被逐字记录下来。这位观察者说道：“在海边，敌人正在沿海地区的障碍物后面寻求隐蔽，许多机动车辆停在海滩上，正在起火燃烧，其中有10辆是坦克。障碍物爆破小队已经放弃了行动，部队从登陆艇上岸的行动已经停止……登陆艇开始后退到海里。我军阵地上的火力和炮兵火力相当准确，给敌人造成了大量伤亡，海滩上有大量伤员和尸体……”[4]

这是第7集团军接到的第一个好消息，令众人士气高涨，结果当第15集团军指挥官冯·扎尔穆特大将建议把他的第346步兵师派来增援第7集团军时，竟被傲慢地拒绝了。他被告知说：“我们不需要这支部队。”

尽管大家信心十足，第7集团军参谋长彭泽尔少将仍在试图分析出整个局势的确切状况。这是件困难的事情，特别是在通讯联络被切断的情况下，电话与有线电报线路或被法国抵抗组织破坏，或被空降兵及来自海上与空中的火力准备所摧毁。彭泽尔向隆美尔的指挥部报告说：“我现在进行的战斗肯定是‘征服者威廉’[5]所经历过的——只能用耳朵和眼睛。”

实际上，彭泽尔并不知道他的通信状况糟糕的确切程度。他以为在瑟堡半岛登陆的只是空降兵，根本不知道此刻海上登陆行动已经在半岛东部的犹他海滩上展开了。彭泽尔很难确定进攻的确切地理位置，但是他敢肯定一件事：对诺曼底的攻击就是大反攻。他继续向集团军群和冯·伦德施泰特指挥部这样的上级部门重申这个观点，但是他始终无法赢得多数人的同意。B集团军群指挥部和西线德军总部都在上午的报告中说：“目前来说，判定这是一次大规模佯攻还是主攻行动仍为时尚早。”

将军们继续寻找重点，而诺曼底海岸沿线的任何一个士兵都能告诉他们重点在哪里。

在距离剑滩半英里的地方，第716步兵师的约瑟夫·黑格尔（Josef Häger）二等兵昏昏沉沉浑身颤抖，好不容易摸到了机枪的扳机，开始继续射击。周围的大地好似都在爆炸，声音震耳欲聋，年仅18岁的机枪手脑袋都要涨开了，由于恐惧浑身都不舒服。他战斗得很英勇，第716步兵师在剑滩的防线被击溃后，他一直在掩护自己所在的连队撤退。黑格尔不知道他已经打中了多少个英国兵，他惊讶地看着这些英国兵走上海滩，又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他以前经常想象杀死敌人是怎样的情形，他还曾多次与好友胡夫（Huf）、扎克斯勒（Saxler）和“费迪”克卢格（“Ferdi”Klug）讨论过此事；现在黑格尔明白了，这事简单极了。

胡夫太短命，没来得及发现这事有多简单，就在撤退时被打死了。黑格尔把胡夫的尸体放在一排灌木丛后面，他张着嘴，前额被打飞了。黑格尔不知道扎克斯勒在哪儿，只有半盲的“费迪”还和他在一起，炮弹把他炸得头破血流。黑格尔现在已经明白，他们迟早会被打死，这只是个时间问题。全连只剩下他和另外19个人，正躲在一个小型地堡前的战壕里。机枪、迫击炮和步枪的弹雨从四面八方向他们袭来，他们被包围了，要么投降要么被杀——人人都了解这一点，只有上尉除外。他正在后面的地堡中用机枪射击，不让他们进掩体。“我们必须坚守！我们必须坚守！”他不停地大叫。

这是黑格尔一生中最可怕的时刻，他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向谁射击。每次炮击一停止，他就自觉地扣动扳机让机枪向外喷吐子弹，这能给他勇气。随后炮击又重新开始，大家一齐对着上尉喊道：“让我们进去！让我们进去！”

也许坦克的出现让上尉改变了主意，所有人都听到了坦克（履带）发出的铿锵声和转动声。一共有2辆坦克，其中一辆在远处停住，另一辆缓慢而从容地向前开来，翻过一个小坡，从附近草地上漠然吃草的3头牛旁经过。战壕里的德国兵看到坦克炮管慢慢地放下来，准备在近距离内平射。就在这时，坦克突然令人难以置信地爆炸了，一个士兵从战壕内举起了最后一枝火箭筒，发射出去的火箭弹刚刚击中目标。黑格尔和他的朋友“费迪”傻在那里茫然不知所措，还没弄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他们看到燃烧的坦克上舱盖被掀开，在滚滚浓烟中一个人拼命想爬出来。烈焰中他的衣服已经被烧着，他尖叫着从舱口爬出一半便倒下了，身体倒挂在坦克上。黑格尔对“费迪”说：“但愿上帝让我们死得比他痛快。”

第二辆坦克小心翼翼地停在火箭筒射程以外开始射击。上尉终于命令大家进入地堡，黑格尔和其他幸存者跌跌撞撞地走进地堡——走进了另一个噩梦般的世界。地堡还不如一间起居室大，挤满了死者与伤兵，此外里面还有30多名官兵，拥挤到既无法坐下，也无法转身。地堡内又热又暗又吵，伤兵在呻吟，人们在用数种不同的语言交谈——士兵中有不少波兰人和苏联人。上尉不顾伤兵们“投降！投降！”的叫喊声，一直在唯一的射击口用机枪进行射击。

射击间歇，地堡中的黑格尔和其他憋得透不过气来的士兵听到外面有人喊道：“好啦，赫尔曼——你们还是出来吧！”

上尉气得又开始用机枪扫射起来。几分钟之后他们又听到了那个声音：“你们还是投降吧，德国佬！”

上尉的机枪释放出呛人的硝烟，引得士兵们连声咳嗽，原本令人窒息的空气此时更加混浊。每当上尉停下来装子弹，那个声音便要求他们投降。外面终于有人用德语向他们喊话了。黑格尔永远不会忘记一名伤兵用他仅会的两个英语单词，开始反复地叫道：“哈罗，伙计们！哈罗，伙计们！哈罗，伙计们！”

外面的射击停止了，黑格尔觉得大家几乎同时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头上的穹顶有一个瞭望孔，黑格尔和几个士兵举起一个人，让他看看外面的情形。他突然大叫道：“火焰喷射器！他们拿来了火焰喷射器！”

黑格尔知道火焰无法直接喷进来，因为曲折交错的金属通风井建在地堡后部，但是热量照样会杀人。突然，他们听到了火焰喷射器发出的呼啸声，现在地堡内的空气来源，只有上尉操纵机枪持续射击的狭小射击口和掩体顶端的瞭望口。

温度开始逐渐升高。一些人惊慌失措，他们又推又抓，叫着“我们一定要出去”。他们矮下身子，试图从别人的腿下钻到门口，但是周围的人令他们动弹不得，根本无法接近地面。现在所有人都在乞求上尉投降，但上尉仍在射击，甚至连头都没转过来。空气变得异乎寻常地污浊。

“听我的口令，一齐呼吸。吸！……呼！……吸！……呼！”一名中尉叫道。黑格尔注视着通风口的金属罩由粉变红，然后又泛起白光。“吸！……呼！……吸！……呼！……”军官仍在喊。

“哈罗，伙计们！哈罗，伙计们！”那名伤兵又叫了起来。

黑格尔还听到角落里的报务员在一遍又一遍地对着送话器说：“收到吗？菠菜！收到吗？菠菜！”

中尉叫道：“长官！伤兵们开始窒息了！我们必须投降！”

上尉吼道：“办不到！我们必须杀出去！清点人数和武器！”

“不！不！”地堡的每个角落都传出士兵的叫声。

“费迪”对黑格尔说：“除了上尉，只有你有机枪，那个疯子一准儿会先派你出去，相信我。”

这时，许多人不顾一切地卸下枪栓扔到地上。“我不去。”黑格尔对“费迪”说，他拔出枪栓，然后把它扔了。

酷热令人们开始昏厥，但是他们膝盖相抵，脑袋下垂，仍然保持着站立姿态，并没有倒在地上。那名年轻的中尉继续向上尉呼吁，却毫无结果。没有人能走到门口，因为射击口就在门旁，上尉和他的机枪就在那里。

上尉突然停止了射击，转向报务员问道：“你联系上了吗？”

报务员说道：“没联系上，长官。”

这时上尉才向四周看了一看，仿佛第一次看到挤得水泄不通的地堡。他好像有些迷惑和不知所措，然后放下机枪，认命地说道：“把门打开。”

黑格尔看到有人把系着一块破白布的步枪从射击口伸了出去，一个声音从外边传来：“好了，德国佬，出来吧，一次一个！”

士兵们从黑暗的地堡中鱼贯而出，大口呼吸着空气，明亮的光线使他们感到目眩。每当有人放下武器和钢盔的速度不够快，站在战壕两边的英国士兵就向他们身后的地上射击。在战壕尽头，英国士兵解下他们的皮带、鞋带和上衣，还把裤子遮口处的扣子都割掉，然后命令他们脸朝下趴在地上。

黑格尔和“费迪”顺着战壕向前跑，双手高高举向空中。“费迪”的皮带被解下时，一名英国军官对他说：“两个星期之后，我们就会见到你们在柏林的朋友了，德国佬。”

“费迪”的脸由于被榴弹弹片擦伤，沾满了血迹，而且已经肿了起来，但他却仍想开玩笑。他说：“那会儿我们就会在英国了。”

他的意思是我们将在战俘营里，可是英国人误解了，他吼道：“把这些人带到沙滩上去！”

他们提着裤子被押送过去，路过仍在燃烧的坦克和那几头依旧在草地上安安静静吃草的奶牛。15分钟后，黑格尔和其他人在海浪中清除障碍物，拆卸地雷。“费迪”对黑格尔说：“我敢肯定，你在布设这些东西时绝不会想到，有朝一日你还得把它们拆下来。”[6]

阿洛伊修斯·达姆斯基（Aloysius Damski）二等兵根本没有心思作战。他是被强征入伍的波兰人，进入第716步兵师时就早早地做出决定，只要反攻一开始，他就跑到最近的一艘登陆艇跟前投降。然而达姆斯基没找到机会，英军登陆时海军和坦克的支援火力非常密集，达姆斯基所在的炮兵连连长在位于金滩西部边缘的阵地上，马上下令撤退。达姆斯基明白向前跑将意味着死亡：后面的德国人和正在前进的英国人都可能打死他。不过，他在撤退的混乱中独自向滨海特拉西（Tracy）村走去，他平时就被安排住在村内的一个法国老妇人家里。达姆斯基推测，如果他待在那里，当村庄被占领时他就可以投降了。

正当他穿过田野时，遇上了一个骑在马上的德军老中士，走在中士前面的二等兵是个俄国人。中士居高临下看着达姆斯基，满脸堆笑地问：“嗨，就你一个人想去哪儿？”

他们互相看了看，达姆斯基便明白中士已经猜到他想开小差。接下来中士仍旧微笑着说：“我看你最好跟我们走。”

达姆斯基并不惊讶，他们一起上了路。达姆斯基苦涩地想，自己的运气一直没有好过，现在还是不好。

10英里以外，大约就在卡昂附近，无线电机动监听部队的威廉·福格特（Wilhelm Voigt）二等兵也在考虑怎样投降。福格特在芝加哥生活了17年，但是他从未出示过他的入籍证明。1939年，他的妻子回德国探亲，由于母亲生病而不得不留下，1940年，福格特不顾朋友们的反对，决心去接妻子回来。他无法经由正常途径到达战时的德国，只好进行一次艰苦的旅行。他横跨太平洋到日本，然后去海参崴，再坐上穿越西伯利亚的火车到达莫斯科。他从那里去波兰，接着进入德国，这次旅行花了大约4个月的时间。一过边境，福格特就再也出不来了，他和他的妻子落入了陷阱。

此刻，4年来他第一次在耳机中听到了美国人的声音。他花了好几个小时计划在看到首批美军时应该说什么。他打算跑过去冲着他们喊“嗨，伙计们！我是芝加哥人”，可是他的部队离前线太远了。他已经绕着地球走了几乎一大圈，就是想回芝加哥去，可现在他只能坐在卡车里倾听美国人的声音，这些声音就在短短几英里之外，对于他来说那意味着回家。[7]

在奥马哈海滩后面，维尔纳·普卢斯卡特少校正躺在沟里喘着粗气，几乎没人能认出他来。他的钢盔已经丢了，衣服要么被扯破要么被烧出窟窿，脸颊被划破后血迹斑斑。差不多两个小时以前，他离开位于圣奥诺里讷—德佩尔泰的观察地堡回营部，一直在烈火燃烧着的无人区爬行。几十架战斗机在悬崖后面来回飞行，对所有的移动物体进行了扫射，与此同时海军舰炮也在对这一地区进行密集的炮轰。

他的大众汽车在身后不远的地方冒着火光，已经扭曲变形。灌木丛和草地上也燃起大火，浓烟滚滚。所经过的战壕里常常尸体横陈，他们要么是被炮弹炸死的，要么就是遇上了无情的飞机扫射。刚开始他还企图奔跑，但是被飞机咬住后不断遭到扫射，普卢斯卡特只好在地上爬。他估计只爬了1英里，还有3英里的路程，才能到达位于埃特雷昂的营部。他痛苦地移动着，看到前面有一座农舍，他决定在与农舍平行时，快速冲过从战壕到农舍间的20码空地，去问那里的住户要点水喝。

当他接近农舍后，惊讶地看到两个法国妇女平静地坐在敞开的大门口，似乎炮弹和飞机扫射对她们毫无影响。她们看见普卢斯卡特，其中的一个妇女幸灾乐祸地大笑起来，满是恨意地大声对他说：“这很可怕，是不是？”

普卢斯卡特继续向前爬，笑声仍在他的耳朵里回响。那一瞬间，他恨法国人，恨诺曼底人，恨这场腐烂发臭的战争。

德军第6伞兵团的安东·温施（Anton Wuensch）下士看到一顶降落伞高高地挂在树枝上，蓝色的降落伞下挂着一只晃晃悠悠的大帆布袋。远处传来密集的步枪和机枪射击声，由于距离太远，温施和他所在的迫击炮部队尚未遇到敌人。他们已经行军将近3个小时，此刻正位于卡朗唐北部的一个小树林里，大约在犹他海滩西南方10英里处。

里希特（Richter）一等兵看着降落伞说：“这是美国人的，里面可能是弹药。”

弗里茨·“弗里多林”·文特（Fritz“Friedolin”Wendt）二等兵认为里面可能是食物，他嘟囔着“天哪，我饿极了”。温施让他们都待在沟里，自己一个人爬了过去。这也许是个圈套，当他们想办法把帆布袋拿下来的时候，或许它就成了一个杀人的陷阱。

温施小心翼翼地对前方进行侦察，四周万籁俱静，令人颇为满意。他拉开引线向树桩部位扔了两颗手榴弹。树倒了下来，降落伞和帆布袋也掉了下来，温施等了一会儿，很显然手榴弹的爆炸声并未引起他人的注意。他挥手叫部下过来，喊道：“看看老美给咱们送来了些啥东西。”

弗里多林拿着刀跑了过来，割开帆布袋后他高兴极了，叫道：“噢，我的上帝，是吃的！吃的！”

在随后的半个小时里，7名勇敢的伞兵度过了生命中的快乐时光。他们找到了菠萝汁和橙汁罐头，成箱的巧克力和香烟，还有这几年里从未见过的各种食品。弗里多林狼吞虎咽地吃着，甚至把雀巢咖啡粉往喉咙里倒，然后用炼乳冲下去。他说：“我不知道那是啥，可是味道好极了。”

最后，温施不顾弗里多林的反对，决定最好“出发去找仗打”。温施和士兵们尽其所能带上香烟，衣袋里都塞得满满的。他们走出树林，排成一列向远处有枪声的地方前进。几分钟之后，战争找上了他们。温施的人倒下去一个，太阳穴上中了一颗子弹。

“狙击手！”温施叫道。这时子弹已经嗖嗖地射向他们，大家赶紧寻找隐蔽。

一名士兵指着右侧的一个树丛说：“看！我敢肯定我看到他在上边。”

温施拿出双筒望远镜，对准树顶调整着焦距，开始仔细地寻找。他觉得自己看到一棵树上的树枝微微动了一下，但还是有点吃不准。他稳稳地拿着望远镜，很长时间一动不动，然后又看到树枝动了一下。他拿起步枪说道：“现在咱们来瞧瞧谁是好汉谁是冒牌货吧。”

他扣动了扳机。

刚开始温施以为他没有打中，因为他看到狙击手在从树上往下爬。他再次瞄准对方，这一回是向没有树枝和树叶的树干上瞄准。“小子，”他大声说，“这下子我可要打中你了。”

他先是看见狙击手的双腿，然后是他的躯干，温施开枪了，一发又一发。狙击手慢慢地朝后倒去，掉到树下，德国伞兵欢呼起来，然后一齐向尸体跑过去。他们站在那里，看着他们遇到的首个美国伞兵。温施回忆说：“他长着黑头发，非常英俊，非常年轻，嘴角有一丝血迹。”

里希特搜了一下死者的衣兜，找到了两张照片和一封信。温施记得，其中一幅照片是“这名士兵与一个姑娘并肩坐着，我们都认为那姑娘可能是他的妻子”，另一幅照片是“这对青年男女和一家子坐在阳台上，大概是小伙子的家人”。里希特把照片和信件往自己的衣兜里塞，温施问他：“你这是在干什么？”

里希特说：“我想我应当在战后把这些东西按照信上的地址寄回去。”

温施认为他是在发疯。“我们可能会被美国人俘虏，如果他们在你身上发现了这些东西……”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在喉咙处一划，“把东西留给医护兵吧，咱们离开这里。”

士兵们出发后，温施又留了一会儿，注视着死去的美国兵。他静静地躺在那里，毫无生气，“就像一条被碾死的狗”。他匆忙去追赶他的士兵。

几英里之外的一辆德军参谋部的小轿车上，黑、白、红三角旗随风飘扬，车子正疾驶在通往皮科维尔（Picauville）村的二级公路上。第91空运师师长的威廉·法利中将和他的副官、司机已经在霍希车里待了将近7个小时。凌晨1点前，他启程去雷恩参加在那里举行的图上演习；3点至4点之间，连续不断的飞机轰鸣声和远处的爆炸声让心事重重的法利不时地回头看去。

在距离皮科维尔村的师部以北几英里处，他们的汽车遭到机枪的迎面射击。挡风玻璃被打碎，法利的副官坐在副驾驶座上，颓然地倒了下去。小汽车左右摇晃，车胎发出刺耳的声响，一个急转弯撞到一堵矮墙上，车门被冲力抛开，司机和法利都被猛抛出去。法利的枪滑到了前面，他爬过公路去拿枪，司机惊得茫然不知所措，眼见几个美国兵正朝汽车冲来。法利大喊“别开枪！别开枪”，可是却继续向手枪爬去。一声枪响，法利倒在公路上，一只手仍然伸向那把手枪。

第82空降师508伞兵团3营营部连连长马尔科姆·D.布兰嫩（Malcolm D.Brannen）中尉弯下腰看了看死者，然后蹲下来拿起军官的帽子，皮革防汗带上印着“法利”的名字。死去的德国人身穿灰绿色军装，军裤的线缝处镶着红色条纹布，上装的肩膀处饰有狭窄的金色肩章，衣领的红色领章上镶着金色的橡树叶。他的脖子上系着一条黑色缎带，上面挂着一个铁十字勋章。布兰嫩不敢肯定，可是他好像打死了一个将军。

里尔附近的飞机场上，外号叫“皮普斯”的第26战斗机联队联队长约瑟夫·普里勒空军中校和海因茨·沃达尔奇克下士跑向他们的两架Fw 190战斗机。德国空军第2战斗机军军部刚刚打来电话，作战军官说：“普里勒，进攻开始了，你最好赶快升空。”

普里勒大为光火：“现在你还说这话，你们这些该死的笨蛋！你们他妈的指望我用这两架飞机能干些什么？我的大队都在哪儿？你能把他们叫回来吗？”

作战军官十分冷静，他安慰对方说：“普里勒，我们现在还不确定你的大队都在哪里降落了，但是我们准备把他们调回皮奥克斯（Piox）的机场，马上把你的所有地勤人员都调到那里去。同时，你最好飞往登陆地区。祝你好运，普里勒。”

普里勒压住火气尽量平静地说：“劳驾，你能告诉我敌人到底在哪里登陆了？”

作战军官平静地说道：“‘皮普斯’，诺曼底，在卡昂以北。”

普里勒花了大半个小时为地勤人员做转场的必要安排。现在，他和沃达尔奇克已经准备就绪，即将开始德国空军对登陆部队唯一的日间攻击[8]。

登上飞机前，普里勒对他的僚机驾驶员说：“现在听着，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可不能再分开了。看在上帝的分上，你要像我一样做动作，紧跟在我的后面，一步不能落下。”

他们是老搭档了，普里勒感到必须对他说明情况。他说：“我们是单独行动，我看咱们回不来了。”

上午9点，他们起飞了（普里勒的时间是8点钟）。他们超低空向正西飞行，飞到阿布维尔（Abbeville）时，看到了上空的盟军战斗机群。普里勒注意到他们并没有按照规范编队飞行，他记得当时想“我要是有几架飞机的话，准把他们都打下来”。他们飞近勒阿弗尔时，普里勒爬升进云层隐蔽起来。又飞了几分钟，他们冲出了云层。

下面是一个庞大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舰队：成百上千艘大小不等、型号不一的军舰，无边无际地排列着，仿佛一直延伸到海峡的另一边。川流不息的登陆艇队正在把士兵运上海岸，普里勒能够看见海滩上和海滩后面爆炸形成的白色烟雾，沙滩上黑压压地布满了军队，坦克和各种装备点缀着海岸线。普里勒飞回云层，考虑该如何行事。飞机太多了，海上的军舰太多了，海滩上的士兵也太多了，他估计只来得及炸上一遍，自己就会被击落。

现在根本没必要保持无线电静默了，普里勒对着通话器讲话时很轻松。他说：“多壮观啊！多壮观啊！全体出动了——你看到处都是。信我的没错，这就是大反攻！”接着他又说道：“沃达尔奇克，我们冲下去吧，祝你好运！”

他们以每小时400多英里的速度向英军登陆滩头俯冲下去，高度还不到150英尺。普里勒没有时间瞄准，他只是按下操纵杆上的按钮，让机枪不停地射击。他从人们的头顶上掠过，看到了一张张朝天仰起的惊讶面孔。

剑滩，法国突击队队长菲利普·基弗少校看到了普里勒和沃达尔奇克的飞机，连忙寻找隐蔽。6名德军战俘企图乘乱逃跑，基弗的部下立即开枪把他们打倒。朱诺滩头，加拿大第3步兵师第8步兵旅的罗伯特·E.罗格（Robert Rogge）二等兵听到了飞机的呼啸声，而且看到飞机“飞得非常低，我都能看清飞行员的脸”。他像其他人一样紧紧地趴在地上，但是又惊讶地看到一个人“冷静地站着，端着一支斯登冲锋枪打着连射”。在奥马哈海滩东端，美国海军中尉威廉·J.艾斯曼（William J.Eisemann）连气都不敢喘了，因为两架Fw 190飞机一面用机枪扫射，一面俯冲下来，“距地面不到50英尺，一路躲开防空气球”。在英国扫雷艇“邓巴”号上，司炉长罗伯特·道伊看着舰队中的每门高射炮都在向普里勒和沃达尔奇克开火，两架战斗机掠过舰只时毫发未伤，转向内陆钻入云层。

“管他是不是德国人，”道伊难以置信地说，“祝你们好运，你们真有种。”

[1] 原文错写成陆军元帅。

[2] 按照冯·布特拉尔—布兰登费尔斯的说法，希特勒十分了解冯·伦德施泰特对他的轻蔑。希特勒曾经说过：“只要陆军元帅发牢骚，情况就一切正常。”——原注

[3] 希特勒已经确信“真正”的反攻将在加来海峡省发生，他安排汉斯·冯·扎尔穆特的第15集团军一直驻守到7月24日，那时候已经为时太晚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希特勒似乎是原先唯一认为反攻将发生在诺曼底的人。布鲁门特里特上将说：“我清楚地记得，约德尔在4月的某日打来电话时说，元首接到确切情报，在诺曼底登陆不是没有可能的。”——原注

[4] 这份报告是在上午8点到9点之间发出的，报告者是第352步兵师916掷弹兵团团长埃内特·戈特上校，接到报告的是师首席参谋弗里茨·齐格尔曼中校，前者位于俯瞰奥马哈海滩尽头滨海维耶维尔的佩尔塞急流角顶部的观察暗堡。根据齐格尔曼本人在战后的记述，这份报告令人鼓舞，使他认为他们要对付的只是一群“战斗力低下的敌人”。后来的报告甚至更加乐观，到上午11点，第352步兵师师长迪特里希·克赖斯（Dietrich Kraiss）中将非常肯定，他已清除了奥马哈海滩的全部敌军，因此把预备队转移到英军登陆地域，加强本师的右翼力量。——原注

[5] 英国国王威廉一世（约1028—1087），原法国诺曼底公爵。英格兰国王爱德华死后，他率兵渡过海峡击败了继任的哈罗德二世，加冕为英格兰诺曼王朝的首任国王。

[6] 我未能找到那个企图在地堡中坚持下去的狂热的上尉，黑格尔认为他叫君德拉齐（Gundlach），那名中尉叫卢特克（Lutke）。那天晚些时候，黑格尔找到他失踪的朋友扎克斯勒，他也在清除障碍物。当晚他们被运至英国，6天后黑格尔同另外150名德国战俘到达纽约，并从那里前往设在加拿大的一个战俘营。——原注

[7] 福格特最终没有回家，他仍然生活在德国，为泛美航空公司工作。——原注

[8] 在一些记录中，登陆行动初期曾有8架Ju—88轰炸机袭击了海滩，在6月6日至7日夜间，有轰炸机出现在滩头。但是迄今为止，D日上午只有普里勒的战斗机进行了攻击，除此之外，我尚未发现其他记录。——原注

4

在诺曼底沿海一带，反攻在轰轰烈烈地进行。对于那些不巧遇上战斗的法国人来说，这段时间是既混乱惊恐又兴高采烈的。圣梅尔埃格利斯周边此刻正受到炮火的猛烈轰击，第82空降师的官兵们看到农夫冷静地在田间劳作，就仿佛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农民时不时地会倒下一个，不是受了伤就是被打死了。在镇里，空降兵们看到当地的理发师从理发店门口拿掉德文“Friseur”的店招牌，挂上一个写着英文“Barber”字样的新招牌。[1]

几英里以外，在海滨小村拉马德莱娜，保罗·加藏热尔既感到伤痛，又充满怨气。他的商店和咖啡馆的屋顶都被掀掉了，他自己还在炮击中受了伤，此刻美军第4步兵师的士兵正抬着他和其他7个人往犹他海滩走。

“你们把我丈夫往哪里抬？”他的妻子询问带队的年轻中尉。

这位军官用纯正的法语回答说：“为了审问，太太，我们无法在这里同他谈话，因此我们把他和其他人都抬到英国去。”

加藏热尔太太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去英国！”她叫起来，“为什么？他做了什么事？”

年轻军官有些为难，他耐心地解释说，自己只是在执行命令。

“我的丈夫要是在轰炸中被炸死了，那可怎么办呀？”加藏热尔太太哭泣着问道。

“这种事有90%的可能是不会发生的，太太。”他说。

加藏热尔和他的妻子吻别，然后便被抬走了。他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他永远也不会弄明白的。两个星期之后他就会回到诺曼底，抓他的美国人只给了他一个站不住脚的借口：“这完全是误会。”

让·马里翁是滨海小镇格朗康迈西的法国地下抵抗组织地区领导人，他感到有些泄气。他能看到左侧犹他海滩外的舰队，也看得到右侧奥马哈海滩外的舰队。他知道军队正在登陆，可是在他看来格朗康迈西仿佛被遗忘了，他足足等了一上午也没等到盟军士兵登陆。不过，当他的妻子发现一艘驱逐舰正在缓缓地驶向小镇时，他开心极了。“大炮！”马里翁叫道，“是我告诉他们的那些大炮！”

几天前，他曾向伦敦报告防波堤处部署了一个小型炮群，它的位置使它只能朝左侧开火，也就是朝犹他海滩的方向。马里翁现在敢肯定了，他的情报已经被接收到，因为他看到驱逐舰小心翼翼地从炮火死角进入阵地，开始射击。马里翁热泪盈眶，随着驱逐舰的射击一下下地跳跃着。“他们接到了情报！”他大喊着，“他们接到了情报！”

那艘驱逐舰——可能是“赫恩登”号——对着德军炮兵群倾泻着一轮又一轮炮火，突然间一阵剧烈的爆炸声传来，原来弹药库被击中了。“太棒了！”情绪激动的马里翁大声叫道，“好极了！”

大约15英里外的天主教小镇巴约，纪尧姆·梅卡德尔正同他的妻子马德莱娜站在起居室的窗边。这位奥马哈海滩地区的地下抵抗组织情报负责人正在竭力忍住，不让眼泪流下来。经历了四年的可怕岁月后，驻扎在镇内的德军主力部队似乎正在撤出。他听得到远处的爆炸声，知道那里肯定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战斗。此刻，他有股强烈愿望，组织起他的抵抗战士把纳粹的残余分子全部赶走。但是，广播里已经警告过他们要冷静，不要举行起义。这很难，但是梅卡德尔已经学会了等待。“我们很快就会自由了。”他对妻子说道。

巴约的每个人似乎皆有同感。尽管德国人早就贴出了告示，要求市民待在家里，人们还是公开地聚到大教堂的院子中，聆听一名神父就反攻所发表的实况评述。神父从他站的地方可以清楚地看到海滩，他双手拢在嘴边，从塔顶的钟楼处朝下面大声喊话。

从神父那里听闻有关反攻消息的人群当中，就有19岁的幼儿园老师安妮·玛丽·布勒克斯，她未来的夫婿就将从这些登陆的美军官兵中挑选。7点时，她冷静地骑上自行车，朝父亲在奥马哈海滩滨海科莱维尔的农庄骑去。她用力蹬着车，骑过了德军机枪阵地以及向海边行进的德国军队，一些德国人向她招手，还有一个人警告她要小心点，可是却没有一个人阻止她。她看到飞机在扫射，德国人四散隐蔽，而她，安妮·玛丽，发束在风中飘扬，蓝裙子被吹得胀鼓鼓的，却继续前进。她感觉十分安全，她从未想到过她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

现在，她离滨海科莱维尔还不到一英里，公路上空无一人，烟雾向内陆飘散过来。到处都在燃烧，随后她看到几栋农舍的残迹，安妮·玛丽第一次感到恐惧，她发疯似地朝前骑去。待她骑到滨海科莱维尔的十字路口时，彻底地惊呆了。炮火在她周围雷鸣般地响起，整个地区仿佛奇异般地与世隔绝，一个人影都不见。父亲的农舍位于滨海科莱维尔和海滩之间。安妮·玛丽决定继续步行前进，她把自行车扛在肩上，徒步穿过田野。后来，在走上一小块高地时，她看见了她家的农舍——仍然屹立着，她跑完了余下的路程。

起先安妮·玛丽还以为房里无人，因为她看不到任何动静。她一边大声叫喊她的父母，一边冲进小院。房子的玻璃已被震碎，房顶也被掀掉了一块，门上还有一个大洞。突然，那扇破门打开了，她的父母亲出现在门口，她伸出双臂搂住了他们。

“我的女儿，”她的父亲说道，“对法国来说，这是了不起的一天。”

安妮·玛丽的眼泪夺眶而出。

半英里以外，19岁的工兵利奥·埃鲁（Leo Heroux）一等兵正在可怕的奥马哈海滩上挣扎求生，他就是那个将会娶安妮·玛丽为妻的人。[2]

当盟军的进攻在诺曼底激烈进行时，当地的地下抵抗组织最高领导人之一，正在巴黎市外的一列火车上生闷气。莱昂纳尔·吉勒，诺曼底地下抵抗组织军事情报部门副指挥官，已经在这列开往巴黎的火车上坐了12个小时之久。行程仿佛没有止境，火车慢慢腾腾地走了一夜，逢站必停。此刻，颇有嘲讽意味的是，这位负责情报的指挥官从一名行李工那里听到了反攻的消息。吉勒想不出反攻在诺曼底的哪个地方进行，可是他实在等不到返回卡昂了。他怨气十足，工作了这么多年，他的上级怎么选择了这个日子派他去首都。更糟糕的是，他没法下火车，下一站就是巴黎了。

不过，他在卡昂的未婚妻雅尼娜·布瓦塔尔一听到消息，马上就开始忙碌起来。7点，她叫醒了由她隐藏着的两名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我们必须动作迅速，”她对他们说，“我将把你们送到加夫吕（Gavrus）村的一个农场去，那儿离这里有12公里。”

这个目的地着实令两位英国人吃惊，自由仅仅10英里之遥，可他们还要向内陆退去。加夫吕位于卡昂西南。两名英国人中有一个是K.T.洛夫茨（K.T.Lofts）空军中校，他认为他们应当冒一下险，向北走去同登陆部队会合。

“耐心些，”雅尼娜说，“从这里到海岸之间到处都是德国人，等待更安全些。”

刚过7点，他们就骑上自行车出发了，两个英国人穿着粗布的农民衣服。一路无事，尽管他们有几次被德国巡逻队叫住，可是他们的假身份证经受住了考验，他们被放过了。雅尼娜的责任在加夫吕结束——又有两个飞行员离家近了一步，雅尼娜愿意送他们多走一程，但她必须返回卡昂，去等待下一批跳伞的飞行员，他们也要经过这条逃生路线。她知道解放的一刻已经临近了。她挥手告别，然后跳上自行车，骑走了。

在卡昂的监狱里，阿梅莉·勒舍瓦利耶太太由于参与了拯救盟军飞行员，正在等待被处决。这时，盛着早饭的铁盘子从门底下被塞进来。与此同时，她听到一个声音悄声说：“希望，希望，英国人已经登陆。”

勒舍瓦利耶太太开始祈祷，她想知道关在邻近牢房中的丈夫路易是否也听到了这个消息。爆炸声响了一整夜，如她所料，那是盟军的例行轰炸。现在有机会了，他们有可能在处决前获救。

突然，勒舍瓦利耶太太听到走廊里一阵骚动。她两膝着地，趴在门底的缝隙处倾听着，她听到有人用德语反复叫喊“出来！出来！”随后传来了脚步声和牢房门的开关声，接着又是寂静。几分钟后，她听到牢房外面的某个地方传来机枪长点射的声音。

盖世太保的卫兵们已经十分恐慌。听到登陆的消息后，他们在几分钟之内就在监狱院内架起了两挺机枪，男性囚犯被十个一组押出去，拉到墙下处决。被害者的指控罪名各种各样，有的是真的，有的则是虚构的。死者当中有农民居伊·德圣波尔（Guy de Saint Pol）和勒内·洛斯利耶（RenéLoslier），牙医皮埃尔·奥迪热（Pierre Audige），店员莫里塞·普里莫（Maurice Primault），退伍军人安托万·德图谢（Antoine de Touchet）上校，市政厅秘书安托莱·勒列夫尔（Antole Leliévre），渔夫乔治·托米纳（Georges Thomine），警察皮埃尔·梅诺谢（Pierre Menochet），法国铁路工人莫里斯·迪塔克（Maurice Dutacq）、阿希尔·布特瓦（Achille Boutrois）、约瑟夫·皮克诺（Joseph Picquenot）父子，以及阿尔贝·阿纳（Albert Anne）、德西雷·勒米埃（DésiréLemiére）、罗歇·韦亚（Roger Veillat）、罗贝尔·布拉尔（Robert Boulard）……一共92人，其中只有40人是法国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就在这一天，在伟大的解放日开始的时候，没有说明，没有听证，没有审问，这些人被屠杀了，他们当中就有勒舍瓦利耶太太的丈夫路易。

枪杀持续了一个钟头。勒舍瓦利耶太太待在牢房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1] Friseur和Barber都是理发店的意思，前者是德语，后者是英语。

[2] 安妮·玛丽是没有去美国生活的战争新娘之一。她和利奥·埃鲁现在居住在他们于6月8日首次相遇的地方——奥马哈海滩后面、滨海科莱维尔附近的布勒克斯农庄。他们有3个孩子，赫鲁开办了一所汽车驾驶学校。——原注

5

英国，上午9点30分。艾森豪威尔将军在他的活动工作室里整整踱了一夜的步子，等待着各种报告的到来。他曾经试着用往常的方式读一读西部小说，放松一下，但没有什么效果。随后第一批情报就开始送达，这些情报虽然零散，但都是好消息。他的空军和海军指挥官们对进攻的形势极为满意，部队在5个海滩都已全部登陆，“霸王”行动进展顺利。尽管登陆部队尚未站稳脚跟，可是现在他已经完全没有发表那份公报的必要了，那是他在24小时之前悄悄地随手写下的。考虑到万一部队的登陆企图被挫败，他写道：“我们在瑟堡至勒阿弗尔地区的登陆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立足点，我已经撤出所有军队。我在此时此地发动进攻的决定是以所有的最佳情报为基础的。陆军、空军和海军以英勇献身的精神，尽其所能执行了任务。如果有任何责任和过失归咎于这次行动，它们也只属于我一个人。”

当他确定所属部队已在各登陆滩头上岸之后，艾森豪威尔下令发布了一份内容完全不同的公报。上午9点33分，他的新闻副官欧内斯特·杜普伊（Ernest Dupuy）上校向全世界发出了这条新闻。他说：

“在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指挥下，盟军海军在强大的空中力量支援下，今晨运送盟军陆军部队在法国北部沿海开始了登陆行动。”

这是自由世界一直期待的时刻。当这一刻降临时，人们的反应是宽慰、振奋和焦虑的奇怪混合。伦敦的《泰晤士报》在D日的一篇社论中说：“紧张的形势终于被打破了。”

大多数英国人是在工作时间听到这个消息的。在一些生产军用品的工厂里，新闻简报是在扩音器里播出的，男女工人们站在车床旁边唱起了《天佑吾王》。乡村教堂敞开大门。所有的陌生人都在上下班乘车时互相交谈。城市街道上，市民们走到美国士兵面前和他们握手。街角处聚集着小小的人群，他们仰望着空中，那是英国人从未见过的最为密集的空中交通景象。

内奥米·科尔斯·昂纳海军上尉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就明白了她的丈夫——X23号小型潜艇的艇长——在什么地方。后来，她接到海军总部一位作战军官打来的电话：“乔治很好，可是你绝对猜不出他去干什么了。”

内奥米后来听说了一切，但此刻最关键的是丈夫安然无恙。

18岁的罗纳德·诺思伍德二等水兵在担任舰队旗舰的“斯奇拉”号轻型巡洋舰上服役。他的母亲激动得跑到街对面，对她的邻居斯珀吉翁（Spurgeon）太太说“我的罗恩肯定在那里”。斯珀吉翁太太也不示弱，她有“一个亲戚在‘厌战’号上”，她敢肯定他也在那里（这类谈话在整个英国进行着，只有细微的差别）。

南兰开夏郡团第1营约翰·盖尔二等兵随第一轮攻击波在剑滩登陆。当他的妻子格雷丝·盖尔听到这个消息时，她正在给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洗澡。她竭力忍住泪水，可是做不到——她肯定她的丈夫在法国。“上帝啊，带他回来吧。”她悄声说道，然后告诉女儿伊夫琳（Evelyn）去关上收音机，“我们可不能让你爸爸担心失望。”

在多赛特郡布里德波特（Bridport）城的西敏斯特银行，却给人一种身处教堂的感觉，奥黛丽·达克沃思（Audrey Duckworth）一直在紧张地工作，直到当天晚些时候才听说反攻的消息。晚点知道也没有什么关系，她的丈夫——美军第1步兵师16团的埃德蒙·W.达克沃思（Edmund W.Duckworth）中尉，已经在奥马哈海滩登陆时阵亡。他们结婚仅仅五天。

在前往朴次茅斯的艾森豪威尔的总部途中，弗雷德里克·摩根中将听到英国广播公司提醒听众，等候一项重要公告。摩根让司机把车停下来一会儿，他把收音机的音量拧大，随后这位反攻计划的最初设计者听到了反攻的消息。

对于美国的大部分地区来说，这个消息是半夜时传到的。在东海岸地区，时间是凌晨3点33分，而西海岸则是午夜0点33分。那一刻多数人还在梦乡中。最先听到D日消息的是成千上万名上夜班的工人，这些男男女女辛勤劳动，用于反攻的大部分大炮、坦克、船只和飞机都是他们生产出来的。在这些生机勃勃富有生气的军工厂里，为了严肃庄重地冥想，各处的工作都已暂时停止。在布鲁克林的造船厂里，数百名男女在弧光灯的刺目光线下，跪在已经建造了一半的自由轮甲板上，开始背诵主祷文。

在全国各地沉睡的城镇与乡村，灯光骤然亮起，收音机被拧开，寂静的街道突然充满了声音。人们唤醒邻人，告诉他们这条新闻。给亲友打电话的人太多，结果电话交换台总是占线。在堪萨斯州的科菲维尔（Coffeyville），男男女女穿着睡衣在门廊处跪下祈祷；一辆行驶在华盛顿和纽约之间的火车上，人们要求一名牧师举行一次即席礼拜式；在佐治亚州的玛丽埃塔（Marietta），人们在凌晨4点蜂拥进教堂；在费城，“自由大钟”被敲响；在第29步兵师的故乡，也就是历史悠久的弗吉尼亚州，同独立战争时期一样，各地教堂的钟声响了一整夜；在弗吉尼亚州的小城贝德福德（Bedford，人口仅3800人），D日的消息则具有特殊的意义，几乎所有人都有一个儿子、兄弟、爱人或夫婿在第29步兵师中服役。贝德福德人当时还不知道，他们的这些亲人都已经登上了奥马哈海滩。第116步兵团的46名贝德福德人当中，只有23人后来返回了故乡。

韦弗·恩赛因·洛伊丝·霍夫曼（Wave Ensign Lois Hoffman）是“科里”号驱逐舰舰长的妻子，她听到D日消息时，正在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Norfolk）海军基地值班。她不时地通过作战室的朋友了解丈夫所在的驱逐舰的情况，这些消息对她来说并无个人的意义。她一直以为，她的丈夫正在为北大西洋上的一个弹药运输船队护航。

在旧金山的福特·米利退伍军人医院里，护士露西尔·M.舒尔茨太太正在值夜班。她听到了第一次广播，她想待在收音机旁，希望听到第82空降师的消息，她觉得这个师会参加反攻。可是她又害怕收音机会使她一位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病人过于兴奋，这名病人很想听实况报道，他说：“我真希望我在前线。”

“你已经参加过战斗了。”舒尔茨太太边说边关掉了收音机。她坐在黑暗中悄悄哭泣着，为她那正在空降兵部队服役的21岁的儿子阿瑟念着《玫瑰经》[1]。阿瑟在第82空降师505伞兵团1营C连，人们叫他“荷兰佬”舒尔茨。

在位于长岛的家中，西奥多·罗斯福夫人躺在床上时醒时睡。凌晨3点左右，她醒过来后再也无法入睡。她下意识地拧开收音机，正好听到D日官方消息正式宣布。她知道自己丈夫的个性，他一定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然而她不知道的是，她可能是全美国唯一的女性：不仅丈夫在犹他海滩上，而且还有一个儿子在奥马哈海滩上——25岁的昆廷·罗斯福（Quentin Roosevelt）上尉在第1步兵师服役。她从床上坐起来，闭着眼睛念起家中熟悉而古老的祷词：“噢，上帝，请在今日支持我们……直到夕阳西斜，夜幕降临。”

在奥地利克雷姆斯（Krems）附近的17B战俘营里，听到消息的人高兴得几乎不能自制。在美国陆军航空队中服役的军人们，是从自制的小型矿石收音机中收听到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的。为了不被德国人搜到，这些晶体管有的被装在牙刷柄里，有的被伪装成铅笔的形状。詹姆斯·兰（James Lang）上士一年前在德国上空被击落，他听到这个消息时紧张得简直都不敢相信。战俘营的“新闻监听委员会”尽力警告在押的4000名战俘不要过于乐观，他们警告说“不要产生希望，我们需要时间加以证实或否定”。可是每个营房里面，都已经有人在悄悄勾勒诺曼底沿岸的地图，他们试图估计出盟军胜利进军的情况。

此时，战俘们对反攻的了解程度已经超过了德国人。到现在为止，街上的人们尚未听到一点官方的消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柏林广播电台早已先于艾森豪威尔的新闻公告三个小时，宣布了盟军登陆的消息。从6点30分起，德国人就一直向心怀疑云的外部世界不停地播放各种新闻，这些短波广播是无法被德国大众收听到的。不过仍然有成千上万的人从其他渠道听说了登陆的消息，尽管收听外国广播是被禁止的，并且会受到严厉的监禁惩罚，仍有一些德国人收听瑞士、瑞典或西班牙的广播。消息迅速传播开去，许多听到这一消息的人抱怀疑态度；但是有些人，尤其是丈夫在诺曼底的妇女，听到消息后十分关注，其中就有维尔纳·普卢斯卡特太太。

她本打算下午和另一位军官妻子绍尔太太出去看电影，当她听说盟军已经在诺曼底登陆的谣传后，几乎歇斯底里了。她立即给绍尔太太打电话，后者也已经听说进攻的消息，她们取消了看电影的约会。“我非知道维尔纳的情况不可，”她说，“也许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绍尔太太的言行相当无礼，颇具普鲁士人的严酷性格。她怒气冲冲地说：“你不应当这样做！你要相信元首，要像一个优秀军官的妻子那样行事。”

普卢斯卡特太太反唇相讥：“我决不会再和你说话了！”随后重重地搁下了电话。

在贝希特斯加登，希特勒周围的人仿佛是在等待盟军的正式新闻公告，然后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直到上午10点左右（德国时间上午9点），希特勒的海军副官卡尔―耶斯科·冯·普特卡默海军少将才给约德尔的办公室打电话，询问最新情况。他被告知，有“确切迹象表明，一次重大的登陆已经开始”。普特卡默根据他所收到的全部情报，带领参谋人员迅速绘出一幅地图。然后元首的首席副官鲁道夫·施蒙特中将叫醒了元首。希特勒从卧室中走出来时，身上还穿着睡袍。他冷静地听取了副官们的报告，然后派人去叫最高统帅部长官威廉·凯特尔元帅和约德尔。当两人到达时，希特勒已经换好衣服在等待他们，而且十分激动。

根据普特卡默的回忆，随后召开的会议“极为焦虑不安”。情报不够充足，但是在已知情报的基础上，希特勒坚信这不是主攻行动，并且再三重复这一观点。会议仅仅持续了几分钟便突然结束了，约德尔后来回忆说，当时希特勒突然冲着他和凯特尔大发雷霆：“那么，这究竟是不是反攻呢？”他一说完便转身离开了房间。

冯·伦德施泰特急需动用最高统帅部的预备队装甲师一事，甚至连提都未能提起。

10点15分，赫林根的埃尔温·隆美尔家中响起了电话铃声。电话是他的参谋长汉斯·施派德尔中将打来的，目的是首次就盟军登陆做完整的情况汇报[2]。隆美尔倾听着，深感震惊，心绪不宁。

这不是一次“迪耶普式的突然袭击”。凭着多年来一直伴随着他的谨慎的本能，隆美尔明白这就是他一直等待的那一天——那个被他称做“最长的一天”。他耐心地等着施派德尔做完汇报，然后嗓音中不带一丝感情，平静地说道：“我太蠢了，我太蠢了。”

他转身离开电话，隆美尔夫人发现“这通电话交谈使他变了样儿……气氛十分紧张”。随后的45分钟里，隆美尔两次打电话给他的副官赫尔穆特·朗上尉，上尉此时正在位于斯特拉斯堡附近的家中。这两个电话里他告诉朗关于返回拉罗什吉永的时间居然不一样，这让朗非常担心，这种犹豫不定绝非陆军元帅的性格。朗回忆说：“他在电话里显得情绪十分压抑，这也不像他。”

出发时间终于确定，“我们将于13点整离开弗罗伊登施塔特（Freudenstadt）”，隆美尔是这样吩咐副官的。朗挂上电话时想的是，隆美尔拖延离开的时间是为了面见希特勒；他不知道的是在贝希特斯加登，除了希特勒的首席副官施蒙特中将外，根本无人知道隆美尔当时在德国。

[1] 《玫瑰经》是天主教的一种祈祷文。

[2] 施派德尔中将告诉我，他是在“6点左右通过私人线路给隆美尔”打的电话，他在他写的《1944年的反攻》一书中也作过同样的说明。但是施派德尔将军把时间搞混了，例如，他的书说元帅是于6月5日离开拉罗什吉永的，并非像赫尔穆特·朗上尉及汉斯—格奥尔格·冯·滕佩尔霍夫上校所说的6月4日，以及B集团军群作战日志所记录的那样。在D日的作战日志上只记有一次打给隆美尔的电话：10点15分，记录写着：“施派德尔打电话向隆美尔元帅汇报形势，B集团军群指挥官今天即将返回指挥部。”——原注

6

在犹他海滩，成群的卡车、坦克、半履带装甲车和吉普车的轰鸣，几乎淹没了德军88毫米火炮炮弹的偶尔呼啸，这是胜利的喧嚣，第4步兵师在以任何人都未曾料到的速度迅疾地向内陆挺进。

第2号出口是唯一从海滩通向内陆的畅通道路。两个人在这里指挥着洪水般的交通，他们俩都是将军。在公路的一边站着第4步兵师师长雷蒙德·巴顿少将，另一边站着像小伙子一样兴高采烈的“特德”·罗斯福准将。第12步兵团1营副营长格登·约翰逊少校走过来时，看到罗斯福“拄着手杖，吸着烟斗，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跺着脚，泰然自若仿佛身处时代广场中央”。罗斯福认出了约翰逊，便叫道：“嗨！约翰尼！沿着这条路走吧，你干得不错！真是打猎的好天气，对不？”

这是罗斯福的胜利时刻。他把第4步兵师带到距登陆地点2000码以外的决定很可能是关键性的，此刻他观察着长龙般向内陆挺进的车辆和部队，对自己深感满意。[1]

不过，尽管巴顿和罗斯福都摆出一副无忧无虑的姿态，其实他们俩都暗自担忧：除非交通畅通无阻，否则第4步兵师就有可能被德军的坚决反击半路切断。两位将军一次又一次地解决了交通的混乱与堵塞，熄了火的车辆被无情地推到路边，到处都有被敌军炮火击中的车辆，它们燃烧着仿佛要阻止队伍的前进，坦克把它们推到满是泥水的低洼地里，步兵正从那里踩着泥水向内陆艰难行进。11点左右，巴顿得到了好消息：1英里以外的第3号出口已经畅通，为了减少压力，巴顿马上命令他的坦克营朝新开通的出口驶去。第4步兵师在迅速推进，去同受到巨大压力的空降兵会师。

不过，会师时未必有壮丽的场面，只是在不曾预料的地点，一个士兵与另一个士兵不期而遇，结局经常是幽默且颇具感情色彩的。第101空降师502伞兵团1营A连的的路易斯·默兰诺下士，可能是空降兵中第一个同第4步兵师的队伍相遇的人。默兰诺和其他两名伞兵着陆时落在了海滩障碍物中，就在原定的犹他海滩上方，他从海滩向南且战且走了几乎两英里。他又累又脏，遇到第4步兵师的人时已经疲惫不堪。他瞪了他们一会儿，然后怒气冲冲地问道：“你们这些家伙到底去哪儿了？”

第101空降师的托马斯·B.布拉夫（Thomas B.Bruff）中士注意到，第4步兵师的一名侦察兵从普帕维尔（Pouppeville）附近的公路上走下来，“像背着猎枪一样背着他的步枪”。侦察兵看着疲倦的布拉夫，问道：“哪里有战斗？”

布拉夫是在8英里之外的空降场着陆的，在马克斯韦尔·泰勒少将的指挥下，已经和一小队士兵一起战斗了整夜。他冲着侦察兵吼道：“从这儿往后的任何地方，继续前进，兄弟，你会找到仗打的。”

在奥杜维尔拉于贝尔（Audouville-la-Hubert）附近，第101空降师506伞兵团2营F连连长托马斯·P.马尔维（Thomas P.Mulvey）上尉正沿着一条土路匆匆地向海岸赶去。这时，“在前方大约75码的地方，一个士兵拿着一支步枪突然从灌木丛边缘出现”。两人同时迅速隐蔽，又谨慎地露出头来，端着步枪在沉默中互相提防地对视。那人要马尔维放下步枪，举起双臂走过去；马尔维则要求那位陌生人如此行事，用马尔维的话说，“这句话来来回回说了好几遍，我们俩谁都不让步”。最后，当马尔维看清那个人是美国兵时，他才站起身来。两人在路中央会合，握了握手，还互相拍拍背。

在圣玛丽迪蒙，面包师皮埃尔·卡尔德隆看到教堂高高的尖顶处有不少伞兵在挥动一大块橙色的识别板。过了不久，士兵们排成长长的单兵队列沿大路走来。第4步兵师的队伍经过时，卡尔德隆把他的小儿子高高地放在自己的肩上。孩子头一天刚刚做了扁桃体切除术，尚未彻底恢复，可是卡尔德隆不愿意让儿子错过这个场面。突然，面包师发现自己哭了起来，一个敦实的美国兵冲着卡尔德隆微笑，并喊了句“法国万岁”。卡尔德隆点着头，也朝士兵笑着，话都说不出来了。

第4步兵师从犹他海滩涌入内陆。该师在D日的损失不多：伤亡197人，其中有60人是在海上失踪的。在后来的几个星期里，可怕的战斗等待着第4步兵师，但今天是他们胜利的日子。到傍晚，22000名官兵和1800台车辆都将登陆，第4步兵师和空降兵一起，拿下了美军在法国的第一个主要桥头堡。

在奥马哈海滩，官兵们在一英寸一英寸地开辟着离开血淋淋的滩头阵地的通路。从海面到沙滩，呈现出一幅令人难以置信的损耗与破坏的景象，形势十分严峻。中午时分，奥马尔·布莱德雷中将在“奥古斯塔”号上开始考虑将部队撤离的可能性，并将后续部队转至犹他海滩和英军登陆海滩。不过，即便布莱德雷在细细斟酌这个问题，处于奥马哈混战中的官兵仍在向前推进着。

在“绿D”和“白D”滩头，第29步兵师51岁的副师长，性格执拗的诺曼·丹尼尔·科塔（Norman Daniel Cota）准将在弹雨中来回踱步，手里挥动着一支0.45英寸口径的手枪，冲着士兵们叫喊着，让他们离开海滩。在鹅卵石上，在防波堤后面，在峭壁根部的海滩枯草丛中，士兵们一个挨着一个趴在地上，凝视着将军，不敢相信一个人直直地站着竟然还能活下来。

一队游骑兵挤在一起藏身于滨海维耶维尔附近的海滩出口处。科塔叫道：“游骑兵，开路先锋！”游骑兵们开始站起身来。在海滩的不远处有一辆被弃的推土机，上面装着三硝基甲苯（TNT炸药），这正是炸毁滨海维耶维尔出口处反坦克墙所需的炸药。“谁会开这家伙？”他吼道。没人回答，人们似乎被席卷海滩的无情炮火打得回不过神来。

“没人有胆量开那该死的东西吗？”他粗声嚷道。

一名红头发的士兵慢慢地从沙滩上站起来。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走到科塔面前说道：“我来开。”

科塔拍拍他的背。“那玩意儿不错，”准将说道，“现在咱们离开海滩。”

他头也不回地走开，在他身后，士兵们开始行动起来，这就是榜样的力量。科塔准将身为第29步兵师副师长，负责指挥第29步兵师的右翼部队，几乎从他登上海滩的那一刻起，就一直起着表率作用。第116步兵团团长查尔斯·德雷珀·威廉·坎汉（Charles Draper WilliamCanham）上校指挥着该师左翼部队，他用一块渗透了鲜血的手帕包扎着手腕处的伤口，穿过尸体、伤员和受惊的人员，督促着成群的士兵向前进。“他们正在把我们杀死在这里！”他说，“让我们向内陆前进，死也要死在那里！”

第6特种工兵旅的查尔斯·A.弗格森（Charles A.Ferguson）一等兵惊奇地抬起头，看着上校从他身边走过去。“那狗娘养的究竟是谁？”他问道。然后便和其他人一起站起来，随着弗格森向悬崖冲去。

第1步兵师所在的半边奥马哈海滩上，曾在西西里岛和萨勒诺打过仗的老兵很快便从惊吓中恢复过来。第16步兵团2营F连的雷蒙德·F.斯特罗伊尼（Raymond F.Strojny）上士集合起他的士兵，带领他们穿过雷区。他冲在最前面，用巴祖卡火箭筒摧毁了一座碉堡。斯特罗伊尼“有点儿打疯了”。100码以外，第16步兵团2营E连的菲利普·斯特赖奇克（Philip Streczyk）中士也尝够了被火力压制动弹不得的苦头。一些士兵至今还记得，斯特赖奇克几乎是把士兵们从海滩上踢走的，并赶着他们爬上了布满地雷的岬角，他还亲手在敌人的带刺铁丝网上剪开了缺口。没多久，E连连长爱德华·F.沃曾斯基（Edward F.Wozenski）上尉在一条通往峭壁的小路上遇见了斯特赖奇克，沃曾斯基看到斯特赖奇克踩到一枚特勒重型反坦克地雷上，顿时大惊失色。斯特赖奇克冷静地说：“我上山时踩到过它，它并没有爆炸，上尉。”

第16步兵团团长乔治·阿瑟·泰勒（GeorgeArthur Taylor）上校在第1步兵师登陆区来回走动着，毫不理会扫射着沙滩的大炮与机枪火力。他叫着：“只有两种人会待在海滩上，一种是死去的人，另一种是即将死去的人。现在让我们离开这个鬼地方。”

英勇无畏的军官、士兵和将军一样，到处在指引道路，率领部队离开海滩。官兵们只要行动起来，就不再停滞不前了。小威廉·威德菲尔德技术军士长从好几个朋友的尸体旁路过，他表情坚定，穿过雷区走上山坡。第116步兵团3营L连的唐纳德·安德森少尉正在护理伤口：一颗子弹从其后颈射入，又从嘴里飞了出去，他[2]发现安德森竟然有“勇气站起来，从那一刻起，我从一个新兵变成了一名老兵”。第2游骑兵营的比尔·考特尼（Bill Courtney）中士爬到山顶上，对他班里的士兵叫道：“快上来！那些狗娘养的都被清除干净了！”

一挺机枪当即在他的左侧打响。考特尼转过身子，扔出几枚手榴弹，然后又叫起来：“上来！上来！现在那些狗娘养的都被清除干净了！”

当部队开始向前推进时，头几艘登陆艇迅速穿过障碍物，一直开到了岸边。其他艇的艇长们看到可以靠岸，便纷纷效仿。一些负责掩护登陆的驱逐舰冒着触礁沉没的危险，靠近岸边做近距离射击，向沿着峭壁修建的敌军据点开火。在火力掩护下，工兵着手完成早在7个小时前就已经开始的爆破工作。在整个奥马哈海滩上，僵局开始被打破。

当士兵们发现可以前进时，他们的恐惧和挫折便让步给了压倒一切的愤怒。在靠近滨海维耶维尔峭壁的顶部，第5游骑兵营B连的卡尔·F.威斯特（Carl F.Weast）和他的连长小乔治·P.惠廷顿（George P.Whittington，Jr）上尉发现了一个机枪巢，里面有三个德国兵。当威斯特和上尉悄悄围上去时，一个突然转过头来的德国兵看到了两个美国人，连忙用德语叫道：“不要（Bitte）！不要（Bitte）！不要（Bitte）！”

惠廷顿开枪射击，三个人全被击毙。他转向威斯特说道：“我不懂bitte是什么意思。”

奥马哈海滩终于摆脱了恐怖，部队迅速向内陆挺进。下午1点30分，布莱德雷将军收到这样一条消息：“一度在‘红E’、‘绿E’和‘红F’等滩头受阻的部队此刻正在通过海滩后面的高地。”

天黑后，第1步兵师和第29步兵师的部队已经深入内陆一英里。登陆部队在奥马哈海滩付出的代价是：伤亡及失踪人数约为2500人。

[1] 罗斯福因在犹他海滩的杰出表现被国会授予荣誉奖章。6月12日，艾森豪威尔将军批准了他为第90步兵师师长的任命。罗斯福没有听到这一任命，他在当天晚上死于心脏病。——原注

[2] 原文如此，并没有写明说这句话的人的具体身份。

7

下午1点，维尔纳·普卢斯卡特少校回到了位于埃特雷昂的营部。走进门来的这个惊魂未定的人，已经同军官们所熟悉的炮兵营长没有丝毫相像之处了。普卢斯卡特像个患了痉挛症的人那样浑身打着哆嗦，他只能说出一个词：“白兰地，白兰地。”

酒拿来了，他的手却无法控制地哆嗦着，几乎拿不起酒杯。一名军官说道：“长官，美国人登陆了。”

普卢斯卡特瞪了他一眼，挥手叫他走开。军官们围着他，都在想着同一个紧要的问题。他们向普卢斯卡特报告，各炮兵连的炮弹消耗很快。他还被告知这个问题已经向团部做了汇报，奥克尔上校说补给已经上路了，但尚未有任何弹药送达。普卢斯卡特要通了奥克尔的电话。

“亲爱的普卢斯，”电话中传来奥克尔做作的声音，“你还活着呢？”

普卢斯卡特无视他的问话，直截了当地问道：“炮弹怎么样？”

“在路上。”奥克尔说。

上校的冷静令普卢斯卡特十分生气。“什么时间？”他叫道，“炮弹什么时间送到？你们那些人好像就没有意识到这里是什么情形。”

10分钟后，普卢斯卡特被叫到电话机前。奥克尔告诉他：“我收到了坏消息，我刚刚听说运送弹药的车队已经被歼灭，天黑之前不会有任何东西运抵你处了。”

普卢斯卡特并不惊讶，他个人的痛苦经验让他明白，什么东西都无法在路上行驶。他还清楚，他的炮兵营按照现在的发射速度，天黑时就会打光所有的炮弹。问题是哪个会首先到达他的炮兵阵地：是炮弹还是美国人？普卢斯卡特命令部队做好近战准备，然后便在城堡里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他突然感到无用和孤独，非常想知道他的爱犬哈拉斯在哪里。

8

此时，打响D日首仗的英军空降兵仍然坚守着他们夺下的阵地：位于奥恩河和卡昂运河上的桥梁。他们已经坚守了13个小时。尽管霍华德少校的机降部队在凌晨时得到第6空降师的兵力增援，但是在猛烈的迫击炮和轻武器火力攻击下，他们的兵力一直在减少，霍华德的战士们已经打退了数次小规模的试探性反击。此刻，这些疲劳且焦虑的空降兵待在从德军手里夺来的桥头两侧的阵地上，焦急地等待着和来自海上的登陆部队会合。

在卡昂运河大桥桥头的散兵坑里，比尔·格雷二等兵又在看手表。洛瓦特勋爵率领的突击队几乎已经迟到了一个半小时，他想知道后面的海滩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格雷认为那里的战斗不会比桥头的战斗更艰苦，他几乎不敢抬头，在他看来，随着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流逝，狙击手的枪法会变得越来越准。

战斗间歇，格雷的朋友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二等兵就躺在他身边。他突然对格雷说道：“我说，我觉得我听到了风笛声。”

格雷不屑地看看他，回了句：“你疯了。”几秒钟之后，威尔克斯再次转向他的朋友，坚持说：“我确实听到了风笛声。”这时，格雷也听到了。

洛瓦特勋爵的突击队员沿着公路走来了。他们戴着绿色的贝雷帽，神气十足；“比尔”·米林走在队列的前头，正用风笛吹奏着《越过边境的蓝呢帽》。双方的枪声突然停止了，士兵们都在注视这一场面。但震惊持续的时间不长，当突击队员走上桥时，德军又重新开始射击。“比尔”·米林至今还记得，他“不过是相信运气，我不会被打伤，当时因为风笛的声音，我根本就听不到多少枪声”。走过桥中央，米林回头看了看洛瓦特勋爵，他回忆说：“勋爵大步流星地走着，仿佛在他的领地上散步。他还给我信号，继续吹奏。”

空降兵不顾德军的猛烈炮火，冲出来迎接突击队员。洛瓦特勋爵“为迟到了几分钟”表示歉意。对于疲倦的第6空降师的空降兵们来说，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尽管英军主力部队要在好几个小时之后才能到达空降兵防线的终端，但是第一批增援已经赶到。红色贝雷帽和绿色贝雷帽混合在一起，大家的精神状态突然间明显轻松起来，连19岁的比尔·格雷都感到“年轻了好几岁”。

9

此时，在决定希特勒第三帝国命运的这一天，隆美尔正火急火燎地向诺曼底疾驶而去。与此同时，他的指挥官们正在前线竭尽全力，以阻止盟军暴风雨般的迅猛攻击。一切都取决于装甲部队：第21装甲师就在英军登陆滩头的后方，党卫军第12装甲师和装甲教导师仍被希特勒保留着。

隆美尔注视着前方绵延的白色公路，催促着司机加速，“快！快！快！”他说。丹尼尔把脚下的油门踩到底，汽车在公路上飞驰。两个小时前他们才离开弗罗伊登施塔特，隆美尔几乎一言未发，他的副官朗上尉坐在后排，他从未见过陆军元帅如此沮丧。朗想谈谈盟军登陆的话题，可是隆美尔显得丝毫没有讨论的愿望。隆美尔突然转过身来看着朗，念叨了句“我一向正确，一向如此”，然后他又继续注视着前方的道路。

第21装甲师无法从卡昂城内通过。第22装甲团团长赫尔曼·冯·奥佩恩—布罗尼科夫斯基上校开着一辆大众桶车，在车队前后来回行驶。城市已是一片废墟，早些时候卡昂遭到轰炸，轰炸机群的任务完成得很漂亮。街道上堆满了瓦砾，在布罗尼科夫斯基眼里，似乎“城市里的每个人都在走动，企图离城而去”。道路都被骑自行车的男男女女所堵塞，坦克没有能通行的希望。布罗尼科夫斯基决定撤回去绕城而行，他知道这要花费好几个小时，但是别无他法。还有，那些应当在他通过之后支援进攻行动的各团部队都在哪里？

第21装甲师192装甲掷弹兵团的19岁的瓦尔特·赫尔梅斯（Walter Hermes）二等兵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这真是莫大的荣耀：他走在进攻英军的队伍的最前列！赫尔梅斯跨坐在摩托车上，在先头连前方晃晃悠悠地骑行。他们在向海岸边挺进，很快就会赶上坦克部队，然后第21装甲师就会把英国人赶到海里去，人人都这么说。他的朋友特茨拉夫（Tetzlaw）、马图施（Mattusch）和沙尔德（Schard）分别驾驶着旁边的其他摩托车。他们原以为英军早该进攻了，可是却一直没有动静。有些奇怪的是，他们至今还没有赶上坦克部队，不过赫尔梅斯猜测他们一定在前面某处，很可能已经在海岸线上发起进攻了。赫尔梅斯愉快地向前骑着，引导着团里的先头连进入了英军突击队员们未能封闭的朱诺和金滩之间长达8英里的缺口。装甲部队正可以利用这个缺口，彻底撕开英军登陆海滩间的空隙，威胁盟军的整个反攻——可是冯·奥佩恩—布罗尼科夫斯基上校对这个缺口一无所知。

在巴黎的西线德军总部，伦德施泰特的参谋长布鲁门特里特上将给隆美尔指挥部的施派德尔打来电话。这场一句话的交谈被正式记录在B集团军群的作战日志中。“最高统帅部，”布鲁门特里特说，“已经（批准）动用党卫军第12装甲师和装甲教导师。”

此刻是下午3点40分，两位将军都明白为时已晚。希特勒和他的高级将领们阻止动用这两个装甲师长达十多个小时，两个师都不指望在这个决定命运的日子里赶到登陆地区。党卫军第12装甲师直到6月7日清晨才到达滩头阵地；装甲教导师遭到连续空袭后损失惨重，直到9日才抵达。现在牵制盟军的唯一机会寄托在第21装甲师上。

快到18点的时候，隆美尔的霍希轿车进入了兰斯。在城防司令部里，朗往拉罗什吉永接了一个电话，隆美尔打了15分钟，听取参谋长的战况汇报。当他从办公室里走出来时，朗看出消息肯定很糟糕。汽车开动后，他们仍然沉默着。稍过了一会儿，隆美尔把一只戴着手套的拳头砸到了另一只手掌里，悻悻地说：“我的朋友式的敌人，蒙哥马利。”又过了一阵，他说：“天哪！如果第21装甲师成功了，我们还有可能在三天之内把他们赶下海。”

卡昂以北，布罗尼科夫斯基下达了进攻命令。他派1营营长威廉·冯·戈特贝格（Wilhelm von Gottberg）少校[1]率领35辆坦克，去占领前方距海岸4英里的位于佩里耶（Périers）的高地。布罗尼科夫斯基本人则要带领另外25辆坦克，设法占领2英里外位于比耶维尔（Biéville）的高地。

第21装甲师师长埃德加·福伊希廷格尔少将、第84军军长马克斯上将都来观看即将开始的进攻。马克斯走到布罗尼科夫斯基面前对他说：“奥佩恩，德国的未来就寄托在你的身上了，如果你无法把英国人赶回海里，我们就输掉了这场战争。”

布罗尼科夫斯基敬礼回答：“上将阁下，我将竭尽全力。”

当部队开始行动，坦克展开扇形队列穿过田野时，布罗尼科夫斯基又被第716步兵师师长威廉·里希特中将拦住。布罗尼科夫斯基看出里希特“几乎因痛苦而发狂”。“我的队伍都打光了，我的整个师全完蛋了。”他热泪盈眶地告诉布罗尼科夫斯基。

“我能做些什么，长官？我们会竭尽所能的。”布罗尼科夫斯基问道。他取出地图递给里希特看：“他们在什么位置，长官？你能指出来吗？”

里希特只是摇头。“我不知道，”他说，“我不知道。”

“我希望此刻在地中海没有发生第二次登陆。”隆美尔在霍希轿车的前排座位上半转着身子对朗说道。他停顿了一会儿，陷入了沉思。“你知道吗，朗，假如现在我是盟军最高统帅，我能在14天内结束战争。”他转回身去，凝视着前方。朗痛苦地注视着元帅，却无法帮助他。霍希轿车在傍晚的暮色中呼啸着向前驶去。

布罗尼科夫斯基的坦克隆隆地驶上比耶维尔高地，到现在为止他们尚未遇敌。当开道的首辆Ⅳ号坦克接近山顶时，从远处某个地方突然传来猛烈的炮火。他说不清是一头撞上了英军坦克，还是反坦克炮的火网，但是炮火既准确又猛烈，仿佛是从五六个地方同时射出的。他的先头坦克一炮未发就在刹那间被摧毁了，后续的两辆坦克开了上来，并且开炮还击，但是它们似乎对英军炮火没有产生丝毫影响。布罗尼科夫斯基开始明白为什么了——敌人火力之强大，远远超过了他们。英国大炮的射程似乎非常远，布罗尼科夫斯基的坦克一辆接一辆被击中，不到15分钟就损失了六辆坦克，他从未见过这样的射击。布罗尼科夫斯基无计可施，他终止进攻，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瓦尔特·赫尔梅斯二等兵搞不懂坦克都到什么地方去了。第192装甲掷弹兵团的先头连已经抵达了滨海吕克村的海岸边，可是那里连坦克的影子也没有，更别说英国人，赫尔梅斯有些失望。不过登陆的大排场差不多弥补了他的失望情绪，在他左侧和右侧的海面上，赫尔梅斯看到了成百上千艘船只和小艇在前后移动，离岸一英里左右还有各种各样的战舰。

“真漂亮，就像阅兵仪式一样。”他对朋友沙尔德说道。赫尔梅斯和他的朋友伸开四肢躺在草地上，拿出了香烟，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没有人给他们下达任何命令。

在佩里耶高地，英军早已进入阵地。他们在威廉·冯·戈特贝格少校的35辆坦克进入坦克炮的有效射程之前，就阻止了它们前进。戈特贝格在几分钟之内就损失了十辆坦克。命令的延误以及绕过卡昂城所浪费的时间，使英军有机会充分巩固他们在这块具有战略性意义的高地上的阵地。戈特贝格把他想得起来的人逐个咒骂了一遍。他撤到勒比赛（Lebissey）村附近的森林边，命令部队在那里挖壕固守，把坦克停在既能观察到敌人又能向其射击的隐蔽地点，只露出炮塔。他肯定英军会在几小时之内向卡昂进军。

可令戈特贝格吃惊的是，时间过去了，英军却没有发起任何进攻。21点刚过，戈特贝格经历了一个难以置信的场面。先是由远而近的飞机轰鸣声，随后在远处仍然散发着余辉的夕阳的衬托下，他看到大批滑翔机飞到了海岸线上，几十架滑翔机在牵引机后面排成队形平稳地飞行。接着在他的注视下滑翔机同牵引机分离，盘旋、侧滑，嗖嗖作响地下降，在他和海岸之间的某个目力不及之处着陆。戈特贝格懊恼地咒骂起来。

布罗尼科夫斯基也在比耶维尔为坦克挖壕固守。他站在路边，看见“德国军官与二三十人从前线往后走——向卡昂撤退”。布罗尼科夫斯基不明白英国人为什么不进攻，在他看来“几个小时之内就能把卡昂和整片地区攻下来”[2]。在队伍的尾部，布罗尼科夫斯基看到一个士官两臂各挽着一名健壮的“国防军女助手”成员，几个人“喝得烂醉，脸孔肮脏，走路左右摇晃”。他们蹒跚而过，对任何事物都毫不在意，用最大的嗓门唱着《德意志高于一切》。布罗尼科夫斯基望着他们，直到他们在视线中消失。“战争打败了。”他大声说道。

隆美尔的霍希轿车声音低沉地驶入拉罗什吉永，缓缓地驶过道路两侧一幢接一幢的房舍。这辆黑色大型轿车驶下公路，经过16株修剪成方形的椴树，开进拉罗什富科公爵的城堡大门。他们刚在门前停下来，朗就跳下车，跑去通知施派德尔中将，元帅已经回来了。在主廊里，他听到参谋长办公室传出了瓦格纳歌剧的音乐，房门突然打开后音乐声大作，施派德尔走了出来。

朗既生气又吃惊，一时忘记了自己是在对一位将军说话。他怒气冲冲地说：“在这种时候您怎么还能听歌剧？”

施派德尔微微一笑，说道：“亲爱的朗，你不会认为我放一会儿音乐就能阻止进攻吧？”

隆美尔身着长长的蓝灰色作战服，右手拿着装饰有银盖的元帅权杖，大步穿过走廊。他走进施派德尔的办公室，双手交叉在背后，站在那里察看地图。施派德尔关上房门，朗知道这场谈话要持续一段时间，便向餐厅走去。他疲惫地坐到一张长桌前，向勤务兵要了一杯咖啡。附近坐着一名正在读报的军官，他抬起头来心情愉快地问道：“旅途如何？”朗只是瞪了他一眼。

瑟堡半岛，圣梅尔埃格利斯附近，第82空降师的“荷兰佬”舒尔茨二等兵倚在散兵坑的坑边，听到远处的教堂敲响了11点的钟声。他几乎无法让自己睁着眼睛。他估计从6月4日晚进攻推迟、参加掷骰子赌博到现在，自己几乎有72小时没睡过觉了。他觉得自己把花了那么大力气赢来的钱全部输掉是多么地滑稽——什么坏事情都没有发生。事实上“荷兰佬”感到有点儿局促不安，都一整天了，他连一枪都还没有放过呢。

在奥马哈海滩的峭壁后面，医护兵艾尔弗雷德·艾根伯格上士疲惫不堪地猛然躺倒在弹坑里。他已经想不起自己治疗过的伤员人数，累得骨头都疼，可是他想在睡着之前再做一件事。艾根伯格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皱皱巴巴的军邮信纸，打着手电筒准备给家里写信。他写下“在法国某地”，然后又写了句“亲爱的爸爸妈妈，我知道此刻你们已经听到了进攻的消息。嗯，我很好。”接下来，这位19岁医护兵就停住了笔，他想不出还要写什么了。

在海滩上，诺曼·科塔准将注意到灯火管制下，卡车大灯只给遮光罩留下“猫眼”般的一条缝，他还听到宪兵和海滩指挥官指挥队伍和车辆向内陆进发时的叫喊声。四处都是仍在燃烧的登陆艇，火光向夜空撒去一抹红晕，海浪拍岸，远处传来一挺机枪时断时续的孤零零的射击声。科塔突然间感到十分疲惫。一辆卡车隆隆地向他驶来，科塔挥旗截停了它，他踩向仍在行驶的卡车踏脚板上，一条胳膊挽住了车门。他回头望了一眼海滩，然后对司机说：“送我上山，孩子。”

在隆美尔的指挥部里，朗和其他人一起听到了那个坏消息：第21装甲师的进攻失败了。朗感到十分沮丧，他对元帅说：“长官，你看我们能把他们赶回去吗？”

隆美尔耸耸肩，摊开双手。“朗，我希望我们能做到，迄今为止我几乎都能成功。”他拍拍朗的肩膀说道，“你看上去很累，为什么不去睡觉？今天可是最长的一天。”

他转身离去，朗目送他穿过走廊，走进办公室，房门在他身后轻轻关上。

屋外，两座铺满鹅卵石的大院子里没有一点动静。拉罗什吉永寂静无声，这座所有法国村落中驻军最多的村庄很快就要自由了——被希特勒统治下的整个欧洲也将自由。从这一天起，第三帝国的寿命已经不满一年。城堡大门外，空荡荡的大路伸向远方，红顶建筑的玻璃窗全都关得严严实实的。圣桑松教堂的午夜钟声敲响了。

[1] 原文写的是上尉，但更多的资料注明他是少校。

[2] 尽管英军在D日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他们没能占领主要目标卡昂。布罗尼科夫斯基和他的坦克部队在阵地上坚守了6个多星期，直到城市最后陷落。——原注

伤亡小记

这些年来，就盟军在反攻头24小时中遭受的伤亡，各方提供了各种模糊并互相矛盾的数字。这些数字中没有一个算得上准确的，它们最多不过是一些估计，因为就反攻的性质而言，谁都不可能得到确切数字。大体说来，多数军事史学家认为，盟军的伤亡总数是10000人，也有些人认为是12000人。

美军伤亡人数被估计为6603人，这个数字是以美国第1集团军的战后报告为基础的，它记有下列细目：1465人阵亡，3184人受伤，1928人失踪，26人被俘。这份资料包括第82空降师和第101空降师的损失，仅这两个师的伤亡与失踪人数大约就有2499人。

加拿大军队的伤亡人数是946人，其中335人阵亡。英军没有公布任何数字，不过据统计，英军的伤亡起码在2500人至3000人之间，其中第6空降师遭到的损失为650人伤亡或失踪。

德军在D日的损失如何？没人说得清。在同德国高级军官的会晤中，我得到的估计数介于4000人至9000人，但是隆美尔在6月底的报告中说，他的部队在当月的伤亡是“28名将军、354名军官和大约25万名士兵”。

D日幸存者

本书所附D日幸存者名单，包括作战双方从将军到士兵当时的职务与身份，以及他们在英文原文成书之际（1959年）的职业与居住地情况。我们据原书所列进行了简译，前为他们D日时所在部队番号、军衔和职务，后为他们战后的居住地、职业等。[1]

[1] warrant officer，授权军官。美军中技官是一个特殊的类别，主要承担专业技术勤务和相应管理工作，不承担领导责任。美军的技术官员体系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体系，有5个段级，一般意义上说，各级之间没有上下级的区分，大多是为了表现资历的深浅。技官有独立的培养和考评标准，与负责指挥的军官体系和负责操作的士兵体系完全不同，没有交集。以前也有将技官翻译成准尉的，考虑到和英法等国的准尉区别，因此翻译成技官。

作者致谢

本书的资料主要来自1000多名D日当天盟军与德军的幸存者、法国地下抵抗组织成员和普通民众，他们慷慨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时间，不厌其烦地配合我。他们填写了调查问卷，随后我们对这些问卷进行核对，并与其他老兵欣然提供的额外信息进行交叉比对。他们答复了许多信件和问题，提供了大量文件与颇具纪念意义的带有水渍的地图、破旧的日记、行动报告、日志、留言簿、连队花名册、伤亡人员名单、私人信件和照片，并接受了当面采访。我深深地感激这些协助者，读者们可以在前文找到一份名单，上面是所有帮助过我的军人和法国地下抵抗组织成员。据我所知，这份D日亲历者的不完全名单是独一无二的。

过去3年来，我采访了约700名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和德国的老兵，约有383人的记述被纳入本书之中。出于一些编辑原因，主要是部分内容有重复，不可能采纳所有人的叙述。不过，这本书的架构建立在所有当事人所提供的信息的基础之上，还包括盟军和德军的作战报告、战史以及其他官方记录（例如战后欧洲战场军事历史学家塞缪尔·莱曼·阿特伍德·马歇尔（Samuel Lyman Atwood Marshall）准将的生动采访）。

首先我想感谢《读者文摘》的编辑和出版人德威特·华莱士（DeWitt Wallace），他承担了本书写作带来的几乎所有费用。

接下来我必须要感谢美国国防部长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直到本书成书时，他还担任美国陆军参谋长；陆军新闻处长斯托克（H.P.Storke）少将；陆军杂志与图书处的切斯纳特（G.Chesnutt）上校、约翰·切泽伯勒（John S.Cheseboro）中校和欧文（C.J.Owen）中校；美国海军杂志与图书处处长赫伯特·金佩尔（Herbert Gimpel）；美国空军情报部门的松德曼（J.Sunderman）少校和麦克（W.M.Mack）上尉；国防部认证与旅行部的玛莎·霍勒（Martha Holler）小姐；还有每次协助我的欧洲和诸多其他地区负责公共关系的官员。以上这些人不仅帮助我寻找老兵，还提供了许多方便，允许我查看迄今为止仍然保密的档案，提供了许多详细的地图，带我往返于欧洲并预约访问。

我必须感谢肯特·罗伯茨·格林菲尔德（Kent Roberts Greenfield）博士，他直到最近都是军事历史办公室的首席历史学家，还有该部门的主要成员威廉·F.海茨（William F.Heitz）、伊斯雷尔·维斯（Israel Wice）先生、德特马·芬克（Detmar Finke）先生和查尔斯·冯·吕蒂肖（Charles von Luttichau）先生，他们允许我使用官方历史和记录，并不断给出指导与建议。在这里我想提一下查尔斯·冯·吕蒂肖的工作，他专门花了8个月的业余时间来翻译成捆的德国档案和重要的德军作战日志。

在帮助我完成这本书的人中，我想特别感谢以下几位：威廉·佩蒂（William Petty）中士细致地再现了游骑兵在奥克角的行动；第1步兵师的迈克尔·库尔茨下士、爱德华·吉尔林少尉和第29步兵师的诺曼·科塔准将，他们生动地描述了奥马哈海滩的战况；第4步兵师的格登·约翰逊上校详细地分析了第一波突击部队携带的装备；尤金·卡菲上校和哈里·布朗中士描述了西奥多·罗斯福准将在犹他海滩的行动；D日的第4步兵师师长雷蒙德·巴顿少将对我进行了指导，并将他的地图和官方文件借给了我；爱德华·厄恩肖·伊登·卡斯准将的英军第8步兵旅发起了向剑滩的突击，他提供了详细的备忘录，并致力于研究英军的损失数据；西奥多·罗斯福先生提供了许多帮助、周到的建议与评论；曾就职于《时代与生活》的威廉·沃尔顿（William Walton）是唯一一名与第82空降师一起跳伞的新闻记者，他翻箱倒柜找出了旧笔记本，然后在两天的集会中重现了突击时的气氛；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第48突击队的丹尼尔·普伦德（Daniel J.Plunder）上尉和迈克尔·奥德沃思中尉描述了朱诺海滩的情景；洛瓦特勋爵突击队的比尔·米林认真研究了他在当天演奏风笛时发挥的作用。

我还要表达对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的感激之情，他在百忙之中抽时间带我一步步研究第101空降师的空降突击，后来还审读订正了书稿的相关章节。霸王行动的起草人弗雷德里克·摩根（爵士）中将和指挥第82空降师在诺曼底跳伞的詹姆斯·M.加文中将也审阅核验了两三个版本的书稿。

我还要感谢当时指挥美军第1集团军的奥马尔·N.布莱德雷上将，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中将，指挥英国第1军的约翰·T.克罗克（J.T.Crocker）中将，以及英军第6空降师师长理查德·盖尔（爵士）将军。这些人热心地解答我的问题，接受我的采访，为我提供他们的战时地图和文件。

德国一方，我要感谢波恩政府的慷慨配合，以及许多机构帮助联系老兵，安排采访时间。

在帮助过我的许多德国人中，我尤其要感谢曾任德国总参谋长的弗朗茨·哈尔德大将，隆美尔的副官赫尔穆特·朗上尉，冯·伦德施泰特的参谋长京特·布鲁门特里特上将，隆美尔的参谋长汉斯·施派德尔（博士）中将，卢齐厄·玛利亚·隆美尔夫人和她的儿子曼弗雷德，第7集团军参谋长马克斯―约瑟夫·彭泽尔中将，指挥第15集团军的汉斯·冯·扎尔穆特大将，第21装甲师22装甲团团长冯·奥佩恩―布罗尼科夫斯基将军，德国空军第26战斗机联队约瑟夫·普里勒上校，第15集团军的赫尔穆特·迈尔中校，以及第352步兵师的维尔纳·普卢斯卡特少校。他们和其他许多人都很友善地接受了我的采访，花了几个小时重构这次战役的不同阶段。

除了从D日当天参与者那里收集到的信息，杰出的历史学家和作者们也在研究过程中做了许多工作。我要向D日官方战史《横越海峡的攻击》的作者戈登·A.哈里森（Gordon A.Harrison）和美国陆军《最高统帅部》的作者福雷斯特·波格博士（Dr.Forest Pogue）表达感激之情，两人给予我指导建议，并向我介绍了登陆行动的政治和军事背景以及进攻的具体细节。我找到的其他书中最有帮助的是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的《对法国和德国的进攻》，查尔斯·H.泰勒（Charles H.Taylor）的《奥马哈海滩》，鲁彭索尔（R.G.Ruppenthal）的《从犹他到瑟堡》，伦纳德·拉波特（Leonard Rapport）和阿瑟·小诺伍德（Arthur Norwood，Jr.）的《应运而生》，塞缪尔·马歇尔准将的《战火英雄》，以及斯泰西（C.P.Stacey）上校的《加拿大军队：1939—1945》。

在寻找老兵、收集研究资料和最终的采访中，我得到了《读者文摘》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和德国的研究人员、办事处代表和编辑的大力协助。在纽约，弗朗西丝·沃德（Frances Ward）小姐和萨莉·罗伯茨（Sally Roberts）小姐在专栏编辑格特鲁德·阿伦德尔（Gertrude Arundel）的指导下，在成堆的档案、调查问卷和函件中笔耕不辍，同步进行着工作。在伦敦，琼·艾萨克斯（Joan Isaacs）小姐做着类似的工作，也包括大量访谈。在加拿大陆军部的帮助下，《读者文摘》的沙恩·麦凯（Shane McKay）和南希·韦尔·巴尚特（Nancy Vail Bashant）小姐找到并访问了数十位加拿大老兵。欧洲那边的行动最为困难，我必须要感谢《读者文摘》的德国编辑马克斯·C.施赖伯（Max C.Schreiber）提供的建议，还要特别感谢巴黎《读者文摘》欧洲编辑部的助理编辑乔治·雷韦（George Révay）、约翰·D.帕尼察（John D.Panitza）和伊冯娜·富尔卡德（Yvonne Fourcade），感谢她们在该项目组织研究方面的出色工作，以及她们不知疲倦的访谈。我还要感谢《读者文摘》的总编助理霍巴特·刘易斯（Hobart Lewis），感谢他最初对该项目的信任，并在数月之久的工作中不言放弃。

我还要感激其他许多人，这里提及的只是其中几位：杰里·科恩（Jerry Korn）提供了深思熟虑的意见，并给予了编辑方面的协助；唐·拉森（Don Lassen）写了许多关于第82空降师的信件；录音机公司的唐·布赖斯（Don Brice）和戴维·克尔（David Kerr）在采访中给予了帮助；《陆军时报》的约翰·维尔登（John Virden）上校，《贝德福德民主党人》的肯尼思·克劳奇（Kenneth Crouch），泛美航空公司的戴夫·帕森斯（Dave Parsons），IBM的特德·罗（Ted Rowe）和通用动力的帕特·沙利文（Pat Sullivan），他们通过自己的单位帮助我寻找幸存者；苏珊·克利夫斯（Suzanne Cleaves）、西奥多·H.怀特（Theodore H.White）、彼得·施韦德（Peter Schwed）和菲莉丝·杰克逊（Phyllis Jackson）仔细阅读了每个版本的书稿；莉莲·朗（Lillian Lang）从事秘书工作；安妮·赖特（Anne Wright）归档文件、设置索引、处理信函，并承包了所有打字工作；最后，最重要的是我亲爱的妻子凯瑟琳（Kathryn），她整理、组织研究成果，协助手稿的最终修改，并且为了让更多人受益而在写作中度日。

最长的一天：1944诺曼底登陆（修订珍藏版）

[美]科尼利厄斯·瑞恩　著

李文俊 陶洁 申慧辉　译

电子书编辑：张畅

版权经理：王文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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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品：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公司 www.yuntrust.cn

版 本：电子书

版 次：2018年3月第2版

字 数：235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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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书书号：978-7-5086-8179-5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ITIC Publishing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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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役

——1945柏林战役

[美] 科尼利厄斯·瑞恩 著

王义国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初版序言

前言

第1部 城市

第2部 将军

第3部 目标

第4部 决策

第5部 战役

伤亡小记

作者致谢

在论及战争中的事件时，我不敢从道听途说出发，也不敢基于我自己的观念。我所描述的，只是我的亲眼所见，如果系得知于他人，也是做了最仔细、最苛求的探究。这是一个困难的任务，因为同一个事件，目击者由于记忆不同，或者对事件的兴趣角度不同，给出的说法也大相径庭。因而大有可能的是，我的叙述严格基于史实的性质反而可能令人非常失望。不过，如果他想看到实际发生的事件的真实画面的话……他就一定会说，我所写的东西是有用的，而能够这样，我也就满足了。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卷一

初版序言

一部不朽的作品和它所描绘的战争深渊

“也许是当下全世界最才华横溢的记者！”

这是马尔科姆·马格里奇（Malcolm Muggeridge，1903—1990）对本书作者瑞恩的赞誉。马格里奇是20世纪国际文化界最有影响的人士之一，著名作家、记者，当过爱丁堡大学的校长。1973年，法国政府授予瑞恩荣誉军团骑士勋章时，马格里奇说了上述赞誉之辞。

科尼利厄斯·瑞恩（Cornelius Ryan，1920—1974）出生于爱尔兰的都柏林，起初就读于爱尔兰公教兄弟会（Christian Brothers）学校，后来又在爱尔兰音乐学院主修小提琴。顺便说一句，公教兄弟会学校是为贫穷的天主教徒子弟提供受教育机会的机构。

瑞恩虽然大学主修的是音乐，但他更有志于写作。1941年，他21岁的时候，加入了伦敦的路透社。1943年，他加入位于伦敦的《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担任战地记者，而且参加了战斗，与美军第8、第9航空队一起执行了14次飞行轰炸任务，报道了D日登陆以及巴顿将军的美军第3集团军穿越法国和德国的挺进情况。欧战结束后，瑞恩又被派往太平洋战区，开办了《每日电讯报》的日本分社。1946年他被派往耶路撒冷，担任《每日电讯报》中东分社的社长，同时还担任《时代》（Time）周刊和位于圣路易的《快邮报》（Post Dispatch）的特约记者。所谓特约记者，也就是按篇幅取酬的记者。

1947年，瑞恩得到了一个职位，担任《时代》周刊的撰稿编辑，同时移民美国。1949年离开《时代》周刊之后，他在《新闻周刊》（Newsweek）短暂工作了一段时间，1950年担任《柯里尔》（Collier）双周刊的副主编，同年与凯瑟琳·摩根（Kathryn Morgan）结婚，并取得美国国籍。在《柯里尔》工作期间，瑞恩报道了美国的太空计划，并向美国公众介绍了沃纳·马格努斯·马克西米利安·冯·布劳恩男爵（Wernher Magnus Maximilian Freiherr von Braun，1912—1977），从而获得了巨大声誉。冯·布劳恩是德国火箭设计师，战后移居美国，1958年1月主持发射了美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探险者1号”。

1956年，《柯里尔》停刊，瑞恩随即开始《最长的一天》的研究和写作。《最长的一天》于1959年出版，大获成功并为他赢得国际声誉。1959年，他获得描写国外事务的最佳图书奖——克里斯托弗奖（Christopher Award），1962年获得意大利的班加雷拉文学奖（Bancarella Prize）。《最长的一天》出版后，他立即加入《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继续新闻事业，同时又开始第二本关于二战的作品《最后一役》的研究与写作。这部作品于1965年出版。

1970年，瑞恩被诊断患有癌症，开始化疗。与此同时，他开始着手第三本二战作品《遥远的桥》的研究与写作。1973年，为了表彰他在新闻和历史写作领域做出的贡献，他被授予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1974年，《遥远的桥》出版，俄亥俄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在为最后一本书进行宣传的旅途当中，他再次住进医院。1974年11月23日不幸去世。

瑞恩年仅54岁就英年早逝，令人扼腕。不过他的作品却为他赢得了不朽的声名，人们将世世代代记住这位最为才华横溢的记者。而这绝非溢美之词。

瑞恩的三部二战作品，按照写作与出版时间的先后，依次为《最长的一天》（1959）、《最后一役》（1965）、《遥远的桥》（1974）；但按照所反映的历史事件的顺序，则是《遥远的桥》次之，《最后一役》为第三。《最长的一天》描写的是“霸王”行动，也就是1944年6月6日的诺曼底登陆；《遥远的桥》描写的是1944年9月17日到26日，荷兰的“市场—花园”行动；《最后一役》则描写了1945年4月15日到5月10日盟军对柏林的进攻战役。这三部作品被公认为二战文学的经典作品，以2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发行，具有全球性影响。其中《最长的一天》和《遥远的桥》又被拍成电影，风靡全球，为人们所耳熟能详。

这三部作品，是历史文学作品，但最重要的首先是历史。写历史，首先就是要写出“信史”。

毋庸置疑，瑞恩才华横溢，早年的小提琴训练赋予了他乐音的精确性、优美的韵律感、敏锐的感受性和丰富的想象力。但写作纪实作品，他则铭记着历史学鼻祖修昔底德的教诲，那就是“严格基于史实”。瑞恩就是要写得“无一字无出处”。

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我自然无力给出完整的答案。不过首先我们应该记得，瑞恩是二战的亲历者。前面已经说过，他曾担任战地记者，与美军第8、第9航空队一起执行了14次飞行轰炸任务，报道了D日登陆。他参加过战斗，所以他笔下的作战场景读来才令人感到如此身临其境。

具体到《最后一役》一书，我恳请读者拨冗读一下本书后面的“作者致谢”一节，总共有2 000人提供了信息，700多人参加了采访。作者既采访了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等英美将领，也采访了科涅夫、崔可夫等苏联元帅，还采访了数量众多的德国将领，当然还有平民。这些采访绝非可有可无。作者特别提到，在为期3个月的时间里，他曾对德军名将戈特哈德·海因里希（Gotthard Heinrici）进行了无数次的采访，如果没有海因里希，这本书就写不出来。这既非客套也非过谦。如果没有海因里希，苏德两军的战斗就无法写得那么细腻逼真，也就无法让读者读得那么兴趣盎然。

作者还搜集、研究了大量资料，有若干历史档案在本书中第一次被解密。所以，前面提到他的作品的时候，都使用了“研究与写作”一语。当然，我们还应该记得，瑞恩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记者，他以历史资料、目击者的叙述、个人的回忆为线索，编织成丰富多彩的画面，展现了更为广阔的战役场景。在创造出令人满意的“大画面”上，瑞恩的才能是无与伦比的。

如此写来，才让众多的同行和读者由衷感叹，《最后一役》是“一个罕见的成就……世世代代的人都将予以关注”。

瑞恩用“迦太基”（Carthage）一词指称柏林，其中包含了他对历史的看法和对战争及其事件的理解。本书一开始就提到，柏林已经成为第二个迦太基。迦太基是古代最著名的城市之一，相传是由推罗的腓尼基人于公元前814年所建，屡遭战祸，最终于公元146年被罗马人彻底毁灭。作者在这里把柏林比作第二个迦太基，别有深意。柏林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战火得以平息的最后一仗，是对希特勒第三帝国发起的最后攻势。柏林作为欧洲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首都，在这场战役中被摧毁了。今之柏林，犹如古之迦太基，其结局令人叹息。

英语中有一个与迦太基有关的习语，叫“迦太基式和约”（Carthaginian peace），也就是对战败一方提出苛刻条件的和平条约。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最后一年，第三帝国所有的领导人都知道大势已去，希特勒之外的其他重要领导人有不少想议和，有的做出了试探，有的想向西方单方面投降。但得到的回答只有一个：不得议和，只能投降；不能单方面投降，只能无条件投降。对德国来说，只有彻底的失败，别无其他出路。

何以如此？因为人人都要找德国人算账。19世纪德国出版商卡尔·贝德克尔（Karl Baedeker）曾发行了《贝德克尔旅游指南》（Baedeker guide for tourists），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出现了“贝德克尔空袭”（Baedeker raids）一语，指1942年德国对英国历史胜迹和文化名城的一系列轰炸，那是名副其实的按图索骥大轰炸。现在，盟军以柏林为目标，开始了复仇。美国人白天轰炸，英国皇家空军晚上轰炸。毁坏的建筑物密集的地区，是德国空军在伦敦炸毁区域的10倍，伤亡数字则是在轰炸伦敦中死亡和受重伤者的5倍。

复仇！是的，“胜利”之外，复仇是柏林之役的第二个反复响彻的主题。要复仇的有敦刻尔克大撤退的老兵。1940年五六月间，被德军围困的英军和其他盟国军队从这里撤往英国，实际上是被赶到海上的，没能撤离的英军几乎都被消灭。要复仇的有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是法兰西历史中十分灰暗的一页。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贝当将军，到了二战无奈地向德军求和，当上傀儡政府元首并把法国拱手交给德国人，这成了法国人耻辱和悲哀的心病。要复仇的还有被地狱般的集中营深深震惊的盟军士兵……当然，最猛烈的复仇来自苏联军队。他们的仇恨来自斯大林格勒地狱般的废墟，来自被焚毁的数以万计的苏联村庄的焦土，来自被德军杀死的父兄们的鲜血，来自惨遭凌辱的母亲和姐妹绝望的眼神……而这种巨大的仇恨将转变为一种可怕的力量。事实上，在柏林之役中，正是这种仇恨使一部分苏联士兵变得残暴和凶狠，并以复仇的名义，在柏林城内四处抢劫、杀人、强奸……

就连某些德国人——他们对德军在苏联国土的行径，以及第三帝国在集中营犯下的暴行略知一二——也自知罪孽深重，在劫难逃，深感迦太基被夷为平地的梦魇可能要在柏林身上成为现实了。

当然，毕竟当时已是20世纪，人们到底理性多了，柏林虽然最终遭到了毁灭，但并没有被夷为平地。不过这种“迦太基式和约”的震撼力是无可估量的。失败越彻底，投降越无条件，后遗症也就越少。现在德国仍然在反思自己父辈的罪行，受到重创的威廉皇帝纪念教堂现在叫警世教堂，供人们凭吊忏悔，这种认罪的态度不可能与当年的彻底失败没有关系。

《最后一役》是对柏林战役扣人心弦的报道，又是有关普通人的故事，是有关军人和平民的故事。作者瑞恩深入军事和政治层面的内核，探讨了生存这个更为深刻的问题。如作者所说，在二战这个最血腥、最关键的时刻，“吃饭已经变得比爱更重要，躲藏比战斗更有尊严，忍受比获得胜利在军事上更为正确”。

到这场最后一役时，希特勒的侵略政策已经给德意志民族带来了灭顶之灾。德意志民族本来是注重高雅体面的民族，曾经诞生了号称“3B”的世界一流音乐家——巴赫（Bach）、贝多芬（Beethoven）、勃拉姆斯（Brahms）。可是在柏林被围困时，人们的生存状况极其恶劣，有些细节无法细说，甚至一想起就令人作呕。在这种情况下，哪里还有体面尊严可言？更有甚者，有的柏林人居然哄抢商店。为了生存，人们竟堕落到如此地步！

我认为希特勒的最可恶之处，就在于他把全体人民拖入战争的深渊。希特勒进行的是“总体战”，最后导致德国总体战败以及被占领、被瓜分。他罪孽深重，却要全体德国人民替他背负罪责。

过去在入侵他国的时候，希特勒便推行“焦土政策”；现在德国战败，他又要在本土实施“焦土政策”，要求毁城，要求玉石俱焚，也就是要求民族的总体毁灭。所幸德国也不是铁板一块，他的“焦土政策”最终并没有在本土彻底实施，否则人们将何以继续生存下去？

虽然柏林的陷落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不过战争的胜负也只有在交手之后才能见分晓。就兵力而言，盟军有几个集团军群或者方面军，每个集团军群或者方面军都有几十万兵力，而且动用了西方世界几乎所有的钢铁和弹药，德军也是穷举国之力血战到底，战斗的惨烈程度、给双方带来的伤亡，自可想见。

在翻译《最后一役》的过程中，我不由得一再痛感，战争的最大伤亡者是平民，不能再有战争了。今天的人们已经更为理性，不仅德国应该反省，而且参战各国都应该反省，整个人类都应该反省。

在翻译《最后一役》的过程中，感慨不时涌现，上述只不过略陈一二而已，而且也未能尽意。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遭遇的空前浩劫，战后反思是人类在付出了高昂代价后留给后人的珍贵遗产。

王义国

前言

1945年4月16日，星期一，A日

柏林之战，对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发动的最后一击，开始于1945年4月16日，星期一，凌晨4点整——西方盟军称之为A日[1]。在一瞬间，离德国首都东部不到62公里的地方，涨水的奥得河上方的夜空中突然燃起了红色的火焰，令人目瞪口呆的战斗即将打响，苏联人对这座城市的进攻也由此开始。

几乎同时，美军第9集团军各部正在远离柏林——回过头来向西行军，他们要在唐格明德（Tangermünde）和巴尔比（Barby）之间的易北河沿岸占领新的阵地。早在4月14日艾森豪威尔将军就做出决定，下令英美盟军停止在德国境内的大规模突进。“柏林，”他说道，“不再是首要军事目标了。”当美军部队接到命令时，有些部队离柏林只有70多公里。

苏联发起进攻的时候，柏林人在被炸成瓦砾的城市里静候着，麻木而恐惧，他们坚持当下唯一有价值的政治学——“生存政治学”。吃饭已经变得比爱更重要，躲藏比战斗更有尊严，忍受比获得胜利在军事上更为正确。

下面就是这场最后一役的故事——对柏林的进攻和占领。尽管本书叙述了战斗经过，但它却并非军事类的报道。更为贴切地说，它是普通人的故事，这些军人和平民不得不被卷入随着失败和胜利而来的绝望、沮丧、恐惧和强暴之中。

[1] A日（A-Day），意为“开始日”。原书第122页说：“那个行动预定开始的日期被指定为‘A日’，它将取决于盟军向柏林推进的速度。”本书脚注，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注。

第1部
城市

Part One
The City

1

北纬地区的黎明来得很早，甚至当轰炸机群正在飞离城市的时候，第一缕晨曦就已经越过东方的地平线，穿过云层泼洒下来。在这个寂静的清晨，巨大的黑色烟柱耸立在潘科区（Pankow）、韦森塞区（Weissensee）和利希滕贝格区（Lichtenberg）的上空。刚刚经历了夜间轰炸的柏林正在熊熊燃烧——火焰的反光映射在低矮的云层上面，与柔和的阳光混合在一起，令人难以区分。

当废墟上的烟尘缓缓飘散后，这座遭受了最猛烈轰炸的德国城市显得格外荒凉与可怕。房梁已经歪斜的倒塌楼房、成千上万个层叠在一起的弹坑，充满了这座已经被硝烟熏成黑色的首都。成片的住宅区不见了，一排排街区从城市的心脏地带整体消失了。原先宽阔的马路和街道，现在已经成了废墟中坑坑洼洼的小径，在山一般的瓦砾堆中蜿蜒蛇行。没有窗子、房顶坍塌、内部也被烧个精光的楼房，遍布着每一寸土地，正绝望地注视着天空。

空袭之后，残存的灰烬如同雨水般飘落下来，给废墟漆上了一层薄粉。街道变成了充斥着残垣断壁和扭曲钢筋的“峡谷”，只剩下打着旋儿的灰尘在飘动。菩提树下街[1]也是这样一番光景，那些闻名遐迩的大树连树枝上的叶芽都被烧焦了，变成了光秃秃的枯枝。在这条著名的林荫大道两侧，保存完好的银行、图书馆和格调高雅的商店寥寥无几，大多毁于空袭。然而在这条大道的西端，8层楼高的勃兰登堡门——柏林最著名的标志性建筑——尽管伤痕累累，但12根巨大的希腊式石柱依然矗立。

在附近的威廉大街上，政府大楼和旧时代的宫殿遍布街道两侧。而现在，这一切早已不复存在，只剩下从数千个窗户上散落下来的玻璃碎片在瓦砾中闪闪发光。大街第73号就是那座美丽的小宫殿——魏玛共和国期间，它曾是几任德国总统的官邸，后来成了第三帝国外交部所在地——其内部现已毁于一场凶猛的大火。以往人们曾将其描述成一座微型凡尔赛宫，而现在前院那座用来装饰华丽喷泉的海上仙女像被炸碎了，倒在柱廊式的前门上。飞溅的碎片把屋顶边缘的两个莱茵河少女雕塑击打得伤痕累累：塑像的脑袋被炸掉了，如同无头死尸般趴倒在一片狼藉的院子里。

在一个街区之外，第77号虽然也有伤痕，但仍保持完整。这座L形的3层建筑四周堆满了瓦砾，大楼黄褐色的外墙已显得凹凸不平。令人炫目的金鹰雕像镶嵌在房屋每个入口的上方，它们的爪子趾高气扬地勾着字徽章——不过现在，那些骄傲的金鹰已经被打得弹痕累累，身上还有深深的割痕。一座气势雄伟的阳台从建筑上方伸展出来——全世界曾经从那座阳台上听到过许多疯狂的长篇演说。新帝国总理府，也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官署仍然存在。

在空袭中遭到重创的还有选帝侯大街——也就是柏林的第五大道。大街尽头的威廉皇帝纪念教堂曾是一栋气势恢宏的建筑物，而今，它那变形的结构骨架膨胀了起来，烧焦的时钟上，指针从1943年开始就停在7点30分整，至今分秒未动。单是在1943年11月的一个晚上，炸弹就彻底摧毁了这座城市的4平方公里区域，大钟也在这样的灾难中永久性地停摆了。

距离大街100米开外，原本闻名世界的柏林动物园已经被炸成了杂乱的废墟。饲养河马、袋鼠、老虎、大象和各类爬行动物的馆舍，连同周围的几十座建筑都遭到了严重破坏，水族馆更是被彻底摧毁。占地2.5平方公里的蒂尔加滕公园也曾是柏林的著名地标，它环绕着动物园，但现在却被摧残成一片荒地。公园里边的弹坑就像房间那么大，湖里填满了瓦砾，附近的大使馆楼房也被部分摧毁。这座公园曾经生长着大片茂密的天然森林，现在大部分树都被烧掉了，只留下丑陋的树桩。

在蒂尔加滕的东北角是柏林最壮观的废墟——帝国国会大厦。不过，它并非毁于盟军的轰炸，而是在德国国内的政治斗争中遭殃的。作为昔日的议会所在地，国会大厦在1933年被纳粹故意纵火烧掉了。他们随后栽赃嫁祸给共产党，从而为希特勒攫取完整的独裁权力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借口。6根巨大的石柱耸立在帝国国会大厦的入口处，而在其上方的柱廊上凿刻着几个黑色大字：“致德意志人民”（Dem Deutschen Volke）。如今，柱廊倒塌了，柱廊下面的废墟几乎把整个大厦都彻底埋没。

国会大厦对面的国王广场上，以前是一个雕塑群。现在除了一根立在巨大柱廊基座上的圆柱以外（这个巨大的圆柱有67米高，由铜和深红色花岗岩制成），雕塑已经全部消失了。那根巨大的圆柱被称为胜利纪念柱。它之所以能够幸存下来，并非盟军轰炸机部队手下留情的结果，而是因为它在1933年时挪了窝。国会纵火案后，希特勒命人将圆柱移动到距离原址1.6公里以外的夏洛滕堡大道旁，也就是东西轴心大道中心附近。所谓东西轴心大道，是数条道路的交叉处，大致从西边的哈弗尔河穿过城市，到东边的菩提树下街。当太阳在3月的清晨升起时，阳光映照着柱子顶部的金像——一座展开双翼的胜利女神奈基（Nike）的青铜雕像，一只手拿着月桂花冠，另一只手擎着一面装饰有铁十字勋章的军旗。细长而优美的胜利纪念柱，恐怕是整座柏林城内屈指可数的没有被轰炸波及的建筑了。

在这座饱受折磨的城市各处，哀号般的空袭警报解除信号开始传出，这也意味着盟军对柏林发动的第314次空袭终于结束了。在战争的最初几年里，空袭是零星发生的，在之后的日子则变得越来越频繁。到了现在，对帝国首都的轰炸已经变成了持续性的蹂躏——美国人在白天炸，英国皇家空军在夜里炸。破坏程度的统计数字几乎每个小时都在递增，而累计到现在的数据更是让所有人震惊：炸弹摧毁了26平方公里以上遍布建筑物的城区——这是德国空军摧毁伦敦城区面积的10倍。8 500万立方米的瓦砾堆积在街道上——这足以垒起一座300多米高的山峰。在柏林全部的156.2万座住宅中，几乎有一半受损，更有三分之一的房屋被彻底摧毁或是重创，以至于完全不能居住。要想确切计算人员上的巨大伤亡几乎是不可能的——光是死亡人数就已经达到5.2万人，重伤者则超过10万人。上述数字是伦敦遭受轰炸后人员伤亡的5倍，柏林城已经成了第二个迦太基[2]——而最后的痛苦挣扎还没有来到呢。

出乎意料的是，在毁灭性空袭后残留的废墟中，历经劫难的人们却仍能继续生活下去——哪怕这样的生活是在残垣断壁中以一种疯狂与理智相交织的状态持续下去的。1.2万名警察仍然坚守在值勤岗位上；邮递员和往常一样沿着大街小巷投递邮件；报纸每天都在印刷，电话电报业务也在继续；垃圾有人清理，剧院、电影院照常营业，遭到严重破坏的动物园同样对外开放部分区域。柏林爱乐乐团正在完成演出季；百货公司则搞起了特卖；食品店和面包店每天早晨都开门，而且洗衣店、干洗店和美容院的生意还特别好；地铁和高架铁路上的列车仍在运行；柏林城内的时髦酒吧和餐馆能保持完好无损的屈指可数，但内部却是人满为患；著名的柏林花匠们也没有从废墟中消失，他们刺耳的叫卖声就像和平时期一样回响在每条街道上。

也许最不平常的是柏林的大工厂，它们有65%以上仍然处于某种程度的开工状态，接近60万人在其中劳动。但“如何去上班”现在却成了一个大问题：频繁的轰炸造成了严重的交通堵塞，人们时常要绕道才能到达目的地。而在人群和废墟中，无止境的减速、抛锚更是家常便饭，这些不便让人们的上班之路往往要消耗掉几个钟头。千里之外的美国人起得很早，往往从上午9点开始就对城市进行狂轰滥炸。为了准点到岗，柏林人不得不起得更早。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柏林人就像新石器时代的穴居人一般出现在城市的12个街区里。他们从地铁的出站口涌出，从公共建筑下面的防空洞里钻出，从被炸坏的家中的地窖和地下室里走出。幸存下来的柏林人或许憧憬着不同的希望，心怀着各色恐惧，甚至连效忠对象或者政治信仰也不尽相同，但在这一点上所有人都是一致的：既然从头天晚上的灭顶之灾中活了下来，那就决心再活上一天。

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这个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6个年头里，希特勒的德国正在为了生存下去而进行着绝望的战斗。这个自认为将存在千年的帝国[3]，已经遭到来自东西方两侧的围攻。其中，从西方杀来的英美盟军已经在雷马根（Remagen）完成了强渡，冲过了宽阔的莱茵河，正全速朝柏林挺进——此时此刻，他们距离柏林仅500公里。而在奥得河东岸，一个更为可怕的威胁正在形成：兵临当地的苏联红军距离柏林已不到80公里！这样的压迫感难以用语言形容。

这是1945年3月21日，星期三——春天的第一天。在这天上午，通过全城所有的收音机，柏林人听到了最后一首流行金曲：《这将是一个没有终点的春天》。

[1] 菩提树下街（Unter den Linden），直译是椴树下大街，柏林东区的一条著名大街，西起勃兰登堡门，东至柏林电视塔，全长1.5公里，因过去种有椴树而得名。菩提树下街是柏林市中心的交通枢纽，并且将多处重要景观和名胜连接在了一起。作为传奇性的首都景观大街，它有很多动人的历史故事。

[2] 迦太基（Carthage），古代最著名的城市之一，北非奴隶制国家迦太基古国的首都。相传是由推罗的腓尼基人于公元前814年所建，在为争夺地中海西部统治权而与古罗马人进行的布匿战争中屡遭战祸，最终于公元前146年的第三次布匿战争中被罗马人彻底毁灭。

[3] 帝国（Reich）是德语中对神圣罗马帝国的统称。第二帝国指1871至1918年的德意志帝国；第三帝国为1933至1945年间的纳粹德国；神圣罗马帝国存世于962至1806年，到1962年是一千年，所以有“这个即将持续千年的帝国”之说。

2

每个柏林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对威胁他们的险境做出了反应：有些人固执地对险境视而不见，他们希望险境会自动消失；有些人是自入虎口；还有些人的反应是愤怒或者恐惧；而另外一些人，基于走投无路身陷绝境的可怕逻辑，准备勇敢地直面命运。

在西南部的采伦多夫区（Zehlendorf），送奶工里夏德·波甘诺夫斯卡（Richard Poganowska）像往常一样，天还没大亮就起床了。在过去的几年里，波甘诺夫斯卡每天都重复做着那些令人感到单调乏味的工作，但现在他却对这样的例行公事心存感激。他在采伦多夫区边缘时尚的达勒姆地区、有着300年历史的达勒姆庄园农场里干活，该农场离庞大的首都市中心只有几公里远。在其他任何一座城市，要是在城市里面开办奶牛场会让人感到奇怪，但在柏林则不然。这座城市总面积的五分之一是公园和林地，它们就在湖泊、运河和溪流的旁边。尽管如此，波甘诺夫斯卡却和庄园农场的许多雇员一样，巴不得农场是在别的某个地方——远离城市，远离危险和连续不断的轰炸。

波甘诺夫斯卡、他的妻子莉丝贝特和他们的3个孩子，在路易丝王后街的主楼地下室里再次度过了一夜。由于高射炮的开火声和炸弹的爆炸声，入眠是彻底不可能了，就像任何一个柏林人一样，这名39岁的大个子送奶工近来老是感到疲倦。

他并不知道炸弹在夜间落在了什么地方，不过他却知道庄园农场的大奶牛牛棚附近，一颗炸弹也没有落下过。这群珍贵的奶牛是安全的，仿佛没有什么事情会打扰这200头奶牛。在炸弹的爆炸声和高射炮的轰鸣声中，它们耐心地站着，安宁地进行反刍，而且以某种神奇的方式继续产奶。这一直令波甘诺夫斯卡感到惊奇。

睡眠严重不足的送奶工将牛奶等货物装上那辆古老的棕色送奶马车和拖车，再把两匹马套上马车，那是有着狐狸皮色的莉萨和汉斯，灰色的波美拉尼亚丝毛狗波尔蒂就蹲在送奶工旁边的座位上。一切收拾停当之后，波甘诺夫斯卡驾着马车到各处去送奶。院子的鹅卵石路把车轮磨得咔咔作响，他朝右拐上帕采里林荫大道，向北朝施马根多夫（Schmargendorf）的方向前进。这会儿是清晨6点，等到他送完奶，都已经是晚上9点了。

波甘诺夫斯卡已经昏昏欲睡，但他依然保持着大大咧咧的乐观态度——这样的态度让他俨然成为1 200名客户的士气鼓舞者。波甘诺夫斯卡的送货路线大概沿着采伦多夫区、舍讷贝格区（Schöneberg）、维尔默斯多夫区（Wilmersdorf）这3个大区的边缘地带前进。上述3个区都遭受了猛烈的轰炸，而后两者因为离市中心最近，几乎被完全毁灭。单是在维尔默斯多夫，就有超过3.6万栋住宅被炸毁。在两个区的34万人口中，几乎有一半是无家可归者。在这种绝境下，一张罕见的快乐脸蛋很快就成了极受欢迎的精神图腾。

即使在这个阳光微露的时刻，波甘诺夫斯卡仍然发现人们在每个交叉路口等候他。这些日子里，人们做什么事都得排队——等肉贩，等面包师，甚至在自来水管被炸断时还要等水。波甘诺夫斯卡摇响了一个大牛铃向排成长龙的顾客们宣告他的到来。从1945年年初起，他就开始使用那个铃铛了，因为越来越频繁的昼间轰炸让挨家挨户地送奶成为奢望，只能招呼顾客到路口取货。对他的顾客而言，这个牛铃就像波甘诺夫斯卡本人一样，已然成为某种象征。

这天上午与往常没什么不同，波甘诺夫斯卡照例向他的顾客们打招呼，然后把各人的定量牛奶和乳制品分发下去。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些人他已经认识差不多10年了。老顾客们知道，偶尔还能指望他多给一点儿。波甘诺夫斯卡一边接着食物配给卡，一边分发货物。一般情况下，他会为洗礼或者婚礼这样的“特殊需要”多提供一些牛奶或者奶油。诚然，这样做是非法的，因而也是冒风险的——不过近来，所有的柏林人都不得不面对风险。

波甘诺夫斯卡的顾客们表现得越来越疲倦、紧张、斤斤计较，没有什么人谈论战争，谁也不知道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关于战争的事情，谁都无能为力。更何况，纸上谈兵的将军数量已经够多了，实在犯不着小老百姓为他们操心。波甘诺夫斯卡的到来也不会让人们破天荒地去讨论新闻。他自己每天也埋头于本职工作，花15个小时“例行公事”，从而将这场战争抛于脑后，这样一来，他就像其他成千上万的柏林人一样，几乎对战争产生了免疫力。

不过现在，波甘诺夫斯卡每天也开始留意那些能够帮助他“不泄气”的迹象。比如，道路交通仍然畅通，主干道上并没有出现路障或者反坦克壕，没有火炮或者隐藏起来的战车，没有士兵被部署在关键性的阵地上。没有证据表明当局害怕苏联人的进攻，或者柏林受到了包围的威胁。

还有一个虽然小但却重要的线索。每天上午，波甘诺夫斯卡都要驾车通过弗里德瑙（Friedenau）分区，那里住着一些地位颇为显赫的顾客。每次路过此地的时候，他都会朝一个著名纳粹分子的家中瞅上几眼——那是柏林邮政局的一名重要官员。通过起居室敞开的窗户，他能够看到镶在大镜框里的希特勒肖像画。体态傲慢、显得格外扎眼的“希特勒”仍然伫立在那里。波甘诺夫斯卡知道第三帝国官僚们的作风：如果形势确实危急的话，墙上的这座元首“神龛”铁定早就消失了。

他柔声唤着马儿继续向前进发。或许有这样那样的事情，但他却看不到有什么真正的理由能让他过分惊恐。

除了施潘道区（Spandau），这座城市的任何一个部分都没能从轰炸中完全幸免，这片从狂轰滥炸（这是所有人都最惧怕的攻击）中幸免于难的区域是柏林的第二大区，坐落于城区的最西部。夜复一夜，这里的居民都以为会遭到从天而降的打击，但令他们感到格外惊异的是，预料中的空袭并没有来临。要知道，施潘道可是柏林庞大的军工制造中心呀！

位于城市核心的那些区有50%~75%都被摧毁了，而在如此惨烈的对比之下，施潘道区仅仅丧失了10%的建筑物！尽管这意味着有1 000多幢房屋不是被毁掉了就是已经不能再住人，但按照饱受空袭之苦而变得愈发坚强的柏林人的标准来看，这不过是被跳蚤咬了一口而已。在市中心区被炸弹蹂躏得焦黑一片的废墟中，有一句刻薄的俏皮话开始流传开来：“渺小的施潘道区人要最后一个进棺材。”（Die Spandauer Zwerge kommen zuletzt in die Sarge.）

安静、如同田园诗般美好的施塔肯（Staaken）分区位于施潘道大区的最西边缘，栖身于此的罗伯特·科尔布（Robert Kolb）和英格博格·科尔布（Ingeborg Kolb）夫妇为自己一家人能住在这么个僻静之处而谢天谢地。这个分区没怎么遭过灾难，哪怕少数落在附近的炸弹，也只是因为没能击中机场而意外掉在这里的，造成的破坏微不足道。他们的两层楼房抹着棕黄色的灰泥，有一个用玻璃封闭的阳台，四周是草坪和花园——这一切都没有受到任何伤害。生活几乎是在正常地继续着，不过罗伯特本人是个例外。54岁的他是一家印刷厂的技术主管，他发现每天到市中心上班越来越艰难了，这意味着全程都要暴露在猛烈的昼间空袭中。这一直让英格博格忧心忡忡。

这天晚上，科尔布夫妇打算像往常一样，收听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德语广播——尽管这种行为很早就被禁止了。他们时刻关注着东部和西部盟军的进展——现在，兵临城下的苏联红军距柏林的路程，甚至可以搭乘公共汽车走完。然而，他们所处的乡间氛围又让他们放松了警惕。他们一直认为战争是遥远而虚幻的事情，根本无法想象来自东方的复仇怒火对城市的威胁已经迫在眉睫。罗伯特·科尔布确信他们是非常安全的，而英格博格则坚信，自己的丈夫毕竟是一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他的预感不会有问题。罗伯特曾信心十足地对她说：“战争，将会与我们擦肩而过。”

科尔布夫妇一致认为，无论发生什么，都不会把他们卷进去，只需要平静地展望未来就好。春天来临之际，罗伯特纠结于到底要在花园里的哪个地方挂上吊床；而英格博格则家务缠身，她还想种些菠菜、香菜、莴苣和早季马铃薯。对她而言，横亘在面前的最大问题是：到底应该在4月初种早季马铃薯还是应该再等上些日子，等到了5月，春天的气息更浓郁一些的时候再种呢？

在离奥得河40公里的兰茨贝格（Landsberg，今大波兰地区戈茹夫）城郊，苏联红军元帅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的司令部就坐落在一栋抹着灰泥的3层楼房之中。朱可夫此刻正坐在司令部里的桌子旁思考着下一步的作战计划，身边的墙上悬挂着一幅巨大的柏林地图，详细地显示了朱可夫为攻占这座城市而拟议的进攻细节。他的桌子上有3部战地电话：一部是日常使用的；另一部能连通他的同事——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和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元帅，他们二位是北翼和南翼兵力庞大的方面军的司令员；第三部电话能与莫斯科的最高统帅约瑟夫·斯大林直接通话。这位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司令员时年49岁，胸部健壮厚实，他每天晚上11点给斯大林打电话，汇报当天的部队进展情况。现在，朱可夫还不清楚斯大林何时会下达攻克柏林的命令，他希望自己还能有一些准备时间，如果有必要朱可夫认为自己能够立刻拿下柏林，但就准备工作而言，现在仍有一些缺憾。根据他的初步计划，进攻会在4月底打响，要是幸运的话能在10～12个小时之内进抵柏林城下，并粉碎一切抵抗。他预料德国人会与他寸土必争，他们大概会在城市的西部边缘进行最为激烈的战斗，正如他所知道的，那里有德国守军唯一明确的逃生路线。不过他决定，在德军试图突围的时候从两侧打击他们，他预期到5月的第一个星期时，一场规模宏大的屠杀将在施潘道区展开。

在位于维尔默斯多夫区的一栋公寓楼的2楼房间里，卡尔·约翰·维贝格（Carl Johann Wiberg）推开了卧室的法式百叶窗门，迈步走到小阳台上，心里估算着天气状况。两只红褐色的腊肠犬伴随在他身边，它们的名字分别叫“奥托叔叔”和“埃菲婶婶”。作为维贝格的忠诚伙伴，腊肠犬们正满怀希望地抬头看着主人，等待着属于它们的清晨散步。

散步是近段时间维贝格消磨时间的唯一方式。街坊四邻都很欣赏这个49岁的瑞典商人，他们认为维贝格首先是一个“好柏林人”，其次才是瑞典人：在轰炸开始的时刻，他并没有如同很多外国人那样抛弃这座城市，而是留了下来。

除此之外，尽管维贝格从没有对自己的不幸发出抱怨，但他的邻居们都知道这个人几乎失去了一切：他的妻子在1939年就死了；他的几家胶水工厂因为轰炸而歇业；这位在柏林打拼了30年的小商人，除了他的狗和这套住房之外，已经一无所有。不过，在一些邻居看来，他的悲惨遭遇比起许多“真正的德国人”而言，已经好上许多了。

维贝格低头看了看“奥托叔叔”和“埃菲婶婶”，然后自言自语道：“该出去了！”他关上窗户，穿过卧室，进入了小门厅。他穿上了工艺考究的软领长大衣，顺手把那顶精心拉过绒的洪堡毡帽[1]戴在头上,随后打开了身旁光洁的红木桌子的抽屉，拿出一副小山羊皮手套。最后，他站在那里，呆呆地看了会儿放在抽屉里面那幅镶了镜框的石版画。

这幅画色彩艳丽，画的是一位手持长矛的骑士，全身披挂，骑在一匹狂奔的白马上。透过敞开的头盔，骑士凶狠而锐利的目光正凝视着周围的一切。他的前额耷拉着一绺头发，唇上留着一小撮黑色的胡子。一面旗帜正在长矛上猎猎飘扬，旗帜上写着“Der Bannerträger”——“旗手”。

维贝格慢慢地关上了抽屉，把石版画藏了起来。因为在整个德国，对希特勒带有挖苦意味的奚落都是明令禁止的。但维贝格又舍不得丢掉它：这幅讽刺画实在是太有趣了。

他“啪”的一声给狗扣上皮带，仔细锁上前门，然后走下两段台阶，踏上满是瓦砾的街道。在公寓楼附近的街道上，狗在他前面溜达着，引着主人沿街走去，偶尔在弹坑周围小心地迈着脚步。维贝格礼貌地向一些邻居脱帽致敬。他很纳闷，现在结局似乎更近了，可那位威风的“旗手”又在哪里呢？是慕尼黑？是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山中的“鹰巢”？或者，是在——柏林？这样的疑惑实在太平常了。有关希特勒的下落，始终是一个巨大的秘密，不会有外人知道的。

这天上午，维贝格决定到位于内斯托街7号的哈里·罗斯酒吧落脚。这是维贝格最喜欢的酒吧，更是该区尚在营业的为数不多的酒吧之一。它的主顾们可谓鱼龙混杂：纳粹要人，德军军官，还有少数商人。那里总有投缘的闲谈，因而人们能够得到最新的消息——昨天晚上炸弹落在什么地方了，哪些工厂遭到了打击，柏林又是怎样在轰炸之下屹立不倒的。维贝格喜欢在这种快活的气氛中见他的老朋友，这位牵着狗的男人对战争的每个方面都很感兴趣，尤其是轰炸的力度以及德国人民的士气，他还特别想搞清楚希特勒到底在什么地方。在过街的时候，他再次向一位老熟人脱帽致敬。脑子里装满了各种问题的维贝格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会让他的邻居们大吃一惊。因为这个比德国人还德国人的瑞典人，是美国绝密战略情报局（OSS）中的一员，换句话说，他是盟军潜伏在柏林城内的间谍。

在克罗依茨贝格区（Kreuzberg）的一间底层公寓套房里，梅兰希通教会[2]的福音派本堂牧师阿图尔·莱克沙伊特（Arthur Leckscheidt）正陷于悲伤和绝望之中。他原先那座有着双尖塔的哥特式教堂在几周以前被炸弹直接命中，并在几分钟后被燃烧弹化为灰烬，教徒也被战火驱散了。透过房间的窗户，莱克沙伊特能看到教堂的废墟，每次凝视都会让他感到悲伤，而这种悲伤感至今仍没有减退。在空袭最猛烈的时候，莱克沙伊特牧师置自己的安全于不顾，冲进了熊熊燃烧的教堂。宏伟的教堂后部和华丽的风琴尚且完好，莱克沙伊特迅速蹿上狭窄的台阶来到风琴楼，他只想向他钟爱的风琴和教堂告别。莱克沙伊特博士独自演奏着告别曲，轻轻地唱出了声，眼里满含热泪。当炸弹在克罗依茨贝格区各处爆炸的时候，附近的乌尔班医院里心存怀疑的病人以及在毗邻的地下室里躲避的人们，都听见了梅兰希通教堂里的风琴奏出的那首古老圣歌：“发自内心最深处的需要，我向你哭泣。”

而现在，莱克沙伊特更换了一种告别方式。他的桌子上有一封联名信的草稿，他要把这封信寄给那些已离开这座城市，或是正在军中服役的众多教区居民。他写道：“尽管东西两线的战斗令所有人紧张，但德国首都却始终是空袭的中心……亲爱的朋友们，你们能够想象，死神正获得大丰收，甚至连棺材都变得短缺。一个妇女告诉我，为了安葬她死去的丈夫，她用20磅蜂蜜换了口棺材。”

莱克沙伊特博士也有些愤懑地提道：“在安葬空袭罹难者的时候，经常没有请牧师们到场。送葬的人往往抛开牧师就随便地主持了葬礼……连《圣经》都没有。”

从始至终，他在信中一再提到城市遭到的破坏。“你想象不出柏林现在是什么样子，最美丽的建筑被炸成了废墟……我们经常断煤气、断电、断水，上帝保佑，让我们不至于闹饥荒！要是到黑市买商品，那价格又高得吓人。”在信的末尾，莱克沙伊特语气显得格外心酸和悲伤：“这大概是相当长时间内的最后一封信了，也许我们很快就会失去一切联系。我们彼此还能再见吗？这全都仰赖上帝。”

另一位神职人员伯恩哈德·哈皮希（Bernhard Happich）神父，坚定地骑着自行车穿梭在达勒姆杂物遍地的街道上，他决定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已经过去几个星期，一个微妙的问题始终令他担心，在夜复一夜的祷告中，他一边祈求着神灵的引导，一边思索着自己应该走的道路。现在，他做出了决定。

人们对所有神职人员的服务都有很大的需求，其中以对哈皮希神父的需求为甚。神父时年55岁，还是一位技术高明的医生，不过他的身份证上盖着一行横着写的鉴定：“耶稣会教士：不适合服兵役”（这是一种纳粹的戳记，就像专供犹太人和其他危险而又不受欢迎的人用的戳记一样）。他从事很多兼职，其中的一个就是担任达勒姆宗教会所的地方管事，这座会所由圣心修女院开办的孤儿院、产科医院和弃婴收养院合并而成。不过，正是修女院院长库内贡德斯（Cunegundes）和她的教徒们给神父带来了问题，也使得他做出了决定。

哈皮希神父对纳粹丝毫不抱幻想，对战争必定会怎样结束也持相同态度，他老早就认定，希特勒和他野蛮的新秩序注定是一场灾难，而现在危机正在迅速来临。陷入困境的柏林成了征服者眼中失去光泽的圣杯，当大军席卷这片土地时，达勒姆宗教会所和那些善良且不谙世事的修女会遭遇到什么事情呢？

哈皮希神父神情严肃，在修女院的外面停下了自行车。大楼只受到表面损伤，修女们坚信这样的幸运是因为她们的祈祷声被上帝听到了。哈皮希神父对此不以为意。他是个讲究实际的中年男人，认为这一切不过是运气以及对手拙劣的瞄准术带来的结果。

路过门厅时，他抬头望着那座巨大的圣米迦勒[3]塑像。圣米迦勒是“与一切邪恶进行战斗的上帝的骑士”，教堂中的塑像高举着一柄剑，穿着蓝色和金色的衣服。修女们虔诚地期待圣米迦勒的护佑，不过哈皮希神父依然为自己做出了决定感到高兴。和许多人一样，他也从那些东边逃过来的难民那里打探到了不少消息，推进中的苏联人已经让德国东部地区陷入一片恐慌。他确信这些说法有许多是夸大其词，但有一些他认为是真的。哈皮希神父决定必须要告诫那60名正式修女和庶务修女，她们有遭到侵犯的危险！但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字眼去警告她们呢，这一切都让哈皮希神父感到头疼。

[1] Homburg Hut，德国人叫它洪堡毡帽，美国人叫它霍姆堡毡帽，这是一种在整个西方国家流行的首产于德国洪堡（Homburg）的男士软礼帽，帽顶由前向后呈凹形，帽檐微微上翻，使得整体廓型更加流畅，在许多影视作品中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2] 菲利普·梅兰希通（Philipp Melanchthon，1497—1560），德意志基督教新教神学家、教育家，起草《奥格斯堡信纲》（1530），阐明路德宗的立场。主张废除教士独身制，改弥撒为圣餐。

[3] 圣米迦勒（Saint Michael），基督教《圣经》中的天使长之一，曾率领他的使者与魔鬼撒旦战斗。

3

对性攻击的恐惧就如同一张棺罩，覆盖在全城之上。在经历了将近6年的战争之后，柏林已经变成一座女性占多数人口的“女儿国”。

在1939年战争爆发之初，首都的居民人数有432.1万。后来的战争在城市中造成了巨大伤亡；而为了躲避轰炸，100余万市民在1943至1944年间向相对安全的乡间进行了自发性疏散；再加上相当数量的适龄男女被军队征召服役，这一切使得市内人口总量已经减少了不止1/3。到现在，所剩下的数量较为可观的男性，唯有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和60岁以上的老人，18岁至30岁的男性群体总数还不到10万人，而且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不是免服兵役，就是伤员。1945年1月，城市人口据估计有290万人，但到3月中旬这个数字显然是过高了。在不到11个星期的时间里，柏林城已经遭受了85次空袭，敌军围城的威胁更是笼罩在每一个柏林市民头上，这样的重压又让成千上万的人落荒而逃。据军队有关部门估计，柏林的平民人口现在大约有270万，其中200万以上是女性——而这一数字也只是估算。

由于难民正从苏联占领的东部各省集体大逃亡，导致要获得有关人口真实数字的努力变得更为艰巨，有些人认为难民的数字高达50万。一连数月，这些逃亡的平民背井离乡，用肩膀扛，用马车拉，或者用手推车推着他们的家当，甚至驱赶着牲畜，挤满了进入柏林的道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滞留在柏林，而是继续西行，但在他们的身后，梦魇般的故事和东方经历的传闻被留了下来，然后如同流感一般在柏林城内疯传，把恐惧传染给了许多市民。

难民们谈到了一个个急于复仇、凶猛狂暴而又掠夺成性的征服者；很多百姓从遥远的波兰逃难而来，或是从东普鲁士、波美拉尼亚（Pomerania）[1]和西里西亚（Silesia）[2]的被占领地区艰苦跋涉到了首都，心有余悸地做证说：敌人要把他们斩尽杀绝。难民们断言，苏联的宣传是在敦促苏军不要饶恕任何一个德意志人。他们谈到一则据说是苏联头号宣传家伊利亚·格里戈里耶维奇·爱伦堡（Ilya Grigoryevich Ehrenburg）所写的“复仇宣言”，这则宣言不但被广播了出来，还被印成传单分发给了所有部队。“杀！杀！”宣言开门见山地嘶吼道，“德意志种族只有邪恶！……要在法西斯的兽穴里把法西斯野兽彻底消灭！要使用暴力，打碎这些日耳曼女人的种族骄傲，把她们当作你的合法战利品带走。杀！当你向前冲锋的时候。杀！你们是苏联的英雄战士。”[3]

难民们说，向前推进的一线苏军纪律严明，举止得体，但跟在后面的二线部队却是一帮组织混乱的乌合之众。这些士兵桀骜不驯，酗酒无度，干出了凶杀、抢劫和强奸的罪恶暴行。难民们声称，许多苏军指挥员似乎放纵了部下的这些兽行，起码没有想办法阻止他们。不论是农民还是绅士，他们的说法都是相似的。而在潮水般涌来的难民中，到处都有妇女在讲述那令人不寒而栗的故事——女性在枪口的逼迫下脱掉衣服，然后惨遭奸污。

这里面有多少是想象，多少是事实，柏林人并不清楚。很多人对德国党卫队在苏联犯下的暴行和大屠杀有所耳闻，他们担心这些故事是真的。有些人知道在集中营里犹太人的悲惨境遇——这是民族社会主义[4]新的和可怕的一面，这是自由世界尚未了解的一面——这些人也相信难民的话。那些更有见识的柏林人完全相信，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位置正在对换，报应的车轮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处。许多人了解第三帝国制造的恐怖达到了何种程度，因而也放弃了最后一丝侥幸。位高权重的官僚和纳粹高级官员已悄悄地把他们的家人送出柏林，要不然就是正在送出。

狂热分子仍然待在这里；而一般的柏林人没啥消息渠道，对真实的形势一无所知，因而也待在这里，他们既不能离开，也不想离开。“啊，德意志，德意志，我的祖国，”一位名叫埃尔娜·森格尔（Erna Saenger）的家庭主妇在日记里这样写道，“信任带来失望。诚心诚意地去相信，就意味着愚昧、盲目……但是……我们要待在柏林。要是每个人都像邻居们那样逃走的话，敌人就会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不——我们绝不要那种失败。”森格尔已经65岁了，是6个孩子的母亲。

然而，没有几个柏林人敢断言，自己并没有意识到眼前面对的是何等性质的危险，几乎所有人都听到过这些故事。住在克罗依茨贝格区的一对夫妇，胡戈（Hugo）和埃迪特·诺伊曼（Edith Neumann），实际上已经通过电话得到了警告。住在苏占区的一些亲戚，就在一切通信手段被切断前不久，冒着生命危险告诫诺伊曼夫妇，征服者们正在肆无忌惮地强奸、杀人、抢劫，马上往西跑，跑得越远越好。然而，诺伊曼夫妇还是选择留下来——胡戈苦心经营的电器商店遭到了轰炸，但现在又舍不得放弃它。

由于宣传的缘故，另外一些人宁愿拒绝考虑这些事情，不论是难民们散布的还是政府鼓动的“恐怖故事”，对他们来说已经不再有什么意义了。从希特勒在1941年无缘无故命令入侵苏联的那刻开始，所有的德国人便都被一连串无情的仇恨宣传支配着：苏联人民被描绘为未开化的野蛮人，近乎禽兽。而当形势逆转，德军在苏联的所有战线上节节败退之时，帝国那位先天脚部畸形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博士，又强化了他的宣传努力——尤其是在柏林。

戈培尔的助手维尔纳·瑙曼（Werner Naumann）博士在私下承认：“我们的宣传成功地渲染出苏联人的可怕模样，引起了全体人民对红军将施加在柏林头上的行径的恐惧，柏林人已经沦入一种纯粹的恐怖状态。”到1944年年末，瑙曼却哀叹道：“我们做得过分了——宣传引起的恐慌已经反弹到我们身上。”

现如今，宣传的调子又发生了转变。随着希特勒的帝国被一点点肢解，一个又一个柏林的街区被摧毁，戈培尔开始从散布恐怖转向让人消除疑虑：人民被告知，胜利恰恰已经不远了。不过，戈培尔所成功做到的一切，大概只是在见多识广的柏林人当中产生了一种古怪而又令人毛骨悚然的幽默。这种幽默是一种庞大的、集体性的冷嘲。全体人民揶揄地把这种冷嘲对着他们自己，对着国家的领导人，也对着全世界。戈培尔的格言是“元首统率，我们跟随”，而柏林人很快就把这句格言改成“元首统率，我们承受随之而来的一切”。至于宣传部长许诺的（德国）将最终获得胜利，则被人挖苦成郑重呼吁所有人“享受战争吧，和平将是可怕的”。

难民的传闻已经造成了接近歇斯底里的气氛，谣传占据着主导地位，而理性和事实则被歪曲了。各种各样的暴行故事在全城蔓延开来。苏联人被描绘成了吊眼角的蒙古人，他们在人们眼前屠杀妇女和儿童。神职人员被描述成用火焰喷射器烧死；有传闻绘声绘色地告诫所有人，修女被奸污后又被赤身裸体地拉去游街，女人被强征为军妓，而所有的男人都被遣送到西伯利亚服苦役。甚至有一家电台报道说，苏联人把罹难者的舌头钉在桌子上。不那么敏感的人则觉得，这些故事太荒谬了，没什么可信度。

还有些人充分意识到即将面临的是什么。安妮—玛丽·杜兰德—韦弗（Anne-Marie Durand-Wever）医生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她是欧洲最著名的妇科医生之一，在舍讷贝格区开办了一家私人诊所，她了解真相。这位55岁的医生以反纳粹的观点而著名（她是多部捍卫妇女权利、倡导两性平等和节制生育的著作作者，这些著作被纳粹全部查禁了），她就敦促自己的病人离开柏林。她曾给数量庞大的难民妇女做过体检，得出的结论是，有关强奸的传闻不仅没有夸张，反而远远没有充分如实地陈述那些惨剧。

杜兰德—韦弗医生打算待在柏林，但现在不论到哪里去，她都随身带着一粒小小的速效氰化物胶囊。在当了多年医生以后，她并没有把握自己一定能自杀成功。她认为如果苏联人攻占柏林的话，从8岁到80岁的每个女性都有被侵犯的可能，包里的这个胶囊能帮助她快速自决以免遭侮辱。

玛戈·绍尔布鲁赫（Margot Sauerbruch）医生同样料想会有最糟糕的情况出现，她和丈夫费迪南德·绍尔布鲁赫（Ferdinand Sauerbruch）教授都在沙里泰医院[5]工作，丈夫是德国最著名的外科医生。沙里泰医院则是柏林最大和最古老的医院，位于米特区（Mitte），由于该医院占地面积大，又紧靠中心火车站，所以接收了最严重的难民病例。基于她对受害者进行的检查，绍尔布鲁赫医生对于苏联红军在失去控制时所犯下的暴行不抱任何幻想，她非常肯定，那些有关强奸的传闻并不是虚传。

玛戈·绍尔布鲁赫被试图自杀的难民数量惊呆了——其中还包括几十个并没有遭到猥亵或者强暴的女人，她们仅仅是被目睹或者听闻的事情吓坏了，因而试图割腕自杀，有的人甚至试图杀死自己的孩子。不过，绍尔布鲁赫医生只看到那些自杀未遂的人，而至于有多少人自杀成功，谁也无法统计。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一旦苏联人攻占首都，柏林就会掀起一波自杀浪潮。

大多数其他医生显然赞同这个看法。在维尔默斯多夫，京特·兰普雷希特（Günther Lamprecht）医生在日记里提道：“重大的课题——甚至在医生当中也是一样——那就是自杀的技巧。这种绝望的交谈已经变得让人无法忍受了。”

那远不仅是交谈而已，死亡计划已经在实施了。在每个区，病人及其亲友包围了医生，人们竞相询问能够迅速自杀的方法，恳求大夫给予配制毒药的处方，在医生拒绝“帮助”时，人们就转身前去药店。在歇斯底里的恐惧浪潮中，成千上万的柏林人下定决心，宁可采取各种方式死去，也不向苏联红军屈服。

“我看到第一双苏联人的靴子时就自行了断。”20岁的克丽斯塔·莫尼尔（Christa Meunier）向她的朋友尤利亚妮·博赫尼克（Juliane Bochnik）吐露道。克丽斯塔已经搞到了毒药，尤利亚妮的朋友罗茜·霍夫曼（Rosie Hoffman）和她的父母也搞到了毒药。霍夫曼夫妇完全绝望了，他们根本不指望苏联人能大发慈悲。然而，尤利亚妮当时并不知道，霍夫曼夫妇是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卢伊特波尔德·希姆莱的亲戚，而这位恶魔则是盖世太保和党卫队的最高领导人，对集中营里涉及几百万人的集体屠杀负有直接责任。

毒药——尤其是氰化物——是自杀的首选。有一种被称为“KCB”的胶囊简直供不应求，这种含氰化氢的浓缩化合物威力强大，能立即置人于死地，甚至闻到它的气味就能一命呜呼。带着日耳曼人的那种深谋远虑，政府的某个专业行政部门已经在柏林储存了大量的“KCB”。

纳粹官员、高级军官、政府部门领导人，甚至小公务员，都能够轻而易举地为自己和家人朋友搞到毒药。医生、药剂师，甚至包括牙医和实验室工作人员，也有机会获得药片或者胶囊，有些人甚至还增强了药片的效力。鲁道夫·许克尔（Rudolf Hückel）是柏林大学的病理学教授，也是该市最著名的癌症病理学家，他为自己和妻子的氰化物胶囊里加上了醋酸。他向妻子保证，如果他们需要用到毒药的话，醋酸能使毒药更快见效。

有些柏林人由于无法获得速效的氰化物，便把目光投向了巴比妥类药物或者氰化物的派生物。喜剧演员海因茨·吕曼，常常被人称为“德国的丹尼·凯”[6]，他对同为演员的美貌娇妻赫塔·法伊勒以及幼子的未来非常担忧，为了以防万一，他把一罐子老鼠药藏在了花盆里。纳粹德国驻西班牙的前大使，已经退休的荣誉中将威廉·福佩尔，打算通过服用过量药物的方式来毒死自己和妻子。老将军心脏功能差，心脏病发作的时候就服用含有洋地黄制剂(强心剂)的兴奋剂，福佩尔知道用药过量就能造成心力衰竭，这样就能迅速地了结自己。他甚至还为他的一些朋友准备了足够的剂量。

对其他人来说，最佳也是最勇敢的结束方式莫过于给自己一颗飞速的子弹；但数量多得惊人的妇女，大多是中年妇女，却选择了最血腥的方式——剃刀。在夏洛滕堡区（Charlottenburg）的克茨勒（Ketzler）家里，42岁的格特鲁德（Gertrud）原本是一个乐观开朗的女性，现在却在钱包里放了一个刀片——她的妹妹和婆婆同样如此。格特鲁德的朋友英格·吕林（Inge Rühling）也带着一个刀片，两个女人焦虑不安地讨论着，哪一种是确保死亡的最有效方式——究竟是割腕，还是把动脉纵向切开。

还有机会阻止悲剧的降临，让种种极端的自杀手段仅仅存在于人们的臆想中而不去付诸实施吗？或许有的——对大多数柏林人来说，他们还有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出于对苏联红军的恐惧，大部分老百姓，特别是妇女，现在绝望地想让英美盟军攻占柏林。

现在几乎是中午了，在苏联红军战线后方的布洛姆贝格（Bromberg，今波兰比得哥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戈尔博夫（Sergei Ivanovich Golbov）上尉醉眼蒙眬，打量着他和另外两位苏军战地记者刚刚“解放”的这间位于3层豪华公寓套房内的大起居室。戈尔博夫和他的朋友们喝得很尽兴。他们每天开车从位于布洛姆贝格的司令部出发，到145公里外的前线获取新闻，不过此刻一切平静：在对柏林的进攻开始以前，没有什么值得报道的。做了几个月的前线报道后，相貌英俊、年方25岁的戈尔博夫正在愉快地享受着生活。

他手握酒瓶子，站在那里，看着眼前精美华丽的室内陈设，那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墙上挂着镶嵌在华丽沉重的金色画框中的绘画；窗前挂着缎子边的窗帘，家具上铺着豪华的锦缎料子；地板上铺着厚厚的土耳其地毯；起居室和毗连的餐厅里悬挂着巨大的枝形吊灯。戈尔博夫十分确信，这个套间的主人一定是个重要的纳粹分子。

在起居室的尽头有一扇小门半开着，戈尔博夫推开门发现是一间浴室。墙上的钩子上挂着根绳子，下面吊着一具身穿制服的纳粹官员尸体。戈尔博夫看了尸体一眼，他曾见过几千个死去的德国人，但这具悬挂着的尸体却显得很傻。戈尔博夫呼唤着他的朋友，但他们正在餐厅里尽情玩耍，没有任何回应。这几个苏联人正把德国和威尼斯的水晶制品投掷到枝形吊灯上，互相之间乐此不疲。

戈尔博夫又回头走进起居室，打算在他原先注意到的一张长沙发上坐下来——但现在，他却发现沙发上已经有人了。此“人”——确切地说是一具已经冰凉的女性尸体，全身伸展地躺在上面，身穿一件古希腊式的长袍，腰间系着一根装饰有流苏的绳子。她非常年轻，而且为死亡做了精致的准备，临死前她把头发梳成了辫子，挂在两侧的肩膀上，双手交叉置于胸前。戈尔博夫手里拿着瓶子，坐在一把扶手椅上看着这具美丽的尸体，在他的身后，餐厅里的大笑和玻璃器皿摔碎的声音一直持续着。这个姑娘大概20岁出头，从她嘴唇上青色的血迹来看，戈尔博夫认为她多半是用毒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自杀女孩所躺的沙发后面有张桌子，上面摆放着镶在银框内的照片——微笑着的孩子们簇拥在一对年轻夫妇身旁，画面里还有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妇。戈尔博夫想到了自己的家庭，在列宁格勒围城期间，被饿得半死的爸爸妈妈试图用一种工业用油煮汤喝，那锅毒汤夺走了他父母的生命。戈尔博夫的一个哥哥在战争爆发初期就阵亡了；另一个哥哥，34岁的米哈伊尔则当了游击队长，在被党卫军抓住后绑在柱子上活活烧死。戈尔博夫认为这个躺在沙发上的姑娘死得很安详。他又从瓶子里闷了一大口酒，走到沙发前抱起那个死去的姑娘，随后走到了紧闭的窗户面前。他的身后，在喊叫和大笑声中，餐厅里的那盏枝形吊灯哗啦一声摔在了地板上。戈尔博夫把姑娘的尸体径直抛出窗外，打碎了很多窗玻璃。

[1] 波美拉尼亚（Pomerania），中北欧地区的一个历史地域名称，现在位于德国和波兰北部，处于波罗的海南岸，一般以奥得河为界，河东地区称为东波美拉尼亚，河西地区就是西波美拉尼亚。二战后德国和波兰基本上以奥得河为国界，德国割让东波美拉尼亚的全部领土给波兰，因此今天波兰的西波美拉尼亚省实则是历史上的东波美拉尼亚的西部地区，与德国人所称的西波美拉尼亚——今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的部分地区）——不能混淆。

[2] 西里西亚（Silesia），中欧的一个历史地域名称。目前，该地域的绝大部分地区属于波兰，小部分属于捷克和德国，奥得河及其支流几乎流经整个地区。该地区沿着苏台德山脉，其南部与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接壤。西里西亚最大的城市是今属波兰的弗罗茨瓦夫和卡托维兹，前者曾经是德国历史名城布雷斯劳。西里西亚的东南部分叫上西里西亚，西北部分属于下西里西亚，卡托维兹就属于上西里西亚。

[3] 我并没有见到爱伦堡的传单，但我采访过的许多人见过。此外，德国的官方文件、作战日志和众多的历史著作都一再提到这份传单，传单的最完整文本见于海军总司令邓尼茨的回忆录第179页。对于传单的存在，我丝毫也不怀疑。不过我对上述文本有疑问，因为众所周知，俄文翻译成德文的译文是不精确的。不过爱伦堡还写了一些同样恶劣的小册子，任何人从他的作品中都能够看得出来，在战争期间由苏联人自己正式出版的那些小册子尤其如此，在1941—1945年间的《苏联战争新闻》第1~8卷，他的“杀死德国人”主题一再被重复。1945年4月14日，在苏联红军报纸《红星报》的一篇绝无仅有的社论中，他正式受到苏联宣传人民委员亚历山大洛夫的训斥。亚历山大洛夫写道：“爱伦堡同志是在夸大其词……我们并不是和德国人民打仗，只是和世界上的希特勒分子打仗。”对任何其他的苏联作家来说，这样的指摘都会是灾难性的，但对爱伦堡来说则不然。他继续他的“杀死德国人”的宣传，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1963年，爱伦堡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在莫斯科出版，在这部回忆录的第5卷，爱伦堡轻易地忘掉了他在战争期间写的东西。他在第126页写道：“在几十篇文章里，我强调，我们不可以，其实我们也不能够追杀人民——毕竟，我们是苏联人民而不是法西斯。”但下面的话也必须说：不管爱伦堡写的是什么，它也不会比当时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所发表的言论更为恶劣——这个事实许多德国人也轻易忘掉了。——原注

[4] 民族社会主义（National Socialism），为希特勒所倡导的纳粹主义。

[5] 沙里泰医院，在柏林和巴黎两地均有此医院，原文是法文（Charité），字面意思是“济贫”或者“慈爱”医院。

[6] 丹尼·凯（Danny Kaye），美国著名喜剧演员、歌手，生于1913年，卒于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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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的老百姓几乎每天都会朝着轰炸机群挥舞拳头，时常会为在空袭或者在军队中逝去的家人和亲朋好友感到悲伤。而现在，他们则热诚地谈论着英国人和美国人。市民们并没有把英美军队称为“征服者”，而是称其为“解放者”。在态度上，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逆转，而这种心态随后又产生了奇特的效果。

玛丽亚·科克勒住在夏洛滕堡区，她绝不相信美国人和英国人会让柏林落入苏联人之手，她甚至决心帮助西方盟军。这位45岁、头发灰白的家庭主妇对朋友们说，她“准备全力以赴进行战斗，抵挡‘苏联红军’，直到‘美国人’到来”。

许多柏林人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留意崩溃中的西线战事的每个阶段——给人感觉就像是在期盼一支胜利的德军赶来解救柏林一样，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来克服自己的恐惧。在空袭间歇期，会计师玛格丽特·施瓦茨（Margarete Schwarz）夜复一夜地和她的邻居们待在一起，一丝不苟地构思着英美盟军穿越德国西部的大规模强攻。对她而言，盟军所占领的每一公里似乎都是自己奔向解放的又一大步。莉泽—洛特·拉文内似乎同样如此，她把大量的时间消磨在一栋位于滕佩尔霍夫区（Tempelhof）的摆满了书籍的公寓里，她狂热地期盼美国人向前推进，并用铅笔仔细地在一张大地图上画着美军的最新进展。拉文内太太是一名半身残疾者——她的臀部围着钢制的矫正架，架子一直延伸到她的右腿。她不愿意考虑美国人的推进速度，也不担忧如果苏军抢先进城的话会发生什么。

成千上万的人深信美军会首先冲入柏林，他们的信念近乎天真——朦朦胧胧、含糊不清。安娜玛丽·许克尔太太是鲁道夫医生的妻子，她开始将旧的纳粹旗帜扯得稀烂，打算在美国大兵到来之时，把这些旗帜的碎片当作绷带来用，为“伟大的战斗”出一份力。夏洛滕堡区的布丽吉特·韦伯是一位20岁的新娘，新婚才3个月，她确信美国人正在前来，甚至吹嘘自己愿意和任何人打赌，美国人铁定会把尼克拉塞（Nikolassee）的富人区作为居住地。布丽吉特之所以如此笃定，是因为她听说美国人的生活水平高，喜欢讲究的生活，而且那片富人区几乎没有挨过一颗炸弹。

还有的人虽抱着最好的希望，却也为最坏的处境做着准备。头脑清醒的皮娅·范赫芬（Pia van Hoven），以及她的朋友鲁比·博格曼（Ruby Borgmann）和埃伯哈德·博格曼（Eberhard Borgmann）夫妇，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奇迹才能抵挡住苏联人首先杀入柏林的脚步。因此，他们欣然接受好友海因里希·舍勒（Heinrich Schelle）的邀请，在攻城战役开始的时候，和他以及他的家人待在一起。舍勒性格开朗，有着一张胖乎乎的脸蛋，经营着格鲁班—苏夏饭店，那是柏林最著名的餐馆和酒店之一，就位于博格曼家所在大楼的底层。他把饭店地下室变成了一个华丽的避难所，里面有东方地毯、厚帘子和不少给养，以应对城市被包围的绝境。除了马铃薯和金枪鱼罐头之外，食品数量不多，不过在毗邻的地下室里却有充足的最珍贵、最精美的德国和法国葡萄酒——另外还有轩尼诗干邑白兰地和成箱的香槟。舍勒告诉他的朋友们：“当我们等候上帝才知道的结局时，我们不妨先过一下舒适的生活。”随后他又补充道：“如果停水的话，至少还有香槟可喝。”

比迪·容米塔格是两个少女的母亲，她认为有关美国人和英国人到来的一切议论都“只是些废话”。出生于英国的她嫁给了一个德国人，她对纳粹太了解了，她的丈夫因被怀疑是德国抵抗组织成员而在5个月前被匆匆处决。容米塔格认为，纳粹对西方盟军和对苏联人的态度别无二致，都会拼命抵抗。只要看一下地图就能清楚地知道，英美盟军首先进入柏林的难度更大。不过，即将抵达柏林的苏联红军并没有让比迪过分惊恐，他们并不敢粗暴地对待她，只要她向所见到的第一批苏联人出示她的旧英国护照即可保证安全。这或许是比迪所津津乐道的所谓“英国人的明智方式”。

德国共产党人觉得没有必要用证件来保护自己；与之相反，他们不仅预料到苏联红军会来，甚至还期盼着迎接他们进城。德共党员的生活大都是在为一个梦想而奋斗，而苏联士兵出现的那一刻将会是他们的梦想实现之时。这群人无时无刻不在被盖世太保与刑警追捕和骚扰，但在纳粹的天网之下，竟然有几个坚定的基层党组织幸存了下来，他们和共产党同情者们都热切地等候着来自东方的救星。

尽管全身心地投入到推翻希特勒主义的事业中，但柏林的共产党人太分散了，他们的作用——至少对西方盟军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一个组织松散的共产党地下组织确实存在，但它完全听命于莫斯科，只是作为苏联的谍报网络而工作。

拉杜施（Hildegard Radusch）在1927年至1932年间是柏林市议会的共产党代表，此刻她几乎完全是靠信念支撑而勉强维持着，饥寒交迫的她与几名共产党员一起，躲在柏林东南边缘的普里罗斯村(Prieros)附近。拉杜施和她的女性朋友埃尔泽·“埃迪”·克洛普奇(Else “Eddy” Kloptsch)一起，住在一个装机器用的巨大的木制板条箱里。这个板条箱被固定在一个混凝土墩上，有3米长、2.4米宽。那里没有煤气，没有电，也没有水和盥洗设施，但对于身强力壮的42岁的希尔德加德（她自我描述为“当家的男人”）来说，这却是一个完美的庇护所。

希尔德加德和埃迪从1939年起就住在一起了，她们在普里罗斯村的地下组织存在了差不多10个月。在纳粹的“通缉”黑名单上，希尔德加德赫然在目，但这个机智的女人却一再骗过了盖世太保。像该地区的其他共产党人一样，她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缺乏食物，如果去申请食品配给卡，那么身份会立即暴露，随之遭到逮捕。幸运的是，埃迪虽为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却并没有被当作共产党员而遭到通缉，因此每周都有食物配给，但少得可怜的定量甚至都不够自己果腹［纳粹官方报纸《人民观察家报》（Volkischer Beobachter）曾经刊登了一个成年人每周的食物配给：4.25磅面包，2磅肉和香肠，5盎司黄油，5盎司糖，每3个星期再加上2.25盎司奶酪和3.5盎司人造咖啡］。两个女人偶尔还能小心翼翼地从黑市上买些东西来补充营养，但那里的商品价格实在高得吓人——单是咖啡每磅就要100～200美元。

希尔德加德老是一门心思想着两件事情：一是食物，二是苏联红军带来的解放。不过等待是艰苦的，生存境况也是一个月比一个月更糟糕。她在日记里条理清晰地写下了这些文字。

1945年2月13日，她写道：“苏联人快要到这里了……法西斯走狗还没有抓住我。”

2月18日：“自从7日听到有关朱可夫的部队到达柏林前线的报道以来，没有什么新闻，我们正绝望地等待着他们的到来。快点来吧，亲爱的同志们，你们来得越快，战争结束得就越快。”

2月24日：“今天去了柏林，买了装在保温瓶里的咖啡，还有一片干面包。路上有3个男人怀疑地看着我，但我知道，亲爱的埃迪就在我的身旁，这真是给我的莫大安慰。哪里也没能找到吃的东西，埃迪这次出去实际上是为了用她在黑市上买的食物配给卡买香烟——卡上有10支烟卷的定额。可商店里没有香烟，所以她只能买了5支雪茄。埃迪本希望用两双长筒袜和一件丝绸连衣裙交换一些食物，结果一无所获，黑市上的面包也绝迹了。”

2月25日：“抽完了3支雪茄。朱可夫和科涅夫的公报都没有发布。”

2月27日：“在等待中我已经快神经质了。对于一个急于为事业而奋斗的人而言，被禁锢在这里简直是一场灾难。”

3月19日：“中午美餐一顿——佳肴是马铃薯加盐。晚上吃的是用鱼肝油炸的马铃薯饼，味道不算太辣。”

现在，春天来到了，可希尔德加德仍然在等待。她在日记里写道：“为了找到一些可以拿来填饱肚子的东西，我已经快被逼疯了”。没有来自红军前线的报道，她能找到的可写之物，只剩下“春风把冬日的寒气从田间地头吹跑了。雪花莲开花了，阳光普照，空气温暖。但空袭却仍然在进行着……根据爆炸的声音判断，飞机离我们更近了”。后来她又写道，西方盟军是在莱茵河一带，根据她的估计，“20天之后就会冲进柏林了”。她辛酸地记录道，柏林人“宁可迎接那些资本主义分子”，她希望苏联人能迅速到达，朱可夫的宏大进攻能在复活节就打响。

在普里罗斯村正北大约40公里处，也就是柏林东部边缘的诺因哈根（Neuenhagen），另一个共产党基层组织也在坚持着。它的成员们同样生活在对被捕和死亡的恐惧中，但与他们在普里罗斯的同志们相比，他们更有战斗性，组织得更好，而且也更走运：诺因哈根距离奥得河还不到56公里，因而他们希望，这里将成为最早被红军解放的外围地区之一。

夜复一夜，这个小组的成员就在盖世太保的鼻子底下坚持着工作，为解放日的来临准备一个总体规划。他们知道当地每一个纳粹分子、党卫队和盖世太保官员的姓名及下落，他们知道哪些人会与红军合作，哪些人会选择反抗。有些人的名字被记在了黑名单上，苏联人来到后立即将其逮捕，还有的人要被清算。这个组织严密的小组甚至已经为未来该镇的行政管理制订了详尽计划。

诺因哈根基层组织的所有成员都急切地盼望着苏联人到来。他们坚信自己的建议会被解放者们接受，但心情最急迫者莫过于布鲁诺·扎日茨基（Bruno Zarzycki）。他患有严重的胃溃疡，几乎不能吃饭，但他老是说苏联红军到来的那天他的病就会痊愈，这一点他很确信。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柏林各处的小隔间和壁橱里，甚至在潮湿的地窖和不通风的阁楼内，所有纳粹受害者中最易遭到仇恨和迫害的一些人还在顽强地活着，等待着他们能从藏身处出现的那一天。他们并不在乎谁先到，只要有外国军队能迅速赶到就行。有些是两三个人住在一起，有些是一家人挤在一起，还有的甚至是一小群人聚居在一起。他们的朋友大都以为他们早已遇害——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他们的确是“死”了，一些可怜的人甚至几年都没有见过太阳，更不敢在柏林喧闹的大街小巷中行走。他们病不起，因为生病意味着要请医生，就会立即遭到盘问，身份将暴露无遗。甚至在轰炸最猛烈的时候，他们也待在藏身处，因为若是跑到防空洞里避难，他们立即会被认出来。他们很早就领悟到一条真理：永远不要惊慌失措。为此，这群人保持着一种钢铁般的镇定，他们之所以能够在纳粹的铁蹄下幸存至今，完全归功于他们具有把几乎所有情感都压抑下去的能力。他们善于随机应变又顽强不屈，在经历了6年的战争，以及在希特勒帝国的首都经历了近13年的恐惧和骚扰之后，他们当中几乎有3 000人仍然活着。他们的幸存，也证明了这座城市中部分基督徒的勇气。这些基督徒保护了那只被新秩序鄙视的替罪羊——犹太人，而他们中却无人能在这个事实上得到充分认可[1]。

西格蒙德·韦尔特林格尔（Siegmund Weltlinger）和妻子玛格丽特都已经50多岁了，他们藏在潘科区的一套小型底层公寓里。默林夫妇是基督教科学派成员，冒着生命危险接纳了他们。房间里拥挤不堪，默林夫妇、他们的两个女儿以及韦尔特林格尔夫妇一起挤在一套两居室里，但默林夫妇让韦尔特林格尔夫妇分享他们的食物配给和其他一切，从无怨言。在许多个月里，韦尔特林格尔夫妇只有一次冒险外出的经历：牙痛促使他们冒险，而那位拔牙的牙医也接受了玛格丽特的解释，她是“来走亲戚的表姐”。

一直到1943年以前，他们都是幸运的，尽管西格蒙德在1938年就被驱逐出证券交易市场，但此后不久他便应邀接管了柏林犹太人社区局的特殊事务。当时，在海因里希·施塔尔（Heinrich Stahl）的领导下，该局主要负责登记犹太人的财产和权属人。后来，西格蒙德又试图与纳粹谈判，以减轻在集中营里的犹太人的苦难。施塔尔和韦尔特林格尔知道，社区局迟早是要被关闭的——但他们仍然勇敢地坚持着他们的工作。在1943年2月28日，盖世太保关闭了该局，施塔尔消失在了特莱西恩施塔特隔离区[2]，而韦尔特林格尔夫妇被命令搬到赖尼肯多夫区（Reinickendorf）一处由60个家庭组成的“犹太人之家”。韦尔特林格尔夫妇在赖尼肯多夫区的“家”中待到太阳落山后，把衣服上的“大卫之星”标记摘下，然后迅速消失在黑夜里。从那以后，他们就一直与默林一家住在一起。

在两年的时间里，韦尔特林格尔夫妇的外部世界就是一片被大楼框住的天空，外加一棵长在阴暗院子里的树。套间的厨房窗户已然成了他们禁锢生活之中的一本日历。“栗子树披上了银装，这已经是第二回了，”玛格丽特对她的丈夫感叹着，“树叶变黄了两次，但现在它又再次开了花。”她绝望了，他们是不是还要再躲上一年呢？玛格丽特告诉她的丈夫：“也许，我们真的被上帝抛弃了。”

西格蒙德安慰她，他们必须为了很多事情而坚强地活下去，比如，为了他们那一双儿女。西格蒙德安排他们在1938年逃到英格兰，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们。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女儿已经是17岁的大姑娘，儿子也应该变成了15岁的俊朗少年。一定要活着见到他们！为了给妻子鼓劲，西格蒙德打开《圣经》，翻到诗篇第91章，轻缓地念着：“虽有千人扑倒在你左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他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等待。西格蒙德坚定地对妻子说：“上帝与我们同在。相信我，纳粹就要完蛋了！”

在过去的一年里，有4 000多名犹太人在柏林街头被盖世太保逮捕。他们很多人是因为再也无法忍受被禁锢在黑暗中的生活，宁可铤而走险，也要来到大街上晒晒太阳，看一下奢望中的白天和城市。

20岁的汉斯·罗森塔尔（Hans Rosenthal）仍然躲藏在利希滕贝格区，一心要坚持下去。他在一个不到1.8米长、1.5米宽的小隔间里待了26个月，实际上那只是一个小小的工具棚，搭在汉斯母亲的一个老朋友家的后墙边。到目前为止，罗森塔尔的生存环境非常险恶，他的父母早已不在人世，而他本人在16岁的时候就被扔进了劳动营。1943年3月，他逃跑了，在没有身份证件的情况下坐火车到了柏林，寄居在他母亲的朋友家里避难。那个小牢房式的藏身处没有水也没有电，一个老式的便盆是唯一可用的如厕设施。他在晚上空袭的时候倒便盆，因为只有那时他才敢离开藏身处。除了一张窄窄的长沙发之外，隔间里一无所有，不过汉斯却拥有一本《圣经》、一台小收音机，墙上还有一张仔细做了标记的地图。尽管他对西方盟军抱有极大的希望，不过在他看来，似乎苏联人会抢先攻占柏林。这让他忧心忡忡，即使这意味着他将会被放出来。不过，他安慰自己说：“我是犹太人，我既然可以逃出纳粹的魔爪，也同样可以从苏联的劫难中生还。”

在同一个行政区的卡尔斯霍斯特（Karlshorst），躲藏在地下室的约阿希姆·利普希茨（Joachim Lipschitz）生活在奥托·克吕格尔（Otto Krüger）的保护之下。总的看来，克吕格尔家的地下室里是安静的，但有时约阿希姆认为自己听见了远处传来的苏联红军的隆隆炮声，那声音就像不耐烦的观众戴着手套鼓掌一样，柔和低沉。他自己也承认，这只是自己的臆想——苏联人其实还在很遥远的地方。不过，他曾领教过红军的持续炮击，约阿希姆曾在德国国防军中服役，1941年来到东线作战，并在战斗中失去了一条胳膊。但为德国服役的经历并没有让他逃过纳粹的迫害——他是一个犹太人医生和一个非犹太人母亲的儿子，是“半犹太人”。1944年4月，他被纳粹当局挑选出来准备关入集中营，从那时起至今，他就一直处于东躲西藏的状态。

27岁的约阿希姆想知道，当高潮临近之时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每天晚上，克吕格尔的长女埃莉诺（Eleanore）都会来到地下室，和他一起讨论形势。从1942年以来，他们就是一对恋人了，但埃莉诺没有保住这个秘密，结果失去进入大学深造的机会——因为她在和一个“劣等”人交往。现在他们渴望能够结婚。埃莉诺确信纳粹在军事上已经完蛋了，崩溃很快就会到来。约阿希姆却不这么想：德国人将会血战到底，柏林注定会成为一处战场——也许是另一个凡尔登[3]。至于谁将攻占这座城市，他们之间出现了分歧：约阿希姆估计是苏联人，而埃莉诺则认为是英国人和美国人。不过约阿希姆认为，他们应该为可能出现的任何结果做好准备，因而埃莉诺在学习英语，约阿希姆则在钻研俄语。

在等待柏林陷落的人中，没有人比莱奥·施特恩费尔德（Leo Sternfeld）、他的妻子阿格内斯（Agnes）以及他们23岁的女儿安娜玛丽（Annemarie）更为苦恼了。施特恩费尔德一家并没有躲藏，因为他们家是新教徒，但莱奥的母亲是犹太人，所以他被纳粹划归为半个犹太人。结果，在整个战争期间，莱奥和他的家人都被恐惧折磨得坐卧不安。盖世太保如同猫耍老鼠一样戏耍他们，尽管他们现在还有人身自由，但随时有可能遭受牢狱之灾。

战火越是临近，危险就越大，莱奥一直努力为妻女打气鼓劲。头天晚上，一颗炸弹把附近的邮局夷为平地，但莱奥居然还能以此来打趣。“你再也不用走那么远去取邮件了，”他告诉妻子，“邮局就躺在台阶上。”

莱奥原本是个商人，现在却在盖世太保的淫威下干起了收垃圾的活。3月的这个清晨，当莱奥离开位于滕佩尔霍夫区的家时，他知道由于自己一再推迟制订计划，现在再做打算已经为时太晚了。他们无法逃离柏林，也没有时间躲藏起来，如果柏林还能坚持几个礼拜，就等于宣告了他们的死刑。已有人向莱奥透了底，盖世太保计划在5月19日逮捕所有拥有犹太血统的人，哪怕只有一滴血也不放过。

英军第2集团军指挥部远在德国西部靠近荷兰边境的瓦尔贝克（Walbeck），集团军医务部长休·卢埃林·格林·休斯（Hugh Llewellyn Glyn Hughes）准将，试图就未来几周内他可能遭遇到的一些医疗卫生问题做出评估——他很担心，当大军抵达柏林时，城内会爆发大范围的斑疹伤寒。

他的助手们曾忧心忡忡地汇报说，已经有一些难民在各处穿越了战线，他们身上携带着各种各样的传染病。和盟军前线的其他医生一样，休斯准将正在仔细地关注事态发展，要是出现一种严重的传染病，那就可能造成一场灾难。他用力拉扯着自己的胡子，不知道当涓涓细流变成滔滔洪水时，自己应该怎样应付那些难民，况且，还有成千上万被解放的盟军战俘。当他们到达柏林的时候会发现什么，可能只有上帝才知道。

准将还关心另外一个相关的问题：集中营和劳动营。与之相关的一些消息，是通过中立国传来的，但谁也不知道二者是如何运转的，其中关押了多少人，状况如何。现在看来，英军第2集团军将会是占领集中营的首支军队，他的桌子上有份报告，说汉诺威北部有一个集中营，就位于部队的推进路线上，除此以外几乎没有与之相关的任何信息。休斯准将不知道他们将会发现什么，他希望德国人在医疗问题上也表现出他们通常具有的那种彻底性，把健康卫生状况保持在可控状态。他以前从未听说过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叫贝尔森（Belsen）。

[1] 犹太人幸存者的估计数字来自柏林市政府的统计资料，该资料是由柏林自由大学的沃尔夫冈·舍夫勒（Wolfgang Scheffler）博士统计的。有一些犹太人专家对此提出了异议——其中就有西格蒙德·韦尔特林格尔，他是战后政府的犹太人事务委员会主席，他把幸存者的人数定为只有1 400人。舍夫勒博士说明，除了那些处于秘密状态的人之外，起码还有5 100名犹太人与基督徒结婚，在所谓的合法状态下在该城生活。但那充其量只是一种梦魇般的不确定状态，因为那些犹太人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们何时会被捕。今天，有6 000名犹太人住在柏林——这只相当于1933年该城160 564名犹太人口的一小部分，希特勒就是在1933年上台的。谁也无法确切知道，在那个数字当中有多少犹太柏林人是离开了该市，移民离开了德国，或者是被驱逐出境，又或是在集中营里被消灭了。——原注

[2] 特莱西恩施塔特（Therescienstadt），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波希米亚地区北部市镇，1941—1945年间纳粹德国用作关押犹太人的隔离区，先后共关押14万人，33 000人死于该地，19 000人从这里转往瑞典或瑞士而生还。约88 000人被运往各死亡灭绝营，其中仅3 000人在战争结束时生还。

[3] 凡尔登（Verdun），法国东北部城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德两军曾在此激战，这场战役伤亡之大留下了“绞肉机”的外号。

5

赫尔穆特·科茨（Helmuth Cords）上尉是一名东线老兵，曾因作战勇敢而获得“铁十字”勋章，但他现在的身份是一名被关押在柏林监牢中的囚犯，很可能活不到亲眼见证战争结局的那一天了。科茨上尉是一群精英分子中的一员，是反希特勒密谋集团7 000名德国人当中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这群人因为与1944年7月20日企图刺杀希特勒的事件有牵连，在8个月前被逮捕。希特勒凶残无度地进行了报复：几乎有5 000名涉嫌参与者被处决，不论有罪或无辜，皆难以幸免；一个个家庭遭受牵连而毁灭，甚至就连密谋者的远亲也被逮捕，而且往往被即刻处决。希特勒曾怒吼道：“叛徒必须像牲畜一样被吊死！”结果密谋集团的主要成员被以一种极其残忍的方式剥夺了生命，他们被挂在钩子上的钢琴丝而不是绳子活活绞死。

莱尔特街监狱B监区里，一大群涉嫌密谋者正在其中等待着。他们当中既有保守派，也有共产党；有军官、前政治人物，也有医生、大学教授、作家和神职人员，还包括普通工人和农民。有些人并不知道他们被囚禁的原因，因为他们从没有被正式起诉过；有些人受到了审判，正在等候着审判再次降临；有些人实际上已被证明是无辜的，但仍然被关在牢房里；还有的人已经走完了虚假的审判流程，然后被匆匆宣判，现在正等待着被执行死刑。没有人能够确切知道B监区到底关押着多少囚犯——有人认为有200个，其他人认为不到100个。无从知道正确数字，因为每天都有犯人被带出去，然后就彻底消失了。这全都源于盖世太保头子、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兼警察中将海因里希·米勒（Heinrich Müller）一时的心血来潮。被监禁的人根本不指望他能大发慈悲。所有人都认为，哪怕盟军已经打到了监狱大门口，米勒仍会继续屠杀这些囚犯。

科茨就是无辜者之一。1944年7月，他是驻本德勒街的预备军司令部的一名下级军官，直属上级正是有着伯爵头衔的预备军参谋长，37岁的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Claus Schenk Graf von Stauffenberg）上校。但这位只有一条胳膊，左眼蒙着黑眼罩仍相貌堂堂的上校是7月20日密谋的关键人物，他自告奋勇去刺杀希特勒。

在位于东普鲁士拉斯滕堡（Rastenburg，今波兰肯琴）代号“狼穴”的元首大本营里，冯·施陶芬贝格利用希特勒举行的冗长的军事会议，把一个装有定时炸弹的公文包放在了希特勒身旁的长地图桌下。冯·施陶芬贝格随后溜出了房间，动身返回柏林。几分钟后炸弹发出了骇人巨响，但不可思议的是希特勒竟在爆炸中幸免于难。几个小时以后，柏林的冯·施陶芬贝格没有受到正式审判，便在本德勒街的预备军司令部院子里被枪决，同时遇难的还有参加密谋的另外3名关键人物[1]。每个与之有关的人，甚至连他的远亲都被逮捕了——包括赫尔穆特·科茨。

科茨的未婚妻尤塔·佐尔格（Jutta Sorge）是德国前总理兼外交大臣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的孙女，她也被捕入狱了，同样被捕的还有她的父母。包括赫尔穆特·科茨在内的所有人，自从被捕之后就一直未经审讯，只是关押着。

赫伯特·科斯奈伊（Herbert Kosney）下士也被关在同一座大楼里，对于7月20日的密谋，他知道的甚至比科茨还要少。不过，科斯奈伊是无意中被牵连的。他是共产党抵抗组织的成员，对暗杀事件的参与仅仅是把一个身份不明的人从利希特费尔德（Lichterfelde）送到了万塞（Wannsee）。

尽管赫伯特并不是共产党员，但从1940年开始，他就一直是各种红色地下组织的外围成员，后来他居然还被征入德军，成为一名普通士兵在前线作战。1942年11月，赫伯特回到柏林休假，他的哥哥库尔特——自1931年起就加入了共产党——用激烈的手段阻止他返回前线。库尔特用一支步枪打断了赫伯特的胳膊，将他送去了一家军队医院，解释说自己发现这名受伤的士兵躺在一条沟里。

这个花招见效了，赫伯特从此远离了前线，被安置在驻柏林的一个预备营里，每隔3个月就从阿尔贝特·奥尔贝茨（Albert Olbertz）医生那里获得一份新的医疗证明，这份证明使得他能一直从事“轻闲的勤务”。碰巧的是，奥尔贝茨医生也是一名共产党抵抗小组的成员。

正是奥尔贝茨连累了赫伯特，令其被捕入狱。在试图暗杀希特勒的行动失败几天以后，奥尔贝茨让赫伯特和他一起做一项紧急运送工作，他们乘坐的军用救护车带上了一个赫伯特完全陌生的人——他是盖世太保的高级军官，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兼警察中将、刑事警察总监阿图尔·内贝（Artur Nebe），此时正遭到追捕。过了一段时间，内贝被逮捕了，奥尔贝茨和赫伯特也被抓住了。奥尔贝茨当即自杀，内贝没多久就被绞死，赫伯特也上了死亡黑名单，被民事法庭判了死罪。不过，由于他仍然是个国防军军人，因此必须经过军事法庭的再次审判。赫伯特知道，这仅仅是走个形式而已——在盖世太保头子米勒的眼中，形式不值一提。当赫伯特·科斯奈伊从牢房窗子朝外眺望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惨遭毒手。

就在不远处，另一个人坐在那里，不清楚未来有什么在等着他——他是赫伯特的哥哥库尔特·科斯奈伊。盖世太保反复审讯他，但到目前为止他对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一个字也没说，更没有暴露会牵连到弟弟的任何事情。他为赫伯特担忧，弟弟会遭遇什么呢？他被带到哪里去了呢？其实，兄弟之间只隔着几间牢房，但不论是库尔特还是赫伯特都对此一无所知。

另外一群囚犯尽管没有遭受牢狱之灾，但他们却被留在了柏林。这些背井离乡的人与无数人一样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快点获得自由，谁把他们放出去都行。这些人是做苦工的奴隶——来自纳粹所占领的几乎每个国家的男女劳工，有从东欧地区抓来的苏联人、波兰人、捷克斯洛伐克人、南斯拉夫人，也有从北欧掠来的挪威人、丹麦人、荷兰人，甚至还有来自西欧的比利时人、卢森堡人和法国人。

纳粹使用暴力抓来了将近700万人——几乎等于纽约市的人口总数——让他们在德国人的家庭和企业里干活。有些国家的人口几乎已经被榨干：有50万人来自面积不大的荷兰（荷兰的人口总数是1 095.6万人），6 000人来自袖珍国卢森堡（卢森堡的人口总数是29.6万人）。外国劳工在柏林从事着每种可以想象得到的工作：许多纳粹高层人士家里都用苏联女孩充当家仆；从事和战争有关工作的建筑师们，会用年轻的外国制图员做他们的办公室人员；重工业里充斥着这些被抓来的人，干着电工、炼钢工、制模工、技工和无须特殊技能的工作；煤气、自来水和运输公司“雇用了”额外的数千人，但事实上并不发工资。甚至在本德勒街的德国预备军司令部，也有外国劳工的身影，法国人雷蒙德·勒加蒂热（Raymond Legathiére）就受雇在那里全天工作，在窗玻璃被炸弹炸碎后立即换上新的。

柏林的人力形势变得非常严峻，纳粹便公然把《日内瓦公约》抛诸脑后，让战俘像外国劳工那样从事至关重要的与战争有关的工作。由于苏联并不是《日内瓦公约》的签约国，所以德国人认为可以随意使用苏联战俘。目前，战俘和外国劳工别无二致。由于条件日益恶化，战俘们被用来修筑防空掩体，帮助重建遭受轰炸的部队营房，甚至在发电厂里为锅炉铲煤。现在，这两群人之间的唯一区别就是外国劳工的自由要多一些，不过这也得根据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而定。

外国劳工住的“城市”仅仅是由一些木制的营房式建筑构成的，要么在工厂边上，要么干脆就在工厂里面。他们在社区食堂填饱肚子，佩戴着表明自己身份的特别徽章。有部分企业没有按照纳粹当局的规定办事，宽容地允许他们的外国劳工住在厂区以外的柏林城内。许多人甚至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城市里行动，去看电影或者去其他娱乐场所放松，只要他们遵守严格的宵禁令就行[2]。

有些看守或警卫已经感到德国失败只是时间问题，厄运将降临在德国人的头上，所以对待劳工们的态度有所缓和，许多外国劳工——有时甚至是战俘——发现，他们偶尔能够逃掉一天的劳动。有一名看守负责25个法国人，他们每天乘坐地铁到城里去干活，这名看守是个软心肠，后来干脆就不再费心清点走出车厢的战俘人数。他并不在乎究竟有多少人在路途中“丢失”了，只要一到18点，每个人都能来到波茨坦广场的地铁站集合，然后返回营地就可以了。

但并非所有的外国劳工都如此幸运，成千上万人的活动遭到了严格限制，根本没有自由可言。在城市经营的或者是政府设立的工厂里，情况皆如此。在柏林南部马林费尔德（Marienfeld）的煤气服务公司，那里的法国工人就没有什么优待，与在私人工厂里干活的工人相比，他们的伙食相当糟糕。不过，这些人的情况仍然要比苏联同行好。有个叫安德烈·布尔多（André Bourdeau）的法国人在日记中写道，看守头子费斯勒“从来都不送任何人去集中营”，而且在一个星期天，为了让劳工们补充食物甚至“允许我们到地里拣几个马铃薯”。布尔多为自己不是来自东方的苏联人而感到庆幸。他写道，苏联人住的院子里“拥挤得可怕，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全都挤在一起……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的食物根本就不像人吃的”。不过，在一些私人开办的工厂里，苏联劳工的处境稍微好一些，起码在伙食上，他们与西方劳工是差不多的。

奇怪的是，全柏林的西方劳工都注意到，苏联人身上有一种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的变化。在位于夏洛滕堡区的舍林制药和化学股份公司里，人们以为随着战争的推进那些苏联人应该高兴和骄傲才是；可与此相反，他们看上去异常沮丧。来自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女工，似乎对于城市可能被他们的同胞攻陷而感到特别不安。

两三年以前，当她们来到这里的时候，这些女人穿的是简单朴素的农民服装。渐渐地，她们产生了变化，开始考究自己的服装和举止，许多人开始第一次使用化妆品。苏联姑娘们模仿着身边的法国或者德国女人，从发型到服饰都有了可观的变化。现在，很多人注意到，这些苏联姑娘几乎在一夜之间又回归到农民的装束了。许多劳工认为，她们预见自己会因为太过西方化而遭到苏军的报复与惩罚——即使她们当年是从苏联强征而来的，在德国生活也并非自己的本意。

整个柏林城内的西方劳工士气高涨。位于鲁勒本（Ruhleben）的阿尔克特工厂坦克生产线上有2 500名法国、比利时、波兰和荷兰人，除了德国看守之外，那里的每个人都在为未来做着规划。法国工人尤其兴奋，一到晚上就谈论起将来踏上法国的土地后要享用的法国大餐，他们还唱起了流行歌曲，莫里斯·舍瓦利耶的《我就是我》（Ma Pomme）和《繁荣昌盛》（Prospère）是他们的最爱。

20岁的让·布坦（Jean Bouting）是一位来自巴黎的技工，他为自己的行为加速了德国人的垮台而格外感到快活。几年来，布坦和一些荷兰工人一直在破坏坦克的零部件生产。德国工段长一再威胁说要把破坏分子送到集中营去，但因为人力短缺，他从来也没有这样做过——几乎整座工厂都完全依赖外国劳工维持。让·布坦认为，这种形势很有意思。比如，他所制作的每个滚珠轴承部件都应该在54分钟之内完成，但他却磨起了洋工，想尽一切办法把工期拖到一天，搞出的部件还都是问题产品。在阿尔克特工厂，被强迫劳动的工人们坚信：他们悄悄逃过工段长的耳目而交出的每一个报废零件，都使胜利和柏林的陷落更近了一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被抓住。

[1] 这3人是预备军副总司令弗里德里希·奥尔布里希特步兵上将、默茨·冯·奎恩海姆上校和维尔纳·冯·黑夫滕中尉。

[2] 还有另外一种劳工——外国志愿工人。数以千计的欧洲人——有些是纳粹的同情者，有些人认为他们是在与布尔什维克主义进行战斗，而绝大多数人则是愤世嫉俗的机会主义分子——他们对德国报纸上的广告做出了响应，那些广告提供了帝国内的高报酬工作。这些人获准可以自由地住在雇佣地点附近。——原注

6

不可避免的是，尽管不断地遭到轰炸，尽管在奥得河畔出现了苏联红军的身影，尽管随着盟军从东线和西线的进逼德国本身正在缩小，但仍然有一些人顽固地拒绝考虑即将到来的灾祸。他们就是狂热的纳粹分子，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似乎都接受了正在经历的磨难，把它看作是一种炼狱——看作是他们对纳粹主义及其目标献身的一种锻炼和升华。一旦他们展现出自己的忠诚，一切就都会好起来的，他们坚信柏林会永远屹立，第三帝国获得胜利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纳粹分子在这座城市的生活中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柏林人从来就没有完全接受希特勒和他的狂热宣传。就见解而言，他们久经世故见多识广，国内的国外的什么没见过。事实上，柏林人十分刻薄幽默，奉行政治犬儒主义，对元首及其鼓吹的新秩序更是完全不感兴趣，这一切都让纳粹党长期以来头痛万分。每当在柏林举行火炬游行或者其他纳粹集会活动，以此来吸引世人注意的时候，当局都要从慕尼黑运来几千名冲锋队员壮大游行者的人群。“在新闻片里他们比我们好看，”柏林人口出妙言道，“他们的脚也大一些！”

尽管希特勒可以做出努力，但他却永远也无法赢得柏林人的心。早在城市被盟军的炸弹炸毁以前，又恼又怒的希特勒就已经计划按照纳粹的形象来打造一个新柏林。他甚至打算把城市的名字改为“日耳曼尼亚”（Germania）[1]，因为他永远也不会忘记在20世纪30年代的每一次自由选举中，柏林人都没有把票投给他。在1932年的那次关键性投票中，希特勒乐观地认为他能让兴登堡[2]下台，可在柏林，他却收获了最低的得票率——只有23%。现在，市民中的狂热分子决心要让柏林——这个在德国中最不纳粹化的城市——成为纳粹主义的最后一个要塞，尽管他们在人数上相对是少数，却仍然控制着整座城市。

成千上万的青少年是狂热分子中的主力军。他们这代人中的大多数都只知道一个上帝——那就是希特勒。从童年开始，他们就被灌输了满脑子的民族社会主义目标和思想，更多的人接受了从使用步枪到类似反坦克火箭筒那样的“铁拳”反坦克榴弹发射器的训练，以捍卫这项事业，使之永存。克劳斯·屈斯特（Klaus Küster）就是这个青少年群体的典型人物，他是“希特勒青年团”[3]团员（柏林有1 000多名希特勒青年团团员），他的拿手好戏就是在50米以内的距离击毁坦克，而他还不到16岁。

最富有献身精神的人就是如同机器人一样坚决执行命令的党卫队员（包括武装党卫军的军人）[4]，他们坚信纳粹能获得最终胜利，并且完全忠于希特勒。在其他德国人看来，他们的精神状态是完全不可理喻的。他们是如此狂热，这种狂热有时看来甚至已经渗透进潜意识里了。沙里泰医院的费迪南德·绍尔布鲁赫医生，在为刚从奥得河前线送来的一位受了重伤打了麻药的党卫军士兵做手术时，被眼前的突发事件惊呆了。在安静的手术室里，处于深度麻醉状态中的党卫军士兵开始小声但却异常清晰地反复说道：“希特勒万岁！……希特勒万岁！……希特勒万岁！”

尽管这些人是真正的极端分子，但也有成千上万的平民选择与他们同流合污，有些人甚至拙劣地模仿着自由世界眼里的那种纳粹狂热分子的模样。47岁的戈特哈德·卡尔（Gotthard Carl）就是其中一个丑角。尽管戈特哈德不过是临时在德国空军里当会计的卑微文员，但他每天却身着漂亮的蓝色空军军服上班，那种自豪傲慢的样子俨然自己就是一名王牌战斗机飞行员。当他在傍晚时分走进自家公寓时，他的两只脚后跟会“咔嚓”一声并在一起，然后猛地向前伸出右臂，声嘶力竭地呐喊“希特勒万岁”，这样的表演持续了数年。

他的妻子格尔达已经对丈夫的法西斯狂热感到彻底厌倦了，但她又忧心忡忡，急切地希望和丈夫讨论一下有关未来如何生存下去的计划。她指出，苏联军队正在逼近柏林……还没等她吐出下一句话，戈特哈德当即打断了她。“谣言！”他大为光火地吼道，“谣言！全是敌人故意散布的恶毒诅咒！”在戈特哈德迷失了方向的纳粹世界里，一切都顺风顺水，希特勒的胜利是必然的，苏联人也并没有兵临柏林城下。

此外，还有那些满怀热情又容易受影响的人——这些人也从未考虑过失败的可能性，在德国海军总司令部供职的埃尔娜·舒尔策（Erna Schultze）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员。这位41岁的妇女刚刚实现了生活中的“远大”抱负，被任命为一位海军上将的秘书。今天是她担任该职务的第一天。

海军总司令部的建筑没怎么装修过，猛烈轰炸在过去的48小时里一直笼罩在其头上。不过，灰尘和瓦砾并没有让埃尔娜紧张，刚刚放在她桌子上的命令也没有使她心烦意乱——这份命令提道，所有的绝密文件都要焚毁。但就在快要下班的时候，对新工作兴奋不已的埃尔娜却被领导告知：她和别的雇员要放“无限期长假”，她们的工资将通过邮局寄发。这无异于给这位中年妇女的头上浇了一盆冷水。

但埃尔娜仍毫不动摇，她对纳粹的信念如此强烈，以至于当官方公报承认战事不利时，埃尔娜都拒不相信。她坚称，整个柏林的士气仍然高昂，帝国获胜只是时间问题；甚至在埃尔娜离开大楼时，她还乐观地相信，要不了几天，海军总司令部就会重新让她回去工作。

还有一些人的信念非常坚定，他们与等级森严的纳粹组织高层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因而对战争或者战争的结局没有任何想法。简而言之，他们被特权地位的气氛和诱惑力彻底迷住了，在这样虚幻的白日梦中，他们不仅感到自己是安全的，还愚昧地继续忠于希特勒，认为自己受着他的完全护佑。克特·赖斯·霍伊泽尔曼（Käthe Reiss Heusermann）就是这样一个人，她长着一双迷人的蓝眼睛。

在选帝侯大街213号，35岁的克特正专心致志地工作着，金发碧眼、性情活泼的她是纳粹领导人的首席牙医胡戈·约翰尼斯·布拉施克（Hugo Johannes Blaschke）教授的助手。布拉施克由于自1934年以来一直为希特勒及其近臣服务，因而被授予党卫队旅队长的军衔，负责柏林党卫队医疗中心的牙科。布拉施克是一个忠诚的纳粹分子，他成功地利用自己与希特勒的关系，成了柏林势力最大也是牟利最多的私人医师。现在他打算再赌上一把。与克特不同，他已经清楚地看到纳粹政权崩溃的不祥之兆，早就做好了打算，时机成熟后就尽早逃离柏林。倘若他留下来的话，他的党卫队军衔和地位会令他非常尴尬：一旦自己落入苏军的手里，今天的显赫完全可能成为明天的灾祸。

克特并没有关注战争形势，因为她实在太忙，从一大早忙到深夜，出入各个诊所、指挥部，或者布拉施克位于选帝侯大街的私人诊所，给他当助手。克特既有能力又有人缘，受到纳粹精英们的完全信任，基本上希特勒的所有随从她都护理过——有一次，她还得到了护理元首本人的殊荣。

那个时刻是她事业的巅峰。1944年11月，她和布拉施克被急召到位于东普鲁士拉斯滕堡的元首大本营，在那里他们发现希特勒正处于剧痛之中。“他的脸，尤其是右颊肿得厉害，”她后来回忆道，“他的牙齿糟糕透顶。他总共有3个假牙上的齿桥，上牙只剩下8颗，甚至连这8颗牙也用黄金镶补着。一个齿桥完成了镶补上牙的工作，用现存的牙齿牢牢固定住，其中的一颗牙，也就是右边的智齿，被严重感染。”

布拉施克看了看那颗牙，他告诉希特勒得把那颗牙齿拔出来，已经没有办法保留那颗牙了。布拉施克进一步解释说，他得拔掉两颗牙——齿桥后面的那颗假牙以及旁边那颗受到感染的牙齿，这就意味着要在假牙前面的瓷制和金制的齿桥中钻个孔，这个过程需要做大量钻孔和锯开的工作。接下来，在最后拔出坏牙之后，他要花几天时间再造一个全新的齿桥，或者把旧的齿桥再次固定。

布拉施克对做这个手术感到精神紧张：手术过程是复杂的，而且谁也不知道希特勒会有什么举动。更麻烦的是元首不喜欢麻醉，克特记得希特勒告诉布拉施克，他只接受“最小剂量的麻醉”。不论是布拉施克还是克特，他们都知道希特勒将会经受难以忍受的痛苦；除此之外，手术过程可能持续30～45分钟的时间，但对此他们无计可施。

布拉施克给希特勒的上颚打了一针，手术随即开始。克特站在元首的身旁，用一只手朝后拉着他的面颊，另一只手举着面镜子。布拉施克手中的钻头在刺耳声中迅速钻进齿桥，随后他换下钻头开始锯了起来。希特勒一动不动地坐着——“就像冻僵了一样”，她回忆道。最后，布拉施克把那颗牙清理干净，迅速拔了出来。克特后来说道：“在整个过程中，元首既没有动，也没有说一句话。那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表现，我们无法理解，他怎么受得了那种钻心的疼痛。”

那是5个月以前的事情了，但直到现在，元首那个悬垂的齿桥并没有接受后续的治疗。在希特勒的核心圈子以外，几乎没有人知道手术的详情。那些为元首工作的人遵循着一个基本原则：有关他的一切，尤其是他的疾病，都是绝密。

克特善于保守秘密。例如，她十分清楚布拉施克正在为帝国公认但尚未成婚的第一夫人特制一副假牙。布拉施克打算在她下一次来柏林时把金齿桥安上去，希特勒的情妇——埃娃·布劳恩，肯定需要它。

最后，克特还知道一个最为严格保守的秘密——希特勒的确切位置。因为她的责任就是，不论元首到哪里去，她都要亦步亦趋地送去一整套牙医工具。除此之外，她还在为希特勒4位秘书中的一位，准备一个带有金齿冠的新齿桥——她便是五短身材、45岁的约翰娜·沃尔夫（Johanna Wolf）。不久后，克特就要在总理府的手术室里，把新齿桥给沃尔夫装上去。在过去的9个星期里，她几乎每天都来往于布拉施克的诊所和总理府之间，自1月16日以来，阿道夫·希特勒就一直居住在那里。

随着春天的夜幕降临城市，柏林呈现出一派荒凉的悲惨景象。这个已经沦为废墟的庞然大物，如同瘫痪的幽灵一般易受攻击，它在苍白的月光中伸展着躯体，为夜间行动的敌人提供了一个再明显不过的打击对象。在地底下，柏林人静静地等待着轰炸机群的光临，不知等到清晨降临时分，他们当中有谁还会继续活着。

21点，英国皇家空军的“兰开斯特”们如期而至，防空警报在24小时内第四次哀号着嗡鸣起来，柏林遭遇的第317次空袭就这样开始了。在位于霍亨索伦路的卫戍司令部里，赫尔穆特·雷曼（Hellmuth Reymann）中将[5]正在桌子边按部就班地埋头工作，对高射炮火和炸弹的爆炸声充耳不闻，他正在为赢得时间而拼死战斗——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可供浪费了。

仅仅在16天以前，电话铃声在雷曼位于德累斯顿的家中响起，那是希特勒的首席副官威廉·埃马努埃尔·布格多夫（Wilhelm Emanuel Burgdorf）步兵上将打来的。布格多夫用略显苍老的声音对他说道：“元首任命你为德累斯顿城防司令。”

一开始雷曼甚至都不知道说啥好，这座建于16世纪的萨克森州首府，拥有童话般的尖塔、城堡和铺着鹅卵石的街道，但这些美丽只是昨日的美好回忆罢了，因为整座城市已经基本上在3次大规模空袭中被完全毁灭了。雷曼因此感到心痛欲绝，他发了脾气，对着话筒吼道：“告诉他，这里除了瓦砾之外没什么好保卫的！”然后“啪”的一声把电话挂断。

他愤怒的话语是一种不顾一切的放肆。但一个小时以后，布格多夫再次打来了电话，他说：“元首重新任命你为柏林卫戍司令。”

雷曼于3月6日上任，只用了几个小时他就有了惊人的发现。尽管希特勒宣布柏林是一座要塞（Festung）城市，但防御工事只存在于元首的想象之中。这座城市在防御敌人即将发起的进攻上什么都没有做：没有计划，没有防御工事，实际上连防御部队都没有——一切都是空白。更糟糕的是，当局没有为城内的居民准备给养，而且撤离妇幼和老人的计划也根本不存在。

现在雷曼是在24小时连轴转，忙乱地试图理清当前混乱的局面。他遇到的问题非常棘手：从哪里能搞到守卫城市的部队、枪炮、弹药和装备？从哪里能搞到修建防御工事的工兵、机械和所需材料？是否允许他把妇幼和老人撤出城市？如果不允许的话，那么当围城战开始之时，又如何给他们提供食物并保护他们？他的脑海里一再闪现那个大问题：时间——还剩下多少时间？

甚至得到高级军官们的协助更成为一种奢望，时至今日，上级仅仅在最后关头才给雷曼指派了参谋长：汉斯·雷菲尔（Hans Refior）上校。这位干练得力的上校几个小时以前刚到柏林，首都的混乱局面让他大吃一惊。几天以前，他在图片杂志《帝国》（Das Reich）里看到了一篇文章，声称柏林固若金汤。他对其中的一句话记忆犹新：“有着环形筑垒阵地的柏林，到处布满了防御工事。”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这些工事一定进行了“绝妙的伪装”，因为雷菲尔压根就没能找到几处工事。

多年的职业军人生涯后，有着一头灰发的雷曼从来就没有想到，53岁的自己要面对这样一个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不仅要迎头而上，还得为每个问题找到——而且是迅速地找到答案。拯救柏林是可能的吗？雷曼决心拼尽全力。军事史上类似的战例不胜枚举，当时失败似乎已不可避免，然而最终却柳暗花明，胜利最终还是到来了。他想到了维也纳。这座城市曾在1683年成功地挡住了土耳其人的猛攻；他还想到了奥古斯特·威廉·冯·格奈森瑙元帅[6]，他是格布哈特·莱贝雷希特·布吕歇尔元帅[7]的参谋长，曾于1806年成功地守住了科尔贝格要塞。当然，这样的比较是相形见绌的，但也许给予了他们某种希望。然而，雷曼知道，这一切都将依赖于坚守奥得河防线的德军部队，依赖于指挥这些部队的将领。

那些大人物都不在了，隆美尔、冯·伦德施泰特、冯·克卢格、冯·曼施泰因……这些曾家喻户晓、立下赫赫战功的名将们如今已全部销声匿迹，他们要么死了，要么被打入冷宫，要么不得不隐退。现在，这个国家和军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名一流的军人——另一个富于创造力和干劲的隆美尔，另一个严谨到一丝不苟的冯·伦德施泰特。柏林的安全，或许连德国是否能作为一个国家而继续存在，都将有赖于此。可是那个人，现在又在何方呢？

[1] 希特勒以此命名的理由是“日耳曼尼亚”作为所有日耳曼人的中心，无论日耳曼人身处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只要一听到这名字，就能激发他们心中的民族自豪感。

[2] 保罗·路德维希·冯·兴登堡（Paul Ludwig Hans Anton von Beneckendorff und von Hindenburg，1847—1934），陆军元帅，1925—1934年间任德国总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击溃俄军，后任总参谋长，总统任内支持保皇派和法西斯组织，授命希特勒为总理。

[3] 希特勒青年团（Hitler Youth），1924年纳粹党建立的大德意志青年运动（Grossdeutsche Jugendbewegung）演变成了“德意志劳动青年的希特勒青年团”（Hitler Jugend Bund der deutschen Arbeiterjugend），1933年在合并了德国的各类青少年组织后正式更名为希特勒青年团，1936年12月成为德国法定的青少年必须加入的组织。该组织训练青少年使用武器，学习军事策略，并加强身体能力和灌输反犹太主义，将德国的青少年变成了可以执行战斗任务的辅助部队。

[4] 希姆莱的党卫队系统庞大而复杂，为了以示区分，按照国防军编制直接上战场作战的部队被称为武装党卫军（简称党卫军），其他系统的单位统称为党卫队。

[5] 原文中雷曼的军衔写的是少将，可他在1943年4月1日就晋升中将了。

[6] 格奈森瑙（August Wilhelm Antonius Graf Neidhardt von Gneisenau Graf von Gneisenau，1760—1831）伯爵，普鲁士陆军元帅，普鲁士军事改革和第六次反法同盟战争中的重要人物。他曾与沙恩霍斯特中将一起在普鲁士进行军事改革，组建正在形成中的总参谋部，实行征兵制，对普鲁士和德国的军事制度产生巨大影响。1806年，他成功地率部抗击法军，保卫了科尔贝格要塞。

[7] 布吕歇尔（Gebhard Leberecht von Blücher，1742—1819），普鲁士陆军元帅，在数次重大战役中名声远扬，他积极进攻的指挥风格为他赢得了“前进元帅”的称号，并在击败拿破仑的滑铁卢大捷（1815）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第2部
将军

Part Two
The General

1

3月22日黎明，浓雾密布，天寒地冻。位于柏林南部的第96号帝国公路在挂着露珠的松树林里逶迤远去，一片片白霜在宽阔的沥青路面上隐约闪光。早春的第二日，在这个寒气逼人的清晨，公路上塞满了车辆——甚至对于处在战火之中的德国而言，如此繁忙的交通也形似虚幻的海市蜃楼。

一些重型卡车从公路上驶来，货箱里装着笨重的文件箱、文件柜、办公室设备和纸板箱，车上还高高地堆放着不少艺术品——精致的家具、装在板条箱里的铜管乐器、绘画、陶瓷制品和雕像。在一辆敞篷卡车上，一尊瞎了眼睛的尤利乌斯·恺撒胸像正在轻轻地前后摇晃着。

在卡车的长龙中，还夹杂着各种坐满人的轿车——霍希、漫游者，甚至是梅赛德斯豪华轿车，所有的车都带有银制的字标志，表明它们是纳粹党的官员用车。车队沿着第96号帝国公路继续行进，无一例外地开向南方，轿车里坐着第三帝国的纳粹党官僚们——这些纳粹中坚分子被称为“锦鸡”，拥有佩戴金质字章的特权。“锦鸡”们与他们的妻子儿女及财物一起，正在向外地转移，这些面色冷酷而阴沉的人身穿棕色制服，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未知的前方。一种令他们感到毛骨悚然的可能性正萦绕在心头，即他们可能被截住，然后送回那处他们刚刚逃离的地方——柏林。

一辆大型黑色梅赛德斯轿车却在逆潮流而动，在公路的另一侧向北方狂飙。这辆车属于德国国防军参谋部门，左挡泥板上挂着一面代表集团军群指挥官的金属旗，由黑、红、白三色方格图案构成。戈特哈德·海因里希大将穿着一件式样老旧的羊皮大衣，脖子上围着一条厚围巾，身子缩成一团坐在副驾驶座上。他正郁郁寡欢地看着车窗外的公路。和帝国的所有将领一样，他也知道这条公路。海因里希的表兄，陆军元帅卡尔·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曾刻薄地把这条路称为“der Weg zur Ewigkeit”——“通向永恒之路”。这条路曾让许多高级军官在军事上处于被遗忘的状态，因为第96号帝国公路是前往距柏林29公里的德国陆军总参谋部的直达路线，在高级将领的圈子以外，没几个德国人知道陆军总参谋部的所在。甚至连当地居民也没有意识到，经过重重伪装并深藏在林中的是希特勒德国军事神经的中枢，它就坐落在措森（Zossen）边上。这座始建于15世纪的古镇正是海因里希此行的目的地。

迎面驶来的南逃车队，政府部门正在搬迁……种种令人不安的举动正在对海因里希大将产生难以言表的影响。不过，他并没有把这个影响传染给他36岁的副官海因里希·冯·比拉（Heinrich von Bila）上尉。比拉上尉和海因里希的勤务兵巴尔岑（Balzen）一起坐在轿车的后面，在800多公里的漫长旅途中，他们之间就没说过几句话。一行人是在黎明前从匈牙利北部地区动身的，海因里希当时正在那里指挥第1装甲集团军和匈牙利第1集团军，他们先飞到靠近捷克斯洛伐克与德国边境的包岑（Bautzen），再从那里坐车继续赶路。现在，随着时间在他们身边流逝，58岁的海因里希——德国国防军的防御大师之一，正愈发接近他40年戎马生涯中的最大考验。

海因里希将在措森了解新职务的全部职责，不过他已经获悉，他要面对的不会是西方盟军，而是老对手苏联人。对海因里希而言，这样的安排有些苦涩，却最为合适：他将奉命指挥维斯瓦集团军群，把苏联军队阻挡在奥得河畔，拯救柏林。

突然间，刺耳的防空警报大声鸣响了起来。海因里希大吃一惊，猛地转过身来，回头张望他们刚刚经过的那些砖木结构的房屋。没有看到轰炸或者盟军飞机，警报器的声音仍在持续着，随着距离拉开，那令人心悸的警报声逐渐消失了。令他大吃一惊的并不是刺耳的警报声——对于轰炸他并不陌生，而是在如此深居德国腹地的一个小村庄中，竟然也有防空警报了！海因里希慢慢地转过身来。自1939年战争爆发后，他就指挥各支部队，先是在西线，1941年后又开赴苏联作战。他有两年多时间没有在德国待过，因而对总体战对大后方产生的冲击一无所知。他忽然意识到，在自己的国家里，他不过是一个外乡人。这让他感到沮丧，原先他并没有预料到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

然而对于这场战争的经历，没有多少德军将领能与他相提并论；不过换一个角度而言，也几乎没有比他名气更小的高级将领了。他并不是锐气十足的隆美尔，后者因其在北非立下的战功而被普通德国人视为名将，随后希特勒又授予他陆军元帅的元帅杖，让隆美尔成为绝佳的宣传素材。但海因里希却默默无闻得多，除了在作战命令中，你甚至都很难在公开印刷品上找到海因里希的名字，每个军人所追求的名誉和光荣，都与他无缘。作为一名在东线率部与苏联红军作战数年的战地指挥官，其职务本身就将他置于默默无闻的境地。他指挥的军事行动并没有闪电战狂飙突进带来的光荣，唯有难以忍受的撤退行动造成的绝望。他的专长是防御，在这一点上他无与伦比。海因里希是一个思维缜密、面面俱到的战略家，是一个拥有温和举止假象的指挥官，他虽然是受过旧式贵族教育的冷酷将领，但很早以前就领悟到应该用最少的兵力、付出尽可能小的代价来守住防线。他手下的一个参谋有一次评论道：“海因里希只有在空中布满敌方火力的时刻才会选择撤退——而且还要经过深思熟虑。”

对海因里希而言，这场战争就是从莫斯科郊外缓慢而又痛苦地一路撤退到喀尔巴阡山脉，他一次又一次地在近乎没有希望的阵地里抵抗着。他不屈不挠、勇敢无畏、一丝不苟，抓住了每一次机会——即使在那里只不过是多坚守一公里，多坚守一小时。他的作战风格非常凶猛，麾下的官兵们骄傲地送给他一个绰号：“Unser Giftzwerg”——“我们狠毒的小矮个”[1]。那些第一次见到他的人，往往对“狠毒”这样的描述感到困惑。海因里希身材矮小，长着一双平和的蓝眼睛，外加黄头发和干净的八字胡，乍一看更像是教师而不是将军——而且还是个衣衫褴褛的教师。

对他的副官冯·比拉来说，海因里希并没有什么大将的派头。这是件很值得关切的事情。冯·比拉老是为海因里希的外表烦恼——尤其是他的靴子和大衣。海因里希讨厌德国军官们喜欢的那种擦得锃亮、齐膝高的长筒军靴，他更喜欢鞋帮开得很低的普通靴子，然后将一战时期的那种老式皮裹腿在一边扣上。至于大衣，他倒是有几件，不过他最喜欢的一件是有点邋遢的羊皮大衣，尽管冯·比拉一再劝说，他仍拒绝把它丢弃。同样，海因里希的制服要一直穿到磨破露线为止，而且由于他信奉轻装行进，所以海因里希随身很少有超过一套制服的时候——而这“一套”，其实仅仅是指他身上的那套制服而已。

在海因里希的衣服破烂到一定程度之后，冯·比拉不得不采取主动，来为大将添置些新装。比拉有些害怕提到这个话题，因为海因里希对新衣裳没有丝毫兴趣。通常，他会采取一种小心翼翼的方式，试探性地询问海因里希：“大将阁下，我们是不是应该找点时间，量身做一套新制服？”比拉想尽一切办法避免与他的上司就这样的问题发生冲突，因为一番争论下来输家总是他自己。

海因里希放下阅读用的放大镜，看着冯·比拉温和地问道：“你真的这样认为吗，比拉？”

一时间，冯·比拉以为自己成功了。接下来这位“狠毒的小矮个”就冷冰冰地问道：“但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从那以后，冯·比拉就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个问题。

不过尽管说海因里希的外表不像将军，但是他的行为的确很像。他是一个十足的军人，而且对他所指挥的部队而言，尤其是经历了莫斯科城下的抵抗之后，他还是一个传奇式的将军。

1941年12月，希特勒对苏联发动的大规模闪击战在即将抵达莫斯科之时终止了。在冰天雪地里，125万名散落在各条战线上且衣衫单薄的德国军人陷入了地狱般的严寒中，当年的冬季来得过早，而且气温低得吓人。正当德军在冰雪中痛苦挣扎之时，已经被希特勒和他的军事专家们一笔勾销的红军部队突然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苏联人发动了全面进攻，投入了100个拥有丰富冬季作战经验的师来打击侵略者。德军被击退了，损失大得惊人。一时间，仿佛1812年拿破仑大军的可怕溃败将要重演——而且在规模上甚至更大，更为血腥。

战线必须要稳住。而海因里希需要坚守的地段情况最为棘手。1942年1月26日，他受命指挥第4集团军余部，该部坚守着直接面对莫斯科的地段，是德军战线上最为关键的所在。任何大的撤退行动，都会导致两翼部队处于危险境地，引发全线崩溃。

海因里希在一个极度严寒的日子里接管了部队。气温降至零下42摄氏度，蒸汽机车头锅炉里的水都冻住了，机枪无法打响，地面冻得像铁一样硬，战壕和散兵坑根本无法挖掘。海因里希手下那些装备简陋的官兵们就在齐腰深的雪地里奋战，而他们的鼻孔和眼睫毛上全挂着冰溜。“我被告知一定要守住防线，直到攻克莫斯科的大攻势重新开始，”海因里希后来回忆说，“然而在我的周围，我的部下正在死去——不仅仅死于俄国人发射的子弹，还有相当数量的人是被冻死的。”

第4集团军的抵抗差不多持续了10个星期，海因里希用尽了他所能想到的所有方法——正统的和非正统的。他激励他的部下，鞭策他们，提升他们的军衔和职务，或者撤职——而且还一再无视希特勒一贯坚持不容改变的命令“Starre Verteidigung”——“固守不退”。那年春天，第4集团军的参谋人员估计，在漫长的冬天里“狠毒的小矮个”所部与当面敌人的兵力对比，有时至少达到了1比12。

在莫斯科城外，海因里希推出了一种后来令他闻名全军的战法。当他得知某个特定防区即将遭到苏联红军进攻时，他会命令部队在头天晚上撤退到二三公里以外的预备阵地上，这样一来，苏联红军来势汹汹的炮火准备就会砸在空无一人的战场上，成为彻头彻尾的无用功。正如海因里希所言：“就像打在空袋子上一样，红军的进攻会失去锋芒。我的部下不会遭受任何损失，并且做好了下一步战斗的准备。接下来，我方未受到攻击区域的部队就会从两翼包抄而来，重新占领原先的前沿阵地”。这种战法的关键之处在于要了解苏联军队的进攻准备，利用情报部门的报告、反复侦察和对俘虏的审讯，再加上一点非同寻常的第六感，海因里希得以准确判定敌方进攻的时间和地点，几乎就像数学公式那样不差分毫。

这样的方法并不能一直采用，每次海因里希都不得不提心吊胆——因为拒不执行“固守不退”的命令，希特勒已经囚禁甚至枪毙了数名将领。海因里希后来哀叹，“如果没有他的允许，我们甚至难以把站在窗前的哨兵移到门口。”“不过，”上将坦言，“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还是找到了一些方法，来规避希特勒那近乎自杀性的命令。”

由于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海因里希从来也不是希特勒或者其统治集团的宠儿，他的贵族和保守主义的军事背景，要求他应忠实地履行自己忠于希特勒的誓言，但一种更高权威的召唤却凌驾在其之上。早在战争初期，海因里希的宗教观点就与元首产生了冲突。

海因里希的父亲是一名新教牧师，受到亲人们的影响，他每天要读上一段《圣经》，在星期天的时候还要去做礼拜。海因里希不仅一个人做，甚至坚持让他的部下们一起排队去教堂。希特勒却很讨厌这些宗教活动。海因里希接到了几个毫不掩饰的示意，说希特勒认为一个将军被人看到公开去教堂是不明智的。海因里希最后一次回德国的时候，在威斯特法伦州的明斯特（Münster）度假，这时柏林派了一名纳粹党高级官员来拜访他，并与之展开深入交谈。一直都没有加入纳粹党的海因里希被告知，在元首的眼中，自己的宗教活动与民族社会主义的目标完全不一致。海因里希面无表情地听完了警告，但在下一个星期天，他又和妻儿们前往教堂虔诚地做起了礼拜。

从那以后，他的提拔就变得缓慢而又磕磕绊绊了。要不是他无可否认的杰出领导才能，要不是几位领导过他的指挥官——尤其是京特·汉斯·冯·克卢格元帅坚持要提拔他，恐怕他往后的军旅生涯就一直是在原地踏步了。

1943年岁末，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也表示了对海因里希的敌意，原因还是宗教。戈林曾言辞激烈地向希特勒抱怨，海因里希在指挥第4集团军从苏联撤退时，将元首的焦土政策当成了耳旁风。戈林特别指控到，这位将军在斯摩棱斯克故意无视“烧毁每一座可住人的房屋”的命令，幸免于难的建筑物中就有屹立在城市中的大教堂。海因里希严肃地解释说，“倘若彻底烧掉斯摩棱斯克，我就无法让手下的部队途经该城撤出”。这个回答并没有让希特勒和戈林感到满意，但其中却有足够的军事逻辑，这最终让海因里希逃脱了被军事法庭审判的命运。

然而，希特勒依旧对此耿耿于怀。海因里希是一战中毫无人道的毒气战的受害者，从此以后就患上了多种胃病。在与戈林发生上述矛盾几个月后，希特勒提到海因里希的这些不适，以“身体欠佳”的原因将他列入预备役官兵名单。退出现役后，他前往苏台德地区卡尔斯巴德（Karlsbad，今捷克卡罗维发利）的一家疗养院，用海因里希的话来说，“他们就这么让我在那里干坐着”。在他被解职的几个星期后，苏联红军首次突破了第4集团军的防线。

在1944年最初的几个月里，海因里希就待在卡尔斯巴德，在希特勒做出一系列令帝国逐渐毁灭的决定时，他只是远方的一名看客：6月，西方盟军在诺曼底登陆；英美盟军挺进意大利并攻占罗马；7月20日，暗杀希特勒的密谋流产；苏联红军穿越东欧大举猛攻，势不可当。随着形势越来越危急，海因里希发现自己无所作为，沮丧得无法忍受。他本来可以通过恳求元首获得指挥权，但他拒绝这样做。

终于，经历了8个月的被迫转入预备役的生活之后，在1944年夏季快要结束之时，海因里希奉命再入现役——这次是去匈牙利，指挥处于困境中的第1装甲集团军和匈牙利第1集团军。

在匈牙利，海因里希的性格一如既往。当那里的战斗进入高潮之时，约翰·费迪南德·舍尔纳（Johann Ferdinand Schörner）大将——希特勒的得意门生，海因里希在匈牙利的顶头上司——发布了一道指令：任何没有接到命令就擅自撤退者，都要被“立即处决，暴尸示众，以儆效尤”。海因里希对这道命令很反感，生气地反驳道：“在我的指挥下，这种方式以前不会用，现在不会用，将来也不会用！”

尽管他被迫率部从匈牙利北部撤入捷克斯洛伐克，但由于其非常顽强地与敌争夺有利阵地，海因里希还是于1945年3月3日获颁了一枚双剑银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这对于一个为希特勒非常不喜的人而言，是一个罕见的成就。而现在，仅仅是在荣膺勋章两个星期之后，他正怀揣着命令匆匆赶往措森，去接管维斯瓦集团军群的指挥权。

海因里希凝视着飞驰的梅赛德斯轿车车轮下方远去的第96号帝国公路路面，他不知道这条公路最终将把他带往何方。他还记得在匈牙利的时候参谋们获悉新任命之后的反应，他奉命要去陆军总司令部（OKH）向总参谋长海因茨·古德里安大将报到，他们都惊呆了。“你真的想干这活吗？”他的参谋长乌尔里希·比尔克（Ulrich Bürcker）上校问道。

在他忧心忡忡的部下们看来，直言不讳的海因里希似乎肯定会遇到麻烦。奥得河前线是苏联人和柏林之间的最后一道主要防线，作为奥得河前线的指挥官，他将一直处于希特勒和他的“弄臣们”——海因里希手下的一个军官对希特勒身边的人的蔑称——的监督之下。海因里希从来就不会阿谀谄媚，更不会粉饰事实，他又如何避免与元首身边的人发生冲突呢？而每个人都知道，与元首意见不一致的下场是什么。

与海因里希亲近的军官们尽可能委婉地建议，他可以找某种借口拒绝服从这道命令——比如可以借口“健康原因”。令他们惊讶的是，海因里希简单地回答说，他会“像列兵舒尔茨或者列兵施密特那样服从命令”。

现在，当海因里希逐渐接近措森郊外时，他还清晰地记得自己离开部队那一刻的场景。手下的参谋们看着他，“仿佛我就是一只被送去屠宰的羔羊”。

[1] “Unser Giftzwerg”的字面意思是“我们的恶矮子”（引申意思是“我们狠毒的小矮个”）——那些不喜欢海因里希的人说他是“Unser Giftzwerg”时，往往用的是“我们的恶矮子”的意思。——原注

2

在基地大门口，海因里希的车迅速通过了检查。大门内红黑相间的护栏抬了起来，在哨兵手忙脚乱的敬礼之中，车驶入了措森的指挥部——这几乎就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确实是另一个世界——一个经过缜密伪装、深深隐藏、井然有序的军队的世界，只为少数人所知，它们的代号是“迈巴赫Ⅰ号”和“迈巴赫Ⅱ号”。

他们开车经过的建筑群是“迈巴赫Ⅰ号”——古德里安大将所领导的陆军总司令部，他就是从这里指挥着在东线奋战的各个集团军。往前再走上1 000多米，是另外一片完全独立的营区：“迈巴赫Ⅱ号”，国防军最高统帅部（OKW）。尽管排名第二，但“迈巴赫Ⅱ号”的权威要更高，因为那可是最高统帅希特勒的司令部。

与古德里安将军直接在陆军总司令部进行指挥不同，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最高层——统帅部长官威廉·凯特尔元帅，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大将——在任何情况下都伴随在希特勒身边，无论元首身处何地。还留在措森的只剩下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作战机构，通过这个机构，凯特尔和约德尔遥控指挥着西线的各个集团军。此外这个机构还是一个交流情报的中心，把希特勒的指示传达给整个德国武装部队。

如此一来，“迈巴赫Ⅱ号”就成了一个全封闭的禁地，在它与“迈巴赫Ⅰ号”之间甚至筑起了高耸的铁丝网，还安排了巡逻的哨兵，彻底隔断了两者的联系，甚至连古德里安手下的军官们都没有几个人能获准进入“迈巴赫Ⅱ号”。希特勒曾在1941年宣告，在执行他命令的时候，谁也不许了解超出其职责范围以外的事务。在古德里安的总参谋部里，人们调侃说“如果敌人攻占了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我们仍会继续工作，因为对于那里发生的事情我们一无所知”。

在森林颇具保护性的浓密枝叶下方，海因里希的车行驶在建筑群之间纵横交错的狭窄土路上。透过林木，可以看到一排排参差不齐的低矮的混凝土建筑。它们之间的间隔不小，这是为了从林木中获得最大程度的庇护，为此它们都被漆上了死气沉沉的绿色、棕色和黑色的伪装色。车辆都停在道路之外——在覆盖着伪装网的兵营式房屋旁边。到处都是严阵以待的哨兵，而在营地周围的战略要地上，卫兵干脆就驻守在小型的低矮地堡之中。

这些都属于拥挤的地下设施的一部分，它们在整个营地之下向四周延伸。“迈巴赫Ⅰ号”和“迈巴赫Ⅱ号”的地下设施比地面建筑还要多，每栋房子的地下都有3层，彼此间还用通道相互连接。在这些地下设施之中，最大的是“500型电话交换机”——那是德国最大的电话、电传和军用无线电通信交换机构，它自成体系，完全独立，还拥有着自己的空调系统（包括一个可防毒气的特殊过滤系统）和给水排水设备，以及厨房和生活区。它差不多就在地表21米之下——相当于一栋修建在地下的7层楼房。

陆军总司令部和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唯一的共用设施就是这台巨型的电话交换机，它既是将远方征战的陆军战区、海空军司令部与上述两大指挥机构以及柏林联系在一起的纽带，还是帝国政府及各政府部门之间的主要电话交换系统。它建成于1939年，其设计宗旨是要服务于一个国土广袤的帝国。在主中继线或者长途电话室里，几十名话务员坐在灯光闪烁的交换机面板前工作，面板上的每个插孔上方都有一张小卡片，上面写着城市的名字——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哥本哈根、奥斯陆等。不过，有些交换机面板插孔上的灯光消失了——插孔上面的卡片写着诸如雅典、华沙、布达佩斯、罗马和巴黎这样的名字。

门类齐全的伪装措施并没有让措森的建筑群免于空袭，当海因里希的车在古德里安的指挥部外面慢慢停下时，他能够清楚地看到轰炸留下的证据。此地坑坑洼洼遍布弹坑，大树被连根拔起，有些建筑物遭到的毁坏十分严重。不过，坚固的房屋把轰炸的损毁效果降到了最低——一些房子堪称固若金汤，光是墙壁就厚达1米。[1]

还有更多的证据表明，主楼内部也在轰炸中遭了殃。海因里希和冯·比拉见到的第一个人是古德里安的副手：汉斯·克雷布斯（Hans Krebs）步兵上将。克雷布斯就在空袭中负了伤，头上还裹着白色包头巾似的密实绷带，右眼戴着单片眼镜的他此时正坐在靠近古德里安办公室的一张桌子后面。海因里希对面前的这位上将颇有微词，把他看成是一个颠倒黑白的小人。尽管克雷布斯在参谋长的位置上展现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但他对眼前的真相完全视而不见，还替希特勒在人们面前低估严峻的战局。

海因里希瞄了一眼克雷布斯，很突兀地开口问道：“你怎么了？”

克雷布斯耸了耸肩，有些无奈地回答道：“噢，没事……没什么大碍。”

克雷布斯始终很冷静。战前，他作为德国大使馆的武官被派驻到了莫斯科，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1941年，在《苏日中立条约》签署以后，斯大林给了克雷布斯一个热情的拥抱，并告诉他“我们永远都是朋友”。这会儿，在与海因里希随意聊天的时候，克雷布斯提到他仍在坚持学习俄语。“每天早晨，”他说道，“我把一本词典放在镜子下面的架子上，趁着刮脸的时间再学上几个词。”海因里希点了点头。克雷布斯可能会发现，他的俄语很快就要派上用场了。

此时，古德里安的副官贝恩德·弗赖塔格·冯·洛林霍芬（Bernd Freytag von Loringhoven）少校加入了他们的谈话，与他在一起的是格哈德·博尔特（Gerhard Boldt）上尉，他也是古德里安个人参谋班子的一员。两人对海因里希和冯·比拉表示了正式欢迎，然后陪着他们前往古德里安的办公室。在冯·比拉看来，每个人都似乎衣着整洁，高筒靴锃光瓦亮，田野灰色的制服剪裁精细、熨烫精心，领口上佩戴着表明参谋身份的红领章。海因里希和冯·洛林霍芬一起走在前面，和平时一样，他的着装看起来不合时宜——特别是从后面看过去时，那件软毛领子的羊皮大衣让冯·比拉直皱眉。

冯·洛林霍芬消失在古德里安的办公室里，几分钟后又出现了，他打开门请海因里希进去。“海因里希大将阁下。”海因里希进门的时候冯·洛林霍芬喊道，随后关上门，与博尔特及冯·比拉一起待在接待室。

古德里安坐在一张堆满文件的大桌子后面，海因里希刚刚进门，他就站起身热情欢迎，还给来客搬来一把椅子。古德里安花了几分钟时间聊了聊海因里希的行程。海因里希注意到，古德里安显得急躁不安，宽肩膀、中等身材的陆军总参谋长灰发稀疏胡须凌乱，看上去比56岁的实际年龄要老得多。有些人可能并不知道，古德里安还是个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的病人，上述疾病的症状并没有因为他屡受挫折而减轻。古德里安是希特勒庞大装甲部队的缔造者，在1940年时，他更是靠着凌厉的装甲兵战术，仅用39天就将法国征服——在苏联战役时他也几乎取得了如此成就。但近来，这位战功赫赫的名将却发现自己已对战局无能为力了，即便身居总参谋长的高位，可他的话在希特勒面前并没有什么分量。海因里希听闻，就算是在仗打得最顺利的时候，古德里安也是一个脾气火爆的军官。而面对建议屡屡被驳回的现状，这位总参谋长的怒火怕是要更上一层楼了。

闲谈过程中，海因里希四下打量了一番。办公室的陈设很简朴：一张大的地图桌，几把直背椅子，两部电话机，桌上有一盏绿色灯罩的台灯，棕黄色的墙上除了常见的镶在镜框里的希特勒肖像画之外别无他物，这幅画就挂在地图桌上方。堂堂的陆军总参谋长甚至连把安乐椅都没有。

尽管古德里安和海因里希并不是至交，但他们也算老相识了，两位军官尊重彼此的职业素养和能力，关系密切到足以自由随意地聊天。一谈到正题，海因里希便坦率地发言了：“将军，我一直都在匈牙利的偏远战场，对于维斯瓦集团军群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它的建制怎样？奥得河的形势又如何？”

古德里安也没有任何隐瞒：“我应该坦率地告诉你，海因里希，希特勒本来不想让你指挥这支部队，他心中另有他人。”

海因里希一言不发。

古德里安继续说道：“我要对此负责。我告诉希特勒，你就是指挥维斯瓦集团军群的最合适人选。起初他根本不想考虑你，最后我说服他同意了。”

古德里安讲话的时候是一副公事公办、就事论事的样子，不过当他就这个话题越讲越起劲的时候，他的声音变了，甚至在20年之后，海因里希还能记得他在激烈述说时的细节。

“希姆莱，”古德里安急促地说道，“就是最大的问题，你要摆脱他，取代他——希姆莱！”

他突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绕着桌子走着，接着又开始在房间里踱步。海因里希刚刚才得知，维斯瓦集团军群的前任指挥官是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这个消息让他惊呆了，一开始他根本不敢相信如此荒唐的任命。他清楚希姆莱是希特勒核心内阁的成员——在德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实权人物，但他根本没听说过希姆莱有任何指挥部队作战的经历——更不用说指挥集团军群级别的战斗了。

古德里安愤懑地说着：在1月份，波兰前线在苏联红军锐不可当的进攻前开始崩溃时，他强烈敦促组建维斯瓦集团军群。当时的构想是，把维斯瓦集团军群当作一个北方的集团军群，守住奥得河和维斯瓦河之间的主要防线，大致是从东普鲁士到更南方的一个地方，与另一个集团军群相连。这条战线如果能守住的话，那么它就可以挡住雪崩般涌来的苏联红军，使他们不能直接穿过下波美拉尼亚和上西里西亚，否则他们将大举猛攻，然后进入勃兰登堡州，最后到达——柏林，进入德国的心脏。

古德里安曾提议，这个至关重要的集团军群应该由陆军元帅马克西米利安·冯·魏克斯男爵统率。“当时，他恰恰是应付这个局势的合适人选，”古德里安说道，“但结果又如何呢？希特勒说，冯·魏克斯太老了。约德尔也出席了会议，我期望他能站在我这一边，但他说了一通有关冯·魏克斯笃信宗教的话，这事就这么黄了。”

“那么，”古德里安咆哮了起来，“我们得到了谁呢？希特勒任命了希姆莱！在那么多人当中——任命了希姆莱！”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对这个毫无军事常识的人的“骇人而又荒诞无稽的任命”，他“争论过，甚至也乞求过”，但希特勒却固执己见。不出所料，在希姆莱的拙劣指挥下，前线几乎崩溃，苏联红军完全按照古德里安所预计的那样推进着。苏联人一渡过维斯瓦河，就分出一部分兵力挥师北上，在但泽（Danzig，今波兰格但斯克）抵达了波罗的海，单是在东普鲁士就切断并包围了20～25个师；其余的苏联红军穿过波美拉尼亚和上西里西亚，抵达了奥得河和尼斯河。尽管东线各地的德军防线在重压面前都被击溃了，但希姆莱负责的防区却是其中垮得最快的。因为他的失败，通向德国全境主干线的大门已然洞开，苏联人还因此加快了与西方盟军会师的步伐。而最为重要的是，对手已经将柏林置于了险境之中。

古德里安告诉海因里希，就在48小时以前，他驱车前往比肯海恩（Birkenhain）的维斯瓦集团军群指挥部，大致在柏林北边80公里的地方，试图说服希姆莱放弃指挥权。到了那里后，他被告知希姆莱病了，并最终在30多公里外的吕兴（Lychen）附近找到了党卫队全国领袖，“他蜷缩在湖边的疗养院里，只不过有点感冒头痛”。

古德里安很快就意识到希姆莱的“病”可以加以利用。他向党卫队的老大表示了同情，并暗示也许他的工作过于劳累了，他所担任的职务数目足以“耗尽任何一个人的全部精力”。除了担任维斯瓦集团军群指挥官外，野心勃勃的希姆莱还兼任内政部长、德国警察总监、党卫队全国领袖以及预备军总司令。古德里安暗示他，为什么不放弃这些职务中的一个——例如维斯瓦集团军群指挥官呢？

希姆莱领会了其中的含义。他告诉古德里安，这话说得太对了，他身上的众多职务确实给他带来了巨大压力。“不过，”希姆莱问道，“我该如何向元首提出放弃维斯瓦集团军群的指挥权呢？”古德里安立即告诉希姆莱，倘若授权于他的话，他愿意提出这个建议。希姆莱立即表示赞同。古德里安补充说，那天晚上，“希特勒解除了工作过于劳累、负担过重的党卫队全国领袖的军队指挥权，但发了一大通牢骚，而且明显是不情不愿的”。

古德里安停了下来，不过只停了一小会儿。他的怒火经常不受抑制地爆发而出，打断他本就言辞激烈的对灾难性战局的阐述。现在他的脾气又上来了，在歇斯底里的狂怒之中，大将几乎要说不出话来。他嘶吼道：“我们所处的混乱局面是万分荒谬的，用如此方式打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难以置信！”

古德里安回忆道，在此前的几个月里，他曾试图让希特勒明白“东线才蕴含着真正的威胁”，“有必要采取严厉措施”。他敦促从波罗的海各国进行一系列的战略撤退——尤其是从拉脱维亚的库尔兰（Courland）半岛[2]撤退——还要从巴尔干各国撤退，甚至还提议放弃挪威和意大利。总而言之，每条战线都需要缩短，由此腾出来的每一个师都可以迅速派往东线。根据情报，苏联人比西方盟军的师多1倍——但在东线作战的德军师数量上却少于西线的部队，除此以外，最精锐的德军师竟然摆在了艾森豪威尔的面前。但希特勒拒绝进行防御，他不愿意相信摆在他面前的事实和数字。

接下来，古德里安宣称“希特勒可能犯了他最大的错误”。1944年12月16日，他向西方盟军发动了孤注一掷的大规模进攻，战场位于比利时境内阿登高原绵延起伏的森林和卢森堡北部，德军将从这里席卷而过。希特勒夸下海口，吹嘘这个攻势将会把盟军拦腰切断，从而改变战争的整个进程。在盟军战线的中部，他投入了3个齐装满员的集团军——总共有20个师，其中有12个是装甲师。他们的目标是：突破美军防线，抵达马斯河，然后挥师北上，攻占安特卫普这个极其重要的物资储存港口。战役之初，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缺乏准备的美军在德军的凌厉攻势下被击溃，蒙受了重大损失。然而德军后继乏力，这场攻势很快便宣告终结；盟军则迅速恢复了元气，只用了5个星期，便把希特勒遭到重创的各个集团军赶回到了德国边境后面。

“在进攻显然已鼓衰力尽之时，”古德里安说道，“我恳求希特勒，把我们的部队从阿登高原撤出，调回东线，我们估计苏军随时都有可能发动猛攻。没有用——他拒不相信我们对苏军力量的判断。”

1月9日，古德里安告诉希特勒，预计苏联人会动用庞大的兵力从波罗的海到巴尔干一线发动全面进攻，估计会投入225个步兵师和22个坦克军。对形势的评估是古德里安的东线外军处处长赖因哈德·格伦（Reinhard Gehlen）少将做出的，他指出红军在各方面都占据了非常大的优势：步兵兵力为11比1，坦克为7比1，炮兵和空军至少是20比1。希特勒“砰砰”地捶打着桌子，怒斥评估报告的作者。“是谁准备的这份垃圾？”他咆哮道，“不管他是谁，都应该把他关进精神病院里去！”

3天以后苏联人发动了进攻，格伦的话被证明是正确的。

“前线实际上是崩溃了，”古德里安告诉海因里希，“失败的首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大部分装甲部队被牵制在了西线。最后，希特勒终于同意把一部分装甲部队转调过来，但他又不让我用坦克去进攻柏林东边的红军先头部队。他把那些装甲部队派到哪里去了？去了匈牙利，他们在那里被投入毫无用处的进攻中，试图重新攻占那里的油田。”

“嗨，甚至到现在，”他怒气冲冲地说道，“有18个师还待在库尔兰——被牵制在那里无所事事。这里需要他们——而不是波罗的海各国！如果我们要幸存下去，所有的兵力都应该放在奥得河前线。”

古德里安顿了顿，努力使自己冷静下来，随后他又补充道：“苏联人正盯着我们的咽喉，他们停止进攻是为了重整部队以发动更大的攻势。我们估计，你有3～4周时间——直到洪水下落——进行准备。到了那时，苏联人就会试图在西岸建立新的桥头堡，并扩大他们已有的桥头堡。必须把他们击退，不管别的地方发生什么事情，都必须在奥得河畔把苏联人挡住。我们的全部希望都寄托于此。”

[1] 事实上，就在7天前的3月15日，在苏联人的要求下，美国人对措森进行了狂轰滥炸。苏联红军空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胡佳科夫（Sergei Aleksandrovich Khudiakov）空军元帅，给驻莫斯科的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约翰·拉塞尔·迪恩少将写了封信，这封信现在分别存档于华盛顿和莫斯科，这里是首次披露。这封信是一份令人吃惊的文件，因为它能让人洞悉苏联人在德国的情报工作做到了何等程度。“亲爱的迪恩将军：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德军总参谋部位于柏林南部38公里的地区，在一个筑有特殊堡垒的地下掩蔽处，德国人称之为‘要塞’。它位于……措森东南偏南5.5～6公里，第96号帝国公路以东1～1.5公里……这条公路与柏林通往德累斯顿的铁路平行。这块区域全被地下防御工事所占据……占地面积约有5～6平方公里，整个地区被纵深几层的铁丝网环绕，由1个团的党卫军部队严密把守着。根据同一情报来源，地下防御工事的建设始于1936年，在1938年和1939年，德国人对这些地下防御工事进行了抗轰炸和炮击测试。亲爱的将军，我请您不要拒绝我的要求，应尽可能快地给盟军空军发出指示，用重型轰炸机群对‘要塞’进行猛烈轰炸。我确信轰炸的结果是……如果德军的总参谋部还在那里的话，就会遭受重创，它的日常工作就会停止……而且它（或许）还不得不转移到别处。这样一来，德国人就会失去一个组织严密的通信中心和指挥机构。随信附上地图一张，上面有德军总参谋部（陆军司令部）的精确位置。”——原注

[2] 16世纪到18世纪期间，库尔兰地区曾经存在一个由波罗的海日耳曼人建立的小国库尔兰公国。18世纪后，库尔兰先是一度被瑞典占领，后又成为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库尔兰省），现在的库尔兰是拉脱维亚的一部分，从地形上来说该地区是一个半岛。

3

古德里安叫人送地图来。在外面的接待室里，一名副官从准备好的那堆地图上面摘下几幅，送进了办公室，在两位将军面前的地图桌上把它们摊开。

这是海因里希首次纵览全局。三分之一以上的德国都已被来自西边和东边的盟军所吞噬；剩余的国土全都位于两个巨大的水系屏障之间：西边是莱茵河，东边是奥得河及其支流尼斯河。海因里希还知道，那些帝国尚未陷落的大工业区，正日夜遭受轰炸。

海因里希听说，西线艾森豪威尔的军队正进抵莱茵河畔，而莱茵河是德国伟大的自然防线。英美盟军沿着西岸展开几乎达到800公里——大致是从北海延伸到瑞士边境，在一个地方，莱茵河甚至已经被攻破了。3月7日，在波恩南部的雷马根镇，美军乘守军还没来得及将桥梁完全摧毁，夺取了当地的大桥。现在，一个30公里宽、8公里深的桥头堡正在东岸展开；而在别的渡口，盟军随时都有渡河的可能。

在东线，大批苏联红军已经横跨东欧，建立了一条800多公里长的战线——从波罗的海一直延伸到亚得里亚海。在德国本土，苏联红军的占领区从奥得河—尼斯河沿线一直伸展到了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古德里安告诉海因里希，侦察机已经发现了大量涌向前线的苏军增援部队，毫无疑问，苏联人正在积极准备着新一轮的攻势。每个铁路兵站都在卸下大炮和装备，每条道路上都塞满了坦克、汽车、马车队以及行军的步兵。谁也无法预测在进攻发起时苏联红军会投入多少兵力，不过，光是德国已经确认其存在的就有3个方面军——而维斯瓦集团军群就正好顶在了苏联大军的正前方。

海因里希看着他已经接手的战线，第一次看到了他后来声称的“完全令人震惊的真相”。

在地图上，标注维斯瓦集团军群战线的那条蜿蜒的细红线长达280公里——从波罗的海岸边，一直到西里西亚奥得河与尼斯河的交汇处，并在那里与舍尔纳大将的部队相连。德军的大部分防线位于奥得河西岸，但在东岸仍然拥有3个大型桥头堡：北边的位于波美拉尼亚13世纪时期的首府斯德丁（Stettin，今波兰什切青）；南边的分别是屈斯特林（Küstrin，今波兰科斯琴），以及古老的大学城奥得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 an Oder）——这两座城镇都处于直接面对柏林的至关重要的地段。

海因里希发现，他手里可用来阻挡苏联人攻占首都并挺进德国心脏的兵力只有两个集团军。坚守战线北翼的是由哈索—埃卡德·冯·曼陀菲尔（Hasso-Eccard von Manteuffel）装甲兵上将指挥的第3装甲集团军，这位矮个子军人是一位伟大的装甲战术专家，在德国国防军中的地位可能仅次于古德里安和隆美尔。他扼守的阵地有150公里长，从斯德丁以北一直延伸到霍亨索伦运河与奥得河的交汇处，后者大致在柏林东北45公里处。沿奥得河往南，到130公里外的尼斯河交汇处，则由戴着眼镜的47岁的特奥多尔·布塞（Theodor Busse）步兵上将指挥的第9集团军负责防御。

尽管这是令人沮丧的总体概况，但海因里希并没有被敌军部署在他面前的千军万马吓倒。在东线，这位防守大师已经习惯于在兵力对比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作战（敌军起码拥有9～10倍的兵力优势），而至于坦克和空中掩护更是少得可怜。海因里希真正担心的是手头两个集团军的作战能力——能否抵挡住敌军如怒涛般的进攻也正是取决于此。

在经验丰富的海因里希看来，一个师的番号及其指挥官，通常都能表明它的历史和战斗力。这会儿正在查看地图的他发现，在东部前线已经没有几个他能认出来的正规师了。新组建的部队大多都没有用来表明番号的数字，而是被冠以各种稀奇古怪的名字，如“格鲁佩·卡森”、“德伯里茨”、“尼德兰”、“库尔马克”、“柏林”和“明谢贝格”。海因里希对这些部队的构成感到纳闷：它们是不是由被打残的部队混编的——各师余部简单拼凑成的临时部队？古德里安的地图并没有给他一幅非常明晰的画面，他得自己去看一下，但突然间他又恍然大悟，怀疑这些师只不过是些名字而已。海因里希并没有对他的怀疑发表意见，因为古德里安还有别的更直接的问题要讨论——尤其是屈斯特林。

海因里希麾下最大的部队是布塞的第9集团军，它是柏林正面的防御屏障。从地图上仓促画出的红色记号可以显见，布塞就要大难临头了。古德里安说，苏联人正在第9集团军的当面集结兵力，他们正竭尽全力拔除德军在奥得河东岸的屈斯特林和法兰克福地区的桥头堡，屈斯特林的形势危如累卵。

在这块地区，此前数周内红军已经分几次成功渡过了奥得河，在西岸夺取了立足点。红军对屈斯特林的大部分进攻都被击退，但拼尽一切努力进行防御后，苏联人仍然围困着该城。他们在该城的两翼夺取了面积可观的桥头堡，在这些钳子般的桥头堡之间，只剩下一条通道能把屈斯特林的保卫者和第9集团军连接起来，一旦铁钳合拢，屈斯特林就会落入敌手。而这两个桥头堡一旦连接起来，就会在西岸为苏联人提供一块发起进攻的大跳板，让他们长驱直入扑向柏林。

接下来的一件事情更是让海因里希惊得目瞪口呆。古德里安对他说：“希特勒决定要发动一次进攻，拔掉屈斯特林南部的红军桥头堡。布塞将军一直在做准备。我相信，进攻将在两天之内打响。”

古德里安把希特勒的计划进行了概括：整个攻势将从位于屈斯特林以南21公里的法兰克福地区发动，5个装甲掷弹兵师要渡河进入德军在东岸的桥头堡，再从那里沿着河岸发起突击，从后方打击屈斯特林南部的红军桥头堡。

海因里希研究着地图。法兰克福横跨奥得河，城市主体在西岸，只有一座桥把城市的两个部分连接起来。对维斯瓦集团军群的新指挥官来说，有两个事实非常清楚：东岸的山地地形为苏联炮兵提供了理想的条件——从那些高地上他们能够阻止德国人机动，将他们轰杀在路上；更糟糕的是，河东岸的桥头堡范围太小，无法集结起5个摩托化师。

海因里希盯着地图看了很长时间。在他想来，那些正在集结的德军师毫无疑问会立即暴露在敌方的火力面前，被苏联人大炮和飞机的狂轰滥炸消灭殆尽。他看着古德里安说道：“这完全是不可行的。”

古德里安表示同意。他愤愤不平地告诉海因里希，能够让那些师集结起来的唯一方式，就是“从桥上一个接一个地冲过去——士兵和坦克将组成一个大约24公里长的纵队”。但希特勒固执己见，一定要发动这场进攻。“会成功的，”希特勒斩钉截铁地告诉古德里安，“这次大胆的行动完全脱离了教条，苏联人会被打个措手不及的。”

海因里希仍然在研究着地图，他看到屈斯特林和法兰克福之间挤满了红军部队，进攻即使真的能从桥头堡顺利发动，但面对兵力上占尽优势的强大对手，那些德军师也永远到不了屈斯特林。海因里希严肃地警告说：“我们的部队将会被苏联人压制在奥得河边，毫无回旋的余地。毫无疑问，这将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

古德里安对此没有发表任何评论——因为这实在是没有什么可说的。突然他瞥了一眼手表，焦急地说道：“噢，上帝啊，我得赶回柏林，参加元首在15点召开的形势汇报会。”

一想到这儿，他又发起了脾气。“没法工作啊，”古德里安气急败坏地吼道，“这样的形势汇报会，一天居然要开两次。我在会议室内一站就是几个小时，而我在那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听希特勒身边的那帮人胡说八道——什么也没有讨论！我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我所有的时间，不是花在路上，就是花在了听蠢话上！”

古德里安如此大动肝火，让海因里希有些惊慌。总参谋长的脸红得像甜菜根，一时间，海因里希甚至担心古德里安会因为心脏病发作而当场死去。当古德里安努力控制自己的时候，办公室里出现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寂静。过了一会儿他说道：“希特勒要讨论对屈斯特林的进攻，你最好和我一起去见见他。”

海因里希谢绝了。“如果要我在后天发动这场荒唐的进攻的话，”他说道，“我最好还是尽快去我的指挥部。”随后他又执拗地补充道：“希特勒可以等上几天再见我。”

随着地图和图表被送进古德里安的办公室，接待室里的冯·比拉也在根据地图和图表的减少，为此次会面计算着时间。就剩下一两张了，他估计情况介绍就快结束。他溜达到桌子旁，穷极无聊地看着最上面的那张地图。这是一张德国全境图，但上面的线条却似乎有些不同，就在冯·比拉要转身离开时，他却感到自己的目光被某种异样所吸引。比拉弯下腰，更加仔细地端详着眼前的这张地图，发现它上面竟密密麻麻地写满了英语……

4

临近18点，疲惫的海因里希到达了位于比肯海恩的指挥部，此地距普伦茨劳（Prenzlau）不远。从措森出发后的两个半小时车程中，他一言不发。冯·比拉一度想和将军聊聊，询问将军是否看到了那幅地图。冯·比拉想当然地认为，古德里安已经给海因里希看了另外一幅同样的地图，并解释了其中的内容。实际上海因里希对它一无所知，因而冯·比拉没有得到答案。将军只是干坐着，嘴唇紧闭，忧心忡忡，冯·比拉从来也没有见过他情绪如此低落。

海因里希一看见他的新指挥部，情绪便愈加低落。维斯瓦集团军群的指挥部设立在一座气势恢宏的大官邸内，这里原本是几年前希姆莱为自己修建的个人避难所。官邸的主楼体积庞大、外表华丽，一排粗大的柱子耸立在正面，如同一头建筑学上的大型怪物，两侧簇拥着木头建造的营房。而在附近的铁路专用线上，则停着他陈设豪华的专列“施泰尔马克号”。

与措森一样，这个指挥部也隐藏在森林之中，不过相似之处也就到此为止了。海因里希本以为一个处于作战状态的集团军群指挥部应该充斥着忙碌的军官，但面前的环境却完全出乎他的意料：除了一个在主楼门厅里站岗的党卫军军士以外，这座宏伟的指挥部里仿佛再也找不到什么活物，看上去就像被抛弃了一样。军士询问了海因里希和比拉的名字，然后便领着他们坐在一条硬板凳上。当大将和他的副手回过神来的时候，这名年轻的军士早就没了踪影。

过了些许时刻，一个制服笔挺的高个子军人出现在海因里希面前。这位军衔为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兼武装党卫军中将的人自称是希姆莱的参谋长，全名叫海因茨·贝尔纳德·拉默丁（Heinz Bernard Lammerding）。他圆滑地对海因里希解释说，党卫队全国领袖正在进行“一场非常重要的讨论，现在不可以打扰”，话虽客气却态度冷淡。拉默丁并没有邀请海因里希去他的办公室里等着，也没有表现出通常的好客姿态，而是脚后跟一转，便把海因里希和冯·比拉丢在门厅不管了。在海因里希担任高级军官的多年时光里，从来也没有被这样漫不经心地对待过。

他耐心地等待了15分钟，然后小声对冯·比拉说：“去告诉那个拉默丁，我无意再在这里坐等了，我要求立即见希姆莱。”几分钟后，海因里希被护送着穿过走廊，进入了希姆莱的办公室。

希姆莱正站在桌子旁边，他中等身材、身长腿短——海因里希的一个参谋记得，他的腿就像“公牛的后腿”。希姆莱长着一张窄脸，下巴向后缩进去，眼睛斜视，戴着朴素的夹丝玻璃眼镜，留着小八字须，薄嘴唇。他的手不大，柔软而且有女人气，手指很长。海因里希注意到，他的皮肤就质地而言是“苍白松垂的，多少有点像海绵”。

希姆莱迎上前来，两人互致问候，然后希姆莱立即开始滔滔不绝地解释起来。“你必须明白，”他说道，同时抓住海因里希的胳膊，“对我而言，离开维斯瓦集团军群是一个最为困难的决定。”他边说边让海因里希坐在一把椅子上，“但正如你所知道的，我有这么多职务，有这么多工作要做——而且，我的健康状况也不是非常好。”

希姆莱在桌子后面坐下，后仰着身子继续说道：“现在，我将把这里发生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你，我已经让人取来所有的地图和报告。”

两个党卫军士兵走进屋内，一个是速记员，另一个抱着一大堆地图，在他们的身后又进来两名参谋军官。海因里希高兴地看到两名军官穿的是国防军制服而不是党卫军制服，其中一位是集团军群副参谋长埃伯哈德·金策尔（Eberhard Kinzel）中将，另一位是集团军群首席参谋（作训参谋主任）汉斯—格奥尔格·艾斯曼（Hans-Georg Eismann）上校。见到艾斯曼令海因里希格外高兴，他知道艾斯曼是一位效率尤其高的参谋军官。拉默丁没有在场。

希姆莱等着大家全都落座，随即开始了一番夸张做作的演讲，为其个人辩解起来。后来海因里希认为，“他似乎是从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开始讲”[1]，然后不厌其烦地进行解释，但“他说的话没有一句是合乎情理的”。

不论是金策尔还是艾斯曼都知道，希姆莱能够这样一连讲上几个小时。所以在几分钟以后，金策尔便借口“有急事要办”，很识相地告退了。艾斯曼坐在那里打量着希姆莱和海因里希，脑海里对他们进行比较。他注意到海因里希是“一个坚韧不拔、灰白头发的老兵——一个严肃、沉默、忧虑的小个子，对他来说，礼貌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又不得不听一个毫无军人风度、“看不懂地图比例尺”的暴发户在炫耀般地夸夸其谈。看着希姆莱打着夸张的手势，“做着夸张的长篇演说，一再重复着最无关紧要的事情”，他知道海因里希一定既震惊又厌恶。

艾斯曼尽可能长时间地等候着，随后他也要求告退，因为“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几分钟后，海因里希注意到，速记员也放弃了工作，把铅笔扔到了一边，这大概是因为他做记录的速度完全跟不上希姆莱的口若悬河。海因里希无聊到了极点，但还是静静地坐着，任凭那些话语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突然，桌子上的电话响了。希姆莱拿起电话听了一会儿，看上去受到了惊吓。他把电话递给海因里希，说道：“你是新指挥官，最好由你来接。”

海因里希拿起电话。他说道：“我是海因里希，你是谁？”

对方是第9集团军指挥官布塞上将。海因里希听完电话里的汇报后就呆住了，灾难已经降临到他的头上，苏联人发现了布塞为在屈斯特林南部发动进攻而做的准备。第25装甲师是布塞手里最精锐的部队之一，几个月来一直保持着屈斯特林两翼红军桥头堡之间的通道畅通，该师已经悄悄撤离了自己的阵地，为新的进攻做准备。与该师换防的是第20装甲师，后者正在进入第25装甲师的阵地。苏联人察觉到德军正在换防，于是从北面和南面发动了攻击，完全就像古德里安惧怕的那样，钳子啪的一声夹住了。第20装甲师被切断了退路，屈斯特林被孤立了起来——而苏联人现在拥有了一个可以向柏林发动突击的主要桥头堡。

海因里希用手捂着电话，冷冷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希姆莱。党卫队全国领袖显得紧张不安，他耸了耸肩膀说道：“唔，你是维斯瓦集团军群的指挥官。”

海因里希瞪着眼厉声说道：“注意，我对这个集团军群一无所知，我甚至都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士兵，他们应该在什么地方。”

希姆莱面无表情地看着海因里希。海因里希明白自己不能指望从他那里得到帮助。他回过头来继续打电话，立即授命布塞进行反击，同时对第9集团军指挥官做出保证，他会尽可能快地赶到前线。当他把电话挂上的时候，希姆莱又开始了漫无边际的谈话，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但海因里希彻底愤怒了，他生硬地打断希姆莱的胡说八道，严肃地告诉对方：为了德国和德国的未来，自己很有必要得到党卫队全国领袖对整个形势深思熟虑的意见。海因里希后来回忆称，这个问题“显然令希姆莱感到不快”。党卫队全国领袖从椅子上站起身来，绕过桌子，一把抓住海因里希的胳膊，拉着他来到房间远端的沙发上，刻意让速记员听不清他们接下来的谈话。随后，希姆莱用很低的声音向海因里希吐露了一个惊天秘密：自己正在通过某个中立国与西方盟国进行接洽。“谈判已经开始了，我会通过必要的措施来达成目的，”他停了一下，又补充说，“你得明白，我今天告诉你这些，完全是出于对你的绝对信任。”

在长时间的沉默中，希姆莱满怀期望地看着海因里希——大概是等待某种回应。海因里希则目瞪口呆，这可是叛国罪啊，是对德国、德国军队及其领导人的背叛。他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思绪，希姆莱跟他说的是不是真话？或者是一种诡计，为的是诱使他做出不明智的行为？海因里希相信，野心勃勃的希姆莱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为了争权夺利，他完全有可能去干那些出卖祖国的勾当。久经战场的将军一言不发地坐着，眼前的希姆莱令他感到厌恶。

突然间门打开了，一名党卫军军官走了进来。他的冒失让正在进行的话题被打断，不过也让希姆莱得以从目前尴尬的气氛中解脱出来。“全国领袖阁下，”军官说道，“参谋部集合完毕，待命出发。”

希姆莱站起身来，没有再说一个字便离开了房间。

到20点的时候，希姆莱、他的党卫军军官以及卫队都走了。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随身带走了，海因里希的勤务兵巴尔岑很快就发现，他们带走的东西包括官邸中的刀叉等银质餐具、盘子甚至还有茶杯、茶碟。他们打包得非常干净，仿佛希姆莱从未在此驻足过一般。希姆莱坐上他的豪华专列，迅速消失在奥得河前线的茫茫夜色中，朝西方驶去。

在希姆莱身后，留下来的海因里希简直怒不可遏。当新任指挥官四下察看指挥部的时候，顿感愤怒和作呕。他手下的一名军官记得，当海因里希察看希姆莱的官邸时，被其缺乏阳刚之气的装饰格调搞得“火气上升了好几度”。巨大的办公室和里面的一切全都是白色的，卧室装饰成柔和的绿色，窗帘、地毯、沙发垫甚至连被子和床罩皆是如此。海因里希尖刻地评论说，这个地方更“适合一位高雅的女士居住，而不是一位试图总领千军万马的统帅”。

深夜时分，海因里希给他在西里西亚的前参谋长去了电话，之前他曾许诺会将发生的事情向对方一一道来。他再次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得以更冷静地思考这次会面。希姆莱披露的内容太过离奇而难以置信，海因里希决定不再提及。在和西里西亚的老同事通电话时，海因里希说道：“希姆莱巴不得离开这里，他走得很高兴，生怕走得不够快。当崩溃来临时，他不想对此负责。不，他只想找个普通的将军来负责，而我就是那个替罪羊。”

在安排给副官的房间里，海因里希的副官冯·比拉上尉正焦躁不安地踱来踱去。他满脑子都是那张地图——就是在措森的古德里安陆军总司令部里看到的那张地图——他无法不去想它，根本控制不住。他认为古怪之处在于，当他研究那张地图的时候竟无人阻拦。然而那张地图显然是司令部里的机密文件，古德里安肯定给海因里希看过了，可海因里希又未做评论。那么是否有这种可能性，那张地图并不像他所认为的那么重要？也许，甚至有可能地图就是古德里安司令部里的人制作出来的，作为德军对盟军动向的一种估计。不过，冯·比拉仍然觉得这种说法无法让人信服。它为什么是用英语印刷的，而不是德语？那就只有另外一种解释：它是一张盟军的地图，被德国情报部门用某种方式搞到的。它还能从别的什么地方得到呢？如果是这样的话——而且冯·比拉也想不出别的答案——那么他就得设法警告他的妻子和3个孩子。按照那张地图的内容来看，如果德国战败，那他位于贝恩堡（Bernburg）的家就会处于苏联人控制的区域内。除非冯·比拉是在想象，否则他实际上真看到了一份绝密计划，内容是盟国打算如何占领和瓜分德国。

[1] 基督教的《圣经》是从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开始的，所以这里的“从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开始”，意思是“从头说起”。

5

在80公里以外的地方，那张地图的原件及附件就存放在柏林达勒姆岩峰路1号的保险柜里。那里是最高统帅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大将的应急指挥部。战争期间，大量荒诞不经的秘密落入了德国情报部门的手中，而这个红色封面的卷宗，则是约德尔读过的最无情地揭示内情的文件。

这份文件包含一封信和一份70页的背景备忘录，封底夹着两张可以单独取出的地图，每张约有50厘米长、45厘米宽，绘图比例尺为1英寸比29英里。它们都是一份机密作战指令前言的副本，在1月份被前线德军从英国人手里缴了过来，当时阿登攻势已成强弩之末，如此重要的情报倒也是个不小的收获。至于盟军是否察觉到如此严重的泄密事件，约德尔本人并不清楚。

在希特勒看来，盟军的这份计划太具有爆炸性了，只有最高统帅部里的一些人才被允许阅读。2月初，元首花了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研究了这份卷宗之后，把上述文件列为“国家绝密”。除了他身边的军事顾问和协助顾问工作的参谋人员以外，任何人都不知道文件的具体内容，甚至连内阁成员也对此一无所知。但在如此严格的保密手段之下，一个老百姓却看到了这些文件和地图，她就是路易丝·约德尔太太———她是与将军结婚才几周的新娘。

就在他们成婚前的一天晚上，约德尔决定把这些文件给他的未婚妻看一看。毕竟作为最高统帅部的机要秘书，她也经手了相当数量的军事秘密。路易丝居住的公寓距离约德尔的指挥部只有一个街区，约德尔把整份文件放进公文包里，提着包就去了她的公寓。当房门紧闭后，他立即把这些文件取了出来，对他的未婚妻说：“盟军就是打算这样收拾德国的。”

路易丝把这个红色封面的卷宗放在桌子上，开始一页一页地看起来。她早就学会了阅读军事文件和地图，但此时那些能力完全是多余的——文件的内容相当直接明了。此时此刻，约德尔太太手里拿着的正是盟军在取得战争胜利后对自己祖国的瓜分蓝图，这让她的心为之一沉。她认为艾森豪威尔指挥部里的某个人，在选择代号的时候怀有报复心，文件的封面上有一个令人胆寒的标题：“日食行动”（Eclipse）。

约德尔从她的手里拿过卷宗，打开地图平放在桌子上。“看，”他苦涩地说道，“看那些边界。”

路易丝默默地研究着地图上用粗线画的边界，北部和西北部地区标着2.5厘米高的国别首字母“U.K.”（英国）；南部的巴伐利亚地区写着“U.S.A.”（美国）；而帝国的其余部分，大致是整个中央地区以及正东方向则标上了“U.S.S.R.”（苏联）。她惊恐地注意到，甚至连柏林也被“三大国”从中分割开来，柏林位于苏占区的中心，盟国在其中分别画上圈，分成了3份：美国人占有南面，英国人占有北边的一部分和西北的全部，苏联人占有东北部和东部。她意识到这就是战败的代价了。路易丝3看着她的未婚夫说道：“就像一场噩梦。”

即便知道这张地图肯定是真的，路易丝还是难以接受这个物证。她问道，这份“日食文件”是从哪里来的？不过话刚出口，她就意识到自己说了句废话。根据多年来对约德尔的了解，他肯定会在这样的事情上守口如瓶（约德尔太太一直认为，阿尔弗雷德是个“性格孤僻的人”，他总是躲藏在一个面具后面，甚至对自己的爱人也是如此）。果不其然，约德尔将军开始闪烁其词。尽管他肯定这些地图和文件的真实性，却并没有披露来自何种渠道，只是很敷衍地说了句：“我们是从英军指挥部里搞到的。”

过了很久，当约德尔返回指挥部以后，路易丝才领悟到“日食行动”所蕴含的另一个灾难。如果德国战败的话，那么她在哈茨山脉的老家将沦为苏占区，生活在那里的亲戚们就会落入苏联人的手里。尽管路易丝爱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完全忠诚于她的国家，但她此时此刻却做出了一个非常人道的决定：铤而走险，打电话通知亲戚们赶快往西边逃，她绝不能让自己的嫂子和4个孩子落到苏联人的手中。就在临走前，约德尔还警告过她，绝不允许将有关“日食行动”的机密泄漏出去，但路易丝早已将这些话抛诸脑后了。

路易丝决定冒险。她清楚地知道将军加急电话的代号，她一把抓起话筒，让接线员帮她转接了亲戚的电话。几分钟后，线路终于被接通了，路易丝和惊讶万分的嫂子简短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最后随意提了句：“你知道最近东风来势汹汹，我真的认为你和孩子们应该搬到河西边去。”

她慢慢地放下电话，希望对方能够明白她那笨拙的密码般的信息。在电话线的另一端，她的嫂子听见了对方挂断电话的咔嗒声，她不明白为什么这么晚了路易丝还给她打电话，接到她的电话本是件高兴的事，但她却听不懂路易丝说的是什么，也就没有再多想。

将军和路易丝在3月6日结了婚。从那以后约德尔太太就一直担心，丈夫会对她的“泄密行为”有所察觉。实际上毫无必要，负担过重的将军有更为紧迫的问题要处理。

迄今为止，约德尔和他的参谋们已经彻底研究和分析了“日食行动”，几乎把每段话都背了下来。尽管它并不是一份战略性文件——也就是说，它没有对需要德军采取反制措施的迫在眉睫的敌军行动做出警示——但这个“日食计划”几乎同样重要。首先，它有助于解答几年来一直令约德尔和最高统帅部迷惑的一系列问题：他们想要知道，西方列强与苏联的联盟有多强大？当他们坐下来瓜分战利品的时候联盟会分裂吗？既然苏联红军已经占领了中欧的大部分，那么在1943年卡萨布兰卡会议以后，丘吉尔和罗斯福共同发表的德国必须“无条件投降”的宣言还有效吗？盟军是不是真的想把这样的条件强加给战败的德国呢？当约德尔和德国的最高统帅研究“日食行动”文件的时候，有关盟军动机的所有问题全都消失了，盟国的文件用清楚明白的话做出了回答。

然而，直到2月的第二个星期，约德尔才认识到这份文件的全部重要性，尤其是地图的重要性。在2月9日和之后的3天时间里，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雅尔塔举行了秘密会议。尽管情报部门做出了巨大努力想弄清楚在会议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但约德尔所了解的在官方公报里几乎全都有了，公报于2月12日向全世界新闻界发布——这就足够了。尽管公报内容闪烁其词、有所保留，但毫无疑问“日食行动”的文件和地图是搞清盟国意图的关键。

官方公报中有一段话说：“我们在共同的政策和计划上达成了一致，要坚定不移地将无条件投降的条款执行到底……这些条款将在德国最终战败时公之于众……按照已达成的一致计划，三大强国的军队将分别占领德国的部分领土……”

盟国没有必要陈述那些“条款”了，约德尔早已对“日食行动”文件中的相关内容烂熟于心。尽管雅尔塔公报并没有披露提议中的占领区，但约德尔同样知道了每个占领区的位置和精确的边界，它们在“日食行动”的地图上已经被标了出来。

还有许多其他结论可以被推断出来，但对约德尔而言，有一点格外难以接受。显然，无论在雅尔塔会议上发生了什么别的事情，盟国有关德国的瓜分计划也只不过是在三巨头的会晤中得到了正式批准而已。虽然雅尔塔公报给人一种感觉，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最终确定了瓜分和占领的蓝图，但“日食行动”的文件和地图上的日期毫无疑问地表明，基本的决定在几个月以前就已做出了。“日食行动”背景备忘录上附函的签名日期是1945年1月，地图在此之前就准备好了：1944年岁末印制，上面的日期是11月。显然，如果盟国之间没有团结一致的话，那个被定义为“对德国的占领计划和执行”的“日食行动”也就永远不会出台了。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事实，它让德国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寄希望于西方盟国与苏联之间的矛盾分歧能让自己夹缝求生——彻底灰飞烟灭了。

从苏联红军越过帝国东部边境的那一刻起，希特勒和他的军事顾问们就一直等待着首道不和的裂缝在盟国当中出现。他们相信，西方和苏联间的冲突一定会出现，因为前者永远也不会让后者统治中欧。约德尔也有同样的看法，他对英国人抱有厚望，因为他觉得英国人永远都不会容忍出现这样的形势。[1]不过，这都是在他亲眼看到“日食行动”的文件以前。“日食行动”清楚地表明联盟仍然牢不可破，雅尔塔会议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

除此之外，作为整份文件前言的附函在第一段就开宗明义地表明了盟国之间没有任何分歧：“为了让强加在德国身上的投降条款真正得到落实，美国、苏联和联合王国政府（后者也以英联邦自治领的名义）达成协议，由三大国的武装力量共同占领德国。”[2]而且这封附函的权威性不容置疑：签字日期是1945年1月；单位是当时在比利时的英军第21集团军群指挥部；签名者也绝非无名之辈，他是蒙哥马利元帅的参谋长弗朗西斯·德甘冈少将。

在约德尔看来，文件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要德国无条件投降，完全是想把德国置于死地。一开始德国人认为，喊出无条件投降的宣传口号无非是盟国提高后方士气的手段而已，但摆在面前的残酷事实让所有人都恍然大悟：敌人是真的打算把这一切都不打折扣地付诸实施。“日食行动”的文件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德国人自己敲响了总体战的战鼓。对于这一切，唯有彻底击败他们，并对其国土实施全面占领方是最好的报应。在‘无条件投降’这个词上，德国人没有任何谈判的余地，我们也不打算和他们谈什么。”

盟国的意图，就是彻底毁灭德国的未来与希望。哪怕就是帝国真的打算妥协和停战，只要不是无条件投降，盟国也会置之不理。在约德尔眼中，这就意味着，德国除了死战到底以外，别无选择。[3]

正是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准确的日子后来谁也记不起来了——古德里安的情报处长赖因哈德·格伦少将驱车前往普伦茨劳，与维斯瓦集团军群的新指挥官见面，他的公文包里有一份“日食行动”的文件副本。格伦向海因里希介绍了苏联红军在奥得河上已探明的最新部署，然后拿出了“日食行动”文件解释了其中内容。海因里希一页页地慢慢看着，然后又仔细地阅读地图，研究了很长时间。最后，海因里希看着格伦，用一句话总结了最高统帅部中每个人都领会到的有关这份文件的真正含义，“Das ist ein Todesurteil”——“这是一个死刑判决！”他说道。

几天之后的3月25日——这天正是棕榈主日[4]——约德尔大将再次研究了“日食行动”的地图，他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小乔治·S.巴顿将军的美军第3集团军所部已经在星期四晚上渡过莱茵河，渡河地点在美因茨（Mainz）附近的奥彭海姆（Oppenbheim）乡村地域，现在正朝美茵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 am Main）推进。第二天，蒙哥马利元帅的部队在北方40公里长的战线上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强渡莱茵河。尽管德军竭尽所能，但莱茵河防线还是很快崩溃了——西方盟军正在快速挺进。现在约德尔焦虑地再次研究起“日食行动”的地图，试图搞清楚盟军到底打算深入德国腹地的哪个地方，这个问题在“日食行动”的背景备忘录里并没有被阐明。约德尔希望，他能拥有该计划的其他部分，尤其是涉及军事行动的部分。

不过那些地图还是提供了一个线索，他甚至在妻子面前提到了这件事，尽管那只是一种预感，但约德尔认为它是正确的。那些地图表明，英美盟军和苏联红军之间的分界线，大致沿着易北河从吕贝克（Lübeck）延伸到维滕贝尔格(Wittenberge)，再从维滕贝尔格蜿蜒向南，到爱森纳赫（Eisenach）附近，然后转向正东至捷克斯洛伐克边境。那条线除了是占领区的界线之外，是否同样是英美盟军推进的终点线呢？约德尔几乎可以肯定正是如此。他告诉妻子，美国人和英国人已经放弃了占领柏林的计划，并决定将其拱手让给苏联红军。除非“日食行动”的地图被改动过，否则在约德尔看来，艾森豪威尔的部队会在“日食行动”的边界线上慢慢停下来。

[1] 在1945年1月27日举行的会议上，希特勒问戈林和约德尔：“你们认为，在内心深处，英国人是不是对俄国人的所有进展满怀热情？”约德尔毫不犹豫地给出了答复。“当然不，”他回答道，“他们的计划是完全不同的……日后……会充分认识到的。”戈林对此也充满自信。“英国人肯定不会计划让我们挡住他们，而让俄国人征服整个德国，”他说道，“他们不会指望我们……在西线像疯子一样挡住他们，与此同时俄国人却越来越深入德国。”约德尔完全同意，他指出英国人“始终对俄国人抱有怀疑的态度”。戈林确信，英国人宁可试图与帝国达成某种妥协，也不愿看到欧洲的心脏落入共产主义的势力范围，因此他说道：“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的话，不出几天我们就会接到‘英国人发来的’电报。”——原注

[2] 这个译文与原始文件之间可能会有一些微小的差别。“日食行动”文件被缴获后，它被译成德文，随后被拍成照片。上面的文字是从缴获的文件再译回英文的。——原注

[3] 1946年，约德尔在纽伦堡被审判时，被问到为什么在1945年初他不建议希特勒投降。约德尔说道：“不这么做的主要原因……是无条件投降……即使我们曾经对我们的下场有过怀疑，那种怀疑也因为我们缴获了英国人的‘日食行动’而排除掉了。”在他说话的那一刻，约德尔看着在场的英国军官，似笑非笑地说道，“英国代表团的先生们将会知道，那个行动是什么。”事实上，出席审判的英国人并没有听懂这句话：“日食行动”非常保密，他们对此一无所知。正是这句神秘的话，加上对约德尔太太的几次采访，才导致“日食行动”的作者及其内容，在这里被首次披露出来。——原注

[4] 棕榈主日（Palm Sunday），亦译圣枝主日，指复活节前一周的星期日，纪念耶稣在受难前最后一次步入耶路撒冷。

第3部
目标

Part Three
The Objective

1

法国北部，锡索讷（Sissonne），临近棕榈主日午夜的时候，一辆美军军官座车停在了当地的一栋灰色石屋门前，屋内就是美军第82空降师师部。车上下来两名军官，一人身穿美军军服，另一人穿着没有佩戴任何标识的英军作战服。第二名下车的人是个瘦高个，留着一副威猛的红色八字须，头上戴着利落的绿色贝雷帽，与他的金黄色头发形成了生动对照。对英国人和美国人来说，他的名字几乎无法发音：阿里·D.贝斯特布鲁尔杰（Arie D. Bestebreurtje）。大家一般都称呼他“阿里”或者“哈里上尉”，甚至连这些名字都会随着任务的改变而改变，因为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德军战线的后方。阿里是特种部队的特工，还是荷兰情报部门的成员。

几天前，阿里的上级把他召到布鲁塞尔，对他说他已被安排到第82空降师，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他要向第82空降师师长、年仅38岁的少将詹姆斯·莫里斯·加文（James Maurice Gavin）报到，参与绝密任务的情况通报会。现在，阿里和护送他的军官进入了师部，急匆匆踏着一段台阶来到二楼，路过一条走廊进入一间防卫森严的地图室。站在门口的宪兵检查了他们的证件，随后敬礼，打开了门。

进入屋内，阿里受到了加文将军和他的参谋长罗伯特·H.维内克（Robert H. Wienecke）上校的热烈欢迎。阿里注意到屋子里的大部分人都是老相识了：在第82空降师对荷兰奈梅亨（Nijmegen）进行突袭的时候，他和他们一起跳伞，一起战斗。对于他所能预料到的保密措施，阿里在布鲁塞尔的上级并没有言过其实，只有15位军官在场——各团团长和他们指定的参谋。与会者显然全都经过了精心挑选。屋内的陈设非常朴素，只有几条长凳和桌子，墙上挂着图表，在屋子的一端，有一块被帷幔盖住的墙一般大小的大地图。

一位保卫部门的军官开始点名，根据花名册逐个进行核对，随后加文将军开门见山地开始了任务布置。他站在那张挂有帷幔的地图旁边，示意大家都围过来：“只有你们这些有绝对理由需要了解情况的人，才被请来参加这次情况通报会。我必须强调，在进一步命令下达以前，你们今天晚上听到的任何内容都不得出这间屋子，严禁扩散出去。可以这么说，你们将在部下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训练他们，因为出击目标只有你们知道，是绝对保密的。实际上，你们已经对手下的士兵进行了一些训练，尽管你们中的大部分人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你们和部下一直在跳伞，或者飞到一个特殊的训练区域，那个训练区域是经过周密安排和部署的，以模拟我们下一个突袭目标的实际范围。”

“先生们，我们要进行绝杀，这将是致命一击。”他猛地一拉地图边上的绳子，帷幔滑到了一边，露出了目标：柏林。

当那些军官盯着地图的时候，阿里则仔细观察着他们的脸，他觉得从众人脸上看到了渴望和期待。对此他并不感到惊讶，这些指挥官们已经失意好几个月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曾与部下一起在西西里岛、意大利、诺曼底和荷兰进行了空降作战，但在此后的突出部战役中，伞兵却被当成步兵投入阿登高原的地面战斗中。阿里知道，空降部队一直被视为军中骄子，这些军官认为自己和手下的真正角色是直插敌后的尖兵，突袭还远在地面部队前方的敌后目标，并在困境中坚持到援兵到来。投入常规的地面战斗完全是对他们价值的否定。实际上，这也不是高层刻意为之，而是因为在战争后期，盟军地面部队的推进速度实在太快了，根本不需要伞兵冒着危险深入敌后。计划中的多次空降行动都没能成行。

加文解释说，对柏林的突袭将动用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三个师的兵力，第82空降师被称为“A特遣队”，担任主攻任务。加文从地图顶部展开一个透明的套图塑料膜，指着一堆用黑色蜡笔画出的正方形和椭圆形，那些就是各个目标和空降场。“按照现在的计划，第101空降师将夺取城市西边的加托（Gatow）机场，英军第1空降军的一个旅将直扑城市西北方向的奥拉宁堡（Oranienburg）机场。”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而我们的第82师，将直接空投到柏林城内，我们的目标是要拿下滕佩尔霍夫机场！”

第82空降师的目标看上去小得令人难以置信。在城区和城郊321平方公里的占地面积中，那个机场就像一张邮票——更像一片绿色的污迹，还不到4平方公里大，周边的建筑物很密集。在它的北部、东部和南部边缘，至少有9处公墓环绕在周围，给人相当不吉利的感觉。“两个团将守住机场周边的防线，”加文说道，“第三个团将进入机场北边的建筑群，并直接杀向柏林市中心。我们将坚守这片空降场，直到地面部队赶来，时间不会太久——充其量就是几天时间。”

加文说，对伞兵的“盲训”要强化，滕佩尔霍夫机场及其周边地区的地形模型就放在师部的一个“安全屋”内。空降地域的空中侦察照片、情报评估以及其他材料，都将送到各位团长及其参谋手中，以帮助其制订具体作战计划。“我们很幸运，”加文说道，“能有哈里上尉帮忙，他是“柏林通”，尤其对滕佩尔霍夫机场及周边地区了如指掌。他将和我们一起跳伞，从现在开始就能做情况介绍，回答你们所有的问题。”

加文再次停顿下来，看了看身边的军官。“我相信，你们全都想知道那个大问题的答案。什么时候行动？这取决于德国人。空降柏林的计划从去年11月起就开始筹划了，计划一直在改变，而在我们获得行动开始的具体日期以前，你们必须明白它还会有许多变化。行动开始日期被定为A日，到底是哪一天将取决于盟军向柏林推进的速度，当然，只有当地面部队推进至与城市的距离适当的时候，空降行动的时间才能定下来。不过，A日很可能只是一两个星期以后的事情，因此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现在我能告诉你们的就是这些。”

加文走到一旁，把会议交给他的参谋们。他们挨个讨论着行动的每个阶段。当他们谈论的时候，加文就坐在那里漫不经心地听着。他后来回忆说，出于保密上的原因，他并没有将战役的所有细节对与会者和盘托出，而仅仅是把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的部分行动内容告诉了部下们。此次规模宏大的空降突击并不是计划的全部，而仅仅作为盟军占领柏林的大规模强攻计划中的一个部分，伞兵部队将与地面部队一起行动。加文同样没有提到的是，空降作战命令可能会在不同的军事条件下下达：不仅是在德国决定负隅顽抗时伞兵们会行动，哪怕德国军队突然崩溃或投降了，伞兵们也很可能会收到出击命令，以武力迅速接管柏林。但关于后面这个情况所制订的计划目前仍然是绝密的。A日行动是“霸王行动”——对欧洲的进攻——的必然产物，一度被称为“兰金行动C方案”（Rankin，Case C），后来又改称“护身符行动”（Talisman）。出于安全原因，1944年11月，战役的代号又变成了“日食行动”。

“日食行动”的保密等级非常高，除了盟军最高统帅部的高级参谋军官外，只有20来位将军被允许进行研究。他们要么是集团军指挥官或者军长，要么是在其他负有相应责任的部门里任职。了解“日食行动”的师长寥寥无几，加文只知道该计划的某些目标，以及计划中涉及他和他的师的部分内容。

此前的几个月里，在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指挥官刘易斯·海德·布里尔顿（Lewis Hyde Brereton）中将，以及加文的顶头上司第18军军长马修·邦克·李奇微（Matthew Bunker Ridgway）少将所参加的众多会议中，“日食行动”作为对德国的占领计划被摆上桌面。它详细说明了一旦德国投降或者崩溃，需要立即采取哪些行动步骤。它的主要目标是收缴德军的武器，控制住无数溃兵，并监督和敦促德方切实执行无条件投降的相关条款。

按照“日食行动”的条件，对柏林的空降突袭计划要求空降兵能迅速采取行动，“控制敌人首都以及最重要的行政和交通枢纽……彰显我军的实力”。他们要制伏任何可能继续抵抗的残余狂热分子，救出并照料战俘，抢在被销毁之前查封绝密文件、档案和胶卷，控制诸如邮电局、电台、报社和印刷厂之类的信息中心，逮捕战犯和残留的政府要员，并且建立法律和秩序。在等待地面部队和军政府团队到达的过程中，空降部队要首先采取上述这些行动。

关于“日食行动”的内容，加文获悉的就这么多，至于德国战败之后，如何在德国或者柏林划分占领区域，他一无所知。现在加文唯一关心的是让第82空降师做好准备。但是由于有这么多要求，这就意味着要做两手准备：第一个计划就是军事上的进攻，以占领城市；第二个计划正如“日食行动”所设想的那样，要求空降部队在柏林空投，充当先锋，但只履行警察的职责。加文已经把他敢说的话全都告诉手下的团长们了。即便他知道，如果战争突然结束的话，空降部队的整个任务就会有重大改变。但根据目前的形势，加文还是明确命令第82空降师按照作战预案行动，为从空中武力攻占柏林做好准备。

加文突然意识到，荷兰情报官的情况介绍即将结束。“我必须强调，如果你期望从任何一个柏林人那里得到帮助，还是算了吧。”哈里上尉说道：“想要找愿意帮忙的向导？答案是没有。有没有像我们在法国和荷兰那样的地下抵抗组织？答案是没有。即使有些柏林人私下里是同情我们的，他们也会由于受到惊吓而不敢表现出来。以后我们可以更详细地讨论所有这些问题，但此刻容我向你们保证：不要幻想自己在柏林会被当成解放者，受到香槟酒和玫瑰花的欢迎。德国军队、党卫队和警察将会打光最后一颗子弹，然后再高举双手走出来告诉你们，这一切就是一个可怕的错误，那全是希特勒的错。然后再为你们先于苏联人来到柏林而感谢你们。”

这位大个子荷兰人拽着他的八字须，继续说道：“不过，他们将会拼命作战，而且在一段时间里很可能有点难对付。那是值得的，我为能和你们一起去战斗而感到骄傲。我的朋友们，当我们占领柏林的时候，战争也就结束了。”

加文知道，攻克柏林不会是件容易的事，不过他认为突袭所造成的心理震撼本身，就可能压倒德国的保卫者们了。它将会是这场战争中规模最大的空降突击行动之一。最初的计划要求投入3 000架护航战斗机，1 500架运输机，大概1 000架以上的滑翔机和约2万名空降兵，这已经超过了D日在诺曼底空投的兵力。“我们现在所需要的，”会议结束时加文告诉手下的军官，“只是一个决定和一声‘出发’。”

在约50公里外的大穆尔默隆（Mourmelon-le-Grand），打不垮的第101空降师也在训练，随时准备投入作战，但该师谁也不知道会接到实施哪项行动的命令。师里接到了大量上级布置的空降突击计划，结果师长马克斯韦尔·达文波特·泰勒（Maxwell Davenport Taylor）少将、副师长杰拉尔德·约瑟夫·希金斯（Gerald Joseph Higgins）准将，以及所有的参谋都觉得自己无所适从。他们得为所有的计划进行准备，却极其怀疑这些计划中的空降行动是否能够真正实施。

除了攻占柏林的计划之外，还有一些其他计划，例如对基尔（Kiel）的德国海军基地进行空降突击的“爆发行动”（Eruption），对战俘营进行一系列空降的“欢腾行动”（Jubilant），在美军第7集团军挺进德国西南部的黑森林（Black Forest）之前发动突袭夺取战略目标的“有效行动”（Effective）。还有许多别的计划正在研究，其中有些非常异想天开。第101空降师师部了解到，盟军第1空降集团军的参谋们甚至考虑，在巴伐利亚州贝希特斯加登周围的山区里空降，夺取上萨尔茨山（Obersalzberg）[1]里的“鹰巢”，也许还能抓住“鹰巢”的主人阿道夫·希特勒。

很显然，这些空降计划不可能全都安排进日程表。希金斯准将对他的参谋们说：“我们根本没有足够的运输机来执行所有的空降作战任务。我们并不贪婪，只需要一次大型的、决定性的空降行动就完全足够了！”

但是，第1空降集团军将会获准投入哪次行动呢？第101空降师又会在战争的最后期扮演什么角色呢？在柏林空降似乎可能性最大，但师作训科长小哈里·威廉·奥斯本·金纳德（Harry William Osborne Kinnard，Jr）上校认为，那将会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任务”。不过，让第101空降师每个人都难以释怀的是，在空降柏林的胜利时刻，自己的作战目标仅仅是占领偏远的加托机场，而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第82空降师，却得以承担攻占滕佩尔霍夫机场的重任，它靠近柏林城区，是行动的核心目标。但无论如何，能参与攻克柏林就已经是中了头奖，每个人都有足够做的事情。

在金纳德上校看来，用空降部队实施空中突击似乎是结束欧战的完美方式。在作战室里的那张地图上，他甚至已经画上了一条红线，从法国的集结区一直延伸至第101空降师在柏林的空降区域。距离德国首都的航线全程只有约765公里，如果上级一声令下，他认为第一批美国兵大约用5个小时就能进入柏林。

第101空降师师长泰勒少将和副手希金斯准将一方面急于进攻，另一方面却心存疑虑。他们担心空降部队可能已经没有机会投入这场最终的决战了。希金斯面有愠色地研究着地图，边看边嘀咕：“看地面部队如此神速地进军，恐怕他们是要让我们失业了。”

在同一天，3月25日，星期天，西方盟军的领导人都从盟军最高统帅部获得了令人愉快的消息。在华盛顿和伦敦，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五星上将，英帝国军队总参谋长陆军元帅艾伦·布鲁克爵士，分别研究了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五星上将昨夜发来的电报。“同计划中估计的情况一样，近来在莱茵河西岸的一系列胜利，大量歼灭了敌军在西线的有生力量。我虽然不想显得过于乐观，但却坚信今天的形势提供了一些机会。我们曾为这些机会而斗争过，当它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就必须大胆地抓住它们……我个人相信，敌人的力量……正变得捉襟见肘，因而不久后能够限制我们突击和前进的只会是我们的后勤补给能力……我正指示在整条战线采取最有力的行动……我打算用最快的速度强化每一次胜利。”

[1] Obersalzberg，德语直译的意思是盐山，通常音译成上萨尔茨山，由于奥地利萨尔茨堡就在其北面不远处，以前经常错译成上萨尔茨堡。此地位于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阿尔卑斯山脉中，紧邻德国和奥地利边境，从1923年起是希特勒的度假住所，1933年改建成为希特勒和纳粹高官们的官邸区，1937年又在上萨尔茨山的山脚下设立了纳粹德国除柏林外的第二政府驻地，附近的山顶上有座著名别墅，就是“鹰巢”。

2

从250米高度往下看，人员和车辆构成的洪流似乎没有尽头。驾驶无武装的“幼畜”型侦察机“梅小姐号”的梅里特·杜安·弗朗西斯（Merritt Duane Francies）中尉，已经被地面上的景象迷住了，下面全都是部队、坦克和车辆。3月底，盟军各集团军全都渡过了莱茵河，从那以后弗朗西斯便一直注视着突破的进展情况。现在那条大河已经被远远地甩在了身后，不论前后左右，映入弗朗西斯眼帘的都是一幅卡其色的无边无际的全景图。

弗朗西斯一推操纵杆，“梅小姐号”便沿着英军第2集团军和美军第9集团军的结合部俯冲下来。他摆动着机翼，看到地面部队的人流挥手示意后直接朝东飞去，他有自己的任务要完成——担当第5装甲师先头坦克纵队的“眼睛”。胜利就在眼前，对此他非常确信，什么都不能阻止这场大进军。时年24岁的飞行员后来回忆说，在当时的自己看来，似乎“地壳已经被震得松开，正拼命地朝易北河移去”。易北河正是柏林面前的最后一道水系屏障。

弗朗西斯看到的只是盟军宏大进军场面的一个极小部分。一连数日，在刺骨的寒风中，在大雨和泥泞之中，冒着冻雨和寒冰，一道由军人、补给品和机械组成的宽达560多公里的洪流，沿着北起荷兰南至瑞士边境的整条西线，潮水般涌进了德国平原。最后一场宏大的攻势已拉开了帷幕。为了摧毁德国的军事力量，7个强大的集团军——共有85个兵力庞大的师，其中有5个空降师、23个装甲师，460万西方盟军中的大部分兵力——正杀气腾腾地涌入帝国。

到处悬挂着白床单、白毛巾、白布，它们被战败者充作临时性的降旗。在城镇和乡村之中，惊恐万分的德国人仍然对那些突然向他们袭来的战斗感到茫然，透过屋门和破碎的窗户，他们惊讶地注视着从身边经过的强大的盟军。如此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其速度却快得令人喘不过气来。

每条道路上都布满了隆隆行进中的军车车队。坦克、自行火炮、重炮、装甲车、“布伦”式轻型装甲车、弹药运输车、救护车、油罐车以及巨大的柴油机牵引车，它拖着一条街那么长的装满设备的挂车，上面装满了架桥用的部件、浮舟、装甲推土机，甚至还有两栖登陆艇。由吉普车、军官座车、指挥车和庞大的天线林立的电台车组成的各师师部都在机动之中。每条道路上都挤满了一波又一波部队，他们或是坐在卡车里，或是坐在装甲车后部，有些在摩托化纵队旁边行军，有些则在毗邻的田野里跋涉。

他们组成了一道道激昂且雄壮的队列，其中就有那些值得载入二战史册的各种战旗、团徽和标识符号。在那些师、旅、团中，有曾在敦刻尔克撤退中断后的英国禁卫团士兵；有洛瓦特勋爵麾下第1特别勤务旅那群胡子拉碴、戴着褪色的绿色贝雷帽的突击队员，他们曾在战争最黑暗的岁月里袭击过被德军占领的欧洲海岸；有著名的加拿大第2步兵师中强悍的加拿大人，他们曾在诺曼底登陆的预演——迪耶普（Dieppe）登陆战中蒙受了惨重伤亡。在装甲部队的行列中，飘扬着三角旗的是第7装甲师最初的几只“沙漠之鼠”，他们曾在利比亚沙漠中为追击埃尔温·隆美尔元帅做出过贡献。“穿着短裙的恶魔”用风笛奏出的音乐盖住了军人和武器发出的巨大喧嚣，他们是第51苏格兰高地师的人，一如既往地用风笛吹奏出战斗序曲。

在美国人的方阵中，有一些师拥有狂放的外号和丰富多彩的传奇经历。“战斗的第69师”，号称“胜利之师”的第5装甲师，第84步兵师叫“劈木人”，第4步兵师是“常春藤师”。有着“地狱之轮”之称的第2装甲师凭借不按常理出牌的坦克战术，从北非的旱谷一路杀到莱茵河畔，给德国人造成了混乱。外号“大红一师”的第1步兵师创下了一个记录，参加登陆战的次数超过其他所有的美军部队。在诺曼底狭窄的“奥马哈”滩头，当所有人似乎都束手无策时，第1步兵师与美军资历最老的部队之一、外号“蓝与灰”的强悍且历史悠久的第29步兵师一起奋战，丝毫没有放弃。

有支部队前进的速度就像装甲特遣队一样快，它就是著名的第83步兵师，近来记者们给该师起了个“痞子马戏团”（Rag-Tag Circus）的绰号。足智多谋的师长罗伯特·昌西·梅肯（Robert Chauncey Macon）少将已经下令，征用任何能够开动的东西来提高该师的运输能力，“不得提出任何疑问”。“痞子马戏团”干脆把缴获的德军车辆匆匆上漆，涂装得五花八门、稀奇古怪，现在他们正乘坐这些车辆全速前进。其中包括德国国防军的吉普车、指挥车、运送弹药的卡车、“豹”式坦克和“虎”式坦克、摩托车、公共汽车，还有两辆珍贵的消防车。在队列前方，就是一辆坐满步兵的消防车，一面在风中招展的大旗被挂在车辆的后保险杠上，上面写着“下一站，柏林”。

盟军三大集团军群自北向南一字排开，向德军发起攻击。

在荷兰的奈梅亨与莱茵河畔杜塞尔多夫之间，陆军元帅伯纳德·劳·蒙哥马利爵士指挥的第21集团军群已于3月23日强渡莱茵河，现在正全速穿越威斯特法伦平原。这个平原在广袤的鲁尔河谷以北，而鲁尔河谷则是德国整个战争工业的心脏。在蒙哥马利的指挥下，其北翼是亨利·邓肯·格雷厄姆·克里勒（Henry Duncan Graham Crerar）上将[1]的加拿大第1集团军。中路是迈尔斯·克里斯托弗·邓普西（Miles Christopher Dempsey）中将的英军第2集团军。该集团军是所有盟军中最名副其实的“盟军”集团军，除了有英国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的部队之外，还有波兰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捷克斯洛伐克人的队伍，甚至还有美军第17空降师。在集团军群南翼大举猛攻的，是蒙哥马利的第三支军事力量，威廉·胡德·辛普森（William Hood Simpson）中将率领的战力强劲的美军第9集团军。蒙哥马利的部队已经将莱茵河甩到身后大约80公里的地方了。

沿着战线向南，接下来登场的是朴实谦逊的奥马尔·纳尔逊·布莱德雷上将的第12集团军群。他的战线长达200公里，从杜塞尔多夫沿着莱茵河一直到美因茨地区。同蒙哥马利一样，布莱德雷也有3个集团军，不过伦纳德·汤森·杰罗（Leonard Townsend Gerow）中将的美军第15集团军却是一个“幽灵”集团军：该部准备执行占领任务，因而暂时扮演一个相对来说没有作战任务的角色，负责守卫莱茵河西岸到鲁尔河之间，从杜塞尔多夫到波恩的区域。布莱德雷的军力在于强大的美军第1集团军和第3集团军，这两个集团军兵力总数接近50万人。考特尼·希克斯·霍奇斯（Courtney Hicks Hodges）中将的美军第1集团军——号称欧洲战区的“役马”，是在诺曼底率先登陆的集团军——现在正在鲁尔河南岸蜂拥向前，以极快的速度向东猛冲。自从3月7日攻占了雷马根桥之后，霍奇斯就不断地扩大莱茵河东岸的桥头堡，投入了一个又一个师。接着，在3月25日，第1集团军官兵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从立足点蜂拥而出，3天之后距离他们的出发阵地已经有60多公里了。紧邻第1集团军在德国中部向前突击的，是巴顿中将闻名遐迩的美军第3集团军。这位颇具争议且脾气火暴的将军和他的部队比任何一个集团军都推进得更远更快，解放的地盘面积更大，毙伤俘获的德军也更多，这足以令其感到骄傲。而现在，巴顿又再次拔得头筹。在第21集团军群于3月23日发动大肆宣传的攻势之前，他的部队就抢在蒙哥马利的前头，通过24小时以上的强行军秘密渡过了莱茵河。现在，巴顿的坦克纵队正以每天50公里的高速向东边狂飙突进。

在布莱德雷将军部队的右翼，紧邻巴顿的是第三支庞大的盟军地面部队，雅各布·劳克斯·德弗斯（Jacob Loucks Devers）上将的第6集团军群。德弗斯的两个集团军——亚历山大·麦卡雷尔·帕奇（Alexander McCarrell Patch）中将的美军第7集团军和让·德拉特·德塔西尼（Jean Joseph Marie de Lattre de Tassigny）上将的法军第1集团军——占据着战线的南翼，大约有240公里长。帕奇和巴顿的集团军几乎齐头并进，德塔西尼的集团军正在整条战线上最为崎岖不平的地带作战，穿过山峦起伏的孚日山脉和黑林山。他的部队是法国解放后组建的第一支法军集团军，组建时间还不到6个月。现在该部的10万名官兵希望，要在战争结束前跟德国鬼子算算总账。

每个人都有一笔旧账要算。但在西线各地，德国军队已陷入总崩溃，根本就算不上一支有凝聚力和组织性的武装力量了。帝国原本强大的各个集团军早在阿登攻势中就损失惨重，随后一个多月的苦战（主战场在摩泽尔河和莱茵河之间）更是将它们彻底粉碎。希特勒决心在莱茵河西岸遏制住盟军的攻势，不允许手下那些被重创的兵团撤退到东岸事先构筑好的阵地上。这个决定或许是这场战争中最愚蠢的军事决策错误之一，随即就招来了巨大的灾难。在盟军高歌猛进的多路突破之下，危如累卵的德军防线彻底垮掉了，有生力量则被对手的铁钳送入了包围圈之中。最终，6万德军被打死打伤，还有30万人举起双手当了俘虏，这相当于20多个满编师灰飞烟灭了。

现在据估计，德军剩下的60多个师也只是些缺编严重的空架子部队，每个师的实际兵力仅有5 000人左右，而根据编制每个师原本应该有9 000～12 000人。可以确信，德军在西线的满编师只剩下不到26个。就算是这些名义上的全额部队，也严重缺乏武器弹药和机动车辆，大炮和坦克更是少得可怜。除了上述的师级单位以外，战线上还充斥着各师的残部、被打散的党卫军战斗群、防空部队、数以千计的空军人员（德国空军作为一支有威胁的空中力量已经荡然无存了，只能将不少兵力投入地面作战）、准军事组织，由没有受过训练的老人和半大孩子组成的人民冲锋队，甚至由十几岁的军校学员担任其中的军官。德国军队组织混乱，缺乏通信设备，而且往往没有得力的指挥官，不仅无法阻止艾森豪威尔麾下各集团军协调一致的猛烈攻势，甚至连迟滞敌人都无法做到。

从莱茵河畔发起攻势还不到一个星期，蒙哥马利和布莱德雷全速挺进的集团军群就已经团团围住了德军最后的要塞——重兵把守的鲁尔区。在朝东方展开大规模强攻的同时，3个美军集团军突然猝不及防地从北边和南边朝鲁尔包抄而来：在北边，辛普森的第9集团军本来是直接朝东推进的，后来却改变了方向，开始向东南进军；在南边，霍奇斯的第1集团军与巴顿麾下的第3集团军齐头并进；巴顿的集团军在外圈，他们也改变了方向朝东北推进，以便与辛普森会合。包围圈正在迅速形成，而面对大难临头的危局，以瓦尔特·莫德尔元帅指挥的B集团军群为主力的鲁尔驻军却反应迟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发觉正在合拢的盟军铁钳。21个德国师已经落入一个长约112公里、宽约88公里的毁灭性口袋之中。盟军情报部门自豪地宣称，被装进口袋的德军兵力和装备，比苏联人在斯大林格勒俘获的还要多。

在战胜德国的总体计划中，渡过莱茵河与夺取鲁尔区被赋予了决定性意义，但盟军方面估计，要达成上述目标绝不轻松，很可能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恶战。位于鲁尔盆地以内的特大工业区面积几乎达到10 000平方公里，其中包括数量众多的煤矿、炼油厂、炼钢厂和兵工厂。在突破德军莱茵河防线以前，盟军高层曾悲观地认为要彻底攻占鲁尔区很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但现在，一切都发生了令人欣喜的剧变：奥马尔·布莱德雷（他被称为“朴实的密苏里人”）一手策划的盟军的钳形攻势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美军师长们甚至乐观地宣称包围圈将在几天内彻底合拢。一旦鲁尔区被封锁，德国剩余的抵抗力量也就所剩无几了，盟军未来的强大攻势将畅通无阻。哪怕就是现在，敌人的连绵防线早已被扯成了碎片，德国武装力量的总崩溃开始了。

德军的组织异常混乱，于是美军第2装甲师师长艾萨克·戴维斯·怀特（Isaac Davis White）少将干脆命令他的部下避免与大股顽抗之敌纠缠，不断向前推进。作为美军第9集团军的矛头部队，该师沿着鲁尔区的北部边缘进行机动，在不到3天的时间里就向前突破了80多公里。尽管德国人在各个孤立的口袋里苦战着，想方设法迟滞盟军的攻势，但在高歌猛进的第2装甲师官兵们眼中，被炸毁的桥梁、匆匆建起的路障、雷区和恶劣的地形才是首要麻烦。

惠勒·戈弗雷·梅里亚姆（Wheeler Godfrey Merriam）中校率领的第82装甲侦察营是向前猛冲的第2装甲师前卫。该营虽然在高速突破中遭遇了巨大的混乱，但经历的战斗却很少。3月28日，侦察兵们搭乘的坦克分布在一条由东向西的铁路干线两侧，此时梅里亚姆命令停止前进，向上级汇报该营的新位置。当报务员还在试图与师部取得联系的时候，梅里亚姆觉得自己听到了一声汽笛，随后一列满载着部队、装甲车和大炮的德国军列突然开了过来，沿着铁道呼哧呼哧地直接从他的部队当中经过。德国人和美国人吃惊地互相凝视着，梅里亚姆抬头看着从车窗里探出身的德军士兵，距离近到甚至连“士兵们脸上的胡须毛发都清晰可见”（细心的中校还发现“敌人连脸都没有刮”）。他的部下更是目瞪口呆，眼睁睁地看着火车一路西行，双方都一枪未放。

终于，梅里亚姆兴奋地行动了起来，一把抓住步话机话筒，开始呼叫往西若干公里外的师长怀特少将。通过吉普车上的电台，怀特听见了梅里亚姆激动的警告，而几乎在同一时刻，那列火车就轰鸣着出现在了他的视野之中。事情来得如此突然，让久经沙场的师长也愣住了。他只记得一个指挥第2装甲师车队的宪兵，突然拦住了正在越过铁路的部队。过了一会儿，怀特终于从震惊中回过神来，他立即抓起野战电话，要求炮兵开炮。没过几分钟，位于更西边的第92装甲炮兵营开始齐射，把那列火车干净利落地炸为两截。后来美国人发现，那些平板车上装载了很多反坦克炮和榴弹炮，还有一门406毫米口径的铁道炮。列车上被俘的德军士兵供称，他们对于盟军的推进一无所知，以为美国人和英国人还在莱茵河的西边呢。

混乱既是盟友也是敌人。第30步兵师120团的埃利斯·W.威廉森（Ellis W. Williamson）中校所部推进得太快了，竟遭到了友军师属炮兵的炮击，他们把威廉森的部下当成了正在向东撤退的德国人。第5装甲师第34坦克营的克拉伦斯·A.纳尔逊（Clarence A. Nelson）中尉也有过类似奇特的经历。当自己搭乘的吉普车被射穿轮胎后，纳尔逊跳上了一辆半履带式装甲车继续前进，结果这辆倒霉的战车又遭到了猛烈炮击。他命令一辆坦克向前推进，彻底消灭敌人的据点，但当坦克迎着炮火爬上小山并轰了两发炮弹后，却误伤了一辆英国人的装甲汽车。它已在当地潜伏多时，试图伏击德军，最终却遭了自己人的黑枪。幸运的是，车内的英军无人伤亡，但他们却对友军如此冒失的行为大为光火。第113机械化骑兵群的随军牧师本·莱西·罗斯（Ben Lacy Rose）上尉记得，一位坦克指挥官严肃地向骑兵群指挥官报告说：“长官，我们行进的最后100码是在草丛下面。我们遭到了顽强抵抗，既有来自敌军的也有来自友军的。”

部队的运动是如此迅速，德军的防御又崩溃得这么快，因而许多指挥官所担心的与其说是敌军火力造成的伤亡，不如说是交通事故带来的减员。著名的英军第7装甲师的查尔斯·金（Charles King）上尉恳求他的部下“在路上开车的时候要小心”，并警告说“现在死于交通事故是令人遗憾的”。几个小时以后，这位曾经的“沙漠之鼠”就阵亡了——金上尉乘坐的吉普车压上了德国人埋的地雷。

大部分人并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谁又在他们的两翼。在很多情况下，先头部队甚至已经跑出在地图上为他们设定的位置了。但第82装甲侦察营足智多谋的侦察兵们对此全不在乎，因为他们有一盏独特的指路明灯——手帕大小的美国陆航飞行员逃生地图。这种丝绸制的应急路线图把德军纵深地区的面貌也囊括在里面，原本是空勤人员的特供，帮助其在战机被击落后逃出敌军地盘。而至于如何确定自己在地图上的位置，第82装甲侦察营的小伙子们也不发愁，核对德国人留下来的路标就可以了。

在第84步兵师的攻击地域，第333步兵团1营营长诺曼·唐纳德·卡恩斯（Norman Donald Carnes）中校发现，全营只剩下两张标识着行军路线的地图，但他并不担心。只要电台还在工作，就能与团部保持联系。阿瑟·T.哈德利（Arthur T. Hadley）中尉是第2装甲师的心理战专家，他使用的并不是坦克炮，而是用扩音器来要求德国城镇投降，他手里的地图来自19世纪德国出版商贝德克尔发行的旅游指南。第83步兵师的弗朗西斯·克里斯蒂安·绍默（Francis Christian Schommer）上尉没有那么多的高科技，但他和他手下的营却对自己所在的位置了如指掌。绍默的定位方式简单而有效。每次他都会抓住遇到的第一个德国人，用枪顶着他的肋骨，再用流利的德语让对方告诉自己这是哪里。他还从来没有得到过错误的回答。

对装甲师的官兵们来说，从莱茵河畔向前挺进，就战法而言他们早已驾轻就熟。穿插、迂回、包围，以及从德国的城镇和军队中间切入，装甲部队的这番蛇行机动为装甲兵战术提供了最佳的经典战例。有些人试图在信件中描述装甲部队向东方高速推进的宏大场面。第67装甲团1营营长克利夫顿·布鲁克斯·巴彻尔德（Clifton Brooks Batchelder）中校认为，这场大规模突击具有“美国内战中伟大的骑兵所拥有的一切勇猛和大胆”。杰拉尔德·P.莱布曼（Gerald P. Leibman）中尉注意到，当第5装甲师从敌军阵中突破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德军被留在身后孤立的口袋里战斗，他半开玩笑地在信中写道，“我们在攻破敌军的前方阵地之后，正在充分利用敌人的后方区域”。在莱布曼看来，此次进攻让人联想到巴顿将军的装甲部队从诺曼底的灌木篱墙中呼啸而出时的景象，莱布曼也参加了当时的战斗。“没人吃饭和睡觉，”他指出，“我们所做的就是进攻、推进，进攻、推进，再现了昔日在法国上演的那一幕。只不过飘扬在房子上的旗帜并不是法国的三色国旗，而是降旗。”

英军第7装甲师131步兵旅德文郡团第2营的弗兰克·巴恩斯中尉告诉他的朋友罗伯特·戴维中尉，“一直向前推进真是妙极了”。两个人都兴高采烈，因为在进攻开始前的情况通报会上，他们被告知这场最后的大规模战役推进的终极目标就是柏林。

蒙哥马利一开始就知道柏林是最终目标。这位动辄发火、容不得拖延、容易激动且常常口不择言的陆军元帅却讲究实际并颇具胆气，早在沙漠中获得了阿拉曼战役的伟大胜利之后，他就把目光盯住了柏林。他在诺曼底登陆可能会因为恶劣天气而推迟的关键时刻，曾坚定不移地说出了两个字“出发”；而现在，他又要求为进军柏林的宏大行动再次开绿灯。由于盟军最高统帅并没有下达任何明确的指令，于是蒙哥马利决定自作主张。3月27日，星期二，18点10分，在一份发给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加密电报中，他告知艾森豪威尔将军：“今天我给各集团军指挥官下达了向东进攻的命令，现在进攻就要开始了……我打算使用第9和第2集团军全力朝易北河一线推进。右翼的第9集团军将直扑马格德堡（Magdeburg），左翼的第2集团军将攻打汉堡……”

“加拿大第1集团军要执行的任务是……扫清荷兰东北部和西部，以及第2集团军左翼分界线北边的沿海地区……”

“我已经命令第9和第2集团军，立即出动各自的装甲部队和机械化部队，以最大的速度和魄力赶到易北河。形势看起来不错，几天内战况应该进展迅速。”

“我的战术指挥部将于3月29日星期四转移到邦宁哈特（Bonninghardt）西北，随后……我的指挥部转移路线如下：韦瑟尔（Wesel）—明斯特—维登布吕克（Wiedenbrück）—黑尔福德（Herford）—汉诺威。再从那里如我希望的那样取道高速公路直冲柏林。”

被拴在绳子一端的“埃菲婶婶”和“奥托叔叔”缓缓地转动着身子，神情忧伤地低头看着它们在柏林的满是瓦砾的院子。卡尔·维贝格把腊肠犬从位于维尔默斯多夫区的二层公寓套间后面的阳台，拉到了安全的地方，同时轻声细语地鼓励着它们。他正在让狗狗们完成自己设计的遭遇空袭时的逃生步骤，两条狗经过几个星期的训练后，现在已经非常习惯了。维贝格的邻居们对此同样习以为常，尽管他们认为这个瑞典人对自己的宠物关心得有点过分了，但每个人都看惯了“埃菲婶婶”和“奥托叔叔”的样子，狗狗们的皮毛被刷得发亮，在窗户上进进出出。谁也没有对那些悬荡着的绳子多加关注，而这恰恰是维贝格所希望的，一旦哪天盖世太保找上门，他很可能不得不跑到后阳台，通过绳子滑下去逃命。

他非常仔细地考虑着每件事情，因为稍有疏漏，自己作为一名盟军间谍的身份就可能暴露无遗。兵临城下之际，柏林人变得更加多疑和不安，这更让维贝格如履薄冰。他的任务似乎没有任何进展，希特勒的下落仍然是个谜。他问的一些漫不经心和近乎天真的问题，虽然没有引起人们的怀疑，但也没有获得任何有用的情报。甚至他在德国陆军和空军中的高级军官朋友，对希特勒的去向也一无所知。维贝格开始相信，元首和他的政府并没有留在柏林。

正当他领着狗走向阳台时，门铃突然响了。维贝格一下子紧张起来，他并没有料到会有来访者。他一直被某种恐惧感折磨着，生怕自己打开房门后发现门外站着警察。他小心地放开了狗，随后来到门口。外面站着一个高大魁梧的陌生人，穿着工装和皮夹克，右肩上扛着一个大纸箱。

“你是卡尔·维贝格吗？”他问道。

维贝格点了点头。

陌生人把纸箱猛地放在门内。“你在瑞典的朋友们送给你的小小礼物。”他微笑着说道。

“我在瑞典的朋友们？”维贝格小心翼翼地问道。

“噢，你肯定知道那是什么。”陌生人说道。他转过身，迅速下了楼梯。

维贝格轻轻关上门，呆呆地站在那里，低头看着那个纸箱。他从瑞典收到的唯一“礼物”，是用于柏林谍报活动的补给品。这是不是个圈套？他打开箱子的瞬间，警察会不会冲进来？他迅速穿过起居室，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楼下的街道。街上空无一人，他的来访者早就没了影。维贝格又回到门口，站在那里听了一会儿，没有任何异常的响动。最后，他把纸箱拿进了屋，放在起居室的沙发上将其拆开，一台个头不小的无线电发报机赫然出现在眼前。这个“随意送来”的箱子真是令人意外。维贝格突然发现，冷汗早已浸透了自己的后背。

几个星期以前，维贝格的上级，一个名叫亨宁斯·耶森—施密特（Hennings Jessen-Schmidt）的丹麦人通知他，今后他就是柏林间谍网的“仓库保管员”。从那时起，他就一直通过情报员收到各种各样的武器和间谍工具。但以前每次“送货”都是极其小心谨慎的。他的同伴会事先给他打一个只响了两声就会挂断的神秘电话作为行动开始的暗号，“交易”只会选在月黑风高的夜晚，甚至是在柏林遭受轰炸的时候进行以避人耳目。但今天这个不知名的冒失鬼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把一台发报机扔在了他家门口！维贝格对此怒不可遏。他后来抱怨称：“有些人仿佛存心要把一切都搞砸，毫无经验，异常业余！”

维贝格发现自己的处境已经相当不妙。只要一个德国警察推开他的家门，一切就全完了：他的套间已经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谍报设备仓库，里面藏着大量现金、密码本、各种各样的药物和毒药——从一颗就足以致命的氰化物制品，到可以让人在不同时间段里失去知觉、见效迅速的“迷魂药丸”，应有尽有。更为劲爆的玩意则藏在储煤的地下室和附近租用的车库，这两个地方简直成了微型军火库，里面装满了数量可观的左轮手枪、步枪和弹药。他甚至还有一个装有高爆炸药的特制手提箱。由于担心运送中遭遇突袭，维贝格和耶森—施密特居然把炸药存放在德意志联邦银行保险库内的一个大号寄存箱里！不过，他们认为，这个储存地点简直堪称完美。

迄今为止，维贝格的套间已奇迹般地在若干次空袭后幸存了下来。但他却不敢想，一旦被炸那会是什么后果——他将会立即暴露。耶森—施密特已经通知维贝格，在适当的时候，那些武器装备会发给各间谍小组及破坏小组，他们很快就将到达柏林。这些精挑细选出来的特工，将在得到信号后立即开始行动，信号或是通过电台发出，或是通过伦敦的情报网发出。维贝格希望很快就能把东西分发出去。耶森—施密特已经得到通知，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要随时待命，因为各个小组的工作将与攻占柏林同时进行。按照耶森—施密特和维贝格所收到的情报，英国人和美国人将在4月中旬左右到达柏林。

[1] 此处原文是中将，但克里勒早在1944年11月就晋升上将了。

3

在唐宁街10号寂静的书房里，温斯顿·丘吉尔正弓着身子坐在那把他钟爱的皮椅上接听电话。他的参谋长、有着爵士头衔的黑斯廷斯·莱昂内尔·伊斯梅（Hastings Lionel Ismay）上将正在电话里读蒙哥马利发给盟军最高统帅的电报，陆军元帅关于“将尽最大的速度和魄力”的许诺令人感到欣喜。但更大的喜讯则是，蒙哥马利已经决定向柏林进军！“蒙哥马利，”首相告诉伊斯梅，“正在取得引人注目的进展。”

在英美双方的军队领导人进行了长达数月的激烈争论后，盟军下一步的战略已经逐渐明朗了起来。艾森豪威尔将军早在1944年秋天就提出了计划纲要，这个纲要最终于1945年1月在马耳他召开的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The Combined Chiefs of Staff）会议上被批准。该计划要求蒙哥马利的第21集团军群，跨过下莱茵河并在鲁尔区以北发动主攻。丘吉尔在给罗斯福的信中称这条路线为“通往柏林的捷径”。而在南面，美军渡过莱茵河后的下一个目标则是直扑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地区。这个方向上的攻势是辅助性的，意在将蒙哥马利当面的德军兵力吸引开，减轻主攻的压力。不过，一旦蒙哥马利的进攻遭遇挫折，美军就将接过主攻的重任，从自己的进攻轴线上发起更为凶狠的突击。不过在丘吉尔看来，这种预案恐怕派不上用场了，这次“伟大的十字军东征”即将结束。对首相而言，最令他满意的就是在这么多盟军将领中，将得到攻占德国首都这一莫大荣誉的人正是阿拉曼战役的英雄蒙哥马利。第21集团军群已经为进攻特别增加了兵力，在部队、空中支援、给养和装备方面享有优先权。蒙哥马利麾下大约有35个师和附属部队，其中包括美军第9集团军，总共约有100万官兵。

4天以前，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将军一起去了德国，亲眼见证了盟国大军横渡莱茵河的恢宏战斗。当这场历史性的进攻拉开帷幕时，丘吉尔对艾森豪威尔说：“我亲爱的将军，德国被打败了。我们逮住了他，他完了。”

的确，在大多数地区，德军的抵抗轻微得令人吃惊。在美军第9集团军的攻击区域，有两个师——大约34 000名官兵——与英军并肩渡河，只有31人伤亡。现在，蒙哥马利已经有20多个师和1 500辆坦克渡过了河，正在朝易北河大举猛攻。通往柏林——丘吉尔称之为“英美盟军首要而且真正的目标”——的道路似乎已经畅通无阻。

柏林在政治上也敞开了大门，三巨头从来没有为到底应该由谁攻占柏林而伤脑筋。柏林是一个公开的目标，先到先得！他们对占领问题进行过大量讨论，讨论的结果最终被清晰地标注在“日食行动”的地图上。而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则先知先觉地意识到一个关键点：占领和瓜分德国的决定，将会对柏林城的归属以及未来政治格局产生关键性的影响。他认为：一场以柏林为目标的速度竞赛即将开始。

让我们把时针拨回到1943年，早在当年的11月19日，柏林问题就首次摆在了罗斯福面前。当时，他正搭乘着“依阿华号”战列舰前往中东，去参加即将召开的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这是第五和第六次盟国领导人的战时峰会。在欧内斯特·约瑟夫·金（Ernest Joseph King）海军上将的套房里，总统正端坐在会议桌的主座上，助手和顾问们则坐在他的两侧，其中就有美军参谋长联合会的成员。

1943年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决胜之年。在苏联前线，德国人遭受了他们最大也最惨烈的失败：斯大林格勒战役，德军被包围后彻底断绝与外界的联系达23天[1]，被迫投降，此役德军有30多万人阵亡、负伤或者被俘；在太平洋战场，有100多万美军在战斗，日本人被迫在每条战线上撤退；在西线，隆美尔从北非溃败而归，意大利在遭受到盟军自非洲经由西西里的进攻之后已经投降，而德国人仍毫不动摇地坚守在该国北部地区。现在，英美盟军正在为致命的一击（coup de grace）——“霸王行动”，也就是对欧洲的全面进攻——做着准备。

在“依阿华号”战列舰上，罗斯福显得非常恼火。他面前的文件和地图是“兰金行动C方案”计划的要点，所谓“兰金行动C方案”，就是围绕即将进行的全面反攻而做的诸多研究之一。“兰金行动C方案”考虑的是敌人突然崩溃或者投降时应采取的步骤，一旦出现上述情况，该计划建议应该由三大国分别占领德国和柏林的一块区域。令总统苦恼的是，美国的那块占领区恰恰是由英国的规划者们挑选出来的。

“兰金行动C方案”是在特殊而又令人沮丧的情况下制订出来的，受其内容影响最大的将是身处欧洲的盟军最高统帅，但此时这名将领还未任命。为最高统帅提前制订计划是一件困难的任务，也就是说，既要为渡过海峡实施大反攻的“霸王行动”做准备，也要为德国万一崩溃而制订计划，亦即“兰金行动”。这个任务交给了英军中将弗雷德里克·埃奇沃思·摩根（Frederick Edgworth Morgan）爵士[2]，他的代号“COSSAC”非常有名，意思是“盟军最高统帅候任参谋长”。这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差使。当他被任命这个职务时，英帝国军队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爵士告诉摩根：“嗯，没有法子。当然，它不会起作用的，不过你必须想法子让它起作用！”

在准备“兰金行动C方案”的时候，摩根不得不考虑各种各样无法预料的事情。倘若敌人突然投降，搞得盟军一时无法应付，那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种尴尬的情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真的发生了，当时没有任何人料到，德国居然在1918年11月就突然投降了。谁的部队将要去什么地方？美国、英国和苏联的军队将会占领德国的哪些地方呢？柏林又是谁的猎物？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基本问题。如果盟军不想被对手突如其来的崩盘搞得措手不及的话，就必须把上述问题以一种清晰明确的方式全部解决掉。

不过，到那时为止，有关战争的结束还没有制订出什么特定计划来。尽管英美双方的各类政府机构已经讨论了停战后会出现的问题，但双方只在一点上达成了共识，那就是必须彻底占领德国。而在总体政策的制定上，基本没有任何进展。

相形之下，苏联人在出台政策方面却没有什么困难。约瑟夫·斯大林始终认为占领德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且他非常清楚地知道该如何做好这件事情。早在1941年12月，他就将苏联的战后要求直截了当地告知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毫不讳言地指出他想要占领和吞并的领土。那是一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目录。斯大林想要的战利品包括：承认苏联对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主权要求；苏联1939年进攻芬兰时占领的芬兰国土；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省；1939年通过与纳粹达成协议后苏联所侵占的波兰东部地区；东普鲁士的大部分地区。当他平静地阐述上述条件的时候，在离克里姆林宫不过25公里的莫斯科郊外，漫天炮火中的苏德两军还在进行着殊死战斗。

尽管英国人认为斯大林在1941年提出的要求至少可以说是不成熟的[3]，但到了1943年，他们也在准备自己的计划了。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建议，德国应该被完全占领，由三个盟国来划分各自的占领区。一个被称为“停战和战后委员会”的内阁机构，在副首相克莱门特·理查德·艾德礼的领导下随即建立起来，艾德礼是工党领袖。委员会提出了一个粗略的建议，同样主张三方分割，由英国占领工商业发达的西北地区，还提议柏林应该由三大强国共同占领。美国实际上成了唯一一个没有对战败的德国制订出占领计划的盟国，美国官方认为战后安排应该再等上一段时间，到即将获得最后胜利的时候再说，因为美国人觉得占领政策主要是一个军事问题。

在盟军夺回战场主动权后，反攻的步伐正在日益加快。而随着胜利之日的临近，制订一个对德国的详细占领计划来协调各大国间的利益就变得十分有必要了。1943年10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外交会议上，各方就确立共同的盟国战后政策问题走出了试探性的第一步。盟国接受了这种观点，即在对德国的控制和占领上负有共同的责任，同时还建立了一个三方机构，即欧洲顾问委员会（EAC），以便“对战事结束后的欧洲问题进行研究，并向三国政府提出建议”。

但与此同时，摩根又提出了他自己的计划——占领德国的一份粗略蓝图——“预备”，他后来解释说“仅仅是在进行了大量的预测工作之后”。一开始，在没有政策指引的情况下摩根提出了一个计划，呼吁进行有限度的占领，但他最后提交的“兰金行动C方案”却反映出比艾德礼的委员会更为完善的策划。摩根拿着一张地图坐下来，把德国精确地分成了三份，“用蓝色铅笔沿着现存的州界轻轻地勾勒出来”。显然，由于苏联人是从东边冲过来的，就必须占领东部区域。在修订过的“兰金行动C方案”中，建议英美盟军和苏联红军之间的分界线，是从波罗的海之滨的吕贝克到德国中部的爱森纳赫，然后再到捷克斯洛伐克边境。而至于苏占区的范围将达到什么程度，这并不是摩根应该去关心和考虑的，因为那“自然应该是苏联人的事，苏联人并没有包括进我们的‘盟军最高统帅候任参谋长’的班子里”。但柏林确实令他伤脑筋，因为柏林将会在苏占区之内。“我们是否要继续把那个地方当作一个首都，是否还要一个首都？”对此他很纳闷。“这个行动的国际性表明，应该有一个平等的三方势力来占领柏林或者任何其他的首都，占领军中美国、英国和苏联各占三分之一。”

英美两国占领区的位置也不值得伤脑筋，因为它们之间的南北关系早已被两军基地和补给站的位置决定了。这是个难以改变的事实，尽管有些可笑。从第一支美军部队到达联合王国的时候起，美国人就在北爱尔兰地区安营扎寨，随后又把驻地拓展到了英格兰南部和西南部，英军的防区则是在北部和东南部。如此一来，双方的集结地、给养和通信都被彻底分开了。在面对欧洲大陆的方向上，美国人始终是在右边，英国人始终是在左边。按照摩根对“霸王行动”的预知，这样安排就是为了越过英吉利海峡攻上诺曼底海滩。而且可能在穿过欧洲攻入德国心脏部位的过程中，英军会进入德国北部，解放荷兰、丹麦和挪威，右翼的美军则按照他们的前进路线，经过法国、比利时和卢森堡，最终进入德国南部各州。

“我并不认为，”摩根后来说道，“当时有谁能够意识到，这样安排部队会产生全面和最终的影响。这个决定大有可能是英国陆军部的某个小军官做出的，但一切后果都来源于此。”

在“依阿华号”战列舰上的美国总统却完全意识到了南北位置关系的要害所在。这会让美国远离富饶的沿海地区，丧失对出海口的控制。罗斯福对“兰金行动C方案”十分不满。15点，一次交流会议在船舱内正式开始了。罗斯福开门见山提到了“兰金行动C方案”存在的巨大问题，看来总统心里这股火已经憋了很久了。当参谋长们请总统对摩根的修订计划做出指示时，罗斯福斥责了他的军事顾问。在对计划所附的备忘录书写的评语中，罗斯福认为他们“做出了某些假定”，尤其是，美国应该接受英国的建议占领德国南部。“我不喜欢这个安排”，总统表明了他的态度。他想要德国西北部，想要进入不来梅港和汉堡港的权利，还想要进入挪威和丹麦港口的权利。而且罗斯福在某些事情方面非常执着，那就是美国占领区的范围。“我们应该一直到柏林，”他说道，“美国应该拥有柏林，”接着他又补充说，“苏联人可以占有柏林以东的领土。”

罗斯福还对“兰金行动C方案”的另外一个方面感到不悦。美国既然在南边，就应该拥有一个包括法国、比利时和卢森堡的责任范围。他对法国感到担忧，尤其对自由法国军队领导人夏尔·戴高乐将军不放心，他认为戴高乐在“政治上让人头痛”。罗斯福对他的顾问说，当盟军进入法国时，戴高乐就会跟在“部队后面一公里的地方”，准备接管政府。罗斯福尤其害怕在战争结束的时候法国会爆发内战，他说自己不想介入“法国的重建”，总统宣称“法国，那是英国的职责”。

罗斯福还认为，英国对卢森堡、比利时乃至德国南部地区也负有责任。而总统梦寐以求的美国占领区则将横贯德国北部（柏林自然也囊括在内），一直延伸到奥得河畔的斯德丁。随后他再次斟酌字眼，强调自己对原建议中的占领区安排十分不满。“英国人计划让美国拥有南部占领区，”罗斯福说道，“而我不喜欢。”

总统的提议令他的军事顾问们大为震惊。因为在3个月前的魁北克会议上，无论是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还是美军自己的参谋长联合会，都已经在原则上批准了这项计划。当时，罗斯福总统对分别占领德国兴致很高，这让计划以更快的速度被制订出来，他认为盟军部队应该“准备与苏联人同时抵达柏林”。

参谋长联合会本来以为，“兰金行动C方案”所涉及的问题全都定下来了，他们之所以把这个计划带到“依阿华号”战列舰上，只是因为其不仅涉及军事政策，还事关政治和经济问题。现在总统挑战的不仅是占领计划，而且还有“霸王行动”的基础本身。如果改变计划中的占领区以迎合总统愿望的话，那么在反攻之前部队就必须换防，这就会延误甚至可能因此危及跨越英吉利海峡的攻势，而这次进攻又是有史以来最复杂的军事行动之一。在他的军事顾问们看来，罗斯福压根就没有意识到推翻“兰金行动C方案”，让英美部队进行换防所涉及的规模惊人的后勤物流运作。如果总统明白全面换防所带来的惊人代价还执意如此，那么这只能说明夺得德国西北部地区，特别是柏林，带来的利益是更为巨大的。但军人们认为，如此代价在军事上难以承受。

马歇尔将军开始婉转地详细介绍起形势来，他同意“重新探讨这个问题”，但坚持称“兰金行动C方案”中的那些建议主要是出于军事方面的考虑。将军分析道：“整个问题其实是由英格兰港口的布置而决定的。从后勤物流的角度而言，我们也必须把美国军队放在右边。”

美军海军作战部长欧内斯特·金海军上将支持马歇尔的看法。他说进攻计划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要在部队部署上接受任何改变都是不现实的。

这个问题大到没边了，因而马歇尔认为在部队换防之前，恰恰需要一个全新的方案——一个灵活的方案，足以应用在“任何发展阶段上”，才能得到总统想在德国得到的东西。

罗斯福并不这么认为。他觉得如果希特勒的帝国全面崩溃的话，美国就应该派出尽可能多的人进入德国。他提出可以派一些人到“苏格兰的周边”，从而可以从北部进入德国。正是在这一点上，他表示盟军肯定应该快速赶往柏林；如果这样的话，美军的各个师就得“尽可能到达柏林”。哈里·霍普金斯是罗斯福的密友和顾问，当时正在“依阿华号”上，他也有同样的紧迫感，认为美国得准备“在（德国）崩溃后的两个小时之内，把一个空降师空投进柏林”。

总统的军事顾问们一再试图让他了解，对“兰金行动C方案”做改变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但罗斯福不为所动。最后，他把放在桌子上的《国家地理杂志》里面的一幅德国地图拉到面前，开始画了起来。他先是画了一条线穿过德国西部边境，到杜塞尔多夫后沿着莱茵河朝南直到美因茨，从美因茨他用粗线条沿着北纬50°把德国分成两半，大致是从西边的美因茨到东边的捷克斯洛伐克边境上的阿施（Asch，今捷克阿斯），然后他的铅笔向东北方向移动，直到奥得河畔的斯德丁。美国人将会得到这条线上方的区域，下方的区域属于英国人。不过按照罗斯福勾勒的轮廓来看，美占区的东部边界和英占区将会形成一个大致的楔形，那个楔形的顶点在莱比锡，从莱比锡朝东北到斯德丁，朝东南到阿施。总统并没有明说，不过这个浅浅的三角区显然应该是苏占区，它所包含的面积还不到“兰金行动C方案”中建议分配给苏联的一半。柏林也没有包含在总统留给苏联的地盘之内，而是位于苏占区和美占区的边界线上。马歇尔的理解是，总统意在让柏林被美军、英军和苏联红军共同占领。

这张地图明白无误地表明了总统脑子里的计划。他告诉自己的参谋长们，如果苏联占据了“兰金行动”文件中由“盟军最高统帅候任参谋长”建议的区域的话，那么“英国人就会在我们的每一个举动中削弱我们的力量”。罗斯福说，“英国的政治考虑是这些建议的后盾”，这是非常明显的。

这番讨论没有做出明确的决定便结束了，但罗斯福却在参谋长们的脑海里留下了明确的期待。按照罗斯福的设想，美国的占领行动意味着要在欧洲驻扎25万军人，“至少1年，也可能2年”。他的战后计划与美国对待战争本身的态度类似，全力以赴，但却用最少量的时间，尽可能少地介入欧洲事务。他预见到，盟军能够迅速而又成功地插入敌人腹地——“乘坐火车侵入德国，战斗很少或者没有战斗”——这将会把美军带进西北部地区，再从那里进入柏林。最重要的是美国总统决心要拥有柏林。[4]

美国的首个对德计划就是这样提出来的。只有一个问题，罗斯福经常被人诟病抢了国务卿的角色，这次除了将自己的看法告诉他的参谋长们外，并没有告诉其他任何人。接下来他们几乎用了4个月的时间来研究这份计划。

在“依阿华号”会议结束以后，马歇尔将军把罗斯福的那张地图——美国政府考虑对德占领的一个有形的证据——交给了美国战争部作战局局长托马斯·特洛伊·汉迪（Thomas Troy Handy）少将。汉迪将军返回华盛顿以后，那张地图被归于作战局的绝密档案之中。据汉迪后来的回忆称，自己从来没有接到过指示，要把地图送交给国务院的任何人。

罗斯福的计划就这样被自己的军事顾问束之高阁了。这只是在“依阿华号”会议之后的日子里，美国官员们在判断上出现的一系列奇怪而又代价昂贵的疏忽之一。这些疏忽将会对德国和柏林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11月29日，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首次见面。在这次会议中，三巨头任命了各自的代表，那些代表将在伦敦至关重要的欧洲顾问委员会里占有一个席位。这个机构受命起草德国的投降条件，界定各国拥有的占领区，并为盟国治理战败后的德国制订计划。欧洲顾问委员会中的英国代表是安东尼·艾登的密友，副外交大臣威廉·斯特朗（William Strang）爵士。苏联人选择了一个难缠的讨价还价者，他的固执已是人所共知——费奥多尔·塔拉索维奇·古谢夫（Fedor Tarasovich Gusev）。古谢夫当时正是苏联驻联合王国的大使。罗斯福任命的则是他派驻大英帝国的特使，那位富有献身精神的既腼腆又常常不善辞令的约翰·吉尔伯特·怀南特（John Gilbert Winant）。关于他的新工作，谁也没有对怀南特讲过三言两语，更没有人告诉他总统在德国的目标。

这位特使曾有机会去了解自己到底应该在欧洲顾问委员会中支持何种性质的政策，但这个转瞬即逝的机会他自己并没有抓住。开罗会议（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出席）从11月22日开到26日；德黑兰会议（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出席）从11月28日持续到12月1日；德黑兰会议之后，罗斯福和丘吉尔于12月4日再次在开罗会晤。那天晚上，在与丘吉尔、艾登，以及总统的参谋长威廉·丹尼尔·莱希（William Daniel Leahy）海军上将一同进餐的冗长晚宴上，罗斯福再次表达了对“兰金行动C方案”中的相关提议的反对。总统告诉英国人——显然他并没有透露地图的内容，也没有透露他做了什么程度的修改——他认为美国应该拥有德国西北部地区。丘吉尔和艾登对此表示了强烈反对，但最终这个计划还是被送交到了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进行研究。他们还相应地建议“盟军最高统帅候任参谋长”，也就是摩根将军，应该考虑对“兰金行动C方案”进行修改的可能性。

怀南特尽管是前往开罗参加会议的代表团成员，却并没有受邀参加那次晚宴，也从未被告知晚宴上讨论的问题。当罗斯福动身回国时，怀南特正在赶往伦敦，去参加欧洲顾问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他对美国总统和政府真正的目标其实只有一些朦胧的意识。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离伦敦美国大使馆只有几公里远的圣詹姆斯广场旁的诺福克旅舍里，有一个人却对罗斯福总统的所思所想一清二楚。弗雷德里克·摩根中将接到了令他大吃一惊的新命令：将自己手下已经超负荷工作的参谋班子立即投入到对“兰金行动C方案”的重新检讨中，将设想中的英占区与美占区对调。摩根很快就得出了结论：如此庞大的换防和兵力调动是不可能做到的——起码也得等到德国战败之后。他就这样向上级做了汇报，根据他日后的记载，“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尽管美国军方的首脑们声明不想介入政治，但事实上，他们却要对美国的战后欧洲政策做出决定。在他们眼中，对德国占领区的划分和占领完全就是一个军事问题，应该由战争部民事局来处理。这就让国务院与战争部之间在德国问题上出现了巨大的意见分歧。其后果就仿佛在进行一场拔河比赛，美国在比赛过程中想在该问题上达成一致政策的希望，都不可挽回地丧失了。

首先，所有人都清楚，必须采取某种措施对在伦敦与欧洲顾问委员会进行谈判的大使怀南特做出指示。为了协调美国内部互相冲突的观点，1943年12月初，来自国务院、战争部和海军部的代表在华盛顿成立了一个被称为工作保障委员会的特别小组，但这个小组内部也吵成了一锅粥。军方官员们再次声称，德国的投降和随后对德国的占领“纯粹就是一个军事层面上的事务”，在合适的时候由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来决定就好了。战争部那群来自民事局的官员闹得更大，他们一开始甚至拒绝在这个工作保障委员会里任职。无尽的甚至有些可笑的分歧让委员会推迟了两个星期才完成组建，而怀南特也收不到任何指示，只能在伦敦干坐着。

最后，战争部的军人同意加入，委员会终于开始运作了起来，但这样的工作也没取得什么成果。委员会每个小组的建议只有在得到其部门领导的明确批准后，才能电告伦敦的怀南特。更糟糕的是，每个部门领导都能够否决建议，战争部的头头们十分热衷于行使这项特权。委员会的代理主席是国务院的菲利普·爱德华·莫斯利（Philip Edward Mosely）教授，他后来又成了怀南特大使的政治顾问。莫斯利日后评论说，民事局的官员们“得到了严格指示，对任何事情都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反对，只能把讨论的情况汇报给他们的上级。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按照严格的指令行事，而且还能行使否决权，这样的谈判体系与具有更不妥协心态的苏联谈判者的做法相类似”。

整个1943年12月，这样的争论始终持续着。在军方看来，占领的地盘（大小）或多或少取决于签署投降书时部队的最后位置。在这种情况下，军方代表认为怀南特在欧洲顾问委员会通过谈判达成的协议对解决占领区的问题没有太大帮助。

军方人士非常固执，他们甚至“枪毙”了国务院提出的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该计划虽然与英国的方案类似——它也把德国分成三个面积相等的部分——但还增加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成分：在苏占区的腹地划出一条走廊，将柏林与西方占领区连通起来。这条走廊的倡议人正是莫斯利教授，他完全预料到苏联人会反对，所以他极力劝说将这一条囊括进去。他后来解释说，“我认为，这个计划如果在谈判的一开始就坚定地提出来，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当苏联人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议时，就有可能把它考虑进去”。他主张必须制定该条款，以便“从西方能够自由而又直接地经过苏占区进入柏林”。

在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开始之前，国务院的计划被提交给了战争部民事局研究，结果被搁置起来。最后，莫斯利拜访了民事局，找到了处理此事的上校。他问那位军官是否收到了那份计划，上校打开桌子最底下的一个抽屉说：“就在那里”。然后，他坐在椅子上朝后仰着，一边把两只脚都伸到那个抽屉里一边说，“它肯定还要待在那里”。这份计划从来也没有发给怀南特过。

1943年12月15日，欧洲顾问委员会在伦敦举行了第一次非正式会议。而在怀南特大使看来，会议可能只处理了议事程序的规则。他仍然没有得到正式的指示，只是从英国人那里非正式地获悉，有个计划令罗斯福不高兴，但他却并不知道那就是摩根的“兰金行动C方案”，人们对他说那个计划是艾德礼计划。他还被非正式地告知（是战争部部长助理约翰·杰伊·麦克洛伊告诉他的），总统想要德国西北地区。怀南特估计英国人并不想调换占领区。[5]他的判断是绝对正确的。

1944年1月14日，新任盟军最高统帅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上将抵达伦敦赴任。此前制订军事计划的所有机构都是由摩根将军掌握的，现在正式移交给了他，但有一个计划时至今日他都无法施加影响。在艾森豪威尔到达后的第二天，欧洲顾问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正式会议，摩根的“兰金行动C方案”由威廉·斯特朗爵士提交给了美国大使怀南特和苏联特使费奥多尔·古谢夫。由于华盛顿的僵局，美国就此丧失了主动权，而且永远也不会再获得主动权了。斯特朗爵士后来写道，他比他的同事们有一种优势，“就在于他们不得不给一个既遥远，有时还无动于衷且不明所以的政府发电报来获得指示，而我却被充分授权，通常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为自己定下行动方针。我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政府已经预先有序地制订战后计划了”。

2月18日，在欧洲顾问委员会的第二次正式会议上，在一个无疑是苏联外交决策的纪录中，那位城府很深的古谢夫没有做任何争论，就严肃地接受了英国人有关占领区的提议。

英国人的提议给了苏联人几乎40%的德国领土、36%的人口和33%的生产资源。柏林虽然在盟国之间被分割开了，却深深地位于提议中的苏占区内部，距离西边的英美分界线有177公里。“这个提议中的划分似乎是最公正的，”斯特朗后来回忆说，“即使这样的计划可能对苏联人过分慷慨了，但这与我们军事当局的愿望也是一致的。他们担心战后人力短缺，因而不想要超过需求的更大的占领区。”

美国军方还担心，苏联以种种借口不加入对日本的战争，这将大大增加美军在太平洋上的伤亡。英国人则认为，如果再不做出决定，苏联人很可能以战争中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为借口漫天要价，要求得到一半的德国领土。

现在，一个无情的事实摆在了美国面前：英国和苏联已经达成一致。尽管仍然还要由三巨头来批准英国的计划，但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它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fait accompli）了。怀南特除了告知他的政府之外，已无能为力。

苏联人对英国方案接受得如此迅速，让华盛顿和总统感到措手不及。罗斯福匆匆给国务院写了张条子，问“英国人和苏联人草案中的占领区是什么样的？我们提出的区域又是什么样的？我必须知道这一点，以便让它与我在几个月前做出的决定相符合”。国务院的官员们完全摸不着头脑，原因明摆着，他们并不知道罗斯福在德黑兰和开罗对占领区做出了什么样的决定。

在参谋长联合会和国务院之间忙乱地打了一阵子电话以后，总统才知道详情。2月21日，罗斯福详细查看了苏联和英国的计划，感到极其不快。“我不同意英国人关于边界线的提议。”他在给国务院的一份正式备忘录上直言不讳。他并没有提到苏占区，而是再次强烈反对分配给美国的占领区，他甚至更强硬地重复了他在“依阿华号”战列舰上对他的军事顾问们所说的话。总统的备忘录让国务院恍然大悟。

“我们的主要目的，”他写道，“并不是要参与南欧的内部问题，说得准确一些，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参与根除德国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和起源。关于我国军队调动的困难性，各种各样的观点都被提出来了……从法国前线转移到德国北部前线——所谓的‘跳背游戏’。这些异议皆似是而非，因为在德国投降的那一天，不论英军和美军在什么地方，他们要去什么地方都很容易——北边、东边或者南边……如果把一切都考虑进去的话，别忘了他们的补给品是从5 600多公里以外或者更远的地方海运来的，那么美国就应该使用德国北部的港口，汉堡港和不来梅港，还有……荷兰的港口……因而，我认为美国的方针就应该是占领德国北部……”

“如果还需要什么进一步证明与英国人的这种分歧……我只能补充说，美国的政治考虑使得我的决定毋庸置疑。”随后，为了确保国务卿完全明白他的意图，罗斯福又补充了一句，“如果对上述内容还有疑惑的话，你可以直接找我谈。”他在这句话下画了着重线。

他通过一种幽默的语气向丘吉尔解释了自己的立场。“千万不要让我把任何美国军队留在法国，”他在给英国首相的信里写道，“我不能这么做！我以前曾谴责过你对比利时、法国和意大利的‘为父之道’。你确实应该养育和磨炼你自己的孩子们，让他们成为你未来的保障。而现在，至少应该替他们付学费！”

美军的参谋长们显然也获悉了总统的意见，战争部民事局的军官几乎马上就转变了他们在工作保障委员会里面的立场。伦敦的欧洲顾问委员会开完会后数日，一名上校迈着大步走进了莫斯利教授在国务院的办公室，然后在他的面前展开了一张地图。“这就是总统真正想要的结果。”他说道。莫斯利看着地图一头雾水，他并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出来的，他以前从未见过，国务院里也没人见过。这张地图，就是罗斯福总统在“依阿华号”战列舰上标注的那一张。

但没过多久，这张神秘出现的罗斯福地图又神秘地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莫斯利本来以为，它会被带到华盛顿的工作保障委员会的下一次会议上，然而却并非如此。“在这张地图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一无所知。”多年以后莫斯利说，“在下一轮会议上，民事局的官员们带来了一张全新的地图，他们解释说，图上的一些内容根据总统的指示略有改动。到底是谁接受了这些指示，我永远也没能弄明白。”

这个新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与总统在“依阿华号”战列舰上画过的地图相类似，但又有许多区别。美国占领区仍然在西北部，英国在南部，但它们之间沿着北纬50°走势的分界线到了捷克斯洛伐克边界就戛然而止了。除此之外，美国占领区的东部边界在莱比锡以北直接向东折了过去，包含了更多的领土。而最重要的改变则是，柏林从美国占领区的版图中消失了。在罗斯福的最初设想中，美占区的东部边界通过德国首都，但现在，那条线转向了西边，围着柏林市形成了一个摇摆不定的半圆形。罗斯福本来是对他的参谋长们坚持“我们应该直冲柏林”，“柏林是属于美国的”，怎么现在又改主意了？民事局的军官们并没有对地图上的改变做出任何解释，但他们要求这个新的提议立即发往伦敦，让怀南特要求欧洲顾问委员会接受！

在国务院眼中，这份新提议是很荒唐的：英国和苏联的占领区都比原定计划更小，在两国已经就原先更有利的地盘划分达成一致后，是不可能接受如此不利的修改的。民事局的军官们只是把这份提议唐突地扔给了怀南特，但并没有交给他配套的备忘录，也拒绝准备相关的背景文件——他们认为那是国务院该干的事情，不属于自己的本职工作。这可让怀南特伤透了脑筋，他根本无法在欧洲顾问委员会面前解释清楚新计划的合理性。这位大使发狂一般向国内拍发电报，要求得到更详细的指示，但一无所获。最终，怀南特把这份计划束之高阁，压根就没有提交出去。

美国兜售自己如意算盘的最后努力宣告终结，但罗斯福仍然拒不接受英国的划分方案。到了1944年3月底，事情出现了转机。乔治·弗罗斯特·凯南当时是怀南特大使的政治顾问，他飞到华盛顿，专程向总统汇报了有关欧洲顾问委员会的问题。凯南称，各国在占领区划分问题上形成的僵局已经在委员会中造成了不利的影响。罗斯福仔细审度了当时的形势，还再次询问了英国人的提议。他最终告诉凯南，“把一切都考虑进去的话，它大概是一个公平的决定”。随后，总统认可了苏联占领区和总体计划，但有一个附加条件。他坚持美国必须拥有西北部区域。按照凯南后来对莫斯利的说法，在会面结束的时候，凯南询问总统他本人的计划发生了什么事情，罗斯福笑了起来。“噢，”他说道，“那只是一个想法。”

时间进入1944年后，盟军在各条战线上发起了宏大的进攻。英美军队已经登上了欧洲大陆，把德军赶出了法国，并朝德国本土挺进。但在凯歌高奏之际，各方在幕后的政治斗争也愈发激烈了起来。罗斯福仍坚持自己对德国西北部地区的要求，丘吉尔也从他的立场出发，固执地拒不改变主意。

在4月份，怀南特将美国政府的立场口头告知了欧洲顾问委员会，但他并没有立即把总统的愿望以书面形式摆在代表们的面前。在一个他认为关键的问题得到指示之前，这位大使不打算这么做。在英国人的计划中，仍然没有让西方盟国进入柏林的条款。

英国人估计西方国家进入柏林并不存在问题。他们乐观地认为，当战争终结之时，某种形式的德国当局就会签字投降，并在盟军最高统帅的控制下掌管国家。没有一个地区会与其他任何地区隔绝起来，按照斯特朗的看法，“德国人将会在某些地区之间自由地迁徙，从西方地区向首都迁徙……派驻德国的盟军士兵和民政工作人员，在有正当目的的情况下，也都能自由往来”。而且，每次这个话题在欧洲顾问委员会一被提及，苏联的古谢夫就爽快地向斯特朗和怀南特保证，他看不到会有什么困难。古谢夫一再表示，毕竟单是柏林有美军和英军，就自动带来了进出的权利，这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是一种君子协定。

然而，怀南特却认为这项条款应该最终确定下来，他认为在三巨头正式接受英国的方案以前，必须先把莫斯利提出的那些“走廊”包括进去。他打算在把总统有关占领区的观点正式摆在欧洲顾问委员会面前的同时，提交这样一个提议，他想要在通过苏占区进入柏林的特定铁路、公路和空中航线方面得到保证。5月份，大使飞到华盛顿面见总统，并向战争部概述了他的“走廊”条款。民事局断然拒绝了怀南特的计划。[6]民事局的军官们向他保证，柏林进入权的问题“不管怎么说都是严格意义上的军事问题”，在德国被占领后将由当地的驻军指挥官通过军事渠道来处理。怀南特受挫之后返回了伦敦，6月1日，他正式同意了英国的计划和提议中的苏占区，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美国应该拥有西北部地区。在这份文件中，没有一项条款规定了进入柏林的权利。[7]起码，盟国已经试探性地为这个城市的未来做出了决定：当战争结束的时候，它几乎就是苏占区中央的一个被盟军共同占领的孤岛。

这场权力斗争现在迅速走向结局。1944年7月末，古谢夫由于急于把苏联在欧洲顾问委员会中获得的收益正式定下来，于是便有意把事情导向一个转折点。他泰然自若地说道，除非英美之间的分歧得到解决，从而令三巨头能够签署协定，否则苏联就没什么理由继续坐看欧洲顾问委员会的讨论。如果他退出顾问委员会，就会使几个月的工作化为乌有，这个含蓄的威胁取得了预期效果。

在大西洋两岸，焦虑不安的外交官和军事顾问敦促他们的领导人做出让步，但丘吉尔和罗斯福都不为所动。罗斯福似乎不拿苏联的威胁当回事。怀南特被告知，既然美国已经同意了苏占区，所以总统无法理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有必要同苏联人继续讨论”。

但罗斯福现在却正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在政治口角继续进行的同时，英美盟军的各大集团军正在朝德国蜂拥而去。8月中旬，艾森豪威尔将军给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发报，提醒他们可能要“面临比预期更快地占领德国的局面”。摩根在其“兰金行动C方案”中曾预见到存在着一个部队的部署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又回来折磨决策者们了：位于左翼的英军正在朝德国北部挺进，位于右翼的美军朝德国南部进军。如今艾森豪威尔在占领区的问题上寻求政治上的指导，他是第一个这样做的美国军人。“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在纯军事的基础上着手处理这个问题”，而这就意味着将保持“我们各集团军的当前部署状况……”。艾森豪威尔又补充说，“考虑到我们可能面临的形势，以及缺乏涉及占领区问题的基本决策，除非我们接到相反的指示，否则我们就必须假定这个解决办法是可以接受的……”

长期以来一直不可避免的决定性时刻现在来到了。美国战争部和国务院此时的状况完全一致，都面临两难的境地，谁也不打算与总统重新审议这个问题。无论如何，这个问题预定要在罗斯福与丘吉尔的新会晤中讨论，而会晤定于秋天举行，任何最终的决定都要等到那时再说。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的计划却不能延误。美军的参谋长们已经为美国的占领计划做好了准备，要么是西北部地区，要么是南部地区，8月18日他们通知艾森豪威尔说“完全同意”他的解决办法。这样一来，尽管罗斯福尚未宣告他的决定，认为美国将占领德国南部地区的设想却被允许继续存在下去了。

1944年9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再次在魁北克会晤。罗斯福的身体状况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这位一向精力充沛的总统现在显得十分虚弱，面色苍白。过去，他的个人魅力和不拘小节的诙谐能很好地掩盖住身体上的残疾（罗斯福因为脊髓灰质炎的后遗症再也无法站起来了），但现在，这一切却都在他因为剧痛带来的犹豫上暴露无遗。自从1933年当选总统以来——比别的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在位时间都长，甚至当下还在寻求第四次连任——竞选活动、处理国内和国际事务、战时的沉重压力，都在摧残着他的健康。他的医生、家人和朋友们都在恳求他，不要再次参加总统竞选了。对于魁北克的英国代表团来说，罗斯福似乎在迅速地垮下去。丘吉尔的参谋长黑斯廷斯·伊斯梅上将看到他的样子大为震惊。“两年以前，”他说道，“总统一直是健康和富有活力的写照，但现在他消瘦了太多，似乎整个人都缩了进去。上衣从他宽大的肩膀上面垂了下来，衣领显得大了好几个尺寸。我们察觉到，留给他的时日已经不多了。”

面对疲惫、失意，以及顾问们和丘吉尔施加的压力，总统终于妥协了，接受了德国南部的占领区。英国人做了让步，其中的一个举动就是同意让美国控制大港湾以及不来梅州的军队集结地和不来梅港。[8]

三巨头的最后一次战时会议于1945年2月在雅尔塔举行，那是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胜利就在眼前，但显而易见的是，政治的考量已经压倒了军事上的需要，维系盟国领导人团结的纽带被大大削弱了。苏联人每深入中欧一公里，他们的贪婪和傲慢也就增加了一分。丘吉尔一直都是共产主义的死敌，他尤其关注类似波兰这类国家的命运。此时此刻，苏联红军已经把这个国家收入囊中，并建立了对它的统治。

罗斯福面容憔悴，比在魁北克时还要衰弱得多，不过他仍然认为自己在扮演着伟大的仲裁者的角色。在他看来，成就战后和平的唯一途径就是和斯大林合作。他曾经用这样的话语阐述了自己与这位共产党领导人的相处之道：“我认为，如果我把能给他的东西全都给他，并且不谈条件，那么位高权重的斯大林也就不会试图霸占任何东西，并将和我一起致力于（建立）一个民主而又和平的世界。”

总统相信美国能够“与苏联和睦相处”，而且他能够“驾驭斯大林”，因为有一次他解释说：“在开诚布公的基础上……乔大叔（指斯大林）……是平易近人的”。尽管总统对苏联的战后意图越来越担心，但他基本上仍然坚定地抱有乐观态度。

在雅尔塔会议期间，三巨头做出了战争时期最后的数个重大决定，其中一个就是给予法国在对德占领方面全面的伙伴关系。法国在德国和柏林的占领区都是从英国和美国的区域中划出来的，斯大林则希望撇开法国，更拒绝向法国划出苏占区的任何一部分。1945年2月11日，三巨头正式就各自的占领区划分达成了协议。

就这样，在经历了16个月的混乱和争吵之后，美国和英国也终于结束了分歧。这个占领计划是以原先的“兰金行动C方案”为基础的，现在军方称其为“日食行动”。但这个殚精竭虑的计划有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遗漏：文件里根本就没有提及英美进入柏林的权利条款。

仅仅过了6个星期，斯大林就将雅尔塔协定的条款抛之脑后了。在会议结束后还不到三个星期，罗马尼亚政府就被苏联占领军赶下了台，在给国王米哈伊一世[9]的最后通牒中，苏联红军毫不客气地命令他任命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彼特鲁·格罗查（Petru Groza）[10]为首相。波兰也丢掉了。原先许诺的自由选举压根就没有进行。斯大林似乎对雅尔塔协定的核心内容反悔了。协议中声明，盟国将帮助“从纳粹德国以及……前轴心国的附庸国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各个民族……去建立他们自己选择的民主制度”。但斯大林却要确保雅尔塔协定中每一个有利于他的条款——比如对德国和柏林的分割——都得一丝不苟地实施。

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威廉·埃夫里尔·哈里曼（William Averell Harriman）曾经提醒罗斯福，斯大林对领土的野心是无穷无尽的。但现在这位苏联领导人如此明目张胆地失信，还是令他感到震惊。3月24日，星期六下午，在白宫顶层的一个小房间里，罗斯福刚刚和安娜·罗森堡（Anna Rosenberg）太太一起吃完午餐。罗森堡太太是他的个人代表，负责研究退伍军人问题。此时哈里曼发来了一封有关波兰局势的电报。总统读了电文后怒不可遏，拼命捶打着轮椅扶手。“当他‘砰砰’猛击椅子的时候，”罗森堡太太后来回忆说，“嘴里反复念叨，埃夫里尔是对的！我们不能和斯大林打交道！他违背了自己在雅尔塔许下的每个诺言！”[11]

在伦敦，丘吉尔也对斯大林的所作所为感到忐忑不安。他告诉自己的秘书，他担心全世界可能会认为“罗斯福先生和我签署了的计划书完全就是在欺骗民众”。从雅尔塔返回时,他曾信心满满地告诉英国人民：“斯大林和苏联领导人希望与西方民主国家在光荣的友谊与平等之中共同生活。我觉得……他们言出必行。”

但在3月24日，在这同一个星期六，忧心忡忡的首相却对他的助手说：“只要我还对苏联的最终意图心存怀疑，我是不会同意去瓜分德国的。”

在苏联咄咄逼人的行动面前，丘吉尔清醒地意识到，西方盟国和苏联讨价还价的最大筹码就是让自己的军队进一步深入德国境内，在“尽可能以东的地方与苏联人会师”。当蒙哥马利元帅发来电文，宣称他有决心突向易北河甚至杀进柏林城时，许多人都对此欢呼雀跃。在丘吉尔的眼中，柏林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目标，对它的进攻应该迅速展开。但上述这一切只不过是蒙哥马利的一厢情愿罢了，尽管他发出了斗志昂扬的电报，但西线各地的指挥官们却无人收到针对柏林的总攻令。因为那道命令只能来自一个人——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

[1] 斯大林格勒的德军被包围远不止23天，此处原文应该指的是“指环行动”，即苏联红军发起歼灭被围德军的最后总攻，时间是1943年1月10日～2月2日，正好是23天。

[2] 按照1943年时的最初构想，实际上“兰金行动”分为三个部分：“A方案”应对的是这样一种形势，德国人可能变得实力不济，反攻也许只需要一个“微型的霸王行动”；“B方案”的设想是德国人从被占领国家的某些地区实施战略撤退，同时他们的主要兵力仍然驻留在欧洲海岸线上，以击退盟军的反攻；“C方案”所应对的，是在反攻开始之前、反攻期间或者反攻之后，德国突然崩溃。“A方案”和“B方案”很早就被放弃了，摩根回忆说，它们只在短期内被考虑过。——原注

[3] 丘吉尔获悉斯大林的要求时，他正搭乘英国皇家海军的“约克公爵号”战列舰横渡大西洋去和罗斯福会晤。当时美国刚刚参战，此时此刻向强大的新盟友提出这样的问题，丘吉尔有些疑虑。他打电报给艾登：“想必你不会对斯大林不恭敬，我们有责任不让美国为难，不能和他们达成秘密且特殊的协议。若是带着这些建议去见罗斯福总统，就会招致断然拒绝，可能带来长久的麻烦……即使非正式地把它们提出来……在我看来也是不妥当的。”艾登与斯大林的交谈已经告知了美国国务院，不过却没有证据说明，当时曾有人费心告诉美国总统。但到1943年3月的时候，罗斯福已经被充分告知了，艾登与他讨论了这件事情。按照艾登的说法，总统预见不会同苏联产生大的麻烦。“罗斯福理所当然要考虑的那个大问题，”艾登说道，“就是现在和战后是否有可能与苏联合作。”——原注

[4] “依阿华号”战列舰上的事件描述，来自乔治·C.马歇尔将军手写的会议记录。正式的备忘录里面并没有直接引语，只有一些笔记可以用作参照依据。我是在通过各种情况表明那些内容显然是总统或者他人所说的前提下，用直接引语来表述总统或者他人的话。——原注

[5] “长期以来英国人就在经济上与德国西北部地区有着紧密的联系，”麦克洛伊在12月12日给马歇尔将军的信中说，“怀南特告诉我，这个计划是在与他们的政治界和经济界的人士商讨后提出来的。我不知道，面对英国人的强烈反对，总统想在什么程度上坚持对这些地区的占领……总的看来，我赞成占领北部地区，但我认为并不值得为此而吵得这么厉害。”国务院显然对此未置可否。麦克洛伊亲笔补充说，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来电话说：“在北部和南部地区之间，我没有偏爱”。——原注

[6] 在罗斯福和怀南特会面的时候，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总统对过境柏林的问题的立场是什么，现在不得而知。战争部对怀南特的“走廊”计划究竟是反对还是接受，同样不明了。据报道，战争部民事局局长约翰·H.希尔德林少将曾对怀南特说，“应该规定进入柏林的权利”。这里的说法涉及三位最重要的美国历史学家对这段历史的观点：菲利普·莫斯利教授（见其《克里姆林宫与世界政治》一书）、赫伯特·费斯（见其《丘吉尔、罗斯福与斯大林》一书）以及国务院历史办公室主任威廉·M.富兰克林（见其《占领区边界与进入柏林的权利》一文，载于《世界政治》1963年10月号）。“怀南特，”富兰克林写道，“显然没有对这些交谈做备忘录……然而，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华盛顿的任何人都没有给予怀南特指示，也没有支持他与苏联人进行交涉。”——原注

[7] 出于一些总是令人费解的原因，从华盛顿返回之后，怀南特在进入柏林的权利上的立场改变了。资深外交官罗伯特·墨菲回忆说，在他于1944年9月加入盟军最高统帅部之后，他立即和怀南特在伦敦共进午餐，讨论了过境柏林的问题，墨菲敦促怀南特重新审议这个问题。他在回忆录《战士当中的外交官》中写道：“怀南特表明，我们自由进入柏林的权利，包含在我们待在那里的权利当中了。俄国人……无论如何都会有怀疑我们的倾向，如果我们在技术上坚持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会强化他们的不信任。”按照墨菲的说法，怀南特不愿意把这个问题强加在欧洲顾问委员会的身上。——原注

[8] 在这次会议上，还出现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当时美国总统和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推出了一个严厉而又含意深远的经济计划，要求把德国变成一个没有工业的农业国。起初丘吉尔赞同这个方案，但由于其顾问们的压力，后来又改主意了。几个月以后，罗斯福放弃了这个有争议的摩根索计划。——原注

[9] 米哈伊一世（Michael Ⅰ），罗马尼亚国王，卡罗尔二世之子。1927年（6岁）登王位，1930年其父卡罗尔返国，将他降为王储。1940年9月卡罗尔退位，他复登大宝。1947年12月30日被迫退位，流亡国外，在日内瓦给一家美国经纪行当经理。

[10] 此处原文有误，彼特鲁·格罗查当时是罗马尼亚农民阵线（Ploughmen's Front）主席，而非实力并不强大的罗马尼亚共产党的总书记。

[11] 这件事情来源于罗森堡太太的一次私人会谈，罗斯福太太也在场。这两个女人后来交换了意见，在总统到底说的是什么上达成了一致。——原注

4

苏军的空袭打了柏林保卫者们一个措手不及。3月28日，星期三，快到上午11点的时候，首批敌机出现了。一瞬间，全城各地的高射炮群纷纷开火，朝天空发射出炮弹。大炮的轰鸣，加上防空警报迟到的尖啸声，震耳欲聋。这些飞机并不是美军的。美国人的空袭很有规律，通常是在上午9点炸一次，然后到正午时分再炸一次。这次攻击则从东方而来，无论是攻击的时间安排还是轰炸战术都是全新的。是苏联人！几十架苏联战斗机在屋顶高度呼啸来去，朝着街道倾泻着弹雨。

在波茨坦广场，人们四散而逃。在选帝侯大街上，购物的人们冲出大门朝地铁入口处慌慌张张地逃命，还有不少人选择涌向威廉皇帝纪念教堂受到保护的遗址。但仍有一些柏林人不为所动，他们已经在购买每周食品配给的长队中站了几个小时了，不想因为躲避空袭而让之前的努力白费。在维尔默斯多夫区，36岁的护士夏洛特·温克勒下决心一定要为她的两个孩子——6岁的埃克哈特和9个月大的芭芭拉——搞到吃的。在阿道夫·希特勒广场，格特鲁德·克茨勒和英格·吕林这两位多年的老朋友，在一家杂货店前面与别人一起安静地等待着属于自己的那份食物。她俩曾做过极端的决定：一旦苏联人打进柏林就自杀，但现在她们却放弃了这种打算。她们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烘烤一块复活节蛋糕。几天以来，两人都在为买到所需的原料而努力。在克珀尼克区（Köpenick），40岁的胖妇人汉娜·舒尔茨正打算多买点面粉，好做一块裱有大理石花纹的假日蛋糕。汉娜还希望为她的丈夫罗伯特买上一副吊裤带，他仅剩的一副吊裤带烂得不成样子了。

在空袭期间，埃纳·萨恩格尔总是替“老爸”担心，她管自己的丈夫康拉德叫“老爸”。同往常一样，康拉德拒不进入采伦多夫区的防空洞，而是又出门了。他迈着有力的步伐朝自己特别喜爱的老克鲁格（Alte Krug）饭馆走去，这家饭馆位于路易丝王后街上。迄今为止，还没有哪次空袭能阻止这位78岁的老兵每周三与一战时的老战友碰面，今天同样如此。

有个柏林人实际上很享受空袭的每一分钟，年轻的鲁道夫·雷施克（Rudolf Reschke）戴着一顶老式钢盔，在位于达勒姆的家门口和路中央之间跑来跑去，故意逗弄那些低空飞行的敌人飞机，他甚至还敢朝着飞行员挥手致意。不过今天，其中的一名飞行员发现了他的滑稽动作，便一头朝他俯冲过来。当鲁道夫奔跑的时候，身后的人行道已经被一片弹雨所覆盖。对鲁道夫而言，这样的惊险场面并不可怕，反而是游戏令人激动的一个部分。对于14岁的他来说，这场战争是他生命中经历的头等大事。

机群对城市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击。几个飞行中队的弹药打完了，只能依依不舍地脱离编队向东返航，但其他中队的飞机又蜂拥而来，迅速补上了缺额，继续对地面目标进行猛烈的打击。苏联人的空中突袭给柏林的生活添加了新维度的恐怖，平民伤亡惨重。许多运气不佳的倒霉蛋没有被敌机的子弹打死，反而倒在了城市保卫者们的火力之下。苏联飞机飞得太低了，高射炮不得不以近乎平射的方式开火，造成大量炙热的弹片在城市里到处乱飞。炮弹碎片主要来自市内的3组巨型防空塔[1]，它们分别位于洪堡海因（Humboldthain）、腓特烈斯海因（Friedrichshain）和柏林动物园。这些巨大的防弹堡垒是在英国皇家空军对柏林首次空袭之后，于1941年至1942年间建造的。每座防空塔的规模都很庞大，最大的那组防空塔就建在动物园里的鸟类保护区附近，显得不伦不类。每组防空塔都由两座建筑构成：小的叫L塔（Leitturm），指挥塔，是通信指挥中心，上面装备有雷达；在它旁边正喷发着烈焰的就是G塔（Geschützturm），炮塔。

G塔体积巨大，占地面积几乎等于一个城市街区，有40米高，相当于13层的大楼。它的钢筋混凝土墙厚度超过2.5米，四周是深深的窗口，遮挡着7～10厘米厚的活动钢板。屋顶上的四座双联装（8门）128毫米Flak 40高射炮正在连续开火，四个角楼上布置的多门20毫米四联装高射炮也在以很高的射速朝天空发射炮弹。

防空塔内部的噪声之大几乎令人无法忍受。除了高炮群开火的炮声之外，还有多架扬弹机作业的机械声响，通过它们，底层军火库里的炮弹才能被源源不断地送到每个炮位上去。就设计用途而言，G塔不仅仅是座炮台，同时还是一个有5层楼那么高的巨型仓库、医院和防空掩体。顶层的炮位下方住着一支100人的警卫部队，再往下是一个拥有95个床位的空军医院，里面各种设施一应俱全，不但有X光室，还有两个设备完整的手术室，配备有6名医生、20名护士和大约30名护理员。再往下就是第三层，内里是一间宝藏库，贮藏室里存放着柏林顶尖博物馆里的一流展品，比如著名的帕加马[2]浮雕，那是公元前180年前后由阿塔罗斯王国的国王欧迈尼斯二世下令建造的巨大祭坛的组成部分。还有埃及、希腊和罗马的各种各样的古董，包括雕像、浮雕、器皿和花瓶，其中“普里阿摩斯[3]的黄金宝藏”是由德国考古学家海因里希·施里曼于1872年在古城特洛伊遗址里发掘出来的，包括金银手镯、项链、耳环、护身符、装饰品和珠宝，这是一批数量庞大的收藏品。此外，藏品中还有堪称稀世之珍的哥白林双面挂毯[4]，包括德国19世纪画家威廉·莱布尔所画的精美肖像在内的众多绘画，大量带有威廉皇帝头像的硬币。塔楼的下面两层，是面积巨大的防空掩蔽所，里面有大型厨房、食品贮藏室，还有德国广播电台（Deutschlandsender）的应急住处。

G塔配套设备齐全，有自己的水电供应，在空袭期间能够轻松地为1.5万人提供膳宿。这栋综合建筑的给养和弹药储备非常充足，警卫部队甚至自信地认为，哪怕柏林的其他地方都沦陷了，只要有继续打下去的必要，这座动物园内的防空塔就能坚持抵抗一年之久。

如同开始时那样突然，空袭猛然间就结束了。G塔顶部的高射炮陆陆续续停止了射击。在柏林各处，黑色的烟雾正从燃烧弹造成的大火中袅袅升起。苏联人的首次空袭只持续了20分钟就退潮了。柏林的大街小巷上再次挤满了人。在市场和商店外面，那些为躲避空袭而从所排的购物长队中跑掉的人，现在正脾气火爆地想回到原位，但那些坚持排队的人可不打算把自己冒着生命危险才得到的靠前位置让出来。

在动物园里面，G塔顶部的高炮一停火，63岁的海因里希·施瓦茨就匆匆跑到了外面。他焦虑地朝鸟类保护区奔去，随身提着一小桶马肉。“阿布，阿布。”他喊道。不一会儿，池塘边传来了奇怪的噼里啪啦的声音，一只长相怪诞的大鸟迈着高跷似的瘦长腿，步态优雅地从水里走了出来，朝呼唤它的主人走去。这是一只来自尼罗河畔的鹳，品种很罕见，长着灰蓝的羽毛，脑袋前顶着一个“如同底朝上的荷兰木屐”般的大嘴。施瓦茨如释重负，这只名叫阿布·马库博（Abu Markub）的鹳，在猛烈的空袭后仍安然无恙。

即使没有空袭，对施瓦茨来说，每天与这只鸟相处也越来越成了一种磨难。他把马肉递了过去。“我只能给你这个了，”他说道，“我能做什么呢？我知道你最爱吃鱼，但我搞不到。你想不想要呢？”

那只鸟闭上了眼睛。施瓦茨悲伤地摇了摇头。阿布·马库博每天都做出同样的拒绝。如果这只鹳一直这么固执的话，那么只能被活活饿死，但施瓦茨却没有任何办法。最后一盒金枪鱼罐头早就吃完了，而鲜鱼在柏林更是成了稀罕物，至少柏林动物园里找不到。

在仍然饲养着的鸟当中，阿布·马库博是鸟类饲养班班长施瓦茨的真正宠物。他的其他宠儿早就不在了。“阿拉”（Arra），施瓦茨曾经教会那只75岁的鹦鹉喊“爸爸”，出于安全考虑，两年前就被送到萨尔州去了；那群“脚步声很重的”德国鸵鸟，全都在空袭过程中由于冲击波或剧烈震动而死去了。只有阿布还在，而它正在慢慢地饿死。施瓦茨的担忧成了绝望。“它越来越瘦了，”他告诉妻子安娜，“它的关节开始浮肿了。可是当我每次去喂它的时候，它哀怨地盯着我，好像在说‘毫无疑问你犯了一个错误，这不是我吃的’。”

在1939年的时候，柏林动物园里栖息着14 000只兽类、鸟类、爬行类动物和鱼，而现在各个物种加起来只剩下了1 600只。在这场持续了6年的战争中，100多枚高爆炸弹命中了那些逶迤延伸的动物家园，包括水族馆、昆虫饲养室、大象馆和爬行动物馆等，都在空袭中受损严重，哪怕是供游人和工作人员使用的饭馆、电影院、舞厅和行政楼也没能幸免。最严重的损失发生在1943年11月，在铺天盖地的空袭中，有大量动物被炸弹夺去了生命，活下来的幸运儿们大部分在后来的日子被疏散到了德国其他的动物园。不过，在柏林动物园还是留下了1 600多只鸟兽，它们不仅要继续逃避致命的空袭，还要和饥饿做斗争——在实施食物配给制度后的柏林城里，已经很难帮这群动物搞到吃的了。它们对食物的需求量大得骇人，而且种类繁多：大量的马肉、鱼肉是最为急需的，但面条、大米、碾碎的谷物、罐头水果、柠檬酱甚至连蚂蚁幼虫在内的36种其他食物也必不可少。但现在动物园里只有大量的干草、稻草、苜蓿和生菜，其他的东西根本搞不到。哪怕饲养员们费尽心思搞出了各种代用食品，但每只鸟、每头动物每天能吃到的东西却连定量的一半都不到，这从它们的模样上就可以看得出来。

动物园里原先有9头大象，现在只剩下了1头。暹罗大象的皮肤耷拉着，露出巨大的灰色褶子，现在它的脾气非常暴躁，饲养员们都害怕进入它的笼子。大河马罗莎的境况很可怜，它的皮肤又干又燥还起了硬皮，不过大家的宠儿，两岁的小河马克瑙施克却仍然显得年幼活泼。蓬戈，这位一向性情温和的体重240公斤的大猩猩，现在掉了20多公斤肉，它在笼子里有时能呆坐在原地几个小时，闷闷不乐地怒视着每个人，仿佛要吃人一般。5头狮子（其中2头是幼狮），还有熊、斑马、麋羚、猴子以及罕见的野马，全都露出了营养不良的疲态。

对动物园里的动物来说，它们的生存还面临除了空袭、饥饿以外的第三个威胁。饲养员瓦尔特·文特（Walter Wendt）不时报告说，他的一些珍稀动物不知所踪了。只有一种可能，有些柏林人偷窃并杀掉了那些动物，来补充自身短缺的口粮。

动物园园长卢茨·黑克（Lutz Heck）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境地，甚至连他的狩猎伙伴、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的友谊，或者其他任何一个人的友谊都无法缓解这样的局面。倘若持续围城，鸟和动物无疑将会被饿死，更糟糕的是，那些危险的动物——狮子、熊、狐狸、鬣狗、藏猫，以及动物园的珍品狒狒，那是黑克亲自从德属喀麦隆带回来的珍稀物种——可能在战斗期间逃跑。黑克不知道，他应该在什么时候杀死那只狒狒，以及他爱得如此之深的5头狮子。

那2只9个月大的幼狮苏丹和布茜是饲养员古斯塔夫·里德尔（Gustav Riedel）用奶瓶养大的，他打定了主意，不管有什么命令，他都要设法保住这两只小狮子的性命。里德尔在感情上并不孤立，几乎每个饲养员都有让自己的宠物幸存下来的计划。卡塔琳娜·海因罗特博士是时年74岁的水族馆馆长的妻子，水族馆已经毁于轰炸，她就在自家的公寓里照料小猴子皮娅。饲养员罗伯特·埃伯哈德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保护好交给他照料的珍稀野马和斑马。瓦尔特·文特最挂念的是那10头欧洲野牛，它们是美洲野牛的近亲，是他的骄傲和欢乐，他把3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它们的科学繁殖上。这些野牛是独一无二的，价值超过100万帝国马克，大致相当于25万美元。

至于鸟类饲养员海因里希·施瓦茨，他再也无法忍受阿布·马库博经历的痛苦了。他站在池塘边再次呼唤那只大鸟，当鸟到来后，施瓦茨弯下身轻轻地把它抱进怀里。从现在开始，这只鸟将在施瓦茨家的浴室里等待着未知的命运——活着，或者死去。

在具有巴洛克风格的红色和金色相间的贝多芬大厅里，指挥棒的刺耳敲击声让大家突然安静了下来。指挥罗伯特·黑格尔（Robert Heger）举起了右臂，摆好姿势站在那里。大厅外，在这座被摧毁的城市的某个地方，消防车尖啸的笛音渐渐地消失了。黑格尔保持这个姿势又待了一会儿，随后指挥棒落下。在咚咚响起的低沉鼓声的引导下，规模庞大的柏林爱乐乐团轻柔地演奏起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

当木管乐器开始与打击乐器进行轻声对话时，小提琴独奏者格哈德·特施纳（Gerhard Taschner）注视着指挥，等待着对方的手势。这座位于克滕讷大街未遭破坏的音乐厅里挤满了观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听这位23岁的才华横溢的小提琴家演奏。当小提琴的清澈乐音突然响起，又逐渐消失，然后再次骤然升扬的时候，他们听得入了神。这是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出席这场下午音乐会的目击者们回忆说，有些柏林人完全被特施纳的演奏征服了，竟轻声啜泣起来。

在整个战争期间，拥有105名成员的爱乐乐团给柏林人提供了难得的极受欢迎的放松机会，令人们从恐惧和绝望中解脱出来。这个乐团隶属于戈培尔的宣传部，其成员免服兵役，因为纳粹高官们认为爱乐乐团有助于提高士气。柏林人对此完全同意。对于音乐爱好者来说，爱乐乐团就像是一种镇静剂，能够让他们从战争的恐怖中解脱出来，哪怕只是暂时的。

有一个人始终都被乐团营造的艺术气氛感染。他就是希特勒的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Albert Speer），现在他正坐在前排中央自己常坐的座位上。施佩尔是纳粹统治集团中最有文化的成员，几乎不会错过演出，音乐比任何别的东西都更能帮助他摆脱焦虑，而现在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音乐的帮助。

帝国部长施佩尔正面临着自己职业生涯中的最大问题。在整个战争期间，尽管每一种可以想象得到的挫折都出现了，但他却仍能令帝国的工业产能持续释放。不过，在很久以前，他掌握的统计数据就清晰地预测出了未来：第三帝国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它存在的时间已经屈指可数。在盟军越来越深入德国国土之时，正视现实的施佩尔是唯一一个敢对希特勒说出真相的内阁部长。

“战争失败了。”他在1945年3月15日给元首的备忘录中这样写道。

“如果战争失败了，”希特勒怒气冲冲地反驳，“那么这个民族也将灭亡。”

3月19日，希特勒发布了一道骇人听闻的命令，要把德国彻底毁灭。一切都要被炸毁或者烧掉——发电厂、自来水厂和煤气厂，堤坝和水闸，港口和航道，大工业中心和电力网，所有的船舶和桥梁，所有的火车，所有的通信设施，所有的车辆和各种商店，甚至还有乡间公路。

施佩尔不愿相信眼前这一切是真的，他向希特勒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施佩尔称他有特殊的个人理由来扭转这项政策。如果真的把德国的工商业和所有建筑都连根除掉的话，自己的多年心血将毁于一旦，那些宽阔的高速公路、宏伟的大楼、横跨大河两岸的桥梁，都是他最为得意的作品，他无法接受这一切的幻灭。更何况，施佩尔还亲手锻造了希特勒总体战的可怕工具，他对此负有别人无法担负的责任。而让施佩尔更为忧心忡忡的，则是毁灭政策给整个民族带来的灾难。他直言不讳地告诫希特勒，无论这个政权是存还是亡，“我们都要竭尽全力，为自己民族未来的生存保留住最后一点基础，哪怕是通过最原始的方式也好……我们没有任何权利采用破坏的手段对人民的生存施加毁灭性的影响……”

希特勒并没有被说动。“再也没有必要为德国人民的基本生存需要什么而操心了，”他回答道，“恰好相反，最好是连这些生存的基础都破坏掉，而且由我们自己亲手毁灭这一切。这个民族已经证明是弱者……”希特勒用这些话把德国人民一笔勾销了，他对施佩尔解释说，“那些在这场斗争结束之后幸存下来的人都是劣等人，因为优秀者早已经战死了。”

施佩尔觉得毛骨悚然，那些曾经为他们的领袖浴血奋战的人，这会儿在元首看来显然一钱不值。几年来，施佩尔一直对纳粹种种行径中更为野蛮的一面视而不见，他相信自己理智的所作所为有别于这一切。现在，他终于意识到了几个月来他一直拒绝面对的事情，尽管为时已晚，正如他对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大将所说的，“希特勒彻底疯了……必须阻止他”。

在3月19日到23日之间，一连串“焦土政策”的命令，从希特勒的大本营飞快地传到了全德国的地方长官和军事指挥官的手中。命令威胁道，将直接处决那些拖延执行“焦土政策”的人。施佩尔明白不能再耽搁下去了，立即采取了行动。他在一小群高级军官友人的帮助下，力图阻止希特勒的计划。他明白，这样可能会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但他想不了那么多了。他给工厂主挂上了加急电话，亲自飞往军队驻地，不厌其烦地拜访各地的官员。不过，施佩尔的工作仿佛已经初见成效，因为就算是最死硬的纳粹分子，也一致认为希特勒的计划将导致德国彻底灭亡。

不过，奔走在严肃紧张的游说活动中的帝国部长怎么还会有如此雅兴，出席爱乐乐团的交响乐会呢？倘若不是因为一个事实，他这样做的确有点不合时宜。但那个残酷的事实就是，在施佩尔为之斗争要保留的德国资源的名单上，爱乐乐团是头号力保目标。由于小提琴家格哈德·特施纳极受施佩尔的喜爱，几个星期以前，乐团经理格哈特·冯·韦斯特曼（Gerhart von Westermann）博士就让特施纳去寻求这位帝国部长的帮助，保持爱乐乐团的完整。根据法律，这些音乐家是免服兵役的，但随着柏林之战迫在眉睫，冯·韦斯特曼担心整个乐团随时有可能被征入人民冲锋队。尽管乐团事务应该由约瑟夫·戈培尔的宣传部管理，但冯·韦斯特曼知道从他那里得不到任何帮助。他对小提琴家说：“你得帮助我们，戈培尔已经忘了我们……去找施佩尔，求他帮忙……我们都要给你下跪了。”

特施纳极不情愿，只要谈到逃避或者逃跑，会被认为是叛国，有可能带来耻辱或者入狱的后果。但最后他还是同意了。

在与施佩尔会面的时候，特施纳说起话来显得吞吞吐吐。“部长先生，”他说道，“我想和您谈一件非常微妙的事情。我希望您不会误解……但现今有些事情是难说出口的……”施佩尔目光敏锐地看着他，很快就让他不再拘束。特施纳受到了鼓励，便把乐团的困境吐露了出来。帝国部长专心致志地听着，然后告诉特施纳，冯·韦斯特曼不必忧心忡忡，因为他已经想到了一个万全的计划，不仅能让音乐家们逃脱人民冲锋队的魔爪，在最后时刻还会把整个乐团的105号人全部秘密疏散出城。

施佩尔现在已经完成了计划的第一部分。坐在贝多芬大厅舞台上的那105个人，身上穿的不是平常演出穿的燕尾服，而是黑色西装，但在台下的所有观众中，只有施佩尔知道个中原因。那些燕尾服连同乐团的名贵钢琴、竖琴、著名的瓦格纳大号以及乐谱，已经在3个星期前用一队卡车悄悄运出了城。这批珍贵货物大部分被秘密藏在库尔姆巴赫（Kulmbach）附近的普拉森堡（Plassenburg）里。这个地方位于柏林西南约386公里处，更为重要的是，这里就在美军推进的必经之路上。

施佩尔计划的第二部分——把人救出来——要复杂一些。尽管空袭强度很大，入侵的敌军近在咫尺，但宣传部从未打算减少爱乐乐团的演出场次。音乐会的安排是每周演出3~4次，在空袭的间隔当中一直要持续到4月底，那时演出季将正式结束。在那个时限之前疏散音乐家们是无法办到的，毫无疑问戈培尔将会指控音乐家们擅离职守。施佩尔决心把乐团疏散到西方，他绝对不能让这些人落到苏联人的手里。但他的方案完全取决于西方盟军的挺进速度，他指望英美盟军能够先于苏联红军到达柏林。

施佩尔并不打算等到西方盟军入城再实施自己的计划。只要他们近到离柏林只有一夜车程的距离，他就会下达疏散的命令。计划的核心在于在恰当的时候隐秘地发出离开信号。音乐家们必须在黄昏后全部撤离，这就意味着逃跑行动必须在音乐会一结束时就开始。为了避免惹出不必要的事端，行动的命令只能拖到最后一刻才发出。施佩尔苦思冥想出一个通知音乐家们的绝妙方法：在最后一分钟，乐队指挥将宣布更换节目，让乐团的音乐家们演奏施佩尔挑选的一个特定曲目，这就是撤离的暗号。等到演出一散场，爱乐乐团的成员们将立即登上一队在贝多芬大厅外的夜色中恭候多时的公共汽车。

施佩尔要求用作暗号的乐谱由冯·韦斯特曼保管着。当乐谱由施佩尔的文化事务专家送来的时候，冯·韦斯特曼无法压抑住自己的惊讶。他询问施佩尔的助手：“你肯定熟悉最后几幕的音乐，那些旋律描绘的画面是众神的陨落、瓦尔哈拉的覆灭和世界末日。你确信这就是部长命令演奏的吗？”

完全没错，施佩尔要求柏林爱乐乐团在最后一场音乐会上演出的终章，正是瓦格纳《诸神的黄昏》（Die Götterdämmerung）[5]中的插曲。

冯·韦斯特曼并不知道，这首看上去有些不合时宜的插曲也许正是反映施佩尔内心世界的一条隐晦线索。此时，他正在实施着自己最雄心勃勃，也是最后的一个工程——刺杀希特勒。这位帝国部长坚信，要拯救自己的祖国，只有这唯一一种方法。一连几个星期，力求完美的阿尔贝特·施佩尔一直都在寻找着行刺的合适机会。

苏联的大军正在东线各地集结，但他们仍没有做好对柏林发动最后一击的准备，预想中的战役仍遥遥无期。苏联红军的指挥官们对行动的屡屡延误感到万分恼火。奥得河是一道令人畏惧的障碍，今年春季冰雪融化得又格外晚，奥得河仍有部分河面覆盖着冰层。河对岸就是德军的防御工事——地堡、雷区、反坦克壕和掩体内的炮兵阵地，现在德军每天都变得更强大，这个事实令苏联红军将领们担忧不已。

最急于发动进攻的人，当属45岁的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上将，他是近卫第8集团军的司令员。他曾经领导第62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残垣断壁中浴血奋战并最终取得了胜利，这项功勋让他在苏联名声大振。崔可夫认为，柏林战役之所以迟迟都没有打响，很大程度是西方盟军拖了后腿。1944年12月，德军在阿登高原发动了突然进攻，此后英国人和美国人要求斯大林尽快让苏联红军在东线发起大规模强攻，以缓解西线的压力。斯大林同意了，于是苏军在波兰的攻势提前发动。崔可夫后来说，他认为“如果不是因为苏军拉得过长、铺得过广的交通线已经不堪重负，我们在2月份就可以发起针对柏林的突击”。但苏军杀出波兰后，推进的速度太快，结果当各个集团军抵达奥得河畔时已成强弩之末。前线部队发现自己已经把补给品和交通系统彻底抛在后面了。正如崔可夫所言，苏军的攻势停顿下来，是因为“我们需要足够的弹药、燃料和浮舟来强渡横在柏林前方的奥得河、各条水道和运河”。由于需要重新编组部队和进行准备，德国人得到了几乎两个月的时间来组织他们的防御。崔可夫对这一切感到十分煎熬。每多耽误一天，敌人的防御兵力就会增强一分，他手下征战了半个欧洲的近卫军官兵们就会在战役开始后遭受更大的伤亡。

米哈伊尔·叶菲莫维奇·卡图科夫上将是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的司令员。他的内心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和崔可夫一样，期盼着这次进攻早日发起。但另一方面，他也对战役的延迟发动心存感激。他的坦克兵们太累了，需要休息，手下的维修人员也急需一个整备装甲车辆的机会。在抵达奥得河之后，卡图科夫告诉自己的副司令员格特曼（Andrei Lavrentievich Getman）中将[6]：“这些坦克理论上的行驶距离，按直线算大概是570公里。”但他随后话锋一转，“不过，安德烈·拉夫连季耶维奇，实际距离比地图上的要远得多。很多坦克的里程表显示出来的读数竟然是2 000多公里！我们的士兵身上可没有里程表，所以谁也不知道人被磨损成什么样子了。”

格特曼十分同意卡图科夫的说法。他毫不怀疑德军会被粉碎，柏林将被攻占，不过他也对有休整的机会感到高兴。“将军同志，”他对卡图科夫说，“战争有一条基本理论，那就是赢得胜利不是靠攻城略地，而是靠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拿破仑是一位了不起的领袖，但在1812年冬天，连他也忘记了这一点，结果在莫斯科遭遇了惨败。”

在整个前线，其他集团军司令部里的情况也完全相同。尽管每个人对进攻延误都感到不耐烦，但同时也在充分利用这个喘息的时机整军备战。没有人对眼前这场危机重重的战役抱有任何幻想。朱可夫元帅、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和科涅夫元帅，都已经收到了令人胆寒的敌情报告。情报部门估计，当面的防线里部署有100多万德军，还有多达300万的平民可能帮助军队为保卫柏林而战。如果这些报告是真实的话，那么苏联红军就可能在人数上以1：3处于劣势。

进攻将在什么时候发动？到目前为止，元帅们都还不知道。按照已经制订好的计划，朱可夫指挥的庞大方面军将直接攻击柏林城，但也有可能发生变化。西线的英美盟军正在等候着艾森豪威尔下达“出发”的命令；同样，苏军指挥官也在盼着自己的最高统帅下达同样的作战号令。最令这些元帅们担心的是英美盟军从莱茵河出发后向前推进的速度，现在他们每天都更靠近易北河，也更靠近柏林。如果莫斯科再不下达总攻令，英国人和美国人就可能先于苏联红军进入该城。可到目前为止，约瑟夫·斯大林还没有下达“出发”的命令。他仿佛是在独自等待。

[1] 原文写的是6座防空塔，虽然德国的防空塔共有三种类型，但一般来说每组防空塔都会分一大一小的两座塔——炮塔（G塔）和指挥塔（L塔），由于耗资巨大和其他原因，柏林计划中的6组防空塔只建成了3组。

[2] 帕加马（Pergamon）是密细亚（安纳托利亚西北部）的一座古希腊殖民城邦，距爱琴海约26公里，城市本身坐落在巴克尔河北岸，现在是土耳其贝尔加马的一处历史遗迹。

[3] 普里阿摩斯（Priam），特洛伊的末代国王，特洛伊城被希腊人攻破时在城中心的宙斯祭坛上战死。

[4] 哥白林双面挂毯，由法国哥白林挂毯厂制造，多鲜艳图景。

[5] 威廉·理查德·瓦格纳（Wilhelm Richard Wagner，1813年5月22日－1883年2月13日），德国作曲家。《诸神的黄昏》是他的一部歌剧，歌剧名的意思就是“世界末日”。

[6] 此处原文有误，将格特曼的职务写成了军长，其实早在1944年8月他就成了卡图科夫的副手。

第4部
决策

Part Four
The Decision

1

一支庞大的运送军需品的卡车队，在这座法国城市狭窄、尘土飞扬的大街上隆隆行驶。长途跋涉的车队没有尽头，轰鸣着疾驶而过，奔向东北方的莱茵河和西部前线。任何人都不许停车，因为到处都有严厉的宪兵在指挥交通。司机们也找不到停车的理由：眼前的城市，和沿途无数座冷冷清清、建有教堂的法国城市没什么不同，这只不过是高速运转的“红球快运”的又一处公路检查站而已。他们并不知道，此时此刻，兰斯（Reims）已经成为整个欧洲最重要的城市。

几个世纪以来，这个法国东北部的战略中心被战火多次肆虐。坐落在市中心那座高大宏伟的哥特式大教堂历经无数次炮击，又一再被修复。历任法国君主，从公元496年的克洛维一世到1774年的路易十六，都是在这里或其中的圣殿之内加冕为王的。在这场战争中，这座城市和它的纪念碑逃过一劫实属幸运。而现在，在这座拥有两个壮观尖塔的大教堂的荫庇之下，安置着另一个伟大领袖的指挥部，他的名字叫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

盟军最高统帅部隐没在一条偏僻的街道上，离火车站不算太远。那是一座现代的三层楼房。这座建筑物当时是现代技术学院的所在地，以前则是一所男子技校，它的样子像一个盒子，房子环绕四周，中间是个院子，这座红砖建筑原先的设计要容纳1 500多名学生，教职员工们称它为“红砖小校舍”。不过，对于盟军最高统帅部的需求而言，校舍显得太小了。进入1944年后，统帅部的人数几乎翻了一番，现在有将近1 200名军官和大约4 000名士兵。结果，这所学校只能供最高统帅、参谋部军官以及他们的各自部门使用，其余人得在兰斯城内的其他地方工作。艾森豪威尔把二层的一间教室用作办公室，他工作起来几乎就没有停的时候。这间不大的教室很简朴，有两扇临街的窗户，窗前挂着遮光的窗帘，锃亮的橡木地板上有几把安乐椅，房间里就这么点东西了。艾森豪威尔的办公桌摆在房间尽头的一侧，那里是一处稍微高一点的讲台，原先是教师讲课的地方。桌子上摆放着一套蓝色的皮制办公用品、一套内部通话设备和镶在皮制镜框里的妻儿的照片，还有两部黑色的电话机——一部是日常使用的，另一部是特殊的保密电话，在给华盛顿和伦敦打电话的时候能“自动跳频防止窃听”。桌上还有几个烟灰缸，最高统帅是个老烟枪，一天能“干掉”60多支雪茄[1]。桌子后面竖立着将军的司令旗，对面的角落里有一面星条旗。

头天下午，艾森豪威尔匆匆飞往巴黎举行记者招待会。当天的头条新闻就是莱茵河畔的胜利，最高统帅宣布：敌军在西线的主要防线已经被粉碎了。尽管艾森豪威尔告诉记者，他并不想“忽视接下来的战斗，因为德国人会尽其所能战斗到底”，但在他的眼中，德国已被“击败了”。招待会的焦点无疑是柏林问题。有记者问，谁将先抵达德国首都，“是苏联人还是我们？”艾森豪威尔不置可否地回答，他认为“单是按照英里里程来看，也应该是他们先到”；但他马上补充道，他“不想做任何预测”，尽管苏联人“通向柏林的路程要短一些”，但“德军主力部队”却挡在他们的面前。

艾森豪威尔在拉斐尔酒店过夜，然后在黎明后不久离开巴黎飞回兰斯。清晨7点45分，他已经在办公室里与他的参谋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中将谈话了。史密斯将军的那只蓝色皮质搭扣文件夹里有20多份电报，在等待着艾森豪威尔批复。这叠昨天夜里收到的电文只有最高统帅才能拆阅，电报上面标着绝密标签——“仅限艾森豪威尔阅读”。这其中有蒙哥马利发来的电报，请求批准他直扑易北河和柏林；但最重要的一份则是艾森豪威尔的上级、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发来的。巧合的是，盟军最高统帅部在头天晚上的两个小时之内先后收到了马歇尔和蒙哥马利的电报——这两封电报将对艾森豪威尔产生重大影响。在这个星期三，3月28日，它们将起到催化剂的作用，让最高统帅的战略最终具体化。他将遵照这个战略一直到战争结束。

几个月以前，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用一句话表明了艾森豪威尔作为最高统帅的使命：“你将进入欧洲大陆，与盟国的其他国家一起，实施以德国的心脏和德国的武装力量为目标的宏大军事行动。”

他已经用卓越的表现贯彻了这项指示。凭着人格魅力、行政能力和外交手腕，他不仅成功地把十多个国家的军队紧密结合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还将多国联军彼此间的敌意降到了最低——没有几个人能像他这样把事情做得如此完美。然而，55岁的艾森豪威尔并不符合传统的欧洲军事领导人的概念。他与英国将领不同，他接受的训练使他并不把政治目标看作军事战略的组成部分。尽管在妥协和安抚的策略方面艾森豪威尔是一位高明的外交家，但他并不了解国际关系方面的政策。对此，他并没有感到有何不妥，甚至还有些骄傲。因为按照美国的军事传统，他受到的教育是永远也不要篡夺平民的最高地位。简言之，他的目标就是打仗并赢得胜利；至于政治，那是政治家们的事情，不需要他来插手。

目前，战争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但艾森豪威尔的目标仍一如既往是纯军事性的。有关战后德国问题，他从来没有收到过相关的政策指示，也不认为这个问题是自己的责任。“我的职责，”他后来说道，“就是尽可能地消灭德军，迅速以胜利者的姿态了结这场战争。”

艾森豪威尔有充分的理由为这项工作的进展感到高兴。在21天的时间里，他的各个集团军已经迅速渡过了莱茵河，深入德国腹地的程度远远早于日程表。然而让军人们上了报纸头条的进军，被自由世界热切关注的进军，现在却催促最高统帅在一系列复杂的命令上做出抉择。英美盟军出乎预料的进攻速度，使得几个月以前制订的一些战略行动被取消，艾森豪威尔不得不一再修改他的计划，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这就意味着，要改变和重新定位某些集团军以及指挥官的角色——首当其冲的就是蒙哥马利元帅麾下的兵强马壮的第21集团军群。

蒙哥马利的最新电报在吹响行动的号角，这位58岁的陆军元帅并不是在咨询应该怎么打仗，而是要求得到率先冲锋的权利。蒙哥马利比大多数指挥官都更早地意识到军事局势会对政治版图产生巨大的影响，他感到让盟军攻占柏林是目前的第一要务，更坚定地认为，这项至高无上的光荣应该属于第21集团军群。蒙哥马利的电报既显示出他难以驾驭，又清晰地表明他与最高统帅在见解上仍有着重大分歧。史密斯中将和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其他人后来回忆说，对陆军元帅发来的电报，艾森豪威尔的反应“就像一匹被马鞍下的刺扎中的马一般”。

蒙哥马利和艾森豪威尔在军事哲学方面的关键区别，牵涉到究竟是应该孤军挺进，还是采取在宽大正面上齐头并进的战略。一连几个月，蒙哥马利和他的上级——英帝国军队总参谋长陆军元帅艾伦·布鲁克爵士——都在鼓吹闪电般地单刀直入插进德国的心脏。在收复巴黎之后，当时仍处于崩溃中的德军正在逃离法国，蒙哥马利首次向艾森豪威尔提出了他的计划。“我们现在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他写道，“发动强有力的挺进直捣柏林，我们很有可能在那里结束对德国的战争。”

蒙哥马利在9段行文简洁的文字中，清楚阐述了他的方案。他分析说，英美盟军缺乏补给和维修能力，无法在两个方向并肩朝德国实施强有力的挺进。在他看来，只能在一个方向上集中力量大举猛攻。当然，这个方向肯定是由他自己负责。为了达成战役目标，他的部队需要“一切必备的给养……而且是无条件的”，其他的军事行动，只能在余留物资的支持下进行。蒙哥马利提醒说“如果我们试图用妥协的解决办法并分散给养，这个挺进就不会有力，战争势必将旷日持久”，时间“极为重要……应立即做出决定”。

这个计划既富有想象力又很大胆，而且从蒙哥马利的观点来看，时间上很精准，它同样也标志着这位陆军元帅在对待战役的惯常态度上出现了奇怪逆转。弗雷德里克·摩根中将现在是艾森豪威尔的副参谋长，他后来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况：“直截了当地说，蒙哥马利一向以谨小慎微、深思熟虑而闻名，但他现在却产生了一个极其大胆的想法——以牺牲美军的集团军群为代价，给予他一切优先权。如此一来，他就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击溃敌人直捣柏林，迅速结束这场战争。”

显然，这个计划含有赌上一把的意味：两个庞大的集团军群共有40多个师，把它们投入单一方向的大规模进攻，从东北方向冲入德国，固然可能带来迅速而又决定性的胜利——但也可能造成彻底的、或许是不可挽回的灾难。在最高统帅看来，风险要远远大于任何成功的机会，他在一封给蒙哥马利的电报中就是这么委婉地说的。“虽然我同意你提出的关于向柏林进行强有力挺进的构想，”艾森豪威尔说道，“但现在还不是时候。”他认为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打开勒阿弗尔（Le Havre）和安特卫普这两个港口，“这是向德国腹地发动强攻，深入挺进所必需的基础”。此外，艾森豪威尔还说，“我们目前的物资给养，无论怎样重新分配，都无法支持挺进柏林”。最高统帅的战略是：在宽大正面上进入德国，渡过莱茵河，攻占鲁尔河谷工业区，然后再向首都大举猛攻。

这番电报往来发生在1944年9月的第一周。一周之后，在给3个集团军群指挥官——蒙哥马利、布莱德雷和德弗斯的电报中，艾森豪威尔进一步详细阐述了他的计划：“柏林显然是我们的首要目标，敌人为了固守柏林，有可能集中绝大部分兵力。因此，我认为应该集中全部兵力和物资迅速向柏林挺进，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鉴于我们的战略应和苏联人协调一致，我们也得考虑其他目标。”

在艾森豪威尔看来，其他目标有很大的差异：德国的北方港口（“占领该地区，可以作为我们挺进柏林的侧翼保护”）；汉诺威、不伦瑞克（Braunschweig）、莱比锡和德累斯顿这些重要的工业和行政中心（“德国人很可能把这些地区当作掩护柏林的外围地带而布置重兵把守”）；最后，还将攻占德国南方的纽伦堡—慕尼黑地区（“以切断敌军从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撤退的后路”）。最高统帅提醒说，这样一来，“我们必须为下述一种或者多种可能性预做准备：

一、命令北部和中路的两个集团军群所属部队沿鲁尔—汉诺威—柏林的轴线挺进，或沿法兰克福—莱比锡—柏林的轴线挺进，或两线并进，直捣柏林。

二、假如苏联人比我们先到柏林，北部的集团军群应立即占领汉诺威地区和汉堡周边的各个港口。中路的集团军群……视苏联红军的进展状况，占领莱比锡—德累斯顿地区之一部或全部。

三、在任何情况下，南部的集团军群都要夺取奥格斯堡（Augsburg）—慕尼黑地区。纽伦堡—雷根斯堡（Regensburg）地区，将依当时情况，由中路或南部的集团军群夺取。”

艾森豪威尔用下列文字对他的战略做了总结：“简而言之，我的设想是美英联合部队在通过关键地区和占领两翼的部队支援下，在协调一致的作战行动下，经由最直接的途径，直捣柏林。”不过，他又补充说，所有这一切都还需要等待，因为“目前还不能决定发动这些进攻的时间以及动用的兵力”。

无论这个广阔前线的战略对错与否，既然艾森豪威尔是最高统帅，蒙哥马利就必须得听从他的命令。但他对自己的方案被驳回感到十分失望。在英国人民看来，他是自威灵顿公爵[2]以来最深孚众望的军人；而在麾下的部队看来，蒙哥马利是他所处时代的一个传奇人物。很多英国人认为，他是欧洲战区最有经验的陆军将领（他自己也是这样想的）。但现如今，他自认为可以在3个月内赢得战争[3]胜利的绝妙计划竟然被上级驳回了，这让蒙哥马利感到无比的委屈。1944年秋天的这场战略争端，令这两个指挥官之间出现了一道裂痕，这道裂痕以后再也没有完全愈合。

在此后的7个月时间里，艾森豪威尔从未偏离宽大正面协调进攻模式的理念；而有关战争到底应该通过何种方式、在什么地方、由谁来赢得胜利，蒙哥马利仍在喋喋不休地发表着自己的高见。他的参谋长弗朗西斯·德甘冈少将后来写道，“蒙哥马利……感到，为了说服对方接受他的观点，他可以对别人施加一切影响，而且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其实，只要目的正当，几乎可以不择手段”。

他所施加的影响确实是强大的。英帝国军队总参谋长布鲁克元帅认为，艾森豪威尔是一个举棋不定、优柔寡断的人。有一次他总结道，最高统帅是一个“极具个人魅力，但同时从战略角度来看才智又非常有限”的人。

艾森豪威尔完全清楚从英国陆军部和蒙哥马利的指挥部里传出的尖刻评论。但如果说对他的战略政策进行的政治诽谤运动造成了伤害的话，那么艾森豪威尔却并没有把这种伤害表露出来，而且他也从来没有反击过。即使在布鲁克和蒙哥马利主张任命一位“地面部队总指挥”的时候——这是夹在艾森豪威尔和他的集团军群之间的陆军元帅——最高统帅也没有表现出愤怒。最后，在“咬紧牙关坐了”几个月之后——这是奥马尔·布莱德雷将军的话——艾森豪威尔终于发飙了。当德军在阿登高原发动攻势之后，问题到了一个爆炸性的沸点。

由于敌军的大举猛攻撕开了英美盟军的防线，所以艾森豪威尔不得不让位于突出部北部前线的所有部队都归蒙哥马利指挥。这些部队包括布莱德雷将军的第12集团军群三分之二的兵力——也就是美军第1集团军和第9集团军。

击退德军的反攻后，蒙哥马利举行了一次不同寻常的新闻发布会。在发布会上他暗示，他几乎是单枪匹马地把美军从灾难的深渊中拯救了出来。这位陆军元帅宣告，他干净利落地把前线理顺，把敌人“拦住……赶走……并一举消灭”，“这场战斗打得很有意思，我认为它也许是我所打过的……最棘手的战斗之一”。蒙哥马利说，他“把英国集团军群可动用的力量全部用上了……这样，你们就可以看到英军正在受到沉重打击的美军左右两翼作战，这可以说是一幅盟军并肩作战的动人画面”。

蒙哥马利确实是从北边和东边发动了主要的反攻，而且表现出了极其高超的指挥艺术，但用艾森豪威尔的话来说，这位陆军元帅在新闻发布会上“不幸地在媒体面前制造出了这样一种神话，他是作为美军的大救星而降临的”。蒙哥马利只字未提布莱德雷、巴顿和其他美军指挥官为战役胜利做出的贡献，也没有提到当有一名英军士兵在战斗的同时就有30~40名美军士兵在战斗。最重要的是，他没有指出每有一名英军阵亡的同时就有40~60名美军阵亡[4]。

德国的宣传者们迅速令事情变得更糟。敌人的无线电台对发布会上的情况做了夸大和歪曲的报道，而且直接对准美军战线进行广播。许多美国人正是通过这番报道，第一次得知这一事件的消息。

紧接着，在这次新闻发布会和它所造成的轩然大波之后，有关任命一位地面部队总指挥的老争议再次被激化了，这一次得到了英国新闻界的摇旗呐喊。布莱德雷大发雷霆，他宣告如果蒙哥马利被任命为地面部队总指挥的话，他就辞去集团军群指挥官之职。“在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他告诉艾森豪威尔，“如果让蒙哥马利来负责的话……你就让我解甲归田吧……这样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接受的。”巴顿则告诉布莱德雷：“我将和你一起辞职。”

在英美阵营中从未出现过这样的裂痕。“提拔蒙哥马利”的游说活动愈演愈烈——在某些美国人看来这些活动似乎直接源自蒙哥马利的指挥部——局势已经糟糕到让最高统帅忍无可忍了。他决定要一劳永逸地结束这场争论：他要在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上将整件事情摊牌，从而将蒙哥马利解职。

此时，蒙哥马利的参谋长德甘冈少将获悉了即将到来的危机，于是急忙着手拯救英美的团结。他飞到盟军最高统帅部，与最高统帅会晤。“他给我看了一封即将发给华盛顿的电报，”德甘冈后来描述道，“我读电报的时候大为震惊。”在比德尔·史密斯将军的帮助下，他说服艾森豪威尔电报晚发24个小时。艾森豪威尔极不情愿地同意了。

在返回位于宗霍芬（Zonhoven）的蒙哥马利指挥部后，德甘冈直言不讳地把残酷的事实扔在了陆军元帅面前。“我告诉蒙哥马利，我已经看了艾森豪威尔的电报，”德甘冈说道，“而那份电报的实际意思就是‘我和蒙哥马利，留我无他，留他无我’。”蒙哥马利被电报中严厉的语气惊呆了。德甘冈从来也没有见过他“这么孤独和泄气”。他看着自己的参谋长，小声说道：“弗雷迪，你认为我该怎么办呢？”

德甘冈已经起草了一份电报。用这份电报作为底稿，蒙哥马利给艾森豪威尔发去了一份完全具有军人风度的急件，清楚地表明他无意抗命。“无论你做何决定，”他说道，“都可以百分之百地信赖我。”这份急件的签名是：“你非常忠实的属下，蒙哥马利。”[5]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无论如何，暂时是结束了。但现在，在位于兰斯的统帅部里，在做出决定的这一天，也就是1945年3月28日，艾森豪威尔再次听到了一个老调子在耳边清晰地回响：并不是再次鼓动任命地面部队总指挥，而是那个更老的根本性问题——单刀直入还是宽大正面推进。蒙哥马利并没有与艾森豪威尔商议，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给野战部队指挥官们下达命令，向着东方前进”，并希望现在能孤军向易北河和柏林迅猛推进，显然是想在荣誉的光芒中进入德国首都。

实际上，蒙哥马利在鲁尔区北部进行的突击是遵照既定战略实施的——那正是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1月份在马耳他会议上批准的艾森豪威尔的计划。蒙哥马利现在的提议，纯粹是那场攻势的逻辑扩展——此举将让他抵达柏林。如果说他行事匆忙，他的急切也在情理之中。就像温斯顿·丘吉尔和布鲁克元帅一样，蒙哥马利也认为留给盟军的时间所剩无几了，除非英美部队能在苏联人的前面赶到柏林，否则这场战争在政治上就是失败的。

但在另一方面，最高统帅却并没有从华盛顿的上级那里，获得能够反映出英国人这种紧迫感的政治指示。尽管艾森豪威尔是盟军总司令，却仍然接受美国战争部的命令，在未从华盛顿获得对政策重新界定的情况下，他的目标一成不变：打败德国，摧毁德国的武装力量。而且在当时的他看来，自从1月份向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提交了计划以来，能够最迅速地达成最终军事目标的方法已经有了根本改变。

原先，按照艾森豪威尔的计划，位于中路的布莱德雷将军的第12集团军群所起的作用有限，仅仅是为蒙哥马利在北部的主攻作补充。但谁又能料到，自3月初以来布莱德雷的部队竟取得了如此引人注目的成功呢？好运气和杰出的领导才能带来令人眼花缭乱的结果，甚至在蒙哥马利发动大规模的莱茵河攻势之前，美军第1集团军就已经夺取了雷马根桥，并迅速渡河。在更南边的地方，巴顿的第3集团军几乎在未受阻碍的情况下就悄悄地渡过了莱茵河。从那时起，布莱德雷的部队便横冲直撞，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他们的伟大成就点燃了美国公众的想象。而布莱德雷现在则寻求能在最后一役中起到更大的作用，在这一点上，布莱德雷和麾下的将领们与蒙哥马利并无不同：他们也想获得结束战争的声誉和荣耀——况且，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们也想获得攻占柏林的声誉和荣耀。

艾森豪威尔曾许诺，如有合适的机会，他将向东方发动大规模强攻，但他并没有具体指定由哪个集团军群，或者哪几个集团军群进行最后的突击。现在，在做出至关重要的决定以前，艾森豪威尔必须得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所有这些因素都影响了其最后一役的方案。

在这些因素当中，首先就是苏联人朝奥得河出乎意料的推进速度。在最高统帅制订强渡莱茵河以及蒙哥马利对鲁尔区北部的进攻计划时，苏联人看上去还要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把柏林纳入其大军的打击范围以内。但现在，苏联红军离这座城市还不到60公里——而英美部队却仍在300多公里之外。苏联人将在何时发动攻势？他们打算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方式展开进攻——是由位于中央正对着柏林的朱可夫的方面军，还是3个方面军同时开始进攻？他们对当面德军兵力的判断有多少？苏联红军将用多少时间突破敌人的防线？还有，在渡过奥得河之后，苏联人彻底拿下柏林又需要多久？最高统帅无法回答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恰对他的计划制订极为重要。

简单的真相就是，艾森豪威尔对苏军的作战意图一无所知。因为在战场上，位居东西两线的英美盟军和苏联红军的军官们并没有日常的作战协调，甚至盟军最高统帅部与在莫斯科的英美军事联络使团之间也没有直接的无线电联系。在这两条战线之间的一切信息，都是通过正常的外交渠道传送的。但现在局势发展得实在太快了，这样耗时极长的办法已经彻底不能满足沟通的需要了。尽管艾森豪威尔知道苏联红军的大体兵力，却不知道他们的作战命令是什么。除了从各种情报来源搜集到的、准确性都值得怀疑[6]的零星资料外，盟军最高统帅部有关苏联红军动向的情报的主要来源，竟是英国广播公司每天晚上播放的苏联公报。

然而，有一个事实是清楚的：苏联红军几乎已经兵临柏林城下了。在苏联人如此接近的情况下，最高统帅是否还应该试图得到这座城市呢？

这个问题有许多层面。苏联人已经在奥得河边待了两个多月，除了一些局部的推进和侦察行动以外，他们似乎彻底止步不前了。盟军推测，红军的进攻已经超过了补给线和交通系统所能支持的极限，所以他们必须停下来重整，在春天解冻以前发动新的攻势都不太可能了。与此同时，西线盟军的各个集团军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推进，越来越深入德国腹地，在某些地方他们平均每天推进超过56公里。无论苏联人的计划是什么，最高统帅都无意叫停，他们并不愿意在争夺柏林的问题上与苏联人竞争；那样的话，最终不仅令失败者难堪——倘若在向前猛冲的军队之间有意外冲突的话——还会给双方带来灾难。

苏联人卷入的鲁莽冲突，以前曾经发生过一次，根据协议当时苏联人是德国人的盟友。1939年，希特勒不宣而战闪击波兰。没过多久，波兰的抵抗就崩溃了，整个国家随即被德国和苏联瓜分。但向东推进的德国国防军与全速西行的苏联红军却迎头撞在了一起：由于没有事先安排好明确的分界线，导致双方发生了一场小规模战斗，给双方都带来了相当大的伤亡。这样类似的冲突如今重演的概率陡然增加，只不过东进的主角由德军变成了英美盟军。而一旦西方部队真的和苏联红军擦枪走火，那么冲突的规模无疑会比1939年那次大得多，这样的场面令很多人感到不寒而栗。历史上有很多小矛盾最终引爆战争的例子，而东西双方的碰撞显然比不少小矛盾要大得多。为了避免悲剧变成现实，必须以最快速度与苏联人在行动上进行协调。

除此以外，艾森豪威尔还面临着一个棘手的战术问题——这个问题就如同雷暴云一样悬在最高统帅的头顶。在其办公室旁边的大地图室里有一幅精心绘制的情报图，其文字说明是“传闻中的国家堡垒”。它展现出了一幅山区地域，位于慕尼黑以南，横跨巴伐利亚、奥地利西部和意大利北部的山区，覆盖面积几乎达到5万平方公里。其核心是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上萨尔茨山——四周是2 100~2 700米高的山峰，每座山峰上都密布着隐藏的高射炮阵地——就是希特勒在山顶的藏身处，“鹰巢”。

地图上标有很多红色记号，每个记号其实都代表着某个军事目标：表示它是某种防御设施。有食品、弹药、汽油，还有化学弹药的临时存放处；无线电台和发电站；部队集结点、营房和指挥部；“之”字形防御工事，其中既有坚固的机枪巢，也有巨大的混凝土地堡；甚至还有防弹的地下工厂。每天都有更多的符号被加在地图上，尽管它们都标明“未经证实”，但对盟军最高统帅部来说，这个令人生畏的山区防御体系是这场欧洲战争所剩下的最大威胁。这片地区有时被称为阿尔卑斯要塞（Alpenfestung）或者“国家堡垒”，按照情报部门的说法，希特勒会带领着残余的纳粹分子，利用这些陡峭的要塞进行最后的瓦格纳式[7]的抵抗。这个险峻的堡垒堪称固若金汤，那些狂热的保卫者们甚至可以在这里再打上两年。还有情报显示，那些被戈培尔称为“狼人”、受过特殊作战训练的突击队员也可能藏匿在高山之上，他们或许会突然从棱堡里冲出，打占领军一个措手不及，引发极大的混乱——这种隐患比山上无数的防御工事更让人感到胆寒。

这个阿尔卑斯要塞是不是真的存在？在华盛顿，军方更倾向于肯定的回答。1944年9月，美国战略情报局在对德国南方进行的一项总体研究中预言，在战败前夕，纳粹大概会把某些政府部门疏散到巴伐利亚。从那以后，情报报告和评估就蜂拥而来，有的来自战场，有的来自中立国家，甚至还有来自德国内部的消息提供者。这些评估大多言辞谨慎，有一些却十分荒诞。

1945年2月12日，战争部公布了一份很一本正经的情报文件，其中写道：“有关纳粹可能在巴伐利亚州阿尔卑斯山区进行最后抵抗的许多报告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在同像希特勒这样想要诸神的黄昏的人打交道时，纳粹神话是十分重要的。即将成为指挥部的贝希特斯加登本身或许有着重要意义，巴巴罗萨的坟墓就在那里，在德国神话中巴巴罗萨死而复生了。”[8]这份备忘录敦促野战部队指挥官——“传达到军级”——要警惕其中的危险。

2月16日，在瑞士的盟军特工人员给华盛顿发去了一份怪诞的报告，这份报告是从驻柏林的中立国使馆武官那里获得的：“毫无疑问纳粹正准备在山中的堡垒里进行殊死战斗……抵抗枢纽由地下铁路相连……有多达数月的弹药产量都已经被储备了起来，全德国的毒气也被藏在了那里。当真正的战斗开始时，凡是参加过这些秘密设施建设的人都要被处决——包括那些碰巧还滞留在后方的平民。”

尽管英美情报部门都发布了意在给这些骇人报告泼冷水的谨慎声明，但在此后的27天里，“国家堡垒”的幽灵却在增长。到3月21日，这个威胁开始影响战术思维了：布莱德雷的第12集团军群指挥部发布了一份题为《战略的重新定位》的备忘录，声明盟军的目标已经发生了改变，使“我们在诺曼底海滩登陆时带来的计划都过时了”，其中最重要的改变就是：柏林的重要性已经大不如前了，“那个大都会地区不再占据主要地位”；这份报告还说“……一切迹象表明，敌人的政治和军事领导部门正在向下巴伐利亚的‘堡垒’转移”。

布莱德雷提出，为了消除这个威胁，他的集团军群不应该在北方推进，而是应该向德国中部发起猛攻，将整个德国拦腰斩断。这样一来既能“避免德军撤退”到南方“进入要塞之中”，还可以把剩余的敌人驱赶到“北方，将他们团团围困在波罗的海和北海的海岸边并最终歼灭”。备忘录中还提议，此后第12集团军群将转变进攻矛头，挥师南下，以便消灭阿尔卑斯要塞里的残余抵抗。

更令人担忧的分析，是3月25日由帕奇中将的第7集团军情报主任做出的，当时第7集团军正在西线的南翼作战。这项分析报告预测到堡垒里或许会有“一支由党卫军和山地部队组成的精锐部队，兵力介于20万~30万”；报告说，自1945年2月1日以来，数量庞大的补给品正以“每周3~5列长度惊人的列车”运抵要塞地区……据报告，已经观察到多列火车上载有一种新式火炮；甚至还提到当地有一个地下的飞机制造工厂，“能够批量生产……‘梅塞施密特’战斗机”。

这样的报告每天都如同潮水般地涌入盟军最高统帅部。无论这些证据被如何翻来覆去地研究分析，描绘出来的画面却都一样：尽管阿尔卑斯要塞可能是一场骗局，但其存在的可能性却不能视而不见。3月11日，盟军最高统帅部对要塞进行了情报评估，其担忧之情显而易见：“从理论上讲……这座要塞同时受到自然地利和人类迄今所有的发明中最有效的秘密武器的保卫。在这座要塞之内……那些到目前为止掌控德国的力量将幸存下来，并安排其复活……德国防御政策的主要趋势，似乎是针对阿尔卑斯山地区进行保护……有证据表明，数量庞大的党卫军和特别挑选出来的部队正在有序地撤入奥地利……有理由认为，纳粹政权某些最重要的部门和人物已经在要塞地区落下脚来……据说戈林、希姆莱、希特勒……都正在撤往各自的山区堡垒里……”

盟军最高统帅部情报主任、英军少将肯尼思·威廉·多布森·斯特朗（Kenneth William Dobson Strong）对参谋长评论道：“也许堡垒并不在那里，但我们得采取行动，阻止它出现在那里。”比德尔·史密斯表示同意。在他看来“完全有理由相信，纳粹打算在悬崖峭壁之中进行最后的顽抗”。

当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参谋人员以及美军野战部队指挥官们深思熟虑的见解，在艾森豪威尔办公室里堆积如山之时，最重要的电文也如期而至。它来自盟军最高统帅的上级马歇尔将军，艾森豪威尔对他的敬重几乎高于所有人[9]。

“从当前的作战报告来看，”马歇尔在电报说，“西线德军的防御体系可能崩溃了，这可以让你腾出数量可观的师迅速向东转移到一条宽广的战线上……让美军快速推进，比如说向纽伦堡—林茨（Linz）一线或卡尔斯鲁厄—慕尼黑一线挺进。对此你怎么看？这一切动作的最终目的则是……快速行动可以防止任何有组织抵抗区域的形成，而南部山区就被认为是一个可能的抵抗区域。”

“伴随着德国抵抗瓦解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与苏联红军会师。对于为了避免不幸事件发生而做的控制和协调……你有什么想法？一种可能就是达成一条分界线，我们现在的安排……似乎是不恰当的……应该毫不犹豫地开始采取措施，为交流和联络做准备……”

马歇尔措辞严谨的电报最终使最高统帅的计划明朗化了。艾森豪威尔斟酌了所有问题，与他的参谋们进行了商讨，还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与他的老朋友、西点军校的同学布莱德雷上将交流了形势。最重要的是，艾森豪威尔清晰地把握了上级的观点，并形成了自己的战略，做出了最终决定。

在这个寒冷的3月份的下午，他起草了三份电报。

第一封是史无前例的，因为它要发往的目的地是遥远的莫斯科。封面的电文是致盟军军事代表团。艾森豪威尔的电报说，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军事行动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为了尽快取得胜利，我应该知道苏联人的计划，这是非常重要的”。因而，他想要代表团“给斯大林元帅转达我个人的一条信息”，并且尽一切可能“帮忙获得一个充分的回答”。

最高统帅以前从未与苏联领导人有过直接交流，但现在事情紧急。他已经得到了授权，可以在军事问题的协调上面与苏联人直接打交道，因而艾森豪威尔认为，没有特殊理由要事先与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以及美国或英国政府进行商讨。实际上甚至连他的副手，英国空军上将阿瑟·威廉·特德（Arthur William Tedder）爵士对此也一无所知。不过，给他们的副本都已经准备好了。

15点刚过，最高统帅便批准了要发给斯大林的电报草稿。16点，在被译成电码之后，艾森豪威尔“致斯大林元帅的个人电报”便发出了。在这封电报里，将军询问大元帅他的计划是什么，同时又把他自己的计划透露给了对方。“我下一步的行动，”他说道，“是为了包围并歼灭守卫鲁尔区的敌军……我估计该阶段的行动……将在4月底结束，或许会更早一些，我接下来的任务将是与您的军队携手合作，把剩余的敌军分割开来……进行会师的最佳轴线，应该是在爱尔福特（Erfurt）—莱比锡—德累斯顿。我认为……德国政府的主要部门正转移到上述地区。我提议，我部的主要行动将沿着这条轴线进行。除此之外，将尽可能快地安排部队在另一个方向上推进，以便与您的军队在雷根斯堡—林茨地区会师，从而避免德军撤入国土南部的堡垒区继续进行顽抗。”

“在确定支持我的计划之前，最重要的就是，无论是在行动方向上还是在时间安排上……这些计划都应该与您的计划相协调。您能否……告诉我您的打算……我所概述的这些建议在多大的程度上……与您可能采取的行动相一致。如果我们要迅速消灭德军，我认为协调彼此的行动极其重要……应该完善我们正在推进中的军队之间的联络……”

接下来，他又起草了给马歇尔和蒙哥马利的电报。19点这两封电报在5分钟之内先后发出。艾森豪威尔告诉美国陆军参谋长，他已经就“有关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会师……的问题”，与斯大林进行了交流。他接着指出，“我与您的看法几乎一致，然而我仍然认为莱比锡—德累斯顿地区最为重要”，因为该地区是“到达当前红军阵地的最短路线”，而且它将“覆盖德国仅剩的工业区……据报告，德国最高统帅部和各部门正在向该地区转移”。

至于马歇尔对“国家堡垒”的担心，艾森豪威尔汇报说，他也意识到了“先发制人的重要性，以避免敌人可能形成有组织的抵抗区域”，同时“只要情况允许，就应该朝林茨和慕尼黑发起大举猛攻”。艾森豪威尔又补充说，有关与苏联人的协调问题，他并不认为“我们要把自己束缚在一条分界线上”，而是应该接近他们，并提议“当两军相遇的时候，双方都应该在对方的要求下撤回到自己的占领区”。

当天艾森豪威尔发出的第三封电报是给蒙哥马利的，包含了令人失望的消息。“一旦你与布莱德雷会合……（在鲁尔区以东）……美军第9集团军就将重新归布莱德雷指挥，”最高统帅说，“布莱德雷将负责肃清残敌……鲁尔区，并尽快向爱尔福特—莱比锡—德累斯顿一线进行快速推进，与苏联人会师……”蒙哥马利将朝易北河进军，那时或许“可以让美军第9集团军再次归你指挥，以渡过阻碍在前面的那条河流”。艾森豪威尔在读了电报草稿之后，又用铅笔加上了最后一句：“如你所言，形势看起来不错。”

最高统帅已经对自己的计划进行了完善：原先的打算是穿越德国北部进行大规模强攻，现在他决定直接穿越德国中部发起突击。美军第9集团军又回归布莱德雷的麾下，现在布莱德雷将发挥主要作用，他将发起最后一击，他的部队将进至德累斯顿地区，该城位于柏林南部大约160公里的地方。

虽然艾森豪威尔接受了马歇尔的部分建议，但他的行动步骤与布莱德雷的第12集团军群在《战略的重新定位》备忘录中的建议相类似。不过，在艾森豪威尔涉及其战役计划的3封电报中，却有一个重大疏漏，那就是最高统帅曾经称之为“显然是首要目标”的地方，电报里没有提到柏林。

受到炮火重创的勃兰登堡门在薄暮中赫然耸现。不远处的大楼里，约瑟夫·戈培尔博士透过书房那扇部分被木板封住的窗户，凝视着这座不朽的历史作品。希特勒的这位身材矮小的纳粹宣传部部长几乎是轻蔑地背对着来访者们——至少在那位正在说话的人看来就是如此，此人是柏林卫戍司令赫尔穆特·雷曼中将。将军正在试图获得一个在他看来是当务之急的决议：在战役前夕，事关全城人民的命运。

这是雷曼与他的参谋长汉斯·雷菲尔上校在一个月内第四次找戈培尔汇报了。除了希特勒之外，47岁的戈培尔现在是柏林城里的头号人物，他不仅是帝国的国民教育和宣传部部长，同时还是柏林的纳粹党大区领袖（Gauleiter）[10]。作为负责柏林防御的帝国专员，他有责任在城市平民、人民冲锋队组建和训练，以及要塞的建设等方面采取一切措施。当时，由于军事和民事部门之间的权限划分得很模糊，这就给军事和民政领导人带来了麻烦，而戈培尔的指手画脚更是在火上浇油。尽管自己对军事或者市政事务一窍不通，但戈培尔却非常清晰地表明，他才是保卫柏林的唯一责任人。结果，雷曼发现自己陷入了进退无门的境地，他到底应该听谁的命令——是希特勒的大本营，还是戈培尔？他搞不明白，而且似乎也没有人急于理顺指挥层级的关系。雷曼绝望了。

在前几次汇报中，雷曼都提出了疏散平民的问题。一开始，戈培尔说“不值得为这类事情劳神”；然后他又告知将军确实有类似的方案，是“党卫队和警察部门的高层领导”搞出来的。雷曼的参谋长雷菲尔立即着手核实，确实找到了这项计划，他告诉雷曼“计划只是一张1比30万的地图，负责的官员是位警察局长，在地图上用红墨水清楚地标出了从柏林向西和向南的疏散路线”。他汇报说，“地图上没有卫生防疫站点，没有食品供应点，没有提供给病弱者的运输工具。”他又补充说：“就我所能看到的而言，这项计划要求被疏散者只携带随身行李，沿着道路走上20~30公里路到火车站，从那里被运送到图林根、萨克森—安哈尔特（Sachsen-Anhalt）和梅克伦堡（Mecklenburg）。仿佛戈培尔只要按一下按钮这一切就会变为现实，而至于用于计划的铁路运力从何而来，计划也是含糊其词。”

雷曼试图与希特勒讨论这个问题。他以前只见过元首两次：一次是在就任柏林卫戍司令的时候，另一次是几天以后他应邀参加的晚间形势汇报会上。那次会议主要是在讨论奥得河前线的防御和战况，雷曼并没有获得机会说明柏林城内的情况。但在会议进行过程中一个短暂的平静时刻，他对希特勒提出了建议，请求元首立即下令把10岁以下的孩子全部从首都疏散出去。雷曼话音刚落，会场上顿时变得一片寂静。希特勒转过身来冷冰冰地问他：“你的话是什么意思？你究竟是什么意思？”然后，他缓缓地蹦出一句话，每个字都读出了重音：“那个年龄段的孩子，没有人留在柏林！”无人敢顶撞他。希特勒迅速转移了话题。

这个打击并没有让柏林卫戍司令退缩，雷曼现在又用同一个难题向戈培尔发起诘问。“帝国部长先生，”他说道，“一旦柏林城陷入重围之中，我们将如何养活全体市民呢？我们怎样让他们填饱肚子？食物从哪里来？按照市长的统计数字，城里目前有11万名10岁以下的儿童和他们的母亲在一起，我们如何为婴儿们提供牛奶？”

雷曼停了下来，等待答复。戈培尔继续一动不动地盯着窗外，猛然间他怒气冲冲地喊道：“我们怎么给他们饭吃？我们把周边农村的牲畜弄进城来——就这么给他们饭吃！至于孩子们，我们有3个月的罐装牛奶供应量。”

罐装牛奶对雷曼和雷菲尔来说是新闻；这个有关牲畜的提议则完全是不切实际的疯子行为，因为在战斗中，牛群会比人类更容易受到伤害——人起码会躲，但牛可不会。退一万步讲，就算真的把牲畜引进城了，戈培尔又拿什么养活它们呢？难不成在城里放牧？雷曼提高了音量，苦口婆心地说：“毫无疑问，我们必须立即考虑一个疏散计划，不能再拖下去了。每延迟疏散一天都会成倍地增加日后的困难，现在我们至少必须把妇孺转移出去——要赶在太晚之前。”

戈培尔默不作声，沉默延续了很长时间。窗外的天色正在变暗。突然间他伸出手来，猛地抓住窗边的绳子，然后用力一拉，遮蔽灯光的窗帘随即“嘎啦”一声关上了。戈培尔的脚天生畸形，他转过身来跛行到桌前开了灯，看了看放在吸墨垫上的手表，然后转向雷曼。“我亲爱的将军，”他温和地说道，“如果疏散是必要的话，那么我将会是那个做决定的人。”然后他的嗓门又大了起来，“但我不想现在就下这道命令，这会让柏林陷于恐慌！还有的是时间！有的是时间！”他让他们立刻走人，“再见，先生们。”

雷曼和雷菲尔离开大楼的时候在台阶上停留了一下。雷曼将军注视着这座城市。尽管警报器还没有响，但远处的探照灯光已经开始触摸夜空了。雷曼慢慢地拉上手套，对雷菲尔说道：“我们面临着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它的成功概率为零。我只能希望某些奇迹会发生，以此来改变我们的命运。如果没有奇迹降临，那战争最好在柏林被围困前就结束。”他看着自己的参谋长。“否则的话，”他有些悲观地补充道，“柏林人只能靠上帝拯救了。”

又过了一会儿，在位于霍亨索伦路的指挥部里，雷曼接到了陆军总司令部打来的电话。雷曼现在得知，自己领导的柏林卫戍区将直接隶属于维斯瓦集团军群。这样一来，除了最高统帅希特勒和柏林的纳粹党大区领袖戈培尔之外，他又增加了一名上级：维斯瓦集团军群的指挥官戈特哈德·海因里希大将。在听到海因里希的名字时，雷曼首次感到了一丝希望。他指示雷菲尔，一有机会就向维斯瓦集团军群的参谋部介绍卫戍区的基本情况。唯一让他担心的事情，是不清楚海因里希准备在奥得河畔阻击苏联红军的同时，如何庇护柏林。雷曼很了解海因里希，他能够想象得出，这个“狠毒的小矮个”得知这个消息时会做何反应。

“荒谬！”海因里希气冲冲地说道，“荒谬透顶！”

维斯瓦集团军群的新任参谋长是埃伯哈德·金策尔中将，首席参谋是汉斯—格奥尔格·艾斯曼上校，此时两人面面相觑，一句话也不说——因为实在是没啥可说的，“荒谬”已经属于轻描淡写了。海因里希和他手下的指挥部已是大敌当前，困难重重，但在这个节骨眼上，高层竟然把柏林卫戍区也一股脑地扔给了指挥部指挥，这不是在帮倒忙吗？在两位军官看来，已经全负荷运转的集团军群指挥部根本分不出精力来完成这项荒谬的提议；他们也无法理解，海因里希到底应该怎么样指挥和监督雷曼的城防行动。单就两个单位的地理距离而言，这项计划就属于彻头彻尾的空谈：维斯瓦集团军群指挥部离柏林市有80多公里远。显然，无论是谁提出的这项建议，都似乎对海因里希面对的棘手问题知之甚少。

那天黄昏，陆军总司令部作战处的军官们小心翼翼地把有关柏林防御的提议交给了金策尔。这个行动是试探性建议，主要是想探探海因里希对统一领导柏林卫戍区的口风。而海因里希这会儿正在他的办公室里来回踱步，他的老式裹腿上还沾着从前线带下来的泥土。他向自己的部下清楚地表明了立场——这个计划也就仅仅是个建议罢了，他会将其原封不动地退回去。维斯瓦集团军群的首要任务是在奥得河畔阻击苏联人。“除非强迫我，”海因里希坚决地说道，“否则我不打算接受守护柏林的责任。”

这并不是说海因里希对城内居民的困境无动于衷，事实上近300万柏林人民的命运经常出现在海因里希的脑海里，他十分害怕柏林城最终沦为惨烈的战场。海因里希比任何人都清楚，手无寸铁的平民一旦陷入地狱般的巷战和铺天盖地的炮火之中会是何等悲惨的景象。他知道，苏联人是不会大发慈悲的，在激烈的战斗中，他们根本不会把军人和平民区分开来。而要防止这样的悲剧发生，维斯瓦集团军群则成了最后的指望——这个兵团是柏林城和苏联人之间隔着的仅有屏障。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海因里希没有办法为平民分心，而野战军在奥得河前线的奋战更是对老百姓最好的保护。他已经把全部精力都扑在了自己的部队上，士兵们才是他的真正责任所在。这位脾气暴躁、好斗的“狠毒小矮个”对希特勒和陆军总参谋长古德里安感到非常愤怒，因为在他看来，这道命令根本没有把他手下士兵的生命当回事。

他转向金策尔，怒吼道：“给我接古德里安。”

履职一周以来，海因里希一直待在前线，他不知疲倦地从一个指挥部到另一个指挥部，与师长们一起制定战略，视察隐蔽在防空洞和掩体里的一线部队。他很快就发现，自己之前的怀疑是有充分根据的：他的部队只不过是一个名义上的集团军群而已。他惊骇地发现，大部分单位是用抽调出来的小部队，以及一度威名显赫却遭到重创的师的残部充实起来的。在他的部队当中，海因里希甚至发现了由非德国公民组成的部队，其中有“北欧”师和“尼德兰”师，它们是由亲纳粹的挪威和荷兰志愿者组成的；还有一支由苏联战俘组成的部队，其领导人是曾经的基辅保卫者、著名军人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弗拉索夫（Andrei Andrejewitsch Vlasov）中将，他于1942年被俘，被德国情报人员策反之后组织了一支支持德国反对斯大林的“俄罗斯解放军”。弗拉索夫的部队令海因里希感到担忧，在他看来，只要有最微小的机会他们就会开小差。[11]海因里希的一些装甲部队状态还算良好，在很大程度这成为他的唯一依靠。但整个局面仍然让人感到绝望：情报部门的报告显示，苏联红军的兵力可能有300万之众；在北部防区的冯·曼陀菲尔的第3装甲集团军和南部防区的布塞的第9集团军之间，海因里希总共只有大约48.2万人，而且几乎没有预备队。

除了极其缺乏经历过战斗考验的部队之外，海因里希的另一个不利因素就是装备和补给品严重缺乏。他需要坦克、自行火炮、通信设备、火炮、油料和弹药，甚至还有步枪。补给品太少，首席参谋艾斯曼上校发现，一些补充兵员抵达前线时携带的不是步枪，而是反坦克榴弹发射器，这种武器只有一枚弹头，打完就没用了。

“这简直是发疯！”艾斯曼告诉海因里希，“这些人发射完一轮之后，接下来该如何作战呢？陆军总司令部期望他们做什么，像使用警棍一样耍弄这些没有弹药的武器吗？这将会是一场可怕的大屠杀。”

海因里希同意他的看法。“陆军总司令部指望这些人听天由命，我可不会这样。”海因里希运用其权限之内的一切手段，试图整顿装备和补给品短缺的局面，即使某些用品几乎全部消失了。

他最缺乏的就是火炮。苏联红军已经开始在奥得河及其沼泽通道上架桥，在一些地段，这条洪水泛滥的河的宽度超过3公里。配属给海因里希指挥的海军特种部队沿河布上了水雷，以便炸毁浮舟；但苏联人立即采取对策，立起了防雷网。从空中轰炸桥梁更是在痴人说梦，德国空军的军官直言不讳地告诉海因里希，他们手头既没有飞机，也没有燃料来完成这项任务，他们充其量只能派出单架次的飞机出击，对敌方的阵地进行一些侦察。只有一种武器能够阻止苏联人狂热的建桥行动，那就是大炮，但海因里希手头的火炮又非常稀少。

为了弥补火炮数量不足，他命令把高射炮充作野战炮。海因里希分析说，尽管这意味着要削弱对抗苏联红军空中打击的保护力量，但这些高射炮用于野战却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个举措确实对形势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作用。单是从斯德丁地区，冯·曼陀菲尔的第3装甲集团军就得到了600余门高射炮。每门高射炮都被设置在固定位置上，因为它们的体积和重量都太大了，难以靠汽车进行机动，但它们却有效填补了防线的空隙。不过，这些对敌人颇具威胁的武器只被允许在绝对必要的时刻开火：面对弹药极度匮乏的窘境，海因里希下令要节约使用每一发宝贵的炮弹，以便在苏联红军发起真正的猛攻时不至于弹尽粮绝。他对参谋们解释道：“虽然我们没有足够的火炮和炮弹来阻止苏联人建桥，但起码能拖延他们的速度。”

艾斯曼上校对形势的看法要更加悲观一些，他后来回忆说：“可以把整个集团军群比作一只被毒蛇盯上的小白兔，兔子一动不动，全神贯注地看着那条近在咫尺的蛇，但却无能为力，只能等待着对手发起闪电般的攻击……海因里希将军并不愿承认这个残酷的事实——维斯瓦集团军群单凭自己的力量，根本不可能采取更有意义的措施。”

然而，在上任后仅仅一周的时间内，海因里希却奋力克服了几十个似乎无法逾越的困难。他拿出了莫斯科战役时指挥部队的“绝招”，对部队既哄骗又激励，一边向官兵们大声咆哮，一边夸奖他们，努力提升下属的士气。这种士气既为海因里希赢得了迟滞苏军进攻的时间，又有助于挽救士兵们自己的性命。无论私下里的个人感觉如何，在他麾下的官兵们看来，他都是那个吓不倒、打不碎的传奇人物海因里希，而且他仍然坚持与上级“疯狂和拙劣的判断”进行斗争——这符合他的性格。

海因里希现在仍然怒火中烧，他的暴脾气完全指向了希特勒和陆军总参谋长古德里安。从海因里希接掌希姆莱兵权的那天起，苏联人就包围了屈斯特林城。3月23日，布塞将军的第9集团军发起了两次进攻，努力要突破重围与坚守屈斯特林的孤军会合。海因里希同意布塞的战术，认为这些行动是赶在苏联人巩固阵地以前解救这座孤城的唯一指望。但苏联人太强大了，这两次进攻最终碰了个头破血流，以灾难性的失败而告终。

海因里希把结局向古德里安做了汇报。古德里安不客气地告诫他：“必须再发动一次进攻。”希特勒想要这次进攻，古德里安也想要。“这完全是疯了，”海因里希生硬地回答说，“我认为目前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命令在屈斯特林的装甲部队突围。”

古德里安对这个唐突的建议大发雷霆，对海因里希怒吼道：“这场进攻必须发动！没有第二个选择！”3月27日，布塞再次把他的部队投入冲向屈斯特林的解围战中。德军的进攻非常凶猛，布塞麾下的一些装甲部队的确冲进了城里；但紧接着，苏联人就用炮火粉碎了德国人的全部攻势。在参谋部里，海因里希毫不掩饰地说道：“这次进攻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屠杀，第9集团军的损失之大令人难以置信，而且这样的伤亡毫无意义可言。”

直到第二天，海因里希的怒火仍未消退。当他在办公室里踱着步子等待着接通古德里安的电话时，一遍又一遍地咕哝着一个词：“惨败！”只要与古德里安的电话一接通，他就打算控诉他的上级亲手屠杀了8 000名德军官兵——在对屈斯特林的进攻中，一个师的兵力几乎被彻底葬送了。至于说完这番话后迎接自己的是什么，海因里希已经根本无所畏惧了。

电话响了，金策尔接起了电话。“是措森。”他告诉海因里希。

听筒里传来了陆军总参谋长的副手汉斯·克雷布斯步兵上将悦耳的声音，但这并不是海因里希所期待的。“我要同古德里安通话！”他有些不耐烦地说道。克雷布斯压低声音，在电话中又说了几句，海因里希握着听筒脸色瞬间就阴沉了下来。身边的参谋们对长官情绪的突变感到不知所措。“是什么时候？”海因里希问道。他再次聆听着，然后突兀地说了句“谢谢”，并放下了电话。海因里希转向金策尔和艾斯曼，小声说道：“古德里安不再是陆军总参谋长了，希特勒在今天下午把他撤职了。”参谋被这一爆炸性新闻惊得目瞪口呆。海因里希平静了一下情绪，继续对下属们说道：“克雷布斯说，古德里安病了，不过他确实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海因里希的盛怒已经完全烟消云散，他只是又做了一番评论。“这可不像古德里安，”他若有所思，“他甚至都没和我道别。”

海因里希的参谋们得以把整个故事凑起来的时候，已经是深夜时分了。古德里安被解职发生在总理府有史以来最疯狂的场面之后。希特勒的午间会议开始时非常安静，背后暗含的敌意和不满却一触即发。古德里安已经给元首写了一份备忘录，解释了攻击屈斯特林失败的原因。希特勒不但对古德里安采用的语气不满，还对古德里安为第9集团军和布塞将军所做的辩护十分生气。元首已经决定让布塞充当行动失败的替罪羔羊，命令他参加会议，向与会者做全面的汇报。

像往常一样，希特勒的高级军事顾问们都出席了会议。除了古德里安和布塞之外，还有希特勒的参谋长凯特尔、负责作战指挥的约德尔、元首的首席副官布格多夫，以及一些其他高级军官和各自的副官。希特勒花了几分钟时间听取了对当前形势的常规情况介绍，然后要布塞做汇报。一开始，布塞简要地介绍了进攻是如何发动的，部队是怎么使用的。希特勒很快就显得很恼怒，突然打断了他的话。“进攻为什么失败？”他叫喊道，随后自问自答起来，“因为你的无能！因为玩忽职守！”

他破口大骂布塞、古德里安和整个陆军总司令部，他们全都“无能”。他大叫大嚷地说，进攻是在“没有足够炮火支援”的情况下贸然发动的。然后他转向古德里安质问：“如你声称的那样，布塞的弹药不够用，你为什么不多配发给他一些！”

静寂了片刻之后，古德里安开始轻声地说：“我已经向您解释过了……”

希特勒挥舞着胳膊，打断了他的话。“解释！借口！你给我的就是这些！”他喊道，“哟！那么你告诉我，是谁让我们在屈斯特林失望的，是部队还是布塞？”

古德里安突然发怒了。“胡扯！”他气急败坏地说道，“这是胡说八道！”他几乎是脱口而出。狂怒的古德里安脸色通红，言辞激烈。“不应该由布塞负责！”他咆哮道，“我已经和您从头到尾地解释过了！他是在服从命令！布塞打光了所有分配给他的炮弹！所有的炮弹！”古德里安已经愤怒到了极点，他费劲地斟酌着语句，“要是说怪浴血奋战的前线部队，那请您看看伤亡人数吧！看看士兵们的损失吧！部队已经尽职尽责！超乎寻常的伤亡数字足以证明这一点！”

希特勒也冲着他叫嚷，“他们失败了！”他大发雷霆，“他们可耻地失败了！”

古德里安涨红着脸，扯着嗓门咆哮道：“我必须请您……我必须请您，不要再指责布塞或者他的部队了！”

两人已经丧失了理智，正常的讨论早就被抛到了一边，但谁也停不下来。古德里安和希特勒就这样面对面进行着怒不可遏的可怕交流，将领和副官们都被眼前的一幕吓呆了。希特勒严厉斥责总参谋部，骂他们全都是“懦夫”、“傻子”和“笨蛋”，他怒气冲冲地吼着，说他们老是“误导”、“误报”和“哄骗”自己。古德里安听到“误报”和“误导”两个词后，便借题发挥对希特勒反唇相讥了一番。格伦将军是否在他的情报评估中“误报”了苏联人的兵力？“没有！”古德里安咆哮道。“格伦是个傻瓜！”希特勒愤怒地叫骂了起来。那么波罗的海沿岸和库尔兰仍然被包围的18个师呢？古德里厉声喊道：“关于这些部队是谁误导了你？”他质问元首，“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撤出库尔兰集团军？”

这次冲突的声音这么大，这么激烈，以至于事后谁也记不清争吵的先后顺序。[12]甚至连这场争论的无辜导火线布塞，后来也不能详细地告诉海因里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几乎瘫掉了，”他说道，“我们对正在发生的一切目瞪口呆。”

约德尔是第一个突然采取行动的人。他一把抓住叫嚷中的古德里安的胳膊。“请你！”他恳求道，“请你冷静。”他随后把古德里安拉到了一边，凯特尔和布格多夫则拉开了希特勒。精疲力竭的希特勒猛地倒在了椅子上。古德里安惊骇万分的副官弗赖塔格·冯·洛林霍芬少校确信，如果再不把自己的长官带出房间的话，他就会被逮捕。于是冯·洛林霍芬赶紧跑到外面，给在措森的副参谋长克雷布斯去了电话，将吵架的事情向他做了汇报。冯·洛林霍芬恳求克雷布斯与古德里安通话，让他托词说前线有新的紧急情况，必须与他交谈，直到将军冷静下来。费了好大的劲，古德里安才被劝说着离开了房间。克雷布斯原本就是一位精于操纵信息以适应形势的艺术大师，他没有费多少气力就让古德里安无暇分神达15分钟以上——而到此时，陆军总参谋长已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

在这段间歇期里，元首也平静了下来。当古德里安回到会议室的时候，希特勒正在主持会议，仿佛刚才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看见古德里安又进来了，元首当即命令除了他和凯特尔之外，所有人都出去。人群刚走，希特勒就冰冷地开了腔：“古德里安大将，您的健康状况决定您需要立即休养6个星期。”

古德里安面无表情地说道：“我马上就走。”

但希特勒的话还没有说完。“请等到会议结束后再走。”他命令道。

又过了几个小时，冗长的会议才散会。这时，希特勒又开始关心起古德里安来了。“请您尽早恢复健康，”他说道，“6个星期以后形势将发展到十分关键的时刻，到那时我会更需要您。您打算去哪里休养呢？”

凯特尔也想知道他要去哪里。古德里安则对两人突如其来的“善意”起了疑心，决定谨慎为妙，没有把自己以后的计划告诉他们。他告退后就迅速离开了帝国总理府。

古德里安就这样走了。他是装甲战术的缔造者，也是帮助希特勒创造了最辉煌胜利的名将中硕果仅存的一位，如今以这种方式离开了战争舞台。与他一起消失的，是德国最高统帅部仅剩的最后一点正确的判断力。

第二天，3月29日，星期四。到早晨6点的时候，海因里希就已经痛感古德里安离去带来的恶劣影响了。他收到一份电报，告知他希特勒已任命克雷布斯为陆军总参谋长。巧舌如簧的克雷布斯是希特勒的狂热信徒，人们普遍都非常厌恶他。在维斯瓦集团军群参谋部，古德里安被解职的事情刚刚不胫而走，他继任陆军总参谋长的命令就接踵而至了，气氛变得令人沮丧。首席参谋艾斯曼上校总结了众人的态度：“这个脸上一直挂着微笑的人，让我莫名想到一头幼鹿……我们能够指望到的东西一清二楚。克雷布斯只需喋喋不休说出几句充满自信的话，形势就再次‘一片光明’了，希特勒能从他那得到比古德里安多得多的支持。”

对于这项任命，海因里希未做评论。古德里安为布塞所做的激烈辩护拯救了这位指挥官，否则对屈斯特林还会有更多的自杀式进攻。就这一点而言，海因里希倒是对这个常常和他持不同意见的人心存感激。他会想念古德里安的，因为他了解从前的克雷布斯，并不指望能从他那里得到什么支持。当他见到希特勒，讨论奥得河前线问题的时候，不会再得到直言不讳的古德里安的支持了。他要在4月6日星期五去见元首，参加一个正式会议。

3月29日上午9点刚过，汽车在维斯瓦集团军群指挥部主楼前停了下来，宽肩膀、身高1.8米的柏林卫戍司令部参谋长跳下了车，精力充沛的汉斯·“特迪”·雷菲尔上校正满腔热情地期待着与海因里希的参谋长金策尔中将见面。他对此次商谈的顺利进行抱有很大期望，在海因里希的指挥之下，柏林卫戍区将会出现最好的局面。高大健壮、39岁的雷菲尔用力抱着用来汇报的地图和图表进了大楼。他后来在日记中写道，他相信尽管柏林卫戍部队规模不大，但海因里希也“会由于兵力的增加而感到高兴”。

一见到金策尔，他的信心就动摇了。参谋长的问候很克制，甚至谈不上友好。雷菲尔本来希望，他的老同学艾斯曼上校也会在场——几个星期以前他们曾一起讨论过柏林的形势——但金策尔却单独接待了他。这位维斯瓦集团军群的参谋长似乎很困扰，他的态度近乎不耐烦。金策尔示意雷菲尔打开地图和图表，后者迅速开始做情况介绍。他解释说，由于雷曼没有一个明确的上级负责人，结果给柏林的城防工作造成了几乎难以应对的局面。“当我们问陆军总司令部，我们是不是归他们领导时，”他详述道，“我们被告知‘陆军总司令部只负责东线，你们归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指挥。’于是我们又去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他们却问‘为什么来找我们？柏林的前方面对的是东线——你们归陆军总司令部管’。”

在雷菲尔讲话的时候，金策尔研究着地图和柏林兵力的部署。突然，金策尔抬起头来看着雷菲尔，轻声告诉他头天晚上海因里希的决定，那就是不接受保卫城市的责任。雷菲尔后来写道，金策尔此后简短地提到了希特勒、戈培尔和其他官僚，“就我个人而言，”他说道，“那些在柏林的疯子们可以自作自受。”

在驱车返回柏林的时候，雷菲尔高涨的热情一落千丈，他首次意识到做“一个被抛弃的孤儿”是什么感觉。他热爱柏林，曾在首都军事学院学习，结了婚并养育了一双儿女。眼下在他看来，自己正在越来越孤独地工作着，竭尽全力保卫这座曾记载着他最幸福岁月的美丽城市。在整个军队指挥系统中，没有一个人打算做出雷菲尔认为的那个最庄严的决定：负起保卫和保全柏林的责任。

临行前，前任陆军总参谋长已经同自己的属下们道了别，并向他的继任者克雷布斯简要地交接了工作。最后，他把自己办公桌上剩下的几个物件装入了一个小箱子中。一切妥当后，海因茨·古德里安大将安静地离开了措森的陆军总司令部。他对自己之后的去处一直守口如瓶。不过，古德里安打算先同妻子一起去慕尼黑附近的埃本豪森疗养院，在那里接受心脏病的治疗；随后他计划前往德国仅存的和平地区，巴伐利亚南部。那个地区满是军队医院和疗养院，退役或者被解职的将军，以及被疏散到当地的政府部门及其官员。将军谨慎选择了自己的最终目的地，他决定在巴伐利亚境内阿尔卑斯山脉一片祥和的环境中待到战争结束。作为陆军总司令部的前任总参谋长，古德里安清楚地知道，那里不会发生什么大事的。

[1] 1948年，在脉搏突然升高以后，医生要他戒烟，从那以后艾森豪威尔再也没有抽过烟。——原注

[2] 第一代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Arthur Wellesley，1st Duke of Wellington，1769—1852），英国陆军元帅，以在滑铁卢战役中联同布吕歇尔击败拿破仑而闻名，后来曾两次担任英国首相，自1827年起终身担任英国陆军总司令。

[3] 在此事发生后不久，蒙哥马利晋升陆军元帅，英国人以此表示对他和他的政策的信任，他的自尊心部分得到了恢复。对于这个曾在沙漠里扭转了英军的败局，并把隆美尔赶出北非的人来说，这个荣誉早就应该得到了。——原注

[4] 这些数字是1945年1月18日温斯顿·丘吉尔在下议院发表演说时给出的，因为对友好关系的损害而感到惊恐万分。他宣布，在阿登高原“美军几乎参加了所有战斗”，蒙受的损失“相当于（美国南北战争中的）葛底斯堡战役中双方伤亡的总数”。然后，在只能被解释为对蒙哥马利和他的支持者们的直接斥责中，他警告英国人，不要“鼓励那些搬弄是非者们的喊叫”。“我根本就不应该举行什么记者招待会，”蒙哥马利在1963年告诉本书作者，“美国人当时似乎是过于敏感了，他们的许多将领对我非常反感，结果不管我说什么，总归都是要错的。”——原注

[5] 艾森豪威尔后来说明：“蒙哥马利认为，任命一位地面部队总指挥是一个原则问题。他甚至提出，如果我批准的话，他可以在布莱德雷的手下供职。”——原注

[6] 例如，在3月11日，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情报部门报告说，朱可夫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塞洛，塞洛在奥得河西岸，离柏林只有45公里。当本书作者于1963年采访莫斯科的苏联国防部官员时，了解到朱可夫实际上是在4月17日才到达处于德军奥得河防御体系中央的塞洛。——原注

[7] 瓦格纳式的抵抗（Wagnerian stand）。施佩尔为柏林爱乐乐团选的曲目是瓦格纳的《诸神的黄昏》，意思就是众神的死亡，世界末日。所以“瓦格纳式的抵抗”，也就是“会带来世界末日的抵抗”，当然这是种夸张，说明抵抗之可怕。参见原书第175页。

[8] 无论是谁准备的这份情报文件，都把巴巴罗萨的安葬地搞错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巴巴罗萨（红胡子，Barbarossa）——腓特烈一世（约1123―1190）的绰号——并没有埋葬在贝希特斯加登。按照神话中的说法，“他从来也没有死去，只是陷入沉睡”，地点是在图林根州的山里。他坐在一张“石头桌子旁，和他的6位骑士一起等待时机成熟，到那时他将把德意志从奴役中拯救出来，给她以世界上最显要的位置……他的胡子已经穿过石板长了出来，但在他复临之前，他的胡子必须围着桌子绕上3周”。——原注

[9] 马歇尔的高级参谋官约翰·赫尔中将，1945年时任美国陆军参谋部参谋长助理兼作战处处长，他说：“艾森豪威尔是马歇尔的得意门生，两人之间有一种父子般的关系，尽管艾森豪威尔对我这么说可能反感。”——原注

[10] Gauleiter在德文中的意思是纳粹党大区领袖，相当于纳粹党省党部头目。在通常情况下，纳粹党大区领袖都与当地政府最高行政官员对等，甚至是凌驾于他们之上。

[11] 在奥得河前线驻扎的只是弗拉索夫麾下的俄罗斯解放军第1师，并与进攻的苏军部队爆发过战斗，这个师并没有坚持到柏林战役开始，早在1945年2月11日就已经前往捷克斯洛伐克与主力会合了，理论上海因里希与他们并没有太多的交集。

[12] 有关这次争吵有许多说法，有于尔根·托瓦尔德（Juergen Thorwald）在《那年冬天的溃逃》一书中的详细描述，也有格哈德·博尔特在《帝国总理府的最后日子》中的两行字的叙述。博尔特是古德里安的副官之一，他对这件事情的叙述可谓轻描淡写，只是说希特勒劝陆军总参谋长“去一处温泉疗养地休养一下”，而古德里安则“接受了这个暗示”。他把这次会议的日期说成是3月20日，也就是灾难性的屈斯特林进攻战发生7天以前。古德里安在其回忆录《一个士兵的回忆》一书中，把日期和时间精确地说成是3月28日下午2点。我的再现描述主要根据古德里安的回忆录，并根据对海因里希、布塞和他们各自的参谋的采访加以补充。——原注

2

3月30日是耶稣受难日，复活节周末的开始。在佐治亚州的沃姆斯普林斯（Warm Springs）[1]，罗斯福总统前往“小白宫” [2]度假。像以往一样，人群站在火车站附近的炽热骄阳下等候着，欢迎总统的到来。罗斯福一出现，一种惊讶的窃窃私语便在旁观者当中迅速蔓延。他是被一名特勤人员从火车上抱下来的，几乎一动不动，身子松垂着，没有轻松活泼地挥手致意，也没有与人群分享心情愉快的玩笑。在许多人看来，罗斯福似乎陷入了昏迷，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人们既震惊又焦虑，沉默地注视着总统的豪华轿车缓缓开走。

在莫斯科，天气反常地暖和。约翰·拉塞尔·迪恩（John Russell Deane）少将站在马霍夫（Mokhovaya）大街的美国大使馆二楼房间里，凝视着红场对面克里姆林宫绿色的拜占庭风格的穹顶和尖塔。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迪恩和他的英国同行欧内斯特·罗素·阿彻（Ernest Russell Archer）海军少将，正等待着各自国家驻苏大使的回复，以便确认与斯大林将要进行的会晤是否已经安排妥当。美国大使是威廉·埃夫里尔·哈里曼，英国大使则是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Archibald Clark Kerr）爵士。在这次会晤中，他们将把“SCAF 252”当面递交给斯大林，这是前天刚从艾森豪威尔将军那里收到的一封电报的代号。这封急电甚至连病中的美国总统都还没来得及看到。

在伦敦，温斯顿·丘吉尔嘴巴上正叼着一根标志性的雪茄，朝着唐宁街10号外面的围观群众挥手致意。他正准备乘车前往契克斯别墅，那是位于白金汉郡艾尔斯伯里镇东南方奇尔顿山脚下，占地700英亩的英国首相别邸。尽管表面上兴高采烈，但实际上他的内心既担忧又愤怒。他的文件夹中有一份盟军最高统帅发给斯大林的电报副本。在密切合作了近3年之后，首相第一次被艾森豪威尔的行为激怒了。

英国人对艾森豪威尔电报的反应，在24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变得越来越强烈。一开始英国人只是感到困惑，然后是震惊，最后是愤怒。同在华盛顿的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一样，伦敦也是间接地获知这个消息的——通过“以供参阅”送来的副本。甚至连英国籍的盟军最高副统帅空军上将阿瑟·特德爵士，事先也不知道这封电报的存在，伦敦从他那里没有听到任何消息。丘吉尔对此完全措手不及。首相想起了蒙哥马利于3月27日发来的电报，他在电报中宣布将直驱易北河，“希望再从那里取道高速公路前往柏林”。首相匆匆写了一张措辞焦虑的条子给他的参谋长黑斯廷斯·伊斯梅爵士。他写道，艾森豪威尔给斯大林的电报，“似乎与提到了易北河的蒙哥马利不一致，请解释”。可眼下伊斯梅无法解释。

这时，蒙哥马利又给了他的上级另一份“惊喜”。他向布鲁克元帅报告说，强大的美军第9集团军即将脱离他的指挥，回归布莱德雷将军的第12集团军群，而第12集团军群将向德国中部的莱比锡和德累斯顿挺进。“我认为我们将要犯下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蒙哥马利说道。

英国人已经怒气冲天了。首先，这样的消息应该由艾森豪威尔来汇报，而不是蒙哥马利。但更糟糕的是，在伦敦看来，这位最高统帅似乎管得太多了。在英国人眼里，他绕开国家领导人直接同斯大林打交道的做法就是一种严重的越权。不仅如此，这位盟军最高统帅还连声招呼都不打就把早就定好的作战计划给改了。蒙哥马利的第21集团军群是特地为进攻德国北部平原而组建的，但艾森豪威尔却突然指定布莱德雷的部队穿过帝国腹地，承担战争最后阶段的大规模强攻任务。布鲁克愤懑地总结了英国人的看法：“首先，艾森豪威尔没有权力向斯大林直接写信，他要通信应该经过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其次，他的电报内容简直莫名其妙；最后，电报的言外之意，似乎都偏离和改变了以前所达成的一致意见。”

3月29日下午，被激怒的布鲁克没有同丘吉尔商量，便向华盛顿提出了强烈抗议。围绕着“SCAF 252”这封电报，一场激烈而又尖锐的争论已经拉开了序幕。

差不多同一时间，莫斯科的迪恩少将已经开始了工作，为与斯大林的会晤做着最初的准备。他随后又给艾森豪威尔发了一封急电，索要一些有关后续作战计划的具体背景信息，“如果斯大林想要更详细地讨论你的计划，这些材料就会派上大用场”。在与苏联人打了几个月令人泄气的交道之后，迪恩完全了解大元帅真正需要的东西是什么。于是他把那些要求全都给艾森豪威尔讲清楚了：“1. 各集团军的当前编成；2. 有关部队调动的更多细节；3. 担任主攻和助攻任务的集团军或集团军群具体是哪一个……；4. 当前对敌军部署和意图的简要估计。”

盟军最高统帅部迅速照办了。当晚8点15分，这份情报就被发到了莫斯科。迪恩得到了英美盟军的最新编成情况，以及他们从北到南的战斗序列。这份情报太详尽了，甚至连美军第9集团军脱离蒙哥马利的指挥，重归布莱德雷麾下这件事都给包括进去了。

51分钟以后，盟军最高统帅部得到了蒙哥马利的消息。他的苦恼可以理解：随着辛普森集团军的离去，其大规模强攻的力量将元气大伤，胜利攻占柏林的机会似乎就此丧失了。但他仍然希望能说服艾森豪威尔延缓一下指挥权的转让，并发去了一封异常委婉的电报。“我注意到，”他说道，“你打算改变一下指挥的安排。如果你感到这是必须的话，我祈求你等我抵达易北河之后再这样做，因为这样的做法对现在开始的大行动无益。”

华盛顿的官员们很快就发现，蒙哥马利的英国上级可没有那么委婉圆通。在五角大楼，布鲁克愤怒的抗议已经由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英国代表、陆军元帅亨利·梅特兰·威尔逊（Henry Maitland Wilson）爵士，正式递交给了马歇尔将军。英国的照会谴责艾森豪威尔在与斯大林的通信中所采用的程序缺乏正当性，并指控盟军最高统帅擅自改变了计划。马歇尔既吃惊又关注，立即给艾森豪威尔发去了电报，其内容直截了当地转告了英国的抗议。他说，英国的抗议坚决主张既定的战略应该遵循——蒙哥马利向北方的强攻将会夺取德国港口，从而“将在很大程度上终止德国的潜艇战”，并将解放荷兰与丹麦，再次打开一条通往瑞典的交通线，从而可以使用“现在待在瑞典港口里那无所事事、近200万吨的瑞典和挪威的船只”。马歇尔援引英军总参谋长的话说，“强烈感到，应该坚持以攻占柏林为目标的穿越德国西北部开阔平原的……主攻……”

为了抵御艾森豪威尔的英国批评者们，也为了尽可能快地弥合英美间的嫌隙，马歇尔准备给双方都留下回旋余地并达成谅解。然而他自己对盟军最高统帅的行动所感到的困惑和烦恼，也在电报的最后一段中体现了出来：“在你的‘SCAF 252’电报发出之前，是否考虑过英国海军方面？”他总结道：“当务之急是你对此事的意见。”

有一个人比其他所有人都更能感到形势的急迫，而且，确实还有近在眼前的混乱。温斯顿·丘吉尔的焦虑几乎每个小时都在增加。这次的艾森豪威尔事件，出现在三大盟国间关系并不太好的时刻，这是一个关键性时期，丘吉尔感到非常孤独。他不知道罗斯福的病情如何，但在先前的一段时间里，他为与美国总统的通信感到困惑和不安。他后来写道：“在我发出的长长的电报里，我认为自己是在跟我所信赖的朋友和同事谈话……（但）现在我的话却很难完整传到他的耳朵里了……那些以他的名义发来的回电是各色人等联手起草的……罗斯福只能给予笼统的指导和批准……对所有人来说，这几周是代价高昂的。”

更令人担忧的，是西方和苏联之间的政治关系在显而易见地迅速恶化。自雅尔塔会议以来，丘吉尔对斯大林的战后目标就越来越怀疑。这位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已经轻蔑地忽视了在会议上做出的承诺，现在几乎每天都有新的不祥趋势出现。东欧正在慢慢地被苏联吞掉；由于燃料和机械问题在苏联红军战线后方降落的英美轰炸机，与它们的机组成员一起被扣押；斯大林让美军轰炸机群使用空军基地和设施的许诺被突然取消了；德国西部的战俘营被解放后，盟军允许苏联代表自由出入那些战俘营，以便把他们的战俘遣返回国，但回过头来，苏联方面却拒绝了西方国家代表的类似请求，不允许他们进入位于东欧的战俘营，也不允许他们疏散或是帮助原先被德军关押在其内的英美战俘。更糟糕的是，斯大林还控诉道：“在美军管理下的苏联战俘……不仅没有得到公正的待遇，反而遭受了迫害和毒打。”当驻意大利的德军试图通过秘密谈判向盟军投降时，苏联人的反应更是十分激烈。他们发出了一份侮辱性照会，指控西方盟军“让苏联在战争中冲在前面流血，自己却背信弃义地和凶恶的敌人打起了交道”[3]。

在这样的情况下，艾森豪威尔居然直接给斯大林发去了电报。丘吉尔认为，现在战争已经进入了最关键的时刻，军事目标的选择甚至有很大可能决定战后欧洲的格局，艾森豪威尔与苏联独裁者的通信就是对全球和政治战略的一种危险干涉——严格说来，全球和政治战略是罗斯福与英国首相所关注的领域。丘吉尔认为，柏林在政治上极其重要，但艾森豪威尔似乎并不想全力以赴夺取该城。

3月29日午夜以前，丘吉尔用保密电话与艾森豪威尔通了话，要求对盟军最高统帅的计划做出说明。首相小心地避免提到那封给斯大林的电报，而是强调了柏林的政治重要性，主张应该允许蒙哥马利继续在北方发动攻势。丘吉尔感到，让盟军抢在苏联人之前攻占德国首都甚为关键，但艾森豪威尔的回答却让他忧心忡忡。这位盟军最高统帅在电话中直言不讳地说道：“从军事上而言，柏林已经不再是首要目标了。”时间正在流逝，现在已经是3月30日的凌晨了，丘吉尔开始动身前往100公里外的契克斯别墅，但他此时的心情却异常沉重。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心中的怒火也越烧越旺。蒙哥马利在北方的大举猛攻被他拉住了缰绳，这本是一个军事问题，但伦敦方面却做出了如此强烈的反应，更令他感到吃惊的是，他发给斯大林的电报竟然引起了一场激烈风暴。他百思不得其解，为何这样的举动会引发巨大的争议。他坚信自己的行动在政治上是完全正确的，在军事上更是极其必要的。艾森豪威尔是急脾气，四面八方的质疑把他彻底激怒了，这位坐镇兰斯的最高统帅已经成为盟军指挥官中怒气值最高的一位。

3月30日上午，他开始对来自华盛顿和伦敦发来的电报做出答复。他首先给头天晚上发来电报的马歇尔回复了一份简短的确认函，并答应在几个小时之内做更全面的汇报。他在确认函中简单解释了一下，称自己并没有改变计划，英国人的指责“毫无事实根据……我的这项计划比之现在威尔逊给您的那份敦促我分散兵力的电报，会更迅速和更肯定地得到北海沿岸的港口和其他一切”。

接下来，是对英国首相在夜间电话中的要求做出答复。他给丘吉尔发去了一些具体的细节，对下达给蒙哥马利的命令做出澄清。“只要苏联人同意”，似乎需要在布莱德雷的指挥下，向莱比锡和德累斯顿进行中央突破，因为这将把德国军队“大体上切成两半……并且消灭西线敌军残余的主力部队”。一旦获得成功，艾森豪威尔就打算“采取行动，清理北方港口”。盟军最高统帅写道，蒙哥马利将“负责这些任务，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就立即向他调拨增员兵力”。一旦“上述要求达到”的话，艾森豪威尔就计划派德弗斯上将和他的第6集团军群向东南进军，开赴阿尔卑斯山的堡垒区，“以防德国人在南方站稳脚跟，同时又可以与苏联人在多瑙河流域会师”。盟军最高统帅最后补充道，他当前的计划是“很灵活的，而且随时可以修改以适应事先没有预料到的形势”。不过，丘吉尔万分关心的柏林问题还是没有被艾森豪威尔提及。

在发给英国首相的电报中，艾森豪威尔尽量保持了克制，用语也很得当，并没有把他的愤怒表露出来；但在早些时候他答应发给马歇尔的一封详尽电报中，怒火则跃然纸上。艾森豪威尔告诉美国陆军参谋长，他“完全不明白关于‘程序’的这些抗议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是奉命直接与苏方处理有关军事协调的问题”。至于他的战略，艾森豪威尔再次坚持，没有任何改变。他说道：“去年夏天，英国的总参谋长总是反对我打开（中央）……通道的决定，因为他们说这样做是徒劳无益的……将会把兵力从北面的进攻中分散走。我始终认为，北面的进攻……是包括孤立鲁尔区在内的作战阶段的主要进攻，但从最初起，可以追溯到D日以前，我的计划……一直就是把主攻和助攻结合起来……然后向东发动一次大规模突击。甚至略加思考一下……就会看出，主攻应该……指向莱比锡地区，因为那里集中着大部分残存的德国工业力量，而且人们认为德国政府的各个部门将转移到该地区。”

在谈到以前蒙哥马利和布鲁克对单一方向的大规模突进战略的激烈争论时，艾森豪威尔说道：“我只是遵循布鲁克元帅经常冲着我大喊的原则，决定把兵力集中在主要的突击方向上，我计划所做的一切，就是把美军第9集团军再次拨归布莱德雷指挥，以便实施中路进攻的这一阶段……这项计划清楚地表明，第9集团军将再次北上，以支援英国和加拿大军队肃清吕贝克以西的整条海岸线上的敌人。”然后，“我们的兵力可以向东南运动，以防止纳粹占领那个山区要塞”。

被艾森豪威尔称为“山区要塞”的“国家堡垒”，现在显然成为比柏林更受关注的主要军事目标了。“请允许我指出，”盟军最高统帅说道，“柏林的重要性已经日趋减弱。它对德国人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摧毁，甚至连德国政府都准备转移到其他地区。当前重要的事情是，集中我们的兵力，发动一次全力以赴的大规模进攻。与分兵作战相比，这样将更快地攻占柏林、解放挪威，以及获得船只和瑞典的港口。”

等到艾森豪威尔起草最后一段的时候，他对英国人的愤怒几乎已经无法遏制。“首相和他的参谋长，”他说，“反对‘铁砧行动’（攻占法国南部）；反对我提出的应该先在莱茵河以西摧毁德军主力再大举渡河的建议；而且他们还坚称，从法兰克福向东北方推进的路线，只会使我们在崎岖地形上陷入进展缓慢的战斗。现在他们显然是要我在德军被彻底击败以前，就转而将成千上万的部队投入其他行动。我认为，我和我的顾问们在不断地研究这些事情，激励我们前进的只有一个目标：尽早赢得这场战争。”[4]

那天黄昏，华盛顿的马歇尔将军和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收到了英帝国军队总参谋长对前一天抗议的进一步阐述。在很大程度上，第二封电报是把第一封电报的大部分内容又重复了一遍，而且更为冗长，但有两处新增的重要内容值得注意。在此期间，英国人从莫斯科的阿彻海军少将那里获悉了盟军最高统帅部发给迪恩的补充情报，英国人强烈要求别让苏联人得到这份情报。倘若讨论已经开始，伦敦方面希望讨论能够暂停，等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考量了形势后再说。

但此时英国人内部开始产生分歧了。有些人认为艾森豪威尔的电报并没有什么不妥，还有些人认为对电报内容没有批评到点子上。帝国军队总参谋长犯下了一个错误，还没让丘吉尔过目就把自己的抗议电文直接发到了华盛顿，但偏偏丘吉尔的意见与军事顾问们的又存在些许不同。在他看来，“艾森豪威尔新计划的最大失误就是把针对柏林的主攻轴线移到了莱比锡至德累斯顿的方向上”。在首相眼里，按照这个计划，英国军队“可能不得不在北方扮演一个几乎停滞不前的角色”，更糟糕的是，“英国人已经丧失了和美军一起进入柏林的所有机会”。

现在和以往一样，柏林在首相的考量中一如既往地重要，无出其右。在他看来，艾森豪威尔“认为柏林在军事和政治上的重要性已大不如前，这种设想很可能是错误的”。尽管德国政府的各个部门“已经大部分南迁，但不应该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柏林的陷落会在德国人的心目中产生决定性影响”。他为“忽略柏林的战略地位并把它留给苏联人去夺取”而可能导致的危险感到焦虑不安。他宣称：“只要德军还在死守柏林，并在废墟中顶住围攻，这一点并非难事，那么德国人就会认为他们有责任继续抵抗下去。而攻克柏林则可能令所有的德国人绝望。”

丘吉尔虽然原则上同意三军参谋长们的论点，但却认为他们将自身的“诸多不相干的小问题”扯了进来，未能突出要点。他指出，“艾森豪威尔在美军参谋长们中间的威望很高……美国人会觉得作为一个胜利的盟军最高统帅，他有权并且确实有必要向苏联人征询……关于东西方军队进行接触的最佳地点的意见”。丘吉尔担心，英国人的抗议可能只会“给美军的参谋长们……提供几点可资争辩的论据”，他估计他们会“机敏地做出有力反驳”。他们这样做了。

3月31日，星期六，美军参谋长们给了艾森豪威尔无条件支持。不过，他们也对英国人的两点意见表示同意：一是艾森豪威尔应该向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详尽阐述他的计划，二是暂不应该向迪恩提供具体细节。在美军参谋长们看来，“对德战争现在已发展到了应该由战地指挥官来便宜行事，以尽早摧毁德军或其抵抗力量的阶段……艾森豪威尔将军应该继续自由地与苏联红军的最高统帅进行联络”。在美国的军事领导人眼中，盟军的唯一目标并不包括政治上的考虑，他们的头等大事是要迅速而彻底地击败德国，取得最终的胜利。

不过，争议还远远没有结束。在兰斯，疲惫的艾森豪威尔仍然一再解释他的立场。日间，按照马歇尔的指示，艾森豪威尔给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发去了有关计划的一个大篇幅的详尽报告。接着，他又给莫斯科发了封电报，命令迪恩不要把盟军最高统帅部发来的具体细节交给斯大林。随后，他又给马歇尔去了一封令对方安心的电报：“你可以放心，将来我和莫斯科的军事代表团之间涉及政策的电报，将会向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和英国人重述。”最后，他着手处理蒙哥马利的恳求，那个恳求差不多48小时以前就发来了，但他还没有做出答复。

艾森豪威尔之所以最后才给蒙哥马利做出答复，一方面是因为上述几封发给上级的电文更加急迫，而另一方面也在于两人之间已经十分紧张的关系。如今，这样的糟糕关系让艾森豪威尔只愿意在绝对必要的时候才同这位陆军元帅进行联络。盟军最高统帅几年之后解释道：“蒙哥马利全然是我行我素，努力要让美国人——尤其是我——得不到赞誉，结果我们的联系基本上只是与战事有关，最终我连话都不再同他讲了。”[5]

盟军最高统帅和他的参谋长们——有趣的是，还包括盟军最高统帅部里的英军高级将领——都把蒙哥马利看成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惹是生非者，但他在战场上的表现却过分谨慎且行动缓慢。盟军最高统帅部作战部副主任、英军少将约翰·怀特利回忆道：“蒙哥马利想头戴缀有两个帽徽的帽子，骑着一匹白色战马耀武扬威地进入柏林。但很多人却在背后认为，如果要迅速办成某件事的话，就不要把那活交给蒙哥马利来干。”

盟军最高统帅部副参谋长、中将弗雷德里克·摩根爵士用另外一种方式评论道：“在当时，蒙哥马利是艾森豪威尔愿意选择的向柏林大举猛攻的最后一人——要是让蒙哥马利干的话，他在发起进攻前起码需要6个月的时间来准备，然后才愿意动手。”

布莱德雷不是这种人。“布莱德雷，”艾森豪威尔告诉他的副官，“他雷厉风行，从不迟疑，更不会停下脚步来重新部署。他一看到机会就会如同狼一样扑过去。”

现在，人们对其给斯大林发电报的指责，令艾森豪威尔感到愤慨，他的烦躁之情毫不掩饰地发泄在了给老对头蒙哥马利的答复中。他在电文中写道：“把第9集团军拨归布莱德雷指挥的决定是不容更改的……正如我原来告诉过你的那样，从进展上来看，似乎过段时间后一个美军集团军将会再次抽调给你，来实施渡过易北河的军事行动。你应该注意到，我最近根本没有提到柏林。就我而言，那地方只不过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而且我对它从未有过兴趣。我的目标是消灭敌军……”

就在艾森豪威尔向蒙哥马利表明其立场的时候，置身契克斯别墅的丘吉尔也在给盟军最高统帅起草一份历史性的请求。几乎在每个方面，它都是艾森豪威尔对蒙哥马利所说的话的对立面。临近晚上7点时，首相给盟军最高统帅发去了电报：“如果敌人的抵抗像你预料的那样减弱……我们为什么不渡过易北河，并尽可能远地向东进军？这里面包含着重要的政治意义，因为苏联红军……看起来肯定会进入维也纳并占领奥地利。柏林本应该在我们的掌握之中，如果我们故意把柏林拱手让人的话，那么这种无独有偶的事情就可能令他们变得趾高气扬，益发自信一切功劳都是他们的。”

“此外，我本人并不认为柏林已经失去了军事上的意义，当然就更没有丧失政治上的意义。柏林的陷落将重创第三帝国各地德军的抵抗士气；如果柏林仍在坚守，广大的德国民众会认为他们有责任继续战斗。有种看法认为如果攻占了德累斯顿，并在那里与苏联人会师会有更大的收获，对此我无法苟同……在我看来，只要柏林仍然飘扬着德国国旗，它就仍然不失为德国最具决定性的中心。”

“因而，我更倾向于坚持渡过莱茵河所依据的计划。也就是说，美军第9集团军应该与第21集团军群一起向易北河进军，进而向柏林挺进……”

在莫斯科，天已经黑了，美国和英国大使陪同迪恩及阿彻，与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斯大林进行了会晤，并递交了艾森豪威尔的电报。会谈时间不长。迪恩后来向盟军最高统帅汇报说，“在德国中部的进攻方向”给斯大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斯大林称赞“艾森豪威尔的主攻方向非常好，它完成了将德军拦腰斩断这个最重要的目标”，他也感到德国人“大概会以捷克斯洛伐克西部和巴伐利亚作为最后的抵抗中心”。斯大林虽然赞同英美盟军的战略，但对于他自己的战略却没有明确表态。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说，苏方的计划还没协调好，他还要找机会和手下的参谋们进行最终的商议。斯大林承诺，一旦最终结果出炉，他将在24小时内电告艾森豪威尔。

客人们仅告辞了几分钟后，斯大林就给朱可夫元帅和科涅夫元帅去了电话。他的命令言简意赅：在第二天，也就是复活节星期日，这两位方面军司令员要立即乘飞机赶到莫斯科，参加紧急会议。尽管斯大林并没有解释下达这条命令的理由，但他却断定西方盟国刚才的表白纯粹是一场欺骗。他完全确信艾森豪威尔打算和苏联红军赛跑，看谁先拿下柏林。

[1] 沃姆斯普林斯是佐治亚州西部的温泉疗养胜地。

[2] 沃姆斯普林斯南部的一栋木制小型白色别墅，自从罗斯福于1924年患上脊髓灰质炎后，他就成了这里的常客，后来这栋别墅就被人戏称为罗斯福的“小白宫”。

[3] 丘吉尔在3月24日把苏联人的这份照会给艾森豪威尔看了，他后来写道，盟军最高统帅认为，“这是对我们诚信的最不公正和最没有根据的指控”，他“似乎因为愤怒而激动不已”。——原注

[4] 艾森豪威尔的这封长达1 000字的电报，并没有出现在官方历史书中，而在他本人写的《欧洲十字军》一书中，有关电报的文字也被删节和改写。比如，“总是冲着我大喊”，改成了“总是强调”，正文中引用的愤怒的最后一段，则是完全被删节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封电报原先是由一个英国人起草的，他就是盟军最高统帅部作战部副主任约翰·怀特利少将，但到了电文内容离开统帅部的时候，却清楚地盖着艾森豪威尔的印章。——原注

[5] 摘自本书作者对蒙哥马利所做的一次长时间的详尽的录音采访中。——原注

3

从前线到莫斯科的路程长达1 600公里，飞行时间之久令人疲惫不堪。格奥尔基·朱可夫元帅疲倦地坐在土灰色的军官座车后座上，一路颠簸沿着鹅卵石路进入了广阔的红场。汽车快速驶过拥有诸多白底条纹图案洋葱尖顶的圣瓦西里大教堂，然后向左拐弯，通过西门进入克里姆林宫的宫墙之内。紧随其后的另一辆军用轿车里则端坐着另一位名将：伊万·科涅夫元帅。巨大的救世主钟楼拱卫着宫殿的大门，钟面上镀金的指针即将指向下午5点。

两辆军车穿过轻风席卷的内院，进入了林立的建筑物之中。那里有绘着壁画的宫殿、金色穹顶的大教堂和外立面为黄色的政府建筑，曾经是俄国沙皇和大公们的议政场所。车子继续朝克里姆林宫的大院中央驶去，在用白色墙砖建于17世纪的伊凡大钟楼附近，汽车开始减速，然后又驶过了一排古代的大炮，最终在一座沙灰色三层大楼外停住了。几分钟以后，两名穿着合身的暗褐色制服的苏联陆军元帅走入了电梯，他们将前往位于二层的斯大林办公室。元帅制服上的金制肩章显得格外沉重，一颗宽达2.5厘米的元帅金星正闪耀地缀在上面。在略显狭小的电梯间里，两名被副官和警卫军官环绕着的元帅亲切地聊着天。外行的观察者也许会以为他们是密友，事实上他们之间的竞争已经趋于白热化。

无论是朱可夫还是科涅夫，都已经达到了他们职业生涯的巅峰。他们都是坚韧务实的完美主义者，在整个军官团体当中，大家都认为在他们手下战斗既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令人敬畏的责任。矮壮结实、相貌温和的朱可夫名气要更大一些，他是受到苏联老百姓和士兵崇拜的名将，被看作是全苏联最伟大的一名军人；然而在军官之中，有些人却把他看作是一头洪水猛兽。

朱可夫是名职业军人，其征战生涯的起点是作为一名列兵加入沙皇的帝国龙骑兵部队。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后，他参加了革命，作为一名苏俄骑兵与白军反动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由于其作战勇猛，表现出色，在内战结束时已经擢升为一名光荣的红军军官。不过，朱可夫真正的崛起则是在20世纪30年代。当时，斯大林对苏军将领进行了野蛮的清洗，造成高级军官人才的紧缺，具备杰出指挥能力和想象力的朱可夫趁着这个机会才最终脱颖而出。

老兵都被残酷地清洗掉了，但他不仅幸存了下来，还在“老赤卫队员”们纷纷倒下之际如同火箭般升到了高位。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朱可夫从未卷入“党争”，是一名“比较纯粹的军人”。到1941年时，他已经爬到了军职的顶端，成了苏联红军的总参谋长。

开始奋斗的朱可夫有一个著名的称呼：“士兵中的士兵”。他对战士们也很宽厚，因此在基层部队获得了极高的声望。他认为，打胜仗是头等大事，而战利品则是士兵们赢取胜利后应得的奖赏。但朱可夫对手下的军官们十分严厉，不称职的高级指挥官往往被不留情面地当场解职并受到惩处。朱可夫会让这些倒霉的军官从两种刑罚中选择一种：要么被送到惩戒营，要么被降成一名列兵，去往战况最激烈的前线作战以洗刷自己的罪名。

在1944年的波兰战役中，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朱可夫在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和第65集团军司令员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巴托夫（Pavel Ivanovich Batov）上将的陪同下，到前线地区监督部队的进攻行动。正用双筒望远镜观察战况的朱可夫突然朝巴托夫吼道：“把这个军的军长和步兵第44师师长全部丢进惩戒营！”罗科索夫斯基和巴托夫都为两位将军求情。最终，罗科索夫斯基把那位军长保了下来，但师长在朱可夫的强烈要求下被降职后送上了火线，奉命领导一次自杀式冲锋，战斗打响后没多久他就被敌人打死了。朱可夫随即推荐这位阵亡的军官荣获苏联最高军事荣誉——“苏联英雄”称号（金星勋章）[1]。

战争期间，朱可夫总共3次荣获“苏联英雄”称号，他的主要竞争者科涅夫获得了2次。两位元帅荣誉满身，不过朱可夫在整个苏联声名远扬，但科涅夫实际上仍默默无闻——而这种默默无闻会令人愤愤不平。

科涅夫的个头较高，脾气粗暴，精力旺盛，蓝色的双眸内闪烁着精明的目光。四十八岁的他比朱可夫还小一岁，就某些方面而言，他的职业生涯与同时期的其他人相当。他也曾经为沙皇作战，后来又加入了革命阵营，继续在苏联军队里服役。不过也有一点不同，而且在像朱可夫那样的人看来，那完全称得上是另一条不同的道路。科涅夫是作为一名政工干部加入苏联红军的，尽管他在1926年就转成了军事指挥员，受训成了一名正规的军官，但在其他军人看来，他的背景永远是有瑕疵的。普通军人的内心里总是厌恶政工人员，因为政工人员的权力实在太大了，如果没有同级政委会签的话，指挥官就不能下达命令。朱可夫虽然是一名忠诚的党员，但却从不认为政工干部们是真正的职业军人。在战前的岁月里，他与科涅夫曾在相同的战区里指挥过部队，被上级提拔的速度也都差不多，这让朱可夫大受刺激。这其实是斯大林有意为之。他在20世纪30年代把两人一手提拔上来，让他们成为军队年轻将领的骨干；但为了更好地控制两位能人，斯大林一直都在他们之间挑起争端，并精明地利用着朱可夫和科涅夫之间的强烈对立。

科涅夫尽管举止粗鲁，口无遮拦，但人们普遍认为他受教育程度比朱可夫更高，考虑问题也更加周全一些。科涅夫酷爱读书，他在司令部里建立了一个小图书馆，偶尔会成段引用屠格涅夫或是普希金的著作，这样的文学造诣往往令他的幕僚们大吃一惊。他麾下的部队官兵都知道，科涅夫在执行纪律上是不讲情面的；但与朱可夫不同的是，科涅夫更加体恤手下的军官，将怒火全部倾泻到了敌人的头上。在战场上，他有时会采取一些极其残忍的打法。当第涅伯河战役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时，科涅夫的部队将几个德国师包围了，他命令敌人立即投降，但被对面的德国人严词拒绝了，随后，他让挥舞着马刀的哥萨克轻骑兵们发起了冲锋。

“我们让那些哥萨克骑兵随意砍杀，”1944年他对南斯拉夫驻莫斯科的军事代表团团长米洛万·吉拉斯（Milovan Djilas）[2]说道，“他们甚至把那些举手投降的敌人的手都砍掉了。”至少在这一点上，朱可夫和科涅夫的意见完全相同：纳粹的暴行是不可饶恕的，对于德国人，不能有一点慈悲，施加在他们头上的暴行也没必要自责。

现在，当这两位元帅沿着二楼的走廊前往斯大林办公室时，他们都有理由确信，这次要讨论的事情就是攻克柏林。初步的计划是要求朱可夫位于中路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负责攻城，北方的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和南方的科涅夫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实施助攻。但朱可夫却决心凭一己之力拿下柏林城，他不需要外人的协助，尤其不要科涅夫的协助。然而，科涅夫自己也在心里打着小算盘。他认为，朱可夫的部队有可能受阻于地形，特别是位于奥得河西岸防御森严的塞洛高地。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意味着自己出风头的机会来了，他甚至已经想好了一个粗略的行动方案。当然，这一切都取决于斯大林的最终决断。但这一次科涅夫却格外希望能压朱可夫一头，赢得一个等待已久的荣耀。科涅夫认为，如果机会真的降临，他就可以和他的竞争对手来一场目标柏林的宏大赛跑。

沿着铺着红地毯的走廊走了一半距离，护送的军官们便把朱可夫和科涅夫引进了一间会议室。会议室的天花板很高，却并不宽敞，一张长长的擦得锃亮的红木桌子再加上围在旁边的椅子，几乎把屋子都塞满了。两盏装有透明灯泡的沉重吊灯在桌子上方散发着强光，在角落的一隅有一张小桌子和皮椅子，旁边的墙上挂着列宁的大幅肖像画。窗户上挂着窗帘，房间里既没有旗帜也没有徽章，却挂着两幅镶嵌在黑色画框里的彩色石版画，这是俄国最著名的两位军事家的画像：一位是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战功卓著的亚历山大·苏沃洛夫元帅，另一位则是1812年消灭了拿破仑大军的米哈伊尔·库图佐夫元帅。在房间的尽头，一扇双开门通向斯大林的个人办公室。

两位元帅对这里的环境很熟悉。1941年当朱可夫还在担任总参谋长的时候，他就在楼下办公，而且此前斯大林也在这里多次接见过两人。但此次会议却并不是一个小型的私人会晤。在两位元帅进入房间后没过几分钟，又进来了7位在战时的苏联地位仅次于斯大林的重要人物，他们是苏联国防委员会的委员，而这个决策机构对苏联庞大的战争机器有着至高无上的控制权。

没有拘泥于级别高低，苏联领导人便鱼贯进入了房间：外交人民委员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他也是该委员会的副主席；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体格粗壮的他戴着近视眼镜，身为秘密警察头子，他是苏联最为人所惧怕的人之一；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他是个矮胖子，担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负责军备采购管理；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米高扬，面部瘦削的他长着鹰钩鼻，负责生产与协调工作；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大将[3]，他相貌出众，留着山羊胡子，作为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是驻前线的大本营代表；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他举止古板，留着八字须，负责铁路交通运输工作，也是委员会里唯一的犹太人；还有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沃兹涅先斯基，他是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也是经济管理方面的专家。军队方面的代表是总参谋长阿列克谢·因诺肯季耶维奇·安东诺夫大将和作战部部长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什捷缅科上将。当苏联的高级领导人就座的时候，人民委员会主席办公室的门打开了，斯大林矮壮敦实的身影出现了。

他身着朴素的深黄色制服，没有佩戴肩章或者军衔标志，裤子上缝着一条不宽的红色边条，裤腿塞进了及膝高的黑色长筒靴里。在其军装上衣的左胸口，佩戴着唯一的一枚装饰品：代表“苏联英雄”身份的金星勋章。斯大林的嘴里咬着他那标志性的烟斗，品牌则是他最喜爱的英国“登喜路”牌。他没有在寒暄上浪费时间。科涅夫后来回忆道：“斯大林开始讲话的时候，我们彼此间甚至还来不及打声招呼。”[4]

斯大林先是问了朱可夫和科涅夫几个有关目前战况的问题，随后就突然切入了正题。他的嗓音不高，带有格鲁吉亚特有的抑扬顿挫的口音，说出的话声音虽轻却效果显著：“那些小小的盟国打算抢在苏联红军前头赶到柏林。”

他顿了顿，然后继续说道，他已经得到了有关英美盟军计划的情报，显然“他们的意图可不像是盟友们应该做的”。他并没有提到前一天晚上艾森豪威尔发来的电报，也没有说出其他的情报来源。他转向什捷缅科上将说道：“读报告。”

什捷缅科站起身来，告诉大家艾森豪威尔的部队计划包围并消灭敌人集结在鲁尔区的兵力，然后向莱比锡和德累斯顿进军，但这只是他们打算攻占柏林的“中途”。上将说，所有这一切“似乎像是在帮助苏联红军”，但众所周知，在苏联军队赶到柏林之前攻克柏林，是“艾森豪威尔的主要目的”。他拖长着声音说，此外，斯大林的最高统帅部已经得知，“有两个盟军空降师正在迅速做好准备，要在柏林空降”[5]。

按照科涅夫对这次会议的说法，他后来记得，什捷缅科所描述的盟军计划中还包括蒙哥马利，他将在鲁尔区北边“沿着柏林和英军集结地之间的最短路线”大举猛攻。科涅夫回忆道，什捷缅科在报告的结尾说，“根据目前已知的所有数据和情报，这个计划——先于苏联红军攻占柏林——在英美盟军指挥部里被视作完全可行的，他们为实现这个目标将倾尽全力”[6]。

什捷缅科读完报告之后，斯大林转向他的两位元帅。“那么，”他声音柔和地说道，“谁将攻占柏林？是我们还是盟军？”

科涅夫后来骄傲地回忆，他是第一个回答的人。“我们将攻占柏林，”他斩钉截铁地保证，“而且会在盟军之前占领它。”

斯大林看着他，脸上闪过一丝笑容。“那么，”他再次声音柔和地说道，带着生硬的幽默，“您是那个人吗？”

科涅夫记得，瞬息之间斯大林又恢复了冷酷和务实，尖锐地提出了问题：南边的科涅夫究竟打算如何按时拿下柏林？“难道你的兵力不需要进行大规模重新部署吗?”领袖再次发问。

科涅夫发现自己已经中了圈套，斯大林再次玩起了他的老花招，让手下相互争斗。但即便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仍然直言不讳地给出自己的答案。“斯大林同志，”他说道，“我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我们将及时重新部署，以便攻占柏林。”

这正是朱可夫所等待的时刻。“我可以发言吗？”他带着几分优越感轻声问道，而且并没有等待领袖给出答复就说了起来。“恕我冒昧，”他边向科涅夫点头边说，“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不需要重新部署，他们现在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我们的目标就是柏林。我们离柏林最近，毫无疑问，柏林是属于我们的。”

斯大林默默地看着这两个人，一丝浅笑再次浮现在了他的脸上。“那好吧，”他温和地说道，“你们俩都待在莫斯科，和总参谋部一起准备你们的作战计划。我希望计划能在两天之内拿出来，那时你们就可以带着获得批准的计划直接返回前线了。”

两位元帅都被如此之短的策划时间震惊了，直到现在他们才明白过来，斯大林迫切希望针对柏林的总攻能提前几个星期发起——原定日期是五月初。对科涅夫来说，目前的局面尤其糟糕。此时他已经想明白了，尽管他有一个初步的计划，并相信这个计划能让他先于朱可夫冲进柏林，但书面材料却没有带来。此次会议使他绝望地意识到，有一大堆的后勤问题亟待解决，各种各样的装备和补给物资现在都得以最快的速度运到前线。更麻烦的是，科涅夫的方面军目前兵力不足，经过上西里西亚的战斗以后，他的部队有很多仍然分布在南方，有些部队离柏林很远，他们必须立刻转移，但随之而来的繁重运输压力又是个大问题。

朱可夫在听斯大林讲话的时候，也同样忧心忡忡。尽管他手下的参谋们一直在争分夺秒地为进攻做着准备，但距离能发起一次大规模战役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各集团军已然就位，但前线所需的各类物资仍然有很大缺额。在之前战斗中折损严重的部队也亟待补充大量的兵员，他的一些师，按编制兵力应该有9 000~12 000人，但现在则减员到了3 500人。朱可夫相信，对柏林的攻击行动将面临巨大的困难。他想为可能出现的任何情况都做好准备。他麾下的情报部门报告称：“敌人已经在柏林城内和郊外地区做了精心的准备，要顽抗到底，每条街道、每个广场、交叉路口、房屋、运河和桥梁，都是其总体防御的构成部分……”现在，如果他要先于西线盟军拿下柏林，一切事情都得加快速度。他要多久才能发动进攻呢？这是斯大林想要得到答案的问题，而且要迅速回答。

在会议结束的时候，斯大林再次讲话，他的嗓音中不再有暖意。他对两位元帅强调说：“我必须告诉你们，我们特别关注战役到底能在何时发起。”

这两位指挥官之间的竞争从来就没消停过，甚至已经表面化了，而斯大林则再次利用了这种“二士争功”的微妙局面。他朝周围的人略微点了点头，便转过身离开了房间。

现在，在启动了他的计划之后，这位苏联最高领导人还要面对一项重要的任务：对艾森豪威尔的电报做认真详细的答复。斯大林着手修改准备好的草稿。到晚上8点的时候，他的定稿随着电波被发向了西线。“您于3月28日发来的电报已收悉，”斯大林在给艾森豪威尔的电文中写道，“您的计划，即把德国军队拦腰斩断，（与）……苏联红军会师，这与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计划是不谋而合的。”斯大林完全同意，两军会师的地点应该是在莱比锡—德累斯顿地区，因为“苏联军队的主攻方向”将会“朝那个方向”进行。至于苏联红军进攻的日期，斯大林给予了特别注明，“大概是在5月的下半月”。

他的电文最重要的部分在第三段。斯大林在文中灌输了这样一个印象，即他对德国首都也没有兴趣。“柏林，”他声明，“已经失去了先前的重要战略意义。”事实上，斯大林说的是它已经变得无足轻重，因而“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计划向柏林方向只投入第二梯队兵力”。

几乎整个下午，温斯顿·丘吉尔都在与英军的参谋长们商谈。他感到颜面尽失，他的尴尬来自艾森豪威尔的一封电报，那封电报在发送的时候被搞错了。在丘吉尔收到的电报中，有句话是“蒙哥马利将负责巡逻任务……”，于是丘吉尔尖锐地回电说，他认为英王陛下的军队正被“贬谪……到意想不到的限制范围内”。摸不着头脑的艾森豪威尔又回电说：“即使没有被伤害到，我也快郁闷死了……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要这样做，我认为我以往的做法……应该会消除这样的念头。”原来艾森豪威尔从来也没有用过“巡逻任务”（on patrol tasks）这样的文字，他说的是“这些任务”（on these tasks），但不知怎么搞的，单词被发错了。丘吉尔因为这个事件而感到屈辱。虽然这是件小事，却是在乱上添乱。

在首相看来，美国人对柏林持续性的无动于衷绝非小事。他以其与生俱来的坚韧，立刻开始同时处理两个问题——盟军的关系和柏林。首相给患病的罗斯福发去了一封长长的电报，这是自从艾森豪威尔的“SCAF 252”电报产生的争议以来，他发给罗斯福总统的第一封电报。在电文中，首相首先详尽表达了他对艾森豪威尔的完全信任，然后“在处理完并肩作战的最忠实朋友和盟友之间的些许误解之后”，丘吉尔便反复强调占领德国首都的急迫性。“能够给德国军队带来最绝望心理打击的……莫过于柏林的陷落，”他争辩说，“它将会是战败的最强信号……如果（苏联）攻占柏林的话，那么在他们的头脑中会不会形成一种不正确的印象，以为他们对我们的共同胜利贡献最大？这岂不是使他们由此而产生一种情绪，未来会给我们增添严重而可怕的困难？因而我认为，从政治角度来看……假如柏林唾手可得的话，我们当然要毫不迟疑地抓到手……”

第二天，当丘吉尔收到斯大林给艾森豪威尔的电报副本时，他的关注进一步加深了。老谋深算的首相认为，电文的内容非常可疑。晚上10点45分，他给艾森豪威尔发去了电报。“我愈发感到抢先进入柏林的重要性，因为莫斯科在给你回电的第三段中说，‘柏林，已经失去了先前的重要战略意义’，这种语句反而突显了这座城市的极端重要性。应该从我强调过的政治角度来解读他的这句话。”丘吉尔又热切地补充说，他现在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将来同苏联人握手的地方，应尽可能地偏向东方……”

尽管问题很多，但丘吉尔要赢取柏林的决心并没有发生丝毫动摇，他仍旧保持着乐观。他在给艾森豪威尔的电报中最后说道：“在斯大林开始主攻前，西线可能还会发生许多无法预料的事情。”他抱有极大的希望就是，盟军大举猛攻的势头和万丈豪情，会令部队冲进柏林的日子远远早于斯大林的预定日期。

在斯大林的大本营里，朱可夫元帅和科涅夫元帅正在通宵达旦地奋斗着。到4月3日，星期二，在48小时的最后期限之内，他们的计划都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再次见到了斯大林。

朱可夫首先进行陈述。他筹备这次进攻有几个月的时间了，对庞大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预定军事行动了如指掌。他说，他的主攻将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发动，出发地则是位于屈斯特林以西奥得河桥头堡，这个超大型的桥头堡由北向南有44公里长。随后，他将在左右两翼友军的助攻下直扑柏林。

在朱可夫的计划中，后勤问题最为棘手。至少有4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和两个坦克集团军将被投入到主攻方向，还有两个集团军将被用来进行牵制性攻击，包括后方的第二梯队在内，他拥有768 100人的庞大兵力。朱可夫不会对当面德军的防御阵地心存任何侥幸，他希望在屈斯特林桥头堡的每公里正面部署250门大炮，大致是每隔4米就有一门大炮！他计划用令人震惊的约11 000门大炮齐射来拉开进攻的序幕，彻底砸烂德国人的防线——小口径的迫击炮还不计算在内。

现在他谈到了计划中最别出心裁的部分。朱可夫想出了一种非正统的另类策略来迷惑敌人。他的攻势将在夜间发动，进攻开始时会有140多盏大功率防空探照灯直接照射敌军阵地，炫目的强光会让德国人什么都看不见，从而令其士气低落。他预料他的计划能造成大屠杀。

科涅夫的计划同样也是大手笔，而且由于被他的勃勃雄心所驱使，也就显得更为复杂和困难。他后来回忆：“对我们而言，柏林是一个如此令人热切期盼的头号目标，因而每一个人，从士兵到将军，都想亲眼看一下这座城市，都想用武力来征服它。这也是我的热切期盼……我满怀着这种欲望。”

不过，事实上就其最近的地点来看，科涅夫的部队离柏林还有120公里以上的路程。科涅夫指望用速度来帮助他渡过难关。他已经有意地把几个坦克集团军集结在右翼，一旦达成突破，他就可以转而朝西北进军，朝柏林突击，这样做或许能抢在朱可夫前面悄悄地入城。这个主意他思考了几个星期。现在，鉴于朱可夫的陈述，他对是否应该在时机尚未成熟就先泄露计划而犹豫了。于是，此刻他紧扣作战计划的细节讲了起来。按照科涅夫的设想，在低空飞行的歼击机中队喷发出来的浓重烟雾庇护下，地面部队将在拂晓时分渡过尼斯河发动进攻。他计划投入5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和两个坦克集团军——兵力达到511 700人。值得注意的是，他也像朱可夫一样，要求部署数量同样多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密集炮兵——前线每公里要有250门大炮——而且他还打算从那些大炮中榨取更多的价值。“与我的友邻不同，”科涅夫回忆道，“我计划用炮火对敌人阵地进行饱和轰击，炮击时间为2小时35分钟。”

不过，科涅夫急需增援部队。朱可夫在奥得河沿线有8个集团军，而科涅夫在尼斯河沿线总共只有5个，要实现他的宏图伟业，还需要增加两个集团军。经过一番讨论之后，斯大林同意把第28和第31集团军调拨给他，因为“在波罗的海各国和东普鲁士的战线已经缩短了”。但斯大林指出，在这两个集团军抵达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战线之前，大量时间可能就已经过去了。鉴于运输力量短缺，科涅夫决定进行一场豪赌。他向斯大林保证，自己可以在增援部队尚未到达之时就开始进攻，然后等部队一到达就把他们投入战斗。

在听取了两人的进攻方案之后，斯大林都表示同意，但攻占柏林的责任还是被交给了朱可夫。占领柏林以后，他还要向易北河一线挺进。科涅夫将在朱可夫发起进攻的同一天也展开自己雄心勃勃的攻势，其作战目标是歼灭柏林南部外围地区的德军，然后挥师西进，与美国人实现会师。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是苏联在此次战役中展开的第三个重兵集团，他们的集结地从奥得河下游一直延伸到北部的沿海地区，这个方面军将不参加对柏林的攻击。罗科索夫斯基有314 000人，他的进攻发起日会稍晚一点，部队将大举穿越德国北部地区，与英国人会合。这3个苏联的方面军总计兵力为1 593 800人。

看起来，科涅夫已经彻底沦为了柏林进攻战役中的配角。但接下来，领袖的动作却让他为之一振。斯大林对着桌上的地图俯下身来，在朱可夫和科涅夫的方面军之间画出了一条分界线。这是一条奇特的边界，它从红军战线的东部开始，越过奥得河，一直到始建于16世纪的施普雷河畔吕本（Lübben），大约在柏林东南105公里处。在那里，斯大林突然停了下来。倘若他继续往前画，从而标出一个科涅夫不得越过的边界的话，那么乌克兰第1方面军就彻底和柏林无缘了；但现在，科涅夫却兴奋地从领袖的动作中看到了机会。尽管“斯大林一个字也没说”，他后来回忆道，“但鼓励战地指挥官展现出主观能动性的意图却心照不宣地呈现了出来”。领袖的无言之举为科涅夫的部队打开了进军柏林的绿灯——只要他能够做到的话。在科涅夫看来，仿佛斯大林已经读懂了他的心思，会议就是以他后来称为“由斯大林做出的……对竞争的秘密召唤”而结束的。

两位元帅的计划立即被转为了正式的命令。第二天上午，这两位相互竞争中的指挥官手握领袖的最终指令，风驰电掣般驱车赶往莫斯科机场，每个人都急于赶回自己的司令部。命令要求他们，进攻真正发起的时间要比斯大林通报给艾森豪威尔的日期提前整整1个月。为了防止泄密，书面命令上并没有标注具体日期，但斯大林已亲自给朱可夫和科涅夫下了指示，对柏林的进攻将在4月16日星期一打响。

就在朱可夫和科涅夫开始紧张地做准备，指挥13个集团军的百万大军挥师柏林之时，阿道夫·希特勒著名的“直觉闪现”又一次出现了。他认为，苏联红军在正对柏林的屈斯特林的集结，只不过是一次规模巨大的佯攻；苏联红军的主攻方向不是柏林，而是南方的布拉格。在希特勒的众多将领中，只有一位拥有同样天赋的“洞察力”，他就是费迪南德·舍尔纳大将，现在担任位于海因里希南翼的中央集团军群指挥官，他也“一眼看穿了苏联人的骗局”。“我的元首，”舍尔纳提醒，“据历史记载，要记住俾斯麦的话——‘谁拥有布拉格，谁就拥有欧洲’。”希特勒表示同意。残忍的舍尔纳是元首的心腹，也是德军将领中最缺乏才气的一位，现在却被火箭般地提拔成了陆军元帅。与此同时，希特勒在4月5日命令海因里希麾下4支经验丰富的装甲部队向南方调动，这些机动单位是海因里希用来遏制红军当面猛攻的本钱所在，现在调走无异于釜底抽薪。这项命令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1] 这段内容作者没有给予出处，也没有做任何说明，看起来与史实有些出入。根据苏方资料记载，当时步兵第44师师长是伊万·安德烈耶维奇·沃罗比约夫少将，他于1944年7月8日阵亡，而他的继任者是阿纳托利·阿尼西莫维奇·米罗年科上校，活到了战后。该师当时隶属于步兵第111军，军长是鲍里斯·亚历山德罗维奇·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少将，而该军隶属于第54集团军。1944年8月，这个师就调入步兵第119军（隶属于第67集团军），从未与第65集团军有任何瓜葛。

[2] 米洛万·吉拉斯（1911年6月4日—1995年4月20日，旧译密洛凡·德热拉斯），生于南斯拉夫王国（今黑山）的农民家庭，早年曾在贝尔格莱德大学攻读哲学和法律，后来追随铁托参加了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战争。先后担任过南共联盟中央执委、中央书记、国民议会议长、副总统。1953年10月，他公开主张把南共联盟变成一个议会民主政党，实行多党制和西方式的民主。1954年1月，南共联盟中央决定将其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解除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之后又把他开除出南共联盟，并逮捕判刑，直到1961年1月才被提前释放。

[3] 此处原文写的是元帅，但布尔加宁晋升元帅军衔是1947年11月的事情了。

[4] 苏联人的引语，就像在全书中所使用的其他苏联材料一样，凡是没有特别注明的，都是1963年4月在对莫斯科做的一次研究旅行过程中获得的。苏联政府允许本书作者，在曼彻斯特大学的约翰·埃里克森教授的帮助下，采访柏林战役的参与者——从元帅到列兵，唯一一位禁止本书作者采访的是朱可夫元帅。其他的元帅，科涅夫、索科洛夫斯基、罗科索夫斯基以及崔可夫，每个人都贡献出了平均3个小时的私下交谈时间。除此之外，作者还被给予了查阅军事档案的权利，并获准拷贝和摘录卷帙浩繁的苏联文献，包括作战地图、战后报告、专题著作、照片，以及迄今为止只在苏联政府圈子内传阅的军事历史书籍。——原注

[5] 当然，那两个空降师是要准备空投的。——原注

[6] 斯大林与他的元帅们召开的这次关键性会议，在苏联军方上层人所共知，尽管其内容从未在西方发表过。在苏联的军事史书和军事杂志当中，有若干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朱可夫对他的参谋们叙述的与会议相关的内容，由苏联历史学家尼古拉·基里洛维奇·波佩尔中将记载了下来。科涅夫元帅向本书作者说明了会议的背景，并提供了一些迄今为止无人知晓的细节。他于1965年在莫斯科出版的回忆录的第一部中，还描述了部分细节，他的说法和朱可夫的说法之间有一些不同。例如，朱可夫并没有提到蒙哥马利将向柏林进攻，科涅夫也没有提到拟议中英美联军空降师在柏林空降。什捷缅科将军宣读的报告的资料来源从未被披露，根据本书作者的判断，它是对艾森豪威尔头天晚上发来的电报的一种明显夸张的军事评价。这个评价的基础，部分是对艾森豪威尔的动机的怀疑，部分是一种编造，其意图是为斯大林本人的目的提供依据。——原注

4

海因里希大将的汽车沿着柏林布满瓦砾的道路蜿蜒而行。他正赶往帝国总理府，去参加希特勒9天前下令召开的正式会议。海因里希和首席参谋艾斯曼上校一起坐在汽车后排，默默注视着车外被大火焚烧后变得黑漆漆的街道。两年的时间里，他只来过这座城市一次。现在，亲眼看见的一切令他不知所措，他实在无法将眼前如同地狱般的废墟和祖国的首都联系在一起。

通常，从他的指挥部到总理府需要大约90分钟车程，但现在他们在路上已经开了快三个小时了。堵塞的街道一再迫使司机绕行，甚至连以前的通衢大道很多也无法通行。倾斜的大楼摇摇欲坠，随时有可能倒塌，每一条街道都成了危机四伏之地。水从巨大的弹坑里滚滚涌出；漏出的煤气在破裂的总管道里闪着火光；而在城中的各处，一片片区域设置了警戒线，警示牌上写着“注意！地雷！”（Achtung！Minen！），说明这个地方有还未爆炸的空投地雷。海因里希悲伤地对艾斯曼感叹：“这就是我们最终来到的地方——一片瓦砾的海洋。”

尽管威廉大街两侧的大楼也已经炸成了废墟，但除了一些墙壁破碎之外，帝国总理府本身似乎没有任何变化，甚至连大门外面那些制服笔挺的党卫军哨兵，看上去也和往日没有什么不同。当海因里希与身后的艾斯曼进入大楼的时候，他们“啪”的一声立正敬礼。尽管路上有所耽搁，但将军还是按时到了。希特勒召集的会议定于下午3点开始。在过去的几天里，海因里希想了很多，他打算尽可能坦率和准确地告诉希特勒及其身边的那些人，维斯瓦集团军群面临的真实形势。海因里希完全了解说真话的风险，但可能造成的后果好像并没有让他感到不安。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艾斯曼却显得心神不宁。“在我看来，”他后来说道，“海因里希仿佛计划对希特勒和他的顾问们发动一场火力全开的猛攻，而敢这样做的人大部分都丢了命。”

在大厅里，一名穿着紧身笔挺的白色短上衣、黑马裤和锃亮骑兵靴的党卫军军官，迎上了海因里希。他告知这位指挥官，会议将在元首地堡里举行。海因里希对这个神秘的地点早已有所耳闻：在总理府毗邻的大楼和后面的封闭花园下方，有一个设施齐备的巨大地下迷宫，但他以前从未去过那里。在向导的带领下，他和艾斯曼走进地下室，又走出来进入花园。尽管总理府的正面完好无损，但建筑物的后方却遭到了严重破坏。富丽堂皇的花园里以前有一组喷泉，现在那些花园早已灰飞烟灭，随之消失的还有希特勒的茶亭以及在茶亭一侧的植物温室。

这个地方在海因里希的眼中就如同一处战场，布满“巨大的弹坑、混凝土块、粉碎的雕像和被连根拔起的大树”，总理府被硝烟熏黑的墙上，“原先的窗户现在成了巨大的黑洞”。艾斯曼看着眼前的荒凉景象，不由得想起了19世纪德国民谣作家约翰·乌兰（Johann Ludwig Uhland）所写的《歌手的诅咒》中的诗句，“只有一根高高的圆柱讲述那逝去的荣耀，圆柱可能在一夜之间便轰然倒下”。相比之下，海因里希则比较缺乏想象力。“想想吧，”他对艾斯曼嘀咕道，“三年以前希特勒曾让欧洲臣服于他的掌控之下，从伏尔加河一直到大西洋都纳入了庞大帝国的版图，但现在他却待在地下的一个洞穴里。”

他们穿过花园，来到一个由两名哨兵把守的长方形地堡前。检查了来访者的证件后，哨兵略显吃力地推开了一扇沉重的钢制防护门，让两位军官进入地堡内部。海因里希永远记得当门在他们身后“咣当”一声关上的时刻，“我们如同迈步进入了一座令人难以置信的地狱”。在迂回曲折的混凝土楼梯底下，两名年轻的党卫军军官在灯光明亮的门厅里接待了迈步前来的海因里希和艾斯曼。党卫军军官先是不卑不亢地帮来访者脱下大衣，随后又彬彬有礼地对他们进行了搜查。艾斯曼的公文包受到了“特别关照”——1944年7月20日，就是一个装着炸药的公文包差点把希特勒炸死。那次事件后，元首的精锐卫队就不允许任何人在没有接受搜查的情况下靠近希特勒。尽管两名党卫军军官致以歉意，但海因里希仍对搜身之辱感到愤怒。艾斯曼也愤怒地抱怨道，“自己为一个德国将军竟受到如此对待感到羞耻”。搜查结束以后，他们被带进了一条狭窄的长廊，走廊被分隔成两部分，一部分被改建成了一个舒适的休息室。半球形的灯从天花板上延伸出来，给米黄色的泥灰墙染上了一层淡黄的色调。地板上有一块东方风格的地毯，显然是从总理府的某个大房间里拿来的，因为在局促的地下室里，它的四周都朝里卷了边。尽管屋子看上去是蛮舒服的，但家具——比如说那块地毯——似乎彼此之间并不协调。椅子是各种各样的，有的朴实无华，有的却套着豪华名贵的椅套和椅垫。一张狭窄的橡木桌子靠在墙边，房间里挂着几张大幅风景画，那是德国建筑师和画家申克尔[1]的作品。在入口处的右边，一扇敞开的门通往这次会议所在的小会议室。有关元首地堡的大小和深度，海因里希只能猜测；不过就他所亲眼看到的而言，地堡似乎相对来说比较宽敞，有一些门通往走廊休息室的两侧及更深远处的房间。由于天花板不高，加上狭窄的铁门和密闭的空间，因此这里如同小客轮船舱内的走廊过道——不过，据海因里希估计，它们在地下至少有12米。

一瞬间，一位高个子、衣着得体的党卫军军官出现在了二人眼前，他就是希特勒的个人副官和贴身保镖奥托·京舍（Otto Günsche）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党卫军少校[2]）。他礼貌地询问了海因里希一行人在路途中遇到的情况，并请他们享用茶点。海因里希接受了一杯咖啡。很快，其他与会者开始抵达。接着进来的是希特勒的首席副官威廉·布格多夫上将，艾斯曼记得，他是“用一套有关胜利的言辞”来欢迎大家的。随后进来的是国防军最高统帅部长官威廉·凯特尔元帅，接下来是希姆莱和海军总司令卡尔·邓尼茨，以及人所共知的希特勒最亲密的心腹马丁·鲍曼（Martin Bormann）。艾斯曼后来回忆说：“他们全都对我们大声表示欢迎。看着他们，我由衷地为我的指挥官感到骄傲。他那为人所熟悉的挺拔姿态，既严肃又不失分寸，在这些愚蠢的朝臣之中只有他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军人。”

艾斯曼注意到，当希姆莱穿过房间朝海因里希走来的时候，海因里希一下子绷紧了。将军小声抱怨道：“幸好那个人从未打算踏足我的指挥部。如果哪天他要登门拜访，马上就告诉我，我好走人。他真令我感到想吐。”确实，艾斯曼认为，当希姆莱拽着海因里希交谈的时候，他的脸色十分苍白。

此时，古德里安的继任者克雷布斯上将也走进了屋子，他一看见海因里希便走了过来。那天一早，海因里希就从克雷布斯那里获悉，他手头必不可少的装甲部队被调拨给了舍尔纳的集团军群。尽管他认为克雷布斯没能对此表示强烈抗议负有责任，但现在海因里希对新任陆军总参谋长的态度却算得上是热情友好了——他可能很感谢克雷布斯能在此时出现，把自己从与希姆莱的寒暄中拯救出来。

克雷布斯照例表现得既得体又热情。他信誓旦旦地保证道，毫无疑问，在此次会议上，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当海因里希提及自己的一些问题时，邓尼茨、凯特尔和鲍曼都加入进来，这三个人全都许诺，当海因里希向希特勒进言陈情之时，将会得到他们的鼎力支持。鲍曼转向艾斯曼问道：“你对目前集团军群所面临的形势有何看法？这一切都关系着柏林乃至整个德国未来的命运？”艾斯曼一时被惊得目瞪口呆。苏联人离首都只有60公里，而盟军正从西边全速横穿德国，这个问题似乎近乎疯狂。他直言不讳地答道：“形势很严峻，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被召到这里开会的原因。”鲍曼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宽慰道：“你不必如此担惊受怕，元首一定会同意给予你帮助的，你将会得到作战所需的一切兵力。”艾斯曼瞪着眼睛发愣，鲍曼所想的那些兵力将从哪里弄来呢？一时间，他感到很不舒服。看来在这个房间里，自己和上司海因里希是少数还清醒着的正常人。

越来越多的军官和参谋鱼贯进入了这条已经拥挤不堪的走廊。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超然而又沉着的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大将与他的副手共同抵达；空军总参谋长卡尔·科勒（Karl Koller）航空兵上将，以及国防军最高统帅部负责补给和补充兵力的参谋长瓦尔特·布勒（Walter Buhle）步兵上将[3]一起走了进来。好像基本上每个人都跟着一名副官、一名勤务兵或一位副手，由此造成的喧闹和混乱令艾斯曼想到了一群嗡嗡响的蜜蜂。

在挤满了人的走廊里，海因里希默默地站着，面无表情地聆听着嘈杂的交谈声。这些谈话多半是闲聊，内容多是些无关紧要的琐事。地堡本身和其内的气氛让人感到窒息，甚至会产生一种不真实的虚幻感。海因里希不安地察觉到，希特勒和他的近臣们已经躲进了一个自己努力营造的梦幻世界之中。在这个世界里，灭顶之灾是不存在的，一个即将发生的奇迹就可以将逆境轻松化解。此时此刻，他们什么都不需要做，只需要等待着一个能创造奇迹的人出现便能逢凶化吉。

走廊里突如其来的动静打断了海因里希的沉思。布格多夫上将挥动着高举过头的双手，努力让大家伙儿安静下来。“诸位，诸位，”他大喊道，“元首驾到！”

“古斯塔夫！古斯塔夫！”当机群靠近滕佩尔霍夫区的时候，广播里传来了密语警告。在地铁沿线各个车站的站长办公室里，扩音器传出很大的喊声：“危险15！”——又一次覆盖整座柏林城的饱和轰炸开始了。

泥土迸溅了出来，玻璃在空中乱飞，混凝土块砸碎在街道上，尘埃如同龙卷风似的从上百个地方旋转直上，把城市覆盖在深灰色的令人透不过气来的隔膜当中。男男女女争先恐后地跑着，跌跌撞撞、慌慌张张地奔向掩蔽所，尖叫声不绝于耳。露特·迪克尔曼在抵达安全的地方以前，抬起头看见了似海浪般接踵而至的轰炸机群，“就像生产流水线。”他这样惊叹道。而在克虏伯—德鲁肯米勒工厂里，法国籍劳工雅克·德洛奈正在检修一辆浑身弹痕、被严重打损的破烂坦克，他刚从坦克里取出了半条令人作呕的人的胳膊，还没来得及感到害怕，轰炸机就呼啸而至了。他赶忙把残肢扔掉，飞一般冲向附近的隐蔽所。在胜利大道，勃兰登堡—普鲁士统治者们的大理石雕像在基座上摇晃着、呻吟着。12世纪的领袖人物、绰号“大熊”的阿尔贝特侯爵[4]雕像所高高举起的十字架，在同时代的杰出人物奥托·冯·班贝格主教的胸像上被碰了个稀巴烂。附近的斯卡格拉克广场上，警察们慌张地丢下仍在树上晃悠的自杀者的尸体，四散奔逃寻找掩蔽处。

一串燃烧弹穿透了莱尔特街监狱B监区的天花板，在二层燃起了十来个耀眼的镁光火堆。囚犯们被破例放出了牢房，在看守的监督下着急忙慌地去灭火，他们拎着一桶桶沙子，在刺鼻的烟雾中跌跌撞撞地穿行。有两个人突然停了下来。第244号牢房的囚犯凝视着第247号牢房的囚犯，然后他们激动地相拥而泣——赫伯特·科斯奈伊和库尔特·科斯奈伊兄弟惊喜地发现，这些天他们都被关在同一层楼上。

在潘科区，韦尔特林格尔夫妇躲藏在默林家位于底层的两居室里，西格蒙德在厨房里抱着啜泣中的妻子玛格丽特。“如果一直这样的话，”他的嗓门比高射炮持续不断的开火声还大，“那连犹太人都可以公开去掩蔽所了。如今德国人全都被炸弹吓了个半死，哪还有劲头去告发我们。”

14岁的鲁道夫·雷施克则有充裕的时间目睹一切。他惊讶地发现，轰炸机群在天空形成了一道亮闪闪的“银河”——他喜欢与低空扫射的战斗机玩危险的捉迷藏游戏，可现在这些飞机飞得太高了，没有玩头了。这时他的母亲歇斯底里地吼了起来，一把将他拽进了地下室，9岁的妹妹克丽斯塔正在那里颤抖和哭泣。整个地下室仿佛都在摇动，灰泥从天花板和墙上掉了下来，接着灯光开始闪烁不定，没多久干脆彻底熄灭了。在一片黑暗中，雷施克太太和克丽斯塔开始大声祈祷，过了会儿鲁道夫也加入了向“我们的天父”祈祷的行列。炸弹的爆炸声越来越响，这会儿地下室好像一直在颤动。雷施克一家曾经历过多次空袭，但与这次比都不一样。雷施克太太把两个孩子揽在怀里，轻声啜泣起来。鲁道夫以前很少听到母亲哭，虽然他知道她经常忧心忡忡，尤其是担心在前线的丈夫。突然间他对那些飞机生起气来，因为它们把自己的妈妈吓坏了，而且鲁道夫自己也第一次感到害怕。他有点尴尬地发现，自己也在哭。

在母亲拉住他之前，鲁道夫冲出了地下室，一口气跑上楼梯，回到了位于底层的家里。他径直走进自己的房间，找出收集的玩偶，随后从其中选出那个表情动作最威严的人物，玩偶瓷质的脸庞特征明显。他又走进厨房，把母亲用的沉重的斩肉刀取了下来。鲁道夫无视空袭的威胁，跑到这幢公寓楼的院子里，把玩偶放在地上，挥刀将玩偶的头砍了下来。“好啦！”他边说边站起身退后，低下头，脸上还带泪痕，毫不愧疚地看着阿道夫·希特勒的断头。

希特勒步履蹒跚地进入了地堡的走廊——半弯着腰，左脚在地上拖着，左胳膊控制不住地抖动着。尽管他的身高约有1.74米，但由于现在他的头和身子朝左边歪，显得矮了不少。那双曾经被他的追随者们称为“魅惑”的眼睛，现在又辣又红，仿佛几天都没有睡过觉似的。他的脸庞浮肿，脸色是一种有污斑似的暗淡灰色。浅绿色的眼镜在他的右手上悬荡着，强烈的灯光让他很不舒服。片刻之间，他就面无表情地盯着将军们，他们的右手举起向前伸出，齐声喊道：“希特勒万岁。”[5]

走廊里太拥挤了，结果希特勒费了点劲才从每个人身边走过，进入小会议室里。艾斯曼注意到，元首走过去后其他人就开始继续聊天，没有他预期中的那种含有尊敬意味的安静。至于海因里希，他被元首的模样惊呆了，他认为希特勒“就像一个只差一点就要咽气的绝症病人，如同一具行尸走肉”。

希特勒似乎很痛苦地拖着脚慢慢走到了桌子的上首位。艾斯曼吃惊地看着他“就像麻袋一样瘫进了扶手椅，一句话不说，保持着前倾的姿势，胳膊就在椅子边上撑着”。克雷布斯和鲍曼走到元首的身后，坐在靠墙的椅子上，克雷布斯就在那里向希特勒非正式地引见了海因里希和艾斯曼。希特勒无力地同他们两个人握了手，海因里希注意到自己“几乎感觉不到元首的手，因为没有感受到手被对方握住时的那种握力”。

由于屋子狭小，不是每个人都有座位，于是海因里希便站在元首的左边，艾斯曼站在右边，凯特尔、希姆莱和邓尼茨坐在桌子对面的椅子上。其余的人就待在外面的走廊上。令海因里希吃惊的是，他们仍然在闲聊，尽管嗓音现在已经压低了。克雷布斯在会议上首先发言。“为了让指挥官”——他看着海因里希——“能尽快地返回他的集团军群，”他说道，“我建议海因里希立即汇报。”希特勒点了点头表示赞同，戴上他的绿色眼镜，示意海因里希开始。

将军以其从容不迫、一丝不苟的方式直入主题。他瞟了一下桌子四周的人，又看了看希特勒，开口说道：“我的元首，我必须告诉您，敌人正在筹备的攻势，在兵力和威力上都极其强大。此刻，他们正在从施韦特（Schwedt）南部一直到法兰克福南部的广阔区域做着进攻的最后准备。”希特勒惯用的地图就摊开在桌子上，海因里希的手指沿着奥得河前线受威胁的地段缓缓地滑了过去，那是一条大致有120公里长的线。随后，他在可能会遭到最猛烈打击的城市上边略微停上一下——施韦特、弗里岑（Wriezen）地区、屈斯特林桥头堡周边，以及法兰克福南部。海因里希说道，他丝毫也不怀疑“主要的进攻”落在仍坚守这个中央地区的“布塞的第9集团军头上”，而且“苏联红军还将打击施韦特周围的冯·曼陀菲尔的第3装甲集团军南翼”。

海因里希仔细讲述了他如何安排兵力去加强布塞的第9集团军，以应对预期中的苏联人的猛攻，但由于要增援布塞，冯·曼陀菲尔就受到了削弱。第3装甲集团军的部分前线现在由二流部队坚守着：上了岁数的人民冲锋队、几支匈牙利人组成的部队，还有几个在安德烈·弗拉索夫将军领导下的由苏联投诚者组成的师——他们十分不可靠。然后，海因里希直截了当地指出：“第9集团军现在状况比以前还要好一些，而第3装甲集团军却没有能力投入到即将到来的血战中。冯·曼陀菲尔部队的潜力，至少在其战线的中段和北段是不高的，他们严重缺乏大炮，尽管把很多高炮推到了前线应急，但高射炮是无论如何都取代不了大炮的。更何况，就是高射炮都面临弹药匮乏的窘境。”

克雷布斯赶忙打断他的话。“第3装甲集团军，”他强调说，“很快就会拥有重炮的。”

海因里希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他可不需要空头支票，只有当自己真正看到调拨来的大炮时才会相信克雷布斯的豪言壮语。随后，海因里希就自顾自地继续讲了下去，好像从没有被打断过一样。他向希特勒解释称，第3装甲集团军能有当前的安全形势，只有一个原因——洪水泛滥的奥得河。“我必须提醒您，”他说道，“只是在奥得河保持泛滥的情况下，第3装甲集团军的虚弱状态才不至于引发严重问题。”而一旦洪水退去，海因里希补充说，“苏联人很快就会在那儿发起猛攻。”

房间里面的人专注地听着海因里希的慷慨陈词，但他们也对此感到不安。如此直截了当的发言，在希特勒的会议上是极其罕见的，大多数军官都习惯了报喜不报忧。自从古德里安走人以后，还没有人像这样坦率地讲过话——而且显然，海因里希才刚刚开始。现在他转而谈到奥得河畔法兰克福的守军事宜。希特勒已经宣布那座城市是一个要塞，就像不幸的屈斯特林一样。海因里希希望能放弃法兰克福，他认为那里的部队正在希特勒狂热的“要塞”祭坛上被白白牺牲掉，他们能够被拯救出来，并在其他战场上得到更有效的使用。古德里安曾在有关屈斯特林的问题上持有相同看法，但最终，他对这座城市的“固执己见”却让自己惨遭解职厄运。现在海因里希很可能因为自己的这番发言步其后尘。然而，维斯瓦集团军群指挥官把法兰克福的部队视作自己的责任，无论有什么后果都义无反顾，他把这个尖锐的可能引火烧身的问题当众提了出来。

“在第9集团军防区，”他开始说道，“前线的最薄弱部分就是法兰克福周边，那里的守军兵力薄弱，而且弹药匮乏。我认为，我们应该放弃法兰克福的防御，把部队撤出来。”

希特勒突然抬起头来，说出了会议开始以来的第一句话。他用刺耳的声音点明了自己的态度：“我拒绝接受这项提议！”

在此之前，希特勒不仅保持沉默，而且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就好像对眼前的一切完全不感兴趣。艾斯曼对此的印象是，他压根没在听，现在元首仿佛突然“清醒了过来，并开始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兴趣”。他开始询问守军的兵力、给养和弹药情况，而且出于某种无法理解的原因，甚至还询问了法兰克福炮兵部队的部署状态。海因里希一一作答，逐步进行了陈述，并从艾斯曼手里接过报告和数据，摆在希特勒面前的桌子上。希特勒一一翻看着递过来的文件，似乎留下了些许印象。海因里希意识到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了，于是用不大但断然的声音强调说：“我的元首，我真的认为放弃法兰克福的防御将会是一个明智而正确的举措。”

令房间里大多数人吃惊的是，希特勒转向陆军总参谋长说道：“克雷布斯，我认为将军关于法兰克福的意见是正确的。拟定出给该集团军群的必要命令来，今天就交给我。”

人们被惊呆了，沉默中，外面走廊里乱哄哄的声音似乎过大。艾斯曼感到自己突然对海因里希产生了新的尊敬。“海因里希本人似乎完全不为所动，”他记得，“不过他给我使了个眼色，我的理解是‘嗯，我们赢了’。”然而，这个胜利却转瞬即逝了。

此时走廊里发生了一阵巨大的骚动，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肥硕的身躯出现在会议室狭窄的门口。他推搡着挤了进去，热情地向在场的众人打招呼，用力摇着希特勒的手为自己的迟到表示歉意。他有些费力地挤到了邓尼茨的身边，当克雷布斯把海因里希的情况介绍转告他的时候，令人心神不宁的延误出现了。克雷布斯讲完之后，戈林站起身来，把两只手都放在地图桌上，朝希特勒俯下身子，似乎要对会议的议题品头论足一番。然而，他却笑容满面，兴致颇高地谈起了自己的见闻：“我有一件事必须告诉你们，一次我视察第9伞兵师……”

他的话没能继续讲下去。希特勒突然在椅子上挺得笔直，然后又猛地站了起来，话语从他的嘴里滔滔不绝如同机枪发射一样倾泻而出。在场的人几乎都蒙了，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些什么。“在我们的眼前，”艾斯曼后来回忆，“他的怒火如火山喷发一般喷涌出来。”

他的狂怒跟戈林没有一点关系，那是对他的顾问和将军们进行的长篇抨击，因为他们十分抵触自己钟爱的要塞战术，根本不把自己的见解当回事。他吼道：“在整个战争期间，要塞曾一再实现它们的目的，这在波森（Posen，今波兰波兹南）、布雷斯劳（Breslau，今波兰弗罗茨瓦夫）和施奈德米尔（Schneidemühl，今波兰皮瓦）已经得到了证实。有多少苏联人被它们牵制住了？要攻陷它们是多么困难！每座要塞都打到了最后一个人！历史已经证明我是完全正确的，我要求要塞战至最后一人的命令是毋庸置疑的！”然后，他径直对着海因里希尖叫道，“这就是为什么法兰克福要保持其要塞地位的原因！”

这场长篇大论的指责突然结束了，就像开始的时候一样突然。不过，希特勒虽然累得瘫坐在那里，却再也平静不下来了。在艾斯曼眼中，他似乎完全丧失了自控力。“他浑身颤抖，”艾斯曼回忆说，“手里握着几支铅笔，上上下下疯狂地挥动着，在这个过程中铅笔‘咚咚’地敲打着椅子的扶手，给人的感觉是他已经神经错乱了。事情来得太突然，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尤其让人们感到担忧的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居然就掌握在这个健康严重受损的人手中。”

尽管希特勒大发雷霆，其对法兰克福的态度变化无常，但海因里希还是固执地拒绝放弃。他轻声而耐心地——就好像那场爆发并没有发生过一样——再次陈述自己所有的论点，强调了每条能够想到的要放弃法兰克福的理由。邓尼茨、希姆莱和戈林都站在他这一边，但那充其量只是象征性的支持。房间里三位职务最高的将军一直保持沉默。凯特尔和约德尔一句话都没说。海因里希之前就预料到了二人这样的表现，克雷布斯也没有提出任何意见。希特勒显然是彻底筋疲力尽了，只是在拒绝考虑每条理由的时候挥挥手，做出疲倦的手势。不过很快，他就再度恢复了活力，要求了解法兰克福守军指挥官恩斯特·弗里德里希·比勒尔（Ernst Friedrich Biehler）上校的资历。“他是一个非常可靠且富有经验的指挥官，”海因里希回答道，“他在战斗中多次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他是格奈森瑙式的人物吗？”希特勒厉声诘问道。他指的是普鲁士元帅冯·格奈森瑙伯爵，他曾在1806年成功地击退了拿破仑对科尔贝格要塞的进攻。

海因里希保持着镇静，声音平和地回答说：“法兰克福之战将证明，他是不是格奈森瑙式的人物。”希特勒厉声说道：“好的，让比勒尔明天来见我，我亲自定夺，到时候我再决定法兰克福何去何从。”海因里希已经在法兰克福的第一仗中失败了，他认为第二仗也完全可能失败。比勒尔戴着厚厚的眼镜，是一个不起眼的人，他不会给希特勒留下多少印象的。

会议现在到了被海因里希视作紧要关头的时候。当他再次开口讲话的时候，对自己缺乏外交辞令方面的技巧深感遗憾，因为他只知道一种表达自己的方式。现在，他还是一如既往地说出了赤裸裸的真相。“我的元首，”他说道，“我并不认为奥得河前线的兵力能够挡住苏联人即将发起的猛烈进攻。”

希特勒仍然在颤抖着，一言不发。海因里希描述了组成其部队的各色人等——用德国可动员的兵力凑出来的——他们的作战能力完全不合格。战线上的大多数部队都没有受过训练，缺乏作战经验或者由于补充兵员缺乏作战经验导致实力削弱，因而不可信赖。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指挥官身上。“例如，”海因里希解释说，“第9伞兵师就让我很担心，该师的军官和士官以前几乎全都是行政官员，既没有受过训练，也不习惯指挥战斗部队。”

戈林突然被激怒了。“我的伞兵！”他大声吼道，“你在对我的伞兵指手画脚！他们是现存的最棒的伞兵！我不想听这种贬低人的话！我亲自为他们的作战能力打包票！”

“您的看法，帝国元帅阁下，”海因里希冷冰冰地说道，“多少有些偏见。我并没有针对您的部队说任何事情，但经验告诉我，没有受过训练的部队，尤其是没有经验的军官率领的部队，往往第一次遭到炮击的时候就会受到极大惊吓，结果从那以后就什么事情都干不好了。”

希特勒再次发言，他的声音现在镇定而且理性，宣称“必须尽最大努力来训练这些部队，在战斗开始以前肯定有时间这么做”。

海因里希向他保证，将会在剩下的时间里尽一切努力，不过他还补充说：“训练并不能给他们带来作战经验，而这正是其欠缺之处。”希特勒驳回了这条意见。“合适的指挥官将会传授作战经验，而且不管怎么说，苏联人也在用不够格的部队作战。”希特勒声称，斯大林的“实力快要消耗殆尽了，剩下的全都是能力极其有限的奴隶士兵”。海因里希发现，希特勒掌握的错误情报已经荒谬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他强烈提出反对意见。“我的元首，”他说道，“苏联军队既有能力且兵力雄厚。”

海因里希认为，把眼下绝望形势的真相说清楚的时候到了。“我必须清楚地告诉您，”他直言不讳地说道，“自从把手头的装甲部队移交给舍尔纳之后，我所有的部队——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必须充作一线部队，没有预备队，一点也没有。他们能顶住苏联红军进攻开始前的猛烈炮击吗？他们能顶住敌人进攻开始后的猛烈冲击吗？在一段时间里，也许有可能。但是，面对我们预料中的那种攻击，我们的每个师每天都将损失一个营。这就是说，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整条战线上我们每周将会损失几个师。我们没有本钱去进行这样可怕的消耗，我们没有可以替代他们的兵力。”他停顿一下，意识到所有与会者的目光都在注视着他，随后海因里希继续发言，“我的元首，实话实说，即使是最乐观的估计，我手头的部队也只能抵抗几天。”他朝房间四周看了看，“然后，”他说出了最终的可怕结局，“一切都不可挽回了。”

死一般的寂静。海因里希知道，他说的数据是不容置疑的。聚集在这里的人对这些伤亡统计数字也十分熟悉。但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愿谈到那些数字。

戈林首先打破了这令人不知所措的寂静。“我的元首，”他大声宣布，“我将立即派遣10万名空军人员支援您，他们会在几天内抵达奥得河前线。”

希姆莱严肃地瞥了一眼自己的主要竞争对手戈林，随后又瞥了希特勒一眼，似乎正在探究元首的反应。接下来他用尖锐的嗓音宣布：“我的元首，25 000名党卫军战士将在奥得河前线捍卫他们的荣誉。”

邓尼茨不甘于人后，他已经给海因里希派去了一个海军步兵师，现在他宣称将提供更多的兵力。“我的元首，”他宣布，“12 000名水兵将立即从军舰里撤出，火速赶赴奥得河！”

海因里希注视着他们。这些人自愿从他们的私人帝国里提供未经训练、缺乏装备、不合格的部队，在这场可怕的拍卖会中花费的是生命而非金钱。他们在相互出价，不是为了拯救德国，而是为了给希特勒留下深刻印象。突然间拍卖热成了传染病，大家七嘴八舌，每个人都努力地榨出手头的可用兵力，有个人还在询问预备军的兵力情况。于是希特勒喊道：“布勒！布勒！”

在外面的走廊上，那群待命的将军和勤务兵从咖啡一直喝到了白兰地，呼喊声响了起来。“布勒！布勒！布勒在哪里？”又是一阵骚动，负责补给和补充部队的参谋长瓦尔特·布勒上将从人群当中挤了过去，进入会议室。海因里希看了看他，然后厌恶地转过脸去。布勒一直在喝酒，身上有股酒味。[6]

其他人似乎谁都没有注意或者在意这样不合时宜的味道——包括希特勒。元首向布勒提出了若干个问题，有关预备军、步枪、轻武器以及弹药的供应。布勒的回答口齿不清，海因里希认为他的话很愚蠢，但希特勒似乎很满意他的答复。按照他从布勒的答复中算出来的数字，另有13 000人的部队能够从所谓的预备军中拼凑出来。

希特勒把布勒打发走，然后转向海因里希。“瞧，”他说道，“你拿到15万兵力了，这大概相当于12个师。你现在有预备队了。”人命拍卖到此结束了。希特勒显然认为这个集团军群的问题已经彻底解决。然而他所做的一切，充其量就是为第三帝国再买到12天的阳寿——也许是以无数人的鲜血和生命为代价买到的。

海因里希竭力让自己在这样荒唐的局面中保持冷静。“这些人，”他断然说道，“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作战训练，他们一直待在后方，要么在办公室里处理公文，要么是在军舰上服役，或者是在空军基地的地勤工作岗位上工作……他们从未在前线打过仗，甚至从未看到过苏联人。”戈林立即插嘴道：“我所提供的兵力，多半是战斗部队的飞行员，他们是最顶尖的精英。还有曾参加过卡西诺山防御战的英雄部队，这些部队的名望胜过所有其他的部队。”他满脸通红，口若悬河，激动万分地告诉海因里希，“这些人的意志、勇气和战斗经验一应俱全。”

邓尼茨也怒了。“我告诉你，”他厉声对海因里希指出，“战舰上的水兵完全同你的国防军部队一样棒。”一时间海因里希也发了火。“难道你不认为在海上作战和陆地作战大不相同吗？”他尖锐地问道，“我告诉你，所有这些人都将在前线被敌人屠杀！被屠杀！”

如果说海因里希的突然爆发让希特勒震惊的话，他却并没有表现出来。当别人发怒的时候，希特勒似乎变得冰一般冷静。“好了，”他决定打断手下们的争吵，“我们将把这些预备队放在前沿阵地后方大约8公里的二线上，前沿将承受苏联人的炮火准备带来的震撼。而在此时，预备队将逐渐习惯于战斗，如果苏联人突破的话，那么他们就可以投入战斗。而要把敌人赶回去的话，你要使用几个装甲师。”他盯着海因里希，好像在等待他对一件鸡毛蒜皮的琐事表示赞同似的。

海因里希并不认为这是一件小事。“您把我最有经验、战斗准备最充分的装甲部队都给抽走了，”他说道，“集团军群请求把他们调回来。”海因里希的每个单词的发言都很清晰，他说道，“我必须把他们要回来。”

在他身后的人都大为惊骇，希特勒的副官布格多夫气愤地在海因里希的耳边小声说着，“住口！”他命令海因里希，“你必须闭上你的嘴！”海因里希坚持己见。“我的元首，”他重复道，没有理会布格多夫，“那些装甲部队必须回到维斯瓦集团军群的作战序列中。”

希特勒挥了挥手做道歉状。“我非常抱歉，”他回答道，“但我不得不把这些精兵强将从你那里抽走，你南边的友军更需要你的装甲部队。苏联人的主攻目标显然不是柏林，在你战线南方的萨克森州，敌军集结了更为强大的兵力。”希特勒在地图上的奥得河苏联红军阵地上方挥着手。“你当面的这一切，”他用疲惫和不耐烦的声音宣告，“只不过是一种牵制性攻击，为的是要混淆视听。敌人的主攻方向不会是柏林，而是这里。”他动作浮夸地把一根手指放在布拉格上，“因而，”元首继续说道，“维斯瓦集团军群应该能够抵挡住那些次要攻势。”

海因里希难以置信地盯着希特勒[7]，然后又看着克雷布斯。对陆军总参谋长来说这一切看起来十分荒谬。克雷布斯大声说话了。“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情报，”他解释道，“元首对形势的估测是完全正确的。”

海因里希决定进行最后的努力。“我的元首，”他尽力解释道，“为了对付敌军的攻势，我已经做完了可能做的一切准备工作。我并不把这15万人当作预备队。对于我们肯定会遭受的严重损失，我无能为力。把这一点完全说清楚是我的责任。我也有责任告诉您，我不能保证能击退敌人的进攻。”

希特勒突然活跃了起来，他挣扎着站起来，嘭嘭地敲着桌子。“信念！”他叫嚷道，“信念和对胜利的坚定信心将弥补所有的不足！每个指挥官都必须充满信心！你！”他用手指指着海因里希，“你自己首先必须拥有这样的信念，并把这样的信念灌输给你手下的每一名士兵！”

海因里希无所畏惧地盯着希特勒。“我的元首，”他说道，“我必须重复一遍——再说一遍是我的责任——单靠希望和信念是不可能赢得这场战役的。”

在他身后有一个声音在低声说道：“住口！别说了！”

但希特勒甚至听都不听海因里希说的话。“我明确地告诉你，大将，”他叫嚷道，“如果你认为这场战役必胜，那么你就会取得辉煌的胜利！如果你的部队被注入了同样的信念，那么你就将战无不胜，而且这样的胜利将是战争中最伟大的完胜！”

在令人不安的寂静之中，海因里希脸色发白。他彻底绝望了，收拾起文件递给艾斯曼。两位军官默默地离开了仍然悄无声息的房间。在外面的走廊休息室里，他们被告知地面上的空袭仍在持续。两个人都麻木地站在那里等待，处于恍恍惚惚之中，几乎意识不到身边的人还在喋喋不休地讲话。

几分钟以后，他们获准离开地堡。爬上楼梯，他们来到了外面的花园里，站在此处海因里希说出了离开会议室后的第一句话。“都是无用功，”他疲倦地感慨，“还不如把月亮带到地球容易呢。”他抬起头看着城市上空厚厚的烟幕，小声地自言自语：“全都是徒劳的！这一切毫无意义！”[8]

基姆湖的蓝色湖水就像一串移动的镜子，映照着雪线之下覆盖在山麓上的大片松树林。瓦尔特·温克（Walther Wenck）重重地拄着手杖，越过湖泊朝远处凝望，看着几公里以外贝希特斯加登周围蜿蜒起伏的山峦。那是一番非同寻常的美丽而和平的景象。

早开的花儿到处都是，雪盖已经开始从高高的山脉上消失，尽管现在只是4月6日，但连空气中也荡漾着春天的气息。所处环境的和平景象让古德里安前任副手的伤康复得很快，年仅45岁的他是德国国防军中最年轻的兵种上将。

这里是巴伐利亚州的阿尔卑斯山腹地，战争似乎远在1 600公里以外。除了由于在战斗中负伤而来休养的人，或者像温克那样因为意外事故来休养之外，整个地区几乎看不到一个军人。

尽管身体仍然很虚弱，但温克正逐渐康复。考虑到那场车祸的惨烈程度，他能活下来实属幸运。在2月13日的交通事故中，坐在车里的他头部受伤，全身多处骨折，在医院里住了近6周。由于肋骨多处粉碎性骨折，现在他从胸部到大腿仍然裹着外科束带。战争对他而言似乎结束了。毋庸置疑，战争的结局是可悲而清晰的。他认为，不出几个星期，第三帝国就会寿终正寝。

尽管德国的未来可能会很凄凉，但温克仍然应该感谢上苍：他的妻子伊姆加德（Irmgard）以及他们15岁的龙凤胎孩子——儿子赫尔穆特和女儿西格丽德都平安无事，正和他一起住在巴伐利亚。温克痛苦地慢慢走回他们居住的如画般的小客栈。当他走进门厅时，伊姆加德给他捎来了一条消息，要温克立即给柏林挂一个电话。

接电话的是希特勒的副官布格多夫将军，布格多夫让温克次日就去柏林向希特勒报到。“元首，”布格多夫说道，“任命你为第12集团军指挥官。”温克既惊讶又感到困惑。“第12集团军？”他愣了愣，有些迟疑地问道，“这是哪个集团军？”

“你到了柏林就全清楚了。”布格多夫回答道。

温克没有死心。“我从来就没听说过第12集团军。”他追问道。“第12集团军，”布格多夫不耐烦地说道，好像把一切都解释清楚了，“现在正在组建。”然后挂了电话。

几个小时以后，温克再次穿上笔挺的将军制服，向忧虑的妻子告别。“不管你做什么，”他提醒她，“你都必须待在巴伐利亚，这里是最安全的地方。”然后，他在对任命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动身前往柏林。在此后的21天里，这个实际上并不知名的将军的名字，将成为几乎每个柏林人心中希望的同义词。

参谋们已经习惯于看到海因里希偶尔发发火，但此前谁都没见过他如此大发雷霆，维斯瓦集团军群指挥官这会儿正在暴怒之中。他刚刚收到法兰克福“要塞”指挥官比勒尔的报告，这位年轻的上校拜见了希特勒。果然不出海因里希所料，戴着眼镜、脸庞瘦削的军官并不符合希特勒心目中北欧日耳曼民族英雄的标准形象。只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在此期间甚至都没有提到法兰克福这个地名，希特勒便握了握手将年轻的军官打发走了。比勒尔一离开地堡，希特勒便命令撤换法兰克福守军指挥官。“另外找人，”元首告诉克雷布斯，“比勒尔肯定不是格奈森瑙式的人物！”

布塞将军的第9集团军直接指挥法兰克福守军，他从克雷布斯那里听说法兰克福的指挥官马上就要换人了，便立即向海因里希做了报告。现在，当比勒尔站在海因里希的桌边时，这位怒火冲天的“狠毒的小矮个”正在给克雷布斯打电话。他的参谋们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他们已经能够从海因里希用手指击打桌面的方式判断出他的火气到底有多大——这会儿他的右手正在咚咚地猛烈敲打着桌子。电话接通后，海因里希吼道：“克雷布斯，比勒尔上校现在就在我的办公室里，我要你认真听着，比勒尔要官复原职，继续担任法兰克福守军指挥官。这件事我已经告诉布格多夫了，现在我再告诉你一遍。我拒绝接受任何其他军官。你明白了吗？”他并没有等对方答话。“还有一件事，比勒尔的骑士‘铁十字’勋章到底在哪里？他等那枚勋章已经等了好几个月了，现在他就要得到它。你明白了吗？”海因里希还没完。“现在听好了，克雷布斯，”他说道，“如果比勒尔得不到他的‘铁十字’勋章，如果比勒尔无法官复原职，那这个集团军群指挥官我就不干了！你听清楚了吗？”海因里希仍然在狂怒地捶着桌子，继续施压，“我希望你今天就对此事做出确认！清楚了吗？”接着他砰的一声把电话挂断。克雷布斯在对方的暴怒前一声都没吭。

艾斯曼上校后来回忆，4月7日下午，“集团军群收到了两封从元首大本营发来的电传打字电报。第一封电报是确认比勒尔担任法兰克福守军指挥官，第二封电报是他被授予骑士‘铁十字’勋章”。

在达勒姆，希特勒的参谋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大将坐在办公室里等待温克将军的到来。第12集团军的新任指挥官刚刚告别希特勒，现在要由约德尔向温克简要地介绍西线的形势。摆在约德尔桌子上的，是西线德军总司令阿尔贝特·凯塞林（Albert Kesselring）空军元帅[9]提供的一沓报告，报告中描绘了一幅几乎每时每刻都会变得更加阴暗的可怕画面，到处都有英美盟军在突破。

理论上，第12集团军应该成为柏林的西部屏障，坚守约200公里长的易北河下游和穆尔德河下游，阻击英美盟军向柏林挺进。希特勒决定由温克率领一个由10个师组成的集团军，该集团军由装甲兵训练部队的军官、帝国劳工组织、军校学员、各种各样的小部队，以及在哈茨山被打垮的第11集团军残部构成。约德尔怀疑，即便这样的部队能够及时组建起来，是否有用还两说；假如有用的话，对战局的影响也不会大到哪里去。况且在易北河畔，这个集团军恐怕永远也不会被投入战斗——尽管他无意向温克透露这一点。在约德尔办公室的保险箱里，仍然存放着那份缴获的“日食计划”。这份文件详尽地描绘了一旦德国投降或者崩溃，英美盟军将采取的行动，还附有标注详尽的地图，地图上标明了战争结束时按照协议每个盟国将要占领的地区。约德尔仍然坚信，美国人和英国人将会在易北河停住脚步，那里大致就是战后英美盟军和苏联红军占领区之间的分界线。在他看来，艾森豪威尔的这个举动就是要把柏林留给东方攻过来的苏联人。

“诚然，”艾森豪威尔将军在给丘吉尔的最后一封电报的最后一段中指出，“如果前线存在着这样的机会，一旦出现‘日食计划’中预想的状况（德国崩溃或者投降），那么我们就将在前线各处奋力挺进……柏林将会包括在我们的重要目标之内。”欧洲盟军最高统帅愿意做出的承诺就是这么多，它并没有让英国人感到满意。英国的参谋长们则在孜孜不倦地继续催讨着一个明确的决定，他们甚至给华盛顿拍发了电报，要求召开会议讨论艾森豪威尔的战略。斯大林的电报让他们十分警惕，英国的参谋长们认为，虽然大元帅口口声声说他计划于5月中旬发动攻势，却并没有表明他打算什么时候把“第二梯队”投入到柏林方向。这样一来，他们仍然认为还是尽早攻占柏林为妙。除此之外，他们还强调“在这个问题上，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应该给予艾森豪威尔相应的指导”。

马歇尔将军的回答坚定并果断地结束了这场争论。“先于苏联人攻占柏林，可能会在心理上和政治上为我们带来些许好处，”但他话锋一转，随后不容争辩地指出，“但这一切不应该凌驾于紧迫的军事考虑之上，而我们当前紧迫的军事考虑就是摧毁并瓦解德国武装力量。”

马歇尔并没有把通往柏林的大门完全堵上，因为“事实上，柏林就在主攻方向的突击中心”，然而没有时间让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长时间考虑这个问题了。马歇尔说，盟军现在深入德国的推进速度实在太快了，因而“由这个或者任何其他形式的委员会来审查作战行动的可能性”，只能抛之脑后了。马歇尔用对最高统帅的毫不含糊的支持结束了他的回复：“只有艾森豪威尔才知道应该如何去打他的仗，并充分利用变化着的形势去赢取胜利。”

对不胜其烦的艾森豪威尔而言，他已经宣称愿意改变他的计划，不过那得是在接到命令的情况下。4月7日，他给马歇尔发了电报，“如果我们真能以微小代价夺取柏林的话，我们当然应该这样做”。但由于苏联人事实上距离柏林非常近，因而他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把柏林作为一个主要目标在军事上是站不住脚的”。艾森豪威尔说，他是第一个“承认战争是为了实现政治目标的人，如果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决定，盟军攻占柏林高于这一战区中的单纯军事考虑，那么我将欣然再次调整我的计划和想法，以便完成这一作战行动”。然而，他又强调了他的想法：“在我们实施总体计划的过程中，如果夺取柏林既可行又实际，那才应该这么做。目前我们总的计划，一是分割德军的兵力……二是我们的左翼要牢牢掌握吕贝克地区，三是决不允许德国人撤到南部山区，并在那里建立抵抗要塞。”

第二天，他给了蒙哥马利几乎同样的回复。蒙哥马利竭力维护丘吉尔和英军参谋长们的要求，他向艾森豪威尔再要10个额外的师，以便朝吕贝克和柏林进攻。艾森豪威尔表示拒绝。“至于柏林，”盟军最高统帅说，“我非常愿意承认它在政治和心理上具有的意义，但意义更为重大的是柏林的德军剩余兵力的位置。我打算把我的注意力集中在他们身上。当然，如果我能得到一个易于攻占柏林的机会，我会抓住的。”

此时此刻，丘吉尔决定尽早结束这场无休止的争论，避免盟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他告知罗斯福总统，他认为这个事情到此为止了。“为了表达我的诚意，”他给总统发电报说，“在这里我谨引上一句我了解不多的拉丁语谚语，Amantium irae amoris integratio est。”翻译过来的意思是：情人的争吵，恰是爱情的重生。

不过，虽然针对“SCAF 252”电报和英美盟军目标的争议在幕后进行，但英美盟军部队却一直是在按小时计算向德国纵深挺进。没有人告诉他们，柏林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已经大为降低了。

[1] 卡尔·申克尔（Karl Frederich Schinkel，1781—1841），德国建筑师、画家，以其在诸多相关艺术领域中的古典浪漫主义创作成为当时德国的美学鉴赏权威。

[2] 此处原文写的是上校，但武装党卫军军衔体系中的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其实只相当于国防军的少校军衔，京舍的最终军衔就是二级突击队大队长。

[3] 此处原文是少将，但布勒早在1944年4月1日就晋升步兵上将了。

[4] “大熊”阿尔贝特（Margrave Albert the Bear，约1100—1170），即阿尔贝特一世（Albert I），勃兰登堡的第一位伯爵，阿斯卡尼亚王朝的创建者。12世纪德意志向东欧扩张的主要领袖之一。

[5] 与普遍接受的看法相反，希特勒健康的恶化，并不是由于他在1944年7月的炸弹刺杀行动中受到的伤害造成的，尽管那似乎标志着迅速衰弱的开始。二战结束以后，美国的反间谍情报部门讯问了几乎每个给希特勒看过病的医生。本书作者读了他们的所有报告，虽然没有一份报告指出希特勒麻痹状况的原因，但普遍的看法是，从根源上讲有部分是心因性的，还有部分是由他的生活方式造成的。希特勒几乎不睡觉，夜晚和白天对他来说没有多少区别。除此之外，有大量证据说明他是慢性中毒，他任意用药，而他最受宠的医生特奥多尔·莫雷尔教授又给他开了大剂量的针剂。那些针剂含有吗啡、砷和士的宁，这位医生还自己合成了含有各种人工兴奋剂的神秘的“特效药”。——原注

[6] 在本书作者对海因里希的一次采访中，海因里希说：“布勒在他身前挥舞着一面白兰地酒的大旗。”——原注

[7] 海因里希后来说：“希特勒的说法完全打垮了我，我几乎不能就此而争论，因为我并不知道在舍尔纳的集团军群正面是什么形势。我确实知道希特勒完全错了，我所能想到的就是，人怎么能欺骗自己到这种程度？我意识到他们全都生活在一个幻境里。”——原注

[8] 对希特勒会议的研究素材，主要来自海因里希的日记，辅以艾斯曼上校的长篇回忆录。海因里希严谨地记下了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包括希特勒的原话。在海因里希和艾斯曼的叙述中有一些不同，但在1963年对海因里希进行为期3个月的一系列长期采访的过程中，这些差异都解决了。

[9] 此处原文写的是陆军元帅，其实凯塞林一直是德国空军军官，他的最终军衔是空军元帅。

5

一场赛跑正在进行着，在战争史上，从来也没有这么多的人以如此之快的速度进行推进。英美盟军攻势的速度具有传染性，在整条战线上，各集团军掀起了一场宏大的竞速赛，都想全力以赴进行最后的胜利冲刺，抵达易北河边，拿下桥头堡，尽早结束战争。与此同时，在西线北部和中部的每个师都决心首先抵达易北河。河对岸的柏林从来就是最后的目的地。

在英军战区，第7装甲师——著名的“沙漠之鼠”——自从离开莱茵河之后几乎就没有停下过脚步。一过莱茵河，第7装甲师师长刘易斯·欧文·莱恩（Lewis Owen Lyne）少将便强调：“全体官兵，你们的眼睛现在应该牢牢地盯住易北河。部队一开拔，我提议要日夜兼程，在我们到达那里之前不要停下来……接下来就杀个痛快吧。”现在，即便遇上了德国人的猛烈抵抗，“沙漠之鼠”仍以每天超过30公里的速度向前狂飙突进。

飞行中队的准尉副官查尔斯·亨内尔（Charles Hennell）连军士长认为：“让第7装甲师攻占德国首都，是对我们这支从北非沙漠就一直艰苦奋战至今的老牌劲旅最好的回报，是天经地义的。”自阿拉曼战役之后，亨内尔就一直和“沙漠之鼠”待在一起。埃里克·V.科尔（Eric V. Cole）军士长甚至有更令人信服的理由到达柏林。他是一名参加过敦刻尔克大撤退的老兵，1940年时被德国人赶到了海上，现在科尔正铁了心准备进行最后的清算。他时常吵着要装甲兵们把车辆设备保持在最佳的运行状态，打算把挡在第7装甲师坦克前面的德国人一直赶回柏林去。

英军第6空降师曾在D日引领他们的同胞进入诺曼底，现在他们下定决心要领先到最后一刻。休·麦克温尼（Hugh McWhinnie）中士从德国俘虏那里听说，英国人一越过易北河，敌人就会“打开大门，让他们长驱直入前往柏林”。对此他深表怀疑。因为第6空降师所走过的每一里路都遭遇了敌人的顽抗，前进的道路是一步一个脚印打出来的。第5伞兵旅第13伞兵营的威尔弗雷德·戴维森（Wilfred Davison）上尉确信，奔赴柏林的过程将是一场赛跑，不过他和该师的大多数人一样坚信“第6空降师将领跑这场比赛”。该师师部的约翰·L.希勒（John L. Shearer）上尉却有些担心，因为他听到谣传说“柏林已经留给美国人了”。

美军的各空降师也听到了类似的谣传，但他们烦恼的是谣传里对伞兵只字未提。在詹姆斯·加文少将的第82空降师的集结区，空降兵已经训练很多天了，然而很明显眼下在柏林实施空降作战是不可能了。唯有在敌人突然崩溃令“日食行动”付诸实施的情况下才能进行空降突击，派空降兵去柏林执行必要的维持治安的任务，但这似乎希望渺茫。盟军最高统帅部已经指示刘易斯·布里尔顿中将的第1空降集团军，准备实施解放盟军战俘营的空投行动，行动代号“欢腾”。尽管他们很想把战俘解放出来，但让这些空降精英们仅仅参加一个解救行动，而不是作战任务，这样的前景使空降集团军的官兵再也欢腾不起来了。

类似的失意出现在了其他空降部队的身上，马克斯韦尔·泰勒少将麾下的第101空降师那群“呼啸山鹰”们再次充当步兵投入了战斗，这次是在鲁尔区。加文的第82空降师奉命派出第505伞兵团参加战斗。该师还接到了待命通知，在日后的行动中帮助蒙哥马利的第21集团军群渡过易北河。

505伞兵团1营C连外号叫“荷兰佬”的阿瑟·B.舒尔茨（Arthur B. Schultz）二等兵，也许最为出色地总结了空降兵们的感受。他爬上一辆开往鲁尔区的卡车，对他的好友乔·塔勒特二等兵说了一串怪话：“哇哦！我引导他们进入诺曼底，对吗？进入荷兰，对吗？看着我，伙计，我是一个出身名门的美国人，整个国家只有一个我。他们想物有所值，他们不想把我浪费在柏林，该死，不想！他们把我捏在手里！他们要把我从空中扔到东京去！”

不过，在空降部队垂头丧气之时，陆军地面部队却对未来充满了期望。

在中央战区，兵力雄厚的美国军队正在全力向前突击。随着辛普森庞大的第9集团军脱离蒙哥马利的第21集团军群，布莱德雷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指挥4个野战集团军的将军。除了第9集团军之外，他的兵力还包括第1、第3和第15集团军，总共将近100万大军。

4月2日，在来到莱茵河东岸仅仅9天以后，他的部队便完成了对鲁尔区的包围。被装进这个10 000平方公里口袋里的，是瓦尔特·莫德尔元帅统领的B集团军群，兵力至少有32.5万人。由于莫德尔的部队被包围，西线如同敞开了大门，布莱德雷大胆地往前快速推进，仅仅留下了第9和第1集团军的部分兵力来肃清口袋中仍负隅顽抗的德军。现在他的部队正奋勇向前，北方的英军和南方的德弗斯上将的美军第6集团军群则庇护着他的侧翼。在这种情况下，布莱德雷更是毫无顾虑地大举猛攻，穿过德国中部朝莱比锡和德累斯顿挺进。在美军从北到南的序列中，第9集团军距易北河最近，在指挥官们看来，似乎布莱德雷已经授权辛普森向前猛冲，照这个势头美军将夺取柏林。

包围鲁尔区的当天，艾森豪威尔对全军下达了命令。布莱德雷的集团军群的任务是“肃清……鲁尔区……朝卡塞尔—莱比锡一线推进……抓住任何机会夺取易北河上的一个桥头堡，做好在易北河彼岸作战的准备”。4月4日，也就是第9集团军被交还给他的那一天，布莱德雷亲自给麾下的各集团军下达了新的战斗命令。在第12集团军群的“第20号指令”中，第9集团军得到的指示是：首先，以希尔德斯海姆（Hildesheim）地区作为集团军的中心——离易北河大约110公里，大体上在汉诺威南部向前一线平推；然后，“一旦接到命令”，第二阶段作战就将即刻展开。正是这段极其重要的话把第9集团军的角色讲清楚了，而且在集团军指挥官看来，其部队的目的地是没有丝毫疑问的。这段话写明：“第二阶段，一旦接到命令即向东进军……利用一切机会夺取易北河上的桥头堡，准备继续向柏林或者东北推进。”第一阶段，也就是向希尔德斯海姆的大举猛攻，似乎纯粹是一个指示方向的命令，没人认为会待在那里。但第二阶段却是第9集团军的每个师都一直等待着的发令旗，而最迫切的那个人当属集团军指挥官，绰号“大傻”的威廉·辛普森中将[1]。

“我的部下都被激励起来了，”辛普森后来回忆道，“我们是最先抵达莱茵河的人，现在我们要成为最先冲进柏林城的人。我们自始至终只考虑一件事情——尽快攻占柏林，穿过柏林，在柏林的另一侧与苏联人会师。”自集团军群下达指令起，辛普森就分秒必争，他预期用不了几天就可以到达希尔德斯海姆的阶段线。于是辛普森对他麾下的参谋们透露，他计划“把一个装甲师和一个步兵师，部署在马格德堡北边的易北河畔通往波茨坦的高速公路上，从那里我们将随时迫近柏林”。辛普森还打算，“如果我们占领了桥头堡，而他们又让我们放手大干一番的话”，他就让第9集团军的其余部队“以最快的速度”投入到冲向德国首都的战斗去。他兴奋地告诉他的参谋们：“该死，我做梦都想去柏林。你们所有人也一样。上至将军，下至军衔最低的二等兵，都想去柏林。”

艾萨克·怀特少将，是外号“地狱之轮”的第2装甲师的师长，意志坚定，瘦而结实，他甚至在麾下部队渡过莱茵河之前就计划攻占柏林了，比辛普森还要先行一步。怀特的作训科长布里亚德·波伦·约翰逊（Briard Poland Johnson）上校，在几个星期前就精心策划了向德国首都进军。他的计划非常齐全，到3月25日，详尽的命令和套地图用的塑料薄膜都已经准备好了。

第2装甲师的进攻计划在某种程度上与辛普森的构想差不多，也是沿着易北河畔马格德堡的高速公路向前猛扑，拟议中每天的推进路线都标在地图的塑料膜上，每个阶段起了一个别具一格的代号。在从马格德堡出发的大约100公里的最后冲刺中，沿途各个阶段的名字分别是：“白银”“丝绸”“缎子”“雏菊”“紫罗兰”“水罐”，最后，在覆盖着柏林的蓝色字的上面，写着代号“终点”。第2装甲师推进过程中，大部分时间内只遇到了一些零星的抵抗，往往一天就能推进56公里。怀特坚信，按照这个速度，他最终将成为拿下德国首都的英雄人物。现在马格德堡就在13公里之外了。怀特十分乐观地预计，如果他的部下能够在马格德堡夺占一个桥头堡的话，那么他就能在两天之内杀入柏林城。

现在，在第9集团军80多公里宽的战线上，怀特的第2装甲师充当了突击矛头。这个师是西线盟军编制最大的单位之一，它的坦克、自行火炮、装甲车、推土机、卡车、吉普车和大炮，形成了一个超过115公里长的洪流。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战斗力，全师分成了3支装甲部队——A战斗群、B战斗群和R战斗群，其中R战斗群是预备队。即便如此，由于全师是以纵队向前推进，大约每小时前进3公里，因而要经过一个给定点需要差不多12个小时。这支行动缓慢的装甲部队走在第9集团军的其他部队前面——只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

在它的右翼，一支车队顽强地与第2装甲师齐头并进一路冲杀，一步都没有落下。这支塞满了士兵的车队由五花八门的车辆组成，从空中俯瞰的话，它既不像充斥着坦克战车的装甲师，也不像普通的步兵师。事实上，如果不是在车队中点缀着一些美军卡车的话，这支队伍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一支德军车队。罗伯特·梅肯少将独具特色的第83步兵师，号称“痞子马戏团”，这会儿正乘着他们从德国人手里缴来的各式车辆，竭尽全力朝易北河前进。每支投降的德军部队，每个被攻占或竖白旗的城镇，都要按份额给这个师捐出车辆。当然了，德国人通常是在枪口的威胁下才愿意捐出宝贵的机动车辆。每辆刚刚到手的车子都会被迅速刷上一层橄榄绿油漆，侧面匆匆涂抹上白色五角星，然后被投入第83步兵师的行列中。“痞子马戏团”的官兵甚至还设法解放了一架德国飞机，并花了大气力搞到了一个飞行员。结果这架飞机在整个前线造成了巨大恐慌，并蔓延开来。第30步兵师120团的威廉·G.普雷斯内尔二级军士长是从诺曼底的奥马哈海滩一路打过来的，他熟悉每架德国空军战斗机的黑色轮廓，所以当他看到一架明显属于德国人的战机朝他呼啸而至时，便大声叫嚷着“ME 109飞机”，随后慌忙地寻求隐蔽。然而飞机并没有用机枪对地扫射，这把他搞糊涂了。于是他抬起头注视着那架古怪的战斗机逐渐远去，飞机上的橄榄绿刷得斑斑点点，机翼下方还歪歪扭扭地写着“第83步兵师”几个大字。

别说自己的同胞，就连德国人都被第83步兵师的交通工具彻底搞糊涂了。当这个师一窝蜂似的涌向易北河时，第329步兵团的黑利·尤斯蒂斯·科勒（Haley Eustis Kohler）少校听见一辆汽车不停地在后面摁着喇叭。“这辆梅赛德斯汽车从后面赶上了我们，”他回忆道，“然后开始加速，试图超越公路上的每个人。”约翰·J.德文尼上尉也注意到了这一幕，他记得“那辆车在我们的队列中进进出出，与我们同向而行”。当它从德文尼的车旁经过时，上尉目瞪口呆地发现那是一辆由专职司机驾驶的德军军官座车，里面全都是德国军官。一阵机枪扫射让那辆车停了下来，德国人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当了俘虏，他们还以为自己是在友军部队的车队中行驶呢。那辆梅赛德斯汽车车况极佳，也被匆匆刷上油漆，立即投入到宏大的追击战中。

梅肯将军下定决心，要让他的第83步兵师成为第一个跨过易北河、向柏林进军的步兵师。第83步兵师和第2装甲师之间的竞争现在已经趋于白热化。当这两个师的先头部队在4月5日同时到达威悉河的时候，梅肯说“有关谁应该先渡河的问题，吵得那是相当激烈”。双方最终达成了一种无奈的妥协：两个师挤在一起同时渡河。第83步兵师师部有传言说，怀特将军对“痞子马戏团”的所作所为勃然大怒，据说第2装甲师师长的原话是：“没有一个该死的步兵师能打败我杀奔易北河的人马。”

第2装甲师的竞争对手还有别人。号称“胜利之师”的第5装甲师的行军纵队和怀特所部的推进速度不相上下，他们也有攻占德国首都的小算盘。“当时唯一的难题就是，谁将首先抵达柏林。”第5装甲师参谋长爱德华·吉尔伯特·法兰德（Edward Gilbert Farrand）上校记得，“我们计划在唐格明德、桑道（Sandau）、阿尔讷堡（Arneburg）和韦尔本（Werben）渡过易北河。我们听说苏联人就要动手了，所以我们已经做了万全的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这个师一直在向前推进，法兰德记得没人能在晚上睡四五个小时——而且经常谁也不睡觉。由于部队连续行军，法兰德的半履带车现在成了师部。第5装甲师的进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德军的抵抗很微弱。法兰德回忆道：“行军实际上没啥事做，最多解决掉敌军的后卫部队。”不过，当一颗炮弹击穿了他的座驾时，法兰德承认，这些德国后卫部队也是能打死人的。

在步兵师当中，第84、30和102师都把目光盯住了柏林。在第9集团军的战线上，又累又脏的官兵一边行军一边吃饭，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希望能抵达柏林，高歌猛进的势头本身就令人感到兴奋。不过，尽管德军的防御没有总体上的规划协调，但有时还是会爆发激烈的战斗。

在一些地区，死硬分子在末日来临之际进行了殊死抵抗，第84“劈木人”步兵师334团1营营长罗兰·L.科尔布（Roland L. Kolb）中校注意到，最残酷的战斗来自分散隐蔽在树林中骚扰行军队列的党卫军战士。装甲纵队通常会绕过这些狂热的残兵，把他们留给步兵去清剿，而小城镇里经常会爆发激烈的遭遇战。在行军途中，科尔布在某处震惊地发现了一群12岁大的孩子，他们正在操纵火炮，他记得“那些孩子拒绝投降，决定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其他人也有类似的恐怖经历。在条顿堡林山（Teutoburger Wald）林木茂密的山岭附近，率领第2装甲师先头部队的第67装甲团2营营长詹姆斯·弗朗西斯·霍林斯沃思（James Francis Hollingsworth）少校，发现自己突然被德军坦克包围了，原来他的行军纵队误打误撞冲进了敌人的一个坦克训练场。霍林斯沃思是很幸运的，因为那些坦克都是老旧的教具，里面的发动机早就被拆掉了，根本动弹不了。不过，用于训练新兵的坦克炮还在，所以德国人迅速开始了疯狂的射击。克莱德·W.库利（Clyde W. Cooley）上士是在北非打过仗的老兵，他是霍林斯沃思坦克上的炮手，立即进入了战斗状态。他先旋转炮塔干掉了一辆1 350米处的德军坦克，然后又把大炮转了过来，打掉了70米开外的另一辆坦克。“当大家都开火的时候，周围已经变成了可怕的炼狱！”霍林斯沃思回忆道。战斗才刚刚结束，一辆满载士兵的德国军用卡车居然沿着道路高速向第2装甲师的纵队驶来。霍林斯沃思当即命令部下放卡车进入到射程之内，当这辆倒霉的军车距离他们只有70米的时候，他下令开火。卡车被12.7毫米口径的重机枪子弹打成了马蜂窝，熊熊燃烧起来，翻车时把车上一群穿制服的人甩到了道路上。大多数人在落地时就丢了命，但有几个重伤者还在苟延残喘，发出生不如死的可怕尖叫声。当霍林斯沃思过来检查那些或是支离破碎，或是被打成筛子的尸体时，他惊讶地发现这些士兵都是身着制服的德国妇女，大概相当于美国的陆军妇女队队员。

抵抗完全是无法预料的。许多地区一枪未放就打出了白旗。在某些城镇，市镇长官向美军举起了双手，而撤退中的德军部队却仍然在居民区中间穿行，常常与美国人的坦克和步兵只相隔一个街区。代特莫尔德（Detmold）地区的工厂是德国最大的军械厂之一，厂里派出的人遇见了惠勒·梅里亚姆中校的第82装甲侦察营的开道坦克，那辆坦克正在第2装甲师的前方进行侦察。那位德国军械厂的代表宣布，工厂负责人想投降。“当我们向前开进的时候，炮弹全都落在我们身边，”梅里亚姆回忆道，“工厂负责人、经理和工人都在工厂外面列好了队。负责人做了简短的投降讲话，然后还将一把漂亮的镀铬毛瑟手枪当成礼物送给了我。”再往前走几个街区，梅里亚姆又接受了一个完整的德国军需连的投降，外加大量的钞票。但几个小时之后，在梅里亚姆后面赶来的美军步兵却经历了一场长时间的苦战，为的是肃清同一座城市中的敌人。原来代特莫尔德正好坐落于党卫军的一个训练区中心。

类似的事件随处可见，不胜枚举。在一些小城市里，一块已投降区域的宁静，会突然被几个街区之外猛烈战斗的枪炮声打破。第83步兵师师长梅肯少将记得，他在这样一座城市的主干道上，“从我的指挥部前门走进来时很安全，但当我试图从后门离开时，却几乎得杀出一条血路来”。在一座城镇的郊区，第30步兵师的部队遇到了几个步枪上系着白手绢的德国士兵，但当那些德国兵试图向美军投降时，遭到了身后仍然在继续战斗的党卫军散兵的机枪扫射。

有些人想出了受降的新方法。第83步兵师的弗朗西斯·绍默上尉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有几次他是用电话受降的——在一把0.45英寸口径的柯尔特手枪支持下。绍默用这把枪顶着一位刚刚抓获的市长的脑门，威胁他说：“要是知趣的话，就给下一个市镇的长官打电话，告诉他，如果他的地盘还想继续存在的话，最好现在就放弃抵抗，举手投降。告诉他，让所有人都在窗户外面挂上白床单，要不然就……”那位被吓坏了的市长“通常就会危言耸听地告诉他的邻居，他这里的美国人有数以百计的坦克和大炮，成千上万的部队。这个计策屡试不爽”。

攻势规模日益庞大的时候，公路上挤满了急于赶路的摩托化部队和坦克装甲纵队，它们从成千上万向西而去的德国俘虏旁边反向而行，向东推进，甚至都没有时间处置这些俘虏。胡子拉碴的德国国防军官兵们精疲力竭，在无人押送的情况下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头朝莱茵河走去，他们中的一些人仍然携带着武器。第113机械化骑兵群的随军牧师本·罗斯回忆说，有两个穿着制服的军官显得十分绝望，走过他所在的纵队旁边时“用了很长时间试图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以便把他们的随身武器交出去”。但美军官兵们一门心思要多赶路，因而只是竖起拇指叫他们往西走。

德国的城镇一个接一个地在向前猛冲的盟军部队面前陷落了，此前没有几个人听说过那些城镇的名字，无论如何，没人能长时间待在那些城镇里，长到足以记住它们的名字。像明登（Minden）、比克堡（Bückeburg）、廷登（Tündern）和施塔特哈根（Stadthagen）这样的地方，只不过是通往易北河途中数不胜数的公路检查站中的几个而已。但第30步兵师却偶然碰到了一个熟悉的地名，这个地名太熟悉了，大多数人都记得，他们为这个地方真的存在而感到惊讶。这个小城叫哈默尔恩（Hameln），因花衣魔笛手的传说[2]而闻名。早些时候，第2装甲师曾绕过了几个党卫军把守的据点，现在据点内的党卫军在做自杀式顽抗。第30步兵师用猛烈的炮火进行了凶狠的还击。到4月5日，这座有着童话书中色彩艳丽的姜饼屋和鹅卵石街道的城镇，被烈火和爆炸摧残成了瓦砾。第117步兵团团长沃尔特·莫里斯·约翰逊（Walter Morris Johnson）上校说：“这一次，我们用一种稍许不同的笛子把老鼠赶走了。”

到4月8日，第84步兵师进抵了于15世纪建城的汉诺威郊外。自渡过莱茵河之后的长途奔袭中，拥有40万人口的汉诺威是第9集团军下属各师攻陷的最大城市。第84步兵师师长亚历山大·罗素·博林（Alexander Russell Bolling）少将本来想要绕过这座城市，但上面却命令把它拿下。博林根本就不乐意这么做。一旦他的部队陷入麻烦的巷战，那么他就失掉了宝贵的时间——这会让他在冲向易北河的竞速赛跑中输得一干二净。战斗是激烈的，但两天不到，德国人的抵抗就只剩下一些孤立的小战斗了。博林为第84步兵师的英勇战斗而骄傲，同时又急于马上向前进军。此时盟军最高统帅和他的参谋长史密斯中将，以及第9集团军指挥官辛普森中将到汉诺威来视察，眼前的一切让高管们感到既惊讶又骄傲。当正式会谈结束时，博林记得：“艾森豪威尔对我说，‘亚历克斯，你接下来要去哪？’我回答道，‘将军，我们要直通柏林，任何事情都不可能阻挡我们前进的脚步。’”

按照博林的说法，艾森豪威尔“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面带微笑地祝福，‘亚历克斯，一直往前冲，祝你有世界上所有的好运，不要让任何人挡住你的步伐’”。当艾森豪威尔离开汉诺威时，博林认为自己“已经从最高统帅那里得到了一个明确的口信——第84步兵师即将开上通往柏林的快车道”。

4月8日，就在同一个星期天，暂时略微领先第83步兵师的第2装甲师，在希尔德斯海姆的第一阶段线上停了下来。现在该师必须等待进一步的命令，才可以发起第二阶段的进攻。怀特少将对暂停感到高兴，全师以这样的高速度推进，很多车辆已经亟待维修，怀特起码需要两天时间来做维修工作。他明白暂停也会让其他部队跟上来，但很多士兵在经历了过去几天疯狂的高速推进之后，都在纳闷为什么现在要停下来。士兵们由于此次暂停而不耐烦，以前这样的停止前进曾给了敌人重新组织和强化防御的机会。在离终点如此接近的情况下，谁也不想把自己的运气推开。乔治·佩特科夫（George Petcoff）二级军士长是参加过诺曼底登陆的老兵，他现在担心“柏林的战斗，因为我的霉运可能要来了”。随军牧师罗斯记得，有名坦克兵对未来极为迷信，他爬出坦克看着漆在坦克前面的“无畏的乔”这句话，煞费苦心地把“无畏的”（Fearless）这个单词给刮掉了。他宣布：“从现在起，它就是不折不扣的乔！”

如果说士兵们对耽搁感到不耐烦和担心的话，那么他们的指挥官们——包括怀特少将在第19军军部里的顶头上司——则更加忧心忡忡。军长雷蒙德·斯托林斯·麦克莱恩（Raymond Stallings McLain）少将希望，任何东西都不要干扰他的绝妙计划。他并不为补给担心：尽管部队推进速度如此之快，但强大的后勤车队都能保证将物资按时按量送到手。他的部队目前兵强马壮，整个第19军拥有超过12万的兵力，比美国南北战争中参加葛底斯堡战役的联邦军人数还多，他的手头还有1 000余辆装甲车辆。麦克莱恩后来直言，拥有这样的实力，他“绝不怀疑在渡过易北河6天之后”，第19军就会全部进入柏林。

麦克莱恩从辛普森的指挥部获悉，目前的停顿只是暂时的——耽搁的原因既有战术上的也有政治上的。实际上他的消息在这两方面都是正确的。前方就是苏联占领区的未来边界，而暂停前进又给了盟军最高统帅部考虑形势的时间。迄今为止不论是英美盟军还是苏联军队，都没有定下地理上的“进攻停止线”，这样一来，双方发生直接冲突的危险就依然存在。但在没有德国人集结抵抗的情况下，更高级的指挥部根本不想停止进攻。然而，有个重要问题必须得考虑到：一旦越过苏联占领区的边界，那么夺取的每一寸地盘，未来迟早都得奉还给苏联人。

冲得最远的部队，现在距离柏林只有200公里。在第9集团军的前线各地，士兵们在待命，并没有注意到最高统帅面临的那个微妙问题。他们的急切是有种种理由的。卡罗尔·斯图尔特一等兵期望着能对德国首都的美景先睹为快，因为他听说在欧洲的所有城市中，柏林是最漂亮的。

英国皇家空军准尉詹姆斯·“迪克西”·迪恩斯（James “Dixie” Deans）在桌前啪的一声立正，潇洒地向德国上校行了一个军礼，赫尔曼·奥斯特曼（Hermann Ostmann）则以同样的身姿利落地给予回礼。奥斯特曼上校是关押盟军战俘的第357战俘营的指挥官，这座战俘营位于汉诺威北边的法灵博斯特尔（Fallingbostel）附近。每当战俘迪恩斯与战俘营指挥官奥斯特曼会面，他们都要完成一系列军事礼仪，相互敬礼只不过是礼节之一。他们两人的行为一如既往地堪称典范。

在这两个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勉强而又谨慎的尊重。迪恩斯认为，这位指挥官——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年军官，因手臂痉挛无法在战斗部队服役——是一个公正的战俘营长官，从事着一份他并不喜欢的工作。就奥斯特曼而言，他知道被战俘们选来担任发言人的29岁的迪恩斯，是一个倔强、坚定的讨价还价者，他能够让奥斯特曼的日子不太好过，而且他的确经常做到这一点。上校一直就清楚，对第357战俘营的真正控制，掌握在身材修长的迪恩斯对战俘们的稳固管理和战俘们对他毫不动摇的忠诚之中。

领航员迪恩斯是一个传奇人物。他的飞机1940年的时候在柏林上空被德军击落，从那以后他就沦为了战俘。在每一处战俘营里，他都学到了一些新的技能。迪恩斯清楚地知道如何才能为自己和难友们争取最大程度的优待，他还学到了大量与战俘营指挥官打交道的办法。按照迪恩斯的说法，传统的做法基于“你只要无时无刻不再给讨厌的家伙找麻烦”。

现在，迪恩斯低头盯着衰老的上校，等待着被告知将自己传唤到指挥官办公室的原因。

“我这里有一道命令，”奥斯特曼说道，同时举起了一些表格，“恐怕我们必须把你和你的人转移出去。”

迪恩斯立即警惕起来，“转移到哪里，上校？”他问道。

“此地的东北方，”奥斯特曼说道。“具体的地点我也不知道，但我将在途中得到指示。”随后他又补充说，“当然你得明白，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你们。”他停下来无力地笑了笑，“你们的军队离这儿很近了。”

迪恩斯意识到这一点已经有几天的时间了。战俘营里进行“娱乐”活动时秘密造出了两台高性能的收音机，一台藏在一个老式的不断使用的留声机里面，另一台是用电池供电的小收音机，藏在主人的餐具里，能够把最新的新闻在第357战俘营里传播开。通过这些珍贵的信息源，迪恩斯知道艾森豪威尔的部队已经渡过了莱茵河，正在鲁尔区作战。战俘们仍不清楚英美盟军的推进范围，但如果德国人要转移战俘营，那么盟军肯定就在附近了。

“如何进行转移呢，上校？”迪恩斯问道。他知道德国人始终只用一种方式转移战俘——步行。

“他们将列队行军。”奥斯特曼说道。随后，他以一种彬彬有礼的姿态给迪恩斯提供特殊优惠，“你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和我一起乘车。”迪恩斯同样彬彬有礼地谢绝了。

“病号怎么办呢？”他问道，“战俘营的很多人已经动不了了。”

“他们将被留在后面，我们会给予他们所能做的一切帮助，你的一些人也可以和他们待在一起。”

现在迪恩斯想要知道战俘将在什么时候动身。有时候奥斯特曼怀疑，身陷囹圄的迪恩斯可能对战争形势的了解并不亚于自己，但有件事情他确信迪恩斯不可能知道。根据上级传来的消息，英军正大体上朝着法灵博斯特尔的方向推进，现在离这儿只有80~100公里；而根据所有的报告，美国人已经在南边80公里处的汉诺威了。

“马上动身吧，”他对迪恩斯说，“这是我的命令。”

离开指挥官办公室的时候，迪恩斯知道要为众人的行军做好准备，但他对此感到无能为力。食品短缺，几乎所有的战俘都由于营养不良而骨瘦如柴，长时间的艰苦旅程基本上肯定会让他们中的许多人失去生命。但是当他返回营房，向整个战俘营传递转移的口信时，他向自己庄严地起誓：“迪克西”·迪恩斯打算尽其所能，无论是刻意放慢转移速度，还是搞一搞小小的骚乱或是静坐示威，总之使用一切手段，一定要把第357战俘营里的1.2万人全都带到盟军战线去。

到目前为止，身为新组建的第12集团军指挥官的瓦尔特·温克装甲兵上将，还不知道其指挥部的具体位置。据说指挥部是在哈茨山脉以北的地区，距离柏林100~130公里远，不过温克的车已经开了几个小时了，还是没有找到目标。道路上黑压压的全是朝两个方向行走的难民和车辆，有些难民无目的地朝东走，避开进军的美国人；还有的人由于害怕苏联人，正匆匆朝西边走。载着士兵的车队似乎同样漫无目的。温克的司机多恩在缓慢开动汽车的时候不停地按着喇叭。他们由西向南走，车越是朝前开，情况就越是混乱。温克变得愈加担心和不安，他不知道，当最终抵达指挥部的时候会发现什么。

温克在去指挥部的过程中绕了个大圈子，他决定先去莱比锡西南的魏玛城（Weimar），然后再朝位于巴特布兰肯堡（Bad Blankenburg）附近某处的指挥部开。虽然这样的话他要多绕几乎160公里的路，但温克这样绕行却是有理由的。魏玛的一家银行里有他一生的积蓄，大约一万帝国马克，他打算把这笔存款统统取出来。但当他的汽车接近魏玛城时，道路上却奇怪地变得空无一人，远处传来了“噼噼啪啪”的枪声。又朝前走了几公里之后，他的车被拦了下来。国防军的宪兵警告将军，巴顿率领的美军第3集团军的坦克已经出现在城郊了。温克被惊得目瞪口呆，一种被欺骗的感觉油然而生。他觉得自己上了当，眼前的形势比自己在希特勒的统帅部里获悉的要糟得多。他对盟军推进的高速感到难以置信——德国有这么多的地方已经沦陷了。更令他无法释怀的是，他的一万马克八成也是打水漂了。[3]

在当地的国防军指挥部里，军官们告诉温克整个哈茨区域都有沦陷的危险，部队正在仓皇撤退，各地区都遭到了包抄。显然，他的指挥部已经从这个地区溜之大吉了。温克又回过头来朝德绍（Dessau）奔去，据说他的一些部队正在当地集结。在德绍北边大约13公里的罗斯劳（Rosslau）附近，他发现集团军指挥部就在一所以前的国防军工兵学校里。在那里温克还发现了有关第12集团军的真相。

第12集团军的前线沿着易北河及其支流穆尔德河延伸，大约有200公里长——大致是从北边的易北河畔维滕贝尔格，往南到莱比锡东面的穆尔德河畔。在其北翼，与英国人对阵的是西北战线德军总司令恩斯特·布施（Ernst Busch）元帅的部队。在南边，是西线德军总司令阿尔贝特·凯塞林空军元帅遭到重创的部队。温克几乎没有关于上述部队的兵力情报。这两者之间的防区属于温克，而他的第12集团军仅仅存在于纸面上，除了坚守易北河沿岸零星阵地外，他只剩下少量被打垮的师的残余力量。他发现其他的单位甚至还没有运作起来，还有为数不少的影子部队尚待组建，他的大部分炮兵部队没有机动能力，就布置在诸如马格德堡、维滕贝尔格这样的城镇周边的固定阵地上，或是驻扎在易北河沿岸的桥梁和渡口旁。温克的第12集团军目前有一些突击炮，一群装甲车，大约40辆小吉普车式的大众运兵车，充其量只有10余辆坦克。

尽管据说那些散兵游勇和残余部队加在一起，会让他得到约10万人的兵力，但这离原先许诺给他的10个作战师差得可有点远。那些余部的原单位有着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名字——克劳塞维茨[4]、波茨坦、沙恩霍斯特[5]、乌尔里希·冯·胡滕[6]、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雅恩[7]、特奥多尔·克尔纳[8]——充其量只剩下五个半师，大约5.5万人。

除了那些已经进驻固定阵地或者投入战斗的部队之外，新组建的第12集团军的主要兵力，是一群渴望参战的军事院校学员和军官候补生。无论是温克，还是他的参谋长京特·赖希黑尔姆（Günther Reichhelm）上校，对当前战斗的最终结局都没有丝毫怀疑，但温克却拒绝屈服于幻灭。尚算年轻的他渴望参战，温克看到了许多年长的将领可能疏忽的东西：第12集团军在兵力上的欠缺，可以由年轻军官和军校学员的顽强与献身来弥补。

温克认为，他发现了一种使用稚嫩却充满热情的部队的方式，那就是把他们用作机动突击部队，按照需要从一个地区冲向另外一个地区——至少要等到其他部队重组完毕和就位。温克相信，采用这种方式，其麾下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就可以为德国赢得宝贵的时间。他就任集团军指挥官后的首次行动，就是命令他最具战斗力和装备最好的部队进入中央位置，准备用在易北河或穆尔德河地区。温克看着地图，在可能进行战斗的地区画了圈——比特费尔德（Bitterfeld）、德绍、贝尔齐希（Belzig）、维滕贝尔格。他觉得还有另一个地方，美国人肯定想从那里渡过易北河。坐落在三条河流交汇处的马格德堡在三十年战争[9]期间几乎被完全毁灭，现在全城又重获新生。孤岛式的城堡和建于11世纪的大教堂所构成的巨大要塞，就像一个灯塔一样，矗立在美军行进的道路上。在该地区的周围，尤其是马格德堡南部，温克派出了沙恩霍斯特师、波茨坦师和冯·胡滕师等装备最好的部队，尽可能地阻挡美军的攻击。

他的防御计划非常细致，每个细节都考虑到了，他的战术被手下的军官牢记在心。现在，在温克东北方190公里的维斯瓦集团军群指挥部，戈特哈德·海因里希也为战斗做好了准备。

防线的后面，海因里希又设立了第二道防线。海因里希告诉手下的指挥官，在苏联人进行炮火准备之前，他就会命令第一道防线上的所有部队立即撤至第二道防线。让苏联人一拳“打在空口袋上”，这是海因里希在莫斯科战役时期用的老花招。苏联人的炮击一停止，部队就要重新回到第一道防线上占领阵地，阻击敌军的进攻。这个计策曾经在多次战役中屡试不爽，现在海因里希指望着它能再次发挥奇效。不过同以往一样，其窍门在于准确地把握住对手进攻的具体时间。

苏联红军已经进行过几次佯攻了。在柏林以北的冯·曼陀菲尔的第3装甲集团军防区，指挥着战斗力较弱的第46装甲军的马丁·加赖斯（Martin Gareis）步兵上将确信，进攻将于4月8日开始。在加赖斯的防区当面，大批车辆在向前调动，炮兵部队在不断集结，这些似乎都表明攻击即将打响，而且被俘虏的苏联士兵甚至还扬言这天就是进攻日。海因里希对这些报告嗤之以鼻。他自己的情报加上他相信直觉的老习惯，都告诉他这个日子太早了。结果他是对的，在整个奥得河前线，4月8日风平浪静。

然而海因里希的警觉现在是不会停顿的。每天他都会乘坐一架小型侦察机飞越战线，观察苏联红军部队和他们炮兵的部署情况；每天晚上，他都会悉心研究最新获得的情报汇总和对俘虏的讯问笔录，孜孜不倦地寻找可以准确推断出对手进攻时间的线索。

在这个紧张而又关键的时期，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却把海因里希召到他的庄园吃午饭。尽管离开指挥部只有几个小时，海因里希还是觉得极度厌烦和厌恶，但他却无法拒绝这位权力人物的邀请。帝国元帅的巨大庄园名叫卡琳，距离维斯瓦集团军群在比肯海恩的指挥部只有几公里路。庄园面积大得惊人，戈林甚至还有自己的私人动物园。当海因里希和他的副官冯·比拉上尉临近庄园时，他们都被戈林拥有的公园式不动产震惊了，湖泊、花园、景观露台以及林荫车道构成了一幕幕风景。从大门到庄园主楼间的道路两侧，矗立着多名身着整洁合身制服的德国空军伞兵，他们是戈林的贴身卫队。

主楼就像戈林其人一样，既厚实又奢华，接待大厅让海因里希想到了“一座巨大的教堂，非常宽敞，令人们的目光不由自主移动到顶部的横梁上”。戈林穿着华丽的白色猎装，冰冷地朝海因里希打招呼。他的态度是个不祥之兆，说明要出问题。这场午宴注定是场彻头彻尾的灾难。

帝国元帅和大将都强烈厌恶对方。海因里希一直认为戈林对斯大林格勒的惨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帝国元帅信口开河了一番，宣称德国空军能通过空运解决城内部队的供给问题，但他的手下却并没能给被包围在斯大林格勒的冯·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提供所需的全部物资。即便没有此事，海因里希终究还是会由于戈林的傲慢和自负对其感到厌恶。另一方面，戈林认为海因里希是个不听话的刺头，他认为眼前这位将军在没有对斯摩棱斯克实施“焦土政策”的情况下就撤走了军队是不能饶恕的。而在过去的几天里，他对海因里希的反感急剧上升。在元首召开的会议上，海因里希对第9伞兵师的评论深深地激起了他的怨恨。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戈林曾给维斯瓦集团军群指挥部打了一个电话，并和艾斯曼上校通了话。“简直令我难以置信，”帝国元帅愤怒地吼道，“海因里希竟会那样评论我手下的伞兵。那是一种无耻的人身攻击！我手里还有第2伞兵师，但你可以告诉你的长官，他连一个士兵和一支步枪都别想从我这拿到，永远不可能！我要把他们送给舍尔纳。那才是一位真实的军人！一个真正的军人！”

现在，就在午餐会上，戈林的“大炮”已经直接对准海因里希轰了起来。他以尖锐的抨击开场，批评他最近经过维斯瓦集团军群防区时看到的部队。戈林坐在一把御座似的椅子上，挥舞着一个银制的广口啤酒杯，指责海因里希指挥下的部队军纪松弛。“我坐车去视察了你所有的集团军，”他说道，“在各处防区，我发现士兵们无所事事，闲得发慌！我看到一些人在散兵坑里打牌！我发现，劳工组织的工人甚至连干活用的铁锹都没有。在一些地方，我发现部队没有野战厨房！在其他地方，你的人几乎没有为修建防御工事做任何事情。我发现到处都有你的士兵在磨洋工，什么都不做。”戈林咽下一大口啤酒，威胁道，“我将把这一切上报元首。”

海因里希看出来发生争执毫无意义，他想做的只是走人。他按捺住脾气，总算是把饭吃完了。不过，在戈林把两位客人送到门口时，海因里希却停下了脚步，慢慢地四下打量着这座华丽的庭院，以及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带有角楼和厢房的大宅邸。“我只能希望，”他说道，“我那些游手好闲的士兵能把您这处美丽的地方从即将来临的战斗中拯救出来。”戈林冷冰冰地盯着他看了片刻，然后脚后跟一转回去了。

在返程的路上，海因里希认为戈林拥有卡琳庄园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正在就苏联人的进攻时间得出结论，所依据的是情报汇总、空中侦察、奥得河洪水的回落状况，以及迄今为止还没有欺骗过自己的直觉。海因里希认为，苏联人的进攻将在一个星期之内开始，大致是4月15日或者16日。

格奥尔吉·朱可夫元帅把桌子上的盖布一把掀开，下方露出了巨大的柏林立体地势图。与其说这是地图，不如说是个模型，微型的政府大楼、桥梁和火车站，与主要的街道、运河和机场一起，被精确地复制了出来。预判的防御阵地、防空塔和地堡都被清晰地标在地图上，而每个绿色的小标签上都带有数字，像小旗一样插在主要的目标上。帝国国会大厦的标号是105，帝国总理府的标号是106，107和108是内务部大楼与外交部大楼。

元帅转向手下的军官们。“看看105号目标，”他问道，“谁将第一个把胜利的旗帜插上国会大厦？是崔可夫和他的近卫第8集团军？或是卡图科夫和他的坦克手们？还是尼古拉·叶拉斯托维奇·别尔扎林和他的突击第5集团军？抑或是谢苗·伊里奇·波格丹诺夫和他的近卫坦克第2集团军？会是谁呢？”

朱可夫是在故意挑逗他的手下们。每个军官都如同被红布吸引的公牛一般，发疯似的想要第一个抵达柏林，尤其想要首先攻占国会大厦。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相当于政委）尼古拉·基里洛维奇·波佩尔（Nikolai Kirillovich Popel）中将后来还记得当时的场面，卡图科夫大概在想象中已经到了那里，突然喃喃自语道：“想想吧，如果我能到达107号和108号目标的话，我就可能把希姆莱和里宾特洛甫一齐逮住！”

基本情况介绍会进行了一整天。在前线各地，进攻的准备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了。大炮和弹药被安置在森林里，坦克正在开赴指定地点，这样当炮击开始的时候，坦克上的火炮也可以参与到火力准备当中去，给炮兵部队提供补充。大量补给物资、造桥材料、橡皮舟和木筏已经被提前储存进了攻击出发阵地，道路上挤满了部队，一个又一个作战师已经进入集结区域之中。这次恢宏的突击对兵力的需求异常巨大，苏联人甚至还破天荒地首次动用了飞机往前线空运增援部队。在战线各处的红军官兵眼中，进攻已经迫在眉睫，但方面军司令部以外的所有人都还不知道进攻的具体日期。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戈尔博夫上尉是苏联红军的战地记者，他开着车在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战线上观察着热火朝天的准备工作。戈尔博夫向所有为他提供消息的人打听，努力想查明进攻日期，却未获成功。他从未目睹过如此规模的进攻准备，他确信德国人也肯定在密切注视着每一项行动，但很久之后他评论道：“至于德国人看到了什么，大家都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

有一项准备工作令戈尔博夫大惑不解。一连数日各式各样的防空探照灯陆续被送达前线，操作这些探照灯的全是女兵。此外，这些探照灯被布置在前线后方，而且小心地隐蔽在伪装网下面。戈尔博夫以前从未见过这么多的探照灯，他很疑惑，它们与即将开始的进攻有什么联系呢？

在位于滕佩尔霍夫区的柏林邮电大厦里，帝国邮政部长卡尔·威廉·奥内佐格（Karl Wilhelm Ohnesorge）俯身观察着桌子上色彩鲜艳的整版邮票。对这些首版邮票，奥内佐格显得非常得意，邮票设计者的工作很出色，元首对此一定会感到满意的。他满心喜悦，兴致很高，随后俯下身子，更加仔细地检查着两张邮票。一张邮票上是一个笔挺壮实的党卫军士兵，肩膀上扛着一支施迈瑟冲锋枪；另一张邮票描绘的是一个穿着制服的纳粹党领导人，右手高举着一个火炬。奥内佐格认为，这些特种纪念邮票的发行恰逢其会，它们将在4月20日希特勒生日那天出售。

一个特殊的日子，在埃里希·拜尔（Erich Bayer）的心目中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这位在维尔默斯多夫区工作的会计师，几个星期以来一直担心，4月10日星期二，也就是明天他应该做什么。到那时就应该付款了，否则的话，各种各样的麻烦和烦琐费时的手续就会接踵而至。拜尔有那笔钱，那不是他的问题，但问题是那件事情现在重要吗？那支攻占了柏林的军队——美国人或苏联人——会不会坚持要付款？如果美国人和苏联人都没有攻占这座城市，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拜尔从各方面考虑了这个问题，然后去银行取出了1 400马克。他进入附近的办事处，按照要求支付了他在1945年的所得税首期款。

事情发生得这么迅速，结果每一个人都措手不及。在西线的第9集团军指挥部里，辛普森将军立即给他的两个军长下达了命令，一位是第19军的雷蒙德·麦克莱恩少将，另一位是第13军的小阿尔万·卡洛姆·吉勒姆（Alvan Cullom Gillem Jr.）少将。辛普森说，正式命令即将下达，内容只有一个单词，“出发”。第二阶段进攻开始了，命令要求各师都要向易北河，以及易北河的彼岸发起攻击。在第2装甲师师部，怀特少将接到命令后，立即把第67装甲团团长保罗·艾尔弗雷德·迪斯尼（Paul Alfred Disney）上校叫来，该团是第2装甲师的先遣团。迪斯尼记得，到了师部后“我连招呼都来不及打，怀特就对我下令‘向东发起攻击’”。一瞬间迪斯尼吃了一惊，部队停下来还不到24个小时呢。他仍然困惑不解，便问道：“下一个目标是哪儿？”怀特的回答只有一个词：“柏林！”

[1] 辛普森有充分理由认为，他已经被授予了许可权。在第12集团军群颁布的同一个命令中，美军第1和第3集团军得到的指示是，在第二个阶段夺取易北河上的桥头堡，并准备向东大举猛攻——在给巴顿的第3集团军的指示中，用的词是“向东或者东南”。但“向柏林”这句话，只出现在给第9集团军的命令中。——原注

[2] 花衣魔笛手的故事是中世纪的一个民间传说。哈默尔恩是德国西北部下萨克森州的一个市镇，据说在1284年暴发了鼠疫，花衣魔笛手为该镇解除了鼠疫，可该镇并没有付出原先许诺的报酬，于是他便吹起笛子把镇里的孩子全部拐走。格林兄弟的《德国传说》里收录了相关的故事，名为《哈默尔恩的孩子》。英国诗人罗伯特·布朗宁（1812—1889）写有一首题为《哈默尔恩的花衣魔笛手》的诗歌，故事因诗歌而更加出名，所以第30步兵师的人“太熟悉”这个地名了。

[3] 战后，锲而不舍的温克试图要回他的钱，不过当时魏玛是在苏联占领区，归乌布利希的东德政府管理。奇特的是，这家银行继续给温克寄出每月的结算单，一直到1947年7月4日。他一再确认结算单收悉，并要求把钱转到他在西德的银行里，一直到1954年10月23日前，魏玛那边都没有什么举动。在1954年10月23日，魏玛银行告知温克，他们必须把这个事情提交给内务部魏玛地区分部。“我们已经注销了您这个非常老的账户，”银行在信中说道，“同时勾销了累积而成的利息……”——原注

[4] 卡尔·戈特弗里德·冯·克劳塞维茨（Carl Gottfried von Clausewitz，1780—1831），普鲁士将军，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历史学家。

[5] 格哈德·达维德·冯·沙恩霍斯特（Gerhard David von Scharnhorst，1755—1813），普鲁士中将，曾参加反拿破仑战争，与奥古斯特·冯·格奈森瑙一起进行军事改革，组建正在形成中的普鲁士总参谋部。

[6] 乌尔里希·冯·胡滕（Ulrich von Hutten，1488—1523），中世纪早期德意志五个大公国之一法兰克尼亚公国的骑士和人文主义学者，以爱国者、讽刺诗文和路德事业的拥护者著称。

[7] 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雅恩（Friedrich Ludwig Jahn，1778—1852），体育家，号称德国体操之父。

[8] 卡尔·特奥多尔·克尔纳（Carl Theodor Körner，1791—1813），德国爱国诗人。曾参加反抗拿破仑的解放战争。他在吕措的义勇兵团中战死，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英雄。

[9] 三十年战争，指的是1618至1648年间由神圣罗马帝国的内战演变而成的全欧洲参与的一次大规模国际战争，这场战争是欧洲各国争夺利益、树立霸权以及宗教纠纷戏剧化的产物，战争以波希米亚人民反抗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为肇始，最后以哈布斯堡家族战败并签订《威斯特法利亚和约》而告结束。

6

第2装甲师编成五路纵队，迅速向易北河和柏林推进，在经过灯火通明的德军指挥部时，也未放慢步伐。他们呼啸而过的城镇里，上了岁数的人民冲锋队员手里握着步枪，无助地站在街道上，一个个被惊得呆若木鸡。他们在行进中超越了同向行进的德军摩托化纵队。枪声响起，但双方都没有停下脚步，搭乘坦克的美国大兵向骑摩托车的德国兵胡乱射击。当敌军试图掘壕固守的时候，一些美军指挥官像使用骑兵一样使用他们的装甲部队。詹姆斯·霍林斯沃思少校就曾在这种情形下把34辆坦克一字排开，下达了一个在现代战争中已经很少能听到的命令：“冲啊，骏马！”炮火轰鸣，霍林斯沃思的坦克全速扑向了敌人的阵地，德国人毫无悬念地溃散了。坦克四处冲破敌人的阵地，越过敌控区。到4月11日星期三傍晚，在这空前的装甲突击中，这些谢尔曼坦克不到24小时就前进了92公里——按公路里程算有117公里。晚上8点过后不久，保罗·迪斯尼上校给师部发去了一份言简意赅的电文：“我军已到易北河。”

一小队装甲车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进抵马格德堡城郊。当天下午，惠勒·梅里亚姆中校的装甲侦察车队以每小时88公里的时速闯入了易北河西岸附近的城郊地带。车队在那里停了下来，并非是由于德军的防御工事，而是被往来的平民和购物者挡住了。为了清空街道，美军的这支分队用机枪朝半空中猛烈开火，试图用枪声吓走这些拦在路上的老百姓，结果却造成了更大的混乱。女人们被当场吓晕了过去；购物者不是被吓得挤作一团，就是猛地趴在地上；附近的德国士兵仓皇四窜，疯狂射击。梅里亚姆的分队缺乏控制这个地区的实力，最终设法摆脱了混乱局面，赶到了原本的目标——机场。当他们驱车沿着机场边缘行驶时，跑道上还有飞机在起降，美军向视线内的一切东西倾泻火力，包括一个正准备起飞的战斗机中队。随后守军开始回击。侦察车队遭到重火力压制，在损失了一辆装甲车后脱离战斗。但他们的出现警醒了马格德堡的守军。现在，当美军部队接二连三地抵达这座易北河畔的城市周围时，遭遇的抵抗日益顽强。梅里亚姆的侦察队在撤回以后，汇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情报：城市北边高速公路桥仍未受到破坏。这座能让第2装甲师直趋柏林的大桥立即成为该师的主要目标。但从美军遭遇的火力来看，显然这座桥不是可以在行进中夺取的——马格德堡守军决意一战。与此同时，在北边和南边还有别的桥梁，如果能在敌人炸毁它们之前抢占到任何一座，第2装甲师就可以继续前进了。

在南边11公里处的舍讷贝克（Schönebeck），有另一座横跨易北河的桥，那是第67装甲团2营营长霍林斯沃思少校的目标。在星期三的整个下午，霍林斯沃思的坦克穿城越镇一路畅通无阻地飞奔，直到抵达了一个叫奥斯特维克（Osterwieck）的地方。在那里，有一个团的人民冲锋队迫使美军停了下来。霍林斯沃思感到困惑，许多上了岁数的德国人准备投降，有些人甚至从散兵坑里举起扎着手绢的步枪，然而战斗的激烈程度却没有减弱。一名在战斗之初被俘的德国兵解释说，镇子里的11名党卫军正在强迫人民冲锋队作战。霍林斯沃思勃然大怒，旋即采取行动。

他叫来自己的吉普车，除了司机之外，还另外带上了一名中士和一名无线电话务员。少校围着这个地区打转，最后沿着一条牛走的路进入了镇子。他的装扮独特，两把柯尔特手枪用皮带扣在胯骨两侧，颇有西部牛仔风格；另外还携带了一支汤普森冲锋枪。霍林斯沃思是个神枪手，曾击毙150多个德国人。他抓住一个路过的平民，强令他说出那些党卫军的驻扎点，被吓坏的路人立即指着附近一幢被高高的栅栏环绕的大房子与谷仓。看到栅栏上的门后，霍林斯沃思和部下从车上跳下，一段助跑后用肩膀猛撞，把门从铰链中拽开。当他们闯进院子时，一个党卫军士兵端着冲锋枪朝他们冲来，霍林斯沃思用手里的汤普森冲锋枪把那人打成了筛子。另外三个美国人开始朝窗户里扔手榴弹。少校敏锐地发现还有一个党卫军士兵在谷仓干草棚敞开的门口，便抢先拔出自己的0.45英寸口径手枪打倒了他。在房子里面，他们发现了6个被手榴弹炸死的党卫军士兵，其余的3个党卫军士兵投降了。霍林斯沃思又匆匆赶回他的纵队，耽搁了宝贵的45分钟。

3个小时以后，霍林斯沃思的坦克到达了可以俯瞰舍讷贝克和巴特萨尔茨埃尔门（Bad Salzelmen）镇的高地。远处在暮光中波光粼粼的就是易北河，这段河面差不多有150米宽。霍林斯沃思从望远镜中看到那座公路桥仍然完好，德军装甲车辆正通过这座桥撤向东岸。霍林斯沃思开始为在敌军装甲车环绕下、如何抢在桥被炸毁之前夺下它而伤脑筋。

当他在观察情况时，一个计划成形了。他叫来手下的两个连长，詹姆斯·W.斯塔尔（James W. Starr）上尉和杰克·A.奈特（Jack A. Knight）上尉，简单明了地说明了自己的主意。“敌人是在这条从北到南进入巴特萨尔茨埃尔门的公路上运动，”他说道，“接着在十字路口向东转入舍讷贝克，然后过桥。我们的唯一希望，就是冲进巴特萨尔茨埃尔门，夺取这个十字路口。当我们到达路口时，斯塔尔的连将脱离大部队并把路堵住，阻挡从南边来的德国人。我将混入折向东边进入舍讷贝克的德军后卫部队之中，跟着他们过河。奈特，你从后面跟上来。我们得夺下那座桥，上帝保佑，我们一定可以夺下它。”

霍林斯沃思知道，只有在他们的行动足够迅速的情况下，这个计划才能成功。天色已晚，如果走运的话，德国坦克不会发现当他们过桥的时候身后跟着其他人。

几分钟后，霍林斯沃思的坦克纵队便上路了。他们关紧舱盖，冲进了巴特萨尔茨埃尔门，在德国人意识到发生什么事情之前，斯塔尔的坦克已经从南边把公路给堵住了，切断了德军装甲纵队。德军纵队中的先导坦克已经转了弯，朝桥头驶去，他们显然听到了身后的炮声，于是开始加速。这时霍林斯沃思的坦克部队填补了德军纵队中的空白，以同样的速度紧随其后。

不过，他们很快就被发现了。布置在附近铁路调车场里的平板车上的火炮，朝美军纵队的后卫部队开起火来。当霍林斯沃思手下的谢尔曼坦克进入舍讷贝克的时候，一辆德军“豹”式坦克把炮塔转了过来，对着先头的美军坦克瞄准。霍林斯沃思的炮手库利上士抢先开火，炮弹命中了“豹”式坦克，那辆坦克蓦地转向一边，撞到一堵墙上猛烈地燃烧起来。道路上几乎没有足够的空间让霍林斯沃思自己的坦克通过，但他的坦克慢慢挪动，总算挤了过去。后面的纵队依葫芦画瓢，一辆接一辆跟了过来。美军坦克朝着每辆德军车辆的尾部开火，撞开燃烧着的德国装甲车辆，穿过镇子前进。霍林斯沃思记得，等到他们到达镇中心时，“每个人都在朝着别人开火，那是最该死的混乱局面。德国人从窗户上探出身子来，不是用‘铁拳’反坦克榴弹发射器朝我们射击，就是被打死后吊在那里晃悠着”。

霍林斯沃思的坦克并没有被击中，他现在离桥只有三四个街区了，但这最后一段路却是最糟糕的。当剩下的坦克奋力前进时，四面八方都是敌军火力。尽管已是晚上11点，但燃烧的楼房还是让四周亮如白昼。

前面就是大桥了，美军坦克纵队朝前冲去。霍林斯沃思之前在高地上没能看见，桥头入口处有几堵迷宫般的石墙从道路两侧不规则地伸出，迫使车辆减速后得左扭右拐，才能到达桥梁中跨。霍林斯沃思跳下坦克，试图通过坦克后部的联络电话引导坦克前进和射击。此时一颗反坦克炮弹在霍林斯沃思前方15米处爆炸了，鹅卵石碎片四溅，少校突然发现自己满脸是血。

他一只手握着柯尔特手枪，另一只手握着坦克联络电话，坚持向大桥跑去。他的坦克与一辆吉普车撞在了一起，霍林斯沃思召来步兵带领他们绕过路障向桥头前进。一路上与沿途的德国守军交火，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左膝，但他继续带领步兵向前推进。最后，蹒跚的霍林斯沃思因满脸鲜血几乎半瞎而停了下来。德军射来的弹雨让霍林斯沃思不得不下令后撤——哪怕他一度离桥不到12米。当他的指挥官迪斯尼上校赶到现场时，发现少校“已经伤得走不动了，血流了一地，我命令他回到后方去”。霍林斯沃思只差几分钟没能攻下大桥。他认为如果自己夺桥成功的话，手下的部队就能在11个小时之内到达柏林。

4月12日拂晓，当步兵和工兵再次试图夺取舍讷贝克大桥时，德军在他们面前把桥炸飞了。

在第9集团军前线的上空，杜安·弗朗西斯中尉驾驶着无武装的“梅小姐号”“幼畜”J3型观察机，做了个大回环。在弗朗西斯身后是炮兵空中观察员威廉·S.马丁中尉，两人从强渡莱茵河战役起就一路为第5装甲师保驾护航，承担了前线侦察的重任。在空中锁定德军据点的位置后，他们会马上用无线电将相关情况通报给赶来的美军坦克纵队。不过，他们也不甘心对战斗袖手旁观。弗朗西斯和马丁曾不止一次低空掠过敌军的头顶，然后拔出他们的0.45英寸口径的柯尔特手枪向敌军队列射击。

在东方，云开雾散，飞行员能够看见远处隐隐约约有高大的烟囱。“柏林！”弗朗西斯喊道，同时用手指着前方，“那是施潘道区的工厂。”在第5装甲师不断推进的时候，弗朗西斯每天都从天空中仔细寻找着不同的城市路标。这名年轻的飞行员希望，当“梅小姐”引导坦克纵队进入柏林时，自己能够立即认出主要的公路和建筑物，并把这一切在第一时间告诉地面上迅猛推进的坦克手们。他希望在“那些小子”接近柏林时，自己能给他们提供全程观光游的待遇。

弗朗西斯正准备返航飞回先遣部队附近的一块牧场时，发现了一个骑挎斗摩托的人从第5装甲师的坦克纵队旁边的一条道路上窜了出来。当他前推操纵杆以便俯冲察看这辆摩托车时，稍微朝右边瞥了一眼，一下子惊呆了。一架德军的Fi 156“鹳”式炮兵观测机在树丛上方不过几百英尺高的地方嗡嗡地飞行着，几乎难以分辨出来。当“梅小姐”靠近时，那架飞机机身和两翼上“十”字标志的白边在“鹳”的灰黑色机身上显得格外醒目。就像弗朗西斯驾驶的“幼畜”一样，那架飞机也是帆布蒙皮的上单翼飞机，但比“梅小姐”要大；据弗朗西斯所知，它的航速比“梅小姐”快48公里。不过，美国飞机此时却在高度上占有优势，在弗朗西斯喊着“让咱们逮住它”时，他听见马丁也在同样敦促他。

马丁用无线电报告说，他们发现了一架德国飞机，并且平静地宣布“我们就要接战了”。在地面上，第5装甲师的坦克手们被马丁的呼叫惊到了，纷纷探头望向天空，围观这场即将发生的狗斗。

当弗朗西斯向下俯冲的时候，马丁一把推开了飞机的侧门，两人在“幼畜”围绕着德国飞机盘旋时用他们的0.45英寸手枪猛烈开火射击。弗朗西斯希望这能迫使德国飞机飞到正在等候的坦克纵队上空，那么地面上的机枪手们就能用猛烈的射击轻而易举地把它揍下来。但敌机飞行员显然被这突如其来的猛击弄糊涂了，并没有按照美国人的预想方向飞行，“鹳”猛烈侧滑开始盘旋。弗朗西斯和马丁就在它的上方，如同西部驿站马车上的凶悍警卫一样，从他们的飞机里探出身子飞快地扣动扳机，把自动手枪里的子弹一股脑全都打了出去。令弗朗西斯惊讶的是，哪怕是在自己和马丁重新装弹时，德国人也没有还手，“鹳”的飞行员也没有趁机拉开距离，而是继续盘旋。后来，弗朗西斯只能猜测，德国飞行员仍然在努力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现在，这两个美国人降到离敌机不到4米的高度上，子弹一发接着一发射向德国飞机的风挡玻璃。两架飞机靠得很近，弗朗西斯甚至清晰地观察到了德国人的表情，“他们死死地盯着我们，眼珠瞪得像鸡蛋一样大”。突然之间，德国飞机失速进入尾旋。马丁一直用无线电快速讲解着战斗，此时立即喊道：“我们打中它了！哈哈，他跑不掉啦！”他的吐字由于过分激动而含糊不清，结果坐在半履车里的第71自行火炮营营长伊斯雷尔·B.沃什伯恩（Israel B. Washburn）中校以为，马丁喊的是“我们被它打着了”！

“鹳”无助地盘旋着下降，它的右翼一下子就撞上了地面，随即咔嚓一声折断了，飞机横滚着栽在了一块草地的中央。弗朗西斯在旁边的空地上把“梅小姐”降落下来，然后迅速朝那架被击落的敌机跑去。德国飞行员和炮兵观察员已经从飞机里爬了出来，但炮兵观察员脚上挨了一枪，跌倒在地上。飞行员手脚倒是很灵活，一头钻到了甜菜堆的后面，但在马丁鸣枪示警之后，他又从甜菜后面爬了出来，双手高高举起。马丁拿着枪看住飞行员，弗朗西斯检查观察员的伤势，当他脱掉德国人的靴子时，一颗0.45英寸口径的子弹头掉了下来。他给只受了点皮肉伤的伤员包扎时，那个德国人不住地用德语说：“谢谢！谢谢！太感谢您了！”

当天晚些时候，弗朗西斯和马丁愉快地在他们的战利品旁边摆着姿势。他们进行的也许是二战期间欧洲战区的最后一次狗斗，而且在这场战争中，毫无疑问他们是唯一用手枪击落德国飞机的空勤人员。对弗朗西斯来说，“那真的是十分欢快的一天”，恐怕只有从空中引导第5装甲师进入柏林才会比这天的经历更让人感到热血沸腾了。弗朗西斯坚信，只需再等上一两天，冲向德国首都命令就会下达了。[1]

罗伯特·E.尼科迪默斯（Robert E. Nicodemus）中尉率领第5装甲师的一个坦克排于中午时分接近了唐格明德，那里的气氛静得令人害怕。这个坦克排的目标是这座景色如画的小城里的桥梁，它大约在马格德堡东北64公里处。现在舍讷贝克的桥已经被炸毁了，至少对第9集团军来说，唐格明德的桥梁就成了本次战争中横亘在自己面前的最重要的桥。

尼科迪默斯的坦克在唐格明德城内的主干道上行驶着，进入了城中广场，这儿就像城里的其他街道一样空荡荡的。当坦克在广场上停下的时候，城里的防空警报拉响了。尼科迪默斯后来说道：“一切都瞬间变了样，激烈的战斗随即爆发了。”

德国人用类似“巴祖卡”的反坦克火箭筒，从几分钟前似乎还空无一人的窗户、门口和屋顶对着美军开火。美国人立刻用更猛烈的火力还击。查尔斯·豪斯霍尔德中士一度站在坦克的炮塔上，用汤普森冲锋枪猛烈扫射，但他的坦克被敌人打中了，他不得不跳车。伦纳德·海梅克中士的坦克就在豪斯霍尔德的坦克后面，也在激战中被命中起火。海梅克跳车逃生，但他的车组成员却被敌军火力压制在已经熊熊燃烧起来的坦克里。海梅克蜷曲着身子，用汤普森冲锋枪慢慢打了一圈短点射，掩护他的人逃出生天。

战斗进行到白热化的时候，一个美国兵突然跳上了尼科迪默斯的坦克，在一片嘈杂声中高声喊叫着，自报身份是逃脱的战俘。他说城内大约有500名战俘，分别被关在两个院子里。尼科迪默斯发现自己处于两难境地，他本来想请求炮兵支援，却又无法用大炮抹平一个满是美国战俘的小城。他决定尝试突入最近的那所院子，让战俘脱离火线。

在那名战俘的带领下，尼科迪默斯穿过大楼、后院，跃过篱笆来到了河边的一所院子。院子里的美国战俘一看到这位军官，便猛地扑向德国看守。这场小规模战斗很快就结束了，看守被缴了枪，尼科迪默斯带领着战俘们走了出来。当这群人走近最后一条被敌人占据的街道并看见街道那头涂着白色五角星的美军坦克时，一个美国兵转向尼科迪默斯，兴奋地述说着自己的喜悦之情：“今天我是自由人了，他们再也没法杀死我了。”他毫无顾忌地走到了街道中央，这时一个德国狙击手一枪打爆了他的脑袋。

当尼科迪默斯解救战俘的时候，激烈的逐屋争夺战已经蔓延到了整座城市。最后，部队几乎就要看见那座朝思暮想的大桥了。就在这时，德国守军派出代表与美军先遣部队见了面，宣称他们想投降。但谈判正在进行时，猛烈的爆炸声响起了，随后，巨大的尘土云翻涌而上，横飞的瓦砾如同冰雹般倾泻在城里。德国工兵就在美军准备达成目标的前一刻把桥给炸飞了！“胜利之师”是离德国首都最近的美军部队，但现在，那屈指可数的85公里车程却因为刚才的一声巨响成了永远无法逾越的障碍。通往柏林的大门就在他们面前关上了。

焦虑开始在整个第9集团军内部蔓延。直到4月12日下午3点左右，从各方面来看都有理由充满信心。第5装甲师在仅仅13天的时间里，就向前推进了惊人的320公里；第2装甲师推进了同样的距离，只多用了一天时间。总之，自从离开莱茵河以来，辛普森的集团军已经全速前进了363公里，第9集团军的各个师正在全线向易北河冲锋。

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夺得任何桥梁，也没能在河东岸建立起任何桥头堡。许多人本来希望能够重演著名的夺取莱茵河雷马根大桥的一幕，在3月初，夺取雷马根大桥在一夜之间就改变了英美盟军的战略。但如今却没有这么走运。现在第2装甲师师部下定决心，必须强渡过河。部队将对易北河的东岸发动两栖作战，以便夺取一个桥头堡，然后在河上架设浮桥。

第2装甲师B战斗群指挥官悉尼·雷·海因兹（Sidney Rae Hinds）准将，在他的指挥部里制订了计划。作战行动将在马格德堡南部、舍讷贝克以北展开，从一个叫韦斯特许森（Westerhüsen）的小镇发动。从最乐观的角度来看，该计划也是场豪赌。在架桥完成以前，敌人的炮火随时有可能把浮桥炸掉。如果更加倒霉一些，这片区域或许根本就架不了浮桥。但海因兹必须快速行动起来。因为自己等待的时间越长，对面敌人的防御力量就会越集中；每多耽误一个小时，先于苏联人冲入柏林的机会就减少一分。总而言之，这个险值得冒，也必须冒！

4月12日晚上8点，两个装甲步兵营乘坐被称为“DUKW”的水陆两用运输车，趁着夜色，悄悄地摸到了易北河东岸，整个渡河过程中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午夜时这两个营成功渡河，拂晓，第三个营也与他们会合了。东岸的美军部队迅速部署，围绕架桥地点构筑了牢固的半圆形防御阵地。怀特少将兴高采烈地给第9集团军指挥官辛普森中将打了电话：“我们到河对岸了！”

德国人几乎与辛普森同时获悉了渡河的消息。马格德堡的守军中有名军官是参加过诺曼底战役的老兵，他立即向第12集团军指挥官温克上将做了汇报。

马格德堡的那名军官是炮兵专家，他很早前就明白不可轻视敌人。1944年6月6日那天清晨，他从炮兵前进观察所向外张望，看到了盟军庞大的登陆舰队。然后，他就像现在一样，立即向他的上级做了汇报。“这是入侵，”他当时说道，“海上足有上万条船。”他那如同呓语般的消息并未被采信，反而被追问：“这些船朝哪儿开？”他的回答简单直白：“就朝我这儿。”

维尔纳·普卢斯卡特（Werner Pluskat）少校，当初曾经在奥马哈海滩的中心区域指挥过德军的炮火，现在又准备在易北河上奋力抵抗。他的部下沿河部署，在马格德堡南北方向展开，他们将尽可能久地阻挡美国人。不过普卢斯卡特有足够的见识，因而对战争的结局没有丝毫幻想。

然而，温克上将所依赖的那些年轻的军校生却毫无悲观想法。他们精力充沛，正斗志昂扬地期待着即将到来的激烈战斗。现在波茨坦师、沙恩霍斯特师和冯·胡滕师的机动部队正扑向美军阵地，准备把易北河东岸的美军桥头堡拔除。

在易北河西岸，美军工兵正疯狂赶工。匆匆架设的探照灯直射天空，让光线从云层上反射回来。就在这种人造的月光中，第一批浮舟缚牢后被推进了河中，这些漂浮的构件一个又一个地在指定位置上被拴紧。

第67装甲团团长保罗·迪斯尼上校站在一旁，十分焦急地注视着架桥行动。突然间炮弹呼啸而来，在浮舟四周爆炸，激起冲天水柱。这场炮击模式和平时都不一样：炮弹不是齐射落地，而是一发接一发地从四面八方飞来，显然是从数个相距甚远的炮兵阵地发射的。迪斯尼确信它们受到了隐藏在附近的炮兵观察员的指挥引导，于是当即命令部下去搜索那些能俯瞰河面的破败建筑物。然而搜索一无所获，精确而致命的炮火仍在继续。

被击伤的浮舟沉入了水中。击中河面的炮弹碎片四溅，一再迫使架桥者隐蔽。伤员被拽到河岸上的安全地带，而替代者立即补上了他们的空位。整夜未停的炮击彻底摧毁了美军工兵不屈不挠的努力，海因兹准将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变成了现实。他满脸阴霾，随即命令一支步兵部队向南寻找其他渡河地点。

第二天上午，浮桥的其余部分也被德军炮火彻底摧毁了。当最后的炮弹尖啸着飞来时，那座被重创的扭曲浮桥彻底撑不住了，翻沉到了河里。桥的一端距离河东岸只有70米远！海因兹面色呆滞，满脸倦容，命令放弃这个渡口。当人们带伤集合时，一个消息传来：东岸的步兵已经在下游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架桥地点。

到4月13日，星期五下午，“DUKW”水陆两用汽车将一根重型钢缆牵引过河，送到最新的渡口。这根钢缆是种临时措施，安在合适的位置，就能在河面上拖曳搭载着车辆、坦克和大炮的趸船来回运输。尽管这个方法效率极慢，但在架桥材料调来前别无他法。

海因兹目前最关注的是河东岸那三个营的命运。这些部队背水而战，被部署在埃尔本瑙（Elbenau）和格吕讷瓦尔德（Grünewalde）两村间的半圆形地域里。这个小型滩头阵地没有装甲部队和伴随炮兵，只能得到西岸的几个炮兵连掩护，如果三个营遭到猛攻的话，形势就可能变得十分危险。现在，海因兹准将命令迪斯尼上校搭乘一部水陆两用车来到易北河对岸，统一指挥这三个营的步兵。

迪斯尼首先找到的是由约翰·W.芬尼尔（John W. Finnell）中校指挥的第41装甲步兵团1营，营部设在一小片树林里面。芬尼尔忧心忡忡，他当面的德军兵力正在增强。“如果我们不能让坦克尽快渡河，”他说道，“那就会有大麻烦了。”

在用无线电向海因兹简单汇报了情况之后，迪斯尼便出发去寻找下一个营。当他从河边向前移动时，炮弹开始在四周不断落下。迪斯尼卧倒在一条沟渠里，但炮弹的炸点变得更近了，他只好爬向另一条沟渠。这一次他走了背运，躲过了两次如雨般飞溅的弹片后，第三次飞来的弹片将他的左上臂多处击穿，一块较大的弹片把他右大腿的上部撕掉了。迪斯尼身负重伤倒在了血泊之中，几乎失去了知觉。

就这样，霍林斯沃思和迪斯尼，这两位在率领美军冲向柏林的过程中表现最突出的人，在36小时内先后负伤退出行动。

4月12日下午1点15分，就在美军第5装甲师的先头坦克开进唐格明德的时候，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在沃姆斯普林斯市他的书桌旁去世了。

一名画家正在为他画肖像。总统突然把颤抖的左手放在头边，说自己头疼，只过了一小会儿他就去世了。他的书桌上放着一份《亚特兰大宪法报》，报纸的头条新闻是：“第9集团军——离柏林只剩下92公里”。

24小时之后，总统逝世的消息在前线部队中慢慢传开了。第84步兵师的奥尔斯·拉斐特·彼得斯（Alcee Lafayette Peters）少校是从一个德国人那里听到这个消息的。在瓦伦霍尔茨（Wahrenholz）附近的一个铁路平交道口，一位上了岁数的平交道看守员前来向他表示同情，因为“这个消息太可怕了”。彼得斯既感到震惊又难以置信，但还没容他仔细思索这个消息可能带来的影响，他的队伍就已经再次开拔，朝易北河畔挺进了。接下来的战斗才是他要考虑的头等大事。第333步兵团1营营长诺曼·卡恩斯中校在穿过不伦瑞克北边一座被空袭炸毁的油田时，得知了总统的死讯，他感到遗憾，不过他的心思同样也放在接下来的任务上。“那不过是一个危机而已。”他后来说道，“我的下一个目标是维廷根（Wittingen），我正忙着考虑如何拿下那个地方。罗斯福，他无论是死是活都不可能来帮我打仗。”随军牧师本·罗斯给他的妻子安妮写信说：“我们都感到悲伤……但我们已目睹了太多的死亡，大多数人都清楚，甚至连罗斯福也并非必不可少……我对我们听说并谈论这个消息时的平静感到吃惊。”

约瑟夫·戈培尔一听到这个消息，便不能自已地给穴居在地堡里的希特勒打电话。“我的元首，我向您表示祝贺！罗斯福！这个恶棍他死了！”他欢欣鼓舞，“星相预示过，我们将在4月的后半月迎来伟大的转折，现在一切都应验了！今天是星期五，4月13日。这就是转折点！”

早些时候，戈培尔曾经把两个占星术的预言告诉帝国财政部部长什未林·冯·克罗西克伯爵，其中的一个预言涉及的是1933年1月30日，也就是希特勒上台的那一天；另一个预言的日期是1918年11月9日，说的则是魏玛共和国的未来。克罗西克在他的日记里写道：“一切都应验了。两个星相都预言，战争将在1939年开始，一直到1941年以前都是连续的胜利，随后则是一系列的转折——在1945年最开始的几个月里，尤其是在4月的前半个月，我们将遇上最严重的挫败。不过，在4月的后半个月局势将会彻底逆转，德国将取得压倒性的胜利。然后是僵局，这样的局势将延续到8月，并在同一个月里获得和平。在以后的3年里，德国将会进入一个较为困难的时期，但从1948年开始，它将重新崛起。”

戈培尔还一直在读托马斯·卡莱尔[2]的《普鲁士腓特烈大帝的历史》，书中的内容进一步鼓舞了他坚持下去的斗志。卡莱尔著作中的一个章节是在叙述七年战争[3]，当时普鲁士以一己之力独自对抗法国、奥地利和俄国组成的强大军事联盟。在这场战争的第六年，普鲁士已经陷入了绝境。腓特烈告诉他的臣子们，如果到2月15日他的处境还没有改变的话，他就自我了断。然而，在1762年1月5日，俄国女皇伊丽莎白死了，俄国宣布退出战争。“属于勃兰登堡家族的奇迹，”卡莱尔感慨道，“就这样发生了。”这场战争的整个形势彻底逆转了。现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六个年头，罗斯福死了，仿佛历史即将重演一般。

这位宣传部部长兴奋得手舞足蹈起来。在宣传部里，他给每个人都上了香槟酒。

“渡河！渡河！动起来！”绰号“大号铅弹”的第83步兵师329团团长埃德温·布莱基·克拉比尔（Edwin Blake Crabill）上校在河岸上昂首阔步地走来走去，把士兵推进冲锋舟，并且在各处用他的皮靴给动作慢的人来上一脚。

“一定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朝着另外一船人大声吼道，“你们已经踏上了通向柏林的快车道！”当其他士兵开始乘坐水陆两用车渡河时，克拉比尔就告诫他们：“别等命令！别在原地干等着别人来通知下一步的行动！你们要不择手段地往前冲！如果你们现在就采取果断行动，那就可以不费一枪一弹地收获成功！”

克拉比尔没有说错。巴尔比镇位于马格德堡东南24公里处，就在第83步兵师的主要竞争对手——第2装甲师的南面，该师正想方设法利用他们的钢缆渡河。而在巴尔比，第83步兵师的官兵正在成群结队地克服水障碍，没有遭遇任何抵抗。他们进入小镇时发现桥已经被彻底炸断了，克拉比尔并没有等着第83步兵师师长下命令，而是决定立即渡河。冲锋舟被匆匆送来。几个小时之内，整整一个营就被运到了河对岸，而现在另一个营已经在渡河途中了。与此同时，驳船正把大炮运送过去，工兵则在架设一座双车道浮桥，争取在天黑前完工。甚至连克拉比尔自己都被他的命令所激起的疯狂场面感染。他从一群人冲到另一群人那里，大声嘶吼着，敦促他们加快速度；与此同时，他还不断对其他军官炫耀说：“这回本宁堡的人肯定会大吃一惊！”

一群德国观众沉默地注视着眼前热火朝天的渡河场面，他们就站在镇公所钟楼下面的一个阳台上。几个小时以来，当第329步兵团2营营长格兰维尔·阿塔韦·夏普（Granville Attaway Sharpe）中校，指挥部队肃清镇子里的微弱抵抗时，他就发觉这些人一直在那观看，不由得恼火起来。“我的人正在挨枪子儿，而那些德国人却兴致高昂地注视着战斗和渡河行动。”他回忆道。现在夏普已经忍无可忍了。他跑向一辆坦克，对炮手命令：“向着大钟开一炮，比如说瞄着5点钟的位置。”坦克手欣然从命，干净利落地击中钟面上的数字5。阳台上的围观者在巨响中被驱散了。

无论如何，这场演出结束了。第83步兵师过了河，第一座牢固的桥头堡已经在易北河东岸建立起来了。

到13日傍晚，工兵们已经完成了任务。他们最后还在桥的入口处立起了一块牌子，牌子上龙飞凤舞地写着：杜鲁门桥，柏林的门户，第83步兵师立。这短短几个字，既向刚刚就职的新总统表示了祝福和敬意，也展现了这支部队意图冲向德国首都的高昂士气，还顺带为自己打了个广告。

消息迅速被通报给辛普森将军，又传到了布莱德雷将军那里。布莱德雷立即给艾森豪威尔打了电话。一夜之间，第83步兵师的桥头堡成了吸引所有目光的焦点。盟军最高统帅仔细地听取了相关战斗的汇报，在结束的时候他向布莱德雷提出了一个问题。后来布莱德雷又把这次谈话重演了一遍。按照他的说法，艾森豪威尔问道：“布莱德雷，从易北河突破并攻占柏林，你认为我们将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布莱德雷考虑同一个问题有好几天了。像艾森豪威尔一样，他现在也没有把柏林看作一个重要的军事目标，当然如果是唾手可得的话，他还是支持夺取该城的。不过，就像他的长官一样，布莱德雷内心感到十分不安。如果越过易北河继续往前突向柏林的话，盟军部队将过分深入未来的苏联占领区，由此带来的麻烦难以预料。就算手下部队和从东边赶来的苏军相安无事，但可能以巨大伤亡拿下的地区又要重新交还给苏联人，他觉得那未免太不值得。布莱德雷并不认为在前往柏林的路上会有大的伤亡，但强攻柏林很可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现在他回答最高统帅说：“我估计我们将会遭受10万人的伤亡。”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又补充说，“仅仅为了声望而攻击这个目标所需的代价太过高昂。就算我们不顾伤亡拿下了柏林，最终还是要撤走，将这座城市让苏联接管。”[4]

交谈就此结束。盟军最高统帅并没有透露他的打算，但布莱德雷已经清楚无误地表明了他自己的意见：美军士兵的生命比这虚无缥缈的声望和拿不到手的土地要珍贵太多。

在第19军军部，麦克莱恩少将站在地图前研究着形势。在他眼中，易北河东岸的敌军防线就像面包的硬皮，仅此而已。一旦他手下各师渡过河并突破防线，他们进入柏林的康庄大道就畅通无阻了。麦克莱恩的作训处长乔治·比德韦尔·斯隆上校认为，对于他们渡过莱茵河后一路所遭遇到的那种抵抗——通常是来自小块地域的拼死抵抗，美军虽应予以打击，但完全可以让部队快速绕开他们。他相信在进攻再次发起的两天后，美军装甲部队的前锋就可以进入柏林。

麦克莱恩迅速做出若干决定。“痞子马戏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短短几小时内就渡河建立了桥头堡，并在易北河上架起了一座浮桥，改变了整个易北河战场的形势。第83步兵师的官兵不仅在易北河东岸建立了稳固的滩头阵地，还进一步向前推进。麦克莱恩坚信，第83步兵师的桥头堡是稳固的。第2装甲师微不足道的钢缆渡河行动是否能幸免于炮击，他并不敢打包票，不过第2装甲师已经有三个营到了河对岸，而且他们建立了防御，已经安排第2装甲师的部分兵力从第83步兵师的“杜鲁门桥”过河。因而麦克莱恩认为，没必要让现在正进入阵地的第30步兵师进攻马格德堡，拿下那座高速公路桥。照部队现在的运动速度，第83步兵师的桥头堡能够迅速扩大，与第2装甲师钢缆渡口对面那三个被隔绝的营连成一片。一旦桥头堡拥有了纵深，就可以让部队继续推进。麦克莱恩决定，彻底绕过马格德堡。正如第83步兵师所期盼的那样，“杜鲁门桥”将成为通往柏林的胜利门户。

4月14日，星期六，拂晓。在第2装甲师的钢缆渡口，海因兹准将等着把三条浮舟捆扎在一起。它们将组成一条平甲板渡船，在架桥期间，钢缆将拉着它来往于河中。炮弹仍不停地落在桥头堡的两岸，河东岸的部队已然卷入激烈战斗。他们可以抵挡对面的步兵一段时间的反扑，但海因兹担心德军装甲部队会随后投入战斗，东岸的美军仍然没有获得伴随火炮或者装甲部队支援。

首个被运上浮舟渡船的是一台推土机。河东岸亟待修整，路面也要填平，然后坦克和重装备才能爬上河岸。在海因兹焦急的目光注视下，一辆水陆两用车牵引平甲板渡船，帮助钢缆更快地移动，从而让渡船加快速度。钢缆已经坏掉两根，被河水冲得没了影，海因兹手里只剩下最后一根钢缆了。而他最后的超大型趸船已经被拿去造渡船了。

这个缓慢复杂的行动拉开了序幕。在大家的注视下，渡船慢慢地驶到易北河中央。接下来，当它一步步靠近东岸，离胜利渡河越来越近的时候，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一枚炮弹尖啸着砸了下来，以仅仅百万分之一的概率打断了钢缆。当钢缆、渡船和推土机被卷入河里时，海因兹惊得整个人都僵直了。他痛苦地哀叹：“这下完蛋了！”

这次令人目瞪口呆的命中似乎是彻底失败的开始信号，现在又有消息传来，东岸的部队已经和德军装甲部队遭遇。

在易北河东岸，透过一缕缕晨霾和硝烟，第41装甲步兵团3营营长阿瑟·J.安德森（Arthur J. Anderson）中校正注视着德军的装甲车辆凶猛的进攻：手下步兵的防线在这些钢铁猛兽的轮番打击下已经摇摇欲坠。视线里的七八辆装甲车中包括两辆坦克。安德森看到那群装甲车辆在他的反坦克火箭筒射程之外，正有条不紊地朝美军的散兵坑轰击，甚至就在他的眼皮子底下，营部最右翼的一个连的防御被彻底击溃了。丧失斗志的士兵们从散兵坑里爬了出来，如同惊弓之鸟朝树林里的安全地区狂奔。现在德国人正扑向安德森的另外两个连，轰击一个又一个散兵坑。安德森如同一头狂怒的公牛，不停地用无线电召唤易北河西岸的炮兵连进行火力支援。但敌军的推进太快了，当第2装甲师的支援炮火呼啸而来时，安德森明白已经太迟了。

桥头堡的更远处，I连连长比尔·帕金斯（Bill Parkins）中尉突然听见连里的机枪咆哮了起来，随后是德军MP40冲锋枪猛烈的还击声。一个排传令兵气喘吁吁地狂奔而来，向他报告称，三辆德军坦克和步兵正向防线开来，“沿路的抵抗都被荡平了”。帕金斯命令部队待在阵地里继续射击，然后冲出连部想亲自查明战况。他后来报告说：“我看见大约100米外有三辆‘豹’式坦克从东边轰鸣着开了过来，每辆坦克后面都伴随着一个排的德国步兵。他们把抓获的俘虏顶在进攻队列的最前方充当肉盾，试图让正在猛烈开火的美军投鼠忌器，而自己则穿过俘虏向前射击。”帕金斯的一些士兵用“巴祖卡”火箭筒抗击涂着铁十字、几十吨重的装甲猛兽，但射程太远了，那些击中坦克的火箭弹被无情地弹开了。他的士兵正在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帕金斯命令余部赶快后撤，以免全军覆没。

德军车辆很快从桥头堡的北、东、南三面涌了出来。威尔弗雷德·克雷默（Wilfred Kramer）上士负责指挥一个步兵排，他发现200米开外的地方有辆德军坦克，敌人的步兵正在它的四周呈扇形散开，伴随坦克前进。克雷默命令他的手下耐心等待，当德国人距离他们只有30多米的时候，他大喊着开火。“我们做得不错，坚持住了，”他后来解释说，“不过那辆该死的坦克立即进行了猛烈还击，第一发炮弹落在离我们的机枪大约10米远的地方。然后德国佬直接冲到我们的防线上，他能够清楚地看见我们每个散兵坑的位置，就在如此近的距离内直接射击。”克雷默坚守到勇气耗尽，然后他也命令部下撤退以暂避锋芒。

格吕讷瓦尔德周围的战斗非常激烈。防御此地的是临时配属第2装甲师指挥的第30步兵师119团3营，营长卡尔顿·E.斯图尔特（Carlton E. Stewart）中校接到了手下的一个连呼叫炮火支援的电话，电话那头怒吼着“向我开炮！向我开炮！别担心，我们都藏在地下室里，狠狠地揍那群德国人！”每个人都想呼叫空中支援，以便摧毁德军坦克，但在从黎明到中午的整个战斗过程中，只有几架飞机露面。在向易北河全速推进的过程中，战斗机的简易机场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新机场也来不及修建，结果飞机不得不在机翼下挂载额外的副油箱，才能保持与地面进军同步，但这就意味着它们难以携带轰炸地面目标的炸弹。

中午时分，海因兹彻底绝望了，他准备下令东岸的所有步兵都撤回到易北河西岸。最初以为伤亡会很大，但接连几天都有士兵三三两两地回来。东岸的伤亡人数最终统计为304人，有一个营损失了7名军官，还有146名士兵阵亡、负伤或者失踪。这场战斗终结了第2装甲师在易北河上架桥或者建立桥头堡的最后希望，现在第2装甲师师长怀特少将除了使用第83步兵师在巴尔比的桥之外别无选择。德国人以闪电般的速度成功阻止了第2装甲师的强劲攻势。

拔除美军桥头堡的进攻是如此突然，而且战斗又是如此惨烈，以至于美军指挥官们根本不知道是哪支德军部队攻击了他们。事实上，他们根本不是什么完整的单位。正如温克将军所预见的那样，这群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军校生和军官候补生立了大功。他们拥有狂热的战斗热情，又渴望获得荣誉，于是便把他们自己和手里有限的装备发挥到了极致，从而赢得了温克所需要的宝贵时间。在把美军第2装甲师赶回去的过程中，这些机动突击部队做出的贡献之大，是过去30个月的战斗中任何一支德军部队都无法比拟的。倘若第2装甲师能够在易北河上夺取一座桥或者一个桥头堡，那么它就可能不等命令下达直接冲向柏林了。

最高统帅进攻德国的方案取得了耀眼的成功，英美盟军的推进速度甚至让他自己也惊讶不已。蒙哥马利的第21集团军群正在北线稳步前进：加拿大第1集团军封闭了阿纳姆，开始清理荷兰东北部这个大型包围圈里的残敌。英军第2集团军横渡莱纳河，攻占了策勒（Celle）镇，直抵不来梅的郊外。在德国中部，鲁尔区包围圈遭到极大压缩。而最重要的是，辛普森的第9集团军与美军第1和第3集团军一起，几乎把德国切成了两半。第1集团军正向莱比锡进军，巴顿的第3集团军正在接近捷克斯洛伐克边界。

这样的高速推进导致盟军补给线被拉伸到了极限。莱茵河上只有一座铁路桥仍能通行，布莱德雷部队的陆上补给实质上完全依赖于卡车车队运输。作战部队仍然补给充足，但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参谋们却由于总体形势而烦恼不安。为了供应那些分布地域广大的集团军，部队运输机司令部的几百架飞机奉命昼夜不停地运送补给物资。仅在4月5日当天，C—47运输机组成的空中车队就向前线运送了超过3 500吨的弹药和补给，以及近75万加仑燃油。

此外，随着盟军越来越深入德国，他们还得为成千上万名不断增加的非战斗人员提供所需物资：要喂养数十万德军战俘，还必须给来自众多国家的强征劳工以及盟军战俘提供住处、食品和医疗服务。医院、救护车队和医药用品现在送了上来，大量医疗资源不得不转用于这些意料之外的需求。

近来，第三帝国隐藏的最大恐怖开始残忍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在这个星期高歌猛进的疯狂进军中，前线官兵们解放了多座希特勒的集中营。当他们看到成千上万状况凄惨的囚犯和几百万的死尸时，任何正常人的心理防线都彻底崩溃了，这种震撼随之带来了对残暴敌人的刻骨仇恨。

当几十座集中营和监狱落入他们手中的时候，哪怕是久经沙场，已经对死亡和杀戮司空见惯的老兵，都无法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切。20年后，人们在回忆集中营内部场景时仍然感到既厌恶又愤怒：那些如同活骷髅一般的人跌跌撞撞地朝解放者们蹒跚走来，除了求生的坚定意志，纳粹政权已经把他们剥夺得一无所有；集中营内部和周边地区遍布大量的坟墓、地沟和窖井；成排的焚尸炉里全是烧焦了的人的骨头，这是大屠杀的可怕铁证。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一位看守解释说，囚犯们之所以被处死，并不是因为他们犯了什么错或是反抗了纳粹政权，而仅仅“因为他们是犹太人”。

部队发现了毒气室，它们布置得就像淋浴室，只不过从喷嘴里喷出来的并不是水，而是致命的毒气。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指挥官的家里，士兵们发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可怕“艺术品”——一些用人皮制作的灯罩；指挥官的妻子伊尔莎·科赫有一些用囚犯的皮肤制作的书皮和手套；有两个干缩的头颅被制成了标本，摆在小木架子上。一些仓库里面全是鞋子、衣服、假肢、假牙和眼镜，它们被冷静而又有条理地分门别类，编上号码。假牙上的黄金被弄了下来，上缴给了帝国的财政部。

有多少人被灭绝了呢？震惊中的官兵对此难以估计，但从前线各处送来的报告清晰地表明数字巨大。至于谁是受害者，那就太显而易见了。按照第三帝国的定义，他们是“非雅利安人”，是“玷污文化的劣等人”，是来自十来个国家、拥有十来种信仰的人，但主要是犹太人。在他们当中有波兰人、法国人、捷克斯洛伐克人、荷兰人、挪威人、苏联人、德国人，在这有史以来最残忍、最臭名昭著的大屠杀中，他们被以各种各样惨绝人寰的方式处死。有些人在实验室里被当成小白鼠使用；无数的人被枪毙、毒死、吊死或者用毒气成群毒杀；其他人则纯粹是被活活饿死。

4月12日，美军第3集团军占领了位于奥尔德鲁夫（Ohrdruf）的集中营。乔治·巴顿将军是美军中最坚韧的军官之一，他从集中营的死囚区里走过，离开时满脸泪水，甚至不由自主地想要呕吐。附近一个村子里的德国人声称对集中营里面的情况一无所知，第二天，巴顿命令让他们亲眼看看，并用枪强迫那些退缩不前的人前来。次日上午，那个村的村长和妻子上吊自杀了。

英军前进路线上的发现同样可怕。有人提醒英军第2集团军医务部长休·格林·休斯准将，在一个叫贝尔森的地方有座集中营，他一直担心那个集中营里有可能暴发传染病。到达那里以后，休斯发现斑疹伤寒和伤寒病在他的担忧中根本不值一提。“没有照片和文字叙述能清楚地表达出我所看到的修罗场一般的恐怖景象，”多年以后他回忆道，“集中营里仍然还有56 000多人幸存。他们住在45个棚屋里，在只够容纳100人食宿的地方，却住着600多人，甚至上千人！棚屋里挤满了形容枯槁、身患疾病的囚犯。他们饥肠辘辘，患有胃肠炎、斑疹伤寒、伤寒病、肺结核。到处都有人死去，有的人就死在活人睡觉的地方。在院子里，在没有填埋的万人坑里，在壕沟里，在排水沟里，在围绕着集中营的铁丝网以及棚屋边，有大约超过10 000具尸体。我做医生30年了，从未见过这样可怕的情形。”

为了拯救那些还活着的人，整个前线的部队不得不尽快给予他们医疗帮助。在某些情况下，军事需要不得不退居次席。“我认为，”休斯后来说道，“谁也没有意识到我们将会面对什么，没有意识到在医疗服务上将要提出的要求。”集中营急需医生、护士、病床和成千吨的药品以及医疗设备。单是休斯准将就要求配备一所拥有14 000个床位的医院——即使他知道，不管采取什么措施，在形势得到控制之前，每天起码将有500名囚犯死去。

艾森豪威尔将军亲自视察了哥达（Gotha）市附近的一座集中营。他面色灰白，牙关紧闭，把集中营的角角落落都走了一圈。“一直到那个时刻以前，”他后来回忆道，“我都只是笼统地了解它，或者是通过第二手的消息来源了解它……在任何其他时候，我都没有体验过同样的震惊感。”

集中营对官兵产生的心理影响是无法评估的。在位于第9集团军战区马格德堡附近的一个村镇里，第30步兵师的军医朱利叶斯·罗克（Julius Rock）少校前来检查该师拦截下来的一列货运列车。发现货车车厢里装的都是集中营的囚犯后，罗克吓坏了，立即让车厢里的人下车。在当地镇长的强烈抗议声中，罗克把那些囚犯安顿到了当地德国人家中，不过这是在他的营长采取行动之后。营长给那位怨声载道的镇长下达了一个干净利落的命令。“如果你拒绝的话，”他简单地说道，“我就从你这儿来抓人质，把他们全毙了。”

一种要获胜并且迅速获胜的冷酷决心，正在取代那些亲眼见过集中营悲剧的人身上的一切情感，盟军最高统帅也不例外。在从哥达市返回盟军最高统帅部之后，他给华盛顿和伦敦发去电报，敦促立即派新闻界人士和议员前来，让他们亲自感受一下这些恐怖的集中营，从而使得证据能够“以这样一种方式摆在美国和英国公众面前，让冷嘲热讽的怀疑无立锥之地”。

不过，在艾森豪威尔集中力量赢得最后的胜利以前，他首先得巩固自己分布广泛的部队的战果。14日夜间，艾森豪威尔从位于兰斯的办公室给华盛顿发去了电报，讲述了他未来的作战计划。

艾森豪威尔说，成功地完成了在德国中部的挺进之后，他面临着两项任务：“进一步分割敌人的剩余兵力，并攻占敌人当作最后抵抗堡垒的地区。”艾森豪威尔认为，德国人能赖以做困兽犹斗的地方，将是挪威和巴伐利亚的“国家堡垒”。在北边，他计划投入蒙哥马利的部队，渡过易北河直取汉堡，然后向吕贝克和基尔推进；在战区南部，他计划派德弗斯上将的第6集团军群朝萨尔茨堡地区进军。“如果战事拖到了冬天，”艾森豪威尔陈述道，“在‘国家堡垒’中展开的军事行动将会变得极其困难……甚至在我们与苏联人会师以后，‘国家堡垒’中的敌人仍可能继续抵抗下去……我们必须尽快采取行动，抢在德国人将人力物力转移到当地并彻底巩固其防御以前拿下这片区域。”

至于德国首都，艾森豪威尔则认为，“突击柏林最为可取，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柏林的陷落都将极大地打击敌人的士气，并提高我方军民的斗志”。不过，盟军最高统帅补充道，那项作战行动“就时间而言，必然只有较低的优先权，除非我们可以通过异常迅速的行动扫清侧翼的威胁”。

简而言之，艾森豪威尔的计划就是：1. 在易北河的中部流域控制一条牢固的战线；2. 向吕贝克和丹麦展开接下来的军事行动；3. 开始实施有力的突击，与苏联军队在多瑙河流域会师，并摧毁德国人的“国家堡垒”。“因为向柏林的推进要视上述三项计划的实施结果而定，”艾森豪威尔解释说，“所以我没有把向柏林突击列入我的日程之内。”

在易北河，14日整晚，“痞子马戏团”和第2装甲师都在位于巴尔比的第83步兵师的桥上过河。尽管在第一座桥的旁边又架起了一座新桥，但渡河行动还是不够快。而怀特少将的装甲纵队计划一旦在岸边完成集结，就开始向柏林推进。第83步兵师中谣传克拉比尔上校已经提出，要把一辆刚刚没收的大型红色公共汽车借给第2装甲师，那辆车一口气能装下50名士兵，是从巴尔比弄来的。第83步兵师确实有理由耀武扬威，它派出的侦察巡逻队已经到了采尔布斯特（Zerbst）的北边，离柏林不到77公里了。

4月15日，星期天一大早，第9集团军指挥官辛普森将军就接到了布莱德雷的电话。后者要求辛普森立即动身飞往位于威斯巴登（Wiesbaden）的第12集团军群指挥部。“我有要事相告，”布莱德雷解释道，“但在电话里我不方便说。”

布莱德雷在机场等候他的集团军指挥官。“我们握了手，”辛普森回忆道，“他开门见山地把新消息告诉了我。布拉德说道：‘你得在易北河畔停手，不能再向柏林推进一步。很抱歉，辛普，不过情况就是如此残酷。’”

“谁告诉你的消息？可靠吗？”辛普森有些不敢相信听到的一切，慌忙询问道。

“从艾森豪威尔那里。”布莱德雷说道。

辛普森目瞪口呆，结果“从那以后，布拉德说的话我根本没听进去几句。我只知道我的心都碎了，我茫然地走到电话机旁，迟迟拿不起话筒。我将如何对手下的参谋们，我能征善战的军长们解释这一切？我如何能对我的战士们开口讲出这样的话？”

回到自己的指挥部后，辛普森木讷地向他的军长们照本宣科一番，传达了这个让所有人都垂头丧气的停止令。他随后立即赶往易北河。海因兹准将在第2装甲师师部里与辛普森不期而遇，他觉得集团军的老大看上去忧心忡忡。“我想，”海因兹回忆道，“也许老家伙不太欣赏我们渡河的方式。他问我，我的部队情况如何。”海因兹乐观地回答道：“我想现在我们一切顺利，将军。我们曾经有过两次出色的撤退，既不躁动也不恐慌，我们在巴尔比的渡河情况现在进展得十分顺利。”

“好的，”辛普森说道，“你要是愿意的话，可以留一些人在东岸，但他们不能再往前走了。”他看着海因兹。“悉德，”他叹了一口气说道，“我们的征途就到此为止了，停手吧。”海因兹根本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他的第一反应是无法服从这项毫无道理可言的命令。“不，长官，”他立即说道，“这项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的终点在柏林，我的部队一定要冲进城去！”辛普森竭力压制着自己的情绪，随之而来的是一阵短暂不安的沉默。最终，辛普森没精打采地说道：“柏林不属于我们了，对我们来说战争就在这里结束了。”

在巴尔莱本和马格德堡之间，第30步兵师的部队仍然在朝易北河进军，但消息很快传开了，人们聚在一起，挥着手愤怒而激动地谈论着。第120团2营D连的亚历山大·科罗列维奇一等兵并没有加入讨论，他不知道究竟是悲伤还是高兴，就这样坐下来，哭了。

海因里希识别出了各种不祥之兆。在前线的某个地段，苏联人进行了一次简短的炮火准备；在另外一个地段，他们则发起了一次小规模进攻。这些是佯攻，或是火力侦察。苏联炮兵在利用试射为火炮进行校准。海因里希很清楚这些小动作都是敌人大规模进攻的前奏，和苏联人打了那么久的交道了，他早就摸透了对手的套路。现在他主要在犹豫，到底应该在何时命令自己的部下后撤到第二道防线。

当他正在思索这些问题的时候，帝国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来了。这天海因里希不想会客，尤其是像施佩尔这样焦虑和显得烦恼的人。海因里希在办公室单独会见了施佩尔。施佩尔解释说他来访是想得到将军的支持，请海因里希务必不要执行希特勒的“焦土命令”，去摧毁德国的工厂、电站、桥梁等设施。施佩尔问道：“为什么失败了就要摧毁德国的一切呢？德国人民必须活下去。”

海因里希听他说完后告诉施佩尔，他同意希特勒的命令是“恶毒的”，他将在自己的权限之内尽力帮忙。“不过，”海因里希提醒说，“眼下我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打好这一仗。”

施佩尔突然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了一把手枪。“阻止希特勒的唯一办法，”他突兀地说道，“只能靠这样东西了。”

海因里希看着枪，眉毛抬了起来。

“嗯，”他冷冰冰地说道，“我必须告诉你，我不是会参与谋杀行为的那种人。”

施佩尔在办公室踱来踱去，似乎没有听见海因里希的话。“让希特勒明白必须放弃了，显然是不可能的，”他说道，“在1944年10月，今年的1月和3月，我已经试过三次了。最后一次希特勒对我的回答是这样：‘如果一个士兵对我说这样的话，我早就把他当成一个胆小鬼毙掉了。’然后他又说，‘在这个形势严重危急的时刻，领导人决不能胆怯。如果他们要是临阵脱逃或是三心二意的话，同样是死路一条。’不可能说服希特勒明白这一切。他不承认已经输了个精光。是的，不可能。”

施佩尔把手枪放回口袋里，平静地说：“无论如何，杀死他是不可能的。”他并没有告诉海因里希，几个月以来他一直想要暗杀希特勒和他的小朝廷。他甚至想到了一个计划，把毒气投进元首地堡的通风系统，但后来这项计划被证明是不可能的：在进气口的周围已经建立了一个3.7米高的烟囱式围栏。现在施佩尔说道：“我曾经一度认为，只要杀掉希特勒能拯救德国人民，那么我会义无反顾地迈出这一步，但当我真的要实施刺杀行动时，我却发现自己下不了手。”他看着海因里希。“希特勒一直给予我绝对的信任，”然后他又补充说，“无论如何，这都是一种上不得台面的行为。”

海因里希并不喜欢谈话的论调，他还为施佩尔的态度和前后矛盾担心，一旦有人把刚才这番话捅出去，那么指挥部里的每个人都会被当作叛徒处决。海因里希机敏地把交谈扯回从“焦土政策”中把德国保护下来的宏大命题。“我所能做的一切，”这位维斯瓦集团军群指挥官重申，“就是尽可能好地尽到我作为一个军人的责任，其他的就交给上帝吧。我向你保证，我不会让柏林成为第二个被炸成焦土的斯大林格勒。”

当初在斯大林格勒爆发的战斗是逐街逐屋的争夺战，海因里希并不想让战火烧进城市。他无意让自己的部队在苏联人的压迫下退守柏林，在那里打一场类似的毁灭性巷战。至于希特勒要破坏重要设施的命令，已被海因里希在他的集团军群控制区内私下取消了。他告诉施佩尔，他马上就要见柏林卫戍司令雷曼将军。海因里希说，他邀请雷曼就是要讨论这些事情，并亲自说明为什么不可能把柏林卫戍部队转隶到维斯瓦集团军群。

几分钟以后雷曼很快就到了，陪同他进来的是海因里希的首席参谋艾斯曼上校。施佩尔则旁听了整个军事会议。

艾斯曼后来在笔记中提道，海因里希告诉雷曼：“不要指望维斯瓦集团军群提供支援。”雷曼的样子看上去如同没有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溺水者。“那么，”他垂头丧气地感叹，“我不知道怎样才能保卫柏林。”海因里希表达出这样的希望，即他的部队可以绕过柏林。“当然，”他补充说，“可能会有命令要求我派部队进入柏林，不过你不应该依赖它。”

雷曼告诉海因里希，他已经接到了希特勒的命令，要他炸毁桥梁和城里的一些建筑。海因里希愤怒地回答道：“破坏桥梁或者柏林城内的任何东西，只会使城市陷入彻底瘫痪，更加不利于作战。如果真的有命令让我指挥柏林的城防作战，我将绝对禁止这样的破坏。”

施佩尔这时也表明了自己同样的立场，他乞求雷曼不要执行这些命令。他说，这样的话城市的大部分地区就会陷入断水断电的绝境。根据艾斯曼的回忆，施佩尔的原话是：“如果你炸毁这些供应线路的话，城市将至少瘫痪一年，它将导致数百万人染病和陷入饥饿。防止这个灾难发生是你的职责！你不能执行这项可怕的命令！”

艾斯曼记得，空气中充满了不安。“雷曼心中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艾斯曼说，“最后他用嘶哑的嗓音回答说，他已经以一种光荣的方式尽到了他作为一名军官的责任，他的儿子在前线阵亡了，他失去了家庭和财产，他除了属于军人的荣誉已经一无所有。他让我们想想那位没有炸掉雷马根桥的军官的遭遇：就像一名罪犯那样被无情处决了。雷曼认为如果不执行下达给他的命令的话，自己也会丢掉性命的。”

海因里希和施佩尔都试图劝阻他，但没能让他改变主意。最后雷曼离开了，不久后施佩尔也开车走了。海因里希独自一人，专注思索着自己脑海中最重要的事：确定苏联人发动进攻的精确时间。

最新的一批敌情通报被送到了指挥部，它们似乎指出苏联人的进攻已经迫在眉睫。陆军总司令部东线外军处处长赖因哈德·格伦少将，甚至把审讯战俘的最新口供也写进了情报里。一份报告说的是，苏军步兵第49师的一名被俘士兵“确定主攻将在5~10天内开始”，俘虏供述“苏联士兵议论纷纷，都认为苏联不会让美国和英国宣扬征服了柏林”。第二份报告也类似，甚至包括了更多对局势的猜测。那天早些时候在屈斯特林被俘的一名苏军第79军的俘虏供称，进攻的主要目的就是“抢在美军之前赶到柏林”。按照这名士兵的说法：“上级已估计到可能将与美国人产生摩擦，他们将用大炮‘误’炸美国人，让他们领教一下苏联炮兵的强大威力。”

同一天，即4月15日星期日，埃夫里尔·哈里曼大使在莫斯科拜会了斯大林，讨论在远东作战的情况。会晤之前，美国军事代表团的迪恩少将曾让哈里曼注意收听德国的电台广播。德国人的报道言之凿凿，确信苏联人将随时进攻柏林。与斯大林的会谈结束时，哈里曼“漫不经心”地提到了这个敏感话题，他问道，苏联红军是不是真的要恢复对柏林的攻势？按照那天晚上迪恩少将给华盛顿发的电报里的说法，斯大林回答：“确实在准备一场攻势，但不知道能否成功，而且正如已经告诉艾森豪威尔的那样，这一攻击指向德累斯顿而不是柏林。”

在那天下午剩余的全部时间里，海因里希都在仔细研读情报，通过电话与他的参谋们和军官们交谈。晚上8点过后，他做出了一个判断。当时他已经分析了来自战场上的所有报告，评估了老对手行动的每个微妙之处。他倒背着手，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低着头全神贯注，又猛地停下脚步。在一位正专心注视着他的副官看来，“就好像他突然闻到了特殊的味道”。他转向参谋们，“我的结论是，”他轻声说道，“进攻将在明天凌晨时分发动。”他召来自己的参谋长，给第9集团军指挥官布塞上将下达了一个只有一行字的命令：“后撤，占据第二道防线上的阵地。”此时是晚上8点45分，在正好7个小时15分钟以后的4月16日，星期一，这位“狠毒的小矮个”将带领手下的军队，投入第三帝国最后一场战役中去。

[1] 弗朗西斯非同寻常的战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无与伦比的，然而却从来也没有得到美国国防部的承认。他被推荐荣获优异飞行十字勋章，却从未得到过。奇怪的是，马丁虽然并不是飞行员，却由于在这场战斗中的表现获得了航空奖章（Air Medal）。——原注

[2] 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苏格兰散文作家和历史学家。

[3] 七年战争指的是1756至1763年间法、俄、奥等国与英、普之间的战争。

[4] 不论他向艾森豪威尔提出这个估计的时间，还是他得出这个数字的方式，布莱德雷的估计都造成了大量混乱。这件事首先是由布莱德雷本人在他的回忆录《一个士兵的故事》中披露出来的，书里并没有说明具体日期。这样一来，就像布莱德雷对本书作者所说，他对由此而产生的摇摆不定负有部分责任。一种已经披露见报的说法是，早在1945年1月，布莱德雷就在盟军最高统帅部对艾森豪威尔说，攻占柏林的伤亡数字将达到10万。布莱德雷本人说：“我们夺取了易北河的桥头堡后，我立即在电话里把这个估计数字告诉给艾森豪威尔。当然我并不认为在从那里挺进柏林的过程中将伤亡10万人，但我却确信，德国人将会为保卫他们的首都而死战。我认为，正是在柏林，我们将蒙受最大的损失。”——原注

第5部
战役

Part Five
The Battle

1

在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战线上，幽深漆黑的森林里万籁俱寂。在松树和伪装网的下面，炮兵阵列一英里又一英里连绵不绝，并按照不同的口径向后方延伸。迫击炮排在最前方，后面是炮管高高扬起的坦克，接下来是自行火炮，再后面是各种轻重型火炮，最后方则是400门“喀秋莎”火箭炮——一种能够同时发射16枚火箭弹的多管火箭发射器。奥得河西岸的屈斯特林桥头堡里密布着探照灯。在前线的每一个角落里，格奥尔吉·朱可夫元帅的部下都在等待着进攻发起的时刻——凌晨4点。现在离这个时间只差几分钟了。

谢尔盖·戈尔博夫上尉喉咙很干，想喝口水。在他眼中，随着时间的流逝，周围变得死一样寂静。现在，他正与奥得河东岸、屈斯特林以北的部队待在一起，此处泛滥的河面几乎有450米宽。他后来回忆道，他的周围到处是“成群的突击队，成排的坦克，多个工兵排带着浮桥构件和橡皮艇，河岸上挤满了士兵和装备，却又能保持寂静”。戈尔博夫能够感觉到，“士兵们激动得几近颤抖，就像狩猎前的马匹一样”。他不断地对自己说，“无论如何我今天都得活下来，我可有很多东西要写”。他一再告诫自己“绝不能倒在胜利的前一刻”。

战线中央，河西岸的桥头堡里挤满了部队。这个极其关键的立足点——现在宽48公里，纵深16公里——是苏联人在3月底从布塞上将那里夺来的，现在成了朱可夫向柏林大举猛攻的跳板。战力一流的近卫第8集团军将士会从此地发起突击，一旦他们夺取正前方稍微偏西的关键性的塞洛高地——这座高地被誉为“柏林之锁”——坦克部队就会随后跟进。21岁的近卫军中尉弗拉基米尔·罗扎诺夫（Vladimir Rozanov）是一个炮兵侦察小组的指挥员，他静静地伫立在奥得河西岸，身旁是准备操作探照灯的苏军女战士。罗扎诺夫确信，那些探照灯打出的强光将射得德国人神经错乱。他迫不及待地想让姑娘们把探照灯打开。

就一点而言，罗扎诺夫对即将到来的进攻非同寻常地关切，他的父亲就在南边科涅夫元帅的部队里。这位年轻军官很生父亲的气：老人家有两年时间没有给家里写信了。然而，他又满怀希望，父子俩也许能在柏林的街头相见——再乐观一点，或许能在战役结束后一起回到家乡。尽管罗扎诺夫厌烦这场战争，但他又为能够出现在这场最后的伟大进攻中感到高兴。只是等待几乎令人无法忍受。

在桥头堡的更远处，炮班班长尼古拉·斯维晓夫（Nikolai Svishchev）中士站在他的炮组旁边。他是一位已经参加过多次凶猛炮击的老炮兵，见多识广，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提醒他的战士们，火炮一发射就要“扯着嗓子喊，使压力得到均衡，因为‘隆隆’的炮声是很可怕的”。现在，斯维晓夫手里拿着大炮的拉火绳，在等待着开炮的信号。

在屈斯特林的南边，法兰克福周边的桥头堡里，步兵团的尼古拉·诺维科夫中士，正在读附近的坦克上涂写的标语。一则标语写着“从莫斯科到柏林”，另一则标语写着“距离法西斯野兽的兽穴还差50公里”。诺维科夫处于一种难以抑制的狂热躁动之中，他的热情是被团里的政工人员的演讲激起来的。那番颇具鼓动性的慷慨陈词一下子就打动了诺维科夫，他立即写了一份申请书，要加入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1]

在一个挖进山中能俯瞰屈斯特林桥头堡的地堡里，朱可夫元帅稳稳地站着，向无尽的黑暗里眺望。和他并肩站在一起的是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崔可夫上将，也就是整个方面军的先头部队近卫第8集团军的司令员。从斯大林格勒那时起，崔可夫就一直患有烦人的湿疹，皮疹对他的手造成了很大影响。为了保护手，他习惯于戴着一副黑色的皮手套。现在，他有些焦急地等待着最后的进攻时刻，神经兮兮地拿着两只手套互相摩擦。“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朱可夫突然发问，“你所有的营全都到位了吗？”崔可夫迅速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元帅同志，”他报告称，“在过去的两天里，您所有的命令我都执行了。”

朱可夫瞅了瞅腕表。他在地堡的观察口旁停了下来，把军帽向后轻推了一下，两个手肘搭在水泥横栏上，仔细调整着手里的望远镜。崔可夫则把军大衣的领子翻了起来，把头上皮帽的帽边盖在耳朵上，希望以此来隔阻些许炮击带来的巨大噪声。他站在朱可夫身旁，用自己的望远镜观察。参谋们或是围在他们的四周，或是离开地堡，来到外面的山上观察。现在每个人都默默地朝着黑暗处凝望。朱可夫又看看表，再用望远镜观察。时间正在一分一秒地过去，随后朱可夫轻声说道：“现在，同志们，就是现在！”凌晨4点到了。

三发红色信号弹突然蹿上了黑漆漆的夜空，明亮的光芒长时间没有熄灭，令奥得河沐浴在一片耀眼而又略显诡异的猩红色之中。然后，在屈斯特林桥头堡，朱可夫精心准备、排得密密麻麻的探照灯突然打开了。140架巨大的防空探照灯发出的可怕亮光足以让人失明，坦克、卡车和其他车辆也是大灯全开，无数的光柱毫不留情地朝前集中照射着德军阵地，那炫目的灯光让战地记者帕维尔·伊万诺维奇·特罗扬诺夫斯基（Pavel Ivanovich Troyanovskiy）中校联想到“1 000个太阳加在一起”。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司令员米哈伊尔·卡图科夫上将感到非常意外。“这么多探照灯究竟是哪儿来的？”他问军事委员会委员波佩尔中将。“天晓得，”波佩尔回答道，“不过，他们恐怕是把整个莫斯科防空区的探照灯都给卸下来了。”当探照灯照亮屈斯特林前方区域的时候，万籁俱寂。随后三发绿色信号弹冲上天空，朱可夫的超级炮群发出了骇人的巨响。

随着震耳欲聋、地动山摇般的轰鸣，前方烈焰喷发。在东线，这次炮击堪称史无前例，2 000多门各种口径的火炮向德军阵地疯狂喷射出暴风般的烈焰。屈斯特林桥头堡以西的德国乡村，被笼罩在探照灯的无情强光之中，然后在一堵似乎由爆炸的炮弹组成的滚滚向前的“高墙”面前消失得无影无踪。一个个村子顷刻间化为齑粉，泥土、水泥墙面、钢筋、树的枝干在空中飞舞，远处的森林已经变成了一片火海。在屈斯特林的北边和南边，成千上万枚炮弹爆炸的闪光把黑夜变成了白昼。当成吨的炮弹猛烈砸向目标时，致命的点点亮光如同鞭炮飞速闪烁。暴风雨般的爆炸如此强烈，甚至连大气层都被搅乱了。许多年后，幸存的德国人还经常生动地描述起那股奇怪的热风。它说来就来，尖啸着穿过森林，小树都被吹弯了腰，差点儿就在巨大的压力前折断了，泥土和瓦砾则被轻松地卷向天空。战线两侧的人们永远也不会忘记那种雷鸣般的可怕巨响，炮群制造出巨大的冲击波，不论是部队还是装备，都由于震撼而不由自主地晃动起来。

风暴般的声音使所有人都神志不清。在斯维晓夫中士的炮组中，炮手们扯着嗓子吼叫，但大炮的冲击波实在太过强烈，结果鲜血从他们的耳朵里流淌了出来。最可怕的声音来自“喀秋莎”火箭炮，部队称它是“斯大林管风琴”。火箭弹从发射轨上嗖嗖地猛冲出来，喷出一团团火焰，在夜色中呼啸而去，身后留下了长长的白色烟雾。“喀秋莎”火箭炮发出的可怕噪声，让戈尔博夫上尉想到大块的钢铁缓缓挤压在一起发出的刺耳尖叫。尽管这样的噪声很可怕，但戈尔博夫还是感到炮击令人兴奋。在他的周围，“部队在歇斯底里地欢呼，仿佛战士们正在和德国人进行着你死我活的白刃战，到处都有士兵用手中的武器开火，即使他们根本看不见目标”。当他注视着火炮喷出的炮口焰时，想起了祖母曾说过的有关世界末日的可怕场景：“那时大地将燃烧，坏人将被烈焰吞噬。”

在炮击带来的激荡之中，朱可夫的部队开始行动了。崔可夫的精锐近卫第8集团军率先出动，出发阵地是奥得河西岸的屈斯特林桥头堡。当他们如潮水般涌向前方时，徐进弹幕始终覆盖住他们前方的地域，掩护部队向前冲击。在屈斯特林的北边和南边，进攻部队要强渡奥得河。工兵正在泛滥的河水里摆放浮舟，把木桥的预制件快速组合在一起。他们的四周是一浪接着一浪涌来的突击队，战士们已经没有时间等待桥梁架好，他们跳进了起伏颠簸的冲锋舟中，开始以这种方式强渡奥得河。

官兵之中，有很多人是从列宁格勒、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一路打过来的，他们已经跨越了半个欧洲大陆，现在来到了奥得河畔。有些官兵曾目睹自己的故乡被德国大炮夷为平地，他们的庄稼被敌人烧了个精光，他们的亲人惨遭德国军人的屠戮，由此，当下的进攻便具有了特殊含义。他们是为了这个复仇的时刻而活下来的。德国人没有给他们的家乡留下任何东西，他们已无家可归，也无处可去，只能前进。现在他们正向前猛扑。同样劲头十足的还有成千上万刚刚被解放的战俘：苏联红军急需补充兵员，所以这些刚刚被解放的俘虏——衣衫褴褛、骨瘦如柴，许多人身上仍然表现出受到残暴虐待的后遗症——被编入部队、分发武器。现在，他们也在向前冲击，向那些施暴者进行可怕的冷血复仇。

苏联军人就像疯狂的原始人一样，欢呼着、号叫着、奔跑着，处于狂热状态之中的他们甚至等不及船只到来或者浮桥架设完毕。戈尔博夫惊讶地看到全副武装的士兵们跳下水，开始在河里游泳，还有的士兵抓着空油桶、厚木板、木块甚至是树干——抓着任何能够浮起来的东西，在水里漂流。这是一幅奇异的画面，令戈尔博夫想到“一支庞大的蚂蚁军团，利用树叶和树枝漂流过河。奥得河上满是船只，木筏上满是补给品，原木做成的浮舟搭载着大炮，水中到处都是上下起伏的人头，或漂流或游泳”。在一处地点，戈尔博夫惊讶地看见了自己的朋友，那是团里的医生，“一个名叫尼古拉耶夫的大个子，他从河岸上跑下来，身后拽着一条小得可笑的船”。戈尔博夫知道，尼古拉耶夫“应该待在战线后方的野战医院里，可是他却坐在这条小船上，拼命地向河对岸划去”。在戈尔博夫看来，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此次猛攻。

炮击戛然而止，留下一种令人眩晕的可怕寂静。连续的猛烈炮击整整持续了35分钟，在朱可夫的指挥地堡里，参谋们突然意识到电话铃一直在响，谁也说不出究竟响了多长时间——所有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失聪了。军官们开始接听电话，崔可夫手下的指挥官们正在汇报首次情况。“计划正在稳步进行。”崔可夫告诉朱可夫。几分钟后，他还获得了更好的消息。“第一批目标已被占领了！”他骄傲地宣告。自从进攻发起以来，朱可夫一直都很紧张，现在突然放松下来。波佩尔中将回忆说，朱可夫“紧紧握住了崔可夫的手，连声说‘好极了！好极了！确实很棒！’ ”虽然兴奋，经验丰富的朱可夫却不会低估他的对手。只有攻占屈斯特林附近极其重要的塞洛高地，这位身材粗壮的元帅才会感觉好一些，他觉得那样的话成功才有保证；不过，那也不应该用太长的时间。抛开其他的不说，苏联轰炸机群开始猛烈轰炸前方区域。根据安排，有6 500多架飞机对他和科涅夫的进攻提供空地支援，但朱可夫认为单是炮兵的猛轰，就足以摧垮敌人的士气。

柏林北部的舍讷瓦尔德森林，倒背着双手的戈特哈德·海因里希大将在前进指挥部作战室的地板上来回踱步。他周围的电话发出刺耳的铃声，参谋们则在认真收听报告，仔细地把信息标注到摊在房间中央大桌子上的作战地图上。海因里希时不时停下脚步看看地图，或者读一下艾斯曼上校递给他的报告。对于苏联人的攻击方式，他并不意外，虽然他的大多数军官都被这场规模空前的“火炮大合唱”吓唬住了。第9集团军的布塞将军将它描述为“糟透了”，而艾斯曼上校则依据最初的前线报告，认为“我们的第一道防线在对手毁灭性的炮火中已经灰飞烟灭”。

15日晚，在夜色掩护下，维斯瓦集团军群的主力部队已遵从海因里希的急令，撤回到第二道防线。其中也发生了一些插曲。有些军官对放弃第一道防线上的阵地满腔怨气，在他们看来这似乎就是在撤退；有几位指挥官曾对海因里希发出过抱怨。“用你肩膀上的脑袋好好想一想，”海因里希冷冰冰地质问一名提出抗议的将军，“你那漂亮的第一道防御工事或者你的部下将在苏联人的可怕炮击中灰飞烟灭。如果你身处一家钢铁厂里，你不会蠢到把自己的头伸到铁锤的下面吧，会吗？你会及时把脑袋缩回来，我们现在做的就是这件事。”

完成海因里希这一困难的策略，用了那天晚上大部分的时间。从所有的报告来看，在部队撤走的地区，这项调动已被证明是极其成功的。现在，官兵们正在第二道防线上静候推进中的苏联人。在前线的一处区域，海因里希拥有一个明显的地形优势：屈斯特林西边的塞洛高地是一座被沙土覆盖的马蹄形山丘，它的海拔从30米到60米不等，俯瞰着一片布满溪流、遍布烂泥、被称为奥得河湿地的山谷。苏联人从奥得河向西推进时，必须穿越这片山谷。而沿着这座月牙形的山丘，海因里希的大炮已经锁定了对方进犯的路线。

就是这座关键性的高地，是海因里希唯一有可能削弱朱可夫攻击的地方，而且海因里希知道，朱可夫肯定会在制订计划时重点考虑这一问题。苏联人需要迅速夺取这座高地，让海因里希的大炮来不及轰击苏联红军在奥得河上架设的桥梁，来不及威胁正在穿越低洼湿地的部队。朱可夫希望规模宏大的炮击能摧毁大部分抵抗，从而使得攻占高地变得更容易一些。但由于德军预先从前沿撤退，所以海因里希的部队和大炮绝大部分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并且正处于精心布置的阵地上。防御计划实施顺利，只有一件事情十分糟糕：海因里希严重缺乏兵力和武器装备。德国空军早已从天空中消失了，地面部队在人员、枪炮、坦克、弹药或者燃料上都没有后备，因而海因里希只能迟滞朱可夫的攻势，最终他的敌人一定会取得突破的。

在整条战线上，海因里希的两个集团军只有不到700辆可用的坦克和自行火炮[2]，这些坦克和自行火炮又分散在第9集团军和第3装甲集团军的各支部队里。建制最完整的师，也就是第25装甲师，拥有79辆坦克和自行火炮，而最少的单位只有两辆。海因里希只有744门火炮，外加600门推到前线用来平射的高射炮。手头弹药和燃料补给也是极度匮乏，除了各炮携行的炮弹之外，第9集团军的储备将在开战两天半后耗尽。与之相对照的是，朱可夫却手握20 000余门各种口径的火炮[3]。

海因里希无法长时间拖住苏联人，也无法进行反击，因为他已经把仅有的那些坦克装甲车辆和炮兵分散配属给部队，以便让每支部队不至于垮得太快。他只能做自己一直认为有可能做到的事情：他能够赢得一点时间。海因里希看着地图，以及标明苏联红军前进方向的红色箭头，这时他愤懑地想到了被抽调给舍尔纳元帅的中央集团军群的装甲部队，居然是为了阻挡希特勒和舍尔纳臆想中的苏联人将朝布拉格发动的进攻。如果这些部队还在他手里的话，海因里希总共就会拥有7个装甲师。“要是我有他们的话，”他郁闷地告诉艾斯曼，“苏联人就笑不出来了。”

尽管情况很糟糕，但真正的危机仍然还在后面。朱可夫的进攻仅仅只是个开始，还有北方的罗科索夫斯基的部队需要考虑到。他们将在什么时候攻击冯·曼陀菲尔的第3装甲集团军？南边的科涅夫又将在什么时候动手？

海因里希并没有等太长时间，他很快就获悉了科涅夫的意图。苏联人的第二场攻势在布塞的集团军防区的南部边缘开始了，并且打进了费迪南德·舍尔纳元帅的防区。清晨6点，科涅夫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发动了进攻，开始强渡尼斯河。

苏联红军的战斗机群排着密集的V字形编队，倾斜着机身从阵阵闪亮的粉色高射炮火和连绵不绝的红色、黄色和白色曳光弹之间穿过，朝尼斯河冲去。机身背后喷出了浓密的白色烟幕，大马力的航空发动机则发出刺耳的尖啸声。没过多久，战鹰们就飞到了山谷上方，它们的飞行高度距离灰色的尼斯河面不到15米。这些战斗机在防空火网当中来回穿梭，铺下的烟幕如同松软的厚毯子，不仅遮蔽了河面，也遮蔽了东西两岸。河岸高地上的观察所里，伊万·科涅夫元帅注视着这一幕，感到非常满意。尼克拉·帕夫洛维奇·普霍夫（Nikolay Pavlovich Pukhov）中将的第13集团军即将展开突击。科涅夫转向普霍夫，说道：“我们的邻居使用了探照灯，因为他们需要更多的光明。我告诉你，尼古拉·帕夫洛维奇，我们要把黑暗留住。”

尽管科涅夫所部的进攻正面大约宽80公里，可他却命令在几乎4倍于此的长度上释放烟幕，以迷惑德军。科涅夫通过架设在三脚架上的炮队镜观察烟幕的持续效果。根据测算，眼下风速只有每秒钟0.5米——每小时不超过1.8公里。他满意地宣布，烟幕的“厚度和浓度正合适，布设的高度也相当精确”。随后，当飞机继续释放烟幕的时候，科涅夫集结完毕的炮兵部队发出了野兽般的可怕咆哮，向着敌军猛烈开火。

他的炮击和朱可夫的炮击一样无情，不过科涅夫在使用手头的超级炮队上更有选择性。在进攻打响前，科涅夫的炮兵指挥官们都知道，手下的炮兵观察员会因为烟幕的干扰而看不清目标，所以他们就在地形图上精确地标出了每个已知阵地和敌军抵抗枢纽的位置，然后又校正了火炮的瞄准具。除了轰击这些预先就标注出来的目标之外，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炮兵还有计划地从尼斯河开始，利用火镰刀般的徐进弹幕，为展开攻击的突击部队和坦克在敌人阵地中有条不紊地炸出一条又一条数百米宽的路来。随着炮击的进行，森林也化为一片火海。就像朱可夫的当面地段一样，火海从尼斯河畔一直延伸到前面几公里的地方。

科涅夫做事绝不靠碰运气，而是考虑周全、滴水不漏。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先于朱可夫到达柏林，更是为了抢在西方盟军之前冲入德国的首都。他们进展神速，现在距离柏林只有60多公里了。科涅夫想到了两件事情，其中一件可能发生，也可能两件一起发生：德国人或许会同西方盟国单独媾和，艾森豪威尔也可能命令他的部队先于苏联红军夺取柏林。科涅夫后来说：“我们并不想怀疑自己的盟友，担心他们会与德国人达成任何单独的和平协议。然而，种种迹象却证明了这种可能性，相关的谣言也遍布战线的每一个角落……作为一名苏联军人，我必须对此进行考虑和准备……这一切使得柏林战役发起得特别急迫。我们得考虑这样的可能性……纳粹头领们宁可把柏林拱手交给西方，也不愿交给我们。德国人会对他们敞开进城的道路，但对我们，他们将殊死抵抗，战至最后一人。”[4]

在制订计划时，科涅夫已经“冷静地考虑到了这一前景”。为了赶在朱可夫元帅和西方盟军之前抵达柏林，科涅夫知道他必须在攻击发起后的数小时内制服当面的敌人。与朱可夫不同的是，科涅夫有一个巨大劣势：他的方面军在尼斯河西岸并没有被步兵占据的桥头堡，手下的部队得强渡那条令人生畏的天然障碍。

尼斯河是一条冰冷湍急的河流，在一些河段河面宽达140米，尽管东岸很平坦，但河的西岸却遍布陡峭的斜坡。德国人已经充分利用了这些有利地形，修建了一系列加固的钢筋混凝土地堡，俯瞰着河面和东岸的通道。如果进攻部队要避免被这些地堡里的火力压制，科涅夫就得迅速消灭当面之敌。他的计划要求一旦在西岸拿下立足点，就马上把坦克军和机械化军投入战斗。不过，这对行动速度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要快！要快！河上的架桥任务必须在掩护烟幕消散之前完成，如果炮击没能把敌人打垮，工兵们就得在猛烈的炮火之下架桥了。主要的渡河行动将在布赫霍尔茨（Buchholz）和特里贝尔（Triebel）地区实施，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补充渡口。科涅夫坚信，自己唯一的取胜之道就是尽可能迅速地消灭当面之敌。他发布命令，要求下属各部在150余处渡河点进行规模巨大的强渡，试图在短时间内将尽可能多的兵力投送到河对岸。在每个渡口，苏军工兵都立下了军令状，保证能在1~3个小时内架设完浮桥。

早晨6点55分，科涅夫计划的第二阶段开始了。部署在东岸的炮兵全线开火，为渡河部队提供持续的火力掩护；首轮突击部队冲出森林，乘坐各种各样的船只横渡尼斯河；紧随其后的是第二拨突击部队；再往后则是第三拨次。在布赫霍尔茨—特里贝尔地区，普霍夫的第13集团军下辖的突击队拖拽着沉重的浮桥部件，蜂拥着在波浪滔滔的河中强渡。领头的是近卫步兵第6师，师长是格奥尔吉·瓦西列维奇·伊万诺夫（Georgi Vasilevich Ivanov）少将，他是一名44岁的哥萨克硬汉。伊万诺夫用上了所有能在水里漂浮的东西，除了浮舟之外，他还使用了航空燃料箱和收缴来的德国大化肥箱。他命人把这些空箱子密封后焊接在一起，再搬至指定位置，以支撑正在铺设中的浮桥。河水里有上百名工兵，预先制作好的木桥被以最快速度从东岸推入水中，工兵立即蜂拥而上用螺栓将它们紧扣在一起。几十个人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无所畏惧地站在冰冷湍急的尼斯河里，河水已经漫到了他们的脖子。这些战士将沉重的桥楼梁高举过头，与此同时，其他人则把木质的支撑物打进了河床。工兵特别小队用船将沉重的钢缆拉过了尼斯河，船上装有手动绞车，到西岸后他们竖起了渡船用的桩子，然后把钢缆卷绕上去，拖着木筏上的大炮和坦克战车渡河。在部分河段，工兵们没有使用木筏或渡船就把大炮拖过了河：他们是纯粹用钢缆把大炮从河床上拽过河的。这些行动在稳固地向前推进，哪怕沿河各处基本上都有敌军火力。为了掩护部队渡河，伊万诺夫将炮兵连拉到河岸边进行直瞄射击，炮弹直接从进攻部队的头上飞过，尖啸着命中了河西岸的德军防御堡垒。他又用至少200挺机枪打出的密集火网来支援这些炮兵连，“只是为了让敌人抬不起头来”。

在早晨7点15分，科涅夫得到了好消息：突击队已经在西岸拿下了第一座桥头堡。一个小时以后，他获悉乘渡船过河的坦克和自行火炮投入了战斗，并已经同敌人交上火了。到8点35分，持续了2小时35分钟的炮火准备结束，科涅夫充分确认自己的部队在尼斯河西岸已经站稳了脚跟。到目前为止，他们在预定的150处渡河点中的133处成功渡河。普霍夫的第13集团军一部与帕维尔·谢苗诺维奇·雷巴尔科（Pavel Semenovich Rybalko）上将麾下的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协同前进，已经在位于特里贝尔的主攻地段中央达成突破。据各方报告，他们当面的敌人似乎已经被击溃了。德米特里·丹尼洛维奇·列柳申科（Dmitry Danilovich Lelyushenko）上将率领的近卫坦克第4集团军的机械化部队此时穿过了同一地区。南边的近卫第5集团军也完成了渡河。在科涅夫眼中，他的坦克即将直插德军的纵深。

一旦渡河成功，科涅夫就打算让他的部队向施普伦贝格（Spremberg）和科特布斯（Cottbus）发起冲击，越过科特布斯之后部队要沿公路网朝吕本推进。该地区对科涅夫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它是斯大林划定的分界线的终点，而这条线将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他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分隔开了。如果科涅夫能够尽快到达这里，他打算请求斯大林立即允许他挥师北上直取柏林，对此他充满信心。科涅夫已经给帕维尔·雷巴尔科下达了书面命令，“把你的坦克集团军拨出一个坦克军，从南边突向柏林，由近卫第3集团军的一个步兵师提供支援”。在科涅夫看来，也许他可以抢在朱可夫之前进入柏林。正全神贯注于攻击进展的他却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能够活下来是多么走运。就在攻击开始数分钟后，一发狙击手射来的子弹打在他的炮队镜三脚架上，干净利落地钻了个洞，离科涅夫的头只差几寸[5]。

在离柏林东部边缘不到56公里的地方，枪炮声如同远处风暴发出的沉闷雷鸣。靠近奥得河的小村镇则受到了奇异的冲击波的影响。在马尔斯多夫警察局里，书纷纷从书架上跌落下来，电话诡异地响个不停。很多地方灯光暗淡，忽明忽暗。在达尔维茨—霍珀加滕（Dahlwitz-Hoppegarten），防空警报器突然尖叫个不停，谁也关不掉它，画框从墙上猛地砸了下来，窗子和镜子都被震碎了。在明谢贝格（Müncheberg），一座十字架从教堂的尖塔上震掉了，遍地都是凄厉的犬吠声。

低沉的啸声在柏林东部各区被火烧得漆黑的建筑物废墟的框架间反复回响，松树焚烧后散发出的香味在克珀尼克区边缘随风飘散。而在韦森塞区和利希滕贝格区的边缘地带，突如其来的风令窗帘一个劲儿地抽动拍打着。在埃尔克讷（Erkner），防空洞里的一些居民从恐惧之中惊醒了，唤醒他们的不是喧闹声，而是大地令人毛骨悚然的剧烈震动。

许多柏林人都知道那个声音意味着什么。韦尔特林格尔夫妇正躲藏在位于潘科区默林家的公寓里，西格蒙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当过炮兵，他立即就辨别出远处传来的巨响是敌人的大规模炮击，于是急忙叫醒了妻子玛格丽特，告诉她这个情况。起码有一个柏林人声称，他确实目睹了朱可夫的徐进弹幕。凌晨4点后不久，16岁的霍斯特·勒姆林（Horst Römling）蹿上了韦森塞区西部边缘的一座7层楼高塔，用望远镜向东边眺望。很快霍斯特就心惊胆战地告诉邻居们，他看见了“苏联大炮猛烈射击时的闪光和强光”，但没什么人相信他的话。大人们都认为，这不过是一个异想天开的小孩在编故事罢了。但现实恐怕比勒姆林描述的还要恐怖一万倍。

炮声并没有传到市中心的几个区，尽管在街头巷尾都有柏林人宣称自己听到了异响。大多数人认为，那不值得惊讶，只不过是自己人的高射炮在射击而已，或者是被引爆的航空炸弹发出的声音。在当晚持续了2小时25分钟的空袭中，有一些投下的炸弹并没有当场爆炸。这些声响也有可能是被炸坏的楼房突然坍塌发出的。

有一小群平民在第一时间就知晓了苏联人的行动，他们是舍讷贝格区温特费尔德大街邮电大楼里的接线员。在苏联炮兵开始齐射后的几分钟之内，交换机的长途电话和中继线里就挤满了打进来的电话。奥得河和尼斯河附近地区紧张万分的纳粹官员急忙给他们在柏林的上级领导打电话；消防队长在询问自己的手下是否要出动，赶往森林扑灭熊熊燃烧的大火，或者把他们的救火设备从那些危险的地区转移出来；警察局局长在给他们的上级打电话；每个人都试图联系上自己的亲戚。多年以后接线员们回忆说，那些接通电话的人几乎都以三个字作为谈话的开场白：“开始了！”伊丽莎白·米尔布兰德（Elisabeth Milbrand）是总机主管，更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取出一串念珠，默默地念经祈祷。

截至4月16日上午8点，大部分柏林人都已经从收音机里听到“苏联人在奥得河前线持续发动猛攻”的消息。新闻措辞谨慎，不过普通的柏林人已经不需要进一步的详尽报道了。通过口口相传或城外的亲戚告知，人们知道末日终于降临了。奇怪的是，这个时候街上的普通老百姓知道的事情要比希特勒多，因为领袖这会儿仍然在元首地堡里呼呼大睡。他是在凌晨3点之前就寝的，他的首席参谋布格多夫上将对周围的人下了严格的指示，不能叫醒元首。

这天上午，地堡这个奇异的地下世界上演了几乎称得上欢快的一幕：在狭窄的接待室、走廊休息室和小会议室里，一瓶瓶艳丽的郁金香随处可见。早些时候，总理府的一名园丁从被炸得坑坑洼洼的花园中幸存下来的几个花坛里剪下了这些花。在布格多夫看来，这似乎是个好主意，因为埃娃·布劳恩喜欢郁金香。帝国的未婚第一夫人是头天晚上到达柏林进入地堡的。她随身带来了慕尼黑的老朋友赠给元首的一些礼物，其中一件礼物是巴尔杜尔·冯·席拉赫[6]男爵夫人寄来的一本书——伏尔泰写的小说《老实人》。这位男爵夫人是帝国青年组织前领导人的妻子。这本小说中的主人公命运多舛，遭受了一切不幸，但却没有失去对生活的希望。他说：“乐观主义是一种让人在事情糟糕的时候却仍认为一切安好的躁狂症。”男爵夫人认为，这本书在当下这个时刻是最恰当的选择。

一开始朱可夫并不相信这个消息。他站在屈斯特林的指挥部里，身边是他的参谋们，他满脸狐疑地盯着崔可夫，由于愤怒显得有些气急败坏。“你的报告是什么意思——你是在告诉我，你的部队被敌人压制住了？”他朝着近卫第8集团军司令员叫嚷道，而且这一次并没有友好地使用将军的教名。崔可夫以前见过朱可夫发怒，因此显得心平气和。“元帅同志，”他解释道，“不管我们是不是暂时被压制住，攻势必然会取得成功。不过目前抵抗变得强硬起来，我们被挡住了。”

崔可夫称，当部队和配属的坦克部队向前推进时，遭到了来自塞洛高地猛烈炮火的猝然一击。他们正在穿越的地区地形复杂，严重妨碍了坦克和机械化部队的运动。在奥得河湿地的沼泽和灌溉渠当中，自行火炮和坦克正在无助地嘶吼着，履带搅动着湿泥却难以前进半步。陷入泥沼之中的坦克变成了敌人大炮的活靶子，一辆接着一辆被击中，然后迅速烧成了火球。崔可夫说，到目前为止，他的近卫第8集团军只前进了1 300多米。按照波佩尔将军的说法，朱可夫用“一连串极其强有力的言辞”发泄出了他的狂怒。

这场所谓无法抵御的攻势究竟被什么拖住了脚步？原因有很多，这是波佩尔将军与朱可夫的高级军官们交换意见的时候很快发现的。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沙林（Mikhail Alekseevich Shalin）中将是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的参谋长，他告诉波佩尔，他确信“在进攻开始以前，德军已经撤离了第一道防线，部署到以塞洛高地为核心的第二道防线上，因而我们的炮弹大半都没能打着敌人，白白地落到了旷野里”。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库兹涅佐夫（Vasili Ivanovich Kuznetsov）上将是突击第3集团军的司令员，他尖锐批评了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计划。他告诉波佩尔：“我们是在照本宣科，而现在德国人早已熟悉了我们的战法，他们把部队后撤了足足有8公里。我们的大炮摧毁了眼前的一切，就是没能伤着敌人的一根汗毛。”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副司令员安德烈·格特曼中将曾是卡图科夫手下最出色的坦克专家和军长，他既挑剔又生气，批评了朱可夫煞费苦心的探照灯战法：“它们没能闪瞎敌人的双眼，倒是为德国炮手们照亮了我们的坦克和步兵。”

朱可夫从来也没有指望进攻会一帆风顺，也做好了承受严重伤亡的准备，但他坚信德国人是不可能阻止红军向前推进的。他后来回忆道，他本来希望“能迅速瓦解敌人的防御”，但却大大地低估了对方的实力，“前线第一梯队的打击效果被证明是不足的”。他毫不怀疑，单是靠军队的数量他就能够战胜敌人，但他又担心会存在“进攻速度可能被减缓的危险”。朱可夫决定改变战术，立即厉声下达了一系列命令。他要求轰炸机群再次出动，集中攻击敌人的炮兵阵地，与此同时炮兵也要用凶狠密集的炮弹彻底覆盖这座高地。随后朱可夫又采取了另一个更强有力的步骤：在原定计划中，他的坦克集团军将在塞洛高地被步兵夺取之后再投入战斗，但现在朱可夫决定立即让他们参战。卡图科夫上将是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司令员，他碰巧就在地堡里，于是直接接受了命令。朱可夫的目标是不容怀疑的：不惜一切代价，必须尽快攻占高地。朱可夫要用大军的重击让敌人屈服，如果有必要的话，就如同推土机开路般一路强推到柏林。然后，在参谋们的伴随下，这位身材粗壮的元帅离开了指挥部，他对耽搁时间的愤怒仍然显而易见。朱可夫不希望被一些瞄得很准的敌军大炮拖住进攻步伐，他更不希望在攻入柏林的速度上被科涅夫超过。在离开地堡时，军官们尊敬地站在两边让他通过，他突然转向卡图科夫，急促地说：“那么！行动吧！”

正午刚过，特奥多尔·布塞上将的第9集团军指挥部就收到了元首的“当日命令”。命令上注明的日期是4月15日，但显然希特勒的参谋们是在确信苏联人的猛攻开始之后才发出的。指挥官们得到命令，要立即把文件散发下去，一直到连一级单位，但绝不得在公开的报纸上发表。

命令上写道：

“德国东线的士兵们，与不共戴天的仇敌、犹太—布尔什维克集团的最后决战时刻到了！来自东方的成群结队的野蛮大军已经发起了进攻。他试图摧毁德国并灭绝我们的人民。你们这些身处东线的士兵已经知晓了谁在威胁着……德国妇女、姑娘和儿童的命运。老人和孩子将被屠戮，妇女和姑娘将沦落为军妓，剩下的人会被送到西伯利亚。

“我们早已预料到了这场进攻，自一月份以来已经做了充分准备，构筑了坚固的防线。敌人要面对数量庞大的炮兵部队，我军步兵的损失已经被无数新部队填补，警戒部队、新组建的部队以及人民冲锋队正在加强前线防御。这一次，布尔什维克将经历亚洲的古老命运——它必须而且必将在德意志帝国的首都面前倒下。

“此时此刻，凡是未尽己任的人都是我们人民的叛徒。任何一个离开阵地的团或者师，都是最可耻的部队，他们一定会羞于面对在我们的城市里承受着空袭恐怖的妇女和儿童。要格外留意那一小撮犯叛国罪的军官和士兵，他们苟且偷生，为了拿到苏联人的报酬而与我们作战。这群人也许还穿着德军制服。无论是谁命令你们撤退，除非你们十分了解他，否则都要立即逮捕他，如果有必要的话就当场枪决，不管他是什么军衔。如果在未来的几天和几个星期里，东线的每个士兵都能尽责，那么来自亚洲的最后一击就将被挫败。我们在西线的敌人也是一样，尽管出现了种种情况，但他们的纵深突破将最终被挫败。

“柏林将仍然属于德国，维也纳[7]将再次回归德国，而欧洲永远也不会是苏联人的。

“你们要庄严宣誓，保卫祖国！这并非一个空洞的祖国概念，而是你们的家园、你们的妻子、你们的孩子，还有我们的未来。

“在这段时间里，你们是全体德国人民的最大希望，东线的勇士们，人民只是希望，由于你们的忠诚、你们的狂热、你们的武器，以及你们的领导，布尔什维克的冲击将淹没在它们自己的血液里。当命运已经把有史以来最大的战犯[8]从地球上带走的时候，这场战争的转折点将被确定下来。”

布塞并不需要一个“当日命令”来告诉他阻挡苏联人的必要性。几个月前他就直言不讳地告诉希特勒，如果苏联人突破奥得河防线的话，柏林和德国的剩余地区是铁定守不住的。但当他读到“当日命令”中有关一条坚固防线的空谈时感到很愤怒，文中毫无根据地吹嘘敌人遭遇到“数量庞大的炮兵部队”和“无数新部队”。勇敢无畏的话是打退不了敌人的进攻的，希特勒的“当日命令”在极大程度上是一番梦呓。然而有一点却在这些浮夸的文字中暴露无遗：希特勒想要全体德国士兵战斗到死——不论是对付西线还是东线的敌人。

布塞怀有一个秘密的希望，但他对这个秘密守口如瓶，除了海因里希和某些最亲密的指挥官，从未对其他人吐露过。他想在奥得河上坚守足够长的时间，一直等到美国人从西边赶过来。他是这样对海因里希说的：“如果我们能固守到美国人来到这里，那么在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和历史面前，我们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海因里希的反应是尖刻的。“难道你对‘日食行动’一无所知吗？”他问道。布塞表示闻所未闻。海因里希直白地告诉他，那张缴获的地图上标明了盟国的分界线，甚至还圈出了规划中的占领区。“连美国人会不会过易北河，”海因里希说道，“我都表示怀疑。”尽管如此，布塞有一段时间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现在他终于对此不抱希望了，因为即使艾森豪威尔的部队立马渡过易北河并朝柏林进军，一切也都来得太迟了。除此以外，希特勒显然铁了心与推进中的美国人争夺每一公里的土地，在他眼里，民主国家和共产主义者都是一丘之貉。布塞认为，德国已经陷入了绝境，自己指挥的第9集团军也将步入深渊。然而，只要希特勒想把仗继续打下去，拒不投降，那么布塞也只能尽力挡住苏联人。这样的绝望抵抗现在已经开始了，并将持续到最后的时刻。

第9集团军在苏联人的进攻中首当其冲，已经竭尽全力，此时布塞的部队仍然在几乎所有的地方坚守着阵地。在奥得河畔法兰克福，他们实际上已经把苏联人赶了回去。塞洛高地的炮兵和部队虽然遭到了对手无情的轰炸和炮击，却仍然顽强地坚持着，并且把敌人压制住了。不过，尽管布塞的部下几乎在各处都挡住了苏军，但付出的代价也是可怕的。在一些地区，军官们报告说，敌我双方在兵力上的对比至少达到了10：1。“他们成群结队地朝我们涌来，一浪接着一浪，根本不顾伤亡。”一位师长在电话里述说着令人心颤的战斗经历，“我们把敌人放到很近的距离才开火，我们的机枪劈头盖脸地扫向了敌人，一直到机枪的枪管热得发红。我的部下一直战斗到打光弹药，然后他们要么被消灭了，要么完全被打垮。我不知道还能撑多久”。几乎每份报告都一样。电话发狂似地打来，要求增援：要大炮、坦克，尤其需要弹药和汽油，还有一项是不可取代的——部队。布塞为数甚少的预备队，不是已经投入战斗，就是正在开赴指定地点途中，他们大多被匆匆投入关键性的塞洛高地争夺战中去了。

坚守第9集团军防线中段的是第56装甲军，这是一个声名显赫的番号，不过也就仅仅挂个装甲部队的名头而已。第56装甲军曾多次被打垮，又多次重组，现在它再次经过重建。这个军剩余的原班人马几乎全是关键性的参谋人员。不过，这个军无疑还有一个宝贵的人——经验丰富屡立战功的军长赫尔穆特·奥托·魏德林（Helmuth Otto Ludwig Weidling）炮兵上将，他是一位言语粗俗的军官，他的朋友称他为“扣球手卡尔”。

布塞把极其重要的塞洛高地上的各支部队置于魏德林的指挥之下，此刻魏德林手里有3个师：戈林那支桀骜不驯、极不可靠的第9伞兵师，遭到重创的第20装甲掷弹兵师，以及兵力不足的明谢贝格装甲师。友邻的第101军守卫着魏德林的左翼，党卫军第11军位于他的右翼。而第56装甲军自身正承受着苏联人对柏林发起的主要突击。尽管魏德林就任军长才几天，指挥的是缺乏战斗力和经验的部队，而且是在不熟悉的地形上作战，但迄今为止，这位54岁[9]的老兵却让敌人的所有进攻都铩羽而归。

不过，他急需的增援兵力截至4月16日上午仍然没有到达。这只不过是魏德林所面临危机的一个开端而已，在这个星期结束之前，他还会触到更大的霉头——不过这一次会比战场上的问题更加严重。在“扣球手卡尔”眼中，布塞让自己领导塞洛高地的守军无异于判了自己死刑。他无处可逃，苏联人的攻势迟早会把自己和手下们杀得片甲不留；而如果自己选择放弃阵地，那么就会被希特勒当成叛徒处死。命运之神对这位老兵的戏弄才刚开了个头。在第三帝国生命的最后几天中，魏德林还会以柏林保卫者的身份载入史册。

在西方前线，第12集团军指挥官瓦尔特·温克上将既高兴又困惑。他那些年轻且缺乏经验的部队把敌人赶了回去，荡平了敌人在马格德堡南边的桥头堡，这远远超出了温克期盼的成果。然而在巴尔比的那个桥头堡，却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为了摧毁美军在巴尔比的浮桥，温克的部下绞尽脑汁动用了一切可能的手段：德军一开始是把水雷从上游释放出去，试图让其顺流而下撞上敌人的浮桥，后来更是动用了蛙人部队；德国空军在该地区所剩无几的飞机也全力出击，对美国人的桥梁进行了猛烈轰炸。但所有方法都没能获得成功。现在桥头堡已经完好地建立起来，在两天时间里，美国步兵和机械化部队一直在接连不断地过河。令温克十分不解的是，尽管美国人正在易北河东岸加强并巩固他们的阵地，却看上去并没有挥戈柏林的意思。温克想不通敌人这种不可思议的停顿究竟是为何。

美国人在4月12日到15日之间进行的猛烈攻击，让温克有理由坚信：一场血腥的防御战迫在眉睫。但现在美国人却又表现出一副要罢手的意思。“坦率地说，我无法相信眼前这一切，”温克告诉他的参谋长赖希黑尔姆上校，“可能是敌人的补给消耗完了，需要停顿下来重新组织进攻。”无论什么原因，温克都为这个喘息时间感到高兴。他的部队分散在各地，很多仍然处于组建之中，他需要争分夺秒，尽快把他的部队整顿好，并用他能获得的所有坦克装甲车辆加强手头的部队。虽然已经获得了一些坦克和自行火炮，不过温克对获得更多的装甲单位的补充不抱什么希望，对于将他的师补充完整的许诺也不抱什么幻想。温克怀疑现在德国已经兵力枯竭无兵可调了。不过，温克对自身的实力很有自知之明：柏林西部稀疏地分布在易北河沿线的第12集团军，是无法长时间顶住各类猛攻的。“只要美国人发动大规模猛攻，他们将轻松洞穿我军的阵地，”他告诉赖希黑尔姆，“在那之后，要用什么来挡住他们呢？没有了。在这里和柏林之间是一片空白。”

对卡尔·维贝格来说，这个消息就像一次打击。他难以置信地盯着他的上司、美国战略情报局柏林站长亨宁斯·耶森—施密特。“此话当真？”维贝格问道，“你非常肯定吗？”

耶森—施密特点了点头。“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消息，”他说道，“我没有理由怀疑它。”两个人彼此沉默地注视着对方。在过去的几个月时间里，他们都被“艾森豪威尔的部队即将攻占柏林”这个信念支撑着，但这条让耶森—施密特穿过城市来到维贝格公寓的消息，却使他们的希望彻底破灭了。一名来自瑞典的间谍网络联络员刚刚抵达，带来了伦敦方面极其重要的消息，警告他们不要再期待英美盟军了。

在漫长的几个月时间里，维贝格都提心吊胆地隐藏着自己的双重身份，在柏林生活和战斗。他几乎考虑到了所有的可能性，就是没有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甚至到现在他都无法完全相信刚才听到的话。计划的改变并不会影响他们的工作，至少暂时如此：他们还要继续发出情报，而扮演“店主”角色的维贝格仍将按照命令给间谍们分发补给品，但他不知道何时以及是否还会接到命令。据维贝格所知，这座城市里很少有（如果有的话）训练有素的专家和从事破坏活动的特工使用由他提供的装备。耶森—施密特等了好几个星期，才有一个人上门——一名无线电技术员，他把仍藏在维贝格家地下室一堆煤下面的无线电台组装了起来。维贝格的心沉了下去，他不知道接下来还有谁会来，装备到底能否派上用场。物资隐藏处很危险，很有可能被德国人抓住。更糟糕的是，即将攻进城的苏联人也可能会发现这个地方。维贝格希望伦敦方面已经向东方盟友做了通报，在柏林有这么一个间谍小组，否则的话，难以解释清楚储存这么多军用物资的理由。

还有一个私人原因让维贝格焦虑万分。在鳏居多年之后，不久前他遇见了一个名叫英格·米勒（Inge Müller）的年轻女人，他们相爱了，并约定在战争结束后就结婚。现在维贝格很怀疑打进城的苏联人威胁到爱人的安全。在他眼中，柏林很快将成为一口沸腾的吃人大锅，而这个小小的情报小组注定也要被卷进这口大锅里。他试图克服自己的恐惧情绪，但这只是无用功，前所未有的低落情绪已经把他打倒了。此时此刻，他感到自己的小组就是一群弃儿。

暴怒中的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司令员米哈伊尔·卡图科夫上将狠狠地摔掉了野战电话，猛地回过身来，用力踹着司令部的大门。他刚刚接到攻打塞洛高地的坦克第65旅[10]的上级军官报告，红军部队没有取得进展。“我们紧跟在步兵身后，”坦克第11军军长伊万·伊凡诺维奇·尤舒克（Ivan Ivanovich Yushchuk）少将告诉卡图科夫，“但我们寸步难行，我们的坦克被困住了！”

卡图科夫努力抑制住自己的情绪。他舒了口气，从门边转过身来对着他的参谋们，双手叉腰困惑地摇着头。“那些德国鬼子！”他说道，“在整个战争中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抵抗。”随后卡图科夫宣布，他要亲自搞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耽搁下来”。无论什么原因他都必须在清晨拿下高地，只有这样方面军的突破才能顺利进行。

在南边，科涅夫元帅的部队则要顺风顺水得多。他们已经在尼斯河西岸的德军防线上打开了29公里宽的口子，苏军部队正不断地涌过河去，有20条架桥坦克架设的桥梁（有的能够负载60吨重量）、21个渡口和部队渡河点，以及17座轻便突击桥投入使用。由于强击机已经炸出了一条道路，因而在战斗打响后的8小时之内，科涅夫的坦克群在突破敌军防御后推进了约20公里。现在科涅夫距吕本只有30多公里远了，而这座城市就是斯大林为他和朱可夫的部队划定的边界终点，科涅夫的坦克群将从那里转向西北，朝那条经由措森进入柏林的主要公路挺进。在地图上，这条路线被标明为第96号帝国公路——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元帅把这条公路称为“通往永恒之路”。

纳粹当局似乎并不打算直面柏林正陷入绝境这一事实，尽管苏联红军现在距离柏林已不到50公里，却没有发出任何警报，也没有发布官方通告。柏林人都很清楚苏联人发动猛攻了，沉闷轰鸣的炮声是首要线索，通过难民、电话和口口相传，消息已经如同流感一样传播开来。不过这样的消息仍然是片面而矛盾的，由于没有真实的信息，毫无根据的猜测和谣传更是漫天飞舞。有人说，苏联人距柏林已经不到16公里，还有的人听说他们已经打到了城市东郊。没有人准确地知道形势如何，但大多数柏林人都认为这座城市活不了多久了，它死前的剧痛已经开始了。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人们仍在各忙各的。他们神经紧张，要在外表上保持正常的样子越来越难，但每个人都试图做到这一点。

在每一站，送奶工里夏德·波甘诺夫斯卡都被各种问题包围着，他的主顾们似乎都希望他能知道得比其他人更多。素来乐观的波甘诺夫斯卡却提供不了任何答案，他就像接受其服务的那些人一样害怕。在克罗伊茨纳赫大街，阿道夫·希特勒的肖像仍然挂在那位纳粹邮政官员家的卧室里，但这似乎已经不能使波甘诺夫斯卡安下心来。

他高兴地见到自己的忘年交——13岁的多多·马夸特，这位乐观的小女孩正在弗里德瑙分区的一个街道角落里耐心地等候送牛奶的马车。她经常搭上波甘诺夫斯卡的车，和他一起走上几个街区。她的出现让这位上了年纪的送奶工感到宽慰，仿佛乌云中闪出的阳光。现在，多多坐在他的狗波尔迪旁边，兴奋地叽叽喳喳说个不停，但波甘诺夫斯卡却觉得今天上午根本没心情听她说话了。一些刚刚写上去的标语出现在该地区塌了一半的墙上，他毫无热情地审视着。一条标语宣告“柏林仍将属于德国”，其他的标语写的是“胜利或奴役”，“维也纳将再次回归德国”，以及“跟着希特勒就是在迈向胜利”。在多多通常下车的地方，波甘诺夫斯卡把女孩轻轻地抱下了马车。她微笑着说：“明天见，送奶工先生。”波甘诺夫斯卡回答道：“明天见，可爱的多多。”爬回车上的时候，一股悲凉涌上了里夏德·波甘诺夫斯卡的心头：谁知道还能剩下几个明天。

本堂牧师阿图尔·莱克沙伊特正在教堂废墟附近的墓地主持葬礼，他并不认为未来的苦难会比当下的苦难更糟糕。自从宏伟的梅兰希通教堂毁于空袭后，那似乎就是一种永恒了。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有那么多人死于空袭，连他的教区执事都不再为死者登记了。莱克沙伊特站在一个大坟墓的边上，里面是死于夜间空袭的40名遇难者的尸体。当他在葬礼上致辞的时候，只有几个人在场，致辞结束后他们大都稀稀拉拉地离去了，仅剩一个年轻姑娘留在后面。她告诉莱克沙伊特，她的哥哥就躺在坟墓中。随后她泪流满面地说道：“他是党卫队的人，而不是教会里的人。”她犹豫了一下。“您能为他祈祷吗？”她问道。莱克沙伊特点了点头。他告诉姑娘，尽管他与纳粹党和党卫队有重大分歧，但在死亡方面他“不能让任何人听不到上帝的言语”。他低下头说道：“主啊，不要在我面前藏起您的脸庞……我的日子过得就像一个影子……在您面前我的生活什么也不像……我的时间在您的手中……”旁边的一堵墙上，有人在夜间涂写了一句话：“德国必胜。”

修女院院长库内贡德斯渴望这一切都能快点结束。达勒姆宗教会所是维尔默斯多夫区的圣心修女院开办的修女院兼产科医院，就其宗教的隔绝性而言，它几乎就是一座孤岛。但即便如此，这位身材矮胖、精力充沛的修女院院长还是有搞到外部消息的渠道的。达勒姆新闻俱乐部就在外交部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的别墅里，而这座富丽堂皇的建筑就在修女院对面，但这家俱乐部在前一天晚上关闭了。她从前来道别的报界朋友们那里得知，一切都临近结束了，攻城战将在几天之内打响。坚定的修女院院长希望，战斗不会持续太久。几天以前，一架盟军飞机就在她的果园里坠毁爆炸，修女院的房顶也在前些日子被炸飞，这让她感到危险已然来到了眼前。这场愚蠢而又可怕的战争早该结束了！与此同时，她又有近200人需要照料：107个新生儿（其中91个是私生子）、32位母亲，以及60名正式修女和庶务修女。

仿佛是担心修女们无事可做，院长给她们压上了更多更繁重的工作。在看门人的帮助下，一些修女在大楼的侧墙，以及覆盖着整个二层的新油毡纸房顶上（第三层连同房顶一起消失了），用油漆画出了巨大的白色圆圈，圆圈里又画上明亮的红十字。修女院院长是位现实主义者，她已经吩咐实习护士把餐厅和娱乐室改建成了急救站，而护士餐厅已经变成了日夜闪耀着烛光的小教堂。地下室现在被分隔成一个个保育室，以及一些用于分娩的小房间，院长甚至还确保要把这个地方的所有窗子都从外面铺上水泥，砌上砖，堆上沙袋。她一如既往地对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好了准备。但有一件事情，她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准备：她与她们的告解神父兼导师——伯恩哈德·哈皮希神父——有同样的忧虑，即女性可能会遭到占领军的骚扰。哈皮希神父已经做了安排，定于4月23日向修女们讲解这件事情。现在，根据她的新闻界朋友带来的消息，库内贡德斯希望她们不会等太长的时间。在她看来苏联人似乎随时都会到来。

当人们等待消息的时候，他们用冷嘲的幽默掩盖自己的焦虑。一种新的问候语风靡全城，完全不认识的人彼此相互握手，敦促对方“要活下去”。许多柏林人在嘲弄地模仿戈培尔10天前的那次乐观的广播。宣传部部长当时强调德国的命运将会经历一次大转折。他说道：“元首洞悉了这个伟大转折到来的精确时间。命运把他送到我们身边，于是在这个内外交困压力巨大的危急关头，我们将成为这场奇迹的见证者。”现在这些话语到处被市民们重复着，不过人们是以一种嘲弄的态度来模仿这位大员“风格迷人”的讲话。还有一种说法也传遍了柏林。“我们根本无所畏惧，”人们彼此打气，但接下来的话让这种打气变得更像一种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格罗法斯’将拯救我们。”“格罗法斯”（Gröfaz）是柏林人给希特勒起的外号，它是德语“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将军”（Grösster Feldherr aller Zeiten）一语的缩写。

甚至在城市几乎面临苏联军队炮火轰击的时刻，柏林绝大多数的工厂企业仍然在坚持生产。施潘道区的工厂生产出来的炮弹和子弹被迅速地发往前线。施塔特的西门子工厂在生产电气设备。数量巨大的滚珠轴承和机床，正在马林费尔德、韦森塞和埃尔克讷的工厂里被制造出来。位于泰格尔区（Tegel）的莱茵金属—博尔西希（Rheinmetall-Borsig）工厂在大量生产炮管和炮架。坦克、卡车和突击炮从位于鲁勒本的阿尔克特工厂装配线上隆隆驶出。在滕佩尔霍夫区的克虏伯—德鲁肯米勒工厂，坦克一修好就立即被送到军队里去。情况太紧迫了，管理部门甚至要求外国劳工志愿做应急驾驶员。来自法国的强征劳工雅克·德洛奈断然拒绝了这样的命令。“你很聪明，”那天下午返回工厂的坦克驾驶员告诉德洛奈，“你知道我们把这些坦克开到什么地方去了吗？直接开赴交战的前线！”

不仅是工厂，服务业和公共事业单位也在继续履行职能。在位于波茨坦的主天文台，气象报告员照常上班，例行公事地指出：当天中午的气温是18摄氏度，到傍晚时预计将降到4摄氏度左右；天气晴朗，偶尔有零星的白云，有温和的西南风，到傍晚时又将转成东南风。预计17日将有变化——多云，有时有雷阵雨。

晴空之下，柏林的街道上挤满了人。家庭主妇们出于对未来的担忧，纷纷到能够买到东西的地方去购买非配给商品，每家商店前似乎都排起了长队。在克珀尼克区，罗伯特和汉娜·舒尔茨为了买面包已经排了3个小时的队。天知道什么时候能轮到他们多买点东西呢？和无数柏林市民一样，舒尔茨夫妇也试图通过某种方式来排解烦恼。当天他们不顾交通系统已经变化无常，倒了6次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来到位于夏洛滕堡区的目的地——一家电影院。这是他们一周之内的第三次冒险了。在各个区他们看了好几部电影，一部是《马克西米利安一样的人》，一部是《弹竖琴的天使》，一部是《大节目》。《大节目》是部马戏电影，罗伯特认为它是本周最好看的电影。

法国战俘雷蒙·勒加蒂热看到本德勒街的预备军司令部一片混乱，没人会关心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是否出现，警卫们更是早已自顾不暇，于是当天下午他便淡定地溜了出去。勒加蒂热费尽口舌，搞到一张波茨坦广场附近电影院的票，这张票本来是留给德国士兵的。现在，当戈培尔的宣传部特别发行的电影上映时，他在黑暗之中放松下来。那是一部彩色史诗片，片名叫《科尔贝格要塞》，讲的是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冯·格奈森瑙伯爵英勇保卫这座波美拉尼亚城市的英雄事迹。在观影过程中，勒加蒂热既为电影着迷，又为身边军人的举动着迷。这些士兵被故事吸引了，他们欢呼、鼓掌、彼此喊叫着，为这个德国军事历史上的传奇人物的奇迹故事欣喜若狂。勒加蒂热想到，要不了多长时间，这些士兵中的一些人就有机会在真刀真枪的战场上成为“英雄”了。

暗号毫无征兆地出现。乐团经理格哈特·冯·韦斯特曼博士的办公室就位于柏林爱乐乐团那片包含音乐厅和练习厅的建筑群里，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收到了帝国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的消息：当晚乐团将举行最后一场音乐会。

冯·韦斯特曼早就知道消息会这样传来——突然之间，而且距离音乐会开始只有几个小时。施佩尔的指示是，想离开的音乐家们，都要在演出结束后马上撤退。他们的疏散目的地定于柏林西南约380公里处的库尔姆巴赫—拜罗伊特地区，早先施佩尔已经把爱乐乐团最名贵的乐器送到了那里。按照帝国部长的说法，美国人“可能会在几个小时后”就占领拜罗伊特地区。

只有一件麻烦事，那就是很多人拒绝了施佩尔的好意。这位帝国部长本打算把整个乐团都秘密送走，但如此一来计划就落空了。一开始，由于害怕计划走漏风声被戈培尔知道，冯·韦斯特曼只试探了乐团里一些绝对可靠的成员。令他惊讶的是，大多数人并不愿离开。一些人是因为家庭的羁绊，一些人则是被与城市有关的些许因素束缚住了手脚，剩下一些人干脆就是感情用事。总而言之，逃亡计划在表决的时候被否掉了。大家要那位年轻的小提琴名家、乐队首席小提琴手格哈德·特施纳把表决结果告诉施佩尔。帝国部长则大度地表示理解众人的苦衷，但离开柏林的大门还是对他们敞开着的：施佩尔自己的汽车和司机将在最后一晚等候着，把那些想走的人送走。特施纳夫妇和两个孩子，以及乐师格奥尔格·迪布尔茨的女儿是一定要走的，但要走的人屈指可数。即使是冯·韦斯特曼，考虑到表决结果，他也选择了留下。这位经理觉得自己有责任与乐团的大多数人共渡难关。

但对于乐团中的犹豫不决者，必须要严肃地告知他们：今晚是最后的机会。或许那些了解内情的人会在最后改变自己的主意，选择逃离这座即将被厄运吞噬的城市。在距演出拉开帷幕不到三小时的时候，冯·韦斯特曼修订了节目。剩下的这点时间，已经无法安排一次彩排来让所有人对即将到来的撤离做好心理准备了，那些对疏散计划一无所知的人肯定会对这一变动大吃一惊。不过，无论是否知情，施佩尔挑选的作为最后一场音乐会寓意的曲目，对在场的每一个人而言都具有一种阴郁而动人的意义。冯·韦斯特曼现在命令摆在音乐家谱架上的乐谱是《诸神的黄昏》——瓦格纳描述众神之死达到高潮的悲剧性音乐。

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柏林人都识破了所谓“柏林要塞”的可笑骗局。甚至连最没有见识的人也看得出，这座城市抵御进攻的准备有多么差：主干道和公路仍然是自由通行的；部署在街头巷尾的火炮和装甲车辆少得可怜；除了上了年纪的人民冲锋队员之外，城里压根就看不到正规军的影子。这些人民冲锋队员有的穿着五花八门的制服，更多的人只是在外套的袖子上缝了个表明作战身份的袖章而已。

固然，路障和简陋的防御障碍物到处都有。在小巷、院子、政府大楼周边以及公园里，堆积着大量用于构筑防御工事的材料，偶尔还有成卷的铁丝网、一堆堆的钢铁反坦克障碍物，以及填满了石头的旧卡车和废弃的有轨电车。当城市遭到进攻的时候，要用它们来堵塞通衢大道。但像这样的路障能挡住汹涌而来的苏联人吗？“苏联红军起码得用2小时15分钟才能突破，”一个在城内流行的玩笑如是说，“先狂笑2个小时，再用15分钟粉碎路障。”防御工事——战壕、反坦克壕沟、路障和炮兵阵地——只有在郊区才能见到，而且柏林人也能清楚地看到，甚至连这些东西也远未完工。

当天有个人开车出了城，发现防御的准备工作“完全徒劳、可笑”！他是一位构筑防御工事的专家，马克斯—约瑟夫·彭泽尔（Max-Josef Pemsel）中将原先是在D日守卫诺曼底的第7集团军参谋长，由于他的部队没能抵挡住进攻，从那以后彭泽尔就和其他人一起被希特勒打入了冷宫。他被调去指挥在芬兰作战的默默无闻的第6山地师后，便听天由命待在这支“毫无生气的部队”里了。

然而在4月2日，彭泽尔惊讶地接到了约德尔大将的指示，要他飞往柏林。糟糕的天气迫使他的飞机耽误了好几天，直到4月12日才赶到首都。约德尔因为他迟到而责备了他。“你要知道，彭泽尔，”约德尔说道，“本来是要你扛起柏林卫戍司令的重任的，但你来得太迟了。”彭泽尔后来说，当他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心中的一块大石头总算落了地”。

现在，彭泽尔不是要接管柏林防务，而是在前往意大利前线的途中：约德尔已经任命他为驻意大利的利古里亚集团军参谋长，而集团军指挥官是意大利陆军元帅鲁道夫·格拉齐亚尼。彭泽尔发现，形势几乎如同梦幻一般。他怀疑格拉齐亚尼的部队可能早就不复存在了，但约德尔却向他详细介绍了与之相关的职责，仿佛仗打到现在被证明是极其成功的，而且注定还要再打上几年似的。“你的工作，”他告诫彭泽尔，“将会很困难，要完成它不仅需要大量的军事知识，外交技巧也是必不可少的。”尽管约德尔的观点无疑是在痴人说梦，但彭泽尔却为要去意大利而感到高兴：途中他将经过巴伐利亚，这将是他两年里首次见到自己的妻儿老小；说不准等他磨蹭到意大利的时候，战争已经打完了。

当彭泽尔离开柏林时，他感到老天爷对自己如此眷顾，显然这座城市铁定是要失守的。当车辆经过一个由树干、尖铁和圆锥形水泥块组成的反坦克障碍物时，他怀疑地摇了摇头。再往前行，汽车从那些正在慢慢挖掘战壕的年龄较大的人民冲锋队员身边快速驶过。彭泽尔后来描述道，城市被疾驰的汽车甩到身后时，“我感谢上帝，因为他让这杯苦酒与我擦肩而过了”。

在位于霍亨索伦路的司令部里，卫戍司令雷曼中将站在墙边，困惑地看着挂在墙上的一张大幅柏林地图，上面标明了防线的情况。他后来说：“万能的主啊，我究竟该做些什么。”在过去的3天里，雷曼几乎没有合眼，此刻已是腰酸背痛。从上午到现在，他接了无数个电话，参加了数个会议，视察了环形防线上的几个地段，还下达了一系列命令——他私下认为，这些措施恐怕不能抢在苏联人抵达城区之前完成了。

清晨，戈培尔这位柏林的地方长官和保卫者（后面这个头衔是他自己给自己加的），召开了每周例行的“战时会议”。在雷曼看来，这些会议完全就是在胡闹。下午，他向参谋长雷菲尔上校描述了最近的一次会议。“他对我又打起了官腔。他说：‘倘若柏林之战现在就爆发的话，你将会有各种坦克和不同口径的野战炮、数千挺轻重机枪、几百门迫击炮可供支配，除此之外还有大量配套的弹药。’”雷曼顿了顿，他告诉雷菲尔，“按照戈培尔的说法，仿佛只要柏林被敌人包围了，我们反而可以得到想要的一切了。”

然后戈培尔突然话锋一转。“一旦柏林之战开始，你打算把你的司令部设在何处？”他问道。戈培尔自己计划去动物园防空塔，他提议雷曼也把司令部搬过去。雷曼几乎立即察觉出这位地方长官的心思是什么：戈培尔是想把雷曼和柏林的防御完全置于他的控制之下。于是他尽可能圆滑地回避了这个提议。“我倒是觉得要避免去那里，”他说道，“否则的话，一次突如其来的打击就可能把军政领导人一窝端了。”戈培尔搁置了这个话题，不过雷曼注意到，这位地方长官的脸色立马就不好看了。戈培尔明白雷曼是在找托词：那座庞大的动物园防空塔哪怕挨上十几枚巨型炸弹也会安然无恙的，谈何一次打击就足以全灭呢。

雷曼知道，宣传部部长肯定对自己刚才的不顺从行为耿耿于怀；但眼下，雷曼已经被城防战的准备工作搞得精疲力竭——这近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每天的工作中，他最不想近距离接触的人就是戈培尔。他既不相信这位高官的表态，也不相信他开的各种空头支票。仅仅在几天前，雷曼和戈培尔再次讨论到城防战的补给状况，后者夸下海口，称柏林的防御将会得到“至少100辆坦克”的鼎力支援。雷曼要求把许诺的补给物资列出书面清单来。当他最终拿到清单时，结果那100辆坦克成了“25辆已经完工，75辆仍在制造”。但无论纸面上标的是几辆，雷曼知道他什么都得不到。奥得河前线对所有的重要武器都享有绝对优先权。

在雷曼眼中，只有一位内阁成员真正明白柏林的前景如何，那就是帝国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而且甚至连他都有偏见。在地方长官召开的战时会议散会后，雷曼又接到命令立即到施佩尔那里去。希特勒的战时生产部长的办公室，就位于巴黎广场的前法国大使馆里，素来温文尔雅的施佩尔正大发雷霆。他指着地图上那条穿过市中心的干道，要求雷曼解释一下“打算在东西轴心大道上干什么”。雷曼吃惊地望着他。“我正在勃兰登堡门和胜利纪念柱之间弄一个简易机场，”他有些不解地回答道，“怎么了？”

“怎么了？！”施佩尔爆发了，“怎么了？！你正在砍倒我宝贵的路灯柱——这就是我为什么发火！你不能这么做！”

雷曼本来以为施佩尔知道所有的计划。在布雷斯劳战役和柯尼斯堡战役中，苏联人在战役开始后就迅速夺取了位于两座城市郊外的机场，让整个城防战极其被动。为了避免类似的情况在柏林重演，所以他决定在政府所在地区的中心建造一个简易机场，该机场沿着东西轴心大道，穿过蒂尔加滕。“由于这个原因，”雷曼后来说，“在与空军协商并达成一致后，我们选择了在勃兰登堡门和胜利纪念柱之间建造简易机场。为了保证临时跑道的宽度，必须得把那些装饰华丽的铜质路灯柱移走，而且道路两侧纵深30米（大约100英尺）的树木也得砍掉。当我向希特勒提出这项计划的时候，他说挪走那些路灯柱无所谓，但得把树留下。我竭力说服他改变主意，但希特勒就是不允许我把树砍掉。我解释说如果不弄掉这些树，那这座简易机场就只能起降小型机。即便如此他仍旧没有松口。我不知道他究竟在想些什么，不过时至今日砍掉几棵树几乎不会破坏这座城市的美丽。”而现在施佩尔跳出来保卫他心爱的路灯柱了。

雷曼对施佩尔解释了目前的形势，最后指出元首已经允许了这项行动。但这位执拗的帝国部长仍不为所动，“你不能拆卸那些路灯柱，”他强调，“我不允许。”随后施佩尔又补充说，“你似乎没有意识到，柏林城的重建是我负责的。”

这句超现实主义的宣言让雷曼目瞪口呆，他仍试图说服部长先生改变主意，但这只不过是在做无用功罢了。“在城区内修建一个机场是有大用处的。”他争辩道。可帝国部长对此充耳不闻。雷曼记得，“当谈话结束时，已经不耐烦的施佩尔表达出要把整件事情交到元首那里去的意思。与此同时，他的路灯柱保住了，简易机场的修建工作就这样告吹了——即使苏联人正在一步步地向柏林城逼近”。

会晤结束之前，施佩尔又提出了柏林桥梁的事情。就像此前在海因里希的指挥部里那样，他再次与雷曼吵了起来，坚持认为炸毁桥梁并不能阻碍苏联人的进攻，水、电和煤气的管线要通过许多桥梁，“把这些生命线切断将会使大部分城区陷入瘫痪，令我的重建任务雪上加霜”。雷曼清楚，施佩尔对希特勒的影响是巨大的：他已经从总理府得到了一道直接的命令，几座预定要炸掉的桥从已经下发的破坏清单中除名了。现在施佩尔又坚持保留所有的桥梁。雷曼则变得像施佩尔一样固执：除非希特勒明确收回成命，否则他就将按原计划炸毁剩余的桥梁。从内心感情上讲，他也赞同施佩尔的这个观点，但他同样无意为了保住那些桥而让自己的生命和事业受到威胁。

离开施佩尔的办公室之后，雷曼迅速视察了柏林郊外的一处防御地段。每次视察防线都让雷曼进一步确信，柏林的防御就是一个空想。在顺风顺水、趾高气扬的胜利岁月里，纳粹高官们根本不会想到柏林将成为自己困兽犹斗的巢穴。他们在其他地方都建了防御工事——意大利的“古斯塔夫防线”、欧洲沿海的“大西洋壁垒”、德国西部边界的“西格弗里德防线”[11]（俗称“西部壁垒”）——柏林周围却连一条战壕都没有挖过。甚至在苏联人以庞大的兵力猛冲东欧、杀入德国本土时，希特勒和他的军事顾问们依然没有在城市周围构筑防御工事。

一直到1945年初苏联红军进抵奥得河畔，德国人才开始对柏林的防御给予些许重视，城市东郊渐渐出现了几道战壕和反坦克障碍物。但当苏联红军在冰封的河面前停下等待春天河面解冻时，保卫首都的准备工作也令人难以置信地停了下来。直到3月，柏林的防御工作才再次被提上台面，但那时显然已经太迟了，建立防线所需的兵力、补给或装备都严重匮乏。

经过两个月能够累垮人的疯狂劳作之后，一道道差强人意的防线匆匆建成。2月底，在距柏林30~50公里处，一道不连贯的“障碍地带”匆忙建立起来。这条障碍带穿过森林和沼泽，沿着湖泊、河流和运河布设，大多数是在城市的北部、南部和东部。在雷曼上任之前，下达的命令中已经宣告这条障碍地带是“筑垒地域”。为了迎合希特勒的“要塞癖”，当地的人民冲锋队被告知，他们被寄予了厚望——必须战至最后一人，决不能投降或是后退。要把这样的地方变成固若金汤的防线，需要投入数量巨大的人力、枪炮和材料，因为这道环绕着大柏林的障碍地带几乎长达240公里。

雷曼很快就发现，除了直接处于军事管理下的那些障碍区，所谓的“筑垒地域”往往只有几道掩护着大路的战壕和一些零星的炮兵阵地，抑或几栋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窗户用砖堵住后留出机枪眼，就被改建成了碉堡。这些脆弱的阵地大部分甚至都没有配备守军，完全就是个有名无实的花架子，却在总理府的防御地图上被夸张地标明为抵抗枢纽。

用来抵御进攻的主要防线在城市内外，好比3道同心圆似的环形防线，构成了内部防御的基本模式。

第一道防线周长约为100公里，围绕着城郊。由于没有合适的防御工事，所以任何东西都被用作障碍物：老式的火车车厢和马车、建筑物废墟、巨大的混凝土墙、被改建的防空地堡，以及大自然的贡献——柏林的湖泊与河流。现在，成群的人正在日夜连轴转，试图把这些天然障碍和人工设施连接成一道连续的防线和反坦克屏障。工作是靠人力徒手实施的，没有工程机械，大多数挖掘机早就被送到了东边，用以修筑奥得河前线野战军们急需的防御工事。所剩无几的几台机器也由于燃料短缺派不上太大用场，每一加仑可用的汽油，都被送到了装甲师。在环形防线上施工的工人本应该超过10万名，可事实上从来也没有超过30 000人，甚至连手工工具也极度缺乏。报纸上曾疾呼，要大家捐献出铁镐和铁锹，但应者寥寥。诚如雷菲尔上校刻薄的话语：“柏林的园丁们理所应当地认为，与挖掘反坦克陷阱相比，开垦土豆地才是头等大事。”在雷曼眼中，无论如何这一切都是徒劳的，按时完成这道环形防线无异于痴人说梦，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工作，远没有完成的希望。

第二道或者说中间那道环形防线，如果由久经战阵的精锐兵团把守，而且又能配备足够的武器，那么完全能够成为一道令人生畏的障碍。它周长约40公里，障碍物也早已就位了，柏林的发达的铁路系统已被改造成为一个致命的陷阱。很多地方有深深的轨道路堑和岔线，其中一些路堑和岔线有100~200米宽，形成了完美的反坦克壕沟。俯瞰着轨道的建筑物被改建成碉堡，里面的炮手能够逐个瞄准射击陷在沟壑里动弹不得的敌军坦克。这条环线沿着其他地域，随着柏林轻轨铁路延伸而去，给予防御者城墙似的高高路堤和有利地形。

即使这些防御都被打垮，城市中心仍然还有被称作“内圈”的第三道环形防线。这道最后防线内的区域位于米特区，被称为“堡垒”，被兰德韦尔运河和施普雷河环抱，几乎所有的政府大楼都挤在这个最后的防御岛屿里面。大楼被路障和混凝土块墙连接起来，最后的守军将在这些大楼里进行孤注一掷的顽抗——在戈林面积巨大的空军部大楼里，在位于本德勒街庞大的预备军司令部里，以及在总理府和帝国国会大厦空荡荡的发出回音的残垣断壁里。

从“堡垒”区朝外延展，在这3道环形防线内外分布着8个馅饼状的防区，每个防区都有自己的指挥官。从东边的韦森塞区开始，这些防区按顺时针方向被冠以A—H的代号，“内圈”的代号是Z。支援这3道环形防线的是6座令人生畏的可抵御轰炸的防空塔，它们被部署在市内各处——洪堡海因、腓特烈斯海因以及柏林动物园。

不过这一“柏林要塞”缺乏许多极其重要的要素，尤为必不可少的要素就是守军。雷曼认为，如果真想保住这座面积达832平方公里的危城（如此巨大的城市在规模上已与纽约无异），即使在理想条件下也需要20万名经过充分训练并富于战斗经验的士兵。但这位焦头烂额的指挥官手头只拥有一支鱼龙混杂的杂牌军。柏林城内的守军——如果真能将其称为一支军队的话——是个彻头彻尾的大杂烩：从15岁的希特勒青年团员到70多岁的老人，不一而足。他有为数不少的警察、工兵部队和高射炮兵，但步兵却是6万名未经训练的人民冲锋队员。这些人民冲锋队员中的疲倦老人，现在要么正在挖掘战壕，要么正蹒跚地进入通向柏林城内的交通要道旁的阵地，他们将承担起城市防御战的重任。人民冲锋队在军队体系中地位低下，尽管在紧急时刻他们被要求与国防军并肩作战，但并不被认为是陆军的组成部分。就像希特勒青年团一样，他们是由当地的纳粹党官员负责的，在战役开始之前，雷曼甚至都不能对这支队伍行使指挥权。就连人民冲锋队的装备也是由纳粹党负责的，他们没有自己的车辆、野战厨房或者通信设备。

总而言之，雷曼的部下有三分之一纯粹就是手无寸铁的平头百姓，其余的人也是最近才拿到了五花八门的“武器”。他后来回忆道：“他们的武器，来自德国的每一个盟友或者对手。除了我们自己分发的武器之外，还有意大利、苏联、法国、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荷兰、挪威和英国的枪支。”至少有15种步枪和10种机枪。为这种大杂烩般的枪支找到足够的弹药是不可能的。那些装备了意大利枪支的营要比大多数营都走运，每支枪最多能有20发子弹。人们发现，比利时枪支只能用某种特制型号的捷克斯洛伐克子弹，但比利时的弹药在捷克式枪上却毫不匹配；希腊的武器没有多少，可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仓库里却储备了大量的希腊弹药。由于弹药严重短缺，人们情急之下找到了一个土法子：用各类机械对数量繁多的希腊子弹进行再次加工，这样就能用意大利步枪把它们射出去了。但这种发狂似的临时凑合只是聊胜于无，并不能缓解子弹匮乏的窘境。在苏联人发动进攻当天，每个人民冲锋队员的弹药供给是平均每支步枪配5发子弹。

现在，当雷曼在东郊的阵地上巡视时，他确信苏联人将会不受阻碍地从德军阵地上碾过。缺乏太多的防御要素了：对巩固防御而言极其重要的雷区几乎不存在，因为可用的地雷屈指可数；一种最古老也最有效的障碍物——铁丝网，几乎也无从获得；雷曼的炮兵部队包括一些机动高射炮，几辆隐藏在半地下掩体内只露出炮塔的坦克，这种炮塔上的枪炮不足以封锁前方的道路；还有巨型防空塔上的高射炮，尽管火力强大，但在地面战中用处有限，它们被固定在高耸的塔楼上且缺乏俯角，因此很难轰击近距离的目标，对杀到眼前的苏联步兵和坦克几乎无能为力。

雷曼知道，他自己的形势只能用“绝望”二字来形容，对其他地方的前景他几乎同样悲观。他认为奥得河前线根本守不了多久，也不能指望那些撤进城的正规军会对自己施以援手。雷菲尔上校曾经与布塞上将指挥部里的军官讨论过获得帮助的可能性，他只得到了一个生硬的答复。“别对我们抱有期待，”布塞的参谋长约翰内斯·赫尔茨（Johannes Hölz）少将说道，“第9集团军待在奥得河畔，并且将一直待在那里。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就算打光了也不会退却。”

雷曼始终难以忘却在一处防区与人民冲锋队官员的谈话。雷曼当时提问：“如果一辆苏联坦克突然从远处向你冲来，你会如何应对？你如何警告友军敌人的装甲部队来袭？比如说吧，现在这辆轰鸣的重型坦克正朝着这里开来，告诉我你如何处理。”令他目瞪口呆的是，那个人突然转身跑向了阵地后面的村子里。几分钟后他回来了，气喘吁吁神情沮丧。“我找不到电话，”他窘迫地解释道，“我忘了邮局在下午1点到2点之间是不开门的。”

当雷曼驱车返回城里时，凝望着车窗外的他却什么也没有看进去。他感到可怕的厄运正在积聚，在黑暗之中柏林可能永远消失。

在敌人的巨大压力下，战线正在缓慢地破裂。海因里希一整天都在前线，从一个指挥部到另一个指挥部，视察野战阵地，与指挥官们谈话。令他惊讶的是尽管胜算如此之小，但布塞的士兵却打得很好。首先，三天来第9集团军挡住了猛烈的初步进攻；现在，他们承受苏联人主要攻势全部压力的时间已经超过了24小时。布塞的部队进行了凶猛的抵抗，单是在塞洛地区他们就干掉了150多辆坦克，击落了132架飞机。尽管如此，他们依然被不断削弱。

当海因里希在夜色中驱车返回指挥部时，他发现车在难民潮中几乎停止不前了。当天他在各处都看到了大量难民——有的人背着包袱，有的人拉着手推车，车上装着他们最后的财产，还有些人坐在用马或牛拉的农用板车上。在许多地方，数量惊人的难民给海因里希的部队带来的麻烦一点也不比冲杀过来的苏联人小。

在集团军群指挥部里，焦急的参谋们聚集在一起，听将军讲述他对形势的直观印象。海因里希神情严肃地总结了他所看到的情况。“他们撑不了多久，”他说道，“前线部队已经精疲力竭了，累得连舌头都伸了出来。不过，”他略显骄傲地说，“我们仍在坚持，这是舍尔纳办不到的壮举。那位伟大的军人甚至连挡住科涅夫的攻势一天时间都做不到。”

此后不大一会儿，陆军总参谋长克雷布斯将军来电话了。“我们对你部目前的战况十分满意。”他语气平和地告诉海因里希。海因里希承认这一点有道理。“考虑到进攻的规模，我们没有丢掉多少地盘。”他说。克雷布斯本以为自己会得到一个更为乐观的答复，他表达了自己的这种期许，但海因里希就是不这么做。“我已经认识到，”他干巴巴地告诉克雷布斯，“在太阳跃出地平线以前永远也不要赞美白天。”

在黑暗中，列兵维利·费尔德海姆更紧地握着他那支笨拙的“铁拳”反坦克榴弹发射器。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确切所在，只是听说这条散兵坑组成的防线掩护着克洛斯特多夫地区的3条道路，距离前线大约有29公里。

就在刚才，在等待苏联坦克出现在道路上的时候，维利感到自己正在经历一次伟大的冒险。他想象着当他看到第一辆敌人坦克，并且终于能够第一次发射反坦克榴弹时的场面会是什么样子。坚守十字路口的3个连被告知，要让坦克离得尽可能近，然后再开火。维利的教员说射击距离最好压到50米以内。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苏联人的坦克会咆哮而至。

蹲伏在潮湿的散兵坑里，维利想起当号手的那些日子。他对1943年的一个阳光灿烂、天气晴朗的日子记忆犹新。那天希特勒在奥林匹克体育场讲话，维利就在那群号手之中，他们在元首入场时吹奏出响亮的号声。他永远也忘不了元首对希特勒青年团员们的鼓舞：“你们是国家未来的保证……”而人们则呐喊道：“遵命元首！遵命元首！”那是维利生活中最难以忘却的纪念日。那天下午他确信无疑，帝国拥有最强大的军队、最精良的武器、最优秀的将军，更有寰宇之内最伟大的领袖！

夜空中突然出现了一道闪电，在明亮的一瞬间维利的梦想消失了。他探出头来朝前方注视，再次听到了暂时忘却的低沉炮声，他感到很冷。他的胃痛了起来，很想哭。15岁的维利·费尔德海姆被吓坏了，一切高尚的目标和激励的话语都被他抛到了脑后，本能的恐惧压倒了一切。

鼓声渐渐小了，以至于人们几乎难以察觉。但就在此时，大号却轻轻地吹奏了起来，似乎是在对这难得的平静做出回答。鼓手们不甘寂寞，没过多久低沉的鼓音又加入了合奏，低音提琴也活跃了起来，但萦绕着的大号回音却显得格外沉重与不祥。令人敬畏而又壮丽辉煌的《诸神的黄昏》，正由柏林爱乐乐团行云流水般演奏出来。贝多芬大厅里的黑暗气氛，似乎就像音乐本身一样显得十分悲怆，唯一的照明仅仅是乐团谱架上的灯光。音乐厅里面很冷，很多人都裹着大衣。冯·韦斯特曼博士与他的妻子和兄弟一起坐在包厢里，附近是乐团指挥罗伯特·黑格尔的妹妹，她和3个朋友在一起。而在前排中央的惯常座位上，依然坐着帝国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

在演奏完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之后，特施纳和他的家人以及格奥尔格·迪布尔茨的女儿便离开了音乐厅。他们现在正在通往安全的路上——他们是少数踏上这条路的人。施佩尔遵守诺言，他的车正在门外等候，他甚至还派了自己的助手护送这一小群人安全到达目的地。现在，为希特勒制造战争工业机器的可怕设计师，正倾听着暴风骤雨般的可怕音乐。音乐讲述着诸神的罪行，西格弗里德[12]躺在他的葬礼的火床之上，布伦希尔德骑着马登上柴堆，要陪他一起死去。然后，随着铙钹声和击鼓声，雷鸣般的音乐达到了高潮：可怕的浩劫摧毁了瓦尔哈拉神殿[13]。当这个悲怆而又雄壮的音乐充满了听众席时，听众们感到一种深深的悲恸，欲哭无泪。[14]

[1] 许多士兵在奥得河畔申请加入联共（布），这并非总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与美军或者英军不同，苏联红军并没有身份识别牌——或曰“狗牌”——的注册系统；在作战中阵亡或者负伤的苏联红军家属，很少会得到正式通知。但如果一名联共（布）党员伤亡，党的有关部门就会告知他的家属或者亲属。——原注

[2] 这里的自行火炮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德军根据不同的作用一般要细分为突击炮、坦克歼击车和自行火炮，分属不同的兵种，本书在叙述时未作细分。

[3] 1945年6月，朱可夫告诉艾森豪威尔和新闻界，他用各种口径的22 000门火炮开始了攻击。他最初的计划要求有11 000门野战炮，但在攻击开始的时候是否已经获得了那么多炮，不得而知。苏联人给出的数字各种各样，从2万到4万门火炮不等，不过大多数军事专家认为，朱可夫起码有7 000到8 000门野战炮，并且还有同样数字的口径小一些的炮。——原注

[4] 科涅夫是在重复斯大林本人的怀疑。在4月初，斯大林曾经给罗斯福发去电报，称听说盟国已经在伯尔尼同德国人达成了一份协议，根据这份协议“他们将敞开英美盟军前线的大门，让他们向东推进。而作为交换，英国人和美国人则许诺，他们将放宽给德国人的停战条件。在西线德国人事实上已经停战了……（与此同时）……他们将同苏联战斗到底，而英美盟国却……”罗斯福回答说，他对这一断言感到吃惊，这一说法称“我已经在没有首先获得您完全同意的情况下，就与敌人达成了协议……坦率地说，因为对我和我所信任的下属行为的卑鄙且失实的陈述，我不能不对那些向您告密的人感到愤愤不平，不管他们是谁”。斯大林和他的元帅们还是不信，甚至在今天，苏联国防部的最新历史著作——《苏联的伟大卫国战争，1941—1945》仍然说：“为了避免让苏联红军夺取柏林……希特勒之流……准备把首都拱手交给美国人或者英国人。我们的盟友们也期望能夺取……（它）……尽管已经有了协定……要把柏林划入苏联军队的作战区域……”当然，事实上，盟国和德国从来没有签过这样的协议。——原注

[5] 直到20年以后，科涅夫读到普霍夫将军的回忆录时，才知道有这事。——原注

[6] 巴尔杜尔·贝内迪克特·冯·席拉赫（Baldur Benedikt von Schirach，1907—1974），纳粹政客。1925年加入国社党，1933年被任命为帝国青年领袖，指导纳粹党的全国青年组织，包括希特勒青年团在内。法国战役期间，他志愿以士兵身份在大德意志步兵团服役，后晋升少尉，1940年8月起担任纳粹党维也纳大区领袖。

[7] 维也纳于4月13日被苏联红军攻占。——原注

[8] 希特勒明显指的是罗斯福总统。——原注

[9] 此处原文写的是60岁，魏德林出生于1891年，1945年时应该是54岁。

[10] 此处原文写的是近卫坦克第65旅，但该旅在柏林战役期间隶属近卫坦克第2集团军近卫坦克第9军序列，在塞洛高地参战的是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坦克第11军下属的坦克第65旅。

[11] 西格弗里德防线（Siegfried Line），20世纪30年代沿德国西部边界修筑的碉堡和据点网。1944年从法国和比利时退却的德军利用这条防线暂时挡住了美军的追击，获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这条防线到1945年才被完全突破。

[12] 西格弗里德（Siegfried），中世纪中古高地德语史诗《尼伯龙根之歌》的英雄，理查德·瓦格纳著名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的主角，以屠龙闻名。

[13] 瓦尔哈拉神殿，北欧神话中主神兼死亡之神奥丁接待战死者英灵的殿堂。

[14] 大概乐团有多少幸存者，对最后一场音乐会就有多少种说法，可谓众说纷纭。有关其日期、曲目甚至演奏者，都是言人人殊，那些对施佩尔的计划一无所知的人，拒不相信有这样的事情存在。本书引用的说法根据冯·韦斯特曼博士的叙述和记载，辅之以格哈德·特施纳提供的信息。——原注

2

一度强大的第三帝国已经山穷水尽了。它遭到了来自两个方向的庞大力量的挤压，其控制区在地图上看起来类似于沙漏：北海和波罗的海组成了沙漏的上半部分，巴伐利亚、捷克斯洛伐克一部、奥地利和如今依然由德国占领的意大利北部是沙漏的下半部分。在这块地区最狭窄的细腰部分，美军和苏联红军战线之间的距离只有大约145公里。北方的战斗依然十分激烈，南部地区的战斗烈度则要低得多。威廉·辛普森中将指挥的美军第9集团军在中部地区沿着易北河岸坚守阵地，同时将此前他们朝易北河突进时绕过的零星抵抗据点逐个拔除，并防止德军对桥头堡发动反击。对第9集团军来说，如鲠在喉的痛点只有一个：马格德堡。守军指挥官多次拒绝投降。最终，失去耐心的辛普森召来了轰炸机群，把这座城市的三分之一以上化为一片焦土，然后他的部队向该城发起猛攻。

17日下午，第30步兵师和第2装甲师发起进攻后，布莱德雷上将来到了辛普森的指挥部。这时电话响了。辛普森拿起电话听了一会儿，然后用手捂住听筒对布莱德雷说：“看来我们似乎可以完整地夺取马格德堡大桥。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布莱德雷？”

布莱德雷太清楚辛普森希望他怎么回答。这座高速公路桥是前往柏林距离最短和最快捷的通道，但他摇了摇头。“去他的，”他回答说，“我们在易北河不需要更多的桥头堡了。我估计如果夺下它，你就得派一个营过去守住。不过，让咱们期盼另一边的朋友在你着迷于它之前炸掉它吧。”

布莱德雷从盟军最高统帅部得到的指示十分明确，足以让他制止辛普森产生任何继续前进的期望。他接到的命令说：“要采取必要措施避免部队发起攻击行动，包括在易北河—穆尔德河一线以东建立新的桥头堡……”辛普森的部队仍然保持着威胁柏林的态势，仅此而已。

几分钟以后，第二个电话解决了这个问题。辛普森放下电话丧气地告诉布莱德雷：“别担心我会轻举妄动了。德国佬刚刚把那座该死的桥炸上了天。”

大桥被炸终结了“大傻”辛普森的最终梦想，他本想率领强大的第9集团军攻入柏林。盟军最高统帅曾经把这座城市描述为“显然是首要目标”。

在易北河畔博伊岑堡（Boizenburg）北边的小村庄里，村民们因若隐若现的哀哭声受到惊吓。随着怪声逐渐清晰，他们看见了一幅奇景：两名苏格兰风笛手打头，吹奏着风笛沿路步行而来，身后跟随着“迪克西”·迪恩斯准尉以及12 000万名战俘，他们排成纵队，在少量德国警卫的监视下行军。这些战俘衣衫褴褛，将随身物品捆扎好背在背上，他们又冷又饿，十分憔悴却昂首挺胸。意志坚定的迪恩斯已经预见到这种情况。“当你们路过这些村庄的时候，”他告诉那些人，“即使感到疼痛也要打扮整齐，要让这些残忍的非人类确切明白究竟是谁赢得了这场战争。”

迪恩斯自己的运输工具是一辆随时都有可能散架的老式自行车，自行车的前胎因为打了一大块补丁而鼓起，尽管骑起来颠簸得很，但迪恩斯对它带来的机动性感到欣慰。道路上满是战俘，约2 000人一个纵队，每个纵队两侧都有德军警卫。迪恩斯不断地从一个纵队骑到另外一个纵队，照顾他们并观察纵队两侧的德国警卫。迪恩斯试图把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但这个差事令人精疲力竭。在经过十天似乎漫无目的的行军之后，战俘们的身体状况恶化了。只有为数不多的几辆德国补给车为战俘提供必需品，人们主要依靠从乡间找来的食物充饥。德国指挥官奥斯特曼上校为这漫无目的的行军和食品短缺感到有些尴尬，不过他告诉迪恩斯：“我无能为力。”迪恩斯相信他说的是实情。他对自己的朋友、英国皇家空军准尉罗纳德·莫格（Ronald Mogg）说：“我认为，他对我们这样一天又一天究竟要走到哪个鬼地方去，同样毫无头绪。”

自从离开法灵博斯特尔以来，这些战俘就像游牧部落一样游荡着。现在他们正前往格雷瑟（Gresse），据说载有红十字会提供的食品的卡车正在那里等着他们。迪恩斯希望，他们将在那里停下，别再走下去了。他对奥斯特曼直言，再走下去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英军很快就会追上他们。迪恩斯希望他的说法是对的。他们从战俘营里秘密带出了几台珍贵的收音机，收音机里听到的情况表明盟军的态势非常好。莫格是一位速记专家，他每天两次记下英国广播公司的最新消息。只要是在有电源的地方，英国人就收听留声机里的声音；而在行军途中，则使用带电池的收音机。“查理”·贡巴赫（“Charlie”Gumbach）下士是一名德国警卫，也是奥斯特曼的翻译，他认为约翰·布里斯托中士背着那台沉重的老式留声机是愚蠢的。“你为何不把它扔了？”这个德国人建议道。“我已经迷上它了，查理，”布里斯托严肃地说道，“无论如何，要是入夜后我们听不到音乐，大家是不会原谅我的。”布里斯托疑惑地看着这位德国人。“你不喜欢跳舞吗，查理？”他问道。贡巴赫茫然地耸了耸肩，这些英国人可能脑子都有问题。

当迪恩斯的纵队在道路上拐弯，转向下一个村子行军的时候，风笛手们再次奏响了风笛，队列中疲倦的人们挺直肩膀，迈起了正步。“至少，”罗恩·莫格敏捷地迈步出了行列，走到骑在自行车上的迪恩斯旁边，对他说道，“我们正给当地人带来无法抹掉的印象。”

在东线，崔可夫的近卫集团军和卡图科夫的坦克集团军，终于凭借数量上的压倒性优势在塞洛高地夺得了一个立足点。波佩尔中将后来记得，16日午夜前，“在塞洛镇的北郊首先攻占了3座房屋……那是一场激烈的战斗”。16日整晚，苏军的进攻一次又一次被高射炮的近距离平射粉碎。“德国人甚至都不用瞄准，”波佩尔说道，“他们只要对着大致的方向开火。”17日中午时分，崔可夫亲自来到塞洛，他发现敌人的抵抗异常猛烈，这位将军悲观地估计“要突破奥得河和柏林之间的每道防线”，都需要“一天的时间”。塞洛高地直到17日晚上才被攻克。突破前两道防线，确实用了超过两天的时间。苏联人认为在柏林的前面至少还有3道这样的防线。

波佩尔试图前往卡图科夫的司令部，司令部离塞洛有一段距离，一路上可以看到战斗造成的极大混乱。到处都是部队和坦克，它们挤满了每一个角落、小巷、街道和花园。德国人的火炮仍然在射击。为了夺取高地，朱可夫的部队已经不成建制，如今需要重整之后才能继续前进。朱可夫大发雷霆，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竞争对手科涅夫正在逐步推进，于是要求部下全力以赴。

在激战当中，苏联坦克手们想出了一个妙招，来防御“铁拳”反坦克榴弹发射器发射的超口径火箭弹。伊万·伊万诺维奇·尤舒克少将惊讶地看到，他的坦克手们把能够从德国人家里找到的每个弹簧床垫都带上了。这些铁丝盘绕起来的玩意儿现在被拴在坦克前面，它可以提前引爆触发引信的超口径火箭弹。在这些弹簧床垫保护之下的苏军坦克即将用大炮对城市发起猛攻。

在科特布斯附近一座俯瞰着施普雷河的中世纪城堡里，科涅夫元帅正等着直接与莫斯科通话。在某个地方，一个孤零零的敌军炮兵连仍在开火。科涅夫听着那种计时精确、有条不紊的炮弹爆炸声，他知道这是典型的德国炮兵的射击方式。他有些好奇德国人的射击目标是哪里——也许是这座城堡，也许就是自己司令部无线电台的天线。不管这炮火的目标是什么，都挡不住他的坦克。自从中午渡过施普雷河到现在，那些坦克已经开出数公里之遥了。它们冲垮了敌人的防线，正向吕本隆隆行进，那里已接近他的部队与朱可夫的部队之间分界线的终点。对科涅夫来说，现在该是给斯大林打电话，请求让他的坦克挥师北上、朝柏林进军的时候了。

科涅夫对目前的态势感到非常满意。尽管在某些地区战斗残酷激烈、部队伤亡惨重，但他的坦克手们推进速度之快出乎人们的意料。17日一大早，当科涅夫驱车去前线视察部队渡过施普雷河的情况时，他第一次意识到这场战斗是多么可怕。他的汽车穿过了尚未燃尽的森林，经过了被炮火炸得坑坑洼洼的田野。他回忆说：“不计其数的坦克或是被打瘫，或是被彻底焚毁，各种车辆装备淤陷在溪流和沼泽之中，到处都是扭曲变形的钢铁，尸横遍野——这些都是刚刚经过此处，并且在此激战的部队遗留下来的。”

科涅夫本以为强渡施普雷河的作战行动会遇到困难，因为这条河的部分河段宽达55米。但等他来到雷巴尔科上将的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司令部时，有一些坦克实际上已经通过门桥运过河了。不过门桥轮渡太慢了，必须尽快突破施普雷河一线。科涅夫和雷巴尔科匆匆赶到一个地区，侦察兵气喘吁吁地报告说，有证据表明这个地方可以涉水渡河。尽管此处河面的宽度接近45米，但科涅夫在视察了地形之后，仍然决定冒险试试。雷巴尔科挑选了先遣分队中最优秀的坦克手，向他们做了情况介绍，那辆坦克开进河里，迎着来自西岸的炮火开始缓慢渡河。河水漫过了坦克履带——不过也就这样了，这里的河水深度只有一米出头一点。于是雷巴尔科的坦克一辆跟着一辆，缓缓地驶过了河道。施普雷河的德军防线随后就被冲破了。科涅夫的部队成功渡河，继续全速前进。

现在，在科特布斯城堡里，科涅夫元帅与莫斯科的电话接通了。一名副官把无线电话递给科涅夫。他以斯大林一贯要求部队遵守的军事礼仪开始了通话。“我是乌克兰第1方面军司令员。”他说道。斯大林回答说：“我是斯大林，请讲。”

“这是我军的战术态势，”科涅夫报告说，“我的坦克集团军现在是在芬斯特瓦尔德（Finsterwalde）西北23公里处（大约14英里），我的步兵已推进到施普雷河的岸边。”他顿了顿，“我建议应该让我的坦克部队立即向北推进。”他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到柏林。

“朱可夫那里，”斯大林说道，“遇到了困难，他仍然在尝试突破塞洛高地的坚固防御。敌人在那里的抵抗极为顽强，不肯屈服。”说到这里斯大林短暂停顿了一下，然后说道：“为什么不让朱可夫的坦克集团军从你战线上的突破口通过，让他从那里冲向柏林呢？这样可行吗？”

“斯大林同志，”科涅夫迅速说道，“那样做将会耗费大量时间，而且会造成巨大的混乱。没有必要从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把坦克集团军调过来，我的攻势进展顺利。”他决定冒险向领袖提出自己的计划。“我有足够的兵力，而且态势也极为有利，我的坦克集团军占据了转向柏林前进的极佳位置。”

科涅夫解释说，他可以派他的部队经由柏林南边40公里处的措森前往柏林。“你用的是多大比例的地图？”斯大林突然问道。“二十万分之一的地图。”科涅夫回答道。斯大林停顿了一下以查看自己的地图，然后他说道：“你知道措森是德军总参谋部的所在地吗？”科涅夫说他清楚这一点。斯大林又停顿了一下，最后说道：“那好吧。我同意，让你的坦克集团军转向柏林。”大元帅又补充说，他将发布新的部队分界线，然后他突然把电话挂了。科涅夫放下电话，心里很是满意。

朱可夫从斯大林那里得知了这条“噩耗”，老对头科涅夫正冲向柏林——对这位元帅而言，那显然不是一次让他感到愉快的交谈。谁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具体说了些什么，不过司令部里的参谋们能够看出它对司令员产生的影响。帕维尔·特罗扬诺夫斯基中校是军报《红星报》的资深记者，他后来这样回忆了这个事件：“进攻受阻，斯大林训斥了朱可夫。情况相当严峻，况且斯大林的训斥通常措辞严厉。”特罗扬诺夫斯基完全看得出来，“朱可夫脸色铁青，他不喜欢任何人来分享本应属于他的光荣，他现在极其生气。”波佩尔中将则是更直截了当地描述了朱可夫的心态。“我们手里有一头狮子。”他告诉他的参谋同僚，这头狮子很快就会用利爪刺向敌人了！当天夜晚，朱可夫严厉地向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全体官兵发布了命令：“现在攻克柏林！”

如今恐慌开始在德军防线迅速蔓延，在战线各处几乎都出现了物资短缺的现象。运输工具严重缺乏，燃料几乎没有，道路上挤满了逃命的难民，这一切都使得部队几乎难以进行大规模机动。机动性的丧失造成了恶果：当部队转移阵地的时候，他们的装备，包括所剩无几的火炮都得被遗弃。通信线路处于半瘫痪状态，在一些地方则已不复存在，这使得命令在最终传到目的地的时候，往往已经过时——甚至这些命令在发布的时候，就已经过时。令混乱局面变本加厉的是，当军官们来到前线接管部队的时候，他们发现已经没有部队可接管了，因为这些部队很多都已经全军覆没，手下士兵要么成了俘虏，要么早已战死。在一些地方，没有经验的新兵由于没有军官指挥，甚至不知道他们到底在什么位置，也不知道是谁在他们的两翼。即使在由老兵组成的部队里，由于指挥部被迫频繁转移，也全然不知他们的指挥部到底处于何方，自己应该如何与指挥部进行联络。

一支支部队陷于包围，或被俘虏，或被打垮、被歼灭；其他的部队士气低落，不是瓦解就是干脆逃跑了。维斯瓦集团军群的前线只有两个地方仍然完好无损。哈索·冯·曼陀菲尔的第3装甲集团军坚守的北部区域并没有遭到朱可夫的大规模攻击，但冯·曼陀菲尔预料到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随时都有可能发动进攻。南部较远一点的位置，布塞的第9集团军一部仍然在坚守着，但已经开始受到总崩溃的影响：集团军左翼在朱可夫雷霆万钧般的坦克攻势面前已经垮掉了，右翼则遭到科涅夫在柏林南边发起的强有力的猛攻而陷入了包围。事实上维斯瓦集团军群正在一片片地被粉碎，处于混乱、恐慌和死亡之中——正如海因里希早就料到的那样。

像海因里希一样，曾和苏军多次交战的冯·曼陀菲尔也不敢对当面的苏联人掉以轻心。现在他乘坐Fi 156“鹳”式侦察机，飞行在奥得河上空观察敌人。罗科索夫斯基的部下根本就不想掩饰他们的攻击准备工作，炮兵和步兵部队正大摇大摆地向预定位置调动。苏联人的自负让冯·曼陀菲尔感到不可思议，好几天来当他在苏军战线上方飞来飞去的时候，地面上的敌人甚至都懒得抬头看看。

冯·曼陀菲尔知道，当苏联红军发起进攻的时候，他无法长时间坚守，他虽然名义上指挥着装甲集团军，但实际上手头根本就没多少坦克。为了顶住朱可夫对第9集团军发起的猛攻，海因里希又把冯·曼陀菲尔集团军所剩无几的装甲部队抽调一空。这些装甲部队隶属于党卫军第3装甲军，该军原本坚守着埃伯斯瓦尔德（Eberswalde）森林防区的南部边缘，军长是费利克斯·马丁·尤利乌斯·施泰纳（Felix Martin Julius Steiner）党卫队副总指挥兼武装党卫军上将，他被国防军的军官们誉为武装党卫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他报告说，尽管他的坦克被调走了，但他也获得了别的增援。他煞有介事地向冯·曼陀菲尔报告说：“我刚刚得到了5 000名空军飞行员，他们每个人的脖子上都挂着小小的铁十字勋章。请您告诉我，我该如何使用他们？”

“我敢保证，”冯·曼陀菲尔向他的参谋们讽刺道，“在希特勒的地图上肯定插着一面表示第7装甲师的小旗，即使它连1辆坦克、1辆卡车、1门火炮甚至1挺机枪都没有。我们有一支幽灵组成的军队。”

现在，冯·曼陀菲尔从飞机上朝下看着苏联人的准备工作，他估计，苏军将在20日前后发动总攻。他知道自己那时应该怎么做，尽可能长时间地坚守，然后打算“节节后撤，让我的士兵们手挽手，肩并肩，全都撤退到西边去”。冯·曼陀菲尔无意让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人落入苏联人之手。

第9集团军现在大难临头了，然而撤退却并不在其指挥官的考虑范围内。在特奥多尔·布塞将军看来，如果没有命令就撤退的话，自己铁定会被扣上一顶卖国贼的帽子——因为希特勒下的命令是死守，打到最后一个人和最后一颗子弹。朱可夫的坦克大军在突破了塞洛高地之后继续猛打猛冲，在第9集团军的北翼扯开了一个大口子，现在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突向柏林。联络基本中断，使得布塞无法评估突破的程度，他甚至不知道反击是否能够堵住防线上的口子。他得到的最精确的情报，就是朱可夫的坦克部队前锋已经冲杀到距柏林城仅40公里之遥的地方。科涅夫沿着第9集团军南翼的大举猛攻则更加令人惊恐，乌克兰第1方面军现在已经过了吕本，正在第9集团军的侧后迂回前进，并全速朝北进军直扑柏林城下。布塞不知道，第9集团军是否会步莫德尔的后尘，被敌军合围消灭掉。不过从一定程度上来讲，莫德尔和他的部队是很幸运的，因为他们是被美国人包围的。[1]而自己一旦陷入重围，那就只能当苏联人的俘虏了。

魏德林上将指挥的第56装甲军在塞洛地区已经承受了朱可夫的主要突击，对他而言，形势令人烦躁不安。他的部队抵挡朱可夫的攻势已有两天之久，伤亡人数大得惊人，但魏德林焦急等待的上级许诺拨给他的后备师——党卫军第11北欧志愿装甲掷弹兵师和战斗力完备的第18装甲掷弹兵师——却并没有按时抵达参加反击以阻止朱可夫的坦克进攻。

北欧师的确有人露面了——他就是该师师长约阿希姆·齐格勒（Joachim Ziegler）党卫队旅队长兼武装党卫军少将。齐格勒乘车来到明谢贝格北边的魏德林的军部，从容地宣布他的师在几公里以外，但是燃料耗尽。魏德林怒不可遏。为了应付这种紧急情况，每个装甲师本来都应该带着备用燃料，但齐格勒根本就不想被国防军军官指挥，显然他并不认为他的师需要立即开赴前线。现在又在加油上浪费了宝贵的20个小时，但齐格勒和他的部下仍未进入预定阵地。本该在一天前，也就是17日抵达魏德林那里的第18装甲掷弹兵师刚刚才到，原计划投入这支部队进行反攻的计划流产了，这个师抵达前线时，刚好遇到大撤退。

魏德林碰到的倒霉事一个接着一个。当朱可夫强大的坦克部队源源不断地从高地上猛冲下来时，在那些遭到重创的德军部队当中，海因里希最为担心的戈林的第9伞兵师遭到了极大打击。戈林的伞兵们在高地争夺战爆发之后就士气全无，在苏联红军的炮击和坦克冲击下，他们惊恐万分，迅速溃散丢弃了防线。汉斯—奥斯卡·韦勒曼（Hans-Oscar Wöhlermann）上校是魏德林的新任炮兵指挥官，他是在苏联人发起强渡奥得河攻势的那天到达的，目睹了随后发生的可怕溃退。他说，到处都有士兵“像疯子一样狂奔”，哪怕他拔出手枪来威胁他们，那些狂乱的伞兵照样停都不停。韦勒曼发现，该师的师长“孤身一人，部下的溃逃令他抓狂，他试图把还没逃之夭夭的人，无论他们是干什么的全都拦下来”。最终这次狼狈不堪的逃跑被阻止了，但用韦勒曼的话来说，这支被戈林大肆吹嘘的伞兵部队“仍然是整场战役过程中的一个隐患”。至于海因里希，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便给在卡琳庄园的戈林打了电话。“我有件事要告诉您，”他讥讽地说道，“您的那些曾经在卡西诺山战斗过的部队，那些著名的伞兵——嗯，他们逃跑了。”

尽管魏德林试图不顾一切地挡住苏联坦克部队的攻击，但第56装甲军的战线仍然无法固守。魏德林的参谋长特奥多尔·冯·杜夫芬（Theodor von Dufving）中校看到，苏联人正在“出色地反复进行钳形机动，在向德军两翼实施迂回的同时展开猛攻，一再合围我们，迫使我们后撤”。这个军还遭受了无情的空中打击：冯·杜夫芬不得不在4个小时之内隐蔽30次。苏联红军的钳形战术迫使魏德林在午后转移了两次军部，这导致他与布塞的指挥部失去了联系。

夜幕降临时，魏德林来到明谢贝格西北的瓦尔齐费尔斯多夫（Waldsieversdorf）一个点着蜡烛的地下室，在那里他接待了一位特别的客人——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他显得紧张不安且忧心忡忡。韦勒曼后来记得，“他一直用焦虑、悲伤的眼睛，满怀期望地盯着我们”，当他听到有关第56装甲军的真实态势时，“仿佛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外交部长用一种嘶哑、无力的嗓音，犹豫地问了几个问题后就离开了。韦勒曼和军部里的其他参谋本来期望冯·里宾特洛甫能够“告诉我们，我方与英国人和美国人的谈判已经拉开了序幕。若是这样的话，起码会给我们看到最后的希望”，但他并没有谈及此事。

外交部长刚走，32岁的希特勒青年团独臂领导人阿图尔·阿克斯曼（Arutr Axmann）就来了，他相信自己带来的消息会让魏德林感到高兴。阿克斯曼大声宣布，希特勒青年团的小伙子们已经斗志昂扬地做好了准备，正在第56装甲军后方的道路上集结，将和正规军一起投入到血战当中。但魏德林对这个消息的反应却让阿克斯曼碰了一鼻子灰。韦勒曼记得，魏德林已经震怒到说不出话的地步，过了一会儿，他“用极其粗鲁的语言”痛斥了阿克斯曼的计划。“你不能为一个已经失败的事业牺牲这些孩子，”他愤怒地告诉这位青年团领导人，“我绝不会拿他们当炮灰！我要求立即撤销这道命令，别让这群可怜的孩子上战场！”胖乎乎的阿克斯曼被吓蒙了，匆匆向魏德林保证，这道命令将被撤回。

如果说真的发布了撤销这一命令的指示，那它也从来没有被传达到数以百计、在通往柏林的道路上处于备战状态的希特勒青年团员那里。他们仍然坚守在阵地上，在接下来的两天时间内，他们很快就被苏联人的攻击打垮了。维利·费尔德海姆与连里的130名少年被击溃，他们仓促退却，最终停下来试图坚守一条战线，以保护某些壕沟和一个地堡。最后，维利由于恐惧而精疲力竭，战斗间隙他躺在一条板凳上伸展四肢睡着了。

几个小时以后他惊醒了，忽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感觉哪里有些不对劲。有一个声音说道：“我纳闷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太安静了。”

活着的孩子们冲出地堡——面对着一个“古怪的不可思议的可怕景象，就像一幅描绘拿破仑战争的老油画一样”。灿烂的阳光下尸横遍野，没有什么是完好的，房屋成了废墟，车辆或被击毁或被遗弃，有些车辆仍然在燃烧。最令人震惊的就是死人，尸体堆成了堆，摆出了“一种怪诞的舞台造型，他们的步枪和‘铁拳’反坦克榴弹发射器就放在身边。这真是让人疯狂，此时我们意识到自己是幸存者”。

原来，在整个战斗过程中，他们一直在睡觉。

柏林城内，局势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发紧张。雷曼将军将手里薄弱的兵力部署在外环防线上，他得到了警告，“克劳塞维茨”这个信号随时都可能发出，而那是警告苏军已经破城的代号。各种各样的应急措施都已经付诸实施了，这使得所有的柏林人都清楚最后时刻即将来到。此外，在各条主要通道和大街上也开始设置路障了。

甚至连戈培尔也无法对近在眼前的威胁熟视无睹，大量歇斯底里的新闻和标语被宣传部炮制出来。纳粹党的官方报纸《人民观察家报》宣布，苏联红军已经强渡奥得河，并且说：“一个新的重大考验，也许是最严酷的考验，正摆在我们的面前。敌人所争夺的每一平方领土，掷弹兵、人民冲锋队员或者希特勒青年团员摧毁的每辆苏联坦克，在今天都比这场战争中任何其他时间来的分量更重。今天的口号是：咬紧牙关！战斗到底！寸土不让！为最后的决定时刻努力奋斗！”戈培尔还警告柏林人，苏联人已经决定了他们的命运，那些没有在街垒中战死的人“将被清算，作为奴隶被流放”。

18日下午，雷曼将军接到了总理府发出的一道命令，戈培尔后来又亲自打来电话确认了这道命令，内容是：“第9集团军要求，用上你手头的一切力量，包括人民冲锋队，都应该守住第二道防线上的阵地。”换句话说，要把城里的所有兵力都抽调出去守住远离城市的防线。这使雷曼大为惊骇，10个营的人民冲锋队匆匆集结，外加大德意志警卫团的防空部队。在经过数小时的搜寻和征用之后，一支七拼八凑的车队集结起来，载着这支部队向东方开拔。雷曼注视着他们离开，然后转向戈培尔的副手。“告诉戈培尔，”他愤怒地说道，“帝国的首都守不住了，首都现在就是座不设防的城市。”

卡尔·维贝格的脸上不露声色，但他注意到自己的手在不停地颤抖。在经历了几个月漫长的暗查之后，他几乎不能相信自己听到的一切。他与其他顾客站在黑市食品商店的主柜台旁边，他弯下身子，轻拍着小巧的腊肠犬，这个动作也让他能够听得更清楚一些，不过那两个站在他身旁的衣着考究的女人也没有试图保密。

大多数柏林人对这个备货充足的商店一无所知，它只面向特定的顾客，包括纳粹党中有相当地位的各级人物。维贝格是这个地方的老客人了。不过，他来这里可不仅仅是购物的，特供商店云集的达官贵人给这位潜伏的特工提供了再好不过的情报来源。比如说刚才，仅仅听旁边两位胖嘟嘟的贵妇间的交谈，他便已经获得许多非同寻常而又准确的情报。他想，她们的消息应该是准确的，因为她们的丈夫均是重要的纳粹分子。

维贝格认为，他得到的东西已经够多了，便把购买的东西收集起来，摘下洪堡毡帽向店主致意，溜达着出了商店。在街上，他加快步伐，匆匆去找耶森—施密特。经过几个小时冗长的讨论之后，两人都认为维贝格听到的消息应该是真的。在4月18日星期三的下午，一封报告被用无线电发往伦敦，尽管他们所有其他的希望都已化为泡影，但维贝格仍然强烈希望盟军能够按照这份报告采取行动。按照他先前在食品店里偷听到的消息，希特勒肯定在柏林地区——位于贝尔瑙（Bernau）的一个指挥部里，在柏林东北仅约22公里处。4月20日是他56岁的生日，除了一次大规模空袭之外，他们还能给他什么更好的生日礼物呢？

4月20日，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在凌晨3点回到了家。他的脸上布满了焦虑和疲惫的皱纹，他告诉妻子路易丝，最后时刻已经来临。“你最好开始收拾东西，准备撤离。”他说道。路易丝争论说她想继续留在红十字会里工作，但约德尔执意要她走。“因为你是我的妻子，苏联人一旦抓住你就会把你押解到卢比扬卡，一天都不会耽搁。”他说道。“但要跑到什么地方去呢？”她问道。约德尔耸了耸肩，“去北方或者南方——总而言之，没人知道的地方，”他有些焦急地解释着，“不过我希望我们能够一起面对结局。”那天晚上他们几乎谈了一夜。快到上午10点的时候，防空警报响了。“我敢打赌，柏林今天将遭到更加猛烈的轰炸，”约德尔说道，“这种事总是在希特勒的生日时发生。”

约德尔匆匆上楼刮脸，然后返回元首地堡。这个生日与元首的其他生日并无不同：与往年一样，政府官员和内阁成员将列队向希特勒祝寿，约德尔应该也在场。当他下楼的时候，路易丝递给他帽子和皮带，他拿起皮包，吻别了妻子。“我必须赶快去祝贺。”他说道。路易丝很担心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相见，她每天都这样提心吊胆。“愿上帝保佑你！”当他上车的时候，路易斯追在丈夫的身后呼喊道。

希特勒统治集团中的另一个心腹也准备前往参加典礼。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出席典礼只是为了证明他仍然忠诚，但他已经打算在典礼结束后就前往南方。戈林已经确信到了向卡琳庄园和不动产道别的时候了，而卡琳庄园在柏林西北约80公里处，在苏联红军于清晨5点30分开始轰炸当地后不久，他便做出了这个决定。戈林给在附近普伦茨劳的海因里希指挥部打电话，得知北方的战斗已经打响，罗科索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终于对冯·曼陀菲尔的第3装甲集团军发起了进攻。戈林完全了解冯·曼陀菲尔手头那点兵力是完全不够的，帝国元帅曾在此前几个星期内数次巡视那道战线，他大声地讽刺着一个又一个将军，由于“到处都在懈怠闲混，什么准备都没做，苏联人只需一路大笑着走过你们的防线”。

戈林本人已经为这个时刻做了充分准备。卡琳庄园大门外的大道上，24辆德国空军的卡车排列成行，车上装载着庄园里的东西——他的古董、绘画、银器和家具。这支车队将立即开赴南方。柏林的德国空军总司令部里的大多数人，将与设备一起在那天夜里搭乘别的车离开。[2]

现在，戈林站在大门的旁边，对车队指挥官嘱咐了最后几句话。在摩托车的簇拥之下，车队离去了。戈林站在那里看着恢宏的庄园主楼、华丽的厢房和扶壁，一名德国空军的工兵军官走上前来，对他说一切都已准备妥当。在几名部下和一些当地人的注视下，戈林走到马路对面，在一个引爆装置旁弯下腰，把点火杆推了下去。随着一声巨响，卡琳庄园在剧烈的爆炸声中被炸掉了。

不待尘埃落定，戈林就走回他的轿车。他转向一名工兵军官平静地说道：“嗯，这就是作为储君有时不得不做的事情。”他砰地关上车门，前往柏林，参加元首的生日庆典。

希特勒在上午11点起床，从中午开始接受他的心腹的祝词——其中有约瑟夫·戈培尔、马丁·鲍曼、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阿尔贝特·施佩尔，以及军队统帅卡尔·邓尼茨、威廉·凯特尔、阿尔弗雷德·约德尔、汉斯·克雷布斯，以及海因里希·希姆莱。在他们之后到来的是柏林地区的地方长官、参谋和随行的秘书。然后，在远处传来隆隆炮声之时，希特勒在随行人员的前呼后拥下走出地堡，在被炸成了荒原的总理府花园里检阅了来自两支部队的人员。一支是刚刚抵达的库尔兰集团军下属的党卫军第10弗伦茨贝格装甲师，[3]另一支是阿克斯曼领导的一小群骄傲的希特勒青年团员。很久以后阿克斯曼说道：“每个人都被元首的颓唐模样惊呆了。他走路时弯腰驼背，手也在颤抖。但令人吃惊的是，意志力和决心仍然从这个人身上焕发出来。”希特勒同孩子们一一握手，给阿克斯曼介绍的一些“近来在前线表现杰出”的孩子授予勋章。

然后希特勒向党卫军的队列走去。他同每个党卫军官兵握手，并且自信地预言，敌人在接近柏林之前就会被打败。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在旁陪同。自4月6日以来，他就不时地与瑞典红十字会会长福尔克·贝纳多特（Folke Bernadotte）伯爵秘密会面，希姆莱闪烁其词，向贝纳多特试探是否有可能就有关和谈的条件与盟国谈判。但现在他迈步向前，重申他对希特勒的忠诚，以及党卫队对希特勒的忠诚。根据安排，几个小时以后他就要再次与贝纳多特会面。

检阅仪式结束之后，希特勒的军事会议立即开始，此时戈林也到了。克雷布斯做了情况简介——尽管每个人都已熟知形势，柏林将在几天内甚至几小时之内被敌人彻底包围。在柏林被围之前，布塞的第9集团军就可能被包围而陷入困境，除非下令让它撤退。在希特勒的军事顾问们的眼中，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元首以及仍然留在柏林的最重要的政府部门必须离开首都到南方去。凯特尔和约德尔极力主张迁移，但希特勒则坚称目前的情况还没那么糟。按照元首的德国空军副官尼古劳斯·冯·贝洛（Nicolaus von Below）上校的说法，“希特勒认为，要避免战败的唯一可能就是打赢柏林保卫战”。不过他也做了一点让步：一旦美国人和苏联人在易北河会师，帝国的北方将由海军总司令邓尼茨指挥，南方则可能由阿尔贝特·凯塞林空军元帅指挥。与此同时，政府的各个部门将得到授权，立即从首都撤离。

希特勒并没有披露他本人的打算，不过地堡里至少有3个人确信他绝不会离开柏林。约翰娜·沃尔夫小姐是希特勒的秘书之一，几天前她就听见他说，“如果形势彻底崩溃的话，就会自我了断”。冯·贝洛也认为“希特勒已打定主意，要待在柏林，并死在那里”。约德尔回家后告诉他的妻子，希特勒在一次私下聊天时曾经说：“约德尔，我将与忠于我的人并肩战斗，然后我就开枪自杀。”[4]

大部分政府部门已经从柏林城内疏散，留下的帝国行政机构看来也已经为这个时刻准备好些天了，就像赛跑的人等待发令枪响一般。真正的集体大逃亡现在拉开了序幕，它将持续到城市最终被合围。德国空军总参谋长卡尔·科勒上将在日记里提道，戈林已经逃之夭夭。“自然，”科勒写道，“他把我扔在这里，是为了让希特勒把所有的怒火都发在我的身上。”大小官僚都逃得没影了。菲利普·昂贝尔（Philippe Hambert）是一名年轻的法国劳工，也是一名制图员，在托特组织的建筑师卡尔·杜斯特曼（Karl Dustmann）博士的事务所里工作。他的老板突然给了他一个价值1 000马克（大约相当于250美元）的礼物后就离开了市区，这份大礼让菲利普·昂贝尔惊得目瞪口呆。玛格丽特·施瓦茨在自家位于夏洛滕堡区的公寓花园里朝街道扫了一眼，看见一辆配有司机的蓝色大轿车在附近一幢房子外停住了。她的邻居奥托·佐利曼也走了过来和她一起看热闹。“一名穿着整洁的白色短上衣的传令兵，与一位制服上有许多金质奖章的海军军官一起”离开了那幢房子，一堆行李被迅速塞进大轿车，然后那些人都上了车并“以最快的速度一溜烟地开走了”。佐利曼对玛格丽特说：“树倒猢狲散，刚才那位大员就是海军元帅雷德尔。”

柏林卫戍司令的办公室总共签发了2 000多份离开首都的通行证。“国家和党的工作人员提出离城的理由令人发笑，”参谋长汉斯·雷菲尔上校后来回忆说，“哪怕戈培尔已经下了死命令，‘能够拿起武器的人谁也不准离开柏林’，但对于那群想要通行证的‘保家卫国的战士’，我们也懒得刁难他们。我们为什么要阻碍这些卑鄙的人呢？他们都认为逃跑能够拯救他们宝贵的生命。绝大多数市民只能待在城里，不是老百姓不想跑，而是由于运输工具短缺，对于他们来说根本无力逃亡。”

在选帝侯大街第213号的牙科诊所里，金发碧眼的克特·赖斯·霍伊泽尔曼接到了雇主的一个电话，纳粹的首席牙医胡戈·布拉施克教授马上就要撤了。几天前，布拉施克就指示克特，把所有的牙科病历、X光机器、牙齿模具以及别的设备全都装箱，这样就能把它们集中起来送到南方去。布拉施克说，他估计“总理府的全体人员随时都可能离开，我们要同他们一起走”。克特告诉他，她要留在柏林。布拉施克勃然大怒。“你想过没有，当苏联人冲进来时这里会变成什么样？”他愤怒地诘问道，“首先你会被奸污，然后他们会把你绞死。难道你不知道苏联人会干出什么吗？”但克特就是“无法相信事情会那么糟糕”。后来她回忆道：“我当时太忙了，根本没有意识到眼前的一切已经变得如此绝望。局势已经崩溃了，但愚蠢的我对此一无所知。”现在布拉施克坚持要她走。“收拾行李，马上走！”他敦促道，“总理府的全体人员以及他们的家人都正在离开。”但克特不为所动，她已经下定决心待在城里。“那么，”布拉施克说道，“你要记住我告诉你的话。”然后他啪地一声把电话挂断了。

克特突然记起几天以前布拉施克要她做的事情：如果他离开了城市而她却留下来，她就要用暗语提醒他的某个朋友，纳粹高层正在逃跑，布拉施克说这是因为“电话可能被窃听”。如果所有的随行人员都离开的话，她就应该说：“昨晚整个齿桥都被拆掉了。”如果只有一部分人离开，那么那句话就应该是：“昨天晚上只拔了一颗牙。”她并不知道布拉施克的朋友是谁，只知道“他的名字叫加尔维茨（Gallwitz）或者格拉维茨（Grawitz）教授，我想他曾提到过，那人是党卫队的一位资深牙医”，布拉施克只给了她一个电话号码。现在，由于得到的印象是“总理府的全体人员”已经离开，她便拨通了那个号码。当有人接电话时，克特说道：“昨晚整个齿桥都被拆掉了。”

几个小时以后的傍晚时分，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朋友、德国红十字会会长恩斯特·格拉维茨教授与家人一起坐下来吃晚饭。大家都就座后，格拉维茨把手伸到桌子下面，拔掉了两颗手榴弹的保险，把自己和家人一起炸死了。[5]

那场大逃亡后来以“金雉逃亡”之名被柏林人铭记。不过当时大多数人更多意识到的是苏联人的逼近而不是纳粹的逃跑。海伦娜·伯泽（Helena Boese）是电影导演卡尔·伯泽的妻子，她回忆说，当时唯一关心的就是“怎样活下去”。苏联军队已经杀到了城东大约24公里的明谢贝格和施特劳斯贝格（Strausberg），这条消息正在全城慢慢传开，说另一支苏联军队正从南边直扑柏林，目前已经逼近措森。住在滕佩尔霍夫区的电影编剧格奥尔格·施勒特尔直接获悉了苏联人的推进状况，他的女朋友特露德·贝利纳是名歌舞表演艺术家，住在柏林南郊的一个地区，施勒特尔担心她，便给她家里打了电话。她接起电话说了句“等一下”，停顿了一下后说“这里有人想跟你通话”。随后施勒特尔发现自己在和一位说着流利德语的苏联上校交谈。“你可以这么认为，”他告诉震惊的施勒特尔，“我们将于两三日内抵达柏林。”

各个地方——北边、南边和东面——的德军防线都在压缩。现在，这个被击垮、被摧毁的大都会的几乎所有机构，不是运转不灵，就是停止了工作。工厂已经关门大吉了，有轨电车已经停开，地铁除了运输绝对必要的工人之外也瘫痪了。伊尔莎·柯尼希是城市卫生部门的一位实验室技术员，她记得为了能继续开车去上班，她得到了一本红色的通行证。垃圾遍地都是，无人打扫，邮件不能发送。格特鲁德·埃弗斯在奥拉宁堡大街的邮政总局里上班，她记得“大量无法投递也无人认领的食品包裹早已腐烂发臭，难闻的味道充斥着这栋大楼”。大部分警察早已被编入作战部队或是人民冲锋队，现在街上也不会再有人巡逻了。

在4月20日这一天，对许多人来说，另一个不祥之兆更使他们对形势的严峻性有了切身体会——动物园关闭了大门。就在上午10点50分，由于停电，无法用水泵抽水了，电要等到4天以后才来，恢复供电也仅仅持续了19分钟，而且停电将持续到战役结束之后。饲养员们知道，从这天起很多动物都会死去——尤其是池塘里的河马，以及早些时候救出来的水族馆里的动物。鸟类饲养员海因里希·施瓦茨已经在为那只罕见的鹳“阿布·马库博”的状况担忧了，它正在施瓦茨的卧室里挨饿，这样下去迟早是要饿死的。现在，水也没有了，绝望的施瓦茨真的不知道如何拯救这只鸟了。63岁的老饲养员决定一桶又一桶地拎水，直到自己累垮下来。这不仅是为了阿布，也是为了大河马罗莎，以及罗莎2岁大的幼畜克瑙施克。

动物园园长卢茨·黑克觉得已经山穷水尽了，他知道如果最后时刻来临，那些危险的动物都必须被消灭，尤其是动物园的宝贝狒狒，不过他一再推迟杀死它们的时刻。由于心烦意乱，更由于需要得到片刻宁静，黑克做了此生从未做过的事情：他与一名饲养员一起去兰德韦尔运河钓鱼。在“把事情理出个头绪”的过程中，两人在那里钓上来两条狗鱼。

当日，市地铁主管弗里茨·克拉夫特与柏林市长尤利乌斯·利珀特见了面。市长给克拉夫特和聚集起来的地铁经理们做了一些指示。“如果西方盟军先到柏林，”利珀特告诉这群人，“那就完好无损地把地铁设备移交给他们。而如果苏联人抢在盟军前面来到这里……”他停下来耸了耸肩，说道，“那就想尽一切办法把地铁摧毁。”小型自动电话交换局也接到了类似的指示。布科（Buckow）的电话交换局的技工们就被告知，宁可把设备摧毁也不能让它们落入苏联人之手。但维修工赫伯特·马格德突然意识到，谁也没有告诉他们要如何摧毁设备。据马格德所知，没有一台电话交换机被摧毁，在整个战役过程中几乎所有的交换机都在持续工作。

为了贯彻希特勒的焦土政策，工厂也必须被夷为平地。格奥尔格·海因里希·亨内贝格（Georg Heinrich Hermann Henneberg）教授是位于夏洛滕堡区的舍林制药和化学股份公司（Schering AG.）的生化部主任，他记得老板把所有的生化学家召集在一起，宣读了他刚刚收到的一道命令。命令中说，随着敌人的逼近，水、煤气、电力和锅炉设施都要被摧毁。亨内贝格的老板读完了命令，沉默片刻，随后话锋一转：“现在，先生们，你们知道自己不该做什么。”他向所有人道别，关闭了工厂，而工厂本身却完好无损。亨内贝格记得：“我们彼此之间都道了别。没有什么再见了，下辈子见吧。”

在此后的许多年里，由于另一个原因，柏林人仍然记得4月20日。究竟是为了庆祝元首的生日，还是因为预期的攻城即将开始，谁也不知道。反正在那一天，政府给了饥肠辘辘的市民额外的食物配给，称其为“危机口粮”。25岁的于尔根—埃里希·克洛茨是一名独臂退伍军人，他记得那次额外的食物配给包括1磅培根或者香肠、半磅大米或者燕麦片、250个干扁豆、1盒蔬菜罐头、2磅糖、大约1盎司咖啡、1小袋人造咖啡，还有一些动物油脂。尽管当天柏林被敌人的飞机狂轰滥炸了整整5个小时，但家庭主妇们仍然冒着生命危险去排队购买这些珍贵的额外定量。这些食物要支撑人们8天的生活。安妮—莉泽·拜尔对她的丈夫说：“有这些口粮，我们现在就能升入天堂了。”有同样想法的柏林人显然无处不在，这额外的食品后来被称为“耶稣升天节口粮”（Himmelfahrtsrationen）。

在易北河北边的格雷瑟镇，迪克西·迪恩斯准尉和12 000名战俘收到了红十字会为他们准备的包裹。迪恩斯精心安排了接收工作，奥斯特曼上校都被他说动了，破例允许英国皇家空军的战俘前往位于吕贝克的国际红十字会中心，然后开着卡车回来，以便加快包裹运送的速度。现在，排成纵队的战俘挤满了镇子周围的道路，那里正在分发包裹。“每人两个包裹。”迪恩斯宣布。卡尔顿·扬格空军上士记得：“这些如同奇迹一样的包裹极大地提升了战俘们的士气。那时，迪恩斯在我们眼里立即显得像一位圣徒。”

迪恩斯骑着那辆车胎变形的老爷自行车，从一个纵队赶往另一个纵队，确保每个人都能得到配额，并且提醒那些快被饿死的战俘——须知那些战俘大多是用生菜代替食品的——要他们别吃得太多，而是“尽可能节省，天知道德国人以后还会给我们留下什么”。然而迪恩斯发现自己所做的一切完全是徒劳的：大多数战俘把他的劝告当成了耳边风，饥肠辘辘地大吃特吃起来，“就好像这是他们的最后晚餐一样”。杰弗里·威尔逊空军上士狼吞虎咽把包裹里的东西消灭得一干二净——咸牛肉、饼干、巧克力，尤其是120支香烟。他“疯狂地吃，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因为我打算做个饱死鬼而不是饿死鬼”。

大快朵颐时，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却瞄准了他们。那是9架满载弹药的“台风”式战斗轰炸机，它们在头顶上盘旋，然后以威尔逊难以忘却的“梦幻般引人入胜的方式”脱离编队，一头扎了下来。有人已经被这突如其来的死神吓蒙了，高叫：“上帝啊！它们是冲着我们来的！”大家疯狂散开，朝各处狂奔，有些人试图展开彩色布条——这些布条就是为了遭遇盟军飞机空袭时表明战俘身份而准备的。还有的人跳进壕沟，躺在墙后面，跑进谷仓里躲藏，或者就在镇子里隐蔽。但许多人的动作还是太慢了。“台风”战斗机一架接一架地猛扑下来，发射火箭弹，或投掷人员杀伤炸弹。战俘们叫嚷着：“自己人！自己人！”但飞机可听不见地面上的悲鸣，有8架飞机进行了攻击，第九架飞机或许感觉到了不对劲，没有进行攻击。几分钟之内空袭就结束了，有60名战俘被炸死，还有数十人受伤，有些人后来在德国医院里重伤不治。

迪恩斯走在道路上，目睹了大屠杀场面的他绝望地想要呕吐。他立即命令确认死者的身份，有些尸体已经被打成了马蜂窝，甚至干脆被打碎了，根本无法辨认——“就是些尸块，只好用铁锹铲到坟墓里。”迪恩斯后来悲伤地回忆说。

在把死者埋葬，把伤号送到德国医院以后，冷静而又意志坚定的迪恩斯骑车来到奥斯特曼上校的临时指挥部里，这次迪恩斯没有表现出任何军事礼仪。“奥斯特曼，”他说道，“我想让你给我出具一份通行证，我需要拿着这张通行证穿越战线，到英国人那边。这样惨痛的误伤绝对不能再发生了。”

奥斯特曼惊讶地看着他。“迪恩斯先生，”他说道，“这是不可能的。”

迪恩斯凝视着他。“哪支队伍会追上我们？这还是个未知数，”他提醒说，“也许是英国人，但也有可能是苏联人。我们战俘不知道谁是解放者，但您呢？上校先生，您想向谁投降？”迪恩斯就这么盯着那个德国人。“但我总觉得你和苏联人在一起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他沉默了几秒钟，以便让对方能领会他最后说出的那句话。然后他轻声说道，“上校，写通行证吧。”

奥斯特曼坐在桌子旁，犹豫片刻后，他还是对迪恩斯屈服了，拿起笔在德国国防军的信笺上写了一张便条，它能让迪恩斯穿过德军控制的地盘。“我不知道你将如何穿越前线，”他告诉迪恩斯，“但最起码这能让你到达那里。”迪恩斯说道：“我想让警卫查理·贡巴赫和我一块去。”奥斯特曼想了一会儿，也同意了这个有些唐突的建议。他替贡巴赫也写了一张通行证。“我还需要一辆完好的自行车，起码别像现在这辆一样，都快散架了。”迪恩斯说道。奥斯特曼看了看他，然后耸了耸肩，表示他会安排妥当的。当迪恩斯离开办公室时，他对奥斯特曼说了最后几句话。“查理和我一块儿去的，我也会让他平安回到你的身边，我向你保证。”然后迪恩斯行了一个干净利落的军礼，说道：“谢谢您，上校”。上校也以一个标准的军礼回敬，“谢谢您，迪恩斯先生。”

当晚，在德军下士查理·贡巴赫的陪同下，不屈不挠的迪克西·迪恩斯开始了前往英军战线的长途跋涉。

黄昏时分，当朱可夫的坦克朝柏林疾驶时，科涅夫正焦虑地盯着地图，敦促他的部下要拿出更快的速度前进。“别担心你的侧翼，帕维尔·谢苗诺维奇，”他对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司令员雷巴尔科将军下达了激昂的进军号令，“也别怕会与步兵脱节。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前进！前进！再前进！”若干年后，科涅夫评论说：“当时我十分清楚手下这些坦克指挥官的担心，‘你是在把我们投入这个仅能容纳步兵通过的狭窄突破口，迫使我们在没有两翼掩护的情况下前进。万一德国人切断了我们的后路，从后方攻击我们怎么办？’”高个子的科涅夫用手拍着自己的元帅肩章，仿佛是在用自己的荣誉做出保证，他告诉坦克指挥官们，“我随你们一起行动，你们不必担心，我的观察所将在突破部队的中间位置。”雷巴尔科和列柳申科的反应极其出色，他们的突击堪与美军第2装甲师和第5装甲师向易北河的冲刺媲美，苏联的坦克手们穿过敌军阵地长驱直入——即使正如雷巴尔科所注意到的那样，“那些没有被消灭的德国师仍然待在我们的身后”。在24小时的时间里，雷巴尔科边打边冲，狂奔了61公里，列柳申科的坦克则猛冲了45公里。现在，雷巴尔科兴高采烈地给科涅夫打电话。“元帅同志，”他说道，“我们已经打到措森郊区了，现在正在激战！”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一些先遣支队现在离柏林仅有40公里远了。

在措森，警报已经哀号起来。现在看来，苏联红军将会在一天内到达，陆军总司令部下达了转移的命令。关键性岗位的军官们已经撤离，前往波茨坦附近的一个新指挥部。司令部的剩余人员与办公室的打字机、译码机、保险柜以及装有文件的板条箱，被一起塞进了大轿车和卡车。当打包和装车进行时，人们焦虑地来回踱步，急于离开此地。埃里希·德特勒夫森（Erich Dethleffsen）少将接替了克雷布斯的老岗位，担任陆军副总参谋长，他说，当时“我们给敌人的空军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攻击目标”。天黑前车队出发前往巴伐利亚。德特勒夫森则动身赶往柏林，去参加元首的夜间会议，途中他看到了久违的一幕：一群涂着铁十字标志的德国空军飞机从他的头顶掠过，飞往南方，德特勒夫森对此感到十分欣喜。后来在情况简介中，他听见一名空军军官骄傲地向希特勒邀功：“战机对向措森推进的苏联红军坦克进行了一次极为成功的空袭，从而保卫了该地区免遭攻击。”德国空军的轰炸机群干的真是太棒了——所谓的“苏联红军坦克”正是前往南方的陆军总司令部的大轿车和卡车车队，德国飞机是在朝他们自己的护送车队发动攻击。

4月20日午夜，海因里希神色严肃地审视着地图，试图理清楚当下的局势。几个小时以前，他所担心的一件事情已经变成了残酷的现实，柏林城防区也纳入了他的麾下。现在，这位焦头烂额的指挥官不仅要为维斯瓦集团军群殚精竭虑，还要为柏林守军操更多的心。接到命令之后，他几乎立即就把电话打到了雷曼的指挥所里，警告他城里的任何一座桥梁都不得摧毁。雷曼抱怨说，这座城市无论如何都难以布防了，因为他的人民冲锋队中最优秀的部分已经被调走，填充防线上的缺口去了。这一切海因里希都知道，事实上他正在通知雷曼，把剩余的人民冲锋队也调出来。“雷曼，”海因里希不耐烦地说道，“你还搞不懂我的意思吗？我正竭尽全力把战斗挡在城外，不想让这座城市被战火波及！”

海因里希知道，在当前状况下柏林是守不住的，他无意让军队退却到城内做毫无意义的挣扎。在城市狭窄的街巷内，坦克不能实施机动；由于有大楼且没有射界，间瞄火炮也派不上用场。除此以外，如果两军的无情战斗在城市内展开，那么老百姓将死伤枕藉。海因里希打定主意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逐街逐屋的巷战。

此刻他主要关心的是布塞的部队，他确信，如果再不后撤的话，布塞的部队就会陷入敌人的重围之中。上午赶赴前线时，他给自己的参谋长留下了话，让他转告克雷布斯：“如果不让布塞的部队立即撤退，造成的一切后果我无法负责——也请他把这一点告诉元首。”

海因里希撂下话就驱车到了战场。到处都是崩溃的迹象。他看到“道路上挤满难民们的车辆，其中还经常夹杂着军车”。他在前往埃伯斯瓦尔德的路上遇到第一支正在后撤的部队，他质问官兵们后撤的原因，但得到的答复却令人震惊。“我见到的每个士兵都称自己得到了命令，要到后方去获得武器弹药、燃料或是某种别的东西”。海因里希旋即采取了行动。在埃伯斯瓦尔德的北边，他“发现人们正朝西北方向走，他们说自己的师要在约阿希姆斯塔尔（Joachimsthal）附近重新集结”。他让他们立即停下来，在埃伯斯瓦尔德附近对他们进行了重组。在同一地区的运河交汇处，他发现“党卫军第4警察装甲掷弹兵师的部分部队正在下船，这些年轻人刚刚被编入部队，但手头却很缺武器，他们被告知将在埃伯斯瓦尔德得到足够的武器”。在那个地方的南部，他发现道路上挤满了平民和军人。海因里希下了车，命令士官带着他们的部下向后转。“回到前线去！”他说道。

在舍恩霍尔茨镇（Schönholz），他看见“较为年轻的军官们很懒散，他们仿佛无所事事，东看看，西望望。必须得向这些人下死命令，让他们组成一条战线，把那些溃退的部队留下”。在舍恩霍尔茨和特兰珀（Trampe）之间的森林里面，“随处可见成群的士兵，他们要么在休息，要么就是在落荒而逃，没有一个人声称获得任何命令或者任务”。在另外一个地区，他发现“一支装甲侦察小队在其停下的车辆旁边休息”，他命令这个小队“立即赶往比森塔尔（Biesenthal），再次占领这个非常重要的岔路口”。海因里希后来回忆道，埃伯斯瓦尔德一片混乱，结果“没人能告诉我，这里究竟是否还存在着一条完整的战线”。但到午夜时分，他已经在那个地区恢复了秩序，并且开始发布命令。

显然，他的部队兵力捉襟见肘，武器严重不足，而且通常缺乏得力的领导，海因里希知道，前线快要垮了。在北方，冯·曼陀菲尔的第3装甲集团军拖延了罗科索夫斯基的进攻脚步，但也仅此而已，他估计也支持不了太久。

中午12点30分，海因里希给克雷布斯打了电话，告诉他情况正在失去控制。他特别提到第56装甲军，该军“尽管向苏联红军发动了反攻，但仍被逼得节节后退”，他说那里的形势“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在一天时间里，他曾两次对克雷布斯谈到第9集团军濒临绝望的形势，每次克雷布斯都强调元首的决定：“布塞应该死死钉在奥得河上！”现在，海因里希又要再次为布塞辩护了。

现在海因里希告诉克雷布斯：“我本来一直拒绝让第9集团军随意变动阵地，但现在我要求他们——如果情况还不算太晚的话——可以这么做。我必须指出，我并不是由于顽固或者无理由的悲观情绪而违抗元首的命令，从我在苏联的作战记录来看，你就会知道我是不会轻言放弃的。但为了拯救第9集团军，现在必须采取行动，不然这支部队就完了！”“我知道已下发的命令，”他说道，“即集团军群必须在当前的阵地上坚守，所有可用的兵力都必须抽出，来填补第9集团军和南翼的舍尔纳部队之间的缺口。我对我要说出的肺腑之言感到遗憾，但这道命令是无法执行的，此次行动根本没有成功的机会。我请求批准我撤出第9集团军。正是基于元首本人的利益，我才提出这个要求。”

“实际上，”海因里希说道，“我应该做的，就是到元首那里说，‘我的元首，既然您不同意我的建议，认为撤退危及您的安全，而我又无法实施您的作战命令，那请撤我的职吧，让更有能力的人来带领这个集团军群作战。然后我将作为一名普通的人民冲锋队员在战场上与敌搏杀，履行我作为军人的最后职责。’”海因里希这是在毫不含糊地摊牌，他是在向他的上级表明立场：他宁可被贬谪到最基层的单位里战斗，也不执行只会无谓牺牲生命的命令。

“你真的想让我把这些话转达给元首吗？”克雷布斯冷冷地问道。海因里希的回答是简短的。“是的，”他说道，“我的参谋长和作战军官可以为我证明。”

片刻之后，克雷布斯回电话了：第9集团军要继续坚守阵地；与此同时，所有可用的兵力都要尽力填补与南翼的舍尔纳部之间的缺口，“以便再次形成一条持续的战线”。于是海因里希知道，第9集团军实际上等于完蛋了。

在元首地堡里，希特勒冗长的晚间军事会议在凌晨3点宣告结束。在会议上希特勒狠批了一通第4集团军，该部在科涅夫发动攻势的第一天就被打垮了，希特勒对由此产生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指责，他痛斥该集团军叛国。“我的元首，”德特勒夫森少将惊讶万分地问道，“您真的这样认为？”希特勒看着德特勒夫森，“露出了怜悯的目光，仿佛在看一个愚蠢的傻瓜”。随后，他愤怒地嘶吼道：“知道我们在东线为什么会一败涂地吗？一切都是因为叛国！”

德特勒夫森即将离开房间时，冯·里宾特洛甫的外交部派驻元首大本营的联络员瓦尔特·黑韦尔（Walter Hewel）进来了，脸上露出一副极其关注的神情。“我的元首，”他说道，“您要给我下达命令吗？”黑韦尔顿了顿，继续说道：“现在正是我们在外交方面取得进展的好时候。”按照德特勒夫森的说法，希特勒“以一种柔和而又完全变了样的嗓音”说道：“政治，我对政治不再感兴趣，它只会令我作呕。”他朝门口走去，“步态迟缓”。德特勒夫森回忆说，希特勒显得“疲倦而又萎靡不振”。随后他转过身来，对黑韦尔说道：“不过，如果我死了，你就会被政治问题淹没了，到时有你忙的。”黑韦尔不停地追问，他表示“我们现在应该做点事情”。当希特勒来到门口时，黑韦尔郑重其事地补充道：“我的元首，现在正是迫在眉睫的时刻。”希特勒似乎压根就没有听见。

[1] 4月18日，被包围在鲁尔区的残余德军已经瓦解，3天后莫德尔自杀。——原注

[2] 戈林可能不止有24辆卡车，海因里希认为，他有“4支车队”。不过，这可能包括那天夜里离开柏林的德国空军的其他车队。这个事实是荒唐的，因为在这个时刻，一方面由于燃料短缺的原因飞机停飞，车辆无法移动，而另一方面却是，戈林可以动用的不仅有卡车，而且还有充足的汽油供给。——原注

[3] 库尔兰集团军被包围在拉脱维亚西部波罗的海海滨，部分部队在4月初乘船撤离，到达斯维内明德（Swinemünde，今波兰希维诺乌伊希切）。18个师中只有几船人和少数装备回到了德国。——原注

[4] 希特勒对约德尔说的话，由路易丝·约德尔在她详尽的日记中记录下来。这条日记的下面有这条说明：“我丈夫评论说，‘除了另外一个场合，在我的前妻死去之后，这是希特勒对我说过的唯一有关他个人的话’。”——原注

[5] 纽伦堡审判中的证词披露，格拉维茨除了是希姆莱的主治医师之外，还曾批准在集中营的囚犯身上做医学试验。——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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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声音与柏林人以前听到的任何声音都不像，既非炸弹落下时发出的呼啸声，也不像高射炮射击时发出的砰砰声。在赫尔曼广场的卡尔施塔特百货大厦外面排队的购物者们，困惑地认真倾听着：那是一种从远方某处传来的低沉的哀号声，刹那间又迅速升高，随后就变成了可怕的刺耳尖啸。有那么一瞬间购物者们显得有些迷惑，随后成排的人猛然开始四散奔逃。但是太晚了！炮弹，首批落入市内的炮弹，在广场各处爆炸了。尸体碎块飞溅到用木板封闭的商店正面，男男女女倒在街道上，扭动着身躯发出痛苦的尖叫。此刻是4月21日，星期六，上午11点30分。柏林变成了前线。

几乎每处都落下了炮弹，火舌从城市中央各处的房顶上升腾而出。之前被炸弹炸坏的楼房彻底倒塌了，汽车被炸翻起火。勃兰登堡门也被击中，一块飞檐坠落在街道上。炮弹从菩提树下街的一端犁向另外一端，本已毁坏的王宫再次燃烧起来。帝国国会大厦也遭了殃，支撑着大厦穹顶的大梁顷刻间就垮了，大块的金属如同阵雨般落下。人们在选帝侯大街上狂奔乱跑，扔掉手里的提包与盒子，发疯似的从一个门口狂奔到另外一个门口。在这条大街靠动物园的一端，一所马厩中的马被直接命中，马的嘶鸣声与男女的叫喊声混杂在一起，几乎在爆炸的瞬间，马就从这个地狱中窜了出来，马鬃和马尾上燃起了火焰，在选帝侯大街上撒蹄飞奔。

一阵又一阵密集的炮火系统而有条理地轰击着城市。瑞士《联邦报》记者马克斯·施内策尔（Max Schnetzer）站在勃兰登堡门旁边，注意到在威廉大街的政府区段中央，每隔5秒钟就有一颗炮弹落地，然后就会有半分钟或者一分钟的停顿，接着炮弹又再次倾泻下来。从他站着的地方，这位报界人士能够看见火焰从腓特烈大街车站的方向直冲云霄。“烟雾与阳光交织在一起，”他后来写道，“看上去就仿佛是云彩本身在燃烧。”

炮击在城市的其他地方同样猛烈。在维尔默斯多夫区，伊尔莎·安茨（Ilse Antz）、她的母亲以及妹妹都觉得大楼在颤抖，两个姑娘立即趴倒在地板上，她们的母亲则紧靠着门柱，尖叫着“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在诺伊克尔恩区，多拉·扬森（Dora Janssen）目送着她的丈夫，一名国防军少校沿着车行道走向他的汽车。少校的勤务兵在打开车门时，突然被一颗炮弹“完全撕成了碎片”。当尘埃落定的时候，她看见丈夫仍然站在车旁，他高昂着头颅，但脸庞却因为痛苦而扭曲。扬森太太被吓呆了，好不容易缓过神来，立即向少校跑去，她看到“他的一条裤腿已被鲜血浸透，血流出了他的靴子，滴到了人行道上”。后来，受重伤的丈夫在她面前被担架抬走了，但扬森却觉得有一种奇特的情感正在与她对丈夫的关切进行竞争。她不由自主地想道：“尽管他受伤了，可又站得那么笔直啊。他是一位真正的军人！”

不远处的另一位“军官”，他从来也不相信苏联人能够来到这么近的地方。戈特哈德·卡尔上尉，这位狂热的德国空军会计师，仍然在用行举手礼向希特勒致敬的方式同他的家人打招呼，但他现在变得绝望了。随着苏联人离得越来越近，卡尔讲究的着装依然光彩照人——确实，其光彩是越发显见了。他的妻子格尔达虽然绝对不敢对他明言，但她却认为卡尔穿着盛装制服的模样显得很可笑，他的衬衫袖口上有金色链扣，他把毫无意义的缎带披在身上，在这些日子里他还总戴着图章戒指，他那枚戒指上有用钻石组成的字。

不过，戈特哈德·卡尔充分意识到事态正在急转直下。中午他从位于滕佩尔霍夫的办公室回到家里，一如既往用“希特勒万岁”的方式高举右手打招呼，然后给了妻子一些指示。“既然轰炸已经开始了，”他告诉她，“你就要去地下室，一直待在那里，我要你就坐在地下室门口的对面。”格尔达惊愕地看着他，因为那似乎是最危险的地方。但戈特哈德的回答令人感到寒意彻骨：“据说在别的城市里，苏联人对付地下室就是直接用火焰喷射器烧掉，大部分人都被活活烧死了。我要你直接坐在地下室门口的对面，起码能被第一个杀死，这样不用苦等着死神的降临，也少一些痛苦。”然后，他没有再多说一句话，抓住妻子的手，行了一个纳粹举手礼，转身离开了房间。

格尔达麻木地按照丈夫的嘱咐去做了，她远远地坐在别人的前头，就在地下室的入口处。当轰炸在头顶上猛烈进行的时候，她一直在祈祷。自结婚以来，她第一次没有把戈特哈德包括在她的祈祷辞之中。下午，在丈夫通常回家的时刻，格尔达不顾他的命令冒险上了楼，在颤抖与恐惧中等了一阵，但戈特哈德并没有回来。她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空袭刚刚结束，炮击就开始了。西方盟军对柏林的最后一次空袭——这场战争中的第363次空袭，是在上午9点25分由美军第8航空队实施的。在长达三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美国人和英国人一直在猛烈轰炸“大B”[1]，柏林的这个绰号是美国飞行员起的。柏林人向那些轰炸机愤怒地挥动着拳头，他们为亲友的死亡和家庭的毁灭感到悲伤。然而他们的愤怒，就像那些炸弹本身一样，并非特别针对某个人，而是针对他们永远也不会见到的人。而炮兵的炮击则不同，它就来自站在门外的敌人，他们很快就会面对的敌人。

而且还有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柏林人已经学会了在敌机轰炸的阴影下生活，他们能抓住轰炸机飞临城市的规律，就如同钟表般精确，并据此预测空袭将在何时降临。很多人已经对空袭习以为常，甚至可以根据一枚炸弹的呼啸声猜出炸弹大概落在了哪里，到最后，不少柏林市民甚至在轰炸来临时都懒得寻找隐蔽处了。但大炮却不一样，炮火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危险，炮弹落地是完全无法预计的，十分突然，巨响之后，锋利的弹片如同死神的镰刀般四下飞舞，往往从弹着点打击到数米之外的地方。

新闻记者汉斯·武勒—瓦尔贝格在穿过波茨坦广场的时候，正赶上苏联的炮击。大量炮弹在广场上爆炸，他的视线内到处都是已经死亡和濒临死亡的人。在他看来，有些人是被爆炸的冲击波震死的，冲击波“把他们的肺都震裂了”。当他躲避爆炸的时候，突然想到柏林人以前是同仇敌忾地反对他们的共同敌人盟军轰炸机，而“现在，市民们根本顾不上那些死者、伤者了，所有的人只想着自保”。

这残忍的炮击毫无模式可言，漫无目的地覆盖射击，并一天天地加强。很快，呼啸声中又增加了迫击炮的炮声，以及“喀秋莎”火箭炮齐射时刺耳的怒吼声。大多数人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待在地下室、防空洞、防空塔堡垒以及地铁车站里，他们完全失去了时间感。时间早已被歇斯底里的恐惧、混乱和死亡搞得模糊不清了，那些一直到4月21日之前都记着严谨日记的柏林人，他们的日记日期突然间变得混淆起来了。许多人写道，4月21日或者22日，苏联人已经杀到了市中心，而实际上苏联红军当时还在郊区作战。他们往往因为自知罪孽深重，而愈加惧怕苏联人，至少有一些德国人知道德军在苏联国土上所做的一切恶行，知道第三帝国在集中营里秘密犯下的可怕暴行。因此，随着苏军越来越近，柏林的街头巷尾都弥漫着一种噩梦般的末日恐惧。自从迦太基被夷为平地以来，任何一座城市都还没有体验过这样的恐惧。

埃尔夫丽德·瓦塞尔曼（Elfriede Wassermann）和她的丈夫埃里希正在安哈尔特火车站旁的一个巨型地堡里躲避。埃里希曾是一名军人，1943年在苏联前线失去了左腿，只能靠T字形拐杖的支撑蹒跚而行，他迅速辨听出炮击声，然后就急忙拉着妻子进入了地堡。埃尔夫丽德已经把他们的家当塞进了两个手提箱和两个大袋子里，在她自己的衣服上面放了一条埃里希的旧军裤，最上面则是她的皮大衣和毛大衣。由于她的丈夫必须要用两只手拄着拐杖，所以她把一个袋子捆在他的背上，另一个袋子捆在胸前。其中一个袋子里装着食品：一些硬皮面包，几个肉罐头和蔬菜罐头。在一个手提箱里，埃尔夫丽德还放了一大罐子黄油。

等他们到达安哈尔特火车站的时候，火车站的地堡里已经挤满了人，埃尔夫丽德最终在一个楼梯平台上找到了一处落脚的地方。他们的头顶上只有一盏光线微弱的灯，模糊的灯光下，可以看到地板上和每一级台阶上都被前来避难的人挤得满满当当的。地堡内的状况是人们难以想象的，上面的一层满是伤员，不论白天黑夜都充斥着伤者的尖声喊叫。由于缺水，厕所无法使用，因而粪便遍地。那种恶臭最初令人作呕，但过了一段时间后埃尔夫丽德和埃里希便不再注意它了，他们木讷地待了几个小时，一句话也不说，对外面发生的事情也一无所知。

只有一件事情搅动了他们的思绪，那是孩子们不停的哭叫声。许多父母已经耗尽了食品和牛奶，埃尔夫丽德看到，“有三个小婴儿，确切说是三具冰凉的小尸体，被从楼上抱了下来，他们都是被饿死的”。埃尔夫丽德旁边有一位年轻的妈妈，她带着一个三个月大的婴儿。在某一刻，埃尔夫丽德注意到婴儿已经不在年轻母亲的怀里，而是躺在旁边的水泥地上，已经没有了生机。那位母亲似乎在发呆，埃尔夫丽德也在发呆，她记得，“我目睹孩子死去，心中却没有感到一丝不安”。

在波茨坦大街，旅游局大楼正在遭受炮击。在那座有44个房间的地下防空洞里躲着2 000多人，忙得不可开交的玛格丽特·普罗迈斯特（Margarete Promeist）是这里的负责人。除了平民之外，还有两个营的人民冲锋队刚刚转移进来，玛格丽特被告知那是因为“苏联人来得更近了”。玛格丽特忙得几乎精疲力竭，她为刚刚接到的一个电话而心存感激，一位密友主动提出要给她送来一些食品。现在，当她在掩蔽所内四处走动的时候，44名负伤的平民从街上被送了下来，玛格丽特匆匆过来帮助处理伤亡人员。他们当中的一位已经不治而亡——当玛格丽特静静地坐在那位给她送食品的妇女的尸体旁边时，她“嫉妒她的平静而又平和的微笑，起码她已经不必像我们那样再踏上那条耶稣走向受难处的悲哀之路了”。

战斗过程中，当大多数人待在地下的时候，药剂师汉斯·米德（Hans Miede）作为夏洛滕堡区俾斯麦街61号公共掩蔽所的对空警戒哨，仍在他负责的区域巡逻。当炮弹在他的四周爆炸时，他痛苦地看着对面楼标语牌上的大字：黎明前的时光最黑暗。

对鲁道夫·许克尔医生来说，黎明不远了。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这位杰出的病理学家一直令他的妻子安娜玛丽深深担忧，她认为他正变得精神失常。前不久，他曾给妻子展示了一个氰化物胶囊，他还在其中添加了乙酸，增加了致命性。他曾告诉她，如果柏林的形势继续恶化，他们就用毒药结束自己的生命。从那以后，许克尔太太就注意到，“战争带来的紧张，战争的毫无意义，以及我丈夫对希特勒的怒气，已经彻底把他自己打垮了”。可怕的炮击已经持续了数个小时，无数的炮弹正在嘶吼着乱飞或是轰然爆炸。许克尔医生彻底爆发了，他突然站起身来，冲到敞开的窗户前嘶吼道：“必须宰了那个狗娘养的（希特勒）！”

希特勒的手指猛戳着地图。“施泰纳！施泰纳！施泰纳！”他叫道。元首很快就找到答案了。他叫嚷着，费利克斯·施泰纳党卫队副总指挥和他的部队，应该立即从冯·曼陀菲尔的第3装甲集团军侧翼出击，从其位于埃伯斯瓦尔德的阵地上发起南进攻势，切断苏联人对柏林的攻势。施泰纳的进攻，将会封闭布塞的第9集团军北翼崩溃时被苏联人冲开的缺口。在希特勒的地图上看来，那将是一个绝妙的行动，朱可夫的攻势现在呈箭形，尾端在奥得河，箭头则直指柏林。在朱可夫的右翼，地图上有面小旗，这面旗帜如同利刃般指向正在突破中的苏联红军部队，小旗上写着“施泰纳集团军级支队”[2]。希特勒再次信心满满起来，施泰纳的进攻将会重建第3装甲集团军和第9集团军之间的联系——甚至挽救柏林的危局。

在元首的如意算盘中，只“忽略”了一件事：实际上施泰纳手头没有兵力。早些时候，海因里希已经决定，把被苏联人赶到北方的第9集团军部队置于施泰纳的指挥之下。不幸的是，由于前线的大范围混乱以及缺乏时间，根本不可能集结起足够的兵力让施泰纳集团军级支队行动起来。事实上，施泰纳集团军级支队就是个空架子，仅仅徒有其名——但希特勒的地图上却因为其名头而赋予了其代表重兵集团的小旗。这面小旗一直插在那儿，很显然，希特勒想当然地认为它是名副其实的。

现在希特勒给施泰纳打了电话。“我记得，”施泰纳说道，“电话是在上午8点30分到9点之间打来的。希特勒的原话是，‘施泰纳，你是否知道帝国元帅（指戈林）在卡琳庄园有一支私人部队？这支部队要立即解散，并投入战斗。’我试着理解这番话到底想表达什么，但还没反应过来，他又接着开了腔，‘在柏林和波罗的海之间，从斯德丁到汉堡，每一个可用的人，都要投入我下令发起的此次进攻之中。’我申辩道，我所掌握的部队没有作战经验，我又进一步询问确切的进攻发起地点，这时元首没有给我任何答复，而是直接把电话挂断了。到目前为止，我根本不知道这次莫名其妙的进攻要从哪里发起，要在何时发起，更关键的是，我到底用什么发起一次进攻？”

施泰纳给克雷布斯打了电话，解释了他的状况，并且告诉陆军总参谋长他就是个光杆司令。“我记得，随后希特勒插话了，当时我正在向克雷布斯解释我的部队完全没有战斗经验，而且我们缺乏重武器。这时希特勒忽然给我上起了政治课，时间还特别长。他毫无意义的唠叨以这样一句话结尾：‘你将会看到，施泰纳。你也一定会看到，苏联人将在柏林大门前被他们自己的鲜血淹没，入侵者必将遭受最严重的失败。’我提醒他，我认为柏林的形势已经绝望了，但他对我的话完全是充耳不闻。”

之后不久，施泰纳便收到了发动进攻的正式命令。命令的最后一段这样警告道：

明确禁止向西撤退，凡是未能无条件地服从这道命令的军官，都要被立即逮捕并处决。

你，施泰纳，要用你的生命来负起执行这道命令的责任。帝国首都的命运就靠你出色完成此项任务了。

阿道夫·希特勒

在与施泰纳交谈之后，希特勒和空军总参谋长科勒上将通了话。“北方地区每一个可以走路的空军人员，都要交给施泰纳来部署，”希特勒说道，他的嗓门提高了，“凡是把人员截留下来的军官，都将在5个小时之内被处决。必须这样严厉警告他们！”然后他咆哮道，“你要用自己的生命来担保，每个人都被派上了战场！每一个！”

科勒惊呆了，这是他第一次听说施泰纳集团军级支队。他给陆军总司令部的德特勒夫森打电话，询问道：“施泰纳在哪里？我们的部队又应该派到哪里？”德特勒夫森对此一无所知，但他许诺会尽快搞清楚这件事情。

在这段令人发狂的时期内，有一个人，也就是海因里希，对这个方案毫不知情。当最终得知如此荒谬的消息时，他立即给克雷布斯打了电话。“施泰纳没有足够的力量发动这样的进攻，”海因里希愤怒地吼道，“我拒绝接受这道命令。我坚决主张第9集团军应该后撤，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克雷布斯，我必须警告你，这支唯一仍然在阵地上保卫希特勒和柏林的部队就完了。如果这最后的要求得不到批准的话，那么我就只能请求解除我的职务。”海因里希提出，自己能不能约个时间觐见一下希特勒，讨论一下形势？还没等他说完，克雷布斯立马否掉了这个请求。“那不可能，”他说道，“元首太累了。”

海因里希在他的个人作战日记中将这次交谈记录在案：“我向最高级的军官们疾呼，要记住他们对部队所承担的责任，我的呼吁被这样的话拒绝了——‘那项责任是由元首承担的’。”

维斯瓦集团军群的存在即将终结，海因里希知道，它充其量也就只能撑几天了。他的职业生涯看来也要走向终点了，这位将军完全清楚，他在打这场注定失败的战役时表现出来的不屈和顽固，会被克雷布斯看成失败主义的典型。4月21日夜里，在没有预兆的情况下，海因里希接到命令，昨天刚刚晋升步兵上将的维斯瓦集团军群参谋长埃伯哈德·金策尔将被撤换，接替他的人是伊福—蒂洛·冯·特罗塔（Ivo-Thilo von Trotha）少将，他是希特勒最狂热的信徒之一。海因里希确信克雷布斯是故意把冯·特罗塔放在这个职位上的，试图以此来制约他的决策。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其实是个毫无意义的动作。“我了解这个冯·特罗塔，”海因里希告诉艾斯曼上校，“或许他很聪明，但他有着华而不实的乐观主义，粉饰事实，不会脚踏实地而是虚妄浮夸。”将军的评论很是刻薄。海因里希决定，当冯·特罗塔到任后完全孤立他，只与艾斯曼打交道。对希特勒的信徒采用这样的做法是危险的，但海因里希现在已经考虑不了这么多了。

在22日黎明之前，海因里希又接到了另一个通告。柏林卫戍司令雷曼将军打电话告诉他：“我被撤职了。”随着雷曼的解职而发生的一系列事情犹如闹剧。他的继任者是另一位高级纳粹官员，某个姓克特尔（Kaether）的上校，此人籍籍无名，结果他的全名遗落在了历史之中。[3]克特尔立即被提拔为中将，跳过了少将这一级别[4]，那天的其余时间他都在兴高采烈地给朋友们打电话，告诉他们这个喜讯。但到傍晚时分，希特勒决定暂时亲自指挥[5]，克特尔被解除了职务后又成了一名上校。

与此同时，那个未来命运会与这座城市的最后几天结合得最紧密的人，正在让自己陷入严重的麻烦之中。卡尔·魏德林上将彻底失去了与包括他的顶头上司布塞将军在内的所有指挥部的联络。他的第56装甲军遭到卡图科夫将军的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的多次穿插包围和猛烈打击，这使得他与友军完全失去了联系。一时间，谣言四起，有人说魏德林是故意撤退，而魏德林又无法及时做出解释和驳斥。希特勒和布塞都听说了这些故事，在为了获得最新消息而等了将近一天之后，两人都下达了立即逮捕并处决魏德林的命令。

当硝烟在贝尔瑙的郊区消散之时，谢尔盖·戈尔博夫上尉注意到第一批俘虏从他们的防御工事里灰溜溜地走了出来。这里的战斗血腥残酷，崔可夫的部队花了差不多半天的时间，才在这个位于柏林东北方向22公里处的防区里推进了8公里。现在，镇子里的一些房屋仍在熊熊燃烧，坦克穿过它朝西南方向前进，直扑柏林的潘科区和韦森塞区。戈尔博夫坐在刚刚缴获的摩托车上，打量着那些俘虏，那是一群看起来模样糟透的人——“面如死灰，浑身尘土，疲惫不堪”。戈尔博夫向周围看了看，人造物和大自然杰作间的悬殊差异让他感慨万分。果树开花了，“花儿开遍了田舍之间，它们白得就像冬天的雪球。但坦克战车们却从这幅风景画中隆隆开过，如同黑色的猛兽。这是怎样的对比啊！”

戈尔博夫从军装上衣口袋里取出了一份折叠起来的《红星报》，仔细地从上面撕下一小片纸，在纸片上倒了一些烟草，卷成一支烟。每个人都用《红星报》卷烟，因为它比《真理报》或者《消息报》更薄一些，看起来更易燃。当土制香烟刚点着时，他还没来得及吞云吐雾一番，就看见一名德国少校在马路上摇摇晃晃地朝自己走来。

“别碰我老婆！”那人用波兰语高叫，“别碰我老婆！”戈尔博夫困惑地看着这个两眼发直的军官，眼见这个疯疯癫癫的德国人越来越近，戈尔博夫便下了摩托车迎了过去。鲜血正在从那名少校的手上汩汩淌下。

那个德国人举起布满血迹的双臂，戈尔博夫才注意到他割了自己的手腕。“我就要完蛋了，”那人喘着粗气说道，“我要自我了断，看这里！”他把流血的双手伸向戈尔博夫，“现在！你能别碰我老婆吗？”

戈尔博夫盯着他。“你这个蠢猪，”他说道，“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才不会操心你老婆呢。”他大声召唤卫生员，然后抓住那人的手腕替他止血。当卫生员把少校带走时，戈尔博夫觉得很可能已经为时晚矣。“别碰我老婆！别碰她！”那个德国人不停地嘶吼道。戈尔博夫背靠着摩托车，再次点燃烟卷。他想，戈培尔的宣传工作真是做到家了，他们以为我们是谁，是魔鬼吗？

当布鲁诺·扎日茨基长久期盼的解放者们经过时，他站在街道上泪流满面。作为柏林以东19公里处的诺因哈根—霍珀加滕地区的共产党领导人，此刻他欣喜地看到，戈培尔攻击苏联人的那些恶毒谎言彻底垮台了。在德国老百姓的见证下，苏联红军部队整齐而高效地进入并迅速向西穿过诺因哈根，前往柏林的韦森塞区和利希滕贝格区。这个镇子并没有被战火波及，因为当地的大部分纳粹分子已于4月15日就溜号了。当时布鲁诺就告诉镇长奥托·施奈德：“苏联人一来，我就要打着白旗去迎接这群解放者，继续抵抗是毫无意义的。”镇长同意了。只有一个人进行了战斗：纳粹党社会福利单位的负责人，狂热的赫尔曼·舒斯特在自己家里筑起工事固守，向先头侦察部队开火。那是一场一边倒的战斗，苏联人用手榴弹有效地摧毁了舒斯特和他的房子。布鲁诺和共产党支部的其他成员烧掉了他们的人民冲锋队袖章，打着一面白旗出来迎接苏联人。布鲁诺这辈子还从未那么高兴过，他把所有的情报都告诉了苏联军人，并且告诉他们，他和他的朋友们是“反法西斯者，一直是反法西斯者”。对于布鲁诺来说，朱可夫所部的到来给他带来了几个星期以前就预见到的神奇疗效：他的溃疡消失了，他第一次能够在吃东西的时候不恶心也不痛了。

但这个“特效药”转瞬即逝。布鲁诺在几个星期以后拿出了自己精心准备的详尽计划，他将这份“小镇未来的社会主义行政管理”的宏图伟业交给了解放者们。但一位苏联军官听完他的念叨以后，只用一个字就枪毙了他的梦想：“不”。从这一天开始——在布鲁诺·扎日茨基怀着骄傲和惊奇注视着他的偶像们到来的3个星期之后——那种始终被他称为“法西斯造成的”溃疡又回来了，而且比以往更严重。

在莱尔特街监狱，被判了死刑的赫伯特·科斯奈伊下士不知道自己还能幸运多久。民政当局向他宣布，他的死刑判决已经下达，不过仍有待于军事法庭的判决。赫伯特是靠借来的时间而活着，4月20日他被告知，军事法庭将在第二天审理他的案子。他知道这样的裁定只会有一个结果，那就是把他立即处决。但第二天上午，当他被押送到位于普勒岑塞（Plötzensee）的法院大楼时，那里空无一人：每个人都跑到掩蔽所里去了。

尽管苏联人的突然炮击救了他，但这个缓刑也只是暂时的。科斯奈伊现在被告知，对他的审判将在星期一，也就是23日进行。苏联人是赫伯特的最后救星，如果在23日前他们还没能打到监狱，那自己就彻底完蛋了。

由于炮击，囚犯们被转移到了地下室里。赫伯特注意到，警卫们突然开始变得友善起来。有谣传说一些囚犯已经被放出去了，其余的人也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内被允许离开。但赫伯特确信，他将被扣留，不过他希望自己的哥哥库尔特能够出去。

库尔特也注意到了这些谣传，不过他还知道一些赫伯特不知道的事情——而且那些事情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真的。耶和华见证会[6]的某些成员，那些被宣判有罪的拒服兵役者，他们在监狱里做各种各样的零星粗活——已经被点了名，释放证也发给了他们，这意味着他们即将重获自由了。库尔特注意到，一位耶和华见证会的成员似乎并不急于离开，他坐在地下室的一张桌子旁，细嚼慢咽把马口铁盘子里的最后一丁点食物全部吃光。“你为什么不和别人一起离开这个鬼地方呢？”库尔特疑惑地问道。那人的解释很简单。“我家在莱茵兰那边，在西方盟军战线的后方，”他说道，“现在没法去那里。我只是打算留在原处，待在这里，等战争结束了再做打算。”

库尔特看着那人的释放证，如果那位见证会信徒要浪费这个宝贵的机会，那就把它让给更需要的人吧！当那名囚犯继续吃东西的时候，库尔特一边继续和他搭话，一边靠近了那张黄色的意味着自由的纸。又经过了几分钟的亲切交谈后，库尔特设法把那张纸塞进了自己口袋里，神不知鬼不觉，他马上离开了。

他迅速找到赫伯特，把那张珍贵的释放证给了他。但令他大吃一惊的是，赫伯特拒绝接受。赫伯特说，由于他被判了死罪，盖世太保是不会放过他的；而库尔特只是因为有共产党嫌疑入狱，他没有受到任何指控。“你会有一个更好的机会，”赫伯特告诉他哥哥，“你走吧。”然后他又佯装热情地补充道，“别担心，也许我们今天都能出去，谁先走不是走呢。”

过了一小会儿，库尔特·科斯奈伊肩膀上扛着铺盖，走进底楼的警卫室，排在了那列正在等候办理释放手续的耶和华见证会成员里面。有个名叫巴特的党卫队士官认识库尔特，一下子就看到了他。在这可怕的瞬间，库尔特以为自己铁定完蛋了，但巴特却转过身去当作啥也没发生。桌子后面的人有些不耐烦地说道：“下一个。”库尔特立马诚惶诚恐地呈上他的释放证。5分钟以后，库尔特·科斯奈伊手里拿着盖着官方大印的释放证，站在了监狱外面的街道上——他自由了。街道上炮火肆掠，“空中弹片横飞”，但库尔特·科斯奈伊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一切，他感到“幸福得发狂——好像我喝了二十来杯白兰地似的”。

苏联红军已经进抵措森。雷巴尔科上将的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的坦克手们，把德国陆军总司令部完好无损地拿了下来，同时还俘获了少数几个工程师、士兵和技术员。别的人都已经撤离了。

雷巴尔科手下的那些疲倦、满脸污垢的坦克手，面对着庞大的地下空间内的夺目灯光，惊讶地眨着眼睛。当他们在走廊、生活区和办公室里四下走动时，随处可见迅速撤离的迹象。鲍里斯·波列伏依（Boris Polevoi）少校是科涅夫司令部里的政工人员，他看到地板上散布着地图和文件；在一个房间里，桌子上放着一件浴袍，不远处的皮箱子里放着一些家庭照片。

第500型电话交换机是台巨大的电话综合处理设备，被完好无损地缴获了。士兵们站在门口，目瞪口呆地注视着控制台上闪烁的灯光，现在已经无人来操作了。一块大标牌就靠在电话配电板前，用非常简单的俄语写着警告：“士兵们！不要损坏这座设备，对苏联红军来说很有价值。”波列伏依和其他军官猜测，是那些逃跑的德国工人“立起这些标牌，为的是保命”。

那些在这个指挥中心被俘的人当中包括汉斯·贝尔托，他就是这座复杂的电器系统的主任工程师，现在他正带着苏联人参观500型电话交换机。贝尔托通过苏联女译员解释说，有位接线员一直待到司令部被攻占的前一刻，当钢丝录音机播放他最后的谈话内容时，苏联人就站在这个洁净整齐的大房间里安静地听着。措森在德国人手中的最后几分钟里，电话仍然继续从这个面积迅速缩小的帝国各地打来，这些电话都被录了下来。

“我有一条给奥斯陆的紧急信息。”一个声音用德语说道。

“对不起，”措森的接线员说道，“我们不再转接了，我是这里的最后一个人。”

“天啊，发生什么了……？”

另一个声音：“注意，注意，我有一条紧急信息……”

“我们并不接受任何信息。”

“能与布拉格联系吗？他们在柏林感觉如何？”

“伊万马上就到门口了。我现在关机了。”

措森陷落了。除了这番短暂的检查，科涅夫的部队在那里几乎没有停留。坦克部队的一个触手正伸向波茨坦，另一个触手已经越过了努特运河，抵达了柏林滕佩尔霍夫区南边的利希滕拉德（Lichtenrade）。其他坦克朝泰尔托（Teltow）推进，正在突破泰尔托运河南边的防御。运河彼岸就是采伦多夫区和施泰格利茨区（Steglitz）。

到4月22日傍晚，科涅夫的部队已经突破了柏林南边的防线，第一个冲入了柏林，比朱可夫提前了24小时以上。

在元首地堡里，例行的军事会议在下午3点开始。在第三帝国为期12年的历史中，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惯常流露出来的乐观情绪消失不见了。奥得河前线几乎崩溃了。第9集团军事实上已经惨遭合围，该集团军战斗力最强的第56装甲军失去了联系，音讯全无[7]。施泰纳根本就没有力量发动进攻。柏林被苏联人包围也是指日可待了。几乎每个小时都有打了败仗的指挥官被撤换。帝国已经行将就木，正在进行最后的垂死挣扎。连它的最高统治者，现在似乎也放弃了希望。

希特勒的发言在滔滔不绝歇斯底里的辱骂之中达到了高潮，挨骂的对象是他的将军、他的顾问、他的军队，以及被他引领到灾难中的德国人民。希特勒唾沫横飞地说道，最后结局已经近在眼前，一切都分崩离析了，他再也无法继续打下去了，他决定留在柏林，亲自指挥城防战直到最后的时刻，最后再开枪自杀。克雷布斯上将和德国空军的代表埃克哈特·克里斯蒂安（Eckhardt Christian）少将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蒙了，在他们俩眼中，希特勒似乎完全崩溃了。只有约德尔一个人保持冷静，因为就在两天前，希特勒已经把这一切全都告诉这位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了。

在场的每个人都试图说服陷入疯狂的元首，他们还没有输掉一切。他们说，他必须继续掌控帝国，而且他必须离开柏林，因为已经不可能从首都来控制帝国的事务了。这位曾经让他们的世界保持团结的人，现在粗暴地拒绝了他们。希特勒说，他会待在柏林，其他人愿意上哪里去就请便。所有人都目瞪口呆。为了证明自己不会食言，希特勒将自己与柏林城共存亡的决定公开。他在众人面前口述了一份声明，要求立即广播出去，其他人则设法说服他在第二天之前是没法发布声明的，结果这份声明就没有立即发布出去。与此同时，地堡里的军官和顾问们都向他们在城外的同僚发出呼吁，再给元首施加一些压力。希姆莱、邓尼茨甚至连戈林都打来电话，像之前那些身处柏林城的高官一样，乞求他改变主意。但希特勒不为所动。

约德尔被人叫走去接听电话。当他离开后凯特尔试图劝阻希特勒，还要求与他私下交流。会议室里的人随后都识趣地离开了。凯特尔轻声告诉希特勒，目前有两个举措仍然可以一试：一是“在柏林被战火吞噬前就提出投降”；二是安排“希特勒飞往贝希特斯加登，并在那里立即开始停战谈判”。按照凯特尔后来的回忆，希特勒“立即打断了我的话，不让我再说下去，他说道：‘我已下定决心，绝不离开柏林，我将保卫这座城市直到最后。要么我赢得这场保卫帝国首都的伟大战斗，要么我作为帝国的象征而走向死亡。’”

凯特尔认为这个决定完全是疯了。“我坚持我的看法，”他告诉希特勒，“您今晚就应该前往贝希特斯加登。”希特勒已经不想再听了，他把约德尔喊了回来，在与这两位军官随后进行的私下交流中，他“给我们下达了命令，要我们飞赴贝希特斯加登，在那里与希特勒的指定接班人戈林一起接管政权”。

“这么多年了，”凯特尔抗议道，“我从未拒绝执行您的命令，但这道命令我无法执行，您不能抛弃我们的国防军。”希特勒回答说：“我必须待在这。”接着约德尔建议，可以把温克的部队从其在易北河的阵地调往柏林[8]。凯特尔宣称他将立即赶到西线，去见温克将军，“免除他此前的所有任务，命令他率部火速支援柏林，与第9集团军会合”。

希特勒对这项建议表示出了难得的赞同。在凯特尔眼中，这项提议“在如今显然糟透了的局势中给希特勒带来了某种宽慰”。随后不久，凯特尔便动身奔赴温克的指挥部。

某些没有参加此次会议的军官，比如德国空军总参谋长卡尔·科勒上将，他们对元首精神崩溃的消息大为吃惊，以至于拒不相信他们派出的代表对当时的场面所做的汇报。科勒匆匆赶到约德尔新设在波茨坦东北8公里处的克兰普尼茨（Krampnitz）的指挥部，在那里科勒几乎一字不差地证实了他听到的消息。“你知道的是真的。”约德尔对科勒说道。他还告知德国空军总参谋长，希特勒已经放弃了战争，打算在最后时刻自杀。约德尔继续说道：“希特勒说，他由于身体原因无法参加战斗，而且他不这么做的原因是害怕落入苏联人的手里，比如说在只伤不死的情况下。我们全都劝他别这样，希特勒歇斯底里地狂喊着他再也无法继续了，接下来要靠帝国元帅掌舵了。还有人指出，戈林根本指挥不动下面的部队。元首回答说：‘你想得太多了，谈什么战斗？不会再打多久了，轮到谈判登场的时候，帝国元帅的表现肯定优于我。’”约德尔补充道：“希特勒说，部队已经丧失斗志了，柏林的反坦克路障已经被我们自己人打开了，整座城市不再处于防御状态了。”

元首地堡现在的情况表明，希特勒说的话句句当真。他花了几个小时来挑选文件和书信，让人拿到院子里统统烧掉；然后他又唤来了戈培尔、戈培尔太太以及他们的孩子们，要他们与他一起待在地堡里，直到最后时刻。戈培尔的助手维尔纳·瑙曼博士之前就已知道，“戈培尔觉得当战败来临时，唯一体面的做法就是在战场上光荣牺牲或是自我了断”，帝国部长的妻子玛格达·戈培尔也持同样的观点。当瑙曼听说戈培尔一家搬进总理府的时候，他就知道“那将是他们的最后归宿”。

戈培尔对“叛国者和卑劣者”的鄙视程度，几乎与希特勒相同。在元首情绪总爆发的前一天，戈培尔将宣传部的人召集到一起，大声骂道：“德国人民失败了！东边的人在夺路而逃，西边的人正打着白旗迎接敌人。德国人民自己选择了他们的命运，我并没有强迫任何人与我共事，但你们为何与我一起工作呢？现在你们的小小的喉咙就要被割开了！不过请记住我的话，当我们踏上离去的路途，大地也将战栗。”

按照希特勒的标准，看来唯有那些现在计划自杀并把自己埋入坟墓里的人，才算是忠诚的德国人。就在那天晚上，成群的党卫军逐屋搜查，寻找他们眼中的逃兵和卖国贼。惩罚是迅速而无情的。刚刚抵达柏林的难民——16岁的埃娃·克诺布劳赫——在附近的亚历山大广场看到了可怕的一幕：路灯柱子上吊着一名年轻的国防军列兵的尸体。死者脖子被绳子拽着，摇摇晃晃的，满是血污的腿上捆着一张惨白的纸板，上面写道：“叛徒。我是抛弃人民的懦夫。”

在这个决定性的一天，海因里希从早到晚都在等待一条他觉得肯定会来的消息，即希特勒已经允许第9集团军撤退。布塞的部队快陷入苏联红军的合围，与两翼友军的联系都已被切断，面临着被歼灭的命运。然而克雷布斯却仍然坚持要其坚守既有阵地，甚至更进一步地提议第9集团军的部分部队应尝试向南打出一条路来，随后与舍尔纳元帅的部队会合。布塞本人的态度也令事情复杂化了。海因里希试图让他在没有得到命令的情况下撤退，而布塞却对此严词拒绝，声称除非元首本人下达明确的命令，否则决不后撤，也不敢后撤。

4月22日上午11点，海因里希警告克雷布斯，到傍晚的时候第9集团军就将被敌人分割成数个部分。克雷布斯对此不以为然，反而乐观地预言，舍尔纳元帅将会向北方推进，很快就将与布塞会合并改善当前的局势。海因里希没那么蠢，他告诉克雷布斯：“舍尔纳的进攻光准备都要花上好几天的时间，到那时第9集团军早已不复存在了。”

随着时间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流逝，形势正变得越来越令人绝望。海因里希一再敦促克雷布斯采取果断措施。“你把我的部队钉死在了阵地上，”他终于爆发了，“而这时你又告诉我，我必须竭尽全力避免柏林被敌人包围，要为元首的安危负责。但我要从崩溃的前线拯救出部队来保卫元首和首都你们又不同意，我说这一切我办不到，请求把我撤了你们又不允许。你到底要怎么样？”元首大本营不仅在布塞的事情上指手画脚，制造了无尽的麻烦，现在又要求冯·曼陀菲尔的第3装甲集团军发起反击，把罗科索夫斯基的部队赶回到奥得河的另一边去，这完全是一种疯子般的梦呓。所以当海因里希接到这道命令的时候，他只能喘粗气。

中午12点10分，海因里希再次警告克雷布斯：“我确定，这是把第9集团军撤出来的最后机会。”两个小时以后，他再次打电话，但克雷布斯已经去参加元首的会议了。海因里希对德特勒夫森将军说道：“我们必须得下决心了。”下午2点50分，克雷布斯终于给海因里希回了电话：元首同意，第9集团军的部分兵力可以撤退到外环防线的北翼一带，同时放弃法兰克福。海因里希对此嗤之以鼻，这是个对改善局势几乎没有帮助的折中方案。他并没有向克雷布斯指出，那座城市一直由希特勒断定的“绝非格奈森瑙式人物”的比勒尔上校率部稳固地坚守着。比勒尔将会发现，现在已经很难脱离战斗了。无论如何，批准撤退的命令来得太晚了，第9集团军已经被敌人包围了。

两个小时之后，克雷布斯再次打来电话。这一次他告知海因里希，元首在会议上已经决定，要把温克将军麾下的第12集团军从西线抽调出来，掉头向东朝柏林发动一次进攻，以减轻第9集团军的压力。这是一个令人惊愕万分的通知，海因里希干巴巴地评论道：“他们将受到最热烈的欢迎。”然而，让第9集团军完全撤出的命令仍未下达。尽管他们已经陷入了重围之中，但海因里希依旧相信布塞的部队有足够的力量向西转进，现在克雷布斯谈到温克的消息——在此之前海因里希甚至从未听说过他——又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海因里希后来说道：“这个消息似乎给岌岌可危的第9集团军带来了希望，他们仍有机会被从包围圈里救出来。”海因里希给布塞打了电话。“克雷布斯刚刚告诉我，温克集团军即将转移，向你的方向机动。”他说道。他指示布塞，把他最得力的师撤出来，向西突破苏军防御，与温克的部队会师。布塞抗议说，这将会让他失去大部分战力。海因里希已经忍无可忍了，他没有继续解释，而是粗暴地吼道，“这是给第9集团军下达的命令，”他用强硬的口吻让对方哑口无言，“撤出一个师，让它打通与温克会合的道路。”争论已经把他累坏了。

在柏林环形防御圈各处，夜空染上了红色的光芒，持续不停的炮击将每个区都炸得坑洼洼。不过，在莱尔特街监狱的地下室里，一种喜气洋洋且令人激动的气氛一直在稳固地发酵。当天下午有21个人被放走了，剩下的囚犯后来还拿回了一些自己的贵重物品。按照警卫们的说法，这个行动是高层授意的，为的是能加快释放的进程。现在，囚犯们时刻期待着重获自由，有些人甚至乐观地认为第二天清晨前他们就可以到家了，甚至连赫伯特·科斯奈伊现在也感到，他已经战胜了刽子手。

一个警卫走进了地下室，他手里拿着一份名单，迅速开始点名。人们用耳朵紧张地捕捉着每个被点到的名字，其中有一名共产党员、一名苏联战俘，还有几个科斯奈伊认出是在1944年密谋行刺希特勒的嫌疑人。警卫一口气报出了一长串名字：“……豪斯霍费尔……施莱歇……蒙青格尔……佐西诺……科斯奈伊……莫尔……”突然，赫伯特·科斯奈伊希望满满地意识到，他的名字被点到了。

一共有16名囚犯被挑了出来。清点人数之后，警卫便把他们带入了办公室。他们一个挨着一个被叫进去，其他人就在门外等着。当轮到科斯奈伊的时候，他看到屋子里有6个党卫队员，全都喝得醉醺醺的。其中一个人核对了他的名字，然后把他被逮捕时取走的东西还给了他，那些东西实在少得可怜：他的军饷簿、一支铅笔和一个打火机。赫伯特为他的个人财产写了收条，又在一张表上签了字，那张表声明他已经被释放了。一个党卫队员告诉他：“好吧，你很快就能和你老婆团聚了。”

回到地下室以后，他们被告知去收拾铺盖。赫伯特·科斯奈伊被自己的好运惊呆了，但他很快回过了神来，迅速将自己那点可怜的行李打包，特别是把结婚四周年时妻子送给他的那套好西装仔细地折叠好。打完自己的包后，他又开始帮助狱友豪斯霍费尔打包。豪斯霍费尔的财物中有一些吃的喝的，包括一瓶酒和一块黑面包，他无法把那块黑面包塞进自己的帆布背包里，所以就做顺水人情送给了科斯奈伊。接下来就是长时间的等待，在差不多过了一个半小时之后，这16个人排成两排，被人带着走上了地下室的台阶，随后又穿过一扇门进入了一间黑乎乎的大厅。突然，门在他们身后砰地关上了，这让他们完全处于黑暗之中。接着有人打开了一个手电筒，赫伯特的眼睛逐渐习惯了昏暗的光线之后，看到手电筒挂在一名戴着钢盔、握着手枪的党卫队军官的皮带上，那是名一级突击队大队长（中校）。“你们要被转移，”他告诉大家，“别想逃跑，那会被就地枪决。把你们的坛坛罐罐装到外面的卡车上，我们要去波茨坦火车站。”

赫伯特的希望破灭了。有那么一会儿他想着要逃进附近的一间小牢房里躲起来，他确信苏联人将在几个小时之内到达这个地方。但就在他考虑是否要躲藏起来的时候，他心灰意冷地意识到党卫队员正端着冲锋枪站在屋内各处，黑洞洞的枪口随时都可以要了自己的小命。

囚犯们被驱赶出去，来到了莱尔特街上，然后朝伤残退役军人街走去。天正下着雨，赫伯特把夹克衫的领子拉了上来，把围在脖子上充作围巾用的毛巾系得更紧了一些。在街道上，这些人被叫住后遭到了搜查，刚刚退还给他们的个人财产又被拿走了。随后队伍再次动身，每个囚犯身旁都有一名携枪的党卫队员。当他们踏上伤残退役军人街时，一名党卫队士官提议抄近路，穿过被炸毁的乌拉普（Ulap）展览馆。他们在瓦砾中穿行，进入了那座巨大建筑物的废墟之中，其混凝土柱子框架犹存。突然，每个囚犯都被身边的党卫队警卫揪住了衣领，一些囚犯被押到了左边，其余的被押到了右边。他们被直接带到建筑物的墙根面前站好，相隔大约2米——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接下来迎接自己的将是什么了。

有些囚犯开始跪地求饶。赫伯特旁边的那个人尖叫了起来：“求求你们！让我活下去！我什么都没干！”这时赫伯特感到一把手枪的冰冷枪管顶着他的后脖颈，就在士官高喊“开枪”的瞬间，赫伯特把头转了过去。党卫队员齐射时发出了震耳的枪声，赫伯特感到突然受到猛击，随后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

现在，那名一级突击队大队长沿着倒地的人走去，依次对着每个囚犯的脑袋补枪。当他来到赫伯特面前的时候，嘀咕了一句：“这头猪已经够受了。”随后他说道，“快，伙计们。我们必须抓紧，今天晚上我们还有更多的活要干。”

赫伯特永远也不知道他在那里躺了多长时间。过了一段时间后，他小心翼翼地把手放在脖子和面颊上，那里血流如注。在枪声响起的那一刻，他转头的动作让他幸存了下来。现在他发现自己的右臂和右腿已经无法动弹了。但他缓慢地爬着，咬着牙爬出废墟，终于来到了伤残退役军人街上。随后他站起身来，发现自己还能走，他将毛巾在受伤的喉部系得更紧了一些，然后缓慢而痛苦地朝沙里泰医院走去。他数次倒地，其间还被一群希特勒青年团员叫住了一次，起初他们要求验看他的身份证，但后来见他伤势严重，也没有为难这个可怜虫，便把他放走了。

路上，他扔了鞋子，因为“鞋太重了”。他还遇到了猛烈炮击。究竟走了多久，他永远也记不清了——他始终神志恍惚——不过，最终还是走回到离弗兰泽基街有一段距离的家。然后，赫伯特·科斯奈伊，这位莱尔特街监狱大屠杀唯一幸存的见证人，用最后一点力气砰砰地敲着房门。他的妻子黑德维希吓了一跳，但仍战战兢兢地开了门，却没有认出站在那里的人是谁，他满脸是血，上衣前面也浸满了鲜血。她被这一幕吓坏了，颤抖地问道：“你是谁？”就在倒下之前，科斯奈伊勉强说了句：“我是赫伯特”。[9]

4月23日凌晨1点，在第12集团军指挥官瓦尔特·温克上将位于维森堡森林的指挥部里，电话响了。德国国防军中最年轻的兵种上将仍然穿着制服，坐在扶手椅上打盹。他的指挥部代号“旧地狱”，位于马格德堡以东约56公里处，以前是一位猎场看守人的家。

温克拿起电话。第20军军长报告说，威廉·凯特尔元帅刚刚经过他的防线，正在前往集团军指挥部的途中。温克给他的参谋长京特·赖希黑尔姆上校打了个电话。“有客人要来，”他说道，“是凯特尔。”温克一直打心眼里厌恶希特勒的参谋总长，凯特尔是这世上他最不想与之交谈的人。

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温克所目睹的悲伤、苦难和惨剧，比他在任何战斗中所见到的还要多。随着德国边界的收缩，他的防区已经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巨大难民营，到处都是无家可归的德国人——在道路上，在田野、村庄和森林里，睡在四轮马车里、帐篷里、抛锚的卡车里、火车车厢里，乃至空地上。温克已经把他防区里每栋可住人的建筑——屋舍、教堂，甚至村镇的舞厅——都变成了难民的避难所。他后来回忆道：“我扮演着牧师的角色，每天到处走动，尽一切可能拯救那些难民，特别是孩童和伤患。而且我们也一直想搞清楚，美国人究竟何时会从他们的桥头堡发动进攻，渡过易北河。”

集团军现在每天都为50多万人提供食物。来自帝国各地的火车到了易北河和柏林之间的这块狭窄地带，就再也无法继续行进了，它们装载的货物对第12集团军来说既是一种福利，又是一种负担。每种能够想象到的货物，从飞机零部件到整车的黄油，都能在火车上找到。在几公里之外的东线，冯·曼陀菲尔的装甲部队由于缺乏燃料停止了行进；而另一边的温克手里的汽油几乎多得用不完。他已经向柏林汇报说有这些多余物资可供调遣，但至今也无人认领，甚至都没有人承认曾收到他的报告。

在等候凯特尔抵达期间，温克十分焦虑地认为，如果这位国防军最高统帅部长官知道他用大量物资救助难民，帮助他们维持生活的话，肯定会表示反对——按照凯特尔那套军人道德规范，这样的行为是不可思议的。温克听见一辆小汽车驶来，一名参谋讽刺道：“现在一起来围观凯特尔扮演英雄吧。”

凯特尔身着陆军元帅的全套服饰，甚至还手持元帅权杖，在助手和副官的伴随下进入了这间不大的房子。“凯特尔和他的手下趾高气扬地迈着步，仿佛他们刚拿下了巴黎，正在胜利进军呢。”那种“傲慢和炫耀”在温克看来是极其可鄙的，“因为每条道路都在讲述悲惨的故事，德国事实上已经一败涂地了”。

凯特尔用元帅权杖触了一下他的帽子，然后正式行了军礼。温克立即看出他的客人拘礼作态下的焦虑与激动。凯特尔的助手取出地图摊开，凯特尔俯下身，轻轻地点着柏林的位置，开门见山地说道：“我们必须拯救元首。”

随后，也许感觉有些唐突，凯特尔转移了话题，要求听取关于第12集团军的形势简报。温克对难民和麾下部队为难民所做的一切只字未提，只是笼统地讲了讲易北河地区的情况。甚至在端上咖啡和三明治的时候，凯特尔也没有放松下来，而温克一点也没让他的客人得到放松。“事实上，”他后来解释说，“我们觉得这群人没什么了不起的。凯特尔又能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还不知道的信息呢？告诉我们一切都结束了？”

凯特尔突然站了起来，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希特勒，”他神情严肃地说道，“已经完全崩溃了，更糟糕的是他似乎丧失了斗志。鉴于当前的形势，你必须让你的部队转向，与布塞的第9集团军一起向柏林全力进攻。”当凯特尔描述形势的时候，温克只是静静地听着。“柏林战役已经开始了，”凯特尔略显激动地说道，“德国和希特勒的命运正处在危急关头。”他郑重地望着温克，“发动进攻救出元首是你的责任。”温克的思绪突然溜了号，很不适宜地想到，这大概是凯特尔这一辈子离前线最近的时刻了吧？很早以前，在与凯特尔打交道过程中温克就总结出了一个“真理”：“如果你向他提出一个反驳的理由，那么等待你的只有两种下场，要么被痛斥两个小时，要么被当场撤职。”所以现在温克学精了，他很自觉地答道：“当然，元帅阁下，我们将执行您的命令。”

凯特尔点了点头。“你将从贝尔齐希—特罗伊恩布里岑（Treuenbrietzen）地区进攻柏林。”他说道，同时指着在第12集团军战线东北大约19公里处的两个小镇。温克知道，这个计划根本无法实施。凯特尔的所谈所想是以充足的部队为基础的——足够的兵员、大量的坦克，整装待发的各个师——而这些部队要么很早前就在敌人的打击下灰飞烟灭了，要么压根就没存在过。受困于兵力的严重不足，再加上装甲部队实力趋近于零，温克根本不可能在坚守易北河防线抵御美国人的同时，又向柏林发动进攻以拯救元首。无论如何，要从东北方向发起攻势并杀入柏林是极其困难的，路上有太多的湖泊和河流，他手头的这点有限兵力只能从北面进入柏林。他向凯特尔提议，第12集团军向柏林的进攻，“应该从湖泊的北边，途经瑙恩（Nauen）和施潘道”。温克补充道，“我想，我可以在大约两天之内发动进攻。”凯特尔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面无表情地说道：“我们等不了那么长时间了。”

温克不想与凯特尔爆发争论，那完全就是在浪费时间，所以他当即同意了凯特尔的计划。陆军元帅离开指挥部的时候，转向温克说道：“我祝您的作战取得圆满成功。”

当凯特尔的汽车驶离之后，温克把他的参谋们统统召了过来。“现在，”他指出，“我们实际上要这么做。我们将尽力向柏林靠近，但我们不会放弃易北河畔的阵地，我们的两个侧翼要保留在易北河畔，这样的话一条逃往西边的渠道就能保持畅通。向柏林进攻除了被苏联人包围别无意义，我们将尝试与第9集团军会合，然后把每个能够及时赶到西边的士兵和平民带出去。”

至于希特勒，温克只是淡淡地说了句“他的命运已经不再重要了”。当他在发布进攻命令时，温克忽然想起在夜间冗长的讨论中，凯特尔竟然一次也没有提起柏林的人民。

马格德堡迎来黎明曙光之时，有三个德国人悄悄地渡过易北河，向美军第30步兵师投降。其中一人是54岁[10]的库尔特·迪特马尔（Kurt Dittmar）中将，他是一名德国国防军军官，每天向前线广播最新的公报，在整个帝国以“德国最高统帅部的喉舌”而出名。和他一起举起双手的是自己16岁的儿子埃伯哈德和维尔纳·普卢斯卡特少校。普卢斯卡特少校是参加过D日战斗的老兵，他率领的马格德堡炮群在阻击辛普森将军的美军第9集团军强渡易北河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迪特马尔被认为是所有德国军事播音员中最合格的一位，他在德军中有大量崇拜者，甚至在盟军监听人员中也收获了为数不少的拥趸。这位“明星”立即被带到了第30步兵师师部接受审讯。他提供的一份情报让情报军官们大吃一惊：他明确表示希特勒还留在柏林。对盟军军官们来说，这是个有启发性的消息，迄今为止，对于元首的具体位置谁也不清楚[11]，大多数谣传都说他待在南边的“国家堡垒”里。但迪特马尔坚持自己的说法，他直言不讳地告诉审讯者，元首不仅在柏林，而且他认为“希特勒要么选择在那里战死，要么会在绝境中自杀”。

“告诉我们‘国家堡垒’的情况。”有人催促他。迪特马尔对此感到大惑不解，他说自己所知的有关“国家堡垒”的唯一事情，是一月份他从一份瑞士报纸上读到的。他同意这样的说法，即在北方有小股部队的抵抗，“包括挪威和丹麦，在南方意大利境内的阿尔卑斯山区也有小股部队的抵抗”。他补充说，“不过，那与其说是有组织的抵抗，不如说是环境逼出来的”。审问他的人逼他说出“国家堡垒”的详细情报，迪特马尔摇了摇头：“‘国家堡垒’吗？那是一个编造出来的浪漫梦想，只是个传说而已。”

这就是事实。第12集团军群指挥官布莱德雷后来感叹道：“‘国家堡垒’仅仅存在于几个狂热的纳粹分子的臆想之中。它竟被神化成了一个如此夸张的方案。更令我感到吃惊的是，我们居然就这样天真地相信它的存在。由于一直相信它的存在，这个传说……也就决定了我们战术思维的发展方向。”

卡尔斯霍斯特位于柏林东部利希滕贝格区的南部边缘，德军坦克纵队在卡尔斯霍斯特的街道上隆隆穿行着，扬起了一团团尘埃。埃莉诺·克吕格尔惊诧地观望着这一幕，她的犹太人未婚夫约阿希姆·利普希茨就躲藏在她家的地下室里。这些坦克是从哪里来的？它们要到哪里去？那些坦克不是往城里开，而是向南边的舍讷韦德（Schöneweide）冲去，似乎是在逃离柏林。是不是苏联人就跟在后面？如果真的如此，那就意味着约阿希姆终于获得了自由。不过德国军队为什么要离开这座城市呢？他们是不是已经放弃了这座城市？是不是在撤退？

埃莉诺并不知道，她看到的是魏德林将军吃了败仗、遭到重创的第56装甲军残部，他们正在试图与主力部队恢复联系。在被逼到了城市的郊外之后，魏德林的部下以一种最为迂回的方式，与已被包围的布塞的第9集团军再次恢复了联系：他们一抵达城市边缘，便用公用电话给在柏林的最高统帅部打电话，随即还通过无线电叫通了第9集团军。第56装甲军接到急令，立即开赴首都的南部地区，从那里冲破苏联人的包围圈，再次与第9集团军会合，会合地点是离城大约24公里处的柯尼希斯武斯特豪森（Königs Wusterhausen）和小基尼茨（Klein Kienitz）地区。从那里，他们将参与尝试切断科涅夫部队的战斗。

但在此之前，魏德林还有其他未尽事宜要处理。他现在已经听说，根据对他故意从战场上逃跑而导致他的部队失去指挥的指控，布塞的指挥部和希特勒的大本营都已派出军官要逮捕他。盛怒之下，他命令部下在没有他的情况下向前推进，而他则前往城里，要与克雷布斯对质。

几个小时后，魏德林横穿柏林来到总理府，穿过地下室来到所谓的副官地堡。克雷布斯和布格多夫在那里有办公室，他们态度冷漠地迎接了他。“出了什么事？”魏德林愤怒地质问道，“告诉我，为什么要枪毙我。”从战役开始的那一刻起，他的军部就一直位于前线，怎么能说他逃跑了？有人提到德伯里茨的奥林匹克村。魏德林咆哮道，第56装甲军从来也没有去过德伯里茨的附近，若是到了那里，“那就是最大的愚蠢”。克雷布斯和布格多夫的态度慢慢缓和起来，他们很快便许诺，将“毫不耽搁”地向元首澄清事实。

魏德林随后向两人简要介绍了第56装甲军的态势。告诉他们部队即将向柏林南部发动进攻——接着，“我顺口提了一句，在离开以前我收到了一个报告，说在鲁多（Rudow）附近看到了苏联坦克先遣部队”。鲁多在城市东南的诺伊克尔恩区边缘，克雷布斯立即察觉到了危险。他说，这样的话，第9集团军给第56装甲军下达的命令就得改变，魏德林的部队得待在柏林。随后克雷布斯和布格多夫一起匆匆去见希特勒。

不久之后，魏德林被告知希特勒想见他。前往元首地堡的路并不近，走了挺长一段路才穿过魏德林后来所称的“地下城”。从克雷布斯的办公室出发，他首先经过一段地下隧道，然后又穿过一间厨房和餐厅，最后走下一段楼梯，才进入元首的个人房间。

克雷布斯和布格多夫向希特勒介绍了他。“帝国的元首，”魏德林写道，“就坐在一张摆满了地图的桌子后面。我走进去的时候，他的头转了过来，我看见了一张可怕的浮肿的脸，眼神焦虑不安。当他试图站起来的时候，我惊恐地注意到他的手和腿在不断颤抖。他费了很大力气终于直起了身，脸上带着扭曲的微笑与我握手，以几乎听不见的声音问，我们以前见过面吗？”魏德林说以前见过一次，一年以前元首曾经给他授勋。希特勒解释道：“我确实记得你的名字，但没能记住脸。”当希特勒坐下后，魏德林注意到甚至连坐着的时候，“他的左腿也在不停地抖动，膝盖就像钟摆一样摇摆，只是摆动得更快一些”。

魏德林向希特勒汇报了第56装甲军的态势。接着希特勒批准了克雷布斯的建议，即该军要留在柏林城内。元首随即开始阐述他的柏林防御方案。他提出，应该从西边把温克的集团军抽回来，从东南把布塞的部队调进来，从北边把施泰纳的部队调进来，这样一来，就能在某种程度上把苏联人的进攻矛头截断。魏德林写道：“我越来越惊愕地听着元首的高谈阔论。”魏德林越发清楚一个残酷的事实，“如果没有奇迹，那么最终战败的日子已经快要来到了”。

当晚，在遭受了惨重损失以后，第56装甲军总算与南边的苏联军队脱离了接触，进入了柏林城。一天后，魏德林被任命为柏林的卫戍司令，这令其感到震惊。

斯大林向朱可夫和科涅夫下达了编号为11074的命令，这道命令把柏林在他们俩之间分割了开来：从即日，也就是4月23日起，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之间的分界线将从“吕本起，经托伊皮茨（Teupitz）、米滕瓦尔德（Mittenwalde）、马林多夫（Mariendorf），一直到柏林的安哈尔特火车站”。

尽管科涅夫不能公开抱怨，但他却对此感到十分伤心，因为最大的战利品被划在了朱可夫那边。这条分界线笔直地划过了柏林城区，将科涅夫的部队置于帝国国会大厦以西大约135米处，而苏联人始终认为帝国国会大厦是这座城市的象征性建筑，是战利品中的皇冠，是要插上苏联国旗的地方。

现在这座城市开始死亡了。在大多数地方，水和煤气供应已经被彻底切断。报社开始歇业，最后一份报纸是纳粹官方主办的《人民观察家报》，也在4月26日关闭了。它被戈培尔授意创办的一份有4页篇幅的《装甲熊报》（Der Panzerbär）取代，后者被吹嘘为“大柏林保卫者的战斗报纸”，持续出版了6天。随着街道变得无法通行、汽油短缺、车辆损坏，市内的所有交通也就渐渐地停止了。货物配送服务停止运转，已没有任何类型的货运。制冷工厂也不再运转。4月22日，城内有百年历史的电报公司有史以来首次关门，它收到的最后一封电报来自东京，电文内容是：“祝你们所有人好运。”在同一天，最后一架飞机离开了滕佩尔霍夫机场，载着9名乘客飞往斯德哥尔摩。而柏林的1 400名消防队员接到命令，要他们到西边去。[12]

现在，由于所有的警察不是在军队里就是在人民冲锋队里服役，城市逐渐变得失控了。人们开始劫掠财物，铁路调车场里停滞的货运列车，在光天化日之下就被人破门而入了。玛格丽特·普罗迈斯特在猛烈的炮击当中，去铁路调车场跑了一个极其危险的来回，带出来一块腊肉。“回想起来，”她事后说道，“我认为这纯粹是在发疯。”埃莱娜·马耶夫斯基（Elena Majewski）和薇拉·翁格纳德（Vera Ungnad）一路跑到位于莫阿比特区（Moabit）的铁路调车场，她们看到人们在抢夺成箱的杏、李子和桃子罐头，还有成麻袋的各种奇怪的豆子，但这两个姑娘不感兴趣，她们不认识绿色的咖啡豆。她们拿了一箱罐头食品，上面贴的标签是“杏”，回到家才发现是苹果酱，而两个姑娘本来一直就讨厌苹果酱。罗伯特·舒尔策的遭遇甚至更为糟糕。他花了5个小时，与一伙暴民试图从一家大型食品商店里搞一些土豆，但轮到他的时候，土豆全都被抢光了。

那些不想把物品白送人的店主，往往不得不白送。希特勒青年团员克劳斯·屈斯特与他的姑姑一起走进一家商店，想要一些吃的。当店主坚持说只剩下一些米面的时候，屈斯特掏出枪威逼他。店主飞快地拿出了各式各样的食物，确切地说是从柜台底下拿出来的。屈斯特把能拿得动的都拿走了，随后和震惊不已的姑姑离开了商店。“你个无法无天的小兔崽子，”当他们出去后他的姑姑叫道，“你就是个美国歹徒！”屈斯特回答道：“噢，闭嘴！现在的问题是事关生死。”

埃尔夫丽德·迈加特听到谣传，说是位于赫尔曼广场的卡尔施塔特百货大厦遭到了洗劫。她匆匆赶到那里，发现里面已经人满为患。“每个人都在推搡着，踢打着，就为了挤进门去，”她后来说道，“没有人排队，没有售货员，看上去也没有人在负责。人们只是在争抢看得见的每样东西，如果最终发现那件东西无用，他们就干脆把它扔在地板上。在食品部，地板上有一层几寸厚的地毯似的烂泥，那是由炼乳、柑橘浆、面条、面粉、蜂蜜组成的烂泥，是由被暴民们打翻或者扔掉的所有东西组成的烂泥。”

看上去店里还有几个管理员，因为不时有人喊道：“出去！出去！商店要被炸掉了！”没有人搭理他，那明显是个花招。妇女们在服装部抢夺外套、连衣裙和鞋子，床上用品、亚麻织品和毯子则被其他人从架子上拽了下来。在糖果部，埃尔夫丽德看见一个男人从一个小男孩手里抢了一盒巧克力，那孩子哭了起来，他喊道：“我要再找一盒。”他果然又找到了一盒。

但在出口处，结局出现了。当人们试图带着他们的赃物出去时，有两个管理员把每个人都挡住，他们允许人们带走食品，但别的都不行。很快，门旁边就堆满了商品，人们吃力地从那堆商品中间穿行而过，推推搡搡，试图强行从那两名管理员身边走过。当埃尔夫丽德拿着她抢来的外套试图通过时，一名商店管理员从她手里一把夺走了外套。“请把它给我，”她乞求道，“我冷。”他耸了耸肩，又从那堆商品中把外套取回来递给她。“滚蛋！”他说道。从始至终，当暴民们互相争抢眼前所有东西的时候，一直有人在不断地叫喊：“出去！出去！商店要被炸掉了！”

目击卡尔施塔特百货大厦遭到洗劫的人中就有莱克沙伊特牧师，他以一种令人吃惊的方式身处现场。他的一位教区居民生了一个死胎，婴儿的尸体被火化，悲痛万分的母亲想以恰当的仪式安放骨灰瓮，莱克沙伊特同意到场——即使这意味着得冒着持续不断的炮击走上几公里路，才能到达那个妇女想让孩子落葬的诺伊克尔恩区的墓地。他们迈着沉重的脚步走着，那位母亲用购物袋装着那个小小的骨灰瓮。在途经卡尔施塔特百货大厦的时候，他们看见暴民在洗劫商品。他的那位教区居民瞪眼看着，突然说道：“等我一下！”莱克沙伊特吃惊地站在那里，只见“她从我的身边跑开，消失在商场里，连同她一起消失的还有骨灰瓮和购物袋”。过了会儿她回来了，兴高采烈地挥动着一双结实的靴子。她转向莱克沙伊特说道：“我们走吧？”

在回去的路上，莱克沙伊特故意不让她靠近卡尔施塔特百货大厦，而这恰恰做对了。那天下午，这座巨大的百货商厦发生了剧烈震动，炸药把它炸成了碎片。据报道，党卫军在商店地下室里储存了价值2 900万马克的补给品，为了不让这些东西落入苏联人手里，他们炸掉了这座大商场。有若干名妇女和儿童在爆炸中丧生。

面对劫掠者，许多店主干脆放弃了。他们不是让自己的商店被不法之徒砸得粉碎，就是把货架上的商品清理出来，把补给品分发出去，且不收配给票证或者钱。部分原因是店主们听说，如果苏联人发现有人囤积食品，就会把商店烧掉。一个星期以前，在诺伊克尔恩区，电影放映员京特·罗塞茨（Günther Rosetz）曾经想在滕格尔曼的食品杂货店里买一些柑橘酱，但遭到了拒绝。现在罗泽茨看见，滕格尔曼食品杂货店正在销售一桶桶的柑橘酱、燕麦、糖和面粉，全都是10马克1磅。这家商店正在惊恐地把食品倾销掉，只是为了清掉商店里所有的库存。在兴登堡大街拐角处的卡斯帕里酒馆里，亚历山大·克尔姆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凡是来到这里的人都分到了成瓶的酒。希特勒青年团员克劳斯·屈斯特在他家所在的街区里再次冒险，从一个地方搞到了200支免费香烟，又从另外一个地方搞到了2瓶白兰地。街区里的酒馆老板说：“嘿，你还不如把它喝掉，苦日子就要到了。”

即使是这些强抢者，实际上也搞不到肉类。起初有几位肉商把供应品发放给特殊的顾客，不久后那些供应品也发完了。现在，整个柏林的人开始瓜分马肉，那些马匹是被炮弹炸死在街道上的。夏洛特·里希特（Charlotte Richter）和她的妹妹看见人们正在用刀子切割布赖滕巴赫广场上的一匹灰白色的死马，夏洛特看到“那匹马并没有倒向一边，而是蹲坐在地，马头仍然高仰着，睁大着眼睛，有些妇女正用切肉刀剁马腿肉”。

鲁比·博格曼发现，她喜欢用香槟酒刷牙，因为香槟酒能让牙膏产生大量泡沫。在海因里希·舍勒时尚的格鲁班—苏夏饭店里，鲁比和她的丈夫埃伯哈德过着一种颇具异国情调的生活，舍勒信守诺言，当炮击开始的时候，他就邀请博格曼夫妇和他一起住到自己华丽的地下室里。饭店的银器、水晶制品和精美瓷器的备用品都储存在那里，而且舍勒还提供了物质享受。地板上铺着东方地毯，在入口的两侧，睡觉的地方用厚重的灰绿色帷幕隔开，屋里摆放着奢华的厚垫椅子、一张沙发和几张小桌子。每张小桌子上都覆盖着从饭店里取来的米黄色和赭色的亚麻布。自来水停了几天，香槟酒却管够。“清晨、中午和晚上我们都在喝香槟酒，”鲁比记得，“香槟酒就像水一样——就像我们没有的自来水一样——流淌着。”

食品是真正的问题。博格曼夫妇的好友皮娅·范赫芬有时同他们分享地下室里的物质享受，她在来访的时候偶尔能带来一些面包，甚至还有点肉。不过，住在这里的人大多是靠金枪鱼肉和土豆维持。鲁比想知道准备这些主食得有多少方式。每当被问起，饭店那位喜怒无常的法国厨师长莫普提就得再说上一遍。既然现在美国人的到来似乎无望，这一小群人就决定享乐一番，因为他们随时都可能死去。

“老爸”森格尔去世了。在经历了4年的轰炸以及最后几天的炮击之后，这位78岁、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拒绝被吓倒。事实上，埃尔娜·森格尔用尽了所有的说服力量，才得以阻止她的丈夫康拉德去参加一战战友的例会。她让“老爸”干活，在花园里挖一个浅洞，把她制作的果酱藏起来。康拉德也认为，把他的旧军刀与果酱藏在一起是个不错的主意，这样苏联人在家里就找不到武器了。

但这活一干完，“老爸”就不顾全家人的苦苦哀求上了街。后来他们在马丁·尼默勒牧师家燃烧着的废墟外的树丛中，发现了他被弹片打得满是窟窿的尸体，而那里距离他们家并不远。当炮弹覆盖整个地区的时候，一家人用手推车把“老爸”送回了家。埃尔娜走在车旁，回忆起他们最后一次聊天时，谈到《圣经》中的哪句引语用在这个时代更为贴切，当时她的观点与康拉德稍微有点不同。“老爸”断言，人只能靠着诗篇第90篇活着，尤其是第4诗节。“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埃尔娜并不同意。“在我个人看来，”她告诉他，“我认为那首诗过于悲观了。我更喜欢第46篇：‘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棺材无处可得。要是试图去墓地的话，无论如何都太危险了。可是他们又不能把尸体停放在温暖的家中，最后只得把尸体留在门廊里。埃尔娜找到两小片木头，把它们钉在一起充当十字架，随后轻轻地把十字架放在丈夫的两手之间。她低头看着“老爸”，希望能够告诉他，他是对的，因为第90首诗篇接下来的那句话是：“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

伯恩哈德·哈皮希神父低下头，看着他的布道笔记。柔和的烛光照耀着达勒姆宗教会所的小礼拜堂；而在外面，维尔默斯多夫区以东的天空却几乎是血红的，炮击在凌晨3点就把修女们唤醒，几乎12个小时以后仍然在持续。附近某处的玻璃被震碎了，一波巨大的震荡摇撼着大楼。哈皮希神父听见街上传来大声的叫喊，然后又听见捷克斯洛伐克造的高射炮发出低沉的射击声，高射炮就架在马路对面的产科医院和孤儿院里。

坐在他面前的那些修女一动也不动。当他抬头注视她们的时候，他发现根据院长库内贡德斯的命令，嬷嬷们已经把她们日常佩戴的沉重的银质十字架取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小小的不显眼的铁十字架——所谓的死亡十字架——被固定在她们的法衣上。那些银十字架连同所有的戒指和手表都被藏了起来。

哈皮希神父自己也做了一些准备。他在达勒姆区的居所里备好了一个大箱子，里面放进了一些医疗器械、装有药品的药箱，还有邻居们贡献出来的药剂、绷带和白床单。在当牧师以前，哈皮希神父曾获得过医学学位，眼下他重操旧业，既当医生又当牧师。他现在每天都要看护炮击中的伤者，照料事故中的受害者，治疗歇斯底里和休克的病人。他身穿医生白大褂的时间和穿牧师法袍的时间一样多了。

他再次看着眼前的一小群修女、护士和庶务修女，默默祈祷上帝将把正确的话语带给他，然后开始布道。

“在不久的将来，预计苏联红军将占领这座城市，”他说道，“有关苏联人非常坏的谣传已经散布开来。在某种程度上，那些谣传已经被证明是确有其事，但也不应该一概而论。如果你们在场的人当中，有人经历过不快的事情，那就要记住小圣阿格尼丝的故事。在12岁的时候，她被命令崇拜虚假的神。她对耶稣起誓，做了画十字的动作，结果她的衣服被撕扯掉了，她在一群异教徒的面前受到折磨。然而这并没有使她胆怯，而异教徒们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她的事迹为公众所知，有些人讨好她，还有些人甚至向她求婚，但她回答说‘耶稣是她的所爱’，最终被判了死刑。她站着祈祷了一会儿，随后被斩首，天使立刻把她带到天堂去了。”[13]

哈皮希神父停顿了一会儿。“你必须记住，”他说道，“就像圣阿格尼丝一样，如果你的身体被玷污了，那你就不想要它了，你将在天国得到双倍的永恒报偿，将戴上殉难者的冠冕，因而不要有负罪感。”他停了下来，接着又强调说，“你没有罪”。

当他沿着侧廊走回去时，会众们唱起了退场赞美诗。“无论何时，我愿与主同住；若无主佑，恶魔无法驱除”，这是那首古老的赞美诗《求主同住》中的词句。

由于边远的社区被苏联人的进攻隔断了，因而在舍讷贝格区温特费尔德大街的长途电话交换机房里，主控台上的灯光一个接一个熄灭了，然而交换机房里的人仍然像以往那样忙碌着。主管伊丽莎白·米尔布兰德和接线员夏洛特·布尔梅斯特并没有躲到地下掩蔽所里，而是把折叠帆布躺椅、床垫和枕头带进了办公室。这两个女人打算在主交换机房所在的5楼能坚持多长时间，就坚持多长时间。

突然，大楼里的喇叭传出了电台的广播声。设在掩蔽所的医院里，接线员海伦娜·施罗德为她所听到的消息感到欣喜若狂。而在5楼，米尔布兰德和布尔梅斯特正在记录消息，这样一来她们就能用电话通知所有仍与交换机房有联系的地区。“注意！注意！”电台播音员说道，“不必焦虑，温克将军的部队已经与美国人取得了联系，他们正在向柏林发动进攻。鼓起勇气来吧！柏林不会失守！”

苏联红军突破了城市防御圈的外环，冲进了第二道防线。他们在T—34坦克和自行火炮的后面蹲伏着，在街道、马路、林荫道和公共绿地中激战。打头阵的是科涅夫和朱可夫麾下拥有“近卫军”称号的久经战阵的突击部队，与他们在一起的戴坦克帽的军人来自4个坦克集团军，跟在他们身后的是一列又一列步兵。

一群奇怪的军人，几乎来自苏联的每个加盟共和国，除了生机勃勃的各近卫军团之外，他们在外貌和战斗服装上都有很大不同。他们操着许多不同的语言和方言，结果军官往往无法与自己部队里的人进行交流[14]。大军中有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卡累利阿人[15]、乌兹别克人、蒙古人和哥萨克人。有些人穿着深棕色的制服，有些人穿着土黄色或者灰绿色的制服，还有的人穿着深颜色的裤子和高领军上衣，军上衣的颜色从黑色到米黄色不等。他们的帽子也是各种各样——带有可上下移动护耳的皮风帽、毛皮帽子，还有破旧不堪汗渍斑斑的卡其布帽子。他们似乎全都使用自动武器，或骑马，或步行，或骑着摩托车，或坐在马车以及各式各样缴获的车辆上，奔向柏林。

在舍讷贝格的交换机房里，喇叭里传来的声音命令道：“大家注意。摘下你们的党徽，丢掉你们的党内书籍，脱下你们的制服，把它们扔进院子里的那个大沙堆，要不然就送到机房，它们将在那里烧掉。”

目睹了5辆苏联坦克在步兵的簇拥下从街道上隆隆驶过，送奶工里夏德·波甘诺夫斯卡停下送奶车，惊得目瞪口呆。波甘诺夫斯卡把马车调过头来，赶着车回到了达勒姆庄园农场。他直奔地下室，和自己的家人待在一起。

他们等了片刻。掩蔽所的门突然被踢开了，苏联红军士兵走了进来，他们默默地四下打量了一番又离开了。过了一小会儿，有些士兵回来了，命令波甘诺夫斯卡和农场的其他员工到行政楼里去。等候期间，他注意到所有的马都不见了，不过奶牛还在。一名苏联军官说着流利的德语，命令工人们回去工作，让他们喂牛和挤牛奶。波甘诺夫斯卡几乎无法相信，他原以为情况会糟糕得多。

在市郊的各区里，人们接触到首批苏联军队的情况都一样。苏联红军的先头部队，虽历经磨难但在行为举止上无懈可击，完全不是吓坏了的市民们原先预料的那个样子。

下午7点，皮娅·范赫芬坐在位于舍讷贝格区公寓楼的地下室通道里，正在给几个马铃薯削皮。不远处同一幢公寓楼的几个妇女背朝着敞开的地下室大门，聚在一起聊天。突然间皮娅抬起头来，张大了嘴凝视着两个端着冲锋枪的苏联士兵，冲锋枪的枪口正对着她。“我静静地举起了双手，一只手里拿着刀子，另一只手里拿着马铃薯”，这个场面令她永生难忘。另外几个妇女看了看她，转过身来，也举起了手。令皮娅惊讶的是，其中一名士兵用德语问道：“这里有当兵的吗？有人民冲锋队吗？有枪吗？”妇女们摇了摇头。“好德国人！”那名士兵赞许道。他们走了进去，摘下几个女人的手表，然后消失了。

随着夜色越来越深，皮娅看见的苏联人也越来越多。“他们是作战部队，许多人会说德语，”她记得，“但他们似乎只对继续前进、参加战斗感兴趣。”皮娅和公寓楼里的妇女们断定，戈培尔有关苏联红军穷凶极恶的所有言论，只不过是另一番谎言。“如果所有的苏联人都这样的话，”皮娅告诉她的朋友们，“那么我们就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了。”

玛丽安娜·邦巴赫也有同样的感觉。一天早晨，她刚钻出位于维尔默斯多夫区的地下室，就看见她家后门的外面出现了一间苏联人的野战厨房。在黑林地公园里露营过夜的苏联战斗部队的士兵，正在与这一带的孩子们共同享用食品和糖果。他们的举动给玛丽安娜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他们把一些方形的垃圾箱倒立起来充当桌子，每个上面都铺着布垫子，那些布垫子显然是从附近的别墅里拿来的。他们在那块地的中央，坐在直靠背椅子上，吃着摆在垃圾箱上面的东西。除了对孩子们和蔼可亲之外，这些苏联人似乎对平民视而不见。他们只待了几个小时，然后继续前进了。

多拉·扬森以及她丈夫的勤务兵的遗孀既震惊又害怕得要死。在勤务兵被炸死、扬森少校负伤之后，多拉邀请那位遗孀与她住在一起。这两个毫无自卫能力的女人由于悲伤和恐惧而饱受精神摧残。她们待在扬森家的地下室里，这时多拉看见“墙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影子”，影子的手中握着一支枪。在多拉看来，那个幽灵“似乎就像一门大炮，握在一个大猩猩的爪子里，士兵的头似乎大得有些变形”，这令她喘不过气来。苏联人出现在眼前，后面还跟着一个，命令她们从地下室里出去。“现在，”多拉想，“有些事情要发生了。”两个女人被带到户外，苏联人递给她们扫帚，指着散落在人行道上的瓦砾和碎玻璃。两个女人呆住了，她们既惊讶又如释重负。这令苏联人捧腹大笑。

别的人与刚刚到达的一线部队间的遭遇更为折磨人。伊丽莎白·埃伯哈德差一点就被枪毙。作为一名社会福利工作者，她受雇于天主教主教康拉德·冯·普莱辛，几年来一直在帮助犹太人四处躲藏。她在拜访一个朋友时，首次遇见了两个苏联人——一名年轻的金发军官和一名女翻译。两人全副武装走进了房子，女翻译手里还端着冲锋枪。苏联人刚进屋，恰好电话响了。当伊丽莎白的朋友接起电话的时候，那位原先举止得体的军官一把夺过了电话。“你们俩都是叛徒，”翻译告诉她们，“你们与敌人联系。”两个女人被匆匆赶出房子来到花园里，军官让她们背靠墙站着，说是要枪毙她们。伊丽莎白的膝盖在颤抖，她冲着他喊道：“我们一直在等你们！我们一直是反对希特勒的！我丈夫作为政治犯在监狱里待了12年！”

那个苏联女军人做了翻译。军官慢慢放下了枪，他似乎非常尴尬，于是他向伊丽莎白走去，抓起她的右手吻了一下。伊丽莎白同样吻了对方的手，她用尽可能保持的随意口吻礼貌地问道：“你们愿意同我们一起喝一杯吗？”

先期抵达的苏军部队纪律严明秩序井然，几乎令每个人都感到惊异。药剂师汉斯·米德注意到，苏联士兵“似乎在避免朝房子里面开火，除非他们确信德国守军躲在那里”。海伦娜·伯泽一直生活在对苏联人到来的恐惧之中，她在自家的地下室台阶上与一名苏军士兵面对面相遇，对方看上去“年轻英俊，身穿干净整洁的制服”。当她从地下室里走出来的时候，他只是看了看她，然后做出表示善意的手势，给了她一根绑着白手绢的棍子作为投降的标志。在维尔默斯多夫区的同一地区，伊尔莎·安茨一直认为柏林人将会“像饲料一样被丢给苏联人”。当第一个苏联士兵进来的时候，她正在公寓楼的地下室里睡觉。她醒了过来，恐惧地盯着他，但那个黑头发的军人只是冲着她微笑，用蹩脚的德语说道：“为什么要害怕？现在一切都好了，睡觉吧。”

对某个群体的柏林人来说，苏联军队的到来根本就没有带来恐慌。犹太人早就习惯了恐惧。莱奥·施特恩费尔德原先是住在滕佩尔霍夫区的一名商人，被迫替盖世太保收垃圾，在苏联人的推进过程中他一直苦苦等待着。他有一半的犹太血统，整个战争期间都生活在极度痛苦的提心吊胆之中，永远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和他的家人就会被送到集中营去。在战时的大多数时间里，施特恩费尔德的姓都让他和他的家人在防空掩蔽所里不受欢迎；但是当炮击开始的时候，莱奥注意到邻居的身上出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变化。“这幢房子的居民，”他回忆道，“几乎是把我们拽进掩蔽所里的”。

施特恩费尔德看见第一批部队来到的时候，真是喜出望外。他们秩序井然且态度平和，对莱奥来说他们就是解放者。苏联红军的营长询问，他们是否可以用莱奥家里的一间屋子举办一场庆祝会。“我的所有东西您都可以用。”莱奥告诉他。若干天以前，当附近的邮局被炸毁的时候，他已经失去了房子的一半，好在还剩下3间屋子。“您可以使用那间有天花板的屋子。”莱奥向苏联军官保证道。作为回报，他和家人以及一些朋友都被邀请参加庆祝会。苏联人来的时候提着几篮子食品和酒水。“这一刻在我看来，”莱奥说道，“就仿佛整个苏联红军都来参加这场庆祝会似的。”苏联人喝了许多伏特加，然后在手风琴的伴奏下，那位营长开始放声高歌，生活中他可是位歌剧明星。坐在边上的莱奥被迷住了，多年以来，他第一次觉得自由了。

躲藏在克吕格尔夫妇家地下室里的约阿希姆·利普希茨从藏身处走了出来，迎接苏联红军的到来。在几个月的隐匿生活期间他自学了俄语，现在他正用语速缓慢磕磕巴巴的俄语，试图向苏军战士说明自己是谁，并表达他对获得解放的感激之情。令他惊讶的是，那些苏联人都高声大笑起来，嘻嘻哈哈地拍着他的后背说他们也感到高兴，随即又补充说他的俄语说得太可怕了，再次笑得喘不过气来。约阿希姆并不介意，对他和埃莉诺·克吕格尔来说，漫长的等待已经结束了。战役结束的时候，他们将成为首对结婚者。埃莉诺后来说，一旦他们领到结婚证，那将标志着“我们个人对纳粹的胜利。我们赢了，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伤害我们了”。[16]

随着一个个社区被红军占领，各处的犹太人也从藏身之处走了出来。然而，有些犹太人仍然非常害怕，即便来自纳粹的危险早就成为过去，仍然待在他们的秘密藏身处。20岁的汉斯·罗森塔尔在利希滕贝格区那间长1.8米宽1.5米的小房间里一直待到5月份，总共躲藏了28个月。在一些地区，犹太人因为苏联军队的到达获得了自由；但当苏联人暂时被此起彼伏的猛烈反击赶回去的时候，他们又不得不面临再次转入地下的命运。

住在潘科区的韦尔特林格尔夫妇的经历最为奇特。他们很早就被解放了，那名进入他们藏身的默林家公寓套房里的苏联军官，将永远被西格蒙德·韦尔特林格尔当作“天使长米迦勒的化身”而铭记。当这名军官看见他们的时候，用不怎么流利的德语大声说道：“苏联人不是野蛮人，我们会善待你们的。”他以前曾在柏林留过学。

接下来的气氛又突然变得紧张起来。军官和他的部下搜查了整栋公寓，结果发现了6把左轮手枪。苏联人将公寓楼的居民集中起来，宣布士兵发现了他们藏匿起来的被丢弃的制服。每个人都被命令走出大楼，背靠墙排列成行。西格蒙德迈步向前，说道：“我是犹太人。”那名年轻军官微笑着摇了摇头，做了一个割断喉咙的手势，说道：“不会有犹太人活着了。”西格蒙德一再强调他是犹太人。他看着背靠着墙排列成行的其他人，如果是几个星期以前，倘若知道他下落的话，其中的许多人就会去告发他。然而现在，西格蒙德却用清晰洪亮的声音说道：“这些人都是好人，他们给藏在这栋房子里的我们提供了庇护。我求你们不要伤害他们，这些武器是人民冲锋队丢掉的。”

他的声明拯救了所有居民的命。德国人和苏联人开始互相拥抱。西格蒙德说：“我们陶醉在幸福和欢乐之中。”那名苏联军官立即为西格蒙德和他的妻子带来了食品和酒水，站在那里急切地注视着他们，敦促他们吃。西格蒙德和妻子差点由于吃了这些东西而病倒，因为他们的肠胃已经不适应这么油腻的食物了。“瞬间，”西格蒙德说道，“人们变得对我们非常亲切友好。我们被请进了一个空套间，有人给我们食物和衣服，我们第一次能够站在清新的空气里，走在大街上。”

不过，党卫军发动的一次反击把苏联人从这个地区赶了出去。西格蒙德头一天救出来的那批居民，突然变得再次充满敌意。西格蒙德说：“那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第二天苏联人再次夺回了这个地区，他们再次获得了解放，不过却是由另一支苏联军队，而这一次，苏联人不愿意相信西格蒙德是犹太人。楼里所有的男人都被装上一辆卡车，带走询问。当西格蒙德与妻子道别的时候，他不知道所有的剥夺和所有的藏匿，是否会面临一个毫无意义的结局。他们被带到东北郊的某个地区，一个接一个地在地下室里受到讯问。西格蒙德被带进房间，坐到明亮的灯光下，对面的黑暗处有几名军官坐在一张长桌的后面。西格蒙德再次强调他是犹太人，躲藏了两年多的时间。随后一个女人的声音从黑暗中传了出来：“向我证明你是犹太人。”“怎样证明？”于是她要他背诵希伯来人的信经。

在寂静的屋子里，西格蒙德看着坐在前方黑暗处模糊不清的脸庞，用右手盖住自己的头，声情并茂地颂念出一段最为古老的祈祷文：《以色列啊，你要听！》（Shema Yisrael）。他用希伯来语缓慢地吟诵道：

以色列啊，你要听！

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

此时那个女人再次说话了。“走吧，”她说道，“你是犹太人，是个好人。”她说自己也是犹太人。第二天，西格蒙德与他的妻子团圆了。“没有任何语言，”他说道，“能够描述我们重逢时的感受。”他们手拉着手走在阳光下，“自由了，就像孩子一样幸福”。

如果说修女院院长库内贡德斯感觉到任何恐惧的话，她那张安详的圆脸上也不会表现出丝毫。在达勒姆宗教会所的周围，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每次坦克一开火大楼都会晃动，甚至在用沙袋封堵的地下室里也能感觉到那种震荡。不过库内贡德斯却并不理会机枪发出的嗒嗒声以及炮弹的轰鸣声，当枪炮声停止的时候，她正在那间成了小礼拜堂的小餐室里祈祷，有那么一段时间，战斗的喧嚣声似乎消失了，不过库内贡德斯仍然跪着。一名修女走进小礼拜堂，对修女院院长耳语道：“苏联人，他们来了。”

修女院院长库内贡德斯平静地求主给自己赐福，跪拜，然后迅速跟着那名修女走出了小礼拜堂。苏联军人先是出现在宗教会所后面，接着穿过花园走了过来，他们出现在厨房的窗户外面，冲着里面的嬷嬷和庶务修女咧着嘴笑，用枪指着她们。现在，一名年轻的中尉率领10名士兵正等待着院长嬷嬷的到来。厨娘列娜是乌克兰人，于是她被匆忙找来充当翻译。修女院院长注意到，那名军官“看上去很聪明，而且举止得体”。

他询问达勒姆宗教会所的情况。库内贡德斯解释说，这是一家产科医院、医院和孤儿院，列娜补充说里面只有“修女和婴儿”。中尉似乎明白了，“这里有没有士兵或者武器？”他问道。库内贡德斯说道：“没有，当然没有，这座楼里没有那样的东西。”有些士兵开始索要手表和首饰。中尉对着他们痛骂一顿，那些家伙羞愧地退了下去。

修女院院长嬷嬷告诉年轻的军官，由于有孩子、孕妇和修女，达勒姆宗教会所需要得到某种保护的保证。中尉耸了耸肩，他是个战士，他所感兴趣的只是肃清敌人，继续前进。

就在苏联人离开大楼的时候，有些士兵停下来注视着圣米迦勒的巨大雕像，圣米迦勒是“与一切恶魔进行战斗的上帝的武士”。他们绕着雕像转圈，用手触摸着雕刻出来的长袍的褶子，抬头望着雕像的脸。中尉向院长嬷嬷道别，似乎有什么东西让他忧虑，有那么一会儿，他注视着那些看雕像的人，然后对库内贡德斯说道：“这些都是好人，正派的遵守军纪的军人。但我必须告诉你，那些跟在我们后面的人，那些正从后面赶上来的家伙，都是猪猡。”

苏联人向前推进的浪潮无可阻挡。随着帝国和首都的剩余领土被入侵者分割开来，元首地堡里那些陷入疯狂的人突然发出了一道又一道孤注一掷的命令。前面的命令被相反的命令所取代，然后相反的命令再被取消，新的命令又接踵而至。魏德林的参谋长冯·杜夫芬中校是这样总结的：“杂乱导致混乱，命令相互矛盾，最终一切都走向了无序。”

德国人的指挥系统几近崩溃。随着西方盟军和苏军距离会师越来越近，负责指挥西线战事的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与负责东线战事的陆军总司令部令人绝望地纠缠在了一起。陆军总司令部的副总参谋长埃里希·德特勒夫森少将接到了德累斯顿城防指挥官绝望的电话，科涅夫向西进军打算与美国人会师的坦克部队已经接近了该城。德累斯顿城防指挥官被告知，要把他所有兵力放在穿城而过的易北河的东岸。10分钟以后，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又命令德累斯顿城防指挥官，让他把兵力放在西岸。

这样的状况到处都是。通信系统几乎不存在了：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眼下设在柏林西北方[17]大约80公里处的莱茵斯贝格（Rheinsberg），它的通信完全依赖于一根固定在一个低空拦阻气球上的天线。而在柏林，希特勒那些无法用电话下达的命令，都要通过动物园防空双塔中那座较小的指挥塔上的通信指挥系统中转，再用无线电发出。在L塔巨大的电信室里，空军中尉格尔达·尼迪克（Gerda Niedieck）坐在电传打字机和译码机的旁边，她注意到此时希特勒的来电大多都是一个主题：对信息表现出疯狂的疑问——通常是有关已经消失的集团军的信息。无线电电传打字机一再打出他的来电：“温克的阵地在什么地方？”“施泰纳在哪里？”“温克在哪里？”有时来电令24岁的格尔达难以忍受，她只能在电传打字机前默默哭泣，一边流泪一边发出希特勒的电文和他的威胁，还有他的命令：这个濒临灭亡的国家要战斗到最后一个德国人。

最后，在经历了6年的战争之后，陆军总司令部和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他们麾下的军队一度相隔4 800公里远——通力合作，成立了一个统一的指挥部。威廉·凯特尔元帅立即对陆军总司令部和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组成的联合指挥部的军官们发表了演说。“我们的部队，”他非常有把握地说道，“不仅愿意战斗，而且完全有能力战斗。”他在新指挥部里踱着步子，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大将和陆军副总参谋长埃里希·德特勒夫森少将，则流露出警惕的目光。4月24日，凯特尔曾在元首命令高级军官离开首都设法从城外为柏林实施解围行动之前，为希特勒描绘过同样光明的蓝图。那是德特勒夫森最后一次进入元首地堡的地下世界，当他抵达的时候发现那里一片混乱：入口处没有警卫，令他吃惊的是有二十来个工人在地堡大门的后面躲避炮火，他们接到的命令是“在停车场到入口处之间挖一条战壕”，但由于炮击他们又无法工作。当他走下楼梯后，发现接待室里没有警卫，更没有人检查他的公文包，或者“检查他是否携带了武器”。由此他得出了“完全崩溃”的结论。

在希特勒小小的简报室外面的小门厅里，“立着空玻璃杯和半满的酒瓶”。在他看来，“那种保持冷静，进而避免产生慌乱局面的军人原则，已经荡然无存了”。每个人都神经紧张、急躁易怒，女人除外，“那些秘书们，女性人员……埃娃·布劳恩，戈培尔太太及其子女……她们亲切友好，她们的榜样风范令许多男人蒙羞。”

凯特尔向希特勒做了简短的汇报。“他用乐观的话语，”德特勒夫森记得，“汇报了温克的第12集团军的状况，以及柏林解围的前景。”德特勒夫森发现，难以判断“凯特尔的话，他自己能相信多少，也许他的乐观主义只是建立在不给元首带来负担的基础之上”。

但现在，在陆军总司令部和国防军最高统帅部联合指挥部的领导人面前，在远离希特勒的时候，凯特尔的论调仍然一成不变。他在地板上一边踱着步子一边说：“我们的失败实际上是因为缺乏勇气，高级和中级指挥官们缺乏意志。”他讲话的风格就像希特勒一样，德特勒夫森认为凯特尔是“得到了师傅真传的弟子”。而从他热情洋溢的有关柏林将如何解围的报告来看，“显然他对部队的困境没有丝毫理解”。凯特尔不停地说着“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苏联人对柏林迅速合拢的包围圈将被打破，元首会被救出来……”

在巴伐利亚，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发现自己处于一种荒谬的处境之中，他被党卫队的警卫软禁了。

在4月22日希特勒的那次决定性会议散会之后，戈林的参谋长科勒上将便飞往巴伐利亚去见他。科勒汇报说：“希特勒已经崩溃了”，元首说过“轮到谈判的时候，帝国元帅能够做得比我好”。在听取了汇报后戈林就付诸了行动。他给元首发去了一份措辞非常严谨的电报。“我的元首，”他在电报中说，“鉴于您已经决定留守在柏林要塞里，请问您是否同意我根据您1941年6月29日的命令，立即接管帝国的全部领导权，代表您在国内外充分自由地采取行动？如果到今晚10点仍未收到您的答复，我将认为您已经失去了行动自由，并且认为执行您命令的条件已经具备，我将为我们国家和人民的最大利益采取行动……”

戈林很快就收到了答复，这个答复毫无疑问受到了他的主要竞争对手、野心勃勃的马丁·鲍曼的影响。希特勒发出的电文指控戈林叛国，并且宣布除非他立即辞职，否则就把他处决。4月25日傍晚，柏林电台郑重报道说：“帝国元帅戈林患心脏病，久治不愈，且有日益严重的趋势。有鉴于此，他本人请求解除其对空军的指挥权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职责……元首已经同意了这个请求。”戈林告诉他的妻子埃米，他认为整件事情是荒谬的，最终无论如何他都是要去谈判的。埃米后来告诉冯·席拉赫男爵夫人，戈林不知道“当他与艾森豪威尔初次会面的时候，应该穿什么制服”。

当柏林在燃烧、帝国濒临灭亡之时，一个希特勒从未怀疑过会叛国的人，却已经在攫取权力方面超过了戈林。

4月25日下午，华盛顿，美国陆军参谋部参谋长助理兼作战处处长约翰·埃德温·赫尔（John Edwin Hull）中将，应召来到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在五角大楼的办公室。马歇尔告诉他，杜鲁门总统正在从白宫前往五角大楼的路上，他要用装有保密器的电话与温斯顿·丘吉尔通话。通过瑞典红十字会会长福尔克·贝纳多特伯爵，盟国已经收到了德国人要进行谈判的提议。做出这个和平试探的不是别人，正是被希特勒称为“可信赖的海因里希”的那个人——海因里希·希姆莱。

据说驻瑞典的美国大使正通过密码电报将希姆莱的提议发送过来。马歇尔告诉赫尔，把电话室设置好，立即从国务院搞清楚电报的文本是否已经收到。“我给国务院的迪安·艾奇逊打了电话，”赫尔说道，“他告诉我，他对涉及希姆莱提议的电报一无所知。实际上，电报当时还在收发途中，国务院还没人看到电文内容。”

随后杜鲁门总统来了，美国东部时间3点10分，他在五角大楼的电话室里与英国首相通话。“当他拿起电话的时候，”赫尔回忆道，“总统甚至都不知道德国人的提议是什么。”按照赫尔的说法，丘吉尔“一开始就说你认为这份电报怎么样？总统回答说，‘电报还在收发过程中’”。

于是丘吉尔读了一下他从英国驻瑞典大使维克托·马利特爵士那里收到的电文，他告诉杜鲁门，希姆莱希望能与艾森豪威尔会晤并且投降。这位党卫队领袖透露说希特勒病入膏肓，甚至很可能已经死了，无论如何几天之内就会死去。显然希姆莱希望有条件投降，不过仅仅是向西方盟军投降，而不是向苏联人投降。贝纳多特曾经问过希姆莱：“如果西方盟军拒绝你的提议，那又怎么样呢？”希姆莱回答道：“那么我将在东线指挥战斗并且战死。”赫尔正在用另外一部电话听着，接下来他听见丘吉尔说：“好吧，你觉得怎么样？”

这位新总统刚刚接任13天，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们不能接受，否则就是无耻了，因为我们已经同苏联人达成了协议，不得单独议和。”

丘吉尔立即表示同意，正如他后来所说：“我告诉他（杜鲁门），我们确信投降应该是无条件的，而且应该同时向三大国投降。”当丘吉尔和杜鲁门都向斯大林告知希姆莱的提议以及他们的反应时，大元帅向他们两位都表示了感谢，并且做出了相似的承诺作为答复，苏联红军将“为了我们的共同事业，保持对柏林的压力”。

美军第69步兵师273团3营G连3排排长艾伯特·科茨布（Albert Kotzebue）中尉坐在吉普车上，打量着远处的农场，心里觉得那里太安静了。他下了车，走到了由26个人组成的侦察队前头，这样他就能单独靠近那栋房子了。

易北河附近的乡村安静得有些奇怪，村里飘扬着白色的降旗，却没有任何动静，村民们都闭门不出。科茨布曾经和几名镇长交谈过，他们讲的都是同样的故事：苏联人正在前来，他们一定会被杀死，他们的女人一定会遭到强暴。

科茨布小心翼翼地来到房子跟前。门半开着，他站在门侧用步枪把门推开。门发出嘎吱的声音向里面退去，科茨布驻足凝望，发现农场主与妻子以及三个孩子围坐在饭桌前，这是一幅祥和温馨的画面——只是所有人都死了。他们一定是吓坏了，因为他们全都服毒自杀了。

巡逻小队侦察队的其他人赶了过来，中尉又跳进吉普车快速朝易北河驶去。接下来，在抵达河畔之前，艾伯特·科茨布创造了历史。在莱克维茨（Leckwitz）村，他看见一个模样奇怪的人穿着一身从未见过的制服，骑着一匹小马。那个人在马鞍上猛地转过身来看着科茨布，中尉也直勾勾地看着他。为了这一时刻，科茨布和骑马人一边打仗一边跨越了半个世界。看上去科茨布遇见了第一个苏联人[18]。

有个会说俄语的人询问了骑马人。是的，他是苏联人，他说道。“他的部队在哪里？”科茨布问道。那人简要地答道：“在易北河。”在骑着马的苏联人注视下，侦察队再次动身前往易北河。在河边，科茨布和其他几个人找到了一艘小艇，于是他们把手里的步枪当作桨，将小艇划到了对岸。当他们离开小艇迈步上岸的时候，科茨布看到几百米长的河岸被平民尸体覆盖着——男人、女人和孩子。那里有一些倾覆的四轮马车和大车，到处都是行李和衣服。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表明，这些人是怎样又是为何遭到屠杀的。几分钟之后，美国人遇见了第一拨苏联人。科茨布行了军礼，苏联军人回敬了军礼。没有欢腾的相逢场面，没有互拍肩膀或者拥抱，他们只是站在那里彼此相望。此时的时间是1945年4月25日下午1点30分，西方盟军和东方的盟友在小镇施特雷拉（Strehla）会师了。

下午4点40分，在北边大约32公里处的易北河畔托尔高（Torgau），美军第69步兵师273团1营的威廉·D.罗伯逊（William D. Robertson）少尉，偶然碰到了一些苏联人。他带着4名苏联士兵一起回到了指挥部，他们的相遇将作为正式的会师而载入史册。不管怎么说，不论是在1点30分还是在4点40分，希特勒的帝国都已经被霍奇斯中将的美军第1集团军和科涅夫元帅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切成了两半，而且在同一天——似乎谁也说不出准确的时间——柏林被包围了。

德军第9集团军的整个北翼崩溃了，部队完全被包围，正日夜遭到苏联轰炸机群的打击。运送补给的形势非常困难，德国空军试图进行一次空投，但诸事不顺。没有足够的飞机来完成这项任务，飞机也没有足够的燃料，而且空投的物资又落到了错误的地方。尽管如此，第9集团军却仍然在顽强地战斗着，向温克的第12集团军靠拢。

然而，现在海因里希获悉了温克真正的情况：与克雷布斯所说的相反，第12集团军几乎没有战斗力。他愤懑地给克雷布斯打电话，指控他故意提供虚假信息。“那是一支影子部队，”海因里希怒气冲冲地说道，“它完全没有实力向第9集团军推进，与它会合并向北进攻以解柏林之围。等到这两支部队会师的时候，不论是哪支部队都剩下没多少战斗力了，而这一点你很清楚！”

事实上，冯·曼陀菲尔的第3装甲集团军是维斯瓦集团军群硕果仅存的一支部队。冯·曼陀菲尔在顽强地坚守着，不过其防线中央却不祥地被打凹了进去。更糟糕的是，朱可夫的坦克部队在其南翼大举猛攻，现在已处于适当位置，随时可以挥师北上包抄冯·曼陀菲尔的集团军。挡在他们前进道路上的唯一一支部队，就是党卫军将领费利克斯·施泰纳那支由乌合之众组成的集团军级支队。

希特勒的柏林解围计划要求施泰纳从柏林北部向南攻击苏联红军的推进路线，与此同时第9集团军和第12集团军合兵一处，从柏林南部朝北大举猛攻。从理论上讲，这是一个可行的计划，但实际上它没有成功的可能，施泰纳就是障碍之一。“他老是找各种各样的借口不发动进攻，”海因里希说道，“我渐渐感觉到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这位维斯瓦集团军群的指挥官知道，按照希特勒的要求，施泰纳的部队应该进抵施潘道区，不过他并没有足够的兵力完成此项任务，即便如此海因里希仍然希望进攻照常发动。施泰纳起码有足够的实力牵制朱可夫的大举猛攻，如果他能勉力做到这一点，就可以阻止苏联人包围冯·曼陀菲尔的部队，这样一来就能给海因里希争取到所需要的时间，把曼陀菲尔的部队分批撤退到易北河。他现在所能做的，只是努力拯救自己的部下，帝国的完全崩溃显然已不可避免，就在这几天之内了。海因里希保存着一张地图，他在上面从北到南画了5条撤退路线，让部队从奥得河一直撤退到西线。第一条撤退路线叫“沃坦”（Wotan），第二条叫“于克尔”（Uecker），剩下的只是编了号，这些路线间隔24~32公里。冯·曼陀菲尔的部队现在正处于“沃坦”路线上，问题是他能够在那里坚持多久。

25日上午，海因里希去见了冯·曼陀菲尔。他们在集团军指挥部后面的小花园里散步，第3装甲集团军指挥官轻声说道：“我再也坚持不下去了。”他神情严峻，“没有坦克，没有反坦克炮，缺乏经验的部队已经在逃跑了，又怎么能指望我再坚持下去？”

“你还能坚持多久？”

冯·曼陀菲尔摇了摇头。

“也许再坚持一天。”

一架飞机在遭到严重破坏的城市上空来回穿梭，传单穿过烈火硝烟和炮弹爆炸形成的弹幕，从飞机上飘落到地面。在维尔默斯多夫区，夏洛特·里希特捡起一张传单，上面写着：“坚持下去！温克将军和施泰纳将军正赶来为柏林解围。”

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搞清楚施泰纳要做什么。海因里希来到位于纳森海德（Nassenheide）的第25装甲掷弹兵师师部。约德尔正与施泰纳待在一起，他们已经在争论施泰纳的进攻应该怎样进行。现在每个人又再次推演了一遍，随后施泰纳开始谈论其部队的状况。“你们谁看到过他们？”他问道。

约德尔说道：“他们处于一流状态，他们的士气非常高涨。”

施泰纳吃惊地看着约德尔。

海因里希平静地问道：“施泰纳，你为什么不进攻呢？你为什么一再推迟呢？”

“原因非常简单，”施泰纳说道，“我只是兵力不足，我连成功的最小概率都没有。”

“那你有什么呢？”海因里希耐心地问道。

施泰纳解释说，他的总兵力只有六个营，其中包括党卫军警察师的一些人，再加上第5装甲师和第3海军步兵师。“海军的人我可以忽略不计，”施泰纳说道，“我确信他们在军舰上是了不起的，但他们从未接受过步兵战术训练。我几乎没有炮兵，只有几辆坦克和少许高射炮。”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我告诉你我有什么，一大群乌合之众，他们永远也不可能从格门多夫（Germendorf）冲到施潘道。”

“好吧，施泰纳，”海因里希冷静地说道，“你得为你的元首发动进攻。”施泰纳对他怒目而视。“他也是你的元首！”他叫嚷道。

当海因里希与约德尔离开的时候，海因里希心里清楚，施泰纳根本就无意发动进攻。

几个小时以后，在位于比肯海恩的维斯瓦集团军群指挥部里，电话铃声响起。海因里希拿起电话，发现是冯·曼陀菲尔打来的，他似乎绝望了。“我必须得到您的允许，从斯德丁和施韦特撤退。我再也顶不住了。如果现在不撤，我们就要被合围了。”

一瞬间，海因里希想起了希特勒在1月份下达给高级将领的命令。他们要“亲自向希特勒负责”，如果事先没有正式向希特勒汇报，以便由希特勒做出决定，就不能撤退或者放弃阵地。现在海因里希说道：“撤退。你听见我的话了吗？我说的是，撤退。听着，曼陀菲尔，同时放弃斯德丁要塞。”

他穿着羊皮大衣，绑着一战时用的裹腿，站在桌子旁认真考虑着他所做的事情。他恰好在军队里服役了40年，他知道现在即使自己不被枪毙，事业也结束了。随后他叫来了艾斯曼上校和他的参谋长。“告知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他说道，“我已经命令第3装甲集团军撤退了。”他思考了一番，然后说道：“等他们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算想把这道命令撤回，也为时已晚了。”

他看着冯·特罗塔这位最坚定的希特勒的信徒，又看了看他的老朋友艾斯曼，解释了从现在开始他的原则是什么：他绝不会再让部队毫无必要地暴露在敌人面前，他宁可撤退，也绝不毫无必要地把人们送上绝路。“你们有什么意见？”他问他们，艾斯曼立即提议，应该下令“撤退到‘于克尔’路线的后方，待在梅克伦堡湖区里，等待投降”。冯·特罗塔一听到这话便跳了起来。“哪怕想到投降，哪怕使用‘投降’这个词，都是玷污军人荣誉的，”冯·特罗塔气急败坏地说道，“不应该由我们，而应该由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来下命令。”

海因里希平静地说道：“我拒绝再接受这些自杀式的命令，代表我的部队拒绝这些命令是我的责任，我打算这样做。而且，为我的行动向德国人民做出解释也是我的责任。”随后，他又补充说：“还有，特罗塔，尤其是向上帝为我的行动做出解释。”

“晚安，先生们。”

凯特尔用了48小时的时间才得知，海因里希已经命令冯·曼陀菲尔撤退了，他是目睹部队正在撤退的。在驱车穿过第3装甲集团军防区的时候，他吃惊地看到各处的部队都在撤退。于是他勃然大怒，命令海因里希和冯·曼陀菲尔到菲尔斯滕贝格（Fürstenberg）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向他汇报。

当冯·曼陀菲尔的参谋长布克哈特·米勒―希勒布兰德（Burkhart Müler-Hillebrand）少将得知这个安排的时候，大吃一惊之余又非常担心。为什么要在十字路口呢？为什么要在开阔地里呢？他赶忙出去寻找他的参谋们。

在十字路口，当海因里希和冯·曼陀菲尔从小汽车里下来的时候，他们看见凯特尔和随行人员已经在此等候了。希特勒的参谋总长一副克制不住的狂怒模样，他的脸阴沉沉的，元帅权杖反复敲打戴着手套的手掌。冯·曼陀菲尔向他致意。海因里希行了军礼。凯特尔立即叫嚷起来：“你为什么下令撤退？你被告知要待在奥得河畔！希特勒命令你坚守！他命令你不得移动！”他指着海因里希，“可是你！却下令撤退！”

海因里希一言不发。按照冯·曼陀菲尔的说法，等凯特尔发泄完毕之后，“海因里希条理清晰地说明了形势，他的理由是完全符合逻辑的”。海因里希说道：“我告诉你，凯特尔元帅，我没法用手头的这点部队守住奥得河，我不想牺牲他们的生命。还有，我们将不得不撤退到更远的地方。”

冯·曼陀菲尔立即表态，尽力说明导致撤退的战术态势。“我遗憾地告诉您，”他最后说，“海因里希将军是对的。如果没有增援部队，我将不得不撤退到更远的地方。我到这里来是为了要搞清楚，我是否能得到增援部队。”

凯特尔大发雷霆。“没有可用的预备队！”他喊道，“这是元首的命令！”他用元帅权杖敲打着手心，“你要守住你原有的阵地！”他再次敲打着手心，“现在你的集团军要从这儿掉头回去！”

“凯特尔元帅，”海因里希说道，“只要我还在指挥，我就绝不会向冯·曼陀菲尔下这道命令。”

冯·曼陀菲尔说道：“凯特尔元帅，第3装甲集团军听哈索·冯·曼陀菲尔将军的。”

这时凯特尔完全失控了。“他突然发作起来，”冯·曼陀菲尔回忆道，“结果不论是海因里希还是我都听不清他在说些什么。”最后他叫喊道：“你们将在历史面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冯·曼陀菲尔立即火气很大地回敬道：“曼陀菲尔家族为普鲁士王朝尽忠200年了，他们始终为自己的行为负全责。我，哈索·冯·曼陀菲尔，欣然承担这份责任。”

凯特尔转向海因里希。“你是始作俑者！”他说道，“是你！”

海因里希转过身，指着道路上正在撤退的冯·曼陀菲尔的部队，正色道：“我只能说，凯特尔元帅，如果你想让这些人被派回去挨枪子送命，那么你为什么不动手呢？”

在冯·曼陀菲尔看来，凯特尔“似乎朝着海因里希威胁性地迈了一步”，然后他厉声急促地说道：“海因里希大将，从即刻起你被解除了维斯瓦集团军群指挥官的职务，你要回到指挥部等候你的继任者。”

说完，凯特尔铁青着脸钻进轿车离开了。

这时米勒—希勒布兰德少将和他的参谋们从树林里走了出来，每个人手里都提着冲锋枪。“我们以为会有点小麻烦。”他解释说。

冯·曼陀菲尔仍然认为会有点小麻烦。他提出要保护海因里希的安全“直到最后”，但海因里希婉拒了。他向军官们行了军礼，然后上了自己的车。在经历了40年的军旅生涯之后，就在战争的最后几个小时里他被耻辱地解除了职务。海因里希拉起身上的老羊皮大衣领子，对司机说，“返回指挥部。”

到处都有苏联人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城区内兵力单薄的守军不断被击退，一个又一个街区被苏军夺取。在一些地方，装备不足的人民冲锋队员望风而逃，希特勒青年团、人民冲锋队、警察部队和消防队为了守卫同一个目标并肩作战，却由不同的指挥官各自指挥，并经常得到相互矛盾的命令。实际上，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弄不清楚自己的上级究竟是谁。新任柏林卫戍司令魏德林将军，把他遭到重创的老部下第56装甲军里所剩无几的有战斗经验的老兵，分散投入各个防区，充当骨干力量支撑人民冲锋队和希特勒青年团，但这一措施最终收效甚微。

采伦多夫区几乎没怎么坚守就很快失守了，希特勒青年团和人民冲锋队试图守住政府办公楼前的防线，但他们失败了，区长挂出白旗投降，然后在绝望中自杀了。韦森塞区在希特勒上台以前是一个共产党占优势的区，现在，这个区里的许多街区不战而降，很多地方匆匆扯下黑色的纳粹字旗换上了红旗。潘科区抵抗了两天，韦丁区则抵抗了三天。一些小包围圈里的德国人顽强地战斗到最后，但在各处已经没有了连贯的防线。

街垒被摧毁，变成了一堆碎片。苏军坦克快速推进，遭遇狙击手的时候他们通常倾向于炸毁狙击手所在的大楼，而不是派士兵进入大楼搜寻狙击手，苏军一点儿也没有浪费时间。有些障碍物，比如有轨电车和装满了石头的四轮马车，则被炮火近距离摧毁。在遭遇到较为顽强的抵抗时，苏军就迂回包抄过去。在维尔默斯多夫区和舍讷贝格区，遇到抵抗的苏军部队从筑有街垒的街道两边的建筑物里用火箭筒开路，破墙前进，迂回到德国守军后方，把他们消灭。

密集的炮火一片一片地把市中心的几个区夷为平地。那些地区一被攻陷，苏联人便把在奥得河和尼斯河畔大显神威的诸多重炮单位和“斯大林管风琴”（即“喀秋莎”火箭炮）尽快运了进来。在滕佩尔霍夫机场和加托机场，大炮密布，炮管林立。在格鲁讷瓦尔德，在泰格尔森林，在公园和各处空地，甚至在公寓住宅的花园里，也是如此。一排排“斯大林管风琴”把大街堵得水泄不通，喷吐出烈焰风暴，用含磷的火箭弹把整个地区变成一片火海。“到处都是烈焰，结果没有夜晚可言，”人民冲锋队员埃德蒙·黑克舍回忆道，“你甚至能在夜里读报，如果你能搞到报纸的话。”威廉·诺尔特博士是一位化学家，被消防部门临时征召参与救火任务[19]。他看到当他的工人们试图扑灭大火的时候，苏联红军的炮兵校射机引导着密集的炮火落到他们的头上。赫尔曼·黑尔里格尔不久前刚刚加入人民冲锋队，炮弹爆炸的冲击波把他掀离地面，抛进了附近的一个弹坑里。令黑尔里格尔惊恐的是，他落在了3名士兵的尸体上。这位58岁的人民冲锋队员原先只是一名旅行社的推销员，他爬出弹坑，全速逃回了家。

随着苏联人越来越深入城市，人民冲锋队开始消失，制服和臂章被丢弃在街上。有些部队是被他们的指挥官故意遣散的。在帝国奥林匹克体育场，有着骑士头衔的人民冲锋队营长卡尔·冯·哈尔特，在一场激烈战斗结束后将幸存者们召集在一起，告诉他们可以回家了。毕竟近半数的人什么都做不了。他们用的是德制步枪，可发给他们的却是口径不合的意大利子弹。“让他们回家，是接下来唯一能做的事情，”冯·哈尔特说道，“要么让他们回家，要么让他们向苏联人扔石头。”

城里到处都有士兵在开小差。赫尔姆特·福尔克中士就看不出自己有什么理由应该为元首捐躯。福尔克是德国的反间谍机构军事情报局（Abwehr）的会计师，他突然被发给一支步枪，让他去参加守卫格鲁讷瓦尔德的战斗值勤。当他听说他的部队受命前往帝国总理府一带时，福尔克反而动身回到了他位于乌兰德大街的家。家里人看见他真是高兴坏了，但他的制服给所有人都带来了危险。福尔克迅速脱下制服，换上平民装束，并把制服藏到了地下室里。他干得很及时，还不到一个小时苏联红军就占领了该地区。

在弗赖桥附近的战地指挥所里，列兵维利·塔姆（Willi Thamm）听到了一些事，这使得他决定继续待在部队直到最后。当时有名中尉进来，向塔姆的上尉汇报情况。中尉一边喝着咖啡和杜松子酒，一边说道：“想想吧！到处都有步兵想要开小差，今天有三个人没有向我请假就离队了。”塔姆的上尉看着他：“你是怎么做的？”中尉喝了一小口咖啡，说道：“我把他们都毙了。”

成群结队的党卫军如同匪帮一样在城里四处游荡，他们自行赋予自己审判权，到处搜寻逃亡的士兵。他们差不多把每个穿制服的人都叫住，检查他们的身份和所属部队，任何被怀疑从连队里逃跑的人，大都被就地枪决，要不就是被吊死在树上或者路灯柱上，以儆效尤。16岁的阿里贝特·舒尔茨（Aribert Schulz）是希特勒青年团员，他向设在施皮特尔市场（Spittelmarkt，又称养老院市场）一家废弃的电影院里的指挥部报告说，他看见一个红头发的瘦高个党卫军士兵端着步枪，押着一个人走到街上。舒尔茨问他出了什么事，对方告诉他那个人是国防军的一名士官，被发现穿着便服。党卫军士兵押着他在莱比锡大街上走着，舒尔茨在后面跟随。突然，那名党卫军士兵用力推了国防军士官一下，当他一个踉跄试图保持平衡的时候，党卫军士兵朝着他的背上开了一枪。

那天晚上，舒尔茨再次看见了那个红头发的党卫军士兵。舒尔茨和所在部队的其他男孩子一起，正在一道街垒边站岗时，看见一辆苏联T—34坦克从库尔大街驶来。坦克炮塔缓慢地转动着，这时它被直射火力命中，发生了爆炸，坦克车组中唯一的幸存者立即被俘虏了。在那个苏联人的口袋里，男孩们发现了一些柏林关键性地标的照片。在指挥部里，苏联红军坦克手受到了审讯，然后他被交给了一个拿步枪的人，此人正是舒尔茨之前见过的那个党卫军士兵。他再次押着囚犯走上大街，但这次他友好地拍着苏联人，打着手势示意他走。苏联人咧着嘴笑了笑，转身离去，随后党卫军士兵同样从背后给了他一枪。年轻的舒尔茨明白了，这名瘦高个的党卫军射手原来是指挥部指定的刽子手。

现在，各个地方的柏林守军都被迫退入了中央地区的废墟之中。为了迟滞苏联红军的推进速度，这座城市总共248座桥梁中的120座被炸掉了，因此魏德林将军指挥下的部队一直缺乏炸药，不得不使用航空炸弹作为炸药的替代品。狂热分子还额外摧毁了一些设施，却不去考虑会导致什么后果。党卫军炸毁了一条从施普雷河河湾与兰德维尔运河下面穿过的6.4公里长的隧道，隧道本身恰好是一条铁路连接线，数千名平民将那里当作藏身的掩蔽所。当河水开始涌入隧道内的时候，人们疯狂地沿着铁路争相跑向高处。隧道被人们堵得水泄不通，四列同样躲避在隧道内满载伤员的列车上，伤员们在高声哀号。刚刚从安哈尔特火车站掩体过来的埃尔夫丽德·瓦塞尔曼和她的丈夫埃里希，正在设法从人群中挤出去，埃尔夫丽德听见了火车里的伤员发出的尖叫声：“让我们出去！让我们出去！我们要被淹死了！”但没有任何人停下来帮助他们。水几乎漫到了埃尔夫丽德的腰，埃里希则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向前走着，他的情况甚至更糟。人们争吵着、喊叫着，彼此推搡践踏，拼命跑到安全的地方。埃尔夫丽德几乎绝望了，但埃里希仍不断地喊道：“一直走！一直走！我们就要到了，我们要成功了。”他们是成功了，但埃尔夫丽德永远也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也成功了。

到4月28日，苏联红军已经接近了城市的中心地带，包围圈越收越紧。在夏洛滕堡区、米特区以及腓特烈斯海因区的边缘，殊死的战斗正在激烈进行。一条狭窄的通道仍然通向施潘道区，魏德林所剩无几的真正有战斗经验的部队正在努力保持通道畅通，以备紧急关头突围之需。伤亡巨大，街道上到处都是尸体。由于炮击人们无法从掩蔽所出来帮助在附近受伤倒地的朋友和亲戚，许多人是在柏林老式的街道水泵旁排队取水时被击中的。士兵们也没有好到哪里去，能够自己走到包扎所的伤员是幸运的，那些失去行动能力的伤员，往往就躺在他们受伤倒下的地方，死于失血过多。

人民冲锋队的库尔特·博格几乎失去了一个脚后跟，他又是爬行，又是一瘸一拐地走，就这样前进了几公里，最后再也走不动了。他躺在街道上喊救命，但寥寥无几敢于冒着炮击的危险离开掩蔽所的人，正忙于救他们自己的命。

博格躺在路旁的一条排水沟里，看见一个路德会修女从一个门口跑到另外一个门口。“嬷嬷，嬷嬷，”他喊道，“你能帮帮我吗？”修女停了下来，“你能爬到教堂旁边的礼拜堂吗？”她问道，“从这里过去只要5分钟的时间，我到了那里就会帮你。”他终于爬到了那里。所有的房门都敞开着，他爬进走廊，又进了一间接待室，最后昏倒了。当他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摊血泊之中，他慢慢转动眼睛，查看那血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他朝房间对面望去，那里通向一座花园，敞开着的门边一头荷兰的黑白花奶牛抵着门，身体扭曲着，正在用柔和的眼睛看着他。奶牛的嘴里像泉涌一般流着血。人和动物一言不发，充满同情地彼此凝视着。

随着苏联人把柏林城区的中心地带孤立起来，魏德林的部队也被压缩得越来越厉害。补给品用完了，他绝望地恳请空投补给，结果收到了6吨补给品和16枚反坦克火箭弹。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可怕的战斗中有架飞机突然飞了进来，降落在东西轴心大道上。那条宽阔的大道从西边的哈弗尔河一直通向东边的菩提树下街。那是一架小型的Fi 156“鹳”式侦察机，里面坐着罗伯特·冯·格赖姆（Robert von Greim）空军大将和著名的女飞行员汉娜·赖奇（Hanna Reitsch）。飞机在降落前被防空炮火击中，燃料正从机翼油箱里泄漏出来。驾机飞行的是冯·格赖姆，在飞机触地之前他的脚受了伤。汉娜一把抓住操纵杆和油门杆，完美地着陆了。这两位飞行员是被希特勒召到帝国总理府的，他们抵达后，希特勒立即提升冯·格赖姆为空军元帅，取代“叛国”的戈林，成为现在实际上已经不存在的德国空军的新总司令。

元首地堡已经遭受过炮击，不过暂时还算安全。另一个安全岛是位于城市中央地带的动物园里的防空双塔。在大约40米高的G塔里面挤满了人，谁也无法精确地统计出有多少人。据德国空军医生瓦尔特·哈格多恩（Walter Hagedorn）医生估计，有多达3万人——加上驻扎其内的军队。每一层都有人或坐或站在楼梯和楼梯平台上，没有移动的空间。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比如19岁的乌尔苏拉·施塔拉，正在尽其所能减轻平民的痛苦。她永远也忘不了那种令人作呕的混合气味，“汗水味、衣服散发出的臭味、婴儿的尿布味，全都与医院里的消毒剂味混合在一起”。在这个掩蔽所里待了几天以后，很多人都处于崩溃的边缘，有些人自杀了。两个在第一层的楼梯平台上并肩坐着的老太太服毒了，但谁也说不出是什么时候服的毒。由于她们周围挤满了人，因而她们死的时候是笔直坐着的，被人发现时显然已经有几天了。

哈格多恩医生在他的小医院里为伤员做手术，几乎连续不停地做了五天。他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掩埋死者。由于炮击，人们不可能出去。“在炮击的间歇期，”他后来回忆说，“我们试图把尸体和被切除的四肢运出去掩埋，但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此时此刻，炮弹从四周猛烈轰击着这座掩蔽所坚固的混凝土墙，弹片四溅在窗户的钢制挡板上。哈格多恩已经有了500名死者和1 500名伤员，另外还有数目不详的几乎精神错乱的人。到处都有自杀者，由于过于拥挤，自杀者的人数甚至都无法清点。不过医生记得，在防空塔里仍然有人在说：“我们能够坚持到温克或者美国人到达这里。”

在这座塔的下面，就是动物园辽阔的荒地。动物们也遭到了可怕的屠杀。每当炮弹落地，鸟都朝各个方向飞去，狮子们被射杀了，河马罗莎在池子里被一枚炮弹炸死了。鸟类饲养员施瓦茨感到绝望，那只待在他浴室里的罕见的鹳“阿布·马库博”，不知怎么竟逃脱了。现在，动物园园长卢茨·黑克已经接到了防空塔指挥官的命令，杀死那只狒狒，笼子损坏后那只野兽有逃跑的危险。

黑克端着步枪走到猴笼边，那只如同老朋友一样的狒狒身子缩成一团坐在铁笼边上。黑克举起步枪，把枪口靠近这只动物的头部，狒狒轻轻地把枪口推到一边。黑克在惊讶中再次举起步枪，狒狒再次把枪口推到一边。黑克感到厌烦而且有些动摇了，但他又试了一次。这次狒狒只是沉默地看着他。然后，黑克扣动了扳机。

战斗仍在继续，另一种野蛮的攻击同样在进行，那种攻击是可怕的和私底下的。在纪律严明的前线后方，大群的苏军老兵现在要求得到征服者应得的权利：被征服者的女人。

乌尔苏拉·克斯特与她的父母、6岁的双胞胎女儿英格丽德和吉塞拉，以及7个月大的儿子贝恩德一起躲在采伦多夫区的一间地下室里，当4个苏联士兵用步枪枪托砸开门的时候，她正在睡觉。他们搜查了这个掩蔽所，找到一个空皮箱，把水果罐头、自来水笔、钢笔、铅笔、手表以及乌尔苏拉的钱包装进皮箱里。一个苏联人发现了一瓶法国香水，他打开香水闻了闻，然后把香水倒在他的衣服上。第二个苏联人端着枪把乌尔苏拉的父母和孩子逼到地下室的一间小屋子里，随后那4个人一个接一个侵犯了她。

第二天早晨大约6点的时候，蒙受创伤的乌尔苏拉正在给孩子喂奶，这时又有两名士兵进入了地下室。她怀抱着孩子试图躲闪并夺门而出，但她太虚弱了，根本冲不出去。一个士兵从她怀里把婴儿夺过去，把孩子放在了婴儿车里，第二个士兵看着她，咧着嘴笑了。他们俩都脏兮兮的，衣服上沾满了砂砾，靴子里插着匕首，他们戴着皮帽子，其中一个人甚至连衬衣都没好好扎进裤子里。两人奸污了她。当他们离开以后，乌尔苏拉抓住她能够找到的所有毯子，抱起婴儿，把她的女儿们叫过来，然后跑进街道对面的一个花园式住宅区。在那里，她找到了一个浴缸，那是从一幢房子里扔出来的，要不然就是被炸出来的。乌尔苏拉把浴缸反扣在地，和她的孩子们一起躲了进去。

在赫尔姆斯多夫，18岁的尤利亚妮·博赫尼克在听见苏联人走近的时候，钻进了地下室后面的沙发底下。她的父亲是一位会说俄语的语言学家，她听见父亲对闯入者提出抗议。士兵们询问尤利亚妮在什么地方，她的父亲喊叫着“我要到政委那里告你们”。她的父亲最终被枪威逼着离开地下室，赶到了大街上。尤利亚妮安静地躺着一动也不动，希望那些苏联人会离开。她已经把自己的脸和金发弄黑了，为的是让自己显得老一些，不过她仍然没有心存侥幸，一直待在沙发底下。

在毗连的地下室里有两个老人，突然尤利亚妮听见其中一人用可怕的声音喊道：“她在那里！在那里！在沙发底下。”尤利亚妮从躲藏处被硬拽了出来，她站在那里，吓得浑身颤抖。苏联人彼此交谈了一会儿，接下来除了一个人之外都离开了。“他是个青年军官，”她后来讲述道，“透过他的手电筒的灯光，我所能说的是，他衣着整洁、外表潇洒。”他做出了意义明确的手势。她直往后缩。他朝前靠过来，微笑着“温文尔雅但又坚定有力地”开始脱尤利亚妮的衣服。她挣扎起来。“那对他来说没那么容易，”尤利亚妮记得，“他一只手拿着手电筒，带着一种苏联式的警惕，保持着对周围的观察，防备着可能的突然袭击。”

尽管她全力挣扎，苏联军官还是逐渐扒掉了尤利亚妮的衣服。她试图求饶，可又不会说俄语，最后她哭了起来，跪下来求他别碰自己。那个年轻的苏联人只是看着她。尤利亚妮停止哭泣，控制住自己尝试另一种策略，她开始坚定而又委婉地说话。“我告诉他，这全都错了，”她回忆道，“我说，人们不能这样做。”那个苏联人开始显得恼火。由于她的衣服几乎全都被扒掉，接下来姑娘又崩溃了。“我就是不爱你！”她叫道，“这样做没有道理！我就是不爱你！”突然，苏联人用厌烦的语调说了句“啊哈”，然后匆匆离开了地下室。

第二天上午，尤利亚妮和另外一个姑娘逃进了一家多明我会女修道院。在此后的4个星期里，她们受到了修道院的庇护，就躲藏在那里。尤利亚妮后来得知，她的朋友罗茜·霍夫曼以及罗茜的母亲，原先就曾发誓，如果苏联人来了她们就自杀。结果她们母女都遭到了强奸，最后她们服毒了。[20]

格尔德·布赫瓦尔德（Gerd Buchwald）是一名教师，他目睹了苏联军人在赖尼肯多夫区的野蛮行径。他的公寓套房被苏联红军女兵洗劫一空，看上去“我妻子的衣服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她们，她们拿上所有看得上眼的东西，飘然而去”。他把剩下的衣服烧掉，又把手枪拆开藏在花园里。当晚一群醉醺醺的苏联士兵出现了。“女人！女人！”他们朝布赫瓦尔德喊道。他用友善的微笑迎接他们，“我长了两天的胡子，没梳理过的头发显得很邋遢，由于我显得比实际年龄更老吧，我的故事奏效了。我挺直身子张开双手，说了句‘女人死了’”。显然他们听明白了：他的妻子死了。布赫瓦尔德坐在沙发上伸了伸懒腰，与此同时他们四下张望，拿了一副男裤的吊带后消失了。在他们离开之后，布赫瓦尔德把门闩上，把沙发移开，帮助妻子埃尔莎从水泥地面上挖出来的一米见方的洞里爬出来。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她每天晚上都待在那里。

格哈德·雅各比博士是威廉皇帝纪念教堂的牧师，他也成功地把自己的妻子藏了起来。尽管有许多妇女从他的地下室里被带出去遭到强暴，但他却巧妙地利用了一张毯子，成功地把他的妻子藏了起来。他睡在一把狭窄的长躺椅外侧，他的妻子侧着身子躺在里侧，她的脚放在他的头部位置，被一张沉重的毯子完全覆盖着，别人基本上看不见她。

在维尔默斯多夫区，伊尔莎·安茨、她的妹妹安内莉泽以及母亲，起初给苏联红军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因此在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受到打扰。然而，某个黎明之前的深夜中，安内莉泽从她与母亲共用的床上被拽了下来，她尖叫着被拖进楼上的一个套间，随后被一名苏联军官野蛮地强暴了。完事后，那个苏联人抚摸着她的头发，说道：“好德国人。”他要她不要告诉任何人一名苏联军官强奸了她。第二天一个士兵给她带来了一包食品。

不久之后，另一个红军士兵又打起了伊尔莎的主意，他双手各提着一支手枪走了进来。“我从床上坐起来，不知道他要用哪支手枪打死我，是左手的那支还是右手的那支？”她回忆道。由于地下室十分寒冷，伊尔莎穿着好几件毛线衫和滑雪裤，他猛然扑向她，扯开她的毛线衫，接着突然困惑地问道：“你是德国士兵吗？”伊尔莎说：“我并不感到惊讶，我饿得太瘦了，看起来几乎不像女人。”但那个苏联人很快就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她还是被奸污了。苏联士兵离开时说道：“德国人在苏联就是这么做的。”过了一些时候他回来了，令她惊异的是，他在那天晚上的剩余时间里就待在她的床边，保护她免受其他欲火焚身的士兵的侵犯。

自那以后，安茨一家多次遭到野蛮对待。有一次她们被带了出去，背靠墙站着，似乎将被枪决。还有一次，伊尔莎又被强奸了。这一切让她们开始考虑自杀。“要是我们有毒药的话，就拿我来说吧，肯定会自杀的。”伊尔莎回忆说。

在苏联人进行强奸和抢劫的时候，到处都有人自杀。单是在潘科区，在3周之内就记录了215例自杀，其中大多是妇女。约瑟夫·米夏尔克神父和阿尔方斯·马茨克尔神父是夏洛滕堡区圣卡尼修斯天主教堂的耶稣会会士[21]，他们看见一位母亲和两个孩子被人们从哈弗尔河里打捞出来，这时他们才意识到妇女被苏联人的暴行逼到了什么程度。那个母亲把两个装满了砖的购物袋捆扎在胳膊上，每条胳膊下面都夹着一个孩子，跳进了河中。

17岁的姑娘汉内洛蕾·冯·克穆达，是米夏尔克神父教区的一位居民，她遭到了一群醉醺醺的苏联军人的轮流强暴，事后他们又对着这个姑娘开了三枪。女孩身负重伤，但并没有当场死亡，人们用唯一可用的交通工具—— 一辆婴儿车将她送到了教区教堂。当时米夏尔克神父并不在那里，等到他回来的时候那姑娘不见了。在接下来的24小时里，他一直在寻找汉内洛蕾，最后在圣希尔德加德医院找到了她。他主持了最后的圣礼，第二天晚上他几乎整夜都坐在她的床边，告诉她不要担忧。汉内洛蕾幸存了下来（一年以后，她和她母亲被一辆卡车撞死了）。

玛格丽特·普罗迈斯特负责管理一个巨大的防空掩蔽所。“两天两夜里，”她回忆说，“一茬又一茬的苏联人涌入我的防空洞，肆意抢劫、强奸。妇女若是拒绝就会被杀死，有些妇女则不管怎样做还是被枪杀了。单是在一个房间里，我就发现了六七具女性的尸体，她们全都躺在被奸污的位置上，头都被打爆了。”玛格丽特本人也被强暴了，尽管她向那个年轻人多次声明“我对你来说太老了”。她还看见三个苏联人抓住一名护士，他们按住了她，而第四个苏联人则侮辱了她。

希特勒青年团员克劳斯·屈斯特现在身着平民服饰，同两个坐在吉普车上的苏联军官谈得热火朝天。其中一名军官会说德语而且非常健谈，这使得屈斯特鼓起勇气，问了一个不够聪明的问题。“苏联士兵是不是真的像报纸上说的那样奸淫掳掠？”屈斯特问道。那名军官豪爽地给了他一包香烟，说道：“我可以用我作为一名军官的名誉向你担保，苏联士兵绝不会把手放在任何人的身上，那些报纸写的全都是谎言。”

第二天，屈斯特看见三个苏联人在巴比将军街抓着一个妇女，把她拽进一条走廊。一个士兵用冲锋枪示意屈斯特退回去，第二个士兵按住那名尖叫的女人，第三个人强奸了她。随后屈斯特看见那个施暴者从走廊里走了出来，他醉得非常厉害，脸上泪如雨下，嘴里喊着“Ja bolshoi swinja”。屈斯特问其中一个苏联人，那句话是什么意思，那人大笑起来，用德语说，“那意思是，‘我是头大肥猪’。”

玛格丽塔·普罗布斯特待在克罗依茨贝格区的一处掩蔽所里。在那处掩蔽所里有个名叫默勒的狂热的纳粹分子，他藏匿在一间上了锁的房间里。苏联人得知他在这里，于是试图破门而入。默勒高声喊道：“给我一点时间，我要自杀。”苏联人再次试图破门而入，默勒高声喊道：“等一下！枪卡壳了。”然后就是一声枪响。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掩蔽所出现了大量寻找姑娘的苏联人。玛格丽塔就像许多别的女人一样，试图尽可能地让自己看起来没有吸引力，她把一头金色长发藏在帽子下面，戴上墨镜，脸上用碘酒涂得斑斑点点，面颊上贴着一大块橡皮膏药。她没有被调戏，但很多女人遭到了猥亵。“姑娘们被直接赶到一起，带到上面的公寓房间里，”她回忆说，“我们整夜都能听见她们的尖叫，尖叫声甚至渗入地下室里。”后来有位80岁的老太太告诉玛格丽塔，在一些士兵轮奸她的时候，有两个士兵用黄油塞住她的嘴，让她的尖叫声不那么吵人。

多拉·扬森以及丈夫勤务兵的遗孀，原以为她们已轻易地逃脱了险境，当下的情况却很不妙了。在她们藏身的掩蔽所里，寡妇英格被一名野蛮的士兵粗暴地侵犯了。那名士兵声称在德国军队入侵苏联以后，她的母亲被强行带去了柏林，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人见过她。多拉得以幸免是因为她说自己有肺结核，随后她发现苏联人确实非常害怕肺结核。但英格又被侵犯了一次，身体受到严重伤害，导致她无法正常行走。多拉跑到街上，找到一个像军官的人，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对方冷淡地看着多拉，说道：“德国人在苏联干的事情比这坏得多，这只是士兵们纯粹的报复行为。”

17岁的埃莱娜·马耶夫斯基和19岁的薇拉·翁格纳德，既见识到了苏联人好的一面，也见识到了他们坏的一面。当劫掠和强奸开始在蒂尔加滕地区出现的时候，一名年轻的苏联士兵实际上就睡在她们地下室的门外面，以确保他的同胞们不能进来。在他离开后的当日，七八个苏联士兵进入了姑娘们的房间，要求她们去参加苏联人在隔壁举行的一个聚会。姑娘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无论如何，一开始她们也看不出害怕的真正理由。举行聚会的地方原先是一间卧室，屋子里有大约30名军人，但那里的一切看来似乎都足够无害。床被推到了墙边，为一张长条桌留出了空间，桌子上铺着亚麻桌布，摆放着银质的枝形烛台和玻璃器皿。一名年轻的金发军官正在留声机上播放英国唱片，他朝姑娘们微笑着说道：“尽情吃喝吧。”埃莱娜坐在桌旁，但薇拉突然想离开了，不知为何，她觉得这似乎并不是那么单纯的聚会。

她想离开，一个站在其他人后面的士兵笑嘻嘻地阻止了她，接着一个苏联人对她说：“和30个军人在一起你就死定了，和我在一起你就不会死。”这时，对薇拉来说，这次聚会的目的已没什么可怀疑的了。但她同意和那个士兵单独离开，不仅是因为从一个人手里逃脱要容易一些，同时也因为只应付一个人要确实好过应付30个人。她熟悉这个社区的角角落落，如果能逃走的话，他们永远也找不到她。但那个士兵一点也不给她机会，他抓着她的头发，拽着她朝一个空房间走去。她扭动着、尖叫着，用手乱抓。在路上她挣脱了，并设法把他绊倒在地。为了能跑得快点她还踢掉了高跟鞋，光着脚从满是碎玻璃渣和瓦砾的后院跑了过去，一直跑到普特利茨大街的废墟里。在那里，她拼命在泥地里挖了一个洞，把一个被丢弃的水桶盖在自己头上，决心待在那里一直到死。

埃莱娜仍然待在聚会现场，她感到心神不宁，但同时也感到了饥饿。桌子上有成堆的鱼子酱、大条白面包、巧克力，还有那些苏联人正在生吃的大块牛肉。他们还一口气整杯整杯地喝伏特加，醉得愈加厉害。最后，埃莱娜瞅准机会轻轻地从桌子边站起身来，溜了出去，令她高兴的是没有人跟着她。但在下一个房间里，一个留着翘八字胡须、满脸凶相的士兵一把抓住了她，把她拖进了一间小接待室。他把她扔在地上，扯开了她穿着的连体工装。她昏了过去。过了很长时间，她醒了过来，把那个喝醉后睡着的人从她身上推开，痛苦地爬出了房子。和薇拉一样，埃莱娜也躲了起来，她在附近的一幢房子里，在一个大厨灶的后面找到了避难处。

少年鲁道夫·雷施克，就是那个把希特勒玩偶斩首的孩子，他当场救下了自己的母亲，使她免遭侵犯。当时一个苏联人想把雷施克太太拖走，却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与鲁道夫和他的妹妹克丽斯塔的拔河比赛。苏联人越是拉他们母亲的胳膊，鲁道夫和克丽斯塔就越是拽着她的裙子不放，尖声哭喊着：“妈妈！妈妈！”苏联人最后放弃了。

有些妇女纯粹是靠着凶猛的抵抗，迫使苏联士兵放弃了尝试，不得不转到别处寻找目标，从而使自己免遭强暴。约伦塔·科赫被一个苏联人哄骗进了一栋空房子，那个苏联人让她相信里面有个人受了伤。房子里有另外一名士兵，他一把抓住她，想把她扔到床上。她拼命抵抗挣扎，最后那两个人只好把她放了。

她的邻居舒尔茨太太就不这么幸运了。舒尔茨太太被枪威逼着，当着她无助的丈夫和15岁的儿子的面被强暴了。那些苏联人离开后，几乎疯癫的丈夫开枪打死了自己的妻子和儿子，然后自杀了。

在达勒姆宗教会所，修女院院长库内贡德斯听说，一名三个孩子的母亲当着她家人的面被拖走，被强暴了整整一夜。天亮后她被放了出来，当她匆匆回到孩子身边，却发现她的母亲和兄弟勒死了三个孩子后已经上吊自杀了，于是那个精神崩溃的女人也割腕自杀了。

达勒姆宗教会所的修女们现在24小时不停地工作，避难者以及苏联人的兽行令她们不知所措。有一个苏联士兵想奸污会所的乌克兰厨娘列娜，当修女院院长库内贡德斯出面阻止的时候，火冒三丈的他干脆拔出手枪向她开火，幸运的是喝得酩酊大醉的他射偏了。其他士兵则冲进了产科病房，尽管修女们全力阻拦，他们还是多次强暴了孕妇和刚刚生产的妇女。“她们的尖叫声日夜不停。”一个修女讲述道。院长库内贡德斯说，在这个社区，受害者包括70岁的老太太和10~12岁的小姑娘。她无力抵抗这些攻击，不过她把大楼里的修女和其他妇女召集在一起，重申了哈皮希神父对她们说过的话。“这里依旧还有其他事务，”她继续说道，“这就是我们的神圣的主的帮助。尽管出了这么多事，主还是把圣米迦勒留在了这里，不要害怕。”除此之外，她也无法给予她们其他安慰了。

在维尔默斯多夫区，盟军间谍卡尔·维贝格和他的上司亨宁斯·耶森—施密特，已经成功地向苏联人表明了身份。他们正在维贝格家外面同一个苏联上校谈话时，另一名苏联军官则在地下室里试图强奸维贝格的未婚妻英格。维贝格听见她的尖声大叫，冲了进去。邻居们喊叫着告诉他，那个人把姑娘带进了另外一个房间，还锁上了门。维贝格和苏联上校破门而入，此时英格的衣服被撕破了，那名军官连衣服都已经脱掉了。上校一把抓住那名军官，冲着他嚷道：“是美国人！是美国人！”随后把他押到外面，用手枪无情地敲打他。接着上校让那名军官靠墙站着，打算枪毙他。维贝格冲到两人之间，恳求上校饶那人一命。“你不能就这样对一个人开枪。”他说道。上校最终心软，那名军官被抓起来押走了。

苏联人的行为简直肆无忌惮。在波茨坦附近的巴伯尔斯贝格（Babelsberg）的国际红十字会仓库，英国战俘就在那里工作，醉醺醺的苏军士兵以开枪为乐，毁坏了数千个装有药品、医疗用品和提供给伤病军人的各种营养食品的包裹。“他们闯了进来，”约翰·埃亨下士回忆道，“进入一间地下室，看见大堆的包裹后干脆用冲锋枪扫射那些物资。各种各样的液体从被打碎的包裹里倾泻而出。那场面令人难以置信。”

在仓库的旁边是全球电影股份公司（UFA）[22]的大摄影棚。亚历山大·科拉布是一名身居柏林的外国学生，他看见上百名酩酊大醉的士兵破门进入服装部，而后又出现在街道上，穿着“各种各样用作电影道具的奇装异服，从带有白色轮状硬领的西班牙紧身上衣，到拿破仑时期的军服和帽子，再到撑裙，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他们在手风琴的伴奏下，在街道上翩翩起舞，还不断朝天射击，而与此同时战斗仍在激烈进行”。

数以千计的苏联军人似乎此前从未进过大城市。他们把电灯泡拧下来仔细包装好，准备带回家，因为他们误以为那些灯泡里面有光，到哪里都能发亮。由于同样的原因，水龙头被从墙上生生拧了下来。对许多人来说，浴室里的喷淋设备是种神秘的事物。他们有时用抽水马桶洗土豆，削土豆皮，却不知道拿浴缸来做什么，结果上万支浴缸干脆被扔出了窗外。由于士兵们不知道浴室是干什么用的，又找不到户外厕所，于是就随地大小便。有些苏联人做出了努力，格尔德·布赫瓦尔德发现，“我妻子的十多个玻璃广口瓶里面全都是尿，玻璃盖子还被牢牢地拧紧了。”

在夏洛滕堡区的舍林制药和化学股份公司，格奥尔格·亨内贝格教授惊恐万状地发现苏联人闯进了他的实验室，还拿着实验用的鸡蛋玩抛接球游戏，而那些鸡蛋都已经感染了斑疹伤寒细菌。大惊失色的亨内贝格最终找到了一名苏联上校，上校命令那些士兵从大楼里出去，然后把大楼上了锁。

在这一切无谓的抢劫和暴行当中，战斗仍然在激烈进行着。处于战斗中心的，是几乎被困难重重的保卫者和受到骚扰的人民所忘却的元首地堡及其居住者。

地堡里的生活已经呈现出一种漫无目的的迷梦般的感觉。“那些还留在那里的人，”希特勒的秘书格特鲁德·容格（Gertrud Junge）后来讲述道，“一再期待着能有某种决定，但什么也没有。地图摊放在桌子上，所有的房门都敞开着，谁也无法再入睡，谁也不知道日期或者时间。希特勒无法忍受单独待在一个地方，他不停地在那些小屋子里走来走去，和仍留在那里的每个人谈话。他提到自己就要死了，末日即将到来了。”

在此期间，戈培尔一家搬进了地堡。戈培尔的孩子们在玩耍，为“希特勒伯伯”唱歌。

看来没有任何人怀疑希特勒打算自杀，他经常谈到自杀。每个人同样还充分意识到，玛格达和约瑟夫·戈培尔在计划结束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6个孩子：黑尔佳、霍尔德、希尔德、海德、黑达以及赫尔穆特的生命。唯一毫不知情的人，是孩子们自己。埃尔温·雅库贝克（Erwin Jakubek）是地堡里的一名侍从，孩子们告诉埃尔温，他们要通过长途飞行离开柏林。最大的孩子黑尔佳说道：“我们要打针，预防晕机。”

戈培尔太太有一颗牙齿发炎，于是从总理府下面的医院地堡里请来了牙医赫尔穆特·孔茨。他拔掉了那颗臼齿。完事后玛格达对医生说道：“孩子们绝不能活着落入苏联人的手中，如果更糟变成了最糟，而我们又出不去，那你必须得帮我。”

埃娃·布劳恩听说孔茨替玛格达拔了牙，于是提出也许他也能够帮助自己解决一些牙齿上的问题。随后，她突然想起了什么，于是对他说道：“哎呀，我都忘了，还有什么必要呢？几个小时以后，一切都将结束了！”

埃娃打算服用毒药。她拿出了一颗氰化物胶囊，说道：“就是这么简单——你只要把它咬破，一切就都结束了。”路德维希·施通普费格尔（Ludwig Stumpfegger）是希特勒的医生之一，他碰巧在场，于是说道：“那么你怎么知道它会奏效？你怎么知道里面有毒药？”这话让每个人都大吃一惊，于是大家立即拿出一颗胶囊在希特勒的狗布朗迪身上试用。孔茨说，施通普费格尔用一副镊子在狗的嘴里把胶囊夹碎，那只动物立即毙命了。

美国太平洋时区4月27日下午[23]，距柏林大约10 000公里之外的旧金山市，一个坐在打字机面前的人无意中给予了希特勒最后一次打击。他名叫保罗·斯科特·兰金（Paul Scott Rankine），是路透社的一名记者，他正在该市报道联合国组织的成立大会。那天，他从英国资讯服务(BIS)的负责人杰克·威诺库尔（Jack Winocour）那里得知，希姆莱提出要与西方盟军和谈，而威诺库尔又是直接从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那里获悉的。兰金把这份报道发了出去，在几分钟之内就在全世界传播开了。

正是这个报道，令希特勒首次了解到希姆莱的变节行为。这个消息是夜间送到他那里的，当时他正在与魏德林、克雷布斯、布格多夫、戈培尔以及戈培尔的助手维尔纳·瑙曼一起开会。按照魏德林的说法，“瑙曼被叫去接电话，没过多久他就回来告诉我们，根据斯德哥尔摩电台的德语广播，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已经开始与英美盟军最高统帅部谈判了。”

希特勒摇晃着站了起来，面如土色。“他盯着戈培尔博士看了半天，”魏德林说，“然后用谁也没法听明白的音量低声咕哝了点什么。”他似乎气得目瞪口呆。“我后来看见了希特勒，”格特鲁德·容格说，“他面色苍白，眼睛凹陷，看上去似乎失去了一切。”他确实是失去了一切。“今天晚上我们肯定得掉眼泪了。”埃娃·布劳恩告诉格特鲁德和希特勒的另外一位秘书。

希姆莱在元首地堡的联络官是汉斯·赫尔曼·费格莱因（Hans Georg Otto Hermann Fegelein）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兼武装党卫军中将，他娶了埃娃·布劳恩的妹妹，成了希特勒的连襟。他立即被怀疑参与了希姆莱的叛国行动。而费格莱因几天以前就从地堡里消失了。经过搜寻后发现他在家里，换了便装正准备离开柏林。他被送回地堡关了起来。现在希特勒得出结论，费格莱因计划离开柏林与希姆莱的叛国有密切联系。按照奥托·京舍二级突击队大队长的说法，“费格莱因受到了军事法庭的审判，在28日到29日夜间被处决了，他的大姨子拒绝替他求情。”

现在，对希特勒来说，最后的时刻显然临近了。到黎明时分，他已经口授了他的个人遗嘱和政治遗嘱，把政府大权交到了海军总司令卡尔·邓尼茨和约瑟夫·戈培尔的手中。邓尼茨任元首，戈培尔任帝国总理。他还娶了埃娃·布劳恩。“婚礼结束以后，”格特鲁德·容格回忆说，“希特勒和他的新娘坐了一个小时，和他们在一起的是戈培尔夫妇、克雷布斯将军和布格多夫将军、瑙曼博士，以及空军上校尼古劳斯·冯·贝洛。”格特鲁德·容格只和这群人一起待了15分钟，时间足以“向新人表达最美好的祝愿”。她说：“希特勒谈到了民族社会主义的结束，他现在认为，民族社会主义是不能轻易恢复的。他说，‘对我来说，死亡只是意味着从担忧和艰难困苦的生活中解放出来，我被我最好的朋友们欺骗了，我遭受了背叛’。”

在那一天，希特勒还得到了更多的坏消息。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被游击队抓获并处死，脚跟朝上倒挂着暴尸。那天晚上，希特勒向地堡里的每一个人告别。第二天，苏联人的坦克已经近到离这里只有数百米的地方，他断定那个时刻到了。他和自己的两位秘书以及素食者厨师共进了午餐，侍从埃尔温·雅库贝克记得，最后一顿饭吃的是“浇着清淡酱汁的意大利面条”。午餐后希特勒再次告别，他对格特鲁德·容格说道：“现在已经到这个地步了，结束了。再见。”埃娃·布劳恩拥抱了这位秘书，说道：“代我向慕尼黑致以良好的祝愿，把我的狐皮大衣拿去做纪念吧，我一直喜欢穿得好的人。”然后他们走进了自己的住处，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奥托·京舍在希特勒准备自杀的时候，守卫在通向其套房的接待室门外。“那是我所做过的最困难的事情，”他后来回忆道，“时间大约是15点30分或者15点40分。我尽力不动感情。我知道他不得不自杀，没有别的出路。”

当他等待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短暂的令人扫兴的事情，忧心如焚的玛格达·戈培尔突然冲到了他的面前，要求见元首。京舍没能劝阻她，于是敲开了希特勒的房门。“元首正站在书房里，埃娃不在房间里，不过在浴室里有自来水的流动声，因而我认为她是在那里。他因为我的闯入而对我非常恼火，我问他是否想见戈培尔太太。‘我一点也不想再跟她说话了。’他说道。我离开了。”

“5分钟以后，我听见一声枪响。”[24]

“鲍曼首先走了进去，我跟在希特勒的贴身侍从林格后面。希特勒坐在长沙发的一端，脸上全是血。埃娃躺在长沙发的另一端，她脱掉了鞋子，把鞋子整齐地摆放在长沙发的一头。房间里有两支枪，一支是瓦尔特PPK手枪，那是希特勒的；另一支是他始终装在口袋里的小一些的手枪。埃娃穿着一件有着白色领子和白色袖口的蓝色连衣裙，她的眼睛大睁着，房间里有一股浓烈的氰化物的恶臭味。那味道太强烈了，我觉得我的衣服此后几天都带着这种味道——不过这也可能只是我的想象。”

“鲍曼什么也没有说，但我立即走进会议室，戈培尔、布格多夫以及其他一些我现在已经记不清的人坐在那里。我说‘元首死了’。”

过了一小会儿，两具尸体都被毯子包着，放进了地堡入口不远处一个临时挖出来的浅坑里，旁边就是废弃的水泥搅拌机。尸体被浇上汽油点着了。希特勒的司机埃里希·肯普卡发现，在尸体被点着之后，“我们仍然被希特勒的存在束缚了”。地堡的进气口吸入了燃烧着的尸体的气味，把它吸进了房间里。“我们无法摆脱它，”肯普卡回忆说，“闻起来就像燃烧着的熏肉的味道。”

夜幕降临的时候，新任总理约瑟夫·戈培尔做出了就任以来的第一个重大决定：他决定尝试就城市的投降进行谈判——按照他本人的条件谈判。一条无线电信息用苏联红军的频率发了出去，要求会谈。苏联人很快就做出了回应。他们同意接待特使，并且专门指定了一个地方，让德国军官从那里通过他们的防线。

就在午夜之前，汉斯·克雷布斯上将以及魏德林的参谋长特奥多尔·冯·杜夫芬（他刚刚晋升为上校），走过了废墟，在一名翻译和两个士兵的陪同下，到达了苏军阵地。士兵接待了他们，要求验看他们的身份证件，并试图缴下他们的手枪。克雷布斯的俄语说得很流利，他严厉地说道：“一个有勇气的对手应该被允许在谈判的时候带武器。”那些苏联士兵尴尬了，最后允许他们保留随身武器。

他们被一辆小汽车送到滕佩尔霍夫区的一幢公寓楼，带进了一间小餐室。屋中的家具仍然体现出平民住处的痕迹——一条长桌子，一个靠墙的大衣柜，几把椅子，对面墙上挂着达·芬奇《最后的晚餐》石版画，屋子里还有几部野战电话机。在克雷布斯和冯·杜夫芬看来，那个地方似乎都是高级军官。由于彼此没有互致问候，苏联人也没有自我介绍，因而克雷布斯也就无从知晓坐在他对面的那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上将，他是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近卫第8集团军司令。克雷布斯更无从知晓，其他的苏联“军官”是两位战地记者、崔可夫的副官（他也是崔可夫的小舅子）以及两位翻译。[25]实际情况是，崔可夫被德国人突然提出的会谈要求搞得措手不及，没来得及把他的整个参谋班子都召集过来。

克雷布斯首先要求能够与“苏联首席谈判代表”进行私下会晤。崔可夫从他面前的盒子里取出一支长长的苏联香烟，点上后随意地挥动着，指着坐在他周围的人说：“这是我的参谋班子——这是我的军事会议。”

克雷布斯继续提出异议，但最后他还是让步了。“我的使命，”他说道，“是送交一个信息，它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性，而且属于绝密。我想让你知道，你是第一个得知这一信息的外国人，在4月30日希特勒自杀身亡了。”

对崔可夫来说这确实是新闻，但他眼睛眨都不眨地说道：“这消息我们已经知道了。”

克雷布斯震惊了。“你怎么会知道？”他问道，“希特勒刚刚在几个小时以前自杀身亡。”希特勒在29日娶了埃娃·布劳恩，她也自杀身亡了，他们的尸体被焚烧并掩埋了。他解释说，这发生在元首地堡。崔可夫再次克制住了自己的惊讶。不论是他还是苏联红军司令部里的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他们也从未听说过埃娃·布劳恩。

然后，他们开始进行艰难的谈判。克雷布斯告诉崔可夫，希特勒留下了一份遗嘱，并在遗嘱中任命了继任者。他把一份遗嘱副本递给了眼前的这个苏联人，表示当前的问题是不可能有完全的投降，因为邓尼茨——那位新任元首——不在柏林。克雷布斯提议，第一步，应该是停火或者部分投降，在那以后也许邓尼茨政府就可以直接与苏联人进行谈判。崔可夫在匆匆地给朱可夫打了电话以后，断然拒绝了这个试图分裂盟军的提案（这个决定后来又得到了莫斯科的确认）。

谈判进行了整整一个通宵。到黎明时分克雷布斯从苏联人那里得到的一切只是一个要求：这座城市立即无条件投降，加上地堡里的所有人亲自出来投降。

当克雷布斯留下继续同崔可夫谈判的时候，冯·杜夫芬冒着危险穿过战线返回，其间遭到了党卫军部队的枪击，一个苏联中校又把他拉到了安全的地方。他终于回到元首地堡后，告诉戈培尔苏联人坚持无条件投降，这令戈培尔激动起来。“这我永远，永远也不会同意！”他叫道。

由于双方都不肯让步，谈判破裂了。地堡里一片恐慌。现在，似乎在这个地区苏联人的每门大炮都直接瞄准了帝国总理府。冯·杜夫芬后来推测，这是克雷布斯泄露了地堡的位置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对那些被围困在元首地堡里的人来说，现在只有两个选择：自杀或者突围。每个人都立即开始制订计划，他们将分成数个小组离开，穿过总理府大楼以及庭园底下复杂的隧道和地堡；从那里，他们将沿着地铁系统到达弗里德里希大街车站。他们希望在那里能与一支战斗部队会合，那支部队会把他们送到北方。“一旦我们突破苏联人在施普雷河北边的警戒线，”戈培尔的助手维尔纳·瑙曼后来回忆说，“那么我们肯定能安全地朝任何方向走。”

有些人则做出了另外的选择。

戈培尔一家选择自杀。维尔纳·瑙曼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曾经试图劝阻玛格达·戈培尔，但她不为所动。现在，时候到了。5月1日，大约17点30分[26]，瑙曼正在与戈培尔以及他的妻子谈话，这时玛格达突然“站起身来，走进孩子们的房间。过了一小会儿，她回来了，面色苍白，浑身颤抖”。紧接着，戈培尔开始道别。“他对我说了几句私人的话——没有政治上的或者有关后事的话，只是说再见。”瑙曼后来回忆说。当戈培尔离开地堡的时候，他要求自己的副官京特·施韦格曼，在他死后把他和他家人的尸体烧掉。然后，在瑙曼的注视下，约瑟夫和玛格达·戈培尔缓缓地上了楼梯，进入了花园。戈培尔戴着帽子和手套，玛格达“颤抖得很厉害，几乎无法爬上楼梯”。没有人再看到他们活着。

孩子们也死了，而且是死在一个最不可能是杀手的人手里。“在约瑟夫和玛格达·戈培尔自杀前的最后一段时间里，”瑙曼说道，“只有一个人进入了孩子们的房间，而那个人就是玛格达本人。”

那些突围出去的人里面，很多人的遭遇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有些人被打死了，还有些人在几个小时之内落入了苏联人之手，希特勒的贴身警卫奥托·京舍后来作为战俘被苏联人关押了十年[27]。有些人很快成了伤亡者，比如飞行员汉斯·鲍尔（Hans Baur），他拿着希特勒送给他的腓特烈大帝的肖像画，被炮弹炸掉了一条腿，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苏联人的医院里，画像也不见了。其他人，比如马丁·鲍曼，则神秘地消失了。少数几个人确实是逃脱了，或者几乎和逃脱的结局差不多一样好——落入了英美盟军的手中。

有三个人待在地堡里，自杀了。希特勒的首席副官布格多夫上将、陆军总参谋长汉斯·克雷布斯上将，以及地堡警卫部队的弗朗茨·舍德尔（Franz Schedle）一级突击队中队长。

现在，由于别的当权者全都不在了，这座城市、城市保卫者以及城里民众安全的全部责任，就落在了一个人——卡尔·魏德林将军——的身上。眼下柏林成了一个燃烧着的浩劫之城，守军被压迫到了城市最中心的区域，在菩提树下街和威廉大街上有坦克，在整个蒂尔加滕地区和动物园里都有战斗。苏军炮兵从东西轴心大道猛轰城市。部队待在亚历山大广场和弗里德里希大街的地铁车站里，而帝国国会大厦里面正在进行激烈的战斗。魏德林发现，除了投降别无他法，不过他仍然觉得应该通知他的部下。他召集手下的指挥官们开了个会，说明了形势。“我告知他们，”魏德林说道，“在过去的24小时里发生的事件以及我的计划，最后我让他们每个人选择另外一条出路，但他们没有别的解决办法。不过，那些想要突围的人，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去尝试。”

5月2日凌晨接近1点的时候，苏联红军近卫步兵第79师收听到了一个无线电呼叫。“注意，注意，”那个声音说道，“这是第56装甲军。我们请求停火。柏林时间0点50分，我们将派出停战谈判代表到波茨坦桥，识别记号——一面白旗。等待回答。”

苏联人回答道：“明白你的意思。明白你的意思。正在把你的要求上报给参谋长。”

收到这个信息以后，崔可夫将军立即命令停火。5月2日0点50分，魏德林的参谋长冯·杜夫芬上校以及另外两名军官，打着白旗来到了波茨坦桥。他们被带到崔可夫的司令部。不久后魏德林也来了。那天晚些时候，全城各地的高音喇叭播放了魏德林的命令，宣布战事结束了。“战斗每持续一个小时，”魏德林在命令中说，“都在增加柏林的平民和我军伤员的可怕苦难……我命令立即停止战斗。”尽管零星的交火还将持续几天，但柏林之战已经正式结束了。那天下午，冒险到共和国广场的人能够看到红旗在帝国国会大厦上面飘扬。4月30日下午1点45分，当时战斗还在进行，红旗就已经在那里升起了。

尽管苏联人知道元首地堡在帝国总理府的下面，但找到它的位置还是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街上的人被拉了过来给搜索者带路，摄影师格哈德·门策尔（Gerhard Menzel）就是其中被询问的一位。他从未听说过那个地堡，不过他还是和一群士兵一起去了遭到严重破坏的帝国总理府。在迷宫般的地下室和通道里，苏联工兵用探雷器开路，每当一个房间或者走廊被探测完毕，其他士兵就把文件、档案和地图收集起来。苏联人突然送给门策尔一副他们找到的望远镜，并要求他离开。他们已经来到元首地堡了。

他们首先发现的是布格多夫将军和克雷布斯将军的尸体。这两名军官在走廊休息室里，坐在一张满是酒杯和酒瓶的长条桌面前。他们是用手枪自杀的，制服口袋里发现的身份证暴露了他们的身份。

鲍里斯·波列伏依少校是最早进入元首地堡的搜索队中的一员，他们迅速对整个地堡进行了检查。在一间墙上安装着普尔曼式卧铺床[28]的小屋子里，他发现了戈培尔一家。约瑟夫和玛格达的尸体被放在地板上。“两具尸体都被焚烧过了，”波列伏依说道，“只有约瑟夫·戈培尔的脸还能认出来。”要搞清楚他们俩的尸体是怎么到那里去的，苏联人后来还费了不少事。大概在尸体被部分火化之后，有人又把他们的尸体送回地堡里了，但苏联人一直都没有弄清楚到底是谁干的。孩子们也在那里，“看见那些孩子让人感觉糟糕透了，”波列伏依少校说道，“唯一似乎挣扎过的孩子是老大黑尔佳，她的身上有瘀伤。孩子们全都死了，但其他孩子是平和地躺在那里死去的。”

苏联医生立即检查了那些孩子。他们的嘴上有灼伤的痕迹，这使得医生们认为，孩子们先是服用了安眠药水，等睡着后再被氰化物胶囊毒死，毒胶囊是从牙齿之间塞进去的。从黑尔佳的瘀伤来看，医生们猜测在下毒的时候她醒了，于是挣扎起来，因而不得不把她按住。尸体被抬出来，送到总理府的荣誉法庭，拍照备案，并加上标签说明身份。这时波列伏依最后一次在这间死亡之屋里四下看了看，地板上丢着孩子们的牙刷，以及一管压扁了的牙膏。

一支由专家组成的特殊小队几乎立即就发现了希特勒的尸体，他被掩埋在一层薄薄的土下面。鲍里斯·谢苗诺维奇·杰利普霍夫斯基将军是一位苏联历史学家，他确信那就是元首。“尸体被烧焦得很厉害，”他说道，“但头颅却完整无缺，尽管头的后部被子弹打碎了。牙齿脱落了下来，就在头的旁边。”

不过一些疑问开始出现了。在同一个地方又发现了一些尸体，其中一些尸体也被焚烧了。“我们发现了一个穿制服的男性尸体，他的相貌与希特勒相像，”特洛普乔夫斯基说道，“但他的袜子上有缝补过的破洞。我们断定这不可能是希特勒，因为我们认为帝国元首不会穿缝补过破洞的袜子。还有一个人的尸体，他刚死不久，但尸体并没有被烧过。”

当第一具尸体放在第二具尸体旁边的时候，这两个人极为相像的事实就更令人困惑了。于是总理府的警卫和其他德国人被叫来对尸体进行辨认，但他们要么认不出来，要么不愿意辨认。几天以后，瓦西里·丹尼洛维奇·索科洛夫斯基（Vasily Danilovich Sokolovsky）大将命令对每具尸体进行牙科检查。弗里茨·埃希特曼（Fritz Echtmann）和克特·霍伊泽尔曼被找来，他们曾是在希特勒的牙医布拉施克诊所里工作过的牙科技师。埃希特曼被带到埃伯斯瓦尔德附近的菲诺（Finow），差不多位于柏林东北40公里处，他被要求画出希特勒口腔牙齿的素描图，画完以后他的询问者们便带着素描图走进了另一个房间。过了一小会儿他们回来了。“它们是相符的。”埃希特曼被告知。随后苏联人把希特勒的整个下颚和假牙上的齿桥拿给这位技师看。

克特·霍伊泽尔曼是在5月7日被找来的，她立即对下颚和假牙上的齿桥进行辨认。她和布拉施克几个月前干的活是很容易确认的。苏联人给了克特一包食品，又派人开车把她送回柏林。两天后她又被找去，这次被带到了埃尔克讷。树林中的一块空地里有排敞开的坟墓，里面的尸体清楚可见。“辨认他们。”和她在一起的那个苏联人说道。克特一下子就认出了约瑟夫·戈培尔和他的孩子们的尸体。“女孩子仍然全都穿着法兰绒睡衣，料子上印有小小的红色玫瑰和蓝色的花。”她说。玛格达·戈培尔则不见踪迹。

显然，由于她对希特勒的牙齿做了确认，克特·霍伊泽尔曼在此后的11年里一直待在苏联的监狱里，大部分时间是单独监禁。

希特勒残留的尸体又该怎么处理呢？苏联人声称就在柏林外面火化了，但他们又不说是在什么地方。他们说，他们从来也没有找到埃娃·布劳恩的尸体，尸体一定是被火完全烧光了，任何在正常情况下可用来辨认其身份的部分，都在对政府大楼的猛烈炮击中被毁灭或者炸散了[29]。

4月30日清晨，戈特哈德·海因里希正行走在指挥部的走廊里，准备永远离去的时候，一位年轻的上尉迈步走到他的面前。“将军，”他说道，“您不认识我，我一直在作战部工作。和其他人一样，我也知道您被免职了，奉命去普伦（Plön）报到。”

海因里希没有说话。

“我恳求您，”年轻的上尉说道，“不要急着去那里。”

“你想说什么？”海因里希问道。

“几年前，”上尉说道，“在施瓦本格明德（Schwäbisch Gmünd），星期日做完礼拜后从教堂走出来的人中，我经常走在乐队的后面。当时您还是少校，长官。我后来与您当时的副官非常熟悉。”

海因里希说道：“是的——隆美尔。”

“好吧，长官，”上尉继续说道，“我希望您能原谅我说的话。我不想让与隆美尔元帅相同的命运，再突然降临到您的身上。”

“你的话是什么意思？”海因里希问道，同时严厉地看着他，“隆美尔是战死的。”

上尉回答说：“不，长官，他不是战死的，他是被迫自杀身亡的。”海因里希盯着他。“你怎么会知道的？”他厉声说道。

“我是隆美尔的副官，”那个军官告诉他，“我叫赫尔穆特·朗。我恳求您，尽可能慢一点开车去普伦。这样的话，等您到那里的时候，战争大概就结束了。”

海因里希犹豫了一下，握住了朗上尉的手。“谢谢你，”他拘谨地说道，“非常感谢你。”

海因里希沿着走廊往前走着，直到出了大楼，他那规模不大的参谋班子已经在那里列队等候了。有人发出一声命令，于是全体向海因里希行军礼致敬。海因里希走到他们的面前。“我要感谢你们所有人。”他说道。将军的副官海因里希·冯·比拉上尉打开车门，海因里希上了车。冯·比拉上车后坐到了副驾驶的位置上，“普伦。”他说道。海因里希探过身来，拍了拍司机的肩膀。“我们不赶时间，慢慢开。”他说道。

第二天晚上，海因里希到达了位于普伦的兵营。当他走进房间时，一台收音机正在播音，广播突然中断了。在一阵低沉的隆隆鼓声之后，播音员宣布元首去世了，此刻的时间是5月1日晚上10点。

迪克西·迪恩斯准尉坐在他的德国看守查理·贡巴赫的旁边，两人一起听着新闻。那是很长时间以来迪克西听到过的最好的新闻。“……在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战斗中，元首在去世前战斗到最后一息。”播音员庄严地宣布。他和贡巴赫此时在劳恩堡（Lauenburg）东边的某个地方，躲在一栋房子的地下室里，就在德军战线后方。德籍房主一家人全在这里。妻子听到这个消息后泪流满面，迪恩斯克制住了自己的欣喜。尽管元首可能已经死去，但战争却还没有结束。德军战线就在前方，迪恩斯得穿越那些阵地，那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炮火很猛烈。

所有人都在这个不怎么舒服的地方安顿下来过夜。迪恩斯很快便进入了梦乡。一连几天他一直试着骑自行车穿过该地区，进入英军的防线，现在只需要一点运气，他就可能做到——只要他能够说服遇到的下一批德国兵，让他通过就行。这是迪恩斯睡着前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情。

几个小时以后，随着一阵摇动，他醒了过来。一支斯登冲锋枪正顶在他的肋骨上，一个声音说道：“嘿，伙计，站起来。”迪恩斯抬起头来，映入眼帘的是一名长相凶狠的英军士兵的脸庞，他是英军第6空降师的伞兵。当天夜间，当他们正在睡觉的时候，英军攻占了该地区。大喜过望的迪恩斯跳了起来，表明自己的身份后，他和贡巴赫被押回连部，接着先是被带到师部，然后又被送到军部。最后，他们见到了第8军军长伊夫林·休·巴克（Evelyn Hugh Barker）中将。

迪恩斯迅速说明了形势。“有12 000名英国皇家空军战俘在朝前线行军，”他急切地说道，“我们的飞机正在朝他们开火！”他让巴克中将看他把那些人留在了什么地方。将军大吃一惊，匆忙拿起电话取消了原定对这个地区进行的另一次空中打击。“现在一切都会好的，”巴克中将说道，显得如释重负，“我们会在接下来的48个小时内占领这个地区，你最好休息一下。”

“不，长官，”迪恩斯说道，“我向奥斯特曼上校承诺过我会回去的。”

巴克吃惊地看着他。“这是不是有点蠢呢？”他问道，“不管怎么说，我们到那里也就是几个小时的事情。”

但迪恩斯仍然坚持。“那好吧，”将军说道，“我给你一辆挂红十字会旗的车，这也许能让你顺利通过战线。告诉你遇见的那些德国兵，他们现在最好放弃抵抗。”

迪恩斯行了军礼。他路过参谋长办公室的时候四下张望，“我的德国看守查理·贡巴赫在哪里？”他问道。有人告诉他说：“他被送去战俘营了。”迪恩斯怒了。“没有他我就不离开这里，”他咆哮道，“我用了我的名誉做担保的。”查理被迅速送了回来。于是他们乘坐一辆缴获的梅赛德斯汽车动身了，车篷上挂着一面红十字会会旗。

两天以后，迪克西·迪恩斯与他的人一起行军抵达了英军战线。他的那些由苏格兰风笛手领头、骨瘦如柴、疲惫不堪的英国皇家空军官兵高昂着头，迈着整齐的脚步进入英军占领区的时候，人们都站着行注目礼。奥斯特曼上校和他手下的看守们现在被羁押起来，迪恩斯和他的一些难友陪同他们一起来到英国人的战俘营地门口。这两群人相向列队立正，奥斯特曼迈步向前，和迪恩斯互致军礼。“再见，奥斯特曼上校。”迪恩斯说道。“再见，迪恩斯先生，我希望我们能再次相逢。”奥斯特曼说道。然后迪恩斯重复道：“立正！”随后奥斯特曼和他手下的看守们齐步走进了英国人的战俘营大门。当查理·贡巴赫走过去的时候，他还挥手致意。

致命的火力毫不留情地从四面八方射来。布塞四处走动，朝他的手下大声吼叫着：“站起来！继续前进！只剩下几公里了！温克正等着我们！”布塞太疲倦了，不但弄不清现在是几点，甚至连今天是星期几都不知道。第9集团军一直朝着温克所部的方向攻击前进，仿佛打了几个星期一样。弹药所剩无几，火炮全丢光了，只剩下一些迫击炮，仅存的几挺机枪也基本上打光了子弹。无论布塞往哪里看，映入眼帘的都是处于崩溃之中、无法继续前进的人们。他和军官们倾尽全力，才能让他们继续向前走。而加入行军队列的成千上万的难民，使得本已很麻烦的情况变得更加复杂。食品短缺，甚至连他自己的部下也没有足够的食品。

温克可能就在几公里以外的地方，但苏联人的抵抗仍然十分顽强。布塞把剩下的最后一辆坦克召了过来，他一直保留着这辆坦克，等的就是这个时刻。他要沃尔夫·哈格曼（Wolf Hagemann）中将率先冲出去。哈格曼跳进坦克，告诉驾驶员加速。坦克奋力前进，轰鸣着越过了一条壕沟和崎岖不平的地面。突然间哈格曼看见苏联军队在他们面前四散逃走了。他四下张望，寻找可以用来射击的东西。车载机枪没有子弹了，他抓起一支冲锋枪开始朝撤退的苏军士兵连续射击。

随后，他听见了从另一个方向传来的枪炮声——是从苏联人的背后传来的，那是温克的部下！这个会合来得太突然了，结果谁都没能真正记住这事后来是怎么结束的。精疲力竭的人们只是彼此倒在对方的怀里。温克和布塞会合了。

“第9集团军的人太疲惫了，消耗太大了，状态糟糕透顶，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温克后来回忆道。当他站在那里查看队伍的时候，有个人离开队列朝他走来。出现在温克眼前的是一个眼窝深陷、蓬头垢面、胡子拉碴的军人。几乎直到那人走到他眼前，温克才认出来这是特奥多尔·布塞上将。他们无言地握着手，随后温克开口说道：“感谢上帝，你到这儿了。”

5月7日，这两个集团军又回到了易北河畔，有10万多人渡河来到西岸，当了美国人的俘虏。布塞的部队原先有20万人，只有4万人幸存了下来。

德国新闻机构越洋新闻社发出的最后一个消息，是用法语发出的，内容是“Sauve qui peut”——各自逃命吧。柏林人接受了这个提议。坦克、部队、婴儿车、汽车、马车、人员运输车、自行火炮，骑马的人，成千上万步行的人，他们通过那些通向施潘道区的桥梁，蜂拥着离开柏林。这场规模庞大的集体大逃亡一直持续了很多个小时。投降书可能已经签字了，但射击仍然在继续，逃亡者尽全力逃跑。逃亡中的德国人偶尔会遭到炮击，很显然，北边和南边的苏联炮兵尚未接到停火命令。

年轻的布丽吉特·韦伯乘坐由她岳父的司机驾驶的汽车，从柏林出发时她穿着毛皮大衣，脚下放着一篮子祖传的银器。后来汽车被前往施潘道区的人流挤得动弹不得，短短几公里路花了十个半小时。她最终不得不放弃汽车，就像成千上万的其他人一样，步行向西跋涉。

16岁的阿里贝特·舒尔茨吃惊地发现，他又再次见到了那名党卫军的官方刽子手。在一个急救掩蔽所里，舒尔茨就躺在那个红头发的家伙旁边。瘦高个的党卫军射手的胃部被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痛苦地尖叫呻吟了16个小时才死去。

当挤满了道路的庞大人流向着那些桥梁移动的时候，炮弹不时地在人群之中落下。希尔德加德·潘策尔与库尔特·阿赫上尉一起逃亡，阿赫帮助她领着两个孩子，9岁的沃尔夫冈和5岁的黑尔佳。她与这双年幼的儿女在人流中挤散了，她再也没有见到他们。据估计，在这场疯狂的集体大逃亡中，总共约有2万人死去或受伤。

最后，炮弹不再落下，难民们把枪炮声留在了身后。他们继续走了一段路以确保这一点，然后都躺倒在地。男人、女人和孩子在哪里倒下，就在哪里睡着了——田野里，沟渠里，空屋子里，废弃的车辆里，道路的路肩部，甚至就在道路上。他们现在安全了，最后一役结束了。

“阿布！阿布！”海因里希·施瓦茨在遭到可怕破坏的动物园里四处走着。他想，现在什么都没有留下，动物园永远也不会再成为原先的样子了。死亡的动物和瓦砾到处都是。他朝池塘走去，一路上叫着“阿布！阿布！”

一阵拍打翅膀的声音传来，在空了的池塘的边上，那只罕见的鹳“阿布·马库博”正单腿站立，看着施瓦茨。他绕过池塘，抱起这只鸟。“一切都结束了，阿布，”施瓦茨说道，“一切都结束了。”他抱着这只鸟离去了。

安茨慢慢地从维尔默斯多夫区的地下室里走了出来，这是自4月24日以来，她第一次来到阳光之下。街道上出奇地安静，“一开始，由于不习惯亮光，我眼前全是黑圈，什么也看不清。接下来我四下张望，阳光明媚，春天来了，树开花了，微风轻柔。即使在这个备受折磨的垂死的城市里，大自然也带回了生命。在此之前没有什么东西曾触动过我，所有的情感都死去了。但当我眺望着远处的公园，看着那儿已经到来的春色，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自从这一切开始以来，我第一次哭了。”

[1] 柏林（Berlin）的首字母是B，所以“大B”即指柏林。

[2] 集团军级支队（Armeeabteilungen），是德军中高于军级，低于集团军级的一种部队临时特殊编制，一般只存在几个月时间就会整编掉，其间所辖的部队会根据战况需要随时变动。

[3] 现有资料可以确认，此人的名字叫恩斯特·克特尔（Ernst Kaether），曾经获得骑士铁十字勋章。

[4] 此处原文写的是提拔为少将跳过了准将，但英美国家为了和德军军衔对等，将德军中将军衔对应翻译成英美国家的少将军衔，将德军少将军衔对应翻译成准将军衔。然而根据德语直译的话，德国陆军中并无准将军衔，因此校译时保留了德语军衔的直译。

[5] 所谓的希特勒亲自指挥也只是挂名，他让埃里希·巴伦费格（Erich Bärenfänger）少将给他当副手，不到一天就把柏林卫戍司令的职务交给了魏德林。巴伦费格后来只负责指挥A防区等地的战斗，此人并非无名之辈，在营长的职务上曾获得过双剑银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德军中第45位获得者），年仅30岁就成了德国陆军中最年轻的少将，德国投降后他于5月2日自杀身亡。

[6] 耶和华见证会，19世纪70年代初由查尔斯·塔兹·罗素在美国创立的一个基督教教派，认为“世界末日”在即，主张个人与上帝感应交流。这里的拒服兵役者，就是由于宗教信仰，而不积极参与任何有关战争行动的人。

[7] 在海因里希的战争日记里，所有的电话交谈内容都用速写逐字记了下来，其中有一条令人吃惊的内容：“4月21日12点30分，布塞对海因里希说：‘刚刚得到消息，第56装甲军昨晚在没有得到明确命令的情况下，从霍珀加滕移驻奥林匹克村，要求逮捕……’”谁也不知道布塞是从哪里得这份情报的，但这份情报是错误的，奥林匹克村位于柏林西边的德伯里茨，而魏德林则在城市的东郊作战。——原注

[8] 约德尔曾彻底研究了“日食行动”的文件，他确信，温克向东大举猛攻不会受到美国人的阻碍，他相信美国人在易北河就永远停止前进了。——原注

[9] 另外15具尸体在3个星期以后被人发现，阿尔布雷希特·豪斯霍费尔的手里仍然攥着他在狱中写下的几句十四行诗。其中一句是：“当时光被疯狂引导的时候，他们就是被绞死的最好的头颅。”——原注

[10] 此处原文写的是57岁，但迪特马尔出生于1891年，1945年时应该是54岁。

[11] 显然伦敦在收到维贝格提交的报告之后，还没来得及把它传达出去。——原注

[12] 有两项业务没有间断，始终继续着：一是波茨坦气象台做的气象记录，在整个1945年一天都不缺；二是该城17家啤酒厂中的11家——根据政府法令，它们从事的是“必需性”生产——在持续生产啤酒。——原注

[13] 圣阿格尼丝（Saint Agnes，291—304），基督教敬奉的童贞女和殉道者，生活于公元4世纪初的罗马。传说阿格尼丝貌美，约13岁时自称除耶稣外别无所爱，矢志不嫁。罗马皇帝戴克里先迫害基督教徒时，阿格尼丝以身殉教。

[14] 本书作者记得，1944年在诺曼底，两个穿着德军制服的被俘士兵给美军第1集团军情报部门的审问者带来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当时本书作者也在场，那问题是谁也不听懂他们的语言。这两个人都被送到了英国，在那里人们发现他们是西藏牧民，被强抓壮丁加入了苏联红军，在东线被俘后又再次被强抓壮丁加入了德军。——原注

[15] 卡累利阿（Karelia），苏联自治共和国，与芬兰接壤。

[16] 约阿希姆·利普希茨最终成为西柏林最著名的官员之一。1955年他当上了西柏林政府的内务局长，掌管该城的警察部队。一直到1961年去世以前，他一直是东德共产党政权的死敌。——原注

[17] 原文错写成柏林东北方。

[18] 这个骑马的苏联人名叫艾特卡利亚·阿利别科夫（Aitkalia Alibekov），来自哈萨克斯坦，隶属于苏联红军近卫第5集团军近卫步兵第34军近卫步兵第58师175团。

[19] 瓦尔特·戈尔巴赫少将是消防局局长，按照他的命令，在22日离开的一些消防车又被派回了城里。按照战后报道的说法，戈培尔之所以命令把那些消防车运出柏林，是为了不让它们落入苏联人之手。戈尔巴赫听说由于他撤销了戈培尔的命令，将会被逮捕，于是试图自杀，但自杀失败。他脸上受伤，血流不止，被党卫队带出去处决了。——原注

[20] 她们都活了下来，一名医生抢救及时，保住了她们的命。——原注

[21] 圣卡尼修斯（Peter Canisius , S.J.，1521—1597），荷兰耶稣会天主教牧师。他在德国、奥地利、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瑞士的新教改革期间对天主教信仰的大力支持而闻名。在新教改革后，德国天主教会的恢复主要归功于他领导的耶稣会的工作。他在天主教会中被尊为圣人，也是教会博士。他最有影响的著作是《三重教理回答》，对天主教教理进行了明晰的说明。

[22] 全球电影股份公司（Universum Film-Aktiengesellschaft），德国电影制片公司，成立于1917年12月18日。默片时期该公司的影片在艺术上是最突出的，技术上也是最优良的，拥有当时世界上设备最好、最现代化的摄影棚，至今仍为制片中心。

[23] 此处原文写的是4月29日，考虑到旧金山与柏林有9个小时的时差，既然希特勒是在柏林时间4月28日夜间收到这个消息的，再加上转发消息的时间，那么记者发稿的时间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4月29日，只可能是27日。

[24] 战争结束之初，关于希特勒自杀时的“门外听到一声枪响”的说法广为流传，这种说法基本上源于希特勒的司机埃里希·肯普卡最初的证词。但多年后肯普卡承认，希特勒自杀时他根本不在地堡内，而是在地堡外的地面上准备汽油。当时在门外的奥托·京舍和阿图尔·阿克斯曼日后都表示没有听到枪声，因为从希特勒自杀的房间到走廊之间有两道密封的能够防火防毒的门，自然也能隔音。京舍在70年代接受历史学家采访时明确否认了听到枪声，并说自己战后被苏联关押的十年间受到了多次讯问和诱供，要他承认那一枪是他对着希特勒打的。

[25] 和那两位记者一起被崔可夫召来开会的，有来访的苏联作曲家马特维·伊萨科维奇·布兰特（Matvei Isaakovich Blanter），作为著名歌曲《喀秋莎》的曲作者，他是被斯大林派来的，要求他写出一部纪念柏林战役胜利的交响乐。那两位记者问将军那位作曲家怎么办时，崔可夫说“把他带来吧”。可是当布兰特到来的时候却穿着便装，显然无法冒充苏联军官了。他被匆匆推进毗邻会议室的一个衣橱里，在随后的会议期间他基本上就待在那里。就在客人们要离开的时候，他由于缺氧而昏厥，一跤跌落房内，令德国人大吃一惊。——原注

[26] 玛格达毒死6个孩子的具体时间，不同的资料有不同的说法。本书原文写的是20点30分，但根据詹姆斯·P.奥唐奈所著的《希特勒暗堡》（The Berlin Bunker）一书的记载，20点30分左右是戈培尔夫妇自杀的时间，18点30分左右阿克斯曼来到地堡与戈培尔夫妇话别，几个人聊天至19点左右，而此时孩子们已经被毒死了。从时间上向前倒推的话，玛格达毒死孩子的时间应该是在17点30分左右，而且奥康奈书中记录戈培尔夫妇走出暗堡去地面自杀的过程中，瑙曼并不在场，目送着夫妻俩朝通向院子的楼梯走去的人，是戈培尔的副官京特·施韦格曼和另外两人。

[27] 原文写的是关押了12年，但奥托·京舍获释是在1955年，他先是回到了东德，1956年下半年去了西德。

[28] 普尔曼式卧铺床，指19世纪美国发明家乔治·M.普尔曼（George M. Pullman）设计的豪华型列车车厢，装有舒适的卧铺或座椅。

[29] 本书作者认为，苏联人对埃娃·布劳恩不感兴趣，因而没有真正下功夫去辨认她的尸体。苏联人对希特勒死亡的第一次确认是在1963年4月17日，由瓦西里·索科洛夫斯基元帅向本书作者和约翰·埃里克森教授做出的，那已经是事件发生的18年之后了。——原注

伤亡小记

即使在20年以后，也没有人能肯定地说出柏林战役期间平民的伤亡数是多少。至今仍然有尸体在废墟中、花园里和公园里被发现，那是在战斗期间被匆匆埋葬的；还有尸体在集体坟墓里被发现。然而，根据统计，大概有10万平民死于这场战役。至少有20 000人因心脏病发作而死，大约6 000人自杀，其余的不是直接死于炮击或者巷战，就是负伤后伤重不治。那些在最后几天里逃离柏林然后死在德国各地的人，从来也没有得到过精确统计。如果说仅仅死于轰炸的人起码有5.2万的话，那么总的数字就上升到15万人以上，这还不包括受伤的人。

有多少人遭到了侵犯？没人知道。我从医生那里得到的估计是2～10万人。堕胎得到了默许，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谁也不愿意统计甚至猜测到底有多少人堕胎了。

至于德国军队的伤亡数字，就像平民的伤亡情况一样，没人知道确切数字。令这个问题复杂化的是，实际上他们被包括进了德国总的战争伤亡数字里，因而要说出有多少人是在柏林阵亡的就不大可能了。苏联人对他们的伤亡人数非常确定。苏联国防部官方说，从强渡奥得河的战斗直至最后攻克柏林，他们有“超过10万人阵亡”。在我看来，那个数字似乎很高，但也可能被故意夸大了，为的是让胜利引人注目。另一方面，科涅夫元帅告诉我，单是他的部队，“在从奥得河到柏林的整个战斗中，以及我的南翼向易北河挺进的过程中……就有15 000人阵亡”。这样一来，朱可夫和科涅夫的军队加在一起，在攻克柏林的过程中仅阵亡就有10万人。奇怪的是，美军第12集团军群指挥官奥马尔·N.布莱德雷将军曾经提醒艾森豪威尔，他要是试图攻克德国首都的话，很可能蒙受10万人的伤亡，不过布莱德雷说的是阵亡、受伤和失踪人员的总数。

作者致谢

本书的写作材料，主要来自参与者本人——盟军的官兵、与盟军作战的德军部队，以及在战役中幸免于难的柏林人，总共有2 000多人为本书提供了材料。从1962年开始，在为期3年的时间里，大约有700个人提供了书面材料，或者接受了采访。他们给了我各种各样的收藏品，从日记到地图，从个人的叙述到珍藏的剪贴簿，不一而足。这些人的名字出现在本书“战后幸存者名单”一节中[1]。

亲历者们提供的材料，又被安置在根据美国、英国、苏联和德国的资料所勾勒出来的军事框架之内。我获得了部队的战后报告、战争日记、师史、情报总结和审讯报告，还对那个时期关键的军事人物和政府人物进行了采访，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把自己的档案、文件和笔记交付于我。仅搜集到的资料累计填满了十个文件柜，所包含的信息五花八门，比如战役开始前柏林的大型储气罐中的燃料数量，甚至包括罗科索夫斯基元帅戴的手表里面有一块罗盘。

许多人在这个项目上提供了帮助。要是没有《读者文摘》的莉拉和德威特·华莱士（DeWitt Wallace）的话，这个项目根本就不可能开始，华莱士夫妇把他们机构的巨大研究资源提供给我使用，并报销了我的许多费用。我谨对我的朋友霍巴特·刘易斯（Hobart Lewis）表达敬意，刘易斯是《读者文摘》的总裁兼执行主编，他的不懈努力使本书面世成为可能。我还想对《读者文摘》驻美国和欧洲的编辑部的朋友们表示感谢，他们搜集了研究资料，采访了数十位参与者。如果只是单单挑选出某些人来，那是不公平的，因而我想以各个编辑部中人物的姓氏字母先后为序，报出他们的名字。柏林编辑部：约翰·弗林特（John Flint）、黑尔佳德·克拉默（Helgard Kramer）、苏珊娜·林登（Suzanne Linden）、露特·韦尔曼（Ruth Wellman）。伦敦编辑部：希瑟·查普曼（Heather Chapman）、琼·艾萨克斯（Joan Isaacs）。纽约编辑部：格特鲁德·阿伦德尔（Gertrude Arundel）、尼娜·乔治斯—皮科（Nina Georges-Picot）。巴黎编辑部：于尔叙拉·纳卡什（Ursula Naccache）、约翰·D.帕尼察（John D. Panitza，欧洲首席记者）。斯图加特编辑部：阿尔诺·亚历克西（Arno Alexi）。华盛顿编辑部：布鲁斯·李（Bruce Lee）、朱莉娅·摩根（Julia Morgan）。

我因为获准在历史档案馆里进行研究而必须感谢美国国防部。我尤其想对军事历史中心办公室主任哈尔·C.帕蒂森（Hal C. Pattison）准将及其同事所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玛格达·鲍尔（Magda Bauer）、德特马·芬克（Detma Fincke）、查尔斯·冯·吕蒂肖（Charles von Luttichau）、伊斯雷尔·威斯（Israel Wice）、汉娜·蔡德里克（Hannah Zeidlik），以及厄尔·齐姆克（Earl Ziemke）博士——他们都把时间和帮助给予了我和我的同事。我还感谢“二战录音部”的主任谢罗德·伊斯特（Sherrod East），他允许我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对录音进行日复一日的研究。录音部里的其他人也同样友善：资料组的主任威尔伯·J.奈伊（Wilbur J. Nigh），以及他的同事洛伊丝·奥尔德里奇（Lois Aldridge）、莫顿·阿珀森（Morton Apperson）、约瑟夫·埃弗里（Joseph Avery）、理查德·鲍尔（Richard Bauer）、诺拉·欣肖（Nora Hinshaw）、托马斯·霍曼（Thomas Hohmann）、希尔德雷德·利文斯顿（Hildred Livingston）、V.卡罗琳·穆尔（V. Caroline Moore）、弗朗西斯·鲁布赖特（Frances Rubright），以及黑兹尔·沃德（Hazel Ward）。与这个小组一起紧密合作的是朱丽叶斯·怀尔德斯托瑟（Julius Wildstosser）博士，她完成了艰苦的工作，替我和我在《读者文摘》的同事们检查了几米长的微缩胶卷，并翻译了几千份德国文件。

我尤其感谢前总统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阿拉曼子爵伯纳德·劳·蒙哥马利元帅；奥马尔·N.布莱德雷上将；中将弗雷德里克·摩根爵士；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上将；威廉·H.辛普森上将；詹姆斯·M.加文中将；黑斯廷斯·伊斯梅勋爵；中将布赖恩·霍罗克斯爵士；斯特朗勋爵；大使威廉·埃夫里尔·哈里曼；大使福伊·D.科勒；大使戴维·布鲁斯；大使查尔斯·波伦；艾德礼伯爵；安娜·罗森堡·霍夫曼太太；少将弗朗西斯·德甘冈爵士；迈尔斯·登普西爵士；伊夫林·巴克中将；刘易斯·莱恩少将；罗纳德·弗雷德里克·贝尔彻姆少将和菲利普·E.莫斯利教授。这些人以及许多其他美英官员和外交家，都帮助我理解那个时期的军事和政治上的背景，并且阐明了英美盟军无法继续向柏林挺进的原因。

感谢苏联政府，承蒙他们允许，我从他们国防部的档案中看到了此前尚未披露出来的文件、命令、审讯报告以及其他文件。在许多问题上，我们一向无法取得一致观点，而且我的方法也并非总是那么富于外交手腕。然而我却发现，对苏联军方持直言不讳而又坦诚的态度，也得到了他们同样直言不讳而又坦诚的回报。例如，有关在柏林发生的性侵问题，美国国务院和英国外交部的某些官员对我指出，若是提出这个问题，那就是不讲外交策略。约翰·F.肯尼迪总统不同意那种看法。在我动身前往苏联之前，他对我讲话的大意是，苏联人大概一点也不在意，因为他们从本质上讲是做交易的老手。他觉得我应该直言不讳，“把话摆在桌面上”。我这样做了，而苏联当局也直言不讳地做出了回应。然而，还是有一些令人尴尬的时刻。尽管我受到了赫鲁晓夫政府的邀请，前往进行我的研究，但莫斯科机场的边防警察却试图截下苏联国防部送给我的文件。那些苏联红军军官，科涅夫、罗科索夫斯基、索科洛夫斯基和崔可夫诸位元帅，他们是亲切和蔼的榜样，慷慨地为我提供了他们的时间和资料，我采访的其他苏联军方人士同样如此。之所以能够建立起这样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在那次旅行中的同事——曼彻斯特大学的约翰·埃里克森教授，他在语言学上的能力以及在苏联事务上的专业知识被证明是非常宝贵的。

在德国，波恩市政府新闻与信息部的格拉夫·施魏因茨博士为我大开方便之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委员会主席阿道夫·霍伊辛格上将写了几十封介绍信。特奥多尔·冯·杜夫芬上校是柏林最后一任卫戍司令卡尔·魏德林上将的参谋长，他花了几天时间和我一起重温了这最后一场战役。瓦尔特·温克上将、特奥多尔·布塞上将、马丁·加赖斯上将、埃里希·德特勒夫森少将、赫尔穆特·雷曼中将、哈索·冯·曼陀菲尔上将、马克斯—约瑟夫·彭泽尔中将、弗里德里希·西克斯特（Friedrich Sixt）中将、费利克斯·施泰纳党卫军上将、布克哈特·米勒—希勒布兰德中将、古斯塔夫·克鲁肯贝格（Gustav Krukenberg）党卫军少将、汉斯·雷菲尔上校、汉斯·奥斯卡·韦勒曼上校以及路易丝·约德尔太太。他们全都以每一种可能的方式，帮助我把柏林战役以及柏林最后的日子重新勾画出来。

还有许多人，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提供了帮助。位于慕尼黑的苏联研究所副顾问莱昂·J.巴拉特（Leon J. Barat）；柏林广播电台的总编罗尔夫·门策尔（Rolf Menzel）；德国军队档案馆的迈尔·韦尔克（Meyer Welcker）中校；柏林《晚报》（Der Abend）的主编弗兰克·E.W.德雷克斯勒（Frank E.W. Drexler）；位于柏林的美军占领区电台（RIAS）负责人罗伯特·洛克纳（Robert Lochner）；《巴黎竞赛画报》（Paris Match）的雷蒙·卡蒂埃（Raymond Cartier）；慕尼黑现代历史图书馆的尤尔根·罗韦尔（Jurgen Rohwer）博士；柏林市档案馆的阿尔布雷希特·兰珀（Albrecht Lampe）博士；德国老兵组织WAST的卡尔·勒德尔（Karl Röder）、卡尔·约翰·维贝格；战俘营前战俘全国联谊会的马塞尔·西莫诺（Marcel Simonneau）；西格贝特·莫恩出版社的迪特尔·施特劳斯（Dieter Strauss）博士。我谨向他们以及诸多其他朋友，致以我最诚挚的感谢。

最后，因为本书故事中的德国一面，我要把我的感谢留给戈特哈德·海因里希大将。在为期3个月的时间里，我们进行了无数次的采访和交谈。他再次在战役的每个阶段投入作战了！他让我使用他的个人笔记、文件和战争日记。尽管他疾病缠身，却总是慷慨地把时间给予我。要是没有他的话，我认为这本书就不可能写出来。我当作家有二十来年了，很少遇见具有这样的尊严和荣誉的人，也很少遇见在细节记忆上这样精确的人。

该如何感谢那些在写作过程中支持我的人呢？我亲爱的妻子做了校对，编了索引，进行了编辑和重写，与此同时，又在漫长的研究和写作的岁月中照料着我们的家庭。我的好朋友和最严厉的批评家杰里·科恩（Jerry Korn），他尖锐的编辑铅笔在稿纸上是如此才华横溢地移动着（不过在本页书稿上他不会有这个机会了）。我非常宝贵的秘书“霍蒂”·范特雷斯卡（‘Horty’Vantresca）和芭芭拉·索耶（Barbara Sawyer），她们不停地打字，把文稿归档，接电话，并且支持了我们所有人。苏珊与查利·克利夫斯（Charlie Cleaves），我什么时候需要他们，他们就什么时候出现。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的彼得·施韦德（Peter Schwed）和迈克尔·科达（Michael Korda），他们与海伦·巴罗（Helen Barrow，产品经理）、弗兰克·梅茨（Frank Metz，美术总监）、伊芙·梅茨（Eve Metz，版面设计），以及索菲·索金（Sophie Sorkin，编辑部主任），他们全都容忍了我那些难以达到的要求。拉斐尔·帕拉西奥斯（Raphael Palacios），他一丝不苟绘制的地图，以及他的幽默感超出了任何作者所能怀有的希望。泛美航空公司的戴夫·帕森斯（Dave Parsons），他在欧洲各地运送着成箱的研究资料且一件未少。我的朋友比利·科林斯（Billy Collins）和罗伯特·拉丰（Robert Laffont）——他们是我在英国和法国的出版商——为了这本书等待得太久，几乎就要“密切注视瑞恩”了。我的律师保罗·吉特林（Paul Gitlin），他的帮助、指导以及冷静是非同寻常的。我的代理玛丽·舍贝克（Marie Schebeko，在法国）和伊莱恩·格林（Elaine Greene，在英国），她们通过工作、勇气、支持和信念帮助我。所有这些帮助过我的人，我向他们表示诚挚深切的谢意。

[1] 英文原著附有“战后幸存者名单”，列举了亲历柏林战役又为本书提供了材料的所有人的名单。首先是盟军的名单，然后是和盟军较量的德国军人的名单，最后是在1945年3月到4月住在柏林及其周边的平民。中文版翻译时略去，有需要者可以向出版方索取。——编者注

平民

除了特别注明之外，所有的照片均来自本书作者的私人收藏

送奶工里夏德·波甘诺夫斯卡，拍摄于1945年。

送奶工里夏德·波甘诺夫斯卡的马车和两匹马——莉萨和汉斯。“不过现在，波甘诺夫斯卡每天也开始留意那些能够帮助他‘不泄气’的迹象。”

罗伯特·科尔布和英格博格·科尔布，拍摄于1945年

位于施潘道区的科尔布家。“战争，将会与我们擦肩而过。”罗伯特告诉英格博格。可战争并不会从他们身边走过，第一个迹象就是，一个部队野战厨房就在他们家的门前停了下来

阿图尔·莱克沙伊特博士，那座内部遭到损毁的梅兰希通教会教堂的福音派本堂牧师。“当炸弹在克罗依茨贝格区各处爆炸的时候，附近的乌尔班医院里心存怀疑的病人以及在毗邻的地下室里躲避的人们，都听见了梅兰希通教堂里的风琴奏出的那首古老圣歌：‘发自内心最深处的需要，我向你哭泣。’”

卡尔·约翰·维贝格，这个比德国人还德国人的瑞典人，是一名盟军间谍

达勒姆宗教会所的修女院院长库内贡德斯。达勒姆宗教会所是圣心修女院开办的孤儿院和弃婴收养院

1945年，埃尔娜·森格尔（中）和他的儿媳及孙辈们在一起。“诚心诚意地去相信，就意味着愚昧、盲目……但是……我们要待在柏林。要是每个人都像邻居们那样逃走的话，敌人就会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尤利亚妮·博赫尼克，拍摄于1945年。“我看到第一双苏联人的靴子时就自行了断。”一个朋友向她吐露道

皮娅·范赫芬，她在一个里面有东方地毯的华丽的避难所等待着结局

希尔德加德·拉杜施和埃尔泽·克洛普奇。希尔德加德是共产党员，上了纳粹的“通缉”名单，她热切期盼着苏联红军的到来

布鲁诺·扎日茨基（左二），与进入村子的苏联人在一起。他患有严重的胃溃疡，几乎不能吃饭，但他老是说红军到来的那天他的病就会痊愈，他很确信这一点

赫伯特·科斯奈伊

库尔特·科斯奈伊

赫尔穆特·科茨上尉，他同赫伯特·科斯奈伊一样，作为7月20日行刺希特勒密谋的同犯等候被处决

科茨与他的未婚妻尤塔·佐尔格在一起。尤塔同样被捕入狱，科茨在战争的最后日子里被释放，后来娶了尤塔

莱尔特街监狱

卢茨·黑克博士，动物园园长，他是赫尔曼·戈林的朋友。这是黑克博士1945年时拍摄的照片

瓦尔特·文特（与海因罗特博士在一起），文特负责饲养动物，当战斗在动物园内外进行时，他幸免于难

古斯塔夫·里德尔，狮子饲养员，他被迫杀死自己饲养的动物，但又发现有些狮子的“肉挺好吃”

卡塔琳娜·海因罗特博士与她的宠物猴子在一起，海因罗特博士后来当上了动物园园长

1965年的克特·赖斯·霍伊泽尔曼

克特与胡戈·布拉施克教授为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做手术。她知道一个保守最为严格的秘密——希特勒的下落

德军

维斯瓦集团军群指挥官，戈特哈德·海因里希大将

海因里希（左）与本书作者在一起

身着羊皮大衣的海因里希

海因里希的参谋长伊福—蒂洛·冯·特罗塔少将

马克斯—约瑟夫·彭泽尔中将，防御专家，他发现柏林的城防“完全徒劳”

柏林卫戍司令赫尔穆特·雷曼中将，他在测试一支意大利步枪

雷曼的参谋长汉斯·雷菲尔上校

约德尔太太，拍摄于1945年

1965年的约德尔太太

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大将与妻子在结婚日的合影，拍摄于1945年3月7日

海因茨·古德里安大将，1944年出任陆军总参谋长。“我们所处的混乱局面是万分荒谬的”。这张照片拍摄于1940年5月，当时古德里安正指挥第19摩托化军的先头部队挺进英吉利海峡

古德里安的情报处长赖因哈德·格伦少将，战后任西德联邦情报局局长，这是他为人所知的唯一一张照片

瓦尔特·温克装甲兵上将，希特勒对他匆匆组建的第12集团军寄予了最后的希望。左图拍摄于1945年，右图拍摄于1965年

党卫军将领费利克斯·施泰纳党卫队副总指挥兼武装党卫军上将，“施泰纳集团军级支队”指挥官（照片拍摄于1965年）。他得到的命令是拯救柏林，解救元首

特奥多尔·冯·杜夫芬上校，左图拍摄于1945年，右图拍摄于1965年，右图为本书作者拍摄。冯·杜夫芬是第56装甲军军长卡尔·魏德林炮兵上将的参谋长，起初希特勒曾下令枪毙魏德林，后来又任命他为新的柏林卫戍司令。1945年5月2日，魏德林和冯·杜夫芬率柏林卫戍部队向崔可夫投降

这张苏联人拍摄的照片意在表现投降后的魏德林，估计是摆好姿势拍摄的，因为实际的投降仪式发生于滕佩尔霍夫区的一幢房子里，而不是在一座地堡里

第9集团军指挥官特奥多尔·布塞步兵上将，左图拍摄于1945年，右图拍摄于1965年

第3装甲集团军指挥官哈索―埃卡德·冯·曼陀菲尔装甲兵上将。“我们有一支幽灵组成的军队。”

第56装甲军的炮兵指挥官汉斯―奥斯卡·韦勒曼上校。他说到处都有士兵“像疯子一样狂奔”

第12集团军参谋长京特·赖希黑尔姆上校，分别拍摄于1945年与1965年。1965年的照片为本书作者拍摄

赫尔穆特·朗上尉（站在隆美尔的背后，照片拍摄于1944年），在战争结束前的几个小时里，他给海因里希送去了消息，让他当心

第9集团军的沃尔夫·哈格曼中将

维利·费尔德海姆，作为一名希特勒青年团员参加了柏林的战斗。右上图拍摄于1945年，时年15岁。左上图是他在战俘营里待了两年被苏联人释放后拍的。下图是1965年的他，为本书作者拍摄

保卫柏林的“士兵”，年龄在12～15岁，这是他们被俘后的留影，照片是苏联人提供给本书作者的。

人民冲锋队员，即国民军成员，他们中有些人已经70多岁了

勃兰登堡门前的一个罕见景象，巨大的伪装网罩像雨伞一样遮盖在城市的各个角落，用来对付为空袭做准备的侦察机

满地瓦砾的蒂尔加滕区，背景是国会大厦

盟军

盟军高级指挥官的会晤。从左到右：索科洛夫斯基大将、罗伯特·墨菲、蒙哥马利元帅、朱可夫元帅、艾森豪威尔五星上将、法国的柯尼希中将

美军第9集团军指挥官威廉·辛普森中将正与蒙哥马利元帅交谈。在蒙哥马利的左后侧不是很显眼的位置上，站着奥马尔·布莱德雷上将，他是美军第12集团军群指挥官。蒙哥马利后面是陆军元帅艾伦·布鲁克爵士，他是英军总参谋长

小乔治·S.巴顿中将，美军第3集团军指挥官

考特尼·霍奇斯中将，美军第1集团军指挥官

加拿大第1集团军指挥官亨利·格雷厄姆·克里勒上将，与蒙哥马利在一起

詹姆斯·莫里斯·加文（右），38岁的美军第82空降师师长，奉命做好在柏林空投的准备。他与英军第2集团军指挥官、中将迈尔斯·邓普西爵士一起讨论他的计划，拍摄这张照片时他仍是准将

雅各布·德弗斯上将，美军第6集团军群指挥官

艾萨克·戴维斯·怀特少将，美军第2装甲师师长。“没有一个该死的步兵师能打败我杀奔易北河的人马。”

雷蒙德·斯托林斯·麦克莱恩少将，美军第19军军长，他预计将“在渡过易北河6天之后”到达柏林

罗伯特·昌西·梅肯少将，号称“痞子马戏团”的美军第83步兵师的师长

保罗·艾尔弗雷德·迪斯尼上校，美军第67装甲团团长。“下一个目标是哪儿？”“柏林！”迪斯尼太太供图

亚历山大·罗素·博林少将，美军第84步兵师师长。“亚历克斯，一直往前冲，……不要让任何人挡住你的步伐”

悉尼·雷·海因兹准将，美军第2装甲师B战斗群指挥官，于1945年3月获法国荣誉军团勋章。

詹姆斯·弗朗西斯·霍林斯沃思少校，美军第67装甲团2营营长，师长艾萨克·怀特少将正在给他颁发银星奖章。他把34辆坦克排列成行，下达了一个在现代战争中很少听到的命令：“冲啊，骏马！”

三巨头在德黑兰

美国驻英国大使约翰·吉尔伯特·怀南特与温斯顿·丘吉尔在一起

弗雷德里克·埃奇沃思·摩根中将，“兰金行动C方案”的制定者。“……它不会起作用的，不过你必须想法子让它起作用！”

美国驻苏大使威廉·埃夫里尔·哈里曼，他经常提醒总统，斯大林怀有无限的领土野心

苏联驻英大使费奥多尔·塔拉索维奇·古谢夫。“一个难缠的讨价还价者，他的固执已是人所共知”

乔治·弗罗斯特·凯南，怀南特大使的政治顾问。像哈里曼一样，他也一再提醒总统不要相信苏联的意图。

菲利普·爱德华·莫斯利教授，工作保障委员会的代理主席，于1943年12月奉命制定美国的战后欧洲政策。他主张必须制定“从西方能够自由而又直接地经过苏占区进入柏林”的条款

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元帅，乌克兰第1方面军司令员（左），拍摄于1945年

科涅夫与本书作者在一起。有关他在攻克柏林之役中所起的作用，两人进行了一次历时4个小时的讨论。科涅夫很少允许别人为他拍照，这是难得的一张

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司令员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右），1945年与蒙哥马利在一起

1965年的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元帅。1945年，时任上将的他率领近卫第8集团军进攻柏林

格奥尔基·朱可夫元帅，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司令员，科涅夫的竞争对手，拍摄于1945年

瓦西里·索科洛夫斯基元帅与本书作者在一起。1945年，在进攻柏林的前一天，他被任命为朱可夫的副司令员

康斯坦丁·雅科夫列维奇·萨姆索诺夫上尉（1965年时为上校）。1945年，他是步兵第171师380团1营营长，该师参与了攻占国会大厦的战斗

伊万·伊万诺维奇·尤舒克少将（1965年是上将），苏联红军坦克第11军军长

1945年4月，美军与苏联红军会师

一位美军宪兵与一位苏联红军女哨兵一起守卫易北河上的一座桥

美军士兵举着一面代用的旗帜，向苏联红军表明自己的身份，代用旗是用床单涂上水彩做成的。右边第二位是保罗·斯托布一等兵

美军用缴获来的八桨赛艇，划船渡过易北河与苏联红军会师。

苏军在岸上向美军挥手致意

杜安·弗朗西斯中尉（右），无武装的“梅小姐号”“幼畜”J3型观察机的飞行员，站在被他击落的德军飞机旁

英国皇家空军准尉詹姆斯·“迪克西”·迪恩斯（左五，左手搭在腰间，佩戴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的飞行资格章），与第357战俘营的德军军官们在一起

休·格林·休斯准将，英军第2集团军医务部长。“没有照片和文字叙述能清楚地表达出我所看到的修罗场一般的恐怖景象”；

贝尔森集中营

柏林，1945年4月

元首的班底

希特勒与他的私人汽车司机埃里希·肯普卡

希特勒与他的私人飞机驾驶员鲍尔。在他们中间是腓特烈大帝肖像，肖像挂在元首地堡里，希特勒把它送给鲍尔作为离别礼物

希特勒与埃娃·布劳恩，最后的快乐时光

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

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

马丁·鲍曼

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

以上照片均来自英国帝国战争博物馆

戈培尔太太以及她和戈培尔生的6个孩子中的5个。图中的大男孩是她前一次婚姻中所生，他在战争中侥幸存活

从左到右：阿尔贝特·施佩尔，海军总司令卡尔·邓尼茨，约德尔大将，这是他们在被俘之后拍摄的照片

希特勒的帝国总理府餐厅，破碎的枝形吊灯掉落在地板上

变成废墟的总理府

希特勒地堡的入口处。左边就是希特勒和埃娃的尸体被浇上汽油焚烧的地方

城市的陷落

苏联红军在通往柏林的道路上战斗，上图为“喀秋莎”火箭炮正在城里发射火箭弹。下图为苏联士兵在一处俄文宣传标语牌后寻求掩护，标语牌上写着：“前进，斯大林格勒的战士们！胜利就在前面！”背景处是德国的胜利纪念柱

这一部分中的照片，除了另外注明出处的，均由苏联国防部供图

动物园防空塔，图为动物园里的防空双塔之一，这是柏林最后投降的堡垒。（战斗前的双塔）

战斗后的双塔。

瓦尔特·哈格多恩，他是德国空军的一名医生，代表堡垒守军向苏联红军投降。

格尔达·尼迪克，电传打字机操作员，她处理了希特勒最后的信息，“施泰纳在哪里？温克在哪里？”

5月1日上午，克雷布斯将军在崔可夫的司令部外面。这张来自苏联国防部档案馆的独一无二的照片，在本书英文版中第一次面世。

20年之后同一栋房子，本书作者经过崔可夫的指点之后发现的。这栋房子在滕佩尔霍夫区舒伦堡环路2号，屋主仍是同一个人，一位格贝尔斯太太。“房间里最醒目的是一幅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的石版画。”崔可夫回忆道。这幅画还在那里，但签署投降书的那张桌子（见上图），现在却在附近的圣犹达天主教教堂图书馆里

苏联红军在德国国会大厦前欢呼胜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一役 : 1945柏林战役 / (美) 科尼利厄斯·瑞恩著 ; 王义国译. -- 2版.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2018.5

（二战史诗三部曲·修订珍藏版）

书名原文: The Last Battle: The Classic History of the Battle for Berlin

ISBN 978–7–5086–8193–1

Ⅰ. ①最… Ⅱ. ①科… ②王… Ⅲ. ①柏林战役(1945) Ⅳ. ①E1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40788号

最后一役：1945柏林战役

（二战史诗三部曲·修订珍藏版）

著者：[美]科尼利厄斯·瑞恩

译者：王义国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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