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在一个仲夏清晨出走（《每日电讯报》“20部永恒的至佳游记”，洛瑞•李“自传三部曲”No.2，中文版首次面世！）
Author: 洛瑞·李
Date: 2018-11-08T16:00:00+00:00
Publisher: 新星出版社

版权信息

书名：当我在一个仲夏清晨出走

作者：【英】洛瑞·李

译者：王柯月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11-01

ISBN：9787513332699

目录
CONTENTS

引言
第一章 通往伦敦的路
第二章 伦敦
第三章 进入西班牙
第四章 萨莫拉-托罗
第五章 巴亚多利德
第六章 塞戈维亚-马德里
第七章 托莱多
第八章 到海边去
第九章 向东到马拉加去
第十章 阿尔姆尼卡
第十一章 战争
第十二章 尾声

就在西班牙内战开始之前，我居住在安达卢西亚一个以捕鱼为主业的小镇上。后来这座小镇的镇长在海岸边竖立了一块小小的纪念碑，上面写着“伟大的作家洛瑞·李曾经过这条路，并用他的著作《当我在一个仲夏清晨出走》和《献冬日以玫瑰》使这座小镇被人铭记”。出于政治原因，起初我隐去了小镇的原名，而将它称作“卡斯提洛”。幸运的是，我不必再保持这种沉默，所以我现在得以在书中给予这座小镇它真正的名字——阿尔姆尼卡。

洛瑞·李

1995年3月

第一章 通往伦敦的路

当我离开家去探索外面的世界时，看到故乡的最后一眼景象，是母亲佝偻的身影。她站在齐腰深的草丛中，好像一绺挂在那儿的羊毛。年迈驼背的她站在河岸边，沉默地注视着我远去，一只通红的、布满老茧的手挥舞着，表示道别和祝福，并不询问我为什么要离开。在道路转弯的地方，我再次回头，看到金色的光在她的身后消逝；然后我转过了弯，经过了乡村学校，永远地关闭了我生命中的这一部分。

这是6月初一个明媚的星期日清晨，一个适宜离家的好时机。我的三个姐姐和一个兄弟早已在我之前离开，另外两个兄弟还没有做出决定。那天早上，他们俩仍在酣睡，但母亲已早早起床，并为我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早餐。在我吃饭的时候，她一言不发地站着，手搭在我的椅子上，然后帮我打包了为数不多的行李。没有大惊小怪，没有恳求，没有给予忠告或者劝阻，有的只是长长的探询的目光。接下来，我背着背包，走进了晨曦之中，爬过细长而潮湿的草丛，踏上通往伦敦的大路。

这是1934年。我十九岁，仍然非常稚嫩，但坚信未来有好运在等待着我。我带了一个卷起来的小帐篷，一把毯子包裹着的小提琴，一套换洗的衣服，一罐糖浆饼干，还有一些奶酪。我的心里是激动而自负的，知道自己有很远的路要走，但这路究竟有多远，我却并不清楚。当我在那个清晨离开家，离开沉睡中的乡村的时候，我从未意识到，在我之前，已经有许多人这样做过了。

我当然是被那些促使一代又一代人踏上这条道路的传统力量所驱动的——那些一个紧挨着一个的局促的小山谷，令人窒息的布满青苔的河口，农舍的墙壁狭窄得就像铁娘子的双臂，本地的姑娘们不断低语着“娶我吧，然后安定下来”。我在山间漫无目的地游荡，忧郁地吹着口哨，注视着巨大云层之下向东延伸的高远辽阔的土地，就这样度过了数月以来无止息的不安，然而最终，还是无可避免地迎来了离开故乡的这一刻。

于是现在，我踏上了自己的旅途，脚上穿着一双厚重的靴子，手上握着榛木的手杖。自然，我要去往伦敦，它在一百英里之外的东边；同样很显然的是，我应当走着去。但首先，因为从来没见过大海，我想我应该去海边看看。要去海边得走经由南安普顿 [1]的路，这会让我的旅途增加一百英里。但我拥有一整个夏天，拥有无尽的时间可以挥霍。

一个人独自旅行的第一天——如今我终于是独自一人了——在兴奋与活力中逐渐黯淡下来。当我踏着尘土走向威尔特郡的丘陵地区之时，一种持续增加的不情愿感使我不堪重负。白色的接骨木繁花和犬蔷薇悬在篱笆上，苍白得像一张未写过的纸，而那灼热而空旷的大路——几乎没有车停在上面，则映衬出一派周日的荒凉和漠然。阴沉的仲夏像要把我吞噬一样，而我却毫无抵抗之力。经过这个孤独的早晨与下午，我发现自己渴望着一些反对声或者解救者，渴望身后传来急匆匆的脚步声，传来家人喊我回去的声音。

但什么都没有出现。我自由了。我被自由冒犯了。这一整天的寂静都在说，去你想去的地方。这都是你的。这是你想要的。现在由你来做决定了。你要靠你自己了，没有人能阻拦你。当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我被来自家的回音嘲弄着，被厨房里丁零咣啷的声音奚落着，脑海中浮现出种种熟悉的画面——那些从窗户里射进来的光线，穿过我刚刚才离开的床与卧室，落在那些熟悉的家具上。

估摸着到了喝茶的时间，我便坐在一段老旧的石头墙上，打开了我的糖浆饼干罐。我吃着饼干，仿佛听到了母亲正把茶壶放在炉子上的声音，而我的兄弟们正在晃动他们的茶杯。这些饼干吃起来有着甜蜜的家的味道——它就在十几英里外不远的地方。

我也许可以掉头回去，如果没有我的兄弟们在家的话。但我无法忍受他们脸上的神情。所以我跳下了石墙，继续我的旅行。夜晚悠长的阴影，投向层层叠叠的农舍、返家的奶牛群，和从教堂回来的行人之上。我踏过大路的边缘，看看自己泥泞的双脚，再也没有停下来驻足。

当黑暗来袭，飞蛾和甲虫出来活动的时候，我因为太累，已经没法再去搭帐篷。于是我平躺在一块田地的中央，凝视着耀眼的星空。我被夹在这温柔而空旷的世界和身下柔软的草丛之间。夜晚的气息终于使我睡去，这是我第一个没有屋顶也没有床的夜晚。

半夜时分，我被淅淅沥沥落在脸上的雨惊醒，天空一片漆黑，星星都已消失不见。两头奶牛站在我的身边，它们的鼻息像风一样拂过我的脸颊，那一刻的悲惨感受至今在我心头萦绕不去。我爬进了一条小沟，在这无名田野上，浑身湿透，独自躺着直到天亮。然而清晨，当太阳升起之时，这种孤寂感却彻底消失了。鸟儿在唱歌，绿草蒸腾着热气。我站起来抖了抖身子，吃了一块奶酪，又向南出发了。

现在我穿过了威尔特郡，将故乡抛在了身后，感觉自己好像获得了第二次生命。我闲散而放松地经过小镇和村庄，知道了不用去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过去四年在靠煤气灯照明的办公室当学徒，委实是一件忙碌而辛苦的事情，如今我终于品尝到了在工作日不必工作这种奢侈的自由——在上午十一点钟的时候拖着步子踱过大路，看看牧羊人放牧，或者追逐草地里的野猫，又或者向一个家庭主妇讨一点茶叶，带到树林里，再花上一个小时来烧一罐山泉水煮茶。

我只身走过的只是英格兰的一小部分，但对我来说，却是那么的辽阔。当然坐车的话只需要几个小时，然而在我看来，慢慢地走路，闻着不同土壤的味道，花一整个上午的时间绕过一座山丘，才是一个星期中最好的部分。我知道我很幸运，现在还能经过一些没有被推土机摧毁的风景。许多乡村道路仍然保留着他们原本的轨迹，驮着货物的马匹和装着木材的马车从上面走过，顺着河谷的弧线，蜿蜒经过海角，像一条弯曲的溪流。虽然这不是很久以前的景象，但在今天，却再没有人能完成这段旅途了。大部分古老的道路已经消失，从那时起，汽车的出现把这些风景切割成了碎片，弓着背的旅行者们跨过这些水沟，所能看到的景色，还不如一条阴沟里的狗多。

但对于那时的我来说，我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崭新的。我可以悠闲自得地在旅途中度过一天的时间。穿过马姆斯伯里和切本哈姆，尽管离家只有一天的路程，我已经注意到了语音上的一些不同。又过了一天，我经过怀利谷，来到了一片巨大的平原上——这是一片古老又干燥的陆地，长满了蓬乱的草，看上去就像刚刚被猛犸象掠食过一样。我对这些地方，头脑中仍没有什么概念，因而对那些从空旷的原野上突然升起的精致的建筑尖顶毫无心理准备。当我行走的时候，它也在我前面走着，在山腰的后面滑行，并没有显示出尖顶之下有座城市的迹象。

我踏进这座城市的那天正是赶集的日子，广场上挤满了骨瘦如柴的羊群，农夫们三五成群地站在那里闲聊，眼睛却瞄向不同的地方。酒吧像是要被数着皱皱巴巴纸币的商贩们挤爆了。牧羊人和他们的牧羊犬围绕着人行道坐着。高耸入云的大教堂俯视着一切，如同一个王子，安静地屹立于小镇之上，缓缓地在市镇广场上投下它那变幻莫测的阴影，上面还悬挂着像一捧硬币一样叮当作响的钟。

一周之后，我终于到达了南安普顿，别人告诉我在那里可以看到大海。但实际上，我只看到了几架生锈的起重机，一艘压扁了似的游轮，紧紧地楔在房子之间，还有一条被一些不起眼的菜地围成的泥泞小河——据他们说，这就是南安普顿河。

南安普顿倒是和我预想中的一样，有着又咸又湿的味道，也有点心术不正的样子，就好像一些跳船而下的水手，迫不及待想要到陆地上挣大钱，于是毅然转过身背对大海。海边的街道布满了商店，比起赚钱，这些商店开张的目的好像更多的是为了供人娱乐：刺青的、打耳洞的、看病的、占卜的、卖海螺的摊子、做布丁的小店，还有些店铺在卖风筝和纸做的中国龙，卖彩色的海沙和热带鸟，当然还有无数要往下走几步才进得去的小酒馆，酒馆四壁的木板都被朗姆酒浸过，散发着腌鸡蛋和大葱的刺鼻味道。因为已经在田野里睡了一周，我想是时候重新尝试一下在床上的睡眠了，于是我去了一家开在码头边的廉价旅馆。老板娘像个有着开罐器一样牙齿的老女巫，说住宿的价格是一先令一晚，要提前付，还招待了我一杯威士忌，然后带我去了阁楼上。

第二天早上，老板娘给我送来了一杯茶和一木桶水。她心不在焉地看着我，问我是从哪艘船上来的，只是在我回答说从斯特劳德 [2]来的时候咕哝了一声。后来她发现了我挂在床尾的小提琴，便用她长长的蓝色指甲，“嘣”地拨了一下弦。

“好吧，大概是‘稀奇，真稀奇’之类 [3]，我想。”她喃喃地说，然后敏捷地溜出了房间。

于是我立马起床，梳洗整齐，把我的小提琴塞到外套下面，然后走到街上想去试试运气。要么立刻就做，要么就永远也做不成。我必须现在就面对这个问题，不然还不如收拾东西回家。我逛了大概一个小时来寻找一个适合卖艺的地点，但总感觉自己好像要犯罪似的。最后我停在了车站旁边的一座桥下，决定在这里试一试。

我感觉到自己的紧张和颤抖。这毕竟是第一次。我像掏出一把枪一样从外套下面把小提琴拿出来。就是在这儿，在南安普顿，火车在头上呼啸而过，我要展示我自己了。某一刻我还是匆匆而过的人群中的一员，下一刻我就被分离出来，我的背靠在墙上，我的帽子摆在面前的人行道上，小提琴夹在我的下颌之下。

我演奏出的第一个音符是洪亮而生涩的，如同嘶哑的抗议。接下来这些音符便稳定下来，平滑地流出，并且或多或少地保持在调上。令我惊讶的是，我既没有被逮捕，也没有人让我停下来。事实上，压根儿没有人注意我。一个老人，偷偷地在我帽子里投下一便士，但显然毫无停留之意，好像要摆脱什么犯罪证据一样。

其他的便士也接踵而来，有点缓慢但是接连不断，被一些仿佛从来没有看到或者听到我的影子投下来。仿佛是小提琴的琴音触动了某种潜意识里的神经，亟待人们的回应——就像婴儿的哭声。当我演奏完第一个曲子的时候，帽子里的钱已经超过一先令了，这钱来得过分容易，就像一个胸有成竹的骗局。但我现在很是兴高采烈，似乎感觉无论走到哪儿，这个骗局都足以供我维生。

我在南安普顿的街上干了好些日子，逐渐知晓了有关挣钱的真相。对于老手来说，一旦掌握了这些规律，一切便都轻而易举了，而我则只能通过不断地试错来学习。比如，帽子里装满钱是不好的，这种情形容易打消潜在赞助人的兴趣；但让帽子空空如也同样是不明智的，会让人们感到疑惑，不知道该往哪儿投钱。于是，开始的时候在帽子里放几便士逐渐成为一种惯例，并且要确保在乐曲的间歇拿走多投下的钱，只留下两便士在里面。

舒缓的曲子是最好的，它鼓励人们停下来放松一会儿（爱尔兰吉格舞曲能勾起往昔的回忆）；但模仿专业的流浪者演奏一曲忧伤的音乐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引起人们的同情和羞愧总能赢来一两个便士，但也就仅此而已了。不过，当一首以饱满的热情演奏的和谐乐曲传来时，则常常可能会有人留下丰厚的奖赏。

老妇人是最慷慨的，带孩子的妇女、逛街的女孩、打字员和酒吧女招待也是。男人们、酗酒者总是愿意倾听的，大块头的小伙子、赌徒们也是，然而戴着圆顶礼帽、提着公文箱和牵着狗的绅士们——这些有着令人尊敬的职业的男人们却是最小气的。除了那些退伍的军官们。他们总会大吼一声：“年轻人你为什么不工作呢？”然后投下过多的打赏，以此来掩饰他们的困惑。

我发现，一些特定的乐曲总是能引发回响，然而人们对另一些却毫无反应。最受欢迎的自然是茶室里的经典音乐和全国范围都流行的民谣，《美丽的罗蒙湖》《我的威尔士》和《特拉里的玫瑰》能吸引几乎所有的人；《拉尔戈草地》《圣母颂》，托赛利的《小夜曲》和《口哨与狗》也是。而最不讨人喜欢的，正如我所说，是那些昙花一现、庸俗乏味的曲调，比如《魔鬼的颤音》和《捡起棍棒》，似乎会让行人路都走不稳当，并且彻底打乱他原本打算慷慨解囊的心意。

总而言之，我的学徒生涯被证明是轻松顺利且收益颇丰的，我很快就消除了在人群面前的紧张。走到大街上，在车站或市场旁边摆开摊子，演奏一段忧郁的旋律，看着钱不断地增多，变成了我的渴望和乐趣。在南安普顿最初的那些日子里，这成为一件令人痴迷的事情，从早到晚我都在外面的大街上演奏，从一个地儿换到另一个地儿，直到我的手指尖出现灼烧感。

当感觉在南安普顿已经待够了的时候，我决定向东走。这个时候的我已经像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兵。在出城的路上，我走进了一家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在桶里冲洗了不到一分钟，却被保存了超过三十年。照片上的我就像个夏日里的幽灵——如一道苍白而油腻的影子，摆着精心设计的姿势，站在一幅破烂的风景画布景前，衣服上满是尘土，戴着一顶邋遢下垂的宽檐帽，穿着笨重的靴子和一条宽松的裤子，帐篷和小提琴挂在肩膀上，但长而空洞的面颊上那一双未孵化的蛋壳似的眼睛，如今却已经辨认不出来了。

在离南安普顿不远的地方，我终于看到了真正的大海。远眺过去，陆地突然消失，只留下一片空旷的虚无，向看不到头的地平线弯曲着滚过去，使我目睹了平生从未见过的深远。它是绿色的，上下起伏，像青蛙的皮肤，背负着苍蝇一样昏昏欲睡的船只。相比于陆地，它似乎是一片有着催眠功效的巨大空白，使得触摸到它的一切事物都沉沉入睡。

沿着岸边行走的时候，我很快就被吸入大海的氛围里去了：卷着沙尘的疾风，焦油和盐混杂的味道，腐烂贝壳的气味，潮湿的道路，防水布；还能看到迅疾的夏日雷雨从水面上滚过，像一片片脏兮兮的玻璃。一切都是那么新鲜，神秘，陌生。

即便如此，英国南部海岸也和我从阅读哈代 [4]和杰弗里·法诺尔 [5]的作品中得来的期待并不一样，因为岸边已经建起了许多破烂简陋的房屋，构成了那充满奇思妙想而又腐朽不堪的20世纪30年代的一部分。这里是海边的棚户区，就像是用垃圾堆成的涨潮时的标记，散落在陆地和海水之间——低矮的茶室和平房绵延好几英里，显然是用残骸建造的，被冠以“旋转漂移”或者是“海浪精灵”之名。到处都是满脸胡须的男人，他们坐在破旧的阳台上，用水彩画着船和日落，而大个子女人则牵着牙齿闪闪发光的狗，用警戒线把私人沙滩包围起来。我喜欢这个海岸的忧郁、肮脏和混乱，它还没有被繁华拜访过，周围的一切看起来好像是被风吹得聚拢在一起，并且随时有可能再次被风吹跑。

我在海边待了一周，缓慢地沿着岸边向东行进，在沙滩上睡觉，在镇子里工作。在我的记忆中，这个夏天模糊成一片，懒散、朦胧，时不时会被一些奇怪的偶遇所打断。在戈斯波特，我在一个部队营房的音乐会上表演，得到的报酬是一份配给军人的牛肉。在奇切斯特大教堂前面，我演奏了《为广厦祝福》，然后被警察要求离开。在博格诺里吉斯，我在沙滩上搭了帐篷，在这里我遇到了一个十六岁的年轻姑娘，她被海水浸湿的身上只穿了一件无袖上衣，在这炎热而漫长的一天里，一刻不停地拥抱着我。在利特尔汉普顿，我再一次被警察要求离开的时候只赚了八便士。“不要在这儿，去沃辛试试。”这位警察这么说。我这么做了，结果收获丰富。

在那个时候，沃辛就相当于是海边的切尔滕纳姆 [6]，到处都是脖子上挂着珍珠项链的富有的残疾人。每天下午，他们都会坐在高高的轮椅上，被雇来的年轻人推着，环绕公园兜风。在公园的门口，在这些女士构成的主要人流中，我演奏了一系列圣曲，在半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就收到了三十八先令——比一个辛勤劳动的农夫一个星期挣得都要多。

沃辛是这一段旅程的终点，是旅途中的一个交叉路口，也是我愿望中沿着海岸走到的最远地方。于是我转过头来，向北往五十多英里之外的伦敦走去。这是6月的第三周，所有的风景都因为飘散的花粉而仿佛披上了一层白雪，接骨木的繁花铺满了山坡。开阔的洼地，绵羊啃过的草原，山谷边缘的山毛榉，白垩的气味，紫色的兰花，蓝色的蝴蝶，还有蓟花，都让我想起了我漫不经心离开的科茨沃尔德 [7]。事实上，那天晚上我过夜的詹昆伯里环 [8]，其实跟佩恩斯威克 [9]或是黑尔斯菲尔德 [10]周边的任何一个灯塔都差不多，但因为眼前的景色太过熟悉了，反而让我觉得离家很远，甚至比后来去到一个陌生的国家时感觉更加遥远。

但是第二天，一回到去往伦敦的大路上，我就忘记了这一切，眼中只剩下面前的道路。我轻松矫健地走着，一个又一个小时，仿佛沉浸在某种轻快摇摆的梦境里。在那样的年纪里，我感受不到压力和矛盾，身体燃烧着神奇的燃料，所以像是在温暖的空气里滑行，脚离开地面大概一英尺，自然地追随着某种直觉。就连袭来的一阵疲惫，也有着饱满的质感，而睡眠则如油一般，是轻柔而深沉的。那种感觉，是人的身体完全自由放松时才能达到的极致，只有尚未对一切精心盘算、斤斤计较之前才可能体验得到。

那时候我依靠压缩饼干为生，每天计算配额，像要穿越沙漠一样。当然，在萨塞克斯也有别的食物选择，但我宁愿坚持这种陶醉的状态。我假装自己是T. E.劳伦斯 [11]，在某种自我惩罚的情形中，在某种独自忍耐的幻象中，我的青春在也门哈德拉毛的某些不毛之地中燃烧着；我的眼睛眯成一条缝，以阻挡从戈德尔明的旱谷中吹来的沙尘暴。

但我不是唯一走在路上的人。我很快意识到这里有很多别的人，都以一种忧郁的姿态走在向北跋涉的路途中。其中一些当然是专业的流浪汉，但大多数是在那个时候找不到工作的人，只是漫无目的地在英格兰游荡。

你可以轻易地辨认出哪些是流浪汉；他们在路边嚼着茶叶，慢慢悠悠，研究着自己的脚。但其他人，大多数的人，只是走着自己的路，像梦游者一样独自前行，几乎不同其他人交谈。这样的人在内陆比在海滩上更多，可能是为了躲避警察的缘故。他们像一支在战争中折损而返回的军队，脸颊凹陷，眼睛死气沉沉，透着疲惫。有的人背着一包工具，或是破烂的公文箱；有的人穿着幽灵似的都市套装；有的人停下来休息的时候，会小心地脱下鞋，用一把野草给鞋抛光。他们当中有木匠、雇员、中部的工程师；很多人在路上已有数月，他们在全国各地奔走，深陷在失业的迷宫之中，枯燥乏味地度过三十多岁的时光……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我有了一个同伴。老兵阿尔夫帮助了我。当时我正走下大路，准备支起帐篷过夜，他穿过灌木丛向我走来。

我之前见过他；他大概五英尺高，显然是部队中的一员。他戴着一顶猎鹿帽，这帽子又湿又破，看起来像一堆早餐食物，军用雨衣的外侧腰上围着一条绳子，挂了许多锅和勺子。

他在我身边坐下来，开始脱掉他的靴子，叮叮当当的像个垃圾桶。

“那么，”他说，嫌恶地打量着我的干枣，“你真是个小可怜，不是吗？”

他摇了摇自己的靴子，把它们穿回去，然后又看了我的晚饭一眼。

“你不可能靠这样糟糕的食物活下去的——你会让我们中的很多人不高兴的。你需要的是一个铁皮罐，可以煮东西的。呃……等一会儿……”

他在腰间的五金器具里搜索了一会儿，找出来一个磨损的罐头，是那种我舅舅们从战场上带回家的罐头，方形的，带着一个三角形把手。它是一个缩小版的干锅，外表已经被烟熏得漆黑，里面有深深的丹宁色斑点。

“呃，拿着它，”他说，“看着你这模样真叫人难受。”他开始生火，“我来给你搞点茶和零食。”接着他就这么做了。

我们到吉尔福德之前一直待在一起，我还喝了他不少的啤酒，味道十分辛辣。他从骨子里就是个流浪者，时刻准备着打包和解开包裹，捡起他零零碎碎的小东西。他并没有在找工作，这就是他的生活。他还将精力仔细地分配——从不放过任何一块可向人要点东西的草地，或是看上去能得到施舍的住家。他说他叫阿尔夫，但谁也不能确定，正如他也叫我阿尔夫，每个人都是阿尔夫。“去年这镇上抓了好多个阿尔夫，”他说，“在店里偷东西，你懂吧，用鱼钩偷。”或者，“一个我认识的阿尔夫以前一天走二十英里，是这路上最疯狂的阿尔夫之一。他说他走得比别人更快。结果他做到了。但人们都讨厌看到他的脸。”

阿尔夫整天都在说话，啰唆但又十分神秘，并且从来不透露他的来路。我想，也许是因为两个人一同走在这宽敞的大路上，相互间暴露无遗，他需要用一大堆话给自己拉起一道护身的篱笆。与此同时，他也从来不过问我的事情，尽管他理所当然地认为我是个毛头小子，并且给我一些贴心的经验，关于如何保暖、如何免受恶劣天气影响、如何向家庭主妇炫耀，以及躲避警察等。

至于他自己的一些旅行技巧——他并不是因为懒才走得慢，而是因为他有一个精心安排的时间表，使得他专业而宏大的旅程能保持在十二个月的节奏里，这对他来说似乎已经足够快了。在冬天，他蜗居在伦敦一个简易的棚子里，然后再闲适地重新开始他的环绕英国之旅，每年按照季节有规律地出现在各个特定的地区。因此，春天的时候，他在英国中部流浪；夏天的时候，像候鸟一样飞到南方；秋天一到，他最先来到东南部肯特郡附近的维尔德地带 [12]——他坚信自己这样稳定而持续的来回移动能让那些家庭主妇感到安心，大家都期待他的到来，欢迎他，把他视作自然界一种反复出现的现象，并且还会给他适当的奖赏。

当然，他的乞讨是回报丰厚的。他从来不会空手而归，总是带回满满的食物——一些茶叶、糖、肉骨头和蛋糕，这些食物接下来会被他煮成一锅乱炖。他收拾得干干净净，衣衫破旧，古道热肠，又十分狡黠；他还向我展示出了真诚，或者说是有些自大的友善。“你这个丢人的家伙，”他这样说，“一个惹人讨厌的小累赘。”

阿尔夫有一个奇怪的习惯——他对儿歌旋律有一种特殊的热情，而且会边走边哼。

唱一首六便士的歌，

口袋里装满黑麦，

二十四只黑鸟，

在烤箱里烤。

黑色的绵羊咩咩叫，

你有羊毛吗？

有的，先生，有的，先生，

我有很多……

这些儿歌飘浮在空气里的效果，足以搞乱人的心魄了。

在吉尔福德我们分开了，阿尔夫向东去往维尔德地带，他会在那儿待上三个月。

“再见，阿尔夫。”我说。

“再见，阿尔夫。”他回答，“尽量别给人惹麻烦。”

他从铁路桥下穿过，走出了我的生活，旧铁皮罐子像拖着的脚步一样发出咯咯声；他头戴一顶巫师帽，看上去像个小小的三角形，黑色的军用雨衣滑过地面。

伦敦现在已经很近了，路程不超过两天，不过我并不着急赶路。于是我转向西北方向，开始绕着伦敦走，颇像一只缓缓滑向果酱罐的黄蜂。离开吉尔福德之后，我睡在巴格肖特希斯 [13]，这里到处都是桦树、沙子和马蝇——对我来说是个不祥而荒芜的地方，就像俄罗斯某些看不到边的不毛之地。而后在次日清晨，离道路只有几英里的地方，一切突然又变回了原来的样子，我穿过如童话中一般浓绿的草地，这草地被山毛榉和奶油般顺滑的草覆盖着。

现在路上的车不是劳斯莱斯就是戴姆勒——如同一连串流畅的银色叹息——它们水晶色的车身内载着女孩、食物和戴着笔直高顶礼帽的男人们。在这之前，我的人生中只见过不超过两辆这种车，但现在它们似乎是这世界上唯一的一种车，并且我开始猜想它们是否暗示了将要出现的财富，是否整个伦敦都是如此富有。

于是当一辆戴姆勒停下来，一只手从车窗里伸出来召唤跋涉在这些华丽盛景扬起的尘土中的我的时候，我一点也不感到惊讶。我急急地走过去，想着里面也许满载着失联已久的老熟人，但事实上一个人我都不认识。“想要一只野鸡吗，朋友？”一个声音从车里发来问询，“我们刚刚在一百码前面打到了一只相当好的。”

二十五分钟之后，我到达了爱斯科赛马场。这周正是有比赛的一周，我不由自主地走了过去。在白色的帐篷和旗帜之间，矮小的马夫和骑师躲避着纯种马们光滑的长腿，这些拥有纯正血统的动物们正把它们修长的脖子伸到装着肉酱和海鸥蛋的篮子里去。

我绕着入口走，心想自己也许能进去，却遭遇了几个警察虎视眈眈的目光。于是我只能盯着大门附近的一个美丽女人，她在我身边驻足了片刻——她的脸犹如波斯细密画一样丝滑，裹在连身裙里的身体好像一朵郁金香，穿着凉鞋的脚仿佛是包在某种透明的米纸里，以至于我可以数得清每一根干净的脚趾。

富饶和美丽现在是事物的常态了，我感觉自己进入了另一个王国。在这里沿街卖艺和招揽生意可是一点好处也得不到，事实上还很古怪。阿尔夫，以及那些衣衫褴褛的失业者，遥远得像是在另一个国家……于是我离开了爱斯科赛马场，来到了另一个公园，公园里遍布橡树和吃草的鹿群，我看到温莎城堡矗立在绿色毛呢般的山峦上，像个破旧的银色调味瓶。我是在斯托克波吉斯附近的一块田地上度过这个令人窒息的夜晚的。这里是村庄的教堂墓地，我便坐在长满青苔的墓碑旁边，听着白嘴鸦的叫声，暗自奇怪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么熟悉。

几个清晨过后，我走出比肯斯菲尔德附近的树林，终于在突然间看到了伦敦——一条长长的烟雾缭绕的天际线，在清晨的阳光下朦朦胧胧的，铺满了整个东方的地平线。它干燥，呈现出铁锈红色，平躺着，像巨大扁平的面包壳，也像刚喷发出来的火山灰，在这个夏天的清晨柔和地涌动，发出虚弱的金属般的吼声。

这里看不到恢弘的建筑，也没有塔楼或是宫殿，只有不可捉摸的景象，让人莫名地感到恐慌。无边的地平线，偶尔被一个储气罐或是工厂的烟囱截断。但即便如此，我也已感受到了它高强度的张力——就像是空中的电流一样——如颤抖的海市蜃楼一般，从无数房顶上升起，它磁力强劲，几乎用肉眼便可看到，不断地膨胀着。

柯丽欧，我的女友，正在那边的某个地方，囤积着我的信（我希望是）并等着我。还有神秘、承诺、机会和财富——正在这座城市里等待着我去寻找。我急匆匆地奔向它，毫无耐心可言，硫黄味儿钻进我的鼻孔。我已经在路上行走了一个月了，城市的郊区是那么辽远而空旷。最终我坐上了一辆地铁。

[1]南安普顿（Southampton），英国英格兰南部港口城市，面向英吉利海峡，是英国重要的海运港口。

[2]斯特劳德（Stroud），英国英格兰格洛斯特郡的市镇，也是作者家乡所在的民间教区之名。

[3]出自英国传统童谣《稀奇，真稀奇》（Hey Diddle Diddle），下一句歌词是“猫在拉小提琴”，此处为老板娘的调侃。

[4]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英国诗人、小说家，代表作有《德伯家的苔丝》《无名的裘德》等。

[5]杰弗里·法诺尔（Jeffery Farnol），英国作家，著有四十余部浪漫小说。

[6]切尔滕纳姆（Cheltenham），英国英格兰格洛斯特郡的自治市镇，以温泉驰名，位于科茨沃尔德边缘。

[7]科茨沃尔德（Cotswolds），位于英国英格兰南部的中心地区，多原野丘陵，村镇遍布，风景优美，是作者故乡所在地。

[8]詹昆伯里环（Chanctonbury Ring），史前土堡遗迹，地处英国西萨塞克斯郡华盛顿和威斯顿民间教区的边界。

[9]佩恩斯威克（Painswick），英国英格兰格洛斯特郡的市镇。

[10]黑尔斯菲尔德（Haresfield），英国英格兰格洛斯特郡的市镇。

[11]T. E.劳伦斯（T. E. Lawrence，1888-1935），英国著名诗人、作家。

[12]维尔德地带（Weald），位于英格兰东南部的原野，曾是茂密的森林。

[13]巴格肖特希斯（Bagshot Heath），英国英格兰东南部巴格肖特村西边的森林和荒地。

第二章 伦敦

我的小村庄，我的家乡，都有一个很热闹的中心，但伦敦却根本没有中心——只有像河口淤泥里的涟漪一样无限延展的狭窄街道。我在晚上早些时候到达帕丁顿 [1]，然后闲逛了一会儿。这里的天空不大一样，高，宽，静止，吐出玫瑰色的烟，还有西沉的落日。这里有一种混合了刺鼻的油烟、腐烂的鱼、蔬菜、热得发烫的人行道和被踩踏过的柏油的味道；四周都是忙碌拥挤的人群，给人一种压力倍增的感觉，连空气都显得凝重浑浊——灰色的窗帘后面，商铺里，嘈杂的出租屋里，都是骚动不安的人家，儿子们在换他们的衬衫，女儿们在吹她们的头发，穿着马甲的父亲们盯着他们的茶，每个零件都在发出刺耳声音的公交车拥堵在街道上。接着，盛大的夜晚来临了。

我很激动能来到这里，但也并没有做好准备，而且我不确定自己接下来要做些什么。可我有柯丽欧的地址——我也不认识其他的人了——于是我觉得是时候要用上这个地址了。我和柯丽欧在春天见过一次，在斯特劳德附近一片托尔斯泰式的地方，她和她英俊的父亲——一个长着鹰钩鼻的左翼分子，以及忧郁但出身优渥的母亲，住在一辆借来的大篷车里。

我不确定他们是从哪儿来的，但他们最近才从美国逃来，我怀疑她的父亲在美国陷入了一些政治上的麻烦。这个十六岁的女孩不是那种我以往熟悉的类型，她的美貌让我变得愚蠢。她操着沙哑、疯狂的盎格鲁-美国口音，大大的棕色眼睛斑驳得像碎掉的蜂蜜，身材圆润，四肢颀长，轻盈得像一匹印第安小马驹；于是我们自以为恋爱了。

这个家穷得叮当响，但他们有些人脉，总是有朋友愿意借给他们房子；最近一处房子的地址——在帕特尼希斯 [2]的什么地方——听起来确实非常堂皇。我在尘土里跋涉了好几英里，当我终于到达那里的时候，这所房子出现在眼前，好像曾经被炸弹击中了一样——只剩下一半的屋顶和主楼梯仍然耸立在一个巨大的庭院里，院里四处是翻出来的树根。

他们坐在露天的楼梯上，看到我似乎相当惊讶——除了可爱的柯丽欧。她哭起来说“我就知道”，然后跑下楼梯来迎接我。她完美地保持着我记忆里的形象，甚至比我期待的样子更好，她的身体优美地裹在衬衣和短裤里，皮肤是玫瑰木的颜色。

“你是走来的，不是吗？——爸爸，我告诉过你。”她骄傲地领着我踏上那些腐朽的楼梯，然后带着我去她的房间，让我看我寄给她的那一捆信件。它们躺在她散发着香气的睡衣里。

于是我被邀请留下来过夜。柯丽欧烧掉了我的衣服，按照我的尺寸给我找了一些她爸爸的衣服。这座别墅正在拆除中，为的是给一排公寓腾出空间，她爸爸也从建造商那里谋得了一份工作；与此同时，他们可以暂时安全地住在这只剩一半的房子里，她妈妈的精神状况也在缓慢地好转起来。

我睡在舞厅剩余部分的地板上，和柯丽欧的家人一起在维多利亚式的厨房里吃了晚饭。从厨房高大的哥特式窗户望出去，越过伦敦，能从大草地的边缘一直看到汉普斯泰德山。我很幸运，我知道这一点，于是开始放松下来。这里似乎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待着很舒服。有时她父亲用他响亮的大嗓门给我上课，讲无政府理论，讲政治和个人自由的必要性，讲他自己对于道德法的蔑视。当他外出的时候，柯丽欧的母亲——她有着一双又苍白又湿润的圆眼睛，会谈论起她童年在乡下的家，哀叹这个充满魅力的无赖，领她进入了一个充满阴谋的、肮脏的阁楼世界。另外一些时候，穿着紧身的加州牛仔裤、令人心脏停跳的撩人的女儿，会牵着我的手，带领我穿过被毁坏的花园，走到最后一丛仍扎根在土里的桃金娘旁边，她露着膝盖，蹲下身来，把我拉到她身边，想要知道我的意识形态信仰。

美丽的柯丽欧，她从不知道她都对我做了什么；她的眼睛在桃金娘的叶子下面倾斜，她蜷曲的棕褐色的四肢像是来自卢梭笔下的原始森林，她一刻也不停地闲谈，但说的却并不是我所期待的那些，没有一个词儿是关于爱，或者我的饥渴，或者这夏天的夜晚。她父亲脑子里的那些“葬礼上烤熟的肉食” [3]，似乎才是她能给予我的全部。他才是她心目中的英雄，而我还太年轻，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我想她是这世界上最让人着迷，但也是完全被埋没了的孩子。

然后一天晚上，我带她出门，走入了暮色中的大草地。在那儿，情侣们像成捆的麦谷般躺卧着。我们绕着公用地走了些路，柯丽欧好像从来不用呼吸似的，她可爱的嘴就像政治扩音器那样滔滔不绝。最终，我推着她倚靠在一棵树上，并且急不可待地吻了她。她迫切地跟我说话，就像一本打开的书。“但我必须参加这些运动，你明白的，不是吗？你必须入党。”她说。

我没有放弃。我做了最后一次尝试。毕竟，我正处于巨大的折磨之中。所以第二天清晨的时候，我拿来了建筑工人的一架梯子，然后爬上了她的窗户。她穿着那条玫瑰色的睡裙，安逸地躺在那儿，散发出一种柔美而充满生命气息的爱意。静谧的拂晓，第一群鸟，还有穿着黑色俄国式睡衣的我——无疑，她一定会融化在这个魔法般的时刻里的。在我溜上她的床之后，她睡眼惺忪地钻进了我的怀抱，而后便醒了，接着她的身体僵住了。“如果爸爸知道了这件事，他一定会杀了你的。”她说。这不是一句空话。

我在晨光中爬回到梯子上，意识到血缘可能会比理论上更加浓厚。在那天的晚些时候，柯丽欧的父亲给我找了一份建筑工人的工作，并且给了我一个什么“帕特尼寄宿处”的地址。我不知道她和她父亲说了什么，但他行动得很迅速。在新思想和马鞭之间，这似乎是符合情理的妥协。

又是我独自一人的时候了，我在下里士满路的一家餐馆楼上找到了一间舒适温暖的小房间，藏匿在摇摇晃晃的二楼后面，悬在铁路之上，整天被经过的火车震动着；热腾腾的派散发出的滚烫蒸汽，像肉汁一般浓稠，从楼梯间的缝隙中升上来。

楼下的咖啡厅设在一条幽暗的隧道里，并排摆放着的高背长凳用石炭酸皂擦过，全都是硬邦邦的，舒适程度跟中世纪修道院的板凳相比好不了多少。我的租金是每周二十五先令，包括带家具的房间和在咖啡馆的一日三餐——我充分利用了这些自由点菜的机会，并且学到了全新的吃饭方式。写在黑板上的菜单被架在外面的人行道上，上面的菜单就像是自然元素列表一样一成不变：土豆白菜、带肝的早餐、蛋心吐司、肉布丁或者派。我最喜欢的食物是派——一小团肉用一层油油的面皮包好，要放在一个铜锅里煮一整天，铜锅就在楼梯下面的一个柜子里。做好的派饼倒在盘子里，就像一张湿透的餐巾一样冒着热气，发出一股令人伤感的脏衣服味道，但用叉子一捅，就会砰地炸开，流出厚厚一层牛油。每个派里都有一磅多的肉，足够一个男性工人吃一顿，而且只要六便士。因为记得在家里时候的清苦日子，只有周日才能吃得到肉，所以我这时每天至少要吃一个派。除此之外，我也大胆地去尝试咖啡厅提供的那些很有限的排列组合——煮白菜、蛋心吐司、带肝的早餐，或者偶尔优待自己，要一份鲱鱼。每顿饭都会不由分说地配上一大缸茶，这茶是如此之浓 [4]，简直可以在上面溜一只老鼠。至于餐后点心，在菜单的底部有一个附言，似乎是写在永不破损的搪瓷上的——“在这样的热天气里，为什么不试试冷饮甜品呢？”然而无论冬夏，选项却永远是蛋奶糊和李子。

阿诺德，这里的老板，同时也是我的房东，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圆润的男人，他衣着讲究，下颚上满是白花花的赘肉，有一双精美得如同蒸到半熟的手。他独自完成所有的工作，包括做饭和招待。他骄傲地走来走去，穿着紧身的棉质长袍，长袍的领子一直高到脖子上，使他看起来拥有了那些和他做出的用布包裹的肉派一样的外表。他有着秃顶的大脑袋、红嘴唇，穿着束身衣，喜欢抽象的概念、沉默和做白日梦；而且他似乎显然比他的客人高出一筹。但即便他这么想，他也从来没有展示过。每天早饭前，他轻盈地绕着桌子放下早晨的报纸，像是放下圣歌歌单一样；到了晚上，这些举动会谨慎地发生一些变化。但客人同样享有听到他用柔软的嗓音进行总结陈词的福利。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个男人，能以这般虔诚对待这份特别的工作，甚至像是牧师对上帝的奉献一样，在他自己的饭桌边侍奉这些劳工，对他们提出建议，把他们的铜钱当作教堂的收藏品。

事实上，这个像苦行僧一样给我们送来难以下咽的土豆白菜早餐的人，很让人捉摸不透。可以想象他选择这样的工作是为了一种自我净化，是一种自谦的行为，而不是为了钱。我在他的房子里住了六个月，却从不认识他——尽管我知道他还有着另一面的生活。例如，大概有两个可爱的孩子会在每星期六的晚上对他进行简单的拜访。以及，在一楼的后面，他一直隐藏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妻子。有时候我爬上楼回房间的时候，能看到她站在那半开着的房门后，浑身透着无聊的气息，但却是那么性感撩人。她的头发精心地梳理过，高高地堆起来，眼睛像探照灯一样明亮。她穿着一件白色丝绸的裹身裙，扣子系到喉咙，脚指甲被涂成了绿色。她大概和我年纪差不多，却从来不说话。阿诺德也从未提起过她。

开始的时候，建筑工地的工作使我疲惫不堪。一整天我都在推着装有湿水泥的桶，直到感觉浑身肌肉都酸痛得像要散架般。晚上，我便回到蒸汽氤氲的餐厅，吃掉我的派，然后爬回到后面楼梯上的房间里。在那里，我会坐在窗边的桌子旁打盹，或是注视着那些长长的绿色火车。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没有兄弟姐妹的簇拥，我可以使用整个房间，衣服随便乱扔，用螺栓锁上门。对于终于得到的隐私我十分感激，只是坐在那儿便已令我心满意足。我成了这个房间和那些铬制家具的主人，把漫长的夏日夜晚花在独自在桌边打瞌睡、吸引女孩，或者写一些简短的、令人昏昏欲睡的诗歌上。伦敦在外面等着我——那里是一片高低不平的烟囱，发出如拖拽声一般的喃喃自语。但在最开始，我并没有什么事可以做，因为一天结束时，我的体力已经被消耗殆尽了。

适应这份工作及其死板的工作日程花了我一些时间。我的手磨破了，肌肉被拉伸到不能适应的扭曲程度。起初我半死不活，头晕目眩，连走路都摇摇晃晃的。但我很年轻，很快便变得强壮起来。不久我的手掌就磨出了老茧，像腌渍过的皮革，我可以怀着骄傲揉搓他们。终于，在晚上下工回家时，我不会再像之前那样目光呆滞，甚至可以四处去看看。

当然，我对这个城市还没有太多的认同感，这里只有一个个屋顶和变幻不定的天空，从敞开的窗户里传来的收音机隆隆的声音，以及夏日里后街上孩子们的喊叫声。而我和家里脆弱的联系也还未中断，母亲会寄来鲜花，用鞋盒子装着，它们被从田地和灌木丛里潦草地摘下，包裹在潮湿的青苔和常春藤的叶子中。

后来，我取得了一个小小的突破。我在《周日裁判》报纸举办的每周一次的比赛中获得了一个诗歌奖，这是一首我用六便士的邮费匆匆寄出、从未期望得到回音的诗。这是一个早上阿诺德给我看的，他红色的嘴唇抽搐着；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自己的诗被印出来。“这真的是你吗？”他挑剔地发问，“我没想到你竟有这么美丽的思想。”

这之后不久，我遇到了在帕特尼公园散发传单的菲利普·奥康纳——这是一个热心殷切的青年，年轻英俊的脸庞上写满了渴望，顶着一头浓密的黑色鬈发。我们俩当时都是独自生活，都在附近的街道上乱写诗句，所以有一段时间经常拜访对方，并建立起一个属于我们俩的小圈子。对我来说，他身上有种青少年的神秘感，一种狂热的忧郁，像是读书时期的哈姆雷特；而且他的诗是我当时读过最放纵的，仿佛是超现实主义的幻想如狂想曲般喷薄而出。我被他的诗歌打动了，但他对我的作品却几乎没有想法。我是两个人中年长的那一个，他却是那个父亲般的角色。他常常躺在我的床上，紧张地抓着自己的鬈发，眨着他深色的眼睛，用清晰冷淡的语调朗诵他新写的诗句，有趣又有点苦涩。“你和我是世界上仅存的真实的声音。”他说。用我的房间的时候，他的态度和举止都很友好。但在他自己的房间里却远不是这样，那时他的言论更加以自我为中心。不过，他的领地意识倒还不错。

那段时间里，我的另一个朋友，是六英尺高的比利，他总是规律地在楼下的餐厅吃饭——这位身处困境的黑人水手来自美国密苏里州的特洛伊市，估计不是跳船了就是迷路了。我从不知道他在哪儿睡觉，或者他住在哪儿，但每天晚上他准会坐在他的靠背长凳上，把成块的黄油放进他又热又浓的茶里，然后仔细地把骨头从腌鱼的身上剥下来。他硕大肥胖的脸颊上有轻微的刀疤，指节铜环留下的记号穿过他的眉毛。但是他性格很温柔，从来不会提高说话声音，最喜欢的消遣似乎就是喝茶和聊八卦消息。比利是个极佳的听众，从来不会有什么事情让他觉得无聊。他对最无趣的故事也会报以最热情的关注。“呵呵，真有这事啊，我得割腕了哦”，他会自言自语，“你可以开膛破肚，把我吊起来。”有时他也会消失几天，然后突然出现，喜气洋洋：“看到你了，见到你真让人高兴。”然后我们会去隔壁打一局台球，他台球打得很好，技巧精妙绝伦。但这样的日子没能持续多久。他们最终抓到了他。十几个戴着面具的警察。他们小心翼翼地走进咖啡馆，原本以为会发生一场恶战。但他却像一个孩子一样跟他们走了。

接下来，我和阿诺德相处的日子也是屈指可数的了。一个新来的女孩住在了我的楼上。她搬进了屋顶下的阁楼，那里之前一直只用来存放土豆。这个女孩似乎没有工作，尽管偶尔我能听到她的留声机和她赤脚跳舞的声音。有时候我们会在楼梯上碰到，不得不一起努力握着楼梯的扶手相互错身。即便在我俩的眼睛只有几英寸的距离时，她的眼睛也从来不眨。她的头发闻起来有派和甜甜圈的味道。“你看那部名叫《大老鼠》的电影了吗？”有一天她问我。“你长得跟他一模一样，真的！”她的朋友常在晚上来，然后在早上离开。阿诺德会把她的早饭放在托盘上送上去。然而最后，他满怀歉意地说，他想要我的房间。看起来他在扩张自己的某种生意。

我找的下一个住处在某种程度上更安全一些，是和一个一半伦敦东区人、一半爱尔兰人的家庭一起。他们住在一幢紧凑的小房子里，是离商业街十多码远的一排别墅中的一间。这里的租金是一周二十五先令，我由此拥有了一个底层的房间，享有一日三餐、洗衣服务、明亮的炭烧炉火、周日时会客厅的使用权，还有来自地下室里厨房的温暖，这种温暖在任何时候对我来说都像是一种额外的陪伴。

弗林太太，我的女房东，一个勇敢的金发女人，有一种格洛丽亚·斯旺森 [5]式的朦胧美——她的面庞光滑开朗，既坚韧又沉静，喋喋不休而又富于浪漫幻想。仿佛存在着两个弗林太太：一个如同少女，平易近人，另一个则是天生愤怒的抗议者。早上的她通常处在最生气的状态中，是个烟不离口的清洁工，身着睡衣，手里握着一个蓬松的拖把；而在晚上，她会在晚饭后出现在层层叠叠的金光里，蓄着丝绸般柔顺的头发，让世界沉浸在她滔滔不绝却没有结论的独白中，那里满载着欢笑、遗憾和渴望。低头对着可可饮料，穿着华丽的长袍，裹着紧身胸衣，继而她会开始着手处理地球上的一切问题。她喜欢描述里士满郊外头上顶着美丽鹿角的野鹿。她还警告我不要结婚；她结婚的时候太年轻了，这是个错误，她给人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但是她喜欢有厚嘴唇的男人，卷曲的玫瑰花蕾型的嘴唇——她一直认为它们看起来很重要……

弗林太太是地道的伦敦人，她不见了的丈夫则是爱尔兰人。不过她的生活里还有另外一个失踪了的人。这个人也是爱尔兰人，一个凯尔特王子，现在没有了踪影。她会悲惨兮兮地提起他，紧接着放声大笑。她旺盛的精力、善意的欲望平衡了她那偶尔爆发的狂躁，她既会轻易地流泪，也会突然发出自我嘲讽的咯咯笑声。那时候，她一定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年轻。

家里余下的成员还有弗林太太的两个孩子，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差别之大就如同白天与夜晚——一个是黑色眼睛的帕琪，有着性感的自信的八岁女孩；另一个是金发的麦克，十一岁，总是沉默不语。另外还有贝丝，女房东没结婚的姐姐，她像一个悲观、隐忍的精灵，在幕后如同焦虑的守护神一样游动，确保着一家人的平安。她负责看管我们所有人，白天在办公室工作，晚上做晚饭和洗衣服，像地震仪一样反映出她妹妹的情绪，并且害羞地解释和辩解。这两个女人很相像，尽管贝丝年纪大些，并且花费了很大力气去隐藏她的喜好（这压抑了她独特的美），使她好像失去勇气的女演员，最终变成了她妹妹的裁缝和影子。

我很快便适应了这间房子，置身于它的氛围之中。我的房间很小，正是我喜欢的那种，有一张床，一把椅子，一张基拉尼 [6]的彩色印刷画作，一扇对着一面墙、被栏杆围着的窗户。随着冬天的到来，我本可能会过得更糟，然而这里却像獾的洞穴一样温暖舒适。女人们对我很友善，像对待一件脆弱的珍宝，似乎要把我养胖去评选奖项。每天早上年轻的麦克会把早饭和工作时吃的一大块三明治端到我的床上。当我晚上回来的时候，烧煤的炉火熊熊燃烧，硫黄的烟熏味儿在屋子里打转。六点，梳辫子的帕琪用铜制的托盘端来一顿丰盛的晚餐，接着她坐在地板上，下巴抵在裸露的膝盖上，冷漠地看着我进食。睡觉前，她还会对我进行另一次短暂的拜访。“妈妈问你还需要什么吗？”这位穿着条纹睡衣、马上要十岁的毛衣小姐腼腆不安地扭动着，她已经知道要如何站立，如何舒服地偎依在门框上，如何在灯光下摆弄她裹着法兰绒睡衣的身体，做出各种动作。

一旦孩子们就寝之后，其他的声音便浮现出来了，起初它们充满了神秘，但很快就变得似曾相识。贝丝正在楼下的水池边碾压晚上的垃圾，或是把第二天早上吃的三明治切成小块。身穿惨白色皮草的弗林太太，正准备去温布利看狗，或是独自待在地下室过夜，拿她的头撞着桌子，又或是靠半品脱的烈啤酒来打发时间。接着，在很晚的时候，你会听到从远处的阁楼传来接连不断的嚎叫与呻吟，就像一个阴魂般的男中音发出的缭绕不绝的警报，仿佛是哈姆雷特的鬼魂在抱怨。但那不过是威洛先生而已，他是弗林太太的另一位房客，一个早就退休的年迈的演员，喜欢不断重复他曾经辉煌一时的演出——《傅满洲医生的诅咒》 [7]里的台词，以此来填补自己的孤独。

其他时候，我便会在房间里独自度过充实的夜晚，在炉火边写作，或者拉拉小提琴，直到贝丝给我端来大托盘盛着的晚饭；有时候她也会抄写点文字给我来读。这一切再一次像是在家里一样，除了那些敲门声，以及没有人要我去帮忙做家务这件事。当我生病的时候，他们会照顾我，减少房租，弗林太太会给我拿来吉尼斯黑啤酒。“这个洛瑞，”她会说，“难怪他会变成这样，他脑子里的负担太重了。”她对我并不甚了解，她也并不想了解。这样一种居住环境方面的改变，看起来已经足够好了。

至于我专程赶来探索的大伦敦，当时我恐怕是一点都没找到它的感觉。伦敦的规模和尺寸，对于我这样一个乡下长大的人来说，是完全异乎常理的，远远超出了我的经验所能应对的范围。无论如何，我那时才刚刚二十岁，只要周围的环境耍点小花招，我的舷窗便被错觉所蒙蔽了。我只是漂浮在胶囊般的自我沉醉中，封闭在我私人的小天气里。

但我依然记得伦敦的氛围，它那种坚实的存在，令人感到亲切的、自由的空气。到了晚上，街头的夜生活是那么丰富（在室内是要花钱的），人们在室外聚集在一起。你会看到他们站在街角，站在酒吧的门廊上，成群结队地谈天，从纸袋子里掏出来东西吃。这些街道本身也给人一种如置身乡村的错觉——爱德华七世时代的交通工具在尽着他们最后的努力：嘎嘎作响的旧公共汽车，小贩的矮脚马和夹子，整洁的小计程车像竖直的钢琴，硕大的货运马车载着啤酒和面粉，被健壮优美的马群拉着。还有美好的周日早晨，当马休息的时候，帕特尼高街上到处是自行车——穿着短裤、身材健美的女孩们被浮夸的年轻小伙子们追逐着，身着西装、头戴旧草帽的绅士们，家家户户都骑着双人自行车，将婴儿放在车筐里，所有人都向着开阔的乡间进发。私人汽车很少，而且总会是某种不祥之兆，特别是停在街边的时候——一辆车停在联排别墅外面，这样的景象往往意味着医生或者死亡。

然而对于我来说，下班之后，伦敦提供了一种闲适之感，也令人感到富足，即便我一周只能挣两英镑五先令。交了寄宿费之后，我仍有一镑供自己花费，而这一镑可以被分解成一百种方式。一点儿威士忌要六便士，一品脱啤酒四个半便士，二十支香烟十一便士。电影院里最好的座位是九便士到一先令，或者我可以爬到走廊上看，只要三便士。这里还有各种展览和音乐厅，阿尔罕布拉戏院的俄国芭蕾舞，皇后音乐厅的音乐会——几乎都不超过一先令。五十先令的量身定做的套装，六便士的舞蹈，九便士的晚餐——鉴于我挣的那点工资，生活可能并不便宜，但它却似乎确实如此，况且我还不用交税。

这是一段漂泊着的快乐时光，充满了奢侈的忧郁，我也尽力去体验和滋养这番忧郁。我走遍了几乎所有的地方，大多数时候是一个人，我研究自己的影子、我映在窗户上的脸，认识到伦敦的要义和它对我的要求——最起码是声名与财富。这正是我来这里的目的，也是家乡人对我的期望。然而我的脑子里却还是迷茫和空白的。

所以我做了力所能及的事：凝视着河流或者打台球，然后等待；写作，搞破坏，对时间怀有充分的信心，在荒野上游荡，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困扰；搭讪即将消失的大户人家里的女仆姑娘，咬着她们带给我的鸡翅，在破碎的灯光中，挺直了身体躺在灌木丛里，梦想着让人想入非非的爱人。

但闲逛的大多数时候，我都在开阔的空间里沉思，尽情挥霍着那些反正总归要浪费的遐想。偶尔在休息的时候，我会走到城里去，沿着河岸走上斯特兰德大道 [8]，在维多利亚风格的牛排店门口短暂停留，去闻闻蒸汽弥漫的橱窗里，挂在钩子上的牛排猩红色那一面的味道。对我来说，这种食物就像是星期日的一座山，或者是金钱之神一个火热的吻，是严格为胖乎乎的股票经纪人和银行家所预留的——我从来没想过能吃到它。

这座城市本身，以及那些院子和小径，对我来说本是很熟悉的，很像是斯特劳德那些古怪的角落——褪了色的黄铜板钉在门廊上，古老的使者穿着墨绿色的外套，蹒跚的搬运工把煤搬到闷热的阁楼上，空气里混合着受潮的饼干和碎裂的羊皮纸的味道。但这座城市同时也冠冕堂皇，拥挤不堪，面目狡诈，根本看不出来是存储了全世界财富的会计室。这一点都不是我所期待的，它让我感到很不安。我还一直期待能在这里碰到我父亲 [9]。

在伦敦城完成这些旅行之后，我想要尝试换一种风格，于是回到了查令街十字路口，而后到苏豪区的一家咖啡店抽起了漆黑的墨西哥雪茄，以此打发整晚时间。在这里，我穿着那皱巴巴的雨衣，面色阴沉，显得很国际化，身边到处是轻言细语的希腊人，我会打开读不懂的《马德里先驱报》，点一杯不会喝的土耳其咖啡……

当然，我的一半时间是花在建筑工作上的，沉浸在这不需要动脑的、让人生气勃勃的日常里。将近一年的时间，每天早上我都会穿上柠檬蛋糕颜色的衣服，走上帕特尼山，把我的午饭留给一个茶童，然后爬上狂风中的脚手架。我的工作属于推独轮车的那一种，给楼层供应新搅拌好的水泥，在有弹性的踏板上来回穿梭，随着楼层的兴建而缓缓上升。

在十一个辛苦的月份中，在那座优美大厦的基地上，我们建起了三个不怎么好看的公寓楼——这些楼房都很低矮，带着些自鸣得意的样子，铅铸的窗户看着十分刻薄，阳台则是能看不能用，此外还有模仿贵族风格的装饰。这是我唯一参与过的建造方面的事情，我现在仍然会怀着某种感情想起它们，并且偶尔回去看看。即便是今天，看到那些楼房拥挤而造作的样子，我依旧会惊叹不已。

作为建筑工人，我们是工业界的恶棍，处在工人阶层的最底部。挣得极少，未经训练，不可靠，通常很危险，这份工作所能招募到的人就是这样的；我的许多同行都是那种在城市长大的侏儒，一定是遭受了几个世纪以来血统上的稀薄和种种压迫的结果。这样的人现在更少见了，但你有时仍然能见到，可能是在伦敦巴特西或者旺兹沃思地区的某个酒吧，他们蹲伏在桌子前，带着一个身材矮小的妻子，脚几乎碰不到地板。在我那时候，这样的男人是劳工界的基石，他们被那些让人筋疲力尽的工作磨损得体无完肤。然而他们吃苦耐劳，从不抱怨，几乎如相信宿命一般。他们在样貌和举止上都看不出年纪。他们的身体僵硬，缩成一团，四肢粗短，头发剃得短而平，说话时嗓音含混不清，讲的是伦敦土腔，满嘴就像是废弃了的采石场，熟练地使用着有腔有调的俚语。

这些俚语始终像是某种黑道上的黑话，是一种神秘又模棱两可的语言，在那时候还没有自觉地变成沙龙酒吧里的行话。然而在不使用这种俚语的时候，我的伙伴们却似乎承受着一种古怪的压抑感，不再愿意去讲出人和事物的名字。“喂，伙计，啥名？把那啥扔过来。得给这劳什子做件东西呢。”我并不认为这么做是出于懒惰或者词汇的贫乏，而是出于本能的隐藏，因为讲出名字来可能意味着某种背叛。

我们当中至少一半人是从黑道里招募来的，这显然是当时的一种惯例——其中有犯人和骗子，只是暂时因为干过的坏事而被迫工作，还有技艺高超的盗贼，一时还没有来得及去重操旧业，剩下的一些人则曾在压力之下表示要改过自新，于是被要求来推手推车，以证明这种改过的愿望。我发现那些跟我一起干活的人都从谢菲尔德的摩尔区而来，有着苍白病态的面容，低头拖着脚步沉重地挪动着，消极又盲目，好像他们的世界依然处处被高墙包围着。他们中间很多人其实出生在旺兹沃斯和富勒姆两个地方，是沉默寡言但非常怀旧的男人们，有时靠读一些关于犯罪与惩罚的故事来放松一下身心，脑子里似乎依然在想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事情。

在我的小帮派里，我记得我们当中什么人都有：保险箱窃贼，驯兽师，瘾君子，一个深受风湿病折磨的伪造东西的人，一个错过了生命黄金期的重婚罪罪犯，还有一个用他的赛璐珞衬衫领子撬锁的专家。在这圈子的边缘还有一个可怜的小职员，他曾因强奸自己的女儿而服刑，没有人原谅他，而且得永远承受各种施虐式恶作剧的折磨。但是很明显，犯罪并没有使他们发胖；他们遭受了多年的磨难，遭受了贫穷和质疑，遭受了接连不断却逐渐减少的牢狱之灾，并因此变得干瘪和瘦削。

然而总的来说，这里有一种天然的友谊；没有小团体，也没有自怜。我们在一起，分担着工作，共享着它的好处和损失。当我们中的一个成员生病了，或者领班找事儿的时候，我们就会互相包庇。下雨的时候，我们躲起来，在地窖里玩掷硬币游戏；当天气好的时候，我们轮流干活，像是哑剧表演一样制造出虚幻的工作，这样就没有人会被认为是多余的了。午饭的时候，我们聚在一个旧铁皮棚里，以膝当桌，吃着各自带来的剩菜残羹，互相卷着香烟，抽得烟雾弥漫，玩“王冠与铁锚” [10]的赌博游戏。赌博是一种宗教信仰，我们的工资被抵押，成堆的钞票易手。但尽管我们中的一些人很喜欢赌博，大家却很在乎名誉，如果有人作弊，就会遭到质疑。特别是那些多次坐牢的惯犯，他们就像决不妥协的印第安酋长，是荣誉的守护者，黑牙紧咬着小烟筒，对任何背信弃义的行为毫无宽恕之心。

下班回家的时候，我们似乎成了老太太和当地警察的天然目标。警察总是以挑衅的态度对待我们；老妇人们则会给我们钱和面包皮——这可能是看到我们的帽子和围巾时的一种本能反应，是看多了《笨拙》 [11]这本杂志的后遗症。无论如何，我们接受了这些，不管是警察的暴力还是老太太的施舍，都是做我们这一行的待遇的一部分。当然，我们全都是经常偷东西的人——尽管在我们干活的地方，根本就没有什么值得偷的东西。我自己也养成了把这个或那个小铜管藏在裤腿里的习惯。它们是光滑的，转动得很好，而且装饰得很漂亮；但我从来不知道要如何处理它们。

在工作上，正如我说过的，我们劳动者都是一些暴徒、贱民和搬运工之类的人。在我们和手工艺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几乎和印度一样极端的等级制度。砖瓦匠、木匠、石匠和水管工对我们的态度，就像印度的婆罗门蔑视其他种姓一样，即便在午餐时间，他们也只是跟自己人坐在一起，固执地炫耀着自己特有的技术工地位。结果是，我们把自己硬塞进了一个紧凑的小团体，甚至比他们的更排外、更谨慎。团结是我们唯一的技能，我想我们甚至可能会为了彼此而杀害外人。

然而，有两个人例外，这两个孤独的外来者虽然同样是劳工，但我们却从未接受过他们：一个是犯过强奸罪的中年人，我们中间的替罪羊，我们留下他，是为了故意折磨之用；另一个是老园丁，他看管的花园已经和房子一起消失了，但是他被默许留了下来，在这里过完余生，每天的工作就是推着独轮车，把一筐筐的水泥盖在枯死的玫瑰上面。

接下来在早春的时候，随着公寓工程进行到一半，一些事情发生了，这些事情让我们迅速地团结在一起；其实这件事本身很平凡，但对于我来说，却充满了20世纪30年代那种惊心动魄的气氛。

这件事开始于一天早上，有一些不属于工会的人被经理偷偷带到了工作岗位上，至少在一时之间，这番挑衅使得不同行业之间的神圣壁垒降低了不少。有人敲响了铁三角的警钟，所有人立刻停止了工作。水泥搅拌机像是咳嗽了一声，也停了下来；屋顶上的人们成群结队地涌来，从他们的脚手架上爬下，仿佛是从一艘被击中的战舰上跳水逃生。

我们在经理的办公室外面集合，我们的脾气好像也突然转变了——五百多个男人在寒风中挤作一团，等待着有人来领导我们的队伍。一开始我们很迷茫；不时爆发出零星的集会，人们互相大声喊叫。“兄弟！——同志们！——我们必须在这个问题上团结一致——把他们赶出去——把我们的要求告诉老板。”这充满了情绪的话语触发了愤怒的火焰，在人群中蔓延开来，然后又消逝了。最后，经理发布了一条命令让我们回去工作。他不接受任何讨论。我们要么妥协，要么离开。

就在这时，一个身材高大、有些驼背的工人挤到前面，爬上了一堆木材，他一转身向我们讲话，我们就知道他将成为我们的领袖；一直无人能胜任的事情，现在终于有人来做了。

这名男子后来成了20世纪30年代的传奇人物之一，是当时阶级斗争和政治抗议神话的一部分——一个瘦削有力的人物，挥舞着手臂和大拳头，有着一张充满愤怒的正方形脸庞。事实上，他的脸几乎是早期苏联海报上工人英雄的完美原型——骄傲、激昂、无情、狂热，却因苦难而伤痕累累。他还只有二十多岁，但早已经历丰富；他曾在一场海军兵变之后被监禁，但现在的他却像高塔一样耸立在我们面前。他的声音是断断续续却富于雄辩的，手指刺进春天冰冷的空气，站在一张巨大的屏幕上，活脱脱就是俄国英雄波特金 [12]。

他简短地说了几句，带有一种粗放的、几乎是藐视一切的威严，周围叽叽喳喳的人都不作声了。几句斩钉截铁的话，便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牢骚和不满只有通过全面的革命才能解决。我们一直含糊其辞，犹豫不决；现在我们毫无顾虑了，投票赞成立即举行罢工。

经理本来一直在办公室门口听着，露出自鸣得意的傻笑，摆弄着他的三轮车。但当听到我们的决定，他一下勃然大怒，开始像个孩子一样上蹿下跳。

“出去！”他尖叫道。“所有人立刻滚出去！出去——否则我就以非法入侵罪逮捕你们！”

我们穿过大门，在草地上坐了下来，五百个男人淋着雨，看着大门在我们身后紧锁。然后过了一会儿，警察来了。那些只完工了一半的建筑物显得湿漉漉、空荡荡的，一副突然死掉的样子。一小时前我们还在那里，上上下下到处都是，而现在，一排穿着黑色斗篷的警察站在我们中间。妥协与抗争之间的距离是如此之小。我们现在都是不法之徒了。当我们走近警察，期待着他们表现出一点惯有的戏谑时，他们看起来却同经理一样面色铁青。

这次罢工持续了两个星期——持续了两个星期之久的非法活动，竟让我尝到了第一丝革命的甜头。既没有工作也没有社会地位，我们过着一种秘密的地下生活，脱离了法治，在咖啡馆和地下室开会，起草宣言，策划示威，绘制标语牌和海报。在这种发起于聚居区、稀里糊涂的意识形态斗争中，我们很容易就失去了方寸，而罢工的直接目标又变得如此含混，以至于我们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接管这个世界了。那时候，我第一次经历了共产主义的幻觉，如纯净水一般天真和幼稚，它更多是一种肉体感觉，而不关乎理智，就像在度假营地过了一个周末。我仿佛开始看到工人们胜利那一天的景象：我们举着旗帜在街上奔跑，工厂主们满天飞，特权之庙宇倒下，其他工人等待加入我们，一个焕然一新的世界将会到来；那里的人们都穿着开领衬衫，裸露的胳膊为了共同的劳动而挥舞，也许还有机会与那些漂亮的女同志自由恋爱，公共托儿所里满是我们一头金发的后代。

然而，突然间，罢工结束了，在勉强达成的协议中结束了。我们又重新开始了工作，回归到躲避工头和角落里赌博的日子中去，除了两个星期的挨饿，一切都没有改变。

现在我已经在伦敦待了将近一年了，除了满是老茧的手和一首诗歌，几乎没有什么可炫耀的了。在弗林太太家里的生活如今变得有点古怪，虽然仍和以前一样舒适；她还有了一个新的男友，他的到来倒是带来了不少的便利。

发生的变化之一是多了来自巴特西的孤儿克拉拉，她是被雇来帮忙打扫卫生的——这是一个身材瘦长、大概十五岁的孩子，从不在大人在场的时候说话。她会讲点小道消息并和帕琪一起玩耍，否则便在沉默中工作，看起来就像一个走走停停的逃犯，仿佛在躲避人们的注意。我从来不了解克拉拉，但她似乎有办法让自己高兴，也有办法彰显自己的存在感。有时我晚上回家，想打开房间里的开关，结果发现她把所有的电灯泡都拔掉了。“是你，洛瑞？”弗林太太在地下室尖叫起来，“别担心，这可怜又可爱的小家伙是没法让它们消失的。”然后我就会在我的床上找到像一窝鸡蛋一样排列着的电灯泡，还有她的一只鞋，没准是和帕琪的一个旧娃娃放在一起。

这几个月来，帕琪变得更加狂热不能自已了，她开始用油彩和口红来练习给自己化妆，时常突然出现在我的门口，嘴巴和脸颊都变得像是莎士比亚戏剧里某个血淋淋的孩子那样。总是围着我转的贝丝继续纵容着我，她会在很晚的时候给我端来大盘的晚饭，带着一丝疲惫的微笑在我身边徘徊，想看看我是否得到了想要的一切，或者过来解释一下帕琪正在长大这件事情。弗林太太比以前更像个勇敢的金发女郎了，她在社会上的成功使她暂时飘飘然起来，她定期拿啤酒和烟草当礼物，以此归还我一半的房租，并依然坚持说并没有人会想结婚。事实上，我被他们所有人宠爱着，像是深陷在一个软垫子中，如同奇异的狐猴一样被守卫着。似乎没有什么好的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不应该在这里生活——除了我不想在阁楼上终老一生，就像威洛先生一样。

到了初夏，公寓差不多完工了，于是我知道自己很快就要失业了。虽然没看到其他的希望，但我并不担心；在我的生活中，我从未感到自己如此强大。我记得有一天早晨，我站在有风的屋顶上，环顾四周的天空，突然意识到，一旦完成工作，我便可以去世界上任何喜欢的地方。

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我将身无分文、自由自在，就这样收拾行装离开。我是一个年轻的人，正好赶上了最后几年的和平时期，所以也许比任何一代都幸运。欧洲至少是一个开阔的、边界松散的地方，很少存在什么问题，也几乎没有旅行者。

那么我应该去哪里呢？这只是一个去哪里的问题——法国？意大利？希腊？我对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一无所知，它们只是一些地名，隐隐地让人联想起一些歌剧。我也不懂其他语言，所以无论我选择去哪里，到达之时我都将如同新生。然后我想起不知道在哪儿，我学来的一句西班牙短语：“你能给我一杯水吗？”也许就是这最基本的用来维生的一句话，让我下定了决心。我决定去西班牙。

于是在6月初，当我被建筑工地解雇的时候，我买了一张去维戈 [13]的单程票。我还记得我花了四英镑，这给我剩下了一大把足以安全到达西班牙的先令。我并不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因为我已经在那里看到了自己的样子——肤色黝黑得像一个教徒，走在白色的尘土路上，穿过片片橘树林。

这船还有几周才到出发的时间，所以我在伦敦最后的日子是和一个叫妮尔的女孩度过的，我们是在电影院相遇的。她来自伦敦南边的巴勒姆，我们常常在大草地那里见面，有时候是去我的房间。她温柔而紧张，有着肤如凝脂的美丽，健康，丰满，却又哀怨而纯真。由于散漫无事（她也没有工作）以及最初的告别气氛，她常常在夏天的黄昏躺入我的怀中，于是要费好大的劲儿，才能避免我们俩做一些出格的事。她穿了一件宽松的田园风衬衫，那是当时流行的式样，像一束带褶皱的棉花。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变得越来越宽容，越来越柔软，仿佛她曾经设定的所有防线都融化不见了。然后我们的最后一个夜晚到来了：“也许你可以把我绑起来。那样我就什么都不能说了，对吗？”最后是：“带我一起走吧，我不会给你带来麻烦的。”我感觉到了自己的眩晕、冷漠、无情。“带我一起走吧”，这句话我近来也不断从其他女孩那里听到，她们似乎直到现在才注意到我。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抽身离去，远比留下来爱一个人，要容易得多。

离别的那个早上到来了，孩子们帮我收拾好行李，麦克把他口袋里的折叠刀送给了我。贝丝去工作了，留给我一张道别的纸条，弗林太太仍然在睡觉。帕琪陪着我走了一半到车站去的路，我们停在了帕特尼桥。这是个有些寒意的美好清晨，明亮的晨雾笼罩在河面上，潮水迅速地涌向海边。帕琪踮起脚尖，抓起我的耳朵拉向她抹着口红的嘴唇。“带我一起走吧。”她说。她的鼻子里喷出一阵笑声，挥舞着双手向我道别，然后跑回了家。

[1]帕丁顿（Paddington），位于伦敦西部的地区。

[2]帕特尼希斯（Putney Heath）是隶属于温布尔登公地（Wimbledon Common）的一片草地，位于伦敦西南部的帕特尼（Putney）地区。后文中提到的附近“大草地”皆为此处。

[3]出自莎士比亚的戏剧《哈姆雷特》，这里指柯丽欧从父亲那里学到的都是些陈旧过时的知识。

[4]原文“Strong”在英语中另有“结实、坚固”之意。

[5]格洛丽亚·斯旺森（Gloria Swanson，1899-1983），美国演员、制片人，因在1950年广受好评的电影《日落大道》中扮演隐居的默片明星诺玛·德斯蒙德而闻名。

[6]基拉尼（Killarney），位于爱尔兰西南部凯里郡的一个小镇，以优美的自然风光驰名。

[7]傅满洲是英国通俗小说作家萨克斯·洛莫尔（Sax Rohmer）1913年开始创作的傅满洲系列小说中的虚构人物，是许多邪恶的犯罪天才和疯狂的科学家的原型，该形象在西方文化中带有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寓意。

[8]斯特兰德大道（The Strand），伦敦中心的一条大道，位于泰晤士河岸边。

[9]洛瑞的父亲在其三岁时抛弃家庭，前往伦敦追求个人仕途，详见其“自传三部曲”第一部《萝西与苹果酒》中的叙述。

[10]王冠与铁锚（pitch-and-toss），英国境内流行的一种投掷硬币类的游戏，玩家轮流从远处向墙上扔硬币，离墙最近的硬币是赢家。

[11]《笨拙》（Punch），英国老牌讽刺漫画杂志之一，提供政治讽刺漫画、家庭漫画、社会漫画等内容，通过诙谐的讽刺手法描述社会热点问题。

[12]波特金（Potemkin，1739-1791），俄国军事领袖、政治家、贵族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宠儿。他死于《雅西和约》的谈判中，该条约结束了沙皇俄国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

[13]维戈（Vigo），西班牙西北部的港口城市。

第三章 进入西班牙

我们的船很早便抵达港口，天色仍然是一片漆黑。大海和睡梦造成的无意识的摇晃停止了，我被船舷边铁锚下沉时发出的吱呀声惊醒，也几乎就是在那同一时刻，我迷上了西班牙的海岸。

起初，舒舒服服地躺在这艘老旧的船上，我一点都不想动弹。船沿着英吉利海峡而下，穿过比斯开湾，在那两天缓慢的航行中，闻着从大西洋上吹过来的轻柔海风，随着轮船一起晃动，我感到十分惬意。但是“维戈”，我的船票上写的名字，却是这艘船对我的保护所能到达的最远地方。于是，我躺在泊船后的寂静中，聆听西班牙传来的最初的轻响——一只狗的嗥叫，一头驴子的喘息声，一只小公鸡的尖啼。然后我收拾好行装，走上闪闪发光的甲板，西班牙的太阳也升起来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被海湾环抱着的外国城市的形状。

那时，我除了英格兰平坦的土地之外什么也没见过，维戈像一个幽灵般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它似乎是从海上升起来的，如锈蚀的残骸，和它周围的岩石一样古老、斑驳。房子周围渺无人烟。一切看起来都像被一层甲壳覆盖着，正在腐烂，死一般沉寂，仿佛等待着洪水的再度袭来。我上岸的这个小镇如同被淹没在潮湿的绿色阳光里边，闻起来好像海洋里的垃圾。人们睡在门口，或趴在地上，就像被潮水冲上来的尸体。

但我已经在西班牙了，新的生活开始了。我的口袋里有几个先令，没有回程的票；我有一个背包、毯子、备用衬衫和一把小提琴，还知道足够的西班牙语词可以要来一杯水。黎明的寒意终于离我而去，我开始觉得好些了。形同溺水的人们慢慢从人行道上站起来，伸伸胳膊，点燃香烟，把夜晚从衣服上抖落。擦鞋的黑人出现了，他们把刷子归置在一起。一些奇怪而耀眼的女孩走在街上，头上是浓黑油亮的头发，面庞上搭配着一张又红又野蛮的大嘴。

我仍然有点摇晃，环顾四周，看到的都是黯淡的深色瞳仁和难以理解的面孔，摇摇欲坠的墙壁上画着神秘的涂鸦，一名荷枪的警察坐在市政厅的台阶上，一张马克思的照片悬挂在橱窗里。我对这里一无所知，或许也感到了片刻的恐慌——但不管怎样，我突然产生了一股继续往前走的冲动。于是我毅然斩断了最后的留恋，把身上的英国先令换成了西班牙的比塞塔，买了一些面包和水果，径直向着广阔的田野走去，把港口远远甩在身后。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里，我都在攀爬陡峭的梯田，然后在崎岖的山顶上宿营过夜。一些原始的本能迫使我离开大路，爬上这满是岩石的高处。它像老鹰一般俯瞰着远处的海港、周围的群山和潟湖。在这里，坐在距离内陆大约六英里的一块石头上，我可以向四面八方眺望，看看我曾位于地形的哪里，我在哪里度过了一天，还有那些我将要探索的乡村在哪里。这里的风光像是画中的爱尔兰西部，既狂野又寂静，以一种荒凉却有韵律的方式翻滚着。面对着它那陌生的壮观，我最后一次感受到了思乡的苦闷，也第一次体味到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兴奋，这种感觉刺痛了我。

加利西亚 [1]的夜晚很快到来了，群山变成紫色，浓郁的阴影笼罩了山谷。下面的海岸线参差不齐，现在又黑又亮，看上去就像碎玻璃碴。维戈是一片没有灯光的废墟，阴冷，昏暗，已然湮没在深蓝色的暮色中。只有天空和海洋还活着，燃烧着巨大的火焰。然后，当太阳落山时，夕阳似乎像烧着的窗帘碎片一样拖拽着整个天空，在河口和众多岛屿周围留下了一片片冒着烟的明亮海水。我看到了那只白色的小船，那是我与家的最后联系，它像一个圆锥一样闪耀着，消逝在黑暗中；最后，我又是独自一人了。我坐在山顶上，夜风吹起的时候，我的牙齿打颤不止。

在风中，我发现了一个粗糙的小洞，一个岩石中间的小坑。在吃了一些面包和枣之后，我打开毯子，把自己裹在里面，把小提琴放在身边，把背包当作枕头，在石头床上伸展开身体，然后双手合十，手指钩在一起，闭上眼睛准备睡觉。

但是那晚我睡得很少：我被野狗袭击了——也可能是加利西亚的狼。它们在火山口的山脊上乱跑，咆哮着，怒吼着向月亮冲去，我只能通过丢石头、在它们眼前挥舞火把的方式才能把它们挡在海湾里。直到清晨，它们才终于离开了我，狂吠着跑下山坡，此时我终于进入了噩梦般的梦乡，因为我仍然能感觉到它们灼热的黄色牙齿在啃咬我的骨头。

第二天早晨我醒来时，天已经亮了，山谷里的声音此起彼伏。我看看表，六点了，我的身上被露水打湿了。我从毯子里钻出来，爬上山脊，躺在冉冉升起的太阳底下，闻到了干燥的灌木、胡椒草和石头散发出的树脂气味。在温暖自己僵硬的四肢的时候，我向下打量着传出尖利哭声的山谷，看到一群像木炭一样黑的老妇人，正沿着小溪拍打被单。加利西亚的农民、妇女和西班牙人，他们不为人知晓，更是神秘莫测——他们瘦骨嶙峋的身躯跪在水面上，像饮水的母鸡一样上下跳动着，一边干活，一边尖声喊叫，像子弹一样从岩石上弹下来，发出金属般的轰鸣声。

我俯卧在那里，温暖的土地在我身下，让我忘记了冰冷的露水和夜晚的狼群。我觉得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黎明时分在山坡上醒来，眺望着一个我无法形容的世界，没有言语，毫无计划，在一个还没有记忆的地方，从头开始。

当我第二天早上醒来，要穿越整个西班牙的时候，我对这个国家依然是一无所知的。委拉斯凯兹 [2]、戈雅 [3]、埃尔·格列柯 [4]、洛佩·德·维加 [5]、胡安·德拉·克鲁兹，这些名字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我还从未听说过科尔多瓦的摩尔人或天主教国王、阿尔罕布拉宫 [6]或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 [7]，亦或特拉法尔加角 [8]是西班牙的海角，直布罗陀 [9]是西班牙的岩石，或者哥伦布正是从这里航行到美洲的之类的话。我那所乡下的小学校 [10]，总是慷慨地教授关于来自澳大利亚昆士兰的出口物或是詹金斯的耳朵之战 [11]的知识，关于西班牙，却没有给予我比塞维利亚有个理发师和巴塞罗那有疯子更具体、更有用的东西了。

但那时我对自己的无知一无所知，因此也不为它所困扰。随着太阳光越来越强烈，我的衣服被蒸干了。远处的海面上闪耀着白色的光芒，在昨夜的烟雾缭绕之后，今天的清晨干净而清新。山丘在我面前升起，向内陆延伸，在蔚蓝的天空下轮廓分明。我啃了一些面包和水果，把东西卷成一捆，用泉水洗了洗头和脚。然后，我背起行李，依旧有意避开大路，沿着东南方的小路前往萨莫拉 [12]。

我沿着群山间的小路走了三四天，只偶尔看到生命的迹象——有时是牧羊人的小屋，有时是远处行走的人，有时是领着一群山羊的孤独的男孩；除此之外，除了头顶上的鹰和从岩石中涌出的泉水，没有任何声音或动静。铁轨爬得更高，直伸入清新的寒冷空气中，我只是跟着它走，希望能保持方向。当暮色降临时，我蜷缩在原地，疲倦至极以至于根本无暇顾及寒冷。一天晚上，我躲在一座城堡的废墟里，这座城堡砌在一块岩石上，只有一个破败的屋顶，没有什么堡垒，里面堆满了乌鸦的巢穴，被遗弃的火堆散落在各处。一个角落里竖着一只羊的骨架，像一只柳条篮子，被挑得干干净净；墙上刻着女人和马的图画。我想这显然是强盗的避难所。但是我在这破烂的地方睡得很好，尽管不断听到黑暗的声音，墙壁里的吱吱嘎嘎之声和山风的叹息。

除此之外，最初在维戈的那些日子，留在我记忆里的，是一种令人神志不清的饥饿感，这种欲望是如此尖锐，如此强烈，如此让人忘乎所以，以至于令它得到满足都几乎成了一件让人倍感遗憾的事。

第二天我便吃光了面包和枣子，但我还找到了一些野葡萄，虽然还很青涩，但也照样把它们吃掉了，此外还吃了一小堆豆子的残渣。

而后，我记得自己在一天傍晚走出峡谷，看到了第一个真正的村庄。这件事我记得很清楚，因为这个村庄对我来说就意味着整个西班牙，也是我与西班牙的初次相遇。它站在落日下光秃秃的棕色岩石上——一堆矮矮的房子，像一堆粉红色的方糖。村庄中心耸立着一座塔，巨大的黑钟在振动时，塔上也会发出噼噼啪啪的巨响。我已经受够了山，受够了躺在潮湿的蕨类植物中间，而现在我闻到了火，闻到了一股甜美的烹饪的味道。我爬上陡峭的山路，进入了村庄。当我经过之时，站在门口穿黑色袍子的妇女发出了温柔的惊叫。

在村里的广场上，我来到了一扇镶嵌着“天主旅店”标牌的门前。我推开门，走进一个粉刷得雪白的院子，天竺葵高高悬挂，骡子和驴子挤得水泄不通。院子里一片混乱——骡子在跺脚，驴子在嘶鸣，鸡在咯咯叫，孩子们在打架。一个又胖又老的老太婆蹲在角落里的炉火旁，正在一个大黑坩埚里搅拌着什么汤水。她看起来像是管事儿的，我便走过去做了个索要食物的手势。她一句话也没说，舀起一勺汤，举到我的嘴跟前。我尝了一口，然后呛住了；它又热又浓，混杂着烟和草药的辛辣味道。那老妇人透过火苗狠狠地盯着我看。她弯着腰，有着皮革般的皮肤，长着胡子和尖牙，看上去像一只警惕的麋鹿。我擦了擦烫坏了的嘴，点了点头，用响亮的英语说“好”。她深深地喝了一口汤，带着小胡子的嘴唇嚼动着，深嵌的两只眼睛滴溜溜滚动。然后，她轻快地朝炉火啐了一口唾沫，突然转过头来，用一种低沉沙哑的声音嘶吼了些什么——一个光着脚、只穿着衬衣的男孩走过来，拽住我的袖子，领我去看我的卧室。

过了一会儿，我坐在院子里晃来晃去的灯泡下面，饿着肚子看他们做晚饭。这时旅店老板走了出来，腰上围着一条毛巾，开始在马槽里给他的小儿子擦洗身体。小孩儿尖叫着，老妇人咆哮着，父亲喊叫着，唱着歌，涂着肥皂。接着，像突然心血来潮一样，父亲把这孩子推到水下面，让他看看自己能做些什么。在老妇人和父亲目光的注视之下，孩子的尖叫声陡地停了下来，就像被锋利的刀子切断了一样。在一阵令人窒息的寂静中，孩子与水进行搏斗，像一只棕色的小青蛙一样踢来踢去，挣扎着，眼睛睁着，嘴巴还在动，整个身体都在与这突如其来又无法解释的死亡威胁做斗争。他大约只有一岁，但有那么一刻，年纪的痕迹似乎从他身上消失了，他只能独自面对恐怖和沉默。就在他要投降的时候，那个老妇人拿起一只水桶，朝着父亲头上扔过去，父亲便抓住了孩子，把他抛到空中，亲了他一下，然后把他带走了。

晚饭终于被摆放在露天的长木桌上了。一切准备就绪后，旅店老板挥挥胳膊，邀请我加入。车夫和仆役们迅速围在桌子周围，一个姑娘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面包，大家拿面包当铲子，分享了一道菜炖肉。老妇人坐在我身边，不停地对我咆哮，掐我的腿，捶我的肚子，催促我吃东西。

吃到一半的时候，两个贼眉鼠眼的男人加入了我们，手里提着一只刚剥了皮的羔羊。他们衣衫褴褛，看上去像狗一样饥饿、绝望和贫穷。这两个男人默默地靠近我们，没有人上来招呼他们，他们似乎也没有如此期待。他们把流血的羊羔丢在桌子的另一头，自己坐下，要了酒。然后他们开始撕咬这可怜的动物尸体，把肉塞进嘴里，时不时越过肩膀投来一个目光，一举一动，都让人想起野兽在捕食猎物时的高度紧张和敏捷。他们低身蹲在那里，牙齿把骨头咬得咯咯作响。一个姑娘给他们端了酒过来，然后就没人去留意他们了——他们怎么吃饭是他们自己的私事。

在桌子这一头，晚饭冗长而吵闹，都不知道此刻是晚上还是早晨了。现在我已经吃饱了炖肉，因为把酒喝进了肚子而热得像个白痴；我是个陌生人，但我觉得很自在，像在家里一样。我似乎能从周围的每一张脸上认出那些熟悉的故乡形象：车夫、旅店老板、满身灰尘的农家男孩、祖母，还有姑娘，他们都在这里。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孩子，在某种振奋人心的家庭生活的边缘上爬行，而我还没有长大到能理解这种生活。我想他们也有这种感觉，因为他们对待我就像对待一个孩子——咧着嘴笑，大叫大嚷，故意装傻以讨我的欢心，不断地用各种小聪明和长者的宽容来让我觉得宾至如归。

最后，晚餐终于结束了。妇女们把盘子清理干净，车夫们蜷缩在地上睡觉。这两个被遗弃的人躺在桌子的另一头鼾声大作，脸埋在骨头的碎片里。我从椅子上站起来，跌跌撞撞地走到我的房间，在那里我看到了六张床，上面全是男人和跳蚤。几只鸡栖息在椽子里，一个老人衣服也没脱便躺在地板上，睡得正香，他的脚踝上拴着一只山羊。房间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味道，但稻草床却十分柔软。我在那里睡着了，满脑子里都是有关西班牙的景象。

那仅仅是一个夜晚，我的旅途刚开始时的一个夜晚；那同样也是我住的第一个旅店，就像接下来的许多旅店一样。但也就是从那时起，之后的日子里有阳光和阴影源源不断地流过，还有饥饿和干渴，疲劳和睡眠，所有的一切都融合在一起，被那个酷热的西班牙夏天熔铸成一团斑澜的色彩。

现在，我刚从加利西亚的山峦中走出来，沿着高处的荒芜小路行走，山谷里长满了茂密的野草，中午时分，成群结队的羊群在铺满白色卵石的溪流边聚集。我绕过了莱昂山脉 [13]，穿过橡树林的阴影、长着无花果和杏仁的树林，沿途皆是层次分明的巨大岩石。木制牛车吃力地爬行，戴着宽檐帽的男孩在山间上蹿下跳，追逐他们散落在山谷中的羊群。我从石头砌成的破败小村落走过，村里的风刮个不停，尘土飞扬，成群的孩子们簇拥着我穿过街道；牧师和妇女们看到我时，会很快地在胸前画个十字；而且除了向日葵种子，那里什么都买不到。我终于来到了肥沃的杜罗平原，在那广阔的铜金色田野上，成片的小麦飒飒作响，猩红的罂粟花好像血染的头巾一样连绵起伏。

在看惯了山丘满眼的绿色之后，这里的光线格外刺眼；它猛击在我的头上，逼着我不得不眯缝起眼睛。我被太阳晒得焦头烂额，被旅店里的虫子咬得喘不过气来——但我也开始慢慢地学习起这里的语言。听路上的人说话时，我注意到他们的喉咙中流出的语句已经出现了断裂，被拆分成零碎的词汇和短语：“好”“坏”“面包和酒”“多少钱？”“太贵了，真可惜”……所以我不再拘谨，开始与每个人交谈，讲我想到的任何事情。许多神情严肃的老人会骑着骡子慢慢跑到我面前，我含混不清、语焉不详地跟他们寒暄，然后他们便神情紧绷地举起一只僵硬的手，既是一种自我保护，也是跟我打招呼，愿神保佑我一路平安。

一个星期六的傍晚，在麦田里度过了酷热的一天之后，我终于到达了萨莫拉。这座小镇仿佛是被整齐地叠放在岩石山丘上一般，周身是一圈橙色的屋顶和墙壁，虽然现在显得有些破旧，但仍然散发出一种中世纪的严酷感，警惕地独自守护着逝去的时光。这个岩石上的小镇被杜罗河环绕着，那是一条皱巴巴的泥泞河道，中间浮着一层蕾丝般的绿水，一些半裸的男孩正在里面洗澡。

我面色通红，风尘仆仆地走到了广场上，坐在一棵阴凉的梧桐树下。步行了一整天后，我的后背上沾满了汗水，背包像一车石头那样沉重。我把背包滑到地上，呼吸着这纹丝不动的燥热空气；那是个沉闷的傍晚，苍蝇四处游动。广场上几乎没有人，只有几个老妇人和一个卖矿泉水的男人。看到我干渴的样子，卖矿泉水的男人走过来递给我一瓶饮料，但拒绝收我的钱。这瓶粉红色香味的果汁尝起来像冒泡的发油，但它立刻便使我苏醒过来。

当我坐在那里，一边挠着痒痒，一边思考在哪里过夜的时候，突然听到附近一条街上传来了音乐声——不是西班牙特色的那种，而是用手风琴、长笛和小提琴演奏的斯特劳斯的圆舞曲。出于好奇，我走过去看了看，发现三个金发青年正在一群张着大嘴的孩子中间举行一场后街音乐会。男人们纷纷停下了他们的骡子，女人们站在门廊上倾听，或者从头顶的阳台上探出身子来。《维也纳森林》 [14]这种专在啤酒吧里演奏的甜蜜乐曲，正在西班牙人的房子里欢快地回荡着；但这些小伙子干得不错——硬币从窗户里撒落下来，或者被扔到了孩子们的头上，最终都被街头琴师们带着浓浓的感激之情，用自己的帽子优雅地接住了。

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刻，我被眼前的景象所鼓舞，因为，这也是我自己所期待的生活方式。看来这里虽然贫穷，但我来对了地方；硬币虽少，但被慷慨地给予着。在这条西班牙大街上，音乐显然是受到欢迎的，当人们听到音乐的时候，脸上的表情也变得柔和愉快起来。

演奏结束后，这几个青年人在人群中发现了我，他们高兴地点了点头，用德语跟我打招呼。我解释了我从哪里来，虽然并不是他们所期待的那样，然后我们坐在人行道上，用蹩脚的英语聊天。他们和我差不多年纪，精神抖擞，目光像猛犬一样敏捷。他们说自己来自德国汉堡，在西班牙待了两年，已经环游了这个国家两圈，并且打算再环游一圈。他们称自己为“学生”，并说这个国家有很多人在一边演奏乐器，一边过着艰苦的生活——一部分是为了好玩，还有一部分是为了离开德国，我是他们遇到的第一个从英国来的“学生”。与此同时，他们向我介绍了自己——阿图尔、鲁迪和海因里希——并邀请我和他们一起度过这个夜晚。

这回换我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他们了。他们检查了我的衣服和磨出的水泡后，带我去一家商店买了一双轻便的凉鞋，然后挑了一个乞丐，把我的靴子送给了他。接着我们去了一家酒吧，数了数音乐会赚来的钱，喝了一些温热的当地淡啤酒。阿图尔脑子里满满的都是建议，而且似乎很了解萨莫拉的样子。“这是个很美的地方，可是穷得像教堂里的老鼠。我们明天就离开了。”

无疑，德国人是我童年时代民间故事里的坏人，是我们所有游戏里的鬼怪。但这些衣衫褴褛的年轻小伙子，眼下正吵吵闹闹地吮吸着他们的啤酒，却是我所见过的第一群真正的德国人。阿图尔是他们的领袖，是拉小提琴的那个。他长得很高，有着一头卷发，长脖子上的喉结上下移动，脸颊凹陷，一双蓝眼睛灼热地闪烁着。他说话时生气勃勃，眼睛翻腾，脸上冒汗，近乎歇斯底里，常被肺炎引起的断断续续的咳嗽声打断；鲁迪年轻些，也更安静一点儿，总是坐在那里抚摸他的手风琴，红润的嘴哼着曲子；笛子手海因里希则像小狗一样容易亲近，喘着气坐在阿图尔的脚边——他高度紧张，神经兮兮，随时准备着玩新的游戏或是适应新的情绪。如果必要的话，他会化身成小丑的角色，给阿图尔倒啤酒，还为他捧着他需要的纸巾。

“现在来跳舞吧！”阿图尔喊道。夜幕已经降临，这几个年轻人在当地的舞厅有份活儿干。“我们玩音乐，”他说，“是的，一——二——三！有啤酒喝，会有许多女孩子来。然后会有好吃的食物！你可以睡在我们的房间里，正如你能想象的，非常便宜！”

于是，我们一起将我的东西带到寄宿处，然后朝河边的舞厅走去。整个镇子都被裸露的黄色灯泡点亮了，给人一种感觉，仿佛是月光被染成了咖喱的颜色。我们沿着狭窄的鹅卵石街道走了下去，鲁迪拨弄起他的手风琴，不停地奏着撩人的爱尔兰小调，想把城里的年轻人都召唤出来跳舞。他成功了：沉睡的鸽子起飞了，狗吠了起来，窗户打开了，很快我们就有了一群梳洗干净的顾客从身后急切地赶过来。

“看，我就说！”阿图尔兴奋地叫嚷着，抓住我的胳膊摇晃，像是把空气都搅动了一样。“瞧！来了许多男孩和女孩。你要和他们所有人跳舞，没有任何禁忌，你懂的。”

舞厅是那种搭建在河岸上的旧仓库，不过就是一间光秃秃的小木屋而已，里面配着几把旧椅子和一些十足简陋的装饰品。当你脚踩下去的时候，地板便会发出烟火一样的响声，扬起一团团胡椒状的灰尘。屋顶上有大大小小的洞，如果没有被脚下腾起的尘埃遮蔽的话，你还能看到星星。墙上挂着一些半裸的女人的照片，她们用牙齿饥渴地咬住玫瑰花，宽大的腰上戴着松松垮垮的纸板，好奇的人可以把那些纸板掀起来，啤酒广告就会从下面露出来。舞厅里还有一个临时搭建的酒吧、几串纸扎的康乃馨，以及一个悬挂着西班牙国旗的舞台。

当这几个青年人涌进房间的时候，跳舞的人立即自动分开，女孩在一边，男孩在另一边。男孩们这会儿就比在街上安静多了，他们看上去脸色苍白，充满渴望，双手在膝盖上揉搓着，灵巧的双脚打着拍子，周身萦绕着某种强烈的忧郁感，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女孩们。女孩们则更加沉着冷静，她们深知自己在这种场合的价值，臀部稳稳地坐在椅子上，好像一袋用丝带包扎的糖果。

乐队喧闹地调了会儿音，然后阿图尔摇摇摆摆地站起来，宣布接下来要演奏一首斗牛舞曲。无形的屏障瞬间消失了，舞蹈开始了，发出的噪声很快就和乐队的音乐一样响亮。男孩们像公牛一样跺着脚，女孩们旋转着，踩着步子，尘土飞舞，地板也跟着震动起来。此刻跳舞的人脸对着脸，不再是他们原来一本正经的样子，而是充满激情地紧拥对方——但是每到音乐戛然而止之时，女孩们就会马上还原为纯洁的样子转身离开，只留下措手不及的男孩们站在原地。

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我一直坐在平台上，享用着乐队收到的礼物——瓶装啤酒。它温暖、泡沫充盈，而且相当酸涩，但对阿图尔却有着立竿见影的效果。不久，他的小提琴声便开始超过长笛，像是开启了一段自己的独立生活，流出只有他和我才能听到的德国巴伐利亚小调。有一段时间，他闭上了眼睛，像是不再和我们在一起了，而是融入了森林里的积雪中。

突然间，他看着我。

“这难道不是好时光吗？”他喊道，“但是为什么不跳舞呢？”他环顾了一下房间，发现一个空闲着的女孩，就叫她过来和我一起。

脚上磨出了泡，脑袋里灌满了啤酒的醉意，现在我所能做的只有站起来而已。但那女孩却主动得很——她用汗津津的手臂裹住我，胸部亲密地贴过来，拥着我让我站直，然后我们就像在百叶窗上溜冰一样，从被震得砰砰作响的地板上滑过。然而这令人瞠目结舌的举动，再加上那个女孩出乎意料的亲近，却丝毫不能减轻我的醉意。有好几次我本来都要摔倒了，但女孩就像脚手架一样结实稳固，又像一件紧身衣（用加了衬垫的骨头做成的）那样柔软贴身。无助、半跛又半迷醉的我被她的气味弄得晕头转向，在她身后被拖来拖去，只能祈祷这一切快点结束。她强壮而美丽，但我想不出该对她说些什么——除了“救命！我要吐了！肚子很饿！”终于，这曲华尔兹结束了，女孩领我回到椅子上，小心地让我坐下。离开我的时候，她的手指沿着我的身体划拉了一下，就像封上一个信封。

午夜之后过了很久，跳舞的人们才各自回家，一个个失魂落魄、伤痕累累地消失在黑夜里。突然间，除了几个德国人和我，舞厅里其余的人都不见了。侍者正在捡起地上的空瓶子，纸做的康乃馨散落了一地，白色的尘土像霜似的覆盖着一切。

“现在吃些东西吧。”阿图尔嘟囔着。他筋疲力尽地靠在墙上，仿佛是用汗水洗了个澡，如一匹赛马般颤抖着。海因里希脱下他的夹克衫，披在阿图尔的肩头，我们走到星光灿烂的大街上。一接触到外面清凉的空气，阿图尔就开始咳嗽，我们跟着这丧钟一样的咳嗽声，穿过寂静的小镇，去一家咖啡馆吃晚饭。

阿图尔已经订好了食物：烤小羊和豆子——凌晨这个时候，能吃到这些东西也可以说是个奇迹。我们围着桌子坐下，又累又饿，一个老妇人给我们送来了些红酒。然后我们狼吞虎咽地吃起来，用手指把食物塞进嘴里，朝着彼此眨眼。羊肉像玫瑰花瓣一样从骨头上脱落下来，带着一种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味道和温柔。

现在，什么都不能使阿图尔安静下来了。他咯咯地笑着，呜咽着，咳得昏天黑地；他的眼睛滴溜溜地转动，嘴唇上沾满了食物的污渍。但渐渐地，食物和酒使他变得昏昏欲睡。海因里希抓住他的肩膀，抱着他的头。鲁迪在桌子的另一头轻声地唱着歌。天快亮了，但谁也不愿动。我们都觉得自己脆弱不堪，很可怜。

最后，我们把像一具尸体似的阿图尔抬到楼上的房间里。房间里有四张床，但没有灯光和窗户。有人找到了一支蜡烛，我们把阿图尔平放在床上，脱下他的靴子，海因里希擦了擦他的额头。没有人再说话，甚至没有人再窃窃私语；我们爬上床睡觉，鲁迪吹灭了蜡烛。我听着阿图尔沉闷的喘息声，以及海因里希哭泣的声音，在如同死亡房间的黑暗中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这是我在萨莫拉度过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晚上。

[1]加利西亚（Galician），西班牙西北部的自治区，下分拉科鲁尼亚、蓬特韦德拉、卢哥和奥伦塞四省。

[2]迭戈·罗德里格斯·德·席尔瓦·委拉斯凯兹（Diego Rodríguez de Silva y Velázquez，1599-1660），17世纪巴洛克时期西班牙画家。

[3]弗朗西斯科·何塞·德·戈雅－卢西恩特斯（Francisco Jose de Goya y Lucientes，1746-1828），西班牙画家。

[4]埃尔·格列柯（El Greco，1541-1614），出生于希腊的克里特岛，三十六岁时移居西班牙，是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幻想风格主义画家。

[5]费利克斯·洛佩·德·维加·伊·卡尔皮奥（Félix Lope de Vega y Carpio，1562-1635），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黄金世纪著名诗人和剧作家，有“西班牙民族戏剧之父”之称。

[6]阿尔罕布拉宫（Alhambra Palace），中世纪摩尔人在西班牙建立的格拉纳达王国的王宫，有“宫殿之城”和“世界奇迹”之称。

[7]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El Escorial），建于公元16世纪末，位于西班牙马德里市西北的瓜达拉马山南坡，是世界上最大最美的宗教建筑之一。

[8]特拉法加角（Cape Trafalgar），位于西班牙西南部，加的斯东方约八十公里处的岬角。

[9]直布罗陀（Gibraltar），欧洲伊比利亚半岛南端的城市和港口。

[10]指作者在英国家乡科茨沃尔德的乡村学校。

[11]詹金斯的耳朵之战（War of Jenkins' Ear），1739年至1748年，英国与西班牙之间发生的一场军事冲突。

[12]萨莫拉（Zamora），西班牙西北部卡斯蒂利亚-莱昂自治区城市，萨莫拉省首府。

[13]莱昂山脉（Mountains of León），位于西班牙西北部的莱昂省，处于坎塔布连山脉和加利西亚山脉的交界点。

[14]即奥地利作曲家小约翰·施特劳斯的《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圆舞曲》。

第四章 萨莫拉-托罗

在一场十分短暂的睡眠之后，我被粗暴地吵醒了，罪魁祸首是阿图尔那不情愿的“复活”过程。他坐在床上来回摇晃着，突然发作的咳嗽让他束手无策，脸色苍白得像皱巴巴的锡银。

我们在下面的小酒馆里慢慢地把他“救活”，然后下定决心，是时候该离开了。正如德国青年们所说的，一个晚上的音乐和舞蹈仿佛已经掏空了这个城市的金库。“穷得像教堂里的老鼠。”阿图尔痛苦地重复着，“你们知道，最好是离开这里。”

中午的时候我们打好包，走出这座小镇，在一个岔路口停了一会儿——一条路向北通往莱昂和奥维耶多 [1]，另一条往东到巴亚多利德 [2]。在这里我们分道扬镳了。男孩们要去莱昂，他们要在那里加入一些其他的“学生”，而我则选择了巴亚多利德——倒不是因为我了解有关它的什么事情，而是因为我喜欢这个地名的读音。

在萨莫拉镇荒废的外围，一团灰蒙蒙的尘土里，几头驴子正在骨头和瓶子之间吃草。在那里，这帮男孩正式地同我握手告别。这座质朴无华的城市怏怏不乐地矗立在我们身后，它那建于12世纪的大教堂看上去就像漂流的浮木一样斑驳褪色。

“再见，”阿图尔有点语无伦次，“我们会一次又一次见到你。”然后我们便走上了不同的路。

但我几乎是马上就开始怀念起镇上那些阴凉的小巷、擦得干干净净的小酒馆和泡沫四溢的果汁饮料。到了下午，在野外的平原上，高温像电一样灼人，我走在一条像运河一样笔直、飞扬着白色尘土的道路上，两侧是闪闪发光的小麦和罂粟。一英里又一英里，既没有人，也没有活的动物；这个世界看上去仿佛被烧毁了、干涸了、死去了一般；而那条模糊的白色道路一直延伸向远处的地平线，变得越来越窄，开始让我充满了奇怪的幻觉。我感到自己就像踩着燃烧的车轮行进，双脚焦黑，长满了水泡，却没有往前挪动一英寸，如同被永远钉在了这闷热的地方。有好几个小时，我身边似乎都是同样的罂粟花，同样的麦丛发出尖厉的响声，同样的金叶蜥蜴在我脚趾间窜来窜去，同样的蚁丘堆在路边。厚重无声的尘埃，被颤栗的热量而不是微风扬起，落在我的凉鞋和脚趾之间，像白霜一样沾在我的嘴唇和睫毛上，洒在路边纹丝不动的罂粟花上，把花心也填得满满的，仿佛使花儿也看到了清凉的白雪幻景。除了麦穗沙沙的声音，环绕我的只有寂静、深沉和茫然的感觉。我头朝下地走着，甚至不敢抬头仰视天空，因为此刻整片天空似乎就是一个硕大的太阳。

在萨莫拉的麦地里，我第一次体验到西班牙的酷热——它就像一头长着铜爪的雄狮，舔舐着午后的大地，随时准备吃掉那些不知道找地方避暑的傻瓜。暴露在它尖利的舌头下，我很快就得知了关于夏天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真相：没有人、兽或者鸟——甚至都很少有昆虫——会在一天中的这个时候有多少动静的。

大约五点钟，在路上走了四个小时之后，我终于在重复的风景中看到了一线变化——前面是一座红色黏土搭建的村庄，就和它周围的泥土一样干燥，里面的房屋像白蚁窝那样紧挨在一起。我忘记了这个村庄的名字，在地图上也找不到任何相关的标记，但它的出现却是那么及时。

我跌跌撞撞地走出麦子地，在傍晚时分走入了这个村庄，发现村里人正沉浸在收获的忙碌中。太阳现在已经很低了，空气中飘满了金铜色的尘埃，又形成了一道道炽热燃烧着的光柱。在路边的空地上，男人们在打谷，驾着小拖车在满地的麦束上打转，每辆拖车都由一匹骡子牵引着，骡子的脖子上戴着一圈树叶，用来驱赶昏昏欲睡的苍蝇；女人和女孩们则戴着宽檐帽子和面纱，看上去像米诺斯文明时期的舞者一样神秘。她们站成优美的圆圈，在风中扬谷，从金色的波浪中掷出又接住这些谷物。村民们有节奏地做着各种各样的工作，被麦谷从头到脚地镀上一层金，像一大群夏日里的蜜蜂般聚集在打谷场周围。

当我走近时，他们中有一些人喊叫着表示欢迎，而女人们则停下来，排成一列盯着我看；然后，孩子们从小巷里跑出来，把我团团围住，吵吵嚷嚷地领我进了村子。

“快看这个外国人！”他们叫着，仿佛我是他们变出来的似的。“看看今天来的这个金头发的人。”他们模仿我的步伐，咧着嘴笑，打着招呼，最后把我领到了村里的小旅馆门前。

这间小旅馆和旅途中的其他落脚地非常相似，有一扇很大的橡木门。孩子们推开门，礼貌地站在一边。他们点头微笑——那种灿烂的笑容令我感到很安心，然后做手势示意我进去。

于是我走进去，发现这是一间很常见的谷仓，里面很宽敞，悬挂着刚浇过水的鲜花。几张低矮的椅子围着墙摆放，墙角有一张桌子和一个铺着砖的炉子。一切都让人感觉那么凉爽和简朴。鸡群在啄着地板，燕子振动翅膀，从高高的拱形天花板上飞了出来。

一个中年女人就坐在门里面，正在绣一片蕾丝。她身材丰满，长得很漂亮，有着女性家长那种坚强而深沉的双眼，还有自信的嘴巴。孩子们簇拥在门口，满怀期待地看着我，好像我是一个即将发射的烟花；而围在后面的更小的孩子则上蹿下跳，想要看得更清楚。“玛丽亚夫人！”他们喊道，“我们给你带来了一个法国人。玛丽亚夫人，你瞧他！”

女人放下针线活，礼貌地感谢了他们，然后用一声尖叫把他们驱散到街上去了。接着，她从她那副钢边眼镜的上方打量了我一会儿，说道：“歇会吧，我去给你弄点吃的。”

我重重地瘫倒在桌子旁，头埋在手臂里，惬意地听着那个女人走来走去：炉火上煎锅的响声，蛋壳的噼啪声，炸油的嘶嘶声。汗珠从我的头发上滴下来，流过我的手，我的头仿佛在游泳，和热浪，和起伏的幻景一起游动，幻景里有飞扬着白色尘土的道路，还有散发着刺眼的黄铜色光芒的麦地。

不一会儿，那个女人把一些煎蛋推到了我的面前，并给我倒了一杯紫色的酒。然后她又回去做她的针线活了，一个姑娘也加入进来，她们坐在一起，看着我吃。燕子在头顶翻飞，在那个又大又空旷的房间里，我吃着陌生人赠予的美味佳肴，而两个女人则用低柔的声音窃窃私语，她们手上的针就像银色的鱼一样飞舞着。

黄昏时分，一个老人从打谷场回来了，抖了抖头发上的谷糠。他给自己倒了些酒，然后在桌子旁边坐下。

“这是谁？”他问那女人。

她把两只手放在膝上，再一次看向我，目光锐利却带着保护的意思。

“啊，”她说，“他是从别的什么地方来的。一个靠脚走世界的可怜虫。”

老人把我的杯子斟满，然后舔了一下自己的大拇指。“喝吧，希望它能给你力量。”

“你今晚想睡在这儿吗？”过了一会儿，玛丽亚夫人问我。

“多少钱？”

“一个稻草袋——两便士。”

“好的。”我说，“那我就跟你睡。”

“不——你要睡在布袋上。”

老人呼哧呼哧喘起粗气，女孩捂住了她的脸，女人则把针线活堆在自己的头顶上。她的舌头发出一声轻响，之后从椅子上抬起丰满的身子，轻快地跳到火炉前。

两个满身灰尘的年轻人从敞开的大门里走了进来，用绳子牵着一头猪和一只羊。“是我的儿子们。”女人说。他们舀起水从头上浇下来，然后给动物们灌满水槽。母亲和女儿摆好了晚饭用的桌子，老人则继续给我斟酒。然后，在一本正经地说了一堆道歉和要求上帝原谅的话之后，这家人开始了他们的晚餐。

现在，夜色四合，烟雾弥漫。灯点上了，大门关上了。我已经开始慢慢习惯这种西班牙式的生活，这种生活在英格兰可能要放到两个世纪以前。这所房子，和我之前见过的许多房子一样，除了生活必需的物件之外一无所有——没有对家具的过分讲究和不必要的装饰——就同诺亚方舟一样独立而自成体系。罐子、煎锅、椅子、桌子、马槽和食槽都是木头、石头或陶土做的，形状简单，像工具一样被抛过光。在一天结束的时候，这些门和窗便会收容下家里所有的生物：父亲、儿子、女儿、表亲、驴子、猪、母鸡，甚至还有收获颇丰的老鼠和筑巢的燕子，他们将在夜幕降临的时候一起入睡。

在这个不知名的村庄中，我们也是如此；夜幕下，我们守在这个有灯光的谷仓里，家人和陌生人围坐在那张长长的、光秃秃的桌子旁，闻着柴火、食物和动物混杂在一起的气味。在粉刷得雪白的墙壁上，闪烁着人与兽巨大的影子，就像祖先们的鬼魂。自从洞穴时代以来，这些影子一直萦绕在人们幻想的角落里，但电灯的出现却把它们都灭绝了。

我们紧紧地坐在一起，男人在喝酒抽烟，胳膊肘放松地搁在空盘子里。这是工作和睡眠之间短暂而困倦的空间，除了闲言碎语，白天里的东西什么都没留下。玛丽亚夫人，一边修补着一具破旧的马挽具，一边用她厚实而温暖的声音统领着整张桌子，谈论一些对我来说是神秘的，但对别人可能算得上熟悉的故事。那老人的脸像是黑暗中一尊静止的面具，尽管他偶尔咯咯笑时会露出一颗牙齿。儿子们坐在我旁边，礼貌地用胳膊肘轻轻地碰了碰我，每当他们的母亲讲出一个笑话的时候，他们就频频点头。女孩则坐在唯一的一盏灯旁，把手指埋在针线活里，听着，每隔一段时间就抬起她那双阿拉伯式的大眼睛，正遇上我那愚笨的揣测的目光。

我现在已经陷入了半醉的状态；事实上，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团篝火，浓烟滚滚，闷热难耐。我的眼睛绝望地盯着那对小巧秀气的乳房，随着它们的起落悲伤地摇晃着，直到她仿佛在一起一伏的呼吸中飘浮到我的面前，穿着紧绷绷的黑裙，像是全身赤裸的黑人女子。

但是兄弟几个正包围着我，玛丽亚夫人屈膝蹲在旁边，用温暖、怀疑而又纵容的目光注视着我。于是，我坐在那里，体内燃烧的烈火使我疲倦地摇摆，我在大脑中将一些零零碎碎的句子拼在一起，然后缓慢地讲出来，就像一串歪歪斜斜的小旗子，结果让这一家人惊诧不已，但他们仍然对此表现得彬彬有礼。

突然，儿子们中的一个发现了我卷起来的毯子，小提琴从那里露了出来。“音乐！”他叫了一声，就过去把那捆东西拿来，小心翼翼地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

“是的，小伙子。”母亲发话了，“来吧，让我们开心一下，用音乐打动我们一下！”老人醒了；女儿放下手里的针线活，抬起头，甚至露出了微笑。

没有别的选择了。我坐在地上，醉醺醺地开始演奏一曲爱尔兰小调。他们听着，张着嘴，听不出个所以然来；我想这对于他们来说，或许就跟拨弄西藏的祈祷轮没什么两样。然后，我试着拉了一段令人头晕眼花的方丹戈 [3]，是我在萨莫拉学来的。这回他们听明白了，开始跃跃欲试。女孩挺直了身体，男孩们手里抓了满满一把勺子，用勺子拍打着他们的膝盖，女人跳了起来，开始在地上跺脚，在我周围扬起大片的尘土。为了不被超越，老人走出了那片阴影，摆出一个姿势面对女人。玛丽亚夫人身材丰满，老人瘦如稻草，他们展开了一场残酷无情的舞蹈比赛，而男孩们敲击着他们的勺子伴奏。女人大喊一声“哈”，于是母鸡拍着翅膀，大声叫着钻到了桌子底下。

这不再仅仅是中年人一时的闹剧。老人跳舞的样子，就好像他的生命骤然间危在旦夕，而女人则突然变了，她那笨重的身躯仿佛被另外一种力量左右着，成了某种野性的存在。她自信满满地摆动着自己的身体，头向后仰着，脚像动物一样在地上扒抓，在她那蹦蹦跳跳的小丈夫周围跺着脚摆弄身姿，仿佛要把他踩得无影无踪。一支舞就快要结束了，但只要舞蹈仍然在进行，她就是一个锋芒毕露的可怕女人。然后老人往后一倒，举起双手表示认输，气喘吁吁地退回到安全的墙壁前。

只剩那个女人自己了，披风从她的身上滑落下来。她像个女孩一样站着，擦着脸，谦虚地发出母鸡一样的咯咯笑声，还惊奇地摇着头，因为自己的表演而不好意思。

“这舞不适合一个老妇人。我的骨头疼。”她说。

“跟埃及人似的！”阴影中的男人发出嘘声。

儿子们又要我表演另一支曲子。这次是他们一起跳，手挽着手，相当正式与庄重。女儿安静地走过来，坐在我旁边的地板上，看着我演奏着的手指。她亲近的气息在我周围飘荡，令人感到苦恼，那是混杂着猪油和清新薰衣草的浓烈味道。

这个晚上的常规被打破了，似乎没有人想要睡觉。因此，进一步的庆祝是可能的。女孩被要求唱歌，她照做了，用一种自然淳朴的声音。这些歌简单而动人，大概是哪个地方的特色；不管怎样，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听到过这些歌曲。她天真地唱着，并不会使用任何歌唱技巧，像个孩子一样呼吸着，常常是在一个字的中间停顿换气。她呆呆地望着面前，没有任何动作，也没有任何表情，只是从头到尾唱完每首歌，然后停了下来——仿佛她真的不知道这些歌是关于什么的，只知道它们是在通过她来让别人听到似的。

随着歌声的结束，我们在沉默中坐了一会儿，只听到吊灯晃动的声音。接着那妇人哼了一声，说了几句话，然后孩子们从桌子上站起来，把床垫拿来，在墙边摆放好。

“你睡在那儿，”这位母亲说道，“我的儿子们会看着你的。”她故意拽了一下一边的眼皮。“好了走吧。”她又说，然后女孩站了起来，跟着她迅速地走到房子的另一处地方。丈夫皱巴巴的苍老面孔也从空气中消失了，毫无声息，就像一支被熄灭了的蜡烛。

我已经准备好睡觉了，当男孩们去闩门的时候，我在地板上伸展着身体。然后，他们来了，没脱衣服，就躺在我的两侧，在细小的咕噜声中进入了梦乡。

孩子们起得很早，大约四点半便活动起来，在谷仓周围咳嗽着，跺着脚。门被打开了，好让寒冷的粉红色黎明进到屋里来，动物们则被赶到外边的田野上。我仍然醉得很厉害，想再多睡一会儿；但很显然，这一天已经开始了。不一会儿，女孩就来了，用桦木扫帚把小鸡从我的脸上赶下去。

于是我从地板上站起来，抖落衣服上的稻草，女孩则把我的床垫踢到墙角。她领我到院子里，教我怎么用水泵，用肥皂把脸涂了一遍，又给了我一块硬得像石头的肥皂，之后就离开去点炉子。

早餐是一块干面包和一碗浓得像汤一样的咖啡，高脂肪的山羊奶漂浮在上面。当我吞下它的时候，已经是六点钟了，整个村庄都醒过来了。在敞开的门洞里，高大的金色马车摇摆着经过鹅卵石铺成的街道，后面跟着一队队挂着流苏的毛驴，清晨的阳光透过它们的耳朵，发出红彤彤的光芒。

当我准备离开的时候，我听到身后传来一声大喊：“他在哪儿？陌生人在哪儿？”玛丽亚夫人大步走了过来，因为刚从床上爬起来，她身上的衣服一团凌乱。她把一把无花果塞进了我的衬衫。“什么也别说，根本算不上什么。”她低声吼着，“这老家伙晚上过得多好啊！”我把欠她的铜币给了她，她心烦意乱地想了一会儿，把它们在手里掂量了一番，仿佛要还回去似的。然后她改变了主意，把它们塞到裙子下面，拍拍我的背，向我道别。

在河边，一棵橄榄树下，一群女孩正在汲水。旅馆家的女孩也在她们中间，她们的声音听起来很是尖厉，就像刀子在石头上摩擦。当我走下小路时，她们停止了闲聊，都把头转过来看着我。她们当时的神态是那样的活泼，有些吃惊，像是草原里无忧无虑的牧羊女，但转过来看我时，她们的眼睛一眨也不眨，专注而面无表情，就像是一群小牛犊的眼睛，让人心里发凉。我快速地走过，没有人动一下，但她们的眼睛却跟随着我，就像油画里的眼睛。我记得她们那空白的闪着光的瞳孔，仿佛水里的鹅卵石。旅馆家的那个女孩没有表现出任何认识我的样子。

我又一次走到平原上，迎着尘土前进，我飞快地走着，尽量充分地利用这个早晨。其实我并不是特别需要匆忙赶路，可是那些女孩子们使我感到不安，让我觉得，稍微努力地走一走能使心绪平静下来。过了几个小时，我仍然沉浸在一种浪漫的忧郁之中。我在路边的一个小神龛前停下脚步，神龛上写着，一个十岁的男孩在这里被一个疯子杀死了，并请求旅行者为这个男孩与疯子祈祷。

我吃掉了玛丽亚夫人之前给我的清凉的绿色无花果，接着又走了一个小时。受限于单调的平原和周围小麦的高度，我只能看到几码远的地方，所以我对于托罗的突然出现毫无准备——托罗是一个古老的、被侵蚀的、用红色城墙围绕着的小镇，坐落在一块巨大而平坦的磐石上。因为大地的震动，平原在这里结束了，巨大的岩石架掀了起来，这些岩石颜色鲜红，有岛屿那么大，突然上升到几百英尺高。托罗栖息在最锋利的岩石之上，高峰摇摇欲坠的边际上散落着一些房屋，看上去就像生锈的剑上干涸的鲜血。陡峭的悬崖坠落到河床上，几代人的残骸都散落在这里。

在正午的寂静中，我爬到了镇上，准备好了去探索这座被遗弃的小镇，或者想着会看到一些庞贝古城式的荒凉地方，那里长期被毁灭，只住着猫和驴。恰恰相反的是——尽管当然有一半是被摧毁的——这座小镇还是充满了嘈杂沸腾的生命力，白色的小屋里挤满了喧闹的家庭，孩子们奔跑着穿过城墙上的洞眼，破败不堪的门后到处是生意忙碌的商店和咖啡馆，街道则被优雅的行人占据着。

我在“西班牙咖啡店”外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看游行队伍走过。每个正在散步的年轻男子都是打扮得很精致的花花公子，尽管天气很热，衣服上的每颗纽扣还是被精心扣好；每个女孩都是一个崭新的、刚洗过澡的布娃娃，脖子和膝盖上都系着华丽的丝带。看到爱德华七世时代的时尚在如此贫瘠的岩石城上绽放，我深感好奇。尽管这里贫穷而荒凉，但把最好的衣服穿在外面显然是此地的第一要事。从最贫穷的铁皮小屋里，似乎也会走出初入社交界的完美少女，她打扮得花枝招展，从一片肮脏中看似随意地走来，而幕后则是忙着为她埋头缝纫和熨烫的姑妈姨妈们。

当我坐在那里注视着这一切的时候，一个瘦弱的年轻人走近了我，他突然摘下自己的贝雷帽，鞠了个躬。

“我是比莱特，先生——悉听您的吩咐。”他说。然后他站在我的椅子旁，等待着。他穿着一套破旧的蓝色西装，看上去就像蜘蛛网一样包裹着他的四肢，他的手里还抓着一捆票。

我请他喝了一杯，他便在我旁边坐下，因为可能造成的打扰而向我道歉。然后，手里握着一杯两便士的啤酒，他正式成为我的朋友和为我解释眼前景象的翻译。他慢条斯理又小心翼翼地说着，带着一种冷冰冰的口气，指了指路过的花花公子们。

“年轻的绅士们！”他说，“来自巴亚多利德大学，个个都是律师或医生，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人。但这不会改变什么。我们还是会被毁掉，然后死去。”

他用细长的铲状手指紧握着玻璃杯子，在阳光下颤抖着，眨着眼睛。我为什么来托罗？当然，我有这个权利。对于像我这样的“法国”年轻人来说，世界是自由的。今晚，他说，镇上将举行一个神圣的游行；我应该去看看，但我应该原谅他提起这件事。

然后他振作起来。“我们是这片平原上最强大的城市，”他说，“也是非常神圣的城市。我们的教堂里有着比任何人都漂亮的圣人。人们过着神圣的宗教生活……比如，看那里。”他忧郁地摇了摇头，然后指向了街道。

我看见一个十岁的孩子，打扮得像个新娘，沿着人行道小心翼翼地走来——像个婚礼蛋糕上装饰的玩具，头上戴着花环，戴着白色手套的手拿着百合花。她神情严肃地走着，目不斜视，身旁有两个穿黑衣服的大个子女人。当阳光落在她身上的时候，她突然像一颗探照灯一样闪耀着炽热的光芒。

“看到她了吧，”比莱特说，“贡给加尔默罗会 [4]的又一个童女。我们几乎每天都提供一个。”

街上所有的人都去拥抱她、向她致意，而她却垂下眼睛，竭力抑制住自己的激动；老人脱帽致意，母亲抱着孩子向她走来，孩子们跑上来亲吻她的脸颊。

“你看，我们是一个圣城，”我的同伴说，“我们的女儿从摇篮里就嫁给了基督。他们去哪里？进入教堂的洞穴中。我们再也见不着这一位了。”

当然，他很可能是在和我开玩笑，这大概不过是她的第一次圣餐而已。然而，当这孩子在她的黑衣侍从中间翩翩起舞时，她似乎让身后那些人的脸上都显出一丝不太健康的红晕。

整个下午我都在咖啡馆的窗帘后面昏昏欲睡，躲避这晒人的大太阳。街道上现在空无一人，只有几条瘦狗紧靠在墙上，躲在一英寸宽的阴凉里。其他的一切都寂静无声，闪着耀眼的洁白，太阳在城镇上空高高升起，它可毁坏万物，也可净化万物，既是那些破棚烂屋里的清道夫，也是无尽丑恶的滋生者。

傍晚的第一丝凉气拂来时，我和比莱特前去看坐落于城镇郊区的城堡。“摩尔人的地方，”他解释说，“有些异教徒的恐怖主义感，不过如今很快就归于尘土了……”他领着我从坍塌的地牢里敏捷地穿过，那是“基督徒的葬身之地”，他们的骨骸，他说，就在教堂里（而且似乎被大量的粪便包围着）。

这时，另一个年轻人走近了我，之前他一直在废墟中漫不经心地东戳西戳——他有着瘦弱的女性般的身形，手里拄着一根金冠手杖，腋下夹着一个画夹。他用一种属于他自己的语言说着话，像是一种优美的舞蹈，一种介于英国式和法国式之间的两步舞。他并不是来自托罗，哦不！——那是一个野蛮的地方（比莱特站在那里，听着，因为无法理解他说的内容而感到有些忌妒）。不，他是一个来自瓦伦西亚 [5]的艺术大师，利用业余时间为教堂做装饰字体。“瞧瞧！”他刺耳地说，打开画夹，露出他的艺术作品中一些相当庸俗的样品。“在这一点上，我被认为是一位大师。但如今我却在沙漠里盛开……”

他倚着摇摇欲坠的城墙，凝望着我们脚下的河水，把自己搞得一腔悲苦，哀叹着一个失去了圣洁感的时代，而他注定要在这个时代里生活，忍受现代教会的怯懦。再也没有人对装饰性的刻字表现出兴趣和崇敬，至少对他这种虔诚的工作是如此。他们更喜欢马德里廉价印刷商的花哨俗气的赝品，教会就会像买邮票一样批量购买。旧时代的主教和红衣主教如今在哪里？他喊道，还有那些愿意赞助虔诚的艺术家的人，他们在哪里？基督世界的神圣王子又在哪里？曾经是他们，用圣洁的双手把艺术家托举到天堂之境。

比莱特显然被那个人的吵闹声打动了，用闪烁的目光注视着他。而那个年轻人叹了口气，气喘吁吁，浑身颤抖，他那善于表达的四肢传达着他的愤怒。他怎么可能在这样的耻辱和漠视下生活，并且继续养着他在瓦伦西亚的小房子？很快，他就会沦落到替人写箴言和画年历这种几乎是造孽的事的地步，而如果真这样，他年迈的母亲会气死过去的。

所有这些都是用法语和英语说的。比莱特张口结舌，即使不懂他说的话，也感受到了对方的激情。他很明显地接受了抗议的声音，他碰了碰那个年轻人的胳膊，开始安慰和平抚他的情绪。于是当他们在落日的余晖中斜倚在一起窃窃私语时，一种奇怪的平静似乎从天降临了。然后他们借故离开我，手牵着手去散步了。一时的困惑造就了这对兄弟。

回到托罗，夜色在炎热的绿色光线中愈加深邃了，此时小镇正在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游行队伍。巨大的横幅和披肩从阳台摇摆着垂下来，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以巴黎大木偶剧场的时尚风格来装饰的，有些用黑色的十字架缝合在一起，还有一些则在角落用巨大的绉纱蝴蝶结系好。城里的居民，以及那些从平原上来的、戴着平顶帽的农民，已经挤在人行道上了，有些人还带着缝有小纽扣的靠垫和用来跪拜的凳子。所有的人都默默地注视着街道。

这些钟已经刺耳地敲了一个小时，突然间发出一阵嗡嗡声，戛然而止。听到这个信号，人们安静下来，眼睛盯着远处的教堂。中午的时候，教堂像一堆闪闪发光的黄金，现在则是一个深蓝色的影子，像一缕香一样悬在空中。沉默愈发深重，甚至孩子们也本能地抑制住了自己的哭声。接着，门被突然打开，露出一片闪耀着火花的黑暗，就像一个充满了夏日萤火虫的洞穴，而后几百支蜡烛从圣坛上飘出，涌向大街。

慢慢地，随着鼓声和号角的响声，脚步蹒跚的队伍出现了，站在教堂附近的人群像被子弹击中似的，纷纷跪倒在地。干涩的鼓点，不加掩饰哀嚎着的喇叭声，听起来就像我能想象的那般异样，在这几乎让人想起非洲的暮色中，用法术召唤出一种异常的恐惧与魔力。

他们用黑色的旗帜和融化的蜡烛，如此悲伤地庆祝的，难道是他们圣徒的死亡吗？她的身影高高地悬在游行队伍的中心，其实是个闪闪发光的彩绘木雕，戴着王冠的头僵硬地左右摇晃着，朝向那些在水沟里跪着的人群。扛着她的人们在这样一个披金带彩的重负之下汗流浃背，耐着性子，把头埋在身上的花边衬衫里吭哧着，而两排年轻的女人则在后面拖着脚步，鼻子里哼唱着一些没有音调的挽歌。

当这个形象走近我们时，我周围的人群自发地爆发出一片表白与哭喊声。接着，圣徒被放到了平坦的地方，我看见了她的脸，玫瑰色的，甜美的，光滑的头下面连接着一个小娃娃般的身体，穿着天鹅绒的长袍。

无论她是谁，这个被画得一本正经、木偶一样的人，都以其不可否认的存在感主宰着这个小镇。每当她“走”过来时，等在她前面的总是一大群请求宽恕和赦免的人。赞美、感谢和恳求随她而来，老老少少都在热情地谈论着。显然，在所有人的眼中，她就是活着的圣人、圣母的姐妹、基督的知音、神与人之间永远的连接、上帝的灵魂和托罗镇慈悲的母亲。

哭喊声随着经过的圣像远去了，鼓和小号的声音褪去，游行队伍最后的女孩也踱着步子走了过去，她们的蜡烛渐微，忽明忽暗，留在身后的，只有街上筋疲力尽的农民、蜡的气味、烧过的烛芯，以及狂欢结束后的疲惫。一阵短暂的沉默之后，仿佛安放着灵魂的厚重毯子，像一片云那样被从城镇上方掀开了。突然间，每个人都在冲着彼此点头、微笑，把他们的孩子和靠垫拢在一起，评论圣徒今天看上去有多么美丽——那么标致，那么动人，颜色是那么绚烂——然后，他们准备好好犒劳一下自己。

庄严的守夜已经结束。街道上立即挤满了闲逛的人。灯被点亮了——一串串五颜六色的小灯泡，像一串串的水果——托罗镇的全部生命力开始在它们下面流动，上上下下，前后左右，朋友看到朋友，敌人看到敌人，妻子看到爱人，所有的人都一目了然。我在人群中间偷偷地徘徊了一会儿，大家都很自我陶醉，对我视若无睹；突然之间，我意识到自己渴望看到一张熟悉的脸，一个他乡故人，像在斯特劳德的星期六晚上那样……

对于第二天，我只剩下很模糊的记忆了。这是西班牙最热的夏天之一。毫无疑问，我本应该待在旅店的，直到最热的时候过去，但对我来说，踏上旅程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

当我离开的时候，托罗镇上空无一人，百叶窗还拉着，平原上笼罩着一片刺眼的强光。这条路如子午线一般直直地穿过小麦地，就像一把刀子笔直地穿过一个赤褐色的苹果那样。我沿着它向东走，走向早晨的太阳。过了一段时间，在室外的我产生了幻觉，仿佛感到再也没有空气可供呼吸，只剩下黏糊糊的烟雾，还有一股股硫黄，似乎是从地面裂缝中冒出来的。我记得自己在安静的农场停下来喝水，那里甚至连狗也筋疲力尽得无法咆哮。水被从井里和灌溉渠里舀上来，带给我浓浓的温暖和绿意。

炎热天气的威力似乎把整片土地都折磨得伤痕累累，把它的外壳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伤疤。我的血仿佛被抽干，所有的汁液都蒸发不见了；太阳向上、向侧面、向下猛烈照射，而麦田则像一块坚硬的铜板一样盘绕在田野上。我继续往前走，因为无处藏身，而且这似乎是唯一能搅动我周围空气的办法。我开始忘记我正在路上做什么；我继续往前走，仿佛在维护一个誓言，直到我唯一残存的意识是，炽热的红色尘埃正像胡椒一样在我的脚趾间摩擦。

到了中午时分，我已经处于一种发狂的状态之中，感到极度口渴，大脑也产生了所有伴随着沙漠行者的常见幻觉，飞速运转且晕眩不已。关于水的幻想在脑中升腾起来，把我包裹在清凉潮湿的叶子里，或者把黄瓜皮贴在我刺痛的眼睛上，把滴着水的苔藓塞进我嘴里。我开始饮用季风和冬天的薄雾，去舔舐暴风雨降临时落下的第一滴雨水，赤身裸体地躺在海绵般的深海中，用鱼的鳞片来摩擦我的嘴唇。我看见那些弥漫着水汽、浑身湿漉漉的奶牛将它们粉红色睡莲般的嘴伸入小溪，站立着，用带着黑白格纹的尾巴拍打着芦苇，蜻蜓绕着它们的膝盖飞行。种种形象如气泡一般从山谷中冒出来，翠绿而清新，我的眼前出现了闪光的雨，被暴风雨侵袭过的草地，溪流正从寒冷的石灰岩山陵流下，汇入奶油沼泽般的花丛。我再一次听到了我母亲的声响，她正在夏季的厨房里往花园沙拉上洒水，还听到了花园里水泵的咕噜声和天鹅用翅膀拍打湖面的声音……

那天剩下的景象已经模糊不清了。我只记得看到一座教堂的尖顶像喷泉一样从平原上升起来。接着，桉树洒落的阵雨拂过路边的一家小旅馆，那时我正在一家酒吧里，想叫一瓶汽水。

“不，不！你不能喝。你会倒下死掉的。”女人一看见我就举起手来，惊恐地转过身来，对坐在角落里桌子旁正吃萝卜的几位衣冠楚楚的绅士大叫。

一位年纪稍长的绅士冲我鞠了一躬。“德国人？法国人？这位女士说得对——你太热了，不能喝这个。”

“他会瘫倒在我们的脚下。瞧他的脸。”每个人都啧啧摇头。

我只能站在那里，焦渴地呻吟着。有人给了一些冰让我吸吮。然后我被告知要休息，等身体冷却下来，与此同时，他们问了我一些常规的问题：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听到我的回答，那个女人又举起了手。“步行？这是不可想象的！”两位绅士开始争吵，朝着对方吐口里的萝卜，就像是在对喊。“如果他是英国人，他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徒步的英国人。”其中一个人说。“他们到处走，”另一个人说，“在山坡上爬上爬下。绕着南极北极转啊转。”“是的，是的——但是他们从不在西班牙走。”

我听到他们的声音在我周围低下去又响起来。我的头发热，发紧，爆裂。这时有人从我身旁探出头来。“别再这样走了。圣母玛利亚啊，给这个年轻人一点饮料。如果他还活着，还想去城里，我们就把他带到车里去。”

第一口矿泉水灌进我的喉咙，像结了霜的星星一样倾泻而下。然后他们给了我一盘火腿，几杯雪利酒，一种深深的倦意蔓延至我的四肢。我不再记得我的恩人的什么事，也不记得他们说过什么，只有让人迷迷糊糊又心旷神怡的醉意。后来，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被扶了起来，半是被领着半是被搬到了门外。然后，我很快便躺在车后面睡熟了，像一具尸体一样被汽车送到了巴亚多利德。

[1]奥维耶多（Oviedo），西班牙西北部城市，阿斯图里亚斯自治区首府。

[2]巴亚多利德（Valladolid），西班牙中北部皮苏埃加河畔的城市，也是巴亚多利德省首府。

[3]方丹戈（fandango），一种西班牙舞曲。

[4]天主教托钵修会之一，亦称“圣衣会”“迦密会”。

[5]瓦伦西亚（Valencia），位于西班牙东部，西班牙第三大城市。

第五章 巴亚多利德

巴亚多利德，一个黑暗的方形城市，就同它的读音一样硬朗——它就像一个封闭的盒子，充满了虔敬的尘埃和逝者的呼吸，他们的激情曾经统治着一整个世界，尽管现在看来，这个世界似乎无足轻重。那辆汽车把我丢在了这座城市的中央，在这个飞扬着陈腐的红色尘土的夜晚，我发现自己的身边环绕着的是教堂和如地窖一般的街道，它们仿佛被束缚在了16世纪的坚硬石头之中。在这无精打采的小巷间几乎看不到什么生气，街灯笼罩在一种神秘而浑厚的光线里。我又一次感受到了在一个陌生城市度过夜晚的不安——那种隐隐的酸楚与恐慌，似乎一直附着在某个地方，直到我找到一张属于自己的床。

我在广场上站了一会儿，又把背包靠在墙上，这才从一天的恍惚中恢复过来。一些鞋底绑着草绳的人无声地溜过，连影子也没有留下，我被周围真空般沉重的气氛压垮了。这是旧卡斯蒂利亚地区的主要城市之一——一个从名字里就能听出冰冷的凿子和铁链在叮叮作响的城市。后来，一位牧师告诉我，就是在这里，一个来自哈兰迪利亚 [1]、名叫马格妮塔的圣女从囚禁她的塔楼向外眺望，流下的眼泪在乞丐的怀里变成了黄金；就是在这里，一个来自瓦拉弗德的可怜瘸子拖着他的断腿爬到了圣马丁的祭坛前，用骨头雕出了一个华丽的十字架。这座城市充满了过时的狂热和对谋杀的崇拜——精致优雅的摩尔人，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 [2]，遭到欺骗的哥伦布，还有温柔而脑瓜伶俐的塞万提斯。所有这些过去的生命如今都变成了背景，反衬着眼前的黑暗、冷掉的烤箱的阴暗，还有熄灭了的油灯的清冷。

夜色降临这座城市，也降临在我身上。于是我便出发去找睡觉的地方。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我突然看到了一个兵营——在一片中世纪的花岗岩上。一群衣衫褴褛的年轻义务兵正躺在人行道上，蜷缩在雾蒙蒙的路灯下，抓着痒，吐着唾沫，玩着破烂的纸牌，打发他们一贫如洗的日子。我问他们我在哪里可以找到住处，他们指了指马路的对面。

“试一下那个酒鬼那儿。”一个人说。

“那是个怪物。”另一个说。

“但不要在乎他。他有铜床给你睡的。”

我找到了他们说的酒鬼，他正坐在一间肮脏的房间里，用山羊皮的袋子喝酒。一个赤身裸体的孩子躺在他旁边的桌子上睡着了，他的头枕在一个切了一半的南瓜上。酒鬼有一头刺猬一样尖利的灰白头发，看上去就像莎士比亚在《麦克白》里写的第二位杀手 [3]。他的脸黑黑的，油乎乎的，像一颗腌核桃，一撮小胡子盘在嘴唇上，活像一只河豚。

我向他要一张床，他只是怒视着我。

“到河里睡去吧。”他说。

他又喝了一大口酒，拿酒袋擦擦嘴唇，然后一屁股坐到椅子上，闭上了眼睛。当他再睁开眼睛，看到我还站在那儿时，他敲了敲桌子，拍了拍自己的胳膊，喊道：“去！”

但我不会让步。现在已经快半夜了，我只想睡觉。我又问了一遍，那人突然瘫了下来，孩子气地哭了起来。他那肥厚的嘴唇往上翻着，嘴里像个婴儿似的哼哼唧唧，可怜巴巴地四处张望，显然是在寻找安慰。我递给他一支烟，他把烟夹在他又长又黑的指甲之间，也不看它，从中撕开，然后把烟草和纸卷成一个整齐的小球，塞进嘴里。

“那么，一张床怎么样？”我问。

他用憎恨的目光看着我，但最终还是站了起来。

“只有一张。”他说，“希望你愿意死在里面。”而后，他猛地把头转向门口。

狭窄的楼梯上滴着油腻而神秘的油，散发着一股灼热的腐臭味。它们似乎经过了特意的设计，用来引导来访者做出某种沮丧或绝望的疯狂行为。我既固执又恐惧地爬上了这些楼梯，酒鬼在我身后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爬到一半时，在一个壁龛里，一个脸色苍白的小孩正坐在那里把一个土豆刻成娃娃的形状。当我们走近的时候，她转过身去，惊恐不已地看了我们一眼，然后把土豆娃娃的脑袋一口咬掉。

酒鬼给我的这张铜床很是华丽，正如士兵们所承诺的那样，大概有六英尺高，上面有球形把手。这是房间里唯一的一件家具，其他的东西似乎都被野蛮的房客弄得破烂不堪。街灯的光装点着这间屋子，在墙壁上投射出物体流动和被放大的形状；年轻的士兵们还待在外面的人行道上，他们中的一些人睡着了。酒鬼已经从粗鲁野蛮的态度中恢复过来，他把钥匙扔在我脚边，要求提前付房租。然后他在口袋里摸了一会儿，给了我一个蜡烛头，说如果我把房子烧掉了，他也不会介意。

他走后，我坐在床上，晃着脚，吃下我最后的一点面包和奶酪。我现在感觉轻松多了，尽管这个地方野蛮而荒凉。我有立足的地方了。我在这个城市拥有一个房间了。

第二天早上，我被楼下街上一个男孩高亢嘹亮的歌声吵醒了。我仿佛是躺在丝绸编织的摇篮里，被那摇摇晃晃的声音慢慢地提了起来。这歌声冷静而清脆，自由自在，纯净无瑕，当然是最不痛苦的叫醒方式了——我躺在那里听着，阳光滤过我的身体，我想生活就应该永远是这样的。如此从睡梦中醒来，轻快地回到现实生活中，而不是被叫喊声、敲击声和如同捶打在脑袋上的铃声等惯常的残忍声音叫醒，是一件多么令人喜悦的事情。昏睡与清醒的意识边界本就是混沌而令人绝望的地方，已经足够让人焦虑了；我们不应该像挣扎的小偷一样被拖着穿过这边界，好像睡觉是一种重罪似的。

在军营围墙的下面，一个男孩倚在一根路灯柱上，肩上挎着一个篮子。他大约十二岁，瘦削，头剃得光亮，显然是靠唱歌谋生的。但他却是用整个身体在歌唱：他紧闭双眼，裸露的喉部在阳光下如波浪般起伏，他的声音里带着鼻音，呼号着湮没了他周围的城市——那是伊斯兰的声音，瞄准天空，向着空旷之地投射。没有刮胡子的士兵们只穿了一半衣服，斜靠在军营的窗户上，安静地倾听着。一些士兵丢给他一些面包和几片橘子。男孩吃完后，把这些收集在篮子里。

今天早上的巴亚多利德要显得友善一些。昨晚那红色灰尘的面具被摘去了，一种纯真的光芒在沉重的建筑物上闪耀。天空是一片空寂的深蓝色，几乎如化学处理过一般明亮，无遮无拦，显然又是一个大热天。我买了一些水果，从邮局取了一些信件，然后在鱼市旁边找到了一个咖啡馆。吃早饭的时候，我打开了我的信，这是我在西班牙收到的第一批信件。我被冰融化时发出的陈腐气味包围着，被带着滴水的篮子的家庭主妇们包围着，被成堆的大虾包围着，被死鱼的眼睛包围着——每只眼睛都是一片无光的死水。家里寄来的信中谈的是惠斯特牌戏 [4]比赛和西葫芦，以及宁静而遥远的八卦消息。但没有一封信是叫我回家的，似乎我将在这里一直待下去。现在是我该挣点钱的时候了。

有人说，在西班牙街头拉琴需要有执照才行——尽管不是每个城市都有这种要求。于是，早饭后，我去了市政厅，那里看上去就像一个破产的赌场。背着刺刀的士兵在市政厅的台阶上三三两两地坐着，饥肠辘辘的狗像信使一样进进出出，而沉默的农民们则像往常一样排着纹丝不动的长队，等待永远不会出现的政府官员们。那天早上，我猜想着小提琴手是否也会排起长队，于是便爬上台阶，打开了我看到的第一扇门。

房间很大，里面塞满了颇有些总统气度的笨重家具。靠窗的一张桌子旁，坐着一个削瘦得像一根芦苇一样的男人——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是平靠在窗户前，脚搁在一个柜子上，嘴里叼着一支雪茄，膝盖上摆着一块棋盘。我可以看到他长而分明的面部轮廓，像一张达·芬奇的画，还有一只忧郁低垂的眼睛。他挪动了几枚卒子，哼了几声，然后坐回到自己的椅子上，朝我转过身来——从正面看，他的脸瘦得出奇，近乎于消失了。我注意到他的两条眉毛高高地抬起来，脸上挂着一副礼貌询问的表情，但除此之外，他的肉体似乎完全是虚空的。

“你是不是迷路了？”

“我想见见市长。”我说。

“我也想见他，整个世界都想见他。”

“他走了吗？”

那人咯咯地笑着，身体一阵痉挛，就像是一根管子里冒出了一串气泡。

“是的，他走了。他去疯人院了。”

我说我很抱歉，但他举起手来。

“哦，不。他是快乐的。在这里谁会不快乐？每天时时刻刻都有饼干和巧克力吃。有修女可以交谈，有彩色羊毛可以玩……至少，他们是这么说的。”他偷偷地看了一眼自己的雪茄，“可是你看见我在这里了。如果我能帮忙……”

当我告诉他我想要什么时，他发出一声小小的悦耳的尖叫，眉毛欢快地跳了起来。

“太好了，”他喃喃自语道，“当然可以。请等一下——马诺洛，过来！”

一个肤色黝黑的年轻人，穿着裤子和睡衣上衣，从另一个房间里轻巧地走了进来。

“给我找张执照，马诺利托 [5]。”

“哪种执照？”

“哦，任何一种。只要漂亮就行。”

“那么请让一下，伊格纳西奥阁下。”年轻人抓住了他上司的两条腿，把它们从橱柜上举起来，在两条腿下面的文件堆里搜索着。与此同时，伊格纳西奥先生懒洋洋地斜躺着，两条腿伸在空中，冲着我微笑，嘴里哼着一首小调。

“卖水的执照，”那职员嘀咕着，“建一座小坟墓……打造金器……榨压杜松子果……啊，我相信这是我们要的。伊格纳西奥先生，经您的允许……”

他把上司的两条腿放回到柜子上，递给这位上司一本印刷精美的支票簿，连同一支钢笔和墨水。伊格纳西奥先生一边弯下腰开始写些什么，一边费力地卷起舌头咕哝着。纸上缀饰有精美的卷轴和装饰，紫罗兰色墨水写的羽毛状的卷须；然后，这东西就完成了，他掸掉灰尘，封上了封缄，并以一种华美恣肆的风格签了名。

“好啦，”伊格纳西奥先生说，“这座城市是你的啦，通通是你的啦。”

我仔细研究了我的执照，对它很是满意。它看起来像一枚皇家宪章，抬头镌刻着狮子和一枚猩红色的印章，正式宣布：“根据市长被赋予及被授予的权力，并按照市政规章的相关规定与市议会的适当征收关税标准，特此向洛瑞·李先生颁发本执照，他可以在本城市的街道上自由行走并进行音乐表演，条件是他不得以任何方式引起骚乱、示威游行，或者对交通和人群的自由行动造成任何不便。”

“这得要半个比塞塔。”伊格纳西奥先生温和地说，又晃动着把他的脚抬到书桌上。然后他邀请我和他一起下象棋，关于费用的问题就这么被抛之脑后了。

当天晚一些的时候，我拿着执照，回到酒鬼的旅店去取我的小提琴并准备开始工作。一个女人正在擦洗院子，我一进去，她便直起身子，抬起一只胳膊将头发拢到了后面。她那漂亮、疲惫、沾着泥水的脸表明，她在等待别的什么人。“你见到他了吗？”她问。我摇了摇头，她的眼睛顿时变得灰暗和无精打采。为了回到我的房间，我不得不跨过三个赤身裸体、正坐在水池里哭泣的孩子。即使酒鬼不在这里，他身上那可怕的恶臭也像毒气一样弥漫在这个地方。

我修好了小提琴，又掸去在萨莫拉市场上新买的草帽上的灰尘，就出门了，第一次到一个西班牙小镇的街道上去碰碰运气。我找到一条繁忙的小路，把帽子放在地上，奏起一支我已经有点生疏了的曲子。根据我在英国的经验，接下来就应该有人往帽子里扔钱了；但在这里却并不是这样的。我刚一开始演奏，大家就停止了活动，静静地在我身边围成一团，堵塞了交通，遮住了太阳，还把我的新帽子踩在地上。我一遍又一遍地从众人的脚下把帽子拾起来，把它弄平展，然后移到别的地方去。但当我重新站起来的时候，人群变了变形状，再度将我包围，我从他们焦黑的面孔上看到了一种我很快就熟悉了的表情——一种温柔的、轻松的孩子气，还有那种盯着你看时的快感——为了看那么一刻，所有的时间都不重要了。

这都不错，但我根本没有赚到钱，甚至连挥动胳膊的空间都几乎没有。我不得不经常停下来，说些甜言蜜语，恳求大家发善心，多少走动走动，或者至少退后一点，露出我的帽子。一些懒洋洋的士兵，大概有些明白了我的意思，开始向众人大声喊出我说的话。其他人尖叫着回应，让大家闭嘴听着。与此同时，没有人移动半步。

过了一会儿，一个警察出现了，没扣住的上衣露出了他那被汗打湿的多毛的胸膛。他肩膀上挂着一把脏兮兮的步枪，嘴里叼着一根黄色的牙签。

“德国人？”

“不，英国人。”

“有执照吗？”

“有的。”

他眼皮松弛，用昏昏欲睡的神态瞥了它一眼。然后他把枪换到了另一个肩膀上，把我的帽子挂在他的脚尖上，再把它踢到空中，抓住它，摇了摇，很粗鲁地转向人群。

“你们一点也不感到羞耻吗？”他问道，“或者你们都是这个镇上的乞丐？看，一分钱也没有，一粒豆子也没有。你们站在这里，难道一点自尊都没有？要么给钱，要么滚。”

四周的人群发出了不安的咯咯的笑声，退开了。人行道上，有一枚硬币叮当一声。警察把它捡起来，扔进帽子里，鞠了一躬，然后把帽子递给我。

“干瘪的奶子，挤不出奶来。”他有点不屑地说，“不要客气了。请继续吧……”

我于是继续演奏了一段时间，并没有因为他的支持而感到特别愉快，尽管他用枪挡住了人群。但从那以后，我就开始使用我在南安普顿学到的技巧——我会事先确保帽子里有合适的诱饵。从此没有人再踢翻过一顶里面装了零钱的帽子，他们只是小心翼翼地站在帽子周围。我还学到了一些其他的事情。男人们普遍不如女人那么容易被打动——除非我在咖啡馆里向他们发动攻势，这时他们就会用贵族般的神情投下赏钱。此外，任何一种西班牙的曲调都能立即产生效果，唤起人们的笑容，而任何其他的音乐——舒伯特除外——都会遇到茫然的凝视和一脸困惑。最重要的是，我学会了什么时候停下来，什么时候走人，什么时候各处都去一下——这是一个还没我膝盖高的擦鞋童教给我的，而他每天早上都站在人群的外围。

“你演奏得太多了。”他终于开口了。

“为什么？这样不好吗？”

“好当然好——但是多了，太多了。少为了挣钱而表演。几个音节就可以了。然后你会在白天接触到更多的人。”

没错，他是对的，特别是在街边开的咖啡馆一带，那里的顾客喜欢场景不断变化。让人知道自己就足够了，接着就要转过身来，再到别的地方去。

我到中午的时候停下来，挣了大约三比塞塔。此时的酷热把每个人都驱赶到室内去了。于是我买了一瓶酒和一袋李子，带着它们到了河边。在那儿，在桑树下，生长着一些稀疏的草，我就坐在那里，看着翠绿的河水缓慢地流动着。树荫铺在我的手上、腿上，像一片片凉爽潮湿的天鹅绒。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除了刺耳的时起时伏的蝉鸣，似乎把这热气一锤一锤地钉在了地面上。

手里的李子只吃了一半，酒还没来得及尝过，我就这么睡着了。西班牙的午后小憩对我来说是新鲜事，我一觉醒来觉得晕头转向，四肢麻木。现在大约是五点钟。一个女孩在河里涉水而过，棕色的腿像焦糖一样闪闪发光；在对面的河岸上，在一团红色的尘土中，一个男孩正赶着几头骡子饮水。

时间慢慢过去了，夜晚开始了，而我还是心满意足地躺在原地，看着喝水的骡子，看着河里的女孩，看着注视着女孩的男孩。女孩优雅地走着，走到有大腿那么深的地方，把头上顶着的要洗的东西摆平，而男孩则单腿站着，靠在一根棍子上。他开始大声喊叫，逗弄她，女孩也回答了，他们的声音像母鸡的叫声一样尖锐。喊叫声持续了一段时间，在水面上猛烈地跳动着，在深红色的光线中几乎可以看得见这种跳动；突然，喊叫声停止了，女孩转身向河的另一边走去，大步朝那个等待着的男孩走去，短腿上沾满了泥巴……

那天晚上，我回到城里，沉浸在某种薄纱般透明的不真实感里，隐隐地像中了魔一样，脑子里一片空白。我记得我在街边一路踢着一个甜瓜，感觉着空气洗刷我的周身。我懒洋洋地闲荡着，心里充满了慈爱，但没有具体的对象，而是爱着所有的一切，甚至包括这个又可怜又可恶的城市——它那让人感到陈腐的阴影，脏兮兮的狗，洒满汗水的人行道，塞满了垃圾的水槽；穿着蓝色罩衫的老人，感觉像很久之前的苦力工人；孩子们在门口打瞌睡，女人们身上散发出的味道混杂了烹调用的油脂、柠檬和化学制品调出的紫罗兰的香味。那天晚上我没有出去演奏，而是从一个酒吧走到另一个酒吧，喝下去好几杯结块了的葡萄酒。我发着烧，昏昏欲睡，多愁善感。我仍然能感到太阳的灼热。

第二天早上，头重脚轻的感觉并没有减轻，周围的一切都莫名其妙地显得朦胧和模糊。我走回到街头市场去吃点早饭，四周是交替而起的喧嚣和寂静，教堂的钟声在跳动的塔楼里敲响。我吃着面包和香肠，背对着教堂的墙壁，只感受到眼前的这一刻，感受着这暂停的一刻里的种种琐碎，感受着当下的杂乱无章。附近放鱼的冰箱吹来一阵阵冷风，把炙烤的太阳也稍微吹凉了一些。我记得有一只打哈欠的猫，坐在水沟里的一片棕榈叶上，看着像一个针插，但上面插的是牙齿和胡须；一个男人说了声“早上好”，然后就离我而去，一脚踩在一朵花瓣上，仿佛是在踩灭一根火柴；我看见一个空酒桶从酒馆的门里滚了出来，慢慢地转了个身，又滚了回去；我看见路上有一个洞，突然像一只独眼巨人似的眨着眼睛，一个影子从洞里探出头，又缩回去；一个男孩撩起自己的衬衫，挠着肚子；一个家庭主妇挑了一个橘子又放下；一头骡子停在路上，直直地盯着我的脸，皱起它那湿漉漉的牛皮纸似的鼻孔。一连好几天，这座城市就像透过雨天的玻璃看到的一系列版画，在我面前梦游般地移动着。我在街上和咖啡馆里工作着，挣了几个比塞塔，但我知道自己不会待太久。这座城市既让人兴奋，同时又到处都是让人气闷的丑陋，这样的两个极端带来的是令人心神不定的幻觉。尤其是那些在城市营房里消磨夏日的大批年轻义务兵，让人无法不意识到存在于这里的贫困与荒芜。

他们要么整天被关在兵营里，从狭窄的窗户窥探外面，要么在热得如火烧般的广场上训练得精疲力竭。到了晚上，他们就像神情呆滞的牲畜群一样被放出来，占领这个几乎空无一人的小城。在广场的另一边——所谓广场，也就是在有轨电车留下的轨道上填上一些沙土——他们像小丑一样穿着皱巴巴的卡其布军服，转着圈，低着头，无所事事，被无聊的倦怠和简单的欲望所囚禁着，踩着他们的硬纸板靴子笨拙地走来走去，漫不经心地踢着看不见的障碍物。在黯淡的灯光下，一群群的人无精打采，在转圈乱飞的苍蝇中间吸着烟屁股。少数几个幸运儿站在那里，一脸垂涎欲滴、傻乎乎的样子，手指摩挲着身边妓女脖子上的锡制珠宝。但剩下的人，大多数人，没有香烟，也没有女孩，只是站在那里，吹着口哨——那种纤细悲伤的声音，无论在哪里，都让我们一眼就能认出这些年轻的士兵来。他们或许站在下雨的星期天里空空如也的街道上，站在不会有火车驶来的午夜的站台上，或者看守着废弃的基地里没有人还记得的仓库，看守着沙漠里焦干的汽油箱子。他们轻轻地吹着口哨，表达的是这样一个愿望，那就是只要能离开此地，去任何地方都可以；他们的口哨，是毫无意义的时间在流逝过程中留下的一声叹息。

从酒鬼的旅店里望出去，我在街对面的兵营里看到了很多这样看似可怕、实则不堪一击的士兵。我看到他们用来果腹的垃圾食物，看到年轻的他们被折腾得毫无生气，看到他们不得不以这样那样的方法来消磨时光。捉虱子，偷窃，用三分钱的硬币来赌博，争吵，无聊到脸色发青——有时，也许，被一段幸运的友谊所抚慰，得以和另一个男孩静静地躺在一起，舒展身体；要不就是慢慢地品读诗歌，来寻找孤独的解脱，亦或突然高声唱出一首赤裸裸的情歌。

或者，当压力太大时，在黑暗中走到河边，把一个妓女推到又硬又湿的砾石上，然后光着脚回来，准备坐牢——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军靴当作嫖资付给了这些妓女们。

士兵、牧师以及乞丐们，是三种沉默但各自独立的人群；有些时候，在夜里，红色的尘土从平原吹过来，城市里似乎只剩下这些人。士兵和乞丐在空无一人的楼房之间徘徊，对彼此的苦难视而不见；那些穿着光滑黑袍的牧师对他们也是视而不见，牧师们一个个就像脚上长着厚厚肉垫的猫一样，在巷子间悄无声息地游走。

但我的记忆里，那些乞丐对巴亚多利德来说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已经发展到极度畸形和恐怖的地步。白天很少能见到这群人，他们似乎只有在晚上才被悄悄地放出来，就像是得了疯癫病的亲戚，平时看不到，这时才被允许出门。然后，他们一瘸一拐，窸窸窣窣，爬着跳着，慢慢地从各处的阴影中走出来，嘴里发出呻吟和低语，加入到马路边上的黑压压的人群里。这里面有老人、年轻人和干瘪的孩子；各种各样能想象到的受诅咒和畸形的生物——瞎的，哑的，没有手的，没有脚的，长满了疮的，拖着他们的身体像拖着麻袋一样。

他们在街上几乎什么也不能做，除了向人们表演他们的残缺——盲目地向空荡荡的空气乞求，举着残肢，指着空空如也的眼眶，包住又打开他们最糟糕的疮口。那些孩子们尤其安静，无声地展示着自己承受的苦难，也无法看到未来的厄运又将延续多久。他们麻木地站在一边，透过失明的眼睛凝视着，伸出小小的皱巴巴的手掌。

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散发着令人窒息的中世纪气息，这种气息弥漫在这个虔诚而与世隔绝的城市里；他们甚至被这座城市的石头所传染，长得就像教堂里那些满脸斑驳的石雕神像，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反而成了西班牙最常见的某种渎神行为的一部分。

在巴亚多利德的最后一个晚上，我经历了这个鬼地方最热不可耐的一个夜晚。因为太热而无法入睡，我在酒吧里待到很晚，花掉了大部分的钱；然后，大约凌晨两点，我回到旅店，发现眼前是一片混乱。

那扇巨大的前门从铰链上被扯了下来，横在马路当中，裂成了碎片。三个年幼的孩子蜷缩在旅店里，半裸着，恐惧地呻吟着——而酒鬼的妻子，眼前这场风暴的中心人物，在楼梯下面尖叫着。以前我只把她看成一个没精打采、干着一切苦活累活的女人，而现在她被激怒了，显得咄咄逼人，手里操着一把铁铲，像挥舞着一把双刃剑。她的眼睛变成了愤怒的黄色，爆炸出火花。

当我进去的时候，她转向我，狂怒但不知所云地比画着，还将铲子举起来。

“我要杀了他！”她哭喊着，“他是个浑蛋——浑蛋！”

一个孩子向她跑过去，紧紧地靠在她的腿上，她眯着眼睛低头看看，心不在焉，仿佛以前从未见过这个小东西。

“他像一头猪一样回到家，我把他锁在了门外。但是他打破了门，要跟艾尔薇拉亲热——居然是跟艾尔薇拉！！”她突然转过身来，尖叫着喊出了那个名字，用铲子平的那一面狠狠敲着地。“那是我们的女儿！女儿！”铁铲响得像洪钟一般。“我要用他的牙砸碎他的鸡巴蛋！”

“他在哪里？”我问。

她怒气冲冲地朝楼上看去，再次疯狂起来，极度狂暴地敲打着墙壁。

“你死了吗？”她尖叫道，“你这个猪群里的混账东西！全世界父亲的耻辱……”

她站在那里，颤抖着，脸在街灯下变成了绿色，乱糟糟的头发上冒出的汗水闪闪发光。我从她手里接过铲子，惊讶于她竟如此轻易地交出了它。然后我离开她上了楼。

我在上楼的转弯处发现了酒鬼，他只有半边身子躺在楼梯上，脸朝上，浑身是血和酒。他躺在那里，像一头被屠宰了的公牛，痛苦地喘息着，在黑暗中对着自己一抽一抽地哭。

“帮帮我。”他呜咽着说。

我把他拖到我的房间里，点了一支蜡烛。他的一侧脸被打得一片模糊，血流不止。我尽量用毛巾帮他清洗，给他盖上一件外套，然后才上床睡觉。

这个房间，这栋房子，整个城市，似乎突然间被痛苦击垮了。酒鬼躺在地板上，一口痰在他喉咙里咕噜咕噜地响着，还在醉醺醺地低声念叨着他女儿的名字。

[1]哈兰迪利亚（Jarandilla），西班牙埃斯特雷马杜拉卡自治区塞雷斯省的一个自治市。

[2]伊莎贝拉一世（1474-1504年在位），现代西班牙国家的奠基人，1469年与阿拉贡王国王子费迪南德五世结婚，这段婚姻促进了西班牙的统一。

[3]莎士比亚的戏剧《麦克白》中，麦克白一共找了三位杀手来刺杀班柯，这里是说酒鬼长得像其中的第二位。

[4] 惠斯特牌戏（Whist），18-19世纪在英国流行的一种经典纸牌游戏，规则简单但发挥余地很大。

[5]马诺利托（Manolito），马诺洛（Manolo）的昵称。

第六章 塞戈维亚-马德里

有些地方是你一旦离开，便不期待再次见到的；我甚至不想再次回到那个城市。黎明时我起床，走到院子里的抽水机前，洗了手和脸，也把那个城市洗去了。然后，背着行李，穿过仿佛被洗刷过的湿漉漉的街道，我再一次走进了开阔的田野。

现在我应该去哪里？这并不重要。任何南边的地方都可以。塞戈维亚 [1]、马德里 [2]、卡斯蒂利亚 [3]的中心区域，都在我的面前，而这就是我的方向。离开这座封闭的城镇之后，眼前的风景就像是从监狱中解放出来一般，自由地滚动着，闪闪发光。绿色的橡树像岩石一样散落在玉米地之间，农民们在齐胸深的麦田里劳作。正值收获的高峰期，散发着奇异光彩的人们分布在成片的田野上，像起舞的蝴蝶，有的独自干活，有的三五个人一群，穿的衣服也和天光相配——蓝色的衬衫和裤子，缀有绿色和深红色布条的金色阔檐帽子。镰刀像鱼一样在麦穗的海洋中闪烁，有节奏地泛起蓝色和银色的光芒；当我走过的时候，男人们直起身子，手放在眼前遮着太阳光，默默地看着我经过。偶尔有人举起一只手向我致敬，在那被阳光晒得焦黑的手指间，镰刀闪闪发光，就像弧形的第六枚指甲。

经历了城市的种种拥挤和不堪，再回到这片开阔的土地上，回到裸露的平原沙沙作响的寂静中，回到绚丽夺目的晚霞里去体验让人心潮起伏的孤独，这种感觉就像是咽下一大口纯净水。

快到傍晚的时候，我来到了一个泥泞的村庄，所谓村庄，其实比河床里的土堆也强不了多少。几乎没有一所房子是完整的，窗户上也几乎没有玻璃，大部分屋顶都是用麻布袋填充的。这些房子就伫立在那儿，残破不堪，打着绷带，就像一场很久以前以失败而告终的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人一样，半是互相依偎，半是互相搀扶着。

这一次，旅馆的门上只简单地钉了一道关羊用的横栏，一只狼狗躺在门口。当旅馆老板出现的时候，我问他能不能留下来过夜。

“世界是自由的，”他说，“谁能说不呢？”

他给了我一块面包和一个生锈的沙丁鱼罐头，我用小刀把罐头打开。两个衣衫褴褛的国民警卫队队员在角落里打牌，他们的枪就摊在桌面上。他们有着粉红色的肥硕脸颊，黑溜溜的小眼睛，一边彼此使诈、争执不休，一边神情阴暗地注视着我。吃完晚饭后，我开始写一些笔记，这种行为在他们看来似乎是某种鲁莽的挑衅。他们扔下牌，拿起枪，吵吵嚷嚷地走到我的桌子前，把笔记本从我手中夺走，嗅来嗅去，使劲地抖着，摔在地上，翻来倒去地折腾，接着又像子弹似的发出一连串质问，显出他们既迷糊又好斗的性格。这都是什么？他们问道。他们不喜欢它的样子。你从哪里来的？你的护照呢？大声说！一大堆我需要回答的问题。这场无理而愚蠢的胡搅蛮缠延续了半小时之久，整个过程中，旅馆老板一直躲在墙后，透过一个小洞看着这一切。终于，我那难以辨认的文字，以及毫无意义的回答，把两个警卫逼得怒目而视却哑口无言，不得不回到自己的角落里。

这时我已经学会提防国民警卫队 [4]，他们就像西班牙歹毒的矮人。在没有人烟的旷野里，他们会突然骑着光滑的黑骏马出现在你身边，把你团团围住，穿着皮衣，拿着枪支，让你经受屈辱的审问。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其实都很胆小，生活在没有人际交往的真空之中，因此只有依靠暴力来填补那种空虚；他们在这个国家几乎没有朋友，对陌生人和旅行者都充满了怀疑。如果国民警卫队员来挑衅，我会故意把我们之间的事情搞得不明不白；因为他们害怕他们的上级，害怕遇到麻烦，通常情况下宁愿把事情打发掉，也不愿和外国人纠缠在复杂的局面里。

因此，这个夜晚余下的时间里，这两个人没有再找我的麻烦。我在写作，他们则在一旁又是喝酒又是吵架。最后，旅馆老板给我端来一杯白兰地，说世界是自由的，他多么希望自己也能写作。这是一句没有其他用意的话，但说得很艰难，他的嘴巴都歪斜了，而且声音大到足以让两个警卫听到。

自从在维戈着陆后，我已经在路上走了将近一个月，感觉徒步旅行变得越来越容易了。起初我一步一挪，但后来脚上的水泡逐渐变成了茧，于是我就可以毫无疼痛感地走路了。我的步子也越迈越大，一天可以走二十多英里，保持着一种容易达到且单调的速度——比沿途的骡子队要稍微快点，但比一路小跑的驴还是慢点。在这条笔直的西班牙的道路上，没有汽车，我们都在地平线之间移动，就像海上的船，常常在彼此的视线内停留数小时，逐渐地远离，或慢慢地接近。当时的骡子队拉的还是在卡斯蒂利亚地区来回奔波的大篷车，是把乡村生活各个环节连接起来的主要方式之一——一队队流苏装饰的动物们拉着色彩明亮的蓝色大板车，车身上画着色彩鲜艳的藤蔓和花朵。它们像驳船或婚礼花车一样艳丽，安在五英尺高吱吱作响的轮子上，以每小时三英里的速度从一个城市行进到另一个城市——这种节奏自汉尼拔时代以来就没有改变过——运载着木炭、柴火、酒袋、橄榄、油、铁器，以及流言蜚语。司机们完全是另一个种族的人，他们在路上出生，在路上长大，从他们平坦的、几乎是西伯利亚人的面孔上就可以看出来。他们的腿短，拿着长长的鞭子，像阿拉伯人一样旅行，一些人还带着侍童来照顾他们。中午他们就在挂在车轮之间的吊床上睡觉，随着骡子的步伐轻轻地摇晃着，晚上则在露天的岩石间升起火堆，或者在小旅馆的庭院里，用挽具包裹着入睡。他们是西班牙平原上世代相传的信使，像那车轮一样古老，跟吉普赛人一样有独属于他们的生活方式。

我沿着这条笔直的南方小道走了几天，靠无花果和麦穗为生。有时我会躲在路边的白杨树下乘凉，低头看着地上的蚂蚁。我一点也不着急。我没有具体目标。什么目标都没有，除了此时此地。我把脸紧挨着地面，感受着这片异国土地辛辣的温暖。在我的生命中，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时间的充裕，感到全然不需要到哪里去，也不需要做什么事情。我可以连续几个小时，看着狂躁不安的蚂蚁拖着一片橘子皮穿越草地，或在迷惘而毫无方向的狂乱中，推拉着一些根本就不可能被移动的障碍物。

后来有一天我注意到，有一缕长而低矮的云正从南方的地平线上慢慢升起，就像是波动的平原上方出现了一片紫色的薄雾——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离得越来越近的绵延的山脉。在单调的麦田后面，它就像陆地一样，像另一个国家遥远的海岸线。当我往前走着的时候，它沉稳地向上爬，直至填满了半个天空——这就是瓜达拉马山脉 [5]，一道横亘东西的巨大屏障。

我已经能感觉到从峰顶吹下的凉爽的风，平原也渐渐上升变成了山岭。第二天下午，我终于把麦田抛在了身后，进入了一个和北欧松林一样的世界。在这里，我终于逃脱了暑热，就像脱掉一件湿透了的衬衫一样，先在流着树脂的树林里睡了一个小时。四周是一种新鲜透着绿色的清香，和平原上动物的臭味相比，就像薄荷醇一样清甜。我注意到，每棵树上都划着鱼骨一样的伤口，树胶流进小杯子里。受伤的树干上似乎流淌着几滴琥珀，散发出刺鼻的气味，刺痛了空气；而那些更老一些的树，则因为树脂流干而被遗弃，像点燃的纸一样卷曲着。但那是个睡觉的好地方；树林中没有苍蝇，因为它们学会了要避开这些黏糊糊的陷阱，午后的阳光把每棵树的气味都吸了出来，直到整个树林就像教堂那样芳香四溢。

山脚下的村庄里到处都是鲜花和喷泉，但没有一座村庄能提供果腹的食物。我记得其中的库尔拉、舒洛蒙农和纳瓦尔德奥罗——这些地方都有陡峭崎岖的巷子，绿荫掩盖的塔楼，古旧的大门上开着巨大的锁眼。但是我从那些地方能找到的食物，只有一块像石头一样坚硬的山羊奶酪。

我记得来到了一个村庄，那里的街道上到处都是黑压压的牧师们，而酒馆里则挤满了狂热的无神论者。一些人站在门口向教堂扔石头，另外一些人用下流话唱歌似的骂着主教。然后，一群人在酒馆里围着我，向我抱怨他们的罗马喷泉——这是用当地的大理石雕刻出来的一个裸体女神。他们说，有一次她躺在广场上，水从她的乳房里喷了出来。那是极美的一种景色，但一群牧师却用锤子砸碎了她，把她的尸首埋在山上。

他们说，虽然他们自己只是牧羊人，但他们的村庄却充满了艺术气息；他们指着挂在酒馆墙上的两幅画。每一幅画都是原作，颜色像生肉般新鲜淋漓：一幅画的是一个破碎的木偶，标题是《表演结束了》；另一幅画的是一个沉着冷静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家庭，父亲、母亲和一个头戴缎带的小女孩，眼看着一只狗在地毯上流血致死。“我们爱艺术，我的美人。”其中一个牧羊人说。过了一阵，他还试图吻我。

舒洛蒙农产的葡萄酒又涩又苦，但每杯才不到一便士。正喝着这种酒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英国女人，她来自沃尔索尔 [6]，刚刚和丈夫在摩洛哥旅游了五个星期。她看上去疲惫不堪，晕头转向。她丈夫在街头打着瞌睡。她问了我一些有关英国皇室的消息。

一天傍晚，我离开了最后一个这样的村庄，前往六英里外的塞戈维亚。当我爬上山顶时，看到一些姑娘坐在一个山洞口，面对着夕阳，一边缝纫一边唱歌。“我的儿子很机灵，”她们唱着，“房子里满是金银……”

这时，我搭上了一辆农民的板车，车上载满了一袋袋的谷糠。摇摇晃晃地赶路时，农夫谈起了农活，用眼角的余光看着我的手。“我相信在有些国家，情况是不一样的，”他说，“但是上帝给了我们一个国家，我们必须像狮子一样战斗。”突然，他大叫了一声，奋力用鞭子抽打骡子，把货车沿着山坡往上赶，但走的却不是大路，而是去寻找一条在乱石间蜿蜒而上的古老栈道。骡子踢着腿，不断打滑，把后腿死钉在地上，像细小黝黑的青蛙一样伸开四肢，喘着气，使劲往前拉，结果板车像船一样左右摇晃，我不由紧紧地抓着农夫的腰带。车轮在岩石上砰砰地弹来弹去半小时之后，骡子已累得浑身大汗，我们也终于到达了山顶，看到了下面的城市。这时农夫把车轮锁牢，以免一路滑下山去。

塞戈维亚坐落在满是石头的河谷中——这里有一大堆工艺精湛却近乎被人遗忘的辉煌建筑，它们是为了往昔某一时代的荣耀而建造的。这里有教堂、城堡和中世纪的城墙，在傍晚的阳光下轮廓鲜明，但这一切都在那个罗马时代修建的渡槽面前相形见绌。这个渡槽可以说是砖瓦匠人创造的一个非凡奇迹了。它有一系列的拱架，从山丘间环绕过来，有些拱架高达一百多英尺，由几吨重的花岗岩块组成，岩块与岩块之间仅仅依靠重量衔接。如此庄严的建筑是为了从十英里外的泉水中取水而建造的，如今它仍然极其优雅地横跨山谷，那些高耸的拱架衬托出了众多壮观的景象，最终渡槽在所有屋顶之上高高地迈入城市，就像一个巨人在房屋间漫步穿行。

“那是渡槽。”农夫用鞭子指着它说，以防我没注意到。因为以前我从未听说过它，这座建筑确实给了我一种独特的视觉冲击。

“就像一座桥，”他继续说，“你可以开车穿过它。我曾经驾着几匹马，拖着一辆马车穿过它。”

“那不会太窄了吗？”我问了一句。

他睁大了眼睛看着我。

“我是驾着一辆狭窄的马车穿过它的。”

经过圣地亚哥之门 [7]进入塞戈维亚时，那位农夫给了我一些长角豆，并祝我当晚睡个好觉。我在渡槽下面找到了一个隐秘的小旅馆，它的屋顶恰好是渡槽的一个拱门。这个旅馆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洞穴，到处都是裸露的花岗岩，散发出一股猪和马的气味。

塞戈维亚城建立于岩石上，城市的一部分仍然围在罗马-伊比利亚式 [8]的城墙里。这是一个小巧精致的城市，街道陡峭，当初的建造者似乎有意忽视了车轮这种发明的存在。晚饭前，我有些时间去这些小巷里探寻一番，看到的是一摊摊斑驳温暖的红色灯光，赤裸的孩子们像野鸡冲进草窝一样冲进他们破烂的房子里。隔得近些去看，这条渡槽似乎既仁慈又疯狂，它的石砌柱子高耸入云，巨大的石块砌成的柱底坐落在城中，让其他的一切看起来都不成比例。

在一团柴烟的笼罩下，晚饭吃的是黑豆和羊肉，饭后我被邀请到广场去观看一场午夜电影。这时渡槽又发挥它的作用了——它的一根柱子上挂着一块棉布，一束苍白的光线从对面的窗户射出来，在棉布上投映出一部年代久远、内容紧张的情节剧。我感觉镇上有一半的人都出来看这部电影了，他们搬着脚凳和小椅子，孩子们成群结队地坐在屋顶上，或者一簇一簇地挂在树上，他们的黑色小脑袋像接骨木果子一样发着光。

那部电影史诗般的简单情节在罗马时代的墙壁上闪烁着，模糊而朦胧，就像是一个传说，但情节的每一处转折都引起了观众极大的热情。人们在座位上跳上跳下，不断地为远处棉布上的影子们提供忠告和警言，偶尔还夹杂着愤怒的叫喊。反派人物出现时会遭到飞镖和石头的攻击，笨拙的主要角色上场时，引起了观众的一片恼怒，而女主人公的悲惨经历赢得的则是一番啧啧有声、情不自禁的焦急。在影片的大部分时间里，女主人公被绳子吊在一座高塔里，恶棍不知疲倦地羞辱和戏弄她。但当英雄最后终于采取了行动，挥刀让坏人肝胆涂地的时候，观众们也就纷纷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了。

我在塞戈维亚没有待多久，后来也再没有去过那里，但我仍然记得散落在那个城市里的忧郁气息，沉静而悠远：清凉的大教堂幽深而明净，里面地方宽敞，一格格的窗户向上，最终形成一个圆顶，顶上是巨大的彩色玻璃窗，像薄雾中的菊花，高悬在琥珀色的远处。那些在商店门口跑进跑出的黑色小猪，通常是唯一的顾客。此外还有一些鹳，它们神情严肃地栖息在烟囱上，像瘦骨嶙峋的阿拉伯人一样瞭望着山谷。

一天下午，就在城墙之外，我发现了当地风格的圣母小教堂，这座有点阴森的教堂是为了纪念圣母而修建的，坐落在一块荒凉的“乌鸦壁”之下。“乌鸦壁”是一块花岗岩岩石，上面密密麻麻全是呱呱乱叫的鸟群。这块大岩石也是塞戈维亚的“流血之崖”，在西班牙各地的城镇边缘都有类似这种经常死人的地方，而这就是其中之一。在过去，塞戈维亚人习惯于从这里把罪大恶极的重犯、奸淫者和异教徒扔进峡谷；这么做是出于贫穷和懒惰，能够节约一颗子弹的钱，或是省去用利剑刺死犯人的麻烦。一位散步的牧师煞费苦心地给我讲述了这些当地的逸事，并解释了悬崖上鸟儿的重要意义；他指出，无论如何，被杀的人都属于地狱的世界，乌鸦就是他们那得不到拯救的灵魂的鬼影。

牧师似乎被这个嘈杂的地方吸引住了，和我一起待了一会儿，带着一丝温柔的微笑注视着那满是鸟粪的悬崖，在那里，鸟群像蝙蝠一样沙沙拍打着翅膀。他提到了13世纪的女英雄玛丽亚·德尔·萨托，一个美丽的犹太女人，被人指控通奸。“跟其他的犯人一样，她也被从岩石上抛下来，”他说，“但她恳请圣母来证明她的清白，结果在半空中因受到怜悯而被接住了，轻轻地落在地上，一点都没有受伤。”峡谷里的小教堂便是为了纪念这个奇迹而建的，但显然这对后来的受害者并没有任何帮助。我现在所记得的，并不是那座宁静的小教堂，而是教堂上方那块岩石，像一块瘀青，它那血迹斑斑的容貌，古老的裂缝，不断地被鸟儿干涩刺耳的鸣叫折磨着。

塞戈维亚留在我记忆中的，是那个腐尸遍地之处的回声，渡槽里传来的空荡荡的回响。而记忆中的最后一个声音，则来自我徒步离开那个城市，经过已经关门、寂静无声的斗牛场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我看到一个脸色苍白的斗牛士被抬到他的车旁，他在轻声地哭泣，身边是一些交头接耳的朋友……

在塞戈维亚以南几英里处，在瓜达拉马山脉脚下，我碰巧路过了拉·格兰哈皇家花园 [9]——花园有好几平方英亩大，里面尽是弯腰拱背的雕塑、小径和喷泉，就像海市蜃楼一样从尘土中升起。这座花园可以说是件华而不实的蠢物了，它像凡尔赛宫一样大，甚至比凡尔赛宫还要更加夸张。当时正是繁花盛开之时，但除了几个拿着扫帚的老园丁，完全没有其他的人。

上百个喷泉在争相喷涌，天空中洒满了彩虹，营造出一种梦幻而喧闹的气氛。大理石神像和木雕仙女，海豚和飞龙，浑身上下都镶嵌着管子和喷口，相互喷着水柱，或者向开花的树木上方高高地喷射。似乎一切能用水来做的事全都汇集在这里，简直达到了一种疯狂的境地。湖泊、池塘、急流、瀑布，蓄了水的石窟和奇异的运河，所有这些都在不同的高度流涌起伏，有的倒映出古典的园林、小径和花圃，有的像清凉的牛奶一样流动于雕像群之间。

但是没有人来欣赏这一切。除了我以外，没有其他人。当然，还有几个园丁，他们不停拖着脚步挪来挪去，仿佛收到某种永恒的指令，准备迎接一个死去已久的王后归来。

我在花园里停留了一个小时，或者更久一点，偷偷地在滴水的树叶间蹚水。后来我了解到，喷泉只有在极少数的场合才会进行表演，但我不知道那天它们为什么都开动了。整个花园就像某个君主的玩具，一切准备就绪，但主人很快就厌倦了它，现在它和年迈的看守人一起被遗弃在山脚下。仔细看时，格兰哈花园确实是相当庸俗的，无非是乡下人一个膨胀了的皇室梦，一场跟地下精怪和毒蘑菇打闹的昂贵游戏。

穿越瓜达拉马山脉花了我两天的时间，就像穿越了另一个季节和另一个国度。我沿着一条很壮观的花岗岩大道，爬到了几乎两英里高的地方。这里有奔流的小溪、高大幽暗的森林，还有爬满鲜花的巨石从山上滚落。这里似乎已经是秋天了，乌云从峰顶滚下来，间歇落下一阵阵清凉的阵雨，牧羊人慌张地跑来跑去，身后跟着狼一样的牧羊犬，空气中弥漫着新鲜的树脂和蜂蜜的味道。

我在一片橡树林里度过了第一个夜晚，躺在跟威尔士一样湿润的树叶上，夜里有浓浓的露水和寒冷刺骨的月光，伴随着绵绵不断的羊铃声。早晨我瑟瑟发抖地醒来，早餐吃的是羊奶酪——野外一夜，奶酪已经被露水浸泡得柔软——然后便看着阳光慢慢地从松树干上移下来，深红色的，仿佛是从山顶上渗下来的血液。附近有一处瀑布，倾泻在一块巨大的碗状岩石上，我脱下衣服，快速地洗了个澡。水像雪一般冰冷刺骨，很是提神。因为是深藏在树林里，洗完澡之后，我就光着身子坐在一块长满青苔的石头上，在冉冉升起的太阳下慢慢地晾干。我仿佛置身于北欧的某个地方，四周尽是芬兰人所信仰的诸神射下来的寒冷光束。一缕缕阳光里飘荡着松树淡绿的粉尘，松鼠在头顶上荡来荡去，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我大口大口地呼吸着那美好干燥的空气，嗅着山顶松树的气味，再一次感觉到，也许此生再也不会像当时那样充满活力，那样孤独一人了。

中午时分，我爬上了纳瓦塞拉达山口 [10]六千英尺高的隘口，在高耸的山峰下休息了一会儿，山峰上散落着夏季的积雪。大片的乌云沿着北坡卷了过来，冲过山脊，然后消失了；而穿过山口，在我前面，一片新的原野出现了，那是广阔的拉曼查平原 [11]，平坦得像绷紧了的牛皮，远处的马德里看上去则像是牛皮上的一个小污点。

穿越瓜达拉马山并不仅仅是我旅途中的一个阶段，尽管它的确是物理意义上的一道屏障。这次穿越，也是那种生命中骤然而来、痉挛式飞跃中的一次，而每次飞跃，都意味着对过去生活的永别。于我而言，这座大山从很多方面都是一个边界，穿过了它，我才感觉到自己真正融入了西班牙。

瓜达拉马山像月亮一样，有两副截然不同的面孔：位于阴影中的北面冷漠而冰冷，长满了绿色灌木丛，有阿尔卑斯山式的沉默不语；而山的南麓只是一块原始的烧焦的岩石，悬崖被太阳烤得寸草不生——而马德里这座城市则似乎把南部的山脉当作了背景墙，上面涂满了关于白兰地酒和夜总会的广告标语。北侧有一种田园般的宁静，一种含蓄的纯洁与平和；而在躁热的南面，虽然离城市至少还有十英里远，却已经能闻到街道散发的污浊气味。

即便如此，我还是迫不及待地想要去马德里，于是跌跌撞撞地沿着碎裂的页岩小道，急切地往那里走去。沿途既没有草也没有树，山峰又重新滑入云雾之中，立刻就把我刚才所经历的一切都遮掩得无影无踪。在下山的路上又睡了一个晚上之后，我来到了一条大路上，路边有一些咖啡馆和破烂的棚屋，还堆放着废弃的汽车轮胎。在这里，两个活泼的年轻书商让我搭了一段便车，他们开的是一辆装满拉丁文弥撒书的面包车。这两个年轻人非常快活，把他们的名片递给我，在进入马德里时把所有的妓院都指给我看；大约在早上十点，他们把我带到了马德里的市中心——也就是整个西班牙的中心。

起初，马德里给我的印象，只有电车的铃铛和电线、假的大理石和满眼的破旧不堪。算上伦敦，这是我所见过的第二个大城市，而走进它，就像溜进了一头狮子的大嘴里。这座城市闻起来也像狮子的呼吸，有点恶臭，有点辛辣，混合着稻草和腐烂肉汁的味道。格兰大道 [12]看起来就像是狮子张开大嘴，这可能有点夸张，也许它更像是马戏团的动物：嘴张得宽宽的，有了自我意识，也有点脏，两边鳞次栉比的建筑物就像凌乱的牙齿。

这些宽阔的迎宾大道所暴露出来的浮华和空洞，是我们一提起拉丁美洲时就会想到的那种——婚礼蛋糕一样的楼房中间，夹杂着用来搞政治游行的场所，四周大写着历届总统的名字和各种历史纪念日，还用横幅宣扬着各种美德。然而，就在这些大街的后面，是熙熙攘攘的小道，狭窄的街巷里挤满了马车和乞丐，还有瘦小的女仆和患了结核病的孩子——容貌漂亮，但身上长满了疮。

我先到邮局取信，发现我的信被归档在“某某先生”之下。有封信来自一家报社，告诉我得了某个诗歌的三等奖；另一封信是母亲写来的，希望我保持脚板干燥。然后我在太阳门附近的后街转悠了一番，想找一家可能住下来的旅店，最后终于找到了一家，这旅店跟我们的诗人乔叟 [13]一样古老，储藏间里还有个牛棚。店主把我的名字写在一本黑色的大本子上，名字是从我母亲寄来的信封上抄下来的，然后他递给我一把铲子大小的钥匙，说我的房间的价格是每晚六便士。

这时已经是中午，几乎所有人都找地方躲了起来，在酒吧或是潮润阴凉的咖啡馆里，只有在这个时刻，马德里才显示出了它的本色：它是烧烤架般灼热的平原上的一颗露珠。碰到这么炎热的天气，大多数其他的首都仍然会像地狱一样照常运转，到处都是大汗淋漓的女店员和精疲力竭的小职员。但在这里却不会这样，因为马德里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拉下百叶窗，把阳光关在外面。

当然，这也是西班牙其他城市所遵循的习惯；但在马德里，这个传统达到了某种特殊的天才方能达到的高度。那时的马德里——也许今天情况不一样了——是一座拥有上千家精致小酒馆的城市，这里用水降温，水桶排列成行，酒馆里面幽静宽敞，价廉物美，而且富有人情味儿。在这些酒馆的荫庇之下，男人们至少度过了一天中一半的清醒时光。

从炽热的街道上走进这些小酒馆，迎面而来的是犹如果皮一般凉爽的空气，你由此进入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岩洞，里面散发着混合了海贝、湿地板和浸了酒的木头的强烈气味。既不需要排队等待，也没人挤来挤去，这个地方就属于你。负责送酒的侍者们高声地重复着你要的酒水；男人们悠闲地站在那里，握着盛有雪利酒的高脚杯，慢慢地品尝着；柜台周围堆满了海鲜盛宴——外表凹凸不平的生蚝，螃蟹，围成一圈圈的金色鱿鱼，在棕榈叶上扭动着的新鲜龙虾，一碗碗的牡蛎，毛茸茸的大虾。这些鲜美多汁的海鲜摆放在盘子里，或者堆在巨大的冰块上，像登基加冕似的。此外，还有动物腰子或烤麻雀、蜗牛、炒鱿鱼、蒜烤对虾、炖猪肉或羊肉等，都在小碟子里烧得滋滋作响。这里没有人只喝不吃——这会被认为是不雅的行为（这也可能是这里没有人喝醉的原因之一）。但话说回来，这里毕竟是世界上可以吃到最好海鲜的地方之一，也是内陆城市马德里所特有的一个奇迹。这些海鲜当天早上刚被从遥远的海岸——地中海，比斯开湾，大西洋——打捞上来，然后用专列直送到首都，其他一切都得为此让路。

这些便是我所记得的景象：那陶瓦盖就的屋顶下面，仿佛是一个又一个清凉的窑洞。马车夫、搬运工、看门人、出租车司机、时髦的花花公子和肥胖的官员，都在呷着金黄色的酒，极为考究地剥着大虾，咬下一块块鲜嫩的粉红色龙虾肉。他们尽情地品尝着鲜活的海味，这些海味来自遥远的海洋，亦或那些他们也不知道在哪里的国度；与此同时，墙上的镜框里展示着公牛和斗牛士的照片，而镜框下，人们嘈杂的谈话像沸水一样此起彼伏。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像蜂巢那样进化而来，深埋在地下，远远地避开着火一样的天空；在那个时候，也许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城市能够如此成功地把追求享乐放在首要地位。

但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西班牙人饮酒时的那种从容、自尊和高贵。他们从来不大口吞咽，不会惊慌失措或是央求酒保，也不会有被轰到街上的狼狈。对他们而言，喝酒是人生中一项与生俱来的特权，而不像其他很多人那样，不过把喝酒看成是一种短暂的自我陶醉而已。但另一方面来说，这里的税率很低，也没有什么售酒法 [14]之类的法律；在这样的环境里，大家都可以不慌不忙地饮酒品酒。

我觉得马德里是一个可以赚点钱的城市，所以我就去了市政厅，申请了露天演奏通常需要的许可证。那人先查看了一下我的小提琴，嘴里哼了威尔第的《吟游诗人》中的几个音节，然后说我应该去警察局。警察局在城市的另一头，我去了却一无所获，因为他们马上便把我踢到了农业部。农业部的官员们睡眼惺忪，但很和蔼，给我卷了一支香烟，还问我对马德里的看法；可是，尽管他们似乎赞同在街上举行音乐会的想法，却没有一个人能找到必要的表格。但最后，一切都无关紧要了。他们感谢我找到了应该找的部门，然后告诉我说，没有执照也可以照样演奏。

所以，那天晚上天气凉下来之后，我就去了城中更古老一些的地方，去了曼萨纳雷斯山上游人如织的悬崖。那儿几乎没有车辆来往；街道像庭院一样亲密舒适，灯光明亮的拱廊闻起来有酒和木柴燃烧的味道。这里很是热闹，因为人们实在是太穷了，不可能去任何地方，于是就都来到这里，摩肩接踵，心满意足地在自己邻居能看到的地方走来走去，嘴里嚼着长角豆和葵花籽。

我很轻易地便融入到傍晚的人群中间，开始独自演奏，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人注意到我：人们从商店里走出来，给我一个苹果或橘子，妇女们从阳台上丢下包好的礼物。“瞧这个年轻人。老天，给他找点吃的吧。”于是硬币和饼干就稀里哗啦地落了下来。

在这里，给人东西和接受东西似乎是平等的事情。这是一个交换的世界，而不是施舍的世界。摊贩们跟邻居们交换东西，或者吃着他们自己卖的东西，酒吧里的酒保互相斟酒。到处都是乞丐，他们靠墙坐着，仔细地查看彼此的包袱，周围是涂着脂粉的孩子们到处乱跑，穿着他们母亲的裙子和鞋子。

在这马德里的一角，我度过了大部分的时光，尤其是在那些无人入睡的夜晚，大家都把小椅子放在人行道上，坐在那里，一直到黎明，等待着从瓜达拉马山脉吹来的一丝凉风。一切都很舒适，人们昏昏欲睡，毯子包得紧紧的，就像是在某个公共的床铺上过日子一样。我还记得那些此起彼伏的吆喝和对话，从这家传到那家，来回循环：

“收购绳子、废铁、棉花和丝绸！收购锅盆、钉子和钥匙！”

“帕科一钱不值。他满嘴脏话。除了卖些不新鲜的鸡蛋，他什么都不知道。”

“她来自热那亚——要不就是她的族人来自热那亚。他来自布尔戈斯，是政府军的探子……”

“我有夹肉包、煮虾和仔鸡——新鲜的小吃，先生们……”

“处女！婊子，你整晚都在哪里？又在压谁的床垫了？……”

在这些狭窄的巷子里，日子似乎完全没有什么规划。时间源源不断地流逝，而所有的时间都是一样的：总有一些喃喃自语的老妇人在买半升豆子，总有一个姑娘站在窗前，胸前抱着一个孩子，而总有某个男孩在一个偏僻的小街上一声不响地折磨着另一个男孩，总有一些家庭在围着桌子吃饭……

每次我回到旅店，不管多晚，大多数车夫都还醒着。旅店老板会给我一把铜币，或者一杯白兰地，然后要我为他们演奏一支曲子。

有一天晚上，我记得，一位穿着灰色礼服的绅士从他的房间里走下来听我演奏。他就站在我身后很近的地方，一边随着音乐点头微笑，一边把长长的银针往喉咙里插。

还有一个晚上，在我拉琴时，院子里的一台年久失修的钟突然摆动起来，敲了十四下。

“它疯了，”旅店老板说，“已经很多年没有响过了。”他走过去，用瓶子敲了它一下。

我的卧室是一个没有窗户的小房间，但有像甲壳虫一样大的臭虫。躺下来就意味着要被臭虫爬上身、被折磨、被叮咬，就得去抓挠，就得去拼命呼吸。这充分解释了为什么这个城市的人晚上都不睡觉。晚上，只有在街上和院子里，人们才能畅快地呼吸，而炎热让一床的臭虫又蠢蠢欲动起来。

然而，每个早晨都是奇迹般的重新开始，让整晚的地狱式折磨也变得值得起来。夜晚过去之后，天空是一片无垠的泡沫蓝色，纯净得像水里的钻石，那些失眠症患者在此时重新获得了生气，脸像干净的盘子一样光亮。洗过的石头和湿润的动物粪便，跟松树的清香一起，给予清晨的街道一种特殊的味道。整座城市好像离天空更近，闪耀着光芒，仿佛是最先获得光明的地方。的确，马德里是欧洲海拔最高的首都，在清晨的时候它变成了一个水晶般的平台，那种清澈透明的空气很可能是当地人一些痴迷与幻想的根源——比如说他们对真理的关怀，他们那种赤裸裸的、高于一切的对神秘力量的信仰，以及对快乐和死亡的迷恋。他们热爱这座城市，把它视作是高不可攀的，在许多格言谚语里，马德里都被推崇为天下第一。“从各个省来到马德里，但从马德里去往天堂。”一个满怀自豪的人说。还有：“上帝啊，当我死的时候，让我去天堂吧，但是也请赐予我一扇小窗户，让我可以回望马德里。”在一英里高的高原上，他们的城市被认为是通往天堂的云梯的最高一阶。

旅店的早晨也是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光，这时墙壁会被浇过水的鲜花滴湿。我常常坐在门口，面朝街道，一个叫康佳的姑娘去给我买早餐；当她回来的时候，她会蹲在我旁边的凳子上，开始扎头发、卷头发。康佳是一个身材强健的年轻寡妇，来自阿兰胡埃斯，她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空闲的，等待她的男朋友从阿斯图里亚斯 [15]回来，给她带来果酱和黄油等礼物。与此同时，她愿意帮我买点东西，只要她能给自己留一点小费。

她二十五六岁，身材饱满，我觉得她很成熟，很漂亮——尽管我的年龄还远远够不上她。她那浓密的金色头发看上去像一堆稻草，如果染得更频繁些，看起来会更好。她会问我一些大家都问的问题：“为什么你独自一人？你没有老婆或女朋友吗？”有时她会把鱼油倒进我的掌心，让我按摩她的头发。我很乐意就这样坐一上午，做着这件懒散的事情，这时马车会在街上哐哐地驶过，我能感觉到她靠着我，沉重而安静，而对赶马车人的吆喝置之不理……

终于，一天早上，在我即将离开马德里的时候，我注意到她那双热烈又懒散的眼睛在上下打量着我。我的衣服，她说，既没风度也没尊严，与一位英国绅士不配。我至少需要一条新裤子，她说，她会从一位认识的男士那里搞到一条。“我保证你今晚就会有新裤子的。这样，你就可以很体面地走在街上了。”

那天晚上，我的小提琴也确实拉得很好，于是我整晚在不同的酒吧里演奏。闷热的空气使葡萄酒的味道更浓郁，诱使我不停地从一条街走到另一条街，并且很高兴自己能一个人在这个使人快活的城市里，享受着默默无闻带来的一切好处。

我是从埃切加拉大街开始演奏的。这是一条艳俗的小巷，一半让人想起戈雅，一半又有爱德华七世时代的奢华，沿街的咖啡馆和妓院全是画得花里胡哨的镜子，还有跛脚的行吟诗人，花枝招展的女孩子。狭窄得像地沟一样的小巷里挤满了吉普赛人、守夜人、小贩和好色之徒，还有目瞪口呆地盯着窗户里的女孩们却没有钱去消费她们的年轻人。窗内的幸运儿——大腹便便的秃头，还有那些被宠坏的、挥霍着母亲给的零花钱的男人们——身上一边靠着一个女孩，正在喝啤酒吃虾，一个擦鞋童蹲在他们的脚边。就这样，他们用几个硬币，在干瘪的女人和乞丐叽叽喳喳的围绕中，享受着奢侈的宫廷生活。

我在这条街的尽头找到了一个不那么花哨的酒吧，在那里你可以在幽暗的灯下安静地饮酒，但里面的陈设和装潢却充斥着维多利亚时代的血腥和性爱。墙上涂了漆的海报显露出一种不新鲜的熏鲑鱼色，上面写着：“1911，瓦伦西亚的公牛”；或者展示着戴有黑色蕾丝头巾的蒂达·巴拉 [16]式美人，赤裸的胸前摆着玫瑰花，面对背景上一群垂死挣扎的斗牛士们摆出诱人的姿势，旁边是深红色的沙滩，奄奄一息的公牛横躺在上面。

在这个酒吧，酒是从一个巨大的石头罐子里倒出来的，然后由一个在斗牛场中失去了一条腿的老人端上来。在一群群喝酒的人中间，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递送着自己的牢骚和痛苦。

有人提到了贝尔芒特和多明戈·奥特加，当时争奇斗艳的两大斗牛明星。

“他们什么也不是，”他咆哮着说，“只是两个小偷和装腔作势的家伙。别跟我提起他们。今天的西班牙再也没有像样的男人或公牛了。只剩下可爱的小男孩和小猫了。”

这酒又稠又浓，我还是很不习惯。酒吧的形状似乎开始改变了。我突然意识到我的指甲很美丽，意识到那些对我说话的人的存在，然后他们又消失了。

我身旁的一个小个子男人正在用唱歌般的嗓音夸耀他在西班牙北部的家乡。他身材矮小，像个威尔士人，有着一副教堂里常见的那种悲伤面孔，显然他很享受他的流放生活。他讨厌卡斯蒂利亚的空虚，那是一个不毛之地；他来自一片广袤的土地。“在阿斯图里亚斯，”他说，也不管他的同伴们在一旁咯咯地笑，“有三种特殊的绿色：夜的深绿色，水的清澈绿色，还有尸体的淡绿色……”

附近的另一个人突然转过身来，把他那红色的屠夫脸冲着我。

“西班牙和德国万岁！”他举起拳头说，“美国必亡！拿破仑万岁！”

“拿破仑死了。”我一本正经地回了一句。

他狡猾地看了我一眼。

“噢，不，我们相信他还活着。”他又举起拳头，“但法国也得死！如果你是法国人，不好意思……”

接着我又去了另一间酒吧。现在安静一些了。已经是半夜，人们开始安定下来。柜台边站着四个男人，他们的头靠在一起，手搭在彼此的肩膀上，相互间非常亲密，说话很小声，他们都是中年人，完全不在乎周围的人，轮流唱着同一首歌。每一个人都用那种很遥远的、幽灵般的假声歌唱着，没唱歌的人则低头聆听歌词，他们是如此认真地听着，长长的脸颊因为一种无声的快乐而显出皱纹来。如果是在英国的某个酒吧里，这样一群人，头挨着头，大家都会知道他们是在交换黄色笑话；这些人所唱的歌也可以说是跟性有关的玩笑，但却被成千上万的无名诗人润饰过——这是关于激情，关于活力的衰退，关于引诱、失败和死亡的铭心刻骨的旋律。

那天晚上——也就是我在马德里的最后一晚，是在奇科特酒吧结束的。当时这个酒吧并不像后来那样，是游客们消磨夜晚的首选，而只是一个能很实在地感受当地氛围的舒适场所。这里更像是一个私人房间，而不是一个公共酒馆，情欲在四周飘荡着，但却有一种筋疲力尽的感觉，女孩子们安静地坐在阴影里，不张扬，却容光焕发，就像等待时机准备离家出走的女儿们。

客人中有几个牧师一样正派的老头子和三五个疲惫不堪的花花公子，他们都穿着考究，捧着饮料，很放松地敞腿坐在那里，就像周围的家具都是为他们而安置的一样。在一个角落的凳子上，一个像狐狸一样的吉他手一边演奏，一边从牙齿间吹出口哨声。还有一个瘦小的歌手，满脸焦虑而又饥肠辘辘，会突然迸发出一阵尖叫般的笑声。他不唱歌的时候，便坐在那儿，嘴唇紧绷着，露出他闪亮的牙龈。

口袋里只剩下几个比塞塔的我，找到了一张桌子坐下。很快就有一个女孩来到我身边，用蹩脚的英语低声恳求着，吐出来的都是不费力的娇媚和谎言。我还记得那张吉普赛人的小脸，纤细得像一个印度舞者的面庞，还有那件朴素的白衬衫，扣子都扣着。她告诉我她在美国有一个绅士朋友，每月寄给她一百美元。“可我是个坏女孩——洛瑞——太坏了。”她用涂了紫色指甲油的手指抚摸着我的手臂。“因为我是个多么浪漫，多么诗意的人啊。我不为别的，只是为了这颗心，你知道的。”她很快给我做了个总结。“我爱英格兰，洛瑞。我喜欢卡迪夫 [17]和哈特尔普尔 [18]。我愿意和你一起去任何地方。”她又点了更多的酒，她的头离我只有几英寸远，某种旺盛的能量像水一样照亮了她的脸。她隔着酒杯低语着：“我在美国的朋友，他有四个、五个孩子。他把他们的照片寄给我。他不会回来了。我是多么浪漫啊！洛瑞，你带我一起走。我不会对你坏的……”

又上来一杯酒，我开始想象这个女孩光着脚走在我身边，晚上在我的毯子里滚来滚去的情景。突然间，门口传来一阵喧闹声，接下来是一个很富有戏剧性的入场式——一个小斗牛士和他的吉普赛随从们进来了。他们叫喊着，拥抱着，于是酒吧里一阵忙乱，被吵醒的歌手发出一声尖叫。我又是独自一人了，只能看见女孩留下的空杯子在桌子上来回滚动。

我头昏脑涨地走回到街上，满脑子都是简单却不无讽刺的念头。午夜早已过去，现在几乎是黎明时分，这时的马德里真正是空无一人。小旅馆的门已经关上，但我用肩膀一顶便开了，几只猫像蜥蜴一般窜过院子。

我跌跌撞撞地上楼的时候，一只手在黑暗中碰到了我的手，然后把我拉进了一个被月光照亮的杂乱的房间里。“我给你拿到了衣服。”康佳说。她紧紧地靠着我而站，握着我的肩胛骨，我能闻到她身上发出的撩人的味道。“男人。”她低声说。我觉得晕眩、朦胧，脑子里一片想不清楚的迷糊。房间里某个地方有个孩子叫了声“妈妈”，身边的女人停下来给了他一勺果酱。然后她脱下我的靴子，把我带到床上。在我身边躺下之前，她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

[1]塞戈维亚（Segovia），在马德里西北方向一百公里处，现为卡斯蒂利亚-莱昂自治区塞戈维亚省的省会，历史悠久。

[2]马德里（Madrid），西班牙首都及最大都市，马德里自治区首府，处于西班牙国土中部。

[3]卡斯蒂利亚（Castille），西班牙11至15世纪历史上的一个王国，位于伊比利亚半岛西部，由西班牙西北部的旧卡斯蒂利亚和中部的新卡斯蒂利亚组成。它逐渐和周边王国融合，形成了西班牙王国。

[4]国民警卫队（Civil Guards），西班牙最古老的执法机构，通常巡逻农村地区（包括公路和港口），调查那里的犯罪活动。

[5]瓜达拉马山脉（Guadarrama），位于马德里大区的北部地带，是中央山系的一部分，从西南部的阿维拉省，经过马德里大区，一直延伸到东北部的塞戈维亚省，长度约为八十公里。

[6]沃尔索尔（Walsall），英国英格兰中部城市。

[7]圣地亚哥之门（Puerto de Santiago），塞戈维亚古城中世纪时代留下来的城墙大门之一，修建于12世纪。

[8]罗马帝国于公元前3世纪开始入侵伊比利亚半岛，公元前19年将其完全吞并，统治直至公元5世纪。此处城墙修建于罗马统治时期，所以包含两种建筑风格。

[9]拉·格兰哈皇家花园（Royal Gardens of La Granja）是建造于17世纪的皇家宫殿，位于瓜达拉马山脉中心。

[10]纳瓦塞拉达山口（Puerto de Navacerrado），位于马德里大区。

[11]拉曼查平原（La Mancha），位于西班牙伊比利亚半岛中心地带的开阔平原。

[12]格兰大道（Gran Via），马德里市中心一条华丽的迎宾大道，东起阿尔卡拉街，西至西班牙广场，两侧有许多著名建筑物。

[13]乔叟（Geoffrey Chaucer，1343-1400），英国中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代表作有《坎特伯雷故事集》。

[14]指英国通行的《售酒法》（Licensing Laws）。

[15]阿斯图里亚斯（Asturias），西班牙西北部的一个自治区。

[16]蒂达·巴拉（Theda Bara，1885-1955），美国默片时代著名女演员。

[17]卡迪夫（Cardiff），英国西南部的重要港口城市，威尔士首府。

[18]哈特尔普尔（Hartlepool），英国杜伦郡的小镇。

第七章 托莱多

两天之后，往南走了大约四十英里，我来到了托莱多 [1]，在那里，卡斯蒂利亚毒辣的太阳终于大发威力，把我击倒，结果是我发了二十四小时的高烧。

当时我已经走进了城门，也找到了一家漂亮的白色小旅馆，它是如此耀眼，简直像是用盐雕刻出来的，但很快我的眼睛便感到刺痛，我心里知道一定是有什么地方不对了。

我还记得自己爬着坡进城，紧贴着狭窄的阴影，眼睛里满是彩虹般的幻觉，然后跌跌撞撞地走进一家酒馆，要了一杯水喝，旋即摔倒在地板上，昏了过去。苏醒过来之后，我记得是两个男人把我抬回了旅馆，让我躺在一个水槽边上。那种时冷时热的感觉折磨着我，我只好把脸贴在石头水槽上，十分感激地呼吸着上面湿润的霉味儿，还隐约地听到有女人在压低了声音说话，议论我的可怜状况。

一群瘦骨嶙峋的老妇人围着我坐成一圈，身后是闪闪发光的墙壁，就像一座座黑色的金字塔。她们小心翼翼地同我保持着距离，同时又怀着关切和焦急之情密切地观察着我。“唉！是他的头……他帽子都没戴，就这么走着……傻子一样……可怜的年轻人……”她们留我独自躺在那儿昏睡，我浑身大汗，连狗都不来靠近我。

到了半夜，我还是躺在那两个人最初把我放下来的地方。我能感到我的脸贴着水槽的石头，头顶上有一轮冰冷的月亮。其他人都在睡觉，院子里空无一人，但有人把一个麻袋盖在了我身上。

第二天中午，高烧突然就退了下来，我感到十分虚弱，而且饿得要命。那些妇人们又回到椅子上，双膝伸开，双手合拢，静静地围墙而坐。看到我坐起来，其中一个人给了我一些食物，告诉我以后不要再这样愚蠢了。其他人一齐点头，用手指着太阳，假装惊恐地把头缩回去。“不好！不好！”她们一边嚷着，一边用围巾蒙住脸，只露出眼睛和手指关节。

那天晚上我又回去做我的营生了，在则卡多瓦广场的露天咖啡馆前拉小提琴。这是一个用凹凸不平的鹅卵石砌成的、有点倾斜的广场，也是城市的中心。没有汽车来来往往，也没有收音机，只有太阳下山后才出来的人群安静地坐在那里，互相看着；侍者们大多没事可做，有时赶赶苍蝇，且动作十分缓慢，好像是在抚摸什么似的。

我在那里还没待多久，就有几个气度不凡的人走到附近的一张桌子前。这几个人很引人注目，在沉闷的夏日暮色中，你一眼就能看到他们。一共是四个人：一个穿着耀眼的白色衣服的女人，一个戴着宽大黑帽子的高个子男人，一个很活泼的年轻姑娘，头发上插着一朵玫瑰花，后面跟着另一个漂亮的小女孩，穿着缀有花边的衣服。

他们显然不是西班牙人，但又有些西班牙人的气质。我当时猜测他们可能是葡萄牙人。男人坐在桌旁，尽管背有点弯，但显得很尊贵，其他几个人优雅地在他身旁坐下，把肩上的围巾披在椅子上，向着四周暗下来的广场微笑，好像她们是坐在歌剧院的包厢里一样。我拉完了最后一首曲子，开始收钱，就这样走到了他们的桌子旁。那个女人用法语问我是不是德国人，我用西班牙语回答说我是英国人。“啊，”她笑了，“我也是啊。”于是她请我同他们一起坐下。

那个男人转过身，咳了一声。他有一张狭长枯槁的脸，有着酷似疲惫老鹰般的双眼。他伸过来的手十分有力，但微微发抖。“罗伊·坎贝尔，”他说，“南非诗人。呃，在你们国家算得上有名。”

他的声音嘶哑好听，但断断续续的，就像是通过有故障的电路传送过来的一样，在某种突然爆发的好斗脾气和最自卑的犹豫之间摇摆不定。

他用了一堆不连贯的词语，很快就让我明白，他恨英国，他所有的朋友都是英国人，英国文学是一具还没下葬的尸体，他来到西班牙是因为英国没有任何男子气。但是，我身无分文，他能帮我什么忙吗？

他发出的抨击很短暂，一瞬间就过去了，就像把一些图腾面具很快地腾挪了一下。随即，他用充满感情和尊严的语气，把和他同行的人一一介绍给我，说话时他那长而宽阔的脊背会向她们侧过去。他的妻子玛丽，他的小女儿安娜，还有阿米莉亚，一位朋友，来自加泰罗尼亚。

那天是一个基督圣徒的诞生日，而诗人的名字就来自这个圣徒，因此一家人专门为他穿上盛装，用汽水当酒，祝他健康长寿。罗伊自己喝了点酒，虽然每喝一口他都会浑身发抖，长长地喘着气。他也要我喝点酒。这个夜晚的邂逅来得是如此突然，但让我非常满足，很是高兴能碰巧走到这个陌生的城市，并被一位诗人请到他的桌前。这一切似乎都是应该发生的事：一位流亡的艺术家，慷慨而又蔑视一切，眼睛发红，像破碎的玻璃一样闪闪发光，嘴里说着断断续续的句子。我仍然因为刚刚过去的高烧而觉得紧张，有些头晕，但却感到了那种接近圣言时的荣耀；我理所当然地为这个人的声望所折服，想象着所有的诗人都应该是这样的。

这时，玛丽问我在托莱多待了多久，是不是独自一人。“你喜欢意式米饭吗？”她问道，还说如果我愿意和他们一起回家吃晚饭，肯定会有足够的食物的。

坎贝尔夫妇在西斯内罗斯主教大街的大教堂附近租了一所房子，跟很多地方一样，房子前面没有什么装饰，里面有一个优雅的庭院，周围有许多小房间环绕着。

晚饭是在露天的天井里吃的，配着好几瓶当地的葡萄酒，这是我近两个月来第一次坐在一张餐具摆放整齐的桌子上用餐。两个女孩兴奋不已，为了充分享受这个节日，她们打扮成吉普赛人来为我们演出。在摇曳的烛光里，她们翩翩起舞，围着天井里古老的石柱绕进绕出。小安娜大约五岁，有一双蓝色的眼睛和一头浓密的黑发。她舞技娴熟，跳起舞来就像一只萤火虫，一闪一闪地在石板上飘来飘去。

跳完舞，她们又换了衣服，表演了一出吵吵闹闹的西班牙戏剧，连女用人都装扮成一个女巫来帮着演出。这部用方言写的史诗很长，讲的是忌妒所带来的种种复杂难题，罗伊和我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女孩们去睡觉以后，我们又醒了过来，一直聊天聊到凌晨。罗伊还用他那粗哑颤抖的声音读了几首诗，那声音有点单调，却又异常动人。在那个时刻，那个地方，在我人生的那个节点，没有什么比这更适合我的了。我那时很年轻，喝了很多酒，也酷爱诗歌，此刻真正是从诗人的嘴里直接听到了诗歌。这些诗出自于痛苦，伤痕累累，但充满活力，似乎每一行都在震撼着他的身体。他读了他的一些短诗——《卡尔马格上的马》《姐妹们》《选择桅杆》，那些诗句似乎是从他的鼻孔里喷出来的，像雷鸣，也像马嘶，像空气中的热气一样升起。

我这时已经进入了半睡半醒的状态，睁不开眼，但很多让人想入非非的意象却从眼前次第飘过：两姐妹在黑暗中赤身裸体，来到马旁，她们丝绸一般的大腿骑到马背上；南方祖鲁人把肥厚的乳头塞在一个孩子的嘴里；母马在种马的蹄下滚动……在那以前我读的都是些什么书？一大堆奥古斯都 [2]式的奇思异想；我当时觉得，这些诗，才是更适合我的东西。

不久，读完了诗，罗伊开始和我闲聊，身体在椅子上来回摇动。他谈到他的朋友和敌人，披露了他们中间大多数人的绯闻，还夸耀着自己过去的纷争和各种纠缠不清的事情。他讲这些的时候，我的眼前仿佛有一个六英尺高的南非人在一群矮人中间轻蔑地大步走着。谈到一些名人，无非就是揭他们的老底，这在当时让我很是无所适从——艾略特 [3]， A. E.科珀德 [4]，温德姆·路易斯 [5]，玛丽·科莱丽 [6]，雅克布·爱普斯丁 [7]，T. E.劳伦斯，还有司特维尔兄妹 [8]们。“奥斯伯·司特维尔 [9]？在夏洛特大街我把他撞倒了。他和他头上的帽子。从来没喜欢过科珀德。不是我的对手。玛丽会告诉你的。事实就是这样，不是吗？”

玛丽穿着一身清凉的白衣服坐在那里听着，什么也没说。事实上，他承认，是T.E.劳伦斯使他成了一位诗人，并让评论家注意到他的第一本诗集。那天晚上，罗伊只讲了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的好话，劳伦斯是其中之一，还有一位是画家奥古斯都·约翰 [10]。

罗伊告诉我说，他们在结婚之前就认识了约翰，那时他们住在法国南部的马蒂戈，在离罗讷河口不远处一个咸水湖边的村庄里，四周都是咸水，村里都是喝得醉醺醺的渔民。约翰收养了这对恋人，这照理也是应该的，因为他们一定是非常漂亮的一对；他还在时机合适的时候帮他们安排了在卡马尔格原野举行的婚礼。那是一场“吉普赛人”式的婚礼，设计得有点像约翰自己早期的油画，有篷车、篝火，有把鲜血搅合在一起的仪式，大量的酗酒，还有竞技——整个活动的高潮是这对新婚夫妇骑上两匹马，往午夜的平原飞奔而去（这是一个典型的“罗伊式幻想”。事实上，他是在伦敦遇见的玛丽，不久就和她结婚了，在多塞特 [11]和约翰一家一起过的蜜月。确实是有一个喧闹的“吉普赛”晚会，但那是在帕克斯通 [12]附近的一家酒馆里，后来他们也真的住在马蒂戈）。

但无论在哪里，约翰都认得出诗人和他的黑头发新娘，就像是他自己创造了他们一样。玛丽，有着紫罗兰色眼睛的凯尔特美人；罗伊，浓眉大眼的巨人，留着大胡子，比叶芝更有激情。这仅仅是几年前的事，但罗伊在谈到这些时，浑身颤抖，再次让自己成了马蒂戈的英雄，力量远远超越了那些蓝色的小渔夫，他是挥舞着武器的格斗冠军，比渔夫们还会航海、还会划船、还会喝酒——然后便是无穷无尽的爱恋之夜。

“我们从来没有厌倦过，不是吗，亲爱的？我们差不多把镇上一半的床都压坏了。”

“罗伊，求你了。”他的妻子轻轻地说了一句，抚摸着自己淡紫色的嘴唇，“我可以肯定他不想听到这些事的。”

他们邀我在他们家过夜，于是把我安排在天井边的一个小房间里，睡在靠书本支撑的床垫上。地板上散落着一些其他的书，还有一页页没有写完的诗。我记得自己盯着其中的一首看，烛光下的诗只有一行——似乎是关于大黄蜂在风中呼呼大睡的……

第二天早上，大家都起不来，除了那个唱歌的女仆，她给我端来了早餐，把我的衬衣拿去浆洗。我爬起来，在空无一人的院子里转悠，看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如果愿意，我可以留在那儿。于是，我回到旅馆，从老妇人那里拿过行李，然后满怀感激地回到那个满是书的房间。吃午饭时，罗伊又出现了，头发睡得乱糟糟的，吃饭时显得语无伦次，神经质地颤抖着，但慢慢地，他又恢复了平日那种得意自负的神态。

他驾驶过捕鲸船，在险恶的达达尼尔海峡游过泳，在卡马尔格 [13]驯过马，与公牛搏斗过，还徒手捕捉过鲨鱼。他在南北两个半球，以及南北两个半球之间，都引起过轰动，是他把血气和肌肉还给了诗歌。他的声音越来越沙哑，好像是从一个贝壳里吹出来一样，但仍然像一个古代水手的声音那样洪亮。我觉得，与其说他是一定要我相信这些传说的真实性，不如说是他要让人知道，一个人应该这样去生活。

事实上，他的自吹自擂里有一种说不清的、并不让人讨厌的东西，那是一种热心的炫耀，有点孩子气，气喘吁吁的，很神秘，好像他希望跟你分享这样一个秘密，那就是地球上的任何人都可以做这些事情，只要他们能像他那样幸运。

吃完午饭，悠闲地把酒喝完，罗伊又摇摇晃晃地去午睡了。在那个炎热的午后，玛丽和我继续坐在那里，她开始给我讲解宗教方面的事。只有在那时，我才注意到房子里的好几个十字架，上面扎着茉莉花，这让我想起了坎贝尔夫妇选择的居住地，是在西斯内罗斯主教大街上，紧贴着大教堂的围墙。我当然是个异教徒，固执己见，并且因为自己没有什么信念而洋洋得意。但轻声细语、目光炯炯的玛丽用温和平静的语气责备了我。在她身上，我第一次看到了一个年轻漂亮的皈依者积攒多年、丰满可感的激情，她紧紧地拥抱这种激情，相信这能让所有的饥饿都消失，所有的疑虑都在无声之间被排除。在这里，浪漫的爱情被冰冻起来了，被一种永不摇晃的精神火焰所封住，取而代之的是一套描写受难、禁欲和狂喜的语言，它承诺的是一种永远不会消退的感官的欣慰。

在那个低声细语的下午，我和诗人的妻子坐在一起，看着她的手指在无风的阴凉里拨动串珠，那可能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危险的一次，觉察到了宗教信念诱人的吸引力。

但我与那种诱惑展开了辩论。在那个年龄，我要的是行动，而不是那种满怀虔诚的驻足不前，也不是为了等待那总是被延后和推迟的至善至美；我要的是怀疑带来的兴奋，死亡能给予的满足，此时此地在人间去爱的自由。美丽的玛丽完全不能接受这种欲望；她坐在那里，四周是挂在墙上的圣母像，她平静地微笑着，不可动摇而泰然自若。“你看不见吗？”她不停地说（如果看不见，我们会被罚进地狱的），“你无法想象那种完全的宁静……”

我在坎贝尔家待了大约一个星期，受到的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友善的款待，这让我感到惊讶，也让我喜悦。我对他们来说什么人都不是，但没有人问这问那；他们很爽快地接受了我，并让我在他们家自由行动。

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里，罗伊都在躺着睡觉，黄昏的时候，他就像一只羽毛凌乱的海鸟一样出现，倚在一根柱子上，张开双臂，好像是在晒干他那湿漉漉的翅膀。我们看到他大口地喘着气，慢慢镇定下来，然后他就可以面对任何事情了。

玛丽和小安娜亲密而平静地生活着，不慌不忙地应对着精神生活中需要处理的各种事情。早上可以看到她们去做弥撒，戴着面罩，像影子一样谦逊，看上去和本地人没有任何两样，以至于我在街上见到她们时常常会忘记她们的身份，居然用西班牙语跟她们打招呼。她们祈祷完回来的时候，模样也会发生变化，脚步轻快，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早上的安静一扫而光，两眼炯炯发亮，简直像是从某个晚会归来似的。

一天晚上，为了练琴，我在街上各处演奏了一个小时，竟然挣了不下七个比塞塔。我把铜钱带回家，倒在桌子上，两个女孩子看了大吃一惊，也很欢喜。我们买了几升酒，爬到屋顶上，那儿有一个阳台，可以看到城市的景色。天还很亮，那些隆起的红瓦小房子，鳞次栉比，像螃蟹一样簇拥在我们周围。

我们吃着晚饭喝着酒。夜幕降下来了，罗伊咳了几声，然后粗声唱起歌来，唱的是一些很俗套的哀歌和边境民谣，显然很适于他那颗侨民的心。他的声音像往常一样模糊不清，像水手的喉音一样粗糙，但却充满了感情；更重要的是，他有着诗人的敏感，因此让那些陈腐的、人所共知的歌词获得了新生。《这里的苏格兰人》《美丽的默里伯爵》，这些歌听起来就像是刚刚写出来似的，连歌谣里讲的被谋害者的血迹都还没干透。 [14]对我来说，在这之前那些歌曲都只是在教室里被演唱，但此刻听起来却是那样新鲜而苦涩。罗伊坐在那里，耸着双肩，前后摇晃着，常常热泪盈眶。

突然，在房子另外一个地方的女仆听到了他的歌声，也开始唱了起来，这远不是一种无礼的打断，而像是一只夜鸟在回应另一个同类的沙哑呼唤。悲伤的卡斯蒂利亚音乐，刺耳而又萦绕不去，沿着楼梯井袅袅升起。罗伊每唱一首新的歌，都会从这个姑娘那里召唤出另一首，在黑暗中，这同类的回应就像悲伤的气泡一样升起，并不与他的歌声碰撞，而是在它周围徘徊，是一种充满怜悯与同情的回响。

夜晚渐渐变得有点凉，我们蜷缩在动物毛皮和毯子里，一直聊到天亮。来自夏日闪电和流星的点点火焰，无声地把托莱多的天空照亮，也在大教堂的上空闪过，在诗人和他妻子的脸上闪过，像泛着涟漪的磷光。

罗伊说他每天要喝四升半的酒。他喝的是那种口感不醇厚、但有冲劲的红葡萄酒，有着龙虾一样的淡红色，这也可以算是在托莱多生活的乐趣之一了。对他来说，另一个乐趣，就是埃尔·格列柯的画作，城里到处都是。“没见过他的作品吗？那你得看看。真是太棒了，伙计。明天叫醒我，我带你去看。”

我们首先去了圣维森特博物馆，去看《天使报喜》。罗伊静静地站在那幅画前，脱下帽子，微微鞠了一躬，不停地眨着眼睛，他的眼睫毛都被太阳晒褪了色；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幅画，但似乎是通过他的眼睛看的，受到了他的身体姿势和沉默的影响。他小声地，不带任何专业术语地解释着这幅画对他的意义，对那幅作品简直是顶礼膜拜。“看那只手，真是个妙不可言的奇迹。看那天上的光。这是只有在托莱多才看得到的光，但第一次看到那种光的，只有这个家伙。”

随后，我们往城里更高的地方走去，来到格列柯的旧居：斜坡上的花园仍然保存在那里，一座美丽又蓬乱、让人觉得亲切的小楼房，四处是晒干了的花和傻瓜一样的导游。房子里面全是画：一些我从未见过的颜色，哭泣的紫色，酸橙的绿色，苦涩的黄色；圣徒们长长的头骨和凹陷的眼睑，眼睛里露出因为拒绝了尘世而获得的狂喜，他们那像冲天的教堂尖顶一样上扬的四肢和脸，闪闪的长袍像一束束锥形的火焰。与我在马德里见过的那些描绘着健壮的肌肉的画作相比，这些画似乎把人体都压缩成了发着烧的骨头。

格列柯让我俩都觉得筋疲力尽。加上那天中午很热，于是我们就在酒吧里度过了一整个下午。那天早晨出门的时候，罗伊还带着一种颤颤巍巍的忧郁，步履蹒跚，说起话来显得有点虚弱，结结巴巴的。但在喝酒的时候，他立刻变得强壮起来，身子也直了，很是快活的样子，见人就拥抱对方，还唱着歌，时不时讲出一些亲密的离题话。“玛丽是个了不起的姑娘，最美好的妻子。她把自己的想法藏在心里。她的一个小指头，都比这整个该死的城市要圣洁得多。”

毫无疑问的是，托莱多的人都很喜欢他，至少酒吧里的人都是如此。一些人很随便地就把自己皮肤黢黑的手放到他的肩膀上，一队队的侏儒会给他端来葡萄酒。大家都会抬起头，微微偏着头，听他要说些什么。这时他还把我介绍给大家。

“这个小伙子可是个勇士！从维戈一路走来的。每周走一千英里。上帝做证，这都是真的……”几个侏儒也给我送来了酒。罗伊不断地说：“好笑的是，他是个英国人。”

在那个漫长的下午，一波又一波的快乐之中，也会有短暂的恐慌降临到罗伊头上。他会突然说，现在是午夜，他得去做弥撒，于是开始在口袋里找衣领和领带。酒吧里招呼顾客的人这时便会挽着他的手臂，把他领到街上，指给他太阳的位置。看到后，他会眨着眼睛，点点头，说“上帝保佑我的灵魂”，然后如释重负地回到酒吧继续喝酒。

到了晚上我们喝的是白兰地。我不知道我们当时在哪里，只记得我们坐在酒桶上，在一个洞穴一样的地方。白兰地是直接从桶里倒出来的，口感爽滑而温暖，带着麝香葡萄的味道。罗伊谈起了他的职业生涯，连他自己都感到很惊讶。谈到他的诗歌时，他很谦逊。伊迪丝·司特维尔 [15]曾写信给一家报纸，说他很有可能成为一位桂冠诗人，他当时觉得这很好笑，但这也使他的诗集销路大好。他还告诉我各个出版商给了他多少钱，买下他根本就不会去写的书。这也让他觉得好笑。他的自传《打破纪录》同样让他感到好笑，这本自传最近刚刚出版，他说基本上通篇都是恶搞，为的是使他的敌人摸不着头脑。

那天晚上，他把各种酒混着喝，也把自己的各种情绪混杂在一起，在爱与恨之间来回摇摆，一会儿唱歌，一会儿咒骂，一会儿说要借钱给我，一会儿为自己年轻时的一些成就而高兴得发抖，赞美上帝、圣母玛利亚，还有他自己的妻子玛丽，还不时说出一些带有讽刺意味的对句。他喜欢南非语，并向我描述这种语言所特有的原始活力。他讨厌阿米莉亚打扮成妓女那样去做弥撒。他讨厌社会主义，讨厌爱狗的人和英国的大学老师。他喜欢搏斗、英雄主义和痛苦。

尽管他言辞傲慢，喜欢炫耀和自夸，我还是觉得他是一个异常温柔的伙伴。“我说，我一定得给你一些书。你不介意吧？这把剃须刀你可以拿去……”对他能接受的人，他态度温和、谦逊，有时甚至可以说是在慢吞吞地道歉。那天晚上跟我们一起喝酒的本地人，都没有把他当成可以占便宜宰客的老外，而是把他当成了一位诗人、自己人。

在坎贝尔家的最后一个上午，我做的事就是尽快从满脑子的白兰地中清醒过来，同时也尽量享受这所房子提供的、以后再也不会有的舒适。女仆在一边清扫一边唱歌。玛丽把玫瑰花送到教堂去。小安娜来回奔跑，给花盆浇水。罗伊睡着了，阿米莉亚坐在一旁做针线活，不时愤怒地朝他的房门看一眼。

午饭吃的是塞了馅儿的西葫芦和沙拉，佐餐的是马拉加酒。我打好包，准备离开。他们说：“这么热，先别走。”安娜说：“你根本就不应该走。”于是我整个下午都滞留在那里，和玛丽又一次展开了形而上的讨论，这次讨论以喝茶、吃撒了糖的糕点而告终。带花的瓷器和银茶匙，这些让人怀念起英格兰的细小器物，如鬼魂一般搅动着西班牙湿热的空气。

罗伊及时醒来，把我送下坡，来到桥上，我将从桥上越过塔古斯峡谷。我们就是在那里说的再见。“你如果缺钱就写信来。”他说，低头看着我，就像一个不解而焦虑的家长。“你要是愿意，就回来。呃，我们可能会去墨西哥，但我们总会很高兴见到你……”他咳嗽着，跟我握手。我过了桥，回过头，只见他还站在路上，两腿叉开，肩膀耸着，垂着头。他摘下宽边帽子，在空中高高地举了一会儿，然后扭转身，高一脚低一脚地往城里走去。

[1]托莱多（Toledo），西班牙的历史古城，位于马德里以南七十公里处，是卡斯蒂利亚-拉曼查自治区首府和托莱多省省会。

[2]奥古斯都（Gaius Octavius Augustus，公元前63年—公元14年），罗马帝国的第一位元首。

[3]T. S.艾略特（T. S. Eliot，1888-1965），英国诗人、评论家、剧作家。

[4]A. E.科珀德（A. E. Coppard，1878-1957），英国诗人、小说家。

[5]温德姆·路易斯（Wyndham Lewis，1882-1957），英国作家、画家、批评家。

[6]玛丽·科莱丽（Marie Corelli，1855-1924），英国小说家。

[7]雅克布·爱普斯丁（Jacob Epstein，1880-1959），英国雕塑家。

[8]司特维尔兄妹（Edith Sitwell，1887-1964；Osbert Sitwell，1892-1969；Sacherverell Sitwell，1897-1988），1916年至1930年在伦敦形成了一个有一定影响的文学艺术团体。

[9]奥斯伯·司特维尔（Osbert Sitwell），见“司特维尔兄妹”。

[10]奥古斯都·约翰（Augustus John，1878-1961），英国画家。

[11]多塞特（Dorset），英格兰西南部的一个郡，位于英吉利海峡海岸附近。

[12]帕克斯通（Parkstone），英国多塞特郡的一个区域。

[13]卡马尔格（The Camargues），法国东南部地区名。

[14]《美丽的默里伯爵》是著名的苏格兰民谣，讲述的是16世纪的默里伯爵被谋杀的故事。

[15]伊迪丝·司特维尔（Edith Sitwell，1887-1964），英国诗人、批评家。

第八章 到海边去

这时已经是9月底，我花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才从西班牙的北部走过来，抵达海边。从远处看，加的斯 [1]是一座闪闪发光的城市，像是蓝色的玻璃上点缀着一点白色，仿佛一把横卧在海湾边的弯刀，反射着来自非洲的光。

而事实上，这是一个十分封闭的城市，有点像地中海东部那些几乎完全被海水围住的贫民区；一堆低矮的立体派风格的小房子散落着，被中世纪留下来的城墙包围着，只靠一条肮脏的沙子路与大陆连接。

我在一个古旧而丑陋的小旅馆里住下，旅馆的楼道里挤满了水手、乞丐和皮条客；当灼热的风从大西洋吹来的时候，大家整日都无事可做，只得坐在扬起的尘土里。

警察跟我说在大街上为了赚钱而演奏音乐是被禁止的，所以有时候我什么都赚不到。有时候我会和一对盲人兄妹到各个咖啡馆去演奏，他们用自己的山羊皮鼓来配合我的小提琴。运气好的时候，我们会得到一些残羹剩菜，运气差的时候，我们就自娱自乐，或者索性就坐下来聊天，用破了的锡杯盛酒喝，吃用纸包着的大虾。

我在加的斯几乎没有跟什么人有来往，除了一些盲人和残疾人、有病的人、聋哑人，他们的处境是如此无望，根本无须再有什么抱怨，只是把周遭的一切都当作一个恶作剧式的笑话。他们还给我讲一些让人发笑的故事，都是比自己还要悲惨的人的事：比如那些住在阿拉伯下水道里无家可归的人，晚上只能躺在老鼠和粪便中间，每年总有两次会被洪水冲到海里。他们还告诉我，有一些人去酒馆清扫地板，为的是捡些贝类海鲜，然后带回家煮汤喝；还有一些人则靠捕捉猫狗维生，抓来了就找木片烘烤。有一天晚上，他们甚至带我去大教堂附近的一间公寓，指给我看一个在屋顶上嚎叫的人，那个人假装自己是鬼魂，为的是吓唬房东，以求减少房租。

我一直带着浪漫的情怀在西班牙游历，但来到南方时，这种滋味便变得苦涩多了。此时的加的斯只不过是一堆糜烂之物，堆在疾病泛滥的热带海洋边上；这里的人都很沮丧，半疯半狂，只会用恶毒的幽默来安慰自己，与其说他们是市民，还不如说他们是囚犯。

离开托莱多的坎贝尔一家人之后，我在路上走了将近一个月，享受的是最标准的9月天气。在秋天的景色里，我把自己的行程分成一小段一小段，每段都很轻松，就像是被包裹在湿润的果皮里一般惬意。我很高兴能独自漫游，从村庄漫无目的地走到小镇，在灌木丛里睡觉，在杂草茂密的绿洲里睡觉，也在高高的芦苇下面闻着水的味道睡觉。托莱多的南面仍然是一片翠绿的田野——青翠的树木和砖红色的土地相映成趣，树木是如此茂盛，仿佛投下了绿色的荫凉，把周围的尘土都染成了青草。

有时夜晚是紫色的，像多汁饱满的葡萄，纤细的月亮像刀一样切开了夜晚的云朵；有时在黎明时分，会突然飘过一阵雷雨，我在黑暗中醒来，在闪电的间隙听到瓢泼大雨哗哗地落下来，碰到这种时候，我就会走到村里，一个人凄冷地坐在那里，等着人们醒来后买一些面包吃。这时我可以看到灰色的天光慢慢升起，看到一个男人架起一个摊子，看到最早的一批女孩到广场来取水。

在宽广的田野里，天黑得很早，除了睡觉什么也做不了。日落时分，我会走进一片田野，像一只归巢的鸟一样蜷缩起来；早晨起来的时候，浑身则被露水打湿。那时地里还没有一个农人，太阳也没有出来，但我会起身上路，为的是暖和一下身子。一路上我闻着潮湿的草木散发出的芬芳，而黎明时的那道弯月仍在天空闪闪发光。

在瓜迪亚纳河谷里，成群的黑色公牛在橙色的尘土中吃草，方形的白色农舍就像沙漠里的堡垒，由一群群凶狠的狗保护着。在这里的某个地方，在一个谷仓里，布满了燕子窝的屋顶下，一对母女用鸡蛋给我做了一顿晚饭，旁边有一匹马看着，鸡在桌子上踱着步，一个垂死的老人躺在草垛里。

后来，快到瓦尔德佩纳斯 [2]时，一个赶大车的人让我搭上他的车，并高声宣称说，只要他在赶车，就不会有陌生人在路上走，我递给他一支烟，他很自豪地回赠了我一根细小的黄瓜。在通往镇子的路上，我们在一个乡村集市上停下来，观看了一个露天马戏团的表演。马戏团的成员是一只猴子、一头骆驼、一个阿拉伯人、一条蛇，还有两个化了装的小男孩，手里拿着小号。

瓦尔德佩纳斯很令人惊喜：这是一个优美的小镇，周围是富庶的葡萄园和繁荣的农庄——真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小天地，似乎没怎么费劲，就酿出了全西班牙最宜人的酒来。整个镇子给人一种养尊处优的余裕气氛，就像茫茫沙漠中的一口丰盛的油井；老人和孩子都格外健壮、格外血肉丰满，连狗也显得油光发亮的。

镇里的人也很友好，人们欢迎我的小提琴，鼓励我演奏，就好像我是来参加某个婚礼似的。他们拉开百叶窗，从阳台上探出头来，回报我食物和金钱。我记得，晚间的时候，我在蓝白相间的房子前面拉琴，妇人们端着酒杯走过来，肥硕的店主们不再亲吻孩子，而是给我送来一包包的火腿和橄榄。

一天晚上，当我在广场上吃晚饭时，三个年轻人邀请我一起去妓院。他们称呼我为“大师”，并分别进行了正式的自我介绍：安东尼奥、埃米斯塔德和胡里奥。他们说我是在帮他们一个大忙，然后带着我穿过镇子往外走，一路上都挥舞着手臂，轻快地跳着舞步。

在郊区的某个地方，我们来到了一幢又老又黑的房子前，房子没有窗户，门也十分沉重。三个小伙子们用鞋尖轻轻地踢了踢门，还发出动物一样的低沉叫声。等着门开时，他们满嘴的牙齿都发着光，地上也似乎冒出了热气。乍看之下房子里面似乎没人的样子。这时，一个穿着晨衣、睡眼惺忪地吃着薯片的姑娘打开了门。

“帅哥。”她开口说话，声音温和而平静，胳膊拦在门口。

“我们带了音乐来，”胡里奥说，“让我们进去，康素丽朵。”

“请进吧。”姑娘打了个哈欠，于是我们走了进去。

里面是一个没有任何摆设的小天井，房顶上藤蔓缠绕，还挂着一串彩色灯泡。“你知道，她们总是在等我们的，”胡里奥说，“你拉一下琴，她们会很高兴的。”

一个衣衫不整的年轻姑娘坐在楼梯脚边，用一把发梳刷着脚指甲。还有两个姑娘斜倚着桌子看一本漫画书。昏暗中，小天井里弥漫着厌倦无趣的气氛。

康素丽朵把门栓插上，又吃了一大口薯片，然后把头往后一仰，尖叫一声：“爷爷！”一个灰白胡子的老头立刻笑呵呵地从厨房里跑出来，手里端着满满的一盘酒和食物。

他很热情地欢迎我们，把我们的酒杯斟得满满的，然后转身像赶乌鸦一样打着嗡嗡的苍蝇。他称我们为主人、公爵、王子、国王，并命令他的孙女们挺直身子。

我们舒适地安顿下来后，老人从我手中把小提琴拿过去，然后又还了回来，同时鞠了一个小躬。“让我们开开眼界吧。”他说，又塞给我一些钱。那几个姑娘慢慢站起身来，加入到我们这边。

我记得自己坐在那里，双腿架在桌子上，使劲地拉着华尔兹和斗牛舞曲，酒劲畅快地在我四肢流涌，像是一片熟悉的、让人心血来潮的火焰。胡里奥用几把勺子打着拍子，安东尼奥用刀敲着自己的牙齿，而埃米斯塔德已经喝得像大虾一样红通通的，一直在扯着嗓子，用刺耳的男高音唱着歌。

夜色越来越深，妓院的生意也越来越好。不断有人来踢门，然后是窃窃私语的声音，面目模糊的人跌跌撞撞地上楼，接着是靴子的声音、赤脚的声音从楼上传来。爷爷找到了一把手风琴，递给了安东尼奥，于是我们一起上演了一场呼哧呼哧的音乐会。与此同时，这满脸是笑的老头差点没用酒把我们淹死，不停地说着我们给他带来了极大的荣幸。

在一些短暂的间歇中，大家安静下来，姑娘们便回到我们身边，一边打着哈欠，重新梳理她们的头发，一边吃点食物，用嘶哑的、睡意浓厚的声音相互聊几句天。她们都很结实，手和脸都十分红润，身体健壮，但总是心不在焉的样子。从外表看，人们可能会以为她们是在地里干活的人，而不是在这个毫无生气、门窗紧闭的房子里做皮肉生意的。她们中有两个是姐妹，另外两个是表姐妹，都是十几岁的女孩子。我们似乎是那天晚上最年轻的客人，其他大多数都是正值中年的农民。

这样的四个女孩和爷爷经营着一种与性有关的私密事业，但作为妓院，这里又似乎安静得有点奇怪。我原以为会有嘈杂的声音、乌青的肉体、醉醺醺的声音、下流的语言，或是某种自觉羞惭、捶胸顿足的耻辱。但实际上这里却洋溢着一种极为随意的邻居串门的气氛，主人们就是这些心不在焉、昏昏欲睡的女孩；大家低声地交谈，听点音乐，享受自己人的打情骂俏，不慌不忙地来来去去。

终于，屋子里安静下来，天井里现出了曙光。我已经是酩酊大醉，瘫坐在椅子上。小伙子们在桌旁睡着了，爷爷躺在地板上，也蜷成一团睡着了，像个皱巴巴的孩子。那个最年轻的姑娘走过来，她用棉布衣包着身子，摇着老人的胳膊。“爷爷，农民们都走了。”她说。老人醒了，在她耳边说了几句什么，对我使了个眼色，又睡着了。

那女孩耸了耸肩，打了个哈欠，来到我的桌旁。我能感到她轻轻地、哈欠连连地靠到了我身上。她那棕色的修长手指伸到我衬衫的领子里，慢慢地把我的衬衫脱了下来。一波接一波的颤动传遍全身，我感觉自己随着海浪上下波动起伏，昏昏欲睡的舒适温暖地将我笼罩。女孩那飘忽不定的手指，带着早熟的狡黠，似乎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有生命的东西，似有似无地在我身上滑动着，把我浑身上下的结一个一个地打开，然后又一个一个地系起来。

几天后，在瓦尔德佩纳斯南边的一个村子里，我遇到了罗梅洛，他跟我一样，是个年轻的流浪汉。他的所有家当都用一块帆布包着，并且解释说他是为了自己的健康而四处流浪。听到我靠什么来谋生的时候，他马上举起手臂说这正是他想做的事。他说他愿意跟着我去到天涯海角，我拉琴的时候他负责收钱，他会给我找吃的，带我去看远方的田野。

在独自一人旅行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这是个不错的主意，于是我们一起离开了那个村庄。罗梅洛在我身边昂首阔步，点评各种赚钱的方式，还大肆吹嘘他惊人的烹饪手艺，炫耀他各种从农人那里骗取小鸡小鸭的手段，或是怎么从修道院的尼姑那里乞讨施舍。他是一个英俊的年轻人，机智而肆无忌惮，我觉得他能教给我一些有用的东西。第一个晚上，我们在一个打谷场里宿营，那无非就是田野中的一圈石板而已。我们并排躺在一条毯子下面，看着硕大的红色落日西沉。我仍然记得那个时刻：巨大的太阳悬挂在地平线上，一个骑马人的身影缓慢地从里面穿过，罗梅洛在我身边耳语，替我卷着香烟，随着夜间的寒气升起，我感受到了他的体温。

但有旅伴同行的愉悦只持续了三天左右，然后就变味并迅速消失了。跟他在一起，我再也无法想象自己是行走在路上的王子，那个我喜欢的独行侠。这时我已经对孤独带来的虚荣感产生了一种很深的喜爱，罗梅洛的出现像是尖锐的刀子般插入了我的独行生活。此外，他人很懒散，还整天有气无力的样子，老是想喝酒，不断抱怨他的脚不舒服。他确实讨厌走路，每走一英里，就会像个婴儿一样倒在地上撒娇。所以有一天午饭后，当他还在路边睡觉时，我在他的鞋子里放了一些钱，然后离开了他。

我又是独自一人了，这真是一种极大的解脱。我尽快地往山岭那边走去。但他肯定很快就醒了过来，因为不久后我就听到远处传来一声大喊，就是他，正怒气冲冲地追过来。那天余下的时间里，我偶尔能看到他跟在远处，一个疲于奔命的小身影，低着头，不离不弃，在一路尘埃中怒气冲冲地追赶着。我心里又是内疚，又觉得自己像是正在被捕猎的动物，只得加快脚步，渐渐地把他甩在了身后。我听到了他最后的一声哭泣，像是一个被抛弃的妻子发出的呜咽，从此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

接下来，我来到了莫雷纳山——这是又一座东西走向的壁垒，横跨西班牙，把西班牙人分成了不同的族类。我身后是古老的卡斯蒂利亚和哥特式的北方；在我前面，是莫雷纳山，越过去就是诱人的茫茫安达卢西亚 [3]。

一个农民在山麓拦住了我（看到我一路走来磨破的脚，他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把我背上的袋子安放在他的骡子背上，然后递给我一根棍子，说他可以告诉我上山的路。我们顺着一条绳梯般的羊肠小道往上爬了三个小时。这条路经过一片荒无人烟的岩石——成堆的乱石，大得像一幢幢房子，似乎是被一些巨人胡乱地扔在那里的。骡子和我都走得跌跌撞撞，但走在前面的那位向导却脚步轻快，从不回头。有时，他朝峭壁点点头，提到会有土匪出没。偶尔我们还会看到一个牧羊人独自坐在那里，晒得周身漆黑。

我们终于爬过了山峰，来到了一片雾气蒙蒙的高地，那里寒风阵阵。这就是我的旅伴居住的村庄——一片粗糙的石头小屋，形状是原始的圆，长满了湿漉漉的苔藓。几只看上去病恹恹的山羊围着房子进进出出，它们的肋骨像暖气管一样一格一格的。

听到我们来了，村民们冒着雾气聚集起来，等我的旅伴来说明我是谁。在他尽可能简单地做了一番解释之后，村民们给了我够吃一餐的面包和奶油。这时，带我进村的向导点头向我表示了一番歉意，然后把我的小提琴从琴袋里拎了出来，小心翼翼地递给我，就像拎着一只刚出生的小羊羔。我此时已经习惯了这种接待方式——像仪式一样地赠送食物，接着是掏出乐器，和沉默的期待。

我还记得那些村民们听音乐时的神情，他们把毯子拉到喉咙的位置，眉毛上滴着湿漉漉的水滴。我觉得我仿佛是与一些已经销声匿迹的、17世纪的苏格兰部落遗民们在一起，看到的是他们尚未遭受连续的饥荒和屠杀时的一个瞬间：孩子们光着脚站在露水汇成的水洼里，老妇人裹着有腐臭味的羊皮，旁边站着矮小多毛的男人，他们眯着眼，脸上的表情不知道到底是微笑还是凶狠。

当我演奏完之后，他们把我的瓶子灌满了酒，还在我的口袋里塞了一些硬如石头的奶酪。然后我们便道了别，等走出很远之后，我回头，看到他们还站在高原的山脊上，就像一丛被风吹弯的荆棘。

在莫雷纳山的南面，雾气消散了，我也体验到了一股从未经历过的热浪，它残酷而坚硬，挟裹着来自另一个大陆的气息。越往山下走，这种炎热也愈发增加和堆积，迎面朝我扑来，还夹着一阵阵的沙子。我几乎是半闭着眼往下走着，舌头干得像长角豆，又像以前一样不断地觉得口渴。这些日子让人充满了不祥的预感，刮着令人紧张的热风，农民们都包着头，只露出眼睛，也是在这时，我被一只发疯的狗恶狠狠地咬伤了，那狗的眼睛像黄色毒气一样可怕。莫雷纳山的南面山坡由一层层的岩石堆积而成，热风在上面滚过，干燥得像一个生了锈的火炉，但在山谷的深处，我终于看到了瓜达尔基维尔河，河两岸有葱郁的树木，绿色的河道在山谷里缓缓地盘绕着。从那热不可耐的高地上看去，那真是一条幻境一样的河，我记得我曾把它写进了一些简短的诗行中：

从荒芜的山脉上洗下的汗珠

在尘土中划出一条弯曲的沟

一个太阳下眩晕的流浪者

摇摇晃晃地走向大海……

日落时分，我到了河边，发现河水是红色而不是绿色的。浅浅的红色河水，在深红色的天空下，流淌在两岸的红土之间，成群的红色山羊在朱红色的尘土中下来喝水。赤裸的男孩，身体像铜币一样，在闪亮的泥浆里啪啪地玩水，周围是流水四溢的富庶的峡谷——青翠欲滴的桉树，种满无花果和桃树的花园，环绕着热带仙人掌的李子园。路边还有大量肥硕的黑莓，我尽情地采摘了一些，用来当晚饭吃。

穿过一垄垄成熟的瓜田进入安达卢西亚之后，我终于看到了南方人最明显的标志：男人戴着高高的科尔多瓦帽，穿着蓝色衬衫，束着鲜红的腰带，姑娘们长着令人惊艳的阿拉伯式的脸庞。这些村庄都有着摩尔人的名字——安都加尔、彼得罗·阿巴德——还带着一种高傲的，但又似乎是手足无措的散漫气质。在这里一个村子的中心广场上，我看到两个囚犯被关在铁笼里，任村里人来观赏，两个囚徒高兴地吸着烟，从铁栏往外吐烟圈，还对着过路的人喊脏话。

在这个节点，我本可以继续向南走到格拉纳达 [4]，那里离我只有两三天的路程。但是我转身向西，沿着瓜达尔基维尔河而去，这让我的旅程增加了几个月的时间，并把我带到了海边，还绕了一大圈，而这个决定也影响了我后来所经历的一切。

从孩提时代起，我就想象着自己沿着一条满是尘土的白色大道，穿过片片橘树林，来到一个叫作塞维利亚 [5]的城市。我有这种幻想，可能是因为科茨沃尔德的潮湿气候，或者是母亲告诉我的某些事情，但正是这个幻想，加上其他几个有点陈词滥调意味的理由，最终把我带到了西班牙。现在，在这个秋天的上午，当我离这座城市越来越近的时候，我却觉得自己只不过是沿着熟悉的方向在走。

其实那里并没有白色的道路，甚至连一棵结了金色橘子的树也没有，但塞维利亚本身却让人眼花缭乱——河两岸是一座座被花朵环绕的乳白色房子，鳞次栉比地挨在一起。摩尔人曾经占领过这一带，留下的遗产之一是这里的人们从此深深地爱上了水，因此直到今天，连最贫穷的住处都会建在水边。成千上万的微型天井，都配备着汩汩不绝的喷泉，流出来的水洒落在蕨类植物和各种叶子之上。每个小天井都是一丛翠绿，不断演绎着这样一个主旨，那就是庭院里面要有属于自己的绿洲。在这里，荡漾的流水取代了北方的煤火，成为住家和舒适的象征，从栅栏和门道中望进去，潺潺流水让人以为这种悠长清静的下午会一直延续下去，每栋房子都把炽热的街道关在门外，静静地卧在那里，庭院中心是一片伴着水声的阴凉。

即便如此，塞维利亚也并非天堂。在它的背后有着常见的肮脏——孩子们和乞丐们睡在室外的水沟里，被疾病和不洁笼罩着。在白天，他们的处境似乎不那么令人难以忍受，他们自己也向世人展现出一副活泼的面孔。这些都是塞维利亚这个令人喜爱的城市的一部分，连乞丐们都因属于这个城市而自豪。在这里，衣衫褴褛的小女孩，只要有任何理由，就会抬起纤细的棕色手臂兴高采烈地舞蹈。这是一个有着快乐传统的城市，寻欢作乐几乎是每个公民的责任，富人和穷人都会同样自负而且精心地履行这种职责，原因很简单，西班牙其他地方的人对塞维利亚人都是如此期望的。跟维也纳的居民们一样，生活在塞维利亚的人们也不得不竭力维持着有关他们城市的传奇，不得不过着似乎是极其无忧无虑的日子，不得不以代表了整个安达卢西亚的身份来现身说法、自吹自擂，尽管他们其实常常也会觉得疲惫不堪、不胜重负。

我在塞维利亚时靠吃水果和干鱼为生，晚上就睡在特里亚纳 [6]的一个院子里——那是河北岸一个年久失修的小区，曾经是吉普赛人的聚居地。我在那里时，这个小区仍然有一种粗鄙的活力，到处都是制造瓷砖的人和四处游走的家禽，中世纪的马厩里关的是驮着篮子的驴子，外面是吵吵嚷嚷的妇人和炊具。华丽的公鸡顶着耀眼的鸡冠和羽毛，像阿兹台克人一样在屋顶上昂首阔步，而从我的院子里，还可以听到门窗紧闭的房间里有人在学弹吉他，不断地拨着琴弦，发出砰砰的响声。

清晨的塞维利亚是白色和金色的，金光闪闪的河水映照着金塔，一闪一闪的阳光直射着吉拉尔达塔和下面大教堂的尖顶。大教堂的内部是半明半暗的铜色，是一个供人做私密忏悔的巨大洞穴，偶尔会有一个老妇人跪在那里，喃喃地念着一串祷词，或者是一个纹丝不动的女孩，痛苦万分地站着，双臂在流血的基督面前伸开。

在早市上，我买了一些仙人掌果，果实饱满得滴着汁水，里面满满的都是种子。这是从一个喋喋不休的老人那里买来的，他款待顾客的方法就是给大家讲关于西班牙河流的漫长故事。但他讲故事时用的是方言，比聋哑男孩阿隆索讲的故事更加难懂。我也正是在市场上遇见这个阿隆索的，他用一张表情丰富的脸和不停做着动作的身子传达出很多意象，就像是无声电影一样。他打着哑剧模仿他的家人，拍着他们的脑袋，突然之间，你可以看到这些家人在他身边排成了一排：英俊的父亲，不停咳嗽的有肺痨的母亲，打着架的兄弟，狡猾的小妹妹，一个体弱多病的婴儿，脑袋往后仰着。另外还有两个死去的孩子，被塞进了小盒子里。阿隆索把他们的四肢生硬地摆好，给他们念了一段祷文，合上他们的眼睛，然后耸耸肩，把他们放在一边。

也是在市场上，我遇到了奎波，一个乞丐，他的手在马德里被疯狗咬掉了。有时，他会把那条又红又皱的断臂提起来，露出牙齿，恶狠狠地朝它吠两声。除此之外，他是一个很理性的同伴，会带我在城里转，告诉我最便宜的咖啡馆在哪儿。我们常常在中午见面，数一数我们的钱，把钱花光在酒和鱼丸上后，就走到码头边，爬上一艘半沉的小船，在那里睡一下午。

塞维利亚的码头朴实无华，跟伯明翰装卸煤的码头差不多，并不显得更加适于航海。就这一点而论，瓜达尔基维尔河就像伦敦里士满的泰晤士河，跟帕丁顿运河差不多同样繁忙。然而，这条离海有五十英里的狭窄河流，正是哥伦布当年出发去发现美洲大陆的地方，几年之后，麦哲伦指挥的一队漏水的帆船也从这里跟了去，其中一艘有史以来第一次环绕了世界。的确，在塞维利亚的海滨，现在可以看到划桨击水的男孩和橘黄色的小船，还有长满青苔的粗犷的石头，但在近五百年的时间里——直到太空火箭出现之前——这里可是历史上最重要的发射台。

奎波热爱码头。他说他想去夏威夷的火奴鲁鲁 [7]。他指着他的断臂说：“但我只能绕着圈子游。”他有一个十四口之家，住在乡下的一个山洞里，还有一个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他谈起他年迈的妻子时充满了敬畏和不耐烦；她挫败了他所有避孕的企图。“每当她把那条带子系在背心上时，”他狠狠地说，“我就知道事情不妙。”她已经五十多岁了，但仍然很能生。他的两个年纪比较小的儿子每天进城，扛着一个绑在棍子上的桶子，奎波把他从咖啡馆讨来的肉泥、橘子皮以及其他各种剩菜残羹都塞到桶子里。

到了晚上，当奎波回到他的洞穴，我就会穿过桥，走回到特里亚纳，坐在法罗咖啡馆凉爽而平整的屋顶上，边吃薯片边看河里的流水。这似乎是这个蒸锅一样的城市里唯一有点微风的地方。河上的灯光一会儿被压成一团，一会儿伸展开来，一会儿又像电鳗一样火辣辣地盘绕着。有声音从街上升起：睡不着觉的孩子们的叫声，音乐的震动，偶尔的一声尖叫。这是一个沉浸在自己的封闭生活里的城市；陌生人很少，而且几乎都被视而不见。塞维利亚为自己而存在着，并且被分成两半，一半骑在另一半的背上。

直到此刻，我一直都在毫无疑问地接受着这个国家的一切，就像拜访一个半疯半癫的家庭。我看到那些肥胖的、瞪着眼睛的有钱人从他们的俱乐部里呆滞地往外看，看到市场上有人为了一点残羹而遍地乱抓，看到上流社会娇俏的黄花闺女们坐着马车到教堂去，而要饭的女人则在大门前分娩。我很天真，也没有任何批评意识，只是单纯地觉得这就是整个风景的一部分，根本没有想到去质疑这一切是对还是错。但是，正是在塞维利亚，在大桥上，当我在午夜凝望着河水时，我才感受到即将来临的动荡发出的第一个暗示。一个年轻的水手朝我走来，叫了一声“嗨，约尼”，向我要了一支烟。他讲的是在卡迪夫的运煤船上学到的那种英语，飞快地吐着单词，就好像怕把他的舌头弄伤了似的。“我不知道你是谁，”他说，“但如果你想看到血，那就留下来——你会看到很多的。”

[1]加的斯（Cadiz），西班牙南部的主要海港之一，位于西班牙西南沿海加的斯湾的东南侧。

[2]瓦尔德佩纳斯（Valdepenas），位于西班牙卡斯蒂利亚-拉曼查自治区。

[3]安达卢西亚（Andalusia），位于西班牙最南的历史地理区，也是西班牙南部富饶的自治区。

[4]格拉纳达（Granada），位于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地区。

[5]塞维利亚（Sevilla），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和塞维利亚省的首府。

[6]特里亚纳（Triana），塞维利亚的街区。

[7]火奴鲁鲁（Honolulu），即檀香山，美国夏威夷州的首府，位于北太平洋夏威夷群岛中瓦胡岛的东南角。

第九章 向东到马拉加去

在加的斯的日子使人焦躁不安，我不可能在这里长久地停留下去，所以几天以后就离开了，沿着安达卢西亚光秃秃的海岸线，转身向东而去。

在我身后，白色鱼钩似的海湾挡住了大西洋涌过来的最后海潮，依然能闻到浅滩上鲱鱼的气味，但浓稠的绿色海浪不停地向海峡滚过去，穿过那里就可以看到澎湃的地中海。我已经是成年人了，但对于大海仍然一无所知，仍然不习惯这突如其来的不踏实的空旷感，仍然因为翻来滚去的海水而感到晕眩，于是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在路中间走着。

在群山和大海之间是一片干涸了的草地，灰褐色，尘土飞扬。铁丝一般纤细的草，在不间断吹来的风里弯下了身，上面覆盖着一层若隐若现的盐雾。往北可以远远地看到星星点点的牛，那一个个的小黑点，像美洲牦牛一样在平原上移动。

在这片有着美国亚利桑那州式风景的地带，我待了几乎一个星期。这地方似乎被人们遗弃了，大多数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在行走。有时我会遇到一个孤独地骑着马的人，或者是一个蒙着面纱的女人，骑在一头驴上，举起手来避开我的眼光，她无疑觉得那是邪恶的。有时候我会经过在道路两侧生活的村民，他们站在那里反复地踩着葡萄渣，和着发了酸的葡萄酒。这是一个毫无乐趣的场面——男人们带着女孩子，光着腿，中了魔似的绕着圈子，他们被染成蓝色的脚踩在肮脏的大桶里，嘴里还发出精疲力竭的嘟囔声。

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在一个山顶的墓地里过夜，灯塔那边射过来的光不断打到我的脸上。第二天早上，当我在村里的一个酒铺吃早饭时，第一次听到人谈论起战争。渔夫们彼此间在使用“战争”这两个刺耳而又干巴巴的字眼时，脸色都显得迟钝而灰暗。他们还讲到在阿比西尼亚 [1]进行的战争；我对此完全不知所云，因为我已经有三个月没有看过报纸了。

经过了特拉法尔加角，海峡就明显地变窄了，风也停了下来，海水趋于平静。从这里就可以看到非洲，不同的湍急的水流在这里快速地靠近，上面漂满了各种小船。水流在两块大陆之间相遇并汇合后就慢了下来，朝两个方向流动，一部分往回流进地中海平静的蓝色怀抱，另外一些则涌入灰色的大西洋。

我到了欧洲最南端的塔里法 [2]，发现它仍然被阿拉伯人当年修建的城墙围着，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这里曾经是巴巴里王国 [3]的一个堡垒，一度控制了海峡，现在却被困在那里，有点像衰落了的非洲，仿照北非阿拉伯人居住区修建的小巷逡巡在又黑又暗、门窗紧闭的房子之间，但到处都已经破败不堪。

我在海滩上找到一个咖啡馆，在那里可以看到太阳下落到紫色的海湾里，几乎连那嘶嘶的声音都能听到。酒吧里挤满了垂头丧气、沉默寡言的渔夫，都目光呆滞地看着海峡对岸。在远处的暮色里，可以看到摩洛哥的丹吉尔 [4]城，起初只是一小片橙色，但渐渐地，很多小小的光亮出现了，而夜晚沉闷的热浪随后向我们逼近，炙烤着我们的脸和手。

我给坐在身旁的年轻渔夫买了一杯酒，向他打听这个城镇的情况。刚开始他还有点拘谨。“它很漂亮，”他说，“正如你所看到的，这是个历史悠久的城镇。”但是他这种拘束的姿态并没有能维持多久，很快就变得有点尖刻起来。“全世界哪里都一样。我们没工作，也没有船。女人们总是逆来顺受。”

这番谈话之后不久，一个神秘兮兮、打扮花哨的男子来到我们桌旁，邀请我们分享他那瓶威士忌。他手指上戴着好几个戒指，穿着一件白色的丝绸衬衫，操着一口带有美国口音的英语。“我是古巴人，”他说，“你知道我们这种人的。非常放荡不羁。只对小姑娘和革命有兴趣，是吧？”他很是洋洋自得地扭动着身子。

突然，他转向年轻的渔夫，递给他一包香烟，用急促的耳语跟他叽叽咕咕地说了一气。渔夫听后，啐了一口，然后耸了耸肩站起身，走到门口。他吹了两声口哨，于是从一艘翻过来伏着的小船的阴影里，钻出来另一个影子。这时，那个古巴人把半瓶威士忌酒留在桌子上，向海滩走去。那里，一个女孩正等着他。

塔里法以东的地区地势很高，光秃秃的，呈现出一种棕黄色，像一头皮毛肮脏的狮子，天空中有一些风筝和秃鹰在缓慢地盘旋，双翅展开，就像电扇一样。这片荒地长满了灌木丛，随风起伏着，但显得无情无义，毫无生气。偶尔会有猎人带着火枪突然出现，胡乱打几枪，然后就走了。

整整一天，我都在沿着崎岖的道路往上爬，山岭之间有隆隆的爆炸声在翻涌，一声枪响之后，便是长而空旷的寂静，就像是一场战争的残音。我爬到一个山顶上，看到远处的原野平整起来，像一个平台。海峡上面很高的地方有一个观景台——从那里可以看到地中海徐徐的蓝色水流，朝向大西洋分岔的绿色蜿蜒而去。非洲离我是如此之近，甚至都可以看到摩洛哥四周巨大岩石上的斑斑石纹，当午后的阳光驱散了阴影，还可以看到岩石间幽深而神秘的缝隙。以丹吉尔为起点，开阔的风景往东铺展开来，一直可以看到休达 [5]；再往西，就回到里夫河岸边青翠的山岭，这就是巴巴里海岸，跨过去之后就进入了一个神秘莫测的残暴世界。看着眼前的景象，我竟然一时间觉得自己有能力去进行某种极端的冒险。

而事实却是，我在晒得焦干的金雀花中睡了一个小时，醒来时看到一个人拿着枪站在我身旁。“你好？”我傻乎乎地说了一句，慌里慌张，还用的是英语。那人咯咯一笑，然后转身慢慢地走掉了。

这条山路一直往下，结束在一个狭窄的山谷，山谷里浮着一层薄雾，遍地是矮小的软木橡树，还有一群群湿漉漉的绵羊在闪闪发光的蜘蛛网间漫步，绵羊那长长的脸居然让人联想起英国科茨沃尔德的居民。这里满眼青翠，气温清冷，莫名地让人觉得熟悉，就像英格兰西部的某个地方。果不其然，当我爬到下一个高峰时，便看到直布罗陀在远处匍匐着。

非洲，西班牙，还有眼前这片开阔的海湾，都放射出强烈的青铜色光芒。但直布罗陀却不同；它像一个外来者一样横卧在那里，就像是被人从英国的朴茨茅斯拽了过来，然后搁在海岸边，但头顶上仍然配备着它原来的气候，就像头上戴着一片灰色屋顶。被称作大岩石的直布罗陀呈现出石板一样的蓝灰色，耸立在那里，四周散落着一些军舰，还有码头上的吊车，整个城市笼罩在一片云层的阴影下，一场只属于它的阵雨正要倾盆而下。

那天晚上我没有再往前走，而是在山顶上扎营，心里很是满足。眼前开阔的景色从隆达 [6]延伸到里夫河，是典型的海洋与岩石交错的地貌；进入地中海海域的海面被来往船只激起的水浪穿破，这条航道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老的荷马时代。头顶上，风筝和海燕在静静地荡来荡去，在落日的余晖中闪闪发光；黄昏来临时，直布罗陀海峡的海格力斯之柱变成了紫色，海水在柱子之间涌动，就像一片滚动的薰衣草。我独自一人，背靠着一块被阳光烤热的岩石，一边吃着最后一点食物，一边眺望着远处，看着非洲和欧洲这两个大陆的触角在昼夜变化之际相互触碰。

天色突然间黑了下来，此时的直布罗陀变成了一堆钻石，对面的阿尔赫西拉斯 [7]也伸出了光亮的爪子。一轮巨大的月亮随后从海面上直直地升起，一动不动地挂在那里，就像一朵冰冻的花。风也扬了起来，从大西洋径直地吹过来，我裹在毯子里，冻得瑟瑟发抖。

阿尔赫西拉斯港有一种我此前从未在别处看到过的生气和魅力。这是一个破旧杂乱的小镇，建在一个露天的排水沟周围，散发着水果皮和烂鱼的味道。镇里有喧闹的酒吧和不太招摇的妓院；除此之外，人们从事的主要活动是走私。在街头巷尾，总会有人向你兜售在西班牙其他地方都买不到的异国商品——发霉的巧克力、有破洞的长筒袜、潮湿的美国香烟、漏墨水的派克钢笔，以及仿造的瑞士手表。

尽管这里的买卖做得很不体面，到处都好像是在骗取你的信任，但这个小城却似乎完全没有什么恶意，即使是最糟糕的骗子也不是训练有素的坏人，所以也就不会有人指望你真的把他们当回事。作为欧洲和摩洛哥之间的桥梁，这个港口本可以在邪恶程度上与马赛 [8]平起平坐，然而尽管这种机会很多，它的心思却不在这上面，它更喜欢干些小小的坏事，所以从中得到的效益自然也就小得多。

阿尔赫西拉斯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我在那里住了大约两个星期。我记得黎明时分的渔船，从葡萄牙的亚速尔群岛运来金枪鱼，记得到处都是瓜果和蝴蝶的集市，还有来自不同国家的稀奇古怪的人，喝得酩酊大醉，然后讲着各种语言的胡话，以及偷偷摸摸的小游艇，把黄金走私到丹吉尔去……有一段时间我和一帮年轻人混在一起，他们维持生计的方法是用鱼钩割人家的手提包，把偷来的赃物花在酒吧和妓院里，然后再到当地的修道院去乞讨伙食。这帮人的头头是一个来自里斯本的“环球旅行者”，他自称正徒步环游世界。但他总是不断地偷偷溜回家，去取忘记拿的东西，因此他花了两年的时间才走到这里。

至于我自己，我觉得最好还是继续拉我的小提琴，而在这方面，这个小城是足够大方的。我的主顾们各不相同，但打交道的方法都很直接。他们常常把我拉到一边，要我演奏一首他们最喜欢的曲子。不知道为什么，舒伯特在这里最受欢迎，其次是跟奇妙的性爱有关的当地民谣。一天晚上，有人带我去了一条船上，给一个中国厨师演奏，为此这位厨师烘烤了一袋饼干作为回报。一位来自卡迪夫的司炉工要我拉《跟大伙在一起》，一群喝醉酒的牧师则要听《圣母颂》。还有一个晚上，一个年纪轻轻的走私者请我为他生病的情妇演奏小夜曲，之后他给了我一只手表作为报答，这只表在疯狂地嘀嗒了一个小时后，砰的一声炸开了，零零落落地撒下一堆小齿轮。

我有点喜欢上了阿尔赫西拉斯和那种无碍大事的勾当，感觉似乎可以在那儿无限期地待下去。但在我当时的计划中，有一部分是继续沿着西班牙海岸走一圈，所以最终我不得不离开这个小镇，向马拉加 [9]进发。

但首先我得面对直布罗陀这个问题，它就在海湾对岸，相隔二十分钟的距离，实在是太近了，我不能不去看看。我想我可以在某个下午去转一圈，拿出护照，喝点茶就行。于是，一艘老式的桨轮式渡船载着我穿过海湾往直布罗陀而去，海水像油一样平滑，不时有海豚跃出水面。我享受着这短暂的航程，而且在船上喝酒还不用交税，一便士就可以买一杯白兰地。

对从英国来的游客来说，直布罗陀是一个东方式的集市，但我是从西班牙过来的，因此觉得它更像英国的小城托基，这里同样有戴着头盔的警察、身材苗条的女人，还有一股让人感到亲切的乡下杂货铺的味道。我已经忘记了家乡的气氛和这些东西竟然是如此的密不可分：白面包、肥皂，还有泡了面包块的汤。即使是在这个有马耳他人、热那亚人和印度人聚集的地方，你也能感到做饭时蒸腾的热气所带来的压力。

但我在这块英国殖民地受到的待遇却大出我的意料。港口的官员一脸怀疑地上下打量着我。其他旅客都轻快地通过了隔离墙，而我却像一只烂苹果一样被撂在一边。他们给更高的上级打着语焉不详的电话，小心地寻求指示。“噢，他的护照没问题。没有，确切地说，他并没有身无分文。嗯，你知道……嗯，是有点……好……”

结果我被带进一辆卡车去见警察局长，这是一个一脸担忧但神情和蔼的人。“可你到底是做什么的？”他不断地说着这句话。“这里的事很难的。你得了解我们的处境。这是不可能的事，你知道，如果你能原谅我这样说。这不是针对你个人的，你懂的……”

最后，大家的一致意见是，如果我晚上睡在警察局，方便他们监视我，那我就可以在那里待一两天。于是他们给了我一间干净的小牢房，一块肥皂，晚上我就和关押在那里的其他人一起玩多米诺骨牌。准确地说，我没有被逮捕；白天我可以外出，只要晚上回来报到就行。但是我受到的限制太烦人，所以在吃了几天火腿和鸡蛋之后，一个警察把我送回了边境。

离开直布罗陀，就像是从自己的长兄那里出逃，虽然这位长兄的责任就是看管一所开放式监狱。我在拉利内阿通过了陆地桥，往上走到圣罗克，那里是曾经担任过直布罗陀市长的西班牙人的流亡地。回过头去，我可以看到大岩石仍然被云层覆盖着，像一个灰色的炮塔，在薄雾中湿漉漉的，四周的陆地则暴露在烈日之下，被高低不齐的蓝色群山所环绕。我重新回到了西班牙的怀抱，它那无政府主义式的冷漠又重新围绕在我身边，除了礼貌之外，它不要求我服从任何戒律。我又回到了路上，踩在厚厚的没人惊动过的尘土里，没有人知道我是谁，这让我感到舒适，也不会惹人注意。

我走了整整五天才走到马拉加，在山与海之间绕来绕去的路上走了五天，顶着刺眼的太阳光走了五天，一直走到一个散发着强烈的海藻、百里香和海贝气味的地方。一路上偶尔经过冒着炊烟的软木橡树林，炊烟来自蹲在小溪边的吉普赛人宿营的火堆；还穿过了芳香的豆田，沟渠里流着乳白色的水；穿过了挂满渔网的一个个村庄。一些哨塔的断壁残垣上站着几只乌鸦，无精打采地拍打着翅膀，让我知道沿途哪些地方是海岬；哨塔下面是岿然不动的岩石和大海，在蒸腾的热气中融合成一片。

除了八个世纪前摩尔人开辟的灌溉水道，这里没有任何东西往内陆方向延伸。道路在我面前像水波一样荡漾，远处的山村闪闪烁烁，像洒在绸面上的一撮撮盐粒。有时，我会离开大路，走入海水，纵情地把海水往头顶上泼，然后站在那里，暂时沉浸在清凉的寂静中，周围则是一片饱含盐味的无人之境。

暮色降临时，我往往就地而息，躺在岸边或是遍地礁石的海岬上；醒来时，便会看到朝阳喷发出来的铜色光芒，慢慢地在海面上升起。清晨带来了万物的苏醒复活，我可以坐在那里见证这一切，用毯子把自己像尸体一样裹着，望着温暖的血色阳光浸染到山峦之中，渐渐地给那些灰蒙蒙的山脉带来生气；当太阳照到我的身体时，我能感觉到大地的寒冷在身下一点点地消退。

这时，在大海另一边遥远的地方，穿过正在融化的雾气，一队扬着白帆的渔船出现了，无声无息地，凝固在时间里，像空气一样宁静，像纸片一样朝着岸边漂来。但这些船只却常常满载着绝望。渔船带来的东西很少，也许只是几篮可怜的沙丁鱼。岸上的女人们等待着，然后转过身去，一言不发地离开了。眼睛通红的渔夫们累得瘫倒在了沙滩上。

通往马拉加的路沿着美丽而贫瘠的海岸延伸，而这个海岸似乎被世界遗忘了。我记得一些地名——圣佩德罗、埃斯特波纳、玛贝拉，还有芬吉罗拉……它们都是以捕捞海鱼为生的村落，但那里的人瘦骨嶙峋，憎恶大海，诅咒自己在阳光下的家园。那时，买下整个海岸只要一个先令；而现在却连皇帝也买不起了。

就凭马拉加这个名字，在我的期待中，它应该是一个有城墙环绕的坚固堡垒，一半是撒拉森人 [10]风格的，还有一半是海盗风格的。但到了之后，我看到的却是一个脏兮兮的城市，坐落在一条干涸的河的两岸，面对一个现代的商业港口，街上到处是咖啡馆和破旧的酒吧，而城里最好的建筑就是邮局了。

我在干涸的河道旁边一个小旅馆里住下，和十几户人家共享着一个庭院。院子里整天都有人在烧饭，每家都有自己的火堆，锅子架在小石块上。炒菜油和木炭的刺鼻味道总是挥之不去，给人一种日子过得还不错的强烈感觉——但那一堆堆的火本身给人带来的安慰，其实远远超过做出来的饭菜，因为那些所谓可吃的东西，通常只是一锅不值一提的杂碎。

但这个小旅馆现在就是我的家，我在属于自己的屋子里躺下，身边是骡子、别人家的妻子和孩子。廉耻，而不是谦虚，是我们大家遵循的守则，当然还有一种警觉的自我保护意识。大家可以随时分享食物和饮料，但每个人的东西都神圣不可触碰——这些东西可以一天到晚没人看管，堆放在墙脚边，但没有人，包括狗，会去碰它们一下。

院子里住的大部分是山民，他们到城里来贩卖篮子和布匹——来自阿尔皮加拉斯山区的漂亮手织毯子，风格一半是阿拉伯式，一半是墨西哥式的，这些装饰图案既大胆又抽象，红黑交织，中间还偶尔夹杂着一些几何形状的孔雀。

来自阿尔皮加拉斯山的男人们像保加利亚人一样瘦削结实，但他们的目光混浊散乱，仿佛这种困在城里的局促生活，不仅暂时剥夺了他们宽广的生存空间，也剥夺了他们观看世界的能力。女人们穿的衣服都很古板，而且多是黑色和棕褐色的，让她们看起来像是荷马时代的希腊人，而年轻的姑娘们则是我所见过的女人中最优雅的，她们像鹿一样轻盈灵活，有着舞动的手臂和轮廓清晰的身体，每一个动作都像充满仪式感的舞蹈那样。休息的时候，她们会站在那里，狭窄的臀部向一边扭过去，本能地摆好某种架势，可以抱一个孩子或是扛一个水壶，一只棕色的手会有意无意地搭在眼前遮阳，就好像远处山上的雪仍然把她们刺得睁不开眼睛似的。

当我们一起在院子里蹲下的时候，脚下踩的是裹了一层动物粪便的鹅卵石，这场景就像是一个在休憩的原始部落。有人喊叫，有人哭泣，也有人咆哮和大笑，中间还混杂着字正腔圆的脏话和祝福。“小卡门乖乖！过来！——我要玷污你的母亲……”“一小撮盐？——多么优雅有同情心。”“以本人的睾丸担保，我确实同意你的看法……”“上帝的鸡巴，你真是太好了……”

那些像角豆一样干瘪的老妇人也夹在里面一起叫喊，但她们的舌头像剃刀般锋利；有时她们会很警觉地坐在那里，跟所有的老人一样，嘴里不紧不慢地嚼着什么，满脸皱纹就像是用旧了的毡帽。孩子们无拘无束地来回奔跑，也会扭捏不安地在马肚子下藏起来，脏兮兮的马甲只能遮住他们身子的一半。男人们坐在一边抽烟喝酒，缝补凉鞋或挽具，声音沙哑地说个不停，像是鹅卵石在河道里哗哗地滚动。

下雨的时候，我会跟他们在一起待上一整天，坐在走廊下面，望着沉郁的天空。骡子轻轻地喷着热气，阳台上滴着水。我们的关系越来越近，大家都觉得无聊，但在一起又觉得很安全。一个女人会帮我缝补衬衫，而且就在我的脚边把它叠好。另一个女人问了一些关于我姐姐的问题。一个八岁的孩子跪在我身边，往我的耳朵里看。“玛丽亚，别作贱这个法国佬了！”有时一个神神叨叨的女孩子会站在雨里哭泣，周围的男人们则开她的玩笑，嘲弄她。她的大眼睛便皱起来，里面慢慢地涌出泪水，但她并没有转身跑开。

夜幕降临时，灯泡发出暗淡而阴森的光。人们又回到了属于他们的阴影中。火堆发出的红光里，只看得见一双双眼睛，像蝙蝠的眼睛一样，睡意朦胧。大家把毯子铺在石头上，一家人睡在上面——女孩们和幼童睡在中间。每个人都会叹一口气，然后平静下来，弯腰侧过身去，随着火堆渐渐熄灭，说话声也就渐渐消失。这时，除了骡子偶尔抖动一下身子，丈夫和妻子之间突然的肉搏之外，什么声音也没有。

雨停了，我又拎着小提琴出门了，在滴着雨水的棕榈树下演奏。马拉加有很多外国人，阴柔的荷兰人，一脸雀斑的德国人，穿着雨衣的法国人，还有不谙世事的英国人。我懒洋洋地在他们中间游荡，演奏各国的曲调，得到的报酬是一些酒水和现金。很明显，大多数游客都彼此认识，尽管他们之间的暧昧关系不断地变化，但也形成了一个很融洽的侨民群体，大家每天从一张桌子换到另一张桌子，从一个酒吧搬到另一个酒吧。

但这并不包括那些刚从英国来的人，他们单独坐在一起，戴着小帽子，一只眼睛盯着领事，一边啜饮着浅淡的茶，一边抑扬顿挫地谈论着自己的母亲。在这个和煦的秋天里，看着他们坐在棕榈树下，身穿白色的网球服，显得那么舒适凉爽，我多么想品尝他们调制的口感特别的麦乳粥，欣赏他们留在嘴里的牙膏的酸甜味道，以及那特别的英国式的、雨水洗过一样的浅灰色眼睛。这些细节只有到了国外的时候你才会注意得到。

但这个侨民社群里，人数最多的却是年轻的德国人，这是一个复杂而神秘的群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似乎在干着一些没有人说得清的事情，而且很少有人像他们那样穷困潦倒，但他们很友善。我在大教堂后面，也就是他们的藏身之处认识了不少人。有来自汉堡的卡尔，我替他写了一些情书（他爱的是一位叫卢卡斯太太的英国寡妇）。还有汉兹，一位老师（据说他同时还是一个暗探和特工，尽管我一直都没搞清楚他到底是为谁工作的）。此外还有三个巴伐利亚人，身着麻衣、脚踩凉鞋在街上游行，仿佛是走在去断头台的路上。瓦尔特和舒拉米斯是两个犹太难民，带着他们一岁的孩子从柏林徒步到这里。现在我终于得知，他们是那个时代的阴影中的一部分，他们中的很多人显然都有着双重生活。他们也怀疑我，总是试图抓住我的马脚，暗示我应该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他们表面上很快活，也很团结一致，但实际上他们最怀疑的却是彼此。

潮热的天气到来之后，这座城市便充满了一种令人昏昏欲睡的气氛。顺着河流而来的吉普赛人开始在市场上偷鸡摸狗，但也没有人去试图阻止他们。孩子们挤在钟塔里，疯狂地敲着钟，也没有人去干涉。就连骡子也停止了工作，像从乡下来的观光客一样，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游荡。

一个闷热的中午，我决定爬到城堡上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心想也许还能看看大海。山坡上散落着很多小屋，一个叠在另一个上面，妇女们坐在门口的台阶上，用纸板给自己扇风。看到我过来的时候，她们都露出明亮的金牙，吆喝着，友好地邀请我。她们当中的一个最终把我招进了屋里，想让我去拥有她那位身材巨大的女儿，此时她正趴在一张宽大的铜床上。那个女孩和那张床，挤在那样一个小小的房间里，这情形就像是一场熟悉的“爱丽丝漫游奇境”似的噩梦。我只能笑着，结巴着，紧握着门框，假装不懂这是什么意思。“爱啊！”做母亲的喊了一声，把床摇得哗啦哗啦响，那姑娘就像一头正在晒太阳的鲸鱼似的，在床上慢悠悠地上下起伏着。我恭维了那个女人几句，找了些借口，说现在大白天的，时间太早了。“这是天堂之光！”她叫道，“哪还有什么其他事好做？”幸运的是，我连这间房都挤不进去。

马拉加的大多数穷人，比如说这个山坡上贫民区的居民，都直接住在造船厂旁边。白天，穷人们到船上去讨食物；到了晚上，水手们就进到城里来。一天晚上，我碰见了这么一群人，他们刚从一艘英国油轮上下来。这是四个身材矮小、失魂落魄的人。我看到他们摇摇晃晃地走在街上，前后排成一排，互相喊着，就像是浓雾里的轮船那样。“那我们去哪儿，乔迪？”“鬼知道，杰克——往前走。”他们手里拿着一盒盒的碳性肥皂。

于是我带他们去了集市后面的一家酒馆，用肥皂换了几瓶白兰地。那时候当地的肥皂粗得就像磨石砂砾，因此轮船上的碳性肥皂比什么东西都值钱。水手们得到了饮料，放松下来，解开衬衫，开始傻乎乎地笑，汗如雨下。很快，他们的谈吐开始演变成一种方言；这种方言简短，有力，也很惹人发笑，能把一些想入非非、不堪入耳的污秽和咒骂连珠炮式地喷射出来，让人一听就知道他们是来自英国的水手。

杰克、乔迪、莱尼和比尔，两个来自利物浦，两个来自格拉斯哥。他们都比我大，对我却彬彬有礼，这也就减少了他们嘴里的一些粗话。但既然上岸了，他们最想要的就是一醉方休。于是，他们像疯子一样狂饮着，一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神情，抓起酒瓶子就喝，连玻璃杯打翻了也顾不上，结果是把白兰地、茴香酒、葡萄酒和啤酒混在一起，不顾一切地一口气喝了下去。

他们喝酒的目标就是进入一种半瘫痪的状态，不需要什么过渡性阶段，也没有唱歌、流泪、打架之类的举动。加煤工乔迪是第一个进入状态的，他慢慢地从椅子上滑到地板上。“你知道，我爱过那个女人的，”他躺在地板上说，“我爱过那个女人，你知道的。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一把抓住一个从他身边走过的渔夫的腿。“是真的——我爱过那个女人……”杰克和比尔也很快就进入了同样的状态，两个人眼神空洞，说不出话来，一前一后瘫在地板上，叠压在一起。最后轮到莱尼了。“我在值班。”他说了句话，站起来，径直朝墙走去。

午夜过后很久，我才把他们送回到船上，在各自的铺位里安顿好。我也醉得够呛，于是守船的人就让我在船上睡下——他恐怕根本没注意到我并不是这船上的人。第二天早上，那几个水手们又像百灵鸟一样精神抖擞，纷纷把头伸到水桶里去洗。“我们这帮人真没用，真没用。”早餐时他们给了我一份羊排。

雨季又来了，每天都有巨大的黑色雷阵雨从海那边滚滚而来。于是我换了一间房，从能看到旅馆整个庭院的房间，换到了楼上一间有六张床位的房间里。在这里，花一个比塞塔，就可以躺在潮湿的、灰不溜秋的床单上睡一晚，头上的房顶是弯的，而且漏雨。我的室友们是一个巡回演出的马戏团中的艺术家，暂时被天气困在了这里，他们中间有一个患有哮喘的口技表演者——他常常说梦话（包括我们睡觉的时候），共用一张床的四个小矮人，还有一个长着白胡须的驯鸟人——他自己一个人睡，衣服也不脱，连头上的大礼帽和脚上的靴子都不脱下来。

另一位同住者是阿维利诺，他是从隆达来的学生，住在走廊尽头一间阴暗的小房间里。他是一个神经紧绷的年轻人，有着狐猴般柔软的眼睛和一张总是显得很痛苦的猫脸。他常常踮着脚在房间里小心翼翼地走来走去，用手指拨着用李子核做成的一串念珠。

也许是从我身上，他看到了一个被天堂抛弃的人，一个没有上帝也没有自己家园的可怜流浪者；总之，我很快就成了他时刻关注的对象，他做慈善事业的首选。

整整一个星期，他都像影子一样从早到晚跟着我，乐此不疲，但又不言不语、悄无声息。如果我去咖啡馆吃点东西，他会站在门口看着我，我起身离开时，会发现他已经把账单付了。如果我在街上拉琴，他会默默地在旁边走来走去，每次从我身边经过时，还会把一些硬币扔进我的帽子里。如果我在房间里写作，他则会蹑手蹑脚地走到我身后，然后突然冒出来，把一支点燃了的香烟塞进我嘴里。

我还会在自己的床上发现一些用心良苦的小礼物，诸如一束花、一些烟草、一件衬衫；某天早上，居然还发现了一首诗，用花哨的铜板字体抄写好，笔迹崭新，整齐地别在枕头上：“他睡了，年轻的人，远离了家乡和父老乡亲，忘记了他悲凉的人生，并不知道明天，他的音乐将被风撕成碎片，吹散在屋顶上。”

一个星期过后，阿维利诺终于打破了沉默，说他为我们的未来做了一个计划。他将创办一所学校，我也将加入其中。他教伦理学和哲学，我教英语和艺术——这样我在这个世界上总算适得其所。“你会穿西装，打领带，自豪地走在街上，向朋友们鞠躬，跟他们说‘Adios’（再见）。他们也说‘Adios’来回答你，向你致意。大家都很有教养，也很亲切……”

他说话的声音突然变得听不见了。他从衬衣上撕下一个十字架，亲吻了一通，然后从房间里跑了出去。第二天早上，有人告诉我，他把自己所有的钱和衣物交给看门人，回隆达去了。

在马拉加最后的几天里，我遇到了一件几乎是灾难性的事情——我的小提琴突然之间在我手上散了架。也许是阳光照射得太久，小提琴的各个部位都变得很脆弱，一把乐器就这样散成一堆碎片。

于是旅馆里的朋友们纷纷尽其所能地来帮助我，在做饭的锅里煮着胶水。一堆鸡骨头似的小提琴被重新组装起来，各个接缝都粘好。这把捆好的琴在我的床下放了好几天，用麻袋包着，拿石头压着。但是把接缝粘起来这件事完全没起到效果，琴弦一拧紧，整个东西就又散了。

我很着急。除了拉小提琴，我不知道其他谋生的办法，很快就会没钱花的。在这个灾难发生以前，无论我身在何处，所有的一切都很容易，都可以靠拉三五个曲子混一顿饭；现在，我一脸茫然地在马拉加瞎走，就像失去了双手。现在似乎只剩下一个可能了，那就是到某艘船上去当个船员，离开西班牙，要么就是回家。

万幸的是，我并没有必要做这个选择。一艘载着五百名英国游客的客轮正好在这时抵达海湾，我便当起了导游，给他们安排便宜的出租车、英国的茶，以及去山里游玩的线路。做这个活计赚的钱还不少，我想也许还能帮我度过冬天，但这时当地的导游们联手来警告我了。他们说，如果我不去拉我的小提琴，他们就把我扔到港口里去。

我又被困住了，但好运也再一次拯救了我。我在语言学校遇到一个年轻的德国人。他问我是不是碰巧认识一个需要一把小提琴的人？他手头有一把没用的。小提琴是他女朋友的，但她和一个瑞典人私奔了。他把小提琴送给了我，分文未取。

[1]阿比西尼亚（Abyssinia），即今天的埃塞俄比亚，非洲东北部国家。

[2]塔里法（Tarifa），位于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加的斯省的市镇，西班牙本土最南端，同时也是欧洲大陆的最南端，可以远眺直布罗陀海峡对岸的摩洛哥海岸。

[3]巴巴里王国（Barbary），指早先北非由突厥人和摩尔人组成的海盗组织，得到奥斯曼土耳其的支持，是拥有严密的国家性质的机构。

[4]丹吉尔（Tangier），摩洛哥北部古城与海港。

[5]休达自治市（Ciudad Autónoma de Ceuta），是西班牙在北非的属地，位于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

[6]隆达（Ronda），位于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腹地的一座小城。

[7]阿尔赫西拉斯（Algeciras），西班牙南部港口城市，在地中海濒临阿尔赫西拉斯湾西侧。

[8]马赛（Marseille），法国第二大城市和最大海港。

[9]马拉加（Málaga），马拉加省首府，属于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

[10]即撒拉逊人，阿拉伯人的古称。

第十章 阿尔姆尼卡

临近12月时，我决定在马拉加以东六十英里的阿尔姆尼卡过冬。这是一个摇摇欲坠的小镇，建在卵石遍布的三角洲上一块鼓出的岩石上，镇子后面是锯齿一样的山脉，前面是一片灰色的沙滩，有些人竟还指望能靠这片风景来吸引游客。

镇上有两家旅馆，其中一家是瑞士人经营的，他们为我提供食宿，条件是我替他们干点零活，比如在厨房帮忙打杂，修理门窗，晚上在酒吧的沙龙里拉小提琴什么的。旅馆是新的，但建在海滩上，因此海浪常常拍到窗户上，好好的水泥墙已经开始坍塌，这自然让店主忧心忡忡。

勃兰特先生应该是最早来到这个海岸地区的拓荒人之一，但他早来了二十年，现在我看他已经处在精神崩溃的边缘，自认他的所有付出都被无政府主义分子剥夺走了。他总是不断地洗手，洗完手洗肥皂，不断地更换所有门上的锁。他经营起自己的生意来很是足智多谋，几乎是不顾一切。附近的旅馆在冬天会歇业，但他却横下心来照常营业，因而他那些供不应求的房间就变成了当地绅士找乐子的场所，人们在那里喝茶、听音乐、吃自助餐，还有跳舞。

我就这样变成了旅馆的工作人员，他们还要我买一套新衣服。我和一个来自德国科隆的犹太男孩住在阁楼顶上的一间小屋里，女用人称他为“雅克布先生”。

雅克布二十多岁，矮矮胖胖的，留着希特勒式的小胡子，走路时像橡皮那样一蹦一跳。他已经秃顶了，额头上有一绺头发，很有感情似的在他头上跳上跳下，因此他不得不用很多油——有时甚至还是猪油，来敷在上面。他是勃兰特的得力助手，给他当翻译、招揽生意、做酒店秘书和小仆人，甚至是舞男。他还会演奏手风琴，因此加上我的小提琴一起，旅馆的一支小乐队就这么组成了。

雅克布说英语时哇哇啦啦兴致勃勃的样子，就像只小猎狗那样乱啃单词。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跪趴在地上，疯狂地翻着一堆洗好了的衣物。

“今天早上，”他说，“我很厌恶那个洗衣妇——她把我那新的女士衬衫给忘了。今天晚上，你看，我有一个从镇上来的姑娘——她晚饭时间来。”[1]

他认识阿尔姆尼卡所有的人，大家也都喜欢他。他能说好几种语言，而且都挺像那么回事。他有一种甘草般的魅力，既柔顺又有弹性，尽管他其貌不扬，但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很有风度的人。

我记得刚到后不久的一个夜晚，我在很晚的时候被吵醒了，结果看到他在对着镜子往头上打粉。他穿着一件长长的蓝色长袍，像个中国人似的，身上散发着浓郁的异国香油味道。当他意识到他的举动打扰了我时，便咧开嘴咯咯一笑，把手指放在嘴唇上。

“什么都别说，我的朋友。我在期待楼下。有个重要的人在这个旅馆里等我。”

这个“重要的人”似乎是巴黎来的一个寡妇，她本来只是来住一天的，但一下就住了三个星期，这三个星期里，有好几个晚上我们都睡不了安稳觉，因为雅克布得像个医生那样，不断爬起来照看她。

每天早晨，我们一起在屋顶上排练，编选出一组音乐片段。雅克布是一名灵巧的手风琴手，演奏时气喘吁吁，乐不可支；这种乐器似乎很能迎合他对各种充气装置的热情。很快，我们就搞出了一套不错的节目，足以满足勃兰特先生的要求——在茶室里演奏歌剧咏叹调，晚上演奏小夜曲，大家跳舞时演奏斗牛舞曲和探戈舞曲。

圣诞节前的那个星期天，我们举办了一场“盛大音乐会”，那是我们的第一次表演，但效果很糟糕，因为不断有酒瓶子在砰砰爆炸，此外还有问题百出的电源造成的噼噼啪啪的乱响，结果听众们也就乱作了一团。周末舞会上，我们的演奏要更成功一些，这些舞会都在楼下一间铺着白瓷砖的、类似盥洗室的地方举行。舞会都是些比较正式的场合，尽管处处都能看到蠢蠢欲动的性欲，却都被控制得很好，这得归功于安达卢西亚人严格的礼仪规矩。有监护人陪伴的年轻女孩们花枝招展地靠墙坐了一圈，像彩纸一样炫目好看，像翩翩的蝴蝶扇动着翅膀一样随着音乐起舞，很快就把年轻人从外面的黑夜里吸引了进来。但他们只能通过虎视眈眈的第三者——比如说母亲、兄弟，或是姨妈——才能接近那些姑娘们。舞虽然跳得很是僵硬呆板，却掩饰了很多情绪上的挣扎。在那一段时间里，跳舞是最时尚的事情。

阿尔姆尼卡这个镇是用三角洲上的石块建起来的，感觉灰蒙蒙的，差不多像是阴沉的威尔士。镇上的街道陡峭，石子路也铺得很马虎，还有一些粗糙的小拱门架在上面，广场简直就像是一个用鹅卵石铺成的农家大院。城堡的一部分是一座公墓，一部分是属于镇政厅的一座监狱，但那些过往的辉煌正在迅速地消逝。

摩尔人统治时期，阿尔姆尼卡是处于前线的一座堡垒，高高地耸立在三角洲的入口处，保护着富庶的河谷，这河谷向上穿过山脉，朝着伊斯兰的天国格拉纳达蜿蜒而去。几个世纪后，当被打败了的哈里发从西班牙被赶出来的时候，这里就成了他们告别西班牙的地方。海边的一块岩石上，至今还竖着一个饱经海浪冲刷的十字架，目的就是纪念哈里发最终下海离去的地方。[2]

除了几个商人、地主和从格拉纳达来的官员之外，眼下镇上的人都很穷，山上那座城堡的残迹似乎在永远提醒着人们，赢得那场征战的并不是他们，而是其他的人。这里的农民们只有两种谋生之道，而且这两种方式都很艰难：种甘蔗和近海捕鱼。

一条脏兮兮的灰色沙滩把陆地和海洋分开，这片沙滩也就成了这两种贫困景象之间的边界线。种在三角洲地区的甘蔗在风中沙沙作响，即便是收获季节，也只是看上去样子好看而已，因为这些甘蔗无非只能提供几个星期的工作，平日里男人们只是无所事事地站在那里。

但跟大海相比，陆地上还算是比较富庶的，因为能从海里捞出来的仅仅是极为稀少的一些沙丁鱼。这里没有可以去深海捕鱼的船只或设备，因此镇上的人都被困在近海，水又浅又脏，因为捕捞过度，水里空空荡荡的，出海时除了无尽的羞辱，其实什么都捞不到。

我还记得那些寒冷的粉红色早晨，太阳将起未起之际，渔夫们就来到海滩上，有的穿着缠了麻绳的鞋，有的干脆赤着黑乎乎的脚，轻悄悄地在薄雾中走过。两艘船很快地就划到阴沉的海面上，在黎明里变作两个靛青色的影子，船夫们疯狂地划着，把长长的桨叶使劲伸到水里，嘶哑着嗓子相互吆喝着。

岸上至少还有三十个人在那里等着，眯起眼睛看划船的人。这些船在跟鱼赛跑，必须尽快把鱼网撒出去，为的是圈住水里剩下的那几条鱼。渔夫们痛苦地把渔网在水面上铺成上下起伏的长条，然后掉过头来往回划，拖着渔网的两头——这时候，沙滩上的人便开始忙碌起来。

人们卷起裤腿，分成两队，噼里啪啦地走到浪花里，抓住下沉的鱼网两端。然后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们都在把渔网往回拉，气喘吁吁地向海滩上爬，弯着腰，脚趾抠进沙子里，领头的人再跑到行列的最后加入队伍，每个人都脸朝地，沉默不语。从水里蹚出来的这两长队的渔民，跟苦力或埃及奴隶差不多，缓慢地拖拽着身后一张沉重的大渔网，一张覆盖了几乎四分之一英里海面的大渔网。

这是一份没有怜悯，没有尊严，也没有报酬的劳作，那些拉着渔网的人不抱任何希望，每个人都在吭哧吭哧，像牲畜一样压低了身子用力，脸挨着前面那个人的屁股。那是折磨人的一个小时，让人筋疲力尽，无心顾及其他，甚至都无法产生一种同甘共苦之情。渔网终于被拖上岸之后，人们一言不发地在周围围成一圈，那几千克的沙丁鱼只不过是一堆肮脏的银色，在沙滩上蹦跳一会儿之后就都死了。

收购鱼的人来了，他胡须也没剃，还穿着睡衣，给了一个很低的价格。大约是五十个比塞塔——一半给船主，其余的要在四十个人之间去分。有的时候价格实在太低，生意做不成，人们就自己把鱼分了，慢悠悠地堆出四十小堆，这样每个渔人的家里就都能领到一捧沾满沙子的鱼。

在这样的背景下，海滩上的旅馆更像是个珠光宝气的外来物，大而无当，也不合时宜。我仍然在那里工作、睡觉、吃饭，但尽可能地花时间在镇上待着。

镇上其实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人，他们最不缺的便是时间。那些洞穴般的小店铺几乎没有东西可买，除了凉鞋和葵花籽；奇怪的是，镇上居然有一家书店，但只有四本书——弥尔顿、荷马、安德烈耶夫和马查多 [3]。

从体格上看，镇上的居民们身上有着鲜明的阿拉伯血统，这是天主教会即使发起征战也无法驱走的。年老的妇女跟沙漠里的女族长差不多，严峻而黝黑，身上尽是不健康的脂肪；男人们矮小消瘦，像干枯的鸟，郁郁不乐地坐在海边。他们在一天当中，大多数时间都在盯着自己的手掌看来看去，使劲地抽着山毛榉叶子做的烟卷——这种烟让人舌头长泡，用的是甘蔗汁和山上某种辛辣的草根来调味。唯一有工作的人似乎是女孩们，她们中的大多数都在为富裕的家庭服务。为了一张安置在柜子里的床和一年几英镑的报酬，她们得替人家管理整个家庭，还得不让男人去妓院里寻欢作乐。

和沿海其他地方一样，这个小镇的居民们也相信宿命，有一种心甘情愿、不再抗争的漠然。只有在年轻人的眼中，才能偶尔看到热烈的、梦寐以求的希望。小孩子们则完全是另一个族类，他们生活在短暂但自信的欢乐之中——这些美丽的、害虫一样的小动物，长着洁白坚硬的牙齿，眼睛因为有病而变得发红。他们穿着破烂的衣服到处蹦蹦跳跳，抢到什么吃什么，从不发牢骚，靠着童稚的魅力过日子，被很容易便得到的爱娇惯着，纵容着，透不过气来，只有在对陌生人无礼时，他们才会受到惩罚。

恶劣的天气到来了，群山消失在浓雾中，使这个小镇比之前更加像威尔士了。排水沟哗啦哗啦地流着水，人们披着麻布衣服蹑手蹑脚地走来走去，雨水像冰冷潮湿的铅块一样，重重地砸在地上。

旅馆里没有客人，海上也没有船，所以我就和大家一样去酒吧里坐着。在这里，我认识了侍者马诺洛、厨师菲利普、跛脚的脚夫甘巴斯，还总会遇到一群年轻的渔人，他们脚上的沙子都是湿的，此外还有农庄来的几个打工者。我们喝的是加了沸水的粗制白兰地，因为比葡萄酒要便宜一些，还吃莫鲁诺——就是把肥猪肉放在汤汁里炖出来的一碟碟热乎乎的小菜。

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聊天，听着雨水敲打窗户，饮料顺着吧台被源源不断地递过来。人们聊的话题总是在兜圈子，掺杂了很多暗示和谚语，因为大家都小心翼翼、心领神会，从来不会指名道姓地谈论有权有势的人，而是用代号来提及，而这些代号通常是这些人的性器官。人们把自己的观点和结论包裹得很好，用的是大家都能明白的各种比喻和民间口头禅。

“跟狗睡自然会惹一身跳蚤。”

“头上长角的人，只有自己看不见。”

或者，当抱着一摞洗好的餐桌布的酒吧女招待不巧碰到一个老头的膝盖时，人们会这么说：“上帝总是把坚果给没了牙齿的人。”

在那些阴冷潮湿的日子里，从一个酒吧到另一个酒吧，我总能碰到镇上那些稀奇古怪的人。比如说马诺洛的弟弟。他嘴里总是衔着一块石子，因为这样可以让白兰地的味道延续得久一些。还有霍尔赫，他教会了一只麻雀去吸别人的饮料，然后一口口地送到他的嘴里。霍尔赫说这只鸟死的时候，他会哭上三天三夜。酒吧里的人都点头表示同意。还有一个叫包乌的年轻渔人，他要自学写作，于是就用酒店的墙来当写字本，但有些时候他会因为饱受挫折而情绪失控，用拳头猛打墙壁，一直打到指关节出血才肯罢休。

有时候，当懒惰和无聊演变成一场闷闷不乐的骚乱时，好好的一天就会出事情。这时就会有傻瓜被抓起来，绑在椅子上，直到有人把他折磨得尖叫起来。有人会把酒倒在傻瓜头上，或是揪住他的耳朵，另一个人把芥末酱涂在他的脸上。这样折腾一段时间后，大家都一脸兴奋，很放松的样子。甚至国民警卫队的人都会过来观看。

还有些时候，大家会变得安静而柔和，搂住彼此的肩膀，站在那里，有人唱歌，声音似乎来自很远的地方，是一种压低了的女高音似的哭泣。尽管我们在酒吧里待的时间不短，但几乎没有人喝醉过，这也许是由于我们喝酒时间歇过长的缘故。但我不太习惯这里的白兰地，有时会反应很强烈，结果就是莫名其妙地睁大眼睛盯着房间纳闷。这时我会看见一个吉普赛人走进来，有着一张又大又红的嘴，就像咬了一口秋天的满月。就是那种单纯的、几乎是贞洁的初次酒醉。我以后每次喝酒时都想再回到这种状态，但总是徒劳无功。

我喝醉的时候，侍者马诺洛会保护我，像一个祖父一样迁就和迎合我。我记得有一天晚上下起了雷阵雨，电闪雷鸣，天空不断吐着火花，他就打电话给灯塔，叫他们别再胡闹了，说英国人不喜欢这个……

马诺洛大约三十岁，英俊得像个花花公子，但喜怒无常，满腔的理想主义。他是一群渔夫和劳工的首领，后来我也逐渐加入到他们之中。我们在酒吧后面一间刷成粉红色的房间里开会，谈论着未来的世界——一个没有教会，没有政府，也没有军队的世界，在那个世界，每个人都自己管理自己。

这是一种单纯的、用简单的词汇表达出来的对生活的认识，就像童年一样黑白分明。马诺洛说话时，渔民们就听着，不停地点头，像软木塞那样上下摆动。他们的父辈从来没有听说过或者了解过这样的承诺。他们的过去是延续了几个世纪的黑暗。但此刻是1936年的1月，这些事情突然变得可以想象，可以成为可能，甚至是有点唾手可得的样子。

但首先，马诺洛说，必然会有死亡和毁灭；众多的东西必须被摧毁和清除掉。厨师费利佩喜欢美食和女孩，信仰和平主义，总是宣讲爱和理性。不能有枪，他说；枪是对肉体的侮辱；也不能有破坏，那侮辱的是心智。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镇上现在有枪了，而这是之前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马诺洛说，生活必须干干净净地开始，哪怕只是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只有当暴君们被消灭，只有当他们的遗毒被彻底清除掉，才会有爱和自由……他这种昭示未来的预言像锤子一样砸下来，掷地有声，但他的情绪却时不时地变得低落。这时，他会像突然疼痛难忍一样，弯腰伏在桌子上，两只拳头碰撞着。“他们会阻止我们的，”他会这样呻吟着，“他们会叫来军队。我们不会有一点机会。”

在光明的计划和高涨乐观的情绪背后，这种令人难受和绝望的焦虑挥之不去。所有的人都似乎在某个时刻体会到了这种焦虑，而这也使他们的会议弥漫着更加浓厚的悲剧氛围。会议上谈论的东西听起来既天真又抽象，但实际上不过就是准备打仗，针对的对象是大家都认识的本地敌人。有时候，马诺洛走进屋来，口袋里塞满了小册子，小心翼翼地把那些册子摊在桌面上。这都是些很粗糙的印刷品，文字印在灰烬色的纸上，让人感觉像是《圣经》中的先知们留传下来的碑文。在场的每个人都会逐字逐句仔细阅读，手指按着字母，或是慢慢地拼着单词。鲜红色字体印刷着的称兄道弟的问候，图片上画的高举旗帜、顶天立地的工人，这在他们的生活中都是新奇的神话。同样听起来也像神话的，是那个让人心潮澎湃的设想，即取得胜利后，怎样来重新组织农场和渔业。但他们也知道，正如在小册子中所读到的那样，这不是一座轻而易举就能抵达的天堂。为了打造这座天堂，小镇必须先被焚为灰烬。

“洛伦佐 [4]，”马诺洛说，声音中带着一丝羞愧，“我们将需要一切可能得到的援助。”

随着“亲吻基督的双脚” [5]这个仪式的结束，冬天也离去了，而在此之前，人们则发起了一场举着火炬、神情严肃的游行。小镇上到处贴满了带有黑边的布告，把那些宣传革命的标语都挤到了一边：“到保护神的教堂里来，亲吻神圣的善死之基督的双脚吧。 [6]”神圣的即将复活的基督，将出现在小山上的礼拜堂里，出现在城堡下面岩石间的缝隙里。

一些妇人和女孩们在街上号啕大哭，光着脚在鹅卵石铺成的石板路上跌跌撞撞地走着，把那可怕的基督像扛在肩上，像是扛起一个被从海里捞起来的溺死之人。基督像是用古老的木头雕刻而成的，月光一样暗淡，基督被钉在那里，保留着惨死时的僵直，几处伤口滴着新涂上去的鲜红的油漆，腐烂的脸如洞穴一般凹进去。

妇人们轮流扛着基督像，重压之下大家都像老妇人一样弯着腰，喘着粗气，碰到街头狭小的拐角，不得不把那个碍手碍脚的木雕搬来搬去，结果是基督像那用钉子钉起来的手臂，沿着墙壁划出了一条条直线。镇上大部分的男人在那天晚上都似乎有意回避了；这是一个让女人们来表达哀悼的场合。松树制成的火把滴着油脂，冒着气泡，山岗上星星点点的都是被点燃的小灌木丛。尖厉的哀号笼罩着整个小镇，在房屋间阴郁地来回飘荡，燃烧的火把发出刺眼的亮光，飘忽不定，投下许多巨大而原始的阴影，像是痉挛着的面具，罩在了那些妇人的脸上，上面一半是悲伤的神情，一半像是咧着嘴笑的怪兽。

我跟着游行队伍一直走到教堂，一个神情严肃的年轻牧师恭候在那里。基督受难像被安放在石头中间，周围摆满了燃烧的蜡烛。妇人们纷纷跪下。牧师开始对我们布道，说诚信的人多么独特，而如今的唯物主义者又是多么该下地狱。有人喊道：“虔诚！”“先生！”“拜托拯救我吧！”于是，有人去把百合花系到基督的脚上。在火把的照耀下，他木然地屹立在我们头顶之上，他的脚趾已经闪闪发亮了，那是妇人们用嘴唇吻出来的。

2月间，小镇上进行了选举，社会党取得了胜利。但这并不是解放，只不过是减轻了些许的困惑和混乱。多年的倾听结束了，大家都开始等待着一些事情的发生。突然之间，一切都被公之于众。

他们说这是一个人民阵线，一个人民的政府终于成立了。马诺洛满脸放光地走来走去。农人和渔夫们在广场上站了一整天，相互交谈时少了很多顾忌，但仍然有着掩饰不住的紧张。选举的结果给他们带来了权力，但这种权力因为来得太过突然而无法把握。事实上，选举的结果并不意味着任何人的胜利，而是意味着战争的来临。

阿尔姆尼卡跟整个西班牙一样，也分裂成了势均力敌的两派，双方都虎视眈眈，相互对峙着。起初并没有发生什么事，只是渔夫们接管了一艘船，农民们征用了一些土地。这段时间，老板们都知道回避风头，坐在赌场里窃窃私语，透过挂着窗帘的窗户往外看，耐心地等待着。

春天来了，一股雪水从山脉那边流来，然后变成一条长长的红色泥流，向海里流去。一个年轻的女孩死了，躺在一个敞开的棺材里，被抬着挨家挨户地让大家做最后的告别。我记得她那光滑平静的脸，青苔一样发绿，塞在她鼻孔里的棉絮像一团团冻僵了的呼吸。

一层灿烂的绿色突然出现在田野上，大片大片的野花覆盖着焦干的山岭——兰花从尘土里冒出来，银莲花点缀着岩石，杏花像爆米花一样绽放。小镇中的焦躁不安是这个春天的一部分，就像一股热血涌上了头，给人们的行为举止带来一种说不清的轻松、一种两性间的新的自由。

我和雅克布仍然继续操办着旅馆的舞会，但这时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气氛。现在的舞会不再是那种呆板沉闷的婚姻小集市，姑娘的监护人和头上打蜡的求婚者也不见了。控制了舞厅的是年轻的渔夫和劳工们，他们穿着不那么正式的天蓝色衬衫，跺着脚跳他们的狐步舞，把穿着棉布裙子的姑娘们晃来甩去，紧紧地搂抱她们，好像完全拥有了她们似的。

比以前更神经质、也更紧张的勃兰特先生看清了形势，让那些年轻人来免费跳舞。他们喝的是廉价的多泡沫啤酒，而不是高价位的雪利酒，马诺洛则以同志般的自豪感为他们服务。他、厨师和搬运工三个人一起，实际上接管了这家旅馆，对勃兰特先生的态度十分傲慢，但因为有很强的自尊心，所以并没有动手抢劫他的财产，只是明确地告诉他，这些新来的顾客才是真正重要的客户。

于是阿尔姆尼卡的少男少女们随着我们那喧腾的舞蹈音乐翩翩起舞，借此来体验他们新获得的各种自由。在温暖的春夜里，他们热烈地搂抱在一起，仿佛相互亲近是一种新的发明，他们跳舞，手牵着手，或者成双成对地沿着海岸散步，挽着对方的胳膊，注视着彼此的脸。

当然还有其他的自由。书籍和电影出现了，没有被教会或政府裁剪得乱七八糟，第一次给沿海的农民们带来了外面世界的清新气息，这是好几代人都没有经历过的事。有一段时间，审查制度完全取消了，甚至报纸和杂志也不例外。但最重要的是性解放的气息，各种禁忌都被暂时打破了，这种气息似乎笼罩了整个小镇——一种突如其来的、不加掩饰的，甚至是疯狂的对肉欲的追求，这种追求源自一种冥冥中的危机感。

一天清晨，我得到马诺洛的口信，要我去一个酒吧见他。我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了他，他低垂着头，身边是两个从马拉加而来的同志，这两位同志身材矮小，打扮得像办事员。

“洛伦佐，”马诺洛开口说，“我们想要你为我们做点事。”

那两个陌生人一脸狐疑地看着我。

“如果他能做到的话。”

“他当然能做到，”马诺洛说，“他的腿像公牛一样。爬山对他来说如履平地。”

事情很简单，他们要我给山上的一位农人捎去一个听起来很普通的口信，告诉他什么时候会有土豆种子——也就是说，手雷，送上门来。

“你总是到处走动，”马诺洛干巴巴地说，“当然会有人看见你，但没人会怀疑的。”

我说我可以去。于是他们给我画了一幅印第安人常画的那种地图，上面点缀着岩石、溪流和干草堆，还有一连串的箭头，穿过画得像鱼骨头一样的森林，指向山上那个孤零零的农舍。那个农舍离海岸约八英里，在山峰脚下，也正是我一直想去的地方。马诺洛给了我半瓶白兰地，于是我就在宜人的田园春色中出发了，四周尽是潺潺的流水的声音。

这一路花了大约三个小时，沿途我一个人也没看见，只有一群羽毛不整的鹳，不停地从天上掉下来，像被大风吹动的雨伞，跌跌撞撞地乱走。地图一路过来也还有用，但突然间，小路消失在一片沼泽地里。我可以看到前面的农舍，但中间隔了一条涨着大水的河，这可是马诺洛没有提及的。

就在这时，一个年轻人从齐胸高的芦苇丛里钻了出来，就像他一直在等着我似的。他飞快地瞥了我一眼，然后向着河对岸喊道：“从阿尔姆尼卡来的！去叫伊格纳修！”

我看见农舍的门开了，一个女人跑了出来。然后一个骑马的人出现了，蹬蹬地跑下山。他来到河岸，也没有拉手中的缰绳，就直接骑进水里，向我游来。

一时间马和骑马的人都不见了，但那匹马游得又低又快，滴水的嘴里露出巨大的牙齿，鼻孔呼哧呼哧地喘着气。游到我们这边时，这匹高大健壮的马从河水里站起来，踉跄着穿过芦苇丛，骑马的人这时慢慢地马鞍上滑下来，站在泥地里，咧着嘴笑。

“伊格纳修，”他自我介绍道，“有事请吩咐。照我说的做，不会把你打湿的。”

他把马转过身来，帮我骑到马背上，让我跪在木鞍上。然后他跳上来坐到我前面，双腿夹住马的脖子，还要我抓住他的皮带。

那匹马先是弓着背跃了起来，然后摇摇晃晃地步入湍急的洪水，似乎是走进了一个无底洞。这河看上去和刚果河一样宽，我们被水淹得很深，然后往对岸走去。洪水在我们周围急速地流涌，把淡绿色的渣子抛上来，水流不断地打在马鞍上。我的靴子这时进满了水，膝盖发冷，感觉就像是坐着一个小木柜在水上漂。

农夫的妻子站在对岸，她把自己的围裙递过来，让我擦干自己。然后，我们往上走到那座屋子前，我要见的农人正等候在那里，这是一个头上戴着高帽子的拘谨的老人。“布拉斯科·维勒加斯。”他说了一声，把帽子摘下来拿在手里，然后放在腹前。我把马诺洛的口信转告给他，他听了后简短地点了点头，要我留下来吃午饭。

但他先要我参观一下他的农舍——一座用天然大岩石搭建的房子，缝隙里塞了黏土，屋顶用的是芦苇。

“我自己盖的，”农人说，“用的就是这双手——那是我结婚的时候，四十年前的事了。这些石头是我妻子用头顶着从大山那边搬过来的。除了她自己，她带来的就只有这些石头。”

他带我走进厨房，我们在小椅子上坐下，用皮杯子喝酒。房间里满是交错的光线和阴影，起初让人眼花缭乱，但慢慢地，那些碎片拼接到了一起，一些细节也逐渐显露出来。脚下是被踩紧的泥地，做家具的木料是用斧头劈的，一群鸡蹲在椅子的靠背上，眨着眼睛。墙角那边有一头猪在睡觉，一个女孩跪在另一个角落，用一支点燃的蜡烛烧自己的头。

“这是我女儿，”布拉斯科说，“她在折腾自己呢。”

女孩“啊”了一声，似乎同意这个说法。

“她在给自己治头疼或是类似的毛病。她让我们大家都为她操心。”

他耸了耸肩，不再管她，又给我倒了一杯酒，然后走到墙边的一个木箱旁。他在箱子里翻了一会儿，回来时手里拿着一个猪皮袋子，然后把里面的东西全都倒在桌上。

“你看！”他说，用手指把那些东西分类，把其中的两个拨到一边。一个是一位裸体女神的铜像，小小的；另一个是生了锈的铁手镯。他说这是他在耕地的时候看到的，还有其他一些，但不知放到哪里去了，包括一颗“摩洛哥公主”镶了珠宝的牙齿。

“你知道我们在这山上住了多久吗？”他问道，“自从有太阳的时候就在这里。在各种国王和祭坛之前，在圣母成为母亲之前。那时候山洞里还有豹子呢……”

维勒加斯看上去不像一个族长，他太瘦了，皮肤也太干了，但他说起话时还是像一个族长的样子。

“你在这里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是从这儿来的。”他接着说，举起双手，然后又拍拍自己的下身。这就是他的农舍，他还有五个成年的儿子在外面干活——我在吃饭的时候会看到他们——照看马的是伊格纳修，河边的那位叫柯荣，此外山上还有三个儿子。他的几个女儿们也都很有礼貌，“只有那个头痛的除外”。他把妻子称为自己的“胸骨”。

尽管这里的一切都是他一手创办起来的，但却没有一样东西归他所有——这四十年里他都是在别人的地里干活。明天可能会不一样，他说，眯着眼睛往窗外看。明天，也就是“土豆”送来的时候。

老人坐在椅子上缓缓地摇摆着，似乎是在自言自语，回忆起兵荒马乱的往事：他在饥荒中去耕种被废弃了的荒地，士兵们来烧毁庄稼，国民警卫队的队员骑着大象一样高大的马匹，践踏着妇女和儿童。饥饿、牺牲、囚禁、屠杀、屠宰牲畜、焚烧庄园……他觉得那些士兵现在会站在他们这一边；但国民警卫队的人自然还是跟魔鬼在一起。

他一边说，一边抚摸一块有着彩画的玻璃，那是一幅描绘圣家庭的微型画。他说，从他出生的那一天起，这幅画就系在他的脖子上，他从来没有取下来过。

儿子们回来后，我们坐下来吃饭，小厨房里拥挤不堪，像个运马的拖车。母亲端上来一锅面包什锦——一锅扎实的玉米粥，上面撒着沙丁鱼干，里面还有馅，但吃起来却有麻布袋的味道。维勒加斯一言不发地吃着，因为没有牙齿，所以吃得特别专注，他的脸颊忙得像大风吹打着的帐篷。五个儿子低着头，狼吞虎咽地吃着，面包塞住了他们的嘴。大家都吃得很认真，没有人说话，一壶酒在我们中间很客气地传来传去。与此同时，女人们都在后面等着，母亲蹲在火炉边，不时把剩饭剩菜扔给猪吃；那个女孩站在她父亲后面，耐心地看着他的盘子，她的额头被烛台熏得黑黑的。

吃完饭，男人们才放松下来，哼哼着伸展开两腿。伊格纳修往手上啐一口唾沫，把妹妹的脸擦干净了。另一个儿子拿起枪，出去打鹧鸪。

“这儿有许多鹧鸪，”最小的男孩对我说，“还有兔子、野猪和鹿。但是我们不能打鹿。他们是属于公爵的。”

“谁的？”父亲吼了一句。

男孩停了下来，张着嘴，咽了口唾沫，又开始说。

“如果我们看到鹿，可以摸摸它们。”他说，“我想，它们现在属于大家了。”

夏季来临之前的几周都十分炎热而压抑，整个小镇似乎完全与世界隔绝了，只有酒吧里的收音机还在接收一点外面的信息，但播放的全是叽里呱啦的政治演说。去往马拉加的海滨公路在刺眼的阳光下空空如也。没有人外出，只听别人说话的时代又回来了。远处的群山似乎近了一些，像一圈刺刀围过来。人们的期待就像一锅慢慢炖着的汤，在各自的房屋上空沸腾着，噗噗地吐出有毒性的热泡，隔三岔五这些热泡就会炸开来，爆发成一桩桩似乎互不相关的小型暴力事件。

最开始是冰厂遭到破坏，发电站被炸毁——这两个企业都属于某位世袭贵族。尽管带来了生活上的不方便，但大家似乎都喜欢这些行为的含义，把炸药的气味看作跟滋补品一样。然后是好几家商店被洗劫一空，窗户被打碎，门上还涂上了“联合抵制”几个大字。几个走散了的牧师在大街上被人羞辱，一家酒馆把所有盛满酒的酒桶都滚进了大海。接下来，一群老妇人跑到收税官的家里，把里面的家具全都扔到街上，把收税官和他的妻子扔上一辆大车，把他们赶出了城。

后来，有一天早上，有人放火烧了教堂。“他们终于做这事了！”马诺洛喊道。我们急匆匆地穿过弥漫着烟火味的街道，加入了聚集在广场上的人群。教堂的塔楼像个纸板盒子一样熊熊燃烧，大多数围观的人似乎都欣喜若狂。

我还记得那些渔民们的脸，不无敬畏而又喜笑颜开，每当火光一闪，他们的喉咙里就会发出心满意足的咕哝声。孩子们觉察到父辈的心情，更加放肆起来，用石子轮番轰击教堂。只有妇人们沉默不语，斜眼看着自己的男人，等待着某种厄运的降临。

一个星期之后便是一个宗教节日，人们的心情也迅速地发生了变化。被烟火熏黑的教堂里面摆满了百合花。耶稣基督和圣母的圣像被拿了出来，放到阳光下，然后又像以往一样扛到了渔夫们的背上。他们默无声息地躲在精心绣制的帷帘下面，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也没有人看得见他们。就这样，这些从来就是教堂守门人的人，重新又在街上慢慢地走来走去，大汗淋漓，被他们背上披了华盖的重负压得喘不过气来。

游行队伍经过时，一个农民扯下他的帽子，张开双臂，跪在地上。

“圣母玛利亚，请替你的儿子说情！天堂的女王，让我死去吧！保佑阿尔姆尼卡的圣母，大海的母亲。不要抛弃我们。万岁！”

那是一个泪流满面、捶胸顿足的日子，是一个忏悔的日子。不可战胜的基督又复活了——这位阿尔姆尼卡本地的基督，浑身烧得一片模糊，还被抹得脏兮兮的，但他回来了，回来宽恕他的儿子们。这座圣像被载在野鸢尾花扎成的花床上，上下起伏着，摇晃着，以凯旋的姿态走过去；走在游行队伍前面的是体态臃肿、头上戴着红帽子、身上穿着袍子的牧师们，旁边还有一些小姑娘，手里捧着装满花瓣的盘子。

一切都恢复了正常。有一支铜管乐队在演奏。富人和穷人在一起哭泣。农民们低着头跪下，或是抬起扭曲的脸。“玛利亚，请拯救我吧！”

蔑视教会，亵渎神圣，这种疯狂的举动一转眼就过去了。眼前的这个游行队列才是一如既往的信仰。但没过几天，教堂又被烧了，这次是彻底烧成了一个空壳。

转眼到了5月中旬，随着从马德里传来的消息越来越吓人、越来越模棱两可，小镇上的气氛也就越来越紧张，对阿尔姆尼卡的农民们来说，振奋人心的2月承诺 [7]，似乎随着炎热天气的到来而烟消云散。人们在罢工、游行、用各种方式展示无产阶级的力量；男孩和女孩穿着各色衬衫游行，把胳膊高高举起来敬礼，街上有人在紧握着拳头呼喊口号，挥动着色彩斑斓的旗帜，发表充满挑战的演说。

当有人罢工时，一切便会停滞下来，有警察来维持秩序，有渔民们在海边当纠察。我看到有钱的老妇人拖着衣服到河边去洗，或者是在村里的水井前排队。在旅馆里，女服务员坐在阳光下闲聊，而厨师则跟老婆一起待在家里；勃兰特先生穿起马诺洛的围裙，自己做饭，客人们则在没有收拾过的床上睡觉。

每天都有更多的农民从乡下来，聚集在广场上，准备应付各种麻烦。他们中的许多人带着枪，不是挂在肩上、别在腰带里，就是绑在驴背的鞍子上——燧石刀、手枪和旧的生锈的毛瑟枪，大约都是从19世纪初的半岛战争中保留下来的东西。

现在这个分裂的小镇上的阵线分明多了起来，两个派别公布了自己的立场，以水火不容的姿态对峙着——为方便起见，它们分别被贴上了“法西斯”或“共产党”的标签。那些“法西斯分子”似乎准备接受这个名字，因为坦率地说，这正是他们所期望的，“长枪党” [8]已经组成了一个战斗团体，他们是狂妄的急先锋，一心要为上层阶级复仇，其简陋粗糙的法西斯标志是意大利风格的，如今出现在墙上和大门上。

另一方面，“共产主义”这个标签太过粗糙，太过笼统，像一件笨拙的旧衣服，谁穿都不合身。农场里打工的人、渔民们，还有少数的工厂工人都各自有着具体而不同的利益。每个人都认为他的奋斗其实要比共产主义这个理想古老得多，而且是完全属于西班牙的，目的是改变社会上的不合理现象，而只有在这片特殊的土地上土生土长的自己，才有可能来实现这样一个目标。

事实上，我不记得在阿尔姆尼卡碰到过一个正式的共产党——尽管“共产主义”一词在酒吧里随处都能听到。马诺洛是一位领导人，他没有任何政治地位，却是自成一体的浪漫的无政府主义者。当地的革命旗帜是共和党的旗帜、民选政府的旗帜，农民们把它像横幅一样挂在镇政厅的阳台上，用红色的大字，来宣告他们的献身精神：“誓死用我们最后的鲜血捍卫这面旗帜。”多么凝重而又不祥的字眼！

然而，他们支持的政府在很多人看来一定是遥不可及的，这个政府完全由中产阶级政客组成——内阁成员中没有任何共产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甚至也没有社会党人。农民们对这个政府有所期待，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这个政府上，这是他们几个世纪以来第一次有可能实现的希望，这也是一个机会，可以改变一些长期以来对他们不利的力量对比，因为他们遭受的欺负比欧洲其他任何地方都要严重。

西班牙有着大量荒废了的土地，整个国家也因此而显得萎靡不振——大部分的土地被少数人占有，而且自罗马帝国时代以来，这些人控制的大量地产几乎就一直有增无减，也很少易手换人。在这些土地上工作的农民一天可能只赚一先令，一年也许只有三分之一的时候有活儿干，然后就得挨饿。他们希望改变的正是这种谁都看得到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创造新的社会环境，寻回某种尊严，铲除那些因无知而形成的各种重负，其中有些重负就像比利牛斯山那样深重。

这个时期，在西班牙教书的老师们对外面世界的了解，比哥伦布时代的许多牧羊人根本就多不了多少。现在，人们希望能有办法消除这种无法忍受的愚昧，能获得一些阅读、写作和谈话的自由。男人们希望自己的妻子能从教会的三重琐事中解脱出来：轻信、负罪感和忏悔；他们希望自己的儿子能成为手艺人，而不是农奴；女儿能成为公民，而不是养在家里的妓女；他们还希望晚上孩子们从新建的学校回来时，能用新学到的知识给他们带来惊喜。

所有这些，如今都可以通过他们的政府颁布的法律，通过和平的法律程序来实现。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它。除了那些势力强大的少数人，这些人宁愿看到这个国家流血至死。

6月轰轰烈烈地来了，热气从海面而来，就像从一块晒弯了的锡板上反射过来似的。酒吧里的收音机整天都在吵吵闹闹、噼啪乱响——播放着马德里的暴力事件、瓦伦西亚的示威、巴塞罗那的罢工和暴乱。

我在街上碰到刚开完会回来的马诺洛。他把一只颤抖的手放在我肩上。

“你要走吗？”

“去哪儿？”

“回你自己的国家去啊。”

“不走。”

“如果你要走的话，路还是敞开着的。”

那天早晨，在邻近的村庄里，一群长枪党分子走进一家酒吧，射杀了五名渔夫。凶手们戴着臂章，乘汽车往格拉纳达逃走了。阿尔姆尼卡此时变得静悄悄的，像一座被关闭了的营房。

下午，我和雅克布一起走到乡下的田野里。一些夜莺在大白天飞了出来，在河边歌唱。空气里充满了金属的味道，嗡嗡地像雷声一样鸣响，河床里只有一条褐色的水流，缓缓地流动着。一些我们认识的姑娘在田野里采摘罂粟花，现在她们沿着小路向我们走来，因为天热而走得很慢，胸前佩戴的红色花朵枯萎了，看上去就像她们的身体被刀子割开了似的。

大约一个小时后，我们从另一条小路往回走，看到两个孩子站在桥下。他们僵硬地站在那里，牵着手，眼睛盯着一个四仰八叉躺在河岸上的男人。我们认出他是本地的一个长枪党分子，一个大约二十岁的小伙子，他的父亲曾经当过市长。他的头部被枪击中，躺在那里直直地盯着两个孩子，苍蝇聚集在他的嘴巴周围。

[1]作者在此处及下文有意模仿雅克布的德式英语。

[2]约公元8世纪至15世纪，摩尔人统治了西班牙，伊斯兰信仰一度占据上风。15世纪末，随着争夺王权的斗争，基督教地位上升，大批穆斯林被驱逐出西班牙。

[3]马查多（Machado de Assis，1839-1908），巴西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

[4]作者名字Laurie的西班牙语发音。

[5]西班牙天主教始于17世纪的一个传统仪式，信徒们通过亲吻木制基督神像的双脚来表示虔诚。

[6]西班牙天主教堂每年于复活节举行的游行活动，“善死之基督”即为“即将复活的基督”。

[7]1936年2月，西班牙人民阵线选举获胜，后承诺进行有效的土地改革。

[8]西班牙内战中的法西斯组织，成立于1933年。

第十一章 战争

一切都是从7月中旬开始的。没有告示，没有报纸报道，只有街上的窃窃私语和一个女人哭泣的声音。

我这时住在教堂附近一位浪迹海外的英国作家的家里。他借给我一个房间，可以俯瞰前面的海湾。那天早上我出去的时候，看见一个女人脸朝下地趴在人行道上，双手拍打着地面。一群邻居围在旁边，没有人去碰她——他们只是守着她，并没有提供什么安慰。他们说她在为自己的儿子哭泣——年纪轻轻就被征兵到摩洛哥去了。对她来说，他无异于已经死了。

在马诺洛的酒吧，他把自己知道的情况都告诉了我——介乎于真实与异想天开之间。在西班牙管辖的摩洛哥，驻扎在当地的卫戍部队曾爆发过反对政府的起义——在梅利利亚、得土安和拉腊什。但同时，马诺洛说，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局势已经得到控制……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 [1]，这位“阿斯图里亚矿工中的屠夫”，已经从加纳利群岛坐飞机去指挥叛军了。有报道称，在萨拉戈萨、马德里和塞维利亚也发生了起义……但没事，政府已经把他们镇压下去了……佛朗哥已经死了，在海上被推翻后被捕，然后被暗杀或枪毙了……即便如此，摩尔人的军队还是不断地涌入西班牙南部……但他们再往前走一步，就会被统统宰掉的……

确实是没有什么可靠的消息。咖啡馆里的无线电收音机不是哑然无声，就是被干扰得听不清，或是报道着彼此截然相反的新闻。人们聚集在街上，仰望天空，仿佛在期待着一个什么伟大的宣言横空出世。在乡间，不出所料，四周的田野里空无一人，农民们被一种最古老的本能驱使着，纷纷涌进城镇，拖儿带女，还赶着绵羊山羊，把他们全都安置在城堡四周的城墙下。有些男人带了枪，但大多数人手无寸铁。他们把广场挤得水泄不通，背对着镇政厅，跟渔民站在一起，只是等待着能被派上用场，仿佛随时准备用自己的身体来保卫广场。没有任何上级来指挥他们；他们自发组成的只不过是某种防御工事，也不知道面对的敌人究竟是谁。与此同时，马诺洛和埃尔加托（一个新成立的工会的领导人）也开始组织什么民兵队伍。

突然之间，连警察都消失了，整个小镇无人管理：支持政府的人现在要面对的是来自内部的敌人。有人开始搜查疑为“法西斯分子”的住处。马诺洛带人在沿海的路上筑起了路障。到了下午的时候，从马拉加方向来的第一辆汽车出现了，行驶得飞快，车身全是尘土。它在路障前停了下来，马诺洛他们带着刺刀围了上去，把车门车窗撬开。几个脸色苍白的年轻人被赶出来，很快就被送到监狱去了；同时，从后备厢里，大家找到了一批步枪和手榴弹。又过了些时候，一个法国人开着一辆破旧的菲亚特出现了，车顶上系着一面白旗。他说马拉加城被烧毁了一半，街头上有枪战，他不知道谁占了优势，也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他还让我们看他车身后部那几十个弹孔。

夜晚带来了更多传闻，人们在夜幕的掩护下，带着谣言，沿着海岸公路，从周围的山岭上偷偷地溜进来。叛军控制了格拉纳达，还控制了离我们不远的阿尔托法罗。马拉加的命运则仍然是个未知数。与此同时，我们那个惶惑不安的小堡垒似乎被夹在群山和大海之间，两边都有大火在蔓延。

那天晚上镇上自发组织起来的民兵们全副戒备，力保阿尔姆尼卡不会发生起义之类的事。在对可疑分子进行挨家挨户的搜查时，还查出来不少武器，这些武器被小心翼翼地藏匿了好几个月——在酒窖的木桶里、井底下的篮子里、橱柜里、壁钟里、烟囱里。这些收缴起来的战利品就堆放在广场上，由埃尔加托带领的民兵们把守着——这将是他们在这场战争中能获得的最好的武器了。

当晚还有一些人被不由分说地抓了起来。年轻的小伙子们穿着镶了花边的白衬衫，神情优雅、随遇而安的样子，坐在过道上静静地等候。巡逻队走近时，他们满不在乎地站了起来，抬脚把烟头踩灭，在警卫的看守下潇洒地走出去。牧师也被逮捕了，我看到他一脸惊慌地被人从家里带出来，和其他人一起进了监狱。这些本地的所谓“法西斯分子”很少有试图逃跑或藏起来的。那样做已经来不及了。

“他们是有预谋的，”马诺洛那天晚上在酒吧里说，“但现在我们把他们像骡子一样拴起来了。”他看上去精疲力竭，脸色苍白，瘦得几乎像一根灯芯了。他知道巨大的流血事件即将发生。埃尔加托给他倒了些白兰地，说他要是去行刑，得喝点酒，但马诺洛只是摇了摇头。埃尔加托是个大块头，吵吵闹闹，很爱戏弄人，今晚他在开怀畅饮。“你需要火，”他说，“因为你的报复心就像是一股冰水。”马诺洛阴森森地一笑，转过身去。

这两个性情大不相同的人现在控制了这个小镇，而酒吧就是他们的总部——人们在这里进进出出，举着武器向他们致敬，报告消息，传递信息。埃尔加托说马拉加是能守住的，如果格拉纳达从北边打过来，在阿尔姆尼卡迎接他们的只会是一片刀山火海。他们最担心的是阿尔托法罗，那里沿海岸往南只有十英里，离非洲很近，很容易被当作滩头阵地。如果叛军在那里登陆，他们可以从东边包抄马拉加，那样的话，阿尔姆尼卡就会成为决定这场战争胜败与否的关键。马诺洛和埃尔加托开始在彼此面前忘乎所以，反正也没有什么确切的消息来限制他们的想象，他们感觉自己变成了身材魁梧的将军，或是调度各路纵队的皇帝，甚至是解放整个半岛的英雄。

午夜过后，我步行回家，看到一队重兵在把守着监狱，还有一队在看守着缴获来的兵器。民兵们在街上安营扎寨，蹲在摇曳的火堆周围，红色的火苗映衬出他们的脸——高高的颧骨，深陷进去的眼睛，因饥饿而凹陷的脸颊，仿佛戈雅画里描绘过的士兵们又活了过来。

第二天清晨，四辆载满了民兵的卡车前往阿尔托法罗去攻打叛军。他们身穿鲜蓝色的衬衫，挥舞着帽子，在街上唱着歌招摇而过，仿佛是去赶集。埃尔加托带队，炸药就绑在他的身上；其他的人则是三个人共用一支火枪。卡车翻过小坡之后，我们以为很快就会听到战斗的声音传来，但整个早晨却在一片寂静中过去了。

大约中午时分，一架白色的飞机从海面上低低地飞过来，绕着小镇飞了一圈，然后又飞走了，镇上的人都抬起头来，在清澈的蓝天里看到一种不祥的预兆。直到那一刻前，许多人还都觉得他们的镇子是安全的，因为没人会想起他们这个小地方；但战争之眼终于发现了他们。

整个下午都平安无事。各家各户都在街上吃饭，也许是看到大家都在，人们会觉得安心一些。强烈的阳光又像往常一样直射下来，让人睁不开眼，所有的颜色都被烧烤成灰蒙蒙的一片。人们从房子里走出来时，有一刻似乎蒸发掉了，就好像阳光把他们变成了一股热气；当他们走到阴影中时，就又不见了，如同走进了地上的一个洞。整个下午我们都在等待，那也是我经历过的最闷热的一个下午。恐惧就像一条狗，趴在街上喘着粗气，埃尔加托和他手下的人仿佛被四周的沉寂吞没了，亦或随着战事去了另外一个遥远的国度。

但战争并不遥远，夜幕降临后，它出其不意地对阿尔姆尼卡展开了第一次野蛮的进攻。一艘驱逐舰悄悄地驶入海湾，起初没被任何人看见，但随后它突然打开探照灯，开始搜索海岸。探照灯巨大的光束在海岸上来回扫动，终于照到了小镇，在黑暗中一动不动地死盯着它。突然被这样一个炫目的、不怀好意的眼睛盯着，而且从海面上照来，村民们感到一种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的恐慌。他们似乎无处可逃，无处可藏，只好跑到海滩那边去，然后呆若木鸡地站在刺眼的灯光里，对着那艘看不见的战舰举起双臂，仿佛在一同苦苦哀求着什么。探照灯在他们身上扫来扫去，他们就那样僵硬地站着，乖乖地把自己暴露得一览无余。因为并不知道面对的到底是什么，他们便只能以这种无声的姿势站在那里，听人摆布。他们的夜晚从来还没有被这样无情的灯光照亮过——无论是来自朋友还是敌人，这都是一种恐怖的光。

有一阵子什么事也没发生。那艘驱逐舰就这样躲在黑暗里，探照灯在海岸上来回搜寻。为了看个究竟，我加入到一群爬到城堡墙上的男孩里。在我们下面，可以看到整个阿尔姆尼卡镇——看到海滩上的人群、转动着的探照灯光，但却看不见光圈刺眼的正中心是什么。就在我们观看之时，探照灯开始在附近的山丘上扫来扫去，沿着海岸公路移动。突然，它发现了一辆开往村庄方向的卡车，接着又有三辆，车上全是男人。探照灯光懒懒地跟在他们后面，仿佛在护送他们回家，把他们背上的步枪照得像一根根小刺。汽车引擎声中，可以听到远处传来的呼喊声——埃尔加托的民兵们终于回来了。

卡车呼啸着进了村，喇叭刺耳地响着，然后在战舰的探照灯光里停了下来。突然，探照灯灭了，四周被黑暗吞噬。而后，一道炫目的光亮从海面上飞过来。

一片沉寂。接着，就像一根大保险丝烧断了似的，我们身后的群山发出阵阵雷鸣，隆隆雷声从一座山峰传到另一座山峰，在山谷中滚动，就像落下的是石头而不是阵雨。接着又是一道闪光，又一次爆炸，又一轮滚烫的热气。有那么一会儿，我们以为这可能是在向民兵致敬。但接着我们却听到了一颗炮弹震耳欲聋的巨响。

探照灯又亮了。我们看到海滩上的人群像混浊的浪花一样向这边涌过来。驱逐舰又开了一炮，发出的烟雾把探照灯光也遮住了，我们这时也就完全清楚它想做什么了。右边的一所房子突然颤抖了一下，往上升起一英尺，然后慢慢地像个水球似的坍塌了。河边的一堆石头和树木跳了起来，一团尘土在小镇上空飘过。

接着又响了六炮，射击停止了。整个情形有点不可思议，我们似乎完全是这些炮弹的玩物。而后，镇上因为震惊而保持的寂静开始散去，四下都是一些奇怪的窃窃私语和沙沙声，那是一大群人走动的声音。在探照灯笔直的光线里，我们看到他们跌跌撞撞地在街上走，弯着腰，哭泣着，呻吟着，父母们拖着身后的孩子，老人们摇摇晃晃地走着，有的还摔倒在地。

镇上的人都向小山那边跑去，四下寻找一小块可以藏身的暗处，这时我们看见一艘小船从海岸蹿了出来，里面蹲着两个人，他们弓着身子，拼命划桨，向那艘军舰划去。

轰炸就这样结束了，结果发现战舰是自己人的。刚才发生的一切只是战争中一次不幸的失误，敌友混淆了。船长表示了歉意，军舰起了锚，悄悄地驶离，留在身后的是被损坏的房屋、街上几具横七竖八的尸体，镇里的大多数人都四散在山坡上。

第二天早上，太阳出来之后，阿尔姆尼卡完全变了个样，每个屋顶上都飘荡着旗帜，红色、黄色、橙色、紫色，大大小小的布头都被匆匆地剪成方块，用木棍挂起来，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我们属于哪一边。甚至连“法西斯分子”的房子，也在那天早上披挂上了鲜红色，赌场、银行和教堂更是如此。显然大家都觉得，既然连一些过路的朋友都说不定会兵戎相见，大打出手，那还是谨慎一些为好。

但奇怪的是，这个小镇像是被夜间的大火洗涤一新。我没听到有人对这艘战舰进行指责。尽管出现了废墟和死人，但人们似乎就这么接受了被野蛮地、而且是莫名其妙地狂轰滥炸一番的事实，把这看作命运的打击之一。经过这番磨难，阿尔姆尼卡不但没有畏缩，反而变得宽宏大量许多。人们现在可以炫耀自己的伤口，他们闻过火药发烫的气味，与黑森森的炮口对视过，也确实知道自己还活着。另外一件让人们感到心满意足的事，就是那艘驱逐舰是自己人的，而且出色地显示出了它的威力。

我们后来才知道，昨晚是埃尔加托和市长叫停了炮击，他们是当时唯一保持了清醒头脑的人。他们沿着探照灯的光线把小船划了出去，去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船长解释说，他只是把这些村镇搞混了，把我们错当成叛军控制的阿尔托法罗。此外，他还以为卡车上的民兵是在进攻而并不是回家，他只是想帮个忙而已（事实上，埃尔加托的冒险经历本身也可以说是够狼狈的；他们两个人慌忙中连弹药都忘了带）。

现在，既然阿尔姆尼卡打出了革命的红色旗帜，那个上午发生的事情也就越来越多。就在这天，农人和渔人们公开地接管了整个小镇，收缴了可疑分子的房屋和富人们空空如也的庄园，并把他们关于未来的崭新计划涂写在墙上。“这里将是未来的托儿所。”“这里将是文化馆。”“这里将是妇女疗养院。”“工人，请尊重这所农业科学馆。”“这里将是一所女子培训学校”……每一个粗体字都用红色精心地书写，记录着一种短暂而天真的欣悦。当人们聚集在街头读起这种种关于未来的规划时，又有谁能想到，时过境迁之后，这些天真的希望会被人视作不可思议的狂妄？

与此同时，民兵们集结在一起，准备对阿尔托法罗发动新的攻击，并没有因为昨天的失败而垂头丧气。他们衣衫褴褛，在广场上排队站好，用裤子擦着枪，一群睁大眼睛的狗和孩子在一旁看着。马诺洛和埃尔加托穿着蓝色的工装长裤，在队伍中走来走去；马诺洛脸色苍白，神情严肃，埃尔加托声音洪亮，兴致勃勃，用惊悚的笑话跟大家开玩笑。这些民兵们像个杂牌部队，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有面色开朗、傲慢不羁的年轻人；还有一排十几岁的少女，她们的武器是手榴弹，没有人敢跟她们开玩笑。

快到中午的时候，民兵们爬上敞篷卡车，沿着海岸公路颠簸着离去，他们笔直地站着，举起胳膊行军礼，镇定自若，但却不唱歌了。我们看到一团白色的尘埃升到山坡上，在凝滞的热气中悬于山脊之上，一动也不动。他们走后，全镇上下都陷入了一片混沌之中，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我走进酒吧坐下，感到像是失去了亲人一般，浑身无力，仿佛一个大好的时机被人夺走了。我眼看着那些沉默寡言的男人，还有身材矫健、嘴唇紧闭的女孩们，沿着大路走向一场战争，在火热的天空下进行一场生死搏斗，这一切都带有英勇献身的色彩。那种年轻人特有的肾上腺素使战争显得轻而易举，它也欢迎他们的加入，这使我情不自禁地想去阿尔托法罗。那我为什么没一起去呢？倘若我真的想去的话，并不会太困难的。马诺洛会在一瞬间就把这件事安排好的。但我还是止步不前了，如同我不想介入一些家庭琐事，因为我仍然不清楚自己是否是其中的一员。

在走回住处的路上，我发现一个名叫艾米利娅的邻居在街上跑来跑去。她的哥哥刚被当作间谍抓了起来，所以她正在大庭广众之下尽情地表达她的愤怒——对他，而不是对当局。她不怀疑他有罪；他这样做是为了钱；他从来就是个坏蛋，一个流氓。她终于可以把这场战争归罪于这个人了，很实在具体的一个人，就在自己家里。“把我哥哥还给我！”她叫嚷着，双手像爪子一样张开，在空中抓着什么，仿佛要勒死空气一般。“给我一点点时间，看我不把他挤瘪！”

她气得有点疯疯癫癫的，衣衫不整，跑到监狱那里，用拳头敲打着铁栏杆。“吃蛇的怪物！”她嘶叫着，“玷污母亲的人！给我一支枪，我会亲手毙了他！”卫兵们看着她的滑稽动作，觉得好笑，但没有把她赶走，反而是悄悄地把大门打开来。艾米利娅消失在屋里，当我们一小时后再见到她时，她已经心平气和地坐在自己门前的台阶上抽烟了。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们听到远处传来的枪声，就像山里的豆荚一样噼啪作响。这一天极度地安静，枪声传到耳朵里，几乎都可以听到空气被挤压出去的细微声音。大约四点左右，又出现了两艘军舰，缓缓地朝东边驶去。埃尔加托曾夸口说他们会来；他说是他通过无线电安排好的，但是没有人相信他。现在，这两艘船沿着海岸平稳地移动，然后在六英里以外的地方抛锚停航，船尾朝岸排好，正面则对着隐藏在海岬后面的叛军港口。

镇上的人又一次挤到海滩上去看热闹。黄昏朦朦胧胧的，多彩得像是孔雀开屏；精致的色彩在海面和天空中缓缓流淌，像油一样融化在一起。军舰低低地躺在远处的地平线上，像飘浮的叶子一样纤细，像周围的空气一样若有若无。灯光闪亮起来，阳光在金属上闪闪发光，沿着船舷有小小的火光飞过，像眨着眼的火焰，突然在空中发出耀眼的光芒，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对阿尔托法罗的炮击开始了；奇怪的是，最初并没有声音，炮击的力度因为炎热和距离而减弱了。过了一会儿，爆炸的声音才传过来，浑圆，空洞，沉闷地在水面上跳跃着。

镇上的人们默默地看着，没有什么激动的样子，反而带着几乎是病态般的同情。炮弹开始击中目标时，海岬后面传来了含混低沉的震动。炮击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然后两艘军舰突突地开走了，在空中留下一股浓烟，像一张油腻的黑色棺布，慢慢地升上天空，在暮色的山丘上稀稀拉拉地蔓延开来。

炮击过后很久，夜幕也降临了，过了一阵之后，人们仍在岸边徘徊，一个个神情恍惚，身体僵硬，奇怪地沉默着，只是朝东边盯着看。他们似乎又一次尝到了烟雾和硫黄的味道，感受到了他们熟悉的炮弹的能量，但这一次，那些炮弹发到了别处，而且是以他们的名义把恐怖降落到另一个地方。

然而那并不是一次胜利；那天晚上的海岸上并没有赢家。阿尔托法罗并没有被摧毁，甚至也没有投降。当民兵们在午夜时分返回时，没有人唱歌或高呼欢迎。在无声的悲痛里，人们把那些受了伤和受了惊吓的，把奄奄一息的和已经死去的人从车上抬了下来。马诺洛不见了，埃尔加托一言不发地走开了，拖着他的步枪，像拖着一条断了的腿。肯定是出了意外，民兵们最初拿起武器时没预料到的意外发生了。

在路灯的灯光下，在哭泣和咒骂声中，原本极其简单的事情真相被揭开了。那天在阿尔托法罗发生的大屠杀，还有军舰所展示的笨拙和无能——它们射出的炮弹似乎全落在空地里，没有任何伤害力——又一次揭示出，战争中的人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愤怒、口号、信念，亦或一个名正言顺的参加战争的理由。那天晚上，镇上的人们意识到了一点（实际上，这也不是他们历史上第一次产生这种意识），那就是，人民的军队也可能被打败。

第二天早上，他们炸毁了沿海公路上的桥梁，从种种迹象来判断，我们与外界的交通就此切断了。在阿尔姆尼卡，这天的空气里弥漫着紧张和耻辱，带来的后果是不时爆发的不可理喻的暴力行为。我走到镇上的咖啡店去打听马诺洛的消息，却看到镇里的小赌场被洗劫一空且被付之一炬。

小赌场是一座廉价又艳丽的建筑，仿冒摩尔建筑的风格，却是镇上居民群体自豪感的一个象征。尽管喜欢它夸张的华丽，但他们还是围着它，野蛮地把它拆得七零八碎。我赶到现场的时候，赌场已经是一片狼藉，只剩下一堆支离破碎、黑魆魆的残骸。一群男女围着它站着，嗅着缭绕而起的烟雾，踢着破碎的家具。一架大钢琴躺在大街上，几条钢琴腿朝天伸着，像一头烤牛一样缓缓地燃烧；一种狂欢过后的阴郁，夹杂着心酸和凄凉的悲伤，笼罩了整个场面。

民兵们完全是无精打采的样子。再也没有人说要回到进攻状态，或是对阿尔托法罗再次发动攻击。卡车在阳光下烘烤着，整个漫长的下午，人们都在争吵不休，或者干脆睡觉去了。

那天晚上，马诺洛回来了，是沿着海岸一路走回来的。他像幽灵一样悄悄地走进酒吧，脸耷拉着，衣服滴着海水。整个晚上都在喝酒或是打盹的埃尔加托，这时候咕哝着站起身来拥抱他。

他们站在那里，两个首领，一大一小，僵硬地拥抱在一起。

“你去哪儿啦？”埃尔加托问道，“我们不想把你留在身后，伙计。但我们当时得撤，你懂的。”

马诺洛点着头。

“我看见你们走了，”他说，“我把自己埋了起来。伊思德罗就躺在小巷的对面。当他们找到他时，他还活着，他们割断了他的喉咙。人都散了以后，我就走进了海里。”

“桥没了吗？”

“没了。我向法罗那边游去——然后从悬崖那边过来。”

“那两艘船呢？”

“你也看到它们了。看到它们做的好事。”

“我们还能回去吗？”

“跟这伙人在一起，永远也回不去了。”

埃尔加托给马诺洛倒了一些白兰地，然后把身上的弹药带脱了下来，扔进一个角落。酒吧里笼罩着一种精疲力尽的气氛。马诺洛说：“我们还没开始就完蛋了。”他的同伴们默默地坐在周围，盯着光秃秃的墙看。埃尔加托又睡着了。

大约午夜时分，我们接通了塞维利亚广播电台，听到了奎波·德拉诺 [2]在塞维利亚陷落时的得意忘形。这个叛军将领喝醉了酒，每一个含糊不清的、打着嗝吐出来的词都像是给民兵们的一记耳光。基督胜利了，他咆哮着说，靠的是上帝在西班牙的军队，总司令佛朗哥是这支军队的神圣领袖。社会主义的犯罪分子们把他们的肮脏散布到了全国各地，但正在被正义之军穷追猛打。他命令工人们投降，回去工作，否则他们和家人会被统统枪毙。上帝的军队是仁慈的，但如果有必要，西班牙将被清扫一空。“西班牙万岁！圣母玛丽亚万岁！”

“这是真的了。”马诺洛说。他因发烧而浑身打哆嗦，但在竭力保持清醒。他说，叛军正有条不紊地从非洲集结兵力，每天都把数千摩尔人用飞机运送过来。“信仰天主教的国王最先把摩尔人赶出西班牙。现在天主教的将军们又把他们带回来了。我们能做些什么呢？什么也阻止不了他们。我看这场仗已经打完了。”

那天晚上走回家时，我并不知道马诺洛的判断是错误的，实际上，漫长的战争才刚刚开始。而当我上床睡觉时，我也还不知道，我在西班牙的时间只剩下几个小时了。

第二天早晨我醒来时，海湾里又来了一艘军舰，而且下了锚，在阳光下轻轻地摇晃，睡眼惺忪地横在水面上，军舰甲板上的遮阳棚都打开了，但舰上的枪炮却盖得严严实实的。我和我的英国朋友正在阳台上吃早饭，隔着棕榈树顶，漫不经心地看着军舰。船上似乎什么动静也没有，村庄也灰蒙蒙地躺在那里，四周一片寂静，似乎预示着又一个闷热不堪的日子。

这时我们听到街上传来急促的脚步声，还有一阵响亮的敲门声，接着一群妇女和孩子们涌进屋子里来。她们跌跌撞撞地走上楼梯，兴奋地叫着我们的名字，为首的是满脸通红、头发蓬乱的艾米利娅。

“赶快！”她喊道，“什么都别管了——你们得救了！你们的国王派来一艘船。他们在海滩上等着，来接你们回家。上帝作证，还有谁比你们更有福气呢？”

他们把我拖出房子，一路赶着我去岸边，不耐烦地叫我快点走。“跑啊，快跑啊，洛伦佐！你的朋友，海军上将正等着你呢！”女人们围着我跳来跳去，像一群青蛙。

果然，一艘军舰的小型快艇被拖到了沙滩上，由脸颊绯红的英国水手们把守着。一位穿白色军装、相貌英俊的军官——他一直在酒店里打听我们的消息，走下阶梯，并做了自我介绍。

他说，不要惊慌，英国皇家海军已经从直布罗陀派来了一艘驱逐舰，准备接回任何可能被困在海岸上的英国人。我们能在一小时内准备好吗？情况有些紧张。不巧的是，只能携带个人行李……

我一年的冒险就这样突然结束了，长长的手臂从故乡那边伸过来拉住了我。在海湾里摇晃着的驱逐舰，就像一个系着围裙的保姆，而那个军官则像一个耐心的哥哥。他责任感极强，很宽容，但也觉得这事有点无聊，他来这里的任务，就是把我们从异国他乡的险情中解救出来，为的是捍卫我们护照上刻写着的与生俱来的权利，同时也是预防我们做些傻事。

当然，他说，去留由我们自己来决定。如果我们愿意的话，也可以留下来看情形再决定下面怎么办。但他不能保证他们还会再来，因为内战正在蔓延。他的船长建议我们现在就走。

我知道我得走了。我无法抵挡这个场面带来的荣耀感——政府能采取的一切救援手段，都被如此慷慨地调动起来等待着我们，村民们满脸期待地围挤在四周。实际上，是他们的面孔催促我下了决定，因为那些面孔早就为一场隆重的告别做好了准备。既然英国的国王派了一艘军舰来接这个待在旅馆的小提琴手和他的朋友，那他们的离开就是必然的事，并且还是个很值得一看的场面。

无论如何，阿尔姆尼卡已经成了限制我行动的泥沼之地，我本就一直在想办法离开这里，计划之一是到一艘渔船上去打工，到马拉加或是非洲去；但私自行动的幻想现在被海军的仁慈淹没了。我回到房子里，开始收拾东西。

写小说的英国朋友已经收拾停当，他的行李是一箱子书和报纸，一包日光兰的根和一桶白兰地。艾米利娅和她的邻居们忙着在房子里来回穿梭，一边争抢着把床单和一些家具据为己有，一边泪流满面，不时地用胳膊搂住我们，说我们会在他们的生活中留下一个多么巨大而无法填补的空洞。

终于，一大群兴高采烈的人，悲叹着我们的离去，吵吵嚷嚷地把我们俩护送到海滩上，把我们的东西扔到水里，哀求着我们不要离开，然后把我们抬上了快艇。水手们跟着我们跳上快艇，一刻不停便开动马达，几十个人的手一齐发力，将我们坐的快艇推到水里。这时小说家的一个年轻朋友绝望地喊叫起来，扑倒在我们身后的海水里，泪流满面地在水中扑腾了几下，然后被他的同伴们拖回了岸边。

就这样结束了，完结了——属于西班牙的沙哑回声慢慢消失在远方。我们朝驱逐舰驶去，它也渐渐变得越来越庞大，原来竟是这样一艘让人震撼的大军舰；回头看去，阿尔姆尼卡在刺眼的蓝色太阳光下向后倒退，它的轮廓一点一点地变化着。白色的房屋、灰色的沙滩、银色和橙色的岩石，因为一大群围观者而变得黑压压的。全村的人都出来见证我们的离去，站在海湾周围一条长长的黑色泥地里，隔着水面挥手呼唤，还有好些人在沙滩上跑来跑去。他们挤在海边的样子，给人一种绝望的、几乎是不祥的感觉，仿佛他们害怕的是身后的陆地。

快艇来到了在海面上等候着的驱逐舰下边，水手们很利索地把我们从通道带到甲板上，在那里迎面看到的是一排向我们敬礼的军官——这是个迷人、庄严，又有些出人意料的小仪式，他们很宽容，不在乎我们那潦倒不堪的外表。我看见我的小行李包被人从舷梯口接力传递上来，而后被小心地堆放在后甲板上。船长像举办乡间聚会的绅士那样风度翩翩地和我们握手，表示欢迎，还为我们在下级军官的船舱里准备了房间。

待我们上船安置好，驱逐舰便精神抖擞地发动起来，敏捷地转了一个大弯，直朝海上开去。这是一艘造价数百万英镑的舰艇，动力充足，船员一共有一百三十人之多，引擎每分钟不知道要耗掉多少燃料，而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救出几个英国流浪汉！此时已是中午时分，甲板上的遮阳篷哗哗作响，一望无际的海水呼啸而过，军官们在楼下徘徊，准备午餐前的饮料，小说家已经开始打字写作……

但我留在了甲板上，回头注视着阿尔姆尼卡在视线中一点点退远，西班牙渐渐消失在海平线后面——所有的喧哗都消失了，如此突然地离我而去，我一年的生活，就这样在几个小时内完结了。我看见那长长的坚硬的海岸，我曾一步一步走过的海岸，变成了天际线上一块铜色的岩石。在那后面，锯齿状的山峰参差不齐地爬升上来，高悬空中，又跌落下去——在离去的那一瞬间，它们的存在让我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就像一双瘦骨嶙峋的手将我紧紧揪住。海水造就的距离把我隔开，让我感到安全，也只有在这时，我似乎才开始真正认识这个国家，闻着它的滚滚尘土、田野里熄灭了的灰烬、变酸了的酒的气味、开始腐烂的动物内脏，闻到焚香柱的香气、兽皮的刺鼻味道、男人们胡椒味的皮肤，以及发烧的孩子们病态的气息。

在离它们而去的那一刻，我再一次看到了那金黄色的大平原，那干旱而神秘的空旷。每天早晨，太阳都像一个屠夫般在那里升起，在每个黄昏留下血红色的夜幕。我能听到人们说话的声音、哭喊的声音、说着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的声音，抑扬顿挫地从这个山脉传到那个山脉；我还能听到吉他流水一般的声音，一滴滴地落在水上，溶解着一个个无聊的午后；还有那几乎要把耳朵划破的铿锵的歌声，从孤独和无法满足的欲望中吼叫出来；我能听到小伙子们被扼杀了的诗歌、姑娘们无法表达的贞洁，还有被拴住的牛羊发情时的暴烈嘶吼。

我在那个国家所知道的一切——或是不知不觉中所感受到的一切——似乎在那一刻全部降临到我的身上。我十二个月的旅程就这样完结了，消失了，根本来不及让我感受一下其中的意义。西班牙于我渐行渐远，最后终于成为地平线上一道闪电般的光芒。我把西班牙遗落在那里了，遗落在铜色云朵的笼罩之下。

一位军官走到甲板上，递给我一杯饮料，说：“不好意思，就这样打断了你的假期。”后来，一架德国飞机从我们头顶飞过，沿着海岸探头探脑地飞行，铮亮的机舱上画着黑色的纳粹万字旗。欧洲其他一些国家正在悄悄地向西班牙包围，向着这个落后的、长期被人忽视了的国家聚集而来。

[1]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1892-1975），西班牙内战期间推翻民主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军队领袖，西班牙长枪党党魁。1936年发动西班牙内战，自1939年至1975年，对西班牙进行独裁统治长达三十多年。

[2]奎波·德拉诺（Queipo de Llano，1875-1951），西班牙内战时支持佛朗哥的军事将领。

第十二章 尾声

回到英国时是8月，正是银行放假的日子，整个国家都沉浸在那种典型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休憩状态里，大家都把脸埋在旧报纸里，在打了结的手帕下打盹。

我回到格洛斯特郡的老家，再次看到高高的草丛和树上浓密的树叶，感到很是惊喜。但和家人在一起的欢欣，以及浪子被宠爱的传统习俗，很快就被一种无所适从感所代替。我离家已有两年之久，但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更加睿智一些。我已经二十二岁了，却还是稀里糊涂的，对一切仍然抱着天真的态度，但我已经开始意识到，我回来得太早了。

西班牙的战争，并不是我在南方安达卢西亚地区一个小村镇里所看到的那样有限。当我从报纸上了解到更多的信息——知道这场战争的规模以及含义时——我的内心不由产生了一种背叛的感觉。

跟很多与我同年的年轻人不同，对我来说， 30年代的西班牙代表着最后一个机会，在那里还有可能看到一场富有浪漫色彩的政治运动。我其实并没有有意识地去追求这种浪漫主义，或是把它作为自己的使命，仅仅是因为碰巧在那里，所以很偶然地目睹了那个场面。但现在我开始感到不安甚至羞愧，因为在这些事情的后果即将对我们产生影响之际，我竟然如此轻率地抽身而去。我想我至少可以给自己第二次机会，尽快回到西班牙去。

那是一个躁动不安的夏天。我身无分文，没有可以找的关系，也完全不知道该怎样谋生赚钱。西班牙远在千里之外，而且被那些声称持不干涉主义的伪君子们所封锁。如果我此时没有堕入爱河，很可能就放弃了自己的想法，但正是这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深刻的感情经历，使得我对当时的处境更加难以忍受。

对我来说，这一切跟某种关乎荣耀的自我幻觉有关，无疑是自己的某种矫情，同发生的事本身并无关系，跟那个女孩也无关。一天晚上，我把我的计划讲给她听，她坐在那里，用手指卷着头发，她那猫一样长长的眼睛紧盯着我的眼睛。她根本不为所动。别的人可能需要一场战争，她说，但你不需要，你在这里已经有一场战争了。她露出美丽的小牙齿，伸出爪子。像我这样的英雄主义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我愿意牺牲自己去完成一项事业来博得她的赞赏，她可以随时提供一个。

当然，我试图说服她，说我是为了她而去做这件事，但这并不是真心话，这一点她也知道。尽管如此，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的感情纠缠驱使着我离开，那是一种过于纵情和自我满足的感觉，这种感觉来自于太容易就到来、近乎于不劳而获的快乐。当然也有某种负罪感：她是已婚的人，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很富有，还有一种咄咄逼人的美，在感情上极其慷慨，但也忌妒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她在爱情里付出的，远比她得到的要多。一连几天几夜，我们翻来覆去地争论着，夹杂着绝望的拥抱，最后以相互勒索的威胁和痛苦的眼泪，以“去吧，你再也见不到我了……”的哭诉而告终。

靠着另一个朋友的帮助，我终于在秋天离开了伦敦，沿着法国往南，朝着比利牛斯山脉的方向走去，当时心里的计划是，只要时机合适，就走进山里，独自穿越边境地带。当我到达比利牛斯山的时候，那里下起了雪，看上去灰蒙蒙的，给人不可逾越的感觉。即便如此，我也从未怀疑我能穿过这座山脉。这时冬天正像斗篷一样从四面八方笼罩下来。

当我一边在海岸附近等待，一边心不在焉地做一些准备工作时，这个女孩突然又出现了。她是从英国开车过来的，但并不是为了进一步劝阻我，而是为了给我一个星期，做充满激情的告别。这也意味着一个星期的歇斯底里——我们在破旧不堪的小屋里拥抱，在海边沾满盐的草地上拥抱，凝视着被风吹动的海水，听巨大的雷阵雨云在远处的群山间缓慢地旋转。

我们之间并没有产生更多的质疑和争论；群山一直都在眼前，女孩也说得很明确，她认为我是在走向死亡。我们的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仿佛我们接受了这一刻就是结局，并希望彼此就此毁灭。

跟她分手之后，我搬到了离比利牛斯山脉只有十二英里的佩皮南 [1]小镇。有人告诉我说，佩皮南那里聚集了大批西班牙政府的特务，他们急需招募志愿者，然后把他们派到山那边去。特务显然是有的，但他们也显然认为我是个靠不住的人，因为我的靠近不是受到阻挠，就是被婉言推脱。当我提到国际旅 [2]时，那位西班牙领事很有礼貌地说他并不知道有这样一个机构。他谢谢我的好意，但也明确地表示他不会允许越境旅行，这种悠闲自得的旅游是不可想象的，也是违法的。他还说，眼下的战争是内部事务，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但如果我真想帮忙，那我就应该回家去。

我在镇上待了几个星期，也没能突破这堵模棱两可的墙，最后终于意识到我得自己去冒这个险。南面的比利牛斯山脉，在冬天凛冽的冷空气里显得小了很多，不再是那么高不可攀。于是在12月初，我搭上一辆公共汽车，去了山脚下的小村镇塞雷特，在那里的一个旅馆里度过了最后一个舒适的夜晚。第二天早上天一亮，我就离开了仍在沉睡的村庄，沿着山中小道走去。

我往上走着，在我身后，山脚下那些起伏的丘陵一步步向小镇佩皮南和大海的方向退去，而在我面前，满眼都是东比利牛斯山的陡峭磐石，阳光在磐石的最高点上闪烁。我只有大约八个小时的日照时间，但对要走的线路却不太肯定，只知道应该往上走，越过山峰，然后再向南。现在是冬季，这可能是对我唯一有利的条件，而那晴朗明亮的天气确实是让人高兴。

这条山路在冰层覆盖的岩石中急剧上升，很快我就发现了攀爬的艰难。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为这次出行做准备的，有用的东西没带，带的一大堆东西又根本没什么用：比如说没带地图，指南针，也没带帐篷和可以铺在地上的毯子；反而是带了一个帆布背包，里面装满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书籍和报纸，还有我的小提琴、可以折叠的相机、一个平底锅。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带着这些东西来爬山，唯一的理由就是，这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所拥有的一切。

在那个漫长而晴朗的早晨，我艰难地沿着山路往上爬，一路上被凛冽的北风吹得东摇西摆。最高峰卡尼古耸立在我的右前方，像冰山一样漂浮在灿烂的天空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因为没有指南针，我可以把它当作一个路标。到中午的时候，我已经爬到了三千英尺高的地方，但是脚下的羊肠小道越来越崎岖，因此我决定彻底放弃这条路，直接向山上爬，这时卡尼古峰仍然在我的右边。

山路被冻得既滑溜又坚硬，我双膝跪地跌跌撞撞地爬着，双手抓着岩石和冻僵了的草丛。到了下午，尽管天气寒冷，我却已然汗流浃背，在一个个斜坡上打着滑，手忙脚乱。但是现在我已经上升到了很高的地方，脖子后有一种针刺感，觉得整个法国都在我身后迅速地消失。我在海拔只有二百五十英尺的地方出生和长大，因此根本不习惯如此令人眩晕的高度。

突然，大气中出现了一些不祥的变化，我感到了一股格外刺骨的寒冷，一道奇怪的闪光，阳光也骤然间苍白了许多。低头往下看时，山麓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旋涡状的雾气。卡尼古那闪亮的峰顶开始像灯塔一样忽隐忽现，不时被奔腾的云层遮住。然后，随着风突然扬起，并发出一丝尖细的哀号，我第一次感受到了雪打在身上的刺痛。

就在前一刻，我还在一片灿烂的阳光下爬山；转眼之间，整个世界都消失了。狂风中我头朝下，双膝跪地，紧贴着一块岩石。一阵阵雪在我周围疯狂肆虐，玻璃粉一样刺破我的眼帘，穿透我的衣服。暴风雪越逼越近，疯狂而又无情地向着山峰横扫过来。

有一段时间，我缩成一团，把自己抱成一个球的形状，不顾一切地紧贴着一块背风的岩石，以免被风吹得不知去向。我弯腰伏在那里，下巴靠着膝盖，让暴风雪从我背上刮过；这时我开始问自己，跑到这里来到底是要做什么。在我家乡夏季的田野里，在她那散发着香奈儿芳香的床上，我曾那么得意地吹嘘自己，可为什么我此刻要跑到法国来，在冬天的暴风雪里，一个人孤零零地趴在山顶上动弹不得？还没跨过边境就被冻死，这可不是去参加一场战争的方式。我觉得没有必要继续待在那里，于是开始往前挪，用四肢在地上慢慢地爬行。横扫过来的大雪把距离、方向、动作和平衡等都胡乱搅合在一起；我可能往前走了半英里，或者仅仅是几码，但却无法知道真实情况到底是怎样的。我记得的只是眼前发亮的大地，几乎让我想起儿童时代的那种全身湿透的快感，还有冻伤出现前让人忘乎所以的温暖。

就在这时，完全出于那种可遇不可求的巧合，我发现了一个用石头堆砌起来的简陋小屋，尽管在当时觉得这个巧合似乎是应该发生的事儿。小屋有一半掩埋在废墟里，里面除了干草什么都没有，但在当时它可是救了我的命。我在屋子里躺下来时，能听到外面的暴风雪在改变速度，发出几乎是超音速的尖叫声；我一动不动地躺了几个小时，缩在干草堆里，慢慢地，痛苦地等着冻僵了的身子一点一点地暖和过来。

天渐渐黑了下来，我有点昏昏欲睡，心里的痛苦也减轻了一些。风的咆哮逐渐变成一种不断的哀鸣，就像是一架电动机的声音，竟然有着催眠的效果。一种让人浑身惬意的舒适涌上来，我仿佛能感觉到羽毛一样轻柔的雪花在外面聚集，形成一道道又深又轻的雪之山脊；这种让人安心的无形存在，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也覆盖了山中那裸露的岩石。我此时已是筋疲力尽，冻得迷迷糊糊，不能动弹，甚至连点火的力气都没有。我躺在那里，闻着干草湿热的气味，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暴风雪过去了，太阳又明晃晃地照射。我从黑暗的小屋出来，发现那座山已经改变了模样——树木、岩石和灌木丛都被厚厚的白雪覆盖着，散发出一股清新的味道，就像淀粉一样。山下面的法国村庄已经不见了，往上的斜坡蜿蜒伸向远方，平滑而明亮，上升了几百码之后，便在一线清湛的蓝色天空那里消失了。

我离开过了一夜的舒适小窝，又步履蹒跚地爬了大约一个小时，一路上穿过无数的雪堆，脚下看不见的岩石把我绊倒，鞋子湿乎乎的，滑得整个人东倒西歪。这是一场漫长而寒冷的挣扎，而此前我没有吃任何东西，幸运的是，我还能走动。然后，突然之间，不需要再爬坡了，斜坡变平了，到头了，天空急剧地向下伸展开去——我来到了山脊的顶端。

比利牛斯山冰封的顶峰沿着东西方向延伸而去，阳光下就像墙上的碎玻璃一样闪闪发光。而在我面前，往南，我已经能够看到我这次专程来看的景色：一排排阶梯一样的山岭，组成了广袤的西班牙的大地……

但我还没有翻过高山，前面还有一个山脊要翻越，中间横亘着一个纵深的山谷。我能看见一条黑色的冰冻的小溪，在我下方一千英尺左右的地方蜿蜒流去。我需要做的是先爬下去，然后再爬上来。

但穿过这一英里宽的峡谷，花了我整整一天的时间——委实是一次垂直上下、无路可走的爬行。阵阵的飞雪和凛冽的寒风抽打着我，我一路跌跌撞撞，摸爬滚打，除了一个男孩和一只牧羊犬之外，什么也没遇到，而那个男孩和牧羊犬在看到我时拔腿就跑了。快到傍晚的时候，天气冷极了，我的眼睫毛上结了一层霜；第二个山坡正爬到一半时，我看到了一条小山路，这是我两天来第一次看到的山路，在树林中幽暗地延伸着。我坐下来盯着它看了一会儿，但什么也没看出来；这可以是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一条捉摸不透的小车道，一半是泥巴，一半是石块，就像一个无名农民的脸。

但黑夜已经来临，我饿得浑身无力，也不敢想象在山上再过一个夜晚。于是我想最好是沿着这条路走，看它能把我带到哪里，即使是碰上边防哨兵也没关系。小路往上绕了半英里，穿过一片松林，不久我便来到了一片空地上。我看到了屋顶、教堂和村子里的一簇灯光，然后闻到了热黄油的味道，于是便知道我还在法国。

除了一匹蹒跚的马和几只低吼的狗，村里的街道上空无一人。一些低矮的木屋，屋顶是用蕨类植物盖上去的，看上去像西伯利亚一样贫穷；在街上走了没多远，我看到一家咖啡馆，灯光从被热气模糊了的玻璃窗后温暖地流淌出来。我推开门，走进一个嘈杂的房间，里面全是穿着羊毛大衣的小个子男人。他们在看到我的时候都僵住了，好像我开门放进来了一阵大雪，他们的谈话也就此戛然中断。

在他们眼里，这个来到酒吧的人，是怎样一个经得起折腾的怪兽？他披着毯子，戴着皱巴巴的帽子，像冬天夜里的鬼魂一样游荡，眉毛胡子全都被冰冻得白花花的。屋子里没有人动弹一下，也没有人说话，只有酒吧后面的那个老妇人站在那里，但当我走近时，她却倏地一下消失不见了，接替她出现的是一个挺着大肚子的男人，他把身前的一圈酒瓶摆得像一道护身的围墙。

我问他能不能买点什么吃的东西，他转身向屋子里把我的问题重复了一遍，停了一会儿之后，便向一张空桌子那边点了点头。我瘫坐在椅子上，不一会儿他给我端来了一碗汤，就像是焦油和洋葱煮在一起的混合物。当我吃东西的时候，屋子里的男人们都盯着我看——一排排亮晶晶的小脸，裹在衬着羊毛的齐耳高的衣领里。一些人不动声色地搓洗着多米诺骨牌，还有一些人一脸神秘地互相眨眼，大家似乎都在等待着什么事情发生。

终于，他们中的三个人一起站了起来，走过来坐在我的桌子旁边。他们的声音低沉而神秘，其中一个还给了我一支烟。他们说我不一定要回答他们的问题，但他们想知道：我到这里来到底是做什么的？我来自佩皮南，不是吗？最近有人在那里看到我好几次；几天以前，在塞雷特，也有人看到过我。每年的这个时候，山上的生活都很艰难。所以我不必介意他们的好奇心。

他们是一个奇怪的三人小组，但似乎并无害人之心。其中一个看上去像个昏昏欲睡的小丑，另一个留着卡尔·马克思式的胡子，过分地浓密和花白；第三个则很瘦，像一根饱经风霜的木棍。但是房间里的温暖、热汤，还有他们礼貌的关心，都在鼓励着我去赌一把。于是我告诉他们我要往“南方”去。我在那里有朋友，我说我想加入他们，就这样。他们又问了几个问题，然后那个胖胖的小丑笑了。“那好，既然你已经走了这么远……”他说了一句。他要了些白兰地，给我倒了一杯。“伙计，喝点吧。你会需要它的。”

我真是很幸运。当时很有可能出现另一种局面，那样我就会很不光彩地重新回到佩皮南。但我似乎正好碰上了那些能够帮我忙的人：这是一个由边境地区的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令人自在的小团体。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觉得可以信赖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认为我值得帮忙，但显然他们已经做了这个决定。三个男人把头凑在一起，进行了简短的讨论，然后那个瘦子看了看表，点了点头。“我们得走一个小时，”他说，“等你准备好了就走。最好在月亮升起来之前走。”

他站起身来，用一条围巾围住他细长的脖子，就像是包扎一根水管一样。另外两个人帮我把包背上，又给了我一些白兰地，为下面要走的路程垫底。店老板还拒绝收那份汤的钱。终于，瘦子男人说了声“走吧”，推开门，一阵雪花飘了进来，于是我们便离开了咖啡馆，身后是一片低低的善意的告别声，还有用高昂的政治口号表达出来的致意。

到了街上，我的同伴飞快地瞥了一眼天空，把手里的香烟捻灭了，把衣领也竖了起来。“靠近点，什么也别说。”他低声说了句，然后就转身快步走进了一条狭窄的小巷。我紧跟在他后面，几乎是立刻就走出了村庄，开始沿着一条陡峭崎岖的小路往上爬。那人跑在我前面，像小羊一样跳跃着，敏捷地从一块岩石跳到另一块岩石。朦胧的星光里，我能看见他高高瘦瘦的身影跳上跳下。他似乎完全没有想到要回头查看一下，看看我是否还跟在他后面。

这对他来说太容易了，我这样想：他本来就是为这些大山而生的人，而我是在低矮的山坡上长大的。他的腿长，我的腿短——而我还扛着二十磅重的行李。我尽力不落在后面，但他还是很快地就走到前面去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拉得越来越远。我真想大喊一声：“等一等！”但这似乎又不太恰当。于是我只好轻松地吹起口哨，想借此放松一下。

口哨终于让他停了下来。我追上他时，他坐在一块岩石上，不耐烦地等着我赶上来。“别吹了，”他低声嚷道，“到了那边再吹吧。现在不是吹口哨的时候。”但我对能有这次休息和谈话的机会已经十分感激了。我问他是否经常爬这座山。我一定是疯了，他说，这是第一次，老天作证，他已经后悔了。

他又开始往上爬，我还是气喘吁吁地跟在后面，汗水顺着胳膊和腿往下流。呼啸而至的风吹来一阵阵干巴巴的雪，打在脸上，像一把一把的米粒。我觉得自己被一场超出我的控制能力的竞技吞没了；我一直以为这就是我要做的事，但现在却开始怀疑自己能否坚持到底。我的同伴根本没考虑这一点，只是更加毅然决然地往前走，仿佛是成心让我接受最后的考验。最后的那半个小时，也许是我此生经历过的最难熬的时刻了，因为我的准备做得太随便，脚上既没有像样的鞋，身上的衣服也破烂不堪，背上还背着一堆无用之物，还不得不在那结了冰的山坡上一步一步往上爬。

我马上就要完全崩溃了，但很侥幸躲过一劫，因为这时我们终于爬到了山顶。我们来到一条狭窄的隘口上，两边是一块块巨大的岩石，在星光下呈现出金属般的光泽和蓝色。我似乎感觉到空气里起了某种变化，不知道为什么，周围的压力减弱了、消失了，好像某个巨大的障碍物被挪开了。我能闻到淡淡的混杂了木炭、柴火和骡子味道的气味，甚至还有一股若隐若现的胡椒味。我的向导把我拉进一片暗影里，示意我不要出声，他自己伸出脖子，嗅嗅空气。我们蜷缩在黑暗中竖着耳朵听，听到风声，听到水流下来的声音，还听到远处传来的一声枪响。

“我就在这里跟你告别啦。”法国人说。他现在似乎兴致好了一点。“边界就在那些岩石之间。沿着这条小路走半公里，你就会看到一个小农场。敲敲门，你就会找到自己的朋友了。”

突然间，一切都变得太简单了——经历了几个星期的考虑、犹豫，以及这让人筋疲力尽的最后两天之后——和平与战争之间的小小边界，就在前面几百码处岩石中的一个缝隙里。

“慢慢地走，小心点。周围可能有哨兵，但今天这样的夜晚，他们应该不会太活跃。如果有人问话，就扔下东西，拼命奔跑。祝你好运。我已经尽力而为了。”

但是我根本没有碰到什么麻烦。我朝那些岩石走过去，从它们中间轻松地穿过，就像晚间的散步一样。巨大的磐石间，一条狭窄的小路通往山下。大约半公里之后，就像那个法国人所说的，我看见一个小农舍，于是上去敲了敲门。一个拿着步枪的年轻人开了门，把灯笼举到我脸前。我注意到他戴着共和党的臂章。

“我是来加入你们的队伍的。”我说。

“您请进。”他用西班牙语回答我。

我终于回到了西班牙，等待我的，是一个充满了战争的冬天。

[1]佩皮南（Perpignan），加泰罗尼亚北部、法国南部的一个城市。

[2]国际旅（International Brigade，1936-1938），世界性的左翼组织，共产国际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为协助第二西班牙共和国人民阵线政府而设立的准军事部队。

Table of Contents

- 版权信息
- 目录
- 引言
- 第一章 通往伦敦的路
- 第二章 伦敦
- 第三章 进入西班牙
- 第四章 萨莫拉-托罗
- 第五章 巴亚多利德
- 第六章 塞戈维亚-马德里
- 第七章 托莱多
- 第八章 到海边去
- 第九章 向东到马拉加去
- 第十章 阿尔姆尼卡
- 第十一章 战争
- 第十二章 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