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象城市
Author: (德) 克里斯托夫·尼曼
Date: 2018-10-31T16:00:00+00:00
Keywords: ①插图(绘画)-作品集-美国-现代
Publisher: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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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抽象城市
作者：【德】克里斯托夫·尼曼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凤凰联动
出版时间：2018年11月
ISBN：9787559428844
本书由北京凤凰联动图书发行有限公司授权得到APP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1
男孩子们与地铁的故事

我的两个儿子：五岁的阿瑟（Arthut）和三岁的古斯塔夫（Gustav），他俩对纽约的地铁十分着迷。

通常情况下，他们甚至很难安静地坐在那里等一集《芝麻街》播完。但是，每次周末我们乘地铁漫无目的地闲逛时，他们就能乖乖地坐在那里，简直就像两个小天使一样，然后连续不断地在数小时内坚持喊出每一个站名。

地铁上时常有人向我问路。尽管我对路线已经十分熟悉，但还是会不时地向儿子阿瑟征求意见。或许目前人们还信不过一个学龄前儿童提供的建议，但他们确实应该这么做。DUH! 俚语。意为表示犹豫。

阿瑟对地铁线路图已经熟悉到这种地步——当他得到第一双属于自己的印有地铁线路图的袜子时，一边咯咯笑着一边指出，在那袜子上Q线依然是橙色的。[1]

阿瑟时常会对着地铁线路图研究好几个小时。有一次周末，当他妈妈建议我们搭乘B线的时候，竟遭到了他的嘲笑。唯一困扰他的问题应该是一些站名的读法。

这天早晨他在念三号线列车时刻表的时候，居然用《愿你平安》（Shalom Aleichem）[2]的调子将站名唱了出来。

阿瑟与古斯塔夫最希望听到的两个词应该是“服务变更”。

他们用看地铁的方式去看待这世上的所有事物。当两个人为一杯苹果汁究竟该归谁而争执的时候，依据的并不是果汁杯的颜色，而是以地铁线路来代替[3]

最近，我们的第三个儿子即将降生，妻子丽萨（Lisa）和我（Christoph）便想过，我们不能给他起诸如伊万、凯斯、奥托、皮埃尔、托比、尤利西斯或是哈维尔这样的名字。我们决定叫他弗里茨（Fritz）。 [4]

在阿瑟学校的一次集体旅行中，一名校监跟我讲，他有一次在学生们排成两列站队时无意间听到两个孩子的对话。一个女孩儿拉着阿瑟的手问他：“你听说彼得·潘吗？”“没有，”阿瑟回答道，“你听说过大都会北线（Metro-North）吗？”MTA，纽约大都会运输署，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Aulhority。

如果你的孩子在公共场合当众突然大哭，一般来讲这并不是什么令人舒服的场景。有一次，我们需要从钱伯斯街（Chambers Street）快点赶回家，我告诉古斯塔夫，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坐上下一趟蓝线。第一趟车缓缓进站，古斯塔夫便开始大发脾气（他一心想等另外一趟车）。不过车厢内的其他乘客都向我投以温暖的微笑。我猜想他们应该从未见过一名三岁孩子一边哭一边抽泣着说：“L，我想搭乘L线。”

我们经常会去布鲁克林植物园。那里有一个让小男孩们非常喜欢的小小的儿童乐园。最让阿瑟和古斯塔夫雀跃的一点，是位于乐园的灌木丛中的一些空隙，在那里他们能看到从富兰克林大街（Franklin Avenue）开来的S线区间轨道列车，轰隆隆驶过。

其实还有一个比地铁好玩儿的地方，那就是——纽约过境博物馆!有一次周末，我答应了孩子们，他们可以在那儿想待多久就待多久。我这样做，目的就是为了看看他们到底能坚持待到什么时候。四小时过后，博物馆开始播放十分钟后即将闭馆的通知。我把阿瑟和古斯塔夫从馆内拖出来的时候，这两个孩子哭得相当厉害。

2
浴室艺术

我和妻子丽萨将我们在柏林的新家装修完毕。我把这看成是自己长久以来的艺术家之梦，终于得以实现的一次机会——我将浴室墙壁设计成了以经典的10厘米见方的彩色瓷砖拼成的像素画。

其实我并不喜欢置身于自己的画作中间（因为工作的时候我必须成天盯着它们看，容易产生视觉疲劳，甚至出现眼痛症状）。所以，我们最终决定仅用一幅名画来做装饰，并将它转化为抽象的马赛克。

完成！

或者，我们想着还可以这样那样……直到我们最终发现，瓷砖厂并没有那么多种颜色。

《乌尔比诺的维纳斯》（Venus of Urbino，1538） [5]这幅画里的一处细节或许很适合用黑白来表现，但这让一幅16世纪30年代的作品看上去像是20世纪80年代的一样。

这幅没有圣母的《圣母与兔》（The Madonna of the Rabbit，约1530年）[6]是为了丽萨而贴上去的。这位曾以提香为论文要点的姑娘，在对待此类事物的态度上远比我要严肃得多。

显然，我们如果能顺着提香再往后几百年，就会发现，20世纪后半期的作家作品其实是更好的选择。

起初，霍克尼（David Hockney） [7]看上去像是个不错的选择，但后来事实证明，对柏林而言，他有那么一点儿过于“加利福尼亚”了。

丽萨建议放一幅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 [8]的画。尽管我们两个人都很喜欢他的作品，可想象一下，若要在一架战斗机下面泡个舒服的澡，这件事不论怎样都会让人感到很别扭。

《蜡烛》（Kerze）[9]这幅1982年的作品，虽然从图形上看很合适，可不知怎的，总感觉不够活泼。

为了表示反对，我提出用罗斯科（Mark Rothko）[10]的《红、橙、棕褐与紫》（1949），最终我们达成了一致，认为无论是紫色、棕褐色、橙色还是红色，都无法令人感到放松和慰藉。

然后我意识到，自己其实并不想随便弄来一幅画就贴在墙上，而是想要利用它展示我们对艺术的热爱。或许，可以在墙壁上来一场能够带领我们梳理近代艺术史的小小测验？

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11] 、彼埃·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12]、弗兰克·斯特拉（Frank Stella） [13]、罗伯特·印第安纳（Robert Indiana）[14]、马克·罗斯科、巴尼特·纽曼（Barnett Newman）[15] ，卡西米尔·马列维奇（Kazimir Malevich）[16] ，伊夫·克莱因（Yves Klein）[17]，约瑟夫·亚伯斯（Josef Albers）[18]，莫里斯·路易斯（Morris Louis）[19] ，贾斯培·琼斯（Jasper Johns）[20] ，卢齐欧·封塔纳（Lucio Fontana）[21]。

最终，我们为淋浴间想出了一个点子：一个再合适不过的创意——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22]的布里洛洗衣粉盒！

这是一张淋浴间的照片：

但是，浴缸要怎么办呢？

过多的色彩，有可能让一个本该宁静而平和的地方变得不堪重负。

然后，我便想出了这个简直不能再完美的主意。

1982年的时候，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23] 拿了五千克黄油，并把它们堆在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Düsseldorfer）个人工作室的一角。由此创作出了叫作“油脂堆”（Fettecks）的作品。直到1986年，由于一位过于负责的清洁女工将其丢弃，才使得这件作品的名气逐渐下降。

“我本来想要的是一幅提香，可最后你给我的却是这块蠢得要命的猪油，”丽萨看着眼前让她快要窒息的景象说道。但她又不得不承认，从概念上来说，我们毫无选择余地。

顺带提一句，我们为那两个痴迷地铁的孩子准备的浴室，相对而言则要简单多了。

3
那些你不可不知的纽约生活小贴士

纽约人会为了日常生活中处处比别人先行一步，而开发出各种各样的“小伎俩”。通常而言，这都是需要死守的秘密，但是既然我现已不在纽约居住，那么我决定慷慨地将自己的一些生活技巧分享出来。

下面这几张简便易得的图表，将教会你在就像纽约这样竞争激烈的大城市里如何更好地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

在位于雷德胡克（Red Hook）的拥挤的Fairway超市 [24] 里购物，把一名刚开始蹒跚学步且没什么耐心的儿童放到购物车里，这绝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当到达第一个区域——果蔬区的时候，尤其危机四伏，因为你车上那双挥舞着的不安分的小手，随时会威胁到旁边堆积成山的富士苹果。）

解决方案：试着去到橄榄油试吃台（奶酪柜台的对面），顺便为家里补充法棍储备。这会让年少的购物者们开心一会儿。唯一的不足之处在于：你需要逆行穿过狭窄的汤罐头货架才能抵达你的目标地。

我们所住的位于布鲁克林威廉斯堡区（Williamsburg）的居民楼没有对讲机，所以每次我都要跑下楼去给朋友们开门或接收外卖，如此等等。经过多次训练，我已经能够完美摆出这个我愿意称之为“北向鹰隼”的姿势了。这要归功于我一米九的身高：将左脚放在中厅的中间，上身精准弯成90度角，直到你能摸到前门，同时向后笔直地伸出你的右腿，以保证中厅的门不会被关上。

早上，如果要从克拉克街（Clark Street）去我的位于曼哈顿肉库区（Meatpacking District）的工作室，一般要搭两三趟地铁。如果你恰好也从这条路去上班，那么以下是我的一些建议：你在克拉克街站下了电梯后，从左侧走出楼。在站台上笔直地向前走，然后左转，这样一来，你所处的位置就正好在一个柱子后面了（A）。这个位置离轨道很近，所以周围很少有什么人，由此（即便是在高峰时段）大大增加了你成功上车的概率。如果你正巧随身带了一份报纸，那就在前面一个门（B）那里下来好了。

当你到达第十四街站需要下车的时候，你需要站在第十三街出口附近，而且门就在楼梯的正前方（C）。如果你随身带了一份报纸，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么正好在门前有一个十分便利的垃圾箱，离开地铁前，可以在那里将你的报纸丢掉。

每次与两个儿子一起坐地铁时，我都试图全程抓住他们的手。与此同时，我发明出了一个特殊的动作，看到的人无不为之惊异。

当我们快步走出地铁站的时候，我会抓住孩子们的手，然后当我们到达旋转闸门的时候，我就会放手。这样一来我们便能同时通过闸门，而且整个过程相当顺利。当男孩们通过闸门后，他们的手都依旧高高地举在空中，之后我便以一个流畅的动作再次抓住他们小小的手指。（这需要大量的练习。）

位于布鲁克林的登波社区（Dumbo），是我和孩子们最喜欢的游戏场所之一。但同时这里也有一个很大的缺点：我们无法从一个有利位置将那里的三扇门同时收入眼底。如果你恰好是与一名自由奔放的五岁儿童及一个两岁的孩子一起去的，这将会使你自己陷入一种令人感到棘手的困境中：年纪大一些的那个，会突然脱掉衣服跑向河边，这样一来，当你去抓捕“逃犯”的时候，就不得不让小的那个一个人待着。你可以借助广场北侧的一只船形的沙箱，那里的沙量太少，孩子们进去后，仿佛是被三尺高墙包围了，无法逾越。

（郑重声明：我总是会先确认一下那里是否还有另外一个成年人在“人工洞室”里——我们一般喜欢这样称呼那个沙箱。）

在纽约生活，其中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就是所有东西都：

（a）比你想象的要贵；

（b）比价签上标明的价格要贵。

如果你正在寻找一个能够制定出相对靠谱的预算的方法，就用下面这个“价格”——你的最终付款数来计算吧。

数码相机：在预算基础上加30%。（因为你想要的那一款总是没货，而剩下的那些都要贵上许多，还得加上销售税。）

汉堡和啤酒：在预算基础上加60%。（因为要同时给你自己，还有你那个从欧洲来的、“不知道”要付税费和小费的朋友付这两笔费用。）

话费：在预算基础上加130%。（目的是为了能覆盖以下服务：FCC、USF、TRS、ABC、CIA和LOL。[25]）

每一个做父母的人都知道，让婴儿入睡最保险的方法，就是推着婴儿车走在凹凸不平的人行道上。鉴于过去的几年里，我在纽约的相当一部分时间都用来推婴儿车，所以我有以下几点建议：

大儿子出生的时候，我们住在切尔西亚（Chelsea）。在这里，你最常见到的是那种120厘米见方的水泥路面，婴儿车在这里基本上一秒钟颠簸一下。对一个刚当上爸爸的新手而言，这种路面可堪称为完美的上手工具。

第二个孩子到来时，我们已经可以在登波社区周围的鹅卵石道上“毕业”了，而且路面上还有额外的、被不时经过的车压碎的石子。在这上面推婴儿车着实是对身体的一项考验，但是你亲爱的小宝宝会很快在几秒内便呼呼大睡。

等到第三个儿子出生后，我发现了可以让他们迅速入睡的香榭丽舍(ChampsElysées)大道：一条位于布鲁克林区哥伦比亚海茨（Columbia Heights）西侧的人行道。树根将老旧的花岗岩石板打乱重组成为一种诡异的地形。在这样坑坑洼洼的路面上推婴儿车，绝不是心脏脆弱的人所能够承受的，但我惊讶地发现，婴儿却能如此宁静地入睡。

在纽约，我最喜欢的吃早餐的地方，是位于第十三街与十四街之间，第八大道上的一家小咖啡屋。他们家有一种松软的柠檬玛芬[26] ——这种玛芬刚出炉的时候简直就是上天恩赐的美味，而冷掉之后吃起来味道则变得像墙皮一样。测试玛芬是否新鲜出炉的最简单的办法，“毫无疑问，”你会说，“就是去戳顶端的面皮咯。”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如果幸运的话，你可以在丝毫不受内心谴责的情况下进行“玛芬新鲜度测试”——去戳包着玛芬的纸杯上的一个特定点。这个点大约在离底座2/3高度的地方。在高一点或低一点的地方去戳，都不会得出可信的测试结果。

参观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总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儿，但我本人有着鲜明的好恶，这种倾向在欣赏19—20世纪的画作时尤为明显。而且我经常被一件事困扰，那就是如何能够欣赏着自己喜欢的画作，同时又能不被那些自己不怎么喜欢的作品干扰。如果你碰巧与我趣味相投，那么我会这样建议：

在五楼的一号展厅里，你需要精准地站在高更（Paul Gauguin） [27] 的《艾瑞欧的种子》（The Seed of the Areoi，1892）与布拉克（Georges Braque） [28]的《拉西约塔景色》（Landscape at La Ciotat，1907）两幅画中间。然后向东转身，面向五号展厅，这样你便能同时欣赏到克里姆特（Gustav Klimt） [29]的两幅杰出画作：《希望二号》(Hope II，1907—1908)和《公园》（The Park，约1910年），而且不会被左边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 [30]毫无意义的画，以及右边那幅由夏加尔（Marc Chagall） [31]所画，看上去就让人火大的一头牛干扰。

纽约是一座“虚荣之城”——没有比因匆忙离家而未注意到一条裤腿塞进了袜子，或耳垂上沾着一块剃须膏更让人尴尬的事了。谢天谢地，曼哈顿有着太多的反光面，从抛光的大理石墙，到一尘不染的镀铬门框，能够为你提供大量的机会来逐一检查你的仪表。我尤其感谢帕克街101号大厦外侧的深色玻璃墙。曾经有一次，在一个重要会议前的几分钟，它提醒了我领结（或者是领带）上的一桩小小事故。

最后，我还是要说，第五大道546号（就在四十六街的转弯处）的镜面外墙，在帮助人们一次性检查所有外表方面的作用而言，没有比它更强的。

4
咖啡的故事

通常我早餐都会喝咖啡，因为我对咖啡的爱是如此深沉。每日的第一杯咖啡尤为美味，以至于我深怕自己在半睡半醒之间无法好好地享用它。

如此一来，我便可以在两小时后，完全清醒的时候，充分享受这杯咖啡。

我第一次尝到咖啡滋味的时候，应该是五岁，当时碰巧从大人那里得到一勺咖啡冰淇淋，那味道简直令我悲痛欲绝：成年人是怎么想到用咖啡这么恶心的东西将冰淇淋这么美妙的食物毁掉的？

直到若干年之后的某一天，当我的父母宣布他们为即将到来的盛大的夏日旅行所制定的远足计划的时候，我才再次感受到了类似的绝望。

十岁的我依然痛恨咖啡，但却爱上了制作咖啡的过程。

父母对我每日清晨为他们提供咖啡这件事，表现出高度的赞赏与感激之情，以至于他们就这么忽略了我第一次接触咖啡冲泡技艺时的惨烈景象。

17岁时候的我，依然饱受“咖啡精神分裂症”的折磨：我对咖啡这一概念毫不拒绝，却十分憎恶咖啡的味道。所以我决定通过自我麻痹的办法来实现自我治愈。

当时正值父母带着我第一次去巴黎。我们搭乘的火车于早晨抵达巴黎，下车后就径直去了一家小咖啡馆。我点了一份大杯的欧蕾咖啡，然后强迫自己将一整杯喝下去。

这一招儿很管用。自那以后，我基本每天都需要享用咖啡了。

我21岁那年在一家杂志社当实习生。为了能熬过一整夜，每天早晨九点左右，艺术总监会和我一起煮上一大壶咖啡，让咖啡壶在咖啡机里保温着。然后等到午餐时间，因为持续的蒸发，咖啡味便会明显地变得更加浓厚。

到了晚上的时候，壶里剩下的咖啡会变成一种黢黑的，带有刺鼻气味，类似沥青味道的混合物。

我们会眼睛都不眨地捏着鼻子把它喝下去。

1995年我初来纽约的时候，曾一度十分热衷于寻找精品咖啡店。那段时间，我对品质和价格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口感。通过坚持不懈的寻找，终于，我找到了一个由咖啡因造就的天堂。

1999年1月，一位朋友“引诱”我改喝拿铁咖啡。之后没过几周，我便在威廉斯堡的L咖啡馆花去了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预算经费。

我内心的小会计劝说我赶紧去买一台小型的意式浓缩咖啡机（因为价格也只相当于十份大杯拿铁而已），更妙的是机身还带有一个可以用来加热牛奶的蒸汽喷嘴，只不过每次使用后都需要彻底清洁。

我完全没耐心做这种事儿。用过几次后，喷嘴四周就形成了一个让人十分倒胃口的、深棕色的有机物肿块。过了几天后，这个肿块变得愈发顽固而无法去除，我便又开始转而去外面买咖啡来喝。

这张图表展示了过去这些年里我喜欢过的咖啡。

此外，我还在这张图表里额外附赠了同时期里自己喜好的硬面包圈种类。（1）滴漏咖啡；（2）星巴克咖啡；（3）蓝莓面包圈；（4）芝麻面包圈；（5）罂粟籽面包圈；（6）任意口味的面包圈。

另外，请不要拿我同蓝莓面包圈之间短暂的“出轨”来说事儿。我已经改掉了这一时糊涂之举。

通常我都点大杯咖啡，但一旦咖啡变冷我就不喝了。所以总会剩下几盎司（一盎司约合30毫升）的咖啡在杯子里，这就导致了我不能这样把它倒进自己的废纸篓。去洗手间以便妥善处理剩下的咖啡，但这往往意味着一场战战兢兢的长途旅程。所以，你通常会在我的工作台上看到一个由咖啡纸杯堆成的高塔。

热牛奶的确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提升咖啡的口感，但我发现奶泡实在是一种无用又惹人烦的东西。

我的妈妈（一个可以做出世界上最美味咖啡的人）一度痴迷于一款性能尤为强劲的机械奶泡机。结果，那段时间我们家喝的咖啡上面总会有一层坚不可摧的奶泡，从外表来看，像乳制石灰泥的一种。为了喝到下面真正的咖啡，我不得不异常艰难地啃掉这一层奶泡。当然，除此以外，她做的咖啡确实是世界上最棒的。

有一次在一所大学里面，一整天冗长而令人备感疲倦的设计大会结束后，我又被邀请去参加一场在校园里举办的晚餐会。同各式各样美味的意大利面食、沙拉、乳蛋饼一道供人享用的，还有咖啡。

在你无比渴望喝上一杯啤酒的时刻，咖啡就成了整个宇宙中最令人讨厌的饮料。

在纽约的时候，我总是十分羡慕这样一些人——他们走进一家咖啡馆，因为和吧台后面的伙计十分熟络，伙计便会马上开始为他准备咖啡而不需要任何语言上的交流。我用了十多年的时间想要达到这种境界，直到我即将离开纽约的时候，我终于成功了。

当我径直走进位于第八大道上的那家咖啡店里，找到属于我的位置时，无须言语，至多一个点头示意，我的老伙计就会开始准备我的独家菜单：滴漏咖啡加热牛奶。

像这样让人仿佛置身于天堂的几周过后，事情开始变得不那么美好了。由于某种原因，他开始搞错我的咖啡（原本我要的是咖啡牛奶各一半，加两份糖）。我知道，一旦自己开始纠正他，那么我们之间那条神秘的纽带便会就此烙上永无可能消除的瑕疵。

所以，比起尊严，我选择一语不发地吞下他递过来的咖啡。

5
乐高纽约

[32]

[33]

6
和电线们一起生活的日子

电缆线们：不喜欢这个人。

仅仅一个给我打电话的简单举动，就能够引发一场我与电线之间的战争。如果你刚巧打电话过来，那么你听到的第一声问候，将会有一半的概率是来自我的座机与暖气片碰撞的声音，那是因为我的电话线总是在不停地打卷，并努力将自己团成一个坚实的球。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难不成我在打电话的时候，一直在无意识地转圈或者跳舞？

但是对我而言，电线们带来的真正的麻烦却是在看不见的地方。

我的书桌实在称不上整洁——除非你把物品堆积如山的桌面，与桌子底下潜伏着的危机作比较。我刚做了个粗略的盘点，结果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居然数出了此时此刻共有31根电线正在我桌子底下发动着“暴乱”。

过去的几年里，我曾试过多种方法来改善这一混乱状况。但是，在我采用的全部策略里有着共同的致命缺陷：每换一根电线，就意味着我不得不解开所有缠在一起的电线疙瘩，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现在，我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如下：每当我买了新的设备，就直接把新的电线塞到已有的、满满当当的电线大军之中。如果需要移走一条电线，那么我就会一个劲儿地去拉它，天真乐观得像个疯子一样。

我其实并不想从这些似乎永远没有尽头的各种电线、插头、转换头开始说起。事实上我最大的困惑源自一个相对而言简单得多的问题：我总是需要用到许多个上面有着各种插孔的接线板。尽管这些接线板上的插孔很明显是为能同时接六条线缆设计的，但实际上，由于现在大部分电器厂家似乎都以配备了形状诡异的大插头而自鸣得意，我想塞三个进去都很难。这不禁让我想起了那些我们在地铁上不时会遇见的自私的人。

雪上加霜的是，那些像是科学怪人一样庞大的连接线同样贵得变态。我有爱在旅行中弄丢转换头的毛病，我的一小半资产都用在了购买它们的替代品上。每当我闭上双眼，甚至可以看见Radio Shack[34]正伫立在由黄金堆积的岛上。

我只不过是一名设计师罢了——这并不是一种抱怨。

若干年前，我曾经试图将一个老旧的电子鼓和一架电子琴接在一起，然而以失败告终。这让我得以一窥音乐家和音乐发烧友们所在的那个恐怖的电缆世界。

我意识到，其实可以利用先进的无线技术，来减少生活中电线的数量。可问题是，如果一件东西没能用电线连着的话，我就会很容易把它弄丢。

如果我的24英寸电脑显示屏不是靠着一根电线与墙壁连接的话，它总有一天会消失在那一堆沙发靠垫之中。

在所有缆线中，最“恶毒”的当属耳机线无疑。这种由细电线与顽固的耳塞挂钩相结合的产物，是一种无穷无尽的、戈尔迪结 [35]般的沮丧之源。（而且，当飞机座位上的安全带加入进来后，你的挫败感将会立刻升级。）

要想领略来自耳机线的最大恶意，则需等它们得到机会同其他电线缠在一起时方能体会。

去年，我和家人打包物品，准备从纽约搬家离开。进行着这一伟大工程的我，被过去几年内积攒下来的电线数量给惊呆了。最后我不得不将它们统统塞进一个大箱子里，而现在，我要面对的则是一个大型的、坚实的死结。

就在我们抵达柏林后，我意识到，有一些极其重要的电线和那些长达数英里的耳机线，以及其他破烂缠在了一起。解开这一堆乱糟糟的电线是不可能的，除非我将其中一些廉价的、只值三美元的耳机线剪断。之后我想起来，那里面有一条十分重要的手机电源线，那是一条极易辨认的细黑电线。在这种情况下，我需要的是沉稳的双手和及一颗勇敢的心。

如何储存这些电线？这个问题最终得以解决：我在家中地下室的一个阴暗角落里，用长钉子在墙上固定了一块长度将近两米的木板。现在，我的所有电线都独立地在那儿挂成整齐的一排。

我偶尔会悄悄溜下去，对着它们怀念那些过去的没有硝烟的战争。

我敢肯定的是，从现在起，再过一代人，我们那些与电线纠缠的过往将会被永久地遗忘。但我要努力让历史始终保持鲜活，并期待着能向我的孙辈们讲述那些关于SCSI电线、非偏振的NEMA 1-15插孔，以及DVI插头的故事。

7
生物多样性

柳叶

枕头

红鼻子厄尼[36] and 白桦树叶

“树”恤衫

有着罗德·布拉戈耶维奇[37] 式发型的树

杨树叶

逊毙了

核桃树叶 螺栓

月桂叶

哈代

瑞士军刀树

元线银杏

黄杨木或者短内裤

松树图钉

我的另一面——桤木面

快速行进

五点树

八旬老人所穿牛仔裤板型的树叶

酸洗过后八旬老人所穿牛仔裤板型的树叶

牙刷

隐匿于强风中树叶里的黄金国式建筑

风和日丽

此树多云

仿佛汽车形状的云朵的树

1957年的福特雷鸟型树

堪萨斯树

加利福利亚树

夏威夷树

一块带有看上去像是某种古贡佐拉干酪松子青酱配料的比萨

尤达[38] 树

楚巴卡[39]树

千年隼号[40] 树

死星[41]果

人造冷杉木

8
一墙之隔

1989年11月9日晚间，当时我正在看电视。柏林墙倒塌的消息传来，我对此感到相当震惊。

18岁的我以为那堵墙会一直伫立在那里，因为在当时看来，我没有任何理由怀疑这件事。柏林墙倒塌的消息听起来就好像是有人在告诉我说，亚欧大陆和美洲大陆的构造板块运动路线在一夜之间逆转了，从现在起，我完全可以从汉堡直接散步走去波士顿一样。

我看到人们在勃兰登堡门（Brandenburg Gate） [42] 前的城墙上跳舞。在柏林，数以万计的人们涌向街头，扑进陌生人的臂弯里又哭又笑，据说再没有比这更加令人动容的画面了。但由于我住在德国的西南部，而且我们既无朋友，也没有近亲在墙那一边的东德，所以这次事件一直以来对我们而言都显得十分抽象。

1988年，那是我唯一一次去被柏林墙一分为二的柏林，当时的我经历了这个城市所有能令人感到惊悚的荒诞，我始终清楚地记得地铁里面所谓的“幽灵车站”：

一些西德的地铁线会经过东德地区，我的出行也因此变成了一场超现实的旅程。想象一下，自住宅区从联合广场站乘坐六线，在经过二十三、二十八、三十三街这几个车站时它并没有停下来。列车只是减缓速度，然后能够看见昏暗的站台上有荷枪实弹的“敌军”战士巡逻。之后我在中央车站下了车，买了一份报纸和一个硬面包圈，若无其事，习以为常。

官方说法是，柏林墙的存在是为了保护东德人民免受西德资本主义的侵蚀。1961年，柏林墙建立起来之后的一天，东德的政治宣传报纸《新德国》上，充斥着对此举表示感激涕零的东德人民的报道。其中有一篇文章将社会主义公民们的井然有序，同他们在西面的同胞们进行了对比：“在西德体育馆举行的美国鼓吹堕落主义的头号人物——比尔·哈利（Bill Haley） [43]的演唱会，充满了血腥与暴力。正是由于我们对国界采取了保护措施，东边的一切才得以安然无恙。”

但是修建柏林墙的真正原因却与此大相径庭：仅仅是因为东德没剩下多少人了而已。自战争结束以来，上百万人通过开放的柏林内城边境线潜逃了过来。

我和家人，现在就住在离伯恩瑙街（Bernauer Strasse）几百英尺（三英尺约合一米）的地方——这里，柏林墙格外冷酷无情地从城市中间开膛而过。1961年8月13日的清晨，东德警察出动了若干个旅，开始封锁位于苏联与协约区之间的边境，将城市分成了东德与西德。在其他地方，这种划分通常是会与自然界限保持一致的，或至少是从一个开放的空间来进行划分。但在这里，划分是在一条平平常常的住宅街道上进行的。住在伯恩瑙街南面的人们早上一醒来就发现自己住在了最前线，他们的公寓在东德，但是门前的那条人行道却已经是属于西德的了。

去年夏天，我们从纽约搬到了柏林。那时家中的装修尚未完成，对此我们都感到十分疲惫。更糟糕的是，我们还有个脾气古怪的小家伙，只有用婴儿车推着他去新家附近长时间地散步，他才能感到满意。我们通常会经过位于伯恩瑙街与田野大街（Ackerstrasse）交汇处的柏林墙纪念馆（Berlin Wall Memorial）。就是在那时，我第一次看到那些老照片：照片上的人们从公寓窗户上跳下来，就为了逃往西德。在底层住宅的窗户被警察用砖砌起来之后，人们开始试着从较高的楼层逃跑。他们永远地抛下了自己的财物、朋友，通常还包括他们的家庭。1961年8月22日，艾达·席克曼（Ida Sierman59五十九岁生日的前一天。

然而现在，我却在这里，只睡了几个小时，且怎么也联不上网，而对自己感到无比同情。

柏林墙在最初建立起来的那段日子里，墙体一直是由带有倒钩的铁丝网组成的。康拉德·舒曼，一名19岁的东德军队士兵，当时正在鲁平纳街（Ruppiner Strasse）与伯恩瑙街的交叉口处站岗。他因不堪忍受路过的西德人对他的奚落与侮辱，于突发奇想之下，开始跑了起来，并跨过带有倒钩的铁丝网进入了西德。由此，他成为了那个年代最富有戏剧性的一张照片的主人公。直到最近我才意识到，照片上的地方就是自己时常会去进行慢跑运动的街道。

现如今在我们居住的地方，四周充斥着嘈杂的饭店、商店、美术馆及游乐场，这让找寻此地过去发生的故事这件事变得令人懊恼。就在距离我陪儿子们玩耍的沙箱几英尺的地方，大概40年前，有一位邻居曾在此打通了一条隧道——直到它的存在被泄露给秘密警察前，共有57人从这里逃走。在柏林墙纪念馆里还有另外一张照片，上面是新娘和铁丝网另一边的父母挥手。他们的住所之间或许只隔着几个街区，可却突然被分隔在彼此分裂、互相敌对的两个国家里了。这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父母，他们可以搭一趟火车过来柏林，只为了看孙子们在幼儿园里演唱一首歌。

当我试图通过参观博物馆、读书和看电视来了解历史的时候，在20年前的某个时刻，就在往东几个街区，位于普伦茨劳贝格区（Prenzlauer Berg district）内的教区里，人们正在创造历史。他们冒着丢掉工作和孩子前途被毁的风险，甚至不惜被丢进臭名昭著的斯塔西监狱[44]，数年如一日地坚持为反抗组织工作。就像在莱比锡的类似组织一样，他们在1989年的秋天开始组织公开游行。没过几周，这些游行从几十个勇敢的男人女人们，扩大成为成百上千人参与的全国性运动，并最终导致了东德社会主义政权的解体。

德国，其历史充满了铁腕恐怖、战争，以及暴力之恶，终于经历一次不费一发子弹的革命。

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柏林墙一直是世界上最摄人、最坚不可摧的界线之一，鲜少有人能够成功到达另外一边，大多数试图这样做的人，其结果都是要么被逮捕然后投入监狱，要么在尝试的过程中同死亡相遇。如今，只有零星的几处墙体还存在着，取而代之的是在街道上铺的两条一模一样的鹅卵石路，用来代指曾经是柏林墙所在的地方。

每次当我骑车穿过这条人为的“伤疤”时，我都会迅速地闭上眼睛，去感受来自鹅卵石路面的小小的、轻轻的颠簸。

9
宇宙之王

还记得1999年尼克斯队打进了总决赛吗？那都是因为我。

还记得2006年的暴风雪吗？那也只是我兴之所至而已。

巴拉克·奥巴马当选为总统？不用谢。

我的天赋的超能力首次觉醒，是在我11岁的时候。

那是1982年的冬天。我爱雪超过了爱这世上其他的一切，可是直到2月份，依然没有下过一场像样的雪。于是我突然间顿悟：如果我能在从学校回家的路上不踩到人行道上的任意一条线，我的愿望便可以成真。

然后第二天早晨起床时，大雪下了20厘米厚。

我期待的大多数奇迹，它们都需要我完成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比方说：将一个橘子的皮完整地剥下来。这样连续剥完三个橘子之后，就会大大增加第二天在信箱里发现一张逾期未付的支票的概率。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会花上很长时间在家附近的篮球场上打球。此时如果刚好有人路过，会觉得我看上去就像是个孤独的小孩，半个下午都在漫不经心地投篮。但实际上当时的我是在开发一系列详尽的阐释系统，在这样的一个系统内部，一个连续的投篮得分有可能使我在即将到来的数学测试里获得一个体面的分数，或者（更为重要的是）能与我心仪已久的女孩来一次幸运邂逅。

年轻人会花上几个小时盯着他们的手机屏幕，无比迫切地等待着梦中人会打来电话。这中间当然不包括我——我喜欢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我会在客厅里来来回回地踱步，与此同时不断扫视着书架上的所有书脊，来寻找“J”这个字母。我确信，当我找出99个的时候，我的她就会打来电话。

或者是150个的时候。

偶尔，愿望的实现也需要我身边人来帮忙。几年前，当时我正在同一位朋友观看尼克斯队（Knicks）的比赛。在第三节比赛的后半段，我们俩颇有技巧地互相交换了蘸玉米片的莎莎酱，并且试图转动一下身体。正常赛时马上就要结束，而尼克斯队仅仅领先两分。与此同时，我朋友的女朋友已经在沙发上以一个诡异的姿势睡着了。很显然，她的睡姿与马库斯·坎比（Marcus Camby）非凡的自由投得分比例之间存在着直接关联。

当她突然醒过来时，我们不得不央求她千万不要将左手和右膝盖从那个枕头下面抽出来。

为了拯救一场分数追得很紧的比赛，我一般要坐满整节比赛，同时让舌头抵在啤酒瓶上。但是因为有广告时间，很容易将一节比赛拖到45分钟那么长。要知道，当一个人无所不能的时候，他的行程是很紧张的，于是我不得不在2001年终结了我在NBA的职业生涯——这样做是为了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些其他的责任上面。所以，看看从那以后尼克斯队变成什么样子了吧。

如果不是因为他的竞选活动糟糕透顶，约翰·克里（John Kerry）其实有很大的概率能赢得2004年总统竞选。而若要实现这一切，仅仅需要我2004年11月2日在去上班的路上，找到五个贴在车上的克里·爱德华（Kerry Edwards）竞选贴纸。可惜当时我只找到了三个。

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我给了这张选票第二次机会，但是当我在布鲁克林区的希克斯街上没能找到一辆挂着俄亥俄州或佛罗里达州牌照的车子时，我便知道，乔治·布什要赢。

天命实在是难以捉摸。我经常需要尝试不同的方法，才能找出正在起作用的是哪一个。最近我被困在了纽约拉瓜迪亚机场（LaGuardia Airport）的跑道上，等待着飞往芝加哥。看来我们能不能顺利起飞，就要看我的了。起初，我以为缓慢地让我的食指在拇指上（逆时针）绕36圈就可以了。

然而不幸的是，这并不是那天的运行程式。为此，我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不断地试错，直到终于想出了合适的解决方案（就是把机舱内杂志里面的数独游戏上的每一个小方块的边缘都画上阴影）。就在这时，我们才正式准备起飞。

只有当我对一件事的结果不抱有情感上的期待时，我的能力才会放大到无极限。正是由于我从小到大都没怎么踢过美式足球，所以我在2008年去看“超级碗”比赛的时候，与这种运动保持着一种恰到好处的疏离。当我的朋友们紧张地盯着正在进行中的赛事时，我安静地靠在椅背上，并且只用了一块小熊软糖和一个瓶盖，便让巨人队在比赛快要结束的最后一分钟漂亮地扳回一局。

我的能力也曾令我失望过——通常都是因为旁人的干扰。想要在离家几英里（一英里约合1600米）远的足球场上制造一次射门，这件事非同小可，得彻彻底底地心无旁骛才行。

2006年德国世界杯半决赛时，我在新泽西州家中的客厅里观看电视直播，要不是旁边嘈杂的聊天声，德国本可以击败意大利的。

最近一段时间，需要不停地在孩子们身后追着他们干一些事情，令我感到异常疲惫，以至于我变得不像原来那么积极了（原因其实也在于孩子们开始对我的能力免疫了）。只是，一旦当我发现椒盐卷饼上的盐粒是三的整数倍，就会不由自主地担忧起来：担心自己会因头脑发热而颠覆政府；担心对孩子们奖惩不明；担心这个世界上任意两个互不相干的人疯狂地爱上彼此。

10
晚安，无好运

能睡个安稳的好觉这件事，其实能做到这一点远比预想的要复杂得多。

通常，入睡困难的原因在于我想去卫生间。尽管我已经38岁了，却发现自己依然隐隐地寄希望于那种强烈的想上厕所的感觉能自己慢慢消失。可它并没有。

另外一个极度困扰我的问题，就是午夜疑病症。在夜晚幽暗的光线下，我多次觉得自己酸痛的喉咙像是某种重病的征兆，并担心我的妻子会在不久后因此成为寡妇。

接下来登场的则是一名来自婴儿房的访客。起先，他们又乖又可爱。但是随着时间流逝，他们小小的身躯开始变得越来越“厚颜无耻”。

然而更糟糕的是，孩子们总是坚持要睡在我们的毯子上面，这便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麻烦。

经过数周的努力——包括语重心长的谈话、播放小夜曲，以及令人筋疲力尽的费伯利兹疗法[45]，我们以为自己已经争夺回了床的使用权。

直到一次短途旅行，或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流感再次毁掉了一切。

我恨蚊子。

讨厌那些嗡嗡声和奇痒难忍的感觉。它们就为了吸那么一丁点儿血，却能搞出与身重十分不匹配的巨大动静。另外说一下，我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坚忍不拔的蚊子杀手了。

每一只袭击我的蚊子，最后都得到了罪有应得的下场。（除了在贴满花纹墙纸的房间睡觉的夜晚之外——在那儿你根本没法逮蚊子。）

如果有蚊子在读这本书的话，我十分乐意在此提出一个条件，那就是，每年到了阵亡将士纪念日 [46]那一天，我都会自愿献出30—60毫升的血。这大概够你和你的小伙伴们舒服地度过整个夏天了，希望你可以考虑一下，然后放过我们。

与蚊子恰好相反的则是侧卧式睡姿：如果说蚊子们令人感到厌恶，那么侧卧式睡姿则会让人感到无比幸福。只是我至今都没有弄明白的一件事就是，后面那个人位于下方的手究竟应该怎么摆放才合适？

在有关睡眠的事情当中，第二神奇的是，当你从一边转到另一边时脸颊与枕头上比较凉爽的那一面接触时的感觉。我还发现，当你翻过来以后，另外一面大概需要45分钟才能彻底变凉，然后这整个过程才能够继续循环下去。

冬天即将来临，钻入冰冷的被窝开始变成一件苦差事。但是，不管你信不信，如果我比妻子先上床，那么我会将自己暖好的那一半床让给她。

我显然是非常非常地爱她。

来总结一下到目前为止我们都知道了哪些信息：

最终，孩子们回到了他们自己的房间，蚊子们“登上了”《纽约客》的封面，床不再显得那么紧张，我也终于能够重新入睡——这把我带入了睡觉这件事最令人不安的一面：无休无止的梦。

就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吧。上周二，当时我正在和儿子们一起研究皇后区的地图。当天晚一些的时候，我弄洒了一点儿酸奶。毫无悬念地，那天夜里我就做了一个以裤子上沾有一块皇后区形状的酸奶渍为特征的梦。然而更糟的是，梦中的我对这一切感到无比愤怒，以至于醒来后感到筋疲力尽。

可是，即使在晚上无法好好休息，我却可以拥有夜晚睡眠的姊妹篇：白天美妙的打盹时光！

11
任它是雨还是晴

现在是我的个性化全年天气预报时间。

1月21日：

有50%的概率需要我穿越融雪后形成的水洼。

1月21日：

有90%的概率我高估了自己跳跃水洼的能力。

2月28日：

对那些戴眼镜进到温暖房子里的人来说大雾预警。

3月10日：

阵雨预告，准备买伞。

3月12日：

局部降水。

3月13日：

雨伞即将报废预告。

3月14日：

降水升级。

4月23日：

天气突变预警：从让人唠叨不停的冷到令人抱怨不止的热。

5月5日：

整个世界看上去简直美极了。

强烈建议：不宜置地。

6月15日：

你将在大街上看到越来越多的成年人穿短裤。

7月3日：

但另外一方面，穿着短裤的小孩子们看起来十分可爱。

唯一的缺点——他们露在外面的小腿会黏在滑梯上。

8月12日：

高温下的车里，混合着对于上周举家去海边旅行时，把一板巧克力忘在了车后座上的懊悔之情。

9月9日：

大多数人穿回了长裤，搭配堆袜和凉鞋。

10月16日：

有10%的概率我的头发会被强劲的秋风吹出狂野不羁的造型。

或是90%概率，那狂风会让我的发型看上去特别傻。

11月25日：

从仪表箱下面的小柜里翻出半冻的小熊软糖，出乎意料地美味。

12月29日：

简直冷得要命，因为天气原因而不得不在家里待了整个周末的年轻父母们有75%的概率会被逼疯。

而且你只要去一次游乐场，就可以看到合成纤维制成的冬装外套所带来的惊人速度。

全年：

刨除那些关于天气的寒暄，来自沟通困难症的严重威胁则始终存在。

12
我的地盘我做主

作者在这里借用了经典英语童谣《呵吉啵吉舞》（The Hokey Pokey）中的一段——

“把你的左脚伸出去，把你的左脚收回来，把你的左脚伸出去，然后一直摆，……这样就对了！”

此图形象表示了电影中的这句台词，即英格丽·褒曼扮演的女主人公无视其他酒馆，唯独选择了里克开的咖啡馆。作者幽默地将原因归结为里克咖啡馆有现场音乐、在旅行点评网站“猫途鹰”（TripAdvisor）上有五星好评。

*里克是电影《卡萨布兰卡》中的男主人公，在电影里他是一名酒吧老板，在卡萨布兰卡开了一家“里克咖啡吧”。现实中的里克咖啡吧位于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因电影名声大噪而成为旅游胜地。

**英格丽·褒曼（Ingrid Bergman，1932—1982），知名瑞典女演员，电影《卡萨布兰卡》女主人公的扮演者。

13
鬼屋

打扫房子是一场相当耗费精力的战役，我曾一度累到怀疑是不是有小妖怪在暗中给我捣乱。

我们一直很努力地想让房间保持整洁。可是等我终于擦好地板坐下来休息，并陶醉在自己的成果中时，却发现……

没过一会儿。

啪嗒！一只长成这样的小怪物就跳了出来，像是在对我进行嘲讽。

这些残暴的小怪物总有各种各样的办法给我的生活增加难题。

我爱意面。但是，总有那么一根掉队的面条待在盆子底部，而且一旦风干，它便再也不肯离去。

另外一个难以对付的家伙，就是卡在两块桌板之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碎屑。

就是它们让我的手工艺品变得格外滑稽。

这个家伙在我脱下外套时生气了。

我深深地为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所露出的这个邋遢的笑容而感到羞耻。

快看！原来另外一个遥控器跑到那儿去了。

当我布置早餐桌的时候，所有瓶瓶罐罐看上去都完好无损，然而当我整理早餐桌的时候，没有一个盖子是能盖得上的。

说到早餐——这个家伙为何就不肯把最后那一点橘子果酱给我呢？

然而更令人恼火的地方在于我们家的洗碗机总是，要么满满当当，要么就是还没来得及腾出地方。

每当我需要记下一个电话号码时，我能在桌子上找到的都是些：
a) 干了的中性笔。 b) 颜色毫无用处的笔。 c) 一支已经看不出原来形状的笔——因为某一天我曾用它来开一个收缩薄膜包装的包裹来着。当时我就知道那是个十足的馊主意，但因为没能找到那把该死的剪刀，我别无选择。

一直以来，就我所知，唯一好用的笔都和剪刀一起藏在各种匪夷所思的角落。

有了孩子以后，情况依然如此，丝毫不见起色。

我总是惊讶婴儿学步车的椅子下面怎么会藏着那么多东西。

儿童房被各种各样的玩具零件占据，这些“繁殖力”超强的零件，争先恐后地宣称自己是那些漂亮玩具的后代。

现在，我已经逐渐适应了它们的小伎俩——其中包括它们对我的钱包和手机所施的魔法。

然而事实上，我仍然十分依赖它们——无论是形单影只的扑克牌，一块不知道充没充好电的电池，一把神秘的钥匙，以及一段绳子——从我记事起一直到现在，这段绳子都被放在厨房壁橱顶层的抽屉里用来固定东西。

或许有时家里的这些小玩意会令人感到邪恶，但事实上，它们是颇可信赖的老伙计。无论如何，它们在这个家里总是受欢迎的。

除了你以外：T恤·胡迪尼！[47]

14
红眼航班[48]

从纽约肯尼迪机场途经伦敦希斯罗机场抵达柏林泰格尔机场

6：53 PM

起飞！

一场争夺座椅扶手绝对控制权的战争也打响了！

8：15 PM，

缅因州 花生。

8：16 PM

试着控制住自己将花生立刻全部吃掉的冲动。要不要试着把它们叠放起来打发时间呢？

8：17 PM

我本可以发誓袋子里面还有一颗的。

9：05 PM

晚餐时间到！

9：06 PM

我改变了主意

10：00 PM

希望我的座位可以再倾斜一些。

10：43 PM，10：47 PM，10：50 PM，哈利法克斯。

我 座位后的显示屏

11：08 PM，新布伦瑞克，圣约翰。

看上去我的遥控器好像有个功能可以把邻座“删掉”，太酷了！

2：05 AM

为了这次飞行，我事先买了一个充气颈枕。

2：07 AM

开始尝试其他姿势。

2：15 AM

4：12 AM， 抵达北大西洋上空

我无法确定自己是睡了一觉，还是只是陷入短暂昏迷。

同样不能确定的是，究竟要怎么形容我嘴巴里面的味道。

5：10 AM

向第一排的女婴投去一个不满的眼神。

那个可怜的小家伙正在号啕大哭，可我对此一点都不介意。 我只是嫉妒她有摇篮罢了。

7：05 AM， 爱尔兰科克。

“请将座椅调至垂直状态！”

你是说，和它现在的位置正好相反吗？

8：05 AM

打扫卫生

8：07 AM

顺便说一句。

8：35 AM

重新把鞋穿上。

9：30 AM， 伦敦希斯罗机场。

短暂停留。

希斯罗机场大概是给盥洗室内装配了核能干手器。

9：50 AM， 希斯罗美食广场。

他们这儿有超棒的罂粟籽椒盐卷饼！

9：57 AM

绝望地想找一处看上去同样超棒的地方，好让我能默默地将卡在门牙间的那一粒罂粟籽剔掉。

11:30 AM， 荷兰格罗宁根。

重返空中。 哇哦！窗外的云形状好像亨利·摩尔（Henry Moore）[49]的《侧卧像》（1939）。

11：35 AM

这个形似羊角包的东西看上去也像是某种“侧卧像“。

11：52 AM

既不能睡觉，也不能阅读，甚至一度无法思考。

索性用剩下的45分钟对着飞机窗玻璃上的小孔陷入沉思。

12：46 PM， 柏林泰格尔机场（行李转盘）

在航程的最后瞥见幸福——那个在飞行过程中不幸摔破的行李箱并不是我的。

15
冷门科学

不管你愿不愿意，人类的生活都必须服从于一般物理法则。

比方说，我的一天，就是从对牛顿力学第一定律的演示而开始的。

定律是这样表述的:“每个人都保持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

“……直到外力迫使其改变运动状态为止。”

基于相当复杂的物理学观察，爱因斯坦总结道，不同客体对于时间的理解不同。

基于简单的生活经验，我总结道，他说得对。

牛顿摆向我们展示了能量是如何在一系列物体间传递的。而在我们的特殊安排下，动能最终转化成了额头上的一记重压。

就连额头上的皱纹都会因下巴的拉伸而被扯平。

尽管超负荷的机械拉伸会令大多数物体的弹性消失。

人体的运转就仿佛一台燃机。为了产生能量，我们需要以下两样东西：

—— 氧气，通过鼻孔来提供（一旦玩具车被拿走之后，就是了）。

—— 碳水化合物，通过各种形式进入到人体内部（比如：香草、巧克力、牛奶焦糖酱）。

顺便说一下，我有一个关于中度卡路里冰淇淋的绝妙点子——你只需将500克的冰淇淋冷冻至-2041℃。

之后，为了能把冰淇淋升到一个适合人体消化的温度，你的身体系统将会消耗1000卡路里，体内的碳水化合物将会从脂肪和糖分中被完全燃烧掉。最后，只剩下一个问题，那就是热力学第三定律所提到的，我们无法达到-237.22℃以下。真是让人扫兴的家伙。

还是让我们回到牛顿：他发现宇宙间任意两个物体间都存在着引力，而且这种力与它们的质量有关。地球比月球要重，因此我们所感受到的引力也要大上许多。

这就解释了为何一个空冰箱的引力要远远小于放满东西的冰箱。比方说吧，一个塞了美味食品的冰箱。太棒了，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把全部责任归咎于美食了。

A：我们来考察一下粒子在封闭空间里的运动。

B：我们向容器内塞进越多的粒子，它们就越容易变得暴躁。尤其当这个容器正好不幸是高峰时段的八十六街与莱克星顿大街（Lex）的交汇口时。

C：通常情况下，粒子会均匀地分布在容器中，除非路面上出现了一个看上去形状十分诡异的水洼。

在地铁上找到座位的概率与站台上的人数成反比。

更糟糕的是，一个绝对空无一人的站台意味着你有百分之百的可能性刚好错过了一趟列车。

为了描述不同的物理现象，物理学家们采用了各种各样的单位；

比方说，帕斯卡，用来表示单位面积上所受的压力。

库仑，用来表示电荷量（假如我们讨论的是一块人造纤维地毯的话，这种事是会发生的）。

分贝，则用来测量一名物理学家因为没能第一时间脱鞋而使自己陷入的麻烦程度。

通常情况下，这些单位都以在相应研究领域内有历史性贡献的人物来命名。

牛顿，打个比方，用来描述使得质量为1千克的物体获得1m/s2加速度所需的力。

这可不能和“1尼曼”混为一谈——这是用来描述如何在已经迟到的情况下，让三岁大的儿子乖乖穿上鞋子和夹克衫去上幼儿园所必需的力。

一旦孩子准备好要出发，就到了我需要到处寻找钥匙的时间了。我开始四处团团转，同时不断扫描周围的事物。这一运动使得我的头脑及其内部零件完全受离心力支配，其结果便是脱发和眼球凸出。这就是我为什么需要戴矫正眼镜的原因——它又是另外一件我时常找不到的物件。

很明显，我在上面提到的脱发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头发无法“脱离”。由于那位众所周知的安托万·拉瓦锡曾说过：“物质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毁灭，它只能重新排列。”而且令人沮丧的是，事实终究会如此。

尽管如此，也并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通过物理学来解释。我曾经花费了几年的时间，试图为我妻子行李的重量寻求一个合理的解释。然而并没有找到。

它只不过是一个来自老天的残忍的玩笑而已。

16
面团总动员！

[50]

17
写在后面的话

“我一直认为，灵感这种东西纯粹是为新手准备的，至于我们这些个中老手，随便露一手然后去工作就好了。”——查克·克洛斯(Chuck Close) [51]

我早上8：45到工作室， 晚上5：45离开。

在这期间，我经历着那些通常被称为“创意过程的美妙”时刻。

但令人悲伤的是，实际上它看上去却是这样的：

从早上8：45到晚上5：45分，差不多有九个小时。

有趣的事实：

如果我重新规划一天中的工作时间——用来处理琐事、进行创意与创意执行的时间各占三小时的话，那我基本上就无法按时完成工作了。不过话说回来，这样一来，我的“工作日时间分配图”似乎可以媲美梅赛德斯—奔驰的车标。

另外一个有趣的事实：

倘若我将一天的工作时间制成表，并分成四等份，把每2小时15分钟分配给洋蓟、蘑菇、火腿和橄榄的话，那它便是一张完美的四季比萨[52]。但是，我想最好还是恢复自己处理日常琐事这一部分的时间，毕竟总要有人来为比萨付账的嘛。既然如此，就从上面那张做好了的“四季比萨时间表”中，把放有橄榄的那一块腾一部分出来好了，反正一块满是橄榄的比萨总会让人觉得有点浪费。

四小时创意时间：

在这四小时苦思冥想的创意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些什么？

这里就是奇迹发生的地方！没有音乐，没有电话。我试着尽一切可能让自己专心致志。但有些事情总是会发生的，毕竟我是一名设计师而不是一台机器，所以慢慢地，我的意识开始飘忽不定。

悲哀的是，我的意识真的很喜欢飘到网上去，比如，我会搜一下自己的名字，或是查看一下自己的著作在亚马逊上的销量排名等。

当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我便立下誓言，一定要在晚上六点之前到家。我曾一度担心这会大大降低我的工作效率，但后来却惊讶地发现，这非但没有使我的工作效率下降，相反，从长远来看，让我有条不紊地工作八到九个小时，比一口气工作到深夜的效率明显要高多了。

我随即意识到，自己能够集中注意力和保持旺盛创造力的时间是有限的。虽然我计算不出精确的时长，但是从概念上讲，在给定的24小时内，我无法做到持续工作超过四小时。如果硬要自己突破极限的话，那么做出来的唯有垃圾而已。

如果是在电脑上绘图或是做设计，没准儿我还能再坚持久一点。可一旦到达某个时间点，意识便开始变得麻木起来。

更糟糕的是，如果我试图将工作时长延至10个、14个，甚至是18个小时，那么作为上天对我的惩罚，在那之后的两天内，我的工作效率都将极为低下。

这便意味着我有四个小时可以将构思落实到画面上。

但在这其中，会有两个小时用来绘图和设计……

然后，在剩下的两小时里努力想猜出刚刚画出来的到底都是些什么……

让我们来短暂地回顾一下创意的部分：

当然，对我的一些同样从事创意产业的朋友而言，他们的情况则与我不同。

他们告诉我说，工作的要义在于放松。为了能让创意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你可以选择去公园里来一场灵感之旅，回来以后你只需在书桌旁边坐下来，等待灵光一闪。

（这帮邪恶的大骗子！）

就我“平常”所做的工作而言（为报纸杂志上的文章绘制插图），就好比面对着一个必须要找到答案的难题一样。要真说起来，这事儿其实还是挺难的。但是，经过了这些年，我已然逐渐适应了这一过程。不仅如此，事实上我还发现，戴着枷锁跳舞的感觉还蛮不赖。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着手进行了一些自主策划的项目，比如创作童书和插图短文。这其中最大的挑战则来源于：在我开始思考解决方案之前，我必须先为自己造一个难题出来。

在苦思冥想、渴望得出一个有意思的方案的过程中，我也会不断地反思和向自己提问：如果当初设想的是一个与现在截然不同的问题，情况会不会好一些？

我特别特别讨厌别人说“你真是个天才”。依我看来，“天才”这个词暗示了一种天赐的能力。就好像是说，艺术家每创造出一件优秀的作品，都是由于其背后有一股神秘力量帮助他。

一些在绘画或者写作方面有天赋的人，“创作”对他们而言或许比一般人要轻松许多，但即便如此，若非持续不断地通过练习来使技艺达到炉火纯青，天赋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可言。如果问我有哪一项天赋与创作活动有直接的关联，我想，天性乐观大概算是一种吧。唯有这样，方能做到无论在创作过程中遭遇何等无法避免的难关与挫折，都能继续无畏地坚持下去。

可是如果天赋不重要的话，为什么我们从最一开始就选择了这样一份需要创意的职业呢？以下是我得出的结论：

或许，你在年少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了一件意义十分特殊的艺术品，它触动了你内心的某个角落——可能是一幅画、一本书，或是一部电影。

这一经历像是中毒一样反复折磨着你，以至于你从内心深处渴望创造出同样摄人心魄、富有魅力的作品。

这一发自内心、试图创造出独一无二的艺术作品的想法——这也是大多数人创意生涯的终结之地。

但总有少数人仍在义无反顾地坚持着尝试。

总是有人用这个问题来烦我：

听上去就好像“作家瓶颈”是某种：

（a）你只是偶尔才会遇到的东西；

（b）像是皮疹一样，只要抹上药便能痊愈的东西。

可事实却是：

我的整个职业生涯就是一个硕大无比的瓶颈。

从我每天早晨走进工作室的那一刻起，到晚上在离开前整理书桌为止，这一整天，我都在试图跨越这一障碍。

当然，这只是一种比喻——因为我从来就没整理过书桌。

如下图所示，我的工作日就是在这种无止境重复的恶劣情绪中度过的：

这些年，我熟练掌握了一门高超技艺——学会了不露声色地与客户通电话。

非设计师朋友们都很羡慕我的工作，他们以为所谓“设计”就是整日坐在那儿，随手涂鸦、顺便想些好玩的点子而已。

我试着告诉他们，情况恰恰相反：一般情况下，我觉得自己像是一整天都在努力地徒手捉鸡。

就像史泰龙在电影《洛奇》里的经典一幕。 [53]

起初，这项工作可能看上去十分简单。可随着时间推移，“设计”这件事便逐渐显露出其本来面目，变成了一件既不可能、也相当不美妙的事。

同样，与人们期待的相反——妄想只用一半的力气，那你连半只鸡都别想得到。

冷知识：

小写的希腊字母μ（音“谬”），看上去与半边屁股的形状一样。

一则小小的警世寓言

几年前，我开始有了背疼的毛病。为了缓解疼痛，我开始练习瑜伽。我会在午休时去切尔西·皮尔斯体育馆（Chelsea Piers）做瑜伽，每周两到三次。虽说做瑜伽的确有助于改善我的身体状况，但它同时也让我变得更加淡定和放松。我甚至能慢慢感受到这种内心的宁静与和谐。所以当我从瑜伽课堂回到工作中，重新审视那些我此前觉得不甚满意的作品时，心里想的不是“我必须重来！人们会讨厌它的”，相反地，我却感到前所未有的平静，并这样想道：“没错，它是不够完美，但生命中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儿，不是吗？”

警告：瑜伽或许会让你变得更开心，但同时它也会毁了你的设计生涯。

随着年龄渐长，我期盼着自己能变成一个更加自信、身心均衡发展且健康的人。但随着创意工作的继续，我逐渐意识到，自我意识与适度的紧张感，乃是我赖以从事这一行的宝贵职业资产。

如果我能够持续滋养它们，那么它们也可以反过来帮助我，让我的职业生涯走得更长远，作品更丰富。

[1] 在纽约地铁线路图中，Q线正确的颜色应该是黄色。

[2] 《愿你平安》（“Shalom Aleichem”），是一首希伯来语以色列民谣。

[3] 在纽约地铁线路图上，一二三号线为红色，NRQW线为黄色。

[4] 前面几个名字分别以“I、K、O、P、T、U、X”开头，纽约地铁中没有以这几个字母命名的线路，而弗里茨（Fritz）的开头字母F正好是一条地铁线路。此处作者意在调侃自己一家人对于地铁的痴迷程度。

[5] 《乌尔比诺的维纳斯》（Venus of Urbino，1538），是文艺复兴后期意大利著名油画家提香（Titian）的代表作之一，描绘了一幅侧卧于贵妇榻上的美神画像。

[6] 《圣母与兔》（The Madonna of the Rabbit，约1530年），是提香的一幅名画，描绘了右手抱着圣婴的圣母同时以左手抚摸一只兔子的情景。对于这幅画的一般解读是，兔子喻指极强的繁殖能力，它同时是圣母马利亚作为“纯洁”的化身的见证，更是她处女之身的象征。

[7] 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1937— ），英国画家、摄影家、舞台设计师，是20世纪60年代波普运动的重要人物，被认为是20世纪英国最有影响力的画家之一。

[8] 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1932— ），德国画家，照片绘画理论的实践者，是20到21世纪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

[9] “蜡烛”，此处使用的是德文Kerze。

[10] 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1903—1970），美国抽象派画家，开创了色域绘画风格。

[11] 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1912—1956），美国画家，纽约动作画派领导者，抽象表现主义绘画大师，创立了举世闻名的“滴画”，其画作意在脱离一切束缚，追求极致的自由与开放。

[12] 彼埃·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1872—1944），荷兰画家，风格派运动发起人与纯粹抽象绘画创始者之一，以他为先驱的几何抽象画派对当时以至于后世的绘画、建筑、家具、装饰艺术及印刷业均有重大影响。

[13] 弗兰克·斯特拉（Frank Stella，1936— ），美国画家，20世纪60年代极简抽象艺术运动倡导者。

[14] 罗伯特·印第安纳（Robert Indiana，1928—2018），美国波普艺术家，善于使用字母、数字等非抽象表现主义元素，并重组使之产生全新意义。

[15] 巴尼特·纽曼（Barnett Newman，1905—1970），美国画家，抽象表现主义代表人物之一，也是色域画派的先锋。

[16] 卡西米尔·马列维奇（Kazimir Malevich，1878—1935），俄国先锋派画家、艺术理论家，至上主义奠基人，其作品与评论对于20世纪的抽象艺术有着深远影响。

[17] 伊夫·克莱因（Yves Klein，1928—1962），法国艺术家，观念艺术开创者，法国新现实主义领导人之一，欧洲战后重要的艺术家。

[18] 约瑟夫·亚伯斯（Josef Albers，1888—1976），德国画家、设计师，极简主义大师，几何画派代表人物之一。

[19] 莫里斯·路易斯（Morris Louis，1912—1962），美国画家，色域画派创始人之一。

[20] 贾斯培·琼斯（Jasper Johns，1930— ），美国画家，雕塑家，其作品与抽象表现主义、新达达主义及波普艺术联系紧密。

[21] 卢齐欧·封塔纳（Lucio Fontana，1899—1968），阿根廷裔意大利画家、雕塑家、理论家，作为空间主义创始人而闻名。

[22] 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1928—1987），美国著名艺术家、摄影师、导演，20世纪艺术界最有名望的人物之一，波普艺术最富代表性的艺术家，曾为可口可乐、法国沛绿雅矿泉水等设计外包装。布里洛洗衣粉盒也是他的经典设计作品之一。

[23] 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1921—1986），德国著名装置和行为艺术家，激浪派代表人物之一。

[24] Fairway Market，美国大型连锁生鲜超市。

[25] FCC、USF、TRS是网络运营或服务商的名字；ABC是美国广播电视公司（American Broadcasting Company）的缩写；CIA是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的缩写；LOL是网络用语。后两个词组在这里有调侃意味。

[26] 玛芬（Muffin），或译为“松饼”，是一种以面粉、泡打粉、牛奶、鸡蛋及其他鲜果、干果或蔬菜等烤制而成的点心，通常用来当做早餐或下午茶。

[27] 保罗·高更（Paul Gauguin，1848—1903），法国后印象派艺术大家，其艺术风格影响了后来的法国先锋派现代艺术家，如毕加索、马蒂斯等。

[28] 乔治·布拉克（Georges Braque，1882—1963），20世纪法国重要的艺术家之一，以对立体主义和野兽派的突出艺术贡献而闻名。

[29] 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1862—1918），奥地利印象派画家，他还是维也纳分离派的先锋，其作品主要受日本艺术影响。

[30] 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1866—1944），俄国著名画家、艺术理论家，被认为是抽象派艺术最纯粹的先驱。

[31] 马克·夏加尔（Marc Chagall，1887—1985），俄裔法国艺术家，现代艺术早期的代表人物。

[32] 地铁大战（Subway Series），指纽约洋基（the Yankees）对战纽约大都会（the Mets）的棒球比赛。每次两队比赛的场馆都能乘坐地铁直达，故命名为“地铁大战”。

[33] 学业助手，北美最大教育机构。

[34] Radio Shack，美国的一家大型电子设备及配件零售商。

[35] 戈尔迪结，Gordian Knot，出自希腊传说，指难以解决的问题。

[36] 红鼻子厄尼，Ernie，美国PBS电视台长年播放的少儿电视节目《芝麻街》中的一个角色，有着橘黄色的皮肤和红色的圆鼻子。

[37] 罗德·布拉戈耶维奇，Rod Blagojevich（1956— ），美国伊利诺伊州前州长。

[38] 尤达，Yoda，《星球大战》系列电影中的绝地大师。

[39] 楚巴卡，Chewbacca，《星球大战》系列电影中千年隼号大副。

[40] 千年隼号，Millennium Falcon，《星球大战》系列作品中经汉·索洛大幅改造的飞船。

[41] 死星，Death Star，《星球大战》系列作品中的一个巨型空间站。

[42] 勃兰登堡门，Brandenburg Gate，位于柏林市中心，最初是柏林城墙的一道城门，因通往勃兰登堡而得名。

[43] 比尔·哈利，Bill Haley（1925—1981），美国摇滚乐之父。

[44] 斯塔西监狱（Stasi prisons），柏林利希滕伯格政府在前东德最臭名昭著的秘密监狱之一。

[45] 费伯利兹疗法，由理查德·费伯博士（Dr. Richard Ferber）发明的著名疗法，用于解决婴儿入睡问题。

[46] 阵亡将士纪念日，Memorial Day，是为纪念美国南北战争中的阵亡将士而设立的纪念日，在五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

[47] 胡迪尼（Harry Houdini），美国著名魔术大师，以逃脱术最为有名。

[48] 红眼航班（Red-eye Flights），在美国，红眼航班通常指晚上九点后从西海岸出发，晨间五六点在东海岸降落的航班。乘客经过一夜飞行后大多十分疲惫、困倦，双眼布满血丝，因此而得名。

[49] 亨利·摩尔（Henry Spencer Moore，1898—1986），英国著名雕塑家、画家，代表作品为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间创作的一组侧卧像。

[50] 热托迪酒（Hot Toddy），一款由热水、烈酒加糖或香料制成的酒精饮料。

[51] 查克·克洛斯（Chuck Close，1940— ），出生于美国，是史上最受推崇和最具创新性的当代画家和摄影师之一。超级写实主义画家。代表作品有《约翰像》《自画像》《苏珊像》等。

[52] 四季比萨（Pizza Quattro Stagioni），指一种在意大利十分流行的四合一披萨，其中每一块代表一个季节。

[53] 史泰龙（Michael Sylvester Gardenzio Stallone， 1946— ）美国著名动作演员，同时也是一名抽象派画家。《洛奇》（Rocky）是他1976年起自编自演的系列电影。

Table of Contents

- 版权信息
- 1 男孩子们与地铁的故事
- 2 浴室艺术
- 3 那些你不可不知的纽约生活小贴士
- 4 咖啡的故事
- 5 乐高纽约
- 6 和电线们一起生活的日子
- 7 生物多样性
- 8 一墙之隔
- 9 宇宙之王
- 10 晚安，无好运
- 11 任它是雨还是晴
- 12 我的地盘我做主
- 13 鬼屋
- 14 红眼航班[48]
- 15 冷门科学
- 16 面团总动员！

- 17 写在后面的话

- 一则小小的警世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