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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从诗经到红楼梦：复旦人文经典课
作者：一条课堂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时间：2018年8月
ISBN：9787508691947
本书由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得到APP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

为什么我要向各位推荐这本《从诗经到红楼梦：复旦人文经典课》？不仅因为作者都是我熟悉的同仁、各自研究领域的一流学者，而且因为这是一本优秀的学术普及著作。我还希望利用这机会，为学术普及性著作说几句话。

长期以来，一提到普及，大家往往就认为这是针对初学者、文化层次低的群体，普及的范围越大越好。记得当初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找我策划节目时，一再强调必须适应百分之七十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观众的接受能力。其实到了今天，这些标准大多已经不符合社会的实际，不适应社会的需要了。改革开放以来，民众的文化程度普遍提高，当年的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者总该提高到初中、高中或大学程度了吧！现代社会知识和信息的积累越来越多，知识体系的分支越来越细，新知识、新概念、新理论、新成果层出不穷，不仅公众有接受普及的需要，就是高学历、高学位、高级研究人员也需要接受本专业以外的普及。所以社会不仅需要针对大众的普及，也需要甚至更需要针对小众的普及。下里巴人需要普及，阳春白雪也需要普及，只是范围不同而已。普及范围大固然社会效益显著，小范围的普及同样重要，而且由于接受普及的人自身的文化层次高、影响大，产生的社会效益未必小。

对传统文化和中国古代人文学科研究成果的普及还有其特殊背景。由于二十世纪以降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以至摧残，教育出现工具化、实用化、政治化倾向和重理轻文之风，知识无用论和读书无用论一度盛行，造成几代人知识结构和人文素质的缺陷。老一代的科学家往往有很高的传统文化造诣和人文素质，人文社会科学家大多具有专业以外的才能和修养，都有自幼而学打下的基础。而本来应该在幼时、小学、中学阶段具备的传统文化基础和基本人文素养，我们这一代与更年轻的人，即使有了硕士、博士学位，当了领导，成了专家、教授、院士，却未必能具备，在不少方面都需要接受普及，甚至需要扫盲。

还有人认为科学技术需要普及，而人文社会科学不需要普及，至少不那么重要迫切。这来自两种误解：一是以为科学原理高深，不普及的话一般人连一些专业名词都不懂；而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不难理解，不认识的字查查字典就行了。某大学曾经有一位领导就认为，中文系的研究不就是看看小说吗，还说“我们理科的研究成果要得奖很难，你们文科只要写篇文章就能得奖”。其实这是无知者的无畏，他们根本不了解人文社会科学同样具有高深的一面，并非识字就能读懂。二是认为科学的普及有利于提高全民的科学素质，技术的普及能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实际上完整的科学素质就应该包括人文社会科学这部分，而人文社会科学的普及同样能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对提升社会的管理水平和提高公众的人文素养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人文社会科学界一些人自设藩篱，甚至自吹自擂，故弄玄虚，也为学术普及造成障碍。有人一方面将传统文化神秘化、神圣化，另一方面又自封大师、传人，似乎只有他才有传授的资格，入他的门才能得到真传。有人片面强调经典、原典，要求初学者必须从经典读起，或者只能学原典，实际上混淆了专业研究与学术普及的界线，误导了传统文化的爱好者和非专业读者。对专业研究而言，毫无疑问应该以经典、原典为基础和出发点，并应作全面研究而不问其精华糟粕。但对普及对象来说，就既无必要也不现实。传统的经典文字艰深、内容古奥，像《书经》流传到汉代时一般儒生已经读不懂，需要由专家作注；但注文还是太深奥，需要由其他专家作疏；积累到今天，注、疏、注疏的注疏的文字量已是原文的千万倍。学术普及自然只能根据受众的目的、水平、时间选择最合适的内容、方式和容量，当然应该选择其精华和适用部分。

有些人对“碎片化”的批评也有失公允。专业研究要讲全面，系统掌握某一门专业或某方面的知识也不能“碎片化”，但对非专业读者、非专门教育、学术普及来说，又何妨“碎片化”？实际上，面对人类已经积累的浩瀚的知识海洋，每个人能够汲取的无非是一滴一勺，对自己专业以外的知识只能是若干碎片。只要保证这是真正的碎片，而不是垃圾，并且明白这只是一个整体中的极小部分因而不能代表整体，就能做到开卷有益，闪光的碎片同样能体现整体的精妙。

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是学术普及的前提，对受众需求的了解、精准的选择和有效的传播手段是成功的保证。本书的十位作者与“一条”联手打造人文经典课程，内容涉及《诗经》《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史记》《世说新语》《资治通鉴》《传习录》《红楼梦》等，涵盖了中国人文传统的一些基本典籍。音频课程自四月底上线以来，在短短数月中已经取得显著的社会效益。相信课程文字内容的出版能满足更多读者和不同受众的需要，并且为传统文化和人文学科的学术普及提供成功的范例。

葛剑雄
2018年7月

邵毅平讲《诗经》

邵毅平，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专攻中国古典文学、东亚古典学。著有《诗歌：智慧的水珠》《诗骚百句》《胡言词典》《马赛鱼汤》《今月集》等十五种，为复旦版《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新著》作者之一。

大美诗篇

《诗经》与我三千年

《诗经》的时代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诗经》第一首《关雎》的第一章。诗里的男子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姑娘，白天黑夜地想念她，追求她。先是不太顺利，于是晚上连觉也睡不着了，像烙饼那样翻来覆去。后来想出了办法，用各种音乐来取悦她。如果用“五四”时期那首著名歌曲来唱的话，就是“教我如何不想她”。

不可思议的是，这么一首现在还能朗朗上口的诗歌，竟然诞生于大约三千年前！不仅这一首，《诗经》里所有的诗歌，都诞生于大约三千年至两千五百年前。那个时候，在整个地球上，除了几大古文明以外，现在大家所知道的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还处于原始蛮荒状态；而我们的先人，就已经在用今天我们也能懂的语言和文字，歌唱着他们的喜怒哀乐，歌唱着人类的普遍情感。然后，它们穿越了两三千年的岁月，来到我们的面前，依然感动着今天的我们。仔细想来，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

《诗经》的地域和作者

不仅是时间的悠久，还有血脉的相连。不像其他的古文明，走马灯似的换将，你方唱罢我登场，古代的人与现在的人，已经不是同一个民族；中华文明则一脉相传，那些唱着《关雎》的人，就是我们直接的祖先。《诗经》的十五《国风》，加上大小《雅》《周颂》《鲁颂》《商颂》，大致诞生于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相当于今天从陕西中南部到山东半岛一带。那是两三千年前我们的祖先主要生活的地区，他们的子子孙孙后来散布于辽阔的中华大地。

荇菜.诗经名物图解.细井徇撰绘.日本国立图书馆藏本

虽然《诗经》的作者都没有留下名字，身份也包含了士大夫与一般百姓，可每当我读起《诗经》里的《召南》各篇，就仿佛听见了我祖先的声音。那个与周公（旦）一起协助周成王治理天下的召公（奭），就是我们“邵”氏的始祖。我很喜欢读《召南》里的那首《甘棠》，里面称赞了周宣王时的召伯（虎），他在召氏领地留下了美好的名声，当地人用这首诗歌来怀念和赞美他。我以有这样的祖先而自豪。《诗经》让我与祖先心灵相通。

《诗经》里当然不仅有我的祖先，也有你的他的我们大家的祖先。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当他们回顾古文明的时候，其实很难做到这一点。

《诗经》的性质

在人类文明史上，可以与《诗经》相媲美的，大概也只有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了。可是它们是那么的不同，显示了两大古文明的差异。荷马史诗是长篇累牍讲故事的诗，而《诗经》则大都是短小的抒情诗。中国有“诗的国度”的美誉，唐诗宋词是皇冠上的明珠，而其源头就是《诗经》。那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

中西方两大诗歌源头，不仅形式体制不一样，价值观也迥然不同。比如，《诗经》里有一首《魏风·陟岵》，写一个在外地服役的士兵，登山瞻望故乡，怀念父母兄弟，想象他们也在思念他，并叮嘱他一定要活着回家。有一个法国人，比较了这首诗与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认为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从一开始起，便表现出了对于战争的不同态度：

《伊利亚特》是西方最古老的诗，是唯一能用来与《诗经》作比较，以便评价位于有人口居住的陆地两端，在极为不同的条件下平行发展着的两种文明。一边是战争频繁，无休止的围城攻坚，相互挑衅的斗士，是激励着诗人和他的英雄的胜利光荣感，在这个世界里，人们感到自己置身于疆场之上。而另一边（《诗经》里）则是对家庭生活的眷恋，是一位登山远眺父亲土屋的年轻士兵和他的怀乡之情，是一位斯巴达人定会要扔出墙外的母亲，和一位叮嘱离家人不要顾念光宗耀祖而首先要尽早返回故里的兄长。在这边，人们感到自己置身于另一个世界，置身于一种说不出的安逸的田园生活的氛围之中。

而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在荷马时代，希腊先后被征服过三四次。因此希腊人大概也变得同他们的入侵者一样好战。而中国人则是地球上最美好的那部分土地上的无可争议的主宰。因此他们像原始时期的垦荒者一样，爱好和平”，所以这个法国人说：“也许在任何其他民族的诗文里找不到类似（《诗经》）的作品。”（埃尔韦·圣·德尼《中国的诗歌艺术》）

《诗经》的编纂和地位

作为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大约编纂于两千五百年前，收入此前五百年间的诗歌。编纂者历来都被认为是孔子，他在以前乐官整理的基础上，在三千多首诗歌中，披沙拣金，整理出了三百零五首，排定了《风》《雅》《颂》的顺序，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样子。

最初的书名是《诗》或《诗三百》，汉代学者把它奉为经典，开始称它为《诗经》。汉代以前位于“三经”（《诗》《书》《易》）、“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之首，汉代以后位于“五经”“七经”“九经”“十一经”“十三经”之第三位（《易》《书》《诗》……）。

《诗经》的运用和诠释

古人对待《诗经》，常常“断章取义”。比如《郑风·将仲子》，本来是一首表现男女之情的恋歌，今译的话，意思大致是这样的：“小二子啊小二子，拜托你别再跳墙进我家来找我，别再因此而压坏了我家的树木！我哪里是舍不得那些树木呢，我担心的是我的老爸老妈，还有那些没心没肺的兄弟，尤其是那些喜欢八卦的邻居。小二子啊小二子，我想念你那可真是没说的，但是你再弱智也应该明白，老爸老妈的唠叨，兄弟们的嘲笑，邻居们的八卦，那可实在是让我怕怕！”

但是在《左传》里，它却被用于外交场合，成为外交谈判的工具。比如鲁襄公二十六年（前547年），因为什么事情，晋国君抓了卫国君，齐国君、郑国君赶忙去晋国调解。郑国君带的一个名叫子展的随从，当场赋《将仲子兮》，意思是“人言可畏”，劝晋国君放人。晋国君听了诗歌，想想果然“人言可畏”，就把卫国君给放了。这么大的外交纠纷，居然靠一首诗就解决了，《诗经》的力量有多大呀！所以孔子要对儿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意思是：不学《诗经》，没法说话。如果今天的世界上，也能靠诗歌来解决外交纠纷，那又该多好呀！

从古至今，《诗经》里的诗歌，常被这样“断章取义”地运用着。这种方法比较随心所欲，导致对于《诗经》的诠释，特别是《国风》里的许多诗歌，有的两千多年都没有定论。西汉的董仲舒就已经说过“诗无达诂”（意思是诗没有确切的解释），更何况又过了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不要说“达诂”（确切的解释），就连“涩诂”（不确切的解释）也是奢望了。拿过一首诗来，这个说是写美女的，那个说是写俊男的；这个说是写死人的，那个说是写活人的；这个说是男人写的，那个说是女人写的；这个说是讲政治的，那个说是玩爱情的……南辕北辙，劳燕分飞，谁都有“话语权”，谁都没有“最终解释权”。这是读《诗经》有点挑战的地方。

《诗经》的流传和影响

在中国教育史上，孔子首先用《诗经》来做教材，世间流传着许多孔子的评论。比起后世的大部分评论来，孔子的评论都要开明得多。比如他有一句名言：“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他承认《诗经》里的男女之情都很正当，关键是要用恰当的方式对待它。比如“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这样追求女孩就比较得体。

跟开明的孔子相比，汤显祖的《牡丹亭》里的陈最良老师，说起《诗经》来就迂腐得多。他应聘出任杜府家教，以《诗经》为教材，《关雎》第一章的开头四句，是他给杜丽娘同学上的第一课。陈老师是这样备课的：“好者好也，逑者求也。”又是这样上课的：“雎鸠是个鸟，关关鸟声也。”（讲到这里，陈老师模仿雎鸠的叫声，丫头春香学他叫，课堂气氛顿时活跃。）陈老师继续上课：“此鸟性喜幽静，在河之洲。”“窈窕淑女，是幽闲女子，有那等君子，好好的来求他。”可是当春香故意问他，君子“为甚好好的求他”，他就骂春香“多嘴”，不肯往下讲了，好像有点“捣糨糊”的样子。因为在陈老师看来，或者在传统的经学家看来，这首诗讲的是“后妃之德”……孔子本人解说《诗经》，都没有这么迂腐过！如果后人对《诗经》有所误解，以为那是一本正经的东西，那大抵是陈老师们误导的结果。

好在用不着陈老师来误人子弟，正当青春年少的杜丽娘同学，天分和悟性都极高，自己早把自己给启蒙了。据春香“揭发”说：

小姐呵，为诗章，讲动情肠……小姐说：“关了的雎鸠，尚然有洲渚之兴，可以人而不如鸟乎？”（关起来的雎鸠，尚且要求偶，难道人还不如鸟吗？）

春香的“关了的雎鸠”，自然是她听“关关雎鸠”产生的误解，以及因误解而引起的转述错误，而不是杜丽娘同学的原话。但除此“耳误”之外，却颇得《关雎》的“正解”，而与陈老师的曲解背道而驰。这大概也是古往今来对这首诗的最佳诠释了，也是对孔子所说的“思无邪”的最佳诠释了。

《诗经》在古代青年男女的心目中，就这样成了最佳的“爱情教科书”。

今天我们怎么读《诗经》

最好的读法，就是像南宋的朱熹说的，把《诗经》当作现在人写的诗歌来读。晚明的冯梦龙也主张，要把《诗经》当作山歌来读。到了现代，鲁迅的意见也差不多，他在《门外文谈》中说：

雎鸠.诗经名物图解.细井徇撰绘.日本国立图书馆藏本

就是周朝的什么“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罢，它是《诗经》里的头一篇，所以吓得我们只好磕头佩服，假如先前未曾有过这样的一篇诗，现在的新诗人用这意思做一首白话诗，到无论什么副刊上去投稿试试罢，我看十分之九是要被编辑者塞进字纸篓去的。“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爷的好一对儿！”什么话呢？

鲁迅是用了调侃的口气，把《诗经》与白话诗作比较，告诉我们经典也要发展的。的确，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关关雎鸠”上，我们也要发展到“教我如何不想她”。“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头发，教我如何不想她？”多好的白话诗呀，这才是《诗经》的传人。

那么，就让我们用这种态度来读《诗经》吧！这可能也是最好的一种读法。我们的祖先会在天上赞许我们这么做的。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诗经》中的浪漫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这是《邶风·击鼓》。全诗共五章，这是第四章、第五章。今译的话，意思大致是这样的：

人生总难免生离死别，我早就对你发过誓言：我要一直牵着你的手，与你一起相守到永远。

可叹只得生离死别啊，让我无法活着归来啊！可叹果真不幸言中啊，让我无法践履誓约啊！

1

这首诗写士兵出征，告别自己的妻子，重申新婚时的誓约。

自从赵咏华《最浪漫的事》唱道：“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老得哪儿也去不了，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几千年前《诗经》里的上述诗句，便如王子吻过的睡美人般悠然醒转，再一次深深打动了许多中国女人的心。一个女生在考卷里曾这样评论道：“几千年过去了，中国人对浪漫仍无更多的奢求。”

不过她还年轻，也许还不知道，不管古往今来，无论海内域外，这要求本身仍是一种“奢求”。

为什么这是一种奢求呢？因为“誓言总是写在水上的”，男人的誓约尤其靠不住。如《邶风·谷风》里的男人，也曾对她说“及尔同死”（我要和你一起到死），但结果却是“反以我为仇”（反过来把我当成仇人）。《卫风·氓》里的“氓”，也曾经“信誓旦旦”，对她说“及尔偕老”（我要和你一起到老），但结果还是把她给抛弃了。那曾经的誓言，反而让她伤心，成了一个莫大的讽刺：“及尔偕老——老使我怨！”（我要和你一起到老——一起到老反而使我怨恨！）

为什么这是一种奢求呢？还因为“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人生充满了各种变数。就像这首诗里的士兵出征，告别自己的妻子，重申新婚时的誓约；但是一旦上了战场，就随时可能丧命，那曾经的白头到老的誓约，就会成为一张永难兑现的空头支票。

曾经有一个普通的美国妇女，钟爱她的丈夫去了越南战场，从此再也没能回到她的身边，于是一切爱的誓约都成了镜花水月。她写了一首怀念丈夫的诗歌，其中最后一段是这样的：

是的，有许多许多的事你全都没有做

可是你容忍我、钟爱我、保护我

有许多许多的事我要回报你

当你从越南回来

可是你没有

鸠.诗经名物图解.细井徇撰绘.日本国立图书馆藏本

这首诗多年前曾风靡全球，征服了无数的女性读者。可是许多人只关心诗的前几段（表现丈夫对她的容忍等往事），其实这里引的最后一段才是关键。这是美国版的因“死生契阔”而难以实现“与子偕老”誓约的悲剧。

《诗经》里说“与子偕老”的有许多处，除上面引用的以外，还有《鄘风·君子偕老》《郑风·女曰鸡鸣》，都有“与子偕老”的句子，看来这是当时诗人爱用的诗句。“与子偕老”的誓约之所以让人，尤其是让女人感动不已，正是因为在这种誓约的背后，存在着无数背约的事实。背约的原因有人事，也有天数。它实在太难、太难实现了。

2

当然，对女人来说，“与子偕老”固然要紧，“执子之手”也很重要。“偕老”是目的，“执手”是“手段”。中国传统文学里一般不表现“kiss”（接吻），最浪漫的表现，无非就是“执子之手”，也就是“拉手”“牵手”“携手”（台湾同胞称爱人为“牵手”，就是要比“甜心”来得好）。

《邶风·北风》里一再说：“惠而好我，携手同行。”（你要是喜欢我对我好，就拉着我的手一起走吧）“惠而好我，携手同归。”（你要是喜欢我对我好，就拉着我的手一起回家）“惠而好我，携手同车。”（你要是喜欢我对我好，就拉着我的手一起坐车）——执手的要求很强烈。

《郑风·遵大路》里也说：“遵大路兮，掺执子之手兮。”这两句诗，如用现代摇滚或说唱来表现，那就会是：“沿着大路走啊，我拉着你的手啊。”是要崔健、臧天朔这样的歌手来演绎的。

到了宋代，多情词人如柳永，也会说：“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雨霖铃》）周邦彦也会说：“执手霜风吹鬓影，去意徊徨，别语愁难听。”（《蝶恋花·早行》）

现代文学里虽引进了“kiss”，但现代诗人仍重视“执手”。

何其芳的《预言》唱道：“我可以不停地唱着忘倦的歌，再给你，再给你手的温存！”

邵洵美的《季候》唱道：“三次见你你给我你的手，里面藏着个叶落的深秋。”

曾卓的《有赠》唱道：“我全身颤栗，当你的手轻轻地握着我的，我忍不住啜泣，当你的眼泪滴在我的手背。你愿这样握着我的手走向人生的长途么？你敢这样握着我的手穿过蔑视的人群么？”最后曾卓的诗句，不就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现代版吗？

张爱玲大概也喜欢这首诗，在《倾城之恋》中引了第四章，也就是“死生契阔”这四句。话说范柳原对白流苏真情假意，既想勾搭，又不想结婚，就引这几句诗做借口：“我看那是最悲哀的一首诗，生与死与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可是我们偏要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好像我们自己做得了主似的！”范柳原的意思是说，既然人生本来就做不了主，那就干脆不要发誓了，不要白头到老了，当然也就不要结婚了。可是香港的陷落成全了白流苏，“死生契阔”反让范柳原“做得了主”，承担起了本不想承担的责任，他们终于结婚了，所以叫作“倾城之恋”——张爱玲把这首诗做了精彩的反讽引用。

只是不知是粗心还是故意，她让范柳原把“与子成说”错引成了“与子相悦”。后来的“张迷”们不敢质疑，于是也纷纷“与子相悦”起来。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瑞典汉学家马悦然，曾用汉语写过一百首“俳句”，其中一首唱道：“天色渐暗了，让我拉着你的手：我们快到了。”（《俳句一百首》之三十五）据说是写来纪念他已故中国妻子的。深情的一“拉手”间，就通了中国文学传统的大道。

更有意思的是，2006年高考上海卷的作文试题，竟然是“我想握住你的手”！两三千年的岁月，就在这么一握手中，连成了一条河，什么都没有改变！出题老师在那决定性的瞬间，眼前一定是灵光一闪，浮现出了“执子之手”的诗句。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不管风生云起，直到天荒地老，男人可以忘掉一切，但不能忘了对女人说：让我牵着你的手，与你一起慢慢变老。

之死矢靡它

《诗经》中的婚恋

1

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摽有梅，顷筐墍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

这是《召南·摽有梅》。全诗共三章。今译的话，意思大致是这样的：

打落树上梅子，梅子还有七成。哥们想要娶我，趁着吉日良辰。

打落树上梅子，梅子还有三成。哥们想要娶我，趁着此时此分。

打落树上梅子，梅子都在筐里。哥们想要娶我，趁着聚会良机。

自古以来，正如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里的大侦探波洛引用莫里哀的话所说的：“女人最大的心愿是叫人爱她。”古今中外，女子想要结婚的心情，大抵也差不多。

这首诗里的女子，要求爱她的男子快来娶她，她的想要及时结婚的心情越来越迫切，在她对树上梅子从七成到三成到全进了筐里，时间从吉日良辰到此时此刻到这个聚会的“循序渐进”式叠章重唱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了。这是一首典型的“愁嫁”歌谣。

梅·诗经名物图解.细井徇撰绘.日本国立图书馆藏本

在中外诗歌中，都有“愁嫁”歌谣。在古希腊抒情诗人萨福的《一个少女》中，用来表现同样愿望的是苹果和风信子，说事的方向则改换了一下：

好比苹果蜜甜的，高高的转红在树梢，

向了天转红——奇怪摘果的拿她忘掉——

不，是没有摘，到今天才有人去拾到。

好比野生的风信子茂盛在山岭上，

在牧人们往来的脚下她受损受伤，

一直到紫色的花儿在泥土里灭亡。

萨福的意思是说，少女就像苹果和风信子一样，如果不及时采下来，它们就会掉落、烂掉。

在南北朝乐府民歌中，也有不少“愁嫁”歌谣。如《地驱歌乐辞》唱道：“驱羊入谷，自羊在前。老女不嫁，蹋地唤天！”“自羊”是“领头羊”的意思，比喻下一句的“老女”（老女就是老姐姐）。这首诗的意思是，赶羊要让领头羊在前，嫁女要让老姐姐优先，否则，既耽搁了老姐姐，又连累了妹妹们。因为在古时候，姐姐还没有出嫁的话，妹妹是不能先出嫁的。

又如《折杨柳枝歌》唱道：“门前一株枣，岁岁不知老。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阿婆许嫁女，今年无消息！”它们都是《摽有梅》的南北朝版。

在汤显祖的《牡丹亭》里，杜丽娘同学想要结婚的愿望，还引发了一场惊天动地的生死恋。其实那年杜同学才十六岁，但古时候结婚早，杜同学自己觉得有点急了。

英国的奥斯丁小姐终生未婚，但她所写的六部长篇小说，如《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等，其中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女性的寻偶，即怎么找到如意郎君，把自己给嫁出去。她的小说一直吸引了无数的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说明这个主题具有永久的价值。

美国小说家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也写道，女主人公罗丝无法理解男主人公马丁对于文学的热情，她所有的关心下意识里都指向结婚：“她对把小说卖给杂志这回事不感兴趣。她认为重要的是结婚。然而她并没意识到这一点，就像她不知道自己要马丁找职业的愿望正是向往做母亲的女人的本能冲动一样。”

不过据杨绛说，《围城》里的孙柔嘉小姐，“最大的成功是嫁了一个方鸿渐，最大的失败也是嫁了一个方鸿渐”（《记钱钟书与〈围城〉》）——因为方鸿渐是个一无用处的人，也因为他的婚姻观“有问题”。那次他与“我你他”小姐相亲回来，

洋车到半路，他想起那书名（《怎样去获得丈夫而且守住他》），不禁失笑。丈夫是女人的职业，没有丈夫就等于失业，所以该牢牢捧住这饭碗。哼！我偏不愿意女人读了那本书当我是饭碗，我宁可他们瞧不起我，骂我饭桶。

方鸿渐“求仁得仁”，在既不柔又不嘉的孙小姐眼里，果然做不了“饭碗”，而做成了“饭桶”。

所以，对“摽有梅”小姐来说，及时结婚固然要紧，但结婚对象是否是“吉士”（也就是好男儿，成功人士），即是否是“饭碗”，倒是还要重要的。与其嫁个“饭桶”，倒不如不嫁呢！

2

泛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两髦，实维我仪。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谅人只！

这是《鄘风·柏舟》。全诗共二章，这是第一章。今译的话，意思大致是这样的：

坐了一只小船，独自离开河岸；盘着两只发髻，实在称我心愿；打死也不嫁别人！老娘呀老天呀，不肯体谅女儿。

这首诗里的女孩，爱上了一个男孩——从发型来看那个男孩尚未成年，所以这个女孩恐怕年纪也不大，发誓“之死矢靡它”——打死也不嫁别人！愿望极其强烈，爱得极其投入。但她的母亲却似乎别有主张，也许想把她嫁给成功人士。女孩就抱怨母亲不理解她。

做母亲的总喜欢干涉女儿的婚事，或者以过来人的身份，或者以母爱的名义，从古到今，几无变化。即使自己当年也曾反抗过母亲，但等到自己有了女儿，便马上转变了立场，比自己的母亲还要母亲。说是为了女儿的幸福，但好心却常办坏事，求幸福反而失幸福，这种例子不要太多噢。说是“代沟”，其实还是“控制欲”在作怪。在“不谅人只”的背后，都有一位控制欲极强的母亲。

但有压迫就会有反抗，有控制就会有反控制。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女儿要嫁人，这都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夫人希拉里爱女心切，为女儿的未来做了精心安排。可宝贝女儿就是不领情，还对母亲反唇相讥说，你自己的婚姻生活那么失败，还有什么资格来指点我的江山？2007年，美国好莱坞拍摄女人题材喜剧片《爱得过火》（Because I Said So ），又是一个母亲越俎代庖、替女相亲、弄巧成拙的故事。看来这种事情无论哪里都一样地层出不穷。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诗经》中的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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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这是《卫风·硕人》。全诗共四章，这是第二章。今译的话，意思大致是这样的：

手如初生茅草的嫩芽，皮肤如凝结的膏脂，头颈如天牛的幼虫长圆而白，牙齿如葫芦的籽洁白而整齐，额角如螓虫的额方正而饱满，眉毛如蚕蛾的触须细长而弯，笑起来两个小酒窝很好看，美丽细眼睛丢眼风迷死人。

这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全面描写美女外貌的诗篇之一，对于中国式美女标准的制定有着重要的奠基作用。诗里的这位美人叫庄姜，是齐国君的女儿，卫庄公的夫人，说起来，也算是卫国的“第一夫人”。论其美貌，足可以当选“齐国小姐”，或评为“卫国佳丽”的。

中国式美女标准有哪些条款呢？手要柔软，十指青葱。皮肤要白嫩，滋润，水灵，就像化妆品广告里的那些模特。头颈要细。牙齿要雪白，整齐。额角要方正，饱满，这才显得智慧洋溢，抢答常常正确，不是白痴或弱智一个。眉毛要细长而弯。笑起来两个小酒窝。眼睛的具体形状没说，但传统的中国美人，一般都是细眼或眯眼。所谓“美目”，比起形状来，更重黑白分明。那样的话，所谓“心灵的窗户”，才透得出心灵的健康。

直到现在，美国好莱坞拍华人题材影片，如谭恩美的《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 ），选起女角来，还常常挑细眼眯眼的，以为那是中国美女的标志，甚至是东方美女的象征。

可是在中国美女的本土，却不知从何时起（也许从“铁姑娘”时代起），美女都变成了浓眉大眼，一个个乍看上去，大眼睛比小脸蛋还大；可惜有时却如钱钟书《围城》里说的，像政治家讲的大而无当的大话。不用说，这都是受了西洋美女观的坏影响。

其实不仅中国是如此，日本、韩国卡通或动漫里的美女，一个个也都浓眉大眼的；而看看浮世绘里的江户美女，原本却以细眼眯眼的居多。

不过，比什么都重要的，却还不是长相，而是蔡琴唱的“明亮又美丽”的眼神。

归有光的《寒花葬志》里说，寒花丫头小时候，“即饭，目眶冉冉动”（吃饭的时候，眼珠子转来转去），其情其景，令人难忘。

这或许也是袁宏道所谓的“女中之态”之一？

而又称“秋波”的眼神，流转起来更是威力无穷，杀人不见血。白居易的《长恨歌》里，“回眸一笑百媚生”，是甚至能使“六宫粉黛无颜色”的。

如果“暗送秋波”，不难想象，接下去有事情要发生。《西厢记》里，莺莺随便惊鸿一瞥，张生自然就完蛋了。“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休道是小生，便是铁石人也意惹情牵！”

英国小说家萨克雷的《名利场》里，蓓基·夏泼小姐一个眼风丢过去，一下子就把在讲台上布道的牧师先生给“结果”了。牧师先生可能还会一脸幸福地说：“我宁愿消受眼皮上的供养，把美人的妙目恣情鉴赏，那脉脉含情的夺人光艳，可以扫去我眼中的雾障。”（莎士比亚《爱的徒劳》）

到了现代也还是这样。杨绛的小说《洗澡》里，姚宓小姐“眼睛一亮”，“打了一个无线电”，许彦成老师就得爱上她。

卫国美人从手写起，然后是皮肤，是头颈，是脸蛋。现代人于此也许觉得不过瘾，因为几个今人以为相当重要的部位，比如“三围”，却一点都没有写到。这是因为，古代美人必穿华服，凡露在华服之外的，已经统统品鉴到了；其他的，要你自己举一反三，由表及里。不能说诗人不敬业。

而且，以上还只是局部，整体形象却并不在这里，而是在标题里——“硕人”。“硕人”的意思，就是健康丰满的美人，而不是什么“病西施”或“骨感美人”，不是什么“多愁多病身”，可见当时的审美标准还很正常。《陈风·泽陂》里也说：“有美一人，硕大且卷。”“有美一人，硕大且俨。”意思都是美人身材健壮而品貌端庄。说明这种审美标准是当时通行的——甚至还男女通用。

梁启超的意见也一样，认为美人的健康最要紧：“近代文学家写女性，大半以‘多愁多病’为美人模范，古代却不然……以病态为美，起于南朝，适足以证明女学界的病态。唐、宋以后的作家，都汲其流，说到美人便离不了病，真是文学界一件耻辱。我盼望往后文学家描写女性，最要紧先把美人的健康恢复才好。”（《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

卫国美人如此健壮靓丽，然而，这样的美人卫庄公却不爱，他实在应该去看心理医生了！

2

叔于田，巷无居人。岂无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叔于狩，巷无饮酒。岂无饮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叔适野，巷无服马。岂无服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这是《郑风·叔于田》。今译的话，意思大致是这样的：

三哥出门打猎，巷里没人居住。难道没人居住？都不如三哥耶，真是英俊人物。

三哥出门打猎，巷里没人喝酒。难道没人喝酒？都不如三哥耶，真是英俊好手。

三哥出门打猎，巷里没人骑马。难道没人骑马？都不如三哥耶，真是英俊潇洒。

这首诗里的男主人公“叔”，据说就是《左传》开头的《郑伯克段于鄢》里的大叔段，因得了母亲的偏爱，而受到哥哥的嫉妒，最后给下套赶跑了。不过从这首诗及另外一些诗来看，“叔”不仅是个美男子，而且人气指数也超高，拥有大批的“粉丝”（fans）。你看，“叔”一去而“巷无居人”。饮酒、骑马、打猎，样样精通，件件拿手。“美”“仁”“好”“武”，一大堆的形容词，证明他人品出色，举世无双，有才有貌，内外兼修，文武双全，德艺双馨……可惜那时候没有选举制，要不然哥哥绝对输给弟弟，郑国乃至春秋的历史也将改写。

后来的中国诗歌，很少表现女性视角，但《诗经》里还是有的。比如对于“男性美”，就多有表现——

表现男子的脸色：“赫如渥赭”（《邶风·简兮》）——脸色如湿润的红土；“颜如渥丹”（《秦风·终南》）——脸色如湿润的丹石。

表现男子的须发：“其人美且鬈”，“其人美且偲”（《齐风·卢令》）——那人是个美髯公（关公的前身）。

表现男子的眼神：“美目扬兮”，“美目清兮”，“清扬婉兮”（《齐风·猗嗟》）——眉清目秀，会得放电。

表现男子的风度：“美无度”，“美如英”，“美如玉”（《魏风·汾沮洳》），“温其如玉”（《秦风·小戎》）——美得像温润的宝玉（宝哥哥的前身）。

表现男子的身材：“伯兮朅兮”（《卫风·伯兮》）——大哥身材很威猛；“子之丰兮”，“子之昌兮”（《郑风·丰》）——哥哥高大又强壮；“猗嗟昌兮，颀而长兮”（《齐风·猗嗟》）——啊呀呀，个子强壮又高大；“硕人俣俣”（《邶风·简兮》），“硕大无朋”，“硕大且笃”（《唐风·椒聊》）——身材高大魁梧，且作忠厚貌，类老美影星施瓦辛格、史泰龙。

表现男子的力量：“有力如虎”（《邶风·简兮》），“孔武有力”（《郑风·羔裘》）——力气如大老虎、狮子王（The Lion King ）。

表现男子的威严：“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周南·兔罝》）——雄壮勇猛的武夫，是公侯的贴身保镖（The Bodyguard ）。

表现男子的魅力：“在其板屋，乱我心曲”（《秦风·小戎》）——他在那座板屋里，让我不禁心乱如麻。

表现男子的幽默：“善戏谑兮，不为虐兮”（《卫风·淇奥》）——有幽默感，会开玩笑，但不过分，“尖头”（gentle）得来（“谑而不虐”的成语即源出于这首诗）。

这些大抵都是从女人眼中看出的，与《卫风·硕人》中对美女的表现，正好形成了对照与平衡，审美标准同样正常得很——“硕人”一词男女通用即为明证。

美国小说家福克纳是个脑筋开通的人，偶尔说过一些尊重女性的话，但有时候似乎又糊涂起来，说什么“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这完全是一种浪费，男人是不用长得太漂亮的”（《喧哗与骚动》）——不要说现代的女性主义者们一定不会同意这种见解，就是《诗经》里的女人们泉下有知，也一定会大声说“不”的吧？

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诗经》中的时空

1

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这是《王风·采葛》。全诗共三章，仅换了六个字。今译的话，意思大致是这样的：

她去采葛啦，我一日不看见她，感觉像隔了三个月啦。

她去采萧啦，我一日不看见她，感觉像隔了三个秋天啦。

她去采艾啦，我一日不看见她，感觉像隔了三年啦。

诗里的这个男子，爱上了一个采葛、采萧、采艾的女子，感到一天看不到她，就像过了三个月、三个秋天（或者三个季节）乃至三年一样，可见他的思慕有多么的强烈！由“三月”而“三秋”而“三岁”，夸张的程度由小而大，表示相思的程度由浅入深。成语“一日三秋”，就来自于这首诗。另外，《郑风·子衿》里也有“一日不见，如三月兮”的诗句。

葛.诗经名物图解.细井徇撰绘.日本国立图书馆藏本

据说，有人要爱因斯坦用最通俗的语言来说明相对论的概念，他即以恋爱中男女对于时间的各种感受为例证。“一日三秋”应该是说明心理时间变慢的最佳例证吧？

又如古语说的“白头如新，倾盖如故”，“白头”极言相处时间之久，“倾盖”极言相识时间之短。但相处时间再久，也可能是陌生人，相识时间再短，也可以成为知己。

这就像俄罗斯小说家屠格涅夫在《猎人笔记》里说的：“世间往往有奇怪的事：有的人你和他长住在一起，保持亲密的关系，然而从来不同他推心置腹地讲真心话；而有的人呢，刚刚相识，就一见如故，彼此像忏悔一样把所有的秘密都泄漏出来。”这也是一种关于时间的“相对论”吧？

2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

汉有游女，不可求思。

汉之广矣，不可泳思。

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这是《周南·汉广》。全诗共三章，这是第一章。每章前四句变化，后四句叠章重唱。今译的话，意思大致是这样的：

江南有棵大树，没法前去憩休；汉水有个游女，没法追求到手。因为汉水宽广，没法游泳过江；因为江水悠长，没法撑筏前往。

《诗经》里有几首写“企慕”之情的诗，如《秦风·蒹葭》《陈风·月出》等，咏唱了迷惘感伤、可望而不可即的爱情，这首诗也是这样。诗里的这个男子，追求不到他所爱的女子，于是觉得那女子离他好远，难以接近，宛如隔了宽广的汉水，悠长的江水。俗话说“咫尺天涯”，说的是心理距离的遥远，这首诗表现的就是这种感觉。

又如《郑风·东门之墠》的“其室则迩，其人甚远”（意思是他住得很近，但人却显得疏远），也表现了类似的感觉：女子喜欢的男子虽然住得很近，但因不常见面又显得很遥远。

顾城的《远和近》也是如此：“你，一会看我，一会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

当然，也有“天涯咫尺”的，所谓“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王勃《杜少府之任蜀州》）就是这样。在《诗经》时代，就是《卫风·河广》里唱的：“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宋远？跂予望之。”意思是：谁说黄河宽广呢？一叶芦苇就能渡过；谁说宋国辽远呢？踮起脚尖就能望到。要知道，作者可是住在黄河对岸的卫国，黄河同时也是两国的国境线呢！

同样的江河，在彼则为天堑，在此则成坦途，咫尺天涯，天涯咫尺，全凭心理感觉，全为心理距离耳。

3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这是《秦风·蒹葭》。全诗共三章，这是第一章。下面两章叠章重唱，只改动了几个字，意思基本上一样。今译的话，意思大致是这样的：

葭.诗经名物图解.细井徇撰绘.日本国立图书馆藏本

蒹葭青苍苍，白露变为霜。有位俏佳人，在水另一方。我愿逆流而上，依偎在她身旁，无奈前有险滩，道路又远又长。我愿顺流而下，找寻她的方向，却见依稀仿佛，她在水的中央。（酌取琼瑶歌词）

由于看不出诗里的“伊人”是男是女，所以既可以理解为男子追求女子而不可得的，也可以理解为女子追求男子而不可得的。那个心上人，在水的那一边，不管怎么朝他（她）走去，都永远可望而不可即！

为什么会永远“可望而不可即”呢？历来有许多的解释或猜想。较为传统的看法，认为这是恋爱心理的描述，因为“伊人”很“作”，忽冷忽热，若即若离，总之，让人不好“掌控”。美国人总喜欢夸海口说：“一切尽在掌控中。”（Everything is controlled.）可不要说伊朗、伊拉克，你就掌控一下“伊人”试试！

而比较时尚的看法，则认为这是一种人生的境界，总喜欢追求那不容易得到的，因了努力的无效或无效的努力，最终才知道一切不过是徒劳。于是就转向虚无主义。就如莎士比亚的《爱的徒劳》里说的：“无聊啊无聊，一切都是无聊，而最大的无聊，却是为了无聊，而费尽辛劳！”

4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

这是《陈风·月出》。全诗共三章，这是第一章。下面两章叠章重唱，只改动了几个字，意思基本上一样。今译的话，意思大致是这样的：

月出光辉皎洁啊，佳人靓丽姣好啊，体态窈窕动人啊，相思之心劳劳啊！

按照朱熹的解释：“此亦男女相悦而相念之辞。”（《诗集传》）这首诗是写月光下美人的动人形象，以及思慕她的男子的苦恼心理的。它跟《秦风·蒹葭》一样，都表现了可望而不可即的爱情。

如果说《卫风·硕人》是美女外貌的描写，那么这首诗就是美女风神的描写。“古人说得好，楼上墙上马上，月下灯下帘下，美人越觉好看。”（《巫梦缘》）又如郑振铎所说的：“其情调的幽隽可爱，大似在朦胧的黄昏光中，听凡珴令（小提琴）的独奏，又如在月色皎白的夏夜，听长笛的曼奏。”（《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在这种现场景致和背景音乐中，再添上一位风华绝代的佳人，却又不是容易接近的“邻家女孩”，那么感到绝望无助的暗恋者们，又怎能不独自黯然神伤呢？《孟子》里的“劳心”者可以“治人”，但这首诗里的“劳心”者却只能“治于人”，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这种可望而不可即的爱情，也是使人绝望的。

傅杰讲《论语》和《孟子》

傅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范围为古汉语和古文献学。著有《傅杰文录》（四卷）、《论语百句》等，编有《章太炎学术史论集》《王国维论学集》等。

吾少也贱

两个从小没有父亲的孩子

《论语》和《孟子》是两部重要的儒家经典，这两部书的主角，是中国古代最有名的两位伟大人物——孔子和孟子。我们都知道，孔子和孟子是儒家学派的奠基者和光大者，被分别称为至圣和亚圣，他们的学说被并称为孔孟之道。除了思想学说上的共通，他们还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个是都出生在今天的山东，二个是他们的父亲都过世很早。

孔子大约在公元前551年出生于鲁国（今山东曲阜），他的祖先曾经是宋国的贵族，后来迁居鲁国，到了孔子出生的时候，家道已经中落。两汉史学家司马迁在他伟大的名著《史记》里，给孔子写了一篇传记，记载孔子的父亲是鲁国的武士，娶了一位颜姓女子，在附近的尼丘山祈祷求福，归来野合而生孔子。

这“野合”两个字，怎么看都不是好字眼，于是引来了后代学者的纷纷议论。有人说，野合就是在回家途中的田野里有了男女之事；也有人说，孔子的父亲比孔子的母亲年龄大很多，已过了正常的生育年龄，孔子的母亲还很年轻，古人把这种夫妻年龄悬殊的生育行为称为野合；而还有一种说法更直截了当，说孔子就是私生子，孔子的父亲并没有娶孔子的母亲，所以孔子母亲从没上过孔子父亲家的门。在他父亲过世之后，他的母亲也从没告诉过孔子他父亲葬在什么地方。

“野合”这个词太刺眼，又用在至圣先师孔子的身上，于是历代很多著名学者都被卷了进来，或作申辩，或作新解，直到现在都没消停。孔子的世界影响这么大，当然也牵扯进来外国学者，如日本汉学大师白川静的《孔子传》对此费了不少唇舌；美国汉学教授詹启华写过专门论文，从孔子的野合而生来讨论古代常见的感孕而生的神话。

钧天降圣.孔子行教画赞.明万历时期曲阜刻.清代拓本

后人为孔子出生编造了颇具神话色彩的故事

作为《论语》的读者，了解一下这个事实是必要的。因为如果我们看各种孔子传和关于《论语》的书，多会涉及这个问题，你茫然无知说不过去。但深究是不必要的，因为研究了一两千年，直到现在，从中国古代尊孔的注释家，到现在那些受过人文社会科学训练的外国汉学家，还没有谁把这个问题彻底说清楚过。至于作为八卦津津乐道，当然更是无聊的，因为孔子即使是私生子，也无损于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司马迁是伟大的史学家，《史记》是不朽的名著，他写的《孔子世家》是我们了解孔子生平的重要依据。但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离孔子生活的年代已经隔了四五百年，孔子的生平在这之前从来没有被系统地记载。所以司马迁研读《论语》等材料，参考其他文字记录，再亲自到曲阜搜集孔子的传说，其中有些记载本来就是扑朔迷离的。由此我们倒是可以理解《论语》里记载的孔子自述，他说自己“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正是由于出身低贱，所以学会了很多出身高贵的人所不会做、不屑做的实际事务。这对孔子了解实际的民情，形成后来的思想，是不可能没有关系的。

孟子生在邹国（今山东邹城），大约生于公元前379年到公元前372年之间，从生年我们可以知道，孟子出生的时候，距离孔子去世已经一百多年。由于人们常常连称“孔孟”，以至于有人误以为孟子是孔子的学生，这当然不可能。

《孟子》里记录了孟子的自述：“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意思是我没能成为孔子的学生，而是把他们当作老师，自己学习的。由此就有了“私淑”这个词。如果你崇拜某个人，但没有机会做他的学生，你就把自己当作他的学生，去读他的著作，学他的思想，这就是私淑。据《史记》记载，孟子是子思的再传弟子，而子思则是孔子的孙子。所以孟子不仅不是孔子的学生，甚至不是孔子的孙子的学生，因为孟子出生的时候，跟子思也差不多相隔有一百年了，所以他是孔子的孙子的再传弟子。但是在思想上，他是孔子最重要的继承人。跟孔子一样，孟子对自己的父亲，也几乎是毫无印象的。在他出生不久，他的父亲就去世了。

后来清代有学者考证，孟子的父亲并未早死，而是在外地做官，所以他的母亲负起了主要的教育责任。这样的考证，捕风捉影的成分多，实实在在的证据少，我们可以不必理会。汉代的两部古典名著《列女传》和《韩诗外传》，都记录了孟子的母亲为了儿子上进而三次搬家的故事。注意这个，《列女传》是给杰出的女性写的传记，而不是给节妇烈女写的传记。书里说孟子小时候家住在坟场附近，孟子的模仿能力很强，他就模仿筑坟的行为当作游戏。孟母觉得对孩子不好，就把家搬到了闹市附近，孟子又开始模仿叫卖当作游戏。孟母亲觉得这样对孩子也不好，再次搬家到了学校附近。耳畔听到的是琅琅读书声，眼里见到的是知书达理的读书人，孟母这才安下心来。

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小孩的模仿能力是天生的，孟子的母亲一而再、再而三地搬家，为孟子的成长费尽心思，成为传世佳话，更由于被编进流传最广的童蒙读物《三字经》而家喻户晓。

有位哲学史家写了一本《孟子传》，在叙述孟母三迁的故事时提到，孔子首创私塾，是开风气之先的大教育家，但爬梳孔子的教育学说，并不见早期教育的内容，更不见选择适宜环境的思想。就选择环境以利儿童发展来看，应是孟母的独创。对孟母的肯定当然没有问题，但说孔子的教育学说中不见选择适宜环境的思想，可能是有问题的。因为在《论语·里仁》中孔子说过：“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意思是要居住在有仁人的地方才好，选择住处时如果不居住在跟仁人相邻的地方，就算不上明智了。所以，第一，孔子是对选择适宜环境发表了明确意见的，孟母择而处仁的行为，可以说是对孔子里仁为美思想的实践。第二，我们当然不是说孟母受了孔子思想的影响，因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她跟儒家学者有过联系，把家搬到学堂附近后没有，之前就更没有。她的行为是基于朴素常识的自发行为。所以说就选择环境以利儿童发展这个角度来看，称其为孟母的独创，是可以的，但说不见孔子有选择适宜环境的思想，可能是轻率的。我之所以要提这个问题，并不是要给孔子争一个选择适宜环境学说的发明权，孔子不需要这个发明权，而是想借这个例子提醒大家。孔子与孟子的思想涉及方面很广，他们说了什么，他们是怎么说的，我们最好经常翻翻《论语》和《孟子》的原文，自己熟悉孔子说了什么，孟子说了什么，而不要太轻信他人的判断。

孟母三迁.孟子圣迹图.圣庙祀典图考.五卷.

附圣迹图一卷.清.顾沅编.孔继尧绘图

《三字经》除了记录了“昔孟母，择邻处”这个故事，还记录了另一个故事——“子不学，断机杼”。《论语》里孔子说自己“十有五而志于学”，也就是十五岁才立志于学习。《红楼梦》里贾宝玉做八股文，对这句话大发感慨：“夫不志于学，人之常也。圣人十五而志之，不亦难乎？”贾宝玉不是“学霸型”的好孩子，所以他直截了当地说不爱学习才是人的常情，孔子十五岁就立志于学习，这也太难了，被他父亲贾政痛斥为“不成话”。

但小孩爱玩应该是天性，所以传说连孟子小时候都逃过学，被母亲发现了。孟母割断正在织的一匹布，告诫他如果不坚持用功，半途而废，就会像断了的布一样成为废物，受到教育的孟子才从此一心向学。

孔子的母亲留下了一个名字，叫颜征在，孟子的母亲则连名字也没有留下来。而对孔子母亲名字的真实性，也有学者提出过怀疑。但正是这两位伟大的母亲，独自抚育了两位中国历史上的伟人。两千多年来，她们为人景仰，也为人津津乐道，除了被《史记》和《列女传》等典籍记载，也被后人广泛称颂。晚清一位杰出的学者也是杰出的诗人郑珍，他在自己的儿子十五岁的时候，写了一首长诗，勉励儿子好好学习，开头就说“至圣孔尼父，亚圣孟子舆，两家无父儿，自解勤读书”。前面我们说过，相传孔子的父母在尼丘山向神祈祷后生下了孔子。古人的名和字，意义常有关联，所以孔子名丘，字仲尼，孔子还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伯是老大，仲是老二，所以我们说两个不相上下，就说在伯仲之间。孟子名轲，本意是一种车，有人说他字子舆，是车厢的意思。这个说法恐怕是后来人编的，但流传很广。所以郑珍在诗里，也就用孔仲尼、孟子舆来尊称孔子和孟子。孔子被称为至圣，孟子被称为亚圣，因此郑珍在诗里称孔子和孟子的母亲为两圣母。郑珍说，孔子和孟子两个从小没有父亲的孩子，却知道勤奋学习，然后数落儿子父母双全，条件优渥，却不专心向学。“不学复何事，人顽岂成猪”，不学习就得不到长进，就会蠢得像猪一样。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一位父亲的苦心，也可以体会到两位母亲的伟大，当然更可以体会到孔子与孟子的伟大。

国民心理之总关键

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中国文化

我们通常讲中国文化是由儒道佛三教合流而构成的，当然，儒是不是教，在学术界是有争议的。它当然不像其他宗教那样，有严格的教规教义，有一定的礼拜仪式。但从它对中国人以及周边国家的实际影响来看，说它是一种教也不算过分。如果我们不纠缠于这个名词，姑且称它是一种教，那么儒道佛三教合流构成中国文化这个命题，是可以成立的。三教在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并不是平等的，其中的主干是儒家文化，因为它是两千年来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

中国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干。儒家文化体现在哪里？就体现在儒家的十三部经典当中，即“十三经”。《诗》《书》《礼》《易》《春秋》统称“五经”，其中《礼》分“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分“三传”，即《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再加上《孝经》《尔雅》《论语》《孟子》。

《论语》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思想，《孟子》集中地体现了孟子的思想。作为儒家经典，它们的传播本来就广。到了南宋，伟大的思想家、学者朱熹，把“十三经”中《礼记》里他认为最重要的两篇——《大学》和《中庸》抽出来，加上《论语》和《孟子》，合成“四书”，写了一部高水平的《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从元代开始，《四书集注》成为科考的必读书。及至明清，更是成为八股取士的考题来源与答题标准，以至读书人识了字之后，别的书都可以不读，一定得先把《四书集注》背得滚瓜烂熟，否则就没有前途。自此《论语》和《孟子》更是成为经典中的经典。

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明嘉靖时期.李元阳福建刻.隆庆二年重修刊本.哈佛大学图书馆藏

大约一百年前，国学大师梁启超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古代典籍，提到四书的时候他说：“六七百年来，数岁孩童入三家村塾者，莫不以四书为主要读本，其书遂形成一般常识之基础，且为国民心理之总关键。”

梁先生说，明清以来，小孩进入最普通、最基础的私塾，老师都拿四书做课本，所以它们已经成为人人都具备的常识基础，而且还是了解国民心理的总关键。因为中国人就是在孔孟之道的长期熏陶下，日积月累，形成了独特的心理结构。一般来说，人心是相同的，所以中国人对一件事的反应跟外国人大体是相同的，高兴了会笑，悲痛了会哭。但遇到有些事，中国人的反应跟外国人不太一样，而可能的原因之一，就是两千年前孔子和孟子在碰到类似事情的时候，做出某种评论，产生某种反应。深受孔孟影响的中国人，再碰到类似的情况时，就会做出跟孔孟相同而跟外国人不同的反应。

除此之外，由于《论语》和《孟子》是每个具有小学程度的学生都要读的书，所以这两部书里的全部语句，都变成了中国读书人的基础语言。什么叫基础语言？只要是读过书、读过小学的人，我用《论语》《孟子》里的语句跟你说话，你绝对没有听不懂的道理，我不需要加以任何解释。所以，《论语》和《孟子》里的句子，被重复引用、被浓缩为成语、被传诵为格言的概率就比别的书要高得多。比如从“见义勇为”到“出尔反尔”，从“四海之内皆兄弟”到“王顾左右而言他”，很多我们现在还在使用的成语和俗语，都是从这两部书里来的。

《论语》和《孟子》非常重要，但《论语》不是孔子写的，《孟子》也可能不是孟子写的。《论语》是孔子过世之后，他的学生以及再传弟子，把他的言行和其他学生相关的言行经过收集编纂而成的。《孟子》的作者，从汉代以来，学者的意见就不太一致，有的人说是孟子写的，有的人说是孟子跟学生合写的，有的人说是孟子死后，学生根据孟子的言行编录而成的。第一种说法绝不可信，后面两种说法靠谱一些，都有各自到的支持者。朱熹认为《论语》的记录零零散散不成系统，前后文风也不一致；《孟子》自成系统，文风也很统一，所以怀疑是孟子自己编写的。但他的理由恐怕只能用来证明《孟子》这本书在最后编定的时候，加工比《论语》要做得细致，而不能用来证明一定出自孟子的亲笔。

现在通行的《论语》共有二十篇；《孟子》共七篇，每篇分上、下，就是十四篇。而我们一翻开它们，就会看到很奇怪的篇名，比如《论语》的第一篇叫《学而》，第二篇叫《为政》，第三篇叫《八佾》，第四篇叫《里仁》，第五篇叫《公冶长》……这些都是什么意思？其实并没有具体的意思，只是截取了那一篇开头的几个字。

比如《学而》的第一节，是我们在中学时代都背诵过的名言：“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一节前两个字是“子曰”，但不能用“子曰”做篇名，因为《论语》记录孔子的话最多，很多篇开头都是“子曰”，那就没有分辨度了，所以只能跳过“子曰”，把“学而”截出来做篇名了。其实这个篇名根本不通，“学而”的“而”是个连接词，把它截出来，跟学放在一起，意思是不完整的，甚至是根本没有意义的。

再比如《公冶长》，是因为第五章第一节，孔子评论了一个叫公冶长的学生：“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公冶长不知什么原因被关进了监狱，但孔子认为不是他的过错，这个学生还是可靠的，是可以把女儿托付给他的，最后真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公冶长是一个人名，只截两个字就太不像话了，所以就以他完整的名字做了篇名。

《孟子》也是一样，我们翻开书，看到第一篇的篇名是《梁惠王》，那是因为《孟子》的第一节就是记录孟子去见梁惠王，他和梁惠王之间有一段对话，于是篇名就叫梁惠王了。第二篇的篇名叫《公孙丑》，是因为一开头一个叫公孙丑的学生向孟子发问，所以篇名就叫《公孙丑》了。

先秦古书的篇名，经常就是这样定的。比如《诗经》的第一篇《关雎》。为什么叫关雎？因为这首诗的第一节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雎鸠是一种鸟的名字，关关是形容鸟叫的声音，叫“关关”大概不好听，所以古人就省掉了一个“关”字，接了下面一个“雎”字。这跟“学而”一样，根本不构成一个词，也是根本不通的，但古人就是这么任性，就是这么偷工减料地来取篇名的。

入门的第一步

《论语》和《孟子》的基础读本

从汉代开始，就有学者为《论语》和《孟子》做注，由于这两部书地位重要，后来的学者不断地对前人的注释加以发挥、补充、改动、订正，由此衍生出了大量的《论语》与《孟子》的注释，就是研究专家也不可能看遍。到了今天，我们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论语》和《孟子》总是首选必读书目。现在的学生，接触传统文化的内容通常相对较少，而《论语》和《孟子》又是离我们年代久远的先秦典籍，读起来当然会有困难。但好在它们太重要了，所以首先，历代的学者研究的多，注释的也多，基本内容大体都已经弄得比较清楚。其次，现在的学者研究的也多，其中很多人是非常优秀的学者，他们为《论语》《孟子》做注释、做翻译、做导读。我在这里推荐几种读物。关于《论语》《孟子》的书太多了，我只能有选择性地介绍几种基础的入门阶段读本和工具书，方便大家使用。

首先要介绍的是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与《孟子译注》。杨先生是二十世纪杰出的古汉语专家与古文献专家，生于1909年，病逝于1992年。他三十年代初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而他又有家学渊源，他的叔父杨树达先生是更著名的古汉语专家与古文献权威，也写过关于《论语》研究的重要著作《论语疏证》。杨伯峻先生写过多种研究古汉语语法的书，他给两部重要的古代典籍《左传》和《列子》做的注释，迄今为止仍然是最好的。而他最为大众所知的，是他在五十年代写的两部意在普及的重要著作——《论语译注》与《孟子译注》。

《论语译注》完成于五十年代中期，对《论语》全书逐句加以注释和白话文翻译，全书最后还附有《论语》词典，把《论语》中出现的每一个字都做了解释。这当然很有用处，例如有一个字杨先生可能认为不必注，但我们如果不清楚，就可以查一下后面附的词典，再对照译文，就更容易明白了。

把《论语》译成白话文的，杨先生不是第一个，这样的工作之前就有不止一个人做过。但杨先生是古汉语专家，他看的《论语》研究著作很多，所以可以博采众长，再根据自己的研究心得加以裁断。他对书中涉及的历史知识、名物制度、古代民俗等麻烦的问题，都做了清楚的交代。而对《论语》的语言规律和语言特点，更是分析得头头是道。他的《论语译注》，注得精确，译得认真，在撰述过程中还得到了叔父杨树达先生的指导。完稿的时候，杨伯峻先正在北京大学教书，所以他又请了鼎鼎大名的哲学史专家冯友兰先生、语言学专家王力先生，对《论语译注》加以审阅，从思想上和语言上把关。这两位教授分别是哲学史和语言学的顶级权威，经过这样的打磨之后，《论语译注》甫一出版，就广获好评。

这部书直到现在还在不断重印，繁体、简体、精装、简装的各种版本都有，由中华书局出版。有的版本把书末的词典删去了，推荐购买后面附有词典的版本，使用起来会更方便。

在《论语译注》出版之后，杨先生又续写《孟子译注》，体例、特点都跟《论语译注》完全一样。这本书现在也在不断重印。

介绍杨先生的书，有两个问题要做交代。一是先秦时代久远，典籍语言古老，尤其是《论语》这样片言只语的记录，很容易产生歧义，没有哪本书能把先秦古书都译注正确，所以杨先生的书，还有改进的余地，但总体上来说是非常优秀的。因为他的书影响太大，所以讨论的文章也多，有人还写成了专著，专门来挑《论语译注》和《孟子译注》的毛病。其实有好多地方，无非是本来就有两种以上不同的解释，杨先生认为这个好，评论者认为那个好，但不能说是杨先生错误而评论者正确。更有甚者，完全是像鸡蛋里挑骨头一样无事生非。

我建议大家不必受这些书的干扰。杨先生的译注，基本上代表了先秦古书译注的最高水平，是可以放心阅读的。但是杨先生这两本译注都写于五十年代，那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声音要高过继承声音的年代，所以他的译注只是在每一节下加注释，做翻译，但对每一节的意蕴不再做阐发分析。这样做的好处是保持了这部书的学术含量，使得书中至今也没有什么过时的内容。但对一般读者来说，《论语》里的句子，有注有译之后可能还是会不太明白。因此后来的一些译注本，在杨先生著的译注基础上又进行了加工。而杨先生的两种译注本，就由他的侄子杨逢彬教授做过改写，在岳麓书社出版过。杨教授后来又潜心研究《论语》《孟子》，出版了《论语新注新译》，下了很多功夫，但因附有很多考证，有一定的难度，不太适合非专业的读者作入门读物。

我另外向大家推荐的，是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良年先生的《论语译注》和《孟子译注》。金先生是专门研究古籍的著名编辑。上海古籍出版社出过一整套的“十三经译注”，把儒家的十三部经典都译成了白话。其中印的最多的就是《论语译注》与《孟子译注》。这两种译注也都是有注有译，而比杨先生更进一步的是，金先生在每一节后面都加了一个简要的主旨说明。比如孔子说“巧言令色，鲜以仁”，金先生就在译注后面加了说明：“孔子认为，人主要是内在的道德，外在的表现是末节，花言巧语，仪容伪善，都是为取悦他人而做的行为，所以几乎无仁德可言。”这样就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体会原文的意思。当然这个说明有的非常简略，读者自己也可以体会得到，但有时候对我们更准确地理解原文，可以起到辅助作用。杨先生晚年还写过一本《孟子导读》，是选本，对每一节的意思都做了较详细的分析。

我想向读者推荐的基础读本就是这两种，大家任选一种就可以了，《论语》和《孟子》的译注本非常多，先拿这两种做基础，有了基础再去选读别的版本，才不至于在一开始就目迷五色，无所适从。

在林林总总的《论语》和《孟子》译注中，有些好的各有特色。就以《论语》来说，如国学大师钱穆的《论语新解》、古文献专家孙钦善的《论语本解》、哲学家李泽厚的《论语今读》、哲学史家钱逊的《论语读本》等，都是各有特点的著作。但市面上也不乏低水平、赶热闹的书。对广大读者来说，从杨伯峻、金良年先生的译注入手，路子就比较正，阅读的难度也不会太大。

不幸的圣贤

从朱元璋删节《孟子》到日本禁《孟子》

儒家学说是中国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也是历代统治者尊奉、倡导的学说。孔子被尊为至圣，孟子被尊为亚圣，于是，在大多数人心目中，孔子和孟子就是维护封建专制的代言人。没错，《论语》和《孟子》经过历代统治者与学者的阐释甚至改造，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这样的作用，这是我们应该承认的。但另一方面，孔子和孟子都没有提倡过绝对的君权，有人把“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样荒谬的理论也算在孔孟之道里，是典型的冤假错案。

当然，孔子说过“君君臣臣”，意思是君要有君的样子、君的义务和君的责任，反过来臣也一样，但孔子从来没有倡导过“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相反，在鲁国最高统治者、国君鲁定公问他什么样的君臣关系才算正常时，孔子回答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意思是君主指使臣下要合乎礼，臣下侍奉君主要尽忠。所以在孔子眼里，君臣关系是相互的，君主在指使臣子的时候，言行要受到礼的制约，并不能为所欲为。

跟孔子同时代的齐国国君是齐景公，他的国相是著名的历史人物晏婴。晏婴有很多故事，通过一本叫《晏子春秋》的书流传到今天，其中两个故事，很好地说明了孔子理想中的君臣关系。有一年冬天，齐景公和晏婴讨论国事。天太冷了，齐景公对晏婴提出要求，让晏婴把热汤端过来。晏婴当场拒绝，说我不是给你端汤的臣子。过了一会儿，齐景公感觉更冷了，又对晏婴提出要求，让他把皮衣递过来。晏婴再次拒绝，说我不是给你拿衣服的臣子。齐景公非常生气，问晏婴觉得自己是什么样的臣子。晏婴说：我是社稷之臣，是跟你讨论国家大事的。用今天的话说，你只有不以对待老妈子和小丫头的态度对待我，我才能在和你讨论国事时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和责任，才不至于唯唯诺诺，你说什么我就点头哈腰称是，才能尽到我社稷之臣的责任。晏婴说得很对，齐景公只好认了。

齐景公太害怕晏婴了，他足智多谋，人又正派。某年冬天，齐景公趁晏婴有外交事务到邻国去访问时，把农闲时候的百姓全召集起来，给自己修建一个游乐用的大台。天气非常冷，干的却是明明可以不干的活，百姓个个怨声载道。他们编了歌谣，说在这样的气候下，让我们干这样的活，生在这样的国家真是没法活。晏婴在回国的路上，就听到了这曲歌谣。他见到齐景公，汇报完外交事务，就说自己听到百姓新创作的歌谣，接着把歌谣学唱了一遍。齐景公当然聪明，立刻下令停止造大台。晏婴领命后，出了宫门，直奔工地，用棍棒挥向那些工人，并恶言相向，说国君让每个百姓都有房子住，现在他要造个大台你们就如此怨声载道。百姓都痛恨晏婴助纣为虐。而正在这时，齐景公停工的命令到了。百姓都说还是国君好，知道错了自己就能改正。

前一个故事说的是君使臣以礼，如果不符合礼制，就连端一碗热汤、递一件衣服都不允许，更不要说为所欲为地杀戮。而后一个故事，说的是臣事君以忠。当面直言进谏上级的错误决策，但出了宫门之后，最高的威望和最后的荣誉，仍然归于君主，而不是炫耀自己，归功于自己。孔子听说后专门赞扬称这样的君臣关系才是合格的君臣关系。

有一位当代的大史学家叫徐中舒，他是王国维、梁启超的学生，原是四川大学的教授，也是顶尖的先秦史专家。徐先生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替孔子申辩，说孔子不讲片面的事君以死，而提倡君臣相对的义务。君如对臣无礼，君如不肖不慈，臣也就不必尽忠。孔子说的君权是有限制的、相对的君权，至于绝对的君权，孔子从来没有提倡过。徐先生的这个概括，是符合实际、非常到位的。

晏婴沮封.孔子行教画赞.明万历时期曲阜刻.清代拓本

到了孟子，就更不得了。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衣钵，提倡仁政，要求国君必须是有崇高道德的仁君。他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只要君主是仁义的，成了仁义的表率，那么国家就容易向仁义的方向发展；只要君主是正派的，成了正派的表率，那么国家就容易向正派的方向发展。只有这样，国家才能真正安定。

可天底下哪里有那么多仁君？如果碰上了昏君甚至暴君怎么办？孟子明确提出，君主之位并非神圣永恒，而是可以改变的，君主个人的品行就是君位去留的标准。孔子比较温和，只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比较激烈，他明确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意思是君主如果像对待亲人一样对待臣子，臣子才能成为他的心腹；君主如果像对待狗和马一样对待臣子，臣子就会视他为陌生人；君主如果像对待尘土、芥草等最不值钱的东西一样对待臣子，那么臣子看待他，就像看待敌寇和仇人一样。

这实在太刺激了，最终把一个皇帝惹怒了，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朱元璋。朱元璋本来是个没有什么文化的人，早年明史专家吴晗先生写的《朱元璋传》，第一章的标题直截了当写成“小流氓”。后来，毛泽东跟吴晗说，对朱元璋要一分为二，他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于是吴晗就把第一章的标题改成“流浪青年”，听上去好了一些，是不是很幽默？但意思还是那个意思。朱元璋当了皇帝才读《孟子》，读着读着勃然大怒，说这老头儿要是活在现在，我是一定不会放过他的。

我们都知道，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红楼梦》的节本，因为《红楼梦》里有一些情色描写。我们更知道，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很多《金瓶梅》的节本，因为《金瓶梅》有很多色情描写。但也许有的朋友不知道，在朱元璋的时代，他专门找人做了一本删节本，把《孟子》里面我们前面举到的以及我们在中学时代都背诵过的“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之类的他看不顺眼的话，统统删光。这个删节本叫作《孟子节文》。朱元璋把《孟子节文》颁布全国，让以后中国的读书人只能读经过他政治审查的节本，科举考试也只允许考经过审查的节本。好在时间不长，他的子孙都不敢这么做。否则他要是做得彻底一点儿，下令把完整的《孟子》都烧了，也许我们今天就没有完整的《孟子》读了。

这才叫原典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与基础

北京大学有位已故的大学者金克木先生，他是北京大学东语系的教授，古文好，梵文好，英法文也好，他是对中国文化和东西方文化都有深刻把握的大学者。金先生写过一篇文章，标题叫《书读完了》，转述了一个传说：史学大师陈寅恪从欧洲留学归来，去拜望前辈史学名家夏曾佑，夏曾佑对当时还年轻的陈寅恪说，你去欧洲留学，学会了外文，能读外国书，真好。我看不懂外文，只能读中国书，书读完了，没得读了。

我们知道，中国两千多年来积累了大量的古书，真是汗牛充栋，数不胜数。光是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就是无数人看一辈子也看不完的，更何况《四库全书》只是现存中国古书的一部。古书就已经不可胜计，加上后来中国人又写出这么多书，哪个人可以读完呢。

金先生讲完这个故事后，就阐述了他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夏先生的话可以从某个方面去理解。文化，无论东西方，很多都是用文字、用书籍来记录的。而文化，也无论中西，都是成系统的。中国文化也好，西方文化也好，总有一些书是这种文化的核心，是其他书的基础，其他的书是建立在这些书的基础之上的，是对这些书的阐释、发挥、扩充、申发。从这个角度讲，真正的书是读得完的。

比如中国的《论语》《孟子》《老子》《庄子》，比如西方的荷马史诗和《圣经》，都是文化的核心。因此我们要了解某一文化，也要重点去接触、阅读这些核心且基础的著作。

孟子注疏.十三经注疏.明嘉靖时期.李元阳福建刻.隆庆二年重修刊本.哈佛大学图书馆藏

金克木先生的意见是很精辟的，而《论语》和《孟子》也足以当得起中国文化核心中的核心，基础中的基础。简单来说，没有哪一部中国思想史，包括政治思想史、哲学思想史、伦理思想史、教育思想史甚至经济思想史，可以绕开《论语》和《孟子》。除了《论语》和《孟子》的政治观念、哲学观念、教育观念、经济观念本身外，后世很多思想家的著作，也是建立在对二人的观点的研究讨论之上和对《论语》和《孟子》的注释阐发之上的。

最典型的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影响巨大，既是了解孔孟思想的名著，也是了解朱熹本人思想的重要资料。要是看不懂《论语》和《孟子》，就没有办法进一步理解朱熹的思想。除了宋代的朱熹，你想要了解汉代经学家郑玄的思想，想要了解三国时玄学家何晏的思想，想要了解唐代大儒韩愈的思想，想要了解明代思想家王阳明的思想，想要了解清代思想家王夫之的思想，想要了解近代思想家康有为的思想，想要了解现代思想家梁漱溟的思想……要是完全没有《论语》和《孟子》的基础，不仅只能一知半解，甚至可能连门径都摸不着。

不仅思想家受到孔子影响，文学家也一样受到孔孟的影响。因为《论语》和《孟子》既是必读书，又是主流意识形态，正如我们前面说过的，《论语》和《孟子》里太多的话，已经成了旧时代读书人的基础语言。所以有时候，他们是在有意识地引用，有时候则是《论语》《孟子》里的语句，不自觉地就从笔下流出来了。我们读陶渊明的诗、读杜甫的诗、读韩愈的文章、读苏东坡、读辛弃疾，甚至读古代戏曲与古代小说，《论语》和《孟子》中的话，时不时就冒出来。而古代赞颂孔子和孟子的诗文作品也有不少，只有熟悉了《论语》和《孟子》，才能对这些作品有把握甚至有感觉。

比如，我们都知道，辛弃疾是南宋的大词人，他不仅是个大文豪，还是个能带兵打仗的将军。辛弃疾和朱熹也是好朋友，他主张抗金，但当时的皇帝和很多大臣主张求和，他的政治抱负不能实现，还遭受了不止一次政治上的打击。因此，辛弃疾在词里发了很多牢骚，但这些牢骚都跟国运、民运有关。他的这些牢骚，同时成了千古流唱的绝唱。

辛弃疾有一首《贺新郎》非常有名，上片说：“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下片的几句也非常有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

这首词开头两句的意思，是说我已经衰老得这么厉害了，我平生志同道合的朋友们，死的死，散的散，到现在也不剩下几个了。“白发空垂三千丈”，这是直接化用李白的名句，夸张白头发垂下来有三千丈之长，以形容自己的忧愁。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值得让我高兴的，只好百无聊赖，“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我们看开头的这一句“甚矣吾衰矣”，非常容易懂，翻译成白话，就是我老得这么厉害了。这是一个倒装句，“甚矣”放在前面，用来表示感情的强烈。“吾衰矣”就是我老得这么厉害了，这句话差不多是我们现在的口头禅。如今大学毕业，如果同学之间五六年没有见面，尤其是男同学碰到了女同学，不需要经过大脑，也不应该经过脑子的一句问候，就是“你一点儿都没变”。我们谦虚的女同学也不需要经过大脑，当场就脱口而出“哪里，我老得很厉害了”。我们如果只用这种现代口头禅为背景，来读这句词，肯定没有多少感觉。因为这就是一句平常的感慨：“哎呀，我老得很厉害了！”但是我们前面说过，《论语》和《孟子》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基础语言，拜读辛弃疾词的人，没有不会背《论语》的。而据《论语》记载，孔子最崇拜的人是周公，因为周公治礼作乐，创立了周代最好的礼乐文明制度。可惜孔子离周公生活的时代差不多有五百年，社会制度已经开始礼崩乐坏，或者叫作礼坏乐崩。因此孔子一生的理想，就是要恢复周公的周礼，即“克己复礼”。

为了这个理想，孔子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甚至能够天天梦到周公。为了这个理想，孔子可以“不知老之将至”，可以“知其不可而为之”。但是，一个人的理想可以不死，一个人的肉身是不可能不死的。终于有一天，孔子早上醒来，感慨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意思是我已经老得这么厉害了，已经这么久都没有再梦到过周公了。

这是表示孔子知道自己快死了，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理想，在他的有生之年再也没有可能实现了，一切都将随着他生命的消逝而付诸东流。这句话里包含了一位为政治理想而奋斗了一生的老人，在临终前的大沉痛和大绝望。过去读辛弃疾词的所有读书人，只要一看这首词的开头“甚矣吾衰矣”这五个字，马上就可以自动联想起孔子的那句名言，体会到辛弃疾对年华老去、一事无成的沉痛和绝望。我们这种说惯了“哎呀，我老得很厉害了”的口头禅的人，去体会辛弃疾的这句词，可能感情分量是完全不同的。

再比如，北宋王安石作为政治家，他做过宰相，推行变法；作为文豪，他是鼎鼎大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在宋神宗的时候，轰轰烈烈地掀起了变法运动，但是他的一生，也非常不顺。他的性格刚强执拗，跟当时的很多人都发生过冲突。他的一生，也在出世和入世当中沉沉浮浮。

王安石晚年不做宰相了，归隐江宁旧居，流连于山水之间。而他一生的痛苦，也需要从古人那里得到榜样的力量，得到安慰。这种榜样的安慰力量来自哪里？来自《孟子》。他写了一首非常著名的关于孟子的诗，只有四句，但是传诵很广：“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说孟子已经故去了那么多年，他的魂魄已经召不回来了，只有反复阅读《孟子》，想起孟子的精神，体会孟子的风采，就可以给自己增加无穷的力量。举世之人嫌我迂阔都没有关系，因为有孟子的力量在鼓舞着我。

我们提到过，《论语》和《孟子》，过去的读书人都是要背诵的。今天当然不能也不必要求大家都背，但我在复旦中文系开《论语》课，要求中文系的学生能背诵《论语》的大部分。目的不是将孔孟思想强行灌输给今天的学生，而是因为《论语》和《孟子》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熟悉了这两种书，会给阅读其他的古书带来方便，也会为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打下基础。至于《论语》和《孟子》中的人生哲理、处世名言，例子太多，举不胜举，大家可以在阅读中自己去发现体会。希望通过我这个简单的介绍，能激发起大家进一步阅读《论语》和《孟子》的兴趣，在这两本经典上花的力气是一定不会白费的。

陈引驰讲《老子》和《庄子》

陈引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文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文学、道家思想与文学、中古佛教文学、古典诗学及近现代学术史，著有《庄学文艺观研究》《无为与逍遥：〈庄子〉六章》《中古文学与佛教》等。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翩然世间的道家风格

说到老庄，大家就会想说这是道家。道家和儒家是不同的，但是它们相反相成，在整个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文化中，儒和道又是互不可缺的，我们听说过“儒道互补”的说法，几乎每一位古代士人的心中，都一边藏着儒家，一边藏着道家。当他发达的时候是儒家，当他落拓的时候就变身成了道家，比如白居易就是个中典型。

那么，道家究竟具有怎样的风格和面貌？与儒家相比，它又有怎样的特点？

更广的影响

我们不妨从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的眼光中先来看一看。黑格尔是位极其博学的人，不仅讲玄而又玄的思辨哲学，还讲哲学史；不仅讲西方哲学，还讲东方哲学，甚至讲到中国。他读了《论语》和《老子》两部书，认定前者只是一些道德教诫，后者则含有哲学。他还说过一句很不厚道的话：要想保存孔子在西方世界中东方大思想家的名声，他的书最好不要译为西方文字。

当然，我们并不是认同黑格尔。孔子对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伦理观念乃至整个历史有着莫大的影响，可以说他是中国文化整体上的最大的代表。不过，黑格尔的观察也有其锐利之处，如果从更宽广的视野来看，《老子》更富于思辨性和精神性，或许给予了世界更多普遍意义上的启示。事实上，《老子》很可能是被译为外文次数最多的一部中国传统典籍了，远远多于《论语》。

看自家的宝藏，不能只听洋人的，我们来客观地观察一下道家和儒家的差异，看出道家的特点究竟何在。

出世的取向

说到道家，我们想到的具体人物肯定是老子和庄子，而讲到儒家则是孔子和孟子。老庄和孔孟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孔孟的生平事迹，我们大致可以编出年表来，他们先做了什么事，后来又做了什么。比如孔子先是教书，后来在鲁国做了几年官，不得志，于是周游列国，推行自己的主张，可还是很不成功，最后回家继续教育学生，编订了数部古代典籍。然而，老庄的事迹却无法编成年表，司马迁的《史记》最早为他们作传，都只记录了个别的事件。比如庄子，就记载了楚国的大臣去请他到楚国做官，庄子不肯，说愿意像在泥中扑腾的乌龟那样苟活世间就好。老子呢？只记载了孔子见老子问礼的事，老子关于礼仪方面什么也没说，只是答非所问地劝孔子去掉身上的骄气和欲望，要深藏若虚。儒家和道家之间的差别，其实就是儒道两家关于入世与出世的基本态度的不同表现。儒家要入世，就会有许多事迹留存世上；道家要出世，不以世俗事务为意，那自然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可是要说起来，其实在先秦诸子里，老子的官算是做得最大的。他是“周守藏室之史”，是当时东周王室负责图书档案文献的总管。大家知道，古代识字的人很少，识字且能掌握文献资料，就能拥有古今丰富的经验和智慧。老子这个职位是很重要的，相比孔子到了五十岁才在鲁国做诸侯之官，老子可算是“中央大员”。可是，老子虽然做了官，《史记》里记载他“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看周王室不行了，就离开了。

孔子则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天下的局势越糟糕，就越是要挺身而出。这就是儒、道两家的不同，道家更注重出世的个人的独善，而不是儒家式的入世的兼济精神。

或者换一种更简捷、更形象的说法。儒家是进取的，是做加法的；道家是退让的，常爱做减法。《老子》里有“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的语句，做学问讲究积累，强调“益”，也就是增加；而求道、行道则相反，强调的是“损”，也就是减损。

个体的身心

与出世独善和入世兼济相关，道家和儒家之间还有一个显著的对比，那就是儒家注重群体的关系，而道家则更注重于个体本身。

儒家关注群体，不是凭空而来，是因为它所依据的就是西周初年以来的政治社会制度。周摧毁了殷商的统治之后，实施所谓“封建”，也就是分封建国，将以周王室同宗同姓为主体的诸侯分置到各地。这样在政治权利结构中的高低上下与血缘家族内部的尊卑亲疏形成了叠合的关系，正所谓家国一体。孔子有一次谈到他的政治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国君像国君，臣子像臣子，政治关系中君臣要尽到各自的职责；父亲像父亲，儿子像儿子，家族关系中父子要扮演好各自的角色。显然，孔子是将国与家一起考虑的。在这样的视野之中，个人是重重叠叠的关系网络中的一个点，比如他是某人的儿子、某人的父亲、某人的兄弟、某人的丈夫、某人的上级、某人的下属等，他的身份就是由这些重重关系所定位的。这种从西周初年的“封建”开始，经过儒家演绎升华的群体性观念，笼罩中国数千年历史，直到今天仍有很大的影响。

而老庄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此相反的。前面说到老子见东周衰微，就离开了；庄子不愿去楚国为官，只愿在河边钓鱼，图个轻松快活。那么，道家更注重、更关心什么呢？是个人尤其是内心的修养，平和安宁，不为外界所困扰。比如《庄子》写到静坐养神，主张“身如槁木，心如死灰”，内心淡漠平顺，外形呆若木鸡。这时，人的状态是松弛的，而非紧张的；是平静的，而非激越的。一句话，这是修养心神。除了心神，庄子对身体的琢磨也到了一定的境界，他说：“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一般人是用喉咙呼吸的，而修行得道的人则用脚后跟呼吸。人怎么会用脚后跟呼吸呢？可能是练气功将气门练到脚后跟去了吧？总之，从庄子来看，道家非常注重个体的身心修养。

老庄的不同

老庄作为道家，与儒家自然有颇大差别。那么，同为道家的老子和庄子，就是完全一致的吗？

当然不是。

首先，将老庄归入道家，并不是他们的自觉自愿，而是后人的“拉郎配”。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状况，如今惯常会说“百家争鸣”。但其实“百家”这个说法，就是双重的谎言：一是当时并没有那么多的思想流派，二是先秦时代根本就不存在称某个思想流派为“家”的概念。当时记述各种思想，乃至思想家互相批判的时候，都是直呼其名，或称为某某子，比如老聃如何，庄周如何。“家”是汉代司马谈对此前的思想做集中的梳理和概括时候提出的。而且如果读《史记》里记载的司马谈的原话，他的所谓道家或“道德家”中包含了哪几位思想家，其实并未明言。到了更晚的班固那里，他在《汉书》中明确将老子和庄子的书归拢在一处，列在“道家”的名目之下，老庄两位才最终正式坐在同一个屋檐下。所以，如果起老庄两位于地下，告诉他们是所谓道家，他们一定感到莫名其妙，瞠目不知所对。既然在先秦时代，老庄并无自觉的学派归属，而是各说各话，那么他们之间思想的不尽一致，就很容易想见了。

金阙玄元太上老君八十一化图说节选.经折装.清代刻本.巴伐利亚州立东亚数字图书馆藏本

此书源于“老子化胡”说，是元初由全真教道士创作描绘的关于老子的显化事迹。节选部分为老子“为柱史”和“弃周爵”的场景

其次，老庄二人留给后世的精神形象也颇不相同。这是因为《老子》和《庄子》这两部书所导致的。了解一位思想家，最重要的途径当然是通过他的著作。《老子》五千言，按照《史记》的记述，是老子看出天下大乱，不可救治，于是离开，行至函谷关时，被守关人拦住，逼着将他的智慧留下，才写出来的。现如今最流行的《老子》版本是八十一章，经过三国时王弼的注释。《老子》里全是格言警句，“道可道，非常道”“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等等，可以说都是智慧的结晶。但是，其中却看不到老子的身影。《庄子》则不同，根据司马迁的记述，当时他看到的文字有十余万字。汉代最丰富的《庄子》版本有五十二篇，而我们今天看到的《庄子》，其实是晋代郭象重编和注释的文本，分称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和杂篇十一篇，共三部分、三十三篇，大约七八万字。我们看到的这个版本，虽然比司马迁看到的少了很多，但也足够丰富了。书中除了庄子的思想言谈，也记录了很多他的言行和故事，今人所了解的庄子的事迹，基本都没有超出此书的范围。比如，庄子辞让楚国为官邀请的事，是《史记》中记载的唯一关于庄子的生平事迹，在《庄子》的《秋水》和《列御寇》里都可以找到类似的段落。正是因为这两部书的差别，使得老子和庄子留给我们的风神就很不同：老子是一位纯然的智者，而庄子则情智兼备。通过《庄子》里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庄子的喜怒哀乐。

最后，老庄两人的思想，自然有许多不同的侧重。

我们向大家介绍了道家不同于儒家的几个特点：比如它更具有超越中国历史文化的普遍的思辨和启示，它偏向于出世的政治和社会姿态，它更多关注个体的身心修养等。总之，在风格上，相比儒家的积极进取，道家更呈现出谦退的倾向。我们最后还大略提到同为道家的经典名著，《老子》和《庄子》两部书的不同之处，以及因此塑造出的老庄不同的精神形象。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可以来分别谈谈老子和庄子了。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老子的智慧

道是个难题

《老子》是中国传统中一部了不起的经典，大概也是被译为其他文字次数最多的一部经典。虽然只有五千言，但古往今来，倒真当得起“说不尽，道不明”几个字。“说不尽”自然是因为各家注说层出不穷，种种解释令人目不暇接；“道不明”则是那么多的阐释，却总好像没能说透，让人意犹未尽，感到犹隔一层。

这“道不明”的，首先是“道”。《老子》的“道”究竟是什么，历来众说纷纭，却始终未能定于一尊。就是《老子》本身，也是云里雾里。比如《老子》说：“道之为物，唯恍唯惚。”所谓“恍惚”，就是若有若无，飘忽不定的意思。但这个“道”却非常要紧，“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世间万事万物都是“道”派生出来的，那“道”的作用和功能就大了。《老子》自己也意识到“道”难以言说，书的第一章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可以言说出来的“道”就不再是那个伟大的“道”了。《老子》这部书中点出“道”是一种玄虚缥缈的存在，“道”很重要，因而需要理解、把握，可是能说出来的、能表达出来的，却一定已不是“道”了。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化用李宗盛的一句歌词来说：“道它是个难题。”

确实，要给“道”下个明确的定义很困难，它本来就是一个概括性很强的表述，可以包涵各种可能。比如各家有各家的“道”，唐代的古文大家韩愈，反对佛教和道家，要重新张扬当时已很衰微的儒家，写了一篇大文章《原道》。在这篇文章里，韩愈提出了一个很有启发性的观点，说“道”是“虚位”，而“仁义”是“定名”。“定名”就是有确定意义的概念，而“虚位”则是空框式的虚涵的概念，实在的各种意义都可以填入其中。对儒家来说，“道”的真实含义就是“仁义”。这样的想法，其实庄子早就有了。《庄子》中曾提到“盗亦有道”，借用了儒家的一套范畴来讲强盗的“道”：事先能判断应否行动是“智”，能预测出财宝在哪儿是“圣”，行动时一马当先是“勇”，事成后撤退在后是“义”，最后分赃平均合理是“仁”。庄子的这番总结出人意料，不过也可以启发人们“道”这个名头，不仅看它貌似的堂皇，更要看它实际的运作如何。

回到老子，我们来看看老子的“道”究竟是怎样发生作用的，由其实际的作用，或许可以确认它的存在和特点。

世界的二元

“道”是如何作用的？首先要知道老子对世界的基本认识方式。

在老子的眼光中，世界基本可以分为两相对立的二元，而非单极。《老子》的第二章就提道：“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天下人一旦确立了美的一方面，丑的一方面也就成立了；都明白什么是善，恶也就相形出现了。世间相反相对的事物，都互相依赖着存在。这一章还举出一系列相反方面的对立存在，比如难易、长短、高下、前后等。其中，老子还曾特别谈到一组重要的对立——有无。如果造房子，不能都是实在的墙体，得有门窗等空的地方，这才成为我们可以住的房子；如果做陶器，一大坨黏土放在陶轮上转，最终要掏出其中的空来，才能成为碗罐。总之，世界可以分为对立的两个方面，但这对立的两个方面同时互相依赖着存在。

这种想法是不是很特别？在我看来，一点儿也不特别，这是人们看待世界的一种很基本的方式，在早期人类的头脑中和生活中就普遍存在了。小孩子听故事、看电影，总爱问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一类的问题。人类学家经过大量的田野调查，指出即使未进入文明化阶段的部族，也能很容易地区分白天与黑夜、区分食物的生与熟、区分环境的冷与热，在他们的眼中，世界基本就是二元的。

《老子》的观点与这些未文明化的部族、与这些孩子的想法是一样的。并不是说老子的水准和小孩子差不多，而是说老子的思想是基于一些人类非常基本的概念，他集中了人类的集体智慧而更进一步。说老子的智慧是既往的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并非信口开河。我们都知道老子是东周朝廷守藏室之史，非常熟悉历代累积下来的文献史料，他比任何人都更有条件吸取前人的智慧。而且这一点在《老子》中也是有确凿证据的。第二十二章中，老子写道：“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三字句的排比，讲的道理很精彩。只有蜷曲才能成圆，一时的弯曲而后能得直，低洼处才能蓄积满盈，旧了才会翻新，少才便于牢牢拥有，而拥有太多反会因迷惑而把握不定。说得真好！老子在这几句话之后做了引申阐释，最后说“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古人所说的“曲则全”，真不是泛泛的虚言啊！老子自己交代了“曲折全”等语句的出处，它们都是过去的智慧，而不是老子的创造，老子不过采用它们来加以阐说罢了。

老子骑牛图轴.宋.晁补之.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反者道之动

“曲则全”这段话，很有些辩证法，意思是要达到一个目标，有时得向相反的方向去，要具备相反的条件。过去说南辕北辙、缘木求鱼，照这番话的意思，想向南走，有时真的须向北去。老子将其进一步地发挥和提炼，就是“反者道之动”，道的运动都是朝相反的方向而去的。至此，我们大概可以了解老子的思路：他将世界分析为相反相依的两个方面，而这二元对立的双方，实际遵循着向对立面转化的规律运动。也就是说，天下一切事物都会转向它相反的状态。

在我看来，老子最核心的观念就是“反者道之动”，虽然千百年来，人们难以说清楚“道”究竟是什么？老子自己也说“道”难以表述。但从道的运作及其运作规律，我们可以确定地知道，老子的“道”是实际存在的，而且按照一定的规律发挥着作用。

“反者道之动”是普遍的，无论自然界还是人世间，都概莫能外。《老子》中用人和草木举例，婴儿柔若无骨，很软很弱，但长大之后，筋骨坚强起来，等到老去，胳膊腿脚都变得僵直发硬，是一个由柔而硬的过程；草木始生，柔得很，随风摆动摇曳，到了最后则枯槁脆硬，说不定一碰就折了。两相比较，哪种状态更好呢？当然是柔弱好，柔弱代表着初生，有无限未来，而过于坚强刚硬则接近灭亡之时了。《老子》说：“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万事万物都是向着事物的对立面转化的，处在柔弱的地位，反而会渐渐强盛，而到了强大的巅峰，随后就是走下坡路，日益没落了。其实《老子》并不是反对强盛，它只是说要因循“道”的规律，因势利导，以柔弱的站位和姿态，等待着渐渐强盛，也就是“知雄守雌”。不能逞强，不能用强，形象地说，遵循道之规律，人们应该学习的榜样是水这一天下最柔之物，“天下莫柔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水滴石穿，柔弱胜刚强。

从这种思路看老子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论断，就不仅仅是实际经验的概括，而是紧密扣合“道”之规律的必然结论了。对于“福祸相倚”最有名的阐释，来自西汉初年的《淮南子》。这部书以一个有名的故事来说明福祸之间的不断转换：

边塞上有一位先生的马，不晓得什么原因跑丢了，跑到塞外的胡人那儿去了。他的朋友们都很为他惋惜，来劝慰他。但这位先生却说：“这说不定是好事啊。”过了几个月，跑丢的马带着塞外的骏马回来了，于是人们都为他高兴，恭喜他。他却说：“这说不定是祸事呢。”因为家有骏马，这位先生的公子爱骑，结果摔断了腿。人们又为之叹息不已，他却说：“这说不定是好事啊。”过了一年，塞外的胡人大举进攻，年轻力强的人都拿起武器战斗，死者十之八九，而这位先生的儿子因为腿断了，没有入伍参战，与老父亲一起保全了性命。

从这个故事里祸福的不断轮转，可以生动形象地了解“反者道之动”的含义。世间的万事万物不会凝定不变，而变化的方向就是相反的对立面。所以当一种特殊情况降临的时候，不必大喜过望，也无须过于忧虑，不妨平静对待，做好事情变化的准备。

如果更积极一些，则可以利用“反者道之动”来达到想要的结果。比如，《老子》讲过“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这话听着很难理解，为什么想要毁了对方，却不妨提升他？事实上，三国时代的孙权，就曾运用过这一手段。当时天下大乱，群雄并起，逐鹿中原，其中曹操的势力最大，基本一统北方。孙权僻处江南，难以抗衡曹操，于是他上书劝进曹操称帝。曹操当然看穿了孙权是要将自己抬上高架被火烤，成为众多反对者的众矢之的，没有上孙权的当。孙权的劝进之举，岂不正是“将欲废之，必固兴之”？至于“将欲取之，必固与之”，《韩非子》曾用一个小故事来说明：当时晋国的一位大人物想攻灭山中的一个小国，但小国据山险而守，攻取颇为费事，于是大人物称要赠山中小国一口大钟，山中国人不明就里，受宠若惊，便开拓山路，迎接载着大钟的车辆，结果随着大钟而来的是晋国的军队，山中小国就此灭亡。

这些后人的诠释，听着很有些阴谋狡诈的味道，于是有些人就批评老子的这些观点是有机心的，是教唆权谋。真相如何很难简单论定，或许《老子》中有权谋的思想，但要达到一个目标，从相反的方面着手，而后借重道之规律，取得所企求的结果，对信奉“反者道之动”的老子而言，也是十分自然的吧。

无为与顺道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老子思想里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遵从天地自然的规律：依据“反者道之动”来为人处世是如此，对世间的社会治理也是如此。我们说过，道家关注的更多是个体的身心修养，而不是社会人群的安排。但老子略有些特殊，他曾是周天子朝廷中的一位官员，与三心二意仅做了几天漆园小吏的庄子不同，政治统治的问题或多或少进入了他的视野，他对此会有一些感触和理解。在这方面，老子是一位放任者，不主张过多的人为的意志介入社会治理之中，以人之道干扰天之道。老子对此最有名的一句话是“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一个国家，就像烹饪一条小鱼，不能随着自己的意志，翻来覆去地折腾，那样会将小鱼翻烧成碎块，无法食用。还是应该让社会按照它自己的状况，自然生长、变化。能顺应社情民意的管理者和统治者，才是最好的。《老子》给统治者排过一个等级：最好的统治者是百姓仅仅知道有这么一个人而已，这比大家都对统治者歌功颂德、感恩戴德要高明得多。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不强加自己的意志，让百姓自由自在地生活，即道家的“无为”。

无论是无为而治还是遵从“反者道之动”因势利导、顺势而为，都体现了老子对于天地自然之道的尊重和依顺，它们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鲲鹏展翅，水击三千里

敞开自我的庄子境界

庄子和老子虽然都属于道家，但老子因为做过东周王室守藏室之史，所以对历史的经验特别有感触；而庄子一生只做过漆园吏，是一个很小的官。所谓漆园，究竟是指漆树的园子还是一个地名，现在也没弄明白。所以庄子的生活环境和日常接触的事物，可能与老子有很大的不同。比如，他常常在山林里行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故事就出于《庄子》，应该是庄子在山林之中观察所得的事实和感悟。再比如，他常常待在河边，前文提到庄子拒绝楚国聘请的时候，就是在河边悠闲地持竿钓鱼。庄子更多地生活在自然的环境里，所以他的视野是在更为自然的天地之间展开的。

在天地之间展开的视野和感受，会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我们不妨来看《庄子》的开篇。

空间的突破

古代经典的开篇是很有意思的，可以大概看出各自所包含的精神世界。《论语》开篇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呈现一位“敏而好学”“不知老之将至”的教育家形象；《孟子》开篇是孟子见梁惠王的一番说辞，展现的是周游列国，能言善辩，极力推销自己政治理念的孟子。《庄子》开篇则是鲲鹏展翅，推展出一个宏大的世界。这里不仅有人，还有鱼有鸟，有大海有天空，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世界，而不仅仅是人的世界。这才是我们身处其间的真实世界，万物纷纭，并生并育，一起展示着各自的色彩声息。“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意思是说：北海有一条叫鲲的鱼。鲲非常大，大到有数千里。鲲变化为叫鹏的鸟。鹏的背，有数千里大。鹏奋起腾飞的时候，它的翅膀就像天边的云……鲲鹏击水三千里，而后盘旋上升九万里，乘着六月的大风飞去。

南华真经.晋.郭象注.黄丕烈旧藏.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今天我们祝福别人前程远大，常常用“鲲鹏展翅”或者“鹏程万里”这样的成语。它们的来历就在这里。“北冥有鱼”这节文字，令许多人醉心，大概因为其展现出的宏大境界。数千里之大的鲲鹏，一飞冲天九万里，鲲鹏的天地得有多辽阔！

不过，从现实的立场来说，无论是鱼还是鸟，都不可能存在数千里之大的动物，也不可能升到九万里的高空，那里已然超出大气层之外了，鲲鹏没法呼吸视听。那么这个开篇意义何在呢？

既然不是现实的情形，那就是一种对精神境界的形容。你感觉到随着鲲鹏的高升，自己超脱出了平常的世界，跳出日常的格局，这是空间维度上的极大拓展。雨果有一句名言：“世界上最广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广阔的是天空，而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心灵。”心的世界是至大的，只是人们通常忘记去展开它而已。

当你超然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原来的一切本身并没有改变，而它的意义就不同了。《庄子·则阳篇》记有一位戴晋人说的寓言：在小小的蜗牛的左角上有一个国家，右角上也有一个国家，两国之间不断争战，死者成千上万。在蜗牛角上的这两个国家看来，所争者自然非常要紧，不惜付出惨重的生命代价；然而在我们看来，这样的厮杀实在可笑得很。为什么有如此差异？因为我们站在一个更高的立场上观照。同样的道理，如果站在鲲鹏高飞所在的宇宙立场，回顾有限格局中人类的种种作为，是不是一样很可笑？

这不是退一步海阔天空，而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之后的心胸豁然开朗。

时间的突破

空间的限制是比较直观的，另外一个基本的向度是时间，世间的种种都存在于时空之中。鲲鹏展翅，呈现的是空间维度的大境界，而庄子对于时间的有限，也有着清醒的觉悟。他曾说“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逍遥游》）”意思是早上出生，晚上就枯死的菌芝，不会知道一个月的时光；春生夏死，夏生秋死的蝉，不会知道一年的时光。提示人们要在时间维度上突破自我局限。

世间万物，都存在于时空之中。人们承受的局限，也就来自这两方面。

空间的限制比较直观，“山外青山楼外楼”，在目力所及的世界之外还有另外的天地，或许那里是北方的不毛之地（《逍遥游》所谓“穷发之北”），或许那里是西方的极乐净土。而时间的限制，相形而言就比较抽象。非洲草原上的动物知道在遥远的地方，有一片丰美的草场可以栖居，因而不顾山高水长、千难万险奔逐而去。但它们恐怕难以了解在这样的空间移动中，时间在无情流逝，在奔向生命的新希望的同时，也在奔向死亡。

动物更多地活在当下，人则具有更多的时间意识，更了解时间的意味。孔子就曾感叹：“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只是人们常常会忽视时间的脚步，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在时间的河流中浮游的距离越短，就越容易轻略它的存在，如同朝菌和蟪蛄，它们对一日的晨昏、一年的春秋，都不可能有了解。不过，人的情形确实比较复杂些，百年之寿，大体是相同的，但对时间有限的意识，却是随着日渐失去与它长相守的机缘而增长的。讲得直白些：失去越多，我们才越明白。在这个意义上，人要更痛苦。

要突破时间的限制，超越有限的人生，儒家的想法是努力作为，留下善行善业，在身后依然有益于人群和社会。庄子或许不这么想，他更多的希望人们能打开精神的空间，从更长程的视野来观察生活，把握有限生命的意义，而非局限在眼下的蝇营狗苟。人生没有那么多过不去的坎，也没有那么多不能放下的执着。苏东坡有一首词，是他经历了几乎让他丧命的“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之后写的。那晚他喝醉了酒，回到家门外，家中小童鼾声大作，敲门都不应，东坡忽然感悟道：“长恨此身非吾有，何时忘却营营？”这其实得到了庄子的启发。《庄子·知北游》里有“汝身非汝有也……是天地之委形也”之语，意思是你的身体并不是你所真正拥有的，只是天地自然暂时托付给你的一个形体，既然如此，就不妨坦然接受事实，“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虑营营”（《庚桑楚》），好好保全你的身体和性命，不要忧心忡忡、辛苦操劳，自然地过好这一生。

文化的突破

庄子不仅意识到空间和时间的有限性，更了不起的是意识到文化的有限性。

人不仅是物质的存在，还是文化的存在。我们所生长的文化环境，可以是帮助我们成长的条件，但也可以是一种限制。

《庄子·秋水》里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当夏天丰水期水流浩大的时候，河伯为自己的壮阔非常自得，但当它东流到海，面对浩渺无际的大海，不禁自惭形秽。海神北海若于是这样开导河伯：“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意思是说，我们无法让井里的青蛙理解大海，是因为它被生存的地域限制住了；我们无法让夏天的虫子理解冰雪，是因为它被生存的时节限制住了；我们无法让固执于偏见的人理解大道，是因为他被所接受的教育限制住了。

这番话，前两句是比喻，后一句才是关键。井底之蛙识见狭隘，自鸣得意，是因为它被所居住的“虚”这一有限空间给限定了；“夏虫不可以语于冰”，突出的是“时”的维度。这两句空间、时间两个维度包揽无遗。最后这句“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曲士”是指识见寡陋偏执的人，这种人之所以不能明道，是因为受到所接受的知识和教养的限制。通常人们认为知识和教养是正面的，但在道家看来却未必。当我们高度关注某一点、某一方面而不顾其他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大的盲区。任何文化都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庄子·逍遥游》里说，在庄子的老家宋国，有人去南方的越地贩卖礼帽、礼服，但是越人的头发都是剪短的，文身且裸体，礼帽、礼服对他们来说完全多余。我们知道，宋人是被周推翻的殷商后裔，殷人的传统礼帽、礼服，毋庸赘言，具有鲜明的文化象征意味，然而企图将自己的文化象征不顾实际推销到越地去，那不能不说是反而受困于自己的文化认知了。

这种对多元文化的意识和对文化相对性的认识，在今天“地球村”的时代，当然很容易理解。而在庄子的时代，不能不说是非常敏锐、非常先进的。

庄子敞开自我，面对天地自然，充分意识到我们面对的空间、时间和文化的局限，因而表达了这三种局限的突破意向，由此达到一个更为高远和宽广的境界。这在先秦诸子的视野中，是很罕见的，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启示意义。

朝三暮四，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

庄子的寓言

前文谈到庄子对于时间、空间和文化的局限有着充分的自觉，进而力图突破，升华到更高的境界。但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方向，升腾之后也还是要回头面对现实的世界，而不能只管仰头远眺天边的云霞。

齐物的真义

那么，庄子回望俗世时是怎样的一种姿态呢？

立足于高远的境界，回看世间的种种事物情状，庄子表现出的是一种居高临下，等齐观照万物的姿态。《庄子·齐物论》其实就是这么来的，庄子认为世间万物之间的种种高下、大小、贵贱等方面的差别，都是不恰当的，万物应该是平等的。

人们往往误会了“齐物论”，以为庄子讲的是万事万物不管如何千差万别，都是一样的。这怎么可能呢？庄子会分不清明暗、轻重？他会以为自己穷困潦倒饿着肚子，会和那些端居高位、脑满肠肥的家伙一样吗？

庄子只是要表达当人们突破了有限的、个别的、片面的立场，就会了解种种事物无论世俗如何褒贬抑扬，都有它们作为整个世界一部分存在的理由和意义，都有它们即使互相对立也无法完全排斥的关联。近代著名艺术家弘一法师临终时写下四个字：“悲欣交集。”人生的欢乐和悲哀错落交织在一起，两者当然是不同的，但若定要分出此是彼非、此高彼下，则完全无法做到，它们都是人生必然的部分。

觉得抽象吗？来看庄子讲的关于朝三暮四的故事。

朝三暮四是一个成语，但今天的意思已经变得连庄子自己都认不得了，通常指一个人心意不断变化，没个准头，飘来荡去，定不下来。但庄子当初写在《齐物论》里，可不是这个意思。养猴子的人喂猴子吃果子，说“早上给你们三个，晚上给你们四个”，猴子们大怒，养猴子的人改口说：“那早上给你们四个，晚上给你们三个。”于是猴子们都心满意足了。

猴子的问题出在哪里？猴子没有整全的视野，不能通览全局，听说早晨给的果子少，就不高兴了，根本没有联系到晚上给得多这一情况；告诉它们晚上的果子减少，而早晨的果子增加，它们立刻转怒为喜——猴子看到的只是眼前的利益，这也难怪，动物基本是活在当下的，它们没有历史感和对未来的谋划。

人与猴子是近亲，猴子犯的错误，人也重复在犯。多少人只顾眼前，急功近利，而缺乏远虑？当下和未来都是我们要经历的，不能为了当下而不计未来。否则，杀鸡取卵就变成是正当的事了。

多数人没有整全的视野，而足够聪明的人有，但这也产生了如何与众人相处的问题。或许我们可以仿效养猴者，顺从猴子们的愿望。最后的结果其实一样，果子的总数并没有增减，不同的是调整之后，皆大欢喜。除了猴子的喜悦，我们仿佛也听到庄子似有若无的笑声。

养猴者之所以值得效法，就是因为他能把握全局，在全局的视野之下，“朝三暮四”和“朝四暮三”没有区别，都是可以成立的。如果一味看到世间的种种差别，固执于这些差别，在庄子看来，这都是站在片面立场上的结果。所以，猴子的立场不可取，而养猴者的立场才是恰当的。

道的高境界

养猴者与猴子的不同，说到底，在于境界。

庄子对这两种境界，分别谓之“道”和“物”。“道”与“物”之间隔着鸿沟，它们属于不同的世界。“道”是整全的，超乎个别的“物”之上，所以对于贵贱之类的区别并不执着，故曰：“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从道的立场来看，世间万物齐同，无分贵贱。至于“物”，则是个别的、自我的，因而种种区别性的范畴，如贵贱、小大等，作为确立自我的重要标志被突出出来。通常的情形是赋予自我更高的价值地位而加以肯定，同时对他者做出较低的价值评断加以贬斥，即所谓“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意思是从事物自身的角度来看，万物都自以为贵而互相鄙视。

这样的情况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比如百家争鸣的时代，有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的说法。司马迁在《史记·老庄申韩传》将孔子的这句话移来评说儒、道之争：“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耶？”身处争论漩涡之中，争得不亦乐乎时的态度，可想而知。但是到了后代，到了今天，我们当然不会偏执或儒或道的立场，再去争个面红耳赤。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儒道互补，它们共同构成中国文化的精神传统，这才是庄子所首肯的站在周全的“道”的立场上的姿态。

反省你自己

庄子的“齐物论”给人们的启示，在于我们对自身的认知和判断要有充分的反省，不能以自我为中心，不能自以为是。

《齐物论》里有一段读起来很奇怪的话：“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意思是天下的事物，没有比秋天鸟兽身上长出的毫毛末端更大的了，而泰山却是小的；没有比未成年而夭折的婴儿更长寿的了，而据说活了七八百岁的彭祖却是短寿的。

我们都知道：泰山在先秦时代就以高大著称。李斯在劝谏秦王不要驱逐来自其他诸侯国的才士能人时便说过：“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共德。”然而庄子却说“太山为小”，实在是非常可异之论。

然而，这看似荒谬的论断后面，却有庄子的洞见。

人们看待事物，其实是有一个特定的立场和视角。说蚂蚁小，说大象大，都是以自我形象为标准的，只是通常我们不会特别提出来，以至有时候连自己也忘记了这些说法其实是建立在比较的基础之上。庄子特意突出的就是这一点：既然事物之间的情状都是相比较而言的，那么站在不同的立场、采取不同的视角，对事物的观照就是不同的，甚至可以与我们通常的印象截然不同。秋天鸟兽身上新生的体毛看似微末，但在更微末的角度来看，它们可以巨大无比；泰山在我们人类看来固然很高大，但在天地的大范围中，则微不足道。站在朝生暮死的小虫的立场，未成年而夭折的小孩子寿命已长得不可想象；而七八百岁的彭祖，相对沧海桑田而言，不过短短一瞬间。所以，庄子的说法听着诡异，但后面有他的理路，他是在提醒世人，世上的一切因为观照角度、立场的差异，并不是胶着的，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对这一点，《秋水》篇里河伯与北海若的相遇体现得非常清晰：河伯当初自以为浩大无边，但在北海若面前才见识了大海真正的无边无际，这时，海之大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北海若很清醒，他接着告诉河伯，自己相对于天地不过沧海一粟而已。海之“大”，骤然转为“小”，关键正在于观照立足点的转移。

人们看待事物时，不也可以由此获得些启示吗？如果站在自己一方看待他者，那么当然自己正确，而对方错误；但换一个立场来看，别人也会认为自己正确，而你是错的。

这说明，世间许多事其实要看从什么角度来观照。比如一味从差异的角度看，那么即使是非常相似的双胞胎，也能分辨出细致的差异；专门从相似的角度来看，则人们常常会说你的孩子和你太像了！但我们都知道，即使最相像的父子，也不会比双胞胎的相似程度更高。

超越个别的、固着的立场，我们可以超越偏狭的见解，有时候还能转化心境，更坦然地面对生活中的忧伤愁绪。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有一篇名文《赤壁赋》，写他与友人泛舟夜游赤壁，友人感叹山川长存而人的时光却飞速流逝，生命太过短暂，不禁黯然神伤。苏轼的劝慰之语，就显然脱胎于庄子的观念：“自其变者而观之，而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从变的角度来看，一切都在变化，天地没有一刻停止过变化，否则如何会有沧海桑田呢？从不变的角度来看，我们与万物一样都没有终结，我们不是都存在于天地之间么？最终，苏轼和他的朋友转悲为喜，高高兴兴地喝醉了酒，躺倒在船上，一觉睡到天明。

融通的心怀

转化视角是一种更开放地看待世界的方式。说到底，提升境界，超越个别片面的立场，以融通包容的心怀面对世界才是最根本的，由此看到的世界也会超乎寻常。

庄子和他的终身辩友惠子，有一次著名的濠上之辩。

庄子和惠子在濠水的桥上游玩。庄子说：“白鲦鱼优哉游哉地出来，这是鱼的快乐啊！”惠子说：“你又不是鱼，从哪儿能知道鱼的快乐？”庄子说：“你又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惠子说：“我不是你，所以不知道你；同样的道理，你也不是鱼，所以你不会知道鱼的快乐。”庄子说：“让我们回到话题开始的地方吧。你问我‘从哪儿能知道鱼的快乐’，明明是已经知道了我知道鱼的快乐，才来问我‘从哪儿知道’的。我就是在这濠水上知道的啊。”

庄子和惠施在濠上论辩的场景，多少年来一直萦绕人们心间。

惠施是战国中期名家的代表人物，也就是讲究名实关系的逻辑学家。他坚持清晰的理性分析，在现实的层面上认定庄子不可能知道鱼是否快乐。是啊，虽然据说有所谓通鸟语的人，比如孔子的女婿公冶长，但现实中似乎没人见过。然而庄子仍肯定鱼是快乐的。如果严格分析庄子应对惠施的话语，在逻辑上确实是有问题的：他将惠子质疑他无从知道鱼之快乐的“你从哪儿能知道”，转换成了实实在在的问句，回应说就在这里，就在这濠水之上知道的。显然，这不是周洽的逻辑，最多显示了机智。

然而，庄子便不对吗？

世间不仅是现实，世间不仅有逻辑。庄子展示的是一个通达天地自然，与万物沟通无碍的心灵。鱼游水中，我游梁上，同样的自在率意，鱼我双方是融通的。鱼乐，实是我乐的映射；我乐，故而鱼亦当乐。杜甫有两句诗：“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不妨移来作为佐证，只是二者一哀一乐而已。

庄子坚持自己的观感，反对的正是惠子的细琐分辩。这个世界有时候是不能分拆开来加以了解的，“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断”（张炎《词源》）。人的情感往往是不能也不必分析的，分析的时候感情就已不在。比如情人之间开始分析计较，那离分手就不远了。

庄子想要强调的是，在整个天地自然的视野中看，人与世上万物之间是融通的、和谐的，是能够互相理解、互相感受的。人与人之间乃至人与鱼之间不是隔绝的，就像《齐物论》里那个著名的蝴蝶梦：庄子做梦变成了一只快乐翻飞的蝴蝶，当他醒来，一时搞不清是不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庄周和蝴蝶不同，是站在人类理性立场上的判断；但只有在庄周梦蝶或者蝴蝶梦庄的相关相通之中，才有了这个世界的美和全部。梦，不是我们人生必然的一部分吗？

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

自然与本真的守护

尊重个体性

前面我们说到，庄子特别强调要从天地自然的高远境界来观照世间万物，但庄子并不因此而忽略万物各自的特性，他的“齐物”观念其实非常肯定万物各自存在的理由，不能相互贬低，相互否定，这不就是对于个体的尊重吗？

《庄子》中有一则寓言故事，说南海的帝王倏和北海的帝王忽——二者都是形容时光飞逝的词——经常到中央之地的帝王浑沌所在的地方相会。浑沌对他们很好，倏和忽就打算报答浑沌的恩情，商量说：“人都有七窍来看、听、饮食、呼吸，只有浑沌没有，我们试着给他凿开七窍吧。”于是他们每天给浑沌凿开一窍，到了第七天浑沌就死了。

倏、忽二位给浑沌“日凿一窍”，看来确实是出于好心，但他们似乎不懂世间万物缤纷多彩的道理，而以“人皆有七窍”的一般状况来要求所有人，不顾万物各自的品性，将单一面貌强加于人。本来浑沌虽然眉毛胡子一把抓，显得很是怪异，不过他在自己的状态里活得好好的，他不是还很好地招待了倏、忽二位吗？要抹去他的个性，就是置其于死地。

《庄子》一再讲到这一点，书里还有一个故事：鲁国城郊飞来一只很大的海鸟，鲁国国君很高兴，就毕恭毕敬将海鸟迎进太庙，演奏《九韶》这样庄严的音乐取悦它，奉上美酒和牛羊供它吃喝，每天如此。那海鸟如何呢？目光迷离，神色忧郁，不吃一口肉，不喝一口酒，郁郁寡欢，三天就死了。《庄子》说这是“以己养养鸟也，非以鸟养养鸟也”，指出这是以养人的方式养鸟，而不是以养鸟的方式养鸟。“以鸟养养鸟”，就是尊重不同于我的其他个体的特性。

芦滩钓艇图.元.吴镇.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渔隐”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遁世理想之一，历史上多有人作渔隐诗、渔隐图。从历代的渔隐图中，几乎都可读出《庄子·渔父》中“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的志趣

朴素与本真

由对世间万物不同特性的肯定和尊重更进一步，便是要保存万物各自的本真，或者说本来面目。

《庄子·天道》里对“美”有一个著名的说法：“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意思是说“朴素”是最美的。在今天，朴素这个词很平常，对于庄子这句话，人们或许会理解成简单平淡就是最美。我不想直截了当地说这种解释是错误的，不过这绝不是庄子的本意。不妨问一下：老虎身上的斑纹很是繁复，这算美吗？

其实，这里所谓“朴素”，不应当从朴素简淡的美学风格上去理解；而要从“朴”和“素”本来的意思说起。“朴”指未经砍伐加工的树木，东汉王充在《论衡》中解释“无刀斧之断者谓之朴”，凡是经过剪叶修枝的树，都不算“朴”了。“素”则是未曾染过的布帛，现在说“素面朝天”，还保留了这个意思，指没有涂抹妆饰。那么“朴”和“素”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词，它们之间的共同点构成了“朴素”的真正意旨，即保持本来性状，未经装点改易。

关于朴素，《庄子》中有一个譬喻讲得清楚而精彩：百年的大树被剖开，一部分做成祭祀时用的尊贵酒器“牺尊”，而且涂饰得色彩青黄斑斓；其余部分则被抛弃沟壑。这两者在世俗的眼光看来，或许有美丑高下之区别，但它们在丧失本来性状上则是一般无二的。在庄子心中，至高的不是美，而是保守本性的纯真，美是本性之真的结果。那么，回到之前的问题，老虎的斑纹虽然斑斓多彩，与简单素淡一点儿搭不上边，但它也是天生如此的，出自本真和天然。所以，可以想见，庄子一定会颔首认可其美，而不会强指为丑。

明白了《庄子》“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的真意，即保守天然本性就是美，那就可以真正理解东施效颦的故事了：

西施因为有心脏病，常常按着胸口，皱着眉头。和她同乡的一位丑女看见了，觉得很美，回家路上也按着胸口，皱起眉头。村里的富人看见她的丑态，紧紧地关上大门不敢出来；穷人看见她的丑态，带上家人跑得远远的不敢接近她。

《庄子》的评论是“彼知颦美而不知其所以美”。她虽然知道皱眉很美，却不知道皱眉为什么美。

为什么呢？让我直截了当地说，因为西施有心脏病。

西施之颦之所以美，其实不是因为她是美人而一切皆美，而是因其“病心”，这是出自真“心”的。而东施效颦之所以丑，也不是因为她原本就丑，而是她并没有“病心”，其颦非出本心，纯属模仿造作。东施一意追求世俗所认同的美，矫揉伪饰，导致丧失了自己的本真。可以设想，如果西施没有“病心”而“颦”，恐怕庄子也会讥讽美人的吧。

这种违逆自己本性，盲目认同并追逐世间一般价值的作为，是庄子一贯讥讽的。《庄子》中有名的“邯郸学步”的故事，读者也不妨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燕国寿陵地方的一位年轻人，到赵国的邯郸去学习步态，结果没学好新的走路方法，却把原来的也忘了，只好爬回老家去。这不也是失其本来固有特性的结果吗？

本心与本性

为保持原来的状态，保持本真，庄子有时候甚至显得有点儿极端。

人类进化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就是制造和使用工具，人们不再是赤手空拳打天下，应付种种外在的威胁和生活的难题。然而，在《庄子》中，有一个人却反对使用新工具。

孔子的弟子子贡，有一次经过汉水南岸，看到一个老人正在灌溉菜园。他开隧道、通水井，抱着瓦罐用水浇菜。看到老人很吃力，收效却很小，子贡就向他推荐用力少、收效大的抽水机械。这种机械用木头砍凿而成，前轻后重，水可以抽得很快。老人听了之后，非但没有感谢子贡，而是愤然变色，指责子贡说：“运用机械是行机巧之事，有了机巧的事，必定启动人的机巧之心；内怀机心，那么心中就不再纯真质朴，于是精神不宁，这怎么承载得了大道呢？我不是不知道运用机械，而是因为它会启发机心，所以不那么做罢了！

从实际表现上看，老人确实是排斥机械的。但他的话也很明显地表明，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反对的根本原因不在机械，而在于使用机械会生出机心，使得本性就此扭曲。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庄子从对世间万物特性的尊重，到强调尊重天下万物的本真和本来面目，最后到人的本身。保持本心、本性的自然、纯真，成为庄子非常重视的一个方面。

对本心、本性的重视，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是具有影响的一个观念。很多士人都借庄子的思想，来表达坚持自我本性的立场和态度。

比如竹林七贤里的嵇康，身处在曹魏皇室和司马氏集团的争斗冲突之中，身边的朋友也逐渐四分五裂，各奔前程。像山涛就跑出来做官，并且推荐嵇康也进入官场，嵇康因此写了一篇有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表达了自己断然拒绝的立场。当然在那样的政治形势之下，他也不方便直接表露自己的政治态度，所以说了一大通自己如何不适合官场的话。比如自己很懒，不耐烦天天批阅公文、书牍来往，甚至连小便也要憋到忍不住的时候才去如厕；比如自己很脏，不爱洗澡，身上虱子不少，与人说话时动不动要去捉虱子，所以绝对穿不得官服等等。读嵇康的这篇文章，常常会被这些奇异有趣的内容吸引，以为这就是魏晋时代放荡不羁的风度。其实，这些都是表面上的话，嵇康讲这些，其实是要向山涛表明自己的脾气、性格，与山涛能进入官场不同，自己的本性实在不适合那些繁文缛礼。而人生最重要的事乃是“循性而动”，也就是依循着自己的本性去生活。所以，你山涛走你的阳关道，我则自行我的独木桥。这不正是对本心、本性的遵从和坚持吗？

桃花源图.明.仇英.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

说到对本性的遵从和坚持，不能不提到比山涛晚一些的陶渊明。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田园诗人，可这不是生就便如此的。陶渊明壮年也曾有过十多年断断续续的求仕生活，出入当时几位权倾一时的风云人物身边，但最终他的选择是归隐田园。依照他自己诗文里的说法，是“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是他反省自己，最后觉得“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自己的本性还是更适合自然田园而非官场红尘；于是不如归去，“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陶渊明的了不起，就在于他对自己的本性有这清醒的认识和自觉，听从本心的召唤，做出人生的重大抉择。

维护本心、本性的真纯，甚至影响到后来传入中国、与儒家和道家三足鼎立的佛教。我们都知道，佛教里的禅宗，是最为中国化、影响也最大的佛教宗派，它对庄子思想的吸取也是众所周知的。比如禅宗六祖慧能的《坛经》里，讲如何修行，如何实现佛性，就特别强调佛性与人的本性是相同的，认识和维护自己的本心、本性，就是实现佛性的关键。《坛经》认为人的本心、本性，如同日月，本自皎洁，只是因为后天的种种污染，如同乌云遮蔽了日月，才晦暗不明。所以，人们需要做的就是拨开云雾见日月，明心见性，认识自家的本心、本性，就是修行，就是成佛。

再往后，晚明时期从心学里杀出来的李贽，还提倡所谓“童心”，也就是保持原初“绝假纯真”的赤子之心，认为有此“童心”，才会涌现真正的文学。

这一系列例证，都说明了庄子突出自然、本真的思想，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贡献。

陈正宏讲《史记》

陈正宏，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古典文献学的教学与研究。著有《史记精读》《沈周年谱》《东亚汉籍版本学初探》等，与人合编《古籍印本鉴定概说》。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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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是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前一世纪之际诞生的一部中文巨著。它的作者，是西汉时期杰出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

司马迁的生平，已经有太多的介绍。不过好像很少有人探讨，他的名字，为什么叫“迁”？

据历史学家朱维铮先生考证，司马迁之所以名“迁”，应该是源自《诗经·小雅》的《伐木》篇。《伐木》这首诗的第一章里，有“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四句，意思是求朋友帮助，使自己能像飞鸟一样，由低谷迁往大树。联系汉代以来《史记》之外的文献，多记载司马迁字“子长”（其中的“子”，是“儿子”的“子”，那是男子尊称；“长”，是“成长”的“长”），而中国人一般名、字相配，意义具有相关性，朱先生的这一解释，无疑是合乎实际的。

有意思的是，司马迁一生的行迹，也和他家庭的一次重要迁徙有关。

司马迁的故乡，据他自己说，是龙门，就是黄河边、俗传“鲤鱼跳龙门”的那个龙门。那大概是他夸张的说法。实际上，他生于离龙门有相当路程的夏阳（今天的陕西韩城南部）。不过大概还在少年时代，他就随父亲、著名天文学家司马谈，迁居到了距首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大约七十里的茂陵，并从茂陵开始了他的为官生涯。

司马迁像.三才图会.明.王圻.王思义撰辑.明万历三十七年原刊本

茂陵是个怎样的地方呢？那是汉武帝刘彻生前为自己修建陵园，而特设的一个新城。自小就有茂陵邑的户口，预示着着司马迁与最高领袖之间，已经系上了一个难解难分的结。

这倒不是妄猜。当司马迁二十岁左右浪迹天涯、游历南北后，不久就得到一个充任汉武帝低级侍卫的任命，并奉命到西南地区出公差。而他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仕途升迁，是在汉武帝的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接替去世不久的父亲司马谈，担任太史令，主管天文历法，兼涉文书档案。那年他可能不过二十八岁，而工资已经和州刺史（相当于现在的省纪委领导）同级了。这样的超常规待遇，理由大概只能有一个：背景强大。

在太史令任上，司马迁主持过修造新历法的工作。但他最重视的，却是一项他父亲司马谈草创，而主要由他个人从事的非官方事业。那便是撰述一部大书，一部以司马氏家族世守官职“太史公”为名、体裁全新的“一家”之书。这部大书的书名，当时叫《太史公书》，后来也叫《太史公记》，再后来缩简为两个字，就是《史记》。

接下来大家都知道，《史记》撰述到一半，发生了震惊朝野的李陵事件，司马迁因替出击匈奴、兵败投降的将军李陵辩护，被汉武帝钦定下狱，判处死刑，最后以接受腐刑（也就是割除生殖器）为条件，才免除一死。

诡异的是，当司马迁出狱后，那位亲自将他投入大牢的汉武帝，又很快将他提拔为自己的机要秘书、当时叫“中书令”。这种从彻底的贬斥，突然反转为超常的提拔，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汉武帝对司马迁既恨又爱的极度矛盾心态。

而此时的司马迁，之所以接受这份中书令的“美差”，恐怕更多地还是考虑他的个人事业：进一步接近权力中心，他将获得近距离记录最高领袖真实面目的良机。同时，《史记》这样超大篇幅的著述，当时又是用竹简或者木简来书写的，皇帝机要秘书的身份，也有利于为他提供足够的资源和空间。

最后，大约在公元前91年，就在中书令的任上，司马迁最终完成了他的不朽著作——《史记》。

他很仔细，数了一遍全书的字数，是“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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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史记》，历来有亦文亦史之说。也就是说，它既是一部文学名著，也是一部历史名著。鲁迅所谓“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是这个意思。不过从总体上看，《史记》还是一部史书。

那么我们首先要问的就是，《史记》是一部中国史，还是一部世界史？

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呢？这还得首先说一下《史记》的内部构成。

大家应该都知道，《史记》全书是由一百三十篇组成的，这一百三十篇，又按照五种标明名称的体裁，依次分为五大部分。

这五大部分是：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

“本纪”是记录历代传说或者实际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人事迹，一共有十二篇；

“表”就是表格，它按照年月和国别，纵横谱系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一共有十篇；

“书”是分篇专题介绍各种事象的制度和它的变迁，一共有八篇；

“世家”主要写各个重要的诸侯大姓的家族史，也写了个别历史地位特殊的人物的生平，一共有三十篇；

史记.西汉.司马迁.汲古阁刊本

其中《今上本纪》篇已经被替换为《孝武本纪》

“列传”就是传记，写的都是古今各式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和民族的事迹。其中包括当时不在汉朝统治范围内的匈奴、大宛、南越、朝鲜等外族，所以《史记》当然不能说是一部单纯的中国史。

但《史记》也不能就此说，就是一部世界史。司马迁写这部书，体裁上是前无古人的创举，目标也非常高远，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就是探究上天和人间的关联，贯通从古到今的人类历史，形成司马氏家族独此一家的文史书写。从流传至今的《史记》全本看，司马迁是实现了他的目标的：他用他独创的五体合为一书的形式，展开了一个纵横交织、相互呼应的完整的历史叙述文本。全书书写的，其实是上起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统治时期，以中国为中心，以当时的世界知识为背景的人类历史。

关于《史记》，另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一部对当朝皇帝不敬的书，如何成为“正史”之首？

如果翻阅《史记》全本，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在这部通贯古今的史书里，像《今上本纪》这样直接描写当朝皇帝的篇章，不仅篇题已改为《汉武本纪》，文字竟和《封禅书》的后半部分完全一样的。这当然不是司马迁的自我抄袭，而是原稿遗失或被删除后又由后人妄加的。

为什么《今上本纪》的原稿会遗失，或者竟要被删除？一种流传已久说法是，《史记》的部分篇章曾被汉武帝抽阅，因其大怒而遭削除。由于东汉时期就有司马迁任中书令后“有怨言，下狱死”的传说，研究者甚至推测，司马迁很可能在汉武帝的淫威下，再次入狱，并死于非命。

那么《今上本纪》究竟写了什么，导致其被删的厄运呢？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介绍一下，中国早期的古书，和明清以来的一般习见的古书，在体制上的一个不同之处。

早期的古书，全书的篇章目录，不在全书的前面，而在最后。那目录也不是干巴巴的只有篇章名称，而是在篇章名称之下，还有每一篇章的简单的内容提要。和这种带有提要的全书目录合在一起的，还有作者的自序，其中除了介绍撰写经过，有时也写写自己的家世和生平。这种作者自序传和全书提要目录汇为一篇，放在最后的撰述样式，古书中遗存至今，最典型的，就是《史记》最后的那篇《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自序》后半的《史记》各篇提要里，保留着司马迁写的《今上本纪》的提要：

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纪》第十二。

这段话开头的八个字“汉兴五世，隆在建元”，是说咱们汉王朝前后已经有五个皇帝当朝，而最强盛的时代，要数武帝的建元年间。建元年间如何强盛呢？第一，“外攘夷狄”，那指的自然是攻打匈奴；第二，“内修法度”，这说的大概是崇尚儒家学术等政治措施；第三，“封禅，改正朔，易服色”，这些都是礼仪制度上的具体举措。从字面上看，《今上本纪》写的内容，应该完全是歌功颂德，毫无“政治”问题啊。

但是且慢。清代有一位名叫李晚芳的女学者，写过一段评论《史记》的《平准书》的文字，也许可以提供我们认识《今上本纪》的一个参照。《平准书》是《史记》的八书中，专门讨论经济制度源流的一个篇章。李晚芳对它的基本判断，是这是一篇“谤书”，也就是诽谤之作。为什么呢？她分析说，汉代弊政甚多，司马迁如果都不写，《史记》就不足为信史了；但如果直书其事，那让皇帝、丞相的脸往哪儿搁。所以司马迁在写法上玩了一点花招：他用他的那支生花妙笔，铺写了一大篇非常绚烂的文辞，而吞吞吐吐之中，其实蕴含着冷刺骨髓的嘲讽。一般人看了，只是欣赏它的一片绚烂、无限高妙，而感觉不出其中到处隐含着的无情嘲讽和阴冷讥刺。

李晚芳所指《平准书》里的这种绚烂之下的讥讽、敏妙以外的冷刺，想来《今上本纪》的原稿，应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吧。汉武帝是如何聪明的人啊，自然是看出来了。所以《今上本纪》的原稿，自然是留不下来了。

汉武帝和司马迁，这对结缘于茂陵的天才，大概就是以这样独特的方式，你来我往，争强斗胜。权力的高压与刀笔的应对，在两千年前，居然可以如此持久抗衡，真是令人感慨无已。

斗换星移，汉武帝驾崩之后，《史记》逐渐从禁书变成了人所共读的文史名著。首先是司马迁外孙杨郓公开了《史记》的全部文本，继而是班固主编、获得官修地位的《汉书》，从形式到内容对《史记》多有继承，《史记》因此流传开来。到了唐代，官修《隋书》，也就是隋朝的历史，其中有一篇《经籍志》，是记录隋代官方藏书的分类总目录。在那个目录里，所有的书籍，第一次被明确地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部。其中“史部”下面的第一个小类，是“正史”，正史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史记》。这一分类排次和名号，一直延续到清代官方定名的《二十四史》。贡献了《史记》的司马迁，因此被称为“中国历史学之父”。

力拔山兮气盖世

本纪与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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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这是《史记》的《项羽本纪》里，记录的一首歌词，翻译成现代汉语，大概是这样的：

力量可以拔起大山呵豪气足以盖世，时机不对呵骏马也不疾驰。骏马也不疾驰呵这可怎么办，虞姬呵虞姬呵我该把你怎么办！

项羽大家都知道，就是秦朝灭亡以后，和刘邦拼死争夺天下的那个“楚霸王”。“骓”是他所骑宝马的名号；“虞”就是虞姬，是项羽的随军红颜知己。上面这首歌，是项羽被刘邦逼得穷途末路，围困在一个叫垓下的地方，四面楚歌，唱出的一曲绝望之歌。因为这首歌，“霸王别姬”成了中国历史上久已闻名的一个成语。

今天我们重读《项羽本纪》，会发现那几乎就是一个中国成语俗语故事集。

项羽像（左），虞姬像（右）.晚笑堂竹庄画传.三册.清.上官周撰

当项羽还是个愣头青的时候，是见过来江南巡视的秦始皇的。他的直觉竟是：“彼可取而代也！”——“取而代之”的成语，就由此而来。

项羽起兵后，作为反秦急先锋，最著名的战役，是巨鹿之战。这一战，给当时诸侯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项羽以无比的勇气，在漳河边“破釜沉舟”，击败秦军。“破釜沉舟”，如今也是个人人熟知的成语了。

到了中学课本里都选入的“鸿门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自是各位再熟悉不过的成语了。不过也许您没留意，那个“劳苦功高”，可不是“文革”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座山雕的创造，而是鸿门宴最紧张的时刻，壮士樊哙夸赞主人刘邦时的用词。

鸿门宴之后的项羽，率兵挺进秦朝首都咸阳，杀人放火，骄傲得都要上天了。杀完了，烧完了，他就想回南方老家了，这时说的名言，是：“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意思是富贵了，如果还不赶紧回老家显摆显摆，就好像是穿着锦绣的衣裳，在夜里走路一样，有谁能看到啊！这话后来被人精简引申，就有了“衣锦还乡”的成语。

而在当时，项羽这一说换来的，是当时人的一句刻薄的嘲讽“沐猴而冠”——这四个字的成语直译的意思，是“猴子戴着人的帽子”。而更深的含义，是说猴子虽然戴着人的帽子，底子里终究还是畜生。项羽倒还不笨，听出了这话里的讽刺意味，一气之下，就把说这话的人给煮了。

算下来，项羽的失手，是在逮着刘邦他爹的时候。他好像特别喜欢用水煮人，这回想煮的，是刘邦他爹。他盘算着，用这个办法，也许可以要挟刘邦。没承想，流氓碰上大流氓，对面的答复竟是：“咱俩是兄弟啊。我爸就是你爸，你要水煮，别忘了分我一杯羹啊。”这就把他给噎回去了。倒是这句狠话“分一杯羹”，在淡去当日情境后，成为一个略带戏谑的成语。

再后来，“养虎遗患”，项羽被刘邦打得满地跑。最后跑到垓下这地方，就有了为人熟知三连环成语，那便是我们开头所说的“垓下之围”“四面楚歌”和“霸王别姬”。

鸿门宴图

西汉时期壁画，现存于洛阳古墓博物馆，经郭沫若考证所绘场景为鸿门宴

项羽最后是在乌江边自我了断的。他骄傲地拒绝了乌江亭长为他准备的逃亡小船，留下了一句“无颜见江东父老”，那也是不折不扣的名言。

成语汇聚，也就意味着故事汇聚。不用说，《项羽本纪》里的故事波澜壮阔，精彩无比。《史记》被后人推为文学名著，被鲁迅赞为“无韵之《离骚》”，正是由于其中有这样的绝妙文章。

但也不得不指出，在《史记》的十二本纪里，如果像前人所形容的，司马迁之所以要取十二这个数，是对一年十二月的模仿，那么只能说，《项羽本纪》，其实是十二个月之外的那个难得一遇的闰月。

这个难得一遇的闰月，为什么司马迁要把他排在《史记》十二本纪的年轮里呢？

就是因为项羽尽管没有做过皇帝，却在秦朝灭亡以后，汉朝成立之前，做过全国性的老大，虽然时间很短，只有四年。而《史记》的本纪，我们在上一讲里已经介绍过，是专门记录历代传说或者实际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人事迹的。

2

《史记》的本纪，总有十二篇。按所记时间先后，这十二篇，又大致可以分为三组：

第一组是秦朝以前的，有《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四篇；

第二组是秦朝和秦汉之际的，包括《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和《项羽本纪》三篇；

第三组是汉朝帝王的，包括《高祖本纪》、《吕太后本纪》、《孝文本纪》、《孝景本纪》和《孝武本纪》五篇。

这其中，最能够代表本纪正体的，是时间次序明确、朝代世系表述清晰的夏、商、周三代本纪。比如记录商朝历史的《殷本纪》。

本纪的常规定义，是记述帝王的世系。所以在《殷本纪》中，我们可以看到，从殷商始祖契以后，到商代开国之君成汤，再到商末被周武王伐灭的纣王，总共四十一代的商王名字。这个商王世谱，基本句式是：“帝某某崩，子（或者弟）某某立，是为帝某某。”这句式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老皇帝某某驾崩了，然后他的儿子或者兄弟某某继承王位，这个儿子或者兄弟，就是新皇帝某某。不过在本纪里，这个帝王传代的世谱，形式上不是完全连续的，而是每隔一定的段落，才出现基本句式重复的一组。

已经有学者研究指出，司马迁编纂《史记》纪传部分的方法，是先搭建可以确定的历史时间线索，然后在线索的间隙填充必要的故事。可以确定的历史时间线索，基础是今天已经轶失或者不再完整的编年纪，比如《世本》《帝系》《秦纪》等等。

但这样的世系，有多少真实性可言，如果真实，准确性又如何？以前学界是有怀疑的。

十九世纪末，由于河南安阳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殷商王朝世系的研究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1917年，中国天才型的文史大家王国维，发表了两篇著名的考证文章，一篇是《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篇是《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卜辞就是甲骨上刻着的占卜用的文字）。两篇论文，通过对相关甲骨文的拼合与释读，考证出《殷本纪》中的一组重要的殷商王的世次，除了一个地方，前后相续的两个商王，位置颠倒，其他都是正确的。由此学界普遍接受这样的推定，就是《殷本纪》所载的商王朝的诸王世系，也应当是基本可信的。

那么，那些处于世系中间的，有关商朝帝王的事迹呢？历代学者也有很多的研究，大致可以知道，它们大多是司马迁依据《尚书》等早期史料或古老的传说来写的。而相关的争论，也不少。

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就是著名的武王伐纣。

据《史记》的记载，商纣王是个智力、体力均超越常人的汉子，但刚愎自用，口是心非。他最爱的东西有两样，一个是酒，一个是女人。而他最令人恐惧的，是创造一系列变态的酷刑，对付异己，比如把罪人做成肉酱和肉干之类。

纣王的下属高级官员中，有一位号称西伯的，真名叫姬昌，比较聪明。虽然他只发了一声叹息，就被奸臣告密到纣王那里，因而在一个叫羑里地方坐了一阵牢。但靠着部下的疏通，他本人又主动奉献土地，重新获得了纣王的信任，并逐步掌握了殷商的征伐大权。姬昌有个更聪明的儿子叫姬发，继承了他爹的封地——周，联合诸侯，讨伐纣王。

战斗在一个叫牧野的地方打响，鏖战之后，在某个干支为甲子的日子，纣王的军队被彻底打败。纣王本人穿着他缀满宝玉的衣服，投火自尽。姬发则抢在纣王火葬完自己之前，砍下了这个暴君的头，并把它悬挂在了象征殷商王朝服色的白旗上。

姬发就是后来的周武王。而他的父亲姬昌，在殷商王朝推翻后，被追认为周文王。

武王伐纣，作为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在以后的中国政治史和文化史上，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它跟商汤灭夏桀一起，被称为“汤武革命”，是传统王朝激进式政治变革的最早两个范例。中文里的“革命”一词，就是源出于此。

脯林酒池.帝鉴图说.清.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本

但是，由于是以暴力手段推翻前朝君王，后代正统意识比较强的人，经常会神经过敏，联想到到“乱臣贼子”们的犯上作乱，因而对正面宣传武王伐纣，表现出深切的担忧与恐惧。比如明朝的方孝孺，就认为《殷本纪》里写的武王伐纣的细节，像“斩其首，悬之于太白之旗”等，都是司马迁轻信战国“妄言”也就是胡说八道的结果。他甚至惊呼：

苟信迁之言，是使后世强臣凌上者菹醢其君，而援武王为籍口，其祸君臣之大义，不亦大哉！

意思是如果我们把司马迁说的当成真的，那么以后那些犯上作乱的强悍大臣，都可以把皇上剁成肉酱了。而要是他们把皇上都做掉了，还借口那是在向周武王学习，那对“君君臣臣”名分大义的祸害，该会有多大啊！

不过历史终究是历史，不能完全等同于道德和政治。

公元1976年，在陕西的临潼，发现了一件西周青铜礼器——利簋。在这件礼器腹内的底部，有四行共计三十二个字的铭文，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其中记载了当年周武王伐纣的经过。《史记·殷本纪》的历史叙事，再一次得到了文物实物的印证。

“力拔山兮气盖世”，武王伐纣，作为《史记》本纪中讲得最有气势的历史故事之一，至今依然为人传诵。

大风起兮云飞扬

表的格局，书的气象

1

《史记》五体中，紧随本纪之后的，是表。

虽然早在南宋，学界就称赞说“《史记》一书，功在十表”，但直到今天，《史记》的非专业读者中，专门去读那十篇表的，还是很少的。这只要看看明清以来很多《史记》或者古文的选本，即使选了十表中的某一篇，大概也只是过录其中的文章（也就是表序）部分，而绝不会把正文的表格也选进去，就可以明白了。

但是作为读史的一种经验，《史记》的表，其实还是值得一读的。因为在那里面，司马迁以眉目清晰的表格形式，将书中其他部分涉及的重要人物，与所发生的重要事件，都简要而系统地反映在了纵横相关的文字中。

按照原书排列的次序，《史记》的十表，可以分为两大部、三大类。

第一部，是汉代建立前漫长中国史的简述，由《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和《秦楚之际月表》四表合成。其中表的类别，由粗阔的世代表，进而为比较精致的年岁表，最后是颇为严密的月份表，三类相联，时间跨度越短，书写越详细。

第二部，是汉代立国后贵族政治史的综览，依次是《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间侯者年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这六个表，都是年表；谱写的，都是诸侯王与将相功臣的出处大概。

无论哪一部，哪一类，表格中的文辞，大都言简意赅，与前后左右相邻的文字，组成一个可以互相阐释的集群。读表，这个时候就像身处高空，乘风驾云，俯瞰大地。

在这样的情境、这样的视角下，甚至就是表里的空格，也会变得很有看头。

不妨以纵横谱写战国七雄行踪的《六国年表》为例。

《六国年表》中的空格，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间隔性的，一种是永久性的。

间隔性的空格，是对纪传体文本历史时间长度描写的一种视觉补充。比如公元前433年到公元前403年在位的燕湣公，在《史记》卷三十四的《燕召公世家》里只有两句话——

成公十六年卒，湣公立。湣公三十一年卒，釐公立。

虽然从“湣公三十一年卒”一句，可以推知燕湣公在位有三十一年之久，但从《六国年表》里，直观地看到燕湣公的统治从元年登基到去世，足足占了三十一个空格，书页都翻过好几页，感觉还是很不一样的。我们再看，这三十一个空格的上下，还有不少其他六国的纪事，像南边的邻国齐国，一再攻击鲁国、卫国；西边的魏国，讨伐秦国，接着又攻打中山国；而燕湣公去世的当年，韩、赵、魏三国始列为诸侯，周王室还九鼎震动。这样看来，这燕湣公能平安无事执政三十多年，恐怕应该是别有一功的吧，只是那事迹已经随风飘散了。

六国年表.史记.西汉.司马迁.汲古阁刊本

相比之下，永久性的空格，更具有视觉冲击力。

我们且看《六国年表》后半秦与六国最后决战的部分。

这部分，从秦始皇十七年到二十六年，也就是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一共有十年的时间。除了表的最上面一栏“秦”，下面魏、韩、赵、楚、燕、齐，六国六栏，相继出现了永久的空格。

公元前230年，在第三栏的韩国，记录的是秦国俘虏了韩王安，“秦灭韩”。以下全部空白。

公元前225年，在第二栏的魏国，记录的是秦国俘虏了魏王假，魏国实际消亡。以下全部空白。

公元前223年，在第五栏的楚国，记录的是秦国俘虏了楚王负刍，“秦灭楚”。以下全部空白。

公元前222年，在第四栏的赵国，和第六栏的燕国，分别记录了秦军俘虏赵王嘉和燕王喜，“秦灭赵”“秦灭燕”，六个字触目惊心。以下全部空白。

这样，到了公元前221年的年表里，我们看到的，是除了第一栏的秦，和第七栏的齐，中间魏、韩、赵、楚、燕五栏，已经完全空白了；而仅存的齐，表格里写的是：“秦虏王建。秦灭齐。”虽有文字，而实等于空白。

《六国年表》这些没有任何文字的空格，或虽有文字而实际等于空白的格子，就这样无情地展示着，风起云涌的十年里，“战国七雄”互相厮杀，最终以秦的胜出而告终的残酷历史。

想一想，两千多年前，中国一流的历史学家，就已经创造出了这样一种独特的宏观历史叙述方式，岂不令人震撼！

2

在《史记》当中，与表这一体裁异曲同工的，是书。

书，用现代学术话语说，就是制度史。

以“书”的体式，纪一事的制度及其历史变迁，有人认为源自《周礼》，也有人认为出自《尚书》。但从学术史的实际考虑，那恐怕应当是司马迁新创的。“书”，无论是作动词，还是作名词，意思都和书写有关。不过到司马迁拿它作《史记》五体之一的名称，那意思就不是胡乱写写的东西了，而是专指有一定范围的系统性的记录。

《史记》有书八篇，依次是《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其中的七篇，看篇名大致就知道，是分别讨论礼乐制度、音律、历法、天文、水利和经济的。只有《封禅书》一篇，“封禅”二字就不好懂，需要解释一下。

“封禅”的“封”，是河南开封的那个“封”字；“禅”是个多音字，和佛教禅宗的“禅”，是同一个字，而这里要读作“shàn”。封和禅，是中国两种非常古老的祭祀仪式：在泰山上筑个土台子，祭天，那就叫“封”；在泰山下面，低一点小一点的山上，划出一块平坦些的地方，祭地，就叫“禅”。封和禅，在中国传统社会里，都是帝王才能干的活。《封禅书》所记，就是上古到汉朝，历代君主登山临水，向苍天大地寻求合法性证明的神秘兮兮的故事。

《封禅书》写得很有意思。

所谓有意思，首先在于《封禅书》提供了许多有关中国名山大川的实际知识。比如“五岳四渎”。我们熟悉的是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而相对比较陌生的，是长江、黄河、淮河、济水，这四条今天看来档次很不相同的河流，曾经并列称为“四渎”。我们可能更陌生的，是五岳的由来，并不是因为它们的高度，也不仅是它们风光优美，而是因为它们很早就被选为帝王出巡祭拜天地的据点。

帝王们为何要选这五岳四渎，作为巡视祭拜的据点呢？除了封禅，另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亲自到祖国东南西北的这些最具代表性的景点，去走一走，看一看，借此向左邻右舍宣示，那是我的领地。

顺便说一下，五岳四渎，是到西汉为止，帝王离开首都赴外地封禅祭拜的主要据点，所以汉武帝就像个运动员，到处跑，也多亏他身体不错。东汉以后，对运动量如此之大的巡访活动，皇帝们大多是畏惧的。所以封禅，在制度上就收缩为“郊祀”了。这个郊，是指首都的郊区；祀，就是祭祀的祀。郊祀场地中最著名的历史遗存，就是北京的天坛和地坛，那是明清皇帝祭拜天地的地方。也因为这个原因，《史记》以后，从《汉书》开始，正史里就没有《封禅书》了，而改名叫《郊祀志》。

我们说《史记》的《封禅书》有意思，还在于它的后半，大概占全篇一半的篇幅，生动地讲述了堕入迷信后的汉武帝，如何被一帮前赴后继的文化骗子，玩得团团转。

说是有个叫李少君的，产学研结合，向汉武帝申报了一个丹砂转化为黄金的高科技重大项目，据说等项目成果出来了，用那黄金做些个酒杯、饭碗什么的，给皇帝用，就可以长寿，长寿了，就可以见到海上的蓬莱仙人，见到了蓬莱仙人，再去封禅，皇帝就不会死了。这么具有国际水准和应用前景的重大项目，汉武帝当然批准啦，还给配套了个方士入海求仙的重点项目。结果，直到李少君都死了，项目还没结项。这汉武帝倒也实诚，认为李少君同志没有死，只是化身去了另一个世界，为重大项目继续拼搏了，就选了一个叫宽舒的祠官（类似于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接手李少君留下的项目资源，继续干。

后来又有个叫栾大的，人长得大概比李少君更帅，又会吹，还会搞点小魔术，比如让俩小棋子自相缠斗什么的，让武帝喜欢得不得了。听栾大说，他那从没露面的师父，有本事堵住黄河的决口，炼成黄金，还能让仙人下凡，汉武帝一兴奋，就连着给了栾大五个“将军”的封号，还把公主都嫁给了他。这栾大做了汉武帝的女婿，胆子就比李少君更大。汉武帝给他颁发最后一个“天道将军”的封印时，想搞点神秘气氛，夜里派了个特使，穿着插着羽毛的衣服，站在白色的茅草上等着栾大。没承想，当晚栾大出场的装束，竟然和皇帝特使一样，也是插着羽毛的，而且也是站在白茅上。他不卑不亢地接受封印，摆出的架势，是我栾大并非帝王的臣子，乃天使下凡也。

说实在的，那种表面庄严肃穆、内里滑稽无比的场面，那种一会儿云山雾罩、一会儿又风飞云扬的故事，也就司马迁这个一直陪伴在汉武帝近旁的，因为啥事都见到，啥事都知道，又不把汉武帝当外人，才能写得如此传神入画，如此气象万千。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世家内外的血统论

1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如果要挑选《史记》里为中国底层民众熟悉的名言，这句反问，毫无疑问，在必选之列。

这是因为半个世纪以来，无论历史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大陆的中小学语文教科书里，出自《史记·陈涉世家》的一个片段，一直是必选的。

旷野，暴雨，大泽乡。一群被秦王朝统一征用去外地戍守的苦力，因道路不通，被困在了这里。估摸着，肯定不能按时赶到目的地了。而按照秦朝的法律，不能按时赶到，就得死。陈胜和吴广，这两位河南老乡，就合计着，逃跑也是死，造反也是死，不如打个恢复楚国的旗号，造反吧。

陈胜脑子好，会说话，就由他给各位穷兄弟们分析形势，作思想动员报告。他说了不少，其中最打动人心的，就是这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有种、没种，不是现代汉语里的好汉、孬种的意思，而是指是否天生就是贵族坯子。

顺便说一下，古人的名字中，名和字是两回事，按礼貌，叫人不能直呼其名，应当称字，所以司马迁取的篇名里，用的是陈胜的字，称之为陈涉。

不过从古到今，对于司马迁为农民出身的陈胜写传记，并将之列入《史记》中专门记录世家大族功业的三十世家，争议不断。

最激进的，是说司马迁，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怎么可以表彰叛乱不成的逃犯呢！像唐代大史学家刘知幾，就对“起自群盗”也就是从强盗窝里出来的陈胜，竟能在《史记》的“世家”里占一席之地，很不以为然。认为像陈胜那样的，是典型的“无世可传”、“无家可宅”，意思是那人既没有世系可以传承下来，也没有家可以待着，凭什么可以进世家？“无家可宅”的这个“宅”字，用得最有意思，也最传神，因为它和现在我们常说的“宅男”的“宅”，是同一个字，也是同样的意思。

中庸一点的，是说司马迁先生，你可以写陈胜，但把这么个没有背景的农民，和家世显赫的世家大族放在同一层次上，是不是欠考虑啊。像唐代给《史记》作注，写了《史记索隐》的司马贞，就隔空建议他的本家前辈：应该把《陈涉世家》降格为列传。

到了我们这一代，最熟悉的评价，则是司马迁同志和革命群众心连心，两千年前就把农民起义领袖写进了正史，那是多么令人振奋的事啊。

其实，无论是批评还是表扬，上面的那些说法，都没有完全弄懂司马迁的真实本意。

司马迁写陈胜，并把他列入介乎“本纪”和“列传”之间的“世家”，是有周密的考虑的。

一般人看《史记》的世家，最容易看懂的，是官宦世家，是大户人家，是不变的血统。而《陈涉世家》写陈胜，写陈胜的搭档吴广，还写了跟陈胜、吴广同时的一帮绿林好汉，想告诉你的，其实是贵族他爷爷，或者爷爷的爷爷，还有爷爷的爷爷的老朋友们，原本也是送外卖的。套用时下时髦的学术话语说，就是社会虽然是分层的，但社会成员的层次，应该是可以向上流动的。

当然，流动以后会出现怎样的情形，《陈涉世家》里也写到了。这故事放在世家这一体裁里，还别有一种隐喻的味道。

说是陈胜当年还在乡下受雇给人耕地时，曾和身边的穷兄弟们说：“苟富贵，无相忘。”意思是今后谁要是发财了做官了，可不要忘记兄弟们啊。身边的穷兄弟们一听这话，不免嘲笑他：“你个帮人耕地的，哪会有什么发财做官的机会？”这陈胜可是个有理想的好青年，也痛惜小伙伴们这么不理解他，只能叹气回应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意思是你们这些在地上打转的小麻雀，怎么会懂鸿雁高飞的远大志向呢。

理想还真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后来陈胜振臂一呼，做起了大王，还果然富贵了一小会儿。当年一起耕地的穷兄弟们，就都跑去找他了。陈胜倒没有食言，不仅接待了，还让一帮老朋友坐着他的专车回家。但穷兄弟们不知轻重，无意间乱说话，把陈胜的老底给揭了出来，结果自然是咔嚓——杀头。

俗话说：“一阔脸就变。”这变的根源，就在于一方身份地位的改变，打破了原本同一社会层次中人的平衡，新的分层就此出现。

我们读《史记》，有时候会觉得，本纪、世家和列传，文体上没啥大不同啊。是没啥大不同。如果陈胜起事后，能像刘邦这么运气好，最后成功做了皇帝，这篇《陈涉世家》稍稍修改一下，也就可以题作《陈涉本纪》了。即便他没有做上真正的皇帝，要是能跟项羽一样，在秦朝和汉朝之间，当了一阵实际的老大，填补了一段没有皇帝的空白，那他也有进本纪的资格了。反过来，刘邦呢，要是在鸿门宴上被舞剑的项庄击中要害，光荣牺牲了，那《高祖本纪》可能就要删掉点文字，降格改题目为《刘季世家》或《刘季列传》了（刘邦字季）。再倒霉一点，他也可能连单独列传的资格都没有，而只能和那些同时期的绿林好汉一样，在某篇列传中偶尔冒个泡，留个名，那也是说不准的。

2

在似乎是最强调出身和血统的《史记》世家部分，却有一句彻底解构血统论的名言流传千古。“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样说来，《史记》的三十世家，在中国这个崇尚出人头地的地方，竟可以当励志小说集看了。

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的。

我们说司马迁对于《史记》的世家有周密的考虑，还在于他在三十世家中，对如何排次《陈涉世家》一篇的位置，很花了一番心思。

三十世家，三十篇文章，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而三部分的比例，是很不匀称的。

第一个部分最大，从《吴太伯世家》开始，到《田敬仲完世家》为止，共十六篇，记录的都是汉代以前的诸侯名门。比如姜太公，就是那位被后人传为钓鱼奇葩的，西周时他给武王伐纣出谋划策，因此受封，成为齐国的祖先；再比如越王勾践，春秋时代据说卧薪尝胆二十年，最终击败了他的老对手——吴王夫差；还有那位可怜兮兮的楚怀王，战国后期被国际骗子张仪玩弄，失地丧权，最后竟落得个客死他乡的下场。他们和他们的祖先后代的故事，就都在这部分。

最后一个部分次多，从《外戚世家》开始，到《三王世家》为止，共十二篇，记录的都是汉代的侯王新贵。像萧何，汉初干过不少大事，现如今，大概只有听到折子戏“萧何月下追韩信”，他的名字才会被普通人念叨；像张良，年轻时冒险暗杀秦始皇，没成功，亡命天涯，后来做了刘邦集团的“政委”，到汉朝立国，他就是当然的二号人物；还有那个周勃，早年是个给办丧事的吹喇叭的，后来加入了刘邦队伍，刘邦死后，智取企图篡权的吕后一系，保全了刘家的江山。诸如此类西汉的权贵家族，就都在这部分。

中间的第二部分最少，只有两篇，一篇是《孔子世家》，一篇就是《陈涉世家》。

把孔子及其门生的故事写进世家，是因为到司马迁的时代，“学而优则仕”，也就是读书做官，已经开始制度化，因此世家子弟的通常晋身阶梯之外，学术将成为新未来的敲门砖。孔子一系的学脉，里面流淌的虽然不是同宗同姓的殷红鲜血，却有着比同宗同姓的鲜血更可宝贵的价值。

而陈胜，只要看看他在三十世家里的位置，就可以明了，他是司马迁身处的汉代和前代两批世家的分水岭。他虽然没有余荫庇护到自己的后人，但他以后的那些得以在三十世家里占一席之地的暴发户，以及暴发户的妻儿老小、三姑六爷、三代四代们，最应该感恩的，其实不是为他们封号分地的当朝皇帝，甚至也不是为他们开天辟地的汉高祖刘邦，而是这位在雨夜大泽乡的旷野里，振臂呼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汉子。

所以，司马迁在世家中列入陈胜的故事，不是为了励志，而是为了描述原本复杂多变的历史、政局和人生。

令人遗憾的是，继《史记》之后的《汉书》，虽然承续了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却把在在司马迁笔下归为世家的那些人的传记，统统归并到了列传里，并彻底删除了作为体裁的“世家”的名号；《汉书》之后，一直到清代，二十四史中的绝大部分，也不再有“世家”一体。

从表面上看，这是通过官修正史，表达官方的一个基本政治理念，就是无意于以出身和血统来论成败。但更深层的原因，恐怕恰恰相反。因为那是无声地把本纪里的帝王，和列传中的众生，做了互相不可颠倒身份等级的截然分层，也彻底模糊了历史长河中，各种高层政治势力角逐最高权力时的实际情形。至于把家族史内容，作为一个类别，从正史中清理出去，也遮蔽了家族与血统，在中国政治和文化演进中，一直具有深刻的影响，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

意味深长的是，司马迁之后的正史里，几乎见不到“世家”一体的影子，而中国民间的历史书写体裁中，延续着世家身影的族谱、家谱，却逐步发展，到清代民国时期衍为大宗。更有意思的是，正史书写里被模糊、被堵塞的社会上升渠道，在民间族谱、家谱里一转为大众化的自娱自乐，只要有心，好像谁都可以凭借自己的籍贯和姓氏，攀龙附凤，成为历史上某位同姓名流、同姓名臣乃至同姓帝王的十八代子孙。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列传里的众生相

1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

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是说：“天下热热闹闹，都是冲着赢利而来；天下叫叫嚷嚷，都是冲着赢利而去。”

这段话出自《史记》七十列传的倒数第二篇《货殖列传》，那是专门写做生意的商人的。由于《史记》的最后一篇（也就是七十列传的末篇）是《太史公自序》，而《太史公自序》我们之前介绍过，其实是司马迁的自叙传加全书各篇的提要目录，所以这篇《货殖列传》，其实是《史记》叙述既往历史的最后一章。

司马迁在叙述他身外的大历史的最后，要专辟一章，为追逐赢利的商人们写传记，这是为什么呢？

这还得回过头来，先说说《史记》的“列传”这一体。

“传”的本义，是供人转换车马的驿站（在这个意义上它应该念作chuán）。因为古代驿站的功能，是迅速传递公文与消息，所以这个“传”字的含义，后来就被逐渐引申，其中应用最持久的一个引申义，就是特指一种专门记载历史事件尤其是个人事迹的文体——传记。

在史书中专设“列传”一体，用来记录古今人事，是司马迁的创举。“传”而又加个“列”字，意思是被排列在一起的传记，而《史记》五体中，列传多达七十篇，占全书比重超过一半，可见司马迁的意识里，已经有这样一种自觉，就是历史不单是事件的时间性推移，也包括了作为事件主体的个人的作用，而且这个人，还不是个别的存在，而是一群一群地出现的。

那么，长长的历史，芸芸的众生，这七十列传的主体，是如何选出来的呢？

《太史公自序》对此有一个扼要的解释，就是：

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

“扶义俶傥”中的“扶义”就是为人仗义，“俶傥”则是卓异不凡。“不令己失时”，直译的意思，是不让自己失去时机，言下之意，就是能抓住机遇。这样加上那个相对容易理解的“立功名于天下”，司马迁对于七十列传的入选标准，大致应该是：第一，为人仗义、品格卓越不凡；第二，如果一个人或者一群人，能以一己或一方的作为，在现实世界里留下并不虚妄的名声，那也是可以考虑的。

按照上述两条，司马迁的具体选择，就可以解释了。

比如《伯夷列传》，那是被排次在七十列传第一篇位置的重要篇章。主人公是商末周初孤竹国地方的一对老哥俩——伯夷、叔齐，因为商朝灭亡，逃入深山，而“义不食周粟”，就是为人仗义，感恩旧朝，坚决不吃新王朝周家的粮食，结果饿死了。司马迁选择他们入传，并把这篇《伯夷列传》排在七十列传之首，显然是依据了上面的第一条——“扶义俶傥”。

又比如《刺客列传》，主人公是一组春秋战国时期玩命搞暗杀活动的人。其中最著名的故事，就是荆轲刺秦王。事情最后是没弄成，荆轲也被秦始皇灭了。但荆轲出发前，燕太子丹为他送行，荆轲的一个好朋友，名叫高渐离的，拍打一种名叫“筑”的乐器，当伴奏，荆轲当场高歌一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那催人泪下的临别场景，着实令人感动。不过照实说，《刺客列传》的传主们，按今天的标准，其实大多属于搞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搞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为什么司马迁还要选进《史记》的七十列传里呢？就因为在现实世界里，这些人曾留下了名声，同时他们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又创造或者改变了历史。

范仲淹书《伯夷颂》

御题高义园世宝.范来宗集.姚在升镌.清乾隆五十九年至嘉庆三年摹勒.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本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为人仗义、品格卓越，被选为《史记》列传某篇的主人公，司马迁的书写，也不是表彰劳模的模式。像《伯夷列传》里的伯夷、叔齐，不吃周王朝粮食而饿死，素材多好，可歌可泣。可司马迁除了转述一篇古老的传记，和《论语》里与此有关的片言只语，接下来的篇幅，都花在追问伯夷、叔齐是否有“怨”这个问题上，这是一个充满了司马迁个人情结的问题。最后，这位原本非常相信“天人感应”的历史学家，从伯夷叔齐故事里发现的，却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冷酷现实，就是善未必有善报，而恶也未必受到天谴。

同样地，虽然列传人物主体的选取，首先凸显”义”的价值，而实际上七十列传所写，义、利二者纠缠不清者居多。简单地说，就是列传的主人公，大多既不是单纯的好人，也不是单纯的坏人。

像《刺客列传》里高唱“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荆轲，在刺杀暴君秦始皇这点上，无疑是一位有胆有识的义士。但如果你读《刺客列传》，就会发现，同一个荆轲，在实行他的壮举之前的行为举止，实在算不上是条汉子：他先是临阵变卦，想不干了，急得燕太子只好给他磕头，再三恳求。勉强应承之后，他又拖延时间，一方面无耻地接受了燕国政府给予的国家高级干部头衔，免费入住高级宾馆（他本是卫国人），另一方面，又时不时地享用燕太子为他特供的车辆和美女。这样一直玩玩玩，玩到他最后出发时，秦国把燕国的邻国赵国都给灭了，秦军已经推进到燕国的南部边境了。

再比如《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二部分的主角叔孙通，司马迁翻档案，找出了他的斑斑劣迹：在加入刘邦领导的革命队伍前，曾连续在各种反动或落后组织中充当文化参谋，转换了近十个主子。司马迁也不管，统统写进了《史记》里。但就是这个似乎毫无节操的叔孙通，却在汉王朝立国后，忠于刘邦及其后继的皇帝，多次负责礼仪的制定与修订，工作很有成效。这些司马迁也都记录在案。

他通过举止对话，描写汉武帝一朝高级干部的个性，因为大多是亲闻亲见，尤其生动。

比如武安侯田蚡，仗着自己是汉武帝的舅舅，当上丞相后，一入朝就喋喋不休地教育自己的外甥皇帝，汉武帝开始对他真是言听计从。渐渐地，这田蚡胆子越来越大，提拔干部不走正常程序，一下子就连升十级的都有。有一回，他又要提拔谁，汉武帝实在忍不住了，就问他：“你提拔干部有完没完啊？我也很想提拔几个的啊。”还有一次，他要扩建自家的宅院，看上了隔壁属于工业部的一大块宝地，想不花钱搞到手，便不顾皇上的心情，直接就向皇帝讨要，搞得汉武帝很不开心，直接呛了他一句：“你怎么不直接把国防部仓库都拿去！”

显然，司马迁写七十列传，虽然意识里不无表彰节义、称颂英雄的意思，也有基本的善恶是非观，但另一方面，却并没有刻意地去批评平庸，鞭笞落后。他对于人性的复杂有透彻的理解，因而更专注的，是通过对人的具体的、多侧面的、活生生的描写，呈现被卷入历史旋涡中的人的尽可能逼真的面目。换句话说，他通过《史记》想告诉你的，不是人应该是怎样的，而是人其实是这样的。

《史记》的七十列传，不包括《太史公自序》在内的部分，最后变成了开始于应该讲求大义的《伯夷列传》，却结束于可以追逐赢利的《货殖列传》，这样一个好像有点奇特的结构，从我们上面的分析看，其实也是不难理解的。

2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

这段名言，视野弘阔，好像是作者身处高空，俯视红尘，拍摄的一卷长镜头。

这段名言，又冷峻得让人不禁要打个寒战，因为它把人生一切的温情面纱，都彻底地撩开了。

《史记》的《货殖列传》里，刻画人性，要数这十六个字，最为深刻。

但因为这段名言的前边，司马迁引了谚语“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就是很有钱的富家子弟，即使犯罪也不被拉到闹市上处决，并深表赞同，说“此非空言也”，就是这不是空口说白话。而《货殖列传》的后半，又归纳说：“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意思是追求富有，是人生来就有的天性，不学就会。这样直白地表露对于人追求财富的肯定，招致后来很多人指责他，说他的价值观有问题。

批评最激烈的，是东汉的班固。他在《汉书》的《司马迁传》里，说司马迁有几大缺点，其中之一，就是“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意思是司马迁写《货殖列传》，崇尚权势和利益，而以贫贱为羞耻。一句话，司马迁嫌贫爱富。

但也有学者注意到，司马迁虽然肯定财富的正当性，却一直坚持，追求财富不能放肆胡来。他说：“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意思是老实本分干实业，发家致富，是上策。经商致富，可以，但毕竟次一等了。而他最看不起的，是“奸富”，就是靠作奸得来的富有。

他最欣赏的发家致富者，是春秋时候越国的范蠡。范蠡功成身退，转而经商暴富，人称陶朱公，这故事他不嫌其烦，在《史记》里讲了两遍，先是在《越王句践世家》里，后来就是在这篇《货殖列传》中。

也有很多学者注意到，司马迁的个人境遇，可能跟他独特的重“利”观念的形成，不无关系。因为，司马迁一生中最为屈辱的经历——遭受腐刑，就是在他无钱赎罪的困境下发生的。

而今天看来，司马迁对于商业和人的逐利本性的表述，更多的，是出于历史学家的本分。

他对于“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深表赞同，并不是说家有千金的富家子弟，犯罪了就不应该被拉到闹市上处决，而是在陈述一个客观的事实：在他那个时代，有钱人家的子弟犯法，往往因为有钱赎罪，而不会发生死于闹市的情形。

他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名言，也是一种陈述。只是从这陈述的底下，我们还隐约可以听见一份感慨，一声叹息，其中包含着对于社会的人必然追逐赢利的千般无奈。

这名言，跨越了历史的时空，直到今天，依然逼真地刻画着芸芸众生的世相百态：商界、股市、赌场、房产、网络……一切追逐赢利的地方，跟司马迁当年所描摹的一样的场景，都持久地重复着。

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史记》各篇书写的，是昨天的历史，而整体呈现的，却是永久的人性。

仇鹿鸣讲《世说新语》

仇鹿鸣，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研究兴趣主要集中于中古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士族政治、石刻文献等领域，参与点校本新旧《五代史》的修订，著有《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

越名教而任自然

《世说新语》与魏晋名士

《世说新语》一般被归类为志人小说，但这个“小说”与现代文学观念中虚构性的小说不同，中国古代小说的本义是稗官野史，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坊间传播的“八卦”。《世说新语》主要记载的是东汉末年至东晋时期士人言行的小故事，总共有一千多则，每一则不过几十字，短小精悍，生动活泼，常有妙语。故事的主角形象多样，同一个人不但有正人君子和才华横溢的一面，也有挥金如土或吝啬小气的一面。不像正史的记载那么严肃干瘪，也不带有说教的色彩，给我们展现的是一个个立体而生动的人物。其中有些记载虽然难免道听途说，张冠李戴，但总体而言是一部生动有趣的史书，因此受到很多人的喜爱，读者众多。

魏晋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乱世，政局动荡，南北分裂，战乱频繁；但同时又是一个个人意识觉醒的时代，士大夫摆脱了汉末名教的束缚，更多地展现出自己的真性情。举一个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故事，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有个儿子名叫王绥，很小就去世了，王戎悲痛得难以自已。朋友山简去探望他，说“孩抱中物，何至于此”，意思是为了一个抱在手里的小孩儿，至于吗？山简的观念或许现代人很难理解，我们都生活在以儿童作为家庭中心的当代社会。但是魏晋时代是一个用礼法规范生活的社会，古人对未成年而早逝的孩子称为“殇”，这种早夭之子，无论在葬礼的安排还是服丧时间的长短上都和成人有所区别，作为尊长的父母更不应该过分悲痛。其实早有研究西方儿童史的学者指出，正是因为古代医疗条件差，儿童死亡率较高，所以父母对孩子的态度相对冷漠，不会倾注太多的情感。将儿童视为需要小心呵护的天使，则是近代之后才有的新观念。面对山简的质疑，王戎答道：“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意思是说圣人已从喜怒哀乐这些世俗的情感超脱出来，卑下的人感受不到这种痛楚，而真正会被感情所牵动的，就是我们这些人。这体现了当时士人追求率真自然的态度，不愿意再戴着礼法的面具生活，愿意把自己的喜悦与痛苦都表现出来。这大概就是魏晋士人可爱的一面。

七贤图.宋.钱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我们回过头来谈谈《世说新语》这部书的形成。这部书名义上的编纂者是南朝刘宋的临川王刘义庆。当时宋文帝猜忌之心很重，经常怀疑这些宗室有造反的野心。刘义庆年轻的时候喜欢骑射，但为了免遭皇帝的怀疑，史书中记载他“不复跨马”，就是不再骑马以避嫌。他转而召集了一些文学之士，谈论学问，因此归在他名下的著作有好几种，但只有《世说新语》流传了下来。这些著作应该都不是刘义庆本人写的，而是假手于他的门客们，刘义庆不过是一个挂名主编而已。学者推测，《世说新语》主要的编者可能是刘义庆的门客何长瑜。何长瑜是著名诗人谢灵运的好友，很有文才，可惜后来因暴风而溺水身亡。《世说新语》本名可能是《世说新书》，现在日本还保存有《世说新语》的唐代写本，就题作《世说新书》。宋代之后才渐渐以《世说新语》为名，一般简称为《世说》。

《世说新语》的价值，除了书的本文之外，还包括南朝梁的刘孝标给这本书做的注。刘孝标是一个博学的书痴，据说他少年好学，但因为家里贫困，只能寄人篱下。他经常通宵达旦地读书，有时困了，头发被火点着，醒了之后还能继续读书不辍，时人送了他一个外号叫作“书淫”。正是由于刘孝标博学多闻，他给世说新语做的注引用了近五百种文献，这些文献现在大都已经亡佚了，因此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刘孝标的注本主要有两个作用，一是补充史实，有些故事因为文辞过于简单，注本补充了故事的背景与脉络，方便读者理解。二是纠正《世说新语》记载的错误，有些故事有以讹传讹的成分，注本进行了考证，因此刘注本对我们理解《世说新语》的故事有很大的帮助。现在学者也对《世说新语》做了进一步的整理和注释，其中最经典的是余嘉锡的《世说新语笺疏》。

以刚刚提到的王戎“情之所钟”的故事为例，刘孝标引用王隐的《晋书》，补充了这个故事的续篇。王戎本来想要王绥娶裴遁的女儿，但儿子未成婚便早早去世，王戎非常伤心，以至于不许其他人娶裴遁的女儿，因此裴遁的女儿到老都没有嫁出去。如果《世说新语》文本中的王戎是一个让人动容的情种，那么刘注本中的王戎则完全不顾及裴遁女儿的幸福，显得很自私。人本身就是复杂的，两者合起来才成为一个立体的人。刘注本补充另外一点是，也有记载说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王衍而不是王戎。对此余嘉锡做了进一步的考证，说王绥去世的时候已经十九岁，不能说是一个抱在手里的孩子。而根据《晋书》的记载，这个故事真正的主人公，应该是西晋的清谈领袖王衍。可见我们读《世说新语》，一定要和刘孝标的注本一起读，当然最好还能读一读余嘉锡的笺疏。如果大家读文言文有困难，可以读张万起《世说新语译注》，这本书附有白话文的翻译。

为什么《世说新语》中会出现这么多有趣味的故事，这与当时的人崇尚清谈的风气有关。所谓清谈，一般认为是由东汉末年的清议演变而来。东汉末年政治腐败，外戚与宦官交替执政，一部分正直的士大夫不满这种情况，对政治有激烈的批评，当时称为清议。但是在古代中国，当政者通常不容许民间议论政治，汉末的清议运动招致镇压，历史上称为“党锢之祸”。因此，到了魏晋，清议慢慢变成了清谈，就是议论的主题从政治得失变成了玄学。当时的人喜欢谈《老子》《庄子》《周易》这几部富含哲理的书，但事实上，即使谈论玄学，背后其实还是有政治的影子。比如当时有一个很著名的论题，叫作“四本论”，其核心是争论才性离合的问题，就是一个人的才能和道德能不能分开，是否存在一个人很有才能但却又道德败坏的情况。不同的主张，背后反映的是清谈者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场。

桂树焉知泰山之，高渊泉之深

魏晋风度的先声

之前我们谈到在东汉末年出现了清议的风气。清议的核心是品评人物，议论政治得失。直到现在，我们都可以说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社会，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高低往往取决于他官做的大小。但在汉末清议环境中，一个士大夫的声望、品行和才能，不是由他的官位所决定的，而是取决于他能否得到清议的肯定。“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汉末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历来受到很高的评价。

在这种背景下，评论家便成为一个很有意思的群体。他们对一个人的赞扬与贬低，往往带有一点儿预言的色彩，对当时的士大夫舆论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大家非常熟悉的许邵，他对曹操的评价“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便是典型的人物品评。许邵就是当时著名的评论家。这些评论家往往是士大夫中公认有识鉴之明的人物，他们的权威性来自评议的公正、准确及富有预见，而不是仰仗官员的身份。如著名的评论家郭泰出身贫贱，后来也谢绝做官，他去洛阳拜见士人领袖李膺时，深受李膺的赞誉。当他离开洛阳返回故乡时，据说送行的车辆达上千辆，郭泰与李膺一起坐船过河，后面送行的众人望着他们两个，以为是神仙中人。郭泰死后，墓碑的碑文由著名学者蔡邕撰写，蔡邕自称平生给其他人撰写碑文，都因为需要夸大死者的德行而感到惭愧，只有给郭泰写的碑文是问心无愧的。

正是由于清议的涌动，使得士大夫群体中出现了一套与官方不同的人物评价标准。当时敢于反对宦官或德行高尚的人被称为“清流”，能得到士大夫的推崇；宦官和因依附宦官而掌权的官僚，虽然身居高位，却受到士大夫的鄙视，被称为“浊流”。清议之中，士大夫也互相标榜，出现了“三君”“八俊”“八顾”“八及”等名目，其中最有声望的人之一便是之前提到过的李膺。李膺是八俊之首，当时人评价他是“天下楷模李元礼”，因此有很多人想拜访他。不出名的人如果能进李膺的家门，被称为“登龙门”，一下子就名声大噪。于是李膺家永远门庭若市，排队等候的人很多。在这种情况下，李膺家的守门人只有遇见有名望或与李膺有亲戚关系的人才进去禀报。当时孔融才十岁，来到洛阳，他也想去拜见李膺。这位孔融就是大家熟悉的成语“孔融让梨”的主人公。孔融对守门人说他和李膺有亲戚关系，于是得以进门。进门之后，李膺有点儿奇怪，就问孔融和他有什么样的亲戚关系。孔融回答说，我的祖先是孔子，你的祖先是老子，老子曾是孔子的老师，我们两家是世代通好的关系。这一巧妙的回答出自十岁小孩儿之口，自然引起了在座宾客的啧啧称奇，其中有一位名叫陈韪，恰巧那天来得晚，听说了这个事情，不以为然，便道“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意思是说小时候很聪明，长大了未必能成大器。孔融是一位神童，聪明又刻薄，他立刻回敬“想君小时，必当了了”，看来你小时候一定非常聪明吧，把陈韪搞得下不来台。这种对话与交锋，就是魏晋清谈中讲究的“捷悟”，作为这场清谈的胜利者，孔融立刻获得了巨大的名声。孔融后来做北海相的时候，因被黄巾军包围而向刘备求救，刘备听说之后非常惊喜，说“孔北海乃复知天下有刘备邪”，很爽快地救了他，这就是声望的用处。孔融最后也死于自己这种恃才傲物的性格，被曹操找了借口杀掉。任何人面对死亡的时候，都会有软弱的一面，孔融也不例外。孔融的两个儿子，当时才分别八岁和九岁，他希望这两儿子不要被牵连，但两个儿子也非常聪明，对孔融说“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于是一并被杀。我们现在熟悉的这个成语便出于此。

李膺在东汉末任河南尹，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市长，因为惩治与宦官勾结的张成而遭到诬陷。宦官控告李膺与太学生结党，妄议朝政，于是兴起了第一次党锢之祸。党锢就是禁止党人及其家属做官，现在看来似乎不算是太重的惩罚。但须知被禁锢的党人往往出身地方大族，汉代通过察举制度劝诱地方大族子弟学习儒学，进而将他们吸纳入官僚体系。党锢大大动摇了这些地方精英对于汉王朝的向心力，儒家的意识形态开始动摇。而当时的士大夫舆论都同情党人，刚刚平定凉州一带羌乱的名将皇甫规，甚至因为自己没有被列入党人的名单而感到羞耻，主动上表要求被列入名单，接受惩处。

汉灵帝继位之后，外戚窦武执政。窦武本人名列“三君”之首，他起用陈蕃为太尉。陈蕃与李膺齐名，当时被誉为“不畏强御陈仲举”。据说陈蕃年轻的时候，把自己的房间弄得很脏乱，他父亲的朋友薛勤来访，看到这一情况就批评他，陈蕃回答“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便语出于此，但与原意完全相反。陈蕃有澄清天下的志向，很多党人重新被起用，他与窦武密谋诛杀宦官，可惜没有成功，反而被杀，于是宦官们开启了新一轮对党人更加严酷的迫害，李膺也死于狱中。有些党人选择逃亡，而在党人逃亡的路上，很多士大夫即使冒着生命危险也要收留他们。其中有一位党人名叫张俭，是“八及”之一，他和孔融的哥哥孔褒关系密切，想到孔褒家避难，没料到孔褒刚好不在家，孔融当时只有十六岁，主动将他收留下来。后来这事被人告发，张俭成功脱逃，但孔褒、孔融都被逮捕，两人争相承担罪责。孔融说此人是他收留的，应该惩治自己；孔褒说张俭是来投奔他的，此事与弟弟无关；而孔融的母亲则说她才是一家之主，应该由自己来承担责任。可见当时士人的气节。谭嗣同的著名诗句“望门投止思张俭”便是用了这个典故。

清议作为一种士大夫社会的舆论，具有独立性，因此很多在清议中评价很高的人物，其实在当时官位低微，是因德行而被人所尊敬。如当时深得士人推重的陈寔，仅做过太丘长这样的小官。当时有人问陈寔的儿子陈谌：“足下家君太丘，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陈谌答曰：“吾家君譬如桂树生泰山之阿，上有万仞之高，下有不测之深；上为甘露所沾，下为渊泉所润。当斯之时，桂树焉知泰山之高，渊泉之深，不知有功德与无也！”意思是说他父亲如桂树生于泰山之巅，不追求高而自高，自然至此，所以“不知有功德与无也”。陈寔这种不刻意追求德行的态度，已开启了魏晋风度任自然的先声。

《世说新语》中还有另外一则故事，记载了陈寔去拜访荀淑，由于家庭贫困，没有人驾车，于是让儿子陈纪驾车，另一个儿子陈谌在后面步行跟随，陈纪的儿子陈群年纪还小，坐在车内。当时太史奏报说天象发生了变化，“真人东行”。汉代人普遍信奉天人感应之说，两位在国家权力体系中处于卑下地位的士人，仅仅凭借着自己的高洁德行便能引起天象的变化，无疑是士大夫自觉的重要体现，通过士人清议网络体现出来的社会权力，俨然已有跃居以国家为代表的政治权力之上的趋势。当然这种清议也是统治者所不愿意容忍的，曹魏政权也多次采取镇压浮华的举措，被政治打压的清议也因此慢慢脱离了原有的主题，变成了清谈。

雪夜访戴图.明.夏葵.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藏

《雪夜访戴图》绘制的是《世说新语·任诞》中王羲之之子王徽之雪夜访戴安道的故事，彰显了魏晋雅士狂放不羁的风度

轻犯雅俗，失君子之心

精致高雅文化的阴暗面

一般印象中的魏晋名士是一群仪容秀美、谈吐风雅的士人，但这种令人企慕的风度是否代表这一群体的全部，其实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接下来我们从大家都很熟悉的邓艾、钟会在伐蜀之役中发生的“二士争功”的悲剧入手，来谈谈名士的另一面。曹魏景元四年（263）的伐蜀之役，可以说是小说《三国演义》中的最后一个高潮。邓艾率领手下的将士，翻山越岭，穿过崎岖的阴平小径，绕开剑阁天险，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成都平原上，进而一举灭亡蜀汉，这场奇袭是中国军事史上有名的经典战例。但令人奇怪的是，战争的胜利反而激化了两位主将钟会与邓艾之间的矛盾。钟会到达成都之后，污蔑邓艾谋反，将其囚禁，后来钟会又在姜维的鼓动下，意图割据自立，遭到监军卫瓘的讨伐。在混乱中两位伐蜀的主将先后被杀，胜利最后演变成了一场悲剧。这个故事经过《三国演义》的渲染，在中国可谓妇孺皆知。那么邓艾与钟会之间矛盾的背后，是否存在着深层次的原因。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两位主将究竟是什么样的性格和出身。

邓艾在《世说新语》中只出现过一次，出现的原因是他的一个生理缺陷。邓艾有一点儿口吃，司马昭曾嘲笑他说：“卿云艾艾，定是几艾。”邓艾的回答还是非常漂亮：“凤兮凤兮，故是一凤。”他化用的是《论语》中“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之门”的典故。但是在这个玄风兴起，士人推崇捷悟的时代，邓艾的口吃无疑与当时崇尚谈辩的文化主流格格不入。另一方面，邓艾出身襄城典农属下的部民。曹操在汉末大兴屯田，成功地解决了军队粮食供应问题，这是他能够统一北方的重要保障，这些屯田便由设置在各地的典农来掌管。屯田虽然是一项比较成功的政策，但是参与屯田的农民与一般自耕农相比地位更低，并没有完全的人身自由。因此，可以说邓艾的出身是相当卑微的，完全依赖自己的战功而得以登上高位，没有任何能力之外的资本。而当时官场的主流大多是曹魏开国功臣的第二代子孙，邓艾与他们在社会出身及文化风习上有很大的不同。

钟会在《世说新语》中出现的频率则高得多。他是汉末名臣钟繇的儿子，颍川钟氏是汉末清议中最受推崇的家族之一，钟会可以说是含着金钥匙出身的贵公子。钟会为人非常聪颖，善于清谈，早年应该很仰慕嵇康、阮籍这样的竹林名士。钟会也曾经研究过《四本论》，打算拿给嵇康看，但不敢当面进呈，而是从门外扔了进去，便匆匆离开，完全是一副粉丝追逐偶像的模样。当然作为司马昭的亲信，钟会是主张才性合的，这与嵇康的政治立场不同，或许因此，嵇康不怎么待见他。据说有一次嵇康与向秀一起在树下打铁，钟会在旁观看良久，嵇康一直没有搭理他，钟会自讨无趣，转身打算离开。这时嵇康突然开口问他：“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回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这个回答还是非常巧妙的。毫无疑问，钟会本人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物，但同时也热衷于获得名声。据说后来嵇康被杀，也与钟会进的谗言有关，他是一个气量狭隘的人。

作为同样出身曹魏政权高官的子弟，钟会与司马昭关系密切，可以说是司马昭最亲信的谋臣之一。我们可以举《世说新语》中一个有趣的故事来说明两人的亲密关系。有一次司马昭、陈泰、陈骞、钟会四人相约出行，但钟会迟到了，司马昭戏谑他：“与人期行，何以迟迟？望卿遥遥不至。”司马昭在此故意提及钟会父亲钟繇的名讳（遥与繇同音）。之前已经提到过，魏晋人重孝道，因此与人交谈时不小心提到对方父亲、祖父的名字，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冒犯行为，就连谐音字也不行。被冒犯的人应该当场痛哭表示被触及伤心之事。当时有些清谈名家，以一日之内与上百人交谈而不犯任何一个人的家讳著称，这是记忆力惊人的表现。但反过来，如果是关系十分亲密的朋友，有时候会用对方的家讳来开玩笑，这成为魏晋名士特有的一种智力游戏。司马昭便因为钟会的迟到，拿他的家讳来开玩笑。素有捷才的钟会也不甘示弱，反击司马昭道：“矫然懿实，何必同群。”意思是说我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何必要和你们一起出发，一方面美化了自己迟到的行为，更在短短的八个字中巧妙地提到了车上另三人的家讳，即司马昭的父亲司马懿、陈泰的父亲陈群、陈骞的父亲陈矫。同车的四个人都是曹魏的官二代子弟，这场智力游戏的第一个回合，无疑是钟会占了上风。司马昭不甘心吃亏，继续发问：“皋繇何如人”，再次触犯了钟会的家讳。钟会回敬道：“上不及尧、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时之懿士”，又再次占了上风。当时，把持朝政的司马昭已经开始准备篡魏，“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虽然还不是皇帝，但已经有了皇帝的派头与排场，对于旁人而言，事实上已经有了君臣之隔，但这些从小一起长大的贵公子之间依然可以毫无顾忌地拿对方父祖的名讳开玩笑，以为戏乐，并无太大的尊卑等级之别。司马昭对于钟会的信任与重用乃是建立在这种深厚友情的基础之上，和邓艾相比亲疏差别很大。

我们回过来再谈伐蜀之役，这是一场受内政因素驱动的战争，并非是司马氏有澄清天下之志。五年前的甘露三年（258）二月，司马昭平定了淮南诸葛诞的起兵，已经扫清了篡位道路上的最后一个障碍，因此当年五月便有“封晋公，加九锡，进位相国，晋国置官司”的动议。有了之前汉魏禅让的先例，大家都明白这标志着“禅让”连续剧的正式开场，高贵乡公曹髦讲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便是指这件事。此时，这位性格刚烈的年轻皇帝，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他率领亲随冲出宫去攻打司马昭，结果还没走到司马昭府邸便被刺杀。但曹髦被弑给司马氏造成了巨大的道德压力，同时也揭破了“禅让”连续剧中“你情我愿”的面纱。在此之后的五年内，尽管屡有加九锡的动议，但司马昭一直没有敢接受，魏晋易代的进程陷入了僵局。在此背景下，司马氏被迫寻求建立不世之功，来重启代魏的进程，而不是因为魏蜀两国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事实上，直至司马昭决心伐蜀的前一年，姜维的军队依然在骚扰曹魏边境。最初，邓艾对于伐蜀是反对的，直至司马昭专门派人说服之后，才勉强同意。所以伐蜀的整个战役是钟会一手谋划的，邓艾只不过受命率领偏师而已。这样一来，心高气傲的钟会被姜维堵在了剑阁，最后让邓艾抢到了头功，他心中的嫉妒、愤懑与不满自然可以想见，两人之间的矛盾便是自然而然激化的。

精镌合刻三国水浒全传.明.李贽批.雄飞馆刊本

图中所绘为《三国演义》中邓艾、钟会伐蜀的事迹

吾辈不出奈苍生何

从高卧东山到力挽狂澜的谢安

淝水之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弱胜强战役，前秦苻坚在统一北方之后，纠集了九十万大军，力图一举灭亡东晋。当时执掌东晋朝政的谢安，冷静应对，缓和内部矛盾，派其侄谢玄统帅八万北府兵，在淝水一举击败苻坚的大军。据说捷报传到建康的时候，谢安正在与客人下棋，他打开信看了一眼后，不动声色，照旧下棋。客人问道：“前线战事如何？”谢安才淡淡回答“小儿辈大破贼”，这则故事被收到《世说新语·雅量》中，为人所熟知。

淝水之战的胜利，是东晋历史上的关键时刻，以士族为代表的精致文化得以保全，同样也是东晋门阀政治的高峰。谢安谈笑风生、镇定自若的风采，可以说是魏晋风流的典型。但《晋书·谢安传》中保留了这个故事的下半篇，说谢安下完棋后，退回房内，都没察觉到自己所穿木屐的齿已折断了，说他“矫情镇物如此”。不少人认为《晋书》带有批评的色彩，事实上在我看来，“矫情镇物”不过是一个客观叙述而已。试想强敌压境，国家存亡系于一线，人心惶惶，谢安的一举一动为天下人所瞩目，他必须故作镇定以安抚人心。即使说他是在演戏，其实演技的高下也是评价政治人物的一方面，毕竟自古至今的政治都有表演的成分。

陈郡谢氏和琅琊王氏一直被认为是东晋士族中最有声望的两家，因此唐代诗人刘禹锡才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名句。与琅琊王氏在西晋时便声望显赫不同，陈郡谢氏兴起的时间相当晚，一直到东晋初年都不被士人所看重。《世说新语》中记载了两个故事，有一次谢万在兄长面前，想要起身拿便壶，在座的阮裕便讥讽他说：“新出门户，笃而无礼。”陈留阮氏是汉魏旧门，阮裕的族兄阮籍是竹林七贤之一，以放浪形骸，不守礼法而著称。但在这一场合，阮裕变成了礼法的捍卫者，斥责新出门户，不懂规矩。另一件事是谢安的父亲谢裒想替自己的儿子求婚于诸葛恢的女儿，诸葛恢的祖父是在淮南起兵反对司马氏而被杀的诸葛诞，在魏晋之际声望显赫，尽管后来门第有所衰落，但在东晋之初，还欲与琅琊王氏一争高下，时有“王葛”之称。诸葛恢的子女分别与庾亮、羊忱、邓攸、江虨联姻，诸葛恢自称：“羊、邓是世婚，江家我顾伊，庾家伊顾我，不能复与谢裒儿婚。”看不上谢家，直到诸葛恢去世，这桩婚事才告成功。据说成婚之后，王羲之前往谢家看望新嫁过来的诸葛恢之女，称其“威仪端详，容服光整，犹有恢之遗法”，可见旧的高门大族有自己固定的通婚圈，像谢氏这样的新晋家族要跻身其中，还是很困难的。即使诸葛氏因门户衰弱，勉强委身下嫁女儿，谢氏也被认为是高攀了。

谢氏之所以能够自新出门户渐渐地抬升门第，最终成为公认的高门，原因大约有二。一方面是适应了玄学兴起的潮流，例如阮裕虽然视谢氏为新出门户，但在玄学上却要向谢万请教，“未见《四本论》，君试为言之”，请求谢万替他讲解《四本论》各家主张的要旨。另一方面，与一般高门只会清谈空疏的学问不同，谢氏一直参与着实际政务，尤其有参与军务的传统，先后经营豫州十余年，使之成为谢氏政治势力的根基。但也正是由于这一传统，谢万在豫州刺史任上北伐失败，使谢氏家族遭遇了第一次大危机。谢万此时已沾染上名士的派头，受命北伐之后，恃才自傲，不知体恤下属，安抚将士，反而用如意指着诸将说：“诸将皆劲卒。”在当时，武将被人看不起，劲卒更是等同于骂人的话。他这番轻率的言语自然激起麾下将士的强烈不满，北伐遭到惨败，谢万也被当时的权臣桓温废为庶人。

兰亭修禊图.明.钱榖.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兰亭修禊图》取自东晋王羲之《兰亭序》，描绘东晋永和九年，王羲之、谢安等人在浙江山阴的兰亭溪上修禊，作曲水流觞之会的故事

此时，谢安被迫出来做官，担任桓温的司马。谢安早年隐居东山，拥有很高的声望，有“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的说法。当时，他的几个兄弟谢尚、谢奕、谢万都已身居高位，谢安的妻子有些不满，讽刺他“大丈夫不当如此乎”，谢安捏着自己的鼻子说“伹恐不免耳”。为何要捏着鼻子说话呢，因为谢安患有鼻炎。东晋朝廷南渡之后，尽管已偏安江南，但名士们追慕往昔在中原的荣光，仍然仿照洛阳的口音作“洛生咏”。洛生咏音重浊，谢安因患鼻炎恰好因祸得福，成为模仿洛生咏最像的士人。谢安最终出仕做官的时候已经四十来岁了，这一决定也遭到不少人的讥讽。《世说新语》记载的另一个故事说某种药草有两个名字，一个叫小草，一个叫远志，桓温问谢安为何一物有两名。郝隆抢去话头回答说“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当面嘲笑谢安没有坚持做隐士，据说谢安本人也颇感惭愧。那么为何谢安要顶着众人的嘲笑，一改初衷，出来做官呢？因为士族门第尽管有依赖祖先的荣光而承袭的一面，但同时也需要依靠不断有人出来做官，支撑门户。之前有谢万等人身居高位，谢安自然可以安心地当隐士，但随着谢万被废，谢氏家族面临危机，谢安为了维持家族门第不堕，必须出来做官，即使从远志变成了小草也在所不惜。

谢安出仕之后，倒也没有辜负早年大家对他“如苍生何”的期待，两次挽救东晋王朝的命运，除了上面提过的淝水之战外，谢安也成功挫败了桓温篡位的企图，保住了司马氏的皇位。因为谢安出众的才能，才使得陈郡谢氏成为真正的高门，后世人指称南朝士族都和刘禹锡一样，用“王谢”来代称，而之前的“王葛”已很少有人知道。

木犹如此，人何以堪

反角桓温与魏晋风度的尽头

桓温大概是中国传统史学中一个典型的反面角色。他试图篡晋，因为谢安的抵制而没有成功，他的儿子桓玄一度做成了他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情——废晋称帝，建国号为楚——可惜不久就被刘裕击败。这样的一个乱臣贼子在强调褒贬的传统史学中自然评价不会很高，但《世说新语》中关于桓温的很多记载，保留了这位反角“有趣”甚至“可爱”的一面。

《世说新语》记载的大都是名士们风度翩翩、谈论交锋的故事，但同时也为两个直率粗鄙而又有些煞风景的反角保留了不少记录，这两个人物都曾有称帝的野心，除了桓温之外，还有一位是王敦，《世说新语》中经常称他为王大将军。王敦尽管与王导是从兄弟，同出自琅琊王氏，但毫无出身高门的富贵习气，一举一动像是一个乡巴佬。《世说新语》记载他娶了晋武帝的女儿舞阳公主，他上厕所的时候，发现漆箱里面备有干枣，这是豪富人家出恭时塞鼻子用的，以免为臭气所侵袭。王敦以为是果盘，将其一并吃了。出恭之后，婢女奉上洗手的澡豆和水，王敦以为是干饭，一饮而尽，被婢女嘲笑。尽管王敦性格粗鄙，但为人强横。有一次他和王导一起在石崇家宴饮，石崇命美人斟酒，客人如果不能一饮而尽，便把倒酒的美人杀掉。王导虽不善饮酒，为此勉强喝了很多，王敦则坚持不喝，于是石崇连杀了三位美人。王导责备他，王敦说“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这样一个果断凶狠的人物，在东晋初年，因不满晋元帝加强皇权的举措，率兵攻入建康，致使元帝抑郁而终。王敦晚年还曾想第二次起兵攻打建康，不料起兵之后便去世了，未能实现自己的野心。

但就是这样的一位野心家，却是桓温心中的偶像。《世说新语》中提到桓温经过王敦之墓时，连续感叹“可儿”“可儿”。其实桓温出身并不高贵，年轻的时候曾因樗蒱输钱而负债累累。樗蒱是当时流行的一种游戏，常用于赌博。债主逼上门来，桓温搬来了赌技高超的袁耽当救兵，才得以翻盘。与陈郡谢氏早年经历一样，桓氏依赖军功发迹，最初并不为士大夫所重视。桓温发达后，想为儿子求娶手下长史王坦之的女儿。王坦之出身太原王氏，也是当时的高门。王坦之征求父亲王述的意见，王述大骂“兵，那可嫁女与之”。之前提过“兵”在六朝的时候是骂人的话，王家看不起武人出身的桓温。王坦之回去之后婉转拒绝了桓温，说女儿已经有婚约了，桓温心里非常清楚这些士族看不起他，冷冷地回答：“我知道，是令尊大人不同意吧。”

桓温与庾翼关系密切，庾翼去世后，桓温得以承继荆州刺史之位，成为一方诸侯。桓温当然是一位志向远大的人物，内心看不起士族的清谈。有一次桓温趁着下雪想去打猎，刘惔见桓温已全身披挂整齐，嘲笑他说“老贼欲持此何作”。刘惔是当时有名的清谈家，“老贼”与老兵的意思差不多，也带有鄙夷的意味。桓温立刻回敬道：“我若不为此，卿辈亦那得坐谈。”意思是如果我不做这些俗务的话，你们这些人怎么能坐在这里清谈呢。桓温控制荆州之后，就力排众议，打算一举消灭割据巴蜀的李势。当时的人因为四川险要，距离又远，对这一军事行动都很不看好，孰料桓温竟然一举攻灭成汉，取得东晋建国以来最大的军事胜利。《世说新语》记载桓温攻灭成汉后，在李势的宫殿中宴请僚佐，巴蜀当地的士人都来参加。桓温为人一贯豪气万丈，此时借着酒兴列举了历代兴亡的教训，认为关键在于是否得人，“其状磊落，一坐叹赏”。宴席散了之后，大家还在回味桓温刚刚说的话，在座的周馥曾经担任过王敦的僚佐，感叹“恨卿辈不见王大将军”。确实，从此一个新的王敦出现在了东晋的政治舞台上。

平定了成汉之后，声望大涨的桓温接下来就宣布要趁后赵石虎去世、北方大乱的机会，开始北伐。东晋虽然偏居于江南，但是名义上仍以正统自居，自开国以来，北伐一直是挂在嘴上的口号，但真正行动却不多。所有人都意识到，桓温并不是为了收复故土，而是希望借助北伐胜利积累威望，进而动摇东晋的政权。但是北伐是东晋王朝长期以来的宣传，桓温的要求非常正当，无法正面回绝。那么怎么办呢？就换一个人来主持北伐吧，东晋朝廷选中的是殷浩。殷浩是当时最有声望的名士，擅长谈论，被称为是王弼、何晏再世，据说王导亲自与他论辩后，感慨“正始之音，正当尔耳”。殷浩为人清高，曾经有人问他“将莅官而梦棺，将得财而梦粪”是什么样的征兆，他回答说：“官本臭腐，故将得官而梦尸。钱本粪土，故将得钱而梦秽。”殷浩曾经长期隐居不出，被朝野寄予厚望，但可惜他不过是一个只会夸夸其谈而没有处理实际政务能力的人。他的对手桓温对他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仆，足以仪刑百揆，朝廷用违其才耳。”殷浩主持北伐很快遭到惨败，桓温以此为借口上表将他罢免，得以将北伐的旗号掌握在自己手中。桓温北伐的过程中，有则小故事最能体现他的性情，当军队经过金城时，桓温看到自己做琅琊太守时所种的柳树，已经长得很高大了，树径有十围，不禁落泪道：“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感慨时间的流逝。

桓温的前两次北伐，虽然一度收复了洛阳，最远曾经攻到长安附近的㶚上，但由于其目的在于积累声望，为篡位制造舆论，因此都是虎头蛇尾，真正的收获不多。第三次北伐，更是在枋头遭到大败，望实俱损。但桓温经过多年经营之后，已对东晋政权建立了牢固的控制，废了司马奕，改立简文帝司马昱。当时已经出现了“政由桓氏、祭由寡人”的局面，桓温距离称帝只有一步之遥，而执掌建康朝政的谢安、王坦之都在不断地拖延、抵抗。简文帝去世后，遗诏中并没有如桓温所期待的那样出现“少子可辅者辅之；如不可，君自取之”这样授予他篡位合法性的字句，仅仅说“家国事一禀大司马，如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桓温曾埋伏好甲士，意图借机诛杀谢安与王坦之，王坦之感到很害怕，问谢安如何是好，谢安神意不变，跟王坦之说：“晋阼存亡，在此一行。”于是两人一起前往拜见桓温，王坦之的害怕形于颜色，而谢安更加从容镇定，“望阶趋席，方作洛生咏”。桓温找不到借口，只能作罢。最终，一代枭雄也熬不过时间，正如桓温自己曾感慨的那样，“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在简文帝去世之后不久，桓温也病死了，之前所有的努力顿时灰飞烟灭。

桓温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邪？”这是后世俗语中“不能流芳百世，宁可遗臭万年”的源头。在传统的史学评价中，桓温当然是一个反角。桓温是一个野心家，但重要的是他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南征北战，建立了各种功业。我们要注意到在那个时候，清谈早已没有了清议的现实关怀，变成一种纯粹的智力游戏。士族也日渐失去活力，当时的名士都以“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为行为准则，对具体政务毫无兴趣，漠不关心。桓温的出现，某种意义上宣告《世说新语》中那个魏晋风度的时代走到了尽头。

大事帖.桓温.淳化阁帖.刊本不详

汪涌豪讲唐诗

汪涌豪，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专治中国古代文学与美学。著有《中国古典美学风骨论》等十余种作品，主编《中国诗学》等五种期刊。2004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一代之诗歌，一国之文学

伟大的唐诗和盛极的时代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诗经》《楚辞》以降，人们通常会挨着个儿说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戏曲小说，就是因为它们各自占据着自己时代的中心，成为人们绕不过去的文学典范。

不过尽管如此，唐诗仍旧与众不同。中国号称“诗国”，许多时候不是因为有汉赋、有宋词，而恰恰是因为有唐诗。至于全球范围内，从东亚到欧美，许多人知道中国人会写诗，也主要是因为他们觉得只有唐人认真地将作诗当饭吃。

关于西方人推崇唐诗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欧洲的阿瑟·韦利、戴密微等人就不用说了，美国的意象派诗人也是唐诗的“脑残粉”，其代表人物如庞德，被艾略特称为那个时代“中国诗的发明者”，他发明了什么？主要就是发现了意象营建这个以唐诗为代表的中国诗高超的艺术表现“密码”。其实，他学习态度认真，但学习成绩能不能及格是很难说的。

当然爱唐诗的不仅只有诗人，大家一定知道奥地利伟大的作曲家马勒的交响乐《大地之歌》，作曲家特别注明这部作品是根据唐诗写就的。但经过法语和德语的两重转译，当1998年德国交响乐团来华演出时，许多中国人都不清楚它具体借鉴了哪几首唐诗，后来才知道他哪一乐章汲取了李白的《悲歌行》，哪一乐章汲取了张继的《枫桥夜泊》。

再说回唐诗本身，此前统计的唐人诗总共有四万八千七百首。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出现，现在这个数字已上升到五万多首了。其实历史上何止这个数目？实在是因那时雕版印刷尚未通行，书靠手抄，许多诗歌甚至诗人在流传过程中被埋没了。

今天各位如果有志向和兴趣，可以试着在史海中打捞。万一捞出一两首李白、杜甫的诗，一举成名是小，全世界的专家教授都会坐飞机赶着向你鞠躬致敬的。

为什么？因为唐诗太伟大了。当然造就这种伟大的是时代，就一个朝代而言，唐代实在太伟大了。

到了宋朝，因为大唐在海外影响巨大，东南海外诸国已开始用“唐”来代称中国。中国人被称作“唐人”，中国的衣饰被称为“唐衣”，中国的商船称“唐船”，贩卖的东西称“唐货”，甚至汉语在那个时候也会被称为“唐语”。海外华人也习惯称自己为“唐人”，喜欢聚居在“唐人街”，把自己的祖国称作“唐山”。另一方面，外国人在中国住久了则被称为“住唐”，比如今天的广州，就有许多“住唐”的非洲兄弟。

唐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标志，首先是因为唐代经济发达，民生安定。由于改变了魏晋以来的官员制度和阶级制度，士庶合流，直接导致了唐代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关于经济发展，我们在中学历史课本上就读到过，总之是非常富有，钱堆久了，连穿的线都朽烂了。关于城市的繁荣只要举一些数据就可以明白。譬如，唐的都城长安是当时的世界经济与文化中心，与世界上七十多个地区有往来，它的“住唐”人口达到两三万，八方来朝者众多，来游学的更多，朝廷需要特设“宾贡科”和“四方馆”。放到今天，外交部和教育部都要忙死。

要容纳这么多人，当时的长安城有多大？它的辖境是明清时期北京的一点四倍，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的七倍。我们对明清时的北京可能有点儿概念，对君士坦丁堡就不一定说得清楚。君士坦丁堡是东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历经几个世纪的发展，到十二世纪已成为全欧洲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十七世纪中叶再次成为欧洲第一大城市。但八世纪的长安就已经凌驾其上，成为世界第一个人口过百万的城市，且布局上分东、西两市，共有二百二十行，四方珍奇汇聚。此外，长安城还有一百多座佛寺和几十座道观。其他如扬州、泉州、明州等当时的二三线城市，借着发达的海运和漕运，也很繁华。

其次是因为思想活跃，文化自信。经过两汉南北朝时期各种学术思想的起起落落，到唐代时，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开始稳定下来，儒家固然仍享有崇高的地位，孔子更被尊为先圣、太师，但总的来说地位已不像汉代那么高，儒生既不像汉儒那么拘泥训诂章句，也不像其后宋儒那么尊崇抽象的心性与道德。因此，儒家没有挡了别家别派的路。

唐代道教风行，国家设立官办的道家学校崇玄馆，又设道举科。因为老子与唐代皇室同姓，所以道教还被视为国教，老子被封为太上玄元皇帝，庄子也成了四大真人之一。大家都知道，李白有“诗仙”之称，这个“仙”不仅是说他的诗写得意境超举，还因为他是一个正式“受箓入道”，也就是拜师挂籍的道士。李白一生爱好游历，但游历的目的不是和住不上茅屋的穷人在一起，他自己的诗有交代过，“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是为了寻仙得道。其他诗人学道或结交道士的例子也不胜枚举。

当然，唐时佛教也非常兴盛，除法相宗承印度而来，其他如天台、华严、净土和禅宗均出于隋唐。说到佛教，大家一定会想到三藏法师玄奘，也就是《西游记》中唐僧的原型。他冒险违禁，经哈密、高昌私自出境，翻过大雪山，在印度学习了十三年。如果现代人到了那些地方，只是朋友圈就要晒好几天吧。如果是出国留学，更得一年回家好几趟，玄奘法师可是一次都没回过。

浔阳送别图.明.仇英.美国纳尔逊艺术博物馆藏

《浔阳送别图》是明代画家仇英根据唐代诗人白居易《琵琶行》诗意创作的画卷，所表现的是白居易在浔阳江边探访琵琶女的情景

当贞观十九年玄奘回到长安，人人出来拜迎，集市都歇业了。此后他在唐太宗和唐高宗的资助下，组织各大寺高僧译经，又将沿途所见写成《大唐西域记》十二卷。都说隔着喜马拉雅山脉，中国人不了解印度，其实玄奘就是第一个“印度通”。他在大唐广受欢迎，可见当时佛教之盛。

当然三教也曾发生过争论，但自中唐后时常举行的三教辩论，促进了彼此间的融合。所以，当时许多诗人是真心既好佛又好道，反而儒家不过是时时挂在嘴上而已，但也没有人因此获罪。这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自由开放达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

与此相关，其时社会的活跃自信还体现在纵横侠义思想在各阶层的流行。纵横家好讲王霸之术，侠好讲救世赈厄，都对人产生了极强的吸引力。那个时候长安有条著名的风俗街叫平康坊，是新科进士和侠少常去光顾的地方，有人认为，唐诗中除有田园诗、边塞诗外，之所以还产生了那么多游侠诗，是因为唐起势于北方，其子民从来都受到北方民族尚武精神的影响，加之当时思想自由，礼教松弛，整个社会包容度高，使得个性特异之人有了很大的发展空间。而边地用兵，藩镇用人，也都需要特异之士，故一时侠风之烈，不下于两汉。

前面说到的李白就颇有侠行，他自少年起就好击剑为任侠，尤其羡慕“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侠行，觉得“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今天的学生如果说读书不如打游戏，就会被视为熊孩子；如果再说读书不如杀人放火，那是多大的罪啊；就算认为读书不如锄强扶弱，父母也不会认可的，至少先得考个好学校，有份好工作吧。但李白就不这么看。其他诗人如陈子昂、王翰、高适、王之涣，也都少尚侠义，至老不改。

再次就是知识分子自身的性格外向，豪迈奔放。心理学上将人的性格分成“外倾”与“内倾”两类，前者热情开放，如烂漫少年，唐人近之；后者内敛含蓄，似深沉的中老年，宋人近之。唐人之所以性格开放，除了受国力强盛、文化昌明、思想自由等因素影响外，前面所说的门第等级观念被打破，带来的庶族知识分子上升通道的敞开，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唐时政治清明，君主相对开明，能进贤纳言。如唐太宗敢任用故太子的属官魏征；唐玄宗不只会音乐、宠贵妃，还爱人才，曾经说坐而论道者我要，运筹帷幄者我更给他高薪。因此唐代文网宽弛，较少禁区，使得诗人们在盛唐时向往建功立业，在中唐时常忧世伤时，在晚唐时则每每愤世嫉俗。

他们好各地漫游，广泛结交，以求进用。有的最后如愿以偿，像李白，名字传到内宫，直达圣听；有的像杜甫，“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过程中阅尽了世态炎凉。此外，唐代诗人又好入幕从军，以至后人说唐人好诗，多在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中产生。当然，诗人们更好应举，不惜为此付出巨大，如白居易年轻轻的就“齿动目昏”，这在今天叫作玻璃体混浊。但他因此知识广博，修养深厚。

尤为难得的是，这么辛苦做了官，诗人们也不求明哲保身。相反，朝政、边患、强藩、宦官、朋党……什么主题都敢写。唐玄宗对诗人不错的，但他爱贵妃过了头，所以白居易照样要写《长恨歌》，杜牧照样要写《过华清宫》。

所以，唐诗是一部唐代历史的形象再现。

秋露白如玉，团团下庭绿

情归自然悟道真

中国文化特别重视天人合一，西方人受到西方哲学思想和科学史观的影响，常把自然看作是与人对立的东西，由此勤于探索，诞生了许多伟大的科学家、探险家和博物学家。古代中国人本着现世的认知态度，不把自然看作是被动消极的客体，而视为积极的合作者，可用以寄托自己的情怀，体现自己的人格。他们甚至认为不仅自然本身是有生命的，人的生命也不过是自然生命的一部分，所以自然更多地成了文学的对象、艺术的对象、诗的对象。中国人中，诞生的更多是伟大的山水画家和田园诗人。

对这一点，西方人非常好奇，也非常敬佩。即使像歌德这样具有世界眼光的人也是如此。他赞美中国人总是和自然生活在一起，中国人的自然中，白天总是阳光灿烂，夜晚总是月白风清。在二十世纪，还有一位著名的美国诗人、普利策诗歌奖得主加里·斯奈德，曾因翻译唐诗迷恋上唐代另类诗人寒山，这导致他的生活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他去了日本，在那里出家三年，回国后又与日本太太住在山里，过着简朴的生活。1984年，他曾来中国访问，自称终于圆了三十年来想拜访中国的梦。他又称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的创作主要受惠于中国文学，其中影响最大的自然就是唐诗和寒山，他尤其对寒山沉浸在大自然中，边劳作边冥想的做派感到钦佩，称在中国诗人眼中，大自然不是荒山峻岭，而是居住、种菜、和孩子游玩、与朋友饮酒的地方。当然，估计他和歌德都没看过《水浒传》，有时候大自然月黑风高起来也蛮可怕的。但他们能点出中国人与自然须臾不可分离的亲密关系，还是很有见地的。

日本汉学家小尾郊一将这一点说得更清楚，他说中国人历来认为只有自然中才有安居之地，只有自然中才存在着真正的美。为什么？沿用美学家宗白华老先生在《美学散步》一书中的解释，古代中国人是由农业进入文化的，即假借农耕进入文明，因此与大自然的关系如同父子，彼此不存在隔阂，当然也不可能有奴役的态度。

所以，在唐诗中我们很难找到以自然征服者自居的作品。在西方诗歌中，由于诗人认为自然本身是没有生命的，由于人的心智投入才活动起来，所以他们写诗的时候，经常会调动抽象的概念条分缕析：自然本来在外面，它是怎么被引到诗境中的，怎么会让人看了以后受到感动，西方诗人要把这个原因和过程都告诉你。唐人不这样，在他们看来，如果你是一个好诗人，就应该让自然自己表现自己，说明自己。人最好少干预，甚至不干预。

甚至，唐诗较宋诗更利于传诵人口，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在这里。宋人学问普遍好，思理绵密深刻，尤其喜欢在诗中抖学问、掉书袋，乃至以议论才学为诗；而唐人一直很注意把诗歌连同自己放在自然当中，真正做到了将情理景三者融汇在一起，他们尤其善于“化景物为情思”。在他们笔下，“一切景语皆情语”，反过来，“一切情语皆景语”。所以，清代王夫之在《唐诗评选》中，用“景中生情，情中会景，故曰：景者情之景；情者景之情也”点出了其特点，称这是唐人最高明的地方，也是唐诗最难企及的地方。

所以，你读唐诗，会发现几乎所有的诗人都想将自己归入自然的怀抱。得意时想陶醉在自然中，失意时候更想回归自然。他们认为几乎没有什么比自然更能嘉奖人，也没有什么比自然更能安慰人。大家看外国电影，一个人得意或失意，快乐或悲伤，总是急不可待地想要向自己的亲人倾诉，在拥抱中求得感情释放，其实抱一抱能有多大的功效呢？在唐诗中你就看不到这些，诗人有离愁别恨，甚至家国之恨，也只是对着大自然吟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因为他们觉得，只有大自然才最能与自己的情感构成对应，他们相信山水草木有灵性，通感情，足以带给人最深切的抚慰与温情。

摩诘诗意图.元.唐棣.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总之，唐诗抒发任何感情都喜欢拿自然说事，这既可以使诗人的情感获得感性而形象的外观，又可以增强所发感慨的权威性。你看，大自然也是如此，那我这样做就可以理解了吧。

为了方便大家体会，我们结合李白的一首诗来体会一下，这是他的《古风》组诗中的第二十三首：

秋露白如玉，团团下庭绿。

我行忽见之，寒早悲岁促。

人生鸟过目，胡乃自结束。

景公一何愚，牛山泪相续。

物苦不知足，得陇又望蜀。

人心若波澜，世路有屈曲。

三万六千日，夜夜当秉烛。

诗歌抒发的是人生短暂的忧思，告诉人们要解此困境，须知足常乐，努力在快乐逍遥中度过每一天，切不可欲望无穷，自寻烦恼。“秉烛”是秉烛游的意思，就是白天没玩够，晚上燃起火把接着玩。需要一提的是，诗中用了“牛山悲”这个典故。据《韩诗外传》记载，某一天齐景公君臣同游牛山，他向北眺望国都临淄后流泪感叹，假如自古至今没人死去，那自己离开这个好地方后会到哪里。这个问题实在很傻，所以被后世笑话了几千年。但他为自己终将要死去而感到不舍、不甘的心思还是真实的，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在这首诗中，李白这种要人知足常乐、及时行乐的感怀是怎么产生的，或者说是被什么东西引发出来的呢？大家可以看到，正是自然之物——秋露。李白由太阳出来、温度升高前秋天露水的短促，想到人的生命也是如此，所以心里咯噔一下，发出下面一系列的感慨。在这里，“秋露白如玉”这两句既是起兴，暗示人的青春正好，春容如玉，同时也为整首诗提供了心理活动的背景。一方面使诗人及时行乐的表达变得不像干巴巴的说教，另一方面也增强了其所主张的人生态度的权威性，因为这种态度是得于大自然的启示。

还可以举一首大家更熟悉的，王昌龄的《闺怨》诗：

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

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

诗中少妇有限的生命似乎从未曾有过愁苦。某个明媚的春日，她梳完妆，登上高楼，原本是想欣赏一下景色，不料被陌头的柳色打动，让她突然感到有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惆怅被从心底唤起，她开始后悔当初让丈夫去边地从军建功以求封侯。现在想想，一个独守空房，徒有如花容颜；一个困守边关，辜负似水流年。实在太亏了。上一讲说过，唐代初盛时期，国力强盛，从军包括远征边塞是当时文人士大夫求取功名的一条重要途径。所以岑参在《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中写道“功名只向马上取”。只是转眼间，热切的功名念想全被惊散。这是诗歌设置的情感陡转的重要关节。就是这个关节，赋予了这首二十八个字的小诗以强烈的内在张力。

那么，这个张力出现的触媒是什么？大家再一次看到，还是自然物，是在中国文化中通常指代离别与惜别的杨柳。所以，少妇一见到它，如受电击。如果让一个美国姑娘登楼赏春，看到柳树，可能就远不如看到烤鸭店更有感觉。

不知道大家注意了没有，这两首诗虽然都是从自然物写起，由景物起兴，或是景物在诗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但它们所设计的情感程序还是微有区别的。李白的诗由自然物的易于流逝，想到人生的易于流逝，人与自然是处在一种正向的对照中；而王昌龄的诗由自然的永恒长久，想到自己青春的一去不返，人与自然是处在一种反向的对照中。但不论是正向关系还是反向关系，唐诗都告诉你，因为人的生命是大自然生命的一部分，所以大自然是人最好的老师，它能给你呵护与关怀，也能给你教训与启示。离开它，你的生命之火会黯淡下去，甚至整个人都会变得非常怪异。

正因如此，不知道大家是否发现，我们自小学写作文，老师就教给我们以下“十六字令”：“即景生情”“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情生景外”。其实这些方法许多都是由唐人操练精熟的。此外，中国古人还创造了三种很有名的创作手法，叫作“赋”“比”“兴”。这里面赋指直接铺陈，汉赋就几乎是用这种手法写成的。对此唐人颇不喜欢，以为如此死板，怎见得出才情，他们更喜欢用比和兴。比就是用物来比方，兴就是用物来起兴。西方诗也使用比兴，但它们不时会用抽象的观念作比和起兴；唐诗只用触目可见的自然物作比起兴，譬如一方山水，一朵鲜花，甚至一缕光影。这从纯技巧角度是说不清楚的，它背后埋设着诗人的文化选择，根基于中国人的天人合一的传统自然观和哲学观。

三月尽是头白日，与春老别更依依

如此风月，奈何人生

中国古代是农耕文明，因此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关于季节的文化，即岁时文化。这里的“岁”是指一年的时间周期，“时”是指一岁中的时令季节。在西周晚期，中国人就形成了四时成岁、每岁依时的观念，人们据此安排农耕与生活，并对此充满了敬畏感。

“四时”具体由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构成；然后是“八节”，即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再后就是“十二纪”，将四季各分为孟、仲、季三段，三四正好一十二；最后才是二十四节气。《淮南子·天文训》讲得清楚：“十五日为一节，乃生二十四时之变。”为什么有二十四节气？其目的是将节令更精细化，以便农耕与生活。

此外，就月而论，又有所谓“月令”，“十二纪”中每每有相应的政令与之配合。譬如孟春之月，天子须在立春前三天斋戒；立春当日，天子又须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迎春于东郊等，这些在古代都是马虎不得的大事。所以，《诗经》中早就有反映岁时的《七月》，《吕氏春秋》中有《十二季》，《礼记》中有《月令》，《管子》中有《四时篇》，《逸周书》中有《时训解》。古人还常用“青春”“朱夏”“白秋”“玄冬”这样的词形容四季，这些色彩各有象征意义，充分体现了古人对节令的敏感。

今天早九晚五的现代人日子过得匆忙，是不会把这些太当回事的，即使过节，也一律把它们改造成“吃货节”“懒觉节”或“麻将节”。至于孩子们就更不以为意了，他们可以将万圣节、复活节说得清清楚楚，就是不知道冬至这样的节气，其实以前中国人也是认真过的。

但古人不这样，唐诗不这样。美籍华裔学者刘若愚在《中国诗学》中说：“中国的诗比一般西洋诗更明确地点明季节和早晚，哀悼春去秋来或者老之将至的中国诗不可胜数。春天的落花、秋天的枯叶、夕阳的余晖——所有这一切无不使敏感的中国诗人联想到时间的飞逝，而且引起诗人对自己青春逝去，年纪已老和死将来临的无限伤感。”日本唐诗学专家、以《李白研究》而获得博士学位的松浦友久也说：“在中国古诗中，季节题材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只要设想一下，从历来被视为古今绝唱的诗当中除掉它们会怎样，你就清楚了。”他们说的主要都是指唐诗。确实，将季节从唐诗中抽掉是无法想象的，因为涉及它们的唐诗不仅数量多，艺术成就也特别高。

当然，唐诗写季节并不平均用力，而是有所选择。大体上说，他们不太喜欢写夏天和冬天，因为这两个季节面目呆板，缺少变化，不如春天和秋天那么景物多变，让人触目惊心。譬如春天，原本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但惊蛰一到，小苗就钻出了泥土，再轻风一吹，柳树就染绿了枝条，所以他们用“出”来释春，因为象征万物之出，草木之初生；又以“蠢”来释春，指春雷过后，所有动物都结束了冬眠。春下两个虫字代指人和所有动物，因为古人认为人是裸虫，鸟为羽虫，蛇为鳞虫，虎为毛虫，龟为甲虫。

无奈春光虽好，却特别短暂，所以他们常常要惜春、伤春。因为它象征着年轻的生命最为美好，但也最不持久。这是唐诗中咏春诗的核心主题。

我们照例通过诗歌来做说明。白居易有一首《柳絮》诗：

三月尽是头白日，与春老别更依依。

凭莺为向杨花道，绊惹春风莫放归。

这首诗描写暮春三月，柳絮飞舞，行人的头发因为落满柳絮而变白。诗人运用拟人手法，把黄莺和杨花人格化，安排黄莺给杨花捎信，让它牵绊住春天匆匆的脚步。我不想特别表扬这里拟人化用得如何好，而想说说这首诗的第二句“与春老别更依依”，正写出了白居易内心深刻的伤感，他不能确定自己还有多少寿命可以从容地欣赏将要到来的一个个春天。对他而言，春天固然象征着新的一年的开始，但更象征人生新的一轮流逝的开始。在另一首《送春》诗中，他曾写道：“人生似行客，两足无停步……今日送春心，心如别亲故。”情绪就更低沉了。其实，如果你是成人，你就会觉得今天也是一样啊，你同孩子一起去游园赏春，谁最高兴？当然是孩子，而你就难说了。既要看当时的时间和情形下你的心绪如何，又要看你是怎样一个人。如果你像我一样读了一点儿唐诗，或许反而会惹出无穷的伤感。

如果将春天与爱联系在一起，就更让人惜、让人惊了。且看李白的《春思》诗：

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

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

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

李白这类诗歌深受南朝民歌影响，南朝《子夜四时歌》有“春林花多媚，春鸟意多哀，春风复多情，吹我罗裳开”之句，李白袭用其意，写闺中女子孤独失落的情怀，她怨责春风：我并没有邀约你，你为什么要来吹开我的罗帷？这里当然不是真的指责春风，如果你不是神经特别大条，完全看得出，这是一首见春伤情的闺怨诗。诗中女子因为春天的到来，想到自己情无所属，眼看着就要莺老花残，成为“齐天大圣（剩）”，感到十分伤心。她的伤心埋在心底也就罢了，现在被春风翻动了起来，这让她着实伤感。所以我说什么人最爱春天？是女孩儿，裹了整整一个冬天，终于可以让人知道自己身材有多好了。但最怕春天的，也是女孩儿。

唐诗画谱.明.黄凤池辑.集雅斋藏版.唐本屋太兵卫.日本宽文十二年刊

对照一下西人写的诗，可不像这样。如法国诗人戈蒂耶有一首名诗《春天最后的微笑》，无非是写春天的葡萄园和雪花莲。至于普希金的《春天春天》，直接称春天是“爱的佳期”。席勒更好了，他的《春天》诗才四段，写一个女孩暗恋一个少年而不敢表白，每一段都有一句“春天惹得人情意绵绵”。所以，相比西方这些歌唱春天的唯美诗人，唐代诗人更愿意被人视作感伤诗人。他们沮丧的脸上似乎都写着：春天啊，你漂亮得实在让我毫无办法！

再说说秋天，秋天也是充满变化的季节，不过与春天从无到有、向上变化不同，它是从有到无、向下变化。中唐诗人钱起有一首《题苏公林亭》，就将“万叶秋声里”与“千家落照时”相连，所以前者常常与人年轻的生命对应，后者自然常被人与垂死的生命相连。

唐诗中悲秋诗的数量特别庞大。诗中很多男女，对此都情不能禁。举一首唐末诗人韩偓的《已凉》：

碧阑干外绣帘垂，猩血屏风画折枝。

八尺龙须方锦褥，已凉天气未寒时。

此诗以工笔精细刻画美人深闺绣户中的陈设，点出已凉未寒的特有时令气氛。诗中女主人公始终没有露面，全诗也通篇不着一个情字，但无限闺情还是从床上锦褥的暗示中曲曲道出。你想想，一个女子需要八尺大床吗？这是诗人在暗示你，她原来身边是有人的，或者去游宦，或者去经商，已经离开了。本来也没什么，但现在秋天到了，天气转凉，看到落叶归根，百鸟归巢，这个时候那个人不出现，就让她顿生几秒难耐之感。因为秋天提醒她，她的容颜在老去，她正在向下的通道，她需要珍惜了。所以，透过平静的吟咏，诗人向读者展示的正是主人公秋天里的深闺寂寞。

至于唐诗为什么会如此专注季节的表现，无非两个原因：一个是风土的影响，一个是传统的影响。前者是因为中国大部分地区属温带季风气候，这种气候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四季分明，转换清晰。因此比长处寒带与热带的人更容易感受到季节的变换，养成对岁时的敏感。后者是指中国人历来富于自然意识和时间意识，人生感触强烈，能由季节的推移想到时间的变换，再由时间的变换想到生命的消亡。所以写季节就是写时间，就是写人生。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母腹大地的乡愁

故乡是什么？在过去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故乡都是指人成长的地方，它既是一个人的父母之邦，也是祖先的长眠之地，更是他自己将来的归宿。

人之所以眷恋故乡，除了为追求一份熟悉感和安全感，更重要的是获得一种精神上的归属感。因为正是在对故乡的体味中，人的生命才具有厚重的历史感，才会感到自己并不是偶然出生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而有着属于自己的方向和使命。

我想，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人都会同意我这样说的，但他们不一定会同意我下面说的话，那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最割舍不下故乡的就是中国人。其实，这话也不是我说的，恰恰是外国人说的。德国社会学家赫尔曼·凯泽林早先到过中国，在《一个哲学家的旅行日记》中他就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的农人能给人如此纯真又如此亲近土地的印象，当他们死去的时候，又带着童稚般的信赖，归于对他们而言是真正母腹的大地。”汉学家卫礼贤不到六十岁的生命有一半是在中国度过的，他对这一点也印象深刻。在《中国经济心理》中，他称几乎每个中国人都会感到他的根扎在家里，不管是在遥远的异国受苦受累，还是在离家很远的地方商旅迢迢，他都是父母之族的一分子。这与更早来华的美国传教士何天爵在《真正的中国人》一书中所说的中国人是一个酷爱自己家乡的民族，虽然他们许多人漂泊流落于世界各地，但他们最热切的期盼和追求就是最终回归故里，与自己的家人安度晚年，百年之后，与祖先归葬在一起如出一辙。用中国人自己的说法，叫“狐死必首丘”，或者“越鸟朝南枝”。

明妃出塞图.宋.宫素然.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这一点在唐诗中可以得到非常充分的印证。法国汉学家德尼侯爵是将中国诗介绍到欧洲的先行者之一，他通过读唐诗得到的感受是，所有中国人身上都有一种特别的倾向，那就是对家乡的眷恋和思乡的痛苦，这种倾向在别的民族中固然也有，但没这么根深蒂固。另一位汉学家保尔·戴密微出版过《中国古诗选》，在该书导言中也写过：“不论是解甲的士兵，还是退休的官吏，最后都要重归恬静的故乡。”英国人阿瑟·韦利一生从未到过中国，但大英博物馆东方部的工作经历让他对中国文学了如指掌。他翻译了一百七十首中国诗歌，在导言中他甚至说“倘若说中国诗歌的一半是关于别离的，这话并不过分”。他们的阅读经验，都可以和上述凯泽林等人的观察相对照。

下面我们就唐诗所写，来看看为什么中国人的乡愁会这么浓烈。其实原因简单，就是因为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或因为避乱、逃灾，或因为求仕、谪居和从军，种种现实原因，使得古人常常被迫背井离乡。而交通不便、通讯困难、保障缺乏等因素，又使得异乡的生活变得非常不堪。所以我们才会读到“夫戍边关妾在吴，西风吹妾妾忧夫。一行书信千行泪，寒到君边衣到无？”这样的诗；又有会读到“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这样的诗。如果再遇到节日、秋天、黄昏、月夜，无尽的乡愁就会如潮水般滚滚而来。此所谓“乡心新岁切，天畔独潸然”，又所谓“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或者“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下面这首诗是“诗圣”杜甫的名作《咏怀古迹》其三：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诗歌吟咏的是昭君远嫁的故事，明妃即王昭君，因避司马昭的讳，改称明妃。昭君村在归州，也就是今天湖北秭归县东北。杜甫经过那里，有感于王昭君生于名邦，殁于塞外，所以竭力替她发扬离乡去国的怨恨，被古人称为“咏昭君诗此为绝唱”。

其实，王昭君是自己请求远嫁匈奴的，因为她的远嫁，结束了此前一百五十年的铁血战争，又换来了此后五十年的和平，所以她是为汉代之后留在中国的匈奴融入农耕文化创造了条件的大功臣，功德可比文成公主。这一些杜甫不可能不知道，但他就是不写，只盯着写她离开故乡的悲惨。这影响了以后历代诗人咏王昭君时，都同一副哭腔。对此老外特别不理解，在他们看来，有友谊的地方就是故乡，甚至认为在世界的某个地方，人总会遇到故乡。王昭君的远嫁是跳出深宫苦海的明智之举，她的一生称得上是十足的人生赢家，但杜甫不这么看，之后历代中国人都不这么看，因为王昭君离开故乡了，这哪里是奔向幸福，分明就是流放。也因此，历代人画王昭君，都是黄沙卷黄叶，人在马上耷拉着脑袋，无精打采，一副快拿不住琵琶的倒霉样儿。由此可见中国人恋乡心切，思乡情重。

前面，我们一再说到李白，这里再举他的《静夜思》以为说明：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出生在碎叶城，也就是今天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托克马克附近的李白，自从二十三岁离开蜀地，一生从未停止过旅行。且南到苍梧（今天广西东南一带），东涉溟海，西入长安，北上太原，先后隐居在安陆（今属湖北）和徂徕山（在今山东），然后入朝为翰林，做得不开心，被赐金放还，一路玩向齐鲁、吴越，直到死于当涂，也就是今天的马鞍山。正如清人王琦所说，自出蜀之后绝无思亲之句。这位王琦，是给《李太白诗集》作集注的。什么叫集注？就是汇集诸家对同一部书的注释再做整理，这样的人对李白的生平肯定了如指掌，由他说李白没有一句写到父母，那也就别指望他会写到太太。所以日本有位女教授，叫笕久美子，看到李白这样，气不打一处来，写了一篇《李白结婚考》开撕，说李白一生四娶，其实不够准确——他只有两娶，还有两次是倒插门。总之，作为一个户主，李白是一个指望不上、靠不住的人，对家庭不负责任的人，与家庭不相称的人。

为什么李白这样绝情？许多人不理解。杜甫在梦里想他，走到天边仍在想他，他不想人家也就算了，不应该不记挂家人呀？有人受陈寅恪先生的影响，认为这是因为李白是一个出生在西域的胡人。似乎说，既然他出生在胡地，礼仪规范不够也就不足为奇。更何况，同时代人魏颢在《李太白集序》中曾确认了这种说法，他说李白长得“眸子炯然”，这个相貌确实不像中原人，而且他给儿子取的名字，一个叫明月奴，一个叫颇黎，是突厥语月光和苍狼的意思。因此，从他早年学做侠客到后来做老道，都可以解释了，惦记不惦记太太，也就不重要了。

然而，恰恰是这么一个人，写出了《静夜思》。八十年代出国的留学生都是苦哈哈的，打个国际长途都心疼钱，一致推选这首诗是自己的最爱。看起来有点儿矛盾，不好理解，再一想，也就释然。因为一个一辈子没有离开故乡的人，是无法理解如潮水般涌来的乡愁的。故乡这个词本身就是与他乡、异乡对比才存在的。也因为有了对比，这个词才有生命，才有温度。所以，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李白整天在外漫游，却仍然这么思念故乡。他把一生投入旅途的过程，其实就是把故乡永远作为情结深扎在心里的过程。所以有时候，一个对故乡热爱到骨子里的人，反而会选择远离。就像你的孩子告诉你，我爱他，所以离开他，你一点儿不用抓狂，相反应该感觉到一种深刻。因为他以自己此身的远离来表达和对方心灵上的契近。我有一个朋友，八十年代出国时曾对我说：“我热爱祖国，所以我四处漂泊。”当时觉得他纯粹胡说，不过一种遁词而已，后来读到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话，我觉得他是有道理的。换他来讲李白的这首诗，一定会比我好。

托马斯曼说的是，凡我到处，皆为祖国。就是说，凡我足迹踏到的地方就是我的祖国。托马斯曼是现实主义作家，思想比较左倾，所以受到希特勒迫害，被迫流亡。后来美国授予他博士学位，捷克授予他国籍，他就在美国定居。但后来麦肯锡主义兴起，他只好跑到瑞士，最后定居在苏黎世。他这句话说得深刻啊！一个热爱祖国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寻求新的友谊、新的感情刺激的人，他会离开故乡，去开拓新的生活，其实是去开拓新的自己。但这并不表明他不热爱故乡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其实是将自己置身在一个异乡旅途中，由此回过头再来真切感受故乡对他的重要。

所以，黎巴嫩的伟大诗人纪伯伦要说：“人只有孤独地迷失上千次，才能真正回归故里。”这就是唐人对故乡和异乡的认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既是热爱故乡的人，又是把足迹洒遍大地的人。

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

历史的叩问与彻悟

中国人的历史感向来都很强烈，总是在心里不停地追索历史，历史也确实在他们手上变得鲜活，以至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称中国在各种学问中惟史学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

他的话没有夸大，因为在中国古代，任何一个读书人都是潜在的史学家，他们都把入翰林任馆职，替皇帝备顾问作为最高的理想。所以，当其中一部分性情敏感、才情非凡的人成为诗人后，仍忘不掉做史家的梦，不仅经常用文来言论史，用小说来演绎史，还常常会写咏史诗，有些诗人甚至就以擅写这种诗而青史留名。唐人也是，唐诗中也有许多非常出色的咏史诗。

其实，西方人同样也有怀古的幽思，同样也用各种文体吟咏历史。费尔巴哈就曾经说过，时间是诗的源泉，怀古的幽情犹如利剑可以刺穿人心，使诗人文思泉涌。但他们对历史的态度与唐人不同。他们觉得过去往往显得最美丽，因为往昔闪动在回忆的幽光中，成了人们想象的对象，所以它是可以被理想化的。

但对唐人来说，过去尽管能发人之幽情，却不是一个轻松愉快的过程。过去给人的感觉首先也不是美丽，而是无情，甚至无情得让人尴尬，让人无法接受。文艺一点儿地说，可谓一回头都是叹息。当你回身过往，常常不会说那些来路有多辉煌，而只是觉得无奈和失落，这让人觉得懊恼，不知道该怎么办。大家想想，我们每个人都注定要走入历史，有的人甚至有点儿小野心，想出点儿小名，青史留名。现在好了，你发现这不好玩，你该多失落。历史太庞大了，它的倒下和被拆穿都会让人不好受，唐诗经常冷峻地点出这一点。

我们不妨先读读韦庄的《台城》：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

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

这是一首吟咏六朝历史的咏史诗。台城的故址在今天的南京，它本来是三国时吴国的后苑城，东晋成帝时做了改建，成为东晋、刘宋、齐、梁、陈五朝台省，即中央政府的所在地。到了韦庄游览的时候它早已经败落了，当日的纸醉金迷，崩塌殆尽，只有冷飕飕的寒风扫荡着孤城旧址。诗人选择春天来，可见对那里昔日的繁华还心存一份幻想，认为它多少还会残存几分昔日的繁华。所以，当他看到眼前的情景，非常受刺激，用今天年轻人的说法，感觉自己来的时候，是错拿了费尔巴哈的剧本。于是他迁怒于柳树，责怪它们为什么还要那么搔首弄姿，摆弄烟枝，太无情了。

六朝在唐人心中意味着什么？那是十足的贵族社会，对受胡地文明影响很大唐子民来说，很具有吸引力。唐诗咏史，以两部分为多，一是咏三国，一是咏六朝。前者一般出于对圣君贤相、英雄人物的景仰，偏重于政治；后者则大多表达对六朝繁华的向往，以及对这种繁华烟消云散的感慨，偏重于人性，此即韦庄所说的“六朝如梦”。当梦醒来，他明白了，怪那些柳树是没有用的。其实他也不是真的责怪柳树，他是通过这种方式告诉你，历史是无情而无聊的，它会把一切有价值的、美的东西带走。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是怪兽，没有人想起怪兽会觉得美的。

同时在这份责怪中我们可以看到，受到之前说过的自然意识和时间意识的影响，他是认识到历史的一去不复返和自然的循环往复之间巨大的反差的。过去那些志得意满的人没了，巍峨气派的宫殿没了，但鸟在树在。另一位诗人刘长卿写的意思与韦应物有些相似，他在《秋日登吴公台上寺远眺》中说：“惆怅南朝事，长江独到今”，似在补充，还有山在江在。诗人的敏感使他们无法漠视这种反差和对比，而诗人的脆弱又使他们无法直面这种反差和对比，于是原本好好的春游，就变得痛苦不堪了。所以，我常想，“读史让人明智”应该这样理解——你应该尽量练好身体，晚些走入历史；不幸成为历史，就别想着总被人提起。

如果说，各位对韦庄的说法不服气，那咱们再说李白，说说他写春秋吴越争霸的两首诗——《苏台览古》和《越中览古》：

旧苑荒台杨柳新，菱歌清唱不胜春。

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

越王勾践破吴归，义士还家尽锦衣。

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

就吴王来说，过去的功业是何等的辉煌，这种辉煌可以从末一句“曾照吴王宫里人”中看出。顺便说一下，在过去，一个人的成功似乎与他占有多少女人有关，而他一旦败亡，最痛苦的事情，似乎也只是他的女人被迫投井、自刎或服毒，或者干脆被他们亲手杀死。李白由当前的旧苑荒台，写到昔日的吴王宫殿，特别写到宫中美女，是要惨烈地告诉人们，这一切的辉煌不过是过眼烟云，历史是短暂的，靠不住的，倒是曾经见证过吴王全盛时代的月亮仍然挂在天边。人的生命就是这样如尘如土，而自然的生命却像月亮这样至清至洁。

再就越王而言，雪耻报仇，何等快意，所以破吴将士班师，受到极高的礼遇，可很快，这一切也被雨打风吹去。这个李白，颇有点儿女人情结，照例又拿女性说事。他说你越王当初享用这么多女人，今天她们都到哪里去了？其实，越王固然死了，被他享用过的女人也死了，她们按理构不成对比，但李白在这里只把女性当一个符号，用来说明再辉煌的功业都是靠不住的。

这两首诗章法不同，第一首由今写到古，由景写到人，第二首由古写到今，由人写到景，但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在李白这个人的意识深处，这一对互为敌手的君主都是一样的可怜，他同视二者，似乎正要突出自己对历史不足依恋，历史非常无聊的认识。他告诉你，时间带走的是历史的全部，既带走失败者的耻辱，也必然带走成功者的荣耀，失败者固然容易消沉，成功者也不要得意。

更可玩味的是，这两首诗同样作于开元四年和天宝十四载之间，这一时期正是李白隐居在安陆，并以此地为中心游历结交，想有一番作为的时候。就是在这样的时期，他已对名利有了如此清醒的认识，可见历史意识在中国文人心中盘踞得有多深。

李白的诗，还有更震撼人心的地方。李白此刻的内心是很空虚的、很失落的，因为历史的荣耀固然会被时间之流冲刷得一干二净，但对于他这个尚未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一点儿痕迹的人来说，他觉得自己生命的存在也许是无足轻重的。所以，他这个时候的感觉很复杂。人就是这样，只有经过无意义，才能知道无意义是多么的无意义；只有经过浮华，才有可能转为深沉。所以当一个尚未经历浮华秾艳的人告诉我美色是一具臭皮囊时，我很同情他，但不一定相信他。你希望每个人真正懂得李白的感叹，甚至比他自己还要懂。这样，当我们想有一番作为时，心态会好很多，面对老板的抱怨甚至咆哮时，心里会平静很多。

在结束这一讲前，我还有一个小小的总结。大家都看过《三国演义》，就算没读过书，但电视剧总是看过的。这部书写了什么？我读小学那会儿父亲告诉我，它主要是讲三家英雄争天下；读中学那会儿老师告诉我，它展开了封建社会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到我读大学了，老师又说，它意在揭示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规律。越来越深刻的节奏啊！现在我长大了，变老了，我想告诉各位，上面的说法都没有古人自己说得好。

《三国演义》卷首有一首题词，电视剧中由杨洪基唱过的：“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历史就是这样，既带走了苦难、战乱、丑恶，也带走了一切你曾经认为了不起的、有价值的东西，再伟大、再辉煌，到头来都不过是人们的谈资，它经不起秋月春风，也留不住几度夕阳。因为历史是靠不住的，是无情的。

被西方人尊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在他伟大的名著《历史》一书的卷首也曾提到自己写历史的目的，是保存人类的功业不至于因年深日久而被人遗忘。他说的当然是对的，历史大有作用，大有意义，但唐诗说得更对，它要人清醒地看穿历史，做一个智者。其实西方也有这样的智者，譬如奥勒留，他在《沉思录》中说：“请看看那些所谓伟大人物，他们现在都到哪里去了，都烟消云散了。有的成为故事，有的甚至连故事都说不上。”如果读了唐诗，在唐人这种历史观视角下，你还不能认识到看似很重要的东西其实是不那么重要的，反而斤斤计较历史中的细节和是非，那你不是患了焦虑症，就是一个教授了。

侯体健讲宋词

侯体健，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主攻唐宋文学与文献，特别关注中国诗歌史与宋代诗文研究，著有《刘克庄的文学世界——晚宋文学生态的一种考察》《阅读辛弃疾》等。

庭院深深深几许

宋词是酒宴歌席间的流行歌曲

我们常说“唐诗宋词”，其实宋词和唐诗很不一样。唐诗就是唐代的诗歌，诗这个东西，大家都很熟悉，从先秦的《诗经》开始，一直到唐诗，它们或者字数在变化，从四言、五言到七言；或者格律在形成，先是不讲格律，到了唐代慢慢讲究格律。但不管如何，都叫作诗，延绵千年之久。而词就不一样了。词这个文体，最早出现是在唐代。我们能看到的最早的一首词，是署名李白的《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当然，这首词究竟是不是李白写的，现在也还不能完全确定，但从时间看怎么也已经到盛唐了。为什么词会到了唐代才出现呢？也就是说词的起源是什么呢？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先讲讲什么是词。

词，就是我们平时讲的歌词。你唱一首歌，有曲有词，比如我们的国歌，由聂耳作曲，田汉作词。离开了曲，就没法唱了，只能看到歌词，这个歌词文本就叫词。我们看到的宋词，就是宋代流行歌曲的歌词，也叫“曲子词”。只是宋代的曲没有传下来，不知道怎么唱了。

既然词就是歌词，那难道唐代以前人们不唱歌、没有歌词吗？当然不是。唐代的音乐，分成雅乐、清乐和燕乐三个系统。雅乐就是很雅正的音乐，是先王之乐，是古乐，是很正式的音乐，用钟鼓等打击乐器演奏，在很庄严的场合演奏。清乐则是唐代以前的那些经典歌曲，常常用丝竹乐器演奏，也叫清商乐。那么燕乐呢？燕，写作燕子的“燕”，但它通假酒宴的“宴”，燕乐就是大家喝酒休闲时听的音乐。这种音乐不同于雅乐、清乐，而是杂糅了很多西域外族元素的新兴音乐，在唐代以前是没有的，直到隋唐时才慢慢形成，它会用琵琶、笛子等各种乐器演奏。就像我们现在的流行歌曲，和正统音乐很不一样。现在你和朋友在喝酒时总不喜欢一直听节奏激昂的进行曲吧？深夜的酒吧里大概也不会放京剧。总归是听流行歌曲，而且是吸收了不少西方音乐元素的新的歌曲，达到休闲的目的。

合乐图.南唐.周文矩.美国芝加哥美术院藏

《合乐图》传为南唐周文矩绘，描绘了贵人在庭院里欣赏女乐演奏的情景。南唐是五代十国时期词的创作中心，以李煜、冯延巳为代表的南唐词人对北宋词影响颇大

这种新兴的燕乐，因为它的演奏乐器和音乐节奏都很特别，就要配上不一样节奏的歌词来唱。这些歌词，不能再像《诗经》的四言诗那么死板，也不能像唐代的五言古诗和七言律诗那样整齐，那么怎么来配歌词呢？当然就是根据这种音乐的节奏来配。于是，人们就给这些燕乐配上了长短不葺，一会儿四字句、一会儿三字句、一会儿五字句七字句的新型歌词，这就是我们讲的“宋词”的词，所以词也叫作长短句。有了燕乐的那些曲子，创作者再把词给配上去，所以，我们也把写词叫作“填词”。

既然是跟着曲调来填词，那么就会有各式各样的曲调。比如我们现在唱歌，小朋友们唱“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是一种唱法，“两只老虎，两只老虎”又是一种唱法。这些不同的曲调，反映在文字上，就有了不同的名字，曲调的名字，就是“词牌”，或者叫“词牌名”。比如大家熟悉的《沁园春·雪》，“沁园春”就是一个词牌名，还有岳飞的《满江红》，“满江红”也是词牌名。这些词牌名就是表示这首词的唱法的曲调名，每种词牌名因为唱法不同，填上去的词格式也就不一样。比如苏东坡的《水调歌头》，开篇是五个字“明月几时有”，而《念奴娇》开篇却是四个字“大江东去”。曲调不同，格式不同，所以每个词牌名就有自己固定的格式，这就是所谓“词谱”。当然，词牌名最重要的还是规定曲调。换句话说，同样的词牌名，唱出来的调子应该基本是一样的。比如曾经热播的《甄嬛传》里面，刘欢给温庭筠的《菩萨蛮》谱了个曲子，姚贝娜唱的“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如果这个曲子在唐代就这样唱，那么所有叫作《菩萨蛮》的词，就都是这样唱。比如韦庄有一首《菩萨蛮》，大家可能都读过：“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既然叫《菩萨蛮》，那么和温庭筠的《菩萨蛮》就是同一个唱法。

西园雅集卷.宋.刘松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中描绘的是文人学者以文会友、饮酒赋诗的场景

宋词是宋代酒筵歌席上唱的流行歌曲。那么宋代的酒筵歌席上都是些什么人在唱这些词呢？当然是歌女们。歌女们的文化程度不会太高，一般也不会自己填词，所以，填词的其实还是读书人，是士大夫。这些士大夫出入歌楼酒馆，然后点歌佐兴，兴致一到，就自己填起词来，让歌女去唱。虽然是士大夫们填词，但是因为是给歌女唱的，所以歌词的口吻，就不能是男性的口吻，而要装成女性口吻来写，这就是所谓“男子作闺音”，大男子装成闺房里小女子的语气来写词。大家都很熟悉欧阳修，他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文章写得非常好，而且官做得也很大，做到参知政事，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你去看他写的词，根本看不出来是一个有学问的高级官员写的，比如他的《蝶恋花》：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从开篇就是在写一个女子，她一个人在深深的庭院之中，无人陪伴，作者连用了三个“深”字来表现女子的那种孤独之感。最后又说这位女子，看见这春天快要过去了，“无计留春住”，没有办法留住自己逝去的青春年华。于是哭着问那些飘落的花瓣，但是花瓣也不理她，任凭风把它们吹过秋千去。你能想象，一个国务院副总理，哭着问花，守着秋千吗？他又不是林黛玉，这个场景基本是不可能出现的。所以，这首词完全不是欧阳修在表达自己的真切情感，而是借着女子的口吻，塑造了一个伤春的女性形象。他为什么这样写呢？因为这首词本来就是写给女子去唱的，为的是图个乐子，让歌女唱得好听，而不是抒发自己的情感。

所以，我们看宋词，特别是早期的宋词，它们的题材大多是写男女艳情，因为这个题材很符合在酒席上唱歌的场合。一个歌女，唱得凄楚深婉，才是词应该有的味道。由于早期的词大都是这种花间酒宴的创作，所以也慢慢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美感，这种美感和一般的诗就不太一样了。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过，词“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意思是说，词这种文体，可以说诗里不能说、说不出的东西，但是诗里能说的东西，词又不见得都能说。所以，词的语言是与一般的诗不太一样的语言，它更加细密、更加婉约、更加曲折。北宋有个词人，叫晏几道，他的父亲叫晏殊，父子俩都是非常优秀的词人，合称“大小晏”。晏几道有首《临江仙》，上片写道：

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这首词写得非常好。大家如果没读过全词，肯定也听说过这句“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太漂亮了。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这么好的句子，根本就不是晏几道的原创，而是唐末五代一个叫翁宏的人的一首五言律诗中的句子。非常有意思的是，翁宏这首诗有这么漂亮的句子，读者却记不住他，而是记住了晏几道。为什么呢？晏几道确实比翁宏更有名，但是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太符合词的审美趣味了，而不太像诗的语言。诗的语言可以朴拙，词的语言却讲究轻巧。这两句很轻巧的语言，描绘的是一个非常深婉的场景，花是落花，人是独立，雨是微雨，质感都特别轻。这两句放在诗里面就显得格调不高，而放在词里面，却是“当行本色”。就好比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打扮得清新素雅，却站在炼钢铁的大机器旁边，虽然也漂亮，但是画面总不太和谐。而如果她是撑着油纸伞，走在江南烟雨里，那就很有韵味了。所以，这句“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大家读词读到它，就会产生很好的效果，而在诗里，却不算好句子。总之，词就是这样一种不同于传统诗的新兴文学，它有特殊的美感，这种特殊美感让词成为宋代文学的代表。

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才子词人柳永

我们讲了宋词就是宋代的流行歌曲，流行歌曲自然就是街头巷尾人人传唱，到处都能听到的。那么，宋代谁写的歌词最流行呢？从现有材料来看，恐怕非柳永莫属。

柳永是福建人，他在家族里面排行第七，所以也叫“柳七”。他本名叫柳三变，这个“三变”，字面意思当然就是三种变化，但是指哪三种变化呢？明代的“三言二拍”里面有部《喻世明言》，里面收了一篇故事，叫作《众名姬春风吊柳七》，讲的就是一群歌女和柳永之间的故事。这里面解释“三变”说他考试屡次不中，牢骚失意，变为词人，是一变；入了官场，穿了官服，变为官人，是二变；被皇帝除名，逍遥自在，变为仙人，是三变。这个说法当然是小说家言，是不可靠的。“柳三变”的名字，其实出自《论语》，《论语》里面有“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意思是说君子给人的印象有三种变化，远远看上去仪表很严肃庄重，接近他就感到很温暖可亲，但是再听他说话又严谨不苟。可见柳永的父亲给他取这个名字，还是希望他能够走儒家之道，为官为政，当个有地位的“君子”。

不过，柳永一生，在仕途上实在谈不上顺利。他是个音乐天才，喜欢出入歌楼舞馆、花街柳巷，和歌女们厮混在一起，为她们作曲填词。他参加科举考试不利，就写了一首《鹤冲天》说“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而且自诩“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一副没考上还很得意的样子，这当然是一种无奈的自我安慰。特别是在这首词的下片，柳永说“烟花巷陌”“有意中人堪寻访”，就是那个歌楼里有自己的意中人，而且感叹自己“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连科举的功名，现在都换成了歌楼里的歌词了。柳永的词，在当时实在太流行了，这首《鹤冲天》连皇帝宋仁宗都听到了。柳永也算倒霉，宋仁宗是一个讨厌这些流行歌曲的人，所以等到柳永再次参加科举考试，好不容易都入围了，准备公布名单时，却被宋仁宗亲笔黜落，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你去填你的词，唱你的流行歌曲，要这科举功名干吗？于是，柳永等于又没考上，他倒也会自我安慰，说自己是“奉旨填词柳三变”，皇帝不是让我且去浅斟低唱吗，那我就遵旨，奉旨填词。

柳永的词不但在国内很流行，在国外也很流行，算得上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专业音乐人。大家都知道，北宋政权不像唐王朝那样幅员辽阔。北宋地盘是不算大的，周边有很多少数民族政权。比如北边就有辽、有西夏，后来又有金，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柳永的词在这些国家，也很流行。据当时的笔记记载，一个宋人去了趟西夏，回来时就说：“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也就是说在西夏那个地方，有人的地方，就能听到人们唱柳永的词，可见柳永确实具有国际影响力。甚至有笔记记载，他的一首词还引起了金国和北宋的战争，这是怎么回事呢？

柳永写过一首《望海潮》，这首《望海潮》不是望大海的潮水，而是写钱塘，也就是现在的杭州，他把杭州这个城市写得非常美。柳永为什么要写杭州呢？大家都知道，北宋的都城不是在杭州，而是在汴京，也就是现在的开封，杭州是后来南宋的都城。但在北宋时，杭州已经发展得很好，不但人口众多，而且商业繁荣。柳永有一次来杭州玩，他想去拜见当时的杭州知州，相当于现在的杭州市市长，叫孙何。当然，也有学者说是叫孙沔，这个我们不去管他，反正是位姓孙的杭州知州。这个孙知州，在没有当官的时候，和柳永的关系非常好，所以柳永来到杭州，当然就想见见他。不过杭州城的安保工作做得很严，柳永根本没路子通知孙知州，那时也没有网络，没有电话，怎么联系呢？柳永就想了个办法。他不是和歌女们关系特别好吗？就找到当时杭州城最有名的歌妓，叫楚楚。他跟楚楚说，我想见我的老朋友孙知州，但是联系不上，现在马上就要过中秋节了，你如果有机会给孙知州唱曲儿，能不能唱唱我新写的这首《望海潮》？如果他问是谁写的，你就告诉他是柳七。楚楚欣然答应。等到中秋府会，也就是中秋文艺晚会时，楚楚就唱了这首《望海潮》。孙知州果然问起作者是谁，楚楚自然一一相告。孙知州赶紧就邀请柳永见面了。看看，这首《望海潮》确实很有特色吧？

这首词怎么写呢？“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开篇就点明了主旨，是要铺叙钱塘的繁华。然后下面就写杭州的繁华有哪些表现，“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这西湖边上画桥如虹，烟柳如云，而且城市发展，人口众多。十万人家，可不是虚数，据当时的史料记载，北宋的杭州人口逐年增加，到了宋神宗时期，达到二十万户。到了南宋，因为变成了国都，人口就更多了，号称百万。柳永又接着说：“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把钱塘潮之美写得很到位，云树、怒涛，岸上、湖中，自然风景都是美不胜收。商业也特别繁荣，居民都很有钱，“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不但珠宝满城都是，而且锦缎家家可见，豪华奢侈之极。这是词的上片。下片继续铺叙杭州的美，“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这里山连着山，水连着水，山山水水都非常美，再加上不同季节的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那风味就更不用提了。又有“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前面是写视觉所见，这里开始写听觉，不但看到的漂亮，听到的也很美，无论晴天雨天，白日黑夜，都有羌管、菱歌，还有钓鱼的老人、采莲的女子嬉戏之声。这首词写到这里，已经对杭州的美铺叙得非常充分了，但是还没有写完。柳永还要继续写，“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杭州城警卫森严，给人安全感，人们安居乐业，饮酒听曲，一派祥和，这已经把笔锋转向赞美杭州的地方官了，或许就是为了给那位孙知州看。词的最后说：“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等我回到京城，要把这杭州的秀丽风景，好好地说给宰相听听。

你看，这首词简直就是宋词中的“清明上河图”，把宋代杭州的繁华展现得非常具体。在柳永以前，词人填词都是小令，字数很少，不超过五十八个字。从柳永开始，他自己谱曲，自己填词，而且常常谱一些很长的曲子，也就是长调。长调篇幅比较大，有利于铺排叙述。柳永正是用类似写赋的笔法来写词，所以这首《望海潮》能够把杭州的山川景色之美、人物城市之胜都写出来。

前面我们说过，柳永的词在当时非常流行。这首《望海潮》虽然是为杭州孙知州所作，但很快就流传开来，而且传唱不衰。几十年后的一天，金国的第四位皇帝完颜亮在宫廷里游园，听到有人在唱这首《望海潮》，就把唱歌的歌女找来，问她唱的什么歌。歌女告诉他是《望海潮》，唱的是江南的杭州。恰好这时有人送来一株江南的木樨花，完颜亮就问身边大臣谁去过江南。兵部尚书胡邻曾去过江南，说江南很美，而钱塘西湖尤其美。完颜亮想起《望海潮》里唱的“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真是向往之极，于是决定率军南下攻宋，去赏那西湖美景。他甚至也写了一首诗表达志向：“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这件事是不是真的，我们现在也很难断定，但是后来北宋被金灭国之后，也就是“靖康之难”后，有个南宋诗人就写过一首诗：“谁把杭州曲子讴，荷花十里桂三秋。哪知卉木无情物，牵动长江万里愁。”意思是说，是谁把展现杭州之美的那首词传到了金国？让这杭州的十里荷花、三秋桂子引起了战争。

一首《望海潮》引来了亡国之痛，这说起来当然有点儿夸张，但也足见这首《望海潮》所描绘的杭州之美，是多么的令人心驰神往！更见出柳永的词笔是多么的动人！柳永一生写了很多词，我们现在还能读到他收在《乐章集》里的两百多首词，其中佳作当然不止这首《望海潮》。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读一读，一定就可以理解“三言二拍”故事里的那些歌女，为什么会年年去柳永坟前纪念他。

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苏东坡的词谁能唱得了

苏东坡这个名字，我想只要有一点儿文化常识的人都听说过，再不济也听说过“东坡肉”。他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亲和力、最有群众基础的词人。因为这个人性格很外向，他曾说自己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的小乞丐，眼前见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关于他，我们能说上一整天，但这里，我还是着重谈谈苏东坡的词。

说到苏东坡的词，大家肯定都会想到“大江东去”，想到“明月几时有”，想到“一蓑烟雨任平生”，想到“天涯何处无芳草”等等，他的词句脍炙人口的特别多。我们在前面讲过，词就是用来唱的歌词，那么苏轼的词，是写给谁来唱的呢？也许你们听过王菲唱过那首“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也许你们知道周传雄唱的“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也是出自苏轼的词句“寂寞沙洲冷”，这当然都是我们当代人的演绎。那么在苏轼的时代，他的词谁唱？更重要的是，谁能唱？

为什么要问东坡的词谁能唱？这也不是我提出的问题，而是当时的人就存在这个疑问了。大家都知道，苏轼因为新旧党争被贬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在黄州的苏轼，因为政治上的失意，他把大量的人生思考，都投入到了文学创作之中。一个夏天，他泛舟黄州赤壁，写出了著名的《赤壁赋》，同时也创作出一首传唱千年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词开篇气势非常磅礴，“大江东去”，都是大开口的字，很有力量。“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仅仅读到开篇这两句，一个站在浩荡的长江之上，回望着千年历史的文化巨人，若现眼前。这首如此豪放的词，谁来唱呢？据说，苏轼回到朝廷后，他的幕下有一个非常善于唱词的幕士。一天，苏轼问幕士：“我的词比柳七的如何？”柳七就是柳永。幕士回答说：“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岁女孩儿，执红牙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而学士之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也就是说，“杨柳岸，晓风残月”是柳永的词，极尽婉约，一个弱小的歌女，唱出来就非常动听。而你苏轼的词，实在没人唱得来，要找个关西大汉，才可能吼得上去。苏轼听了这段话“为之绝倒”。苏轼有个学生，也是“苏门六君子”之一，叫陈师道，他也曾经说苏东坡的词“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就是说词写得好是好，但是不像词应该有的样子，也就是说苏轼的词不适合歌唱。当然，也有给苏轼说好话的，明代有个文学家叫王世贞，他就认为如果真的让一个大将军在长江之上唱这首《赤壁怀古》，那必然会让江水都为之沸腾。当然，我们现在也搞不清楚，苏轼这首《赤壁怀古》到底有没有真的让关西大汉唱过。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苏轼的词，不是或者说不完全是写给歌女们去唱的。

后赤壁赋图卷.宋.乔仲常.美国纳尔逊艺术博物馆藏

说不完全，也就是说还有些词确实是写给歌女唱的，也是歌女们能够唱的。比如，他写过一首《蝶恋花》：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苏轼这首词作于惠州，惠州和黄州一样，也是苏轼一生中极其重要的地点之一。他曾经给自己的一副画像题词，“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三个地方都是苏轼被贬谪的地方，但苏轼说他一生最重要的事业，就是在这三个贬谪之地，它们都是苏轼的苦难之地，但也是苏轼的文学丰收之地。苏轼在惠州写这首词时，已经六十岁，但词里表现的却是一副少年情怀，写得仿佛是少年的爱情。大家如果没有读过全词，肯定也听过那句“天涯何处无芳草”。不过，现在人们好像都用这句词来安慰别人，比如失恋的朋友。但这样去理解，肯定是有问题的。

根据笔记记载，苏轼写了这首词之后，就交给他的侍妾王朝云唱。王朝云是苏轼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女性，她本来是西湖边的一个歌女，但天生聪慧，能歌善舞，更重要的是很理解苏轼，所以苏轼就把她留在了身边，陪伴苏轼二十多年，直至朝云去世。王朝云还没开唱就哭起来了，苏轼就问她为什么哭了，朝云回答说“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这句实在唱不下去。苏轼就笑她说：“我正要悲秋，你却伤春了。”这句“天涯何处无芳草”王朝云为什么唱不下去？如果是大家所理解的，是一句安慰人的话，那么应该笑着唱才对，而王朝云却哭了。可见，这里面必有蹊跷！那怎么理解这句词呢？还是要说说我们诗词中的“芳草”意象。大家看到芳草，不要以为那是寻常之物，在古人的诗词中，芳草意象其实很有寓意，在《楚辞》里就有“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之句。芳草总是和春天流逝、游子不归联系在一起，大家很小就会背的那首“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也不是赞扬小草生命力顽强，因为这首诗最后写“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那生长得非常茂盛的青草，正是象征着“别情”，也就是离愁。王维也有诗句“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也是说看到这春天的小草，就想起来还没有回家的人。李煜的一句词，说的就更到位了，“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这春草啊，到处疯狂地生长，就像我们的离愁别绪，无边无际，没有尽头。所以“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这春天花落了，柳絮也飘尽了，只有那芳草，依然四处生长，就好比离愁无法抑制。所以，王朝云才会说这句实在唱不下去，太让人感伤了。据说，自从王朝云去世之后，苏轼再也没有让人唱过这首词。

这首《蝶恋花》虽然很婉约，能让女孩子歌唱，但很显然苏东坡的词，已经不是为一般的歌女而写了。王朝云在苏轼生命中，是很重要的人。苏轼的词，写了给她唱，和写给自己，已经没太大区别。换句话说，苏轼的词，一般的歌女能不能唱，喜不喜欢唱，都不重要了，他写词已经和写诗一样，只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情感，也就是“以诗为词”。比如他那首非常著名的悼亡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就肯定不是写给歌女去唱的。哪个歌女如果真的去唱这首词，那真是要哭惨了，因为这首词太深情了。这首词是苏轼为自己的结发妻子王弗而写，有个副标题“乙卯正月二十日记梦”，意思是他因为梦见了已经去世十年的妻子，所以才用词把它记下来。写这首词的时候，苏轼三十八岁。那一年，他正在山东密州做知州，而他的妻子王弗，正是十年前（1065）在开封突然去世的。王弗十六岁嫁给苏轼，两人举案齐眉，关系非常融洽。去世那一年，王弗才二十七岁，还留下一个六岁的孩子苏迈。苏轼在这个晚上梦见了王弗，词中说“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两个人阴阳相隔已经十年，我现在已苍老了许多，恐怕见面都认不出来了吧！下片又说“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这种情感，真的是无法言说，只能默默落泪。在苏轼之前，从来没有人用词来表达对亡妻的思念，即使是欧阳修，这个死了好几个老婆的人，也没有一首悼念亡妻的词。苏轼这首词，可谓开历史先河，第一次用词来悼亡。这首词，我想只有苏轼自己去唱，才能把那种真挚的夫妻之情，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其他人是无论如何也唱不出那种饱经沧桑而又深情不渝的情感的。

所以说，苏轼写词，已经把词变成了一种“长短不葺”的新体格律诗，已经脱离了酒宴歌席。人们常说他是豪放派词人，其实不如说他是一个不在乎音乐的词人，也就是文学史上所说的“曲子缚不住”，他写词考虑的最重要的不再是歌唱问题，而是要表达自己的真性情。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对待词的新态度，苏轼也就不可能写出“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样表现人生哲学的旷达词句了。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乱世飘零李清照

如果让你选一位女作家，作为我国古代文学的代表，你会选谁？我想，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多数人会选李清照。恐怕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个女性文学家的盛名，可以和李清照媲美。当然，如果把武则天也算作是女性文学家的话，那可能比李清照更有名气，但武则天毕竟还是因为政治而出名，不是因为文学。另外还有几位女诗人，像蔡文姬、薛涛、鱼玄机、朱淑真等，也都算有些文学成就，不过和李清照比，名气还是差得远。我们可以接受一部中国文学史著作不介绍薛涛和鱼玄机，但恐怕很难接受它只字不提李清照。

为什么独独李清照能够在文学史上如此出名？特别是人们提到宋词的时候，必然会想到她。这个人的一生也可谓传奇。

李清照的父亲叫李格非，是和苏轼关系很好的一位北宋文人。苏轼能够欣赏他，就充分说明他的文学水平有多高了。李格非生了女儿李清照后，不是一般的喜欢，而是非常喜欢。他把李清照当作男孩子来培养。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古代，女孩子是不怎么接受教育的，李清照之所以能有后来的成就，就得益于她的父亲一直的培养。后来，她又嫁了一个很有学问的丈夫，那就是赵明诚。李清照和赵明诚两个人，惺惺相惜，志趣相投。大家如果读过李清照的《〈金碌〉后序》就知道，李清照和赵明诚经常一起赌书泼茶，关系好得不得了。赵明诚能娶李清照，也确实幸福。据说赵明诚还没结婚之前的一个晚上，他做了个梦，醒过来之后，只记得三句话，叫作“言与司合，安上已脱，芝芙草拔”，他就去找他父亲问是什么意思。他父亲就给他解梦，说“言与司合”，言和司合在一起，不就是词人的词吗？“安上已脱”，安的上面脱去，不就是一个女字吗？“芝芙草拔”，芝和芙上面的草字头都给拔掉，那不就是“之夫”吗？三句话合一起，就是“词女之夫”啊！看来你要娶个女词人。结果他真的娶了李清照这个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女词人。

李清照经常写词赠给赵明诚，一次重阳节，李清照填了一首《醉花阴》，其中有“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之句。赵明诚觉得写得真是太好了，但又心有不服，他就废寝忘食写了整整三天，一口气另外创作了五十首《醉花阴》，然后把他写的五十首《醉花阴》和李清照的那首混在一起，给他的朋友看。赵明诚的这个朋友也是老实人，认认真真看了半天，说这五十多首词只有三句写得最好。赵明诚就问是哪三句，朋友说的正是“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恰好是李清照写的。可见，在文才上，李清照还胜出赵明诚一筹。在古代中国，这是非常难得的。

赵明诚要出差，李清照也写了《一剪梅》送给他：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不知道大家读过这首词没有？邓丽君曾经翻唱过一首《月满西楼》，就是这首词。丈夫出门，妻子用这么动人的词句来送别，哪里还舍得在外面待很久。但是，李清照的词，都是为赵明诚而写的吗？李清照写了那么多表达男女相思之情的词，都是写给赵明诚的吗？这还真是个问题。

李清照像.历朝名媛诗词.十二卷.清.陆昶评选.红树楼藏版

我们说这是个问题，不是说李清照除了赵明诚之外，还喜欢别的男性，而是说词这种文体，很特殊。我们前两讲就讲过，词这种文体，它常常是代言体，是一个男子用女子的口吻来写给歌女去唱的歌词。因为作者是男性，而词里的语气是女性，所以我们很容易就区分出词里的“我”和真实的“我”、和作者，不是同一个人。比如欧阳修的词里有一个女子想着远方的男子，那这个女子肯定不是欧阳修自己。一男一女，很容易区别。但是，如果写词的人也是个女子呢？那么，这首词里抒情的那个女子，就一定是作者本人吗？这就很难说了。

读李清照的词，就会遇到这个问题，这究竟是她自己在抒情，在想赵明诚呢？还是她模仿一个女子在说话呢？许多时候，我们区分不出。不过，更多的时候，我们在读李清照词时，总是倾向于那是她在抒发自己的情感。比如那首著名的《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开篇连用七个叠词，这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唱！没有哪个词人敢这样去写词。后来有个现代的大文豪，叫郭沫若，他模仿这首《声声慢》写了一首《声声快》，“轰轰烈烈，喜喜欢欢，亲亲热热密密”，这是郭沫若在“大跃进”时期写的，用来歌颂“大跃进”。这首词从艺术上来说，简直就是个笑话！李清照的《声声慢》，开篇就用了非常特殊的笔法，塑造了一个非常凄凉的画面：一个女子，在冷冷清清的屋子里，等待寻觅着什么。接着写“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一会儿暖和，一会儿寒冷，这种天最难调养休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晓来风急”，因为最难将息，所以想用几杯酒暖暖身子，但根本无法应付这一早就吹起来的凉风。我们很多人读到的这句词都写作“晚来风急”，其实这个“晚”，应该是“晓”之误，晚是晚上，晓是早上。如果已经是晚上，那后面她说“到黄昏、点点滴滴”就不对了，开始都说是晚上了，怎么后来又说到黄昏呢？所以，这里应该是“晓来风急”。一大早就吹着冷风，所以才会等到黄昏，一直等，冷冷清清地等了一天。“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自己正伤心的时候，看到大雁飞过，那大雁正是为自己送过信的老朋友。但是，现在这信，估计大雁也送不到了。所以词的下片接着写“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这些菊花被风吹落满地，没有谁去欣赏它们，词人只好“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怎生得黑”，不是说怎么就自己一个人皮肤长得这么黑，而是说无人陪伴呐，我一个人怎么去面对即将到来的黑夜？怎么捱得下去！“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首词结得也很凄婉，而且又用了叠词“点点滴滴”，和开篇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形成了呼应。一种无法排遣的难过的情绪，充满了整个世界。这若说是代别人抒情，我总觉得不太可信。我还是愿意相信，这是一个面对着绝望的女子，在真挚地倾诉她的感情。这个女子，就是李清照本人。

为什么说是一个绝望的女子呢？大家要知道，李清照和赵明诚夫妻关系很好，但是，赵明诚在1129年去世了。在赵明诚去世的前两年，也就是1127年，爆发了“靖康之难”，北宋灭亡。所以从那时开始，李清照就是处于国破家亡的生活状态，这个状态持续了将近三十年。她在战乱之中，还要背负至亲去世的痛苦。这还不够，李清照在赵明诚死了之后，她又改嫁了。很多人不能接受李清照改嫁，但这是一个历史事实。而且，不要用后来那些明清道学家的标准来看这个问题，也不要用什么道德标准来衡量它。在宋代，改嫁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是很正常的。改嫁如果找了个好人家，也许还是那个“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的快乐女子嘛！但是，李清照真是不幸，惨遭骗婚。她找了个丈夫，名叫张汝舟，是个无赖，觊觎着李清照的财产。所以李清照折腾了半天，把张汝舟告上了法庭，终于离婚成功。虽然脱离了不幸婚姻的苦海，但李清照的心情与处境是可以想象的。

一个有着无限甜蜜回忆的李清照，面对着这样的人生磨难，想象着那个曾经国家太平、夫妻和睦的过去，怎么能不感慨万千？所以，“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晚年的李清照实在有着太多的无奈，太多的痛楚！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从侠客到词人的辛弃疾

这一讲我们要聊的是辛弃疾。这是一位创作极为丰富的词人，我们讲过柳永这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专业词人，现在留传下来大概有二百多首词；苏轼是个大文豪，留存下来的词在三百六十首左右；李清照呢？也就四五十首。而辛弃疾创作的词有多少呢？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他的词的数量，几乎是柳永、苏轼、李清照三个人加在一起的总和。辛弃疾总共有六百多首词传世，位居宋代词人之冠。也就是说，从数量上来说，没有哪个宋代词人能够胜过辛弃疾。更可贵的是，他的词不但是数量第一，质量也是绝对一流。我们常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虽然我个人觉得辛弃疾的词就是宋词之冠，但肯定有人会有意见，不过说是第一流的，也就是在最顶尖这个档次的，我想不会有人质疑。

辛弃疾这个词人，看上去好像一辈子就为了写词而生似的。其实，他的理想还真与词人有点儿远！他的理想是什么呢？是带兵打仗！可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太骨感。他一辈子也没有机会，带着宋朝的军队去打金国。因为，他就是出生在金国。

没错，我们知道辛弃疾是南宋人，但是他出生地在今天的山东，而那个时候的山东，是处于金国统治下的。所以从出生地来说，辛弃疾是个金国人。不过，辛弃疾从懂事起，他的爷爷就告诉他，我们是大宋国民，不是金人。所以辛弃疾甫一成年，就参与了“反政府武装”，投入到伟大的抗金事业中去了。他起初在金国拉了一支军队，和一个叫耿京的起义军头领一起抗金。后来，耿京派他出使南宋，和宋高宗谈判，准备合作，里应外合，反抗金国。合作协议谈得很好，辛弃疾一行人正打算回去向耿京复命时，却听到一个消息说耿京已经被叛徒杀害了。辛弃疾不愧是个将才，他连夜带了五十骑兵，追到金国军营，把杀害耿京的叛徒张安国给逮住了。据史书记载，辛弃疾领着五十骑兵，如入无人之境，冲入上万人的金国军营，生擒张安国，然后把张安国献给了南宋朝廷斩首。他自己也从此离开金国，到宋朝为官。这一年，辛弃疾二十三岁。

辛弃疾晚年写了一首《鹧鸪天》，回忆自己的这段经历，“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自己年轻的时候，是带着上万人的部队抵抗金国的。后来“锦襜突骑”，穿着短衣，也就是一副军人打扮，突击敌人，渡过长江，从金国回到宋境。辛弃疾早年是一个侠客的形象，而词的下片呢却说“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回忆往事，感叹现在的自己，春风能把草木吹绿，却无法让自己的白须白发再变黑。感叹英雄迟暮，更痛心的是“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当年辛弃疾来到南宋，对宋金对峙的形势和作战方略做了一番分析，写成了《美芹十论》。“美芹”不是美丽的芹菜，而是用了一个典故，说有个很喜欢吃芹菜的乡里人，极力向富豪推荐芹菜如何好吃，那个富豪取来一尝，却感觉口中发麻、腹中恶心。后来人们就以美芹来谦虚地表示自己的建议很浅陋。《美芹十论》的名字取得谦虚，但内容其实很厉害，在这十篇文章中，他主张主动出击，攻打金国，而不是被动防御。他更具体地提出从山东进攻的方针，因为金国在山东的势力很薄弱，而且山东的地盘他很熟悉，这样攻下山东再进取河北，从而实现恢复北宋故土。词里的“万字平戎策”指的就是《美芹十论》。可惜，南宋的皇帝害怕北伐失败，哪里敢采用他的主张啊！所以辛弃疾说自己的“万字平戎策”一点儿用也没有，不过换得了指导种树的书罢了，也就是回乡下待着去了。

我们知道，辛弃疾是作为一个金国人归宋的。在南宋，这类人有个专门的名字，叫作“归正人”。这种人身份特殊，朝廷总是有点儿防着他们，万一他们是间谍呢？所以，南宋朝廷虽然给了辛弃疾不低的待遇，但就是不让他带兵打仗。辛弃疾在南宋唯一的带兵行动是组建了一支“飞虎军”，但这支飞虎军不是去打金国的，而是在湖南剿匪，算是过了一把瘾。但这与辛弃疾的理想还是差距太大，你越不让我带，我就越想带！他的内心非常痛苦。这种痛苦怎么去排遣呢？写词。一方面是自己报国无门的苦闷，一方面是对朝廷不思进取的悲愤，这两种力量盘亘在辛弃疾心中，表达成词，形成了一种沉着痛快、悲壮激烈的特殊词风。我们都读过《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题目中的陈同甫就是陈亮，他比辛弃疾小三岁，是一个“刚拙自信”的强硬派人物，也是赞同对金作战的主战派，所以两个人关系很不一般。这首词一开篇，就把自己放进了一个战争场面，“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他梦想着，自己能够带兵冲锋，能够“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但是，现实很残酷啊，梦想并未实现，而自己却“可怜白发生”。辛弃疾的很多词都是这种风格，即所谓“英雄词”。他在词里表现出一种任何词人都没有的气概，连苏轼也没有。我们讲苏轼的“赤壁怀古”很好，开篇气势很大，“大江东去”，而结尾是什么呢？是“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情感是由高昂走向低迷的。辛弃疾的词就不同了，他在词中不但说“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还说“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一种雄霸天下的豪气充溢词间。又比如那首《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这是一个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的词人，他把自己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去思考。他写孙权，写刘裕，其实都是在写自己。“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这不就是当年的自己吗？而这首词的最后是：“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从前的英雄，现在已经老去，悲壮之情，不可抑制。一个本可以横槊赋诗的英雄，遭遇了政治上的失意，现在只好去写词了。所以，有人评价辛弃疾的词“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他不得不把雄心收敛起来，将这种雄心变成文学创作中的力量。在他的词里，掩饰不住这种悲凉、悲壮之情。

当然，辛弃疾是第一流的词人，他的词风并不那么单一，而是非常丰富多样。他的词除了我们常讲的表达英雄气概的，也有一些婉约词和闲居词，比如大家很熟悉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等。譬如他写村居生活：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

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整首词都采用白描手法，营造出一幅丰富而清丽的乡村画卷，与那些动辄使用数个典故的英雄词，风格完全不同，好像不是同一个人写的。在这类词中，辛弃疾由一个英雄的形象转为闲人的形象，他用细腻的笔触记录了生动活泼的宋代农村生活。和这首词相似的，是另一首脍炙人口的作品：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

清平乐.辛弃疾.稼轩长短句.元.广信书院刊本

像这样的词，根本不需要解释，一读就懂。而这样的词的作者，却是一个号称最掉书袋的宋代词人，可见这个词人创作的丰富性。正是这种丰富性，让辛弃疾不但在数量上成为宋代词人之冠，而且在质量上也堪称宋词艺术的高峰。上天让一个侠客没能变成将军，而是让他变成了一个词人。这对他个人来说，的确是个大悲剧，而对中国文学来说，则是一件大大的幸事。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辛弃疾，宋词将为之失色。

姜鹏讲《资治通鉴》

姜鹏，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长期钻研中国史学文化、中国政治思想史，著有《北宋经筵与宋学的兴起》《德政之要——〈资治通鉴〉中的智慧》等。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皇帝教科书”何以成书于宋代

《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史学经典著作，是最有代表性的编年体通史，和另一部史学名著《史记》并称为中国史学史上的两大高峰和两大经典著作。它所记载的历史跨度，据司马光自己说一共记载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的三家分晋，一直讲到陈桥兵变之前的一年（959），加起来正是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而事实上，如果深入解读文本，就会发现，它里面最早的历史事件，其实是发生在公元前453年的三家灭智伯。把这五十年加上，整部资治通鉴记载的历史就已经超过一千四百年。

这部庞大的历史著作，由司马光率领三位非常优秀的助手，整整工作了十九年才完成，这还不包括司马光早年为完成这部著作所做的准备工作和前期工作，真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在这一章里，我想把这部书最重要的特点分几条线索理出一个基本轮廓。

首先，大家看《资治通鉴》的书名，和我们所看到的一般史书的书名有很大的区别。比如说，我给你一本《史记》，那应该就是跟历史事件有所关联；再比如《三国志》，那应该是讲三国时代的历史。而这部《资治通鉴》，书名四个字中没有一个字和历史有直接关系，那这个书名要如何解释？

独乐园图卷.仇英.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藏

司马光撰有《独乐园记》，描写自己在洛阳的宅院。仇英的这幅《独乐园图》，描绘了《独乐园记》中提到的主要园景，司马光在画面中反复出现

后来有一位学者对这个书名做过一个比较简洁有力的概括和总结。如何理解《资治通鉴》？他认为它的本意就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就这么短短的几个字，把《资治通鉴》最大的特点，给大家揭示出来。它不是仅仅为讲历史而讲历史，写这部书不是简单地治史。所谓有资于治道，翻译成今天的白话文，意思就是说，对于提高现在的政治家管理国家的能力和水平，有所帮助。

“治道”就是治理国家的方法，“资”就是有所帮助。所以这部书四个字的书名，就是这部历史书最大的特点。它要为现实的政治提供借鉴，也就是说讲历史是有着明确的目的。如果我们把《资治通鉴》和另一部最具经典意义的作品《史记》做一个对比，马上就可以发现它们的最大的不同。

举个例子，《史记》中有很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以及一波三折的情节变化。赵氏孤儿、荆轲刺秦王，像这样运用讲故事的方法，在《资治通鉴》里几乎找不到。更令人惊奇的是，《资治通鉴》讲唐代的历史最为详细，内容最为丰富，但是唐代历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一位今天一提到唐代几乎是绕不过的人物，《资治通鉴》里却没有，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李白。幼儿园的小朋友谁不会背几首李白的诗啊？我要问你，你会不会背李白的诗啊？像“床前明月光”你可能自己都不好意思拿出来了。《资治通鉴》没有李白这个人物，是司马光的疏忽吗？绝不可能。司马光自己的诗也写得非常好，那书中为什么没有李白呢？

《资治通鉴》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要为现实政治提供借鉴。像李白这样的大诗豪、文学家，个人成就再高，也不符合司马光提出的几个历史写作取舍标准。司马光说他所有的取材，都是“关乎国家之兴衰，生民之休憩”，翻译成今天的话，意思就是国家是否繁荣发达，人民是否生活幸福，如果跟这两点没有关系，就不属于《资治通鉴》的取材范围。

很多时候，人们在习以为常的地方，往往不会想到问一些问题，学问就在习以为常的过程中溜走了。比如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大家都知道是在宋代著名的史学家司马光主持下编纂完成的。有一点很多人不会去问，但却很重要。《资治通鉴》为什么诞生在宋代？为什么是由一位宋代的学者完成？不是产生在唐代，也无须等到明代再出现？这是我们了解《资治通鉴》首先需要明白的问题。《资治通鉴》的产生是有其历史背景的，而这样的一种历史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资治通鉴》的特点。

我们回忆中国古代历史，在唐灭亡之后，宋建立之前，中间有五十几年，中国经历了相对混乱的时期，我们称之为五代十国时期。这五十几年里，精确地说是五十四年里，一共更迭了五个王朝，平均每个王朝寿命还不到十一年。历史上有很多皇帝的在位时间就超过了五十四年，比如汉武帝、清康熙帝和乾隆帝。但是在五代十国时期一共更换了十四位皇帝。而且，所谓五代，没有一个王朝是能统一中国的，所以才会有所谓十国，即周边十个大大小小先后成立的割据政权。

是什么造成这样的混乱？历史学家经过研究，非常敏锐地指出，这是因为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武将专权，每一个政权都是以暴力抢夺作为基础的。你有了实力以后，靠暴力把这个政权抢到自己手里，那么等到另外一个藩镇有了实力，同样可以通过暴力手段，用军队把你的政权推翻，抢到自己手里。所以当时人说“天子者，兵强马壮者为之”。只要你兵强马壮，只要你有军队，只要你有实力，就可以问鼎皇权。这样一来，整个时代就显得非常混乱，大家都是靠拳头说话，相互之间是不讲道理的。那这个时代会好吗？

赵匡胤建立宋以后，他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避免宋也像前面五个王朝一样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如何走出这样的循环怪圈。当时的人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削夺武将的权力，建立理性的政治规范。那么一套理性的政治运作模式如何建立？人们认为，最好的方法当然就是用文人士大夫建立文治秩序，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文化教育、对人才的培养、对于知识的总结才能够达到。《资治通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司马氏书仪.宋.司马光.同治七年江苏书局仿宋刊本

简单来说，当时的人，需要建设一个长治久安的国家。完成这样的目标，需要认真研究历史，通过对历史上兴衰成败的总结，来指导当下的人，所以《资治通鉴》应运而生。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北宋中期和司马光同时生活在那个历史舞台上的名人非常多，欧阳修、王安石、苏氏兄弟，还有程氏兄弟和张载，那为什么是由司马光来完成这个任务，而不是其他人呢？

首先，司马光有个特点，和其他同时代学者相比，司马光从七岁的时候开始，就特别喜欢历史。讲到司马光小时候的故事，大家都记得“司马光砸缸”，其实对司马光更加重要的是，他在七岁的时候就开始钻研中国第一部成熟的编年体史书《左传》。《资治通鉴》就是接着《左传》继续写的。司马光在史学上的造诣很深。

其次，司马光还是那个时候保守主义阵营的政治家代表。他有自己的整套政治理念，并能用这套政治理念反观一千多年前的历史，有自己的逻辑，有自己的解释模式，有自己想重点表达的观念。司马光在史学上有非常深厚的造诣，在政治上能够全面深刻地思考，两者加在一起，我们看到的，就是今天呈现在《资治通鉴》里，通过讲述历史指导现在的人如何治理国家的观念。

“初命晋大夫”，没有主语的开篇

规则中的秩序观

打开《资治通鉴》，想要对它进行深入研究，首先我们需要明白的问题是司马光最基本的政治思想是什么。上一讲已经提到，《资治通鉴》的写作目的是为治政提供一番见解，那么他自己有没有一些最基本的观念？

打开《资治通鉴》第一页，第一句话非常有意思，“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讲的就是公元前403年的“三家分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我们一般以这个事件为分水岭，把秦朝统一之前的东周历史分为春秋和战国，在此之前称为春秋，之后称为战国。在这句话之后，司马光又发表了一篇长篇大论，提出了自己对这个历史事件的评判。

《资治通鉴》使用这样一种开篇的方法，能够使我们窥探到司马光和他的《资治通鉴》最基本的政治观念。概括来说，司马光是一个非常重视秩序的政治家，而整部《资治通鉴》中，都体现出“良好的政治必须以良好的秩序为基础”的思想观念。

如何从《资治通鉴》的开篇中读出这样的思想？我们先把第一句话做一个分析。大家来看这句话，“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这里至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之前提到过《资治通鉴》是接着《左传》往下写的，如果拿这句话和《左传》去对比，会发现司马光并没有做到和《左传》之间的无缝衔接，中间是有历史空当的。《左传》最后在哪里结束？结束在公元前453年的三家灭智伯，如果《资治通鉴》接着写，那么这个历史事件在《资治通鉴》里面有没有呢？有的，但是却被司马光用倒叙法放在了后面，而非开篇就讲三家灭智伯。第二个问题，这句话的内容是任命了三个人做诸侯，是谁任命的？这句话的主语在哪里？其实第一句话没有主语。这么经典的一部作品，开篇写的第一句话却没有主语，这是连现在的小学生写作文都不会犯的错。那这又是为什么？难道是司马光的疏忽吗？当然不是，司马光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开篇的。

这其实是儒家经典《春秋》当中常见的笔法。“初”就是初次，是刚开始的意思。在《春秋》里，运用这种笔法往往不仅代表一个事件开始、一个新的现象出现，还意味着不是一个好的开始，是具有批判意义的。如果我们一定要补足主语，就是谁有资格把三位诸侯的大夫提升为诸侯，让他们升级。谁有这个资格？全天下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周天子，所以要补上主语很简单，是周天子任命晋国的大夫成为诸侯。

晋文公复国图.宋.李唐.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但是司马光为什么要用一种典型的批判语气开篇？他要批判的重点是谁？这是我们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再往下读，司马光的另一篇长篇大论，是他对这个历史事件的评价。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他要批判的重点，不是这三位从大夫僭越为诸侯的韩赵魏三家开国君主，而恰恰就是被省略的主语——周天子。司马光为什么要批判周天子？

在春秋末期，当时作为历史舞台上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的晋国，其政权已经被韩氏、赵氏、魏氏三个家族掌握，尾大不掉。这三个家族最终把晋国的国君废黜，把晋国的土地瓜分掉。这种做法在当时来说当然不合法，为众人所不允许。为了把自己的不合法的行为变成合法，他们就向周天子请示，送给周天子很多贿赂，希望通过周天子对他们的承认，把这个事情变成合理。最后，当时的天子周威烈王在接受三家贿赂之后，承认了三个家族废黜晋国国君、自立为诸侯是合理合法的行为。等于说周天子为这三个家族做了一次背书，你们把自己的国君推翻，自己变成一方诸侯，这个事情我承认它是有效的，是合法的。

这样一来就糟了，做了坏事、错事的人，通过周天子把自己所做的坏事和错事，变成了合法、合理的事情。

再接下来，如果有人想如法炮制，那就很简单了。只要这个先例一开，你把自己国家的国君推翻了，把政权抢到自己手里，不用担心别人会指责你、讨伐你。只要跑到周天子那里说一下，给周天子送点儿钱，周天子认可你，你就具有了合法的身份，其他人哪里还敢说什么。

所以司马光认为当时的周天子开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先例。当时，那些在诸侯国里掌握实权的大夫家族还心有余悸，不敢公然冒犯秩序，取代国君。现在周天子一开这个头，即使替换、废除了国君，周天子也是会支持你的。所以很多有实力的、在诸侯国内掌握实权的其他家族，开始纷纷效法，整个政治秩序就崩坏了。司马光评价：“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

这个秩序是被谁破坏的？司马光认为关键在于周天子。长期以来，掌握着诸侯国权力的家族非常多，但没有一个人敢正儿八经地把国君推翻。而三家分晋之后不久，就发生了著名的“田氏代齐”，齐国政权被田氏夺取。先秦时代政治秩序的崩塌，就是从这件事情开始的。

因此司马光认为，最需要批判的就是周天子。

南宋末年的学者胡三省，总结《资治通鉴》开篇的时候提到“三卿窃晋之权，暴虐其君，剖分其国，此王法所必诛也”，但是周威烈王不仅不惩罚三卿，反而给予承认地位的奖励。这是对僭越秩序行为的奖励，《资治通鉴》为什么从记载这个事件开始，是为了尊重秩序，体现了司马光最重要的政治思想。

如果我们下一个结论。司马光认为政治最根本的是秩序，所有人都必须遵守、维护秩序，越是在高位的人，越有义务和责任。秩序和天子，或者说秩序和君主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不是秩序服务于君主，而是君主必须服从于秩序。

维护秩序是需要有一整套规则的。什么是规则？这也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面特别强调的。我们今天很多人都习惯于把规则作为一种工具来对待，也就是说，你遵守这个规则，需要达到规则之外的目的。

在《资治通鉴》里面我们会发现，司马光有一个深刻的思想意识。他认为规则不仅仅是工具，规则本身也是价值。举个例子，在《资治通鉴》第六十八卷中，司马光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故事，就是曹丕和他的弟弟曹植相互竞争曹魏继承人。通过对这个故事的解读，读者会非常敏锐地发现，在曹丕和曹植的竞争过程中，司马光是支持曹丕的。

因为曹丕作为嫡长子，符合儒家学者通常遵守的第一继承法则。所以我们看到，《资治通鉴》里被司马光安排发言的一共有四位官员，无一例外都是支持曹丕的，而支持曹植的官员没有发言的机会。这说明司马光认为曹丕继承是符合规则的。

往下接着看文章，读者又会发现另外一个信息：司马光其实不喜欢曹丕。在后半部分，他对曹丕举止行为的轻浮、虚伪进行了无情地揭露，说明司马光一点儿都不喜欢曹丕。

司马光既然不喜欢曹丕，为什么还要支持曹丕？答案很简单，因为司马光支持的不是曹丕这个人，他支持的是曹丕背后的嫡长子继承原则。也就是说，不管我喜不喜欢你，只要你是符合这个规则的人，我就应该支持；就算我再喜欢你，你不符合这个规则，我也不能支持。规则不仅是一个工具，不能说今天我喜欢或者说对我有利，我就遵守，明天我不喜欢，对我不利了，我就要更改规则。规则是一种价值，而不仅仅是一种工具。

一组规则怎么才能上升成为价值层面的含义，而不仅仅是工具层面的含义，这个答案也很简单：只有当规则对所有人都有效的时候，才能显现价值，哪怕只有一个例外，就不是价值追求。将司马光对规则的理解和他的秩序观联系在一起，就是他的政治理念，也是《资治通鉴》最基本的理念。

魏文帝曹丕像.历代帝王图卷节选.唐.阎立本绘.宋.杨褒摹.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

财富不患寡而患不均

分配正义的重要性

《资治通鉴》讲宋代建立之前的历史，结尾是在959年，960年以后的历史就不再记载了，里面没有关于宋代的内容。《资治通鉴》虽然没有介绍宋代的历史，但是其中很多内容是指向宋代的，也就是说，司马光在解释历史的时候，头脑当中始终有一个宋代的问题意识。虽然没有一个字是有关宋代的，但是每一个字，又都是指向宋代的。

这和司马光为什么要编纂这部书有很大关联，《资治通鉴》不是纯粹的知识型著作，而是带有指导国家治理的目的。《资治通鉴》成为官修项目之后执行了十九年，其中后十五年，正是司马光在和王安石的政治斗争失败后，离开开封，退居洛阳以后完成的。在洛阳居住的十五年，是《资治通鉴》完成的最重要时期。司马光虽然离开了政局中心，但不可能不关心当时的政治，很多对于王安石变法内容的反思和批判性意识，一定会体现在《资治通鉴》里，这也是我们读《资治通鉴》需要注意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王安石变法和《资治通鉴》之间是刺激和反应的关系，他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司马光的很多想法，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已经形成并成熟了。我们就以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经济观为一个线索，来考察《资治通鉴》和宋代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

宋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富裕的一个朝代，但看上去矛盾的是，政府财政状况并不好。长期以来，尤其是宋仁宗后期开始，国家财政一直吃紧。为什么？因为国家承担的财政压力也非常大。

宋代的财政压力，主要在三冗，即冗官、冗兵、冗费。官员要发工资，军队要有军饷，跟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维持和平也要付出代价。同时，政府还有庞大的宗室要养，宗室子孙多，都是吃皇粮的，要由国家来承担生活费用。这些都是巨大的成本，国家挣得多，花费也多，所以财政压力很大。

王安石能够登上历史舞台，就是因为他向宋神宗说，我能够理财，现在政府不是没钱的问题，而是没有把财政理好。套用一句今天流行的话，叫作“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司马光对王安石的理财观念并不认同。他认为，善理财者，不过是搜刮民财而已，所有号称能理财的人，无非是把百姓口袋里的钱抢过来罢了。百姓穷困了，无路可走，铤而走险，变为盗贼，那不是国家的福气。

王安石则反对这种说法，他认为善于理财的人，可以不增加百姓的负担而使国库丰满。司马光反驳说，天地之间所生的财富是有限的，数量是固定的，官府和民众之间应该是一个零和博弈的关系，财富不是在百姓手里，就是在官家手里。所谓不加赋，不增加百姓的负担，而使得国库财政丰满，不过是靠一些暗地里的、不明显的剥削手段，如此而已。

是王安石有道理还是司马光有道理？稍微学过一些经济学的人会认为，当然是王安石懂经济。用今天的话来讲，是可以把蛋糕做大，就像GDP，最后蛋糕做大了，官府拿的多了，百姓也可以拿的多。

但是我要提醒的是，经济不仅仅是增长的问题，还有更关键的地方，即分配正义。所以孔子说财富“不患寡而患不均”，整个社会最终的目的，是要尽可能地让多数人生活得舒适，而不是仅仅看到国家财富的增长。对百姓来说，分配是否合理，是否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感觉到满足，才是最关键的。

所以，不能简单地认为王安石懂经济，司马光不懂经济。只能说两个人强调的方向不一样，一个强调增长，一个强调分配。这样来看待二人才更合理。

通过《资治通鉴》的一个案例，可以说明司马光是懂经济的。

在资治通鉴第一百二十五卷，刘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发生了一件事情，用今天的话讲叫作通货紧缩，用古人的话就叫货重物轻。意思就是货币非常贵重，相对来说市场上的物品就不那么值钱，用相对较少的货币就能买到更多的物品。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宋文帝就想出一招，往市场里注水，投放货币，用这个方法来解决问题。当时的江夏王叫刘义恭，是宋文帝的弟弟，他建议政府下令把大钱面值乘以二，这样货币紧缩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这时宰相班子里面有一个人叫何尚之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货币的本质是在于交易，如果现在相对来说钱比较少，货比较多，那么钱币的面值是可以分割的。现在钱币注水，在市面上的面值被乘以二，这怎么能行呢。我们上中学的时候政治经济学讲过，货币总量最终和商品的价值总量应该是相等的。所以何尚之认为，通过注水的方式，不见得能够解决市场上的问题，而且每一次通货膨胀，其实都是对百姓的一种掠夺。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直接把面值乘以二，对富人来说，家里储存的货币比较多，所以他的财富马上暴增了，成倍增长了；而对穷人来说，本来家里就没有什么积蓄，甚至没有大面值的钱币，财富没有增加，市场上货物的价格却翻倍，这不是更穷了吗？所以每一次国家实施通货膨胀，一定会对百姓财富产生掠夺。

通过这样一段记载，我们可以认识到司马光是懂经济的。因为，刘义恭和何尚之的争论，最早是被《宋书》所记载。在《宋书》里，江夏王刘义恭上了一封长奏章来说明，何尚之也上奏章做了驳斥。唐代的财经专家杜佑编撰《通典》的时候，把两个人的意见全都收录进来。而《资治通鉴》里，完全没有收录刘义恭到底说了些什么，也不提他具体是怎么论证的，仅仅是把他的意见用一句话写出来。

相反，《资治通鉴》收录何尚之的反驳意见则花了很大的篇幅，包括为什么反驳，理由是什么。这是司马光的一个手法，当两种意见产生冲突时，哪一种意见被司马光着重强调了，就意味着司马光其实是赞同这种意见。也就是说，司马光赞同何尚之的意见，他懂得货币价值和商品价值对等的观念。

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元嘉二十五年，这项政策被废除了。说明何尚之讲的是对的。司马光和何尚之意见一致，说明是正确的。

为什么王安石提出的这种增长观念，司马光会不认同呢？农业社会和现在的商业社会不同，现在财富利用资本杠杆可以成倍增长，那个时代没有那么多经济手段，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土地的开垦和劳动力的简单投入。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运用多元化的理财手段，财富增长的空间仍是有限的。在这一点上，司马光的认识更加深刻，因为他就生活在那个时代。那些号称善于理财的官员，实际上是在暗地里掠夺，以满足国家的财富增长。

司马光给王安石写的信里提醒过他，你的青苗钱、免役法、均输法都很好，但是这套变法是通过官员去推行，一旦让官员来推动经济改革政策，那还会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活动吗？司马光提醒王安石，完成政治任务才是首要的。

司马光认为，青苗钱是给予农民低利息的贷款，本身是个好事情，但是如果官员为了完成摊派的任务，或者为了有更好的政绩，就可能出现对不需要贷款的农民强行放贷的现象。现在是官府自己放贷，如果发生合同纠纷，官府既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又是游戏的参与者，最后还是裁判员。因此司马光很早就提出来，这样的理财手段行不通。

司马光为人比较成熟稳健，在《资治通鉴》里没有把这种观念过度用自己主观评论的形式表现出来。他有一个年轻的学生范祖禹，帮助司马光编纂了《资治通鉴》唐代部分。他利用《资治通鉴》的成果，写了《唐鉴》，有大量唐代历史的评论，其中就有一段评论，就是讲唐代的政府怎么搜刮钱财。

“兴利之臣，鲜不祸败。自桑弘羊以来，未有令终者也。”桑弘羊是帮助汉武帝进行财政改革，掠夺社会财富的重要人物，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官方财政改革家。范祖禹说从桑弘羊以来，这些人没有一个能得善终，这个警钟显然是敲给王安石的。接着他就举出唐代历史上那些所谓理财能人，“始于宇文融，融既流死，而韦坚、杨慎矜、王鉷继起，又益甚之，极于杨国忠，皆身首异处，宗族涂地”。他把场景讲得这么可怕，就是为了警告王安石和其他参与变法的人。

范祖禹继承了司马光的思想，并借用《礼记》表达观点：“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他们认为一个贪污而不廉洁的官员，相对还是可以容忍的，因为他拿走的东西有限；一个官员如果为政府聚敛钱财，拼命从百姓手中取来财富，以满足国家，满足皇帝个人财富，那就危险了。因为这样做丧失的是民心基础。

司马光的经济观念是非常复杂的。他不是为了讲历史上的经济现象而讲这些故事，而是有针对性的。《资治通鉴》的写作是具有当代意义的。

王安石像.晚笑堂竹庄画传.清.上官周撰.清乾隆八年刊本

恒兴他役，不先民急

什么样的国家是好的国家

这一讲来介绍司马光的国家观，《资治通鉴》是为国家的兴盛繁荣而写的，所以必然触及一个基本问题：什么样的国家是一个好的国家？这样的观念要如何体现出来？

我们从一个非常简单的角度来切入。现在有很多人认为，一个国家疆域越广越好。国土面积大是不是好的国家的重要标准？在这一点上，司马光是持反对态度的。他并不认为一个国家的领土越大越好，也不认为国家治理的成败跟领土面积有必然关系。但是这种观念，在当时和皇帝宋神宗的理念发生冲突。

在宋立国之前，中国历史上发生过一件著名的事情，五代时期后晋的创始人、第一位皇帝石敬瑭，为了获得契丹人的支持，把从今天山西省北部一直到辽东地区，从西到东十六个州，割让给契丹人，史称“燕云十六州”。到宋建立的时候，这十六州除了由后周世宗柴荣抢回关南三州外，其他绝大部分都还在契丹人手里，这对宋的国防是一个隐患。用宋代的一些士大夫的话来说，“中国之险，移于夷狄”，国土北部最重要的、有地形优势的防御线都被游牧民族契丹人掌握着，他们一旦侵入就可以直接突进到华北平原。北宋的国都位于河南，一旦黄河结冰，契丹骑兵就可以直接渡河，兵指开封，这对国家安全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从五代后期到宋代前期，很多皇帝都想把燕云十六州收回来。这样的努力，在宋初的宋太宗时期，曾经尝试过两次，但都不成功。后来到了宋真宗时期，是通过签订和平协议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石敬瑭像.三才图会.明.王圻.王思义撰辑.明万历三十七年

到了宋神宗时，他还是想要把十六州全都拿回来。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其实还只是第一步。为什么要增加财政收入？因为宋神宗接下来要用这些钱训练军队，最终通过战争收复燕云十六州。司马光当然明白年轻的皇帝在想什么，但是他通过方方面面的分析，想劝说宋神宗放弃这个想法，因为战争的代价是极其昂贵的。

在《资治通鉴》里，司马光也反复提及这种观点。比如《资治通鉴》第四十五卷记载了东汉第二个皇帝汉明帝在位时期，永平十二年发生的一件事。

当时，在今天的云南大理一带，有一个少数民族叫哀牢夷。哀牢夷的领袖叫柳貌，全族在他的率领之下，想归附东汉中央朝廷。通过归附，建立和中央政权的臣属关系，能给他们增加财富，并得到汉朝的保护。

汉明帝感觉非常好，有少数民族来归附，说明我威望高，德行好。所以从中原地区调派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到西南。因为要管理、控制那个地方，必须有便利的交通。在大理和洛阳之间，中间隔着博南山，现在要有效地去控制那里，调派军队或者官员过去，就必须打通博南山的山道，才能比较便利地跨过这座山。要进入大理地区，还要过一条澜沧江。遇山开道，遇水架桥，这样中央政府才能够有效控制。为了这件事，朝廷征发了大量民夫。《资治通鉴》讲这一段时，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行者苦之。”这件事让民夫感到非常痛苦，于是他们编了一段歌谣：“汉德广，开不宾；度兰仓，为他人。”意思是汉朝的威德传播得非常广，周边的少数民族都来归顺了，我们辛苦渡过澜沧江，却是为了别人。可想而知，这些人心里是怨恨的。

为什么《资治通鉴》将这件事放在批判的位置上？司马光接着写道，当时的中原地区，从西汉汉平帝时代，黄河、汴水就已经决堤了，一直到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其间几十年黄河泛滥，朝廷都没有去修。刘秀建立东汉以后，天下稍微太平，就打算去修河。有官员说，战争刚刚结束不久，又要调用大量的民力，百姓可能吃不消，还是要休养生息。

《资治通鉴》这样描述当时黄河泛滥的景象：“汴渠东侵，日月弥广，而水门故处，皆在河中，兖豫百姓怨叹，以为县官恒兴他役，不先民急。”河南东部和山东地区水灾严重，百姓根本没有办法正常生产生活。接着说“百姓以为，县官恒兴他役，不先民急”。“县官”指的是皇帝和朝廷，你做其他事情永远都有理由，百姓等着你来解决问题，你却没有人力物力了。《资治通鉴》就把这件事放在接受哀牢王内附的事件后面。

这两件事情一并列，就会觉得百姓的埋怨很有道理。汉明帝有统治能力，能够征发这么多人去凿通博南山，去跨越澜沧江，接受哀牢夷的内附，难道没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来解决河患问题吗？帝王的野心，在开疆拓土上更容易得到满足。帮助百姓解决实际问题，不能满足帝王的野心和雄心，所以他们把百姓的事情放下，先去向外开拓了。

一个国家为什么要强盛？强盛的目的难道不是百姓的生活能够幸福愉快吗？如果在国家对外扩张、保持强盛的过程当中，反而是百姓为之付出了巨大代价，连基本的生活都不能维持。那么，即使国土面积再广大，国家形象再强盛，对百姓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司马光为什么会反对战争，为什么不认为疆土越大越好，因为他是站在民生的立场来看待问题。

此外，在《资治通鉴》第二十二卷，司马光对汉武帝的批判也很激烈。司马光说：“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开疆拓土最有成就的皇帝之一。帝王雄心一旦激发，各种各样的贪婪和自我满足的欲望也同时在扩张。一开始，为了打匈奴，为了保家卫国，但是后来慢慢地在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过程中，汉武帝被这些胜利冲昏了头脑，认为自己不可一世。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人世间能够建立的功业都建立了，所以他要成仙，和秦始皇一样，花费了大量的钱财。

虽然把匈奴打败了，但战争这台机器一旦开动起来，要消耗大量财富。帝王雄心被激发，欲望被激发，要去建造宫殿，相信方士去求仙，又要花费大量钱财。用今天的话说，汉武帝已经忘了初心是什么。随着战争逐步胜利，随着汉武帝内心的欲望膨胀，他忘了自己是为了什么出发，他的所作所为成了百姓的负担。百姓疲敝，非常困苦，只能铤而走险，落草为寇。

司马光从来不说打击匈奴是不对的，没有史学家认为保家卫国是错的。问题是在这个过程中，帝王一旦跨过界线，这个国家就会走到另一个极端上去。百姓现在受到了帝王的掠夺，生活同样不幸福。司马光的落脚点是一个国家关键在于把内政搞好，把百姓管理好，将百姓的民生幸福放在第一位。这才是司马光最基本的国家观。

女巫出入.帝鉴图说.清.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本

汉武帝晚年纵容民间女巫出入宫中，后又使江充治巫蛊狱，史称“巫蛊之祸”

子不语，乱力怪神

司马光的取材标准与价值判断

《资治通鉴》里有很多司马光自己都不相信的内容。一个历史学家写一部经典历史著作，为什么要记载那些不相信的内容？《论语》里提过“子不语怪力乱神”，妖异的、乱七八糟的、神异的事情，孔子说他是不会过多谈论的。司马光是一个纯正的儒家学者，不相信怪力乱神，也不信奉佛教，不相信因果报应，然而他居然在《资治通鉴》里安排了连他自己都不相信的怪力乱神故事。

举个例子，《资治通鉴》第一百五十四卷，记载了北魏末年的尔朱氏之乱。北魏政权是由鲜卑的拓跋一族建立的，距离著名的北魏孝文帝改革已经过去了一百年左右，军阀势力尔朱兆带领军队杀到洛阳，王公贵族纷纷外逃。

其中，城阳王元徽向南跑到山南，想去找老部下寇祖仁。寇祖仁家里出过三个刺史，都是元徽提拔的。现在元微落难了，他理应救助元徽。王爷毕竟是王爷，逃难的时候，还随身带着一百斤黄金、五十匹马。马在当时是极其重要的财富，就像今天人们家里有车一样。没想到，寇祖仁是忘恩负义、见财起意之辈。他看到元徽带着这么多财产，认为买卖来了，想占为己有。同时尔朱兆在通缉元徽，如果把他杀了，可以马上封侯，还能得到更多的奖赏和钱财。但是，寇祖仁认为在自己家里动手名声不好，于是恐吓元徽，说尔朱兆派来的人马上就到了，他的家里藏不住，给元徽指了一条路离开。

寇祖仁在半路埋伏好了人手，杀掉了元徽，把财产掠夺过来，将元徽的首级献给了尔朱兆。然而尔朱兆不是信守承诺的人，并没有给寇祖仁封赏。

故事的关键在于，尔朱兆当天晚上做了个梦，梦见元徽对他说，寇祖仁把我的首级献给你了，我还有两百斤黄金和一百匹马，他怎么没有一起给你。梦里的元徽把数字翻倍了。尔朱兆第二天就去寇祖仁家，说他藏了东西。寇祖仁把一百斤黄金和五十匹马交了出来。尔朱兆说数量不对，元徽托梦的时候告诉他有二百斤黄金和一百匹马。于是尔朱兆就派人在寇祖仁家里搜，搜出了寇祖仁家原有的三十斤黄金和三十匹马，但加在一起也只有一百三十斤黄金和八十匹马，和元徽托梦的数字不符。尔朱兆认为寇祖仁在欺骗自己，于是把他的头发系在树上，脚下吊着大石头，活活鞭打至死。元徽通过托梦的形式，让小人得到了报应。

这个故事原本出自佛教典籍《洛阳伽蓝记》第四卷，在正史中也有提及。根据《魏书》记载，元徽曾逃难到寇弥家。祖仁很可能是寇弥的字，《魏书》所讲的和《洛阳伽蓝记》里的应该是同一个人。《魏书》里说寇弥担心元徽连累自己，的确把他给杀了。但是并没有记载元徽托梦复仇的故事。《资治通鉴》没有取正史的记载，而是采用了佛教典籍，讲了一个典型的因果报应的故事，这是为什么？

《资治通鉴》使用史料是有原则的，能够用正史的尽量用正史，而这个故事恰恰没有用正史的材料。前面已经说过，司马光不相信因果报应。他讲故事不是随意为之，而是有一套严密的考据方法，这套方法太专业化，就不介绍了。总而言之，他有一套长编考异的方法。《资治通鉴》在追求史料的真实性上，是花费了很多努力、下过很大功夫的。但是，司马光编纂这样的史学巨著，有其用世的目的，跟现在学校里面的一些历史学老师写论文就是为了评教授、为了获得经费不一样。所以《资治通鉴》除了追求真实之外，还有对于价值的追求。很多时候，司马光为了追求某种价值理念，而主动对真实性做出让步。追求真实性和消解真实性是同时存在的。司马光在指导助手应该如何选择材料、取舍材料的时候，讲得非常明确。

司马光曾经写信给他的助手范祖禹，告诉他在看史料的时候，如果碰到文采非常好但仅限于文采好的、皇帝的诰命仅提及封官的、妖异止于怪诞的、诙谐仅供玩笑的四种史料都直接删掉。但是，如果文章含有规劝皇帝、讥讽时政的内容，而且观点和价值观取向非常正确，就可以留下。

举个例子，比如汉代的司马相如，是那个时代最好的文学家之一。如果我们现在要编一部文学作品选集，你觉得应该选进他哪篇文章？当然是《子虚赋》，这是司马相如最著名的文学代表作品，也是那个时代赋体的代表作。但是在《资治通鉴》中根本不可能看到这样的文章，这就是属于司马光说的仅限于文采好。《资治通鉴》收录了司马相如的《谏猎赋》，“谏”就是给皇帝提意见，这篇赋就是规劝汉武帝不要一冲动就去打猎，一是不安全，二是会破坏百姓的庄稼，给百姓造成损失。司马光认为这篇文章是有意义的。

上林图卷.明.仇英.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以司马相如《上林赋》为主题，绘制了汉武帝于上林苑打猎的场景

也就是说，《资治通鉴》收录文章的标准，不是文章本身，而是能否起到政治规劝作用。对于怪力乱神，司马光明确地指出，纯粹妖异怪诞的故事就不收录，而如果故事能告诉世人怎样端正行为，就可以留下来。像前文提到的托梦报应的故事，司马光自己是不相信的，但是他认为有教育意义，就收录进《资治通鉴》。他虽然非常注重追求真实，但是追求真实并不是唯一的、最高的目标，他最终的目标是要宣扬一种价值理念。从整体上来说，这部书要运用于社会，和他的根本目的紧密结合。

《资治通鉴》内容广博，南宋末年的学者胡三省说过，我们每一位读《资治通鉴》的人，就像一只渴了的小老鼠，跑到黄河边，跑到长江边，稍微啜一小口，就解渴了。《资治通鉴》就像黄河和长江一样，如此浩瀚。

吴震讲《传习录》

吴震，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执行副院长，上海市儒学研究会副会长，研究领域为东亚儒学、宋明理学、阳明后学、朱子学、明清劝善运动，著有《阳明后学研究》《泰州学派研究》《明末清初劝善运动思想研究》。

传不习乎

何谓阳明学？谁是王阳明？

《传习录》何以是儒家经典？

距离今年正好五百年的1518年，有一本书在江西刊刻出版，书名叫作《传习录》。我们的这堂课正好可以作为一个有意义的纪念，纪念《传习录》问世五百周年。《传习录》的“传习”两字，典故出自《论语》“传不习乎”，意思是老师和学生之间互相传授和学习。

《传习录》是一部王阳明跟学生探讨哲学问题的语录，有点儿像今天的课堂讲录。它的编撰和刊刻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1518年出版的只是上卷，包括上中下三卷的整部《传习录》的刊刻完成则要等到1550年前后。整部书的篇幅并不长，共八万多字，按照条目来计算，一共是三百四十二条。

不管怎么说，1518年，这部书的第一次出版是一件值得纪念的思想史事件，因为它标志着阳明学的思想正式问世，向世人正式宣告了阳明学的诞生。随着岁月的流逝，这部书逐渐成为阳明心学的思想经典，不仅如此，现在更成为儒家文化的一部传世经典。

所谓经典，就是可以让人传颂不已、回味无穷、引发后人思索甚至重新解释的论著，可以从中获取思想智慧，例如儒家经典中的《论语》《大学》《中庸》等。人们或许会问：为什么五百年前的一本书在今天还有阅读的价值和意义呢？其实，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产生了无数的经典，《传习录》只是儒学思想史上的一部经典，它是阳明学的思想宝库，我们今天阅读它，可以从中获取许多思想的营养，也可以加深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认知。

何谓阳明学？谁是王阳明？

《传习录》的作者是王阳明，王阳明的思想，我们习惯上称为“阳明学”。王阳明生于十六世纪初，浙江余姚人，本名王守仁，自号阳明山人，因此后人称他的思想学说为“阳明学”。

但是“阳明学”的称呼有点儿特别，用一个人的号来命名思想学说，在中国思想史上并不多见。所以有人说阳明学这个词是舶来品，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从日本进口的。这是因为十九世纪末日本明治维新之后，阳明学迎来了如日中天的发展势头，还创造出了一个神话般的传说。据说日本近代明治维新的成功，就是拜阳明学之赐，当时流亡到日本的梁启超、孙中山等革命志士或改良派知识人，几乎都深信不疑。

不过，最近经过学界的深入研究，这个“神话”已经破灭。至于阳明学这个说法，我们发现至少在明代中期就已经出现，在十七世纪初的晚明时代逐渐流行，并在清初编撰《明史》之际，被正式列入《儒林传》。

其实，要说起阳明学，首先是指王阳明本人的思想，但是也包括阳明门人、弟子以及后世的阳明学信奉者对阳明思想进一步阐发的理论观点。所以，阳明学的出现不仅是一个已经成为历史的思想史事件，它还保持着持续的生命力。十六、十七世纪之后，阳明学甚至传到了朝鲜和日本，在东亚地域文化传统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近代中国也出现了大批阳明学的信徒。因此，阳明学已经成为东亚地域儒家思想文化的一个精神传统。

王阳明思想形成的历程

我们先从王阳明生活的时代背景说起。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了不起的制度，就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官考试制度——科举制，也有点儿类似于今天的公务员制度。在十六世纪，科举制早已实行了几百年。由于这项制度促进了文化的教育和普及，推动了阶层的流动，打破了贵族门阀对社会资源、政治资源的垄断，从全球史的角度看，可以称得上是当时最先进的一项制度设计。

然而经过宋元时代，明代的科举考试已经相当成熟，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弊端，那就是以书本知识为主来选拨官员，导致人们重书本知识而忽略真才实学，使得儒家思想成为一种功利性的工具。王阳明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时代。

对王阳明而言，他从小就受到传统科举考试的训练，首先必须熟记的就是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在明代，“四书五经”的知识系统主要是程朱理学，特别是朱子学的思想占据压倒性地位，具有绝对的权威性。朱子学在明代成了国家意识形态，这是王阳明生活时代的一个重要思想背景。

因此，王阳明从小所受的教育其实就是程朱理学。可是，十一岁那年，在他的心底隐隐约约产生了一个疑问。有一天他问私塾的老师读书究竟是为了什么，那位私塾老师笑了笑回答道，当然是为了参加科举，然后中举及第。这在当时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考中进士就意味着光宗耀祖。顺便提一下，王阳明的父亲王华就是状元出身，王阳明的科举成绩略逊一筹，只考中二甲第七名。不过，状元出身的王华在思想成就方面却远远不及王阳明。

然而当王阳明听到私塾老师上面的回答之后，他却表示不以为然，认为“人生第一等事”不是科举及第，而是成圣成贤。这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理想，通过修身养性的道德实践，成就像圣人一样伟大的人格。孟子曾经提出过“人人皆可为尧舜”的命题，尧舜就是儒家思想传统中最早的圣人。我们可以想见，在少年王阳明的心目中，他从小就有一个志向，想要成就像圣人一样的伟大人格。

但是若要成就圣人君子一般的崇高人格，按照朱子学的设想，就必须通过种种学习，刻苦努力，比如即物穷理，格物致知，了解和掌握各种各样的客观知识与事物道理，然后才能一步步向圣人君子的人格趋近。青年王阳明受此影响，在十五六岁时，曾经按照朱子学的说法亲身实践，历史上称为“格竹事件”。简单来说，就是王阳明与一位朋友赌誓，面对一片竹林“格物”，企图获得有关竹子的道理。结果那位朋友格了三天就病倒了，王阳明亲自上阵，格了七天七夜，不但没有成功，反而旧疾复发。

这一事件在今人看来似乎有点儿可笑，但是对王阳明来说，却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对他的思想打击很大。于是，他觉得朱子学的那套学问过于深奥，成就圣人的力量远远不够，没有希望了。这一事件反映了什么问题？对后来阳明思想的转向有何意义？必须告诉大家，这看似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其实却反映了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即物穷理的“理”究竟何在的。理究竟存在于客观的事物当中，还是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可以这样说，格竹事件的失败，是阳明思想从朱子理学向心学发生转变的一个契机。

今天如何阅读阳明学？

文学史上有句老话，“一百个人心中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每个人对《哈姆雷特》都会有不一样的领会。其实在中国思想史上，王阳明给每个人的感受也是说不尽的，所以在今天，有各色各样的阳明学。阳明学正成为一个社会性话题的“特点”，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这是因为今天阳明学仍然值得我们学习。

新建侯文成王公小像

从历史的角度看，阳明学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和理解，甚至可以重新发展其思想，因为任何一种真正的哲学思想，它本身就应当具有开放性的特征，而不是自我封闭的思想体系。如果仅仅满足于自身的圆满性而容不得任何思想上的发挥和解释，就不是应有的学术态度，同时也意味着阳明学只能放进博物馆供人欣赏，变成了一种摆设。

但是如果从哲学思想史的根本属性来讲，归根结底，阳明学在历史上只能有一个，而不能有无限多的、复数型的阳明学。因为阳明学自有其根本的思想宗旨和精神，不能把它解释成朱子学或者其他学问。如果你是一个哲学家，那么你可以借助阳明学来发展自己的一种哲学思想。我们今天讲阳明学，重点放在介绍、分享阳明学的相关知识。

当然我们今天学习阳明学，是要学习阳明学的思想精神，了解阳明学的思想意义。如果要问为什么学习阳明学，那么可以用一句话来回答：因为阳明学提出了一些永恒的问题，值得我们今天反复思考，重新领会，阳明学具有回味无穷的思想魅力。

龙场悟道与南镇观花

这个世界的基本构造

龙场悟道：阳明的生命觉悟

王阳明在十五六岁时，遇到了“格竹事件”的失败，导致他对朱子学理论有点儿灰心丧气。在他的心里憋着一个问题：理究竟是什么？在朱子学理论中，这是一个常识，几乎不容置疑，理就是世界万物之所以成为世界万物的依据，也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根本依据。理就存在于一草一木、万事万物当中，也存在于人类社会的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朱子学的理论有两个基本预设：

一、人心之灵，莫不有知。

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

这两个预设告诉我们：人心是一种知觉，万物存在着定理。两者相遇，人就能认识事物的道理。心中明理之后，就知道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做事就能符合道理。

大家觉得怎么样，这个理论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美妙，无懈可击？

但是，王阳明总觉得哪里有点儿不对劲。究竟问题出在哪儿呢？这需要从一个故事说起。这个故事在历史上被称为“龙场悟道”，在龙场这个地方，王阳明对儒家的圣人之道有了彻底的觉悟。

事情还要从1505年说起，这一年明武宗登基。明武宗在明代历史上可谓第一号胡乱做事的皇帝，他一上台就将朝政大权交给宦官刘瑾把持，引起了大批士大夫官员的不满。于是很多大臣上疏弹劾，结果被锦衣卫逮捕入狱，有的甚至被当场打死。这件事本来跟王阳明没有一点儿干系，但是他看不下去，就上疏给武宗，要求释放入狱大臣，还要求武宗去奸臣，勇于改过。这封上疏很快落到刘瑾手里，于是，王阳明被锦衣卫逮捕，先打了三十大板，然后革职发配到贵州龙场驿当驿臣，相当于在偏僻乡村管理邮件的一个小官。龙场位于今天贵州省修文县，这对王阳明来说，无疑是人生中最大的磨难，也是最大的考验。

1508年春，王阳明三十七岁，他历经艰险，终于抵达了贬谪地龙场。这个地方在当时的明代是非常偏僻荒凉的地方，属于少数民族聚集地区，语言不通，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王阳明在当地连居住地也没有，他就找了一个山洞，在山洞里挖了一个石墎，整日端坐澄心，将一切身外之物——名誉地位、得失荣辱等抛诸脑后。他心中想着这么一个问题：“圣人处此，更复何道？”如果圣人今天还活着，处在与我一样的境地，会做何感想？

这是什么问题？圣人也是人，人死不能复活，怎么可能回答王阳明的问题呢？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王阳明在问自己，因此答案也就只有王阳明自己去寻找。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天道何在，天理究竟存在于儒家经典的书籍当中，还是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这就涉及朱子学的一个基本预设——人心与众理的关系问题。

根据《阳明年谱》的记载，忽然有一天半夜，王阳明突然大彻大悟了“格物致知”的问题。据说在睡梦中仿佛有人在他耳边说话，他不禁跳了起来，并且嘴里还呼喊着什么，身边的人一个个都大惊失色，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根据记载，王阳明大彻大悟的内容是“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后面还有一句是“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意思是我以前向外面的事物去追求理，这种做法完全错了。所谓“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说儒家圣人所讲的道理，也就是天下的终极道理，原来就在我自己的心中充分具备。

这场大彻大悟，意味着阳明心学的正式确立。“圣人之道，吾性自足”，说起来只有简单的八个字，但是其中所蕴含的思想内涵却并不简单，而且十分重要，是阳明心学的第一哲学命题——“心即理”。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一哲学命题的思想含义。

“心即理”：“理”究竟在哪里？

“心即理”这句哲学命题，说起来有点儿抽象。让我们从一个故事讲起。

有一天，王阳明跟他的弟子在街上遇见两个人吵架，甲对乙说“尔无天理”，乙对甲说“尔无天理”；甲又对乙说“尔欺心”，乙同样对甲说“尔欺心”。王阳明就对弟子们说：“你们听听，他们两个人正在讲学呢。”有弟子不明白，反问道：“他们明明在吵架，怎么是在讲学呢？”阳明就说：“你们难道没有听见他们口口声声说着‘天理’和说‘良心’，这不正是在讲学吗？”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即使在普通百姓的心里也非常清楚一个道理：天理和良心是每一个人都具备的，是绝对存在的。人活在社会当中，每个人都要讲天理良心。更重要的是，天理良心不仅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而且人心与天理之间本身就是直接的同一关系。用阳明学的术语来讲，就是“心即理”，也就是阳明在龙场悟道的结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这就从根本上推翻了朱子学的“一草一木皆涵至理”“物物皆有定理”“在物为理”的观点。在朱子学看来，理是普遍存在于自然世界的一种客观存在，不论我们人心存在与否，理是永远客观存在的。

那么，如何理解“心即理”这句号称阳明学第一命题的思想内涵呢？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故事来尝试分析。

南镇观花：世界的意义向人心敞开

这个故事叫作南镇观花。在讲这个故事之前，先请大家试想一下：这个世界的意义究竟何在？所谓“意义”，如果没有了人类的存在，还能有“意义”吗？所以，这个意义世界如果离开了人类的存在，也就根本无所谓意义。这个世界之所以有意义，原因在于我们人类赋予了世界以意义。打个比方，设想我们现在用杯子喝水，这个杯子本身的存在意义就是与人的喝水行为有关，如果我们不用来喝水，那么这个杯子尽管存在，但它只是一种摆设而已，与我们人的存在没有任何关系。因此，杯子之所以存在的理由及其意义，就是由于我们人类制造它的时候，已经赋予了它一种用来让人喝水的意义。整个世界就是由各种存在的意义所构成的。

我们现在来讲这个故事。有一天，王阳明跟他的弟子、朋友到南镇一个地方游玩，南镇大概位于今天绍兴市的郊外。一个朋友用手指着山上的花树，问王阳明：“你不是经常说心外无物吗？但是你看这棵花树，它在深山当中自开自落，到春暖花开的时候，它自然会开花，到秋天的时候，它自然会凋谢，这是一种客观现象，跟我的心又有何关联呢？”这个提问是在质疑阳明学的“心即理”以及与此有关的“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等一系列思想命题，认为理在心外是一个客观事实，犹如山中的花树一般，开花结果，枯萎凋谢，都跟人的主体意识是没有关联的，是一个客观事实。对此，王阳明的回答非常直截了当：

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王阳明是在讲什么道理呢？他是在说，当你还没有来到山中看到这棵花树的时候，花树与你的心同时归于“寂然不动”的寂静状态，因为你跟花树没有发生直接的接触。但是并不等于说这棵花树就不存在了，而是说相对你而言，这棵花树处在一个“非存在”的状态，跟你的心同时归于寂静状态。然而，当你来到山中看到花树的时候，你的心与这棵花树发生接触，花树的颜色便在你心中“一时明白起来”。根据这个事实，我们就可以推断，这棵花树不在你的心外。

这个故事透露出来一个道理，就是之前提到的意义世界离不开你的存在，也离不开他的存在。总之，离不开人的存在。没有了人，那么这个世界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是不知道的，是无法判断的，也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描述的。因此，世界的意义是我们人类的主体存在所赋予的。

南镇观花的故事阐述的就是这个道理，也是阳明心学的根本旨趣。阳明学的第一命题“心即理”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看，才能获得充分的理解。

人心的力量究竟有多大？人心中为什么有个“仲尼”？

阳明学的“心即理”命题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天理良心其实就是一回事，天理就在良心当中，良心就是天理本身。不仅如此，世界以及社会的道理和规范虽然林林总总，各色各样，然而都必须经过人心的判断，才有成立的可能以及存在的意义。

按照西方伦理学的一个传统说法，道德法则是由人的自由意志制定的。套用阳明心学来解释，道德法则和社会规范都是由我们心中的良知来安排的，良知才是天下公共之理这一终极存在的体现，是判断人类一切是非善恶的唯一标准。任何外在的行为规范或者经典的思想权威，如果没有经过我们良知的判断，我们就无法认识到它，也无法遵从它。

所以王阳明有一句话非常大胆，在当时甚至有点儿骇人听闻，他说：“如果我们求之于心而不得，那么就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不能以朱子之是非为是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十六世纪的中国，王阳明敢讲出这样的观点，需要很大的勇气。乍听之下，这个观点简直可以说是大逆不道。当然，王阳明自然有他的理论依据——“心即理”。如果违背了自己的良心，那么理就不存在。即便是孔子或朱子的圣人之言，如果没有经过自己的良知判断，也不能盲从。

阳明学之所以是阳明学，王阳明的思想魅力之所以影响如此深远长久，至今仍然具有很强的激发人心的力量，原因就在于此。

既然人心就是天理，天理就是良知，那么每个人心中必然存在同样的天理和良知，没有人可以例外。而且，良知不仅仅是今天才有的，而是永恒的。在时间上和空间上，良知是超越一切的。也就是说，在十六世纪，人们心中的良知等同于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的良知，五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也同样有良知。尽管良知的内涵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转变，但是良知的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及其精神实质却不会改变。

王阳明有一首诗在当时就已经脍炙人口：

人人心中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

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

有一次，王阳明跟几位大弟子在一起讲学时说：“人胸中各有个圣人。”并且指着一位弟子说：“尔胸中原是圣人。”那位弟子赶忙站起来，声称“不敢当”。王阳明说这是你自家原有的，为什么要推托。那位弟子还是说“不敢”。于是王阳明加重了语气，说道：“这是大家都有的，何况是你，为什么要故作谦虚？”那位弟子才笑着接受了。

这个故事里面的“圣人”，其实不是实指尧舜、孔子或孟子这样的圣人，而是比喻我们每个人心中的良知，良知就是每个人心中的“圣人”。因此，圣人就是良知的符号，反过来说，良知也是圣人的符号。

王阳明的“人人胸中有仲尼”的观点，在后来的思想史上引起了非常激烈的反响，既有批评也有赞扬。批评者认为这个观点太过大胆狂妄，赞扬者却认为这个观点正是激励人们按照自己的良知良能去做人行事。

说到底，阳明学是什么？阳明学就是要求大家都能按照自己的良心良知做事，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过上有道德的生活。

知行合一

理论指导实践还是实践优先理论

历史上的知行观：“知易行难”抑或“知先行后”

在中国思想史上，知行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也是一个老问题。关于知识与行为的关系，在中国最早的史书《尚书》中就有记载，可以概括为“知易行难”。意思是说，知道和了解一件事情是容易的，然而要真正落实在行动上，使这件事情得以实现，却是很难的。知行问题在宋代朱子学理论中得到基本解决，朱熹从认识论或知识论的角度出发，主要提出了三个命题：“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知行相须”（即知行互相依赖）。

王阳明主要针对朱子学的“知先行后”提出了批评，在阳明看来，如果坚持“知先行后”说，那终将导致一个严重后果，“终身不知，亦将终身不行”。意思是说，一个人总是会推托知识还没有完备，还有待学习，于是就可以永远将有关知识的行为往后拖，无论何时都可以借口知识不充分，就不在行为上加以落实。这在王阳明看来，问题就很严重。又如见父自然知孝，同时也会行孝，这是一个简单事实。然而按照“知先行后”的说法，一个人可以借口关于行孝的知识还有待学习和充实，将行孝一直向后拖，永远不落实在行动上。

王阳明在龙场悟道的次年（1509），在贵阳的龙岗书院提出了他的著名思想命题——“知行合一”。主要针对的就是上述思想现象。王阳明认为，一个人根据他的道德本心，知道一件事是必须做而且应当做的，就必然会马上落实在行动上，如果“知而不行”，不能算是真正的“知”，“只是未知”。

那么问题就来了。按照常识性的观点，知识既然是行为的主导，行为既然需要知识来引领，那么知识与行为的关系总是存在一定的时间差。例如明天想到北京去，就需要事先了解北京在哪里，以及如何才能到北京的交通方式等相关知识，所以知识总是在行为的前面发生。你不能说先出发，然后再慢慢了解北京在哪里，这是一种盲目的行为。朱子学的“知先行后”的观点，在这个意义上是完全成立的。因为就一般认识论的过程而言，对事物的知识掌握总是在时间上先于一个人的实际行动。

但是现在王阳明想要推翻这种常识性的观点，竭力主张“知行合一”，那知行合一在什么意义上才能成立？换句话说，知行合一究竟属于什么性质的命题？是认识论或知识论意义上的命题吗？回答是否定的。阳明学的知行合一说应当另有深意，不是认识论或知识论的命题，而是阳明良知伦理学的命题。

良知与致良知：什么是“知”？什么是“行”？

为什么说知行合一是良知伦理学的命题呢？

理由很简单，也很明显，王阳明所说的知行合一，“知”和“行”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经验知识或生理行为，而是特指良知与致良知。“知”即良知，“行”即致良知。

良知就是“是非之心”，是“知善知恶”的道德知识、道德标准。与此同时，良知还有一个重要特质，它是“好善恶恶”“为善去恶”的道德动力。因此，良知作为一种道德意义上的“真知”，必然伴随与此相关的行为发生，一个人看到恶的现象或者善的现象，就会立即在内心引发“一念为善”或“一念为恶”的意识，随之就会产生“为善去恶”的道德行动。在知道一件善或恶的事情的同时，容不得时间上的间隔，立即会做出相应的行动。这就是王阳明所说的“知行本体”，是“知行”本来应有的理想状态。这种理想状态如果被阻隔，知行就会发生断裂。其根本原因不在于知行本身，而在于人心出了问题，人心被种种外在的利欲、私意、妄念等负面心理意识干扰。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通过“去人欲、存天理”的道德实践，铲除这些阻碍知行合一的不利因素，然后就能回到知行合一的本来状态。

总的来说，知行合一只有在良知的统领之下才能成立。良知之“知”与致良知之“行”是同时存在、同时发生的。王阳明喜欢举例子，他说一个人被称为孝子，肯定是因为他曾经行孝，人们才会称他是孝子，而不会因为他口头上能说出多少有关孝的知识，于是就称他为孝子。这就充分说明，知行是不能割裂的。

知行合一的思想意义

我们先来看阳明的一句话：

知行二字，亦是就用功上说。若是知行本体，即是良知良能。

这是王阳明对知行合一说的一个重要解释，值得我们重视。按照王阳明的说法，“知行”两字是一个实践论的概念，而不是知识论的概念。

我们知道在西方哲学史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哲学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和争辩，一直没有中断过，最近仍有人在理智主义和反理智主义的哲学争论中重新探讨这个问题。当然，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命题是否能为世界哲学的知行问题提供有效的解答方案，还有待深入的思想研究。至少在我们看来，阳明学的知行合一论完全可以为解答这个问题提供儒家思想的智慧。

在我们看来，阳明学有关知行合一的思想智慧，即便放在今天来看，仍然有其重要的理论意义。他告诉我们，良知本身是即知即行的，若良知只是一种客观知识而不行，则不足以称为良知。这个观念表明，良知乃是知行合一的依据，没有良知，知行合一就不能成立。

知行合一论的思想意义就在于：一个人作为一种有意义的社会存在，他首先应该是一个有道德的人；而一个有道德的人，需要实现道德的善，才能获得自身的存在价值和人生意义。一个人是否具有道德品格和善良意志，是由其内心的良知所决定的。良知本身既是“知”，同时也是“行”，必然推动致良知的实践行为，在良知道德本心的引导下，一个人就应当可以做到“知行合一”。否则，道德的善就只能停留在动机之善，而不是真正的善，也无法最终实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总之，知行合一命题是阳明致良知教的一个核心命题，使得知行问题能够超越知识论领域，进入到伦理学领域，形成阳明良知学的一个重要理论特色，这也是阳明学的一项重要理论贡献。

吾平生讲学只“致良知”三字

阳明学的标志

致良知是阳明学的标志

“致良知”无疑是阳明心学的标志，是王阳明在四十九岁时正式提出的。事实上，他在龙场悟道之际，就已经悟出了良知的道理，只是王阳明将良知理论化，正式形成致良知教，则要等到四十九岁的时候。

王阳明自己曾经在逝世前一年，给自己做了人生回顾：“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我们可以充分相信这是实话实说，是王阳明对自己一生思想的回顾总结和真实写照。

王阳明晚年把自己总结的致良知称作“立言宗旨”，又称其为儒家思想的“正法眼藏”“圣学之秘”“学问头脑”“究竟话头”等。可以看出，王阳明对致良知学说的自我期待和自我评价很高。

什么是良知？良知这一概念本身当然不是王阳明的发明，而是孟子的概念。良知就是道德本心，说得通俗一些，就是人的良心。良知是不学而知、不虑而能的，是天生赋予我们每一个人的。比如仁、义、礼、智这四种基本德性，是人的根本良心，也是人的良知。良知不仅是“是非之心”这一类的道德知识，同时又是判断是非善恶的道德判断力。

王阳明继承了孟子的良知学说，又在理论上进行推演和发挥，建构起一套良知学理论。在某种意义上，阳明学就是良知学，又称致良知教。

何谓“良知”？如何“致良知”？

什么是良知？

我们来看几段阳明的话：

孟子云：“是非之心，知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即所谓良知也。孰无是良知乎？但不能致之耳。

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

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

可见，王阳明继承了孟子的思想，承认良知的核心是“是非之心”，是有关是非善恶的一种良心。这里的“心”不是感官知觉、生理知觉意义上的心，而是具有道德价值和道德意义之内涵的心。而且从发生学的角度看，良心的来源是先天的，不必通过后天的学习才具备。也正由此，良知良心就具有了普遍性、先天性、超越性。也就是说，良知是普世价值，具有普遍意义，是人之存在本身。没有良知良心，那人就不称其为人。更重要的是，良知的存在是不分民族地区、国家地域和时间先后的，中国人有，外国人当然也有，两千年前的先秦孔孟时代有，两千年后的明代乃至现在仍然存在。因为良知是普遍的、超越的。

王阳明又说：

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

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点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他这里何等稳当快乐！

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

这三段话是王阳明对孟子良知说的理论发展。显然，他把良知提升到了“心之本体”的高度来加以确认和肯定，形成了一套良知本体论的理论构架。良知本体就是心之本体，其基本特质有三：自然会知、自家准则和好善恶恶。

所谓“自然会知”，是指良知具有一种自知自觉的能力，自己会意识到自己，就会知道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自己能做出道德判断。

所谓“自家准则”，意思是良知不是他人告诉你，你才知道什么是良知。良知就是你自己心中的一杆秤、一个标准，只有你自己知道，不能等待其他人来告诉你。

所谓“好善恶恶”，表明良知具有一种看到善就喜欢，看到恶就讨厌的道德力量。

那么，致良知的“致”是什么意思呢？按照字义来解释，“致”就是推广扩充、发挥到极点的意思，又称“推致”。所以，致良知就是实践良知，致良知是阳明学中一个实践主义的思想口号和哲学命题。

良知就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独知”

一个人犯了错误，怎么办？谁知道这个错误？《传习录》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

郡守南大吉以座主称门生，然性豪旷，不拘小节。先生与论学有悟，乃告先生曰：“大吉临政多过，先生何无一言？”先生曰：“何过？”大吉历数其事。先生曰：“吾言之矣。”大吉曰：“何？”曰：“吾不言，何以知之？”曰：“良知。”先生曰：“良知非吾常言而何？”大吉笑谢而去。居数日，复自数过加密，且曰：“与其过后悔改，曷若预言不犯为佳也？”先生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真。”大吉笑谢而去。居数日，复自数过益密，且曰：“身过可勉，心过奈何？”先生曰：“昔镜未开，可得藏垢。今镜明矣，一尘之落，自难住脚。此正入圣之机也。勉之！”

这个故事非常生动，想必在当今社会的各个地方也会经常发生。故事透露出一个观点，即一个人犯错在所难免，也不用担忧，因为只要这个人良心还未完全泯灭，良知自己会知道。为什么？因为良知自知，良知独知而他人不知，故不必也无须依赖他人。从“良知自知”可以引申出良知自觉、良知自救的结论，不妨称为“良知自知理论”。这是阳明良知学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良知可以称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独知’”。

什么是“独知”？这个概念源自《大学》和《中庸》。朱熹对此有一个很好的解释，而且这个解释也得到王阳明的认可：

“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细微之事，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则是天下事无有著见明显而过于此者。”（《中庸章句》第一章）

“独知”是指每个人所独自占有的内心世界和心理活动。当一个人独处时，心理活动是不为他人所知的，只有自己知道。人们应该如何在这种“幽暗”的环境中，立即察识一念之发的是非善恶，然后谨慎行事，这就是“慎独”工夫的开始。“独知”起的作用非常关键。

王阳明对“独知”概念非常重视，他用这个概念来解释良知的几句诗非常著名：

良知即是独知时，此知之外更无知。

谁人不有良知在，知得良知却是谁？

知得良知却是谁，自家痛痒自家知。

若将痛痒从人问，痛痒何须更问为！

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

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

总之，王阳明指出良知具有“独”的性格，目的是强调良知是内在于每个人心中的、“他人总难与力”的自家准则。这个观点突出了良知是一种内在的道德能力，外在的礼仪规范都须经由内化的良知加以审视之后才能成立，这就极大地提升了良知的自主性地位。

然而，在强调良知独知的同时，如何防止良知独知理论成为个人逞一己之私的借口，也是阳明良知学所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及至明末，有不少学者在反省和批判心学之际，观察到心学末流有一种严重流弊，即往往以个人一己之“情识”视同“良知”，究其根源，就是良知自知而他人莫知的观念在作祟。

在我们看来，良知自知、良知独知固然重要，但是王阳明同时也强调良知具有超越性、普遍性之特征，具有天下公共之理的品格，绝非一己之私所能局限。他再三强调“良知即天理”“人心即天渊”，其目的就在于试图解决良知的客观化问题，认为通过将良知提升至“天理”的高度，便可从理论上解释良知作为善恶是非之标准，不仅是属于个人的，还是属于整个文化历史的。

万物一体

我的良知是天地鬼神的主宰

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天人合一，万物一体

大家都知道钱穆先生。钱穆先生在九十五岁之际，突然有一天经历了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思想的彻悟，当时他已经不能执笔，后来通过口述，由夫人记录了下来，堪称“临终遗言”。在钱先生逝世后，这篇文章先后在《大公报》和《中国文化》杂志上公开发表，立即引起了中文学界的极大震动和广泛反响，季羡林、张岱年等老一辈学者纷纷撰文表示赞赏和认同。

那么，钱穆先生最终悟出了什么呢？他悟到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天人合一观乃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在那篇文章中，他的一句话令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以为此下世界文化之归趋，恐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1995年那个时候，钱穆先生认为，未来世界文化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恐怕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钱先生晚年的彻悟是关于天人合一的问题，这跟万物一体论又有什么关系呢？

天人合一的观念，用宋儒张载的术语来讲，就是“万物一体”。在理论上，最早可以追溯到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宋代另一大儒程颢进一步发展理论，提出了“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万物一体论，对王阳明产生了重要影响。

什么是“万物一体”？直截了当地说，万物一体就是一种宇宙观，也是一种人生观，更是人的一种精神境界。在儒家看来，世界和宇宙的一切存在都是有机联系的共同体，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人与社会之间……都处在同一个休戚相关的共同体当中，而不是你争我斗的关系当中。人对于宇宙万物的态度，也要心存一种温然爱人利物之意，而不是强取豪夺，以征服自然的心态去对待它们，这包括物质界和动物界。

现在社会上正在流行一个词语，除了以前常讲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外，又增加了“生态文明”，要加强生态文明的建设。这是我们今后能够可持续性发展的一个关键性概念，此前一直被人们所忽视。现在人们终于逐渐意识到，人对自然的态度如果还是像以前那样，一切以人为中心，而不顾生态自然、环境自然等因素，那么终有一天会得到自然界的惩罚。所以我们现在不要只是盯着物质生产的GDP，还要小心空气质量指数。

我的良知是天地鬼神的主宰

在阳明学的思想体系中，有一个重要观点虽然有些难懂，但还是有必要说明一下。“我的良知是天地鬼神的主宰”这一思想观点，跟阳明心学的万物一体思想有重要的理论关联，同时也反映了阳明心学对整个宇宙万物乃至人类社会的一般观点。

王阳明说：

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辩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

又说：

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尽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之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一体。

这两段话非常著名，这里不再详细分析。王阳明认为：天地鬼神包括宇宙间的一切存在，例如草木瓦石、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等这些物质性或动物性的存在，都与我们人类的良知有着密切关联，组成了一个共同体，彼此是“一体同在”的关系。至于如何证明这一点，在这里就不细说了。

总而言之，一切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都必须通过良知存在得以呈现。如果没有人类的良知，我们就无法确认、了解或者主动地去展现万物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因为，人的良知是呈现世界万物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关键。

“仁”是构成天地万物“一体同在”的根据

王阳明的万物一体论又是一个关于本体问题的建构。本体的问题比较复杂，简单来说，在宋明理学的语境中，本体与“工夫”一词相对，相当于人为什么这样做而不那样做的行为依据，这个东西就是本体。至于具体的字义，我就不再解释了。之前我们提到王阳明的万物一体论，其实是“天地万物一体之仁”。而按照阳明心学的理论，一体之仁就是心之本体，心体就是良知，良知就是天理。因此在这意义上，万物一体论就是本体论的哲学问题。

王阳明从他的良知本体论出发，必然要引出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思想。我们来看看王阳明的两个表述：作为一个拥有君子人格的“大人”，之所以能够做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这不是“意之”的结果，即不是意识活动的结果，而是由于大人之“心”所存在的“一体之仁”使之然也的结果。王阳明称之为“本若是”，就是本应如此的意思。而且不仅是“君子”，即便是普通百姓，他们的“小人”之心和“大人”之心也是完全一样的。王阳明称之为“莫不然”，就是都是如此的意思。

更重要的是，这种“小人之心亦必有之”的一体之仁是“根于天命之性”的存在，是“自然灵昭不昧”的，也就是良知的存在，而良知又是每个人心中都具备的“明德”。这里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关键词，“非意之”“本若是”“莫不然”等说法，其实都是在强调一个重要观点：一体之仁并不是依赖人为意识导致的结果，而是天地之间、宇宙之间、人类之间本来就是如此，是超越于“大人”与“小人”这类区别的普遍性存在。所以说，一体之仁就是良知，是明德，是天理，同时是“万物一体”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万物一体之仁的实现是阳明学追求的终极理想

王阳明的万物一体论是一种社会理论，又是一种人文精神。为什么这样说呢？王阳明讲万物一体论的时候，写过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是他所有文章当中最有激情的。这篇一气呵成的大文章，按照明末刘宗周的说法，是自孟子以后“仅见此篇”的大文章。王阳明在文章中强调的一个观点就是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并且采取了历史倒叙法。

王阳明认为，在“心学纯明”的三代时期，每个人都能够做到万物一体之仁，因此每个人都可以“精神流贯，志气通达”，更不存在“人己之分，物我之间”的差别、疏离或隔阂。在这样一个心学纯明的三代社会不会存在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万物之间的种种纷争。然而自三代之后，就开始出现各种奇怪的现象，一直到他生活的十六世纪，已历经了几千年。人们倾轧、相争，在知识、权力、技能、声誉等方面互相攀比，一系列乱象，导致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被完全撕裂。

王阳明虽然处在这样混乱的社会当中，但他还是充满信心。他相信世界上存在一条普遍的道理：“天理之在人心，终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万古一日。”只要有人听到我讲的《拔本塞源论》，必然有人“恻然而悲，戚然而痛，愤然而起，沛然若决江河而有所不可御者矣！”王阳明真正期待的正是这样的“豪杰之士”重新现世。他所表达的思想情怀，充分地反映了孔子所讲的“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的儒家人文精神。

王阳明还指出，在这个世界上，只要还有一人或者一物没有获得拯救，就意味着自己的努力还不够，自己还没有完全做好。这种思想所阐发的就是儒家的天下主义伦理关怀。其实对儒家而言，天下主义不仅是一种政治观、宇宙论，更是一种如何建构合理的人间社会秩序的伦理学。王阳明的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思想，是一种以天下主义为核心关怀的伦理学。他主张用一体之仁的精神来重建社会秩序乃至天下秩序。所以说，从社会共同体或者全球文明的角度出发，我们有必要重新评估一体之仁的思想精神及其理论意义。

小结：阳明学的思想精神及其当代意义

阳明学是一种实践哲学，其中充满了人生的实践智慧，学习阳明学的思想精神，是为了反思并尊重儒学的传统，从阳明心学的精神遗产中学会如何做人，学会如何改善自己的道德生活，学会提升自己的人生意义和价值。我们要切记阳明学阐述的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之所以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不是他人的赐予，而是依靠我们自己真诚恻怛的良知而行动才能获得！

最后我想借瑞士哲学家耿宁的一段话作为结束语：

在今日中国，王阳明及其学派的思想提供了源自其哲学传统的最活跃和最出色的推动力。如果这个思想在概念上得到澄清，并通过个人经验和科学经验而得到深化，它就有可能是最富于未来前景的中国哲学研究。（《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前言）

郜元宝讲《红楼梦》

郜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领域有中国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评论、鲁迅研究、西方美学和文艺思想，著有《遗珠偶拾》《在语言的地图上》《鲁迅六讲》等。

熟悉的陌生人

“自传”“他传”及版本问题

1

《红楼梦》成书于十八世纪的清代乾隆年间，是“五四”以前中国叙事文学的巅峰之作，也是近三百年来中国读者最喜爱的一部经典小说，许多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已经家喻户晓。

《红楼梦》应该怎么读，才能有更大的收获？这其实因人而异，不必一致，但我个人以为，有几个关键问题，值得优先考虑。

首先，《红楼梦》究竟是怎样一部书？这关系到对《红楼梦》性质的认识。经过胡适等人的考证，《红楼梦》前八十回作者是曹雪芹，这个已经广为人知。但有趣的是，对曹家的历史知道得越多，关于《红楼梦》的性质，两派不同意见就越是相争不下。

一派认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以“五四”以来“新红学”的考据派为主，比如胡适、俞平伯、周汝昌等人。除了俞平伯是个例外，大多数持“自传说”的人对《红楼梦》小说的艺术成就评价不高，胡适就始终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很差的小说。他们甚至压根儿就不太把《红楼梦》当小说看，而是把它视为曹家或清代社会的一份历史记录。周汝昌先生也并非不懂欣赏《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但他认为这是一般的“小说学”，不是“红学”正宗。因此，他们往往抛开小说，专攻“曹学”，把“红学”等同于“曹学”，等同于清史研究。他们津津乐道的许多知识，名义上因《红楼梦》而来，其实跟小说关系不大。

另一派认为《红楼梦》是“他传”，即虽然一定程度上包含了曹家历史，但更多地糅合了其他的人和事。经过艺术加工，与生活中的真人真事再无干系，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虚构的文学世界。

显然后一派更高明，更能帮助我们走进《红楼梦》的艺术世界。

自传说的重点，是将作者辛辛苦苦创作出来的小说世界还原为曹雪芹的家世生平，以及某些相关的清代政治事件，比如康熙如何眷顾曹玺、曹寅、曹颙、曹頫祖孙三代，让他们先后在江宁织造和苏州织造任上显赫一时，以及雍正登基后如何抄没曹家，《红楼梦》小说如何忠实记录了上述史实。这都是将小说还原为生活，好比有人买回来一匹布，不做衣服，却拆成一根一根的纱线，这真是何苦来哉！况且曹雪芹的生平，因为史料匮乏，实际上也未必都能搞清楚，所以持自传说的《红楼梦》研究者整天疑神疑鬼地考证，实在辜负了作者“真事隐，假语存”的艺术苦心。

《红楼梦》有没有曹雪芹个人生活以及清代政治的影子？当然有。脂砚斋和另外几个《红楼梦》早期抄本的评点人就反复指出，曹家的历史以及他们的某些亲戚故旧，往往被曹雪芹改头换面写进小说。如果没有一定的生活原型，没有深厚的生活积累，要想进行《红楼梦》这样大规模的艺术虚构，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因此，对读者来说，知道一点儿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和清代的历史知识，与小说虚构之处相对照，当然有益无害。曹家历史和康熙、雍正两朝相关政治事件与《红楼梦》的渊源自不用说，《红楼梦》的许多重要描写，如果不了解清代社会的一些基本情况，是很难读懂的。

比如，贾府大管家赖大的儿子赖尚荣，托庇于贾府，做了县令。他的奶奶赖嬷嬷就跑到贾府，千恩万谢，口口声声自称奴才，不以做奴才为耻，反以为荣。为何会这样？这就要知道，当时许多人真如鲁迅所说，觉得自己“暂时做稳了奴隶”，非常庆幸。《红楼梦》许多人物之间都是这种主子和奴才的关系，如果对这个历史常识毫无所知，读《红楼梦》就会觉得相当隔膜。

但是千万不能忘记，《红楼梦》毕竟是小说，而不是历史记录。

首先，《红楼梦》里的贾府有曹家的影子，但毕竟不是曹家。小说通过许多细节告诉读者有两个贾府，一是南京的旧宅，一是在北京的荣宁二府。我们知道，现实中的曹家鼎盛期在南京，到北京则是抄家以后，非常没落了。而小说中的贾府则不同，北京的荣宁二府热闹非常，南京的旧宅也很辉煌。显然，曹雪芹不想完全把贾府写成曹家的翻版。

其次，即使曹雪芹想这么写，他也写不了。抄家时，曹雪芹才十三四岁，也有人说才五岁，鼎盛期的南京曹家是什么样子，曹雪芹只能靠想象，靠虚构，不可能依样画葫芦。退一步讲，即使曹雪芹对曹家的过去了如指掌，《红楼梦》中的人物有八九百人，活跃的不下一百人，他们心里想的，口里说的，还有无数的日常生活细节，如果不依靠想象和虚构，怎么可能写得那么活灵活现？谁有这个本事？

另外，《红楼梦》如果是曹雪芹自传，是他写曹家的历史，那他怎么敢把荣宁二府写得如此丑恶不堪？

宁国府不用说了，除门口两座石狮子，再没什么干净的！贾珍、贾蓉父子聚麀，玩弄同一个女性，猪狗不如。荣国府也没好到哪里去。贾母除了变着法儿找乐子，就不干别的事，她自己也说是“老废物”一枚。两个儿子，老大贾赦贪财好色，完全胡闹，太太邢夫人不知道规劝丈夫，反而助纣为虐；老二贾政，完全不理家事，任凭贾琏、王熙凤夫妇肆意妄为。王夫人平时不管不问，出了事就只晓得惩罚下人。她是宝黛爱情悲剧的制造者之一，也是毁灭大观园的罪魁祸首。看王夫人迫害晴雯那一节，真是令人不寒而栗。

如果《红楼梦》写的是曹家历史，那曹雪芹对自己的奶奶、父母、伯父伯母、叔叔婶婶以及同辈和幼辈，必须仇深似海才写得出来，这可能吗？

所以《红楼梦》有生活原型不错，但它毕竟是虚构的艺术。只有这样，作者才不会受制于家族的历史，才会有充分的创作自由，才能写出那样一部想象丰富的大书。

那么，贾宝玉真的是曹雪芹的化身吗？

其实贾宝玉的形象是有悖于生活常理的。十二三岁的孩子，不管怎样“精致的调皮”（贾政批评贾宝玉的话），也不可能那么惊世骇俗，比如讨厌“仕途经济”，不爱读书，不爱做八股文，喜欢吃姑娘嘴上的胭脂，发表“泥做的”与“水做的”高论，乃至参禅悟道，这些都超出了“十二三岁公子”的可能性，明显带有虚构和拔高的痕迹。倒是宝玉形象中许多过去不被人们重视的内容，尤其是那一套公子哥儿习气，更加真实可信。因此贾宝玉是虚构和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并非现实中谁的化身。

再看黛玉，一天到晚使小性儿，动辄哭得死去活来，这固然是她寄人篱下的心病所致，但也是为了紧扣作者设定的还泪传奇，故意这么写，带有许多概念化因素。而薛宝钗、史湘云、迎春、探春等人，没有这层概念化，反倒可以看出更多的生活真实性。

但宝黛二人之所以成为全书的中心，恰恰离不开这些看上去不那么真实、不那么本色的方面。作者不仅写了他们的本色，更在他们身上寄寓了某种理想。这样他们就不可能是生活中人物的简单重复，必须有所虚构，有所拔高。

《红楼梦》早期抄本的主要评点人脂砚斋熟悉曹雪芹，他不仅参与《红楼梦》的创作过程，还被曹雪芹写进了小说。但恰恰是脂砚斋，他也认为宝玉、黛玉并非生活中实有的人物：

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于书中见而知有此人，实未曾亲睹——不独不曾于世上亲见这样的人，即阅今古所有之小说传奇，亦未见这样的文字，于颦儿（即黛玉）处为更甚。

这段重要的评点，既指出宝黛形象的特点，也总结了《红楼梦》的性质：它包含生活真实，但更是艺术的虚构和创造。

尽管如此，“自传说”仍然很有市场。过去曹雪芹不为人所知，现在也所知不多，所以人们对他有高度的兴趣，不忍心将他和《红楼梦》一刀两断，不忍心让《红楼梦》成为“无名氏”的作品。这就造成钱钟书先生所谓有些人“吃了鸡蛋，还想认识老母鸡”的心理。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把握不当，又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抛开小说，专弄小说之外的考证，把作者千辛万苦创作出来的小说世界再还原为生活的素材，把布匹再拆成一根根纱线。

总之我们读《红楼梦》，首先一个关键，就是要在“自传”和“他传”、“曹学”和“红学”、一定的生活真实和更大的艺术虚构之间，取得一种平衡。

2

说到《红楼梦》这本书的性质，还有一个问题无法回避，就是今天读《红楼梦》，究竟要读哪一种版本才算妥当？

《红楼梦》的流传和文本形态很复杂，在曹雪芹生前和死后四五十年，只在小范围传抄借阅。因为和作者关系的远近亲疏，不同的传抄者得到不同的底本，即曹雪芹在“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漫长创作修改过程中产生的不同稿本。传世的大约十二种抄本上面都有脂砚斋等人的批语，又叫脂本或脂评本。那时还不叫《红楼梦》，而叫《石头记》。有人说见过一百二十回抄本，有人说见过全部一百二十回回目，但后来实际保存下来的只有前八十回的抄本。

曹雪芹只写了前八十回吗？看他那样从容写好第八十回，不可能突然来个急刹车。脂砚斋甲戌年重评《石头记》抄本第一回的批语说“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这经常被视为曹雪芹没写完《红楼梦》的铁证。其实“书未成”，也可指没来得及对全书做进一步修改润色乃至定稿。“泪尽而逝”，也可指曹雪芹死于修改全书某些章节之时，并非写好第八十回而准备向八十回以后挺进之际。

前八十回显示的写作计划（如正册、副册和又副册十二钗归宿与命运）说明作者已全竹在胸，小说实际容量绝不会恰好到八十回戛然而止。脂砚斋等人的批语还透露了他们见过八十回以后许多内容乃至某些誊清稿。庚辰本第二十回中“畸笏叟”（早期抄本另一个重要评点者）在丁亥年（1767）夏一段眉批说，某次誊清时，“‘狱庙慰宝玉’等五六稿，被借阅者迷失，叹叹！”脂砚斋和畸笏叟都没有明确交代曹雪芹一共写了多少回，但绝不止前八十回。

前八十回抄本有的保存较好，如保存有七十八回的脂砚斋庚辰抄本（俗称庚辰本）；有的则因传阅过程中稿页脱落，或本来底本就残缺得厉害，如甲戌本仅存十六回，己卯本仅存四十回。庚辰、甲戌、己卯都是早期抄本的干支纪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胡适做《红楼梦》考证时开始采用这种命名方式。

曹雪芹死后，脂评本《石头记》流传范围慢慢扩大，但毕竟受抄本这种特殊形式的限制，有缘看到或有钱买到的读者不多。

这个局面被程伟元、高鹗两人在1791—1792年间彻底扭转。

程伟元（字小泉）说他知道这部书“原目百廿卷”，一直留心搜求，渐渐获得八十回之后的二十多回。后又在鼓担上一次买到十多回，和之前的二十几回正好接上，构成完整的后四十回。这些抄本许多地方字迹模糊，故事情节与前八十回基本“接榫”，但也有不相吻合处。他就邀请好友高鹗（号兰墅）分工合作，在忠实于原文的前提下做了技术处理，跟前八十回合并，在1791年用木活字排印出版，书名也由《石头记》改为《红楼梦》。

隔了几个月，他们又联合声明，许多细节仓促间处理不够理想，所以又参照许多抄本，精心校勘后四十回，对前八十回相关内容也做了调整，由此在1792年推出另一个活字排印本《红楼梦》。

过去《石头记》“每购抄本一部，须数十金”，活字排印的百二十回全本价廉易得，故事情节也更完整，所以尽管当时有人怀疑后四十回非作者原著，但广大读者还是欣然接纳，以至“家家传阅，处处争购”“家弦户诵，妇孺皆知”。正是在这种人人争说《红楼梦》的氛围中，嘉庆、道光年间掀起了阅读、欣赏、评论、研究和改编《红楼梦》的第一个高潮。当时盛况，正如《京都竹枝词》描述的，“闲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脱胎于正统“经学”的“红学”这个说法也不胫而走。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各抄本虽有学术研究价值，可用来研究曹雪芹的修改过程、脂砚斋等批语所含曹雪芹家世生平与创作构思，但毕竟残缺不全，又不易购求，不适合普通读者的阅读欣赏，所以逐渐退居幕后，乃至湮没无闻。从清嘉道年间直至民国以及五十年代以后，坊间印行的绝大多数《红楼梦》，主要是程甲本，程本代替脂本，一统天下。《红楼梦》书名也约定俗成，固定下来。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胡适做《红楼梦》考证，将程、高合作校勘印行的两个《红楼梦》百二十回木活字排印本分别命名为“程甲本”和“程乙本”（有时合称“程本”或“程高本”），并积极推动印行了这两个本子的现代铅印版。但他个人还是推崇脂砚斋《石头记》评本，认为这些早期抄本更接近曹雪芹创作原貌，“程本”则是高鹗续作，个别情节和人物刻画虽不无可取之处，但冒名的续作终究是作伪，是赝品。

认定后四十回系高鹗续（伪）作，是胡适给“红学”留下的一段公案。但胡适对“程本”态度还算温和。无独有偶，鲁迅也不以是否出自曹雪芹之手简单论断后四十回，而是从文本实际出发，有肯定，也有批评。

但更多学者否定后四十回，指为“狗尾续貂”。成书于嘉庆十九年（1814）的裕瑞的《枣窗闲笔》甚至说后四十回“一善俱无，诸恶备具”，赞同此类酷评的大有人在（如周汝昌、张爱玲）。

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的新版《红楼梦》，这是几十位红学家花了六七年时间，以庚辰本为底本，参考其他脂本（包括程本），精心校勘前八十回，得出的一个希望尽量接近曹雪芹原著风貌的通行本，从此《石头记》脂评本正式进入公众阅读视野。

但这个本子态度开放而审慎，它以程本为底本，参校其他抄本和排印本，重新校勘后四十回，与新校注的前八十回拼合成一个整体，不另标“附录”或“补作”字样，但仍在上中下三卷封面和扉页上标明“曹雪芹、高鹗著”，实际上继承了胡适的结论，认为后四十回是高鹗续书。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不断有人认为胡适当年指程高“作伪”，证据不足；定高鹗一人为续（伪）作者而将程伟元排除在外，也与事实不符。随后的半个多世纪，关于《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问题，一直聚讼纷纭。

大致有三种意见。一是坚持胡适观点，认为后四十回是高鹗续（伪）作，因此拒不接受，宁愿依靠“探佚学”，即借助前八十回伏笔、暗示与脂砚斋等人的零星提示，推测甚或自己动笔补写八十回以后的故事（如周汝昌、梁归智、刘心武）。

另两种观点认为所谓续、补，并非程高从无到有的续写、补写，而是在别人的稿子上做了些技术性修补。谁的稿子？有人认为就是曹雪芹的。曹雪芹生前已写完《石头记》全书，来不及仔细修改定稿便“泪尽而逝”。抄本流传人间，被程伟元高鹗所得。也有人认为，程高续补的不是曹雪芹原稿，而是另一个非曹、非程、非高的无名英雄所续，未必就是四十回，经程高技术性处理，才成了四十回。

后两种观点，和胡适当年认定后四十回为高鹗伪作一样，都是猜想。第一种猜想后四十回原稿是曹雪芹自作，缺乏有力证据。第二种猜想为某个无名英雄续作，则比较灵活。该无名英雄可能是别人，也可能是曹雪芹。

近年出版的许多学者个人百二十回全本《红楼梦》校注本（包括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校注本的升级版）放弃“曹雪芹、高鹗著”的署名方式，改为“曹雪芹、无名氏著”。这是关于后四十回作者问题最新研究在《红楼梦》出版上的体现。

至于后四十回的优劣问题，过去和作者问题绑在一起，只认人，不认文本，走了不少弯路。现在的趋势是暂时搁置作者问题，回到当年胡适、鲁迅的方式，实事求是地研究后四十回小说本身，不受作者问题干扰，只对小说文本好处说好，坏处说坏。

这就突出了读者的阅读体验。比如有人觉得后四十回要不得，但并非因为它是高鹗续作，而是从直接的阅读体会得出结论。也有人（如林语堂、周绍良、高阳、白先勇）认为后四十回有许多精彩之笔，也是根据阅读体会得出的结论。当然像白先勇那样，觉得后四十回写得好，就认定是曹雪芹原稿，也不妥当。这还是把文本问题代替了作者问题——写得好不一定就是曹雪芹原稿。

把作者问题和优劣问题分开，这个态度比较平实。不管程伟元、高鹗是传播《红楼梦》的功臣还是罪人，毕竟天壤间再没有比程本更为读者广泛接受的《红楼梦》后四十回了。我们只能不抱偏见和成见，平心去读后四十回，根据个人的阅读经验做出独立判断。

正如当年高鹗所说，《红楼梦》“无完璧，无定本”，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浮动的文本群。后四十回如此，前八十回又何尝不是！但我们不必因此气馁、沮丧，反倒应该感谢命运的安排，使我们不得不在阅读欣赏《红楼梦》时，更多地发挥主体性，不能人云亦云。

质本洁来还洁去

两个世界的交叉重叠

我们读《红楼梦》，会碰到它在结构上明显的特点：它是由三组两两相对的不同的“世界”构成：大观园内外两个世界、贾府内外两个世界以及神话世界与世俗世界。

这是我们读《红楼梦》的又一个关键：我们要在这些不同的“世界”之间取得平衡，不能顾此失彼。

先看贾府内外的两个世界。这两个世界本质上没什么不同。贾府那些人性和社会现象，外面的世界也有。但是，由于小说写贾府用的是显微镜和放大镜，写外面世界用的是望远镜，使读者在观感上似乎就产生不小的区别。

而且，贾府是由大家族内部的血缘和主仆关系维系的，蒙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似乎比外面世界更有人情味儿。比如，贾珍收租之后，会分一些给贫寒无业的族人，还给他们安排工作；王熙凤对刘姥姥这样的穷亲戚也相当热情，虽说有炫富之心，但毕竟可以看出亲戚之间的情谊。作者对外面的世界，是站在远处给予无情暴露；对贾府，是站在近处，有批判，也有惋惜，有讽刺，也有同情，所以比较含蓄。这可能是自传因素起了作用。

但读到后面，“温情脉脉的面纱”被一层层揭去，贾府和外面的世界就一模一样了。它不过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再看大观园内外两个世界，这就显著不同，但也彼此相关。

年轻人读《红楼梦》，可能有选择性，喜欢卿卿我我、青春洋溢、诗情画意的大观园内部场景，容易忽略作者直接和间接描写的大观园之外那些跟少男少女无关的人和事。

元春像.金陵十二钗正册.卡内基梅隆大学波斯纳中心藏

但《红楼梦》不仅写了大观园，作者在荣宁二府及其之外的大世界，也写了许多的人和事，某种程度上，其体量或许还超过大观园。《红楼梦》既是写大观园内生活的爱情小说，也是写大观园之外生活的“世情小说”。二者既有区别，又息息相通。

大观园并非一开始就有，是贾府因为元妃省亲，特地建造的。本来并没打算叫宝玉和姑娘丫鬟们住进去，后来因为元妃一声令下，才派了这个用场。

《红楼梦》之前，谁也没有写过这样姹紫嫣红的“女儿国”。但大观园又绝非世外桃源，它是世俗红尘特殊的一角，从红尘中来，还要回到红尘中去。好比沁芳闸的水，从园外流入，最终要流出园外。“质本洁来还洁去”，那只是林黛玉个人的理想罢了。

所以曹雪芹没有把大观园封闭起来，小说中许多细节就是写大观园内外一刻不停的交流。

首先，贾母随时带领她的“奶奶太太团”杀进来，还捎带一个刘姥姥。

其次，王夫人、王熙凤、薛姨妈这“铁三角”也随时进园来指导、检查、监督。

再次，赖大家的、林之孝家的、周瑞家的这三大管家，以及她们所统领的一大群仆佣下人，为了保障和供应大观园的日常生活，也必须进进出出。

薛宝钗所在的蘅芜苑的边门，就是大观园通向外部世界的出入口，所以她要避嫌，抄检大观园第二天，她就不告而别，搬了出去。

第五十五、五十六回，探春代替凤姐，大肆改革，把大观园的山水、花草、树木承包给下人，于是流动人口更加复杂，几乎和荣宁二府没什么差别了。

另一方面，大观园里的人经常也要进进出出。

首先，第五十一回大观园专设小厨房之前，宝玉和姑娘们以及他们的贴身丫鬟要进荣国府，跟老太太和太太们一起吃饭。专设小厨房之后，增加了厨师和仆人，也等于增加了大观园内外的交通。

宝玉最忙，他要跟贾母和王夫人统一行动，还必须经常“上学”，而且随时听候贾政的调遣，参加必要的社交活动。

包括薛姨妈家在内，荣宁二府，以及像北静王这样的贾府重量级至交，若有大事，贾宝玉也必须到场。

他还叫小厮们陪着，偷偷到过袭人和晴雯的家。

另外，宝玉和姑娘们的诗词作品也被好事者抄了去，在大观园外面流传。

这都说明，大观园和外面的世界息息相通。而它的被抄检和没落，也就势所必然。

但尽管如此，几十位青春少女聚在一起的大观园，其特殊性还是有目共睹。《红楼梦》描写了园外现实世界种种的龌龊与严酷，给人印象深刻，但大观园里面，少男少女们天真烂漫的生活，在读者心目中更是挥之不去。

曹雪芹在风雨飘摇的“末世”，仍然尽情写出了青春和美好。不仅写出青春艳丽热烈的绽放，也写出“千红一窟，万艳同杯”的结局，这是他的高明之处。

不妨比较一下钱钟书的《围城》。《围城》小说开始之后不久，钱钟书就让美若天仙的唐晓芙早早退场了，接下来就全是讽刺和调侃。对中国作家来说，讽刺、调侃，揭露假恶丑，似乎还并不太难，而像《红楼梦》这样写青春，写美好，则难能可贵，甚至难于登天。

也是基于这个理由，《金瓶梅》虽然伟大，但仍不能和《红楼梦》相比。

第三要注意《红楼梦》中神话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并列，也就是顽石幻化入世、宝黛木石前盟、还泪传奇、以及太虚幻境等神话故事和神秘现象，这个神话世界和荣宁二府及其周边世俗世界，是上下重叠的关系。

众所周知，比起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神话，中国上古神话保留下来的很少，作家们要想写一点儿和神话有关的东西，往往感到神话不够用。曹雪芹不依赖现成的神话故事，不照搬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而是大胆改造，独创出自己的还泪传奇，以及“可怜无材补苍天”的新神话！不管如何评价其中寄寓的思想，你不得不承认，这是曹雪芹整体构思上的过人之处。

有人说《水浒传》“洪太尉误走妖魔”一回中，所谓“三十六天罡星、七十二地煞星”，对应一百零八个梁山好汉，有点儿像顽石补天、太虚幻境和《红楼梦》现实世界的关系，但这只是外在框架上的相似，内容则不可同日而语。

另外，曹雪芹还写了不少神鬼之事，如马道婆、张道士，如一家人中秋赏月，忽然有人在祠堂里唉声长叹，大家都毛骨悚然。宝玉还相信小丫鬟胡诌，说“玉皇敕命”晴雯上天，做了芙蓉花神，这和凤姐给巧姐儿治病、祭奠花神，都是塑造人物所必需的描写。作者未必相信，他只是照实写来，或是讽刺假尼姑、假道士、假和尚的嘴脸，或是提出他本人对宗教信仰和神鬼问题的理解。

总之，上述三组世界的并列与重叠，使《红楼梦》成为既高度写实又充满理想光环和神秘色彩的一部大书。曹雪芹既写了那个时代的世俗生活和世俗文化，也写了那个时代的宗教生活和信仰文化，他因此给中国文学增添了一大群既高度写实又高度理想化乃至神秘化的人物形象。

这是我们理解《红楼梦》的又一个关键。

通灵宝石，绛珠仙草.红楼梦图咏.清改琦绘.久保田米齐编.风俗绘卷图画刊行会刊本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主线和副线的经纬交织

《红楼梦》是一部大书，人物众多，故事线索纷繁复杂。读《红楼梦》，第三个关键是要弄清情节的主线和副线，掌握它的基本叙事方式。

1

《红楼梦》的情感主线是宝黛爱情故事，外在故事主线是贾府的由盛转衰。

读《红楼梦》，除了关心宝黛情感纠葛、爱情发展以及最后的婚姻结局，也要留心荣宁二府如何从“烈火烹油，鲜花著锦”走向“食尽鸟投林”“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秦可卿的判词是“漫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那么荣宁二府究竟有哪些“不肖”，哪些“造衅”，以至惹出抄家的大祸。我们读的时候，一桩桩、一件件地留心串起来，就是另一条主线。

小说不断暗示荣宁二府经济状况步步吃紧，读者完全不理会这方面的细密安排，也说不过去。别的不说，比如林如海死后，黛玉为何一贫如洗？林如海可是巡盐御使，又是钦点的探花，他的上代还“封袭三世”。这样的人家，难道没给唯一的宝贝女儿留下任何遗产？林家的钱都到哪里去了？贾琏料理林如海的后事，是不是做了什么手脚？

所以不能完全把《红楼梦》当爱情小说和青春小说读，也要看到作者对贾府兴衰过程的大量描写，否则顶多只能读懂一小半。

黛玉像.金陵十二钗正册.卡内基梅隆大学波斯纳中心藏

同时把握两条主线，《红楼梦》整个故事就能纲举目张，你就不会再觉得它过于繁杂，过于散漫。

2

主线之外，《红楼梦》还有许多副线，围绕众多次要人物展开。我们也要追踪这些次要人物的命运轨迹——

比如，贾琏对王熙凤又爱又恨，多次扬言要报复，他们少年夫妻的关系最终将会怎样？鲍二家的和尤二姐相继因贾琏而死，凤姐处处对贾琏设防，连偷卖贾母的家当也要拿回扣，还背着贾琏，用贾琏的名义包揽词讼，替人打官司，甚至放高利贷，这些一旦为贾琏觉察，会是什么结果？

袭人很早就在宝黛之间选边站队，充当王夫人和薛宝钗的内应。她本人和宝玉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发展？宝玉对袭人的态度，前后有没有不同？

一般读者以为贾政不喜欢贾宝玉，但其实和贾环相比，贾政很欣赏宝玉。一般读者以为贾政总是要宝玉读书上进，但第七十八回“老学士闲征姽婳词”中明确写道：“近日贾政年迈，名利大灰，然起初天性也是个诗酒放诞之人。近见宝玉虽不读书，竟颇能解此，细评起来，也还不算十分玷辱了祖宗。”贾政对宝玉态度前后有变化，他本人的思想前后也有不同。

小说先写了宝玉好友秦钟之死，又写了宝玉结交蒋玉菡、柳湘莲，这两位的命运又该如何？

“原应叹息”四春的结局，除了警幻仙子的册子，并非一开始就揭晓。元春生活极端的两面，迎春在抄检大观园时的表现和最终嫁给“中山狼”孙绍祖，探春的尴尬身份，惜春“矢孤介杜绝宁国府”，已在前八十回中端倪尽显。四姐妹的命运也是一条线索。

贾赦没抢到鸳鸯，扬言横竖逃不出他手心，读者自然也就关心鸳鸯的命运，始终为她捏一把汗。

贾芸、贾蔷与贾芹，这三个草字头的贾府远房本家子弟，也是放在一起写的，但差异很大。贾蔷是贾珍直接任命去姑苏采办优伶，总管梨香院，有人怀疑他是贾珍私生子。贾芹是母亲有脸面，直接找到贾琏和王熙凤，“家庙里管和尚道士”，很快腐败起来，遭到贾珍训斥。贾蔷是否胡来没有交代，以他和贾珍、贾蓉的关系，应该好不到哪里去。贾芸曲意巴结凤姐，好不容易得到管理大观园花草树木的差事，拿了不少回扣，但他谨慎从事，低调实干，还和聪明务实的小红一见钟情，一拍即合，下场应该比较好。

晴雯、袭人不和，袭人既是王夫人爱将，岂有晴雯的好处。晴雯一步步被王夫人收拾，明显有袭人告密的功劳。贾宝玉点到为止，不想撕破脸。

至于兜了一个大圈子，从甄英莲到香菱的故事，如何被拐卖，如何被薛蟠抢到又晾在一边，如何进大观园学诗，如何被薛蟠正妻夏金桂凌辱，前后也是一条完整的线索。

总之，串联次要人物的性格发展和命运变化，纷杂的副线就会有条不紊地呈现出来。

3

主线和副线经纬交织，靠的是《红楼梦》独特的叙事方式，就是从“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单线演进，变为多重主线和副线交叉并进；从大开大阖的快速推进，变为日常生活的静水流深。

除了第十七、十八回“大观园试才题匾额”基本围绕一件事写，其他的回目诗都并不能覆盖该回全部内容，因为每一回都交叉写了许多件事，作者只挑出其中一件放在回目诗里。这就造成许多读者看《红楼梦》，不大容易记得该回究竟讲了哪些内容，看了后面，忘了前面。

还有一个问题，比如第七十八回贾宝玉《芙蓉女儿诔》说，他与晴雯“相与共处者，仅五年八月有畸”，之前贾政令宝玉做《姽婳词》，一班清客对贾兰、贾环和宝玉的年龄多番暗示，说贾兰“小哥儿十三岁的人”，贾环“大几岁年纪”“三爷才大不多两岁”。作者这方面十分用心，但《红楼梦》还是存在时间错乱、年龄不符的问题。这其实很正常。因为“像生活本身一样”，所以进展缓慢，感觉时间好像停顿了。

这就要说到《红楼梦》的主要叙事技巧：断续结合，经纬交织；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红楼梦》的主线和副线，大多持续时间长，必须断断续续，慢慢写来，即不断放下，又不断提起。稍有不慎，就前后失去照应，衔接不上。读《红楼梦》，最大的震惊，就是曹雪芹记忆力超强，调度手腕极高。

比如贾府走向衰微的一步步暗示，尤其是入不敷出的窘境，在第二回冷子兴就说“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但实际描写远比这个复杂。

再比如荣宁二府作恶多端，在荣府，是王熙凤包揽词讼、草菅人命、放高利贷、苛待下人，贾赦好色纵欲，巧取豪夺，贾政结交贾雨村，大胆妄为。在宁国府，则是贾珍、贾蓉父子聚麀，淫滥不堪，又在家庭内部招聚匪类，豪赌乱交。这些都像日常生活本身水波不兴，但暗潮涌动，随时都会激成大浪。

《红楼梦》中细节照应得一丝不差。比如第九回“起嫌疑顽童闹学堂”，整个书房打得一塌糊涂，唯独贾兰“是个省事的”，为他日后出息，早已埋下伏笔。

宝钗像.金陵十二钗正册.卡内基梅隆大学波斯纳中心藏

比如抄检大观园前一个晚上，宝玉看宝钗仔细关了后门，收好钥匙，就好奇地问为什么。宝钗就说，后门名义上为她们母女方便而设，但进出人员太杂，为了避嫌，她不得不小心谨慎。这就是她在抄检大观园第二天不告而别的前奏。

更不要说写宝黛爱情的外部危机，真是步步惊心。

比如写宝钗初到，下人们就喜欢宝钗而讨厌黛玉；

写薛姨妈带着宝钗、薛蟠投奔老姊妹王夫人，明里为薛蟠躲官司，其实一举两得，让宝钗和宝玉结成“金玉良缘”。这事在第三十四回被薛蟠心直口快讲了出来。

写袭人先与宝钗订立攻守同盟，后来直接向王夫人告密，怕宝黛日子长了，会有“不才之事”。写王熙凤对老太君察言观色，开始照顾林妹妹无微不至，后来见贾母更喜欢宝钗，就慢慢冷淡黛玉，而厚待宝钗。写贾母一度喜欢宝钗的堂妹宝琴，公开表示要让宝玉和宝琴结亲，只因宝琴自幼许配别人，这才作罢。又写贾元春从宫中传话，每次都是宝玉、宝钗同时提到，不说黛玉。

黛玉不像小红，敢于直接和贾芸私订终身，她在宝玉面前纵有千言万语，只能彼此痛苦地打谜语。她需要长辈为之安排，病笃乱投医，居然寄希望于居心叵测的薛姨妈，甚至让薛姨妈和她住在一起。而薛姨妈打听到黛玉的虚实之后，许诺要为黛玉的婚事出力，实际却毫无动静。

这些黛玉都敏感地察觉到了，所以不怪她处处“不放心”，由此“落下心病”，成天病恹恹的，性情乖张，言语尖刻。

当然，即使如林黛玉这样的主角，她的情感发展和命运波折，也只是《红楼梦》众多故事线索中时断时续的一条。整部《红楼梦》，就是靠这些时断时续的众多线索串联和编织起来的。

翩翩浊世佳公子

红楼梦的人物群像与写作秘诀

据统计，《红楼梦》中一共提到九百七十多个人物，其中有名有姓的七百多人，出场活动较多、形象比较丰满而鲜明的，不下百人。

这么多人，作者是怎么写出来的？读者又该怎么辨认？怎么记忆？

“对比法”秘诀

《红楼梦》写人，有许多种方法，但“对比法”可能是一个秘诀，用得最多。

有贾宝玉，必有甄宝玉。

有黛玉，必有宝钗。

有宝钗的温婉细致，必有薛蟠的直来直去（如宝玉挨打，薛蟠被冤枉而赌誓发咒）。

有花袭人，必有“俏平儿”。

有贾母老太君，必有刘姥姥，还有赖嬷嬷，她和史太君、刘姥姥，可以说是性格最鲜明、最丰满的红楼三老。

有善于钻营的贾雨村，必有老实巴交的林黛玉之父林如海（他为何没有遗产留给黛玉，以至于黛玉“一纸一草”都要仰赖贾府？这也是一宗疑案）。

有尤二姐的软弱可欺，必有尤三姐的泼辣刚烈。

有焦大的倚老卖老，必有宝玉奶妈李嬷嬷另一种样式的摆老资格。

有邢夫人家的邢大舅，必有王熙凤家的王大舅。这两个大舅子可以说是贾府亲戚中的一对活宝，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有马道婆，必有张道士。这两位都是用迷信手法，牢笼贵族妇女。但马道婆的对象是赵姨娘，张道士的对象是贾母，自然做派不同，各有千秋。

有贾宝玉说“你死了我就去做和尚”，也有第三十二回贾政痛打贾宝玉之前放出的狠话：“我免不得做个罪人，把这几根烦恼鬓毛剃去，寻个干净去处自了。”

既写宝玉被父亲贾政所打，又写第四十八回贾琏因买（抢）石呆子的古扇不力，被他父亲贾赦暴打。都是打得卧床不起，都是老子打儿子，但差距甚大！宝玉和贾琏不可同日而语，贾政和贾赦呢？可能就是五十步笑百步了。

又比如，既写“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二回），又有六十五回“贾琏的心腹小厮”兴儿向尤二姐描述王熙凤、四春及贾府上下一干人的关系和脾气。“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一脸笑，脚下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都占全了”“生怕这气大了，吹倒了姓林的；气暖了，吹化了姓薛的”，是他的名言。

又比如，第十三回写“王熙凤协理宁国府”，就有第五十五、五十六回写探春兴利除弊，前后呼应，对比强烈。王熙凤协理宁国府，满足的是她那自夸能干的心理，她当然还从中弄权、弄钱。对下人，则不分长幼，滥发淫威。探春改革，很多针对王熙凤，一心为公，没有自私的考虑。探春还想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摆正自己在贾府虽为庶出而实为小姐的身份，在王夫人和赵姨娘之间，为自己找到适合的位置。

而既写探春，又以惜春对比。第七十四回抄检大观园，反应最强烈的就是探春、惜春两人，但具体表现又完全不同。

小说中不止两两相对，往往是以一人对多人，甚至多组人物错杂对比。

比如，有贾宝玉，必有贾珍、贾蓉、贾环、薛蟠。

有黛玉，必有宝钗之外的史湘云、妙玉和小红（林红玉）。

有孤高自傲的晴雯，必有她跌落到尘埃里的姑舅哥嫂多浑虫和多姑娘。

有平儿、袭人、小红、香菱的柔顺奴性，必有晴雯、司棋、鸳鸯、金钏儿的自尊刚烈。

有宝玉、黛玉的不讲实际、专注爱情的理想主义，也有贾芸、小红的二者兼顾。

当然，最大的对比，自然是大观园内女儿国的青春浪漫和园外男女们的龌龊不堪。

这些对比，是区分，是反衬，也是互补，小说的人物性格因此更加鲜明而丰满。

比如，写小红和妙玉，是为了衬托黛玉。小红也是怀才不遇，她是家生奴才，父母林之孝夫妇贵为管家，家里有园林，但毕竟是奴才，在花钱买来的晴雯、司棋等人面前矮了一截（周瑞家的只等司棋被逐，不再是“副小姐”，才敢打她）。她一开始属意于宝玉，想走袭人这条路，很快发现没希望，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就把注意力转移到贾芸身上。其聪明灵巧、细腻敏锐、怀才不遇，有点儿像黛玉，但没有黛玉高洁，也不敢发黛玉那样的脾气。她更加务实，知道如何往上爬，不像黛玉那么决绝，又毫无办法。她是奴才管家的女儿，冷眼旁观，知道大观园乃至贾府好景不长，“俗语说得好，‘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谁守谁一辈子呢？补过三年五载，各人干各人的去了。那时谁还管谁呢？”故事的发展真被她说中了。

妙玉是黛玉同乡，也是出身官宦人家，书香门第，因为家道中落，才带发修行。但她处处不忘高贵出身，连喝茶的杯子也要和贾府相比。她给贾母、刘姥姥等人泡茶，用隔年雨水，已经够讲究了。招待宝玉、黛玉，则用五年前梅花上的雪水，又把喝茶分成“一杯为品，二杯为解渴，三杯四杯为饮牛饮驴”。讲究到做作的程度，连黛玉也吃不消。在妙玉面前，黛玉反显得正常一些。

这都是对比描写的效果，有利于更好地给林黛玉定位。

“皴染法”秘诀

“皴染法”指的是不在一个地方，毕其功于一役，把一个人物的形象写全、写固定了，而是随着故事情节和人物关系的展开，慢慢一笔一画地逐渐写出这个人物的多层次、多角度，像画家的反复皴染，让读者觉得“横看成岭侧成峰”。

比如，全书中王熙凤的戏份极多，几乎贯穿始终，所以若论王熙凤，不能只看她的一枝一节，而要看作者如何千皴万染地描写她。这里只说王熙凤前三次出场，略见作者描写人物的“皴染法”。

第一次是第三回，黛玉初入贾府时她的闪亮登场，先从作者（石头）和黛玉的眼中看，再由贾母老太君批曰“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泼皮破落户儿，南省俗谓作‘辣子’，你只叫她‘凤辣子’就是了”。

第二次是第六回“刘姥姥一进荣国府”，写凤姐如何接待这位穷亲戚的那股子做派，先让周瑞家的介绍了一个大概，再由阅人无数的刘姥姥的老眼来看，最后让她自己表演一番。包括贾蓉和凤姐的叔嫂暧昧关系，读者也尽收眼底。

第三次是紧接着的第七回，同样通过熟悉情况的周瑞家的眼睛，看出贾琏和王熙凤少年夫妻日常生活中的一幕。

其他诸如“毒设相思局”“弄权铁槛寺”等情节，可以以此类推，和作者一起“皴染”下去。

而这还只是一个开始。凤姐是一部大书，怪不得王朝闻先生专门著有《论凤姐》。

王熙凤像.金陵十二钗正册.卡内基梅隆大学波斯纳中心藏

雅而近俗，俗而能雅

抗衡诗文正统的白话长篇小说

1

《红楼梦》的语言构成非常复杂。

第一，它用的是明清两代通行各地的“官话”，这是当时最具共通语资格的白话，是现代普通话的前身。它本身也很复杂，南腔北调，文白夹杂，不像今天的普通话，所以又叫“蓝青官话”，蓝青就是颜色不纯的意思。

这是《红楼梦》的语言主干，也是《红楼梦》被归入白话小说的主要理由。

但《红楼梦》使用的不是一般的白话，而是发展到十八世纪中叶，在《水浒传》《三国演义》以及“三言两拍”、《金瓶梅》等优秀白话小说的基础上，由曹雪芹这样的天才作家进一步提升而发展起来的，更加成熟的白话书面语，所以它理所当然地成了“五四”现代文学最重要的语言资源之一。

比如第二回冷子兴说贾府“如今的子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很耳熟吧？不错，鲁迅把它借来，做了《风波》里九斤老太的名言。这句话在《风波》中出现过八次，反正鲁迅也不怕侵犯曹雪芹的版权。

第七十五回探春说：“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不像乌眼鸡，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这也很耳熟吧？不错，鲁迅的《狂人日记》里，那位狂人的话跟这句很相似。

再比如，《红楼梦》里有许多双声叠韵的词语，比如“慌慌张张”“拉拉扯扯”，今天我们还在用。但有的现在就少见了，比如第六十五回贾琏告诉尤二姐，他劝贾珍放过尤三姐：“玫瑰花儿可爱，刺大扎手。”但贾珍舍不得，“意意思思，就丢开手了”。这“意意思思”现在就很少用，但我们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柳青的《创业史》，以及九十年代初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里还能看到。

第二，《红楼梦》有许多文言，或文白夹杂。这主要是一些人物因为身份和场合而必须说的。

贾元春省亲，贾政以官员身份和亲生女儿之间，以及秦可卿葬礼上贾政和北静王爷之间的对话，全用文言，以示庄重。第一回贾雨村甄士隐的对话也全用文言，这都是他们个人的身份所决定的。贾雨村和古董商人冷子兴讲话，就是白话口语了。

第六十八回，凤姐初见尤二姐，两人都用“文话”，因为彼此防备，文言比白话更有隐蔽性和回环余地。

第七十三回，邢夫人在迎春面前抱怨贾琏、王熙凤这对挂名的儿子、儿媳：“总是你那好哥哥好嫂子，一对儿赫赫扬扬；琏二爷凤奶奶，两口子遮天盖日。”不仅文白夹杂，还用上了对偶。这是因为邢夫人“恶绝凤姐”（七十一回），非此不足以抒发她对贾琏夫妇的怨恨。

此外，《红楼梦》里所有诗词曲赋、书信以及医生的脉案药方都是文言，这是体裁决定的。第十回尤氏批评耽误秦可卿病的庸医时说：“一个个都是听着人的口气儿，人怎么说，他也添几句文话儿说一遍。”这“文话儿”讲得最经典的，就是第十回“张太医论病细穷源”。

某些叙述语言，追求含蓄或简洁，也采用文言，比如开卷第一回的“作者自云”一段。这是有意靠拢当时权威的文言文，与此类似，鲁迅的《狂人日记》的小序也全用文言。

中国古代有专门用文言写的小说，比如唐传奇和历代笔记，以及清代蒲松龄、纪晓岚等人的文言小说。《红楼梦》是白话小说，文言虽多，并非主干，乃是一种被限制使用的语言。

如何在以白话文为主干的白话小说中，有限制地适当使用文言文，达到预期的艺术效果，《红楼梦》提供了前驱者可贵的经验。

第三，《红楼梦》中的方言土语极其丰富，东西南北都有。中国各地读者都声称《红楼梦》中有他们家乡的方言，这也是他们读《红楼梦》的乐趣之一。

曹家发祥于辽阳，先后在山西、浙江、苏州、扬州、南京等地居住，后来回到北京，这样走南闯北，跑东跑西，自然南腔北调都有。有学者考证《红楼梦》有许多大同方言，不知道是否跟曹雪芹的高祖父曹振彦在山西做过官有关。

北京方言自不用说，小说中的大量儿化音，一望可知。

这就要说到第二十回史湘云说的“爱哥哥”。小说只说“林黛玉俏语谑娇音”，强调这是史湘云的“娇音”，是个人的语言风格，但林黛玉偏说她咬舌，就是“撇腔”，意思是因为不熟悉某种方言，偏要学，又说不准。或许史湘云也是南方人，不会说北方话的“二”字，发成了“爱”的音。但在中国北方一些地方，“二”确实就发“爱”音。所以有人说，这里面大有文章，“爱”者，爱新觉罗氏也，暗指满人虽染汉习，但毕竟学不到家。

但是，来自苏扬地区的林黛玉，有什么资格嘲笑史湘云咬字不准呢？这也是一个有趣的方言现象。

小说中的南方方言以“家去（ga qi）”“凤辣子”为例，其实是江淮官话，但对北京来说，则都是南方方言。

还有少数外语，一是“自鸣钟”之类的外来词，二是宝玉给晴雯的“西洋贴头痛的膏子药”，叫作“依弗哪”（五十三回），以及宝玉给芳官起的绰号——“福朗思牙”的“温都里纳”（六十三回），都是外语词的音译。

史湘云像.金陵十二钗正册.卡内基梅隆大学波斯纳中心藏

曹雪芹语言修养的渊博程度，以及《红楼梦》语言构成的丰富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2

《《红楼梦》语言的文学品格，主要还来自作者对人物的深刻剖析和准确描写，这和他深厚的语言修养相得益彰，保证了人物语言，各具声口。

比如，贾宝玉常发“呆气”，又一往情深，常说些“囫囵不解之语”。

黛玉说话，一贯敏感尖刻，伤人而又自伤。

迎春木讷，探春尖刻，惜春则“是个心冷口冷心狠意狠的人。”

宝钗每一出言，都显得沉稳练达；她喜欢居高临下教训人，老成持重，过于早熟。或许她自以为谨言慎行，不同凡响，但黛玉却说她“藏奸。”

史湘云心直口快。即使“爱哥哥”一语备受黛玉打趣，也无损于她“霁月光风”的人格魅力。

王熙凤“机关算尽太聪明”；心思细密，欺下媚上，粗鲁高效，“杀伐决断”。

贾母倚老卖老、千金小姐脾气不改，平时大智若愚，关键时言语尖刻不让凤姐。比如贾政痛打宝玉，贾母非常生气，贾政上前躬身赔笑：“大暑热天，母亲有何生气亲自走来？有话该叫了儿子进去吩咐。”贾母厉声说：“你原来是和我说话！我倒有话吩咐，只是可怜我一生没养个好儿子，却叫我和谁说去！”这是贾母厉害之处。

贾政自以为是，但常常并不高明，他是否面目可憎不知道，但肯定属于言语无味，连说笑话也让人起鸡皮疙瘩。

同样倚老卖老，焦大破口大骂，理直气壮，毫无名利打算，具有摧毁性力量。李嬷嬷的摆老资格，却是胡搅蛮缠，专门欺负小丫头，趁机捞点小便宜而已。

贾珍、贾琏、薛蟠、贾环和一些老妈子们的说话风格都是直来直去，粗俗不文，但也各有自己的特点，一点不能混淆。

再比如刘姥姥的自我挖苦，自我作践，而又暗藏机锋，可谓“独特的这一个”。她是“积古的老人家”，阅世太深，善于凑趣，老眼看人，老奸巨猾。

更不用说小红了，她得到王熙凤难得的表扬：“听那口声就简断。”

有些人物，上场只有一两句话，却给人深刻印象，比如“醉金刚”倪二。

《红楼梦》的叙述语言和人物对话雅而近俗，俗而能雅，榛楛弗剪，如深山大泽，足以抗衡几千年的诗文正统，而为中国文学史别开生面。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的用心与随便、丰饶与贫瘠、精致与粗糙、含蓄与直露，是《红楼梦》与其他古代小说的重要区别之一。阅读时，必须落实到语言文字的细节，否则就谈不上真正欣赏和理解《红楼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