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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涂污的鸟/（美）耶日·科辛斯基（Jerzy Kosinski）著；莫雅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书名原文：The Painted Bird

ISBN 978-7-208-15565-7

Ⅰ.① 被…Ⅱ.① 耶…② 莫…Ⅲ.①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Ⅳ.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7873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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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被涂污的鸟

作者：[美]耶日·科辛斯基

译者：莫雅平

责任编辑：李琬

转　　码：南通众览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ISBN：978-7-208-15565-7/I.1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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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作者序 怎么可能囚禁想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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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书

纪念我的妻子玛丽·海华德·威尔

没有她就连过去都会

失去意义

只有上帝，

的确全能的上帝，

知道他们这些哺乳动物

属于不同的种族。

——马雅可夫斯基

作者序

怎么可能囚禁想象呢？[1]

1963年春天，我与出生于美国的妻子玛丽一道去了瑞士。我们先前曾去那里度过假，但这回旧地重游目的完全不同：我妻子患了一种恐怕难以治愈的病，已经跟病魔搏斗了几个月，到瑞士旨在找另一群专家问诊。我们希望能待上一段时间，于是就到一个时尚的老牌度假山庄，在一家富丽堂皇的酒店要了个套房，从那里可以俯瞰山庄的湖光山色。

酒店的常住房客中有一群来自东欧的富人，他们刚好是“二战”爆发前夕来到镇上的。在大屠杀实际开始之前他们就已弃国离乡，因此根本没遭受过逃命的重重劫难。由于在瑞士找到了避难所，对他们来说活命只意味着过完一天又一天。他们大部分人已七八十岁高龄，茫无目的地靠年金过着日子，整天着魔似的唠叨自己垂垂变老，一天比一天力不从心，或者老是想离开所住的酒店楼层。他们把大部分时间都耗在了酒吧间或餐馆，要么就是在私人花园里闲逛。我经常跟随他们，与他们一道在酒店所挂的政治家画像前驻足，这些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曾下榻于此；我还跟他们一起看那些阴郁的纪念牌匾，那都是“一战”后在酒店召开的几次和平会议的遗迹。

偶尔我也会跟这群自愿流亡者中的几个闲聊，但只要我提到中欧或东欧的战争岁月，他们无一例外地会提醒我，由于他们在暴行发生之前就到了瑞士，他们对那场战争只有模糊的印象，只是从电台和报纸了解个大概。在提到大多数种族灭绝集中营所在的某个国家时，我指出在1939年到1945年间只有一百万人死于直接的军事行动，但却有五百五十万人遭到了侵略者实施的种族灭绝。三百万人以上的牺牲者是犹太人，且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未满十六岁。这些死难者的人数表明，每一千人中有二百二十人被处决。谁都无法准确地算出此外还有多少人变成了残废、多少人蒙受了创伤或者身心崩溃。我的听众们礼貌地点头，同时承认他们始终相信，关于集中营和毒气室的报道是经过小题大做的记者添油加醋的。我向他们保证，战争期间和战后，我在东欧度过了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我知道真实状况比最荒诞不经的幻想都要残忍得多。

我妻子坐牢似的在诊所接受治疗的日子，我会租一辆汽车外出转悠，心里漫无目的。我沿修葺完美的道路行驶，蜿蜒穿行在瑞士的原野上，那里有很多低矮的钢筋混凝土构筑物，那是战时修筑的坦克陷阱，为的是阻止坦克长驱直入。它们仍然竖立着，原本是一道抵御侵略的防线，可入侵始终没有发生；它们那么不合时宜，并且没有目标，恰如酒店里那些落伍的流亡者。

很多个下午，我都是租一条小船到湖上漫无目的地划。在那样的时刻，我无比强烈地感受到自己形单影只：我的妻子，我在美国活命的情感所系，正奄奄一息。我只能通过不定期的秘密信函联系我的家族残存于东欧的幸存者，并且总是要仰仗信件审查官开恩。

在湖上漂来荡去的时候，我感到有一种无望感萦绕不去；不仅仅是孤独，或是对我妻子去世的恐惧，还有另一种痛苦笼罩着我，它与流亡者们的人生空虚以及战后和平会议的徒劳无功直接相关。一想到酒店墙上装饰的那些牌匾，我就会怀疑和平条约的起草者们在签约时是否心怀诚信。历次和平会议之后发生的事情，均不能支持他们心怀诚信的猜想。而酒店里日益年长的流亡者们却懵然如故，继续相信“二战”不过是某种难以理解的偏差而已，相信世界仍掌控在善意的政治家们手中，且其人道主义情怀不容挑战。他们不相信有些和平的保证人后来变成了战争的发动者。这种不相信导致的后果是，成百上千万像我父母和我本人一样的人，由于没有任何机会逃离，不得不遭受一系列劫难，它们比和平条约那么信誓旦旦地予以禁止的那些暴行要恶劣得多。

我所了解的事实是一回事，流亡者及外交官们对世界的模糊、虚幻的看法是另一回事，这两者之间的极度矛盾给我造成莫大的困扰。我开始重新审视我的过去，并决定从社会科学研究转向小说写作。我知道小说和政治截然不同，政治只能以夸夸其谈的种种许诺描画一个乌托邦式的未来，而小说却能按生活的本来面目表现人生百态。

在此次欧洲之行以前，即我到达美国已有六年的时候，我曾下定决心永远不再踏入我在其中度过战争岁月的那个国家。我得以死里逃生纯粹是由于侥幸，我始终铭刻于心的是数十万其他的孩子已被处决。尽管我对这种不公平深有感触，但我不会让自己成为一个贩卖个人罪孽或隐私回忆录的人，或者一个记录降临到我的同胞和我这代人身上的灾难的人，我只想做一个纯粹的小说家。

“……真相是唯一让人们无法彼此相左的东西。每个人都潜意识地受制于求生的意愿，受制于不惜任何代价活下去的渴望；一个人想活是因为他活着，是因为全世界的人都活着……”在被送进毒气室处死之前不久，集中营的一个犹太人这样写道。“我们陷身在一个死亡公司，”另一个集中营居民写道，“他们给每个新来者文身编号。每个人都得到他的号码。从那一刻起你就失去了你的‘自我’，你已变身为一个数字。你不再是从前那个你了，而只是一个移动的数字……我们在走向我们的新坟墓……死亡集中营由铁一般的纪律主宰着。我们的头脑变迟钝了，各种思想都被编了号：要掌握这种新语言是不可能的……”

我当初决定写一本小说，目的是考察暴行的“这种新语言”以及由此而生的痛苦和绝望的反语言。这本小说将用英语写作，因为我在离开我的祖国时已放弃我的母语，并且我已用英语完成两本社会心理学著作。此外，由于英语对我来说还是一种新语言，我可以用英语不动感情地写作，免受母语总会蕴含的情感因素的影响。

随着故事的展开，我意识到我想拓展某些主题，通过五本系列小说演绎它们。这一五卷本套书将探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展现其原型的众多方面。这套书的第一本，将选择这些社会隐喻中通常最好理解者作切入点：所描写的人处于最脆弱的状态，即还是一个孩子，而社会则以最可怕的面目出现，即处于战争状态。我希望弱小的个人与强悍的社会之间的对抗，孩子与战争之间的对抗，能够展现那种彻底反人类的状况。

另外，在我看来，关于童年的小说需要最大限度地发挥想象力。既然我们无法重返人生中最早、最敏感的那个时段，我们就得把它再创造出来，然后我们才能开始评估现在的自我。所有的小说都迫使我们做这种角色转换，让我们作为不同的人去体验自我，但通常来说，把我们自己想象为孩子要比想象为成人困难得多。

开始写作之初，我想到了《鸟》，阿里斯托芬的讽刺剧。他剧中的主角们是以古代雅典的重要公民为原型的，但他隐去了他们的姓名，让他们生活在一个田园牧歌般的自然国度，“一片悠闲自在、合适安歇的土地，在那里人能够安然入眠并长出羽毛”。阿里斯托芬在两千多年前就写出了这样的情景，其恰到好处与普遍意义令我吃惊。

阿里斯托芬以象征方式利用鸟儿，从而得以无拘无束地描写真实的事件与人物，而不用受历史写作中难以抗拒的种种限制。我觉得这一手法看上去特别恰如其分，让我联想起我儿时目睹的一种农民的习俗。农民们最喜爱的娱乐活动之一，便是逮住一只只鸟儿，把它们的羽毛涂成彩色，然后放了它们，让它们返回鸟群中。这些色彩鲜艳的生灵飞到同类中寻找安全，可其他鸟儿视其为有威胁的异类，纷纷攻击和撕扯它们，直到把这些弃儿活活杀死。我决定我也要把我的作品置于某种神话境地，一种永恒的虚构状态，全然不受地理环境或历史因素的约束。我的小说将被命名为《被涂污的鸟》。

由于我只把自己视为一个小说作者，《被涂污的鸟》第一版只包含了关于我的最少量的信息，并且我拒绝了任何类型的采访。正是这样一种态度将我置于一种矛盾的地位。善意的作家们、评论家们和读者们搜罗有关事实，以支持他们认为该书是一本自传体小说的说法。他们想把我的角色塑造为我这代人的代言人，尤其是战争幸存者的代言人；然而对我来说，死里逃生是一种个人行为，它为幸存者赢得的只是为自己说话的权利。我觉得，关于我的生活和身世的事实，不应当被用于证实该书的真实性，而是应当被用于激励读者们去阅读《被涂污的鸟》。

再说，我当时觉得，现在也同样觉得，小说和自传属于区别很大的文学类型。自传强调的是某一个人的生活：读者应邀担任另一个人的生活的观察者，作者鼓励读者将他自己的生活与传主的做比较。而另一方面，小说中的生活敦促读者做更多付出：他不仅仅是做比较；他事实上要进入一个虚构角色，通过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根据他自己的经历对小说角色进行拓展。

我始终认定该小说所描述的人生是独立于我本人的生活的。很多外国出版商拒绝只出版《被涂污的鸟》的纯粹文本，非要节选我与该书最早的外语版出版商之一的私人通信，作为该书的前言或者后记囊括进去，对此我表示了反对。他们希望这些私人信函节选能缓解此书的冲击力。我当初写这些信函旨在解说小说的幻境，而不是模糊它；但把信函节选插在书和读者之间，会破坏该小说的完整性，因为我原本是要让小说自己说话的，让我直接介入就产生了阻隔。原始版本问世一年后出版了《被涂污的鸟》的平装本，其中没有任何关于作者本人的信息。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很多学校的书单没有把科辛斯基列为当代作家，而是归入已故作家的行列。

*

《被涂污的鸟》在美国和西欧出版之后（它从未在我的祖国出版过，在其境内被列为禁书），一些东欧的报纸和杂志发起了一场针对它的围攻。尽管彼此存在意识形态差异，众多杂志却一致攻击小说中同样的一些段落（通常都是不顾上下文断章取义的），甚至不惜颠倒先后顺序以支持他们的指控。国家控制的出版机构中被冒犯的主笔们指控说，美国当局授意我创作《被涂污的鸟》，旨在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这些出版机构公然忽视一个事实——在美国出版的每一本书都必须在国会图书馆登记备案——竟然援引国会图书馆的图书编码作为下结论的证据，认定美国政府为该书的出版提供了资助。相反，那些反苏联的期刊则把我正面描写苏军士兵的内容挑出来作为靶子，声称它们足以证明，《被涂污的鸟》企图证明苏军在东欧存在的正当性。

多数来自东欧的责难瞄准的是小说的影射意味。尽管我早已保证过，我所用的人名和地名根本不能与任何特定的民族群体挂钩，抨击我的评论家们仍然指控《被涂污的鸟》是一本煽动性的纪实作品，影射了可以指认的一些社群在“二战”时期的生活。有些恶意的批判者甚至坚持认为，我引用民间传说和本国习俗细致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是对他们特定的家乡省份的丑化与嘲讽。其他一些人则抨击这本小说，说它歪曲了本国的民间传说，诋毁了农民的形象，为本国的敌人的宣传武器提供了炮弹。

我后来得知，这些花样繁多的抨击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团体的大规模阴谋的一部分，他们企图在我的祖国营造一种危险和分裂的感觉，企图迫使仍然留在这个国家的犹太人离开。《纽约时报》报道说，《被涂污的鸟》被公开指责为敌对势力所做的宣传，“寻求的是与东欧进行武力摊牌”。富于讽刺意味的是，《被涂污的鸟》开始扮演与书中主人公不无相似的角色了，这主人公是一个男孩，一个本土出生却变成外来异类的人，一个据信掌控着毁灭性力量，并能对撞见他的所有人施魔咒的人。

围剿这本书的战役发起于那个国家的首都，它很快就在全国展开了。几个星期之内，数百篇文章以及雪崩般的闲言碎语一涌而出。国家控制的电视网络办了一个系列节目，叫“追踪《被涂污的鸟》的足迹”，专门播放对一些可能在战时跟我或我的家人有过接触的人的采访。采访者会从《被涂污的鸟》中读一段文字，然后指出一个人来，说这个人就是小说中某人物的原型。这些没有判断力、通常没受过教育的证人被推上前台，对他们可能做过的事情莫名惊恐，于是他们就愤怒地诋毁起那本书及其作者来。

东欧最有成就、最受尊崇的作家之一读完《被涂污的鸟》的法文译本后，曾在一次采访中赞扬了这部小说。不久，来自政府的压力便迫使他改变了立场。他发表了他修改之后的看法，接着还发表了《致科辛斯基的公开信》，就发表在他本人主编的文学杂志上。在公开信里，他对我提出了警告，说我跟另一位获奖小说家一个德行，竟为一种异族语言和堕落的西方的奖金背弃了母语，并说我会不得善终，将在里维埃拉[2]的某个破败旅馆割喉自尽。

在《被涂污的鸟》出版之际，我的母亲，我唯一幸存下来的血亲，当时已有六十多岁，并且因患癌症已做了两次手术。当地占主导地位的一家报社发现她还生活在我出生的那个城市，便发表了一些辱骂的文章，指证她是一个叛徒的母亲，煽动当地的狂热分子袭击她的住所。我母亲的护士报了警，警察到达现场后却站在一旁无所事事，只是装作在管束那些“业余警察”。

一个老校友在纽约给我打电话，小心翼翼地把我母亲的遭遇告诉了我，于是我动员了能动员的所有力量，向各种国际组织寻求支持，但是几个月下来收效甚微，因为愤怒的居民们照样继续他们的攻击，尽管他们谁也没见过我的书。最后，迫于来自该国之外的相关国际组织的压力，政府官员在尴尬之余下了命令，指示市政当局把我母亲迁移到了另一个城市。她在那里待了几个星期，直到袭击消停，然后她移居首都，把一切都抛在了身后。多亏朋友们的帮助，我才得以知道她的下落并定期给她寄点钱。

尽管她的大部分家人早已在现在迫害她的国家被消灭了，但是我母亲拒绝移民国外，她坚持要死在故国并葬在我父亲旁边，因为那是她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而且她所有的亲人都在那里安息。到她后来真的死去时，对她的朋友们来说，她的死变成了一种耻辱和一种警告。当局不允许发布任何治丧讣告，直到丧事结束几天后才发了一则简短的消息。

在美国，报纸对这些发生在国外的攻击做了报道，导致匿名的恐吓信潮水般地涌来，这些信来自已经归化美国的东欧移民，他们觉得我诽谤了他们的同胞，诋毁了他们的种族文化遗产。看上去几乎所有的匿名信作者都没有读过《被涂污的鸟》；他们大多数人都是鹦鹉学舌，模仿移民出版物上那些根据二手材料炮制的谩骂。

有一天，我独自待在我那位于曼哈顿的套房里，突然门铃响了。我满以为是我正好在等的包裹来了，立即就打开了门。两个穿厚重雨衣的男人把我推进屋里，一进门就砰的一声关上了门。他们把我顶在墙上，仔细地打量我。显然，他们对我的身份不大确定，他们中的一个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报纸的剪报。那是《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关于东欧人攻击《被涂污的鸟》的文章，文中有我的一张老照片的模糊的复制品。攻击我的两个人针对《被涂污的鸟》咆哮了几句，从雨衣衣袖里抽出两根包在报纸里的钢管，开始威胁要用钢管打我。我抗辩说我不是书的作者；我说照片中那个人是我的表兄弟，经常被别人误以为是我。我还补充说他刚出去不久，但随时可能回来。他们在沙发上坐下来等待，手里仍然拿着武器，我问他们想要干什么。他们中的一个回答说，他们来的目的是为《被涂污的鸟》一书惩罚科辛斯基，因为这本书诽谤了他们的国家，嘲讽了他们的同胞。他们让我确信，尽管他们生活在美国，但他们是爱国主义者。不久另一个男人也加入进来，对“科辛斯基”骂骂咧咧的，还操起了我仍记忆犹新的乡野粗话。我一声不吭地待着，一边研究他们那宽大的农夫型脸庞、那壮实的身板以及那不合身的雨衣。虽然他们这代人已离开茅屋草房、沼泽杂草和牛拉的犁耙，但他们仍然是我所熟悉的农民。他们看上去真像是从《被涂污的鸟》的书页中走出来的，一时间我竟强烈地感到这对搭档是属于我的。假如他们真是我书中的人物，他们来找我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儿，因此我友善地给他们奉上伏特加，在开头的勉强推辞之后，他们热切地接受了。在他们喝酒的过程中，我开始整理散布在书架上的零散物件，然后，从一个书架尽头的一套两卷本《美国英语词典》后面，我非常随意地抽出一把小型左轮手枪。我告诉那两个男人放下武器，把双手举在头上；他们一服从指挥，我就拿起了相机。一只手拿着手枪，另一只手拿着相机，我迅速拍了五六张照片。我宣布说，假如我决定指控他们强闯民宅和蓄意伤害，用这些快照足以验明正身。他们乞求我饶恕他们，他们申辩说，毕竟他们还没有伤害到我或科辛斯基。我装出一副可以考虑的样子，最后我回复说，既然他们的照片已被保留在相机中，我再没有必要继续拘留他们的人身。

让我体会到中欧诽谤战役之影响的，不止这件事情。在我的住所外或车库里，曾有人多次来骚扰我。有三四次，陌生人在街上认出我，用恶意或侮辱的言语对付我。在向出生于我的祖国的一位钢琴家致敬的音乐会上，一帮爱国狂老太太用她们的雨伞攻击我，还尖声发出一连串老套到荒唐地步的咒骂。哪怕现在，在《被涂污的鸟》出版十年之后，由于该书在我的故国被禁，故国的公民们仍然在斥责我有背叛行为；富于悲剧意味的是，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政府通过有意欺骗他们，继续滋养着他们的偏见，使他们成了邪恶势力的牺牲品却浑然不觉，正是在同样的邪恶势力之下，我的主人公，那个小男孩侥幸逃脱，可谓九死一生。

在《被涂污的鸟》出版一年后，P. E. N.[3]，一个国际文学协会，为一个来自我的故国的年轻诗人的事情联系我。她来美国做一个复杂的心脏手术，不幸的是手术并未如所有医生所希望的那样圆满。她不会说英语，P. E. N.告诉我她在术后的头几个月里需要帮助。她只有二十多岁，但已经出版了好几卷诗作，被视为她那个国家里最有希望的年轻作家之一。我了解和推崇她的作品好几年了，因此对有望会晤她颇感欣喜。

在她等待康复的那几个星期里，我们把纽约逛了个遍。我经常给她拍照片，以曼哈顿公园和摩天大楼为背景。我们成了亲密的朋友，她申请延长她的签证，但是领事馆拒绝延期。由于不愿永久地抛弃她的语言和她的家人，她除了回家别无选择。后来我收到她的一封信，是通过第三方转交的，在信中她警告我说，那个国家的作家协会已经知道我们的亲密关系，而且现在正要求她写一篇短篇故事，反映她与《被涂污的鸟》的作者在纽约的遭遇。这个故事将把我描绘成一个没有道德的人，一个发誓要玷污她的祖国所代表的一切的性变态。一开始她拒绝写；她告诉他们，由于她不懂英语，她从未读过《被涂污的鸟》，另外她从未和我讨论过政治。但她的同事们连续不断地提醒她，是作家协会使得她去美国做手术成为可能，并且现在还在为她支付术后的康复治疗费。他们坚持说，由于她是一个杰出诗人，由于她在年轻人中有巨大的影响，她有义务履行爱国职责，发表文章抨击那个背叛了她的国家的人。

朋友们把那期的文学周刊寄给了我，上面刊登有她被迫写的那篇诋毁性的故事。我试图通过共同的朋友跟她取得联系，告诉她我理解她被置于无路可逃之境的苦衷，但她始终没有回复。几个月之后，我得知因她心脏病发作而逝。

*

无论是赞扬还是谴责这本小说，西方文坛对《被涂污的鸟》的评论都含有不安的底色。大多数美国和英国的评论家都反对我对那个孩子的经历的描写，理由是它们太深地植根于残忍。很多人倾向于对作者和小说忽略不计，声称我滥用了战争的恐怖以满足我自己那古怪的想象。在第二十五届年度国家图书奖颁奖典礼上，一位受尊敬的当代美国小说家写道，像《被涂污的鸟》这样的书，由于不加修饰地渲染了暴行，对英语小说的未来而言不是吉兆。其他评论家则声称此书不过是一本个人回忆录；他们坚持认为，只要拥有了被战争撕裂的东欧的原始素材，任何人都能编出充斥暴行的戏剧性情节来。

事实上，在那些选择把此书视为历史小说的人中，几乎没有谁费心去查阅那些真实的源素材。那些评论我的作品的人，对幸存者们的自述和官方的战时文件要么是一无所知，要么是觉得毫不相干。好像没有谁花时间去阅读很容易便可获得的证据，比如那个十九岁的幸存者的记录，它描述的是一个东欧村庄因庇护德国政府的一个敌人而遭到的惩罚：“我目睹了德国人和卡尔梅克人一起来平定那个村庄的情景。”她写道，“那是恐怖的一幕，我到死都不会忘记。村民们投降之后，他们开始强奸妇女，然后下了一道放火烧房的命令，连房里的所有居民一起烧。那些亢奋的野蛮人用火把点燃一座座房屋，跑出屋子的人不是被击毙，就是被赶回火焰中。他们还从母亲的怀里夺走小孩，把他们丢进火中。当痛苦万分的妇女们跑去救她们的孩子时，他们先朝她们的一条腿开枪，然后枪击另一条腿。只有在她们受够了罪时，他们才会杀死她们。那种杀戮的狂欢进行了一整天。夜晚降临，在德国人离开之后，漏网的村民才慢慢爬回村子去救残余的村民。我们看到的情景太可怕了：到处是余火未尽的木头，家家户户的门口都已烧得一片狼藉。村子后面的田地里随处可见死者的尸体；这里，一位死去的母亲抱着她的孩子，孩子的脑髓溅在她的脸上；那里，一个十岁的孩子横尸在地，一本书还在他手里。所有的死者被一起埋在五个大大的坟堆里。”东欧的每个村庄都熟知这样的残杀，数以百计的居民点遭受过相似的命运。

在其他的文件中，一个集中营的指挥官毫不犹豫地坦承：“规则是立即杀死小孩，因为他们不能干活。”另一个指挥官承认说，他在四十七天里已经收集到原属于已被毒气室处决的犹太小孩的十万件衣物，准备把它们运回德国。一个曾任毒气室工人的犹太人遗留下来的日记写道：“在每天死于毒气室的一百个吉卜赛人中，超过半数是孩子。”而另一个犹太侍者描述说，在每个少女走向毒气室的路上，那些党卫军看守会满不在乎地摸她们的性器官。

对作为东欧战争岁月的显著特点的暴行和残忍，我的描写丝毫没有言过其实，最能证明这点的也许要数这样一个事实：我的一些老校友成功地获得了几本走私的《被涂污的鸟》，他们在读完后写道，跟他们中的很多人及其家人在战争期间遭受的磨难相比，小说所述简直就是田园牧歌故事。他们责备我冲淡了历史真相，还指责我迎合了某种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敏感，因为美国人对国家巨变的见识充其量只是一个世纪前的内战，当时不过是被抛弃的孩子们三三两两在被毁弃的南方流浪而已。

对我来说，要反对这样的批评是困难的。早在1938年，我的家族举行了最后一次年度聚会，参加者大约有六十人之多。他们之中有杰出的学者、慈善家、外科医生、律师和金融家。而这六十来人中，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只有三人。此外，我母亲和父亲熬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以及二三十年代对少数民族的镇压。他们熬过的每一个年头都有苦难的深深烙印，不是妻离子散，就是亲人或死或伤，但即使是他们，尽管见识了无数的磨难，却仍然没有对1939年爆发的野蛮做好心理准备。

在整个“二战”时期，他们始终处于危险之中。几乎每天被迫寻找新的藏身之所，他们只是在恐惧、奔逃和饥饿中活命而已；总是栖身在陌生人中间，为掩藏自我要在别人的生活中淹没自己，这导致一种被连根拔起的无休止的折磨感。我母亲后来告诉我，即使在他们身体获得安全之后，他们在精神上仍然饱受折磨，老是觉得他们把我送走可能是错误的，觉得我跟他们在一起可能更安全。她还说，每当看到年轻的孩子们被押上火车，前往分散在全国的焚尸炉或可怕的特别集中营，他们的痛苦真是无法言表。

因此看在他们以及很多像他们一样的人分儿上，我想通过写小说来反映他们感到难以言传的那些恐惧，或许还能祛除它。

*

在我父亲去世之后，我母亲把父亲那几百本小笔记本给了我，那是他在战争期间所记下的。她说，哪怕是在逃亡途中，尽管决不真的相信能死里逃生，但我父亲仍然千方百计研习高等数学，用雅致而纤巧的字体做了大量笔记。他主要是一个语言学家和古典学者，但在战争期间唯有数学能给他慰藉，让他摆脱每天的现实折磨。唯有在纯粹逻辑的王国中裹紧自己，同时从文字世界中抽身而出，远离它所蕴含的对人类事务的含蓄评注，我父亲才得以超越每天包围他的可怕事情。

在我父亲去世之后，我母亲在我身上寻找到他的性格和气质的某种影子。她首先关心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与我父亲不同的是，我选择了通过写作来公开表达自我。我父亲一生都始终如一地拒绝公开做自我表达，拒绝做演讲，拒绝写书或文章，因为他相信隐私的神圣不可侵犯。在他看来，最有益的人生状态莫过于默默无闻，不为世界所注意。他相信，富于创造力的人以技艺吸引世界的关注，他为其作品的成功付出的代价，便是牺牲掉他自己的幸福和所爱的人们的幸福。

我父亲对无名状态的渴望，是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的终生企图的一部分，该体系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触及的。而我则截然相反，尽管离群索居和默默无闻是我儿时的日常状态，但我却感到某种力量驱使我，要创造一个所有人都能进入的小说世界。

尽管他对写作的世界缺乏信任，第一个不经意间引导我从事英语写作的人正是我父亲。在我到达美国之后，他开始给我写一系列信件，以他做笔记的那种耐心和精细，不厌其烦地对我讲解英语语法和成语的精微要义，可谓条分缕析、旁征博引。这些课程讲义是以哲学家的精确打印在航空信的信纸上的，但它们不包含任何个人信息或当地新闻。也许生活未教给我的东西少之又少了，我父亲这样宣称，而且他没有新颖的洞见要传授给他的儿子。

在那之前，我父亲已遭受过几次严重的心脏病发作，而且他的视力日渐退化，能看清图像的视野范围缩到了一页四开本[4]的尺寸。他知道他的人生快走到尽头了，他一定觉得，他能给我的唯一礼物就是他自己的英语语言知识，经过一辈子的修炼，他的英语功夫已是炉火纯青。

只有当我知道我再也见不到他时，我才意识到他是多么了解我和多么爱我。他煞费苦心地根据我特定的心理状况设计了那些课程。他解说英语习语的例句都是选自我崇拜的诗人和作家，而且自始至终涉及的是我感兴趣的话题或想法。

我父亲在《被涂污的鸟》出版之前就去世了，始终没有看到这本他为之做出巨大贡献的书。现在重读他的信件，我才意识到我父亲的智慧的广博：他想遗赠给我一种声音，引导我穿过一个新国家。他一定希望这一遗赠能给予我自由，让我能在自己选择的土地上，全力以赴地创造自己的未来。

*

六十年代末，美国社会和艺术领域的禁锢出现了松动，很多大学和中学开始把《被涂污的鸟》作为现代文学课程的辅助读物。经常有老师和学生写信给我，我收到了一些有关这本书的学期论文和随笔。在我的很多年轻读者看来，书中的人物和事件与他们自己生活中的人与事是彼此相通的；对那些把世界视为捕鸟人和鸟儿之间的战争的人来说，这本书提供了一种地形学。这些读者，尤其是少数族裔成员和那些感到受社会羁绊的人，在那个孩子的抗争中看到了他们自己的处境的某些因素，并认为《被涂污的鸟》映照出了他们自己为心智、情感和肉体的幸存所做的抗争。他们发现那个孩子在沼泽地和森林里的各种磨难，继续存在于另一块大陆的犹太人居住区和大小城镇，在这些地方，肤色、语言和教育背景为那些“局外人”、那些精神自由的流浪者打上了烙印，他们是那些“局内人”、那些强大有力的多数族群所恐惧、排斥和攻击的对象。另外，还有一群读者读这本小说，则是希望能开阔自己的视野，在一个博斯的画作般的世界里领略别样的人生。

*

自《被涂污的鸟》创作之时至今，很多年过去了，而我对它的问世却还心存疑虑。过去的十年已使我变得超然，能以一个评论家的冷眼审视这本小说；但是这本书所引发的争议，以及它给我本人及我的亲友们带来的人生变故，却让我对最初打算写作这本书的决定产生了怀疑。

当初我没有预见到，这本小说会获得其自身的生命，会对我的亲友们构成一种人生威胁，而不是成为一种文学挑战。在我的祖国的统治者们看来，这本小说有如那只鸟，非得把它从鸟群中驱逐不可；他们逮住了那只鸟，给它的羽毛涂了颜料，然后把它放了出去，我只能站在旁边，眼睁睁地看着它遭受劫难。假如我预见到了书的厄运，或许我就不会写《被涂污的鸟》了。然而，这本书就像那个孩子，承受住了十磨九难。求生的冲动是与生俱来而不可遏止的。连个孩子都囚禁不了，怎么可能囚禁想象呢？

耶日·科辛斯基

1976年于纽约

1

1939年秋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开始的几个星期里，一个来自东欧某个大城市的六岁小男孩，像数以千计的其他孩子一样，被父母送往一个遥远的村庄避难。

一个向东远行的男人为了得到一笔丰厚的报酬，答应带着这个孩子并为他找到愿意收养他的人。由于别无选择，孩子的父母就把孩子交托给了这个男人。

孩子的父母相信，把孩子送走是使他在战争中幸免于难的上策。由于孩子的父亲在战前参与了反纳粹运动，他们夫妇俩不得不躲藏起来，免得被抓入德国进行强制性劳动，或者被关进集中营。他们想使自己的孩子远离这类危险并希望全家最终能够团圆。

可是，一连串的变故打乱了他们的计划。在战争和敌军占领的混乱中，人们经常移徙，行踪不定，结果，这对夫妇和把男孩带往遥远村庄的那个男人失去了联系。说不定他们永远也见不到自己的儿子了，他们必须面对这种可能性。

与此同时，那个收养小男孩的老妇在男孩到达后两个月内就去世了，此后，小男孩便孑然一身，开始从一个村庄流落到另一个村庄，有时被人收留，有时则被赶走。

他将在其中浪迹四年的那些村庄与他自己的故乡有很大区别。这些村庄里的农民皮肤白皙，长着金色头发和蓝色或灰色的眼睛。他们实行族内通婚，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而小男孩却长着橄榄色皮肤、黑色的头发和黑色的眼睛。他所讲的是知识阶层所用的语言，而东部地区的农民对它几乎一窍不通。

人们认为小男孩是一个离群流浪的吉卜赛人或犹太人。当时四处避难的吉卜赛人或犹太人一般都待在少数民族居民区或纳粹的种族灭绝集中营，在德国人手里，他们无论个体还是群体，都遭受着最严酷的惩罚。

东部地区那些村庄已被忽略好几个世纪了。它们远离城镇，与世隔绝，处于东欧最落后的地区。那里没有学校或医院，也很少有铺好的路和桥梁，还没有电。人们稀稀疏疏地居住在那片土地上，就像他们的远祖们那样。村与村之间为河流、森林和湖泊的所有权长期争斗不休。那里唯一有效的法律，就是自古而然的“强者为王，富者为尊”。那里的居民分为罗马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两大派，唯一能使他们团结起来的，是他们的极端迷信以及同时威胁人和动物的数不清的疾病。

他们无知而且粗暴，尽管并不是故意要这样。那里土地贫瘠，气候恶劣。那些河流大部分没有鱼虾，而且还经常泛滥成灾，把大片草原和耕地变成沼泽。大片的沼泽地和泥塘把那片土地分割得支离破碎，而那些幽暗的森林则历来是强梁大盗的栖身之所。

德军的占领只是加深了那片土地的苦难与落后。农夫们一方面不得不把本来就不够的粮食大部分交给常备占领军，另一方面还得向游击队纳粮。拒绝纳粮意味着村庄将受到洗劫，变成一片烟尘弥漫的废墟。

我住在玛尔塔的小屋里，日日夜夜、时时刻刻期待着父母突然跑来找我。哭是没有用的，再说玛尔塔对我的啜泣根本不在意。

她很老了，总是弓着身子，就好像她老想把自己拦腰折断，却总是不能如愿以偿。她的长头发从不梳理，绞缠成了无数个死结，永远也梳不清。她称自己的乱发为妖发，里面寄居着邪恶的精怪，它们把乱发绞在一起并慢慢引发衰老。

她常常拄一根满是疙瘩的拐杖，摇摇摆摆地走来走去，同时咕咕哝哝地对自己说一些我不太懂的话。她皱缩着的小脸罩着一副皱纹织成的密网，她的皮肤呈红褐色，像烤得过火的苹果。她那萎缩的身体不停地颤抖，好像被一阵发自体内的风摇来摇去似的。她那因病而扭曲了关节的皮包骨的手指一刻不断地抖动着，与此同时，她那瘦长的脖子上的脑袋也在朝各个方向点来点去。

她的视力很差，透过深藏在浓密眉毛之下的细小眼缝窥视光线。她的眼睑像田地里耕得很深的犁沟。眼泪一刻不停地从她的眼角溢出，顺着她脸上深陷的皱纹流下，然后与她鼻中流下的黏液以及嘴中流出的多泡的唾液混为一体。她有时像一个灰绿色的老马勃菌，早已经整个儿腐烂了，正等着最后一阵风从里往外把那干枯的黑色灰尘吹掉。

开始我很怕她，她走近我时我总是闭上双眼，这种时候我唯一能感觉到的就是她身体发出的臭气。她从来不脱衣服睡觉，因为按她的说法，衣服能最有效地防止可能由新鲜空气吹进屋内的众多疾病的侵袭。

她声称，为了保证健康，一个人一年之内洗澡的次数不应超过两次，圣诞节和复活节各一次就够了，甚至在这两次也只应稍微洗洗就行了，而且用不着把衣服全部脱掉。她常常只用热水浸泡她那双多瘤的脚，以减轻鸡眼、拇趾囊肿和长入肉内的趾甲带来的痛苦。难怪她一星期泡一至两次脚。

她经常用她那双枯手抚摸我的头发，那颤抖的双手真像花园里的耙子。她鼓励我到庭院里去玩，要我去和她养的动物们交朋友。

后来我发现那些动物并不像它们看上去那么危险。我还能记住我的保姆从前给我读过的图书上有关它们的故事。这些动物有它们自己的生活，有它们自己的情爱与纷争，并用它们自己的语言讨论一切。

母鸡们挤在鸡窝里，彼此推撞着争夺我抛给它们的谷粒。有些母鸡在成对地漫游，有一些则在啄更弱小的同伴，还有些则在雨后地上的积水中各顾各地洗澡，或者是神气十足地蹲在它们的蛋上抖抖羽毛，然后就很快入睡了。

农舍的庭院里不时有些怪事发生。从蛋中孵出的小鸡有黑有黄，圆圆滚滚的，就像长着细脚会走路的小蛋。有一次，一只形单影只的鸽子飞入小鸡群中。显然它不受欢迎。当它拍着翅膀扬着灰尘降落在小鸡群中时，小鸡们都急匆匆地跑开了，它们被吓住了。鸽子蹑手蹑脚向它们走去，同时咕咕地叫着向它们献殷勤，小鸡们都冷漠地站着，用轻蔑的眼光看着它。当鸽子走得更近时，它们咯咯叫着远远地跑开了，无一例外。

有一天，正当那只鸽子像往常一样试图与母鸡和小鸡们亲善时，一个黑色的小东西从云端直落而下，母鸡们尖叫着冲进了牲口棚，小鸡们则跑进了鸡窝。那个黑色的球状物像石头一样落下来。只有那只鸽子无处藏身，它还来不及展翅飞起，一只长着尖利勾嘴的强悍的鹰已经把它扑倒在地并狠狠地啄它。鸽子的羽毛立即染上了血污。玛尔塔从棚屋里冲将出来，同时不停地挥舞着一根棍子，但是那只鹰平稳地飞到了空中，它的喙子叼着那只已毫无生气的鸽子。

玛尔塔在一座特别的小石园中养着一条蛇，石园被小心地用栅栏围着。那条蛇轻柔地在草丛之中蜿蜒滑行，同时不停地搅动它那叉子似的舌头，仿佛那是阅兵仪式上的一面旗帜。它好像对世界漠不关心，我一直没有弄清它是否注意到我。

有一次，那条蛇藏进了它的隐秘住所的青苔深处，在那里待了很长时间，既不吃东西也不喝水，它隐藏在那里做一些奇怪而神秘的事，甚至连玛尔塔都不愿就此发表任何看法。那条蛇再次露面的时候，它的头像一个油光发亮的李子。接着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那条蛇静静地躺着，只有它那蜷曲的身体一直在非常轻微地颤抖着。然后它就从它的皮肤中爬了出来，突然变得更瘦小更年轻了。它不再搅动它的舌头了，却好像是在等待它的新皮肤变硬似的。它那半透明的旧皮完全被抛弃了，一些无礼的苍蝇在上面飞来爬去。玛尔塔满怀敬畏地捡起那张旧蛇皮，并把它藏到了一个秘密的地方。像这样的蛇皮是有治病奇效的，但是玛尔塔说我还太小，对这一切都不懂。

玛尔塔和我惊奇地观看了蛇的这场变形。她告诉我说，人类的灵魂也以相似的方式抛弃肉体，然后飞到上帝的脚边。在人的灵魂经过了长途跋涉之后，上帝用温暖的双手把它捧起，吹一口气使它复活，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天使，或者把它打入地狱，到火中受永恒的磨难。

一只红色的小松鼠经常光顾玛尔塔的小屋。在美美地吃上一顿之后，它往往在庭院里跳一个快步舞，把尾巴拍来拍去，吱吱地喃喃细唱，在地上跳跃、翻滚，把小鸡和鸽子们吓得要命。

这只松鼠每天都来拜访我，它坐到我的肩上，吻我的两耳、脖子和脸颊，轻轻地抚弄我的头发。在玩够之后，它就会穿过田地，返回到森林中去。

有一天，我听见一阵阵嘈杂声，于是就跑上最近的一块高地。我躲在灌木丛里，惊讶地看到村里的几个男孩在追赶我的那只松鼠。松鼠拼命地狂奔，试图跑进森林中躲避这场灾难。那些男孩朝松鼠前方猛扔石头，又使它折了回来。那小得可怜的小动物毕竟力不从心，它奔跑的步子减小了，放慢了。最后那些孩子终归捉住了它，但是它仍然勇敢地继续挣扎、乱咬。接着男孩们俯身围住那个小动物，把一个罐子里的某种液体往它身上浇。我感到可怕的事即将发生，绝望地挖空心思，想找出一个办法帮助我的那个小朋友。但是已经晚了。

其中一个男孩从挎在肩上的罐子里拿出一块冒着微火的木片，用它去触弄松鼠。接着他把松鼠扔到地上，松鼠身上立即蹿起了火苗。随着一声几乎使我窒息的尖叫，那只松鼠一跳而起，像是要把身上的火抖落似的。但是火整个地罩住了它，只有它那柔毛丛生的尾巴还摇摆了几下。那个浑身冒烟的小动物在地上滚了几下，很快就不动了。男孩们继续观赏着，一边大笑，一边用棍子去戳那小得可怜的尸体。

我的朋友死了，我早上再也没有谁可等待了。我把发生的一切告诉了玛尔塔，不过她好像并不明白。她含混不清地自言自语，进行了祈祷，然后对屋子施行了她的秘密魔法，以阻止死亡的入侵。按她的说法，死亡就潜伏在附近，正试图冲进屋来。

玛尔塔病了。她抱怨说肋骨下有一阵剧痛，她的心在那里不安地跳动，永远被肋骨囚禁着。她告诉我上帝或魔鬼已在那里降下绝症，是要灭掉另一个人，也使她的尘世之旅走到了尽头。我不明白为什么玛尔塔不像那条蛇一样抛弃旧皮，重新开始一种生活。

在我建议玛尔塔这样做时，她变得非常愤怒，咒骂我是一个亵渎神灵的吉卜赛杂种，是魔鬼的亲属。她说病魔专爱出人意料地进入一个人体内。它也许就在马车上、坐在你身后，当你弯着身子在森林中采草莓时跳上你的双肩，或者在你乘船渡河时爬出水面袭击你。病魔往往来去无踪，偷偷地进入人体内，可以穿越空气或河水而来，也可以因接触一个动物或另一个人而招致，甚至还会——说到这儿她警惕地看了我一眼——因一对紧挨着鹰钩鼻子的黑眼睛而降临。这样的眼睛，也就是吉卜赛人或女巫的那种眼睛，能使人变成瘸子，带来瘟疫或者死亡。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她不许我直视她的眼睛，甚至她养的那些动物的眼睛。假如我偶然直视了某一动物或者她自己的眼睛，她就会命令我快速吐三口唾沫并且在胸口划十字。

每当她用来烤面包的面团变酸，她就会勃然大怒。她责骂说这是我念了咒语造成的，因此她说作为惩罚，我两天之内将吃不到一点面包。为了讨玛尔塔欢心，避免直视她的眼睛，我在棚屋内外走动时都闭上双眼，因此我不是被家具绊倒，就是把提桶踢翻，或者是把花圃的花踩得一塌糊涂。我像一只突然被强光刺瞎了的飞蛾，飞到哪里都碰壁。同时玛尔塔收集起一些鹅的绒毛，把它们撒到燃烧的煤上。她一边把鹅绒烧出来的烟吹得满屋子都是，一边喃喃地念符咒，目的是祛除我的邪咒带来的晦气。

最后，玛尔塔会宣吿晦气被驱散了。她是对的，因为接下来烤制的面包都美味可口。

玛尔塔从不向她的疾病和痛苦屈服，千方百计和它们进行不懈的斗争。在病痛开始折磨她时，她往往会拿出一块生肉，把它剁成碎片装进一个陶制坛子。接着她会把日出时分从一口井中汲取的井水浇到那些肉末上。然后她会把坛子深埋在屋子的一个角落。她说这样做会使她的痛苦缓解几天，直到那些肉末腐烂。但是后来，当痛苦再次袭来时，她又要辛辛苦苦把同样的事情再做一遍。

玛尔塔从不当着我的面喝任何东西，她也从不微笑。她相信假如她这样做，那就等于给了我数她的牙齿的机会，而我每数她一颗牙齿，她的寿命就会减少一年。的确，她没有多少颗牙齿啊。而我也意识到，在她那个年龄，每一年都非常珍贵。

我在喝水和吃饭时也努力不暴露我的牙齿，我还以那水井的暗蓝水面为镜子，对着它冲自己微笑却笑不露齿。

玛尔塔从不允许我捡起她落在地上的任何头发。众所周知，落下的头发，哪怕只是一根，假如被邪恶的眼睛看见，也会引起严重的喉病。

每天晚上玛尔塔都坐在火炉旁，一边把头点来点去，一边咕哝咕哝地祈祷。而我则坐在她旁边想念我的爸爸妈妈。我回想起我从前的那些玩具，它们现在也许被别的孩子们拿走了。我那只大大的玩具熊有一双玻璃眼睛，那架玩具飞机装有可以转动的螺旋桨，从舷窗还可以看见乘客们的脸。我还想起我那辆很容易推动的小坦克和那辆配有伸出的长梯子的救火车。

随着过去的景象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真实，玛尔塔的小屋会顿时温暖起来。我能看见我的妈妈坐在钢琴旁，我能听清她唱的每一句歌词。我回想起了我才四岁时在做阑尾手术之前感到的恐惧，回想起了医院那光滑的地板，还有医生为了防止我躺下后再爬起来而套在我脸上的氧气面具。

但往日的岁月，就像老保姆给我讲的一个匪夷所思的寓言，很快就化为乌有了。我真不知道我的父母是否能够再找到我。他们是否知道，决不能当着长邪眼的人的面喝水或微笑，以免这种家伙数他们的牙齿呢？我常常想起我爸爸那毫不设防的舒心的微笑，不由得开始为他担心起来。他笑时露出那么多牙齿，假如一个长邪眼的人数了它们，他肯定会马上死去的。

一天早晨，我醒来时屋子里冷飕飕的。炉子里的火早已熄灭，玛尔塔还静静地坐在屋子中央，她的多层裙向上卷在膝盖上，她的光脚浸泡在盛满水的水桶里。

我一个劲儿地跟她说话，可是她一句也不答。我搔弄她的一只冰冷、僵硬的手，但是那骨节嶙峋的手指一动也不动。另一只手从椅子的扶手上垂下，像无风的日子里耷拉在晾衣绳上的湿漉漉的亚麻布。我抬起她的头，发现她那湿乎乎的眼睛好像在直勾勾地向上瞪着我。这种眼睛我从前只见过一次，那是在河水把死鱼的尸体翻起来的时候。

我推断玛尔塔正在等着更换皮肤，像那条蛇一样，在这种时候是不能打扰她的。尽管我拿不准该做些什么，我还是尽力保持耐心。

当时已是晚秋，风摧折着脆弱的小树枝，横扫树上残留的枯叶，把它们吹到天上。母鸡们呆板地栖息在鸡棚上，恹恹欲睡，神情沮丧，偶尔厌恶地睁开一只眼睛。天气很冷，而我不知道该怎样生火。我跟玛尔塔说话的全部努力都没有激起任何反应。她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盯着某种我看不见的东西。

我别无他事可做，只好回去睡觉，我相信，等我睡觉醒来时玛尔塔已在哼她那忧伤的圣歌，在厨房里忙忙碌碌走来走去了。可是我晚上醒来的时候，她还在泡脚。我饿了而且害怕黑暗。

我决定把煤油灯点起来。我开始寻找玛尔塔藏起来的火柴。我小心翼翼地把灯从架子上拿下来，但是灯在我手里滑了一下，一些煤油被泼到了地板上。

火柴怎么也划不燃，最后好不容易划燃一根，它又断了，掉进了地板上那摊煤油里。一开始火苗只是怯生生地停在那里，喷出一股蓝色烟雾，接着它就大胆地蹿到了屋子中间。

屋里再也不黑了，我能清楚地看见玛尔塔。她好像没有注意到正在发生的一切。火焰已蔓延到墙角，并爬上了她所坐的柳条椅的椅脚。可是她好像对火苗毫不在意。

屋子里再也不冷了。现在火苗已蹿到玛尔塔正在其中洗脚的木桶边。她一定感觉到那火焰的热力了，但是她一动也不动。我真佩服她的耐力。她已经在那儿静坐了一天一夜了，到现在还是纹丝不动。

屋子里很热了，火苗蹿上墙壁，像蔓延而上的葡萄藤一样。它们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像干豆荚被踩裂一样，当有微弱的风侵入窗边时尤其如此。我站在门边，做好了跑的准备，不过我还在等待玛尔塔动弹。但是她仍然僵硬地坐着，好像没有注意到任何事情。火苗开始舔她那两只耷拉着的手，像一条温顺的狗。现在它们在她手上留下了紫色的痕迹，并且向上攀缘到了她那纠缠在一起的头发上。

众多火焰像圣诞树一样闪耀着亮光，接着它们变成了熊熊烈焰，在玛尔塔头顶形成一个尖尖的大帽子。玛尔塔变成了一个火炬。火焰从各个方向温柔地环绕着她。她那破烂的兔皮衣服的碎片带着火苗落下的时候，那只木桶里的水嘶嘶作响。在火焰的映照下，我能依稀看见她那布满皱纹的松弛皮肤上的斑块，还有她皮包骨的双臂上那些苍白的小点。

我冲到院子里，最后一次喊了一声玛尔塔。和屋子连在一起的鸡窝里，母鸡们在拍打翅膀，绝望地咯咯直叫。那头通常很平静温顺的母牛此时也在哞哞直叫，用头顶撞牲口棚紧闭的门。我决定不等玛尔塔的许可，开始擅自去把那些母鸡放出来，它们歇斯底里地一冲而出，绝望地拍动翅膀企图飞起来。那头母牛终于撞翻了牲口棚的门，跑到一个远离火焰的地方观望事态，一边忧郁地进行着反刍。

现在小屋的内部已变成一个火炉，火焰纷纷从屋子的窗户和孔洞里蹿出，用茅草搭成的屋顶因底下着了火而不祥地冒着浓烟。我真为玛尔塔惊奇。她是真的对这一切漠不关心吗？难道她的魔法与咒语能够护体，可以使她免遭把周围的一切化为灰烬的大火的侵袭？

她还没有从屋里出来。火变得叫人难以忍受了，我不得不跑到离火炉最远的地方。鸡窝和牲口棚现在也着火了。一些被火吓坏了的大老鼠在庭院里窜来窜去。一只猫从漆黑的田地边上盯着棚屋，黄色眼睛里映照出熊熊烈焰。

玛尔塔没有跑出来，尽管我还是相信她跑出来时会安然无恙。但是当小屋的一面墙倒塌，把被燃得焦黑的小屋内部吞没时，我开始怀疑是否能再见到玛尔塔了。

在那升上天空的烟云中，我觉得我看到了一个奇怪的椭圆形形体。那是什么呢？是不是玛尔塔的灵魂逃离大火奔向天堂呢？或者，那是不是玛尔塔本人，因火而获得了新生，脱掉了硬硬的老皮，正骑着一把喷火的扫帚离开尘世，像我妈妈跟我讲的故事中的女巫那样呢？

在我盯着烈火熊熊、火花四溅的小屋想入非非时，人的呼喊和狗的吠叫声惊醒了我。周围的农夫们正纷纷赶来。玛尔塔历来都警告我要小心村子里的人。她说假如他们在我独自一人时抓到我，会把我像一只长疥疮的猫一样淹死，或者用斧头把我劈死。

一看见第一拨农夫进入火光所及的范围，我就开始跑了。他们没有发现我。我疯狂地奔跑着，不时踢到看不见的树桩和带刺的灌木，最后跌进了一条山谷里。我听见远处人们的喊声以及墙倒塌的声音，然后我就睡着了。

我在黎明时分醒来，差不多冻僵了。雾的尸布像蛛网一样罩在山谷之上。我重新爬到山顶上，发现原来玛尔塔的小屋所在的地方只剩下灰烬和一堆烧得焦黑的木头了，缕缕黑烟从废墟中升起，偶尔还能看到没有熄灭的火焰。

周围的一切都静悄悄的。我相信现在我能在山谷里和我爸爸、妈妈相会了。我相信，即使在遥远的地方，他们也一定知道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难道我不是他们的孩子吗？假如在危险关头不跟他们的孩子在一起，父母还有什么用呢？

我大声呼唤他们，他们假如正在向我走近的话没准会听得见。但是没有谁答应。

我很虚弱，感到又饿又冷。我根本不知道该做什么或该到哪儿去。我的父母还没有来。

我直打寒战，还呕吐了。我必须找人帮我，必须到村子里去。我一瘸一拐地拖着青一块紫一块的双腿，走过正在变黄的秋草，小心翼翼地朝远处的村庄走去。

2

我的父母不知在哪里。我开始穿越田野走向农民们的小屋。十字路口竖着一座正在腐烂的十字架，它一度被漆成蓝色。十字架顶上挂着一幅基督受难像，一双勉强可辨但又像是被泪水模糊的眼睛，从画中凝视着空荡荡的田野和正在升起的太阳的红光。一只灰色的鸟站立在十字架的横臂上，它一看见我就拍着翅膀飞走了。

风使整个田野都弥漫着玛尔塔的小屋的烟熏味。一缕细细的轻烟从那渐渐冷却的火场缭绕而上，进入冬天阴冷的天空。

我走进了村子，既冷又怕。农民们的小屋有半截建在地里，茅草屋顶搭得矮矮的，窗子都用木条紧钉着，它们拥挤地蹲坐在肮脏的道路两旁。

那些被拴在栅栏上的狗发现了我，它们开始向我吠叫，并试图挣脱链条的束缚。由于害怕，我在路中间站着一动也不敢动，担心其中会有一条狗挣脱羁绊向我扑来。

我的脑子里闪过一个不祥的念头，那就是我的父母不在这里，而且以后也不会到这里来。我一屁股坐到地上，又开始哭起来，一边哭一边呼唤我的爸爸、妈妈还有保姆。

一群男人和女人围住了我，用一种我听不懂的方言交谈着。我真害怕他们那可疑的神色和动作。有几个人牵着狗，它们吼叫着要挣脱链条扑向我。

一个人用耙子在我背上捅了一下。我跳到了旁边。另一个人用尖叉子刺了我一下。我又躲到一边，同时大声地哭喊着。

那群人变得更开心了。一块石头打中了我。我倒卧在地，脸贴着泥土，不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干牛粪、发霉的土豆、苹果核、成把的沙子和小石头接二连三地砸在我头上。我用双手捂住脸，冲着路上厚厚的尘土尖叫。

有个人把我从地上猛拉起来。一个高大的红发农夫抓住我的头发把我拽向他，同时用另一只手扭着我的耳朵。我绝望地反抗着。那群人尖声大笑起来。那个红发男人把我推来撞去，同时用他的木底鞋使劲踢我。整个人群狂笑起来，男人们捧着肚子，笑得东倒西歪，同时那些狗都挣扎着企图靠近我。

一个拿麻布袋的农夫推开人群走过来，他抓住我的脖子并将那个麻布袋套到了我头上。然后他把我摔到地上，使劲把我身体的其他部分摁进恶臭的黑淤泥。

我手打脚踢，又抓又咬地反抗。但是我的后颈被重重地打了一下，我一下子失去了知觉。

醒来时我感到浑身疼痛。我被紧紧地装在麻袋里，一个人把我扛在肩上，透过麻袋我能感觉到他在冒汗。麻袋被一根绳子紧紧地扎着，就扎在我的头顶处。我试图挣脱出来，那个男人把我扔到地上，狠狠踢了几脚，把我踢得头晕眼花，喘不过气来。我一动也不敢动，缩成一团坐在地上，好像昏迷了一样。

我们到达一个农庄，我嗅到了大粪的气味，还听到山羊的咩叫和一头母牛的哞哞声。我连同麻袋被砰的一声扔在一间小屋的地板上，有人开始用皮鞭狠狠地往麻袋上抽。我像被火烧着一样，猛地一挣扎，麻袋扎绳处裂开，我从袋子里蹦了出来。那个农夫站在那里，手拿皮鞭。他挥鞭狠抽我的双腿，一鞭又一鞭不停地抽打我，我像只松鼠似的在屋里跳来跳去。一些人进了我受刑的房间：一个妇女，她系着一条污迹斑斑的围裙，几个小孩，他们像蟑螂似的，从羽毛床褥中、从火炉后面爬了出来，还有两个雇农。

他们包围着我，其中一个试图触摸我的头发，在我转向他时，他很快把手缩了回去。他们对我评头论足，尽管我不太懂他们的话，但是我多次听见他们说到“吉卜赛人”一词。我试图告诉他们一些什么，可我说的语言以及我说话的方式只是使他们咯咯发笑。

把我带到这里的那个农夫又开始抽打我的小腿。我跳得越来越高了，同时，那些小孩和大人在一旁哈哈大笑。

我被关进一间小小的柴草房，得到的晚餐只是一小块面包。鞭子抽出的伤口火辣辣地作痛，我怎么也睡不着。柴草房漆黑一团，我听见大老鼠在我周围匆忙地跑来跑去。每当它们爬上我的双腿我就发出一声尖叫，吓得睡在墙那边的母鸡们惊叫不已。

以后的几天里，周边的农民们纷纷带着家人来到小屋，用直勾勾的目光盯着我看，要把我盯穿看透。小屋的主人专门抽打我那本已布满鞭伤的双腿，目的是让我像青蛙一样蹦跳。我差不多是赤裸着身体，因为身上只套着农夫给我做衣服的破麻袋，他在麻袋的底部开了两个洞，一条没有裤管的裤子就做成了。在我因挨打而上下蹦跳时，那条麻袋裤子不时从我身上滑落，这时男人们会哄然大笑，女人们则嗤嗤窃笑，乐不可支地看着我尴尬地遮挡自己的小雀雀。我直视其中几个人的眼睛，他们都立刻把眼睛避开，或者是连吐三口唾沫，然后把眼光垂下。

有一天，一个被称为“智者奥尔加”的老太婆来到小屋。农夫带着明显的敬意接待了她。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番，仔细地察看了我的双眼和牙齿，摸了摸我的骨头，还命令我往一个小罐子里撒尿。她仔细检查了我尿液的颜色。

然后，她对我肚子上的伤疤注视了很久，这是我那次阑尾手术留下的纪念，接着她用双手揉了揉我的肚子。在检查完毕之后，她与农夫激烈地讨价还价了一阵子，最后她把一根线系在我脖子上，把我带走了。我被卖掉了。

我开始住在奥尔加的小屋里了。那屋子简直是个地洞，共有两个房间，其中充斥着干草、树叶、灌木、形状奇特的彩色小石头、青蛙、鼹鼠，以及蠕动的蜥蜴和虫子。屋子的中央烧着一堆火，火的上方悬挂着一口锅。

奥尔加领着我看了每一种东西。从此以后，我的职责是为她照看火，去森林中捡柴，以及清扫关动物的地方。小屋里到处是各种各样的药粉，奥尔加把不同原料放在一个很大的舂钵里，把它们舂碎并混合在一起制成粉末。我必须帮助她做这类事情。

清晨的时候，奥尔加带着我去走访村子里的其他农舍。那些女人和男人一见到我们就在胸口划十字，不过同时，他们很有礼貌地迎接我们。病人们待在屋子里不出来。

有一次，我们在屋里见到一个捧着肚子呻吟的妇女，奥尔加命令我一边按摩那个妇女温暖而湿润的肚子，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它，与此同时，她自己则一边咕哝咕哝地念着咒语，一边在我们头顶的空气中做各种手势。还有一次，我们去看望一个有一条腿长着脓疮的小孩，他那条腿的褐色皮肤皱巴巴的，上面有个黄色的脓包正脓血四溢。脓包发出的恶臭实在是太刺鼻了，就连奥尔加都不得不每过几分钟开一次门，好让新鲜空气冲淡那种臭味。

整整一天时间，我都在盯着那条长坏疽的腿，那个小孩断断续续地抽泣着，然后就睡着了。孩子的家人惶恐不安，坐在屋外大声地祈祷。在孩子昏昏欲睡的时候，奥尔加拿着早已在火中烧得通红的一根铁棍，小心翼翼向那个脓包烫去。那孩子尖叫着左右挣扎，一下子昏死过去，过了好一阵才恢复知觉。屋子里充满了皮肉被烧焦的气味。脓包嗞嗞作响，好像几块咸猪肉落在灼热的煎锅上一样。在脓包被烧尽之后，奥尔加把一个黏湿的面团敷在伤口上，那面团里掺着霉菌和刚采到的蜘蛛网。

奥尔加几乎能治所有的病，我对她的钦佩也与日俱增。人们来找她治疗各种各样的病痛，她总是能帮助他们。有一次，一个男人的耳朵出了毛病，奥尔加用黄蒿油替他洗了双耳，往每只耳朵中各塞一片卷成喇叭状并在热蜡中浸泡过的亚麻布，然后从外面点燃亚麻布往里烧。那病人被绑在一张桌子上，在亚麻布燃烧的时候他尖叫不止，一直叫到耳朵里的亚麻布烧完。她迅速把亚麻布残渣从病人耳朵里吹出来，她把这种残渣叫作“锯木屑”。然后，她在耳朵被烧的地方涂一种药膏，这药膏是用洋葱砸出的汁液、公山羊或兔子的肝汁和少量纯伏特加混制而成的。

她还能切除疖子、肿瘤和粉瘤，还能拔坏掉的牙齿。她往往把切除的疖子浸在醋里腌泡，腌好之后用它来配制种种药物，她还常把脓包里流出的脓水小心地挤进特制的杯子里，并让它发酵几天。至于拔下的牙齿，由我把它放在那个大舂钵里捣碎，然后我把得到的粉末放在火炉上方的树皮上烘干。

漆黑的夜晚，有时会有农夫惊恐万状地跑来喊奥尔加，她会立即出门去为农夫的妻子接生，她身披一条巨大的披肩，因寒冷和睡眠不足而发抖。在她去邻近的村子为人看病而几天不归时，我就得独自看守小屋，喂养那些动物，给炉火添加木柴。

尽管奥尔加说的是一种奇怪的方言，但是过了不久我俩就能彼此理解了。冬天的日子，屋外狂风怒吼，无情的雪把小村围得严严实实的，这时奥尔加和我会坐在温暖的小屋里，她会跟我讲上帝的所有孩子，讲魔鬼的所有幽灵。

她称我为“黑人”。从她那里，我第一次得知，有个邪魔附在我身上，像鼹鼠深潜在地洞里一般寄居在我体内，只不过我从前对此一无所知。别人一眼就能认出像我这种魔鬼附身的人，因为这种人长有被蛊惑的黑眼睛，它们注视别人清澈明亮的眼睛时，从来都是一眨不眨的。因此奥尔加宣称，假如我盯着别人，会不知不觉用魔法使别人中邪。

她解释说，邪眼不仅能施咒布邪，也能祛邪消灾。她说，在注视别人或者动物甚至谷物时，我必须小心地集中注意力，什么也不能乱想，除了帮助她，为他们或它们祛除灾病。因为假如邪眼看了一个健康的孩子，那他就会很快衰竭至死；假如看的是一头牛，它就会突然得病暴死；假如看的是谷物，那么收割一结束谷草就会腐烂。

寄居在我体内的这个邪魔，因其本性而吸引其他的鬼怪。众多的幽灵在我周围游荡。幽灵是沉默寡言的，而且很少显形。但它是不会轻易罢休的：它在田野和森林中把人绊倒，还偷窥人们的屋子，能化身为一只邪恶的猫或疯狂的狗，被激怒时会发出阵阵呜咽。在深夜它会变成滚烫的沥青。

亡灵们常常被邪魔吸引。那是些已死去很久的人的灵魂，他们被打入地狱承受永恒的折磨，只有在满月时分才返回人间一会儿，他们具有超人的魔力，他们的眼睛总是忧伤地朝向东方。

在这些不可捉摸的可怕秽物中，吸血鬼也许是对人最有害的，因为它们经常呈现人形，而且常常和魔鬼附身的人形影相随。变成吸血鬼的一般是未受洗礼就淹死的人，或者是被自己的母亲遗弃的人。它们在水中或森林里长大到七岁，这时它们会再次显现人形，变成流浪汉，会千方百计去接近天主教堂或东正教堂。一旦在那里定居下来，它们会骚动不安地在祭坛周围游荡，邪恶地污损圣人们的画像，撕咬、打破或者毁掉教堂里的圣物，并在可能的条件下从沉睡的教徒身上吸血。

奥尔加怀疑我是一个吸血鬼，因此时不时地这样告诉我。为了遏制我体内的恶魔的邪欲，防止它变成鬼怪或幽灵作祟，她每天早晨都要为我准备一种苦涩的配剂，我必须一边嚼食一块厚厚的、涂有大蒜汁的木炭，一边把这种配剂吞下肚去。其他的人也害怕我。无论何时我想独自穿过村子，人们都会把头偏开并且在身上划十字。更有甚者，孕妇们一见到我就惊恐万分，会跑得老远。更大胆的农夫们则放出一条条狗来咬我。幸好我学会了快速逃命，并且只在奥尔加的小屋附近活动，否则，我一旦走出去，就再也不会活着回来了。

我经常留在小屋里，防止一只患白化病的猫咬死一只关在笼里的母鸡，这只母鸡浑身黑黝黝的，是稀有之物，奥尔加很珍爱它。我要注视在高罐子里蹦跳的癞蛤蟆的眼睛，要为火炉添加柴火，要搅动用文火煨煮的药液，要为腐烂的土豆剥皮，同时还要小心地把土豆上的浅绿色霉菌收集在一个杯子里，好让奥尔加用它做药替别人敷伤口或瘀伤。

奥尔加在村子里很受尊敬，和她在一起时我不怕任何人。经常有人来请她去给牛的双眼洒水施法，以防止它在被赶往市场的路上中邪。她向农民们示范在买猪时该怎样吐三口唾沬，还告诉他们在让未生过崽子的小母牛与公牛交配之前，该怎样给它喂一种含有圣草的特制面包。在奥尔加宣布某匹马或某头牛会安然无恙之前，村子里的人是谁也不敢贸然买下它的。她往往把水泼到它身上，在看了它抖动身子的样子之后，她就会做出判断，成交价的高低甚至于买卖成败常常都依赖于此。

春天来了。河面上的冰融化了，太阳低垂的光芒照彻奔流的河水，水纹与旋涡捉摸不定。绿色的蜻蜓盘旋在急流之上，正在与时起时息的寒冷湿润的风搏斗。被太阳晒热的湖面升起水雾，一阵阵旋风俘获它们，把它们扬成羊毛绒，然后抛向骚动不安的空气中。

人们热切地期待温暖季节的来到，而它最终到来时却给人们带来了一场瘟疫。染上瘟疫的人痛苦地蠕动，像被钉在地上的蚯蚓一样，一种可怕的寒冷使他们浑身打战不止，最后他们都在昏迷中死去。我和奥尔加匆匆忙忙从一家走到另一家，盯住那些病人，以便把邪病从他们身上祛除，但是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事实证明这种邪病太强大了。

在紧紧关闭的窗子后面，在阴暗凄凉的小屋子里，垂死的人和正在受折磨的人，有的呻吟，有的喊叫。女人们把紧裹在襁褓里的孩子们的弱小身体紧抱在胸前，这些孩子的生命正在迅速地衰竭。男人们绝望地把羽毛被褥和羊皮盖到因发烧而形容憔悴的妻子身上。孩子们则泪眼汪汪地盯着他们死去的父母脸上的绿色斑点。

瘟疫在蔓延着。

村民们每天都走到他们的小屋门口，从世俗的烟尘中抬眼仰望苍天，寻找上帝。只有他能缓解他们的痛苦和悲伤，只有他能慈悲地把宁静的睡眠赐予这些饱受折磨的人们，只有他能把那邪病的可怕奥秘变成永恒的健康，只有他能消除为死去的孩子伤心的母亲的痛苦，只有他……

但上帝在观望，他的智慧深不可测。农舍的四周到处烧着火，所有的小径、菜园和庭院都充斥着烟熏味。邻近的森林里传来响亮的斧头伐木声和大树轰然倒下的声音，那是男人们在伐木取柴以免那些火熄灭。我听见斧头砍在树干上发出的干脆而刺耳的声音，它们从清亮、静止的空气中传来，一到达牧场和村庄，就奇怪地变得低沉、微弱了。就像浓雾遮盖并减弱蜡烛之光一样，因瘟疫而沉重的、凝滞不动的空气用一张毒网罩住并吸收了这些声音。

一天傍晚，我的脸也开始发烧了，我浑身不自禁地颤抖。奥尔加盯着我的双眼看了一会儿，同时把她那冰凉的手按在我的额上。接着，她不由分说地把我迅速拉到一片遥远的田地里。她在地里挖了一个深坑，脱掉我的衣服，然后命令我跳到坑里去。

我站在深坑里，浑身发烧却又直打寒战，奥尔加把挖出的土重新铲回坑里，直到泥土埋到我的脖子处。接着她把我周围的泥土踩紧，并用铲子把它打得平平坦坦的。在弄清附近确实没有蚂蚁窝之后，她用泥炭烧了三堆浓烟直冒的火。

我就这样被埋在冰冷的泥土里了，身体一会儿就冷却下来，像一株正在枯萎的杂草的根一样。我完全失去了知觉。像一个被抛弃的甘蓝球一样，我成了那片广阔田地的一部分。

奥尔加没有忘记我。那一天，她几次给我带来凉水，把凉水灌进我的口里，而那水好像只是在我体内过了一遍就流进了泥土。奥尔加往火里添加的青苔藓弄得火浓烟直冒，烟熏得我睁不开眼睛，呛得我喉咙发痛。风偶尔把烟吹散的时候，从大地的表面看过去，世界有如一块做工粗糙的地毯。长在周围的小植物隐约可见，高高耸立如大树。奥尔加走来时如可怕的巨人，在田野上投下巨大的阴影。

黄昏时刻，在最后一次给我喂完水之后，奥尔加往火上添了几块泥炭，随后就回她的小屋睡觉去了。我仍然留在田地里，孑然一身，脖子以下全被埋在土里，泥土好像在把我往下拉，使我陷得越来越深。

那三堆火慢慢地燃烧，火星飞溅，像萤火虫一般进入无边的黑暗。我感到自己像一棵被种在地上的植物，竭尽全力要投奔太阳，却受到土地的束缚，没法舒展自己的枝条。我的另一种感觉是，我的头获得了属于它自己的生命，它以令人目眩的高速越来越快地滚动，最后滚进了太阳的怀抱，在过去的一天里，正是太阳仁慈地赐给了它温暖。

有时候，感觉风吹在我额头上，我因恐惧而变得麻木了。在想象中，我看见成群的蚂蚁和蟑螂吆三喝四，匆匆忙忙地向我的脑袋涌来，它们要来我头盖骨下面的某个地方筑巢安家。它们将在那里大量繁殖，将把我的思想一一吃掉，直到我的头颅变得空空荡荡，像掏尽了瓜瓤的西瓜壳一样。

一阵嘈杂声惊醒了我，我睁开双眼，弄不清我在哪里。我已与大地融为一体了，但是我的思想仍然在沉重的头脑里蠕动。世界正在变成灰色。那三堆火早已熄灭。我感到冷冷的露水流过我的双唇。我的脸上和头发里都积满了露珠。

那嘈杂声又回来了。一群乌鸦在我头顶盘旋。其中一只沙沙地拍打着宽大的翅膀在附近着陆。它慢慢地向我的头靠近，同时其他的乌鸦也开始降落。

我满怀恐惧地观察它们那乌黑发亮的尾巴和直勾勾的眼睛。它们蹑手蹑脚地在我周围走动，一步一步向我逼近，同时朝我摇晃脑袋，弄不清我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

我没有等待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我尖叫了一声。那些受惊的乌鸦退了回去，有几只甚至飞到了几英尺高的空中，但是它们马上又在不远处落下了。它们多疑地看了看我，接着又开始迂回前进。

我又大叫了一声，但是这一次它们没有被吓住，相反，它们更加大胆地走到了离我更近的地方。我的心怦怦直跳。我不知道如何是好。我再一次大叫，但是现在乌鸦们根本就不怕了。它们离我不到两英尺远了。它们赫然卓立，在我眼里变得越来越大，它们的钩嘴也变得越来越凶恶。它们宽大如钩的爪子真像巨大的钉齿耙。

一只乌鸦走到我的面前站住了，离我的鼻子只有几英寸。我冲着它大叫了一声，但是它只是稍微惊跳了一下，并张开了钩嘴。我还来不及再次叫喊，它就猛地一下朝我的脑袋啄来，我的几根头发出现在它的钩嘴里。它再一次发起进攻，又啄掉了我一撮头发。

我摇晃脑袋以便把脖子周围的泥土摇松。但是我的行动只能使乌鸦感到更加奇怪。它们包围着我，能啄我哪里就啄哪里。我开始大声尖叫，但是我的声音太微弱了，没法升到空中，只能重新渗入泥土，根本到达不了奥尔加的小屋。

乌鸦们随心所欲地玩弄我。我越是疯狂地摇晃脑袋，它们越是变得激动和勇敢。好像是要避开我的脸，它们专挑我脑后的头发啄。

我精疲力竭了。每一次动动脑袋都像是把一大袋稻谷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我被弄得神经错乱了，看什么都好像是在毒雾中一样。

我认输了。现在我自己变成了一只鸟，在竭力摆脱大地对我那双被冻得冰冷的翅膀的束缚。舒展开自己的四肢，我加入了乌鸦的行列。一阵清新的复活之风突然把我托起，我径直飞进了地平线上的一缕阳光，它像拉满的弓弦一样紧绷在那里，我发出欢快的叫声，我那些长翅膀的伙伴们哇哇地模仿着。

奥尔加在云集的乌鸦群中找到了我。我差不多被冻僵了，我的脑袋已被乌鸦们啄得伤痕累累。她迅速把我挖了出来。

过了几天，我恢复健康了。奥尔加说，是寒冷的土地把疾病从我身上赶了出去。她说替我把疾病带走的是一群化身为乌鸦的鬼怪，它们尝我的血是为了证实我是它们的同类。她断言这是唯一的理由，要不它们早就把我的眼睛啄出来了。

几个星期过去了。瘟疫停止了肆虐，青草从很多新堆起的坟上长了出来，这种草是不能用手去摸的，因为它们无疑包含着死于瘟病的人身上的毒素。

一个晴朗的早晨，奥尔加被人叫到河边，农夫们正在把一条巨大的鲇鱼从水里拖到岸上，它的嘴边直挺挺地伸着两条长须。这是一条看起来威力巨大的可怕的鱼，也是这一带见过的最大的鱼之一。在捕捞它的过程中，有一个渔夫被自己的网割破了一条血管。奥尔加替他包扎手臂以止住涌流的血。与此同时，其他的农夫剖开鱼腹，取出完好无损的鱼鳔，所有的人都兴高采烈。

突然，在我完全松懈、毫无戒备的时刻，一个胖胖的男人把我高高举向空中，同时对其他的人说了些什么。大家都鼓掌表示赞同，于是我被快速地从一个人手里传到另一个人手里。我还没有弄清他们要干什么，那个巨大的鱼鳔已被扔到了河里，而我则被抛到了鱼鳔之上。鱼鳔下沉了一点。有人用脚把鱼鳔一踹，我就漂离了河岸。我手脚并用，狂乱急切地抱住鱼鳔，时不时沉入冰冷、褐黄的河水里。我一边尖叫，一边乞求他们发慈悲。

但是我漂得越来越远了。村民们沿着河岸奔跑并向我招手。有些人向我投掷石块，它们在我旁边溅起水花。有个人差一点打中了鱼鳔。急流飞快地把我推到河中央。两边的河岸好像都可望而不可即。那群人在一座小山后面消失了。

我在岸上从未感觉过的一阵清新的微风在水面吹起涟漪。我顺着河水缓慢平稳地漂流。有几次，鱼鳔几乎完全沉到了微波之下，但是它很快又浮了上来，缓慢而庄严地向前漂流。后来我突然被卷入了旋涡。鱼鳔旋呀转呀，从某处离开，一会儿后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接着又继续旋转。

我通过身体的扭动弄得鱼鳔上下颠簸，目的是想使鱼鳔挣脱旋涡。一想到自己将不得不这样旋转着度过长夜，我就感到非常痛苦。我知道，假如鱼鳔破裂，我会立刻被淹死，因为我不会游泳。

太阳正在慢慢西沉。鱼鳔每旋转一次，太阳光就会直射我的双眼一次，它在水面上洒下粼粼金光，叫人看了眼花缭乱。河面的气温下降了，风也更加骚动不安了。幸好一阵大风吹来，鱼鳔漂离了旋涡。

我离开奥尔加的村子有几英里远了。急流把我推向一片已被渐浓的夜色笼罩的河岸。我开始能辨别出沼泽地了，还有摇曳的高高的水灯芯草，以及已入眠的野鸭的隐秘巢穴。鱼鳔缓慢地穿行在一丛丛水灯芯草之间。河上的苍蝇紧张不安地在我周围飞来飞去。百合的黄色杯状花朵在沙沙作响，一只受惊的青蛙从一条沟里一蹦而出。一根芦苇突然划破了鱼鳔。我在软绵绵的河岸边站了起来。

周围一片寂静。从阴湿的沼泽地和桤木树丛里传来隐隐约约的声音，不知是动物的还是人的。我浑身布满了鸡皮疙瘩，身体因痉挛而扭曲成了一团。我屏息细听，但到处都是一片寂静。

3

我彻底地孤单了，一阵恐惧袭上心来。但是我记得奥尔加曾说过，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要想活命，有两点是必须做到的。第一点是了解动物和植物，熟悉毒物和药草。第二点是拥有火，或者说，有一个自己的“彗星”。第一点很难做到——它要求丰富的经验。第二点容易一些，找一个容量为一夸脱的罐头盒，把其中一端打开，用钉子在罐侧和罐底钉满小孔，一个小型火炉就做成了，再在小火炉的上方钉两个相对的孔，装上一段三英尺长的铁丝做把手，就可以让它像套马索或教堂的香炉一样旋转了。

这样一个小巧轻便的火炉既是持久的热源，又可以用作微型厨房。不时往其中放入能找到的任何燃料，就能始终在罐底保留火种。用力挥旋小火炉，就能通过那些小孔往罐里注空气而把火烧旺，其效果和铁匠使用风箱一样。由于离心力的作用，小火炉旋转时里面的燃料不会掉出来。为了使这个“彗星”免于熄灭，得定时为它添加燃料，而要用它来达到不同的目的，不仅要对燃料进行明智的选择，而且挥旋的程度也要恰到好处。例如，烤土豆、萝卜或鱼需要用泥炭和潮湿的树叶烧文火，烤刚打到的鸟儿需要用干树叶和干草烧明火，而烤刚从鸟窝里摸到的鸟蛋则最好是用土豆秆。

为了使“彗星”整夜不熄，要往里塞满从大树下采到的湿苔藓。苔藓微弱地燃烧，产生的烟能熏走蛇和虫子。在危险的情况下，把“彗星”挥旋几下就可以使它熊熊燃烧起来。在下雪的潮湿的日子，必须不时地往里加入含树脂的干木片或树皮，还需不时地挥旋它。在刮风或炎热的日子，“彗星”不需要多少挥旋，加入青草或洒点水可以减弱它的火势。

“彗星”也是抵御狗或人的侵袭必不可少的武器。即使是最凶猛的狗，见到一个火星飞溅的东西在狂舞，也会望而却步，害怕自己的皮毛被烧着。即便是最勇敢的人，也不愿冒被弄瞎双眼或烧伤脸部的风险。一个用“彗星”武装起来的人就像是一座城堡，除非你用长长的棍棒或石头攻击他，否则是十分危险的。

正是由于这一点，“彗星”熄灭是一件极其严重的事情。粗心大意，睡过了头或者突然降临的阵雨，都有可能造成“彗星”熄灭。火柴在这一带是极稀罕之物，既昂贵又不易买到。有火柴的人为了节约，一般都养成了把一根火柴掰成两半用的习惯。

因此，人们都极其小心地把火炉里的火种保存好。在上床安歇之前，主妇们都习惯性地把火种用热灰封起来，以便它到第二天早晨都不熄灭。第二天早上，在重新把火吹旺之前，她们都要满怀敬意地在胸口划十字。她们说，火不是人类的天然朋友，因此人们应该迁就它。人们还相信，分享火只会带来厄运，借火尤其如此。更可怕的是，在人间向人借了火，死后到了阴间都要还的。另外，把火带出屋子会使母牛干瘦或者不孕，而火熄灭则会在妇女分娩时带来灾难。

就像火对“彗星”是必需的一样，“彗星”对生命也是必不可少的。在接近人们的房屋时，“彗星”也是必需的，因为人们的房子往往是由一大群恶狗看守的。在寒冷的冬天，“彗星”的熄灭会导致冻伤和熟食的缺乏。

人们外出时往往把一些小袋背在背上或系在腰带上，用来为“彗星”收集燃料。白天在地里干活时，农民们用它们烧烤蔬菜、鸟儿和鱼等食物。夜晚回家到达家门口时，男人们和小伙子们都喜欢竭尽全力挥旋“彗星”，使它们熊熊燃烧，然后放开手让它们飞入空中，像一个个通红的火球。它们划出条条巨大的弧线，熊熊的火焰在后面形成长长的火尾。正是由于这一点，它们获得了“彗星”这个别名。它们真的像拖着长长的尾巴从天空飞过的彗星。按奥尔加的说法，彗星的出现预示着战争、瘟疫和死亡的降临。

要获得做“彗星”用的铁罐是件很难的事。只有在运送军需品的铁路的遥远路段旁才能捡到它们。当地的农民们不许外人捡它们，他们出售自己找到的罐子时往往索价很高。住在铁道两边的人们常为争夺罐子而斗殴，他们每天都派出一批批男人和小伙子去捡罐子，这些人都带着麻袋，用来装能找到的任何罐子，他们还带着斧头，用来赶走与他们争夺罐子的人。

我的第一个“彗星”是奥尔加给我的，那是她为一个人治病所得的报酬。我非常珍爱它，经常锤上面那些有裂开危险的孔，或者把凹陷的地方弄平，还常常把它擦得光亮亮的。我生怕这唯一的重要财产被人抢去，因此把一段和“彗星”把手连在一起的铁丝缠绕在手上，从不和它分开。“彗星”火星四溅的大火给我一种安全感和自豪感。我一有机会就往自己的小袋里塞进合适的燃料。奥尔加经常叫我去森林里采药草，只要我的“彗星”和我在一起，我就感到十分安全。

但现在奥尔加远去了，我也失去了那个“彗星”。我因寒冷和恐惧直打寒战，双脚被芦苇草划得鲜血直流。我拂去大腿和小腿上的蚂蟥，它们因吸足了我的血明显地膨胀着。长长的阴影歪歪扭扭地投在河面上，含混而压抑的各种响声沿黑暗的河岸响个不停。在茂密的山毛榉树枝的瑟瑟声和垂柳拂水的沙沙声中，我听到了奥尔加曾说过的神秘存在物的声音。它们形状怪异，长着蝙蝠头和毒蛇身，体躯很长但脸部很小。它们一旦缠绕到某个人的腿上，就会把他求生的欲望吸走，直到他坐地睡去，永远不再醒来。我从前在牲口棚里见过这类奇形怪状的蛇，它们曾把牛吓得痛苦地哞哞直叫。据说它们会吸母牛的奶，更有甚者，还会爬进母牛的体内，消耗掉它们吃下的全部食物，使它们因饥饿而死去。

我开始跑步离开河岸，抄近路穿过芦苇丛和高大的蒿草，强行穿过缠结的荆棘丛，猫着身子，在垂下的虬枝织成的厚墙下钻行，差点儿让自己被尖利的芦苇和荆棘刺穿。

一条母牛在远方哞叫。我立即爬到一棵树上，从高处观察远方那片村野，发现有几个“彗星”在熠熠闪亮。有人这时恰好从牧场回家。我小心翼翼地朝他们的方向摸索前进，一条狗的叫声穿过灌木丛向我袭来，我仔细倾听着辨认方向。

人和狗的声音很近了。显然在树叶构成的厚墙后面有一条小路。我听见牛疲惫拖沓的脚步声和年轻牧童们的声音。他们的“彗星”时不时溅起的火星闪亮于黑魆魆的天空，然后一扭一拐地落入黑暗之中。我沿着灌木丛跟踪他们，决心发起突然袭击并抢到一个“彗星”。

他们带着的一条狗有几次嗅出了我的气味，它冲入灌木丛中，但是它显然觉得在黑暗中不够安全。我像蛇一样发出嘶嘶的叫声，吓得它退回了小路并时不时发出几声吠叫。牧人们感觉到了危险，马上静了下来，倾听着树林里的声响。

我挨近小路了，那些牛几乎是胁腹擦着供我在后面藏身的树枝走过的。它们离我太近了，我能够感受到它们身体的热量。那条狗再次发起进攻，但是我发出的嘶嘶声又把它赶回了路上。

在牛群离我更近的时候，我用一根尖利的棍子猛刺其中两头，它们大声吼叫，开始惊跑，那条狗也跟在后面。接着我发出一声颤抖的长号，朝最近的那个牧童的脸猛地一击。他还来不及弄清发生了什么事，我已经抢走他的“彗星”，快速退回了灌木丛中。

其中的几个牧童被我的怪号和牛群的惊慌吓住了，他们拖起那个被打得头晕眼花的家伙，拼命地朝着村子跑去。接着我进入树林更深处，一边用一些鲜树叶把“彗星”的火势减弱。

走到了够远的地方之后，我开始朝夺得的“彗星”吹气，它的光从黑暗里招来几十个奇怪的虫子。我看见女巫们从树上吊下来，她们盯着我，试图使我迷惑，把我引上歧路。我清楚地听见，从忏悔的罪人尸体逃出的游魂在颤抖。凭借“彗星”的赭色暗光，我看见树木向我弯下身子。我听到了鬼怪和食尸魔的哀怨声和古怪动静，它们正挣扎着要从树干里钻出来。

我不时在树干上看见斧头砍出的口子。我记得奥尔加曾说过，那是农民们为了向仇敌施咒布邪而砍下的。复仇的人要一边用斧头砍多汁的树干，一边说出仇敌的名字并想象他的脸的模样，这样那些伤口就会给仇敌带来疾病和死亡。我周围的树上有很多这样的伤痕。人们一定有很多的仇敌，为了给仇敌带来灾难，他们一定忙得不可开交。

出于恐惧，我疯狂地挥旋夺来的“彗星”。我看见一排排树木谄媚地向我鞠躬，邀我越来越深地走进它们那正在封闭的队伍中。

我迟早得留意它们的邀请。我想远离河边的那些村庄。

我向前走去，坚信奥尔加的符咒最终会把我带回她身边。她不是老说假如我想逃跑，她能对我的脚施魔法，并让它们把我带回她身边吗？我什么都不怕。某种不可知的力量，来自上天或者我自己体内，正准确无误地把我带向老奥尔加。

4

我现在住到了一个磨坊主家里，村民们给他取的绰号是“嫉妒”。他比那一带的一般人都要沉默寡言。甚至在邻居们来拜访他时，他也往往只是坐在那里，偶尔啜饮一小口伏特加，慢慢吞吞地说一两句话，然后又陷入沉思，或者盯住一只已枯死在墙上的苍蝇。

只有在他老婆进屋的时候，他才会从沉思中回过神来。他老婆和他一样沉默寡言，在别的男人进屋并偷偷看她时，她总是出于习惯坐到丈夫背后，羞怯地垂下双眼。

我睡的顶楼在他们卧室的正上方。夜晚我常常被他们的争吵闹醒。磨坊主怀疑他老婆曾在田野和磨坊裸露身体卖弄风情，跟一个年轻的农夫调情。他的妻子并不否认这点，而是驯服而又沉默地坐着。有时候争吵没有休止。被激怒的磨坊主会在卧室里点上几支蜡烛，穿上靴子，并开始打他的妻子。我紧贴着楼板上的一条裂缝，从那里窥视磨坊主用马鞭抽打他那赤裸的妻子。那妇人慌忙离开床铺，扯过羽绒被来护着身子，但她丈夫一把将它扯开并扔到了地上，接着他宽宽地叉开双腿站在她上方，继续用鞭子抽打她丰满的身体。每一次鞭子落下，她细嫩的皮肤上就多一道充血的红鞭痕。

磨坊主是毫无怜悯之心的。随着手臂的大幅度挥舞，他猛抽她的臀部和大腿，痛打她的双乳、脖子、肩膀和小腿。那妇人精疲力竭了，躺在地上像条小狗一样哀叫。然后她爬向丈夫的大腿，向他乞求宽恕。

最后磨坊主终于扔下了鞭子，他吹熄蜡烛之后就上床睡觉了。那妇人还在呻吟，第二天她会掩盖起身上的伤口，行动不便地用青肿带伤的手掌擦去眼中的泪水。

磨坊主的小屋里还有一个“居民”：一只喂养得很好的母猫。有一天它[5]陷入一阵疯狂之中，不再像平常那样咪咪细语，而是发出几乎是喘不过气来的尖叫。它像条蛇一样沿着墙根蜿蜒而行，不停地扭动它颤抖的胁腹，还不时地搔抓女主人的裙子。它用奇怪的声音尖叫着，呻吟着，那沙哑的尖叫声使所有的人感到不安。傍晚时分，母猫狂乱地哀呜着，用尾巴打着胁部，它的鼻子盛气凌人。

磨坊主把那只欲火中烧的母猫关进地窖，然后就去他的磨坊了，出门时告诉老婆说，他将带那个年轻农夫来家里吃晚饭。那妇人一句话也没有说就准备饭菜去了。

那农夫是一个孤儿。他为磨坊主做工还不到一个月。他是一个高大、寡言的小伙子，长着一头亚麻色的头发，他常常习惯性地把头发从流汗的额上梳往脑后。磨坊主知道村里流传着有关他妻子和那个小伙子的风言风语。人们说他妻子注视那小伙子的蓝眼睛时神色就变了。她不顾被丈夫发现的危险，冲动地用一只手把裙子撩到膝盖以上，用另一只手向下拉开紧身胸衣露出她起伏的乳房，同时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小伙子的眼睛。

磨坊主带着小伙子回来了，他还把一只从邻居那儿借来的公猫装在搭在肩上的袋子里带了回来。那只公猫长有一个大萝卜那么大的头，还有一条既长又有力的尾巴。那只母猫在地窖里春情勃发地哀号，磨坊主一释放它，它就跳到了房子中央。两只猫开始多疑地兜圈子，喘着粗气，彼此慢慢地越靠越近。

磨坊主的老婆摆好了饭菜。大家一声不吭地吃了起来。磨坊主坐在桌子中间，他老婆坐在一边，那小伙子坐在另一边。我蹲在火炉旁吃我的那一份。我真羡慕那两个男人的胃口，他们一边把大块大块的肉和面包塞入口中，一边大口地猛灌伏特加，肉块和面包像榛果一样从他们的喉咙一滚而下，转眼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磨坊主的老婆是屋子里唯一慢慢咀嚼的人。每次她低下头吃东西的时候，那小伙子就会向她隆起的紧身胸衣投去比闪电更快的一瞥。

在房子的中央，那只母猫突然弓起身子，露出牙齿和利爪，一纵就猛扑到了公猫身上。公猫站住了，它舒展开身子，对准母猫火烧火燎的眼睛直喷唾沫。母猫绕着公猫走来走去，时而跳向它，时而又退缩回来，接着又去搔抓它的鼻子和嘴巴。现在公猫开始小心地绕着母猫转圈子，它一边蹑手蹑脚地走动，一边嗅母猫身上那种令它陶醉的气味。公猫弯起尾巴，试图从后面接近母猫。但是母猫不许它这样。母猫平躺到地上，像磨石一般在地上旋动，同时伸出利爪去抓公猫的鼻子。

磨坊主和另外两个人都被迷住了，他们一边吃饭一边盯着公猫和母猫。磨坊主的老婆满脸通红地坐在桌边，连脖子都越来越红了。那小伙子抬起双眼，可是马上又把眼睛垂下了。汗水从他短短的头发上流下，他不时地用手把头发梳往脑后。只有磨坊主一个人镇定自若，他一边吃饭，一边观察那两只猫，偶尔也瞟他老婆和客人一眼。

公猫突然拿定了主意，脚步变得更轻盈了，它一步步向母猫靠近。母猫顽皮地动着，好像是要退却似的，但是公猫高高一跳，噗的一声整个儿压到了它身上。公猫咬住母猫的颈子，热切而紧张地径直进入母猫之中，根本没有蠕动几下。在获得充分满足而精疲力竭之后，它就瘫倒了。被压在地板上的母猫发出几声尖叫，然后从公猫底下跳了出来，它跳上已冷却的壁炉，像条鱼一样在上面摇来摆去，然后用爪子环抱着脖子，将头在温暖的墙上擦来擦去。

磨坊主的老婆和那个小伙子停止了吃饭。他们俩神魂颠倒地盯着对方，张开的口里还含着忘记吃下去的食物。那女人喘着粗气，把双手伸到了自己巨大、起伏的双乳下并且用力捏挤它们，显然她失去了自制。那小伙子一会儿看看那两只猫，一会儿看看她，舔一舔干干的嘴唇，然后艰难地把食物吞下肚去。

磨坊主咽下最后一口食物，把头仰向后面，然后猛地一口把杯中的伏特加喝得一干二净。尽管醉了，他还是站了起来，抓住他的铁餐匙，一边拍打它，一边凑近那个小伙子。小伙子迷惑地呆坐着。这时那女人撩起裙子，开始魂不守舍地拨弄炉膛里的火。

磨坊主向小伙子弯下身子，对着他已变得通红的耳朵低声说了些什么。小伙子一跳而起，好像是被刀子戳了一下似的，然后他开始否认某种东西。接着磨坊主大声地问小伙子是否在勾引他的老婆。小伙子满脸通红，但是一句话也不回答。磨坊主的老婆直喘粗气，她转过脸去，继续擦洗锅子。

磨坊主指着那只在漫步的公猫，再一次对小伙子说了些悄悄话。小伙子吃力地从桌边站起来，想离开那座房子。磨坊主进一步行动，掀翻了他坐的板凳，小伙子还没弄清发生了什么事，磨坊主已出其不意地把他推到了墙边，用一只手臂紧压小伙子的喉咙，用一个膝盖深深顶着他的肚子。小伙子无法动弹，他被恐惧攫住了，一边大声地喘气，一边结结巴巴地承认了一些什么。

磨坊主的老婆冲向丈夫，又是恸哭，又是哀求。睡在壁炉上的母猫被吵醒了，它俯视着哭哭闹闹的场面，而那只受到惊吓的公猫则跳到了桌上。

磨坊主一脚就把老婆踢到了旁边。接着他以飞快的速度把铁餐匙插进小伙子的一只眼中并顺势一剜，就像妇女们刮土豆皮时挖腐坏的霉点那样利索。

那只眼珠像从被打破的蛋壳中冒出的蛋黄一样，从他眼眶里一鼓而出，顺着磨坊主的手落到了地板上。小伙子发出撕肝裂肺的尖叫，但磨坊主仍然把他顶在墙上。紧接着那个沾满血的铁餐匙又插进了另一只眼睛，这只眼珠以更快的速度涌了出来。有那么一刹那，那只眼珠停留在小伙子的脸颊上，好像拿不准下一步该做什么似的，但后来还是沿着他的衣衫滚到了地板上。

这一切都是在一瞬间发生的。我简直没法相信我看到的一切。一个念头如希望的微光闪过我的心头：或许可以将那两只被挖出的眼珠放回原来的地方。磨坊主的妻子疯狂地哭叫着，她冲进相邻的房间叫醒她的孩子们，他们开始惊恐地大哭起来。那小伙子大声地哀号，然后静了下来，他的双手一直在捂着脸。血从他的手指间渗出，顺着他的双手流下，慢慢地滴落在他的衬衫和裤子上。

磨坊主仍然怒气未消，他把小伙子朝窗边一推，仿佛没有注意到小伙子已双目失明。小伙子打着趔趄叫喊着，差点儿撞到了一张桌子上。磨坊主抓住他的肩膀，用脚踢开门，然后把他踢出屋外。小伙子又叫喊起来，他在门口打了个趔趄，摔倒在了庭院里。几条狗开始吠叫，尽管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那两个眼珠子躺在地板上。我在它们周围走动，发现它们一动不动地在凝视什么。那两只猫怯生生地走到房子中央，开始玩弄那两只眼珠子，好像它们是用线绣的球似的。在煤油灯的照耀下，两只猫的瞳孔缩小成四条细缝。两只猫把那两个眼珠滚来滚去，时而嗅一嗅，时而舔一舔，用软绵绵的爪子把它们传来递去。这时那两只眼睛似乎正从房子的各个角落瞪着我，好像它们获得了一种新的生命，有了独立行动的能力。

我想入非非地观察它们。假如磨坊主不在场的话，我一定会自己把它们拿走。它们肯定仍然能看得见。我真想把它们揣在我的口袋里，有需要时就把它们拿出来，放在我的眼睛上面，那么我能看见的东西就可以翻倍了，甚至更多。也许我还可以把它们安放在我的后脑勺上，那它们就能够告诉我身后在发生什么事了，尽管我还拿不准怎么会这样。更大的好处是，我可以把它们放在某个地方，以后它们会告诉我在我离开后发生了什么事。

或许那两只眼珠不打算为任何人效劳。我料想它们能够轻而易举地摆脱那两只猫，能自己滚到门外去。它们能够到田野、湖上和林中去游荡，去观赏它们周围的每一种事物，像飞离罗网的鸟儿一般自由自在。既然已获得自由，它们再也不会死去，又由于它们很小，它们可以轻易地四处藏身，并秘密地观察别人。遐想使我激动不已，我决定悄悄地关上门并逮住那两只眼珠。

磨坊主显然是被猫的嬉闹惹火了，他踢开那两只猫，用重重的靴子猛踩那两颗眼珠。他厚厚的鞋底下某种东西啪地响了一声。一面能反映整个世界的神奇镜子被打碎了。留在地板上的只有一小块被踩烂的糊状物。一种强烈的若有所失之感袭上我的心头。

磨坊主根本没有注意我，他坐到长凳上，慢慢摇晃着睡了过去。我小心地站了起来，捡起那把满是血污的餐匙，开始收拾碟子。我的职责是整理房子和扫地。扫地的时候我没有去碰那两只被踩烂的眼睛，因为我拿不准怎么处理它们。最后，我眼睛看着别处，很快地把那堆糊状物扫入提桶中，然后把它倒进了火炉里。

第二天我很早就醒了。我听见磨坊主和他的老婆在下面的房里打鼾。我小心地装好一袋食物，往我那个“彗星”里装进一些火种，用一根香肠贿赂了院子里的那条狗，然后开始逃离磨坊主的小屋。

靠近牲口棚的磨房的墙边躺着那个小伙子。一开始我本想迅速从他身边走过去，但当我意识到他已双目失明时，我便停住了脚步。他仍然神志不清。他用双手捂着脸，呻吟着，抽泣着。他的脸上、手上和衣服上有很多凝固的血块。我本想说些什么，但是我害怕他会向我问起他的眼睛，那我免不了要劝他忘记它们，因为磨坊主已把它们踩得稀烂了。我为他感到非常难过。

我不知道，视力的丧失是否也能剥夺一个人对过去见过的每一种事物的记忆。假如是这样，那么失明的人甚至在梦中都是瞎子。假如不是这样，假如没有眼睛的人仍然能通过记忆之眼看世界，那倒还不算太坏。世界看起来在每一个地方都是一样的，尽管人与人不尽相同，就像动物和树木各有差别一样，但是在观看了它们几年之后，你对它们过去是什么模样想必也相当清楚了。我在世上才活了七年，但我已记住很多东西了。每当我闭上眼睛，过去的很多细节都更逼真地重现在眼前。说不定失去了眼睛之后，那小伙子会看见一个全新的更迷人的世界哩，谁知道呢！

我听见村子里传来某种声音。由于害怕磨坊主发现，我又继续赶我的路，一边时不时地摸一摸我的眼睛。我走路更加小心了，因为我知道眼珠的根并不牢固。在一个人弯下身子的时候，眼球就像挂在树上的苹果一样悬着，会很容易从眼窝里掉出来的。我决定昂着头跳过路上的那几道栅栏，但是我第一次试跳就绊了一下，摔到了地上。我恐惧地抬起手去摸眼睛，看它们是否还在原处。在小心地证实它们还能够安然地睁开和闭上之后，我欣喜地看见山鹑和鸫鸟在飞翔。它们飞得很快，但是我的视线能追上甚至超过它们，看见它们从云朵下掠过，变得比雨点更小了。我对自己许下诺言，要求自己记住看见的每一种东西；即使以后有人把我的眼珠挖掉，我也能保持对我见过的所有事物的记忆，一直保留到我死去的那个时候。

5

我的职责是为莱克安放罗网，他以捕鸟并到附近的村子贩鸟为业，干这一行没有谁能和他比。他从前是一个人干这活儿。他收我为徒，是因为我很小、很瘦，也很灵巧。因此，我能够去莱克本人不能去的地方布网：树的细枝条上、稠密的荨麻和蓟丛中，以及沼泽的小岛上。

莱克没有家室。他的小屋里关满了各种各样的鸟，从普通的麻雀到睿智的猫头鹰，不一而足。农民们用物品来换他的鸟，因此他不必为生活必需品担忧，能得到的东西包括牛奶、黄油、酸冰淇淋、奶酪、面包、香肠、伏特加、水果甚至衣服。他常常用笼子装着鸟儿到邻近的村子卖，依靠鸟儿的美丽羽毛和甜蜜歌喉获取以上所有生活用品。

莱克的脸上长满了雀斑和丘疹。农民们声称那是去燕子窝里偷蛋的结果；莱克本人则坚持说，那是他年轻时轻率地朝火中吐唾沫造成的，还说他父亲是一位乡村墨客，希望他长大之后当一名神父。但是他却被森林迷住了。他研究鸟儿的各种习性，羡慕它们飞翔的能力。有一天他逃离父亲的小屋，开始四处流浪，从村子到村子，从森林到森林，像一只被遗弃的野鸟。后来他开始捕鸟。他观察过鹌鹑和云雀的生活习惯，能模仿布谷鸟自在的鸣啭、鹊鸟的尖叫和猫头鹰的怪号。他熟悉红腹灰雀求偶的习惯，熟悉公秧鸡绕着母秧鸡抛弃的巢穴狂飞时的嫉妒的狂怒，还熟悉小窝被恶作剧的男孩们捣毁后的燕子的悲哀。他了解山鹰飞翔的奥秘，钦佩鹳鸟捕蛙时的耐心。他还嫉妒夜莺歌唱得那么美妙。

他就这样在鸟群和树木中间度过了青年时代。现在他在快速地变成秃头，牙齿也正在衰败脱落，脸上的皮肤已萎缩下陷，眼睛也有些近视了。因此，为了安度晚年，他在自己建造的小屋里定居下来。他自己占据屋子的一个角落，其他各个角落都放满了鸟笼。正是在其中一个鸟笼的底部，他为我安排了一个狭窄的栖身之所。

莱克经常说起他的鸟儿。我贪婪地听取他所说的一切。我从他那里得知，一群群的鹳鸟总是在圣约瑟节[6]从遥远的海边飞来，直到圣巴多罗买[7]用蛇麻草秆把所有的青蛙赶入淤泥中才离开村庄。淤泥会堵住青蛙的嘴巴，这样一来鹳鸟听不见它们的呱呱声，便没法捉到它们，因此也就不得不离开了。鹳鸟停留在谁家的房顶上，就会给谁家带来好运气。

莱克是那一带唯一知道怎样为鹳鸟预先准备巢穴的人，而且他筑的巢从来没有哪一个是没有鹳鸟光临的。他筑巢时开价很高，只有那些最富有的农民才请得起他。

莱克筑起鹳巢来总是郑重其事的。首先，他在选来筑巢的屋顶的中部安放一个耙子，为鹳巢打好一个框架，框架总是微微倾向西边，以免风给鹳巢造成严重损害。然后，莱克在耙子的中部钉上一些长钉子，好让鹳鸟衔来的稻草、麦秆和树枝之类有落脚之处。在鹳鸟来到之前，莱克会在耙子中央放上一块很大的红布，好吸引鹳鸟的注意力。

据说看见早春第一批飞翔的鹳鸟能带来好运，而看见早春第一批鹳鸟栖落则预示着多灾多难的年景。鹳鸟还能为村子里发生了什么事提供线索。假如哪一家在它们离开的日子做过亏心事或有什么罪孽，那它们就再也不会重返那一家的屋顶了。

鹳鸟是一种奇怪的鸟。莱克吿诉我说，有一次他试图矫正一个鹳鸟巢的位置，结果被巢中那只在孵蛋的母鹳鸟啄了几下。为了报复，莱克把一枚鹅蛋偷偷放到了那些鹳鸟蛋之中。小鸟们出世后，鹳鸟夫妇都欢天喜地。但是不久后，它们发现它们的崽子中有一只形状怪异，它长着弓形腿和平喙子。因此公鹳鸟指责母鹳鸟有外遇，想把那丑陋的私生子当场处死。母鹳鸟则认为那只与众不同的小鸟应该留在巢里。鹳鸟家的争吵持续了好几天。最后母鹳鸟决定自己想办法救那只小怪鸟的命，它小心地把小鸟滚到茅屋顶上，让它从屋檐安然无恙地落到了一些稻草、麦秆之中。

看起来麻烦事就要这么一了百了，公鹳鸟和母鹳鸟可以言归于好了。但是在迁徙的时刻来临之际，所有的鹳鸟举行了一次例会。经过争论，鹳鸟们一致认为那只母鹳鸟犯有通奸罪，说它没有资格继续做那只公鹳鸟的伴侣。对母鹳鸟的判决也就正式通过了。在鹳鸟编成完美的队形迁徙之前，那只不忠的母鹳鸟遭到了喙子和翅膀的猛攻。就这样，母鹳鸟被折磨死了，就在它与公鹳鸟筑巢的茅草屋附近。在它的尸体旁边，农夫们发现有一只丑陋的小鹅在伤心落泪。

燕子们也过着有趣的生活。它们是圣母马利亚最喜爱的鸟，是春天和欢乐的先行官。据说秋天的时候，它们就远离人类，飞到遥远的沼泽地带，恹恹欲睡地栖息在芦苇秆上。莱克说它们一只接一只栖息在某根芦秆上，直至芦苇不胜重压而断裂，使它们坠入水中。据说它们整个冬季都待在水下，在那冰冷的家中安然过冬。

布谷鸟的声音意味着很多东西。在春天第一次听见布谷鸟叫的人，应该马上摇晃口袋，使其中的钱币叮当作响，还得立即点数自己所有的钱，否则在年内他会连现有的钱都保不住的。盗贼们必须记住是在一年的什么时候第一次听见布谷鸟叫，假如是在树木长满叶子之前，那他们最好是放弃自己的抢掠计划，因为那是不会成功的。

莱克对布谷鸟有一种偏爱。他把它们看成是变成鸟的人类——贵族，这些人乞求上帝把他们重新变成人，但没有如愿。从它们养育后代的方式里，他发现了它们高贵家世的奥秘。他说，布谷鸟是从来不自己承担教育后代的义务的，它们雇佣鹡鸰为它们喂养和照看小布谷鸟，自己则整天不停地在森林里飞来飞去，呼唤上帝把它们重新变成绅士。

莱克讨厌蝙蝠，认为它们一半是鸟一半是鼠。他把它们称为魔鬼的使者，说它们四处寻找牺牲品，能够附到人们的头皮上，把犯罪的欲望注入他们的头脑里。不过，就连蝙蝠也是有其用处的。莱克曾在顶楼上捉到一只蝙蝠。他用一张网逮住了它，并把它放在屋外的一个蚁冢旁边。第二天剩下的就只有蝙蝠的白骨了。莱克谨小慎微地收拾蝙蝠的骷髅，把它的如愿骨[8]取出并佩戴在胸前。在把其余的蝙蝠骨磨成粉末之后，他把它们混合在一杯伏特加里，送给他所爱的女人。他说，这能确保那个女人对他的欲望日益增强。

莱克教导我说，一个人应该时刻观察鸟儿，根据它们的行为推知事物。假如有大群的鸟儿在通红的夕阳下飞翔，那显然说明妖魔鬼怪在飞翔着寻找倒霉的灵魂。假如有成群的乌鸦、白嘴鸦和寒鸦聚集在田野里，这种聚会多半是由一个邪魔招集的，它试图往这些恶鸟中灌输对其他鸟儿的憎恨。翅膀长长的白乌鸦的出现预示着一场大暴雨的来临，而春天里野鹅的低飞则意味着将临的夏季会多雨，收成会很糟。

往往在鸟类还在熟睡的黎明时分，我们就蹑手蹑脚地向鸟儿们的窠穴挺进了。莱克走在前面，跳过草丛和灌木时小心翼翼的，我紧紧地跟在后面。后来，在日光照亮森林和田野里最阴暗的角落时，我们就开始从我们头一天布下的罗网中，把受惊的、正在挣扎的鸟儿抓住。

莱克小心地把它们从网中取出来，不是轻言细语安慰它们，就是用死来威胁它们。然后他会把它们放进他搭在肩上的一个大袋子里，它们在其中拼命挣扎，直至因精疲力竭而平静下来。每一只被放入袋中的鸟都给袋中带来生气，使袋子在莱克背上抖动和摇晃。被逮住的鸟儿的朋友或亲戚在我们头顶飞来绕去，嘁嘁喳喳发出一声声诅咒。接着，莱克就会抬起灰白眉毛下的双眼上望，同时对它们报以一声声辱骂。假如鸟儿还不罢休，那他就会放下装鸟的袋子，掏出一把弹弓，给弹弓装上一颗尖尖的石子，仔细瞄准之后朝鸟群射去。他从来弹无虚发；突然某只鸟儿就会身子一僵，从天空摔到地面。莱克从来不屑于去寻找那只被击落的鸟儿的尸体。

正午时分来临，莱克加快了步伐，他从额上抹汗的次数也增多了。他一天中最重要的时刻即将来到。一个被当地人谑称为“傻娘儿卢德米拉”的女人正在某片遥远的森林等他，那地方只有他们俩熟悉。我骄傲地走在莱克后面，肩上搭着那只装着抽搐的鸟儿的袋子。

森林变得越来越茂密，叫人难以穿行。颜色像蛇似的鹅耳枥高耸入云，树干上布满又长又细的条纹。椴树虎背熊腰地挺立着，树皮像坚硬的铠甲，上面爬满灰色的苔藓，像铠甲上的铜锈；按莱克的说法，所有的椴树都记得人类始祖问世时的情况。栎树的枝条长长地伸出，像在寻找食物的、饥饿的鸟儿的脖子，那浓密的枝叶遮住了阳光，也使松树、杨树和椴树屈居于阴影之下。有时莱克会停下来，在腐朽的树皮的裂缝间，在布满奇怪黑孔且露出白木质的树疙瘩和五倍子中，寻找动物留下的痕迹。我们还要穿过幼小的桦树林，它们长着细小脆弱的嫩枝，正在姿态各异地摇曳细嫩的枝条和花蕾。

透过疏薄的树叶的幔幕，栖息在树丛里的鸟儿发现了我们，它们惊恐地一飞而起，翅膀拍得扑扑直响。它们的吱喳声与蜜蜂的合唱声融为一体。成群的蜜蜂嗡嗡地鸣唱着，在我们周围飞舞，像闪着微光的云团一样起伏不定。莱克用双手护着脸逃到茂密的灌木丛中躲避蜜蜂的袭击，我也跟在他屁股后面东窜西逃，一只手紧抓着装鸟的袋子和装罗网的篮子，另一只手不停地赶着袭来的爱报复的蜜蜂。

“傻娘儿卢德米拉”是一个奇怪的妇女，我对她越来越害怕。她身材很好，比别的女人个子都高。她的头发好像从未剪过，像瀑布似的披下双肩。她的乳房很大，差不多垂到肚子上了，她的小腿也粗壮有力。夏天外出时，她只穿一件褪色的宽大上衣，露出巨大的乳房和大腿根部的一丛红色的鬈毛。男人们和男孩们常常说起，当卢德米拉以那副德行出现时，他们对她做过些什么样的恶作剧。村子里的其他女人都试图把她逮住，但是，莱克骄傲地说，卢德米拉的尾巴是随风飘飞的，谁也没法逮住她并使她违心处世。她往往像一只欧椋鸟一样消失在灌木丛中，然后在四周无人的时候又跳将出来。

没有谁知道她的窝儿在哪里。农夫们黎明时分杠着长柄大镰刀走在田野上，有时候会看见傻娘儿卢德米拉在远处，正色眯眯地向他们招手。他们往往会停住脚步跟她打招呼，慵懒地伸着手臂，不想去干活了。只有当老婆和母亲带着镰刀和锄头走来呼喊他们，他们才能回过神来。女人们从前常常放出狗去咬卢德米拉。但放出去的最大也最凶恶的那条狗却不愿回到主人那儿去了。打那以后，她无论走到哪里都用绳子牵着那条狗。其他的狗一见到她，就夹着尾巴逃得远远的。

有人说“傻娘儿卢德米拉”和这条巨大的狗一起生活，就像和一个男人同居一样。还有些人说将来她生出的孩子会长出狗毛、狼一般的耳朵和四只爪子，还说她生出的怪物将生活在森林里。

莱克从不重复这些关于卢德米拉的故事。只有一次他告诉我说，在她年轻的时候，她的父母命令少不更事的她嫁给村里一个赞美诗作者的儿子，一个因丑陋和残忍而臭名昭著的家伙。卢德米拉拒不从命，这极大地激怒了她的未婚夫，因此他把她引诱到野外，一大群醉醺醺的庄稼汉在那里轮奸了她，把她折磨得不省人事。从那以后她就变了，心智混乱了。没有人记得她是谁家的，而且大家都认为她不太聪明，因此她有了“傻娘儿卢德米拉”这个绰号。

她住在森林之中，常常把农夫们引入灌木丛，在那里放荡地满足他们的各种肉欲，使他们往后对自己胖乎乎、臭烘烘的老婆连看都不想看一眼。没有哪个男人能使她满足，她不得不同时和几个男人发生关系，一个接着一个。不过她是莱克最心爱的人，他为她吟唱柔情的歌曲，在歌中她是一只毛色奇异的鸟儿，自由而迅捷地飞向遥远的世界，比其他任何生物都更聪颖、美丽。在莱克看来，她好像属于鸟儿和森林的原始异教王国；在那里，每一种东西都富饶无比，都在狂放不羁地自由生长，庄严地死亡，腐朽，再生，永不停息；那里的一切都与人类的世界格格不入。

每天正午时分，莱克都带着我走向那片林中空地，他希望能在那里和卢德米拉相会。一到达他就模仿猫头鹰的号叫，“傻娘儿卢德米拉”会应声从高高的草丛中站出来，头发里扎着矢车菊和罂粟花。莱克充满渴望地朝她走去，他们俩站在一起，像周围的草一样轻轻地摇摆着，两人像从同一树根长出的两根树干一般绞缠在一起，差不多长到对方里面去了。

我躲在林中空地边上的蕨类植物后面观看他们。我袋中的鸟儿被忽然出现的寂静弄得心神不定，它们吱吱喳喳地叫着，挣扎来挣扎去，激动地互相用翅膀拍打对方。那对男女互吻对方的头发和眼睛，两人的脸颊在一起擦来擦去。他们被相互的抚摸和双方身体的气味迷住了，慢慢地他们的手也更忙碌了。莱克用粗大多茧的手指抚摸那女人光滑的双臂，而她则把他的脸拉向自己的脸。然后他们一起钻进高大的草丛中，多少想避开在空地上方回旋的鸟儿们奇怪的注视。于是只见草在那对男女的身体上方摇来摇去。事后莱克往往会说，他们躲在草丛中的时候，卢德米拉对他讲了自己的生活经历和苦难，倾诉了她桀骜不驯的情感和怪异的想法，以及她脆弱心灵走过的隐秘曲折的历程。

天气很热。没有一丝儿风，树梢呆立着一动也不动。蟋蟀和蜻蜓在嗡嗡作响；在被太阳照得白亮的林间空地上方，一只蝴蝶悬浮在看不见的轻风中。我恹恹地打着瞌睡。后来我被说话声惊醒了。那对男女站了起来，还是纠缠在一起，好像是长进了泥土中，说着一些我听不懂的话。他们俩很勉强地分开了；“傻娘儿卢德米拉”在向他招手。莱克踉踉跄跄地向我走来，嘴角挂着一丝意犹未尽的微笑，时不时地回过头去看看那娘儿。

在回家的路上，我们放了更多的罗网。莱克疲倦了，一声不吭。夜晚，当鸟儿们在笼中睡去的时候，他又来劲儿了。他心神不定，于是又说起卢德米拉。他身体颤抖着，咯咯地笑着，同时闭着双眼，他那长满丘疹的苍白的脸上泛起了红晕。

有时候一整天过去了，可“傻娘儿卢德米拉”却始终没有在林中出现。这时莱克就会陷入一种静寂无声的狂躁。他往往会神色阴沉地盯着笼中那些鸟儿，咕哝咕哝地自言自语。最后，在观察了好一阵子之后，他会选出他所有的鸟儿中最强壮的那一只，把它拴在自己的手腕上，然后他开始用多种色彩各异的东西调制出带恶臭味的不同颜料。在调制成的颜料令他满意之后，莱克会把它们涂到那只鸟儿的翅膀、头部和胸脯上，涂成一条一条的、像彩虹一样的颜色，使得那只鸟儿最后比一大束野花更色彩斑斓。

然后我们会去森林深处。到了那里之后，莱克拿出那只被涂成彩色的鸟儿，命令我把它抓在手里并轻轻地挤捏。于是那鸟儿开始吱吱直叫，引来一大群同类的鸟儿在我们头顶紧张地回旋。我们的囚犯一听见同类的叫声，就开始更大声地鸣叫，拼命挣扎着想加入同类的队伍，它小小的心脏猛烈地跳荡，却被禁闭在它那刚被涂成彩色的胸膛之内。

在头顶聚集了足够多的鸟儿后，莱克命令我把那只彩色的鸟放掉。它一飞而起，欢快而自由，就像乌云背景下的一点彩虹，然后它投入到同类鸟儿的行列中。那些鸟儿一时间被弄得莫名其妙。涂彩的鸟从同类鸟群的一端飞到另一端，徒劳地想使同类们相信它是它们的一员。但是，它们被它身上的斑斓色彩弄得眼花缭乱了，疑惑地围绕着它飞来飞去。它越是想加入它们的行列，就越是被它们抛弃得远远的。很快我们就发现，它们一只接一只地向彩鸟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不久，那只彩鸟就从空中坠落到了地上。这类事情是经常发生的。在我们最后发现这种彩鸟的时候，它们通常都已死去。莱克每次都要热切地察看彩鸟有多少处被啄伤了。血从它们彩色的翅膀渗出来，稀释了鸟羽上的颜料，也把莱克的手弄得五颜六色的。

“傻娘儿卢德米拉”仍然没有出现。莱克郁闷不乐，从笼中抓出一只又一只鸟儿，把更加耀眼的颜料涂到它们身上，然后把它们放入空中，让它们被自己的同类啄死。有一天他捉到一只很大的乌鸦，他把它的翅膀涂成红色，胸脯涂成绿色，尾巴涂成蓝色。当一群乌鸦出现在我们的屋顶上方时，莱克就把那只彩色的乌鸦放了出去，它一进入乌鸦群，一场绝望的战斗就开始了。那个“变节者”遭到了来自各个方向的进攻。黑色、红色、绿色和蓝色的羽毛开始一片片落到我们脚边。那群乌鸦在空中杀气腾腾地翻飞，那只彩色的乌鸦突然僵了一下，垂直栽进了新耕过的土地里。不过它还没有死，张着喙子，徒劳地想拍打自己的翅膀。它的眼睛被啄了出来，鲜红的血一股一股地流过它那涂着颜料的羽毛。它再一次地挣扎着想从黏湿的泥土中飞起，但是它的力量已离它而去。

莱克消瘦了，待在小屋里的时间比往常多了很多，他一边痛饮家酿的伏特加，一边吟唱关于卢德米拉的歌。有些时候他两腿分开坐在床上，俯身向肮脏的地板，用一根长长的棍子在地板上画着什么。慢慢地画的轮廓就清晰了：那是一个乳房丰满、头发很长的女人的画像。

在屋子里再也没有鸟儿可以涂上颜料的时候，莱克就在外衣袋里揣上一瓶伏特加，开始到田野中去浪荡。我怕他在沼泽地里出事，有时候就跟在他身边闲逛，这时我能听到他在歌唱。他的深沉、忧伤的歌声飘荡着，让痛苦像冬天的浓雾一样弥漫在沼泽地上。他的歌随迁徙的鸟儿一同飞起，越飞越远，最后消失在深不可测的森林深处。

村子里的人都嘲笑莱克。他们说“傻娘儿”对他施了魔法，在他的大腿间注入了邪火，这种火能使他精神失常。莱克说他们在胡说八道，他用最恶毒的咒骂回敬他们，威胁说要放出鸟儿把他们的眼珠啄出来。有一次他向我扑过来，打了我几个耳光。他说是我把他的女人吓跑了，因为她害怕我的吉卜赛邪眼。此后的两天他卧病在床。第三天，他又从床上爬了起来，整理好背包，带上一大块面包，然后又向森林挺进了，命令我重新设网捕鸟。

几个星期过去了。我按莱克的命令放置的罗网多半只捕到一些薄纱似的纤细蜘蛛网，它们在空中飘来荡去。鹳鸟和燕子们都已飞走。森林里的鸟儿越来越少了，只有蛇和蜥蜴的数目在与日俱增。鸟儿们蜷缩在它们的巢内，胖乎乎的，翅膀灰暗，一动也不动。

接着是阴云密布的一天。形状瞬息万变的云块布满天空，像一床厚厚的羽毛褥垫，遮住了贫血的太阳。大风横扫田野，使大地上的草木枯萎凋残。村民们的小屋在大地上瑟瑟打抖，周围是空空的庄稼残梗，它们因发霉而变成了黑色和褐色。在一度有鸟儿欢跃的灌木丛中，风无情地抽打、摧折着已变成灰色的毛茸茸的蓟类，把正在腐烂的土豆茎秆从一个地方扫到另一个地方。

突然，“傻娘儿卢德米拉”出现了，牵着她那条高大的狗。她的举止很奇怪。她不断地问莱克的情况，我告诉她说莱克已离开很多天，我不知道他在哪里，于是她一会儿哭泣，一会儿又大笑，从小屋的一个角落走到另一个角落，那条狗和屋子里的鸟儿都愣愣地望着她。她注意到了莱克的那顶旧帽子，用它紧紧地捂住两颊，双眼泪汪汪地哭了起来。接着她突然把帽子扔到地板上，用脚在上面踩来踩去。她找到了莱克放在床底下的一瓶伏特加，把酒喝得一干二净，然后转过身来狡猾地看着我，命令我和她一起到牧场去。我试图逃跑，但她放出狗来咬我。

牧场径直延伸到墓地那一边。一些奶牛在不远处吃草，几个年轻农夫在围着一堆火暖身子。为了避免被他们发现，我们迅速地穿过墓地，翻过一堵高墙。在墙的另一边，谁也看不见我们。“傻娘儿”把狗拴到一棵树上，用一条皮带威胁、命令我把裤子脱掉。她自己也脱掉了那件宽大的衣服，赤裸裸的，把我拉向她身边。

在一阵挣扎和蠕动之后，她把我的脸拉向她，命令我躺到她大腿之间。我竭力想挣脱出来，她就用皮带抽打我。我的尖叫声引来了那些在放牧的农夫。

“傻娘儿”注意到了那群越来越近的农夫，于是把两腿张开得更宽了。那些农夫一边慢慢地走上来，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的裸体。

他们一言不发地包围了她。其中两个农夫立即开始脱裤子。其他的人站在那里犹豫不决。没有谁注意我。那条狗被一块大石头打中了，正躺在地上舔受伤的背部。农夫们轮奸了“傻娘儿”。

村子里的一群妇女带着耙子和铲子从墓地后面跑来，领头的几个年轻妇女一边叫喊一边挥手。那些农夫赶忙穿起了裤子，但他们并没有逃跑，而是抓住了在绝望地挣扎的卢德米拉。那条狗咆哮着竭力想挣脱绳子的束缚，但那粗粗的绳子把它拴得紧紧的。那些妇女越跑越近了。我在墓地墙边一个安全的地方坐了下来。这时我才发现莱克正穿过一个牧场朝这边奔来。

他一定回到了村里并且听说了正在发生的事。那些女人现在已经很近了。最后一个男人逃到了墓地的墙边，卢德米拉还来不及站起来，那些妇女就抓住了她。莱克还在很远的地方。他精疲力尽了，不得不放慢速度。他脚步蹒跚，还跌了好几次跤。

那些妇女把卢德米拉按倒在草地上。她们坐在她的身上，开始用耙子打她，用指甲抓她的皮肤，扯掉她的头发，往她脸上吐唾沫。莱克试图强行冲过去营救卢德米拉，但是她们挡住了他的去路。他试图和她们厮打，但她们把他掀翻在地，残暴地打他。他停止了反抗，几个妇女把他翻过来，让他仰天躺着，然后叉开腿坐到了他身上。接着，那些妇女恶狠狠地用铲子拍死了卢德米拉的狗。那些农夫坐在墙上观望。在他们向我靠近时，我慢慢地躲开，随时准备逃进墓地里，好在坟墓之间保全自己。农夫们不敢进墓地抓我，因为据说他们所害怕的鬼怪和食尸魔就住在那里。

“傻娘儿卢德米拉”躺在地上流血，饱受折磨的身体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她大声地呻吟着，弓着背，颤抖着，徒劳地想摆脱人们对她的折磨。一个女人走上前去，手里拿着一个装着深褐色肥料的、用塞子塞住的瓶子。在其他人喧闹沙哑的笑声和鼓励声中，她在卢德米拉的双腿中间跪下，把那整个瓶子硬塞进了卢德米拉腿间那饱受凌辱和强暴的裂缝之中。与此同时，卢德米拉像一头野兽似的呻吟着，号叫着。其他的女人平静地观看着。突然，其中一个女人用尽全力朝那从卢德米拉腿间露出来的瓶底狠狠地踢过去，立刻传来玻璃瓶在里面破碎的沉闷声响。所有的女人开始踢鲁德米挪，血溅到了她的鞋子和小腿上。当最后一个女人踢够了，卢德米拉已经死了。

在发泄了狂怒之后，那些女人就大声唠叨着回村子了。莱克站起身来，他脸上流着血。他靠脆弱无力的双腿支撑着，摇摇晃晃地走过去，一边从口中吐出几颗被打落的牙齿。他扑到了那个死去的女人身上，泣不成声。他抚摸着她那面目全非的尸体，同时在胸口划十字，肿胀的双唇在咕哝咕哝说着些什么。

我坐在墓地的墙上，惊恐地蜷缩着，一动也不敢动。天空变灰，黑暗降临了。墓地的亡灵们在细语，在议论“傻娘儿卢德米拉”的游魂，她正在乞求她所有的罪孽得到宽恕。月亮升起来了，它那冰冷、苍白、所剩无几的微光，只照亮那个跪着的男人的黑暗身影，以及躺在地上、已经死去的女人的金发。

我时睡时醒。风疯狂地刮过一座座坟墓，把一片片湿漉漉的叶子吹到十字架的横木上。亡灵们在呻吟，村子里传来狗的哀号。

我醒过来的时候，莱克还跪在卢德米拉的尸体旁，他那驼着的背部因抽泣而颤抖。我对他说话，但他根本没有注意我。我太害怕了，不敢回小屋去。我决定离去。在我们的头顶上，一群鸟在盘旋，从各个方向发出一声声怪叫。

6

木匠和他妻子相信我的黑头发能给他们的农庄招来闪电。的确，在干燥的夜晚，当木匠用一块燧石或一把骨头梳子触碰我的头发时，一颗颗黄蓝色的火星会从我的头上溅起，像“魔鬼的跳蚤”。村子里经常有雷电出人意料地袭来，不是引起火灾就是劈死人或牛。闪电经常被描绘成从天空猛掷下来的一团巨大的烈火。因此，村民们从没想到去扑灭雷电引起的大火，他们相信人的力量是无法扑灭它们的，就像遭雷击的人没法被救活一样。据说闪电一旦轰击一座房子，就会猛地扎入房子所在的土地深处，静静地蜷缩在那里并日益壮大，每隔七年它又会招来一次新的雷击。如果房屋受雷击而起火，就连从房子里救出的东西都能够招来新的电击。

通常在黄昏，当蜡烛和煤油灯开始在村民们的小屋里闪烁微光，天空就会被沉重低垂的乌云笼罩，它们从一座座房屋的茅草顶上斜斜地飘过，这时候所有的村民都会一言不发，一边恐惧地从窗户后面向外张望，一边倾听那越来越大的隆隆雷声。当老妇们蹲在瓦砌的开裂的火炉上做完祈祷，她们就开始仔细思考，这一次谁会得到全能的上帝的奖赏，或者谁会被无处不在的撒旦惩罚，被雷火烧死或遭受瘸腿之灾。门吱吱嘎嘎的呻吟、被风吹弯的树的叹息和风的呼啸，在村民们听起来就像是早已死去的罪人们的诅咒，他们正因地狱生活漫漫无涯而痛苦万分，或者正在永不熄灭的地狱之火中慢慢地受着熬煎。

每逢这样的时刻，木匠会急匆匆地往肩上披上一件厚厚的外衣，一边在胸口划一个又一个十字，一边用一根设计巧妙的链条锁住我的脚踝，把链条的另一端拴在一副破旧、沉重的挽具上。然后他把我抱上一辆牛车，狂暴地抽打那头牛，顶着呼啸的大风和闪烁的雷电，把我送到村外遥远的田野，让我独自待在那里。我远离树木和人们的住宅之后，木匠知道，那链条和沉重的挽具足以阻止我返回他的小屋了。

我孤单地待在野外，听着牛车嘎吱嘎吱地离去，害怕极了。闪电就在近处闪烁，突然照亮远处一座座房屋的轮廓，可是它们转眼又消失了，好像从没有存在过似的。

有时会出现短暂而不可思议的寂静，动物和植物的生命活动都停滞了。但是我听到了荒凉田野和树干的呜咽以及草地的咕哝声。森林里的狼人会慢慢从我周围爬过来。半透明的恶魔将拍着翅膀从冒着热气的沼泽地飞来，从坟地出来游荡的食尸魔们将会在空中交战，把骨头碰撞得咯咯作响。我的皮肤感觉到了它们干燥的触摸，它们那冰凉的翅膀扇起冷飕飕的微风，像抖动的刷子一样从我身上拂过。我被吓得毛骨悚然，什么也不敢再想。我扑到了地上，进入了越扩越大的泥潭里，拖着用链条拴在我脚上的、浸透雨水的挽具。在我上方，上帝伸展着身子，悬浮在空中，用他的永恒之钟为这可怕的场面计时。在他和我之间，夜色加深了。

现在，黑暗粘到了我的脸上和身上，像凝固的血块一样，可以用手触摸和抓住。我把它喝进体内，吞下肚去，在它里面透不过气来。它在我周围画出一条条新路的轮廓，也把平坦的田野变成了无底的深渊。它竖起了一座座不可逾越的高山，也夷平了一个个山峦，填平了河流和山谷。在它的怀抱里，村庄、森林、路边神殿和人类的尸体都颓败毁灭了。在已知世界的边界之外坐着魔鬼，它猛掷下硫黄一般的黄色闪电，从云层后面施放出一个个震天回响的霹雳。每一个霹雳都使大地颤抖，使黑云越压越低，直到最后大雨倾盆而下，把一切淋成水汪汪的沼泽地。

几个小时后，黎明到来，当白骨一般苍白的月亮让位给暗淡的太阳时，木匠又会赶车来到原野并把我接回他的小屋。

有个风雨交加的下午，木匠得病了，他的老婆为了给他熬苦涩的药剂而忙得团团转，根本顾不上用牛车把我送出村庄。第一声雷隆隆响起的时候，我躲到了谷仓里的干草下面。

突然，谷仓被一声可怕的霹雳重重地击中，不久一面墙就燃起了大火，长长的火苗穿透了浸满松脂的木板。在风的吹拂下，火噼噼啪啪地疯狂燃烧起来，长长的火舌舔着了正屋和牛棚。

我晕头转向地冲到了院子里。周围房屋的人们在黑暗中被惊起。整个村子骚乱起来了，喊声从各个方向传来。

一群眼花缭乱的人带着斧头和耙子朝木匠的谷仓跑来。众多的狗在号叫，抱着婴儿的妇女们费劲地把被风无耻地撩起并罩到她们脸上的裙子往下拉。每一种活着的动物都跑了出来。母牛们竖起了尾巴，疯狂地吼叫着，在斧头柄和铁铲的打击下跑了起来，它们的崽子用瘦小、发抖的腿支撑着身子，徒劳地想吸着它们的母亲的乳房不放。牛群低着沉重的头横冲直撞，踩倒了篱笆、掀翻了牲口棚的门，神志恍惚地撞在房屋看不清的墙上。鸡惊慌失措地在空中飞来飞去。

过了一会儿我就跑了。我相信是我头发招来的闪电使谷仓和屋子着火的，假如我被村民们发现，他们一定会杀了我。

我顶着呼啸的风前进，时而被石头绊倒，时而掉进深沟和水洼，好不容易才走到了森林里。在我到达穿越森林的铁轨时，风暴过去了，继之而来的是一个雨点飞溅、噪音不息的夜晚。我在一丛茂密的灌木附近找到了一个雨淋不着的洞。我蜷缩在里面，一边听苔藓们的忏悔，一边等待长夜的逝去。

一列火车将在黎明时分经过这里。这条铁路的主要作用是把木材从一个站运到另一个站，两者相隔十二英里。一节节满载木头的车厢，是由一个既小又慢的火车头拉动的。

火车开过来的时候，我在最后一节车厢的旁边跑了一会儿，然后跳上了车厢上一个很低的踏板，被火车带到了安全的森林深处。过了一会儿我看到一段平坦的站台，于是我跳进了铁轨边茂密的灌木丛里，没有被火车头上押车的人发现。

这里的森林不太茂密，我从中走过时发现一条鹅卵石铺成的路，路上长满了杂草，显然已荒废很久了。在路的尽头有一个废弃的地堡，用钢筋混凝土建成的墙厚厚的。

周围一片静寂。我躲在一棵树后面，朝那地堡紧闭的门扔了一块石头。石头弹跳了几下，回音很快折了回来，接着又是一片静寂。我绕着堡垒摸索前进，脚下是破旧的弹药箱、金属碎片和空空的罐头盒。我爬上地堡上部的一层平台，然后爬到了地堡顶上，我在那里发现了一些中间被压扁的罐头盒。在不远处则有一个宽大的出入口。我俯身往地堡内探望，一股腐烂、潮湿的恶臭味扑鼻而来，里面还传出低沉的吱吱声。我捡起一个破旧的钢盔往洞中一扔，吱吱声立即倍增。我开始快速地往洞中扔下一块又一块泥巴，接着是弹药箱上的铁箍和大块的混凝土。吱吱声更大了，有一些动物在里面乱窜。

我找来一块光亮的金属板，用它把太阳光反射到地堡里。现在我看清楚了，在洞口几英尺以下是一片翻腾的老鼠的海洋，像潮水一样一下涌起，一下平息。鼠海的表面以不匀称的节奏涌动着，上面有无数只眼睛在闪亮。阳光照亮了老鼠们湿漉漉的背部和无毛的尾巴。时不时地，像波浪拍岸一样，数十只又长又瘦的老鼠抽搐着跳起来撞击地堡光滑的内壁，结果不过是被弹回去，落到其他老鼠的背上。

我凝视着这涌来涌去的大群秽物。它们爬到同类身上，疯狂地撕下一片皮肤，咬下一块肌肉。我看见它们在互相谋杀和吞噬。溅涌出来的血诱使更多的老鼠投身于嗜血的厮杀。每一只老鼠都企图爬出这个互相倾轧的群体，它们为冲到上层而竞争，为爬到墙上而搏斗，为一块撕下的肉而拼命。

我用一片锡板迅速盖住那个出入口，然后匆匆上路穿过森林。一路上我用草莓把肚子塞得满满的。我希望在天黑之前到达一个村庄。

傍晚时分，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我看到了第一批农舍。当我走近，几条狗从一道篱笆后面跳出并向我冲来。我在篱笆前蹲着，有力地挥舞双手，像青蛙一样蹦跳，一边号叫一边扔石头。那些狗弄不清我是谁，它们被吓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一个人表现出了它们从不熟悉的模样。它们呆呆地瞪着我，嘴巴向下耷拉着，就在这时，我一跃翻过了篱笆。

狗的狂吠和我的号叫把屋子的主人引了出来。我一看到他就立即意识到，我不幸受到了命运的嘲弄，又回到了前一天晚上我逃离的那个村庄。那农夫的脸很熟，太熟了：我曾在木匠的家里经常见到他。

他立刻认出了我。他对一个农夫说了些什么，然后就朝木匠屋子的方向奔去。另一个家伙则留下来看着我，他拉着那些拴狗的绳子，好让它们暂时别咬我。那个木匠来了，他的老婆跟在后面。

我被抓住了，第一下击打把我从篱笆上掀下来，我刚好落在他的脚边。他把我拉起来并抓着我，免得我再摔到地上。接着他左一下右一下狠狠地打起我来。然后，他像提兔子一样抓着我的脖子，把我拖向他的农场，拖向那余火未熄、充斥烟熏味的谷仓废墟。到达那里之后，他把我扔到一堆肥料上。他又重重地在我头上打了一下，我立即就昏了过去。

我苏醒过来的时候，木匠正站在旁边准备一个相当大的袋子。我记得他从前常常把一只只生病的猫放进这样的袋子里。我扑到他的脚边，但他不由分说地把我一脚踢开了，继续平静地准备他的袋子。

突然我记起，他曾对他老婆讲过游击队员把战利品和储备物资藏进地堡里的事。于是我再一次向他爬去，发誓说假如他不把我淹死，我会带他找到一个装满旧鞋子、军服、军用皮带的碉堡，那是我在逃跑的过程中发现的。

木匠动心了，尽管他假装不相信我的话。他走到我身边蹲下，双手紧紧地抓住我。我重复了我的提议，尽最大努力表现出心平气静的样子，好使他确信那些东西的价值。

第二天拂晓，他把一头牛套上大车，用一根绳子把我拴在他手上，带上一把巨大的斧头，什么都没对老婆或邻居说，就和我出发了。

一路上我一直在琢磨怎样挣脱那根绳子，它非常结实。到达目的地后，木匠把牛车停住，我们俩朝那地堡走去。我们爬上了那滚烫的地堡顶，有那么一会儿功夫，我假装忘记了出入口的方向，故意东找西找，拖延时间。最后我们找到了出入口。木匠迫不及待地推开那块锡板。恶臭味立刻扑鼻袭来，地堡内的老鼠因受光线刺激而吱吱直叫。木匠把身子俯向洞口，但他一时间看不清里面有什么，因为他还不适应里面的黑暗。我慢慢地移到了洞口的另一边，好让洞口把我和木匠分开，同时我拉紧了拴住我的绳子。我知道，假如我不在几秒钟之内逃走的话，木匠会把我杀死并扔进鼠洞的。

恐惧增添了我的力量，我突然使劲把绳子往后一拉，拉得真猛，绳子几乎切进了我的骨头。我突然的动作使木匠往前一扑。他试图站起来，但随着一声大喊和一只手的乱舞，他砰的一声掉进地堡，悬在了半空中。我拼命用脚蹬住支撑堡顶的粗糙的混凝土凸缘，以免自己被拖进去。绳子拉得更紧了，与洞口粗糙的边缘相摩擦，然后就绷断了。与此同时，我听见了发自洞底的尖叫和一个男人断断续续的哇哇叫喊。强烈的颤音使地堡的混凝土墙壁发出一阵震颤。我惊恐地爬向那出入口，用一块锡片把一道阳光反射进地堡里。

木匠的身体只有一部分露在外面，他的脸和一半的手臂已没入鼠海之中。一群一群的老鼠正爬在他的肚子和两腿之上。他完全被老鼠湮灭了，鼠海翻腾得更猛烈了。那些在上面涌动的老鼠身上沾满了稍带褐色的鲜血。老鼠们已开始为接近木匠的身体而争斗——它们喘着气，抽搐着尾巴，它们的牙齿在半开的嘴巴里闪着微光，它们的眼睛反射着阳光，像亮亮的念珠。

我观看着这一场面，好像瘫痪了似的。我没法使自己从洞口边离开，没有足够的意志力去用锡板把洞口盖上。突然那涌动的鼠海分开了，慢慢地，像游泳者划水一样，一只五个手指都露出骨头的、像张开的鹰爪似的手伸了出来，接着是木匠的整条手臂。它在急速窜动的鼠群上方僵立了一会儿，但是突然，涌动的鼠浪把木匠的蓝白色的残骸整个儿推到了表面，那尸体有的地方被吃掉了肉，有的地方还残存着小块微红的皮肤和灰白的衣服。在肋骨之间，在腋窝之下，在一度是肚子的地方，干瘦的老鼠在激烈地争夺残余的小块肌肉和内脏。它们都因贪婪而发疯了，互相争抢着衣服、皮肤和肌肉的碎片。它们从一个地方钻进那个男人的尸体，然后从另一个咬开的孔洞里钻出来。尸体又被涌上来的老鼠湮灭了。当它再一次被拱上那沾满血污的、翻滚的鼠海表面时，它已变成了一具完完全全的骷髅。

我狂乱地抓起木匠的斧头，逃离了地堡。到达停放牛车的地点时，我已上气不接下气，那毫无猜疑之心的牛正在平静地吃草。我跳上车夫座位，拉了拉缰绳，但是主人不在，那畜生不肯动。我回头看了看，深信那群老鼠随时会从地堡中冲出来追赶我，于是就用鞭子猛抽那畜生。那畜生带着怀疑，把头转来转去，还在犹豫不决。但是接下来，我猛抽了几下，终于还是使它相信我们不用再等木匠了。

牛车在废弃已久的道路的旧车辙上颠簸着疯狂地前进，车轮碾碎了路上的灌木和杂草。我不熟悉这条路，只是想尽可能地远离那地堡和木匠的村庄。我像发了疯似的赶着牛车穿过森林和林间空地，尽量避开农民们留下新车辙的道路。夜幕降临的时候，我把车子赶进灌木丛中隐蔽起来，然后就坐在车夫座位上睡觉了。

接下来的两天我都在不停地赶路，有一次差点被设在一个锯木厂的哨所发现了。那头牛累瘦了，它的两肋变窄了。但我还是不停地赶着它往前冲，直到我确信已逃得足够远，才放慢了速度。

我正朝一个小村子靠近。我镇定地驾着车进了村，在我抵达的第一座农舍旁停了下来。屋主一看到我就在胸口划了几个十字。我提议把牛和车送给他，作为回报，他为我提供食宿。他搔了搔脑袋，一时拿不定主意，就去征求了一下他老婆和邻居们的意见。最后，在多疑地查看了牛的牙齿和我的牙齿之后，他总算同意了。

7

这个村子远离铁路和河流。德军的分遣队每年要来这里三次，来收集农民被迫交纳的粮食和其他物资。

我寄居在村中一个铁匠家里，他是村民们的首领，很受村民们尊敬，因此我的待遇也就更好了些。不过，在喝酒的时候，村民们时不时说我会给整个村子带来不幸，还说假如德国人听说有个吉卜赛小子在村里，他们一定会惩罚整个村子。但是没有谁敢当着铁匠的面说这些话。总的来说，我没受什么刁难。的确，在喝醉酒和被我妨碍的时候，铁匠爱打我耳光，但除此之外，就没有更严重的后果了。铁匠雇来的那两个人更爱彼此痛打对方，而不是打我。铁匠的儿子是村里有名的风流浪子，几乎从不待在农庄上。

每天清早，铁匠的老婆都给我一杯热热的甜菜汤和一块走了味的面包，面包一泡进甜菜汤就有味了，可甜菜汤立即一点味道也没有了。吃完早餐后，我就照例把“彗星”里的火点燃，在其他人之前把牛群赶到牧场上去。

每天晚上，铁匠的老婆都要做祈祷，铁匠照例靠着火炉打鼾，那两个雇工照料牛群，铁匠的儿子则在村子里找娘儿们胡闹。铁匠的老婆经常把她丈夫的上衣交给我捉虱子。我常常坐在屋子里最明亮的地方，翻着衣服的每一条线缝，搜寻吸满血、懒得动的白色虱子。我把它们一个一个抓出来放到桌面，然后用大拇指指甲把它们压烂。在虱子特别多的时候，铁匠的老婆会到桌边和我一起干，每当我放下几只虱子，她就把一个瓶子从虱子身上碾过去。虱子们嘎吱一声就爆裂了，它们那被压扁的尸体躺在一小摊黑血里。那些落到肮脏地板上的虱子向各个方向乱爬，要在地上踩死它们几乎是不可能的。

铁匠的老婆不许我杀死所有的虱子和臭虫。每次我们发现一个特别巨大而有力的虱子，她都小心地抓住它，把它放进旁边一个特意准备好的杯子里。通常，在杯中的巨虱的数目达到十二只时，铁匠老婆就会把它们揉成面糊似的东西，然后往其中加入少量人尿和马尿、大量的粪肥、一只死蜘蛛和一撮猫屎。这种混合物被认为是治疗肚子痛的最好的药剂。当铁匠周期性地肚子痛时，他必须吃上几颗这样的药丸。这种药丸能导致呕吐，他的老婆向他保证说，能把疾病完全从他体内祛除。铁匠会因呕吐而精疲力竭，像一根芦苇一样直发抖，躺在火炉旁的一块垫子上，气喘吁吁的，像一架风箱。然后他老婆会给他一杯温水和蜂蜜，它们能使他平静下来。假如疼痛和高烧仍未消退，他老婆就会为他准备更多的药。她会把马的骨头研成粉末，把粉末和一杯臭虫与田里的蚂蚁混在一起，臭虫和蚂蚁会立即斗个你死我活，然后她往这些东西里打入几个鸡蛋，最后再加一点煤油，药就配成了。铁匠必须一口把它吞下肚去，然后他会得到一杯伏特加和一根香肠的奖赏。

时不时地有一些骑马的神秘客人来拜访铁匠，他们带着步枪和左轮手枪。他们习惯于先查看一下屋子，然后和铁匠一起在桌边坐下来。这时候我和铁匠的老婆则在厨房里忙碌，为他们准备家酿的伏特加、用香料烹制的香肠串、奶酪、煮老的鸡蛋和猪的肋肉。

这些带武器的人是游击队员，他们经常来村子里，从不预先打个招呼。另外，他们还不时地彼此火并。铁匠对他的老婆解释说，游击队分裂成了两部分，白色游击队和红色游击队，前者既想打德国人又想打俄国人，后者则想帮助苏联红军。

各种流言在村里流传，说白色游击队还想保留财产私有制，保护地主们现有的财富，而红色游击队则依靠苏联的支持，为土地改革而战。这两支部队都要求各村为它们提供越来越多的援助。

在地主们的配合下，白色游击队对所有涉嫌帮助红色游击队的人施行报复。红色游击队则施惠于穷人，处罚向白色游击队提供过任何帮助的村庄，他们尤其喜欢打击富农家庭。

铁匠的村子还常常受到德国军队的搜索，他们向农民们讯问游击队来村子活动的情况，有时还杀上一两个农民以儆效尤。遇到这种情况，铁匠就把我藏到贮存土豆的地窖里，然后尽最大努力平息德国军官们的怒气，向他们保证按时交纳粮食和其他额外的农产品。

两支对立的游击队来村里活动时，有时会就地交火，然后整个村子就会变成一个战场。机关枪嗒嗒扫射，手榴弹爆炸，农舍着火，被遗弃的牛和马吼叫，半裸的孩子大声哭号，农夫们抱着他们那正在祈祷的老婆躲进地窖里，半瞎、耳聋、牙齿脱尽的老妇则一边喃喃祈祷，用患关节炎的手在胸口划十字，一边径直走进机关枪的火光中，诅咒那些大开杀戒的人，呼吁上帝给他们应有的报应。

仗打完之后，村子又会慢慢地恢复生机。不过，农夫们和孩子们会为争夺游击队遗弃的武器、制服和鞋子互相厮打，还会为在哪儿埋葬死者以及该由谁去挖墓穴争执不休。一天天时光在争吵中逝去，同时一具具尸体腐烂，白天被狗嗅闻，晚上被老鼠咀嚼。

有天晚上，我被铁匠的老婆摇醒了，她叫我立即逃跑。我还来不及从床上翻下来，屋子周围已响起男人的声音和枪械的碰撞声。我藏到了顶楼上，身上套着一个麻袋。我把眼睛紧贴着楼板上的一条裂缝，从那里可以看清院子的很大一部分。

一个强有力的男人的声音命令铁匠走出屋去，两个拿武器的游击队队员把铁匠拖到了庭院里，他站在那里因寒冷而直打冷战。一个戴高帽、佩有缀星肩章的指挥官走到铁匠面前，讯问了他一些问题，我只零星地听到这样的字句：“……你帮助了祖国的敌人。”

铁匠把双手举向苍天，以圣子和圣三位一体的名义发誓没做过那种事。他挨了第一下，倒在了地上。他继续否认，慢慢地又站了起来。其中一个游击队员从篱笆上抽下一根木桩，往空中一挥，重重地打在铁匠脸上。铁匠又倒了下去，游击队员们穿着重重的鞋子在他浑身上下踢来踢去。铁匠呻吟着，因巨痛抽搐着，但那些人还不罢休。他们俯下身子揪他的耳朵，用脚踩他的生殖器，用鞋跟跺烂他的一个个指头。

在铁匠停止呻吟、身体瘫在地上之后，游击队员们把他雇来的两个小伙子、他的老婆和他那正在挣扎的儿子拖出了屋子。他们打开牲口棚的门，把那女人和三个小伙子扔到一辆大车的辕木上，他们悬在那里，肚子伏在辕木上，像被弄翻的四袋稻谷。然后游击队员们剥掉几个受害者的衣服，把他们的手和脚捆在一起。他们捋起衣袖，拿起几根从铁道信号灯上砍下来的钢棒，开始抽打那几具蠕动的裸体。

钢棒打在紧绷的臀部上，发出巨大的噼啪声。受刑者们扭动着，躲避着，臀部渐渐地肿了起来。他们大声号叫，像一群被虐待的狗一样。我因恐惧而冷汗直冒，直打寒战。

击打如雨点般接二连三地落下。只有铁匠的老婆在持续不断地哭叫，同时游击队员一个劲儿地拿她瘦削、畸形的大腿打趣。由于这妇人不停地呻吟，他们把她翻了过来。她脸向天空，越来越苍白的两个乳房垂在两边。那些人兴奋地痛打她的肚子和整个身体，越打越厉害，现在她的身躯因流血而变黑了。辕木上的那几具裸体耷拉了下来。于是虐待者们穿起外衣，又进了小屋，他们捣毁家具，劫掠入眼的一切。

他们进了顶搂，在那里找到了我。他们揪住我的脖子把我提起来，然后把我转过来，一边扯我的头发，一边用拳头打我。他们立即把我当成了一个吉卜赛小孩。他们大声商议该怎样处置我。其中一个认定，应该把我交给十二英里以外的一个德军哨所。按他的说法，这可以使哨所的指挥官减少对村子的怀疑，因为该村在被迫向德军进贡方面已表现得很消极。另一个游击队员表示同意，还马上补充说，哪怕村里只有一个吉卜赛兔崽子，就凭这一点，德军也可能一把火把村子烧掉。

我的双手和双脚被捆了起来，我被带到了外面。那些游击队员叫来两个农夫，指着我对他们解释了一些什么。他们顺从地听着，谄媚地向游击队员们点头。他们把我放上一辆马车，我被捆绑在一段枕木上。两个农夫爬上车夫座位，带着我驾车上路了。

游击队员们护送了大车几英里路。一路上，他们在马鞍上自由自在地摇来摇去，分享着从村里抢来的食物。在我们到达森林更茂密的地段之后，他们开始对农夫们说话，然后挥鞭策马，消失在森林深处了。

我被太阳和不舒服的姿势弄疲倦了，在车上打着盹进入了半睡眠状态。我梦见自己是一只松鼠，正蹲在一个黑黑的树洞里，带着嘲讽俯视着下面的世界。突然我又变成了一只蟋蟀，长着一些富于弹跳力的长脚，轻快地漫游过大片大片的土地。像是穿过雾一样，我时不时地听到驾车者的说话声、马的嘶叫和车轮的吱嘎声。

中午时分，我们到达一个火车站，立即被一些德国兵围住了，他们穿着褪色的军装和破旧的鞋子。两个农夫先是对他们鞠躬，然后把游击队写的条子交给他们过目。在一名卫兵去找他们的长官的那段时间，几个德国兵走近马车，盯着我看，同时交换着对我的看法。他们当中有个老兵，他显然被炎热折磨累了，浑身直冒热汗，汗汽把他的眼镜都弄模糊了。他靠着马车俯下身子，用不带情感的、水汪汪的蓝眼睛近距离观看我。我向他微笑，但是他毫无反应。我直视他的双眼，不知道这样做是否真能对他施魔法。我想他可能会病倒的，但由于为他感到难过，我把注视的目光垂了下来。

一个年轻的军官走出车站楼向马车走来。那些士兵立即捋平制服，摆出立正姿势。那两个农夫有点不知所措，于是就尽力模仿士兵们，也奴颜十足地僵立着。

军官对一个士兵简要地说了些什么，士兵就离开队伍走到我身边，他用一只汗湿的手粗暴地拍打我灌木丛一般的头发，扳开我的眼皮查看我的双眼，还检查了我膝上和小腿上的伤痕。然后他向军官报告了结果。军官转向那年老的、戴眼镜的士兵，向他发布了一道命令就离开了。

士兵们都走了。从车站楼里传出一曲欢快的小调。在架着机枪的高高的瞭望塔上，几个卫兵在调整头上的钢盔。

那个戴眼镜的老兵走近我，一言不发地解开把我拴在马车上的绳子，把绳子的一端绕在他的手腕上，然后向我做个手势，命令我跟他走。我向后瞟了瞟那两个农夫，他们已上了马车，正在用鞭子打马哩。

我们从车站楼旁走过。老兵在一家货栈前停了一下，得到了一小罐汽油。然后我们沿着铁轨，向远处隐约可见的森林走去。

我知道老兵将奉命用枪打死我，然后把汽油浇到我的尸体上并且把它烧掉。这种事情我已见过很多次。我至今还记得，游击队是怎样枪毙一个被指控为告密者的人的。在那种情况下，受刑者按照命令挖一个坑，这就是他的尸体后来栽下去的地方。我还记得德国兵枪杀一个受伤的游击队员的情景，那游击队员拼命往森林里逃，随着一声枪响，他的尸体上立即蹿起了长长的火焰。

我害怕痛苦。吃枪子儿当然是十分痛苦的，不过被汽油烧一定更痛苦。但是我无能为力。那老兵带了一支步枪，把我的腿捆住的绳子绕在他的手腕上。

我脚上什么也没有穿，枕木被太阳晒得热滚滚的，烫得我的脚像被烧焦了似的。我在枕木之间尖尖的碎石上蹦跳着前进。我几次试图在铁轨上行走，但是不知怎的拴在我腿上的绳子使我没法保持平衡。我的小步子要跟上老兵那大而整齐的步伐真困难。

他观察着我，对我想在铁轨上耍杂技的企图报以微微一笑。这微笑太简短了，没法表明任何东西。他即将杀死我。

我们已离开车站区，现在经过了最后一个道岔。天已开始变黑。我们离森林更近了，夕阳正在树冠后面西沉。老兵停了下来，放下汽油罐，把步枪从右肩换到了左肩上。他坐在铁轨边上，沿路堤向下伸出双腿，同时深深地叹息了一声。他沉静地取下眼镜，用衣袖擦擦浓密的眉毛上的汗水，取下挂在皮带上的一把小铁铲，然后又从靠胸口的衣袋里掏出一支香烟，用火柴点燃烟后，小心翼翼地弄熄了火柴。

他静静地看着我企图挣脱绳子，它把我腿上的皮都磨掉一大块了。然后，他从裤袋里掏出一把大折刀。打开刀子靠近我之后，他用一只手托住我的腿，用另一只手小心地把那绳子割断。他把绳子绕成一团，手一挥就把它扔到了路堤上。

我微笑了一下，试图表达我的感激之情，但他没有用微笑回报。我们俩坐在一起，他吸他的烟，我则观看那淡蓝的烟缭绕上升。

我开始思考那些花样繁多的死法。迄今为止，只有两种死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记得在战争爆发的头几天里，一个炸弹击中了我家对面的一幢楼房，我家的窗户也都被掀掉了。墙的倒塌、大地的震颤和人临死前的尖叫声极大地冲击了我们。我看见褐色的门、天花板以及有画片绝望地贴在上面的墙壁，它们全都一下子化为乌有了。像雪崩一样，在飞行中开合着盖子的巨大钢琴、肥硕而笨重的扶手椅、渔具和跪垫，一股脑儿倾泻进街道。紧跟着落下的是在地上尖声撞碎的枝形吊灯、擦得光亮的铜锅、水壶和耀眼的铝锅。从被炸烂的书上散开的书页纷纷落下，像一群惊飞的鸟儿。几个浴缸不慌不忙地脱离了它们的水管，魔术般地与楼梯的装饰性花结和涡形饰物、楼梯栏杆以及屋檐的雨水槽缠绕到了一起。

随着烟尘消散，被炸开的房子羞怯地露出了它的内部。一具具瘫软的人体在被炸烂的楼板的锯齿状边缘摇摆，天花板像破布一样耷拉下来盖住被炸开的缺口。那些人刚刚开始浸染那红色的染料，碎纸末、灰泥块和油漆碎片粘在他们黏湿的红色烂衣服上，像饥饿的苍蝇。周围的一切还处在运动之中，只有那些躺着的人体好像轻松了，获得了安宁。

接着传来人的呻吟和尖叫，有的人被塌下的房梁压倒，钉在地板上，有的人被木棒和铁管刺穿了，有的人的某些部位则被倒塌的墙压坏了。只有一个老妇从那黑黑的深坑里爬了出来，她绝望地抓住残墙上的砖块，正要张开她那牙齿脱尽的嘴说话，突然又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她上身赤裸着，萎缩的乳房耷拉在瘦骨嶙峋的胸脯上。她走到弹坑的边缘，坑和路之间有一堆碎石，她在上面挺直身子站了一下，然后往后面一倒，在废墟之中消失了。

相比之下，一个人死在另一个人的手里，就没这么壮观。不久以前，我住在莱克家的时候，两个农民在一次宴会上打了起来。他们在屋子中央扑向对方，掐住彼此的喉管，一起滚到了肮脏的地上。他们像狂怒的狗一样猛咬对方，撕下一块块衣服和皮肉。他们那长茧的手、膝盖、肩膀和脚好像各自获得了独立的生命。他们互相扭着对方，又是搔抓，又是猛打，乱蹦着，扭动着，像在跳一种狂野的舞。赤裸的骨关节像锤子一样重重地砸上头盖骨，一块块骨头在猛击下断裂了。

接着，围成圈子静观的客人们听到了什么东西被压碎的声音，还有从喉咙发出的沙哑的咆吼。其中一个汉子在另一个身上停留了更长时间，被压在下面的那个喘息着，好像力量在一点点衰竭，但他还是要抬起头来朝战胜他的那个人脸上吐唾沫。在上面的那条汉子不愿原谅这点，他带着胜利的豪情像牛蛙一样鼓足力气，手猛地一挥，以可怕的力量砸在对方的脑袋上。那脑袋再也不向上挣扎了，却好像溶化成了一摊越来越大的血似的。下面那个人死了。

我现在感到自己像被游击队员枪杀的那条癞皮狗一样。他们先是抚摸那条狗的头、搔它的耳后根。狗被逗得乐不可支，带着爱和感激向他们大叫。然后他们扔出一块骨头。狗摇着邋遢的尾巴去追那骨头，吓跑了蝴蝶也踩坏了花儿。就在狗咬住骨头并把骨头骄傲地叼起来的那一刻，他们一枪打死了它。

老兵又系好了皮带。他的动作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一时间停止了思考。

接着我又开始估算到森林的距离，以及假如我突然往森林奔逃，他抓起枪向我射击所需的时间。森林太远了，可能我才跑到半路的砂埂上就被打死了。最多我也只能跑到长着高高杂草的那一小块土地，而且即使在那里，我也还是藏不住身子，也没法跑得很快。

老兵站了起来，伸了个懒腰，同时哼了一声。沉寂包围了我们。轻风吹走了汽油的气味，送来牛至和冷杉树脂的芳香。

当然，他能够从背后射击我，我心里想。人们更喜欢杀死一个人同时又不直视他的眼睛。

老兵转向我，指着森林做了个手势，好像在说“逃吧，跑呀！”就是说最后的时刻来到了。我假装不理解他的话，并且向他凑上去。他猛地往后一退，好像害怕我会用手摸他似的。他愤怒地用一只手指着森林，同时用另一只手护着他的双眼。

我想这是一个欺骗我的好办法，他正在假装不看我。我站在原地不动。他不耐烦地瞟了我一眼，粗鲁地说了些什么。我讨好地向他微笑了一下，但是这更加激怒了他。他再一次伸出手臂指向森林。我还是一动也不动。于是他无奈地躺倒在两条铁轨之间，取下枪的枪栓，把枪横搁在身上。

我再一次估算了一下距离，看起来这一次好像风险不大了。我开始跑的时候，老兵第一次和蔼地对我微笑了一下。跑到路堤的边缘时我回望了一下，他还是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正在温暖的阳光中打瞌睡哩。

我匆匆地向他招了招手，然后像只野兔一样跳下路堤，径直朝阴凉森林的下层林丛奔去。我越跑越远，在蕨类植物上擦伤了皮肤，最后上气不接下气地摔倒在舒适、湿润的苔藓上。

我躺在地上倾听森林里的动静，听见从铁轨方向传来两声枪响。显然那是老兵在假装处决我。

鸟儿们被惊醒了，开始在树叶间沙沙作响。就在我旁边，一条小蜥蜴从树根底下跳了出来，它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本来我用手使劲一打就可以把它干掉的，但是我太累了。

8

早早来临的秋季毁坏了一部分庄稼，接着到来的是一个凛冽的冬季，一开始就下了很多天雪。人们很熟悉本地的气候，因此赶紧为自己和牲畜贮存食物，用稻草填塞好房子和牲口棚的任何孔洞，还加固烟囱和茅屋顶，使它们能抵挡住狂风的吹刮。然后冰冻开始了，把所有的一切都在雪下冻得严严实实的。

没有谁肯收留我，因为食物很匮乏，每一张嘴都是一个负担。此外，我也找不到任何事可做。即使想从牲口棚里清扫粪肥都不可能，因为牲口棚外的雪堆到了棚檐。人们与他们的母鸡、小牛、兔子、猪、山羊和马一起分享住房，彼此用体温互相温热身子。但是没有空间可以容纳我。

冬天没有放松它的统治。阴沉的天空布满铅灰色的云块，好像要压倒茅屋顶似的。有时候，一团比其他云块更黑的云像气球一样从头顶快速飘过，后面拖着一个悲伤的影子，就像邪恶的鬼怪追随一个罪人似的。人们在冰冻的窗玻璃上哈热气，融出一个个向外张望的小洞。当他们看见那不祥的影子扫过村子时，他们就在胸口划十字并喃喃地祈祷。显然魔鬼正骑着那团乌云经过村子上方，只要他还待在那里，村里人就只会越来越倒霉。

我身上裹着破衣服——一小块一小块缝在一起的兔子皮和马皮——从一个村子游荡到另一个村子，只能靠我的“彗星”的热量取暖，它是我用在铁路边捡到的一个铁罐做成的。我在背上背着一个装满燃料的袋子，一有机会就迫不及待地把它装满。一旦我的燃料袋变轻了，我就会走到森林里去，拆下一些树枝，撕下一些树皮，挖一些泥炭和苔藓。袋子装满之后，我又会带着一种满意和安全感继续赶路，同时挥旋我的“彗星”，为它的温暖而欢天喜地。

食物倒也不难找到。无边的雪已把人们封锁在屋里。我可以安全地挖开那些被雪封住的食物仓，找到最好的土豆和甜菜根，然后把它们放在“彗星”上烤着吃。有时候有些人从窗后偷看我，看见一大捆破衣服缓慢地在雪地上移动。他们以为我是一个幽灵，只是放出狗来追我。那些狗不太愿意离开它们那设在温暖的屋里的窝儿，因此蹚过深深的雪时慢吞吞的。在它们追上我时，我可以轻易地用我那熊熊燃烧的“彗星”把它们赶跑。它们既冷又累，敷衍塞责地号叫了几声后又返回屋里了。

我穿着一双绑有长布条的木头鞋。鞋子很宽，加上我体重很轻，因此我能在雪地上很好地行走，而不至于陷进齐腰深的雪里。全身一直裹到眼睛以下，我在乡间自由地游荡，除了那些凝视我的乌鸦，什么人也没碰上。

我在森林中歇宿，藏身在树根底下的洞穴里，让积雪作我的屋檐。我往“彗星”里加入湿泥炭和枯树叶，让“彗星”产生的芬芳的烟雾温暖我的巢穴。火可以持续一夜不熄，我能够安心地睡到天亮。

渐弱的风刮了几个星期之后，雪终于开始融化，农民们也开始到户外走动了。我没有选择的余地。在屋子里养足了精神的狗们在农舍附近游荡，我再也偷不到食物了，而且还得时刻提防着。我不得不找一个遥远的村庄，一个远离德军前哨的安全的地方。

在我穿越森林的过程中，经常有小块的雪落到我身上，使我的“彗星”有被弄熄的危险。在林中的第二天，我听见一声哀叫，立即停住了脚步。我蹲在灌木丛后面，一动也不敢动，凝神屏气地听着树丛里的沙沙声。我又听见了那哀叫声。几只乌鸦被什么东西吓住了，拍打着翅膀飞了起来。我蹑手蹑脚从一棵树后走到另一棵树后，小心地朝那发出声音的地方走去。在一条狭窄、湿润的路上，我看见一辆翻倒的大车和一匹马，但没有人的踪影。

马看见我的时候竖起了耳朵，还摇了摇头。我走得更近了。那马儿真瘦，我能看清它的一根根骨头。它的每一股消瘦的肌肉都像垂下的湿绳子。它用充血的、无神的眼睛看着我，那双眼睛好像马上就要闭上似的。它无力地动了动脑袋，从它那瘦削的脖子里发出一声青蛙一样的叫声。

马的一条腿摔断了，伤口就在长距毛的球节上方。被摔折的骨头像尖尖的楔子一样伸了出来，马每动一次，那骨头就在皮肤上划出更大的伤口。

乌鸦们在受伤的马儿上方盘旋，时而向上时而向下，一刻不停地守望。时不时地会有一只乌鸦在树丛中栖落，把一块块湿湿的融雪震到地上，那声音就像土豆饼被扔进煎锅一样。每当这样的声音响起，马儿就会疲倦地抬起头，睁开双眼往四周瞧一瞧。

马儿看见我在大车周围走动，诱人地摇了摇尾巴。我走近马儿，它把沉重的头靠在我肩上，在我脸颊上擦来擦去。我抚摸它干燥的鼻孔的时候，它动了动鼻子和嘴巴，更进一步地贴近了我。

我弯下身子检查马儿的腿伤。它把头转向我，等待我的裁决。我鼓励它走一两步，它试了试，呻吟着，蹒跚着，但是没有用。它低下头，感到羞愧，灰心丧气了。我抓住它的脖子，感觉到它仍然在有生气地搏动着。我竭力劝它跟我走，待在森林里只意味着它的死。我向它说起温暖的马厩、干草的芳香，还使它确信人能使它的骨头复位，能用药草医好它的伤。

我告诉它说，茂盛味美的草仍被覆盖在冰雪之下，须等待春来雪融时才能吃到。我相信，假如我能把它带回当地的村子并归还给它的主人，我与村民们的关系会有所改善的。我甚至有可能留在村子里。马儿一边听我说话，一边不时地瞟我几眼，以便证实我说的是实话。

我走到马后面，用一根树枝轻轻地赶它往前走。它摇晃着，把那条受伤的腿抬得高高的。它打着趔趄，不过我终于还是说服它跟我一起走了。马儿走得很慢，也很痛苦。它偶尔会停住脚步，一动不动地站着。这时候我就用一条手臂环抱它的脖子，拥抱它，把它的断腿抬起来。一会儿之后它又会再一次开始向前走，好像被某种从它头脑中一闪而过的念头打动了似的。它一脚踩空，失去了平衡，跌倒在地。每一次它用那条断腿走路，那楔形的断骨就从皮肤下面伸出来，这样一来，它几乎是靠这截赤裸的断骨硬撑着走过雪地和淤泥的。它的每一声痛苦的嘶叫都使我感到揪心的疼痛，我一时间忘记了我脚上的木底鞋，感到我自己好像是在用断裂的、参差不齐的胫骨硬撑着走路，每走一步都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

我和马儿好不容易到达了村庄，我和它浑身是泥，都已精疲力尽了。一群狗吠叫着把我和马儿围住。我用我的“彗星”抵挡它们的攻势，“彗星”烧焦了最凶恶的几条狗的皮毛。马儿无动于衷地呆立着，陷入了迟钝与麻木之中。

一些农民从他们的屋里走了出来，其中一位是惊喜的马主，马儿是两天前受惊跑掉的。把那些狗赶走后，马主人查看了一下马的断腿，接着宣称不得不把马儿宰掉了。现在那马儿的唯一用处是提供一些马肉、一张可作皮革的马皮和一些做药用的马骨。实际上在那个地区，马骨是马身上最宝贵的东西，治疗严重疾病的方法，就是每天都喝几次用药草和马骨浸制的药剂。治疗牙痛的方法是用青蛙腿和马牙齿粉末冷敷。烧成粉末的马蹄子保准可以在两三天内就治好感冒，而把马的髋骨粉敷到癫痫病人的身上，可以使患者的病不再复发。

农夫检查马儿的时候，我站在一旁。现在轮到我听候发落了。那汉子仔细地上下打量我，问我来自哪里以及做过些什么。我尽可能谨慎地回答了他的问题，生怕说错什么而使他心生疑窦。他叫我一再重复我已说过多次的话，为我想用当地土语说话却力不从心而嘲笑我。他时不时问我是不是一个犹太或吉卜赛孤儿。我凭能想到的每一种东西和每一个人起誓，说我是一个好基督徒和一个驯服的工人。站在旁边围观的那些乡下汉子都用挑剔的眼光看着我。不过，尽管如此，那农夫终于还是决定收留我，让我在他的田地和院子里当帮工。我扑地跪到地上，亲吻他的双脚，对他千谢万谢。

第二天早晨，农夫从马厩里牵出两匹高大健壮的马，他把它们套到一副犁上，并把它们赶到正在篱笆边耐心等着的那匹瘸马旁。然后他把一根绞索套到瘸马的脖子上，把绞索的另一端系在犁上。那两匹健壮的马竖起了两耳，冷漠地看着那匹将被绞死的瘸马。瘸马喘着粗气，扭动着被绞绳勒紧的双耳。我站在一旁发愣，真不知道我怎样才能救瘸马一命，怎样才能使它确信，我根本想不到我把它带回农庄是为了这样……农夫走近瘸马检查绞绳的位置的时候，瘸马突然把头转过来舔了舔农夫的脸。那汉子根本没有看它，而是重重地在它嘴上打了一巴掌。那马儿把头转开了，受到了凌辱和伤害。

我真想跪到农夫的脚下，乞求他饶瘸马一命，但是我看到了马儿责备的目光。它正在直勾勾地盯着我。我还记得，如果一个将死的人或一只临死的动物数了一个人的牙齿，就会导致这个人的死。只要那匹马儿还在用那种绝望、可怕的目光看着我，我就不敢说一句话。我等待着，但是它不肯把盯着我的目光垂下。

突然，农夫朝自己双手上吐了一口唾沫，抓起一根上面打着结的鞭子，朝那两匹壮马的屁股上狠狠地抽去。两匹壮马猛地往前直冲，绳子拉紧了，索套紧紧地勒进了瘸马的脖子。瘸马喘着粗气，被绞绳拉倒在地，像篱笆被风吹倒一样。两匹壮马拖着瘸马在柔软的土地上又走了一段。两匹直喘粗气的壮马停下来的时候，农夫走近躺在地上的瘸马，并在它的脖子和膝盖上踢了几下。那马儿一动也不动。两匹壮马可能是嗅出了死亡的气息，紧张地跺着脚，好像在尽力避开那双死不瞑目的眼睛的注视。

我帮农夫剥马皮、砍马肉，就这样度过了这一天余下的时光。

几个星期过去了，村里人没有谁来刁难我。只是偶尔有些孩子说应该把我交给德军司令部，或者说应该把村子里住着一个吉卜赛杂种的事报告给德国兵。妇女们在路上一看见我就躲开，同时还小心地把她们的孩子的头遮挡起来。男人们看见我时都一言不发，偶尔朝我的方向吐几口唾沫。

这个村子的人说话缓慢而审慎，在开口前总是要再三掂量自己的措辞。他们的习俗要求他们像节约盐一样吝惜言辞，说话轻率被认为是人最大的敌人。信口开河的人被看成是误入歧路的、不诚实的不肖之徒，而且这种人显然是犹太或吉卜赛算命先生教出来的。村里人坐在一起时，大家往往一声不吭，难得有那么一个人偶尔毫无意义地评说几句，才打破那沉重的寂静。无论是说话还是笑，他们都习惯性地用手捂住嘴巴，免得让心怀邪念者看见他们的牙齿。只有伏特加能解放他们的舌头，使他们的举止无所顾忌。

我的主人在村里受到广泛的尊敬，经常被邀请去参加村里人的婚礼或其他庆典。有时候，如果他的孩子身体健康，而且他的老婆和岳母都不反对的话，他也会带我一起赴会。在这类场合，他往往命令我向客人们展示我的城市口音，背诵战前我从我的母亲和保姆那儿学来的诗篇和故事。与他们那柔软的、慢吞吞的当地方言相比，我这充满强硬辅音、像机关枪一样嗒嗒作响的城市口音，听起来显得滑稽可笑。在我进行表演之前，我的主人都要强迫我先一口喝下一杯伏特加。我晕乎乎地打着踉跄，差点被自己的脚绊倒在地，好不容易才走到屋子中央。

我立即开始表演，尽力不去看任何人的眼睛或牙齿。每当我快速背诵诗歌的时候，那些农民都惊奇地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心想我的心智出了毛病，我说话那么快是一种病症。

他们完全被那些寓言和关于动物的韵文体故事慑服了。我给他们讲了一只山羊游遍全世界去寻找山羊国首都的故事，穿靴子的猫的故事，讲了公牛费迪南德[9]、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还讲了米老鼠、木偶匹诺曹等，他们乐得笑了起来，结果被口中的食物噎住了，弄得伏特加夹带着食物从口中喷溅而出。

表演完之后，人们把我从一个桌子叫到另一个桌子，我要对客人们重复某些诗句，还被迫喝一杯又一杯酒。假如我不愿意喝，他们就把酒灌进我的喉咙。通常，晚会才进行一半我就相当醉了，几乎不知道周围在发生什么事。我周围的那些脸庞开始显现出我背诵的那些故事里的动物模样，活像我记忆犹新的小人书里的动物插图。我感到自己好像在一口井壁上覆盖着光滑柔软的湿青苔的深井中坠落。井的底部没有水，那是我的温暖安全的眠床，在那里我可以安然睡去并且忘掉所有的事情。

冬天正在逝去。我每天都和我的主人去森林里捡柴。温暖的湿气弥漫在空气中。毛绒绒的苔藓从大树的枝干上垂下来，因为有湿气变得蓬松，像解冻一半、越变越灰的兔子皮。它们浸满了水，一滴滴黑色的水珠滴落到裂开的树皮上。涓细的水流溢向各个方向，在这儿跳跃一下，在那儿又钻到了树根底下，时隐时现，闹着玩似的捉着孩子气的古怪迷藏。

有一次，邻近的一户人家为家中漂亮的女儿举行盛大的婚礼。农夫们穿着星期天做礼拜时穿的最好的衣服到他家院子里来跳舞，院子早已被打扫得干干净净，还点缀了各种各样的装饰品。新郎按照古老的习俗吻了与会的每一个人。新娘因喝酒太多早已不能自持，她时而大哭，时而欢笑，根本不在意男人们掐她的屁股或把手放在她的乳房上。

客人们全走到户外开始跳舞的时候，我扑到桌子旁边，准备吃我用表演换来的晚餐。我坐在屋子里最黑暗的角落，一心一意想避开酒鬼们的嘲弄。这时，两个男人走进屋里，他们把手臂搭在彼此的肩上友好地拥抱着。这两个人我都认识。他们属于村子里最富有的农夫之列，每人都有几头牛、一群马和几块土地。

我偷偷溜到角落的几个空桶后面躲了起来。那两个男人在桌子边的一条长凳上坐下，慢吞吞地谈起话来。桌子上还堆放着食物。他们都拿起食物递给对方，而且按照习俗，他们谁都不看对方的眼睛，神色都很严肃。然后其中一个男人慢慢地把手伸进口袋，他用一只手从口袋里掏出一根香肠，同时偷偷地用另一只手掏出一把刀刃又尖又长的刀子。接着，他用尽全力把刀子捅进了他那毫无戒心的伙伴的背部。

他头都没回一下就离开了房子，同时津津有味地大嚼着他那根香肠。那个被捅了一刀的男人挣扎着想站起来，他用呆滞的目光看看四周，他发现了我，试图说些什么，但是从他口里吐出来的一切只是一块才嚼了一半的甘蓝菜。他再一次试图站起来，但是他摇晃了几下之后，缓缓地瘫倒在凳子与桌子之间的地板上。我不自禁地浑身发抖，在证实了周围没有别的人之后，我像老鼠一样窜出屋子，跑到了院子里。

在夜色中，村里的小伙子们正在抢抓女孩，把她们一个个往谷仓和牲口棚里拉。一个露出屁股的男人把一个女人压在一堆干草上，那女人手脚张开仰天躺在那个男人下面。醉汉们踉踉跄跄地在打谷场上走来走去，有的在呕吐，有的在彼此咒骂，骚扰了正在做爱的人们，惊醒了那些打鼾的家伙。我撬开牲口棚后面的一块木板，从那小小的开口里硬钻了出去。我跑到我主人的牲口棚，迅速地爬上了马厩上方的干草堆，这儿就是我的住所。

婚礼结束后，那具尸体并没有马上被移走，而是被放在旁边的一间房里，死者的家人则聚集在正厅。与此同时，村里的一名老妇把死者的左臂裸露出来，用一种混合液洗了洗它。那些患甲状腺肿大病的男人和女人一个接一个走进偏房里，他们那丑陋的肉瘤从下巴垂下来，耷拉在他们的脖子上。那老妇把他们一个一个带到尸体旁边，她先在肉瘤上画了几个复杂的手势，然后抬起死者的左手，让它触摸肉瘤七次。因恐惧而面色苍白的患者必须跟着老妇重复这样的话：“病灾和这只手一起入土。”

在治病完毕之后，患者们都向死者的家属交了一笔医治费。那尸体还待在那间房子里，死者的左手搁放在胸口上，一支圣烛被放置在那只僵硬的右手里。直到第四天，在尸臭更加浓烈的时候，才有一名神父被请到村里来，葬仪准备工作这才开始。

葬礼过了很久之后，那农夫的老婆还拒绝把谋杀现场的血污擦洗掉。它在地板和桌子上清晰可见，像永远埋在木头里的深铁锈色的真菌一样。每一个人都相信，那血斑作为罪恶的见证，迟早会驱使罪犯无法抗拒地回到谋杀现场，让他以死偿命。

不过，那个杀人犯——他的脸我记得很清楚——经常到他行凶的那间房子里去，在那里狼吞虎咽地吃为他准备的食物。我真不明白他怎么可能一点都不怕那些血斑。我经常带着病态的奇想，观看他踩在血斑上的神态，瞧他在多么沉着地抽他的烟斗，或者是一口喝下一杯伏特加，然后咬一口腌黄瓜。

在这种情况下，我像被拉紧的弹弓一样紧张。我在等待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一个黑暗的深渊在血斑下裂开，把凶手吞灭而不留下一丝痕迹，甚至不让他像小舞蹈病患者那样舞一下。但是那凶手毫不害怕地在血斑上走来走去。夜晚我有时在琢磨，那些血斑是否失去了复仇的魔力。无论如何，那些血斑现在越来越模糊，猫儿们弄脏了它们，农夫的老婆也忘记了初衷，现在经常拖地板了。

另一方面，我知道正义的伸张是极其缓慢的。在村子里，我听说过一个关于头盖骨的故事：一个头盖骨从一座坟墓里跳了出来，它滚下一个斜坡，在十字架中间穿过，小心地避开一个个开满鲜花的花圃。一个教堂司事试图用一把铲子挡住它，但是它避开了铲子，继续朝墓园的大门滚去。一个林务员看见了它，举起枪朝它射击以阻止它前进。但是头盖骨根本不害怕所有这类障碍，它坚定地沿着通往村子的路口滚去。它等待适当的时机，然后就猛地滚到了几匹拉车的马的蹄子下。那些马当即受惊，掀翻了马车，当场压死了驾车的农夫。

人们听到这个意外事故的时候都很好奇，他们进一步追根究底，发现那头骨是从死者哥哥的坟墓里跳出来的。十年以前，这个哥哥即将继承他父亲的遗产，弟弟和弟媳显然嫉妒哥哥的好运。后来一天晚上，哥哥突然死了。农夫和他的老婆匆匆地埋葬了哥哥，甚至不允许哥哥的亲朋好友去看一看他的尸体。

关于这一暴死事件，村子里有各种传闻，但是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慢慢地，攫取了哥哥的财产之后，农夫发达了，也获得了村民们的普遍尊敬。

在墓园大门附近的意外发生之后，那个头盖骨停止了它的浪游，在路边的尘土里静静地安息了。经过仔细观察，人们发现头盖骨里深深地钉着一枚生锈的大钉子。

就这样，在很多年之后，受害者惩罚了凶手，正义才得以伸张。因此，村民们相信，无论是雨、火还是风，都无法抹掉犯罪的痕迹，因为正义高悬在世界之上，像强有力的巨臂举着的一柄大锤，它在出其不意地猛击铁砧之前必须停顿一会儿。村里人常说，哪怕只有一点点灰尘，都能把罪恶昭示在阳光之下。

村里的成年人一般不打扰我，不过我得提防村里的男孩们。他们都是杰出的猎手，我是他们的猎物。就连我的主人都吿诫我不要碍他们的事。我把牛群带到牧场的边缘，远远地离开那些男孩。牧场边缘的草很茂盛，但是在那里放牧的人必须时刻看管着牛群，以免它们进入毗连的田地里毁坏庄稼。在那里，我可以安然不受袭击，也不太引人注意。不过，还是时不时地有些放牛娃偷偷爬来，给我以突然袭击，我常常要挨一顿打，不得不跑到田里去。在这种情况下，我大声警告他们说，假如在他们把我赶跑的时候，牛群进入田里毁坏了庄稼，我的主人会惩罚他们的。这种威胁常常能够奏效，他们听到后就会返回他们的牛群。

然而我还是害怕受到这类进攻，没有片刻的宁静。放牛娃们的每一个举动，每一次议事聚会、每一个向我进攻的迹象，都使我充满对某种阴谋的恐惧。

他们的其他寻猎活动，以到森林里寻找军用物品为中心，主要是找步枪子弹和地雷，鉴于后者的形状，他们称之为“肥皂”。为了找到一个弹药存放点，他们只需要往森林里走几英里，到灌木丛中去搜索就得了。那些武器、弹药，是几个月以前在那里进行过一次长时间战斗的两支游击队遗留下来的。那里的“肥皂”特别多。有些农民说它们是由逃跑的“白色游击队”留下来的，另一些人则发誓说它们是“白色游击队”从“红色游击队”那里夺来的战利品，他们没法带走那么多，就把它们留下来了。

在森林里还能找到打断的步枪。男孩子们往往把断枪的枪管卸下来，把它们截短，然后给它们装上用树枝削成的枪把，就这样把它们改装成手枪。这种手枪用的还是步枪子弹，子弹在灌木丛中不难找到。子弹由一个与橡皮筋连在一起的钉子引爆。

这些手枪尽管做工粗糙，却能置人于死地。村子里有两个孩子发生争吵，他们拿起手枪互相射击，结果两人都受了重伤。另一支自制手枪则在一个男孩的手里爆炸了，炸掉了他所有的手指和一只耳朵。最可悲的是，邻居家的一个男孩被炸瘸一条腿，瘫痪了。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人对他搞了个恶作剧，在他的“彗星”底部放了几发步枪子弹，第二天早晨他毫无疑心地给“彗星”点起了火，正当他把“彗星”在两腿之间摇来晃去的时候，那几发子弹爆炸了。

还有一种“火药在上”的射击方法。先把子弹头从弹壳上取下，倒出壳内的部分火药，然后把弹头深压进半空的弹壳里面，把倒出的火药重新放入弹壳盖住弹头。这样改装后的子弹被放进一块木板的狭缝里，或者被埋在地里只露出壳孔，然后朝靶子的方向瞄准，把弹壳上部的火药用火一点，它马上就燃烧起来，火一燃到弹壳底部，弹头就砰的一声射击出去二十英尺甚至更远。这方面很在行的人们常常进行比赛，他们为谁的弹头射得最远以及哪一部分火药放在上面最好打赌。有些更勇敢的男孩子为了在女孩子们面前逞能，用手握着子弹壳点火射击。弹壳或火药伤着逞能者或旁观者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村子里最好看的那个男孩这样逞能，结果子弹射进了他自己体内，一提起此事村里人都免不了发笑。自此以后，为了不被咯咯笑的女人们看见，那小伙子外出溜达时几乎都是孑然一身。

但是诸如此类的意外事故没有吓倒村里任何人。男人们和男孩们都一如既往地买卖弹药、“肥皂”、步枪枪管、枪栓等，耗费大量时间，搜遍茂密的灌木丛中的每一寸土地。

定时导火索是搜寻的最大收获。用一根定时导火索可以换到一把装有木柄的自制手枪和二十发子弹。要用“肥皂”做地雷，定时导火索是必不可少的。只需把导火索插进“肥皂”里，用火点燃，然后迅速跑开，随着一声巨响，村里所有房屋的窗子都会被震下来。在举行婚礼和洗礼的日子里，对导火索的需求尤其大。地雷能给人们带来额外的巨大快慰，女人们在等待地雷轰响的时候一个个兴奋得尖声大叫。

没有谁知道我在牲口棚里藏有一根定时导火索和三块“肥皂”。我为收留我的那个农夫的老婆找野生麝香草时，在灌木丛中发现了那根导火索。它几乎还是新的，引线很长。

在周围没有他人的时候，有时我会拿出那三块“肥皂”和那根导火索，用手把它们掂量来掂量去。这几样奇怪东西有某种极不寻常的特点，“肥皂”本身不怎么易燃，不过一旦把导火索插入其中并点燃，火焰就会沿导火索芯爬行，不久“肥皂”就会轰的一声爆炸，足以把一整座农舍摧毁。

我试图想象出那些发明和制造这些导火索和地雷的人的模样。他们肯定是德国人。村里人不是说没有谁能抗拒德国人的威力，因为他们用痰粘住了波兰人、俄国人、吉卜赛人和犹太人的头脑吗？

我真不明白是什么赋予了人们发明这类东西的能力。为什么村里的农民做不出来呢？我真不明白，是什么使长某一种颜色的眼睛和头发的人有如此巨大的威力统治其他的人。

农民们的铁犁、镰刀、耙子、纺车、水井，以及由慵懒的马或病弱的牛拉动的磨是那么简单，就连最迟钝的人都能发明它们，知道它们的用途和工作原理。但是要制造能够给地雷注入压倒一切的威力的导火索，无疑连最聪明的农民都没有那个能耐。

假如德国人真的能发明这类东西，假如他们真的决心消灭世界上所有黑皮肤、黑眼睛、长鼻子、黑头发的种族，那么我在世界上活下去的可能性显然不大。迟早我会再次落入他们手中，下一次恐怕我就没有过去那么幸运啰。

我还记得那个让我逃进森林的戴眼镜的德国兵。的确，他也是金发碧眼，但他并不显得特别聪明。待在一个荒废的小火车站，追逐像我这样的小不点儿，有什么意义呢？假如村民的头儿说的话不假，那么，在德国人忙于守卫那些小小火车站的时候，由谁去完成所有的发明创造呢？看起来，在这样一个可怜的小车站，就连最聪明的人也发明不了多少东西。

我恹恹欲睡地想象着我想发明的东西，例如，一种用于人体的导火索，把它一点燃，它就使衰老的皮肤更新，还能改变人的眼睛和头发的颜色；一种可放于一堆建筑材料之下的导火索，它在一天之内就能竖起一座比村里任何房屋都好的大厦；一种能使每一个人都能抵御邪眼的导火索。有了它，谁也不会害怕我了，我的生活也会因此而变得更轻松愉快一些。

德国佬们使我迷惑了。简直是一片荒凉。这样一个赤贫的、残酷的世界也值得统治吗？

一个星期天，村里一群从教堂归来的男孩在路上发现了我。要逃跑已经来不及了，我假装出漠然的样子，竭力不表现出我的恐惧。他们大摇大摆地从我旁边走过时，其中一个男孩用力一推，把我推倒在一个充满泥泞的深水洼里。其他的人接着对我的双眼吐唾沫，每次吐中后都哈哈大笑。他们要求我玩“吉卜赛把戏”。我试图挣脱他们的包围跑得远远的，但是包围圈紧紧地绕着我。他们比我高，像一张逮住一只鸟的活动的网似的包围着我。我害怕他们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低头看见他们穿着笨重的假日皮靴，我意识到自己光着脚，能跑得比他们快。我选中了最高大的那个男孩，捡起一块大石头猛地朝他脸上砸过去。那张脸立即陷下去一块并且裂开了，那男孩当即流着血倒在了地上。其他的人惊慌地退缩了。在那一瞬间，我从那男孩身上跳过去，穿过田地向村子逃去。

一到达村子我就寻找收留我的农夫，以便把发生的事告诉他并寻求他的庇护。他和家人还没有从教堂回来。只有他那已老到没牙的岳母在院子周围走来走去。

我的双腿顿时开始发软。一群男人和小伙子从村子里朝这边冲来，他们挥舞着大棒和棍子，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跑近。

这下子我可是要完蛋了。那群人里一定有那个被打伤的男孩的父亲和兄弟们，他们不会对我发慈悲的。我冲进厨房，铲了几块熊熊燃烧的煤放进我的“彗星”里，然后我跑进牲口棚，随手把厨房的门关了起来。

我头脑里一片混乱，各种念头像惊飞的小鸡一样。那群人随时会把我逮住的。

突然我想到了那根导火索和那三个“肥皂”雷，我迅速把它们挖了出来。我用颤抖的手指把导火索插进紧紧捆在一起的三块“肥皂”里，然后用“彗星”点燃了导火索。导火索的顶端嘶嘶地燃了起来，那红红的火点开始慢慢沿着导火索朝“肥皂”爬去。我把它塞到牲口棚角落的一堆破犁耙底下，接着狂乱地撬开了后墙上的一块木板。

那群人已进入院子，我已能听清他们的叫喊。我抓起我的“彗星”，从撬开的墙洞里爬了出去，溜进了牲口棚后面茂密的麦地。我一头扎进麦地，猫着腰直往前窜，像一只鼹鼠似的朝森林方向钻去。

也许我才走过田地的一半，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大地猛地一抖，我回头一望，那牲口棚剩下的一切只有悲哀地斜靠在一起的两堵墙了，墙之间是飞溅的碎木片和打旋的干草。一片烟云笼罩了那牲口棚。

到达森林边缘时我才停下来。我感到高兴的是没有看见我主人的农庄着火。我能听见的一切是一片喧嚣的人声。没有谁来追我。

我知道我再也不能回那里去了。我继续往森林里走，同时小心地透过灌木丛观察动静。那灌木丛底下还可能找到很多子弹、“肥皂”和导火索。

9

我在森林里游荡了几天，多次想要走进遇到的那些村子。第一次，我看见的是人们从一座房屋跑到另一座房屋，一边喊一边招手。我不知道那村子发生了什么事，觉得离远点才是明智之举。在第二个村子我听到了枪声，那意味着游击队或德国兵离该地不远。最后，我又饿又累，决定试一试临近的一个村子，在森林边听起来，这个村子够宁静的。

从灌木丛里钻出来的时候，我差点撞到一个在犁一小块土地的男人身上。他手脚都很大，简直是个巨人。微红的络腮胡子盖住他的脸，几乎长到眼睛下方了。他那乱蓬蓬的长头发向上竖立着，像一丛缠结在一起的芦草。他灰白的眼睛警惕地打量着我。我尽力模仿当地方言，告诉他说假如他能为我提供一点儿食宿方便，我可以为他挤奶牛的奶，为他打扫马厩，为他到牧场放牧，为他砍柴，为他装套子打猎，还为他念各种咒语以抵御病灾对他家人和牲口的侵害。农夫认真地听着，查看了我的全身，然后二话没说就把我带回了家。

他没有孩子。他的老婆在和一些邻居商议之后才同意收留我。他们带我去看了我那位于马厩的住处，还对我讲明了我的职责。

这个村子很穷。村民们的屋子都是用原木搭成的，墙的两面都涂有用黏土和麦秸和成的灰泥。墙壁深深地陷在地里，茅草屋顶很低矮，上面是用柳条和黏土做成的烟囱。只有少数农夫家有牲口棚和谷仓，而且它们常常是一间挨一间共用墙壁修建的，为的是节省一堵墙。时不时地，来自附近一个大车站的德国兵会来骚扰村庄，带走他们能找到的任何食物。

在德国兵向村子逼近的时候，要跑到森林里去已经来不及了，这时我的主人就会把我藏到牲口棚底下一个伪装得很好的地窖里。地窖开口很小，至少有十英尺深。我自己也参与了挖地窖的事，除了农夫和他老婆，没有任何其他人知道有这么个地窖存在。

地窖里藏有大量的食品，有大块的黄油和奶酪、烟熏火腿、一串串香肠、一瓶瓶家酿酒和其他精美食物。地窖的底部总是清凉的，当德国兵们在屋子内外冲来撞去地寻找食物，在田地里追逐猪猡，在庭院里笨拙地抓小鸡的时候，我正坐在地窖里自得其乐地呼吸那些美味的香气哩。有时候他们踩到了盖在地窖入口上的木板。当我隔着木板听他们奇怪的说话声，我常常把鼻子捏住，免得打喷嚏。军车的声音在远方一消失，农夫就会立即把我从地窖里拉出来，让我继续做通常该做的事。

釆蘑菇的时节开始了。饥饿的村民们欢天喜地，纷纷去森林里迎接丰收。所有的人手都需要派上用场，我的主人每次都带我一起去。其他村子的大群农民也到林子里来四处寻找小丛小丛的蘑菇。我的主人意识到我像一个吉卜赛人，生怕被人向德国人告发，因此他剃掉了我的黑头发。出门去森林的时候，我都戴上一个很大的旧帽子，它盖住我的大半个脸，使我变得不那么令人生疑了。然而，在其他农民疑惑的目光之下，我还是感到不自在，因此总是尽量和我的主人待在一起。我感到，对他来说，收留我一段时间是挺有用的。

在去采蘑菇的路上，我们要越过一条穿越森林的铁路。每天，一台台喷着浓烟的巨大机车拖着长长的货车车厢，分几次从此地经过。货车顶上和蒸汽机前方的一个平台上都架着机枪，头戴钢盔的士兵在用双筒望远镜瞭望天空和森林。

后来有一列新型火车出现在铁路上。大群大群的活人挤在被锁住的、装牛的车厢里。一些在火车站工作的男人告诉村里人说，这种列车装的是犹太人或吉卜赛人，他们被抓住并被判了死刑。每节车厢里有两百人，为了少占空间，所有的人都向上举着手臂，他们挤在一起像一车玉米秆。他们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孩子甚至婴儿。附近村子的一些农民被临时雇去修建集中营，他们带回一些奇怪的故事。他们告诉我们，下了车之后，犹太人被分成不同的组，然后，被脱得赤条条的，被剥夺所有的财物。德国人还检查他们的牙齿，假如有几颗金牙，它们就会立即被拔出来。死刑毒气室和焚尸炉处理了那么多人，因此很多人被毒气杀死之后没有被烧掉，而是简简单单地被埋在集中营周围的坑里。

农民们思绪万千地听着这些故事。他们说上帝的惩罚终于降临到犹太人头上了。从钉死基督的那时候起，犹太人就该受此报应了。上帝是从不忘记的。就算今天上帝已宽恕了犹太人的罪孽，他也没有完全原谅他们。现在上帝正把德国人用作伸张正义的工具。犹太人将被剥夺自然死亡的殊荣。他们必须在火中死亡，在地球上遭受地狱的熬煎。由于他们祖先的可耻罪孽，由于拒绝接受唯一正确的信仰，由于残酷地杀害基督的孩子们并喝了他们的血，犹太人正在受到公正的惩罚。

村民们对我的态度更加严厉了。“你这吉卜赛——犹太佬，”他们大喊道，“你也会被烧死的，兔崽子，会的。”我假装这一切与我没关系，甚至在牧童们抓住我，把我拖到火边按上帝的意愿烧我的脚后跟时都是如此。我挣扎着，对他们又抓又咬。当其他的犹太人正在德国人精心设计的、比最大的火车头更有威力的特制焚尸炉中被焚化，我可不愿在这么一堆平平常常的篝火中被烧成灰烬。

晚上我睡不着，在忧心忡忡地考虑上帝是不是也会惩罚我。我的父母每逢星期天都去教堂，有时甚至带上我和我的保姆。是不是有可能，上帝的愤怒只是对被称为吉卜赛人的黑头发、黑眼睛的民族久留不减呢？为什么我的父亲长有金色头发和蓝色眼睛（我还清楚地记得他的容貌），而我的母亲却是黑头发和黑眼睛呢？既然吉卜赛人和犹太人都是黑发黑眼，而且都注定遭受同样悲惨的结局，那么这两种人又有什么区别呢？也许在战争结束后，只有金发碧眼的种族留在世界上。假如金发碧眼的人也生出黑头发、黑眼睛的孩子，那么这些孩子又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呢？

装载犹太人的列车在白天或傍晚经过的时候，村里的农民会排成两行站在铁路的两边观看，他们向火车司机、司炉工人和为数不多的押车士兵欢快地招手。透过车厢上方锁住的方形小窗，有时候能够瞥见车内某些人的脸。这些人一定是爬到了别人的肩膀上，好弄清他们在向什么地方前进以及听到了外面什么人的声音。看见铁道两旁农民的友好手势时，车内的人肯定以为那是在向他们致意哩。然后那些犹太人的脸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条条瘦削、苍白的手臂在绝望地挥舞。

农民们一边好奇地观看那些列车，一边专心地听车内人群发出的奇怪的嗡嗡声：既没有呻吟、哭叫，也没有歌声。列车开了过去，越来越远，在森林的黑色背景之下，仍然能看见似乎已脱离肉体的条条手臂在窗口不倦地挥动。

在晚间被送往火葬场的路上，车内的人有时候把他们幼小的孩子扔出车窗，希望这样能使孩子免于一死。时不时有人扳开车厢板，认定犹太人只有强行穿过地板上的小洞才有活路，尽管会撞着碎石路基、铁轨或者拉紧的信号灯电缆。结果车轮从他们身上压过，他们被碾断的躯干滚下路堤，落进茂密的草丛里。

白天里沿铁路游荡的农民会发现他们的遗骸，会很快剥掉他们的衣服和鞋子。除非衣物被未受过洗礼的犹太人或者吉卜赛人的血污弄脏了，村民们会战战兢兢地撕开衣服的衬里寻找贵重物品。农夫们常常为这些战利品争执和打斗。然后这些被剥光衣服的尸体被扔在两条铁轨之间，每天经过一次的德军巡逻车会在这里找到它们。德国佬不是往这些残缺的尸体上浇汽油就地烧掉，就是把它们埋在铁轨的旁边。

有一天，村里人听说头天晚上有几列满载犹太人的列车经过。采蘑菇的农民们比以往提前收了工，然后我们大家都去了铁道边。我们排成两列纵队沿铁路两边搜索，往灌木丛中窥探，在信号灯电缆和路堤边缘寻找血迹。我们搜寻了几英里都一无所获。后来一名妇女发现一片茂密的野玫瑰丛里有些枝条被压坏了。有一个人拨开那带刺的玫瑰丛，我们看见一个大约五岁的小男孩趴在地上。他的上衣和裤子都被剐烂了。他的黑头发长长的，黑眉毛呈弓形突起。他好像睡着了或者死了。一个农夫往他的腿上踩了一下，那孩子抽搐了一下，睁开了眼睛。看见一大群人在俯身看他，他想说些什么，但是从他口中出来的不是话语，而是淡红色的泡沫，那泡沫慢慢地往下流到了他的下巴和脖子上。由于害怕他那黑色的眼睛，农民们迅速走到旁边并且在胸口划十字，防止他有时间数他们的牙齿。

听见身后有人说话，那男孩挣扎着想翻过身去。但是他的骨头一定折断了，因为他只是呻吟了一下，嘴边出现了一个带血的大水泡，他重新瘫倒下去，闭上了双眼。农民们隔着一段距离多疑地望着他。一个妇女爬上前去，她抓住男孩脚上的那双旧鞋子，用力一扯把它们脱了下来。那男孩动了动，呻吟了一下，咳出了更多的血。他睁开双眼，看见了那些农民，他们正一边惊慌地在胸口划十字，一边拔腿往他视野之外跑。他再一次闭上了眼睛，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两个男子走上去抓住他的双腿并把他翻了过来。他已经死了。他们脱掉他的夹克、衬衫和短裤，并把他拉到了铁轨之间。他在那里挺显眼的，德国兵的巡逻车一定会发现他的。

我们转身开始回家了。往回走的时候我向后瞟了几眼。那男孩正躺在铁轨之间苍白的碎石上。只有他那一丛黑色的头发仍然可辨。

我努力猜想那男孩在临死时想了些什么。在他被扔出列车之前，他的父母或朋友们一定曾向他保证说他会得到人们的帮助，可以免遭在巨大的焚尸炉中被烧死的可怕厄运。他或许感到自己受骗上当了。他可能更愿意在挤满人的车厢里紧贴着父母温暖的身体，更愿意感觉到车内的拥挤，呼吸热汗的酸臭，更愿意看到别的人就在旁边，从而知道自己并不孤独，毕竟每个人都告诉他，这次旅行不过是因为一场误解啊。

尽管我为那个男孩的悲剧感到遗憾，但是，他的死让我在内心深处感到一丝宽慰。我认为，把他留在村子里对谁都没有任何好处。他会威胁我们所有人的生命安全。假如德国人听说村里收留了一个犹太儿童，他们会派大队人马来村里。他们会搜索村里的每一座房屋，会找到那个男孩，还会在地窖里找到我。他们也许还会以为我也是被人从火车里扔出来的，会把我们俩当场杀死，然后再惩罚整个村子。

我拉下布帽子盖住脸，拖着双脚走在队伍最后。难道改变人们的眼睛和头发的颜色，不是比建造巨大的焚尸炉、把犹太人和吉卜赛人抓来放进炉中烧掉更容易一些吗？

现在采蘑菇成了人们每天都干的活儿。到处都晒着一篮一篮的蘑菇，还有整篮整篮的蘑菇藏在顶楼和仓库里。森林里还在长出越来越多的蘑菇。每天早晨，人们都带着空篮子，在森林里分散开来。从即将凋零的花朵里采足了蜜汁后，蜜蜂们飞过高树荫庇下的茂密的灌木丛，在秋天的阳光中慵懒地吟唱着，打破了那静寂无风的气氛。

人们猫着腰寻找蘑菇，每次找到一大丛蘑菇，都用欢快的声音彼此通报。呼应他们的是鸟儿，从榛树林到刺槐丛，从橡树枝到鹅耳枥枝，随处可闻柔软而不和谐的鸟鸣。有时还能听见猫头鹰不祥的尖叫，但谁也看不见它，它躲藏在某个树干中的隐秘的深洞里。有时会看见狐狸在饱餐了一顿山鹑蛋后急匆匆地跑进浓密的灌木丛。还会碰到毒蛇一边紧张地爬行，一边嘶嘶地叫着为自己壮胆。还有胖乎乎的野兔以巨大的步幅跳进灌木丛里。

破坏森林交响曲的只有火车头的喷汽声、车厢的嘎嘎声和车闸的摩擦声。这时候，村民们静静地站着，同时朝铁道方向张望。百鸟顿时无声。猫头鹰更深地缩回它的洞穴里，庄严地用大氅裹起身子。野兔会站立起来，把两耳竖得高高的，在消除疑虑之后，又继续跳跃前进。

在后来的几个星期里，直到采蘑菇季节结束为止，我们经常沿铁道搜寻。我们偶尔会发现一些黑色的椭圆形骨灰小堆和一些被烧得焦黑的骨头，它们被压碎了，被人踩进路基的砾石里。男人们抿着嘴停下来盯着它们。有些人担心，连那些从火车上跳出来的人的被烧掉的残骸，都有可能毒害人和牲畜，因此他们会急匆匆地踢起尘土掩盖那些遗骨。

有一次，我假装去捡从我篮子里掉出来的一个蘑菇，从地上抓了一把骨灰。它粘在我手上，还散发着汽油味。我仔细地查看它，但是找不到一丝人的痕迹。但是这种灰不同于木柴、干泥炭和苔藓在厨房的火炉中燃烧后留下的灰烬。我感到毛骨悚然。在手指间揉搓那把骨灰的时候，我感到那个被烧死的人的鬼魂就在我周围游荡，在观察和记住我们每一个人。我知道那鬼魂不会离开我，它会追随我，会在夜晚对我作祟，还会往我血管里注入疾病，往我头脑里注入癫狂。

每一列火车经过之后，我都看见大队大队的阴魂进入世界，它们长着邪恶的、复仇的脸庞。村里的农民们说，那从焚尸炉冒出的污烟径直升上天堂，在上帝的脚边铺成一层柔软的地毯，甚至一点都不会弄脏上帝的双脚。我真不明白是否需要用这么多犹太人的性命为上帝弥补他的儿子被钉死的损失。也许世界会很快变成一个焚化人类的巨大火葬场。神父不是说过所有的人都注定要死亡，“来自尘土归于尘土”吗？

在路堤边、铁轨间，我们发现无数碎纸片、笔记本、日历、全家合影照、印制的身份证、旧护照和日记。照片当然是村民们最爱收集的，因为村里没人能识字读书。有些是老年男女的照片，他们穿着特别的衣服正襟危坐着。有些是家庭合影，穿戴优雅的父母与孩子们站在一起，把手臂搭在孩子们的肩上。大家都面带微笑，穿着村里人谁也没有见过的服装。有时我们能找到一些漂亮姑娘的照片，她们比教堂里的天使还美丽，或者是蓄着胡须的男人们的照片，他们炯炯有神的眼睛好像能看穿一切似的。有老年男子的照片，他们看起来真像圣徒，还有老年女士的照片，她们脸上带着若即若离的微笑。在其他一些照片里，我们能看见孩子们在公园里嬉戏、婴儿在哭闹或者是新婚夫妇在接吻。照片的背面写着些告别词、誓言或者宗教经文，字迹很潦草，显然是由于手在恐惧中或火车晃动中颤抖。那些字句经常被早晨的露水洗掉，或者被太阳晒褪颜色。

村民们热衷于收集这类东西。妇女们咯咯地笑着，彼此低声谈论照片上的那些男人，男人们则对照片里的姑娘们评头论足，咕哝咕哝地开些下流的玩笑。村民们不仅收集这些照片，互相交换它们，而且还把它们贴在自家的屋子和谷仓里。在有些人的家里，第一面墙上贴着圣母马利亚像，第二面墙上贴着基督像，第三面贴着基督受难像，第四面贴着众多犹太人的照片。农夫们常常要求和他们的雇工交换漂亮姑娘们的照片，一边兴奋地盯着影中靓女，一边猥亵地互相玩弄。据说村子里最迷人的姑娘之一竟爱上了照片中的一个美男子，痴迷到不能自拔，结果此后她对她的未婚夫连看都不愿看一眼了。

有一天，一个男孩从蘑菇地回来，带回消息说在铁路边找到一个犹太姑娘。她还活着，只有一个肩膀被扭伤了，另外还受了点擦伤。人们猜测，她是在火车放慢速度拐弯时从车厢地板的一个小洞钻出车外的，因此没受什么重伤。

所有的人都跑去观看这个奇迹。那姑娘摇摇晃晃地走着，差不多是被几个男人抱着走来。她瘦削的脸很苍白。她眉毛浓密，长着很黑的眼睛。她那长而有光泽的头发用一根带子系着，垂在背后。她的衣裙被剐碎了，我能看到她白晳的肉体上有紫块与擦伤。她用那只完好的手费劲地托着受伤的手臂。

那些男人把她带到了村民们的首领家。一群好奇的人聚到了那里，他们对她上上下下仔细地看了个够。她好像什么也不懂。每当一个男人走近她的时候。她就像是在祈祷似的把双手合起来，咿咿呀呀说一些谁也听不懂的话。她被吓坏了，瞪着双眼朝四周张望，那双眼睛的眼球呈蓝白色，瞳孔乌黑发亮。村民的首领与村里的几个老者协商了一下，也征求了那个找到犹太姑娘的、叫作“彩虹”的男人的意见。最后他们决定，按照官方的规定，第二天把姑娘交送给德军哨所。

村民们一个接一个地回家了。但是一些更勇敢的农民仍待着不走，一边观看姑娘，一边在拿她开玩笑。一些差不多已失明的老太婆朝那姑娘的方向吐了三口唾沫，低声地咕哝着向她们的孙子们发出警告。

然后，“彩虹”挽起那姑娘的手臂，把姑娘领回他家里。尽管有些人认为“彩虹”这个人行为古怪，但是他在村里挺讨人喜欢的。他对天文现象特别感兴趣，对彩虹尤其如此，因此他有了“彩虹”这个绰号。他在晚上款待邻居时，常常能就彩虹这个话题谈上几个小时。我躲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听他谈论彩虹，得知彩虹是一根弯成弓形的植物秆，像麦秸一样是空的。它的一端伸进河里或湖中，从那里吸水，然后把水公平地洒遍全国各地。鱼和其他生物也和水一起被虹吸起，这就是人们在相距很远的湖泊、水塘和河流中都找到同种类的鱼的原因。

“彩虹”的屋子和我主人的屋子毗连在一起，他的牲口棚和谷仓与我歇宿的牲口棚共用一面墙。他的老婆已死去一段时间了，由于还年轻，他拿不准是不是该再找一个老婆。他的邻居们经常说，那些老是盯着彩虹看的人连眼前有头驴子都看不清的。一个老妇为他做饭并照看孩子，他到田里去耕作。为了取乐，他不时要酗酒一次。

犹太姑娘将在他家里过夜。这天夜里，我被他牲口棚的嘈杂声和哭叫声惊醒了。一开始我被吓住了。但是我很快在木板墙上找到一个节孔，从那里我可以看清隔壁在发生什么事。在扫干净的、用于打谷的地板中央，那姑娘躺在一些麻袋上。她旁边的一块旧砧板上点着一盏煤油灯。“彩虹”坐在姑娘的脑袋旁边。两人都一动不动。接着“彩虹”猛地一扯，把姑娘的衣服撕到了肩膀以下，连衣裙的一条背带断了。那姑娘想躲开，但“彩虹”用膝盖压着她的长头发，把她的脸夹在他的双膝之间。他俯下的身子离姑娘更近了。接着他扯断了连衣裙的另一条背带。那姑娘叫喊着，但是没有动弹。

“彩虹”爬向姑娘的双脚，让她的脚楔入他的双腿之间，然后他猛然熟练地一拉，剥掉了她的连衣裙。姑娘挣扎着想爬起来，同时用她那只未受伤的手抓住衣裙不放，但是“彩虹”把她推到了地上。她现在浑身赤裸了。煤油灯摇曳的灯光在她那起伏的双乳上投下晃动的阴影。

“彩虹”坐在姑娘旁边，用他那巨大的双手抚摸姑娘的身体。他肥大的身躯使我看不见姑娘的脸，但我能听见她轻轻的抽泣声不时被一声叫喊打断。“彩虹”慢慢脱下了他那齐膝高的靴子和裤子，只留下一件粗陋的衬衫未脱。

他叉开腿坐在那仰卧的姑娘身上，手轻轻地在她的双肩、乳房和肚子上移动。她呻吟着，哀叫着，在他的抚摸变得更粗重的时候，她用她的语言说了一些奇怪的字句。“彩虹”气喘吁吁的。他用双肘支撑着身体，向下滑动了一点点，然后野蛮地一推，分开她的双腿，啪的一声扑到姑娘身上。

那姑娘弓起身子，尖叫着，十个手指交替着不断张开、合拢，好像试图抓住什么东西似的。接着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彩虹”在那个姑娘上面，他的双腿在她的双腿之间，却是试图挣脱的样子。每一次他抬起身体，她都发出痛苦的尖叫；而他也是呻吟和咒骂不断。他再一次试图从她的胯裆处挣脱，但好像根本办不到。他被她体内某种奇怪的力量牢牢控制住了，就像一只野兔或狐狸被陷阱逮住了那样。

他还在那个姑娘身上，猛烈地颤抖着。过了一会儿，他又鼓足了干劲，但他每挣扎一次，那姑娘都痛苦地扭动。他好像也在受着煎熬。他擦掉脸上的汗水，又是咒骂，又是吐口水。在他再一次尝试时，那姑娘想帮他一把。她把双腿张开得更宽，把臀部抬得更高，并用她那只未受伤的手推他的肚子。但一切都是徒劳。一把看不见的锁把他们锁在了一起。

我经常看见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两条狗身上。在猛烈地交配时，它们渴望能挣脱出来，可一旦锁到了一起就没法再分开了。它们为摆脱锁链而挣扎，彼此转动身体，相互越离越远，最后变成了只有屁股连在一起。两条狗好像身体合一了，一个身体长着两个脑袋，两个尾巴长在同一个地方。它们不再是人类的朋友，变成了天生的怪物。它们哀号、狂吠，浑身直打哆嗦。它们睁着充血的眼睛乞求人类的帮助，眼神中充满难以言传的痛苦，但得到的却是耙子和棍子的袭击。在尘土里滚动，在袭击下流血，它们拼了命也要分开，却徒劳无功。人们哈哈大笑，用脚踢那两条狗，把抓狂的猫或石头投向它们。两个畜生企图跑开，但各自朝着相反的方向。它们在原地不断兜圈子，恼羞成怒之下还会彼此撕咬。最后它们只得放弃努力，等待人类的帮助。

然后村里的小伙子们会把它们丢进河里或水塘中。两条狗绝望地挣扎着游泳，但彼此方向相反，都要摆脱对方。它们非常无助，只是脑袋不时露出水面，嘴里吐着白沫，虚弱得根本无力吠叫。随着激流把它们带走，被逗乐的人群沿着河岸跟随，同时欢快地大喊大叫，当狗头冒出水面时，他们还会捡起石头砸过去。

在其他情形下，人们不愿就这样失去他们的狗，于是就会野蛮把两条狗分开，而这对公狗来说意味着被阉割或慢慢流血而亡。有时两条狗会在外面转悠好几天，不是摔倒在壕沟里，就是陷身在篱笆或灌木丛中，好在最后总算彼此分开了。

“彩虹”再一次鼓足了干劲。他大声祈求圣母马利亚赐予他力量。他气喘吁吁的。他再一次大幅度地抽身，硬要把自己和那姑娘分开。她发出声声尖叫，开始用拳头打这个迷乱的男人的脸，用指甲抓他，还咬他的双手。“彩虹”舔掉嘴唇上的血，用一条手臂撑起身子，用另一只手狠狠地揍了那个姑娘。他一定是惊恐得神志不清了，因为他扑倒在她身上，开始疯狂地咬她的乳房、手臂和脖子。他用拳头擂她的双腿，然后揪住她的皮肉猛扯，仿佛要把它撕烂似的。那姑娘用尖厉的声音喊叫着，高高的音调一直不降，直到最后喉咙喊干了才停下来——可是过一会儿尖叫声又重新开始了。“彩虹”继续打那姑娘，直到自己精疲力尽才罢休。

他们躺在那里，一个伏在另一个上面，一动不动，一声不吭。唯一在动的是那盏煤油灯的摇曳的灯光。

“彩虹”开始呼喊求救。他的叫喊先是引来一群吠叫的狗，然后是一些被惊醒的人带斧头和刀子赶来。他们打开牲口棚的门，瞪着眼睛看着地板上的那对男女，大惑不解。“彩虹”用沙哑的声音很快说明了处境。那些男人把门关上，不让任何其他人进来，然后派了人去找那个熟悉这类事情的女巫兼接生婆。

那个老太婆来了，她跪在锁在一起的那对男女旁边，在其他人的帮助下对他们做了些什么。我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到那姑娘撕心裂肺的最后的尖叫。接着是一片沉寂，“彩虹”的牲口棚的灯熄了。黎明时分，我又跑到木板墙上的节孔边去窥探隔壁的情况。阳光已穿过木板间的缝隙，缕缕光线照亮了牲口棚那边的飞尘。在用于打谷的地板上，靠墙边躺着一个人，从头到脚都用给马御寒的毯子覆盖着。

我必须在其他人还在睡觉的时候把马赶到牧场上去。黄昏，我回来的时候，听见农民们在谈论头一天晚上发生的事。“彩虹”已把那姑娘的尸体搬回铁路边，德国巡逻车早晨按时从那里经过。

在几个星期之内，村里人又有了一个热门话题。“彩虹”本人在喝了几杯酒之后，会告诉大家那个犹太姑娘是怎样把他吸进去并不让他出来的。

而我晚上总是做一些奇怪的梦。我听见牲口棚里的呻吟和哭叫，一只冰冷的手触摸着我，一缕缕散发着汽油味的黑色长发在我脸上拂来拂去。黎明时分我把牛群赶往牧场，看着那飘浮在田野之上的浓雾，我不禁毛骨悚然。有时候风会卷起一小团烟炱，明显地把它朝我吹来。我浑身打着寒战，冷汗顺着背脊直往下流。那一点烟炱在我头顶盘旋，直勾勾地盯着我的眼睛，然后高高地飞升到天堂。

1O

德军分队开始在周围的森林里搜捕游击队，目的是要加强对村民的横征暴敛。我知道我在村子里藏身的日子很快就要结束了。

一天晚上，我的主人命令我立即逃往森林。他已听说德国人即将来袭击。德国人已得知在某一个村子里藏着一个犹太人。据说这个犹太人从战争爆发以来就住在那里。整个村的人都认识他；他的祖父拥有一大片土地，而且深受村民们的爱戴。他们说，尽管他是个犹太人，他却是一个非常正派体面的人。我在那天深夜离开了。那是一个阴云密布的夜晚，但是乌云已开始散开，星星露出了脸庞，银白色的月亮显露出来，又圆又大地挂在天上。我躲在一丛蒙着银色月光的灌木里。

黎明来到时，我朝谷穗起伏的田地前进，离开村庄远远的。我的脚趾被谷物浓密尖利的叶片割伤了，痛得真难受，但是我努力朝田地中央走去。我小心翼翼地往前走，不想踩坏太多的谷物，免得暴露我的形迹。最后我发现自己到了谷物茂密的田地深处。早晨的寒冷使我直打哆嗦，我蜷成一团，躺在地里想好好睡上一觉。

一些来自各个方向的人声把我惊醒了。德国兵包围了稻田。我伏在地上一动不动。士兵们在田地里搜寻，稻谷被踩断的声响大起来了。

他们差不多踩到了我身上。他们吃了一惊，用枪瞄准我，我站起来的时候他们做好了射击的准备。发现我的是两个很年轻的士兵，他们穿着新的绿色军装。高的那个揪住了我的耳朵，他们俩都笑了，同时交换了对我的看法。我知道他们在问我是不是吉卜赛人或犹太人。我否认了。这更加逗乐了他们，他们继续开我的玩笑。我们三个朝村子走去，我走在前头，他们俩则大笑着跟在后面。

我们到了大路上，被吓住的农民们从窗户后面偷看我们。他们一认出我就消失了。

两辆巨大的褐色卡车停在村子中央。一些士兵正敞开衣服蹲在卡车旁喝水壶里的水。更多的士兵从田地里返回了，他们架起步枪，坐下来开始休息。那些士兵中的几个围住了我。他们指着我，有的大笑，有的神色很严肃。其中有一个走到我身旁，俯下身子，冲着我温和而友善地微笑了一下。正当我想用微笑回报他时，他突然朝我的肚子重重地击了一拳。我顿时喘不过气来，倒在地上，在那里喘息，呻吟。所有的士兵都哄然大笑起来。

一个军官从附近的一座小屋里走了出来，他注意到了我，于是向我走了过来。士兵们咔嚓一声摆出立正姿势。我也站了起来，孤单地站在包围圈里。那军官冷漠而仔细地检查了我，然后发布了一道命令。两个士兵抓起了我的双臂，把我拖到那小屋前，接着打开小屋的门，把我推到了屋里。

屋子里阴森可怕，屋子中央躺着一个男人。他个子矮小，形容憔悴，肤色黝黑。他纠结在一起的头发耷拉在前额上，整个脸都被刺刀划烂了。他的双手被捆在背后，他的夹克衫袖子被划破了，露出了一个裂开的深深的伤口。

我蜷缩在一个角落里。那男人用闪亮的黑眼睛注视着我。他的目光好像从他那浓密、悬垂的眉毛下径直朝我射来。它们真叫我害怕。我把自己的目光转开了。

外面的汽车开始起动，皮靴、武器和水壶在咯咯作响。随着一声令下，那两辆车吼叫着开走了。

门被打开了，几个农民和士兵进了屋。他们抓起那个受伤的男人的双手把他拖到屋外，砰的一声把他扔到了一辆马车的一个座位上。他被扭坏的膝关节毫无生气地耷拉着，像橱窗假人摇晃的腿似的。我和他背靠背坐着，我面向驾车的农夫，他则面对马车后部和向后退去的路。一个士兵和驾车的农夫坐在一起。从农夫的谈话中，我猜出我们正被押往附近一个镇子的警察局。

开始几个小时，我们的马车沿着卡车留下的新车辙，在车辆较多的大路上行驶。后来我们离开大路，穿行在森林中，把鸟儿和野兔吓得惊飞乱跳。那个受伤的男人无精打采地倒向一边，我拿不准他是不是还活着。我只能感觉到他那没有活力的身体被绳子捆在车上和我身上。

我们在途中停了两次。两个驾车的农民把他们的食物分了一些给那德国兵，德国兵则回报了他们每人一支香烟和一颗黄色的糖。那两个农民奴颜十足地向德国兵谢了又谢。他们大口大口地喝够了藏在驾驶座底下的瓶子里的水，然后又到灌木丛里撒了尿。

我们被忽略了。我感到很饿，四肢无力。一阵带着松脂香味的微风从森林里吹来。那个受伤的男人呻吟了一下，那几匹拉车的马狂躁地摇了摇头，它们的长尾巴在摆来摆去赶着苍蝇。

我们又继续赶路。押车的德国兵呼吸很沉，好像他已睡着了。他张大着嘴巴，只有在苍蝇威胁着要飞进他嘴里时才把嘴巴闭一闭。

在太阳落下去之前，我们到达一个房屋密集的小镇。四处的房屋有砖砌的墙壁和烟囱，房屋周围的栅栏被漆成白色或者蓝色，入睡的鸽子在屋檐的雨水槽里挤成一团。

我们经过头几幢屋子的时候，一些在路上玩耍的孩子注意到了我们。他们围住我们缓慢行进的马车，瞪大眼睛盯着我们看。那德国兵揉了揉双眼，伸伸胳膊，把裤子往上提了提，然后就跳下了车，在马车旁边走着，对周围的一切一点都不在意。

孩子们一个接一个从每幢房屋里蹦蹦跳跳走了出来，他们的队伍越来越大了。突然，一个年纪更大、个子更高的男孩用一根长长的桦树条抽了那个受伤的男人一下。受伤的男人颤抖了几下，缩起了身子。那些孩子激动起来了，接二连三地把垃圾和石头朝我俩劈头盖脸地砸来。那个受伤的男人瘫倒了。我感觉到他那和我的肩膀粘在一起的双肩汗水直冒，也有几块石头打中了我，不过我坐在那个受伤的男人和驾车的农夫之间，因此相对来说不那么容易被打中。那些孩子尽情地拿我俩取乐。向我俩倾泻而来的甚至有干牛粪、烂土豆和腐烂发臭的小鸟的尸体。那些小畜牲中的一个开始专朝我进攻，他走到马车旁，用一根长棍子有条不紊地敲打我身上他选定的部位。我徒劳地汇集起口中的唾液对准他那嘲弄的脸吐去。

一些成年人也围到了马车周围。他们尖叫着“打这两个犹太佬，打这两个兔崽子！”，怂恿那些小畜牲对我们发起进一步的进攻。那两个赶车的农民不愿受到意外的打击，他们跳下了驾驶座，开始在拉车的马旁边步行。这下子我和那个受伤的男人成了再好不过的靶子。石头像冰雹一样向我们袭来，我的一边脸被打破了，一颗牙齿被打松了，我的下唇也被打裂了。我把口中的血水朝那些离我最近的暴徒吐去，但是他们敏捷地跳开了，紧接着又开始向我俩瞄准射击。

有一个恶魔般的家伙，把长在路边的一簇常春藤和蕨类整个儿连根拔起，用它猛抽我和那个受伤的男人。疼痛烧灼着我的身体，那些打在我身上的石头也瞄得更准了，于是我让下巴紧贴着胸口，把头压得尽可能低些，生怕有石头打中我的双眼。

我们经过一座不太讨人喜欢的房子时，一个矮小而结实的神父从房子里跳了出来。他穿着一身破旧、褪色的黑色长袍。由于激动，他满脸通红，挥舞着一根棍子冲进围攻我们的人群里，开始用棍子打那些人的手、脸和脑袋。他把那群乌合之众赶得四处逃窜，他自己则因精疲力尽而气喘吁吁，汗流浃背，浑身抖个不停。

现在神父在马车边步行了，他急促的呼吸慢慢才平息下来。他用一只手擦着额上的汗，用另一只手抱着我的额头。那个受伤的男人显然已经昏过去了，因为他像系在棍子上的木偶一样有节奏地摇晃着，双肩冷冰冰的。

马车进了宪兵大楼的院子。神父不得不在院子外面等候。两个德国兵解开绳子，把那个受伤的男人抬下马车，然后让他躺在墙边的地上。我则站在旁边。

没过多久，一个高个子党卫队军官漫步走进院子里，穿着黑得像烟炱的制服。我从未见过如此吓人的制服。他那高高耸起的帽子上闪耀着一个由骷髅和交叉的大腿骨构成的帽徽，衣领上则缀着像闪电似的领章。他的衣袖上佩戴着一个红袖章，袖章上是一个粗大醒目的黑色万字符。

那军官听取了一名士兵的汇报，然后走向那个受伤的男人，他的长筒靴的鞋根在平坦的水泥地板上咯咯作响。随着他那锃亮的长筒靴的靴尖灵巧地一动，他把那个受伤的男人的脸转向了光线。

那男人的脸真可怕——一张血肉模糊的脸，鼻梁被打塌了，嘴巴被掩盖在破烂的皮肤里，常春藤碎片、泥土小块和牛粪粘在他的眼窝上。那军官蹲下身子，靠近那张倒映在他锃亮靴头上的难以名状的脸。他在向那个受伤的男人提问或者对他说什么。

那张血肉模糊的脸艰难地动着，好像有一千磅那样沉重。那瘦削、残废的身体靠被捆住的双手支撑起来了。那军官慢慢移到一边。军官的脸现在显露在阳光之下了。这是一张绝对俊美、引人爱恋的脸，皮肤几乎像蜡一样细腻，亚麻色的头发像婴儿的头发一样光滑。这样雅致的脸，我从前只在教堂里见过一次。那张脸画在墙上，沐浴在管风琴的圣乐里，映照它的只有教堂彩色玻璃窗的亮光。

那受伤的男人继续向上抬起身子，直至最后他差不多坐起来了。沉寂像沉重的斗篷一样覆盖着整个院子。其他的德国兵僵直地站着，瞪大眼睛注视着眼前的景象。那受伤的男人艰难地呼吸着。他用尽全力想张口说话，身子摇晃着像被阵风吹动的稻草人一样。由于感觉到那军官就在旁边，他侧向了军官所在的方向。

蹲着的军官感到厌恶，正准备从地上站起来，突然那个受伤的男人又动了动嘴巴，哼了一下，接着用极其响亮的声音说出了一个短词——听起来像是“猪”，然后他就倒下了，头磕在水泥地板上。

士兵们听到那句咒骂不禁颤抖了一下，呆呆地立着面面相觑。那个蹲着的军官站起来，暴怒地吼出一声命令。士兵们咔嚓一声跺脚，把子弹推上枪膛，走近那个受伤的男人，飞快地朝他砰砰开了几枪。那被打穿的躯体抖了几下就不动了。那些士兵又重新装起了子弹，摆出立正姿势。

那军官若无其事地走近我，一边用一根轻便手杖轻敲着他那新熨平的裤子的线缝。看见他的那一片刻，我根本没法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他整个人都好像有一种完全是超人的东西。在那颜色平淡的背景下，他投射出一种永不褪去的黑色。在这个丑陋的世界，很多人脸上伤痕累累，眼睛被打烂了，四肢变成了畸形而且布满了伤口和血斑，到处有残缺发臭的死尸，我已多次目睹这种景象。与这个肮脏丑陋的世界对比，这军官好像是整洁完美的典范，处污浊而不染：瞧，一张皮肤光洁的脸，大盖军帽下的头发金黄可爱，一双眼睛像纯金属一般锃亮。他身体的每一个动作好像都是被某种巨大的内在力量推动着似的。他的话语听起来像花岗石一般硬朗，用来下命令处死弱小可怜的生物再合适不过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嫉妒感刺痛了我，我羡慕他高帽上那个由骷髅和交叉的大腿骨构成的闪闪发光的帽徽。我想，要是我也有这么一个没有头发的闪亮的头颅骨该多好，那我就不至于因长有一张吉卜赛人的脸而被体面人士惧怕和厌恶了。

军官苛刻地检查了我全身。我觉得自己像一条被踩烂在尘土中的毛虫，虽然再不能伤害任何人，却能激起人们的厌恶与憎恨。面对这样一个用所有力量与尊严的象征武装起来的显赫人物，我实在是自惭形秽。假如他要杀死我，我没有任何能力抗拒。我注视着他那装饰华丽的皮带扣（它刚好和我的双眼在同一高度），同时等待着他做出明智的决定。

院子里又是一片死寂，那些士兵站在旁边，顺从地等待着上司的命令。我知道我的命运正在以某种方式被决定，但是这对我而言已是无关紧要的事了。对那个正面对我的男人将要做出的决定，我抱有信心。我知道他具有一般人没法获得的力量。

又是一声简洁的命令。那军官走开了。一个士兵粗暴地把我推向院子的大门。真遗憾，壮观的场面就这么过去了。我慢慢地走出大门，径直扑进了等在外面的那个神父粗大的双臂之中。他看起来更加衣衫褴褛了。与军官那身装饰着骷髅、交叉的大腿骨和闪电徽章的制服相比，神父的黑色教士袍实在寒碜得可怜。

11

神父驾着一辆借来的马车要把我带走了。他说他将在附近的村子找到一个愿收留我到战争结束的人。在到达那个村子之前，我们在当地一座教堂前停了停。神父把我留在车上，独自去了宗座代牧的住宅，我看见他在那里和宗座代牧争论。他们打着手势，小声地进行着激烈的争辩。然后他们俩向我走来。我跳下马车对宗座代牧有礼貌地鞠了一躬，同时吻了吻他的衣袖。他看着我，为我祝了福，然后就二话没说返回了他的住宅。

神父继续往前赶车。最后，在我们要去的那个村子尽头，一座很孤单的农舍旁，他停了下来。他进了那座农舍，在里面待了那么久，以至于我以为他在里面出事了。一条神情沮丧的大狼狗守在农舍门口。

神父从里屋出来了，一起出来的还有一个又矮又胖的农民。那条狗把尾巴卷到两条后腿下，也停止了号叫。那男人看了看我，然后和神父走到了一旁。我只是零星地听见他们的谈话。那农民显然心烦意乱。他指着我大声说，只需一眼就可以看出我是一个未受洗礼的吉卜赛杂种。神父心平气和地表示反对，但是那男人根本不愿意听。他争辩说，收留我会使他冒很大的风险，因为德国兵经常到村子里来，如果他们发现了我，那麻烦就大了。

神父逐渐失去了耐心。他突然抓起那个男人的手臂，对着他的耳朵悄悄地说了些什么。那农民被神父驯服了，然后他咒骂着叫我跟他进屋去。

神父走近我，直视着我的双眼。我们俩默默地对视着。我不太清楚该做些什么。我试图亲吻他的手，结果却吻了我自己的衣袖，我糊涂了。他笑了起来，在我的头顶上划了个十字，然后就离去了。

在确信神父已远去后，那个农民揪住我的耳朵，差不多把我从地上提起来了，然后扯着我的耳朵把我拉进了他屋里。我叫喊的时候，他用一根手指狠狠地戳我的肋骨，痛得我喘不过气来。

现在屋里有三个居民了，一个是那汉子，他叫加波斯，长着一张没有笑意的死人般的脸，嘴巴总是半张着的；一个是那条狼狗，它叫犹大，长着一双闪着狡黠凶光的眼睛；第三个则是我。加波斯是一个鳏夫。在争吵的过程中，邻居们有时会提起曾寄居在他家的一个叫利尔卡的犹太姑娘。一段时间以前加波斯从她那逃亡的双亲手里收留了她。无论什么时候加波斯的牛或猪毁坏了别人的庄稼，村里人就会恶意地向他提起那个姑娘。他们会说，他从前每天都打她，强奸她，还强迫她做其他堕落的事，直到她后来不知去向为止；同时，他还用因收留她而得到的钱修整了他的农场。加波斯愤怒地听着对他的这些指控，解开系猎狗犹大的皮带，威胁说要放出狗去咬那些诽谤他的人。每一次邻居们都把门锁起来，在他们的窗户后观看那恶毒的畜牲在屋外转悠。

从没有人来拜访加波斯。他总是独自一人坐在他的小屋里。我的任务是照看两头猪、一头牛、十二只鸡和两只火鸡。

加波斯经常二话不说、无缘无故地打我，出乎我的意料，叫我防不胜防。他常常偷偷地溜到我后面，举起鞭子便朝我的双腿猛抽。他经常揪我的耳朵，在我的头发里擦他的大拇指，用手在我腋下和脚上搔痒，直到我无法自制地打战才罢休。他把我当成一个吉卜赛人，因此命令我给他讲吉卜赛故事。但是我能背诵的一切，只是战前我在家里学会的那些诗歌和故事。有时加波斯听着听着就会大发雷霆，我根本不知道是由于什么原因。他一再地毒打我，或者威胁要放开猎狗犹大来咬我。

无论什么时候犹大都是一种威胁。它能一口把一个人咬死。邻居们经常责备加波斯曾放狗咬某个偷苹果的人。那小偷的喉管被咬断，当场就死了。

加波斯经常煽动犹大来咬我。这畜牲一定慢慢相信我是它最大的敌人了。我的出现足以使它像豪猪一样因狂怒而毛发竖立。它充血的双眼、它的鼻子和嘴巴颤动着，泛泡沫的涎水沿着它丑陋的牙齿直往下滴。它把拴它的皮带绷得紧紧的，直朝我猛扑过来，力气用得那么大，我真担心它会把皮带绷断，尽管我希望它这么一冲会把它自己勒死在皮带上。看到那畜牲的狂怒和我的恐惧，加波斯有时会解开皮带，只是抓着狗脖子的项圈，然后让狗把我逼得背贴墙壁，再无退路。那张唾沫四溅地号叫的狗嘴离我的喉咙只有几英寸远，那畜牲巨大的身体则因野蛮的狂怒而颤动不止。它几乎因狂怒而窒息了，流着涎水，打着呼噜，而那恶汉子还用粗话和猛戳煽动它再靠近一点儿。它扑得离我那么近，它热乎而湿润的呼吸把我的脸都弄湿了。

在这样的时刻，生命几乎要离我而去了，我的血液瘀滞在血管里，一滴滴缓慢地流着，就像春天浓稠的蜂蜜从瓶子的窄口流下一样。我的恐惧实在是非同小可，它差点儿把我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我看着那畜牲燃烧的眼睛和那个男人抓着项圈的、长满茸毛和斑点的手。那畜牲的牙齿随时会咬进我的肉里。我不想再忍受折磨了，就把脖子往前一伸，好让那畜牲痛快地咬上第一口。这时候我明白了，狐狸在咬死一只鹅时一口把它的脖子咬断，是再慈悲不过的了。

但是加波斯没有真的放开狗来把我咬死。相反，他坐到我面前，一边喝家酿的伏特加，一边惊奇地大声发问，为什么我被允许活在世界上，而他的儿子们却那么年轻就死了。他经常问我这个问题，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一答不上来，他就会狠狠地揍我。

我不明白他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揍我，我试图做到不妨碍他。我按他的吩咐做事，可他还是不断地揍我。晚上，加波斯常常偷偷溜进我睡觉的厨房，冲着我的耳朵大喊大叫把我吵醒。我尖叫着站起来，他就会哈哈大笑，同时猎狗犹大在外面挣扎着要摆脱缰绳，准备进行血腥的撕咬。其他时候，当我熟睡时，加波斯会用碎布条把猎狗的嘴巴捆扎起来，悄悄地把它领进厨房，然后在黑暗中把这畜牲扔到我身上。狗在我身上滚动，我被吓得魂飞魄散，不知道身在何处或者发生了什么事，莫名其妙地和那正在用爪子抓我的、毛茸茸的巨大畜牲扭打起来。

一天，神父驾着马车来加波斯家了。神父为我们俩祝了福，然后他注意到了我肩膀和脖子上青紫的鞭痕，就问是谁打的、为什么打的。加波斯承认说为了惩罚我的懒惰他不得不打我。神父接着温和地告诫了他，叫他第二天带我上教堂去。

神父一离开，加波斯就把我拖进屋去，他剥光我的衣服，然后用一根柳条抽打我，只是避免打穿上衣服后能看得见的部位，如我的脸、我的脚。像通常一样，他禁止我哭叫。但是当他打中一个更敏感的部位时，我再也忍不住巨痛，就呜咽了一声。他的前额上出现了汗珠，一根血管开始在他脖子上鼓起来了。他把一块粗帆布塞进我口里，同时用舌头舔了一下他干干的嘴唇，接着又继续抽打我。

第二天清晨，我踏上了去教堂的路。我的衬衫和裤子粘到了我背部和屁股处流血的伤口上。但是加波斯警告我说，假如我胆敢对挨打的事提半个字，他晚上就会放出猎狗来咬死我。我咬咬嘴唇发誓说我不提此事，也希望神父不会注意到任何迹象。

在越来越亮的曙光中，一群上了年纪的妇女等在教堂前。她们的腿和身体裹在布条和式样古怪的披巾里，她们一边喋喋不休地念着没完没了的祷辞，一边用被冻僵的手指拨动着念珠。她们一看见神父来了，就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踉踉跄跄地拄着多结的拐棍，拖着脚匆匆迎上去，争先恐后地去吻他那油腻腻的衣袖。我站在旁边，尽量不引起注意。但是视力最好的几个老太婆厌恶地瞪着我，骂我是吸血鬼和吉卜赛兔崽子，并且朝着我吐了三口唾沫。

教堂总是使我不知所措。它是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众多的上帝之屋之一，上帝并不住在这些屋子的任何一座里，但是由于某种原因，人们设想他同时出现在所有这些屋子里。他就像一个不速之客，富有的农民的餐桌旁总是为他留着一个额外席位的。

神父注意到了我，他热情地摸了摸我的头发。回答他的问题时，我糊涂了，我向他保证说现在我顺服了，农夫也不再打我了。神父问起我的父母，问起我战前的家，问起我去过但已记不太清楚的教堂。他意识到了我对宗教和宗教仪式的无知，便把我带到管风琴师那里，请他为我解释各种圣器的含义，开始把我培养成清晨弥撒和晚祷仪式上的圣坛侍童。

我开始一个星期上两次教堂了。每次我都待在教堂后部，等那些老太太缓缓地走向她们的靠背长椅坐下后，我才在后排找一个座位坐下，就靠近圣水器——它使我大惑不解。圣水器中的水看起来和任何其他的水一样，没有颜色也没有气味，它不像被碾成粉末的马骨那样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是就魔力而言，据说它胜过我见过的任何药草、符咒和巫术混合物。

我既不懂弥撒的意义，也不明白祭坛上神父的作用是什么。所有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魔术，比奥尔加的巫术壮丽得多，优雅得多，不过两者同样地深不可测。我惊奇地看着那祭坛的石头结构、从祭坛垂下的精美织物和圣灵居住的堂皇圣体盘。我带着敬畏触摸放在圣器收藏室里的那些形状奇异的东西：内部被擦得锃亮的圣餐杯，葡萄酒一倒进里面就会变成血；镀金的圣餐盘，神父正是在它上面分发圣灵的；扁平的方形圣餐布储存盒，圣餐布就存放在里面。这储存盒有一边是敞开的，一格一格的样子有如口琴。相比之下奥尔加的小屋实在是太糟糕了——充满了散发臭味的青蛙、采自人的伤口的腐烂脓泡和讨厌的蟑螂。

当神父不在教堂，管风琴师在楼台忙于演奏的时候，我常常偷偷地溜进神秘的圣器收藏室，在那里羨慕地观看神父的长方形丝披巾，神父经常灵巧地把头从披巾中部钻过去，随着轻快的一滑，披巾滑下他的双臂，披到了他的脖子上。我常常纵情地用手指抚摸放在丝披巾上的神父穿的长袍，抚平白长袍腰带上的缘饰，嗅闻神父做弥撒时佩戴在左臂上的那条总是芳香四溢的饰带，为圣带精确的长度赞叹不已，还有那十字褡[10]上的无限美丽的图案，神父向我解释说图案的不同颜色象征血、火、希望、苦行和哀痛。

在咕哝咕哝地念她的咒语时，奥尔加的脸总是显露出变幻不定的表情，在别人心中激起恐惧和敬畏。她转动她的眼睛，有节奏地摇动她的头，用手臂和手掌做微妙的动作。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神父在进行弥撒布道时，神态就像平常一样。他只不过穿着一件与平时不同的长袍，说一种不同的语言。

他那响亮有力的声音好像高擎起了教堂的圆顶，甚至唤醒了坐在教堂高靠背长凳上的那些慵懒的老太太。她们会突然抬起耷拉的双臂，艰难地张开布满皱纹的眼皮，眼睛像迟收的枯萎而沉重的豌豆荚一样。她们会用暗淡无神的瞳仁恐慌地四周张望，拿不准她们身在何处，最后，她们一边重新默想一段被打断的祷辞中的字眼，摇晃着又睡了过去，如枯萎的石楠被风吹得摇来摇去。

弥撒快结束的时候，老妇们群集在侧廊里，向前移动着要去触摸神父的衣袖。管风琴静下来了，管风琴师在门口向神父热情地打招呼，同时向我做了个手势。我不得不去干活了，也就是扫房子、喂牛和准备吃的。

每一次我从牧场、鸡窝或马厩回来，加波斯都会把我拖进屋里，然后练习用柳条抽打我，打法花样繁多，或者用他的拳头和手指伤害我。开始还只是偶尔为之，后来他变得越来越乐于此道了。由于没有机会医治，我身上的伤口都溃烂了，流溢着黄黄的脓血。夜里我真害怕猎狗犹大，因此晚上总是睡不着。每一声轻微的响声，每一声地板的吱嘎声都会使我震惊地屏息细听。我注视着那看不穿的黑暗，让身子紧紧地贴着房子的一个角落。我的两只耳朵好像长大了，有半个脑袋那么大，紧张地监听着屋子或庭院里的任何动静。

甚至在我最后瞌睡过去的时候，我也受到有关狗的噩梦的搅扰。它们在我梦中的村野号叫。我看见它们向着月亮抬起头，在夜空中嗅来嗅去，我感到我的死期近了。听到它们的吠叫，猎狗犹大偷偷走到我的床边，在离我相当近的时候，它会按加波斯的指令扑到我的身上，把我咬得血肉模糊。它沾在我身上的口水会使我长出一个个水疮，然后本地的一个巫师就有事可干了，他会用烧得通红的火钳把它们一个个烧掉。

我常常尖叫着惊醒过来，这时犹大会大声吠叫，在屋子的各堵墙的墙脚跳来跳去。半睡半醒的加波斯会冲进厨房，以为是小偷闯到他的农舍里来了。当意识到不过是我在无缘无故地叫嚷时，他就会对我拳打脚踢，直到他气喘吁吁才罢休。我浑身是血斑和紫块，仍然待在地板垫子上，害怕再次睡去并再做一个噩梦。

白天里我头昏眼花地在农舍内外走动，常因忽略分派给我的任务而挨揍。有时候我会倒在牲口棚内的干草上昏睡过去，弄得加波斯到处找我。一旦他发现我在偷懒，我免不了又要挨一顿毒打。

我慢慢得出结论，加波斯那看起来毫无动机的狂暴发作，一定有某种神秘的原因。我想起了玛尔塔和奥尔加作法时念的那些咒语，她们借此给别人带来疾病和诸如此类的东西，而这些病灾又和法术没有明显的联系。我决定观察加波斯对我发作时的所有情形。有那么一两次，我想我已查出了点线索。接连两次，我抓完自己的头，就立即挨了加波斯的狠揍，天知道，也许是我头上的虱子和加波斯的行为之间存在某种联系，我用手指搔头时无疑骚扰了虱子的正常生活，因而也就影响了加波斯的行为。我立即停止了搔头，尽管头上奇痒难忍。在我让虱子过了两天安稳日子之后，我又挨打了。我不得不再找原因。

我的第二种猜测是，通往苜蓿地的篱笆门与加波斯的发作有关。有三次我穿过那篱笆门之后，加波斯都把我叫到他身边，我一走上去他就打了我几个耳光，我得出结论：某个充满敌意的精怪在我走到篱笆门边时从那里经过，是它激起了加波斯对我的敌意。于是我决定从篱笆上翻爬过去，以避开篱笆门边的那个精怪。这样做当然无济于事。加波斯不明白为什么我要花时间去从高高的篱笆上翻过去，而不穿过篱笆门走捷径。他以为我是在故意嘲弄他，因此我挨了更狠毒的一顿毒打。

他怀疑我满怀恶意，因此无休无止地折磨我。他以用锄头柄捅我的肋骨为乐。他把我扔进荨麻丛和长刺的灌木丛里，然后，看着我搔抓皮肤上的荆刺的难受劲儿，他就会发出哈哈的嘲笑声。他威胁说，假如我再不顺从，他就要把一个老鼠放到我的肚子上，就像丈夫们对自己不忠的老婆所做的那样。这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叫我恐惧。我想象出一只老鼠被一个玻璃杯罩在我肚脐眼上的情形。那被罩住的老鼠为找出路会咬破我的肚脐，从那里钻进我的胃肠，我感到了那种不可言状的痛苦。

我想出多种对加波斯施咒布邪的方法，可是没有哪种行得通。有一天，他把我的一只脚绑在一张凳子上，用一根黑麦穗搔刺这只脚。这时我想起了老奥尔加给我讲的众多故事中的一个。她向我讲过一种身上有骷髅图案的飞蛾，那骷髅和我在那个德国军官的帽子上看到的相似。假如一个人捉到这样一只飞蛾，对它吹三口气，那屋子里最老的那个人很快就会死的。正因为这一点，一些急于从他们还活着的祖父母那里得到遗产的新婚夫妇，会花费很多个夜晚去追捕这样的飞蛾。

自那以后，我养成了夜晚在加波斯和犹大入睡后在屋里游荡的习惯，同时敞开窗子好让那种飞蛾飞进屋来。大群飞蛾飞进屋里，围绕摇曳的烛光神志不清地跳死亡之舞，同时彼此互相冲撞。它们有些飞进了火焰里，被活活烧死了，或者被熔化的蜡烛粘住无法脱身了。据说在此之前，上帝已把它们变成不同种类的生物，他每念一句新的咒语，它们就得遭受对它们所变成的生物最合适的磨难。但是我对它们的赎罪苦行毫无兴趣。我只想找我需要的那种飞蛾，尽管我在窗口舞动蜡烛，把各种飞蛾和昆虫都引进了屋子。蜡烛的光和我的举动惊醒了犹大。随即它的吠叫惊醒了加波斯。他偷偷地溜到我背后，看见我手里拿着蜡烛，与一大群苍蝇、飞蛾和其他昆虫一起在屋子里跳来跳去，他相信我是在举行一种邪恶的吉卜赛仪式。第二天我就受到了惩戒性处罚。

但是我没有就此罢休。几个星期之后，刚好在黎明之前，我终于捉到了一只我需要的、身上有奇怪骷髅图案的飞蛾。我小心地在它身上吹了三口气，然后就把它放走了。我知道加波斯只能活几天了。我带着怜悯看着他。他根本没想到他的灾星正从一个充满疾病、痛苦和死亡的奇怪地狱冲他而来。也许它已经到屋里来了，正在迫切地等待机会切断他的生命之线，像一把镰刀割断脆弱的麦秆一样。我专注地盯着他的脸，在他眼睛里寻找死亡的迹象，这时候我可不在乎会因注视他而挨打了。但愿他知道在等待他的是什么。

可是，加波斯还是一如既往地显得壮实而健康。第五天，当我开始怀疑死神已忽略了它的职责时，我听到了加波斯在牲口棚里的哭声。我冲到那里，希望看到的是他已奄奄一息，在呼唤神父来做临终祷告。可是我看见的却只是他俯着身子在为一只小乌龟的死伤心，这乌龟是从他祖父那里继承来的。乌龟受到很好的驯养，一直住在牲口棚中属于它的那个角落。加波斯为这只乌龟感到自豪，因为它是全村年纪最大的动物。

最后我穷尽了一切可能给加波斯带来一死的办法。同时加波斯也发明了多种多样折磨我的手段。有时他捆起我的双臂把我吊在橡树枝上，下面则是解开了绳子的猎狗犹大。只有在神父驾着马车光临时，他才停止他的游戏。

世界好像一个巨大的石头拱顶罩在我头上。我想过把正在发生的一切告诉神父，但是我害怕神父只是告诫加波斯几句了事，那会再给他一个因我抱怨而毒打我的机会。有那么一会儿我计划从村里逃走，可是附近有很多德军哨所，假如我再被德国佬抓住，他们会把我当吉卜赛人对待，那时就谁也不知道凶吉如何了。

有一天我听见神父对一个老头解释说，上帝为某些祈祷者赐予了一百天到三百天的免罪时间。那农民不懂这些话的意思，神父就向他做了进一步的说明。神父所讲的一切使我明白了，那些祈祷得多的人获得的免罪日也多，而且据说这会立即给他们的生活造成影响。谁祈祷得越多，谁就过得越好。谁祈祷得越少，谁必须忍受的麻烦和痛苦就越多。

突然，世界的统治模式带着美丽的明晰展现在我面前。我懂了为什么有些人强，而有些人弱；为什么有些人自由，而有些人受奴役；为什么有些人富，而有些人穷；为什么有些人健康，而有些人疾病缠身。前一种人只不过是明白了祈祷和尽量积攒免罪日的必要性。在天上某个遥远的地方，这些来自人世的祈祷被严格地分门别类，以便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贮藏箱存放他的免罪日。

我在自己的心中看见了天国无边的牧场，上面摆满了贮藏箱，有的很大，装满了免罪日，其他的很小，几乎是空的。此外我还看见一些从来未用过的贮藏箱，它们是供我这种尚未发现祈祷的价值的人将来使用的。

我不再责怪别人了；全是我自己的错，我想。我过去太蠢了，不理解主宰人、动物和事件的世界的原则。现在人间有了秩序，也有了正义。一个人只需背诵祷辞，专心背那些能挣来最多的免罪日的祷辞就够了。然后上帝的助手就会注意到这个新的虔信者，把他分派到天堂某个地方，在那里他的免罪日会越积越多，像收割季节越堆越高的麦袋一样。我对自己的能耐很有信心，我相信在很短时间内我积攒的免罪日就会比别人的多，我的贮藏箱会迅速装满，然后天堂又会分给我一个大的，就连这个也会被装满，那时我又需要一个更大的了，和教堂本身一样大。

我假装出偶然的兴趣，请求神父给我看看祈祷书。我很快记下了那些标有最大数目的免罪日的祷辞，并叫神父把它们教给我。他有点惊奇地发现我对其中一些祷辞怀有偏爱，而对另一些则兴趣不大，不过他还是同意教我，把它们对我念了好几遍。我动用整个身心努力去记住和背诵它们。不久我就对它们熟悉了。我已做好开始一种新生活的准备。我得到了需要的一切，自豪地知道惩罚和羞辱的日子很快就要过去了。迄今为止我只不过是一个小虫子，谁都能把我掐死，从今往后小虫子就要变成一条无可匹敌的公牛了。

没有时间可浪费了，任何闲时都只能用于再多背一段祷辞，借此往我在天国的账户上额外增添些免罪日。我不久就要受到上帝的恩惠的奖赏了，加波斯以后再也不能折磨我了。

现在我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背诵祷辞上。我啪啦啪啦很快就把它们一段接一段地背完了，偶尔也插进一两段只能赢来较少的免罪日的祷辞。我不想让上帝以为我根本瞧不起那些更谦卑的祷辞。毕竟谁都哄骗不了上帝。

加波斯不明白我出了什么事。看见我在不停地小声咕哝着什么，并且对他的威胁毫不在意，他怀疑我是在念吉卜赛咒语向他施魔法。我不想把真相告诉他。我害怕他以某种未知的方式禁止我祈祷，或者比这更坏。他作为一个资格更老的基督徒，会利用他在天堂的影响取消我的祈祷，或者把我的一些祈祷转移到他那个无疑空荡无物的贮藏箱里去。

他开始更频繁地打我了。有时候我刚好背到某段祷辞的一半，他问我什么事，我不会立即回答他，因为我心情太急切了，不愿失去我正挣得的免罪日。加波斯认为我变得越来越无礼了，他想打断我，同时他也害怕我越来越大胆，会向神父禀报他打我的事。就这样，我在交替的祈祷和挨打之中度过一天一天的时日。

我从早到晚时刻不断地喃喃祈祷，根本弄不清我到底挣得了多少个免罪日，不过我几乎看见它们越堆越高了，使得几个在天堂的牧场上漫步的圣人都停住了脚步，赞赏地看着那成群的祷辞像麻雀一样从地上飞起——它们都出自一个长着黑头发、黑眼睛的小男孩。我想象出我的名字正被天使委员会说起，然后是受到较次要的圣徒的表扬，后来又受到了主要圣徒的称赞，就这样我的名字越来越靠近上帝的御座。

加波斯以为我对他越来越不尊敬了。即使在他比以往更狠毒地打我时，我都抓紧时间积聚我的免罪日。痛苦来了又去了，但是毕竟我的免罪日永远留在我的贮藏箱。我的现状确实糟糕，这是由于我从前不知道这种改善我的未来的了不起的方法。我再也浪费不起任何时间了，我必须弥补失去的岁月的损失。

加波斯现在确信我处于一种吉卜赛式的阴魂附体状态，还相信这会给他带来灾难。我对他发誓说不过是在祈祷，但他怎么也不相信。

他的恐惧很快得到了证实。一天，他的一头牛撞开牲口棚的门，闯进一个邻居的菜园，把里面的蔬菜踩得一塌糊涂。那邻居被气疯了，带着一把斧头闯进加波斯的果园里进行报复，砍倒了所有的梨树和苹果树。当时加波斯正在醉醺醺地沉睡，而犹大则绝望地想挣脱缰绳，却无济于事。为了使灾难更彻底，一只狐狸第二天又钻进鸡窝，咬死了几只下蛋最多的母鸡。就在同一天傍晚，犹大用它的利爪重重一击，杀死了加波斯引以为豪的一只漂亮的火鸡，这是他最近花大价钱买下的。

加波斯完全垮了。他喝自酿的伏特加醉了，对我吐露了他的秘密。假如不是害怕他的庇护神圣安东尼的话，他很久以前就把我杀死了。他还知道我已数了他的牙齿，我的死会使他也折几年寿命。当然，他补充说，假如我是偶然被犹大咬死的，那他就会安然无恙，不受我的魔法的任何影响，圣安东尼也不会惩罚他。

与此同时，神父在他的住所病倒了。他显然是在寒冷的教堂里着了凉。他躺在他的卧室，处于发髙烧和幻觉状态，正在咕哝咕哝对自己或者上帝说话。我有一次替他带去几个鸡蛋，这是加波斯的礼物。我爬上栅栏向屋里窥望神父。他的脸色很苍白。他的姐姐，一个把头发在脑后绾成一团的矮小丰满的女人，正在他床边忙碌，同时当地的巫婆正在为他放血，把蚂蟥放到他身上，蚂蟥叮到他身上后很快就胀大了。

我震惊了。神父在他虔诚的生活中一定积攒了非常多的免罪日，可是这会儿他像其他任何人一样正卧病在床。

一个我不认识的神父来到神父住处。他是个老头，秃顶了，长着一张很瘦的、羊皮纸一般的脸。我带着篮子正准备返回加波斯家，新来的神父看见了我黝黑的肤色，就叫住我并问我是从哪里来的。管风琴师发现了我们俩，便很快在他耳边悄声说了几句话。新来的神父为我祝福完后就走开了。

管风琴师接着告诉我说，这个神父不想让我在教堂里太引人注目了。来教堂的人很多，尽管神父本人相信我既不是吉卜赛人也不是犹太人，但是生性多疑的德国人也许会看法不同，那样一来整个教区就会遭到严厉的报复。

我迅速跑到教堂的祭坛前，开始绝望地背诵祷辞，专挑那些能获得最多免罪日的来背。我所剩的时间不多了。再说，在祭坛旁边念祷辞，处在上帝的儿子充满泪水的目光下，处在童贞女马利亚的母亲般的注视下，也许比在其他地方念更加有分量，谁知道呢？也许它们有一条到达天堂的捷径，或者传递它们的可能是一个拥有更快的运输工具的特殊信使，像火车在铁轨上运行一样迅速。管风琴师发现我一个人在教堂里，就向我重新提起新来的神父的警告。因此我遗憾地告别了祭坛和其他的圣器。

加波斯正在家里等着我。我一回去他就把我拉进了屋子角落的一间空房里。这间房子的天花板最高处的梁上深深地钉着两个大钩子，两者相距不到两英尺。两根作为把手的皮带套在钩子上。

加波斯踩到一条凳子上，把我高高地举起，叫我一只手抓住一个皮带把手。他让我悬在那里，然后把犹大带进了屋子。他走出房间的时候把房门锁上了。

犹大看见我吊在天花板上，立即拼命往上跳起来，想咬住我的脚。我把脚往上一缩，差几英寸没有被它咬着。它开始奔跑，再次纵跳，但还是没有咬着我。徒劳地纵跳过几次后，它躺到了地上，在等待机会。

我不得不提防它。自然垂下的时候，我的双脚离地面不到六英尺高，犹大很容易就可以咬到它们。我不知道到底我得那样吊多久。我猜想加波斯一定希望我掉到地上并受到犹大的进攻。这会使我这几个月的努力前功尽弃——几个月来，我不断地数加波斯的牙齿，包括那些黄黄的、长在他口腔后部的牙龈里的牙齿。在加波斯喝伏特加喝得烂醉，正张着嘴巴打鼾的时候，我已无数次煞费苦心地点数了他那些讨厌的牙齿。这是我对付他的武器。无论什么时候他打我打得太久了，我就提醒他他的牙齿的数目是多少；如果他不相信我的话，他可以自己数。我熟悉他的每一颗牙齿，不管它们摇晃得多厉害，腐烂得多糟糕，或在牙龈里隐藏得多深。假如他自己杀死我，那他也就没有几年可活了。不过，假如我掉到犹大正在等待的獠牙之间，那加波斯就会问心无愧，什么也不用怕了，他的庇护神圣安东尼甚至可能赦免他，使他为我偶然的死不负任何责任。

我的双肩变得越来越麻木了。我转移自己的重量，两只手交替着松开、握紧，同时慢慢地放松我的双腿，让它们危险地垂向地面。犹大在墙角里假装睡觉。但是我熟悉它的诡计，就像它熟悉我一样。它知道我还残存一些力气，能赶在它跳起之前把脚抬起。因此它等待着我被疲惫压垮的那一刻。

我体内的疼痛迅速朝两个方向延伸，一方面是由双手往下向双肩和脖子延伸，另一方面是从双腿往上向腰部延伸。这是两类不同的痛苦，它们钻向我身体的中部，像在地下相向打洞的两只鼹鼠一样。手上的疼痛稍微容易忍受一些，因为我可以把重量从一只手移到另一只手，让两只手交替着放松肌肉和负担体重，在一只手抓住皮带吊着的时候，血液能够返回放松的另一只手上，这样痛苦就可以稍稍得到缓解，而从我两腿之间和腹部产生的疼痛则持久得多，它一旦在我的肚里安顿下来就不愿离去了，它就像一条蛀虫一样，在树木的节瘤后面找到一个舒适的地方后就待着再也不走了。

这是一种奇怪、缓慢却富于穿透力的痛苦。它一定和加波斯在警告我时提到的一个男人体验到的痛苦一样。那个男人显然奸诈地杀死了一个有名望的农夫的儿子，因此农夫决定用老式的方法惩罚凶手。农夫和他的两个表兄把罪犯带到了森林里。在那里他们准备了一根十二英尺长的木桩，木桩的一头被削得尖尖的，像一支巨大的铅笔似的。他们把它放倒在地上，把钝的一端楔在一棵树的树干上，然后把凶犯的每一只脚都拴在一匹强壮的马上，使他的大腿分叉处刚好对着木桩尖尖的一端。两匹壮马缓缓地把凶犯拖向木桩，木桩的尖端慢慢地插进紧张的肉内。当木桩深深插进了凶犯的肚子里后，农夫和他的两个表兄把木桩抬了起来，把它钝的一端插在事先挖好的一个洞里，被处决的凶犯于是被高高地穿在木桩的尖端上。农夫和他的表兄完事后就走了，把那个男人留在那里，让他慢慢地死去。

我现在吊在天花板下，我几乎能够看见那个男人，听见他一边对着黑夜哀号，一边试图把他那垂在肿胀身体旁的双臂举向冷漠无情的苍天。他看起来一定像一只鸟，被弹弓从一棵树上打下来，接着又虚弱地跌下，被一根干枯尖利的植物秆刺穿了。

我身下的犹大醒过来了，它仍然假装出冷淡的样子。它打了打哈欠，搔了搔耳后根，然后又赶它尾巴上的跳虱。有时候它也狡黠地瞟我一眼，但是它一看见我蜷起的双腿就厌恶地把眼睛转开了。

它只有一次骗过了我。那一次我以为它真的睡了，就把脚伸直了。犹大立刻从地板上一纵而起，那样子真像只蚱蜢。我的一只脚缩得不够及时，结果它咬掉了我脚踵的一块皮。那恐惧和疼痛差点儿使我掉到地上。犹大自鸣得意，垂涎欲滴，接着又躺到了墙角。它透过细眯的眼缝观察，在狡猾地等待时机。

我想我坚持不了多久了。我决定跳下去，和犹大打一场自卫战，尽管我知道，我甚至还来不及把一只手举起来，它就会咬住我的脖子。没有时间可浪费了。接着我突然想起了那些祷辞。

我开始把全身重量从一只手移到另一只手，同时动动脑袋，伸缩几下腿。犹大看着我，被这种力量的显示弄得泄气了。最后它转身靠墙，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时间在消逝，我的祈祷增多了。成千个免罪日快速穿过茅草屋顶向天堂飞去。

下午很晚的时候，加波斯来到了房里。他看看我汗湿的身体和地上的一堆汗水，然后粗鲁地把我从钩子上放下来，把狗踢出了房外。那整个晚上，我的脚走不了路，手臂也没法动弹。我躺在床垫上，坚持着继续祈祷。免罪日成百成千地增加，到现在为止，我在天堂积蓄的免罪日的确比田野的谷粒还多了。说不定哪一天，说不定哪一刻，天堂的圣人们必定会注意到这一点的。也许圣人们现在正在考虑给我的生活带来某种根本性的改善哩。

加波斯每天都要把我垂挂起来，有时是在早晨，有时是在下午。假如他不害怕狐狸和小偷，不需要犹大看守院子的话，那么他在晚上也会这样折磨我的。

情形总是一样的。在我还有点力气的时候，那猎狗平静地躲在地板上，假装正在睡觉或者漫不经心地捉虱子。当疼痛在我双臂和双腿内加剧的时候，它立刻警觉起来，好像感觉到了我体内发生的事。大汗从我身上一涌而出，形成小河，流过我绷紧的肌肉，然后带着有规律的滴答声落在地上。每一次我把双腿伸直，犹大会立即跳起来咬它们。

几个月过去了。加波斯的农场内外需要我干的活儿更多了，因为他经常喝得醉醺醺的，根本不想去干活。只是在觉得用不着我的时候，他才把我垂挂起来。当他清醒过来，听见猪和牛饿得哇哇直叫，他就会把我从钩上放下来并让我去干活。我的肌肉逐渐习惯了那种垂挂，我无须费太大的劲就可以顶上几个小时了。现在我肚子上的疼痛出现得迟一些了，但是像肌肉的痉挛叫我感到恐惧。犹大从不放弃任何跳起来咬我的机会，尽管到现在它一定已经怀疑它没法使我放松警惕了。

每当我被垂吊在皮带上的时候，我就把全副精力集中在我的祷辞上，其他什么也不去想。在我的力量衰竭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在摔到地上之前，我应该还能够背十篇或二十篇祷辞。在背诵了这些祷辞后，我又对自己许诺要再背十篇或十五篇祷辞。我相信奇迹随时可能会出现——我额外挣得的数以千计的免罪日能够救我一命，也许就在此刻。

有时候，为了把注意力从疼痛上转移开，从手臂麻木的肌肉上转移开，我就戏弄猎狗犹大。首先，我吊在双臂上摇晃，好像我就要摔到地上似的。那条狗又是吠叫，又是纵跳，怒气冲冲。在它再一次躺下去睡的时候，我又用叫喊、咂嘴和磨牙把它吵醒。它不明白到底正在发生什么事。或许它以为这是我的坚忍到了尽头，因此它在黑暗中疯狂地跳来蹦去，不是碰在墙上，就是撞翻房门边的凳子。它痛苦地呼噜着，气喘吁吁，最后又躺下去睡了。我不失时机地伸直了我的双腿。房间里回响起那疲惫的畜牲的鼾声时，我通过奖励自己的坚忍节省精力：每获得一千个免罪日就伸直一条腿，每念完十篇祷辞就换一只手休息，每念完十五篇祷辞就做一次大的姿势改变。

在意想不到的时候，我会听见门闩的嘎嗒声，加波斯随后就会走进屋来。他一看见我还活着就会咒骂犹大，对它又踢又打，直到它最后像小猫一样呜咽。

他的狂怒是那样可怕，我怀疑这会儿是不是上帝本人把他差遣到了这里。但是在瞧他的脸的时候，我看不出任何神圣的迹象。

现在我不那么经常地挨打了。把我吊起来太费时间，农场有大量的活要我干哩。我不明白为什么他还继续把我吊起来。这么多次那条狗都没能咬死我，难道他真的寄希望于它把我咬死吗？

每一次被悬挂之后，我都要过上好一会儿才能复原。我的肌肉过度紧张地拉伸着，像绕在纺纱机上的纱线一样，一下子不愿恢复正常的长度。我艰难地动着，感到自己像一根僵硬脆弱的向日葵梗，在力不从心地支撑着一个沉重的向日葵花盘。

我干活动作缓慢时，加波斯往往会踢我，说他不愿养一个懒汉，还威胁说要把我送往德军哨所。我比以前更卖命地干活，以便使他相信我是有用的，但他从来没有对我满意过。无论什么时候他喝醉了，他都会把我放到那两个钩子上垂吊着，同时让犹大耐心地等在下面。

1943年春天过去了。我已经满十岁，我为自己生活的每一天积攒的免罪日到底有多少，只有天知道。一个重大的宗教节日就要来临了，村民们正在为准备节日的盛装而忙碌。农妇们用野生百里香、毛毡苔、椴树花、苹果花和野石竹做成花环，它们会在教堂里受到祝福，带来福佑。教堂的中殿和祭坛装饰着白桦、白杨和柳树的绿枝。在节日过后，这些树枝会变成极其宝贵的东西。它们会被插栽在蔬菜地里，插在甘蓝菜中，插在大麻以及亚麻地面，以确保它们快速生长并免遭虫害。

节日到来的日子，加波斯一大清早就去了教堂。我留在农场上，带着头天晚上的毒打留下的伤痛。教堂钟声的回音断断续续滚过田野，就连在阳光中闲逛的犹大都停住了脚步，用心细听。

这个节日是圣体节。据说这一天上帝之子的肉身在教堂显灵，比在其他任何节日更容易被教友感知到。这一天所有的人都去了教堂：有罪人，也有正直的人；有不断祈祷的人，也有从不祈祷的人；有富人，也有穷人；有疾病缠身的人，也有身体健康的人。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去，在和一条狗做伴，它是没有任何机会获得更好的生活的，尽管它也是上帝的造物之一。

我做出了果断迅速的决定。我所积累的大量祈祷肯定足以和很多年轻圣人们的媲美。尽管它们没有带来明显的好处，但它们一定在天堂引起注意了，在那里正义就是法律。

我什么也不怕，沿着把一块块田地分开的田埂向教堂方向走去。

教堂的院子早已挤满色彩异常丰富的人群，还有他们那装饰明快的马车和马匹。我坐在一个隐秘的角落里，等待合适的时机从一扇侧门滑进教堂里去。

突然，宗座代牧的管家发现了我。她说，被选作节日祭坛侍童的一个男孩因中毒病倒了，我必须立即去教堂法衣室更衣并接替他的位置。是那个新的神父本人指定的。

一阵热流涌过我全身。我抬头望望天空。天上的某个人终于注意到我了。他们看见我的祈祷堆得又大又高，像收割时节堆成山的土豆一样。过一会儿我就要去他身旁，站到他的祭坛旁，处在他的代理人的保护之下。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从现在起我就要过上不同于从前的安乐舒适的日子了。从前我见过极端恐惧的场面，它使人颤抖，逼人呕吐，把人的胃挤得一物不剩，像被戳破的罂粟荚被风吹裂一样。从今以后再也不会挨加波斯打了，不会被悬吊，也不会受到犹大的威胁。一种新生活开始在我面前展开，它像在微风下荡漾的黄色麦浪一样柔和可人。我向教堂跑去。

要进入教堂可不容易。打扮得花里胡哨的人群把教堂院子周围塞得水泄不通。有一个人立即发现了我并使其他的人也注意上了我。几个农民冲到我身边，开始用柳条和皮鞭抽打我。那些更年长的农民看了大乐，笑得喘不过气来，只好躺倒在地上。我被拖到一辆马车底下，然后被捆在一匹马的尾巴上。我处在辕木与辕木之间。那马儿又是嘶叫，又是用后脚站立，还踢了我一两次，我好不容易才挣脱出来。

我颤抖着跑进法衣室，身上痛痛的。那个新神父对我的拖沓不耐烦了，他已做好履行圣职的准备。其他圣职人员也已穿戴完毕。我穿祭坛侍童的无袖披风时因紧张而浑身发抖。每当那神父看别处的时候，其他也充任侍童的男孩们不是绊我一下，就是在我背上打一拳。那神父对我的缓慢大惑不解，他差不多急疯了，粗野地推了我一下。我倒在一张凳子上，一只手臂被撞青了一块。最后一切总算准备就绪了。法衣室的门打开了，在拥挤、充满期望的教堂的静寂中，我们在祭坛前站好了位置。神父的两边各站三个侍童。

弥撒仪式开始了，展示出它所有的壮观。

神父的声音比平常更悦耳了，管风琴带着它的一千颗激动的心发出雷霆般的声音；经过反复教导和操练的祭坛侍童们庄严地履行起自己的职责来。

我的肋部突然被站在我旁边的一个侍童戳了一下。他紧张地做了个把头扭向祭坛的姿势。我不解地瞪大眼睛张望，血液一下子涌进了我的太阳穴。他又用头示意了一下，同时我注意到神父本人正向我投来期待的目光。我应该做某件事了，但做什么呢？我慌了手脚，急得喘不过气来。神父的助手转向我，悄声对我说该去拿祈祷书了。

这时我才意识到我的职责是把祈祷书从祭坛的一边移到另一边。从前我曾多次见过这样的情景：一个侍童走近祭坛，把祈祷书连同盛放它的托盘一起托起，接着退到祭坛前最低的一级台阶中央，双手捧着祈祷书跪下，然后站起来，把它带到祭坛的另一边，放好之后再返回自己原来的位置。

现在轮到我来做这一切了。

我感到了所有的人盯着我的目光。与此同时，管风琴师突然停止了演奏，好像要为一个吉卜赛人在上帝的祭坛前效劳的场面故意抹上重要的色彩。

完全的沉默占据了整个教堂。

我控制住双腿的颤抖，走上通往祭坛的台阶。那本神圣的祈祷书载满了神圣的祷辞，它们是很多个世纪以来由圣人和学者们为了上帝的更大荣耀而收集的，祈祷书放在一个沉重的木制托盘里，托盘脚的顶端装有铜球，甚至在我用手去接触它之前，我就已经知道，我没有足够大的力气把它托起来并拿到祭坛朝外的一边，即使除开托盘，祈祷书本身都太重了。

但是退却已为时太晚。我站在祭坛平台上。蜡烛的微光在我眼中摇曳。它们那摇晃不定的亮光使在十字架上痛苦地受刑的耶稣看起来像活人似的。但是当我仔细察看他的脸的时候，他好像并不在注视我们，耶稣的眼睛好像盯着下面的某个地方，盯着祭坛下方，盯着我们所有人的下方。

我听见身后传来一声不耐烦的嘘声。我把汗津津的两个手掌放到凉凉的祈祷书托盘下面，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绷紧全身肌肉，把它托了起来。我用脚趾探着台阶的边缘，小心翼翼地往回走。突然，在像针扎一样短暂的一瞬间，祈祷书的重量变得势不可挡，并使我往后一仰。我踉跄一下，没能保持平衡。教堂的天花板旋转了一下。祈祷书连同托盘从台阶上滚下。我的喉咙发出一声不自觉的惊叫。几乎同时我的头和双肩撞到了地板上，我睁开眼睛的时候，一张张愤怒、涨红的脸俯视着我。

粗暴的手把我从地上抓了起来，拉着我向门口方向走去。人群昏昏沉沉地让开一条窄路。从楼厅传来一个男人的叫骂：“吉卜赛吸血鬼！”同时有几个声音念起了赞美诗，一只只手恶狠狠地捏我的身体，撕我的皮肤。我本想哭泣并乞求宽恕，可是喉咙就是发不出声音。我再试了一次。可我体内没有声音。

清新的空气吹上我热烘烘的身体。那几个农民径直把我拉向一个巨大的粪坑。这是两三年以前挖的，坑旁边是一座小小的厕所，它有一些形状像十字架的小窗，神父经常特别自豪地谈到它。这是本地区唯一的一个厕所。农民们习惯于在田地里大小便，只是在上教堂时才用厕所。不过，神父邸宅的那一边正在挖一个新坑，因为那个老坑已全满了，风经常把臭气吹向教堂。

当我意识到我将受到什么惩罚时，我再一次试图叫喊。但是我发不出任何声音。我每一次挣扎，都有一只沉重的农民之手捂住我的口和鼻子。从粪坑飘来的臭味更浓了。我们现在离粪坑很近了。我再一次想挣脱，但那些农夫把我抓得牢牢的，同时一刻不停地说着教堂里发生的事。他们确信我是一个吸血鬼，而大弥撒的中断只会给村子带来晦气和灾难。

我们在粪坑边缘停了下来，那粪坑散发着臭气，粪水表面的浮悬物呈现出可怕的皱纹，样子像表面泛着浮游物的热热的荞麦汤。那恶心的浮悬物上爬满了小小的白虫子，每一个大约有手指甲那么长。浮悬物上方盘旋着一群群苍蝇，它们在单调地嗡嗡直叫，绿色和紫色相间的美丽身体熠熠闪亮。它们彼此冲撞着，落到粪水浮悬物上待一会儿，然后再次飞到空气中。

我真想呕吐。那些农民抓起我的手和脚，让我摇摆起来。蓝天上苍白的云朵在我眼中飘游。我被扔进了那一潭褐色秽物的正中央，它在我身下分开并吞没了我。

日光在我头上消失了，我开始感到气闷。我本能地在那稠密的秽物中挣扎，手乱舞，脚乱蹬。我接触到了坑底，尽可能快地往上弹跳。一阵湿软而有弹性的粪浪把我浮上粪水表面。我张开口猛吸了一口气。我被吸到了粪坑底，接着我又从坑里往上弹跳。粪坑只有十二英尺宽。我再一次从坑底跳起。这一次是朝着坑边方向。最后一刻，在往下流的粪水正要把我拉下坑底的时候，我抓住了蔓生在坑边的一丛又长又密的杂草。我反抗那难以驾驭的食人坑的吸力，抓着草爬到坑边，被粪便蒙住的双眼几乎什么都看不见。

我一爬出那个粪潭，立即胃部抽搐，大呕起来。痉挛折磨了我好长时间，弄得我疲惫不堪，我精疲力竭地滑倒在长刺的、火辣辣的蓟、蕨和常春藤丛中。

我听见远处传来管风琴的乐声和人们歌唱的声音，我断定人们做完弥撒之后会从教堂里出来，假如发现我还活着躺在灌木丛里，他们会再次把我扔进粪坑里淹死我的。我不得不逃命，因此我向森林冲去。太阳把我身上的秽物烤成了硬痂，大群大群的苍蝇和虫子包围了我。

我一跑进树荫，就开始在清凉、湿润的青苔上滚来滚去，用凉凉的树叶擦身子，呕吐不止。我用一块块树皮刮掉身上残留的粪便，还用沙子在头发里擦来擦去，然后又倒在草丛中乱滚，同时再一次呕吐。

突然我意识到我的嗓音发生了某种变化。我试图大叫一声，但是我的舌头徒劳无望地在口中拍动。我哑了。我被吓呆了，冷汗遍布全身。我绝不相信这是事实，努力使自己相信我的嗓音以后会恢复的。我等待了一会儿，再试了一次。什么声音也没有发出。打破森林沉寂的只有我周围苍蝇的嗡嗡声。

我坐到了地上。我在跌落的祈祷书下面发出的最后那声惊叫，仍然在我耳朵中回响。那将是我此生最后一次叫喊吗？我的嗓音是不是在和它一起逃离，像辽阔水塘中的一声迷失的鸭哨呢？它现在在哪里呢？我能想象出我的嗓音在教堂高高隆起的屋顶下孤单地飞翔。我看见它撞在冰冷的墙壁和那些圣画上，撞在教堂厚厚的彩色窗玻璃上，太阳光简直没法穿过那些玻璃。我看见它漫无目的地穿过教堂内的走廊，在多声部的管风琴声和人群歌唱的声浪驱逐下，从祭坛飘向布道坛，从布道坛飘到楼厅，又从楼厅飘回祭坛。

我所见过的所有哑巴都从我眼睑下列队而过。他们的人数并不多，说话能力的丧失使他们彼此非常相似。他们的脸荒唐地扭动着，以此来代替他们那失去的嗓音，同时他们的四肢狂乱地动着，以代替他们那永远不会从口中涌出的话语。别的人总是带着怀疑观看他们；他们看起来像奇怪的动物，颤抖着，做着鬼脸，口中流下大量的涎水。

我失去嗓音一定有某种原因。某种更大的力量——我迄今为止还没有和它有任何联系——控制着我的命运。我开始怀疑那可能是上帝或者其他的某个圣徒。我已储蓄了大量的祈祷，按理说我获得的免罪日一定数不胜数了；上帝没有任何理由把如此可怕的惩罚加在我身上。我也许惹恼了其他某些力量，它们把触角伸到了上帝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抛弃了的人身上。

我离教堂越来越远，进入了逐渐茂密的森林。从太阳从未照到过的黑土中伸出很久以前被砍倒的树干。这些树桩子现在都成了残废，没法为它们那低矮而残缺的身体披上绿衣。它们孤孤单单地立着，驼着背蹲在地上，没有能力向上追逐阳光和空气。没有任何力量能改变它们的状况，它们的汁液没法升上树枝和叶片。它们的残干上那些低矮的大节瘤像死去的眼睛，在用看不见任何东西的瞳仁永远盯着它们活着的兄弟们摇曳的华冠。它们永远不会被风拔掉和摇动，但是会慢慢地腐烂，成为湿气的残缺的牺牲品，成为大地的腐土烂泥。

12

埋伏在森林中的村里的男孩们最终抓住了我，我料想可怕的事又要在我身上发生了。结果，我却被带到了村民的首领那里。经过仔细检查后，他确信我身上没有毒疱和溃疡之类的秽物，而且我还会在胸口划十字。然后，他找了好几个农民谈话，要他们收留我，结果都没有如愿。最后他把我安置在一个叫马卡尔的农夫家里。

马卡尔和他的儿子与女儿住在一座远离别人房屋的农舍里。显然他的老婆已死去多年。他本人在村子里默默无闻。他是几年以前才迁到这个村子来的，因此仍然被当成外人。但是村里的流言说，他之所以远离其他人生活，是因为他和那个他称为儿子的男孩及那个他称作女儿的女孩过着一种罪恶的生活。马卡尔矮而粗壮，长着粗大的脖子。他怀疑我只不过是装成哑巴，以免暴露我的吉卜赛语言。有时候在深夜，他会突然闯进我睡的那个小小的顶楼，试图迫使我发出一声恐惧的尖叫。我颤抖着醒过来，像一只想被喂食的小鸡一样张开口，但是喉咙发不出任何声音。他留意地观看我，好像有点失望。在做了一次又一次这样的检验后，他最后终于死心了。

他的儿子安东今年二十岁。他长着红红的头发，灰白的眼睛，没有睫毛。他和他爸爸一样，很少和村里人交往。别人对他说话的时候，他会冷漠地瞥上那人一眼，然后一声不吭地把脸转开。村里人把他叫作“鹌鹑”，因为他说话的习惯像鹌鹑，只顾自言自语，从不和别人搭话。

马卡尔的女儿叫尤卡，比鹌鹑小一岁。尤卡又高又瘦，长着亚麻色头发，两个小小的乳房像未熟的梨子，她的臀部也瘪瘪的，使她可以轻易地从篱笆的狭板间钻过去。尤卡从来不到村子里去。在马卡尔和“鹌鹑”去邻近村子卖兔子和兔子皮的时候，尤卡总是一个人待在家里。偶尔来拜访她的只有当地的巫医阿纳卡。

尤卡在村子里不太受欢迎。村里的农民们说她眼睛里有一只公羊。他们嘲笑她肿大的甲状腺肉瘤，它已开始扭曲她的脖子。他们还笑她嘶哑的嗓音。他们说奶牛一见到她就再也产不出奶了，这就是马卡尔只养兔子和山羊的原因。

我经常听见农民们在咕咕哝哝，说马卡尔这奇怪的一家人应该被赶出村子，说应该把他的房子烧掉。但是马卡尔对这些威胁充耳不闻。他总是在衣袖里藏着一把长长的刀子，他的飞刀技术相当高超，他曾在五步以外一刀把一个蟑螂钉在墙上。“鹌鹑”则总是在口袋里揣着一颗手榴弹。这是他在一个死去的游击队员身上找到的。不管是谁找他、他爸爸或妹妹的麻烦，他都用这个手榴弹威胁那个人全家。

马卡尔在后院养着一条经过训练的狼狗，他把它叫作迪特科。围绕院子的外屋里放着一排一排的兔子笼。那些兔子嗅来嗅去，互相沟通，马卡尔一眼就能把它们看得一清二楚。

马卡尔是一个养兔专家。他的笼子里关着很多种漂亮的兔子，即使对最富有的农民来说，它们都是很昂贵的。他的农舍里养有四头母羊和一头公羊。“鹌鹑”负责照看它们，为它们挤奶，把它们带往牧场，有时他还把自己和它们一起关在牲口棚里。每次马卡尔成功地做完买卖回来，他和他儿子都要喝得大醉并且到羊窝里去。尤卡经常恶意地暗示，说他们正在那里自得其乐。在这样的时候，狼狗迪特科总是被拴在门边以防任何人走近。

尤卡不喜欢她哥哥和爸爸。有时候她会离开家好几天，害怕马卡尔和“鹌鹑”会强迫她和他们一起在羊窝里待上整整一个下午。

尤卡很喜欢让我在她做饭时和她在一起。我帮她剥菜，添加柴火，还把灶灰铲走。

有时候她叫我靠近她的双腿坐，叫我吻它们。我经常紧贴她的小腿，开始从两个脚踝慢慢地吻，先只是用双唇触碰它们，用手轻抚那绷紧的肌肉，然后亲吻她膝盖后的凹窝，接着是她光滑白皙的大腿。渐渐地我撩起了她的裙子。她轻轻地拍着我的背部鼓励我，于是我急匆匆跟进，对她柔软的大腿又是亲吻又是轻咬。我触到那温暖的隆起部位时，尤卡的身体开始情不自禁地颤抖。她狂野地把手指插进我的头发里，抚摸我的脖子，捏我的双耳，同时呼吸变得越来越急促。接着她把我的头紧紧地按在她的肉体上，在一阵神志迷狂之后，她倒在板凳上，整个精疲力竭的样子。

我也喜欢接下来的事情。尤卡坐在板凳上，用她分开的双腿把我夹住，拥抱并抚摸我，还吻我的脖子和脸。我直视她灰白的眼睛时，她那帚石楠一样的头发散落在我脸上，我看见绯红的红晕从她的脸上扩散到脖子和双肩上。我的双手和嘴巴又恢复了活力。尤卡开始战栗，呼吸也越深了，她的嘴唇变得冷冰冰的，她颤抖的手把我紧抱在她身上。

当我们听见那两个男人回来了，尤卡就会一边整理头发和衣裙，一边跑到厨房里，我则跑到兔子笼去喂它们晚餐。

以后，在马卡尔和他儿子入睡之后，尤卡会给我带来晚餐。我很快地吃着，与此同时，她赤裸裸地躺在我身旁，热切地抚摸我的大腿，吻我的头发，匆忙地脱我的衣服。然后我们就会躺在一起，尤卡会把她的身体紧紧贴着我的，要我亲吻和吮吸她，时而这里，时而那里。我满足她的一切愿望，做她要求的一切事情，哪怕那样做很痛苦或者毫无意义。尤卡的动作变成了抽搐，她在我下面扭动着，接着她又爬到我上面，然后让我坐在她身上，她如饥似渴地把我夹在她的两腿之间，把手指甲深深地掐进我的背部和肩上。我们大部分的夜晚都是这样度过的，其间时不时地瞌睡过去，醒来后又两次屈从于她沸腾的欲望。她的整个身体好像被她体内神秘的紧张和激情折磨着。她的身体绷得紧紧的，像撑开在一块木板上晾晒的兔子皮一样，然后它又放松了。

有时，在“鹌鹑”单独一人和羊待在一起，而马卡尔还没有回家的时候，尤卡大白天会到那些放置兔子笼的小屋里来找我。我们俩一起翻越篱笆，消失在长得高高的麦田里。尤卡在前面带路，领着我去寻找隐秘的地方。我们会在满是麦茬的田里躺下，尤卡催我更快一点脱衣服，并且迫不及待地扯我的衣服。我爬到她身上，尽力满足她的各种不同的狂想，与此同时，沉重的麦穗在我们上方摇曳，像平静的海洋的微波。尤卡往往会睡上一会儿。我仔细观察着金色的麦浪之海，同时注意到蜻蜓羞怯地在阳光中来回飞翔。再往上方，燕子在做着复杂的盘旋飞行，预示着天气的晴朗。蝴蝶在自由自在地盘旋着觅食，还有一只鹰高悬在天空，它在等待某只毫无戒心的鸽子，像一种永恒的警告。

我感到安全而快乐。尤卡在小睡中动着，她的一只手本能地在寻找我，它在摸向我的时候把麦秸压弯了。我向她爬去，钻到了她的双腿之间并吻了吻她。

尤卡试图使我变成一个男人。她常常在夜里来找我，撩拨我的特定部位，痛痛地在我身上插细细的麦秆，这里挤一挤，那里舔一舔。我惊奇地感觉到了我从前不知道的某种东西；一些我没法控制的事情开始发生了。那种感觉仍然是间歇性痉挛似的，难以用言语描述，有时候快，有时候慢，但是我知道我再也没法控制它了。

当尤卡在我身旁睡去，咕咕哝哝说梦话的时候，我会沉思默想所有那些事情，同时听着周围的兔子的声音。

没有什么事情我不愿为尤卡干。我忘记了我作为一个注定被火烧死的吉卜赛哑巴的命运。我不再是一个用符咒迷惑小孩和动物的妖怪了，不再被农夫们嘲笑了。在我梦中，我变成了一个又高又俊的男人，白晳的皮肤，蓝色的眼睛，头发像淡黄色的秋叶。我变成了一个德国军官，穿着紧身的黑色军服，或者变成了一个捕鸟的人，对森林和沼泽的秘密通路了如指掌。

在这些梦中，我灵巧的双手在村里的女孩们身上激发了狂野的激情，把她们一个个变成了放荡的卢德米拉，她们穿过繁花似锦的林地追逐我，在黄花地里和我一起睡在野生百里香编成的床上。

在梦中我缠住尤卡不放，像蜘蛛抓虫子一样抓住她，用蜈蚣那么多的脚缠着她。我长进她体内，像一根小树枝被一个高明的园艺师嫁接在枝干粗大的苹果树上。

还有另一个我经常做的梦，梦境完全不同。尤卡想把我变成成年汉子的企图立刻实现了。我身体的一个器官很快长大成一根可怕的长矛，大得不可思议，而我的其他器官还是原来那般大小。我变成了一个可怕的畸形人，被锁在笼子里，人们穿过栏杆观察我，同时激动得哈哈大笑。然后尤卡赤裸着身子穿过人群跑来，我们俩在一种可笑的拥抱中合二为一。我在她光滑的身上变成一个赘生物。女巫阿纳卡拿着一把巨大的刀子潜伏在附近，她随时准备一刀把我和尤卡永远分开，准备卑鄙地把我砍断并扔给蚂蚁吃掉。

黎明时分的声音把我从噩梦中惊醒。母鸡们咯咯碎语，公鸡们大声高唱，兔子们饥饿地跺脚，而狼狗迪特科则被这一切惹恼了，开始汪汪狂吠。尤卡偷偷摸摸地返回屋里，我则开始用被我们的身体温暖的青草喂兔子。

马卡尔每天到兔笼察看几次兔子。他熟悉所有的兔子，能一只只叫出它们的名字，兔子的任何情况都逃脱不了他的注意。他对其中几只母兔特别喜爱，经常亲自给它们喂草，在它们生崽子的时候，他总是守在旁边不愿离开。马卡尔对这几只母兔中的一只更是情有独钟。那是一只大白兔，长着粉红色眼睛，还从来没有生过崽子。马卡尔经常把它带到他的房里去，让它在那儿待上几天，它离开时显出病得很重的样子。有一次大白兔离开时尾巴底下血淋淋的，它拒绝吃草，看起来病恹恹的。

有一天，马卡尔把我叫去，指着那只白兔，命令我把它杀掉。我真不相信他真想那样做。这只白母兔是很宝贵的，因为纯白的兔皮非常稀罕珍贵。再说它个头很大，无疑能生很多崽子。马卡尔重复了一次他的命令，既不看我也不看那只兔子。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马卡尔从前总是自己杀兔子的，害怕我力气太小，没法迅速而无痛地杀死它们。我的工作是剥兔皮并修整它们，然后由尤卡把兔肉做成可口的美餐。马卡尔注意到了我的犹豫，他扇了我一记耳光，再次命令我杀掉那只白母兔。

母兔很重，我把它拖到院子里真不容易。它又是挣扎又是尖叫，我没法抓住它的两条后腿把它高高提起，以便在它耳后根给它致命的一击。我没有别的选择，只好不把它提起来而在地上杀死它。我先是等待适当的时机，然后用尽全力朝母兔打去。它倒在了地上。为了保险起见，我又打了它一下。在我认为它已死去的时候，我把它倒悬在一根专用于剥兔皮的柱子上。我在石头上磨了磨刀，接着就开始剥起兔皮来。

我先是切开它四只爪子上的皮，小心地把那薄皮和肌肉分开，同时老是担心对皮毛会有任何伤害。每割一下我就把它的皮往下拔，后来我剥到了它的脖子处。这是一个很难剥的地方。因为兔子耳后根受到的打击已造成大量的皮下出血，这使我很难把它的肌肉和毛皮区分开来。由于对任何珍贵的兔子皮的损伤都会使马卡尔狂怒，我不敢去想假如我割坏这张兔皮会承担什么后果。

我更加小心了，慢慢地把兔皮拉向兔子的头部，突然，一阵颤抖掠过倒悬着的兔子。我浑身冒出了冷汗。我等了一会儿，可是那兔子的身体一动也不动。我又放心了，心想刚才所见不过是幻觉而已，又继续干我的活儿。接着那躯体又抽搐了一下。兔子一定只是被打晕了。我跑去拿捧子准备把它打死，但是一声可怕的尖叫阻止了我。那被剥了一大半皮的躯体开始在垂挂它的柱子上蠕动和蹦跳了。我被迷惑了，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把那在挣扎的兔子放开了。它跌落在地上，立即开始奔跑起来，时而往前，时而往后。它拖着被剥开的皮在地上打滚，同时不停地发出尖叫声。木屑、树叶、尘土和兔粪粘在那赤裸的、血淋淋的躯体上。它抽搐得越来越猛烈了。罩在它眼睛上的毛皮使它变成了瞎子，完全失去了方位感；那被剥开的毛皮像一只被脱掉一半的长袜子，粘上了小树枝和杂草。

它那尖锐刺耳的叫声在院子里制造了一阵骚乱。那些被吓坏的兔子在它们的笼子里疯狂地东逃西窜，受惊的母兔践踏着它们的崽子，公兔们则在互相搏斗，它们尖叫着，屁股在墙上撞来撞去。狼狗迪特科纵跳着，把拴它的绳子绷得紧紧的。院子里的母鸡们拍打着翅膀，绝望地想飞离院子里的一切，结果却跌落在土豆和洋葱之间，为自己的失败感到羞愧并且认命了。

那只兔子还在狂奔，它已完全变成血红的了。它冲过草丛，接着又返回兔棚边，然后它又试图强行穿过院里那块小小的蚕豆地。每一次它那拖在地上的毛皮挂住某个障碍物，它都突然尖叫一声停顿下来，同时身上涌出一股鲜血。

最后马卡尔拿着一把斧头从屋子里冲了出来。他追逐着那血淋淋的动物，一斧头把它劈成了两截。接着他用斧头猛砸那血肉模糊的尸体。他咆哮着吐出一声声可怕的诅咒，他的脸色一片蜡黄。

在那兔子变成了一堆肉浆的时候，马卡尔注意到了我，他因狂怒而颤抖着向我走来。我还来不及躲闪，他已猛地一脚踢到了我肚子上，我当即扑倒在篱笆上喘不过气来。世界好像正在旋转。我什么也看不清了，好像我的皮肤也像黑头巾一样耷拉着罩住了我的头。

那一脚使我几个星期没法动弹。我躺在一个破旧的兔子笼里。“鹌鹑”或尤卡一天为我送来一次食物。有时候尤卡是一个人来，但是她一看见我的状况就一言不发地离去了。

一天，巫医阿纳卡听说我受了伤，就带着一只活鼹鼠来了。她当着我的面把鼹鼠撕成两半，然后把它放在我的腹部，直到那动物的尸体变得冰冷了才拿走。在做完这些之后，她相信她的治疗很快会使我痊愈的。

我想念尤卡，想念她的声音、她的抚摸和她的微笑。我努力尽快恢复健康，但是仅有意志力是不够的。无论何时我挣扎着想站起来，腹部的绞痛都会使我瘫上好几分钟。从兔笼里爬出去撒尿是一件相当痛苦的事，因此我经常放弃努力，在我睡的地方就地解决。

最后马卡尔本人来看我了，他对我说，假如我在两天之内还不去干活，他就要把我交给村里的农民们。他们正要到火车站去交送一些向德军交纳的东西，会很高兴把我交给德国宪兵的。

我开始练习走路。我的双腿不听使唤，我很容易累。

一天晚上我听见外面有声音。我从木板间的一条狭缝向外窥视。“鹌鹑”正把一只公羊带向他父亲的房间，那里点着一盏光线微弱的煤油灯。

这只公羊是很少被带出来的。这是一个高大的、臭烘烘的畜牲，它性情暴躁，不怕任何人。甚至连狼狗迪特科都愿意对它敬而远之。这只公羊常进攻母鸡和火鸡，用头顶撞篱笆和树干。有一次它追逐我，逼得我躲进兔子棚，直到“鹌鹑”把它领走。

公羊对马卡尔房间的奇怪拜访引发了我的好奇心，我爬到了兔棚顶上，从那里我可以看清房里发生的事情。一会儿尤卡进了房里，身上裹着一床被单。马卡尔走近公羊，用桦树枝抚弄它的下腹部，直至公羊被搔得火烧火燎的。然后马卡尔用桦树枝轻轻打了公羊几下，迫使它站了起来，把前脚放在一个架子上。尤卡抖掉身上的被单，使我吃惊的是，她里面什么也没穿。她溜到公羊底下，抱着它，好像它是一个男人似的。

我内心的某种东西倾颓了。我的思想被撞碎了，它变成了碎片，像一个被打碎的罐子。我感到自己心里空荡荡的，像一个鱼鳔，一次又一次地被扎破，沉到了深深的浊水里。

所有这些事情突然变得清晰明白了。它们解释了我过去常听见人们评论在生活中获得巨大成功的人的那句话：“他和魔鬼狼狈为奸。”

农民们也常常彼此攻讦，说对方从不同的恶魔那里得到帮助，这些恶魔包括撒旦、尸身、钱财、灭绝者等等。假如妖魔鬼怪对农民们来说这么容易接近，那它们也许就潜伏在每一个人的附近，随时准备乘虚而入，或者一看到怂恿它们的迹象就猛扑过去。

我努力想象妖魔鬼怪袭击人的方式。人们的心灵和灵魂对这些邪魔是敞开的，像一块被犁过的土地，正是在这块土地上魔鬼们不停地撒播它们邪恶的种子。假如它们的种子萌芽生长，假如它们感到受了欢迎，它们就会向魔鬼附身的人提供他所需的任何帮助，只要是为了自私的目的，或者只是为了伤害其他的人就够了。从与魔鬼签订契约的那一刻起，魔鬼附身的人对周围的人施加伤害和痛苦越大，他从魔鬼那里能得到的帮助也就越大。假如他屈服于爱、友谊和同情等情感，不去给其他的人制造痛苦与不幸，那他就会立即变得虚弱，他自己的生命就必须承受他没有加到别人身上的那些痛苦与不幸。

这些寄居在人类灵魂里的妖魔鬼怪不仅观察人的每一行动，还观察他的动机与情感。最要紧的是一个人应该有意识地促长邪恶，以伤害他人为乐，有意识地培养和运用妖魔鬼怪赋予他的邪恶力量，为他周围的人带去尽可能多的痛苦与磨难。

只有那些对仇恨、贪婪、复仇或者为某种目的折磨他人怀有足够强烈的激情的人，才能和妖魔鬼怪一拍即合。而其他的人——心思混乱的人、漫无目的的人、迷失于诅咒与祈祷之间的人、徘徊于酒馆和教堂之间的人——只能孤单地挣扎一辈子，既得不到上帝的垂青，也得不到魔鬼的帮助。

迄今为止，我还只是后一类人中的一员。我对自己感到恼火，因为我没有更早地领悟这个世界的真实法则。妖魔鬼怪无疑只挑选那些已展示过足够多的内在仇恨和恶意的人。

一个把自己卖给魔鬼的人，一辈子都会处在魔鬼的控制之下。他必须时不时地用新的罪行证明自己是魔鬼当之无愧的朋友。但是妖魔鬼怪对这些罪行并不是等量齐观的。只伤害某一个人的行动，显然没有影响很多人的行动有价值。邪恶行为的结果也是很重要的。毁掉一个年轻人的生活，当然比毁掉一个没有几天可活的老人的生活有价值得多。此外，假如某一恶行能改变另一个人的性格，使他转向一种邪恶的生活，那就可以得到一种特殊的奖赏了。因此，仅仅是毒打一个无辜的人一顿，比起刺激他去憎恨其他人来价值小得多。而对大群大群人的憎恨一定是最有价值的。我简直想象不出，那个往所有金发碧眼的人心中灌注对黑发黑眼的人永久仇恨的人，能赢得多大的奖赏。

我也开始理解德国人异乎寻常的成功了。神父不是曾经向一些农民解释说，甚至在遥远的古代，德国人就热衷于发动战争吗？和平是从未受到过他们的欢迎的。他们根本不想耕耘土地，他们没有耐心整年等待收割时节的来到。他们更愿意进攻其他的部族并抢走他们的庄稼。德国人也许在那时就被魔鬼们注意上了。由于渴望伤害别的部族，德国人愿意把自己整个种族卖给魔鬼。难怪他们具备杰出的杀戮天赋和才能。难怪他们能把他们那些做法高明的恶行强加到其他种族上。他们的成功是一种邪恶的循环：他们对其他人的伤害越多，他们作恶的神秘力量就越大。他们的邪恶力量越大，他们所做的坏事就越多。

没有谁能阻止他们。他们以娴熟的技巧为非作歹，他们是战无不胜的。他们用憎恨毒害其他人，他们对一个一个国家处以种族灭绝的极刑。德国人肯定一生下来就把自己的灵魂卖给了魔鬼。这就是他们的力量的源泉。

我在黑暗的兔笼里浑身直冒冷汗。我自己就憎恨很多人。有多少次我梦见自己足够强大之后卷土重来，把他们放到火上烧烤，毒死他们的孩子和牛群，把他们诱进死亡的沼泽地。在某种意义上，我已经被妖魔鬼怪们招募了，我已经和它们签订了契约。为了传播邪恶，我现在需要他们的帮助。毕竟我还很年轻，魔鬼仍有理由相信我将来会对他们大有用处，相信我的憎恨和对邪恶的嗜好会像毒草一样成长，把它的种子撒向一块又一块土地。

我感到更强大更自信了。被动忍受的时代过去了；对善良、祈祷的威力、祭坛、神父和上帝的信仰已剥夺了我说话的能力。我对尤卡的爱，我想为她做力所能及的一切的欲望也得到了应有的回报。

现在我将加入有魔鬼相助的人的行列了。我还没有为他们的事业做任何真正的贡献，但是将来某一天我会变得和任何优秀的德国人一样出色的。邪恶力量的帮助将使我能用最狡猾的方式摧毁他人。所有和我接触的人都会同样地被邪恶感染。他们也会干毁灭他人的事儿，并且他们的每一次成功都会为我挣来新的魔力。

没有时间可浪费了。我必须练就一种恨的潜能，它会迫使我采取行动并引起魔鬼们的注意。假如魔鬼们真的存在，它们是不愿错过任何利用我的机会的。

我再也感觉不到疼痛了。我爬近马卡尔的房子，从窗户外往房子里张望。与公羊的游戏结束了；那畜牲正平静地站在一个角落里。尤卡正在与“鹌鹑”玩。他们俩都一丝不挂，轮流爬到对方身上，同时像青蛙一样跳跃，在地板上乱翻，用尤卡教我的方法搂在一起。马卡尔也赤条条的，他站在一边看他们玩。在尤卡开始乱踢和抽搐而“鹌鹑”像篱笆桩一样僵硬的时候，马卡尔靠近他女儿蹲下，他巨大的身躯拦住了我的视线。

我继续观看了他们一会儿。那景象慢慢地流过我麻木的心，就像一颗正在冻结的水珠从冰柱上流下一样。

我突然渴望立即行动，一跛一瘸地走出了庭院。狼狗迪特科熟悉了我的动作，只是号叫了两下又躺下去睡觉了。我朝巫医阿纳卡那坐落在村子尽头的屋子走去。我偷偷地走到屋子边，在屋子周围到处寻找“彗星”。阿纳卡养的鸡受了惊，开始咯咯叫起来。我从那小屋的门口往里面窥望。

那老巫婆也被惊醒了。我蹲在一个大木桶后面，她从屋里走出来的时候，我发出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号叫，同时用棍子捅了她的肋骨一下。老巫婆狂奔起来，一边尖叫一边向上帝和所有的圣徒求救，不时地被菜园里支撑西红柿苗的木桩绊倒在地。

我溜进她那闷热的屋子，很快在火炉边找到一个破旧的“彗星”。我往“彗星”里铲了一些火种，然后飞快地向森林冲去。我身后传来阿纳卡的尖叫，还有受惊的狗的吠叫和人们对她的叫喊的迟缓回应。

13

在隆冬季节要逃离一个村庄是很困难的。我经常观看村里那些男孩把自制的滑雪板捆在鞋子上，在头顶张开一块块帆布，然后让风推着他们在覆盖沼泽和牧场的光滑的积雪上滑行。

村与村之间的沼泽地宽达几英里。秋天的时候，水从地里升上来，淹没芦草和灌木。小鱼和其他小生物在水洼里迅速地大量繁殖。有时候还能看到一条蛇，它高傲地昂着头，在水洼里坚定地游动。沼泽一般都比当地的水塘和湖泊结冰要晚。芦苇和风好像是通过搅动水洼里的水来保护自己似的。

不过到最后，冰雪会覆盖一切。沼泽地里只有一些高芦苇的尖顶和一些零散的树枝稀疏地从冰面伸出，它们披着一层霜衣，霜衣上有些摇摇欲坠的雪花。

风狂放不羁地猛刮。它们越过人们的住家，在平坦的沼泽地上加快了速度，卷起一团一团的雪末，刮走腐朽的树枝和干枯的土豆秸，把从冰面伸出的高树的高傲树冠压得低低的。我知道风有很多种类，为了争夺更多的地盘，它们互相推撞，彼此打斗。

我早已做好一副滑雪板，是供我将来不得不离开村庄时用的。我把一些粗粗的绳子系在两块一端弯成弧形的长木板上，然后我把滑雪板用皮带穿起并紧紧地捆在一双靴子上。这双靴子也是我自己做的，靴底是两块长方形的木头，靴面是一些缀在一起的兔皮，外面用帆布加固。

在沼泽地边缘，我把滑雪板固定在靴子上，肩上挎着那正在燃烧的“彗星”，头上张着一面风帆。风开始用看不见的手推我。每一阵把我吹离村子的风刮来时我都乘风加速。我的滑雪板在冰面上滑行。但我的“彗星”能给我温暖。我现在已来到了辽阔的雪原上。呼啸的风推着我前进，边缘有亮光的黑云也跟着我一道向前飞奔。

在无边的白色雪原上奔驰使我感到自由而又孤单，就像在空中飞翔的一只欧椋鸟，被每一阵疾风摇荡着，追随着一股气流，对自己的速度不知不觉，被卷进了一次自我放任的狂舞之中。我甚至把风帆张得更大了，把我自己整个儿交托给了狂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本地人竟然把风视为敌人，把它们关在窗外，害怕它们会给自己带去瘟疫、风瘫或死亡。他们总是说各种风是魔鬼的使徒，实施魔鬼的命令。

越刮越猛的风正在不间断地推着我滑行。我在雪面上飞驰，偶尔避免一下结冰的草秸。太阳阴暗下去了，当我最后停下来的时候，我的双肩和脚踝都被冻僵了。我决定休息一会儿，暖暖身子。可是当我把手伸向我的“彗星”时，我发现它早已熄灭了。一个火星都没有留下。我满怀恐惧地耷拉着沮丧的脑袋，不知如何是好。我没法返回村里了；我没有力量顶着风再滑回村子，路太远了。我不知道附近是否有村庄，也不知道我在天黑之前能不能找到，更不知道即使我找到它们，它们是否能为我提供栖身之所。

我在呼啸的风中听到了像暗笑的声音。我不禁打了几个寒战，心想魔鬼本人正在考验我，在带着我兜圈子，在等待我接受它的许诺的时刻。

风抽打着我，我能听见其他的细语、咕哝和呻吟。妖魔鬼怪终于对我感兴趣了。为了培养我的憎恨心，它们先是把我和我父母分开了，然后又带走了玛尔塔和奥尔加，把我交到了那个木匠手中，还剥夺了我说话的能力，后来又把尤卡给了那头公羊。现在它们拖着我穿过冰封的原野，冲着我的脸扔雪块，把我的思想搅成一片混乱。我处在它们的控制之下，孤单地处在魔鬼们在遥远的村庄之间铺设的玻璃似的冰雪上。它们在我头顶翻筋斗，一心血来潮就可以把我送往任何地方。

我开始用作痛的双腿支撑着步行，根本不去理会时间。每走一步都十分痛苦，我不得不时不时地停下来休息。我坐在冰上，努力活动我越来越凉的双腿，同时用从我的头发和衣服上刮落的雪摩擦我的双颊、鼻子和耳朵，还按摩我僵僵的手指，并努力在我麻木的脚趾里寻找知觉。

太阳挨近地平线了，它倾斜的光线像月光一样冷冰冰的。我坐在地上的时候，我周围的世界像被一个勤快的家庭主妇小心地擦得亮亮的平底煎锅一样。

我径直朝夕阳走去，同时在头顶张开帆布，试图利用每一阵狂风的推力。正当我几乎放弃了一切希望的时候，我注意到了远方的茅草屋顶的轮廓。过了一会儿，在村庄的轮廓更加清晰的时候，我看见一群男孩踩着滑雪板正朝我这边滑过来。由于我的“彗星”熄灭了，我害怕他们，就偏转方向，朝村子旁边滑去。但是太晚了，他们已经注意到了我。

那群男孩径直朝我滑来。我开始逆着风往回滑行，但是我喘不过气来，简直连站都站不稳了。我坐到冰面上，手握着“彗星”的把手。

那些男孩更近了，共有十个或更多。他们挥舞手臂，互相帮助，逆着风不屈地向我滑来。风把他们的声音吹向后面，我什么也听不见。

在离我相当近的时候，他们兵分两路，小心翼翼地向我包抄过来。我蜷缩在冰面上，用帆布裹住我的脸，同时希望他们能不来打搅我。

他们疑惑地在我周围绕圈子。我装作没有注意到他们。他们中最强壮的三个进一步向我逼近。“是一个吉卜赛人，”其中一个男孩说，“一个吉卜赛兔崽子。”

其他的男孩镇静地站在一旁，但是在我试图爬起来的时候，他们一齐扑到我身上，把我的双手扭到背后。他们大伙都乐了。他们打我的脸和肚子。血液在我的双唇上凝固，还蒙住了我的一只眼睛。最高的那个男孩说了些什么。其他的人好像都兴高采烈地表示赞同。一个男孩按住我的双腿，其他的人开始脱我的裤子。我知道他们想做什么。我曾经见过一群放羊人强奸一个偶然进入他们的领地的男孩。我知道只有发生某种出乎意料的事我才能免此一难。

我允许他们脱掉我的裤子，装出我已精疲力竭并且无力反抗的样子，我猜想他们不会脱掉我的靴子和滑雪板，它们和我的脚紧紧地冻在一起了。由于发现我疲软无力，毫不反抗，他们也就不那么紧紧地抓住我了。两个最大的男孩蹲在我赤裸的腹部旁并用结冰的手套打我。

我绷紧身上的肌肉，稍稍缩回一条腿，接着猛然向弓着身子对着我的一个男孩踢去。他的脑袋里的某个东西断裂了。开始我还以为是我的滑雪板断了。但是当我把滑雪板从那个男孩的一只眼睛里拉出来的时候，滑雪板完好无缺。另一个男孩想抓住我的大腿，我又是一腿踹出去，滑雪板击中他的喉咙。两个男孩倒在雪地上，大量的血流了出来。其他的男孩惊慌起来了，他们多数人开始拖起两个受伤的男孩向村子逃去，雪地留下一条长长的血带。只有四个男孩留了下来。

这四个男孩用一根从冰洞抓鱼用的长杆把我钉在地上。在我停止挣扎的时候，他们把我拖向附近的一个冰洞。我在那个冰洞边绝望地挣扎，但是他们已做好把我扔进冰水中的准备。其中两个男孩凿宽了冰洞，然后他们四人一起把我拋进水中，同时用长杆较尖的一端把我压在冰面以下。他们千方百计确保我没法从水中浮起。

冰水淹没了我。我闭上嘴巴，屏住呼吸，同时感觉到把我顶向水下的长杆尖造成的刺痛。我在冰下滑行，坚冰摩擦着我的脑袋、肩膀和赤裸的双手。然后那根长矛不再戳在我身上了，而是在我的指尖旁上下浮动，因为那些男孩已放开了长杆。

寒冰裹紧了我。我的心也开始变僵。我正在下沉，窒息。这里的水不深，我唯一的念头就是，我能够用杆子顶住水底并且使自己升到冰洞口。我抓住长杆，凭借它的支持往上浮动。在我的两肺差不多要爆炸、我正要张开口吞下任何东西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已靠近冰洞口。我再使劲往上一顶，脑袋猛然蹿出了水面。我猛地大吸一口气，气流像沸腾的热汤一样进入我的胸腔。我抓住了冰窟尖利的边缘，把半个头露在外面，这样就不用为换气而经常上下浮动了。我不知道那些男孩已离多远了，我愿意再等一会儿。

只有我的脸还有活力；我身体的其他部位已经麻木了。我根本感觉不到自己的身体，它好像成了周围的冰的一部分。我竭力活动我的腿和脚。

我从冰窟边缘小心地向外窥望，看见那些男孩已经远去，他们的身影正越变越小。在他们已经足够远时，我爬到了冰面之上。我衣服上的水立即结成了冰，我每动一下它都发出冰破碎的吱吱声。我上下胡蹦乱跳，伸展我僵硬的双腿和双臂，还用雪摩擦身体，但是暖意只返回并逗留了一会儿，然后就又消灭了。我把双腿上破烂不堪的裤子捆好，然后把那根长杆从冰窟里拉了出来，拄着它往前走。风一会儿把我吹向这边，一会儿把我吹向那边。我要保持方向不变真不容易。无论什么时候我力不胜任了，我就把长杆放到双腿之间——好像夹着一条僵硬的尾巴一样——撑着它往前走。

我慢慢地远离那些村舍，走向远处依稀可辨的一片森林。天快要黑了，淡褐色的太阳被方形屋顶和烟囱遮挡得残缺不全。每一阵风刮来，都掠走我身上残存的宝贵热气。我知道在到达森林之前我不能停留或休息，哪怕只是一会儿都不行。我开始能看清树上的树皮的纹路了。一只受惊的兔子从灌木丛中跳了出来。

我一到达林子边缘，头就开始晕眩起来。现在好像是仲夏时节，金黄的麦穗在我头顶摇曳，尤卡在用她温暖的手抚摸我。我还看到了很多吃的：一大碗用醋、大蒜、胡椒和盐调味的牛排，一大锅含腌白菜叶和几块油乎乎的卤肉的浓稠粗麦片粥。一块块切得整整齐齐的大麦面包浸泡在用大麦、土豆和玉米煮成的浓汤里。

我在那冻结的土地上又走了几步，然后就进入了森林里。我的滑雪板不时被树根和灌木绊住。我摔了一跤，然后我坐到了一根树干上。我几乎是立即就躺进了一张放满柔软、光滑、被暖热的枕头和鸭绒被的温床上。有一个人向我俯下身子，我听见一个妇女的声音，我正被带往某个地方。一切都消灭在闷热的夏夜之中，这夏夜充满了令人陶醉的芬芳湿润的雾气。

14

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张靠近墙的宽大低矮的床上，身上盖着一块块绵羊皮。房子里很暖和，一根粗大的蜡烛发出摇曳的亮光，照亮肮脏的地板、白垩色墙壁和茅草屋顶。壁炉架上挂着一个十字架。一个妇女盯着高高的火苗坐在壁炉旁。她光着脚，穿着一条用粗亚麻做的紧身裙。她那件有很多孔的兔皮紧身上衣自腰部以上没有纽扣。一发现我醒了，她就走过来并坐到了床边，床在她的重压下吱吱作响，她托起我的下巴，全神贯注地看着我。她有一双水汪汪的蓝眼睛。微笑的时候她不像当地人习惯的那样用手捂住口齿，相反，她笑时露出两排微黄的、参差不齐的牙齿。

她用当地方言和我说话，我不能完全听懂。她不断地称我为她的可怜的吉卜赛佬，她的小犹太弃儿。开始她不愿相信我是一个哑巴。她偶尔会朝我的嘴里看看，拍拍我的喉咙，试图从我口里激出一句话来。但是我仍然哑口无言，不久她就放弃了。

她用浓稠的热甜菜汤喂我，还小心地察看我冻伤的耳朵、双手和双脚。她告诉我她叫拉比娜。我感到了安全，对她感到满意。我非常喜欢她。

白天拉比娜去一些较富裕的农民家当佣人，尤其是去那些老婆生病或有很多孩子的农民家。她经常带我一起去，以便我能吃上一顿像样的饭，她才不管村里有人说应该把我交给德国人哩。一听到诸如此类的话，拉比娜就会用一大串咒骂回敬，大声说所有的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她拉比娜可不是那种为了几个银币出卖邻居的下流坯。

夜晚，拉比娜经常在她的小屋里接待来客。这是一些在自己家里待不住的男人，他们带着一瓶瓶伏特加和一篮篮的食物来拜访她。

拉比娜的屋里只摆着一张相当大的床，它足够容纳三个人。在这张床的边缘和墙壁之间还有一块宽宽的地方，拉比娜在那里堆放着麻袋、旧衣服和绵羊皮，就这样为我提供了一个睡觉的地方。我总是在客人们来访之前先睡，但是我经常被他们的歌声和干杯的叫嚷吵醒。不过我假装自己一直在睡觉。我还不愿意冒险挨一顿拉比娜真真假假地说我咎有应得的责打。我经常用几乎是闭着的眼睛观看房子里发生的一切。

轮流的干杯往往持续到深夜。经常会有一个男人在其他人走后留下来过夜。他和拉比娜往往会靠着温暖的壁炉坐在一起，并且在同一个杯子里喝酒。在她神志恍惚地摇晃并依到他身上时，他就会把一只巨大的黑手放到她松弛的大腿上并在她的裙子底下慢慢动来动去。

拉比娜起初好像无动于衷，后来慢慢挣扎起来。那个男人的另一只手从她的脖子下方往下滑动并进入她的胸衣。他使劲捏她的乳房，她不禁发出尖叫，呼吸也急促起来。有时那个男人会跪在地板上，把他的脸放肆地挤进她的腹股沟，隔着裙子咬它，同时不停地用两只手捏她的屁股。他经常会粗鲁地用手掌砍她的腹股沟，她则会弓起身子呻吟。

蜡烛被吹灭了。他们经常在黑暗中脱衣服，一边大笑一边咒骂，不是被家具绊倒，就是相互把对方绊倒。他们迫不及待，往往把瓶子一个个打翻，在屋里滚来滚去。他们俩倒到床上的时候，我真担心床会塌陷下去。在我去想那些和我们住在一起的老鼠时，拉比娜和她的客人在床上翻来翻去，喘息着，激战着，呼唤着上帝和魔鬼，那个男人像条狗一样号叫，拉比娜则像头猪一样哼哼唧唧。

经常，在半夜时分，在我的梦才做完一半的时候，我突然在墙与床之间的地板上醒来。床在我斜上方摇晃，被那两个在痉挛性的亢奋中激战的裸体挪动着位置。最后床沿着倾斜的地板向屋子中央滑去。

由于我从床上跌落，没法爬回去，我不得不爬到床底下并把它推回墙边。然后我才能回到我的简易床上。床下肮脏的地面又冷又湿，到处是猫粪和被猫拖进屋子的鸟儿的残骸。在黑暗中爬行的时候，我弄破了很多厚厚的蜘蛛网，那些受惊的蜘蛛纷纷从我的面部和头发上掠过。一只只老鼠窜回它们的洞穴，它们那温暖的小身体从我身上一擦而过。我的身体与那个黑暗世界的接触总是使我充满厌恶和恐惧。我从床底下爬出来，拂掉脸上的蛛网，往往是颤抖着等待时机把床推回墙边。

渐渐地我的眼睛习惯了那种黑暗。我继续观看那个直冒汗的男人的巨大身体压到那个颤抖的女人身上。她用双腿夹住他那多肉的屁股，那两条腿像被石头砸中的鸟儿的翅膀一样。

那农夫呻吟着，深深地叹息着，他把那女人用一只手压作一团，然后他抬起身体，用他另一只手的手背打她的乳房。它们拍拍作响，像一块湿布被打在石头上一样。他猛扑到她身上，把她钉在床上，使她难以动弹。拉比娜断断续续地喊叫着，用双手打他的背部。有时那个男人把她扶起来，强迫她跪在床上同时用双肘支撑着，然后他从后面爬到她身上，有节奏地用他的腹部和大腿撞击她。

我继续看着这两具纠缠在一起的抽搐的人体，感到失望和厌恶。爱就是这么一种东西：像被长矛戳疯的公牛，野蛮、鼓胀、汗津津的。这种爱像一场争吵，男人和女人在其中从对方那里夺取快乐，他们互相争斗，没有能力思考，处于半晕眩状态，直喘着粗气，真没有人样。

我回想起我和尤卡度过的那些时光。我对待她的方式多么不同。我的抚摸是多么温柔；我的双手、我的口、我的舌头有意识地在她的皮肤上徘徊，像飘浮在无风的空气里的游丝一样轻柔而纤巧。我不断地在她身上找出一些甚至她自己都一无所知的新的敏感部位，用我的抚摸给它们带去生气，就像阳光使被秋夜的寒气冻得奄奄一息的蝴蝶恢复活力一样。我记得我那些用心良苦的努力，记得它们怎样使郁积在她体内的渴望和激情得到发泄，否则这些渴望与激情可能永远会被禁锢在那里。我使它们获得了自由，同时希望她只在自己身上寻找快乐。

拉比娜和她的客人们的爱很快就结束了。它们像春天短暂的雷阵雨，仅湿润树叶和青草，却永远达不到根部。我记得我和尤卡的那些游戏从来没有真正地停止过，只是在马卡尔和“鹌鹑”闯进我们的生活时才变得暗淡一点儿；它们在夜里持续很长时间，像被风轻轻吹拂的泥炭火一样。不过，就连这种爱火也会很快熄灭，像被牧人的裹马毯覆盖的燃烧的圆木一样。我不过是暂时失去了和她在一起的能力，尤卡就立即忘记了我。

最后床停止了晃动，那两个松弛下来的躯体慵懒地张开手脚躺着入睡了，像两头被宰杀的牛一样。然后我把床推到墙边，从床上爬过去，在我的那个寒冷的角落躺下，把所有的羊皮都拉到我身上。

每个雨天的下午，拉比娜都变得神色忧郁，并向我谈起她的丈夫拉巴，他已经死去了。很多年以前拉比娜是一个美丽的女郎，向她求婚的最富的农民可多哩。但是她没有听从明智的劝告，却爱上了拉巴并和他结了婚，他是村里最穷的农夫，也是村里有名的美男子。

拉巴的确很英俊，高大如白杨，机敏如陀螺。他的头发在阳光中闪亮，他的眼睛比最晴朗的天空更蓝，他的肤色像孩子的一样光洁。一旦他看着某个女人，这个女人就会热血涌流，被满脑子的色情欲念弄得晕头转向。拉巴知道自己长得英俊，能在女人们中激起崇拜和情欲。他喜欢在森林中遨游和在水塘里一丝不挂地游泳。他习惯于朝灌木丛里瞟上几眼，他知道那里有一些年轻姑娘和已婚的妇女在观看他。

但他是村里最穷的农夫。他被那些最富有的农夫雇用而且不得不忍受很多羞辱。这些人知道他们的妻子和女儿都想得到拉巴，因此他们要压压他的傲气。他们也来骚扰拉比娜，因为他们知道她那身无分文的丈夫得依靠他们，他只能无可奈何地在一旁大眼瞪小眼。

夏季的一天，拉巴没有从地里回家。他第二天、第三天也没有回家。他像被扔入湖底的石头一样消失了。

村民们都认为他被淹死了，或者被沼泽吞没了，或者是某个嫉妒的求婚者杀死了他，在夜间把他埋在森林里了。

没有了拉巴，生活照常继续。只有那句“像拉巴一样英俊”的话在村里留存下来。

没有拉巴的孤独的一年过去了。村里人忘记了他，只有拉比娜一个人相信他还活着而且会回家来。夏季的一天，村民们正在树木洒下的小片树荫下乘凉，这时一辆由一匹膘肥的马拉着的马车出现在林子里。马车上放着一个用布罩着的大箱子，马车旁走着“美男子拉巴”，他穿着一件照轻骑兵的样子披在肩上的漂亮的皮夹克，穿着用最好的布做的裤子和锃亮的高筒靴。

孩子们在村舍之间跑来跑去传递消息，于是男人和女人们都朝大路涌去。拉巴一边冷淡地向他们所有人招了一下手表示致意，一边从额上抹掉热汗并打着马往前走。

拉比娜已经等在门口。他吻了吻他的老婆，卸下那口巨大的箱子，就进屋里去了。邻居们聚集在他的家门口，羡慕他的马和马车。

村民们等了拉巴和拉比娜一阵子，他们还没有从屋里出来，村民们不耐烦了，开始嘲笑他们俩。他们说，拉巴扑到拉比娜身上，就像欲火中烧的公山羊逮住一头母山羊一样，应该往他们身上浇点水才是。

突然，小屋的门全打开了，在门口围观的村民惊奇地喘起粗气来。“美男子拉巴”就站在门口，他身上的衣服华丽得叫人无法想象。他穿着一件有条纹的丝绸衬衫，硬硬的白衣领围绕着他晒得黝黑的脖子，脖子上系着一条花哨的领带。他那柔软的法兰绒外套撩得人直想用手去摸一摸。一块缎子手绢从他胸前的口袋伸出来，像一朵花儿一样。此外，他穿着一双乌黑发亮的皮靴。最叫人钦慕的是，一块金表悬挂在他胸前的口袋上，给他带来无上的荣耀。

村民们满怀敬畏、目瞪口呆地看着。在这个村的历史上还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本地居民通常穿的都是用两段家织布缝制的夹克衫和裤子，以及把鞣制粗糙的皮革钉在厚厚的木鞋底上做成的靴子。拉巴从他的箱子里取出无数色彩缤纷、剪裁别致的短上衣、裤子、衬衫，还有锃亮的漆皮鞋子，亮得可以照出人影来，而手绢、领带、袜子和内衣裤之类小东西更是不计其数。“美男子拉巴”成了村里人的兴趣的焦点。一个个有关他的不同寻常的故事在村里传开了。人们对他那些昂贵物品的来路做了各种各样的推测。一个个问题涌向拉比娜，但她回答不上来，因为拉巴也只给了她一些含糊其词的回答，这甚至更促长了传说的产生，使其更显得可信。

在教堂做礼拜的时候，村民们没有一个专心看神父和祭坛的。他们都观看着教堂中殿右手边的一个角落，“美男子拉巴”和他的老婆在那里正襟危坐，他穿着黑色缎子做的外套和有花朵图案的衬衫。他手腕上戴着一个金光闪闪的手表，常常炫耀地看它一眼。神父的法衣一度是最富丽堂皇的，现在和拉巴的衣着比起来，简直就像冬天的天空一样阴暗无光了。坐在拉巴旁边的人都为从他身上散发的那些奇异香味感到心旷神怡。拉比娜相信它们来自他的几个小瓶和小罐。

弥撒仪式结束后，村民们在教堂内殿走动，根本不去搭理试图吸引他们注意力的神父。他们在等待拉巴先走。拉巴迈着随意而自信的步子向出入口方向走去，他的鞋跟在教堂的地板上嗒嗒作响。村民们纷纷尊敬地替他让路。最富有的那些农夫走上前去，和他亲热地打招呼，还邀请他赏光去他们家吃晚饭。拉巴偶尔会握一握那些向他伸出的手，不过连头都不低一下。妇女们挡住他的去路，高高地扬起裙子，好显露出大腿，还把衣服往下拉以使她们的胸部更加突出。

“美男子拉巴”不再去田地里干活了。他甚至拒绝帮他老婆做家务。他整天整天泡在湖里洗澡，把他那些色彩斑斓的衣服挂在湖边的树上，附近是一些被挑起情欲的妇女在观看他那肌肉粗壮的裸体。据说拉巴允许她们中的某些人在灌木丛的绿荫下抚摸他，而且她们随时准备和他一起做那些可耻的事，为此她们还可以向他索要一笔可观的报酬哩！

下午的时候，一身风尘、冒着热汗从田地里返回的村民们往往会遇见拉巴在另一条路上漫步，他小心地走在路面最坚实的地方，以免泥土弄脏他的鞋子，他一边闲荡，一边调整领带，还用一块淡红色手绢擦拭他的手表。

傍晚的时候，拉巴往往叫人牵来几匹马，然后驾着马车去参加宴会，经常是去几十英里以外的地方。拉比娜则待在家里料理农场和照料马匹，还为丈夫看守财宝，因过度劳累和羞辱而没精打采的。对“美男子拉巴”来说时间已经停滞，但是拉比娜却快速地衰老，她的乳房日益萎缩了，大腿也越来越松弛了。

就这样过了一年。

秋季的一天，拉比娜从田地里回来，希望在顶楼上能看到丈夫和他所有的财宝厮守在一起。顶楼是拉巴个人的独立王国，他经常把锁顶楼的大挂锁的钥匙和圣处女的像章一起挂在胸前。但是现在屋子里一片绝对的死寂。没有烟从烟囱里冒出，也没有拉巴换更暖和的外套时的唱歌声。

拉比娜害怕了，她冲进了屋子。顶楼的门敞开着。她爬了上去。她看到的一切使她惊呆了。那个宝箱躺在楼板上，它的盖子被掀掉了，一眼就可以看见苍白的箱底。箱子上方吊着一具尸体。她的丈夫在他经常挂衣服的钩子上自缢了。“美男子拉巴”吊在他那根有花的领带上，像一个慢下来的钟摆一样晃动着。屋顶上有一个洞，小偷正是从那里钻进来把箱里的东西拿走的。夕阳微弱的光线照着拉巴那张灰白的脸以及从他口中伸出的稍带蓝色的舌头。周围到处是呈彩虹色的苍蝇在嗡嗡直叫。

拉比娜猜出发生了什么事。拉巴从湖里洗完澡回来，正准备换衣服外出游荡的时候，他发现了顶楼屋顶上那个洞和那只空荡荡的箱子。他所有的好衣服都飞走了。只有一条孤零零的领带留了下来，像一朵枯萎的花躺在被踩倒的稻草上。

拉巴活下去的理由随箱中的东西一起远去了。再也没有那种参加婚礼的人都不去注意新郎的婚礼了，再也没有“美男子拉巴”站在敞开的墓穴边供人们崇拜地注视的葬礼了，再也没有湖中自豪的自我展示和热切的女性之手的抚摸了。

随着一个村里谁也没法模仿的小心谨慎、深思熟虑的动作，拉巴最后一次为自己系上了领带。接着他把被掏空的箱子拉向自己，然后站在箱子上向天花板上的那个钩子凑了上去。

拉比娜一直没有弄清她丈夫是怎样获得他的财富的。他本人也绝口不提他失踪的那段时光。没有谁知道那段时间他去了哪里，做了些什么，为买那些货物花了多少钱。全村人只知道财富的丧失使他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无论是那个小偷还是那些赃物，都一直没有被找出来。我还在那里的时候，村里流传的谣言说，那小偷是一个被拉巴戴上绿帽子的丈夫或未婚夫。另一些人则怀疑那是一个因嫉妒而变得精神错乱的女人干的。村子里很多人甚至怀疑是拉比娜本人。一听到这样的指控，拉比娜就会面色铁青，双手抖动，一股苦涩的臭味从口中冲出。她会猛扑到指控者身上，用手指去抓那个人，这时候旁观者不得不把他们俩分开。每次发生这样的事情，回家之后拉比娜都会喝得神志恍惚，把我紧紧搂在胸前，不是大哭就是抽泣。

终于在这样的一场争吵中，拉比娜的心血管炸裂了。看见几个男人抬着她的尸体向屋子走来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不得不逃走了。我往我的“彗星”装满燃着微火的火炭，接着爬到床底下，抓起拉比娜藏在那里的那条宝贵的领带，“美男子拉巴”上吊用过的那条领带，然后就离开了拉比娜的屋子。按当地人的普遍信念，自缢者用过的绳索能给人带来好运气。我希望我永远不会失去这条领带。

15

夏天差不多过去了。一捆一捆的麦子堆在麦田里。农民们尽自己最大的能力苦干，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牛和马把麦子带回村里去。

一座高高的铁路桥横跨在村子旁一条大河两岸的悬崖上。桥由架在混凝土碉堡里的机枪把守着。

夜晚，飞机在高空嗡嗡飞过的时候，桥上的所有灯火都会熄灭。早晨，一切又恢复了生机。头戴钢盔的德国兵各就各位，在桥的最高处，德军旗帜上张牙舞爪的万字符迎风翻飞。

一个炎热的夜晚，远处传来枪炮声。那低沉的声音滚过田野，惊醒了人们和野鸟。远方不时有闪电似的亮光闪耀。人们聚集在自己的房子前，男人们一边抽着用玉米秆做的烟斗，一边观看远方的那些人造闪电，有人说：“战线推移过来了。”另一些人则说：“德国兵开始打败仗了。”村民们纷纷展开了争论。

有些农民说苏维埃人民委员会来到的时候，他们会把土地公平地分给每一个人，会剥夺富人的财产并把它们分给穷人，那将是靠剥削活命的地主的末日，是腐败的官员和残暴的警察的末日。

另一些人则表示强烈反对。他们凭着他们的十字架起誓，大声说苏联人会把人们的一切所有——包括妻子和孩子——都收归国有。他们看着东边天空的火光，发誓说红军的到来意味着人们将背离祭坛，忘记祖先的教导，自暴自弃地过罪恶的生活，直到上帝的正义把他们变成盐柱。

兄弟与兄弟开始互相打斗，父亲们当着自己妻子的面向儿子挥舞斧头。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分离了人们，拆散了家庭，搅混了他们的头脑。只有那些年长者还保持着清醒的神志，他们匆匆地从这一派走到那一派，恳求他们彼此讲和。他们用刺耳的声音大声说世界的战争够多的了，犯不着在村子里发动一次去凑热闹。

地平线那边的雷声越来越近了。它的隆隆声平息了争吵。村民们突然忘记了苏维埃人民委员会或者上帝的愤怒，纷纷跑回他们的牲口棚和地窖里挖坑去了。

他们把大量的黄油、猪肉、牛肉、黑麦和小麦藏了起来。有些人还偷偷给一些布块染色，以便迎接新的统治者时用它们作旗帜，而另一些人则把十字架、耶稣和圣母马利亚的画像和雕像藏到安全的地方。

我不理解所有这一切，但我能感觉到空气里的紧迫气氛。再也没有人注意我了。我在屋与屋之间闲逛，能听见各家各户传来挖坑声、紧张的低语和祈祷。躺在田野把耳朵紧贴地面的时候，我能听见一种遥远的砰砰声。

那是不是苏联红军来了呢？地下传来的搏击声像是心脏的跳动。我真不明白，假如上帝能够那么容易就把罪人们变成盐柱，为什么盐还那么昂贵呢？为什么他不把一些罪人变成肉和糖呢？村民们当然像需要盐一样需要这些东西。

我仰天躺着观看天上的云朵。它们以那样的方式飘游，使我感到自己好像也飘浮起来了。假如妇女们和孩子们真的能够成为公共财产，那么每一个孩子都有很多爸爸和妈妈，有数不清的兄弟和姐妹。那真是求之不得的事。啊！属于每一个人！无论我走到哪里，都会有很多个父亲用温暖、使人放心的双手抚摸我的头，都会有很多个母亲把我抱在她们胸前，都会有很多个兄长保护我不受恶狗的伤害。而我也必须照看我的小弟弟和小妹妹们。农民们好像没有任何理由如此害怕。

一朵朵云时而交叠，时而散开，一会儿变得更黑，一会儿又更亮。在它们上方的某个地方，上帝在指挥这一切。现在我明白为什么上帝挤不出时间来关照我这么个小跳蚤了。他拥有庞大的队伍，包括数不清的人、动物，还有在他下面打仗的各种机器。他不得不决定谁将获胜谁将失败，决定谁将活下来，谁将死去。

但是假如真的是由上帝决定将来发生的事，那为什么农民们还为他们的信仰、教堂和神父担心呢？假如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真的想摧毁教堂，亵渎祭坛，杀死神父，迫害虔诚的人，那么红军获胜的可能性就会最小。最操劳过度的上帝不会忽视对他的子民的这种威胁的。但那是不是意味着德国人——他们也摧毁教堂并杀害人民——会获得胜利呢？从上帝的观点看，假如每一个人都在战争中输掉，那好像更有意义，因为每一个人都在进行谋杀。

“妻子和孩子都归公有。”那些工人说。这听起来相当神秘。无论如何，我想，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发点善心，也许会把我包括在那些孩子之中。尽管我比大多数八岁的男孩都要矮小，但我现在差不多十一岁了，我真担心俄国人会把我划入大人的行列，或者至少不把我当作孩子对待。另外，我是一个哑巴。我吃东西也有麻烦，食物有时候没有消化就从我胃里往上涌出来。我的确有资格成为公有财产。

一天早晨我注意到了桥上不同寻常的行动。大群头戴钢盔的德国兵涌过大桥，同时卸下大炮的炮衣和机枪的套子，并且降下德国军旗。随着大卡车从桥的那一边驶向东方，唱德国歌的刺耳的声音逐步消失了。“他们逃跑了。”农民们说。“他们被打败了。”一些更勇敢的农民低声说。

第二天一队骑兵向村子冲来。他们总共有一百人，也许更多。他们好像与马匹是浑然一体的；他们极其放任自在地骑着，不按一定的队形前进。他们穿着缀有亮晶晶的纽扣的绿色德国军服，眼睛上方的军便帽拉得低低的。

农民们立即认出了他们，恐慌地大叫卡尔梅克人[11]来了，妇女和孩子们必须马上藏起来以免被抓住。几个月以来村里流传着很多关于这些骑兵的可怕故事，这些人经常被称为卡尔梅克人。农民们说在一度战无不胜的德军占领苏联的一大片领土时，很多卡尔梅克人加入了德军，他们大部分是自愿加入的，是一些从苏联叛逃的人。由于憎恨红军，他们加入了德军，德军允许他们按自己的作战习惯和莽汉传统奸淫掳掠。正因为这一点，卡尔梅克人被派往那些由于不顺从而将受到惩罚的村庄和城镇，尤其是那些处在红军前进路途上的城镇。

卡尔梅克骑兵们弓着身子骑在马上，以最大的速度向前奔驰，一边踢马刺催促马飞奔，一边发出一声声粗野的叫喊。在他们敞开的制服下能看到赤裸的黄褐色皮肤。有些人骑在没有放马鞍的马上，有些人皮带上挂着沉重的马刀。

狂乱攫住了村子。要抵抗已为时太晚。我带着强烈的兴趣看着那些骑兵。他们都长着黑色的头发，头发在阳光中放着油光。他们的头发几乎是深黑色的，甚至比我的更黑，他们的眼睛和黝黑的皮肤也比我的颜色更黑。他们长有粗大的白牙齿、高高的颧骨和看起来像有点肿的宽脸。

看着他们的时候，我一时间感到巨大的自豪与满足。毕竟这些值得夸耀的骑兵都长着黑头发、黑眼睛和黑皮肤。他们和村里人的区别就像黑夜和白天的区别一样。这些黑色的卡尔梅克骑兵的来临，吓得村里金色头发的人们差不多因恐惧而精神失常了。

骑兵们在房屋之间同时拉住缰绳，使马的前蹄扬起。他们中的一个人，一个头戴军官帽、扣好军服全部纽扣的矮胖男人发出一声声命令。他们跳下马并把它们拴到了篱笆上。他们从马鞍上拿出一块块差不多被马和他们自己的体温烤熟了的肉来。他们用手抓着吃这些灰中带蓝的肉块，从葫芦里喝酒，咽肉的时候一边咳嗽，一边喷溅唾沫和食渣。

有些人已经喝醉了。他们冲进农民的屋子，抓住那些没有藏起来的女人。农夫们试图用镰刀保护她们。一个卡尔梅克骑兵用马刀一下就把一个农夫砍倒了。其他的农夫想逃走，但是被射出的子弹阻止了。

卡尔梅克骑兵分散到了整个村子。空气中充满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尖叫。我冲进广场正中的一小丛茂密的木莓树中央，在那里像一条虫一样贴地趴着。

我仔细地观看着，村子整个陷入了一片惊慌与狂乱之中。男人们试图保卫卡尔梅克人已进入的屋子。更多的枪声响了起来，一个头部受伤的男人绕着圈子跑着，被他自己的血糊住了眼睛，一个卡尔梅克人把他砍倒在地。孩子们疯狂地东奔西逃，不是被篱笆绊倒，就是跌进沟里。其中一个孩子跑进我藏身的那丛灌木里，但是他一看见我又跑了出去，结果几匹飞奔的马从他身上踩了过去。

现在卡尔梅克骑兵们正把一个半裸的妇女从一座屋子里拉出来。她挣扎着，尖叫着，徒劳地想抓住那些折磨她的士兵的腿。一群妇女和女孩被几个大笑的骑兵用鞭子赶到了一块儿。这些女子的父亲、丈夫和兄弟们四处奔走乞求慈悲，但是被骑兵们用马鞭和马刀赶开了。一个农夫在村子的主街上狂奔，他的一只手被砍掉了。在他到处找他的家人的时候，血从他的残肢直往外喷涌。

附近，几个骑兵已把一个妇女按倒在地。一个士兵掐住她的喉咙，其他的人则扳开她的双腿。其中一个骑兵爬到了她身上，在其他人的鼓励下在她上面动来动去。那个妇女挣扎着，尖叫着。第一个骑兵完事之后，其他的人又轮流对她施暴。那妇女很快变得筋疲力尽，再也不反抗了。

另一个妇女也被带了出来。她又是尖叫又是乞求，但卡尔梅克兵们还是剥光了她的衣服，把她推倒在地。两个士兵同时强奸她，其中一个在她口里，每当她试图把头偏向一边或者闭上嘴时，她就遭到长牛鞭的抽打。最后她衰竭了，被动地服从了他们。另外有几个士兵从前面和后面强奸两个少女，把她们从一个士兵传给另一个士兵，同时强迫她们做一些奇怪的动作。当两个姑娘拒绝的时候，她们就免不了遭受鞭打和脚踢。

所有的屋子里都传来被强奸的女人的尖叫声。有一个女孩不知怎的试图逃跑，她半裸着冲出屋子，大腿之间鲜血淋漓，她大声号叫着像挨了鞭打的狗一样。两个半裸的骑兵大笑着在后面追她。他们在广场把她追过去赶过来，他们的伙伴一边观看一边大笑和说笑话。他们最后抓住了她。孩子们看着这一切流泪大哭。

时时刻刻有一些新的牺牲者被抓住。卡尔梅克士兵们喝醉了酒，欲火越来越旺，变得像发了狂似的。有一些卡尔梅克兵先是彼此鸡奸，然后攀比着用离奇的方式强奸妇女，两个或三个男人对一个女人，几个男人快速地进行轮奸。那些更年轻、更有吸引力的女子差不多被扯成几块了，士兵们为了争夺她们发生了争吵。女人们抽泣着，大声祈祷着。她们的丈夫和父亲、儿子和兄弟——现在被锁在屋子里——听出了她们的声音，随即发出痛苦的尖叫。

我爬到了灌木丛的更深处，被恐惧和厌恶压倒了，现在我一切都明白了。我明白了为什么上帝不愿听我的祈祷，为什么我被吊在那两个钩子上，为什么加波斯要打我，为什么我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因为我是黑色的。我的头发和眼睛跟这些卡尔梅克人的一样黑。显然在另一个世界里我和他们属于同一类型。对我这种类型的人，慈悲是不存在的。某个可怕的魔鬼已对我做了判决，让我长出黑头发和黑眼睛，和这一帮残暴的卡尔梅克野蛮人一样。

突然，一个高个子的白发老人从一座简陋的屋子走了出来。村里人称他为“圣人”，也许他本人也以圣人自居。他用双手举着一个沉重的木头十字架，白发苍苍的头上戴着一顶枯黄的橡树叶做的环状帽。他失明的双眼仰向苍天。他那双赤裸的脚因年岁和疾病变了形，此刻它们摸索道路走过来。他那没有牙齿的嘴巴用庄重而悲哀的曲调唱出一首圣歌的歌词。他正把那十字架指向那些他看不见的敌人。

那些骑兵清醒了一会儿。就连那些喝醉的家伙都不安地看着他，显然受到了他的干扰。接着骑兵中的一个跑向那个老人并且绊了他一下。老人跌倒在地，十字架从他手上摔了出去。卡尔梅克骑兵们嘲笑着，等待着。那老人用生硬的动作挣扎着想爬起来，同时在地上寻找那个十字架。他用瘦骨嶙峋的双手在地上耐心地摸着，正当他的手要碰到十字架的时候，那个骑兵用脚一踢把十字架踢走了。那老人在地上爬着摸过去摸过来，同时低声地呻吟着，唠叨着。最后他精疲力尽了，累得直喘粗气。那个骑兵扶起那个十字架并把它立了起来。十字架保持了一秒钟的平衡，然后倒在那个趴在地上的老人身上。老人呻吟了一下，然后就不再动弹了。

一个骑兵朝一个企图爬走的女孩投出一把刀子。她独自在尘埃中流血，没有人再去注意她了。喝醉的卡尔梅克骑兵互相把浑身溅满血污的女人推过去递过来，同时殴打她们，强迫她们做一些奇怪的动作。其中一个骑兵冲进一座屋里，带出一个大约五岁的女孩。他把她高高举起以便他的伙计们能看清她。他一把扯掉了女孩的衣服，朝她肚子踢了一脚。女孩的母亲在尘土里爬着，乞求他发慈悲。他慢慢地用一只手解开自己裤子的纽扣并把裤子脱了下来，同时他用另一只手把小女孩抱在腰上方，接着他蹲了下来，突然朝那尖叫的小女孩猛压过去……在小女孩奄奄一息的时候，他把她扔进灌木丛中，然后又转向小女孩的母亲。

在一座房子的门口，几个半裸的骑兵在和一个强壮有力的农夫打斗，他站在门口狂怒地挥舞着一把斧头。士兵们最后把他制服了，然后他们抓着一个被吓傻了的妇女的头发把她拉出了屋子。三个骑兵坐在那个农夫身上，其他的人则在折磨和强奸他妻子。

然后他们把农夫的两个年轻女儿拉出了屋子。在骑兵们对他抓得不那么紧的时候，农夫迅猛地跳了起来，出其不意地给离他最近的一个骑兵重重地一击。那个家伙倒了下去，他的头颅像燕子蛋一样裂开了，血和像被砸碎的坚果肉一样的白色脑髓从他的头发里涌了出来。那群被激怒的士兵包围了农夫，他们压倒了他，还强奸了他。然后他们当着他的妻子和女儿们的面阉割了他。他那因痛苦和愤怒而变得疯狂的妻子冲上去保护他，对仇敌又是抓又是咬。卡尔梅克骑兵们一边大声狂笑，一边牢牢地抓住她，野蛮地扳开她的口，把割下的血淋淋的肉块硬塞到了她的喉咙里面。

村里的一座房屋起火了。在接下来的骚乱里，一些农夫拖着神志不清的妇女和跌跌撞撞的孩子向森林跑去。卡尔梅克骑兵们一边随意开枪，一边用马蹄把一些村民踩倒在地。他们抓获一些新的牺牲者，对他们当场进行折磨。

我趴在木莓丛中，几乎因恐惧而瘫痪了。醉醺醺的卡尔梅克兵在四处游荡，我藏在那里而不被发现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我再也没有能力思考什么了；我因恐惧浑身僵住了，我闭上了双眼。

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卡尔梅克兵摇摇晃晃地朝我这边走来。我贴地面贴得更紧了，而且几乎停止了呼吸。那家伙摘了几颗木莓，把它们吃了下去。然后他上前一步进入我藏身的灌木丛，踩到了我的一只张开的手上。他的鞋跟和鞋钉扎进了我的皮肤。那疼痛实在叫人难以忍受，但是我一点也没有动弹。那家伙依在他的枪上，开始平静地小便，突然他失去了平衡，向前踉跄一下，摔倒在我身上。我跳起来正准备跑的时候，他抓住了我，并用枪托朝我当胸一击。我胸内的什么东西断了。我被他打倒在地，但是我成功地绊了他一下。他倒下的时候，我爬起来东拐西折地朝那些屋子跑去。那家伙开了一枪，但是子弹在地上弹跳了一下就呼啸而去了。他又开了枪，但是我已经跑远了。我扳开一个牲口棚的一块木块，爬过去躲进了麦秸里。

在牲口棚里我仍然能听见人的哭叫、动物的尖叫、步枪的轰响、房屋和小棚燃烧的噼啪声、马的嘶叫声以及卡尔梅克骑兵们沙哑的狂笑。时不时地传来一个妇女轻轻呻吟的声音。我往麦秸更深处钻去，尽管每动一下都给我带来剧痛。我不知道我胸内的什么东西被打断了。我把手按在我的心脏处，它仍然在跳动。我不想成为一个残废人。尽管外面一片喧嚣，但我已精疲力竭，魂不附体，很快就瞌睡过去了。

随着一阵震颤，我醒了过来。一阵强烈的爆炸摇撼了牲口棚，有些梁木塌了下来，阵阵烟尘模糊了一切。我听见稀稀拉拉的步枪声和连续不停的机枪声。我小心地向外窥望，看见一匹匹马在惊恐地奔逃，而那些仍然酒醉未醒的半裸的卡尔梅克骑兵正在试图跳到它们背上。从河流的方向和森林里传来了枪声和发动机的轰鸣声。一架机翼上画着一颗红星的飞机低低地飞在村子的上空。过了一会儿，炮击停止了，但是发动机的噪音更大了。显然苏维埃近了；红军、人民委员会来了。

我从麦秸里爬了出来，但是我胸口突然的剧痛几乎把我击倒到了地上，我咳嗽了一阵，吐出了一些血。某根骨头插到了我的胸腔里。我挣扎着往前走，不久就爬到了一座小山上。那座桥已经没有了。一定是那声巨大的爆炸把它摧毁了。一辆辆坦克从森林里慢慢开了出来。坦克后面是头戴钢盔的士兵，他们随意地走着，好像是在星期天下午散步似的。离村子更近的地方，一些卡尔梅克兵躲在一些干草堆后面。但是他们一看见坦克就走了出来，脚步仍然摇晃不定，并且举起了双手。他们扔掉了手中的步枪和左轮手枪带。其中有些家伙跪在地上请求宽恕。红军战士有秩序地围住他们，用刺刀逼着他们。大多数卡尔梅克骑兵很快就被俘虏了。他们的马在旁边静静地吃草。

那些坦克已经停了下来，但一群群新来的红军战士仍然在不断地从森林里涌出来。一座浮桥出现在河上。一些工兵在查看那座被摧毁的桥。一些飞机从头顶飞过，同时摆着机翼向下面的红军致意。我有点儿失望；战斗好像就这么结束了。

村子周围的田野现在摆满了机器。男人们搭起了帐篷，筑起了野炊灶，还拉起了长长的电话线。他们唱歌和说话时用的是一种和本地方言相似的语言，但对我来说不太好懂。我知道那是俄语。

农民们不安地观看着这些来客。当一些红军战士露出他们那像卡尔梅克人的乌兹别克族或塔塔尔族脸庞时，村里的妇女们会发出尖叫，恐惧地缩成一团，尽管这些新来客的脸上满是微笑。

一群农民扛着一些笨拙地画着镰刀和锤子的红旗走进田野。那些士兵热情地欢迎了他们，团指挥官从他的帐篷里走出来接见农民代表团。他和他们握了握手，然后请他们进帐篷。那些农夫感到有点尴尬，他们脱下了自己的帽子。他们不知道怎么处理那些红旗，最后他们在进帐篷之前把它们留在了帐篷外面。

在一辆顶上漆着一个红色十字架的白色卡车旁边，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和他手下的护理员正在为妇女和孩子们治伤。一群人围着救护车，好奇地观看医生和护理员所做的每一件事。

孩子们跟随着红军战士们，在找他们要糖吃。那些男人把他们高高举起，和他们一起嬉戏。

正午的时候，村民们说红军战士们已经把所有被俘的卡尔梅克匪徒的脚捆住吊在沿河的那些橡树上了。尽管我的胸部和手上有伤痛，我还是跟在一大群好奇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后面，硬撑着慢慢走到了那里。

从远处就能看见那些卡尔梅克人，他们悬挂在树上，像长成畸形的枯萎的松果一样。他们每人被吊在一棵分离的树上，绳子捆着他们的脚踝倒挂着，他们的双手被绑在后面。苏维埃战士们面带友好的微笑，一边平静地在周围走动，一边用报纸片卷香烟。尽管战士们不让农民们走得太近，一些女人还是认出了折磨她们的匪徒，她们开始咒骂，向那些吊着的、半死不活的家伙投去一块块石头和脏东西。

蚂蚁和苍蝇爬满了那些被吊起的卡尔梅克人。它们爬进他们张开的嘴巴，爬进他们的鼻子和眼睛。它们在他们的耳朵里筑巢，成群地扑上他们那蓬乱的头发。它们成千成万地涌来，为在卡尔梅克人身上找到最好的栖身之地而争斗不休。

那些卡尔梅克人在空中摇晃，其中有一些慢慢地旋转，像在火中冒烟的香肠一样。还有一些则在发抖，不时发出一声沙哑的尖叫或低语。其他的家伙则好像已没有生命了，他们吊在树上，鼓鼓的眼睛一眨也不眨，他们脖子上的血管可怕地肿胀着。农民们在附近烧了一堆篝火，整家整户的人一起观看那些被吊着的卡尔梅克匪徒，对他们的残暴行径记忆犹新，为他们的应有下场感到欢欣。

一阵疾风摇撼了树木。那些吊着的人体颤抖着绕起越来越大的圈子来。旁观的农民们在胸口划了划十字。我向四周张望着寻找死神的踪影，因为我在空气中感到了它的呼吸。它长着死去的玛尔塔的脸，在橡树枝间游戏，一边轻轻地拂动那些吊着的男人，一边用从它那半透明的身体抽出的蜘蛛网一样的细丝缠绕住他们的身体。它在悄声地对着他们的耳朵说一些凶险的话，同时抚爱地让一阵阵寒气扫过他们的心；它扼住了他们的喉咙。

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离我更近。我几乎能够摸到它缥缈的尸衣，能够凝视它那迷雾般的双眼了。它在我面前停住了脚步，卖弄风情地向我炫耀它自己，还暗示下次将与我相会。我并不害怕它；我希望它带我去森林的那一边，去那深不可测的沼泽地，在那里，树枝浸泡在一个个沸腾着硫黄的蒸汽腾腾的大锅里，在那里，晚上能听见交配的鬼怪们发出单调乏味的碰撞声，还有风在树冠之上无休无止地呜咽，像从一间遥远的房里传出的小提琴的哀鸣。

我伸出一只手，可是死神已消失在背负着沙沙作响的树叶和沉重的尸体之果的橡树丛中。

某种东西好像要在我体内燃烧了。我的头晕眩了，我浑身冒出了冷汗。我朝河岸走去。湿润的微风使我感到凉爽了一点，我在一段圆木上坐了下来。

这里的河面很宽，急流夹带着木头、断树枝、麻袋碎片和成捆的麦秸滚滚而下，时不时地还会有一匹马的肿胀的尸体顺流漂过。有一次我认为我看到了一个人的稍带蓝色的、腐烂的尸体，它就漂游在水面之下。有那么一会儿水是清亮的。接着河上涌来一大群被炸死的鱼。它们滚滚而来，肚皮朝上漂着，全部挤在一起，好像这条河里再也没有地方供它们容身了，很久以前是彩虹把它们带到这条河来的。

我正在颤抖。我决定去找红军战士，尽管我拿不准他们会怎样对待长着有魔力的黑眼睛的人。从那一个个吊着的躯体旁经过的时候，我想我看见了那个用枪托打我的匪徒。他在风中绕着大圈子，嘴巴张得大大的，身上爬满了苍蝇。我不由自主地抬起头以便把他的脸看清楚。一阵剧痛又刺进我的胸膛。

16

我从团医院出院了。几个星期已经过去，现在是1944年秋季。我胸膛里的疼痛已经消失，那被卡尔梅克骑兵用枪托砸断的不知什么东西现在已经复原了。

和我所担心的相反，我被允许和红军的一个团待在一起，但是我知道这是暂时的。我希望这个团开往前线的时候我能被留在某个村庄。这个团现在扎驻在河边，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近期会开往前线。这是一个通讯团，主要由很年轻的战士和最近应征的军官组成，战争开始的时候他们都还是孩子哩。大炮、机枪、卡车以及电报和电话设备都还是崭新的，涂着厚厚的防锈油，还没有经过战争的考验。

战争和前线已远远地推进到敌人的领土上。收音机每天都报道着德军和它精疲力尽的同盟军被打败的新消息。战士们聚精会神地收听这些报道，同时自豪地点着头，然后又投入了训练之中。他们给亲人和朋友们写一封封长长的信，怀疑他们自己在战争结束之前没有机会走上战场，因为他们的哥哥们已经把德国鬼子打垮了。

团里的生活平静而有秩序。每过几天就有一架小型双翼飞机降落在临时机场上，带来信件和报纸。这些信件带来了来自战士们的家乡的消息，他们的父老乡亲已开始在废墟上重建家园。报纸登载了不少图片，其中有被炸弹毁坏的苏联城市和德国城市，有被摧毁的防卫工事，有排成看不到尽头的长队的德军俘虏长胡子的脸。关于战争即将结束的传闻在军官和战士们之间流传得越来越频繁了。

大部分时间是由两个男人照看我，他们是加夫里拉和米特卡。加夫里拉是团里的一个政治官员，据说在纳粹入侵的头几天里他就失去了所有的家人。米特卡，人称“布谷鸟”，是一个狙击射击教练，也是一个第一流的狙击手。

我还享受他们的很多朋友的保护。加夫里拉每天都要花上些时间在战地图书馆和我待在一块儿。他教我读书。他说，我毕竟已是十一岁出头的人了。我这么大年纪的俄国少年不仅会读书写字，在必要的时候甚至还能参加对敌战斗。我不想被当成孩子；我勤奋地学习，观察战士们的习惯，模仿他们的举止。

书籍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光凭区区几页印刷好的纸，就可以用幻想构造出另一片天地，和感官所抓住的世界一样真实。此外，书中的世界，像罐头盒里的肉一样，不知怎的，总比日常所见的更加丰富有味。比如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看见很多人但是并不真正认识他们，而在书本中，我们甚至知道人们在想什么，计划什么。

在加夫里拉的帮助下，我读了我的第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叫《童年》，它的主人翁，一个像我一样的小男孩，在书的第一页就失去了父亲。这本书我读了好几遍，它使我心中充满了希望。它的主人翁也没有过上舒适的生活。他的母亲死后他更加孤独无依了，但是，加夫里拉说，尽管经历了无数艰难困苦，他最终却成了一个伟大人物。他就是马克西姆·高尔基，苏联所有作家中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写的书摆满了团部图书馆的很多书架，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它们。

我还喜欢诗歌。它是用和祈祷辞相似的形式写成的，甚至比祈祷辞更优美更易懂。另一方面，诗歌不保证一个人获得免罪日。你也没有必要把背诵诗歌当作一种赎罪的苦刑。诗歌是用于娱乐的。一个个词流畅而和谐地连成一体，像上了润滑油的磨石嵌在光滑的碾糟里一样。但是阅读不是我所做的最主要的事。加夫里拉给我上的课比这更为重要。

从他那里我得知，世界的秩序与上帝毫不相关，上帝与这个世界也毫无关系。道理很简单，上帝并不存在。那些狡猾的神父们发明了上帝，以便欺骗那些愚蠢、迷信的人。根本没有上帝、圣三位一体、魔鬼、幽灵或者出没于坟地的食尸魔；根本没有到处游荡、伺机诱捕新的罪人的死神。这一切都是替无知的人编造的故事，这些人不理解世界的自然秩序，不相信他们自己的力量，因此不得不在他们对某个上帝的信仰中寻求庇护。

按加夫里拉的说法，只有人们自己才能决定自己的生活道路，他们是自己的命运的唯一主宰者。正因为这一点，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正因为这一点，每一个人都知道该做什么并要达到什么目的才是决定性的。一个人也许会认为他的一举一动是无足轻重的，但这是一种错觉。他的行动，像其他无数人的行动一样，有助于完成一项巨大的事业，只有那些站在社会的顶点上观察的人才能发现这一点。因此，一个妇女貌似漫不轻心地缝几下针，当这几针最终出现在一块桌布和一个床罩上的时候，它们对绣花图案的形成所做的贡献就是显而易见的了。

按照人类历史的法则之一，加夫里拉说，时不时地会有一个人从无名的广大民众之中升起；这么一个人希望其他的人也过得幸福安乐。而且由于他具有高于一般人的知识和智慧，他知道等待神灵的帮助不会对人间的事情有多大帮助。这样的人常常会成为领袖，成为一个伟大的人，会指引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像一个纺织工人指挥他的无数根彩线织成复杂的图案一样。

这类伟人的画像和照片在团部图书馆、战地医院、娱乐厅、餐棚和士兵们的住处都可以看到。我经常注意这些伟大的智者的脸。他们很多人已经不在人世。有些人名字简短而响亮，长着长长的浓密的胡须。不过，最后的一个还活着。他的像更大更亮，也比其他的人更英俊。正是在他的领导之下，加夫里拉说，红军正在打败德国鬼子并给获得解放的人们带来一种使人人平等的新生活。将来既没有富人也没有穷人，没有剥削者也没有被剥削者，没有白种人对黑种人的迫害，也没有任何民族注定死于焚尸炉。加夫里拉和团里所有的军官和士兵一样，把自己所获得的一切，如教育、地位、家等都归功于这个人。图书馆把它所有印刷和装订都很精美的书籍都归功于他。我把我得到的军医们的照顾和我的康复归功于他。每一个苏联公民都为自己拥有的一切和所有的好运对他感激不尽。

这个男人叫作斯大林。

那些画像和照片里的他长着友善的脸和充满同情的眼睛。他看起来像一个慈爱的祖父或大伯，因为好久没见了，他想把你抱进他的怀抱里。加夫里拉向我朗读和讲述了很多关于斯大林的故事。在我这么大的时候，斯大林就已开始反对很多个世纪以来形成的无情的富人剥削无助的穷人的社会制度，开始为下层民众的权利而斗争。

我看着斯大林青年时代的照片。他长着很黑的浓密的头发和黑黑的眼睛，长着粗大的黑眉毛，后来甚至蓄起了黑黑的八字胡。他比我更像吉卜赛人，比那个被穿黑军服的德国军官杀死的犹太人更像犹太人，甚至比那个在铁轨旁被农民们发现的男孩更像犹太人。斯大林真幸运，年轻时没有在我寄居的那些村子里待过。假如他年轻时经常因长有黑头发黑眼睛而挨打，也许他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帮助他人了，也许他连抵挡村里的男孩们和恶狗的进攻都还忙不过来哩。

但是斯大林是一个格鲁吉亚人。加夫里拉没有告诉我德国人曾计划把格鲁吉亚人全部烧死。但是当我看着照片里那些围绕在斯大林周围的人们时，我深信假如德国人抓住了他们，他们非得全进焚尸炉不可。他们都长着黝黑的皮肤、漆黑的头发以及又黑又亮的眼睛。

由于斯大林住在那里，莫斯科成了整个苏联的心脏，那里也是全世界劳动大众向往的城市。战士们唱关于莫斯科的歌，作家们写关于她的书，诗人们则作诗赞美她。有很多关于莫斯科的电影和动人的故事。好像在她的街道下面，像在地下深处打洞的鼹鼠一样，一列列长长的闪亮的列车平静地奔驰，并悄然无声地在一个个车站停靠，装饰这些车站的大理石和镶嵌砖比最美丽的教堂里的那些都更加精美。

斯大林的家是克里姆林宫。很多古老的宫殿和教堂在那里的一堵高墙后连成一体。你可以看见高墙后的一个个圆屋顶像根部指向天空的一个个巨大的萝卜。另一些照片显示的是列宁——斯大林已故的导师——过去在克里姆林宫常住的住处。有些战士对列宁印象更深，另一些则对斯大林印象更深，就像有些农民经常地说及作为圣父的上帝，而另一些则经常地谈及作为圣子的上帝一样。

战士们说，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书房的窗户，深夜以后都还亮着灯，莫斯科人民，还有全世界所有的劳动人民，都眺望那些窗户，从那里发现新的灵感和未来的希望。那个伟大的斯大林在那里为他们守夜，在那里为他们所有的人工作，在那里制定赢得战争胜利和消灭劳动人民的敌人的最好计划。他的心充满了对所有受苦受难的民众的关心，其中甚至包括遥远的国家里那些至今仍然在受着残酷压迫的人们，但是他们获得解放的日子就要来临了，而为了使那一天来得更快，斯大林不得不工作到深夜。

从加夫里拉那里知道这一切以后，我经常到田野里散步和沉思。我为我所有的那些祈祷感到遗憾。我用它们挣得的那成千成万个免罪日都白白浪费了。假如真的根本没有上帝，没有圣子，没有圣母，也没有任何低一级的圣人，那我所有的祈祷遭遇如何呢？它们是不是在空荡荡的天堂里盘旋，像一群被男孩们毁掉巢穴的鸟一样呢？它们是不是在某个隐秘的地方，像我失去的声音一样，正在挣扎着获得自由呢？

回忆那些祈祷辞的某些片段时，我感到自己受了欺骗。如加夫里拉所说，它们不过是毫无意义的词语大杂烩。为什么我不早一点意识到这一点呢？另一方面我又觉得，神父们自己并不相信上帝，只是把他用作愚弄其他人的工具，这真是令人难以相信。那些教会，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会，又怎么样呢？建立它们的目的是不是如加夫里拉说的那样，只不过是用假设的上帝的威力来恐吓人们，迫使他们负担神父阶层的挥霍呢？但假如神父们真是怀着对上帝的信仰行事的，那当他们突然发现根本没有上帝，最高的教堂圆顶上方只有无边的天空，天空中只有机翼上画着红星的飞机在飞翔，这时候他们会做何感想呢？当他们发现他们的祈祷一钱不值，发现他们在祭坛上所做的一切，以及在布道坛向信徒们宣讲的一切都是虚假骗人的，那他们会怎么办呢？

对那种可怕真理的发现会给他们致命的一击，这一击比父亲的死或最后看他的尸体一眼更叫人受不了。多少年来人们都从对上帝的信仰中找到安慰，而且他们往往是在自己的儿女前面死去。自然的法则如此。使他们唯一感到慰藉的是，他们知道在他们死后上帝会引导他们的孩子在这个世界继续生活下去，同样，使他们的孩子们唯一感到安慰的是，他们满以为在坟墓的那一边上帝会把他们的父母接上天国。上帝总是在人们心中的，尽管他太忙了，没有时间听他们祈祷，也没有时间记录他们所积累的免罪日。

最后加夫里拉讲的课使我充满了一种新的自信。在这个世界有一些现实的行善方法，而且有很多人已经把整个身心献给了这种善行。这些人就是共产党人。他们是从整个民众之中被挑选出来的，受过特殊的训练，要去完成特别的任务。他们做好了去承受苦难的准备，甚至还要去面对死亡，如果劳动人民的事业要求他们这样做的话。这些共产党员站在社会的顶点上，从那里观察，人们的行动不再是毫无意义的琐碎行为，而是一个确定的图案的一部分。共产党比最优秀的狙击手都看得更远。正因为这一点，共产党不仅知道各种事情的意义，还能够塑造它们并把它们导向新的目标。正因为这一点，没有哪个共产党员对任何事物感到惊慌失措。共产党和劳动大众的关系就像火车头和车厢的关系一样，是它带领其他的人走向最好的目标，是它指出一条条改善他们的生活的捷径，而斯大林则是这个火车头的司机。

加夫里拉每次开完党员会回来都嗓门嘶哑，精疲力竭，这些会议都又长又激烈。在这些频繁的会议上，共产党员们都互相评价；每一个人都会批评其他人并做自我批评，对好的方面予以表扬，同时也指出缺点和不足。他们对周围的事物特别关心，并且他们总是预先制止那些深受神父和地主们影响的人从事有害活动。通过不断的警惕的磨炼，共产党员们变得像淬过火的钢一样坚强。共产党员中有年轻人也有老年人，有官员也有新入伍的士兵。加夫里拉解释说，共产党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她能清除自己内部那些阻碍进步的分子，像拆换掉大车上轧坏或扭曲的轮子一样。这种自我清洗是在党员大会上完成的。正是在那里党员们获得了必要的坚韧。

关于这点有某种东西颇具魅力。你瞧，某个战士穿得和其他每个人一样，和所有人一样在工作和打仗。他看起来和一个大部队里的任何一个战士没什么两样。但他也许是一个共产党员，也许在他的口袋里，在他的心脏上方，他有一个党员证。于是他在我眼中的形象就改变了，像团部摄影师暗房里的感光纸感光一样。他变成了最优秀人物中的一员，变成了被选中的人之一，变成了比其他的人知识更多的人之一。他的判断将具有比一箱炸弹更大的威力。其他的人在他说话时都洗耳恭听，或者在他当听众时其他的人说话都小心翼翼。

在苏维埃世界里，一个人的好坏是根据别人对他的看法来评判的，而不是根据他自己的。只有那整个群体——他们称之为“集体”，才有资格决定一个人的价值和轻重。集体决定什么能使他更有用，什么能减少他对别人的用处。他自己成了其他人关于他所说的一切的混合体。加夫里拉说，要了解一个人的内在性格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没法完全了解它的底部是什么，就像是一个深井一样，真说不准底下是不是潜伏着一个劳动人民的敌人，一个地主的代理人。一个人必须不停地接受他周围的人们的监视，包括他的朋友和敌人的监视。

在加夫里拉的世界里，一个人好像有多重面孔；其中一张脸正在被亲吻的时候，也许另一张被打了一个耳光，还有一张脸则暂时被忽略了。每时每刻都有人用专业熟练程度、家庭出身、在集体和党内的成绩等尺度来衡量他，把他和随时有可能取代他或被他取代的其他人相比较。党同时透过焦距各不相同但精确度不变的众多透镜观察一个人，没有谁知道最后自己的形象是什么模样。

成为一个共产党员的确就是目标。通往那个顶点的路真不易走，而且我对团里的生活了解越多，我就越清楚地认识到加夫里拉生活在其中的那个世界的复杂性。

看起来一个要达到那个顶点的人必须同时爬几个梯子。也许他在业务的梯子上已爬完一半了，但他也许刚刚才开始爬政治的梯子。也许他在一个梯子上直线上升，而在另一个梯子上却在走下坡路。因此他达到顶点的可能性是不断变化的，而且，加夫里拉说，那顶点经常是时上时下、变幻不定的。另外，一个人即使到达了顶峰，也很容易从上面掉下来，不得不重新往上爬。

由于评价一个人时在一定程度上要考虑他的社会渊源，因此这个人的家庭出身是很重要的，即使他的父母已经去世。一个人如果出身于产业工人家庭而不是农民或公务员家庭，那么他爬政治的梯子就容易一些。人们被他们的家庭的影子紧紧地跟随着，就像哪怕是最好的天主教徒都受着原罪观念的困扰一样。

我心中充满了顾虑。尽管我记不起我父亲的确切职业了，但我还记得我们家有厨师、女仆和保姆，这些人无疑会被视为被剥削者。我还知道我父亲不是工人，母亲也不是。是不是像我的黑头发和黑眼睛使得农民们歧视我那样，我的出身也会妨碍我在苏联人中的新生活呢？

在军事的梯子上，一个人的位置是由他在军队里的级别和作用决定的。一个老共产党员必须毫不含糊地服从他的指挥官的命令，即使这个军官可能不是共产党员。以后在党员会上，这个老党员可以批评这个指挥官的行为，如果他的指责属实而且得到其他党员的支持，那么他可能导致那个指挥官被降级。有时候相反的情况也是有的。一个指挥官也许会惩罚一个共产党员，而共产党最后还为这个指挥官晋了级。

另一方面，专业技术军官比那些非专业军官影响更大。不过既是党员又是专业技术军官的人，比那些纯粹的技术官员在队伍里的威信更高。

我感到自己坠入了迷雾之中。在加夫里拉把我带去的这个世界里，人们彼此的抱负与期望像密林中一棵棵大树的根和枝叶一样纠缠在一起，每一棵树都争着从土壤里获得更多的水分，从天空中获得更多的阳光。

我着急了。长大之后，我身上会发生什么事呢？在党的那么多双眼睛里我会是什么样子呢？我的埋藏最深的核是什么呢？是一个完好无缺的核，像新鲜的苹果核那样，还是一个腐坏的核，像萎缩的李子中被虫蛀烂的核那样呢？

假如其他的人——就是说集体——觉得我更适合干別的工作，例如深水潜水，那将会发生什么事呢？我现在害怕水，因为每一次进入水中，我都会想起我在冰下差点儿被淹死的经历，这将来会不会有什么妨碍呢？没准集体会认为那是一次宝贵经历，它使我有资格接受潜水训练哩。我也许将不得不作为一个潜水员而不是导火索发明者度过我的余生，当潜水员却见水就恨，每次潜水之前都浑身颤抖。在那种情况下会发生什么事呢？一个人怎么能擅自把自己的判断，加夫里拉问道，凌驾于大多数人的判断之上呢？

我记住了加夫里拉所说的每一句话，同时记下了一个个问题，希望他能把答案写在他送给我的书写石板上。我在会前会后都用心听战士们的谈话，还隔着帐篷的帆布墙偷听开会的情况。

这些苏联的大人们生活也不太容易，也许和我那种从一个村子流浪到另一个村子，同时被当成一个吉卜赛人的生活一样艰难。一个人可以从很多条路中进行挑选，穿越生活之国的道路大小不一，数目众多。有些路通向绝壁，有些路通向沼泽，通向危险的圈套和陷阱。在加夫里拉的世界里，只有党知道正确的道路和正确的目的地。

我努力记住加夫里拉的每一句话，一字不差。他经常说一个人要想幸福和有用，就应该加入劳动人民的长征，在队伍中指定的位置和其他的人步调一致。急切地冲向队伍的最前头和落在队伍后面，都是同样糟糕的。那意味着失去和群众的联系，会导致堕落。每次有人摔倒都会减慢整个队伍前进的速度，而那些跌倒的人也面临着被别人踩伤踩死的危险……

17

下午较晚的时候，一群农民从村里来了。他们带来了水果和蔬菜，想用它们换取从美国运给红军的贵重的猪肉罐头和鞋子，或者是换一块帐篷帆布，用来做一条裤子或一件上衣。

在战士们下午值勤的时候，到处可以听到他们的手风琴声和歌声。农夫们用心地听着他们的歌，却几乎一点也不懂歌词的含义。有些农民勇敢地加入了战士们的行列，和他们一起大声地唱了起来。其他的农民则显得有些惊慌，他们疑惑地看着那些突然如此热爱红军的邻居们的脸。

和他们的男人一起来营地的女人越来越多了。她们有些人公开地与战士们调情，试图把他们引向她们那些在几步之外兜售东西的丈夫或兄弟们那里。这些女人长着灰色的头发和明亮的眼睛，她们往下拉一拉破烂的短上衣，趁着偶尔吹来的风撩一撩破旧的裙子，一边走来走去一边扭着臀部。

战士们走上前去，带着色彩诱人的美国猪肉、牛排罐头、一盒盒烟草和卷烟用的纸片。他们根本不在乎旁边的那些丈夫和兄弟们，迷恋地盯着女人们幽深的眼睛，偶尔蹭一蹭她们那丰满诱人的身体，同时呼吸她们的体香。

战士们会偶尔偷偷溜出营地，去各村与农夫们和村女们继续做生意。团部的官员们尽着最大的努力阻止这类与村民发生的有计划的秘密交易。政委们、营队指挥官们甚至师部发的新闻传单都告诫战士们不要这样擅自冒险行动。他们强调说，一些更富有的农民深受民族主义游击队的影响，这些游击队出没在森林一带，企图延缓苏联红军的胜利进军，并阻止工人和农民的政府继续取得胜利。他们还说，其他团的一些战士这样离队之后遭到了毒打，有些甚至完全失踪了。

不过有一天，有几个战士不顾被惩罚的危险，成功地溜出了营地。站岗的士兵们装作没有发现他们。营地的生活十分单调，在等待离开或打仗的战士们真渴望找些乐子。“布谷鸟米特卡”得知他的朋友参与了这次离队行动，假如他没有变成残废，就连他也会跟着去的。他经常说，既然红军战士冒着生命危险为当地人民打法西斯分子，那就没有任何理由躲着他们。

自从我进入团医院之后，米特卡一直在照顾我。由于他的呵护，我的体重增加了。米特卡总是从大锅里替我挑最好的肉块，还把我的汤里浮着的肥肉捞掉。他还在我接受痛苦的注射时帮助我，在医疗检查之前就鼓足我的勇气。有一次我由于饮食过量患了消化不良病，米特卡坐在我身边服侍了我两天，在我呕吐的时候，他一边托着我的头，一边用湿布擦我脸上的汗。

在加夫里拉教我一些严肃的事情，向我解释共产党的作用的时候，米特卡则引导我学习和欣赏诗歌，他还为我唱歌，同时用他的吉他伴奏。正是米特卡带我到团部电影院看电影，并且细心地向我解释电影的内容。我和他去看机械师们修理威力巨大的卡车，带我去观看狙击手训练的人也正是他。

米特卡是整个团最讨人喜欢、最受人尊敬的人。他战功卓著。在一些特殊的军人节日，你能看到他那褪色的军服上挂满了勋章，就连团部甚至师部的指挥官们都羡慕他。米特卡获得过“苏联英雄”称号（这是苏联军界的最高荣誉称号），是整个师挂勋章最多的人。他也是一个预备党员。

他作为一个狙击手的高超武艺在很多供大人和小孩看的报纸和书中都有描述。还有几部以他为主人公的新闻纪录片，集体农庄和工厂里数以百万计的苏联公民都看过它们。全团都为米特卡感到骄傲。他的很多照片刊登在师部发的新闻传单上，经常有记者来采访他。

战士们经常在夜晚的营地篝火边讲述米特卡一年以前完成一个个危险任务的故事。他们经常无休无止地谈论他单枪匹马深入敌后的英雄行为。他跳伞降落到敌人后面，用高超的远射技术干掉一个又一个德军军官和传令兵。他完成任务后巧妙地返回队伍，一有危险任务又整装出发，战士们都为他的这种气概叹服。

在战士们谈论米特卡的时候，我心中充满了骄傲。我坐在米特卡身边，倚靠在他强壮的手臂上，用心地听他的声音，以免错过他说的一字一句或者其他人的问题。假如到我能应征入伍的那一天，战争还在进行，也许我也能成为一个神枪手，一个劳动人民在饭桌前津津乐道地谈论的英雄。

米特卡的步枪是经久不衰的崇拜对象。在别人的再三请求下，他会把它从枪套里拿出来，吹一吹瞄准器和枪托上的灰尘，年轻的战士们怀着神父面对祭坛的那种敬意低头看着这支枪，身体因好奇和激动而抖动着。年长的战士们用宽大多茧的双手拿起这支枪托擦得锃亮的枪，像一个母亲从摇篮里抱起一个婴儿那样。他们屏住呼吸，仔细查看望远瞄准镜上那些水晶般清澈透明的透镜。米特卡正是从这只眼睛里看见敌人的。这些透镜把目标拉得那样近，使他能够看清敌人的脸部、手势和微笑。它帮助他准确无误地瞄准德国佬胸前军衔徽下的那一点，德国佬的心脏正在那里跳动。

在战士们羡慕他那支枪的时候，米特卡的脸色会慢慢阴沉下来。他本能地摸一摸他饱经痛苦的、僵硬的那半边身体，德国鬼子的弹片至今还埋在里头。那颗子弹一年以前就结束了他的狙击生涯。这事儿每天都在折磨他，使他由“布谷鸟米特卡”（从前他以此称号闻名）变成了“米特卡师傅”（现在大家更经常这样叫他了）。

他仍然留在团里，担任狙击射击教官，把他的技艺传授给年轻的战士们，但是这不是他所渴望做的。夜晚我有时看见他大大地睁着他那双明亮锐利的眼睛盯着天花板。他也许在重温过去的那些日日夜夜，那时候他躲在敌人阵地后面很远的树丛或废墟里，在那里等待时机干掉一个德国军官、传令兵、飞行员或者坦克驾驶员。多少次他观看敌人的脸，跟踪他们的行动，同时测量距离，重新进行瞄准。他用每一颗用心瞄准的子弹干掉一个德国军官，从而加强了苏联的力量。

受过特训的一队队德国兵曾牵着警犬搜索他的藏身之地，而且搜捕的圈子张得很大。多少次他一定以为自己再也回不去了！但是我知道，那些日夜是米特卡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米特卡不愿用那些他既是审判官又是行刑官的日子交换任何其他的时光。在步枪瞄准镜的帮助下，他独自一个人干掉了敌人中的一个又一个最出色的家伙。他凭他们的饰物、军衔章和衣服的颜色识别他们。每一次扣动扳机之前，他一定问过自己，这个人是不是值得被发自“布谷鸟米特卡”的步枪的一颗子弹射死。也许他应该等一等，找到一个更令人满意的猎物：一个上尉而不是一个中尉，一个少校而不是一个上尉，一个飞行员而不是一个坦克兵，一个参谋而不是一般作战指挥。他每一次开枪不仅能杀死敌人，也可能使他自己丧命，从而使红军失去一位最优秀的战士。

想着这些，我对米特卡越来越钦佩了。这里，在离我几英尺远的一张床上，躺着为一个更美好、更安全的世界工作的人，他不是通过在教堂里祭坛前的祈祷来达到这一目的，而是通过他出色的枪法。那个穿着威严的黑军服的德国军官——他整天忙于杀害手无寸铁的囚徒，或者决定像我这样的黑色小跳蚤的命运——和米特卡比起来真是渺小得可怜。

那些溜出营地到村里去的战士还没有回来，这会儿米特卡可着急了。夜查时间快要到了，他们的出走随时可能被发现。我们坐在帐篷里。米特卡一边紧张地踱步，一边搓着双手，掌心因焦虑沁出了热汗。其中有他最亲密的朋友：格里沙，一个好歌手，米特卡常用手风琴替他伴奏；隆卡，和米特卡来自同一城市；安东，一个诗人，他朗诵起来谁也比不过他；还有万卡，米特卡声称他曾救过自己一命。

太阳下山了，站岗的士兵已经换班。一辆摩托车以最大速度突突地穿过营地驶向团指挥部，有人在大声呼唤医生。

米特卡拉着我的手冲出帐篷。其他的人也跟着跑在后面。

很多士兵已经集合在警戒线处，他们或跪或站，围着四具一动不动的尸体，还有几个浑身血污的战士。从他们那吞吞吐吐的话里我们得知，他们去附近一个村子参加了一次宴会，遭到几个为老婆吃醋的喝醉酒的农民攻击。那些农民人数比战士多，缴了战士们的武器。有四个战士被斧头砍死了，其余的人则受了重伤。副团长来了，他后面跟着几个年老的军官。战士们为他们让开路，都做出立正姿势。那些受伤的战士想起来却力不从心。副团长脸色苍白而镇定，他听完一个受伤的士兵的报告，然后就发布了命令。伤员们立即被送往团医院。他们有些人还能慢慢地走，一边彼此搀扶，一边用衣袖擦去脸上和头发上的血污。

米特卡蹲在那些惨死者的脚边，静静地盯着他们那被虐杀后的僵硬的脸。其他的战士站在一旁，呼吸沉沉的，明显心烦意乱。

万卡仰天躺着，他的白脸向上对着围观的人群。借助一个灯笼的微光能够看清他胸部有几道已凝固的血印。隆卡的脸已被斧头可怕地砍成两半。那被劈开的颅骨和一条条悬垂的颈肌混在一起。其他两个人的脸已被打烂并肿胀起来，几乎认不出谁是谁了。

一辆救护车开来了。那些尸体被运走的时候，米特卡愤怒地紧抓着我的一只手臂。悲剧事件当晚就被报道了。战士们一个个忍气吞声，听着命令：禁止与怀着敌意的当地人有任何接触，不许采取任何进一步恶化当地人和红军关系的行动。

那天晚上米特卡不停地喃喃自语，用拳头砸自己的脑袋，然后一声不吭地闷坐在那里。

几天过去了。团里的生活又恢复正常了。战士们提那些死者的次数少了。他们又开始唱歌并为一个战地剧团的来访做准备了。但是米特卡病了，由另一个人代替他履行教官职责。

有天夜里，米特卡在黎明之前把我叫醒了。他叫我赶快穿好衣服，此外就什么话也没说了。在我穿好衣服之后，我又帮助他捆扎他的双脚并穿上靴子。他痛苦地呻吟着，但动作起来却很匆忙。穿戴完毕之后，他确认其他的士兵都在睡觉，然后从床后面拿出了他的步枪。他把枪从褐色枪套中拿了出来并把它背到了肩上。他小心地把枪套放回床后面，上面的拉链锁得好好的，看起来好像枪还放在里面似的。然后他取出远距离瞄准镜，把它连同一个三脚架放进他的衣袋里。他查看了一下子弹带，从一个钩子上取下一副望远镜并把它挂在我的脖子上。

我们俩悄悄溜出帐篷，从战地食堂旁走过。站岗的士兵走开的时候，我们俩迅速朝灌木丛奔去，穿过毗连的田野，不久就走出了营地。

地平线仍然被裹在夜雾之中，乡间小路的幻影被蒙在悬浮于田野上的朦朦胧胧的雾层里。

米特卡从脖子上擦掉汗水，拉一拉皮带，轻轻地拍拍我的头，领着我匆匆向远处隐约可见的森林走去。

我不知道我们在走向什么地方，或者为什么要去。但是我能猜出米特卡在按自己的意愿做某件事情，某件他不应该做的事情，某件有可能使他失去在军中和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的事情。

不过，意识到这些之后，我为自己被选为他的伴侣，为自己能帮助一个苏联英雄完成他的神秘使命感到无比自豪。

我们走得很快。米特卡一瘸一拐地走着，不时地把从肩上滑下的步枪拉回肩上，他显然很累。每一次摔倒在地，他都喃喃地吐出一些诅咒；他是经常禁止其他战士说这些话的，一意识到我听到了它们，他就命令我立即把它们忘掉。我点点头表示同意，尽管我也许要付出天大的代价才能挽回我的说话能力，才能重复那些美妙的俄罗斯脏话，它们像成熟的李子一样丰盈多汁。

我们小心翼翼地从一个沉睡的村庄边经过。那些村舍的烟囱里还没有升起炊烟，狗和公鸡们都还在静静地睡着。米特卡的脸绷得紧紧的，双唇也变得很干燥。他打开一瓶冷咖啡，喝了一大口并把剩下的全给了我。我们继续匆匆往前走。

我们进入森林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但是森林里仍然很阴暗。树木像穿黑道袍的阴险的修道士一样僵直地挺立着，用它们枝叶的宽大衣袖庇护着林间空地。太阳在树冠之上找到了一个小小的缺口，阳光透过枝叶间那些巴掌大的小孔照进了森林。

在想了一会儿之后，米特卡选定了树林边靠近田地的一株高大粗壮的树。这棵树的树干滑溜溜的，但是低矮处长有一些树瘤和粗大的树枝。米特卡先帮助我爬上一根大树枝，接着把那支长步枪、双筒望远镜、瞄准镜、小三脚架递给我，我把它们全部小心地挂到了一根根树枝上。然后轮到我拉他一把，帮助他爬到树上去了。米特卡好不容易才爬到我所在的树枝上，他呻吟着，喘着粗气，浑身是汗。随后我又爬上另一根树枝。我们就这样互相帮助，终于带着那支步枪和其他装备爬到了差不多是树顶的地方。

在稍事休息之后，米特卡动作熟练地扳开一些挡住我们视线的树枝，折断其中一些，把其他的缠绞在一起。不久我们就有了一个相当舒适、隐秘的藏身之所了。看不见的鸟儿们在附近的树冠里拍着翅膀。

在适应了所处的高度之后，我开始观察就在前方的那些村舍的轮廓。最先出现的几缕炊烟开始升上天空了。米特卡把瞄准镜装上他的步枪并且把三脚架固定得稳稳的。他坐到后面并小心地把枪架到了三脚架上。

他费了很长时间从双筒望远镜里观看那个村庄。接着他把望远镜递给了我，开始调整远距离瞄准镜的位置。我透过望远镜观察村子里的那些房屋。村子令人吃惊地被放大了，那些房屋好像就在树林跟前似的。

那些房屋的外貌是那样醒目、清晰，我几乎能数出茅草屋顶上的麦秸了。我能看清那些在院子里啄食的母鸡和一条在早晨稀薄的阳光中慵懒地躺着的狗。

米特卡向我要回望远镜。在把望远镜递给他之前，我再次迅速地从中瞟了村子一眼，看见一个高高的男人离开一座屋子。他伸伸双臂，打了个哈欠，看着无云的天空。我能看见他衬衫的前襟敞开着，他裤管的膝盖部位有几块大大的补丁。

米特卡接过了望远镜，把它放在我够不着的地方。他一动不动地透过瞄准镜审视前面的景象。我尽力注视村庄，但由于没有了望远镜，我只能看见远处那些低矮房屋的模糊轮廓。

枪砰地响了一声。我被震了一下，鸟儿们在树叶间轰然翻飞起来。米特卡抬起他那涨红的汗湿的脸并且咕哝了一些什么。我伸手去拿望远镜。他抱歉地微笑了一下，把我的手拉住了。

我对他不允许我拿望远镜感到不满，但我能猜出发生了什么事。在我的想象中，我看见那农夫扑倒在地，他双臂往上一伸，好像想抓住一个看不见的把手似的，随即突然倒在自家的门槛上。

米特卡重新装上子弹，同时把用过的子弹壳放进他的口袋里。他平静地从双筒望远镜里观察村庄的情景，从紧闭的双唇之间轻轻地吹着口哨。

我努力想象他在那里看到了什么。一个穿着褐色烂衣服的老太婆走出那座屋子，抬头看着天空，手在胸前划着十字，与此同时她看见了倒在地上的那个男人的尸体。她迈着不灵便的步子摇摇晃晃地走过去，弯下身子把那个男人的脸转过来，她发现了血，立即尖叫着跑进了邻居的屋子里。

她的尖叫惊起了四邻，匆匆穿上长裤的男人们和睡眼惺忪的女人们开始从一座座屋子里冲了出来。村子里很快涌现出许多跑过来跑过去的人。那些男人向那尸体弯下身子，狂乱地做着手势，无可奈何地向各个方向张望。

米特卡轻轻地动了动。他把一只眼睛贴到瞄准镜上，同时把枪托顶到一个肩膀上。一滴滴汗珠在他的前额上闪着亮光，其中一滴流了下来，漫过他浓密的眉毛，出现在他的鼻梁旁，开始沿他面颊与鼻子间的小沟向下巴方向流去。在汗珠到达他的嘴唇之前，米特卡接连迅速地开了三枪。

我闭起了双眼并且又看到了那个村庄，有三具尸体跌倒在地上。由于距离遥远，那些没被打死的村民听不到枪声，他们开始惊慌地奔逃，同时迷惑地四处张望，不知道子弹到底来自何处。

恐惧攫住了村子。那些死者的家属疯狂地哭着，抓着那些死者的手脚把他们拖向自己的屋里或院子里。孩子们和老人们，弄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在毫无目的地东跑西撞。过了一会儿，所有的人都藏起来了，就连百叶窗都紧闭了。

米特卡再次观察了村子一遍。一定再没有人留在屋子外面了，因为他观察了好长一会儿。突然他把望远镜放到了一边，又拿起了他的枪。

我疑惑不解了。也许是某个年轻男人在屋子与屋子之间偷偷地走动，试图避开狙击手，迅速地回到他自己的屋子里去。由于不知道子弹来自何方，他时不时地停住脚步，睁大眼睛向四周张望。在他到达一排野玫瑰丛时，米特卡又开枪了。

那个男人停住了，好像被钉到了地上一样。他弯曲了一个膝盖，试图弯曲另一个，接着却恰好栽倒在玫瑰丛之中。那些带刺的枝条不安地摇晃起来。

米持卡靠在枪上休息了。那些农民都躲进屋里去了，没有人敢走出屋子。

我多么嫉妒米特卡啊！我突然十分清楚地理解了一个战士在与他讨论时所说的话：“人类——这是一个值得骄傲的头衔。人自己进行着自己私人的战争，他不得不发动这种战争，不管是胜利还是失败，他本人——是他自己的正义，这种正义只能由自己一个人去伸张。”现在“布谷鸟米特卡”已经为他那些朋友的死报了仇，他没有在乎别人的看法，冒的是失去在团里的地位和“苏联英雄”称号的风险。假如他不能为他的朋友们雪恨，那么，他那么多时日的狙击训练，那么高超的眼、手与呼吸配合的技艺还有什么用呢？作为“苏联英雄”，他受到成千成万苏联公民的尊敬与崇拜，但是，假如在他自己眼里他对那个称号受之有愧了，那么“苏联英雄”的地位对他还有什么价值呢？

米特卡复仇的原因还有一个。一个人，不管他多么受人欢迎和崇拜，主要还是和他自己相处。假如他没法和自己相安无事了，假如他被某件他为保持自己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应该去做而又没有去做的事情折磨，那他可真像是“不幸福的精灵、流亡的幽魂，高高地飞翔在罪恶的世界之上”。

我还明白了另外的东西。有很多小道和斜坡可以通往道德的顶峰。但是一个人可以独自到达那顶峰，至多也只需一个朋友的帮助，就像米特卡和我爬树那样。这是一种不同的顶峰，在劳动大众的进军路径之外。

米特卡带着友善的微笑把望远镜递给我。我急切地用它窥望村庄，但除了死死关闭的房屋外没什么可看的。还有一只母鸡或火鸡在大摇大摆地四处走动。正当我准备把望远镜还给米特卡时，一条狗出现在房屋的空地之间。它摇了摇尾巴，用后腿搔了搔耳朵。我想起了狼狗犹大。在虎视眈眈地盯着吊在钩子上的我时，犹大也正是那样摇尾搔耳的。

我碰了碰米特卡的手臂，用头示意他看看村子。他以为我的意思是村民们又到屋外走动了，于是他又全神贯注通过瞄准镜观看起来。由于没看见任何人，他带着询问的神情看着我。我用手势告诉他我想叫他击毙那条狗。他显得有点儿吃惊并且拒绝了。我再一次请求他，他还是拒绝了，带着不赞同的神情看着我。

我们静静地坐着，听着树林里可怕的沙沙声。米特卡又查看了村庄一次，但是没什么好看的。他折叠起三脚架，取下了远距离瞄准镜。我们慢慢地从树上往下爬，在手攀树枝悬吊着寻找落脚点时，米特卡有时因疼痛而低声地呻吟。

他把用过的那些子弹壳埋到青苔下面，并且掩盖了我们在林中留下的痕迹。然后我们向营地走去，从那里传来机械师试发动机的声音。我们没有被人发现就进入了营地。

下午，在其他战士上岗的时候，米特卡迅速地擦完了他的长枪和瞄准镜并把它们放回了它们的套子里。

那天夜里他和过去一样温和而且欢快。他用一种感伤的声音唱起了一首首民歌，唱的是敖德萨的美景，唱的是用一千门大炮，为在战争中失去儿子的母亲们报仇的炮兵战士。

其他的战士在旁边唱合唱部分。他们的声音响亮而清脆。从村子方向则传来微弱、低沉的丧钟声。

18

一想到我将离开加夫里拉、米特卡和团里所有其他的朋友我就受不了，过了好几天我才不情愿地做好了思想准备。但加夫里拉非常坚定地对我解释说，战争就要结束了，我的祖国已完全从德国人手中解放出来了；而按照规定，和父母失散的孩子们必须被送往特设的中心，他们必须待在那里，直到证实了他们的父母是否还活着为止。

在他向我解释所有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看着他的脸，不让一滴眼泪流出。加夫里拉也感到不自在。我知道他和米特卡已经讨论过我的未来，假如还有其他的解决办法，料想他们早已经找到了。

加夫里拉许诺说，假如战争结束三个月后没有任何亲人来认领我，他就会自己照看我，还会把我送进学校，那里将有人教我重新说话。与此同时，他鼓励我要勇敢一些，要记住我从他那里学到的一切，要每天读苏联的《真理报》。

我得到一大袋战士们送的礼物和加夫里拉、米特卡送的书。我穿上了一套由团里的裁缝为我特制的苏军军服。在军服的一个口袋里，我找到一支木头手枪，枪的一面有斯大林的像，另一面则有列宁的像。

离别的时刻到了。我将和尤里中士一起离开，他正好要去一个设有孤儿院的城市执行公务。那是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战前我在那里住过。

加夫里拉核实我是否带上了我所有的东西以及我的个人档案是否完整有序。在这份档案里，他收集了我向他提供的所有与我有关的情况，包括我的名字、从前的住址、我所记得的有关我父母的详情、我的故乡以及我家的亲戚和朋友的姓名等。

司机启动了发动机。米特卡拍拍我的肩膀，鼓励我维护红军的荣誉。加夫里拉热情地拥抱了我，其他的人轮流和我握了握手，好像我已是个大人似的。我真想痛哭一场，但是我使脸平直地对着前方，把脸部肌肉绷得紧紧的，像战士们捆紧的靴子似的。

我们的车向火车站开去。火车里挤满了战士和老百姓。站与站之间，火车在暂停信号灯指挥下开了又停，停了又开。我们经过一个个被炸毁的城市、荒废的村庄，看到了被遗弃的卡车、坦克、枪支以及机翼和机尾外部被炸坏的飞机。到处有衣衫褴褛的人沿着铁路奔跑，向车里的人乞求香烟和食物，与此同时，一些半裸的孩子在张着嘴巴注视着列车。我们旅行了两天才到达目的地。

所有的铁轨上都有军车、红十字会专车和装满武器弹药的敞开的卡车。各个站台上，到处有大群苏联战士和穿着各种制服的一度被囚禁的人，他们混杂在一瘸一拐的伤员、衣衫褴褛的百姓和用棍子敲着地面的石块前行的瞎子之中，大家推推搡搡地走动着。到处有护士在指导那些穿条纹囚衣的获得解放的人；战士们在一种突然袭来的沉默中看着那些人——他们是从焚尸炉下被救出来的人，正在离开集中营重返生活。

我紧紧抓住尤里的手，并且注视着那些人苍白的脸，他们那炽热的眼睛极度兴奋地闪亮着，像是即将熄灭的火炉中一片片打碎的玻璃。

附近有一个火车头把一节光彩照人的车厢拉到车站中心。一个穿着色彩丰富、有徽章的制服的外国军事代表出现了。一支仪仗队迅速组成了，军乐队奏起了国歌。那些穿戴整齐的军官和那些穿着集中营条纹囚装的人们在狭窄的站台上一言不发地走过，彼此只相隔几英尺远。

车站主楼上飘起了新的旗帜，一个个高音喇叭大声播出时不时被沙哑的演说声和欢呼声打断的音乐。尤里看了看手表，慢慢地向车站出口走去。

一个军车司机答应把我们带到孤儿院。这个城市的街上到处是护送人员和战士，人行道上挤满了人。孤儿院有几座古老的房屋，坐落在一条偏街上。无数个孩子正从窗户里往外张望。

我们在门厅里待了一个小时。其间尤里读了一张报，我则假装对一切漠不关心。最后孤儿院的女院长走了过来并欢迎了我们，同时从尤里那里接受了装有我的有关材料的文件夹。她签署了几份文件，把它们交给了尤里，并且把她的手搭到了我的肩上。我用力一抖摔开了她的手。我军服上的肩章可不是让女人的手摸的。

分别的时刻到了。尤里假装出心情愉快的样子。他说着笑话，把我头上的军便帽戴端正，还替我捆紧那些有米特卡和加夫里拉的签名的书，我把它们抱在一条胳膊下。我们像两个大男人一样互相拥抱。那女院长就站在一旁。

我紧握住缀在我胸部左边口袋上的那颗红星。这颗红星是加夫里拉送给我的礼物，上面有列宁的侧面像。现在我相信，既然这颗星指引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工人走向他们的目标，那么它也能为我带来好运气。我跟着女院长走了。

走过那些有很多人的走廊时，我们经过一间间教室的门口，里面正在上课。四处都有孩子们混战叫嚷的声音。有几个男孩一看见我的军装，就用手指着我并且笑了起来。我把头转向一边。有一个人扔过来一个苹果核，我迅速一低头，苹果核打到了女院长身上。

开始的几天里我得不到一点安宁。女院长想叫我放弃军装，穿上国际红十字会送给孩子们的便装。一个护理员试图把我的军服拿走时，我差一点儿要砸她的头了。为了安全起见，我睡觉时都把我的军衣和军服叠放在我的床垫下面。

过了一段时间，我那久未清洗的军装开始散发臭味了，但我还是拒绝和它分离，哪怕只是一天。女院长被我的不顺从惹恼了，她叫来两个护理员，叫她们强行脱我身上的军服。一群兴高采烈的孩子在围着我们三个人看热闹。

我摆脱那两个笨手笨脚的女人并冲到了街道上。在那里我找到四个苏联士兵，正在安静地散步。我打着手势告诉他们我是一个哑巴。他们给了我一张纸，我用笔告诉他们我是一名在前线作战的苏联军官的儿子，现在寄居在孤儿院里等我父亲。然后我措辞小心地告诉他们说，孤儿院的女院长是一个地主的女儿，她憎恨红军，每天都和那两个受她剥削的护理员一起打我，就因为我穿着苏联军服。

正如我所期望的那样，我的话果然对他们起了作用。他们跟随我进入孤儿院，其中一个士兵在院长那铺地毯的办公室里有条不紊地砸烂了一个个花盆，其他三个士兵则在追逐那些护理员，扇她们耳光，拧她们的屁股。那些女人又叫又喊，吓得要命。

从那以后，孤儿院的管理员们就不再来打扰我了，就连老师们都对我拒绝学习用我的母语阅读和写作不闻不问了。我用粉笔在黑板上写明我的语言是俄罗斯的俄语，在那片土地上没有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剥削，没有教师对学生的迫害。

一个大大的日历挂在我的床上方。我用红笔划掉了一天又一天。我不知道那仍然在德国境内进行的战争还要持续多少天，但是我深信苏联红军正在尽最大的努力使战争尽快结束。

我每天都溜出孤儿院，用加夫里拉给我的钱买一份《真理报》。我匆匆地读完所有关于最近的胜利的消息，我还认真仔细地观看斯大林的新照片。我感到放心了。斯大林显得健康而年轻。一切都在顺利进行。战争不久就会结束。

有一天我被叫去接受一次体格检查。我拒绝把我的军装放在办公室外面，在接受检查的时候，我把它夹在手臂下。在体检完毕之后，一个社会福利委员会之类的组织接见了我。其中的一个成员，一个上年纪的人，细心地阅读了关于我的所有材料。他友好地走近我，说起了我的名字，并且问我是否知道我的父母离开我时正准备去哪里。我假装听不懂他的话。某一个人把他的问话翻译成了俄语，同时补充说他好像觉得他在战前认识我父母。我漠然地在一块书写石板上写道：我父母都已死了，是被炸弹炸死的。福利委员会的成员们都疑惑地看着我。我挺直身子向他们行了个军礼，然后就走出了那间房子。那个爱打听的男人扰乱了我的心绪。

我们共有五百个孩子生活在孤儿院里。我们被分成一个个小组，分别在一些阴暗的教室里上课。有很多男孩和女孩都是残疾的，行动都很古怪。各个教室都很拥挤。我们缺少课桌和黑板。我坐在一个和我一样年纪的男孩旁边，他总在不停地唠叨说：“我爸爸在哪儿？我爸爸在哪儿？”他一边说一边向周围张望，好像他期待着他的父亲从桌子底下钻出来并拍拍他的前额似的。我的身后坐着一个女孩，她被炸弹炸掉了所有的手指。她盯着其他孩子们的手指，它们像虫子一样活泼。注意到她的眼神之后，那些孩子都迅速地把自己的手藏起来，好像害怕她的双眼似的。更远处还有一个男孩，他的一部分下颌和手臂已经失去了。他不得不由其他人喂饭。他的身上散发着伤口溃烂的臭味。还有几个身体部分瘫痪了的孩子。

我们所有的人相互看对方都心怀憎恨和恐惧。你根本弄不清你的邻座会做些什么。班里的很多男孩子都比我更年长、更强壮。他们知道我不能说话，结果相信我是一个低能儿。他们谩骂我，有时还把我毒打一顿。在拥挤的寝室里度过不眠的一夜之后，早晨走进教室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像是落进了陷阱，感到恐惧和担心。我像弹弓上的橡皮条一样拉得紧紧的，哪怕是最小的事情都会使我失去平衡。我倒不太害怕挨其他男孩的毒打，我怕的是自己在自卫时把某个人打成重伤。孤儿院的管理人员们经常对我们说，那将意味着进入监狱，那我要返回到加夫里拉身边也就没有指望了。

在混战的时候，我控制不住自己的动作，我的双手获得了它们自己的生命，没法把它们从对手身上扯开。另外，在打斗结束很长时间之后，我仍然没法使自己平静下来，我在深思发生了什么事并且又会激动起来。

临阵逃掉也是我做不到的。一看见一群男孩冲我走来，我就会立即站住脚步。我努力使自己相信，我这样做是在避免背后受到进攻，而且这样可以更好地估量敌手的力量和意图。但实际情况是，即使我想跑也跑不动。我的双腿变得出奇地沉重，重量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分布在身上。我的大腿和小腿变得像灌了铅一样沉重，但是我的双膝很轻，并且像软绵绵的枕头一样往下陷。我从前所有成功逃离危险的记忆好像都帮不了多大的忙。某种神秘的机制把我固定在地上。我常常停住脚步，等待袭击我的那些家伙冲上来。

每时每刻我都想着米特卡的教导：一个人永远不能让自己被别人虐待，否则他会失去自尊，他的生活会变得毫无意义。能使一个人保持自尊并确立自身价值的东西，唯有他向那些虐待他的人复仇的能力。

一个人应该为自己蒙受的每一种冤屈和羞辱复仇。这个世界的不义行为实在是太多了，人们没法对它们全部进行权衡和审判。一个人应该自己考虑自己所蒙受的所有冤屈并决定采取什么方式复仇。只有深信自己和敌人一样强大并且能加倍回报敌人，一个人才能幸存下去。米特卡说过，一个人应该依照自己的性情并且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去复仇。这很简单：假如一个人对你表现粗鲁，使你像被打了一鞭子一样受到了伤害，那你就得像他真的打了你一鞭子那样惩罚他。假如一个人扇了你一个耳光，使你觉得像被打了一千下一样，那你就得像真的挨了一千下那样复仇[12]。你所施予的惩罚要和对方的行动使你感觉到的疼痛、苦涩和羞辱成正比。也许对某个人来说脸上被打一巴掌不是太痛苦的事，但是对另一个人来说，这可能使他重温过去数以百计的日子里他所遭受的毒打。第一个人也许会在一个小时之间把那记耳光忘掉，而第二个人却可能受那些梦魇般的记忆折磨几个星期。

当然反过来也是可以的。假如一个人用棒子打了你，但给你的伤害只像一记耳光，那你就只该像真的只挨了一记耳光那样报复他。

孤儿院里的生活充满了意想不到的争吵和打击。几乎孤儿院里的哪一个孩子都有绰号。我所在的班上有一个男孩叫作“坦克”，因为他用他的拳头轰击任何一个妨碍他的人。有一个孩子叫作“大炮”，因为他爱无缘无故向别人扔重物。还有其他一些绰号：有个孩子叫“马刀”，他爱用手臂砍自己的对手；有个叫“飞机”，他常常把别人打翻在地并踢别人的脸；还有个叫“狙击手”，他常从远处扔石头砸别人；还有个叫“放火手”，他常点燃慢慢燃烧的火柴并把它们投进别人的衣服和背包里。

女孩子们也有各自的绰号。“手榴弹”经常用藏在手掌里的一个钉子扎破敌手的脸。“游击队员”，一个又小又不起眼的女孩，她常常用灵巧的腿把经过的人绊倒在地，然后她的同伙“鱼雷”会扑上去像要做爱似的抱住那个倒在地上的对手，接着熟练地用膝盖朝他腹股沟使劲一顶。

孤儿院的老师和护理人员都管不了这群孩子，她们经常离孩子们的打斗远远的，因为害怕那些更强壮的男孩。有时候会发生某些严重事件。“大炮”有一次把一只重重的靴子朝一个小女孩砸去，显然是因为小女孩不愿吻他，结果她一小时之后就死了。另一次是“放火手”用火点燃三个男孩的衣服并把他们关在一间教堂里。其中两个男孩被烧成重伤进了医院。

每一次打斗都导致流血。男孩们和女孩们都为自己的生命而战，没法把他们分开。夜里甚至会发生更糟糕的事情。男孩们会在走廊里对女孩们施暴。一天夜里几个男孩在地下室里强奸了一个女护理员。他们逼使她在那里待了几个小时，同时还邀其他男孩加入他们的活动，用他们战时在不同的地方学到的各种复杂方法刺激那个妇女。最后她被他们弄成了精神失常。她整个晚上在尖叫和大喊，直到一辆救护车开来把她带走。

另外有些女孩则爱勾引男孩，她们剥光自己的衣服，叫男孩们抚摸她们。她们还炫耀地谈起战时曾有数以几十计的男人在她们身上满足性要求。有些女孩甚至说假如没有男人做伴，她们晚上就睡不着觉。她们常常夜里跑去公园里找一些喝醉酒的士兵发泄。

孤儿院的很多男孩和女孩是很被动和无精打采的。他们一般都靠墙站着，大多数人一声不吭，既不哭也不笑，木然地盯着某个只有他们才看得见的形象。据说他们中有些人曾在少数民族监禁地或集中营住过，假如不是由于德国人被赶跑了，他们可能很久以前就死去了。其他的孩子显然受到过野蛮贪婪的养父母的虐待，那些养父母不仅残酷地剥削他们，而且稍有不驯服的迹象就用棍子毒打他们。还有一些没有什么特别经历的孩子，他们是被军队或警察送到孤儿院来的。没有谁知道他们的身世、他们的父母原来住在哪里或者在哪里度过了战争岁月。这些孩子拒绝说有关他们自己的任何事情，对所有的询问都含糊其词，同时脸带似笑非笑的神情，好像对询问者无限轻蔑似的。

夜里我不敢沉睡，因为据悉男孩们经常互相搞一些令人痛苦的恶作剧。我穿着军装和衣而睡，一个口袋里放着一把刀，另一个口袋里放着一个木制指节套[13]。

每天早晨我都从我的日历中划去一天。《真理报》说苏联红军已经攻进纳粹毒蛇的老巢。

我渐渐与一个被称作“沉默者”的男孩友好起来。他从不说话，好像是个哑巴；从他进孤儿院那一天至今，没有任何人听见过他的声音。据说他原本是能够讲话的，但是在战争进行到某个阶段时，他认定说话没有任何意义，以后他就再也不说话了。其他的男孩们试图强迫他说话。有一次他们狠狠地打了他一顿，但是连一个字都没有榨出来。

“沉默者”比我年龄更大，也更加强壮。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互相回避，我觉得他是在利用拒绝说话嘲笑我这类不能说话的人。假如“沉默者”不是哑巴，而是自己决定不说话，那么其他人可能会认为，我也只不过是在拒绝说话，而在我想说的时候是可以说出话来的。我与“沉默者”的友谊只能加深别人的这种印象。

有一天一个男孩正在走廊里折磨我，“沉默者”突然出现，出其不意地把那个男孩打倒在地，我因此得以解脱。在第二天休息时间发生的混战中，我感恩图报地站到了“沉默者”一边。

自那以后我们俩坐到了教室后排的同一张桌子边。开始我们互相写纸条给对方，但后来我们俩学会了用手势互相交流。“沉默者”陪伴我远足到火车站，在那里我们与将要离去的苏联战士交上了朋友。我们俩一起偷过一个醉酒的邮递员的自行车，骑着它穿越城里那座仍然埋着地雷，因而不对公众开放的公园，还一起偷看过公共浴室那些正在脱衣服的女孩。

夜晚我们俩就溜出寝室，在附近的一些广场和院子里游荡，要么吓唬那些正在做爱的男女，要么从敞开的窗子往别人房里扔石头，要么攻击毫无戒备的过路人。“沉默者”又高又壮，总是由他充当主攻手。

每天早晨，我们都被一列从附近经过的火车的汽笛声吵醒，这是一列装着农民和他们要卖的产品进城来的火车。傍晚的时候，这列火车又返回单线铁道两旁的那些村庄。

在阳光灿烂的日子，“沉默者”和我沿着铁道行进，那被晒得滚烫的枕木和尖石砾使我们的赤脚火辣辣地刺痛。有时候，假如有足够多的住在铁路沿线的男孩和女孩在铁路边玩，我们就会为他们表演一个惊险节目。在火车到达之前几分钟，我会趴到两条铁轨之间，把双手交叉着放在头上，身体尽可能地紧贴地面。在我耐心等待的时候，“沉默者”则为我招徕观众。随着火车渐渐逼近，我能感觉到车轮在枕木和铁轨之上滚动时发出的隆隆巨响，直到我和枕木与铁轨一起抖动起来，在火车头几乎要从我的头上方经过的时候，我贴地面贴得更紧了。同时，我努力什么也不去想。

蒸汽炉喷出的热气扫过我的身体，巨大的机车疯狂地从我背部上方滚过。接着一长串车厢有节奏地轰鸣着奔驰向前，我等待最后一节车厢离去。我记得在那些村子里我什么时候玩过同样的游戏。有一次发生过这样的事，在机车正要从一个男孩的身体上方经过的时候，火车驾驶员倒出一些仍在燃烧的煤渣。火车过去之后，我们发现那个男孩已经死了，他的头部和背部都被烫坏了，像一个烤得过火的土豆。一些目睹过那一场面的男孩声称，火车司炉工曾把身子探出窗外，他看见了那个躺在铁轨间的男孩，就故意把那些煤渣倒了出来。我还记得另一次，一列火车的最后一节车厢末尾悬吊的挂钩比通常的要长，结果它们击碎了那个躺在铁轨之间的男孩的头。他的颅骨碎了，像一个被砸碎的南瓜。

尽管有这些恐怖的记忆，但是躺在铁轨之间让火车从上方呼啸而过具有一种极富吸引力的东西。在从机车经过到最后一节车厢离去的那些短暂时段，我感到我体内的生命像小心地从一块布中滤过的牛奶一样纯粹。在那些时刻我会忘记一切：孤儿院，我的喑哑，加夫里拉和“沉默者”。在这种经历的最底层，我找到了因未受伤而感到的巨大快乐。

火车过去之后，我用颤抖的双手和无力的双腿支撑起身体，从铁轨之间站起来，带着巨大的满足看看四周，这种满足远胜过对我的敌人进行最邪恶的报复所带来的快慰。

我努力保持那种感觉以供将来之用。在恐惧和痛苦的时刻我可能需要它。与我在等待一辆呼啸而来的火车时心中充满的恐惧相比，其他所有的恐惧都是微不足道的。

我假装出毫不在乎和厌烦的样子走下路堤。“沉默者”尽管装得漫不经心，却是带着保护者的神态第一个迎上来。他帮我拍掉进入我衣服里的沙砾和木屑。我逐渐克服了双手、双腿和焦干的唇角的颤抖。其他的男孩和女孩围成一圈，在钦佩地观看我。

然后我和“沉默者”返回孤儿院。我感到自豪并且知道他也为我骄傲。没有任何其他的男孩敢做我已经做过的事。他们慢慢地不来打扰我了。但是我知道我每过几天就得重新表演一次，否则肯定会有某个好怀疑的男孩不相信我所做过的事，并且会公开怀疑我的勇气。我会把我的那颗红星紧按在胸口，迈步走向铁道路堤，等待越开越近的火车的隆隆巨响。

“沉默者”和我经常在铁路一带耗费大量的时间。我们观看火车开过去，有时跳上最后一节车厢上的台阶，当火车在铁路与公路的交叉路口放慢速度时又从车上跳下来。

交叉路口离市区有几英里地。很久以前，也许在战争爆发之前，人们已开始在那里修一条支线却一直没有完成。那生锈的转辙器覆满了青苔，因为它们从来没有被用过。那未完成的支线延伸几百码到达断崖，按原计划是要在那里修一座铁路桥的。我们仔细观察了那个转辙器很多次，试图扳动那转轨控制杆。但是那锈蚀的机械怎么也扳不动。

有一天，我们在孤儿院看见一个锁匠简简单单往一把被卡住的锁里滴了几滴油，就把锁打开了。第二天“沉默者”从厨房偷了一瓶油，当天下午我们就把油灌到了转辙器的所有轴承上。我们等了一会儿，让油有机会渗进所有的机关，然后我们俩吊在控制杆上使劲往下扳。转辙器里的某个东西嘎地响了一下，控制杆猛地一震挪动了位置，同时转辙器的辙尖尖叫了一声，和那些废铁轨契合到了一起。我们被意想不到的成功吓住了，立即又把控制杆扳回了原处。

自那以后，无论何时我们从那交叉路口经过，“沉默者”和我都会心地交换眼色。这是我们俩的秘密。无论何时我坐在一棵树的树荫里观看地平线上出现的一列火车，我都被自己具有巨大威力的感觉压倒了。火车上所有人的生杀大权都握在我手里。我只需跑到铁道转辙器那儿移动一下那两个辙尖，就可以使整列火车翻下断崖进入下面静静流淌的河中。所需做的一切只是扳那控制杆一下……

我想起那些把人们送往毒气室和焚尸炉的火车。那些下令组织这一切屠杀活动的男人们也许有相似的感觉，觉得自己有绝对的权力，可以决定迷惑的受害者是生是死。他们还操纵着几百万人的命运，虽然不熟悉这些人的名字、脸孔和职业，却能决定让这些人活下去还是把他们变成在风中飞飘的烟尘。他们要做的一切只是签署命令，接着一队队受过特训的军队和警察就会在无数个城市和村庄执行命令，把人一群群抓进监禁地和死亡集中营。他们有权决定转辙器的辙尖是指向通往生还是死的轨道。

能够决定很多人的命运——尽管甚至都不认识他们——是一种极好的感觉。我拿不准那种快慰是建立在仅仅感知到这种威力上，还是建立在运用这种威力上。

几个星期之后，“沉默者”和我一起去市里的一个集市，附近村子的农民们每周一次把他们的农作物和家制工艺品带到这里来出售。我们向那些丰满的农妇慷慨地献上微笑，经常能以此骗取一两个苹果、一小扎胡萝卜甚至一杯奶油。

集市上的人熙熙攘攘的。农民们大声地兜售他们的产品，妇女们在试穿五彩六色的裙子和罩衫，受惊的小母牛哞哞直叫，猪猡们尖叫着在脚下跑来跑去。

由于眼睛盯着一个民兵的一辆亮闪闪的自行车，我不小心撞在一张上面放有奶制品的高桌子上，桌子被掀翻在地，几桶牛奶、奶油和几罐酪乳泼得满地都是。我还来不及逃走，一个因愤怒而脸色紫红的高大的农民冲上来，朝我的脸猛地就是一拳。我倒在地上，吐出三颗牙齿和血水。那个男人抓着我的后颈，像抓兔子一样把我提起来，他不停地打我，直到血溅坏他的衬衫。接着他推开越聚越多的围观者，强行把我塞进一个空的装泡菜的木桶，然后把木桶和我踢向一个垃圾堆。

一时间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听见农民们的大笑声。由于挨打和木桶的滚动，我感到头晕。我被喉中的血噎住了，我感到我的脸在肿大。

突然我看到了“沉默者”。他脸色苍白，浑身颤抖着，正在努力把我从桶中放出来。农民们一边称我是吉卜赛流浪儿，一边嘲笑“沉默者”的努力。由于害怕继续挨打，他开始把木桶连带里面的我推向一个喷泉边。一些村里的孩子跟了过来，试图把他绊倒在地并把木桶抢走。他用一截棍子驱赶他们，直到我们到达喷泉边。

我从泡菜桶里爬了出来，全身被水和血浸透了，还有很多细木片扎进了我的背上和手上。“沉默者”用肩膀支撑着我一瘸一拐地往孤儿院走，痛苦地走了好久我们才到达孤儿院。

一个医生为我包扎起被打破的嘴巴和脸颊，同时“沉默者”在门外等待。他对我受伤的脸注视了很久。

两个星期后的一天，“沉默者”在黎明时分叫醒了我。他浑身沾满了尘土，衬衫紧贴在汗湿的身上。我猜想他一定整个晚上都待在外面。他示意我跟他走。我迅速穿好衣，很快我们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出了孤儿院。

他把我带到铁路边一座被遗弃的小屋子，这里离我们给转辙器注油的交叉路口不远。我们爬到了小屋的顶上。“沉默者”点起一支他在路上找到的香烟，用手势告诉我等一等。我不知道我们来这屋顶上干什么，但是我没有别的事可做。

太阳刚好开始升起。露水从沥青纸屋顶蒸发着，黄色的虫子开始从檐槽下爬出来了。

我们听到远处一列火车的汽笛声。“沉默者”挺起了身子，用手指着远方。我观看着那列火车出现在远方的迷雾中并慢慢地开近。这一天是赶集的日子，很多农民都乘坐这趟在黎明之前经过一些村子的头班车。所有的车厢都挤满了人。一个个篮子露在窗外，很多人踩着车上的踏板攀附在车上。

“沉默者”凑到了我身边。他正在冒汗，手心湿湿的。他时不时地舔一舔抿紧的双唇。他把头发梳到了脑后。他盯着那列火车，突然显得年纪大了许多。

那火车就要到交叉路口了。挤在车里的农民们把头伸到窗外，他们的金色头发在风中飘飞。“沉默者”使劲抓了我的胳膊一下，痛得我跳了起来。与此同时那火车的车头拐向一旁，猛烈地扭动着，好像被某种看不见的力量牵着似的。

只有前面的两节车厢温顺地跟着机车，其他的车厢摇摆着前行，接着像受惊的马一样纷纷跳到了彼此的背上，同时翻落到了路堤之下。随着火车的翻倒传来了骚乱的嘎吱声和尖叫声。一团蒸汽云直冲天空，罩住了所有的东西。从下面传来了尖叫和哭喊。

我被震惊了，身体像被石头打中的电话线一样颤抖起来。“沉默者”瘫软下来。他痉挛着紧抓住双膝好一会儿，同时看着烟尘慢慢地消散。然后他转过身体，拉着我向小屋的阶梯冲去。我们迅速回到了孤儿院，一路上都避开冲向出事地点的人群。不远处的某个地方传来救护车的铃声。

孤儿院的每一个人都还在睡觉。在进入寝室之前，我好好看了“沉默者”一眼。他的脸上没有任何紧张的迹象。他回头看了我一眼，温和地微笑了一下。假如不是由于我的脸和口上包扎着绷带，我也会向他微笑的。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孤儿院的每一个人都在谈论那场火车事故。加黑框的报纸列出了伤亡人员的名单，警方正在追查那些被怀疑有前科的政治破坏者。铁道边起重机在吊起一节节车厢，它们都已变形并且互相纠缠在一起。

在接下来的一个赶集日，“沉默者”催促着我匆匆赶到集市。我们在人群之中钻行。很多个货摊已经空了，上面的一个个画有黑色十字架的卡片告诉公众货摊的主人已经死了。“沉默者”看着那些卡片，向我暗示了他的快慰。我们朝折磨我们的那个农民的摊位走去。

我仔细寻找，发现那个样子熟悉的货摊还在那里，摆着一罐罐牛奶和奶油、一块块用布包好的黄油以及一些水果。像在木偶剧中一样，一个男人的头从这些货物后面突然冒了出来，正是那个打掉我的牙齿并把我塞进木桶的家伙。

我痛苦地看着“沉默者”。他正在难以置信地盯着那个男人。他看见我的眼神之后就抓住了我的手，于是我迅速离开了市场。一到达路上，他一头扎在草地上哭了起来，好像处在可怕的痛苦中似的，他的话语被土地压得很低沉。这是我第一次听见他的声音。

19

一天清早，一个老师把我喊了出去。院长办公室有人要见我。一开始我想一定是有加夫里拉的消息了，但是在去办公室的路上我开始怀疑了。

院长正在她的办公室等我，与她在一起的是那个自认为在战前认识我父母的社会福利委员会成员。他们热情地迎接了我并请我坐下。我注意到他们俩都相当紧张，尽管他们都尽力掩饰这一点。我焦虑地看看四周。从相邻的一间办公室传来脚步声。

那个来自福利委员会的男人进了那间办公室并和某个人谈了几句话，然后他敞开了那间办公室的大门。那里站着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他们好像有点面熟，我能听见我的心脏在军服上的红星下猛烈地跳荡起来。我强装出冷漠的表情，仔细地观察他们的脸。那种相似实在惊人；这两个人有可能是我的父母。我紧抓住椅子的边缘，同时思想像子弹一样在我头脑里飞窜。我的父母……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承认认出了他们，还是假装不认识好呢？

他们走近了。那个妇女向我俯下身子。她突然哭了起来，汪汪泪水打湿了她的脸。那个男人紧张地一边抬了抬湿润的鼻子上方的眼镜，一边用手臂扶住那个妇女。他也啜泣着颤抖起来。但是他很快就不再哭了，开始对我说起话来。我注意到他在对我说俄语，他说的话和加夫里拉的一样流畅优美。他要我解开军服，说在我的胸部，在左边，应该有一个胎记。

我知道我有一个胎记。我犹豫了，不知道是否该亮出它。假如我亮出了胎记，那我就没有二话可说了，那我就无疑是他们的儿子了。我沉思了几分钟，但是我为那个在痛苦中哭泣的妇女感到难过。我慢慢地解开了我的军装。

在那种情况下没有任何别的出路，不管你怎么看。像加夫里拉经常对我说的那样，父母们有权拥有自己的孩子。我还是一个孩子，只有十二岁。即使他们不愿意，他们也有责任把我带走。

我再一次看看他们。那个妇女在向我微笑，她脸上的香粉被泪水污损了。那个男人则在紧张地揉着双手。他们看起来不像那种会打我的人。相反，他们显得虚弱而多病。

军装现在解开了，那个胎记明显地暴露在外面。他们向我俯下身子，哭着一边拥抱一边亲吻我。我又一次犹豫不决了。我知道我随时能够跑掉，只需跳上某列挤满人的火车逃走，就谁也找不到我的踪影了。但是我想加夫里拉，因此明智的做法是不逃跑。我知道，和我的父母重新一起生活意味着我所有梦想的破灭，我再也成不了发明改变肤色的导火索的伟大发明家了，再也没法去加夫里拉和米特卡的土地、伟大的斯大林的国家工作了，在那里今天就已经是明天了。

这世界正变得越来越挤，像农民的小屋的顶楼。每时每刻一个人都冒着风险，不是落入那些恨他并想迫害他的人设置的陷阱，就是落入那些爱他并想保护他的人的双臂之间。

我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成为某个人的真正的儿子——被抚爱、被照顾，不得不顺从别人，不是由于他们更强壮并且能伤害我，而是因为他们是我的父母并且具有别人没法剥夺的权利。

当然，在孩子还很小的时候，父母是有用的。但是像我这么大年纪的男孩应该摆脱任何强制，应该有能力按自己的意愿选择跟从谁及向谁学习。但是我没法下定决心跑掉。看着那个是我母亲的妇女满是泪水的脸，看着那个是我父亲的男人颤抖的双手，我拿不准他们是否应该抚摸我的头发或拍我的肩膀，某种内在的力量抑制了我，禁止我从他们身边逃掉。我突然感到自己像莱克的涂上色彩的鸟，某种未知的力量把它拉向它的同类。

我母亲单独和我待在屋子里，我父亲出去办正式手续了。她说和他们在一起我会幸福的，说我可以做想做的任何事情。他们将为我做一套新的军装，和我身上穿的这套一模一样。

听着这一切，我想起了马卡尔有一次用套子逮住的一只野兔。那是一只又大又漂亮的野兔，从它身上你能感觉到对自由的向往，它多么希望能有力地跳跃、欢快地翻滚和迅速地逃走。它因被锁在笼中而愤怒，又是跺脚又是碰撞笼壁。几天以后，马卡尔被它的狂躁不安气疯了，就把一块沉重的防水帆布罩到它的身上。野兔在帆布上挣扎搏斗了好久，但最后还是气馁了。它终于变得温顺，还愿从我手上吃东西了。有一天，马卡尔喝醉了并把兔笼的门敞开着。这只兔子从笼子里跳了出来并准备朝草地跑去。我本以为它会猛地一跳钻进深草丛，再不露面了。但它好像想先品味一下自由的滋味，只是蹲坐了下来，两只耳朵竖得高高的。从远处的田野和森林传来只有它能听见的声音。这一切都属于它，它已把笼子拋到身后。

突然野兔体内发生了某种变化。警觉的双耳扇动着，它稍微缩了缩身子，变得更小了。它纵跳了一下，胡须竖了起来，但是它没有逃跑。我大声吹着口哨，希望口哨声能使它回过神来，意识到它自由了。但它只是转过身子，好像突然衰老了，萎缩了似的，呆滞地朝兔笼走去。在返回兔笼的途中，它停了一会儿，站起了身子，再一次竖着耳朵朝田野回望了一下。接着它从那些注视它的家兔旁走过，纵身一跳又回到了笼子里。我把笼子的门关了起来，虽然那是没有必要的。野兔让笼子在自己体内安家了，这个笼子囚禁了它的头脑和心灵，也使它的肌肉瘫痪了。一度把它和那些昏昏欲睡的、驯服的家兔区分开来的自由，现在离开了它，像从砸烂、晒干的三叶草里蒸发出的芳香被风吹散了一样。

我的父亲回来了。他和我母亲两个都拥抱我，对我上下打量，还交换了几句对我的评价。离开孤儿院的时间到了。我们去和“沉默者”告了别。他怀疑地瞟了瞟我的父母，同时摇了摇头，拒绝欢迎他们。

我们走出孤儿院进入街道，我父亲帮我拿着我的书。到处是一片喧嚣。背着麻袋返家的人们衣衫褴褛，肮脏憔悴，正在与在战时占用了他们房屋的人们争吵。我走在我的父母之间，感到他们的手放在我的双肩和头发上，感到他们的爱和保护快要使我窒息了。

他们把我带到他们的住所。在听说此地的孤儿院有一个男孩符合有关他们的儿子的描述时，他们曾克服重重困难借了这套房子，以便能安排好团圆聚会。住所里一件令我惊异的事在等待我。他们还有一个孩子，一个四岁的男孩。我的父母向我解释说他是一个孤儿，父母和姐姐都在战时被杀害了。他的老保姆救了他，在战争进行到第三年的时候，老保姆在带着他四处流浪的某个时刻把他交给了我的父母，我父母已经收养了他，我能看得出他们很爱他。

这只是增加了我的疑虑。假如我独自一人待着，等待加夫里拉来找我——他最终会收养我的——那对我是不是更好一些呢？我情愿再一次孑然一身，从一个村庄流浪到另一个村庄，从一个城镇漂泊到另一个城镇，永远不知道将发生什么事。而在这里每一件事都是可以预言的。

借来的套房很小，只有一间居室和一个厨房。楼上有一个盥洗室。套房里放满了东西，我们挤着住在一起，互相碍手碍脚。我父亲的心脏有毛病。假如有什么事情使他心烦意乱，他就会脸色苍白、汗流满面。接着他就会吞下几颗药丸。我母亲黎明时分就出门了，去排漫无尽头的长队领取食物。回来之后，她又开始做饭和洗东西。

那小男孩是一个讨厌的家伙。无论何时我读报道红军的胜利的报纸，他都坚持要我和他玩。他常常扯我的裤子，把我的书打翻在地。有一天他惹得我太恼火了，我抓住他的一只手臂并且用力一掐。某种东西断裂了，男孩疯狂地尖叫起来。我父亲找来一个医生，发现孩子的骨头断了。那天晚上，那男孩躺在床上，手臂固定在石膏绷带里。他静静地啜泣着，满怀恐惧地侧目看我。我的父母一声不吭地看着我。

我经常偷偷跑去和“沉默者”会面。有一天到了约定的时间他没有露面。后来孤儿院里的人告诉我，说他已被转送到另一个城市去了。

春天来了。五月的一个雨天有消息传来，说战争已经结束。人们在街上跳舞，彼此互相亲吻和拥抱。傍晚的时候，我们听见一辆又一辆救护车在城里开来开去，忙着把在酒会上打架受伤的人们送去医院。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经常去孤儿脘，希望能得到一封加夫里拉或米特卡的信。但是根本没有信。

我细心地阅读报纸，试图弄清楚世界在发生什么事。并不是所有的军队都到了回家的时间。还需要人去占领德国，加夫里拉和米特卡也许还要过上几年才能返回。

城市的生活正在变得日趋困难。每天都有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人进城，他们满以为在一个工业中心谋生可能比在乡村容易一些，而且希望能够在城里挣回他们在战时失去的一切。由于找不到工作或住处，迷惘的人们不是踯躅街头，就是在市里的有轨电车、公共汽车和餐馆内为座位争吵打斗。他们精神紧张，性情暴躁，动辄争吵。好像每一个人都相信自己是得到命运青睐的人——唯一的理由就是自己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而且都觉得由于这一点自己有权受到尊重。

一天下午我的父母给了我一些钱去看电影。那是一部关于一对苏联男女在战争结束后的第一天六点钟约会的影片。

售票处前有很多人，我耐心地排队等了好几个小时，在轮到我买票的时候，我发现我丢失了一个硬币。售票员见我是一个哑巴，就把我的票放在一旁，等我把不够的钱拿来后再领取。我急匆匆地往家里跑。不到半个小时我拿着钱返回了，我跑到售票处试图领取我的那张票。一个男侍员叫我重新排队。由于没有随身带写字板，因此我打着手势吿诉他我已经排过队了，并且我的票正在等着我。他并不努力去理解我的意思。为了让等在外面的买票者逗乐，他揪住我的耳朵并粗鲁地把我往外一推。我打了个趔趄并摔倒在鹅卵石地上。血开始从我的鼻子滴到军装上。我迅速跑回家里，把一块冷布敷到前额上，同时开始策划我的报复。

晚上，在我的父母准备睡觉的时候，我穿好了衣服。他们焦急地问我去哪里，我用手势告诉他们我不过是出去走走而已。他们竭力阻拦我，说晚上外出是很危险的。

我径直去了影剧院。售票处没有多少人在等待，白天把我推倒在地的那个男子正在院子里闲逛。我从街上捡起两个规格合适的砖头，偷偷上了毗邻影剧院的一幢房子的楼梯间。我从三楼的楼梯平台扔下一个空瓶子。果然如我所料，那个男子很快来到了瓶子落下的地方。正当他俯身察看那个碎瓶子的时候，我把两个砖头朝他砸了过去，接着我跑下楼梯冲到了街上。

这件事发生之后我只在夜间外出。我的父母竭力反对，但我不愿听。我用白天的时间睡觉，天一黑就做好了外出作业的准备。

谚语曰：所有的猫在夜里都是一样的。但对人来说这话可不对。人的情况恰恰相反。白天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都按照他们那规定好的方式行事。一到晚上他们就变得叫人认不出来了。男人们沿街闲逛，或者像蚱蜢一样，从一盏街灯的阴影跳到另一盏街灯的阴影，偶尔从他们揣在口袋里的酒瓶中大喝一口酒。在一些黑魆魆的敞开的门口，有一些穿着敞开的上衣和紧身裙的妇女。男人们摇摇晃晃地走近她们，然后他们就一起失踪了。在城市稀疏的灌木丛后面，可以听到一对对男女做爱的尖叫声。在一座被炸毁的房子的废墟上，几个男孩正在强奸一个轻率夜出的女孩。一辆救护车在远处一个拐角拐弯，车胎在地面摩擦出刺耳的尖叫：附近一家酒店在发生打斗事件，可以听见玻璃破碎的声音。

我不久便熟悉了黑夜的城市。我熟悉所有僻静的小巷，比我还年轻的女孩在那些地方勾引比我父亲更年老的男人。我发现了衣着时髦、腕戴金表的人们买卖违禁物品的众多地点。干这行当的人一旦被抓，少不了要蹲好几年监狱。我还发现一座不显眼的房子，年轻小伙子们从那里拿出一叠叠传单，并把它们贴到政府机关的房子和广告牌上，民兵和士兵们一见到这类传单，就狂怒地把它们扯下。我曾看见民兵们组织一场搜捕，还看见几个男人杀一个士兵。白天的时候，世界一派和平景象，战争在夜间继续进行着。

每天夜里我都去坐落在市郊的一个公园，它离动物园很近。不少男人和女人都到那儿去谈生意、喝酒和玩牌。其中有些人对我很好。他们常常给我吃难以弄到手的巧克力，教我如何投掷飞刀以及怎样把刀子从另一个人手里夺过来。作为回报，我按他们的要求把一个个包裹送到不同的地点，同时避开民兵和便衣。在我完成这些使命返回之后，那些女人就会把我拉向她们那洒了香水的身体，鼓励我和她们一起躺下，并用我从尤卡那儿学到的方法抚摸她们。在这些脸庞被夜的黑暗掩盖的人中间，我感到很自在。我不打扰任何人，不妨碍任何人。他们把我的喑哑看成一种财富，是它保证了我执行任务时的谨慎。

但是有一天晚上，这一切都结束了。耀眼的手电光从树丛后面射了过来，刺耳的警笛声划破了寂静。公园被民兵们包围了，我们所有的人都被送进了牢房。在去监狱的路上，我差点儿弄断了一个民兵头目的一个手指，他不顾我胸前缀的那颗红星，竟那么野蛮地推我。

第二天早晨，我的父母来认领我了。经过一个不眠之夜，我出牢房时一身脏兮兮的，军服也破烂不堪了。我遗憾地离开了我的朋友们，那些属于黑夜的人们。我的父母迷惑地看着我，但一句话都没有说。

2O

我特别瘦而且不长身体。医生们都建议我多呼吸新鲜空气并多进行锻炼。老师们都说城市不是对我有益的地方。秋天的时候我父亲在山区找到一份工作，那是在这个国家的西部，于是我们离开了城市。刚开始下雪的时候我被送进了山里。一个年老的滑雪教练同意照看我。我和他住进了他在山里的房子，我的父母每星期只能见我两次。

我们每天都早早起床。老教练一起床就跪在地上祈祷，我则在一旁宽容地观看。这是一个成年男人，在城市里受过教育，而他的举止却像个简单的农民，接受不了自己在世上是孑然一身且无望得到任何人的帮助的想法。我们每个人都是形单影只地活着，一个人越早意识到所有的加夫里拉们、米特卡们和“沉默者”们都是可以舍弃的，就越能更好地活下去。自己是个哑巴也没有什么关系；人们根本就没法彼此理解。他们互相吸引或发生冲突，互相拥抱或彼此践踏，但每一个人想到的只是他自己。他的情绪、记忆和理智都把他和其他的人分开，就像茂密的芦苇把河道和泥泞的河岸有效地隔开一样。人与人彼此相望，像环绕我们的一个个山峰一样，互相被山谷隔开，因太高而没法被忽略，因太低而够不着天堂。

我在长长的山道上滑雪，就这样度过一天又一天。山野到处是一片荒凉。山间旅馆被烧毁了，住在山谷里的人们也被遣送走了。新的住户刚刚开始到达。

滑雪教练是一个沉默寡言、有耐心的人。我努力服从他，得到他少有的夸奖时我挺高兴的。

一阵夹雪的暴风突然袭来，用无数雪的旋涡遮蔽了山峰和山脊。我看不见教练，于是就开始独自沿陡坡下滑，试图尽快到达住处，我的滑雪板在结冰变硬的雪上跳着，速度快得叫我喘不过气来。突然一道深深的山谷跃入我眼帘，但拐弯已来不及了。

四月的阳光充满了房间。我动了动我的头，它好像没受什么伤。我用双手支撑起身体，正当我准备躺下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护士已经走了，但电话一个劲儿地响了一次又一次。

我硬撑着下了床，走到桌子旁边。我拿起话筒，听见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我把话筒放在耳边，听着他不耐烦的话语；在电话线那一头的某个地方有一个人，他想和我谈话……我顿时产生一种压倒一切的说话的欲望。血流涌上我的头脑，我的眼珠一时间鼓了起来，好像要从眼窝里蹦跳到地板上似的。

我张开口并使劲发音。一串声音从我嗓门里缓缓地飞了出来，我开始紧张而全神贯注地把这些声音组合成音节和单词。我清楚地听见音节和单词一个接一个地从我喉咙内蹦跳出来，像豌豆从裂开的豆荚中跳出来一样。我把话筒放到一边，几乎不相信这是可能的事情。我开始对自己朗诵单词、句子和米特卡的歌词片段。我遗失在一个遥远的乡村教堂的嗓音，又找到了我并充满了整个屋子。我大声地不停地说话，先是像农民们那样，然后又像城里人，尽我的最大能耐越说越快，因那些声音而欣喜若狂——这些声音因有意义而沉重，像带水的雪因有水而沉重一样——就这样，我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地向自己证实我又能说话了，证实我的嗓音不想从向阳台敞开的门洞离我而去。

[1]本书的1965年版没有序言。1976年版增加了此文，记述本书问世后的遭遇，标题是《后来》（“Afterward”）。该文的最后一句是：“连个孩子都囚禁不了，怎么可能囚禁想象呢？”译者认为此语颇能表达作者倔强抗争、追求自由的理念，因此决定以“怎么可能囚禁想象呢？”作为中译本作者序的标题。——译者注，下同

[2]里维埃拉（Riviera），法国东南部和意大利西北部沿地中海的休闲度假胜地。

[3]国际笔会，1921年成立于伦敦，旨在促进各国作家之间的交往。

[4]原文为quarto，英美书籍常用尺寸，不同于中文的“四开”，此处指24cm×30.5cm的大小。

[5]指的是母猫，原文为“she”（她）。为符合中文习惯，译文中都用“它”。

[6]每年的3月19日。圣约瑟是圣母马利亚的丈夫，耶稣的养父。

[7]圣巴多罗买是基督十二使徒之一。

[8]鸟胸前的叉骨。根据西方传说，两个人同时扯此骨，扯到长的一段的人可以有求必应，故此叉骨又称“如愿骨”。

[9]指美国作家芒罗·利夫（Munro Leaf，1905—1976）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费迪南德的故事》（The Story of Ferdinand）。

[10]神父在做弥撒时穿的一种无袖长袍。

[11]居住在伏尔加河下游的蒙古族人，原属蒙古卫拉特四部之一的“土尔扈特”。“二战”期间，一部分卡尔梅克人参加了纳粹德国的军队。

[12]按基督的教导，别人打了你的左脸，你要把右脸伸过去给他打。这是一种有关宽容与爱的教导。但“我”在基督徒之中所受的迫害，让“我”相信这种所谓“善”的教导是虚妄的，在现实中根本行不通，因此“我”转向了“恶”的信仰，甚至可能比“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走得更远。

[13]指节套是一种套在四指上的铜套，握拳时铜套向外，可用来打人。

THE PAINTED BIRD by Jerzy N.Kosinski

Copyright ©1965，1976 by Jerzy N.Kosin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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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序 怎么可能囚禁想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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