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切斯瓦夫·米沃什

黑格尔式的蜇伤——《被禁锢的头脑》中文版导读

一

在某种意义上，米沃什的这本《被禁锢的头脑》，比乔治·奥威尔⁽¹⁾的《一九八四》更加伟大和富有意义。奥威尔的那本是预言幻想小说，重在描写人们在巨大的外部压力及恐惧之下，如何思想变形，完成了从属和归顺的过程。身在英国的奥威尔，并没有亲身经历极权主义，没有看见它是如何从一个社会内部成长出来。实际上任何被称为“怪胎”的东西，都不可能仅仅是外来的，“被植入”的，而是有其自身深刻的历史、文化及人性的根源。米沃什写在1951年的这本，重心放在了当时人们如何从自身的处境、困厄及个人野心出发，自觉并入强势力量，最终变成了压力的一部分。书中所见所闻，为作者本人亲身经历。

切斯瓦夫·米沃什（1911—2004），波兰诗人。198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时，他在美国伯克利大学斯拉夫语系教书，在波兰故乡他的作品不能出版，不能在课堂上被提起，只能以地下的方式加以流传。曾经有人运用气球，将这本《被禁锢的头脑》从美国降落在他母语的土地和山峦上。他被隔离的原因在于开始写作这本书的早些时候，他从波兰驻法国使馆文化专员的位置上出走。

巴黎很少有人理解和接受他。时值冷战初期，巴黎的知识分子如萨特、波伏娃正陷入与斯大林主义的调情，这书被视为“美帝国主义的宣传品”。巴黎的波兰侨民不相信“新信仰”的建立不是出于恐惧和投机，而是由于有人真心相信了某些“真理”，指责他在为共产主义“做宣传”。一位巴黎的心理医生认为，一个人已经在现有体制中拥有体面位置，居然还要流亡他乡，一定是疯了。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给予他支持的人中有两个光辉的名字：法国作家加缪⁽²⁾和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³⁾，后者为他这本《被禁锢的头脑》德文版写了序言。

他本人之倔还在于尽管饥寒交迫，但是他不拿自己的故事和身份去赚钱。他是唯一一个不给“自由欧洲”写稿的流亡作家。很多年内他为自己出走的选择感到“罪咎”和“羞耻”，这种感觉伴随了他一生，他认为那除了是一个灾难，不会是别的。1960年他去了美国，一待三十年，一边教书，一边坚持波兰语写作。“忠实的母语啊/我一直在侍奉你。//每天晚上，我总在你面前摆下你各种颜色的小碗……命运铺开一面红地毯/在一出道德剧的罪人面前”。⁽⁴⁾

冰冻解除之后，米沃什于90年代初回到波兰，2004年病逝于克拉科夫。他的诗歌与其他散文作品在中国一直有译本出版。80年代末，老诗人绿原译出了米沃什诗选《拆散的笔记簿》，这本诗选成为许多中国诗人的最爱。近些年，《米沃什诗选》、《米沃什词典》、《诗的见证》陆续问世。这本《被禁锢的头脑》，在人们翘首以盼很久之后，终于有中文版面世。

“禁锢”一词在波兰文里，有“使信服”、“使信任”以及“被奴役”的意思。如果存在奴役，它也并不仅仅是强迫的，而是有着心甘情愿的意味，这使得这本书拥有了极为丰富的阐述空间。

二

米沃什来自立陶宛一个贵族家庭，他出生的年代，立陶宛属于波兰。他的家族属于说波兰语的上层社会。当时的立陶宛首都维尔诺（Wilno），是一个十分国际化的城市。米沃什有一位堂兄，为立陶宛驻法国外交官员，用法语写诗。米沃什与他的年轻同伴，也有一个先锋诗歌的小圈子，他后来回忆道：那时候一个维尔诺的年轻诗人头脑中所想的问题，与一个法国年轻诗人没有什么分别。在当时国际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青年米沃什为自己的富有家庭感到羞惭。

如此美丽的一个地方，却再三被外来强权占领与蹂躏。米沃什在书里“伽玛，历史的奴隶”一章的开始写道：“最近半个世纪它曾轮流属于不同国家，人们在街道上见过各国的驻军，每改变一次政权，油漆工的工作量就增加很多，因为他们要把政府门前的牌子和名称刷上新的官方语言，城里的居民又得换上新的护照，努力适应新的法律和禁令。维尔诺的统治者依次为俄国人、德国人、立陶宛人、波兰人，而后又为立陶宛人、德国人、俄国人。”

1936年米沃什便出版了诗集，在当地享有文名。他与他的朋友们把自己的诗歌流派叫作“灾变派”，年轻人已经清晰地感到灾祸就在不远处。1939年，德国与苏联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⁵⁾，瓜分了波兰，立陶宛归属苏联，红军开进了维尔诺。1940年米沃什从维尔诺逃到华沙，参加了左派的地下抵抗组织。是年维尔诺被德军占领。1944年，苏联军队从德军手中夺回并重新占领了这个地区。两次目睹苏联军队占领，米沃什将某种看似势不可挡的力量称为“压路机”。“它沿途粉碎了一切，还粉碎了每个被压碎的国家居民的希望，使其产生悲观失望的宿命情绪。”

维尔诺的命运是整个波兰国家命运的一个缩写。今天的人们想要在脑海中再现那种场景是很困难的：一方面，是战争结束之后的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另一方面，是前进中的歌声、旗帜。这一回，闯入者最擅长的还在于，将自己描绘成历史进步的代表，有一套完整的学说，以“新信仰”的名义，要求人们服从。即使在黑格尔那里，历史仍然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在演进，处于当事人的视野之外，而新信仰则把客观发展的“历史”替换成了“第一人称”，声称他们这些人正好代表着历史运行的方向。

在这种总体形势下，实际上并无选择。摆在人们面前的，就是如何不要被甩下来，如何适应这种形势，如何与眼前的局面达成妥协。米沃什用“开船前的恐惧”来形容这种精神状态。社会危机和个人身家性命的危机，使得人们忘记了他们自身的精神道德危机，忘记了他们的道德困境和道德上的要求。人们把这个事实轻轻地压下了。耻辱印在他们的脑门上，他们尽力想要忘却。

该书第一个章节的标题为“‘穆尔提-丙’药丸”。它来自一位波兰作家维特凯维奇⁽⁶⁾发表于1932年的一部长篇小说《永不满足》，其中有各种各样的人们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欧洲热门哲学人物胡塞尔、卡尔纳普的话题均在其内，然而书中的气氛却是诡异不幸的，人们陷入了虚无主义，深感一切都没有意义。市面上开始流行一种药丸，吃了这种药丸人们就会变得安详和幸福。往日争论不休的问题，会变得非常肤浅和无关紧要。米沃什借用小说中“穆尔提-丙”药丸这个比喻，来形容新信仰给人们精神上带来的稳定作用。这种药丸之所以生效，在于人们呼吸的空气中有这样四种元素：

一、空虚。在精神上失去依靠。失去对于世界的统一解释和统一图景。这个东西原来可以联结一个社会里的不同人群——农民、马夫、工人和研究形式逻辑的大学生。辩证唯物主义正好提供了一套新的对于世界的完整解释，让孤独的人有了依靠，感到自己再次成为社会的一分子，让觉得自己百无一用的人们，重新对社会有用。

二、荒谬。即无意义感。原有的传统的、温情脉脉的生活被打碎了，人们看到的是一些赤裸裸的生存行为：吃、喝、赚钱、做爱、生孩子，而看不到任何理想前途，感到人生缺乏意义。某种情况就像我们这里曾经命名的“小资产阶级的苦闷”。米沃什强调，那些在传统社会看来的“异己分子”，更容易被吸收进新体制。相反，那些能够脚踏实地生活的人们，却不太容易受到这套东西的蛊惑。

三、必要性。在上下文中，米沃什指的是一种徒劳感。知识分子害怕自己的工作是无效的，他担心自己写下来的东西没有创造力，不能跟上时代的脚步和需要，不能与现实的运动保持同步。在种种干扰之下，他“写作冲动的源泉就已浑浊不清了”。那种叫作新信仰的东西，据说既能够反映社会新的变革，还能够指导这种变革。这就好像一下子骑到老虎背上去了。人们愿意为此赌一把。

四、成功。不仅是获得未来人生的成功，正在发出召唤的未来，也需要一个当下的行为，就是成功地克服自己。某个作家需要接受一些“手术”，而他周围已经有人经历过了，他们现在正以同情和鼓励的眼光看着他。跨进一个新的大门对他而言并非易事。从前习惯了绝望与否定的语调，现在的任务是要换一种肯定的和歌颂的。他突然发现，这是能够做到的。于是，他终于“渡过了转折期”，一条金光大道似乎在他面前无限展开。

表面上人们更多表现为喜气洋洋，像被集体施了催眠术一般，脸上挂着那种沉默诡异的表情，从此不再开口。米沃什的观察力是惊人的。他强调，在波兰作家当中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件比较晚的事情。而在短短不到两年之内，他已经感到不能忍受，意识到了后面即将到来的一劫不复的精神灾难。

对于西方列强的失望，也是东欧知识分子与中国知识分子所分享的共同经验。书中有一章叫作“看西方”，在其中，今天的一名中国知识分子也能够找到许多共鸣。稍微拉远一点看，当时波兰知识分子遭遇到的这些问题，由战争的暴力与破坏一下子摔在人们脚面上的重负，也是一个现代性的遭际。人们从一个自洽的、受庇护的传统社会，被抛入需要个人承受巨大压力的现代社会，许多传统文化并不提供这样的支持。

米沃什设想后来的读者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人们没有就黑格尔式的历史运行观做出一番讨论吗？他的回答是：议题是人家设计的，对方有备而来。“在武装好的理论家和其应战者之间存在着比例失调的现象，就像坦克跟步兵决斗一样。”某种情况与中国一样：一个人即使熟读四书五经，掌握了唐诗宋词这样精美的文化，但是对现代社会是如何组织起来的，什么是人与人之间平等合作的关系，也仍然一无所知。

米沃什揭示了某个晦涩的深层心理结构：深层是个人前途及道德危机，人们能够感受到的却又是发自内心的服膺（臣服），他没有把这个过程说成是出于外在压力。面对一场“精巧的辩护”这种批评，米沃什的回应是，他只是诚实地写出了自己看到的东西，将不同声音、不同人们自己的解释和理由写进书里，他提到了巴赫金的多声部叙述，而没有为了仇恨或怨恨，将事情简单化、符号化，更没有迎合一些等待在那里的人们的需要。

三

每本书有其自身命运。随着时间的推移、岁月的淘洗，该书的第三章“凯特曼——伪装”，显得越来越有意义。它不仅适合极权主义的早期，而且对于后期极权主义，同样有着巨大的穿透能力。

米沃什敏锐地指出，来自欧洲东部的人，会发现西部的人们，不管是搬运工还是出租车司机，看上去都表情坦然，轻松而自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没有那种内心的紧张、晦涩和难言。受到“辩证法压力”的人们则充满了矛盾。人们必须演戏。必须戴上面具。在大街上、办公室、会议厅、工厂，甚至在起居室，人们说每一句话都必须考虑后果。战战兢兢的状态并没有培养出人们道德上的敏感，而是相反：人人心知肚明，知道一切不过是逢场作戏。如果不能中断，那么只有愈演愈烈。

米沃什引用了一百年前法国驻波斯外交官的一项发现，它被称为“凯特曼”。按照这位外交官的描述，那个世界的某些人们认为，为了使得信仰免遭世俗世界的伤害，不仅应该对此保持沉默，而且还要公开否认自己的观点，公开羞辱和贬损自己，采用对方的立场和语言，出席一切在他看来荒唐的仪式和表演，争取加入到对方的阵营中去，借以蒙蔽对方，引对手犯错误。

如此，人们在强权面前的潜台词就是：你要什么，我给什么。我正好是你要的那个东西，我是你的逻辑，你的立场。这下你没有什么可说了吧。如果犯错误，那是你的错误，你的不幸和无力，与我无关。你的错误由你来承担，我的错误也由你来承担。因为我就是你。这样一来，事情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本来是被迫撒谎，现在变成了一项主动的策略。他不承认自己是一个被欺骗者，反而认为自己是欺骗对方的人。他不是失败者，而成了得胜者。在这种貌似欺骗中，他获得了某种道德上的优越感。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个人堂而皇之地从任何责任感中逃脱了。

某种情况很像是在王小波的小说里发生的。比如《革命时期的爱情》里的王二，作为在豆腐厂工作的工人，他需要在输送豆浆的低空管道上行走，乃至这成了他的一桩爱好，很难说这仅仅是因为工作需要。革委会主任老鲁不停地要捉拿他，他必须不断逃离。读者或许会产生这样的印象：老鲁想要捉拿他的外在现实，变成了他的内在要求，这样他正好可以捉弄老鲁，以对方的逻辑，戏弄对方。他东躲西藏却又抛头露面，他在空中飞来飞去却又不断落地。

有一次他被老鲁抓住了衣领，但那个领子是白纸画的，轻轻一挣脱就被撕成了两半，他本人就如断了尾巴的壁虎一样逃走了。还有一次他真的被老鲁抓住了，直不楞登地倒在地上看似气绝身亡。老鲁吓得赶紧把他往医院送，送出厂门他就活蹦乱跳了。气得老鲁说，下次王二再没了气，不送医院，直接送火葬场。

在小说里幽默一把是一回事，现实是另一回事。在现实中，重复他人的逻辑和错误，并不意味着找到自己新的起点，而恰恰会掩埋自己原来的立场，歪曲自己的感情。让人性停留在恶作剧的水平，并没有增添任何新的东西进来，富有意义的东西仍然被排除在外。长此以往，策略也会长成人的面具，戴在脸上拿不下来。以一种空洞去对付另一种空洞，一种虚无去对付另一种虚无，一种同样是掩饰来对付原来的掩饰，这当然不需要花什么力气，只要顺势就行。

米沃什抱着一种博物学家的兴趣，列举了各种不同的“凯特曼——伪装”。

民族凯特曼。既然你们说苏联是最伟大的，那么我让你没法找茬的做法就是，每说一句话，都称赞一下俄罗斯的伟大成就，腋下随时夹着一本俄罗斯杂志或书籍，嘴里时时哼着俄罗斯歌曲，在俄罗斯艺术家演出时，报以热烈的掌声。而实际上，我对其只有无比藐视。

革命纯洁性凯特曼。人们全身心地被“圣火”、“英雄”的神话所充斥，又被彻头彻尾的仇恨所灌满。憎恨把人们的人性拉向比较低矮的去处。

美学凯特曼。一个人在家里坐拥广泛收藏的各国作家的经典作品，以及各种现代音乐的唱片，他已经从这种东西中形成了自己的美学品位，但是却随时准备抛弃和牺牲它们，加入正在流行的恶俗趣味中去，并因为自己拥有这些伪装的技巧而感到暗自满意。

职业工作凯特曼。一个学者能够做到严格按照被指引的方向，做符合某个要求的报告。

怀疑论者凯特曼。即犬儒主义凯特曼。

形上学凯特曼。在原有的宗教背景之上，理解新信仰带来的处境，觉得这未必不是一场新的、不可或缺的赎罪炼狱。

伦理凯特曼。人们摇身一变，披上了“新人”的外衣。他们表现出根除了旧社会的恶习，自觉将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工作勤恳，任劳任怨，严格限制自己的私生活，常常表现得欢天喜地，对一切都感到很满意，并要求别人也这样做。米沃什认为，伦理凯特曼，是一种最为强劲的凯特曼，包括能够做到对原先的朋友铁面无私，告发周围的人以得到鼓励。

“凯特曼”遍地，则是伪装遍地，谎言遍地。真相被一层层覆盖了起来，被无数次地折叠在里面，无从打听。结果是人们患了各种精神分裂症，重度和轻度的，长期和短期的。一个人与他自己相分离，与他自己之间隔着一条大河，他弄不清楚在他自己身上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重要的；弄不清什么是该喜欢的，什么是该抛弃的。事情原有的界桩被一再移动，他日益变得含糊含混。

对一些人来说，他们一开始也许并不是故意要撒谎和作恶，他们本性上也许是善良的，但因为拥有某个不谨慎的开头，继而步步迈向谎言的深渊，越走越深，难以自拔。如果说最初还有良知的愧疚，知道自己的良心在什么地方，渐渐地，他变得不辨是非、不分善恶，因为他本人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他模模糊糊地认为能够蒙混过关就是真相本身。即使他原来是一个普通人，结果他照样也可以挑战社会和他人：打着真与善的旗号，兜售他本人的假和恶，与他的大环境处于互为辉映的“镜像关系”当中。

不难想象，也许有一天人们对这些厌倦了，想要重新开始，却不知道从何开始，源头在哪里。人们离事情的本源久矣。不知羞耻成了新的道德观。

米沃什承认，他本人也玩过被要求的“游戏”，也妥协让步过，因此该书既是与他留在波兰的朋友之间的对话，也是与他自身的对话。这样一种自我反省的立场，正是我们今天特别匮乏的。今天所谓溯本追源，也应该包括通过审视自身的道德状况，找到自身的道德源泉，以自身的道德努力，促进整个社会的道德复原。一个人起码要坚持住自己，不能让自己成为一块仅仅是遭受损失的大陆。

波兰历史学家亚当·米奇尼克⁽⁷⁾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想起了诗人米沃什的诗句。1982年米奇尼克写道：“当你独自站立，眼睛遭到催泪瓦斯的刺激，警察在你面前晃动着手枪——在这漆黑的、没有星光的夜晚，多亏了你最爱的诗人，你能够清晰地看到——‘雪崩的形成，有赖于滚落的石子翻个身’（切·米沃什）。于是，你想要成为那块扭转事件方向的石子。”

四

书中还有四个令人信服的人物故事，应该都是有现实原型的，具体而微地展示了米沃什原先的同行、朋友，甚至是一些思想气质十分边缘的人们，如何逐步进入了“历史”的大门。在一个宏大背景之下，米沃什又提供了具体的个案。其中“道德家”阿尔法是最有深度的一个。这个人本身追求完美、纯洁，力求无懈可击，这使得他的选择带上了一层悲剧色彩。

这是一位作家，在战争期间也会以作家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他创办了地下文学刊物，写作有关“受难”、“忠诚”主题的小说，表达了与纳粹决一死战的抵抗战士的精神状态——对于小说中的主人公来说，祖国和荣誉高于一切。然而，还存在着个人信念之外、比个人信念更为强大的力量。那就是“现实”。实际情况是，地下抵抗带来了重大牺牲，同时更多的人在集中营里被枪决。涉及成千上万人的命运时，仅仅个人拥有的“忠诚”概念便显得远远不够。

1944年的华沙起义，将这个问题推至极端。这是由远在伦敦的波兰“地下国家”发动的。其时苏联军队已经到了维斯瓦河对岸，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红军的马匹在河边喝水和洗澡。

情形的复杂性在于，波兰人对于俄国人同样忧心忡忡，深知其吞并或瓜分波兰的野心不死。因此，指导起义的流亡政府便期盼能在红军到来之前，有一个已经运转的波兰政府，这样才有可能将主动权掌握在波兰人自己手里。这个思路有其道理，然而现实却不允许。

米沃什将之形容为“一只苍蝇反抗两个巨人的搏斗”，其中一个巨人（俄）比另一个巨人（德）更有耐心，始终按兵不动，等待着苍蝇被一个巨人杀死之后它才出场。结果是，两个月内华沙上空浓烟滚滚，手中武器为手枪、手榴弹、燃烧瓶的人们，完全不能抵挡来自德军的轰炸机、坦克和重炮，二十万人痛苦地死于残酷的巷战，华沙变成一片废墟。幸存者逃进了森林，如果仍然忠诚于他的波兰祖国，而不是屈服于苏联红军，他就会被当作“起义的法西斯”，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死路一条。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忠诚”，便显得无效、愚忠、狂热甚至可笑。

米沃什回忆了他本人与这位道德小说家一道迷失在华沙起义后的废墟瓦砾中的情景，他们“发现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幻想中的月球景观。这里一片沉寂”。一个意想不到的小木板出现了。它吊在一个金属栅栏上，上面用红色的漆写道：“兹比舍克中尉的受难之路”。谁是这位兹比舍克中尉？有谁知道他到底遭受了怎样的折磨？他所携带的是什么样的任务？他是谁的儿子？或许是一个邮政官员的儿子？没有人知道这些了。那块木板上的字，就像是“从一个被毁弃的大地抛向天空的一声呐喊”。一对朋友同样承受了这个来自死亡边缘的孤独声音的巨大冲击。

那些走向新秩序新信仰的人们，便怀着这样无边的绝望。而这也是米沃什本人曾经的思想道路：“他们能做什么？逃到森林里去？上吊？可是他们都想活着，并且乐于接受重建国家的口号，最后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那么米沃什是从什么地方开始走向“歧路”的？他与朋友的分歧出现在何处呢？他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通过他的叙述完全可以找到线索。这位被他化名为阿尔法的朋友拥有一种天生的抽象性，对于概念的兴趣远远大于对于具体人们的兴趣，他的小说中具体的人们及其生活背景，常常被概念所扭曲，变成服从概念的需要。此类需要也是建立权威的需要。而对于米沃什来说，具体的、活生生的、有名有姓的人们，比任何抽象的概念（方向）要重要得多。

阿尔法写出了他的新小说，关于纳粹期间的华沙生活。米沃什这样评论道：“当阿尔法在被蹂躏的城市中给我们读他的小说时，当时那可是非常‘热门的话题’，我们却时常有一种奇怪而不自在的感觉。他竟这么快就利用这些题材做文章，而且处理得如此顺畅。成千上万的人在我们身边受尽折磨而死，把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如此迅速地转化为悲惨的戏剧场面，这样做，在我们看来，简直是不成体统。”这里指的是，对于那些身体还未凉透的人们，要有一种敬畏和距离，而不是马上给他们涂上胭脂。宁愿站在沉默一边，也不要站在喧哗一边。宁愿失语，也不要背叛心中悲哀肃穆的感觉，更不要马上去学会强权者的语言和腔调。

在书中“波罗的海三国”这一章，米沃什发出了一生中少有的尖锐批评。1944年，包括立陶宛在内的波罗的海三国再次被红军占领，莫斯科中央加快了“改造”的步伐，所谓“强化农村阶级斗争”，使得战后拥有散落武器的人们逃进森林，组织武装队伍进行反抗。结果是更多的人被装进闷罐车，送往人烟稀少的地方。“他们身后留下了空无人迹、反复受到掠劫的村庄，风在破碎的窗户与撞开的门上呼啸而过。”这时候西欧人开始享受平缓的和平生活，没有人注意这一切。东方和西方的舆论没有人关注这些。

他尤其提到自己手中拿着的一封信，它来自原先生活在波罗的海的一个家庭，一家三口（母亲与两个女儿），她们于1949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信中以干巴巴的简短语言叙述了她们在集体农庄工作的情形，而信的每一行最后一个字母都很粗，将它们连在一起看，就出现了“永恒的奴隶”的字样。这是被抹杀中一声悲苦的叫喊。米沃什从中想到：“还会有多少人想写信却没写出来？还有多少可能会写这种信的人，因饥饿和过度劳累死于冷酷的北极地区，死时仍然在不断重复着这句令人绝望的话：‘永恒的奴隶’？”

炫耀的强权与被沉埋的人们在诗人身上进行拉锯，就像曾经不同的力量在争夺和分割他的家乡，他的祖国。他自己经历的下面这个故事，同样体现了他面前世界的分裂。1949年夏季的一个夜晚，作为锦衣玉食的外交官，他去参加一个聚会，在“美好的世界”里喝酒、跳舞，直到凌晨四点才回家。夏天的夜晚很凉，他看到了几辆满载着犯人的吉普车。在场的士兵和守卫穿着两层的军大衣，而那些囚犯们身穿夹克，冻得浑身哆嗦。“那时我明白了我是谁的帮凶。”

米沃什决定停下来了，他不能再跟着时代的步伐往前走了。有人将“人”和“历史”对立起来，经过迟疑斗争，米沃什最终选择了“人”：具体的、生活在某处的人们，有着熟悉亲切的面庞的人们。他决定背负来自出生地的无边苦难，承担那些永远沉埋地下的人们的痛苦。他选择站在了失败者一边：“我是站在未来的胜利者还是被战胜者一边，我的将来是赢是输，全都无所谓。我只知道，如果我的朋友将尝到甜美的胜利果实，如果地球经过长达数百年计划经营而得到改造，对能活到那个时候的人来说将是极大的悲哀。”这几句话表明，米沃什同样拥有奥威尔那样的预言能力。这种能力并不神秘，只是一个艺术家出于对人类事务的关心而拥有的穿透性目光。后来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他说得对。

实际上，这个世界在任何情况下都同时显出两副面孔：一方面是华美的和欢快的，另一方面是被掩埋的，是痛苦的喊叫。这是米沃什写在1943年的一首著名的诗《康波·代·菲奥里》⁽⁸⁾，其中一边是在美好欢笑中度周末的人们，不远处的另一边便是犹太区着火的房屋和被风吹散的黑色碎片。前者对于后者全然没有感觉。然而，暴力正是在人们的忽视中开始变得流行，悲剧在人们的轻率中一件接着一件发生。

一个晴朗的春夜

在华沙按狂欢的曲调

旋转的木马旁我

想起了康波·代·菲奥里。

兴高采烈的旋律淹没了

犹太区屋墙传来的炮弹齐发声，

双双对对高飞

在无云的天空。

有时从火堆吹来的风

把黑色风筝吹过去，

旋转木马的骑者

抓住了半空的花瓣。

那同一阵热风

还吹开了姑娘们的裙，

人们开怀大笑

在那美丽的华沙的星期天。⁽⁹⁾

崔卫平

2012年5月15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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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英国小说家、新闻记者和社会评论家。

(2)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法国小说家、哲学家、戏剧家、评论家，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代表作有《局外人》、《鼠疫》、《西西弗的神话》等。

(3) 斯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精神病学家，代表作有《时代的精神状况》、《哲学入门》、《伟大的哲学家》、《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等。

(4) 《我忠实的母语》，切斯瓦夫·米沃什：《拆散的笔记簿》，绿原译，漓江出版社，1989年，页131—132。

(5) 《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别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苏联与纳粹德国在莫斯科秘密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另称《苏德条约》或《希特勒—斯大林条约》。

(6) 斯坦尼斯瓦夫·伊格纳奇·维特凯维奇（Stanisław Ignacy Witkiewicz，1885—1939），波兰先锋派作家、画家、摄影家。

(7) 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1946— ），波兰思想家，波兰最大的报纸《选举日报》（Gazeta Wyborcza）创办人及主编。

(8) 康波·代·菲奥里（Campo dei Fiori），罗马著名广场。天文学家乔丹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1548—1600）曾因宣传哥白尼学说，被宗教裁判所作为异教徒在此处死。

(9) 《康波·代·菲奥里》，《拆散的笔记簿》，页80。

德文版序

切斯瓦夫·米沃什以“被禁锢的头脑”为标题组成的文集，我认为是一个文件，同时也是一部重要的阐释著作。极权制国家对精神的奴役，在国家社会主义（纳粹）统治时期，我们德国人是经历过的。从外在方面说，是在当时日常生活的用语、姿态、行动之中；从内在方面说，则是在个人感受到的理念之中。无论内外，皆是如此。这一切又在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尤其是在波兰的种种现象中，以某种方式真实地表现出来——这一切，我们德国人大概要比西方其他民族理解得更深刻，因为我们都经历过事态在今天波兰的变体中显示出来的一切。随着谎言与真实、背叛与反抗的交替而大致上被看到的事实，在这里是以其真实面貌被把握住的。在可能遭到毁灭的持续威胁下，同时，在必须考虑历史必然性的提示下（这种必然性以一种似乎不可抵御的力量强迫人接受它带来的后果），人可能有什么感受——米沃什以惊人的多样性表现出来。我们明显地看到各种各样隐藏的、内在的变化，某一皈依的突然出现，一个人分裂成为两个人，等等。我们看到了巨大的后果，同时还有整个世界的巨大混乱，这种状况对于西方人而言是不可能发生的，故而他们难以理解。

我们感受到了人在完全异样条件下的演变，演变发生在彼此监督、互不信任的生活中，在戴着假面具的无情斗争中，在角色扮演中，在与其认同之中。是新人吗？不是，而是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我们都有可能蜕变成的那种人。谎言是什么？如果生存的基本条件包含了谎言之不可避免的话，回答就会呈现为另一种样态。——值得注意的是，本书读者很可能会考虑到自身，对人的生存之安全产生疑虑。

虽然本书完全是切实的经验，但是本书写作不列举具体姓名，所以被列入“逃离者书系”，展现出那些最终和他们的社会制度决裂的人的概况。这些揭发造成的惊骇因为得到的教训而减轻，而给予这样教训的人是全然在场，能够以自身惊心动魄的经历告知，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变的。对于米沃什来说，这种惊骇则因为这些遭受无穷尽痛苦的人们的冷静态度而得到更多的减轻，这样的态度，在这里，在客观描述的清晰和描述的艺术方面，让我们感受至深。我们是在阅读一个带着大问题深入事实并意识到自身思想的人士的言论。米沃什的著述，使他显得不像一个深深皈依的共产党人，在他这样的人身上，读者看不到那种气势汹汹的对自由的狂热，这种狂热在姿势、语调和行动上的作用都像是不可扭转的极权主义那样发挥作用。他的写作也不同于作为反对派的波兰侨民，这些人实际上考虑的是颠覆和复辟还乡。他是作为一个深受触动的人，通过对于在恐怖中发生的事实的分析来发言的，这同样也显示出他具有追求正义、追求并非伪造的真理的精神。通过他，对于极权制度下的人，我们将会更谨慎地作出判断。在米沃什这里，他所论述的一切可感知到背景的善与恶、高尚与平庸、真与伪总是永恒地对立，但是对于滥用的套话他感到非常不适。因为通过这个恐怖世界的现实形成的这些对立，在表现上，又增添了另外一种色彩。这真是令人惊骇之事。

我们阅读米沃什的作品；他是一位作家，对于他而言，脱离母语世界，是无法弥补的痛苦，对身心的一种持续的透视。在这一篇短文中，就像作者和自己的一场谈话那样，他必须首先获得立足之地。从一个脱离了这一立足之地的人那里，能够得到什么呢？这样的命运乃是当今世界千百万人的命运。对于米沃什而言，这里涉及的不是基本的因素：我们知道，失去国家（和1914年以前全部时间对比）⁽¹⁾就意味着失去权利，一个没有某个国家的有效护照的世界公民的遭遇，还不如一个常人（在汉娜·阿伦特论极权主义的重要著作中，这一点是坦率而清晰的）。米沃什涉及得更为广泛。一个人被夺走护照，就像是被从根部割离。从他那里，在精神上、礼仪上、人性上，还能有什么期待？这依然是个问题，我们这个世纪将会通过现实给出答案，而像米沃什这样的人，作为一种共同命运的代表创造出了这样的现实。他们将认真地通过作为世界公民的人，将其毫无掩饰的经验展示出来，这是可能的。

最后，这本书向现代人提出的一个问题是：现代人因为精神空虚（到现在为止这一点还是真实的），陷入一种思想，其后果就是遭到不受法制约束的毁灭的恐惧，因而自己被利用、被当成精神奴役的工具。除了这一意义，米沃什的书还是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提出的誓言般的警告：依靠谎言，这一思想在实践中具有奇异的证明形式——通过谎言造成真实，把人的本质推向焚毁的、辩证法的形式。

米沃什以一种特别贴近的方式揭示了可怕的现实状况，这些情况已经得到过其他的许多描写。在这里，言语找到了心灵，而心灵是和现实一起，在人身上被摧毁、被震颤的；言语也找到了眼睛，而眼睛能够在心理上准确看到尚未得到表述的正义。

卡尔·雅斯贝尔斯

基彭霍伊尔与维奇出版社，科隆·柏林，1953年

（杨德友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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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波兰1795年遭第三次瓜分，亡国到1918年。

英文版序一

同这一代很多人一样，我真希望我所过的是一种平平无奇的生活。可是一个人对自己出生的地点，出生的时辰，是做不得主的。我所属于的欧洲那一部分，在这一时代中遭遇的尽是不幸之事。波罗的海各国、波兰，或者捷克、匈牙利，或者罗马尼亚，这些国家的国民，很少人能把一生的遭遇用简单的字句扼要地说出来。历史的发展使他们的生命变得复杂非凡。

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在我祖国的领土上开始的。那时我正在华沙。我曾经在天主教学校受过相当严格的教育，在一所波兰大学里攻读法律，然后到过巴黎继续学业，但真正的兴趣所在却是文学。我出版过两册标新立异的新诗，也翻译过一些法国诗。

我在纳粹统治之下生活过五年。今天回溯既往，对那几年在华沙过的日子，并没有丝毫悔恨之情。虽然那时候整个欧洲为恐怖所笼罩，而我相信华沙却是最充满痛苦的地方。假如那时我就向外逃亡，我的一生无疑会大不相同。可是这样一来，我对欧洲在20世纪所经历的罪行就不会像今天所知道的那么切身和具体。

1945年某天下午，我正站在一个农民家的门口；几颗小口径的炮弹刚在这小村庄的街道上爆裂。然后，从盖满白雪的小山中间的平地上，我看见一列人慢慢地向前推进。他们就是红军的先遣部队，走在最前面的赫然是一位年轻女郎，脚上穿着毡靴，手里拿着轻机关枪。就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和同胞们从柏林统治之下解放出来了。换句话说，我们变成在莫斯科统治之下了。

在那一天之前，我素来不热中政治，而且恨不得同现实的生活不发生任何关联。可是现实永远不会让我长时期脱离一切，自由自在。波兰的情况使我接近左倾的思想，不过我的观点与其说是积极和正面的，还不如说是消极和反面的：我不喜欢右翼的政治团体，因为他们主要的政纲只不过是反犹太主义。在纳粹占领期间，我和许多同行作家一样，只为地下的秘密刊物写作，而当年这种刊物在波兰真像雨后春笋。那几年的经验使我获得一个结论：在打倒希特勒之后，唯有尽忠执行社会主义方案的人才有能力扫除过去不合理的现象，才有能力把中欧和东欧各国的经济重新建设起来。至于俄国，我对它的感情说不上友好。波兰人和俄罗斯人中间从未有过融洽无间的关系，我也不是例外。假如有例外的话，那就是一些在战前和战争期间成为斯大林主义信徒的人，其中当然也有我的朋友在内。

这是我当时的心理状态。可是同时我正在注视那位苏俄女郎，她手里拿着轻机关枪向我走来。在这女郎眼中，我只不过是千百万欧洲人里的一个，需要“解放和改造”。说不定还是小资产阶级的一分子……这不太可能，因为我穿的是一件破旧不堪的工人装，而我的全部财产就尽于此了。

几年后，波兰政府驻华盛顿大使馆里有一位文化专员正忙于组织音乐演奏会和波兰艺术展览会；外界都说这位文化专员并不是共产党员。从1945年到1951年，我起先在波兰以写作为生，后来任职于华盛顿大使馆，然后调往巴黎大使馆，职位都是文化专员。到最后我终于和波兰政府脱离关系。

读者或许会问：“如果你不是共产党员，怎么可能成为政府的外交官员？”我的回答是：1.在这些人民民主国家中，政治上的改变都是逐渐推进的（所以捷克的马沙力克不止是文化参赞，还做过外交部长）；2.作家在人民民主国家中属于新特权阶级。当局认为委派作家任外交官员，可以在国外产生良好的印象。但读者会继续问下去：“是的，这一点我明白了。可是你——你为什么甘愿为他们服务？是不是为了钱？”不。我并不是圣人，然而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为人朴实无华，除了爱书之外，没有其他过分的嗜好。我甘愿为他们服务，并不是为物质上的理由，而是为了信仰。

谈到这里，不免牵涉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正是我这本书所讨论的对象。时至今日，这世界可以说被一场大争论分裂为二；事实上，这非但是一场争论，而且是一场无情的斗争，双方都要夺取世界的领导权。很多人到现在还不肯相信，面前只有两条路可走，不完全接受这个制度，就得完全接受另一个制度。我们尽可以说这种人不合实际；可是如果说他们的想法简直不值一笑，那就错了。有些人以为可以一方面置身于东方集团之内，另一方面避免完全接受这集团的主张，同时多少保有某一程度的思想自由。他们认为这办法行得通，可是事实并非如此。他们都失败了。代表农民的领袖们失败了，马沙力克失败了，尝试与共产党合作的社会主义者也失败了。在匈牙利，拉杰克失败了。在波兰，戈慕尔卡也失败了。

在我看来，生命中最宝贵的事物莫如祖国的语言文字，和用祖国的语言文字来工作。唯有在祖国，我的作品才能印出来给大家看，而祖国却正在这东方帝国的疆界之内。我殚思竭虑，设法在自己那小范围里保全思想上的自由，而且费尽心机，务求所作所为都能促致这个目标实现。我毅然到国外去做外交官，因为这样一来，直接加在我身上的压力可以减轻，同时在付印的作品中，我可以比国内的同行作家更大胆，更有勇气一些。我不愿意成为一个流亡者，就此一下子与祖国断绝关系，变成局外人。可是到后来还是不得不承认自己失败了。

要了解“二战”后几年内东欧和中欧大局的演变，必须先认识到在战前，东欧和中欧的社会的确需要广泛的改革。此外，还要进一步明了纳粹统治如何使原有的社会分裂崩溃。在这情形之下，唯一的希望就是建设起新的社会秩序来，而这个新秩序又不得不因袭苏联社会的老路。结果呢，莫斯科一手策划下的走向奴役之路的过程，反而被这些有关国家心甘情愿地接受，误认为真正的进步。人类没有具体的东西可以寄托希望时，只好抓紧幻想不放。

辩证唯物主义——其实，就是列宁和斯大林所讲的辩证唯物主义——对现代人说来，具有一种强烈的吸引力和巨大的影响。在人民民主国家中，共产党员口口声声鼓吹这个新信仰，并且把它的发展和罗马帝国时代的基督教相比拟。在法国还曾出现过一群“工人神父”，正式在工厂里做工，把“福音”带给工人阶级，和他们打成一片。这些人大部分是背弃了天主教而改信共产主义的。这个例子可以说明：今天正在进行中的思想斗争是如何剧烈。此外，我们必须记着：在人民民主国家中，国家是不惜以全力支持思想改造的。

几年来我一直和朋友辩论，因为他们正一步步向新信仰的魔力低头。这种辩论同时也在我脑中进行——其实绝不止是辩论，因为辩论二字实无法表达我所体验到的精神压力。眼看国家的神经中枢一个个被莫斯科的信徒所占领时，我也只好拿自己哲学上的信仰一一摒弃。除非采用另一办法，不顾一切地跳入深渊去。这深渊就是流亡海外，而在我看来，那是最不堪设想的厄运，因为流亡海外等于搁起笔来，停止写作，或者坐以待毙。

后来，我发觉已面临最后抉择的关头，这就是共产党介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到波兰来的时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不像有些人所想的那么简单，认为只不过是一种艺术上的理论，所有作家、音乐家、画家或戏剧演出者必须遵守无违。相反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意义上牵涉到整个列宁—斯大林理论。假如作家与画家不必强迫加入共产党，那是因为事实上无此必要。只要他们所作所为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路线，就等于自动地、无所遁形地成为斯大林的信徒。“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绝对不止于趣味上的问题，例如喜欢绘画或音乐上的某一派甚于另一派，它还涉及与人类生存攸关的基本问题。在文学的领域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根本禁止作家做他们最主要的工作。每一时代都承认作家最主要的工作是：从自己独立的立场来看这个世界，把他所看到的真相说出来，这样还同时尽了为整个社会的利益而服务的责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方面提倡对徒具形式的道德观采取一种“正确”的怀疑态度，另一方面则曲意逢迎独裁者的利益，对独裁者有利的就是正确，对独裁者有害的就是错误。一切价值判断都以这个出发点为依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像集中营里的音乐队，发出嘈吵无比的声音，将人类的呻吟声遮盖掩没。而我呢，因为是诗人，地位特别重要，早已注定要在这交响乐队的第一小提琴手群中占一席地。

所以请你们冷静地考虑一下我的处境。我的家和亲友都在波兰。波兰的戏院上演我翻译的莎士比亚剧本，波兰出版商愿意拿我的作品印出来。更重要的，波兰究竟是我的祖国，用的究竟是我自己的语言文字——一个诗人连自己的语言文字都没有之后，还能算诗人吗？这一切仍可为我所有，只要我愿意付出代价：这代价就是服从。

用心理学方法来分析的话，就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了解我为什么终于和东方集团决绝。旁人很容易认为这决心纯粹出于对专制的仇恨，实则是由各种动机所促成，而其中有些动机说起来并不冠冕堂皇。我的决定与其说是经过理智冷静的思考，倒不如说是由于胃口无法受纳。一个人可以用最合乎逻辑的理由来说服自己，说假如他能吞下活生生的青蛙，健康一定大有进步。于是在理智上他被说服了，可以吞下一只青蛙，然后第二只；可是吞到第三只时，他非大倒胃口不可。我思想上的变化也同这情形相仿佛。

痛下决心不再做东方暴政的同谋犯——这能不能使我问心无愧？我想不能。我已赢得自由，可是并没有忘记每天都有再度失去自由的危险。因为在西方我同样感觉到一股压力，使我顺从，换句话说，就是让我无条件接受另一种制度；虽然这制度与我刚脱离的制度正相反。二者当然有一点不同，在西方我可以反对这制度，而不至于因此犯上滔天大罪。

我写这本书，目的在导引读者走入波兰、捷克、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去。这个世界对我非常熟悉，但对读者可能非常陌生，甚至匪夷所思。我想报道和解释的是：人民民主国家中人民的思想改变过程。我之所以写这本书，主要因为我觉得莫斯科所发明的制度非常怪。非但从前觉得怪，到现在还觉得怪。假如我们对一个文化采取天真单纯的看法（就像写《小人国》的斯威夫特看他那时代的英国一样），一定会发现不少奇怪的特征。一般人认为这些特征不足为异，而且非常自然，那是因为司空见惯的缘故。事实上，再也没有比这东方的新文明更充满千奇百怪现象的了，尤其它正在改造八亿人民的生命。我相信我们只不过刚刚开始认识这新文明的面目。在以后的岁月里，一定会有上千册的书写出来，研究这使人麻醉而又令人厌恶的现象。

这本书同时又是一个战场。在书中，我拿自己和我所否定的教条之间的斗争描绘出来。这就足以解释我写这本书的方法。我让敌人使用他的武器，我采纳他的立场和论调，有时甚至采用他的逻辑，换句话说，我尝试重新创造思想改造的过程。

切斯瓦夫·米沃什

目录

黑格尔式的蜇伤——《被禁锢的头脑》中文版导读

德文版序

英文版序一

英文版序二

前言

第一章　“穆尔提-丙”药丸

第二章　看西方

第三章　凯特曼——伪装

第四章　阿尔法，道德家

第五章　贝塔，不幸的情人

第六章　伽玛，历史的奴隶

第七章　戴尔塔，行吟诗人

第八章　秩序的敌人——人

第九章　波罗的海三国

米沃什年表

英文版序二

这本书是1951/52年在巴黎写作的，当时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对于法国依赖美国的援助感到愤怒，他们寄希望于东方的一个新世界；统治这个新世界的是才智和道德都堪称无与伦比的一位领袖，斯大林。他们的同胞中有人，例如阿尔贝·加缪，大胆提及，一种集中营的网络乃是所谓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基础，从而遭到自己同事的诽谤和驱逐。我这本书在1953年出版的时候，实际上引起所有人的反感。羡慕苏联共产主义的人认为这本书极尽侮辱之能事，而反共分子们指责该书缺乏一种明确的政治态度，怀疑作者骨子里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虽然这本书曾遭到冷遇，但事实证明它是正确的，面对上述两种批评，本书提出很好的答辩。

该书主题是20世纪的精神易于遭受种种社会政治学说的诱惑，并为了某种假定的前途而随时准备接受极权主义的恐怖。因此，这本书超越了地点与时间的界限，因为它探索了今天人们对于任何一种，甚至最虚妄的定论表现出向往态度这一现象的更深层的诸种原因。

《被禁锢的头脑》虽然是在外国出版的，但是近二三十年在波兰得到广泛的阅读，发挥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也许，在我所熟悉的欧洲的那一部分，我的几篇分析被认为是不言自明的，但是，无论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极权主义思维制造出来的吸引力，都还没有成为过去；相反，现在它们似乎还有上升的势头。尽管我在本书书页中描写的是极权主义历史的一个“经典的阶段”，但是，已经过去的这三十年的光阴，并没有消除这一现象顽强存在的深层理由。

切斯瓦夫·米沃什

加利福尼亚，伯克利，1981年2月

（杨德友译）

如果有两个人吵架，其中一人百分之五十五有理，这很好，也没什么可吵的。但是如果有人百分之六十有理呢？那就更好了，这多么走运啊，要感谢上帝！如果有人百分之七十五有理会怎样？聪明的人就会说，这非常可疑。要是有人百分之百有理呢？那就是说，这种百分之百有理的人，一定是个凶残可怕之人、一个老盗贼、一个最大的恶棍。

——一个来自喀尔巴阡山区的老犹太人

前言

我很难用几句话说明这本书的特点。我想在这本书中介绍的是，在人民民主国家人是怎样思维的。因为，我观察的对象，主要是作家和艺术家这个群体，首先是研究在华沙或者布拉格，布达佩斯或者布加勒斯特起着重要作用的作家和艺术家群体。

困难在于，那些撰写有关今日的中东欧文章的人通常都是反对派的政治家，他们得以移居国外，或者曾经是共产党员，现在公开宣告自己的绝望。我不希望把我也算入这两种人中的任何一种，因为这不符合事实。我属于那类绝大多数人，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变成莫斯科的附庸之时，竭尽全力表示自己的屈服与顺从，并且被新政府利用。根据政府的要求，在多大程度上参与政治活动，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尽相同。至于我自己，我从来就不是共产党员，尽管我在1946—1950年期间，曾担任过华沙政府的外交官。

问题是我既远离正统思想，而由于身在西方易断绝与体制的联系，在我的祖国这种体制的性质愈来愈明显，为何我还是一度成了这种体制的行政和宣传机器的一部分？我希望，在分析我的朋友和同事们身上发生的变化时，我的这个问题哪怕能部分得到回答。

在那些年代，我感到自己是这样一个人，他有足够的自由活动空间，但身后仍拖着一条长链，这个链条总是把他钉在一个地方。这个链条有一部分是源于外在的因素——但与此同时，也许更重要的是，在于我本身。从外部因素看：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假设有个学者，在东欧的某个城市，拥有一个自己的实验室，而且他非常依恋自己的实验室。他会轻易地放弃这个实验室，还是宁可付出高昂的代价，只是为了不致丧失他生命中具有如此重大意义的东西？对我来说，这个实验室就是我的母语。作为一个诗人，我只有在自己的国家才能拥有自己的读者群，只有在那里才能发表我的作品。

这个链条同时还有来自内部的因素：那就是，我担心，有些事三言两语难以说清。有那么一些人能够忍受离乡背井的流亡生活，而另一些人却把流亡视为极大的不幸，并且随时准备妥协让步，只为不丧失自己的祖国。此外，还应同时注意到一点：游戏对人有极强的吸引力。正如许多东欧国家的人那样，我也曾参与过玩这种游戏：妥协让步，对外公开表明自己的效忠，为了维护某些价值实施一些计谋，采取一些复杂的步骤。不过，玩这个游戏有时很不安全，因为，想让那些参与游戏的人（我曾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彼此协调一致其实很难。我本人也是如此。我曾觉得，我跟我那些在华沙的朋友本是一致的，我采取与体制决裂的行动，在我看来是不忠顺的表现，最终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

1939年以前，当我还是一个年轻诗人时，我的诗歌得到华沙某些文学咖啡馆的认可；我的诗歌，就像我特别珍视的法国诗歌那样，很少人懂，近乎超现实主义。尽管我的志趣是文学，但对于政治问题我却也不陌生——我对当时的政治制度并不满意。后来，战争爆发，纳粹占领了我的国家。我在这种情况下度过了几年——战时的经历使我改变了许多。战前，我对社会问题的兴趣与关注，仅偶尔表现在参加反极右派团体与反排犹的活动之上。在国家被占领期间，我对文学的社会意识才有了更深刻的了解，纳粹的残暴深刻影响到我的作品的内容；与此同时，我的诗歌变得更易懂——正如常有的情况那样，当诗人渴望向自己的读者展示某种重要的东西，他便极力使自己的诗歌为读者所理解。

1945年，来自东方的新信仰征服了东欧。那时在华沙的知识分子圈中最时髦的事，就是将共产主义与早期的基督教进行对比。爱德华·吉本⁽¹⁾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在当今这个时代更值得一读，而且很有对照性。实际上，欧洲的部分人是信仰异教的，但由于红军的胜利，注入新信仰成为可能。为了使国家机器能顺利运作，自然需要好好利用一下这些异教分子。我也曾被认为是个“好的异教分子”，这是由于我对右派极权主义怀有敌视态度的缘故。也就是说，新政府可以期待我逐渐接受新信仰的正统理论。

我对新的世俗宗教所持的态度，首先是对它所依据的辩证法（这不是指马克思与恩格斯所理解的唯物辩证法，而是指列宁与斯大林所理解的）是不信任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可以不受到它的巨大影响——而和其他人不一样。我曾试图让自己相信，我能够保持独立性，并为自己确立一些不能逾越的原则。但随着人民民主国家势力的发展，我作为作家所能回旋的余地越来越窄——但无论如何，我不愿意承认自己被征服了。

对很多人来说，一个来自人民民主国家的公民到西方去寻找避难所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有些对东方有好感的人却认为：“如果某个人在华沙或布拉格的生存能得到保障，但还是决定出走，那么这个人肯定疯了。”我跟国家决裂之后，一位法国共产党员的精神科医生在巴黎就提出了这样的论点，他说我可能是个精神不健全的人。我认为，这种性质的出走既不能证明这个人是疯子，也不是一种什么有过失的行为，这种行为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至于，个人这样做的确切动机，必须按照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做出分析。

我的国家比较晚（亦即在1949年到1950年）要求作家和艺术家毫无保留地承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就是说，要求他们百分之百地承认其哲学的正统性。我非常吃惊地发现，自己无力服从其要求。多年以来，我内心与这种哲学进行了多次对话，同时，还跟几个接受了这一哲学的朋友进行过相关讨论。因为情感上的抵触，我最后义无反顾彻底抛弃了这个不能被我接受的理论。经过长时间权衡，是支持还是反对这些论据，正是在此基础上我完成了此书的写作，它不仅试图与那些拥护斯大林主义的人们对话，也是我跟自己的对话。在本书中，观察与反省是同步进行的。

作家在人民民主国家的处境其实很好。在那里，作家可以完全献身于文学创作，这能给他们带来与高官显贵至少不相上下的收入。但就我的观点，他们为维持生活水平所付出的代价还是有点太高。说到这里，我有点担心自己是否过分自我恭维，把自己视为一个做出决定仅仅是出于憎恶暴政的人。实际上，我想人们行为的动机是十分复杂的，不可能单单只有一个。当面对诸多丑陋时，我也曾倾向于闭眼不看，但求能让我安心寻求诗韵，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我所能做的一切说明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不得不出走！

现在，我努力利用自己的经验告诉人们，在东方帝国范围之内的那些国家，人们的生活中隐藏着很多秘密。每每我思考这个能让我认清的新的社会制度的时候，我总有一种非常诧异的感觉，也许我能把这种诧异之情写入我的书页之中。“怎样做一个波斯人？”孟德斯鸠⁽²⁾这样问，是想表示：“巴黎人的疑虑是，世界上是否存在着不同于他们所了解的另一种文明？”“在斯大林主义的国家能怎样生活，怎样思考？”——很多人都提出这样的问题。总之，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得以研究今天人类怎样去适应这种异质化的特殊环境。

我不是这种制度的信徒之一，但这样也许更好，这使得我的离开并没有给我留下常常由于叛离教派而产生的仇恨感。如果我命中注定毕生都是名异教分子，这并不意味着，我不应该努力用更好的方式去理解新信仰。今天有很多心灰意冷，或正忍受着痛苦，或觉得在任何别的地方都找不到希望的人，他们都在崇拜这个新信仰。但是，“理解”并不意味着“宽恕一切”。我的言论同时也是一种抗议，我否认教条有权为以其名义所犯下的罪行进行辩护。现代人如果忘记了——与有尊严的人相比——自己是多么可悲，我就要剥夺这种人用自己的尺度去衡量过去和未来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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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

(2) 孟德斯鸠（Charles de Secondat，Baron de Montesquieu，1689—1755），法国启蒙时期思想家、社会学家，西方国家学说和法学理论的奠基人。“拜占庭帝国”这个说法的流行，孟德斯鸠出力甚多。

第一章　“穆尔提-丙”药丸

许多欧洲国家的居民直到20世纪中叶才痛苦地意识到，复杂而又晦涩难懂的哲学著作对他们的命运有着直接的影响。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他们自己吃的每份面包，他们的工作性质，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家庭生活，都有赖于对某些原则争论的这样或那样的解决方式，而此前，他们对这些原则从未注意过。在他们的眼中，哲学家就是那种好幻想的人，而其幻想与现实是丝毫不相干的。那些平民百姓，尽管怀着极大的厌烦通过了哲学考试，但他们还是想办法尽快将那些不切实际而又毫无用处的东西忘掉。马克思主义者所撰写的巨著，在他们眼中也很容易被视为一种徒劳无益的游戏的变种。只有少数人能理解这种冷漠背后的意义及其原因，及可能产生的结果。

1932年，华沙出版了一本稀奇古怪的书。这是一部两卷集的长篇小说，书名为“永不满足”（Nienasycone serce），作者是斯坦尼斯瓦夫·伊格纳奇·维特凯维奇，他是哲学家、画家和作家。这本书同他以前的作品《告别秋天》一样，没有很大的读者群。作者的语言晦涩难懂，而且他还创造了很多新词语，并在以大量篇幅探讨胡塞尔⁽¹⁾、卡尔纳普⁽²⁾和其他当代认识论理论家的同时，插入了许多情色场面的大胆描绘。此外，很难令人判定，作者是在认真地写作，还是在作滑稽描写，甚至连该书的主题也令人觉得是纯粹的幻想。

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欧洲，确切地说是发生在波兰，故事发生的时间并不确定，可能是未来，也可能是现在，可能是1930年代、1940年代或者1950年代。书中描写的人物有音乐家、画家、哲学家、贵族和高级军官，整部著作都是对崩溃的探讨，书中涉及的主题包括：疯狂而不和谐的音乐、性反常、麻醉品泛滥、徒然寻找支点的思想空虚、虚假皈依天主教和复杂的精神错乱等。这一切都发生在人们普遍认为西方文明第一次受到来自东方军队的威胁，即受到来自蒙古军队的威胁的时候，因为蒙古军队那时控制了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的疆土。

维特凯维奇书中的主人公都是不幸的，他们缺乏信仰，深感一切活动都没有意义。这种无序和失落的气氛笼罩着全国。那时在一些城市出现了大量秘密出售一种被称为“穆尔提-丙”的药丸的小贩。穆尔提-丙是位蒙古哲学家，他成功地通过有机途径生产出一种能导致改变“世界观”的药物。而这种“穆尔提-丙世界观”构成了蒙古军队的强势。“穆尔提-丙”以某种浓缩的形式包含在丸药中。人们只要吃了这种“穆尔提-丙”药丸，就会完全变成另外一种人，就会获得安详和幸福，心满意足。以前很执著地为一点问题争论不休的人，吃了这种药丸后，会突然认为，他曾喋喋不休争论的问题，今天看来非常肤浅和无关紧要；现在，他反而会带着宽容的微笑看待那些至今仍为某些问题大伤脑筋的人们。尤其，对于那些形而上的、敏感而又无法解决的哲学本体论的问题（特别是作者本人十分热中这个问题），都觉得微不足道。吞服了“穆尔提-丙”药丸的人对任何玄妙难解的因素都不再敏感，把种种“永不满足地追求形式”的艺术乖张视为过往愚蠢的举动。他已不再把蒙古军队的入侵当成自己文明的悲剧。这样，他生活在自己的同胞之中，就犹如一个健康的人生活在一群疯子中间一般。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服用“穆尔提-丙”药丸，而他们以这种方式赢得的平静就与周围的神经质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对比。

这本书的尾声是这样的：战争爆发，出现了东西方军队相遇的情况。但在一场大战役开始之前的决定性时刻，人们无限信任的西方军队统领主动去了敌方的总司令部向自己的对手投降，结果换来的却是被光荣地斩首。东方的军队占领了这个国家，人们开始了实现“穆尔提-丙”主义的新生活。小说的主人公从前曾为哲学的“不懈求索”而受尽折磨，如今他们去为新制度服务，以谱写进行曲和颂歌来取代旧日不和谐的音乐，以对社会有益的绘画取代了旧日抽象画。但是因为无法完全改变自己的个性，他们最后都成了著名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关于这部作品我就先说到这里。该书作者不止一次表示确信：宗教、哲学和艺术已经到了穷途末路，正在度过自己最后的时光。可他又认为，缺少这一切，生活似乎又毫无价值可言（他是与莱布尼茨⁽³⁾单子论有关联的本体论体系的创始人）。1939年9月17日，他得知红军已经越过了波兰东部边界，便服用大剂量的佛罗拿⁽⁴⁾，割腕自杀了。

维特凯维奇的预言，如今在欧洲大陆的广大地区毫厘不爽地得以实现。但也因此而产生了历史上罕见的悲剧所引起的紧张情绪。也许，阳光、大地的气息和日常生活中的小小慰藉，埋头工作让人忘却发生的变故，会使这种紧张情绪有所松弛。可是，人们在繁忙的日常生活表面下，仍然会意识到必须作出一种不可逆转的选择，也就是说，人或者不免一死——要么是肉体的死亡，要么是精神的死亡，或者通过服用“穆尔提-丙”药丸，以那种由上方早已规定的唯一模式重生。西方人通常认为，只有通过暴力和强制才能改变国家的命运。这种想法其实是错误的。除了普通的恐惧，除了躲避贫苦和肉体消灭的愿望以外，与其同时存在的，还有对内心和谐与幸福的渴求。那些和维特凯维奇一样始终一贯反对唯物辩证法的人的命运，在在警醒着不少知识分子。其实知识分子在自己周围能看到许多吓人的例子：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见那些不愿妥协的人们的身影——他们打从心底抵制任何社会活动，他们在实行域内流亡，并且因为自己内心深处所怀有的这种深仇大恨而与现实格格不入。除了内心的仇恨，他们一无所有，像个空心的核桃。为了能了解人民民主国家的作家们所身处的环境，就不能不关注他们的行为，以及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是如何保持心态平衡的——那时全国上下都在宣传新信仰能给人们带来巨大的活力和充实的生活！但是，“穆尔提-丙”主义对知识分子的诱惑，远远超出对农民甚至对工人的诱惑。知识分子就像飞蛾，围绕一支蜡烛飞来飞去，为的是最终扑向火焰，带着翅膀折断的响声投入火焰之中烧成灰烬，以显示人类的光荣。我们千万不要忽视这种自我牺牲的渴求。无论是在欧洲历次宗教战争中洒下的热血，还是今天人们踏上的新信仰之路，这一切都是在为欧洲的传统偿还债务。这件事与前述的暴力、强制之事相比要严重得多。

我试图深入那些伟大的渴求，对它们进行一番论述，就像真的可以分析那种本是人的热血和肉体的东西。如果想让我描述某人成了革命者的原因，当然我既不会言辞过激，也不会含蓄隐晦。我承认，我景仰那些与邪恶作斗争的人，无论他们选择的目标和手段是对还是错。在这里我特别想说的是，那些知识分子适应了现实，他们的狂热和执著也随之与日俱增。

我觉得，在他们成熟到接受“穆尔提-丙”哲学的原因中有几个中心结扣。

空虚

在维特凯维奇展示的社会环境里已经没有宗教了。在人民民主国家，就像在所有别的地方一样，宗教早就不是整个社会——也就是所有阶级——信奉的哲学了。但是，只要一些最聪明的头脑仍在为神学讨论大伤脑筋，那就可以说，宗教仍是整个社会组织的一种思想体系，公民就切身关注的一切事务都还会求助于宗教，并以宗教的语言来解释。然而，这一切已属于遥远的过去。我们已经逐渐走到了失去一个统一的概念体系的地步，而那种共同的思想方法本可把赶马耕地的农民、研究形式逻辑的大学生和汽车制造厂的工人联系起来。缺乏联系致使知识分子产生了一种痛苦的疏离感和空洞感，特别是使那些“文化创造者”感到压抑。哲学取代了宗教，却越走越远，进入一个对哲学外行的人们无法理解的境界。

维特凯维奇书中的主人公有关胡塞尔的谈话，基本上不能引起那些具有中等教育水平读者的兴趣，而那些平民百姓在情感和传统上还一直与教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他们缺少智力的敏锐和革新的能力。音乐、绘画或者诗歌对绝大多数公民来说变得十分陌生。不断扩散的艺术理论用艺术取代宗教；强调艺术形式的作用：“形而上的感情”要在“纯形式的张力”中表现出来，于是形式就占有了对内容的绝对优势。甚至有些人开始将古老民族的艺术内容解释为畸形的艺术，完全脱离历史根基，脱离原始文明的思维方式和感觉。

“异化了的”知识分子，极其渴望成为人民大众的一分子。这种渴望是如此强烈，以致许多曾经受到以希特勒德国为样板的极端极权主义思想影响的人都走上了皈依新信仰的道路。虽然显而易见，右派的极权主义纲领是异常贫乏空洞的。它唯一令人心安的是，能给人带来集体的温暖：众多的人群，张开呼喊口号的大嘴，涨红了的脸庞，列队行进，伸出手臂挥舞着棍棒。然而，其弊端则在于缺乏理性原则。无论是种族崇拜，无论是对别的出身的人们的仇视，无论是对自己民族传统过分的美化，都无法消除这整个纲领都是临时用于对付现存问题和悬在空中的即兴举措的感觉。然而，“穆尔提-丙”哲学则完全不同，它有科学的依据，可以将那些过往时代的残余一举扔进垃圾堆：后康德哲学，离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远，遭到人们普遍的蔑视；艺术只服务于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那些人否认此前他们曾利用色彩和声音的排列组合追求所谓的“绝对”，是缺乏勇气将自己对事物的想法坚持到底；农民的思维则是魔幻—宗教的混合体。这一切都为一个制度、一种声音、一个思想所取代。出版社的看门人和电梯操作员也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这与他们的老板和给出版社送手稿的作家所读的书是一样的；工人和历史研究家在此种共同阅读的经历下能彼此了解。当然，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智力水平的差距，这种差距与中世纪的神学博士和乡村铁匠之间的差别没什么两样。但是，基本原理却是共同的，精神上的巨大分界早已消除。辩证唯物论体系使所有的人都联合了起来，哲学（这里指辩证法）重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人们开始非常严肃地对待它，认为这就是他们要学习的知识和本领，孩子每天要吃的面包、要喝的牛奶，自己的快乐和安全全都有赖于它。当初在银行或邮局工作，赚钱糊口，并用闲暇进行思考和写作的知识分子再次变成了有用之人。从此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重又成为了社会的一分子。那些迄今把他视为无害的怪物的人——那些乘坐漂亮轿车出入工厂的厂主、那些看重的只是科学和艺术中他认为是假斯文的东西的高高在上的贵族、那些忙于挣钱的商人——统统都被剥夺了生存的基础——他们如果有幸找到了衣帽间侍者的工作，就会高高兴兴在这个岗位上为自己昔日的雇员——那些在战前被说成是“好像在写点什么”的人——递送大衣。不应简单地将这种现象视为个人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满足虚荣心只是社会需求的一种外在表现，只是一种得到社会承认的象征，其实它们每一步都在强化翻身的感觉。

荒谬

虽然从未有人提及那些可能导致人的政治观点完全改变的形而上的动机，但这些动机确实在起作用，可以在那些极敏感、极具智慧——极神经质的人身上观察到。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在与维特凯维奇小说中描写的某个国家十分相似的某一城市，在春季的一天，他书中的主人公之一正在外出散步。周围荒谬无稽的一切折磨着他。这些与他擦肩而过的路人，他们毫无意义的匆忙，他们的笑容，他们为金钱而劳碌奔波，他们那些具有兽性而愚蠢的娱乐活动，这一切存在的意义何在？只要稍微有点洞察力就很容易将这些过路人分为几类，并猜出他们的阶级属性、他们的习惯以及此刻使他们忧虑不安的东西。可以在压缩得很短的时间内深入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孩提时代、成年和老年，挤成了一团，就像过眼云烟一瞬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路人曾经待过的地方只剩下空气。如果从生理方面来研究这个路人，而不是另一个路人生存的特点，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可是如果有人能深入到这些路人的头脑中，就会发现前所未闻的荒谬无稽。这些路人完全没有意识到，没有一样东西是他们自己的：诸如他们的工作性质和服装、动作、千姿百态的笑容、信仰以及观念等，没有一样是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一切都属于产生他们的历史体系。他们是历史流传下来的惯性力量的化身。他们有种错觉，认为自己还是自己，其实根本不是。或许，把他们说成是教会所说的幽灵，或者莱布尼茨的单子式的游魂会更贴切些！但是就连那种信仰也早已被一笔勾销，荡然无存。最后，留存下来的都是那些令人讨厌的生活细节和理念，从而使每一种现象都能独立存在：像吃、喝、赚钱、做爱、生孩子。下一步该做什么呢？这一切都要继续下去吗？为何要继续下去？这种疑问与对资产阶级的仇恨心理几乎是同义语。

但愿能诞生一种不屈不挠的、具有全球性思维的新人类，让他们来改造世界，让他们自己来构建一种历史体系，而不再成为历史体系的奴隶，只有这样才能补偿人类生理延续的荒谬性。需要采用暴力，使大家忍受痛苦才能迫使人类理解和接受这一点。为何人类不能忍受痛苦？他必须经历痛苦！他如果仍然邪恶、愚蠢，为何不能像粪便那样被善加利用？如果知识分子备尝思想的痛苦，那就应该毫不吝惜地让另一些人也来尝尝这种痛苦，因为迄今为止，那些人只会捧腹大笑，大吃大喝，讲愚蠢的笑话，并从中看到生活的美。

知识分子会惬意地眯缝起眼睛，看着资产阶级——包括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受到迫害。这是对他曾经感受到的屈辱的一种丰厚的奖赏，曾经他不得不成为那些人中的一分子，而且觉得无法从这个生死循环的圈子里走出来。知识分子天性懦弱，从不习惯那种强硬而严厉的思维方式。当他突然被捕鼠器钳住，例如，要疲于奔命地参加革命周年纪念的各种活动，即便他憎恨参加这类活动——现在看到别人也在受苦，也就让他获得了瞬间的喜悦。至于那些将自己辛辛苦苦地积攒起来的金币掩埋起来、偷偷收听外国广播并希望战争能使其免于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们，肯定不会在知识分子当中找到自己的同盟者。但不管怎么说，知识分子是有爱心的、善良的——理论上他能与人为友，但不是与采取现在这种方式生活的人做朋友，而是与应该采取那种理想方式生活的人做朋友。当然，不能把知识分子比作中世纪宗教法庭的审判官；因为，中世纪宗教法庭的审判官相信，只要对某人处以肉体的惩罚，就可以拯救那人的灵魂。然而，知识分子要拯救的却是全人类！

必要性

惧怕独立思考是知识分子的特点。简言之，这并不是说他害怕得出危险的结论，他怕的是徒劳——马克思称之为“哲学的贫乏”。我写这些话的时候，自己也还没有摆脱类似的恐惧。人（权且让我这么说吧）只能是受历史女神指挥的交响乐队中的一件乐器，只有从自己的乐器中发出的声音才具有意义。否则，他即便有最动听的演奏，也只不过成为艺术至上主义者的游戏罢了。这不仅仅是个如何鼓足勇气和如何反对别人的问题。这是个要尖锐得多的问题，这是自己给自己提出的问题：关乎自己能否正确地理解而又适当地写出来，如果他不顺应现实中唯一且具有生命力的潮流，那是因为他必须考虑，是要跟现实的运动保持一致，还是要符合历史的法则。里尔克的诗歌也许非常好，但如果说这些诗歌好，那就意味着，在他所处的时代，必定存在着某些因素，使这些诗歌能如此出色。他所写的内省诗，是不可能出现在人民民主国家的——这并不是因为出版有困难，而是因为在这些国家，作者写作冲动的源泉就已浑浊不清了，根本缺乏能孕育出这类诗歌的客观条件。其实，上面提到的那类知识分子，他们内心深处也不愿作品写成之后藏在抽屉中不能发表。因此，屈服于书报检查制度和服从出版委员会所提出的各种要求时，也只能暗中咒骂而内心绝望。与此同时，他们对未经“审核”的文学作品的价值也滋生出深深的疑虑。再者，得到“出版许可”也并不意味着出版家认可作品的艺术价值，当然也不能期待自己的作品必能受到大众的欢迎。“出版许可”仅仅意味着，作品符合主流教条，也就是说这本书的作者与那个唯一的、富有成效的潮流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之所以说富有成效，是因为这一潮流以科学的精确性反映社会现实的变革。辩证唯物主义（根据斯大林的理解）既能反映变革，同时也能指导这种变革，在其指导下所形成的社会、政治环境里，人们除了适应“需要”，就再也不会写作，也不再擅长于思考了。同时，这种“需要”是要得到认可的，因为除了“需要”之外，再也不可能产生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这就是辩证法的紧箍咒。作家之所以屈服于它，不仅仅是因为怕自己会受到皮肉之苦，他们担心的是更宝贵的东西——自己作品的真正价值。如果他们的作品误入“思考哲理”的歧途，他们就会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变成普通的写作狂。任何一个受到唯物辩证法钳制的人都不得不承认：每个独立哲学家的思想如果没有引用权威人士的语录加以支持，那他就是在说蠢话。如果，一个人所做的任何努力都必须符合这条政治路线，就再没有任何界限可以让你坚持了。有人说A，他必须说B，然而A是相当容易吞下的。这就是第一粒不引人注目的“穆尔提-丙”药丸，它跟当代知识分子菜单中最丰富多彩的菜肴搅放在一起给端了出来。想要觉察出它，须有一个经过特别训练的头脑，更重要的是，必须保持内心的安定而不能空虚。我既不是哲学家，也没有雄心研究这个A。

国家机器的压力绝不能跟令人信服之论点的压力相提并论。我在波兰参加过艺术界各个部门的代表大会，大会上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时，与会代表对在大会上做规定的报告的人充满敌意，大家都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政府强加的理论，最终会像俄罗斯艺术那样导致令人哭笑不得的可悲结局。会议主持人多次试图发动与会者对此理论进行讨论，但都不成功，整个会场寂静无声。这时，有人自告奋勇站出来，有节制地对此提议进行讽刺性批评，尽管整个会场依然静悄悄，却能明显地感到人们无声的支持。接着，在会上做报告的那些人提出理论根据，反驳这个持反对意见者的观点。很明显，他们是有备而来，为了更有力地证明自己的论点，他们甚至出言恐吓这个唱反调的人，暗示：如果他倔强地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日后的仕途肯定会受影响。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公式：提出论点，并用高压创造必要的条件。火绒对火石，铁锤对铁砧，期望的火星一定会出现。这是一道再明白不过的数学题。

与会者个个表情漠然，完全看不出他们内心的真正想法，他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学会隐藏自己的感情。但是，仍能让人注意到迅速变化的情绪——愤怒、恐惧、惊诧、不服和疑虑像暗流涌动，此伏彼起，一浪高过一浪。我的印象是，自己仿佛参加了一次催眠大集会。奇怪的是，大会结束后，这些人居然在走廊里大声地嬉笑逗趣。但是，捕鲸的鱼叉已投中目标，且击中要害，因此，不管鲸鱼游到什么地方，身上总带着那根尖叉。所以，我在想：在大会上做报告的那些人所运用的辩证法真是无可辩驳的吗？是的，是无可辩驳的，如果对方法论根本不进行原则性的讨论的话，只能如此。与会者根本没有准备进行这样的讨论。很有可能被理解为是要开展一场有关黑格尔的讨论，而由画家和作家构成的听众没有读过黑格尔的著作。再说，即便有人准备了这样的议题，大会可能也不会让他发言。因为类似的议题只容许在最高层的哲人、智者当中讨论，而且是战战兢兢地讨论。

艺术家大会的例子告诉我们，在武装好的理论家和其应战者之间存在着比例失调的现象，就像坦克跟步兵决斗一样。并不是每一个理论家都具有智慧、受过良好教育，但是他的言论莫不汇集了大师和注释家们极其丰富的思想成果。他的每句话都格外凝练且目的性极强——这其实完全归功于他对于经典著作的滚瓜烂熟，而非他有什么特殊能力。面对这机器的听众是完全无力自卫的。诚然，他们也许能提出自己从对生活的观察中汲取到的一些理论根据——但这很少能得到认同，更别说深入到只有最高层才可以涉及的根本问题。在各级工会大会上，在各级青年组织的会议上，在各种俱乐部、工厂和办公楼内召开的会议上，在村委会上，在欧洲大陆整个皈依了的地区，唯物辩证法理论家的意见，总是与大众的观点相冲突。但毫无疑问，这些个理论家总会在较量中获胜。

如果作家或者画家怀疑反抗的目的性，也不应大惊小怪。假如他们能肯定，他们与官方推荐的政治路线背道而驰的艺术作品具有永恒价值，他们就会毫不迟疑地坚持创作，而不会为出版或者参加展览的问题忧心忡忡。他们会去随便找个工作赚钱糊口，而在工作之余写作或绘画。但是，作家或画家其实认为，这种作品很可能没有什么艺术价值——他们的想法当然也没什么错。正如我前面所说，现在缺乏的是客观条件。众所周知，创造一部伟大艺术作品所需的客观环境十分复杂，需要有一个艺术作品欣赏者的群体，和跟这个群体建立联系的可能性。还要有相应的氛围，而最重要的则是，不受内心不由自主的监督。“我不能写我想写的东西，”一位年轻的诗人对我说，“在我自己的思想源泉中有太多的支流，当我刚刚堵塞了其中一个，就会发现出现了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我刚写了第一句，就不得不考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评，我就想象，当我写好后，理论家X或Y会说些什么——于是我就得违心地改变我整个句意。”

这正是由于意志薄弱——此说法似乎有点儿离奇，它让知识分子信服，正确性是在最完美的因为是唯一的——辩证法一边。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依照辩证法：我预见房子会着火，然后就将汽油泼到火炉周围，房子烧起来了——我的预见应验了。依照辩证法：预见违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创作将一文不值，然后把艺术家置于这种创作毫无价值作品的环境中——预见便应验了。

以诗歌为例：除了那些具有政治意义的诗歌之外，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当局是可以允许抒情诗存在的，条件是抒情诗必须1．开朗；2．不含任何超越普遍接受的原则的思想元素（实际上是指描写自然，表达对自己最亲近的人的情感）；3．直白，因为不许诗人在自己的诗作中表达自由思想，如果他有表现完美形式的倾向，就会被指控为形式主义。

不仅是人民民主国家的文学和艺术向知识分子证明：现状不能改变，非如此不可。来自西方的消息更加深了他们的这种信念。西方世界就是维特凯维奇小说中的世界，在那里美学和哲学谬见多得令人头晕目眩。追随者模仿追随者，过去模仿过去。这个世界还在继续，似乎从未发生过“二战”。这一切都已为东欧的智力集团所熟知——但他们清楚这已成为一段不值得回顾的过往。虽说一些新的任务和问题是如此沉重，足以把许多人压得彻底崩溃，可不管怎么说，这些任务和问题都属于当代问题，思想纪律和质朴的义务无疑代表着某种宝贵的东西。至于真正杰出的西方学者和艺术家的作品在东欧却鲜为人知，而那些较为新鲜的姓氏中知名的只是“民主主义者”的名字（这是一种委婉的称呼，意即与异端分子无关的人）。对个人所遭受一切痛苦的补偿，正是确信他隶属于这个不断取得胜利的新世界，尽管这个世界既不像他自己所宣传的那样舒适，也不是那样欢乐。

成功

在遥远的莫斯科中央，由上层所决定的每个政治措施都属于机密；而人们谈论那些真正杰出的个人时，都压低着嗓门，充满虔敬。在广袤的欧亚大陆，整个民族可以悄无声息地消失，数百万士兵的军队、恐怖手段的有效性、辩论的严谨（那些真正统治国家的人都是哲学家——当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而是辩证法的哲学家），确信整个地球都会被征服，在每个大陆上到处都有成群的追随者，总是由真理的种子孕育出来的谎言的狡黠；对未受哲学教育的敌对分子及其由出身决定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无能的蔑视（唯物史观认为，资产阶级是注定要被消灭的阶级，因为他们患有思想麻痹症）；帝国的疆界正在持续而系统地向西推移；为科学研究投入的大量经费在别的任何地方都前所未有；时刻准备统治世界各国的人民。这还不够吗？够了，这都是为了蛊惑知识分子，在知识分子心中巩固其历史的宿命论，使得他可能在某个需要表态的时刻厚颜无耻地承认：“我赌这匹马，这是匹好马，它能载我走得很远。”

当一个处境困苦的人将一份“穆尔提-丙”药丸整个吞下去的瞬间，他会经历一种痛苦，会精神崩溃，有时还会得场大病。因为这对于他就是与过去的自己诀别，把过去一切的交往和习惯都一笔勾销。如果他是位作家，他手中就不会再握笔。整个世界对他来说漆黑一片，没有任何希望之光。迄今他在写作时只缴纳微薄的贡赋：在自己的文章或者小说中，展示资本主义关系的邪恶。批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活其实并不难，作家可以诚实地进行批判；至于那些股票投机分子、封建领主、骗人的假艺术家和民族主义好战分子头领的形象，作家在战前和战争期间就已熟知，而且都是他加以挖苦讽刺的绝妙素材，可现在他必须开始赞美（用官方的术语来说，就是从批判现实主义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阶段；这段历程在人民民主主国家始于1950年左右）。他所要接受的这一手术，他的一些朋友已经经历过了，他们现在看着他，同情地点点头。这些人都经历过不同程度的痛苦，很清楚这一过程和结果。“我已经历了转折，是过来人了。”他们平和地说，“但是Z还在受煎熬，他整天托着腮帮子坐在自家门厅里的箱子上。”

最难战胜的是罪恶感。无论他们有什么信仰，那些我所提及的国家中的人，都带着自己根深蒂固的古老文化的烙印。他的父母对宗教若不是非常虔诚，至少也是尊敬。在学校宗教课上所受到的教育，无论是道德教育，还是怎样做人，都对他的成长影响很大。他相信对别人的伤害、欺骗、谋杀、鼓动仇恨，这一切都是可耻的犯罪行为，哪怕这种行为是为崇高的目的服务。当然他学过自己民族的历史，也曾欣喜地阅读过去的诗人和思想家的作品，并为这份遗产自豪。他对人们捍卫祖国的疆界，或是在被外国占领的黑暗时期，为追求祖国的独立进行的几个世纪的斗争，也并非无动于衷。他对这一切都不陌生。他有意无意地认为，自己要忠实于过去，应该继承先辈的遗志，因为他的同胞为维护国家的独立付出过巨大的努力、重大的牺牲。此外，他自孩提时代就受到的教育，给他幼小的心灵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那就是：他的国家属于源自罗马的文化圈，是欧洲的一部分，因此应该发扬这一传承并珍视它。

现在，当他得知他正跨进一个一去不复返的大门时，他觉得自己仿佛在做什么坏事。他对自己解释说，必须消除这些非理性的障碍，还说，这是来自于他自己和国家过去的重负，他只有将那种一去不复返的东西连根拔去，才能成为自由之身。斗争还在继续，天平还没摆正。这是一场人们在自由时代从未经历过的残酷斗争，他知道，这是天使与魔鬼之间的斗争。但是，他们当中谁是天使，谁是魔鬼呢？这张他自幼便已熟悉的明朗脸庞——难道这就是天使？不对，这张皱纹密布的脸上长着令人厌恶的疤痕，从这张脸庞上他看到的是旧秩序，是一些戴着大学生社团制帽的笨伯、贵族老爷的轿式马车、政客年老糊涂的病态和西欧文化的没落。西方文化已走向黄昏，是没落、颓废、制度的神秘，这一切都已完结。而另一张脸，则是丰满而又泰然镇定，对未来充满信心，这些都在召唤着他。这是天使的脸吗？很令人怀疑。

到处都在大谈爱国主义，大谈要与各民族最好的进步传统相结合，大谈对过去充满虔敬。可是没有人会幼稚到严肃地对待这种表面的夸夸其谈。重建一些历史古迹，再版一些老作家的作品，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那些明显而重要的事实，亦即自己的国家变成了那个帝国的一个省份，受来自莫斯科中央的法令操纵，同时保持了自治权，可这种自治权却越来越少。也许，民族独立的时代已经结束，现在应该把这种思想放进博物馆。但是，要与各平等民族（拥有不同语言和文化但希望有统一法制的欧洲国家）联盟的幻想告别，是一件令人感到非常悲哀的事，而屈服于一个仍十分原始的霸权国家，同时承认这个国家的风俗习惯、制度、科学技术以及文学艺术的绝对优势，也是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难道为了人类的统一就必须做出如此多的牺牲吗？“西欧各民族，”作家心想，“将来也会经历这一阶段，但会温和得多，他们可能会成功地保存自己的文化和本土语言。”可在这个阶段，整个东欧都将自愿把俄语作为通用的语言，“民族文化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的原则，在最好的情况下意味着，由中央控制的文化将是坚如磐石的单调统一体，在某些国家保持本土民间文化只能是一种点缀。甚至吉尔吉斯斯坦大草原的儿子将会在罗亚拉河畔放牧，西西里人将在土库曼谷地种植棉花，就这样来实现世界大同的梦想。作家读着报纸上的宣传文章，文章号召要为解放那些受殖民强权压迫的人民而奋斗。看到此，作家笑了：“哦，这就是唯物辩证法的灵活所在！哦，这就是分阶段治理的高超技巧！”

这一切都是苦涩的！那些人民之春的预言家和卡尔·马克思，还有那些关于人类的兄弟情谊的幻想。可是没有霸权、没有统治者的铁腕就会一事无成。可这位统治者又是怎样的呢？一位波兰的民族诗人，描写了他在1824年作为沙俄的政治犯被押往东方时的经历。他把俄罗斯民族精神比作蛹，他忧心忡忡地问自己，当自由的太阳照临时，是什么昆虫将破茧而出：“是鲜艳的蝴蝶飞临大地，还是掉出一只黑夜肮脏的昆虫——飞蛾？”时至今日，没有任何迹象可预卜这只蛹中会飞出欢快的蝴蝶。

作家一想到西方的共产主义者就满腔怒火。那是一群怎样的小丑！如果是碍于被迫宣传的需要，他们发表宣言是可以被原谅的。但他们对自己所作的有关“造福人类而值得祝福”的中央的宣传绝大部分都信以为真——这就无法被谅解。没有任何事能比他们多愁善感的小丑表演更令人蔑视。

尽管有抵抗，尽管有瞬间的绝望，但这样的时刻总要到来的。也许会发生在夜间，也许会发生在早餐桌上，或是街上，这样的时刻突然降临，就好像突然转换转动方向的齿轮发出的金属响声。可是显然我们别无选择，仿佛在整个地球上都找不到另一种拯救。闪光会持续一秒钟，但从此便开始改过自新。患病者长久以来第一次感到有了味觉，他的动作充满活力，脸色恢复了往日红晕。于是他坐下来，撰写“肯定”的文章，自己都感到吃惊，怎么会如此信手拈来。归根结底没有理由为任何事闹出许多响动，事情就这么简单，因为他已经“渡过了转折期”。

但这一过程并非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当这一过程过去后，留下的是某种特殊的凋萎，常常可以从他的目光和脸上看出来。这是一种平静的哀伤表情，就像一个人吃了辨识善恶树上的果实那样，知道自己在说谎，并同情那些还被蒙在鼓里的人。他已经过了这一关，但还有许多人需要渡过这一关口。

1945年，有一位杰出的苏维埃记者来到波兰。他是位老绅士，长得很像资产阶级律师。他看上去很精明而且勇敢无惧，这表明这个人具有顽强的精神，历经多次清洗运动，他仍能保持自己高级别的职位并活到令人羡慕的高龄。这位记者在巡游了波兰几个省会之后，笑谑地对当地的作家们讲了一个他在西里西亚的奇遇故事：那时不知是谁，散布小道消息说，一个西方盟国的代表团已经到了当地，于是街上有一个人冲向这位记者（由于他大腹便便，以及诚实的当地人外貌，那人对他产生了一种冲动的信任），紧握住他的双手高兴地对他喊道：“先生，英国人来啦！”“完全就像1919年在乌克兰发生的情况！”——这位记者讲完了自己的故事。他为这种一再重复徒劳的希望而乐不可支。令他感到荣耀的还有，他是那个正在实现无可置疑的预见的国家的代表：一个国家紧随另一个国家慢慢归顺到他的国家名下，历史曾经是这样，也必须是这样。我不敢肯定，他的笑容中是否含有心怀怜悯的居高自傲感，那感觉就像家庭主妇抓到了被捕鼠器夹住的老鼠。

作家在“渡过了转折期以后”希冀着，有一天自己能像这位记者那样被派往一个新归顺于帝国的西方国家，这种想法并未令他不快。去观察那些一无所知、一切都要从头学习的人，肯定能尝到短暂的甜头。家庭主妇知道，那个夹住老鼠的捕鼠器并不是个特别可爱的逗留之地，但是生活在被征服国家中的公民暂时还不怎么了解他们的新处境。乐队嘹亮的声响，飘扬的国旗，首次通告他们所期待的改革，让他们兴奋无比。只有他，这个见证人，将像神灵那样展望未来；尽管未来将是艰难的，但仍须走出这一步，因为历史法则就是如此。

在维特凯维奇小说的尾声中，所有角色都走上了为“穆尔提-丙”哲学服务的道路，结果都患上了神经分裂症。在这一点上现实正好验证了他的幻想。一个作家或者画家可以经历“转折”，并正常地从事自己的活动，写自己该写的，画自己该画的，但由于内心深处还一直深藏着旧的道德和美学标准，遂产生了双重人格。这种双重人格就是人们日常生活中诸多困难的根源。由于这种双重人格，他更在追踪别人的异端思想和倾向时格外方便，因为一个服用了“穆尔提-丙”药丸的人往往会极其敏锐地感悟到自己对手的处境。在“穆尔提-丙”哲学中新旧观念并存，可以使作家或画家变成一个有经验的心理学家和思想的捍卫者，能督促他的那些比过去称职的刑侦员的聪明头脑更加机灵的兄弟转变世界观。

可以预料，新一代人一出生即在新制度下受教育，他们不会有那种双重人格——但做到这一点也需要一个过程，不会那么快速。众所周知，完全战胜教会不是什么简单的任务，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有效的策略；但是，即使把那种非理性的内心本能冲动的重要支柱连根拔除，剩下来的还有民族文学，经过冷静的思考，会发现民族文学往往会产生不良影响。例如，波兰所有最杰出的诗人作品中都包含厌恶俄国的内容，而在其中可以找到的天主教哲学的分量也令人不安。但是，国家必须出版这些诗人的某些作品，并且在学校中讲授，使之普及。因为他们是经典作家，他们被视为文学语言的杰出创造者和革命的预言家。将他们的作品列入禁书黑名单，意味着与唯物辩证法思想相悖，那就会犯过度左倾罪。这就陷入了两难，在人民民主国家中比在莫斯科中央遇到的困难还要大得多。因为，莫斯科中央在将人类利益与民族文化统一起来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当然也遇到很多麻烦，因为那里的青年人不听明智的劝说，偏要去寻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因此可预见的是，近期内精神分裂不可能消失。

也许有人会说，服用“穆尔提-丙”药丸根本就违背人的天性。但是，这一论点并不具备足够的说服力。无论是阿兹特克人以众多活人作为祭祀神的供品，或是早期的天主教隐居修士、苦行僧的肉体自残，全都不值得赞扬，却都毫无阻碍地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某种崇拜成了现代社会的推动力，这种崇拜论其疯狂性绝不逊于任何早期妖术最残暴的要求：这就是拜金主义。从这个角度来看“穆尔提-丙”主义，会发现它其实并没有超出人类天性的需求。

一个人在服用了“穆尔提-丙”药丸以后，是否真能获得内心的全然平静与和谐，这另当别论；但他至少可以获得某种程度的内心平衡，足够让他从事一系列活动，这比他以毫无成效的反抗和怀抱不确定的希望折磨自己要好许多。那些与小市民有着千丝万缕联系、本性难移的农民认为：“变化一定会来临，因为不能总是这样。”这是一种相信事物的自然秩序的有趣信念。趣闻是这样说的：有个旅游者想去爬山，但一个星期以来一直阴雨连绵。旅游者在走过一道湍流时遇到一位山民，于是向山民问道：“雨还会继续下吗？”山民看着上涨的水势说：“雨不会再下了。”旅游者又问山民：“你是怎样得到不会再下雨的结论呢？”山民回答说：“如果再下雨，河流就要泛滥啦！”“穆尔提-丙”主义将这种妖术式的成见视为过去时代的残余。“新的”总要战胜“旧的”，而“旧的”也不会立即被消灭。

有一件事似乎在否定“穆尔提-丙”主义的完美性，那就是——冷漠。人们一方面对它无动于衷，一方面又在表面上热中于传播这一主义。很难给这种无动于衷下定义，因此当人们注意到这种无动于衷，也许会认为它是错觉。不管怎么说，人们最终还是得活动、工作、看戏、给演讲人鼓掌、出门旅游、恋爱、生子。但是，在一些人民民主国家的首都，例如在华沙、布拉格，就有一种令人捉摸不定的气氛。这种暗流涌动的集体不稳定，产生于个别不稳定因素的交流和搅合，是一种坏的精神流质。这是暴力和不幸、内部瘫痪和外部动荡的先兆。无论我们怎样描述这一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假如地狱保证给它的住客提供豪华的居所、美丽的衣裳、美食以及所有娱乐活动，同时却命令他们永远生活在这种氛围之中，这就会成为对他们最大的惩罚。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宣传，都没有办法捕捉到这种飘忽不定，且过去鲜为人知的非凡现象的真实面目。人们想对它做出任何算计却一直不得其法。这不能写在纸上。可是既然在悄声谈话中人们承认这种现象的存在，就必须为它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这肯定是“旧”时代的残余，受到压抑，胆战心惊，却在设法报复，犹如受伤的章鱼喷射出墨黑的毒汁一样。可是社会主义建设正在阔步前进，正在走向美好未来，这一点是有保障的，难道它不能显示出足够强大的力量，来对抗任何思想毒素？这样做肯定还有些为时过早。当年轻一代长大后，他们就会甩开种种包袱，抛弃“老一套”的毒汁，到那时一切就会焕然一新。只是那些到过中央的人在观察过那里的年轻一代之后，十分不看好这种预测。因此应该寄希望于更遥远的将来，直到中央、所有地方、所有国家都能为每个人提供冰箱、摩托车、白面包和大块黄油，只有到那时，人们才会感到满意。

为什么当一切都还符合逻辑时，还要做另外一种补偿呢？难道非要运用非欧几里得几何学的方法来改变这古老的物质——比如说人，普通方法难道就不够吗？这真是一件恼人的事。真见鬼，人到底需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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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埃德蒙德·古斯塔夫·阿尔布雷希特·胡塞尔（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1859—1938），著名德国哲学家，现象学之父。

(2) 鲁道夫·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1891—1970），20世纪著名的美国分析哲学家，生于德国。经验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代表人物，维也纳学派的领袖之一。卡尔纳普是学物理和数学出身的，在耶拿大学（University of Jena）曾受教于弗雷格（Friedrich Ludwig Gottlob Frege，1848—1925）门下，研究逻辑学、数学、语言的概念结构。受罗素和弗雷格的著作影响。

(3) 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德国哲学家、数学家。他的研究所涉及的领域包括法学、力学、光学、语言学等四十多个范畴，被誉为17世纪的亚里士多德。此外，他和牛顿先后独立发明了微积分。

(4) 佛罗拿（Veronal），即巴比妥，一种长效催眠剂和镇静剂。

第二章　看西方

“美国人真的很蠢吗？”一位华沙朋友向我提出这个疑问，声音里有绝望也有期待，希望我能反驳他。这个问题反映了人民民主政体下，普通人对西方的态度：在几乎彻底的怀疑中夹杂着一丝残存的希望。

过去数年中，西方提供的令人怀疑的政治理由实在不少，还有其他更复杂的原因在影响着知识界。中欧和东欧国家在进入帝国势力范围之前，经历了“二战”，这场战争的进程在那里造成的损害是对西欧国家的损害无法比拟的。战争不仅摧毁了这些国家的经济，还摧毁了诸多此前人们视为不可动摇的价值观。

人们常常把生活的秩序理解为自然秩序。在上班途中，人们看到的房子，似乎更像是从土壤里钻出的岩石，而不是人类用双手和思想所创造出来的产物。人们认为，他们在自己的公司或办公室所做的工作对世界的和谐运转至关重要。他认为，他自己所穿的衣服与周围人所穿的衣服，本应就是这个样子；想到自己和自己的熟人可能穿上罗马长袍或披挂中世纪的盔甲会同样好看，便觉得可笑。他曾觉得国家部长或银行经理的社会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值得羡慕；与此同时，他认为拥有大笔钱财是和平与安全的保障。他不相信，有一天在他所熟悉的猫咪睡觉、孩子们玩耍的街道上会出现一个带着套马索的骑马者，而这位骑马者会抓住路边的行人，将他们拖到屠宰场后立刻宰掉或吊在肉钩上。他习惯以最谨慎、能避开人们注意力的隐秘方式来满足生理需求，而不管是否所有人都有这样的习惯。总而言之，他的表现有点像无声电影《淘金记》（The Gold Rush）里的查理·卓别林，在简陋的木屋里忙碌，丝毫未察觉到屋子是吊挂在悬崖边上。

但当他第一次流落街头，看到满街都是被炸弹震破的玻璃碎片、狂风把人们在匆忙撤退时弃置在办公室的纸张吹落到马路上时，他对迄今习以为常的所谓自然性信念就发生了动摇。当他看到盖了那么多图章，标注着“机密”或“绝密”的文件漫天飞舞时，就联想到多少保险柜及钥匙，多少满脸横肉、垂着双下巴的局长大人们，也联想到各种会议、往来的信使、叼着雪茄的人和秘书们紧张地打字的情景！现在，风吹得这些纸张四处飘散，谁都能随意捡起一张纸片来看看，然而没有人有心思去看这些漫天飞舞的纸片，因为，当务之急是要为自己找到一公斤面包！尽管这样，世界照旧在运转，这真奇怪！他继续前行，并停在一幢被炸弹炸成两半的房子前。住家的隐私、家庭的气味、蜂巢般温暖的生活和家具都还保留着关于爱与恨的种种记忆，如今这些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房屋露出了本身的内在结构，它已不再是可以让人们安居数世纪之久的住宅，而仅仅是泥灰、石灰、砖头和混凝土交杂在一起所搭成的架子。在三楼上有个孤零零的、也许只有圣洁天使才能使用的白色浴缸，雨水冲刷掉了曾在里面沐浴过的人们的回忆。不久前还富裕、受人尊敬的人们，如今却失去了他们曾经拥有的一切；他们蹒跚在田间地头，乞求农民施舍一点点土豆。货币每天都在贬值，变成了一堆印着彩色画面、毫无意义的长方形纸片。在烟尘缭绕的瓦砾堆上坐着一个小男孩，他一边用铁丝做的小棍儿戳着一堆瓦砾玩耍，一边吹哼着关于伟大领袖的歌曲——他是如此英勇，甚至不让敌人接近边界。如今歌曲仍在被人们哼唱，可是领袖却在短短几天内就变成了过往。

后来他必须养成新的习惯。以前，如果傍晚在人行道上有人绊着了一具尸体，那位公民会立刻跑去打电话，之后很快就会有一群人围拢过来，开始叽叽喳喳地议论或评论一番。现在他知道，必须迅速躲开躺在乌黑泥泞里的尸体，不要提任何没有必要的问题。开枪的人总会有自己的道理，而地下审判从来不会听取被告的申诉。

在欧洲正常的城市里，居民不会被命令去研究自己所居住城市的地图，以便确定每个人住在哪个城区。为什么有的城区不适合他居住？因为A区是指定给一个种族居住；B区是指定给另外一个种族居住；C区是指定给别的种族居住。连搬迁都会限定最后的时间，那时，人们就能看到，街道上开始挤满长串的运输马车、手推车、独轮车，以及肩扛着包裹、手提着箱子、抬着床和柜子、背着大锅、提着金丝雀笼的拥挤人群。终于，所有人都搬到了被指定居住的城区，而问题却也立即显现，因为，本来过去只能容纳两百人的楼房，现在必须挤进两千人居住。C区周围还筑起了高墙，大门紧闭，数月间，天天都能看到装牲口的闷罐车送进去一批男人、女人和孩子，他们是被送进那个专门为他们建造的“工厂”，然后用科学的手段毒死，之后，他们的尸体被扔进一个巨大的焚尸炉里焚烧。

此时带着套马索的骑马者就会出现。那就是“囚车”，即停在街角，用帆布遮盖着的大卡车。行人根本预见不到那里会有危险，当他们路过那个街角时，会突然感觉有一支枪顶住他，之后听见要他举起双手的命令，然后被粗暴地推进那辆用帆布蒙盖着的卡车，从此他的家人和朋友就再也无法找到他。他也许会被关进集中营，或者会被推到墙下，用胶布封上嘴巴以防止他喊出反对占领国的口号，然后就被枪毙。这一切都令城市居民心惊胆战，迫使他们俯首帖耳。为了避免这种不幸，最好的办法就是足不出户。但是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必须外出挣钱，弄点供养他的妻儿老小的面包和菜汤。每到晚上，家里人就开始心绪不宁，担心父亲是否还回得来。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多年，所以人们渐渐觉得他们居住的这座城市简直就是危机四伏的原始森林，20世纪人的命运，与那些每天跟毒蛇猛兽作生死搏斗的穴居人的命运没什么两样。

迄今为止，人一生只需要保有一个名字和姓氏便已足够，而现在出于种种原因，必须改名换姓并且学会记住自己虚构的简历，习惯于忘记自己过去的姓氏与名字，直到获得新的身份。当一些妻子失去了丈夫，又不知其下落，而一些丈夫也失去了妻子时，当人们都变更了自己战前的姓氏和名字时，就很难找到登记婚姻状况的档案。所以，那时婚姻的法律手续受到轻视，结婚就只是两个人搬到一处同居——不在乎一纸结婚证书，这种关系之后也得到了社会的承认。

过去抢劫被认为是犯罪。而如今，抢劫银行的人却可获得英雄称号，因为抢劫的钱财可以作为地下组织活动的补充经费。抢劫者通常都是些乳臭未干的年轻小伙子，一副妈妈的娇宝贝的模样儿，在那时，杀人对他们来说，至少不再构成什么复杂的道德问题。

濒临死亡摧毁了人们的廉耻之心。无论男女，一旦得知那个手持马鞭和手枪的人已经将他们的死亡日期记录在册，他们的命运已经无法改变时，他们就会在用铁丝网围起来的小片空地上公开性交，这已是他们活在世上能占据的最后地盘了。那些18岁的男孩和女孩，在即将奔赴防御工事，用手枪和汽油弹去攻击坦克之前，他们希望充分利用自己的青春年华，因为他们不知道，今后是否还能活着回来，能否活到成熟的年龄，所以他们现在就不再需要去恪守过去年代的体面标准了。

哪个世界是自然的？是战前的那个，还是战争期间的这个世界？两个都是自然的——人们认为，如果能让他们同时认识两个时期的话。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没有任何一种习俗和习惯是一成不变的，人们生活中经历的一切，都是他们所置身的历史形态的产物。流动性和不断变化就是许多现象的特点。人是可塑性极强的生物，甚至可以想象到，有一天，一个自尊心极强的公民会在自己的背后插上色彩鲜艳的羽毛伏地爬行，犹如顶着一个装甲炮塔。

西方国家的人，特别是美国人，在他看来都是一些非常不严肃的人，因为他们从未有过教会他们认识判断和思维习惯相对性的经验。他们相当缺乏想象力，因为他们是在一个既定的社会秩序与价值体系之中出生和成长的，他们认定任何其他的秩序都一定不自然，因为它违反人的天性，所以不能持久。不过也许有一天他们也会了解什么是烈火、饥饿和利剑。这种情况极有可能发生，人类的生活中有一种血脉相连的东西在作祟，很难相信：当地球上有一半人在遭受可怕的灾难时，另一半人能够继续享受19世纪的生活方式，而只是从电影和报纸上得知远在天边的同类所经历的痛苦。近年来的许多事例在教导我们这局面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华沙或布达佩斯的居民也曾在电影院观看过记录被炮火轰炸的西班牙或在烈火中熊熊燃烧的上海的新闻片，但不久之后他们终于在现实生活中领略到了这类事件和其他灾难的滋味。他常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令人郁闷的历史，但直到后来才发现自己也不得不去跟这种机关打交道。如果某件事会在某个地方存在，那么它就会在所有地方存在——这就是他从观察中所得出的结论，他也因此对美国眼前的繁荣没有特别的信心。他认为，1933—1945年在欧洲所发生的一切，预示着在别的地方也有可能发生。因此，从这一点来说，在对当代局势的理解上，东欧人的成熟度是那些未曾有过任何特殊经历的国家之居民无法相比的。

从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种思维方式已经深深扎根在他的头脑中，因为这是他在一个非常严酷的学校里学到的。在那里，无知的后果不是成绩不及格，而是可能掉脑袋。因此他特别容易接受预示西方国家也会发生暴力改变的理论，因为他认为，如果在他那里持续发生的事件，在别的地方不会发生，这太不公平了。

他能接触到的唯一思想体系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这种思想体系之所以吸引他，是因为它所使用的语言根据他的经验，是能够让他理解的。根据辩证唯物主义（斯大林的说法），西方国家虚幻的自然秩序，注定要受到危机的影响而出现突然的灾变。一旦危机发生，统治阶级就会以法西斯主义作为抵御无产阶级革命的手段，法西斯主义就意味着战争、毒气室和焚尸炉。诚然，美国在复原时期将发生危机的预言并没有实现；诚然，英国所实施的社会保险和医疗社会化的制度也达到了迄今任何地方都比不上的周全程度。事实证明，美国之所以发生反共歇斯底里，其背后的重要催生因素乃是对于另一大国的恐惧——但这只不过是对一条已受到检验的定律的另一种解释罢了。如果世界被分为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显然法西斯主义注定失败，因为它是为拯救资产阶级而孤注一掷的最后一根稻草。资产阶级的统治，就是通过蛊惑民心，而把那些不负责任的人推到最高位子上，但在关键时刻，这些人会犯下愚蠢的错误（例如在东方，希特勒对东欧人民实施了残酷的政策，又如墨索里尼把意大利拖入战争）。

如此推理，我们说的这个人至少不需要成为一个斯大林主义者。相反，他既然知道莫斯科中央所提倡的这个体制的善行令人怀疑，那么他就特别希望看到一颗巨大的陨星把他受苦受难的原因从地球上“冲刷”掉。然而，他只是一个人，势单力薄，于是他在反复权衡利弊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加入被“历史”薄待的一方，将是不智之举，因为在他所生活的世纪中，“历史”已经取代了上帝的位置。他所听到的宣传，竭尽所能地说服他相信，纳粹主义和美国主义同出一辙，因为二者是在那些同样的经济关系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他相信这种宣传的程度，与普通美国人相信他们记者的报道的程度差不多，因为这些记者也说，希特勒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毫无差别。

我们的人即使处在相当高的地位，能接触到有关西方的一些信息，仍不能充分了解西方的力量和弱点。他所使用的光学仪器，只能使他看到由上面预先设定好的视野。他透过这个仪器所看到的，只能是可预料的那部分（同样，统治者收到的外交报告都在证明，唯物辩证法仪器看到的范围与现实是同一的东西）。打个比方，在他生活的这个体制里根本没有法律，就是说，法律只是作为党的工具而存在，人类活动的唯一标准就是行动的效果，当他习惯这个体制后，他就很难想象会有一种制度，其中每个公民无论地位高低，都会感受到法律条文的约束。制定某些法律条文，也许是为了保护特权集团的利益，甚至在利益发生变化之后，条文依然存在，毕竟用新法律条文取代旧的并非易事。每个公民的行动都受到法规网络的制约，有些法律甚至可以追溯到距我们很遥远的年代。麻烦的是，集体生活的机制具有约束力，以至于那些愿意采取实际行动的人都在无助地奋力抗争。由此东欧和中欧国家的居民无法理解西方的某些特点：西方国家办事拖沓延宕，一些决策荒谬不经，以及那些操弄选民情绪的政治运动、蛊惑人心、互相指责等等，但与此同时，这些做法却给予西方居民某种程度的保护。在街上抓捕不受统治者欢迎的人，并任意关进“囚车”，送到集中营，显然是解决问题的极佳方法；而在西方国家，如果某人的所作所为要受到惩罚，就必须遵循法律条文的某章某条明文规定，证明他是罪犯才行。中欧和东欧国家的做法在西方是完全行不通的。纳粹与苏维埃的刑法典的相似之处，就在于它们都抹煞了哪些行为该受到惩处而哪些不该受到惩处的界限：前者，纳粹的刑法规定的犯罪是指一切违背德国国家利益的行为；后者，犯罪就是指违背无产阶级专政利益的一切行为。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缺乏高尚精神的资产阶级形式主义”至少还能为人们提供某种保障，即身为一家之主的父亲仍能回家吃晚饭，而不是被遣送到白熊乐于居住而人类无法生存的地区。同样地，西方国家绝不能采用科学地制定的酷刑，在其压制下，每个人都以同等热切的态度坦白自己犯过和没犯过的罪行。宣传机器试图说服人民民主国家的公民相信，西方法律到处都是假象，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权且让我们相信它是一种假象，但这种法律至少不会让统治者为所欲为。他们如果想惩处某人，就必须举出大量事实来证明那人有罪，而辩护律师常常想尽一切办法来钻法律条文的空子，且各种案子要经过反复上诉和撤诉因而旷日持久。当然，有时犯罪也会发生在假借法律名义的掩护下；但目前看来，西方法律不仅束缚了被统治者的手脚，更束缚了统治者的手脚，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也许可说是西方之力量也是西方之弱点。

美国人把民主比作一条笨拙的筏子，每个人都在上面朝着不同的方向划桨。人们大喊大叫互相指责，难以使所有人朝一个方向划。与这样一个筏子相比，极权主义国家的大桡战船显得富丽堂皇，伸出齐起齐落的排桨，飞快地向前驶去。但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极权主义的快船触礁破损的地方，笨拙的筏子却能顺利驶过。

西方的一些新鲜事物，对莫斯科中央的客户来说并不易注意到。在某些西方国家，特别是在美国发生的事常常是史无前例的：大众文明的崛起，可能被认为是粗俗的，且对高雅的人来说，可能不合口味，但它保证了数百万民众在机器生产的产品中获得应得的份额。当然，民众喜闻乐见的东西通常会流于粗俗和肤浅，而且他们还得用自己辛勤的劳动来换取。然而，工厂里的女工可以很轻易地与他人一样享有某种程度的文明生活：能买到一条由机器生产、电影明星穿过的裙子的廉价复制品，能开上一辆老式的却是属于自己的私家车，能欣赏逗乐的牛仔影片，家里能拥有电冰箱；而相对地，在列宁格勒近郊库尔斯克集体农庄里的妇女却根本不可能想象到，她的曾孙女的生活在最好的情况下，有一天也能接近类似的平均水平。美国民众的“愚蠢”，纯粹是出于对新文明物质利益的满足，这令东欧知识分子感到极为不快。在一个把“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分为不同阶层的国家受教育长大的人，首先想要寻找的通常是由作为革命变革发酵剂的知识分子创造的思想。一旦他看到西方社会中根本没有中欧和东欧国家概念里的那种“知识分子”，他实在无法理解，因而也无法用他熟悉的概念来观察这样的社会。而且在那里看到的“思想”显然早已过时，已经被经济和技术的发展远远抛在后面。欧洲人认为，美国人只会用纯粹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方式解决难题，认为美国人无法接受抽象的概念（大家知道，德国资产阶级拥有特别高的抽象思维能力）。上述两种现象使欧洲人感到困惑不解：如果承认美国这些特点对欧洲而言是“落后”的，但美国技术力量之强却又远远超过欧洲！而欧洲人所认为的美国的“愚蠢”现象，其实不正是美国强大之所在吗？

迄今为止，有一种不断完善和利用新发明的速度没有受到阻碍。在这一点上优势属于西方。日本想要超过西方的努力并未成功，而且被美国打败了，尽管美国当时处在和平的但内部矛盾重重的罗斯福时期。俄罗斯靠抄袭西方的汽车模型、仿造飞机、喷气发动机、雷达、盘尼西林、电视机、原子弹、德国的潜水艇，现在业已加入了竞争。东欧最年轻的一代，成长于对俄罗斯科学崇拜的年代，他们开始相信俄罗斯的科学技术领先全世界；老一辈却认为这种想法是荒谬的，但他们不能确定，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实施计划经济，并为科学研究和实验投入大笔资金的俄国是否处在创造奇迹的转折关头。与此相反的说法是，俄罗斯当代科学的实用主义只是臣服于一种唯物主义哲学。众所周知，最伟大的发明都是在众多学者长期、无私的工作过程中完成的，这些工作通常不会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然而与事实相违地，俄罗斯的舆论宣传坚持把众多发明归功于俄罗斯人（其实，他们无论是在桥梁结构还是在生产汽车的发动机等方面，甚至在很多极小的细节上，都抄袭了美国的技术）。这种不遗余力的宣传，通常使人感到可笑，只能证明他们缺乏自信，例如，他们在销往人民民主国家的瑞典制造的机器上打上了俄罗斯制造的标记。这种不遗余力的宣传，其实就是为了打消俄罗斯的自卑情结，以此来提升俄罗斯的“技术士气”。这一切只能证明，莫斯科中央十分重视科学竞赛。谁知这种意志的集中会带来怎样的结果？一切都还需要时间来证明。

我们还得承认——东欧和中欧的人也都承认，此刻，西方在生产技术——以机器取代人工（这意味着体力劳动和脑力工作的界限被逐渐冲淡）等各种潜能方面的优越性是毋庸置疑的。可现在西方民众头脑里都在想些什么？他们的精神是不是陷入了梦境？一旦觉醒，斯大林主义会不会成为它唯一的表现形式？基督教在西方不是正渐渐消亡吗？那些民众不是已经失去了所有的信仰吗？无疑正是如此。他们的大脑是不是一片空白？是的。那么他们是否会用沙文主义、侦探浪漫故事和毫无艺术价值的电影来填补这种空虚？是的。这样一来，西方到底能奉献给我们什么？有的方面自由太多，有的方面太少，但比起人们为某种前途而努力争取的自由来说，可能还是要少得多。

我们可能把这些问题提得太原则化，但是问题毕竟提出来了。诚然，可以用别的问题来回答这些问题。美国为数不多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大多数是中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家庭有点知识者的子弟）抱怨民众精神贫乏，然而他们并没有考虑到，他们心中所渴望的那个帝国，是一个物质匮乏、技术匮乏外加斯大林主义的国家。他们想象，福利和技术外加斯大林主义会是多么有意思，因为这是整个地球从未有过的现象。帝国要培育新人，是在跟贫困（既是它造成，也是它要克服的）作斗争的口号下进行的，也是在提高技术（既是它破坏，也是它要建设的）的口号下进行的。如果这两股强大的推动力均不存在，那将会怎样？可以想象到，那个巨大机器的齿轮可能只会空转。实现了的共产主义阶段对于信仰它的人来说是“至圣所”，是人的目光不能企及正视的光明之境，那就是天堂。不要试图去看穿你还不能理解的东西，人们如果敢于把天堂具象化，就会发现他们心中的天堂与人人都有工作时期的美国没有多大区别。人们会发现（甚至可以说恐惧有所减轻，但这是不太可能的）在那里，民众过着纯粹的生理上的生活，享受着物质文明的成就。但是他们的精神发展却遇到了一个以学说形态出现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因为那种学说认为，共产主义的目标是把人从对物质的需求中解放出来，去追求某种东西；而根据其学说，这种东西本身却又毫无意义。

当然，类似的思考都是乌托邦式的。但如果不能使西方共产主义者大伤脑筋，那么他们在帝国的弟兄们就无法摆脱这类思考。我记得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不想活着看到实现共产主义的那一天，因为，那可能会非常乏味。”当伟大的教育工作结束，令人痛恨的“形上学的本质”在人心中彻底消亡，下一步该做什么呢？问题是，党模仿基督教礼拜仪式而在领袖肖像前举行的群众性典礼是否会让人民真心感到满意。

两眼盯着西方，希望在那里能产生点什么新玩意儿；这种观望，在东方的知识分子中非常普遍，比在西方感觉到的还要普遍得多，但他们观望的并不是西方宣传的东西。而是盼着出现：新一代天才作家，新的社会哲学，新的艺术运动，科学上的新发现，绘画或音乐方面的新原则。不过似乎很少能找到那种新玩意儿。因为东方人习惯于严肃对待的只是那些有组织和以群众性规模出现的社会生活现象。除了电影、畅销书和插图杂志以外，西方的文化领域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达到这种规模。西方有头脑的人士从不会严肃对待这些大众娱乐传媒的大部分；而在东方，凡此种种类似的东西（在那里一切都拥有大众特性）都被升华到“西方颓废文化”唯一代表的高度。嘲笑多数西方电影、小说或文章的愚蠢是件轻而易举的事（这些评论者不需任何努力就有颇丰厚的稿酬，而且还免去承担对莫斯科歌功颂德的更加痛苦的义务），因此大多数东方记者乐意为之，而他们的评论文章对公众也还是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真正的西方文化生活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但是在那里，东方的知识分子偶尔会遇到多变的表象，因为，模仿与创新、颓废与健康的现象并存不悖，大肆宣扬低俗的作品，故意贬损伟大的杰作。有人在战前去西方旅行时所看到的各种流派继续存在，这令他感到非常吃惊；因为，在他的大脑中，这些流派早已不合潮流，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首先正是这些继续存在的流派引起了他的关注，而不是那些艰难地在森林的枯树朽木丛中生根发芽的新现象。

西方文化价值中最受谴责的是它的精英性，脱离普通民众。这种指责是正确的，因为诗歌、绘画，甚至音乐，在把自己关进象牙塔之时，总会犯有诸多风格上的弊病。与此同时，这些艺术与民众日常生活的联系似乎比肤浅的观察者感觉到的要紧密得多，比如所谓“艰涩”和“朦胧”的前卫绘画创新，会立刻被大多数人接受，因为它们对广告、妇女时装潮流、舞台布景以及室内装潢设计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对普遍使用的机器的外观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与这种潮流相比，“苏维埃帝国”风格是在巨幅画布上绘着成群不同姿态的高官，这种风格与日常生活完全脱节。通过摧毁艺术实验，莫斯科中央把它的实用艺术（如果可以说它存在的话）局限在对西方实用艺术笨拙的模仿上，其实西方的实用艺术由于画架画的实验而在不断更新。捷克人和波兰人做出了英雄般的努力，他们要通过深入民间范式来拯救他们自己的实用艺术，而他们的努力似乎注定不可能成功，因为，家具、墙饰织物或者妇女穿的裙料跟绘画和雕塑有相互依存关系。当绘画和雕塑皆被要求表现对丑陋的崇拜时，一切大胆的尝试都被认为是形式主义，那么实用艺术就脱离了自己的源泉，只能成为艺术的荒漠。

西方生活的多姿多彩场景是源于它潜移默化的法则。西方国家的普通公民没有意识到，一个住在阁楼里的画家，一个不太出名的音乐家，或者一个专门写些莫名其妙诗句的诗人，都是为他自己在生活中所重视的一切赋形的魔术师。统治者也很少去考虑这类事情，他们认为，不值得为这些琐碎的事浪费时间。西方实施的不是计划经济体制，不可能去帮助每一个在不同文化领域工作的人。因此，这些人在无私地追求自己的奇思怪想的同时，不得不孤军奋斗，忍受贫困的生活，常常有些艺术家死于饥饿；在他们身旁，愚蠢的富人们不知道该怎么处置他们的钱财而花天酒地，听凭他们昏暗的神智引导挥金如土。这类事情会令来自东方的人感到愤愤不平。在他的国家，有才能的人都能有用武之地，而在西方，同样的人则很少有成功的机会。西方在人才管理上的浪费简直令人沮丧；有限的成功者把自己能获得承认常常归功于纯粹的运气而不是自己的职业才华。在信奉新信仰的国家，将适应政治路线的能力作为选择淘汰的标准，其实与上述这种浪费没有任何区别，只要按照既定标准去做事，最平庸的人通常可以获得最大的声望。尽管如此，东方的艺术家或学者们要比西方同行容易谋生得多。虽然，唯物辩证法的压力是沉重的，但那些物质补偿也不应轻视。许多有机会逃往西方的音乐家、画家和作家并没有选择逃亡，因为他们认为反正都得作曲、作画或写作，这比去教书或在工厂打工而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从事他们真正的职业更好。很多人到了国外之后，又返回自己的国家，原因不外乎此。东方知识分子对西方的经济制度对待科学和艺术工作者的冷酷无情普遍感到恐惧。他们说，跟一个聪明的魔鬼打交道要比跟一个和善的傻子好得多。聪明的魔鬼懂得他们之间的互惠关系，允许他们以一把刻刀、一支文笔或画笔为生，关心客户，并对他们提出要求。但是和善的傻子不懂这种互惠，既不给予关心，也不提出要求，在实践中这等同于客气的残酷。东方人相信，基本的生产资料应当属于国家，国家实施的是计划经济，国家将收入用于卫生、教育、科学和艺术；在他们之中寻找资本主义的信徒是幼稚的。在西方，人们追寻的东西肯定不是法国大革命或美国独立战争时激动人心的口号。如果有人提出工厂和矿山应该属于私人这一论点，东方人定会以挖苦讽刺的口吻回应。他们寻求什么完全由一个事实出发，那就是，他们或多或少地理解新信仰不能满足人的精神需求，而新信仰在这方面严格把关的一切尝试，都会变成一幅讽刺画。如果把他们逼到墙角，并迫使他们确切阐述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他们肯定会回答，自己想要的其实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但是希望在这个制度里，人不必在唯物辩证法蛇样的缠绕中拼命挣扎。因此他们在期盼某种征兆，以证明真正的文化价值可以在唯物辩证法之外产生。但这种价值必须是持久的，是面向未来的，而不是过时意识的产物，如果真能如此，那就是唯物辩证法的胜利和对它的肯定。新信仰国家的民众都知道，只有在西方才能产生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作品。也许在一个离群索居的思想家的工作室里，已经完成了重要性不亚于在自己的时代同样是孤独的马克思或达尔文的发现？但谁知他们在何处，怎样去接近他们呢？

东方知识分子对于任何从西方渗透而来的事物都像一个严格的审查官。他多次感到失望，不希望得到过多廉价的安慰，这种安慰此后会成为更大的压抑。战争让他具有揭开欺诈和虚伪面具的能力，但也使他多疑。战前他曾经喜欢过的那些书籍，绘画和音乐中的许多流派，现在已经被他抛弃，因为它们没有经受住考验，人类思想的作品本应受得住残酷、赤裸裸的现实考验，如果经受不住，那它就没有任何价值。也许只有在遭到死亡威胁的人眼中，能够保持活力的东西才是有价值的。

在一座正在进行残酷斗争的城市的街道上，有个人躺在机关枪的火力之下。眼睛凝视着石砌的路面，他看到了一幅令人着迷的景象：鹅卵石都竖立了起来，像刺猬身上的刺一样——子弹打中它们，使它们移动了位置而倾斜着。这种时刻，人的意识里在对诗人或哲学家作出判断。他想到也许某位诗人在文学咖啡馆里曾是受欢迎的人物，每当他走进那里，迎面而来的都是人们好奇和赞叹的目光。但是在这样的时刻，想起他的诗歌，他的作品便露出了自己的病态，并表现出唯美主义者消遣的所有特点。所观察到的鹅卵石景象无疑是真实的，而那些根据同样赤裸裸的经验所写出的诗歌，理应能够胜利地活过谴责人们借以为生的幻觉那一天。在经历了“战争的噩梦之后”，东欧知识分子心中出现了一种可称之为削减感情奢侈的现象：心理分析小说激起他们轻蔑的大笑；西方仍在流行的情色文学他们视为垃圾；对抽象绘画的模仿令他们厌倦。他们都很饥饿——但他们需要的是面包，而不是开胃小菜。

辩证唯物主义在他们之间容易找到回响，因为它是人间的思维形式。他们希望看到，在唯物辩证法范围之外，能有文学和艺术脱颖而出，但条件是它必须是人间的、强有力的、健康的。但愿他们能够找到！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凡是符合他们品位的相当强有力的作品，都是围绕令他们感兴趣的社会制度和民众信仰的问题，这种书通常既是斯大林主义者写的，而在更大程度上也是反斯大林主义者写的。他们之中很多人都读过阿瑟·库斯勒⁽¹⁾的《正午的黑暗》，为数不多的人读过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因为很难拿到这本书，而且拥有它又很危险，只有某些党内人士才知道），奥威尔对他们所熟知的细节的窥察之深刻和斯威夫特⁽²⁾式讽刺手法运用之灵巧都令他们着迷。这种形式的写作被新信仰国家所禁止，因为具有多层涵义的讽喻会违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规章和书报审查的要求。甚至那些只是道听途说而知道奥威尔的人都感到惊奇，一个从未在俄罗斯生活过的作家竟然能有如此多的深刻观察。当发现某些西方作家了解这部机器不寻常的运转方式，而他们自己正是这部机器的一部分时，他们感到震惊——尤其是考虑到西方的“愚蠢”。

西方但凡有力量的作品，通常只是单纯否定现实，他们对新信仰国家的批评常常是准确的，尽管没有指明出路，也没有找出取代唯物辩证法的方案。诚然，可以说，作品中塑造的人物是活生生的，他不为自己的思想感到羞耻，他有勇气扔掉援引权威著作、语录的拐杖独立行动——可是这对东方知识分子来说似乎还不够。用明智的论据无法战胜弥赛亚⁽³⁾，从这些人口中说出的是话语，而不是烈火中炼出的宝剑。

在新信仰国家受到限制或者遭到铲除的基督教，常常还会引起（不健康的）兴趣：西方国家的基督徒们是否以应有的方式利用他们的自由呢？结论应该是：没有。宗教在那里已经变成了残留习俗的一部分，人们可以从各国的民俗中找到实例。更有甚者，在那里教会似乎是跟政治反动联手。或许基督教需要被施压才能复兴——人民民主国家基督徒的宗教热情就是一个例证。问题是，人们的这种虔诚是不是像老鼠被捕鼠器夹住后的表现，有点来得太迟了？

官方的立场是期望对西方表现出最大限度的厌恶。把那里的一切都说成是糟糕的：火车误点，商店里空空荡荡，因为人们没钱买东西，路上行人衣衫褴褛，臭名远扬的技术没有任何价值。你如果听到一个西方作家、画家或音乐家的名字，应该摆出一副讥讽的怪脸，噘起嘴巴像要呕吐，因为与世界主义斗争是公民的基本职责之一。世界主义的定义是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尊重，这个术语是莫斯科发明的，在俄罗斯的历史中并不新鲜。早在一百多年前，沙俄的历史学家就曾厌恶地提到“腐朽的西方”。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在“腐朽的西方”展开运动，后来却需要从这个西方输入他们的思想，就像输入其他许多发明一样。人民民主国家在跟世界主义的斗争中，还承认了过去某些西方作家属于当时“时代的先进作家”，推荐翻译出版他们的作品（如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斯威夫特），然而却要求翻译和出版过去俄国所有作家的作品，只有个别作家的作品例外。至于现代作家，只应翻译、出版所有俄国现代作家的作品，而那些西方现代作家则只限于共产主义者的作品（如果有疑问，莫斯科中央就会向出版商提供那些入选作家的特别名单）。对西方19世纪的绘画不做任何限制，可是，当有人证明法国的印象派画家是起源于没落的资产阶级哲学时，立刻就认为俄国的现实主义巡回展览派画家在艺术上大大高于他们。全部俄国音乐统统都可作为交响乐和独奏的演出节目，但是对西方音乐，甚至对19世纪末的音乐家态度就有些摇摆不定。出于对世界主义的担心，只允许演奏部分西方音乐（如巴赫、莫扎特、柏辽兹、威尔第的作品）。但有时碍于某种需要，只得让各种音乐（如穆索尔斯基、柴可夫斯基、巴赫和鲍罗廷的作品）同台演奏。

无论这些详细的规章给出版社的编辑、出版商和音乐演奏者带来多少麻烦，“与世界主义作斗争”并非全无道理。其之所以合理是因为莫斯科中央的动机相当清楚：可供选择的规模太宽泛，不会促进公民的道德健康。可是数世纪以来，人民民主国家一直受到西方的影响，现在应该清除一些坏习惯：就像既然知道有人抽烟，消除这个坏习惯的办法，就是夺走他手中的香烟。还有某些情况，使得规章上对“世界主义”的敌对性，于知识分子而言并不是像可以预见的那样难以忍受。不管怎么说，知识分子懂得说服自己，在需要的情况下按照莫斯科中央的正确指示办事。

源于罗马的宗教多多少少在所谓的欧洲文明兴起的地区传播，如今构成帝国西部省份的那些国家，在以往的几个世纪里都处于欧洲文明的东部边陲。现代欧洲的发展，加上其工业和贸易中心的狂热活动，加深了带引号的“欧洲”与其“东部封疆”之间的差别。当一个美国爱达荷州的居民被问到，他是怎样理解“欧洲”这个概念时，他肯定会说法国、荷兰、意大利、德国这几个国家的名字，而不会悉数说出东欧国家的名称，他会认为那个地区的各民族是不值得注意的落后部落混合体。也许爱达荷州的居民是代表“历史滞后”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他的意识受到了事实已经否定的痼习的影响。但不管怎么说，他的观点是值得注意的，尤其是考虑到美国政治家的想法，因为美国人不认为俄罗斯对“东部封疆”的占领会给他们带来严重后果。数个世纪的历史告诉我们，钱和权是在西欧积累起来的，文化模式也是在西欧兴起以后才传播到了东方（比如，波兰的教堂和宫殿是意大利建筑师修建的；波兰的诗人十分热爱并模仿法国诗歌的形式等）。中欧和东欧国家传统上被认为是“穷亲戚”，而且是一个半殖民地。西方对他们的态度大致上是傲慢的，此种态度与那名爱达荷州居民过于单线条的看法没什么太大不同。

受过一般教育的波兰人、捷克人或匈牙利人非常了解法国、比利时或荷兰；而受过一般教育的法国人、比利时人或荷兰人对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或匈牙利却所知甚少。东方的知识分子不认为这种情况是明智的，他可能感到与俄罗斯人亲近，因为俄罗斯人与西方有算不清的和不愉快的旧账。尽管俄罗斯人的自卑情结导致他们不断地要求确保自己绝对高人一等，不断要求他国对俄罗斯的臣服和效忠，这刺激了他，使他愤懑；但西方对中欧和东欧国家的轻视更加令他愤恨，因为他认为，这其实是对20世纪中叶业已发生的比例变化缺乏足够认识。事实上，这些国家人口众多，显示了自身有能力适应现代工业技术的种种需求，且它们自然资源丰富，采矿业和重工业快速发展，这些国家的工人不再像无助的移民，需要去西方寻找面包，被迫接受最低档的体力劳动；这些国家的技师和学者可以与西方的同行成功地竞争；这些国家的作家和音乐家不会抱怨缺乏天才。此外，从各个角度看，这些国家不仅是欧洲重要的部分，也是全球重要的部分。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假设：新信仰将在全球传播，那么这些国家就是除俄罗斯之外的第一个，因而也是最有意思的实验地区。如果我们假设莫斯科中央会失败，不可能称霸全球，那么随后将在这些国家出现全新的经济和文化模式，因为根据历史的发展，不可能走回头路，那么遏制“东部封疆”的开明阶层中普遍存在对西方的偶像崇拜，难道不是可以解释的吗？被人民民主国家视为小国的那些大西洋沿岸国家，充满着对过往荣耀的追忆，但在那里，经济没有什么快速发展。为什么在布拉格或在华沙要去模仿那些产生于发展速度缓慢的小国的现今法国画家的绘画呢？为什么那些为完全不同的观众而写的英国戏剧要在东欧国家的城市上演呢？应该抛弃模仿，但只要法国、英国或比利时资本在“东部封疆”的矿山、铁路和工厂投资的影响还在，它们的书籍、电影和时装仍在这一地区普及，那么这种模仿就是有理由的。正如国有化的工业能有立足之地，东欧文化也必须学会靠自己的力量立足于天地之间。

不幸的是，“东部封疆”的文学、科学和艺术一从西方的魔咒中挣脱出来，就彻头彻尾地依赖新的大国。如果说过去的模仿是自发的，那么现在就是强制的了。任何想寻找自己道路的尝试都会被指责为铁托主义⁽⁴⁾。欧洲的“东部封疆”如今变成了帝国的“西部封疆”。任何想找回自己民族过往的尝试，现在都只能限制在与俄罗斯民族的发展道路相吻合时才得以实现。民间创作当然可以存在，19世纪的现实主义戏剧当然可以上演，但是，例如波兰拥有浪漫主义戏剧的传统，这种戏剧要上演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波兰还拥有将文学作品改编成戏剧的传统，拥有那种被人们称为“纪念碑式剧场”的舞台剧传统，延续这种传统将会被视为带有危险的异端邪说味道。

与“世界主义”的斗争在本质上只不过是在玩旧瓶装新酒的游戏，不过是把一个瓶子里的液体倒掉，再灌进去一点新的液体罢了。过去，是通过瓶内原本的液体与外来的元素相互作用，使瓶内产生出一种特别的物质。而今天，外来的因素以更为纯粹的形式出现，因为有相当多的实验室守卫者都在热切地努力，使这一样品能得到必要的尊重。有可能，知识分子也认为，与“世界主义”的斗争是一项不错的疗程。那种好玩的时代将一去不返，当时波兰、捷克和匈牙利的画家到现代绘画的麦加圣地（也就是到巴黎）去学画，等回来后，他们所画的家乡河流，与塞纳河十分相像，尽管这两条河根本没有相似之处。

在上个世纪，“腐朽的西方”受到俄罗斯爱国史学家的谴责，他们认为“腐朽的西方”太过自由，从那里渗透出来的思想对极权政府具有极大的威胁。并非只有这些宝座的捍卫者毫不留情地批评西方，只要去读读列夫·托尔斯泰的《什么是艺术》（Co to jest sztuka），就能看到一幅俄罗斯民族藐视西方雅致风格的典型画面。托尔斯泰认为莎士比亚的戏剧是血腥的胡说八道集合体，法国绘画（印象主义极盛时期的艺术）是蜕化变质者最拙劣的涂鸦。革命以后，这种成见不难发展，不难找出大量论据来说明问题：俄罗斯再度拥有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制度。俄罗斯对西方的怀疑是否构成它强大的力量呢？甚至沙俄的史学家在号召俄罗斯人民培植自我肯定和相信俄罗斯民族之特殊使命的同时，不也是在间接为革命工作吗？斜着眼睛看西方和挖苦讥笑西方显然并不是坏的调味品，因此也出现了一种不顾任何后果、作为西方人对立面的平凡、严厉而又勇往直前的人的典型。西方人背着过于沉重的历史包袱，法律、信仰和伦理关系网络束缚了他们的手脚，使之不能大踏步前行。俄罗斯诗人勃洛克⁽⁵⁾把自己的民族称为意识到迄今具有潜在力量的“锡西厄人”⁽⁶⁾，他说，“锡西厄人”终于开始进军了，他们的成就巩固了他们的信念，他们对西方的蔑视不是没有基础的。所有居住在波罗的海和地中海之间的各民族，也应仿效这种俄罗斯的自信，并使自己摆脱追随西方鹦鹉学舌的坏习惯。

当然，知识分子明白，他就是自己所谴责的那种“世界主义者”，因为他在看西方时，似乎还期待着什么。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对从自己的国家清除来自巴黎的毫无价值的街头艺术或美国侦探小说的禁令感到特别痛心；他同时认为，那些在西方国家激励“精英人士”的许多文化现象并不合他的胃口。当他被问及艾略特的《鸡尾酒会》（Cocktail Party）是否应该在他的祖国上演时，他会毫不迟疑地回答说“不”；虽然这位作者的《荒原》（The Waste Land）可以认为是一部有意思的诗作。中欧和东欧人的新收获就是一种永远不肯放弃的责任感。他们认为出版商和剧院都要为它们向读者和观众提供的东西承担责任。例如，假若有人认为某戏剧不好，那么就不应该推出，即使演出有可能会成功并给剧院带来可观的票房收入。（不妨想象一下，布拉格或华沙的工人在看艾略特的绅士派《鸡尾酒会》时能从中得到什么？）另一方面，禁演斯特拉文斯基⁽⁷⁾的《春之祭》（Le sacred du printemp），和靠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培养听众的审美趣味，显然是十分荒谬的做法，但愿不致引起人们的苦笑。我所描述的知识分子的“世界主义”，其实是很温和的，他们能明确地区分出什么是值得尊敬的西方艺术，什么是为了迎合令人怀疑的“精英人士”口味而作了大量廉价宣传的作品。

俄罗斯现实主义巡回展览派的绘画优于法国印象派的绘画，这已在莫斯科得到理论证明。遗憾的是，绘画有这么个特点，即欣赏画是用眼睛看，眼睛在评价时也有发言权，最博学的学者的论据也不可能把丑陋的画作变为伟大的艺术作品。这真令人痛惜！每走一步，无论是在美学方面还是在伦理学方面，我们都遇到这样的阻力，即人对聪明理论抗拒的怪癖。如果一个受到相当教育的孩子发现自己认为父亲的行为对社会主义建设有害（因为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是全人类福祉的基础），他就会去向当局告发父亲，所以这样的做法是合乎常理的明智之举，然而，这种行为在很多人心中引起无法解释的反感，如此类推，有人更喜欢马奈⁽⁸⁾而不喜欢俄罗斯19世纪现实主义的画家也是无法用常理解释的。人民民主国家的知识分子认为，俄罗斯人在进行思想手术时的大胆，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程度，而且预测这将给其未来的领袖们带来不妙的前景。环环相扣的推理会同现实相冲突，要求绕开经验主义而保持应有的秩序，定会导致代价高昂的错误。希特勒与“堕落艺术”的斗争，实际上与其党内要求摧毁一切“劣等种族”的新伦理如出一辙，也正是在类似的思想中蕴藏着他失败的根源。知识分子在观察到莫斯科中央要求科学和技术须与唯物辩证法一致时得出结论，将来不会是西方的力量和智慧导致帝国的灭亡，而是唯物辩证法的谬见最终导致它的灭亡。

莫斯科中央宣布了孟德尔⁽⁹⁾遗传学为错误，大致有三方面的理由：其一，它与辩证性地理解达尔文的物竞天择理论相互矛盾，因为它过于偏重达尔文理论中反映社会关系的那些因素，也就是资本主义体制下残酷的生存斗争（一个物种内部不应是生存斗争，而应是相互合作）。其二，孟德尔定律用到农业上，并不能带来令人满意的农业增产。其三，孟德尔定律可以作为种族主义的理论基础，根据他的基因学，个人之“较优”或“较劣”完全由“遗传因子”的种类所决定。因此所有这些被运用的论据都证明所谓现实无非是人的一厢情愿而已。“然而如果孟德尔继承者的遗传学被证明与科学观察一致，将会发生什么事？”东欧知识分子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所以一个东方知识分子不管怎样为那些推翻西方遗传学的演说家热情鼓掌，他心中至少没有把握，自己是否陷入了一个大骗局。这就像那些德国学者为讨好纳粹政权迎合德国当时的需要用科学来提供伪证的骗局一样。

这已是迈出怀疑辩证法本身的第一步。难道辩证法不是用来解释大自然中和历史上的各种现象的吗？可是这些现象却是解释者亲手巧妙地放入大自然和历史中去的。辩证法是“矛盾的逻辑”，正如智者们所说，它只适用于那些形式逻辑不够充足的地方，即适用于运动中的现象。因为人的概念和人们观察到的现象都处于运动之中，有一句话说得好：“概念中包含的矛盾不过就是反映现象中包含的矛盾而已，或者是把那些包含在现象中的矛盾翻译为思想的语言。”很好。可是应如何看待普列汉诺夫⁽¹⁰⁾曾举例证明形式逻辑的不足之处呢？他所引用的实例能够自圆其说吗？他的例子是：有人指着一个刚开始长胡子的年轻人，要求回答他是否有胡子的问题。不能说他没有胡子，因为胡子开始长出来；但也不能说他有胡子，因为那还不算是胡子。总而言之，胡子刚长出来，还处在发育过程，才刚只有些许单根须毛，但总有一天它们会变成胡须。“真见鬼！”我们的知识分子嘟哝道，这不就是17世纪犹太教牧师的教义问答吗？年轻人下巴上长出的须毛，对我们怎么称呼它完全无所谓，并没有像任何虔诚的辩证法信徒一再重复的那种“从量到质转变”的事。“是胡子或不是胡子”来自于我们所使用的语言，来自于我们的分类体系。把这硬解释为矛盾现象，是多么荒唐，是我们无能的概念让我们卷入这种矛盾现象！可这毕竟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帝国的命运取决于不幸的胡须。若是根据辩证法采用类似的把戏进行整个历史的分析，也就是说，事先引进概念，然后把概念的矛盾当成观察到的物质矛盾，那么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帝国可就有好看了！

然而知识分子被辩证法唬住了。这又如何解释呢？他在任何人面前都不会承认自己认为此一方法在萌芽阶段就已存在错误，但这并不妨碍他把自己运用其他技巧准确观察、研究物质所获得的一切成功都归于使用辩证法。辩证法对当代人有着磁铁般的吸引力，因为它本身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强调了现象的流动性和相互依赖性。因为20世纪的人处在“自然性”逐渐消失的社会环境中，流动性和相互依赖性成了即使最愚昧的人都能看到的，用动态范畴思维似乎是最可靠的方法，以这种方法可以把现实当场抓住。辩证法是神秘的，没有人完全了解它，这样一来就增强了它的魔力。辩证法的灵活性，被不具备自我节制美德的俄罗斯人所使用，那么一如众所周知的，其灵活性就会变成莫斯科中央所发出的最令人痛苦的敕令。然而，在历史上很少有能成为人类错综复杂事物迷宫之有效指南的健全理智。辩证法得益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发现，得益于他们的道德激愤，当然也得益于他们的继承者否定道德激愤的正当性的策略。这就像一条蛇，蛇毫无疑问是辩证的生物。“爸爸，蛇有尾巴吗？”小雅库布问。“蛇只有尾巴。”父亲回答。这就产生了无限的可能性。因为蛇的尾巴可以从任何一段蛇身开始。知识分子在诚实地问自己为什么不能从这种辩证法的魔力下解脱出来（即使他想这样做）时，回答肯定是：因为掌握、支配这种辩证法的人的力量强弱，就是评价其辩证法是否正确的尺度。掌握辩证法的统治者善于在余震不断的土地上建起一座有活动墙壁的大楼，由于缺乏同样完善的蓝图，西方只能建造随时有倒塌危险的传统建筑。某些建筑物具有巨大的辩证结构的活动墙壁，以至于居民对这种结构的大楼的未来感到由衷的恐惧；但当他们把这种建筑物与西方的静态建筑的轮廓相比较时，他们有时难免会觉得，全人类迟早要被迫搬进更具活动性的成套公寓房间里去。

因此，东方的知识分子对西方的态度是极其复杂的，而且不能以有无好感来做简单的解释。这有点像幻灭的爱情，众所周知，这种爱情的幻灭，往往会留下具有讽刺意味的积垢。完全违背马克思的预见，新的经济体制在落后的俄罗斯诞生，而且革命是莫斯科中央官员计划中的表演，并通过军事征服而向外扩张，这是何等的不幸！刚想在自己的国家改变过时秩序的欧洲人，却不得不接受一个从来不知道怎样治理自己国家和打自遥远的过去便从来不知什么是幸福和自由的民族对他们的征服，这又是何等的不幸！“出生在这个时代的人，命运怎么会这样？”知识分子一方面这样想，一方面又发表演讲宣称能生活在“伟大的斯大林时代”是多么荣幸！知识分子的功能，正如他自己恶意谑称的那样，就在于给别人“注射基本的兴奋剂”。他并不觉得西方在跟唯物辩证法的争论中完全没有获胜的希望。但是辩证法是由马克思主义加工成为俄罗斯模式的，尽管它有许多不足之处，毕竟是莫斯科中央统治者手中的武器，这武器要比坦克和大炮强大得多。辩证法的长处在于，在其帮助下，可以证明什么是统治者在当时所需要的；同时，什么是当时所需要的，也得借助辩证法来确定；这与辩证法蛇的特征完全一致。

经验教会了东方知识分子，他们知道，自己生活中的每一步都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因为知识分子看到了太多的实例，他见过太多的人由于一时激愤写了篇文章，从而一失足成千古恨。帝国一旦垮台，那么在随之而来的混乱中或许能找到新的生存方式和行动模式。但在此之前，人们必须热情地为帝国的胜利而工作，同时在心中暗暗希望，但愿西方的“愚蠢”并不像人们所假设的那样漫无边际。但愿西方人能够真正了解“伟大的斯大林时代”的机制，但愿他们能采取相应的行动！尽管目前一切似乎都表明他们并不了解。可是或许有一天他们终究会豁然顿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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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1905—1983），匈牙利裔英国作家、记者和批评家，犹太人。也是前共产党人。出于对苏联“大清洗”的反思，他的思想逐渐趋向自由主义，并最终写出揭露“大清洗”、控诉斯大林主义的著名政治小说《正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

(2) 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18世纪英国著名的讽刺作家和政治家，《格列佛游记》的作者。

(3) 希伯来文含义是“受膏者”，被神祝福的人，它的希腊文读法为“基督”，即上帝派来圣灵所感的救世主。

(4) 铁托主义（Titoism），社会主义政治思想体系之一，以南斯拉夫政治家铁托之名命名，强调各个国家实现共产主义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方针和政策，必须基于这个国家本身所特有的条件而有别于其他国家。

(5)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勃洛克（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лок，1880—1921），20世纪早期俄罗斯诗人、戏剧家，代表作为长诗《十二个》。

(6) 锡西厄人，又译西徐亚人，古代欧洲东南部以黑海北岸为中心的一个地区的人。

(7) 伊戈尔·费奥多罗维奇·斯特拉文斯基（Игорь Фёдорович Стравинский，1882—1971），俄国作曲家，20世纪现代音乐的传奇人物，革新过三个不同的音乐流派：原始主义、新古典主义以及序列主义。被人们誉为“音乐界中的毕加索”。

(8) 爱德华·马奈（Edouard Manet，1832—1883），法国写实派与印象派画家。

(9) 格雷戈尔·约翰·孟德尔（Gregor Johann Mendel，1822—1884），现代遗传学之父，1865年发现遗传定律。

(10) 普列汉诺夫（Плеханов，1856—1918），革命人民主义的信徒，最早投入城市工人工作的民粹派鼓动家之一，1882年出版俄译《共产党宣言》，次年在日内瓦组建了劳动解放社，此结社后来成为19世纪晚期俄国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中心。

第三章　凯特曼——伪装

受到帝国政权和辩证法压力的知识分子思维充满了矛盾。要准确抓住这些矛盾并非易事，因为我们面临的是一种全新的现象。这种现象无论是在俄罗斯人（统治民族）中还是在新信仰的西方追随者（无知帮了他们的忙）中都没有达到如此程度。有关这些矛盾，人民民主国家的公民中任何人既不能写出来，也不能大声议论。表面上它们在那里并不存在。然而它们不仅存在而且构成了依附中央的各个国家的公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精英阶层的代表们的现实生活，那里几乎所有人都不得不成为演员。很难在人际关系中的做戏和演戏之间作一个明确的界定，区别在于他们是在什么地方做戏，因为人们不是在剧院的舞台上演戏，而是在大街上，在办公室、工厂、会议厅，或在起居室里演戏。然而这需要非常高超的表演技巧，思想必须战战兢兢，时刻处于警觉状态；说话必须考虑后果，三思而后言。每个不合时宜的微笑、每个表错情的眼神都会招惹怀疑和指责，给自己带来危险。甚至人们生活的方式、说话的语调或喜欢佩戴的领带颜色，也都会被解释为某种政治倾向的标志。

东方的访客到了西方会受到莫大的震撼，因为在与西方人的接触中——从与火车站的搬运工和出租车司机接触开始，到处都没有遇到任何障碍。他所遇到的人都非常轻松，神态自若，在这些人当中看不到那种在低垂着的脑袋和不安地转动的眼球中表现出的内心紧张情绪。他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们常常开怀大笑。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真的有可能如此单纯吗？

日常生活中的做戏与剧院里的表演之不同点在于：人人都在别人面前做戏，而且彼此都清楚大家都在逢场作戏；而且，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演戏不会被认为是缺点，至少不会证明他的信仰不诚。问题在于把戏演好，在于学会进入角色，只有这样才能证明，他的人格用以塑造自己角色的这个部分是相当发达的。如果有人发表一个对西方充满仇恨的演讲，口气中还带着激愤，那就表明，他内心中真正怀有的仇恨，大约是其高声叫喊的激愤程度的百分之十。如果有人冷淡而节制地谴责西方文化，那就意味着，他实际上对西方文化还有着部分依恋。众所周知，人类的所作所为都含有相当的表演成分。人所做出的各种反应，甚至各种姿势，都是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来调整的，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常常会受到周围人的心理状态的影响。然而，在人民民主国家，人们所看到的是无处不在的有意识的群体表演，而不是个别人无意识的本能反应。

假如一个人明知自己在演戏并长时间进行这种有意识的表演，他的性格就逐渐变成他所扮演的角色，而且越演越起劲。这就像一个拥有健全双腿的人，经过跑步训练之后，得以成为跑步健将一样。人在经过长时间与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磨合之后，就会与该角色紧密地融为一体，以至于后来连他本人都很难区分哪个是他真正的自己，哪个是他扮演的角色。甚至于夫妇俩在床上也得用群众集会的口号彼此交谈。人一旦跟被迫扮演的角色磨合并从中获得安慰，他就会暂时放松自己时刻紧绷的神经，松弛警惕心。适当的反应就会在适当的时候自动表现出来。

这种现象也发生在文学领域，但一个诗人就是在写宣传诗歌时也不会局限于纯理性的叙述。就像一个翻译工作者会被原著的精神所“感染”，一个诗人在创作时总会想到诗歌的理想是诗，也会期待自己所写的诗歌在群众集会上被集体朗诵，他只有一开始就把自己的感情调整到相应的高度，才能用文字释放自己的情感。在剧场，比如一个演员扮演熙德⁽¹⁾，那么他就是舞台上的熙德，而不是做戏。当然，演员不是只要年轻、体格健壮就能扮演好熙德，而是还需要某种天赋，能够在自己的扮演中释放出所属角色的感情。就像我们迄今所认识的一样，诗歌可以定义为突破社会常规的个人气质的表现。而新信仰诗歌的定义则是通过贬损个人气质来表现社会常规。因此，那些拥有戏剧天赋的诗人最能适应新的形势：诗人先创造出一个理想的革命家形象，他所写的诗句就是这个形象的内心独白。他表现的不是自己，而是代替理想化的公民说话。结果他写出来的诗，令人想起进行曲的歌词，因为二者的目的是相同的，都是想用集体的桎梏将行进中的士兵队伍连系成一个整体。德国诗人布莱希特⁽²⁾写的某些诗句，可以作为这类口号式歌曲的最好例证，他的诗句比其他东方诗人的作品优越得多，因为在布莱希特的诗句中可以看出他创作过程的充分意识。

虽然已普遍把做戏和个人思想特性两个概念视为同一，但仍留下广泛的领域迫使人们保持警觉，持续不断的伪装虽说令所有人处于一种不堪负荷的氛围之中，但是也给伪装者提供了不小的满足。嘴上说某事是白的，而心里想着那一定是黑的；内心感到某事可笑，表面却显示出一种庄重的热情；分明是满腔仇恨，但表现出的却是爱的迹象；对某事分明是知道，却装着一无所知；在欺骗对手（其实对手也在欺骗我们）的同时，也在高度评价自己的足智多谋、老谋深算。于是，游戏中的成功就变成了自我满足的根源。同时，如果我们头脑中能隐藏一些东西，不为外人好奇的眼睛觉察，对我们来说它便具有十分特殊的价值。因为但凡用语言不能表达的东西根本非文字所能形容，而凡是不能用文字形容的东西，往往更具备纯情感性质的、非理性的魅力。人把自己隐蔽在内心的至圣所中，为阻止他人进入其中所须付出的代价越高，这至圣所也就越是美好。

如此大规模实践的群众性表演在人类历史上并不常见。然而在无能地尝试描述这种习俗的新变种时，我们却在近东伊斯兰文明中发现了与此极其相似的现象，那里的人不仅善于玩这种游戏以保护个人的思想和感情，而且确实已经形成了永久机制，并被冠以“凯特曼”的雅号。

什么是“凯特曼”？我在康德·戈比诺（Comte de Gobineau）所著的《中亚的宗教与哲学》一书中找到了解释。戈比诺在波斯待过很多年（1855年到1858年，他是法国驻波斯公使馆的秘书，1861年到1863年则任公使），我们不得不承认他天生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即使我们不一定要赞同这个非常危险的作家的结论。凯特曼和新信仰国家的习俗如此相似，以至于我允许自己大篇幅地引用它。

东方穆斯林世界的人们认为：“一个拥有真理的人不应使自己个人、自己的财产和自己的尊严受到某些人迷恋、疯狂追逐和恶意对待，因为那是一些上帝乐于引导犯错误并陷入错误之中的人。”所以说，如果有可能，人们必须对他们真正的信仰保持沉默。

“然而，”戈比诺说，“有些情况，当保持沉默还不够，当沉默可能被认为是主动招供，那时就不应有丝毫犹豫，不仅要公开否认自己真正的观点，而且必须采取一切手段和策略来蒙蔽对手。那时就得宣布一切能取悦对手的信条，参加所有被认为是最荒唐的仪式，贬损和扭曲自己的著作，采取一切手段引对手犯错误，以这种方式他就能争得巨大的满足和功德，他不仅保护了自己，也保护了自己的亲属，在跟异教徒进行可耻的周旋时没有伤害宝贵的信仰。终于，在蒙骗后者，使后者在其错误中越陷越深的同时，使其承受应得的羞辱和精神痛苦。”

“凯特曼让实践它的人感到自豪，因为有了它，信仰它的人才能把自己提升到超越被蒙骗者之上，并获得持久的优越地位，哪怕后者曾是部长或者是有权有势的国王。那个被他使用凯特曼的人，首先就是个可怜的盲人，被剥夺了进入唯一正确道路的可能性，却仍对之深信不疑；而你，衣衫褴褛，即将死于饥饿，表面上还在被你巧妙欺骗的强权脚下颤抖，眼睛却闪闪发亮，你在光明中走在敌人的前面，你嘲笑一个愚蠢的生命，你解除了一头危险野兽的武装。这一下获得多少慰藉！”

凯特曼能走多远？不妨以一个教派的创始人哈吉赫舍伊克阿赫迈德（Hadzhi-Sheikh-Ahmed）为例证明：“虽然他身后留下了很多神学作品，”戈比诺说，“甚至他那些最热忱的学生也都承认，他从未在自己的书中提出过任何足以引出今天人们都说成是他的思想路线的东西。但大家都断言，他践行过凯特曼，说他在私下里显得极其大胆，并且非常精确地使今天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学说条理化。”这不足为奇，正如某个波斯人在与戈比诺的谈话中承认的那样：“在波斯根本没有一个理想的穆斯林。”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像阿赫迈德那样谨慎小心。对某些人来说，凯特曼在他们的准备时期对他们有用，一旦他们觉得自己已足够强大时，他们就会公开宣布异端邪说。下面就是阿维森纳⁽³⁾的信徒萨德拉（Sadra）在说教时的描述：

“他也害怕毛拉⁽⁴⁾。不可避免会引起他们的怀疑，可是给他们对他的攻击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提供证据，这就意味着将使他自己暴露在无尽的迫害之下，毁掉他重建哲学的未来之希望。因此，他只好遵照时代的要求，采取了伟大且行之有效的手段——将凯特曼作为权宜之计。当他到达某个城市时，先是小心而又谦卑地去拜访当地所有的圣战者或博士。然后坐在他们的沙龙或客厅的某一角落，多半是保持缄默，即便是偶然开口也是态度谦恭，赞同从这些可敬的人嘴里所说出的一字一句。当有人问起他的教义学识时，他唯一做的就是讲述从最严格的什叶派宗教理论中趸来的那些思想，丝毫没有暴露出他在从事哲学研究。过了几天，圣战者们看到他如此谦和，便建议他公开为他们授课。于是，他立即投入这项工作，把沐浴礼的教旨或一些类似的题材写入自己的文稿，并将深奥难测的理论家所规定的细则和他们内心的疑惑作了详尽而冗长的解说。这种做法受到毛拉的赞赏，他们赞美他，把他捧上了天；他们忘记了对他密切监视的职责。他们要求他将他们的想象力引导到不那么平庸的问题上；他没有拒绝。他从沐浴礼的教旨讲到祈祷的教旨，从祈祷的教旨讲到启示的教旨，从启示讲到圣灵归一。他巧舌如簧妙语连珠，在做出各种解释的同时，对那些理论基础较好的学生还使用隐讳不提或主动表白的手法，使用自相矛盾、语意双关的句子，虚假的三段论法，只有那些内行人才能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用大量的声明将一切交织在一起，表白自己的信仰是无可辩驳的。最终他达到了目的，成功地把阿维森纳主义传播给了整个有学问的阶层。最后，当他认为可以公开行动时，他便揭去了面纱，抛弃了伊斯兰教，展现了自己作为逻辑学家和形上学学者的真实一面。”

伊斯兰的凯特曼和20世纪欧洲的凯特曼的唯一区别就是萨德拉逐渐走向了胆大妄为，但他如果在欧洲，他的勇敢精神会使他立刻遭遇悲惨结局。然而，凯特曼以最精确严格的形式，在人民民主国家中被广泛地应用。如同在伊斯兰国家一样，对那些被认为不配接受真理的人的优越感，成了那里的人们现实生活中的主要慰藉；但一般而言，在那里能找到的慰藉实在不多。离经叛道现象的存在并不是一种错觉，而追寻出离经叛道的迹象对于统治来说是件非常麻烦的事。这一切都是偶然揭开凯特曼假面具的案例，而那些不断践行着类似形式的凯特曼的人最容易揭发离经叛道现象：他们很容易就能识别出其他杂技演员也在使用他们自己刚刚使用过的技巧，他们总是一有机会就去陷害敌人或朋友，这样他们就保护了自己。他们掌握这种技巧敏捷性的尺度，就是提前一天预见到那些曾受到他们毁灭性打击的人，终会反咬他们一口，以相似的罪名来检举他们。凯特曼变种之多无穷无尽，种种离经叛道的名称都来不及去整顿这个充满了意想不到的变种的花园。对莫斯科中央大力宣扬的、应普遍遵循的新信仰规则的每一个新的注释，都会令那些表面上俯首帖耳的人们内心产生更多保留。在人民民主国家根本不可能数得清所有凯特曼的践行形式，但是我试图像博物学家那样，对所看到的事物进行分类和分科，以便勾勒出其主要的分类。

民族凯特曼。民族凯特曼不仅在民众中广为流传，甚至所有附庸国中的党的高层也无法摆脱这种凯特曼。因为，铁托⁽⁵⁾就像戈比诺所描写的萨德拉那样向全世界宣布了自己反斯大林的异端邪说，人民民主国家中数以百万计的人，在实践凯特曼时必须采取深思熟虑的机智手段为自己戴上假面具。在东欧各国首都跟“通向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的拥护者的典型论争教会了公众，什么词语、什么反应会招来责难，指责他们心中所怀有的灾难性的倾向。保护自己不受非难的最有效办法就是：每走一步都高声赞叹俄罗斯在各个领域的优秀成就，腋下随时夹着一本俄罗斯杂志或书籍，嘴里时时哼唱着俄罗斯歌曲，以及在俄罗斯音乐家和演员演出时给予热烈的掌声，等等。一位作家若将自己的写作题材单单局限在国内，而没有一部作品是为任何杰出的俄罗斯人士或俄罗斯生活而写的，就不能被认为是个十分安全的人物。践行民族凯特曼的人的主要特点，就是视俄罗斯为一个野蛮国家，并对其予以无限藐视。在工人和农民中，这种蔑视通常建立在观察的基础上，而且非常情绪化。他们或观察过解放他们的军队的士兵，或在日常生活中观察过俄罗斯人，因为“二战”期间，他们当中许多人曾住在俄罗斯管辖的地区。

因为迄今为止，俄罗斯和今天所谓人民民主国家之间在生活水平和文明程度上都存在着巨大差别，而后者都显得要高得多。民族凯特曼因此就能找到丰富的滋养。简言之，不能把它定义为民族主义。许多世纪以来，中欧的斯拉夫人和德国人一直互相仇视，但斯拉夫人仍对德国人醒目的外在文明标记表示尊重。然而通过比较，人们看到了自己习俗的更为高雅之处，看到自己具有更优越的组织能力，例如在运输方面，或是在跟机器打交道方面。如果有机会让中欧人表达一下自己对俄罗斯的态度，那么他们大都会轻蔑地耸耸肩；尽管如此，他们依然害怕从欧亚大陆深处蜂拥而来的这个人群。

但事情并非在所有人那里都纯粹是情绪化的。出身于工人家庭的青年知识分子中几乎压倒一切的评价，可以简单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社会主义——好，俄罗斯——不好。”而这就是教义差异之微妙所在。进一步推理，欧洲国家在实现社会主义方面肯定比俄罗斯准备得更好些（因为那里的人民更聪明），土地大都已开垦，交通网更为发达，工业也不是从零开始。而且，不是非要采取某些残酷手段不可，甚至不需要这样做，因为那里的社会纪律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可是在那里，“通向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却遭到了谴责，有许多实例证明，不管什么人，只要反对全盘照搬的俄罗斯模式——哪怕是在最微小的细节上——反对屈从中央专政，他就是叛徒，就必须分担铁托的命运，也就是采取对抗莫斯科中央的立场，削弱其军事潜力，而这种潜力是进行世界革命的唯一手段。宣布反对这种论点就意味着将新信仰一笔勾销，建立起另一种信仰，以取代新信仰，也就是说，建立一种直接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衔接的信仰。萨德拉实际上早已处于伊斯兰教之外，但是他非常谨慎，不在毛拉面前暴露这一点，与此相似的情况是，很多表面上相信新信仰的人实际上都处在新信仰之外。然而，另一些人却在铁托与西方的结盟中看到历史宿命论的例证，同时，他们又不肯相信这种宿命论实际上只是莫斯科中央对附属国政策的必然结果，于是这些人就把自己关闭在不应妨碍中央的对外行动的凯特曼中。一个忠诚的穆斯林，即使对自己的凯特曼感情深厚，也从不会在伊斯兰教为自己的生存与不诚信的人进行斗争的领域设置障碍。所以民族凯特曼只在与中央推行世界革命无关的事务和行动上才有所表现。可是在另一方面，只要不伤及革命大业，就在可能范围内捍卫自己的民族利益。

革命纯洁性凯特曼。革命纯洁性凯特曼是一种罕见的变种，因为比起人民民主国家，它更常见于俄罗斯的大城市。革命纯洁性凯特曼是建立在相信列宁时代的革命“圣火”的基础上，诗人马雅可夫斯基⁽⁶⁾就是这圣火的象征。1930年，马雅可夫斯基的自杀，标志着苏联文学、戏剧和音乐繁荣时代的终结。“圣火”被扑灭，以冷酷无情的方式推行农业集体化，导致了数以百万计的苏维埃公民死于强迫劳改营，同时对那些非俄罗斯民族实施了极端残忍的政策。文学在强加于它的理论影响下变得干瘪失色，绘画被毁，曾经在世界上占主流地位的俄罗斯戏剧被剥夺了实验的自由，科学也只能听命于来自上面的指令。实行革命纯洁性凯特曼的人全身心地痛恨他⁽⁷⁾，认为他要为俄罗斯人民的可怕命运及其他民族对俄罗斯民族的仇恨负责。然而人们并不确定他的出现是否必要，也许，在现今这样的特别时期，人们期望暴君的出现。在大规模的肃反运动中，众多优秀共产党员死去，民众生活水平下降，艺术家和学者堕落成唯唯诺诺的人，整个民族群体被消灭——除了他，还有谁胆敢采取如此行动？但俄罗斯毕竟打败了希特勒，革命事业没有被外部力量摧毁。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的行动在当时特定的历史形势下似乎行之有效且具正当性。如果他没有在1937年采取特殊的恐怖行动，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愿意帮助希特勒吗？当今苏联的学术和艺术所走的路线无论怎么与常理相悖，面对战争的威胁，还不是提升俄罗斯道德的最有效工具嘛？他是粘附在光明的新信仰之上、令人深恶痛绝的污点，但同时又是我们现在必须容忍，甚至是应给予支持的瑕疵。“圣火”没有熄灭。当胜利来临之际，“圣火”将带着旧有的力量再度熊熊燃烧。他强加于人们的镣铐将会被砸碎，民族之间的关系将会根据更新、更好的原则去运作。“二战”期间，革命纯洁性凯特曼在俄罗斯如果说没有广泛传播，至少也相当普遍。那么它今天的这种形式就是已经幻灭过一次希望的复兴。

美学凯特曼。一个有良好品位的人不可能在文化领域过于认真地对待来自官方的压力，无论他对最新的诗歌怎么鼓掌叫好，无论他撰写了多少关于当今画展的溢美评论，也无论他怎样佯装喜欢那些崭新大楼令人感到沉闷阴郁的建筑艺术。当在家里独对四壁时，他就完完全全地变成了另一个人。在他家里，人们可以看到（如果他属于生活境遇良好的知识分子）那些被官方谴责为资产阶级艺术的复制品，听到现代音乐的唱片，看到他广泛收藏的、用不同语言写作的各国老作家的作品集。这种纯个人的奢侈是可以被宽恕的——如果他在类似上述布置的工作室里完成的创作能给官方带来预期的宣传效果的话。为了保护自己的地位和住宅（承蒙国家恩宠他才得以拥有），这类知识分子随时准备做出任何牺牲或设置任何骗局，因为在一个无法离群索居的社会里，或许再也没有比“我的家就是我的城堡”这样一句俗语更能表达“独处”的价值了。那时，尚未在私人住宅里安装用来监视民众行为的电视监视器，为此人们在收听外国广播和阅读一些优秀图书时，可以获得片刻放松。当然，这只有在他一个人独处时才可能；一旦有客人造访，游戏就得重新开始。

从未有人更深入地研究过，一个人究竟需要多少我们姑且称之为审美感受的那种经历。在一个社会群体中，只有为数不多的人的审美感受与艺术作品有关，大多数人是在生活的激流中，从他们自己所经历的事实中吸取转瞬即逝的自然审美乐趣。在城市里，人的眼睛会看到商店橱窗里五色斑斓的展品，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物，而通过想象力，就是看看路上的行人，也能从他们脸上猜出每个人的生活故事。当一个人在人群中行走时，他的想象力的运用带有某些情欲的特点，他的某种激情也接近于生理冲动。眼睛因能看到服装、看到灯光的闪烁而欣喜，比如，看到巴黎市场上成堆的蔬菜和鲜花、各种形状和色泽的鱼和水果，以及各种不同色调的鲜红肉块，都能给人带来愉悦，不一定要到印象派或荷兰人的绘画中去寻找这种愉悦。听觉能抓住咏叹调的片段、机器的轰鸣与鸟的鸣叫混杂在一起的声音、叫喊声、笑声。嗅觉记录不断变化着的气味：咖啡、汽油、橙子、臭氧、烤干果、香水。那些大城市的歌手已经用了很多篇幅来描写平淡生活中的喜悦之情。一个游泳者把自己托付给波浪，感受着身边自然力量的无限美妙，也会陶醉其中。说起大城市的一些伟大歌手，我想到了巴尔扎克、波特莱尔和惠特曼。似乎，参与集体活动所激发和强化的力量是基于对可能性的感觉，基于一直变化莫测、出人意料之事，基于人不断追求的奥秘。

同理，让我们看看农民的生活：尽管单调笨拙的手工劳动令人感到乏味，但通过风俗的节奏、教堂的仪式、圣像、乡间集市、民间服装、纸花装饰、民间手工雕塑、音乐和舞蹈都能表达审美感受。

在新信仰国家，城市丧失了自己昔日的面貌：小私营企业被关闭致使街道看上去死气沉沉和官气十足，消费品的长期匮乏也使每个人都显得灰头土脸、神情沮丧。即使有消费品出现，那也是单一样式的劣等品种。恐惧麻痹了人的个性，人们无论在言行举止或是在衣着与面部表情上，都尽可能做到和大家一模一样，尽量不引人注意。城市里到处都是受统治者欢迎的某个种族群，他们的特征是：男人个子矮小，大腹便便；女人腿短，走路时扭着肥硕的臀部。这就是无产阶级的类型，是由强制性的审美样板过分夸张地培育出的一种类型。这些肥臀粗腰的女人和大腹便便的矮壮男人，完全可能通过电影、绘画和时尚的影响来改变外观——就像在美国那样。可是在那种存在相互“观望”的地方，人们希望自己能拥有和大众传媒所展现的样板一样的外貌。这种审美样板如果不是比饮食方式对人的影响更大，也是处于同等程度。街道、工厂和集会地点到处都悬挂着红旗和写有标语、口号的红色横幅。一些新大楼的建筑风格虽然雄伟壮观，却令人感到压抑（我说的不是修复的大楼）；建筑艺术如果表现出轻盈和欢快的特色，就会立即被谴责为形式主义。因此，新信仰国家的城市居民们所能得到的审美感受极其有限，唯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剧院。剧院的魔力犹存，即使戏剧内容和舞台布景受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指令的束缚（后者不应是布景师充分发挥想象力的场所）。早前那些作家的戏剧演出大获成功，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例如：莎士比亚剧目的演出，不仅以其奇幻的舞台布景，甚至在运用了自然主义的舞台布景时也能大获成功。在新信仰国家，人们如此饥渴地向往陌生奇妙的事物，统治者本应想到这一点，然而他们似乎没有思考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们认为这种渴望是过去残留的现象。

迄今所有农村的风俗形式都通过强制将农民变为农业工人这一过程而被废除了，然而经过多个世纪传承而逐渐积累形成的特殊的农民文化依然保存了下来。我们不妨坦率地说，这种文化的支柱主要还是中等富裕或较为富裕的农民。斗争他们，以致他们必须伪装，这会导致农民在衣着、农舍的装饰、私家果园的培植等方面丧失自己的特色。但是，官方在对于民间创作（原生态音乐、歌曲、舞蹈）的保护与新经济体系的需要之间也出现了矛盾。官方很关注民间创作的发展，但新经济体系的圆满结果，是让农民住进木造的营棚或砖砌的楼房，而且每栋楼里都要住很多户人家。随着关闭教堂，废除天主教节日，中止失去了经济意义的农村定期集市，将可对农业工人实施与城市居民同样的政策，其实那些政策只对城市居民具有重要意义。

在这种情况下，美学凯特曼就具备了一切扩张的机会。它表现为对陌生奇妙事物的下意识渴望（这种渴望被引向剧院、电影和民间演出这些受到控制的娱乐），而文学、艺术工作者则以种种不同形式逃避现实。作家从古代文本中挖掘新的内容，同时只对古代作家的作品进行评注，并重新编辑出版。他们乐于为儿童写书，因为在这过程中幻想的自由略多一些。他们当中有许多人选择去大学教书，因为对文学史的研究，能给他们提供一定的安全借口，使他们可以深入过往，安心与具有巨大美学价值的作品对话。翻译往昔的散文和诗歌的人数与日俱增。画家们甘愿为童书画插图，以便为兴趣找到表现的机会，因为他们可以借口激励孩子们“天真”的想象力，选择一些华丽的色彩。戏剧导演通过向观众呈现糟糕的当代作品来补偿他们所谓的过失，同时竭力在剧目中塞进戏剧泰斗维加⁽⁸⁾和莎士比亚的作品。而某些造型艺术的代表却表现得十分大胆，他们在宣扬日常生活美学需要的同时，几乎暴露出自己的凯特曼，于是他们建立了一些专门机构，以便设计布料、家具、玻璃器皿和工业陶瓷的样品。他们甚至能获得党的上层中最聪明的辩证学家的支持，还能得到一些资金从事类似的各项活动。我们应该十分尊重这些人的努力（让我们想想看，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在“二战”前，是除瑞典和芬兰之外在室内装饰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然而，几乎无法解释，为什么在绘画和建筑艺术方面被视为形式主义的东西，居然能长时间在实用艺术领域被人们所接纳。

在这种实验中，美学凯特曼的合理化显而易见：既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一切都是有计划的，那又为何不能有计划地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呢？但是在这里，我们却侵入了心理学这个魔鬼的领域。承认人的眼睛需要看到欢悦的色彩、和谐的形状、明丽的阳光和灿烂的建筑艺术，这就意味着断言中央的鉴赏力奇差。然而，在此领域中依然看得到某种进步，他们已经按照芝加哥1900年建造的大楼样板建设摩天大楼，很可能在2000年，他们那里将正式引入今天在西方认为新颖的现代艺术形式。然而，审美体验的形成一般是由于各种事物的有机结合，怎能设想色彩与和谐能跟恐惧相结合呢？这就如同无法想象长着靓丽羽毛的鸟儿生活在北极圈的冻原上一样。

职业工作凯特曼。因为我是处在我无法改变的环境之中，而生命只有一次，并且正在飞快逝去，那我就应该在有生之年，尽可能做点最好的事。我像一个甲壳动物依附在海底的岩石上，在我之上是惊涛骇浪、巨轮驶过，而我拼尽全力能做的事，就是集中精力牢牢抓住岩石，否则就会被急流冲走而一命呜呼，身后留不下一丁点痕迹。于是职业工作凯特曼应运而生。如果作为学者去参加各种大会，那么我就会在大会上严格地按照党所指引的方向做个适合的报告。但是在实验室里，我就能用科学的方法使自己的研究有所进展，并在其中看到生活的目的。如果我能有效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最终它将怎样被展示出来，它将受到怎样的宣扬，成绩归功于谁，那都是无所谓的事，因为我是在毫无私欲的情况下追求真理，如此获得的成就将是永恒的，而政客的喧嚣转瞬即逝。他们要我做什么我都照做，利用我的名字也无妨，如果我能做到这些，我就能被允许进入实验室，得到一些资金去购买科学仪器。

如果我是个作家，我就希望在书架上看到自己的作品，比如，这是一篇关于斯威夫特的论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写成。这种分析方法能让人出色地深入探讨历史现象。在意义上不能与辩证法和新信仰等同。马克思是天才的观察家，在仿效马克思的同时，就保证没有遭受攻击的危险，因为马克思拥有预言家的地位，同时我还得宣称自己是辩证法和新信仰的信徒，可以在书的序言中写上这样的词句，一如过往时代给国王或皇帝的献词。这是16世纪长诗的译文，难道它没有永久的价值吗？这是我写的小说，题目选自遥远的过去，其中我尽量忠实地展现发生的事件；这是我从俄语翻译过来的书，它们颇受读者的喜爱，并给我赚进许多钞票，毕竟普希金真的是伟大诗人，普希金的价值不会因为今天成了为他服务的宣传工具而有所改变。当然，我也必须为有特权从事某种职业付出代价，所以我必须写出一定数量歌功颂德的文章和诗歌。评价一个人在地球上的生活形态，不能只根据他被迫写了一些昙花一现的赞颂作品。甚至波兰的伟大诗人密茨凯维奇⁽⁹⁾亦是如此，他尽管十分憎恨沙皇，也不得不将自己的长诗题献给沙皇，题词中不惜对沙皇大加赞颂。他深知自己落入了陷阱，便使用了骗局逃离俄罗斯，表现出他真正是个何许人物。事实上，没有人因为他的狡黠而责怪他。

上述实例表明，职业工作凯特曼对统治者来说，也并非完全让他们感到不舒服。令人惊讶的是，职业工作凯特曼同时也是一个促进教育的因素，对教育而言是一个相当大的动力源泉，其目标就是：要使人们在某个能发挥自己能量的特殊领域中获得知识或者技能，同时不必进入官场，去当个受政治波动摆布的负责人员。例如，一个工人的儿子成了化学家，从而获得稳定的地位；一个工人的儿子当上了安全警察官员——他虽浮出水面，那里也有大船驶过，但大海的表面却变化多端、波涛汹涌。然而，最重要的是：进行化学实验、建设桥梁、翻译诗歌或是治病救人——这些都无须作假，但国家却在利用这种凯特曼，因为国家需要化学家、工程师和医生。当然，时不时也会听到从高层发出沉闷的嘟囔，表达对在人文科学领域践行凯特曼的那些公民的痛恨。中央负责监管文学的人法捷耶夫⁽¹⁰⁾，他在自己的一次演讲中攻击列宁格勒大学，因为那里发生了一件令他气愤的事，只因一个女学生在自己的硕士论文中评论英国诗人瓦特·兰德⁽¹¹⁾。“谁需要兰德？”“谁听说过他？”法捷耶夫大喊大叫。同样地，正在那些中央的附属国中使用这种凯特曼的人，还是需要自我节制和保持警觉。

怀疑论凯特曼。这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广为应用。人们争辩说，人类不知道怎么对待自己的知识，不知道怎么解决物资生产和财富分配的困难。19世纪制定的第一批尝试用科学方法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很有意思，但相当不切实际。不幸的是，这些尝试都落入俄罗斯人手中，他们只会教条式地推理而没有别的思考，他们把这些最初的尝试提到了和宗教教条一样高的地位。在俄罗斯及其附属国所发生的一切都近乎疯狂，甚至可以这样说，俄罗斯会把自己的这种疯狂强加给全世界，而理性的回归至少在两三百年以后才可能发生。人一旦处于历史飓风的正中心，就必须尽可能谨慎行事，这就意味着，表面上要向这股能轻易摧毁一切顽抗者的力量屈服。但这并不妨碍人们从自己的观察中吸取乐趣，因为这种现象的确前所未有。迄今，人恐怕从未受过这样的压力，恐怕从未这样猥琐和扭曲，这样千方百计去适应和这样委屈地生活在一种根据书本照抄而不是根据他的身量设计出的刻板模型中。在迎合这种模型的过程中，人的所有理性和感情上的能力都要经受考验。谁看着这种委曲求全和卑躬屈膝的日常表演场景，那么他对人性的了解一定会比任何西方国家的居民都更为深刻，因为西方人除了金钱压力，不知其他压力为何物。观察这种资源的积累很像守财奴在暗处偷偷细数自己的钱财。这种凯特曼不会妨碍按照强制路线在外部从事的活动，甚至因为它建立在对辩证法的合理性完全缺乏信仰的基础上，它在允许彻底的犬儒主义的同时，也有助于从容适应不断变化的策略。

形上学凯特曼。形上学凯特曼通常出现在具有天主教历史的国家中。在帝国势力范围内，波兰能提供的实例最多。在其他国家，譬如西班牙，众所周知，他们的天主教徒与共产主义者有较好的合作关系。这种凯特曼的产生基于暂时停止相信这世上有一个形上学的原则，也就是说，敬奉这种凯特曼的人认为，他所生活的时代是反形上学的。在这个时代，由于某些特殊原因，任何一种形上学信仰都无法被彰显。人类正在学习用纯理性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范畴来思想，人类需要解决眼前诸多的实际问题，也因而卷入了阶级斗争。那些彼岸理念的宗教正在走向瓦解，正在危机中挣扎，更糟的是，它们还在被用作捍卫过时的社会秩序的手段，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将来不会回归到一个更好、更纯净的宗教。有谁知道，新信仰不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赎罪炼狱？有谁知道，上帝的旨意不须通过野蛮人——也就是中央——来完成？这个中央强迫广大民众从昏睡中苏醒，这些民众从新信仰接受的是次等的精神食粮，而中央却错认为自己提供的精神食粮是足够营养的。虽然如此，我们仍应肯定新信仰在翻耕土地，在摧毁那散发着霉味、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建筑的立面。所以在这种情势下，人们应该和新信仰合作，同时，不能显露自己对神秘的依恋，尤其是这神秘不能在文学中表现出来，今天不可能有任何办法，当代人无论是在语言上，还是在思想概念上，都还未成熟到足以表现它。

形上学凯特曼有许多变种。某些虔诚的天主教徒甚至在安全警察中服役，在执行惨无人道的工作任务时，他们就会暂时中止自己的天主教信仰。另外一些人则力图在新信仰的怀抱保持基督教的统一性，公开以天主教徒身份出现。他们努力维持天主教机构，还常常成功，因为辩证法学者愿意看到在政治问题上服从中央的天主教徒，他们把这些人称为“进步天主教徒”和“爱国天主教徒”。其实相互的游戏往往具有双重涵义。统治者之所以容忍这种类型的天主教徒，视他们为过渡时期的必要之恶，乃因为他们认为，在尚未彻底消灭宗教之前，跟知晓事理的天主教徒打交道，总比跟那些顽固不化者打交道要好得多。可是“进步天主教徒”意识到统治者将他们置于不怎么崇高的地位，即把他们降到了如萨满教教徒或者野蛮部落巫师一样的地位，这就意味着他们得一直容忍到能让野蛮人穿上裤子，并把他们送进学校的那个时候；那时他们会参加政府组织的各种活动，甚至作为典型样板被派往国外，以便向西方野蛮人证明中央能容忍未开化的部落。他们践行形上学凯特曼的目的，就是要保护他们免遭彻底的屈辱。他们欺骗魔鬼，而魔鬼则认为自己是在欺骗他们。无论如何，魔鬼非常清楚，他们认为自己是在欺骗魔鬼，魔鬼也就心满意足了。

不仅天主教徒承认这种凯特曼，上面有关天主教徒的论述，也适用于其他宗教信仰，当然也适用于那些不信仰任何宗教的人。对作家来说，最危险的责难之一，就是他们的诗歌、戏剧或者小说，被怀疑含有“形上学的残余”。因为作家是文明的传播者，不能被想成巫师或萨满教教徒，但无论如何，只要他们身上带有任何一点形上学倾向就不可饶恕。那些直到“二战”之前都没受到新信仰影响的国家的文学，特别强烈地倾向于形上学，所以不费吹灰之力即能从中找出这种偏离。举例来说，如果能在表现“稀奇古怪事物”的戏剧中看到，作者对人生的悲剧性感兴趣，那么这个剧本就得不到在剧院演出的机会，因为人的命运悲剧往往会令人联想到神秘莫测的定数，人们只会原谅历史上某些作家（比如莎士比亚）的些微不健康，但绝不允许当代作家带有这种病态。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希腊悲剧作家的作品不适合列入剧院的常备剧目。马克思崇拜希腊悲剧作家，但我们不要忘记新信仰与马克思之间的联系是相当表面的。新信仰是俄罗斯的产物，而打造新信仰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极其鄙视一切不以直接服务社会为目的的艺术（艺术的其他社会功能哪怕无疑是最重要的都不能为俄罗斯知识分子所理解）。至于诗歌，因为诗歌的源泉很难与所有宗教的源泉区分开来，所以诗歌特别容易受到迫害。诚然诗人可自由描写高山、树木和花草，可是一旦像华兹华斯⁽¹²⁾那样在游丁登寺时，在大自然面前感受到莫名的激动，就会遭到谴责，而一旦对这种谴责有丝毫反抗，诗人就会立即从文学生态圈中销声匿迹。这是扑灭整个军团的喜欢公开吐露泛神论心声的坏诗人的极佳手段，也是扑灭整个诗歌的一种方法，结果真的诗被扼死了，并以广告歌曲取而代之，其价值相当于美国电台播送的那种作品。其次，画家也很容易被指控使用缩略和综合形式（形式主义），表达对世界之美的过度喜爱，也就是指控他们的内省态度，令人怀疑他们本质上是个形上学家。音乐家应关心他所创作的歌曲，容易翻译成日常活动的语言（如反映工作热情，民间娱乐的语言等等），不能留下令人难以琢磨，因此而受到怀疑的东西。如果说，形上学的凯特曼出现在“野蛮人”即那些基督徒身上或许还可以宽容，却不能原谅艺术家践行它，因为艺术家被认为是社会的教育者。

伦理凯特曼。新信仰的伦理基于这一原则：凡是能为革命利益服务的一切，都是好的；凡是有损于革命利益的一切，都是坏的。因为公民在相互关系中采取正确行为，有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革命——所以对公民的道德施加了很大的压力。新信仰的核心就是“培育新人”，对党员的要求极其苛刻，要求他们几乎要实行禁欲主义。所以，加入党与加入僧团没什么区别，新信仰的文学对待这种行为态度之严肃就像天主教的文学对待新修士所举行的发愿仪式一样。一个人在党内的级别越高，他的私人生活就会受到越严密的监控，党员若受贿、酗酒、通奸或私生活混乱都会被取消党员资格，不得担任较重要的职务，因此党的高层人物都要具备苦行僧的特点，一生只能献身于一个事业，那就是革命事业。至于某些“尸位素餐者”（即那些只有虚职的人），他们的日子还算好过（毕竟他们都还属于党），尽管他们已经不具有实际影响力，但考虑到他们的名气，人们还是容忍，有时甚至纵容他们的弱点，因为他们的弱点，例如穷奢极侈或者酗酒，正是他们唯命是从的保证。毕竟新信仰的道德理想是清教徒式的，如果能把所有公民都关在小小的修室里，只放他们出来参加政治会议或者工作，那无疑是最合乎愿望之事。遗憾的是，人的自然本性无法违背，因为人口增长还得靠男女发生性关系，这是个需要认真对待的事实，虽然会有许多不便之处。

“新人”是这样培养出来的：他必须承认，自己行为的准则仅在于总体利益，无论是思考还是对事物的反应都要与别人一致，与此同时还要表现谦虚；工作要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对于国家给予的一切要表示心满意足，并严格限制自己的私生活，例如不能在外过夜；此外，要经常处在自己的同事中间——一起工作，一起娱乐；注意观察自己周围的一切，积极向当局汇报身边同志的所有想法和举动。

告密这种行为，古往今来在各种不同文明中都时有发生，一般而论从来没有人将此种行为提高到美德的程度。但是在新信仰的文明中，告密却是作为好公民的基本美德受到赞许（虽然大家都竭力回避告密这个称谓，而是采用迂回说法），告密是使所有人畏惧和防备其他人的原因所在。新信仰国家的办公室或工厂里的工作十分繁重，不仅有工作量的要求，最让人身心交瘁的是：还得随时提防无所不在的眼睛和隔墙有耳的现象。下班后，人们还得去参加各种政治会议，或去听某些特殊讲座。就这样，日复一日，片刻也不能放松注意力！如果发生交谈者推心置腹的情况，那一定会坏事：因为人们看似无忧无虑地交谈，对某事表现同情或者打抱不平，为的是引你上钩，引得你口吐真言，你的倾诉将被拿去写报告，以便告密者提高自己在上司眼中的身价。

建立在总体的个人崇拜基础上的伦理学，从总体利益的角度看是剂毒药。只要对此略加思考，新信仰智者的心态的确令人费解，他们会向人的明显生理弱点作出让步，但他们拒绝承认，人的本质还有其他弱点。例如，一旦注意力的紧张程度有所降低，人们感觉就会好些；恐惧时心里会感觉极坏。撒谎对人的本质不利，因为随撒谎而来的是内心的警觉。这些弱点连同其他弱点，例如踩着他人的肩膀往上爬以改变命运的倾向，把原来建立在相互合作上的兄弟情谊转变为钩心斗角的伦理，而在这种斗争中，那些好玩弄手段、诡计多端的人就能获得最大的生存机会。这似乎是另一种类型的斗争，不同于早期工业资本主义时期，那时人是在金钱斗争中争取最大的生存机会。总体而言，看门狗一般可以分为两大类型：狂吠而粗暴的狗，隐藏在暗处不声不响、伺机咬人的狗，第二种类型的狗在新信仰国家中享有最多特权。根据这些原则，经过五十年或一百年的教育，一个人种就有可能定型，再也不能回归原貌了。“新人”现在不再只是有待培养，而是已经变成了现实。

伦理凯特曼产生于感到对总体忠顺的伦理有许多不足之处。在党的高层人士中伦理凯特曼并不罕见，深受伦理凯特曼影响的人，不管他能多么泰然自若地以革命的名义屠杀数以百万计的人，而他们一旦发现可能遭到清算，都会积极采取某些措施，竭力弥补自己的严酷，在与人的相处中比那些敬奉个人伦理的人更诚实些。他们会表现得极富同情心，并尽力帮助他人，其实，正是由于同情心，他们在年轻时代走上革命道路，如此重复实践了马克思本人的经验。这种形式的凯特曼，主要表现在老共产主义者身上，每当个人情谊与其所服务的事业之利益相冲突，他们会长时间地在良心上权衡利弊，只有当他们彻底明白袒护或不谴责朋友，可能有损于对他们而言最宝贵的事业时，他们才会变得极其冷酷无情。这些人通常被视为清白而正派的人，受到大家的尊敬。但即便如此，他们也难以摆脱“具有知识分子特点”的常有的猜疑。“知识分子特点”对那些人来说是一种鄙视用语；那些人作为理论家当然无懈可击，但因为在伦理问题上过于敏感而妨碍了他们的行动。革命者应该是冷酷无情的人，当他们盲目砍伐人的生命之树时，用不着去考虑，这些树中哪一棵是真正腐烂了的。

伦理凯特曼，在人民民主国家中显然是最强劲的一种凯特曼，因为新信仰的伦理道德在那里推行才短短几年，而被新信仰征服的旧伦理道德已经持续了数世纪。永远无法预见，这种凯特曼会在何时、何人身上显现出来，也就导致了一种惊奇之感。有些人提出各种理由证明他们不从事告密活动，但他们却都有告密陋习；相反，有些最该被怀疑为轻视“偏见”的人，却对自己的朋友，甚至陌生人，表现出无法解释的忠诚。这种凯特曼大大增加了控制公民思想的难度，因此常常遭到清除，然而可能运用这种凯特曼的情况如此之多，以致它常有机会避开官方施压的各种手段。

西方国家的居民完全没有意识到，数以百万计表面上似乎多多少少与他们相似的人，正生活在跟火星居民的世界一样难以想象的世界里。与这些人相比，西方居民就像一个天真的孩子，甚至不知道凯特曼将为人的天性敞开怎样的前景。同时也想象不到，一个生活在持续内心紧张中的人，其潜在的天赋如何被迅速激发出来。他甚至不怀疑，当他被逼到墙角、走投无路时，当他必须或者表现得足智多谋或者灭亡时，他会把机敏和心理洞察力提到怎样的高度。因为环境的逼迫，那些最有心计、随机应变者的求生欲创造了在现代欧洲迄今罕见的人种。那些必要性——其结果就是凯特曼——在开发智力，这一点毋庸置疑。无论是谁，如果他将某处媒体刊登的单调文章或者某处发表的刻板演说当作衡量中欧和东欧国家精神生活的尺度，那他就会犯严重的错误。因为这一切仅仅是表象，在那里，人们接受了某种特殊的风格、专用术语和一套固定的词汇；正如神学家在严格的正统思想统治时期，需要使用教会专用的严格语言惯例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一般。在那里，重要的不是某人说了什么，而是他想说什么，同时通过挪动一个逗号、插入一个“和”字，用特定的语序来说明问题并隐藏自己的思想。没有去过中欧和东欧国家的人，谁也无法了解在那里正在进行着多少规模巨大的战役，无法了解凯特曼的英雄们怎样倒下，战事因何而起。人们在这种旷日持久的斗争中奋战着，就像在一系列哲学棋盘上艰苦奋战着那样，他们相当鄙视自己同胞中那些弃国而去的政治流亡者。一位外科医生从不认为，一个屠夫在技术的灵巧度上可与他相提并论；同样地，一个在精确程序中经过严格训练的波兰人、捷克人或者匈牙利人，在得知侨界有某人把他称为叛徒（或者猪）时，他也会一笑置之——因为这个时候，那个“叛徒”（或猪）正在参加一种斗争，而其结果关乎15个实验室或者20个艺术工作室的命运。他为此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呢？在国外的那些人根本无从知晓。他们不知道，什么被收买和用怎样的价格收买。

凯特曼作为社会习俗并非完全没有长处，要评价这些长处只须看一看西方国家的生活。西方人（特别是西方的知识分子）得了一种特殊的厌世症，他们的感情和精神生活过于分散，他们徒劳地试图将一条流淌过沙砾和贫瘠土地的小溪引入石砌的河床；或者用另一个比喻：他们所想、所感知的一切，就像水蒸气消散在辽阔的天空。自由对他们来说是种负担，他们所得出的任何结论都没有约束力，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理解，以致造成了无所适从。他们之中最幸福的似乎是那些成了共产主义者的人：他们生活在其中的制度，好比一堵墙；他们不时撞到这堵墙上而遇到阻力，正是这个阻力使他们认识了自己——就像曾经散发到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到大气压力而再度被压缩而凝聚成水。对那些必须掩盖自己共产主义信念的人而言，践行凯特曼时遇到的压力更大，毕竟这种习俗在西方国家并不普遍。

显而易见，践行凯特曼意味着在对某事的反抗中实现自我。践行凯特曼的人由于遇到阻碍而痛苦，但是如果这种阻碍突然被解除了，他也许会发现自己反而陷入到更加痛苦的虚空之中。人的精神上的健康有时也需要由内心的反抗来实现，而这往往是一种特殊的幸福。人通常在自己的内心有个至圣所，他会想方设法加以保卫，不使别人侵犯，由此产生的情感上的魔力，要比凡事都随意说出来有趣得多。对多数人来说，必须生活在持续的紧张状态下和无时无刻不处于警觉中，似乎是一种酷刑，但这同时也给很多知识分子带来一种受虐淫的乐趣。

践行凯特曼的人在撒谎。但反过来说，假如他能说真话，就不那么虚伪了吗？一个画家会竭力把违禁的（“形上学的”）、对世界之美的陶醉偷偷塞进以集体农庄生活为题材的画卷之中，可是一旦给予他充分的自由来作画，他也许反而感到迷惘。因为，他觉得自己获得的展示自由越少，所描绘的世界之美就越大。一个诗人幻想，假如他没有受到政治任务的束缚，那么他就能尽情去写他所想写的一切，当然也包括写出他幻想中的美。但也有可能，一旦他摆脱政治任务的束缚，那种在幻想中如此美好的东西便完全随风飘散，消失得无影无踪。凯特曼是一种善行，有利于培养人们的幻想，人能从中学会去爱在他周围树立的围墙。有谁知道，新信仰获得成功和它对知识分子具有莫大的魅力，其秘诀不是在于人身上缺乏一个内在的中心！新信仰让人受到压力的同时，创造出一个中心，而无论如何要在人心中造成一种感觉，让他认为这个中心确实存在。对自由的恐惧不是别的，正是对虚空的恐惧。“人的内心一无所有，”我的辩证学家朋友曾这样对我说，“你从自己身上永远拿不出任何东西，因为那里一无所有。你不可能离群索居而独自在荒野中写作。你要记住，人是各种社会力量的从属现象。任何欲离群索居的人，终将毁灭。”这也许有道理。但我怀疑，难道这能超乎我们的时代而被当作一种法则吗？假如人真觉得其内心一无所有，那么但丁就不可能创作出他的《神曲》，蒙田就不可能创作出自己的《随笔》，夏尔丹也就不可能画出一幅静物了。当一个人承认自己内心一无所有时，他就会接受些什么——即使他知道那是不好的东西；但如今人们所想要接受的，也许就是能与他人在一起，而不是离群索居。只要人相信这一点，那么他的行为就没什么可以指责的了。或许最好能培育出一个发育健全的凯特曼，让他臣服于压力之下，因为这种压力有时能使他感觉到自己的存在，而不会冒险去相信过去多少个世纪以来智者们的断言——人是上帝的造物——以致惨遭失败。

假设有人能在没有压力、抛开凯特曼的情况下生活，他就会去挑战命运，那时他就会说：“就算我输了，我也不后悔！”如果人能生活在没有强加的反抗的情况下，如果人能为自己创造自己的反抗，那么“人的内心一无所有”这个说法就不对了。挑战命运，这也许就是信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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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熙德，法国作家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1606—1684）写于1636年（一说为1637年）之著名剧作《熙德》（Le Cid）中的主人公的名字。该剧内容深刻，对当时的法国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

(2)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德国著名剧作家、戏剧理论家，强调戏剧表演的间离效果，要求演员高于角色、驾驭角色、表演角色。代表作有《伽利略传》、《四川好人》、《高加索灰阑记》等。

(3) 阿维森纳（Avicenna，980—1037），亦称伊本·西那（Ibn Sina），波斯人，伊斯兰医学家、哲学家、自然科学家和文学家，著有《治疗论》、《医典》等学术著作。他建立的哲学体系，在中世纪欧洲很有影响力。他关于灵魂的性质、存在和本质区分的学说在欧洲学术界引起辩论和审查。1210年起，阿维森纳主义在欧洲被禁止。

(4) 毛拉，一些穆斯林国家对精通伊斯兰神学的穆斯林、伊斯兰宗教法律教师和解释者以及有学问之人的尊称。

(5)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Jосип Броз Тито，1892—1980），克罗地亚人，前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总书记，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缔造者、总统，不结盟运动发起人之一。

(6)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马雅可夫斯基（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Маяковский，1893—1930），著名俄国诗人，代表作有《列宁》、《穿裤子的云》等。

(7) 这里指斯大林。

(8) 洛佩·德·维加（Lope de Vega，1562—1635），法国喜剧作家、演员、戏剧活动家。

(9) 亚当·密茨凯维奇（Adam Mickiewicz，1798—1855），波兰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诗人。重要著作有《歌谣和传奇》、《先人祭》、《格拉席娜》、《康拉德·华伦洛德》、《塔杜施先生》等。

(10)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法捷耶夫（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Фадеев，1901—1956），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御用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笔下的主人公们是为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而斗争的英勇战士，他自称能把严格的现实主义描写、深刻细腻的心理分析、浪漫主义的激情和抒情笔调有机地统一起来。

(11) 瓦特·萨维奇·兰德（Walter Savage Landor，1775—1864），英国作家。兰德出身贵族，个性极强，钟情于自然，热爱儿童、艺术，他甚至用拉丁文写作，再译成英语，以追求语言的简洁、韵律。可相较当时的桂冠诗人华兹华斯，兰德作为一个诗人几乎没有什么地位。

(12) 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文艺复兴以来最重要的英语诗人之一，也是与雪莱、拜伦齐名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代表作有与柯勒律治合著的《抒情歌谣集》（Lyrical Ballads）、长诗《序曲》（Prelude）、《漫游》（Excursion）等。

第四章　阿尔法，道德家

在最近十数年内，中欧和东欧的历史中有很多情况使一切形容词和理论思考都将失去分量。人们为对付这些情况作出的努力决定着他们的命运。每个人对解决问题的不同方式有不同的解读，这取决于构成人的个性的那些难以琢磨的因素。

中欧和东欧千百万人复杂的命运之途在这样一些人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些人因其职业观察到自己和别人身上发生的变化，作家就是这样的一些人，我仅抓住几个典型，试图勾勒出东欧作家的画像。

这个我称之为阿尔法的人，是易北河（Elbe）东岸较为著名的散文作家之一。阿尔法曾经是我的一位挚友，我们曾一起经历过许多艰难时刻，这些记忆使我们紧密相连。每每想到他，我便难以平静，甚至会扪心自问，我是否有必要这样剖析他。但我仍觉得有必要这样做，不能因为朋友之情，就妨碍我撰写一篇讲他的著作的文章，有关他的著作我在下文中会多多少少说出我该说的话。

“二战”之前，阿尔法是个高挑瘦削、戴着一副角质眼镜的青年人。他在某个右派周刊上发表过一些短篇小说，这份刊物在华沙文学圈子中并不太受欢迎，因为那时组成华沙文学圈子的主要是犹太人和其他一些对该刊物的种族主义和极权主义的立场表示不满的人。周刊的编辑虽然是偶然发现阿尔法的，但他有理由庆幸自己的选择，因为，阿尔法的才华在这之后得到迅速发展。不久之后周刊开始连载他的长篇小说。该长篇小说在一家较大的出版公司出版后，引起了巨大轰动。

阿尔法这本书主要关注悲剧性的道德冲突。当时许多年轻作家都受约瑟夫·康拉德⁽¹⁾小说魅力的影响，阿尔法对康拉德的写作手法尤其着迷，因为他擅长塑造雕像般的和僧侣型的人物。夜晚对阿尔法另有一种魅力。在他的作品中，那些微不足道却带有强烈情感的人们，在黑夜里活动，黑夜的沉寂和神秘气氛宛如硕大无朋的帷幔笼罩着他们的命运——这就是阿尔法经常描绘的戏剧场面，尽管他从未写过剧本，只写过长篇和短篇小说。他的早期作品描写非人的冷漠世界的庞大、宏伟和沉默，与康拉德的作品有诸多共相。阿尔法的立场曾是形而上的和悲剧性的。使他备受折磨的是纯洁问题——既有道德的纯洁，也有他所写的东西格调的纯洁。他像将水蒸馏那样提炼自己的语句。他想让自己的每句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描写，而且要成为乐曲中无法替代的乐句，令人听上去有一种悦耳音响的效果。这种对纯洁性，我想说的是，这种对超凡脱俗的纯洁性的追求曾经是阿尔法这个人的性格特征，因为，在与别人相处时，他常常显得十分傲慢和不自然地做作。他在写作中追求纯粹，这与他个性中的高傲紧密结合；这是阿尔法本人的精神升华，是他的另一个我，他把自己所有的希望都转移到第二个我上。他越为自己的个人生活不上轨道担心着急，便越是看重对他而言具有补偿意义的写作活动，越是给这种活动赋予庄重仪式的意义。有人评价他时曾说，阿尔法在提笔写作之前，就穿一件术士的拖地长袍，更像是一位身着红色僧袍的主教。这种尊严能满足他的自尊心，因为这是红衣主教才具有的。在他看来，举止缓慢，身披飘拂的猩红色绸袍，手戴供别人亲吻的戒指，这就是一种纯洁的风度，就是通过某种方式所表达出的更高尚的自我。那些扮演滑稽角色的喜剧演员，一生都梦想着能去扮演某种最庄重、最具尊严的角色；在他身上起作用的便是某些类似的动机。阿尔法在与人们交谈时，表现出不同一般的幽默感，而当提笔写作时，他却好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从此，他会沉浸在最严肃的悲剧情感之中。他野心勃勃，不仅想做一个因为写了一本好书而成名的作者，同时还希望赢得更大的声望。他想成为作家——成为一个道德权威。

我所提及的长篇小说，就是使他首次获得极大成功的那部作品，那部作品作为天主教小说而受到大肆宣扬，阿尔法本人则由于这本书而赢得最有才华的天主教作家称号。在像波兰那样的天主教国家能得到这一声誉非同小可。其实很难确定他是否真的是个天主教作家，因为在20世纪，天主教作家人数并不多。所谓皈依了天主教信仰的知识分子通常都是令人怀疑的，与那些临时皈依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存在主义等流派的作家没有什么区别。

同时我也不敢确定阿尔法是否曾是天主教徒。尽管那时我们时常见面，还进行过一些最坦诚的交谈。应该说，他曾是一个与大多数人相类的天主教徒，那是一个大家都对托马斯主义⁽²⁾发生兴趣的时代，每每在文学讨论中都会援引雅各布·马利丹⁽³⁾的理论。如果说所有这些“天主教知识分子”感兴趣的只是文学上的一时风气，当然是不恰当的，因为，不能把一个行将溺死的人抓住一捆稻草的绝望手势说成仅仅是一种时髦。可是如果认为这些玩弄托马斯主义术语进行的文学争论，是天主教精神的体现，这样的观点同样不正确；因为他们离完全接受天主教连带所有的后果还相距甚远。即便如此，“天主教知识分子”还是给某些文学圈子增添了自己的色彩。他们在政治上起到了特殊的作用，他们是种族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劲敌；他们完全不同于严格意义上的天主教作家和记者，那些人在政治思想上没有摆脱对所谓“健全的制度形式”（如意大利和德国）的崇拜，也没有摆脱对“排犹活动”的赞许。共产主义者带着厌恶情绪看待雅各布·马利丹的影响，将其视为一种退化变质的标志，但是他们对“天主教知识分子”则表现得比较宽容，因为这些人对极右派的思想怀有敌视情绪，故而没有受到他们毁灭性的打击。阿尔法在小说出版后不久，就经常造访“天主教知识分子”和左派的圈子。由于受到周围人所持观点的影响，加之他一直试图作为一个严肃的道德权威在作家中发挥作用，阿尔法断绝了与右派周刊的来往，并在一封抵制“排犹活动”的集体公开信上签名。

每个人都在天主教中寻找某种不同的东西。对阿尔法来说，由于他对世界的悲剧性感受，他在天主教中寻找的是形式：词语、概念，简言之，就是作品的纹理结构。阿尔法的悲剧感使得他有点像威尔斯⁽⁴⁾的“隐身人”⁽⁵⁾，当他想出现在人群中时，他就必须给自己用糨糊粘上一个假鼻子，然后用绷带缠起面部，并给他那双看不见的手戴上手套。天主教提供的语言包括：诸如原罪、圣洁、罚入地狱、灵魂的黑暗和圣宠这类概念，通过这些语言的运用，他能抓住他所描绘的人物的感受，而最为重要的是，天主教的语言能立刻融入昂扬的语调，这种语调是阿尔法所需要的，用以满足他对主教猩红色僧袍的思念。阿尔法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个牧师，无疑，这是受法国天主教小说家的影响，首先是受贝尔纳诺斯⁽⁶⁾的影响，同时也显示了阿尔法急切地想要创造出纯洁而又坚强的人物形象的愿望。故事情节发生在农村；也正是在这里暴露出了阿尔法的才华弱点。他在着迷于设立道德冲突的同时，却有一双训练不足的眼睛：缺乏对生活细节和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人物的观察；他自幼在城市长大，对农民及其生活知之甚少。因此，他所描绘的村庄往往是没有地域特色的普世化的村庄，把它说成是⁽⁷⁾或佛兰芒⁽⁸⁾的村庄，也未尝不可，因此并非现实的村庄。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穿着与其身份并不相符的服装（就像牧歌文学时代的作品中将贵族少爷打扮成牧人一样），他们的谈吐也千篇一律，毫无个性可言，因此戏剧是在一种勉强画出轮廓的布景中演出的。但作品情节发展紧凑有力，受到了批评家们的热情欢迎。不仅第一版很快销售一空，而且几次再版销量也很大。阿尔法还因它荣获一项国家奖以及一笔可观的奖金。可能评委们在评奖时，不仅是考虑到阿尔法的作品在艺术上的长处，而且还考虑到给阿尔法授奖会带来某些政治利益。那些年代，政府当局显然是在跟极右派调情；给天主教作家阿尔法颁奖似乎是聪明的一招；右派当然会比较满意，而自由派也不好说什么，左派也没有理由攻击授奖的决定，因为不管怎么说，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信仰并据此写作。

尽管阿尔法有了声望和金钱，可他在内心深处并不认为自己已经出版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可称为好书。当然，他所赢得的地位允许他继续表现他所喜好的那种傲慢。他被人隆重地宣布为深刻、高尚文学的创作者，而他的同行几乎不可能指望自己的作品受到广泛欢迎，他们的作品只能作为低廉的作品问世。他们的作品或者带有一种炫耀式的自然主义描写，尤其是在对生理范畴的某些现象的描写上，或者是披上长篇小说形式外衣的心理学论文。文学家们生活在自己的咖啡馆那种知识分子孤立封闭的小社会，他们越是与广大群众的生活脱节，他们作品的风格就变得越是离奇，越是难于被人们理解。阿尔法自己感到莫大的困惑：为何他的第一批作品出版后会在他心中遗留下不快的感觉，对此连他自己也无从解释。后来他意识到，也许是自己的写作有什么地方不对头。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刻，成了决定他日后生活的转折点。他心中充满了疑虑。如果说他的那些同行也在怀疑他们自己悬在虚空中的作品的价值，那么阿尔法对自己作品的价值怀疑更甚。他想达到道德上的纯洁，但是要使这种纯洁是真实的，那它就必须是尘世的，就必须深深植根于来自生活的经验和对生活的观察，否则就是虚假。阿尔法觉察到自己已经滑落进一种虚假之途，因为他是生活在关于人的理想之中，而不是处在活生生的人中间。他对人的了解，是基于他在自己房间四壁之内的主观体验。他的天主教信仰只不过是他所使用的假面具而已。他是在戏弄天主教，他就像许多20世纪的天主教徒那样，试图用受人尊敬的旧派长袍来替自己遮羞，掩盖自己赤裸的身体。他曾寻找某种途径，以便在读者心中激发他所期望的感情反响。很明显，他的读者，在读到这些他们自己从小就熟悉的字眼——“圣宠”或“罪恶”的时候，自然反应强烈。但是作者在这样运用辞藻和概念时却让人觉得是一种滥用。阿尔法怀疑自己设置的冲突的真实性。他被别人称为天主教作家，但他自己清楚事实并非如此，这就像一个画家在某一时期从事过立体派绘画，而当他改变画风之后，他会惊奇地发现，人们仍然称他为立体派画家。那些为表面现象所迷惑的批评家，将他的写作归为健康的和崇高的文学，与他那些同行的具有颓废派特点的写作对立了起来。但他自己明白，他根本不比那些同行更为健康，因为他们至少没有把自己可悲的赤裸掩藏起来。

战争爆发之后，我们的城市和国家变成了希特勒帝国的一部分。在长达五年半的时间里，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于从任何经验或文学中所能认知的范畴。我可以断定，那时我们所看到的大屠杀，远远超出了我们最大胆、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想象。过去熟知的有关大屠杀恐怖的描写，现在只能使我们觉得可笑，就像孩童时代所听到的故事，是那样天真幼稚。德国在欧洲的统治是残酷无情的，但他们对东欧的统治更加残酷无情，因为在东欧生活着不同种族，根据国家社会主义学说，这些种族，要么是该彻底灭绝，要么就该被利用去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但是我们仍然活着，因为我们是作家，所以我们努力去写作。诚然，每过段时间我们当中就有人离开，不是被遣送到集中营就是被枪毙。对此我们无能为力。我们这些人就像被困在一块漂浮的正在消融的冰块上，根本不敢去想这冰块什么时候会完全融化。战争公报宣布了我们这个种族最后的死期，我们在和死亡赛跑，但我们仍应坚持写作，因为这是我们摆脱绝望的唯一办法。此外，在整个国家到处布满了地下活动网，同时的确存在着“地下国家”，既然如此，那么地下文学的存在也就理所当然了。虽不允许以被占领国的语言出版任何杂志或书籍，但是，这个国家的文化生活是不可能被毁灭的。地下出版物有油印的，或者是非法出版，形式常常是便于发行传播的杂志、小册子和小开本的书籍。还组织过许多地下演讲和作者见面晚会，甚至还上演过一些地下戏剧。这一切都大大地鼓舞了虽然失败但仍在坚持战斗的民族的士气。民族斗志昂扬，在战争接近尾声时，民族斗志更是激昂，甚至有点儿过分激昂。

在那些年头，阿尔法成功地实现了他的作家理想——做个道德权威。他的一切行为都被视为作家—公民的楷模。他对某些行动的好坏判断，预言般地在文学圈子里流传，也经常有人向他征询意见，是否某人的行为已经触犯了不成文的爱国主义原则。于是，他被默认为我们这个城市所有作家的领导。从此，地下活动的资金纷纷流入他手中，然后他再把这些资金分发给急需帮助的同行；他在很大程度上享有接触地下斗争机密的权利：他关心帮助刚起步的作家；他在公众场合拒绝跟一位在华沙与德国人合作的作家握手，因为这位作家在德国的一家出版社供职。他创立并参与编辑了一份地下文学刊物，并将刊物打印成多份，轮流在一些地下“俱乐部”中辗转传阅，并在秘密聚会时为人朗诵。他的立场具有真正的人道主义特点。早在战前，他就已经与其极右派的庇护者断绝了来往，因为，此人曾经扬言有必要在这个国家实行自己的极权主义（战争爆发后的第一年，这位庇护者就被盖世太保枪杀）。当德国占领军当局开始有系统地屠杀三百万波兰犹太人时，那些排犹主义者并未感到太多忧虑，虽然也在大声谴责这种兽行，他们中很多人在私下里却认为那些做法并非完全没有理由。阿尔法属于我们这个城市中强烈反对群众性大屠杀的公民：他用他的笔批驳一些人的冷漠无情，同时帮助犹太人藏匿，尽管冒着杀头的危险。

他坚决反对民族主义，这种东西噩梦般地体现在德国人身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有共产主义倾向。波兰共产主义者的数量历来就不大；在《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之后，俄国人和德国人之间的合作给莫斯科的支持者的活动制造了特别不利的环境。共产主义者的地下活动处于虚弱状态。人民大众的希望都转向西方了，而“地下国家”的活动也十分依赖于“伦敦流亡政府”。阿尔法对周围的道德评价总是很敏感（他的这种敏感完全可以跟气压表的敏感相比）。他对苏联这样的国家并无好感，这个国家几乎没有在任何人心中唤起友好的感情。就像他的大多数朋友一样，他迫切地希望进行广泛的社会改革和拥有一个人民的政府。

我和阿尔法经常见面。我完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在一起共同度过了战争年代。他的出现可以激励人的精神，他以微笑面对一切苦难，他行事放肆，不懂规矩，为的是处处强调对那些穿带钉的靴子和制服并高举右手呼喊“嗨，希特勒”的人的蔑视。为此他总是随身携带一把黑伞。他高挑的身材和清癯的身影，在镜片背后流露出讽喻性的眼神和目光，疾步穿越这个城市的受到恐怖威胁的条条街道时如有神佑的气概，这一切构成了一个反战英雄的形象。我还清醒地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起去看望一位住在乡下的朋友，当决定要回家时，我们为选乘哪一班火车还发生过争执，尽管主人已经建议我们乘坐晚半小时开的那班，我们还是坚持早走。我们回到了华沙，步行在大街上，感受着生活的惬意，那是1940年夏日一个美丽的早晨。我们哪里知道，这天将成为我们城市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我刚迈进屋，刚来得及关上身后的门，就听到从大街上传来的尖叫声。我朝窗外望去，看见大搜捕开始了。这是送往奥斯维辛的第一批大搜捕。后来在奥斯维辛，有来自欧洲各国的数百万人在那里被杀害，而那时集中营的工作才刚刚开始。这天在大街上被抓捕的人，也是第一批被运到奥斯维辛的人，他们当中后来几乎无一生还。在搜捕前五分钟，阿尔法和我还在大街上溜达；也许是他的黑伞和他的无忧无虑给我们带来了好运。

那些年代对每位作家都是一种考验。现实的悲剧比人们想象中的悲剧更加悲惨。我们当中如果有谁对那种混杂着绝望和希望的情感不能有所表达，那就有愧于我们的职业。那时只有某种基本的情感深藏在心中：恐惧，失去亲人的痛苦，对压迫者的仇恨，对受难者的同情。阿尔法的天才表现在寻找真正的而非想象的悲剧。他依据手中掌握的素材，写下了一系列短篇小说，这些故事要在战后才收集成册出版发行；那本书后来被译成多种语言。这些短篇小说中的故事都表达了一个主题，那就是：忠诚。所以说，阿尔法年轻时喜欢作家康拉德的作品并不是偶然的。这是对于人心中某种无可名状却又是强有力的和纯洁的东西的忠诚。战前，阿尔法倾向于按天主教的理解将此称为道德的绝对命令。现在，由于担心虚假，他只是说，那种绝对命令是存在的。当他作品中的主人公行将离开这个世界时，他们把眼睛转向缄默的苍穹，可在那儿除了希望他们什么也没能看到；他们希望自己的忠诚是能建立在世界的某种原则上的，世界的这一原则对他们来说并不是毫无意义，而且对渴望道德的人们来说并不陌生。阿尔法的小说中，主人公的道德观是一种带有问号和停顿的世俗道德，但那种停顿，还不是信仰。我想，阿尔法在这些短篇小说中的写作比他在战前的写作更为诚实。与此同时，他准确有力地表达了在与纳粹的战斗中战死的无数地下抵抗战士的精神状态。为什么他们要将自己的生命孤注一掷？为什么他们要接受苦刑和死亡？是什么促使他们这样做？他们既不像热爱“元首”的德国人，也不像拥有新信仰的共产主义者那样有一个支撑点。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是否信仰基督也是值得怀疑的。因此，这仅仅是一种忠诚——就是对被称为祖国或荣誉的某种东西的忠诚，这种忠诚高于一切能叫得出名字来的东西。在阿尔法写的一篇故事中，有一个年轻男孩，受尽德国宪兵的酷刑并知道自己将被杀害，于是供出了他朋友的名字，因为他害怕独自去死。行刑之前，两个朋友相遇，被出卖者原谅了出卖者。这种原谅不可能用任何功利主义的伦理观来解释：没有理由去原谅叛徒。假如这是一个苏联作家写的故事，被出卖者定会带着蔑视的神情从软弱屈服的人身边走开。看都不看他一眼。阿尔法在脱离天主教之后，比从前的他更像是位基督教作家，如果考虑到忠诚的伦理是基督教伦理的延伸，同时与那些以社会效果为目标的伦理背道而驰的话。

战争的后半期，“地下国家”之内发生了严重的政治意识危机。抵抗占领军强权的地下斗争带来了巨大的牺牲，在集中营里枪决和消灭的人数与日俱增。仅仅用忠诚来论证牺牲的必要性往往会引起疑虑。忠诚可以是个人作出决定的基础，但大凡某种决定涉及成千上万人的命运时，光忠诚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找到合乎逻辑的正当理由。什么才是合乎逻辑的正当理由？胜利的苏联红军从东部节节逼近，而西方军队却远在天边。究竟为了一个什么样的未来、什么样的社会，每天都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去送死——这是不止一个要为他人承担道义责任的人经常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当时有种非理性的幻想，觉得将会发生什么事，在阻挡苏联红军推进的同时推翻希特勒的独裁统治，这类幻想同波兰是个“没有伪政权的国家”的荣誉感结合在一起。但是，对于头脑清醒的人们来说，这并不具备强有力的说服力。此时，共产主义的地下组织开始了自己的活动，某些社会主义的左翼代表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动。共产党人提出的纲领远比伦敦领导的“地下国家”的纲领更为切合实际，事实已经非常明显，这个国家将被苏联红军解放，那就应在它的帮助下进行一场革命。

在地下组织的知识分子中可以看到特别的恼怒，反对在地下抵抗运动中不断扩大的非理性情绪。这种情绪变得近乎歇斯底里。密谋成了某种自在的目的；送死或令别人去送命——似乎成了一种游戏。曾经在自己的短篇小说中宣扬过忠诚伦理的阿尔法，此时很容易在自己周围找到这种伦理的漫画化。他的圈子所主张的爱国主义使他无法接近那些依附于莫斯科的为数不多的小团体。阿尔法像他的许多朋友一样，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圈套之中。这也许就是他在这一时期所写小说的特点。首先，他的小说第一次显示了他的幽默感。在小说中他塑造了他十分熟悉的而又因为密谋变得疯狂的人物。他以讽刺的手法揭露了歇斯底里的密谋的社会背景。毫无疑问，“地下国家”首先是由知识界一手创造的，“知识界”作为一个单独的社会阶层是西欧国家完全不知晓的事，更别提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了。这个“知识界”的习惯和约束都来自贵族，他们是贵族继承人（尽管其中某些成员是农民出身），所以他们对知识分子并不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事实上，近几十年来在波兰，知识分子一直试图反叛他们身处其中的“知识界”，就像美国知识分子反对他们身处其中的中产阶级那样。“知识界”的某个成员开始认真思考时，便会发现他远离了广大人民群众。而一旦发现这个问题，在竭力寻找与人民大众的联系的同时他就成了一个激进主义者，因为他意识到了制度的弊病。阿尔法在写讽刺地下“知识界”的作品时坚信，这个阶层将会由于它自身脱离常轨的行为，给国家的前途带来糟糕的后果，当时人们都认为，战后如果伦敦流亡政府返回到波兰，不可避免要从这一阶层产生出国家的统治者，这就只会给国家带来最大的不幸。

正当阿尔法经历这个痛苦而又无力的嘲讽过程时，华沙起义爆发了。在整整两个月当中，华沙上空一直挺立着足有数千米高的混合着火光的烟柱。结果，二十万人死在街头巷尾的战斗中，而那些没有被炸弹或重武器摧毁的街道则被纳粹部队纵火烧毁；起义结束后，这个原先拥有一百多万人口的城市被夷为废墟，城市居民被流放，街道遭洗劫变得像墓地。阿尔法那时因为住在靠近农村的城郊，才得以逃脱险境，没被抓去做苦工或送往集中营。

1945年4月，在苏联红军赶走德国人之后（战斗仍在柏林城下进行），我和阿尔法回到华沙，我们迷失在乱石堆中，在那曾经是城市街道的地方堆积着一座座瓦砾山。我们数小时踯躅在曾经熟悉的城市一隅。此刻我们已经完全认不出它了。我们顺着一个红砖的坡面往上爬，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幻想中的月球景观。这里是一片沉寂。我们努力保持身体平衡，小心翼翼地往下走，呈现在眼前的又是一片片新的、遭到严重破坏的废墟景象。在一处瓦砾堆积的峡谷，我们停下了，眼前出现一块小木板，它吊在一个金属栅栏上，上面用血红的油漆写着：“兹比舍克中尉的受难之路”。阿尔法那时的想法肯定和我一样。我们当时在想：一个人在他身后会留下怎样的痕迹？这些词语听上去就像是从一个被毁弃的大地抛向天空的一声呐喊。这是渴求正义的呐喊。这位兹比舍克中尉是谁？幸存的人中有谁能知道他遭受了怎样的折磨？我们想象着，也许他是爬着经过这段峡谷时牺牲的——是他的一个同志写下了这句话，后来这位同志多半也牺牲了。也许兹比舍克那时顽强地支撑着自己精疲力竭的身体向前爬，并感到自己已经负了重伤，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完成任务。这是为什么？有谁试图解释这是他的智慧还是疯狂？莫非这就是莱布尼茨理论中的一个单子⁽⁹⁾，要完成冥冥中的天意安排，抑或仅是一个邮政官员的儿子，遵循难忘贵族府第美德的父亲向他灌输的荣誉感而自愿赴死？

我们继续往前走，踏上了一条被人踩出的羊肠小道。这条小路将我们引向了一个幽深的堆积如山的瓦砾之间的谷地。在这个谷底树立着一个临时支起来的粗糙十字架，上面还盖着一个头盔。十字架下面是刚刚栽种的鲜花。大约一个曾是什么人的儿子的人躺在那里，母亲在发现他的墓地后，每日前来看望，便踏出这条小径。

突然响起了一阵轰隆声，宛如剧院舞台上发出的雷鸣。是风吹动着挂在悬崖般墙壁上卷曲的铁皮屋顶，发出“格格”的碰击声。我们翻过碎石堆来到一个荒芜多日的院子里。生了锈的机器埋在高高的杂草丛中。在通往被烧焦的别墅的台阶上，我们发现了一些账本，账面记录着盈亏状况。

众所周知，是伦敦流亡政府下令举行华沙起义，那时，苏联红军已经接近首都华沙，并在华沙郊外和正在撤退的德国人作战。处于地下抵抗的人们情绪激昂。地下军队想要投入战斗。这场起义的目的是要驱逐德国人和占领这座城市，以便以一个已经运转的波兰政府来迎接红军的到来。起义开始后，问题就很清楚了：驻扎在河对岸的红军按兵不动，无意过来援助起义者，那时再慎重考虑为时已晚；因此，悲剧按照永恒不变的规律发生了。这是一只苍蝇反抗两个巨人的搏斗。一个巨人在河对岸等着另一个巨人去杀死苍蝇。结果是，苍蝇在自卫，但它的战士所拥有的常规武器只是手枪、手榴弹和燃烧瓶。整整两个月内，一个巨人每隔几分钟就派来自己的轰炸机低飞到城市五百米的上空投下炸弹，还用坦克和重炮来支援他们自己的军队。最终，苍蝇被一个巨人除掉了，不久之后，这个巨人又被另一个更有耐心的巨人除掉了。

我们找不出任何逻辑理由，以使俄国人帮助华沙。俄国人带给西方的不仅是从希特勒手中的解放，而且是从现存秩序中的解放。他们想以自己认为的好秩序，即他们自己的秩序来取代现存秩序。“地下国家”和伦敦的流亡政府是推翻波兰资本主义的最大障碍；与此同时，在红军身后已经有一个由莫斯科支持的波兰政府在运转。无疑，华沙的被毁利大于弊，因为，在街头巷尾战死的人们，正是那些可能给新统治者制造最大麻烦的人。那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在反抗德国占领的地下斗争中得到了锻炼，他们有着狂热的爱国主义热情。这座城市本身在被占领的数年内已经变成一座地下堡垒，到处是秘密地下印刷所和武器库。像这样拥有反抗和起义传统的城市无疑将成为莫斯科中央管辖的最不驯服的地区。关于帮助华沙的所有说法也只不过是对这座城市快要死尽的百万居民所表达的同情而已。但在一个由历史来做出裁决的地方，同情是多余的。

阿尔法与我一起走在华沙的废墟上——像所有的幸存者一样，心中只有——愤怒。他的许多亲密朋友永远躺在了这美丽月光掩映下的浅浅的坟墓中。20多岁的诗人克日什托夫，一个消瘦的哮喘病患者，体质比马塞尔·普鲁斯特好不了多少，他从窗口向党卫军的坦克射击时牺牲在战斗岗位上。就这样波兰最有希望的诗坛新星陨落了。他的妻子芭尔芭拉也因受伤最终死在医院里，死时，她手里仍然握着丈夫的诗稿。诗人卡罗尔，一位工人区的儿子，也是关于荷马艺术的剧作家，在和他形影不离的同志、诗人马莱克一道拆除路障时，身体被炸飞，双双身亡，因为德国人在那里埋了炸药。阿尔法知道，他毕生最钟爱的女人因参加起义被捕，后被送往拉文斯布鲁克集中营。战争结束后很长时间，他还一直等着她，最终不得不想到她已死在集中营。他的愤怒直接指向那些导致灾难的人，这是个可悲的例证，说明那种不顾一切和忘乎所以的忠诚，一旦跟历史的必要性相遇会导致什么结果。正像阿尔法曾经怀疑过自己天主教的词汇一样，现在他的悲剧式的战争小说所描写的忠诚观在他看来仅仅是空洞的概念。实际上，阿尔法意识到，自己也应对所发生的事情承担责任。难道他没注意到，在秘密举行的读者与作者会见的夜晚，当他朗读自己的小说时，那一双双热切注视他的年轻人的眼睛？正是那些年轻人在起义中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不相识的兹比舍克中尉、克日什托夫、芭尔芭拉、卡罗尔、马莱克，和成千上万个像他们那样的人。他们知道获胜毫无希望，面对冷漠的世界他们的死亡只不过是一种姿态。他们面对死亡甚至都没有问一下是否存在衡量他们行为的尺度，年轻的哲学家缪尔伯兰德，海德格尔的追随者，上司要他从事新闻工作，他自己要求派他去战斗的第一线，他认为，如果能有自由的选择，这就是上天赐予人的最好的礼物；结果三个小时后他便阵亡了。这种心甘情愿的自我牺牲的狂热已经到了漫无边际的地步。

阿尔法并没有责怪俄国人。责怪毫无用处。他们是作为历史的力量出现的。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作战，而波兰人屹立在这两种力量之间，以自己的道德观作战，这种道德观建基于忠诚之上，除此之外别无所有。约瑟夫·康拉德，这个无可救药的波兰贵族！这座城市的例子表明，在20世纪，根本没有祖国和荣誉的绝对命令存在的余地，因为这类东西是盲目的，没有任何目的来支持。对于德国人来说，起义者甚至不是敌人；他们是应该消灭的劣等种族。而俄国人则认为，起义者就是“波兰的法西斯”。阿尔法曾想，这个时代的道德家，应该把他的注意力转向社会目标和社会结果。华沙起义只不过是知识界和它所维护的制度的最后挽歌，类似于美国内战时期同盟者的疯狂进攻，并未能阻止北方的胜利。自起义失败的那一刻起，事实上革命已经实现：通向革命的道路已经敞开。这并不是新政府试图安抚人民而在报纸上宣称的“温和的革命”。革命的代价是血腥的。这个国家最大的城市被变为废墟就是最好的证明。

但是人总要生活和振作起来，不能总盯着已经过去的事情。国家遭受了蹂躏，新政府正在积极地从事重建，要使工厂和煤矿重新运转，把地主贵族庄园的土地分给农民。作家要承担起新的责任。从麻木中挣脱出来的、经受过战争和社会改革两根巨杖搅拌的密集的人群，在期待作家的作品。诚然，改革是由上面施加的，但毕竟效果明显，因此当阿尔法像他的大多数同行那样，毫不迟疑地宣称要为从旧波兰的废墟中站起来的新波兰服务时，人们不应大惊小怪。

于是，那些在战争年代待在俄国的为数不多的波兰共产党人张开双臂欢迎阿尔法，这些人从东部回到祖国，他们要根据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来组建国家。那是在1945年，每个可能有用的人都会受到热烈欢迎，至少并不要求他们是赤色分子：事实上，那时在国内支持斯大林的人只占极少数，党的政策还是比较温和的，并没有提出过分的口号。毫无疑问，只有通过耐心和逐渐增加教条宣传，才可能使一大批持观望态度的人了解和接受新信仰。阿尔法自从与极右周刊断绝来往之后，便极受一些那时很有影响力的圈子的欢迎。他并未因在战争期间和马克思主义者小组保持距离而受到责备。保持类似接触的作家在当时屈指可数。现在波兰作家的表现有点像处女——非常向往这样做，但感到羞怯。他们首次公开发表的声明措辞严谨并字斟句酌。但问题不在于他们说了什么，而是需要让他们的名字登载在报刊上，这样，政府可以向外界宣称，整个文化精英是支持政府的。波兰的共产主义者还在莫斯科的时候，就精心制定了针对各类人的行动纲领；这是一个聪明的纲领，是建立在对这个国家的形势熟悉和了解的基础之上的纲领。摆在他们面前的任务是异常艰难的；这个国家并不喜欢他们这个政府；必须重新组建一个政党，而且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现在所接受的新党员，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是投机分子；同时还要接受左翼社会主义者加入政府组织；还要与农民党进行复杂的斡旋，因为在雅尔塔会议之后，西方盟国要求，至少要有一个表面上的联合政府。因此，当务之急在于，要在由少数人组成的共产主义小组和整体国家之间搭建一座桥梁；而作为自由主义者甚至是保守主义者的著名作家们则是搭建这座桥梁的最有力的保障。阿尔法名副其实地符合这种要求。他的文章被刊登在一份政府创办的文学周刊的第一版上，这是一篇关于人道主义的文章。据我的记忆，他的文章表述了有关革命所带来的尊重人的观点。

在1945年5月华沙被摧毁之后，阿尔法和我以及许多作家、艺术家来到中世纪的古老城市克拉科夫栖身。攻陷柏林的消息到来的当晚，夜空被发射的火箭和炮弹光照得雪亮；街上久久地回响着轻武器发出的噼啪声，那是胜利的红军士兵在表达他们即将回家的喜悦。一个春日的美好清晨，我和阿尔法坐在一家波兰电影公司的办公室里，整理一部电影剧本。把电影剧本的许多情节连成一体可不是件轻松事，我们一会儿把脚放在桌子上面或者座椅的扶手上面，一会儿又在房间里踱步，我们抽了很多香烟，还时不时地被扑到窗户上的麻雀的啁啾声所吸引。窗外的院子里长着几棵幼树，院子的后面有一座巨大的建筑，不久前刚刚被改造成一座监狱和负责安全的警察总部。我们注意到，在带铁窗的一层楼里有很多年轻的囚徒。他们当中有人试图把脸伸出来指望晒到一点太阳；而另外一些人则试图用金属钩勾取邻近牢房的人扔到沙砾上的纸条。我和阿尔法站在窗前默默地观望着他们。不难猜出这些人就是“地下军队”的战士；假如是伦敦的“流亡政府”回到波兰，这些“地下国家”的战士一定会被当作英雄而得到荣誉。如今，他们被当成政治上的不稳定因素而关进了监狱。这是历史开了一个辛辣玩笑的例证。这些在战争年代早已习惯于手中提着枪以及生活在危险中的年轻男孩，现在应该尽早忘掉自己从事秘密活动的癖好。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很快做到了这一点，他们装着从来没有参加过地下活动；另一些人则一直待在森林里；而那些在森林里或者在城市中被捉捕到的人则被投入了监狱。尽管他们的敌人曾经是希特勒，但现在他们却被视为阶级敌人的代表。他们是在华沙起义中战斗并牺牲了生命的人们的兄弟；他们当中一些人的盲目牺牲让阿尔法的良心受到谴责。我无从知道，此时阿尔法看着这些牢房铁窗时都想了些什么。我猜想，正是在那个时候他完成了战后第一部小说的构思。

从阿尔法的整个人生经历可以看出，阿尔法一直雄心勃勃。他从来不满足于成为许多人当中的一员，他必须成为一名领军人物，以便他傲慢的个性得到充分发挥。他坚信，他正在撰写的小说将使他在新形势下成为所有作家中的佼佼者。那些作家正在试图改变他们的写作风格和作品的内容，因为如果不改变自身，就不可能取得应有的成绩。阿尔法正经历着道德冲突，这其实就是他自己内心的冲突，与此同时，也就是在重复他的许多同胞所熟悉的那种冲突。他感到自身有股力量，这力量既来自他个人内心，也来自普遍的悲剧。他对生活悲剧的感受在寻找新的外衣，以便穿着它出现在公众面前。

阿尔法的自信并没有落空。他写的小说是一部成熟的有才华的作家的产品，给读者留下了强烈的印象。阿尔法一生念兹在兹的就是塑造一个坚强有力而又纯洁无瑕的主人公形象。在他战前的小说中，这类主人公通常是一位牧师；现在他刻画了一位具有新信仰的主人公代表，他是一位无所畏惧的老共产党人。这位老共产党人在德国人的集中营里度过了许多年。当他坚毅地走出集中营回到自己被蹂躏的祖国之后他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种混乱局面，他清醒地意识到，要以坚强的毅力扭转这种混乱局面，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这位主人公就像一颗钻石，而他想以自己创造性的活动加以改造的社会却在各方面都显示了道德的衰败。老一代知识分子依然沉浸在期盼西方盟国援助的白日梦中，沉溺于醉生梦死并试图确保自己的前程。而年青一代，在战争中受到的只是盲目忠诚的教育，并习惯于在地下从事冒险活动，如今他们感到彻底的迷惘无助；因为他们除了知道与敌人作战光荣之外并不知道还有其他人生目的，他们继续密谋与新的敌人抗争，即与俄国人强加给他们的政府以及与共产党作斗争。在那时的条件下，党是保卫和平、重建国家、让人们能挣钱天天吃上面包，让中学生和大学生有学上，让火车和船只运行的唯一的力量。不只是共产党人才这样说。每个人都认为这是显而易见的现实。杀害党的工作人员，破坏运送食物的铁路，袭击试图重建被毁的工厂的工人，延长了这种混乱局面。只有疯子才会采取类似的行动，因为这样做没有任何合乎逻辑的理由，所采取的行动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这就是阿尔法在自己的小说中为这个国家描绘出的画面。假如不是阿尔法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品质的话，也许可以把他的这本书视为由某人以健康的理性写出的报告文学。毕竟阿尔法是位富有同情心的作家。他不但对老共产主义者表示同情，而且也对那些将他视为敌人的人表示同情。正是因为对这两种敌对势力的同情，作家才能写出悲剧。因为具有这种同情心，阿尔法才成功地创作出一部悲剧小说。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阿尔法在战前作品中显示出的才能上的缺陷，在这里却帮了他的忙。他的写作天才是非写实的。阿尔法在强调性格对比的同时构建了道德冲突，但他的人物是在一个很难说是真实的世界里活动。阿尔法笔下的老共产党员所具有的特点就像一个他在战前小说中描写的农村牧师那样罕见。总的来说，阿尔法并没有把共产党员塑造成只知道按照教条从事活动的人物，并没赋予他共产主义者通常应有的特性，没有把他描绘成一个积极、狂热、头脑精明的人物。阿尔法笔下的老共产党员并不是一个行动者，恰恰相反，他是一块静默的、不可撼动的岩石，在他岩石般的外表下隐藏着全部最人性的东西——既向往善又能忍受苦难。这个人物是石碑式的人物，他的痛苦很令人同情，但他并不想向任何人倾诉自己的痛苦，因为这种痛苦只是他个人的痛苦，在集中营里他丧失了自己的爱妻。现在他是一个为理想而活的苦行僧。他对自己的私事缄口不提，同时只是以最顽强的意志强迫自己去适应突然失去了意义的生活。这是个有颗破碎的心的巨人，其内心充满了爱和宽恕。一句话，他展露了自己的潜力，这种潜力能够引导世界在未来走向善。正当他的情感和思维走向最纯真的时刻，他却给一个年轻人开枪暗杀了，因为这个年轻人认为他是莫斯科的奸细。

可以理解，为什么当“共产党人”这个词汇在阿尔法所处的国家仍然具有侮辱性的含义时，他想塑造一个具有崇高道德观的老战士的典范；当然，这种道德观只有运用于具体任务，也就是说当人被视为工具而被利用时，才能对此做出适当的评价。至于那位老共产党人想要改变的社会，也自有可取之处，并不完全是分崩离析和道德败坏，这是作家——观察者在那里不难发现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一样带着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而知识分子，也就是各行各业的专家的事业是使工厂、矿山、铁路、学校或是剧院运转起来。在这种工作中，他们遵循的是对集体的责任感和对职业的荣誉感，而并不是被俄国式的社会主义牵着鼻子走。可是他们的这种具有责任感的道德观却给他们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他们的政治思想是幼稚的，而他们的习惯还经常带有旧时代的烙印。然而，最初是他们满怀激情地活动，而非政党。年轻的一代迷失了方向，缺少引导他们的领军人物，他们之所以采取恐怖行动，其实这也就是他们没有道德观念和悲观失望的表现。我和阿尔法从监狱的窗口看到的那些年轻小伙子，他们被监禁在那里，不是由于他们为了什么企图推翻新政权的罪过，而只是由于他们在战争时期曾属于反抗希特勒的地下战斗组织。整个国家到处都在围捕这种年轻人，他们的罪行是曾为依附于伦敦的“地下国家”服务。当然，考虑到书报检查制度，阿尔法不能直白地道出这一切；而是通过他描写的对这些年轻人明显的同情，使读者从中领会那些不可言传之意。正因为如此，当他无法在多层面表述事件的基本轮廓时——他的人物的行为动机也就自然起了变化。

阿尔法在他的整部作品中都充分表达了他对失败的事物的愤怒。这种愤怒之情对阿尔法和其他许多人来说都是为生存下去所需要的。早在战争结束前他所写的短篇小说中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对参加地下斗争的知识界的讽刺态度，如今在他的长篇小说的许多章节中这种愤怒却表现为挖苦对突发的政治变革的荒谬希望。而实际上知识界常以一种可笑的形式表现出的那些希望，对于工人和农民而言也并不陌生。阿尔法从来就不了解工人和农民，所以就特别容易把这种以神奇的方式脱离俄国的空想完全放在知识分子身上，认为这是知识界的特点，而知识界本身无疑并不具备与众不同的政治想象力。

这类小说对执政党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是建立在以新信仰伦理对抗被战胜的伦理的基础之上的。这本书一经出版就迅速得到广泛宣传，并发行了十万册。为此，阿尔法在1948年荣获了一项国家级奖。阿尔法从此确认，自己已经跻身于一流作家的行列。某城市给他提供了一座造价极高、带全套家具的漂亮别墅。在人民民主国家，是不能让有用的作家抱怨缺少关怀的。

统治者非常清楚，阿尔法小说中的主人公并不是“新人”的典范。说他是共产党人，但这也只是从作者的一再担保中猜测出的。这部作品中描写的这位共产党人只是在准备行动，而并没有付诸行动。不难看出，阿尔法只不过是把自己过去作品中描绘过的主人公——神父的僧袍变成了现在共产党人穿的短外套。虽然阿尔法的语言概念发生了变化，但他塑造的人物形象的悲剧性和形而上的东西并没有变，尽管老共产党人并没有作任何祷告，但读者假若听到从老共产党人常常紧闭的口中突然冒出耶利米的哀歌，大可不必表现出任何惊讶之情，因为先知的言语跟他的个性是和谐一致的。阿尔法在主观上与战前没有实质的变化；他仍旧不能把自己局限于以合乎理性的行动表现出来的纯粹的功利主义的道德观。在他塑造的主人公身上可以看出李尔王和浮士德以苦行赎罪的影子。天堂和人间仍继续存在。他所塑造的主人公与康拉德《海盗》中的佩伊洛尔也有相似之处。不过不能对阿尔法要求过高，因为他并没有加入政党，他只是表现出了对党的理解，他对从事政治暗杀的年轻人的描写多于对老共产党员的描写，这证明，他也在学习。不能过早地要求作家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家，时机还不成熟，他们那时还处在初小水平，因为，那时还没有使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术语，因为这会使作家和艺术家产生不必要的恐惧；同样当时对农民也做出过这样的承诺，即在波兰永远不会推行集体农庄。

在阿尔法的小说发表数年之后，决定他命运的日子到来了。他住在自己漂亮的别墅，在一系列政治宣言上签了字，参加了各种委员会的活动，并且在全国各地的工厂礼堂和文化之家就文学问题发表演讲；这类大规模组织的作家旅行，对大多数作家来说只是一种十分痛苦的责任，但对阿尔法来说却相反，他乐此不疲，因为，通过这种方式，他结识了很多青年工人，了解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纠结在他们心中的问题。这也是阿尔法平生第一次真正走出了自己的知识分子部族。此外他已是位受尊敬的作家，考虑到在人民民主国家作家的崇高地位，他感到，此时他如果不是一位红衣主教，那至少也是高贵的教会教士会员。

根据莫斯科中央的计划，国家的改造正在大踏步向前发展；人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要对作家们加强钳制了，于是便要求作家们对新信仰及其一切后果做出明确表态，并召开了作家代表大会，在大会上作出决议，规定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必须遵循的唯一创作方法。似乎，阿尔法极其痛苦地经历了这个时刻。党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巧妙方法引导作家服从党的观点，他们几乎没有发现自己已被引到了皈依新信仰的大门口，已没有退路。现在的问题是，要么突然反抗从而跌入社会的最底层，要么就走进党为他们敞开的大门。别无其他选择，那种既想讨好上帝又想讨好恺撒给他们各付一枚硬币的做法已经行不通了。从没有人要求作家正式加入党，但是大家都很明白，只要接受了新信仰——那么前进道路上就不会有障碍。这种解决方法能证明人的更大勇气：加入党不会减少，而只会增加责任感。对阿尔法来说，他十分珍视自己作为受党高度评价的小说家而获得的荣誉，此时他也只能做出一个抉择。人们期望他作为一个道德权威作家发表意见，以自己的行动为同行作出表率。阿尔法在新秩序建立后最初的年代里的确曾醉心于革命。他最终成为人民作家，作品深受广大工人群众的喜爱。而他在战前所写的作品，尽管也受到好评，但仅仅发行了几千册。现在他和每位作家一样可以拥有广大的读者群。他不再是孤立的了，他对自己说，不只是那些坐在咖啡馆里的少数附庸风雅的假绅士需要他，那些他在全国巡回演讲时遇到的广大的青年工人更需要他。这一切变化都归功于俄国和依附于中央的党的胜利。由此应该得出结论：作家非但应该接受胜利的果实，而且应该接受产生这果实的哲学基础。这对阿尔法来说并非易事。他因对那种不朽的悲剧的爱恋时常受到抨击。他尝试着改变自己的风格——但是，每当他所写的东西违背了他的自然天赋时，他的作品就会显得愈发平淡无奇、毫无生气，他只能一次次地撕毁自己的手稿。他扪心自问，当看到每天发生在自己周围的新的悲剧冲突时，是否还会义无反顾地将这些发生在一个巨大的集体生活中的悲剧冲突揭示出来。国家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集体，人们痛苦的原因早已异于过去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那种痛苦，人们认为这种痛苦应该大大减少，可是事与愿违——这种痛苦的数量在与日俱增。他太了解俄国了，他也太了解统治者在利用“人类素材”方面所采取的无情的手段，以致不能不产生种种疑虑。他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一旦接受了新信仰，就不可能再成为一个具有道德权威的作家，而只能成为一个说教作家，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就不可能表现令他自己也感到痛苦的事情，而是要表现被人们普遍认为有用的东西。也就是说，从此就会有10个或15个专家要对他的每一句话进行考量，看他是否犯了纯悲剧性的过失罪。这一切都已经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了。用阿尔法的话说，他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早已是个共产主义者了。当他加入党的队伍后，他立即发表了一篇长文，论述了自己的作家生涯。这是一篇自我批评的文章，用基督教教义来解释的话，可以被称为一篇忏悔祷文。其他作家怀着嫉妒和惶恐之情阅读了这篇文章。他们认为，阿尔法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必须在众人之上——这也就引起了人们对他的妒忌；他表现如此精明，就像一个⁽¹⁰⁾的矿工，第一个宣称，自己创造了一个非凡的超高定额的采煤纪录——这让人感到恐惧，因为，煤矿工人并不喜欢督促别人提高生产效率而给自己脸上贴金的同志。

阿尔法的自我批评是有意为之的。可以把这篇文章算作作家的经典演说，因为，在这篇文章中作家以新信仰的名义批判了自己的过去。他的这篇自我批评文章被译成了多国语言，并刊登在西方亲斯大林主义的报刊杂志上。阿尔法在这篇文章中抨击了自己过去的作品，在这里他采用了特殊的妙招：他公开承认的是早已在暗中考虑过的自己作品的那些缺陷；揭露那些缺陷，至少不需要唯物辩证法；阿尔法，在接近马克思主义之前，早就知道自己作品的缺陷；可现在他却将自己所具有的洞察力归功于唯物辩证法。每一个好作家都知道，不应该用冠冕堂皇听来悦耳的大字眼和那种激情澎湃却空洞无物的概念。阿尔法在自己的文章中强调说，他之所以犯了这样的错误，就是因为他那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又明确表态说（根据谦卑的戒条），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共产主义作家，他仅仅是一个刚刚开始致力于掌握唯物辩证法的人，而唯物辩证法则是马列主义学说中的最高学说。在这篇文章中有一种令人惊诧的庄重语调，充满了目空一切的气概，这也正是阿尔法的特点。他的这种语调也令人产生了怀疑。阿尔法在批判自己错误的同时，又犯了新的错误，这是一种藏在新的神父僧袍皱褶中的自我欣赏。

如今，党赋予这位过去的天主教徒以崭新的职责，要他发表反对梵蒂冈政策的演讲。此事过去不久，阿尔法就受邀到莫斯科访问。从莫斯科回来后，他出版了《苏维埃人》一书。他一再论证说，只有苏联公民才是真正享有自由的人，于是阿尔法再次获得了冠军的棕榈枝。他的那些给中央写颂歌的同事们，尽管知道这种论断从辩证法的观点看是正确的，但迄今他们没有采用这种妙招。在封闭的文学圈子里阿尔法并不受欢迎。我之所以用“封闭的文学圈子”这个词，是因为尽管这些作家的书发行量很高，尽管他们旅行全国到各工厂演讲，他们仍被关在自己集体的住房内，被关在俱乐部，就像战前关在咖啡屋中那样。他的同僚们妒忌他的高调给他带来的成功，并戏称他为“带辩证法原则的妓女”。

对我来说，过于严厉地去谴责阿尔法是很难做到的。因为我自己也走过同样一条几乎是无法避免的路。我觉得，我们的命运之所以有所不同，是由于彼此反应上的细微差别。当我们看到被夷为废墟的华沙那一瞬间，当我们看到监狱囚犯的那一瞬间，我们的反应是有所不同的。当时我觉得，要让我把这一切都写出来是不可能的：除非让我写出事情的全部真相而不是部分，否则我不能去写。我同样感到，纳粹占领期间在华沙发生的那些事件，用每一种文学形式来表述都是可以的，唯独不能采用虚构的小说形式。我回想起，当阿尔法在被蹂躏的城市中给我们读他的小说时，当时那可是非常“热门的话题”，我们却时常有一种奇怪而不自在的感觉。他竟这么快就利用这些题材做文章，而且处理得如此顺畅。成千上万的人在我们身边受尽折磨而死，把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如此迅速地转化为悲惨的戏剧场面，这样做，在我们看来，简直是不成体统。其实有时如果由于过度的激动而结结巴巴地表达一下自己的愤怒，远比说得珠圆玉润好得多。在需要表达的东西太多的时候，有一种内心的声音阻止我们表达，这时闭口不言，反倒是明智之举。阿尔法不知道这个声音，并非不可思议。只有对真理的狂热的爱，才有可能阻止阿尔法发展成为后来的那种样子。诚然，假若他那时热烈追求真理，也许就不会去写自己那部有关老共产党员和那些道德堕落的年轻人的长篇小说；他允许将自己的同情置于书报检查所规定的安全框架之内，迎合党的期望简化了他所描绘的事件的画面，同时也赢得了党的认可。一次让步带来接二连三的连锁反应，最终就变成了凡是他所说的一切在逻辑上就是完美的、自圆其说的，而且这些话不停地得到重复，但是他所说的一切就不再和有血有肉的活人有任何共同之处。这正是辩证法的奖章背面我们所看不到的东西，也就是一个人的大脑为适应辩证法的要求所付出的代价。在阿尔法的周围，过去和现在都生活着很多工人和农民，他们的许多话语尽管和要求他们讲的不相宜，但归根结底，他们所听到的自己内心的声音与作家们所听见的命令没什么不同，作家们却往往得咬紧嘴唇听从内心发出的命令：要么说出一切，要么什么都别说。有谁知道，也许应该把一个无名的农民或邮局的小职员放在比道德家阿尔法更高的位置上，也许他们拥有比阿尔法更多的仁慈与博爱和更高的道德水准。

题解：

阿尔法的原型。耶日·安德热耶夫斯基（Jerzy Audvzejwski，1909—1983），波兰作家、政论家。出生于华沙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31年华沙大学波兰语言文学系毕业，1932年开始发表短篇小说《谎言》，德国占领期间从事地下爱国文化活动，战后初年曾任波兰作家协会副主席，克拉科夫、什切青等地作协分会主席。1950—1957年为波兰统一工人党党员，后退党。20世纪50年代初是波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积极倡导者，1956年后成为激烈的持不同政见者。其作品大多反映波兰社会生活中的政治、道德问题。战前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必由之路》（1937）和长篇小说《心灵的和谐》（1938），战后出版的代表作有《夜》（1945）、《灰烬与钻石》（1948）、《金狐狸》（1955）、《黑暗笼罩大地》（1957）、《天堂的大厅》（1960）和《稀烂的一团》（198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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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原名Józef Teodor Konrad Nałęcz Korzeniowski，1857—1924），波兰裔英国小说家，少数以非母语写作而成名的作家之一，被誉为现代主义的先驱。年轻时当海员，中年才改行写作。一生共写作13部长篇小说和28部短篇小说，主要作品包括《黑暗的中心》、《吉姆老爷》、《特务》等。

(2) 中世纪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纳（Thomas Aquinas，1225—1274）的哲学和神学体系被称为托马斯主义。

(3) 雅各布·马利丹（Jacques Maritain，1882—1973），法国神学家、哲学家，新托马斯主义的主要代表。

(4)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英国小说家、新闻记者、政治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他创作的科幻小说对该领域影响深远，如《时间旅行》、《外星人》、《反乌托邦》等都是20世纪科幻小说中的主流话题。

(5) 《隐身人》（The Invisible Man），描写一个青年物理学家格里芬发明了一种隐身术，把自己变成了来去无踪的隐形人。这天才的发明并没有给这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带来任何欢乐，反使他屡遭灾难，以致他一步步走向犯罪的深渊，最后变成一个杀人狂，且不可避免地走向自我毁灭。

(6) 乔治·贝尔纳诺斯（Georges Bernanos，1888—1948），法国小说家、政论作家。生于巴黎一个西班牙血统的天主教徒家庭，早年在巴黎大学攻读法学与文学，曾参与保皇派的政治活动，并成为《法兰西行动报》的活跃分子。1913年起主持鲁昂的《先锋》周刊，并撰写社论。

(7) 布列塔尼布列塔尼（Bretagne），位于法国西北部的英吉利海峡和比斯开湾之间的半岛，首府是雷恩。

(8) 佛兰芒（Fleming），位于比利时东北半弗兰德地区。

(9) 单子（Monad），在莱布尼茨的单子论中，单子被认为是构成广延世界的最基本单位。

(10) 斯达汉诺夫运动斯达汉诺夫运动，于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展开，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实施的运动。斯达汉诺夫（Stachanow，1906—1977）是苏联煤矿工人，著名劳动模范，1935年创下一班采煤超定额十四倍的纪录。

第五章　贝塔，不幸的情人

1942年，我认识了贝塔，当时他20岁，是一个朝气勃勃的小伙儿，有一双智慧的黑眼睛。他双手容易出汗，举止中能看出他有些过分腼腆，腼腆之中隐藏着他的雄心壮志。他的言谈举止中既有高傲又有谦卑，内心则充满了自信，深信自己高于那些谈话对手。他在突然抨击他们之后，又会立即羞怯地退缩回去，并且把自己的利爪隐藏起来；他待人接物的态度充满了隐忍的嘲讽。也许当贝塔跟我或者跟别的比他年长的作家谈话时，他的这个特性表现得尤为突出。一方面，作为一个刚刚起步的诗人，他觉得应该尊敬长者，但与此同时，贝塔认为他们也没什么可让他尊敬的地方，他更知道，在自己身上已经具备了一个真正杰出作家的天赋。

那是在1942年的华沙，我们生活在绝望之中，但仍抱着某种希望，尽管我们知道，这仅仅是幻想。我们这个被占领的国家，曾是日耳曼帝国的一部分，看到这个帝国的实力是如此强大，只有最盲目乐观的人方能相信德国有一天可能被完全击败。对我们国家的人来说，纳粹党⁽¹⁾的计划一目了然：消灭知识阶层，实行殖民化，并将部分居民强制迁徙至更远的东方。贝塔属于在“二战”时期开始用奴隶的语言写作的青年人之一。他以打各种零工维持生计——很难确切地解释，那时在一个完全没有法治的城市里，人们如何找到谋生的途径。大家通常是在工厂或机关办公室拿到一张假的就业证明，有了就业卡后，就在黑市找机会做点买卖或者靠扒窃为生，这种行为并不会被认为不道德，因为这样做是为了对抗德国当局。那时，贝塔还是地下大学的学生，跟参与反抗运动的年轻人一起过着丰富多彩的生活。在年轻人的秘密集会上，他们喝烈性酒，情绪激昂地争论文学和政治问题，还阅读许多违禁杂志。

贝塔曾经以轻蔑嘲笑的态度观察自己的同学，他知道的事情比同学们多，也更了解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贝塔认为，他们抵抗德国人的爱国热情，对他来说，纯粹是非理性的冲动。斗争——是的，可是以什么名义？没有一个年轻人相信民主。战前，东欧大多数国家都处于半独裁的统治之下，议会制度似乎属于遥远的过去。获得政权的手段毋须经过讨论，那些想执掌政权的人必须制造“运动”，对政府施加压力，以便获得共同执政，或者武装夺取政权。那是一个民族主义运动兴盛的时代，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为此立下了榜样。参加华沙抵抗运动的年轻人深受这种不久前还非常普遍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尽管他们对希特勒或墨索里尼均没有任何好感。他们并没有很明确的纲领，波兰民族遭受德意志民族的蹂躏，因此就应奋起反抗德国。当贝塔提出自己的论点，认为这仅仅是波兰的民族主义反对德国的民族主义时，他的同学们都攘臂相争反对他的说法。贝塔试图把他们逼到墙角并质问他们：“你们想捍卫的是怎样的价值？未来的欧洲将建立在何种原则之上？”但他也未能从他们那里得到满意的答复。这里是黑暗的核心：不仅没有任何解放的希望，也看不到任何明天的景象。大家只是为了斗争而斗争。即便在与占领者的斗争中幸存下来的人们，也许能盼到英、美胜利的那一天，作为对他们的奖励——也只不过是看到自己的祖国重新回到战前状态；其实，战前的情况也并不令人满意。这种没有希望、看不到前途的局面，使贝塔觉得，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除了赤裸裸的暴力之外一无所有，这是一个日薄西山的堕落世界。当老一代的自由派人士仍喋喋不休地重复着要尊重人的老调时，其周围却有成千上万的人在遭受屠戮，这些自由派人士给人造成的印象，就是他们早已落伍到可悲的老古董行列了。

贝塔没有任何信仰——既没有宗教信仰，也没有别的信仰，而且他够胆在其诗歌中承认这一点。他费了很大的劲，用非常原始的凸版印刷和非常差的颜料（因为难以弄到好颜料）做了种种努力，才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当我拿到这本诗集并费力地翻开黏糊糊的油印封面朝里看时，我立即意识到是在与一个真正的诗人打交道。但是，阅读他的六步韵诗并不令人感到愉快。沦陷中的华沙街道充满了阴郁，抵抗运动的各种会议在弥漫着烟雾和因没有暖气而冻得人发抖的寒室里举行，与会者在谛听楼梯上是否响起盖世太保的脚步声时，都会觉得毛发悚立，犹如当年基督徒在古罗马阴森森的地下墓室里偷做礼拜那样，人人感到不寒而栗。正如我所说的，我们都处在帝国的底部，就像是处在巨大的弹坑底部，头顶上的天空是我们与地球上其他人共同分享的唯一财富。这一切都存在于贝塔的诗中：晦暗、迷蒙、阴郁和死亡。但他的诗不是那种控诉的诗歌，而是属于斯多葛主义⁽²⁾。他的诗中所描写的同龄人也都没有任何信仰，他们最基本的动机就是号召大家去战斗，然后英勇牺牲。死亡在不同时代的许多年轻诗人的作品中常常作为浪漫的道具，这里描写的死亡与之相反，恰是过于现实：华沙所有最年轻的诗人都死于战争结束之前，或者死在盖世太保手下，或者死于战场。然而他们当中的任何人都没有像贝塔那样怀疑牺牲的意义。“我们身后只留下一堆堆废铁——和世世代代沉闷的、嘲弄的笑声。”贝塔在他的诗中这样写道。

在贝塔的诗中，没有包含对世界的任何肯定，这种肯定在艺术中通常是以好感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艺术家带着好感展示一只苹果或是一棵树木。他的诗表露的是一种深深的失衡情绪。从艺术中能领略出很多东西：巴赫的世界或者彼得·布鲁盖尔⁽³⁾的世界，都是非常有序的世界，当然也是等级森严的世界。现代艺术包含很多盲目激情的例子，从来也不满足于对形态、色彩和声音的描写。只有当艺术家感受到爱世间一切萦绕在他身边的事物时，对感性美的内省才有可能。艺术家一旦对一切事物都兴味索然，他甚至无力在某处驻足和观察这些事物。他甚至会为那种爱的冲动感到羞惭。他会认为不停的运动是天意使然，他会不由自主地动着，一刻也不能静止。他会断断续续地写出他对世界零碎、片段的观察。就像一个梦游者，只要还在行走，他就能保持平衡。贝塔诗中的画面，宛如不停旋转的雾，只有靠他的六步诗韵干巴巴的严谨节奏才能挽救那些画面，使之不致完全混乱。造成贝塔诗歌这个特点的，部分是由于他生长在一个不走运的民族，属于不幸的一代。但与此同时他在所有的欧洲国家中拥有数千个兄弟：他们也都是满腔热情却失望沮丧的人。

贝塔与他的同学们恰好相反，他们因为忠于自己的祖国，一直参与各种行动，并试图在基督教或含糊不清的形上学领域中寻找根据，而贝塔却需要为自己的行动寻觅合理的基础。1943年，当盖世太保逮捕他的时候，城里曾传言他是因某个左翼团体的暴露而被捕。如果说在华沙的生活是天堂，那现在的贝塔就陷入了地狱的最底层，因为他被关在“集中营环境”的大门之内。那时，根据正常的顺序，他先在监狱度过了几个星期，接着他被送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能从这个集中营活着出来的机会非常渺茫。我们认为，贝塔像其他被运送到集中营的人一样生还无望，但在苦熬过了两年时光后，在苏联红军逼近奥斯维辛时，贝塔和其他囚犯被运到了德国城市达豪（Dachau），他在那里被美国人解救出来。关于这一切，我们都是在战后才得知的。后来他写了一部短篇小说，详尽地描述了他在“集中营环境”里所经历的一切和那里的情况，我们可以从书中得知他的经历。

贝塔离开集中营之后，定居于德国慕尼黑。他和两位同时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免于难的狱友共同撰写了一本名为“我们在奥斯维辛”的小说，并在1946年广为流传。那本书是题献给美国第七军的，他很肯定地写道：“美国第七军把我们从达豪—阿拉赫（Dachau-Allach）集中营里解救出来。”后来，贝塔从慕尼黑回到了华沙，这部短篇小说得以正式出版。

我读过许多描写集中营的书，但是没有任何一本像贝塔的这本书那样令我感到毛骨悚然，因为贝塔没有愤怒，只是——不厌其烦地叙述集中营的生活。正如大家都知道的，在“集中营环境”里，很快就会出现几类特殊的社会等级：最高层是集中营的管理者，他们之下就是受到集中营管理者信任的囚犯，再下一层就是那些比较精明的囚犯，他们晓得怎样为自己找到食物，以便维持精力；处于最底层的就是那些身体孱弱而头脑死板迟钝的人，因此，这些最底层的人境遇会每况愈下，因为缺乏足够的营养维持身体机能，他们没有力气卖苦力，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在集中营里，他们不是死于石炭酸针剂的注射，就是死于瓦斯房。当然，除了被关在集中营里的人，还有大批一被运送到集中营就直接被送往瓦斯房熏死的人，这些人都是不太有劳动能力的犹太人。贝塔在小说里清楚地描述了自己的“阶级”属性：他属于那个精明而健康的人群，并且他还吹嘘自己的精明和足智多谋。他说，在集中营里生活，头脑里时刻要绷紧一根弦，因为生死一瞬间。人必须要有极强的应变能力，必须知道何时会遇到危险，同时更要知道怎样规避危险，有时候要表现出某种盲目服从，有时候要故意疏忽，有时候还要采取必要的欺诈或者行贿手段。在贝塔的一个短篇小说中，他详细地描写了他在一天之中化险为夷的种种经历：

1．有一次，一个卫兵要给他一个面包，但若要拿到这个面包，他必须先越过防护沟，这条沟是条警戒线，如果发现有人越过这条线，在那边站岗的卫兵就有权开枪打死他们。一个卫兵打死一个人，便可获得三天假期，外加5马克奖励。贝塔知道这个卫兵的意图，便拒绝了这一诱惑。

2．还有一次，一个卫兵听见贝塔在向其他囚犯讲述有关夺取基辅的消息。贝塔为了防止这个卫兵去告发，给自己招惹麻烦，他就通过一个中间人给这个卫兵送去了一只老式手表作为贿赂。

3．后来，贝塔通过迅速执行命令，从一个非常狡黠的集中营的监工眼皮底下溜走了。我在下面将引述该书中的某些段落（这里说的是希腊囚犯们的事情，他们个个身体羸弱，但为了让他们能一起列队行走，为了惩罚他们，德国人就把棍子绑在他们每个人的腿上，监督这些人的是一个叫安德烈的俄国人）：

一辆自行车从后面撞到了我。我跳开了，摘下帽子。监工翁特斯哈尔夫·赫莱尔，曾是一位来自哈尔曼兹的地主，跳下自行车，满脸通红，愤怒地说：

“你们这个疯子劳动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那些行走的人脚上都绑着棍子？现在是上工时间！”

“他们不会走路。”

“如果不会走路！就毙了他们！先生你知道吗，又有一只鹅死了。”

“你为什么像个傻狗一样站在那儿？”那位监工冲着我大声喊，“叫安德烈赶紧收拾一下他们。滚！”

我赶紧趁机抄小路溜掉了。

“安德烈，干掉他们！”监工命令着！

安德烈抓起一根棍子，打得他们头破血流。一个希腊人用手捂着头，尖声嚎叫着，终于跌倒在地。那时，安德烈就把棍子插到他的喉咙里，开始来回搅动。我很快回到了我自己的地方。

这就是贝塔描述的、他为逃避危险而经历的一天。同时，贝塔还描述了他与其他囚犯，即与俄国人伊万之间进行的复杂游戏。最先是伊万偷了贝塔的半块肥皂，贝塔为了报复他，耐心地等待时机。他有意识地通过非常复杂的渠道（因为不想让伊万猜到是他所为）告发了伊万，说他偷了鹅，引起一番搜查。后来鹅找到了，但是伊万却早已被德国人杀死，这事就此摆平。

贝塔为此感到非常自豪，说他成功了，而那些头脑不够精明的人，死亡很快就会临头。贝塔在自己的小说中不厌其烦地强调说，自己一直穿得很得体，身体很健壮，同时还有足够的食物，他的这种自足感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他写道：“人们不停地扭动着身体以避免挨打，为了果腹、没有饥饿感，他们就去吃草和泥巴，他们总是失魂落魄地行走着，简直像是行尸走肉。”——他就是这样形容曾与自己关在一起的囚犯们。贝塔描写自己时，是这样说的：“如果早饭时，我吃了夹着半块五花肉和大蒜的面包，外加一罐炼乳，那我劳动起来就有力气。”贝塔在描述自己所穿的衣服细节时（在他周围大部分人都是半裸着身体，衣衫褴褛）说：“我走进树阴时，我把上衣放在下面，为的是不弄脏我的丝绸衬衣⁽⁴⁾，这样才好入睡。我们谁能得到片刻休息，那完全看个人的本事。”这正是一幕不同“阶层”的鲜明对比。另一名囚犯贝克尔将被扔进焚尸炉中烧死，因为他太虚弱了，毫无用处：

这时，在双层木床的边沿一个白发苍苍的大脑袋从下面升上来，两只眼睛不安地看着我们，还向我们眨眼。后来看出了是贝克尔，他的脸是扭曲的，显得尤为衰老。

“塔戴克，我想求你一件事。”

“说吧！”我弯腰对他说。

“塔戴克，我快要进烟囱了。”

我又把腰弯得更低一些，离他很近，看着他的眼睛，他的眼神是安详而又空虚的。

“塔戴克，我已经好久没吃东西，你给我弄一点吃的吧！这是我最后一个晚上了。”此时，卡吉克在我膝盖上拍了一巴掌。

“你认识这个犹太人？”

“他叫贝克尔。”我悄声回答。

“你，犹太人，爬到床上来，给你吃的！等你吃饱喝足了，你再带着残羹剩饭到烟囱里去。快爬到床上来吧！我不会在这里睡觉，在这里睡觉会招虱子。”然后他对我说：

“塔戴克，”他抓着我的肩膀，“你过来，我这里有一块好吃的苹果派，我妈妈做的。”

集中营当局常会利用那些精明而体壮的人做一些特殊工作，这些工作，可以给他们带来获得衣服和食物的机会。其中一项最受欢迎的工作，就是分送那些被闷罐车从欧洲各个城市运到奥斯维辛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随身都带着装满衣服、金银、各种首饰和食物的箱子，因为运送他们之前，他们被告知是要迁居到别处。当火车（简单地说，就是闷罐运输车）开到集中营大门之后，被吓坏了的人群从车厢内出来，立即被分散开，按年幼老少、妇女和孩童分别带上卡车，直接将他们带到瓦斯房和焚尸炉前。也有分工拿行李的囚犯负责搬运行李，最后这些行李里的一切物品统统归第三帝国和集中营管理处所有，成为他们的财富。贝塔描述了自己在“运输车”旁的工作，他被分到法国人亨利分管的那个组。

在20世纪有很多能引起人们恐惧的文学作品，其中却不太容易找到此类作品，即以罪犯同谋的眼光来描写所见所闻的事实（因为，作者通常羞于扮演此种角色）。但是，在集中营里用的“合伙”只是一个空洞的词汇，人们只是像冷冰冰的机器那样机械地执行命令，责任由那些高层的人负，而且级别越来越高。我认为，贝塔在小说中描写的“运输车”，应该被选入那些专门描写人在恐怖体制下遭受悲惨命运的文学选集中，如果什么时候真能产生此类文学选集的话。

“运输车”到达后，要经过几个阶段，就像一个剧本分成几幕一样。引用几段贝塔作品中的描写，会比干巴巴地叙述贝塔的写作手法更能使人产生丰富的想象。

序幕——即等待“运输车”

那些希腊人坐在我们周围，像一只只巨大的、残暴的昆虫，贪婪地移动着下颌，咀嚼着厚厚的、发了霉的面包。他们感到局促不安，因为不知道要做什么。那些枕木和铁轨让他们感到不安，因为他们不喜欢搬抬这些东西。

“我们要做什么？”有人问。

“没什么，等到‘运输车’来了，就把他们运到焚尸炉去，知道了吗？”

“明白了！”他们用火葬场的世界语回答道。人们安静了下来，他们不需要把铁轨抬上卡车，也不用扛枕木。

第一幕——即“运输车”到了

穿着各色条纹囚服的人群躺在一道细长而阴凉的铁轨上，沉重而不均匀地呼吸着，说着他们自己的语言，并且懒洋洋地看着那些身穿绿色军服的高贵人们，看着绿树和在近处及远方露出的教堂尖顶，那个教堂的尖顶正好敲响了迟来的“奉告祈祷”的钟声。

“‘运输车’来了！”有人喊了一声，然后所有的人带着一种期盼的心情站了起来。在转弯处出现了许多节货车车厢，火车往后倒了倒，有一个站在枕木上的铁道工，他挥着手，吹着哨子。火车头在刹车时，还发出了刺耳的声音，咔嚓咔嚓地、慢慢地沿着月台边停了下来。从钉着铁栅栏的小窗，可以看见人们的脸，他们个个脸色苍白、无精打采，妇女们睡眼惺忪、蓬头垢面、内心充满恐惧，那些具有异国情调的男人都留着长长的头发。他们慢慢地经过车站，同时都在默默地环视着车站。正在那时，货车车厢内开始沸腾了，发出了敲打车厢木板的声音。

“水！空气！”这声音非常沉闷而且十分绝望。

从这些小窗口，人们抢着露出脸，大口大口地呼吸着空气。那些刚刚吸到一点空气的人，很快就会从窗口消失，别的人又取代了他们的位置，如此循环反复，然后新抢到窗口位置的人与前面的人一样又消失了。此时，尖叫混合着呻吟的声音也越来越大。

第二幕——即分门别类

再切分成几个场景就更清楚了：

有一位妇女，她急匆匆地快步走着。一个看上去只有几岁的小孩，长着一张胖乎乎的小脸，满脸通红地跟在这位妇女后边跑，当然他怎么也赶不上她。小孩一边用手抹着眼泪，一边哭喊着大叫：“妈妈，妈妈！”

“哎，女人，抱起你的孩子吧！”

“这不是我的孩子，不是我的孩子，不是！”

这位妇女歇斯底里地大叫着，用双手捂着脸拼命地逃走了。她想躲起来，她想赶上那些不坐车走的人，赶上那些步行的人，那些能活着的人。她还年轻，健康，漂亮，她想活下去。

但是那个跟在她后面奔跑的孩子，却依然哭喊着，尖声大叫着：

“妈妈，妈妈，你别跑！”

“他不是我的孩子，他不是我的，不是！”

直到安德烈追上她，安德烈是来自塞瓦斯托波尔⁽⁵⁾的水手。他的眼睛因为酗酒和日晒变得很浑浊。他追上了她，用脚绊了她一下，用力把她打倒在地，然后又狠狠地揪着她的头发，把她从地上拽了起来，怒气冲冲地对她说：

“你这个不人道的妈妈，你这个下贱的犹太女人！你竟要抛下自己的孩子逃跑！我让你跑，你这个婊子！”他将她拦腰抱住，一手卡住她正要喊出声的喉咙，像丢沉重的粮袋那样用力把她扔上了卡车。

“拿着！带上这个，你这条母狗！”他把她的孩子塞在她的腿下。

“做得好！就得这样惩罚这种没人性的妈妈。”站在一辆小轿车旁的纳粹军人说。

这时有两个绝望的人，手拉着手摔倒在地上。男的把抽搐的指头插进女的的身体，还用牙齿咬着她的衣服。她歇斯底里地嚎叫着、谩骂着、诅咒着，直到男的用鞋压得她快要窒息时，才发出咯咯声沉静下来。人们将他们俩像掰木头一样分开，然后像赶牲口那样，把他们轰到了卡车上。

另一些人抬着一位失去了一条腿的姑娘，他们抓着她的两只手和仅剩的一条腿。她泪流满面，忍痛地小声说着：“先生们，疼啊，好疼啊……”他们把她扔到了满载尸骨的卡车上。活人死人都躺在一起。

第三幕——即证人们的谈话

凉爽的夜幕降临了，满天繁星。我们躺在铁轨上，非常寂静。在高高的电线杆上的灯，闪着极其微弱的光。

“你换鞋了吗？”亨利问我。

“没换。”

“为什么？”

“唉，这一切我都受够了，绝对受够了！”

“是在第一次运输以后吗？你想想看，自从圣诞节以来，我经手的人大约有上百万了。最糟糕的就是从巴黎那边来的运输车，因为在那里总能碰到熟人。”

“那你对他们怎么说？”

“说他们先要去洗澡，然后我们将在集中营见面。换你，你能说什么呢？”

尾声

这一晚向奥斯维辛开来了很多车厢。总共运来一万五千人。

当我们回到集中营后，星星开始隐去，天也开始慢慢透亮了，头顶上也开始有了亮光，夜色开始渐渐褪去。这预示着，明天将是一个酷热的晴天。

从焚尸炉那边升起了硕大的烟柱，与天上巨大的黑河连成了一片，这条黑河以极慢的速度缓慢地向奥斯维辛附近的比尔凯纳乌（Birkenau）天空移动，然后消失在克拉科夫附近的特热比那（Trzebina）森林的方向。从波兰西南部城市索斯诺威茨（Sosnowiec）来的“运输”已经被焚烧完了。

我们路过身背卡宾枪的纳粹军人换岗的地方。他们走得很整齐，一个紧挨一个，他们是一个整体，只有一个意志。

他们扯着嗓门唱着：“而明天我们将统治全世界……”⁽⁶⁾

由于描写在集中营的经历，贝塔成了作家。他发现自己适合的领域是散文而不是诗歌。从他的短篇小说中，不难看出他是个虚无主义者，但是虚无主义并不能理解为不道德。相反，他的虚无主义是出于强烈的伦理情感，而这种情感来自于他对世界和人性的被辜负了的爱。贝塔在描写他的所见所闻时，欲将这一切推到极致，他想描述一个愤怒已经完全没有自己的地位的世界。贝塔小说中的那种类型的人物都是赤裸裸的，被剥夺了善良的感情，而只要文明的习惯还能维持，向善的情感就不会消失。但文明的习惯是脆弱的，只要条件发生突变，人类就会回归原始的野蛮。漫步在英国或者美国城市中，那些可敬的市民的头脑里曾有过多少错觉，他们把自己视为充满美德和善良的人，但假若把他们关进奥斯维辛集中营，他们真的就不会像其他人那样变得兽性十足吗？危险的是让人去经受对他而言过于艰难的考验，因为那时就不能保持对人的尊重。我们很容易去谴责那个曾经为保全自己而要丢弃自己孩子的妇女，当然她的行为十分残忍，一个坐在家中舒服的沙发上看书的英美女子，在读到书中这种描写时，都会立即谴责这位不幸姐妹的行为，但是她同时也应该想想，若是自己面对这种毁灭，对死的恐惧难道不会超过爱吗？也许会，也许不会——谁又能预先猜到呢？

在集中营里也会有例外，也有许多心地善良、行为可敬的人为了拯救其他人的生命，会做出最纯粹的牺牲，以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在贝塔的短篇小说中却看不到这样的情况。贝塔的小说不是基于对人性的描写。因为在他看来，人只是一个渴望活着的动物，他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对“集中营环境”的描写上。囚犯们个个都要承担某种伦理责任：在别人没有首先伤害你的情况下，不能伤害别人。这是一种不成文的契约。此外，每个人都尽力拯救自己，在贝塔的书中，想要找到人类团结的画面是徒劳的（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贝塔的所作所为在他的狱友笔下和贝塔自己的描述完全不一样，他们认为贝塔表现英勇，是同狱囚徒关系的典范）。贝塔想把自己描写为不近人情的人，他观察事物头脑冷静，从不粉饰自己，他害怕虚假：他并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观察者的位置上写作，否则就是虚假。其实在现实中，贝塔与其他人一样，在集中营里也遭受到各种非人的虐待。贝塔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得过于诚恳，在描写自己时，特别是在描写自己在集中营的表现时，尤为突出，他说自己“精明并善用手腕”。由于强者和弱者之间的“阶级”对立，他得以保全自己——在这点上，贝塔没有逃避真相——他的描写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残暴和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

美国人将贝塔从达豪集中营解救出来之后，贝塔就开始领略在西德的难民生活，这好像是集中营生活的延续，随处所遇都是道德败坏，偷窃、酗酒、贿赂现象比比皆是，所有那些希特勒年代在人们身上释放出来的恶习都还在继续盛行。占领者当局对待不久前的数百万奴隶的残忍政策引起愤怒。这就是人们所向往的战争结局：人们重新回归丛林法则，即在高喊民主口号和人人享有自由的口号的同时，弱者再次被踩在脚下，或者被残酷无情地对待。

贝塔是个观察力敏锐的人——他的观察力，首先是跟踪探寻人身上固有的那种荒谬、卑鄙龌龊和肮脏下流的劣根性。他为此痛心疾首，所以无情地揭露人类化脓的伤口，从不宽容。他如果有能力在经受了这些年的痛苦之后，在某一点上再坚持片刻，如果看到的不是整个群体在战争末期遭受摧残的悲惨景象，而只是单个的人的遭遇，他的苦恼或许就不会如此深刻。他的内心一直在剧烈地波动，他的面孔扭曲着，流露出狂怒和自嘲的古怪表情。尽管他曾经属于那些大众的一员，但现在他觉得众人都是赤裸裸的。他们被原始的冲动控制着。他难以承受这个已经成型的世界。他觉得自己必须有所追求，而不能只停留在无止无休的狂怒和反抗的状态之中。

与许多前集中营里的囚犯一样，他也面临着一个问题：回国还是当移民？波兰属于俄罗斯控制的地区。战争时期贝塔对马克思主义的好感，并没有在他心中深深扎根。他之所以对马克思主义产生过好感，是因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能清醒地对待人。贝塔的这一信念出自于非常简单的原则：他认为人并不是受其良好的意愿支配的，而是受自己所处的社会秩序法则所支配。谁如果想改变人，首先就得改变社会环境。贝塔与所有波兰人一样，对强大的俄罗斯国家毫无信任感。他那种没有节制的激烈写作风格，应该说比较接近左拉之类的作家。另外，在现代文学中，他与海明威也有相似之处，再者他酷爱海明威的作品。俄罗斯把贝塔归类于“腐败的西方人”之列，因为在那里再也没有什么比一个作家以饥饿和爱之类的原始本能为出发点来展示人性更能引起反感的了。

贝塔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彷徨犹豫，最后，当他看到波兰出版的文学杂志后，他才决定回国。促使他下决心的是两个主要动机：首先，他有当作家的雄心壮志，他那时只是一位刚出道的作家，知道他的人还不多——因为他只能用母语写作，除了在自己国家，在别处怎能拥有自己的读者群呢？此外，波兰正在进行一场如火如荼的革命，开辟了一个让人充分表达心中愤懑的天地，在那里有重塑世界的可能性。

于是，他告别了朋友，回到华沙，那时华沙居民们还都居住在被炸毁的楼房的地下室里，人们正在用自己的双手搬走废墟上堆积如山的瓦砾，用残破的旧马车搬运破砖烂瓦，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人们开始重建自己的城市。尽管这样，各种书刊一旦在波兰出版，很快就被抢购一空。政府不惜金钱鼓励文学家，对每位作家，哪怕只有一点点写作才能，政府都会为他提供无限的可能性。贝塔的文学生涯开始以突飞猛进的速度发展。他在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因此获得了理应获得的丰厚稿酬。他擅长运用语言。他的风格简练明快而又辛辣犀利。他所经历的一切，他的很多同胞也都经历过，他所涉及的题材也都非常普遍和耳熟能详，是人们能够理解的。他撰写的关于“集中营环境”的小说被认为是首要的文学大事。

1948年，波兰还没有提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因为人们认为在人民民主国家，大力推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时机还不成熟。这对贝塔来说十分有利，因为他的书与苏联作者采用的写作方法处于非常明显对立的地位。从莫斯科中央强加给作家的标准观点看，他的写作属于大逆不道，是犯罪。当然，他的作品选择的题材本身政治上无可非议：对希特勒主义兽行的描写，可算是非常符合中央愿望的，总的说来，波兰人对俄罗斯人的仇恨并不亚于对德国人的仇恨。描写德国人的暴虐行径，这样就把读者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德国人所犯的罪行上，从而达到使波兰民族作好“心理准备”⁽⁷⁾的重要目的。因此，各种描写游击队战斗的书籍、描写盖世太保暴行和集中营大屠杀的书籍层出不穷，那时甚至容许出版正面反映波兰国家军在1939年与德军奋勇斗争的书籍。尽管波兰国家军保卫的是“贵族老爷”的波兰，而这个波兰一直是苏联的眼中钉肉中刺。但是政治上合乎规定的题材却并不能保护贝塔不受评论家们的攻击，假如评论家运用正统的标准评价贝塔作品的话：贝塔描写的集中营，是他本人看到的样子，而不是应该看到的样子。因此，他的一切过错也就出自这一点。在集中营应该看到什么？要列举出来并不难：1．囚犯们都应团结在一些秘密组织中；2．这些组织的领导者都应该是共产党员；3．书中涉及的所有俄罗斯囚犯，都必须是具有道德力量的代表，而且个个都应表现出英雄气概；4．要根据囚犯的政治观点对他们进行有所区别的描写。但贝塔的短篇小说却没有包含这些内容。显然，党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认为波兰作家还没有达到经受“转折”考验的程度。“转折”就意味着接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因此，许多党的批评家就给贝塔归纳出几条主要罪行：他们指责说，他的作品类似道德败坏的堕落文学即美国文学，因为其中表现了悲观主义；在他的作品中也没有任何“自觉斗争”的思想（以共产主义的名义进行斗争）。批评家提出的这些意见保持了劝说的腔调。贝塔那时还年轻，应该培养他具有成长为真正的共产党作家所需的素材。党认真地观察了他，发现在他身上蕴藏着非常有价值的罕见财宝：真实的仇恨。

贝塔是聪明的。当他熟悉了列宁—斯大林理论家的著作之后，他深信这就是他要寻找的东西。他心中的满腔仇恨就像奔腾的河水，在前进的道路上会冲毁一切。若让河水漫无目的地向前奔流则毫无用处，要怎样引导它流向正确的方向呢？办法很简单：就是在河上建一座水磨坊，让大河的水力来推动磨盘转。好一种解脱啊！有用的仇恨，就是要把仇恨用在为社会服务上。

贝塔仇恨的根源，与萨特⁽⁸⁾称之为“恶心”的东西是一样的，即对人的厌恶，人作为生理上的活物由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所决定，受到时间的毁灭性影响。人应跳出对自己的束缚，哪怕采取任何手段。假若贝塔是法国人，或许他会成为一个存在主义者。但也许这对他来说还不够。他带着轻蔑的微笑看待思想上的思辨，因为他在集中营里见过很多哲学家为争夺垃圾箱里的剩余食物彼此大打出手。人的思想没有任何意义，精明的花招和任何个体的自我欺骗都极易被揭穿，真正应该考虑的只是物质的运动。贝塔就像海绵吸水那样汲取辩证唯物主义。这个体系在物质方面满足了他描写残酷真相的需求，辩证方法使他在成为人上人的过程中有了一个飞跃，即把人类看作历史材料。

不久后，他出版了一本新书。书名“石头世界”可以说是作者情绪的象征——石头，意味着无情和赤裸裸。这本书由几篇非常短的短篇小说构成，它们几乎没有任何情节——只是叙述者所看到的东西的素描。贝塔善于运用对外部细节的描写来暗示整个人类的处境，他是个中高手。《石头世界》的故事发生在“二战”结束、希特勒战败之后的中欧。因为，贝塔曾在德国的美国驻军基地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手中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书中出现了很多不同民族和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其中有过去的希特勒分子和囚犯，有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的德国资产阶级，有美国的士兵和军官。在有节制的文字下面，作者掩藏着对结出了希特勒主义果实的文明的极端厌恶。他画出了一个等号：基督教等于资本主义等于希特勒主义。可以说，他这本书的主题就是在讲文明的终结。这本书的语调就是一种呐喊：“你们给我讲文化、宗教、道德——可是你们看看，这一切都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对贝塔来说，就像对他的很多同行来说一样，希特勒统治时期就是欧洲实行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而与此同时，也是俄国革命在全世界获胜之时——人们当然仍需要进一步奋斗，但不管怎样，已经跨越了转折点。贝塔及他的所有同行，在战争结束初期发表的作品都包含着这类内容：人是无力与历史法则相抗衡的，甚至那些怀具最良好意愿的人，也会被纳粹恐怖机器变成受到恐吓只关注保护自己生命的原始人。所以，阅读了这些书籍的读者都处于面临抉择的境地：要么选择自己已经亲身经历过的具有没落性质的旧文明，要么选择只有靠胜利的东方强权才能实现的新文明。这个强权获得了超乎人们想象力的成就：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不是一系列顺利情况的巧合，而是时代最高法则的反映（可是，俄罗斯及其制度在“二战”时曾差点遭到惨败）。

《石头世界》是贝塔的最后一本书，在这本书中他尝试运用一切在西方文学中认为是最有效的艺术手法：矜持、隐讽、冷嘲、戴上面具的愤怒等等。不久以后他就意识到，关心这些艺术手法完全是多余的。相反，他越是写得过火，越是受到赞扬。人们期待他的作品具有呐喊、狂热、明白易懂、有倾向性的特点。那些党员作家之间（贝塔那时已经入党了）展开了竞赛，看谁写的东西更能令人理解、更简单明了——这样一来，也就抹掉了文学和宣传之间的界限。贝塔在自己的小说中，直接加入了越来越多政论性的内容，他把自己的愤怒情绪都发泄在对资本主义道德堕落的攻击上。也就是攻击帝国范畴以外所发生的一切。例如，他曾引用报刊上的消息——马来西亚的斗争，或者印度的饥饿——在此基础上，他写作一种介于报道、新闻摄影和文章之间的东西。

1950年，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与他被盖世太保抓捕之前，在华沙从事活动的那个时期相比，他改变了许多。他身上已没有了从前的那种胆怯和虚假的谦卑。过去他走路时常常低垂着头，略显驼背，现在他是个身子挺得笔直的男子汉，脸上带着非常自信的表情：他变得干巴巴枯燥乏味，醉心于参加各项活动。以往腼腆的诗人，如今已经完全变成了政客。此时的他已是位显要的宣传家了，每星期他那辛辣的杂文都会出现在官方周刊上。他常常去东德，在那里搜集资料写报道。没有一个记者能像一位曾经有过无私的文学工作时期的作家那样杰出地为某种事业服务。贝塔在他自己那些恶毒攻击美国的文章中，就曾运用过去写作的全部经验和技巧。看着这位令人尊敬的虚无主义者的脸庞，我在想，任何形式的写作都有一个下坡路，作家通常得费多少力气，才能让自己不顺势往坡下滑去。促使他做出这一番努力的良心的要求就其实质来说是非理性的。不承认艺术是无私的的新信仰，摧毁了这种内心的指令。贝塔，尽管对人内心的一切绝对命令持怀疑态度，但在他那些反映集中营生活的短篇小说中他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他既没有伪造任何东西，也没有刻意取悦任何人。后来，他在作品中播下了一颗政治种子，而这颗种子又像溶液一样结晶了。从此他所写的一切，都成了千篇一律和墨守成规的刻板式的东西。但是——我曾想——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很多杰出的作家也曾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出政治激情，像斯威夫特、司汤达和托尔斯泰。甚至可以说，由于他们的政治激情，也就是说，由于作家希望告诉自己读者的某种重要寄语，他的作品获得了力量。那些批判自己所处时代之政治制度的伟大作家和贝塔这类人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全然不因袭苟且，他们不顾自己所处的环境而进行活动，贝塔却是在将文字用笔写到纸上时，耳朵就已经伸出去想听到党内同志的掌声了。

贝塔的杂文尽管尖刻有力，语言精练，可内容却是如此平淡无奇，枯燥乏味，这个现象本身就说明：一个很有前途的散文作家是在如何自贬身价，这引起了我的兴趣。其实，他有足够的智慧，不会不明白，他是在浪费自己的才华。他为什么这样做？在与几个足以决定作家地位升迁的文学权威谈话时，我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贝塔？他们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但这并不需要把贝塔这样的人变成一个完完全全的废物。从他们的角度看，如果他写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应该对他们更有用，迫使他去写这样的文章，实在是浪费他的天才。“没有人要求他写文章。”我得到的是这样的回答。这十分悲哀，N杂志社的编辑不能赶走他，是贝塔自己坚持要写那些杂文的。他认为：“今天不是搞艺术的时候，应该以更直接的、更原始的手段对大众施加影响。”他想成为一个“最有用的人”。这样的回答至少不乏假仁假义。党一直在强调自己关心文学，希望有最好的文学；但与此同时，却又制造紧张气氛，于是，作家们就开始争先恐后地想使自己的文笔具有质朴的风格。然而，事实是，贝塔自己想专心从事新闻工作，尽管他早已是位高级专家，然而他却抓住一个普通傀儡容易完成的工作去做。他与东方知识分子常见的做法一样：自毁才能。当这样的知识分子手中握着笔的时候，他们的心理过程是相当错综复杂的。试想一下，他要介绍在国际政治方面发生的某些事件，而他非常清楚各种现象的互相依存关系，这些现象只能是交互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要真实地描述这些关系，那就需要洞察斗争双方的动机，还必须看各方的需求，简单来说，就是要尽最大努力进行全面的分析。那时他却要借助愤怒来写文章：愤怒能立即把事情搞得错综复杂、纠缠不清，愤怒就根本不必去做分析。这是针对各种幻想的愤怒，认为只要与人的意志有关，就与恐惧分不开，恐惧的是：担心自己成为自己的浅薄和幼稚的牺牲品。因为世界是残暴的，就应把一切现象都归结为最简单的和最残暴的因素。作家明白，这样做距事实的真相很远：人类的愚蠢和善意对事态的影响，并不亚于经济斗争；但是，作家在对人类的意愿采取报复行为时，指出，它们是由几种基本法则决定的，同时，作家感觉到自己的优越性，认为自己目光锐利，洞察一切，有足够的力量排除“思想上的偏见”。贝塔在他关于集中营的短篇小说中把自己展示为一个吃得饱、穿得好的犬儒主义者，他在撰写政治杂文时也采用了这种做法。他强调简化、去掉一切幻想、赤裸裸地去表现一切——他作品中的这种倾向一直没有变。可是，朝着揭露世界的赤裸性的方向一直走下去，越走越远，走到某一点上，理智就会毫无作用了。——词汇成了斗争口号，同时也成了只是行动的一种不完善的替代物。捏紧拳头喊口号表达的意思或比词汇体现的意思更好。实际上贝塔自己已走到了这种地步，当他觉得词汇贫乏时，他就写不出令他感到满意的短篇小说或长篇小说，不管怎么说，小说总得持续一段时间，不能只喊口号。他从来就无法在没有仇恨的情况下去冷静观察和分析任何事物，可是他所依赖的运动，是一种加速度的运动，越来越快，使他的仇恨和晕眩之感越来越深。对贝塔来说，这个世界的形状越来越简单，直到任何单独的树和单独的人都已不再具有什么意义，他仿佛不是置身于实实在在的世界，而是处在政治概念之中。因此，他对新闻工作的那种狂热就不难解释了，写文章对他来说就像是成瘾者服用麻醉剂一样，当他放下笔时，他就觉得自己又完成了一件大事。尽管实际上，他的文章中没有一句出自他本人的思想，因为从厄尔巴岛（Elba Island）到太平洋的数千名二流记者都是这样写文章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所从事的活动就像士兵在列队行进一样。

“明天我们将统治全世界。”希特勒党卫军士兵高唱着这首德国歌曲，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焚尸炉冒出的黑烟的背景下大踏步前进。纳粹主义是集体性的疯狂，但德国民众追随希特勒，也不是没有深刻心理原因的。在产生纳粹主义的德国土壤上，那时发生了深刻的经济危机和社会结构危机。年轻的德国人看到的是，魏玛共和国的崩溃和混乱，数百万失业者蒙受屈辱，文化精英迷茫，自己的姐妹为了金钱而卖淫，所有人和所有人为了金钱而斗争。当社会主义的希望破灭后，这些德国年轻人接受了向他们提供的另一种哲学——历史哲学，这种哲学是对作为列宁和斯大林学说基础的同一种哲学的拙劣模仿。把贝塔关进集中营的德国人，也许曾经像贝塔一样，在党的宣传没有把他变成魔鬼之前，是个对世界失望的不幸情人。他也曾渴望秩序和纯洁、纪律和信仰。他蔑视那些不想加入欢乐进军的同胞，说他们私下里抱怨新的运动与许多道德原则相矛盾，说他们是毫无价值的人道主义的残余势力，是不光彩的耶稣哭哭啼啼的信徒。确实他们这些人令人感到骇异：正是在这里，正是现在，可以看到，不仅德意志民族可以得救，而且还能重建世界，而他们在这种唯一的、前所未有的历史时刻，在这千载难逢的良机，居然大胆地提起自己无谓的道德疑虑！当你在自己周围还经常遇到那么多敬奉可笑的偏见的人时，要为建立一种崭新的、更好的秩序而斗争是何等艰难！

贝塔在自己的杂文中看到新的和更好的秩序就在眼前。他相信并且要求：人类在尘世而不是在天堂得救。他对那些企图破坏人类幸福的宿敌恨之入骨。他大声疾呼，要消灭这些敌人。难道那些人不是地球在进入新轨道之时的绊脚石吗？在这个重要的时刻，那些人居然如此大胆地声称，把人关进集中营，用恐惧威逼他们接受政治信仰的做法并不太好。是谁给关进了集中营？阶级敌人、叛徒、流氓恶棍。难道强迫他们去接受的新信仰不是真理吗？这就是历史，历史与我们同在！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熊熊燃烧的历史的火焰！现在有这么一些盲目的小人，他们本应关注该承担的巨大义务，却把时间浪费在斤斤计较那些无关紧要的细节！

贝塔的智慧和天赋现在已经不够用了，因为他意识不到，在他前进的道路上已经埋下了危险的隐患。相反，他的天赋、他的才智和热情把他推向了行动——那时，倒是那些普通人在不冷不热地随机应变，见风使舵，做着只是属于他们该做的事情，奉献环境要求奉献的东西，绝不向并不可爱的恺撒奉献出他们所有的一切。贝塔却心甘情愿地承担了责任。他没有考虑过，最崇高的历史哲学是怎样变质的，如果这种历史哲学用作武力征服世界的手段的话。“明天我们将统治全世界！”

在我为贝塔画了这幅肖像的几个月之后，我得知贝塔去世的消息。一天早上，人们在他华沙的住宅里发现了他的尸体。厨房内煤气灶的截门开着，屋子里的煤气味很重。那些在贝塔去世前几个月，一直在观察他，看到他狂热地积极活动的人们认为，在他公开发表的文章和讲话与他敏感的内心可能感受到的东西之间，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冲突；他显得非常焦虑，他想回避自己所感知到的巨大差距。他那时常常提起马雅可夫斯基自杀的事。在报刊上还发表了他的那些朋友——波兰作家和东德作家撰写的一系列文章。在《国际歌》的乐曲声中，人们安葬了他，并在遗体上覆盖了波兰国旗。党告别了自己的一位最有前途的作家。

题解：

贝塔的原型。塔杜什·博罗夫斯基（Tadeusz Borowski，1922—1951），波兰作家、诗人、政论家。出生于日托米耶什，他童年在乌克兰度过，双亲都曾被流放，1932年他的父母获释后全家定居华沙。“二战”时期他在地下的华沙大学攻读波兰语言文学专业，同时作为建筑公司的仓库管理员参与地下抵抗运动，1943年被希特勒的宪兵逮捕，囚于奥斯维辛集中营，曾担任集中营医院卫生员，后转押至慕尼黑附近的达豪集中营，1945年5月1日被美国第七军解放，1946年回国，从事文化活动，1948年加入波兰工人党。以诗集《不论何方的土地》（1942）登上文坛，诗集表现了参加反法西斯战争一代人的痛苦。他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跟玛丽亚告别》（1947）、《石头世界》（1948），杂文集《从书本和报刊来的故事》（1949）等。他对集中营生活的现实主义描写在当时受到猛烈抨击，被指责为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表现。1951年他在华沙自杀而亡，时年不满2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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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纳粹党（National 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 Partei，简称NSDAP），即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

(2) 斯多葛主义，亦称斯多葛哲学学派（或称斯多亚学派），古希腊四大哲学学派之一，因在雅典集会广场的廊苑（英文stoics，来自希腊文stoa，原指门廊，后专指斯多葛学派）聚众讲学而得名。

(3) 彼得·布鲁盖尔（Pieter Bruegel，1525—1569），16世纪荷兰尼德兰地区的伟大画家，自扬·凡·艾克（Jan van Eyck，1385—1441）始的早期荷兰画派的最后一位巨匠。一生以农村生活作为艺术创作题材，被称为“农民的布鲁盖尔”。他善于思想，天生幽默，喜爱夸张的艺术造型，因此人们又赠给他一个外号“滑稽的布鲁盖尔”。他是欧洲美术史上第一位“农民画家”。

(4) 着重号是我加的。——切斯瓦夫·米沃什

(5) 塞瓦斯托波尔，俄罗斯克里米亚半岛西南岸港市。

(6) 纳粹歌曲《今天是我们德国人统治》。

(7) 即准备与苏联友好的情绪。

(8) 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法国思想家、作家，存在主义哲学大师。

第六章　伽玛，历史的奴隶

提起伽玛，我不由就会想起曾就读的中学和大学所在城市的画面。欧洲有些地方总会给地理和历史老师惹麻烦，尤其像的里雅斯特⁽¹⁾、萨尔盆地⁽²⁾、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³⁾等地。维尔诺这座城市某种程度上也常给人添堵，最近半个世纪它曾轮流属于不同国家，人们在街道上见过各国的驻军，每改变一次政权，油漆工的工作量就增加很多，因为他们要把政府门前的牌子和名称刷上新的官方语言，城里的居民又得换上新的护照，努力适应新的法律和禁令。维尔诺的统治者依次为俄国人、德国人、立陶宛人、波兰人，而后又为立陶宛人、德国人、俄国人。今天它是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都，而在“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个名称下隐藏着一个简单的事实：俄国人正有效地实现沙皇扩张领土的指令。

我上中学、大学时，维尔诺城归属于波兰，它隐藏在林木葱郁的大盆地中，在远处的低谷中掩映着繁茂的森林、湖泊、溪流。透过树梢，高耸入云的数十个天主教教堂塔尖意想不到地出现在旅行者眼前，相互衬托呼应，那是由意大利建筑师按照巴洛克风格建造的，以金黄和白色与松树幽暗的色调形成鲜明对比。传说有一位立陶宛统领去密林中打猎，在篝火旁睡着了，做了一个预言性的梦。受到梦的影响，这位统领在自己睡着的地方建造了一座城市，那就是维尔诺。经过若干世纪，它从未改变过自己的特色，即“森林覆盖之城”。在它周围铺展开的是欧洲的一个偏僻省份，居民使用波兰语、立陶宛语、白俄罗斯语，或是三种语言混杂着说，并保留了其他地方早已遗忘的风俗习惯。当然，我用的都是过去时，因为，这座我童年生活过的城市，如今就像庞贝城被熔岩掩埋了一样，多数世居此地的居民不是被纳粹屠杀，就是被俄国人流放到西伯利亚，或是被迫迁到德国人离开后的西部地区。那些出生在数千英里之外的人们，如今行走在维尔诺的街道上，而那些立陶宛王公和波兰国王建造的教堂对他们来说毫无用处。

在我求学的那段时间，谁也想不到会发生大屠杀和大放逐。那时，维尔诺城的生活按照某种慢于政府更迭、王国边界改变的节奏发展。大学、主教的宫殿和大教堂是城里备受尊崇的建筑，它们混合了意大利和近东的建筑风格。星期天，成群虔诚的信众挤满了狭窄的街道，街道上方的城门上建有一座礼拜堂，礼拜堂上挂有一幅著名的、曾经发生过奇迹的圣母马利亚画像。星期五晚上，在犹太人居住的狭窄街道上，你透过窗户可以看到他们家家都围坐在烛光旁，希伯来先知们的教诲则在古老的犹太教教堂里回响。这里曾是欧洲犹太文学与犹太学研究的最重要的中心之一。假日期间，盛大的市集吸引了来自邻近村庄的农民，他们在小广场上展示自己的手工木器雕刻和草药，以及用细线串在一起的名为“奥布瓦然卡”的小脆饼，无论这些小脆饼是在哪里烤制的，人们都叫它“奥布瓦然卡”，一直以来，它都是这座小镇的特色小吃，证明这儿有非常好的面包房。很久以前，这里还曾有座“驯熊学校”，他们会在此地训练狗熊。冬季，有些坡度较大的街道就成了少男少女们的滑雪场，他们红红绿绿的外衣，与太阳光照射下带有玫瑰色的白雪相互辉映。

大学的建筑墙壁厚实，教室都是低矮的拱顶。浓荫蔽日的校园恍若迷宫，初来乍到者很容易迷路，那些拱顶建筑物和长廊可以与博洛尼亚⁽⁴⁾和帕多瓦⁽⁵⁾媲美。从前，这里是由波兰国王庇护的耶稣会贵族子弟学习的地方，那位国王曾与莫斯科进行过浴血奋战，并取得了胜利。当我到这里念大学时，教授多是世俗的，在此求学的年轻人大都出身于小地主、小承租人家庭或犹太商人家庭。

我就是在那里，在那座大厦里认识伽玛的。伽玛是个举止粗鲁、满脸通红的男孩，性情暴躁，嗓门很大。如果说维尔诺城是个外省城市的话，那么对那些离开偏僻乡村到此读书求学的人们来说，他们就更具有双重的外省人身份。泥泞的乡村道路，尤其在春秋两季，简直无法行走；农民的马常常被机动车吓得惊恐不已；在许多村庄，人们家里仍按旧习用松明火把照明。除了农活以外，人们只知道去森林伐木和制作手工产品。伽玛出生在农村，父亲是波兰军队的退休军官，家里拥有一座农场，这个家族很久以前就住在这个地区，当地的古老贵族名册里还可以找到他家族的姓氏。伽玛的母亲是俄国人，因此他在双语环境下长大，且继承了母亲的信仰，是个东正教徒，不像他的多数同学那样信奉天主教。

我们之间第一次交谈时，我并没有预感到日后密切的交往。对文学的共同兴趣虽然把我们聚集在一起，但他的举止、刺耳的大嗓门（他不懂得用正常语调说话），还有从他那粗嗓门中所表达出的观点都让我感到不舒服。他总是随身带着一根粗藤杖，那是参与排犹活动的年轻人都喜欢的一种武器。伽玛是一个强烈的排犹主义者，这是他的政治纲领，但我十分鄙视这类民族主义者，认为他们是危险的傻瓜。他们为了使自己免除思考的责任而大叫大嚷，激发不同民族群体的相互仇视，以转移人们对其他问题的注意力。他们某些言论能留给人特殊的印象。亲身经历后，你会感到，他们绝不仅仅是说说而已。记得有一次我们谈论到种族主义时，伽玛双脚站在街道的圆石路面，把随身携带的藤杖靠在排水沟边上，大肆议论起血统和土地来。他说不应该把国家权力交给全体公民，无论他们属于哪个种族、讲何种民族语言，国家的权力只能交给一个处于统治地位的民族，这个民族还应当采取适当措施，以防自身的血统遭到玷污。也许他的民族主义狂热是为了弥补他自身的缺陷。他是混血儿，半俄罗斯血统以及东正教信仰必定会使他那些土生土长的同学感到不快。伽玛的声音飞过我头顶，明显带有高人一等的味道。我提出反对种族主义的观点，让他感到不悦，他认为我是那种长于思考却拙于行动的人；至于他，则是一心要做点什么事的人。那是1931年，我们两个人都很年轻、贫穷，对于今后我们将身陷其中的种种特殊事件仍一无所知。

1949年，我到西方某国的首都去拜访伽玛，那时他担任红色波兰驻西欧某国大使，是个受党信任的人物。他的大使官邸锻铸的铁门紧锁着。我按了门铃，过了一会儿，从铁门的窥视孔里露出一只眼睛，铁门打开时发出“嘎嘎”声，眼前出现的是宽敞的院子，院里停着几部锃亮的汽车，大门入口的左边是值班卫兵的岗亭，他用手枪武装自己，站在那里应付一切意外情况。站立在院子中央，整栋建筑的正面及其两翼尽收眼底。这是该国富有魅力的首都最漂亮的宫殿之一，是18世纪某位大贵族为其情人建造的。建筑物内依然保持着自己过去的特点。宽敞的大厅，墙壁覆盖着镀金的墙裙，家具、地毯及挂毯等也都是来自18世纪的古董。伽玛在一个金碧辉煌、大理石缀饰的房间里接待我，他显得诚挚大方，岁月的磨砺改变了他从前那种粗鲁的风格，他似乎变得有些矫揉造作。在这座宫殿里，伽玛有自己的起居室、会客厅和办公室，西方科学和艺术界许多最杰出的代表人物都是他的常客。一位著名的英国生物学家谈到他时，形容他是一个极富个人魅力的人，思想自由，摆脱了盲从。不少知识精英也都抱有同样看法，这些人包括天主教徒、自由主义者，甚至保守主义者。至于那些著名的共产主义文学巨擘对伽玛更是赞赏有加，既是因为他是他们所崇拜的东方使者，而且也因为他具有很高的洞察力，能运用马克思主义对文学问题做出评价。显然，他们并不知道伽玛的过去，也不知道他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才能从一个在欧洲最偏僻的角落受教育成长起来的粗野年轻人，成为这栋18世纪宫殿的主人。

伽玛在这个西欧国家的首都过得称心如意。他喜欢逛夜总会、酒吧和卡巴莱餐馆⁽⁶⁾。只要他一走进那些地方的大门，老板便会向他鞠躬并领他到最好的座位上去。每当看见这位男子放肆地眯起一双细眼、透过浸在冰桶里的香槟酒瓶来打量人们时，人们很容易把他当成一位成功保全了自己部分产业的英国乡绅。伽玛个子很高，稍微有点驼背，有一张某类男人特有的红润长脸，通常这类男人会随身带着猎枪和几条猎狗消磨时光。他的外貌很符合他出身的社会阶层，也就是过去那种波兰小贵族，他们热中于打猎、豪饮，从事政治活动时会在波兰语中混杂着拉丁语发表演说，并能以合唱式的抗议喧嚣战胜对手，而在必要时——则会拔出佩刀站在掀翻的桌椅中间进行决斗。他那种安闲自得的动作显示出他是一个享有特权的优哉游哉之人。对自己的下属——那些出于对公事的责任感陪伴他流连各家夜总会的人，伽玛的态度是既仁慈又轻蔑。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伽玛有时会因为情绪极佳而捏捏使馆秘书的鼻子，或在他们屁股上重重地拍一下；有时他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而大发雷霆，这时他红润的脸膛会涨得发紫，蓝眼睛里充满血丝，而他的嗓音则会重现过去那种尖利狂野的声调。如果西方的外交官、学者、艺术家认为他是个打心眼里想过奢侈生活而又不太复杂的轻浮儿，这也不足为奇。甚至他某些不得体的举动，在这些人眼中也是出自他宽宏、开放的天性，这种天性有时会因过分真诚而构成冒犯，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与伪善无关。当他谈及其他共产党人认为敏感的话题时，他却能表现得泰然自若、毫不窘迫，因此赢得了对谈者的信任。访问大使馆之后，这些人互相交流看法，认为伽玛绝非共产主义者，即使是——也仅属于那种视野开阔、思想文明的共产主义者！然而，他们在这里却犯了一个错误。对伽玛来说，这只是他出于本性的表演。他有意识地利用他的乡绅外表，以娴熟的技巧来表演他的纯朴和善良。只有那些对他知根知底的人才能穿透其表面的坦率，洞察到他的冷酷算计。伽玛怀里时刻藏着一把无形的匕首，随时都会给人意想不到的打击。不过，这把与他日夜形影不离的匕首的寒气同时也冻冷了他的心，意识到自己是在装腔作势做游戏也让他永远快乐不起来。

伽玛以能迷死人的微笑，让那些曾被怀疑不想回到铁幕统治下的外交官相信了他的关怀。伽玛常会在那些外交官面前猛烈抨击华沙的那帮傻瓜，说他们根本不懂应该如何在西方处理事务。不久之后，他就会提议陪同一个不愿回国的外交官返回华沙，用几天的时间去向那帮白痴说明，该如何解决成为大量电报往来原因的某个问题。此时，这个轻率的人心中暗想：明摆着，伽玛是善意的，而我每次返回华沙都证明了自己是忠于政府的，因此还一再延长了在国外的任期。所以在他自己看来，这样做没有任何危险。于是在欢快的气氛中，该外交官与伽玛说笑着一起登上了飞机。一到华沙机场，外交官就知道自己落入了圈套，从此把妻儿留在了国外。每当伽玛完成了任务，他就会立即返身搭下一个航班飞离华沙。监视自己下属的忠诚是伽玛的职责中最最重要的部分，事实上，那是一种荣誉，是一种得到信任的标志。伽玛的匕首功效发挥得最淋漓尽致的地方是，每当需要心理学家的智慧时，他的匕首就会去履行政治警察的任务。

我们还是再回到从前去看看吧。那时伽玛还从未尝过香槟的味道，我们用餐的大学食堂，就像这座保存了古老传统的大学的许多机构一样有个拉丁文名字，叫“门撒”（即天文学的山案座）。那时食堂的饭菜很便宜，但正如人们常说的：“便宜没好货。”那时最流行的话题就是写打油诗，讽刺“肉丸硬得像石头，菜汤清淡有如水”。在劣质烟的弥漫中，我们常坐在一起讨论诗歌，并互送月桂冠，这些东西除了我们之外没人会感兴趣。我们这一群人——有些是初学写作的作家，希望在未来能够出人头地，也希望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当大多数同学只关心自己的功课，或将来如何找到一份好工作时，我们则渴求名扬四海，幻想改造世界。一般来说，知识分子获得聪明才智是付出了代价的，这代价就是打乱了内在的平衡。我们这群人在儿童或青少年时期都曾受到过深刻伤害，每个人的情况也许不尽相同，但基本处境却一样：有些事情使得我们在那个时候就无法与其他同年龄的人和谐相处，有些事情则使我们自觉与人“有别”。这驱使我们想要寻求某种补偿，而追究一个人成为野心家的内在原因，并非易事。我觉得，当时还是文学系学生，并已开始写诗的伽玛，对自己的家庭境况有一种难以释怀的遗憾。此外，伽玛念中学时，在一次打猎活动中意外打死了一位朋友，此事所引起的负疚感可能对他今后所做的决定影响很大，因而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一生。

也许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社会平衡也被打乱了。所有的人都对自己的出身不满。我们当中没有人出身无产阶级，全都来自知识阶层的家庭。在欧洲的这个角落，知识阶层与没落贵族或者中下层家庭是同义语。伽玛的父亲是位退休军官（正如我先前所述）；诗人耶日是一位外省律师的儿子；诗人特奥多尔（作为党的宣传员，后被波兰地下组织枪杀）甚至有个豪门贵族的姓氏，但他母亲只是一个银行雇员；亨利是一位演说家、作家、政治家（后被德国人杀害），是火车司机之子，这位火车司机拥有波兰最著名的家族姓氏，且引以自豪；诗人斯泰凡后来成为杰出的经济学家，他出身于一个不太成功的商人家庭，是半个德国人，母亲是一个德国巴伐利亚邦里根斯堡商人的女儿。而我的家庭则属于立陶宛贵族，父亲从乡下移居到城市，成了一名工程师。大家造反，通常是因为对自己出身的环境感到羞愧。我们所有人的社会身份全都模糊不清：觉得自己已经是20世纪的人了，家庭的传统却把我们拉回到过去，束缚在那些自己都认为荒谬而落后的观念与习俗上。我们这些人被悬空并非特例。国家从未经历过真正的工业革命，中产阶级羸弱不堪。至于工人，在某些人眼中，只是满脸灰尘的大老粗，只知道拼命喝酒、干活；而在另一些人眼中，工人简直是神，应当受到顶礼膜拜。社会被分成两个阶层，一个叫作“知识阶层”，另一个叫作“人民”，工人和农民属于后者。可我们在“知识阶层”中又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因为知识阶层更喜欢回到过去，而不是面对未来。相较而言，我们类似于美国南方第一代贫穷家庭的孩子：想有个依靠，但不知在哪里能找到。有人称我们这帮人是“知识分子俱乐部”，与“知识阶层”的“知识分子”格格不入。

那个年代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大多数居民都成了无业游民。大学生没钱过日子，同时又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困境，因而产生激进情绪。这种激进主义表现为两种形式：前一种形式是像伽玛这样的人，一进学校就成了极端民族主义者，他们在一个含糊其辞的说法——“民族革命”中看到了解决一切难题的答案，而其具体实践则是敌视犹太同学，因为那些犹太人作为未来的律师、医生，将会成为他们求职的竞争对手。与民族主义者相反的就是“左派”，其纲领因集团不同而有异，但大都在社会主义和变相的“新政”主张之间摇摆。在“兄弟互助会”（类似管理学生宿舍，以及称为“门撒”的学生食堂等学生自治机构）进行年度选举时，两方阵营总会打口水仗，有时甚至拳脚相向。

无论是毕苏茨基⁽⁷⁾政府还是共产党都在争夺“左派”（所谓“左派”其实是由几个性质不同的团体组成的大杂烩）。毕苏茨基的半独裁统治是温和的，他并没有明确的活动纲领，仅是小心翼翼地拉拢青年，希望争取他们的领导人向他靠拢。看到大学里的激进主义情绪不断高涨，政府以许诺改革来争取“左派”期间，我们成了政府所倚靠的力量，政府企图借由我们来巩固它在大学生当中的地位。当时，我们的同学斯泰凡和亨利被认为是国内最有希望的“官方”青年政治家。但这些企图都以失败告终。最有希望的青年政治家与政府决裂，进一步向左转；某些事件在运作上所采取的手段将政府推向了越来越右倾的方向，民族主义（如果还不能算是彻头彻尾的地方版的极权主义的话）已经赢得了越来越大的胜利。政府不再致力于拼凑“官方左派”，转而与民族主义者调情。

权且让我这样描述吧，这些已经足以构成一幅如今已被熔岩掩埋的庞贝城之政治画面。我所描述的是发生在前后好几年里的事。那些年的春天，每当我们要准备考试时，树木就变得一派葱绿蓊郁——后来我再也不觉得哪里的绿色能像那儿的绿一样，给我带来欢乐。河面上常有小船载着游人，划到近处的沙滩；长长的圆木从森林顺流而下，奔向锯木厂；年轻的情侣手挽着手，在校园的拱廊下漫步。拂晓起床，到码头上找一只皮划艇，在冉冉升起的太阳照射下划桨击水，看湍急的河水在砂岩峭壁和松林之间奔流——真是太惬意了！我们还时常到附近的湖泊上去游玩，湖中央的小岛像一些大束鲜花插在湖面上。岛上的青草长得茂盛，人的足迹还没有伸向那里，柳丛中能听见夜莺的欢快鸣叫。我们一群人纷纷跳进水中游泳，游了很远，映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的云影和树影都被我们打乱了。休息时我们躺在水面仰望蓝天，嘴里哼着含糊不清的赞美歌曲。我们经历了恋爱中的背叛、考试不及格的悲伤、彼此间算计和妒忌的不快。我们所写的文章和诗歌发表在各种刊物上。我们吃着食堂里硬邦邦的肉丸，谈话的题材也不时发生变化：对诗歌隐喻的争论让位于讨论索雷尔⁽⁸⁾的理论，之后又转向讨论马克思和列宁。

伽玛很快就与民族主义者分道扬镳了，但他也极少对“官方左派”和天主教左翼表示好感。他的诗作发表在我们群体编辑的刊物上，但并不成功。与特奥多尔、耶日以及我个人的诗作有所不同的是，他的作品发表后既没获得赞誉，也没遭到批评，批评家们对他所写的诗歌沉默以对。应该说，伽玛缺少诗人的天赋，尽管他掌握了现代诗歌创作的技巧，但诗作却呆板没有意境。在我看来，他所妒忌的那些人写的诗，尽管有些愚拙，但风格具有个性，诗歌中那种有节奏的叠句表达出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其中的愤怒和讥讽吸引并打动读者的心。伽玛的诗则是用精心选择却言之无物的隐喻堆砌而成。

我们这个群体变得越来越激进。在“官方左派”失势之后，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什么是左派？”我国的社会民主党具有欧洲大陆所有社会民主党的毛病——即易于妥协而又软弱无力。我们的讨论话题中开始频繁出现“俄国”这个词。我们所住的维尔诺离苏联边境不到一百英里，但并不是说，我们对苏联的了解就比远在巴黎的居民多。由于边界封锁，我们住在一个与东方世界迥然不同的边缘地区，两个世界生活之不同，差距之大，就像是两个星球。我们只能从书本上了解东方世界。当我们将之与我们能就近观察的现状相比较时，东方似乎就是一个进步的世界。通过理性的审视，我们明白未来属于东方。我们的国家处于瘫痪状态，广大群众对政权没有任何影响；人为的社会过滤致使农民和工人的子弟不能进入中学、大学读书，因为学费——尽管费用比其他国家低——大大超出了工人和农民的实际支付能力；极端的沙文主义精神消解了极具复杂性的少数民族问题（波兰曾属于少数民族比例很高的国家）；小资产阶级和一贫如洗的知识分子支持民族主义运动，迫使政府变本加厉地推行种族歧视政策。波兰最关注的是邻邦德国正在发生的变化——而德国已发出了战争威胁，并扬言要粉碎波兰。从收音机里听到希特勒的演说时，我们希望能在俄国人那里找到办法，以消除困扰波兰的所有难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人们把苏联看作唯一能够从将来的苦难中拯救波兰的国家，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可以肯定的是，让波兰接受共产主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意味着对民族性的概念要进行完全的重新评价。在许多个世纪里，波兰人一直处于同莫斯科的持续不断的战争状态。历史上曾有过一段时间，波俄两国实力相当，波兰的国王们率领的大军甚至曾一度叩“东方罗马”之大关。但最后天平还是倾向了莫斯科，终于在整个19世纪，波兰大部分地区都沦为沙皇国家的一个省。如果要波兰接受共产主义，那就必须承认，以往两个民族之间的冲突，仅仅是统治阶级之间的冲突，并且得忘却过去彼此的敌意。不仅如此，还必须承认，波兰——《凡尔赛和约》获得的短暂独立之后——一旦共产主义取得胜利，将会再度成为俄国的一个省。在这点上，莫斯科的企图毋庸置疑。波兰东部的领土——包括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城市——将直接被合并到苏联，因为莫斯科认为这些领土是白俄罗斯共和国和乌克兰共和国的一部分。至于其他部分，显然也会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波兰的共产党人从未掩饰这样的纲领。

放弃对自己国家的忠诚，根除在中学及大学的教育中培养起来的爱国之情，这就是进步道路上所要付出的代价；并非所有人都准备并愿意付出这种代价。我们这个群体解散了。“最有希望的‘官方’青年政治活动家”斯泰凡和亨利成了斯大林主义者。耶日和我则撤了出来。那些同意付出高昂代价的人，认为我们太软弱，是思想不坚定的诗人，是无力采取行动的颓废分子。也许，这种评价离事实并不远，但是我不知道，这种铁的结论是不是人的最大美德。

伽玛成了斯大林主义者。我觉得，他写那种毫无激情的诗，心里也不会舒服。他生来不是吃文学创作饭的，每当他坐下来铺开纸张写作，他总会感到内心的空虚。他体验不到创作者那种内心的愉悦——也体验不到创作过程本身的兴奋，当然更体验不到那种自尊心得到满足的欣喜。从民族主义到斯大林主义的过渡时期，对伽玛来说，是一个走投无路，做了毫无意义的试验和悲观失望的时期。

那时共产党在我们国家力量异常薄弱而且非法，参加共产党要受到法律惩处，法律条文认定，一切试图使国家脱离它的部分领土的行为都是犯罪。共产党的领导人理解到，从事非法活动终将一无所获，便竭力通过那些未直接参与活动、但同情党的人来影响公众舆论。在波兰出现了一批遵循共产党路线的刊物，企图慢慢争取那些思想还没准备好的读者。伽玛所在的小组开始编辑出版一份这样的杂志。当与党的特派员秘密接触时，碰面地点经常是在附近的森林里。这时，我们当初那个群体的大多数成员都已毕了业。由于正值西班牙内战，共产主义者站上了“保卫文化”的前线，他们尽了一切力量招募最大数量的自由主义者。

伽玛撰写文章，在集会上发表演讲，积极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⁹⁾游行等活动。后来当局查封了期刊，逮捕编辑部人员，并把他们送上法庭，伽玛和其他人一道站在被告席上。法庭审判引起了巨大轰动，弄得当局很没面子，因为政府寄予最大期望的那些年轻人这么快就转向了共产主义。当局对具有才情的大学毕业生、年轻的法学和哲学博士所采取的严厉做法，激怒了社会上大多数人。当时出面为他们辩护的，是全城最好的律师。但这些被告在辩护中也说了很多假话，以大脑的训练有素战胜了检察官——他们对法律规章的了解并不比后者逊色。最终，他们仅受到温和的判决，伽玛则由于证据不足而被无罪释放。

“二战”爆发前几年，伽玛继续从事自己的职业，成了文学研究专家，出版了一本论述短篇小说结构的书，在该书中他一点也没有表达自己的政治信念。此外，他还出版了两卷诗集，但也很难发现作者在其中表现出某种特殊的革命倾向。后来他结了婚，夫人为他生了个女儿，他整天为生活拮据而发愁。他不能指望在政府里谋到职位，因为他是知名的共产主义者。他只能依靠写文章赚点钱维持生计。他还时不时在左派刊物上发表一些温和的文学评论文章。伽玛在等待自己的时刻。

这一时刻很快就到来了。希特勒进攻波兰，德军推进的速度快如闪电。苏联红军从东方赶来与德军会师，以《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为依据，占领了党的纲领一向公开宣布应并入苏联的那些地区。这些日子，波兰受到两面夹击的画面，好比蚂蚁窝着了火，成千上万饥饿与恐惧交加的人们你挨我挤地布满道路；军队溃败，士兵争相逃命回家；警察竭尽全力脱掉制服抱头鼠窜；妇女们在人群里拼命寻找自己的丈夫；想参战的男人们却找不到武器。这是一个大迁徙的时期。人群从东部逃向德国占领的西部地区，同样也有另一批人从西部逃往东部躲避德国人。也许只有在20世纪才可能发生这类标志着国家末日的大混乱。

伽玛响应了战时动员，但他只在军队里待了几天，因为很快就战败了。苏联慷慨大度地把维尔诺城送给了立陶宛，立陶宛享受这种友谊仅仅一年，然后自己就被这个强大的邻居吞并了。渴望行动的伽玛从维尔诺迁移到了被苏联占领的最大城市利沃夫⁽¹⁰⁾。在此他结识了其他一些亲斯大林的作家，他们迅速组织起来，并得到新政权的支持——就像所有受到制度关怀的作家应有的那样——他们得到了住房。他们在那里开办了食堂，并开始了新式写作，但主要是翻译俄国文学，兼做不太过火的宣传工作。伽玛在新的环境里很快获得了那些文学专家的信任，他们是由党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委派从俄国来到那些新占领的地区从事“文化经营”的。他心意已决，态度坚定。伽玛的很多伙伴虽然在理论上是共产主义者，但他们都经历过人格二重化。祖国的不幸，实在不可思议，使他们处于精神崩溃的状态。征服者的野蛮及其对所有波兰人的敌对态度也使他们惊惧：他们第一次接触到了这个新的、严酷的世界，迄今人们只是从美化的描绘中了解它。但伽玛并没有对此表现出任何疑问。对我而言，能作为某种解释的是伽玛的嗓音和他那特别的笑声，他的笑是令人不快的干笑，从中可以觉察，伽玛的感情生活总是相当原始。他当然懂得什么是愤怒、仇恨、恐惧和热情，但他对情感的反应是陌生的；这大概与他创作天资不足有关。伽玛只会用教条的干瘪语言写作（因为，他写的那些东西，都不是发乎内心）。他所说的话和所写的文字，都属于在群众集会上以他特有的大嗓门喊出来的简单宣传口号，或者是在宣传性报刊上写的空洞无物的东西。当然这就会影响到他情感的表达，也就是说，他只会用一种单调的腔调表达自己的情绪。他的成功（不是指他写作上的成功，而仅仅指他在文学政治方面的成功）也得益于精通俄语。归根结底他是半个俄罗斯人，比其他人更容易与新统治者沟通，因此被看作“最可靠的人”之一。

并入苏联的那些领土的居民，感觉远没有为数不多的“可靠人士”那么好。人们整天心惊胆战，第一次拘捕便让他们感到大难临头。他们的恐惧是有根据的，因为最坏的事很快就发生了：大规模的流放。那时，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探员在黎明时挨家挨户敲门，不给被捕的人们留下多少时间带上自己最基本的生活用品，但是会劝他们穿暖和一些。他们把囚犯、男人、妇女和儿童押到最近的火车站，然后用装牲口的闷罐车把他们拉往无人知晓的方向。成千上万的人涌向东方。很快这个数字便增加到数万、数十万。经过几周或数月的长途运输，最后把他们拉到了指定地点，放逐在极地附近的劳改营或地处亚洲的集体农庄。伽玛的父母和他十几岁的妹妹也在这些被流放的人之中。听说伽玛的父亲诅咒了他这个没人性的儿子，因为他还在为给自己同胞带来苦难的苏联统治者歌功颂德。后来，伽玛的父亲很快便死在那个荒无人烟的流放地，那地方是如此一望无际，走出去上千英里只不过是一个很短的距离。他的母亲和妹妹则像奴隶一样艰苦地活了下来。而同时，伽玛却在一些群众集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告诉人们，在一个将美梦变成现实的、崭新的、无与伦比的制度下生活劳动会是多么幸福。谁能猜得到他那时内心是什么感受呢？假如他是试图保护自己的家人不得已而为之，那也不会有任何结果。此外，尽管伽玛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档案中记录良好，但每次发表演讲时，他仍会胆战心惊。

俄国人根本不信任任何其他民族的共产党人，当然更不信任波兰的共产党人。从1917年到1939年间很多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大多数波兰共产党人的遭遇就是最好的例子。许多波兰共产党活动家因为担心受到迫害而逃到苏联，在那里却以莫须有的罪行受到控告并被消灭。三位著名的波兰共产党诗人万杜尔斯基⁽¹¹⁾、斯坦德⁽¹²⁾和雅欣斯基⁽¹³⁾就遇到了同样的命运。他们的名字至今无人提及，他们的作品也从未再版过。雅欣斯基的小说《火烧巴黎》曾在法国《人道报》连载，他和今天的共产党诗人纳齐姆·希克梅特⁽¹⁴⁾或聂鲁达⁽¹⁵⁾享有过同样的国际声望，而雅欣斯基最后死于北极圈附近的一个劳改营中。

在新占领地区掀起的逮捕浪潮也没有放过那些“可靠的”个人小团体。波兰共产党人总被怀疑有民族主义倾向，光他们为自己民族的悲剧感到痛苦这一点，就足以构成对他们进行镇压的理由。有一天，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突然开始清洗伽玛所属的圈子，被捕的人中就有著名诗人B．。假如法国的共产党当局逮捕阿拉贡⁽¹⁶⁾，或者美国共产党要将法斯特⁽¹⁷⁾关进监狱，公众舆论产生的效果将与逮捕著名诗人B．相同。B．是一个被所有左派崇拜的革命诗人，几乎人人都尊敬他，甚至他的政敌也是如此——要阻止他的诗作出版也难。他在我们国家享有特殊的地位，而且他是从被德国人占领的华沙逃到苏维埃地区避难去的。

伽玛的同道先后被捕，他因此陷入了极度恐慌。他生平迄今从未经历过这样胆战心惊的日子。他料想，这只是个开头，到下一轮时，目前都还拥有自由的作家无一例外，都将遭到监禁。他开始狂躁起来，带着迷茫的眼神，跑到他的党员同事们中间建议，要马上采取刻不容缓的预防措施。他认为最有效的就是发表一份公开声明，谴责那些被捕的人都是法西斯主义者，其中就有诗人B．。他争辩说，如有大批人签署这样一份声明，就足以证明自己没有偏离正统的路线。但他遇到了反抗。他的同事都不愿发表声明公开指责自己的朋友是法西斯分子，认为这种做法过于极端。那些更加老练的共产党人纷纷对伽玛说，这样做在政治上是不明智的，因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心虚的表现。此外，也很难预见事态会如何发展，还是谨慎为妙。结果他的号召没能发表。

那时伽玛才刚开始实现平生抱负，当时他尚未掌握复杂的政治谋略，还不够狡猾，反应还处于初级阶段，仍有待学习。

希特勒对苏联开战了，几天时间他的军队就长驱直入利沃夫。伽玛不能留在城里，因为他作为共产党作家、演说家已经太有名了。政府官员、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和被击溃的军队在一片大恐慌中匆忙撤退，伽玛挤进这些人群，与他们一起搭上东去的火车，将妻女留在了那个城市。事实上，这对夫妻的婚姻生活很不如意。他的妻子厌恶新秩序，而每个经历过这种生活的人几乎都会这样。她也不赞同丈夫的新事业。他们无可挽回地分手了。

伽玛到俄国后，有机会学习多年。当年被装牲口的闷罐车强迫拉到俄国的许多波兰人已分散到俄罗斯各地，那时在俄罗斯的波兰人大约有150万（包括被关押的波兰军队官兵在内）。他们被苏维埃政府视为敌对因素，受到了相应的对待。绝不能从中选择新波兰“干部”，克里姆林宫对新波兰作出了长远规划（甚至在自己遭到军事上的失败时，也从未放弃过这一想法），认为必须为将来定会产生的新波兰找到有前途的领导人。于是，他们开始在自己“信任”的小范围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中物色人选。在克里姆林宫的算计中，波兰是个最重要的国家，因为它是通向欧洲的跳板。在俄国，伽玛遇到了曾一起受审的大学同学，正是他的这些同学，加上其他几个人，根据克里姆林宫的意愿，成立了一个协会，并给这个协会起了个漂亮的名字——“波兰爱国者联盟”。该联盟就是至今仍在华沙办公的政府的开端。

爱国者联盟的成员还在战前就同意付出代价：准备以历史逻辑的名义放弃自己国家的独立，他们到俄罗斯后，便开始实践这个原则。他们不能显示出跟波兰不幸被流放人群的团结（当时被流放的人员有地主、工厂主和政府官员，但大多数都是穷人，包括农民、护林员、小警察、犹太小商贩等等），这些被流放者被视为人渣，一帮毫无用处的人，这些人的思想方法都带着过去的烙印。他们是贵族和资产阶级波兰的继承者，他们怀念过往的时代，将战前岁月视为失去了的天堂。如果不把这些人关在劳改营或流放到遥远的集体农庄又能把他们怎么办？爱国者联盟的成员可以把他们当作人来同情，但绝不容许这种同情心影响政治决定。再说，伤寒、饥饿与坏血病正十分迅速地摧毁这些人的肌体，过不了几年，他们大概都不复存在，因而也不再是个问题了。

伽玛家中也有人属于被流放者之列，所以他能理解那些人为什么会把战前的波兰看作失去了的天堂。他们的命运尽管并不比数以百万计的其他苏联居民的命运更加悲惨，却更令人沮丧，因为他们不习惯忍受饥饿和严寒。当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与莫斯科签订了在苏联境内组建波兰军队的协议，因而苏联政府宣布大赦波兰人之后，大批波兰人冲出北方的奴隶劳工营，潮水般地涌向南方，在俄国东南部城市的大街上到处可见衣衫褴褛的乞丐，和在长途跋涉中耗尽气力而倒毙者的尸体。由这些半死不活的人组建起来的军队，从属于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伽玛和苏联统治者一样认为这是阶级敌人的军队，与英美联军一样，仅仅是个临时同盟者。

波兰统帅部四处寻找它的军官。《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导致了数万波兰军官被苏联拘押，可现在却找不到他们的踪影。伽玛知道，波兰流亡政府的搜寻工作不会有成效，这是个非常敏感的禁忌话题。一般来说，文明国家不会屠杀被拘押的军人，尤其是并未与之交战的国家武装力量被拘押的成员。然而，历史的逻辑有时就需要这么做。波兰军官是旧波兰的“干部”，这个波兰需要在苏联的指导下进行彻底改造，而这批干部正是旧制度的保卫者，其中绝大多数是预备役军官，平时是教师、律师、医生、政府官员——也就是说他们属于知识阶层，他们与过去的联系阻碍了外部强加给波兰的革命进程。考虑到德国人消灭波兰知识分子的有效成果，那么，剩下的上万干部就非常可观，因此不难解释苏联为何使用剧烈的手段除掉他们。每当伽玛和爱国者联盟的成员听到波兰流亡政府派人寻找被俘军官的努力失败时，他们都会互相交换讥讽的眼神。

被拘押的军官中有一位是我和伽玛一起读大学、度过最美好的青春时光的学校里的青年教授。这位教授是个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人，在伽玛和他的同志们被捕受审时曾对他们表示同情。他撰写过若干篇科学论文，其中有些涉及苏联国内情况的内容，对苏联并不十分有利。所以莫斯科的危险人物档案中就有他的姓名。苏联当局经过细致的调查研究之后终于发现了他的踪迹。他被关在一个劳改营。有一天，在某个火车站，苏军正把一群群俘虏从运输列车上赶下来，预备把他们押到附近的森林里执行枪决，用手枪从脑后射击。恰在此时，苏联当局命令将教授立刻转移到莫斯科监狱的电报送到了火车站。教授总算逃过了此劫。教授之所以没有分担那些人的命运，是因为所有的审查都要经过繁杂的——官僚主义的——手续。在大赦之后，教授离开了俄罗斯。

许多直接近距离观察到苏联生活的波兰人观点都发生了变化。经历过监禁或劳改营折磨的前波兰共产党人都加入了伦敦流亡政府的军队。他们中的一个就是在大赦之后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诗人B．。当波兰军队从俄罗斯撤退到近东（后在意大利参战）时，他兴高采烈地离开了这个三十年来他仍未看到希望的国家。战争结束后，他不能再忍受侨居的生活，回到了被伽玛及其同类人所统治的波兰。他宽恕了他们。今天，每一个在校的孩子都在背诵他的诗：《斯大林颂》。

尽管内心也有犹豫或绝望的瞬间（无人会知晓此事），伽玛和他的爱国者联盟的同志们都挺了下来。他们要大干一番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胜利的天平倒向了俄罗斯。苏联开始组建新的波兰军队。这支军队将与苏联红军一道踏入波兰国境，它将成为服从克里姆林宫指挥的波兰新政府的支柱。伽玛也是这支军队的几位缔造者之一。由于没有波兰军官，高级军官多由俄国人担任，不过谁也不会抱怨找不到士兵。只有少部分流放者成功地与伦敦的军队一起到达了伊朗。对于剩下的人来说唯一获救的机会就是逃出苏联边界，因此就得加入新的军队，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爱国者联盟执行对这支军队的政治监督。

到了1944年夏天，苏联红军和新的波兰军队踏上了波兰大地。多年的忍辱负重、寄人篱下的生活终于结束了！押下的赌注终于要有回报了！伽玛兴奋地见到一座座被炮火蹂躏过的小城和一片片农民的小块园地，这一切都使他眼睛为之一亮，他看够了俄罗斯集体农庄单调乏味的一马平川。吉普车载着伽玛从烧成废铁的德军坦克旁边掠过，奔向近在咫尺的权力，去实际体验迄今为止还只是根据列宁和斯大林语录探讨过的理论。这就是对于那些懂得如何正确思考的人的奖励，因为他们懂得历史的逻辑，而不会耽溺于毫无意义的多愁善感！是他们要把波兰民族从德国人手中解放出来，而不是流落伦敦的那群傻瓜。这个民族需要动一个大手术；伽玛体验到了一位出色的外科医生即将进入手术室前的兴奋感。

此时的伽玛是拥有少校军衔的政治委员，他从俄罗斯带回来一位新夫人，是个波兰女兵，由于穿着军服和笨重的俄式皮靴，看不出她的实际年龄。其实她非常年轻，在俄罗斯也经历了重重艰难困苦。当她还只有十来岁时，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探员在清晨敲开了她的家门，她和弟弟、妹妹及母亲都被拘捕，他们被从欧洲的中心一下子遣送到亚洲深处，他们必须在那里适应亚洲大草原的生活。那里的夏天和热带地区一样炎热，冬天的严寒能把从眼中流出的泪水瞬间冻成冰柱。能得到一小块面包就让他们兴奋不已，难以承受的劳动使长期营养不良的人更加羸弱无力。警察的监视和亚洲大陆无垠的平原夺去了他们逃跑的希望。出生在中产阶级家庭的一个年轻女孩，不习惯于艰苦的体力劳动，但是她必须学会这样生活。她得到了参加拖拉机驾驶课程培训的机会，培训一段时间后，她成功地驾驶着巨大而笨重的俄国拖拉机行驶在哈萨克斯坦草原上。有了这样的经历，她对斯大林主义制度就不可能有多少好感。其实可以这样说，她对此深恶痛绝。事实上，由被流放者组建的新波兰军队内，所有士兵都十分痛恨斯大林主义制度。但不管怎么说，她总算回到了波兰，她也想加入伽玛正在玩的那个大赌局。

苏联红军抵达了维斯瓦河畔。新政府——那时的名称还叫“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开始在卢布林市行使职能。爱国者联盟面临着巨大的任务和困难，西方盟国并没有给他们的工作制造什么麻烦，障碍来自国内，那就是人民的敌对态度。过去发生在两种不同“忠诚”观念之间的冲突再次迸发。现在由红军控制的这些地区，曾活动着大量在德国占领时期隶属于伦敦波兰流亡政府的游击队，名叫“国家军”。现在他们被红军解除了武装，部分士兵被编入新的波兰军队，有的则被逮捕并流放到俄国腹地。伽玛曾幽默地说起在我们曾经度过了年轻时代的维尔诺所发生的一件事：那里爆发了反抗德国人的起义，“国家军”的部队与苏联红军同时入城，苏军指挥部举办了一场盛大宴会，邀请“国家军”的各级指挥官赴宴。伽玛说，这是一顿按照东正教的方式举办的豪华盛宴，就像古老的传奇故事所说的那样，这盛宴意味着席间在友好的拥抱、碰杯声与歌声中主人会暗下毒药——受邀请的“叔叔”们被悄悄地毒倒。在这豪华盛宴的过程中，那些“国家军”的指挥官统统被捕，关进了监狱。在卢布林，伽玛注意到了许多事情，但与在华沙发生的同类事情相比，其规模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语。那时红军占领了维斯瓦河沿岸，与华沙隔河相望。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电台呼吁首都居民起义反抗德国人，但起义爆发之后，电台又接到新的指示，开始破口辱骂起义领导人，说起义只是竞争对手为了夺取政权而发动的。在这种情况下，举办东正教传统盛宴的方式显然不够；华沙是反抗德国占领者的中心，同样也是反抗俄国占领者的中心，所以它必须被摧毁。红军军官用望远镜仔细观察对岸的巷战，硝烟越来越浓，模糊了他们的视线。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战斗还在进行着，直到最后火焰变成了一堵火墙。被打散的起义部队成员，从对岸泅水过来，他们逃到这边时，伽玛和他的同志们倾听了这些起义者语无伦次地叙述的在那个地狱里经历的一切。的确，如果愿意忠实于历史的逻辑，那就得付出昂贵的代价。眼看着成千上万人惨死的悲剧，看到妇女和儿童活活被人烧死，就会经受良心的拷问：谁之罪？伦敦流亡政府？因为他们想利用起义作为一张夺取权力的王牌吗？克里姆林宫？因为它拒绝援助这个陷入灾难的城市吗？因为在克里姆林宫看来，波兰终将加入社会主义阵营，民族独立的概念只能是资产阶级时代留下的残余。或者谁都没有罪过？

共产党知识分子们穿着厚厚的羊毛制服俯在桌子上，倾听着一个年轻姑娘述说她的经历。她是好不容易泅渡到由红军占领的河岸的人之一，她眼神迷乱，正发着高烧。她说：“我们的队伍都被打散了，被逼到河边。有些人加入了其他起义部队，留在岸边的都是伤员。天一亮，纳粹党卫队就可能要进攻了，这意味着所有的人都要被枪杀。我怎么办？与受伤的同志们留在一起？但我帮不了他们什么，于是我决定游到河这边来。但真正能游过来的可能性相当小，因为河上有探照灯照着，到处都有德国人的机关枪火力网，在河中心的浅滩上，我看到很多企图游过来的人的尸体，河水把他们冲到了沙滩上。我非常虚弱，因为很难找到吃的东西，我又生病。水流很急。德国人开枪向我射击，我尽可能潜在水面下游过来。”

华沙不得不作出牺牲。经过两个月的战斗，德军控制了已成一片废墟的华沙城。红军依然驻守在维斯瓦河对岸。为了牢记这座城市的不幸，共产党知识分子有太多的工作要做。首先，必须让印刷机运转起来，控制人们的头脑是控制整个国家的关键，语言文字就是制度的基石。于是，伽玛成了卢布林市新闻机构的组织者之一。

经过这么些年，伽玛成了一个比战前更出色的作家。他所具有的小智慧不能独立存在，他被要求严格按照教条办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是要让庸才趾高气扬，让天才凋零枯萎。伽玛早就不以自己的原始风格为耻了，此一风格成了他作品真情实感的流露。他在诗歌中发出了他自己的声音，因为过去他一直把自己真实的声音掩盖起来，他的声音是尖锐刺耳而又洪亮的。他写过一些关于战争的短篇小说，但那都是按照在俄国出版的、数千页千篇一律的作品依样画葫芦地写成，讲的都是跟德国人的斗争和纳粹的残暴。

1945年1月，红军开始进攻，渡过了维斯瓦河，河对岸的华沙城一片废墟、空无人迹，红军迅速逼近了柏林，伽玛也跟着向西走了。后来，党把他派到了克拉科夫。在华沙被毁后，克拉科夫接纳了最大数量的作家、学者和艺术家。伽玛在那里初次体验到了专政的乐趣。从一幢幢老旧房子的各个角落甚至是从地板下——蜂拥走出一些穿得古里古怪的家伙——他们身着从箱底掏出的旧裘皮衣或农民穿的那种腰间扎着带子的短皮衣，脚上蹬着难看的长筒靴，靴子上还胡乱捆着绳子。这些人当中就有在德国占领时期幸存下来的知识分子。对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伽玛在战前还仅仅是一位刚出道的诗人，其诗作根本不值一哂。现在他们知道了，如今的伽玛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伽玛一句话就能决定他们的作品能否出版，他们能否在一家报纸、杂志编辑部或出版公司找到工作、赚到钱，能否得到住房和收入。他们战战兢兢地去接近他。无论是在战前还是在他们从事地下活动期间，这些知识分子都不是共产党人。但是新政府已是既成事实，他们知道，什么也挡不住莫斯科以及伽玛和他的同志们所期望的事态发展。权力就是一个巨大的魔术游戏。伽玛就是这样，面带宽宏大量的友好微笑，紧握这些人使劲伸出的手，与他们玩着游戏。他观察着哪些人是不顺从的人，哪些人不情愿表现出他们多么在乎伽玛能给予的恩惠，更多的人则是向他公开地表示了奴颜婢膝的态度。不久，伽玛被一帮马屁精包围着，只要他眉头紧皱，他们就会满脸愁容；只要他说个什么笑话，他们就会迎合他而纵声大笑起来。

如果伽玛还像以前那样性情粗暴、冲动蛮横，他就不可能如此迅速地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人。多年的磨练使他受益无穷，在俄国生活的岁月——就像我前面说过的那样——尽管得到了“信任”，但也不无痛苦和屈辱。他一边观察俄罗斯的生活，一边花费大量时间参加斯大林主义战略战术的讨论——伽玛和他的伙伴们一样，为他们今后要投身的事业时刻准备着。他要求自己首先要遵循的最重要原则是：不吓唬人；显得宽容开明；给别人提供谋生的机会；乐于助人；征召编辑人员只提出最低要求；那些在思想上还没准备好的人，其思维类似于西方那些傻瓜，如果使这些人心生反感，那就会犯致命的错误。改造过程必须是渐进的，就像患者在不知不觉中参与康复一样。伽玛要遵循的第二条原则是：只要看到有人对政府、书报检查或政治警察的极端做法产生反感和厌恶心理，那就立即与他们站在同一边，赞同他们；当他们表示愤怒时，就得佯装自己也义愤填膺，并摊开双手抱怨说：“唉，跟那些占着相应位子和那些常犯不可容忍的错误的白痴打交道真难啊！”第三条原则是：要团结一切有用的人，无论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如何，当然，那些确凿无疑的法西斯分子或纳粹帮凶除外。

靠着信守这些原则，伽玛为新政府招揽来很多拥护者，而这些人拥护新政府并非心甘情愿，也不是因为他们已经发表了公开声明，必须付诸行动，而是因为严酷的现实。政府插手到国内所有的印刷厂，并把持了所有较大的出版社。每个作家或学者都有许多在战争期间撰写的手稿，可那时各出版机构均被关闭；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出版。为此，当他们的名字出现在政府控制的期刊杂志上，或者他们的书籍由政府经营的公司出版——他们就不能表示自己对新当局怀有敌意。过了一段时间，尽管几家天主教出版机构和若干私营小出版社也获准开业，但都尽量小心翼翼地保持地方特色，因此对水平较高的作家来说也不具吸引力。

不提过多的要求，不管对谁都不提过多的要求。国旗在各个城市上空飘扬，逮捕“国家军”成员的行动是暗中进行的。努力使人们的爱国情感得到充分的表达。那时的口号是“自由”和“民主”。根据列宁久经考验的策略，政府宣布要给农民分田到户。那时，他们认真地丈量土地，还给农民分了新的地块，使这些小农户富裕起来。当然，那时没有人提及集体农庄，伽玛和他的同志们得知，这属于“下一阶段”的安排。所以那时，若有人胆敢谈论集体农庄的问题，就会被视为人民的敌人而受到惩罚，因为那等于诋毁政府，企图以此引起社会动荡。

显然，那些土地所有者因为自己的土地被没收而心怀不满。然而，大部分农庄，像工厂、矿山一样，在纳粹占领期间都由德国人强制管理，过去那些农庄主的财产实际上早已被剥夺。在我国，农民对庄园主的阶级仇恨没有那么强烈，所以没有人企图伤害那些被驱逐的土地所有者，但因为城市居民对那些封建土地所有者阶层没有什么特殊的好感，也没有人为他们的损失而惋惜。知识分子也没把这当回事。当工厂和矿山被收归国有，他们认为这也是应该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纳粹政府统治五年半之后，人们对私有财产的尊敬也消失殆尽。总之，人们认为激进的农业改革有其道理。但他们现在关心的是另外一些事情，比如言论自由的界限，其实自由的界限还是相当宽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任何人都不能随意撰写怀疑苏联完善的制度的文章。书报检查会确保这一原则得以严格执行。当然，人们可以对此问题保持沉默，而没有必要像后来那样对苏联大唱赞歌。

尽管如此，整个国家全体人民还是被一种情绪笼罩着：巨大的仇恨。得到了土地的农民心头有恨；入了党的工人和政府工作人员心头有恨；名义上参政的“合法”社会党人心头有恨；要求发表手稿的作家们心头有恨。因为这不是他们自己的政府：他们自己的生存要由一支外国军队的刺刀来保护。政府跟人民联姻的婚床，装饰着国徽和国旗，床下却伸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探员的皮靴。⁽¹⁸⁾

那些给伽玛捧臭脚的人也是满腔仇恨。伽玛知道这一点，这对他来说也是获得不少乐趣的源泉。他会去碰一下他们的痛处，然后观察他们的反应，他们脸上的惊骇与暴怒会立即化作谄媚的微笑。呵呵，这样才对！伽玛已经牢牢掌握了他们。他们要什么样的工作，那全靠伽玛，伽玛可以用自己手中的笔，画个叉就可以一笔勾掉他们要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或诗歌；他的评价可以决定出版社是否拒绝出版他们的书。他们对他不得不毕恭毕敬。伽玛在耍弄他们的同时，也会显得非常友好，会帮助他们，允许他们挣钱，关心他们的前途。

我与伽玛在克拉科夫重逢。自从我们在“门撒”进行那些讨论以后，许多年过去了。当年，有一次我恶作剧地把一盒火柴扔进他的汤里，惹得他勃然大怒，最后我们大打出手、拳脚相加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些年，我在巴黎完成了学业，后来在华沙定居。我离开我们一起读大学的那座城市，是因为市政当局怀疑我是共产党的同情者（看来，对世界上所有的警察来说，区别谁是斯大林主义左派、谁是反斯大林主义者，均属无法克服的困难），把我解雇，还认为我对立陶宛人和白俄罗斯人的态度过于亲切（事实也是这样）。现在我是一个来自被焚毁的华沙的难民，财产只包括我身上的工作服，外加背的一个布袋，布袋里面装着我的手稿、剃须用具和一本平装的约翰·盖伊⁽¹⁹⁾的《乞丐的歌剧》。从苏联利益的角度来看，我在战争期间无所作为，因此我应受到良心的谴责。但是，现在他们需要我，我成了有用之人，我手中的笔对新制度还会产生某些价值。

我与伽玛的会面还算过得去，我们像两条表情僵硬的狗，但还不算失礼。我们都小心翼翼，避免用话刺激对方。他回忆说，从前我们在文学上的竞争使他非常苦恼；他还记得，我曾写过反对斯大林主义者的公开信，使我处于差不多相当于今天西方的不信奉国教者的位置。但伽玛对我们这些大学同学还是有感情的，我对大学同学的感情也没淡漠，这有助于融化彼此关系上的第一层冰。我俩就这样开始了游戏的第一步，后来这场游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不仅仅是我和伽玛之间的游戏。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加入了玩游戏的行列，我们阵线分明，一边是经历了纳粹占领时期战火考验的知识分子，一边是从东方回来的知识分子，这种分界远比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重要得多。经历过战争之后，我们之中的任何人——甚至包括过去的那些民族主义者——都丝毫不怀疑改革的必要性。我们国家应该被改造成农民和工人的国家——这是件好事；学者、作家、艺术家不再生活在空中楼阁之中，与广大群众直接的联系，为他们打开了无限广阔的大门。但是，获得了土地的农民仍然心怀不满、心有余悸；工人，尽管很克制地在为工厂重新运转而工作，但一点儿也没感到工厂是属于他的，他是工厂的主人，尽管宣传一直这样保证；知识分子则开始走钢丝，为了不陷入书报检查的陷阱，艰难地保持着平衡；小企业主和商人们感觉到，在不久的将来，他们这个社会阶层将被消灭，为此他们心怀恐惧。这的确是一场奇怪的革命，整个进程看不到一丝革命热情，一切完全按照上面的指令来实施。战时留在波兰的知识分子对这种普遍的情绪尤为敏感。伽玛和他的同志们则把这种情绪归结为一个公式：“资产阶级意识的残余”，但这一公式并没有说出事情的全部真相。事实是，这个国家的群众感到凡事都不取决于他们，将来也不可能由他们做主。迄今所有的讨论仅仅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证明远方的中央决策是正确的。抗拒吗？但在一个渐渐把所有财产都收归国有的制度下，怠工就会损害全民利益。只有思想反抗是可能的。知识分子（至少是他们中的多数）都深感自己肩负重任，发表了文章，出版了书，就会让那位渔夫——这里指东欧集团——感到满意。鱼上钩了。众所周知，当鱼咬住鱼饵时，就应该放松钓鱼线。钓鱼线一直会松着，直到渔夫决定把鱼钓上来。这个时候在我们国家还能从事某些有益的文化活动，而在直接并入苏联的波罗的海国家要从事这类活动是不可能的。剩下的问题就是计算，这种情形还能维持多久，大概五年、十年，至多十五年吧。这是唯一可能玩的游戏。不能指望西方，更不能指望政治移民。

我与伽玛之间的游戏，除了这些一般特点外，还夹杂了某些个人因素。伽玛始终没能从早年的罪恶感中彻底解脱出来，也始终没能从童年的罪恶感中彻底解脱出来。他对我们这个群体成员的特别关心，既是出于青年时代的共同回忆，也是出于他希望那些非斯大林主义者今天能皈依斯大林主义，这样他的一切行为才能得到充分的解释。困难在于，伽玛是个悲观主义者，而且也没能使这些人皈依斯大林主义。根据表面现象对某位作家作出评价往往是错误的。伽玛作为效忠于中央的作家，显示了官方的乐观主义。但是实际上，在俄国度过那许多年的经验使他确信，历史是由魔鬼操纵的，谁想听命于历史法则，谁就得跟魔鬼签订契约。他知道的事太多了，岂能受骗？

我们的游戏范围不仅限于波兰。在伽玛的帮助下，成了天主教诗人的耶日被派往法国担任驻法使馆的文化专员，而我则被派出任驻美使馆的文化专员。旅居国外给我提供了很多便利条件，我可以发表放肆无礼的长诗和文章，其中蕴藏着很多违背官方哲学——唯物辩证法的东西。当我感到弦绷得太紧时，我就寄回去点儿足以令人相信我这个人还是可以皈依斯大林主义的作品。伽玛给我写了一些既诚挚又带有欺骗性的书信。我们两个人都犯了错误。伽玛知道，我出走的风险性不大：那时我与我的国家的联系比其他任何人都紧密。我是个诗人，只能用母语写作，也只有在波兰才能与广大读者沟通，而这些人大都是年轻人。他知道，我害怕成为移民，害怕成为那种无人关注和空虚的人，这是每个流亡者都会遇到的问题。但他高估了我对文学生涯的依恋。同时我也明白，他的信都是虚伪的，但是我也不否认，在个人情感中至少还会有一点真正的友情。我知道，他非常聪明，并不期待我会皈依斯大林主义。他抽刀出鞘的那一刻终于到来了，那是在华沙。他想给我重重一击，但没有击中，否则今天我就不能给他画像了。

伽玛出国的时候，新执政者刚刚稳住了战后初期的混乱局势，那时预计这段相对稳定时期会持续更长一段时间。当时取消了农民党，社会党则被同化——但这些措施并没有引起严重的问题，因为，其结果是由上面预先决定的，总之这是个“新经济政策”时期，在文化生活中表现的是自由主义。伽玛认为，在最近几年经历了神经紧张的岁月之后，他需要过一段平静日子，于是他接受了一个外交代表机构的职位。

他把自己的新妻子送到瑞士一所师范学校，以便她掌握外语和学习礼仪知识。不久，这个穿着笨重的俄国皮靴的女军人就被改造成了满头鬈发、粘着长睫毛的美女。她非常漂亮，穿着最新款的巴黎时装。与此同时，伽玛利用这段安静的时间专心写作。他写了一部长篇小说，题材就是在我们上大学的那个城市里一群年轻的斯大林主义者受审判的经历，在这次诉讼程序中他本人是被告之一。他的长篇小说政治上无可指责，很快就出版了；评论家们也不吝赞扬，诚然，这些赞扬远没有他所期待的那么热烈：那时在我们国家小说的风格还没有经历必要的消毒过程；伽玛的长篇小说却带有经历过这种意识形态训练的俄国长篇小说的一切特点。小说情节发生的地点，维尔诺市，在我们年轻时代是个风景如画、与众不同的地方——这不仅是因为它处在茂密森林和群山环抱之中，不仅是因为它的古老建筑风格，同时也由于那里有多种文化和多种语言并存。但这绘声绘影、神态活现的特点在他的小说里一点也没有体现，因此他的小说索然无味，缺乏对感性事物联想的天赋，仅仅是作为叙述某些事件和勾勒某些人物肖像的工具。而在事件安排和人物塑造方面也好不了多少。小说中描写的人物不少是我的旧识，所以我可以说，伽玛塑造的形象是不准确的，他不是一个妙笔生花的作家。小说家的想象力常常会故意修改他平时所熟悉的人物：浓缩色调，从许多心理特征中突出小说主人公最具典型意义的心理特征。当一个作家试图忠实地表现现实时，他就会发现，不忠实有时就是最大的忠实；世界是如此丰富多彩，一个人越是不想忽略每一点真相，他就越能发现笔下错过的奇观。伽玛的不精确性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按照法宝⁽²⁰⁾的指令，他塑造了一些抽象的政治活动家典型，把活生生的人物塞进一些固定模式中；如果这个模式装不下他们，他就肆无忌惮地砍掉他们的头或脚。他小说中的主要形象——斯泰凡和亨利——被压缩到只参加政治活动。其实我很了解，他们有着非常复杂的个性。死于德国行刑队枪下的亨利，曾是个非常不幸的、困惑茫然的人；他是最典型的、夹在两种忠诚观之间的波兰共产党员的悲剧例子。而斯泰凡从苏联回国后，成了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独裁者之一，我总是猜不透他。斯泰凡身材矮胖、脸色阴沉，像个苏联政府官员，和以前相比，完全变了一个人，过去他对是否选择信奉斯大林主义曾犹豫不决。我认识斯泰凡时，他在写诗和敏锐的文学论文。那时他是个年轻的浮士德，陶醉于世界的美好，喜欢冷嘲热讽，才华横溢，气势凶猛。伽玛的小说冠以“现实”这一书名，但里面现实的东西并不多。有的不过是对战前的波兰进行抨击罢了。虽然他试图把当时相当迟钝的警察和懒懒散散的法官描绘成恶魔，但很难说写得很成功。

伽玛写完这本关于我们青年时代的小说后，国外的生活让他开始觉得有点乏味，于是他便外出旅行了。他游历了许多欧洲国家，还去了非洲。以前我们在“门撒”食堂辩论时常常梦想去旅行。我们曾怀疑，我们是否能在某一时刻实现这个梦想，现在这种怀疑被证明实属多余；我们终于知道了，旅行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消遣。伽玛从旅行中吸取的乐趣其实是另类的，并不太高尚。他对各地的建筑遗迹和艺术兴趣不大，对不同文明中人的生活细节也没有太多的好奇。假使他兴趣广泛一些，也许他会成为一个更出色的作家，他的写作也不会如此枯燥乏味。旅行对他来说不过是为了消磨时间和满足一个乡巴佬昔日的奢望而已。

除了旅行之外，他最大的乐趣是跟外国人玩游戏。他在外国人面前装腔作势，无非想造成一种他所期望的印象，让他们相信，他伽玛实质上是个“自由主义者”，这样说应当不算太离谱。他对某些过于粗暴的斯大林主义方式也曾表愤慨，不能说这纯粹是装腔作势。伽玛认为自己是魔鬼的仆人，但他并不爱那个操纵历史的魔鬼，对这个魔鬼表示愤怒，不仅可以放松一下内心绷紧的弦，而且他还能抓住这个机会，在外国人心中留下极好的印象，赢得他们的好评。在跟外国人交谈时，他常紧盯着对谈者的表情，关注他们的反应，同时在内心深处嘲笑他们的天真幼稚。

他勤于外交官的职责，举办和参加各种招待会，对下属进行政治训迪。晚上只要有空，就会邀人打桥牌。他是个桥牌高手，乐此不疲，总是嚷嚷工作太累，与其做别的事，还不如打牌。他还抱怨，外交工作夺去了他的写作时间。事实并非如此。伽玛在年轻时就达到了自己事业的巅峰；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当部长——在我们国内，部长这个职位从属于党的中央委员会，那时他已是中央委员。那么下一步呢？在西方国家美丽的首都担任使节，使他有机会对自己的过去作一番清算，结果发现自己除了虚名别无其他。“哎，当你还年轻的时候，你都做了些什么？”他念着法国诗中的一句，就像是空谷回音。他年轻时都做了什么？无论他在哪里，做了什么事，哪一桩是他自出机杼，而不是历史决定论的产物？他已年近四十，应该有能力判断这一切。文学挫折感再次涌上他的心头，他觉得自己就像风从筛子上穿过时那么空虚。历史必然性之风荡涤了文学的意义，他只能再写一点有关意识形态的东西，再按照教条框框写点儿散文！可他还没动笔，如果事先就知道他要写的东西全由党的路线决定，还写那些东西做什么？烛光在金碧辉煌的墙上和18世纪的大镜子上闪烁。伽玛在这种环境里打桥牌不是因为工作太累，而是为自己写不出片言只语找借口。他就是这样利用外交工作繁忙和打桥牌的借口替自己开脱。

他已经习惯于这种生活方式，但党并不喜欢让他养尊处优。波兰正在发生变化。党的方针变得尖锐了。终于要求，所有的作家都要接受正统观念的严格管束。伽玛被挑选来负责这项工作。他满怀绝望之情地离开了那座18世纪的宫殿和西方国家美丽的首都。他非常了解，在他要回去的那个东方世界，等着他的是残酷倾轧、阴谋诡计和诚惶诚恐，因为担心“莫斯科巅峰”皱起眉头发怒。绝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他必须走。

回国后，他得到的职位高于在西方国家的首都担任大使时的级别。伽玛成了——这次是正式任命的——波兰所有作家的政治监督员和良心管理员。他的职责是监督文学按照党的路线发展。政府给波兰作家协会一栋在华沙刚完工的新楼，大楼里配备有现代化桌椅的阶梯式大会议厅、会议室、办公室，以及为作家们提供的住房和餐厅。伽玛就在这里办公，召开一系列有作家、出版商、保安警察和相关协会代表参加的会议。

在政府为高官准备的另一座大楼里，他获得了住房。要想进入这类住宅找人，必须事先电话预约。但他们的电话号码并不在电话号码簿上，只能让可信任的人知道。客人到大楼门口登记时，门口负责安全的警察，还要先打电话询问，证实是否预约，然后拿走访客的身份证件，这才允许他进入大楼。

伽玛的估计是正确的，他预料搞阴谋诡计和斗争的新时期就要来临。当然不是与作家们斗，因为他是他们的上司——尽管作家当中也有一些危险人物，他们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水平比伽玛强，思想水平也比他高。真正的权力斗争是在党的最高层进行，伽玛就属于那个阶层，因而树敌不少。尽管他经历了多年的锤炼，但只要有人反对他，他暴躁的贵族脾气就会发作而暴跳如雷，那时他就不会掩饰自己，像对待自己庄园里的奴仆般对待别人。这种毫无掩饰的粗暴行为（当大使时，因为不用担心遭到报复，他可以这样对待自己的下属）现在给他带来了麻烦。此外，在波兰，党的路线已经变得极为僵硬，一句老实话（哪怕只是为了用来拉拢追随者）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回国后不久，伽玛就犯了他政治生涯中最为严重的错误。事情发生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举行的一次群众集会上，伽玛在回击“造谣宣传”时恶狠狠地叫道：“是的，是我们先进攻的，因为我们更强大。”——后来做了大量善后工作，才把他不合时宜的言论的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

伽玛不得不坐下来认真写作。因为，只有“积极的”作家才能成为作家协会的会员，也就是说，他们必须有作品刊登在报刊上，或者由出版社出版（上了钩的鱼，被钓到了岸上；现在作家必须写作和出版自己的作品，这样才可以避免被作协除名和丧失一切特权）。特别是享有高级别职位的人更应以身作则，带头履行这项义务。

“他与帝国主义和西方宣传进行的斗争，都是为了和平事业。”在华沙有人谈到伽玛时这样评价他，“其实他做梦都在想的一件事就是战争。因为，如果爆发战争，他就有机会发表演讲、乘飞机到处跑、与前线联系，就不必每天坐在桌前为写小说而活受罪。但是不中他意的是，现在偏偏是和平时期。在他漂亮的住宅里，将会摆上五张书桌，每张桌子上都放着一部已开了头的小说，于是每天他都要绝望地嚎叫，因为他知道自己写的一切都是榆木疙瘩。”

很难羡慕伽玛这个人所作的人生选择，和他从分别善恶之树上攫取的点滴知识。看看自己的国家，他知道，居民等待的将是越来越大的苦难；再看看他自己，他知道，他要说的任何一个字都不会是他自己的。我是一个谎言散布者——每每想到这样的自己，他就认为：他的谎言应由历史决定论负责。时常会有这样的想法攫住他的大脑：一个人把灵魂出卖给魔鬼，就是给魔鬼增添力量，让魔鬼更加趾高气扬，他自己就是这样一个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的人，而历史决定论本身也不过是人的头脑的产物。

题解：

伽玛的原型。耶日·普特拉门特（Jerzy Putrament，1910—1986），波兰作家、政论家。出生于明斯克，曾就读于维尔诺大学波兰语言文学系，30年代是“扎加尔”派诗人，1935年首次出版诗集《昨日返回》。1939年他在利沃夫参加苏联作家协会乌克兰分会，1943年他在苏联参与组建波兰军队的活动并任第一师政治教官。“二战”后曾任波兰驻外使节、波兰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等职，主编过多种文学刊物，30年代曾因编辑左派刊物受到政府审讯。主要作品有诗集《战争和春天》（1944），短篇小说集《神圣的子弹》（1946），长篇小说《现实》（1947）、《九月》（1952）、《不忠实的人们》（1967）、《继子女》（1968）、《博乌迪纳》（1969）等。1964年他获得波兰国家文学奖一等奖。他是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活动家，长期担任党中央委员。1987年他的九卷回忆录《半个世纪》出版。他的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他于50年代到过中国，发表报告文学集《中国纪事》（1952）和《中文》（1961）。

附注：“扎加尔”不是“火柱”，而是被烧焦了半截的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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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的里雅斯特（Trieste），靠意大利东北岸和南斯拉夫西北岸。

(2) 萨尔盆地（Saarbeckengebiet），1920—1935年间，法国和英国受国际联盟委托所占领及管治的德国地区。1935年经全民公投，回归德国。

(3)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德国16个邦中最北面的一个邦。

(4) 博洛尼亚（Bologna），位于意大利北部的波河与亚平宁山脉之间。

(5) 帕多瓦（Padova），位于意大利北部，为帕多瓦省的首府以及经济和交通要冲。

(6) 卡巴莱餐馆，有歌舞和滑稽短剧等表演助兴的餐馆。

(7) 约瑟夫·毕苏茨基（Jozef Pilsudski，1867—1935），波兰政治家，曾任波兰第二共和国总统。

(8) 乔治·欧仁·索雷尔（Georges Eugène Sorel，1847—1922），法国哲学家，工团主义革命派理论家。

(9) 每年5月1日的国际劳动节是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劳动节。1889年7月，由恩格斯领导的第二国际在巴黎举行的代表大会上通过决议，规定每年5月1日这一天为国际劳动节。

(10) 利沃夫（Львов），乌克兰西部的主要城市，利沃夫州首府。

(11) 维托尔德·万杜尔斯基（Witold Wandurski，1891—1937），诗人、剧作家、导演，波兰共产党活动家。

(12) 斯坦尼斯瓦夫·雷沙尔德·斯坦德（Stanisław Ryszard Stande，1897—1939），诗人，波兰共产党活动家。

(13) 布鲁诺·雅欣斯基（Bruno Jasieński，1901—1939），作家，波兰左派活动家。

(14) 纳齐姆·希克梅特（Nazim Hikmet，1902—1963），土耳其著名诗人。

(15) 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1904—1973），智利诗人，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16) 路易·阿拉贡（Louis Aragon，1897—1982），法国著名诗人、小说家及编辑，亦为法国共产党重要的成员之一。父亲曾任巴黎警察局局长和法国驻西班牙大使。

(17) 霍华德·法斯特（Howard Fast，1914—2003），美国左翼作家，著有小说《斯巴达克思》、《移民》、《自由之路》，回忆录《赤化》等。

(18) 政府规定结婚时要在家里挂国旗，另外，秘密警察也无处不在。

(19) 约翰·盖伊（John Gay，1685—1732），英国诗人、剧作家。

(20) 法宝，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方法。

第七章　戴尔塔，行吟诗人

在中欧和东欧，“诗人”一词的意义与西方略有出入，在那里，诗人不单单是美妙词句的创造者。传统要求诗人不仅要成为民族的“行吟诗人”，同时也应是民族的歌唱家，而其歌曲能够被大众咏唱，其诗歌能包含一切大众感兴趣的东西。当然，在历史的各个时期，诗人所承担的责任也不尽相同。如果戴尔塔生活在古代，也许他会感到如鱼得水，因为在那个时代，国王和王公贵族常常邀请诗人与他们同桌用餐，而诗人为了让国王和王公贵族开心，会在用餐时吟唱歌曲、说笑话。甚至那个时代的服饰，也比今天的西服更符合诗人的身份，弹诗琴和蓄长发也更符合诗人的性格。

戴尔塔的肤色像吉卜赛人那样黝黑，满脸雀斑。他个子不高，大笑的时候嘴唇歪扭，脸上露出痉挛狞笑的怪相。他前额突出，头发向后梳着。脑袋大得与他矮小的身材极不相称，就像过去画家绘制的王公贵族宴会上的侏儒和小丑。他穿戴也很奇怪，喜欢把领带打得很松，领结绑得很大。那些想以外在特征强调自己属于艺术圈子的人，其实只不过是二流艺术家。但在戴尔塔身上显示出的那种艺术的放肆，只是其全部表演的一部分。他做出的每个手势，运用的每个腔调，都是在与世界游戏（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他特别想强调自己与众不同。在坐满听众的大厅里，戴尔塔能非常出色地朗诵自己的诗。他是一个好演员，能掌控气氛，也就是说，他有足够的技巧掌控听众的情绪，知道如何将听众带入高潮，并用适当的语言和声调让他们一直维持在高潮中。他朗诵时速度很慢，在词与词之间非常注意停顿，尽管是在朗诵，实际上却像在吟唱。他用魔咒般的语言迷惑听众，使自己仿佛变得很高大，就像换了个人一样。

没有人知道戴尔塔的身世，需要时，他会为自己编造出适当的简历。他的父亲一会儿是教会职员，一会儿又成了餐厅老板；他的家庭有时来自捷克，有时又与莫斯科有什么关联。在戴尔塔身上，找不到幻想与真实之间的分界线。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学习不同语言的。很难想象他如何坐在桌旁从词典和语法书中查到词汇，因为他时常引用拉丁语、英语、法语、德语的诗句。他曾在大学待过很短的时间，并曾因撰写过一篇论文而出名，这篇论文叙述一位虚构的17世纪英国诗人。戴尔塔在这篇论文中详尽地介绍了诗人的生平，并分析了诗作的创作背景，及诗人素来想做一个招摇撞骗者和故弄玄虚的人的愿望。当那位治学严谨的教授因为戴尔塔的博学多闻而显得左支右绌时，戴尔塔却玩得十分开心。

戴尔塔是个积习已久的老酒鬼。酗酒把戴尔塔带入了一种幻觉（通常他一醉就好几天），且表现为行动，这种状态在别的酒鬼身上很罕见。每次，当他一迈进旅行社的办公室，他总是吆喝着：“先来杯啤酒！”他乘坐马车时（在“二战”前，马车在华沙一直是一种普通的交通工具），经常突然喝令马车停下，然后脱去外套并顺手扔到马路上，接着就旁若无人地在外套上撒尿，弄得众人瞠目结舌。这种行为极不合逻辑，只能说他有裸露癖，此外很难解释他为何要这样做。他常去熟人那里，但老是抱怨很难找到他们的门牌号码。于是，他就叫安置在一些街道上的“自己人”给他指路，可他又说，这些人往往打扮得他认不出来。戴尔塔这些近乎胡闹的言行证明，因为酗酒，他已经进入了霍夫曼斯塔尔⁽¹⁾与爱伦·坡⁽²⁾故事中的世界，他也因此成了传奇式的人物。在文人聚集的咖啡厅里，议论戴尔塔最新的怪异行为，成了人们最热中的话题。

戴尔塔成为传奇式人物的第二个原因是他的诗歌。他的诗歌与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诗歌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戴尔塔不受任何文学流派的影响，他对于古老的拉丁—意大利诗歌文明心驰神往，这种文明在波兰留有很深的印记。他从那些古诗中引经据典，醉言呓语地堆砌辞藻。他的诗中时常出现古老的神秘，诸如：圆圆胖胖的巴洛克风格的天使；从窗户飞出去后被神秘力量抓住（在最后一瞬间被妻子咬住耳朵获救）的巫师；预言世界末日的占星家；携猎鹰狩猎等。与其交织在一起的还有：轮流播放着莫扎特和巴赫音乐唱片的留声机；卖蝴蝶的失业工人（他们最后为什么不能出售蝴蝶？）；仿佛穿着蓝裤衩的姑娘般的行星；乡下人喜爱的民间舞蹈。他的诗歌既是悲剧风格的，也是滑稽的；虽看似无聊空洞，却又颇有意思。他的诗歌是他自己特有的荒诞和许多不同元素所构成的大杂烩，令人联想到处于低迷时期的现代诗歌；但另一方面，他的诗歌与现代诗歌又有所不同：尽管稀奇古怪地混杂了很多场景，但也并非不能理解。读者为他诗歌中的音乐魔力所震慑，接受了其中的抽象内容。而这种抽象内容如果发生在其他诗人的作品中，就只会引起读者的不快。他的诗中出人意料的急转弯会引得读者发笑。总而言之，读他的诗会使人在不知不觉之间陷入一个非日常生活法则所能控制的领域。

戴尔塔用了各种不同的笔名写了很多幽默诗，他所虚构的故事主题无穷无尽。例如，他曾写过系列题为“陵墓部主任之歌”的诗。他常列出一份虚构的诗集作品清单，我还记得有这样一个题目：“人吃人序——讲课手稿，销售一空”。因为他的诗颇受读者欢迎，不但出版社出版他的诗集，广播也时常播放他的诗选。写诗成了他唯一的收入来源。因为手头不时拮据，他对钱也就斤斤计较，可是他一拿到稿酬，扭头又会把它全都花在酒上面。

戴尔塔清醒时，见到他的人，谁也不会想到他就是那位大受欢迎的诗人。他生性沉默寡言，阴郁悲观，皱着眉头看人。只是一见钱才显得很激动。与出版社讨价还价时他铁石心肠。他只叫一口价，没有人能说服他让步。此外，他往往还没交稿就要求出版社预付稿酬，这时常导致编辑之间的内部争斗。当然，那是因为大家都想抢先出版戴尔塔的诗。但编辑们都知道，如果先给钱将会冒很大的风险；因为戴尔塔一旦拿到稿酬，马上就会去买酒喝而忘了自己的责任。有一些编辑的做法很极端：他们虽预支稿酬给戴尔塔，但在他交付手稿之前，会整天形影不离地粘着他。这种交易时常在咖啡馆里进行：编辑把钱摆在戴尔塔面前，每当戴尔塔觉得对方死也不会放过他时，他就会掏出笔来当场即兴赋诗（至于诗写得好或是很一般，端看他当下的情绪如何），完了之后，他就立即去买酒喝了。

戴尔塔曾被强制送到戒酒中心接受治疗，但总不见疗效。有人跟我讲了一个戴尔塔在戒酒中心与医生斗争且大获全胜的故事：在某个戒酒中心，戴尔塔与医生打赌，结果所有的医生和患者，包括酗酒者，全都酩酊大醉，双方在戒酒中心走廊上举行了一场自行车比赛。

戴尔塔是江湖骗子、酒鬼，但是，与他的外表相反，他曾是一位杰出的悲剧诗人。他在经济大萧条的年代开始自己的文学活动。那时工人失业，人们普遍对前途失去信心，纳粹主义开始在相邻的德国盛行起来，这一切都对戴尔塔的创作产生了影响。他可以当之无愧地被冠以“荒唐之王”的头衔，然而，从他的诗中，却可以看到一种危险的预言——看出这一倾向的人并没有被他表面上的插科打诨所迷惑，他们看到了文明的终结、“铁器时代”的来临和大灾难爆发的征兆。在欧洲陷入黑暗与暴力之前很多年，根本没有任何征兆表明，当时现实中所有的一切都将崩溃。戴尔塔在诗作中所使用的概念和描绘的画面都像梦一样，旧日的各种意象——恐怖的和美丽的，再次回到他的诗中，就像平行飞驰的两列火车，互相追逐，没有交集。在戴尔塔的诗中时常会出现圣母马利亚，但她不是那位虔信者眼中的圣母马利亚，而仅仅是他文本中风格的装饰罢了。当法西斯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戴尔塔的诗中，像木偶戏中的木偶那样，彼此厮杀时，戴尔塔就会嘲弄地大叫：“现实啊！神圣的母亲！对你来说就像打死蜘蛛一样！”他说得有道理：“靠着我的船夫，我前往永恒怀疑的深渊。”

世界末日（Koniec świata）——这是他的一首长诗的题目。在诗中，学者与政客，革命党人，情人与酒鬼，金丝雀与猫，全都由于一场宇宙性的灾难而惨遭灭顶之灾——这结局让诗人满意，同时也实现了《圣经·传道书》的主题：“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³⁾这一切都是由一支戏谑取乐的笔写出来的。他在另一首长诗《民间游戏》（Zabawa ludowa）中描写的那些场景——旋转木马、草地上的情侣、随意弃掷空瓶的草地、秋千游戏场……天空顿时乌云密布，骤雨倾盆，天地间一片黑暗——令人想起罗马诗人维吉尔⁽⁴⁾来。这就是戴尔塔所使用技巧的秘密：悲哀的牧歌和机关枪的“哒哒”声交响着。

戴尔塔所写的最不寻常的长诗是《在所罗门那儿的舞会》（Balu Salomona）。所罗门国王为何要举办舞会？所罗门国王为何会生活在20世纪？也许这不是所罗门国王，而只不过是个叫作所罗门的人？为什么卖蝴蝶失业者会闯到舞厅来？是谁在唱关于玫瑰园古丽斯坦的波斯歌曲？为什么突然有大批警察闯入，并开始跳着奇奇怪怪的舞蹈？其实，不值得为诸如此类的问题去伤脑筋。因为梦境总是存在着一定的特殊逻辑，只有戴尔塔这样的诗人才会灵活地加以运用。“有个女人絮絮叨叨地谈论米开朗琪罗”——艾略特这样写，是想表示这类舞会上对话的无聊和荒谬，戴尔塔却将在所罗门舞会上进行的对话提到了更高的境界——谵妄与“永恒怀疑”的范畴。

戴尔塔诗歌的主题令人感到压抑。但与此同时，他的诗歌——这种奇特现象在这里还有一个自相矛盾的问题——它摆脱了悲观和失望。他的诗中充满了对生活的赞许。戴尔塔用自己掌握的每个词语来赞美他眼前的这个世界：荒诞游戏、愿望、语言和混成一团的争斗。他热爱自己的幻觉世界。他热爱旋转木马、跳舞的吉卜赛女人、星期天清晨维斯瓦河上挤满了人的游船、他为之写颂诗的妻子、睡在窗台上的猫、开满鲜花的苹果树。他天生喜爱热忱和快乐，不管遇到什么事，他都能让这些事变成充满动作、色彩和音乐的场景，生机勃勃、有声有色。也可以这么说，对戴尔塔而言，诗的主题只是一种借口，就像桑蚕吐丝那样，无论在路上遇到什么题材，戴尔塔都能用自己所吐出的丝缠绕住它们，创作出歌曲和赞美诗。

戴尔塔对政治从未表现出任何兴趣，他讽刺所有争权夺利的党派集团。因此，当他在1937年投身极右派民族主义旗下时，所有人都为之一惊。一位来自重要右派周刊的编辑一直希望能够与戴尔塔合作，最后终于成功了，戴尔塔的诗歌开始刊登在该周刊上，该周刊成为刊载戴尔塔诗歌的独家杂志。周刊内容具有强烈的排犹倾向。戴尔塔的诗销量很大，是由于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特别是在年轻人中形成了一种民族主义“运动”。与此同时，所有欧洲国家都展开了这一“运动”，尤其是意大利与德国。广大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读者对戴尔塔这次新的恶作剧简直不敢信以为真。戴尔塔讴歌行进队伍的“民族主义方阵”，在自己的诗歌和文章中预言“长刀之夜”——对犹太人、自由主义者和左派来说，这就是新的圣巴托罗缪之夜⁽⁵⁾即将到来。但事实很明显——这类作品的确刊登了出来，署的是戴尔塔的姓名，而且带有他的才华的一切特征。

戴尔塔为何这样写？其实戴尔塔根本不关心种族主义问题。他有很多犹太朋友，在他发表种族主义声明的当天，他去找这些犹太朋友（当然，他那时已经喝得酩酊大醉），并跪倒在他们面前，对他们说，他爱他们，恳请他们原谅。戴尔塔与右派联合并非出于政治倾向。戴尔塔作为滑稽演员和行吟诗人，他有自己的职业原则。他尊重自己诗人的职业，但他自己写了什么或发表了什么，对他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怎样写、为谁写。戴尔塔鄙视那些只知道迎合少数行家的神秘文学流派，他嘲笑那些诗人，因为他们的诗仅为少数知识分子所理解，他不喜欢那些不受读者欢迎、面对四壁孤独冥想的作家。戴尔塔希望自己可以像旧日的歌唱家和行吟诗人那样，手拿诗琴，身边围着一群崇拜者。在反对知识分子脱离社会这一点上，在20世纪，很难找到一个比戴尔塔更为典型的作家例子。假如戴尔塔不得不在只给少数假内行阅读的不知名杂志上发表作品，他就会像一个男高音歌手到了荒无人烟的小岛上那样孤独和痛苦。他对犹太人的敌视（他不是没有这种倾向）并不带任何种族主义色彩，只限于对犹太作家的敌视，因为这些犹太作家一本正经地强调所谓文学的“价值”和“品位”。正因为如此，戴尔塔与文学咖啡馆之间产生了矛盾，他想从这种文学咖啡馆中摆脱出来。此外，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戴尔塔是个有激情的人，喜欢热闹的场面，喜欢看到群众游行、群众群情激昂挥舞着手杖的样子。他认为，这才是健康，力量，原始状态，伟大的民间娱乐。“我的读者走到哪里，我就跟他们到哪里；我的读者喜欢什么，我就给他们什么。”——戴尔塔自己的每一首诗都表明了这一点。因为民族主义“运动”风起云涌，戴尔塔也就加入了这个运动，他希望能与大众站在一起。他非常骄傲地说，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能背诵他的诗歌。他这种骄傲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只有少数人对“先锋派”感兴趣，“先锋派”从来没有像戴尔塔这样掌握如此宽泛的艺术手段。最后我们必须考虑到，为了生存，戴尔塔需要庇护者——而庇护者必须强迫他写作，强迫他克服酗酒。简言之——庇护者必须控制他，同时也要关心他。

战争爆发了。戴尔塔作为战士应征入伍。他所在的部队驻扎在波兰与苏联交界的东部地区。当苏联红军与德国军队友好会师时，戴尔塔被俄军俘虏，而后苏联红军将部分解除了武装的波兰军队士兵交给了德军。因此戴尔塔变成了德国战俘，被遣送到德国腹地的一个战俘营。在那里，他度过了五年半。与其他战俘一样，他被强迫从事各种体力劳动，主要是从事农业劳动——那时战俘们通常被德国富农雇用。戴尔塔根本就“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具备体力劳动的能力。很难想象，像他这样根本不适合这种生活方式的人，在这种条件下是怎样填饱肚子的，这是最重要而最难以解决的问题。但他还是活了下来——这个古怪的衣衫褴褛的宫廷小丑，一边挥舞着铁锹，一边朗诵着罗马诗人贺拉斯⁽⁶⁾的诗歌。我猜想也许是他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帮了他的忙。

此时，华沙却被恐怖笼罩着：欧洲民族主义的狂热造成了可悲的结果。那些不久前还尊崇德国的人，如今却成了被追赶的猎物，他们不是死在行刑队枪下，就是惨死在集中营。那位曾作为戴尔塔庇护人的右派杂志编辑，如今却是地下反抗组织里最积极的活动家，变成了狂热的爱国主义者。至今我仍清楚记得，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那个咖啡馆，同时也是地下活动秘密小组的驻地和印刷地下刊物的场所。他那张犹太人瘦削的脸庞，充满决心和干劲（在我们国家大多数排犹分子都是半个犹太人），怒火在他眼中燃烧，从紧咬的嘴唇里发出行动的号召。不久后，盖世太保发现了地下组织活动的踪迹。咖啡馆里的所有人——即那些他最亲近的合作伙伴，全部被捕，这位前编辑本人也在华沙的监狱中被囚禁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被武装到牙齿的宪兵用卡车拉到了刑场。他们在华沙附近的一个森林里枪杀了他：一片沙地，松柏成林，一声命令。这还算是一种幸运的死法。如果这位编辑作为半个犹太人，被收编进三百万波兰的犹太人行列，他的死法就会更加惨烈。如果他被关进德国占领者当局下令于1940年建于华沙的犹太人隔离区，那么他肯定会与其他人一样难逃被送进集中营，在瓦斯房中熏死的命运。

蓬勃发展的民族主义“运动”，到处都在行进的队伍，群情激昂的人群！1939年的惨败使一切都化为乌有，留下的只有对人类疯狂行为的苦涩回忆。纳粹开始全面实施排犹计划，而不是单纯地抵制犹太人的商店、骚扰犹太商人——当然也不是戴尔塔那样的文学讨伐。我虽然亲眼目睹了华沙犹太人隔离区发生的悲剧，依然很难用言语完整表述。只有当这悲剧已成为过往的回忆，我才能动笔去写它。犹太人隔离区燃烧的惨象跟我成长岁月的所有经历联系得过于紧密，以致我无法平静地叙述。我只想在此说一件事。当我坐在巴黎咖啡馆的凉台上，或者漫步在这座大都市的街道上时，我时常感到特别压抑。我看着那些从身边走过的妇女：她们头发蓬松，骄傲地扬着下巴，挺胸昂首地走着，姣好的身材令人赏心悦目、浮想联翩，随即，我的眼前就出现一位犹太姑娘的身影。那时她大约二十出头，身材高大丰满，看上去很活泼。她双手举过头，挺胸在大街上狂奔，同时大声尖叫着：“不！不！不！”她无法理解她必须死这一事实：死亡是由外力强加给她的，她热爱生命，她还年轻，她没有任何准备，她不想去死！在她尖声大叫反抗之际，党卫军用自动手枪射中她，子弹霎时钻进她的躯体，出现了她的机体惊愕的瞬间，生与死在这一瞬间交会，这位姑娘满身是血，还在马路上痛苦挣扎，党卫军用皮靴狠狠地踢了她一脚。在数百万人中，她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生命在蓬勃发展阶段突然终结。每当我沉迷于与人们交往的喜悦时，这一惨痛的画面就会固执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这很值得深思。它也许与原始部落集体放荡的性行为属于同一范畴。在那些部落里，所有女人与男人都需要有不同的性伴侣，他们的特性都一样，即一夫一妻制无法满足他们宣泄性的冲动。换句话说，这就是对人类的爱的基础：这种爱可能无法令人理解，一旦看见人群中欢笑的妇女，就不可能不想起这位犹太姑娘曾像她们一样，曾是她们当中的一员，而且始终存在于她们之间。在戴尔塔描写他在德国生活的那些最美的诗作中，有一首是描写一位年轻的威尼斯女子在被捕后，被发配到第三帝国而死亡的故事。这是一首情色诗，威尼斯女子在他的诗中并不是作为个体出现，而是作为青春美丽的化身，拥有美丽的乳房、手臂、双手和臀部，但这一切最后都被死亡摧毁了。

1945年，戴尔塔与其他同样被奴役的人们一起热烈欢迎英国部队到达他所在的地区。在这块土地上，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军队也参加了对德国的战斗：他们在这里会师，纵情喝酒，高声歌唱。他们花光了手里所有的钱，喝光了所有的酒。之后，戴尔塔到了法国。就像1939年曾经在波兰出现的情况一样，这又是一个大迁徙的年代。整个欧洲都在旅行，数百万被抓到德国的劳工、囚犯和战俘纷纷回到自己的家园；而另一批数百万人，不是逃离自己的家园，就是被赶出自己的家园。戴尔塔每到一处，都能遇到为数众多的波兰人。他写了许多爱国和反俄的诗篇，因而深受这些人的欢迎。他向自己遇到的所有移民委员会敲诈钱财。战前喜爱他的读者为他的生还感到无比高兴，他们尽一切努力来帮助他。

戴尔塔越来越厌恶在巴黎和布鲁塞尔的生活。在那里他的诗歌印刷量十分有限，加上他的读者分散在不同国家，因此他手头也越来越拮据。戴尔塔逐渐意识到，他已沦落为一个普通的贫穷难民，谁也不会理睬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人们失去了对他诗歌的兴趣，就连最得意的玩笑也无人肯听。移民生活既郁闷又苦涩，每天面对的只有悲哀、空虚和失败的辛酸。那些能激发他热情前行的民众在何处？那些民众在他的祖国。戴尔塔的爱妻也在国内，德国占领期间，她在那里熬过了整整五年半的光阴，现在，她在华沙一家餐厅当服务员。每当戴尔塔读过来自波兰的报刊杂志之后，他就更加坚信，国内的政治路线是自由的，只有在那里，他才可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来自华沙的政府特使也向他保证，不会清算他在战前所犯的右倾错误，而人们也会不计前嫌地欢迎他。

戴尔塔回归波兰，伴随着各种相应的丑闻：他一到港口（因为他是乘船回来的）就已醉醺醺，但他始终处于一种爱国主义的激情之中；在他乘火车回家的途中，每到一站，他就给爱妻发电报。后来他终于到达了克拉科夫（在华沙被毁后，他的妻子迁移到这座城市），伴在他身边的还有他从布鲁塞尔带来的女友。妻子见此情景反应十分激烈，立刻将他的这位女友赶出家门。戴尔塔的妻子身材矮小、瘦削，头发乌黑，具有东方女子美的特征：鼻子稍弯但很挺，一双黑亮的眸子，还喜欢在自己漂亮的手上佩戴闪闪发光的手镯。她来自格鲁吉亚的移民家庭，看上去像是高加索的圣母马利亚。她生性温顺，很有女人味，她拥有生意头脑，也很懂得掌控丈夫。

戴尔塔回归故里，对那些掌管文学—宣传大权的人来说十分有利。这一时期，正亟须利用人们的爱国主义情绪，甚至需要激起一点沙文主义的情感。这是一张制胜王牌：解放、“主权”、国旗、憎恨德国人。戴尔塔曾是一位受欢迎的诗人，曾作为右派的追随者而知名的诗人，这大大增加了他的价值。对政府主办的杂志而言，争取到像他这样的诗人，比争取那些过分积极的左派诗人是更大的收获。

戴尔塔一直需要一个庇护者。现在他终于有了一个真正有力且慷慨的庇护者——国家。现在不管他写什么，都能给他带来可观的丰厚收入。他手中的笔真正是支金笔；他的笔在纸上一动——就会在长长的纸卷上落下大大的花体字——就能给他带来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多的好处。他的文字热情洋溢，因为这样的文字符合时代要求，缺少这一点他会很难生存。现在“民族主义方阵”没有了，反对少数民族、情绪激昂的人群也没有了，如今，全国上下异口同声要重建国家，收复过去曾经属于德国的波兰西部领土大大满足了民族的自尊心。必须大力宣传这一切，并借此减缓人们心中对波兰外来政府存有的普遍仇恨。无论戴尔塔写了什么，他的诗自然是开朗的。这样很好。现在他又在自己的诗中加进了乐观主义的内容，描绘重建国家美好未来的画面——这样一来就更是好上加好。为此，戴尔塔不用发愁如何找寻机会发表他的诗歌，因为很容易就能找到支付他丰厚稿酬的杂志社。于是戴尔塔更加疯狂地写作：长诗、讽刺诗、幽默散文、对话，这一切在他的笔下，都如行云流水般自然而然地涌现。有一家杂志，还为他开辟了一个专栏，每周刊登一篇他写的“戏剧艺术”：这都是些短篇剧，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迷你戏剧”剧本，他给这些剧本取名为“绿色的鹅”。我从未见过世界上以哪种语言写就的剧本中有如此荒谬的内容；在《绿色的鹅》中，人、动物、物体都可以成为主人公；读者每周都陪同戴尔塔的这种酒吧间歌舞演出，尽管因为喜欢他写的这些怪东西而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忙不迭地去购买这份杂志。

戴尔塔的所作所为成了人们争论的话题。那些想被党认为“可靠”的人，和那些严肃对待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念的人，都感到气愤：怎么能——他们说——容许这个小丑在这里表演只有在巴黎存在主义者咖啡馆演出的丑剧？戴尔塔是个疯狂的小资产阶级，怎能容许在杂志的首页刊登他的长诗而助其成名呢？目前，每个人仍对他的历史背景记忆犹新，他曾是排犹分子，他曾以“长刀之夜”恐吓他的左派同事！可如今没人能像他这么红。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可耻、更荒诞的事吗？

有经验的党员劝慰这些情绪激动、清教徒似的党员，并对他们的幼稚报以宽容的微笑。在这个阶段，十分需要戴尔塔这类人：他是可资利用的，有众多崇拜者，到处刊登他的作品，由此制造出一种特殊的爱国主义气氛——你们大家来看看吧，连右派和基督徒都能与我们站在一起。与此同时，也能满足某些读者的需求，因为他们还没做好心理准备接受严肃、理智的文学作品。一切都需要时间，这只是暂时的游戏。在适当的时候是会要戴尔塔掉脑袋的。

当波兰对俄国人的态度由暧昧含蓄的爱慕，转为公开盲目的崇拜时，戴尔塔也与时俱进，表现得极为突出，无人能与之比肩。他写苏联战士的英雄行为，他强调每个波兰人都应对俄国人心存感激，他歌颂列宁，歌颂共青团青年。他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党的“路线”。作为受到高度评价的作家，他获得了苏联的签证，在莫斯科住了一段时间。从那里他发回了他用诗和散文写就的热情洋溢的通讯报道。其中有篇通讯这样写道：在莫斯科一切都非常好，只有一点欠缺，那就是莫斯科太像陶尔米纳⁽⁷⁾。因为在那里就像在西西里一样每天都吃很多橙子，而他，戴尔塔却恰恰不喜欢吃橙子。

那些清教徒似的党员对他发自莫斯科的通讯报道感到义愤填膺。因为，他们知道莫斯科是一座令人讨厌而又阴郁的城市。戴尔塔对莫斯科高度赞扬的文字带有精巧嘲讽的一切特点。似乎可以这样理解他的意思：“你们要我歌功颂德，那好，我就完全照你们的意愿去做，直到你们感到厌烦为止。”很难猜出，他那时到底是怎么想的。他不属于那种可以肯定是在撒谎还是在说真话的人。不能用正常的标准来衡量他，他的言谈举止与常人迥异。不妨把他比作一个变魔术的人，时不时就能从自己的高筒黑色大礼帽中变出兔子，要变出多少和什么颜色的兔子，都是随心所欲。他从不在乎自己的幻想是否与现实相符合，不管写什么，他都会把它变成喜歌剧，因为过分地运用艺术夸张手段，致使题材失去了严肃性。他既不嘲讽，也不说真话：他是在玩艺术，是在搞“为艺术而艺术”。戴尔塔从来不曾“严肃”过。众所周知，“严肃”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要求。在作家代表大会上，权威人士宣布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唯一被允许运用的创作方式，因此在作家代表大会闭幕之后，拥护创作严肃性的作家们开始攻击戴尔塔，他们认为，收拾戴尔塔的时机已经到了。他们在分析了戴尔塔的诗歌之后，认为，戴尔塔是在与世界进行游戏。战前，戴尔塔曾写过一首《为被载重汽车轧死的蝴蝶而作的挽歌》（Elegia o motylu przejechanym przez ciezarowke），尽管诗名很长，内容却只有四行，诗的结论是：这只蝴蝶是因为自己的鲁莽而自取灭亡。现在，戴尔塔自己处在了汽车轮子下。严厉而精确的时代开始了。戴尔塔擅长于就每个题材写作——他写过圣母马利亚、民族主义者的行军，写过列宁，也写过莫斯科。只要庇护他的王公提出要求，戴尔塔就会为之效劳。他写诗一点儿也不勉强，完全出于自发，他的诗歌特点是充满活力，生气勃勃，语言丰富——尽管我们得承认，圣母马利亚、民族主义者的行军、列宁和莫斯科，在他的诗中成了某种特殊的不太现实的东西，某种云中的剧院。现在提出了明确的口号：“同创作过程中的自发性作斗争”——也就是说，仅仅按照指定的主题创作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严格按照指定的创作手法来创作。

戴尔塔希望能为自己的王公效劳。他想作为诗人而生存，这就需要一个慈善的王公，既会玩，又能理解他，这位王公不会把自己所管辖的事情和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都那么当真，诗歌——只有当半严肃、半开玩笑时——才是重要的。但是，这样的王公早已不存在了。戴尔塔依附的王公只能宽容他一段时间，但绝非因为这位王公喜欢戴尔塔的诗歌；他只不过是把戴尔塔当作达到自己私人目的的手段而已。当戴尔塔的作品不能满足这位王公的预定目标时，他就会愤怒地皱起眉头。那时，编辑部就会收到指令，只能刊登戴尔塔作了明显修改的那些诗歌。党内的清教徒们高兴地摩拳擦掌，他们终于等到了整肃戴尔塔的这一天。他还能再试着修改他的诗歌，但是——他们知道——他不会改得更好。他的那些失去了昔日勃勃生机的诗歌与数十个二流诗人写的平庸作品没有任何区别。

于是戴尔塔进入了活人的影子的境地，变成了只有在需要时才被利用的工具。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什么都不能浪费。那些曾经扮演过某种角色的人，可以根据他们的能力，给他们安排适当的工作。因此，戴尔塔的生存有了保障，一家国家出版社与他签约，要他翻译莎士比亚的戏剧。

戴尔塔在沉寂了几年之后，又一次得宠了。在华沙举办了他的作品研讨会。一位官员说，要好好利用像戴尔塔这样的“多产诗人”。不难猜出，给这个曾犯错的人一个改正的机会是从上方来的判决。戴尔塔现在必须积极表现，这是他最后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戴尔塔立即写了几首热情洋溢的“严肃”长诗。他又一次浮出了水面——但肯定跟以前一样，这只是暂时的。

题解：

戴尔塔的原型。康斯坦丁·伊尔德封斯·加乌琴斯基（Konstanty Ildefons Gałczyński，1905—1953），波兰诗人。出生于华沙的铁路技师家庭。1914—1918年随双亲居住在莫斯科，在当地的波兰学校就读。1934年定居维尔诺，并向当地的报刊杂志投稿。1936年回华沙。1939年参加反法西斯卫国战争被俘，在德国的战俘营度过了战争时期。解放后曾居住在巴黎、布鲁塞尔和罗马。1946年回到克拉科夫，1948年定居华沙。他17岁开始写诗，发表的第一部作品是诗体小说《渎神者俱乐部》（1929）。战前出版的作品还有：长诗《世界末日》（1929）、《对宇宙的讽刺》（1929），诗集《人民的娱乐》（1934）、《小巷来的风》、《诗歌集》（1937）等。他的作品把抒情和怪诞、讥嘲、戏谑联系在一起，把现实生活和幻想世界结合起来，例如长诗《在所罗门那儿的舞会》（1931）就采用了超现实主义的手法。战后发表的诗集《魔幻的马车》（1948）、《结婚戒指》（1949）、《抒情诗集》（1952）则表达了诗人对日常事物的真情实感，描绘了绚丽的自然风光。1945年他开始写作系列微型讽刺剧《绿色的鹅》（1945—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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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1874—1929），奥地利作家，生于维也纳，在16岁时就因以Loris为笔名出版的无懈可击的诗集而享誉维也纳。

(2) 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美国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被尊崇为美国浪漫主义运动要角之一，以悬疑、惊悚小说最负盛名。爱伦·坡是美国的短篇小说家先锋之一，并被公认是推理小说的创造者，甚至被视为科幻小说的共同催生者之一。

(3) 《旧约·传道书》第一章第二节。

(4) 维吉尔（Vergilius，公元前70—前19），罗马帝国时代最伟大的诗人。著有《牧歌集》、《农事诗》、《埃涅阿斯纪》等。

(5) 圣巴托罗缪之夜（St．Bartholomew's Day），发生在1572年8月24日的浩劫。当时的法国国王查理九世表面上支持、笼络新教的领导人，暗中却怂恿旧教策划阴谋，利用圣巴托罗缪节当天基督教新教徒在巴黎集中的机会，发动了一场对新教徒的屠杀，当晚至少有两千人被屠戮。

(6) 昆图斯·贺拉斯·弗拉库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公元前65—前8），罗马帝国奥古斯都统治时期著名的诗人、批评家，代表作有《诗艺》等。

(7) 陶尔米纳（Taormina），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墨西拿省内。

第八章　秩序的敌人——人

无论是谁，在读了阿尔法、贝塔、伽玛和戴尔塔的公开演讲之后，都会说他们是忠诚的。但事情的真相却要复杂得多。他们或多或少已经意识到，自己是历史形势的牺牲品，但这种意识不会有助于他们挣脱束缚。相反，正是这种意识创造了束缚，也许这种意识顶多只能保证他们享受伪装的乐趣。迄今为止，我们从未像在20世纪这样受到意识奴役。我这代人还在学校时就被教导说：理智有助于获得自由。

人民民主国家正在进行一场争取精神统治的斗争，必须使人理解这一点，只要理解了，也就能接受了。谁是新制度的敌人？就是那些不理解这一点的人。他们不理解，要么是因为脑筋动得太少，要么是因为动得太多。

在每个中欧和东欧国家的首都，党中央大厦办公楼的窗户每到深夜依然灯火通明。里面的办公桌旁坐着一群精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著作的理论专家。他们工作的不少内容就是确定反对派的阵地范围。根据形势的变化，这个军机总部就会在作战地图上插上一面新的小红旗。从各个国家发来的消息，都是为帮助莫斯科总部的最高指挥官确定总体战略计划。

他们研究的对象是不同群体的居民。有产者阶级最不重要，他们由于工厂、矿山收归国有和农业改革而被剥夺了财产，不是供研究的主要对象。首先，因为这些人人数不多，其思维模式也十分落伍，甚至令人感到可笑。这些人不会构成太大的问题，因为他们是注定要被消灭的。当然，在需要的时候，还可以采取必要的手段加速其灭亡。

小资产阶级——小商人和手工业工作者不应受到忽略，他们是深深扎根于民众的一股强大力量。某城市或某街区中，这一头刚刚强迫他们关闭私人商店或手工作坊，那一头马上就会出现隐藏在私人住宅活动墙壁后的黑市交易和私人开办的秘密餐馆，鞋匠和裁缝因为担心受到惩罚，也只敢为熟人和朋友提供服务。总归一句话，他们的一切活动都可以称为“投机倒把”。人们采取上述种种做法，其实也不足为奇。在国营和市立商店里，人们急需的日用商品极度匮乏。在那里，夏天只能买到冬季服装，而在冬天就只能买到夏季服装。此外，所买到的服装不仅尺寸不合，质量也十分糟糕，甚至买卷线或几根针都很成问题，因为在小城镇中，唯一的一家国营商店一年都没有到货了。人们一旦需要缝补衣服，那也得考虑考虑，是否要把衣服放到手工业合作社的缝补部门，因为，半年后才能取。你如果想和朋友叙叙旧，喝上一杯，那就得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在拥挤的小酒馆（那时叫“集体食堂”）与陌生人同坐一桌，而且一直等不到服务员来，有时甚至要等上一个小时服务员才会出现。私下买卖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一旦工人的妻子在邻近小城镇的商店里买到了针线，她就会拿回来在私下出售——这被叫作资本主义萌芽。工人利用自己下午下班以后的时间，去帮熟人朋友修理浴室漏水的水管，因为他的朋友等待国营企业派人来修理，等了半年也没人来。此外，工人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赚点小外快，好为自己买件衬衫——这被称为资本主义复辟。每当国营商店进了一批商品，工人却因为整天上班，没有时间去排长队购买，于是，工人只好找熟人，从她手中弄到一件衬衫；而此类熟人因与商店女店员关系不错，所以麻利地从她手里弄来了三件衬衫；而后出手时又稍加了一点价——她就成了投机倒把者。然而，她只是地方政府大楼的一位清洁工，可她当清洁工所挣的钱，还不够养活三个幼小的孩子；至于她的丈夫，不知何故被政治警察抓走了，至今音信全无。如果不对此类求生的能耐加以谴责和制止，可想而知，那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工人可能就会自己开一个修理下水管道的作坊；而其邻居就会在私底下出售酒精饮品，以便满足那些嗜酒者隐秘的需求，久而久之，他可能就会挂牌经营饭馆；女清洁工就会挨家挨户做买卖。然后这些人就会逐渐扩大自己的企业，就会再度作为一个阶级——小资产阶级而存在。也许他们还会慢慢创办自由的报刊，或者组织集会？一旦他们创办报刊杂志，它们就会根据人们的需要，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于是小资产阶级就会作为一股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如果他们所做的一切能与农民相结合，那就会更加糟糕。因为农民在国家人口中占大多数。他们也是小资产者，因为农民粘着在自己所拥有的数公顷土地上，比那些店主对自己商店的依赖更加紧密。农民到19世纪中叶还生活在奴役制度中。农民不喜欢农业集体化，把它看成是重回他们祖先难以忍受的那种境况；在早上，不管是听到庄园里的管家敲响铜锣，还是听到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吹号，都必须立即起床——同样使人痛心疾首。党的机器对农民盲目仇恨的心理也深以为虑。而那些神经绷得很紧的党的积极分子，甚至在私底下可能准备对农民做出让步。因为他们认为，农业集体化应该首先建立在小块私有土地上共同使用机器作业的基础上，然后使农民经过长期的初期教育和分段教育才能实现，这一教育过程也许要经过数十年才得以推广。这就可能出现诸多麻烦；因此，实现“民族共产主义”的秘密口号才一直如此盛行。但莫斯科中央却要求各国加快农业集体化的步伐，所有附庸国都要尽一切可能加快模仿俄国体制的进程。对城市来说，要加快这一进程的确困难重重。于是把农民分为“贫农”、“中农”和“富农”，因为，只有利用他们之间彼此的敌对心理，打破农村的团结，才能达到目的。确定农村富人的标准，不能只看他拥有多少土地——还要学会“目测”，谁家有多少马匹、乳牛，拥有多少头猪，居住条件如何，吃喝、穿戴怎样。如果农民被划入一个对他不利的等级，那他就会抛弃农务逃到城市去，或者就会尽力减少饲养马匹、乳牛和生猪，借以装穷；结果就会造成城市食品供应短缺。

然而，农民并非危险分子。他们也许会殴打某个党的官员，充其量在走投无路之时会把他杀死，仅此而已。国家成了他们劳动果实的唯一买主，农民对国家规定缴纳的农业税额度没有任何话语权，他们非常无助。安全警察有的是办法整治那些反抗者，警察不会抱怨缺乏告密者，因为邻里间互相告密是保证自身安全的唯一手段。农民属于思想麻木的群体，历史上鲜有农民严重威胁统治者的例子。农民的一次次暴动，几乎都成了被利用的工具。造反的领导人通常是非农民出身，他们常常利用农民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农民的力量仅仅在于他们人数众多，但只有在出现像列宁这样的人物时，这一人口众多的数目才能变为种种事件的筹码。当然，在形势剧变，例如在爆发战争时，农民有可能制造很多麻烦。只要私有制农民经济体存在一天，农村就会成为游击队活动的天然根据地。农民的茅屋会成为游击队吃、住和制定行动计划的理想场所。但是如果有了集体农庄，那就很容易对庄员的一举一动进行监控，而这种控制和监督就预防反对派的地下活动而言十分必要。

工人比农民更值得重视。因为大多数工人打心眼儿里就不喜欢新制度，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不喜欢强加于他们的劳动定额标准，况且这个标准越定越高。总的来说，提出“工人团结”的口号并不意味着可以放纵某一工厂工人的团结，因为这种团结会因选拔劳动“突击手”而被瓦解——劳动“突击手”就是超额完成任务者，这就会让其他工人感到有压力或力不从心。有两种手段可以影响工人们的思想：一方面激起他们的雄心壮志，一方面要求他们承受党组织所施加的压力。工人思想上产生分裂和内在矛盾是有迹可循的。一方面，工人们对制度能保障他们的利益而感到满意；因为失业已属于过去，而且相反，现在国家处于劳动力缺乏时期。不仅家庭的主要支柱能获得就业机会，而且家庭的其他成员也都能找到工作，工资积累，使得现在的家庭生活（当商店里的供应好些时）较过去改善很多。工人家庭出身的孩子更容易获得社会认可，从他们之中招募的新知识分子干部，也有机会被提拔到党的领导位子上。工人（在某些工业部门）为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感到自豪，觉得自己是工厂的共同老板之一。他们有可能在数不胜数的夜校里接受教育。如果受到党组织的好评，夏天还有可能被安排去疗养院免费疗养。而在另一方面，他们却无法反抗雇主——也就是国家对他们的剥削。因为工会代表（就像这个国家的所有部门一样，工会也是党的工具）与工厂管理委员会是一体的，他们注重的只是怎样提高生产。他们对工人解释说，罢工是犯罪。罢工反对谁？反对自己吗？须知，生产资料属于他们，国家也是属于他们的！但是这样的解释不具备足够的说服力。国家的目标与工人们想要达到的目的并不一致，当然工人们所真正想要的，并不允许被公开说出来。中欧和东欧国家的生产是为了提高帝国的潜力，要弥补俄国工业落后的状态。那时工人对生产计划毫无任何影响力；因为，他们的生产计划并不是根据公民的需求来制定的。他们所生产出来的大部分商品只是为了满足东方的需求。此外，工人的双手生产出来的每一件产品都要经过繁杂的统计程序。在工厂里还得养着一批政府行政官员，他们坐在那里先是计算而后登记，然后又要进行统计，做着各种繁琐的重复劳动；国家的各级机构——包括国营批发行和国营零售商店，均是如此。当商品最终到了消费者手里时，价格就会被定得非常高；因为，经手这些产品的众多行政官员的薪金也计算在成本里。工厂里机器设备老化，缺少必备的零件，工人往往会接到命令，要他们拿自己家用的工具，修理这些老化的设备。所以，生产优先，甚至是以超负荷使用机器设备为代价。劳动纪律也非常严格。如果迟到几分钟，或者因为在工作中偶尔被发现有偷懒的现象，工人就会遭到严厉的处罚。因而，在工人的头脑中制度坏的方面远远超过好的方面，也就不足为奇了。那时工人只能点头称“是”。工人如果被发现思想上出现任何不满的苗头，他就会受到政治警察的关照，那些由政治警察安插的密探有时是他的同事，有时甚至是他的朋友。

擅自罢工尽管时有发生，却不会构成太大威胁；因为，在逮捕大批罢工参与者后，局势会很快回复平静。但作为一种现象，绝不能对其掉以轻心；因为，一旦不满情绪导致局势紧张，这种紧张局势就可能在一些绝望的举动中得以宣泄。党的辩证论者并不十分担忧罢工，因为他们很清楚，罢工至少需要有一定组织。只有工人阶级才有能力组织这类行动——马克思的这一原则从来没有被人们遗忘。然而，任何行动都不能缺少领袖。如果那些领袖能正确地理解自己所处的制度，即理解这是历史进程的必然，那么广大工人群众也就不会采取任何反抗行动了。

因此，一切都导致对人的头脑的统治。空前发达的新官僚机构从出身工人家庭的年轻人中招募干部时，必须给工人中的那些积极分子和活跃分子创造一切可能的条件，使他们受教育，并把他们提拔到领导位子上。他们面前的道路是敞开着的。虽然道路是敞开的，但也须受到监控：首先，他们必须坚定不移地遵循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学校、报刊、文学、绘画、电影和戏剧都要为辩证唯物主义服务。还必须考虑到某些新成立的机构今后要承担的民众教化作用，譬如像过去在中世纪到处建小礼拜堂那样，今天到处建立俱乐部，而这具有相同的作用。每个工厂、每所学校、每个机关都建立了俱乐部，墙上悬挂领袖肖像和红旗，每隔几天就在俱乐部召开预先拟定好的报告会，这些会议具有与教堂仪式同等的影响力。聪明的天主教教会知道，信仰与其说是个人信念，不如说是集体的暗示。宗教的集体实践，即宗教仪式，能把人不知不觉地带入一种信仰状态；合掌祷告、下跪、唱赞美诗能促使人进入一种信仰崇拜——这是一种心理物理现象，而不仅仅是心理现象。吉本在描述狄奥多修斯下令禁止多神教宗教仪式所带来的后果时，曾这样写道：

诗人或哲学家的宗教情感由于祈祷、冥想和研究而得以维持；但是，公开的宗教祈祷仪式才是维持民众宗教情感的唯一坚固基础，这种宗教感情从模仿和习惯中吸取自己的力量。阻止举行这种公开的宗教祈祷仪式，有可能在几年内导致严重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教士、教堂和《圣经》等经典书籍的人为辅助，神学理论不可能被人们永久铭记。无知百姓的头脑仍然受盲目的希望和迷信的恐惧牵引，他们很快就会被自己的上司说服，认为应去崇拜本世纪拥有统治地位的众位神祇：他们开头是由于自己的精神饥馁不得不接受新的学说，而在支持和宣传新学说的同时，也会不知不觉对新学说洋溢着诚挚的热情。⁽¹⁾

狄奥多修斯在遥远的过去给人们上的这一课，值得后人好好仿效。塞满俱乐部的人们听命于某种集体节奏——即参加大家都参加的活动，如果与大家的想法不一样，那就是荒谬。这个集合体是由个体组成的，有些人虽对这一切心怀疑虑，还是说了预先规定该说的话，唱了预先规定该唱的歌；这种行为就打造出了一种群体氛围，最后自己也被这种氛围所感染。俱乐部的影响尽管带有理性的表征，但也属于群体魔术现象之列。教条的理性主义与魔术相结合，是通过取消自由讨论实现的，其实自由讨论正在失去意义：如果凡是学说宣布的一切都是真理，就像说二乘二等于四一样不可辩驳，那么容忍另一种意见，说二乘二等于五，简直就是不成体统。

年轻公民从上学的第一天起，就得接受建立在这种真理之上的教育。人民民主国家的学校与西方的学校有本质上的区别，我在战前的波兰就是在这种学校念书的。我和我的同学接受的是双重的价值体系。数学、物理和生物课教会了我们科学法则，同时教会了我们尊崇19世纪传承下来的唯物史观。历史以及文学史课却不服从这些科学法则，更别提天主教宗教史和护教史，它们常以幼稚的方式对物理课和生物课所教的东西提出怀疑。在人民民主国家，19世纪的唯物史观被运用在所有学科里，历史以及所有人类创造史都作为不可动摇和已知的法则活动的结果来教授。

在19世纪，由于广大读者的阅读需求，出版了很多普及科学理论的小册子。无论这些小册子的理论价值如何，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这些理论一旦拥有普及的形式，就会与它们尚属于科学探讨领域时有所不同——例如，简单化和庸俗化了的达尔文物种起源理论和物竞天择理论，都已不同于达尔文以及与他争论的学者们的理论。它已被改造成社会学理论的重要部分，带有某种感情色彩了。20世纪的领袖们，例如希特勒，其知识仅仅源于科普小册子，这就可以解释他们头脑中不可思议的知识混乱。庸俗化知识的特点是：它让人感觉一切都是明明白白的，一切都是可以解释清楚的；它也令人想起在深渊之上架设吊桥的方法，沿着吊桥可以大胆地往前走，同时自欺欺人地认为：脚下没有万丈深渊，同时要记住，眼睛千万不能往深渊看——但遗憾的是，这一切都不能改变现实中存在万丈深渊的事实。

由苏联窜改的辩证唯物主义，不是别的，正是知识的双倍庸俗化。曾几何时，对于自然科学而言，森林体现的是受到为数不多的某些基本法则控制的树木集合体。似乎砍光森林里的树木，在原地种下新的树种，过了一定年份，就会得到一座新的、符合人的愿望的与过去森林相像的森林。但今天我们知道，事情并非如此：森林是由苔藓、土壤、各种植被、树木和青草等等，在复杂交互作用下所形成的一个有机体。当森林里的树木被砍光之后，那些苔藓和各种植被就会遭到彻底破坏，品种共生原则就会受到干扰，所以新森林就成了与忽视植物社会学的人所设想的完全不同的有机体。斯大林主义者对人类生存所需要的条件缺乏起码的知识。他们不但不想听到这些，还谴责那些在这方面做研究的、有才华的学者和作家——因为这样的研究有悖于正统思想——以至于阻碍人类获得有关自身的知识的可能性。学说的情绪化和说教成分如此强烈，以致改变了正常比例。辩证法的出发点是科学的——运用到人文科学方面，主要在于根据一时的需要，将人文科学任意改造为它想建立的学说。人在踏上难度被大大简化了的学说吊桥时，就不可能再有退路可走了。甚至不允许真正的学者胆战心惊地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尽管他们只是说科学法则是假设的，取决于所选择的方法和所运用的象征。人类历史的数世纪，充满了成千上万的复杂事件，结果只用几个术语就高度概括了。毫无疑问，将过去和当代的历史作为阶级斗争的表现来进行分析，比将历史展示为那些王公贵族和国王彼此之间的私下争斗胡闹更接近真理。正是因为这种分析更接近真理，它也就更加危险：这种分析给人一种完满知识的错觉，似乎能对每个问题作出回答，然而这种回答实际上只是在转着圈儿地重复几种套话，什么也解释不了，同时还让人得到表面的满足。对此还得附加一点，即借助唯物主义（例如“物质不灭”的理论）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结合起来，而我们就会看到，当斯大林出现在我们这个星球自有生命以来的历史顶点之时，整个圆就奇妙而又合逻辑地画成了。

接受了这种教育的工人子弟只能按照学校要求的方式来思考——二乘二等于四。报刊与文学也都帮助学校这样教育学生；报刊和文学也为年轻人在学校学到的东西提供例证，就像圣徒和殉道者的生平传记为神学提供例证那样。与此同时，绘画、电影与戏剧也都为列宁—斯大林主义的论点提供种种例证。认为迄今仍不存在价值的双重性的论点也许是不精确的。但反驳是情绪化的，在那种涉及反应纯理性化的地方，这种情绪化的反驳很少能与之相抗衡。

由于采取了一套有效推行庸俗化的措施，那些还没做好准备接受这一切的大脑，即那些推理能力太差的人，他们要学会思考；经过训练的人开始相信，在人民民主国家发生的一切都是必要的，尽管暂时看起来还不够完善。“参与文化”的人越多，即上学、读书报、上剧院看戏和参观展览的人越多，辩证法学说影响的范围越扩大，威胁哲学家统治的危险就越小。

有些人即使接受过足够的教育，但推理能力却很差，他们完全不受源于黑格尔的哲学的影响。就像无法教会母鸡游泳一样，无法使那些属于注定要被制度消灭的社会集团的人信服。如果那些人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也许就会剥夺他们的一切希望，可是他们又不肯承认自己没有前途，所以他们会去寻找精神出路。这些人是制度的敌人，理应被推到社会的边缘，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搞什么活动，而是因为他们的出身，他们的过错就在于，客观上他们属于敌对阶级。

敌人的思维是辩证法学者研究的对象，他们常常把反动分子当作社会典型来研究。让我们来全面分析一下反动分子——这就是我们对他们所下的定论。从反动分子身上可以看出他们的某些特征：一个反动分子尽管是受过教育的人，但他没有能力理解20世纪的成果——各种现象之间产生的相互依存性。由于采用孤立的概念思考，他的政治想象力极其有限。一个学过社会学的人，从每一种现象中，都可以立即归纳出一系列推论——确定现象发生的因果关系，就像一个古生物学家那样，从古化石中推测出产生化石的层系构造。如果你们拿出某个国家诗人的诗歌，或者拿出绘画，甚至一件衣服的某一部分给他看，他即刻就能告诉你，这些东西出自哪个历史年代。他的一系列推论也许是错误的；但至少他知道，在一定的文明范围里是没有偶然性的，他会把一切都当作征兆来审视。反动分子却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世界在他看来是一系列没有关联、平行发展的事件。例如，纳粹主义，按照他的想法，仅仅是希特勒及其同党采取行动的结果；革命运动则是莫斯科策划的阴谋所带来的后果。因此，在人民民主国家发生的变化，按照他的观点，乃是暴力强制使然；如果能发生什么奇迹来消灭这种暴力，那么一切都会恢复“正常”。这令人联想到，暴涨的河水淹没了某个人的花园，这个人预料，洪水退去之后，能找到过去的花畦；但是泛滥的河水不仅冲毁了花畦，还冲走了大片土地，冲倒了树木，留下的只是沉积的淤泥和乱石——旧日的花园早已变成了一块完全变了样的、只有几平方米的一小块土地。反动分子无法理解什么是运动。他自己使用的语言也让他与所处的环境格格不入，尽管看到一切都在变化，但他的观念也不会因此而更新。曾经有一部由劳莱与哈台演出的滑稽片：劳莱在片中饰演一位“一战”中的美国大兵，当他的连队出发去进攻时，他被命令留守在战壕的机关枪旁。这件事刚好发生在停战之前，在签署停战协议的混乱之中，他被人们遗忘了。二十年之后，人们找到了他，只见战壕旁边罐头堆积如山——他就是靠这些罐头活命的。当航空公司的客机飞临他的头顶上方时，他就坐在机关枪旁，拿起机关枪朝天射击。反动分子的表现与劳莱一模一样，他知道必须向飞机射击，但他并不知道，此时的飞机已经不是他接受命令时的飞机了。

反动分子，甚至在阅读了很多有关辩证法的书籍之后，依然不能抓住其中的要义：他脑子里缺少一根筋。正因如此，比方说他对人的心理评价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辩证论者知道，人的理性生活与感情生活一直都处于运动的状态，因此，将个体视为在一切情况下都维持不变是毫无意义的；人们的信仰与反应会随着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反动分子惊讶地看着人们的变化，他们一边观察身边的熟人怎样慢慢变成制度的拥护者，同时还试图以十分愚蠢的方式，将这一切解释为“机会主义”、“怯懦”和“背叛”；反动分子必须给自己找到某种标签，如果缺少了这些，他们就会迷失方向。因为他们的推理是建立在“非此即彼”的原则之上的，他试图将自己周围的人分为“共产主义者”与“非共产主义者”，尽管在人民民主国家，这种推理早已经失去了根基，凡是在辩证法影响人们生活的地方，谁想采用过去的逻辑，谁就一定会感到心理失衡。

反动分子的遭遇总是如此：他所使用的概念，会突然失去一切内容，给他留下的只是空洞乏味的只字和词组，他的熟人、朋友在一年之前还带着喜爱之情一再重复着这些只字和词组，而现在却避之唯恐不及，认为它们太概括、意义不够明确，且与现实格格不入。反动分子绝望地反复叨念着“荣誉”、“祖国”、“民族”、“自由”，他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对于生活在已发生了变化（每天都在变化）的环境里的人，这些抽象名词已有了具体而又与从前完全不同的涵义。

由于反动分子具有这些特点，因此辩证论者认为反动分子比起他们自己来要笨得多，并因而相信，这些人对他们不会构成太大威胁，他们不是势均力敌的对手。合乎上述定义的反动分子曾是有产阶级，他们大多数是旧知识分子。有鉴于此，要牢牢抓住知识分子，在消灭了有产阶级之后，控制知识分子也不会有太大困难。因为，那些较有活力的知识分子代表正转向新的思想立场，其余的人则思想退化，越来越与世隔绝，越来越“跟不上”周围环境的变化，社会地位也就随之越来越低下。新知识分子与旧知识分子之间缺乏共同语言。广大农民和昔日的小资产阶级还残存着反动倾向，但是这样的倾向却没有在思想上表现出来。那些借着创造新的生活条件培养出来的民众，尽管怀有不满情绪，可他们与有纲领的反动分子之间的思想距离仍每个月都在扩大。政治移民则是间接帮助当权者统治国家的重要因素。按照上述定义，在这些人当中，可以说百分之九十是反动分子。他们在电台发出的呼吁和演说，都令人联想起可怜的劳莱向飞机开枪的故事。听众听他们抱怨自己也并不喜欢的政府时不无快感，但并没把他们的话当真。

在这些政治家善用的词汇与实际经验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落差。辩证论者常常批评反动分子，说他们明显地“自视过高”。这类对反动分子意思含混、令人尴尬困惑的恶意评价暗示了：那些反对独裁统治的人，他们的思想还未成熟。人们不愿与反动分子协同一致（人民群众本能地感到他们属于弱势），这加深了他们的宿命感。

因此，控制民众的思想没有受到阻碍。智力的能量，无论出现在哪里，也只能找到一个宣泄口。此外，在观察民众的情感生活时能感觉到，他们在思想上存在极度的愤懑情绪。这种愤懑情绪不能仅仅用经济原因来解释。党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的论述偏少，因此也就意味着，可能会出现某些意料不到的隐忧，而这才是真正的危险所在。

首先是宗教问题，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尽管可以对基督教本身存在的诸多弱点进行抨击，并且能获得成功。但天主教教会在封建体系改革之初，激烈地反对新生的资本主义不是没有道理的：资本主义创造了科学思想，从神学领域中夺走了最具才智的头脑，这使欧洲的宗教遭到重大打击。在现代社会中可以观察到一种思想的迅速传播，尽管这种思想起初只为极少数头脑所拥有；为了了解社会发展有着怎样的进程，有时只需追踪观察为数不多的几个最敏感的个人思想发展的方向就足矣。那种在某一时期内浮在表面的东西（例如某些文学风格）会让位于新的因素——尽管它作为次要或三流的区域还会存在很长一段时间（当然有复兴的可能）。在欧洲也曾发生这样的情况：神学失去了自己的主导地位，教会失去了知识分子但也没能赢得新兴工人阶层的支持——这两个群体都是党特别重视的。如今基督教的精神生活在教会的边缘发展，只剩下一些试图使天主教哲学顺应时代新需要的小群体。

然而，宗教需求在大众中依然存在。从党的观点来看，否定这种需求也许是错误的，或许把所有居民都改造成工人，就能够消除这种需求；但也说不准哪天这种需求又会冒出来。当然，这是不可预知的因素。实际上，人在理智地解释某种现象时，内心却产生一种难以解释的神秘反抗。在20世纪，基督教的逻辑盔甲是如此不堪一击，儿童在学校被新的思想方法强迫洗脑，尽管这样，理智之光照射不到的阴影地带犹存，我们总是遇到难解的哑谜。条件反射理论的创造者巴甫洛夫⁽²⁾教授每个星期天都要去东正教堂做礼拜；因为他是杰出的学者而且年事已高，在莫斯科没有人敢去找他的麻烦。条件反射理论的创造者！他所发明的这个理论本身，就是反驳某种永恒的“人性”存在的最有力论据之一。宗教的捍卫者在援引这种“人的天性”的同时，强调它是完全不可能改变的：既然数千年以来，在各种不同文明中一直存在着神祇和教会，也就可以预知，宗教还会继续存留下去。如果两种概念体系——科学体系和宗教体系，并存于巴甫洛夫教授的头脑里，那么他到底是怎么去思考的呢？

那种促使人们笃信宗教的趋势，究竟是“人的天性”使然，还是数世纪以来一直在起作用的条件反射的结果？讨论这个问题没有多大意义。重要的是，这种趋势一直存在。甚至于苏联在对抗希特勒的战争中，也需要把东正教的牧师从被人遗忘的尘土中挖出来，让他们激发民众的民族感情。人在面临死亡的时刻，会有荒诞的灵光一闪，认为这一切都没有意义——连辩证唯物主义也会突然展示它不过是空洞的数学公式而已。人从巧妙架设的吊桥上落入深渊时，仍宁愿迷信于圣像的魔力。

党知道，它本身就是教会。也就是说，党对地球的专政和对人类的改造，都有赖于党能在多大程度上对人的非理性趋势规定方向，并利用它们为自己的目标服务。单单用正确的推理说服人远远不够，还必须在俱乐部举行各种活动，诸如组织诗歌朗诵、阅读小说、看电影等都是非常重要的措施。因为诗歌、小说和电影能触动人们的灵魂深处——正是在那里隐藏着感情的反抗，不能容忍任何别的教会，例如基督教。基督教是党的头号敌人，大众对彻底改造人的一切疑虑都能在基督教的教义中找到支持。如果按照福音的说法：“爱是不加害与人的”⁽³⁾，不也意味着不可伤害“富农”吗？如果不该把至高荣耀归给人，那么过分崇拜诸如列宁和斯大林那样的天才人物，难道就不算是偶像崇拜吗？

我认识也拥有很多信仰基督教的朋友——他们当中有波兰人、法国人和西班牙人，在政治上，他们都属于严格正统的斯大林思想的拥护者；但与此同时，他们内心也都有所保留，他们相信，历史的全权代表实行了血腥的审判之后，上帝自会纠正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把自己的推理无限上纲，认为历史的发展法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些法则都出自于上帝的旨意，而其中之一就是阶级斗争；20世纪就是无产阶级的斗争取得胜利的世纪，领导无产阶级进行这一斗争的正是共产党；因为共产党的领袖是斯大林，是他在实现历史的法则，也就是说，他是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的，所以应该服从他。人类的复兴只能按照在俄罗斯土地上采取的手段来实现，因此基督徒不可能去反对这唯一的且诚然是残酷的思想，因为只有这种思想，才能在全球创造出新的人类。这种推理时常被那些僧侣——即掌握在党手中的工具所公开运用。“耶稣是一位新人。新人也就意味着是苏维埃人，于是耶稣就是苏维埃人！”罗马尼亚东正教会大牧首朱斯蒂尼安·马里纳（Justinian Marina）如是说。

事实上，这些基督徒（马里纳之流的一般说谎者除外）撒了数世纪以来的一个弥天大谎，这一谎言就是他们羞于承认的：自己已放弃了信仰。基督教和斯大林主义哲学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基督教植根于个人功绩和过咎的概念之上，然而新信仰却以历史的功过概念代替了这一概念。基督徒抛开了个人的功过，也就等于将耶稣的行为一笔勾销，而这位基督徒还在口口声声提到的上帝也要逐渐变成历史。如果承认只存在个人的功过，那么能漠视人类所遭受的痛苦，仅仅是因为他们犯了阻挡“历史进程”的唯一罪过吗？为了麻醉良心，他们使用论据这种特殊诡计来说明反动分子不可能是好人；那么当务之急就是，应该怎样界定谁是反动分子。凡是阻止历史的必然进程，也就是反对政治局制定的政策的人都是反动分子。关于“反动罪”的定论，也是借助巧妙的论点广泛论证的：每种认识都是“定向的”，一个人只有根据一个阶级的利益，而这个阶级应是进步的杠杆，也就是根据无产阶级的利益检视和评价现实，才能真正看清现实。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利益——关于这一点，有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对我们的教导。如果有人用另一种眼光检视现实，他就会看错；这意味着，他看到的现实画面，是受到另一些阶级利益的压力而扭曲了的现实，那些阶级是落后的，因此注定要被逐出历史舞台。——而由于这个原因，那些阶级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采取逃避主义的办法；如果有谁错误地检视世界，他就必定是坏的，谁的言行是坏的，谁就是坏人。因此反动分子肯定就是坏人，就不能对他心慈手软。上述论据非常有意思，只是有个缺点：与所观察到的事实相矛盾。事实是，来自一个万能的极权主义国家的压力，往往会导致公民心情紧张，这种紧张情绪就会影响他们的所作所为。当一个政权把人划分为“顺民”和“罪犯”两类时，就会对形形色色的妥协分子、懦夫和狗腿子大加奖赏，而在那些所谓的“罪犯”中，普通人、老实人和诚实的人则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而从社会的观点看，这些人才是社会机体发展最好的保障。从基督教的角度看，他们除了对恺撒表示过轻蔑，或是对他的强权作出过不正确的评价之外，在良心上没有别的过失。断言历史的过咎是个人的过咎，这不能不说是敏感的，却是虚伪良心的遁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将历史的过咎这一问题简单化、笼统化。愚昧，也就是缺乏理解事态发展机制的能力，也许就是人给别人造成巨大痛苦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波兰领导人在1944年发布命令举行华沙起义时，就犯了愚昧之罪，而他们的罪过具有个人性质。与此同时，另一种个人的罪过要由红军指挥者来承担，因为他们没有支持起义者——但这并不是出于他们的愚昧，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们充分理解“历史的进程”（简言之，他们正确估价了力量的平衡）。另一个由于愚昧而犯罪的例子是，社会各界对那些思想家、作家和艺术家的态度，那些思想家、作家和艺术家的眼光只关注未来，他们的作品却很少被同时代人所理解。评论家可能出自良好的信念，否认这些作品的一切价值，但是他们却因为自己的愚昧，将那些具有他们自己无法与之比拟的价值的人推入贫困，或者使那些人处于受迫害的危险境地。基督徒—斯大林主义者的行为特色是将历史的过咎和个人的过咎混淆在一起，但实际上，这两种罪过的概念只是偶尔交叉重叠。

追溯我那些党的路线的同路人天主教徒朋友的进化，我注意到，在他们的基督教形上学中剩下的逐渐只是一句空话，而唯物辩证法则成了他们信仰的真正内容——上帝被改造成了历史。在人民民主国家，许多基督徒对这一心理过程心知肚明。这无疑是20世纪所取得的崭新且特殊的成果。但在俄罗斯并没有出现此种现象，因为在那里，东正教早已被有效地摧毁了；然而，在欧洲被苏联征服的那一部分，还存在着相当数量忠顺的半基督徒，如果涉及实现帝国的政治目标，这也许会获得很大的成果，那就是：宽容甚至支持这些所谓的“基督徒—爱国主义者”，这必定会使帝国避免一个最危险的冲突。从对基督教的崇拜到对历史的崇拜的过渡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毫无疑问，帝国如能在梵蒂冈安插一个忠于党的路线的教皇，这将会使它获得最大的成功。那时其附庸国的领导人将会亲自参加由这个教皇在罗马圣彼得长方形大教堂主持的弥撒活动，因为，在这些国家大多数居民都笃信天主教——也许这会是帝国在统一世界的过程中能迈出的最大步伐。

为东方帝国效力的基督徒，以特殊的手段解决了耶稣提出的问题：“该撒（恺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⁴⁾从那时开始，人与恺撒之间的对立就从未被勾销。基督教正是维护这种分工的保障。根据基督教的教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与他所属的社会集团或者民族的历史不同（或者是平行的）。如果，像今天从易北河到海参崴的学校学生学到的那样，每个人的历史只是阶级历史的反映，而阶级又是在恺撒那里找到自己的化身——那就很明显，人如果反对恺撒，也就等于反对自己。持这种观点的基督徒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他们不再相信上帝对每个人行为的审判：他们屈服顺从是因为惧怕受到历史永恒的谴责。

基督教与革命之间的冲突是原则性的冲突，对于这一点，党非常清楚。党要达到的最高目标，就像人类从一开始就为自己制定的最高目标那样：消除“人剥削人”的现象。这就意味着，消除人心中“未来将能获得果实”的行动动机；为社会做贡献的动机应取代自私自利的动机。这不仅是个长期目标，也是个最崇高的目标；也许这一目标不可能很快实现，且在一段时间内，不坚持恐怖政策，就不能向大众灌输社会责任感的思想。然而在基督教中存在着评价的二元论。根据这种二元论，人既是“上帝之子”，又是社会的一分子；人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必须接受现有的秩序，但条件是：这种秩序不应阻碍人为拯救自己的灵魂所做的一切。党教导人们：唯有在人身上消除这种二元论，将其完全融化在社会元素中，才能解放实现新世界所需的仇恨力量。

在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诸如英国、美国和法国，有相当比例的大众已经脱离宗教。技术（和由于技术而产生的生活方式）比采取暴力手段，更能有效地从根本上瓦解基督教、腐蚀宗教信仰；这一过程在中欧和东欧国家同样发展得很快。重点在于，在这一过程中切勿采用不谨慎的行为以免刺激基督教。例如，突然关闭教堂或禁止举行各种宗教仪式，这都是不谨慎的行为。应竭力让教会分裂为两派：给部分僧侣扣上“反动分子”的帽子，或者扣上“外国间谍”的帽子——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因为在实际生活中，很多僧侣都有反动情绪。应将另一部分僧侣跟国家紧密联系起来，使教会成为国家手中可资利用的工具，就像俄罗斯的东正教会那样。僧侣处于完全顺从的地位——在某些事件中他们成了安全警察的同伙，从而在信众眼中威信扫地。这种教会让它存在几十年也无妨，直到它缺乏追随者而自行灭亡。

对付教会这个最后的反抗支柱有的是手段。但是在人民民主国家，民众表现得像个连在梦中想喊叫都喊不出声的人。不仅因为他们什么都不能说出来，也因为他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从逻辑的角度来看，一切都按应有的程序进行着，也就是说，人一切都明明白白，不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从哲学基础，到农村集体化，这一切都构成了一个坚固的主体，一个令人敬服的金字塔。人们会扪心自问：他们自己的反抗是否有错？只能用非理性的愿望反抗整个宣传机器。难道不应为愿望感到惭愧吗？

党在警觉地监视着，谨防那些维护民族利益的愿望和追求自由的愿望演变为新的、合乎理性的、富有生命力的理论——也就是能适应新环境的理论，从而赢得民众的拥护。应该说，最大的威胁不是反动派，也不是教会，而是异端邪说。如果出现那种谙熟辩证法并能以标新立异的说法来解释辩证唯物论的人，那么就应尽量使其不能为害。必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快。一位死死抱住过时的“唯心主义”观念不放的哲学教授，并不是特别有害——只须让他离开大学讲台，安排他去编写教材，给他生活出路，让他认识到自己只是摆在博物馆中的一个古董就行了。但是如果有某位教授，言必称马恩，但在实际行动中却脱离正统思想，那么从他播下的种子里就很可能结出不可预料的果实。只有愚蠢的资产阶级才会认为，思想上的细微差别不会引出什么问题；实际上，党却知道，会由此产生很多问题。曾经有个时期，革命仅仅是列宁和他领导的一群理论家思想上的细微差别，而这恰是他们在瑞士咖啡馆桌旁争论不休的话题。马列主义理论的主要重点是：哲学、文学、艺术史和文学批评；凡是涉及分析人的领域，对不起，也就是权衡人的复杂性的领域，马列主义就会发挥作用，会影响到整个方程式。方程式的前提如果差之毫厘，计算完成后就会失之千里。同样在评价艺术作品时，若稍微偏离党的路线，就会酿成意想不到的政治动乱。因此，党对20世纪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匈牙利的卢卡契⁽⁵⁾教授予以严厉谴责的做法，完全正确而合理——他的作品在人民民主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中所引起的极大热忱，背后隐藏着某些深刻的原因：人们在他身上看到了哲学复兴的先兆，看到了与苏联文学背道而驰的新文学的先兆。在作品中，他非常明显地表示出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的不满，这恰好与“二战”结束最初几年盛行的信念相吻合，但在人民民主国家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进入了一个新的轨道时，苏联并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卢卡契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了这种信念，为此遭到公开诽谤。

任何试图脱离莫斯科政治局所规定路线的行为一定会以失败告终。党已经明确地阐释了这一口号，亦即：“凡是不跟我们一起走的，就一定是反对我们的。”如果有谁胆敢在最微不足道的细节上与党的路线不一致，谁就一定会成为党的敌人，就会沉默地靠边站。无论何种新思想和政治动向，都不应超出力图保持对“进步”和“民主”实行垄断的正统斯大林主义，否则异端邪说就会像野火燎原那样迅速蔓延。思想恐怖本身就是原则，如果逻辑地思考问题，那么甚至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之后，也不能放弃这一思想恐怖原则。斯大林主义者常常这样解释：“思想恐怖仅仅存在于‘被资本主义包围’的阶段。”这种解释本身就包含着矛盾：阶段的概念是预先有计划地设定好的，换句话说，莫斯科当局无论是在现在，或是在将来，任何时候都不会放弃对思想的完全控制。东方是了解这种矛盾的。如果没有意识到这种矛盾，就没有必要把强迫人们参加群众集会和游行，强迫人们参加只提供一个候选人名单的选举，强迫工人提高生产额度等等行为说成是出于自动和自愿。甚至对那些最积极拥护体制的人来说，这也是不明白、不可爱的地方。处于潜在状态的敌人永远存在，而朋友只能是那些百分之百赞同莫斯科路线的人，如果有谁只接受百分之九十九，他就会是隐藏的敌人，因为从那百分之一的区别中，就有可能产生一个新的教会。

学说的可怕之处就隐藏在这样提出问题的方法中。党的辩证论者知道，其他各种正统学说所做的类似努力，总是以失败告终；历史发展常常会推翻所有自命为永远正确的公式。然而如今中央的统治者，是一些掌握了辩证法的人，因此在产生新的需要时，他们将会对学说予以修正。个人的判断很可能出错，唯一的办法就是死心塌地、毫无保留地服从领导。

如何解释人们隐藏在内心的那些不成形的渴望？为什么一个好端端的共产党人会没有任何明确原因就开枪自杀或逃往国外？这岂不就是巧妙构思架设的吊桥之下的那个万丈深渊吗？人们从人民民主国家逃往国外的主要原因，通常是他们在心理上不能忍受那里的状况。他们通常会含糊其辞地嘟哝着试图辩解：“那里的生活令人感到恐惧和悲哀。”“我觉得我会变成机器。”然而，很难给纯理性化的人的内心感受到的那种威胁下一个定义，因而也就无法说服那些从未有过此类经历的人来理解这一切。

为了及时防止种种疑虑，党一贯反对探索人内心深处的任何迹象，特别是在文学和艺术方面。“人”作为一个品种的概念是不受欢迎的。谁如果要去探究人的内心需求与渴望，就会被指责为有资产阶级思想倾向。无论如何，人作为社会集团的成员，做任何事都不能超越作为社会集团成员的行为范畴，并以此来描述人的表现。必须做到这一点，因为党只把人视为各种社会力量之和。所以党认为，人为自己绘制哪种自画像那他就是哪种类型的人。其实就是把人变成一种社会猴子。凡是没有表现出来的，就是不存在的；因此在禁止某种探索的可能性的同时，也在摧毁进行这种探索的志趣。

在这里，我首先得澄清一点可能的误解。我本人，不太喜欢过于主观的艺术。我的诗歌对我来说，是自我监督的手段。我可以观察我的诗歌，看看主线在哪里，如果在这条主线出现虚假的声调，也就证明立场的虚假——我会努力避免自己超越这条线。战争年代的经验教会了我，不应仅仅为了向别人述说自己的绝望和自己内心的挣扎而拿起手中的笔——因为这是廉价品，而制造廉价品无须付出艰辛的努力——在进行写作这种活动时，首先要尊重自己。任何一个人，眼见一座百万人口的城市灰飞烟灭，数公里的街道看不见任何生命迹象，甚至看不到一只猫、一条流浪狗，这个人就会带着嘲讽，回想起许多当代诗人描绘的大城市的地狱画面——实际上那是他们自己心灵的地狱。真正的“荒原”比想象中的更为可怕。任何一个从未经历过战争残酷和恐怖的人都不可能了解，作为见证人和参与者，面对自己的疏忽和自私，内心对自己的责备会有多么强烈。废墟与痛苦是社会思想的学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尽管很有用，但令人遗憾的是，只对党有用。这类文学所展示的现实，并不是人所看到和感觉到的现实（这是过去“批判”现实主义的特点），而仅是人所理解的现实。根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的理解，现实是在不断运动着的，在每种现象中同时有正在出生的事物以及正在死亡的事物（即辩证法中“新”与“旧”的斗争），作者应该赞扬一切新生和萌芽的事物，并要谴责一切旧的、已成为过往的东西。在实践中如果能好好运用这一原则，那就意味着，作家在描写每种现象时，都应看到阶级斗争的因素。进一步推理，就得出文学教育功能的结果，也就是把艺术变成说教。因为只有斯大林分子有权代表无产阶级（先进的阶级），“新的”和值得赞扬的只是根据党的战略、战术所产生的东西。因此，文学的目的就是要为朝着党指明的方向前进的读者创造出先进典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建立在“新事物”与无产阶级等同、无产阶级与党等同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展示的是模范公民，也就是共产主义者（党员或者非党员）和阶级敌人。在这两种人之间还会有一种骑墙派的中间分子，他们见风使舵，一下转到这个阵营，一下转到那个阵营。这些转变，要么很成功，要么很失败——这成了文学中用来塑造朋友和敌人形象的公式之外，唯一的另一个主题。以这种方式对待文学（以及一切艺术）其结果必是教会人绝对盲从。这种盲从是否有利于严肃的艺术工作呢？说得客气一点，很令人怀疑。米开朗琪罗的雕塑是靠着坚持不懈完成的作品，有个时刻它们并不存在。而创作活动就处于这不存在与存在之间，它与顺从“历史潮流”的概念格格不入；因为伴随着创作活动的是自由感，而这种自由感有时是从克服阻力的过程中产生的，哪怕这阻力看起来是一种绝对阻力。真正从事创作的人是孤独的，只有在他的创作大功告成之后，才会出现许许多多的模仿者和拥护者，同时也说明，作品本身好像证实了某种“历史的潮流”的存在。对创作者来说，除了相信某种内心的召唤之外，别无他法；甚至为了表达他觉得是真理的东西，可以付出一切代价。这种内心的召唤如果没有以一种形而上的信念作为依据，便是荒谬。这种形而上的信念就是相信存在一些超越人为因素的永恒不变的价值。简言之，这就是20世纪的悲剧存在的原因。今天只有仍怀着这种信念的人（其中包括一部分搞凯特曼的斯大林主义者），或者那些站在世俗的斯多葛主义立场（这或许也是一种信仰）的人才能创作。其余的人就只能在“历史的潮流”中为自己找到一个安全的位置，从而成为可悲的说谎者。

这就是人民民主国家社会生活发展的一种框架，这种社会生活带有某种疯狂的节奏。“建设社会主义”不仅仅是口号，也是有具体涵义的建设：行人的眼睛到处看到脚手架；新厂房、新的政府办公大楼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起来；生产曲线不断上升；人民群众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自己：越来越多的人成了政府官员，并且接受了最基础的“政治教育”。报刊、文学、电影和戏剧以夸张的手法大书特书所取得的成就。假如有个对地球上的事物一无所知的火星居民，根据那里出版的报刊和书籍的描述去评价那些国家，毫无疑问他会得出结论说：东方住着的是一群理性、思想开化的人；而在西方，则聚集着一批侏儒和道德堕落者。其实这也不足为奇，因为在西方很多具有一定知识的居民也会得出类似的结论。对他们来说，苏联和其诸多附庸国，简直就像是童话中的幸福岛。

人民民主国家的公民对神经质是有免疫力的，而在资本主义国家，这种神经质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在西方，人站在社会的对立面，在人的潜意识中，自己与社会无关，他玩的是个人游戏；社会为他确定了某种不应逾越的界限，他也因此获得了保障，任何人都不会过分干预他的活动范围；如果他输了，那么他就会说，这是他咎由自取，只能去求助心理分析家。然而在东方，人和社会之间既没有对立，也没有界限，人的输赢都是公众的事，人从来不是独自一人；如果他突然消失，这并不是因为周围的人对他冷眼相看、漠不关心，遗憾的是，反而是因为周围人带着过分关注的眼光观察他。众所周知，西方常见的神经质，首先是因为人的孤独；而人民民主国家的心理分析师——即便允许他们开诊所，允许他们营业，他们也不可能赚到一分钱。

在人民民主国家，人的痛苦是一种全新的痛苦，是迄今为止无人经历过的一种痛苦。人类找到了治疗曾经具有群众性灾难特点的天花、伤寒和梅毒的有效手段；但是在大集体中的生活，却导致了各种新的疾病发生。某种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苏联革命者身上，他们发明了所谓控制历史力量、实现理想社会的有效手段，可是“历史”回敬他们的却是无情的嘲弄。

一个基本目标是：摆脱生存斗争。这一目标曾是理论家们的梦想——但如果人人自危，人人防范别人，朝不保暮，这个目标就可望而不可即，也不可能实现。根据列宁的观点，国家将会逐渐消亡。但目前，国家却威震四方，在每个公民的头顶上挥舞着利剑，为一个不慎的字眼惩罚他；时不时还会对公民信誓旦旦地保证：“实现统治整个地球之日，就是国家开始消亡之时。”这实际上是毫无根据的。正统思想绝不可能放松其对人施加的心理压力，否则，就不可能称其为正统思想了。辩证法，就是各种现象的内在的矛盾，现实本身就充满了矛盾，现实的辩证法与莫斯科中央实施的辩证法对立。充满内在矛盾的现象越多就越有害，那么对现实也就更加有害。有人说，20世纪是合成产品的世纪——合成橡胶、合成汽油，因此创造出了人造的辩证法，它只是在表面上与黑格尔的哲学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是这种冒牌的辩证法在与敌人斗争方面还是卓有成效，人在它的影响之下，无助地辗转折腾，就像被转动着的魔术方块，最终不得不屈服——因为这里包含着实际权力的真正秘密，比人们所说的吸毒者吸毒后沉浸在想入非非的状态更厉害。

有一种昆虫，会将自己的毒刺戳进其他科属的毛毛虫体内，并注入毒素，那些体内被注入了毒素的毛毛虫虽然还活着却已经瘫痪不能动了。这些昆虫——投毒者，就在那些毛毛虫体内产卵，于是毛毛虫的身体就变成了这些昆虫幼虫的食物储藏室。同样地，在人民民主国家，人们的头脑里也被注入了麻醉剂——那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虽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设想过他们的学说会被如此利用。当人们的大脑被麻醉了以后，斯大林主义的解释就在他们的大脑中产卵：“既然你已经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对这位患者说，“那你就必须是斯大林主义者；因为没有斯大林主义，就没有马克思主义。”

这种毒素与人为敌，为害甚大，可是有许多幼稚的人却误以为，只要他们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放进具有防火功能的保险柜中，从此再也不拿出来给别人看，这样就预先防止了危险。但是令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历史事件本身会教会人们这些著作里所蕴含的全部内容。那些从未受到这些著作的磁力吸引的人，可能自认是幸运的——但不知道这是否能成为他们骄傲的理由。

如果有人看不到自己所处的这种悲惨境地，那他就是瞎子，因为人类一直渴望将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并渴望根绝一切意外。但人类却在历史面前屈服了——因为历史是残酷的神祇。从神祇口中发出的命令，是隐藏在他空虚体内的狡猾牧师的声音。神祇的眼睛具有这样的构造，不管人走到哪里，他的眼睛都能跟随到哪里，人在他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在他含笑带嘲的视线下，人与自己的情人在床上做爱；一个在沙坑中玩耍的孩童绝对不会预想到，他今后的生活已被注意到，并被计入一笔总账之中；只有那些风烛残年的老人，才能确信他们快要逃脱他的权力之杖了。

从莫斯科辐射出的历史哲学是一种哲学—力量：可以用哲学来改造民众，当然也可以动用坦克和战机的力量来进行统治。一个人只要不肯承认莫斯科的历史哲学，国家就会动用力量将他彻底摧毁；与此同时，还会从内部对他进行攻击，告诫他，他的反抗是来自于他的阶级意识（谁如果不想接受心理分析治疗，那就会被指责，说他企图以这种方式掩盖自己的自卑情结）。

然而不难想象，终究会有一天，服从这一哲学的数百万民众会突然奋起反抗它。一旦莫斯科中央失去物质力量，这样的一天就会到来；不仅是因为到那时，对武装力量的巨大恐惧也许会消失；更主要是因为：在这一哲学中，成功与推理密不可分；如果该哲学失败了，人为辩证法的错误所在就会被发现，那么现实就会战胜它。东方帝国的公民最渴望的是从恐怖中解放出来，而这种恐怖正是他们自己的思想造成的。

党中央大厦里的战略家们不断地往会战地图上插一面面小红旗，以显示控制人们的头脑的战役成果。战绩越佳，红色范围也越是扩大，开头在1944年和1945年，红色只限于来自东方的那一小群忠诚的人。但是智者也是人，他们也会陷入焦躁和恐惧之中。他们把自己比喻成早期的基督徒，将新信仰在地球上的拓展，比拟为基督教在衰败的罗马帝国中的进军，他们妒忌那些早期基督教传教士具有深入人心的能力。“他们知道该如何做宣传！我们怎么可能赶得上他们！”一位党的高干在听了收音机里传出的福音之后哀叹说。新的（反）宗教施行奇迹，向怀疑者展示了崭新的建筑和新型坦克。如果很长一段时间不再出现奇迹呢？那么就会在人们鼓掌的手中看到隐藏的尖刀和手枪；思想的金字塔就很可能倒塌下来，而金字塔矗立的地方在很长一段时间就会什么也没有，除了鲜血和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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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二十八章。

(2) 伊万·彼得罗维奇·巴甫洛夫（Иван Петрович Павлов，1849—1936），俄国生理学家、心理学家，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创始人，行为主义学派的先驱。

(3) 《新约·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十节。

(4) 《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一节。

(5) 卢卡契（Lukács Györgi，1885—1971），匈牙利文学理论家、美学家、哲学家，曾任布达佩斯大学哲学系教授。

第九章　波罗的海三国

“如果你一直在想着自己那些波罗的海兄弟，想着那些劳改营，你可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一位在华沙的朋友问我，最近他开始全心地敬佩中央辩证思维的智慧。“当到了一定年龄时，你站在宙斯面前，而宙斯向你伸出手指——”说到这里，我的朋友伸出食指，做了一个具有威胁性的动作并且叫道：“白痴！你把生命都浪费在操心一些琐事上了！”

我真的无法放下对波罗的海三国的思考，但是我总能说点什么好为自己辩解。关心这些已经被历史的大象踩在脚下的民族的命运，除了证明感伤情调，这种思考一般不会有任何结果——关于这一点，在阅读了16世纪的回忆录后，我可以同意朋友的说法——这些回忆录的作者大都是些僧侣，他们记下西班牙征服者在美洲种种无可名状的暴行。当然，我为此义愤填膺也毫无用处，这样既不能让那些被德莱昂⁽¹⁾总督杀死的加勒比海沿岸人民复生，也不能为来自印加帝国的逃难者提供一点食物，这些逃难者被笃信基督教、挥舞刀剑的西班牙骑士逼退到科迪勒拉山⁽²⁾上。如今那些失败者早已被人们遗忘，如果想对那些获胜者过去犯下的罪行认真研究的话，也许能指出一些具体事例，研究者可能会因为恐惧而一夜白头，也可能会对发生的一切置若罔闻。很久以前，在被称为东普鲁士的地区，居住着一个叫作普鲁士的民族，他们被说德语、信奉基督教的人征服了，他们的命运跟加勒比海人的命运一样——历史学家都深谙这一史实，却从未提及那些母亲的悲哀和孩童经历的苦难，也许这样是对的。以基督教名义建立的文明，实际上建立在众多无辜者的鲜血之上。而那些在今天采取类似手段，试图建立另一种文明的人所表现出的高尚愤怒，也不排除有些虚情假意。这些罪行的记录可能保存在一个隐蔽且安全的地方，当未来的学者在布满灰尘与蛛网的某地寻找到这些卷宗时，他们会认为，那些行为与已完成的伟业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也许根本找不到这样的卷宗，将来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卷宗存在；因为根据历史的发展，今日的统治者可以从简单的事实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纸上不存在的东西，现实中也就不会存在。

让我们设想一下，的确会发生这样的事。然而，我们对待现实的态度已经迥异于对待过去的态度——可是谁能确定这是缺点或是优点呢？一个活生生的人，即使身处数千公里外的地方，也不会那么轻易被人从记忆中抹去。如果他受到酷刑，他的声音至少会传到拥有丰富想象力的人耳中（想象力丰富对他们而言不是愉快的事）。甚至，哪怕这个人已经死了，可他仍是现在的一部分，因为杀害他的人，或者下令杀害他的人，这时正在地球的某一角落悠然自得地坐在餐桌旁，享受着面前摆放的面包、美味佳肴，啜饮着清茶，而他的孩子们也会为他带回家的礼物而兴高采烈。但是，要求把当下的事情当作过往的事情看待，同时抱以毫不在意的态度，认为这件事就像我的朋友所说，不过是些蠢事而已，要求透过历史的望远镜去注视明日即将成熟的果实——这种要求未免过于苛刻。历史与现在，或许有某种不可逾越的限度，否则明天将要成熟的果实就会腐烂。事实上我就是这样想的，这是由于在人类过去两千年的历史中，呈现的不只是强盗、征服者和刽子手，也有其他活着的人在从事某种活动。对于他们来说，恶就是恶，而且必须称之为恶。集体大屠杀、革命的恐怖、淘金热、劳工阶级仍在遭受苦难——这一切都是恶行，如果每个人都认为应该对此保持沉默，甚至表示赞许，谁知道这些灾难会演变成怎样的规模？我觉得，在拒绝对这些恶行表示赞许的同时，我比我那表示赞许的朋友更能保护明天的果实。我冒着犯错误和付出巨大代价的风险。假如我不愿去冒这风险，那我就不会写出现在写的东西，可能我会去写歌颂大元帅⁽³⁾的赞美诗。其实，一个人在掌握诗歌韵律技巧的情况下，拼凑出一首铿锵有力的颂歌，赞美一个杰出人士并不是很难（这一类写作令我想到从事翻译工作时的情景）。

众所周知，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位于欧洲大陆的边缘。有道海湾（芬兰湾）把它们与芬兰隔开，波罗的海使它们与瑞典隔海相望。

居住在这里的居民不属于斯拉夫民族；爱沙尼亚人的语言与芬兰语有渊源；立陶宛人的语言与拉脱维亚人的语言为何相近，时至今日对学者们来说都还是个谜——谁也不知道，这些部落从何处游牧到此地，又是怎样在涅曼河⁽⁴⁾与北德维纳河⁽⁵⁾下游定居下来的。人们只知道，已被驱逐的普鲁士人曾经使用的语言与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很相近。在这三个民族中，只有立陶宛人在过去曾建立过一个大国，它的疆域曾扩展到第聂伯河（Днепр），还持续了一段时间。这三个人口稀少的国家，自从居民接受基督教信仰之后，就经历了一段盛大的殖民化时期——主要是被德国和波兰统治。由于殖民化，这里曾使用两种语言：真正的统治者（土地拥有者）使用的语言是德语（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和波兰语（在立陶宛）。一部分原因是新来的人带来了自己的语言和风俗，另外就是，当地贵族接受了外来人士所带来的语言和风俗习惯；而大部分人民则继续使用自己的母语，保持了远古传承下来的独特文化。“一战”之后，这三个国家获得了独立，不再是沙皇俄国的行省。激进的农业改革消除了大地主的影响，民族语言成了新兴国家的语言，而文学和学校教育则与民间传统相结合。

1939年，这三个国家的总人口只有六百万左右，比当时的智利人口略多一点，比瑞典人口略少些。这三国都属于农业国家，借由组织良好的出口，保持了预算平衡。那时，三国向西欧出口的主要产品有熏猪肉、鸡蛋、黄油、谷物和家禽。因而与丹麦有很多相似之处。其实也不仅在这方面与丹麦相似。任何了解农场主生活方式的人，都可以轻易描绘出波罗的海三国的生存状态。农村合作社的良好发展，为农民销售自己的产品提供了便利条件。从三国居民的外表、住房条件和饮食方式来看，可以发现他们的生活水平高于其他东欧国家，当然，或许捷克斯洛伐克是个例外。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绝大多数信奉基督新教，而立陶宛人则信奉天主教。三国人民的共同特点是：怀有热忱的爱国主义，有时甚至会表现得有点沙文主义——就三国人民过去经历的苦难历史来看，这点表现是可以理解的。

这三个国家另外的共同点是，都不具备军事防御能力。

莫洛托夫⁽⁶⁾与里宾特洛甫⁽⁷⁾的会谈决定了这三个国家的命运。1939年秋天，莫洛托夫要求在此建立军事基地，波罗的海三国政府急忙答应了这一要求（当时，报刊均发表了大量文章，表示他们与强大、善良的东方邻国之间的友谊永恒而牢不可破）。1940年6月，以这三国政府无法给驻扎在其境内军事基地的苏联官兵提供必要的安全保证为借口，苏联红军公然入侵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接管了这三国的政权，三国迄今的国家机器就此不复存在。

我对波罗的海三国历史的叙述不是取材于书本或报刊。我生命中看到的第一束光、第一次嗅到的土壤的芳香、看到的第一棵树——就是我出生的那个地区的阳光、气息和树木。我出生在立陶宛一个说波兰语的家庭，我的家坐落在一条小河边，那条小河有立陶宛的名字。我对那里发生的一切记忆犹新，就像从我们所熟悉的人们脸上和眼里看到的那样鲜活。

西班牙人对阿兹特克族的入侵是令阿兹特克人恐惧的经历。他们认为，西班牙征服者所带来的习俗不可理喻，他们也无法理解西班牙人的宗教仪式，认为其思路也令人无法捉摸。苏联红军对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与立陶宛的入侵，也令三国人民受到震撼，其程度不亚于西班牙人对于阿兹特克族的袭击。诚然，年长者对沙皇时代的不满记忆仍历历在目——虽然现在与沙皇统治时期不同，但现在这种统治比沙皇时期更坏百倍。自沙皇制度垮台多年以来，俄国距欧洲非但没有越来越近，反而越来越远。俄国制定了一种欧洲前所未有的社会组织原则。征服者的思想和反应对被征服者而言也十分陌生、难以理解，就像阿兹特克族人对天主教神学的奥秘和西班牙人的卡斯蒂利亚⁽⁸⁾荣誉观一无所知一样。

征服者要求他们进行国会选举，然而，这些选举与人们至今所了解的选举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新政权仅提出了一个候选人名单，那为什么还要在城市和乡村张贴传单、发放宣传小册子呢？为什么还要用高音喇叭不分昼夜地吼叫呢？干吗还要在卡车上装饰候选人的肖像，干吗要那些花环，干吗要举行群众集会和论坛呢？如果只有一个候选人名单，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为什么还要宣传呢？老百姓被搞糊涂了。可是，在选举当天，人们还是成群结队到投票站去投票。投票是必须参加的，因为只有在投票之后，他们才会在你的护照上盖一个章。如果护照上没有这个印章，这位持照人就会被视为人民的敌人——因为他表现出一种邪恶的意愿，即不投票。老百姓们诚然十分天真，以为竭力交上撕破的、涂抹删改过的选票，就可以使选票被视为无效票。但他们万万没想到，这种票仍被视为有效票，被算作投了“赞成”票。选举结果令人印象深刻。被选举出来的国会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请求将各个共和国合并到苏联。自然，这一请求很快就得到了应允。

新当选的一位立陶宛国会议员是我少年时的伙伴。我与他曾一起划着独木小舟，沿着欧洲不同的河流，驶过数十公里，艰难地游过无数个瀑布，我们爬过窒碍难行的山间小路，一起在德国黑森林的峡谷和莱茵城堡迎接日出。在“二战”爆发前几年，他成了斯大林主义者。虽说他出身于华沙，在战争爆发之初，他来到立陶宛这块土地或多或少是出于偶然，但在那里，他被提名为国会议员候选人（那时，由于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员人数极少，莫斯科乐于利用每个共产党员），因为只要参加竞选就等于成为国会议员。他顺利当选，对他来说，这必定是一次奇异的体验：为一个与他毫无关联的国家并入另一个国家投票，而他对那个国家的认识，只不过是从宣传资料和官方统计中获得一鳞半爪的信息。对那时的东欧国家来说，这是件新鲜事，这位国会议员开了个先例，从此，由外国人代表某个国家便成了一种常态，必要时，外国人甚至改变自己的姓氏，变成某国人。

就这样，波罗的海三国居民“被成为”苏联公民，他们必须遵守别人的现行条例。在新政权眼中，这里的民众生活水平较高，相形之下，苏联其他地区公民的生活就显得穷困潦倒，这似乎是一种丑闻，是逝去时代的遗迹。因此，新政权决定，要好好改造他们，于是，监狱人满为患，不久，官方便开始将被划入某些范畴的居民成批成批地流放到苏联本土——主要是把他们发配到北极地区的劳改营、矿山和集体农庄。1941年，德国军队占领了波罗的海各国。纳粹分子按照自己的信条，又开始屠杀那些他们认为应该消灭的民族，即所有犹太人，无论他们属于哪个阶级，不分年龄与性别，都要将他们斩尽杀绝。纳粹分子十分精确地完成了这项任务。与此同时，纳粹官员也强行招募许多人到德国做劳工。1944年，波罗的海三国再度被红军占领，莫斯科中央着手改造此地区，使之与国家的其他地区相似。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摧毁这三个国家迄今建立在富裕农户基础上的农业结构。但是，农业集体化在那里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强化农村阶级斗争”的辩证法就是要充分利用穷苦农民与富裕农民之间的对立情绪，但成效甚微；农民们利用战后散落在人们手中的大批武器和在游击队受过的训练，发动群众性反抗。农民们纷纷逃进森林组织武装队伍。讨伐队包围了农村，屠杀那些留在家里的人。如此一来，反抗更加强烈，因为邻近各个村庄的所有人，包括孩童、妇女都宁愿加入游击队也不愿坐着等死。面对老百姓的敌对情绪，当局采取了十分激进的手段——大举抓捕人民，将他们装进闷罐车，并把他们流放到欧亚大陆人烟稀少的地区。当西欧人开始享受不甚平稳，且偶尔会被恐慌打破的和平生活时，波罗的海国家正经历着没有和平的黑暗年代。农村的居民不是逃跑，就是被打死或被流放，他们身后留下了空无人迹、反复受到掠劫的村庄，风在破碎的窗户与撞开的门上呼啸而过。“希特勒分子来了又走了，但人民会留下。”斯大林在确定反抗希特勒的战争已经取得胜利时，如是说。但对这些弱小民族来说，可以把这句话改成另一种说法：“人民来了又走了，但这些国家会留下。”“立陶宛会留下，但不会有立陶宛人了。”1946年，一位莫斯科中央高级官员在一次谈话中这样说道。

到了1950年，在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被培养出适应性之前，我并不知道这些国家到底失去了多少居民，也许没有人能知道确切的统计数字。从苏联腹地受命移居到本地空宅的人数也许可作为参考指标。然而，这一过程尚未结束，苏联当局向农村输入了集体农庄的农民，向城市输入了行政管理干部及其家属。在城市的街道上，听到说俄语的人，要比听到说爱沙尼亚语、拉脱维亚语和立陶宛语的人机会更多。在党的权力机构里，在政府高级官员中，绝大多数是具有俄罗斯姓氏的人，而保留了当地人姓氏的部分人中，有的为了应急都取了外号。苏联居民应是混合的：只有让各个民族融入“俄罗斯之海”，才能达到目的——也就是通过实行单一文化和单一通用语言。曾经连接波罗的海三国与德国的领土，即与东普鲁士交界之处，如今已经安置了俄罗斯人居住；那里的一座较大城市哥尼斯堡，是康德的出生地，康德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一生，如今却也被改名为加里宁格勒，与图拉⁽⁹⁾和萨马拉⁽¹⁰⁾没有任何区别。在曾属于爱沙尼亚海岸的外岛上，爱沙尼亚的渔民不再能出海捕鱼。从此，波罗的海三国人民做饭的锅盖就再也揭不开了。

当然，那时还允许学校和大学采用母语授课，包括使用母语教科书。消灭某个民族并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消灭阶级敌人。当年轻人用立陶宛语、爱沙尼亚语或拉脱维亚语学会怎样成为苏联优秀的爱国者，学会应该怎样评价来自莫斯科中央的一切事物，那么，俄语就会在竞争中胜出，将使他们的思想⁽¹¹⁾境界达到更高的层次。

有什么理由生气呢？波罗的海三国的小天地就是布鲁盖尔在乡村画中展示的著名小天地。紧握着大玻璃杯的手，笑嘻嘻的红嘴巴，如北极熊般笨重的好心肠农民。农民的美德是勤劳、会经营、审慎；农民的罪过是贪心、吝啬，而且总怀着杞人之忧。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工业发展滞后，农业改革将较大的农庄都分给了农民。这些为什么还要继续？不能饶恕那些落伍的富农，因此必须予以消灭，必须将三国居民的生活水平降到与苏联其他地区人民一样。没必要去考虑采取怎样残酷的手段消灭他们——因为每个人终将一死。让我们假设一下，如果有相当比例的人口死于瘟疫，而非死于讨伐队，如果从这一刻起，我们承认历史的必然就是某种瘟疫，那么我们就不会为牺牲者的悲惨命运挤出一滴眼泪。一般而言，瘟疫和地震不会引起人们的愤怒，因为人人都会承认这是天灾，于是人们会放下手中的报纸，继续悠然自得地享用早餐。人民只有在需要反对某个人时，才会造反。在这里没有可以反抗的人。因为那些导致灾难的人深信，他们所做的一切只是在履行历史赋予他们的任务。

但是，我手中拿着的一封信，其内容令人痛心。这封信来自波罗的海国家的某个家庭，她们在1949年3月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这个家庭共有三个人：母亲和两个女儿。收信者是她们在波兰的亲戚。这封信只是干巴巴而又简短地叙述了她们在乌拉尔集体农庄工作的情形。信的每一行，最后的那个字母都写得很粗，把它竖起来、连在一起看，就出现了这样的词语：“永恒的奴隶”。如果说这封信是偶然到了我的手中（我原本并不知道有这封信，只是曾去探望过收到这封信的人）——那么还有多少别的以这种伪装的方式表达绝望的信件已经寄到收信人手中呢？但收到信的人，对信中所表达出的一切都爱莫能助，因为他们什么都做不了。现在让我们来做一个数学统计，那就是：还会有多少人想写信却没写出来，还有多少可能会写这种信的人，因饥饿和过度劳累死于冷酷的北极地区，死时仍然在不断重复着这句令人绝望的话：“永恒的奴隶”？

母亲和两个女儿，如果她们还活着，也许此时正挑着从井里打出来的水，母亲可能正在发愁，担心作为工钱付给她们的面包份额不够果腹，或许，她此刻正为女儿们的未来操心。迁居到刚果农村的纽约人，与被流放到乌拉尔山以外的波罗的海居民的感觉多少有些相似之处。因为无论在清洁卫生方面，甚或在最表面的文明标志方面，刚果农村都与纽约有着天壤之别——到过那里的人都能肯定我没有撒谎。母亲可能终有一天会死去，但两个女儿却必须永远留在那里，因为生活在这种流放地，根本不可能再回到自己的家园。她们必须在那里出嫁，同时把自己的某种情感深锁在内心深处，因为周遭的人根本不可能理解她们的痛苦，深锁在内心的情感甚至不可能告诉自己说俄语的孩子们。

也许，无论是母亲还是两个女儿都没有与众不同的优点。母亲可能每个礼拜天都带着厚厚的《圣经》去教堂做礼拜，但在家中却像个吝啬的悍妇。而女儿们呢，一心只想着在周六时穿上鲜艳美丽的服装到草坪去跳舞，这是她们故乡的居民都喜爱的活动。她们从未读过任何严肃的书籍，对柏拉图和黑格尔、马克思和达尔文的名字都很生疏。这三位妇女因为家境富裕，属于富农而被流放。她们的农场大约有三十公顷的土地。她们在农庄平静地生活，给人类带来的益处，除了生产出一定数量的奶酪和黄油之外，别无其他，收入也可说是微乎其微。这里就产生了问题：以那些更高目标的名义能不能毁掉这样三个人宝贵的生命？“穆尔提-丙”主义者回答：“能。”基督徒和那些名义上的基督徒回答：“不能。”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没有做到始终一贯。“穆尔提-丙”主义者在他们对广大民众所做的宣传论点中，有百分之九十都在引证人的屈辱。在他们激昂的高调深处总是含有对义愤的呼吁。基督徒断言，不应欺侮任何人，因为每个人都是宝贵的，都有生存的价值，但他们在发表这种美妙观点后，却不肯动一动手指头给人提供帮助。他们不仅对波罗的海人的命运漠不关心，对其他不同于围捕和强行遣送的毁灭行为也漠不关心。例如，他们对广大群众的精神死亡也漠不关心。人们劳累了一天之后，晚上还要奉命去观看施放毒素的电影和电视，可他们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正常。

拉丁美洲的大诗人聂鲁达来自智利。我曾把他的许多诗翻译成了波兰文。当他在遭逮捕前得以逃离故国时，我感到庆幸。聂鲁达是位共产党员。我相信他所描写的有关自己人的苦难，并且高度评价他那伟大的心灵。因为聂鲁达在写作时关心的是自己的同胞而不是自己，这份心意产生回馈，使他的文字具有威力。但是，当他以苏联人幸福、欢乐的生活对照资本主义世界的疯狂时，我就不再相信他了。只要他描写的是他自己所了解的事情，我就会一直相信他；但当他写的是我所了解的事情时，我就不再相信他所写的东西了。这也正是来自东方的信徒和来自西方的信徒彼此间的差别。西方的共产主义者需要一个地球上的黄金时代正在实现的幻想。东方的“穆尔提-丙”主义者正竭尽全力要让这种幻想在人们的头脑中生根，但是他们并没有忘记，这是一个有用的谎言。“穆尔提-丙”主义者的推理是正确的。各式各样的革命在对付新秩序的敌人时，必然会出现一段恐怖时期。如今不会有人为法国贵族被推上断头台而哭泣。但是，迄今为止的那些革命，与今天所进行的革命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过去那些革命的矛头所向，是人数不多的小集团，因为这小集团妨碍新生力量的成长。而新生力量是富有创造性的，可同时也受到人为的节制。今天的革命不能满足于为了巩固新政权而维持短期的恐怖。只要经济基础还让敌对阶级能赖以生存，而这一阶级还没有被彻底消灭，阶级斗争就要继续下去。革命活动的对象是数百万小生产者，包括农民和手工业生产者，当然也包括小商人。迄今为止，上述群众仍在持续反抗，他们试图利用一切机会恢复旧有的经济形式的心理状态，已经到了顽固不化的地步，必须对他们采取坚决的手段。应该补充一句，革命在一个落后国家取得了胜利，但是自1917年以来，革命随时随地都受到倒退的威胁，这种威胁不是以内部分裂的面貌出现，就是以外来武装干涉的手段出现。因此可以理解，过去革命的恐怖时期将会在最伟大的革命中拉长数十年。但是，大凡存在恐怖和贫困的地方，谁都不会有好日子过。黄金时代属于将来。中央宣布，如今，社会主义已然实现，必须向更高的阶段发展，即实现共产主义。因此必须等待新阶段的到来。目前这个阶段尚不尽如人意，从长远来看，例如，到了2950年，今天的恐怖时期，就像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期一样短暂，而牺牲者的数目达到两亿或者三亿，就会像数千名法国贵族被推上断头台那样，不会引起人们更大的关注。

试想，如果有两个坚定不移地支持中央的人相见（这描述是依据我对类似会见的认真观察）。其中一人来自东方，他在那里的监狱和强迫劳改营大门后度过了三年，但他没有感到沮丧，始终没有改变信念。虽说他是无辜的，但他认为，凡是有人砍树的地方，必定会有碎屑飞溅。而在他的狱友中，无辜者的比例是较小还是较大，并不能证明什么。因为，今天的策略是：宁可错判二十个无辜者，也不可放走一个危险分子。胜利地经受住这一考验，对他而言是道德力量的体现，也是在党内同志中享有威望的根源。即使他对这个国家幕后隐藏的机制十分了解，知道那里充斥着贫困和令人咬牙切齿的屠杀。但是，对历史必然性的肯定，和未来将能获得果实的幻梦，使他认为这数十年的既存现实似乎并不特别重要。第二个，则是来自西方的共产党人。他首先关注的是，自己身处的制度中存有的不公平；对此，他内心充满崇高的义愤，向往他的同志来的那个地方正在进行的实践。他的同志和善地注视着他，而同志口中说出的每句话，都完全符合他的期盼。只是偶尔同志的眼中会流露出某种几乎觉察不到的幽默火花。这是人之常情，不能责怪他。他的幽默掺和了那么一点点嫉羡的意味——对方显示出的那种道德愤慨以及热情，对他而言是不可多得的道义安慰的奢侈品。假如跟他交谈的那个人知道或经历过他在东方所经历的一切，将会有怎样的信仰呢？经验证明，这类西方人中的大多数如果生活在中央地区，他们的精神都不会撑太久。

这帖药的剂量对他们来说太重了。这类西方共产党人若在异教徒中做传教士可能十分有用，或者当他们的国家被解放他们的红军占领时，他们可能也有用武之地。而一旦他们没有选择余地，想回头为时已晚，他们内心的疑虑对事业也不会造成更大的损害。

我先前提到过聂鲁达。对每个现代诗人而言，波罗的海三国的问题要比风格、节律和隐喻的问题重要十倍。如今唯一堪称诗篇的诗是末世论的诗歌，这种诗歌就是以大变革的名义否定今天非人的世界。读者寻找的是希望，并不关心如何把围绕他的一切理解为一成不变的诗歌。如果有人具有鲜为人知、被称为诗才的天赋，他就会无力反抗普遍的期望，因而不断去寻求、跌倒、爬起，然后再跌倒、再重新爬起——因为他知道，这就是他肩负的责任。一般而论，革命者写的诗歌比生活在小圈子里的艺术家所写的诗歌蕴含的艺术性要高一些，因为其内容更接近人的渴望，将文字从一时的文学时髦襁褓中解放出来。革命诗歌的弱点往往表现在把人们向往的未来前景，作为在地球的某处已经出现，或者正在出现的现实大加赞扬。使人接受这一点的困难并不在于“积极的”价值与文学本身的原则相矛盾；而在于为了使读者心悦诚服，革命诗歌必须以真实为基础。文字与现实相抵触将会带来不良的后果，哪怕作者本人怀抱着善意。多愁善感仅是自我感情的宣泄，倘若仅仅是为宣泄而宣泄，为写作而写作，不考虑接受对象，而无法使群众起共鸣，就不可能写出好作品。文学早晚要经受现实的检验。“穆尔提-丙”主义的作家们所采用的完全脱离现实的巧妙手段是值得商榷的。我认识一位诗人，在签订了《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爆发“二战”之后，他置身于一个被苏联红军占领的城市。诗人内心感到十分恐惧，因为那座城市正在实施大抓捕行动，他的朋友和熟人中经常有人会突然消失。在极度恐慌之中，他坐下来写作，笔下涌出许多开朗的长诗，在诗歌中他祈福和平，赞美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激情。我记得他在一首诗中对苏联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幸福、富裕的集体农庄”大加赞扬。时过数月，当德国军队开始对乌克兰大举进攻时，“幸福、富裕的集体农庄”的居民却热烈欢迎德国人，将德国人视为把他们从桎梏中解放出来的救星，直到征服者展现出毫无理性的残酷行为，“幸福、富裕的集体农庄”的庄员们这才认识到自己错了。对教育人民而言，数十年只是很短的时间，不足以成为反对制度的任何论据，但这却是足以推翻诗人所写诗歌的论据。

在帝国之外及其境内运用双重的伦理道德标准，这阻碍了诚实的文学。辩证法的推理也许完全正确，但艺术不可能从辩证法的推理中产生；艺术的根源要追溯到人类世代传承下来的更深远、更原始、更古老的层次。这一事实也许不合统治者—哲学家的心意，因为他们想看到的文学是只为理解历史进程服务的纯辩证法文学，他们所褒奖的不是文学，只是文学的外观。由于暴力压制而隐藏在深处的压抑情感会毒害整个作品，并使作品蒙上了一层异样光泽，就好像在工厂生产线上产生的规格化产品。这种光泽使受众产生警觉：注意！这是规格化的生产。于是，最崇高的词语只能成为毫无生气的装饰。

我们假设，承认革命时期的恐怖手段是必要之恶，那么，波罗的海三国人民作为一个反革命集团，就会在必要的阶段被彻底消灭。但这马上令人产生疑问：能在暂时、即兴的恐怖与长期的恐怖之间画等号吗？殊不知一千年后，人们在看待这个世纪发生的种种事件时，是否会有人把将法国贵族推上断头台，与近几十年中将波罗的海各国人民作为民族整体流放的现象当成一回事。在一年和十年之间是不可以画等号的。时间因素在改变行为的质量。实行长期恐怖需要一架固定的机器，也就是说，要将其变成一个常设机构。因为，被流放者可能尝试逃跑，被流放者的亲属绝对不会感到欣喜，最好是将他们的名字也纳入下一批流放者的名单。被流放者亲属的家庭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只能借助恐吓对他们进行管束，他们也因此会遭遇与被流放者相似的命运。农民属于集体农庄中被强迫劳动的“族群”，他们不愿意在那里劳动，他们对不能流入他们口袋的利润漠不关心，唯有恐吓手段才能鼓励他们干活儿。人们早就知道恐惧是社会的黏合剂。在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制度中，对缺钱的恐惧、对失去工作的恐惧、对滑落到社会下层的恐惧，会鞭策人们奋发努力。但在这里出现的恐惧却是赤裸裸的恐惧。譬如在一个十万人口的资本主义城市里，有一万人因为失业或可能失去工作而产生的恐惧心理。然而，这种恐惧对他们来说只是个人问题，其所以具有悲剧性，是由于周围环境对他们麻木不仁，冷淡无情，漠不关心。但是如果十万人全都持续生活在恐惧之中，那么他们就会造成一种集体恐怖的气氛，导致整个城市乌云密布，暗无天日。金钱固然可以使人异化，把人变成侏儒，可是赤裸裸的恐惧取代了资本（金钱）的地位之后，不仅不会缩小人的异化，反而会有效地扩大这种异化。

为控制这种恐惧，当局需要采取的必要手段是：培养新人。工作对他们而言不再是亚当受到的咒诅，而是喜悦和自豪。庞大的文化体系就是为此目的服务。报刊、书籍、电影、广播不仅要以宣传、改造人们为主题，而且还要激起人们对敌人的仇恨，因为这些敌人企图阻碍改造群众的行动。只要人学会心甘情愿地承担对社会的责任，恐惧的情绪就会减少，最终就会产生自由人。

实施了上述手段后是否会产生自由人，乃是信仰的问题。如果世界上的一切都能理性地服从于已被认知的法则，如果自由不是别的，正是对这种普遍、合理、必要性的理解，如果人有能力获得充分的意识，知道什么是必要的，什么是应该想要的，知道这一切都是一体而不可分割的——那么未来就有可能出现一个崭新的自由社会。在这层意义上，那位在监狱和强迫劳改营中度过了三年的共产党人是自由的，因为对他以及与他有同样经历的人所采取的手段被认为合理且必要。在这层意义上，人民民主国家的作家们有理由断言：“自由人已经产生，而苏维埃人就是这种自由人。”但是如果上帝的旨意（对神祇来说不存在选择，因为神祇不需要选择，他能清楚地看到一切）不能为世人所接受，那么，从统治者—哲学家的角度看，总有部分的人会做出错误的选择，而恐惧的压力一旦缓解将会导致剧变的威胁。因为，赤裸裸的恐惧不会像资本那样倾向于自愿退位。一个莫斯科的年轻人，在新制度下出生成长，如果他选择去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他就走上了错误的道路，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悲观的方式解决类似的选择问题。

然而，波罗的海三国问题是存在的，对他们所采取的行动绝对不是毫无理性的残酷。他们的命运与其他居住在苏联境内的各族人民的命运完全一样，没有理由受到区别对待。事态的尖锐性在于：波罗的海三国是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被吞并，他们完全没有准备去适应新的条件，没有经过任何过渡就被拉入苏联的体制。此外，他们作为非斯拉夫民族，其文明却远远高于苏维埃联邦其他国家的公民，对他们来说，学习俄语很困难（我在苏联电影中看到，有一位爱沙尼亚的小姑娘在朗诵普希金的诗歌，她的发音十分可笑）。在这里，民族差异无疑是个严重的问题。

“一旦社会主义在全球取得胜利，民族将逐渐不复存在。”正如他所预言的那样，那时会创造出一种通用的语言，既不是俄语，也不是德语、英语，而是各国语言的大融合。可以设想，在这一目标尚未实现之前，地球上大部分地区将使用俄语，最终俄语将成为新的通用语言的基础（因为有人说，法语是封建主义的语言，英语是资本主义的语言，而俄语则是社会主义的语言）。民族的存在虽没有合理的根据，然而在现阶段，还必须承认这一事实。必须支持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但只是为过渡到下一个阶段作准备。凡是能使某一个民族在文化上与俄罗斯民族更形接近的东西就需要加以保护。与此同时，凡是一切有利于巩固现有制度的东西也必须受到保护。在科学领域，甚至可以鼓励各民族互相竞争，但条件是，必须尊重俄国科学处于领先地位这一事实（在某个人民民主国家，有人委婉地建议一群学者不要发表他们的科研成果，因为这些成果过于优秀会给人留下他们要在这个领域与俄罗斯科学竞争的印象）。

人们要永远记住一个长远目标，即逐渐将许多民族融为一个整体。从这一观点来看，民族主义应受到无情的铲除。因为民族主义的定义是一种信念，认为民族文化必须建立在“民族内容融合于民族形式之中”的原则上，但众所周知，迄今为止，民族文化内容一直都具有阶级性。与民族主义相反的公式是“民族文化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因为俄罗斯民族完成了革命的任务，并且为各国人民树立了社会主义文化的样板，在汲取自己成果的同时，简言之，可以将民族主义视为具有反俄性质。一些较小的民族集团如果患上了反俄病，就得将他们彻底消灭（例如，成功地将全部克里米亚鞑靼人赶出了克里米亚半岛）。然而，如果是某个较大的民族反对俄罗斯，那么就要准备好与他们进行长期斗争。可以说，这种斗争在乌克兰取得了辉煌的成果。有越来越多的乌克兰年轻作家迁居到莫斯科，并且用俄语写作。那些试图建立乌克兰独立文学的乌克兰诗人与文学批评家都已离世。为自己的民族剧院感到自豪的演员也已离世，因为他们都走得太远，居然敢与俄国的剧院竞争。在波罗的海三国，事情正朝好的方向发展。至于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则对它们采用另一种公式，实施一项长期纲领，目前这些也已取得了成效，这项长期纲领同时也是对早前实践经验的一种修正。

任务是艰巨的，因为各个民族都背负着自己的过去，并且倾向于将有产阶级的文化视为自己的文化，例如，波罗的海各民族，就是将富农文化视为自己的文化。他们以这种文化与俄国文化相抗争，怎么可能做这种比较呢！俄罗斯民族是伟大的民族；这个民族孕育了革命，就像母亲孕育了胎儿。它的过去充满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只有渎神者才想将它与那些被俄罗斯民族所解放的民族的过去做比较。俄罗斯民族才是世界的拯救者。

俄罗斯没有实施任何暴行。他们杀死的是那些需要杀死的人，他们折磨的是那些需要从他们那里获得供词的人，他们流放的是那些该被放逐的族群。如果说被强迫迁徙的人在陌生的环境里易于死亡，那是气候、艰苦劳动以及营养不良的过错——而这一点在现阶段是无法改变的。难以要求一个自身承担着如此伟大使命的国家，像英国为自己的士兵提供补给那样，向自己的囚犯提供足够的补给。也许提供物资能让那些被流放者不致那么快死亡，但那时，他们的劳动就不能抵补成本。再说，提供的食物在落到囚犯手中之前，早已被劳改营的监管截走了。今后，当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之后，这一切都会发生变化的，那时，对囚犯也就会更好些。

上述论断不排除值得赞赏的远见卓识。俄罗斯认为，中欧和东欧国家的民族主义曾经达到了疯狂的地步，他们随时准备互相残杀，以便从邻国夺得一小片领土。今天他们知道，这些行为是多么不明智（如果没有中央的监督，他们很可能早就互相紧紧掐住了对方的脖子）。在中央的统治下，他们同意互相让步：波兰人让出了自己的东部领土，德国人同意以奥德—尼斯河为界，捷克和匈牙利不再觊觎外喀尔巴阡山的罗斯土地。于是，苏联各个加盟共和国的少数民族问题就此消失，他们接受了中央推行的统一经济模式和文化模式，只是语言还没有统一。我们很难否定这种伟大计划的正确性。

唯一的麻烦是去治疗那些不断挣扎和叫喊的病人。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一书中，描写了包法利医生做的一项“畸足手术”。这位外省医生与他的朋友药剂师赫麦合作，决定对乡村酒馆的跛脚仆人进行治疗。费了一番口舌之后，跛脚仆人同意接受治疗。包法利医生在身边摆上许多医学课本，并且委托人制作了一个重达八磅的木盒子，里面装有铁钩子、螺丝钉和皮吊索。手术非常成功，仆人的那条腿被螺丝钉拧在盒子里。“光荣啊！三倍的光荣！”——当地的一份日报疾呼着。并借机叫嚷说：“瞎子能看见东西，瘸子能走路啦！正如从前的宗教狂向自己宠信的人们许愿那样，如今，科学向所有人保证自己能做到一切！”遗憾的是，五天以后，这位跛脚病人就出了问题。他痛得吼叫：“疼啊！”于是，盒子被打开，结果他的腿肿得十分厉害，而且化脓了。两位朋友认为，一定是螺丝太松了。于是，他们决定将螺丝拧得更紧一点。但是病人的病情还是一天天地恶化。后来，人们从邻近的小城镇请来了一位医生，这位医生下的诊断是坏疽，他将这条腿截了。显然，福楼拜是个爱恶作剧的人，在嘲笑赫麦先生对进步的崇拜。但这绝不意味着，如果是由一位良医为跛脚人做手术，手术还会不成功。但人们总是会提出疑问：我们与之打交道的医生，是否就是良医？

“一切都这么枯燥乏味，”一位来自人民民主国家的高官对我说，“我在俄罗斯已经见过。所有的阶段都是由上面预先定好的，然后以数学的精密一步步地实现。唯一有趣的是人们的反应。”

人仿佛有个特点，就是不喜欢仅仅被当作物质的人来看待。必须完全服从中央制定的一切步骤，并且放弃对变化施加任何影响，当然事后很容易做一些逻辑的解释，但这种感觉总是令人惊诧——对人来说，这是难以忍受的。

也许，国会制度在很多情况下是一种骗人的假象，是为某些有共同利益的社会集团确保政权。毕竟，往投票箱内投下自己反对某个候选人的一票，这种可能性还是具有令人精神振作的安慰价值。同样，如能参加反对某一个部长的示威游行、罢工或者阅读反对派报纸——这些活动也都能提供发泄情感的机会，也许是非常“被需要”的。民族自豪感也许是一种荒谬的情感，就像一只公鸡在庭院里的母鸡群中得意扬扬地走来走去所产生的那种自豪感一样荒谬。然而，从生物学的角度看，这却十分有益。理应把中央统治者所采取的那些影响大众的措施，解释为对民众心理需求的理解与回应。因此，从健全理智的角度看，在选举时组织举办盛大的游行，让人们高举红旗和领袖画像大力地宣传完全是浪费钱财，因为只有一个候选人名单，结果不可能出人意料；但这些都在显示对敌人的仇恨。同样，悬挂国旗，每天发布国家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宣传建设了多少新的大厦、公路和铁路以及顺利完成了生产计划等消息，考虑的也是民族的自豪感。只要不断重复同样的口号，上述活动就能有效地进行。然而一旦缺少某种难以觉察的因素，人们就会感觉那是一种假象。世界上任何一件事都不可能是自发产生的。在自己的工作中可能有理由获得成就感，可是一旦把眼光放远去观察问题时，就会发现一切都是由上面决定的。也许，明天上面就会发出指令，要求推翻某个国家的政府，变更这个国家的边界。或者会发出这样的命令——必须仇视那些昨天还认为是朋友的人。显然，发泄民族自豪感的现有渠道是远远不够的，依目前爱沙尼亚人、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波兰人、捷克人、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的思想状态，如果不是受到恐惧的抑制，他们就有可能会去宰掉任何一个落到他们手上，且为这种设想开脱的俄国人。可以断定，这些国家的党员干部也不会拒绝如此巨大的愉悦。人们只能对这些民族的落后感到痛心，但同时也希望，社会主义教育会改变这一切。但不应对糟糕的现实闭眼不看。更糟糕的是，可以做出假设：那些早已被教育的民族，也会耐心等待机会以采取上述举动。

吞并波罗的海三国，对智利或者墨西哥的居民来说，似乎只是个并不重要的偶发事件。但对人民民主国家的数百万民众来说就是另一回事了。多少年来，他们脑中一直思考着超级大国所采取的不寻常举动，因为，这一举动只能在其他同样拥有殖民地的国家的政策中找到相似之处。如果伟大的苏维埃是一个联邦，如果它有能力吞食任意数目的共和国，那么总有一天也会轮到其他国家被吞并。假如波罗的海三国被吞并后，所发生的一切是将来的预兆，那么等待其他国家人民的也将是被大规模地流放，他们的城市和乡村也将会住进来自欧亚大陆腹地的移民。如果这一时刻到来，那么被苏联宣称为主权国家的某国公民就会意识到，这将是对他们的最后审判。并吞波罗的海三国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心理问题。那就是，每个公民每日的言谈举止不能以一时的效益来衡量，而必须考虑到他的言谈举止是否能在将来决定命运的那一天得到好评。

曾经警告我千万别激怒宙斯的那位朋友，是位哲学家。他终日埋头在书本之中，他知道无论人内心有多么恐惧，也绝不会缺少在莫斯科印刷的卡鲁斯⁽¹²⁾作品的漂亮版本。随着宏大建筑物的增长，也会出版越来越多的古典作品，一个蔑视贫乏的现代文学的聪明人，总会从哲学史、从那些过去作家的作品、从对辩证唯物主义复杂而诱人的研究中捞取许多甜头。实际上对一个哲学家来说，再也没有什么比生活在被这些人统治的国家更好的事了，与这些人相比，过往时代的那些总统、国王和总理只能勉强称得上是即席演说家。我的朋友每天都从事着紧张的脑力劳动，当他遇到跟自己相似的人时，他知道他们是从不浪费时间的学者，他们会像他一样，从辩证法的泉源中汲取智慧。这些人的聚会中没有知识分子间那种徒劳无益、不负责任的离题闲扯。这是探讨社会建设的科学家的聚会。我的朋友不相信“哲学的高谈阔论”。人是社会动物，而他的思想就是物质运动的反映。那些以追求真理自诩的人是小丑，因而更应蔑视，他们竭力否认，他们所思所想只不过是历史进程的反映。他们是为敌视无产阶级利益的人们服务的反动分子，无产阶级以不可回避的必然性艰难上升的同时，创立了唯一正确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苏联的胜利也是确定无疑的，就像春天，万物一定会复苏，树木一定会发芽开花那样。理解了事物必然性的人是幸福、自由的，因为除了去理解这种必然性之外，其他的任何一种自由都只能是幻觉。我的朋友认为，那些在新制度下受苦的人是咎由自取。那些遭逮捕和被流放的人也一样，都是一帮蠢货，不应怜悯他们。他们背负的过去是如此沉重，以致他们无力理解发展的法则。假若他们理解了，他们就不会遇到任何不幸，他们的生活也就会富有创意和安泰。

我的朋友之所以喜欢我，是因为他看到我极其厌恶资产阶级，也就是极其厌恶迟钝、昏暗的思维，这种思维看不到那些处在运动中的现象清晰的画面。他没有看错，他把这归咎于我内心燃烧的火焰，而这火焰正是我一生痛苦的根源。我总是在向往这样的人——他应该是坚强、聪敏而纯洁的，如果我看到与我的理想相反的人，我会羞愧地把眼睛移开，就像羞于正视自己一样，因为我跟他相像。我的全部诗歌都是我对自己和其他人的排斥和鄙弃，只因他们为不值得爱的东西而感到欣喜，为那些不值得感到痛苦的事情倍感痛心疾首。

难道为此我就不属于那些世界的新建设者之行列吗？难道那些新建设者就能幻想人具有超人的纯洁性吗？我曾经肯定，我自己是个“好异教徒”，因为我的倔强是布尔什维克的倔强。除了那些正在出现新建设者的国家以外，无论在哪里，我都无可避免地产生无家可归的感觉。

我确实具有保障真正幸福的素质。在战后重建被摧毁的华沙，放眼遥远的未来，也许我本该按照历史的法则办事，也许该去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如果我能突破语言的障碍，找到跟原文一样精炼的句子，那将是一种怎样的精神享受！也许我本该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研究16世纪的英国历史，成为大学教授；也许我该时不时发表一些证明我忠于革命及其缔造者的鲜明诗歌。何况，在从事辩证法研究，并在哲学家的圈子中活动之同时，我或许能带着莫大的轻视对待那些文学家、音乐家和画家的努力，同时也知道他们创造的艺术都是糟糕的，他们对此毫无办法。或许我还会听巴赫的音乐，阅读斯威夫特和福楼拜的作品。

但是，我让我的朋友失望了。我为何这样做，我自己也很难解释清楚。如果我能清楚解释这一切，我可能会成为一个智者，也许够格成为哲学家的老师。我觉得自己潜意识里的动机，可以追溯到遥远过去的某件事，我将对此事做一番描述。在“二战”爆发之初，我漫游过很多地方，其中包括苏联，尽管我在那里待的时间很短。有一次，我在乌克兰某座大城市的火车站等火车。这个火车站是一座宏伟的大厦。车站内的墙上挂满领袖的肖像和横幅标语，简直丑陋无比。身着羊皮袄、军装，戴着有耳罩的皮帽、裹着毛围巾的人群，挤满了车站的每一个角落，他们在地板上踏出了厚厚一层泥泞。乞丐在大理石的阶梯上横倒竖卧；尽管是严冬，那些乞丐的脚却都裸露在破衣烂衫外。在他们的头顶上方，高音喇叭吼叫着刺耳的宣传口号。我在经过这里时，好像突然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我停下脚步。那时，我看见墙边的一个角落里，坐着农民一家：丈夫、妻子和两个孩子。他们坐在篮子和一捆包袱上面。妻子在给那个较小的孩子喂奶，丈夫——皮肤黝黑，满脸皱纹，一把垂落的黑胡须——把茶壶中的茶倒进一只带把的杯子里，然后递给了大儿子。他们压低了声音用波兰语交谈着。我久久地望着他们，突然惊觉两行泪水正顺着我的脸颊滑落下来。我之所以在拥挤的人群中注意到他们，正是因为他们的与众不同深深地打动了我。这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在人群中像个孤岛，人群与这家人的举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倒茶的姿势、小心翼翼地把茶杯递给孩子的举动，我从他嘴唇的动作中，猜出他说出的都是些关心的话语，这一家人远离人群，在人群中保持着自己的个性——这就是令我震撼的东西。就在那一瞬间，我好像明白了什么，可是这种感觉立刻从脑海中消失了。

波兰农民肯定没有站在文明发展的巅峰。也许，我看到的那家人是目不识丁的文盲。我的朋友如果看到这些，肯定会说；“他们是些粗鄙之人，是满身恶臭的蠢货，得教会他们思考。”然而他们身上保留的人性种子，之所以也能在波罗的海人身上，或是在捷克人身上保留下来，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接受过赫麦先生的治疗方法。我不敢肯定，波罗的海国家的妇女精心照料自己小花园的温情，收集各种具有神奇魔力的草药的波兰农妇的迷信，圣诞前夜波兰人家里的餐桌上都要为突然造访的旅行者准备一只空碟子的做法……凡此种种，是否都蕴含着善良的人性，理应发扬光大。而用石头压住种子抑止发芽的做法，是否会导致不祥的后果，其严重性得去询问在1945年的柏林有过亲身经历的德国妇女。对我的朋友往来的那些圈子里的人来说，设想人本身就是个奥秘，听起来就像是最恶毒的谩骂。须知他们正想塑造新人——但是，就像雕塑家用一块石头雕塑人像那样，他必须同时将不需要的部分削掉。我觉得他们似乎搞错了，他们希望做到完美时所拥有的知识绝对不够，他们手中掌握的生死大权，是对权力的一种剽窃。

我能用嗫嚅嘟哝表达人的无助与揪心的向往吗？我能在特权者居住的小区，一边踏着自己豪宅松软的地毯走来走去，一边欣赏莎士比亚的作品吗？假若我这么做，也许我得为自己安装一个出色的辩证法义肢，代替一只承接从心脏流到握笔指头的热血之手。我看到人性之光，却永远够不到这束光，因为，这束光不是像我所相信的那样，与社会主义意识具有同等意义，并且同样存在于笨伯、修士、逃避社会工作的小伙子和富农心中。我知道人有罪，但我不能用手指指出来，因为就像我的朋友所坚信的那样，这罪过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人所产出。我们虽保持沉默，但同时不会忘记历史在过去犯下的种种罪行，不会忘记在1940年至1941年间有数十万波兰人被流放，也不会忘记那些被流放到北冰洋的人们，不会忘记他们在驳船上被枪杀或被淹死。必须学会宽恕。但我这里指的是，宽恕那些现有和将来还会再犯的罪行。这些罪行总是在以卓越的新人的名义，在交响乐队的美妙乐声中，在歌声中，在扩音器发出的吼叫声和对乐观长诗的朗诵声之中犯下的。

现在我无家可归，这是正当的惩罚。但或许我的出生就是为了让他们通过我的嘴说出“永恒的奴隶”这个词？为什么我要过于顾惜自己？难道就是为了在国家出版社出版的波兰经典诗歌选集中找到我的诗篇，而放弃那种可能是诗人唯一使命的东西？我的朋友赞同赤裸裸的力量并赋予它各种名称，为此我们分道扬镳了。我不在乎，我是站在未来的胜利者还是被战胜者一边，我的将来是赢是输，全都无所谓。我只知道，如果我的朋友将尝到甜美的胜利果实，如果地球经过长达数百年计划经营而得到改造，对能活到那个时候的人来说将是极大的悲哀。现在人们躺在自己的床上睡大觉，或者沉迷于一些愚蠢的游戏，实际上，他们是在竭力以自己的每个行动为自己招致毁灭。只是毁灭他们的东西并不能在他们身上解放出自由的人。也许我的朋友将来有可能信服，他所崇拜的力量并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我们的星球将会进入一个充满可怕的战争和血腥的革命的时期。但是，追寻永远不会止息，希望总会留在人间。

让拉丁美洲的伟大诗人聂鲁达为他的人民而战斗吧！但是假如他把从中欧和东欧国家传到他耳朵里的所有声音都当作早前民族主义的表现，当作受到伤害的反动派的尖叫，那就很糟糕。目睹事实的眼睛不该闭上，触摸过笔的手不该忘记手中握着的笔。那就让苍天保佑，让中欧和东欧国家的某些作家去做那种使他们远离痛苦的事吧！

就像我华沙的朋友所说的那样，当我站在宙斯面前时（无论我是寿终正寝还是受到历史的审判），我将或多或少能够为自己辩护。许多人在集邮或者搜集古钱币或者培植稀有品种的郁金香这些事上耗尽一生，我敢肯定，尽管这只是一些无益的消遣癖好，但是如果他们把自己全部的激情全都投入到这种乐趣之中，宙斯仍会仁慈地对待他们。我会告诉宙斯：“这不是我的过错，是你把我打造成一个诗人，还赐予我天赋，让我同时看到，在美国的内布拉斯加州、在布拉格、在波罗的海国家、在北冰洋的岸边发生过什么事情。如果我浪费天赋什么都不做，我的诗歌对我来说就会变得索然无味，名望也令人厌恶。原谅我吧！”也许没有把那些集邮者、集币者和种植郁金香的人称为白痴的宙斯会原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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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安·庞塞·德莱昂（Juan Ponce de León，1460—1521），西班牙征服者，首任波多黎各总督，参与过征服格拉纳达，他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第二次前往新大陆时发现了美国的佛罗里达。

(2) 科迪勒拉山（Cordillera），南美洲安第斯山的西部支脉。大致自南纬27°30起，沿智利—阿根廷国界，向北伸延至加勒比海岸。

(3) 此处指斯大林。

(4) 涅曼河（Neman），立陶宛语作Nemunas，德语作Memel或Njemen，波兰语作Niemen，白俄罗斯和立陶宛境内的河流。

(5) 北德维纳河（Северная Двина），位于俄罗斯北部，由苏霍纳河（Сухона）和尤格河（Юг）汇流而成，向西北流，最后流入白海的德维纳湾。

(6)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Вячеслав Михайлович Молотов，1890—1986），苏联政治家与外交家，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总理）。

(7) 乌利希·弗里德里希·威廉·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Ulrich Friedrich Wilhelm Joachim von Ribbentrop，1893—1946），希特勒的德意志第三帝国外交部长。

(8) 卡斯蒂利亚（castillan），即骑士。

(9) 图拉（Tula），托尔斯泰的故乡，俄国的中等城市，距莫斯科180公里。

(10) 萨马拉（Samara），俄罗斯伏尔加河中游的重工业城市，萨马拉州首府。

(11) “我走到斯大林的肖像前，把它从墙上取下来放在桌子上，我双手托着腮帮子，边凝视边思考，我应该做什么？领袖的脸庞总是这样安详，他的眼睛炯炯有神地看着远方。我觉得他那锐利的眼神能穿透我这间小屋的墙壁，看得极远，甚至能看到全球。我不知道，如果有人在此刻看到我，他会想什么。但是，我知道，在这一时刻我的每一句话、每一根神经、每一滴血都让我觉得，对我而言，这整个世界上什么也没有，我能看到的只有这张最尊贵、最可爱的脸庞。我该做什么呢？‘苏联政府正以坚定不移的手段清算人民的敌人……’这是你说的话，斯大林同志。我对它坚信不疑。现在我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胜利》，《苏联作家协会机关报》1950年4月第4期，页52。选自《立陶宛简报》，纽约，页7—12）

(12) 提图斯·卢克莱修·卡鲁斯（Titus Lucretius Carus，公元前99—前55），罗马共和国末期的诗人和哲学家，以哲理长诗《物性论》著称于世。

米沃什年表

1911年　6月30日生于立陶宛的谢泰伊涅（Szetejnie）。父亲是一名土木工程师，“一战”期间曾在帝俄军队中服役，带着全家转徙于俄罗斯各地。在波兰于1918年成为独立国家之后，谢泰伊涅地区被俄国占领，米沃什出生时，它属于俄国。

1930年　就读于立陶宛首府维尔诺的斯泰凡·巴托雷大学（Stefan Batory）。创作诗集《组成》（Kompozycja）、《旅行》（Podróż）。

1931年　与两个学友一起旅行巴黎，后来，他以此为素材写成《西行记》一书。

1932年　创立“灾变派”（Katastrofizm）诗人团体。

1933年　《关于凝冻时代的诗篇》（Poemat o czasie zastygłym）以小册子的面目问世。

1934年　大学毕业，旋即获波兰国家文化基金会资助前往巴黎留学一年。

1936年　出版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诗集《三个冬天》（Trzy zimy）。在华沙的波兰电台文学部工作。

1939年　纳粹德国军队入侵波兰后，参加抵抗运动，并从事地下写作。

1940年　出版诗集《诗》（Wiersze）、《计算》（Obrachunki）。

1941年　出版诗集《平原》（Równina）。

1942年　编辑出版抵抗运动诗文选《独立之歌》（Pieśń niepodległa）。

1943年　出版文集《世界、幼稚的诗篇》（ś wiat，poema naiwne）。

1945年　出版诗集《拯救》（Ocalenie）和《致政治家》（Do polityka）。

1946—1950年　先后在华盛顿和巴黎的波兰大使馆任文化专员和一等秘书。

1947年　创作《道德诗篇》（Traktat moralny）。

1951年　从波兰驻法大使馆离职出走，流亡。此后十年一直生活在法国，以卖稿为生。

1953年　出版文集（或思想体小说）《被禁锢的头脑》（Zniewolony umysł），后有多种译本，德译本由哲学家雅斯贝尔斯作序。出版诗集《白昼之光》（Światło dzienne）。

1955年　出版长篇小说《伊萨谷》（Dolina Issy）和长篇小说《对权力的攫取》（Zdobycie władzy），获“欧洲文学奖”（European Literary Prize）。

1957年　长诗《诗的论文》（Traktat poetycki）以单行本的形式印行。

1958年　出版诗集《大陆》（Kontynenty，1958）。

1959年　出版散文《欧洲故土》（Rodzinna Europa）。

1960年　受聘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次年，任该校斯拉夫语言文学系教授。

1961年　出版诗集《生活在蝎子之中的人》（Człowiek wśród skorpionów）和《波别尔王和其他诗歌》（Król Popiel i inne wiersze）。

1965年　出版《中了魔的古乔》（Gucio zaczarowany）和诗集《波波变形记》（Bobo's Metamorphosis）。

1968年　出版《故土：对自我限定的探求》（Native Realm：A Search for Self-Definition）（即1959年出版的波兰文本《欧洲故土》的英译本）。与史考特（Peter Dale Scott）合作英译的《赫伯特诗选》（Selected Poems by Zbigniew Herbert）出版。

1969年　出版诗集《没有名字的城市》（Miasto bez imienia）、专著《波兰文学史》（Historia literatury polskiej）和英译《战后波兰诗选》（Post-War Polish Poetry）、随笔集《旧金山海湾幻景》（Widzenia nad zatoka San Francisco）。

1970年　入美国籍。

1972年　出版文论集《个人的职责》（Prywatne obowiazki）。

1973年　开始与美国的诗人和翻译家合作，把部分诗作译成英语，诗名日益显赫。

1974年　出版诗集《太阳从何方升起，在何处下沉》（Gdzie wschodzi słońce i kędy zapada）。因将英、美、法及拉美文学作品译成波兰文，并将波兰文作品译成英文，获波兰笔会诗歌翻译奖。

1976年　任古根海姆基金会（Guggenheim Foundation）诗歌研究员。

1977年　出版《大地之王》（Emperor of the Earth：Modes of Eccentric Vision）、英译《亚历山大·瓦特：地中海诗选》（Mediterranean Poems by Aleksander Wat）。获美国密歇根大学荣誉哲学博士学位。《乌尔罗土地》（Ziemia Ulro）出版。

1978年　英译诗集《冬日钟声》（Bells in Winter）出版，获由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University of Oklahoma）《今日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 Today）杂志社所颁发的诺斯达特国际文学奖（Neustadt International Prize for Literature）；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荣誉状（相当于荣誉文学博士学位）。翻译《圣经·新约马可福音》（Ewangelia wedlug św．Marka）。

1979年　出版《科学园地》（Ogród nauk）。

1980年　获诺贝尔文学奖。持续翻译《圣经·旧约》、《尼俄柏书》（Księga Hioba）、《诗篇》（Księga psalmów）成波兰文。

1981年　获波兰卢布林天主教大学人文学院荣誉博士学位，任哈佛大学查尔斯·艾略特·诺顿讲座（The Charles Eliot Norton Lectures）教授，其讲演集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自1951年以来首次返回波兰，并受到盛大欢迎。

1982年　当选为美国艺术人文学院（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Letters）院士。出版诗集《珍珠颂》（Hymn o perle）。

1983年　出版《诗的见证——关于20世纪的六次演讲》（Świadectwo poezji．Sześć wykładów o dotkliwościach naszego wieku）。

1984年　诗集《无法理解的大地》（Nieobjęta ziemia）、《拆散的笔记簿》（Osobny Zeszyt）（即The Separate Notebooks）出版。翻译希伯来文圣经《摩西五卷》（Księgi pięciu Megilot）、翻译自希伯来文译成波兰文的《马可福音》（Ewangelia według Marka Apokalipsa）。

1985年　出版诗集《从我的街道开始》（Zaczynajac od moich ulic）。与雷奥纳多·纳桑（Leonard Nathan）合译《快乐如狗尾：安娜·希维尔琴斯卡诗选》（Happy as a Dogs Tail by Anna Swirs-zczynska）。

1986年　英译诗集《无法理解的大地》（The Unattainable Earth）出版。

1987年　《编年史》（Kroniki）、《与米沃什对话》（Conversa-tions with Czeslaw Milosz）出版。

1989年　自流亡以来首次返回立陶宛。出版诗集《形上学的休止符》（Metafizyczna pauza）。与纳桑合作英译瓦特的诗《以肤为径》（With the Skin：The Poems of Aleksander Wat）。

1990年　出版日记《猎人的一年》（Rok myśliwego）。是年成为波兰作家协会成员，并获波兰雅善龙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1991年　出版小说《远方的农村》（Dalsze okolice）和诗集《寻觅祖国》（Po szukanie ojczyzny）。

1992年　重返波兰，从此定居克拉科夫（Kraków）。诗集《寻找祖国》（Szukanie ojczyzny）出版。

1993年　获克拉科夫荣誉市民称号。

1994年　出版诗集《在河岸边》（Na brzegu rzeki）。是年获波兰白鹰奖章。

1996年　出版《现代童话》（Legendy nowoczesności）和《我们有过怎样的客人——关于安娜·希维尔琴斯卡》（Jakiegoż to gościa mieliśmy．O Annie Świrszczyńskiej）。

1997年　《米沃什词典》（Abecadło Miłosza）、诗集《路边的小狗》（Piesek przydróżny）、诗集《岛上的生活》（Życie na wyspach）、英译《与诗僧托马斯·默顿的书信集》（Striving Towards Being：The Letters of Thomas Merton and Czeslaw Milosz）出版。

1998年　《战后初年与作家们的通信集》（Zaraz po wojnie．Korespondencja z pisarzami，19451950）、《其他词典》（Inne abecadło）出版。

1999年　散文集《回到二十年代》（Wyprawa w dwudziestolecie）出版。

2000年　英译诗集《此》（To）出版。

2001年　散文集《从我所在的地方出发》（To Begin Where I Am：Selected Essays）出版。

2002年　英译《新旧诗合集（1931—2001）》（New and Collected Poems，19312001）、《第二空间》（Druga przestrzeń）、《俄尔甫斯与欧律狄刻》（Orfeusz i Eurydyka）、《伟大的诱惑》（Wielkie pokuszenie）出版。

2004年　8月14日逝世于克拉科夫。《文学仓库》（Spiżarnia literacka）、《在时间里旅行》（O podróżach w czasie）出版，10月，作者与赫斯（Robert Hass）合译的英译本遗著《第二空间：新诗集》（Second Space：New Poems）出版。

2006年　《最后的诗》（Wiersze ostatnie）出版。《现代童话》的英译本（Legends of Modernity：Essays and Letters from Occupied Poland，194243）出版。

2010年　波兰议会决定于2011年在世界各地举办纪念米沃什诞辰一百周年活动，并将2011年定为米沃什年。

2011年　波兰和世界各国先后举办米沃什诞辰百年活动。由学者安哲伊·弗拉纳舍克（Andrzej Franaszek）完成的《米沃什传》（Bibliografia Miłosza）2011年出版，11月10日，波兰华沙亚当·密茨凯维奇文学博物馆（Muzeum Literatury im．Adama Mickiewicza w Warszawie）以“我是教授和诗人”为题，举办了米沃什手稿展览。同日，华沙艺术画廊（Warszawska Galeria Sztuki）举办“米沃什——洞察力”展览。11月14日，波兰西里西亚大学图书馆以“米沃什为了人民”为题举办了音乐会，著名波兰爵士乐演唱家阿佳·札蕾安（Aga Zaryan）在音乐会上演唱了由米沃什诗歌改编的现代爵士歌曲，并以此结束了波兰国内米沃什年的纪念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