绑架风云（悬念迭生的现代意大利诞生史）
Author: 大卫·I.科策
Date: 2018-10-31T16: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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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架风云

作者：（美）大卫·I.科策

译者：杜先菊

品牌方：九久读书人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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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必和而解：《绑架风云》引发的沉思
前言
第一章 入夜敲门声
第二章 教宗统治下的犹太人
第三章 捍卫信仰
第四章 绝望之日
第五章 犹太经文盒与十字架：埃德加多前往罗马
第六章 慕道之家
第七章 父亲和圣父
第八章 教宗庇护九世
第九章 声讨教宗
第十章 女仆艳事
第十一章 阿拉特里插曲
第十二章 母子相见
第十三章 国际抗议继续蔓延
第十四章 教会反击
第十五章 原则问题
第十六章 摩西爵士前往罗马
第十七章 博洛尼亚的暴乱
第十八章 宗教裁判官被捕
第十九章 起诉宗教裁判官
第二十章 宗教裁判官受审
第二十一章 为宗教裁判官辩护
第二十二章 统治者的仪式
第二十三章 释放埃德加多的新希望
第二十四章 埃德加多逃亡
第二十五章 佛罗伦萨命案
第二十六章 摩莫洛受审
结语
后记
致谢
档案来源
译后记

仇必和而解：《绑架风云》引发的沉思

傅有德

文明冲突，向来有之；其中，宗教之间或教派之间的冲突尤为激烈或惨烈。在人类历史上，因为宗教分歧引发的敌视，争斗和杀戮，举不胜举。

杜先菊博士的新译《绑架风云》，便是描写天主教与犹太教纷争的传奇大作。该书以十九世纪教宗国在与王权的争斗中逐渐败落，直至灭亡为历史背景，细致讲述了一个犹太男孩被暗中洗礼，强行带入天主教慕道之家，其父母为夺回孩子历尽艰辛营救而无果，最后犹太男孩心悦诚服地改宗天主教的故事。作者以宏观叙事描述了教宗与王权之间“你方唱罢我登场”般的沧桑世变、博洛尼亚犹太人的屈辱的境遇，以细致入微的笔触刻画人物和故事，尤其是犹太男孩、他的父母、教宗、主教、女仆的曲折经历，乃至生活和心理细节。整个故事曲折复杂，起伏跌宕，既真实可信，又富有传奇色彩。该书显示出高超的写作技巧，加之译者妙笔生花，读之，不由得心弦紧扣，一叹再叹，感慨万千，欲罢不能。

故事的主角埃德加多出生在教宗国北部城市博洛尼亚的一个犹太家庭。这个男孩在六岁那年（一八五八年）的夏天，突然被教宗国的警察带走，从此进入一个与犹太“隔都”判然有别的天主教世界。罗马的修道院、慕道之家、教堂成为他的起居、进出之所；与天主教徒，包括主教、大主教甚至教宗这样的大人物交往，构成了他的生活世界。天主教一方为什么将埃德加多带离犹太家庭？因为一个扑朔迷离的说法称，埃德加多在很小的时候曾经接受过一个天主教女仆的洗礼，因而成了一个基督徒。天主教教士相信，犹太家庭不会培养出基督教人格，埃德加多的灵魂也无法得到拯救。小埃德加多既然已经受洗而成为基督徒，那么，理所当然要离开犹太家庭和亲属，在天主教的环境中长大成人。与此相反，埃德加多的家人，以及所有知情的犹太人都认为，犹太人的孩子在父母身边生活是天经地义的，信仰犹太教也是自然而然的，局外人不得染指。因此，埃德加多不应该被绑架而进入天主教境地。埃德加多被天主教法警带走一事，令其父母遭受失儿之痛，给这个犹太家庭造成了极大的痛苦，也干预了犹太人的宗教信仰，应该受到谴责。因此，博洛尼亚、欧洲以及远至美国的犹太舆论，一致要求教宗送还埃德加多。埃德加多的父亲摩莫洛·莫尔塔拉和母亲玛丽安娜为要回儿子想尽千方百计，历经种种挫折、磨难和屈辱。他们能够这样做，除了爱子情切，还因心中坚信：犹太人的儿子应该在犹太家庭里成长，应该成为犹太教信徒，而不应该在慕道家或修道院培养，成为天主教信徒；他的儿子埃德加多不应也不会变成天主教信徒。

犹太家庭和天主教教会争夺犹太男孩埃德加多，表面上看是争夺其身体所属的居所，实际上是在争夺其精神或灵魂的所属的宗教，也是在争夺其犹太人或基督徒的身份认同。当然，造成这一犹太男孩绑架案的根源，是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长期存在的分歧和仇视态度。基督教——包括天主教相信：犹太人是出卖并弑害耶稣的刽子手，已然被上帝抛弃，从而由“上帝的选民”变成了“弃民”。犹太人只有改宗基督教，才能得到最后的救赎。而按照传统的犹太教，基督教是从圣经犹太教衍生出来的异端邪说，是对犹太一神教的背叛；所谓杀死耶稣基督一说，乃是基督教对犹太人的无端诬陷；犹太人一直是“上帝的选民”，基督教则不是；耶稣是普通的犹太人，绝不是弥赛亚；基督教的“道成肉身”、“三位一体”等教义是违反理性的无稽之谈。犹太人是一个“不在万民中”的神圣民族，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下都应该信守与上帝的圣约，遵守犹太教的律法，以此见证上帝的存在，做“外邦人”的光，期待未来真正的弥赛亚降临。由此可见，《绑架风云》这个故事的背后，是基督教与犹太教之间的不同。

在一种文明或宗教中，信仰处于结构的深层。信仰不同，人生观和生活实践必然不同。犹太教信仰超越的、无形无相的上帝，接受和奉行上帝启示的摩西律法，自诩为与上帝有约的“特选子民”。基督教信奉“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相信人有“原罪”而不能自救，因此必须信靠耶稣方能得救，即所谓“因信称义”。在生活中，基督教突出的是一个“爱”字——爱上帝，并“爱人如己”。至于教堂礼仪、教规法则、风俗习惯之不同，盖因两教之信仰有别。信仰既是宗教的根本，故不容轻易改变，因为一旦改变，该宗教的性质就变了。所以，古往今来，不同的宗教信仰之间是很难彼此屈就，进而达成妥协与互信的。基督教自诞生之日就想归化犹太人，而犹太人则自古及今反抗基督教，最好的时候，如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也只是“互不干涉内政”，双方并无信仰层面的妥协与融合。若问：“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答曰：信仰不同使然。

“二战”以来，基督教之新教率先沉痛反思纳粹大屠杀的悲剧，并开展与犹太人的对话，以实现犹太教与基督教以及犹太人与基督教徒关系的和解。一九六五年结束的天主教“梵二会议”通过了划时代的宣言《我们的时代》，在神学上撇清了耶稣之死与现代犹太人的关系，承认犹太人依然是“上帝的选民”，深刻反省“反犹主义”错误以及纳粹大屠杀的悲剧，并号召全世界的天主教徒与犹太人开展“兄弟般的”对话，以博得犹太人的谅解，并与之和睦相处。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关系已经大为改善，基本实现了两教信徒的相互尊重，和谐共存。然而，共存并不等于合流。及至今日，犹太教各派依旧不承认基督教的神学教义、教规和基本礼仪。“道不同不相为谋”，可共存而不相害。这可以说是目前犹太教与基督教关系的现实写照。

由此可见，不同的宗教之间能够和睦相处，已经不易；若要彼此整合或融合，便有一方吃掉另一方面的危险，对此，各教无不慎之又慎。现代改革派犹太教可以接受基督教的男女同席而坐，歌咏和管风琴，但从不接受耶稣是弥赛亚之类的教义。利玛窦当年穿戴袈裟、儒袍，以示“入乡随俗”，而且以儒学术语讲解天主教，但最终还是落实在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上。他以“尊敬”诠释上坟祭祖，在天主教里可算得“冒天下之大不韪”，因而引起了教内的“公愤”。直到今天，“礼仪之争”依然存在。基督教不同支派各有成规，具体说来，大陆的天主教徒可以祭祖献祭，但不能磕头；基督教（新教）有的地方不能参加葬礼，有的则可以参加葬礼，但不能烧纸磕头。古代国人接受“胡服骑射”，目的是自我武装；今天，我们穿西服，吃西餐，说洋文，并非一定是在接受西方思想或基督教。这里面有一个文明主体性的问题。费孝通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这是一个遥远的旅程，美好的愿景。其中，“各美其美”易，是常态；“美人之美”难，但可求而得之；“美美与共”更难，可以说“难于上青天”；“世界大同”是理想，虽然遥不可期，但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心向往之可矣。

《绑架风云》中围绕埃德加多发生的故事已然成为过去，但愿类似的故事永远不再发生。基督教与犹太教之间的仇恨和冲突已然大大缓和，但愿不会出现反复，而且会日渐向好。然而，冷眼观之，二者之间的关系还大致处在“各美其美”的阶段，尽管偶尔也会听到“美人之美”的声音。不过我相信：“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基督教与犹太教反目成仇太久，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是该化解深层次的纷争，多多“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携手并肩走向未来了。

2018年1月30日于济南领秀城

前言

那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延续了许多世纪的制度将被清扫而去，亚平宁半岛上，教宗权力和传统势力面对着由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现代工业、科学和商业催生的新一代。旧时代和新时代那些骄傲的战士们警惕地盯着对方，和解无从达成。双方都挥舞着自己的旗帜，吟诵着自己的真理，崇拜着自己的偶像，赞颂着自己的英雄，驳斥着自己的敌人。革命者们梦想着与压抑的现在迥然不同的乌托邦一样的未来；自由派预言着在宪政基础上的新政治秩序的建立；即使是保守主义者，也在担忧旧秩序还能够支撑多久。新的显贵产生了，成为人们阿谀的新对象。在意大利，公国、大公国、波旁王朝、萨伏依王朝以及教宗国互相拼凑，一个民族国家正在诞生，它的国界尚不明确，它的性质也是无从想象的。臣民马上会变成公民。但是，对众多目不识丁的农民来说，好像一切都没有变化。

就西方而言，旧世界和新世界的分裂在教宗国的领土内体现得最明显。没有什么别的地方，神权的统治能够这样根深蒂固，能够在意识形态上得到如此完善的论证，能够在仪式上得到如此辉煌的演绎。很多个世纪以来，教宗是人间的王子，统治着领土上的臣民。一八五八年时，他的疆域从罗马开始，如新月状蜿蜒绕过托斯卡纳大公国，一直往东北延伸到北方的博洛尼亚，那是教宗国的第二大城市——这版图与三个半世纪以前大同小异。教宗统治着他的国家，因为这是神的旨意。革命的观念——比如说，认为人们应当选择他们的统治者，他们应当自由地思考他们愿意思考的问题、相信他们选择相信的原则——不仅是错误的，而且还是邪恶的，是恶魔的所作所为，是上帝的敌人（比如共济会）的赘生物。世界就是上帝所注定的那样。进步是异端邪说。

尽管一八五八年时教宗国依然存在，却并非毫无损伤地熬过这七十年。一七九六至一七九七年，法国士兵涌入亚平宁半岛，教宗国被吞并；几年间，两名教宗被从罗马逐出，狼狈逃亡，教会财产被卖给出价最高的竞买人，填满了拿破仑的钱箱。拿破仑倒台后，教宗庇护七世在一八一四年回到了圣城，教宗国也恢复了，但是，从前显得那么坚不可摧的东西——万物是神圣秩序的产物——现在看来都万分脆弱。到处都有反对教宗世俗权力的阴谋活动，暴动也在发生。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又有一位教宗被迫逃离罗马，这一次是害怕杀气腾腾的暴民。他不得不依赖外国军队来恢复他的统治，保护自己不受那些哗变的臣民的伤害。

这些臣民中就有犹太人，“教宗的犹太人”，尽管他们大多数与哗变无关。犹太人在基督教诞生之前就住在意大利，但是他们却无法摆脱外来者的身份，一直在寻求得到留在自己居住地的特权。他们人数很少，在整个教宗国里也只有一万五千人[1]，但他们在神职人员的头脑中占据着很高的地位，在天主教神学中占据着不值得羡慕的核心地位：他们杀死了耶稣，他们继续可怜地生存下来，只是作为对信仰者的警醒，但是，总有一天，他们会看到光明，成为真正的宗教的一部分，帮助拯救者尽早重返人间。十六世纪以来，教宗就把他们限制在隔都中，阻隔接触。基督徒不许进他们的家门，他们的社会是另外一个社会。不过，隔都内的生活仍然有它的快乐和安慰。犹太人过着丰富的社区生活，他们有自己的组织、自己的会堂、拉比和领袖，自己的争吵和胜利，他们自己的神启的仪式，指导着他们每一天和一年的每一个季节的日常生活。

但是，当法国军队散布着“自由、平等、博爱”的世俗的三位一体理论横扫欧洲大陆、掀翻隔都大门、用净化的火焰将它付之一炬时，犹太人也觉得新世界遥遥在望了。士兵来了之后，有时候基督徒邻居不安地观望着，犹太人则有的欣喜若狂，有的忐忑不安，开始试探着从世代居住的唯一世界中向外迈出一步。

这里记录的事件，一起组成了人们已经忘却的、宣告旧世界的灭亡的奇怪篇章，一八五八年开始于博洛尼亚，事实上，就是在那中世纪的鹅卵石街道和广场开始的。那时，教宗坐在圣彼得大教堂的王座上，法国军队在“永恒之城”——罗马的街道上巡逻。博洛尼亚三个最有权力的人中，两位是红衣主教：大主教，该城的精神领袖；红衣主教特使，教宗国的代表，世俗统治者；第三位是奥地利将军，他的部队（加上驻扎在罗马的法国军队）要确保风雨飘摇的教宗政府不垮台。

将军的指挥总部正对面就是博洛尼亚著名的圣多米尼克大教堂，圣人多米尼克就是在这里去世的，他的尸骨仍然被人们满怀崇敬地封存在这里。由罗马的宗教裁判所派到这里来负责和异端邪说作斗争、捍卫信仰的宗教裁判官就住在这里。他的任务之一，就是确保限制犹太人的法令的实行。

两个世纪以来，博洛尼亚的宗教裁判官们无须为犹太人操心，因为在一五九三年，教宗已经把这里和周围领土上的九百名犹太人全部驱逐走了。随着一七九〇年代法国的占领，一些富有冒险精神的犹太人回来了，但是一旦教宗国恢复，他们的处境马上又变得微妙，他们住在城里的权利又不那么明确了。不过，到一八五八年，大约有两百名犹太人住在博洛尼亚，大部分是商人，他们为他们的家人安置了舒适的家园。教会当局对他们居住在这个从前禁止他们居住的城市抱有矛盾态度，而犹太人也丝毫不想引起注意，因此，他们既没有犹太会堂，也没有拉比。

和很多来自其他城市隔都的犹太人一样，摩莫洛·莫尔塔拉和玛丽安娜·帕多瓦尼·莫尔塔拉从附近的摩德纳公国搬迁到了博洛尼亚。他们、他们的孩子和信奉天主教的女仆住在市中心的一座楼中。他们寂寂无闻的生活马上就要痛苦地结束了。

第一章　入夜敲门声

傍晚，响起了敲门声。这一天是一八五八年六月二十三日，星期三。二十三岁的女仆安娜·法奇尼走下楼梯，打开了公寓楼的大门。她面前站立着一名警察和另一个军人模样的中年男人。[2]

“这是摩莫洛·莫尔塔拉先生家吗？”卢奇迪警官问。

是，安娜回答说，但莫尔塔拉先生不在家。他和他大儿子一起出去了。

两人离开后，她关上门，回到公寓里，将这件令人不安的事情告知她的女主人玛丽安娜·莫尔塔拉。玛丽安娜坐在客厅的桌子前忙着做针线，身旁是她的双胞胎女儿埃内斯塔和埃尔米娜。她的五个更年幼的孩子，十岁的奥古斯托、九岁的阿诺尔多、六岁的埃德加多、四岁的埃尔科莱和年仅六个月的伊梅尔达都已经睡下了。玛丽安娜本来就是个容易紧张的人，这会儿更是觉得，要是她丈夫在家就好了。

没过几分钟，她听见后楼梯上有脚步声，这后楼梯是从她邻居家通过来的。玛丽安娜停下了针线活，认真地听着。她的担心没错，果然有人敲门了。她走到门口，没有开门，只是询问是谁敲门。

“是警察。”有人回答，“让我们进去。”

玛丽安娜希望警察只不过是搞错了，不过她也不是真的相信警察搞错了。她告诉他们，他们几分钟前来过，现在只不过是在同一户人家的后门口。她心中暗暗祷告他们不知道自己刚刚来过这里。

“没关系，夫人。我们是警察，我们要进来。别担心，我们不会害你。”

玛丽安娜打开门让这两个人进来。她没有注意到别的罗马教宗特别警察，有的站在附近的楼梯上，还有的在下面的街上晃悠。

教宗特别警察分队的队长彼得罗·卢奇迪走了进来，后面跟着身着便衣的朱塞佩·阿戈斯蒂尼警官。玛丽安娜看见教宗国的警察深更半夜莫名其妙地闯进来，吓得惊恐万状。

警官本来就不喜欢这项任务，再看见眼前这个女人吓成这个样子，就想办法让她冷静下来。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小纸片，说他需要做些调查，请她列出家里所有人的名单，从她和她丈夫开始，一直到她所有的孩子，从大到小，一个一个列出来。玛丽安娜开始发抖。

那个宜人的六月傍晚，摩莫洛和他十三岁的儿子里卡尔多一起，沿着博洛尼亚那著名的门廊往家里走来。到家时，发现门口有不少警察，很是惊奇。他快步走回自己家，发现警官和另一个陌生人在和他的妻子交谈。

摩莫洛进门时，玛丽安娜大声喊道：“听听这些人跟我们家要些什么！”

卢奇迪警官知道，自己最担心的情况就要发生了，不过，这下子多少有点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他可以和摩莫洛打交道了，摩莫洛毕竟是个男人。他又重复了一遍，说他奉命检查莫尔塔拉家都有些什么人。摩莫洛想知道这令人不安的问询究竟是什么缘故，却得不到任何解释，只好列数他自己、他的妻子和他们的八个孩子的名字。

警官在他的小卡片上核实每一个名字。验证了家里所有成员以后，他说，他现在想见见家里的每一个孩子。听到他这个要求，玛丽安娜先前只是害怕，现在则是恐惧了。

摩莫洛点出围在父母身边的里卡尔多、埃内斯塔和埃尔米娜，然后请求道，他别的孩子都睡下了，能不能不去打扰他们。

警官可能有点感动，但并没有改变主意，还是坚持要看其他孩子。莫尔塔拉夫妇只好领着两位警察进了他们的卧室，他们的三个大孩子和女仆跟在后面。卧室里，六岁的埃德加多睡在沙发床上。他的父母不知道，在警官带来的卡片上，埃德加多的名字下面划了一道杠杠。

卢奇迪请安娜把别的孩子带出房间。他们走后，他转向摩莫洛说：“莫尔塔拉先生，我很遗憾地告诉你，你被人出卖了。”

“怎么个出卖法？”玛丽安娜问。

“你的儿子埃德加多受洗过，”卢奇迪回答说，“我接到命令，要把他带走。”

玛丽安娜尖叫起来，她的尖叫在全楼回荡，在外面守着的警察听到尖叫都匆匆忙忙跑进了卧室。莫尔塔拉家的大孩子们吓坏了，也跟着进来了。玛丽安娜歇斯底里地大哭，扑到埃德加多的床上，把酣睡中的小男孩搂在怀中。

“你想要我的儿子，先得把我杀了！”

“肯定是哪儿搞错了，”摩莫洛说，“我儿子没受洗……谁说埃德加多受洗了？谁说要把他带走？”

“我只是服从命令，”警官央求道，“我是在执行宗教裁判官的命令。”

看到局面失控，卢奇迪觉得束手无策。后来，他在自己的报告中写道：“我根本不知道该如何描述那个致命的通知带来的影响。我向你保证，我宁可执行更危险的任务，也不愿意被迫目睹这样悲惨的场面。”

看着玛丽安娜在埃德加多床上痛哭，摩莫洛坚称这一切完全是一个错误，孩子们在抽泣，卢奇迪根本不知道如何是好。孩子的父母在不安的警官跟前双双跪下，动之以情，乞求他不要把他们的孩子带走。卢奇迪稍微变通了一点（无疑认为这肯定就是宗教裁判官搞错了），主动提出，他允许摩莫洛陪着他儿子去附近的圣多米尼克大教堂进见宗教裁判官。

摩莫洛拒绝了，不敢把埃德加多交到宗教裁判官手里。

卢奇迪后来回忆：“我等待着那陷入绝望的父亲母亲恢复理智，服从命令，这时，很多人开始到来，要么是自己来的，要么是别人把他们叫来的。”

事实上，得到卢奇迪的许可后，摩莫洛派里卡尔多去通知玛丽安娜的哥哥和叔叔，还去叫来了他们年事已高的犹太邻居博纳尤托·桑吉内蒂。摩莫洛希望，凭着桑吉内蒂的财富和在社区的地位，他说不定能够化解即将降临的灾难。

里卡尔多赶快跑往一家咖啡馆，不到一个小时前，里卡尔多和他爸爸还在那里和他的舅舅安吉洛·帕多瓦尼和姨父安吉洛·莫斯卡托见过面。莫斯卡托后来描述了这次会面的情景：

“我和帕多瓦尼正坐在韦图里尼大道上的吉尼奥咖啡馆，我外甥里卡尔多·莫尔塔拉跑过来，满脸泪水，悲愤欲绝，他告诉我，警察在他家里，他们要绑架他弟弟埃德加多。”

两个男人飞快赶到莫尔塔拉家的公寓，“我们看见当妈妈的那么伤心欲绝，那情景真是悲惨得无法形容。我请警官解释事情的原委，他说，他奉宗教裁判官皮耶尔·加埃塔诺·费莱蒂神父之命，要把埃德加多带走，因为埃德加多受过洗。不过，警官没有把这个命令给我看。”

据她哥哥安吉洛·帕多瓦尼回忆，玛丽安娜“绝望、发狂”，“她直挺挺地躺在沙发上，这张沙发也当作床用，是埃德加多睡觉的床，她把他紧紧地抱在胸前，谁也别想把他夺走。”

帕多瓦尼和他的妹夫设法不让警察把埃德加多带走，就说服警察让他们先去和玛丽安娜的叔叔商量一下，他就住在附近。这位叔叔名字也叫安吉洛·帕多瓦尼，这时候还在自己经营的小银行里工作，这家银行就开在他居住的同一座楼里。

听侄子和侄女婿描述了莫尔塔拉家事件的经过以后，帕多瓦尼先生认为他们唯一的机会就是去见宗教裁判官。年轻一辈的帕多瓦尼赶紧跑回去告诉警官需要再缓一缓，而另外两人则赶紧前往大教堂。

晚上十一点，他们来到圣多米尼克大教堂那戒备森严的大门口，要求进见宗教裁判官。尽管时间很晚了，他们还是很快被带到了宗教裁判官的房间。他们恳求费莱蒂神父告诉他们，为什么他要下令让警察带走埃德加多。宗教裁判官字斟句酌地回答着他们的问题，希望能够让他们冷静下来——说埃德加多被秘密举行了受洗仪式，尽管他没说是谁主持了这个受洗仪式、他又是怎么知道的。有关当局听说了受洗一事，给他下达了命令，也就是他现在正在执行的命令：这个男孩子是一个天主教徒，不能养在一个犹太人家里。

帕多瓦尼激烈抗议。他说，把一个孩子从父母身边带走，都不给他们一个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实在是残酷至极。费莱蒂神父的答复很简单：命令如山倒，他没有权利不服从。帕多瓦尼和莫斯卡托乞求他说出他认为这个孩子曾经受洗的依据，因为家里人对此一无所知。宗教裁判官告诉他们，他不能解释这件事，整个事情都是机密，但他们应该相信，这件事处理得很得体。他还补充说，如果这家人能够服从，那对所有人都有好处。他告诉他们，“在这件事上我并没有轻举妄动，而是完全凭良心办事，因为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谨慎地遵循着神圣的教会法。”

两人认识到已经无法让费莱蒂神父重新考虑他的命令，就请求他在带走孩子之前让他和他的家人再多待一段时间。他们请求把行动推迟至少一天。

莫斯卡托后来回忆说：“开始时，那个铁石心肠的人拒绝了，我们不得不描绘这样一个场面：一个还在给另一个孩子喂奶的母亲处于那么悲惨的境地，一个父亲急得差不多神经错乱，八个（原文如此）孩子抱着父母和警察的膝盖，哀求他们不要把他们的兄弟带走。”

最后，宗教裁判官让步了，给他们二十四小时宽限，希望与此同时，那个伤心欲绝的母亲能够离开他们的公寓，就此避免一场不幸的公众骚乱。他让莫斯卡托和帕多瓦尼答应不要存有任何帮助这个小男孩逃脱的企图，两个人勉强答应了。

费莱蒂神父后来回顾了他在衡量推迟一天这个行为的利弊时内心的种种想法。他说，他很清楚“犹太人深信不疑的迷信”，因而，他不仅担心“这孩子会被人偷走”，还甚至有可能真的被“献燔祭”。当时意大利人普遍相信他这样的想法，认为犹太人宁可谋杀他们自己的孩子，也不愿意他们成长为天主教徒。他不愿意冒险。在他准备好让帕多瓦尼带给卢奇迪的条子上，他命令卢奇迪警官对埃德加多时刻严加看管。

与此同时，对莫尔塔拉家的监视继续，别的朋友和邻居也都聚到这里。其中有莫尔塔拉家七十一岁的隔壁邻居博纳尤托·桑吉内蒂，和摩莫洛一样，他也是从摩德纳公国的雷焦艾米利亚的犹太社区迁移过来的。里卡尔多在去咖啡馆里叫来舅舅和姨父之后，又跑到桑吉内蒂家里，告诉他家仆人自己家里发生的事情，这时桑吉内蒂已经上床睡觉了。

桑吉内蒂这样描述他刚刚被仆人唤醒时的情景：“我走到窗前，看见门廊下有五六个警察在走动，刚开始我还有点糊涂，以为他们是要来抓我的孙子。”

他连忙赶到莫尔塔拉家：“我看见悲痛欲绝的母亲，浑身都是泪水，父亲在猛抓自己的头发，孩子们跪在地上向警察们求饶。那个场面那么令人感动，我简直无法描绘。确实，我甚至还听到那个叫卢奇迪的警官说，他情愿下令逮捕一百个罪犯，也不愿意带走这一个孩子。”

十二点半左右，莫斯卡托和老一辈的帕多瓦尼回来了，手里举着他们从费莱蒂神父那儿要来的纸条。犹太人居然在宗教裁判官面前办成了一件事，令卢奇迪警官十分诧异。他本来以为，这天晚上，没有这个小男孩，他是不能离开这个公寓的。

警官后来回忆道，“我可以看出——”

帕多瓦尼先生是个很博学的人，很有尊严，是犹太人很景仰和尊敬的人物，他们很倚重他。确实，他们有理由尊敬他，因为只有十分有影响的人才能得到延迟法令执行的许可，在我看来，别人根本不可能得到这个许可。听说这个命令来自更高层，连宗教裁判官本人都无法更改的时候，我就更加坚信别人得不到这个许可了。

警官离开时，据他自己说，身后留下的是“眼泪和痛苦”。除了莫尔塔拉家的十口人和两个看管埃德加多的警察外，他走时，那里还有玛丽安娜的哥哥、她的妹夫、叔叔和另外两个亲戚。

对摩莫洛和玛丽安娜来说，这是一个可怕的夜晚：“两个警察都留在我们卧室里看守，接替他们的人不时轮流换班。你可以想象这一晚上我们是怎么度过的。我们那小儿子，尽管不明白周围发生了什么事，但警察就守在他身边，他睡得很不安宁，时不时抽泣发抖。”

对这个家庭来说，唯一的希望就是找到一个什么人，他能够有办法否决宗教裁判官，收回他的命令。在莫尔塔拉和帕多瓦尼两家人看来，博洛尼亚只有两个人可能有这样的能耐：红衣主教特使朱塞佩·米莱西，还有这个城市很著名但又有争议的大主教，即红衣主教米歇尔·维亚勒—普雷拉。看到前一天晚上玛丽安娜的哥哥和叔叔在圣多米尼克大教堂的“外交”活动有所成就，摩莫洛和玛丽安娜就请他们接受这个新的任务。六月二十四日上午十点，他们出发了。

他们不用走太远。事实上，头天晚上，里卡尔多上气不接下气地带来埃德加多的消息的时候，安吉洛就坐的咖啡馆离红衣主教特使工作的那座很有气派的大楼只有咫尺之遥。

市府大厦这座笨重的政府大楼，俯瞰着这座城市的主广场——博洛尼亚主广场。市府大厦一三三六年开始成为市政中心，而后两百年间不断扩建，它既是市政管理中心，也是一座要塞。市府大厦落成时，环绕博洛尼亚的城墙也正好建成。城墙高达九米，长七千六百米，把整个旧城围成了一个不规则的圆形。每天晚上，城门关闭，保护城中的居民（和统治者）不受敌人侵犯。大厦和城墙建成时，博洛尼亚是一个自治城市国家，抵抗着教宗势力和其他企图降服它的力量。在这场较量中，博洛尼亚最终失败了，一五〇六年，教宗尤里乌斯二世进入博洛尼亚，这座城市及其属地都被并入教宗国。

朱塞佩·米莱西·皮罗尼·费莱蒂两个月前刚刚来到博洛尼亚，这一年他四十一岁，就任红衣主教，并被任命为博洛尼亚省的特使。一八五八年四月三十日晚上，他到博洛尼亚走马上任，在前往位于市府大厦的办公室和住所途中，欢迎仪式一应俱全。驻扎在此的奥地利军队鸣炮致敬。

不过，城里不是每个人都欢迎红衣主教特使的来临，城中普遍对教宗统治以及常年来推行教宗统治的奥地利军队抱有敌意。恩里科·波特里加利是受到意大利复兴运动影响的博洛尼亚人中的一个，复兴运动在不久的将来将把米莱西逐出博洛尼亚城。波特里加利这样形容红衣主教特使到来时的情景：

“他刚刚到达自己的住所，博洛尼亚的高级参议员就以外交礼仪来表示敬意，接着来的是很多尊贵的人物和市民们，那些惯于趋炎附势的家伙们！见过这个新特使的人都说，起码从第一眼看去，这个新特使看着像冰一样冷漠，是一个没有什么头脑的人。”[3]

宗教裁判官已经将带走犹太小男孩的计划事先通知了米莱西红衣主教和大主教。安吉洛·帕多瓦尼和安吉洛·莫斯卡托来到红衣主教特使的门前时，被告知红衣主教大人眼下不在博洛尼亚。他们没有办法，只好去找另外一个他们觉得能够帮助他们的人：博洛尼亚的大主教，令人敬畏的米歇尔·维亚勒—普雷拉。

同样，他们还是不用走太远，因为大主教的府邸连着圣彼得罗尼奥大教堂，离市府大厦也只有一箭之隔。两名犹太人没有抱太大希望，因为这位著名的红衣主教来到博洛尼亚的时间虽然不长，却已经臭名昭著：他是反对自由主义的教会运动的领袖，一心主张宗教纯洁和道德，是宗教裁判的支持者，还是为了保护教宗继续担任世俗领袖而战斗的坚定战士。

头天晚上，莫尔塔拉一家和他们在博洛尼亚小小的犹太社区的朋友们聚集在他们家里，绝望地设法让警察不要带走埃德加多，桑吉内蒂提出一个建议：贿赂教会阶层中的什么人物。这个主意并不是异想天开，因为几个世纪以来，意大利犹太人靠这个办法偶尔也达到过目的，就连在教宗身上也用过。但是，谁都不觉得能够买通维亚勒—普雷拉。

实际上，帕多瓦尼和莫斯卡托也没有机会试试是不是能够买通维亚勒—普雷拉，因为他们在大主教这里遇到的和他们在红衣主教特使那儿一模一样：有人告诉他们，大主教离开博洛尼亚出城去了，那天正好不在。[4]他们打听的那位神父听完他们急着见大主教的缘由，摊开双手，告诉他们，他也不知道他们该怎么办。

这时已是正午，时间已经不多了。安吉洛·莫斯卡托心灰意冷：“我们觉得完全没希望了，只能听天由命了。我决定不再回莫尔塔拉家去了，去那儿只会让我心里觉得更苦。”

莫尔塔拉家的气氛紧张得令人无法忍受。上午十点，玛丽安娜的妹妹罗西娜来了，看见玛丽安娜还是抱着埃德加多哭泣。罗西娜过来哄埃德加多的时候，他亲了亲阿姨，指着寸步不离地守在他身边的警察，简单地说：“他们要把我带走。”

罗西娜做了她唯一能做的事情。她把她的外甥和外甥女全都带走，把他们和她自己的六个孩子安顿在一起。“我不想让他们看见他们的母亲遭罪的样子。”她说。

罗西娜把孩子带走了，留在公寓里的男人们觉得，他们得想办法帮一帮玛丽安娜本人。她一晚上都搂着埃德加多躺在他的小床上，还是不愿意放手。他们担心，如果晚上那些教宗警察来的时候她在家，他们要把孩子从她怀里拽走，那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情。他们也担心小伊梅尔达，她的妈妈满脑子想着埃德加多，都没有注意到伊梅尔达饿得直哭。

摩莫洛记述：“时间在焦虑和恐惧中一点一点过去，看见我妻子处在这种可悲的境地，她差不多都快被逼疯了，我觉得最好把她从房子里带走，这样她就不会被迫目睹这场生离死别，因为分别的场面会把她杀死。”莫尔塔拉家一位五十二岁的朋友朱塞佩·维塔也是来自雷焦艾米利亚的犹太人，在博洛尼亚住得和莫尔塔拉家不远，他主动提出把玛丽安娜带到他们家，他妻子正在那里等着。维塔、摩莫洛和玛丽安娜的哥哥一起劝了她两个小时，试图说服她最好还是离开这里：她在这里也做不了什么，为了伊梅尔达的健康，她还是走吧。

玛丽安娜终于让步了，但维塔等候她的时候，她还是在不停地亲吻埃德加多。男人们被迫将她抬出楼，抬进封闭马车里，因为她已经毫无气力。家里的女仆说，他们把她抬走的时候，她哭得那么可怜，所有听到的人都心碎了。在前往维塔家那短短的一段路程中，她的嚎哭声是那么凄厉，尽管马车是封闭的，那令人不安的声音还是吸引了整个街区的人，他们纷纷跑到窗前看个究竟。

摩莫洛还抱有最后一线希望：宗教裁判官。只有他才能阻止这场即将到来的灾难。由玛丽安娜的哥哥安吉洛陪同，他出发前往圣多米尼克大教堂。

五点钟时，两人来到了大教堂前，被人带进宗教裁判官的房间。摩莫洛用洪亮但颤抖的声音说，关于他儿子受洗的说法肯定是谁搞错了，请费莱蒂神父告诉他，神父认为摩莫洛的儿子受洗了有什么依据。宗教裁判官不愿意正面回答。他说，他们严格地遵守了神圣法庭的规则，没必要再作更多的解释。摩莫洛请求他再给一点宽限，费莱蒂神父说，再给宽限也没有什么用处了。

宗教裁判官说，摩莫洛不用担心，因为他的儿子会得到很好的照顾；事实上，小埃德加多会直接得到教宗的保护。他建议摩莫洛给小家伙准备点衣服，他会派人来接他们。宗教裁判官警告说，警察来带走埃德加多时闹得不好看，对谁都没有好处。

摩莫洛回到家里时，知道自己已经没有时间了。人去楼空了。玛丽安娜和婴儿伊梅尔达去维塔家了；其他的孩子去姨妈家了；其他的亲戚朋友觉得待在莫尔塔拉家太难受，所以都留在自己家中，等着即将到来的灾祸的消息。两个警察甚至都不允许埃德加多独自上厕所。除了这两个警察以外，剩下的只有摩莫洛、他的大舅子安吉洛，还有朱塞佩·维塔，他把玛丽安娜送回自己家让太太照顾以后，又回到这里来了。

与此同时，卢奇迪警官也在仔细地准备着带走孩子的事宜。阿戈斯蒂尼警长头天晚上一直默默地陪着卢奇迪，现在他接到的任务是把埃德加多用马车带走，为此，他还得到了博洛尼亚警察局最好的一架马车。卢奇迪带着前来助阵的警察队伍，坐着另一架马车来了。他大约八点钟的时候来到莫尔塔拉的公寓。在一群下属的陪同下，他登上楼梯。公寓里，摩莫洛把埃德加多抱在怀里，小男孩大概根本不懂即将要发生的事情，一直非常平静。卢奇迪从父亲颤抖的手中拉走埃德加多的时候，那两个一直看管这个小男孩的警官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维塔第一个绝望地跑下楼梯，后面是两名警察，最后是伤心欲绝的摩莫洛。看到儿子被警察扛在肩头带走的场面，摩莫洛终于失去了残留的一点力气，他追赶着埃德加多，然后就昏死过去。孩子被交到马车里的阿戈斯蒂尼警长手中时，维塔试着安慰他。“别怕，”他说，“你爸爸和我会坐在另一架马车里跟着你。”维塔和莫尔塔拉家的其他成员以为，埃德加多不会走得太远，他去的地方就在本城的城墙里面。他们大错特错了。

路边上，狂乱的维塔看见了他们一个邻居安东尼奥·法基尼正从旁边走过，法基尼是个三十一岁的商人。法基尼这样描述当时触目惊心的场面：

我沿着拉姆大街走着时，看见莫尔塔拉家住的楼房前停着一架马车，门口还守着警察。我当时就愣了，听见楼道里有人高声喊叫时我就更愣了，我看见另一个人跑出门来，朝我喊道，“来！来看看，法基尼！多可怕的场面啊！”那是犹太人维塔，我的一个朋友。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叫我进去。我和他一起走进楼里，看见楼梯上一个警察正抱着孩子往下走，就在他身后，犹太人莫尔塔拉在楼梯上昏死过去了……我们急忙跑过去救他，把他扛回他自己家中，把他放在一张沙发上。

维塔向法基尼解释了事情的原委，法基尼气坏了，赶快跑到附近的商人咖啡馆把这个消息传了出去。他后来说，“要是我在那里能够找到一二十个朋友，我肯定会试着追上马车，不让它开走，把那男孩拦下来，然后把他送还给他那可怜的父母亲。”这是不是法基尼在吹牛而已，我们不得而知。

第二章　教宗统治下的犹太人

Bologna la grassa,Bologna la dotta——富庶的博洛尼亚，博学的博洛尼亚。从人口、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方面来看，博洛尼亚的重要性仅次于罗马，教宗国从来就没能完全将它消化融合进去。在十六世纪初教宗的军队包围这个地区之前，它就已经有兴旺发达的国际贸易。这里也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所在地，这所大学的几千名学生来自欧洲各地，他们雇佣自己的教授，负责学校的运行，直到神职人员夺去了大学的管理权。一五三〇年，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五世举行献祭仪式时，他选择的地点不是罗马，而是博洛尼亚。

查理在博洛尼亚主广场那巨大的圣彼得罗尼奥大教堂接受教宗克莱蒙特七世的祝福时，博洛尼亚有一个繁荣的犹太社区，深深融入这座城市著名的贸易和商业中。市中心有十一座犹太会堂，城中的八百名犹太人大都住在市中心。希伯来语书的出版和著名的犹太学者们提高了博洛尼亚作为学术中心的名望。

但是从那以后，这里对犹太人就没有那么友好了。罗马教廷被欧洲北端新教的路德教派、加尔文教派和其他异端改革教派包围，也开始进行反攻。犹太人一直为基督教欧洲所不容，这下子更成了加强正统运动的受害者。

对博洛尼亚的犹太人来说，结局是灾难性的。一五五三年，奉教宗和施行宗教裁判的宗教裁判所之命，他们的希伯来语书本，包括几百册神圣的《塔木德》，都被公开烧毁。三年后，犹太人奉命搬入博洛尼亚那著名的两座塔下的一个单独的有围墙的区域去住。一五五五年，教宗颁布通谕，依据：“犹太人因为他们自己的罪恶而被上帝罚作永恒的劳役，仗着基督教的爱的保护，他们才在我们当中居住，而他们对基督徒却没有表现出任何感激，这真是太荒谬了，完全不可接受。”现在不允许犹太人和基督徒们混居了，他们要被关进隔都。[5]

犹太人刚刚开始适应关闭在隔都中的生活，一五六九年，教宗就发出了将他们驱逐出境的第一道命令。一千名犹太人，将所有俗世的财产背在肩头，或者是装在板车顶上，离开了博洛尼亚城。他们的衣物、书籍和厨具中间，还珍藏着他们祖先的遗骨。教宗庇护五世将博洛尼亚的犹太人墓地当作礼物送给殉难者圣彼得女修道院的修女们，告诉她们“毁掉犹太人的所有坟墓……把那些墓志铭、纪念碑和大理石墓碑都彻底毁掉，把它们都捣毁了……把死者的尸身、骨头和残留物全都挖出来，让他们爱搬到哪儿去就搬到哪儿去。”[6]一五八六年，在外流浪了十七年以后，博洛尼亚的犹太人又可以搬回来了；一五九三年，教宗克莱蒙特八世又命令他们离开博洛尼亚，实际上是把他们驱逐出了整个教宗国，唯一的例外是首都罗马和亚得里亚海岸的城市安科纳，他们还可以在那儿的隔都中继续居留。意大利南部的西班牙波旁王朝的统治者沿袭他们在西班牙的榜样，在十六世纪早年间就把从那不勒斯到巴勒莫的犹太人全部驱逐出境。一直到十一世纪，意大利南部还是意大利境内犹太社区最繁荣的地方，如今已经完全没有犹太人了。

对博洛尼亚那些一无所有的犹太人来说，万幸的是，博洛尼亚的东北方向是费拉拉，西北方向是摩德纳，这两个地区当时仍然处在埃斯特家族的控制之下。当第二次被赶出博洛尼亚的时候，大部分背井离乡的犹太人没有前往罗马或安科纳，而是干脆完全离开教宗国，在埃斯特家族治下寻求避难之所。尽管费拉拉不久就被教宗国一股脑儿吞并了，但教宗们基本上没有扰动这里的犹太人，因此，由于博洛尼亚和其他驱犹地区的犹太人纷纷到来，费拉拉的犹太社区就延续下来了。

一五九八年，埃斯特家族失去了对费拉拉的控制权，公爵家族把家搬到了摩德纳。摩德纳公国不仅包括离博洛尼亚三十九公里的摩德纳城，而且也包括往西北方向还有二十四公里、位于波河河谷中的雷焦艾米利亚城。犹太人不允许住在博洛尼亚的那几百年里，摩德纳和雷焦（当地人对雷焦艾米利亚的简称）的犹太社区都很繁荣，埃德加多·莫尔塔拉的家族就来自那里。一八五八年，博洛尼亚是教宗所辖北部领土的非正式首都，摩德纳和雷焦则在公爵弗朗切斯科五世的管辖之下。

拿破仑下台、法国军队撤出以后，埃斯特家族恢复了对摩德纳的统治，两年之后，摩莫洛·莫尔塔拉出生。摩莫洛的父亲西蒙生于一七九七年，他没有怎么经历过隔都生活中的种种律法限制，因为他出生时正好赶上法国军队到来，烧毁了隔都的大门，废除了加在犹太人身上的种种限制。[7]雷焦有七百五十名犹太人，西蒙和其中很多人一样，开着一个小店铺，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给他帮忙。他们家在雷焦住了一百多年了，但他们一直觉得自己属于更大的犹太社区。和半岛上其他犹太人一样，他们共同承受着旨在与他们作对的法律，同时感觉到自己在这片属于别人的土地是不怎么受欢迎的客人。他们也靠他们所遵循的多种宗教仪式和神圣经文的教诲而紧紧联系在一起。

一八一四年，摩德纳公爵恢复统治时，他也恢复了大部分带有歧视性的法规。根据这些法律，犹太人不能在隔都之外过夜，也不能在隔都围墙之外开商店。基督徒天黑以后不许进隔都，他们也不能给犹太家庭当仆人。反过来说，基督徒也得到警告，他们不能骚扰或者嘲弄犹太人。这在公国特别成问题，在整个意大利，在狂欢节和四旬节期间，嘲讽犹太人是一种很通行的传统。为了避免招惹基督徒，法律禁止犹太人在复活节之前的一周（圣周）离开隔都。

公爵首先谴责犹太人和法国扶持的政府勾结，然后恢复了旧法案，不过废除了其中最令人厌恶的条款，譬如太阳落山时关闭隔都的城门、天黑之前犹太人必须回到隔都等等。另外还废除了一条几百年的要求，即犹太人必须佩戴一种特殊标志，让所有人都知道他们是犹太人。摩德纳的犹太人标记是一条红缎带，犹太人把它们戴在帽子顶上，很是醒目。尽管法律条文禁止犹太人在隔都之外居住和拥有商店，实际上这些法律疏于执行，代价是犹太人每年向公爵交一大笔钱。这样，法国战败后，莫尔塔拉家和其他雷焦一些犹太人家庭一样，继续住在隔都之外，也继续在隔都之外开商店。[8]总的来讲，公国的犹太人处境还不是最糟的。在罗马，一八一四年恢复教宗国以后，不仅重新恢复了隔都，而且，罗马城里的拉比们还必须忍着极大的耻辱在狂欢节上露面。他们被迫穿上怪异的黑色外套，配短裤、小斗篷，从城中走过，他们那松松的领带，是欢乐的人群投击剩饭等秽物的目标。[9]

到了寻找丈夫或妻子的年龄时，雷焦的犹太人可以从一个紧密的亲缘关系网中去挑选，这个亲缘关系网完全超出了政治边界。毫无疑问，配偶必须是犹太人，这不仅仅是犹太律法的要求，也因为国家禁止犹太人和基督徒通婚。

结婚时，妻子便搬入丈夫家中。摩莫洛的祖父娶了一位曼图亚人，她于一七八九年迁入雷焦；摩莫洛的父亲一八一五年娶了一位来自维罗纳的妻子，她也搬到雷焦来了；一八四三年，轮到摩莫洛娶妻的时候，他的新娘子玛丽安娜也从摩德纳搬到他家里来，她的娘家也是成功的商人。

摩德纳和雷焦的犹太人都习惯于大家族聚居在一起。摩莫洛也延续了这个传统，把他的新娘子迎娶到了他父母家中。一八四八年，他们的第四个孩子奥古斯托出生时，房子已经显得很拥挤了。除了摩莫洛、玛丽安娜和他们的孩子以外，这个家族还包括摩莫洛的父母、摩莫洛二十六岁的单身弟弟亚伯兰、另一个弟弟摩西·亚伦和亚伦的新婚妻子丽卡·博拉菲。奥古斯托出生一个月以后，摩西和丽卡也生了第一个孩子。摩莫洛和玛丽安娜肯定觉得，不仅他们的住处显得太拥挤，而且他们家的商店也不再能够继续维持他们的生计。是搬家的时候了。

男女之间一代一代跨越隔都的联姻，催生了庞大的网络，从罗马和安科纳，经里窝那和佛罗伦萨，一直到费拉拉、都灵和威尼斯。在决定往哪儿搬家的时候，摩莫洛和玛丽安娜和别的犹太人毫无区别，和他们的祖先也毫无区别：他们转向这些网络。和家人朋友商量之后，博洛尼亚明显有很大吸引力。

这对年轻人认识几家犹太人，包括玛丽安娜家在摩德纳的富裕邻居桑吉内蒂，他们最近刚刚搬到博洛尼亚。博洛尼亚比雷焦和摩德纳都大，也是一个比这两个城市更重要的商业中心，在摩莫洛这个很有经商头脑的人看来，更有前途。自一五九三年犹太人被驱逐已经过去两个世纪，教宗归来又重新对犹太人加以限制，结果城中的犹太人寥寥无几，这就意味着意大利犹太人通常在本地商业中占据的经济位置还空着。当然，这也意味着，摩莫洛和玛丽安娜在雷焦和摩德纳所熟悉的那些活跃的犹太社会、经济和宗教组织，在博洛尼亚尚不存在。但是，莫尔塔拉家在他们的新家也不会全然孤立。整个家族一起作了决定。摩莫洛和玛丽安娜带着他们的孩子搬来的时候，玛丽安娜的父母、叔叔、她已婚的哥哥和妹妹也一起搬过来了。

他们在商议着搬家的时候，门外大世界正在发生的大事件也不容忽视。一八四八年是整个欧洲都处在动荡和反叛的一年，统治者都被赶出了他们的宫殿。摩德纳和博洛尼亚造反了，武装起义和普遍混乱并存。莫尔塔拉的儿子奥古斯托出生的那个月，摩德纳公爵弗朗切斯科五世接到报告，说整个公国的反叛力量都在向摩德纳进军，同时还有来自博洛尼亚的几百名武装暴乱者，公爵被报告吓坏了，逃出了首都。在摩德纳和雷焦，民兵填补了真空，建立了旨在保护宪法和个人权利的临时政府。

暴动的中心是博洛尼亚城。尽管博洛尼亚属于不同的国家，但它对摩德纳有很大影响。不到三十年前，法国统治这个地区的时候，这两个地区合在一起成立了一个政府。[10]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一八一四年，教宗恢复统治，教会曾经试图加紧对北方叛乱地区的控制。博洛尼亚对此进行了抵制：法国占领这些年在上流社会留下了自由主义思想的遗产，这个大学城里数量日益壮大的精英们认为，教宗的世俗统治是难以忍受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错误。

当然，当局将公开组织的抵抗视为叛逆，于是政治反对派们组成了秘密社团，包括著名的烧炭党。一八二〇至一八二一年间那不勒斯和都灵对旧势力的反抗，促使教宗庇护七世将烧炭党成员逐出教会。随后在警察对秘密社团的调查中，摩德纳最经常出现的人名中有一位是桑吉内蒂银行家族的成员。[11]

一八二三年，当选为教宗的利奥十二世认为应当采取特别措施。在他统治的五年间，他取消了他的前任们施行的一些温和改良措施，推行了严密的警察监控。他要求重新实施对犹太人的旧措施，仔细监督其他人口，保证他们遵守教会关于禁食和宗教仪式的戒律。他们攻击一切和现代化有关的习俗，因为它们违反了神授的行为方式。连天花疫苗也停止使用了。[12]

为了应对罗马涅地区的骚乱，教宗任命红衣主教阿戈斯蒂诺·里瓦罗拉为驻该地区特使。罗马涅地区是教宗国内从博洛尼亚到拉文纳和费拉拉那一部分。红衣主教有无限权力，而且他很快就获得了残酷和镇压的名声。一八二五年，经过简易审理以后，他监督了因为参加烧炭党和阴谋活动而获罪的五百名罗马涅人的判决。一年以后，作为对他的报复，有人在拉文纳试图暗杀红衣主教特使，他死里逃生，逃出了罗马涅地区，但接替他的下一任特使继续执行他的铁腕政策，处决了四名被判犯有企图暗杀红衣主教罪的犯人。

尽管官方强力镇压政治反对派，接下来十年，罗马涅地区还是出现了新一轮的叛乱。一八三一年初，本地乡绅发起了一场旨在争取更大自由和宪法统治的起义。二月份，慌了神的红衣主教特使弃博洛尼亚而逃，人们蜂拥到博洛尼亚主广场庆祝教宗统治的终结。他们把市府大厦门上的教宗徽章撕下来，换上了意大利的三色旗。面对革命热潮，教宗军队逃出了博洛尼亚，临时政府宣告成立，担纲政府首脑的是著名的本地法学家乔瓦尼·维奇尼。摩德纳公爵听说博洛尼亚的叛乱成功之后，也迅速逃离了他的首都。在雷焦艾米利亚，三色旗取代了公爵的爵旗，他的军官倒是随着他逃走了，但他的士兵大部分都参加了反叛。

一八三一年二月六日，红衣主教们齐聚罗马、参加新教宗格雷戈里十六世的登位大典。同一天，新教宗得到了博洛尼亚暴乱的消息。两天之后，维奇尼的临时政府宣布教宗在博洛尼亚的统治已经终结。二月十九日，格雷戈里十六世眼看罗马涅地区在逐步脱离他的控制，便催促奥地利派兵镇压暴乱。两个星期以后，两千奥地利士兵涌入摩德纳，为公爵重新占领了公国，公爵和哈布斯堡王朝有血缘关系。三月二十四日，奥地利军队进入博洛尼亚，维奇尼和他的同伙逃之夭夭。[13]

这并不是维奇尼第一次激怒教宗当局。早在五年之前，他就因为在公众场合为教宗国的犹太人的权利辩护而遭到了惩罚。他为犹太人辩护的起因，是因为在当年四旬节期间，一个以煽动性演讲著称的神父费迪南多·加博罗特在博洛尼亚的圣彼得罗尼奥大教堂作的讲道。为了把布道的内容传播给更多的信众，这个神父把它发表了。他的主题是犹太人，他宣布这些犹太人是人类的瘟疫，一群肮脏的高利贷者和无法无天的暴徒，上帝给他们的那些神圣的惩罚，他们完全罪有应得。

加博罗特的谩骂的基础，是几百年来教会信奉的关于犹太人的教条。依据天主教神学，包括在几百年来不同种类的教宗诏书中，犹太人应该得到容忍，但只能是在严格的限制范围内。耶稣出身为犹太人，犹太人的圣经是教会最神圣的经典之一，他们享有其他非基督徒享受不到的地位。但他们也犯下了特殊的罪行，因为他们应当为耶稣钉十字架负责。犹太人曾经是上帝喜爱的民族，但他们已经成为上帝的敌人。他们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因为神的惩罚而毁灭了，然后上帝将他们变成了永恒的流浪者，过着可怜的生活。

十六世纪中期以前，教会的犹太政策还有一定程度的克制，允许犹太人举行他们的仪式，拥有自己的犹太会堂，因为他们的角色特殊，他们继续存在，也证实了其历史作用。但是，总有一天，犹太人会发现真道，拥抱上帝的教会，以这种方式，帮助迎接耶稣的第二次到来。一五五五年，教宗保罗四世宣布将犹太人关进隔都，表明这种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能继续消极地等待犹太人改宗基督教，而是要积极促使他们改宗。[14]

针对博洛尼亚的反犹运动和教宗国内歧视犹太人的法律，维奇尼于一八二七年就最近出现的疑难法律问题出版了小册子，表述了自己的观点。一位改宗天主教的犹太人朱塞佩·列维，死的时候没有留下遗嘱。他有三个兄弟，其中一个兄弟也改宗天主教，另外两位依然信奉犹太教。教宗国内通行的法律规定，只有那个改宗天主教的弟弟才能继承财产，因为根据教会法，通过受洗行为，改宗的人就此隔断了他们和犹太亲戚的联系。维奇尼在他分析这个案件的一百五十四页的小册子中说，核心问题是“一个犹太家庭的成员受洗，是否就能解除他和那些仍然信奉犹太教的家庭成员之间的亲缘和血缘关系”。维奇尼的观点是，受洗没有解除这种关系，因而，那两名犹太兄弟也应当允许继承财产。[15]

博洛尼亚的法律界，至少是认同政府的那一部分人，对维奇尼的论点感到非常震惊。同一年间，博洛尼亚城最杰出的民法专家、博洛尼亚大学的教授、来自安东的文森佐·贝尔尼发表了一篇反驳的文章。首先，遵照历史悠久的教会信条，犹太人没有任何公民权利。他认为犹太教是一种恶毒的宗教，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受到了上帝的惩罚，无家可归，四处流浪，在敬畏上帝的人群中，他们是被人嘲笑的对象。

这位教授继续列举如下的基本法律原则：

1.在教宗国内，犹太人只不过是人们容忍存在的奴隶。

2.他们没有权利和基督教徒一起继承一个基督教徒的财产。

3.犹太人为了达成他们那个以仇恨基督教徒为标志的宗教的邪恶要求，用各种各样的阴谋诡计、背信弃义和折磨拷打来对待基督教徒，为了把基督教徒变成永远的奴隶而不懈努力。

4.基督教徒对犹太人居住加以严格限制是十分有必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受犹太人宗教的致命影响。[16]

博洛尼亚的宗教裁判所在法国占领期间被取缔，现在刚刚在圣多米尼克大教堂里重整旗鼓，他们对维奇尼的异端邪说看不顺眼。维奇尼和出版他为犹太人辩护的小册子的印刷商都被判有罪，并被罚在一个修道院里关押八天，在那里反省自己的罪过。[17]这次判罪三年以后，维奇尼得以宣布教宗在博洛尼亚的统治结束，尽管历时短暂。

重新占领博洛尼亚的奥地利军队，又在这座城市里驻扎了六年，确保没有人再对红衣主教特使的统治发起挑战。但他们离开仅十年后，博洛尼亚又一次起义了，这一回同时起义的还有半岛上大部分地区。

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的意大利起义，紧随欧洲其他地区在这些关键年份发生的革命。二月份，巴黎的暴乱促成了一个新共和国的诞生；三月份，柏林革命促使宪法颁布，建立了自由政府。意大利大部分地区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奥地利的影响，因而，对意大利来说，最重要的是三月份的维也纳暴动，那导致了可怕的梅特涅王子下台，在维也纳也建立了自由政府。

在意大利本土，西西里岛人也暴动了，要从两西西里王国那些无能的波旁王朝统治者那里获得自由。当起义蔓延到两西西里王国首都那不勒斯时，国王费迪南多二世被迫宣布立宪，半岛上的其他统治者担心发生普遍暴乱，也跟随着学了费迪南多二世的榜样，如首都在都灵的撒丁王国国王卡尔·阿尔伯特、托斯卡纳大公国的莱奥波尔多二世，还有教宗庇护九世本人，他两年前才刚刚登上圣彼得大教堂的教宗宝座。

三月份维也纳的起义引发了米兰的反抗奥地利统治的暴动，米兰是奥地利所属的伦巴第—威尼托地区的中心，这片疆域横跨即将诞生的统一的意大利国家的东北部。那些梦想着一个不受外国独裁者统治的统一的意大利的人，呼吁撒丁王国国王帮助他们赶走奥地利和他们的奴才。建立一个仅仅由意大利人统治的意大利国家，似乎是指日可待了。在米兰，人们摧毁路障，开始和奥地利军队作战。奥古斯托·莫尔塔拉诞生十四天后，摩德纳公爵弗朗切斯科五世逃出了他的公国。到三月底，奥地利军队被赶出了米兰和威尼斯，新成立的临时政府取代了旧政府。撒丁王国国王卡尔·阿尔伯特决定将他的军队派到伦巴第，希望打败奥地利人，扩大他的王国。从摩德纳到威尼斯，新成立的政府决议将他们的领土合并入撒丁王国，将卡尔·阿尔伯特扶植为意大利国王。到四月初，来自摩德纳和博洛尼亚的志愿军前往北方，参加对奥地利人的战争。

最初，大部分支持意大利统一的党派以为，他们为了民族统一、结束外族统治、建立一个以保证其公民基本权利为宪法原则基础上的国家而进行的战斗，是得到了教宗的支持的。教宗庇护九世两年前登基时，人们普遍把他当作改革和现代化的先驱。有些人还真的想象过，他可以担任一个由意大利民族共同组成的宪政国家联邦的名誉首脑。但是，一八四八年四月底，教宗宣布他反对教宗国参加反抗奥地利的战争，永远打消了人们对教宗的期望。在罗马和整个教宗国，起义军发现他们有了一个新目标：就是教宗——教宗国国王本人。

在博洛尼亚，对反奥地利的战争的热情十分高涨，而教宗四月份的宣言削弱了温和派，他们本来宣扬，一个统一的意大利和教宗的继续统治是可以兼容并蓄的。春末，奥地利军队展开攻势、皮埃蒙特军队撤退的消息开始传来的时候，博洛尼亚陷入一片混乱。越来越多溃败的士兵拥入城中，奥地利军队正在奔赴摩德纳和罗马涅地区的消息，也让博洛尼亚人感到恐慌。

八月初，奥地利军队进军摩德纳，重新扶植公爵弗朗切斯科五世。然后他们转战博洛尼亚，经过和一支匆匆纠集起来、大部分是老百姓的队伍的一场激烈的战斗之后，被从博洛尼亚击退。沿途摧毁房屋、屠杀良民等暴行激发了普遍的义愤。

到了秋天，罗马对博洛尼亚的日渐严密的控制开始松动了，教宗庇护九世的总理执事被暗杀，并且面临着大起义的威胁。教宗逃出了罗马，逃出了教宗国，逃到那不勒斯北面的海滨要塞城市加埃塔避难。博洛尼亚的示威活动迫使保守的市政委员会辞职。一八四九年二月，朱塞佩·加里波第到达罗马后，胜利的起义队伍宣布新罗马共和国的诞生，而在博洛尼亚，似乎也产生了罗马宪法会议的第一份法令：

1.教宗统治和对罗马国的世俗统治宣布结束。

2.罗马教宗得到行使精神权威的所有保障。

3.罗马国的政府形式是纯粹的民主，而且沿用罗马共和国的辉煌名称。

在博洛尼亚，尽管保守人士警告无政府主义即将到来，示威者冲进城里的公共建筑，从大门上摘除了教宗的徽章，把它们堆在主广场中间，付之一炬。[18]

三天以后，博洛尼亚新选出的市政委员会宣布该城自豪地加入罗马共和国。但是，不管随后的通宵庆祝多么欢乐，人们普遍抱有的担忧却无法掩藏：面对奥地利和法国的反对力量，新政府支撑不了多久。

确实，博洛尼亚除了它的城墙以外，对奥地利人毫无抵抗之力，奥地利人打着教宗的旗号，很快就开进了城。一八四九年五月，经过八天的包围之后，奥地利人进入博洛尼亚城，重新挂上了教宗的徽章，禁止所有公共聚会，要求所有居民在午夜之后不许上街，恢复新闻检查，禁止展示意大利三色旗。博洛尼亚重新成为教宗国的组成部分。两个星期以后，弗朗切斯科五世回到摩德纳，重新控制了他的公国。此后一个月，法国军队进入罗马，摧毁了共和国最后的残余，流放了朱塞佩·加里波第和朱塞佩·马志尼。[19]

教宗在博洛尼亚的统治力本身太过弱小，于是他一方面仰仗庞大的奥地利军队长期驻扎，一方面依赖高压统治。一八五〇年，得到回家的命令后，莫尔塔拉从雷焦艾米利亚搬到了博洛尼亚市中心的一所房子里。尽管他们饶有兴味地关注着政治进程，他们的主要任务还是抚养他们五个年幼的孩子，并且开始经营新的生意。他们尽自己可能躲避着奥地利军队和教宗的警察。

第三章　捍卫信仰

奥地利军队驻守在博洛尼亚的时候，玛丽安娜·莫尔塔拉正忙着生孩子。要搬到博洛尼亚之前不久，阿诺尔多出生；一八五一年，她生下了埃德加多，在博洛尼亚出生的第一个孩子。埃德加多出生之后几个月，莫尔塔拉家雇了女仆安娜·莫里西，一个来自附近的圣乔瓦尼—因佩尔西切托镇的年轻姑娘。安娜和她的亲戚朋友一样不识字，十八岁，不过，她到底有多大，她自己也不是很确定。

博洛尼亚有头有脸的商人家庭，不管手头多紧，都必须要有个用人。用人的任务是打扫房屋、洗衣服、买菜、跑腿儿、帮着看管孩子。有钱人家和贵族有男佣和女仆，而中产阶级一般只有女仆，这些女仆大部分年轻未婚。安娜是个典型的女仆。她的父母把她和三个姐妹都送到城里当女仆，这样他们就省下了抚养她们的口粮，而且，凭她们微薄的薪水，她们还能攒下一点陪嫁，这样有朝一日能够嫁出去。莫里西家的女孩子们走的都是这条路，三个姐妹都回到圣乔瓦尼出嫁了。只有不幸的马达莱娜没能回去：她被疯狗咬死了。

埃德加多生于一八五一年八月二十七日，不久，玛丽安娜又怀孕了，一八五二年底，埃尔科莱出生；一八五六年，又生了一个苦命的阿里斯蒂德，一岁时就死了。莫尔塔拉家人丁兴旺，有六个男孩，再加上他们的双胞胎姐妹。八个孩子中最大的里卡尔多，也只有十二岁。

与此同时，博洛尼亚也重归稳定，尽管对奥地利军队的仇恨依然很强。一八五五年，红衣主教卡罗·奥庇佐尼在他八十六岁生日前两天去世，他曾经在博洛尼亚担任大主教五十二年，任期长得令人难以置信。十九世纪初，拿破仑的军队掠夺了城里的教堂，他们把有些教堂变成马圈，红衣主教熬过来了；其后几十年的叛乱，他也熬过来了；教会统治阶层一些更坚定的成员反对他，认为他过于宽容，这些他也承受下来了。对博洛尼亚的人来说，奥庇佐尼代表着教会中比较善意的一面，这个教会是他们生活中无法摆脱的一部分。

奥庇佐尼的继任者却是个完全不同的人物。在被任命为博洛尼亚的大主教时，米歇尔·维亚勒—普雷拉是欧洲大陆最著名的红衣主教之一。作为教宗派驻奥地利帝国的教廷大使，他刚刚促成了一份奥地利和梵蒂冈之间的协约，人们盛赞这份协约是教会的极大成功。它是一个教会外交家外交生涯上的最高成就。

一八五六年十一月一日万圣节，新大主教耀武扬威地入驻博洛尼亚，活动高潮就是他庄严地进入大教堂。第二天早上，城里所有的教堂钟声一齐敲响，奥地利军队也齐放礼炮，一长列教士、执事和地方要人，加上身穿学院礼服的博洛尼亚大学的所有教授，列队鱼贯而入主广场的圣彼得罗尼奥大教堂，迎接新大主教，然后送他回到附近的官邸。

身穿紫色长袍，维亚勒—普雷拉是一个气宇轩昂的人物。他身材颀长，目光睿智，给人的印象是他很有自制力，举手投足都永远意识到自己的尊严。他前额很宽，面颊清癯。他的穿着十分考究。尽管必要的时候他能很善意地微笑，但认识他的人都不记得他曾经开怀大笑过。维亚勒—普雷拉在外交圈子里浸润多年，他以博闻强记、对历史、艺术和文学的熟稔而著称。他是一个严肃的人；事实上，很多人认为他太过严肃，是一个对教会无比忠诚的人。[20]

敏锐而又不那么友好的观察者恩里科·波特里加利亲历了新大主教进入大教堂的场面：“恢宏的音乐庆祝这次庄重的弥撒。弥撒中途，主教大人朗读了一篇长长的布道文，满是重复话语，乏味无比，既因为内容乏味，也因为朗读声音单调。结束时，他把教宗的祝福献给在场的众多人士。”然后，大主教就回到他的官邸，外面一个合唱团为他唱一首颂歌。那天晚上，他的住所灯火通明，点满了煤气灯。

波特里加利这样总结道：“我们的新主教的名声不是特别好。人们说，他太喜欢耶稣会，作为一个神父，也过分狂热。他在奥地利的所作所为，和那个臭名昭著的协约，都足以告诉我们他是个什么样的货色！”在一个承受了奥地利军队七年占领的压迫的城市，人人知道大主教与梅特涅王子和奥地利帝国的友好关系，新会众对他敬而远之。[21]

米歇尔·维亚勒—普雷拉原籍热那亚，是一个富有的科西嘉家庭中四个儿子中的老二。他于一七九八年生于科西嘉的巴斯蒂亚，几乎是生来就注定要进入教会高层。他的舅舅红衣主教托马索·普雷拉担任过庇护六世和庇护七世两位教宗的医生。为了纪念舅舅在他成长过程中对自己的影响，米歇尔把他母亲的娘家姓加到了他父亲保罗·维亚勒的姓后面。一八二三年被任命为神父后，米歇尔进入了教宗外交使团，得到快速提拔。一八二八年至一八三六年，担任教廷驻瑞士联邦大使。回到罗马为教宗的国务秘书工作了两年后，维亚勒—普雷拉被派驻慕尼黑，在那里，他也担任教廷大使，并被任命为主教。最后，一八四五年，他迁往维也纳，担任教廷驻奥地利皇宫大使。一八五三年，他听说自己被提拔成了红衣主教。[22]

维亚勒—普雷拉被任命为博洛尼亚大主教的消息传到他这里的时候，他正在维也纳，中欧的大主教们正齐聚维也纳，签订他所协商的协约。任命的消息中还附有教宗庇护九世的一张字条，但这条消息并不受欢迎。红衣主教以为，在国外任职多年以后，现在应该是他回到罗马的时候了。他一直盼着回罗马，不仅仅是因为职业原因，也是因为个人原因。他年轻时大部分时间住在罗马，也希望在这个永恒之城度过余生。他也希望能够和他的弟弟贝内代托住在一起，贝内代托是罗马大学的医学教授，而且，秉承家族传统，继续担任庇护九世的医生。

维亚勒—普雷拉被任命为很有争议的博洛尼亚教区的大主教，之所以出乎意料，还有另外一层原因，因为他作为一个科西嘉教士的辉煌业绩，从来都不是在牧众方面。很明显，他是一个更适合担任梵蒂冈政府高层职位的人；实际上，谣传他是接替那位人人咒骂但颇有权力的教宗国务秘书贾科莫·安东内利的首选。那些人怀疑，维亚勒—普雷拉意外地被派到博洛尼亚，背后推手就是那个老谋深算的国务秘书本人。他们坚信，众所周知，安东内利对政治上比较幼稚的教宗有极大影响，安东内利利用了自己的影响力，将自己的科西嘉竞争对手和其他红衣大主教隔离开来，防止他们联合起来反对他。

博洛尼亚的新大主教在自己到达这个有着高塔的城市这件事上，和他的会众一样缺乏热情，但他还是勉为其难地开始工作。在他看来，他的前任动机很好，但过分投入，近年身体又欠佳，给他留下的会众，已经很危险地远离了正确的宗教仪式。[23]

在有些博洛尼亚人看来，这样的结果，毫不夸张地说，令人想起宗教裁判最坏的时期。确实，根据一份典型记录，红衣主教维亚勒—普雷拉被指和多米尼克派的宗教裁判官皮耶尔·加埃塔诺·费莱蒂神父一起引进更有效的监控会众的办法。红衣主教发布长篇大论的宣言，张贴在所有教区教会的大门上，严正提醒他的会众星期五必须禁食的教规。据说他曾经在星期五晚上派出嗅觉间谍，闻出那些散发着炖煮非法肉食的锅灶。据说他抵达博洛尼亚不久后的一天，看见一个人在他路过时没有脱帽敬礼，大主教于是叫住自己的随行人员，命令那个人脱帽。这更证实了他专权独裁的名声。[24]

人们也很快知道，维亚勒—普雷拉不喜欢博洛尼亚很流行的公共戏院。他刚到教区走马上任时，城里的热门话题是美国明星埃拉小姐正在科尔索大剧院演出，他听到这条消息肯定十分不悦。博洛尼亚人特别喜欢她骑在马背上，有芭蕾舞的优雅，表演出惊人的杂技动作。[25]

从大主教每年的牧函中，也能窥见其观念是多么正统。一八五八年圣诞节，在发给教区神职人员以便其向教区会众宣读的牧函中，解释了他所理解的基督教教义。“不，”维亚勒—普雷里这样劝告他的教民，“我们得到此生，不是为了来享受此世的乐趣，这些乐趣会使我们疏远上帝、使心灵堕落、蒙蔽我们的判断、摧垮我们的意志，很不幸，这些乐趣最终会导致愤怒、邪恶、竞争、嫉妒、疾病和不幸。”

在此函末尾，大主教强调，最至高无上、最高贵的行为，就是通过受洗仪式将非信者的灵魂引向耶稣基督。他没有提及本地的具体案例，不过，这封牧函出来的时候，埃德加多·莫尔塔拉的受洗和绑架已经掀起了轩然大波。

大主教描述的洗礼规程，不是直接针对博洛尼亚为数不多的犹太人的，但它的根基和埃德加多被绑架的神学基础是一致的。抵达博洛尼亚之后，维亚勒—普雷里就设法让教区里的孩子们参加他的传道活动，因为青少年那悲惨的道德状况令他感到担忧。很明显，他们迫切需要宗教教育。他来后不久就开始进行这项活动，一八五八年九月，埃德加多被绑架三个月之后的一天，维亚勒—普雷里给他教区的所有神职人员发了一封信，指令他们参与洗礼活动。

这封信提醒他的会众关注国外的弃婴恶习，在非基督教人群中，这个恶习很流行。“这种可恶的习俗在那些人中如此流行，”他写道，“我们看见成千上万的可怜的小东西，出生不久，就被扔进海里或者河里淹死，或者被动物吃掉，或者被马车或马压死。”他号召教区里的每个孩子每个星期给教会捐款，帮助解救这些没有人要的孩子。如果教会能够及时发现他们，那么他们不仅能够死里逃生，“此外，他们还可以通过神圣的洗礼的圣水得到重生，这样，如果他们夭亡，他们就会变成小天使，飞升天堂；如果他们幸存下来，他们就会接受真正的信仰的教育，注定要在那片今天由亵渎和愚蠢的偶像崇拜统治的土地上传播基督教……啊，这些为了将天使送往天国的家庭做出奉献的人，上帝给了我们何等的祝福啊！”[26]

埃德加多被绑架那一年，大主教为了拯救异教徒的灵魂也作出了贡献，为数不多，但却十分特别，这个小小的胜利让他感到特别满意，因为其代价恰恰就是他想压制的那种流行的陋习。当时的意大利有很多从一个镇转悠到下一个镇的马戏团，其中一个在博洛尼亚搭起了动物和流浪者的戏台。这个马戏团的一个热门节目，就是一个据称是真正的生吃人的黑人青年。确实，他看起来非常凶恶，穿着兽皮衣服，浑身上下透着野蛮。这个节目传到了大主教那里，他派人去查看究竟。原来，那个“食人者”是一个十六岁的文盲小伙子。调查发现，他确实来自非洲，没有受过洗。马戏团是法国的，为了把这个孩子和他的法国主子分开，大主教必须花一大笔钱把他赎买出来。

小伙子被买来了，然后被送到本地一家教会机构，学习天主教的教诲和原则，然后受洗了。第二年，一八五九年夏天，马戏团老板出人意料地来见大主教。看起来，马戏团因为失去了最新奇的节目，生意很不好，不过，他想要回“食人者”的请求被驳回。负责教育这个年轻的改宗者的教士说他有着温和和忠诚的天性，已经成为博洛尼亚一家最杰出的家庭的男佣。[27]

维亚勒—普雷拉的到来，对博洛尼亚士气有些低落的保守天主教会是一大福音。他最雄心勃勃的一项目标，就是发行一份报纸——《博洛尼亚观察报》，用来抵制当时已经非常流行的自由主义思想。这个周刊的第一期于一八五八年四月九日发行，正好是警官卢奇迪出现在莫尔塔拉家门口之前的两个半月。这份周刊直到十月初才第一次刊登关于莫尔塔拉案件的文章，这篇文章对当时蔓延到整个欧洲和欧洲之外的大规模抗议表示震惊。这篇文章题为《博洛尼亚的犹太人》，认为专题讨论这个案件的众多文章都是“奇思异想，荒诞不经的故事，傲慢，亵渎”，称发表这些文章的报纸为“反宗教、异教、犹太教”的刊物。[28]

为了培养逐步复苏的宗教热忱，大主教也组织向他辖区内的教区派传教士的活动。当时天主教欧洲正在发生一场更大规模的运动。富有经验的教会宣讲员，通常是耶稣会士，从一个教区旅行到另一个教区，组织短期的紧张的传道和祈祷活动。批评红衣主教维亚勒—普雷拉的人，本来就觉得他过分依赖耶稣会士，在这次始于一八五七年四月的运动中，红衣主教大力重用耶稣会，更加证实了这些批评者的想法。耶稣会士轮流访问城中每一个教区教会，以此开始进行他们的传教和灵命进深活动。波特里加利的日记简明扼要地反映了博洛尼亚自由主义者们的观点：他写道，耶稣会士们在散布“不仅落后而且完全反对人的公民和道德进步的思想”。[29]

大主教的灵命进深运动刚刚开始，就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教宗决定前往教宗特使所辖地区，将在博洛尼亚度过整整两个月，目的是向世界显示，他的子民对他如何爱戴，他们多么愿意教宗统治继续下去。

教宗这次出行，是教宗国务秘书的建议。安东内利红衣主教不仅希望由此取得对教宗在该地区统治的内部支持，他还为教廷那危险的外交地位感到担忧。一年前，一八五六年，欧洲的主要大国参加了巴黎会议，在那里听取了代表博洛尼亚和教宗国内其他地区的人民发出的正式抗议。抗议人控告教宗政府行政上无能，财务管理不善，无力约束四处横行的非法行为。抗议人说，只是因为奥地利军队驻扎在那里，才阻止了这些不满的教民揭竿而起。主教们已经不再有统治的能力，这些领土应当脱离教宗统治。就在这次会议上，代表撒丁王国的卡米罗·迪·加富尔伯爵提出将摩德纳和帕尔马公国并入皮埃蒙特国，并且让奥地利军队撤出亚平宁半岛。

这些攻击，和英国和法国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所发表的看法，刺痛了教宗。英国和法国代表认为正是梵蒂冈政府的无能，才使得奥地利军队长期占领教宗国的大部分领土。庇护九世也担心民族统一运动，这场运动在亚平宁半岛上又有了复兴的苗头。事实上，国民社正是在一八五七年成立的，它的基地是都灵，目标是在撒丁王国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治下实现意大利民族的统一。[30]

当然，由一支车队簇拥着一位神授的统治者，来祝福他远处的臣民，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办法，借用克利福德·格尔兹十分恰当的说法，皇家巡行向来是一种“向怀疑主义者显示最高权力”的惯用手段。[31]教宗还有个近期的榜样，一八五七年早些时候，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就访问过他自己那些在伦巴第和威尼托不安分的臣民。简而言之，这个办法就是在教宗的辖区内激起民众热情，说服英国、法国和皮埃蒙特国其统治是稳固的。

博洛尼亚是庇护九世此行的主要目的地，大主教、教宗特使和本地的奥地利军事指挥官都花了很大力气，要把这次巡行搞得轰轰烈烈。奥地利将军要在主广场正中部署重火炮，以防教宗巡访期间发生暴乱，但是，教会头领们担心此举会造成不良印象，说服他将他的大炮部署在更加隐蔽些的位置。

庇护九世在六月九日晚上进入博洛尼亚。游行队伍十分隆重，却也隆重得恰如其分。队伍前列是载着教宗的美丽的马车，沿着古老的罗马大道浩荡而来，军号宣告教宗驾到。教宗的马车周围环绕着一群贵族，教宗军队的一位高官骑马护卫着一边的门，奥地利军官护卫着另一边的门。马车后面是衣冠楚楚的将军们，后面是高贵的教宗侍从乘坐的马车，然后是一大排前来迎接教宗的本地贵族们乘坐的马车，在马路上长长地延伸开来。

逶迤而行的巡行队伍接近城里的时候，来到一道专门为教宗此行而修建的凯旋门前，上面悬挂着博洛尼亚和教宗的旗帜。车队就在这里止步，博洛尼亚城的贵族代表团欢迎教宗，给他奉献上依偎在毛绒垫子上的博洛里亚城的钥匙。庇护九世登上凯旋门旁边的豪华宝座，然后便给周围聚集的政要们祝福。随后，他回到自己的马车，费拉拉和比萨的大主教们正在那里等候着他。教宗的巡行队伍继续前行，经过大拱门入城，沿路是装饰着色彩鲜艳的横幅和彩旗的大街。教宗的马车最后停在教堂的门口，维亚勒—普雷拉红衣主教伸手帮助教宗下车。他们一起进入教堂，教堂里面，十四名主教在等候着他们。

教宗进入博洛尼亚，给博洛尼亚人民究竟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还很难说清楚。教会在这次访问之后发表的各种过于理想化的记录，描绘出一种崇敬和忠诚的动人情景。这类文字中，最典型的就是形容街道上挤满了人，“生气勃勃，幸福快乐，教宗的马车经过他们身边时，他们跪下磕头，向他表示宗教虔诚。”作者形容他们像是“幸福地倚靠着父亲的孩子，用所有的方式表达他们的快乐”。文章很不开心地提到“有几个怒气冲冲的家伙想干扰这种快乐”，认为这就像即使是在最好的家庭里，也会有一个偶尔不听话的孩子。[32]

恩里科·波特里加利也目睹了那天晚上的情景，他的描写就完全不同。“众人的灵魂，”他观察道，“我们看见的是好奇心被激发起来了，而不是忠诚，更不是热情。”[33]

这天晚上接下来的活动依然令人大开眼界，震耳欲聋。在大教堂里诵过弥撒以后，聚集的神职人员前往附近的主广场，军方和民间的好几支乐队在那里演奏。庆祝活动暂停了一会儿，让教宗有机会从广场中心上方的阳台上祝福他的臣民。随后的演示也很有气势，奥地利军队骑着装点着彩色灯笼和火把的马绕场行军。这幅景象令教宗圣心大悦，他从窗口高兴地笑着，双手平伸，做出祝福的姿势。

尽管罗马官方命令禁止在教宗途经的城市举行任何抗议活动，博洛尼亚还是起草了一份控诉书，城里的一百名头面人物在上面签了字。抗议者们计划在教宗访问时向他递交这份控诉书，不过最终还是无功而返。[34]

教宗在博洛尼亚时确实会见了一些批评人士，他们哀求教宗尽早改革教宗国，再等下去就晚了。其中一人是朱塞佩·帕索里尼伯爵，几年以后，他将加入新意大利政府的内阁。不过，当时教宗认为他是一位忠诚的朋友。确实，伯爵曾经在一八四八年当过一阵教宗的商务部长。他们之间的会面充满感情，旧世界的两个杰出人士恍惚不定地面对着新的世界。

教宗庇护九世很痛苦地聆听着帕索里尼的观点：教宗走上的是灾难性的妥协之道，他不知不觉地被旨在毁灭旧秩序的革命派利用了。这次不快的会面结束时，四面楚歌、感情冲动的教宗满脸泪水地问：“那么，我亲爱的伯爵，你也要离开我了？”“不，教宗陛下，”帕索里尼回答说，“不是我们离开您，而是你抛弃了我们。”[35]

教宗在博洛尼亚期间，圣多米尼克大教堂的教士们邀请他参加他们庆祝八月八日圣多米尼克日的活动。费莱蒂神父，不久前还是这个大教堂的院长，而且还是驻在这里的宗教裁判官，听到教宗确实要来，高兴极了。

多米尼克派对教宗的访问非常高兴，因为他们希望得到教宗的帮助。上个世纪末，拿破仑的军队把他们赶出自己的教会和大教堂，自那以后，他们只收回了他们从前那庞大的建筑群的一部分。很不幸的是，奥地利军队的司令部就在街对面，多米尼克派的房产的很大一部分都被用作军队的军营。

为了表示他们的感激，费莱蒂神父和其他几位大教堂执事向教宗呈送了一只美丽的圣骨匣，里面安置着圣多米尼克的一块骨头。他们奉献不出更珍贵的礼物了。尽管圣多米尼克大教堂有很多珍宝，对于这些教士来说，没有比他们的创始人的圣骨更珍贵的东西。[36]

教宗满怀感激地接受了这只圣骨匣，他深深相信圣物的重要性，并且坚定地相信神界的力量。两年之后，多米尼克派的愿望实现了，占据他们房屋的全部奥地利军队匆匆撤走，尽管完全不是他们在那个灿烂的八月里希望的那种方式。

一个星期以后，教宗离开了博洛尼亚。他的老朋友帕索里尼伯爵忧伤地描述着他离开时的情景：“一场动人而又孤独的别离。你可以看见庇护九世的手伸出教宗马车的门，祝福德国军队，德军沉默不语，立正敬礼，排成一列，扛着武器。除他们之外，路上空无一人。”[37]

第四章　绝望之日

一八五八年六月二十五日星期五，六岁的埃德加多被警察抱在怀里沿着博洛尼亚的鹅卵石街道被带走之后的第二天，摩莫洛还是不知所措。他不知道究竟是谁曾为他的儿子施洗，他们是在哪儿施洗的，或者宗教裁判官又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他唯一知道的一件事，他觉得，就是他儿子肯定还是在城里什么地方，最有可能的就是圣多米尼克大教堂里面。就在卢奇迪警官把埃德加多带走之前，摩莫洛的朋友维塔要求警官给带走孩子开个收据。卢奇迪写下的收据这样写道：“今受摩莫洛·莫尔塔拉先生委托，接收其子埃德加多，时年七岁（原文如此），遵圣父宗教裁判官之命，将被安置在该大教堂。”[38]

这当口，摩莫洛联络他儿子唯一的希望是费莱蒂神父。摩莫洛想起神父告诉他给孩子准备一点衣物，尽管宗教裁判官说他会派人来拿包裹，摩莫洛还是决定自己去大教堂，看看能不能打听到他儿子在哪儿。

吃过午饭以后，他准备了一个小包裹，孩子离开的时候除了自己身上穿的衣服什么都没带。他请安吉洛·莫斯卡托和他一起再去圣多米尼克大教堂。他们来到那辉煌的教堂庭院时，一位多米尼克派的俗家修士告诉他们，费莱蒂神父不在家，让他们第二天再来。他们第二天上午带着埃德加多的衣服再来的时候，被带到了宗教裁判官的住处。

费莱蒂神父客客气气地接待了他们，不过，他告诉摩莫洛，他儿子其实根本就不需要衣服。埃德加多平安无事，不过，孩子究竟在哪儿，这位宗教裁判官闭口不提。他向摩莫洛保证：我把你儿子交给了一个也是热爱家庭的人，一个肯定会用父亲的关爱对待埃德加多的人。他没有告诉摩莫洛，这位热爱家庭的人其实摩莫洛刚刚见过，就是阿戈斯蒂尼警长。

摩莫洛和莫斯卡托从宗教裁判官那里得不到更多的消息，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家。亲戚朋友们也很快带来消息，说有人看见带走埃德加多的马车快速驶出城去了。马车根本没有去圣多米尼克大教堂。

摩莫洛惊呆了。根据有些记录，他的妻子近乎精神失常。对即将到来的命运，他们太清楚了，因为这是他们、他们的亲戚和他们的犹太朋友们终身都在惧怕的命运。

一个犹太孩子一旦受洗，在教会眼里，这个孩子已经不再是犹太人，不能回到他或她的父母那里去。按照天主教神学，洗礼是耶稣本人创定的做法，洗礼的行为马上生效，而且是不可逆的。通过洗礼，个人成为耶稣基督神秘的身体的一部分，并进而成为真正的教会成员。洗礼使受洗人脱离原罪和迄那时为止犯过的所有罪行，使受洗人能够得到永生。受洗仪式的要求很简单，只需把水洒在受洗人的额头上，并且说出“我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为你洗礼”这句话。尽管最好用圣洁的水，但是，不管用什么样的水，洗礼都是有效的。正常情况下，应当由神父来主持洗礼仪式，但是，只要施洗人的目的纯正，任何人都可以主持洗礼仪式。实际上，主持洗礼的人不一定是神父，甚至也不一定是基督徒。[39]

摩莫洛和玛丽安娜是在雷焦艾米利亚和摩德纳长大的，对这种警察夜里上门要人把受过洗的犹太孩子交给他们的案例并不陌生。他们应该记得，在他们老大出生一个月之前，雷焦艾米利亚就出过这样一件事。

那是一八四四年七月十二日的夜晚。警察来到亚伯兰·马罗尼和他妻子文图里拉家门口，说他们十九个月大的女儿帕梅拉已经秘密受洗了。他们从父母怀里夺走孩子，离开了。亚伯兰后来听说，所谓洗礼，是一位曾经在他们家里帮过几天佣的年轻天主教女子主持的。这家人向大主教、摩德纳公爵，甚至罗马宗教裁判所提出抗议，都无济于事。帕梅拉被带到本地的慕道之家——十六世纪为改宗天主教的犹太人和其他异教徒建立的教会组织，在她成年之前，她的父母不许见她。[40]

摩莫洛无疑是知道另外一个案例的，尽管他当时还不知道这件事和他后来的磨难有离奇的相似之处。一八一四年十一月的一天，雷焦艾米利亚的市长命令将一个七岁的孩子萨布里娜·德安杰里从她的犹太父母那里带走。她被警察带走几天之后，雷焦艾米利亚的犹太社区帮助焦急的父亲向省总督发了一封请求信。信中说：“亚伯兰是一个贫穷但诚实的人，坚定地遵守摩西的戒律，同时完全尊重基督教宣扬的原则，上帝赐给了他七个孩子，老大才刚刚十岁。但是，就在这当口，一些谗言在暗暗罗织，即将给他带来悲伤和泪水。”

这个故事中的罪魁祸首，像三十年后带走帕梅拉·马罗尼的事件中的罪魁祸首一样，也是一个不识字的信奉天主教的年轻女子：“据说这个最低阶层的女子，很不幸我们仍然不知道她的姓名和人品，声称在某一天，具体哪一天她也模模糊糊记不太清楚，她秘密地为他的女儿萨布里娜施行了洗礼。教会就凭这个派警察来把女儿从哭泣的母亲怀里抱走，把她带到慕道之家去。”

这里所说的女子是这家人从前的女仆。她声称多年前萨布里娜还是婴儿的时候，她为萨布里娜施洗了。她说，她施行洗礼仪式是因为孩子病了，她担心如果孩子死了却没有受洗，后果不堪设想。萨布里娜的父母的抗议无济于事，而且，摩德纳公爵内阁的秘书还严厉地批评犹太社区的头领们多管闲事。[41]

在十九世纪的意大利，带走犹太孩子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而不仅仅是反宗教改革的黑暗时代的回光闪现。这些案件频繁发生，以至于一八五一年十月，埃德加多刚刚出生几个星期的时候，雷焦艾米利亚和摩德纳犹太社区的头领们共同起草了一份请愿书，递交给摩德纳公爵弗朗切斯科五世。他们在请愿书开头照例表达自己的忠诚和感激，但他们请求公爵对“最近多次侵犯我们的罪恶行径”采取措施。他们接着说，“我们说的是，即使今天，我们也随时面临着一种可怕的危险，就是我们随时有可能因为秘密洗礼而失去我们的孩子。经验告诉我们，即使是最卑劣和臭名昭著的人，也有可能在转瞬之间，使一个家庭陷入绝望的深渊，使一个民族陷入哀悼和恐惧。”[42]

六月份那个晚上，警察出现在莫尔塔拉家门口，以及警官要求见孩子的要求，一点儿都不是莫名其妙的意外之事，玛丽安娜和摩莫洛马上就明白了这意味着什么。实际上，警官来敲他们家门之前，还有另外一件近在咫尺的案件，莫尔塔拉这个案件的唯一独特之处，就是政府的最高部门都参与了讨论而已。

一八五八年六月九日，仅仅两个星期以前，由加富尔主管、隶属于国王维克多·伊曼纽尔二世的皮埃蒙特国国会的一名议员站起来发言。他告诉其他代表，“在摩德纳，因为复仇，因为愚蠢，或者因为哪个仆人的宗教狂热，出现了很多犹太孩子受洗的事情。如果这种非法行为的后果仅仅是孩子头上被某个不该这么做的人撒了一点儿水，那还没有什么关系。”但他说，很不幸，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就凭一个仆人的手撒了一点水，就能够派出一队警察闯入民宅，把孩子从他的家中带走，当作天主教徒来教育。他愤怒地说，“这是对最纯洁的天性、最基本的道德原则的最大的危害，导致了我们能够想象的最令人发指的迫害。”听到这些话，右面的凳子上发出了抗议之声，坐在那里的是国会的保守议员，为教会辩护的人。

国会议员看着他们那个方向，接着说：“为我的对手们省点气力，我坦率地说吧，我在摩德纳的犹太朋友们告知了我这一切，并且提供了相关的文件。”他又说：“今天，都灵就有一家犹太人，他们之前被迫从摩德纳逃走，因为一个年轻仆人号称曾经为他们的女儿施洗，他们害怕女儿会被带走。”

这位议员以爱国的主题结束发言：“我在这个问题上凭自己的良心说话。我仗义执言，是因为在十九世纪的今天，在意大利这唯一的因为人民的努力和统治者的支持而依然保持独立的国会，至少应该蔑视这样违反人性和道德的行径。”他走下讲台的时候，左面的国会议员为他叫好，右面的国会议员则窃窃私语。

埃德加多被带走后那几天，博洛尼亚小小的犹太社区都组织起来了，他们和这个小男孩都有亲戚关系，通过他们的关系网，这件事就传遍了意大利的犹太社区。博洛尼亚唯一没有听到这个坏消息的是埃德加多的外婆，即玛丽安娜的母亲。谁都不忍心告诉她。教宗、总理甚至一位皇帝都将卷入这一事件，而她本人几个月以后才会听说。

莫尔塔拉夫妇辗转得知，埃德加多一直被带到了罗马。该拜访一下罗马隔都的头领们了，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离埃德加多最近，也是因为他们是意大利犹太人中唯一能够接近教宗的人。

摩莫洛的亲戚朋友们首先帮助他准备一份提出要求将孩子还给他们的正式请求。雷焦和摩德纳的犹太社区保存着过去相关案件的文件，眼下要准备类似的材料就容易得多。七月四日，埃德加多被带走十天之后，他们不仅给费莱蒂神父发了信函，还给梵蒂冈的国务秘书、红衣主教安东内利发了信函，并通过他，把信函发给教宗庇护九世本人。

莫尔塔拉给国务秘书的信函带有通常那种花哨、恭维的口吻：

“最尊敬的王子——

摩莫洛·莫尔塔拉，来自雷焦的犹太人，带着最深的尊敬乞求您，我需要求得教宗陛下庇护九世那无尽的慈善，作为一个凄苦的父亲和丈夫，乞求他最高的圣意，我不知道如何能够把这些卑微的请求带到他那庄严的神座面前，只好把这些请求带到您掌管的至尊的国务院来。”

除了那封写给教宗的信以外，安东内利还收到了同一天发给费莱蒂神父的信的抄件。他们还是不知道究竟是谁给埃德加多施洗，所以他们还无法辩驳这个案件的事实。于是他们只好泛泛讨论。他们要求宗教裁判官考虑教会律令对父亲权利的强调，尤其是父亲对他的子女拥有的法律权利。他们说，即使埃德加多受洗了，他也应该和父母在一起，直到他懂事，到那时候，他可以选择“要么继续信他父母的宗教，要么信基督教”。

他们写给教宗的信只有摩莫洛一个人的签名，这封信长得多，除了从法律上证明他们应当归还他的儿子以外，还复述了埃德加多被带走时的痛苦景象，希望好心的教宗能够理解他们残酷的经历，就会帮助他们。

这封信开头先谦卑地表示尊敬，然后详细地描述六月二十三日晚上事情的经过。我们“像被闪电击着了一样”，摩莫洛回忆道，玛丽安娜悲伤过度，随后回到了她在摩德纳的家中，“由于焦急过度，病势严重”。摩莫洛给教宗的信接着说，“孩子被吓坏了，警察把他从他的父亲怀里夺走，送到了首都。对我来说，一个孩子能够就这样被带走，实在是无法理解。”他说，整件事背后，肯定有什么误会或者错误。信的结尾赞美教宗，表达他的信心：众所周知，教宗特别善良，他一定会把孩子还给他那伤心的父母。[43]

写给费莱蒂神父的信毫无用处，宗教裁判官告诉莫尔塔拉家人说，这件事他无权处理。他们的唯一希望是在罗马，但罗马的形势更加复杂。罗马犹太社区的负责人萨巴蒂诺·斯卡佐其奥承担了代表莫尔塔拉家族与梵蒂冈联络的任务，但他同时也敦促摩莫洛尽力在博洛尼亚查清事情的底细。如果他们抱有一点申诉成功的希望，就必须找出这个所谓洗礼发生的来龙去脉。究竟是谁给埃德加多施洗的？

莫尔塔拉家和博洛尼亚犹太社区的注意力，不可避免地落在了那几个曾经在莫尔塔拉家帮过佣的天主教徒女仆。意大利犹太人，至少是那些家道有些殷实、让他们有能力能够雇佣仆人的，和为他们工作的年轻女子们之间，一向有一种矛盾的关系。犹太人在社区之外寻求这些女仆，不仅是因为社区外这样的人比较多，更重要的是，她们最能够帮忙的地方是，她们在安息日也能够工作。从星期五日落开始，犹太人的教律就禁止他们点亮照明的灯、点燃取暖或做饭的火。一个家庭，如果没有一个非犹太人来做这些和其他家务，生活极不舒服。一八五八年的博洛尼亚，几乎所有的犹太家庭都有天主教徒女子在为他们帮佣。

但是，基督教会一直不太喜欢基督教徒在犹太家庭工作。教会的目的是将信教的人和犹太人分开，教会认为，任何基督教徒和犹太人太过接近的话，犹太人都会削弱他们的信仰，腐化他们的信念。早在公元四一七年，罗马帝国的基督教统治者就禁止犹太人雇佣基督徒用人。有关犹太人的教宗敕令和宗教审判宣言的历史，就是一部重申和不断扩大这个禁令的历史。[44]

最典型的是一七三三年六月六日张贴在博洛尼亚教区所有教堂门口的大告示《犹太人通告》。告示上有博洛尼亚的多米尼克派宗教裁判官德·安杜哈尔的签名，上面罗列着几十条关于犹太人的禁令，其中一条就是“犹太人不能雇佣男性或女性基督徒仆人”。十一天以后，博洛尼亚的大门上贴上了同一份告示的另一个版本，这个版本是红衣主教兰贝蒂尼签发的，兰贝蒂尼当时是博洛尼亚的大主教，不久自己也会当上教宗。告示规定，犹太人每天晚上必须留在隔都之内，他们不许阅读《塔木德》或其他任何禁书，他们必须“佩戴黄色标记，以此和其他人区别开来，无论是在隔都里面还是在隔都外面，他们必须随时随地佩戴这个标记”。告示警告说，“犹太人不许和基督徒一起玩耍、吃饭、喝酒、交谈或者有其他亲近举动。”它还专门花了很大篇幅描述基督徒在犹太人家里帮佣的罪恶，规定任何允许他的孩子在犹太人家里工作的父亲都会得到严厉惩罚，他的孩子也要坐牢。

一七三三年博洛尼亚的犹太人得到这么多的关注，看起来多少有些奇怪，因为他们一百四十年前就已经被赶出了博洛尼亚和周边地区了。博洛尼亚已经没有隔都，也没有晚间需要关闭的隔都之门。但这个告示是罗马主持宗教审判的宗教裁判所下发的文件，意大利各地的大主教和宗教裁判官也得到指令发布这份告示，也不管当地究竟有没有犹太人。这就是教会的缜密思维，以及官僚主义的逻辑。[45]

一八一四至一八一五年教宗恢复统治之后，重新恢复的针对犹太人的禁令就包括禁止雇佣基督徒仆人。不过，到这个时候，这个禁令也只是偶尔执行。时或有一位较真的宗教裁判官或者忧心的主教命令结束倒退，于是就做做样子。譬如，一八四三年，宗教裁判官在安科纳发布了一条公告，要求在城里的犹太隔都内当女仆的基督徒女子们马上离开。[46]不过，更普遍的情况是，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教会当局对这种行为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博洛尼亚当然也是这种情况，在负责莫尔塔拉家和其他几家犹太人居住的圣格雷戈里奥教区的神父每年对其管辖下的家庭人口统计中，都列出了住在犹太人家里的用人，并标明“天主教徒仆人”。

不过，担心天主教徒女子在犹太家庭中工作的人，还不仅仅是教会当局。犹太人自己，尽管不愿意放弃天主教徒女仆，一直也对此感觉颇不自在。教宗恢复统治后，他们更觉担忧。问题在于，犹太人认为他们中间的这些基督徒妇女就代表着潜在的灾难，尽管这些女仆处在从属地位，但她们可以使出致命一招：趁父母们没有看着的时候，给一个婴孩洗礼，然后毁了这个家庭。但是，尽管犹太男男女女都在不停地谈论着他们面临的危险，但没有证据可以说明他们想出了什么办法来取代天主教徒女仆。由于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犹太拉比的态度，允许犹太人在安息日做禁止做的事情，完全是不可想象的。

一八一七年，教宗警察被派往位于博洛尼亚东北方三十英里远的费拉拉的隔都。他们在那里抓走了一个五岁的女孩儿。这次事件的起因是因为一位年轻的天主教徒女子声称，五年前，她在照料当时还是个婴儿的小女孩儿时，偷偷地给她施洗了。这件事情发生后，费拉拉的犹太社区派了一个代表团前往罗马，请求教宗交还这个孩子，不过显然没有成功。费拉拉的犹太人现在惮于这潜在危险，开始要求基督徒仆人离职时，（用十字架按印）签一份公证，保证她们没有给这家的孩子施洗。他们的发明流行到了教宗国的其他隔都。[47]

如果宗教裁判官收到了埃德加多受洗的报告，很明显，寻找那个秘密施洗人的第一个途径，就是曾经在莫尔塔拉家帮工的女仆们。莫尔塔拉家现在的女仆安娜·法奇尼坚决否认她和此事有关，于是这家人就开始回顾他们家以前的用人，询问他们认识的所有人，有没有从这些女仆中的任何一个那里听说过秘密施洗的事情。

怀疑很快锁定在安娜·莫里西身上。她在埃德加多几个月的时候搬进他们家，最近才离开莫尔塔拉家去另外一个家庭帮工。他们还听说，安娜已经结婚，彻底离开了博洛尼亚。

七月底的一天，摩莫洛去了摩德纳，玛丽安娜的哥哥安吉洛来她家里吃午饭。他们正坐下吃饭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吉内芙拉·斯卡利亚里尼。她现在已经结婚了，住在博洛尼亚城外，在此之前，她曾经在玛丽安娜的妹妹罗西娜家当过很多年女仆，罗西娜就是那个在埃德加多被带走那天晚上把玛丽安娜的其他孩子都带回家的那个妹妹。罗西娜和她的丈夫切萨雷·德·安吉利斯有六个孩子，大部分孩子出生的时候，吉内芙拉都在他们家。她觉得自己和这个家感情很深，到博洛尼亚来的时候，她经常会顺便来看看罗西娜和她的姐妹们。

吉内芙拉给罗西娜当女仆的大部分时间，安娜·莫里西也在玛丽安娜那里。此外，吉内芙拉和安娜都来自圣乔瓦尼—因佩尔西切托。两个年轻姑娘成了好朋友。吉内芙拉一进屋，安吉洛马上就想到了这一点。安吉洛想，出于友情，吉内芙拉可能会试图保护安娜，所以他打算玩个小花招。他假装有人已经告诉他是安娜·莫里西为埃德加多施洗的，他用带有讽刺意味的口气说：“安娜这事儿干得真不错，”他还加了一句，“她真把这个家给毁了。”

吉内芙拉上当了，“是啊，确实是，”她说，“我是从她姐姐莫妮卡那儿知道的。她说给埃德加多施洗的确实是安娜。”吉内芙拉说，安娜从听到警察因为她做的事情而把埃德加多带走的消息后，一直忧心忡忡，担心莫尔塔拉要报复。

那天晚些时候，摩莫洛回家以后，安吉洛很兴奋地告诉他自己发现的线索，并提议让他和切萨雷·德·安吉利斯，吉内芙拉的前东家一起去圣乔瓦尼—因佩尔西切托，和安娜·莫里西当面对质，查清事情真相。

两天之后，安吉洛和切萨雷来到了圣乔瓦尼。那天是星期三，赶集日，商人们忙着卖货物，农夫从偏远村庄赶来采购，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的到来。

两个男人来到吉内芙拉家，吉内芙拉和安娜·莫里西的姐姐莫妮卡在那里等候着他们。两位女子把安吉洛和切萨雷领到安娜住的那座楼。他们顺楼梯爬到三楼，安娜和她丈夫住在从安娜的另一个姐姐罗萨莉亚家分割出来的一间肮脏的房间里。

安吉洛和切萨雷坐着马车抵达镇子几分钟之前，莫妮卡和吉内芙拉都警告过尼娜（安娜的别称），这两个男人要来了。安吉洛这样描绘他们看见的情景：

我们发现安娜满是泪水，哭得无法自制。我们把她哄好、向她保证我们来不是要伤害她、只是要找出事实真相，以便设法找出改善现状的办法时，她才给我们讲了洗礼的事。这是她讲述的故事：

“几年前，我住在博洛尼亚，在莫尔塔拉家做事，他们家一个叫埃德加多的孩子，当时只有一岁，生病了。有一天，他病得更厉害了，我以为他就要死了，我跟【在莫尔塔拉家附近不远的地方开杂货店的】切萨雷·莱波里说了这事，告诉他我有多么伤心，特别是这个孩子这么好看，看见他要死了我特别难过。”

“莱波里先生建议我给他施洗，但也看出我不太愿意，尤其是我甚至不知道怎么弄。他就教我怎么弄，我就带着一只杯子回家了，装上从桶里舀出来的水，走到生病的孩子跟前，我一边往他身上洒水，一边说：‘我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为你洗礼。’我还加了其他几句话，但我现在不记得了。孩子病好了，我也就没再多想这事，我这么寻思着，这事没什么要紧，因为我给他施洗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施洗。”

“直到去年，莫尔塔拉家的阿里斯蒂德死的时候，我和我们邻居潘卡尔迪家的女仆蕾吉娜说起这事，她说我应该给他施洗。我说这个建议我不能接受，然后我接着告诉她从前发生的事情，埃德加多生病的时候，我往他身上洒了点水，也没起什么作用。听到这个故事，蕾吉娜告诉我，我应当告诉哪个神父，但我没有。”

“去年冬天，我被叫到博洛尼亚的圣多米尼克大教堂，在那里，宗教裁判官查问我为埃德加多做了什么，强迫我把一切都告诉他。我一边哭一边跟他说了，他的秘书记下了我说的话，宗教裁判官让我对着十字架发誓对这事闭口不提。我当时想，我被带到这里肯定是因为蕾吉娜，我在和她聊天的时候，顺口说出了这件事。”

“埃德加多被带走后，我又很吃惊，我觉得这都是我的错，我很不开心，我现在还是很难过。我那时只有十四岁，什么也不懂，我只是希望，这是个借口。”

安吉洛·帕多瓦尼听完安娜的故事，发现自己居然被感动了：“她没再多说什么，但她的话、她的态度、还有她讲故事之前流的眼泪使我相信，她说的是实话。”

听着安娜的故事，萦绕在安吉洛和切萨雷脑海中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她说的话，究竟能不能帮助他们说服教会当局释放埃德加多。他们想，如果有这样的可能，那么，除非他们能够以法律认可的形式把她的故事记录下来，否则她说的东西就毫无用处。安娜说完她的经过以后，安吉洛问她愿意不愿意在有证人在场的时候重复她的故事。她说可以，令他们如释重负。

安吉洛和切萨雷赶紧跑去找本地公证人，这事费了不少功夫，不过，两点钟时，他们带着公证人和两个证人来了。他们发现安娜的房间空无一人。在她姐姐的公寓里，他们被告知安娜离开了。

事实上，安娜并没有离开圣乔瓦尼。但是，在她和两位犹太男人戏剧性的会面之后，她的姐姐罗萨莉亚和莫妮卡警告她，不要再告诉这两个犹太男人任何事情。为了说服她，她们把她带去见教区神父。唐·路易吉听了安娜被宗教裁判官盘问和随后发生的事情经过后，命令她不要再说任何话。

安吉洛和切萨雷两手空空，乘着马车回到博洛尼亚，手头只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从某些方面来说是新的故事，但从别的方面来说，又是司空见惯的老故事。

第五章　犹太经文盒与十字架：埃德加多前往罗马

几个世纪关闭在隔都中的生活，使得意大利的犹太人发展出和政府当局打交道的特殊途径：一种犹太外交活动。一个犹太人不是直接或单独接触国家或教会权力机关，而是通过地方集体的犹太社区的机构，这些机构通过自己正式的发言人（从来不是女人），代表所有其下辖的犹太人向政府提出要求。

博洛尼亚的犹太人，由于数量极少，来的时间也不长，更主要的是，在法律上的地位也不清不白，因此，完全没有正式组织。他们没有犹太会堂，因为没有自己的拉比，一直隶属于琴托教区。琴托是位于博洛尼亚和费拉拉之间的一个小镇，教宗克莱蒙特八世把犹太人逐出教宗国大部分地区的时候，琴托属于埃斯特家族管辖之下，于是一个小犹太社区得以幸存下来。

由于博洛尼亚没有正式组织，为莫尔塔拉家出头的任务就落在了和这家人比较接近的几个男人头上。正是他们首先把坏消息通知了意大利的其他犹太社区，是他们向意大利国内外的犹太人发布最新进展，也是他们组织筹款活动，资助发起释放埃德加多运动所需的费用。

意大利犹太人不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危机，他们很擅长于传递坏消息。婚姻将不同犹太社区的犹太人联系起来，犹太家庭从一个隔都迁移到另一个隔都，面对古老的关税壁垒，熟练地利用犹太人的关系扩展商业，虽然他们在半岛上的总人口只有大约三万人，还不到一个小城的规模，但这种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却产生了一个繁荣的、非本地化的社区。长期以来，他们处于一个充满敌意的基督教国家的统治之下，被禁止和他们的基督教徒邻居建立联系，这种共同的历史、共同的外部压力把犹太人凝聚起来。不过，他们相信他们是独一无二的“有经者”，这种信念也加强了犹太人之间的联系。[48]

莫尔塔拉家的不幸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意大利古老的犹太隔都，传到了费拉拉、安科纳、琴托、教宗统治下的罗马和在摩德纳公爵控制下的摩德纳和雷焦艾米利亚，摩莫洛和玛丽安娜的很多亲戚还住在那里。消息还传到了佛罗伦萨和里窝那，统治那里的是相对温和的托斯卡纳大公，传到了都灵和撒丁王国内其他刚刚得到解放的犹太人社区。

意大利犹太人作为不完全受欢迎的人生活在宗教裁判仍然生效的地方，对他们来说，莫尔塔拉家的不幸就是他们自己的不幸。他们在法国占领期间品尝到了平等的滋味，而且熟知皮埃蒙特、法国和英国的同族人都得到了解放，因此，听到莫尔塔拉事件的时候，他们不仅感到恐惧，也感到愤怒。不过，就像几百年来没有得到解放的犹太人一样，教宗国内的犹太人担心激怒统治者，没有进行任何公开抗议。在亚平宁半岛上，抗议仅限于皮埃蒙特，因为只有在那里，犹太人才有基本的宪法权利，而且这些宪法权利还是十年前才给他们的。但在法国和英国，犹太人可以自由地进行政治活动，美国就更没有问题了。同样重要的是，到一八五八年时，相对自由的新闻界的发展深刻影响了西欧大部分国家的权力格局。这个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犹太报纸的出版。这些报纸中，有一些坚持更传统的路线，限于关于宗教事务的讨论，仍然处于拉比控制之下；而其他由世俗编辑控制的报纸则开辟了新的路径，它们关注社会和政治事件，使犹太人得到了他们从未有过的发声渠道。[49]

莫尔塔拉案件变成了著名案件，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犹太人刚刚获得了发声渠道，能够把自己的不满公开表达出来，并且能够跨越国界，很快传播和组织起来。解放了的犹太人不仅得益于他们刚刚发现的自由表达权，而且也得益于他们日益增加的政治影响，因为启蒙运动关于公民享有基本权利的思想正在快速传播。欧洲的犹太人一直秉持他们是一个民族的观念，但过去他们发现很难影响世俗统治者的行为，更不敢希冀能够为别处的犹太同族出头。现在，犹太人的团结也有了政治层面的意义。

埃德加多被带走后，几天之内，整个意大利的犹太社区都召开了紧急会议。父亲们讲述自己社区里发生的类似事件。母亲们带着新的焦虑盯着孩子，带着新的恐惧看着用人。

地处台伯河岸上的犹太人从十六世纪就居住在隔都中，这个犹太社区拥有四千成员，人称犹太协会，协会年轻的秘书萨巴蒂诺·斯卡佐其奥很快就收到了来自意大利各地的社区秘书的来信，敦促他尽快采取行动。其中一封请求信来自里窝那，日期为一八五八年七月七日，发信人是阿拉特里先生，这个人斯卡佐其奥很熟，因为他和罗马隔都中一个很有影响的家庭有亲戚关系。

“我想告诉你，”阿拉特里写道，“来自佛罗伦萨和本地最受尊敬的人都要求你把这件事承担起来。”他接着告诉斯卡佐其奥该干什么，还列出给梵蒂冈的请愿书中应当包括的八个要点，包括强调父母对孩子至高无上的权利，以及要求教会披露所谓洗礼过程的细节。

阿拉特里说，摩莫洛发现，教会法规定，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为其孩子施洗的人，将受到体罚。（但他没有提到，很难找到实施体罚的实例。）摩莫洛要求在他的案件上应用这一律条，防止将来有过份狂热的人私自给犹太孩子洗礼。阿拉特里接着报告，尽管有人建议请求外国政府帮忙，但他本人觉得这个主意不好。这件事最好由罗马的犹太人来处理，过去几百年都是这么做的。[50]

两天后，莫尔塔拉家给罗马犹太社区秘书发出了第一封信。信是玛丽安娜的叔叔安吉洛·帕多瓦尼写的，他的外交能力曾经给卢奇迪警官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埃德加多被绑架之初，全家人都靠安吉洛组织营救。

帕多瓦尼知道斯卡佐其奥已经听说了绑架的事，他从博洛尼亚写信过来，是想告诉他，为了把孩子营救出来，他们已经采取了哪些措施。他说，既然这家人向博洛尼亚的宗教裁判官提出的请求已经被驳回，他们现在唯一的希望在罗马。他接着写道：

我们忙着在圣书中寻找判决案例，以便搜集再次提出情愿的资料，有些人已经建议我们干脆上宗教裁判所。我已经告诉过您，城里对此事（绑架事件）早已议论纷纷，我没有夸张。我知道它曾经是，并且仍旧被此地上流社会诟病。我从上周三到达这里的赞皮耶里侯爵夫人那里听说，罗马也在谈论此事，（法国的）戈永将军也很关注这事，他说，既然事关教会的尊贵和荣耀，这件事就值得引起诸国外长们的关注，以示这样的迫害和我们这个时代是不相容的。

帕多瓦尼问斯卡佐其奥，如果摩莫洛本人到罗马，是不是有什么用处。他很快补充道，摩莫洛一点儿不富裕，他在想不知道罗马的犹太社区能否提供一些援助。结尾处，他请求斯卡佐其奥提供一下埃德加多的近况，安慰一下心焦如焚的父母亲。孩子在罗马已经好几天了。

博洛尼亚的犹太人非正式协会在焦急地寻求一个专攻教会法的顾问，希望能够找到适用的判例，说服教宗释放埃德加多。与此同时，罗马的犹太会堂也在进行研究，斯卡佐其奥把关于犹太儿童受洗的教会律法的初步研究结果也发给了博洛尼亚犹太人协会。帕多瓦尼给斯卡佐其奥写信两周之后，他又写了一封信，表示他越来越担忧教会法实际上不利于摩莫洛，而且，更让人焦虑的是教宗国务秘书对摩莫洛的请求置之不理。

帕多瓦尼还说，他们在帮助摩莫洛准备罗马之行，初定七月底出发。为了应付开支，他们向意大利的犹太社区发了一封信，要求为支持莫尔塔拉案件筹集款项。他们仍然希望找到一个法律顾问，而且，他们觉得最好是一个天主教徒律师，让他陪着摩莫洛，代表他和教宗当局打交道。但他们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博洛尼亚找不到一个愿意前往罗马、代表犹太人的律师，他们也对安科纳、费拉拉、佩萨罗和佛罗伦萨发出紧急请求，希望能够找到这样的人，同样石沉大海。

斯卡佐其奥对博洛尼亚的信很不满。他认为，最好是让他和他在罗马的同事利用他们的渠道、采用他们自己的方法处理此事。摩莫洛带着自己的法律顾问来到罗马，这个法律顾问还是个天主教徒，单独接近罗马当局，这种情形令人深感不安。他们应当想尽一切办法避免让梵蒂冈觉得犹太人对教会缺乏应有的尊重，因为引起教宗不悦的话，付出代价的将会是罗马的犹太人。

七月二十九日，斯卡佐其奥给博洛尼亚发了一封急件，试图说服摩莫洛推迟罗马之行。他写道，到这个当口，他前往罗马的必要性已经没有那么紧迫了，这件事“已经失去了最初的新鲜感，我们所希望的靠父亲的痛苦而打动人心的机会已经消失殆尽”。

在信末尾，斯卡佐其奥加了一段忧心忡忡的后记，提到最近几天越来越重要的进展。为教会辩护的人开始散布绑架事件的另一个版本。按照他们的说法，孩子离开他的父母时没有任何抗议，高高兴兴地跟着警察到了罗马。斯卡佐其奥的后记写道：“马上写出绑架的详细过程，今天就写。”他想知道孩子被带走时究竟说了什么。

形势变得太过紧迫，斯卡佐其奥没有耐心等候，尽管担心教宗警察虎视眈眈地盯着，他还是给帕多瓦尼发了一封电报。电报收发双方都小心避免提及电报的主题。帕多瓦尼的回复电报当天就到了罗马：“该人无语，抽泣，惊吓。被拉开，要父母。”

摩莫洛设法打点自己的生意，准备在罗马打持久战的同时，博洛尼亚的事态也有了重大进展，由于安娜·莫里西的自述，人们发现了宗教裁判官抓走埃德加多的原委。帕多瓦尼和切萨雷见过安娜后，马上写信给罗马复述她讲的事情经过。帕多瓦尼决定把信写给他在罗马的亲戚雅克布·阿拉特里，而不是直接写给斯卡佐其奥，部分原因是他对斯卡佐其奥处理这件事情的方式不太满意。七月三十日的信反映出这家人越来越深的挫折感。

帕多瓦尼抱怨说，他和他的兄弟们都无法理解，为什么斯卡佐其奥不能听从他们的要求，再次向教宗当局情愿。至于斯卡佐其奥发给他们的关于教会法的材料，基本上毫无用处，因为他们不懂拉丁语，在博洛尼亚也找不到律师能够帮助他们。尽管他们找到了两个懂得教会法的专家，帕多瓦尼写道，其中一个“太教条”，另一位则是宗教裁判官的朋友。

然后他写到安娜·莫里西的证词，他的侄子记录了她的证词：

没必要评论这个女子的证词。您想想，她当时刚刚十四五岁，从桶里舀了一点儿水，洒在一个十二个月或十四个月大的孩子身上，孩子当时生病了，是婴儿常见的感染，但并没有生命危险（我们附上了医生的声明）。她并不知道她当时所做的事情有多么重要，因此，她所做的事情也可能并没有达到教会所要求的标准。她这么做是听了杂货铺老板莱波里的建议，而且，莱波里很可能是在开玩笑。

意识到人们可能会质疑莫里西的证词，因为它既没有被公证，又没有签名，帕多瓦尼建议将她送到罗马去作证。他幻想着这场对质的场面及其结果：“撤回法令，孩子回到父亲身边，此外，为了光耀教会，为了公共道德，为了所有人的安宁，应该通过一项法律，呼吁监督和惩罚任何通过卑劣手段试图把儿童从父母身边偷走的人。”结尾，他表达了自己的希望，依照新的法律，应当得到惩罚的第一个人是“煽动者”切萨雷·莱波里。

七月三十一日摩莫洛离开博洛尼亚前往罗马时，博洛尼亚犹太人和罗马隔都领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相当紧张了。斯卡佐其奥最近那一封信是这样开头的：“我本来希望今天就告诉你最新进展，还是下星期一再告诉你们。”博洛尼亚的回信表达了恼怒：“你二十七日写信说你很快就会发一封特别重要的信，让我们充满了希望，我们一直焦急地等待着你的消息，但你现在好像还是不能告诉我们。如果你能尽你所能，告诉我们目前进展，我们将不胜感激。”

摩莫洛出发了。一个朋友说他情况很不好，精神垮了，从前充沛的精力现在消磨殆尽。

罗马的犹太领袖们希望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和教宗当局打交道。而博洛尼亚的犹太人则主张采取更积极的方式，在七月底的信中，他们提出了多管齐下的战略：先是部署摩莫洛到达罗马后的行动；其次，他们建议，应当由教宗国内的犹太社区共同努力，吁请教宗消除国内成千上万最驯服的臣民的焦虑，这种焦虑比为自己的生命和财产担忧更深切；最后，这封信号召“引起欧洲公众舆论对这个案件的兴趣”。

写这封信的同一天，另一封信发到了罗马犹太协会，作者是克雷申佐·邦迪，他是罗马犹太人，正好到教宗国中亚得里亚海地区一个两万四千人口的城市塞尼卡利亚出差。邦迪记录了头一天在那儿召开的一次会议，这个地区的几个主要犹太社区，包括安科纳、乌尔比诺、佩萨罗和塞尼卡利亚的代表，来这里和安吉洛·莫斯卡托见面。莫斯卡托向他们通告了最新的进展，请求他们参加为莫尔塔拉家举办的筹款活动。邦迪知道罗马犹太人听到这个消息会很不愉快，他请求在罗马的犹太人理解他们，他们急于行动，没有顾得上“和你们商量一下”。

罗马的犹太社区可谓欧洲最古老的犹太社区，因为犹太人在那里已居住了两千年。它处于教宗国的权力中心，实际上，也是基督教世界的中心，这使那里的犹太人心中有某种自豪感。不过，这也意味着沉重的代价。罗马的犹太人深切地体会到教宗和教会的强大势力，也意味着他们承受着比别处犹太人更严密的审查监视。

罗马犹太人也有他们自己的伤心事，博洛尼亚的故事又一次勾起他们的回忆。先人给他们讲的印象最深的故事之一，就是一七八三年十二月九日发生的一次戏剧性冲突。这一天，隔都的门早就关了，但却再次被打开。一大群警察护卫着一辆马车，驶进了隔都。马车碾过鹅卵石马路，停在隔都中心，居民们慌忙戴上黄色标志，按照法律，他们必须时时刻刻佩戴这个标志。两名政府官员从马车上走下来，要求面见社区的拉比和世俗领袖。

隔都领袖们很是吃惊，他们走到马车前，有人向他们解释了缘由。这些人在寻找两个孤儿，男孩十一岁，他的妹妹七岁，他们和奶奶住在一起。政府官员要把他们带到慕道之家去准备受洗。

犹太领袖们又惊慌又愤怒，要求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几十年前，孩子们的一位姑婆离开了隔都，改宗基督教，然后嫁了一个天主教徒丈夫。她的儿子，孩子父亲的表兄弟，现在成年了。他觉得，失联许久的亲戚们也应该享受改宗基督教的好处，于是请求官方安排他们受洗。

全副武装的护卫人员奉命寻找这些孩子，并把他们带走。这家人已经听说了这些不速之客到来的消息，孩子们藏好了。

但是，他们却没法让这些人离开。警察得到命令，见孩子就抓，把他们当作人质，直到那两个孩子就范。他们抓了几十个孩子。犹太人无计可施，只好把那两个孩子交出来。马车载着两个晕头转向的孩子沿着鹅卵石路开回去了，隔都的门在他们身后哐当一声关上了。

这件事并没有就此结束。罗马的警察总监听说犹太人桀骜不驯，派遣全副武装的警察进入隔都，六十名年轻人被抓走，戴上镣铐，扔进水牢。犹太人花了四个月时间才筹集到了足够的钱把他们赎出来。与此同时，两个孩子都受洗了，再也没有回过隔都。[51]

这些经历告诫罗马隔都的犹太领袖们，和教会打交道一定要谨小慎微，尤其是涉及教规问题的时候。他们对自己的软弱记忆犹新。九年前，法国军队占领罗马后，他们指责犹太人购买了在前一年的混乱时期从罗马教堂偷走的圣物。一天晚上，士兵侵入了隔都，将犹太人禁闭了三天三夜，一家一家地翻箱倒柜，搜查被盗物品。士兵们没有找到他们寻找的东西，恼羞成怒，于是把犹太人的金质圣物扛走，免得白辛苦一趟。[52]

尽管有这样的经历，罗马的犹太人还是对庇护九世心存感激，因为他毕竟放松了一些强加在他们头上的最令人厌恶、最侮辱人的限制。庇护九世登基不久，就废除了“强制宣教”这个实施了几百年的规矩，它要求犹太人参加旨在显示犹太教的邪恶和改宗基督教的快乐的宣教布道。另外，尽管罗马人激烈反对，庇护九世还是命令将隔都的大门拆除。

但是，罗马的犹太人还是居住在隔都以内，依然受到各种限制。当时，罗马的犹太社区是最贫穷的，访问隔都的人都感到非常震惊。一个对教宗统治心怀不满的西班牙旅行者，埃米利奥·卡斯特拉尔栩栩如生地描绘了他看到的景象，不过他的笔触略带夸张。他说，除了美丽的圣彼得广场以外，罗马“是一个肮脏的城市……每个街角都是一堆一堆的垃圾……台伯河就是没有盖子的下水道，河里那黄黄的脏水，看起来就像是一大股吐出的黄胆汁”。

不过，卡斯特拉尔说，尽管周围特别肮脏，罗马的隔都却自成一体。走进去时，“你的脚就会陷入一层软软的粪便中，看起来像是猪屎或河马粪。到处是半光着身子的孩子，身上满是癞痂，看起来活像麻风病人的坏疽性溃疡。几位老人——泛着黄疸色的皮肤，灰白的头发，浑浊不清的眼睛，瘦弱不堪，脸上是阴险的笑容，守在房子的门口，那些房子看着活像老鼠窝。所有房子都散发出一股恶臭。”[53]

为教会辩护的人，认为以此来指责教会不过是卑鄙的反天主教的宣传。庇护九世的一位传记作者声称，世界上没有比罗马的犹太人受罪更少的地方了。现在善良的教宗打开了隔都的大门，犹太人却继续住在那里，是因为“他们有排斥和分裂的特点”。他接着写道：“如果隔都肮脏、恶心，这当然不是教宗的过错。”在其他成千上万的类似记录里，把犹太人关进隔都被描绘成是帮了犹太人的大忙，因为这是保护他们的唯一办法。“犹太人幸福和平地生活在罗马，他们的财产、安全和信仰都得到了有力保护。”[54]

教会信徒和犹太人看问题的眼光如此不同，他们看见的世界也截然不同。只要事关基督教宗教教诲，只要事关最重要的原则——基督教的优越性和受洗人得到庇佑，冲突就必然发生，而且，从历史上看，犹太人获胜无望。

在莫尔塔拉这个案件上，两种现实的冲突，意味着有两种叙述。犹太人的叙述，不仅犹太人相信，而且其他反对罗马教宗的世俗权力的人也相信。认为教宗警察把一个绝望的小孩子从他那无能为力的父亲怀里强行拖走，尽管孩子喊着让他回到他父母那里去，他们还是逼着孩子独自承担未知的命运。在这个故事中，孩子担当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的父母的角色也同样重要，因为他们是整个事件中最关键的受害人。

当为莫尔塔拉家抱不平的第一份抗议刚刚传出隔都时，为教会辩护的人讲的故事截然不同。在教会的故事中，父母的角色是次要的，焦点集中在埃德加多身上。这个故事不是关于绑架，不是把一个孩子从父母身边掠走的故事，而是一个温暖的得救故事，一个孩子得到神授救赎的故事。这个孩子从小到大都生活在一种错误之中，面临着充满永恒诅咒的未来。但是，孩子得到拯救，他将被送到最神圣和最受崇敬的领袖——教宗本人身边。

但是，如果说埃德加多蒙恩受洗怎么也得有点神迹吧。这一年毕竟是一八五八年，就是圣母第一次在法国的卢尔德显灵的那一年。上帝要是高兴的话，肯定会显灵的。

斯卡佐其奥请莫尔塔拉描述埃德加多被带走时的详细情况，就是为了回应教会的报告。教会的报告说，上帝当真显灵了，差不多就是奇迹。小男孩前往罗马途中，身上发生了一种超自然的变化，这次旅行很快就披上了一层从错误走向启蒙的神秘之旅的色彩。他离开博洛尼亚的时候是一个犹太人；几天后他抵达罗马时，已经成了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

斯卡佐其奥七月时就知道这些报告，但正式文章直到秋天才出版。大主教维亚勒—普雷拉在自己创办的报纸《博洛尼亚观察报》发表了一篇长文，大肆渲染在小男孩身上发生的奇迹般的变化。文章开头描述埃德加多被抓获的过程：“我们向我们的读者保证，在执行罗马命令的过程中，没有使用任何暴力，完全靠说服完成。”刚开始听说埃德加多要被带走时，他的父母有些难过，但他的母亲很快听从了她丈夫的劝说，埃德加多本人“平静地走进等候着他的马车”。

这篇文章又描述了“动人场面”。两个虔诚的女人跟着孩子，给他一本祈祷书读。“他爱读那些祷文，每次有人提到基督教的话题，他都非常关注。确实，他经常询问有关我们宗教的特定问题，那么兴致勃勃，显然，了解我们神圣的宗教的真理，对他来说非常重要。”这还不算，“每次马车在某地停留时，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人把他带到教堂。一进教堂，他就在那里待上很长时间，表现出最大的虔敬和最动人的忠诚。”[55]

斯卡佐其奥催促摩莫洛提供材料，来抵消这些关于一个男孩高高兴兴地跟着警察离开家，并在去罗马途中得到圣灵启迪的励志故事的影响。八月，摩莫洛终于在慕道之家见到了自己的儿子，他也准备了自己的记录，然后把它寄给了教宗。

摩莫洛的短信复述了他和儿子关于事情经过的对话，他们谈话时，慕道之家的院长也在场。“埃德加多回忆说，听说警察在找他，要把他带走的时候，他很吃惊，吓得够呛。”摩莫洛还说，慕道之家的院长听埃德加多说，他担心警察要把他抓走，目的是砍掉他的头。

摩莫洛也描述了埃德加多罗马之行的经过，和教会信众们所描述的故事截然不同。他没有要求去教堂，而是要他的犹太经文盒梅祖扎：

埃德加多补充说，他被带走的时候，他一直在哭，要他的爸爸妈妈。他一路上都在跟那个陪着他的人要他的梅祖扎，平时他把梅祖扎戴在脖子上，作为犹太教的象征。但那人不给他梅祖扎，而是给他一个徽章，说也可以挂在脖子上。但埃德加多拒绝了，直到这个人最后向他保证，这和他要的梅祖扎是一样的。那个人一路安慰他，说他父母就在他们后面跟着，离他们不远。埃德加多到了罗马以后，发现他爸爸妈妈没有跟着，他就改变了对这个人的正面看法，他原来觉得他好，是因为这个人一路都甜言蜜语地哄着他。[56]

教会关于埃德加多罗马之行记录的资料来源是朱塞佩·阿戈斯蒂尼，将埃德加多从博洛尼亚带往罗马的警官。红衣主教安东内利收到摩莫洛·莫尔塔拉那迥然不同的记录，并且听说这份记录正在被散发给整个欧洲所有抱有同情心的报纸时，他要求阿戈斯蒂尼也准备一份书面报告。

阿戈斯蒂尼的报告日期是十一月四日，写于被争议的罗马之行之后四个月。阿戈斯蒂尼描述他和卢奇迪来到莫尔塔拉家、宣布他们的任务时的情景，和莫尔塔拉家人自己描述的情景是一致的。他说，那是一个非常动人的情景，非常痛苦的生离死别。孩子的父母，特别是母亲，“涕泗滂沱，不停抗议”。他写道：“看起来，不管我们使多大劲，他们都不会放弃这个孩子。”

警官报告说，第二天，他回到圣多米尼克大教堂去征询宗教裁判官下一步怎么办。费莱蒂神父给他两个圣母徽章，一面是圣母，一面是十字架上的耶稣。他告诉阿戈斯蒂尼，一旦他们上路，他应该尽一切可能把其中一个戴在这个“新基督教徒”的脖子上。

阿戈斯蒂尼没有描述他在莫尔塔拉家（他称之为“犹太人家”）的最后一幕，而是直接跳到他和埃德加多旅行的第五天，他们到达了一个小城福松布罗内。一大早，孩子在穿衣服时，阿戈斯蒂尼第一次把宗教裁判官给他的徽章拿出来给他看：

我轻声让他把它戴在脖子上，并且亲吻它，同时我也把我的那一个挂在脖子上并亲吻了它。刚开始，他表示反感，说他的妈妈不让他亲吻十字架。但是，我耐心地哄他，告诉孩子，他以前是看不见的，现在正在获得看见神圣之物和真正的光的能力，他不再是一个异教徒，而是基督教国度的一员。他终于让步了，亲吻了十字徽章，把它挂在脖子上了。

阿戈斯蒂尼拉着孩子的手，把他带到福松布罗内的教堂，警官说，他好心地请埃德加多进去。“一开始，他很顽固地拒绝了，”阿戈斯蒂尼回忆道，“但看其他宪兵都进教堂望弥撒，于是他也进去了。”奇迹就是这时候出现的。孩子一进教堂——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进教堂——“感谢上帝的奇迹，变化马上就出现了。他双膝跪下，静静地参加奉献仪式，饶有兴致地倾听阿戈斯蒂尼的讲解。”警长的第一个念头是教他划十字。教会以后，他又教他吟诵《圣母颂》。

这种转变真的是一个奇迹：“从这时候开始，他对访问其他教堂发生了强烈兴趣。吃完午饭，我们去访问一家教堂的时候，他不眨眼地盯着一幅描绘救世主的激情的画面，”于是阿戈斯蒂尼向他解释这幅画是什么意思。从那以后，埃德加多“忘记了他的父母，我们继续前行时，一在什么地方停下，他第一件事就是要去访问教堂，在那里他可以用圣水划十字，还可以吟诵他刚学会的《圣母颂》”。

阿戈斯蒂尼说，他们到达斯波莱托以后，他把埃德加多带到一个教堂。他先让孩子跪下，然后让他背诵主祷文。教堂中一位神父听见这孩子那动人的故事，把他带到法衣室，给他一件圣服，让他披上，让他不停地亲吻它。后来，他们继续访问教堂，直到埃德加多这名新入教的教友被送到慕道之家。

费莱蒂神父感激阿戈斯蒂尼警长的杰出工作和激励人心的故事，给他颁发了一份优厚的奖赏，现在，阿戈斯蒂尼又要为教宗国务秘书、红衣主教安东内利准备一份关于他的经历的报告，对他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让教会和国家的最高层听到他的声音。阿戈斯蒂尼的故事无疑让红衣主教十分高兴，但红衣主教在教会圈子中以缺乏宗教信念而闻名，警官的故事他究竟相信多少，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第六章　慕道之家

慕道之家对教会信众和意大利犹太人来说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横跨在两个世界的交界之处，显示着神奇的力量。一个犹太人可以走进慕道之家，出来就成了一个天主教徒；他离开了一个世界，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改宗之人得到了重生，获得了新的自我和新的名字。对教会信众来说，慕道之家内发生的事情都是上帝显灵，赐福于一个被诅咒的民族。反过来说，对犹太人来说，慕道之家是一个极其恐怖的地方。

最早的慕道之家可以回溯到三世纪，而埃德加多进的那家慕道之家的历史却不长。它是第一个现代慕道之家，由耶稣会创始人圣依纳爵·罗耀拉于一五四〇年为改宗的犹太教徒和穆斯林创立。别的地方很快就学起了这个榜样：博洛尼亚在一五六八年开办了一个，费拉拉是一五八四年，摩德纳和雷焦艾米利亚大约在一六三〇年左右。凡是有犹太人的地方，就有慕道之家。[57]

教会当局带着极大的兴趣关注着改宗案例。一个异教徒的改宗，尤其是犹太人的改宗，增加了上帝的荣耀，在为基督复临作准备。犹太人在慕道之家待一段时间以后——大人一般是四十天，儿童经常要长一些，会举行隆重的受洗仪式。在罗马，这样的仪式一般由红衣主教主持，地点是城中的主要教堂，有许多人围观。在没有红衣主教的城市，主教们通常主持受洗仪式，一般就在大教堂内。[58]

根据教义，一个帮助拯救异教徒的灵魂的人将得到神的祝福，就是做了一件在进入天堂之门时将被想起的好事。结果，由于改宗的人少，而贵族阶层人员众多，于是贵族争相担任犹太人受洗时的教父教母。在不同的慕道之家，记录上登载的支持受洗的人包括意大利最显赫的贵族家庭。这些家庭要对受洗者的利益负责，这也给犹太人改宗提供了物质上的动力。改宗的人也可得到赞助人的姓氏。这样一来，今天意大利看似名门望族的人，不一定是贵族的后代，还有可能是贫穷的犹太人的后人，他们为了更好的生活，穿过了慕道之家的门关。

一六二九至一七〇一年间，有二百六十二名犹太人在摩德纳的慕道之家待过一段时间，然后受洗，其中一百一十五人都有埃斯特家族的王子或公主陪同。受洗仪式通常都在大教堂举行，由主教主持，仪式之后有一个从慕道之家出发的盛大游行。犹太人穿着白色衣服，在唱着鼓舞人心的圣歌、挥舞着旗子的人群簇拥下走进大教堂。在回到慕道之家的路上，男人们齐唱《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59]

犹太人看见了光明、不顾家庭的绝望阻止而进入慕道之家的励志故事，被定期印成小册子出版，随后还有那恢宏的受洗仪式的热情描述。教会踊跃发布关于犹太人改宗的新闻，一直到埃德加多被绑架时依然如此。[60]当时最有影响的天主教报纸《天主教文明》热情洋溢地描述着随时随地发生的最新的改宗消息。姓名各异，但故事一样。

例如，一八五三年复活节之前的那个星期六，一个来自加利西亚的年轻犹太女子在罗马的拉特兰大教堂由一位红衣主教施洗，她的教母托洛尼亚公主在旁陪伴。犹太女子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就有过幻觉，说是看见了两个圣殿。一个上面有美丽的高塔，是一个壮丽的地方；另一个则是一片废墟。耶稣会的杂志说，这里面的意义太鲜明了：第一个是梵蒂冈，第二个是犹太会堂。小姑娘听见一个声音叫她到那个壮丽的殿堂里祈祷。她母亲听说她有这个幻觉，用尽一切手段让她忘记。尽管她出嫁了、生了孩子，她还是无法忘记自己的幻觉。她开始潜心学习基督教。

等她再也无法抵御教会的精神吸引时，这位女士带着她的小儿子逃出了家门，首先辗转来到君士坦丁堡，然后来到罗马。经过艰难困苦和重重危险，她终于到达了圣城。在那里，像奇迹一般，她看见了和她幻觉中那座圣殿一模一样的教堂：那就是圣彼得大教堂。经过多年的煎熬，这个犹太人终于得到了安宁。[61]

对犹太妇女来说，教会描述的标准改宗的过程一般是这样的：她们很早就以超自然的方式发现自己命中注定会成为基督教徒，害怕一旦她们的向往被发现，她们的父亲会揍她们。一八五六年的《天主教文明》上有一个案例就是这样。一对犹太姐妹，年龄分别是二十岁和二十二岁，由阿斯科利的主教在城中的大教堂施洗。杂志说，当主教听说她们想改宗以后，他很仔细地检查过，确信她们是真诚的。他很周到地安排她们从家中转移到修道院，因为他知道如果她们的家庭发觉这件事，她们是会有生命危险的。在英雄一般地逃往修道院以后，她们给母亲写信，告诉她事情的经过。犹太社区表示强烈抗议。与此同时，她们的表妹也给神父写信，告诉他，她也“渴望得到受洗之水的洗礼”，而在她的表姐们逃走之后，她很绝望，因为家人看得太紧，她很难逃出去了。但是，因为上帝的旨意，这名年轻女子还是设法逃出了她的家庭，和她的表姐们在修道院里团聚了。

《天主教文明》的故事说，“这三个犹太女子长期在家中实践我们的宗教，譬如念主祷文、唱《圣母颂》、读信条。她们吟诵圣母加冠，为了准备庆祝圣母马利亚的盛宴，她们进行了九日敬礼。”有一天，其中一个女孩的父亲发现她披洋红色肩布，还随身带着基督教教义的小册子，气得对她拳打脚踢。等到了改宗的日子，主教为三个年轻女子举行圣餐仪式时，不仅这三个女子在哭泣，在场的那一大群政府官员、贵族和其他人中，很多人也感动得热泪盈眶。[62]

教会对犹太女子改宗的主要描述是由于显灵和精神觉醒，而男人改宗，更有可能是通过头脑，而不是心灵。一个典型事例：一八五六年，在罗马的慕道之家的礼拜堂里，东北部城市乌迪内的一位拉比的儿子亚历山德罗·卡利受洗了。这个年轻人的改宗之旅六年前就开始了，通过研修，他开始对他生于其中的犹太教产生怀疑。文章写道，他越研修，越是发现犹太教的缺陷，比如只有挑剔的拉比，却不真正遵守摩西戒律。但是，最终说服他的理由还是“对这个拥有财富、头脑和美德的民族的莫名其妙的蔑视——只能出于神的诅咒”。他离开了乌迪内，到了帕多瓦，在那儿的大学里学数学。在那里，他开始参加弥撒，并为基督教教义进行辩护。最终，他踏上了通往罗马的慕道之家的路，踏上了通向拯救的路。[63]

天主教讲述犹太人改宗天主教的故事，都是受到启示的犹太人看见了光明，勇敢地面对最可怕的威胁和谩骂，只为了拥抱真正的宗教，而犹太人讲的故事，却完全是另一码事。按隔都居民的说法，那些自愿进入慕道之家的成年人是叛徒，令自己的社区蒙羞。他们的动机不是精神的，压根儿就是物质的。在他们看来，大量的珠宝和漂亮的衣服、红衣主教和贵族们对改宗者的关注，并不是精神的升华，而是最下贱的精神卖淫。这样的叙事方式在暗示：只有最没有道德、最不可信的犹太人才会进入慕道之家；没有犹太人会真正改宗基督教，抛弃祖先的宗教。[64]

慕道之家的院长、负责这些慕道之家的主教和红衣主教们心里完全明白，至少一部分犹太改宗候选人是别有所图的。有时候，神职人员花费很多时间检查那些申请改宗的犹太人是否真心实意，因为真心想改宗基督教是成年人受洗的基本要求。[65]但是，教会希望犹太人改宗的愿望是那么强烈，从中感受到的宗教胜利是那么荣耀，基督教在犹太教面前的优越性是那么不言而喻，他们愿意接受任何走到慕道之家门口的犹太人。

如果犹太人真的别有所图，教会还是有办法补救的。一六二四年，摩西·以色列从萨洛尼卡出发，经过亚得里亚海，在博洛尼亚由大主教施洗，并得到了一笔奖金。一年以后，他回到了奥斯曼帝国，恢复了从前的生活方式，又变回了犹太人。他在那里过得不顺心，十二个月后又回到罗马。他在罗马又一次要求受洗，这次用的是另外一个名字。之后不久，他和另外一个改宗者辗转回到了奥斯曼帝国领土之内，又加入了那里的犹太社区。摩西·以色列旅行到意大利东北部的维琴察，在那里接受第三次受洗，这次的奖赏是一份乞讨证。之后不久的一六三六年，这一年他年仅四十岁，另一个改宗者揭发了他，他被捕了。摩西为自己的辩护道，他回到犹太社区，是为了实际应用他在慕道之家学到的东西，力劝犹太人改宗。至于多次受洗，他说他不明白多次受到祝福有什么不对。不过，官方对此的看法要严重得多，这个三次受洗的犹太人被判了七年监禁。[66]

意大利犹太人对主动进入慕道之家的人有那么强烈的反感，一个原因就是教会利用了这些改宗者。这些犹太人在隔都中长大，接受了犹太教育，他们最能够向犹太人展示他们的宗教的错误之处，说服他们走上通向救赎的“正确”道路。

反宗教改革时，就要求犹太人参加专门为他们的改宗安排的布道。这使人厌恶至极。在罗马，到十六世纪末一直如此：每个星期六下午，圣城的犹太人就必须依次沿着隔都的外墙走到附近的教堂里去，沿途都是咒骂的教徒。教宗警察核对名单，惩罚那些没有参加的人。教会听说犹太人在受这种折磨之前会往自己和孩子耳朵里塞蜡，于是，警察们得到命令，在犹太人进教堂门之前，要查看他们的耳朵。[67]

撒旦的弥撒是颠倒的天主教弥撒；强制宣教也像是颠倒的犹太人的圣祷仪式。安息日那一天，拉比在晨祷中会评论要读的那一部分经文。午餐之后，三点钟时，犹太人要排队走到附近教堂听神父以《摩西五经》中相同部分为基础所作的布道，将拉比的评论完全颠覆。

改信基督教的改宗者这会儿就出现了，尤其是受过扎实的犹太教育的人，能够引用神圣的希伯来经文段落的人。前犹太人指手画脚地劝诫，他们的宗教信仰是错误的，敦促他们追求光明，隔都居民都坐在那里，恶心得低声嘟囔。对此不以为然的听众知道，改宗者的薪资、警察卫兵们的费用和慕道之家的费用，都是由隔都的犹太人支付的。[68]

像埃德加多那样，儿童被强迫带往慕道之家，这对意大利犹太人有很大影响，但大部分改宗的人是自行选择的。来这里的孩子大部分是跟随他们的父母。犹太妇女比犹太男子更能够抵御改宗的诱惑，如果丈夫独自来慕道之家，没有带上他们的妻子，就会在孩子是否留下的问题上发生冲突，不过，最后结果通常有利于丈夫。

和其他教宗一样，博洛尼亚的前大主教、十八世纪中叶的教宗本笃十四世，特别关注罗马慕道之家的运作。犹太人改宗是一件大好事，但过程必须有严格的规定。他知道，具体来讲，人们普遍相信，任何人为一个犹太人施洗都会得到精神奖赏，由此导致了很多不合格的施洗。一七四六年，这样一个案例引起了他的注意。

天主教徒安东尼奥·维维安尼闯入位于罗马隔都的佩拉·米萨尼的家。米萨尼的几个孩子——三个女儿，最大的九岁，儿子十二岁——独自在家。维维安尼拿出他身上带的水，洒在最大的女儿头上，嘴里一边念叨着洗礼时的经文。他在另外两个女儿身上重复了这个过程，但还没来得及给儿子头上洒水，水用完了。三个女孩子就这样被带往罗马的慕道之家，母亲只剩下一个孩子，她的儿子。

毫无疑问，维维安尼的所作所为是非法的，因为教会政策很清楚：由父母抚养的犹太孩子，没有父母的许可，不能受洗，除非有明确的证据表明他们马上就要死了。向教宗报告的主教也告知教宗，他们惩罚了维维安尼。不过，尽管洗礼过程是非法的，但在教会眼里却依旧是有效的。三个女孩子现在就是基督教徒，不能回到隔都中的犹太母亲那里去。[69]

自愿进入慕道之家、但后来又改变了主意的犹太人，受洗之前还可以离开。但是，慕道之家的气氛不鼓励这种倒退。要想保证成功，就必须将亲属和新改宗的教徒隔离开来，教会接二连三地发布命令，明令禁止犹太人靠近慕道之家。一七〇五年的一道命令规定，如果犹太人靠近慕道之家五十五米之内，或者虽然离得很远，但企图吸引窗边人的注意力，都将被重重罚款。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这些规定依然有效。埃德加多进入慕道之家之前不久，一个犹太人就因为盯着看一个往窗外张望的改宗者而被捕了。[70]

阿戈斯蒂尼警长把埃德加多领到慕道之家门口，埃德加多从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对外面的犹太人来说如此神秘的地方。和这里的成年人不同，他到这里不是准备受洗，因为他已经受洗了。但是，和别人一样，他来这里也是为了弥合两个世界之间的裂痕，进来时是一个犹太人，出去时就是天主教徒了。神父的任务是向这个六岁的孩子传播新宗教，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给他一个新的身份。当埃德加多在慕道之家的故事开始吸引很多异样的注意，连教会是否有权把他接过来都受到质疑时，神父的工作就显得更加关键了。

一份十八世纪中叶的记录，有助于了解慕道之家内部的运作情况，包括劝犹太人改宗的方法。罗马隔都一个名叫安娜·德尔蒙特的年轻犹太女子，离开慕道之家以后不久，写下了她在那里度过的十二天的经历。

安娜的痛苦经历开始于一个星期天下午，当时逾越节刚过，一群教宗警察冲入她家，把她押进一辆马车，然后把她直接拉到了慕道之家。在那里，嬷嬷迎上她，把她带到一个小房间，锁上门离开了。

告发安娜的是萨巴托·科恩，一个最近刚刚受洗的犹太人，他想和安娜结婚。萨巴托告诉慕道之家，安娜答应做他的妻子，而安娜和她的家人则极力否认这一点。他还说，她表达过跟随他之后也想改宗天主教的愿望。就凭这一点，当局就能够下令派人来抓她。在这种情况下，宗教裁判的法律准许慕道之家的院长们用十二天时间来判定他们是否真有改宗的愿望。十二天结束时，如果他们继续坚持当犹太人，他们就可以离开，尽管教会认为他们离开的那一天是令人难过的一天。

关在慕道之家的那十二天，安娜一直单独待在自己房间里，神父、新改宗者和修女一个接一个地来访问她，他们为她的灵魂祈祷，恳求她敞开心扉，发现真正的光。总共有三十八个不同的人来说服她，在她身边祈祷了总共八十个小时。

负责劝说她受洗的传道神父本人就是改宗的犹太人，安娜说他和她在一起的那些时间是纯粹的折磨。他头发蓬乱，衣衫不整，眼神不自然地闪烁着，如被提升到了更高境界。她写道：“他外表上看上去那么丑陋、吓人，他简直就像一个来自地狱的恶魔。”当发现自己狂热的祷告和要将她永远关起来的威胁都无济于事时，他开始一边鞭打自己，一边咒骂着她身上的魔鬼。

安娜·德尔蒙特讲述的是一个经典故事，内容是关于经历地狱、一个着魔的神父和毫无招架之力的犹太受害者。她在慕道之家度过的最后一晚，仿佛一出悲壮的戏剧，是一次对信仰的考验，是美德的胜利。她承受住了长达十二天的劝她改宗的高压，骄傲地坚持自己的信仰：

晚上九点时，我又看见传道神父和嬷嬷一起进来了，我一看见他，就开始从头到脚发抖。他开始发表演说了：“我的女儿，你看看我，为了你身体的健康，为了你灵魂的健康，我来看望了你多少次。我不得不告诉红衣大主教你有多顽固，他让我回到你这里来，因为今天是第十二天了，是保证你改宗的日子。如果我的努力不足以说服你宣布自己是一个好天主教徒，红衣大主教会带着教宗本人的命令，亲自来给你洗礼。”

听到这些话，我难以呼吸，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由于神圣的力量的支持，我回答说，他们要怎么做请便，但我死也要保持我出生时的犹太人身份。听到我说的话，他像狮子一样发怒了，命令嬷嬷去拿他们说起过的东西，她还真离开了。她回来时，拿着一只巨大的十字架，他一边像狗一样狂吠着，一边把十字架放在我床上。

然后，他一边哭喊着，一边拿起水来，往床上洒水，往我脸上和背上洒水，告诉我：“是时候了，你必须改宗我们真正的信仰；今天晚上，你会梦见这只十字架，所以我会把十字架放在你床上。”嬷嬷接着告诉我：“如果你被邀请今晚加入我们的天主教信仰，记住，我就睡在你楼下。你只需要敲你的鞋或者拖鞋，不管什么时辰，我都会上来，像拥抱女儿一样地拥抱你，这就是我从你来这里第一天开始就对你所拥有的爱。那么，我的女儿，别让我失望。我把十字架留下来陪伴着你，我希望你能和它连成一体，变成和我一样的天主教徒。”

听到这些话，我的心破碎了，我开始哭泣，我开始对她呼喊着：“那是绝不可能的。你可以把这块木头留下来，把它压在我身上，但这不能说服我。如果你真的像爱一个女儿那样爱我，你绝不应该这样待我。”看见我哭得这么厉害，感谢上帝，她把十字架拿开了，传道神父又开始把他那水往床上和我脸上一通乱洒，嘴里念叨着无数个圣人的名字。他说：“你会看见的，今天晚上我呼唤的这些圣人都会在这里出现，他们会让你把嬷嬷喊来，嬷嬷会看着你马上改宗。”就这样祷告了三个多钟头以后，他终于灰心地走了，留下我半死不活、满心恐惧，我觉得地球像是要张开嘴把我吞下去。

第二天，安娜·德尔蒙特获得允许，离开了慕道之家。在隔都，那一天是欢庆的日子。[71]

第七章　父亲和圣父

前往罗马的时候，摩莫洛·莫尔塔拉四十一岁。他和玛丽安娜从雷焦艾米利亚搬到博洛尼亚以后这些年，他一直在做室内装饰生意。小店位于市中心的拉姆大街，既零售，也批发。他在博洛尼亚的朋友主要是附近城市里的犹太移民，这些人也经商，尽管他偶尔也去街坊里的咖啡店，在那里能够碰到非犹太男人。一个研究世纪之交的历史学家，根据摩莫洛的儿子奥古斯托的证词，说认识摩莫洛的人都很喜欢他，他在街坊中很有人缘。[72]不过，有证据表明，摩莫洛是个很循规蹈矩的人。他儿子被带走之后那一年，一个来自博洛尼亚的犹太朋友说他是一个“非常诚实，但有些不太自在的人”。[73]

小时候，摩莫洛受到了很好的犹太教育。他学会了书写希伯来文和意大利文，交谈中会夹上一些希伯来词汇，至少和犹太人对话时是这样。不过，他显然属于那些比较富有的犹太人之列，他们的生活因为复兴运动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利落地放弃了很多隔都的老传统。一八三一年，摩莫洛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烧炭党人领导的起义把公爵逐出了他的公国，迎来了一段短暂、激动人心但也令人惶恐的追求平等和个人权利的阶段。犹太人先是得到解放，随后旧的限制又重新恢复，这样来回反复，撼动了摩莫洛的祖先们生活的封闭圈子，使他和他的朋友们都获得了更加世俗化的世界观。[74]

玛丽安娜的经历也大致一样。在公国的首都摩德纳，人们更强烈地感受到旧政权和旧的思维方式的循环反复的威胁。她叔叔安吉洛刚刚来到博洛尼亚，就卷入反抗教宗政权的运动中。他被选入市议会，教宗的红衣主教特使逃亡后，市议会接管了这座城市。十年后教宗当局再次被推翻时，安吉洛又一次成为市议会的候选人，他不仅赢得一八五九年的选举，而且之后十五年也一直当选。因为他是一个银行家，新政权建立以后，就通过他安排贷款，来支付政府开支。很显然，这些犹太人的生活和他们的祖先有很大不同，他们住在一个没有犹太会堂、没有拉比的城市，这在从前是无法想象的。

看看摩莫洛和玛丽安娜给孩子取的名字，就可以看出他们是如何拥抱了新的世俗时代。去一下雷焦艾米利亚犹太社区的历史档案馆，就能看到拿破仑时代之前，住在隔都的莫尔塔拉家族选择的名字：马泽尔—托夫、雷切尔、艾萨克、朱迪塔、亚伯兰、所罗门、萨拉、雅各布。摩莫洛的父母给他取的名字是所罗门·大卫；摩莫洛是后来的别名。他的兄弟叫摩西·亚伦和亚伯兰。摩莫洛和玛丽安娜给自己的孩子选的名字是里卡尔多、埃尔米娜、埃内斯塔、奥古斯托、阿诺尔多、阿里斯蒂德、埃德加多、埃尔科莱和伊梅尔达，这样的选择有什么重要意义？这八个名字中，一个圣经名字都没有，一个意大利传统犹太人的名字都没有。

但是，卢奇迪警官和阿戈斯蒂尼警长六月二十三日来到莫尔塔拉家是因为摩莫洛和玛丽安娜是犹太人。莫尔塔拉希望融入、接受新的普世道德观念的努力在现实面前碰壁了，旧政权可能奄奄一息，但还在垂死挣扎。把他们当作犹太人来对待，其结果就是促使他们向内转，转向他们的家庭和其他犹太人。博洛尼亚的犹太人成为他们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支持团体，他们试图把在罗马的埃德加多接回来，依靠的也是在罗马的犹太人。

埃德加多被抓走一个月之后，摩莫洛才去罗马，这个失误——从斯卡佐其奥七月底写的信可以看出——削弱了犹太人想传达的形象：一个发狂的父亲，因为失去儿子而悲伤欲绝。

不过，这次延误并不是因为摩莫洛不想见他的儿子，摩莫洛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接回自己的儿子。一些其他障碍耽误了他的行程。他到七月初才知道孩子被带到哪里去了，那几天，他忙着给宗教裁判官、教宗国务秘书和教宗本人写信。给教宗国务秘书和教宗写信非同小可，有两个原因：一、有人告诉摩莫洛，如果想有成功的可能，他必须引用有关的教会法和教会先例；二、如果要把申请递上去，他必须使用正确的渠道。摩莫洛和他在博洛尼亚的朋友终于明白，要接近教宗，必须经过罗马的犹太社区。与此同时，罗马的联系人告诉他们，要在博洛尼亚本地努力，搜集有利证据：从埃德加多的出生证到查清到底是谁给孩子受洗的。摩莫洛还得关照他饱受创伤的家庭，包括他的妻子，儿子被绑架以后，玛丽安娜就回到了她在摩德纳的娘家。

尽管因为天降横祸而不堪重负，摩莫洛抵达罗马时，心里还是抱有很大希望的。他后来作证说，出发时“坚信我会得到公正”。由于犹太人不允许盯着慕道之家看，更不能敲门，摩莫洛首先去见教宗的国务秘书，红衣主教贾科莫·安东内利。红衣主教彬彬有礼地接待了他，不过摩莫洛是来自雷焦的小商人，一个对等级和符合身份的行为举止非常在意的人，他一定被周围的庄严环境震慑住了。

几个星期前，安东内利就收到了摩莫洛请他将上诉带到教宗面前的请求。起初，就像几百年来类似的上诉一样，从犹太家庭递上来的上诉得不到多少关注，也没有人打算回复摩莫洛的请求。不过，当欧洲新闻界开始关注这个案例、证明教宗统治的野蛮时，教宗国务秘书的态度就变了。这件事不能再拖了，因为教宗国的外交地位哪怕削弱一点点，都会是致命的。他和摩莫洛的见面是由罗马的犹太人社区安排的，等摩莫洛露面时，有人已经将这个案件的一些细节告诉了红衣主教。他答应摩莫洛，他会在教宗面前提起这件事，但他也建议摩莫洛准备更多的书面材料，列举这个案子的所有事实，以及要求将埃德加多归还给他的法律依据。

红衣主教批准了摩莫洛的一个要求：他在罗马期间，可以定期访问埃德加多。摩莫洛可能还没完全意识到自己有多么幸运。到这时候，尽管家庭成员或者犹太社区的代表可以访问一次慕道之家，但得到定期访问许可，却还是闻所未闻的。这预示着这个案件将对教会产生从前无法想象的影响。很显然，红衣主教更关心减小对教会潜在的外交地位的影响，而不是维持长期以来不许新改宗者和他们的家庭见面的老规矩。

摩莫洛离开时，应该感到很高兴。教宗国务秘书对他很客气，给他解释了他要怎么做才能让他的上诉更为有效，并答应把上诉转递给教宗，还给了他前所未有的许可，让他可以定期见儿子。

摩莫洛第三次去见埃德加多时发生的一段小插曲能够证明红衣主教安东内利是多么关注公众舆论。在慕道之家门口，一个修女听见摩莫洛敲门，过来迎接。见是一个犹太人坚持要见自己的儿子，她把他撵走了，还把门哐当一声重重地关上。第二天，斯卡佐其奥正在隔都的犹太社区办公室工作，两个神甫被带进来了，其中一个他认识，是慕道之家的院长恩里科·萨拉。这位院长来为昨天的事道歉，解释说那个修女碰巧来慕道之家访问，对摩莫洛的具体情况并不知晓。萨拉教士邀请摩莫洛尽快回去再次看望埃德加多。

到这时候，斯卡佐其奥已经深深卷入莫尔塔拉案件。他好像再也没有时间做其他事情了。当教宗国务秘书建议他们准备一份更详细的文件，证明埃德加多应该被释放时，他觉得应当由他来完成这个任务，因为博洛尼亚的犹太人显然没有这个能耐。

八月十一日，和教宗国务秘书见面之后不久——此时摩莫洛和埃德加多还没有见过面——斯卡佐其奥给博洛尼亚的安吉洛·帕多瓦尼写信。之前，因为摩莫洛已经到达罗马，帕多瓦尼曾经代表他的家人询问罗马有什么新闻。这时候摩莫洛还抱着很大希望，但斯卡佐其奥却被他接到的消息吓得够呛。他写道：“我们需要克服的障碍有两个，一是埃德加多表现出的抵触情绪，二是他已经受洗的事实。”对第二点，斯卡佐其奥和其他在罗马的知情人都知道，教会很难放弃已经受洗的犹太孩子，尽管人们可以证明这个孩子当初就不应该受洗。不过，第一点更令人不安。教会提供的信息一直坚称埃德加多愿意留在慕道之家，他只想当一个天主教徒，不想当别的，他不想回他的犹太父母那儿去。

在给莫尔塔拉家的亲戚写信时，罗马的犹太社区秘书试图减轻他们的痛苦，补充说埃德加多的态度“可以这么解释：一个孩子因对一种全新的生活十分着迷而神思恍惚”。斯卡佐其奥又说，他希望孩子几天之后见到自己的父亲时，他的“迷症”就会被打破。但是，斯卡佐其奥显然对这次重逢感到紧张，他们一直在祈祷孩子能够回心转意，而这次父子重逢的结果和他希望的正好相反。

这封信被发往博洛尼亚后不久，摩莫洛在慕道之家第一次见到了埃德加多。摩莫洛一想到要见自己的孩子，就感到紧张，而且听人说埃德加多很喜欢现在住的地方，令摩莫洛更为紧张。慕道之家的院长在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就坐在埃德加多身旁，以后每次见面时也是如此。除此之外，慕道之家的其他神职人员，包括院长的兄弟姐妹，也经常在座。

这些紧张的会面时究竟发生了哪些事，有很多争论。根据摩莫洛所言，以及发表在犹太报和自由派报纸的文章，埃德加多告诉他父亲，他最坚定的愿望就是回家；摩莫洛向他保证，不带上他，爸爸就不离开罗马，令他很是安心。摩莫洛还抱怨说，萨拉和他的教会同僚一刻也不让他和儿子单独相处，他们还吓唬埃德加多，让他根本无法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摩莫洛也不喜欢他们劝说他改宗的布道，他来慕道之家这些回，还有后来他妻子的来访，都是一件件令他们很伤脑筋的事情。他们说改宗是解决你们的问题的最容易、最得祝福的办法。如果你们变成天主教徒，你们又能得到你们心爱的儿子了，并且和他分享永恒的救赎的欢乐。

在天主教媒体以及在那些服膺天主教媒体的信众眼里，埃德加多和他父亲最初的会面是基督教和公义取得了完全胜利。埃德加多在前往罗马的途中得到了光的照耀，虽然他年仅六岁，却获得了远远超过他这个年龄的属灵力量。这个故事如此励志，以致后来几十年间还不断有人谈及，尽管在细节上各有不同，基本的故事情节却是一样的。

这个故事的每种版本都说，埃德加多进入慕道之家时，很想学习有关新宗教的一切。大部分版本都提到埃德加多带着疑惑盯着悲伤圣母像，这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他前往罗马途中。另外一些版本认为这是在他到达慕道之家以后才发生的。其中一个版本说，埃德加多询问画中那个悲伤的女人是谁，她为什么哭泣。院长回答说，她是最圣洁的女人，耶稣基督的母亲，她是在为拒绝成为基督徒的犹太人哭泣，为所有的罪人哭泣。

“那她也在为我哭泣。”小男孩回答说。

“不，”院长回答说，“因为你是基督徒，你没事。”

“啊，那么，”他说，“她是在为我的爸爸妈妈哭泣。”

在世纪之交为教宗庇护九世写传记的波兰主教约瑟夫·佩尔扎描述了父亲和儿子之间的史诗般的战斗。佩尔扎说，小男孩到达罗马之后不久，第一次访问教宗，改宗之念就更加强大了。庇护九世“激动地把他搂在怀里，在他的额头上划出了神圣的十字”。在属灵上得到了加强，这个孩子现在可以毫无恐惧地面对他的父亲。

第一次看见他儿子时，主教说，摩莫洛“泪如雨下，紧紧地把孩子抱在怀里，不断地重复说，他要是不回家，家里每一个人都不好过。孩子脸变得煞白，他也流泪了，但他很坚定。过了一会儿，他问：‘你为什么要哭呢？你看，我在这儿好好的。’”尽管父亲告诉儿子说他这样不行，但孩子还是不愿意屈服。事实上，摩莫洛离开时，埃德加多觉得他父亲有希望看到光明，也改宗基督教。佩尔扎补充说，在这方面，“他会一直失望的”。

佩尔扎描述埃德加多第一次和父亲会面的情景，和《新约》中的一个情节有神秘的相似之处，这种相似之处并不是偶然。在《路加福音》（2：41—50）中，十二岁的耶稣离开父母的家，跑到了耶路撒冷的圣殿。他的父母到处找他，找了三天，才发现他在圣殿，正和一些法律学者激烈地讨论神学问题。他的母亲说：“我儿！为什么要这样？看哪！你父亲和我多么担心！”耶稣说：“为什么要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亲的家里吗？”据路加讲，耶稣的父母听不懂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75]

法语读者当时能够通过《宇宙报》来读到摩莫洛和儿子戏剧化的会面，这是天主教保守主义和主张保持教宗的世俗权力的人的喉舌，发行人是坚定捍卫教宗权力的路易·弗约，他是教外人士，本人还是一个由新教改宗而来的改宗者。弗约为莫尔塔拉案写了几百页文字，而且，他不久还会在罗马亲眼见到这个著名的男孩。

一八五八年，该报登载了一篇自称目击者的人看见的摩莫洛第一次来到慕道之家的情形：

我们对这个男人见到他的儿子的第一印象最为生动。他起初完全失去了理智。但不久后，他就把孩子抱在怀里，四处亲吻他，抚摸他，流着眼泪告诉他，他和他妈妈的愿望就是让他回到他自己的家，告诉他全家都经受着无法忍受的痛苦。末了，由于这么强烈的父亲的爱和痛苦的影响，小男孩也开始落泪了。[76]

另一则天主教的记录说，有人问这个小男孩，为什么他父亲来访的时候他说话不多。埃德加多回答说，每次他想说话时，他的声音就开始发抖，他就开始哭，因为他能看得出他说的话让他爸爸感到难过。孩子看见了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对他的爱，“但是希望变成基督徒的愿望压倒了这份爱。”

同一个作者还说，有一天，斯卡佐其奥陪着摩莫洛来到慕道之家，他们离开时，斯卡佐其奥靠过来，亲了埃德加多一下。这种不受欢迎的亲近行为，令六岁的埃德加多感到恶心，斯卡佐其奥出门后，他说：“如果那个人再和我爸爸一起来，还要亲我，我就拿出圣母像，告诉他让他亲圣母像！”[77]

根据这些记录，每当摩莫洛访问慕道之家时，埃德加多一心想让他的父亲改宗。重要的亲教会报纸《文明与宗教的和谐》（简称《和谐》）发表了一篇名为《小基督徒莫尔塔拉》的故事。故事说埃德加多感到“无比幸福”。这个小男孩的转变真是奇迹。他进入慕道之家时，一个念头“已经镌刻在他的额头上，更镌刻在他的心头——通过受洗他获得了独一无二的天佑，他的父母因为是犹太人、并且希望继续做犹太人而承受巨大不幸”。

在这类得救故事中，埃德加多听说他将再次见到他父亲时，他很高兴，因为“他希望能够让他的父亲改宗，让他变成和他自己一样的基督徒”。当他们见面之后，埃德加多发现尽管他竭力请求，他父亲还是十分顽固地坚持自己的宗教，这个孩子禁不住大哭起来。

《和谐》还刊登了慕道之家一个见证人的话，声称这个小男孩在以令人惊叹的速度转变着。“几天之内，他就完全学会了《教义问答》，能完整准确地表达信仰。他总是告诉院长和其他和他交谈的人，犹太人没有神坛，没有圣母，没有教宗，他希望每个人都知道，犹太人不是基督徒。他宣布，他要让犹太人改宗过来，他感觉到上帝的恩泽。”

这个孩子是个神童：“教宗想见他，被他迷住了。这个孩子祝福那个为他洗礼并且从此为他打开通向天主教大门的女仆。”有人问他知不知道耶稣是谁，他的脸羞得通红——他这是为他的祖先感到羞耻，他回答说，“耶稣是人类的大救星，犹太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了。”这份天主教报纸不可置信地问道：“他们想把这么一个满怀信仰的孩子送还到隔都里去？”[78]

这类报道从罗马不断地流传出来，整个欧洲的天主教报纸都在响应，与当时争取释放埃德加多的运动相对立。孩子真的脱胎换骨了吗？摩莫洛和玛丽安娜愤怒地斥责天主教报纸讲的都是无耻的谎言，但是，一些同盟，包括参加过摩莫洛和埃德加多几次有争议的会面的斯卡佐其奥，都说不准现在孩子的心究竟是向着哪一方了。

在欧洲自由派看来，教会讲的故事有个致命的漏洞：从表面上看，它是荒谬的。一八五九年在布鲁塞尔发表的一个小册子谴责教会绑架埃德加多，并描述了它所相信的事情经过以及一份比利时天主教报纸发表的事件经过：

“他的父亲跟随他到了罗马，父亲得到许可去看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再也不愿意和他分开了。孩子害怕，他想见他的母亲和姐妹们。他说，如果有必要的话，他要连夜赶路去见她们。他想走，但教会的司铎不让他走。”教会又进行反击。“喜剧开始了，目的是掩盖一个丑闻：据说这孩子感觉到一种无法抵抗的召唤。他哭了，他脱离父亲的怀抱，脱离母亲，而是跪在十字架脚下，呼唤圣母。他想再次受洗。他想为所有的犹太人施洗。他想成为一个传道人，这样他就可以让他们改宗。一个才六岁半的孩子！”

哪一方在撒谎，哪一方在讲真话，这是显而易见的：

一个是想让犹太人改宗的孩童使徒的奇迹，一个是不停地要他的母亲和姐妹的哭泣的孩子，我们没有什么可犹疑不决的。抛开欺骗的表象，真相显而易见。让天性说话（这个年龄的孩子只能凭天性说话），我们的信念是无法改变的。但凡爱他们的孩子的人都会相信《独立报》上发表的故事。[79]

为教会辩护的人似乎不明白，在很多人眼里，他们讲的故事实在是太好了，好得完全不可信。关于埃德加多绑架最有影响的教会文章发表在《天主教文明》一八五八年十一月号上，后来欧洲的天主教报纸都登载了节选，这篇文章复述了小男孩一踏进慕道之家门槛就发生了的奇迹般的变化。洗礼深深影响了孩子：

“他比一般不满七岁的孩子思维更敏锐，更有理解力。”进入慕道之家，“他感到奇妙的幸福。他说他只想做一个基督徒，再也不想要任何别的身份了……至于他对他父母的态度，变化立竿见影。”他恳求慕道之家院长不要让他父母把他带走：“他乞求自己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里长大，这样可以避免在他父母家里极有可能出现的诱惑甚至暴力。”

这个故事突出了天主教叙述的中心主题：埃德加多有了一个新的父亲——“我受洗了，”他说，“我受洗了，我的父亲是教宗。”[80]他有一个新母亲，童贞圣母，和一个新的家庭，“伟大的天主教家庭”。

另一份天主教关于埃德加多与他的父亲最初几次见面的记述写道，“他的父亲提醒他摩西十诫里的第四诫，就是他必须听他父母的话，回家去。‘我会听话的，’埃德加多回答说，‘我全听圣父的。他在那儿，’他指着当任教宗的半身雕像。”后来，看见一件摊开的修女袍，他知道那是另一个也刚刚进入慕道之家的新改宗的小男孩的妈妈的，他沉吟半晌，然后充满渴望地说：“啊，要是我妈妈也穿上修女袍该有多好啊！”[81]

如果埃德加多确实和他爸爸说过自己不想跟他回家、他现在把教宗当作他真正的父亲、要把终身献给劝说犹太人改宗这类话，摩莫洛不可能完全没有印象。摩莫洛自己对和儿子会面的印象完全不同于天主教媒体的报道，他最关心的不是他儿子的忠诚所向或所谓改宗，而是他在要求教会释放埃德加多时所面临的重重障碍。

九月初，见过埃德加多几次以后，摩莫洛接到了更多的坏消息。罗马犹太社区的专家们为教宗准备了一份简报，引用二十位专家的话，来说服教宗允许埃德加多回到自己的家中。九月七号，犹太社区的代表团向红衣主教安东内利递交了这份简报。令他们吃惊的是，教宗国务秘书还没有读简报，就告诉他们不要期待有什么正面答复。第二天，代表团在写给巴黎的罗斯柴尔德男爵的信中说：“主教大人的反应表明此事基本无望。”[82]

几天以后，来了另一重打击，摩莫洛收到一封来自博洛尼亚的信，写信人是玛丽安娜的哥哥安吉洛·帕多瓦尼和妹夫安吉洛·莫斯卡托。他们不能再等了，他们说，“我们一直不想让你更伤心，但是，我们觉得我们不该再耽搁下去，我们觉得你只有回到这里才能补救一些事情。”他们告诉他，他的生意因为他长期不在家而近乎破产，他们还警告他，“如果你不马上回来，你和你的家庭就都毁了。趁还有时间，赶紧回来吧，一点儿都不能耽搁了，赶紧回来。”

坏事还不止这些。他们写道，尽管给他增加痛苦令他们心碎，他们觉得还是有责任告诉他，玛丽安娜——

自从埃德加多被带走以后，她的身体就一直不好，现在更是病入膏肓了。她能写信的时候，她一直强迫自己写得轻一些，这样你就不会被她写的情况吓着，你不会因为心里难受而分散精力，你在那里太需要集中精力了。但是，我们不能继续维持这种假象，因为我们如果继续隐瞒，等你回来时，你会发现她的身体情况如此糟糕，你将加倍地痛苦。

你知道能够让她起死回生的唯一办法就是你能把儿子带回来的好消息！啊，要是你能发个这样的电报，你肯定就能看到她马上痊愈了。

帕多瓦尼和莫斯卡托知道摩莫洛答应了埃德加多，他不接回埃德加多就不离开罗马，也知道要摩莫洛食言会令他痛苦万分，他们补充说：“向你儿子保证，你只是暂时离开罗马，你会尽快回来，把他带回家。”他们还说，摩莫洛可以这样安慰埃德加多，他爸爸不在罗马的时候，犹太社区的其他成员，如斯卡佐其奥，得到了许可，可以去看他。[83]

摩莫洛待不下去了，他马上乘坐马车回博洛尼亚。他只能把埃德加多留在身后了。九月二十五日，回到博洛尼亚以后，摩莫洛给罗马的斯卡佐其奥写信。这封信揭示了一个男人的心，他深深地陷入悲伤，但他既不哀怨，又没有充满愤怒。一个温情的父亲和忠心耿耿的丈夫，仍然希望教宗会释放他的儿子：

我带着破碎的心离开了罗马，一路还算顺利，我回到了我可怜的家庭。不幸的是，我发现他们境况凄凉，我的生意也一片混乱。我会尽力打点生意，至于我妻子，目前看来还是无望痊愈。除了儿子的消息她什么都不听，除了儿子她什么都不要，他不回来，她就不得安宁，也不能康复。对此，我有绝对的信心，我相信教宗的正义感，相信我们已经提供的材料十分有说服力，我们马上会寄出的新材料也会很有说服力，正如常人所说的，是板上钉钉的事。托上帝的旨意，我的观点马上就会得到证明了。

摩莫洛还有另外一件担忧的事，玛丽安娜以前奶水很好，现在因为心情抑郁，奶水干了，小伊梅尔达就受罪了。即使他们头一年没有经历过一个男婴的夭亡，他们也会担心伊梅尔达的健康，因为在他们生活的时代，四分之一的婴儿会在一岁之前夭亡，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替代母乳——

眼下，我还是心有安慰，尽管我妻子受了很多罪，而且她还在继续受罪，我希望上天不会让我的小女儿受罪，我希望上天降奇迹保佑她健康成长。不过，为了让我们不要失去这个小东西，医生建议我们不要继续给她喂奶，这奶早就不健康了，对孩子不好。一个星期以内，尽管我们不情愿这么做，我们还是得给她断奶。然后我们就要等着看她会怎么样了。

摩莫洛像约伯那样说：“啊！我亲爱的秘书先生，不幸的是，祸不单行，一桩不幸，又带来一百桩不幸啊！”

“我热切地祈祷，”他写道，“祈祷你会经常去看我心爱的儿子，为我不停地亲吻他，尽力安慰他，告诉他我会竭尽全力把他接回来，把他带回我和他母亲、他的兄弟、他的姐妹身边。”

第八章　教宗庇护九世

埃德加多的新父亲庇护九世可算是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教宗。他的任期是一八四六至一八七八年，这是从彼得本人以来最长的教宗任期，但这仅仅是因为人口统计上的原因：他担任教宗的时候比较年轻，寿命也比较长。但他在位那些年面临着一个分水岭，一个艰难的转折：从既有世俗权力又是精神领袖的中世纪教宗，转变为一个既没有军队也没有国家的教宗。但是，这种转变不是因为教宗的努力，而是因为教宗的无能为力。

乔瓦尼·玛利亚·马斯塔伊—费雷蒂一七九二年生于安科纳附近的塞尼卡利亚，是九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父亲是一名伯爵。当时的贵族家庭通常会让小儿子献身于教会，而马斯塔伊似乎格外适合。他从小就表现出一种属灵的特质，十五岁时，有了第一次癫痫发作，这也更加坚定了他的家庭准备把他交给教会的决心。马斯塔伊一直不是一个好学生，拿破仑战争和法国占领所带来的混乱也干扰了他的学业。即使是同情他的传记作家罗杰·奥伯特也说，这位未来的教宗所受的教育有限，“在历史、教会法甚至神学上，他的理解永远是肤浅的。”[84]一八一九年，尽管有癫痫发作，马斯塔伊—费雷蒂还是得到了教会批准而成为神父，限制条件是他不能单独主持弥撒，必须有一位神职人员协助才行。

在有些方面，马斯塔伊—费雷蒂和米歇尔·维亚勒—普雷拉很相似。两个人都出生于省内的贵族家庭，都排行靠后，都和教会官僚阶层有亲戚关系。马斯塔伊—费雷蒂有个叔叔是主教，另一位是圣彼得大教堂的教士。未来的庇护九世只当了几年神父，就被提拔进了教宗的外交使团，一八二三年被派驻智利两年。不过，和维亚勒—普雷拉不同，他的性情和能力都不是特别适合外交，所以，四年后，当被任命为教宗国内的斯波莱托的大主教时，他无疑是非常高兴的，这一年他刚刚三十五岁，离他成为神父才过去八年时间。五年之后，他又成为伊莫拉的大主教，伊莫拉与博洛尼亚相距不远。一八四五年，他成为教宗之前一年，已经是红衣主教的马斯塔伊—费雷蒂替代他的邻居，费拉拉的大主教，给一个犹太青年撒母耳·科恩举行了庄严洗礼。[85]

一八四六年六月一日，教宗格雷戈里十六世在位十五年后去世，民众希望接任这位落后的教宗的下一位教宗更开明一些，更有可能接受横扫欧洲的新浪潮，脱离独裁者和贵族的旧政权，转向建立在宪法和政教分离基础上的民族国家。经过短暂的审议，仅仅两个星期以后，伊莫拉的主教乔万尼·玛利亚·马斯塔伊—费雷蒂红衣主教被选为教宗，命名庇护，以纪念庇护七世。他年轻时就在罗马结识了庇护七世。一八〇九年，庇护七世被拿破仑流放，五年后科西嘉陷落，他又活着回来，成为教宗国的统治者。

教宗国的民众起初把教宗庇护九世看作他们梦寐以求的大救星。在他上台之初的十八个月，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踏上了改革之路。他宣布了一次大赦，释放了一千名政治犯；他任命有名的自由派红衣主教帕斯夸莱·吉齐为他的第一任国务秘书；他组织委员会来研究经济、司法和福利改革；他也放松了新闻检查；他还主张使用煤气街灯和扩建铁路网。改革运动还波及了犹太人。他成立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委员会，调查隔都状况。根据这个委员会的报告，他作出了很多改变，废除了人们痛恨的强制宣教，允许富有的隔都居民提出申请，获得搬到隔都外居住的许可。[86]

博洛尼亚的反应很典型。教宗宣布大赦之后，热情的群众在城里的街道上游行，举着白色的旗帜和火把，赞美教宗。鲜花和花环装点着全城的廊柱，上面张贴着教宗的赦免令，市中心随处出现的教宗肖像也被戴上了王冠。[87]

这一切没持续多久。面对一八四八年初席卷整个欧洲的革命，整个欧洲大陆的统治者不得不作出艰难选择：要么颁布宪法，把他们的臣民变成拥有权利的公民，要么就只好逃亡。庇护九世是一个改革者，他认为旧制度已经腐化，需要改革，但他远远不是一个民主派。不过，继撒丁王国和两西西里王国于一八四八年二月颁布宪法以后，教宗也被迫于一八四八年三月在罗马颁布了宪法。

在意大利，反专制的起义还有另一个目标：把外国人从半岛上驱逐出去，结束外族统治。三月，维也纳爆发革命，梅特涅逃亡以后，赶走奥地利人、宣布意大利是意大利人的时机似乎到来了。新时代曙光初现，这一前景令许多人感到震撼，他们认为教宗有可能成为一个新政治联盟的教父。

但是，一八四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就在宣布将罗马隔都的大门拆除仅仅十二天之后，教宗又发布了一道训令，谴责意大利民族主义者，拒绝承认复兴运动，并宣布教宗国永远不会参加将奥地利军队逐出意大利的战争。那些曾经认为庇护九世是一个即将把人民带入新时代的人目瞪口呆。新政府各位部长都以辞职抗议，瘫痪的政府中温和民族主义者让位给了共和主义者，后者一向认为教宗的世俗权力是不合时宜的，不适合现代民族国家。

尽管庇护九世实施了一些改革，他仍然受到那个时代天主教思维方式的局限，认为文明就等于基督教，借用历史学家乔万尼·米科利的说法，即“真正的文明就是在中世纪欧洲诞生和发展的文明”。教宗相信传统、等级制度和秩序。他害怕未知的东西，对新事物心怀警惕。像教会中的其他人一样，教宗认为启蒙运动尤其是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变化是对合理秩序的一种威胁，实际上，是魔鬼的作为。教会的责任是阻止这种向世俗化的转变，防止人们挑战传统的权威。[88]

教宗在四月底谴责民族主义者后，公众舆论转而反对他，他对罗马以及其余领土的控制陡然削弱。他曾经有过短暂的希望，以为将很有才干的佩莱格里诺·罗西任命为总理执事，可以重新巩固教宗的权力，但这些希望血腥地破灭了：十一月十五日，罗西进入国会大厦时，暗杀者割断了他的喉咙。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要求民主改革、对奥地利开战，教宗担心生命有虞，穿上普通教士的衣袍，用墨镜遮挡面孔，逃出了圣城。这发生在十一月二十四日晚间。他跨过国界，进入两西西里王国，在加埃塔要塞暂时栖身。这是教宗一生中不太光彩的时刻。即使是那些后来希望将他追封为圣徒的人，也认为逃往加埃塔是“他任教宗期间最悲伤、最不光彩的时刻之一”。[89]

十二月，加里波第率领他的志愿军进入罗马，热情的群众聚集在广场上，充满了对共和国成立的期待。一八四九年一月，教宗宣布，凡是想颠覆教宗世俗统治的人都会被逐出教会；二月，制宪大会宣布结束教宗的世俗统治，建立罗马共和国。宪法中有一条就是赋予所有人平等权利。犹太人又一次得到解放，尽管为期不长。[90]

于是教宗号召天主教国家奥地利、法国、西班牙和两西西里王国派兵恢复教宗统治。七月三日，法国军队开进罗马，打败了短命的罗马共和国的军队，为教宗夺回了圣城。与此同时，奥地利军队也在半岛其他地区长驱直入，重新恢复了旧制度。一年之后，教宗觉得可以安全回到罗马，不过，他受到了冷遇。教宗早期因为进行某些改革获得的拥戴现在已经消失殆尽。他眼前面临的任务是重新确立教宗的威望和权力。一八四八年引进的改革被废除了，有限宪法政府的实验结束了，在法国军队和奥地利军队的保护下，教宗勉强恢复秩序。

这场战斗不仅涉及警察、士兵和法庭，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展开了战斗。正确的天主教价值观必须更加深入地扎根于人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庇护九世转向耶稣会士，不久，红衣主教维亚勒—普雷拉也会在博洛尼亚模仿教宗的榜样。

一个年轻的那不勒斯耶稣会修士卡罗·库尔奇提出在意大利发行一份旨在评论时事的耶稣会双月刊，教宗很赞赏这个主意。过去，教会没有必要发行针对教外民众的出版物，但是，随着批判性的大众媒体的兴起，教会需要有反对自由宣传、弘扬基督教思想的途径。耶稣会会长反对出版刊物，认为这违背了耶稣会的守则，但教宗对他的抗议置之不理。庇护九世热情支持卡罗·库尔奇修士，一八五〇年，《天主教文明》杂志创刊。它很快成为教宗的非官方喉舌刊物。[91]

作为一个有强烈宗教信念的人，教宗认为法国军队打败叛军是上帝的作为。他认识到，作为行政长官和外交官，他失败了，于是，在重新确立对教宗国的统治时，他转向了红衣主教贾科莫·安东内利。事实上，很多教宗国的臣民都认为该怪罪安东内利。一八四九年教宗在加埃塔流亡时，任命安东内利为他的国务秘书。

安东内利的二十七年政治生涯，差不多和教宗本人的仕途一样杰出。政策受人争议，丑闻亦不断。这一点上他和教宗颇不同，教宗虽然可以说是暴躁易怒，但绝对不腐败。红衣主教安东内利能够掌权那么久，在很多人看来就是明证，说明这个狡猾的国务秘书蒙蔽了教宗。不仅仅是大批信众，还有很多红衣主教都不愿意怀疑教宗的仁慈。

贾科莫·安东内利一八〇六年出生于教宗国南端、靠近两西西里王国的一个富裕家庭。他的父亲为一户大地主管理财产而发了财，这个大地主在一八〇七年被土匪绑架，花了一大笔赎金才被释放，由此对自己的老家产生了极大厌恶，搬到了罗马。多梅尼科·安东内利有五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大儿子是要继承家业的，贾科莫则准备进入教会任职。他如流星一般升迁，年仅四十就任红衣主教。不过，安东内利一直不是神父。那个时候，富裕或贵族人家的成员，进入必然升至高级外交职务的教会，但对宗教或教区事务兴趣缺乏，因而并不需要被任命为神父，他就是这类人中最后的成员之一。[92]

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的经历给安东内利留下了创伤，给教宗也留下了创伤。安东内利得出结论：只有重新采取专制手段，与奥地利建立紧密同盟，教宗统治才能继续。安东内利击败了许多批评者，成功掌控了教宗国的内政和外交，任何部长都无法擅自作出任何决策。

庇护九世和他的国务秘书一起重建了教宗国。叛乱慢慢平息，针对教会官员的暗杀活动变得不那么频繁，经济环境也开始改善。一八五一年至一八五七年间，教宗重新获得了支持和声望，人们又拥护起这个圣人般的、脾气温和的领袖人物。

庇护九世在应该严厉的时候也是毫不含糊的。例如，一八五五年六月的一天，红衣主教安东内利走下梵蒂冈皇宫的台阶时，他注意到有个年轻人在下面等候着。这位紧张的暗杀者挥舞着大切肉叉，还没有碰到暗杀目标就被教宗警察制服了。此人是安东尼奥·德·菲利奇，三十五岁的罗马制帽匠，当局早就知道他经常和共和党人和烧炭党人往来。德·菲利奇受到审判，被判有罪，并被判处死刑。尽管国务秘书请求将死刑改为终身监禁，教宗却一定要拿他杀鸡儆猴，于是，七月十日，德·菲利奇被斩首。[93]

英国驻梵蒂冈代表奥多·罗素写于一八六〇年一月的秘密报告生动地描述了安东内利激起的仇恨。罗素写道，尽管安东内利负责梵蒂冈外交事务，他却从来没有出过意大利，“对其他国家也只有很肤浅的了解”。但是，罗素也观察到，尽管他所受的教育不高，但他“勤劳的工作习惯、有逻辑的头脑、投人所好的礼貌、生动的谈话”足以弥补他教育上的不足。罗素总结道，红衣主教“完全控制住了性情温和但缺乏头脑的教宗”。

根据这位英国外交官的讲述，自从安东内利和教宗从流放地加埃塔回来之后，“他就是人们仇恨的对象……他的年少气盛激怒了罗马教廷枢机主教团那些尊贵的成员；他的卑微出身激怒了贵族家庭；他的坚定，令自由党派怒火中烧；他的主宰地位又令所有人嫉妒万分。”除此之外，关于他热爱钱财和乱搞关系的故事也是四处流传。他安排他的哥哥当了教宗国银行的行长，英国代表说，兄弟二人一起“大赚了一笔”。[94]

近代历史学家对这位国务秘书评价也不高。最典型的是德里克·霍尔姆斯的评论，他描述道：“安东内利既没有原则，又没有智慧……他没有任何政治和神学的见地，只凭贪婪的本能行事。他利用他的职位为自己和家人谋取了巨额财富。”这还不是全部，人们还说他有个情妇。他死后，有一桩案件令已焦头烂额的教会大为尴尬，一名女子在一家意大利法庭提出上诉，声称她是安东内利的私生女，应该得到部分财产。[95]他的财产一点儿都没有留给教会，也没有留给任何一个他为之担任主教保护人的教会组织，这些足以证实人们关于他贪婪、不虔诚的看法。[96]

当时的罗马人就认为，一个好教宗配上了一个坏国务秘书，后来的历史学家也形成了一种看法，这两种看法之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霍尔姆斯描绘了一个虔诚、道德观强烈的教宗，尽管他也有缺点，比如说，脾气火爆，但他仍然被说成是“一个拥有真正的虔诚、对上帝抱有安详的信心的人”。他每天花很多时间祈祷，他是“吸引力，有同情心，聪明机智”。为了证明这一点，霍尔姆斯描述了他和一群英国圣公会神职人员见面的情景，他为他们祝福，沿用了弥撒中祝福焚香时的一段经文，用了这句话：“愿上帝祝福你，你为了上帝的名义而燃烧。”[97]

二十世纪初的一个不那么宽容的历史学家认为，教宗之所以有温和、仁慈的形象，是因为他的嘴唇因为癫痫而不停颤抖，是癫痫使他的脸上不时掠过微笑。不过，和这个历史学家对安东内利的描写相比，他对教宗的看法完全算得上是偶像崇拜了。他描述国务秘书“面相丑陋，但很坦率……他从来不做弥撒，也不听忏悔。他冷漠，自我中心，是一个阴谋家”。[98]

将红衣主教打造成魔鬼，将教宗描绘成圣人，这种做法尽管历史悠久，却只是模糊而不是清晰地揭示了这两个人的特点和他们所起的历史作用。即使那些对教宗持正面观点的历史学家，也记录了一些他不那么吸引人的特质。写过差不多相当于教会官方版本的教宗传记的罗杰·奥伯特，也指出教宗的性格首先是感情用事、易于冲动，经常被人说成有易怒和情绪突然大起大落的倾向。他非常在意人们是不是对他轻慢，据说他经常用愤怒的叫喊吓唬来访的人，说出一些后来自己都会后悔的话。近些年，即使是那些主张将教宗称为圣人的人也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人们惹他生气时，他会嘲弄他们，表现出一种尖刻的机智，有时候给人留下对教宗很不利的印象。[99]

尽管如此，奥伯特描绘的还是一个坚定而有原则的教会领袖的形象。他的传记作者说，庇护九世唯一的雄心就是为教会服务，一种建立在深刻的、无法动摇的信仰基础上的责任担当。通过他富有韵律的声音、善意的微笑、日复一日地接见排成长队的访客，给每一个人他的全部注意力，教宗给人的印象是一个笃信宗教、关爱世人的人。虽然在处理国家事务时他有可能举棋不定，但当事关他教士的身份、当教会的法令受到攻击时，他则非常坚决，毫无变通，而莫尔塔拉案件，正好具备这两个元素。[100]

在另一个极端，一个非正统的瑞士神父和学者奥古斯特·哈斯勒，研究教宗永远正确的原则是如何在庇护九世的指导下正式形成的，在这项更接近现代的研究中，哈斯勒很少关注教宗的温和性格和坚定信仰。哈斯勒勾勒出一个轻信、迷信和心胸狭窄的偏执分子的不良形象。他对教宗的智商也没有什么好评。他引用了一封马斯塔伊—费雷蒂写给教宗利奥七世的信，信中，三十三岁的未来教宗抱怨说，因为他早年的癫痫发作，他“记忆力很差，不能在任何事上集中足够注意力，总是担心思路会变得一团混乱”。哈斯勒认为，认识庇护九世的人都认为他“轻信、反复无常、冲动、不可预见”。[101]

无论我们选择相信哪一方，很明显，红衣主教安东内利让教宗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的能力还是有限的。教宗对教宗国的政务和外交兴趣缺乏，在这些领域，他任凭他信任的国务秘书去处理，但在他感兴趣的问题上，他也有自己的坚持。教会如今记得并尊敬庇护九世的那些事迹，都体现了他在教义问题上毫不妥协的立场。有两件事最为突出：一八五四年，宣布圣母无罪成胎说是一条教义；一八七〇年，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以及他所发表的教宗永远正确的宣言。在后面这件事上，安东内利显然有所顾忌，他很准确地预见到，宣布教宗永远正确，会在整个欧洲外交上起破坏作用。庇护九世用这句话告诉他不必疑虑：“圣母就在我身边。”[102]

教宗依旧认为自己对犹太人是慈悲为怀的，但这种慈悲并不一定真实，他强烈地相信基督教的优越性，相信犹太人因为谋杀耶稣的历史而受到神的惩罚，相信犹太人自己的宗教信仰和行为是有害的。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的事件，更使庇护九世反对宗教自由的观念。他坚持天主教国家的原则，在这个国家里，任何其他宗教就算不加禁止，也都必须带着怀疑的态度去看待，密切规范。[103]这项原则不仅适用于犹太人，也适用于其他基督教派系。事实上，教宗对犹太人要比对新教徒更友好一些，因为犹太人对天主教会没有威胁，而新教徒对天主教有威胁。对那些抱怨犹太人在教宗国中受到了不好的待遇的人，教宗和为他辩护的人可以说，恰恰相反，犹太人有特权待遇，他们可以有自己的犹太会堂，可以不受打扰地实践他们的宗教。新教徒就没有这样的自由，罗马城里没有新教教堂，只有在城外有一个用谷仓改建的新教教堂，供外交人员和其他外国人使用。教宗警察站在门口，确保本地人不能进入。[104]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教宗不仅抗拒要求给予犹太人平等权利的呼吁，还愤怒地谴责给予犹太人权利的其他意大利公国和大公国。当托斯卡纳恢复了大公的旧政权、新宪法宣布作废以后，教宗听说给予犹太人平等权利，包括上大学的权利的宪法条款依然有效，气得火冒三丈。[105]在一个专制政府正在让位于个人权利和宗教自由观念的时代，庇护九世仍然相信历史悠久的、神圣秩序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犹太人像客人一样，得益于教会的慈善，有那么一天，他们会看见光明，服膺真正的信仰。

第九章　声讨教宗

莫尔塔拉事件引起的轰动令庇护九世感到十分震惊。在位十二年来，尽管教宗承受过各种形式的语言攻击，甚至叛乱，但在和犹太人打交道方面，他从来没有遇到什么特别的困难。他顶多只需处理一份来自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信，信中抱怨了教宗国内对犹太人的某些限制。在庇护九世自己看来，他一直是犹太人的好朋友。

埃德加多事件始于博洛尼亚的宗教裁判官费莱蒂神父听到一份报告，说是城中一个基督徒仆人给一个犹太孩子秘密施洗。按照老规矩，费莱蒂于一八五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写信给罗马的宗教裁判所，请求得到许可继续进行调查。十一月九日，罗马回复了，通报了宗教裁判所的结论：

“今天的会议讨论了十月二十六日有关一个犹太小男孩受洗的信件，会议批准了谨慎地继续进行调查的建议。我们知道，你能够胜任……因此，你得到了继续调查的许可。我正式通知你，请你将此事尽快处理。”[106]

得到罗马批准以后，费莱蒂神父把安娜·莫里西召到了圣多米尼克大教堂。他的秘书准备了讯问的书面记录，把它寄回罗马的宗教裁判所，并要求采取行动。宗教裁判所给费莱蒂神父的回信显然被费莱蒂神父销毁了，销毁的时间当是埃德加多被抓一年之后，教宗的红衣主教特使逃出博洛尼亚、教宗政府被推翻的时候。

作为教宗，庇护九世是宗教裁判所的名誉所长，偶尔也参加它的会议。遇到重大案件时，作决定之前要征询教宗的意见。不过，当莫尔塔拉案件提交到宗教裁判所时，很可能被看成是一桩例行公事，只需按流程处理。由于这个案件涉及一个住在教宗国内的家庭，毫无疑问，宗教裁判官拥有执行决定的权力。教宗是不是参加了宗教裁判所讨论莫尔塔拉案件的会议，或者是否事先知会了他，我们无从得知。[107]

后来，欧洲媒体在关于教宗是否同意了的问题上发生了争论。如果他是在事后才听说了这件事，那么，他是否觉得宗教裁判所和博洛尼亚的宗教裁判官的行动是明智的。这并不仅仅是随意猜测或好奇心作祟：对莫尔塔拉一家和支持他们努力的其他犹太人来说，他们相信教宗最初毫不知情，因此他们才有信心，相信孩子终究会还给他们。摩莫洛·莫尔塔拉肯定是这样想的，至少在埃德加多被带走之后的头几个月是这样想的。他认为，这个善良的教宗听说博洛尼亚发生的事情后会非常震惊，等他知道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一定会妥善处理。

支持摩莫洛这种想法的最强有力证据，是撒丁王国驻巴黎大使维拉玛琳纳侯爵一八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写给都灵加富尔伯爵的信。侯爵描述了几个星期前法国驻教宗国大使德·格拉蒙公爵和教宗见面时的情景。在会上，伯爵警告教宗，如果他拒绝将埃德加多还给他的家人，将会在外交上导致严重后果。维拉玛琳纳根据他的信息来源说，教宗“对这件事大为不悦，他真心希望，要是能够避免这件事发生就好了。他说，他认为这件事是那个粗心的狂热分子红衣主教维亚勒·普雷拉的错”。据维拉玛琳纳说，教宗又补充道，“但现在我已经无能为力了，我只能代表教会做我不得不做的事情。”[108]

我们有可靠的理由怀疑这份记录的准确性。整个过程中，教宗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他认为自己是在支持一场正义的行动。我们对他的世界观的所有了解都告诉我们，和他的国务秘书不同，庇护九世将把埃德加多从他的家庭带走的决定看作是一种神圣的义务。在和法国大使会面时，教宗可能对发生这样的事情表达了遗憾，而格拉蒙误以为教宗如果事先知道宗教裁判官将埃德加多带走的命令，可能会采取不同的行动。教宗完全可能也提到了红衣主教维亚勒—普雷拉管理自己的新大主教区的热忱，让法国大使又作出另一个错误推理。但是，维亚勒—普雷拉的传教活动和庇护九世与自由主义的斗争是完全合拍的。[109]

差不多就在教宗会见法国大使的同一天，他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使我们能够更深刻地了解教宗的内心想法。写信的人恭恭敬敬地请求教宗把埃德加多还给他的家庭。庇护九世在信纸底部顺手写下了他的反应：“一个不懂得他的教义的……天主教徒的过失。”[110]

埃德加多被绑架几个星期之内，博洛尼亚犹太人发起的呼吁就在意大利被围困的犹太社区之外找到了乐于倾听的听众。从前，政府和非犹太人对犹太人所面临的问题都不曾表现出任何兴趣。[111]但是，到了一八五八年，国际局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关于教宗继续保持世俗权力、在欧洲中部继续保持神权国家是否明智的问题，争论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各路力量，从撒丁王国保守的国王维克多·伊曼纽尔二世和他的总理加富尔伯爵，到在伦敦流亡的革命民族主义者朱塞佩·马志尼，都在竭力削弱教宗统治。宗教自由、政教分离的启蒙主义观念四处传播，也越来越能够左右舆论，尽管影响的只是自由派精英。

但是，这些呼吁却令罗马的犹太协会的领袖们紧张万分。煽动公众舆论批评教宗的报刊文章使他们感到恐惧。当罗马的犹太社区集中精力准备给梵蒂冈的彬彬有礼的请愿书时，在其他地方，支持莫尔塔拉的人掀起了抗议浪潮，目的是迫使教宗释放埃德加多。

八月初，发生了一件带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激起国际性的抗议活动：撒丁王国所有犹太社区的代表在皮埃蒙特的亚历山德里亚召开了紧急会议。享受解放了犹太人的一八四八年法令所带来的利益的代表们，对他们的同族弟兄们被迫居住的教宗国发生的事件感到非常愤怒。他们认为，抓走埃德加多是对所有犹太人的冒犯，是一种他们再也无法忍受的倒退行为，他们也不相信教宗会自行归还埃德加多，于是，他们不仅寻求本国政府的帮助，也要寻求别国政府的帮助。

他们发给英国和法国的犹太社区的信，一开头就提到，他们发出的号召来自撒丁王国的犹太人，撒丁王国是整个意大利犹太人可以自由发言的唯一地区，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封信接着说：“正因如此，整个撒丁王国的主要犹太社区都团结起来，通过媒体抗议博洛尼亚发生的野蛮行为。”他们号召他们在法国和英国的犹太同胞们“把向自己国家的政府请愿作为自己的神圣义务”，并且表达他们的信念，相信各国随后的干预将一劳永逸地防止“罗马当局和任何其他政府，利用一个号称建立在人道主义和兄弟般的慈善的坚固基础上的宗教的名义，干扰犹太家庭的福祉和和平，而不受任何惩罚。”[112]

收到这封信后，法国的犹太社区给皇帝拿破仑三世准备了一份请愿书：“法国犹太人总议会恳求陛下帮助一个外国家庭，他们是一桩罪行的受害人，两个月前，这桩罪行就发生在我们光荣的国旗之下，发生在我们勇敢的士兵眼前。”法国犹太人称颂皇帝是被压迫者的领袖，请求他采取行动。他们说，尽管这件事发生在外国人身上，但是，这个孩子被困在罗马，而罗马处在法国军队保护下，这表明法国皇帝也被牵连上了。[113]

实际上，拿破仑三世已经从他住在博洛尼亚的表兄弟焦阿基诺·佩波利侯爵那里了解到情况。博洛尼亚、皮埃德蒙或法国的犹太人无法想象这次绑架事件对拿破仑三世以及世界历史的进程有多么深远的影响。

两年前，在巴黎会议上，加富尔伯爵曾经游说过要扩大撒丁王国的疆域，一部分以牺牲奥地利人以及与之结盟的公国为代价，另一部分则以教宗国为代价。没有外国的政治和军事协助，撒丁王国不可能吞并这些领土。法国皇帝同情意大利人，但不太愿意采取大胆的行动来帮助意大利，不仅是因为担心和奥地利交战的后果，也是因为其境内的天主教徒和法国议会成员都普遍支持教宗的世俗统治。

拿破仑三世觉得教宗政府已不合时宜，曾经劝说教宗实施现代化，但终是徒劳。一个犹太孩子被抓走并且关在罗马的消息令他十分愤怒。教宗能够把孩子扣在罗马，正是因为有法国军队的保护，这一点更令他怒火中烧。

在罗杰·奥伯特看来，正是莫尔塔拉案件促使法国皇帝最终站到教宗国的对立面。这一事件不仅坚定了他认为教宗统治已经过时的观念，而且也削弱了法国公众对教宗世俗权力的热情，使他能够更自由地行动。一八五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埃德加多被抓走不到一个月，拿破仑三世在普隆比耶尔秘密会见了加富尔。这是一次决定性的会面。他们一起制定了计划，准备将奥地利人赶出意大利，同时吞并教宗国四分之三的领土，包括博洛尼亚和罗马涅的其他地区，一直到撒丁王国。[114]不到一年之内，这个计划将如期执行。

莫尔塔拉一家寄希望于法国，尤其是法国皇帝。他们不仅认为法国对梵蒂冈有特殊影响，也认为法国作为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产儿，会更加同情他们：自然法和父亲的权利大于宗教权威。[115]八月在亚历山德里亚参加会议的皮埃德蒙的犹太人也相信自己的撒丁王国政府会同情莫尔塔拉一家。不过，他们也意识到他们的政府对教宗的影响很小——教宗一直怀疑国王维克多·伊曼纽尔二世和加富尔图谋不轨。相比之下，教宗却不敢轻易开罪拿破仑三世。

摩莫洛·莫尔塔拉在罗马头几次看望儿子时，犹太协会帮他起草了一封信，让他签名后寄给法国驻教宗国大使德·格拉蒙公爵。罗马犹太人一般并不情愿让外国政府卷入犹太人事件，而此事是例外。但是，它又符合他们所坚持的静悄悄的外交的策略：避开公众的眼睛，而且，更至关重要的，是避开报纸，目的是获取与梵蒂冈友好的政府的帮助。

写给格拉蒙的信说，前一天，即九月七日，犹太人给红衣主教安东内利递交了一份新报告，希望他转交给教宗。报告中是过去重要的教会人物的言论摘要，用来证明埃德加多应当被释放。另外，他们还再次提出释放孩子的要求。给公爵的信中附上了这两份报告，摩莫洛认为归还他的儿子是符合过去的教宗当局的裁决的。他说，这些裁决证明，“我儿子的所谓受洗应该宣布无效，他应该回到他的家庭，这两个多月来，我们的家庭经历着最残酷的煎熬。”

摩莫洛给法国大使的信开启了他夺回儿子这一艰难历程的新阶段。头一天，红衣主教安东内利接到摩莫洛的请求信，这封信是斯卡佐其奥和罗马的犹太协会所进行的活动的最高目标，摩莫洛曾经对它抱有莫大的希望。摩莫洛告诉大使，红衣主教对这封请求信的反应非常消极，“让我觉得我的请求根本没有希望……虽然他还是非常和善地接受了我们带来的文件，但他还是明确表示这次决定已经执行了，没有什么可以改变的，已经采取的行动是有效的，也不能推翻。”摩莫洛知道法国人对这一事件感兴趣，也对他们向梵蒂冈直接提出的要求感到绝望，他想把最新的消息告诉法国大使，希望法国人能够办成犹太人没有办成的事情。[116]

莫尔塔拉寻求外国援助有两个动机，一个是促使政府采取行动，另一个则是更传统的方法。意大利的犹太人一碰到需要和教宗打交道的事情，都习惯去找罗斯柴尔德家族帮忙。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银行帝国延伸到欧洲大部分地区，其家族成员管理着奥地利、德国、法国、英国、那不勒斯王国等等国家和地区的银行业务，对梵蒂冈来说，罗斯柴尔德家族是特别品种的犹太人。梵蒂冈常年都有财务困难，这些年来，经常靠向犹太银行家贷款来维持政府运转或者启动新项目。这种安排虽然财务上对双方都有利，但又令双方都觉得尴尬。对世界天主教领袖来说，一方面依赖犹太银行家，另一方面却又不允许他们辖区内的犹太人拥有财产或者从事职业活动，令他们感到羞辱。而且，按照天主教关于上帝惩罚犹太人、加冕罗马教会的神学，教宗需要借助犹太人才能避免破产，这又有削弱他们的信仰的危险。对犹太银行家来说，问题有所不同。他们提供的贷款维持着神权国家的运转，他们看起来就是在发“族难财”，他们发财是以他们的同族犹太人为代价的，是在延续一个压迫犹太人的政府的寿命。

到十九世纪中叶，罗斯柴尔德家族担任着犹太人和教宗之间的仁慈的中间人，他们认为，这样一来，他们向梵蒂冈贷款是情有可原的。博洛尼亚的大主教米歇尔·维亚勒—普雷拉，于一八四七年二月，他还在担任教宗驻维也纳的大使时，就曾经参与过这样一个回合。那时庇护九世刚刚成为教宗之后不久。所罗门·罗斯柴尔德男爵向维亚勒—普雷拉递交了一份对新教宗的请求，详细列举了罗马犹太人面临的种种困难。罗斯柴尔德特别抱怨了这些问题：犹太人被圈居在隔都之中，不允许在隔都之外拥有财产，禁止从事专业行业和其他很多行业，每年都要忍受十分屈辱的狂欢节仪式，他们每年必须缴纳的沉重赋税，他们被排除在罗马的医院之外，他们被迫参加强迫性的改宗讲道（到这时已经减到到一年四次），和其他类似负担。罗斯柴尔德要求维亚勒—普雷拉尽一切可能争取一次机会，让教宗听取他们的要求。维亚勒—普雷拉在写给当时的教宗国务秘书红衣主教吉齐的信中，表示自己并不想帮他们这个忙。但是，他确实把要求送到了罗马，而且这个要求显然有些作用，因为仅仅几天之后，吉齐就告诉维亚勒—普雷拉，教宗决定取消犹太人的公开狂欢节仪式，罗斯柴尔德其他一些要求都很快得到满足，其中包括不再强迫将犹太人关在隔都之中。[117]三年之后，伴随着罗马共和国的兴起和覆没，梵蒂冈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国分支的家长詹姆斯·罗斯柴尔德商讨一份巨额贷款。这一次，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利用这个机会要求改善教宗国犹太人的生活条件。但是，庇护九世已经不愿意作出任何这类让步，没有采取任何行动。[118]

面对梵蒂冈的强权，教宗国的犹太人别无他法，于是他们便将罗斯柴尔德家族当作他们在教宗面前的领袖。莫尔塔拉家和其他各地关注他们的案件的犹太人，都焦急地盼望着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他们代言。

他们不用等得太久。七月十七日，埃德加多被带走三个星期之后，詹姆斯·罗斯柴尔德从巴黎写信给教宗国务秘书安东内利：“我访问罗马期间，我经常有机会体会到你的公正和善良，因此，我今天才斗胆仰仗你的公正和善良为一个住在博洛尼亚的犹太人店主莫尔塔拉先生求情。”罗斯柴尔德首先简单地向安东内利复述了一下摩莫洛六岁的儿子被“以已经受洗的借口”而被强迫带走，然后继续讲述了摩莫洛是如何未能令他的儿子得到释放，他的绝望和“他的妻子的疾病，她差不多完全因为这件事发疯了”。罗斯柴尔德的信结尾处表达了他的希望，就是安东内利会帮助这个“不幸的父亲”重新得到他的儿子。[119]

一个月之后的八月二十四日，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英国分支也加入进来了，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也给安东内利发来了他的请求。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头一年刚刚成为英国国会的第一个犹太议员，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和詹姆斯不同，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从来没有见过红衣主教安东内利。他复述了一下他对这件事情经过的理解（他的理解不是很清晰），罗斯柴尔德写道：“我敢肯定，这件事要么仅仅是滥用权力，要么是一种教宗国政府不知内情的过分狂热，因为在我看来，阁下您公正的名声，能够保证这样一种将整个家庭陷于绝望的程序绝对不会得到容忍。”罗斯柴尔德请求红衣主教安东内利发动一场调查，然后采取适当的手段重新处理这桩不公案件。

在这封信的最后一段，罗斯柴尔德请国务秘书原谅他冒昧地为此事写信给他。他解释道，他决定写这封信，是因为他“从大陆不同地方收到了很多信，此外还收到了我最珍视的朋友的来信，”于是他“觉得有责任为此事祈请阁下，告诉您这个案件引起了多大的焦虑和关注。”[120]

收到这封信之后不久，安东内里准备了他字斟句酌的回复。他回答说，罗斯柴尔德陈列的事实，他“并非全不知情……从我来讲，我真心希望能够和你一样相信我的能力，但是，这件事并不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这件事本身也特别微妙，恕我不能如您所愿关注此事。”红衣主教补充道，“这里还可以提一下，自然的声音虽然很强有力，但宗教的神圣职责则更为强有力。”[121]

埃德加多被绑架的消息传遍了欧洲，并越过大洋传到了美国，整个西方的犹太人的委员会组织抗议、筹集资金，越来越多的政府表达他们的不悦，而教宗却依旧岿然不动。对庇护九世来说，这是个原则问题。

与此同时，由于引用教会法和教宗先例都无济于事，摩莫洛和他的朋友决定另辟蹊径。如果教堂不同意将一个受过洗的孩子还给他的犹太父母，那么，假如他们能够证明，这个孩子其实压根儿就没有受洗呢？

第十章　女仆艳事

九月中旬，摩莫洛收到连襟惊慌的请求信，匆匆回到博洛尼亚去挽救他的生意和他的妻子。离开罗马之前，他向教宗发出了最后一次上诉。这封信的口气显示了他的绝望。

这封信的日期是九月十九日，是直接发给教宗的，开头是这样的：

“摩莫洛·莫尔塔拉，拜跪在陛下您的脚下，向您敬告，从他的儿子被从他身边带走那一天开始，他看见的就是一重又一重的苦难。他离开博洛尼亚时丢下的生意烂摊子，在他离开之后更加混乱，现在终于完全破产。他被紧急召回博洛尼亚，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妻子身体欠安，也是因为上面所说的生意危机。他把他的最爱（亦即，他的儿子）留在了罗马，在痛苦中哭泣，在此，他斗胆从内心深处乞求陛下您，以您那人所共知的仁慈，在他回到罗马之前就抚慰他们最大的哀痛，至少把神圣的家庭的甜蜜归还给那些失去了一切的人们吧。”[122]

摩莫洛回到博洛尼亚以后，发现他妻子的情况不像他担心的那样糟糕，于是他试着重振生意，但又发现他根本无法集中注意力，一心只想把埃德加多要回来。九月底摩莫洛发给罗马的一系列信件，记录了摩莫洛和博洛尼亚的犹太人支持团体为了争取孩子释放而组织的一连串繁忙的活动。

摩莫洛在九月二十七日写给斯卡佐其奥的信中，提到他正忙着搜集不同的证明和证词，目的是为了增强他们的说服力。他不在罗马期间，希望斯卡佐其奥能够去看望埃德加多，听说斯卡佐其奥未能得到许可，他很难过，另外附上了一封带给红衣主教安东内利的请求，请国务秘书过问此事，让他能够继续得到他儿子的消息。

在那天写的第二封信中，摩莫洛说，他马上会给斯卡佐其奥发一些材料，这些材料会揭示安娜·莫里西的真相。摩莫洛还转达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新动向：他收到了一封信，一个住在里窝那的犹太人记述了他和一个住在罗马的朋友的谈话（意大利犹太人的关系网就是这样的）。摩莫洛说，根据这封信，“他们又给我心爱的儿子重新施洗了。”他请斯卡佐其奥查问这封信的底细，如果是真的，就要正式进行抗议。

在国际方面，摩莫洛的消息要稍微乐观一些。他刚刚听说，德国最重要的四十名拉比代表摩莫洛家庭向教宗发出了集体抗议。十天前，应英国方面索取更多细节的要求，他在博洛尼亚的朋友发出了一份关于此案的全面记录。全世界对这个来自博洛尼亚的犹太男孩的兴趣更大了。

摩莫洛信的结尾提醒斯卡佐其奥定期去看望埃德加多，然后向他报告他儿子的情况。但是，犹太协会的秘书在罗马没有这样的运气。九月二十九日，斯卡佐其奥给慕道之家的院长恩里科·萨拉写了一封信，抱怨他受到的令人屈辱的待遇，并且提到了那个令人不安的谣言：埃德加多最近在慕道之家受洗了。

斯卡佐其奥回忆道，九月二十三日，他按照摩莫洛的请求，去慕道之家看望埃德加多。他敲门后，院长走到窗前，告诉他，根据最近收到的新命令，他们不允许任何犹太人进入慕道之家。斯卡佐其奥告诉院长，“我写信给你，我觉得我不应该再次受到这种令人屈辱的冷遇，更令我难过的是，莫尔塔拉先生回家之前，和你达成了一项协议，他不在罗马期间，我可以来这里看望他的儿子，并时不时向他通报他儿子的近况。”

斯卡佐其奥然后把话题转向另一个更加令人不安的事件，“莫尔塔拉先生写信告诉我，他在博洛尼亚听说，他儿子最近按照通常的仪式受洗了。尽管这个消息在我看来不可信，尽管我也要告诉这个可怜的父亲这事不可能是真的，但是，他要求我直接询问您，为此，我还是请求您确认一下此事，这样我可以让这个可怜人不要有这么痛苦的担忧。”[123]

摩莫洛正在搜集、并且寄予厚望的证据，就是要质疑宗教裁判官和其他教会当局所持论点的事实基础。故事的核心是女仆安娜·莫里西。她是这次受洗的唯一证人。正是仅凭她一个人的证词，费莱蒂神父便下令把埃德加多带走。摩莫洛现在尽一切可能来削弱她的可信度，调查这次受洗活动中每一个可以调查的细节，试图证明，她的品格这么低劣，她这个人不值得信赖。

莫里西的故事中的关键人物是切萨雷·莱波里，街区杂货店主。她说，是他先建议她给孩子施洗，然后又告诉她如何施洗的。莱波里本来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店主，突然发现自己一下子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力，远远超出博洛尼亚之外。实际上，在整个教宗国，关注此事的人都觉得他是这次灾祸的根源。[124]

一八五八年，切萨雷·莱波里三十四岁，和他的妻子、他们四岁的女儿玛利亚、他三十二岁的单身弟弟拉斐尔和他七十二岁的鳏夫父亲弗兰科一起，住在离莫尔塔拉家不远的地方。他们一家都出生在博洛尼亚，在当地为人所知，和切萨雷的哥哥安东尼奥一起经营着家庭杂货店，安东尼奥和他的第二个妻子和两个孩子也住在附近。[125]

摩莫洛从罗马回来后，决定当面质疑切萨雷·莱波里。摩莫洛进入莱波里的小店时，一定很难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因为那个时候，他也认为这个年轻的小店主应当对降临在自己头上的灾祸负责。莱波里看见摩莫洛进门时，他自己肯定也非常紧张，因为此时离警察包围莫尔塔拉家那一夜已有三个月了，到这时候，他已经知道安娜·莫里西早就说出他是建议给埃德加多施洗的人。

下面事情发生的经过，最好的记录来自一个出人意料的来源：一个退休法官，也住在这个街区的天主教徒卡罗·马吉。十月六日，马吉在摩莫洛雇的一个博洛尼亚公证人面前记录并公证他的证词。然后，他的证词被送交给红衣主教安东内利，让教宗进行斟酌。摩莫洛抱有很大的希望：一旦教宗听到真实的事情经过，他会下令释放埃德加多。

马吉解释说：

因为我经常去吉尼奥咖啡馆，有些犹太人，包括莫尔塔拉也经常去那里，我有几次机会和他谈话，特别是有关他的小儿子，就是几个月前因为他已经受洗，而被政府下令带走的那个孩子。和这个话题有关，我也和莫尔塔拉谈及，据他以前的女仆尼娜（尼娜是安娜·莫里西的小名）所称，关于韦图里尼大道上开小店的店主切萨雷·莱波里的说法。她说，就是他告诉她去给莫尔塔拉的儿子施洗，而且教给她如何施洗，因为她告诉莱波里她不知道怎么施洗，他就教她了。

我们的谈话到此为止，星期二，十月五日，我八点钟去这家咖啡馆吃早饭。莫尔塔拉先生进来告诉我：“你听说了吗？上星期六我到莱波里的店里去了。切萨雷看见我后，打完招呼，然后问我的女仆尼娜怎么样了，我说，别在我面前提她的名字，这对他也有好处，因为她告诉人们是他让她给孩子施洗，而且还教她怎么做，这样就破坏了他的名声。听见这话，莱波里说这是谎言，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和那个年轻女人说过这事。”

听他这么说，我告诉莫尔塔拉，我觉得很难想象……莱波里矢口否认尼娜讲的故事之后会有什么后果。

为了说服这位退休法官，摩莫洛邀请他去莱波里的店，让他亲眼看看。摩莫洛本来就要去那儿，去取莱波里答应为他准备的书面报告。

于是，八点半左右，我和莫尔塔拉到了莱波里的小店，他和他的父亲和他们的店员在那里，我听见莫尔塔拉问莱波里，他上个星期六答应准备的文件好了没有。但是，莱波里回答说，他听取了一些建议，准备不写这份报告，因为这样一份私人文件没有什么价值。但是，他补充说，不管什么时候被传唤，他准备在任何机构面前作证，重复他上个星期六告诉莫尔塔拉的话语。我听见他补充了这句话：“我从来没有和尼娜谈到过你的儿子，更没有建议她给他施洗。”

马吉复述道，店主还补充说，他根本不可能教这个女孩如何给别人施洗，因为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施洗。

“【莱波里接着说】我上星期六告诉你的话，我现在可以重复，我将来也会一直重复，因为我是一个讲信义的人，我只讲毫无谎言的真话。莫尔塔拉，很对不起，早些时候没有人问我，询问这一切细节，如果尼娜告诉他们是我敦促她去做，而且还教她怎么做，他们自然应该来找我询问，因为他们如果早些找我谈话，那么他们早就该知道我现在告诉你的事情……当着这位先生的面【此处指着马吉】，明天我也会一样作证。亲爱的莫尔塔拉，只有一件事令我十分纳闷：如果尼娜确实做了她说的那些事，为什么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官方人士来找我？”

退休律师在他的记录的结尾说，他离开小店主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先前的怀疑是没有道理的；莱波里说的是实话。[126]

马吉的证词被加急送到罗马，十月十一日，斯卡佐其奥请一位罗马公证人给它作了公证，然后把它送达红衣主教安东内利，请他呈递给教宗。以摩莫洛的身份准备的信件，请求庇护九世阅读这份证词，因为它证明莫里西在洗礼这件事上撒谎了。[127]但是，它对那位年轻女子的可信度的攻击，大大超出了这点。她不仅被描绘成说谎者，而且还是一个荡妇，一个小偷。

博洛尼亚的公证人接待前法官到他的办公室录取证词之前几天，他的书房里挤了很多对这种环境不那么熟悉的女性。莫尔塔拉家和他们在博洛尼亚的朋友们听说了有关安娜·莫里西的闲言碎语，这些闲言碎语都是关于她的性生活的，如果这些是真的，将使她在教会眼里失去信誉，至少犹太人是这样希望的。结果，莫尔塔拉家的成员和他们的朋友就开始在左邻右舍中询问，他们是否看见过或者听见过安娜的秘密艳事。他们询问的是那些最可能知道详尽信息的人——本地女仆联络网，她们每天在上市场路上、在过道或街道上会面，交换关于她们的东家、邻居和互相之间的家长里短。

摩莫洛和玛丽安娜对这个话题也多少知道一些。一八五五年，安娜为他们工作三年之后，他们发现她怀孕了。当时的博洛尼亚，未婚女仆意外怀孕的事例并不罕见；实际上，女仆未婚先孕差不多算得上是一种职业风险。年轻的女仆常常发现自己在城市里孤身一人，他们的家庭远在内地，她们成为各种各样的男人的猎物，这些男人有的年轻，有的不那么年轻，有的已婚，有的未婚，有些人以结婚的许诺勾引她们，另一些人则干脆就强奸她们。未婚先孕的人中，一种常见的起因就是东家自己或者他们的儿子想猎艳。

在博洛尼亚，就像在意大利大部分地区一样，未婚女性身陷这种绝望处境时，有一个解脱方式：本地的育婴堂。博洛尼亚的育婴堂始建于几个世纪以前，人称“杂种窝”，它收养未婚女子的婴儿，这样既保护了这些女子的名声，又使她们的家庭免于蒙羞。把孩子交给育婴堂是非常机密的事情，因为只有高度保密，才能保护这位女子的名声。婴儿不是由他们的母亲带来的，因为母亲们急于隐藏自己的身份，而是由为她们接生的接生婆们带来的。

那些年间，不仅鼓励这些未婚先孕的女子把孩子交给育婴堂，而且还要求她们必须把孩子送去。在教宗国的官员们看来，留下一个这样的孩子，会让这个女子的家庭丢尽脸面，而且还使得这个年轻女子以后只能有罪恶的生活。这还不算所有的恶果，一个未婚女子抱着孩子的形象本身就是公开的丑闻。一个孩子在未婚母亲家里成长，连想一想这样的念头都是丑恶的。一个孩子被送进育婴堂以后，就会设法在乡下给他们找一个奶妈。[128]

像其他处于类似处境的女子一样，安娜·莫里西讨厌回到她圣乔瓦尼—因佩尔西切托的家，在那里，多疑的眼睛肯定会从她宽大的衣服下面鼓出来的肚子上寻找蛛丝马迹。当然，她也不能在莫尔塔拉家一直待到临产，因为孩子们不能看见这些名堂，也不能让邻居们看见莫尔塔拉家收留一个失去了贞操的用人。

一般东家在这种情况下会直接将女仆解雇，摩莫洛和玛丽安娜没有这么做，而是安排将安娜送到一个接生婆家里住过怀孕的后四个月。他们为她支付了所有的住宿费，还有接生费。为了保护她的名声，也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名声（他们答应在婴儿出生、送到育婴堂之后，让她回他们家），他们告诉邻居和朋友，这个女孩子生病了，回她父母家里养病去了。

到一八五八年九月，莫尔塔拉家的兴趣已经不是保护安娜的名声了，而是恰恰相反。他们发现，他们不用走太远，就能找到一些愿意谈论最丢人的丑行的女人们。

从九月三十日到十月一日，博洛尼亚公证人记录了八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关于安娜·莫里西的证词。他们的证词，像马吉的证词一样，被送到罗马的斯卡佐其奥那里，在那里再次作公证，附上一封信，再被转递给教宗庇护九世。这个好教宗以前不太可能见过关于女性艳事的这么详细的描写。

给教宗的附信开宗明义：“摩莫洛·莫尔塔拉跪伏在陛下威严的宝座脚下……我们刚刚得到了……有关莫里西的不轨行为的材料。”他说，他递交这些材料，是为了让教宗本人能够判断“他对这样一个堕落的女子的话需要打多少折扣”。结尾时，他请求：“圣明的父，请不要再犹豫了，作出我们一直渴望的判决吧，赐予这个心碎的家庭平安……解除一万犹太人的恐惧，他们是教宗陛下忠诚和和平的臣民。”[129]

博洛尼亚的证人们需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是安娜·莫里西的人品，第二是埃德加多据称受洗时究竟病得多厉害。莫尔塔拉家人关心第二个问题，因为他们听说，没有得到父母同意时，天主教徒只有在他们有足够的原因相信孩子马上要死的时候才能让一个犹太孩子受洗。在这种情况下，教会法规定，允许一个灵魂升天的重要性，大于通常对父母权威（尤其是父权）的尊重。莫尔塔拉家族已经得到了他们的家庭医生帕斯夸莱·萨拉戈尼的证词，他在埃德加多生病时给他看过病，说这个孩子从来没有濒临死亡的危险。这份证词的日期是一八五八年七月三十一日，他说埃德加多一岁的时候得的只不过是普通的儿童感染。医生的证词也被送交给了国务秘书和教宗。萨拉戈尼还作证说，安娜·莫里西说她为生病的孩子施洗的时候，她自己也生病了，卧病在床。莫尔塔拉家人希望用别的证人的证词来佐助这份证词，他们知道，萨拉戈尼是一个著名的反教权分子，长期反对教宗统治，在教宗国的公正天平上不会有太大分量。[130]

给教宗递交的证词五花八门，既有模模糊糊的二手材料，也有非常写实的一手描述。所有的证词都是天主教徒的。毫无疑问，天主教徒的证词分量更重，此外，在教宗国，犹太人的证词在法庭上是不能用来指控基督徒的。

一位四十四岁的寡妇玛利亚·卡佩利被请来为埃德加多病情的严重程度作证。连她也被叫来作证，说明莫尔塔拉家人有多么绝望，因为她提供的全都是二手消息，她知道的都是她妈妈告诉她的，她妈妈给玛丽安娜·莫尔塔拉的父母当过不住家的白天用人。“我与摩莫洛先生和玛丽安娜这对犹太夫妇相熟好几年了。”她说，

我知道大约六年之前，莫尔塔拉家住在韦图里尼大道上的时候，他们一个小儿子，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是埃德加多，得了一种儿童常见病。我和我妈妈住在一起，她每天晚上从帕多瓦尼家回我们家来睡觉，她跟我说起这件事。同样，我也听说莫尔塔拉家的女仆那时候病得也很厉害，病得卧床不起。我妈妈现在已经去世了，我从我妈妈那里听说莫尔塔拉家的儿子病得不严重，我从来没有听说他病情加重，更没有听说他有生命危险。实际上，他的病几天就好了。

这份证词之后，另一个从埃德加多是个婴儿时就认识莫尔塔拉家的女子也讲了她的故事。六十岁的伊波利塔·扎基尼一开始作证就说，她也是在莫尔塔拉家还住在韦图里尼大道时就认识他们的。当时，她在所罗门·拉文纳家当女仆，拉文纳是莫尔塔拉家住在同一条街上的犹太朋友。实际上，所罗门一八五二年已经五十七岁，比三十三岁的玛丽安娜长了一辈，他也是最近才和他的妻子和十七岁的儿子从摩德纳的隔都搬到博洛尼亚的。

伊波利塔作证说，因为两家关系很和睦，住得也很近，她常常被送到莫尔塔拉家跑腿儿。她说，五六年前那个夏天，拉文纳家的主人告诉她到莫尔塔拉家去，在那儿待上个四五天，因为莫尔塔拉家的女仆尼娜·莫里西卧病在床三四天了，这就没什么奇怪的了。她接着说：

我记得很清楚，那阵子莫尔塔拉家的小娃娃埃德加多，那时候一两岁吧，病得很厉害，得的是小孩儿常得的病，我就帮着他妈妈照顾他……不过，虽然孩子病了四五天，他爹妈也很着急，因为他们很爱他们所有的孩子，他们也请了大夫，我记得，请了萨拉戈尼大夫，不过这孩子压根儿就没有要死的危险。说实在的，我记得孩子他妈问萨拉戈尼大夫孩子会死吗，他笑着告诉她，没事的，就是小孩子的常见病。

伊波利塔补充道，“我跟你说吧，我自己生了八个孩子，我看见过和照顾过的孩子更多，我记得很清楚，病得要死的小孩子的那些症候，埃德加多·莫尔塔拉一点儿都没有。”

伊波利塔作证之后，她二十七岁的女儿玛丽安娜也到公证人办公室来支持她妈妈的说法。一八五二年，她妈妈在拉文纳家当女仆的时候，玛丽安娜也在拉文纳家帮佣。她回忆说，她妈妈去莫尔塔拉家接替了安娜·莫里西几天，她妈妈提起过，他们家有个小孩子得了什么不太严重的儿童常见病。最后，当时住在莫尔塔拉家楼下的四十一岁的裁缝朱塞皮娜·博尔吉被带进来了。她回忆了一个到现在为止大家已经非常熟悉的故事，一个男孩子病了，时间不长，病情不重，而女仆病得更厉害，卧床不起。

莫尔塔拉尽了全力证明安娜·莫里西根本不可能施行了按照教会批准的洗礼，因为埃德加多压根儿就没有病得要死，并且还质疑了安娜身体是不是健康，有没有可能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在关键时刻跑到小店主那里，然后做了她说的那些事情，莫尔塔拉现在能够讨论安娜是否可信了。他们先请他们三十岁的商务经纪人恩里科·马蒂奥利作证，马蒂奥利说，安娜和住在附近的奥地利士兵们关系暧昧，也提到这个年轻女子名声有些轻贱。他说，人们把她看作“不干不净的年轻女人，行为不端，举止不淑”。

这个唯一的男性证人的证词，只不过是为后面香艳的故事作个铺垫而已。第一个作证的是埃琳娜·皮尼亚蒂，时年二十二岁，和她丈夫亚历山德罗·桑坦德里亚一起，在离莫尔塔拉家小店不远的地方开着一家杂货店。一八五七年初秋，安娜·莫里西离开莫尔塔拉家之后不久，他们也雇了安娜给他们家做事。皮尼亚蒂的证词不长，但很令人不安：

“从她去年秋天来给我做事，并在我家住过三个月以后，我就很了解安娜（或尼娜）·莫里西了。由于她行为不端，我未能让她继续留在我家里。”皮尼亚蒂夫人举了一些例子：“有一天晚上，我心里有点疑心，就从圣马莫洛大道那边轻轻上了我家的楼梯，我家就在我的商店上面。我上楼以后，发现尼娜正把一个奥地利士兵推出家门。我骂她丢人时，她请我原谅她，承认是她把他请到家里来的。”

皮尼亚蒂夫人接着说：“也是在那个时候，她和我商店里上货的伙计勾搭上了。这俩人是同伙：他偷食品，她把偷的东西藏起来。我一发现他们在干什么，就马上将她开掉了。留着她，只能给我带来更多耻辱，到那时候，她的坏名声早就四处传遍了。”

安娜·法奇尼也讲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她接替安娜·莫里西成了莫尔塔拉家的女仆，四个月前，卢奇迪警官敲门时，给他开门的就是她。

安娜·法奇尼开始给莫尔塔拉帮佣时，安娜·莫里西还住在那里。那段时间，安娜·法奇尼只是白天才来上班。莫里西走了以后，她的嫂子阿孙塔·波吉瓦尼来为她顶替了两个月，正是因为阿孙塔的到来，玛丽安娜·莫尔塔拉才偶然发现，安娜是个小偷。

法奇尼本人曾经好几次看见莫里西的偷窃行为。她说，“不止一次，她让我帮她从莫尔塔拉家的酒窖里偷葡萄酒。”安娜离开后不久的一天，阿孙塔在洗衣服的时候，她很吃惊地发现一双和她自己的一模一样的袜子。她给莫尔塔拉夫人提起了这件事，还去把自己那一双拿来给她看。原来这是从莫尔塔拉家偷走的袜子。莫尔塔拉夫人问阿孙塔，她这双袜子是哪儿来的，她回答说，来莫尔塔拉家之前，她和安娜·莫里西在一起住过很短一段时间，收拾东西来这里工作时，阿孙塔把安娜的袜子当作自己的装起来，带到这里来了。莫尔塔拉夫人告诉她的女仆们，她丢的不光是这双袜子，还有好几件内衣。她这才明白，原来这些东西都被安娜偷走了。

安娜出名还有另一个原因：她和奥地利士兵的勾勾搭搭。法奇尼接着讲了一些与此有关的故事。莫里西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因为有些奥地利士兵就住在莫尔塔拉家隔壁的公寓里。在她为莫尔塔拉家帮佣时，大家就都知道她喜欢把士兵偷偷带进家里，她后来的雇主因为疑心，偷偷地从商店的楼梯上来，把她逮了个正着。法奇尼说，她好几次看见安娜把奥地利士兵带到莫尔塔拉家里来，有时候是趁莫尔塔拉夫妇在公寓另外一边，有时候是趁他们出门了。“我好几次警告她要收敛一点，让她放明白点儿，别这么不检点，别给自己丢人，也别让莫尔塔拉夫妇厌烦。”

不过，关于安娜的风流韵事，两个中年妇女讲出了最具体的细节。

罗萨尔巴·潘卡尔迪四十四岁，在附近的社区教堂附近开一家咖啡店，朋友们都叫她罗西娜。她作证说，她认识安娜·莫里西好多年了。直到几个月前，她一直和她丈夫和三个孩子住在莫尔塔拉家楼上的公寓里。她解释说，莫尔塔拉家隔壁是福斯基尼家，奥地利士兵是他们的房客，就住在最靠近莫尔塔拉家的那间房里。她经常看见安娜和奥地利士兵打情骂俏，事实上，还听见她做更多的事情。

她回忆道，“有天早晨，那个叫帕哈或是保利诺的大兵把莫里西带到他的房间里去了，不一会儿，她从那个房间里出来，手捂在脸上，用她那一贯的口气喊着：‘啊，我太爽了，罗西娜太太，我太爽了！’”

罗西娜接着说，“我记得，虽然现在有些细节有些模糊了，我那时候的一个叫埃琳娜的女仆告诉我，她也看见这俩人在同一个房间里，但我不记得她是从钥匙孔里还是用别的办法看见的。”不管怎么说，她接着说，“这次撞上他们以后，每次她看见我，都会一边笑，一边挤眼睛，然后翻来覆去地说：‘啊，我太爽了！’”

这还没完呢。潘卡尔迪还回忆了她另一个女仆玛利亚告诉她的故事，玛利亚有一天晚上从阳台上往下看，看见尼娜“让一些德国士兵从他们的阳台翻进她的窗户，进了莫尔塔拉家的公寓……我不记得他们是踏着木板过去的还是跳进去的”。潘卡尔迪夫人作证结束时，对安娜·莫里西剩下的那点好名声给了最后一击：“我知道这个莫里西是因为她和德国士兵交往，名声很不好，他们站在我提到的阳台窗户面前时，她甚至让他们摸她的奶子。”

担心这份证词被当作某一个女人关于淫乱色情的想象的产物，莫尔塔拉夫妇还安排了最后一位证人来证明它的真实。格特鲁德·福斯基尼，那个和她丈夫和奥地利房客一起住在莫尔塔拉家隔壁的五十岁女人，讲了和她以前的邻居差不多同样的故事，包括尼娜晚上通过阳台把士兵引进莫尔塔拉家的公寓，还有她偷偷溜进大兵房间里的事。

事实上，福斯基尼还补充了一个潘卡尔迪忘了提起的细节，这个细节就是，究竟是谁喜欢从钥匙孔里偷窥安娜的艳情冒险活动。她回忆说，有一天，潘卡尔迪兴奋地告诉她，她看见安娜大白天进了奥地利士兵的房间，帕哈在那里等着她。福斯基尼接着说，“潘卡尔迪觉得好奇，于是就把眼睛贴在钥匙孔上，看见两个人正在床上忙着干好事呢。就在这当口，她看见莫尔塔拉夫人上楼，于是潘卡尔迪大声说，‘安娜，莫尔塔拉来了。’过了一会儿，莫里西出来了，对潘卡尔迪说，‘我干得太爽了！’——从那以后，一看见潘卡尔迪，她都会重复这句话。实际上，我自己也听她多次重复这句话，有一次，我还让潘卡尔迪太太给我解释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些公证过的证词十月初到达梵蒂冈时，教宗看到这些证词作何反应，我们不得而知。

第十一章　阿拉特里插曲

摩莫洛一边在博洛尼亚搜集证词，他和玛丽安娜一边在犹豫，是留在博洛尼亚，还是到罗马去看埃德加多，在那里为他的释放奔走。留在博洛尼亚的主要理由是，如果摩莫洛不在这里，他们家的生意会有破产的危险，而他们需要抚养七个孩子，如果破产的话，除了犹太人的慈善事业，没有别的办法能够维持生活。孩子们已经因为他们的兄弟被带走而受惊了，他们现在也不想让他们的父母离开，尽管周围有的是亲戚能够照顾他们。玛丽安娜的健康状况也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埃德加多离开之后，玛丽安娜的身体状况究竟如何，其实并不清楚。问题不在于没有资料来源，因为报纸上月复一月地发布最新的健康报告。这些报告之间也没有自相矛盾。但它们和几百年内犹太人遭遇到类似灾难时的报告大同小异，我们不禁对此有些怀疑。这个犹太母亲似曾相识。

埃德加多被抓以后，几天之内，玛丽安娜身体欠安的消息就传遍了欧洲。七月十七日，詹姆斯·罗斯柴尔德从巴黎写给红衣主教安东内利的信中，提到自从孩子被绑架以后，玛丽安娜病了，实际上，是“Presque folle”——她差不多完全发疯了。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下一个月从伦敦写给安东内利的信也有类似的描述。

犹太和欧洲自由媒体开始刊登谴责教会所作所为的文章，其中一个主题就是玛丽安娜的健康状况。所有人都同情一个孩子被从身边带走之后、绝望之中精神失常的母亲。事实上，有些报告还说她生命危在旦夕。这类文章中，巴黎的《犹太世界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引用莫尔塔拉家在博洛尼亚的朋友的话，说玛丽安娜“极度悲伤”。她抛下了她别的那些孩子，抛下了她的家庭，逃到摩德纳去了。在那里，她的亲属们看护着她，但她“忧伤成疾，现在大家都非常担心她生命有危险”。[131]

这个主题很有力量，每次犹太人请求支持，这个主题都会出现。法国犹太人总议会收到在皮埃蒙特聚集的犹太人八月份发来的信件、请求拿破仑三世加以干预时，他们写的是埃德加多的母亲“因为悲伤过度而神经失常”。他们的请求信还说，摩莫洛不辞疲倦地帮助他妻子恢复神志，但收效甚微。[132]几乎同时，四十位普鲁士的拉比给梵蒂冈致信——用法语写的——说“可怜的母亲”已“接近疯癫”。[133]

这个悲伤母亲的故事，触动着欧洲的心弦，被用作给教宗施加压力、释放孩子的有力武器。梵蒂冈只有释放埃德加多，才能抹去这个母亲的悲伤形象——她因为教会把她的儿子关起来由神父看管着而神经失常，她所盼望的，不过是让她心爱的孩子重新回到她的怀抱。

这个故事也被用来影响埃德加多。他们担心这个小男孩会因为教会的诱导而迅速减少对家人的感情，他们让摩莫洛告诉他，自从他被从母亲身边带走以后，她的情况有多糟糕。他们告诉埃德加多，如果他不马上回来，她会因为过度伤心而死去。

摩莫洛八月份在罗马的时候，玛丽安娜通过犹太协会给埃德加多发了一封信。斯卡佐其奥和他的同僚们检视了这封信以后，说服摩莫洛不要把这封信交给埃德加多。看起来，问题在于玛丽安娜看起来神志太清醒，听起来太像平时的她自己。斯卡佐其奥在他八月二十五日写给博洛尼亚支持莫尔塔拉的团体的信中说：“我们不打算投递玛丽安娜夫人的信，因为这封信和莫尔塔拉告诉孩子的情况不符……我们要他这么想：他母亲因为她的儿子长期不在身边的悲惨经历，而承担着精神和肉体的巨大痛苦。”他们必须说服埃德加多，他安然回家，是“治疗她母亲失去孩子的剧痛的唯一药方”。[134]

埃德加多被抓，对他的母亲影响是那么惊人，犹太媒体不得不安慰其读者说，玛丽安娜实际上仍然身心健康。一八五九年一月的《以色列档案》的两篇报道很能说明这一点。第一篇文章报道了一些好消息。他们刚刚收到一封信，告诉他们，“孩子那圣人般的母亲在经历这场打击之后没有变疯。她的痛苦又深又重，它很感人，它很巨大，但她会坚强地承担起来。”文章告诉读者，这个母亲不仅没有被击垮，恰恰相反，她会和她丈夫一起为孩子而继续战斗。“埃德加多·莫尔塔拉的父亲和母亲告诉我们一位特派记者，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一分钟也不会停止追求他们最盼望的目标——得到他们的儿子……什么都不能阻止他们。”[135]

同一期的《以色列档案》后面刊出了从莫尔塔拉在罗马的一个朋友那里收到的信。他回忆说，这家人在博洛尼亚很受尊重，人们都知道他们人品很好，生意很不错。但是，不幸的是，埃德加多被绑架改变了他们的境况。这个写信的人说，最令人震惊的是这件事对父母感情上的打击，母亲的情况最令人担忧：“父亲表现出极大的勇气，但母亲简直无法支撑下去。我见到她的时候，尽管她不再哭泣，但你还是可以看到她脸上的泪痕，她竭尽全力控制自己，更加显示出她的痛苦和悲伤。如果教宗能够像我这样看见这位女士，他不会硬着心肠让她的儿子再滞留一分钟。”不过，这封信还是急忙加了一句，“到处风传说她疯了的谣言不是真的。她的神志非常清醒。”[136]

玛丽安娜到底多想到罗马去，这个我们不太清楚。这会是她有生以来离家最远的旅行，而且是前往一个代表她所害怕的一切事物的城市。从来都是男人在和教会和国家的权力机关打交道，不是她这样的女人。尽管她的身体不像支持他们家的人和批评教会的人所说的那样羸弱，但毫无疑问，她的感情毕竟因为这些折磨而备受打击。要离开亲人和朋友的关怀，更别说还要离开她的孩子，是很可怕的事情。但是，在博洛尼亚吻别埃德加多十五个星期之后，想再次见到他的愿望也是非常强烈的。

如果他们对玛丽安娜是否应当前往罗马还有半点犹疑，罗马的犹太协会的建议就彻底打消了这点犹疑。斯卡佐其奥和他的同事们觉得她露面的时机成熟了。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的形象，不仅会给教会施加更大的压力，而且，他们还希望，如果她能够拥抱埃德加多，她还能帮助他们驱散他们最大的噩梦：埃德加多已经表现出一些迹象，他想留在慕道之家，变成一个基督徒。

十月十日，摩莫洛通知罗马他们即将启程：“我赶紧告诉你，托上帝的福，明天晚上，星期一，我会乘马车前来，同行的有我离开（罗马）之前那些尊贵的人们让我带来的一个人。”他们应该在星期三晚上到达罗马，这个季节很适合旅行，他们请求帮他们安排一个房间。[137]

慕道之家的院长恩里科·萨拉听说埃德加多的母亲正在前往罗马看望她儿子的路上，他就急了。他觉得，这孩子一直能够抵挡他父亲的恳求，但是，他母亲抱他一哭，埃德加多很可能完全无法招架了。

院长对玛丽安娜·莫尔塔拉的来访心中无底，于是转而求助于自己的家人。摩莫洛和玛丽安娜到达罗马之后的第二天，长途跋涉之后还来不及休息洗尘，就来到了慕道之家门口。但是，他们却被告知说埃德加多已经不在这儿了。摩莫洛又要求见院长，又被告知，他也走了。

摩莫洛很快就搞清了事情经过。萨拉把小男孩带到他的老家阿拉特里藏了起来。阿拉特里是一个有两万人口的小城，地处八十公里以外的拉其奥。莫尔塔拉夫妇租了一辆马车，出发之前，他们打听到了一个住在阿拉特里的犹太人的名字，等他们到那里以后，他会帮助他们。

到了阿拉特里以后，靠本地联络人的帮助，摩莫洛知道萨拉家的住处在哪儿，于是和他的妻子一起赶到那里。慕道之家的院长和埃德加多都不在那儿，但摩莫洛打听到了，那天早些时候，有人看见萨拉带着一个小男孩去附近一家教堂。摩莫洛让玛丽安娜留在院长家里，自己赶快去了教堂。他不会进教堂里去，尤其是他还看见教堂里面正在做弥撒。但是，他站在大门口，看见埃德加多在另一头，帮助正在主持弥撒的神父。摩莫洛打算先等弥撒仪式结束，再去和他的儿子和慕道之家的院长见面。他后来回忆了这次会面的经过：

“我看见人们还是离开了，就走到圣器室旁边那个门附近，这样我就可以和院长说上话，让他把埃德加多送回他们家，这样我和我妻子可以在那里见到他。但我刚刚走到那个门口，就有一个神父冲着我把门关上了，我认出他是院长的兄弟，于是我回到街上等他们出来。”摩莫洛焦急地又等了半个钟头，院长和他的兄弟终于从教堂大门出来了，埃德加多在他们中间走着，一边一个神父拉着他的手。“他们没有往我这个方向走，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往回家的方向走，而是往反方向走，而且越走越快。我朝他们走去，我看见孩子扭过头来，看见我了，这会儿，突然有个人出来把我拉住了，他说他是院长的另外一个弟弟。他代表院长本人告诉我，我应该到院长家里去，一会儿院长就会带着我儿子一起来见我。”

埃德加多被两个神父簇拥着很快走远了，摩莫洛没有追随埃德加多而去，而是转过身来，回到了院长家里，他跟玛丽安娜说了事情经过，然后紧张地等候着埃德加多回来。他们等啊等，没有人回来。他们实在等不下去了，于是走出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开始沿着街道走下去的时候，摩莫洛意识到有两个警察在尾随着他们。他们回到他们马车停靠的旅馆时，两个警察也跟着他们进了旅馆。

领头的警官要求看莫尔塔拉夫妇的护照。在教宗国内，犹太人旅行需要特别的护照。警察确认了他们的身份以后，命令这对夫妇和他们一起去见市长。摩莫洛回忆了当时的情景，局势变得越来越紧张，因为阿拉特里人中风传着一条消息：犹太人父母要来谋杀他们的天主教徒儿子。

“我们听从了，穿过广场的时候，我们看见那儿聚集了一大群人，他们都怒气冲冲地看着我们。我们见了市长，市长问我们要干什么。我们回答说，我们就是要拥抱一下我们的儿子，听到这话，市长说这可不行，因为我只得到了在罗马见他一次的许可。我说，我得到的许可是没有限制的，作为凭据，我告诉他，我已经见过我儿子很多次，但他一点儿也不让步。他限我一个小时内离开这个城市，并把护照还给我，上面是去罗马的签证。”[138]

市长这么做，不是他自己的意愿，而是听从阿拉特里的主教的请求。十月十六日，莫尔塔拉徒劳地前往阿拉特里主教的教区那一天，主教给教宗的国务秘书红衣主教安东内利发了一份报告：

今天早上八点，现在已经是基督徒的小埃德加多的父母、博洛尼亚的犹太人所罗门·莫尔塔拉和他的妻子玛丽安娜来到了敝城，您已经完全了解埃德加多的情形。在另一个犹太人帮助下，他们想和他们的儿子说话。我不知道这个帮忙的犹太人叫什么。慕道之家的院长恩里科·萨拉先生当时监护着这个孩子，上面提到的那对夫妇突然出现在这座城市，令他很吃惊。他带着孩子还在教堂的时候，听到这对犹太夫妇已经到了他家里的消息，他觉得最好是带着埃德加多到这个主教堂躲避，并请求我们采取紧急措施。

这些变故令主教非常惊慌，因为他知道这件事情的微妙性。他告诉国务秘书，他作出决定是因为一个动人场景的影响，是因为孩子的哀求：“我在考虑这对夫妇的请求时，我注意到孩子变得很激动，因为他已经知道他妈妈在这里了，他一遍又一遍地求我不要让他‘受罪’，这是他的原话。”

听到这打动人心的请求，并且了解到这个案件的重要性，以及围绕该案的种种争议，主教作出了决定。莫尔塔拉夫妇事先没有得到可以和他们的儿子交谈的书面许可就来到了阿拉特里，主教抓住了这个借口，把他们逐出了阿拉特里城。[139]

主教的信还没有到达罗马之前，安东内利就已经知道莫尔塔拉夫妇白白去了一趟阿拉特里，因为摩莫洛一回到罗马，就急忙去见他。国务秘书知道教宗国的大使们都在密切关注莫尔塔拉大案，他在处理这件事情时要不惜一切代价表现得公正合理。慕道之家院长带着孩子逃出罗马，然后主教再为这两个人寻找藏身之地，根本不是他想塑造的公众形象。

十月十八日，红衣主教安东内利已经收到了主教的信，也已经见过摩莫洛了，他给主教回了一封信，信中只隐含着一点夸奖之意：“虽然我很感谢你拨冗干预此事，我还是觉得要斗胆加上一句，我觉得院长恩里科·萨拉先生还是最好尽快带着小埃德加多回罗马。”[140]接到这封信，主教感觉他的处境很尴尬，因为院长和他监护着的小男孩已经搬走了。他在回信中说，这两个人已经出发要回罗马了，但萨拉先生又有些犹豫，担心路上会有人躲着等待他们，于是他决定把孩子带到在弗罗西诺内的大主教办公室，再向红衣主教卡贾诺咨询一下。阿拉特里主教信末向安东内利保证，他会传话给慕道之家院长，让他赶快把埃德加多带回罗马。[141]

主教不知道，红衣主教卡贾诺自己也火速向国务秘书请求指教，埃德加多一到他门口，他当天就给国务秘书写了一封信。萨拉先生告诉红衣主教卡贾诺，他担心有人计划把埃德加多从他们这里偷偷劫走。“他告诉我在阿拉特里发生的事情，他担心把孩子带回罗马会有意外，他特别焦急不安。”红衣主教卡贾诺承认这种担心有点多余，他提出了自己的计划：“如果阁下您不反对，如果教宗的圣心愉悦，我有这么一个想法，下个星期我去弗拉斯卡蒂参加修道院重新开门仪式时可以带上这个孩子，把他留在那个神圣的地方。”[142]

红衣主教卡贾诺的信令安东内利十分震惊。慕道之家院长和孩子继续逃亡，埃德加多继续躲在哪个偏僻的修道院里，这都在发送错误信息，显得他们软弱、缺乏安全感，实在有失体面。国务秘书看得太清楚了，反教会的新闻媒介，更别提那些专门画讽刺漫画的报纸艺术家们，听到这个故事会玩出什么开心的花样。

安东内利马上回信。他告诉红衣主教，阿拉特里的主教已经为此事给他提交了一份报告，他希望“解除那个受命照顾这个小改宗者的人的灵魂中所有的担忧或疑虑。”他已经下令让阿拉特里的主教马上把孩子送回罗马，“在罗马，他的精神生活能够得到更好的照顾，也可以避免更多的麻烦。我很难理解，”安东内利补充道，“为什么有人会觉得旅行途中会有什么意外。”至于红衣主教卡贾诺的计划，安东内利告诫他的红衣主教同僚，“这样，阁下您应该能够看到，在目前情势下，让这个新改宗的教徒留在弗拉斯卡蒂的修道院是下策，尽管您的建议明显是出于仁慈的热心。”[143]

国务秘书发话了，萨拉先生和埃德加多马上就登上了前往罗马的路程。尽管慕道之家的院长紧张地从马车窗里向外张望，他们回家的路上并无一人骚扰他们。

十月二十日，慕道之家院长和埃德加多还在弗罗西诺内躲藏的时候，斯卡佐其奥和他在犹太协会的同事们就给教宗国内所有的犹太人社区发了一封信，向他们讲述摩莫洛和玛丽安娜到达罗马和后来在阿拉特里的经历。信中对红衣主教安东内利大加赞赏。一听说摩莫洛在阿拉特里的不幸遭遇，“尊敬的国务秘书大人显然大为不悦，答应他当天就会下令把孩子带回罗马。”犹太社区领袖们还借这个机会告诉他们的犹太同族兄弟们，埃德加多的母亲是一个真正的斗士，并没有因为失去儿子而垮掉：“莫尔塔拉夫人有着女士们特有的懦弱，而且她还伤心过度，你从她脸上能够看到她心碎了，但只要是事关她失去的儿子，她就变得精神抖擞、勇气倍增，能够很好地陈述她的请求。”新闻简报说，教宗还没有宣布他关于这个案子的最后决定。埃德加多的父母仍然抱着一线希望。[144]

第十二章　母子相见

流着眼泪在博洛尼亚家中告别埃德加多四个月后，玛丽安娜终于能够再次把她的儿子抱在怀中。十月二十二日，星期五，她和摩莫洛被带进罗马的慕道之家的一间屋里，他们的儿子紧张地等候着他们。那天晚些时候，玛丽安娜在给博洛尼亚一个朋友的信中描述了见面的情形。这封信被传递给同情他们的记者，并被四处发表，不过，在教宗国内没有发表，因为教宗国内禁止发表这类带有煽动性的文字材料。

“今天早上，”玛丽安娜回忆道：“我丈夫和我来到了慕道之家，我们发现，院长这时候正好刚刚回来，和我们亲爱的儿子一起从阿拉特里回来了。我们进门了，不一会儿就把我们心爱的儿子抱在怀中。我哭啊哭，我把他亲了又亲，他也不停地亲我们，拥抱我们。他情绪激动得满脸通红，他哭了，他既怕那个控制着他的人，又依然爱着他的父母。对父母的爱赢了，他大声一遍又一遍地说，他要和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一起回家。我告诉他，他和我们一样，生来就是犹太人，和我们一样，他也必须终身当一个犹太人，他说：‘我亲爱的妈妈，我永远也不会忘了每天都要说《施玛篇》[145]。’我告诉他，我们到罗马来就是要接他回去，接不到他我们就不回去了，他是那么高兴和幸福！慕道之家的院长和他的兄弟姐妹都在场看见了这一切，但他们不知道说什么好。”[146]

接下来的四十天，一直到十一月底，玛丽安娜和摩莫洛留在罗马，定期从他们的住处赶到慕道之家看望埃德加多。至于见面时是什么状况，大家还是说法不一，因为我们又一次听到两种故事版本。

按照莫尔塔拉夫妇的说法，孩子一直生活在对看管他的教会人士的恐惧之中，他全心盼望能够和他的父母一起回家，但是又害怕那些无情地控制他的神父们。根据他们的说法，埃德加多身上存在着犹太人身份和基督徒身份的冲突，其表现就是用他对父母的忠诚来抵制对照料他的神父们的忠诚。

过了一年多一点时间以后，在对博洛尼亚的宗教裁判官的审判中，玛丽安娜·莫尔塔拉就这些见面作证。她第一次访问时，埃德加多一看见他的妈妈，就扑进她的怀抱，他们两个同时哭得泣不成声。讲完这第一次见面以后，她说，下面四十天中，她经常去看她儿子，就在那同一间房里。“尽管埃德加多是在慕道之家院长的控制和影响之下，我们每次见面他都在场，而且他看一眼就能把孩子吓住，但是，埃德加多总是表达他对我的感情，表示他想回到他的家庭和宗教，而且总是和我一起说他的犹太祈祷文，他向我保证，他每天都趁没人的时候自己说犹太祈祷文。”在他母亲看来，这孩子看着情况不好：“他瘦了，脸色苍白，他满眼惊慌。”[147]

十一月中旬，罗马的犹太协会越来越感到教宗不会听从他们的请求了，他们准备了一份这些会面的法文记录。这些文件是为法国犹太社区准备的，法国犹太人很想听到埃德加多的消息。

莫尔塔拉先生和太太最近去看望他们的儿子，他们的儿子眼下在慕道之家的看管之下，那儿的人开始越来越明确地告诉他们，他们想要回他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可怜的妈妈在罗马见到了她的儿子，她听从自己的心理本能，提醒她儿子他出生和成长于其中的宗教，而且他有义务终身忠于这个宗教。负责照看埃德加多的那些人抱怨说，他母亲要他听从他父母的信仰的召唤，正在削弱他们对这个孩子的精神影响。因此，他们要求尽量减少这种没有积极意义的访问。

根据这一种记录，慕道之家的官员们要求莫尔塔拉夫妇不要对埃德加多现在所受的基督教教育说任何贬低的话，但是，摩莫洛说，他只是在尽他作为一个父亲的神圣责任。而且，他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孩子告诉他母亲，是因为“害怕惹院长不高兴，父母第一次访问以后，院长惩罚他了，更让他觉得害怕，正是因为害怕，他才不愿意说他想回到父母家中去”。摩莫洛还说，教宗许可他们看望儿子，并没有加上任何限制条件。慕道之家官方安排埃德加多只有在父母要来的时候才能出去，摩莫洛对院长提出了新的抗议，于是他们停止了这种安排。

莫尔塔拉夫妇的一次访问中，他们和儿子坐在一起时，院长的弟弟说，埃德加多是个幸运的孩子，因为教宗本人对他产生了很大兴趣。他还补充说，很多人羡慕莫尔塔拉家的好运气，还说，教宗对埃德加多的关怀完全有可能会延伸到他的父母那里去。“庇护九世那善良的心灵因为莫尔塔拉家的不幸而感到忧伤，”院长的弟弟说，“他想给他最心爱的儿子的生父生母提供一些帮助。”这个神父间接提到摩莫洛最近生意上的失败，接着建议摩莫洛去拜见教宗，向他保证，见一下教宗对他有好处。据犹太协会说，这个试探深深地伤害了莫尔塔拉夫妇。他们坚决地“拒绝答应让他们的儿子接受基督教教育，以此来换取金钱上的援助。”多少钱都不能补偿他们失去儿子的损失。

教宗是否愿意提供金钱奖励来让莫尔塔拉停止他们的努力，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尽管双方说法各有不同，有一点他们是一致的：慕道之家院长和他在教会的同僚们确实是使出了浑身解数，说服莫尔塔拉夫妇，解决他们的困境的出路其实唾手可得：他们可以跟着他们的儿子进入慕道之家，自己也改宗基督教。

犹太协会的文件让我们能够看到莫尔塔拉夫妇在这些访问期间的心态，尽管有种种不祥的兆头，他们仍旧抱有希望，觉得他们的儿子会被释放：

直到这时候，与院长及其弟弟的直接接触还保留着某种礼貌。莫尔塔拉先生和太太的灵魂在希望和恐惧之间撕裂成两半。他们在等着一道敕令，这道敕令给他们带来的要么是解脱，要么是永恒的悲哀。他们不可能接受这样一种想法：他们走了这么远，提出了这么多对他们有利的证词，提供了这么多文件，引用了这么多权威说法，最后却仍旧无济于事。

十一月九日早上，他们把埃德加多搂在怀里的时候，他们心中抱有的就是这样的希望。房间对面站着院长和他的弟弟，他们身旁还有几位修女。神父们说话声音很大，房间对面也能听得到，他们说教会当局正在准备一份滴水不漏的文件，作为教宗最后拒绝让埃德加多回家的基础。根据犹太协会的记录，随后就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场面：

可怜的父母乞求两位说话的神父不要用这些词语来毒化他们的谈话，但是，两位神父不仅没有听从这个合理要求，而且还说，这会违背他们的责任——他们的责任就是劝说父母跟随他们的儿子，信仰他的新信仰。只有通过拥抱基督教，他们才获得了见到他们的儿子的机会；如果他们也改宗了，那么，他们将会得到极大的尊敬。他们还说，埃德加多不仅不会回到他出生其中的犹太教，而且还会听从上帝的旨意，成为基督教在他们家的使徒，全力让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改宗基督教。

三个犹太人拥抱在一起，而神父和修女则在耶稣像前跪下，开始诚心的祷告，祈求整个莫尔塔拉全家人都改宗基督教，这个情景，和安娜·德尔蒙特所讲述的一个世纪之前在同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小男孩没有跟随他的师父们，尽管他们很希望他也和他们一起跪下。他留在他父母身边。但是，摩莫洛和玛丽安娜再也无法忍受了，尽管他们承受了巨大的创伤，他们走出房间的时候，还是万分小心，一言不发地离开了。”

父母要走时，埃德加多冲进妈妈的怀里。神父和修女跪在地上，乞求耶稣给他们带来光明，埃德加多在他母亲怀中，结果——

重新开始了加倍的眼泪、亲吻、叹息，可怜的妈妈把孩子紧紧地搂在胸前，直到院长走过来把孩子拉走，嘴里说着：“行了行了。”

我们可以想象莫尔塔拉先生和太太回到他们的房间时是什么心境，他们刚才亲眼目睹的一幕是如何完全震惊和毁灭了他们。母亲的痛苦爆发，成了剧烈的抽搐，从那个致命的时刻起，她便卧床不起了。[148]

可怜的妈妈饱受折磨的动人故事在意大利和国外广泛流传，与此同时，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也在偏向教会的报纸上开始出现。这里说的是一个害怕他母亲的男孩子，一个不给孩子半分安宁的母亲，而他只想要他的新家庭，也就是教会给他的安慰。这些故事中，有一个出现在坚定地亲梵蒂冈的报纸《宇宙报》上，报纸的法文读者读到的是，当他的母亲告诉他，他应当保持对他的祖先的宗教的忠诚时，埃德加多是多么恐惧万分。埃德加多告诉院长，如果她回来，他会跑去躲起来，因为他再也不能忍受她说这些可怕的话了。[149]

天主教关于母亲头几次见到儿子的记录中最有影响的那篇出现在耶稣会的《天主教文明》上。十一月刊上出现的长篇故事，勾勒出了天主教进行反击的主线，他们反击所有那些势力，包括犹太人的、自由主义的和反教会的势力，在天主教看来，这些人在利用莫尔塔拉事件诬蔑教宗和教会。他们的防御有两个内容。第一个内容有关教会法和先例，这个我们后面再探究。另一个内容则是有关埃德加多的实际表现，和他对父母和教会的态度。根据《天主教文明》的记载，埃德加多已经明确地作出了选择。

批评教会的人指责教会悍然违反了它自己的一条重要原则，甚至是十戒中的一条：孩子应该孝敬他的父亲和他的母亲。《天主教文明》回应说，埃德加多的老师们没有做过任何事情来减轻这个孩子对他父母的爱和尊敬。他进入慕道之家后，由于经过了洗礼仪式而发生的奇迹般的变化，是自发产生的，不过，报道说，“这丝毫也没有减弱他（对父母）的感情，也没有减弱他的孝心。”事实上，他在慕道之家头几个星期，当他学会了简单的阅读和写作以后，他自己要写的第一封短信就是写给他母亲的（这是她第一次看望他之前），他在信里的签名是“最爱你的小儿子”。

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他想回家和妈妈住在一起，因为那就意味着他必须住在犹太人中间，他不想和犹太人住在一起。事实上，他有理由感到害怕。“他请求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里长大，”《天主教文明》说，“这样可以避免在父母屋子里很可能会遇到的诱惑，亦或是那些暴力行为。”

选择一种新宗教意味着选择一个新家庭，或者是把顺序颠倒过来，选择一个新家庭就意味着选择一种新宗教。要逃出父母手中暴力的威胁——犹太人会用尽一切手段防止他们的孩子享受通过受洗而获得的精神解放——埃德加多转向了他的新父亲和他的新家庭：“我受洗了，”他说，带着一种丝毫没有孩子气的智慧和精准，“我已经受洗了，我的父亲是教宗。”

耶稣会的报纸接着报道说，孩子的感情也得到了教宗温暖的回报，他事实上也真把埃德加多看作自己的新儿子：“教宗陛下毫不延迟地给他的新儿子父亲一般的关爱，上帝以不可预见的方式，把这个新儿子带入了伟大的天主教家庭。”

在这份耶稣会报纸看来，在欧洲所有天主教媒体看来，教会采取的行动是合理的，其证据就在于埃德加多对他父母的态度。除此之外，他的行为还证实了天主教宗教是真理。孩子“不惜一切代价地坚持”的坚定意愿，还有他“冷静地希望远离他自己生于其中的宗教”，只能用上帝的特殊作工来解释，是证明他确实经受了洗礼的神圣证据。教会官员把这个小男孩带到了各种各样的“重要人物面前，有教会的，也有世俗的，有高官，也有外交官员，”他们都询问了他。此外，教会还允许他的父母经常看望他。报纸说，“在所有这些场合，他一刻都没有动摇过”。

至于埃德加多的父母的表现，《天主教文明》也描绘了一幅完全不同于犹太和自由媒体所描绘的形象。摩莫洛和玛丽安娜的痛苦，不是因为他们失去了一个儿子，而是因为对教会的敌意。报纸说，埃德加多害怕他的父母是情有可原的。“他们表现得如此绝望，不是因为他们的八个孩子都被临时带走了，因为他们家里还有七个，而是因为带走他的是天主教会。”

耶稣会文章的作者谈到了他和埃德加多的一次对话，就是埃德加多第一次在慕道之家见到他母亲之后的一次对话。小男孩给他讲的是一个非常戏剧化的故事。小男孩说，当他的母亲拥抱他时，她注意到他脖子上挂的圣母挂链。看到这个东西她非常生气，一把把它拽了下来。埃德加多吓坏了，但他出于对妈妈的尊敬，没有吭声。但是，他告诉这位耶稣会客人说：“我不断地跟自己说：‘我因上帝的旨意而成为基督徒，我宁死也要当基督徒。’”

耶稣会文章说，所有这一切，把一个孩子是否应当服从他的父母的问题放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真正的问题是：“一个基督徒儿子应当回到他的犹太父亲那里吗？”文章问，“能不能允许一个父亲滥用他的父权、把他变成一个变节者？”作者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这个问题上，只要有一点点常识，再加上对超自然的一点点信念，就可以作出反应：答案是不能，也不应该。这么做是非人的残酷，尤其是当儿子已经有能力自己看见这种危险，并且他自己还在乞求保护不要受到这种伤害的时候。”如果自然给了父亲照料儿子的责任，这种责任不是让父亲可以为所欲为，而是为了保护儿子的利益。当“可以基本肯定它不会用来保护孩子的利益，而是会带来他最极端的毁灭”时，谁会认为应当让父亲继续享有这种权力呢？“民法不是规定，一个孩子应当被从他残酷嗜杀的父亲身边带走，以此来保护他的生命吗？那么，为什么在涉及他的世俗生存显得很公正的事情，一旦应用到他的永生上来，就变得不公正了呢？”

其他亲教会的媒体也在同一个问题上大做文章。一个愤怒的犹太母亲，从儿子胸前扯下神圣的挂件，这个形象深深地触动了人们的心弦。此外，犹太父母更担心的不是失去他们儿子的陪伴，而是因为他被变成了一个基督徒，这种说法，也转移了读者的注意力，读者从前关注的是作为父母对莫尔塔拉夫妇的同情，而现在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对犹太人出卖耶稣的愤怒。一八五八年十二月，博洛尼亚的周刊《真正的朋友》没有给读者留下任何想象的余地。这份报纸给故事增添了更多的细节，说玛丽安娜一看见她儿子，就“满腔怒火，把挂件从他胸前拽下来，轻蔑地说：‘我情愿看着你死，也不能让你变成基督徒！’”[150]

《天主教文明》作出反击时，把所有这些主题都汇集到一起，描写出一个被残酷的犹太父母围困的小男孩，一个被上帝惠顾的小男孩，乞求教会给他提供心灵和身体上的保护。

“那么，我们现在能够抛弃这个可怜、弱小、孤单的小东西，把他扔进一个犹太人家庭里吗？这个家庭毫不掩饰地表明它会采取一切手段，包括诱惑、说服甚至可能是暴力，来轻而易举地把他变成一个叛教者。”作者最后请求，“把这个天真的孩子放到这个十字架上，让他承受这种种折磨，让他每天承受这样的折磨，一面是他母亲的温柔，一面是他父亲的严厉，这么做，难道是正确和慷慨的吗？”作者说，他和埃德加多交谈时，小男孩勇敢地向他保证，如果他面临这样的折磨，他不会妥协认输，而是会“从早到晚吟诵基督教的祈祷文，还要让他的弟弟妹妹学他的样儿。”[151]

受到圣灵启示的埃德加多，勇敢地和他的异教徒父母斗争，这样的故事在信众中引起了深刻的共鸣。小男孩变成了一个勇士，随时准备为自己的新宗教献身，反抗自己的父母（尽管同时还表示，要对他们的适当尊敬），他父母如果觉得自己的心理恐吓活动失败的话，随时会把这个孩子杀了。

莫尔塔拉夫妇在罗马度过了六个星期时间，现在已经放弃了，没有得到儿子也要回家。玛丽安娜要打破对埃德加多的诺言。围绕着他们，掀起了国际性的争议，愤怒的公众在大西洋两岸召集了抗议会议，大量的抗议之声，从罗马捡破烂的犹太人，到国际银行家，从英国的新教牧师，到法国皇帝本人，都在要求把埃德加多还给他的父母。但是，到目前为止，教宗还是毫不让步。

莫尔塔拉夫妇十月份来罗马的旅程很顺利，而且，在那次旅程中，他们心中既有焦虑，也有希望。他们回到博洛尼亚的旅程却是另一回事，如果他们马车中的旅伴们觉得他们是在和受难的约伯一起旅行，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十二月初，他们到达佛罗伦萨，此地占罗马到博洛尼亚旅程大约三分之二的路程，摩莫洛给斯卡佐其奥写了一封信，描述他们路上经历的险情：“我们到锡耶纳的旅程一点儿也不顺利。离开罗马才走了六公里，玛丽安娜就昏厥过去了，多亏一个陌生人放弃了他的好座位，让她能够躺下，一直躺到维特波，我们三点到了维特波。”在维特波，他们到了一个他们认识的人的家里，她好心地准备了玛丽安娜最喜欢的鸡汤。但是，马车继续旅行时，下起了瓢泼大雨，车夫告诉乘客们，前面河水上涨，路不通了。莫尔塔拉夫妇虽然担心，但没有说什么，而其他乘客和车夫争辩，要求他继续前行。车夫不情愿地冒着大雨出发了，直到一条小溪变成了一条大河，根本不可能过去了。但他们也不能往回走，因为他们后面的小溪也涨水了。

他们向着下游走了三公里，希望找到能够帮助他们的修路工，最后他们终于找到了四名工人。乘客们主动提出自掏腰包付钱给修路工，让工人们回到路口，修复一座被冲垮的桥。“那天晚上太可怕了。”摩莫洛写道——

你自己想象一下我们在那里经历的几个小时的痛苦吧。终于，凌晨四点的时候，一个修路工告诉我们，他们已经竭尽全力进行了修理，我们可以试着穿过那些水势大涨的危险溪流了，但我们最好把能拿下来的东西都拿下来，减轻马车的重量。于是，我们几个男人就下来了，总共有六个男人，五个女人继续留在马车上。马车开动了，艰难地驶过溪流，尤其是第三条最为艰难，而我们在后面跟着，冒着危险，水过河……上帝拯救了我们，但是，我告诉你，尽管这看着有些浪漫，那个场面绝对十分恐怖。[152]

他们继续旅行，但一路上祸不单行。马车陷入了泥泞，沿途又没有应该来替换的新马队。与此同时，罗马的情势也很不乐观。

第十三章　国际抗议继续蔓延

日记作者朱塞佩·马萨里以日记形式记录了十九世纪中叶意大利编年史，他在一八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日记中，谈到和他来自皮埃蒙特的朋友博吉奥见面的经过。博吉奥特别不高兴。上个星期天，一个家住皮埃蒙特的伊夫雷亚市的朋友的孩子要受洗，他本来是要以孩子教父的身份参加这个受洗仪式的。但是，就在受洗仪式之前，伊夫雷亚的主教告诉他，他不能担任教父，因为他是一个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并且反对教宗国。博吉奥感到受了侮辱，他告诉马萨里，他上法庭控告主教侮辱了他。日记作者结尾时说：“博吉奥很嫉妒莫尔塔拉小男孩的名声。”[153]

博吉奥没当成教父，这个故事有两个方面的意义：其一，它揭示了当时意大利的教会和自由主义派之间的关系；其二，它也反映出莫尔塔拉案件已经深深地进入公共意识。意大利爱国者几十年来的梦想——意大利统一的战斗，终于要进入高潮了。对于深受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惨重打击的教会来说，复兴运动的自由主义思想是一种诅咒，他们的领袖也受到谴责。另一方面，对自由派来说，教会本身是实现民族统一、建立一个现代立宪国家的主要障碍之一。教宗即是教宗国国王这一事实是中世纪的遗迹，令全国人尴尬。在皮埃蒙特，由于政府许可，到处都有反教宗的小册子。对反对教宗统治的人来说，莫尔塔拉家的小男孩被带走，是天堂里的神奇食物吗哪，是宣传鼓动人士的天赐良机。

最能够充分利用莫尔塔拉案件的政治资本的，是卡米罗·加富尔伯爵——撒丁王国政府总理，他希望通过将土地并入维克多·伊曼纽尔二世的国土而实现统一意大利的计划。加富尔认为，莫尔塔拉案件是展示教宗国统治已经过时的最好案例。这个案件可以用来削弱天主教徒对教宗的世俗统治的支持，至少在那些受到了现代化之风、关于平等和人权的讨论的影响的人中会是如此，而且，它还可以用来点燃整个欧洲的新教徒中酝酿着的反教宗的情绪。

身处都灵的加富尔，通过他驻罗马的使节多米尼科·德拉·密涅瓦伯爵，严密关注着莫尔塔拉案件的进展。一八五八年十月九日，密涅瓦给加富尔发来一份罗马的犹太协会一个月前递交给教宗的请愿书的复件。密涅瓦接着报告这个案件的影响：“这个案件，令法国公众十分愤怒，期刊界也理所应当地关注它，由于法国大使对它产生了很大兴趣，它也使天主教世界的首都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密涅瓦回忆说，到目前为止，所有试图让教会释放孩子的半官方渠道都毫无效果。因此，大使决定给红衣主教安东内利发一封措辞非常强烈的短简，他“用最严厉的词汇，强烈谴责这完全违背自然权利的首要原则的事件”。

法国大使德·格拉蒙公爵写出短简后没有收到回信，于是他亲自跑到国务秘书面前去表示不满。他说，法国政府为教宗鞍前马后地服务，它理应得到一个答复；此外，用一个书面文件列出他们不将小犹太人归还他的家庭的理由，其实对教宗也是有利的。这次交锋十分不友好：“整个过程中，双方都很激动，很愤怒。但是，红衣主教对他的请求反应冷淡，这令法国大使非常不满。几天之后，他利用他的高级官阶带来的特权，没有事先询问国务秘书或教宗宫廷的任何官员，就直接去找到教宗讨论这件事。”

密涅瓦伯爵描述了公爵与庇护九世那次艰难的会面，这使加富尔很好地了解到教宗对莫尔塔拉案件的态度：“教宗说，他为发生的事情感到抱歉，不过，更令他痛心的是，他不可能下令让莫尔塔拉回到他的家庭，因为归还这个孩子将违背他的良心。他真心相信，洗礼是有效的，而且，正因如此，他不能允许一个基督徒在犹太教环境里长大。”教宗告诉大使，他正在命人起草一份文件，罗列出这个决定的神学基础，这份文件很快就会出来了。密涅瓦在结束他给加富尔的报告时说，莫尔塔拉案件毒化了法国和梵蒂冈之间的关系。法国认为教宗拒绝让步，是对法国的极大侮辱。[154]

同一天，在另一封给加富尔的密信中，密涅瓦伯爵加上了一些颇有戏剧性的细节。在公爵和安东内利当面交锋之后、见教宗之前，他和格拉蒙公爵交谈过，公爵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建议：“最近这几天，德·格拉蒙公爵在犹太人莫尔塔拉案件上的愤怒已经达到了沸点。他和我一起走着时，他问，如果把孩子放上一条前往热那亚的船，在那里接应他有没有困难。”热那亚是撒丁王国的一部分。他的计划是用暴力把埃德加多抢过来——据大使说，这么做本身并不困难，因为在罗马街头巡逻的就是法国军队——然后把他送到意大利某个犹太人是自由的地方去。格拉蒙公爵会考虑这样的计划，令密涅瓦伯爵很是吃惊，不过，密涅瓦伯爵还是向格拉蒙公爵保证，他们可以安排在热那亚接应这个孩子。大使说，绑架了埃德加多后，他会把他放上一条法国轮船。“不过，他请求我对此保持完全沉默，这样可以保证出其不意，顺便捉弄一下那些神父。”密涅瓦最后说，“我不知道他见过教宗之后，是不是还有同样的想法。”[155]

两个星期以后，密涅瓦又碰见了法国大使，绑架的话题又被提起来，不过这时公爵的情绪已经平静下来了，法国政府听见他的计划大吃一惊，这无疑降低了他的热情。不过，他告诉密涅瓦，他放弃这个计划的原因是，这么做可以救下这个犹太孩子，但“不能拯救原则”。不过，格拉蒙依然相信，由于教宗十分顽固，解救埃德加多的唯一方式就是将他绑架。在十一月中旬和密涅瓦的一次交谈中，公爵批评“犹太人无能”，他们不应当四处抱怨莫尔塔拉家小男孩的境况，指望别人来帮忙，而是“此时此刻就应当作出安排，让他逃跑”。加富尔的使节认为这样说太刻薄，也很不现实：“除非法国警察能够给他们帮点儿忙，否则那些可怜的不幸之人又能做些什么？”[156]

实际上，犹太人自己也有过绑架的想法，也考虑过不同的绑架计划，至少在安全的私人谈话中谈及过。就在法国大使德·格拉蒙公爵哀叹犹太人为什么不自己组织一个营救计划之后不久，法国一个犹太人就发出号召让人进行营救。十二月十日版的《以色列档案》发表了一封信，该信题为“如何让小殉道者获得自由”。“让我们保证，”这个作者大包大揽地说，“如果谁能想办法把莫尔塔拉家的小男孩抢出来，把他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无论是在皮埃蒙特，还是在法国，或者是任何一个由诚实的政府统治的国家，那么，他将得到两万法郎的奖金。”他提出由他先捐出二十法郎，启动这项基金，然后又很大气地补充道，如果两万法郎这个数目看起来不够大，“那我们就给它加倍！”他的信又特别详细地描述这个基金应当如何管理（罗斯柴尔德家族当然会再次帮助犹太人），资金应当如何筹措（不仅向全世界的犹太人筹集，还会动员愤怒的天主教徒们），奖金应当如何发放，等等。唯一没有提及的细节是到底谁去实施绑架，怎么绑架。[157]

与此同时，莫尔塔拉这场纷争有利于加富尔和意大利统一运动，这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十一月二十一日，撒丁王国驻法国大使维拉玛琳纳侯爵在他写给加富尔的信中，讲述这件事在法国引起了巨大公愤，公众舆论反对教宗国。他告诉加富尔，法国皇帝继续对这件案件保持强烈兴趣，认为教会的行动悍然违反了公民法和自然法。

根据侯爵对格拉蒙和教宗紧张会面的描述，莫尔塔拉案件和即将改变意大利政治版图的事件之间有明确的联系。格拉蒙告诉教宗，由于教宗对这件事的处理，法国一齐对教宗发出了大声的抗议。教宗回答说，他最近也听到了关于法国的令人不安的报告。教宗接着说：“大使先生，如果你能够平息我国内流传的谣言，我将不胜感激，这些谣言之外，我的情报人员还搜集到了一些信息，其中暴露了拿破仑皇帝在意大利的所有阴谋。”

这些计划究竟是什么呢？教宗然后就一一讲给不大自在的格拉蒙公爵听。教宗说，法国的秘密目标，就是“把奥地利人赶出伦巴第和威尼托，然后，通过普选制，让人们选择他们自己的组织和自己的国王。罗马教宗特使所辖之区域将并入这个新的意大利王国。”庇护九世指责法国的计划比这个走得更远，要兼并教宗国直至皮埃蒙特的其他部分，包括两西西里王国、托斯卡纳大公国、摩德纳和帕尔玛等公国，让教宗只统治罗马城。

撒丁王国大使告诉加富尔，“格拉蒙先生似乎被暴怒的教宗吓呆了，他设法让教宗冷静下来，并向他保证，他讲述的这种情况没有一点是实情。”教宗对大使的保证心存疑窦，让大使把他的话转达给皇帝，并将拿破仑的反应报告回来。[158]

加富尔伯爵给巴黎的维拉玛琳纳大使的回信，也反映了莫尔塔拉事件和意大利即将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之间有着令人好奇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加富尔，像维拉玛琳纳一样，写的是法语。尽管他是意大利统一的建筑师，是负责驱逐外国人、建立一个意大利民族的人，但加富尔从来就不能流利自然地使用意大利语，而且，给他自己的国会讲话时也讲的是法语，而不是意大利语。确实，这一切在皮埃蒙特还算自然，这里的宫廷和上流社会直到最近还一直把法国而不是意大利，看作他们主要的文化榜样。）

他回复说，“你送给我的消息非常重要。”加富尔说，维拉玛琳纳写的在罗马发生的情况，和他从别的消息来源听到的完全吻合。他把格拉蒙绑架埃德加多、并把他偷送到皮埃蒙特的计划也转述给维拉玛琳纳，并这样描述法国大使：“他把计划告诉给了密涅瓦，我命令密涅瓦支持这个计划，但让他自己负责作出主要的安排。”这样，加富尔自己也批准了这个计划。他写道，“加富尔后来犹豫了，可能后来因为来自巴黎的命令而放弃了这个主意。”

尽管拿破仑无疑会觉得，他麾下这个怒火满腔的大使设计出绑架埃德加多的方案，确实是走得太远了。但是，在加富尔看来，“莫尔塔拉事件让皇帝很高兴，任何在欧洲和温和的天主教徒中损坏教宗形象的事情都会让他感到高兴。”这一事件使拿破仑可以更加自由地削弱教宗国：“教宗越是不注重法国皇帝对他施加的分量，法国皇帝就越是容易以牙还牙，强迫教宗作出重新组建意大利所需要的牺牲。”

加富尔向他在法国的大使详细列举了他们对拿破仑三世应当作出的姿态。他们应当提醒拿破仑三世，教宗在拒绝格拉蒙公爵代表莫尔塔拉家提出的请求时表现得毫不妥协，“并且得出这样的结论：教宗的行为，表明已经完全不可能让他在罗马城墙外保留他的世俗统治了。”[159]

整个欧洲的自由派和反教会的报纸继续批评梵蒂冈在莫尔塔拉事件上的表现，法国驻罗马大使也重新发出抗议，红衣主教安东内利收到了欧洲大陆各地的教宗使节们的来信，向他报告新一轮反教宗情绪的不安迹象。一八五九年一月，在巴黎的教宗大使写信给安东内利，报告说法国皇帝和部长们仍然对莫尔塔拉事件心存不快，他加了一句，“尽管毫无道理”。[160]马德里的教会使节给国务秘书写的一系列信件也报告了西班牙一些令人不安的发展，尽管西班牙基本上没有什么犹太人口。

在一封日期为一八五八年十二月一日的信上，教宗使节附上了几份近期西班牙报纸上关于莫尔塔拉案件的报道。最令人关注的是，一份亲政府的报纸《西班牙日报》发表了一篇报道，称带走这个小男孩是“绑架和犯罪”。这位使节直接找到西班牙的国务部长和内政部部长，抗议这种行为，斥责他们“没有能够防止对期刊新闻的无耻滥用”。他觉得部长们还算通情达理，他们向他保证，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但使节并没有就此罢休。他又安排两份对教会友好的报纸发表报道，抨击《西班牙日报》发表这样的批评报道。他很满意地汇报说，这些努力的结果，就是《西班牙日报》在前一天发表了一份道歉。不过，使节写道，他无法“抑制另一份报纸《喧哗》的鲁莽，这家报纸一直对教宗不太忠心”。[161]

在荷兰，梵蒂冈得和一个不那么合作的政府打交道。十一月八日，荷兰驻罗马特使杜·查斯特尔代表他的政府给红衣主教安东内利发了一封信。他写道：

莫尔塔拉案件这几个月在欧洲掀起了轩然大波，给荷兰人民同样也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荷兰有大量犹太人居住，他们的个人品德和公民品德都很出色。博洛尼亚事件使荷兰犹太人的最高委员会十分不悦，他们像英国、法国和撒丁王国的犹太人一样，向荷兰政府提出请求，要求政府关注这个案件，并通过它的各种机构，努力谋求一个有利于莫尔塔拉家庭的解决方案。

伯爵虽然重申他的政府不愿意卷入另一个国家的内政，但他希望教宗政府知道荷兰的公众有多么气愤。他在信末希望“具有充分智慧的教宗能够防止这样的事件再度出现，这样的事件能够煽动公众情绪，使人们对教宗的不良印象不断加深”。[162]

国务秘书可能对这封代表荷兰国王的信特别关注，因为他写了一封很长的回信。他抱怨说，荷兰人干的事情，他们自己都意识到自己无权去做——即干预另外一个国家的内政。安东内利告诉他们，这个案件涉及的事件，“根本上只是一件宗教事件，因而，很自然，应当是一件由教会权力机关来处理的案件，世俗机构不得干预。”因此，他们的请求是不合时宜的：“由于这个案件的性质完全是宗教性的，涉及的是对一个孩子所行的洗礼仪式，其所有后续事件都来源于此，教会的最高领袖，不能听从受洗男孩父母要求把他交还，其原因也是宗教性的。”伯爵说这个案件让他们国家的人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安东内利回应道：“那些人要么不愿意、要么不知道如何正确看待这个案件，不管他们印象如何，教宗仍然很自信，他是按照天主教会永恒的准则采取行动的，任何世俗的理由都不会让他偏离丝毫。”[163]

大西洋彼岸，这个案件在美国犹太人中激起了一种新的民族团结。尽管美国有十五万犹太人，比意大利、法国或英国的犹太人都要多，但美国犹太人大都是移民，还没有什么全国性的组织。即使是三份主要的犹太英语报纸也是地方出版的，分别是由纽约、辛辛那提和费城那几个特别有影响的拉比努力促成的。

莫尔塔拉案件的消息是间接传到美国的，因为罗马的犹太协会和博洛尼亚那更小的犹太社区和他们在大洋彼岸的同胞们都没有直接联系。不过，九月份，美国一些犹太领袖们收到了英国犹太社区的理事会会长摩西·蒙蒂菲奥里爵士的来信。很快大家都感兴趣了。

美国犹太人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来自罗马天主教国家，但是，在他们看来，莫尔塔拉绑架案代表了旧世界的一切错误，令他们痛苦地回想起自己曾经受过的压迫。滋养这种感情的，不仅有美国的自由和平等的意识形态，还有一些不那么健康的力量。一八五八年的美国，很多人对罗马天主教的看法很悲观。来自爱尔兰和其他地方的天主教徒受到诋毁和嘲笑，教宗则被描绘成魔鬼再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犹太人当时在占绝大多数的新教教徒中间遭到了和天主教教徒差不多一样的待遇，但他们还是很高兴他们抗议教宗的活动得到了这么广泛的支持。

从九月中旬开始，美国的主要报纸就连篇累牍地登载关于莫尔塔拉案件的报道。美国犹太教改革派的创始人之一、美国犹太人一份最重要的报纸的编辑、辛辛那提的艾萨克·梅耶·怀斯以当时美国反天主教的人十分自豪的口吻写道：

实际上，埃德加·莫尔塔拉从来就没有受洗，教宗和他那些不计其数、没有灵魂的鹰犬们从来就不在乎这个孩子是基督徒还是犹太人。教宗官员们的目的，以前不是、现在也不是要把埃德加变成一个基督徒，让他因此可以以罗马的方式得到拯救，也不是因为几滴水洒在了他的头上，一个不知名的女人对着没有意识的孩子说了几个字。某些小神甫或一个文盲天主教教区的校长可能会相信这些胡言乱语，然后提醒他的会众接受教会律条。但是，这些事件的主要推手们没有这么愚蠢……只有在天主教神职人员之中长大，才能知道他们说教极多，而真信极少；知道他们在文盲面前、在所有的宗教事务上有多么严格，知道他们在发现一个具有智慧和保密的人之后，对宗教问题的关注又马上放松。这样看来，罗马的目标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孩子的宗教，或者宗教本身……我们冒险地说，如果那个女侍被带到这个国家的法官面前，我们哪个律师，只要做一点反复讯问，就会让这个女人说实话，承认她是某个神甫雇佣的工具，而神甫又是他的上司的工具，他的上司又有可能是一个耶稣会士的盲目的工具，耶稣会士又是宗教裁判所的工具，宗教裁判所又是教宗的仆从，而教宗又是耶稣会的仆从……[164]

居住在教宗国的犹太人被迫拜倒在教宗那可怕的权力之下，很显然，住在美国的犹太人很轻易地走向另一个极端。

这种刻薄的反天主教态度，究竟是源于欧洲，还是他们从美国这片自由国土上的新教邻居那里习得的，这倒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但是，怀斯的文字中有一点讽刺之处，就是它和天主教媒体中犹太人的形象差不多完全一样。为教宗辩护的人认为那些要求释放埃德加多的人动机不纯，并且声称这个孩子的父母的动力来自反教会的仇恨，而不是父母之爱。而在怀斯的分析中，动机不纯的恰恰是教宗和他教会的同伙们，他们的动机并不是真正的宗教信仰，而是最腐败、最不诚实的动机。

美国国内的犹太社区都在召开会议讨论采取何种行动，从纽约到旧金山，都组织了抗议示威。波士顿的反天主教情绪最为高涨，两个犹太会堂召开了联合会议讨论行动方案，一个四人委员会朗读了一个方案，获得满堂掌声。他们比怀斯拉比更进了一步，具体提出要团结那些和他们对“黑暗王子”看法一样的新教徒们：

我们在震惊和深深的痛苦中听说，最近在罗马教宗庇护九世的国度里，黑暗王子犯下了最可恶的罪行……这桩可恶的事件不仅影响到了犹太人，同样也影响到了非天主教的基督徒们，因为他们（宗教裁判所）胆敢违反道德公正的每一条原则而犯下的罪行，今天可以加害犹太人，未来某一天，他们就可能而且肯定会加害那些处于他们那毫无原则的权力之下的新教徒们。这些恶魔的化身的历史，是用百万受害人的鲜血写下的，证明我们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165]

美国的抗议并不是全都这样，全力倚仗这种当时正在流行的“一无所知党”运动的口号，犹太人还处在文化适应过程中。十一月初，纽约全城的犹太人十八年来第一次聚集在莫扎特音乐厅，抗议绑架事件。两千名犹太人听着一个接一个的发言人呼吁释放埃德加多，长达几个小时。纽约的反天主教言论比波士顿的还要温和一些。最受欢迎的发言人，一个犹太幽默家拉斐尔·德·科尔多瓦很不客气地问：一个犹太男孩被一个保姆偷偷摸摸地洗礼了，然后就变成天主教徒了吗？他提醒道，那么，要是一帮犹太人，拿着一把剃刀，摸进梵蒂冈，抓住教宗，不顾教宗的抗议而把他按住，给他强行施割礼呢？听众会心一笑，他总结说：“这当然不会把教宗变成犹太人，就像洒几滴水不能把一个犹太人的孩子变成基督徒一样。”[166]

集会继续进行。一月份，三千多人在旧金山倾听了著名新教牧师、其他各个基督教社区领袖和犹太组织者们的演讲。大部分演讲人对天主教的态度还算尊敬，有一些对教宗也很恭敬。但是，其他一些人则把莫尔塔拉案件说成是教会一长串恶行中最新的一桩，这个教会就是世界上其他人的威胁。著名新教演讲人F.P.特拉西回忆了他一八四七年访问罗马的经过，他说，他看见红衣主教安东内利坐在教宗身边（这个不太可能，因为当时安东内利还不是国务秘书）。特拉西说，安东内利像恶魔梅菲斯特一样冷漠无情，对着温顺的教宗的耳朵轻声发号施令，“改变了教宗的个性，否则，教宗本来可以是一个善良的父亲般的统治者。”特拉西警告他的听众，他们必须自己采取行动，因为不能指望梵蒂冈有任何体面：“如果教宗有这个权力，他会给我们每个人都施洗。”[167]

莫尔塔拉案件在非犹太人中也成了著名讼案。仅仅一八五八年十二月一个月，《纽约时报》就发表了二十多篇有关此案的文章；《巴尔的摩美国人》从一八五八年十月到次年一月发表了三十一篇有关莫尔塔拉事件的重要文章；《密尔沃基哨兵》在一八五八年十一月和十二月发表了二十三篇报道。一八五九年三月，欧洲公众对这个案件的兴趣已经消退，但《纽约先驱报》宣称，美国对莫尔塔拉案件的兴趣达到了“空前的规模”。[168]

愤怒的美国犹太人调动他们尚未强大的力量，跟随着欧洲犹太人的榜样，也在设法让他们的政府公开反对莫尔塔拉事件，并对梵蒂冈发出抗议。他们一事无成。美国国务卿给那些成堆的信件的答复就是一个：政府的政策是不干预其他国家的内政。最后，总统詹姆斯·布坎南觉得有必要亲自答复这些请求，于是，一八五九年一月四日，他写信给纽约犹太社区的一个代表：“我一直坚信，这个政府没有权利或义务对另外一个独立政府进行道德审查，也没有权利和义务谴责他们对他们的公民或臣民做了我们可能认为是独断或不公平的行为。”[169]

对布坎南来说，这个问题很微妙，因为犹太人不高兴不是他最担忧的事情。美国正因为奴隶制度而处于战争的边缘，废奴主义者们正在呼吁欧洲的开明国家支持他们的反奴隶制运动。总统可不希望在意大利犹太人案件上制造一个先例，因为以后会有人用这个先例来反对他。此外，他自己的道德立场也不是非常稳固。同样的事情也在他自己国家蓄奴的那些州内时时发生，他怎么去反对一个强迫将一个孩子和他的父母分开的政府呢？总统在这里辗转不安时，废奴报纸居然成了美国天主教媒体的同盟，因为这两种媒体，出于各自不同的原因，都在攻击它们所看到的释放犹太孩子运动中的虚伪性。

为天主教辩护的媒体发表了他们那个版本的事件经过，这一点也和欧洲的天主教媒体是一致的。一八五八年十一月，纽约出版了一本署名笔名“费厄泼莱”的小册子，当时典型的宽边小册子形式，声称“所谓埃德加多绑架案”是“上帝的教会的敌人的意外收获”。小册子认为，孩子受洗，错误的根源是因为摩莫洛·莫尔塔拉违犯了教宗国不许犹太人雇佣基督徒仆人的法律，并且声称，没有人能够“让一个受洗了的基督徒孩子的洗礼失效”，连教宗也做不到这一点。一个基督教政府“听任一个基督徒孩子被当作一个犹太人抚养长大”，这是完全不可思议的，而且，宗教自由的原则也受到了挑战，这个自由是“一个孩子成为基督徒的自由，而不是被迫成为一个犹太人。”埃德加多在文中被写成十一岁，而不是七岁，他在乞求成为一个基督徒。“放弃他，就是永恒的愚昧。叫嚣释放他，是对基督教的侮辱，是整个基督教国度的耻辱。”费厄泼莱得出了宏大的结论：“面对所有背叛和偏见的极端狂热，教宗保护这个孩子，是世界有史以来目睹的最伟大的道德奇观。”[170]

第十四章　教会反击

反教会的抗议在大西洋两岸风起云涌，忧心忡忡的教会当局赶紧准备他们的应对方案。对教会统治阶层的成员来说，针对教会发起的攻击，只不过是反天主教行为的最新表现。在教会历史上，教会一向都是像他们在莫尔塔拉案件中那样对待辖区内的犹太人，除了那么三五个例外；而犹太人一向一言不发，偶尔发言的还是双膝跪地小心翼翼的。在事关教会律法的问题上，这一向是理所应当的规则。但是，现在随着世俗主义、无神论和物质主义席卷欧洲，对上帝之言和他在人间的工具的尊重在迅速减少。确实，自宗教改革、教会权力首次遭到质疑以来，教会一直被迫以某种方式进行这场战斗。但是，在世界天主教的中心地带——教宗国国土之内，教宗的精神权威会受到这样一群由分裂分子和异教徒组成的乌合之众的挑战，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莫尔塔拉小男孩引起争议的同时，教会内部正好也在发生一场争论：所有权利在多大程度上是来自教宗。教宗权力在十八世纪下半叶达到了现代史上的最低点。世俗统治者羡慕教会的独立自治，反对本国事务应当由外部势力、即教宗及其代表决定。独裁者希望不受争议、不受限制地进行统治，再加上由启蒙运动激起的新思想，引发了一场反对教会特权的运动。耶稣会是教会作为外部势力的具体代表，并且拥护这样的意识形态——世俗统治者的愿望应当从属于由罗马解释的上帝之言，于是他们首当其冲受到了攻击。他们于一七五九年被逐出葡萄牙，一七六四年被逐出法国，一七六七年被逐出西班牙，次年又被逐出那不勒斯王国。反耶稣会的呼声如此强烈，一七七三年，教宗克莱蒙特十四世干脆完全废除了耶稣会。一七六二年，在维也纳，规定教宗发表通谕之前，必须事先得到哈布斯堡王朝统治者的批准。之后几十年，整个天主教欧洲的世俗统治者们从宗教裁判当局手中逐步夺取了对审查制度的控制权，禁止教会审判他们的臣民。国家宣布，只有它才有逮捕和审判其臣民的权力。

约瑟夫二世一七八〇年登上奥地利皇位时，抨击现存的宗教协定，大刀阔斧地采取措施限制教会权力，以图建立一个现代世俗国家。教会不纳税的政策被废除了，宗教裁判所遭到取缔，关闭男女修道院的政策也有了新的动力。在天主教徒居住的大部分国家，对教会权力发起的类似攻击也迫使教会当局进行防御，教宗的威望也大受损伤。

拿破仑征服欧洲，以及法国统治的那些年，教会的名望和权力加速衰退。但是，拿破仑垮台以后，欧洲大部分世俗国家的统治者改变了态度。在知识分子圈子中，启蒙运动的平等观念流行开来，但统治者和支持他们的人反对启蒙运动，反对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国家的观念，希望加强教会的权威。用历史学家斯图尔特·伍尔夫的话说，他们“唯一的希望是恢复从前那种未受污染的社会，其中，秩序和等级制度受到尊重，一个绝无错误的教宗或神圣启示为王朝提供神权基础。”[171]结果，教会重新成为世俗统治的堡垒。整个欧洲，耶稣会复苏了，公开表示虔诚的行为，比如说，对神迹和马利亚崇拜的礼拜，又起死回生了。最终，教会和世俗统治者又重新商订了新的宗教协定，维亚勒—普雷拉作为教宗使节在维也纳的工作就是其中的一部分，这标志着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又一次和谐。

各国教会的独立自治，从前支持它的不仅有仇视罗马控制的世俗统治者，而且还有法国、奥地利和其他国家中天主教人口和神职人员的主体部分，然而，在意大利复兴运动阶段，这种独立自治却越来越遭到“教宗至上主义运动”的挑战。信奉教宗至上主义的人认为，各处的地方教会都应当归到教宗的严格控制之下。他们希望加强教宗的权利和声望，主张教会法高于世俗法律原则，是至高无上的。为了这一切，他们不仅要和自由主义运动作战，还要和他们在教会内部的反对派作战，在教宗至上主义者们看来，他们的反对派受了那些背弃教会使命的启蒙思想的毒害。

教宗拒绝将埃德加多还给他的家庭，此事成为教宗至上主义者们的神圣使命，事关教宗皇位的声望和权威，也事关神圣法则的至高无上性，它应当高于个人权利和宗教平等等现代思想。他们的活动采取了几种方式。外交活动是在红衣主教安东内利控制之下，但普通大众中的反攻行动则是由欧洲的天主教报纸网络来领军的。这些报纸中，有两份刊物占据特别有影响的地位：一份是耶稣会的《天主教文明》，由教宗直接指导，被人们认为是以他的名义发言；另一份是喜欢引发争议的《宇宙报》，由最有影响力的教宗至上主义者、法国人路易·弗约发行。

意大利国外的天主教报纸中，第一份对莫尔塔拉案发表评论的是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报》。它九月十八日发表的报道很说明问题，它不仅首次列出了教会自卫的大纲，而且还展示了教会叙述是如何添枝加叶。

根据这份比利时报纸，将埃德加多从他父母身边带走，根本不是空穴来风，而是这个孩子受洗的故事在博洛尼亚成为尽人皆知的新闻以后才作出的决定。这次受洗变得如此著名，以至于大主教红衣主教维亚勒—普雷拉除了实行最基本的教会法以外毫无选择，否则就有“在天主教徒眼中引起极大丑闻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被逼无奈但是坚持原则的大主教，多次提出给摩莫洛·莫尔塔拉保留自己儿子的机会，条件是他要答应一定要把儿子当作基督徒来培养。“多次受到拒绝以后，博洛尼亚的大主教只不过是行使了自己的职责。”报纸如此报道。男孩被带到了罗马的慕道之家，但他的父亲马上就被请来亲眼目睹“他的儿子没有受到隔离，没有被迫割断他的自然联系，也没有受到肉体或精神的压力来表达他的信仰。”孩子被安顿在一处算得上是舒服的住所里，这样他得到一种“一种宗教教育，如果他选择的话，这种宗教教育能够给予他洗礼的恩典，而如果他继续在博洛尼亚和他的家人住在一起，他根本就不可能知道是哪种圣礼将他变成了上帝和教会的孩子。”《布鲁塞尔报》报道说，事实上，孩子的父亲最近刚刚在罗马探望了他，能够“亲眼看到，他的儿子根本不是因为受到专断的外在影响来追随降临在他身上的恩典，而是带着最值得仰慕的自发性来听从他得到的恩典。”[172]

有人说埃德加多的父母看到他们的儿子很高兴，他在慕道之家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希望他继续留在那里，这个故事被《文明与宗教的和谐》（简称《和谐》）登载了。这份报纸是由一个神父贾科莫·马尔戈蒂发行的，在敌国撒丁王国的中心地带进行着推行教宗至上主义的战斗。马尔戈蒂一连串的反对自由政府、反对教会的自由派的激烈言论不仅招致政府新闻检查官频频光顾，时时将他的报纸关闭，而且，莫尔塔拉案件发生两年之前，还有人向他行凶，让他差点丢了性命。两边的情绪都非常高涨。

《和谐》于一八五八年八月十七日登出第一篇关于莫尔塔拉事件的文章，到该年年底已发表了二十篇。[173]十月十七日那一期中，这份报纸报道了莫尔塔拉家庭的新闻：“没有人表示一点反对意见。莫尔塔拉男孩的父母现在非常高兴，他们的儿子可以在慕道之家里接受教育。”[174]

这些报纸的影响都没有《天主教文明》那么大。八月，当这次争议开始升温时，教会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把眼光转向这份报纸，想了解梵蒂冈何时会宣布自己的立场，并公开向越来越庞大的反对派做出反应。这份耶稣会出版物是教宗的喉舌，这一点是如此显而易见——摩莫洛后来回忆说，他本人是在读到十月三十日发表的第一篇关于莫尔塔拉案件的文章时，才意识到教宗已经决定不放走埃德加多了。[175]

这篇文章，如我们所知，主要是用埃德加多自己奇迹般的转变，以及他后来自己说愿意留在那儿的意愿，来证明他不应该回他父母家。但文章还用了别的论证方法。

文章中，报纸向它的天主教读者们保证，关于孩子是否确实受洗了，这个关键问题得到了充分的调查。后来在欧洲的天主教报纸都普遍引用了文章的这一部分。可以理解，莫尔塔拉家的律师集中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提供了很多人的宣誓证词，质疑女仆的口供。但是，文章说，受洗只需要一个证人就生效，而这个证人——安娜·莫里西，并没有改变她的说法。反教会媒体中流行着一种说法，就是这次受洗根本就没有发生，这种说法是很荒谬的。作者说，法国和德国的造谣者们，比进行过正式调查的博洛尼亚和罗马官方机构知道得还多，这难道不是很奇怪吗？埃德加多的父母出示了一份医生证明，说孩子当时得的病并没有威胁他的生命。但是，这份证明本身没有什么意义，再说它来自医生六年以后模模糊糊的记忆，本来也不可靠。即使孩子当时没有濒临死亡，他还是受洗了，因而是一个基督徒。

一旦调查确认埃德加多确实受洗了，教会别无选择，只能采取那些行动。问题的核心就在这里。“尽管伏尔泰式的无神论者和犹太人声称他们因为这件事而感到震惊和错愕，但对真正的基督徒来说，没有丝毫的怀疑。因为，既然这个七岁的孩子已经受洗，他是否应该留在一个犹太父亲身边的问题就变成了另外一个问题：一个受洗的人，应当成为一个基督徒，还是一个犹太人？归根结底，教育决定人。”[176]

这份耶稣会刊物还提起了另一个话题，就是质问莫尔塔拉的儿子被从家里带走，究竟是谁的错。几百篇讨论莫尔塔拉案件的天主教文章都重复了这个话题。作者回答说，这是他们自己的错，如果他们遵守了他们居住的这个国家的法律，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为了避免类似的不愉快的情形，法律禁止犹太人雇佣基督徒仆人。作为教宗国的居民，像莫尔塔拉这样的犹太应遵守他们居住地的法律。如果他们觉得这些法律太繁复严苛，“他们完全可以自由地搬到别处去”。犹太人公然违背法律，却因为违法的结果而责怪教会，实在是特别令人恼火。“如果他们和他们同教的人想继续留居在此，他们假装法律可以仅仅为了满足犹太人的要求而加以改变，实在是太没有风度了。”[177]

至于莫尔塔拉案件为什么在整个欧洲媒体上掀起如此轩然大波，为什么教会遭到这种陷害，《天主教文明》也有一个解释：这是因为犹太人的权力。报纸解释道，由于约伯的家族“今天在欧洲特别富有，拥有德国、比利时和法国最强有力的自由主义报纸，毫不奇怪，这些报纸会结成攻守同盟，尤其是它们还可以同时进攻教宗和教宗的政府。”[178]

罗马的犹太协会收到报告，说《天主教文明》将就莫尔塔拉案件发表重要声明，斯卡佐其奥和犹太人社区领袖塞缪尔·阿拉特里写了一封信给这份报纸的耶稣会创始人和杂志社社长卡罗·库尔奇神父，请他考虑他们的要求。十月三十日，杂志最关键的那一期出版的同一天，库尔奇神父给他们回了一封短笺，表示“我们只希望得到真理和公正”，并附上了一份关于莫尔塔拉案件的声明。库尔奇写道：“如果你和杰出的阿拉特里先生坚持不改变你们在此事上的见解，这也无碍我对你们二位表示真挚的尊敬。”

一收到这封信，斯卡佐其奥就准备了一份回复给这位耶稣会编辑，同时还附上了一系列补充文件。库尔奇十一月一日写的回信，让我们能够窥见教宗最有影响的辩护人之一的内心。“我感谢你们好心给我寄来澄清有关事件的新材料。”他写道，并补充说这些材料并没有改变他的观点，他们可从他的报纸正在发行的文章中看到他的观点。他接着说，“你和你的同族兄弟们可能觉得这篇文章比较严厉。”但他希望他们理解他的处境。他被迫回应“欧洲这么多报纸上发表的就这个案件对天主教会和它庄严的领袖所进行的最野蛮的谩骂”。[179]

与此同时，博洛尼亚的《博洛尼亚观察报》一个月内已经登了三篇关于莫尔塔拉案件的报道。最近一篇发表于十月底，开头就回应巴黎的《辩论杂志》最近对它发起的一次攻击。《辩论杂志》报道了博洛尼亚由教会引起的反犹太主义风潮，而这份博洛尼亚的天主教报纸表示不同意。法国报纸引用了博洛尼亚主广场的每周一次的木偶戏，其中，牵线木偶经常做出“说仇恨犹太人的话”的口型。

《博洛尼亚观察报》谴责《辩论杂志》和另外两份法语报纸对教宗及其权威的冷酷敌意。根据《博洛尼亚观察报》，“现代理性主义的合唱大师们”不过是一帮伪善主义者，他们忽略事实，目的只不过是“对真理和天主教发动不忠、不信的战争”。莫尔塔拉被利用了：“这儿有慈善家，有人道主义者，他们毫不犹豫地利用一个母亲和整个一个家庭的焦虑，目的是为了伤害教会，他们那么虚伪地宣称是这个教会忠诚而恭敬的儿子。”

对这份博洛尼亚天主教报纸来说，根本没有任何争议或批判的余地。一切只不过是简单的事实，了解教会神授的法则，宗教的法则。这个男孩受洗了，“我们希望没有人会否定受洗使人成为基督徒这个事实”。诚然，对那个可怜的母亲来说，孩子被带走确实很令人伤心，但人们想尽了一切办法减少这个过程中的痛苦。《博洛尼亚观察报》接着报道报纸收到的关于这次旅行中的“动人细节”，记录了又一个版本的关于途中那奇迹般的改宗的过程。故事结尾说：“从罗马来的信件中，我们得知，这个孩子一如既往地对他的处境非常满意，他表现得机灵活泼，性情温顺驯良。”在感到幸福的同时，只有一个想法令他痛苦，“想到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仍然是犹太人。”“但我会向主祈祷，”男孩说，“祈祷他也能够把他的恩典赐给他们，这样他们也能变成基督徒。”[180]

同时，博洛尼亚另一份亲教会的周刊《真正的朋友》重申了这个理论：摩莫洛和玛丽安娜对他们的孩子被带走感到愤怒，只不过是因为看到“他们的一个孩子从犹太教转到了真正人道的基督教”。这份报纸还承接《天主教文明》的另一个主题，即法国、德国和英国的记者们都“对教宗大喊大叫，大呼不公正、绑架和暴政”，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目前欧洲的大部分报纸都控制在犹太人手中”。[181]

意大利天主教媒体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为教宗辩护，鞭挞教会的敌人，批评教会的敌人对耶稣的教导和宗教的责任一无所知，而且很可能是故意这样的。这些谴责来自对犹太人的一种宗教视角，基于这种对犹太人的看法，代表犹太家庭而对教宗进行攻击，就显得更加不可忍受。孩子变成天主教徒，而不是继续当一个犹太人，其好处是如此显而易见，而任何想让基督徒把他还给犹太人的愿望是那么荒谬，文字根本就不能表达他们的满腔怒火。

热那亚的日报《天主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给这份报纸写稿的大多是献身于捍卫教宗的世俗权力的神父们。和《和谐》一起，《天主教》在野兽的中心勇敢地战斗，因为热那亚是撒丁王国的一部分。从一八五八年八月发表第一篇关于莫尔塔拉事件的文章开始，到是年年底，《天主教》在这个问题上发表了近二十篇文章。

十二月初有一篇文章很有典型意义。通讯员指出，留住埃德加多，教宗不仅仅保护了这个孩子的精神利益，而且对他还有物质上的好处。教会支付他的所有教育费用，孩子完成教育以后，他可以努力争取教宗国内所有的职业和荣誉，他指出，如果埃德加多继续当一个犹太人的话，他是被排除在这些职业和荣誉之外的。文章接着说：

我们中间任何人认真地考虑一下这件事，考虑一下犹太人的处境——如果没有真正的教会，没有国王，没有国家，流离失所，不管在地球任何一个地方居住，他都是一个外国人，此外，还带着因为杀死耶稣而涂上的丑陋的血迹，并因此臭名昭著——将这个遭人唾骂的人和一个罗马公民作一下比较吧，罗马公民的国家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意大利，他能在永恒的城市里拥有最光荣的世俗和宗教的职位，这么一比较，就能马上明白，教宗赐给莫尔塔拉家的男孩的，是多么大的现世的优势。

在《天主教》看来，所有那些说男孩受到了不公正待遇的绝望嘶喊，都不过是掩盖他们进行抗议的真实动机的烟幕。这些被狂热煽动的乌合之众所捍卫的是可悲的犹太人，谁又能认真对待他们？“自由主义者们大放厥词，一本正经地说过，而且还在继续说，欧洲大国给教宗发出了措词很强硬的信件，要求他把埃德加多家的小男孩还给他的父母。”这一定是开玩笑：“想想吧，人们！欧洲大国为一个犹太人这么大动干戈，而这个犹太人对他们来说完全无足轻重！这是某个冬天就着火炉给孩子们讲的故事！然而，好多这种破烂还在冒充绝对真理。”[182]

犹太人是在文明范围之外的，因为文明是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之上的。作为外来者，他们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们并不觉得自己受到那些指导基督徒的道德原则的约束。他们除了对犹太人以外，不觉得自己对任何人有义务，对他们的基督教受害者没有丝毫同情心。

指责犹太人为了宗教仪式而屠杀基督徒，集中体现了天主教对犹太人的看法。《天主教》一八五九年一月的一篇文章，题为《一个孩子惨遭谋杀》，毫不掩饰莫尔塔拉抗议引起的轰动和他们决定登载这一篇令人咋舌的文章之间的关系，这篇文章就是证明犹太人之恶毒的最新的可怕例证。这份热那亚报纸的报道是这样开头的，“八月份——”

当自由派媒体因为莫尔塔拉案件而对教宗掀起哗然大波时，一个犹太人在今属罗马尼亚的摩尔多—瓦拉几亚的城市福克钱尼以最可怕的方式暗杀了一个基督徒男孩。世界就是这样。教宗安排让一个变成了基督徒的犹太男孩得到所有可能的小心关照，在一个天主教寄宿学校里长大，他们吵得要掀翻屋顶。而另一个犹太人以最可怕的方式杀死一个基督徒男孩，我们敢肯定，自由派对此一言不发。

根据这篇报道，八月初的一天，一个来自福克钱尼的女子和她四岁的儿子一起出门旅行。她即将穿过边界进入摩尔多瓦时，她看见孩子累了，于是便让孩子回家，而她自己继续往前走。等她天黑回家时，到处都找不着她的小儿子。她又紧张又害怕，告诉了她丈夫，于是两人到处寻找，但一无所获，最后报告了警察。一连五天，他们找不到孩子的任何踪迹。

靠近边界的地方，母亲最后见她儿子之处，是一家犹太人开的酒馆。他们怀疑是他把孩子夺走了，因为他急着要用基督徒孩子的血来烤无酵饼，就是犹太人为逾越节烤的那种不发酵的饼。（认为犹太人用基督徒的血来烤无酵饼是一个流传了几百年的信念，与此相关的，是一再指责犹太教要求杀害基督徒来举行杀人祭神仪式。[183]就我们讨论的这个案子看来，且不论这个指责有多么荒诞不经，逾越节是在初春，而不是八月份，那些指控犹太人的人似乎完全忘了）酒馆店主否认见过这个小男孩，起初，他们也不能证明他见过。但是，警察终于找到了他们寻找的证据。警犬开始在离酒馆不远的地方开始刨地，不久就挖出了一个小孩子鲜血淋漓的尸体。他已经被残忍地肢解了。“他们在那个可怜的烈士的小身体上发现了一百二十多处伤口，他们发现他头上扎了刺，指头上扎进了芦苇。”由于血还是新鲜的，他们意识到孩子受了五天的折磨。证据很清楚：“这种折磨太像我们的主所承受的折磨了，我们知道那个或那些谋杀者的意图，没有人能够在这一点上欺骗我们。”

消息传开，福克钱尼愤怒的人群暴动了，愤怒的人群冲进城里的犹太人家里，要一举彻底清除他们中间的犹太人。“这次暴乱中，大概十五到二十名犹太人被杀死，如果不是官方强力干预，事情可能还会闹得更大。”警察逮捕了看着最可疑的犹太人，并且开始调查。但是，犹太人确保没有对他们不利的证据：“所有的犹太人都在帮助他们的同胞。几天之内，他们就筹集了六十万法郎，用来收买证人，消除怀疑。犹太人的黄金达到了他们期望的目的：宣布没有足够的证据。”被捕的犹太人被释放了。[184]

整个欧洲的天主教报纸，包括法国的《宇宙报》，都以同样的口吻报道了这个事件。两个月后，法国的《以色列档案》的编辑作出了反应。他写道，一个小男孩确实在摩尔多瓦的小镇被残忍谋杀了，当地人听说犹太人为了他的血而折磨和杀害了他，也确实发生暴动了，他们摧毁了福尔钱尼的犹太人的家园，而且还杀死了一些犹太人，然后警察才姗姗来迟。但是，《宇宙报》和其他报纸没有提到的是，调查人员发现，杀害孩子的是他叔叔，现在正在布加勒斯特等待审判。[185]

关于犹太人定期捕捉基督徒孩子来放干他们的血液的故事，在当时的意大利广泛流传，尽管一小部分自由主义精英否定这种说法，但在一般大众中却根深蒂固，教会神父、四旬期布道和天主教媒体都散布着这种故事。埃德加多被从博洛尼亚带走之前两年，意大利东北部一个小镇的一个犹太人被捕了，他被指控说绑架了一位二十三岁的基督徒女仆，并出于宗教目的而放干了她的血液。女仆奇迹般地生还了，并且报告了犯罪中耸人听闻的细节。她讲的故事，和十九世纪欧洲流行的吸血鬼的故事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不可避免地令我们怀疑这两种神话之间有什么关联。在这个案件中，犹太人受审后，揭示出的真相是，这个女人无疑是混合使用了这些传说，她编造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是在她抢劫了她的雇主、并带着赃物逃跑之后，希望用这些故事来转移对她的怀疑。[186]

莫尔塔拉案件之后很多年，教会还在继续指责犹太人进行杀人祭神的活动。比如说，《天主教文明》发表它那著名的为带走埃德加多辩护的文章之后，重新回到了关于犹太人的一系列文章的血腥主题。“我们根本不需要浪费时间和话语来澄清所有人都知道的事实——也就是说，犹太人永远在从事着攻击和抢劫基督徒的活动。我们只想证明很多人不知道、其他人发现难以置信、甚至是试图否认的事实。我们这里说的是关于血的神秘故事。”然后，这份耶稣会杂志就十分详尽地提出了无法争辩的证据，证明犹太人一直在抓住毫无戒心的基督徒，然后放他们的血。[187]

对犹太人的征战一直继续到十九世纪下半叶，教会把它和对自由主义的战役相提并论。自由主义者认为犹太人应当拥有平等权利，更有甚者，他们认为国家应当承认没有一个宗教高于别的宗教的学说，而这个信念是直接与教会的宗旨互相冲突的。

一八八六年的一篇文章中，《天主教文明》以典型的风格提起这个主题。在这篇题为《犹太人迫害基督教》的文章中，它宣称“基督徒从来就没有迫害过犹太人，虽然犹太人和犹太化了的自由主义者和共济会成员继续错误地宣称这一点；事实是反过来，犹太人一直在迫害基督徒”。[188]六年以后，这份杂志仍然在为教会将犹太人当作需要特别监督和限制的人的做法辩护。文章说，“那些解放了犹太人的国家，结果是什么呢？有两个结果，这两个结果都显而易见、令人悲哀：对基督教，尤其是天主教发起的无耻又无情的战争；从高利贷、垄断和各种各样的偷窃中表现出来的肆无忌惮的傲慢，损害的恰恰是那些给了他们公民自由的人。”《天主教文明》描绘的犹太人远不是美好的形象：“对犹太教来说，兄弟情谊和和平只不过是一种挡箭牌，如果可能的话，他们想通过消灭基督教、削弱基督教国家，来准备他们的弥撒亚王国，《塔木德》就是他们预言过的那个梦想国度。”[189]

要理解天主教为什么对人们批评教会处理埃德加多·莫尔塔拉的方式有这样的反应，我们必须记住它对待犹太人的基本态度，以及它在基督教神学中的深厚根源。《和谐》一八五八年八月刊登它关于这次争议的第一篇文章时，作者不仅将抗议与反宗教、扔炸弹的革命派联系起来（文章的标题是：《博洛尼亚的犹太人和朱塞佩·马志尼的炸弹》），而且还提出这个观点：是犹太人迫害基督徒，而不是相反。“一个意大利的天主教国家（撒丁王国），本来应当要求外国势力来帮助反对这个邪教，这个邪教企图颠覆其他政府，同时还在不断地削弱对它宽容、滋养着它的政府，却去支持一个犹太人反对教会领袖的政府的活动，这难道不是荒唐到极点了吗？”[190]

六个星期以后，都灵的天主教周刊回到关于莫尔塔拉案件的争议，这样为教会辩护：它声明从古代到现代，教宗一直都力所能及地保护犹太人。然而，作者指出，“我们绝对不能忘记那玷污了犹太人的名声的极大错误和真正的臭名昭著，和由他们心中燃烧着的对基督教的仇恨而引起的混乱。”[191]

等埃德加多被带到罗马时，教会这个延续了很多世纪的观念虽然依然十分有影响，然而，它没有能够完全抵挡席卷整个欧洲的新思潮的冲击。当然，其中一个标志就是庇护九世当上教宗之初所实行的改革，放松了对罗马犹太人的控制。但是，到了一八五八年，教会领袖们将捍卫他们在犹太人问题上的传统态度，看作是他们反对他们面临的自由主义和革命的威胁的更大的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犹太人虽然数量不多，但代表了教宗国家的意识形态基础的一个中心组成部分：需要保护教会的至高无上性，一个平等看待所有宗教、要求政教分离的意识形态是愚蠢的。

对教会不太友好的安东尼奥·格拉姆西，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法西斯的监狱里，反思了教会在反对自由主义的威胁的斗争中是如何利用犹太人的。他回顾说，一八四八年，当一个在都灵参加过抗议的犹太人回到家乡时，反动派散布谣言，说他为了宗教仪式的目的而谋杀了一个基督徒儿童，导致农民们进军到镇上的小隔都，把它砸烂了。格拉姆西总结道：“反动派和神职人员想让一八四八年的自由主义革命看起来像是犹太人的一个发明。”关于这个观察，这位身陷囹圄的共产主义者加了一个小注：“我必须重新建构莫尔塔拉小男孩的故事，它在反对教权主义的争论中发出了那么巨大的回声。”[192]

即使在意大利教会中，也有人觉得带走埃德加多、把他留在慕道之家是不对的，但他们没有把这个意见公开表达出来。天主教媒体完全一致地支持教宗的立场，无情地攻击所有批评教宗的人。对他们来说，当务之急是团结在教宗周围，而不是向敌人展示任何示弱的迹象。

在天主教欧洲的其他地区，教会内部出现了一些抗议之声。最重要的是一个籍籍无名的法国神父德拉库蒂尔，他写的谴责教会所作所为的信，在欧洲媒体中广泛发表。他的信件激怒了支持教宗的人，因为他说，作为一个神父，他认为梵蒂冈违背了天主教赖以存在的基本原则。

德拉库蒂尔关于莫尔塔拉事件的文字于一八五八年底印成一个小册子，不久以后就被翻译成了意大利文。他说，促使他发表言论的原因，是因为那些为教宗政府辩论的人声称真正的天主教徒不能持反对意见，态度十分傲慢和笃定。他说，他不能容许天主教信仰的敌人相信，支持“绑架”埃德加多时采纳的是天主教的原则。他的任务是揭示出，事实恰恰相反，如果允许教宗的支持者坚持他们的立场，这将对教会产生非常不利的效果。德拉库蒂尔质问：“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能够像我们所说的事实这样，把一个如此神圣、如此良善的宗教，变得如此可恨？”[193]

德拉库蒂尔的理论基础是自然法的至高无上性，他的理论显然受到了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自然法来自人生而具有的理性能力，这是上帝赋予人的能力。根据这位神父，自然法的一个最基本的宗旨之一，就是儿童属于他的父母。自然法的作者是上帝，因而高于人为法，人为法不能取消自然法。

神父还表达了他另一个担忧，即天主教会在莫尔塔拉案件上采取的态度，会给它带来潜在的危险。如果教会声称它有权在天主教统治的领土上带走受洗过的犹太孩子，那么，难道这不会鼓励别的宗教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利用暴力强迫他们的天主教公民改宗吗？住在穆斯林国家、或者住在希腊的“自愿与天主教分离的人”中、或者住在瑞士的路德教徒中间的天主教徒们该怎么办？[194]

德拉库蒂尔的上司们在幕后试图让他沉默，但没有奏效。一八五八年十二月十九日，教宗驻巴黎的使节卡罗·萨科尼在给红衣主教安东内利的信中，向他汇报了关于德拉库蒂尔发表小册子这令人不安的消息：“由于政府强令媒体在莫尔塔拉问题和其他宗教问题上保持沉默，他写的关于此案的信不能再发表在《辩论杂志》上，于是，他采取了权宜之计，出版了一个小册子来阐述他的论点。这本小册子今天开始出售了。”使节随信附上了一份小册子。

使节报告说，“德拉库蒂尔的这个小册子和他写的信一样，是错误的、漏洞百出、毫无基础的……但是，”他警告道，“这本小册子在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在宗教问题上比较薄弱的人身上，可能比那些信留下更深的印象。”此外，还有教会纪律的问题，因为神父已经得到明令禁止就莫尔塔拉案件发表任何文字，“德拉库蒂尔出版这个小册子，表明他既没有听从教区宗教裁判所给他的明确的指令和警告，又明确违反了至今仍然有效的命令并对之十分不敬……这个命令是按照教会的法律制定的，它规定，没有事先交给大主教去审核的话，任何神职人员都不得就神学问题发表任何文章。”

在给红衣主教安东内利信的结尾，这位大使怀疑地方教会当局“是否会有勇气对他采取严厉措施”。在大使看来，巴黎的教会当局过于纵容。[195]

巴黎的大主教不太急于制裁这个反叛的神父，大约是情有可原的。不到两年之前，他的前任西博尔主教批准对一个在布道中反对教会教义的神父进行惩罚（这个叛教分子质疑圣母无罪成胎说）。一八五七年一月三日，相信上帝在他一边的韦尔热斯神父，在大主教正在巴黎一家教会主持仪式的时候对他发起突袭，将一把匕首刺入了他的心脏。西博尔主教几分钟内就死了。受审中，行刺的神父辩称，他是在抗议大主教禁止他说话的决定，不过，他补充说，他的行动不是出于“个人恩怨”。[196]

十二月底，国务秘书发了回信。他首先感谢大使给他寄来这份“应当受到谴责的小册子”，然后提出了一些行动建议。他和萨科尼一样，也觉得巴黎教会当局可能太过宽容，安东内利指示他将宗教裁判所往正确的方向推一把。“让他们意识到，如果这样的违法行为得不到惩罚，接下来自然会发生不体面和可耻的丑闻。”[197]

红衣主教安东内利下一个月接到回信时，肯定十分不悦。萨科尼写道，您一定已经读到了“德拉库蒂尔神父这个月四日写给《联合报》、七日发表在《新闻报》和其他报纸上的信。在信中，这位神父宣称，‘他从教会当局收到的关于他在莫尔塔拉案件上发表的文章的指令，没有涉及事情的核心，而只是关于他发表这些文字的时机是否适宜……教会当局至关重要的沉默鼓励了他，’此处，萨科尼大主教在‘至关重要’下面画了着重线，‘他居然胆敢在十二日又给《新闻报》投递了一封粗野的信，《新闻报》在十七日发表了这封信。’”[198]看来教会当局最终还是能够让这个离经叛道的神父住嘴，但此时已经木已成舟，危害已经造成了。

不过，对国务秘书来说，好在这个神父是单枪匹马独自聒噪。在意大利，德拉库蒂尔神父很难找到一个知音。

第十五章　原则问题

摩莫洛·莫尔塔拉和他周围的人，他所认识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从家庭医生帕斯夸莱·萨拉戈尼，到他的朋友，前法官卡罗·马吉，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启蒙运动的产儿。法国占领艾米利亚和罗马涅将近二十年，影响依然很大。摩莫洛和玛丽安娜圈子里的人，差不多都相信理性的力量、进步的不可避免性和所有公民的平等。对他们来说，下面这些信念都是陈旧的世界观的一部分，是中世纪的遗留物：传统，而不是理性或被统治者的同意，构成权力的合法基础；由上帝创造的世界，只有在千禧年到达时才会改变；不平等是神授的。

摩莫洛的儿子被迫离开家以后，欧洲的媒体充斥着谴责和反谴责，摩莫洛本人则一直避免说任何批评教会、教宗或国务秘书的话。他的目标很明确，手段也很明确。要赢得埃德加多的自由，办法是搜集证据，证明教会带走他儿子是犯了一个错误。红衣主教安东内利向摩莫洛保证过，他提供的任何证据都会被认真考虑，教会领袖们很急切地要保证公平。国务秘书接待了他，对他也很客气，这一点使摩莫洛很受鼓舞。从前，一个质朴的犹太店主是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的。

罗马的犹太协会领导人加强了这种看法。罗马隔都依然是传统势力的孤岛。当一个犹太人因为教会或者教宗国的行动而大祸临头时，正规的反应是由犹太社区准备一份正式的请求，然后交给教会当局。这份请求应当采纳某种固定的形式：它应当在教会威严的权力面前表示尊敬和谦卑；它应当引用教会教规和久经历史考验的最重要的教会权威的文字；它应当讨论支持这个案件的教会判决的先例；它应当指出这个案件的所有细节，以便有利于自己；它应当申明犹太人对教宗政府毫不动摇的忠诚；它应当求助于天主教的慈善本质和教宗的善心。

所有以莫尔塔拉家的名义发出的恳求都体现了这个风格，其中最重要的是一八五八年九月初提交给红衣主教安东内利、让他递交给教宗的记录和案例大纲。这份记录重述了这个案件的事实，莫尔塔拉和他的支持者们希望这些事实能够表明，教会抓走埃德加多是错误的行为。七页的拉丁语部分引用了教会不同权威的作品，它们支持这个案件应当释放埃德加多的诉求。然后，记录又以意大利语书写，回顾了一些教会允许受洗过的孩子回到他们的父母身边的不同案例。信中还有三份附件：埃德加多的出生证；帕斯夸尔·萨拉戈尼的医疗报告，证明埃德加多的病没有生命危险；还有一六三九年教会在一桩强迫施洗案件上作出的对此案有利的判决。

案例大纲是一份五十页的拉丁语文件，引用教会权威来证明埃德加多应当回到他的家庭中去。这是博洛尼亚的犹太人在绝望中准备的文件。他们认为，要说服教会释放埃德加多，就有必要证明教会法和先例都支持他们一方，而只有专攻教会法和教会历史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到底是谁准备了这份拉丁语文件，还是一个谜。斯卡佐其奥的信件中，提到这个专家顾问的时候都特别谨慎，不让教宗国的新闻检察官们察觉他的身份。教宗本人后来猜测说，犹太人得到了某个叛徒神父的帮助，不然的话，谁会这么了解教会法和教会先例，并且能够用拉丁文写作？

犹太人很可能得到了这种帮助，但我们也不应当认为这是肯定的。因为可悲的现实需要，意大利犹太人变成了事关自身的教会法的专家，尤其是在强制洗礼的问题上，主要的社区之间经常互相交换文件。结果，亚平宁半岛上这些社区的档案馆里充斥着有关教会法律来源的长篇摘要、以前发生的强制洗礼、犹太人的抗议和教会的反应的详细描述。斯卡佐其奥在初夏时代表莫尔塔拉家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写信给教宗国主要犹太社区的代表们，请他们查阅他们的档案，把任何有可能帮助他准备案例大纲的有关强制洗礼案件的文件都给他寄过来。

这份案例大纲一开头就列举了不同教宗的判决来支持犹太人的立场，首先是十二世纪的教宗克莱蒙特三世；然后它摘录了其他一些教会权威在随后数个世纪所写的文章，用以证明，教会长期以来一直反对不经父母同意就给小孩子施洗，因此这样的施洗是无效的；此外，即使犹太孩子确信已经接受了有效的洗礼，有很多先例能够证明，允许他们由自己的父母抚养长大。[199]

案例大纲中的明星证人是托马斯·阿奎那，他认为，儿子应当被看作是父亲的一部分，并从属于父亲的权威。阿奎那直接谈到犹太孩子被强制施洗的问题，申明教会一直反对这种做法。他反对的原因之一是叛教，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受洗的孩子们自然会对他们的父母抱有同情心，会继续坚持信仰犹太教。

不过，尽管历史证明教会是反对这些强制洗礼的，是不是说在埃德加多身上进行的任何施洗仪式就一定是无效的呢？这里的问题就更加复杂了。案例大纲阐述了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说明，强迫的洗礼本身是无效的，同时，又给出神学的基础，认为埃德加多受洗的特殊境况使它无效。案例大纲说，要想施洗有效，受洗者必须表示同意，必须想要受洗。如果涉及的是幼儿，还没有达到懂事的年龄，那么，只有父亲才能有权表示同意。文件引用了不同的教会权威，进一步论证说，即使这个幼儿濒临死亡的边缘，仍然需要父亲的同意，施洗才有效。如果埃德加多并没有马上就要死的危险，教会法规定，只有神父主持的洗礼才有效，因为只有在必须给一个即将死亡的人进行紧急洗礼的情况下，一个世俗之人才能被允许取代神父的位置。

最后，案例大纲引用了众多案例，证明即使犹太孩子受洗了，他们的父母仍然没有失去抚养他们的权利。此处提到了好几次先例，第一个是一五四七年的，最后一个有可能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是近期发生的，还因为它也发生在教宗国内。这个案件涉及一八四〇年出生在罗马附近、一对姓孟特尔的年轻犹太夫妇家里的婴儿。尽管婴儿被秘密受洗了，但教会经过调查以后，允许她的父母保留她。

教宗对犹太人的论证不以为然。犹太人想告诉他教会的前任教宗们说的话，拿教会法和教会先例的基本知识来教训他，这个想法本身就让他感觉很受冒犯。他指示他的法律顾问们准备一个对犹太人请求的回应，这个回应要摧毁犹太人的案例分析，让他们知道，教会法律，更重要的是，耶稣本人的言论，不允许他释放埃德加多。

随后写出的教会文件，目的主要不是对莫尔塔拉家庭和教宗国的犹太人的请求作出回应。用不着这么麻烦。不过，由于国际争议愈演愈烈，对教宗施加的压力迫使红衣主教安东内利改变初衷，认为教宗当局应当表明它立场的基础，教宗本人也急于证明批评他的人的观点中的错误。整个欧洲亲教会的人都在迫切要求梵蒂冈提供这样一份文件，帮助他们进行更有效的辩护。

十月中旬，一篇长达三十四页的文件出笼了，题为“博洛尼亚犹太人摩莫洛和玛丽安娜·莫尔塔拉就儿子埃德加多受洗一事对神圣的教宗庇护九世进行攻击，对此作简要解释”。这份文件和莫尔塔拉一方准备的记录和案例大纲被装订在一起，红衣主教安东内利于十月二十三日把它抄送给整个欧洲和巴西、巴拿马、波哥大和墨西哥的教宗大使和代表们。安东内利的信解释说，这份文件驳斥了犹太人的记录和案例大纲中的观点。他表示他很有信心，拿到这份文件后，大使们就可以“拥有所有所需的材料，在必要时，纠正别人对于一件事实的看法，关于这件事，那些惯于利用一切机会散布对教宗的仇恨的人掀起了如此令人不快、害人不浅的轩然大波”。[200]这份教会文件又被送给欧洲的天主教报纸，供它们进行反击之用。[201]

梵蒂冈的反应的开头解释了这个案件的性质。它的用语显然对莫尔塔拉一方不利：“一个孩子，奇迹般地得到了神的恩典，这份恩典让他脱离了盲目的犹太痼疾，使他碰巧成为教会之子，而他的父母则一路申诉，到达教宗庄严的宝座一级，目的是夺回他们的儿子，而这个儿子早已经被安置在教会的怀抱里。”文件接着说：“除此之外，这对父母还不是通过简单的谦恭请求来表达他们的愿望，而是直言不讳，自以为他们是被某随意行动压迫了的人，要求得到公正，把他们认为是非法从他们那里夺走的东西还给他们。”在作者看来，最不可忍受的是，犹太人还想“用从教会法中引申出来的权威说法和论点证明，莫尔塔拉夫妇是一次针对他们的攻击的受害者”。仔细考察莫尔塔拉的简介中引用的权威著作就能发现，这些权威著作并不支持这样的观点。

文件还说，教会确实一直反对不经父母同意就给他们的孩子施洗。但是，教会神学家和教会法一直也承认，这个基本原则也有一些例外，其中一个正好适用于眼下的案子，即“允许给那些被发现濒死的孩子施洗。”[202]

至于教会反对没有父母同意就不能给犹太孩子施洗，莫尔塔拉的诉求是源于误解。一个受洗的犹太孩子如果继续留在父母身边，会有叛教的危险，这个事实如果是真实的，确实可以用来反对进行这样的洗礼。但是，这个论点的意义和犹太人所得出的推论正好相反：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危险，所以孩子一旦受洗，就不能允许他留在父母身边。教会意识到，要把这样的孩子从父母身边带走可能需要暴力，曾经禁止过这样的洗礼；但是，一旦已经给异教徒的孩子施行了洗礼，“教会就承认它是有效的，会开始控制它的新儿子，会采取各种防范手段来让他和他没有信仰的父母保持距离，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中滋养他、抚养他。”[203]梵蒂冈的文件接着说：“事实上，教会法学家和神学家都同意这一条真理：任何情况下，受洗过的孩子都不能回到他的异教徒父母身边。”在上帝和父母这两个互相竞争的权威之间，上帝必须胜利，因为难道上帝不是父母所享受的自然法的创立者吗？“教会获得的对一个受洗的婴儿的权利高于父母的权利，也比父母的权利更加高尚。”[204]

既然受过洗的孩子不能继续留在犹太父母身边，那么，唯一的问题就是，埃德加多究竟有没有受到正确的洗礼。“洗礼是否有效，唯一的标准就是，洗礼仪式以正确的方式施加给合格的个体，譬如说新生婴儿，而且只要他的目的是为教会的目标服务，任何人都可以主持这个仪式。”此外，“对没有懂事的孩子来说，洗礼仪式是否有效，从来就不一定取决于父母是否批准。”[205]

莫尔塔拉还用其他方式设法证明埃德加多的洗礼无效，也以类似的方式被否定了。要想证明一个孩子的洗礼是有效的，除了施洗者以外还必须有一个证人，这种说法在教会法中找不到依据。“甚至一个女人也可以是唯一的证人，她的证词能够证明一个犹太孩子受洗了，尤其是这个孩子濒临死亡的时候，这一直是所有神学家和教会法学家的一致意见。”[206]

这份文件第一次披露了埃德加多受洗的消息最初是如何传到宗教裁判官那里的。七月，安娜·莫里西告诉莫尔塔拉的连襟，她并没有向任何教士或修女报告她给孩子施洗的事情。她说，接到宗教裁判官要求她出庭作证的传票时，她非常吃惊。她说，她只告诉了一个人，就是她的朋友，一个叫蕾吉娜的年长女仆。如果宗教裁判官知道了这件事，那么一定是蕾吉娜告诉他的。

根据文件记录，这个案件是通过另一个女人的报告而引起了教会的注意：“事实上，根据官方记录，一个四十岁的未婚博洛尼亚女子玛丽安娜·巴杰西出于良心作证说，她从几个人那里听说（她列举了这几个人的名字），某个七十岁的女人蕾吉娜，曾经向犹太人莫尔塔拉家的女仆安娜·莫里西提出过建议，让她给这家有可能要死（后来死了）的男孩施洗。”听到这个建议，安娜“回答说，她不能再做这样的事情了，因为在另一次类似的情况下，她已经给莫尔塔拉家另外一个儿子施洗过，这个儿子并没死，现在差不多七岁了，活得好好的呢。”简而言之，似乎是安娜先告诉了蕾吉娜，然后蕾吉娜又在朋友和邻居之间嚼舌头，其中一个朋友或邻居就是玛丽安娜·巴杰西。[207]

接到这份报告以后，博洛尼亚的宗教裁判官就通知了罗马的宗教裁判所，宗教裁判所就下令进行调查。安娜·莫里西接到传票来作证，在庄严宣誓之后，她讲述了整个事情的经过，表示她给埃德加多头上洒了水，“她的目的是根据教会的习惯给他施洗，将他的灵魂收归上帝，她这么做的原因是担心他的灵魂会迷失。”教会官方仔细审核了她的证词以后，判定它有“所有的毫无疑问的证据，表明她所施行的洗礼是真实的、有效的”。[208]

教会法、教会先例和案件事实，各种考虑因素导致了梵蒂冈的最后决定。“在有关莫尔塔拉受洗过的儿子埃德加多的整个事件中，教廷丝毫也没有违背他的犹太父亲母亲的父母权。”文件列举了五个结论，和莫尔塔拉的申诉中提出的五个论点一一对应。

第一，“教会一贯禁止没有父母同意就给犹太孩子施洗。”这个政策是为了保护父母照顾他们的孩子的天然权利而设计的，也是为了避免那个受洗的人在成年以后有叛教的危险。

第二，尽管有这个政策，如果一个犹太婴儿在没有得到父母同意的情况下受洗了，“洗礼是有效的，在有些情况下还是合法的。”如果洗礼采取了适宜的方式，而且施洗的人的动机是为了完成教会要求在洗礼中完成的行为，该洗礼就是有效的。对受洗的年幼儿童来说，“（他们本人的）动机不是必要的。”

第三，“上帝给了教会占有受洗的异教徒孩子的权力和权利，目的是为了保护他们所接受到的神圣祝福，抚养他们得到永生。”

第四，具体到莫尔塔拉案件上，教会完全有权占有这个孩子，这样做并没有伤害父母的权利，“父母权必须让位于并从属于教会的权利。”

第五，也就是最后一点，事关埃德加多本人的行为：“最终证明这次施行的洗礼是真实而有效的，就是埃德加多·莫尔塔拉已经成为拯救和恩典之子、教会之子、最高父亲即忠实的庇护九世之子，就像埃德加多自己所表达的那样：‘我受洗了——我的父亲就是教宗。’”[209]

罗马犹太人精心准备了分量很重的记录和案例大纲，并随信附上了教会权威和拉丁语文件，梵蒂冈对这些文件的反应，最后归结为不是来自法律，而是上帝借孩子之口说出的话：“洗礼的信仰和圣灵的恩典置放在年幼的埃德加多那天真和圣洁的嘴唇上的话语，既不是徒劳无功的，也不是枯燥无味的……这个年幼的儿童被他额头上充满的信仰之光照亮，被耶稣基督注入他心中的慈爱而照亮。他现在终于实现了他洗礼再生的全部灵性收益。”他已经满七岁了，他的生日是他从父母家中被带走之后两个月过的，这就意味着埃德加多已经拥有他自己的理性能力了，教会法早就规定，七岁生日是一个孩子进入懂事年龄的起点。这个能力使他能够“确认神圣的慈悲已经通过再生的圣礼在他身上作工。他宣布他是一个基督徒，而且要一直做一个基督徒”。

教会当局作出了显而易见的结论。“如果这个得到恩典的孩子被送回到他的异教徒父母控制之下，从而使他下一步会有叛教和死亡的可能，那将会违反所有关于公平和个人正义的原则，违反所有自然和神授的权利。啊！这么不公正和残酷的感情，只有在那些没有信仰和慈爱的人心中才能找到！”[210]

莫尔塔拉案例大纲中引用的两个强制受洗的案件受到了梵蒂冈的强烈反击。第一个案件来自一七八五年的费拉拉。第二个是一八四〇年出生在罗马附近的法国男婴。两个案件都能够昭示教会对犹太儿童受洗的态度。

一七八五年十一月，费拉拉的大主教收到一份报告，说这个城市隔都的一位名叫蕾吉娜·比安基尼的女子多年前曾经秘密受洗。对于大主教来说，这个案件非常微妙，因为蕾吉娜是城中最富有、最有影响的犹太人的妻子，而这个城市因其庞大而繁荣的隔都而著称。据报告，二十年前她受洗时，年仅三岁。所谓施洗者，当时自己也只有六岁。

弗朗塞斯卡·万德利少年老成的故事引起了大主教的注意，她被带到大主教的教廷作证，说出了下面的故事：有一天，她六岁那年，碰巧在一个邻居家里，那家的一个小婴儿躺在那里快死了。医生看小男婴活不了多少时间，给他身上洒了一些水，并吟诵了施洗的祷文。他给小弗朗塞斯卡解释说，他给这个小男孩施洗，小男孩就能进入天堂。那之后不久，弗朗塞斯卡在外面和她三岁的小朋友蕾吉娜一起玩耍。她知道蕾吉娜是犹太人，而犹太人是没有受洗的，她告诉蕾吉娜，因为她没有受过洗，她是不能进天堂的。蕾吉娜听了很不高兴，回答说，她也要进天堂。弗朗塞斯卡说，那么，她首先需要学习基督徒必须知道的东西，然后她就尽她所能教她的小伙伴背诵《圣三一的奥秘》。蕾吉娜背诵得让她满意之后，她给她头上洒了一些水，并且重复了她听见医生对着临死的小男孩说的那些祷文。

当被问到为什么事隔这么多年后，她决定讲出这个故事，弗朗塞斯卡说，那天她做过的事情的记忆多年来一直折磨着她。她决定听从她的良心，把这件事讲出来。费拉拉的大主教、红衣主教亚历山德罗·马泰对这个女人的回忆印象很深，但又很受困扰，这个女人几十年后回忆她还是六岁的小孩时可能做过的事情，他不知道能相信多少。他决定征求本地神学专家的建议，并开始自己着手查清真相。一旦他找到所有能够找到的信息，他会和罗马的教会办公室联系。

十一月二十四日，红衣主教派他的理事到隔都去召见蕾吉娜和她的丈夫莱昂。比安基尼夫妇来到他的官邸时，红衣主教马泰告诉莱昂，在他们调查某个案件时，他的太太可能需要在那里待上几天。莱昂抗议说，蕾吉娜怀孕了，不久就要分娩。大主教告诉他，他的妻子会得到很好的照顾，然后把他送走了。

红衣主教马泰随后就告诉蕾吉娜为什么把她叫来。蕾吉娜又惊又气，她回答说，她不愿意留在红衣主教的官邸，她要回家。她生来就是犹太人，根本不想变成任何别种人。大主教对她的反应并不吃惊，告诉她，现在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下令给她准备一个单独的公寓，尽可能让公寓舒服一些。[211]

蕾吉娜在红衣主教官邸期间，她的证词和号称是她的施洗者的证词都被送往罗马的宗教裁判所。在大主教看来，这个案件有点棘手，主要有两个问题。第一，六岁的弗朗塞斯卡遵从了洗礼要求的仪式吗？教会不允许任何偏离它所批准的仪式。第二，她有正确的目的吗？一个六岁的孩子，能够有严格意义上的正确目的吗？

教会有大批文献，将七岁生日作为一个孩子具备理智的能力的起点。但是，大主教搜集到的证据让他觉得，这个标准是不是定得有些过分随意。在施洗的时候，弗朗塞斯卡毕竟已经快到她七岁生日了，报告说明她当时是一个特别活泼的小姑娘。此外，女孩子众所周知要比男孩更严肃，也更听话。她们也更可能向善，理性能力和善恶判断能力发展得也要早一些。教会和民法都允许女孩子十二岁结婚，而男孩结婚的最小年龄是十四岁，难道不就是承认了这一点吗？总而言之，如果可以说男孩子到他们过七岁生日时有理性能力，那么，一个女孩子不是可以提前几个月达到这个判断能力水平？此外，既然所讨论的判断能力是那个施洗的人是否能够有正确的目的的标准，弗朗塞斯卡的证词，难道不是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她的目的恰好就是教会的目的：她希望她的犹太玩伴能够通过变成基督徒而得到拯救，让她的灵魂能够得到永恒的祝福？

一七八五年十二月六日，教廷大会在罗马召开，讨论这个案件。没有足够的理由推翻蕾吉娜已经受洗的可能性。如果她受洗了，假如让她回到她的犹太人生活，她就犯了叛教罪，一种带有惊人后果的异端行为。

红衣主教们得出了一个结论：此案尚无定论。一方面，他们不能够裁定，六岁的孩子没有能力施行有效的洗礼。另一方面，他们也有理由怀疑她是否完全按照正确的方式施行了洗礼。因此，比安基尼太太应该回家。[212]

莫尔塔拉给教宗的案例大纲引用了比安基尼案件，是想证明，多年以后提出的关于一个犹太孩子受洗的报告不一定可信。梵蒂冈的回应中说，案例大纲歪曲了这个案件，比安基尼案件上作出这样的决定，完全是因为在这个具体案例上，发现有足够的理由怀疑那位施洗者说法是否准确。《简要解释》报告说，宗教裁判所的档案馆披露了犹太人不知道的一件事：就在出来讲述这个受洗的故事之前，弗朗塞斯卡·万德利得了精神病，其中一个症状就是频繁出现幻觉。如果这个女人头脑清醒，这样她的记忆就可靠，教会就会采取不同的行动。[213]

不过，莫尔塔拉的案例大纲中引用的至关重要的案件，还是那个法国家庭，他们的孩子出生的时候，他们正在罗马附近旅行。他们用蒙特尔案件来证明，教会法并不反对将受洗过的孩子交还给他们的父母。在犹太人看来，这个案子分量这么重，不仅仅是因为它刚刚发生，而且还因为作出这个决定的是正好是庇护九世的前任格雷戈里十六世，这位教宗一直因为他在宗教上的正统主义和不同情犹太人而著称。

然而，根据《简要解释》，犹太人把整个蒙特尔案件都搞错了。梵蒂冈讲了一个全然不同的故事：关于一个犹太婴儿、一名好管闲事的女仆、一位法国伯爵、国务秘书和教宗的故事。

一八四〇年六月，一对犹太夫妇，来自尼姆的丹尼尔·蒙特尔和他的妻子米厄特·克雷米厄到达了菲乌米其诺的海港。他们一上岸，米厄特就开始觉得阵痛，这令他们始料不及，因为她应该在抵达他们的目的地马耳他之后才临产。他们找到了一间旅馆房间，一位产婆帮他们接生了一个小女孩。一名女仆担心孩子活不下去——至少她是这么说的，并没有证据支持她的说法——她进了房间，趁没有人看见时，给小女孩行了洗礼。蒙特尔夫妇对此毫不知情，他们作出了一个关键的决定，不再上船，而是带着孩子到了罗马。菲乌米其诺一个神父很快注意到了这次洗礼，开始了一次教廷调查。《简要解释》回忆道，“为了这个女孩子的安全，下令对这个受洗孩子的父母进行监控。”心烦意乱的犹太人，一旦发现真相，谁知道他们会把这个小女孩怎么样。七月一日，教廷发布了它的决定：这次洗礼是有效的。教廷下令带走这个婴儿，把她送到罗马的慕道之家。

到这时候，这对法国夫妇已经向罗马的法国大使馆请求帮助，恳求说罗马的官员们无权带走他们的孩子，因为他们是法国臣民。法国驻教宗国临时代办雷德纳夫伯爵“很坚决地向教宗格雷戈里十六世争论这一点，但无法为这对犹太父母争取到任何让步，因为教宗的神圣义务不能允许他作出任何让步。”教宗有更高的义务，因为他是奉上帝之命来看顾“得到神圣恩典而再生的灵魂的永恒福祉。”但是，法国的临时代办却“以法国皇家政府的名义，正式向教廷保证，如果将蒙特尔—克雷米厄家的女儿交给她所臣属的法国政府，法国政府保证会把她当作天主教徒抚养成人，并且因此向上帝负责。因此，在这些条件下，教宗下令将受洗的女孩归还给代办先生，永远不要把她交还给她的父母。”根据《简要解释》，从蒙特尔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应该得出的结论和犹太人声称的正好相反。这个案件提出了“新的证据，最终说明教廷从来没有允许受过洗的犹太人的孩子留在他们的父母的控制之下。”[214]

蒙特尔夫妇是真的再也没有见过他们的女儿吗？尽管莫尔塔拉和他们在罗马的支持者们从来没有反驳过《简要解释》中的记录，事实证明它在很多关键方面有误导之处。幸运的是，法国驻教廷的临时代办阿方斯·雷德纳夫伯爵，和巴黎的部长理事会会长路易·阿道夫·西尔斯之间的外交通信被保留下来了。这些通信给这个案件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

如《简要解释》报告的那样，六月初，蒙特尔夫妇在菲乌米其诺下船，不久米厄特就生了一个女儿。几天以后，他们去了罗马。在那儿时，六月十七日晚上，一个警官带着几名警察来到他们家门口，命令蒙特尔交出他们的女儿，“理由是她已经受洗了，因此，她不能继续留在不信天主教的人手中。”[215]蒙特尔吓坏了，坚持说他的女儿从来没有受洗，至少说服警察在确认一下他们的报告之前不要把婴儿带走。警官离开了，但是，此处我们难免想起十八年后警察来到莫尔塔拉家门口的情景：两名警察留守下来，保证父母不会带着他们的婴儿逃跑。

蒙特尔马上赶到法国大使馆，雷德纳夫在那儿接待了他。雷德纳夫听后非常吃惊，马上去找他的老朋友卡帕奇尼先生，他以前被派驻欧洲多国，但现在驻罗马。雷德纳夫知道卡帕奇尼是一位头脑冷静、思维缜密的人。卡帕奇尼了解这个案件，回答说梵蒂冈正在对所谓受洗一事进行调查。“如果结果发现洗礼仪式是正确举行了，”他告诉法国外交官，“按照教会法，不可能允许一个基督徒孩子继续留在她的犹太父母身边。”[216]

了解了这些背景之后，雷德纳夫写信给国务秘书、红衣主教兰布鲁斯基尼，为蒙特尔求情。保守的红衣主教不太可能喜欢伯爵的主要论点。雷德纳夫说，对法国政府来说，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不管他们信仰的是什么宗教，因而，他只能将蒙特尔看作“一个最神圣的权利受到了侵害的法国公民”。

红衣主教在回复中，首先对伯爵的不快表示遗憾，并说他已经和教宗本人讨论了这件事。他向伯爵保证，一定会进行全面调查，那个给孩子受洗的女人会被逮捕并受到惩罚，除非她能够为她的所作所为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还要调查她是如何施行洗礼的仪式的。调查报告会提交给宗教裁判所，由宗教裁判所判定这次洗礼是否有效。如果宗教裁判所认为这次受洗的仪式不完善，孩子可以自由地留在她父母身边。但是，红衣主教说，如果他们裁定这个女人施行了一次有效的洗礼，“这个孩子将在罗马被抚养长大，远离她的父母，一直到她懂事的年龄。”[217]

雷德纳夫在他给巴黎的报告中告诉西尔斯，他已经尽了一切可能让红衣主教改变主意，但无法让他让步。与此同时，蒙特尔已经去向罗马的首席拉比咨询，但拉比说的话也很令人气馁。情况很不乐观，法国的临时代办请求巴黎给予指导。

七月八日，部长发回了他的答复：“教廷对待蒙特尔先生的行为，违反了国际法的原则，也违反了信教自由的原则。”信接着说，教宗忽视“不可违反的自然法和平等法，人最神圣的权利和一个父亲的权利……严格来说，蒙特尔先生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犹太人，而是一个法国公民，在教宗国中，他应该得到和他的同胞同等的对待。”部长总结说，因此，法国无法接受国务秘书给伯爵提出的理由。雷德纳夫应该立刻安排让蒙特尔和他们的女儿直接送回法国，并给教宗政府写信，要求准许这个孩子回到祖国。[218]

七月十七日，雷德纳夫伯爵回信给西尔斯部长，告诉他宗教裁判所已经宣布蒙特尔女儿的洗礼是有效的。他的所有请求都被拒绝，伯爵已经放弃说服他们改变主意的念头。不过，他报告说，由于他的加倍努力，也因为比较开明的卡帕奇尼主教的鼎力相助，他已经让国务秘书认识到，如果他们保留这个法国孩子将会造成多大的政治伤害，并且还设计了一个走出僵局的办法。

“国务秘书红衣主教通知我，教宗不能昧着良心将一个变成了基督徒的孩子还给她的异教徒父母。”但是，教宗也认识到法国在这桩案子上的感情有多么强烈。伯爵报告说，教宗“希望向国王的政府表示信任，会把孩子交给我，条件是我一定要发誓将这个孩子按照天主教教义抚养长大，这样他就尽到了良心上的责任”。雷德纳夫告诉法国部长，由于这个解决方案允许他把孩子和她的父母送到任何他选择的地方，他已经接受了红衣主教的提议。

教廷肯定已经知道，如果允许孩子回到法国之后将会是什么情况，伯爵认为这一点是很显而易见的，他写道，他多次告诉他们，“国王的政府没有权力强迫一个法国公民让自己的孩子信仰与自己不同的宗教。”他作出这些保证，只是为了教会可以遵从适当的程序，因为“教廷在设法维护它的言论背后的良心。于是，我答应按他们要求作出答复。”

在得到部长回复之前，伯爵就必须采取行动。收到红衣主教兰布鲁斯基尼七月十八日列举教会的协议条件的信之后，年轻的伯爵于七月二十一日写了一封措辞谨慎的回信：“我毫不怀疑，国王的政府会设法保证诸事妥帖，而且，我也相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我斗胆希望，您也会因此而实施你向我表达的和解意向，国王的政府理所当然将会把这种和解看作教宗陛下的感情的新证据。”[219]

雷德纳夫伯爵对自己所做的事情略感不安，因为这些行动似乎违反了他接到的指令，他在巴黎的上司有可能会觉得这些行动没有适当维护法国政府的荣誉。因此，他在信的结尾有点自我防御：“既然教廷认为保证这个孩子得到天主教教育是它的绝对义务，我认为这个解决方案是我们能够希望的最好方案，我热切地希望阁下能够批准这个方案。”[220]

七月二十七日，伯爵给法国部长写了他关于此案的最后一封信。教宗政府已经把孩子释放给他，他马上就把她送还给了她的母亲。二十四日，母亲和孩子登上了开往马耳他的船，蒙特尔在那里等候她们。

雷德纳夫还随信附上了红衣主教兰布鲁斯基尼七月十八日的信，其中罗列了宗教裁判所对洗礼的调查，和与法国政府代表达成的协议。宗教裁判所裁定，孩子应当从她父母身边带走，送到慕道之家去。但是，由于这个案子涉及法国政府的臣民，教宗“希望向国王陛下和皇家部长表达他对法国政府充分的信心，准备将这个已经受洗的小女孩交给伯爵先生，条件是，你以你政府的名义向教廷保证，贵政府会保证这个孩子在天主教中长大。”国务秘书的信还接着强调，“这件事对教宗大人的良心是如此重要，没有这个条件，他将不能允许释放这个孩子。”[221]

雷德纳夫对整个事件作了一个总结，他认为自己有两个目标：“把孩子还给她的父母，避免在两个政府之间造成任何冲突。”做到这两点并不容易。这位法国临时代办来自一个外交和贵族家庭，这一年才二十七岁，他的父亲是法国驻西班牙大使。以不动摇的信仰著称的红衣主教兰布鲁斯基尼坚持反对任何妥协。卡帕奇尼先生和国务秘书的十次长会，再加上伯爵自己和他的会面，才终于说服红衣主教。国务秘书担心这会设下一个先例；对他来说，教会有绝对的的权利和义务将受洗的犹太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分开。伯爵总结说：“我不得不目睹，在这个案件上，对犹太人的仇恨和鄙视，即使是在这里最开明的人们中间，也依然十分强烈。”[222]

蒙特尔案件的实际结果是受洗过的犹太婴儿和她的父母团聚了。但是，即使那些一八五八年为罗马的犹太协会准备材料的人知道一切，这些细节也无助于他们。梵蒂冈可以理直气壮地争辩说，如果孩子被交还给了她的父母，这公然违反了教廷不许归还的明确指令。如果哪里出了纰漏，那不是教会的过错，而是不值得信赖的法国人的过错。

那些碰到过庇护九世讨论莫尔塔拉事件的人都会注意到，一提起这个话题他就特别激动，谈到他为这件事哀叹：他因为做正确的事、行使他神圣的职责而受到诋毁。格拉蒙公爵和教宗那次激烈的当面交锋之后，罗马政治圈子中流传着一个故事，描绘痛苦万分的教宗指着后面墙上的十字架上的耶稣像说，“那个人会为我辩护。”[223]据说教宗曾经这样答复两西西里的大使：“我知道我在这件事上的责任，如果上帝许可，我宁可砍掉我的手，也不能让人发现我不尽职责。”[224]两西西里代表莫尔塔拉进行抗议，有点出人意外，因为这个王国在三个世纪以前把犹太人全部驱赶出去了。

所有的力量都联合起来反对他，对此，教宗也有过阴谋论的看法。教宗国国内不允许有任何有组织的反对教宗统治的活动，因此，他有理由担心阴谋。从复兴运动一开始，阴谋活动就困扰着教宗国。那些反对教宗世俗统治的人，不仅被贴上魔鬼的代理人的标签，而且被扔到一起，成为一个由共济会操纵的庞大的反上帝的阴谋的一部分。《天主教文明》上的一篇文章揭示了教宗的思想。这份杂志报道说，一个大国的部长“以现代社会的需要的名义”来请求将埃德加多·莫尔塔拉还给他的父母。教宗回答说：“你所称的现代社会，不过是共济会。”[225]

在这场善与恶的斗争中，庇护九世反对释放埃德加多的原则立场，促使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阿谀奉承的崇拜圈子，这个圈子持续扩大，尽管在接下来一些年间教宗和教会遭受了很多政治逆转。圈子的扩大，或许正是因为这些政治逆转。十年之后，一个法国人写了一部很有幽默感的传记，描绘了一个战斗中的领袖，毫不动摇地坚持献身于天主教信仰的永恒真理，向恶魔势力发起战斗。在这个语境中，莫尔塔拉案件被用作说明教宗坚持原则而不是一时权宜的光辉例子：“面对魔鬼对他发起的最强烈的进攻，庇护九世一直都毫不停顿地显示出对教会的神圣创始人的许诺抱有充分的信心。有一天，他指着他办公桌上的象牙十字架，告诉法国大使格拉蒙先生：‘我只依赖那儿的那一位。’传记作者接着说：‘在年幼的莫尔塔拉这个案件上，他告诉一位法国神父：‘很多愿望良好但信仰不足的人写信安慰我。他们告诉我，我一定是真的吓坏了，特别不开心。’然后，他带着甜蜜的微笑，以第三人称称呼自己，补充说：‘但他睡得很安稳。’”他的传记作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教宗懂得他的圣主是如何在风暴中颠簸的使徒们的船时安睡的。”[226]

天主教报纸《宇宙报》的发行人路易·弗约也描绘了一个四面受敌、英勇作战的教宗。一八五九年二月二十三日，弗约访问罗马期间，觐见了教宗，因为教宗希望和他讨论教会面临的危险。“他说，他觉得自己很冷静，也无所畏惧，但是，他能看见的全都是冲他而来的攻击，从英国、意大利、德国甚至俄罗斯而来的攻击。”庇护九世告诉这个法国新闻界人士，他会冒着生命危险保卫教宗的世俗统治权，“因为捍卫教会的全面自由需要世俗权力，而整个天主教社会和全人类都需要教会的全面自由。”教宗痛苦地意识到联合起来对付他的力量在政治上更加强大，他沉吟着说：“毫无疑问，有朝一日我们会恢复秩序。但是，还要等多长时间？要付出多少灾难的代价？”

埃德加多·莫尔塔拉的话题就是这个时候被提起的。弗约说，教宗回忆起“那阵子自由思想者、卢梭和马尔萨斯的门徒们吵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我们还是坚定地维护着教会的事业和权利。”他接着谈到很多基督徒暴露出的可悲的无知，“他们似乎不再了解随着受洗而来的品行、义务和神圣的特权……散布了很多谎言、很多错误的事实和错误的理论。各个大国的部长们比记者也强不了多少，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毫无用处的建议，这只不过暴露了提出这些建议的人的无知。”

抓住埃德加多和将他继续扣留的决定，教宗认为这并不是表明教会仍然有力量通过强压来继续控制大片国土，而是恰恰相反：这个案件表明精神的原则战胜了掌握着武器的人。他用了一个寓言来解释他的思想：“如果一个特别强大的君主来告诉教宗：‘给我几百万！’教宗为了免遭更大的不幸，会听从他的要求，并请上帝随后不要太严厉地惩罚这个掠夺者。但是，如果什么人来告诉上帝：‘给我一个灵魂！’世界上所有的力量加在一起也不能让他同意。无论多么危险，他都不会屈服，因为对耶稣基督的代理人来说，没有任何东西比属于耶稣基督的灵魂更加珍贵。”在教宗庇护九世看来，他们要的是一个来自博洛尼亚的小男孩的灵魂，他不会让步，尽管他知道，代价会很高。[227]

每一年新年过后不久，教宗都会接待一个来自罗马犹太社区的代表团，亦即犹太协会的领袖们。这个传统可以上溯到很多世纪以前，源自犹太人对罗马皇帝每年的朝拜。罗马犹太人和教宗第一次有记录的会面是在一一一九年，不过这种会面中断了很多年，直到利奥十二世在一八二七年将它重新恢复。[228]

每年去见教宗的犹太人懂得，会面如何完全取决于教宗的心情。一八五九年二月二日来见教宗的人，毫无疑问是带着一些不安来的，因为面对由莫尔塔拉案件引起的国际抗议风潮，庇护九世肯定不会和蔼可亲。如果他们是这样预想的，那么他们就太对了。

犹太协会的年轻秘书萨巴蒂诺·斯卡佐其奥觉得，他有责任在当时习惯为这种会面提交的短简中，代表莫尔塔拉提出要求，他的写作措辞均是当时习惯用的对教宗表示尊敬、尊重和感激的用语。但是，庇护九世上来就火冒三丈：“哦，当然，当然，过去这一年里，你绝妙地表现出了你们的忠诚，拿这个莫尔塔拉案件在整个欧洲兴风作浪！”斯卡佐其奥试图为自己辩护，否认罗马的犹太人参与了对教宗的攻击，但是庇护九世可没那么容易安抚：“是啊，是啊，你火上浇油，你点燃炸药……但我对这些并不感到吃惊，”他接着说，“你没有经验，你不像这里这些绅士那样头发花白，”说到这里，他指了指秘书的那些年长的同事们，“你疯了，疯了，更别说是一个恶棍。你吹牛说，没有你的话，莫尔塔拉夫妇别想见到我。疯了！你是什么人？你有什么权力？你有什么权势，能够让你这么吹牛？”

教宗这还只是热身，他对斯卡佐其奥的敌意现在爆发了，对他来说，斯卡佐其奥代表着愤怒之巅，一个居然胆敢让教宗为他服务的犹太人。“但这对你来说还不够。你去找报纸的编辑，你甚至还跑到《天主教文明》的编辑办公室去抗议、去歪曲事实。你甚至还想客串神学家（指斯卡佐其奥代表莫尔塔拉递交的记录和案例大纲），但是，这儿肯定有人帮助你了，因为你对神学完全一无所知。报纸爱写什么写什么。我根本不在乎全世界怎么想！”

教宗随后转向代表团的其他成员，让他们也领教了他的狂怒的分量。“你们从我这里得到过那么多好处，我想，这就是你们向我表达的谢意吧！小心点，因为我可以伤害你们，可以重重地伤害你们。我本来都可以让你们回你们的老窝去的。”这时候，教宗开始冷静下来，补充道：“不过不用担心，我的善心很大，我对你们有很深的怜悯，我饶恕你们，真的，我必须饶恕你们。”

又轮到代表们说话了。贾科贝·塔利亚科佐，那个前面一个月一直在和摩莫洛·莫尔塔拉通信的犹太协会代表，对教宗说：“看到教宗陛下好像要为报纸上的争议而责怪我们，我们非常难过。但是，事实上，我们跟这些争议毫无干系。恰恰相反，我们对报纸利用这个案件的方式感到深切的遗憾。我们在这个案子上，从来也没有超越温和的界限，这个温和的界限，来自我们对您谦卑的忠诚。”塔利亚科佐因为想安抚教宗，说话声音越来越大。教宗打断他，说：“别那么大声嚷嚷。你忘了你在跟谁说话了？”塔利亚科佐很快地请教宗原谅，解释说：“我知道我们本来是清白的，让我不由自主地僭越了。”他接着说：“事实会证明我说的一切是真实的，有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没有一份报纸在报道莫尔塔拉案件的时谈到了准确和真正的内情，如果他们得到了我们的帮助，他们必然会报道这些内情的。”他总结道，“神圣的主，容我再次重复，在这个案件中，我们从来没有背弃我们对您保持的源远流长而久经考验的忠诚，即使保持这种忠诚置我们于危险之地。”怕教宗没有注意他指的是什么，他又补充说，“我指的是革命暴乱的那段时间。”简而言之，即使是一八四八年受到加入反对教宗统治的暴动的压力的时候，罗马的犹太人还是保持了对教宗的忠诚。

但是教宗并未被这个论点所动，他回答说：“哦，当然了，很容易预见，这些暴动很快就会结束。我们不是在非洲，食人族在非洲可以上台。所幸我们是在欧洲。”

话题又回到了莫尔塔拉案件上。教宗现在冷静下来了，塔利亚科佐再次鼓足勇气想让他改变主意，说由于安娜·莫里西品行不端，她说她给孩子施洗的故事也不十分可信。教宗回答说，尽管这个女人品行可能确实不端，但她也没有理由胡编乱造。塔利亚科佐辩驳说，说不定莫里西编这个故事是为了报复，报复解雇了她的家庭。教宗回答说：“不管怎么说，这个孩子自己要变成基督徒。你以为我会把他推开？我知道有人说他是受了环境的影响，但我可以告诉你，他能自由地作出自己的决定。”然后他又补充说：“如果莫尔塔拉家没有雇佣这个天主教徒女孩子去他家帮佣，他今天就不会有任何抱怨。”

斯卡佐其奥这会儿攒足了勇气说话了，极力想为自己辩护。他告诉教宗，下面的事实表明他们与煽动媒体攻击教宗的活动毫不相干：很多外国人最近来找他，因为坊间流传说，作为对莫尔塔拉事件的反应，警察在搜捕基督徒仆人，把他们赶出隔都。尽管记者们给他施压，希望他确认，他们还是空手而归，因为罗马的犹太人社区要避免在媒体中引起任何喧哗。教宗还是不为所动。他问道，那么，他们干嘛不干脆告诉记者们，警察只不过是在执行本地禁止犹太人雇佣基督徒仆人的法律呢？

对性格摇摆不定的斯卡佐其奥来说，这是最后一根稻草，他居然哭起来了，自觉尴尬万分。他哭着说，是啊，他可能正如教宗所想的那样，是个疯人院的疯子，但他从来没有做过什么疯癫事让人把他当作疯子。确实，他曾经去过《天主教文明》的编辑部，但那仅仅是因为他听说这份刊物对莫尔塔拉案件感兴趣，他只是想确认他们知道哪些事实。作为犹太社区的秘书，作为知道这个案件内情的人，他觉得他有责任尽他所能帮助不幸的莫尔塔拉家庭。至于有人说他吹牛，说莫尔塔拉夫妇没他就根本见不到教宗大人，秘书哭哭啼啼地说，这完全不是真的。他不仅从来没有这样吹过牛，他连这个念头都从来没有过。

教宗多少有点缓和下来了，他评论道，他也听说，莫尔塔拉本人也谴责媒体对教会的激烈批评，认为这些批评只会伤害他的使命，而且，教宗还说，“他这样想是对的。”对此，犹太秘书回答说：“教宗陛下，我们和他一样，对恶毒的争论也很不满意，我们认为它只是政治热情的产物。”

犹太人被送出来了。整个过山车一般的见面也就持续了不到半个钟头。斯卡佐其奥对他受到的斥责大感屈辱，据说他精神崩溃了。庇护九世显然听说了这件事，后来每年再和罗马犹太代表团会面时，教宗都特意对他客气一些。[229]

这个案件的争论继续进行，教宗从与埃德加多的定期见面中得到很大安慰，孩子显然很依恋教会，教宗认为孩子的态度表明上帝在祝福教宗的工作，也表明他的事业是正义的。有一次见面时，他告诉孩子，“我的儿……你让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因为你，我受了很大罪。”然后，他转向其他人，说：“强大有力和无能为力的人都想把这个孩子从我身边偷走，骂我野蛮无情。他们为他的生身父母哭泣，但他们没有意识到，我，也是他的父亲。”[230]

第十六章　摩西爵士前往罗马

摩莫洛悲伤地从罗马旅行归来，十二月初回到博洛尼亚，但奇怪的是，他的情绪还是很乐观。十二月三日，他写信给斯卡佐其奥，向他保证“我们高兴地到家了……尽管时间是凌晨四点……旅途艰辛。不过，玛丽安娜的身体相当不错，我也很好，我的孩子们也都很好。”结尾时，他请罗马的犹太秘书给他传递“我在罗马的亲爱的孩子的消息”。[231]

斯卡佐其奥的回复信息量很大：“关于埃德加多，我重复一下（罗马犹太人协会主席）S.阿拉特里先生和我们所有人都说过一千遍的话：也就是说，这么多报纸信口开河、喋喋不休，利用了它们所能利用的能够激起政治热情的任何事件，把这件事情搞糟了。如果他们能够让我们自己处理自己的事务，依照我们奉为圭臬的法律的政策，说不定已经使我们达到了最期盼的目标，因为坐在顶端位置的那位人士的品行是如此贤良和慈善。”后面那一句里的人称不是大写的，所以很明显，犹太秘书这里指的不是亚伯拉罕、艾萨克和约伯的上帝，而是教宗庇护九世。

罗马的犹太秘书写道：“这些对新闻媒体的指责，显然不能减轻你的巨大痛苦，但是，难道我不能表达压在我灵魂上的话语，任灵魂啜饮痛苦和愤怒吗？”[232]这封信确实非同寻常。斯卡佐其奥，可能还有罗马犹太社区的其他领导人，他们的痛苦和愤怒，不是针对教宗或他的秘书，而是针对支持莫尔塔拉一方的自由媒体。那些高声批评教会带走埃德加多的人，被指责为自谋私利的机会主义者，他们更感兴趣的是自己在政治上获利，而不是孩子的释放和家庭的幸福。这些人隔得远远的朝梵蒂冈扔石头，而罗马的犹太人却不得不承受其后果：一个被激怒了的教宗，和他那些剑拔弩张的支持者们。

斯卡佐其奥给摩莫洛写信的当口，一项新进展吸引了整个欧洲那些追踪莫尔塔拉案件的犹太人的注意，消息也传到了罗马和博洛尼亚。最有名的犹太人之一，刚刚被封爵的英国犹太人摩西·蒙蒂菲奥里爵士，正在准备前往梵蒂冈，请求教宗释放莫尔塔拉。

这并不是蒙蒂菲奥里爵士第一次作为犹太人的领军人物出入世界统治者的宫廷。埃德加多被绑架时，他已经有了这样的名声：他是全世界受迫害的犹太人的终审法庭，一个愿意代表不那么幸运的同胞前往世界各地的人。意大利犹太人还有一种特别的理由感到骄傲，因为蒙蒂菲奥里的祖先就来自里窝那，他的爷爷奶奶于十八世纪中叶移民到了英国。事实上，他本人还是一七八四年在里窝那出生的，当时他的父母正在访游这个城市。[233]

蒙蒂菲奥里是一个虔诚的犹太人，和那些试图改变犹太仪式来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宗教改革者略有嫌隙，他是大不列颠的小犹太社区的精英，这些家庭通过联姻结成一个关系网，控制着主要的银行和商业。比如说，他妻子的姐姐嫁给了内森·迈耶·罗斯柴尔德，后来成为不列颠罗斯柴尔德家族家长的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是他们的儿子，摩西的外甥。蒙蒂菲奥里通过自己的财富、关系网、才能和亲缘关系，代表着犹太人进入权力殿堂，在整个欧洲的犹太人中间被啧啧惊叹。蒙蒂菲奥里四十岁时就以富翁身份退休，其后几十年，都致力于慈善事业。一八三五年，他同意担任不列颠犹太人的中心组织——不列颠犹太人董事会的董事长，任职长达四十年。成为董事长之后两年，他就被授予骑士的封号，这是维多利亚女王登基之后最早主持的几次受封仪式之一。[234]

蒙蒂菲奥里的慈善热忱，使他在国际范围内获得了受压迫的犹太人的保护者的名声，而最初促成他的慈善热忱的事件，发生于一八四〇年。是年二月五日，一位住在大马士革的意大利裔的方济各会托钵僧弗莱尔·托马索，和他的穆斯林仆人一起消失了。大马士革这个城市是叙利亚的首都，从一八三二年以来处在埃及控制之下，城市分割成穆斯林区、基督徒区和犹太人区几个部分。

托马索消失以后，其他的方济各会成员开始散布这个故事：他和他的仆人被犹太人抓住了，犹太人要放干他们的血液来做无酵饼。六十三个犹太孩子被逮捕，并被投入水牢，目的是强迫他们的父母讲出失踪人员的下落，并说出犹太人究竟拿他们的血做什么了。犹太人的家被拆开来寻找证据，在犹太区的下水道里，发现了可疑的尸骨。他们号称这就是那个不幸的方济各会僧人的遗骨，被葬入圣方济各修道院院落的一个坟墓中。墓上刻着这样的文字：“此处埋藏着方济各会的传道人、撒丁岛的托马索神父，一八四〇年二月五日被犹太人杀害。”到四月底，一百二十九名犹太人被关进监狱，四名已经被折磨死亡，十名被判犯有谋杀罪，等候死刑。大马士革剩下的犹太人口中，大部分人逃亡了。

消息传到英国，董事会批准了摩西的方案，由他带领一个代表团前往大马士革代表犹太人进行干预。他于七月七日离开英国，两个星期以后，他抵达里窝那，他在日记中称之为“我的故乡”，一个犹太人的代表团在那里迎接他的到来。他们警告他，船靠近罗马附近的奇维塔韦基亚港口时，他不要下船，由于“一个叫迈耶的神父——改宗的犹太人”的煽动，最近那里出现过骚乱，目标就是途经那里的犹太人。他也听说了另外一些犹太旅客的令人不快的消息，一对姓蒙特尔的法国夫妇，几个星期以前，就是在离奇维塔韦基亚港不远的地方下船的。

让蒙蒂菲奥里更担忧的是他从罗马接到的报告。他还在意大利海岸上航行时写的日记中说：“教宗和他的政府都特别反犹太人，并且在托马西奥神父【原文如此】的谋杀上已成定见。教宗已经拒绝承认前任教宗们在犹太人受到类似指控时颁发的诏书。”

统治埃及所控疆土的穆罕默德·阿里的宝座在亚历山大，于是蒙蒂菲奥里就前往亚历山大。蒙蒂菲奥里表示自己得到了英国政府的官方支持，要求得到许可前往大马士革进行调查，并且要求立即释放关在叙利亚监狱中的犹太人。他第一次与穆罕默德见面三个星期以后，达成了一项协议：把犹太人从监狱中放出来，大马士革的犹太人可以回到他们的家中，帕夏会谴责那些关于犹太人仪式谋杀的谣言。作为交换，蒙蒂菲奥里爵士放弃他前往大马士革进行调查的要求，由于他得到英国政府强大的外交支持，这些要求是真实可信的。对蒙蒂菲奥里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胜利，欧洲和美国的犹太人第一次为国外的犹太人组织抗议聚会，对他们来说，这标志着一个新斗士——犹太骑士的诞生。

回家途中，摩西爵士在意大利停留了一下，希望说服教会领袖人物除掉大马士革的圣方济各修道院那个冒犯犹太人的墓碑，但无功而返。有人向他报告，教宗和梵蒂冈及方济各会中的其他人仍然相信托马索是被犹太人谋杀了的。这个墓碑继续存留了二十年，提醒人们，犹太人是不可信的，直到一八六〇年，德鲁兹人的袭击摧毁了整个基督教前哨。[235]

蒙蒂菲奥里一八四一年一月回到英国，途中他在里窝那停留，他给几个意大利犹太人社区写信，报告他这次远征的成果。其中有他发给雷焦艾米利亚的犹太协会代表的一封信。这封信开头说：“我了解你们的宗教热情和高贵的人道感情，我很高兴地给你们发来有关大马士革事件的文件。”接着他告诉他们，穆罕默德·阿里公开宣布犹太人是清白的，苏丹决定赋予所有住在奥斯曼大帝国的犹太人全部权利，这是蒙蒂菲奥里停留在君士坦丁堡期间争取到的。他附上了这两份文件。从犹太英雄手里收到这样一封信，在雷焦艾米利亚的犹太人中引起了一番轰动，这其中就有摩莫洛·莫尔塔拉，时年二十三岁。[236]

一八四六年，在结束伦敦警长的短期任职以后，蒙蒂菲奥里冒着寒风旅行到了圣彼得堡，会见沙皇，希望他能够协助终止一系列的迫害犹太人的事件。同一年，庇护九世登基成为教宗，摩西爵士主持了犹太人董事会会议，起草了一份文件，表达该董事会感谢新教宗为改善教宗国内犹太人处境而作出的努力。[237]

一八五八年八月，身为犹太人董事会会长的蒙蒂菲奥里收到了皮埃蒙特犹太人代表起草的一封信，为争取埃德加多·莫尔塔拉的释放寻求帮助。董事会立即作出反应，为这个案件组成了特别委员会，由蒙蒂菲奥里本人担任主席。

三个半月以后的十二月，摩西爵士作出了委员会的最终报告。蒙蒂菲奥里将从皮埃蒙特犹太人那里收到的材料送给了英国媒体，然后将伦敦的《泰晤士报》上刊载的故事散发给了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所有天主教神职人员，总数为一千八百人。他报告说，委员会对不列颠新教社区表达的支持感到十分高兴；福音派联盟在抗议中担当了特别积极的角色。尽管英国政府对他们的努力表示全力支持，但英国外相表示，英国与梵蒂冈的关系已经有些紧张，不可能考虑提出正式的政府抗议，而且政府抗议也不会起到什么作用。

摩西爵士说，委员会在经过全面调查以后，“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所谓的洗礼根本就没有发生。”他补充说，即使发生了，所谓洗礼发生的情况“看起来也使它无效，即使按罗马的教会法也是如此”。他摈弃天主教媒体中流传的说法“埃德加多·莫尔塔拉为加入天主教信仰而感到欢欣鼓舞（想想这孩子依然幼小的年龄，这个说法显然显得十分荒唐）”，蒙蒂菲奥里报告说，这个孩子“不断地渴望重新回到他的家园”。最后他说：“如果文明世界允许违背自然、道德和宗教的法则而扣押住一个孩子来侮辱十九世纪，那么，这个文明世界就真的缺乏能量和智慧，它特别要求犹太社区极力发挥自己的一切能力。”[238]

收到这份报告以后，董事会不仅决定向教宗发出请求，请他尽快释放埃德加多，而且还吁请摩西爵士本人前往罗马亲自递交这份请求。有意思的是，大不列颠的新教福音派联盟领袖凯林·埃德利爵士将释放埃德加多的运动看作自己的运动，强烈主张蒙蒂菲奥里采取另一种方案。在写给犹太人董事会的委员会的五封信中，他号召他们组成一个代表团，不是向教宗、而是向法国皇帝发出请求——他认为教宗毫无疑问不会理会这样的请求。当蒙蒂菲奥里告诉他，董事会发现“犹太社区派往法国皇帝的代表将会无所作为”，这位新教领袖在他给蒙蒂菲奥里的信中表示失望。这封信发表在《泰晤士报》上。埃德利解释道：

如果你们将注意力放在巴黎方面的话，我们作出了安排会帮助你们。伦敦的市长先生和爱丁堡的市长先生已经同意陪同福音派的英国分部代表团去见皇帝。已经通知秘书们去要求都柏林的（当选）市长也来参加……我们觉得，这样向皇帝发出请求，来支持欧洲犹太人同样的请求，会令法兰西民族非常满意。我们也得到保证，皇帝会对此非常满意。[239]

为了替罗马之行作准备，摩西爵士前往拜见英国外相马尔姆斯伯里勋爵，外相表示会尽全力帮助他，其中包括给驻意大利的英国外交官们写介绍信。伦敦的犹太会堂为莫尔塔拉使命祈祷成功之后，蒙蒂菲奥里和他的代表团出发了。这是一八五九年三月三日，离埃德加多被带走已经八个多月了。[240]

代表团在路上行进缓慢，部分原因是蒙蒂菲奥里夫人身体欠佳，他们直到四月五日才抵达罗马。与蒙蒂菲奥里交谈过的外交官们对他的前景都不太乐观。他说服帕夏、苏丹和沙皇的能力是一回事，他说动教宗的力量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确实，很明显他压根儿就没有机会见到教宗。蒙蒂菲奥里寻求罗马的英国外交人员的帮助，他们很支持他，但都比较悲观。他特别依赖英国的武官奥多·罗素，罗素为他专门去见了红衣主教安东内利。罗素回复蒙蒂菲奥里：“我非常抱歉，我不得不告诉你，我为了你的事业而作出的努力全都付之东流了。红衣主教安东内利拒绝谈论这个话题，号称‘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国务秘书让罗素去找教宗侍从帕卡主教，让他试着为蒙蒂菲奥里寻一次与教宗见面的机会。尽管这件事看起来毫无希望，摩西爵士还是马上准备了一封给帕卡主教的信，并亲自把它送到了梵蒂冈。

罗马的局势非常紧张。流言说皮埃蒙特的军队将南下开往教宗国，一场针对驻意大利的奥地利军队的战争即将爆发。二月份，法国和撒丁王国之间签订了秘密协议，保证法国会提供军事援助，帮助建立一个扩大了的意大利王国。把奥地利军队逐出伦巴第和威尼托之后，这个意大利王国的疆土将从意大利北部一直延伸到教宗国特使所辖区域。托斯卡纳和教宗特使所辖区的国民社成员都收到了秘密指令，准备组织拥护意大利统一的人发动起义。

四月十五日，星期五，犹太人的安息日刚刚开始时，一群警察进入了罗马隔都，搜查犹太会堂，在《摩西五经》的神圣经卷中翻找，并且细细搜查了地下室的每一个角落、每一条缝隙。与此同时，愤怒的人群也开始在外面聚集起来，指控犹太人杀了两个基督徒孩子，然后准备用他们的血来做逾越节的无酵饼。那天晚上，人群渐渐散去，但第二天早上，恐惧仍然弥漫在隔都之中。

第二天，报纸《人民的真正朋友》刊登了一篇文章，报道说，一个天主教男子最近在士麦那被想用他的血做无酵饼的犹太人谋杀了，并由此又带出了对犹太人在大马士革谋杀托马索神父的指控。罗马犹太人开始怀疑，这些攻击的时机非常重要。很明显，蒙蒂菲奥里的来访，在有些社区中不会受到欢迎。

蒙蒂菲奥里爵士准备逾越节家宴时，犹太人社区的领袖们向他表达了他们的怀疑，蒙蒂菲奥里爵士感到非常沮丧。不过，英国驻梵蒂冈代表过来告诉他，他替爵士和红衣主教安东内利交谈过，红衣主教愿意见他，他的精神又振作起来了。他一点时间也不愿意浪费，马上就让他的马车把他带到了梵蒂冈，红衣主教的房间在教宗房间正上方。“我爬了一百九十级台阶，”七十四岁的老摩西爵士写道，“最辉煌的大理石楼梯。”但是，安东内利并没有在那里等着接见他。爵士给国务秘书留下了名片，然后又去访问了法国大使格拉蒙公爵的住所，感谢格拉蒙公爵为了赢得埃德加多的释放而作出的热切努力。

那天晚上，两个月之前面见教宗的犹太人代表团的成员塔利亚科佐先生前来拜见蒙蒂菲奥里，通报了隔都的最新消息。在两个不同的犹太会堂，犹太人都发现有天主教儿童躲藏在里面，显然是被人放在那里的，希望他们晚上被困在里面，让那些惯于煽动的乌合之众可以掀起反犹怒潮。其中一个会堂，正当会堂要关门来准备星期五晚上的仪式时，有人发现有个小孩子在一个角落里的椅子下面睡觉，于是让他出去了。一个小时以后，一群女人、孩子，还有几个男人，由警察陪着，来到隔都，进入犹太会堂，指控犹太人藏匿一个基督徒孩子，准备拿他来献祭。第二天，很多在外面工作的犹太人留在家中，因为他们最近常常遭到路人冲他们发出的口头羞辱，在有些情况下，还有扔过来的石头。

终于，四月二十八日，由奥多·罗素作陪，摩西爵士见到了红衣主教安东内利。头一天，尽管梵蒂冈尚且不知道，奥地利军队进入了皮埃蒙特，企图在法国盟军到达之前打败皮埃蒙特军队。摩西爵士再次攀爬一百九十级楼梯、来到国务秘书的办公室的同一天，莱奥波尔多二世大公逃离了佛罗伦萨，他面临着公众示威，要求将托斯卡纳大公国并入皮埃蒙特，他自己的军队中也发生了叛乱。意大利统一的战争，以及为了推翻教宗延续诸多世纪的世俗统治的战争，已经打响了。

蒙蒂菲奥里告诉国务秘书他为什么来到罗马，并对未能见到教宗当面陈述他的请求而感到失望。担心他自己无法向教宗递交请求，他请国务秘书代他向教宗递交不列颠犹太人董事会的书面请愿书，并且补充说，他会在罗马再等一个星期，等待教宗的回复。安东内利非常客气地接待了这位年长的犹太人，有力地握他的手，坚持让蒙蒂菲奥里和他并肩坐在他办公室的沙发上。但是，谈到手头的问题，他毫无鼓励之意。他告诉蒙蒂菲奥里，孩子一旦受洗，“教会的法律禁止把这个孩子还给他的父母。”不过，成年以后，亦即年届十八岁时，埃德加多可以随意自由行事。与此同时，红衣主教保证，孩子的父母可以定期访问他。蒙蒂菲奥里写道：“我希望收到教宗（对犹太人董事会）的回复，国务秘书对此只是简单地说：‘荷兰、德国和法国类似的请愿书都没有得到回复’。”

蒙蒂菲奥里匆匆回到住处，发电报将这个令人沮丧的消息通知了伦敦。电报发给了董事会、市长先生、首席拉比、罗斯柴尔德伯爵，和新教福音派联盟的领袖凯林·埃德利爵士。

两天之后，奥地利和皮埃蒙特军队爆发战争、大公逃出托斯卡纳的消息传到了罗马，住在圣城的英国社区成员担心随后的混乱，也担心敌国军队的到来，飞快地收拾行李准备离开。保护教宗统治的法国军队是否会留下来，已经不再是十拿九稳的事了。

不过，蒙蒂菲奥里仍然抱着教宗会回复的希望，这一周没有结束还是不愿离开。在船上找到位置并非易事，因为人们都在纷纷涌出城市。不过付了双倍的船费以后，蒙蒂菲奥里夫妇买到了票，五月十日离开了罗马。摩西爵士在日记中写道：“因为多种原因，这次旅行，这次使命，都是考验人耐心的痛苦而悲伤的经历……但是，上帝在上，毫无疑问，他允许这些令我们的朋友感到失望和伤心的事情发生，一定有至真至善的目的。祝福他的名字！”

回程路上，蒙蒂菲奥里在巴黎停留了一站，他拜见了法国外交部长，当面向他感谢法国大使格拉蒙公爵为了争取莫尔塔拉家小男孩的释放而作出的努力。英国报纸上登满了关于蒙蒂菲奥里无功而返的消息。伦敦组成了一个临时委员会，代表英国的基督教社区向教宗发起抗议。他们起草了一份宣言，英国上流社会两千人签名，称教宗的行为是“对基督教的羞辱”“对人类本能的排斥”。[241]

英国犹太媒体的反应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摩西爵士的赞誉，一是对天主教会的严厉批评。蒙蒂菲奥里离开罗马两个星期以后，伦敦的《犹太人纪事》报道说，这次使命是成功的，因为它向教宗显示“犹太人不再温顺地屈从对人性的侮辱”。不过，可悲的是，“腐败的现代罗马利用残酷暴力的武器取得并保持着暂时的优势。面对一个愤怒的社区的请求，面对被羞辱的宗教和被压制的道德的恳求，它拒绝作出唯一可以接受、并且足够抵消其所作出的残酷行为的决定，即将被绑架的孩子还给他受到掠夺的父母。”[242]

与此同时，摩西爵士在法国却没有受到这样的一致赞扬，即使在犹太媒体中也是如此。法国犹太领袖中，有些人觉得这位四处征战的斗士对待他们的方式冒犯了他们。他独自一人就出发了，自以为有英国政府的支持就足以让他重复他在大马士革的成功，尽管任何人都知道，对梵蒂冈有影响的是法国政府，而不是英国政府。尽管他前往罗马时路过法国，他也没有费心停留一下，向法国犹太社区的领袖人物讨教讨教。

《以色列档案》一八五九年七月号宣布蒙蒂菲奥里的使命已经失败。编辑回忆道，“他出发时，我们表示遗憾，因为他没有来到巴黎，为他要在红衣主教安东内利面前捍卫的事业寻求支持……在罗马，他甚至都无法找到觐见教宗的机会。”[243]

这篇文章写在埃德加多进入慕道之家整整一年之后，它很满意地报道说，根据可靠人士的消息，这个小男孩“没有投降……威胁、许诺、礼物、娱乐，什么都不能动摇这个年幼的灵魂，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放松我们的坚持”。[244]差不多同时，另一份法国报纸，《辩论杂志》报道了一则消息，六月十四日，在罗马著名的圣彼得锁链堂举行的庄严的仪式上，埃德加多行了坚信礼。[245]这份与梵蒂冈不太友好的报纸把细节搞错了，因为事实上，这个仪式一个月之前就在一个私人小教堂举行了，主持人是庇护九世的侄子、红衣主教加布里埃尔·费雷蒂。仪式是在蒙蒂菲奥里离开罗马三天之后举行的，由于北方发生的暴乱，担心法国人会把军队撤出罗马，教会显然不想让公众知道这次仪式。[246]

不过，有一点是真的，埃德加多确实是在圣彼得锁链堂接受教育，不在慕道之家了。斯卡佐其奥在他那次窝囊地见教宗之前不久，于二月一日给莫尔塔拉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了这条消息，告诉他这条消息的是罗马的慕道之家的院长。[247]埃德加多接受了最初的天主教教育以后，就没必要继续把他留在慕道之家了。他可以被送到学院里，和其他男孩一起学习宗教和其他科目了。

埃德加多该上哪儿的决定是教宗本人钦定的，因为来自博洛尼亚的小男孩决不是普普通通的新入门的教徒。庇护九世开始赞同将他交给耶稣会照顾，希望某一天他也能变成耶稣会士。还有什么更适宜的呢？耶稣会的创始人罗耀拉曾经是罗马的慕道之家的创始人，而且，耶稣会的杂志《天主教文明》，还带头捍卫教会保留埃德加多的决定。但是，更多考虑之后，也许是听从了他的在政治上更加老练的国务秘书的建议，教宗改变了主意。眼下，外国政府对耶稣会已经够不满意的了。把耶稣会又放到聚光灯下，可能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248]

圣彼得锁链堂的学院由拉特兰的正规经典派主持。这座教堂坐落在罗马最高的山顶上，半个小时就能走到隔都，这个教堂是这个永恒的城市中最古老、最著名的教堂。这个教堂的名字来自一个圣物盒，其中装着据称是尼禄捆绑圣彼得的锁链。埃德加多抵达这里的时候，人们认为这条锁链是在五世纪时从耶路撒冷直接带到罗马的教堂的。[249]另外一个圣物盒中装着尸骨，据称是来自圣地的英雄马卡比的遗骨。学院的宿舍就在这个辉煌的教堂一侧，有圣彼得的锁链，画着漂亮的画的穹顶，有着辉煌廊柱的建筑，和米开朗基罗著名的摩西雕像，再加上那壮丽的城市景观，为这个年仅七岁的、父亲是小店主的孩子提供了令他眼花缭乱的环境。

斯卡佐其奥报告埃德加多搬到圣彼得锁链堂的信件抵达莫尔塔拉家后不久，埃德加多和他的同学前往参观圣彼得大教堂。碰巧，路易·弗约和他的妹妹当时也在梵蒂冈游览。这名法国天主教媒体的编辑看见了一群小男孩，穿着和他们的老师一样的僧袍，当时正被领着进入教堂。弗约的导游，一名法国主教，指着那里最小的一个孩子叫道：“瞧！这就是那个名声传遍整个欧洲、包括我们法国的名人。我给你介绍一下小莫尔塔拉。”然后主教把率领那群孩子的教士叫到一边，向他解释弗约是什么人。

弗约为这次遭遇提供了下面的记录：“从我到这儿以后，我就一直希望能看见这个著名的小莫尔塔拉。我很高兴在圣彼得座位的脚下遇见他。他听从领队的命令，亲吻了我的手。”《宇宙报》的编辑感到一种满足和胜利感，这种感觉使他的思想转向了他的敌人：那些在莫尔塔拉一案上诋毁教宗的法国世俗媒体的编辑们。“《世纪报》的普莱先生，要是他能看见这个，该会是什么样子！”弗约把孩子搂进怀里拥抱了他。弗约说，埃德加多很健康，一张很相信人和“属灵”的脸，“世界上最美丽的眼睛”，“毫不尴尬地回答问题，就像一个教养很好的孩子。”弗约被告知，在他这个年龄的孩子中间，埃德加多知道的教义问答最多。

这位法国编辑第二天就安排前往圣彼得锁链堂去看望埃德加多。他抵达之后，先是亲吻了装有圣彼得锁链的圣物盒，然后就去见新入教的小教徒。“我同样目睹了他开放和活泼的性格，同样大大的聪明的眼睛。”弗约急于寻找材料来支持他的事业，于是他就向孩子提到他的家庭。“他告诉我，他爱他的爸爸和妈妈，等他长大和受过教育以后，他就会去和他们住在一起，这样他就可以跟他们讲圣彼得、上帝和最神圣的马利亚。”弗约回忆说，这样的话又说过一段时间以后，埃德加多要回去上课了。法国人以他惯有的冷嘲热讽总结道：“他好像并不知道他命运中的恐怖，但是，普莱先生会说，这才是最大的恐怖。”[250]

第十七章　博洛尼亚的暴乱

来自博洛尼亚的一个文盲女仆、一个杂货店老板和一个犹太小男孩的故事是不是有可能改变意大利和教会历史的进程？这个问题看起来不着边际，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安娜·莫里西，一个性关系随便、一贫如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女仆，对于意大利统一的贡献，比那些复兴运动的英雄们还要更大，这些英雄们的雕像，今天还耸立在意大利城市的广场上。

民族感情使意大利人认为，意大利的最终统一是这几种因素的产物：理智而坚定的朱塞佩·马志尼代表的意大利民族情绪；英勇的朱塞佩·加里波第代表的意大利军事勇气；加富尔伯爵代表的意大利外交天才；以及维克多·伊曼纽尔二世代表的意大利皇室的奉献精神。但是，最有效地促成了一八五九年开始的意大利统一运动的是法国政府，具体来说，是拿破仑三世决定派兵和撒丁王国的军队一起将奥地利军队赶出意大利北部，并且批准不仅将奥地利统治的疆土并入撒丁王国，而且将所有由奥地利军队保护的疆土也一起并入，后者包括了教宗国的大部分国土。

我们这里不打算考察拿破仑三世的生活和时代。他早年曾经很热衷于意大利的统一事业，还参加了一八三一年烧炭党人发起的暴动。另一方面，一八四九年在稳固国内统治时，为了争取天主教的支持，他又命令法国军队开往罗马，击败了共和国，恢复了旧制度的统治。他担心激怒法国的天主教，于是继续将法国军队留在罗马，但是，他不喜欢一个依靠教会法、由教宗统治的国家，他对教宗统治的支持，顶多只是三心二意的。

一个博洛尼亚记者半个世纪以后重新回顾历史，用他的话说，埃德加多·莫尔塔拉被带走是对教宗政府的致命一击。这位记者以微妙的爱国主义风格，认为这个案件不在于对法国人的影响，而在于对自由派和共济会的影响，自由派和共济会已经不相信教宗统治了。[251]另一方面，法国记者则认为莫尔塔拉案件是摧毁教宗统治的最后一根稻草，焦点集中在它对法国公众舆论的影响。《希望》在一八六〇年教宗国崩溃时发表了一篇文章，当然有些夸张地说，每一个法国士兵，回到他出生的村庄时，都会讲述那个被从自己的父母身边偷走的小男孩的故事。[252]

关于莫尔塔拉案件的影响，持有这种观点也不仅限于记者或者推崇意大利小小的犹太社区的人们。专攻意大利教会与国家关系的领军学者阿图罗·卡罗·杰莫洛认为教宗庇护九世在莫尔塔拉案件中的行为，是他整个教宗任期内最重要的行动，而他的教宗任期，也是教会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教宗任期之一。杰莫洛将莫尔塔拉案件和教宗的其他几个重要行动列举在一起，认为它们向外部世界昭示了教宗的哲学：一八六四年颁布《谬说要录》，著名的教会摒弃现代化之举；一八六九至七〇年召集第一次梵蒂冈会议，将教宗的一贯正确性变成了教会的教条。他的哲学决定性地阻碍了各国的天主教政府来帮助梵蒂冈教廷。[253]

庇护九世的主要传记作家也认为教宗一八五八年对莫尔塔拉事件的处理，和他第二年失去大部分世俗国土之间有着必然联系。教宗最杰出的意大利传记作家贾科莫·马丁纳写道，“从更广阔的历史角度看，莫尔塔拉案件显示了庇护九世深切的狂热，做他认为是他的直接责任的事情时的坚定，即使其代价是丧失信众、损坏原本未受伤害的名望以及最重要的，失去法国对他的世俗权力的支持。”[254]

预感到巨变即将发生，博洛尼亚人几个月来既焦急又兴奋。这个城市对反教宗统治的起义并不陌生，也知道北方发生的战事可能会决定他们的命运。尽管博洛尼亚著名的大学仍然处在教宗统治之下，学生们却极有可能被煽动起来。

一八五九年四月中旬，有一场关于拿破仑·波拿巴的讲座，一大群学生挤满了大厅，对拿破仑的侄子很快将领导意大利走向统一的前景感到非常兴奋。官方被这个情景惊呆了，建议演讲者（一名神父）停止演讲，一队教宗警察持剑前来驱散聚集起来的学生。博洛尼亚的自由主义日记作者恩里科·波特里加利这样描绘冲突的经过：“‘滚出去，你这蠢猪！滚，你们这群狗！’这是那些残忍的士兵喊的话，他们对这些口头侮辱还不满意，还开始用他们的剑刃和剑头击打和伤害那些手无寸铁的年轻人。”学生们逃离大厅以后，他们发现还有两队警察在等候着他们，领头的是这次行动的策划人多米尼克斯上校。[255]

一八五九年六月十二日凌晨三点，自从镇压了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的暴乱之后一直驻扎在博洛尼亚的奥地利军队撤离了这个城市。一群支持博洛尼亚并入撒丁王国的名流连夜会见了红衣主教特使。红衣主教米莱西还有点希望能够保留权力，尽管他肯定也已经意识到，至少在近期看来，大势已去。令人尴尬的是，在这个被教宗国当局统治了两个半世纪的城市里，完全没有一个人试图防止教宗的统治被推翻。

凌晨六点，市府大厦外面的主广场开始聚满了人群，在国民社的鼓励下，人们挥舞着三色旗，开始喊口号：意大利万岁！维克多·伊曼纽尔万岁！独立战争万岁！拿破仑三世万岁！法国万岁！加富尔！加里波第！城市乐队快速聚集起来，演奏令人振奋的战歌和爱国歌曲。从俯视广场的窗户中，妇女们挥舞着白色手帕，将三色国旗悬挂在她们的窗台。一群人爬上了市府大厦的门廊，扯下了教宗的徽章，换上了印着萨伏依王朝的十字的旗帜，这令人们群情振奋。教宗统治垮台了。但是，在最近的记忆中，它垮台过好几次。谁也不知道它会不会又一次东山再起。

埃德加多的舅舅和姨父去年曾经绝望地求见红衣主教米莱西，现在米莱西也终于认识到他得离开了。上午九点，在一群教宗警察的保护下，他得到许可，毫发无损地离开了市府大厦。离开之前，他发布了一个声明，这也是他的最后一个声明：“博洛尼亚人民，奥地利驻军离开了这个城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庄严的合约已经终止，根据这个合约，教宗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是得到现在正在作战的两大天主教宗帝（即奥地利和法国）的保证的。”大使说：“我请求这个城市和省份保持理智。所有热爱秩序的人，请和我一起保持和保卫秩序。如果最神圣的权利——王子及教宗的权利——得到尊重，我们就能够保持秩序。”[256]

作为对这个声明的回应，博洛尼亚匆匆组成的临时政府的成员宣布该城坚持“独立战争”，表示他们愿意将博洛尼亚并入撒丁王国。那天晚上，各家各户都燃起蜡烛和煤气灯，庆祝教宗统治的终结，人群聚集起来，如同过节一般。城市的乐队走街串巷，后面跟着一群人举着火把沿途照亮，流行的旋律在空中回荡。[257]

奥地利军队离开那天是五旬节的星期天，坚信日。尽管城中一片混乱，但城中那天要行坚信礼的孩子们还是穿着白衣，聚集在博洛尼亚的大教堂前。孩子们看见的是一种奇怪、有些失真的场景，其中一个孩子多年以后回忆起这些场景。

阿尔贝托·达洛洛拉着他爷爷的手往大教堂里走，走到主广场时发现，一定发生了什么奇怪的事情。一群人吵吵嚷嚷地往前走着，很高兴地喊着模糊不清的口号，小男孩不太明白这些口号都是什么意思。领头的是一个大嗓门的男人，挥舞着一面大旗，往主广场那边走去。他们走过时，其中一个人拦住阿尔贝托的爷爷，从自己身上带着的盒子里抽出了什么东西。那是一块小小的颜色鲜艳的彩带，那人将彩带插进爷爷的纽扣孔里。然后他转向小男孩，也给他插了一条三色彩带。阿尔贝托的坚信礼礼服上插着这彩带，走进了圣彼得罗尼奥大教堂。他后来写道，谁知道他这么进门的时候，给红衣主教维亚勒—普雷拉留下了多么不愉快的印象。[258]

大主教确实发现自己的处境十分困窘，十分屈辱。红衣主教特使可以一走了之，他不可以。他是这群教众的神父，对教区中所有教众的灵魂负有责任。此地急需他保护教会和教宗不受到无情的攻击。

奥地利军队离开当天，临时政府一个由贵族和其他人组成的代表团就来和大主教会面，向他保证他不会受到伤害，也不会阻挠他行使他的宗教责任。但是，红衣主教维亚勒—普雷拉并没有轻易上当。新统治者们非法篡夺了教宗的权力，他不能承认他们统治的权利。红衣主教的报纸、他号召进行宗教复苏的核心平台——《博洛尼亚观察报》被新政府关掉了，理由是它犯有颠覆罪。[259]

大主教最初的反抗行为，源于他对反叛者和反叛者对教会犯下的亵渎行为的深刻反感。但他的行动也是有所节制的，因为他还希望，清算的日子终将到来，到时候合理的秩序将会恢复，反叛者们会受到应得的惩罚。在罗马，当一条又一条坏消息不断传来时，红衣主教安东内利继续按照十年前的叛乱来看待一八五九年的事件。博洛尼亚沦陷一个月之后，英国武官奥多·罗素在一封给伦敦的信中说：

国务秘书兼战争部部长昨天告诉我，年初时，教宗的军队有将近八千人，其中两千五百人当了逃兵，加入了皮埃蒙特的军队，所以教宗的军队现在减少到了五千五百人。国务秘书现在正在组织新部队，大力招募新兵，希望恢复教宗军队的正常编制，达到一万四千名。

这个目标将在年底之前达到，红衣主教安东内利告诉我，他真诚地希望，到那时候，他可以坚持让法国军队撤出罗马和奇维塔韦基亚，这个方案，他比以前更加专注。法国政府已经得到维克多·伊曼纽尔国王从博洛尼亚召回德阿泽里奥侯爵的许诺。他希望，下一步是将皮埃蒙特的军队撤出教宗特使所辖区域，等那儿都解放以后，他认为进攻和重新征服那些反叛的省份都不会有太大困难。在法国国王的请求下，他放弃了断绝与撒丁王国外交关系的念头，但作为回报，他希望法国保证亚平宁山脉这一边的秩序，而教宗的军队则保证教宗特使所辖区域的服从。

红衣主教安东内利十分乐观，认为这些方案一定会成功。他不知道，战争开始时，国王给戈永将军的命令是保持罗马及其周边的秩序，但绝对不许干预教宗国的其他任何一个区域。[260]

事实上，撒丁国王将马西莫·德阿泽里奥侯爵作为特使派往罗马涅，引发了与红衣主教维亚勒—普雷拉的新冲突，因为他将这一行为看作是兼并的第一步，维克多·伊曼纽尔国王会将博洛尼亚和整个罗马涅都看作是撒丁王国的组成部分。两年前，人群聚集在进城的大街上，热切希望能够看到教宗进城，两年后，他们出来欢迎德阿泽里奥。他的马车缓缓地驶过旌旗招展的街道，鲜花和花环如雨般从两旁的窗户上落下来。等马车抵达主广场时，车上堆满了花，侯爵差不多都被盖住看不见了。他身后行进着一队民兵，很多人匆忙加入新队伍，就像两年前被灰溜溜地赶出旧队伍一样匆忙，后面是临时政府的官员，再后面是几百辆马车，上面载着博洛尼亚的上层人士，对新统治者表示敬意。

侯爵重复了两年前教宗的姿态，进入市府大厦，爬上了俯瞰人群攒动的广场的窗台。右面，他能看见圣彼得罗尼奥大教堂的雄伟的正立面，那儿点着六只巨大的烛台，装饰着旗帜和花环。他左面是中世纪的波德斯塔宫，顶端的大锅里燃烧着跳动的火苗，忽明忽暗地照耀着这座宫殿。这些火苗中立着八个牌子，每个牌子上都写着一个名字，记录着在萨伏依王朝的徽章下的盟军最近打的每一场胜仗。广场对面，博洛尼亚和萨伏依的旗帜，和意大利、法国的旗帜一起飞扬，而在广场中央，耸立着国王的半身雕像，广场那么大，场面那么恢宏，这个雕像看起来小得可怜，但时间仓促，爱国的艺术家们已经尽力而为了。激动的大众，内心被晚间的灯火辉煌、四个军乐队的演奏和他们极度兴奋的同胞们的呼喊而深深感动，高呼着要德阿泽里奥出来给他们讲话。侯爵被这个场景震动，走到阳台上，向人群招手致意。

在整个灯火辉煌的城市，只有一座大宫殿明显地依然一片漆黑，那就是大主教的宫殿。这件事没有逃脱人们的注意。愤怒的人群涌进他的院子，大声辱骂。当他们被警察驱赶出去以后，身后留下了一片蜡烛，照亮了周围的建筑。[261]

博洛尼亚的人们从前只习惯阅读《博洛尼亚观察报》《真正的朋友》和其他通过教会眼光报道本地新闻的报纸，现在却很快发现他们看见的是非常不同的情景。新报纸纷纷出笼，称颂萨伏依王朝的美德，赞美民族统一的勇敢战士们。博洛尼亚和罗马涅向来认为教会就等同于独裁统治，他们固有的反教会情绪，一夜之间从偷偷的低声耳语，变成了白纸黑字、看着非常正式的宣言。

例如，八月十七日，博洛尼亚新出版的《人民杂志》针对农村的农民说话，担心他们特别容易听从神职人员大惊小怪的呼喊。“你们的神父们自欺欺人，他们不停地贬低新政府，就是欺骗和伤害你们……教宗的政府什么时候让你们开心过？”那位记者问。他接着说，教宗为了保住他的王国，而神父们则因为无知，都说教宗统治是为了保证他能够自由地行使他的属灵的职责。“但是，我们要问，如果一个至高无上的主权者还需要依靠别的力量将他保持在王座上，他的统治怎么可能是自由的呢？”难道不是耶稣本人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吗？”“……是不是我们的宗教在皮埃蒙特并不是自由实践的？神父们说没有。但是，他们怎么能这样撒谎？皮埃蒙特的神父比这儿还多，他们有更美丽的教堂，任何人想去望弥撒都可以去。”转入真正的话题，将自己打扮成真正捍卫耶稣的消息的人，这个愤慨的记者总结说：“代表耶稣的人，怎么能这样撒谎，从而继续占有财富和土地，更糟的是，这些财富和土地还不是他的。人们从他那里夺回了他本来就无权拥有的东西，他怎么能因此而把人逐出教会呢……耻辱！耻辱！难道你没看出来，教宗在欺骗你吗？”[262]

仅仅一个星期以前，罗马涅的新总督上任之后采取了几项行动，其中一项就是宣布宗教自由、在法律面前所有公民一律平等。自从基督教正式成为国教以来，除了拿破仑统治时期是一个短暂的例外以外，犹太人第一次享有和基督徒一样的权利。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宗教裁判官命令将埃德加多抓走十七个月以后，前摩德纳和帕尔马公国的独裁者路易吉·卡罗·法里尼发表声明宣布废除宗教裁判。他谴责宗教裁判所“与公民权利最基本的原则都不相容”，并且强调别处所有的文明国家早就废除了这样的法庭，只有在教宗国内它们还在苟延残喘。[263]

大主教也急切采取行动，保护他的教区不受奥地利军队离开以后出现的所有反宗教文字的影响。八月底，他颁布了一条通告，印在一张大纸上，张贴在教区内所有教堂里，警告人们警惕那些文字的“严重危险性”。“我们非常难过地看到冲着圣人而来的这些侮辱和咒骂，这位圣人拥有教会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本来应当得到我们的尊敬和热爱。”维亚勒—普雷拉还谴责令人反感的戏剧表演，总结说：“我们强烈建议你们遵从原始教会的虔诚信众的榜样，我们在《使徒行传》中读过关于他们的故事，他们把邪恶的书扔进了火焰。”[264]

问题继续存在，所以红衣主教在几个月以后的十二月初又发了一道教会通告，提醒他的教众警惕“那些用来摧毁你的信仰的、有害的应受谴责的手段……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红衣主教接着说，“他们兜售反对上帝的书，以低价出卖给你们，散布对神圣的天主教会的仇恨和嘲弄，践踏它的权威，嘲笑它的教义。”在他的通告的结尾，就像他头一份通告一样，他热切地期望信众们用这些出版物罪有应得的方式对待它们，就是“把它们抛进火中，就我们所知，你们有些人已经这样做了”。[265]

这场战争是多层面的，一方面是通过教会宣言和仪式制裁，另一方面是公众示威和密集的新闻攻击。恩里科·波特里加利在九月份提供了爱国者们对红衣主教维亚勒—普雷拉与新政府作战的看法：“正如人们所料，我们的大主教继续敌视新秩序，发表了谎言成堆的宣言，想让人们相信虔诚的行为、神圣的职能都受到了反对或阻挠。”波特里加利说，有些神父和新统治者合作，但是，大主教很快就采取行动，把他们从教会职位上开除出去了。[266]

仪式之争是双向的。仪式并不是教会垄断的，仪式也是新统治者们设计他们的政权、为他们自己披上合法外衣、用他们的意识形态教化人民、煽动他们进入兴奋状态的主要手段。对博洛尼亚这位战斗中的大主教来说，最屈辱的是篡权者们接连不断地要求神父们参加新政权的反面仪式，厚颜无耻地想用教会来使新政权合法化。

博洛尼亚的爱国上层人物们需要向全世界的人们显示，罗马涅的人民全力支持新政权，想成为撒丁王国的一部分。上层人物们还面临着艰巨的任务，需要教化境内大部分是文盲的人口，让他们了解新国家包括什么，让他们感觉是新国家的一部分，说服他们其实他们很喜欢这个新国家。发行报纸来赞美新国家、攻击教宗很好，但是，只有很小一部分人口能够读报。读到一篇文章宣称博洛尼亚人民对新政权充满热情，显然不如和其他几千人一起参加一场大众礼拜，在礼拜中让新秩序的神圣象征走出来、歌唱新的圣歌那样有说服力，那样激动人心。

红衣主教特使逃离博洛尼亚之后的头些天，老政府已经饱受打击，但它是否能够卷土重来还不明朗，公共仪式能满足这些迫切需要：维持秩序、在混乱中界定政治现实、在有可能发生自相残杀的时候重申人的团体友谊。对博洛尼亚的新统治者们来说，最主要的任务是，让人们把他们从前对罗马和教会的忠诚，转移到国王和意大利这方面来。法国革命的领袖们花费了很大能量来设计公共仪式，向激昂但很困惑的大众定义新的政治秩序，并使之合法化；博洛尼亚的领袖们也筹备了一些繁复但他们希望是崇高的新的爱国仪式。[267]

新成立的罗马涅议会于一八五九年九月一日第一次在博洛尼亚开会时，代表们全数通过了两个决议。这两个决议呼应着美国的《独立宣言》，宣布：“我们，作为罗马涅人民的代表，聚集在一起，以我们目的的正义向上帝宣誓，宣布：（1）罗马涅的人民再也不需要教宗的世俗政府；（2）罗马涅人民希望并入维克多·伊曼纽尔二世统治下的撒丁立宪制王国。”[268]

议会派代表将这些决议提交给国王。他们从都灵回来时，手持维克多·伊曼纽尔二世的友好消息，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应当用隆重的仪式纪念一下罗马涅人民和他们与那王室尚未正式名正言顺的联系。博洛尼亚市议会第一个采取主动，宣布举行一天的公共庆祝活动，向上帝表示感恩。由于圣保罗大教堂的历史关系——一五三〇年，查理大帝就是在这座位于主广场的宏大教堂中加冕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的，因此，基督教那一部分仪式就必须在这里举行。在教堂中唱过感恩赞美诗以后，再举行仪式将萨伏依王朝那光荣的徽章放到市府大厦的大门上方。然后是一次更有象征意义的圣餐变体仪式，主广场本身也被重新命名了：博洛尼亚神圣的中心从此会使用新的名字——维克多·伊曼纽尔广场。最后，为了标记这次活动，一座大理石碑将被安放在宫殿门口，记录这个繁荣兴盛的一天。

十月那一天的基本上是按计划进行的：一大群人在感恩赞美诗唱完以后，从像一个巨大的洞穴的圣彼得罗尼奥大教堂里走出来，加入广场上已经聚集的人群。在充沛的热情和爱国乐队演奏的激昂音乐声中，萨伏依王室的徽章被升起来了，大炮齐鸣，教堂的钟声也敲响了。但是，还是缺了什么东西。大主教指示圣彼得罗尼奥大教堂的神父们不得参加这项活动。举行这样的仪式却没有神职人员是不可想象的，于是，军队的随军神父被带进来执行这项光荣任务，因为他们不受大主教的管辖。庆祝仪式举行那一天，红衣主教维亚勒—普雷拉本人设法离开了城市，在他教区的一个乡下小教堂里主持弥撒。他这时候身体已经很虚弱了，实际上，虽然他年岁并不大，但他已经活不了太久了。他在叫主人起床来为那天提供圣餐作准备时，突然昏倒在地。波特里加利评论这两件事的巧合时，不那么慈悲地写道：“政治事件使红衣主教严重消化不良！”[269]

博洛尼亚举行的爱国主义仪式在罗马涅的各个社区都重复举行，将人民和新政权联系在一起，把他们对萨伏依王朝的忠诚展现给全世界，尤其是天主教国家，他们需要说服这些天主教国家，是人民自己要把他们的政治忠诚从教宗那里转移到国王那里去。一个接一个社区中，发生了同样的仪式纷争：教区神父服从大主教的命令，拒绝主持这些亵渎神圣的仪式，并且使出浑身解数，将这些世俗的司仪神父完全阻挡在教堂之外。

萨韦纳河畔圣拉扎罗教堂就在博洛尼亚郊外，十月底的一个星期天安排了一些仪式。早上的第一场弥撒结束以后，教区神父宣布第二场弥撒取消了。他随后就锁上教堂大门离开了。当本地名流来到教会参加和当天第二次弥撒时间一样的爱国仪式时，他们很懊恼地发现教堂门锁了，于是命令警察强行将门打开。然后他们匆匆找来一位随军神父，他庄严地主持大家唱了感恩赞美诗，感谢上帝将罗马涅交给了萨伏依王室。

政府当局对这位教区神父的不合作行动颇为不满，于是下令将他和另一位据称和他合谋的教会人士流放到皮埃蒙特。红衣主教维亚勒—普雷拉听说这件事以后，向罗马涅的总督发出了抗议，这个总督两个月之前曾经宣布在新解放的领土上实现宗教自由。红衣主教维亚勒—普雷拉声称，政府下令推倒圣拉扎罗教堂的大门，冒犯了一个神圣的地方，践踏了神职人员的权利。大主教要求立即将两位神父送回他们自己的教区。罗马涅的第一任总督、最近刚刚从加利福尼亚流亡归来的莱昂内托·奇普里亚尼回复说，把两位神父送走是为了他们好，是为了保护他们不受他们自己教众的爱国主义愤怒的伤害。总督答应，一等群众愤怒减轻，他就允许神父们回来。那之后不久，罗马涅的新总督路易吉·法里尼上台以后，那两位神父确实得到许可回来了。这个案件并不是一个例外。仅仅是一八五九年的夏天，博洛尼亚就有六名神父被流放，五名被捕入狱，二十四名被正式警告。[270]

十一月上任总督的路易吉·法里尼，并不是一直反对教会的，在教宗被发送到罗马之前，他甚至在一八四八年短暂的教宗国的立宪政府中当过部长。不过，到一八五九年时，他已经改变了他所忠诚的对象，而且他还需要尽快稳固新的政权。十一月中旬，法里尼宣布将撒丁王国的法律沿用到他控制下的地区；那个月晚些时候，他宣布结束罗马涅及前公国摩德纳和帕尔马分别统治的状态。结果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作为艾米利亚—罗马涅地区的基础，首都在博洛尼亚，这个地区，今天仍然是意大利二十个大区之一。法里尼将新政府和撒丁王国连在一起，宣布从一八六〇年一月一日开始，这个地区的名称将改为艾米利亚皇家省，并且铸造带有国王头像的钱币。

法里尼领导着一个从两个公爵和教宗那里夺来的领土的政府，他知道他的敌人是谁，需要做些什么才能保持权力。一八五九年年底，他写道：“我会采取必要措施稳固博洛尼亚。用精兵强炮打击所有那些反对兼并的人。这是我的政策。我对顾忌不屑一顾。除非把我绞死、烧毁帕尔马、摩德纳和博洛尼亚，上帝知道公爵们和神父们都不会回到这里。”[271]

在罗马，教宗和他的国务秘书拒绝相信罗马涅已经永远失陷了。十二月十日，奥多·罗素在一封写给伦敦的外交部的秘密备忘录中报告说，自从九月份以来，教宗一直非常易怒，“不分青红皂白地朝任何靠近他的人大发脾气，尖刻地咒骂拿破仑皇帝和他驻罗马的大使。”[272]但是，对教宗和教会来说，更大的耻辱还在后头。

第十八章　宗教裁判官被捕

费莱蒂神父目睹了种种残酷事实：红衣主教特使逃亡，愤怒的人群聚集在大主教门前，新统治者在圣彼得罗尼奥大教堂举行亵渎神圣的仪式，教区神父被警告、逮捕和流放，与他关系更紧密的还有宗教裁判官被摈弃，被看成文明社会不可忍受的、中世纪野蛮的残留物。他没有任何理由相信新统治者会任他自由自在。

这些让费莱蒂神父痛苦万分的纷纷扰扰的政治事件，对莫尔塔拉家庭来说却像是上帝赐予的机会，给了他们新的希望——他们的儿子很快就会被放出来了。教宗说得很明白，他绝对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埃德加多的，但是，他能否留住埃德加多，取决于他能否坚持他的世俗统治。一旦他失去对警察的控制，教宗那些博学的顾问们引用的教会法和教会先例都于他无用。埃德加多会被还给他的父母。

玛丽安娜和摩莫洛从罗马回来之后，发现他们曾经十分兴隆的生意已经所剩无几，于是，他们搬出了博洛尼亚。玛丽安娜不想留在这个给她留下了悲惨的记忆的城市。所幸罗斯柴尔德家族给莫尔塔拉家的钱足够他们还清债务，并在别的地方安家。他们选择的地方在当时非常自然：他们搬到了都灵，犹太人在都灵是自由的，宗教裁判早就废除了，他们的孩子也会安全。他们加入了曾经为他们的营救活动提供过帮助、现在又会帮助摩莫洛开张生意的犹太社区。[273]

教宗统治在博洛尼亚崩溃了，但埃德加多在罗马，而教宗依旧统治着罗马。摩莫洛觉得没有必要再回到博洛尼亚，但教宗统治在那里瓦解了，确实给了他希望：教宗的世俗王国的其他部分也会分崩离析。摩莫洛希望，如果这一点做不到，鉴于教宗的危险处境，欧洲大国可以让他放弃埃德加多，作为继续统治罗马所付出的一部分代价。这样，摩莫洛需要说服的，不仅有都灵的人，也有巴黎和伦敦的人，正因为如此，一八五九年的最后几个月和一八六〇年的一月，摩莫洛是在法国和英国首都度过的，犹太人不仅在意大利，而且也在法国为他筹集资金，资助他的活动。

路易吉·卡罗·法里尼作为人民反对教会的落后势力的领袖，戏剧性地进入老摩德纳公国，给住在雷焦的另一名莫尔塔拉，摩莫洛的父亲西蒙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如果新统治者答应改正教宗统治的错误，难道他不会竭尽全力补救对莫尔塔拉家族造成的伤害吗？十月三十日，西蒙前来进见独裁者，请他把他的孙子还给他，法里尼于是命令新组建的司法部着手调查。几天以后，除了摩德纳和帕尔马独裁者的头衔之外，法里尼给自己又加了一个罗马涅总督的头衔，他十一月十四日采取的头几个行动，就是在所有属于他控制之下的领土内废除宗教裁判。

十二月三十日，西蒙从他雷焦的家中写信，向法里尼请求帮助。他写道：“我的儿子摩莫洛因为他的儿子被罗马的教宗政府劫走而痛苦万分，他现在正在伦敦寻求大国的帮助，要求归还我们亲爱的埃德加多。”他这样解释了为什么是他而不是他的儿子在提出这个请求，然后接着说：“除了我儿子即将采取的行动以外，了解阁下您的忠诚、公正和人道主义，我，也以我儿子的名义，斗胆叨扰阁下，用这封信乞求您，运用您强大的干预力量，将我们朝思暮想的我最亲爱的孙子埃德加多带回来，自他被从这个家庭掳走之后，我们就没有平和，没有安宁。”

法里尼是个大忙人，面临着建立新政府、保持公共秩序、击退旧政权军队令人担心的反击等重任。但是，他立即关注了西蒙·莫尔塔拉的请求，十二月三十一日，命令司法部追捕“抢劫分子”。[274]之后不久，欧洲的报纸纷纷报道了由于埃德加多的祖父的请求宗教裁判官被捕的消息，但这些报纸没有完全把事实搞清楚。西蒙·莫尔塔拉向法里尼提出的要求是归还他的孙子，而不是把宗教裁判官抓起来。对可怜的爷爷来说，不幸的是，埃德加多和看管他的人都不在法里尼的权限之内。费莱蒂神父却在他管理权限之内。

新年前夕，针对宗教裁判官采取行动的命令下达，主管这个案件的是四十一岁的菲利波·柯莱蒂，加富尔伯爵的亲信代理，罗马涅警察总监，从皮埃蒙特派来辅佐法里尼。[275]他知道法里尼多么看重莫尔塔拉案件：法里尼认为这个案件是旧司法系统中所有错误的化身，因而可以成为展示新司法系统的长处的最强象征，柯莱蒂也因此将它作为首要任务。一八六〇年一月二日一大早，他出了城，沿着波河河谷来到了三十二公里以外的琴托。他在寻找一个关键证人，朱塞佩·阿戈斯蒂尼少尉（前警长），就是他，最初将埃德加多带到罗马，他对沿途发生的奇迹的描述，曾经激励了整个欧洲大陆的天主教徒们。

在琴托的政府办公楼二楼的一间办公室里，柯莱蒂和这位五十三岁的警官进行了面谈。阿戈斯蒂尼描述了在莫尔塔拉家门口那场令人痛心的围困，然后讲述了前往罗马的过程，但没有提到什么奇迹般的上帝显灵，只是简单地说：“七月初抵达罗马，我把小男孩带到了慕道之家，那儿的院长接待了他，告诉我他已经从宗教裁判所的神父那里听说了这件事情。”阿戈斯蒂尼结束他的证词，说把孩子递交之后，他直接回到了他在罗亚诺的驻地。但是，柯莱蒂怀疑这位警官有所保留，就问他，他回来之后，有没有和费莱蒂神父交谈过，还有，是不是从他那里接受过什么奖赏。是，少尉承认，他事后去圣多米尼克大教堂见宗教裁判官了，不过这是奉多米尼克斯上校之命而去的。在大教堂，“我告诉他我圆满完成任务之后，他表示非常满意，我离开时，他给了我四个斯库多（硬币），用纸包着的。”[276]

柯莱蒂那天回到博洛尼亚市府大厦三楼的警察办公室时，天已经很晚了，但尽管如此，还有两位驻守博洛尼亚的警官在那里等候他。这两位警官都是顺利地从教宗警察转入新组建的国家的警察机构的。[277]柯莱蒂先前命令他们查阅正式发布的法律声明，调查是谁下令在一八五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将埃德加多从他家中强行带走的。柯莱蒂非常急迫。其中第一个人，五十九岁的中尉警察普拉西多·维扎尔代利开始作证时，已经是半夜以后了。

维扎尔代利回忆说，那天，他正在博洛尼亚的警察总局上班，他的上司、驻地指挥官多米尼克斯上校告诉他给阿戈斯蒂尼警长传信，让他立即到博洛尼亚来。阿戈斯蒂尼很快就奉命到来，多米尼克斯上校派他到莫尔塔拉男孩家里，把他带到罗马。维扎尔代利还主动说，这个命令是宗教裁判官费莱蒂下达给多米尼克斯上校的。他补充说，“能够为你提供关于这桩可恶的事实的更多的信息的，就是我提到过的阿戈斯蒂尼，还有卡罗利警官，这两个人现在都是我的部下。”

那天晚上另一个等着作证的是三十八岁的彼得罗·卡罗利，他一八五八年时是副警长，负责管理博洛尼亚的警务记录。他回忆说，一八五八年六月那一天，他处理了一份信件，费莱蒂在信中指令多米尼克斯“前往这个城市的犹太人莫尔塔拉家里，把他的儿子带到他那里，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那个孩子叫埃德加多”。卡罗利接着说，“我知道执行这项任务的是警察里的副警官彼得罗·卢奇迪，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辅助他的是朱塞佩·阿戈斯蒂尼警长，阿戈斯蒂尼把这个小男孩带到了罗马的慕道之家。”卡罗利还记得，费莱蒂的信中警告他们，不要把埃德加多和他的哥哥弟弟给搞混了。

对警察总监柯莱蒂和后来的法官来说，判定是谁下令抓捕孩子的主要法律证据之一，就是卡罗利描述的这封信，宗教裁判官在这封信中命令多米尼克斯上校抓走埃德加多。这封信究竟在哪里，调查员很感兴趣，因此，对以前负责警务记录的卡罗利的讯问就转向了这个问题。卡罗利告诉柯莱蒂，费莱蒂的信和多米尼克斯随后下的命令都找不到了，这令柯莱蒂十分沮丧：“都灵的报纸开始谈论这件事以后，多米尼克斯先生从我手里拿走了那些文件，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它们。”相关的命令也找不到了，因为一八五九年六月，当教宗在博洛尼亚的统治即将结束时，维扎尔代利中尉下令将教宗警察的记录全部销毁。

卡罗利可能觉得他给这位刚刚上任为罗马涅所有警察力量的总监留下的印象不是很好，补充说，莫尔塔拉家的孩子被带走后不久，费莱蒂神父就给阿戈斯蒂尼写了一封信，表示对这次行动的结局感到满意。他说，宗教裁判官也向他本人表示对事态发展表示满意。不过，卡罗利又主动说，另一方面，他又听那位执行任务的警官卢奇迪“抱怨他们遇到的困难，抗议说，如果再有类似的案件，他会正式拒绝参与。”[278]

费莱蒂远远不是第一个感到自己的权威受到世俗统治者挑战的宗教裁判官。确实，意大利宗教裁判的历史就是权力之争的历史，一个整体化的教会和其他一系列世俗和宗教的权力之间，争夺审判包括从乞丐到王子、从异教徒到主教的所有人口的权力。

从一开始，宗教裁判就和教会内最精通神学和法律的多米尼克派有密切联系。从十三世纪开始，当宗教裁判最初开始审判异教徒时，大部分宗教裁判官是多米尼克派的。这类最初的审判渐渐式微，而在十六世纪的意大利，与异端邪说的斗争有了新的迫切性，针对新教改革的斗争带来了宗教裁判的复兴和重组。一五四二年，教宗保罗三世建立了由红衣主教组成的宗教裁判所，负责宗教裁判。这样一来，就把针对各种形式的异端邪说和非正统流派的斗争都集中到了罗马，包括从令人愤怒的亵渎之言到撒旦主义，从嘲笑神职人员到与魔鬼通奸，从阅读禁书到建立新宗教的所有异端邪说和非正统流派。与这个现代意大利（或罗马）宗教裁判比肩的，还有两个相对不同的组织：一个是至少在犹太人看来臭名昭著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一四七八年由菲迪南五世和伊萨贝拉女王建立，主要是针对犹太人和穆斯林；另一个是一五三一年开始的葡萄牙宗教裁判所。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和葡萄牙宗教裁判所在十九世纪早些时候就废止了，而意大利的宗教裁判所却依然健在。[279]

对教会来说，宗教裁判并非寻常小事。组成宗教裁判所的红衣主教是罗马最有权力的人，而它的名誉所长、有时候主持一些会议的人，则是教宗本人。[280]

博洛尼亚的每一个宗教裁判官，从一二七三年的第一位，到最后一位，费莱蒂神父，都是多米尼克派的，而且住在多米尼克大教堂的特殊住所中。费莱蒂神父的住所里，其中一间有一些巨大的木柜，里面装着他最珍贵的收藏物：宗教裁判记录，包括审讯的记录文字和与罗马的宗教裁判所的通信往来。第二个房间在第一个房间上面，从前专门用来进行迫使人忏悔的严刑拷打，不过，到了十九世纪，它已经不再有这个用场了。第三个房间用来进行更加传统一些的审讯，安娜·莫里西就是被带到这里来和费莱蒂神父当面交谈的。里面有一张皮面桌子，一张草垫靠背椅，和一条书记员坐着作审讯记录的木凳。紧挨这个房间的是一个小房间，和修道院的其他房间隔离很好，过去曾经用来进行比较困难、令人不愉快、但又不需要严刑拷打那间屋子里的特别设施的审讯。下面是教室，年轻的多米尼克派修士在这里学习通常的法律程序，这样，将来某一天他们也可以成为宗教裁判官。这里过去曾经有过牢房，牢房永远令宗教裁判官头痛，一是数量总是不够，二是不够安全。逃亡的事时有耳闻。[281]

现代宗教裁判在博洛尼亚大部分时间集中在扑灭新教和异教上，这个城市的著名大学吸引了来自路德宗和加尔文教派盛行的国度的学生和教师，使得这个任务更为紧迫。然而，在博洛尼亚开始实行宗教裁判和犹太人被驱逐出博洛尼亚之间这五十年间，博洛尼亚的宗教裁判官们有很多次机会处理犹太人造成的特殊问题。

一五五三年八月十二日，罗马的宗教裁判所命令各地的宗教裁判官收集并烧毁犹太人家中和犹太人会堂中发现的《塔木德》；四年以后，它禁止犹太人拥有除了《旧约》以外的任何希伯来文书籍。[282]犹太人被逐出博洛尼亚、开始他们两个世纪的流放几个月前，一个犹太人被捕，并被指控毁坏了城中路边神龛中的基督教圣像。来自摩德纳隔都的雅各布的儿子阿莱格罗和一个基督徒朋友奥塔维奥·巴尔杰利尼一起被捕了。他们被发现在亵渎神圣这个指控上无罪，但是，调查发现他们犯下了另一个冒犯上帝和宗教的罪行：鸡奸罪。除此之外，巴尔杰利尼还被另加了一项罪，通过他和阿莱格罗的交往，他被“犹太化了”。两个人都被判了死罪。

五月二十二日，阿莱格罗预定要被处死的那天，无疑希望得到缓刑，他表达了想变成一个基督徒的愿望，而且，就在那天早上八点受洗了。但是，他的判决依旧维持，两个人被很快带到了主广场上设立的特殊平台，在那儿没有再费什么周张，他们都被斩首了。但是，即使在这样血腥的氛围中，一个犹太人的洗礼也是值得庆祝的。阿莱格罗的基督徒同伴的尸体被毫不客气地扔进一个坑里埋起来了，而阿莱格罗的尸体则被摆放在圣彼得罗尼奥大教堂中，他的头也被放在他的脖子上方。那天下午，大批博洛尼亚人热情参加了一个盛大的仪式，他那身首两处的尸身被运送到圣多米尼克大教堂去安葬。他下葬时用的是他的新名字保罗·奥尔西尼，是蒙他那骄傲的受洗时的教父洛多维科·奥尔西尼赐给他的。九天之后，博洛尼亚的街头就开始贴出告示，命令所有犹太人离开这个城市。[283]

十八世纪初叶，宗教裁判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异教徒已经不再公开被杀，嫌疑人也不再双手绑在背后悬挂起来。[284]但是，只有到了十八世纪末年，法国入侵意大利以后，宗教裁判才开始宣布走向结束。博洛尼亚的宗教裁判官不仅丢了工作，他还无家可归，因为圣多米尼克大教堂被拆了，并且被收缴了宗教裁判的档案。一八一四年法国战败以后，宗教裁判才回到了博洛尼亚和教宗国的其他地区。

波旁王朝复辟年间，宗教裁判所的主要责任之一，就是监督教宗国内的犹太人。除了判决那些出格的犹太人的单独案例之外，它还发布告示，提醒人们那些加在犹太人身上的限制。一八四三年，宗教裁判所颁布了一个完整的单子：犹太人禁止向基督徒提供住所或食品，也不能让基督徒为他们干活。犹太人不允许拥有土地或建筑物。犹太人不能在隔都之外过夜，也不能“与基督徒有友好关系”。犹太人不允许举行任何与埋葬死者有关的仪式。宗教裁判所的总裁判官的告示这样结尾：“那些违反这些规定的人将受到宗教裁判所的惩处”，并补充说，“这些规定将会传达到隔都，并张贴在犹太会堂中。”[285]

费莱蒂神父第一次给罗马的宗教裁判所写信，询问如何处理莫尔塔拉案件时，他和他在博洛尼亚的前任一样，没有多少和犹太人打交道的经验。不过，他知道，罗马教廷有丰富的经验。构成罗马宗教裁判所的十二名红衣主教和他们的专业团队，每个星期一开会讨论如何处理类似于他提交的这类案件。

与此相反，一天之前刚刚临时组建起来负责艾米利亚皇家省政府的刑事司法事务的机构，却基本上毫无经验。在新政权下起诉第一个刑事案件时，他们面临着政治和法律上的困境：应该应用哪些法律，并不是一目了然的。不过，眼下他们更关注的是，因一名宗教裁判官命令将一个孩子从他父母身边带走而引起的众怒，而不是如何妥善地应用新司法系统追溯旧司法系统下发生的行为。

柯莱蒂深更半夜完成了对那两个警察的问讯之后，在法里尼的鼓励下，决定逮捕宗教裁判官。为了完成这项任务，他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小组，因为费莱蒂神父不是普通的罪犯。陪同柯莱蒂前往圣多米尼克大教堂的是博洛尼亚警署的几位最高警官，加上起诉法官弗朗切斯科·卡博尼，还有一大批其他警察。将近凌晨三点，他们来到了圣多米尼克大教堂，此地离市府大厦不过区区两分钟的车程。费莱蒂神父后来这样描述他被捕的过程：

本月二日凌晨，大约两点半的时候，我在床上被几个警官和一大群警察惊醒了，他们告诉我，我应该穿戴起来，他们要搜查这个地方。我尽快穿上衣服，他们把我从我的卧室带到了我住宅的另外一间房里，警察总监告诉我——听口音他不是博洛尼亚人【柯莱蒂说话有口音】——我被捕了。然后他们就开始审讯我，宣布我违反了公共安全，据他们说，因为我命令将犹太人摩莫洛的儿子埃德加多·莫尔塔拉带走。[286]

那天晚上，两个世界发生了冲突：警官们侵入宗教裁判官的住宅，指控他绑架，而且对那位多米尼克派修士非常缺乏耐心，而修士则顽固地拒绝承认他们有权审判他。星移斗转，现在，费莱蒂神父在他自己位于圣多米尼克大教堂的住宅里，面对着他的审判官。

他告诉他们，“我叫皮耶尔·加埃塔诺·费莱蒂神父，先父是菲利波。我出生在费拉拉附近的科马基奥，我住在这个大教堂里。直到此刻，我从来没有和法律打过任何交道，我也从来没有被捕过或被审判过。”当问到他知道不知道他为什么被捕时，他回答说他不知道，不过补充道：“关于这件事我必须这样宣告：我将这次逮捕看作是一个无能的权威的行为，因为我是一个神父，而且，事实上，我曾经得到教宗敕令负责博洛尼亚的宗教裁判。”

警察总监问：“一八五八年六月二十四日，教宗警察在这个城市里绑架了一个叫埃德加多·莫尔塔拉的小男孩，对此你是否知情？”

在这个话题上，费莱蒂神父说，“我不加评论。”

但是警察总监依然穷追不舍：你是不是以宗教裁判官的身份给多米尼克斯上校写过信，命令他安排绑架这个孩子？

“如果我给什么人写了官方信件，我不会否定，但我也不会对此作出任何评论。”

柯莱蒂被这个神父的保留态度激怒了，他重复了他的问题，但宗教裁判官只是简单地说：“我发过神圣的誓言，不能披露任何属于天主教信仰法庭的财产的内容。”

柯莱蒂改换了提问的方法，问他，是不是宗教裁判官的命令导致警官阿戈斯蒂尼将小男孩带到罗马的慕道之家。费莱蒂神父同样用保密誓言的理由拒绝回答这个问题，他还说：“我听见某个小男孩埃德加多·莫尔塔拉的名字被提及，我一定要说，我心中充满了安慰，我知道在那个纯真的小东西身上，有另外一个保护天使会为我的灵魂祈祷神的怜悯。”

眼看一连串的问题都没有能得到一个有用的回答，柯莱蒂命令神父交出所有有关莫尔塔拉案件的材料。

“我这儿没有任何和宗教裁判所有关的文件。”他回答说。他把所有有关莫尔塔拉的文件都烧了。但当被问到他是什么时候烧的文件、是怎么烧的时，费莱蒂神父重复说，事关宗教裁判所，他什么都不能说。

柯莱蒂最后一次试图让宗教裁判官松口：“绑架莫尔塔拉家的小男孩，破坏了公共秩序和家庭和睦。我再一次恳求你给出更加令人满意的答复，因为不管一个人担任什么职务，尤其是像宗教裁判官这样的职务，他应当随时准备对他所发出的命令作出解释。”

费莱蒂神父回答说：“有关我作为博洛尼亚的宗教裁判官所进行的活动，我只对一个机构有解释的义务，那就是罗马的最高宗教裁判所，这个法庭的最高权威是教宗庇护九世本人，我对任何其他人都没有解释的义务。”

按照习惯，这次讯问的记录被朗读给费莱蒂神父听，并请他签字，但他拒绝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文件上签着在场的其他八个人的名字：警察总监柯莱蒂、法官卡博尼、四位警官，还有另外两位被带进来作证的人。

柯莱蒂不理会神父的抗议，下令让警察搜查大教堂，寻找有关莫尔塔拉案件的宗教裁判文件。他们搜遍了费莱蒂住所的所有角落，以及他收藏宗教裁判档案的书柜和大教堂的图书馆。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马上就要天亮了，柯莱蒂放弃了。多米尼克派的神父飘逸的白袍在圣多米尼克大教堂外石头铺就的庭院中拖曳着，被带进了警察的马车。一队人马浩浩荡荡地飞奔回到了警察总署，路上顺道停留了一下，把宗教裁判官送进了他的新家：臭名昭著的塔楼监狱。[287]

莫尔塔拉案件的很多插曲都被传成了神话，其中，费莱蒂神父在圣多米尼克大教堂被捕这个插曲，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它变成神话的速度最快。尽管神父在这个案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但是，在此之前，他并没有得到多少公众关注。教会方面的其他人物名声太大。只要博洛尼亚有任何人因为这件事受到谴责，人们想起的总是红衣主教维亚勒—普雷拉，他已经在整个欧洲大陆名声在外，而且，在公众看来，他很恰当地代表着宗教正统派的狂热。一个接一个的故事，说红衣主教承担着组织和监督绑架埃德加多的行动，尽管并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种说法。而且，不管怎么说，主要的战场已经转移到了罗马，埃德加多已经到了那里，人们的注意力也集中在红衣主教安东内利和教宗身上了。只有在柯莱蒂和他的警察同僚们开到圣多米尼克大教堂以后，费莱蒂才姗姗来迟地得其所哉，成为公众关注的中心。

尽管费莱蒂的逮捕过程确实很有戏剧性，欧洲媒体中关于圣多米尼克大教堂的情景还是被添盐加醋了。自由主义报纸们带着极大的兴奋对待这条新闻，它们的文章报道了很多（主要是杜撰的）细节，把他描绘成一个宗教狂热分子，他的信仰有可能是真诚的，但他仍是一个宗教狂热分子。

引用最广的是伦敦的《泰晤士报》的一篇文章，文章讲到就在神父登上马车正要逃跑时，警察及时赶到。当法律之手伸向他时，神父在街上跪下来“感谢上帝选择他来为这个神圣的事业作出牺牲”。《泰晤士报》的文章接着说，费莱蒂神父将注意力转向人间，然后就对着抓他的人破口大骂，威胁要将他们逐出教会，而他们回答他的只是嘲笑。[288]波特里加利在他的《博洛尼亚纪事》中说，尽管费莱蒂声称他已经奉上级之命焚烧了所有的宗教裁判的记录，警察仔细搜查以后还是发现了“一包人们觉得非常重要的文件”。[289]这个谣言也在四处传播，尽管实际上警察什么都没有找到。

天主教媒体对神父被捕的故事表示极大的愤慨，不过，奇怪的是，天主教媒体的胡编乱造，也和自由派媒体类似。这两种叙述又能够互相重合，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教宗至上主义的《天主教》决定不发表自己关于这次逮捕的消息，而是转载米兰新发行的自由主义报纸《毅力》上关于这次事件的记录：

当警察来到大教堂敲门时，尽管当时是凌晨三点，门还是马上打开了，因为看门人正在等一个出门未归的神父。看门人听从警察的命令，把他们带到了费莱蒂神父的住处……他们一叫门，一个俗家修士就给他们开了门。警察进了宗教裁判官的房间，命令他起来，他起来了，但他马上就跪下来说，“感谢上帝让你们来访；那些上帝在他们受难时来访的人有福了。”

《毅力》认为这是宗教狂热的荒唐蠢事的证据，而对于《天主教》那些虔诚的编辑们来说，却是令人鼓舞的，彰示着信仰和基督教战胜它的敌人的残酷的辉煌胜利。有关事件仅仅发生在他们的想象之中，这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

对那些从前住在教宗国统治的领土上、现在则在法里尼统治之下的犹太人来说，宗教裁判官被捕的消息带来了快乐和极大的满足。一月十七日，一名叫莱昂·拉文纳的人从费拉拉写信给《以色列档案》，说政府公报刚刚确认了费莱蒂神父被捕的消息。对拉文纳来说，下令逮捕和审判宗教裁判官，提供了更多的赞誉新政府的理由：“这个政府自由地采取行动纠正所有的错误，首当其冲的是，保证正义和理性的胜利。”他写道，法里尼认识到了莫尔塔拉案件代表着什么。“全世界都赞扬他，所有国家的犹太人都会向全能的上帝祈祷意大利、犹太人和文明与自由的这个伟大事业的胜利。”[290]

同一个时间，博洛尼亚一个犹太人约瑟夫·帕维亚也给法文报纸写信报告这个令人兴奋的消息。他描述的费莱蒂的形象令人不敢恭维，说他是一个“教育良好和非常狡猾的人。他完全知道罗马政府的不守信用和它造成的混乱，但是，因为他贪恋权力和金钱，他还是倾尽全力投靠罗马政府，变成它最忠诚的代理人”。尽管帕维亚对宗教裁判官毫不同情，而且也不甚理解，但他确实指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开始困扰那些看到这个骄傲的多米尼克派修士被捕时最高兴的一些人：“问题来了，这次逮捕是否合法，或者说，它只不过是对教宗政府的报复行动。”帕维亚直击到了博洛尼亚刑事法庭马上就要面临的问题的核心：“如果事实上他只不过是充当了宪兵的角色，我不知道他们如何能判他有罪。”帕维尔把这个问题放在括号里，他写道：“尽管如此，这次逮捕，是战胜罗马政府的不宽容的伟大胜利。”他对逮捕宗教裁判官是否会促使梵蒂冈释放埃德加多表示怀疑，不过，在信的结尾，他说，人们四处都“以极大的快乐迎接宗教裁判官被捕的消息，当压迫者和他们的走狗因为他们的暴政受到惩罚时，人们都是这样兴高采烈”。[291]

第十九章　起诉宗教裁判官

费莱蒂神父的新住所是一座塔楼中一个阴冷、无窗的小牢房，今天，这座塔楼仍然是市中心一座巨大的市府大厦的一角。许多世纪以来，这座楼一直被人称为“塔楼”，它在历史上臭名昭著，专门用来关押政治犯。这座楼于一三五二年初建时，监狱主要是为等待审判的人设计的。将一个人宣判之后继续锁在一间牢房中，没有什么吸引力，因为别的选择——公开忏悔、折磨、流放、罚做船上苦工和处死，这些选择都是现成的，而且还更快、更便宜，更有教育意义。一三六五年，围绕着市府大厦建起了堡垒，“塔楼”在博洛尼亚围起来的权力中心的西北角开始了它漫长的历史。它的墙极厚，但面积并不大，只有八平方米，塔楼俯瞰着韦图里尼大道，莫尔塔拉家曾经在那里住过，根据安娜·莫里西的说法，她就是在那里给埃德加多受洗的。[292]

费莱蒂神父被捕后的头几天，他的案件仍旧控制在警察总监柯莱蒂手中。当神父慢慢适应他的新住处时，柯莱蒂在他位于市府大厦的另一个角落的办公室里，面见了一长串证人，重新建构一八五八年六月那两天发生的所有事件。莫尔塔拉夫妇的犹太朋友朱塞佩·维塔为埃德加多最后被警察带走、送进警察的马车中的场景作证。然后是玛丽安娜·莫尔塔拉的哥哥和叔叔作证，玛丽安娜的哥哥谈到里卡尔多在咖啡馆里哭着告诉他们这条坏消息，然后求他们赶快去他家里帮忙，而玛丽安娜的叔叔则复述了他说服宗教裁判官允许他们延搁一下，然后他拿着宗教裁判官的纸条，把它交给卢奇迪警官的过程。他也讲了，第二天早上，他去寻找红衣主教特使和大主教，但却无功而返。住在莫尔塔拉隔壁的七十三岁的银行家博纳尤托·桑吉内蒂，记得从窗户里看出去，看见五六个警察在外面徘徊，然后回顾了他那天晚上来到莫尔塔拉家时目睹的可怕景象。

一月十八日，这个案件的全权起诉权被转到弗朗切斯科·卡博尼手中，这位法官那天费莱蒂神父被捕时在场，并且也亲眼目睹了神父那些非常强硬抵触的证词。卡博尼必须首先起草正式的起诉书。这是一个重要环节，因为决定将谁包括在起诉书中、以及用什么罪行来起诉他们，都远非易事。很显然，他们要起诉费莱蒂神父，因为他下令把孩子抓走，但是，那些实际进行了绑架的人呢？多米尼克斯上校主管和组织了整个行动，卢奇迪警官直接负责执行任务，而阿戈斯蒂尼警官则把孩子从他家中带到了罗马。还有，费莱蒂神父在罗马的上司又该怎么办呢，想必是他们批准将孩子带走的？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法官就难免有所踌躇，因为在艾米利亚皇家省的新政府审判的第一桩重大刑事案件中，他有可能很快就会直接起诉教宗本人。

以什么理由来起诉他们，这个问题同样棘手。法里尼的法官和法庭，对新政府诞生一年之前发生的事情有司法管辖权吗？他们能不能审判一位当时在法律上有权强制执行信仰的宗教裁判官？简而言之，新政权的法律原则具有追溯力吗？还是法庭根据旧政权的法律进行判决，只有在他们被发现违反了当时适用的法律时，才能判处他们有罪？

卡博尼的起诉书日期为一八六〇年一月十八日，上面盖着艾米利亚皇家省政府和博洛尼亚民事和刑事下级法庭的名字的压花，其内容如下：

指控

因假定的洗礼而用暴力手段将男孩埃德加多·莫尔塔拉和他的家庭分开，事发于一八五八年六月二十四日，之后他被隐藏在罗马的慕道之家。

被告

多米尼克派神父皮耶尔·加埃塔诺·费莱蒂，宗教裁判所前裁判官，一八六〇年一月二日被捕。教宗警察的多米尼克斯上校，已逃往教宗控制的地区。

那么，指控是绑架。除了费莱蒂神父以外，多米尼克斯上校也被起诉了，但卢奇迪和阿戈斯蒂尼没有被起诉。这里应用的逻辑是多米尼克斯身为博洛尼亚警察总监，应当负责判定宗教裁判官给他下达的命令是否合法，而在他指挥下的人则不能为执行上级的直接命令而承担责任。更重要的还可能是多米尼克斯象征着教宗权力的滥用、和奥地利占领军怯懦的合作，人们还清楚地记得，不久前他懦弱地袭击了大学里手无寸铁的学生们。这位警察总监，无疑知道教宗势力垮台后，留在博洛尼亚会有风险，于是他和红衣主教特使一起逃走了，在教宗国剩下的领土上暂避风头。

一月二十三日，费莱蒂神父被捕三个星期以后，他有了第一个访问者——负责起诉的法官卡博尼，卡博尼来到神父的牢房中听取他的口供。卡博尼在报告中写到他们的会面：“他看起来六十五岁，中等个头，他的头发是花白的，眼睫毛和眉毛也是花白的，宽大的额头，黑色的眼睛，大鼻子，比例匀称的嘴，圆下巴，椭圆的脸。”卡博里请他介绍他自己：

我是皮耶尔·加埃塔诺·费莱蒂，六十二岁，籍贯科马基奥，现居博洛尼亚，多米尼克派宗教家庭的成员。自从一八三八年宗教裁判所的总宗教裁判官把我派到这里来以后，我一直住在这个城市。我一直以这个城市可以信赖的谨慎适度的风格行使我的职责，并且遵守着罗马最高宗教裁判所的命令……

针对你的讯问，我不打算放弃教会给予我的不受不称职的法庭审判的特权。我认为，如果我要避免引起教会谴责的危险，我有责任申明这一点。

费莱蒂神父声称具有教会特权，卡博里对此无动于衷，他警告囚犯，他必须说真话，并且回答法官对他提出的问题。卡博里告诉他，他所提到的特权，已经被政府最近的公告废除了。现在，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卡博里请他谈谈他被捕的情况，费莱蒂神父说，他在睡梦中被叫醒，很快地穿着起来，被告知起诉他的罪状，然后他拒绝回答问他的问题，因为回答这些问题会违背他神圣的沉默誓言。“他们怎么能因为两年前根据当权政府的命令而采取的行动，来指控我犯下了破坏公共安宁的罪行？”宗教裁判官补充说，“他们怎么能这么严重地指控教廷的神职人员，仅仅是因为他行使了他的职责，听从了天主教教会领袖的命令？”不过，这位神父表达了他坚定的信仰：“我在天堂做出的决定前低头致敬，我只把我自己交给上帝手中，相信他的慈悲。”

费莱蒂神父在自从被捕以后这三个星期里思考他的困境，他决定，关于莫尔塔拉案件，他可以谈论一些事情而不违反他保持沉默的誓言，而且他还很希望能够谈论。他告诉卡博尼，既然这段插曲的很多方面已经众所周知了，他试图纠正一些误解，应当也没有什么坏处。

话是这么说，费莱蒂一开口，说的却根本不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因为他谈到的是他与罗马的宗教裁判所的通信来往。这个问题后来证明非常重要，随着审判的深入，问题的关键在于宗教裁判官究竟是自行其是，还是纯粹在执行上级命令。他告诉法官：“听说小男孩埃德加多·莫尔塔拉在生命垂危时受洗了，最高宗教裁判所命令将这个孩子带到罗马的慕道之家，我被赋予执行（这个命令）的职责。”

费莱蒂担心检察官忽略了他的论点，反复强调把孩子从他家中带走、送到罗马都不过是“执行罗马的最高宗教裁判所给我下达的命令，而没有天主教会的最高首脑罗马教宗的首肯，罗马最高宗教裁判所从来不会颁布任何命令”。

费莱蒂神父很快就补充说，在执行命令时，他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保证采用最温和的说服方式。他还特别费心地设法说服埃德加多的母亲“自发地”放弃她的儿子，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还给了他们二十四小时的延搁。这样做得到了他所希望的效果。神父说，摩莫洛六月二十四日下午来访问他时，他们俩共同拟定了一个计划，“说服他的妻子让她的儿子离开，事实上，这位母亲非常平静地离开了她的儿子。”

宗教裁判官严守的防线，是对所有关于其信息来源的问题守口如瓶，比如说，他是从哪儿听说埃德加多受洗了，或者他采取了哪些措施确认谣言是真是假。恼火的法官请费莱蒂神父说出那些可以证明孩子受洗了的人的名字。前宗教裁判官回答说：“罗马最高宗教裁判所，其最高领袖是耶稣的神父——教宗庇护九世，只有这个最高宗教裁判所拥有对你问我的这些问题的最好答案。”

“你说把埃德加多从他家里带走的命令来自罗马最高宗教裁判所，”法官反诘道，“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个说法吗？”

“我能提供的证据……就是罗马教宗对我的信任，尽管我只不过是他悲惨而谦卑的奴仆。另一个证据，”费莱蒂神父补充说，“来自博洛尼亚城中善良的人们，他们总是好心待我，相信我不会滥用罗马教宗交付给我的职权。”

卡博里继续讯问，费莱蒂神父接着描述他给多米尼克斯上校发布的命令，他准备的莫尔塔拉家孩子的名单，他警告卢奇迪警官在莫尔塔拉家全天守夜时严密监视，因为有些犹太人可能会决定宁可牺牲他们的儿子，也不愿意把他交给教会。

天晚了，卡博里告诉宗教裁判官，他得走了。但是，这位三个星期前拒绝回答问题的修士，现在却有很多话要说。他还没有机会谈到埃德加多前往罗马的路程，也没有谈到孩子希望变成基督徒、放弃他的父母的愿望。在修士眼中，这个故事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说明他的行为不仅符合法律，而且还符合上帝的旨意，是上帝之手在亲自指导。

他第二天就有机会向卡博里讲述他的故事，一开头就是一八五八年六月二十三日，莫尔塔拉家人第一次听说埃德加多受洗了、并将被带走的消息的那一时刻。费莱蒂神父说，“他的兄弟姐妹听到这个消息都哭了，但埃德加多却非常安静平和。六月二十四日晚上，当他需要做好准备离开时，他让警察帮助他穿衣服。他的神态很安详，他非常放松，非常幸福。”前往罗马途中，“当他们需要暂时停留，让马乘乘凉、让人吃点东西时，埃德加多经常让警官带他去教堂。”

在罗马，这个男孩那令人振奋的传奇继续展开：

看见孩子为能够变成基督徒觉得这么幸福，永远受到圣灵指导的神圣的教宗安排将孩子的父母召唤到罗马。他给他们提供了驿车中的两个座位，这样他们可以看看他们的儿子埃德加多愿意留在基督教宗教中的愿望……

事实上，埃德加多的父母一到罗马，就得到许可和罗马的拉比一起去和埃德加多谈话。三个人竭尽全力，用了他们所知道的所有说辞，说服孩子和他们一起回家。但是，这个孩子，独自一人，区区九岁的年龄（原文如此），知道如何在他父亲、他母亲和拉比的诱惑之前保护自己。他告诉他们，他是一个基督徒，无论他活着，还是死去，他都是一个基督徒。

此外，他还说，他会“向上帝祈祷让他的父亲、母亲和兄弟姐妹都改宗基督教”。费莱蒂神父说，“我不知道他的父母只和他谈过一次，还是多次。但我知道，这个孩子和罗马的拉比见过好几次面，每一次他的愿望都非常坚决，一定要继续当基督徒。”

费莱蒂神父提供了他这个版本的阿拉特里插曲：“莫尔塔拉夫妇滞留罗马期间，这大概是在十月份左右吧，慕道之家的院长带着埃德加多去度了几天假。莫尔塔拉夫妇知道了，于是也去了同一个地方。他们等着院长带着孩子去做弥撒、埃德加多帮助他的机会……他们走进教堂，向孩子靠近。”幸运的是，埃德加多对危险很警觉。“他看见他妈妈了，他妈妈可能在琢磨着绑架他，他揪住院长的长袍，竭尽全力地大声喊道：‘妈妈要把我带走！’他周围的人得到了警告，意识到他们没有什么保护，就离开了教堂。小男孩一直留在院长身边，他们马上就回到了罗马的慕道之家。”

听说他们绝处逃脱的消息，教宗“决定将小男孩转移到圣彼得锁链堂的拉特兰的正规经典派学院去，他今天还在那里，适应得很不错，学习优秀，前途无量”。费莱蒂神父总结道，实际上，总有一天，这个孩子会证明自己是“他的家庭的支柱和骄傲，受洗并没有割断他的血缘关系，相反，受洗加强了他对他们的尊敬，所以，埃德加多对他的父母，有比他的其他兄弟姐妹更多的爱”。

一个小男孩突然看见了光明，摒弃了他出生时的宗教，用他的全部灵魂拥抱了天主教，揪住神父的长袍来躲避自己的母亲——法官听到这么神奇的故事，心存狐疑。“你有什么办法证明你说的这些都是事实？”

神父回答说：“博洛尼亚发生的事情，我只能提议让阿戈斯蒂尼和卢奇迪警官来回答。旅途中的情况，只有阿戈斯蒂尼知道。至于罗马的情况，我是通过信件从值得全部信任的人那里得到的消息，但我不能把他们的名字告诉你。”[293]

费莱蒂神父想说的话现在全说完了。卡博尼走了。典狱长锁上了他牢房的门，法官留下神父独自祈祷、思索。

卡博尼已经听完宗教裁判官的证词，现在他想听受害者摩莫洛和玛丽安娜的证词。事实证明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因为莫尔塔拉家人不那么好找，他们已经不住在博洛尼亚了。卡博尼请求并得到撒丁王国官方的许可，宣召摩莫洛来作证，但他听说，摩莫洛正好在佛罗伦萨出差。卡博尼发现，玛丽安娜的叔叔、银行家安吉洛·帕多瓦尼仍然住在博洛尼亚，并且和摩莫洛有联系。二月一日，帕多瓦尼被叫到法官的办公室，得到一份书面要求，要尽快转达给摩莫洛，让他来见博洛尼亚的法官。五天以后，摩莫洛来到博洛尼亚作证。

卡博尼请摩莫洛谈谈他儿子被绑架的经过。摩莫洛一旦开口，没有人能够止住他。他谈到六月二十三日夜晚，卢奇迪和阿戈斯蒂尼警官出现在他家里，听到他们的任务之后他的恐惧，还有随后二十四小时里他们绝望地努力阻止他们带走埃德加多。

摩莫洛一连串痛苦的回忆总算平静下来时，卡博里抓住了那些对他来说最关键的几点——

“卢奇迪警官给你看过要将孩子带走的书面命令吗？”

“没有。”

“如你所说，你知道这个命令来自罗马吗？宗教裁判所有没有受洗的证据？”

“对此我一无所知。”

“你对警察执行任务过程中的行为有什么抱怨吗？”

“没有，我没有怨言。警官亲吻了我很多次，他手下很多人都被我们的眼泪和悲伤所感动。”

“宗教裁判官神父不是试着劝说你自愿放弃你儿子，这样就可以避免使用暴力将你们分开吗？”

“我完全急得六神无主了，我不记得宗教裁判官神父试着劝说我自发地放弃他。不过，事实真相是，我是因为被暴力强迫才放弃他的。不使用暴力的话，他们根本不可能得到我儿子。”

“不过，宗教裁判官神父……说了，他向你保证你孩子会学习他最喜欢的知识，这样将来某一天他就可以帮助你，他成功地说服了你，于是你就安安静静地走了，还回家去劝你妻子把她儿子留在身后。难道这不是真的？”

“这不是真的！费莱蒂神父可能用这些安排来试着说服我，但我一点也没有被说服，我也没有回家去劝说我妻子。”

事实上，摩莫洛告诉法官，他去见宗教裁判官时，他妻子已经到维塔家去了。

“那么，你儿子，埃德加多，他对被从你和你的家庭带走时什么感觉？”

“我儿子在床上一直睡到下午一点，虽然他可能有点明白警察是为他而来，但我们都尽量瞒着他，怕伤了他的身体。然后，突然，警察就来把他从我怀里抱走了，把他带走了，我不能告诉你他是不是喊叫了，或者他说了些什么，因为从那个时刻起，我自己也整个愣住了。不过我听别人说，他一路上都在要他的父母和他的梅祖扎，这是我们犹太教的徽章。”

“你和你太太去罗马看望他的时候，你儿子表现如何？”

“尽管他很害怕，尽管院长在身边吓唬他，他还是公开地说他要和我们一起回家。”

卡博里可能觉得，尽管其中有很多特殊之处，但摩莫洛案件和他所知道的其他刑事案件并没有什么不同。原告和被告对事情经过有完全不同的说法。法官的任务就是设法刺激证人，从而使真相大白：

“你应该知道，”卡博里告诉摩莫洛，“费莱蒂神父说，从警察告诉你和你妻子埃德加多受洗了、要交给教会以后，你儿子就一直无动于衷，别的兄弟姐妹都在哭哭啼啼，但他一直平静安详。第二天晚上，他让警察帮他穿衣服时，也是一样的不担心，还很高兴。”然后，去罗马的路上，他不断地要人把他带到教堂里去。卡博里继续复述费莱蒂神父的证词，让摩莫洛相信，他觉得神父的证词很可信。

摩莫洛回答说，宗教裁判官的证词全是一派谎言。

警察来时，和之后几个小时，埃德加多睡得很香。当他终于醒过来，看见警察时，他开始不由自主地颤抖，一直颤抖到天亮。我们给他点吃的，让他有力气，他拒绝不祈祷就吃东西，因为犹太教禁止不祈祷就吃饭。然后，他就打开祈祷书祈祷，这一点警察也可以作证，不过，尽管祈祷了，他这一天还是吃得很少，因为他全身不舒服。他起得很晚，除了他妈妈寻常的帮助，没有谁帮忙就自己穿好了衣服，他妈妈让他穿好平时穿的衣服，戴上小帽，他戴小帽毫无问题，因为他所有的哥哥弟弟出门时都戴一顶小帽子。

任何犹太男孩都不能光着脑袋。

在罗马和埃德加多会面时，不同于宗教裁判官所说，从来就没有拉比在场，只有那么一两次，罗马犹太社区的秘书斯卡佐其奥先生陪着他们。宗教裁判官号称教宗邀请摩莫洛和玛丽安娜到罗马的说法，完全是“胡说”，帮他们付路费就更是胡说八道了。至于说孩子在阿拉特里的教堂因为他妈妈打招呼而被吓坏了时，玛丽安娜根本就没有到教堂去，摩莫洛出去找儿子时，她一直留在院长家里。

法官然后把注意力转移到洗礼本身，因为，假如没有有效的洗礼，宗教裁判官就没有法律权利命令将埃德加多从他父母身边带走。安娜·莫里西占据了舞台中心。

“莫里西给你帮佣了多长时间？”

“差不多六年，中间时有几个月的间隔，我们的儿子被带走之前五六个月的时候，她完全离开我们了。她和我妻子争吵了几句以后离开了。她给我们干了这么长时间，她好像觉得她是主人，可以随心所欲。”

她是气走的吗？卡博里问道。有没有理由担心她报仇？

“有一段时间我们和她不是很和气，尽管我们耐心忍受着，我们觉得这是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但是，我们的不和还没有到担心她报复的程度。”

“埃德加多生病、据说被莫里西施洗的那段时间，谁在照顾埃德加多？她有没有独自照顾过他？”

“她从来没有单独照顾过他，即使是那次生病的时候……晚上我们把他放在我们床边的摇篮里，白天时在一间卧室里，他妈妈在那里看护他。”

卡博里结束讯问时闻到安娜·莫里西的宗教信仰。

“我们让她做她该做的事情，但她做没做我可不知道。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她不是个宗教狂热分子。”[294]

第二十章　宗教裁判官受审

安娜·莫里西可不想被博洛尼亚当局发现。她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对待她。要不是她，埃德加多压根儿就不会被从父母身边带走。对于新政府，她知之甚少，只知道它是旧政府的敌人，她听她在圣乔瓦尼—因佩尔西切托的神父讲，新统治者反天主教，不敬上帝，是教宗的敌人。如果他们若无其事地半夜闯入大教堂，劫走一个令人尊敬的多米尼克派修士，她要是惹他们不高兴了还能有什么好下场？

对博洛尼亚的卡博里法官来说，时机已到，他可以看看从莫尔塔拉从前的女仆那里能够问出什么话来。二月九日，他和他的助手坐着马车前往圣乔瓦尼—因佩尔西切托。到达目的地以后，他们被本地总法官请到市政厅二楼一间朝阳的靠边的房间，他都给他们收拾好了。一个警察去找安娜·莫里西，她一会儿就到了。

博洛尼亚法官引导着这名年轻女子走基本程序：“我叫安娜·莫里西，乔瓦尼的女儿，他已经过世了。我今年二十三岁。我出生在圣乔瓦尼—因佩尔西切托，现在也住在这里，离圣洛伦佐教堂不远。我是一个棉纺工人，我丈夫是朱塞佩·波吉瓦尼。我只有一个儿子，我是天主教徒。”

安娜实际上已经二十六岁了，不过她从来也没有明确说明她究竟是多大。她的实际年龄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对她本来寂寂无闻的生活的意外的关注，使她的年龄也变成了从罗马到伦敦、从慕尼黑到旧金山广泛传播的热门话题。她自己说她给埃德加多施洗的时候只有十四岁，她年龄这么小，亲莫尔塔拉的新闻界认为这就证明不应该把所谓洗礼真当一回事。实际上，按她自己的说法，她给埃德加多施洗的时候，已经快十九岁了。[295]

当被问到她知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她来时，她回答说：“我猜是因为我的老东家、住在博洛尼亚的犹太人莫尔塔拉家的小男孩吧，我给他施洗了，然后宗教裁判官费莱蒂神父下令，他就被人从家里带走了。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因为听说这个神父最近被抓到牢里去了。”

法官要求安娜讲她这一面的故事。尽管她希望避免这次见官，现在她有机会讲讲她这方面的事情经过，她还是很心甘情愿地讲了。安娜讲到小男孩的病情，她记得那是一八五一或一八五二年的冬天，他那时四个月大。（按照萨拉戈尼医生的记录显示的，埃德加多是一八五二年八月生病的，那时他刚刚一岁多一点。）她说，莫尔塔拉夫妇显然在为他的生命担忧。“一天早上，”她回忆道，“我看见他们坐在埃德加多摇篮旁边的小桌子旁伤心地哭，用希伯来语读一本书，犹太人有人要死的时候都读这本书。”

她说，这个场景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于是，一会儿之后，她去附近切萨雷·莱波里的杂货店买油时，忍不住告诉他孩子生病的事情。安娜回忆说，听到她讲的故事，“莱波里建议我给孩子施洗，这样如果他死了，可以进入天堂。但我告诉他，我不知道怎么给人施洗。我只有十四五岁，我也没有受到多少基督教教育。”她说，“杂货店主告诉她，施洗容易得很。你只需要说‘我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为你施洗’，然后从井里打点水，洒几滴在孩子头上就行了。”

等我回到家里时，我看见孩子的父母在照料他们生病的儿子，于是我就得再等一个小时。他们终于离开房间了，那是他们的客厅，他们到他们的卧室里去了，我不知道为啥。我很快从井里打了点水，走到孩子的摇篮旁边，重复了店主教给我的话，一门心思想把一个灵魂送上天堂。我把我右手的手指放进那杯水里，往孩子头上洒了几滴，一会儿就全做完了，谁也没看见。

令安娜吃惊的是，就在她偷偷摸摸施洗以后，埃德加多康复了，她说，她也就没再多想她做过的事情。不过，几年以后，也就是她离开莫尔塔拉家三个月之前，莫尔塔拉家另外一个孩子，刚刚一岁多一点的阿里斯蒂德也得了重病。他死前两天，安娜上楼去储藏室的路上，碰上了另一个她认识的名叫蕾吉娜的女仆，安娜不记得她姓什么，蕾吉娜在他们的邻居潘卡尔迪家当女仆。蕾吉娜问她，莫尔塔拉家的婴儿怎么了，因为她听见他哭喊了一夜。安娜告诉她从大夫那里听来的：孩子得了他们所说的“神烧”，肯定是要死的。

“蕾吉娜然后就问我，”安娜说，“‘那你干吗不给他施洗？’我说，‘我不干。我已经给他们家另外一个孩子施洗过，我不想让他像另外一个那样又活下来了。’然后我就告诉了她我给埃德加多施洗的全部经过。”

她离开莫尔塔拉家，到桑坦德里亚家工作两个月之后，此时离她和蕾吉娜的谈话过去五个多月，有人来了，递交一份书面文件，传唤安娜去见圣多米尼克大教堂的宗教裁判官。桑坦德里亚太太把传票读给她听。

“我听从了传唤，被带到了大教堂，到了一个房间，费莱蒂神父和另外一个多米尼克派神父都在里头。费莱蒂神父打开一本书，让我摸书里的一页，我看见上面印着一个小十字，他告诉我，这是福音书，他说这是一种宣誓，我宣誓以后，他要问我的问题，我就不能跟别人说。”费莱蒂神父然后就开始询问关于施洗的经过。

“我很天真地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他了，我后来把这些情况也告诉了莫尔塔拉的连襟。另外那个神父……写下了我说的一切，但他们没有念给我听，我也没有在上面用我的十字架按印子，至少我不记得我按过。他最后让我走时，又告诉我别和任何人谈这事。”

她被讯问那天是星期六，圣诞节前后，她说。一个月之后，她回到了老家圣乔瓦尼—因佩尔西切托，因为她马上要结婚了，她的新郎是个本地人。几个月以后，她听见传言，说警察遵从宗教裁判所的命令把埃德加多带走了，这个消息“让我很吃惊，很难受”。然后她谈到莫尔塔拉的连襟的来访，她最初和他们的谈话，以及最后决定不再和他们谈话：“事实上，我们的教区神父让我闭嘴，不要再见那些犹太人了。”

卡博里问她，除了蕾吉娜以外，她还有没有和任何人谈到施洗的事。她回答说：“一开始，我谁也没告诉，连忏悔神父我都没告诉。但我回到圣乔瓦尼—因佩尔西切托以后，我告诉我姐妹了。”

安娜再次说，是莱波里告诉他给埃德加多施洗，这样他就可以上天堂，卡博里问：

“你后来看他病好了，看着他对基督教一无所知、受到犹太宗教的教育，难道你就没想着要就你做过的事情问问你的忏悔神父？”

“没有。我从来没想过。”

“你怎么会从来没有想过呢？”

“哦，有时候我也想过，因为……当小孩儿和我一起走过我们的教堂时，他会摘帽行礼，因为他看见我低下头来。但我从来没说过什么，连跟我的忏悔神父都没说，他叫路易吉，他是加列拉大道上的圣母教堂的神父，因为我怕我的东家会很生气。他们禁止我把孩子们带到教会去。”

“但你真的相信你做过那些事情以后就把埃德加多变成基督徒了？”

“对，我相信。”

“但是，我们就这事问过犹太人安吉洛·帕多瓦尼和切萨雷·德·安吉利斯，他们说你说过，那孩子病好后，你就没再怎么想过你做过的事情，你觉得这事没什么要紧，因为你做的时候并不知道你在干什么。是这样吗？”

“我不记得我跟犹太人说了些什么，因为我在哭，我犯糊涂了。”

法官转而问到杂货店主在受洗中所起的作用。如果切萨雷·莱波里确实如她所说，给她具体讲了如何施洗，那么，他下次见到她时，肯定会问她事情办得怎么样。施洗后她跟杂货店主谈过这事吗？

“我什么都没跟他说，他从来就没问过我。”

“你能证明他给你出过主意、教你怎么给埃德加多施洗吗？”

“就我们两个人，所以我也没法给你什么证据。”

“宗教裁判官是怎么说你施洗的事的？他是夸你，还是怪你？”

“他告诉我，孩子情况不好，我的理解是对的，我给孩子施洗这事办得很漂亮，因为这样一来，他就能上天堂了。”

“你为自己的行动得到过什么报酬或礼物吗？”

“没有，大人。”

作证结束时，安娜把她的十字架在文件按了一下。尽管她自己忘了，两年多前，她在圣多米尼克大教堂作证时，也在证词下面按了同样一个十字。和上次作证时一样，她临走前也得到了警告。官方保留必要时对她启动诉讼程序的权利。如果她撒谎了，她就麻烦了。与此同时，法官卡博里准备回到博洛尼亚，第二天，他会召见所有的关键证人。他很急着召见一个人，根据安娜·莫里西的说法，正是因为这个人，埃德加多才成为基督徒。[296]

二月十一日，切萨雷·莱波里在博洛尼亚审讯室里坐在卡博里面前。他说他认识摩莫洛·莫尔塔拉，摩莫洛偶尔来店里送一下杂货单子，但他从来没有见过玛丽安娜·莫尔塔拉。他认识他们的孩子，因为这些孩子有时候跟着他们的仆人来，这个仆人在他店里买东西。他还说，他听说过一八五八年警察为了带走他们受过洗的那个孩子而袭击他们家里的流言。

莱波里知道宗教裁判官被关在牢里，安娜·莫里西认为他应该为这件事负责。当被问到是不是知道施洗一事时，他有备而来：

“对这事我一无所知。事实上，他们把他儿子带走之后不久，摩莫洛·莫尔塔拉先生来店里找我，一起来的还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他问我，几年前，我曾经给他家一个叫安娜的女仆出主意，让她给他儿子施洗，这事是不是真的。但我不得不告诉他，就像我现在告诉你一样，整个事情的真相：这事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当摩莫洛告诉他，安娜说是他告诉她怎么施洗的，莱波里回忆道，“我很吃惊，也很生气。我告诉他，如果我确实告诉她给孩子施洗，既然她之后那几年一直还来我店里买东西，她一定会告诉我她行了圣礼。但我只是在这孩子被从他父母身边带走时，才听说他变成了基督徒。”

“你记得安娜吗，就是摩莫洛和你谈到的那个人？”

“不，我不记得她，但如果我再见到她，说不定能够认出她来。”

“你都不记得那个曾经到你店里买东西、莫尔塔拉家那个叫安娜的仆人？”

“不记得。我记得有几个不同的女人到我店里来给莫尔塔拉家买东西。”

他记不记得一八五二年，莫尔塔拉家有个孩子病得很厉害？“不记得。”他回答说。

“也不记得他们家有个叫埃德加多的吃奶的孩子？”

“我不记得。”

但是，法官坚持说，安娜·莫里西的证词很清楚。那年有一天，她来他店里买油，告诉他埃德加多生病了，他告诉她给孩子施洗，还详细告诉她怎么做。“难道这都不是真的？”

“完全不对，我一点儿都不知道这女人指责我做过的那些事情。”

“说真话吧，因为莫里西已经跟好多人讲过这个故事，大家都觉得她的故事很可信，莫里西也向法庭重复了这个故事。她干吗会在法庭内和法庭外指责你做了她编造出来的事情，这个问题你怎么解释？”

“她给孩子施洗了，诬赖我告诉她给孩子施洗，可能是为了给自己找借口。不过我告诉你，我也会当面告诉她，她撒谎了，在法庭上撒了谎，在法庭外也撒了谎。”

卡博里对这个杂货店主心存疑虑。莱波里临走时，像莫里西一样，也得到警告，法官保留必要时起诉他的权利。[297]

除了宗教裁判官本人以外，安娜·莫里西只引用了两个证人，可以作为证人证实她的故事。一个是切萨雷·莱波里，他说她撒谎。另一个是蕾吉娜，一个在莫尔塔拉邻居潘卡尔迪家帮过佣的女人。安娜说在受到宗教裁判官传唤之前，只和一个人谈论过埃德加多受洗一事，这个人就是蕾吉娜。卡博里急着找到她。

找到她并不容易。蕾吉娜·布索拉里已经不在潘卡尔迪家里帮佣了。她六十岁，是没有孩子的寡妇，现在住在市中心她侄儿家里，离莫尔塔拉以前的住处要走十分钟。二月十八日，她来作证。

对，她说，她认识莫尔塔拉家人。她是一八五七年夏认识他们的，她在罗西娜·潘卡尔迪太太家干了三个月，潘卡尔迪家住在莫尔塔拉家隔壁。

“你知道在你提到的那个时段以后不久，莫尔塔拉家因为其中一个孩子遭了一场大灾？”

“我离开潘卡尔迪家后不久，一条流言在博洛尼亚传开了，说莫尔塔拉家有个孩子，我不知道这孩子的名字，只知道是个男孩，被宗教裁判所命令和他的家庭分开了，因为他受洗了。我没有听说过这个案件的细节，即使是今天，我对这个案件也不知道什么。”

“你不是在他被绑架之前就知道他受洗了吗？”

“我什么也不知道，因为谁也没跟我说过这件事。”

经卡博里提醒，蕾吉娜承认她确实认识一个在莫尔塔拉家当用人的女孩，一个来自圣乔瓦尼—因佩尔西切托的女孩，但她不记得她的名字。

卡博里问，你不是跟她谈过她给那个后来被警察带走的孩子施洗的事吗？

“我记得我和那个女仆也就说过一两次话，她上楼去储藏室拿东西的时候，因为要沿着楼梯上到储藏室，就得经过潘卡尔迪家的前门。但她从来没跟我说这个小男孩的事情，更没说他受洗了。”回答另一个问题时，她说，她也从来没有和安娜·莫里西谈过莫尔塔拉家死去的孩子阿里斯蒂德的事。

不过，卡博里说，安娜说她上楼去储藏室时碰到了蕾吉娜，谈过莫尔塔拉家要死的孩子之后，她跟蕾吉娜说了埃德加多受洗的事。“你承认在同样的情形下和莫里西交谈过。那么，你们讨论的话题也是莫里西说的话题，对不对？”

“我说莫里西撒谎了。我都不认识那个小男孩，你说的那个生病了的阿里斯蒂德。我只是看见小棺材的时候才知道，有人告诉我，我也不记得是谁告诉我的，说莫尔塔拉家有个小孩死了。”

问到她是否和宗教裁判官费莱蒂神父说过话，蕾吉娜回答说，没有。[298]

蕾吉娜在文件记录上按上她的十字架时，她也得到了和切萨雷·莱波里和安娜·莫里西一样的警告：法庭保留对她进行起诉的权利。卡博里想，要么安娜·莫里西是个有才华的谎言家，要么莱波里和布索拉里都在撒谎。

法官二月二十日准备了一份请求，请博洛尼亚的警察总监调查莫里西、莱波里和布索拉里的记录。同一天，他传唤了布索拉里的老东家，来帮助他判定蕾吉娜是不是可信。潘卡尔迪太太确认了她一八五八年秋天应摩莫洛·莫尔塔拉要求做出的公证证词，里面还有安娜·莫里西嘻嘻笑着吹嘘她和她的奥地利邻居的性交往。与她对莫里西勾引男人那色眯眯的描写相比，她说蕾吉娜是个“好女人，非常虔诚”。蕾吉娜“经常去教堂，甚至去得太勤了点”。[299]

法官知道，布索拉里的虔诚是双面刃。她的虔诚证明她正直和遵守道德的品质，尤其是与安娜·莫里西相比——越来越多的证据说明安娜·莫里西不仅喜欢非法性关系，而且还喜欢偷东西，这样，她的虔诚有利于她，使她的证词和莫尔塔拉家前仆人的证词相比，有更大的可信度。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布索拉里从安娜·莫里西那里听说了埃德加多受洗的事情以后，长时间和神父们待在一起，她完全有可能把这个故事讲给了她某一个在教会任职的朋友，然后这个报告最终就传到了宗教裁判官那里。

但是，一个星期以后，当查阅警察记录以后的第一批报告被送到警察总监桌子上时，出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画面。没有找到关于莫里西和莱波里的记录，但是，关于蕾吉娜·布索拉里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记录。她和安娜一样，也是圣乔瓦尼—因佩尔西切托人。

一八三八年，蕾吉娜被警察讯问过，因为有人指控她诽谤甚至威胁了她的两个邻居。案件后来被撤销了。[300]这件事发生在很多年以前，指控也一直没有得到证实，但法官想恢复蕾吉娜·布索拉里的名声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三月初，警察报告的全文到达时，他注意到，她为什么喜欢和博洛尼亚的神父们混在一起，有了完全不同的解释。

圣乔瓦尼—因佩尔西切托的警察总监说，安娜·莫里西的行为从来没有令他的部门感到担忧，博洛尼亚的警察局长的报告也没有任何不利于莫里西或切萨雷·莱波里的证据。而另一方面，关于蕾吉娜·布索拉里的报告却令人不安。“从我们接到的消息来看，她原来是一个老鸨，她家里来往的有各式各样来找女人的人，甚至还包括神父。”[301]

二月二十二日，法官召见了埃琳娜·皮尼亚蒂，一八五七年安娜·莫里西离开莫尔塔拉家以后的新东家。有几位妇女提供了证明莫里西道德败坏的公证证词，这些证词成为莫尔塔拉家提供给教宗的请愿书的一部分，埃琳娜就是其中一位。在她早期的证词中，皮尼亚蒂曾经谈到过安娜的不检点行为和偷窃习惯。结果她还有更直接的证据。她和安娜·莫里西同龄，两位女子认识很多年。埃琳娜还认识莫尔塔拉夫妇，因为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她自己也给玛丽安娜姐姐的婆家德·安吉利斯家当过女仆。

安娜在一八五七年秋天去给皮尼亚蒂家干活，距她离开莫尔塔拉家已有两个月时间。据说“她离开他们家是因为她怀孕了，到别的什么地方生下了孩子”。

我记得很清楚，七八年前，我在德·安吉利斯家……莫尔塔拉家有个儿子生病了，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据说他就要死了。

大概在那个时候，有一天早上，我带着德·安吉利斯家几个小孩子到甘布鲁蒂大道上的学校去时，碰上了莫里西。我们说了些话，她没有提孩子生病的事，只是问我，“我听说如果你给一个要死的犹太孩子受洗，他就能上天堂，得到豁免，是不是这样？”我不记得我告诉她什么了，但是，当莫尔塔拉家的孩子因为一个多米尼克派神父的命令而被绑架走了以后，我敢肯定，这个孩子就是我在德·安吉利斯家帮佣时生病、莫里西施洗的那个孩子。

埃琳娜记得她自己在埃德加多生病时见过他一回。“我看见他躺在摇篮里，摇篮不在卧室里，而是在另外一间房里，他的父母在照看他。他很小，我觉得他好像是一岁左右。”

法官问，“你觉得这孩子有生命危险吗？”

“他妈妈在哭，觉得他活不成了，我也就觉得他要死了，另外也是因为他的外表：他眼睛都闭上了，也不怎么动弹。”

埃琳娜也谈到了是年年底安娜在她家帮佣那三个月的事情。安娜从来没有跟她说过给莫尔塔拉家一个孩子施洗的事，但“应那儿教会一个人的传唤，她到圣多米尼克大教堂去过四五次”。埃琳娜觉得好奇，就问他们希望从她这里得到什么。她回答说：“宗教裁判官神父答应给她一份嫁妆。”埃琳娜还说，最后那几次访问之后，“她让我相信，有人让她发誓，答应以后再也不和犹太人住在一起了。”[302]

三天之后，法官传唤阿戈斯蒂尼少尉。这是卡博里第一次见到把埃德加多带到罗马的人。警察总监柯莱蒂在宗教裁判官被捕之前所录的阿戈斯蒂尼的证词中，没有多少关于小男孩本人表现的记录。费莱蒂神父讲述过，据他所知，埃德加多平静地离开家门、虔诚地踏上前往罗马的朝圣之路，并且号称阿戈斯蒂尼会确认他的说法。卡博里很想听听这名警察会怎么说。

阿戈斯蒂尼在博洛尼亚的审讯间里显得特别不自在。他说，他已经在琴托为这个案子作过证，他把知道的事情都告诉他们了。但是，法官请他讲讲埃德加多那个六月的晚上被从家中带走时有什么反应。

“他挺不高兴的。”阿戈斯蒂尼回答说。“另一个警察索尔奇内利把他放进马车，一个犹太人，好像是姓维塔，我想，他走到窗前，告诉埃德加多，他会和他的爸爸妈妈一起在另外一辆马车里跟在后面。另外，宗教裁判官神父给了我很多糖果和玩具，这样孩子在路上要他父母时，我可以哄他。”

“这孩子一直没哭？”卡博里问。

“一次也没哭。”

卡博里刚刚听取了安东尼奥·法基尼的证词，法基尼就是那个目睹了埃德加多被从家中带走的情形的过路人。正是法基尼，可怜巴巴地希望他能够带着一帮朋友拦截正在离去的警察马车，把孩子救下来。他清楚地记得，埃德加多被强拉进警察马车时，开始大声喊叫，一名警察用手盖住了他的嘴。法官问阿戈斯蒂尼这是不是事实。

阿戈斯蒂尼回答说：“我知道他父亲在大叫，我在马车上也能听见他在叫，因为马车门是开着的。但从孩子到我手中之后，一直到罗马，他从来没哭过。”

卡博里很想验证一下宗教裁判官所说的这个六岁孩子一路上都要访问教堂的说法。他问道：“旅途中，和途中的几次停留中，小男孩有没有要求带他到什么特别的地方去？”

（阿戈斯蒂尼回忆道）在福松布罗内，我们在警察营里过夜，第二天是圣彼得罗日。小男孩看见警察都要去望弥撒，他说他想跟着他们，而我自己也要去望弥撒，我就带着他一起去了。从福松布罗内到罗马，我们马车里有来自福松布罗内的特别虔诚的两位妇女。她们从我这里听说了孩子奇特的故事，十分关注他，一路上教他诵念《圣母颂》，从圣书中给他阅读……前往罗马途中其他几次停留中，他让我带他到教堂去，要么我，要么那两位妇女，就带他去了教堂。

卡博里无疑想起了摩莫洛所说的，这孩子一边哭着要他的父母，一边求警官把他的梅祖扎还给他，于是他问：“这孩子从来就没有提到过他自己出生时的宗教吗？”

“从来没有。”阿戈斯蒂尼回答。

“他从来没有要过犹太教的物件？”

“没有。”

“但有人说他一路不停地要他的父母，要他的‘梅祖扎’，一种犹太饰物。是这样吗？”

“不是，完全不是这样。”

法官问：“那么，你怎么能说这孩子不停地想去教堂呢？”

“我觉得主要是好奇心，还有，可能是那两个女人的影响。”

同一天，法官卡博里收到了他一直等待的消息。他和摩莫洛·莫尔塔拉交谈过，但他还没有听到另外一位受害人玛丽安娜·莫尔塔拉的证词。摩莫洛作证时说，他的妻子这三个月因为儿子被绑架带来的持续创伤而一直卧床不起，因此不能来博洛尼亚。让她作证的唯一办法是让都灵的警察来讯问她。尽管要过几个星期博洛尼亚才会并入撒丁王国，博洛尼亚和都灵的官方关系很好，应该能够合作。

不过，刚开始时官方不太有可能得到她的证词。都灵法庭要求她出庭，她的医生回复了一封信，描绘了一幅令人不安的画面：

博洛尼亚的玛丽安娜·莫尔塔拉太太得的这场重病……进入了一个特别危险的阶段，有好几次生命垂危。这些阶段出现的时候，让她回想起她家遭受的灾难（她儿子被残酷地绑架）。因此，作为她的医生，也有机会了解折磨着她的痛苦，以及这些痛苦使她陷入的极大敏感和软弱，如果您不想加重她的病情，我建议您尽量不要提及引起她痛苦的根源，并且只是在特别小心的情况下才涉及这个话题。[303]

得到这个警告以后，第二天，都灵的两名法官就出发去找埃德加多的被悲伤压倒的母亲，希望她能够在病床上作证。卡博里已经给他们通了气，给他们送来了迄今为止他收到的所有证词，以及玛丽安娜的证词中最有价值的几个问题。

一八六〇年二月十八日下午三点左右，都灵的法官们来到莫尔塔拉家，发现玛丽安娜虽然暂时起床了，但她情况很不好。“当我们告诉她我们为什么来访时，她回忆起我们要谈的问题，差不多晕厥过去，过了很长时间，才稍稍恢复，她说，眼下她受不了任何讯问，因为她生孩子以后病了四个月，今天才第一次起床。”玛丽安娜请他们再给她一天时间，两名法官就离开了。

他们第二天回来了。玛丽安娜虽然还躺在床上，但她说，她可以回答他们的问题。

玛丽安娜为他们回忆六月那个夜晚的情景，以及第二天中午，“到那时候，我差不多完全昏厥了，他们把我放进我们的朋友朱塞佩·维塔的马车中，送到他家里去了。”在那里，她说，“我完全被痛苦打垮了，结果我根本就没看见警察是怎么把我儿子从我丈夫那里带走的。”

天晚了，法官觉得玛丽安娜一天也就只能承受这么多了。他们告诉她，他们第二天下午再来。

第二天，法官们又来到玛丽安娜床前，他们问她，她知不知道埃德加多在去罗马途中的表现。她回答说：“他一路就是哭。他要回到他父母跟前去。他一直问，他做错什么事情了，要被带走。他一路要他的梅祖扎。他不要他们给他的别的挂件，他也不吃东西。”她说，“他是在罗马这样跟我说的，慕道之家的院长就在跟前。说真的……院长告诉我，孩子承受了这么多磨难，真是个有勇气的孩子。”

法官们然后就把话题转向所谓受洗本身，问玛丽安娜，埃德加多的病是怎么回事。她否认埃德加多病情严重，坚持说，她绝对不会让安娜单独和孩子待在一起。她说，实际上，埃德加多病得最厉害的那些天，安娜自己也病得卧床不起。这一点玛丽安娜记得很清楚，因为安息日快来了，由于犹太人在星期五晚上和星期六不能点火、点灯，他们安排让一个朋友家的仆人来帮了几天忙。

问到安娜在她家干活这几年的表现时，玛丽安娜描绘了一个不怎么光彩的形象：“她的行为和所有的仆人没有什么两样。她有她的缺点，我忍受着，但也无法改变：我觉得她撒谎、失信、偷东西。但是，我觉得她喜欢我所有的孩子，所以我就容忍她了。不过，我也发现，因为埃德加多特别活跃，她经常打他。”

玛丽安娜的讯问结束了。她在证词上签字的时候，摩莫洛站在她身边。[304]

在博洛尼亚，卡博里从其他证人那里也得到了证词。莫尔塔拉的家庭医生萨拉戈尼大夫极力否认埃德加多的病情有生命危险，他说，他家访那么多次，只是为了安慰他的父母的情绪，因为他们都是容易紧张的人。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安娜·莫里西怀孕时，他也给她做过体检，但她的孩子不是她接生的，而是一个接生婆接的，安娜当时住在接生婆家里，费用是莫尔塔拉负担的。与此同时，博洛尼亚的法官发现他不能召见卢奇迪警官或将埃德加多放进门外的警察马车中的索尔奇内利警官，因为这两个人都随着多米尼克斯上校一起，和继续留在教宗警察中的队伍一起撤退了。

卡博里决定，他需要和安娜·莫里西再谈一次，这一次是命令她到博洛尼亚来见他。他还有更多的问题要问。据他所知，费莱蒂神父从来没有查过她的背景，他也没有召见任何证人来验证她的故事。如果用他命令埃德加多被带走时生效的法律来审判宗教裁判官，那么，他未能全面调查安娜宣称的故事，这就可以允许法官找到判他有罪的理由。

二月二十九日，卡博里收到了圣乔瓦尼—因佩尔西切托镇大夫的证书。证书上说，“带着一个吃奶的孩子，没有可以帮着照看孩子的人，也没有办法筹集路费”，安娜“眼下不能前往博洛尼亚”。另外一位镇上官员还加了一份证书，证实莫里西的“悲惨状态”。她身无分文，买不起进城的驿车票。[305]

卡博里根本不想再往圣乔瓦尼—因佩尔西切托跑一趟，不过他又需要和她谈谈，于是他作出安排，给这位年轻母亲安排了一个马车座位，命令她前来。三月六日，她来到他的办公室，除了被告以外，她是在他面前出现的最后一名证人。

法官的第一个问题就单刀直入：“在以前的审讯中，你说在埃德加多八个月的时候，你认为他快要死了，然后就给他施洗了，是这样的吗？”

“完全是真的。”

卡博里告诉安娜，和她所说的不同，医生说他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埃德加多的病情很严重，而莫尔塔拉夫妇说他们从来没有整夜守在埃德加多身边，从来没有站在他身边从一本希伯来语书中读祈祷文。而且，法官还说：“这样的书你能知道什么？你又不识字！”

安娜坚持说，萨拉戈尼大夫告诉她，埃德加多病得很厉害，莫尔塔拉夫妇在他身边看护了两三个晚上。有天早上，她说她看见摩莫洛——

“在读那本犹太人临死时要读的书。我姐姐在我之前在莫尔塔拉家当过几年用人，我从她那儿听说，犹太人要死的时候，他们站在他身边，读一本希伯来语书。”

（法官插进来说）“我们也确认了，埃德加多出生于一八五一年八月二十七日，你提到过他生病，那是一八五二年八月底，这时他十三个月，我们通过查阅萨拉戈尼大夫的记录确认了这一点。”

“但我是孩子四个月时开始在莫尔塔拉家干活的，”安娜回答说，“地上还有雪。他那之后不久就病了，我记得那时反正还是冷天，因为孩子睡的那个房间里还生着火。”

卡博里继续重新判定埃德加多生病的日期，安娜自己生病的日期，她自己作证过，在她生病的时候，她什么都没有注意到，因为她病得那么严重，“我觉得我要死了”，还有替代她的女仆到达的日期。卡博里告诉她，从时间上看，施洗不可能是她所说的那样发生的。然后他就让她承认了，莫尔塔拉从来就没有让她照看生病的孩子，他们自己一直照看着孩子。法官宣布，“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父母推断出，你根本就不可能给孩子施洗。”

“我说的那天早上，莫尔塔拉夫妇不是说他们离开了孩子的摇篮，到卧室里去了吗？”

“不，没有。很难相信，他们离开孩子摇篮到另一个房间里去时，你有胆量在他们眼皮底下给埃德加多施洗，冒着危险干他们无疑会十分痛恨的事情，因为这是违反他们的宗教的。”

“我敢这么做，因为即使他们突然进来，也只会看见我手里拿着一杯水，他们可能也不懂我在干什么，或者我想干什么。”

那么，法官问道，切萨雷·莱波里宣誓说，他否认曾经跟她说过给埃德加多受洗的事，更没有教她怎么施洗，这又是怎么回事？

安娜回答说：“他可能不记得，但这是事实。”

卡博里最后想和安娜探讨的主题与被告费莱蒂有直接关系。如果安娜没有把受洗的事告诉蕾吉娜·布索拉里，那宗教裁判官是从哪儿听说的？安娜是不是因为对犹太人对待她的方式感到愤怒，然后就凭空编造了整个埃德加多受洗的故事？她是不是觉得这就是多米尼克派的修士们，尤其是宗教裁判官想听的故事？要不就是她觉得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会得到奖励，让她在离开家门当了这么多年女仆之后，可以回到圣乔瓦尼—因佩尔西切托，嫁人，有个自己的家？

卡博里观察到，一八五七年离开莫尔塔拉家以后，安娜前往埃琳娜·皮尼亚蒂家帮佣，皮尼亚蒂家就在圣多米尼克大教堂附近。他问道，她住在皮尼亚蒂夫人家中时，是到哪里去做忏悔的？

“我去加列拉大道上的圣母神父堂忏悔，”她回答。

“说实话，”法官警告说，“你不是到圣多米尼克大教堂忏悔过一次吗？这个教堂毕竟近一些。”

听到安娜的答复，卡博里说不定非常兴奋：

因为我正在讨论结婚的事情，他们告诉我，费莱蒂神父要给人发放嫁妆，我就去找他，告诉他我想要嫁妆。他告诉我，我应当在一个特定的日子再来，我忏悔的时候，他会给我一个答复。我就去了，但我没有全部忏悔。我跪在忏悔台前，费莱蒂神父说，嫁妆的事他说了不算，而是要负责报喜的修士们来决定。不过，我得不到任何嫁妆，于是我没有嫁妆就结婚了。

卡博里问，那么，你知道吗，你在莫尔塔拉家的邻居格特鲁德·拉吉作证说，“她在你在埃琳娜·皮尼亚蒂家工作的最后几天里去看你，你那时快结婚了，你跟她说，你到圣多米尼克大教堂去忏悔过？”

“哦，我刚刚告诉你我跟费莱蒂神父要嫁妆，我可能也告诉她了。”

“说真话吧，因为格特鲁德·拉吉作证了，你在和她掏心窝子的时候，你告诉她，你在圣多米尼克大教堂忏悔以后，神父们把你带到另一个房间里，你在那里突然觉得特别害怕，然后他们在那里对你进行了审讯。他们问了些什么问题？”

“格特鲁德跟你撒谎了。我从来没跟她说过这样的事情。”

“我再次警告你，你要说实话。”法官说。他告诉安娜，他也召见蕾吉娜·布索拉里了，蕾吉娜否认安娜跟她说过任何埃德加多受洗的事情。“既然你自己说你从来没有跟任何别人讲过埃德加多受洗的事，我问你，费莱蒂神父是怎么知道的，是你去找宗教裁判所来审讯你的吗？”他接着说：“你间接承认是你自己告诉他们的，而且，从你对拉吉说的话来看，你是在圣多米尼克大教堂做忏悔的时候告诉他们的。对此你有什么话说？”

“我什么也没跟他们说，忏悔时没说，别的时候也没说，因为在忏悔时，我只跟费莱蒂神父谈了我的嫁妆。”

“你关于嫁妆的谈话，和你被宗教裁判官传讯调查关于埃德加多受洗的事发生在差不多同样的时间吗？”

“我是在被叫去接受调查之后三四天才听说费莱蒂神父要发嫁妆，然后我就去找他要。”

“你总共去圣多米尼克大教堂和费莱蒂神父说过几次话？”

“总共有三次。一次是要嫁妆，另一次是听他对忏悔的答复，第三次是回答关于埃德加多受洗的问题。”

“啊哈！你看看，你自己说的去圣多米尼克大教堂的顺序，也是你先去忏悔，后来才是去接受讯问的。”

除此之外，法官补充道，埃琳娜·皮尼亚蒂作证说，由于她对安娜收到的圣多米尼克大教堂的四五条消息感到好奇，她还问过她，这些消息都是些什么内容。

“你告诉她，费莱蒂神父答应给你嫁妆，你最后一次去看她时，你让她相信，有人让你庄严发誓，永远不再和犹太人住在一起，也不再对埃琳娜或任何人谈及这事，否则就会被逐出教会。”

“没有，我先去接受讯问，然后才去要嫁妆的。而且，那个人只把我叫到圣多米尼克大教堂去了一次，不是四五次。”

“那你回到圣乔瓦尼—因佩尔西切托以后，是怎么跟你姐姐们说起你给埃德加多施洗的事情的呢？”

“我们正好谈到了犹太人，然后我就跟她们说了我给埃德加多做的事情。”

她还说，她们这次谈话发生之后，她才听说埃德加多被绑架了。

“那么，宗教裁判所强迫你发誓保持沉默，你还是和你姐姐们谈到这事？你怎么觉得食言这么容易？”

“我跟我姐姐说了，但我肯定她们永远不会告诉别人。”

法官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要问。安娜早些时候作证说，她在莫尔塔拉家工作，唯一的间断是她自行离开，到另外一家去工作。不是还有另外一次吗？法官问道。

“我离开只有一次，差不多四个月，到一个接生婆家里，因为那段时间，莫尔塔拉家里有个房客，我惹出麻烦了。”此处，安娜的最后证词结尾有一个注释：“她哭起来了。”[306]

第二十一章　为宗教裁判官辩护

警察袭击圣多米尼克大教堂、并且逮捕前宗教裁判官，令博洛尼亚的大主教和教会阶层的其他人物感到非常震惊。对他们来说，这又一次明确体现了新统治者们违反教会法律、用一个不敬畏上帝的政府的世俗法律来裁判宗教活动、羞辱神职人员的意图。新政权在博洛尼亚上台这几个月来，它和神职人员们打过几个回合的战役，但是，还从来没有费莱蒂神父这个级别的人受到如此残酷的待遇。

宗教裁判官被捕以后不久，红衣主教维亚勒—普雷拉就给总督路易吉·卡罗·法里尼发出了抗议，由大主教的一个助理亲自递交，要求立即释放神父。法里尼同意见大主教的助理，据助理报告，法里尼说，如果费莱蒂能够证明他只不过是听从上级命令而行事，他就会被释放。由于新的混乱局势带来极端的不确定性，大主教不太肯定宗教裁判官应不应该说话，事实上，也不知道能不能够允许他说任何话。他知道，费莱蒂神父拒绝回答任何关于宗教裁判所的问题。大主教给担任罗马宗教裁判所的所长的多米尼克派红衣主教贾钦托·德·法拉利写信寻求指示。

红衣主教德·法拉利很熟悉莫尔塔拉案件，因为当初费莱蒂一八五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就是写信给他，报告关于博洛尼亚有个犹太男孩受洗的谣传。费莱蒂要求得到批准进行调查，证实德·法拉利十一月九日从梵蒂冈的宗教裁判总办公室，给博洛尼亚的宗教裁判官发出了关键的进行调查的指示。博洛尼亚的法庭和法官卡博尼对此毫不知情。[307]

现在，还不到两年时间，费莱蒂神父身陷囹圄。二月十一日，宗教裁判所的所长回复了红衣主教维亚勒—普雷拉的信：

有人问我，这位囚犯能不能回答说他是在执行罗马的上级的命令等等。现成的答案是，回答这个问题应该不难，虽然他应该加上圣彼得说的：服从上帝，而不是服从人。我们担心（命令费莱蒂神父把埃德加多带走的）信已经丢失了，觉得最审慎的办法还是将此事交由阁下您妥善处理。

十天以后，大主教再次给所长写信，里面提到一个令人担忧的新情况。把神父救出监狱，看起来不像他们原来想象的那样简单：

我把我的助手派到法里尼那里去为费莱蒂神父说情，他回答说，要释放他，如我所说，顶多只是要他承认他是在执行上级命令。但是，现在他们好像觉得这么声明一下已经不够了。我们写信给法里尼先生，提醒他他做过这样的保证，希望他能够把这件事完结了，我现在在等他的答复。我会尽力为囚犯做我力所能及的一切。[308]

第二次召见安娜·莫里西以后，卡博里法官差不多可以准备他的起诉报告了。不过，在此之前，他最后试了一次，想让宗教裁判官开口。三月六日，他进了塔楼监狱，被带到了费莱蒂神父的牢房。

有人做伴，神父看起来很高兴，但刚开始有点气恼，因为他一直在潜心琢磨一件事。他不明白，如果他们这么关注与这个案子有关的非法行为，为什么他们不去追究“犹太人摩莫洛·莫尔塔拉，因为他违反了教会规定不许雇佣基督徒的法律，这种法律制定的目的就是防止产生这样的局面”。但是，神父的怒气很快就消了，他回到了精神高地，回忆起他从大主教那里收到的宗教裁判所的指示：“教会的裁决，当然不应当从属于任何低于它的权威，天主教教规告诉我，彼得的信仰不应当附属于任何别人的裁判。任何人来裁判使徒在信仰和行为上的决定，都是不对的。”

现在轮到法官进行他最后的讯问了。卡博里知道，要想判罪，他最好的机会是证明前宗教裁判官违反了埃德加多被绑架时通行的法律。如果费莱蒂神父坚称他只不过是在依法执行上级命令，那么，只有应用境内现有的法律的追溯力才能判他有罪，而法庭内和政府内很多人都不想开创这样一个先例。

卡博里开始讯问：“你即使今天还在坚持认为，命令多米尼克斯上校去抓走莫尔塔拉家的孩子，是在执行宗教裁判所发出的命令吗？”

“是的，先生。我只是忠实地执行从罗马最高宗教裁判所发出的命令。”

但是，法官说，执行宗教裁判官的命令的教宗警察官员卡罗利警官，和多米尼克斯上校给他看过信的阿戈斯蒂尼警官，都不记得这封信上说他是在执行罗马的命令。卡博里警告说，除非你给我看从罗马收到的信或者类似其他证据，我只好得出结论：绑架是你的主意。

费莱蒂神父回答说，给警察下达命令，根本不需要引用任何比他更高级别的权威机构的命令。至于证明他是在执行罗马的命令，只要注意这几点就行了：“罗马的慕道之家接受了这个孩子，教宗本人好心地要看看这个孩子，并且给他充当各种意义上的父亲。”在费莱蒂神父看来，有人竟然认为他没有罗马的宗教裁判所的命令，自行其是，简直是侮辱他：“这是我从神的手中接受的屈辱，认识我的人不会觉得我会有这么坏，这一点令我感到很大的安慰。”

卡博里问：“那么，他为什么不给他们看他从罗马接到的命令呢？”

神父回答说，凡是那些我能够谈论而不违背我的沉默誓言的事情，我都谈论过。“但是，凡是涉及我不能谈论的事情，我觉得我闭口不谈并不是不客气，恰恰相反，其实说出来对我更有好处。但是，我的良心完全禁止我给你作出任何答复。”

但是，法官问费莱蒂神父，如果他纯粹只是在执行宗教裁判所的命令，他为什么给阿戈斯蒂尼四块硬币，作为对他的特别服务的奖励呢？

“我给阿戈斯蒂尼付钱，只是支付他和孩子在路上的开销。我给他四块硬币完全是一点小费，因为给他带来了不方便，他本人是一个家庭的父亲。”

法官下面转到了受洗这个问题。摩莫洛·莫尔塔拉第一次来见宗教裁判官时，警察还在他家里守在孩子身边，他曾经问神父，为什么神父会相信埃德加多受洗了。宗教裁判官为什么不回答这个问题？

“我告诉犹太人莫尔塔拉，他儿子受洗了，但我不能给他任何解释，因为这违反我的沉默誓言。”

“那么，”法官要求说，“现在，你至少要解释和证明孩子是什么时候、由什么人、怎么施洗的，孩子受洗的消息是怎么传到宗教裁判所的，在命令将一个基督徒孩子和他的犹太人家庭分开之前，又采取过哪些手段来核实受洗的情况。”

“宗教裁判所承认孩子受洗是有效的，命令我把他送到罗马的慕道之家。宗教裁判所了解自己必须采取的每一个行动和每一项调查，只有它才能为你提供那次调查的细节。”

卡博里被激怒了：

“够了，神父大人，回答问题别老是这么回避，你这么做不仅使你找不到有用的辩护方法，而且还会导致一些对你不利的推断。”

“真对不起，你认为我在回答关于调查莫尔塔拉家小男孩受洗一案上时在回避。当我被讯问到我能够谈论的问题时，我都是尽可能清楚明白地回答。但是，你现在问我的问题，没有罗马最高宗教裁判所的批准，我完全不能回答。”

“既然你不想，或者说你不能提供我们跟你要的记录，至少告诉我，是谁报告了埃德加多受洗的事，你询问过哪些人来确认这件事。”

“一个人宣誓的时候，请求上帝为他宣称的真理或行为充当证人，违背这个誓言将带来神的惩罚。我更关心的是我的灵魂得到拯救，而不关心因为我服从天主教教会的领袖通过宗教裁判所下达的命令而在这个俗世间得到的惩罚。我不想因为违反我保持沉默的誓言而得到神的惩罚。”

但是，法官强调说，你可以正当地说你不是自愿打破你的誓言，而是因为要在刑事法庭为自己辩护而被迫这样做的。

“我把辩护交给上帝，交给最神圣的圣母马利亚，交给埃德加多·莫尔塔拉在上帝面前为我所做的代祷，好几个月前，我从一个为教宗做事的人那里听说埃德加多在为我代祷。”

卡博里告诉神父，既然你拒绝为你说的话提供任何证据，本庭已经尽了一切可能去查明真相。我们召见了安娜·莫里西，听她讲了给埃德加多施洗的经过。但他补充说：“但是，除了她的证词，我们没能得到任何确认。实际上，我们发现她说的不仅夸张，因为孩子生病时根本就没有生命危险，而且，她引用来证明她的故事的人还都否认了她说的话。”卡博里说，这些证人们都没说宗教裁判官把他们召过来听取他们的证词。法官恳求道：“我最后一次请你放弃你顽固的沉默，告诉我，你没有仅靠安娜·莫里西的话就命令将莫尔塔拉家的孩子带走。”

“我已经说过了，当被问到有关宗教裁判所的问题时，我不能回答。让我只说这一点吧，命令我将莫尔塔拉家的儿子带走的命令来自宗教裁判所，他们一定有得出这个结论的证据。”

卡博里可不会就此罢休。他说，安娜·莫里西提供关于洗礼的证词的时机，就应当让你产生怀疑。她刚刚在一次激烈吵架以后离开了莫尔塔拉家，很有可能对他们很愤怒，报复心切。卡博里说，除了这些疑点以外，他还搜集到了很多关于这个女人不忠不信的信息。法官问，听了这些，你还要闭口不谈你为证明所谓受洗是否真实所作出过哪些努力吗？

“我再次回答你，我不能回答你的问题。”

一切都快要结束了。卡博里已经准备好了他搜集的所有材料，很快就会进入审判的最后阶段。在和费莱蒂神父进行了最后一次对决以后，离开他之前，他把材料读给神父听。他指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神父是在执行上级命令。此外，宗教裁判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核实安娜·莫里西多年前给孩子受洗的故事，尽管怀疑此事的原因很多。法官还说，把孩子带走，使整个城市都非常难过，引起了媒体的谴责；他描述了母亲哭泣、父亲揪自己的头发、警察本人因为要执行宗教裁判官下派给他们的非人任务而难过得满眼泪水的情景。你自己这样的行为，使你应当得到惩罚，你对这个事实有异议吗？卡博里问。

在案件被呈递给法官之前，费莱蒂神父有最后一次机会向法官作出反应。

对你陈述的事实我没有任何反对意见，唯一想提到的一点是，我下达过命令，已经尽力设法减轻孩子的父亲和母亲的痛苦。但是，我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法律来起诉我，我执行的是来自罗马宗教裁判所的命令，两年前，欧洲所有大国都从法律上承认当时的政府……

说这次行动使整个城市感到难过也是不确切的，因为人们听说莫尔塔拉家的男孩被带走是因为他受洗了时，他们就不再说什么了。至于报纸，也有一些报纸非常温和、非常有理性。他们谈论这个案件时，带着讨论宗教问题时所需要的公平和正义的思想。

我同情莫尔塔拉夫妇和儿子分离的痛苦，但我希望那个天真的灵魂的祈祷，能够成功地让上帝在基督教中把他们重新聚集在一起。

至于我给多米尼克斯上校下达的带走孩子的命令，我以最高当局的名义写下了书面命令，我告诉他，把命令给莫尔塔拉夫妇自己看，这样他们就不会以为这是我个人下达的命令。

最后，前宗教裁判官坚持说埃德加多完全有可能会因病而死，因为很轻的病也能使婴儿死亡，然后总结道：“至于我的惩罚，我不仅把自己交在上帝手中，而且，我还要说，任何政府都会承认我的行为是合法的。”[309]法官真是受够了。他把审问材料交给坐牢的神父，当费莱蒂神父在上面签了字时，他无疑有些吃惊。

第二天，三月七日，卡博里将他的初步调查结果交给法庭，指控一月二日被捕的皮耶尔·加埃塔诺·费莱蒂神父和逃入教宗国统治区域的路易吉·德·多米尼克斯上校“使用暴力将小男孩埃德加多·莫尔塔拉和他的犹太家庭强行分开”。法官试图证明将孩子带走的命令是非法的，有两个理由：第一，费莱蒂神父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表明他当时是代表罗马合法的官方——宗教裁判所——而采取行动；第二，他从来就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他全面调查了安娜·莫里西声称她为孩子受洗的说法，而许多证据对她的故事表示怀疑。[310]

卡博里只有一个细节需要澄清一下。费莱蒂神父声称教宗本人参与了带走埃德加多的决定，并且知道孩子很高兴被从家里带走，送到教会。作为证据，他说过，教宗邀请了摩莫洛和玛丽安娜来罗马自己看看实情，并且为他们安排了免费旅行。卡博里写信给博洛尼亚的驿马车行，请他们查阅他们的记录，看看有没有这样的安排。三月十七日，答复来了。他们检查了从一八五八年七月一日到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所有记录。没有找到一个来自罗马的给莫尔塔拉夫妇提供免费旅行的要求。[311]

三月二十日，卡博里的助手被派去见囚犯：

我到了政治犯监狱，到了加埃塔诺·费莱蒂神父所在的秘密房间。我告诉他，审讯现在已经开始了……因此，他需要一个辩护律师。他拒绝找辩护律师，说他将自己的辩护全部交在上帝和最神圣的圣母马利亚手中，因为他们知道他是清白的。他坚持这个态度，于是我告诉他，法庭将为他指定一个辩护律师。

六天以后，主持这次审判的法官指定弗朗切斯科·尤西为神父辩护。[312]

尤西在博洛尼亚的法律和社交圈中是个名人。十多年前，一个业余诗人讽刺他“富有、傲慢、无知”，这段话读给满屋精英时引起了哄堂大笑，尤西无疑也在场。[313]指定尤西来为前宗教裁判官辩护，法官想表明这个案件的重要性，以及他希望被告得到有力的辩护的愿望。实际上，尤西后来发表的总结辩论很快就在欧洲为教会辩护的人群中广为流传。对骄傲的尤西来说，这是此生难得的机会。

尽管之前六年中，尤西曾经接受法庭指派担当过刑事罪犯的辩护人，这却是他第一次有一个拒绝和他说话的被告。通常，他代理辩护的男人（我们找不到任何女性被告的记录）都是贫苦农民。就在费莱蒂神父命令把埃德加多带走之前几个月，尤西为一个佃农做过辩护，这个佃农用斧头谋杀了自己怀孕八个月的妻子。[314]

尤西没有多少时间来准备。一八六〇年四月十日，法官任命他担任辩护律师两个星期以后，他才听说最终听证会将于四月十六日星期一上午举行。同一天，另外三个人也接到了审判日期的通知：被告费莱蒂神父和两位受害人，摩莫洛和玛丽安娜·莫尔塔拉。这三个人都没有参加审判会。就莫尔塔拉夫妇来说，通知是在审判之前两天才送到他们都灵的家中的，玛丽安娜还得为她丈夫签收，因为他那时正好不在家。即使他们想参加也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何况，没有迹象表明他们想来。

就宗教裁判官来说，情况又有所不同。他得到命令，要出庭回应“用暴力将儿童埃德加多·摩尔塔拉和他的父母分开”的起诉。那天晚些时候，尤西代表费莱蒂神父递上了一份文件，请求解除神父在法庭露面的义务，因为他想“放弃法律给予他的好处”。简单说，博洛尼亚的宗教裁判官不会在他自己受审的法庭上露面，因为如果他出庭的话，就等于承认新政府有权审判他。[315]法庭同意了，四月十六日早上，以卡西多尼奥·费拉里为首的六位法官宣布审判开始时，费莱蒂神父留在自己牢房里。

检察官和被告都没有任何证人需要传唤。检方已经给法庭提供了柯莱蒂和卡博里搜集的所有证词。检方没有作证的证人，只有像卢奇迪警官那样逃进了教宗统治区的人。尤西面临着不同的局面，这个局面有点微妙。他在代表一个原则上不想为自己辩护的人。更让律师束手无策的是，很多关键事实，涉及的正是那些在宗教裁判官看来不应当告诉法庭的信息。他不仅不能传唤安娜·莫里西到证人席上讨论她在圣多米尼克大教堂接受的审讯，而且，如果他传唤像切萨雷·莱波利和蕾吉娜·布索拉里这样的关键证人，就会挑起关于宗教裁判官审问过谁、没有审问过谁的问题。他的被辩护人受到的控告就是他没有得到上级命令就自行采取行动，他又怎么能够考虑传唤赞同这个指控的人呢？这些人都不会到这个法庭来作证，费莱蒂或他的拥趸可不会感激尤西费心传唤他们。简而言之，只有三个星期来准备这个案件，也没有办法和费莱蒂神父讨论，或者反复讯问检方讯问过的证人，尤西只能完全依靠他自己的口才，把所有一切都寄希望于他的总结辩论。他只有一个优势：检察官先陈辞。尤西在辩论中有后发言的优势。

按照标准的法庭程序，一个特别检察官，而不是进行调查的法官，向法庭呈上了检方的案件。拉达莫斯特·瓦伦蒂尼一月被任命为隶属于博洛尼亚审判法庭的检察官。这是他的第一个大案。

检察官意识到，要想定罪，他必须证明宗教裁判官违反了埃德加多被带走时通行的法律。指控他违反了新刑法——这个新刑法甚至都不承认宗教裁判官——不仅违反国际惯例，也违反新政府安抚百姓、争取外国政府支持的意愿。

瓦伦蒂尼起身在法庭发言时，他遵循了卡博里建议的途径，集中在证明这位多米尼克派修士有罪的两个原因上。他们的第一个论点是，费莱蒂神父是按照自己的意愿采取的行动，没有首先收到罗马的命令就直接把埃德加多带走了。瓦伦蒂尼引用了一系列证据证明这个论点。朱塞佩·阿戈斯蒂尼看过费莱蒂命令这次行动的手谕，但他不记得里面提到过任何更高级别的权力机构。还有，如果不是担心命令有不正当内容，多米尼克斯上校为什么在国际上对这个案子的抗议一开始就把信件急忙偷走？否则，这正是能够保护德·多米尼克斯上校和其他警官的文件，证明他们的行动是正当的。宗教裁判官声明，既然罗马的慕道之家在等候着接收孩子，那么，一定是事先得到罗马的批准了，瓦伦蒂尼指出了阿戈斯蒂尼证词中一个特别敏感的细节。根据这位护送埃德加多去罗马的警官讲，慕道之家院长告诉他，他们在等候他们的到来，因为费莱蒂神父已经通知他们了。尽管费莱蒂神父宣称他从来没有直接和慕道之家院长直接联系过，一定是罗马的宗教裁判所将埃德加多即将抵达罗马的消息告诉给了院长，检察官却指控道，这正好说明宗教裁判官自己安排了整个事件。

瓦伦蒂尼还说，宗教裁判官还谎称教宗知道带走孩子的命令，证据就是他谎称教宗送了票让埃德加多的父母前往罗马。检察官问，如果宗教裁判官的命令来自罗马宗教裁判所，那么，为什么教会官方不来营救他？“为什么他们沉默不语，看着一个清白的人在监狱里受罪，如果他确实是在执行他们的命令？……为什么他们不揭示一桩没有任何需要遮掩的事实，以此通过真理的胜利、昭雪清白而增加上帝的荣耀？”

瓦伦蒂尼使出浑身解数证明神父是自行其是，但卡博里对囚犯已经有相当的了解，对这个论点没有什么信心。他知道费莱蒂是什么样的人。在某些方面，譬如对犹太人的态度，他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狂热分子，至少是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是这样，但他很看重自己负责的工作的重要性，宗教裁判所的运作完全是级别森严的。说费莱蒂神父会越过正常程序，开启一次未经批准的调查，然后，不向他的上级请示就命令劫持一个犹太家庭的儿子，看起来不太说得过去。说他把孩子送到罗马，并因此将他的所作所为公之于众，就显得更离谱了。费莱蒂神父不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他也没有这么愚蠢。

检察官的重点是第二个论点。如瓦伦蒂尼所说，“眼下，让我们承认宗教裁判官从罗马的宗教裁判所接到了将埃德加多·莫尔塔拉劫持的命令。是谁把孩子接受的所谓受洗告诉他的呢？……如果在被绑架之前，罗马的宗教裁判所就已经知道莫尔塔拉家的小男孩受洗了，那么，这个消息只能是来自费莱蒂神父。”宗教裁判官从来没有否认这一点。

如果罗马最高宗教裁判所的红衣主教们命令将埃德加多带走，那只能是因为他们命令的依据是宗教裁判官的调查。但是，检察官问，宗教裁判官是如何确定埃德加多受洗了呢？费莱蒂神父只凭一个女人的证词，没有设法去和其他证人核实，这些证人本来可以帮助核实这个女人的故事，或者能够帮助他决定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相信她的故事。但是，就因为费莱蒂神父“仅凭一个女人的发誓宣言，一个年幼的小孩子就被从他亲爱的父母怀抱中带走”。瓦伦蒂尼补充道：“我们很快就会知道这个女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新意大利的艾米利亚皇家省，上一个月才刚刚并入新的王国，境内的第一个大案居然是如何定义有效的受洗，这对意大利统一和教宗权力在教宗特使所辖区域的分崩离析构成了一大讽刺。这个案件不是在世俗法律的基础上产生纷争，而是在如何解释宗教法上有纷争。瓦伦蒂尼详细地陈述了安娜·莫里西施洗的经过，声称她并没有正确地施洗。比如说，她没有在往孩子头上洒水的同时诵念那段经文，如果宗教裁判所知道这一点，“他们根本不会宣布他受洗了”，也不会命令将埃德加多从他父母身边带走。

此处检察官忍不住要玩一下文字游戏。谈到这个文盲女孩对施洗的大致理解，他说：

就为了这么一点愚蠢的念头，值得让这么多警察，这样突然、大张旗鼓地把一个孩子带走，让这个最高贵的城市感到这么愤怒和伤心吗？值得让一个安静、诚实、勤劳的家庭……承受绝望的痛苦的眼泪，毁掉他们的健康和财富吗？值得让整个欧洲的天主教会的朋友和敌人都来谈论、让东西两个半球那些不怀好意的记者都来书写这个奇怪、卑劣和邪恶的绑架吗？

不过，瓦伦蒂尼甚至都不承认安娜·莫里西举行了她所说的有所缺陷的施洗。埃德加多生病时，他的父母从来就没有让他无人照看，他病得最严重的时候，安娜自己也卧病在床。根据她说的，受洗是冬天发生的，但是，医生的记录提供了毫无争议的证据，说明孩子生病是在夏天。

检察官说：“当时莫里西是个农村姑娘，根据证人所说，愚蠢、粗野、多嘴多舌……她不会看孩子，她连甜食潘科托是什么都不知道！”瓦伦蒂尼总结说，简而言之，“她的背景很寒微，也就是说，她没有得到多少基督教教义的教育，她自己也说她不知道怎么主持洗礼。”

这就将检察官引向了一个关键的证人：切萨雷·莱波里。正是通过莱波里的协助，安娜才有可能给埃德加多受洗，如她自己所承认。但是，切萨雷发誓他从来没有和安娜谈过给任何人受洗的事情。此外，一八五八年，他还和证人说过同样的话，当时教宗当局依然当权，因而，并不是因为现在教宗政府倒台了，他才用这样的证词来掩盖自己的行为。

一八五二年那个无知、傻乎乎的农村姑娘后来怎么样了？这些年来，她成长为一个有品格的女人，一个诚实的、值得我们信任的人吗？“正在玷污这些不幸的国土的外国士兵的口臭和触碰腐化了她，她和他们无耻地滥交，然后，她还到处胡吹，更显得她的脑子有多么肮脏。”瞒着她的东家们，她日夜胡搞，把他们的家变成了妓院，“在她出嫁之前，那些士兵就让她当了两次母亲。”简而言之，她的话一钱不值。

“费莱蒂神父的行为会得不到惩罚吗？”检察官问，“没有人会这么想。他已经受到了公众舆论的谴责，不仅是在博洛尼亚，不仅是在意大利或欧洲，而是在整个文明世界。”

但是，为什么宗教裁判官做了这些事情呢？是什么促使他不经调查就相信安娜·莫里西的故事，或者，更糟的是，没有完全相信那个无耻的女仆突然出现的英雄版的虔诚的故事，就贸然采取行动？检察官觉得他有一个答案。驱使费莱蒂神父的是“无法控制的狂热，对声名和权力的狂想，最后，还有一个宗教裁判官对犹太教的仇恨”。

接近总结论证时，检察官呼唤良心，呼唤用新秩序反对旧秩序，用新的世俗世界反对旧政权。他说，人和人之间，最可怕的仇恨就是宗教煽动起来的仇恨。“一个人，为了满足自己的异想天开而绑架一个小男孩……会受到惩罚。难道我们应该相信一个高官应当得到自由，就因为他引起恐惧，就因为他是宗教裁判所的宗教裁判官，就因为他可以利用秘密，就因为他肯定不仅能够得到有罪不罚的特权，而且，甚至还会得到赞扬和奖励？”

检察官这样结束发言：由于随意命令用暴力于一八五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在博洛尼亚将小男孩埃德加多·莫尔塔拉绑架，并且将他送进罗马的慕道之家关押起来，皮耶尔·加埃塔诺·费莱蒂神父依当时有效的法令而遭到起诉。他违反了旨在限制滥用权力的官方人士的法律，也违反了旨在限制那些“随意逮捕和囚禁他人的法律”。瓦伦蒂尼请求给予三年公共服务、赔偿法庭费用、向莫尔塔拉夫妇支付赔偿金的惩罚。[316]

现在轮到独自坐在被告席上的趾高气扬的弗朗切斯科·尤西了。他站起来面对身着黑袍的六位法官们。

“啊，最出色的法官们！”尤西开讲了，“谁不知道莫尔塔拉家发生的事情……一个孩子从自己家里被带走，又被带到罗马？先生们，这些事实早就众所周知了，想想那个可怜的母亲的眼泪中的痛苦，就比任何话语更出色地向我们讲述了这个故事。”他补充道，但是，尽管如此，那个为这件事情受到指控的人不需要进行辩护，因为简单的事实就证明了他的清白。

费莱蒂神父犯了什么罪？他作证说，当宗教裁判所听说埃德加多·莫尔塔拉受洗了时，就命令把孩子带走，送到罗马的慕道之家。宗教裁判官还声明，他将这个命令下达给了多米尼克斯上校。“检察官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个说法不确切？”如果检察官没有一份给多米尼克斯的信，这不是费莱蒂神父的错。他也不能期望费莱蒂神父给他看他从罗马收到的信件，因为宗教裁判官已经发过保密誓言，不能公布宗教裁判所的秘密行动。

尤西接着说，不管怎么样，事实胜于雄辩。费莱蒂神父没有见过这个孩子，就直接把他送往罗马。“真正的决定只能是来自那些组成了以教宗本人为首的罗马宗教裁判所的红衣主教们。”作为进一步的证据，尤西引用了一个无人能够挑战的权威：焦阿基诺·佩波利侯爵，博洛尼亚统一力量的领袖之一，法国皇帝的表兄弟。佩波利谈到莫尔塔拉案件时这样写道：“对那些为小莫尔塔拉被带走而向他求情的人，庇护九世的答复是‘无能为力’，这就是最后的答案了，他不会再说别的。”但是，尤西说，“如果教宗对那些问及孩子的人说‘无能为力’，他肯定知道他发出过命令，或者，作为宗教裁判所的首脑，他批准了这个命令。”

尤西问，即使宗教裁判官是自行其是，这个法庭有什么权威可以审判他？“费莱蒂神父当时是宗教裁判所的宗教裁判官，难道不是吗？博洛尼亚难道不存在这个宗教裁判所吗？”尤西说，新政府颁布两次法令才废除了它：首先是宣布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都将得到平等待遇，后来，法里尼的宣告又明确废除了宗教裁判所。“那么，你怎么能够指控一个在其任职机构依然存在时依法行使职责的官员？”他接着说：“代替旧政府的新政府如果不喜欢某一项法律，它可以取消这条法律，但它不能仅仅因为不喜欢那条法律或那个机构，就起诉那些执行这条法律的人。”

尤西就这样挑战了第一个论点，然后转向另一点，即费莱蒂神父办事不力，他欺骗了宗教裁判所，说他已经判定有一次有效的受洗，虽然事实上并没有这回事。在这一点上，律师说，教会法律非常明确：只有罗马宗教裁判所和教宗能够裁判宗教裁判官费莱蒂神父的工作，像这个法庭这样的任何世俗法庭都不行。

“不过，让我们假设一下世俗法庭可以审判他，这种审判能够显示什么？它会显示从来就没有过洗礼吗？它会显示这次受洗是无效的吗？它不是给一个快要死了的人受洗的？先生们，恰恰相反，我认为，即使是最粗浅最快速地阅读一下审判记录，就足以说服你们所有人，事实和这个论断正好相反……”

“我请犹太人帕多瓦尼和德·安吉利斯作证，”尤西说，“他们回忆，一八五八年七月底，他们到圣乔瓦尼—因佩尔西切托去找安娜，询问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尤西大段大段地引用安吉洛·帕多瓦尼的回忆：安娜·莫里西哭哭啼啼地说她给埃德加多施洗，并以帕多瓦尼本人的证词做为结语：“根据她的言论、行为和眼泪，我相信，她跟我说的是真话。”

尤西说，不可否认，安娜的故事听起来是真的。一个纯朴的女仆，去杂货店买东西时闲聊她的东家，这不是太自然不过了吗？杂货店老板们想方设法了解街坊邻居家里的事情，这不也是司空见惯的吗？尤西还提到了审判记录中警察关于莱波里的报告，说他是本地教区神父、一个喜爱奥地利的耶稣会士唐·皮尼的“亲密朋友”。[317]莱波里显然是“应该知道如何给一个孩子施洗的人”。尤西要是知道的话，还可以补充说，莱波里多年的老主顾就是圣多米尼克大教堂，而他的杂货店并不是最靠近大教堂的，这个事实就更加引人注目了。[318]

至于宗教裁判官是如何听说这次受洗的，安娜·莫里西说的是碰上了邻居家的女仆，然后谈到莫尔塔拉家病重的孩子，还有什么故事能够比这个更可信呢？还有另外一个女人，蕾吉娜·布索拉里催促她给这个孩子施洗，她拒绝了，并且讲起五年前埃德加多生病时她所做的事情。尤西重新组织了一下事情经过，蕾吉娜然后就“把故事讲给别人听，这另外一个女人又告诉第三个人，然后一直传到宗教裁判官那里”。

尤西推断：

布索拉里也是一个与神父们非常友好的人，人们形容她是一个过于虔诚的人，一个偏执狂。确实，警察总监觉得她不仅如此，还指控她和一个神父有过关系，这个神父现在已经去世了。但是，除了警察总监说的话以外，我们在审判中没有任何别的信息，于是，我们宁可相信潘卡尔迪夫人，她在她的宣誓证词中告诉我们，布索拉里是一个善良而非常虔诚的女人，她经常去教堂，可能甚至去得太勤了一些。

尤西问道，那么，为什么莱波里和布索拉里两个人都否认莫里西的故事呢？答案很简单：他们都怕说实话。他们想通过撒谎保住他们自己。

尤西说，莱波里的行为一开始就表明了这一点。他先告诉摩莫洛·莫尔塔拉，他会签一份声明，否定莫里西的说法，但后来他又拒绝这么做。尤西问，如果声明是准确的，莱波里为什么会拒绝签字？莱波里后来的证词听起来也不像是真的。他居然不记得一八五二年莫尔塔拉家每天派到他店里买东西的女孩子，这可信吗？

还有蕾吉娜·布索拉里呢？警察这么难找到她，这不让人心生疑窦吗？

大约三个月之前，正好是费莱蒂神父被抓进监狱的时候，多么凑巧！她放弃了她在圣洛伦佐区的简陋房子，搬去加列拉大道上的她侄儿朱塞佩·罗西家住。这只是偶然吗？是因为亲情吗？还是仅仅因为害怕被带进来作证？布索拉里承认关于和安娜·莫里西那次谈话的时间地点等各种因素，只是否认有可能让她受到法律诉讼的谈话内容。

尤西然后转向安娜·莫里西本人，因为她是洗礼的唯一见证人，费莱蒂神父是因为相信她的说法而采取行动的。尤西承认，安娜·莫里西的生活并不是无可指责的。“恰恰相反，她有过非法性行为，享受过最强烈的生理快乐。但是，如果我们不相信任何受制于人性弱点的人，”尤西问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能相信谁？”他接着说，莫里西一定有些优点，否则，她怀孕的时候，莫尔塔拉夫妇怎么会花那么多钱让她得到照顾，并且在她把孩子留在育婴堂以后又让她回来？

至于检察官号称埃德加多受洗时并没有生命危险，即使这是真的，也不能取消洗礼的有效性，因此，宗教裁判官依旧需要采取他所采取的行动。检察官的论点有多可信呢？萨拉戈尼医生的记录，不是说他在七天内家访了十二次，来看望这个男孩子吗？

尤西现在可以作总结了：费莱蒂神父听说了埃德加多受洗的事，他听了安娜的故事，犹太人帕多瓦尼和德·安吉里斯都觉得这个故事可信。宗教裁判官做什么了？他只是做了他的职位要求他做的事情。“你们把这个叫做犯罪？”尤西质问。那么，这是什么罪行？检察官开始“称之为破坏公共安宁，然后是绑架，然后是暴力隔离，然后是滥用权力。但它不是其中任何一样，它根本就不是犯罪。”他继续说下去：“它发生的时候并不是犯罪，因为没有任何法律禁止这样的行为。恰恰相反，有一项法律明确地要求他这样做。”律师接着说到他那长期忍受折磨的被辩护人：

费莱蒂神父在准备他的辩护时考虑的不是他自己，因为他不想引起教会的非难，他也不想打破他接受这个职位时发下的誓言。在他长时间独处时，在坐牢的痛苦中，在他发现自己所处的全然沉默的环境中，因为孩子那奇迹般的平静，因为孩子旅行途中那显而易见的喜悦，警官阿戈斯蒂尼也确认孩子确实感受到了这种喜悦，费莱蒂神父因为能够为造物主增加荣耀而得到鼓舞，他看见造物主的恩典充满这个年幼的孩子，在孩子初次见到警察以及后来和家人分开时的平静中都有造物主的恩典。

因为他的誓言和他的职务而将孩子与他的犹太家庭分开，使孩子能够作为一个天主教徒长大成人，费莱蒂神父只是尽了自己的职责。然而，他想尽一切办法让分离过程不那么痛苦。他让德·多米尼克斯“从他的队伍中选拔最善良的警员，告诉他们尽量体谅一切，事实上，那家的所有人，包括孩子的母亲本人，都说他们非常体谅。”尤西断言，“当孩子的父亲[319]和妹夫去找他让他多给一点时间时，他用好言好语接待他们，给了他们二十四小时的宽限，即使不是为了说服母亲，至少也让她儿子的离别不那么残酷，不那么痛苦……除此之外，”尤西问道，“他还能做哪些符合他的职位要求的事情？”

尤西仔细地选择了他要给六个法官和信众们留下的最后印象，成千上万的信众们很快就会读到他的辩护词。这是一个圣徒，他受到了照亮一个小男孩的上帝之光的鼓励，因而勇敢作出牺牲：“突然受到这场不幸的袭击，他依从自己的良心，不去违反因为职务而必须遵守的誓言。然后，他在脑海中看见了上帝赋予埃德加多的恩典，被这个念头吸引住了，他决定将自己交托给命运，藐视任何人间的辩护，心甘情愿地将他的眼泪奉献给上帝，而不在人前哭泣。”[320]

第二十二章　统治者的仪式

费莱蒂神父被关进监狱之后的十五个星期中，监狱外面发生了很多事情。法里尼稳固艾米利亚新政权的措施取得了进展，前托斯卡纳的大公国并入撒丁王国的步伐加快。复兴运动统一意大利的目标不再显得遥不可及。

博洛尼亚的塔楼监狱中身穿白袍的多米尼克派教士不是唯一一个感到被围困和被迫害的教会人士。随着教宗领土的缩小，作为民众造反和军事阴谋的受害者，庇护九世觉得是恶魔本人在作孽。费莱蒂神父被捕后一个星期，维克多·伊曼纽尔二世要求教宗接受失去罗马涅、放弃对意大利中部的翁布里亚和马尔凯大区的有效控制的请求。教宗愤怒地拒绝了这个提案，请国王“考虑我的立场，我神圣的品格，我为了维护教廷的尊严和权利而承担的职责，这不是一个王朝的权利，而是所有天主教徒的权利”。一八六〇年一月十九日，庇护九世向所有主教发布了诏书，声讨占领罗马涅的行为，呼吁将它立即归还给教宗国。[321]

博洛尼亚的教会和新国家的关系非常紧张。就在前宗教裁判官被捕的同一天，博洛尼亚省政府发布了一项警告，送达所有的市政厅。警告说，任何“在行使教会职责时，或通过公共演说、写作及其他任何公共方式，非难国家机构和法律，或不服从这些法律和其他公共权威机构”的神职人员，都会受到监禁或罚款等惩罚。[322]

新统治者们为了将罗马涅、摩德纳、帕尔玛和托斯卡纳并入撒丁王国而快速采取行动，撒丁王国正在稳步转化为意大利王国。费莱蒂神父在监狱中思考他的命运和上帝的意愿时，博洛尼亚却在准备就合并进行全民公决。取代教宗政府的新政府早就宣布它想成为维克多·伊曼纽尔的王国的一部分，但是，为了国际外交的考虑，要求显示结束教宗统治、接受萨伏依王朝的统治，是不可抵抗的民心所向。全民公决会表明，正是教宗的前子民自己拒绝了他的统治。[323]

法里尼为艾米利亚和罗马涅准备的全民公决的措辞，没有给强烈支持教宗国的人留下多少余地。三月十一至十二日要求公民投票，选择是更喜欢“并入维克多·伊曼纽尔国王的立宪君主国，还是建立一个单独的王国”。这次活动不过是走过场而已，投票结果明确显示了这一点：四十二万六千票支持合并，七百五十六票反对。一个星期以后，法里尼将这个难以置信的统计结果提交给维克多·伊曼纽尔，维克多·伊曼纽尔在同一天发布敕令，宣布艾米利亚各省并入撒丁王国。[324]

在摆脱教宗统治的道路上，每一个这样的里程碑，都会变成新政权和它的死敌——教会之间的战场。如果监牢的墙不是这么厚实，或者除了那个小窗户外还有别的窗户，三月二十一日那一天，费莱蒂神父本来可以听得见乐队演奏、人群在朝着附近的主广场蜂拥而去。圣彼得罗尼奥大教堂正在举行一次特别的弥撒，唱了感恩赞歌，为博洛尼亚人的新王朝寻求神的祝福。大教堂的乐队演奏着乐曲，一群政要沐浴着博洛尼亚最神圣之地的神圣荣光。第一排的人中，有一位就是省督察，他三个月之前向神职人员发布了严正警告，周围则是省市各委员会的成员。和他们坐在一起的还有博洛尼亚司法部门的要员们，毫无疑问，其中包括不到一个月之后，即将决定费莱蒂神父的命运的法官们。与此相反，令人尴尬的是，圣彼得罗尼奥大教堂的神父们全都没有出席。大主教、红衣主教维亚勒—普雷拉再次禁止他们参与，于是随军神父又勉为其难主持弥撒。[325]

四天以后，教宗对博洛尼亚和罗马涅的陷落作出了反应：一条敕令，宣布将这些省份中所有参与这次“罪恶的叛乱”的人逐出教门。他们将失去教会的所有特权，只有当且仅当他们“以任何方式收回他们所作的一切”，将这些领土恢复从前的政治状态，他们才能得到赦免。[326]博洛尼亚法庭的法官就这样得到了事先警告，如果他们判决被囚禁的神父，将会是什么下场。下令将费莱蒂神父逮捕的法里尼，以警察总监的身份将神父从他的大教堂中逮捕的柯莱蒂，早就万劫不复了。法官们的地位要更模棱两可一些。

法官们根本就不是革命派，博洛尼亚新政权中的政要们和旧政权中的并无多大区别。叛乱中抛弃的并不是社会和经济特权的旧秩序，而是一个在欧洲的精英们看来越来越不符合时代发展方向的政权。领导这次叛乱的人并不主张新的社会或经济秩序，它更不是任何农民或无产阶级起义的结果。博洛尼亚的新政治领袖们不成比例地来自一群贵族名人，其中包括拿破仑的表兄弟焦阿基诺·佩波利，这个城市的司法机构也是如此。审判前宗教裁判官的六位法官小组的头头卡西多尼奥·费拉里是伯爵，另一位法官也是伯爵。小组的第三名成员卡罗·马佐拉尼是男爵。

费莱蒂神父的最后一次审判于四月十六日正式召开，由法庭庭长费拉里伯爵主持祈祷。他们先让检察官作了总结论证，然后是弗朗切斯科·尤西代表被告方陈述富有煽动性的简单结语。法官们退出法庭去审议。他们就这个案件进行的讨论非常简短。等他们回到法庭时，费拉里伯爵宣读了他们的决定：

本庭依据庭长提出的问题，以最神圣的上帝的名义，宣布它判定，一八五八年六月二十四日，警察从犹太夫妇所罗门（别名摩莫洛）·莫尔塔拉和玛丽安娜·帕多瓦尼身边带走了他们的儿子埃德加多，这次行动得到了政府批准。

因此，以前没有，现在也没有理由继续起诉上述行动的执行人、并进而起诉被告多米尼克派的皮耶尔·加埃塔诺·费莱蒂神父，博洛尼亚宗教裁判所的前宗教裁判官。因此，他应当立即被从监狱中释放出来。[327]

法庭得出这个结论时，犹太男孩被劫持引起的热议已经基本平息了。对自由派和那些反对教宗的世俗统治的人来说，事态朝着他们长期以来所梦想着的意大利统一的方向飞速发展。他们没有时间来担忧埃德加多和宗教裁判官的命运。而且这个决定是由新政权的法庭作出的，他们无法进行任何抗议。事实上，这是在前教宗国、现在由维克多·伊曼纽尔国王控制的国土上颁布的最早几个法庭判决中的一个。

费莱蒂神父重获自由，在意大利没有受到什么抗议，还有其他原因。就在一个星期之前，两西西里王国的军事力量镇压了西西里的一次叛乱以后，加里波第宣布他会听从西西里革命派的要求，组织志愿军前往支援他们。维克多·伊曼纽尔和加富尔十分震惊，他们精心作出的外交安排受到了威胁，他们最担心的就是统一运动脱离他们的控制，退化成一场社会革命。他们使出浑身解数阻止加里波第成行，与此同时，他们还试图稳固自己最近刚刚扩大的王国国内和欧洲宫廷内支持他们的力量。他们不需要直接和教会对抗，而且，尽管教宗非常明确地反对他们兼并教宗国的北方领土，国王和他的总理仍然希望把自己打扮成好天主教徒，希望和教会和平相处。

对犹太人来说，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宗教裁判官被捕，是胜利的平反，是甜蜜的复仇。意大利主要的犹太报纸《希伯来教育》谈及这次裁决，很贴切地称之为“现在对过去的判决”。这家报纸承认，更高的政治目的受到了威胁。这份犹太报纸观察到，“因此，一个有可能不太明智地开庭的案件几乎突然地、出人意料地结束了，因为他们从来没有预见到一个成功的结局，或许，他们出于谨慎，希望避免一个成功的结局。”[328]《以色列档案》的编辑曾经领导过法国营救埃德加多的运动，也采取了类似的哲学观点。他写道：“至少，这次判决表明法庭是中立的……至于其他的，”他总结道，他关注的是更高的目标，而不仅仅是博洛尼亚的神父，“在这个案件中，是头脑想出、执行和批准了袭击，打击胳膊又有什么用呢？”[329]

费莱蒂神父在牢房中祈祷时收到了法庭决定，他感谢上帝对他的仁慈，然后回到了圣多米尼克大教堂。重病中的大主教听说神父被释放了，也很是感激，但他发现自己还是和从前一样四面受敌。他刚刚得知，为了庆祝罗马涅并入王国，维克多·伊曼纽尔国王本人准备两个星期以后来博洛尼亚作一次庆功访问，关在塔楼中的神父已经被释放，这次庆祝不必在关着神父的塔楼阴影下举行，无疑又增加了一些喜庆。当局在准备盛大的庆祝活动，纪念国王第一次访问他的新领土，而且，本地神父照例需要为这次庆祝活动添加必要的宗教气氛。

四月二十六日，红衣主教维亚勒—普雷拉给国王的幕僚送来了坏消息：他手下的神职人员都不会参加这次庆祝活动。他写道，“竭尽全力维护教宗领土的完整，尤其是艾米利亚的领土完整”，是他的神圣职责。他不能服从政府要求在国王访问那天晚上点亮所有教堂的命令：“这会违背我的良心，无耻地违反我神圣的誓言，摒弃所有荣誉的原则……我一辈子都会感到羞辱。”他解释道：“点亮教堂，是为了庆祝教宗陛下在这些领土上的最高权力。如果我点亮了这些教堂，我就等于承认了国王的权力。”红衣主教补充道，他希望国王能够留心让他不要像头一年夏天那样受到羞辱和攻击，去年他从马西莫·德阿泽里奥凯旋回到博洛尼亚时，也决定不能点亮教会的灯。他写道，他不相信“教宗陛下会容忍一个主教，一个红衣主教，就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因为他神圣的责任不允许他做的事情而受到侮辱”。他补充说，国王只要说一句话，就可以防止这些“一心只想引起丑闻或骚动的人”做出这些难以容忍的事情。[330]他发出这封信的同一天，病势沉重的大主教离开了博洛尼亚，前往附近亚平宁半岛的山中去享受更健康的空气。五月一日，维克多·伊曼纽尔进城时，他并不在博洛尼亚。

这就是教会和国家纷争的焦点：新统治者坚持敲响城中的教堂大钟，而教会官员抵制。毕竟，最高统治者怎么能连教堂都不敲钟就进入城市呢？大主教进山之后第二天，博洛尼亚的市长给城中所有教会的神父写了一封信，命令“维克多·伊曼纽尔二世进入博洛尼亚时，他们必须像其他所有城市那样，敲响他们教堂的钟声”。但是，遵从他们的大主教的指示，博洛尼亚的教区神父们拒绝敲钟。[331]

国王穿过城市大门，走上旌旗招展的大街，头顶是从窗户上垂下的挂毯，上面是刚刚成为其领土的几百个城市和省份的颜色。人们从窗户和阳台上挥舞着旗帜，向皇家马车撒下暴雨一般的鲜花。国王和城市的徽章都和三色旗一起展示着。国王来到了最近改名为维克多·伊曼纽尔广场的主广场，里面不仅簇拥着前来庆祝的市民，还有护旗队、军事方队，甚至还有救火员。在欢呼、乐队和礼炮轰鸣声中，国王可能并没有注意到，敲钟的教堂寥寥无几。

第二天，本地报纸兴奋地回顾这辉煌的一天，又很快地加上了对批评这些庆祝的神职人员的回复：“我们那恶毒的敌人只想看到凄惨的欢迎和神对这次活动的反对，但是，和他们的混乱相反，我们注意到，尽管上午一直下雨，而且仪式结束后又开始下雨了，在整个庆祝活动期间，一滴雨也没下，一点儿都没有挫伤公众的喜悦。”[332]

那天最激怒教会领袖们的，是为了欢迎国王在圣彼得罗尼奥大教堂举行的仪式。五月二日，大主教的二把手、顶替身体虚弱的大主教的拉塔主教，向罗马的教宗国务秘书、红衣主教安东内利报告最近发生的最令人发指的事件。他写道：“最让我伤心的，是国王刚刚走近圣彼得罗尼奥大教堂时的情景。人群热闹得吓人，人们大喊‘国王万岁！’整个弥撒期间，他们一直不停地喊叫，一直到国王离开教堂。耶稣基督在他自己的家中受到了侮辱，专门用来祈祷和举行圣礼的圣所受到了玷污……最尊敬的阁下，”主教这样结束他的信：“我想到耶稣基督送给那些玷污圣殿的人的灾难，我脑海里浮现的是这句话：‘你家中的狂热吞噬了我’。”[333]

这位主教很快就有很多空闲时间来考量新政权的亵渎行为。拉塔主教的信发给红衣主教安东内利三天之后，都灵的国会决定五月十三日为皮埃蒙特宪法纪念日。此时已经病入膏肓的大主教给他的二把手发出指示，要继续坚持强硬路线，禁止教堂采取任何可以被解释为承认新政府合法的行动。

当政府命令博洛尼亚的教区神父们在五月十三日庆祝一次特殊的感恩赞时，教会神职人员接到大主教他们应当拒绝庆祝的指示。对政府来说，这是最后一击，他们要逮捕刚刚回来的红衣主教维亚勒—普雷拉。他们知道大主教身体欠佳，于是逮捕了他的副手拉塔主教，指控他煽动不服从国家法律。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就在新政府要显示自己的活力、庆祝宪法的爱国主义节日那个星期天，红衣主教维亚勒—普雷拉的病情恶化，有人赶快叫拉塔主教来主持临终仪式。主教离开他的住处赶往大主教身边途中，他被警察拦截并逮捕了，加富尔伯爵亲自批准了这次逮捕。警察把他带到了塔楼监狱，把他锁在费莱蒂神父不到一个月前刚刚腾空的牢房里。那天早上晚些时候，整个教区的教堂都在唱赞美颂歌，大部分都由随军神父们主持。博洛尼亚的教区神父们听从了他们的大主教的临终遗愿。

那天晚上，六十一岁的米歇尔·维亚勒—普雷拉黯然离世。五年前，他曾经是整个欧洲的、至少是天主教欧洲的大名人，作为教宗大使达成了和奥地利帝国的宗教协定，梅特涅的朋友，有可能取代红衣主教安东内利而成为教宗国务秘书的人，而今，他在最屈辱的境况下与世长辞。埃德加多被绑架之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大主教的地位从教宗国中仅次于罗马的博洛尼亚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人物，变成了四面受敌的政府的敌人，被人咒骂，甚至都不能阻止自己的助手因为执行他的命令而被捕。

弗朗切斯科·纳森托利所写的日记，能够表明潮流转向有多么迅速，博洛尼亚那些上流人物在转而拥护新统治者时有多么不道德。这个博洛尼亚编年史家，从前曾经是教宗统治的大无畏的辩护人，仅仅一年半之前，在描述莫尔塔拉案件时，还带着赞赏的口吻引用《天主教文明》上的文字。而他在红衣主教去世时的讣文，则表明纳森托利一夜之间转变了，从维护教会权力变成了拥护红白绿三色的爱国者：

五月十五日，星期二凌晨两点，红衣大主教维亚勒—普雷拉的生理痛苦和道德忧患结束了。我们都为此感到高兴，知道他在此世没有家园，也没有安慰，只是不断地向往天堂，正因如此，任何感情和对人的仁慈都让他感到沮丧和厌烦。我们感谢上帝把他给了我们，同时，为了我们自己的缘故，我们希望博洛尼亚的下一个大主教既是意大利人，又是天主教徒，既有人性又虔诚，就像我们以前拥有的大主教（红衣主教奥庇佐尼）那样，一个受到尊敬和爱戴的神父，当被永恒的法令和他的教众分离开来的时候，值得所有人民的哀悼，而不仅仅是伪善者、奥地利和罗马教廷的走狗们的哀悼。[334]

七月四日，拉塔主教被判有罪，判决为三年徒刑，并且有一笔高额罚款。一个教会代表团前往都灵向加富尔伯爵请求宽大以后，国王赦免了他。像费莱蒂神父一样，他在监狱里度过了一百天左右。[335]

至于费莱蒂神父，教会当局为谨慎起见，觉得他应当离开博洛尼亚前往罗马，罗马当时仍然在教会控制之下。他为了教会采取的原则立场，他拒绝承认篡位的政权的审判权，拒绝出卖宗教裁判所的任何秘密，陈述上帝给予小埃德加多恩典的证词，所有这一切，使他不仅得到了他的多米尼克派上司的赏识，也得到了教宗的赏识。他被任命为圣城一座多米尼克派修道院的院长，他在那里一直任职，直到一八八一年以八十四岁高龄去世。

费莱蒂神父去世之前几年，写信给年迈的庇护九世，提醒教宗，教宗陛下所熟知的一八六〇年的宗教事件，迫使他从博洛尼亚撤走，请求教宗允许他葬在意大利北部伦巴第的一家多米尼克派修道院里。他死后，伦巴第的多米尼克派领袖用拉丁语给他致悼词时，这样回顾莫尔塔拉事件：“让所有好心的人伤心的是，他被迫接受审判，在这个关键时刻，他表现得那么有勇气，得到了所有真心关注宗教的人，尤其是高层神职人员的崇敬，还得到了庇护九世的欣赏。”[336]

红衣主教维亚勒—普雷拉和费莱蒂神父在博洛尼亚的继任们都发现他们的处境是灾难性的。教会在前教宗国的领土上一片混乱，花了三年时间才任命了一位大主教。教宗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对莫尔塔拉案件的态度。教宗拒绝任何让他承认失去了博洛尼亚的统治权的企图，选择忽略那些抗议过莫尔塔拉绑架的人的感情，他选择了一个多米尼克派修士菲利波·吉迪来担任这个职位。吉迪不仅是多米尼克派，而且，之前三年他还住在维也纳，在许多爱国的博洛尼亚人看来，他代表了两种不好的记忆：他让他们想起他们的前宗教裁判官，也让他们回想起最近的大主教留下的最坏的记忆。

教宗终于被迫要填补这个空缺，因为一直担任博洛尼亚代理大主教的北部小教区克雷马的主教安东尼奥·坎齐，也被关进了监狱。这位主教只不过是博洛尼亚教会和政权的礼仪之争中那一长串教会受害人中的一位而已。一八六二年一月，他曾经告诉一位教区神父不要给一位重要的法官举行葬礼，因为众所周知，这个法官是一个支持新政府的人。法官的家人对教区神父和大主教提起诉讼。当年四月五日，博洛尼亚的警察进入了博洛尼亚所有教堂，在教会办公室内寻找坎齐主教刚刚发出的通告。这个通告，遵循罗马教廷阐述的政策，号召教区神父拒绝和那些参加新政权的人往来。坎齐主教因为没有事先得到政府批准就发布这项通告而被捕。八月初，主教被判有罪，并且开始服三年刑期。

主教终于在一八六五年六月出狱时，博洛尼亚还是没有一位大主教来继任那位早就已经去世的科西嘉红衣主教。政府拒绝让这位多米尼克派修士上任，直到一八七一年，吉迪才终于放弃他的职务，那些年间，他一直都没有去过自己的教区。结果，他坐监三年出狱后，坎齐担任了六年的博洛尼亚代理大主教。[337]

至于那些费莱蒂神父留在身后的多米尼克派修士们，他们也受了不少罪。教会的敌意越来越强，新政权的政府干脆放弃了与教会和解的努力，它开始采纳拿破仑在十九世纪初曾经使用过的策略。一八六六年，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取缔宗教机构，命令没收他们的财产。同年十二月，剩下的多米尼克派修士被迫放弃圣多米尼克大教堂，把他们的创始人的尸骨留在身后。整个大教堂被改造成了军营，只允许留下三名多米尼克派修士来照看教堂本身。

第二年，雪上加霜，市议会将圣多米尼克广场的名字改为伽利略·伽利莱广场，纪念宗教裁判最著名的受害人。一八六八年一月，一位市议员责难为什么这个广场上还有圣多米尼克的雕像，这个雕像从一六二七年就俯视着风景如画的广场，而市议员则建议用一座新纪念碑来取代它，纪念那些在与教宗势力作战时死去的博洛尼亚人。结果，这个提议在市议会的成员来看有点太过分了，于是，以三十一对七票的比例，圣多米尼克的雕像获准继续矗立在广场上。[338]

第二十三章　释放埃德加多的新希望

莫尔塔拉夫妇对费莱蒂审判本来就没有抱有多大希望。摩莫洛或玛丽安娜都没有参与宗教裁判官被捕的过程，即使是摩莫洛的父亲找法里尼求情导致神父进了牢房，其目的却不是为了让费莱蒂神父受审，而是为了要回埃德加多。

儿子被带走的头几个月，摩莫洛一直以为可以说服教宗把他交回来。等他意识到教宗绝对不可能心甘情愿地放弃埃德加多时，意大利统一的风云已经在地平线上酝酿起来了。教宗国已经穷途末路。当教宗势力和他们的奥地利保护人于一八五九年六月撤出博洛尼亚和罗马涅、新国王和他的总理加富尔伯爵准备将他们的军队派往南边的马尔凯大区和翁布里亚时，教宗国的地位和教宗世俗权力的未来，已经成了欧洲外交的焦点。教宗已经没有他几个月前还能够享受的地位了，那时，他还控制着大片土地，也得到外国军队的支持，还可以随心所欲。此刻，摩莫洛想，不管庇护九世是否喜欢，他都必须听从外国势力，这些国家的决策，将会决定教宗会不会继续统治国土。

一八五九年秋天，在罗马涅、帕尔马、摩德纳和托斯卡纳发生暴动之后，各国计划在巴黎召集一个欧洲大国的会议，讨论意大利和教宗国的命运。法国和大不列颠将会是最有影响的参与国。

斯卡佐其奥和罗马的犹太协会领袖们鼓励摩莫洛采取的安静外交的努力全都无功而返。摩莫洛现在住在都灵，他越来越受到皮埃蒙特犹太人的影响，他们公开批评梵蒂冈，与罗马犹太领袖们担当的谦卑乞求者的角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皮埃蒙特人看来，教宗的统治早就不合时宜了，文明世界的政府再也不能容忍它的存在了。

因此，摩莫洛认为即将召开的会议是他要回埃德加多的最大希望。博洛尼亚的《人民杂志》十一月二十八日号满怀希望地报道：“欧洲议会的成员们可能都是家庭的父亲，即使那些不是父亲的人，也会被一个要求要回儿子的父亲所打动，这个儿子被政府用暴力偷走了，每次这个政府失去外国军队的保护，被压迫和被激怒的人民就会把它驱逐。”[339]

一八五九年十二月，摩莫洛在巴黎，发疯一般地试图征集对他的支持。但是，头一年还那么让法国驻教宗国大使心心挂念、并且让皇帝也大为光火的事情，已经得不到多少人的注意了。法国在意大利已经有足够的麻烦需要对付了：随着奥地利在伦巴第失败，公国相继解体，罗马涅和托斯卡纳的旧政权的崩溃，岌岌可危的两西西里的前途，更不用说如何处理教宗国硕果仅存的领土了。

即使摩莫洛认识不到这一点，一直为莫尔塔拉案件奔走呼号的《以色列档案》编辑伊沙多尔·卡恩对此是心知肚明的。一八六〇年一月，他这样形容摩莫洛：一个看起来就是执着于要回自己儿子的人。卡恩写道：“我们在巴黎看见了一个悲伤的父亲。我们听他说话，我们看见他眼中的泪滴，他的妻子因为经受这样痛苦的打击而疾病缠身。我们感觉到，他的伤口依旧没有愈合，我们没有勇气告诉他，我们觉得（外交）干预实在是太不可能了。”[340]

离开巴黎后，摩莫洛又来到伦敦，在那里得到了费莱蒂神父被捕的消息。他第一次见到摩西·蒙蒂菲奥里爵士，给不列颠犹太人董事会讲了话，请求他们敦促英国政府将埃德加多问题提交即将召开的欧洲议会。摩莫洛也见到了大不列颠新教福音派联盟的领袖凯林·埃德利爵士，他曾经为埃德加多的释放奋力奔走呼号。摩莫洛还见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他们不仅为他提供了财政资助，而且，摩莫洛还希望，他们能够用他们的影响力，在欧洲议会上帮助他。不过，摩莫洛还是失望而归。由于政治事件的过程如万花筒般千变万化，欧洲议会被取消了，他希望欧洲外交官们讨论他儿子的绑架、设计一个释放孩子的方案的梦想也灰飞烟灭了。[341]摩莫洛垂头丧气地回到都灵。

尽管莫尔塔拉案件已经不再高居在欧洲外交议事日程上，它在意大利、英国，尤其是法国的犹太人中间仍然有很大反响。巴黎的伊沙多尔·卡恩是一个为莫尔塔拉案件作出了最为不懈的努力的新闻记者。卡恩说，犹太人发现他们处在和中世纪时一样的处境下，这是不可忍受的。在世界上大部分地方，犹太人依然受到反犹政府的随意欺凌，而且，煽动者也乐于激起反犹狂潮。莫尔塔拉事件以后，一群犹太人对摩莫洛最近对他们的访问记忆犹新，于一八六〇年五月在巴黎聚会，他们相信有必要成立一个国际组织来捍卫犹太人的公民权利。他们在那里成立了世界犹太人联盟，这个组织很快就成为同类组织中最重要的一个，今天，它的总部依然在巴黎。[342]

这段时间遇见过摩莫洛的人，看到的是一个被这两年的恐怖经历改变了的人，一个被忧伤催老、摧垮的人。他的生意毁掉了，他靠犹太人的慈善基金生活，这些钱不仅来自罗斯柴尔德家族，也来自欧洲各个犹太会堂募集的捐款。回到意大利以后，他在卡博里法官面前作证，他表现出部分内心的苦楚，驳斥前宗教裁判官说他儿子很高兴被从父母身边带走、以及教宗如何关怀他们的说法。但是，尽管如此，尽管别人都放弃了希望，摩莫洛仍然相信，有朝一日，他能够把埃德加多要回来。

五月份，朱塞佩·加里波第率领他传奇般的千人志愿军队伍乘船来到西西里，他在那里以维克多·伊曼纽尔的名义建立了对西西里岛的统治，尽管这并不符合国王的意愿。壮大了的加里波第军队八月份开始向半岛进军，到九月初征服了统治两西西里的波旁王朝的中心那不勒斯。之后不久，教宗国剩下的土地就落到皮埃蒙特的军队手中，教宗和他的国务秘书只剩下罗马附近的地区了。

维克多·伊曼纽尔的军队如此神速地在半岛上推进、教宗国分崩离析，摩莫洛又有了理由感到乐观。一八六〇年八月，摩莫洛给阿尔萨斯城市科尔马的大拉比写信，感谢他寄来他在教区为他们募集的捐款，他写道：“意大利现在正在发生的好事情，给了我希望：正义取得胜利，我重新得到我可怜的儿子的那一天已经不远了。”[343]

罗马的陷落已经迫在眉睫了。而且，如果罗马一陷落，谁又能阻止莫尔塔拉夫妇把他们的孩子接回来？新成立的世界犹太人联盟严密地关注着事态发展。九月十七日，当皮埃蒙特的军队开始从罗马涅向马尔凯地区和翁布里亚进军时，世界犹太人联盟写信给加富尔伯爵。

“像所有热爱进步和自由的人一样，”联盟主席写道，成员非常高兴地得知，法国军队很快就会离开罗马，教宗无疑也会逃亡。但是，他们担心，教宗“出于夸张的宗教感情”，可能会把小埃德加多带走。他告诉总理，联盟会“在设法保护这个小孩子，他现在是撒丁王国臣民，他被囚禁，违反了自然和上帝的永恒法则！”他在信中接着说，“我们斗胆希望以您高雅的精神和高贵的心灵，不会忘记这个受到最残酷的迫害的天真无邪的受害者，尽管当意大利王国占领首都时，无疑会出现很多问题。”

两个星期以后，加富尔回信了，向这个犹太组织保证，他的政府会尽一切可能保证将孩子交还给他的家庭。[344]他的信有点像外交辞令，但他并不觉得教宗能够那么快就被逐出罗马。不过，这位总理是真心关心埃德加多的命运。第二天春天，即使他心中还有很多别的忧虑，即使已经不能够提供什么外交上的便利，他还是给撒丁王国驻那不勒斯王国的代表朱利奥伯爵写信，提醒他，这个孩子被绑架了，而教宗一直不肯让步。加富尔告诉伯爵，他最近又接到了孩子父亲的新请求，表示他自己热情支持摩莫洛要求归还儿子的心愿，重申他认为绑架孩子违反了自然法的立场。他很遗憾地注意到，他自己能做的事情很有限，因为他的政府和教宗国没有外交关系。加富尔建议，教宗仰仗于法国军队，法国政府说不定能够办成此事。[345]

五个星期之后，正当他声名如日中天、殚精竭力地忙于建设新的意大利民族国家时，加富尔突然暴病死去，年仅五十五岁。

一八六〇年九月中旬给加富尔写信之后，世界犹太人联盟的主席又告诉都灵的摩莫洛·莫尔塔拉一个神秘而又令人振奋的消息：联盟已经有了一个解放他的儿子的计划：“你要找到你的儿子、把他要回来，就应该这么办。你必须严密关注有关事件，让都灵最消息灵通的人告诉你教宗什么时候倒台。然后你就出发前往罗马，去找一个朋友，我们下面会把他的名字给你。他是我们犹太人，你会发现，他会给你在罗马提供最有效的协助。”他这个身在罗马的秘密犹太代理究竟是谁，我们无从得知。留在巴黎档案馆的那一封信上没有写上这个人的名字，信的原件，就是摩莫洛收到的那一封，早就遗失了。

这封信随后就提出为摩莫洛丢下生意、前往罗马而付出的代价提供补偿，因为“要回你的孩子，是我们的目标，毫无疑问”，联盟主席还补充道，“在这件微妙的事情上，你必须保持高度谨慎，绝对保密。成败在此一举。”[346]

图谋把埃德加多从摇摇欲坠的教宗军队手中夺出来的计划还不在少数。连加里波第都显然参与了这项行动，尽管只是一时兴起。在他的志愿军中，在那些愿意为了统一的意大利的理想而献身的人之中，奇怪的是，有很多外国人。其中有一个名叫卡尔·布卢门撒尔的英国犹太人，他对通过外交途径赢得埃德加多的失败感到很是愤怒，于是自己想出了重新绑架这个孩子的计划。他和三个朋友可以装扮成神父，进入关押埃德加多的罗马修道院，然后带着他逃走。布卢门撒尔请加里波第批准这个计划，加里波第还批准了。后来，加里波第还把莫尔塔拉案件写到了他自己的小说中。但是，这个计划没有能够实施，据说，计划之所以流产，是因为参与合谋的人中，有一个人意外身亡。[347]

不光是加里波第一个人从埃德加多案件中看到可以写小说的材料。埃德加多被绑架以后，人们马上写作并发行了一连串的戏剧。其中最重要的是《算命先生》，一八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巴黎上演，连皇帝和皇后都亲自去看了。这部戏受了莫尔塔拉案件的启示，但作了一些改编，这样可以适合更大范围的观众，背景也放在了十七世纪。《博洛尼亚观察报》报道了这部戏的戏剧情节，赞扬它“重新激起并支持一个感动了整个世界的案件”。[348]这部戏很快就被翻译成意大利文，费莱蒂神父被从监狱里放出来的那个月，这部戏就在博洛尼亚上演了。[349]

由于时代的影响，意大利对莫尔塔拉案件的戏剧采取了讴歌民族统一和抨击教宗统治的方式，这是毫不意外的。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一个更加令人满意的结局。这些戏剧中最著名的一部，是里卡尔多·卡斯泰尔韦基奥一八六一年写于米兰的《犹太家庭》，背景是一八五九年的博洛尼亚，主人公是一个被家里的仆人施洗的犹太小男孩，但他的绑架被安排发生在二十九年前。尽管他是由耶稣会士养大的，但是，这个孩子怀着对那些让他失去父母的人的满腔仇恨，后来成为博洛尼亚统一力量的秘密领袖。

戏剧的最后一幕，在博洛尼亚爱国志士的起义中，他终于和他的父亲团聚了，他的父亲是一个拉比。红衣主教特使被捕了，但在被带走之前，他朝着拉比冷笑道：“你不能够享受你的胜利果实。我给你的家庭留下了分歧：父亲是犹太人，他的儿子是基督徒！”

拉比回答道：“你忘了，自由之星已经升起，偏见和无知的雾霾，在星光下烟消云散。基督徒和犹太人，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会组成一个完整的家庭。他们将会在民族的祭坛上互相握手，而且只有一个名字：意大利人！”[350]

有意思的是，同一个时期根据莫尔塔拉事件改编的意大利和美国戏剧，都把埃德加多的名字改成了更有犹太人色彩的名字本杰明。美国戏剧不像意大利戏剧那样弥漫着爱国的浪漫色彩，只不过是由莫尔塔拉案件在美国激起的反天主教论战的延伸，剧目就叫《莫尔塔拉——或教宗和他的宗教裁判官》，让人根本就无法忽略这一点。剧中的人物有莫尔塔拉、他的儿子本杰明、教宗庇护、一名红衣主教、一些神父和宗教裁判官，而且还有一位名叫蒙蒂菲奥里的英国拉比。

这部戏剧极尽感情夸张、暴力和反天主教之能事。疯狂的教宗叫喊着让宗教裁判官“把每一个犹太人投入大牢”。莫尔塔拉遭到了红衣主教的残酷折磨，红衣主教希望从他那里找到这个犹太人的侄子、一位试图逃脱教宗司法制裁的难民。宗教裁判官一边兴高采烈地拧脱莫尔塔拉的手指、将热油倒在他胳膊上，一边还威胁要折磨他的儿子：“拷问你的儿子，把他的眼珠烧出来，剥掉他脚上的皮，让他在沙子上行走，烤炙他的肉体，把他放在碎玻璃上”，如此等等。[351]

这两部戏剧都鲜明地表明了，小埃德加多处在介于英雄和恶棍之间的微妙界限上。在意大利戏剧中，孩子的父亲如果发现他变成了一个“耶稣会士”，就会把他杀死，尽管为了保持这个故事的世俗化色彩，这种杀机是用爱国主义而不是用宗教来作辩解的。埃德加多/本杰明看清了这个事实：通过教育他，神父们也不过是将他也变成“压迫的工具”。这里的所指也是模棱两可的，压迫也被普遍化了。但是，对观众中的犹太人来说，这里的所指是相当明确的。多少世纪以来，他们承受着叛教者的讲道，成长过程中又听说过很多狂热的叛教者们焚烧《塔木德》、给不幸的犹太孩子施洗的故事，他们知道埃德加多/本杰明有可能会变成什么样的恶魔。

埃德加多刚刚满九岁时，反教宗的文学就直接表达了忧虑，担心他成为犹太人的敌人。一份一八六〇年出版的法文小册子捕捉到了这种感情，写到小埃德加多有可能遭遇到的命运：“这个孩子不会变成福音书中定义的基督徒——写到这里，我的笔都在犹豫不决——他会成为一个耶稣会士！……这个教派的原则完全和合法、真正的基督教背道而驰。现在，这个孩子除了变成这个教派的工具，成为它的传教士，成为迫害犹太人的人，成为迫害他自己的父亲的人，还有什么别的出路？”这部戏剧写在卡斯泰尔韦基奥完成他的戏剧之前，它的作者在法国写道：“目前，我们说不定会听到他们的父母心碎地呼号，‘上帝，他还不如从来没有出生！’”[352]

一八六〇年秋天的《全国评论》上出现了一则故事。报纸报道了一个有关埃德加多的可怕故事。教会当局似乎很高兴地发现埃德加多很有歌唱才能，于是把他阉割了，这样他就可以填补西西廷教堂唱诗班的一个空缺。据说，驻扎罗马的教宗法国军事统领拉莫里西埃激烈反对这次手术。这次手术，至少是这个故事，触及到了敏感问题。有关这种手术的故事早有流传。比如说，亚历山大·仲马写过，仅仅几年前，在前往罗马途中，他看见一个理发店的窗户上贴着告示：“此处阉割男孩”。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前往梵蒂冈艾米利亚的西班牙旅行者卡斯特拉尔写道，他听说梵蒂冈的唱诗班的高音部出现困难，“因为他们找不到那些为了金钱而牺牲自己的小男孩的狠心父母”。与此相反，对教廷来说，报纸上的报道只是证实了他们的观点：人们拿埃德加多案件大作文章，完全是教会的敌人发动的下流攻击。十月十三日的《罗马日报》坚决否认了关于阉割的报道。[353]

教宗有足够的理由感到四面楚歌。他不仅在头一年丢掉了博洛尼亚和罗马涅，而且，教宗国剩下的大部分领土——马尔凯和翁布里亚，现在也被征服了。一八六〇年十一月四日，这两个地区的全民公决重复了头一年在罗马涅举行的仪式，教宗的二十三万两千六百八十五名前臣民参加投票，其中二十三万零八百零五名投票赞成并入撒丁王国。唯一防止进驻这些地区的军队向罗马挺进的，是法国军队，但这些灾难最初就是因法国人和加富尔和伊曼纽尔国王相勾结而引起的。对教宗来说，法国士兵守在这里，并不能防御那些对上帝毫无敬畏的暴民的进攻。

头一年给摩西·蒙蒂菲里奥提供过很多帮助的英国驻罗马武官奥多·罗素，于十二月初写道，教宗脾气很暴躁，“尽管有时又和从前一样快乐仁慈。”教宗为外国政府而斥责外国人时带着强烈的苦楚，罗素写道，“不止一次，让红衣主教国务秘书在天主教国家的代表面前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庇护九世先是感到受迫害，现在更确信他本人有生命危险。他发誓，这一次，他再也不会像十二年前那样仓皇地逃往加埃塔。罗素说，“教宗大人认为，教会的敌人会在他身上使用暴力，他的末日快到了。他渴望殉难者的棕榈，他早期的那么多前任都曾经佩戴过这样的棕榈。他以前的计划是在危险时刻进入地下墓穴，现在他放弃了这个计划，希望穿着他的教宗长袍，作为迫害他的人的受害者，倒在圣彼得大教堂的祭坛上。”[354]

下一个月，当来自罗马的犹太协会的代表来梵蒂冈参加他们与教宗的年会时，发现教宗与他们两年前那次激烈会面时的地位已经相当不同。但是，罗马依然在教宗控制之下，犹太人表现出他们惯常的尊敬，尽管他们肯定在暗中思忖，这会不会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年会。不过，他们进入庇护九世的住所时，很吃惊地发现一个穿着神学校学生服的男孩，教宗正在轻轻地爱抚着他的肩头。在场的犹太人里，只有斯卡佐其奥以前见过他。那是埃德加多·莫尔塔拉。[355]

罗马的犹太人这次短暂地见到埃德加多时，埃德加多已经在圣城过了两年半，也有两年多没有见过他的父母。但是，他却一直和被他称作另一个父亲的人——教宗庇护九世保持着经常联系。我们只能想象，他在圣彼得锁链堂的神学校同学是如何看待这个父亲是教宗的同学的。每个月，一名来自梵蒂冈的信使会带来三十枚硬币，这是教宗为埃德加多支付的费用。每年圣诞节，也会把埃德加多叫到梵蒂冈和教宗会面。在这些场合，就像埃德加多后来幸福地回忆的，庇护九世“总是向我表达出最有父爱的关切，给我智慧而实用的教诲，而且温柔地给我祝福，经常反复说，我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无数的眼泪”。他回忆说，当他还很小时，教宗“像一位好父亲那样和我玩耍，把我藏在他的大红袍子下面，然后开玩笑地问，‘孩子在哪儿呢？’然后，打开长袍，让旁观的人看见我”。教宗对埃德加多在学业上的进步感到特别自豪，喜欢在他的客人面前炫耀这个孩子的宗教学习。由教宗提示，这个小改宗者为他翻译拉丁文段落，客人感到高兴，而教宗脸上则充满了自豪。[356]

第二十四章　埃德加多逃亡

教宗身边带着埃德加多和罗马的犹太人社区代表团于一八六一年初会面时，意大利大部分领土已经处在萨伏依王朝的统治下。只有东北地区的威尼托地区仍然在奥地利控制之下，而罗马附近地区是处在教宗国控制底下的全部疆域了。一八六一年一月底，意大利国会举行了第一次选举，教会号召所有的好天主教徒抵制这次选举。二月，新国会在都灵召开会议，宣布意大利王国成立，国王是维克多·伊曼纽尔二世。三月，总理加富尔伯爵宣布，只有解放罗马，新的民族才能完整，民族自尊心要求永恒之城必须成为它的首都。不过，他很快就警告不要贸然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只有和法国达成协议以后，罗马才能并入意大利王国，其时，法国士兵仍然守卫着教宗的领土。

法国在一八五九年引发和保护意大利统一运动中起过关键的作用，此刻，在关于罗马的命运这场充满感情的战斗中，仍然处于中心位置。尽管加富尔试图保护教宗作为全世界天主教的精神领袖的身份，法国的民意还是受到了来自梵蒂冈以及教宗至上主义者的影响。法国的公众舆论反对承认意大利新政权的合法性，而法国国会在皇帝之前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独立性，反对意大利在教宗领土上的规划，于是，拿破仑三世打算等到国会休会以后，再宣布承认意大利王国。五月，西班牙和奥地利的代表和拿破仑会面，敦促成立一个统一的天主教阵线，捍卫教宗的世俗权力，并由他继续控制罗马。[357]不管他自己感觉如何，拿破仑觉得他毫无选择，只能让他的军队继续留在圣城。

在罗马，人们普遍有一种被围困的感觉。一八五九年摩西·蒙蒂菲奥里匆匆离去时感到的那种恐慌——意大利军队胜利进军的消息吓得罗马的外国人纷纷卷铺盖卷逃走——此时已经有些平静下来了，但是，入侵的威胁依然存在。尽管头脑冷静一些的人认为意大利军队不太可能进攻，因为这样他们就得和法国开战，但是，梵蒂冈还得顾忌其他的爱国武装力量，最突出的是朱塞佩·加里波第和他的追随者，激励这些人的是建都罗马、统一意大利民族的梦想。

罗马的城门被封锁了。晚上九点以后，不许人进出。每一个街角似乎都站着两名荷枪实弹的卫兵，检查路人的证件。很多卫兵是梵蒂冈自己的防务力量，来自欧洲不同国家的志愿者和雇佣军。他们大部分都不会说意大利语，尽管法语是支持教宗国的人的通用语，大部分雇佣军也不会说法语。对罗马人来说，紧张已经成为生活常态。年复一年，教宗庇护九世在他的国务秘书红衣主教安东内利的辅助下苟延残喘，成为意大利海洋中的教会孤岛。朝圣的人继续前往罗马；他们仍然可以见穿着鲜艳的紫色长袍的红衣主教；主教们紧扣着他们的主教帽；瑞士近卫队穿着他们的宽条军服，给梵蒂冈地区平添一种狂欢节的气氛，缤纷的颜色与身穿黑色丝绒大氅的贵族的卫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358]

庇护九世军事上的失败，不仅没有让他和新政权议和，反而促使他重新发起攻势。一八六二年，他的训示《至福》重申教宗没有世俗权力就无法行使他的精神职责，十二月八日，他又发表了现代最著名也最有争议的一部通谕，并附《谬说要录》。[359]

《天主教文明》的耶稣会士们一直在号召编辑罗列一个现代社会的谬误的清单。梵蒂冈的一群专家列出了一个单子，教宗的通谕和要录，加上红衣主教安东内利的一封信，被一起送达所有的主教。红衣主教解释道：“教宗在通谕和训示中谴责了这个不幸的时代的主要谬误……因此，教宗希望列出这个《谬说要录》，供所有天主教主教参考，这样他们就能对教宗谴责的有害的学说做到心中有数。”[360]

对教宗的敌人来说，这个《要录》只不过证实了他们的观点，即教宗国——如果不是教宗职位本身——是十九世纪一个刺眼的时代错误。教宗谴责的有害学说中包括：人们可自由信仰他们认为最好的宗教；即使那些在天主教堂之外的人也可以向往永恒的拯救；天主教应当反对教宗拥有世俗权力的主张；教会和国家可以分离；“教宗可以也应当让他自己接纳进步、自由主义和现代文明。”[361]

即使是很多忠实的天主教徒，或许是大部分天主教徒，都被这个《要录》惊呆了，教宗在这个《要录》中像是在谴责进步和现代文明。对反教会的力量来说，用庇护九世的传记作者罗杰·奥伯特的话说，这个《要录》是“从天而降的甘露”。皮埃蒙特的一家报纸指出教宗谴责现代科技，高兴而又恶意地问道，难道教宗准备在他那已经缩减了的领土内禁止火车、电报、蒸汽列车和煤气灯吗？[362]

一八六四年，另一件涉及一个犹太男孩的案件，再一次表明梵蒂冈抵制世俗化力量的决心。这个案件涉及住在罗马隔都中的九岁的朱塞佩·科恩。朱塞佩在附近一个修鞋铺子做事。一天，他没有回家。他的父母很快发现他被带到了慕道之家，他们说，是被信奉天主教的修鞋匠逼到那里去的。对犹太人和反对教会世俗权力的人来说，这个案件有重演莫尔塔拉案件之感。[363]

八月初，对这个新案件的抗议刚刚开始出现在自由派媒体时，亲教会的《罗马日报》对事情经过有它自己的描述。罗马隔都的犹太男孩朱塞佩·科恩一直怀着变成基督徒的希望，同时又担心他父母如果一听说这事，他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十五天来，他一直乞求他的雇主把他带到慕道之家去。”终于，七月二十五日，修鞋匠有个亲戚来访，这个亲戚是和一个神父一起来的，利用这次机会，朱塞佩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他们把他带到慕道之家，在那里，这个男孩说服院长相信了他希望成为基督徒的热切愿望。

科恩夫妇马上寻求法国帮助，因为莫尔塔拉案件的先例，他们不抱幻想，知道教会不会因为他们向教会求情就把孩子还给他们。孩子消失三天之后，法国大使为他们去见红衣主教安东内利，第二天早上他又回到梵蒂冈，再次表达他愤怒的抗议。

法国的自由媒体很快就关注了这个案件，要求知道在犹太孩子被从父母身边偷走时，法国军队为什么袖手旁观。八月十三日，教宗国驻巴黎大使写信给红衣主教安东内利，汇报他和法国外交部长德昂·德·里阿一次很不愉快的会面。部长谴责扣留这个孩子的行动，称它为反自然法的行动，“教廷在法国军队眼皮底下执行和批准了这一行动”。教宗国大使汇报说，“我回答说，法国出兵保护教宗的世俗权力，这不等于说它可干预教宗的精神仲裁。”[364]

国务秘书收到这封来自巴黎的报告的同时，他也收到了一封罗马的犹太协会的代表们写给教宗的长信，要求归还科恩家的男孩。代表们写道，他们有证据证明，“完全排除”朱塞佩是自发行动的说法。

与此同时，朱塞佩的母亲因为想在慕道之家外面看一眼她的儿子而被捕了，或者至少意大利报纸是这样报道的。[365]院长请国务秘书处理一个吵吵闹闹的女人，这个请求管用了，派了警察来巡逻，但是，朱塞佩的母亲并不会善罢甘休。

终于，十月一日，博洛尼亚一家报纸报道，科恩家其他成员离家前往托斯卡纳的里窝那。报纸宣称，他们离开家门，是为了“让孩子的母亲不再承受那种巨大的痛苦，她每天在慕道之家外面徘徊，警察经常残酷地把她赶走”。欧洲的自由媒体报道了一个故事，据说“这个不幸的女人受到了痴呆症的严重威胁”。[366]

教宗拒绝释放埃德加多·莫尔塔拉，这促使拿破仑决定支持将教宗国从教宗手中夺走，某些观察家称，拿破仑对科恩案件的愤怒，也促使他采取下一步行动：将法国军队撤出罗马。根据《民族报》报道，当法国大使和红衣主教安东内利谈到科恩小男孩时，他警告过红衣主教，“如果教廷坚持一条如此违反现代思想、尤其是法国思想的路线，那么，国王的政府尽管非常同情教廷……还是会被迫舍弃教宗，把他交到他自己的武装力量手中。”[367]确实，就在释放朱塞佩的要求被拒绝的几个星期后，法国就和意大利政府签订了将法国军队全部撤出罗马的条约。尽管这份条约规定意大利人不得进攻罗马，但法国人离开之后，意大利人是否会遵守承诺，教宗对此没有多大信心。几年之后，当微不足道的教宗卫士终于敌不过意大利军队时，奥地利驻罗马大使提到了朱塞佩·科恩，对他的国王弗朗茨·约瑟夫说：“意大利应该为这个小犹太人建一座凯旋门。”[368]

法国军队开始分阶段撤出罗马，罗马城的地位又成为最大议题。有些保守分子赞成一种妥协：罗马成为意大利的一部分，但教宗对这个城市保有特殊权力。但是，即使这时候，埃德加多被带走几年之后，莫尔塔拉案件还是继续投下阴影。一八六五年七月，不久前出任意大利总理的马科·明格蒂解释他为什么反对这个提议。他说，意大利士兵不能代替法国人来保护教宗在罗马的统治，因为“我们不能去为教宗保卫莫尔塔拉家的男孩”。[369]

到此时为止，埃德加多生命中一半的年头是在教会中度过的。他对父母的记忆开始变得模糊，因为自从他们一八五八年最后一次到慕道之家访问之后，他再也没有见过他们，也没有收到过他们的来信。

埃德加多十三岁时，决定将生命奉献给教会，他成为拉特兰圣约翰大教堂的律修修士的学徒，走上了成为神父之路。他给自己取名庇奥，纪念他的新父亲和保护人，庇护九世。在入会仪式上，领袖斯特罗齐神父宣讲了《以赛亚书》65：1：“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这个《旧约》中的段落，保罗在《罗马书》10：20中就引用过，保罗用它来表达自己希望犹太人通过拥抱耶稣而得到拯救的心声。[370]

第二年，一八六六年四月十二日，教宗前往城墙外的圣埃格尼斯教堂进行年度访问时，十四岁的埃德加多得到了特殊荣誉。他从一群年轻的神学生中走出来，朗诵了一段赞颂教宗的原创诗作。这首词藻华丽的诗共有十八段，每一段八句诗。[371]

不久后，一八六七年，教宗给埃德加多写了一封信，信中表明，近十年过去，教宗的观点依然没变，即他是在执行上帝的旨意，而他为此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他写道：

你对我来说非常珍贵，我的小儿子，因为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才得到你。的确如此。我为赎买你付出了很多。你的案件在全世界掀起了反对我和教廷的风暴。各国政府和人民、世界的统治者和我们这个时代最有权力的新闻记者都对我宣战。各个王朝都加入了和我的战争，通过他们的大使，他们给我递交了无数的外交文件，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你……人们同情你父母，因为你因神圣的洗礼而再生，遵从上帝的意愿成长。与此同时，没有人对我，所有信众的父亲，表达过任何关怀。[372]

那年晚些时候，加里波第的部队进攻罗马失败以后，法国军队重占罗马。埃德加多现在是律修修士的学徒，对他来说，这一年在他个人的生活中有特别的意义。他终于收到了他父母的来信。他后来回忆道：“我给我父母亲写过很多信，讨论宗教，尽力向他们阐明天主教信仰的真理。”不幸的是，他补充道，“尽管这些信表达了我个人的强烈信念，但他们不相信这些信完全是我独立写成的，于是他们就没有回信。”他们直到一八六七年五月才终于回信，或许是希望罗马马上会从教宗统治下解放，他们也很快能够和他团聚。埃德加多后来这样形容这封信：“他们向我保证他们毫不动摇的感情，他们说，他们没有回复我的信，是因为除了我的名字和签名以外，他们看不到任何东西，但是，他们现在希望我能不受任何监督地和他们通信。”摩莫洛和玛丽安娜依然希望他们的儿子的内心深处对他的家庭保持着忠诚，对他们的宗教保持着忠诚，对他们来说，这两者是一回事。[373]

莫尔塔拉夫妇祈祷，随着意大利统一军队的推进，教宗在罗马的统治会土崩瓦解，他们的祈祷在一八七〇年终于应验了，离教宗国在博洛尼亚的垮台时隔十一年。过去这十年中，他们密切关注着政治事件，祈祷着埃德加多能够回家的那一天。教宗警察前来把他从博洛尼亚的家中带走的时候，他只有六岁。现在他十八岁了。

一八七〇年七月，法国错误地决定向普鲁士宣战，几个星期之内，法国军队就被普鲁士军队打垮了。留在罗马的法国剩余部队撤走了，拿破仑本人被废黜，法兰西共和国宣布诞生。法国军队撤离后，法国本身也不再是威胁，意大利国会批准必要时采取军事行动，将罗马变成国家的首都。为了避免流血，维克多·伊曼纽尔国王在最后关头给教宗写了一封信，请他同意让意大利军队进入罗马，并向教宗保证教廷的精神独立。但是，庇护九世绝对不愿成为这个与魔鬼的契约的一部分，坚守他的立场。

拉法莱·卡多纳将军随后率领意大利军队进入拉其奥地区，没有受到多少抵抗就抵达罗马外围。一八七〇年九月二十日，军队在皮亚门处城墙上打开了一个缺口。经过和寡不敌众的教宗军队的短暂决战之后，他们结束了教宗在罗马的统治。教宗躲进梵蒂冈避难，意大利军队没有进入梵蒂冈。六个星期以后，庇护九世将自己描绘成梵蒂冈内的囚徒，发布了一条通谕，称意大利军队占领教宗国领土是“非正义、暴力、完全无效的”，并且将意大利国王和所有一切参与颠覆教宗国的人逐出教门。[374]

卡多纳将军在回忆录中将那令人晕头转向的头几天形容成可以纠正所有历史错误的时刻。这些错误中，他单独提出来给予特别注意的是朱塞佩·科恩被带走并被扣留的例子，他写道，“六年前，这件事令整个文明世界感到愤怒。”

将军描述了后来发生的情况。皮亚门战役后的两个星期，朱塞佩的父母回到罗马城，前往他们的儿子居住的教会孤儿院。他写道，科恩夫妇敲门时，被孤儿院院长“粗暴地打发走了”。院外，愤怒的犹太人越来越多，罗马的警察总监决定亲自处理这件事。他来到孤儿院，但有人告诉他，孩子已经不在那里了，他逃走了。将军写道，“不过，他实际上是被偷偷带走了，我们找到了他藏身的地方。”在孤儿院工作的一个神父把朱塞佩带走了，神父和孩子都穿着便衣，逃到了孤儿院一个俗家雇员的家中。警察在那里找到了他们，然后把孩子交给了他的父母。

卡多纳将军在向上司所作的征服罗马的报告中描述了这一切，并且讨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即如何处置那些将孩子和父母分开的人。“尽管教会法令我怀疑我是否能够惩罚那些最初带走科恩的人，但我认为应该逮捕孤儿院的院长，和那个参与藏匿这个孩子的人，以此来安抚民心。因此，司法机构将处理这个案件。”[375]院长和那个藏匿孩子的雇员都被抓进了监狱。

从罗马犹太人和意大利的自由主义者的角度来看，悲伤的故事有了辉煌结局，但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自从朱塞佩六年前去修鞋铺后，朱塞佩的母亲就再也没有和他说过话，当她终于再见到他时，她伸开双臂拥抱这个十六岁的孩子，不断地亲吻着他。但是，卡多纳写道，这一切“都无济于事，血缘的声音被掐灭了，他对他的母亲无动于衷，孤儿院那冷嘲热讽的院长说，‘他已经不再是这个家庭的一部分了。’”不过，院长不能阻止科恩夫妇将他们的孩子带回家去，十月九日，朱塞佩被交给了他的母亲。但是，本地一家自由派报纸这样形容当时的场景，“面对绝望地哭泣的母亲，他只有蔑视和愤怒的话语，说他已经和她没有任何相同之处了。”[376]

尽管孩子反对，法庭还是命令他回到他父母那里去，理由是他的父亲仍然享有对他的法律权利。科恩希望把他们的儿子带离罗马以后，他从前的信仰会重新出现，于是他们把他带到了里窝那。[377]但是，朱塞佩从来没有改变他的想法，他一有机会，就回到罗马，成为一名神父。

莫尔塔拉家也住在托斯卡纳，一八六五年，他们从都灵搬到了佛罗伦萨，同一年，意大利的首都也从都灵搬到了佛罗伦萨。像米歇尔和福尔图娜塔·科恩一样，摩莫洛·莫尔塔拉也跟随着意大利军队进入罗马，希望要回他的儿子。但是，他可能不是他们家第一个到达罗马的人，根据某些记录，他的儿子里卡尔多比他早到了一步。十二年前那个痛苦的夜晚，正是里卡尔多沿着博洛尼亚的街道奔跑着寻找他的舅舅和姨夫，泪流满面地告诉他们，警察在他们家找寻他的弟弟。也可能是因为这次经历，里卡尔多决定加入意大利军队，皮亚门战役时，他是一名年轻的步兵军官。

尽管从军事上说，这次战役不过是一场双方实力对比悬殊的滑稽戏，爱国者们还是竭尽全力夸大它。意大利军队进入皮亚门时，跟随卡多纳将军作战的里卡尔多飞跑到圣彼得锁链堂，他知道他弟弟在那里。但是，当里卡尔多身着意大利轻步兵的军服，出现在埃德加多的修道院房间门口时，他受到了非常无礼的接待。他十九岁的弟弟，身穿初学者的长袍，用一只手挡在眼前，遮住那亵渎神明的形象，另一只手举在身前，示意里卡尔多止步。“回去，撒旦！”埃德加多大叫。但是，垂头丧气的里卡尔多说：“我是你的哥哥。”埃德加多回答：“你靠近我之前，请脱下暗杀者的军装。”[378]

关于摩莫洛在罗马陷落之后寻找他儿子的唯一的一手记录，来自埃德加多本人。这个男孩现在已经是个年轻人，带着越来越深的恐惧观察着事态，他只看见一只钳子要把他夹住：“皮埃蒙特军队进入罗马之后，在新政府成立之前的无政府状态的那些日子里，警察无法控制那些煽动分子。他们从斯科罗皮学院抓住新教徒科恩以后，他们也会转向圣彼得锁链堂，设法绑架我的。”

埃德加多回忆说，在那些混乱的日子里，庇护九世多次询问埃德加多的上司，是不是已经把他从罗马带到了安全的地方。埃德加多说，正是父亲般的教宗给了他“力量和勇气，不屈从于自由主义政府，想让我违背我自己的宗教信仰，回到我的家庭，使我不仅面临着违反我的誓言的危险，而且还面临着有可能变成叛教者的危险”。

罗马的警察总监来到修道院，“催促请求我回到我的家庭，以此满足公众的呼声。”与此同时，埃德加多听说他的父亲已经到了罗马，正在等候他。警察守在修道院外，确保修士们不要把埃德加多偷偷带出罗马。埃德加多不想见他的父亲，而且担心自己很快也会像朱塞佩·科恩一样被警察抓住，交给父母。他显然得到了教会高层机构的帮助，设法见到了国王在罗马的代表拉马尔莫拉将军。据埃德加多回忆，他向将军解释了他的处境以后，将军问他想要什么。

“警察想让我回到我的家庭去。”

“不过，你多大了？”将军问。

“十九了，阁下。”

“那么，你是自由的。做什么都随你自己。”

“但是，阁下，有人威胁要报复我。”

“那么，”将军回答说，“你来找我，我会保护你。”

尽管有这些保证，如果这算是保证的话，埃德加多的上司还是担心他会被带走。每天都在发生针对教会的各种暴行，而埃德加多是教宗世俗权力的象征，教宗世俗权力倒台的话，这些暴民会兴高采烈地庆祝。尽管红衣主教安东内利认为没有必要，他们还是制定了一个将埃德加多送往国外的计划。埃德加多说：

一八七〇年十月二日，晚上十点，由一个修士陪同，我们俩都穿着便衣，穿过修道院的花园，避开驻守在那里的卫兵的警戒。我们来到了中央火车站，我的老师告诉我，他在那里看见了我的父亲。我很害怕，打心眼里希望不要和他见面，事实上，我的祈祷得到了回答，我们毫无阻碍地登上了前往博洛尼亚的火车。

埃德加多和修士在翁布里亚的小城弗里诺下了火车，在一家餐馆吃了一点东西。

在我们面前坐着几个年轻人，从他们戴的红肩章看，他们可能是加里波第的志愿军。他们在谈论最近年轻的莫尔塔拉逃跑的消息，而且照例把这事都算在耶稣会士头上。说实话，我吓得像树叶一样发抖，但我的同伴没有失去冷静，他开始和他们交谈，因为他很聪明，他成功地改变了交谈的话题，这样他们就忘记了这个逃犯。

埃德加多和他的向导再次登上了火车。他们顺利地到达了奥地利边境，在边界对面的一家修道院里找到了避难所。

回到罗马，埃德加多的父亲万分忧伤。十二年来，摩莫洛和玛丽安娜在等待着这个时刻，用这个信念安慰他们自己：教宗统治罗马的时候不长了，这些年一直笼罩在他们家头上的阴云终于会消散。他的所有希望，他向所有愿意听的人发出的所有请求，似乎都无济于事了。他还感觉到，他让自己人——犹太人失望了。多年来，他们一直在为他的儿子回到他的家庭和他的宗教而祈祷，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也一直在担心，他的儿子会被绑架者争取过去，加入一大批献身于诋毁犹太教的前犹太人的行列。饱受打击的摩莫洛回到了他在佛罗伦萨的家。

第二十五章　佛罗伦萨命案

摩莫洛回到罗马时，他五十五岁，玛丽安娜五十二岁。他们的九个孩子中，有七个还和他们住在一起。除了埃德加多以外，只有他们最大的儿子、二十七岁的里卡尔多住在别处。他是意大利军队中的少尉，目前在都灵的高级军校。二十四岁的双胞胎女儿埃内斯塔和埃尔米娜在家里帮助她们的妈妈。二十三岁的奥古斯托拿到了法学学位，在财政部工作。二十一岁的阿诺尔多有个很好的工作，为一个向军队提供食品的公司工作。十八岁的埃尔科莱，只比埃德加多小一岁，上了高中，最近刚刚参加了进入药学院的考试。最小的两个孩子，十三岁的伊梅尔达和十一岁的阿里斯蒂德还是学生。阿里斯蒂德是在埃德加多离开家以后出生的，取了个和一八五七年死去的那个孩子一样的名字。[379]

在他们平蒂街的四楼的公寓中，除了莫尔塔拉家的九口人以外，照旧有一个仆人。他们住在博洛尼亚的时候，与同一个仆人通常住上一两年，安娜·莫里西帮佣的时间最长。不过，他们搬到佛罗伦萨以后，他们发现一个仆人做事很难超过几个星期。她们一个接一个地辞工。摩莫洛从罗马无功而返之后不久，他们家又一个仆人辞工了，于是找到了二十二岁的安东尼塔·韦斯特里接替。她四个星期以后也走了。

安东尼塔之后，莫尔塔拉夫妇雇了罗莎·托尼亚齐，一个二十三岁的大块头、活泼的红头发年轻女子。罗莎来自托斯卡纳的基安蒂山区，是一家佃农的七个女儿中的一个。她一年前学着她姐姐们的榜样搬到佛罗伦萨，姐姐们已经在城里找了当仆人的工作。罗莎进城后，在几个家庭工作过，二月底搬入了莫尔塔拉家。她可能是她姐姐朱塞帕介绍过来的，朱塞帕自己也在一家犹太人家当住家女仆。

四月三日下午五点，罗莎·托尼亚齐搬入莫尔塔拉家五个星期以后，楼下一家公寓的女仆觉得她听见有人在莫尔塔拉家的公寓里奔跑。她家的房顶在摇晃，突然，她听见百叶窗打开的声音，然后从小院子里传来两声可怕的扑通声。她跑到窗前，看见罗莎侧身躺在路面上。往上一看，她注意到莫尔塔拉家的窗户开着。再往下看时，她看见罗莎的裙子掀起来了，挡在她的脸上，她的私处都露出来了。住在一楼的女士的惊呼使她更害怕了。她又往上看，看见莫尔塔拉家窗前没有任何人，她想自己是不是应该下楼去帮忙。她决定不去。“我没有那个胆量。”她说。

罗莎躺在院子里的时候，她还活着，尚且清醒，尽管她脖子断了，脚断了，腿断了，臀部摔坏了，还有很多其他伤。她甚至对跑来帮忙的邻居们喃喃说了几句话。他们花了一个半小时才把罗莎送到医院，她在医院于七点一刻去世。

警察很快就蜂拥至现场，照顾受伤女子、和证人谈话。最初的警察报告那天晚上就准备好了，说罗莎是自杀。大约三点时，她就按每天的习惯去接刚刚放学的伊梅尔达。她带着小女孩往家走时，罗莎碰到了她从前的东家，路易吉·巴托洛齐，和他一起走的还有另外一个人。巴托洛齐和罗莎打招呼，指责她从他家里偷了十个里拉，还偷了他妻子的一些衣物。他警告她，如果她不马上把这些东西还回来，他会向警察报告。伊梅尔达看到了这个场景吓坏了，罗莎否认这些指控，带着女孩子匆匆走开。两个男人跟随着罗莎和伊梅尔达，直到她们走到莫尔塔拉的朋友博拉菲家的楼前，罗莎要给他们带个信。他们跟着进了楼，但很快就离开了。博拉菲先生主动提出送惊慌的罗莎和伊梅尔达回莫尔塔拉家，他也确实送了。罗莎进入公寓几分钟后，警察报告得出结论：“她趁没人注意，跳出了窗户。”

尽管有警察报告，但是，罗莎跌落几分钟之内，邻居们就开始传播小道消息，说她不是自杀。他们说，这一家的男主人，一个大嗓门、有暴力倾向的犹太人，把罗莎推下去了。

罗莎死后的第二天早上，一个名叫路易吉·皮耶莱奥尼的三十六岁的帽匠、最初出现在现场的人之一，被传到警察局提供证词。他回忆说，他正在平蒂大道上走着，这时，一个老妇人从楼里出来喊救命。她带他匆匆走过一道门，进了一个小小的内院，他在那里看见一个女人侧身朝着左面躺着，正在呻吟。她的裙子和衬裙都掀到她下巴那里了，他都能看见她的大腿。她的左手扶着头。她的前额上缠着一条染血的白手绢，在后面系紧。老妇人告诉他，她已经把这个女子的裙子往下拉了一些，因为她发现她的样子很丢人，她的“生命的通道”都露出来了。

被楼外的人群吸引，另一个邻居安德烈·卡萨莱诺也来到院子里。他告诉警察，“在场的每个人都说，他们把她从顶楼的窗户里扔出来了。”他把罗莎的头从路面上扶起来，问她是摔下来了，还是被别人扔出了窗户，还是她从台阶上跌下来了。她只回答了最后一个问题，喃喃地说“从台阶上跌下来了”，尽管她躺着的地方附近没有楼梯。

卡萨莱诺解开她额头上的手绢，发现手绢遮盖着她左眉毛上一道深深的伤口，这道伤口深得连她错位的骨头都露出来了。卡萨莱诺是教宗警察中的文职雇员，他很为自己的侦探能力自豪。“这个伤口不可能是摔到路面时造成的，因为没有石头或别的东西能够形成这样的伤口。”他解释道。警察询问时，皮耶莱奥尼和卡萨莱诺都回想起来，是那个老妇人首先告诉他们，罗莎是被人从顶楼那个公寓扔出来的，她告诉他们，就是犹太人居住的那间公寓。

那个老妇人是安娜·拉加齐尼，一个六十七岁的寡妇，和她十八岁的女仆特蕾莎·贡内利一起住在一楼的公寓里。特蕾莎记得听见一声巨响，就像有人使劲关窗户，然后，院子里又有扑通一声。狗马上就开始狂吠，两个女人都跑出来看出了什么事。罗莎躺在那里，她的裙子盖在她头上。“拉加齐尼把她的裙子拉下来，盖住她的私处，”特蕾莎回忆说，“然后我们就看见她头上缠着一条白布，后面打了两个结。”罗莎喃喃道：“‘救命，我要死了。’然后拉加齐尼就去叫人帮忙。我一个人留在那里，对她说：‘可怜的女孩子，怎么回事？他们把你扔下来的吗？’她回答了两次：‘对。’”

拉加齐尼夫人的年轻仆人接着作证说，她住在那儿的两个星期里，“从早到晚，我都能听见犹太人家里在争吵。”

“我见了犹太人摩莫洛·莫尔塔拉就能够认出他来。”同一天，拉加齐尼夫人作证说。尽管莫尔塔拉家在这个楼里住了两年半，她却从来没有和他们说过话，也没有见到过他们的新女仆。不过，头一天下午，这位寡妇却看见罗莎和莫尔塔拉家的小女儿一起回家。她们到家十五分钟以后，她听见了从院子里传来的可怕的声音。

当罗莎流着血躺在地上向拉加齐尼夫人求救时，这位夫人马上发疯一般地冲到街上找人。出楼以后，她往上朝莫尔塔拉家的公寓看去：“我看见两个人，我认不清是男人还是女人，我说，‘快下来！你们看不见吗，是你们家的用人！’但是没有人下来。”

实际上，有人来了，只不过不是莫尔塔拉家的人，而是博拉菲先生，那位陪着罗莎和伊梅尔达回家的朋友。拉加齐尼夫人说，他带着一个小男孩下来，“问出什么事了。我告诉他，‘你应当比我清楚，因为这个女仆是从楼上来的。’他说，他要去警察局。这让我有点吃惊，”满腹狐疑的寡妇说，“因为我觉得他应该更关心眼前发生的事故。”

拉加齐尼夫人毫不犹豫地告诉警察她是怎么想的。“莫尔塔拉家总是吵吵闹闹的，白天黑夜都在吵架骂娘。我觉得，”她告诉侦探，“这个女仆摔到院子里之前头就受伤了，因为她肯定不是在下面把手绢包在头上的，她肯定也不是摔下去的时候包上的！”

最后，侦探把弗拉米尼奥·博拉菲叫进来。罗莎死了还不到一天。博拉菲是莫尔塔拉家的犹太朋友，他也是一个生意人，五十三岁，和摩莫洛同年。[380]他作证说，他头一天下午四点刚过回到家里，看见罗莎和吓坏了的伊梅尔达在他家里。他的妻子把罗莎讲的前东家的故事和他们企图尾随他们进楼的事告诉他。实际上，他们到门口时，博拉菲的妻子还和他们说过话。伊梅尔达不想跟罗莎一个人回家，因为她怕那两个男人，罗莎自己也不想走。博拉菲回忆道，“不过，我说服了她，并且陪着她们俩回到了莫尔塔拉家。”

他们到莫尔塔拉家时，博拉菲发现摩莫洛躺在床上。他因为膝盖上长了一只很疼的瘤子，已经有很长时间卧床不起了。在他的大卧室里，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也坐在那里做针线。别的孩子都不在家。博拉菲解释为什么他陪着罗莎和伊梅尔达回家，摩莫洛告诉他的妻子把罗莎叫来，这样他们能当面听她说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玛丽安娜发现罗莎正在楼上的阳台上哭，就叫她下来，据博拉菲说，玛丽安娜告诉罗莎，“如果她是清白的，就没有什么害怕的。”但是玛丽安娜一个人回到了卧室。

博拉菲说，不一会儿，他们就听见很响的声音，莫尔塔拉家的狗也开始叫起来。他觉得那声音肯定是罗莎出门时使劲关门发出的，但是，他到楼梯前去看时，那儿没人。不过，他注意到，冲着院子的大男孩子睡觉的房间的窗户开着，他从窗户里探头一看，罗莎在下面躺着。“我马上下楼去报告警察，我下楼后，我看见有两个女人在罗莎身边。我催促她们帮助她，我赶快去找警察。我向你保证，”他补充说，“我在那儿的时候，罗莎没有和莫尔塔拉家的任何人吵架。”

负责调查的法官克罗多夫奥·马拉博蒂前往停尸房，直接听取两位负责检查罗莎伤势的外科医生的报告。那个场景很可怕：罗莎的尸体躺在大理石板上，她的红色长发在她沾血的头上四散。她是个高大强壮的女人，穿着她摔下时穿着的衣服：一条内裤，两件衬裙，一件灰白相间的格子裙。检查的医生摘下了她头上包着的染血的白手绢。他们检查她的衣服时，发现了一样很奇怪的东西：在一只口袋里发现了一把剃刀，上面沾着血。

马拉博蒂很想知道法医们对罗莎额头上的伤作何解释。他们报告说，这个伤口很不规则，粗糙弯曲的伤口，大约有五厘米长，边缘有挫伤，伤口很深，连下面的额骨都露出来了。

法医们该检查的都检查完了，然后就开始解剖。他们先打开罗莎的脑袋，发现引起她额头上的伤口的那一击，也使下面的头盖骨上出现严重的骨折。她的脑腔充满了血。至于死因，大夫们得出结论，她有可能死于从高处摔下的外伤，但是，他们又补充说，她脑门上的伤本身也可能是致命的。

法官然后告诉这两个法医他所听到的关于罗莎的雇主的暴力行为的证词，问他们能不能说说，什么样的工具会造成这样的头部创伤，伤口是在摔下来时引起的，还是在摔之前就有。马拉博蒂特别请他们考虑这个事实：尽管伤口很严重，但是，包着伤口的手绢，虽然带血，但却毫无破损。

法医们犹豫了一会儿，但他们很快就明白了马拉博蒂的意思。法医们说，她额头上的伤“可能是摔伤，但是，就在摔下之前，这个女人卷好一条手绢，把它缠在她的前额，就像我们看到的，被鲜血染红了……这个伤口是摔前就有的，比其他创伤出现的稍微早一些，是被划破或钝器砸的，这样的说法更可信，更符合力学定律。”

当调查法官回到办公室时，他收到了他的助手的报告，助手根据他搜集的证词重新整理了事件经过。助手的报告谈到罗莎碰到前东家的不快经历，以及他警告罗莎说他要去报告警察。罗莎回到莫尔塔拉家时，她看着很生气，“因为靠近卧室窗户，她一定是自己跳到了楼下的小院。”调查员从伊梅尔达那里听说，就在死之前，她看见罗莎手里有一块手绢，她把它沿长的一面折叠起来。小女孩儿说，罗莎看见伊梅尔达在看着她，就假装要擤鼻涕。他没有把邻居没边没沿的指责当回事。这只是一个简单的自杀案件。

对摩莫洛来说，不幸的是，马拉博蒂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有些地方很可疑。为什么一个健康的年轻女人，因为有人指责她偷了几个里拉、几件旧衣服就跳出窗户？如果每一个被指责有这种行为的女仆都跳窗户，佛罗伦萨街上会到处是她们的尸身。还有，罗莎额头上那可疑的伤口和包扎又是怎么回事？唯一的解释，难道不是先有一次打破头骨、可能致命的一击，然后惊慌之中想用手绢来止血？还有所有邻居报告的从莫尔塔拉家的公寓里传出的争吵和怒吼。在把所有的关于女仆的一个接一个的报告放在一起，就明了了：摩莫洛是一个暴力型的人，他家的仆人是他的第一个出气筒。

法官毫不浪费时间，马上签好了摩莫洛·莫尔塔拉和弗拉米尼奥·博拉菲的逮捕令。逮捕令引用了寡妇拉加齐尼和她的仆人特蕾莎·贡内利的证词，和罗莎额头上的伤口的证据，指控“罗莎·托尼亚齐根本不是自己跳出窗户……而是被别人扔出去的”。逮捕令指出，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摩莫洛·莫尔塔拉和弗拉米尼奥·博拉菲是凶手”。

第二天，四月六日，罗莎死后第三天，法官安排一位医生到摩莫洛家里来给他体检，判断他是不是足够健康，能不能直接被带到监狱。医生发现摩莫洛还躺在床上，判断他确实是因为膝伤而没有行动能力。摩莫洛和他的朋友弗拉米尼奥第二天都被捕了。摩莫洛没有像医生建议的那样被带到医院，而是被带到了监狱的诊所，而弗拉米尼奥则直接进了牢房。

与此同时，法官继续召见莫尔塔拉家那座楼里的居民。一位五十一岁的、租住莫尔塔拉家前楼三层的单身男人维奥兰特·贝鲁奇确认了其他邻居的证词。“这一家没有一天安宁。你随时都能听见吵闹、争吵和咒骂，他们活得像动物一样。”贝鲁奇作证说，四月三日下午，他曾经往外看平蒂街，看到罗莎和莫尔塔拉家的一个小女孩一起回家，小女孩背着书包，旁边还有莫尔塔拉家的一个儿子。大约十五分钟以后，他还在前屋，听见一楼有女人喊帮忙，说有人从四楼摔下来了。他听见后，马上跑到窗前看院子，看见罗莎在下面躺着。在下楼看看能帮什么忙之前，他往上看了看莫尔塔拉家的窗户。他作证说，刚开始，他看见莫尔塔拉家上学的女孩子往外看，然后“我看见一个人，不是莫尔塔拉，但看起来像是个犹太人，橄榄肤色，小个子男人……我看他的时候，我注意到他在摇头”。

这个案子有一件事最让法官不安：如果摩莫洛真像他看起来那么虚弱，那他是怎么杀了那个女人，然后把这个大块头女仆扔出窗户的？贝鲁奇说，“他总是瘸腿走路，不过我敢肯定说，就在四月三日那一天，晚上九点钟左右，我听见他在楼梯上，然后我看见他和他的小儿子一起离开。他拄着一只拐杖。”

那天法官面谈的另外一个邻居是五十二岁的路易吉·巴洛基，他和他的妻子、孩子和仆人住在这栋楼里。他说：“我只是见面才认识犹太人摩莫洛·莫尔塔拉。”和他的邻居一样，他经常听见从他们家的公寓里传来争吵和叫骂声，断定摩莫洛“是个暴躁坏脾气的家伙”。他补充说，“看起来夫妻关系不怎么和谐。”

巴洛基回忆说，他和他的家人四月三日下午五点正在饭桌上吃饭，突然听见院子里传来一声可怕的响声。“我告诉我的孩子们和妻子不要动，知道一定是出了什么事了。”听见下面有哭喊声，他小心地从窗户往下看去，看见一个女人躺在血泊中。“我马上关上窗户，回到我家人坐着的房间，很害怕，我和家人直到下面没有什么动静了才起身。”他告诉法官，“由于这件事和我无关，由于我妻子开始哭得无法控制”，他就没去管那个受伤的女人。但那天晚上，他去附近一家商店拿东西时，发现很多邻居都聚集在那里，谈论那个女人的死。他们说罗莎是“被扔出窗户的”。他很小心地又补充道，“不过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这个我不知道。”

唯一对摩莫洛友好的证人是四十九岁的寡妇阿黛尔·贝尔塞利，自从莫尔塔拉家搬到佛罗伦萨以后，她就是他们的朋友。她承认，摩莫洛确实“容易发怒，会大声喊叫，”她很快补充道，“他是个好人。”但这是唯一的正面评价。

下午两点，摩莫洛·莫尔塔拉刚进穆拉特监狱不久，法官就来他监狱诊所的病床前访问他。面对马拉博蒂的问讯，摩莫洛讲述了罗莎死的那天的事情经过。那天下午大约四点半左右，他躺在床上的时候，听见罗莎带着伊梅尔达进来，同行的还有弗拉米尼奥·博拉菲和博拉菲的儿子埃米尼奥。博拉菲给摩莫洛、玛丽安娜和他们的女儿们讲了刚刚发生的情况。就在这时，他们发现罗莎从房间门口走过，他们让她进来，但她没有回应，于是他的妻子就出去叫她。玛丽安娜“发现（罗莎）到了外面的阳台上，她告诉罗莎到厨房去做点肉汤。她们一起回到厨房，我的妻子试图让她高兴起来，告诉她，如果她是清白的，她就应该想都别想这件事”。

随后玛丽安娜就回到了房间。几分钟以后，他们听见一声巨响，就像门哐当一声关上。罗莎没有回答他们的召唤，摩莫洛知道他的仆人动不动就离开他，就告诉他的女儿埃内斯塔去罗莎的房间，看看她是不是带上了她的衣服，如果带了就说明她肯定不会回来了。玛丽安娜从楼道回来时，她听见院子里传来喊声，就从男孩子们房间的窗户往外看。她看见罗莎躺在下面的院子里。“她很难过地回到我的房间，说罗莎跳了楼。”博拉菲听到这话，马上自己跑去看。他回到摩莫洛的房间，“说他要到警察局去，要帮罗莎。在这一片混乱中，我两次试着起床，但我起不来。”摩莫洛又让他的儿子阿里斯蒂德跑下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摩莫洛报告说，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他家里的人有博拉菲、博拉菲的儿子、罗莎、他自己最小的儿子阿里斯蒂德、他的妻子，和他的三个女儿。他的大儿子们都不在家。他说，他的卧室离罗莎摔下去的房间很远，最近两个星期，除了上厕所以外，他都没有起床。

法官完成对摩莫洛的调查以后，就到穆拉特监狱的主牢房讯问弗拉米尼奥·博拉菲。博拉菲说，他忘了跟警察提起，当他陪着罗莎和伊梅尔达回莫尔塔拉家的时候，他还带着他十二岁的儿子埃米利奥。法官问他，罗莎到他家的时候脑门上是不是缠着白色手绢，博拉菲说没有，她没缠白手绢。

法官说：“你应当知道，根据我们目前已经进行的调查，我们必须得出结论，罗莎·托尼亚齐从窗户摔下之前，她已经在莫尔塔拉家伤了脑袋。因此，我们认为，她的伤要么是由莫尔塔拉，要么是由你引起的，而且，在她受伤之后，她被扔出了窗户。”

“不可能，”博拉菲回答说，“除非是她自己伤了自己。摩莫洛在他自己房间里，我也没有理由对这个女仆动手。”

第二天，法官依法律规定提出要求，请求法庭准许将二人留在监狱中。他写道，对这次事故的最初反应——认为这是一起自杀事件，证明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在病人额头上发现了伤口，而且上面还缠着手绢。据证人说，罗莎那天下午回来时，健康、平静。一楼公寓的女人们听见了从莫尔塔拉家传出发怒的喧闹，然后就是罗莎跳楼。当她躺在马路上呻吟时，有人问她是不是被扔出窗户时，她回答说是的。

法官写道，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强烈的嫌疑：罗莎在莫尔塔拉家就严重受伤，半死半活，然后被扔出窗户，造成自杀的假象。尽管第二天仔细搜查公寓时，没有发现任何血迹或凶器，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有时间间隔。

法官写道，所有积累的证据“表明我们必须逮捕莫尔塔拉和另外一个犹太人博拉菲，事发之时，他正在莫尔塔拉家中。”起诉博拉菲的原因是什么？法官写道，他是第一个将消息带到警察局的，却没有首先想办法帮助受伤的女子。他也一直想让人相信罗莎和她的前东家碰面导致了她的自杀。如果像证据所表明的那样，罗莎是在公寓里惨遭袭击、然后被扔出窗户的话，那么，博拉菲肯定知情。

至于摩莫洛，他声称他不能起床，但是，一个邻居曾经看见他那天晚上和他的小儿子一起出门，走路也没有什么困难。所有的证据表明，摩莫洛性格不好：这个家庭总是不断地叫喊咒骂，用人都待不长。

法庭庭长发现法官的分析很有说服力，命令将二人继续关在监狱中。

摩莫洛被捕以后，他的家人给都灵的里卡尔多发了一封电报，告诉他马上回家，因为家里“出了急事”。与此同时，刚刚读完法学院的奥古斯托负责给他父亲辩护。

接下来两个星期，随着调查进一步深入，马拉博蒂总共召集了二十名证人作证。乔瓦尼·巴尔杜齐，第一位被邻居拦住、叫到事发现场的年轻警官，讲述了看见她躺在地上时，他是如何飞快地冲到莫尔塔拉家的。他很快在几个房间里扫了一遍，他发现朝向院子的窗户只有一扇开着，就是那个有两张床的房间。尽管他在窗户周围快速地寻找血迹或其他类似证据，但没有发现什么。他作证说，“然后我就到了犹太人莫尔塔拉家家人聚集、莫尔塔拉卧床不起的房间。”

奥古斯托以他父亲律师的身份，要求法官面谈几个为摩莫洛的人品作证的证人。摩莫洛的二十六岁的裁缝报告说，她有好几个月定期来莫尔塔拉家为他们缝缝补补。尽管她听见过摩莫洛有时会提高嗓门，但她说，“关于莫尔塔拉夫妇，我没有什么不良看法。”她的结语是：“我不觉得他有能力把这个女人扔出窗户。”摩莫洛的理发师也被叫来了，他作证说，近几个星期以来，他不得不到摩莫洛家里来为他刮脸，因为摩莫洛虚弱得无法起床。

但是，摩莫洛的邻居，目睹了这场悲剧，继续怀疑他的清白。最有敌意的是一位住在同栋楼三楼的三十八岁邻居恩里切列塔·马泰。她说，“我和犹太人莫尔塔拉是点头之交。”她告诉法官，尽管三日那天下午她不在楼里，但头一天出了一件事，法官应当了解底细。

她回忆说，那是一个星期天，她听见摩莫洛在“骂刚刚望弥撒回来的女仆罗莎，说‘这个弥撒花了这么长时间，啊，该死的你和你的弥撒！’还有其他怒气冲冲说出来的类似话语，于是我也走到窗前说，‘该死的你和你的拉比！’然后他就自己把窗户关上了，我听得见他是在厨房，而不是在床上。我对犹太人说了那些话以后，”她补充说，“罗莎走到窗前，很难过地摇头，我看见她在哭。”

结束作证时，她对法官说：“邻居们都说罗莎是被人从窗户里扔出去的，我也信。”不过她说，“摩莫洛一个人做不了这事，因为她是个大块头。”恩里切列塔不识字，她在记录上划了个十字权作签名。

邻居之外，其他证人也被叫来，以便找出更多关于受害者本人的信息。她有没有跟任何人提到害怕莫尔塔拉的情形？另一方面，有没有证据表明她有自杀倾向？她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在前往路易吉·巴托洛齐家帮佣之前，罗莎曾经在安焦洛·法其尼当过三四个月的住家用人，法其尼证明她是一个模范用人。他回忆道，“她总是开开心心的，从来没有表现出过想从窗户里跳出去的念头。”不过，有一次出了点小事：“她有个姐姐生病住院，她经常经我们同意给她姐姐拿一些东西。不过，有一回，她正在把一点油和醋放进一个小瓶，被我妻子撞见了，我妻子训斥了她。罗莎很难过，离开我们家就不回来了，尽管这不过就是几分钱的小事。除此之外，”他总结道，“我总觉得她是个好女子，如果她不是自己离开的话，我会很高兴地让她留下的。”

罗莎的姐姐作证说，她在罗莎去世三周前见过她。罗莎告诉玛利亚，她在莫尔塔拉家里很开心。“她一辈子都没有显得忧心忡忡的，她也没有理由不开心。”玛利亚刚刚听说罗莎死了时，她以为是自然死亡，但是她又听到了罗莎“因为把东家的午饭烧煳了而被扔出了窗户”，事实上，这个故事传得越来越广。警察已经在寻找街区内的两个女人，案件发生第二天，她们告诉第三个女人说，罗莎被谋杀了，因为她把东家的汤烧煳了。

警察找到了之前在莫尔塔拉家工作过的两位女仆。十八岁的埃尔米娜·波吉三个月之前，就在摩莫洛两手空空、心情沮丧地从罗马回来之后，去给他们家帮过工。她回忆道，她一个月之后就离开了，“因为他们家人太多，东家是个怒气冲冲的人，他的孩子们也是。摩莫洛·莫尔塔拉总是虐待我，成天除了抱怨什么也不干。”

法官问这位年轻女子，摩莫洛有没有威胁过她。“他从来没有威胁说要打我，尽管有好几次他发誓要把什么东西扔我脸上。他对他的孩子也很凶，有时候生气了，会朝他们扔盘子或其他东西。”他的妻子也逃不过他的愤怒：“有一次，他太太打破了一只灯罩，他大发雷霆；他掐住她的脖子，说要把她杀了。他就那样把她拖进了卧室。”她不知道卧室里发生了什么，但是那之后，她发现女主人晕倒在床上，她的女儿们在旁边照顾她，给她闻嗅盐。据说女主人也好不了多少，她总是情绪恶劣。这下子，埃尔米娜为这家人描绘的令人不敢恭维的画面就完整了。

埃尔米娜支撑了三十三天，她后来的那一位，二十二岁的安东尼塔·韦斯特里只维持了二十七天。她也说，这家人总是在不断地吵架。她的男东家“性情暴躁，甚至朝着他的孩子们嚷嚷”。玛丽安娜“对我干的活儿从来没有满意过”。

罗莎以前的朋友、十九岁的女仆奥古斯塔·卡尼斯利对罗莎在莫尔塔拉家处境如何作出了更直接的证词。奥古斯塔回忆说，她在罗莎“给莫尔塔拉家做工做了一个多月以后和她说过话……和我谈起她的东家时，她说她受不了啦，因为他们横竖对她就是不满意。他们让她去市场上退东西，尽管她听从了，但是，当店主拒绝把东西收回时，他们对她拳打脚踢扇耳光，总是在羞辱她”。奥古斯塔告诉罗莎，她应当辞职，但罗莎不想还没找到新工作就辞职，担心她会“流落街头”。罗莎去世前五天，奥古斯塔又碰见她了。奥古斯塔说，这个从来都是喜气洋洋的年轻女子现在眼泪汪汪的，哀叹她在莫尔塔拉家的生活。

法官从警察那里听到了另外一种证词，弗拉米尼奥·博拉菲带着罗莎摔下的消息匆匆赶到警察局时，这位警察正在值班。皮拉德·马西尼描绘的博拉菲形象很可疑。他问博拉菲出什么事了，博拉菲说他什么也不知道，然后，警察让他陪着一起回现场时，他也不想去。马西尼来到院子里，检查垂死的女子时，他马上注意到了她额头上可怕的伤口，注意到了她染血的手绢，还有，除了她的脑袋以外，其他地方的血很少。“就在这时，我怀疑她是被扔下来的。”

听说罗莎住在顶层，警察马上冲上楼梯，大声连连敲门，但是没有什么反应。他以为没人在家，又下楼了，但邻居告诉他这家家里有人，他又很快跑上去了。这一回，他在莫尔塔拉家门口敲门，终于有个十二岁的小男孩开门了，马西尼说，这个男孩子看着有点糊涂。警官把孩子带下楼了，但这孩子好像什么也不知道，警官又把他带上楼了。小男孩没有敲门，而是吹了一下口哨，一个女孩来开了门。马西尼进屋了，发现摩莫洛躺在床上。警察说，病人告诉他，他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马西尼去检查朝着小院子的窗户，发现它们全都关着。“我很快地看了一眼地面，但没有发现任何血迹。”

法官请两位法医仔细研究尸检报告，尤其是集中检查罗莎额头上的伤疤，这时候，他脑海里一直在惦记着血迹的问题。伤口是她口袋里发现的那把剃刀割出来的吗？它能不能够帮助我判断这个伤口是因为摔下来引起的，还是摔之前就有？四月十九日，他们提交了报告。

关于剃刀，法医没有任何疑问：“这个伤口不可能是罗莎口袋里发现的剃刀引起的。”这个深深的伤口不是被剃刀这么锋利、轻快的工具割的。这个神秘的剃刀与这个年轻女子的死毫无关联。

法医也能够再现罗莎落地时的姿势。根据她右脚、右腿和臀部骨折的特征，他们很肯定，她落地时是右脚在前，“要么是完全竖立的姿势，要么是一个和完全竖立差不了太多的直立姿势。”

至于手绢，如果它盖着的伤口不是摔下楼时引起的，“那么就肯定是被划破的。”但它不是。

法官还问，手绢上血迹不多，除了头上的血以外，罗莎在院子里流的血也不多，是不是可说明她的伤是在别处引起的。这一点上，法医让他失望了。他们汇报说，手绢上的血量，和伤口是吻合的。

针对法官的最后一个问题，法医汇报说，如果头部的伤是摔下之前发生的，罗莎可能根本没有力气抵抗别人把她扔出窗户。

在法官看来，零星的碎片都拼齐了。四月二十日，他写出了他的初步调查结果，报告中除了强调所有关于伤口、手绢和摩莫洛的暴躁脾气的证据以外，他还十分重视马西尼警官的证词。警察刚开始敲门时，莫尔塔拉夫妇为什么不开门？后来，阿里斯蒂德出来后，他为什么把门带上，然后把警察领下楼？为什么这家人谁都不能为警察提供有用的信息？他写道，这个家庭的人的表现只能这么解释：他们拼尽全力“除去所有的血印，后来再让搜查的人进来，他们在公寓里就都找不到血迹了”。

根据法官的说法，博拉菲的行为也很可疑。他自己作证说，他已经从窗户里往外看过，看见了下面的罗莎，但他下楼时，他问拉加齐尼太太出了什么事情时，他只是假装不知道事情经过。当寡妇说他应当比她更知道原委时，他什么都没说，转身离开了。

根据所有这些证据，马拉博蒂总结说，“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谋杀案，这个谋杀只能是在莫尔塔拉家发生的，根据其他证据，莫尔塔拉的二十岁（原文如此）的儿子、药学学生埃尔科莱在家。”这个案件的新转折来自邻居安德烈·卡萨莱诺的证词，他说在罗莎刚刚摔下之后，他在莫尔塔拉家正面的窗户里看见了埃尔科莱，那之后不久，又看见他不和任何人打招呼就匆匆跑出了大门。为什么这一家所有人都想隐瞒这个事实：罗莎跳出窗户的时候，埃尔科莱其实在家？

那天下午，法官签署了这个案件的第三份逮捕令，宣布逮捕埃尔科莱。

第二十六章　摩莫洛受审

法官决定不马上执行埃尔科莱的逮捕令，而是让警察给他递交了一份传票，请他四月二十三日前来接受调查。但是，埃尔科莱一接到传票就直接去见法官，希望洗刷自己。

埃尔科莱回顾说，当罗莎从他哥哥们的房间的窗户跌下去时，他不在家里。“我五点多回家的，大约五点二十。我的朋友、技术学院的学生维托里奥·博厄斯可以告诉你。我知道我是五点二十整到家的，因为我们街区教堂的钟声就在这个时间敲响，我还看见了阿尔法尼大街上的药铺的钟上显示的时间。”

法官带着埃尔科莱到附近一个房间排队让人辨认。安德烈·卡萨莱诺被带到附近一个房间，从那里看靠墙站着的三个男人。他指认了站着左边的人。他说从平蒂街的顶楼的公寓窗口看到的就是这个人。他指的那个留着黑色的稀疏胡须和长长的卷发的年轻人，就是埃尔科莱·莫尔塔拉。

第二天，四月二十二日，十七岁的出生于都灵的犹太人维托里奥·博厄斯被召来讯问。他说，埃尔科莱·莫尔塔拉是他的朋友。维托里奥回忆说，出事那天大概中午的时候，他去离他家不远的莫尔塔拉家找埃尔科莱。“我们一直在一起，直到他陪我走回家。”他回忆说，“莫尔塔拉离开我的时候，大约四点半到五点左右。但我知道五点的钟声还没有敲响。”

到这时候，罗莎死后不到三个星期，马拉博蒂和他的团队已经搜集到了大量证据。他坚信罗莎是被谋杀的。是拟正式起诉书的时候了，不过，他还想先跟博拉菲再谈一次。这个家庭不容易攻破，但说不定他可以让这个已经蹲了两个星期监狱的朋友供认他知道的一切。

博拉菲并不是十分合作。“我已经把全部真相都告诉你了，”他对法官抱怨说，“我没有什么别的可说。”法官问到埃尔科莱时，他还是坚持他的说法：罗莎跳出窗户的时候，这个孩子不在家。马拉博蒂觉得是进一步施加压力的时候了：

我警告你，一定要说实话，因为根据我们的调查，罗莎·托尼亚齐摔下楼之前，头上已经有一个严重的伤口……因此，她是在屋子里受伤的。我们有理由相信，是莫尔塔拉家某个人干的，尤其是摩莫洛，他的性格古怪暴躁。你肯定目睹了案发经过：很明显，摩莫洛使这个女子受伤，然后决定将托尼亚齐扔出窗口……（法官警告道）你在这件事上保持沉默，只能让我们假设你也参与了将这个女子扔出窗户的行动。

博拉菲坚持说，“那个女人摔出窗户的时候，我们都在卧室里。我们都是清白的。”

四月二十四日，对这些声称自己清白的抗议无动于衷，马拉博蒂向佛罗伦萨的民事刑事法庭递交了正式的起诉书。摩莫洛·莫尔塔拉被起诉“于一八七一年四月三日下午四点半到五点之间，使用粗重、能够砍出伤口的工具，打在他的女仆罗莎的头上，引起了致命伤，然后……为了掩盖他的罪行，在弗拉米尼奥·博拉菲和他的儿子埃尔科莱·莫尔塔拉的帮助下，将她扔出窗户。”

为了支持这个指控，法官提供了一系列证据。法医“证实左颅顶骨边缘的伤口是摔下之前出现的”。证据证明摩莫洛是打出这致命一击的人。他多变易怒、脾气暴躁，经常因为他的恶劣性格而采取“暴力行动”。

法官说，摩莫洛的唯一辩词就是他膝盖上的瘤子，他那天一天都没有起床。但是，邻居们不同意这个事实，特别是维奥兰特·贝鲁奇，就在罗莎死的那天晚上，他看见摩莫洛起床了，还看见他带着小儿子离开他们住的那座楼。他们拖延给警察开门，也使摩莫洛显得更加有罪，“因为就在那个时刻，得要擦掉所有血迹，准备不在场证明。”

但是，法官分析说，摩莫洛给了罗莎致命一击，并且想出了把她扔出窗口的主意以后，“他不可能一个人完成这个任务。需要其他人帮忙，这些人就是弗拉米尼奥·博拉菲和摩莫洛的儿子埃尔科莱·莫尔塔拉。”证据表明博拉菲撒谎了。此处，法官又引用了博拉菲在院子里那故作清白的问题“怎么回事”，和他在向警察报告时声称对事情发生的经过一无所知的说法。

马拉博蒂说，证据还指明埃尔科莱·莫尔塔拉是另一个同谋，因为他也在案发时是否在场一事上撒谎了，如果不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他为什么要撒谎？

法官坚持，这是谋杀，不是自杀。罗莎是个很乐观的人，没有什么让人烦恼的恋爱关系，身体健康，有足够的谋生手段。“她不可能在一瞬间毫无预兆地有轻生念头，更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至于说她是因为和前东家发生争执而自杀，“说她以前偷过东西，说它有这么夸张的影响，真是太滑稽了。”

第二天，民事刑事法庭三人委员会宣布了初步裁决。负责调查的法官克罗多夫奥·马拉博蒂本人就是其中一名成员。法庭的裁决主要是重申了马拉博蒂的起诉，判定有强有力的证据，认为摩莫洛·莫尔塔拉犯有主动的、没有预谋的谋杀罪，弗拉米尼奥·博拉菲和埃尔科莱·莫尔塔拉犯有胁从谋杀罪。三个人将被提交给更高一级的法院，即上诉法庭。下一步调查的责任落到了附属于法庭的检察官手上。

几天以后，总检察长给出了对转交他的大量材料的初步判断。根本问题在于“自杀还是他杀”。检察官对刑侦人员到目前为止所作的工作并不满意，尤其是关于罗莎额头上的伤，是否她摔下之前就已经有了，对他来说，并非不容置疑。而且，他还要法医重新考虑罗莎有可能不是头朝下摔下来，而是脚先着地，这样就能解释她的头盖骨为什么会破裂。还有关于手绢的关键问题。法官说，这块手绢不是受害人的，而是莫尔塔拉的。那么，被告是如何解释为什么这块手绢会包在他的女仆的头上？还有，摩莫洛声称他身体太虚弱，根本不能下床，更不能攻击任何人，真相又是如何？必须对他进行一次体检。最后，还有罗莎口袋里带着血迹的剃刀这令人困惑的问题。剃刀是谁的，上面的血是新的吗？

摩莫洛和博拉菲仍然被关在监狱中，埃尔科莱还能够自由行动。

博拉菲的律师试图证明罗莎那天下午确实是有自杀的念头，应律师的请求，调查员们访谈了博拉菲二十二岁的女仆阿黛尔·里利。她说，四月三日下午大约四点的时候，伊梅尔达来到他们家的公寓，“她吓坏了，说楼下有两个人和她家的仆人在一起，他们很生气地说话，他们在街上尾随她们走了很长一段路。她说，她不想跟罗莎一起回家。不一会儿，”阿黛尔接着说，“女仆带着小狗来了，我看见她脸红红的，她在哭，她告诉我，那两个人正要上楼，不要给他们开门。不一会儿，门铃响起来了。我去开门，是两个我不认识的人。”最后总算把这两个人打发走了。

然后阿黛尔就进了厨房，她发现罗莎站在朝向院子的窗口前，哭着往外看。“我问她怎么回事，她说，这两个人说她欠他们十个里拉，但这不是真的。她在我们家一直待到五点钟左右，我的东家这时候回来了。”罗莎和伊梅尔达、博拉菲一起离开时，“她脸红红的，一直在哭，她看起来很不开心。”她头上没有系白手绢。

调查员们找到了罗莎的姐姐朱塞帕，就是罗莎往医院给她送饭的那个姐姐。结果发现，罗莎死前一天，朱塞帕还见过她，她来到莫尔塔拉家和罗莎打了个招呼，虽然见面时间很短。罗莎看着怎么样？她看起来很好，朱塞帕说。“她告诉我，她过得很好，很高兴。我问她，她的东家是好人吗，有没有虐待她，她说她很高兴。”

罗莎说过她想自杀吗？调查员问。“我妹妹从来没有表现出要伤害自己或者自杀的念头。这是不可想象的。”

五月十六日，负责调查的法官回到穆拉特监狱的诊所来讯问摩莫洛·莫尔塔拉。他现在在那儿已经差不多六个星期了。讯问很简短。法官只有几个问题。

问到白手绢时，摩莫洛说，他听他女儿埃内斯塔说，手绢是她的，罗莎死的那天早上，她把手绢给罗莎了，但她从来没有看见罗莎戴着它。

第二天，摩莫洛的医生贡内蒂大夫来作证。三月二十二日，他被请到了莫尔塔拉家，发现摩莫洛疼极了，右膝盖肿得很厉害。他诊断是瘤子，让病人卧床休息，还开了一些药。第二天，摩莫洛的儿子又来请他，因为摩莫洛疼得更厉害了。他最后一次见病人，是在罗莎死去前一天。“他还是卧床，”医生说，“但他说他感觉好些了，他可以起来上厕所。”

调查员问，根据他的专业判断，摩莫洛四月三日能不能下床。医生说，可以，除非他在医生头一天看过他以后状况又恶化了。

法官又说，四月三日，摩莫洛有没有足够的力量进行攻击，造成罗莎·托尼亚齐的验尸报告中描述的头部伤口？他把报告给医生看了。摩莫洛一怒之下，有没有力气将这个女人扔出窗户，既然她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

贡内蒂大夫是个很谨慎的人，他回答道：“我没有足够的信息回答这些问题。我只看过摩莫洛三次，我不知道他在四月三日有多大力气。我得知道打出那一击的棍子有多粗……不过，我相信摩莫洛有力气打出这么一下……但是，我并不觉得我们能够认为摩莫洛有足够的力气和办法将昏迷过去的托尼亚齐扔出窗户，尤其是考虑到他的膝盖的状况。”

同一天上午，五月十九日，传唤了最后一名证人，玛丽安娜·莫尔塔拉。摩莫洛坐牢的那几个星期，莫尔塔拉家搬出了平蒂街的公寓，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被房主赶出来，还是因为受不了邻居们敌意的目光、听到了闲言碎语自己搬走的。

玛丽安娜回顾说，罗莎是二月二十八日来他们家的。他们对她很满意，给她的薪水是每个月十二里拉，而不是通常的十里拉。

然后，玛丽安娜回顾了四月三日的事件：博拉菲出人意料地带着伊梅尔达和罗莎回家，他来到她和她卧床不起的丈夫一起待着的卧室，以及博拉菲讲述罗莎碰到她的前东家，双方激烈冲突。但是，她随后讲述的细节中，有一些法官并不知道的：

我们说话的时候，罗莎上楼到她房间里去了。这会儿，博拉菲在说，我们应当仔细考虑一下这件事，他建议我们把女仆解雇，并把她报告到警察那里去。因为他说话声音很大，我建议他轻声一点，免得罗莎听见了。然后我就从我丈夫的房间里喊罗莎，她没有回答，也没有下楼来，我就上楼去找她。上楼的时候，我发现她把自己锁在阳台上了，阳台的钥匙总是挂在门锁上。她满脸通红，我觉得她一直在哭。我叫她下来准备晚饭，但她什么也没说。她在我前面走着下楼，我陪她到了厨房，我在那儿告诉她，如果她是清白的，她就没什么可担心的。

玛丽安娜随后就回到了卧室。大约五分钟以后，她突然听见一声巨响。他们的狗开始狂吠。摩莫洛以为罗莎摔门出走了，阿里斯蒂德沿着楼道跑着去追她。

博拉菲和我走到前窗，看看她是不是离开这座楼，但我们没看见她，于是就往回走。我们经过有两张床的那个房间时，狗在那儿不停地叫，我看见窗户开着。我和博拉菲一起走过去，发现罗莎躺在院子里呻吟。绝望中，我回到了卧室，不，我首先倒在博拉菲怀中。因为我的几个大儿子都不在家，我告诉他，他得处理需要处理的事情。他说，他要下楼去帮助罗莎，还要向警察报告，他没有回到我丈夫的房间，直接离开了……

我随后回到卧室，昏倒了。过了一阵子，博拉菲还没回来，我丈夫试着起床，却栽倒了。我儿子阿里斯蒂德开始从朝向平蒂街的窗户喊人帮忙，之后军警就来了，其他警察也来了。我重复一遍，我的大儿子们都不在场，也没人在厨房或有两张床的那个房间，因为所有的人都在我丈夫的卧室里。

法官问，她最后一次见罗莎时，罗莎是不是系着手绢。玛丽安娜回答说，没有，但她确实记得一点关于手绢的事：“四月一日，星期日，”她说，“托尼亚齐问我一个女儿要手绢擤鼻涕。”法官给她看了罗莎在院子里被发现时盖住头上伤口的手绢。“是，就是它。”玛丽安娜说。

这个案件要横生枝节了，因为法官不仅认为玛丽安娜在作伪证，试图保护她有罪的丈夫，而且还有更严重的。他告诉她，我们有理由相信，罗莎·托尼亚齐是在你家里头部负重伤的。“为了让她看起来像是自杀，她被扔出了窗外，你自己还帮忙了。”

“身为一个有尊严的女人，我告诉你，”玛丽安娜回答说，“我家里没有谁曾经调戏或虐待过罗莎。恰恰相反，我们对她很满意，她在我家这三十三天，我们甚至都从来没有吼过她。”

她的儿子们告诉她，法官曾经问起过那个旧剃刀，玛丽安娜主动说，她可能知道一些有关的情况。“有天晚上，罗莎说她脚上有鸡眼，不能走路。我告诉她，把脚放在热水中泡，她也照做了。然后她说要一把剃刀，我们把我一个女儿的剃刀给她了，剃刀外面写着‘特别’。我们最近收拾搬家时，”玛丽安娜说，“我们找不到这把剃刀了。”

让她离开之前，法官给她看了在罗莎尸体上找到的剃刀。她认出那就是他们家找不到的那把剃刀。法官问她知道不知道这把剃刀上的血迹是何时沾上的，她说不知道。

法官觉得，玛丽安娜的证词中，有一个细节有助于解开这个案件中的一个小谜团。他们一直没有找到凶器。致命一击是怎么打的？打破了罗莎前额的是哪一种比较钝但又能够砍破头的工具？

马拉博蒂请两位做了尸体解剖的法医和他一起来到平蒂街。他把他们带到莫尔塔拉家以前居住的公寓里。他给新房客解释了他们的来意以后，法官和他的医界同事们来到了两条窄楼梯，一条通向阳台，一条通向仆人的房间。他转向两个法医，问他们：如果罗莎是被推下楼梯的，她左前额上会不会受他们看到的那种伤？他们仔细检查了陡窄的楼梯和带锯齿的老旧边缘，他们回答说：“如果托尼亚齐是被用力推下楼梯的，头朝下摔下第一道楼梯，或者特别是第二道楼梯，她额头上完全有可能受那样的伤，还有她身上的其他一些伤。”

侦察试验取得成功，法官大感欣慰，不过，他开始和检察官讨论，为审判做最后的准备时，又碰壁了。楼梯理论带来了更多的问题。他们该向裁判法官如何讲述呢？莫尔塔拉从博拉菲那里听说罗莎是一个小偷，就按他们的老习惯，愤怒地吼叫，冲上楼梯，来到罗莎躲藏的阳台？年轻女子拒绝回答，令他火上浇油，摩莫洛拄着拐杖上了楼？他气得七窍生烟，打了或者推了这个女孩子，使她滚下楼梯？当玛丽安娜、博拉菲和其他人跑过来看出了什么事时，他们看见她躺在楼梯脚下，看出罗莎受了致命伤，就拿出手绢，卷成长条，把它缠在伤口上？想到警察又要来他们家，担心人们发现他们家的天主教徒仆人死得可疑，他们惊慌失措？记起罗莎先前和她的前东家那次不愉快的会面，她哭着回家的情景，于是有人想出了一个主意，让她的死看起来像是自杀？因为摩莫洛举不起来这个半昏迷的高个女子，他的朋友博拉菲就帮着玛丽安娜和他们刚回家的儿子埃尔科莱把罗莎拖到面朝院子的窗前，然后把她举起来扔出去了？

尽管检察官同意这样陈述，他仍担心将整个起诉维系在滚下楼梯这个说法上，会给被告留下很大缺口。首先，即使摩莫洛不像表面上这样虚弱，说他能够从病床上跳起来、冲上陡峭的楼梯，还是有点站不住脚。还有，他又怎么能够把她头朝下地推下楼梯？检察官认为，还是不要过于依赖这个楼梯理论。因此，检察官七月七日给法庭提供的起诉书提到罗莎有可能是被推下楼梯的，还提到了另外一个可能，即气头上的摩莫洛用大棍子，也可能是他的拐杖柄，打了她。

此时已是六月中旬，这个案件马上要呈递至佛罗伦萨的上诉法庭。摩莫洛·莫尔塔拉和弗拉米尼奥·博拉菲都已经在监狱里蹲了两个半月了。现在有四个被告，因为埃尔科莱和他的母亲玛丽安娜和博拉菲一起作为协从谋杀案犯被起诉了，罪名是帮助摩莫洛将罗莎扔出窗户。摩莫洛被指控进行未经预谋的谋杀。有两名辩护律师，这两名律师都向法庭递交了长篇声明，一份是博拉菲的，一份是莫尔塔拉家三口人的。

就在被告即将进行最后的辩护论证之前，地区检察官在审阅了检察官的案件之后，要求法庭因缺乏证据而撤销对博拉菲、玛丽安娜和埃尔科莱的指控。但是，法庭不受这些建议的限制。

博拉菲的律师说，一个完全平和、正派、热爱家庭的人会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被投进大牢，并且一关就是好几个月，真是令人发指。博拉菲唯一做过的事情就是对莫尔塔拉家的仆人表示好心，在那关键的一天，送她回家了。这么一个人，为什么“突然之间，就变得那么反常，帮助别人犯下难以置信的残酷罪行”？他有什么动机，要把仍然在呼吸的托尼亚齐扔出窗外？还有，假设真有人帮助摩莫洛把她扔下去，有什么证据证明那就是博拉菲呢？在场的还有莫尔塔拉家好几个人，包括摩莫洛的妻子，还可能有他的儿子埃尔科莱，他们作为家庭成员，有更强烈的动机掩盖事实真相。

还有那些证人们，他们的证词被用来指控博拉菲。为什么检察官认为博拉菲到一楼时问老妇人的问题有可疑之处？如果他问她出什么事了，那不是假装不知道受伤的女子是莫尔塔拉家的女仆，或者她刚刚从四楼跳到了地上。他这么问，是想知道她是不是还活着。

博拉菲到警察局后，说他不知道事情经过，那也不是故意隐瞒真相。他只是说，罗莎摔出去的时候，他并不在房间里，因此他不能告诉警察是怎么回事。“至于他拒绝回到莫尔塔拉家，”律师说，“那可以这么解释：他只是想回家。”博拉菲赶到警察局报告这次事故，已经尽到了责任。“警察想让他看的场面令人不快，任何人都会能避开就避开。”

律师说，简而言之，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博拉菲有罪，只是些妄想臆测。“我们有信心，你会撤销对弗拉米尼奥·博拉菲先生的指控，把他从监狱中放出来。”就这样，博拉菲的律师结束了发言。

博拉菲的律师有理由相信博拉菲的磨难行将结束，因为地区检察官都建议不要起诉他们。摩莫洛的律师没有这样的信心。摩莫洛的辩护律师不是摩莫洛二十三岁的儿子奥古斯托，而是特意前来为这家人帮忙的更有经验的律师曼奇尼，法官定案之前，他进行了雄辩的总结论证。

在被告看来，警察起诉病弱的摩莫洛，和另一次警察行动有明显的联系：十九年前，在博洛尼亚，警察夺走了这个家庭的一个成员。摩莫洛是犹太人，他的很多天主教徒邻居都带着毫不掩饰的敌意看待他。

“不得不说，这是一次失败的审判，”曼奇尼这样开头。你从某个考虑不周的假设开始，加上大量宗教狂热，你就会得到这样的结果。“冷静的观察者一眼就能看出，”他说，“这次的司法程序中隐藏着偏见，他们开始怀疑犹太人莫尔塔拉犯下了一桩罪行。”律师感慨道，“奇妙的是，证人们并不是简单地称呼他的名字。事实上，连检察官也并不是以通常的方式称呼他被告莫尔塔拉。对所有人来说，他只是犹太人莫尔塔拉！”

曼奇尼申辩道，正是因为这种态度，他们不去问是否发生了犯罪行为，“而是持有老偏执狂的扭曲的狂想，还有（天主教）报纸《和谐》的煽动，他们假设这是犯罪行为，犹太人莫尔塔拉倒霉了，为了寻找证据，不惜违反逻辑和常识。”

律师回顾说，罗莎一摔下，第一份警察报告就说她死于自杀。现场的第一位医生说，她头上的伤口完全可能是她摔下时引起的，他们知道她之前碰到她的前东家，表明她当时情绪非常激动。

但是，住在一楼的女仆特蕾莎·贡内利，“知道托尼亚齐是给‘犹太人’干活的，听见了这个可怜的女子的呻吟，说她这样问她：‘噢，可怜的孩子，怎么回事？他们把你扔下来了吗？’然后声称她回答了两次：‘是的。’然后，”律师接着说，“安娜·拉加齐尼认识那个‘犹太人’，知道这个要死的女人是犹太人家的女仆，一边吓得发抖，一边说贡内利对她重复了罗莎那可怕的答复。”从这些疯话中，产生了有一桩罪行的想法；许多互相冲突的想法和医疗报告，然后又有重新考虑医学证据的要求，最后产生了这么一个“荒谬的审判”。

律师告诉法官们，“摩莫洛·莫尔塔拉是小男孩埃德加多最挚爱、但也最悲伤的父亲，埃德加多因为宗教上的不宽容而被从家里劫走，这件事不仅是整个意大利，而且是整个文明世界的大丑闻。不幸的是，这种不宽容又在这些偏执狂的脑海中死灰复燃了。”律师就这样为辩护定调了，然后就开始评论各种证据，与此同时，他为四月的那个下午发生的事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曼奇尼说，奇怪的是，就在贡内利问严重受伤的罗莎她是不是被扔出窗户以后，证人安德烈·卡萨莱诺问她“是摔下来的，还是他们把她从窗口里扔出来的，还是她从楼梯上摔下来的，”罗莎只回答了最后一个问题，“是，从楼梯上。”但是，警察只注意了那“两个有偏见的女人”的说法，忽略了这个事实。律师告诉法庭，事实真相是，罗莎根本无法对任何人做出神志清醒的回答。她刚刚从四楼上摔下来，她的头被撞了，她脑子里的伤口充血了，她的脖子也断了。在这种情况下，逮捕摩莫洛的依据是对一个有偏见的人的问题作出的喃喃不清的回答，实在是可耻。

首先，看看罗莎那天下午的精神状态。她碰到了她以前偷过他家东西的前东家，她本来希望再也不用见到他。在大街上，当着她现在的东家的孩子的面，他说她是个小偷，爱说谎，并且威胁说要报告到警察那里去。她受了侮辱，而且不仅害怕警察，还害怕当莫尔塔拉家发现这件事时，会将她立即解雇。她怎么办呢？如果她被解雇了，她无处可去，只能在街头流浪。当哭哭啼啼地回到莫尔塔拉家时，她看见博拉菲进去和莫尔塔拉夫妇说话。她甚至有可能听见博拉菲建议他们把她解雇，把她报告到警察那里去。

律师说，“说她以前从来没有自杀倾向，就像说她没有理由做出这么绝望的一个决定，这是毫无意义的……谈论自杀的念头，人们反而不会采取行动；而人们不讨论自杀的时候，倒有可能付诸实施。”

确实，罗莎把突然出现的自杀念头变成行动，也并非易事。她从四楼往下看院子，不禁失去了勇气，于是她有了一个关键的念头：她要把眼睛蒙起来，这样她就看不见那旋转下落的恐怖情景了。她口袋里甚至还有能用的东西，就是莫尔塔拉家最近给她的手绢。但是，她开始把手绢卷成一个遮眼的眼罩时，伊梅尔达正好来了，罗莎感到尴尬，担心小女孩猜出她的用意，紧张的罗莎试图隐瞒她正要做的事情。

律师说，还有检察官们大做文章的一件事：证据说罗莎头上的伤不可能是在马路上磕出来的，一定是在她落地之前就有了的。我完全承认，在这一点上，科学的证据非常明确。但是，他问，难道这一定说明她就是在莫尔塔拉家的公寓里受伤的？回答是不一定。

院子本身只有三米长，两米宽。事实上，从罗莎摔下来的那个窗户到对面墙的距离正好是两点零九米。往下的每一层，窗户底下的墙都往外突出一些。但是，思路狭窄的侦探们做了那么多调查，有没有人费心去调查这些突起？曼奇尼说，不幸的是，没人调查这个。

检察官还忽略了另外一条证据：女仆玛格丽特·罗莎蒂的证词，她当时坐在二楼公寓靠近院子的窗户前。她说她听见了两声巨响，一声接一声。为什么？

解释很简单，而且，如果检察官不是一直假设罗莎是在莫尔塔拉家被杀的，他们也能很快得出这个结论：罗莎遮住眼睛，从四楼往下跳时，她不可避免地往前跳了，急速下落时，身体撞上了对面墙上伸出来的窗台。

这样一来，她所有的伤都可以理解了。最重要的是，这样就能够解释她额头上那个深深的、不规则的伤口，而且也能解释她身体左面的那些伤：她的左膝盖和左手都伤得厉害，她折断的颈椎看起来也很奇怪，是她往下冲时，前额撞上墙又弹回来时引起的。

然后就是最后的谜。罗莎被发现躺在地上时，为什么她受伤的头上缠着一条白手绢？摩莫洛的律师说，检察官的理论十分荒谬。按照他们的说法，在从罗莎回家到她摔下来这十五分钟里，首先要有人给卧床不起的摩莫洛讲述罗莎和她的前东家会面的整个经过，然后他把罗莎叫来或者去找她，再打出那致命一击，然后有人找到一条手绢，缠在她额头上，打了两道结，然后摩莫洛想出一个主意，最好是把她扔出窗户，他说服每个人听从这个主意，然后他把那个沉重的、半清醒的女子拖到男孩子们的房间里，把她举起来扔出去了。

曼奇尼说，还有呢。检察官忽略了他们呈现的另外一条物证的重大意义。法医根据她的伤，判断她肯定是直立着地的，而且是脚先着地。事实上，尽管检察官没有提到，罗莎落地时，她的裙子和衬裙都盖在她的脸上了，只能这么解释才说得通。

律师说，我们现在来看看检察官的说法。当疯狂的摩莫洛和他的同案犯们拼命地将那个沉重的仆人举上窗台时，他们是将她头朝下举起来的，还是抓着她的上身？答案很清楚。他们会顺理成章地抓住她的上身，然后是她的腿。然后她会头朝下地摔下去。

最初发现罗莎的两名女子看见了罗莎的私处，也有助于解释手绢包着的伤口之谜。空气的力量给她的手绢增加了向上的压力，就像对她的裙子增加了压力一样。罗莎着地时，她的头因为额头上的撞击而往后折断了，她的头部的姿势，使得一些空气进入了她匆匆绑上的眼罩，把它的前端往上提了几厘米。等她落地时，手绢就挪到了她的额头上，而手绢的结还是牢牢地系在她头盖骨下面的地方。

曼奇尼问，那么，还有那些说摩莫洛说他行动不便是撒谎，或者说莫尔塔拉家人是在隐瞒真相的那些证据呢？可能有人在厨房看见摩莫洛了。他自己说，他起来去上厕所，有可能正好从厨房旁边路过。唯一说摩莫洛行动自如的证人是一个邻居，他发誓说看见摩莫洛敏捷地和他的小儿子一起离开他们的公寓楼。但是，他是在一个没有月光、只有最昏暗的煤气灯光的夜晚，从三楼的窗户往外看。他看见的是他自己想象的产物。他听见了从四楼下来的脚步声，他那天晚上看见离开公寓楼的是弗拉米尼奥·博拉菲，他听见和看见的小男孩不是阿里斯蒂德·莫尔塔拉，而是博拉菲的儿子埃米利奥。事实上，博拉菲作证说，那天晚上他和他儿子一起回莫尔塔拉家，看看从他去警察局之后有些什么进展。很显然，在邻居看来，犹太人都是一个模样。

还有，那个最确凿的证据，罗莎摔下去之后，博拉菲叫来了警察，为什么没有人给他开门？检察官指控，那是因为这家人正在清除血迹、编造不在现场的证据。但是，实际上，就在这个警官到来之前，邻居从街上叫来的、第一个出现在现场的警察就已经来了。他进了莫尔塔拉家的公寓，而且是马上进去的。如果莫尔塔拉家在掩盖什么东西，那么，为什么他们让第一个警察进来，却不让第二个警察进来？律师辩解说，刚开始对第二个警察不回应，是因为那个公寓里的人发现自己的处境很糟糕。母亲和女儿们差不多都昏过去了，摩莫洛自己摔倒了，正被人帮着躺回床上去，而他们所在的这个房间离前门很远。

至于任何说摩莫洛犯了谋杀罪的物证，都只是想象出来的，这还是假设真有人犯了谋杀罪，而实际上并没有谋杀。“我们应该认真考虑一下，就是这样的论证，人们就觉得足以将一个公民在他得了一种十分痛苦的病时，把他从他的病床上拖出来，投进大牢，然后一关就是几个月，”摩莫洛的律师说，“真的，我们认为，正因为我们面对的是犹太人莫尔塔拉，我们更需要具备一些常识，这至关重要。”

即使是最简略地思考，也能理清摩莫洛根本没有谋杀罗莎的动机。“一个雇主发现他的仆人偷过东西时，他的想法是把她解雇，而不是把她杀死……只有一个疯子才会这么做，而如果你真是这样想的，那么，警察应该把他带到博尼法其奥疯人院，而不是穆拉特监狱。”

这就把话题带到了第二个论点，即摩莫洛·莫尔塔拉是一个暴躁性急的人。“我们这些有幸认识莫尔塔拉一家的人可以证明，比他坐牢和经受这次审判更加伤害摩莫洛和他的家人的，是看见他受到这样的指责，说他对自己的家庭没有爱，因为他本来是一个对他的妻子和孩子表现出最温柔的爱的人。”

然后律师回到了摩莫洛名声在外和内心痛苦的原因：

从教宗警察把他最心爱的儿子埃德加多带走以后，他就一直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所有人都知道这桩丑闻，所有人都可以想象，看见自己心爱的儿子，没有任何警告，深更半夜地，毫无仁慈地，在这个孩子、他的母亲和他的兄弟姐妹的哭喊中，被从他的怀中和宗教中永远带走，会给一个人的性格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从那个痛苦的时刻开始……确实，他变得有些忧郁，有些牢骚满腹。但是，他的本性温和善良，内心深处他还是保持了天性。老话说得很对：会叫的狗不会咬人。

结束时，辩护律师请法官们克服对犹太人的偏见，尤其是对摩莫洛的仇恨，很多人认为摩莫洛给教会带来了很多苦难。应该允许这个常年受苦的父亲回到他的家庭，这个家庭已经受够了苦。就这样，辩护结束了。

一八七一年六月三十日，在检查了所有的证据、医疗记录以及检察官和两位辩护律师的总结和辩护词以后，佛罗伦萨的皇家上诉法庭的三位法官宣布了他们的判决。他们驳回了曼奇尼的辩护词，认为“托尼亚齐头上的伤是摩莫洛·莫尔塔拉干的，然后她被扔出窗户，让她看起来是自杀身亡。”法官们提到法医证据，说摩莫洛没有人帮忙是不可能把她扔出窗户的，于是得出结论，“其他人帮助他完成了这项野蛮行为。”法官认为，犯罪时，在家的有摩莫洛、他的妻子、他的双胞胎女儿、他的儿子埃尔科莱、他的朋友弗拉米尼奥·博拉菲和三个小孩。

但是，法官们发现自己十分困惑：“尽管上面列举的这些人可能会帮助摩莫洛·莫尔塔拉把不幸的托尼亚齐扔出窗户……我们没有特别的理由相信是某一个人而不是另外一个人帮助完成了这一罪恶行为。因此，我们必须应用这样一条原则：最好是撤销指控，而不是让清白的人和有罪的人一起承担这个指控。”法官们总结说，很明显，所有这些人都在撒谎，企图保护丈夫、妻子、父亲、孩子或朋友。但是，判定他们在撒谎，并不等于能够判定他们犯下了将罗莎推出窗户的罪行。

于是，法官们决定“由于缺乏证据，不再指控弗拉米尼奥·博拉菲、埃尔科莱·莫尔塔拉和玛丽安娜·帕多瓦尼·莫尔塔拉”。他们将摩莫洛提交给托斯卡纳的最高法院巡回法庭，巡回法庭负责对所有谋杀案件作出最后判决。弗拉米尼奥·博拉菲获释，他在牢里被关了差不多三个月。

摩莫洛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他在监狱里又待三个半月，在他等待自己的判决时，他的身体也越来越差。终于，十月十八日，星期三，巡回法庭的庭长奥古斯托·格罗皮宣布最后审判开庭。备受打击的摩莫洛坐在为他准备的特别椅子上，旁边是他的律师。聆听过开场辩护以后，十月二十一日，三名法官组成的法官小组听取了两位法医的证词。报道这次审判的报纸集中在他们的证词上：罗莎·托尼亚齐额头上的伤不是来自她口袋里的剃刀。他们作证说，她的伤是来自一件钝器，或者发生在她摔下来的过程中。[381]

十月二十七日，星期五，在总结辩论之后，法官们达成了判决。摩莫洛·莫尔塔拉无罪。他们命令将他从蹲了将近七个月的监狱中释放出来。一个月以后，他去世了。

结语

当他的父亲受到谋杀指控坐牢、他的母亲面临着将一个流着血的二十三岁女人从四层楼上扔下去的指控时，埃德加多幸福地以假名生活在奥地利的一个修道院中。第二年，他搬到了法国普瓦捷的一个修道院，在那里继续他的神学研究。已到暮年的庇护九世，并没有忘记他的儿子。教宗定期写信给普瓦捷的主教，询问埃德加多的近况，并且希望他能够很快被任命为神父。一八七三年，得到特许，皮奥·埃德加多·莫尔塔拉被任命为神父，这一年他只有二十一岁，还没有达到成为神父的最低年龄。教宗为此事专门给埃德加多写了一封私信，表示十分满意，并请这个年轻人为他祈祷。据埃德加多讲，教宗还为他设立了一个七千里拉的信托基金，保证他的生计。[382]

以博学著称，据说能够用六门语言讲道，包括十分困难的巴斯克语，还能够阅读其他三门语言，包括希伯来语，莫尔塔拉神父终身专注于宣传他的信仰，赞美耶稣基督，在欧洲各地旅行，哪里需要他，他就去哪里。作为一个传道人，他受到欢迎，尤其是因为他能够将他童年的特殊故事，用激动人心的方式编织进他的讲道中去。据他回忆，他的故事是关于信仰和希望的故事：上帝选择一个不识字的用人，把神的恩典的奇迹般的力量施在一个小孩子身上，通过这个行为把他从他的犹太家庭里拯救出来——他们是好人，但是，作为犹太人，他们走在神离弃了的偏道上。如果没有圣洁的教宗的勇敢行为，他可能还走在迷途之上，教宗顶住了来自不敬畏神的人的威胁，使埃德加多能够终身致力于传播耶稣的拯救力量的福音。

一八七八年，已经守寡、九个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的玛丽安娜·莫尔塔拉，听说埃德加多在法国西南部的佩皮尼昂讲道。由一个朋友陪伴，她去看望他。离她最后一次看到自己的孩子已经有整整二十年了。这次见面非常沉痛，因为埃德加多对他的母亲有强烈的感情。尽管他竭尽全力劝她走上永恒的祝福和幸福的道路，他还是不能说服她进入慕道之家，改信天主教。

从此以后，埃德加多一直保持着和家里人的联系，随着他年事渐长，只要在意大利，就会和家庭成员联系。但是，尽管他的母亲和他和解了，他的兄弟姐妹却不是都这样息事宁人。

一八九〇年，玛丽安娜·莫尔塔拉去世时，法国报纸报道了她临终前受她传教的儿子影响改宗的消息。看起来像是在这么多年的抵抗之后，她终于听从了她儿子的请求。但是，一八九〇年四月十八日，在一封写给《时代》的信中，皮奥·埃德加多神父否认了这条报道：“我一直热切期望我母亲接受天主教信仰，我试过很多次。但是，她从来没有改宗，尽管在她临终患病时，我一直和我的兄弟姐妹一起侍奉在她的身边，但是，她从来没有表示过改宗的意愿。”[383]

第二年，皮奥·莫尔塔拉神父访问了他母亲的故乡摩德纳，在圣卡罗教堂讲道，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还有不少人对此十分关注。埃德加多还有一个月就满四十岁的时候，一份当地报纸这样描述他：“中等身材，外表看起来非常悦目，举止礼貌，浑身上下都散发着基督徒那种善良。”记者描述就在他上台讲道之前和他握手的经过：“我们都知道，他的博学和他的名望，他的谦逊和他的简朴，令我们十分感动。”

根据这份报纸的报道，埃德加多站起来讲道时，众多听众中不仅有他一个姐姐和几个兄弟，“还有不少渴望听到这位杰出的宣讲人布道的犹太人。”皮奥·埃德加多神父首先讲到了他在二十一年之后重返故地的喜悦，然后感谢上帝让他再一次能够看到他热爱的故土。他又谈到他回到他母亲的故乡摩德纳的感受，谈到只要想起她，他的心跳就会加快，谈到看到他的兄弟姐妹就坐在他面前时，他是多么激动。

然后，埃德加多就开始讲道，详细谈到做一个天主教徒是多么伟大和美妙的经历，因为天主教徒拥有真理。他说，他最热切盼望的，就是其他人也能够懂得这些真理，其他人也来分享他接受这些真理时的喜悦。

记者描述了人们听神父令人振奋的讲道时，总结说：“他的布道真好。我们祝福上帝，让这位强有力的捍卫信仰的人接受了天主教。”记者说，他们离开教堂时，都相信“毫无疑问，上帝会给他极大的胜利和安慰，让他能够看到其他人拥抱最神圣的宗教，莫尔塔拉神父是最博学、信仰最深的辩护士”。[384]

此时，红衣主教安东内利和教宗庇护九世早已作古。国务秘书已经于一八七六年去世，更赞赏他的长处的，不是教会自己的红衣主教们，而是教会的外交敌人。据说，即使是安东内利长期的保护人教宗，听到他的国务秘书去世的消息时，都这样说：“我们别再谈他了吧！”[385]

两年后，意大利统一之战中的两位主要角色——维克多·伊曼纽国王二世和教宗庇护九世，在一个月以内相继去世。事实上，教宗的最后一个活动，就是批准为被自己逐出教门的国王举行临终仪式。国王的遗体安放在奎里纳尔宫中，一天之内就有五万吊唁者前来吊唁。这个宫殿曾经有三个世纪是教宗的官邸，一八七〇年被王室接管。然后，在万神殿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万神殿的历史可以回溯到罗马时代，现在兼容皇家和教会的功能，是王室的教会。

教宗一个月之后驾崩时，他的遗体在圣彼得大教堂里停放了一个星期，成千上万的吊唁者来向他表示敬意。作为仪式的一部分，他的棺材被抬出来，从梵蒂冈沿着周围的街道庄严地游行一周。当马车、身穿白袍的神职人员、身着紫袍的红衣主教、悲哀的主教和教宗卫士到达台伯河上的大桥时，他们碰上了一群反教会的抗议人群，他们挥舞着三色旗，唱着爱国主义歌曲，呼喊着反教宗的口号。眼看他们就要把教宗的棺材从马车里拖出来，把它扔到河里了，一队警察匆匆赶来，教宗总算逃过一劫。[386]

埃德加多活了很多年。一战结束时，他搬进了比利时布埃的一家修道院。他偶尔也会来意大利，包括一九一九年到罗马的慕道之家的怀旧之旅，但他更喜欢留在布埃，潜心沉思、研修、祈祷、献身圣母马利亚，他对圣母马利亚最为钟情。[387]布埃在名望上仅次于圣母显灵过的卢尔德，皮奥·莫尔塔拉觉得自己和卢尔德的奇迹有特殊的精神联系。[388]一八五八年，圣母在卢尔德显灵，同一年出现了两个奇迹，一个在法国小镇，一个在意大利。圣母向刚刚被从自己的犹太家庭带出来的一个小男孩显灵，几天之内，一个普通商人家庭的第六个孩子，获得巨大的声名，他的境况得到了教宗、国务秘书、大使、总理甚至一个皇帝的关注。

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一日，八十八岁的神父死在他住过很多年的比利时修道。一个月以后，德国士兵蜂拥进入比利时，开始围捕有犹太血统的人。

后记

为什么莫尔塔拉案件得到的历史学家的关注如此之少？它是意大利统一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插曲，尽管关注意大利复兴运动的历史著作汗牛充栋，人们却基本上忽略了这个插曲。

一个犹太孩子被从他的家庭中抓走，一个教宗顶住公众谴责和强大的外交压力拼命保住他，具备情节剧的所有因素，几位十九世纪的剧作家争先恐后地写以这个案件为基础的戏剧，就证明了这一点。从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看，莫尔塔拉案件与划时代的发展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为考察意大利历史上一个重大转折关头的各种关键力量提供了一个窗口。很少有别的案件，能够如此明确地表明罗马教廷坚持世俗统治的决心，或者说呈现了罗马教廷是如何和在整个欧洲蔓延的新的自由和世俗的意识形态发生冲突的。另外，意大利统一斗争中的关键人物都卷入了这个案件，为理解其中的关键人物，譬如教宗庇护九世、国务秘书贾科莫·安东内利、卡米罗·加富尔伯爵和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心态，也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观察视角。

既然如此，我们如何解释，到目前为止，关于莫尔塔拉案件唯一一部成书的研究，是一九五七年由美国人伯特勒姆·W.科恩写的？这本书关注的主题只是美国人对这个案件的反应，而作者显然既不懂意大利语，又不懂法语。毫不奇怪，这本书的第一章，在他开始讨论这本书的主要内容——美国的反应之前，他关于这个案件给出的实际事实，很多是不准确的。不幸的是，全世界的非意大利学者（主要是犹太人研究领域）对这个案件的了解，大部分是通过科恩那错误的、而且毕竟是有限的记录而来。

迄今为止，关于莫尔塔拉案件最主要的历史著作是杰玛·沃利的作品，他在距埃德加多被绑架一百周年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对犹太历史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除了研究意大利犹太历史的少数人以外，很少有人读到这些文章。其他的，只有偶尔提到十九世纪教会史的历史著作才涉及莫尔塔拉案件：庇护九世和红衣主教安东内利的严肃传记，不讨论这个案件就不可能完整，但在这些传记中，讨论的中心和角度自然都受到了限制。

当我第一次听说这个故事时，我觉得它这么富有戏剧性，其中纠缠了意大利复兴运动中这么多主要人物和事件，我以为所有受过教育的意大利人肯定都知道这个故事。我惊讶地发现，原来我大错特错。听说过这个故事的人很少。即使是现代意大利史学家，至少那些不是专门研究复兴运动的，对这个案件都不熟悉。但是，当我和世界上其他地方，从美国到以色列、从加拿大到英国和法国的犹太历史学家们交谈时，他们都知道这个犹太小男孩被宗教裁判官从家中带走的故事的很多细节（尽管并不总是非常准确）。就连不知道马志尼和加富尔之间有什么区别的人，也知道埃德加多和那个声称为他受洗的不识字的天主教徒女仆。

简而言之，莫尔塔拉的故事，已不属于意大利历史的主流，关进了犹太人历史的隔都。它变成了犹太人才感兴趣的故事。如果它在这个领域里有了特殊的重要性，那是因为，这个案件不仅仅又一次表明了犹太人民受到的迫害，它本身也是现代犹太史上的重要篇章。这个案件最引人注目的不是一个犹太小孩被迫受洗以及被从家里带走，而是这个事实：在这样的事情持续发生了几个世纪以后，外部世界终于开始产生兴趣，并且进行抗议。而最重要的是，莫尔塔拉案件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帮助催生了欧洲和美国的犹太人自卫组织。

为什么意大利学者对这个案件毫无兴趣？此处，作为一个外国人，一个美国人，我有点不太自在，不过还请让我斗胆直言。关于复兴运动力量和教宗之间的斗争，历史学家的立场非此即彼。毋庸讳言，他们都对意大利历史做过重大贡献，但都有其局限性。在我看来，一个主要局限，就是将教会看作属于认同教会的学者的研究领域，他们倾向于以教会为中心书写意大利历史。我还要马上补充一下，对意大利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犹太人历史的研究也有这样的倾向，这些研究主要是犹太人在进行，因此，也带有这种有些狭隘的本位主义色彩。对教会历史学家来说，莫尔塔拉案件有一定的重要性，贾科莫·马丁纳和罗杰·奥伯特这样的学者增加了我们对它的了解，但他们的兴趣主要是这个案件对教会的消极影响。与此相反，研究复兴运动的学者大多忽略了莫尔塔拉案件。例如，加富尔的主要传记就完全没有提及这个案件。是不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案件只对犹太人有影响，研究这个阶段的主要事件的人就不必关注它？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

还有一点也是事实，对莫尔塔拉案件涉及的意大利教会和意大利犹太人来说，相关的记忆不仅十分痛苦（虽然原因迥异），而且十分尴尬。如果这个案件不为公众所知，那有可能是因为意大利的天主教徒和犹太人都不想大张旗鼓。对天主教徒来说，这个案件有几个令人困扰之处。它的发生基于一个直到近代仍对教会至关重要、但在今天应当受到谴责的信仰原则：将犹太人归类为堕落的谋杀耶稣的人，准许使用暴力将犹太孩子从他们的父母身边带走。此外，莫尔塔拉案件突出了这个事实：直到近代，教会摒弃宗教宽容的理想，实际上一直在施行宗教裁判。它使人们意识到，教会从中世纪原教旨主义向现代转化，只不过是二十世纪才发生的事件。毫不奇怪，在这种情形下，人们听到莫尔塔拉案件时最普遍的反应是：“你是说到一八五八年还有宗教裁判？我还以为宗教裁判是几百年前的事情！”

一般说来，教会历史学家不大喜欢研究教会是如何对待犹太人的。这个领域凸显出太多令人尴尬的问题，尤其是关于大屠杀：是谁在欧洲制定了要求犹太人佩戴彩色的徽章，以便人们一眼就能把他们辨认出来？这几百年来是谁一直在鼓吹，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的任何接触，都会腐化基督徒，应当受到有力的惩罚？最好是认为意大利一九三八年的种族法和教会毫无关系，或者甚至与意大利毫无关系，而是将它看作一种舶来品，是外国人的错。

对意大利犹太人来说，不是莫尔塔拉案件的痛苦之处，而是其中的尴尬，让人觉得讨论起来很不自在。犹太人和教会之间的斗争是在一个六岁的小男孩身上进行的。对犹太人来说，教会声称埃德加多因为受到洗礼而改变信仰，不能和他的犹太父母继续住在一起，是双重耻辱。它不仅显示了犹太人在教会的政治权力面前无能为力，而且还认可了教会，即认为教会是真正的宗教、与上帝有更密切的关系、犹太教是错误的，甚至更坏。当教会开始发布报告，说埃德加多显露出超自然的变化的苗头时，不管他是不是真的愿意改宗，搞清这个小男孩真正相信的是什么，成为衡量这两个宗教的长处的公开较量。在较量中，犹太人输了。

当然，意大利犹太人深知小男孩承受的心理压力，很容易就能找到世俗的说法，解释他为什么最终放弃了他的家庭和犹太教、接受基督教会，但是，他的转变依然令人不快。他追随着犹太叛教者长期的、在犹太人看来十分恶劣的传统，终身致力于劝说他的家庭和各处的犹太人改宗天主教，表明犹太人现在是带着恐惧看待埃德加多：他是一个被替换了的孩子。那个曾经被犹太人用华丽的词藻加以形容、寄托着犹太人深情的孩子，现在变成了受到蔑视的人，他的品性已经不值得信赖了。他不可能幸福，他甚至不可能完全具有理智，因为如果他又幸福又有理智，那就说明犹太人的宗教不怎么样。最好压根儿就不要谈起他。

我对这个故事感兴趣，既有个人原因，也有专业原因。我不是研究意大利复兴运动的，也不研究教会历史，也不研究犹太历史。我是一个对历史问题感兴趣的社会人类学家，我对意大利历史的兴趣一直是社会史，试图发现主要是文盲的意大利民众过去是如何生活的，以及他们的生活在十九世纪是如何变化的。我考证的那些人是雇农、计日工、未婚母亲和弃儿，当时的编年史和今天的历史学家基本上都忽略了这些人。简而言之，我从来就没有研究过任何知名人士，没有考证过国家或外交事务。我不认同过分关注精英分子的生活、政治领袖人物的阴谋诡计和战争进程的做法。

那么，我是如何转而来写这样一种叙事历史，讲述欧洲的主要人物、民族统一的战争和被围困中的教宗的故事呢？从专业上看，我的兴趣来自我对某些历史学家的崇拜，他们集历史和文学才能之大成，能够将某个特定的历史事件写活。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普通人”身上，讲出引人入胜的故事，揭示过去生活的新意义。这类作品中最好的代表作之一，是娜塔莉·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这个故事是有关十六世纪名不见经传的法国农民，意外地卷入一个假冒配偶的戏剧性案件，得到了法庭的关注。那些喜欢阅读记录这个戏剧性故事的读者，也因此熟知了他们的生活。

莫尔塔拉案件与马丁·盖尔的故事不同，涉及重要的历史人物——从教宗到皇帝，对历史有更深远的影响。同时，又和那个法国故事类似，中心人物都是遭遇意外事件的普通家庭，后来又上了法庭，都为了解难以进入正史的民众的生活提供了视角。在研究法庭记录和公证记录的过程中，我每每惊讶于普通人的生活有多么丰富。如果我们只关注寻常的社会史资料，如教区人口普查、洗礼记录、地权记录，就难以获得更丰富的细节。我过去花了相当多的时间研究统计类型的记录，想更好地梳理意大利不识字的女仆的生活，却要到研究莫尔塔拉案件，才明白了主仆关系、女仆间的交往，等等。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承认一件事。莫尔塔拉案件对我最大的吸引力，完全不是来自专业兴趣，而是深深地埋藏在我的家庭背景之中。我对意大利的喜爱来自童年听我父亲讲述他在意大利的经历。一九四四年初，在逐出纳粹占领军的行动中，我的父亲、随军神父莫里斯·科策随盟军士兵在安齐奥抢滩登陆。短短几个星期里，他就在附近的墓地主持了一百多名犹太士兵的葬礼。

六月四日下午，罗马解放，科策进入罗马。随后的星期五，六月九日，他和罗马的总拉比以色列·佐利一起，主持了欧洲解放后在犹太会堂中举行的首次安息日仪式。四千名犹太人聚集在俯瞰着台伯河的罗马中心会堂。这次历史性的仪式，从很多方面预示着我本人后来对莫尔塔拉案件的兴趣。仪式即将开始时，一个美国士兵从人群中挤到前面我父亲站着的地方，解释说，他自己是来自罗马的犹太人，十年前被送到美国。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见过他的父母。他不知道他们是被送到了集中营，还是幸存下来了，他请随军神父想办法，看看他们是不是在人群中。仪式开始时，我父亲请士兵和他站在一起，如果他的父母还活着，他们就能够看见他。一个女人认出他来，她快乐的喊叫冲破了人群，她跑上台来。母亲和儿子在摩西五经诵经台前相认了。

半年之后，纳粹军队依旧占领着意大利北部，年迈的佐利拉比宣布改宗罗马天主教，震惊了全世界的犹太人。意大利犹太人尴尬至极，世界各地的犹太领袖们对他的性格、过往甚至他的精神状态进行了猛烈的谴责。我父亲去过佐利拉比的公寓，对他略有了解，为他进行了辩白。

距我父亲帮助总拉比在罗马的犹太会堂举行了那次感情充沛、令人欣喜若狂的仪式五十年后，我坐在总拉比在那里的办公室外，翻阅着罗马犹太社区秘书和摩莫洛·莫尔塔拉在一八五八年的书信往来。摩莫洛·莫尔塔拉，这个绝望的父亲，他的儿子被从他身边和他的宗教里带走了。

我将这本书献给我父亲，他在解放罗马之前驻扎在那不勒斯，他在那里收到了他自己的父亲——大卫·科策的死讯，我的名字就是得自我的祖父。我也将这本书献给他的孙女，莫莉，我的女儿，她和她的父亲一样喜欢意大利，也对莫尔塔拉案件一样感兴趣。我只是遗憾，我的父亲没有活着读到他孙女的本科论文，或他儿子的这本书。这两件作品，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他的记忆的结晶。

致谢

几年前，是斯蒂文·休斯引起了我对莫尔塔拉案件的兴趣。他最初告诉我被宗教裁判官命令从他博洛尼亚的家中带走的小男孩的故事。从那以后，我发现我不仅被其中的个人戏剧所着迷，而且也被现代化开启时期旧制度和新制度之间的斗争所吸引。多年间，我利用因为其他目的而前往意大利的机会，尽我所能从档案馆和图书馆中搜集关于这个案件的材料。不过，只有到一九九五至一九九六年间，我才能全力倾注在这个项目上，感谢全国人文学科捐赠基金会（希望它长命百岁！）给我的基金，以及布朗大学和布朗大学小保罗·杜比教授职位的赞助。鲍德温学院的威廉·R.柯南教授职位也提供了最初的资助。我在意大利那一年中，博洛尼亚的卡洛·卡塔内奥基金会接待了我，那里有一群优秀的学者和工作人员，他们为我提供了启发思考的环境，也提供了绝佳的研究支持。我要特别感谢卡塔内奥的研究部长罗伯特·卡尔托奇，他为我提供了如此优越的环境，使我能够完成这个项目。

意大利的很多同僚帮助我梳理复杂的意大利历史和教会历史，以及各个档案馆和图书馆。我尤其要感谢我的好朋友毛罗·佩谢、皮尔·切萨雷·博里、奥图罗·帕里西、玛格丽特·佩拉雅、加迪·卢扎托·沃盖拉、保罗·伯纳迪尼，我也要感谢南希·格林在巴黎为我提供的帮助。

有几个人帮助我进行研究。阿德莱娜·比安奇在博洛尼亚和我一起在图书馆和档案馆里进行研究。我还要感谢阿米蒂·图瓦尔、阿纳尔多·费罗尼、米丽亚姆·贝莱卡、詹妮弗·弗雷、凯西·格里姆尔迪在美国对我的帮助，以及卡罗利纳·卡普奇在摩德纳对我的帮助。

这个项目初期，毛罗·佩谢和我谈过要一起写一本书，毛罗后来指导了弗洛里亚纳·纳尔迪和格拉齐亚·帕里西两篇关于新闻界对这个案件的反应的毕业论文。我要感谢弗洛里亚纳和格拉齐亚和我分享她们搜集到的材料，感谢格拉齐亚在雷焦的档案馆提供的帮助。

在帮助过我的众多图书馆员和档案学家中，我要感谢博洛尼亚复兴运动图书馆及博物馆的奥泰洛·圣乔里尼和米尔泰德·加维利，罗马的国家档案馆的埃尔维拉·格兰塔里亚诺，博洛尼亚的大主教档案馆的马里奥·凡蒂，罗马的犹太社区历史博物馆的西蒙娜·福阿，梵蒂冈教廷图书馆的路易吉·菲奥拉尼，以及罗马的教区档案馆的多米尼科·罗乔洛。我还要感谢博洛尼亚的圣格雷高里奥教区的唐·维托里奥·加尔迪尼，他提供给我教会的人口统计资料。

我也要特别感谢米兰的当代犹太档案中心的主任路易丝拉·莫尔塔拉·奥托伦吉，她对莫尔塔拉案件有深入的了解，因为家庭关系，这种了解更为丰富，因为她的丈夫是埃德加多的曾孙。感谢弗兰卡·罗马诺的所有帮助。

感谢下面人士对这本书初稿的评论：贝尔纳多·伯纳迪、罗伯特·达纳、帕梅拉·古彻、斯蒂文·休斯、马西莫·马尔科林、路易丝拉·莫尔塔拉·奥托伦吉、汤姆·罗、艾伦·塞德曼、丹尼尔·沃森和这部书的意大利版的编辑保罗·扎尼诺尼。我感激特德·奇恰克富有感染力的热情，以及他作为经纪人的优秀工作。感谢汤姆·邓恩，他引导我穿行商业出版的迷宫，感谢我在科诺普的编辑卡罗尔·布朗·詹韦，她敏锐的眼光和文学判断帮助这部书成型，感谢科诺普的斯蒂芬妮·科文和梅尔文·罗森塔尔的帮助。

我将这本书献给我的女儿莫莉，长期以来，她一直分享着我对莫尔塔拉故事的热情。还在上高中的时候，她就抄录了费莱蒂审判的几百页手写文稿，即使是对一个专业研究人员而言这也非易事。她抢了我的先，在布朗大学写了关于莫尔塔拉案件的优秀毕业论文。我为她和我的儿子赛斯感到骄傲。

档案来源

Archivio dell'Archiginnasio di Bologna（AdAB）

Costitutioni,Ordini,et Leggi della Casa dei Catecumeni di

Bologna,Riformati l'Anno MDXCIII. Bologna，1641（COL）.

Miscellanea B. 1894.“Editto Sopra gli Ebrei”，various versions seventeenth and eighteeth centuries.

GiuseppeManzi Nascentori. Cronaca bolognese,anno quarto（1858），annosesto（1860），handwritten.

B. 3840.mss.n.11.Satirical poem,handwritten,no author.

Archivio Arcivescovile di Bologna（AAB）

Segreteria Arcivescovile,Atti Comuni,b. 145，150，151，152（AC）

Miscellanee Vecchie（MV）

Notificazioni，1858—60（N）

Archivio Cardinale Michele Viale Prelà.Biblioteca del Museo del

Risorgimento di Milano.

Archivio Casa Cat. Catecumini Neofiti.Housed in the Archivio del Vicariato di Roma（ACC）

#184. Liber Ⅲ.Baptizatorum Neophytorum.Ven.Domus

Catechumenorum de Urbe，1827—1887

Various.

Archivio del Museo del Risorgimento di Bologna（AMRB）

Archivio della Parrocchia di San Gregorio di Bologna（ASG）

Stato d'anime，1847—1860（every year）（SA）

Archivio di San Domenico di Bologna（ASDB）

Archivio Segreto Vaticano（ASV）

Fondo PioⅨ，oggetti vari,n.1433，“Mortara Edgardo”（Pio Ⅸ）

Segretario di Stato,anno 1864，rubrica 66（Ebrei）（SS），fasc. 1，2，3

Archivio di Stato di Bologna（ASB）

Corporazioni religiose soppresse nel period postunitario,Misc.

Serie prima 44383（San Domenico）（CR）

Tribunal Civile e Criminale di Prima Istanza in Bologna

Causa di separazione violenta del fanciullo Edgardo Mortara

Contro Feletti Frate Pier Gaetano，1860（FV）

Archivio di Stato di Firenze（ASF）

Tribunale Civile e Correzionale di Firenze

Assise 45，Procedimento penale contro Mortara Momolo,Bolaffi

Flaminio,Mortara Ercole,Mortara Marianna,imputati di

Omicidio in danno di Tognazzi Rosa……il 3aprile 1871.（MM）

Archivio di Stato di Modena

Arch. Materie—Ebrei

Archivio di Stato di Reggio Emilia（ASRE）

Fondo Bassani（FB）

UniversitàIsraelitica di Reggio Emilia,Archivio Nuovo（AN）

Archivio di Stato di Roma

Misc. CartePolitiche e Risevate,b.129

Archivio Storico della ComunitàIsraelitica di Roma（ASCIR）

Battesimi forzati,Caso Mortara 1858（BF）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biblioteca Vali Ferraioli Ⅳ（BAV）

Biblioteca Estense（Modena），archivio

译后记

我是个业余翻译，难得翻译一点东西，选题自然就比较谨慎。不过，我倒也不是很挑剔，这几年翻译的几本书，无他，大抵要么有趣，要么有用，最好的，自然是有趣又有用的了。

翻译《瓦尔登湖》时，一心只想着把正文和注疏都翻译出来，辛苦归辛苦，却也乐在其中；完成之后，笑曰“曾经瓦尔登湖难为水”，恐怕以后不会再翻译了。编辑推荐过一些书目，有文学经典，也有当代新锐、政论杂学，我都委婉推辞了。

轮到这本书时，我却欣然接受。

《绑架风云》的主题是十九世纪意大利犹太史，大背景是欧洲和美国的外交史，我对这段历史一直比较感兴趣。作者大卫·I.科策也是从布兰代斯拿到的博士学位，又多了一份亲切。

翻译犹太历史题材的文字，多少有些还债的意味。我读书很顺利，论文稀里糊涂写完，答辩稀里糊涂通过，碰到有软件公司招工，却也是稀里糊涂地就改行了。初时并不觉得，日久天长，却时时有些愧疚，毕竟当时学校将有限的经费提供给我读博士，我读完了却弃之不用，总是一种亏欠。若能在相关学科内翻译、写作，多少也能回馈一下当年资助过我的学校和基金会。

拿到书之后，粗粗读过，我便能够确定，这本书既是学术著作，行文又十分流畅易读，翻译起来会比较顺手，更重要的是，它能够为国内学者和读者提供一手材料，了解欧洲犹太历史、教会史，十分“有用”。

作者的叙事追踪着犹太小男孩遭绑架的来龙去脉，涉及罗马教廷、欧洲外交、犹太社区、美国政府和犹太组织等几条线索，书中人物，从教宗到红衣主教，从犹太领袖到贩夫走卒，人人都在认认真真地扮演着自己的历史角色，故事时时高潮迭起、处处横生枝节，因为地点和题材相近，翻译过程中，我时常不由自主地想起丹·布朗的畅销书《达芬奇密码》，读到关于教宗庇护九世和他手下的红衣大主教的章节，眼前晃动的，就是《达芬奇密码》中那些身穿大氅、庄严肃穆的红衣主教。从这个角度看，这本书除了有用，还十分有趣。

说到有趣，斯蒂文·斯皮尔伯格早就决定将这本书改编成电影，扮演教宗的是奥斯卡最佳男配角获得者马克·里朗斯。据说另外一位同为犹太人的好莱坞大佬哈维·韦恩斯坦还在与他同时竞拍，选择的大明星是罗伯特·德尼罗。动手翻译的时候，我曾经开玩笑说，要和斯皮尔伯格赛跑，争取赶在电影上映之前出书。到今天为止，我的译稿已经完成，斯比尔伯格的竞争对手韦恩斯坦却深陷性骚扰丑闻，身败名裂，而斯比尔伯格的电影也尚未出笼。

翻译进展顺利，却和名导演执导电影并无干系。这本书既是学术著作，精炼、准确，又有故事情节，悬念不断，令人欲罢不能。我情人节那天正式开始敲字，到五月份就完成了初稿，一边敲字，一边迎接着波士顿在暖冬之后，春天的万物复苏、百鸟北归。

翻译总体来说不难，但也有疑难之处，一是宗教职务和种种繁文缛节，二是意大利文资料及来源。我注意到，第一个问题，作者也碰到过。科策原来在书稿里称主教费莱蒂神父为“the friar”，后来书出版时却又一律改为“the monk”。翻译过程中，有些宗教机构和教廷官员的名称，我尽量沿用现有的约定俗成的译名，但国内专攻意大利宗教史的学者或许会注意到，有些名称可能会和中文现有的标准名称不完全一致。至于资料及来源，按理无需翻译，因为能够阅读意大利文原文的读者，自然可以直接去查阅原始资料来源，无需经过我这个译者节外生枝；然而，翻译出来也有价值，就是用注释佐证正文，好奇的读者还可以循注释而顺藤摸瓜，阅读更多的资料。这样一来，我也就勉为其难，将注释和索引全部译出，若有偏差和错误，我自当负全部责任。

还有一件令我忐忑的事，就是书名。原书名很纪实，就是《绑架埃德加多·莫尔塔拉》，或者《埃德加多·莫尔塔拉的绑架》。英文原文只有三个单词，还算说得过去，直译成中文却又长又拗口。于是我将它缩减成《绑架风云》。若是将“风云”理解为宗教界、政界和外交舞台上的风云际会，倒也算得上有几分切题，然而不了解这本书的人，看见《绑架风云》，说不定会以为它是侦探小说。如果能诳到一些读者把它当侦探小说买了，我从中牟取稿费大利，顶多算是误导，不是故意诈骗。

翻译从技术上看难度不大，心情却十分沉重。这本书的作者科策是犹太人，但他的学术训练却是人类学，关注的是人在历史事件中的心理感受。于是，他的描写，虽然和其他史学家一样是在档案馆里翻阅故纸堆，他的关注点，却是每一个历史人物在扮演他们的历史角色时的喜怒哀乐、左右为难的困境。在这场复杂的宗教、历史和国际冲突中，作者虽然对埃德加多和他的父母多加同情，对于冲突的另一方——罗马教会的各级神职人员，尤其是教宗的描写，也同样浓墨重彩，并没有简单地将他们标成“落后势力”而一笔勾销。

暑假时选择了去意大利度假，顺便就地访问书中故事发生的地方。梵蒂冈博物馆内，每一件艺术品之前只停留七秒钟，也要看七年多才能看完，我却在庇护九世的雕像和门廊上的名字前再三停留。毕竟，他一八四六年当选教宗之后，统治天主教会长达三十一年，是任期最长的教宗，而且，在他统治期间，罗马教会失去了对周围领土的统治，从此退缩进袖珍国家梵蒂冈。

离开罗马以后，我们前往佛罗伦萨。佛罗伦萨是文艺复兴的中心之一，也是莫尔塔拉家失去埃德加多之后投奔的城市。我们都是启蒙运动的学生，相信法国大革命促进了欧洲乃至世界的进步。翻译此书时，也很庆幸拿破仑占领意大利，促进了意大利社会、尤其是知识分子思想的开放和启蒙，最后促成了意大利的统一。不过，在佛罗伦萨美术学院美术馆崇拜完馆中的镇馆之宝——大卫雕像之后，我们匆匆忙忙看了馆中的一个收藏，收藏不大，却能让我们亲眼目睹拿破仑带来的冲击，甚至毁灭。

根据解说词，这里大部分作品都是一八〇八至一八一〇年拿破仑占领期间，托斯卡纳政府强迫教会关闭大批修道院后留下的部分遗物。保存下来的，都是宗教形象，有一面墙大小，都是从前教会敬奉的圣像。这里面有多少血腥、强制、愤怒、反抗和敢怒不敢言，是可以想象的。毕竟对信众来讲，这些圣物对他们来说是最珍贵的东西。

离开佛罗伦萨以后，我来到了这本书的起点博洛尼亚。和意大利别的辉煌、绚丽的旅游城市的相比，博洛尼亚像是一个质朴谦恭的村姑。本来只抱着学习历史的目的前来，结果却发现她有别的城市没有的美丽——市中心几座大建筑，都有极为精致、潇洒的长廊，令人流连忘返。登了城中的双塔，其中一个又高又直，另一个又矮又歪，让人想起施瓦辛格和意大利裔演员丹尼·德维托扮演的互不般配的双胞胎兄弟。从塔顶极目望去，四周都是教堂的尖顶，犹太人在这样的城市中生活，这些教堂时时刻刻会提醒他们，他们是异类、少数。下得塔来，我又参观了这本书故事演绎的重大场合圣彼得罗尼奥大教堂、圣多米尼克教堂，还步行到了埃德加多被绑架时，莫尔塔拉家居住的犹太隔都，参观了他们那个小小的犹太博物馆。

有一道大铁门通往博物馆，我问过博物馆工作人员，这道门和周围的高墙，是不是从前隔都的大门和高墙。他说不是。一百多年前，却是一道类似的高墙，将犹太社区和四周的天主教社区隔离开来，墙里面的人过着和外面的人不同的生活，一个天主教女仆将几滴水洒在了一个犹太男孩的头上，于是引起了一家人的生离死别，参与了欧洲外交的风云际会，并且间接加速了教宗国的分崩离析。

一八五八年，是咸丰八年。这一年，中英签署《中英天津条约》，其中规定：鸦片改称“洋药”，可自由买卖及进口。地球另一边的满清帝国，也在酝酿着暴风骤雨。在追踪莫尔塔拉家族的命运变迁的时候，我时常想到，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域，人类都在承受着同样的苦难。

七十五年后，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博洛尼亚这个小社区的犹太人再次遭遇灭顶之灾。博物馆的一个小展室正在修建中，地面是黑色大理石，大理石上镌刻的，都是这个地区在大屠杀中丧生的犹太人的名字。

[1]关于19世纪中叶教宗国国内犹太人的数量，见商业与公共工程部《1853年教宗国人口统计》。

[2]6月23至24日事件经过的主要资料来源，是在ASB-FV中发现的有关1860年费莱蒂神父的审判记录。其他使用的资料有卢奇迪警官的记录，日期为1858年8月8日，不知何故，这份记录收进了ASCIR。（缩略字母所代表的档案类别参见附录。）

[3]恩里科·波特里加利，《博洛尼亚纪事》，第2卷（1960），第419页。

[4]两位主教那天确实在一起旅行，访问圣乔瓦尼—因佩尔西切托镇。见朱塞佩·博西，《菲尔西尼档案》，第3卷（1858），第309页。

[5]参见卢西亚诺·塔斯，《意大利犹太人历史》（1987），第64页；和阿蒂利奥·米兰的《意大利犹太人的历史》（1992），第247页。

[6]这一段出自卢西奥·帕尔多，《隔都和城市》，见塞尔吉奥·文森齐编，《博洛尼亚的隔都：一个地方的历史和新生》（1993），第56页。

[7]见拉扎洛·帕多瓦，《斯坎迪亚诺和雷焦艾米利亚的犹太人社区》（1986）。

[8]要了解摩德纳公国这个时期犹太人的历史，见圭多·富比尼，《意大利犹太人的法律状况》（1974）；要了解十八、十九世纪犹太人在埃斯特公国的历史，见安德烈·巴烈蒂，《犹太人与埃斯特公国》（1930）。

[9]见贾科莫·布卢斯坦，《罗马犹太人史》（1921），第215页。

[10]见马里奥·卡拉维尔和阿尔贝托·卡拉乔罗编，《从马丁五世到庇护九世的教宗国》（1978），第526页。

[11]艾尔马诺·莱文森，《教宗国犹太人》第二部分，《以色列每月评论》（1934年第9期），第164页；奥古斯托·皮耶兰托尼，《教宗国的烧炭党》，第2卷（1910），第21、99、117页。

[12]翁贝托·马尔切利，《从复兴到兼并的政治事件》，见阿尔多·贝尔塞利主编，《艾米利亚—罗马涅历史》（1980），第72页。

[13]奥地利人1831年再次离开博洛尼亚，导致一段时期的混乱，他们于次年1月回来。详见斯蒂文·C.休斯，《罪行、混乱和恢复时期：博洛尼亚的警务政治》（1994），第114—135页。

[14]肯尼斯·R.斯托的《1555—1593年间的天主教思想和教宗的犹太政策》（1977）中，关于犹太人和十六世纪带来的变化，有很好的论述。

[15]引自乔瓦尼·维奇尼，《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同等继承权》（1827），第154页。

[16]来自安东的文森佐·贝尔尼，《咨询投票的观察》（1827），第70页。

[17]除了焦阿基诺·维奇尼，《乔瓦尼·维奇尼》（1897）以外，亦见加迪·卢扎托·沃盖拉，《意大利犹太人的解放》（1994），第83—85页。

[18]波特里加利，《博洛尼亚纪事》，第2卷，第36—37页。

[19]路易吉·卡罗·法里尼，《1815至1850年间的罗马国》，第4卷（1853），第139页。

[20]弗朗切斯科·凡托尼，《红衣主教维亚勒—普雷拉生平》（1861）。

[21]波特里加利，《博洛尼亚纪事》，第2卷，第362页。

[22]关于维亚勒—普雷拉的家族关系，见保罗—米歇尔·维拉，《维亚勒家族》（1985）。

[23]博洛尼亚教会中比较保守的势力和更倾向改革的教派之间的斗争，也受到了当时在法国也在发生的斗争的影响。见阿尔多·贝尔塞利，《1858至1866年间法国天主教徒和博洛尼亚保守天主教徒之间的关系》，《复兴运动历史概述》（1954年第41期），第269—281页。亦见鲁道夫·凡蒂尼，《1848年民族统一运动中博洛尼亚的自由教士》，《复兴运动博物馆馆刊》（1960年第5期），第451—484页；和凡蒂尼，《教宗国的最后一任博洛尼亚大主教：红衣主教米歇尔·维亚勒—普雷拉》（1973），第210—244页。

[24]阿尔弗雷多·特斯东尼，《消失的博洛尼亚》（1905），第119页；奥莱斯忒·F.滕卡乔里，《红衣主教米歇尔·维亚勒—普雷拉》，《科西嘉古今》（1935年第4—5期），第148页。

[25]波特里加利，《博洛尼亚纪事》，第2卷，第363页。

[26]年份为1858年的维亚勒—普雷里的两份文件，是博洛尼亚的大主教出版的《致博洛尼亚教区神职人员和人民的牧函》和《教区关于儿童的通信》，均见于AAB-N。红衣主教描述弃婴的异教徒行为很有讽刺意义，因为在当时的意大利，这种行为也很普遍。见大卫·I.科策，《为荣誉而牺牲》（1993）。

[27]凡托尼，《生平》，第125页，AAB-AC,b.151，协定231号，1859。

[28]《博洛尼亚的犹太人》，《博洛尼亚观察报》，1852年10月1日，第2页。

[29]恩里科·波特里加利，引自滕卡乔里，《红衣主教》，第148页。

[30]马尔切利，《政治事件》。

[31]克利福德·格尔兹，《中心、国王和魅力》，见J.B.戴维斯和T.N.克拉克编，《文化及其创造者》（1997），第162页。

[32]《1857年的庇护九世及其臣民》（1860），第430、440页。另外一个类似的记录是《记尊敬的庇护九世八月的博洛尼亚之行》（博洛尼亚，1858）。

[33]波特里加利，《博洛尼亚纪事》，第2卷，第377—378页。

[34]卡拉维尔和卡拉乔罗，《教宗国》，第700页。

[35]贾科莫·马丁纳，《庇护九世》（1986），第28页。

[36]保护这个神圣的宝物并非易事，几百年来，一系列的当权者都在设法寻求这件圣物带来的祝福。十七世纪末，托斯卡纳的大公科西莫三世·德·美第奇想得到一块圣头骨，教士们拒绝了。苦心孤诣地想得到一块圣多米尼克的骨头，大公求得了他身为红衣主教的兄弟的帮助，他的兄弟最终说服教宗英诺森十二世，命令教士们把公爵想要的东西交给他。结果，1699年1月的一个夜晚，博洛尼亚参议院一个代表团在场，一名解剖学教授和两名外科医生打开了圣多米尼克的圣骨匣。他们稍微曲解了教宗的命令，决定不要直接在头骨上开锯，而是拔出了右后方的臼齿，令多米尼克派的教士们松了一口气。这还不是最后一次袭击圣多米尼克的遗骨的事件。1787年，不顾多米尼克派的修士们的痛苦和抗议，他们被迫为了帕尔马公爵的精神健康而锯掉了一块头骨。见阿方索·达马托，《博洛尼亚的多米尼克派》，第2卷，（1988），第630—635页，第798—801页，第951—952页。此外，关于教宗访问圣多米尼克大教堂的过程，见阿贝尔·雷迪贡达，《博洛尼亚的多米尼克派研究》，《神圣教义》（1957年第2期），第134—135页。

[37]马丁纳，《庇护九世》，第27—28页。帕索里尼说军队是德军，其实是当时流行的看法，认为奥地利人等于德国人。事实真相更为复杂，因为从国家或种族上看，这支军队中很少有奥地利人或德国人。奥地利军队中的军官主要是奥地利人，但士兵大部分来自奥地利帝国的不同前哨地区：如克罗地亚、匈牙利，等等。

[38]见ASCIR，日期为1858年6月24日。

[39]见《天主教百科全书》，第2卷（1949），第1003—1046页关于“洗礼”的词条。那篇文章还提到，“非天主教的儿童，如果没有死亡的危险，……在成年之前，可以合法洗礼，即使他们的父母反对。”（第1031页）。教宗在莫尔塔拉案件上所持的立场完全是符合现有的教会政策的，看看十五年前发表的教会律令概要就很清楚了，见加埃塔·莫罗尼·罗马诺，《历史和宗教学术词典》（1843），第21卷，“犹太人”词条下，关于犹太儿童受洗列出了五条基本原则：＜br/＞1.没有父母同意，教会从来不会为他们施洗。＜br/＞2.没有父母同意，要施洗可以有两个例外：当孩子的生命极为危险；当父母遗弃了他们的孩子。＜br/＞3.即使施洗的过程是非法的，施洗的结果却依然有效。＜br/＞4.在这种情况下，受洗的孩子不应当交还给他们的犹太父母，必须交由信仰天主教的基督教徒抚养。＜br/＞5.要证明他们确实受洗，只要一个证人就足够了。

[40]ASRE-AN,b.25。有很多关于帕梅拉·马罗尼案件的手写文件，包括亚伯兰·马罗尼的一些信件。

[41]这些文件都在ASRE-AN,b.25。

[42]见ASRE-FB。

[43]ASCIR有这三封信的抄件。

[44]卡罗·卡坦内奥，《关于犹太人的经济限制和民事法律禁令》（1836），第22页。

[45]宗教裁判官和博洛尼亚大主教的《关于犹太人的敕令》的原件，见AdAB。

[46]弗兰科·德拉·佩鲁塔，《犹太人禁令和复兴运动中犹太人的解放》，《社会和历史》（1983年第6期）。

[47]塞西尔·罗斯，《意大利的强制洗礼》，《新犹太人季刊》（1936年第27卷），第129页；杰玛·沃利，《意大利犹太人简史》（1961），第62—63页。

[48]犹太人解放之前，整个欧洲犹太人的情形也是这样的，见雅克布·卡茨，《走出隔都》（1973）。

[49]关于意大利犹太人对十九世纪解放的态度，见安德鲁·M.卡内帕的文章《意大利犹太人在第二次解放之前的态度：背景分析》，《以色列每月评论》（1977年第43期）：第419—436页；和《十九世纪中叶意大利的解放和犹太人的反应》，《欧洲历史季刊》（1986年第16期），第403—439页。

[50]除了特别注明的以外，本书引用的所有罗马犹太社区发出和收到的信件都来自ASCIR。

[51]塞西尔·罗斯，《1783年罗马的强制洗礼和伦敦社区》，《犹太评论季刊》（1925年第16期），第105—110页。

[52]亚伯拉罕·柏林纳，《罗马犹太人历史》（1992；德语原版，1893），第302页。

[53]埃米利奥·卡斯特拉尔，《意大利回忆》（1873），第96页。

[54]安德烈·杜福，《庇护九世的生活轶事》（1869），第129页。

[55]《博洛尼亚观察报》，1858年10月29日，第3版。

[56]“自6月23日晚后幼童莫尔塔拉的最新情况”，ASV-Pio IX（庇护九世卷）。

[57]G.巴雷尔，《慕道之家》，《天主教神学词典》（1905）；米兰诺，《犹太人历史》，第590页。关于都灵，请见卢西亚诺·阿莱格拉，《都灵慕道者的临终关怀》，《历史书目》（1990年第88卷），第513—573页。

[58]罗马的慕道之家的受洗仪式，可以见德·科伦贝格在《教宗历史档案》上写的三篇系列文章。亦见C.鲁赫，《异教徒的洗礼》，《天主教神学词典》（1905）。

[59]塞琳娜·贝莱蒂尼，《摩德纳的犹太社区》（1965—1966），第212—227页。

[60]贾科莫·福蒂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一个犹太改宗者的信》，《宗教学志》，第18卷（1844），第345—354页。

[61]《天主教文明》，第2系列，第2卷（1853），第197页。

[62]《天主教文明》，第3系列，第3卷（1856），第691页。

[63]《天主教文明》，第3系列，第3卷（1856），第441—442页。

[64]犹太人关于意大利的慕道之家的历史，也反映了这种关于犹太人改宗天主教的观点。塞西尔·罗斯（《意大利的强制洗礼》，第120页）这样描述改宗者们：“很大一部分人其实是一帮恶棍。”

[65]例如，1641年博洛尼亚慕道之家的律法规定，这个律法“在接到关于他们的生活和行为、他们接受最神圣的洗礼的诚意、严肃和真正的愿望等足够的信息之前，不能接受任何异教徒”。AdAB-COL。

[66]罗斯，《意大利的强制洗礼》，第120页。

[67]雷娜塔·马尔塔诺，《徒劳的使命：十六世纪下半叶对罗马犹太人的强制宣教》，第93—110页；和菲亚马·萨塔，《十七世纪上半叶对罗马犹太人的宣教、慕道之家和新改宗者》，第113—127页。均见于M.卡菲耶罗、A.福阿和莫里西·格拉编，《犹太—基督教的轨迹：社会文化的神话》（1987）。

[68]安娜·福阿首先指出强制宣教是一种颠倒的仪式，《改宗的游戏：十六世纪罗马的改宗政策和暴力控制》，见米歇尔·卢扎蒂、米歇尔·奥利瓦里和亚历山德拉·维罗尼斯编，《中世纪意大利和现代意大利的犹太人和基督徒》（1988），第156页。十三世纪也试过一次对犹太人的强制布道。关于这种做法的早期历史，见米兰诺，《犹太人历史》；沃利，《意大利犹太人简史》。

[69]杰玛·沃利，《教宗本笃十四世和犹太人》，《以色列每月评论》（1956年第22期），第215页。

[70]罗伯托·萨尔瓦托里，《复辟期间托斯卡纳的犹太人》（1993），第109页。

[71]朱塞佩·塞尔莫内塔编辑并作序，《1749年5月6至19日，安娜·德尔蒙特在慕道之家》，（1989）。

[72]拉斐尔·德·切萨雷，《罗马和教宗国》（1975；原版1906），第227页。

[73]见约瑟夫·帕维亚的信件，1859年11月13日，《以色列档案》，1859年12月，第708页。

[74]关于意大利犹太人对解放的态度，参见第五章的相关注释。

[75]感谢皮尔·切萨雷·博里向我指出这个故事和圣经故事之间的相似之处。

[76]见《宇宙报》，1858年11月11日，重印于德拉库蒂尔院长，《莫尔塔拉事件中的法律权利和自然权利》（1858），第43页。

[77]《埃德加多·莫尔塔拉》。

[78]《基督徒少年莫尔塔拉的新闻》，载于《和谐》，1858年10月16日。

[79]多姆·雅克布斯，《偷孩子的贼》（1859），第34—36页。

[80]《小新基督徒埃德加多·莫尔塔拉》，《天主教文明》，第3系列，第12卷（1858），第389—390页。

[81]《埃德加多·莫尔塔拉》。

[82]罗马的犹太协会至巴黎的罗斯柴尔德男爵的信件，没有签名，日期是1858年9月8日，ASCIR。

[83]寄给雅克布·维塔·阿拉特里先生，转交M.莫尔塔拉先生的信，罗马，1858年9月12日，ASCIR。

[84]罗杰·奥伯特，《教宗庇护九世》，《教会史》，第22/1卷（1990），第449页。

[85]罗斯，《意大利的强制洗礼》，第130页。

[86]教宗还解除了狂欢节献礼，详见柏林纳，《犹太人历史》，第300页。关于教宗的委员会，见布鲁诺·迪波尔图，《意大利教宗国罗马的犹太人》；埃里奥·托阿夫等人编，《隔都的陷落》（1971），第35—36页。

[87]阿尔多·贝尔塞利，《1815至1859年间博洛尼亚的政治运动》，《复兴运动博物馆馆刊》（1960年第5期），第225页。

[88]乔万尼·米科利，《基督教神话与世俗化之间》（1985），第49页。

[89]P.R.佩雷斯，《讨论神的仆人教宗庇护九世的“超德”时的一些困难》，见卡罗·斯奈德编，《教宗九世论教规》（1992），第237页。

[90]富比尼，《法律地位》，第10页。

[91]奥伯特，《教宗》，第70—72页。

[92]马丁纳，《庇护九世》，第40页；罗杰·奥伯特，“贾科莫·安东内利”，《意大利名人传记词典》，第3卷（1961），第485页。英文版的安东内利传记，见弗兰克·J.科帕，《红衣主教贾科莫·安东内利和欧洲事务中的教宗政治》（1990）。

[93]卡罗·法尔科尼，《红衣主教安东内利》（1983），第302—303页。

[94]奥多·罗素致J.R.勋爵的信，编号7，罗马，1806年1月7日。见诺埃尔·布莱基斯顿，《罗马问题》（1962），第79—80页。

[95]杨·德里克·霍尔姆斯，《教宗的辉煌胜利》（1978），第130页。

[96]奥伯特，《教宗》，第143页和第147页。亦见皮耶罗·皮里，《历史和神话中的红衣主教安东内利》，《意大利教会史杂志》，（1958年第12期），第81—120页。

[97]霍尔姆斯，《辉煌胜利》，第135页。

[98]朱塞佩·莱蒂，《1849至1970年间的罗马和教宗国》（1911），第1卷，第11页。

[99]佩雷斯，《困难》，第34页。

[100]奥伯特，《教宗》，第449—452页。

[101]奥古斯特·哈斯勒，《教宗是如何变得永远正确的》（1993），第105—110页。关于庇护九世时代人们认为世俗犯罪会得到神的惩罚的信念，见P.G.卡马亚尼，《上帝的惩罚和教会的胜利》，《意大利历史杂志》，（1976年第88卷），第708—744页。

[102]弗兰克·J.科帕，《红衣主教安东内利、教宗国家和反复兴运动》，《教会与国家杂志》（1974年第16卷），第469页。

[103]马丁纳，《庇护九世》，第7页。

[104]德·切萨雷，《罗马和教宗国》，第243页。

[105]同上，第67页。

[106]ASV-Pio IX（庇护九世卷）；见莎朗·马伦·斯塔尔，《莫尔塔拉事件》，1858，博士论文，圣路易斯大学（1987），第34页。

[107]不幸的是，梵蒂冈的宗教裁判所的中心档案馆不对研究人员开放。

[108]卡米罗·迪·加富尔，《1858—1861年加富尔书信集》，第一卷（1926），第206页，第143封信。

[109]贾科莫·马丁纳，耶稣会历史学家和当代最有名的庇护九世的传记作家，也持有类似意见，认为维拉玛琳纳的有些评论不靠谱。马丁纳，《庇护九世》，第33页。

[110]出自ASV的庇护九世档案馆，马丁纳引用，《庇护九世》，第33页。

[111]但是，在意大利复兴时代，有很重要的一些非犹太人言论，关注犹太人没有公民权的问题。除了卡坦内奥的《经济研究》外，亦见马西莫·德阿泽里奥，《犹太人的解放》（1848）。

[112]引文出自杰玛·沃利，《莫尔塔拉案件与公众舆论和当时的政治》，《复兴博物馆馆刊》（1960年第5期），第1090页。

[113]这段文字见于伊沙多尔·卡恩，《博洛尼亚的莫尔塔拉事件》，《以色列档案》，1858年10月，第555—556页。

[114]奥伯特，《教宗》，第145—146页。

[115]尤其是在法国，人们尤其强调父亲权利的重要性。例见朱尔斯·阿塞扎，《莫尔塔拉事件：父亲的权利》（1858）。

[116]摩莫洛至法国大使德·格拉蒙公爵的信草稿，无日期（大约是1858年9月8日），ASCIR。

[117]朱塞佩·拉拉斯，《庇护九世时罗马犹太人的焦虑与期望》，《以色列评论月刊》，（1973年第39期），第515—517页；贾科莫·马丁纳，《庇护九世和莱奥波尔多二世》（1967），第200—201页。

[118]法尔科尼，《红衣主教安东内利》，第239—240页。

[119]ASV-SS。

[120]ASV-SS。

[121]同上，安东内利至莱昂内尔·德·罗斯柴尔德，伦敦，1858年9月13日。这是一封信的草稿，可能根本就没有发出去。信封边缘上加了一个批注：“Non ebbe corso”（未发）。

[122]ASV-Pio IX（庇护九世卷）。

[123]斯卡佐其奥致恩里科·萨拉的信，罗马，1858年9月29日，ASCIR。

[124]有一份报告说，这次受洗是“在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店主莱波里的煽动下”秘密举行的。阿尔弗雷多·科曼迪尼，《十九世纪一百年的意大利》，1850—1860（1907—18），第823页。

[125]这些细节均来自ASG-SA。

[126]ASV-SS，幻灯片，附件1，总目录第5358号。

[127]ASV-Pio IX（庇护九世卷）。

[128]关于十九世纪博洛尼亚弃婴的全面历史，见柯策，《为荣誉牺牲》。

[129]ASV-Pio IX（庇护九世卷）。这份附信和文中提到的所有博洛尼亚的公证过的证词都是在那儿找到的。

[130]AMRB中有帕斯夸尔·萨拉戈尼的传记和自传，都是手稿。

[131]S.布洛赫，《犹太儿童遭绑架》，《犹太人》（1858年7月），第11页。

[132]卡昂，《莫尔塔拉案件》，第555页。

[133]《德国拉比请求教宗》，ASV-Pio IX（庇护九世卷）。

[134]致亚历山德罗·卡尔皮的信，博洛尼亚，1858年8月25日，ASCIR。

[135]《本月纪事》，《以色列档案》，1859年1月，第46页。

[136]《本月纪事》，《以色列档案》，1859年1月，第61页。

[137]摩莫洛·莫尔塔拉从博洛尼亚写给贾科贝·塔利亚科佐的信，罗马，1858年10月10日，ASCIR。

[138]摩莫洛·莫尔塔拉证词，1860年2月6日，费莱蒂神父的审判，博洛尼亚，ASB-FV。

[139]阿拉特里主教写给国务秘书安东内利的信，1858年10月16日，ASV-SS，第1册，第7封。

[140]国务秘书安东内利致阿拉特里主教的信，1858年10月18日，ASV-SS，第1册，第9封。

[141]阿拉特里主教写给国务秘书安东内利的信，1858年10月19日，ASV-SS，第1册，第75封。

[142]弗罗西诺内的红衣主教卡贾诺写给国务秘书安东内利的信，1858年10月18日，ASV-SS，第1册，第73封。

[143]国务秘书安东内利致红衣主教卡贾诺的信，弗罗西诺内，1858年10月21日，ASV-SS，第1册，第77封。

[144]写给“全国所有犹太协会的信”，罗马，1858年10月20日，ASCIR。

[145]Shema，希伯来语‘听’，是犹太教最重要的祷文的第一个词，表示上帝是唯一的。

[146]《莫尔塔拉男孩的绑架》，《意大利快报》，1858年11月8日。

[147]费莱蒂神父审判文件记录，博洛尼亚，玛丽安娜·帕多瓦尼的证词，1860年2月20日，都灵，ASB。

[148]“如果没有最近的访问……”，1858年11月中旬一封信的草稿，ASCIR。

[149]《宇宙报》，1858年11月11日，转引自德拉库蒂尔，《法律权利》，第43页。

[150]《埃德加多·莫尔塔拉》，《真正的朋友》，1858年12月5日。

[151]“《小新教徒埃德加多·莫尔塔拉》。”

[152]摩莫洛给罗马的斯卡佐其奥的信，发自佛罗伦萨，日期1858年12月2日，ASCIR。

[153]朱塞佩·马萨里，《日记》1858—1860卷（1959），第97页。

[154]罗马的密涅瓦伯爵致都灵的加富尔伯爵的信，1858年10月9日。重印于吉安卢多维科·马西蒂·扎尼尼，《关于莫尔塔拉一案的新文件》的附录中，《意大利教会史刊》（1959年第13期），第271—272页。

[155]罗马的密涅瓦伯爵致都灵的加富尔伯爵，1858年10月9日。出处同上，第273页。

[156]罗马的密涅瓦伯爵致都灵的加富尔伯爵，1858年10月25日和11月23日。出处同上，第273、274页。

[157]来自O.泰尔凯姆的信，巴黎，1858年12月10日，见《以色列档案》，1858年12月10日，第233—235页。

[158]巴黎的维拉玛琳纳侯爵写给都灵的加富尔伯爵的信，1858年11月21日。见加富尔，《加富尔—尼格拉书信集》，第1卷，第206—207页。

[159]都灵的加富尔伯爵写给巴黎的维拉玛琳纳侯爵的信，1858年11月25日，见加富尔，《加富尔—尼格拉书信集》，第1卷，第213—214页。

[160]驻法国的教宗使节卡罗·萨科尼致红衣主教安东内利的信，1859年1月7日，巴黎。重印于马里亚诺·加布里埃尔编，《安东内利—萨科尼书信集，1858—1860》（1962），第1卷，第12页。

[161]教宗使节致红衣主教安东内利的信，1858年12月1日，ASV-SS。

[162]罗马的杜·查斯特尔伯爵写给红衣主教安东内利的信，1858年11月8日，ASV-SS。

[163]红衣主教安东内利致加富尔的信，1858年11月27日，ASV-SS。关于莫尔塔拉案件在比利时的反应，见G.布雷夫，《意大利独立战争前的心理影响：莫尔塔拉事件》，《复兴运动》（1965年第8期），第49—82页。

[164]引用于伯特勒姆·W.科恩，《美国对莫尔塔拉案件的反应》（1957），第24页。

[165]引用于伯特勒姆·W.科恩，《美国对莫尔塔拉案件的反应》（1957），第42页。

[166]同上，第48页。

[167]引用于伯特勒姆·W.科恩，《美国对莫尔塔拉案件的反应》（1957），第70页。

[168]同上，第95页。

[169]同上，第63页。

[170]费厄泼莱，《博洛尼亚的所谓“莫尔塔拉”绑架一案》（1858）。

[171]斯图尔特·伍尔夫，《1700年至1860年间的意大利历史》（1979），第235页。这本书有助于了解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教会和欧洲统治者关系逐步改变的过程。

[172]《布鲁塞尔报》，1858年9月18日。重印于《以色列档案》，1858年10月，第558—559页。

[173]要了解《文明与宗教的和谐》的简史，以及对它在莫尔塔拉案件报道的分析，见弗罗尼亚纳·纳尔迪，《莫尔塔拉案件：1860年的经过以及教会和犹太媒体的反应》（1993），第61—87页。要看对意大利媒体的文章的分析，见格拉里亚·帕里西，《莫尔塔拉案件：1860年的经过及意大利媒体的反应》（1993）。

[174]《新信徒莫尔塔拉的新闻》，《和谐》，1860年10月17日。

[175]摩莫洛·莫尔塔拉在费莱蒂的审讯中的证词，博洛尼亚，1858年2月6日。

[176]《小小新信徒埃德加多·莫尔塔拉》，第406页。广为流传的法语和意大利语小册子，反驳《天主教文明》上的文章，见《罗马和欧洲关于莫尔塔拉案件的公众舆论》（1859）。

[177]《小小新信徒埃德加多·莫尔塔拉》，第400页。

[178]《小小新信徒埃德加多·莫尔塔拉》，第391页。《和谐》（1858年10月31日，第2页）也采纳了这个思路，认为莫尔塔拉案件产生影响的原因是“最有影响的报纸大部分都控制在犹太人手中”。

[179]这些信写在《天主教文明》的信纸上，见ASCIR。

[180]《巴黎的辩论》，《博洛尼亚观察报》，1858年10月29日。

[181]《埃德加多·莫尔塔拉》，《真正的朋友》，1858年12月5日。要了解这一份和其他博洛尼亚报纸的背景，见伊萨贝拉·赞尼·罗谢洛，《博洛尼亚新闻简述》，见《1859—1860年间的博洛尼亚》（1961）。

[182]《联合与民众》，《天主教》，1858年12月1日，第1页。

[183]考察十五世纪对犹太人进行杀人祭神的指控，见R.夏伯嘉，《1475年的特伦特：杀人祭神审判记》（1992）。

[184]《对一个孩子的无情杀害》，《天主教》，1859年1月26日，头版。

[185]S.卡恩，《本月纪事》，《以色列档案》，1859年3月，第180—181页。

[186]文森佐·曼齐尼，《仪式谋杀和燔祭，尤其是对犹太人的指控》（1925），第143—145页。

[187]《天主教文明》，第15系列，第5卷（1893），第269页。

[188]同上，第13系列，第2卷（1886），第437页。

[189]《天主教文明》，第15系列，第2卷（1892），第138页。

[190]《博洛尼亚的犹太人和朱塞佩·马志尼的炸弹》，《和谐》，1858年8月17日。

[191]《1853至1858年间的教宗、犹太人和意大利报纸》，《和谐》，1858年10月3日。

[192]安东尼奥·格拉姆西，《狱中札记》，第3卷（1975），第2035页。

[193]德拉库蒂尔，《正确的法律》，第44页。

[194]同上。

[195]巴黎教会大使卡罗·萨科尼大主教致红衣主教安东内利，1859年12月19日，ASV-SS。

[196]乔瓦尼·巴蒂斯塔·克拉拉，《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记忆》，第1卷（1863），第206—214页。

[197]罗马的红衣主教致巴黎的大使，1858年12月30日，ASV-SS。

[198]巴黎的卡罗·萨科尼致红衣主教安东内利，1859年1月17日。见《安东内利—萨科尼书信集》，第18页。

[199]记录和案例大纲均见于ASV-Pio IX（庇护九世卷）。莎朗·斯塔尔的博士论文《1858年的莫尔塔拉案件》是以这些材料为基础写成的，我使用了她翻译的拉丁文部分的材料。

[200]ASV-SS。接收人为维也纳、慕尼黑、葡萄牙、西班牙、巴西、布鲁塞尔、那不勒斯、海牙和佛罗伦萨的大使；驻卢塞恩和都灵的代表和驻巴拿马、波哥大和墨西哥的使徒代表。拉美代表的名字都被铅笔划掉了，可能是说这些材料最终并没有投递给他们。

[201]见《博洛尼亚纪事》，《天主教》，1858年11月4日，第1页。

[202]《简要解释》，第8页。

[203]同上，第8页。

[204]同上，第18页。

[205]同上，第12页。

[206]同上，第27页。

[207]巴杰西在莫尔塔拉案件中依然是个神秘人物。后来调查与宗教裁判与绑架有关的法官从来就没有注意到她。圣格雷戈里奥的教区记录表明，她住在离莫尔塔拉搬到博洛尼亚后的住处不远的地方，但不久就离开了这个教区。当然，也有可能巴杰西不是直接从蕾吉娜·布索拉里那里听说的，而是从第三方那里听说的。

[208]《简要解释》，引号内文字来自原文。

[209]引号内文字来自原文。

[210]同上，第30—31页。

[211]《关于蕾吉娜·比安基尼夫人是否受洗的神学争论》（1786），第5页。博洛尼亚的阿奇吉纳西欧宫有这份文件的一份抄件。

[212]我对这个案件的叙述来自上面引用的资料来源，一本未署名的三十一页小册子，作者称自己为“私人”，对大众对此案的兴趣做出的反应。

[213]《简要解释》，第22页。

[214]《简要解释》，第22—23页。

[215]韦尔司令，《莫尔塔拉案件的先例》。重印为小册子（巴黎，1921），第3页。这段引文摘自雷德纳夫爵士1840年6月26日致巴黎的西尔斯的信。韦尔重印了大部分有关法国外交的通信，我在这里使用的通信内容都是来自这一资料来源。

[216]同上。

[217]同上，第5页。

[218]同上，第7—8页。

[219]同上，第15页，雷德纳夫伯爵致红衣主教兰布鲁斯基尼的信，1840年7月21日。

[220]同上，第9—10页，雷德纳夫伯爵致西尔斯先生，1840年7月17日。

[221]同上，第12页。红衣主教兰布鲁斯基尼，罗马的奎里纳勒宫，1840年7月18日，致法国临时代办。

[222]同上，第10—13页，雷德纳夫伯爵致西尔斯先生，1840年7月27日。

[223]马萨里，《日记》，1858—1860卷，第95页。

[224]弗兰克·科帕，《教宗庇护九世：世俗时代的十字军》（1979），第129页。

[225]路易吉·普雷维蒂，《共济会长老信函》，《天主教文明》，第13系列，第12卷（1888），第391页。

[226]杜福，《生活轶事》，第131—132页。

[227]路易·弗约，《罗马的气息》，第9卷（1926），第448—451页。

[228]莫罗尼·罗马诺，《犹太人》，第29页；迪波尔图，《罗马的犹太人》，第30页。

[229]这次会面的过程主要是依据柏林纳的《犹太历史》，第305—307页。亦见迪波尔图，《罗马的犹太人》，第30页。

[230]引自马丁纳，《庇护九世》，第34页。马丁纳没有提供这次会面的日期。

[231]摩莫洛·莫尔塔拉致S.斯卡佐其奥，1858年12月3日，ASCIR。

[232]S.斯卡佐其奥致摩莫洛·莫尔塔拉，1858年12月7日，ASCIR。

[233]以色列·戴维斯，《摩西·蒙蒂菲奥里》，《犹太大百科全书》，第8卷（1901），第668—670页。

[234]要了解罗斯柴尔德大家族，请见埃贡·凯撒·科尔蒂，《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统治》，布赖恩和比阿特丽克斯·伦恩译（1928）；及弗吉尼亚·考尔斯，《罗斯柴尔德：富裕之家》（1973）。

[235]关于蒙蒂菲奥里前往大马士革的使命，这些记述主要是以默蒂拉·弗兰克林和迈克尔·博尔，《摩西·蒙蒂菲奥里爵士，1784—1885》（第41—57页）为基础写就的。

[236]摩西·蒙蒂菲奥里致雷焦犹太协会代表的信，5001年1月17日（年份是犹太年历的年份），ASRE-AN,b.28。那里还有蒙蒂菲奥里寄出的其他文件。

[237]哈伊姆·贝曼特，《老表们：英国的犹太上流社会》（1971），第104—105页。

[238]L.洛伊编辑，《摩西爵士和摩西夫人日记》（1890），第85—86页。

[239]蒙蒂菲奥里和埃德利之间的通信被重刊在《犹太编年史和希伯来观察》上，1858年12月31日，第2页。

[240]陪同蒙蒂菲奥里的有格尔肖姆·柯赛特，一位来自新奥尔良的犹太商人，当时正住在伦敦。科恩在《美国的反应》一书中说（第157页），柯赛特是作为“美国犹太人的非官方代表”前往的，他这次旅行是美国犹太人第一次代表外国犹太人直接进行干预。不过，这种说法分量不足，因为我们很难看出他的罗马之行起到了什么作用。蒙蒂菲奥里爵士基本上没有提起过他，柯赛特也没有陪同摩西爵士一起参加任何重大会议。

[241]洛伊，《摩西爵士日记》，第103页。

[242]《蒙蒂菲奥里爵士归来》，《犹太编年史和希伯来观察》，1859年5月27日，第4页。

[243]伊沙多尔·卡恩，《本月纪事》，《以色列档案》，1859年7月，第423—424页。

[244]伊沙多尔·卡恩，《本月纪事》，《以色列档案》，1859年7月，第423—424页。

[245]沃利，《莫尔塔拉案件和公众舆论》，第1117页。

[246]记录这些信息的慕道之家的院长恩里科·萨拉的手记，见ACC。

[247]斯卡佐其奥致博洛尼亚的安吉洛·帕多瓦尼，1859年2月1日，ASCIR。

[248]这些记录的来源是埃德加多本人，他在1878年写了自传性的笔记，作为附录发表在马西蒂·扎尼尼的《新文件》，第264—265页。从教宗记录中，我们没有第一手材料可以核实。

[249]这是莫罗尼·罗马诺在他的“罗马的教堂——圣彼得锁链堂”词条中所提供的记录，见他的《历史和宗教学术词典》，第13卷（1843），第6页。

[250]弗约这一段文字重印于杜福的《生活轶事》，第125—129页。

[251]詹巴蒂斯塔·卡索尼，《五十年新闻：1846—1900》，第2卷（1908），第21页。

[252]引自《不计其数的报纸》，《人民杂志》（博洛尼亚），1860年1月11日，第3页。

[253]阿图罗·卡罗·杰莫洛，《从文艺复兴到今天的教会与国家》（1955），第49—50页。

[254]马丁纳，《庇护九世》，第34页。根据庇护九世的著名法国传记作者罗杰·奥伯特的观点，正是因为教宗在莫尔塔拉案件中的行为，促使拿破仑三世不再犹豫，同意解散教宗的世俗王国。或者，用英国历史学家J.德里克·霍尔姆斯的话说（见《胜利》第126页），正是莫尔塔拉案件“重新提出了世俗权力和教会专制”的问题，“为法国公众舆论接受拿破仑外交政策的改变做好了准备。”

[255]波特里加利，《博洛尼亚纪事》，第2卷，第446页。

[256]《当地纪事——博洛尼亚教宗大使公告》，《天主教文明》，第4系列，第3卷，第103页。

[257]我对奥地利军队撤出博洛尼亚之后情景的描绘，主要是以波特里加利的《博洛尼亚纪事》第2卷，第460—464页为依据写成的。

[258]阿尔贝托·达洛洛，《1859年的博洛尼亚》，见《意大利历史中的博洛尼亚》（1933），第163页。

[259]凡蒂尼，《博洛尼亚大主教》，第220页；亦见凡蒂尼，《1859—1860年危机中的神职人员》，《复兴运动博物馆馆刊》（1958年第3期），第109—161页。

[260]奥多·罗素致J.R.爵士，1859年7月22日，见布莱基斯顿，《罗马问题》，第26—27页。

[261]这些描述是以波特里加利的《博洛尼亚纪事》第2卷第479—482页为基础，包括他重印的博洛尼亚的《观察报》上的故事。

[262]《人民运动》，《人民杂志》，1859年8月17日。

[263]法里尼的宣言的内容附录在弗朗切斯科·尤西的《博洛尼亚的大主教宫》（1884）中。

[264]《教会通告》，签名为红衣主教维亚勒—普雷拉，大主教，《博洛尼亚的大主教宫》，1859年8月29日，AAB-N。

[265]《教会通告》，签名为红衣主教维亚勒—普雷拉，大主教，《博洛尼亚的大主教宫》，1859年12月8日，AAB-N。

[266]波特里加利，《博洛尼亚纪事》，第2卷，第509页。

[267]详细论述请见莫娜·奥佐夫《革命党》（1976）。

[268]达洛洛，《1859年的博洛尼亚》，第193—195页。

[269]波特里加利，《博洛尼亚纪事》，第2卷，第514—515页。

[270]凡蒂尼，《博洛尼亚大主教》，第226页。

[271]达洛洛，《1859年的博洛尼亚》，第205页。

[272]奥多·罗素致J.R.爵士的信，1859年12月10日，见布莱基斯顿，《罗马问题》，第65页。

[273]约瑟夫·帕维亚，从博洛尼亚发出的信，1859年11月13日，《以色列档案》，1859年12月，第708—710页。

[274]ASB-FV，第4页。

[275]一年以后，柯莱蒂本人也进了都灵监狱，因为卷入错综复杂的案件而等候审判，被指控的罪行有组织团伙偷窃和进行政治暗杀。他威胁说要公布法里尼、加富尔和其他新国家的创建者秘密进行的不正当行为，这奏效了，监狱长允许他逃脱。不过，1861年，他对他得到的待遇依然感到不平，于是（和一个合作者一起）出版了一本书暴露法里尼和他的同僚的丑闻，该书显然得到了教宗至上主义者的慷慨赞助，之后还被翻译成几门欧洲语言。柯莱蒂被迫逃离欧洲，1876年寂寂无闻地死在费城。鲁道夫·凡蒂尼，《复兴运动中的双宝：格里塞利和柯莱蒂》，《博洛尼亚历史》（1965年第15期），第99—112页；阿德里亚诺·科洛奇，《格里塞利和他的回忆》（1909）。揭露丑闻的书是以匿名缩写“J.A.”发表的，题目为“意大利真相：加富尔伯爵的前特工J.A.揭秘”。要了解教会对此事的态度，参见《天主教文明》中的通告，第4系列，第12卷（1861），第121—123页。

[276]ASB-FV，第12—14页。

[277]关于博洛尼亚警察从旧机构转化为新机构，见休斯，《罪行、混乱和恢复时期：博洛尼亚的警务政治》。

[278]ASB-FV，第5—7页。

[279]关于宗教裁判的资料汗牛充栋。关于不同形式的现代宗教裁判，见古斯塔夫·亨宁森和约翰·特德斯奇编辑，《早期现代欧洲的宗教裁判》（1986）；罗马诺·卡诺萨，《十六世纪中叶到十八世纪晚期意大利宗教裁判史》，（1986—1990）；斯蒂芬·哈利策编，《早期现代欧洲的宗教裁判与社会》（1987）；约翰·特德斯奇，《迫害异教徒：现代早期意大利宗教裁判研究集锦》（1991）；安德烈埃·德尔·科尔和吉万纳·帕林编，《现代意大利的罗马宗教裁判》（1991），特别是安德烈埃·普罗斯佩里，《罗马宗教裁判史》一文。关于宗教裁判中犹太人的遭遇，见米凯利·卢扎蒂编，《意大利的宗教裁判和犹太人》（1994）；尼古拉斯·戴维森，《宗教裁判和意大利犹太人》，见于哈利策，《宗教裁判与社会》，第19—46页；彼埃尔·切萨雷·约利·扎拉蒂尼，《威尼托对犹太人和犹太化的控制》（1980）；布赖恩·普伦，《欧洲犹太人和1550—1670年间威尼托的宗教裁判》（1983）。了解摩德纳和埃斯特的宗教裁判和犹太人历史，见奥尔巴诺·比昂迪，《十七世纪摩德纳的宗教裁判和犹太人》，见尤赖德·弗雷尼和毛罗·佩拉尼编，《埃斯特公国中犹太人的生活和文化》（1993），第259—273页；和比昂迪，《埃斯特公国中犹太人的状态和宗教裁判》，见卢扎蒂，《宗教裁判》，第265—285页。

[280]卡诺萨，《宗教裁判史》，第5卷，第216页。

[281]安东尼奥·巴蒂斯特拉，《博洛尼亚的宗教机构与改革》（1905）。要了解博洛尼亚宗教裁判的早期历史，请见马西莫·甘桑特，《十二世纪到十四世纪博洛尼亚的多米尼克宗教审判》，《卡罗比奥》（1987年第13期），第219—229页；和圭多·达尔奥利奥，《宗教裁判所与博洛尼亚当地宗教裁判所的关系（1573—1594）》，《意大利历史回顾》（1993年第105期），第246—286页。

[282]戴维森，《宗教裁判和意大利犹太人》，第35页。

[283]维托雷·拉瓦，《博洛尼亚的犹太人》（1872），第17—19页。有个戏剧性的故事，十七世纪犹太人被关在博洛尼亚的塔楼监狱并且被宗教裁判官审判，见艾尔马诺·莱文森，《十七世纪末博洛尼亚，埃马纽埃尔·帕萨萨里诺·莱昂与朱达·维加》，《犹太人研究评论》，第3卷（1938），第91—96页。

[284]关于十七和十八世纪博洛尼亚宗教裁判的历史，见亚历山德拉·菲奥尼，《博洛尼亚的宗教裁判所：十七和十八世纪的抽签和流行的迷信》，《卡罗比奥》（1992），第141—150页。

[285]《宗教裁判所关于教宗国内犹太人的敕令》，见阿奇尔·根纳尔利，《教宗政府和罗马国：前史之鉴》（1860），第一部，第304—305页。

[286]ASB-FV，第23页。

[287]ASB-FV，第7—12页。

[288]见沃利的意大利文译文，《莫尔塔拉案件和公共舆论》。《泰晤士报》的文章也重印于伊沙多尔·卡恩在《本月纪事》的记录，《以色列档案》，1860年2月，第91页。

[289]波特里加利，《博洛尼亚纪事》，第3卷，第3页。

[290]费拉拉的莱昂·拉文纳的来信，1860年1月17日，《以色列档案》，1860年2月，第77—78页。

[291]约瑟夫·帕维亚的来信，1860年1月15日，《以色列档案》，1860年2月，第79—80页。

[292]卡罗·卡利塔，《市府大厦》（1980），第48—49页，第136—138页。

[293]ASB-FV，第22—41页。

[294]ASB-FV，第46—77页。

[295]她在圣乔瓦尼—因佩尔西切托的教区神父提供了她的出生证，上面说安娜·莫里西的生日是1833年11月28日。ASB-FV，第202页。

[296]ASB-FV，第105—122页。

[297]ASB-FV，第122—130页。

[298]ASB-FV，第143—152页。

[299]ASB-FV，第192页。

[300]同上，第329页。

[301]同上，第342页。

[302]ASB-FV，第205—211页。

[303]ASB-FV，第241页。

[304]ASB-FV，第241—249页。

[305]ASB-FV，第331—333页。

[306]ASB-FV，第343—359页。

[307]这些信都在ASV-Pio IX（庇护九世卷）。

[308]这些信在AAB-AC。着重号原文就有。

[309]ASB-FV，第360—395页。

[310]ASB-FV，第406页后面发现有一份印刷的文件。

[311]同上，第395—396页。

[312]ASB-FV，第397—398页。

[313]这首诗的手稿，《关于一个政客的诗句》，上面没有作者，也没有日期，见AdAB，显然是写于1846年前后。

[314]尤西，《研究和记录》，第117—134页。

[315]ASB-FV，第404—410页。

[316]费莱蒂审判“总结论证”的文字是以印刷方式准备的，罗马的现代和当代历史图书馆有收藏。此外，这里请求的审判是根据尤西后来在他在《研究和记录》中的记录而重新编辑出来的。

[317]实际上，教区神父当然并不是耶稣会士。

[318]ASB-CR，那里保存着几份莱波里的杂货店的收据，最早的是1843年的。

[319]尤西有点搞混了。那天陪玛丽安娜妹夫一起去的不是摩莫洛，而是玛丽安娜的叔叔。

[320]弗朗切斯科·尤西，《为皮耶尔·加埃塔诺·费莱蒂神父辩护》（1860）。

[321]见奥伯特，《教宗》，第147页。

[322]《博洛尼亚省政府代表督察报告，博洛尼亚，1859年12月29日》，《博洛尼亚观察报》，1860年1月3日，第1页。

[323]皮罗·扎马，《全民公决》，见《1859—1860年的博洛尼亚》（1861），第303—313页。

[324]马尔切利，《政治事件》，第114页。

[325]波特里加利，《博洛尼亚纪事》，第3卷，第33页。

[326]内容见《艾米利亚信使》，1860年4月11日。

[327]ASB-FV，第399—400页。

[328]《希伯来教育》（1860年4月），第8卷，第155页。

[329]伊沙多尔·卡恩，《本月纪事》，《以色列档案》，1860年5月，第276—277页。

[330]鲁道夫·凡蒂尼，《十年间的博洛尼亚神职人员（1859—1869）》，见R.凡蒂尼等编，《意大利统一期间博洛尼亚的神职人员和党派》（1968），第23页。

[331]《博洛尼亚市长致神父的信》，1860年4月27日。AAB-AC中有一份，教区神父们对市长的统一回答也在同一个档案夹里面。

[332]《国王抵达》，《艾米利亚信使》，1860年5月2日。

[333]见于凡蒂尼，《博洛尼亚大主教》，第239页。

[334]引用于滕卡乔里，《红衣主教》，第154页。纳森托利的原文可见于AdAB。波特里加利的著作中也有类似的对大主教怀恨在心的描写，见恩里科·波特里加利，《博洛尼亚纪事》，第4卷（1962），第62页。

[335]弗朗切斯科·曼济·纳森托利，《博洛尼亚编年史》；凡蒂尼，《博洛尼亚大主教》，第242—244页；马里奥·凡蒂，《加富尔时代博洛尼亚神职人员的使命》，《博洛尼亚历史》（1960年第10期），第17—40页。

[336]托塞利的三页拉丁文悼词，日期为1881年7月9日，见ASDB,I.16518。费莱蒂写给庇护九世的信可见马西蒂·扎尼尼的《关于莫尔塔拉一案的新文件》，第278—279页。

[337]马丁纳，《庇护九世》，第674页。坎齐主教和博洛尼亚警方和法庭的交往经历，可见于波特里加利的《博洛尼亚纪事》，第3卷，第234页和其他各处。

[338]达马托，《多米尼克派》，第1003—1006页。

[339]《国会前的莫尔塔拉案》，《人民杂志》，1859年11月28日。

[340]伊沙多尔·卡恩，《本月纪事》，《以色列档案》，1860年1月，第46页。

[341]同上；以及伊沙多尔·卡恩，《本月纪事》，《以色列档案》，1860年2月，第90页。

[342]莫尔塔拉案件在促成世界犹太人联盟的成立上起了关键作用，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公认。例如，见伯恩哈德·布鲁门克兰茨，《法国犹太人史》（1972），第335—336页；以及米凯利·格雷茨，《十九世纪法国犹太人的历史》（1989），第13页。

[343]引用于沃利，《莫尔塔拉案件和公众舆论》，第1136页。

[344]杰玛·沃利摘录了这封信，见《莫尔塔拉案件的后果》，第212—213页。

[345]加富尔致格罗佩洛的信，1861年4月29日，见卡米罗·加富尔，《南方的解放和意大利王国的形成》。《加富尔书信集》，第4卷，第456—457页。

[346]1860年9月27日的信，重印于沃利，《莫尔塔拉案件的后果》，第314—315页。

[347]沃利，《莫尔塔拉案件和公众舆论》，第1136—1137页。加里波第1873年首次出版的小说《千人队伍》，花了很大篇幅描述两个改宗的犹太人，反映了他强烈的反教会和反天主教思想。他提到莫尔塔拉案件，是在他讨论两个主人公在罗马教堂改宗的时候：“热衷于这些令人恶心的仪式的人，可以在莫尔塔拉家的小男孩的改宗过程中看到自己，这个孩子被神父们从他的父母身边抢走，这样他们可以把他变成一个天主教徒。”（第165页）。

[348]《博洛尼亚观察报》，第11号副刊（1860年1月15日），第1—2页。伊沙多尔尔·卡恩1860年1月在《以色列档案》的《本月纪事》第47—48页中也描述了这次首演。显然，为了不伤害天主教的宗教感情，剧作家安排让孩子和他的母亲重逢，但没有放弃自己的新宗教。

[349]《艾米利亚信使》，1860年4月19日。

[350]里卡尔多·卡斯泰尔韦基奥，《犹太家庭：四幕歌剧和序幕》（1861）。1983年出版了一部关于这个案件的小说，表明莫尔塔拉案件在意大利仍然有被改编成戏剧的潜力。见皮耶尔·多米诺·奥里和乔瓦尼·佩里奇，《圣彼得罗尼奥大教堂的马车》（1983）。

[351]H.M.穆斯，《莫尔塔拉：或教宗和他的宗教裁判官；一部戏剧》（1860）。

[352]《埃德加·莫尔塔拉，献给所有国家和所有宗教的父亲和母亲》（1860），第20—21页。

[353]沃利，《莫尔塔拉案件和公众舆论》，第1136页；卡斯特拉尔，《意大利回忆》，第7页。

[354]奥多·罗素致J.R.爵士的信，1860年12月4日，见布莱基斯顿，《罗马问题》，第142页。

[355]迪波尔图，《罗马的犹太人》，第59页。

[356]埃德加多·莫尔塔拉的自传回忆录，写于1878年，作为附录重印于马西蒂·扎尼尼的《新文件》，第265页。

[357]雷纳托·莫里，《1861—1865年的罗马问题》（1963），第xix—xxi页。

[358]卡斯特拉尔的《意大利回忆》第一章对这个时期的罗马有生动的描述。

[359]杰莫洛，《教会与国家》，第49—50页。

[360]引用自约翰·B.布里，《十九世纪教宗史》（1930），第8—9页。

[361]我这里使用的（意大利文）通谕和要录的文档，是从尤卡迪欧·莫米加里亚诺和加布里埃尔·卡罗拉里编辑的《教宗通谕全集》（1959），第262—280页。关于这个《要录》的政治影响，请见霍尔姆斯，《胜利》，第146页。关于教宗在这个《要录》形成过程中作用的具体分析，见马丁纳，《庇护九世》，第287—356页。

[362]奥伯特，《教宗》，第398页。

[363]实际上，莫尔塔拉和科恩案件的材料在罗马犹太会堂的档案馆中是放在“强制洗礼”这同一个卷宗里的，而且这两个案件在梵蒂冈也是放在一起的。

[364]巴黎的教宗大使致红衣主教安东内利，1864年8月13日，ASV-SS，第3册，第237页。

[365]《博洛尼亚观察报》，1864年8月13日，引用了《意大利》8月9日的报道。

[366]《博洛尼亚观察报》，1864年10月1日，第3页。

[367]同上，1864年9月6日，第2页。

[368]引自费尔南多·塞卡雷利《科恩男孩回归家庭》，《城市》（1949年第12期），第20页。塞卡雷利还引用斯蒂法诺·亚奇尼的说法：法国大使要求将朱塞佩·科恩交还给他的父母，红衣主教安东内利拒绝，这对拿破仑三世来说是最后一击，他后悔一直为教宗提供军事支持，最后导致意大利军队占领罗马。

[369]博洛尼亚的马科·明格蒂致朱塞佩·帕索里尼伯爵，1865年7月20日，见圭多·帕索里尼编，《马科·明格蒂与朱塞佩·帕索里尼通信集》，第4卷，信件第745号，第117页。

[370]阿瑟·F.戴伊，《莫尔塔拉案件》（1929），第502—503页。这个段落的英文译文来自《圣经牛津注疏本》（纽约，1962）。（中文译文来自和合本圣经。）

[371]埃德加多·莫尔塔拉，《埃德加多·莫尔塔拉1866年4月12日在圣埃格尼斯教堂为教宗庇护九世朗诵的诗篇》，BAV，8501，第22号。

[372]引自佩尔扎，《庇护九世》，第200页。

[373]见埃德加多·莫尔塔拉1878年的回忆录，重印于马西蒂·扎尼尼，《新文件》，第269页。

[374]《意大利历史1815—1990》（1991），第165页。

[375]拉法莱·卡多纳，《1870年罗马的解放和全民公决》（1889），第247—248页，第557页。

[376]乌戈·佩西，《人民杂志》，1870年10月10日，引自塞卡雷利，《科恩男孩回归家庭》，第17页。

[377]《科恩家的孩子》，《国家舆论》（1870年第18期），第332—335页。

[378]这是杰玛·沃利关于莫尔塔拉案件的经典研究成果，《莫尔塔拉案件一百年》（1960）中的记录。作为戏剧性场面，这个故事显得难以置信，而且不幸的是，我找不到任何证据来证实它，尽管我们确实知道里卡尔多变成了职业军官。埃德加多在他1878年的回忆录中，提到1870年的事件时，没有提到这件事，当然他也完全有理由选择不讨论这件事。

[379]这些信息，加上这一章和下一章里的所有其他材料，除了专门注明的以外，都是来自摩莫洛·莫尔塔拉等人审判的材料，见ASF-MM。

[380]他还有可能是他们的亲戚。摩莫洛的弟弟摩西娶了一个姓博拉菲的妻子，她的母亲姓帕多瓦尼。意大利的犹太人口不多，内部通婚关系很复杂。《雷焦的犹太人口状况》，1849，见ASRE。

[381]佛罗伦萨的一系列报纸都报道了莫尔塔拉被捕和受审的经过，尤其是《民族》，还有《凡福拉》、《意大利信使》和《佛罗伦萨杂志》。

[382]莫尔塔拉，见马西蒂·扎尼尼，《新文件》附录，第270—271页。

[383]拉斐尔·德·切萨雷，《莫尔塔拉案件疑点》（1858），《艾米利亚公报》，1907年3月15日。

[384]《莫尔塔拉的布道会》，1891年7月11日，埃斯特图书馆，摩德纳。

[385]莱蒂，《罗马和教宗国》，第1卷，第16页。

[386]《新罗马在教宗葬礼上的抗议》，梵蒂冈教廷图书馆。

[387]罗马的慕道之家档案馆有皮奥·莫尔塔拉1919年写给院长的一张明信片和零星短简，ACC。

[388]G.P.，《皮奥·莫尔塔拉神父逝世》，《罗马观察报》，1940年3月22日，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