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克木（1912—2000），字止默，曾用笔名辛竹、维谷、演慧、安琪等。安徽寿县人。著名学者、诗人、翻译家。1930年赴北平求学，1933年开始发表诗歌、散文、翻译等，是三十年代新诗坛的重要一员。1935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七七事变后离开北平南下，辗转于武汉、长沙、香港、重庆、昆明等地，在报馆编写新闻，在中学、大学教授外语。1941年经缅甸到印度加尔各答，任《印度日报》编辑；1943年到贝拿勒斯鹿野苑随印度大学者憍赏弥老人读梵文、巴利文，学习、研究印度哲学。1946年回国，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教梵文及印度哲学史。1948年起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教梵文、巴利文、印地语、乌尔都语等。教学同时，发表多部作品，包括学术著作、散文、杂文、诗歌、小说、翻译等。历任第三届至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第五届至第七届常委，宣传部部长。

金克木先生精通梵语、巴利语、印地语、乌尔都语、世界语、英语、法语，懂德语、拉丁语等多种外国语言文字。学术研究涉及诸多领域，除了在梵语文学和印度文化研究上成绩卓著外，在国学、中外文化交流史、佛学、美学、比较文学、翻译等方面也颇有建树。

封面用图为清初范承漠（1635—1691）顺治九年（1652）壬辰科试卷，该卷获第二甲第二十三名。原文件收藏于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图片由中华书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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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八股新论/金克木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8

（三联精选）

ISBN 978-7-108-05844-7

Ⅰ．①八…　Ⅱ．①金…　Ⅲ．①八股文-研究　Ⅳ．①H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63407号

责任编辑　冯金红

装帧设计　鲁明静

责任印制　宋　家

出版发行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1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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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8月北京第1版

201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4.75

字　　数　90千字

印　　数　0,001-8,000册

定　　价　25.00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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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所出现的如上方框同原版纸书。

目录

Contents

出版说明

引子

八股评罪

八股文“体”

八股文“心”

《四书》显“晦”

附录

八股文前八股文

八股开篇

陈年日记一则

高鹗的八股文

父子对话：八股文学

奇书的平凡

闲谈“八股文学史”

出版说明

金克木先生1991年应中华书局之邀，与启功、张中行二位先生一起，共同撰著了《说八股》一书，为文坛合作之佳话。金先生在其中单独成文《八股新论》，篇幅精简，文字通脱，对八股的源流、体式、功能和历史功过做了既透彻深入又亲切可感的疏解，实为作者体大思精的文章佳构。三联书店2011年版《金克木集》将此文收入第五卷。

时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成立八十五周年之际，谨将此文连同作者其余七篇相关文章合编一册，书名仍为《八股新论》，收入新编文丛“三联精选”之中，以纪念金克木先生与三联书店多年的合作情谊。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年2月

引子

在下忽然不顾衰年，不惜余力，作文论八股，真是何苦来哉！不免照八股格式先“破题”。

问：何为而作此论也？

答：不是作挽歌，是作悼辞。无挽留之意，有哀悼之情。悼两千几百年来“士”的读书应考做官的道路与八股同亡，五百年间文体传统结晶木乃伊随八股化为乌有。多少年，多少人，“枉抛心力作词人”。今天，八股之名，知道的人不少；八股之文，见过的人只怕不多了。考试虽存，大非昔比。科举与文体虽是学者常识，未必为一般人注意。何妨略说，分作两股。

春秋时代，诸侯争霸，招贤纳士，出现了一条不由血统或战争而能参加统治集团的做官道路。走这条路的人中名声最大的是孔子。他周游列国，提供咨询，传授门徒，著书立说，尊为圣人。战国时代，这些人在政治上文化上声势浩大，最后一名是秦始皇的丞相李斯，辅佐皇帝统一天下。秦代统一文字，设立官学（博士官，“以吏为师”），堵塞了游学游说的进身之路。西汉时代，保留博士传授官定“经”书。另辟非由血统或军功而能做官的道路，即地方名流推荐与皇帝当场面试相结合的“选举”。殿试献策最有名的是叔孙通、贾谊、董仲舒。东汉时代，民间讲学之风大盛。做成或做不成官的读书人成群结队议论政治，和掌权太监进行激烈斗争。魏晋六朝之后，唐代规定文人单由科举考试做官。虽是单行线，仍须大官推荐，未灭汉代“两结合”余风。宋元明清这一千年内读书做官的人便只有应考的一条路了。考试科目中，历代都保留了春秋战国和汉代的廷试对策。可是长期都不重视，徒有虚文。所重视的是另外科目，出题作诗文。唐代重诗，宋代重文。宋代开始考“经义”，摘《五经》句出题，要求考生作文解说。南宋朱熹编订《四书集注》，将《论语》《孟子》两书和《礼记》中《大学》《中庸》两文合编加注。元代开始考“四书义”，从《四书》中摘出考题而以朱《注》为解说标准。明代确立文体，就是通称的八股文。考试科目不是只有八股。做官道路也不是只有应考。在清朝做官就有血统、军功、科举、捐纳、保荐这几条路，都是古已有之的。

汉文文体的发展和这条读书做官道路密切有关。汉赋、唐诗、宋文都为做官扬名所必需。八股文体兼骈散，继承了战国策士的言论，汉魏六朝的赋，唐宋的文，而以《四书》为模范。分析八股文体若追溯本源就差不多要涉及全部汉文文体传统。八股文结构不是仅有八“股”。它的开头是“破题”，接下去是“小讲”，随后有八“股”分作四对的“比”。“起比”“中比”“后比”加上“束股”一对。各“比”之间还有连接承转的话。“比”后是结语。全篇本来只有二三百字解说《四书》义，体式定后越来越长。清朝先定五百字，后限七百字。全篇文意不许越出题外。但出题是《四书》句，一句、半句、几句、全章都可以，上下不连气的“截搭题”也可以，所以不许“犯上”“犯下”，又不能不照应小题目的上下文。结构之外，传统各种文体有不少特点在八股文里集中了，凝固了，于是僵化了，成为木乃伊，不能变化发展，又捆在《四书》上不能动，所以一废科举便消灭得尸骨无存了。

以上两点悼意化为下面四篇文章。

第一篇是《八股评罪》。八股有功没有？不成问题，没有。八股有罪没有？不成问题，有。问题在于有什么罪？有多大罪？我不会作评价，也不会作断语，只是考察一番，并举八股片断为例。例子是清代诗人王渔洋（士祯）和袁随园（枚）的。

关于八股本身，只作为文学现象来考察。有两篇，分论《八股文“体”》和《八股文“心”》。这可以算是两股。从两方面说一些不知有没有人讲过的话。举的片断八股的例子是明代汤若士（显祖）、徐文长（渭）和清代尤西堂（侗）、高兰墅（鹗）的，兼说“红楼外史”高君的词以为对照。还引《论语》一章以见八股结构之源。

八股与《四书》不可分。《四书》不但出八股之题，而且出八股之体。八股文又叫做“四书文”。《四书》是朱晦庵（熹）的“述而不作”的著作。元明清五百多年间这是“显学”，但又可以说是“晦学”，因为一者是晦庵之学，二者是明受尊崇，实作招牌，真意不明，以致八股一废，晦庵之学随之而晦。究竟《四书》和八股之间的关系以及两者的实际意义或功能或体式是什么？也许还是晦而不显，需要费力探索。因此，最后一篇是《〈四书〉显“晦”》。前文引过《论语》中一章。这里再引《孟子》的片断。为说明八股实有和皇帝对话的对策性质，引了清顺治六年状元刘克猷（大壮）的殿试考卷答“策问”中的精彩部分。由此可见从《四书》到八股的“一以贯之”。

以“八股”为题，始于“评罪”，中辨“体”“心”，终于“显晦”，取名为“论”，实是闲谈。能力有限，又不能去图书馆查考群籍，八股取材多出于清梁章钜的《制艺丛话》，更受限制。不过，不同于八股的只敷衍旧义，而对少量“取样”加以剖析，说是“新论”也许还可以。这两个字又是抄汉代桓谭的书名，用来作题目也合乎八股题必引现成文句的规定。我当然决不是妄自比拟古人，也未见过那部失传的古书，这想必是无需声明的。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八股评罪

八股定罪已久，还有什么可以评说？

自从本世纪初清朝廷废科举以后，八股文销声匿迹。明清两代五百年间汗牛充栋的八股文选本和《闱墨》（考卷刊印本）以及为作八股用的入门书参考书忽然之间消灭干净。“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更是“臭名远扬”，“永世不得翻身”了。何必再提？

八股文从前称为“时文”。名家的文集都不收容。刻印“时文”稿也另作一集。乾隆皇帝钦定官修的《四库全书》只将明朝的八股文选出一集作为标本，其他一概不收。可见最高主考皇帝并不认为八股文是上等文学，名义上尊崇，实际上鄙视。奉诏编这部选集的方苞是清朝“时文”一大家，又是“古文”一大家，桐城派的开山祖师。连他也不重视八股。在搜罗他的集外文的《方望溪遗集》中有篇《李雨苍时文序》，开头便说：“余自始应举即不喜为时文，以授生徒强而为之，实自惜心力之失所注措也。每见诸生家专治时文者，辄少之（瞧他不起），其脱籍于诸生而仍如此者尤心非焉（嘴里不说，心里不赞成）。”他还在别的文中鄙薄八股，明显认为这只是敲门砖，中试“脱籍”做了官以后就该抛弃。此外对八股不满甚至声讨者更多。大学者如顾炎武，在学术著作《日知录》中，大文人如吴敬梓，在小说《儒林外史》中，各自发表了不同的谴责。由此可见，八股的地位表面上极高，实际上极低，所以一旦不用于考试做官立刻便成废物。唐朝人应考的诗，宋朝人应考的论，还能流传，与八股大不相同。八股已成垃圾，还有什么可说？

然而在五百多年的长时期内，无数读书文人为学作八股而花费无穷心力，这岂不是一大文化现象？读文学作品当然选高而弃低，研究文学史都要“细大不捐”见其全貌，以免依据片面便下断语不能恰当。八股本是元朝和明初开始定为考试科目的“四书文”，溯源于宋朝的“经义”考试。创始者的文章据说是政治家、古文家王安石的。为什么八股要请他为祖师？“拗相公”王老先生确曾讲过经义，有新说，但留下的“经义”文大概是托名代撰的。陈言老套的八股为什么要以他为旗帜来标榜？八股是不是“形亡而神在”（借尸还魂）？原形不出世，“元神”未必散，岂可置之不理？

要追查，首先要论罪名。不是洗刷而是定罪量刑。一笔抹杀不是理解的办法而且往往没有实效，甚至适得其反。

八股的罪看来不过这么几条。

一是限制了思想，其实只是限制读书人的思想，限不住文盲。指定《四书》加朱熹的《集注》为标准，不许“越雷池一步”。于是别的书都不读，不知“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卖新科利器。”（徐灵胎《道情》）于是思想不出《四书》，祖师只有朱熹，思想都僵化了。

二是糟蹋了文学，其实糟蹋的是书本上的文学，毁不了口头流传的文学。读书人钻研学习刻板定式的八股文加上同样刻板定式的试帖诗，头脑僵化，不仅不会灵活思考，而且不会写文章。八股文只要调子对，不管语句是否通顺。“天地者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实衷怀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来已非一日矣。……元后即帝王之天子。苍生乃百姓之黎元。庶矣哉亿兆民中已非一人矣。……”（见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丛话》亦引）这两股文何尝不对仗工稳音调铿锵？这样堆砌相同词句作花架子，摆气势派头，岂不是“干净彻底全部”的废话？这样的“时文”占了读书人的时间精力，占了文学的上风，诗词歌赋论文小说由八股文人去作，还能有八股老套以外的新发展？

三是害了朝廷，毁了国家。以八股取士，中进士点状元的都是书呆子，会作破题、小讲、对偶，不懂治国安邦，背诵经书，不知实际。朝廷用这样的人做官，怎么能办好事？对外不能抵抗外族，让皇帝安稳坐朝；对内不能振兴经济，让朝廷多收赋税；朝廷用的都是这种书呆子，江山怎么坐得稳？老百姓更不必说，在这样的大小官儿的治下，只有倒霉受苦，有冤无处诉。翻来覆去背诵模仿《四书》和朱《注》文句，一心揣摩皇帝恩威，考官好恶，当时风气，文章作不通，官又怎么当得好？“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徐灵胎《道情》）

一伤思想，二害文学，三毁国家，八股的罪名不外这样三项吧？这都是事实。几乎是从有八股以来就有反对者。他们的说法未必有多少在这以外。现在八股已经“盖棺”，这也成为“定论”，并没有错，用不着翻案。但是我们不应停留在这里。当八股“在朝”行时之际，指出缺点，说它坏话，一针见血，入木三分，都好。当八股已经“入土”或“火化”之时，作“史臣曰”的论断就需要全面一点，客观一点。仍然持一面之词就不妥当而且也不是前进一步深入一层了。判罪之后就要量刑，那就不应该是一律“罪该万死”，“死有余辜”了。不妨摒除意气考察一下八股的罪行究竟有多大。

首先是八股亡国论。这个罪名太大，帽子不合头。文章和书本和以读书求做官的人都没有那么大的本领。中国历代社会中的思想文化不是占人口中极少数的识字读书人能包办的，不是更稀少的哲学家思想家能全部代表的。八股文不过是上骗下、下骗上的蒙混人的工具，负担得了那么大的责任吗？八股四书文起于元朝，是由蒙族皇帝批准推行的；成于明朝，是中期才完成的；以后到清朝，由满族皇帝制定程式体裁，还陆续有小的变动；到道光以后就衰微了。光绪时期，越来越多的读书人无心做八股了，取消八股是顺理成章的了。蒙族、满族以及明朝汉族的皇帝中有哪一位是会作八股的？仅仅是乾隆皇帝喜欢舞文弄墨以配合或粉饰他的“十大武功”，下诏出了些主意，那也是给人家去做，和自己不相干的。对国家兴亡第一要负责的不是皇帝吗？他们都不是八股文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决不应当把匹夫之责和帝王将相之责等量齐观混为一谈。

明朝八股兴盛，汉族朝廷亡于满族，所以明清之际的读书人把明亡的罪责一归之于王阳明（守仁）的讲“良知”的哲学，二归之于八股文章。读书人总喜欢过于看重书本，不读书人又对书本有神秘感，所以书本不是被吹捧得过火，便是被咒骂得难听。书本力量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是有限度的。不是书本自身起作用，更不会突然见效。明朝之亡是亡于皇帝太监的腐败。崇祯皇帝吊死于煤山，他自己应负最大责任，不能怪八股。洪武、永乐两位开国皇帝是雄才大略得天下，残暴统治定天下，不是仗八股文。永乐皇帝的得力军师是和尚姚广孝，与八股无关。不上朝而修定陵的万历，刚愎自用又多疑残杀大将的崇祯，游江南的风流少年天子正德，信任乳母客氏及其“对食”配偶太监魏忠贤的天启，这些皇帝和另一些多半年纪轻轻只知玩乐把国家事推给太监和大臣的皇帝之中，有哪一个是会作八股的？恐怕连《四书》也不会读。刘瑾、魏忠贤等掌权太监未必认得多少字。严嵩和张居正等大臣会作八股，他们为自己和为朝廷搜刮老百姓的本领是八股教的吗？《四书》说“省刑罚，薄税敛”（《孟子·梁惠王》），他们照办了吗？明朝之亡是亡于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起义。这些起义军人不但不会作八股而且是痛恨八股文人的，因为文人是做官的胚子，欺压农民的预备队和啦啦队。起义军中的文人如牛金星、宋献策也不是八股好手，未必奉《四书》为宝典。明朝之亡又亡于满清。入关的摄政王多尔衮，率兵南下灭明屠城占地的豫亲王多铎，帮助清兵得天下的吴三桂、洪承畴、范文程，哪一个是八股文人？反过来，八股文人中效忠皇帝死而不悔的书呆子倒不少。例如拼去十族来多管朱家皇帝的家务事的方孝孺，谏皇帝而惨死的杨继盛、杨涟、左光斗以至于清朝的大时文家大古文家方苞都是。方望溪（苞）老先生只因文字狱中犯人戴名世的《南山集》内有一个方孝标被认为是他而下狱，几乎处死。皇帝知道了，不但不平反，反而“加恩免死”，叫他到“旗下”去给满人当奴隶。他能教王子念汉文书，却又好多嘴管闲事，得罪了几位王爷。幸而皇帝知道他的为人，免了奴籍，还给官做。他仍然“直言敢谏”乱出主意，终于归老林下，算是逃得了一个“善终”。究竟他对于乾隆朝的治或乱起过什么作用？不过是一句评语：呆里呆气好多讲话，不过还是为皇上好，是忠君的。如此而已。这些俱见全祖望给方苞作的神道碑，大体事实不会假的，否则怎么能堂而皇之在墓前竖碑。何况全祖望是黄宗羲一派的史学家？方苞命途坎坷，除文章外并无什么建树，对清朝的武功和内忧外患说不上影响。

总而言之，八股对国家社会有害，害处首先在读书人身上，对于不读书不识字的人，占多数的人民全体，为害没有那么大。八股的兴盛时期，起作用大的年代，不过是从明中期（成化、弘治）到清中期（道光、咸丰），即十五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中叶，四百年左右，明清之间还中断了一段。这时期民间文学发达，反八股的一部分文人异常活跃逐渐形成了极有力的新思想、新风气。这已是现在人的常识就不必多说了。“老门生三世报恩”，“钝秀才一朝交泰”，写的不就是这时期的八股书生，不就是描绘他们的文学作品吗？朝廷皇族的更迭不等于国家的兴亡和社会的变革，书本及文人也不等于国家与社会，这还用说明吗？用不着了吧？若是国家兴亡由于八股，那么，清末八股消灭了，中国怎么不见兴盛起来呢？其影响所及不过是文事而已。对于其他只可能有间接影响。

八股误国论的又一方面是说朝廷以八股取士做官以致大小官员都是书呆子，所以皇帝亡国社会退化。这也有事实为凭，但说法很不确切。由八股考取做官的并不全是书呆子。忠臣奸臣能干人废物都有。八股只是敲门砖，不能限制人做官以后抛弃八股发展才能。方苞说过，唐宋古文八大家中除苏洵一人以外都是早早考中做官的，所以可以在做官以后抛弃时文作古文。（苏洵是苏东坡的父亲。《三字经》中说“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这种说法还不能减轻多少八股之罪，因为毕竟是读《四书》学八股的书呆子比聪明人多，做不成官的比做成官的多，坏人和无用之人比好人和能干人多，用八股敲开朝廷之门以后发展才能的人少。要定罪大小需要考察中国两千多年来帝王将相和道府州县“父母官”统治机制及其运转的实际。为什么明清几百年乃至秦以来两千多年用书呆子废物做官的多，而居然一代又一代能机制不变，照样维持统治，而且农民起义成功以后还是照样不改变机制只换人呢？不说原理，只看事实。原理普遍适用，事实是中国自有特色，非罗马帝国可比。

从秦始皇到清宣统，高踞统治全国宝座的帝王将相并不是科举出身，像明朝张居正那样的极少，这不必说。重要的是直接治民的地方官。这些官中糊涂的多，精明的少，能为老百姓办点好事如开封府尹包拯和海瑞、况钟的“清官”更稀罕，但是统治仍旧能长期巩固，为什么？有人埋怨中国老百姓太老实，软弱可欺，有人以为由于孔子老子教导了文盲而其他圣贤如墨子等没起作用。不知那些只靠耳闻目睹和传说及习惯生活的不识字人并不知道圣经贤传那一套。把责任推到受害人一边，不说是为害人者开脱，至少是不合事实。官是只知捞钱，对上“多磕头，少说话”，对下多讲话少办事的，例外很少。统治不能只依靠他们。在统治机制的运转中起作用的也不是他们为主。还不可忘记，汉朝有藩王，唐朝有节度史，宋有藩镇，明又封王，亡国时有福王、唐王、鲁王、桂王，这些都是地方官管不了的。清朝中央集权不封王类似秦朝，但人口增多，社会复杂，所以统治机制也复杂化了。地方上汉人巡抚位高责重而权小，藩司理财，臬司秉刑，大权在统领“旗下”军队的满人总督“制军”手里。各处重地的“旗下”驻军是地方官管不了的。到太平天国时，汉人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是在已被或者将被起义军占领的地区活动起来的。清军统帅本是满人胜保和蒙人僧格林沁。洪秀全和曾国藩从不同的地方在十几年间削弱了满清朝廷的原来统治力量。太平天国亡后，汉人掌了军权，当上了有名有权的总督。淮军接替了湘军，李鸿章继承了曾国藩，又培养了袁世凯练“新军”，终于乘民军和新军起义之机代替了清廷。无数的地方小皇帝公然出面代替了从西周以来的天子。事实上，不论有没有一统的皇帝，从周秦汉以来就是这样的实际统治机制。书生贾谊上《治安策》所“痛哭流涕长太息”的就是天子统一的还不够。他想恢复秦始皇的一统中枢独治江山而以“仁义”为方略。这是地道的书生之见。汉文帝知道实际，所以称赞他而不用他，派他到长沙去了解藩王真相。汉景帝用晁错削藩国失败了。直到清初废三藩，还和吴三桂打了一仗，才去掉了高层的土皇帝，但并没有改变机制。要动摇这个政治体系非有更大得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并储备足够的人才不可。这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是办不到的。因此，把帝国王朝的几千年传下来的统治要科举出身的八股书生文官全面负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皇帝在上面靠周围的后妃太监大臣，在下面是倚仗什么人统治的？其一是官，文官武官大官小官都在内。其二是僚，是官的辅佐，也是实际起作用的。三是吏，是无官之名而有官之权的执行者。四是差，名为“役”而实是老百姓头上的顶头“父母”。所以官中的读经书作八股的书呆子只是这官僚及官吏加官差机构中的一小部分。他们离不开僚吏差出主意办实事。他们难得行善而作恶多端，但不能把罪恶都要他们承担。责有大小，罪有轻重，八股书生占的一份不会很大。

文官的“出身”，汉代是经地方绅士名流推荐，考核在其次。唐代是经过科举考试，还要加上大官推荐。宋元明清都是以科举为正途出身，但旁门邪道不少。明清考八股而捐官不断。不能说当文官的个个会作八股。所以八股有罪，但不可扩大，扩大了，就减少其他罪犯的负担了。

两千多年的帝国统治机制以人为主。人在机制中的地位关系推动其运转。可列简表如下：

这些人中多半读书识字，所以老百姓很容易把书生和“官家”等同起来。治国和做官需要用文字通信息，但主要依靠的不是文字，一看《尚书》便知，越古越是这样。春秋战国时言语和文字并行，“言语”仍比“文学”优先，由《国语》、《国策》、《春秋》三《传》可见。孔门四学科的排列是：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论语·先进》）。

在这样的政治机制的运转中，无论采取什么方式作升官途径，实质不变。文字上考什么体裁，用赋，用策，用诗，用论，用八股，形式变化，实质效用变动很小。会作诗赋比会作八股四书文讲经义究竟哪样好些？对于做官和进行统治都一样，差别有限。不过诗还可以作为交际应酬工具，对个人说比较优越些。会作策论，会讲治国安邦大道理，讲经论史头头是道，难道就能治国家管百姓？他去做官还是得依靠幕僚、胥吏、差人，还不能得罪那些管辖不了的地方霸主，少不了“护官符”。汉代萧何本来是吏，后成为宰相。《水浒》的宋江也是“郓城小吏”出身。京剧《四进士》里的宋士杰是被开革的小吏，会打官司，告倒了几员大官。包公也得有王朝、马汉当差抓人。张良是幕僚。李鸿章也当过曾国藩的幕僚。张之洞的幕僚中更有些近代名人。僚、吏、差都是专业化的，世代相传。差是奴隶，入另册，不能应考。僚是要学的。清代书中常有考不中便去“学幕”的话。“绍兴师爷”天下闻名。他们是“刑名”师爷，是问案子“司法”的，不但要懂得“律例”，还得有机谋，会从案子中为官为自己谋取利益。秦汉开始要人“学律”。“刑名”之外，以清代为例，还有“文案”师爷，是起草公文，当秘书兼参谋的。“钱穀”师爷是收赋税造假账的能手。这三类师爷都是要学习多年，有门户，有帮派的。除极少数能干的官以外，“官”总是以“僚”为灵魂，以“吏”为手足的。明是官使用僚和吏，实是僚和吏操纵官。秦始皇规定学律准备当官吏的“以吏为师”。“吏”（当时包括官）是官中之官，是官的老师。这一行是秘传的，没有课本。官出缺，有僚和吏可以“署理”代行，衙门不会垮。光杆子官，没有僚，没有吏，再没有差人、随从，那就什么事也做不成，衙门不能发挥任何统治机能了。

八股时文不过是明清两代考试做官的工具。要说清楚其政治机能不能不从明清上溯到秦汉的做官途径，亦即统治者维持其统治机制运转的人事新陈代谢方式。由此才可以定八股的“助纣为虐”罪的大小。八股里虽然包含着官和僚的秘诀，如揣摩题意，分析圣言，讲漂亮空话，装腔作势之类，但一般读书人学不到，起的作用不大。至于八股本身对文学及思想所犯下的罪行是一言难尽，但也不妨略察数例，只看清代前期。

清初蒲松龄是《聊斋志异》作者。他屡试不第，至古稀之年才得一贡生，相当于秀才。这是八股之过吗？八股影响他做官，并未影响他作文。《聊斋》是叙事为主。八股不叙事。他会作骈文。《聊斋》的《自序》中说：“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八股是和骈文通气的，“八比”对偶即为骈体。《聊斋》中仿《史记》“太史公曰”体的“异史氏曰”和八股的“小讲”往往类似，一句一转，有起承转合。在《司文郎》中说到有趣的“破题”。不少篇涉及科举，对考试及考官颇致不满。从这些可以看出，他作八股文应当是同样有才华的。他应县考、府考可以高中，到省考即落第，说明决非八股文章作得不好，也不能全归之于命运不济，而多半是他的文章才华外露不合时宜，主司不肯或不便录取，甚至不能欣赏。《聊斋》中已有牢骚，书外另有一故事可证。

相传明万历时有一次试题是《不能死，又相之》。题出于《论语》，是有人批评管仲说，他本是公子纠的臣子，公子纠被齐桓公小白杀了，他没有殉节，反而归降了小白，当宰相，辅佐他成为五霸第一名。考生中有一人自认文章好而落第。领回考卷一看，原来有一段对偶被一位房考官点断了句子。这人见“也”字就点断为一句，成了“既为纠也，臣则宜为纠也。死既不为纠也，死亦不宜为桓也。相……”在上面批了“费解”二字，只说难懂，还没说不通。其实这两股“起比”应当读作：“既为纠也臣，则宜为纠也死。既不为纠也死，亦不宜为桓也相。”明白如话。古时在考卷中和记这故事的《丛话》中都是不圈点断句的。

如我看的不错，这段文实在不难。“也”字当作衬字，不在句末，《论语》里就有“柴也愚”“回也不愚”等等，所以并不难读，而考官竟不懂。蒲松龄若屡次碰上这样的考官，分在他的“房”里，他的不同寻常的骈文和拟人的笔调不中式是可以理解的。这不是八股文体之过。他的屡不中还屡赴考也可以理解。据说明朝有个唐皋也是屡考不中。他自己在书斋壁上题了几句话，也是对偶两股。“愈读愈不中，唐皋其如命何！愈不中愈读，命其如唐皋何！”后来竟中状元。（《丛话》）蒲松龄的赴考大约也有这种不服气之意。倘若他中了状元，做了大官，也许就不会写《聊斋》，至少很难写出《司文郎》那一类的妙文以及许多牢骚和谴责了。即使考试不用八股，他不作八股，也未必就能多写好书好文。这不是空谈，可举一例，蒲松龄的朋友王士祯，即清初有名的诗人王渔洋。

渔洋山人王士祯中进士，当尚书，还有谥号王文简公。他当时是诗坛盟主，提倡“神韵”的诗论，看过《聊斋》加批语，也写过类似的《池北偶谈》。他的八股文怎么样？引一段为例。题目是《考诸三王而不缪（谬）》，出于《中庸》。原来的上下文是讲“王天下有三重焉”。朱《注》引吕氏说，“三重谓议礼、制度、考文”。题的上下文是“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这是《中庸》的语调，口气很大。《大学》说“平天下”。《孟子》还在讲得天下，定天下。《论语》说“天下”指的是周朝的天下，仿佛现在说世界。《中庸》说“王天下”和《孟子》不同，好像是天下既已定了。也不是《论语》中的周朝天下，周已归入“三王”成为过去了，此时至少已到战国末期，甚至是秦朝，已经是“车同轨，书同文”了。此题只是中间一句，“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这三朝也是“三统”。王士祯的文中结尾两“比”如下：

夫监于有夏，监于有殷，古之人垂以为训焉；而君子之不缪顾如此，则道之隆也。道之所在，三王治其先，君子治其后，合三统以成三重，而知《谟》《诰》不必相袭，统以至人之学问而适见其同。

乾道资始，地道代终，古之人效以为则焉；而君子之不悖固如此，则道之至也。道之所在，天地为其隐，君子为其著，合三重以立三才，而知坛圻所以报功，配以王者之功名而不以为僭。

这里一点“神韵”也不见，只是贯串全章之意去阐发这七个字的一句题，其实是重复述说。他是中式做官的，不必天天忙于练习八股去应考了，有充分精力作诗写笔记小说。然而他的八股既不见才气，小说又赶不上《聊斋》，诗的理论虽高，作品却不见高超，轰动一时，随即与一般诗人为伍。唱和很多的名诗《秋柳》，开头是“秋来何处最销魂？残照西风白下门”。很像“破题”。不过以“白下”（南京）隐指南明之亡，暗示遗老之不幸。这就是《秋柳》的“神韵”所在吧？可见八股作得多少，官运是否亨通，与诗文成就高低没有必然联系和重大影响。说不定蒲的不中反而比王的中式做官为幸运，当然这只是指文学成就而言，生活上就差得远了。

再举一例是袁枚。这是个风流才子，早早考取进士，做了一任知县以后便辞官不做逍遥自在。他的诗名很大，比他的前辈渔洋山人似乎还传得较久。这也许要归功于他的《随园诗话》。他的诗论是将王渔洋的“神韵”改为“性灵”。两人都好像是针对八股文和试帖诗而发议论。袁和王一样是诗作比不上诗论。他也写笔记小说《子不语》，记“怪、力、乱、神”，仍赶不上《聊斋》。他会作骈文，也作“古文”。他的两段八股和王的那两段一比，笔调不同显而易见。一个拘束，一个流畅。王渔洋作《中庸》题，原来上下文及全书都是向有天下者献策，而王只拘守题目。袁作《论语》题《宽则得众》，讲帝王要对臣下及黎民宽厚，不要苛刻，这样才可以得到众人，使“天下之民归心”。袁文有两股如下：

当缔造之年天意苍茫，谓帝王之自有真，亦群雄所不服。乃数年而刻诈者败，又数年而失事机违民情者亦败。后舞前歌而登封受禅者仅一人焉。夫用人不过爵禄，杀人不过兵刑，何足消磨豪杰哉？及父老携杖而谈王风，史官援笔而为实录，不得不推本于豁达为怀，推心置腹，当机立断，正直无私，以为有此数大德而当年足以平矣。

在委裘之日宝箓初膺，谓中兴之自有期，亦官家所乐闻。乃误于刑名法术者半，误于宦官宫妾者又半，风雨下通而馨香上奏者仅数君焉。夫前有祖宗之忠厚，后有子孙之经营，此际尤征学问哉！乃诏诰之事已颁，起居之注已定，莫不叹为法网何疏，嫌疑何寡，早朝宴罢，笑皆严，观其行此数十年而太平不必问矣。

袁不显用典而露才，王用经典语以炫学，两文正像两个人（不一定是两作者自己）。题目不同并非主要。一题“三王”，一题按上文也是讲夏、商、周。王拘泥于经。袁纵横于史。王的两股有点“合掌”重复。袁的两股，一说创业之君，一说中兴之主。他把汉高祖的“豁达为怀，推心置腹，当机立断”都装进去了，又把“刑名法术”和“宦官宫妾”等不是上古三代的事也装进去了。当然，王的题点出“三王”，袁的题没有明说主语，所以王不能讲以后历史而袁可不顾时代，但文章的语调不同不能说是只由于题目。袁用“委裘”，指先帝已逝，新君将立，典出《汉书》，不能望文生义，此外都好懂。全段文暗指一些史事，不知道也可以读下去，如同说话。王的文不然。读“监于有夏，监于有殷”，就得知道《论语》里的“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读《谟》《诰》就得知道《尚书》中有《大禹谟》《皋陶谟》以及周朝的《诰》。还有“乾道”“地（坤）道”又得知道《易经》。“三重”见上文。“三才”是天、地、人。所有这些在当时是常识，在今天便会成为读文的障碍。古人诗文不用典的极少，越到后世越近于不可能不用典故和成语。有两种用法。一种是明显用典，不知典故就不能懂。一是暗中用典，不知典故也能读下去，不过可能误解。前者典雅，后者流畅。像八股这样死板拘束的文体中仍然有这两派，可见文体不能完全拘死活人。正如同词曲字字都考究音韵，仍然可有各种风格出现一样。汉文古典除了《诗》《书》《易》《春秋》、三《礼》及较早的诸子因为前无古人或少古人而大致不定文格以外，以后便由这些作品树立文格。虽有变化如诗体变为五、七言以至长短句词曲，文分出四六言骈体及散体，但格式总是越来越繁越严，到八股而登峰造极，只有僵死的结果而别无出路了。说这是汉文文体发展的结果之一可以，说这是八股之罪也无不可。同时，从前面引的一些八股中可见词句总有别扭不通顺处，这是八股的通病，只讲腔调和字句格式不顾文法。例如袁文的“何足消磨豪杰哉”很顺。对句“此际尤征学问哉”就显得勉强。有人说文“不通才得中”，虽是激言，并非虚语，所以考卷“闱墨”少有好的，不如平时“文课”。

八股，甚至古代汉文文体的多数，有一重要情况是用于考试或上下对话。八股和《四书》流行几百年本身不会有多少对国家社会的功罪问题，但对人说，用以应考就不同了。蒲松龄的考卷看不到了。上面引的王渔洋和袁随园两位诗人的八股是否能中，那就要看一时的风气和主考官（代表皇帝）的好恶标准了。“房考官”是否看中推荐也很重要。有人喜此，有人喜彼，这在古时叫做命和运气，今人可以叫做机会或“随机性”，佛家称为缘分，是难以预定的。《聊斋》里这类故事不止《司文郎》一处，蒲老先生想必是有感而发。倘若他做了大官就不知会怎么写了。王尚书士祯的《池北偶谈》中有什么这类例子，我记不起来了。

为了显出僵死的八股文体在有些人笔下也能发挥一种心情，多少有点“言志”的气息，再抄两段。

袁枚有一篇八股，题是《学而优则仕》。这出于《论语》，是孔子的门人子夏（卜商）说的，现在人还知道这句话。其中有两股，一说不学而仕不行，一说学不优而仕也不行。必须照说题意，又可借题发挥。

岂无豪杰之流不学而亦多事业？不知：有才不学，则仓猝立功，纯杂与古人分半。无才不学，则奉行故事，功名与胥吏争长。君子以为，不学而仕与不仕同，学而不仕与不学同，故辞僚友而不疑，当大任而不动。其一仕也，上以报国家养士之恩，下以雪处士虚声之耻。

岂无迂阔之士信学而反多拘执？不知：误以为优，则得诸野者必失于朝。不待其优，则贫于身者岂富于国？君子以为，吾甚爱学，尝愿不优以留其学，吾尤爱仕，尝愿不优以重其仕，故郑重以赴功名，即酝酿以成雷雨。其一仕也，大则竹帛表生平之经济，小则文章抒黼黻之英华。

这不需要解说，更不需要注译，略知文言就可以读懂意思，熟悉文言更能够欣赏其笔调。当时未必讥讽，但现在若用口头语说出来说不定会引人发笑，还是在板面孔的文言中见笑意为好。题只有一句，所以只针对为学而当官的。再加一句“仕而优则学”，自然还会是强调学，又针对当官不学的了。子夏的原话可以有各种讲解。应考当然只能照朱熹的《注》，自己写文章就可以和骈文散文一样发挥。两股文中有些句子是本身相对所以和另一股中的本身相对的句子字数不同。这是八股允许而四六律赋所没有的。这是紧中有松，便于发挥。

总而言之，从文体方面说，八股有罪可分两股说。一是这文体集中了汉文作文传统中的一些习惯程式又固定下来，达到极峰，因而僵死如木乃伊，不能再有发展。二是它成为中国科举传统中最后的限制最严的工具，又重腔不重意，不顾词句通不通，只准代言，不许露出己意，在狭隘天地里捉摸转圈子，于是重复说空话废话，对皇帝说假话，成为习惯，出现定式，永恒不变，因而也成为木乃伊。可惜人是活的，人活了，八股就死了。

八股文“体”

讲到八股文本身，可以分两方面谈论，一是体，一是心，或者说是形和神，即文的“体”和文的“心”。

说形体又可分两层。一是文（语言）的形式，一是文（语言）的功能。实际上两者很难严格分开。

先讲形式，论八股文“体”。

中国汉语用作书面语言的文字是表意的单音节符号，和记音的拼音字母不同。这个特点使书面语可以独立发展，可以比拼音文字的书面语离口头语更远，仿佛成为另一种语言，也可以上口，但不能充分发挥口头语的功能，却可以有口头语所没有的功能，如文字游戏。从开始在龟甲兽骨上灼刻文字连缀成文句起就可能已和口头说话的句子有区别了。这区别比用拼音文字的书面语和口头语的大。拼音文字不能大量只用一个字母或一个音（音节）作独立的表意语言符号，而汉字却可以。用拼音字母的语言表现词的转换和关系是用语尾变化，如梵语、拉丁语，或用词内音节变化增减，如阿拉伯语，其书面语要记音，都不能像汉文即汉语书面语这样以单音字为基础而本身变音或字与字连缀而变化。单个汉字可以或拼凑或分裂辗转孳乳变出很多样子，而且可以借用或转用，一字而多形多义，或者多字多音而一义，或者简化多字多音为一字，如“子”是“夫子”或“儿子”或“君子”，或者多字多音重复合成一义，如“伟大”“在下（我）”“云云”，而且可以一字本身变音或不变音而表达不同意义和语法作用，如“孟子见梁惠王”，“冉有季路见（现）于孔子”，后一个“见”字可不改音也可不加“于”，“解衣衣我”，后一个“衣”应改音也可不改。以单个音节的字为单位可以颠来倒去变换意思。句中词序既固定，如“子曰”不能变为“曰子”，又能颠倒，如“不我欺”即“不欺我”。可以变通，如“伤心”和“心伤”。可以缩短简化，如《论》《孟》《学》《庸》。因地域广大方言众多以致一字可以各地各时读音不同而俱知其义。单字组合的成语和典故越来越多且有变换。虚字的或有或无也和口头语不同。书面通行语和口头通行语不一致，又如书面上可以简化词语及句法格式，成为通行符号语言，类似电报句子。如此等等。从一开始就独立发展的汉文，即书面通行语，在几千年间有很多发展变化。同是书面通行语的印度梵文和罗马帝国的拉丁文以及伊斯兰世界的阿拉伯文都类似汉字，而由于用拼音字母就没有用汉字才能有的一些花样。从比较语言学观点说梵语和汉语距离很远，但从文体学观点说梵文比拉丁文离汉文还近些。例如梵文诗中也有回文诗句，同音诗句，但总是别扭而且稀少，只算文字游戏，不能像汉文回文诗如“醒莫更多情，情多更莫醒”（纳兰性德）那样自然。梵文和拉丁文可以简化变化以便上口说话通行。汉文在口头上从来只能半文半白，很难用文言作长篇大论，上口就要繁化。汉文译梵文佛典往往可以逐字翻译，虽然古怪，仍能接受。例如“如是我闻”，去掉原文词尾，保存原文词序。由汉文译梵文便不行。如“道可道”，不加语尾便不可通，而又很难加。尽管梵文可以连用长复合词减去语尾仿佛汉文，仍不及汉文花样繁多，很难字字对偶。汉文的这种特色经历几千年，从甲骨文卜辞直到现代白话文，和文学形式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到二十世纪末期汉文的这一传统才仿佛要同印度的梵文一样“不绝如缕”，只怕到二十一世纪就会断绝，像古希腊文那样了。

八股文正是把这种汉文文体特点发挥到极端的典型。若没有汉文的这些特点就不会有八股文。怎么出单句、半句、截搭题？怎么作“破题”“小讲”？怎么作整段对偶的“八比”（八股）？都离不开汉文特点。汉文能填充格式腔调似通非通而又通。戏词中有“马能行”“地流平”“开言道”之类。八股文中也有不少类似的半通句式。汉文容易“望文生义”，易懂又易误。这是难点，仿佛是优点，又是缺点。八股出题作文有时利用这类特点使人为难。清代一大文字狱即因八股考题“维民所止”被人告发为“雍正”砍头成为“维”“止”。

八股的特点首先是命题作文。出题和“破题”中花样繁多，非汉文不能有。例如，“子曰”二字可以出题。有名的“破题”是：“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现成的对偶句子成为“子曰”的恰当题解。前一句破“子”，后一句破“曰”。恐怕没有另外任何语言能照样翻译还成为这样有气势的文句。便是说成口头汉语也怕不行。“孔夫子说”怎么能是文章题目？只有尼采的书名《察拉图斯图拉如是说》可比，但也多了一个“如是”。有人汉译此书名为《萨天师语录》，这才像中国书名。“一个人成了多少代人的老师，一句话成了天下的大法。”这是日常口头讲的话吗？这怎么能独立？又如另一个故事说，《论语》中每章起头差不多都是“子曰”。前面为表明是另一章便加个圆圈，这个圈儿也可作为题目。“破题”是“圣人立言之先，法天象焉”。说是圣人讲话（子曰）之前要模仿天圆的形象。还有，明朝诗人何景明（大复）是“前七子”之一，少年即出名。有人考他，出题为《梁惠王章句上》。这是朱熹注的《孟子》七篇的第一篇前半的篇名。何作的“破题”是：“以一国僭窃之主，冠七篇仁义之书。”前半指梁惠王是诸侯自称王，后半指《孟子》开头的标题。第一章中孟子开口便讲仁义，所以是“仁义之书”。照语法说这是一句，照文体说分为两句，互相对偶。诸如此类故事极多。其中的妙句一变白话就无意味，甚至不成文理，和《诗经》的“关关雎鸠”变成“水鸟（鱼鹰）嘎嘎叫”差不多了。

还有个故事。有个新任知府去谒见乾隆皇帝。皇帝问他出身，知道是监生捐的官，便面考他作“破题”。出的题是“周有八士：伯达、伯适（括）、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论语》）。皇帝还说他已作上句是，“纪八士而得其七”，要他续下句。他随口对答：“皆兄也。”自然而准确。于是“龙心大悦”。没过一个月，这人就升了官。这里泄露了八股文体的又一特点是对命题的人作文。考官都是代表皇帝的，所以作文也是面对皇帝讲话。不论是直接间接，都要像孔子说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仿佛就在面前殿试，要“对大廷，魁多士”（《三字经》）。所以无论层层考试多么困苦，经受多少磨折，也有那么多人忍受，好像《圣经》中约伯接受上帝的考验。明末艾南英（千子），清初蒲松龄，都有文描绘考场困苦。艾文详尽，见《丛话》，文长不录。

总之，八股文是汉文的文学语言和文体形式凝聚的样本，和用表意的孤立字形的汉文书面语密不可分，是不能翻译的，译出来只有无意思的意思。它本身的形式就是内容。汉文文学中很多这种情况，八股文是突出的例子。古诗文译成现代话，除讲故事和讲道理的以外，还像个文学样子能为现在一般人所欣赏的怕是不会很多了。汉文的这种书面语的模糊性和灵活性，起承转合的结构，抑扬顿挫的音调，在有意思又无意思无意思又有意思的八股文中充分表现出来了。

现在讲功能。一方命题，一方作文，考生面对层层考官直到皇上，这就是八股的功能所在。功能决定文体，文体反映功能。

语言的功能是传达信息。没有信息可传达的语言便是废话。八股传达什么信息？信息都在题目里了，不许少也不许多，所以全篇都是废话。学作八股就是学讲废话，讲朱熹所解释的孔孟的话。为什么要讲废话？因为有人要听，要评论讲得好不好。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废话之间也大有区别。废话不废。学讲废话是一种训练，训练一种说了等于没说的说好听的话的本领。

传达信息必有双方，所以语言不论口头书面都是对话。自言自语是说给自己听，自己兼作双方。写稿时是作者，改稿时便成为读者。实际上写作时自己同时也在读。那么八股的听话对方是谁？作八股给谁看？向谁传达已经传出了的信息？对方是从阅卷的房考官到正副主考官最后到皇帝。皇帝是当今的圣人。八股说古圣人的话给今圣人听。发蒙的塾师教作文和评作文时就代表圣人即当今的皇帝，并不是朱子，更不是孔子、孟子。有个故事（见《丛话》）说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偶然有大臣之孙中式去见。皇帝叫他默写考卷，看后以为说错了。又调来进士前十名的考卷，发现都是一样说法，随即批示：十名都一样就不好处罚，若只有一个人这样讲就必定重罚，以后断不许讲错。文中之错确实是只有皇帝才看得出来而且认为严重的。原来题目是《子曰毋》，出于《论语》，是孔子弟子原思做了宰官，孔子给他“粟九百”。他不受。孔子说“毋”，不必推辞，可以给邻里乡党。这些文章都把孔圣人当作了有国君地位，又将鲁国君当作了周天子，全从国家公款立论，忘了那只是孔子说的话做的事，用的不是周天子的钱。皇帝自然要说是名分不对，借此立威，显出自己精明，使臣下小心。所以学八股，教八股，评八股，名为代表圣人孔子，实是代表当今皇帝，时时处处不能忘记了这位最高统治者，要仔细揣摩“上意”。立意不对，文章好也没用，还会有祸。因此，作八股也是练习“对策”，如何迎合上意。不用说这是学习做官之道，顶头上司直到皇帝是首先要重视的。

八股对话是讲废话而不像废话。这很难。怕出格闯祸就只好重复。最低级的是重复词句。据说有个老童生须发皆白还赶考。主考想一定要取他，一看卷子，笑了，只好勉强取在榜尾。题目是《周公谓鲁公曰》（《论语·微子》）。考卷中有一段说：“不观周公乎？不观鲁公乎？不观周公谓鲁公乎？不观周公谓鲁公曰乎？”出这样的题，无怪乎他编不出什么漂亮废话。中式考卷也未必比这文好多少，不过巧妙些就是了。

以废话传达无信息的信息，仍可有信息。因为语言文字，尤其是汉文，若是属于文学的，就多有歧义，或者说“指他”的意义，不属“能指”“所指”之列。印度古典诗论中八九世纪时兴起“韵”论，认为诗有字面义、内含义和暗示义，诗以有第三种义为高。这种“指他”的意义或说“韵味”“暗示”还得分析。需要照对话的发出与接收及信息与载体的格式分析其多种多样。例如前面引的“不观周公乎”一段，可谓废话之顶峰，但又可以引人（不是所有的人）发笑。笑什么？笑的就是它所指出的非字面又非内容也不算暗示的另外的其他意义。这可能是说废话过头了，引起发笑。这几句废话一点不错，用词造句都正确，吟诵起来音调也合格，这是通常文体式样共同所有的，必是有什么另外意义引人发笑。因此废话是无意义，又不是全无意义，要看用于何处，对什么人。八股也同样，而且是集中表现。无信息的语言不能说是“表达”什么，但仍给人以“印象”，所以仍起语言对话的特殊功能。（欧语中“表达”“印象”这两词有联系。）

从文学体裁说，兼及形式和功能两面，八股也可以说是集中表现。照现在说法，说理、抒情、叙事三者在八股中都可以有，因为题目来源的《四书》中都有。八股中只是叙事稀少，受字数限制，必须叙也不过是一句或几句。照古代分类法也相仿。直到汉末，“文”并没有独立作为文学或词章。《论语》中所列的孔门弟子分科，“文学”和“言语”分开，指的是做文字记录的本领。刘向《七略》和班固《汉书·艺文志》都是合举艺文笼统说。汉魏之际曹丕的《典论·论文》才列出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类。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不传。最早的文学体裁分类是萧梁时的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和刘勰的《文心雕龙》。二人同时，刘勰还是“东宫舍人”，依附过这位太子，但《文选》的《序》和篇目与刘的书中所列不完全一致。《文选》的编目次序也不全依《序》。刘的排列类似萧，但立论不同，把“文”扩大为包括一切。这扩大也是还原，本来《易经》等古书就这样看。《论语》中孔子说“天之将丧斯文也”的“文”，朱熹说就是“道”。平实的是《文选·序》，奠定了一直到清朝姚鼐的《古文辞类纂》的分类。较晚的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又遵循刘勰的扩大理论。李兆洛的《骈体文钞》自有分类。刘勰的分别体裁和他的文学理论相连，应当另论。单看《文选·序》可以发现特点。首先是提出了文“随时变改”的历史观点，指出了后代对前代“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先说文籍的产生，再说狭义的“文”的发展，然后作体裁分类，同样作历史叙述。排列是赋、骚、诗。随即说诗到“炎汉中叶，厥涂渐异”，“各体分兴”。然后细分文的颂、箴、戒、论、铭、诔、赞，随后是诏、诰、教、令、表、奏、笺记及其他，有的只是依题目用字及实际应用分栏目，如碑、碣、志、状。最后说明书中不选的是经、子、策士说客的议论，史书只收赞、论、序、述，原则是要求“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这两句话也正是清朝桐城派古文家姚鼐说的义理和辞章。他说的还有第三是考据，近古才有，《文选》自不会提。这许多文章分类在体裁形式和名称用字上八股文没有，在实际内容上八股文差不多都可以有。原因也是在《四书》中多少都具备，所以随着出题也定了文“体”。从上述各种分类看，文章基本是对话的各种形式。八股集中表现出这一点。

中国古代的对话不仅是你、我、他三种人称，重要的是对话人的身份地位关系，万万错不得。写成文章又有读者和作者的身份关系。在作者中又有自己和代别人的分别。前两方面容易看出来，下对上（奏议、上书等），上对下（诏、令等），大致平等不明分上下（书笺），共有三种。诗、赋、骚都有讽谏意义，所以是对上的居多，后来就自己发牢骚或显才能给同等的人看的多了。这种下对上的对话或陈述，最早在《诗经》《楚辞》中，汉代越来越多，后来逐渐转移，这是体裁的一变。另一方面，本来代笔只是祭祀时用的诗文，如《诗经》的《大雅》和《颂》，《楚辞》的《九歌》。后来就为长官以至为报酬而作文。司马相如为被冷落的皇后作《长门赋》，可说是最初的卖文，不过不用买者本人口气。到魏晋时书记（秘书）行业大盛。陈琳竟然以此著名。《文选》中收的他代曹洪给魏文帝的信里还说是陈琳有事不能代笔，所以亲自提笔，其实还是陈琳代写的，公然说谎，收入《文选》也算是陈琳的文章。那时已是南朝梁代，早已亡了的魏时王爷管不着了。这一代笔之风是中国汉以后古典文学中一大发展。从“拟”什么人作什么诗起，一直到八股文“代圣人立言”，都是训练代笔的。最高可以到代皇帝作诏书，代作诗，最低是代人写信，摆“拆字摊”。《文选》中还有代人“赠内”的，即为别人作诗给妻子（陆机《为顾彦先赠妇》）。明朝方孝孺就是因为不肯代永乐皇帝起草即位诏而被灭十族的。这一文风在八股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四书》中各种地位人物关系的对话都可以在八股中表现。

功能和形式相连，为发挥对话功能就要讲究出言的形式。文章用语基于汉字汉文的特点，前面已讲。形式的另一面是文章结构。

《文心雕龙》把“文”的本体和功能吹得很大，但细察一下其中上篇列举的体裁仍是着重在对话。这是秘书的职责，也是文章的能事。用对话观点读古代文章可以发现，八股的结构正是集中了或说凝聚了这一方面。早就有人说过，八股体式《四书》中就有，甚至可以比拟戏曲中的台词（《丛话》）。

八股结构的一种说法是要有“起、承、转、合”。这个格式当然是古已有之，到八股才固定下来。具体说结构，八股规定的是要有“破题”“小讲”，然后一股和另一股对比，共“八比”成四对。每股短则一两句，长则一大段。还可以拉长分割，大股中夹小股。种种花样只是以对偶分解题意。有的题本为“两扇”或两方面。这既训练文才，又训练思路，注意分两点立论。还有“承题”“起手”之类是连接转换，有的很巧，有的是硬接。从经书到古文、骈体（对偶）、诗（律诗）、词（上下阕）甚至曲子、小说，都可以照八股分析结构，查出八股发展的来源。明清八股极盛，集中了也就僵化了，于是空空洞洞只剩下形体的骷髅，衰败而灭亡了。坏是坏在定死了。从出题到作文，从形式到内容，全成为无信息的废话，岂有不死亡之理？但不能因此说其中结构全要不得因而实际上取消了古代文章的这一方面，反而可以用八股为钥匙去打开古代文章的这一方面。不引例不明，一引又太多太长，现在溯源，只举《论语》一篇全文为原始八股结构之例。

《论语·季氏》首章。

八股出题是指出了文章背景也限制了内容。在八股以前除考试外没人出题，题是自取，更古时往往题就在文内。这篇文开头是：

季氏将伐颛臾。

这是背景，也可算题目，以下全文由此引起。

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

这是出题。鲁国的掌权者季孙氏要出兵去吞并鲁的附庸小国颛臾。孔子的门徒冉求（冉有）和仲由（子路、季路）去向孔子禀报，大约是盼望得到老师支持。这句话仍是引子，但也可作为题目。冉有、季路报告孔子一件大事，将发生战争，可是讳言战事，只说“有事”。下面就是师徒对话，主要是孔子的议论。照后来的格式，这就是《鲁季氏伐颛臾论》。

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欤？

这正是“破题”，先下断语。“求”是冉有的名字。他是主要的谈话对手。孔子说的是：“难道这不是你的过错吗？”“这不怪你吗？”以下讲道理，是“小讲”。

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

这整个是一句话，内含三句话，三个理由，归结到又一句话，是总纲。照朱熹《注》说，当时鲁国分为四份，由三“家”掌管。孟孙氏和叔孙氏各得一份，季孙氏最强，独得两份。有个小国颛臾是附庸国，直属鲁国，仿佛“保护国”，不归任何一“家”。季孙氏想去吞并了，出兵讨伐。孔子说了三点。一者，鲁国先王封颛臾于东蒙山下主持祭山，所以不可伐。二者，颛臾在鲁国邦域之内，是鲁国的一部分，所以不必伐。三者，颛臾是“社稷之臣”，即属鲁国全体，是公家的土地，不是季氏一“家”所当伐。由于这三点，“何以伐为？”这句的句法是古语。“何以”就是“以何”，“为什么”。“为”是问话虚词。意思是，为什么要出兵去打它？到东晋时期，鸠摩罗什翻译《金刚经》时还用过几次“何以故？”就是“以何故？”梵语原文是，“那是由于什么原故？”也是三个词，后两个词是“何”和“故”，语尾变化译不出来，用“何以”表示出来了。有了“何以”便不需要“故”，有“何故”又不需要“以”，但要照搬原文，所以还得译出来。“以”是译的原文语尾。这是直译，一字不差，词序也一样，又合乎汉文文法，只是“以”字不合习惯，不大通，半通不通，一望而知是佛经。八股中这类有多余字的句子不少，一见即知是八股腔。孔子说的是“颛臾”“何以伐为”？对这个小国为什么要出兵？夹在中间有三句理由，都以颛臾为主体，成了附属句，连起来好像现代译的外国文长句子。一共二十九个字连成一个句子，分成五个停顿，中间插进一个“矣”字，一个“也”字，意义上不必要的字帮助停顿时拉长音换气。还有个“者”字也是可有可无的虚字夹在“昔”字和“先王”中间，略略停顿，又可停可不停。“臾”字、“主”字下无虚字，停顿而不拉长音。全句也就是全段，意义丰富，理由充足，音调节奏长短平仄排得和意义配合，有停顿，有不停顿。有拉长，有不拉长。意义是起（夫）、承（矣、也）、转、合（为、平声）。音调是抑扬顿挫，可记五线谱。这就是从汉末传到清朝的所谓文“气”。不在口头吟诵是感觉不到的。八股文正是以文的这种“气”作为格式标准的。朱注中说，“一言尽其曲折如此，非圣人不能也”。可见朱子也很欣赏看重这一段。这是汉文书面语中古代文章的精髓。八股以此为标准。在古代书面语文学中，“气”非常重要，不仅是节奏、腔调。可以为“气”而加减颠倒词句，甚至破坏文法。韩愈说过，“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皆宜”。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冉有不敢顶撞，不反驳老师，便将罪责推脱出去，还拉上子路陪绑。“夫子”在这里是指季孙氏，任用他们两人作“家臣”的主人。当时“夫子”还是通称，不专指孔夫子。“者”是虚词，为了节奏而用，和名字下加“也”字的下文“丘也”的性质一样，但用法不同，不能处处互换。这里的“者”不能换成“也”。这段是承上启下的过渡，是对话中作陪的一方的发言，引出下面主要发言人的深一层的议论。照八股格式说，下文应当分股对偶了。果然如此。

孔子曰：求！

这是“起手”。

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则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

这是“出比”。

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欤？

这是“对比”。

这两股正好是相对的两方面的意思，不过后来的八股体字数要求整齐，但结构一样。孔子先叫一声对方的名字：“求！”这是“起”或称“领”，以便引起下面两股，好比京戏中的“叫板”，表示“我要唱了”，定下调子。前文一开头叫“求！”与此相同。那是引出“小讲”。这是引出两“比”。下面两股都是开头一句领头，末尾一句问话，中间是各自两小股互相对称。不过前股的字多些，后股的字少些，没有八股要求的整齐。前股引古人的话加上比喻，也是对偶。古人周任说，在自己的位置上（“就列”）要尽自己的力量（“陈力”）。假如一个盲人遇到危险，扶助他的“相”不去扶持他，盲人就要摔倒了。“相”不扶持他，那还用这个“相”作什么？后股加上一层，说，“你的话又说错了”。这一句配上前股第一句引古人的话。两句比喻是，老虎和野牛从笼子里跑出去了，龟甲和玉器在柜子里毁掉了，那是谁的过错呢？下文没回答，那就是说，看守人不能没有责任。清朝传说，乾隆皇帝听说宫中出了一件错事，随口说出这句“是谁之过欤？”和珅正在旁边侍候，听见了，立刻背诵朱注中的一句下文“典守者不得辞其过”。于是大得皇帝赏识，成为一代宠臣，做高官，发大财。照现在人的看法，季氏是那两个“家臣”的主人，怎么可以当作被看守的野兽，又当作盲人？在孔子眼中却可以。依照《春秋》和《论语》，孔子是尊周天子一统天下的。鲁国之君尚且只是诸侯，季孙等三个“家”掌握了鲁国君主应有的权力，更是孔子所痛恶的。对这两个当“家臣”的门徒和他们的主人有什么客气的？用这类比方正表明孔子的怒气，和张口就喊“求”一样。

随后又是两大股。股之前仍有一个过渡，承上启下，还是冉有的辩护辞。他赖不掉了，只好申述理由。这说明他是主谋，子路是他拉来的，在旁边一句话不说。孔子知道内情，所以决不容情，不肯表示同意，而且一再只叫“求”，不叫“由”。

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

“今夫”的“夫”同前面“昔者”的“者”一样，是为了文“气”，是节奏需要，文法和意义不需要。“夫”“者”两字不能互换。“今夫”长期是起句套语。

冉有的理由用现在话说就是，出兵不是侵略，是为了自卫。他终于提出了政治原则作理由，于是引出了孔子的内政外交大道理。这才是主题和核心，由前面的对话一层一层一面一面引过来。冉有的理论是，一个坚固的小国离自己的府城（费是季氏的邑名）很近，今天不拿下来，到后代一定会成为子孙的祸患。古今中外对外打出去的国家差不多都持这种理由。其实就是说，“先下手为强”。这样的两国不和，若不用武力，应当怎么解决？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取之而必为之辞。

还是先有领句，指出对方是强辩。又叫一声冉有的名字，可见孔子的正言厉色，很生气。先指出他是强词夺理，是“君子”即正派人、上等人所痛恶的。不说心里想得到人家的东西而一定要制造出一种说法来。“疾夫”的“夫”和前面的“者”“夫”的用法一样。

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丘也”的“也”字的用法仍和前文的“者”“夫”一样。

在八股中，这是中股的“出比”。中股是核心，后面还有“后股”“束股”。《论语》这一章中，八股不全，还没有后来的定式。这一大股中分两方面，也就是两小股。“国”是周天子一统天下的一个国，如鲁国。“家”是鲁国内部的一个单位，有权就成为自治单位，权再大些就掌握了“国”的权力，如季氏。这同一“国”称霸就不听周天子的话一样。有国有家的掌权者，实际指季氏，应当首先管好内部的经济和政治，要均衡和安定。这就不怕财货少，不怕穷，因为有了均衡，和谐，安定，就没有穷困和危险了。朱子《注》把“均”讲成“各得其分（份）”，把“安”讲成“上下均安”，这才合乎上下尊卑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的统治要求，和现代的理解不一样。孔和朱也未必一样。这中间比上文加了一个“和”字，一个“倾”字，标明要和睦相处才不会倒塌。前一小股讲对内，后一小股讲对外，中间加上“夫如是”（照这样，这样一来），承上启下，连接又隔离两小股。“夫”字和前面的“夫”字一样。这类“夫”字在句首时古时读音改为“扶”。对内安定了，对外怎么样？“远人”不仅是邻邦，一切外国都算上。“不服”，不友好，那也不能出兵，要“修文德”使他自己来。来了以后就安顿他，安抚他。“来”和“安”在这上下文里，照现在和欧洲语一致的语法说是及物动词，是使他来，使他安。照梵文文法说，这是“为他”，而且“致使”。这和本章第一句“见于孔子”的“见”字恰成对照。“见”字在那个上下文里不是“及物”和“为他”，而是“不及物”以至“被动”，或称“为自”，不是见到孔子而是被孔子见到，出现在孔子面前，因此必须有“于”字。这些变化在印欧语中都得变音，也是在拼音文字中变形。在汉文中不变形，但读书时应当变音。所以朱子注“见”字读成“贤遍反”（现）。但“来”字“安”字就音形都不变，只能从下文宾语“之”（他）字知道了。汉文（书面语）这时已有发展，不是把口头语记下来，而是独立地写出来的书面上的口头语，是简化的凝缩的语言。这和梵文类似而变化不相同。从《论语》可以看出，汉文这时不仅是独立发展的书面语而且已经在作文章，为文“气”需要又发展出许多词句定式。八股正是继承并固定了这些定式。

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这一大股也分两小股，是前面“出比”的“对比”。前者以“丘也”，“我”，开头。后者以“今由与求也”，“你们两个”，开头。两个“也”字一样。节奏文“气”相等。前股讲理论，后股讲实际，两两相对，正是八股规格。“相夫子”的“夫子”仍同前文指季氏，“相”由前文“彼相”的名词转为动词。孔子将两个门徒合并指责，说他们辅佐季孙氏，既不能和睦邻邦，又不能统一国内的三“家”，反而要在国内打内战，所以危险不在颛臾而在自己的宫墙之内。这是回头答复冉有说的颛臾对季氏后代有威胁的话。一小股说现在，一小股说未来。朱子注说这里的“远人”指颛臾。未必专指，是暗指。前面的当是泛指。朱注还引了两家的说法。有一家说，为什么“伐颛臾”的事“不见于经传”，推测可能是冉有听从了孔子的话，季孙又听从了冉有的话，所以没打起来。他推测这两个门徒凡事都先禀报老师，经过孔子劝阻而少做了不少坏事。他是想夸张孔子的功绩，却使孔子变成了鲁国政治的后台，好像暗中操纵国事了。朱熹引来大约也是赞成的，作八股得跟着讲。这样一讲，显出孔子更像是开“政治咨询公司”的了。孔孟都是经常接受国君“问政”的。《四书》是答“问政”之书。八股同样是答“问政”之文。伐颛臾事应有下文，但文章没有收尾，不知为什么。

《论语》中有很多好文章。这一篇中有的话现在还有人引用。这是结构谨严、层次分明、道理显豁、词句讲究的采用对话形式的言简意赅的文章。有头无尾反见其似有余意未尽。就结构说，还可以就文“气”说，这可以算是原始的八股文。当然不是说，写下这一篇传说的孔门弟子远见到千余年后的八股，而是说八股由此而来。这篇作品若作为文章便是典范，一直影响到后来的八股格式。这说明八股的结构和腔调是继承了两千年的书面汉语的文章发展的。这不是任何一个人所能定下的，即使是皇帝也不成。当它自身达到无可再变而僵死时才会灭亡。（自然还有社会条件，这里只说文体本身。）试看从春秋以下的文章是不是往往多少带有这种兼骈散分层次的结构。至于对话体式，则不仅中国，古希腊柏拉图写的对话，古印度的一些经典，都有。但是在书面语言的文章中这样扩散普及，由对话直到自问自答和无问自答，也许是汉文的一个特色。事实上，还不限于高雅的文学。戏曲中的“自报家门”也不是各国都有的。

杨延辉，坐宫院，自思自叹。

这不是“子曰”式吗？不像“子在川上曰”吗？不像“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吗？

八股的结构要点一是“破题”，二是“比”即对偶，三是“讲”，四是“起”“领”“承”以及“转”“合”之类的连接方式。至于头、尾、中间用或不用虚词则属于腔调。以上这些并非八股独有而是古汉文中同有的，不过八股集中固定下来了。

“破题”即文章开头，常是断案式，或揭背景，或“开门见山”，或“当头棒喝”，要“一语破的”，如“老吏断狱”，都在《四书》中有。前引的《论语》一篇已埋伏下了原始形态。以后类似破题的还不少，是常见的文格。

司马迁《报任安书》开头在说了来信之后（如同冉有报告）立即说：“仆非敢如此也。”下面的长篇大论都是这一句引出来的说明。

班固《两都赋序》：“赋者，古诗之流也。”随后阐发这一句。

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类似“小讲”，仍是“破题”，以“夜游”点出“夜宴”，以下是发挥。

王安石《读孟尝君传》先设对方“世皆称”，然后一句点破：“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这篇不满一百字的名文全篇“起承转合”，不出它以前的《论语》和它以后的八股的格式。“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在明清两代流行的原因之一是，他们的策论式文章格调接近八股。读“古文”有利于作“时文”，选“古文”用的是八股眼光。

这些都是在规定八股格式以前的。

《三国演义》开头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红楼梦》开头有“此开卷第一回也”。

这些小说是有了八股以后的。无怪乎金圣叹评点《水浒》《西厢》，有人认为他是一副八股眼光了。

不用这类格式，不点题，一上来就是长篇写景或对话，或拦腰一击，无头无脑，突然而来，飘然而去，这在现代文中常见，而在古时便是变格，要批上“起得突兀”或“如奇峰天外飞来”了。究其实，仍未出《四书》之外。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朱子改为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都是一开头就提出三股“破题”如同三股叉。《论语》也是开头三股，“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孟子》首章的“破题”格式是：“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这和前面引的“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章属于一格。那里是孔子的回答，一句“破题”：“求！无乃尔是过欤？”这里是孟子的回答，以“仁义”对“利”，“破题”有力。下文揪住一个“利”字不放，大作文章，最后仍归到“仁义”与“利”对立。若用金圣叹的评点法便是：妙在揪住一个“利”字作文章，好像《西厢》的“临去秋波那一转”是妙在一个“转”字。这个“利”字在梁惠王说时不过是普通意思。他当然不会说“亦将有以仁义吾国乎？”可是孟老夫子乘隙而入，不论上下文原意轻重就指出不该说“利”字，一说“利”，那就“而国危矣”。他说的“国危”是由于“上下交征利”，并不是“利”本身之故。若不争利而能平等互利，又有什么危害？并不需要把“利”字从字典里赶出去。孟子辩论往往有暗地转移论点的嫌疑，所以人家说他“好辩”。他也承认，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就要会辩论，要会作文章。这就是“文以载道”。八股是顶点。

试看唐代古文家韩愈的《原道》，开头四句和《中庸》的格式一样。“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再看骈文家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第一篇《原道》，开头便是：“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四个虚字表出文“气”。再往上推，魏文帝曹丕的《典论·论文》也下定义说：“夫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都不离《四书》体，也就是八股体，可是在从魏到唐的时期，《四书》还未集合，八股更连影子都没有，所以说八股只是将古来（自春秋以来吧？）汉文文体的发展诸形式集中凝固下来因而僵死了。固定的死板格式对于考试评卷很方便，所以清康熙元年曾经废除八股文，到康熙八年又恢复。一件工具在没有代替它的东西以前，只要仍有用它的工作，它是不会灭亡的。亡了名字和形象，也亡不了精神实质。

《四书》和八股烂熟了，一张口便自然是八股腔“破题”调。有个传说故事。主编《四库全书》的纪昀有一次去南书房，进门问：老头子来了没有？不料乾隆已到。皇帝说：何谓“老头子”？有说则生，无说则死。纪昀当即回答：万岁谓之老。元首谓之头。天之子而子万民谓之子。乾隆笑了，免了他的死罪。清朝的纪昀成了汉朝的东方朔。这三句恰恰是《中庸》《原道》的调子，八股的“破题”。《四书》读得烂熟时张口便出来。

以上讲的是形体外表结构，还有内部意义结构也可略谈一二。

从上面征引的一篇文和一些文句就可以看出汉文成篇文章的意义结构常是问答对话式，一分为二、为三、为四式，亦即面面俱到式，或者是一来一去的对比式，还有逐层深入前进式。常见的是“一语破的”的判案式，也就是“破题”式，然后接上“二水分流”对比式。这是汉文的，或说是汉族文人的，习惯思维方式吧？从并无八股嫌疑的《易经》的“爻辞”（不算“十翼”）也可以看出来。“乾，元、亨、利、贞。”一卦三爻，重卦六爻，每爻都有判断辞。这和甲骨卜辞的叙事语不大一样，有同有异。这类词句含有“指他”的意义，需要“象曰”等等加以说明，什么者，什么也。八股的意义结构包孕着思维结构的习惯。这也是一固定下来便僵死了。但是如果新的代替物不出来，它还是灭亡不了的。可以“刀没而利存”，“形亡而神在”，“借尸还魂”。

八股限定在《四书》朱《注》以内作文章，真的是死板得一点生气没有吗？也不见得。不妨说个故事，只讲“破题”。

明清之际的小说《醒世姻缘传》第三十七回到第三十八回里说，有四个小孩子一同赶考。大人叫大的各替小的作文“枪替”。其中一篇《论语》题目下来是《文不在兹乎？》。一个大孩子想，要作两篇，不能一样，便自己写个正式的，替那个小的作了一个“偏锋”的。（《孟子》题也同样，从略。）考完回家，大人把四个孩子的文稿一看，多认为那“偏锋”文章一定不会取。偏偏有一个人认为，不但会取，而且“要取第二”。于是打赌。他说，不取算他输，取第三，取第一，也算他输。一发榜，果然取了第二。他赢了。奥妙在哪里？那人自己解释说：“这也易见。童生里面有如此见识，又有才气，待取‘案首’（第一名），终是‘偏锋’。毕竟取一个纯正的冠军。不是第二是什么？况又不是悖谬。”接着说出不是“悖谬”全错的理由。这个“偏锋”“中锋”的说法正是指的意义结构中要领。“中锋”是全照朱注正面说。“偏锋”是照题意“自出心裁”。这个《论语》题《文不在兹乎？》，“偏锋”的“破题”是：“文值其变，圣人亦自疑也。”说不是孔夫子自信，却是孔夫子自疑。照本题说，并不错，照全文的朱注说，就不对了。原来这句题出于《子罕》篇，是说孔“子畏于匡”。照《史记》所说是鲁国的权臣阳虎（阳货）在匡这个地方行过暴政，所以匡人恨他。孔子的相貌很像阳虎，经过匡时被误认为阳虎包围起来，几乎连门人一起遇难。孔子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朱熹注说：“文”就是“道”，是礼乐制度，“兹”是指孔子自己，都是“谦辞”。这是说，周文王不在了，难道“文”，文王所行的“道”，不在我身上吗？于是接下去说：“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朱子在注中引马氏说法，认为“后死者”是孔子指自己。说的是，若天要这个“文”（道）灭亡，那么，我这个比文王后死的人就不能参与这个“文”了。天没有要这个“文”（道）灭亡，使我仍然参与了这个“文”（道），那么，我一定会活下去。匡人怎么能违抗天？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照这注解，孔子是自信，可是“文不在兹乎”这一句问话孤立起来出题，确实是不自信，是自疑。所以说“自信”是正面“中锋”，符合朱子的注解。说是自疑，也不是完全错，只是讲这一句话的题意。小说中那人解释为什么是第二，又说：“其实匡人围的甚紧，吉凶未料，夫子且说大话；说自疑，极有理。”这就是把意义结构的里层揭出来了。这句话从本身说，从上下文说，从朱注说，从自己的理解说，可以有不止一种说法，或层次，或方面。题目哪怕是一句，也可以上下左右联系起来再就本身探讨。这是题意内涵结构，就此作了“破题”，然后一分为二，两股两股对照发挥便成为全篇。那题下的两句便是两股，“将丧”“未丧”，全篇也是八股格式。作八股，有题便有意，甚至有了“股”。立意有了，文章好作，只要熟悉老一套，把各种陈言滥调装进去，念起来铿锵悦耳，一篇八股废话便成功了。《醒世姻缘传》未必是蒲松龄作的。假如真是他的作品，他照这样作八股文，也就难怪他到老考不取，最后才得一名秀才级的贡生了。

八股文“体”说到这里已经接触到“心”了。“体”形虽固定一式，心灵还是可变的。人的“心”（头脑）毕竟不是死的。从这个故事也可看出《四书》题能有种种不同“破”法，文章便因此而可能有种种不同风格。究竟是“代言”还是“自言”？含有自己的意思和气派便含有个性风格。“一语破的”，“二水分流”，“起承转合”，“抑扬顿挫”，虽然格式固定，仍然可以彼此貌同神异。文体学中一面是体裁，另一面是风格，两者是一事，而又可分。要分别讲，说“体”的到此为止。

八股文“心”

文既有形体，也有心灵，同依语言而不为语言所限。照现代说法，“体”应指形式，“心”应指风格。在欧洲语言中这是一词的两义，一事的两面。古时说文“体”是指体裁，即语言的结构形式以及应用功能。文“心”则是陆机《文赋》所说的，“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刘勰《文心雕龙》也说：“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上篇“纲领”是分论体裁，下篇“毛目”仍着重作文的用心，和《文赋》相似。可以说，上篇讲雕出什么样的龙，下篇讲怎么去雕龙。《体性》一篇分别“典雅”等八体，类似现在所说的风格。《风骨》篇依曹丕《典论》说“文以气为主”，分别孔融等三人的文“气”，也可说是指风格。《议对》篇中有“风格”之语，仿佛文风与人格合一，不是单指体式。此外，《诗品》之类品评高下也并非单论风格。大概可以说，在现代以前，不分中外，体裁和风格并没有明确分列作为两套，到现代也还是统一于一词之下。外国现代探讨文体风格多依语言分析，其实所论的仍是形体。有人分别语言的意义有理性的和感情的，如一声呼唤“啊”可有多重意义，靠音调身势而不靠书面。这样的分析还未能尽述不同文体中的不同风格，特别是在口头和书面分成两种语言的汉语里。反而是中国古典文论中有一条一贯思路可以参考。这条思考路线由《典论》到《文赋》到《文心雕龙》，越来越明白而系统，是将作者和作品两方面纳入一条线，即创作是由作者主观的“心”达到客观文章的“体”，而研究者是从“体”溯到“心”。“心”从何来？又由于学和才。“体”是风格，又可结合在体裁之中。“体”是体式，如“典雅”是“熔式经诰，方轨儒门”。尊“经”重“儒”，书与人结合，所以是思路一贯。用什么对文“体”“一以贯之”？可分什么层次？

若夫八体屡迁，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体性》篇）

乍看用语模糊，线路紊乱，但大意还清楚。如篇题所示，这是由文“体”溯人“性”，由人“性”生文“体”，即由作品观作者，由作者论作品。历来诗文论多半不出这条习惯思路。直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的“境界”说，仍是将词的“境界”和人的“境界”合一。

这段以下，刘勰就照曹丕的路数一一评论作家。第一提到贾谊。“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第二说司马相如。“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两人都是作赋名家，但两人“体性”“情性”不同，所以是“气”不同，“文”也不同。这样比曹丕只溯到“气”又深了一层。刘勰时代较晚，所以论的作家比曹丕只论同时几人多，共有十二位，从汉贾谊到晋陆机。

外国虽曾有布封说过“风格就是人”的话，但不是专作文论，和中国的“体”“气”“心”“性”说是一类想法，但并不相等。

外国人现在已经说，文体（体裁、体式）是社会规定和制约的，风格是个人的。这仿佛是和中国古典文论思路相通而又进一步扩大眼界了。但在由文溯人和由人解文路线上还没有中国人走得远。在我们，这几乎是一般人都有的习惯想法了。

现在说到八股文。问题是：八股是专为考试的，由朝廷规定，由社会制约，命题作文，限制内容，不能稍有增减变动，格式固定，不可改换，这样，还有没有个人伸展“情性”的余地？能不能显出属于个人的风格？从明到清，所崇尚的八股风格有几次变化。这可以说是朝廷官定考试由皇帝任主考而依他的“情性”指示文体的结果。清初就曾下诏矫正明末的文风而提倡所谓“清真雅正”。这仍算是社会制约的文风。八股文中有无个人风格？风格与人格相连是否在八股中也是一样？照说是考试中考生都趋向于同一标准，不能随意作文。八股又是从题目到结构到立意、用词、造句都有死板规定，难以脱出。而且题目有限，不能在《四书》以外，有多少代多少人的考卷，还有“学”中的考课，“塾”中的作业，“社”中的文课（文会、文社、诗社中人集合共作一题），以及一些自拟的“程文”（范文），多得无法计算，刻成书的考卷（闱墨）已多，传抄、传观的更众，如此重复，还有什么发挥个人“情性”的余地？只能是千篇一律，千人一面了。这是不错的，但也不尽然。除考卷为中式不能立异难以发挥以外，八股作为一种文体，不论怎样僵死，还是扼制不住有突出才、学、情性的人。人格仍旧和风格联系。文体还掩不尽文心。

举几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人为例。这只是抽样。（老迈不能去图书馆查书，所以例多出自梁章钜的《制艺丛话》，受到他的限制而不照他的标准。）

海瑞是明朝人，著名的清官，在小说戏曲中有类似包公的地位。他的八股文好像没有传下来。《丛话》引了两个人的话，讲他的三首“拟墨”（自己拟的考卷），说是“违俗”，所以选本不收。“文虽怪，然自成一家。”说他“为人绝不识揣摩为何事，故文亦然。倔强不屈，自适己意”。这样的文怎么能考取呢？原来海瑞只考到举人。中秀才以后便去做官，由小官而大官，做了二十年官，名声极大。隆庆年间，他已任巡抚，“会试”进士时，他作了“拟墨”三篇，作为“程文”（范文）。朝廷根据这文章赐了他进士头衔。可算场外考生，得荣誉进士。后来又革职闲居十六年，然后复职。想来他的“时文”合乎文“体”规格，却不合文“心”规格，不合时宜，所以是考不取的。可惜不见他的文。“文如其人”，他是个特例。由此可见文“体”限不住文“心”。考不取，但不能限制他不作自己的文章，然而选本不收，《丛话》不录，还是埋没了。

汤显祖的戏曲和思想是人所共知的。他是进士，做官不顺利。他又是八股名家。假如能看到他的全部八股文，可能有所发现。这里只由《丛话》引出一例。题是“不有祝之佞”一句，出于《论语·雍也》。这一章的全文是：

子曰：不有祝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

照朱子《注》说，“祝”是“宗庙之官”，即太庙的司祝。“ ”是卫国大夫的名字，字（号）子鱼，“有口才”。“朝”是宋国的公子，“有美色”。朱夫子解说道，“言衰世好谀，悦色，非此，难免。盖伤之也。”这个“佞”字在《论语》中出现几次，不仅是“有口才”，能言善辩，而且含有善于吹牛拍马讨人喜欢，“谀”有钱有势的人之意，所以为孔子所嫌恶，几处都当作坏人的特长来说。现在题只有一句，那便要突出“佞”字，于是《牡丹亭》的作者借题发挥了。《丛话》只引了两股。

在朝廷而不佞，难以终宠。即侪党之间，不佞，不足以全其身。

这是前一股，即“出比”。说了两小股，自作对偶。一是在朝廷做官，对皇帝和上司若不会讲话，不会拍马，那就很难一直受到宠幸，升不了官。二是在平等的同事朋友之间，若不会说话讨人好，那就不足以保全自己不遭祸害。

处怨敌而不佞，难以巧全。即骨肉之际，不佞，不足以全其爱。

这是后一股，和前股相对，是“对比”。也说了两小股，自作对偶。一是对仇敌，若不会讲话，不会拍马，那就很难巧妙保全自己。二是在家庭亲属骨肉之间，若不会说话讨人好，那就不足以保全彼此的相爱。

这两段完全符合八股格式，“体”一点不差，“心”或风格却是大发牢骚骂世。说得从朝廷到家属，从朋友到敌人，都是爱听好话不爱听坏话，说了不中听的话就难免惹祸。说不定孔子当时讲这话，门人当时记这话，也都是发牢骚，对社会不满意。然而这和通常认为只能板面孔发教训的圣人的“风格”不相符合了。所以梁章钜在引文之后说：“此数语发挥末流情弊痛快极矣，然以代圣言，恐失之过。”八股代圣人立言，可不能只管《论语》里原来怎么讲，还得照顾后来人怎么看，尤其是考官和最后“磨勘”（复查）的皇帝的心意和眼色万万不可不想到。这就证明了处世必须“佞”，连作八股文也同样。梁大人官做得不小，深知八股妙谛，所以不能不说这是“痛快极矣”，承认说得好，又不能不说这在八股里不合格，不能“代圣言”。讲“痛快”话是不是一种文章“风格”？不用说，汤若士的八股不会篇篇都这样，否则他怎么能中进士？

徐文长，即徐渭，明朝人，“狂士”的声名不小，在民间文学中传说着他的一些故事。据说他九岁十岁就会写文章，被认为“句句鬼语，长吉（李贺）之流也”。他曾代一位大官作奏表歌颂朝廷，得到嘉靖皇帝赏识。后来那位大官得罪招祸，徐便发了狂。别人猜想他是为避祸。他自杀不死，入狱又不死。诗文书画都非常出名。他也作过八股。《丛话》中引了他的两段文，一共四股。题目是《今之矜也忿戾》。这是《论语·阳货》里一章中的一句。全章如下：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无）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

这是孔子发牢骚说今不如昔，或者是借古人来骂今人。他说古时人有三种毛病，现在有的人连这三种毛病都没有了。（“是”即这，“亡”即无。）不是改正了，好了，是更坏了，连毛病都赶不上古人了。今人不但好处不如古人，连坏处也不如古人了。三种毛病是狂、矜、愚。“矜”，朱注说是“持守太严。廉，谓棱角峭厉。忿戾，则至于争矣”。《论语·卫灵公》里孔子说过，“君子矜而不争”。朱注说是“庄以持己曰矜，然无乖戾之心，故不争”。这个“矜”字的意义本是“矛头”，现在还留在“骄矜”“矜持”中。孔子还算它是君子的属性，所以说，虽是毛病，古时还属于君子，今日则属于小人了，变质了。朱注说是“伤俗之益衰也”。古之“矜”不争，不伤人，今之“矜”要和人争斗了。“忿戾”是脾气大。今之“矜”不是古之“矜”了，不仅自大，还要伤人了。且看徐文长如何作这一句的文章。

其视己也常过高，而身心性情之际每怀不平。
其视人也常过卑，而亲疏远近之间鲜能当意。

这两股明白如话，一眼可以看出八股的最简单体式。意思很清楚。看自己过高，总觉得人家对自己不够尊重，所以心中时刻不平，不满意。看别人太低，所以亲近和疏远都很少能合自己的意。

义利之辨未尝不明，但其所见者自以为义，而谓天下则皆利也。

是非之故亦未尝不悉，但其所执者自以为是，而谓天下则皆非也。

这两股和前两股一样简单明了。义利是孔孟极重视的。“矜”者不是看不清楚，只是自认为是义而认天下之人都是利而不义。是非也分得明白，但总是自以为是，认为别人全都不对。看天下的人都不如自己好，不如自己正确。

然后总结两句。

此非直浑厚惇大之体无所望也，好胜不已，而其势必至于争矣。

前面追溯“忿戾”之来源，现在点明结果，暗示孔子在别处讲的“君子矜而不争”以及朱子在注中也讲到的“争”字。说，这样的“矜”不仅是不能“浑厚”，而且“好胜”下去结果必致争斗。这大概是全文的末尾。从结构及语言说是规规矩矩的八股文。从一般所谓风格说是明白朴素。若就文如其人的风格说，一点也不像狂士口气，倒像是客观分析狂士的心理和行为，把“矜”字作为骄矜而处处与人争，满肚皮不合时宜，表述出来，大有圣人之风了。《丛话》在后面作评语说：“按此文直是文长自作小传。可见狂士并不讳疾，特自知其疾而不能自医耳。”这好像是把徐文长当作一般的狂士，但狂士怎么能这么有自知之明呢？所以实际上又是说他并不是真正的狂士。随着便是简略叙述徐的小传，又引别人的话把徐渭和陆游并列为绍兴的著名文士。引袁中郎（宏道）的话称徐文长是“有明以来一人而已”。如此推崇。小传中又点出他是佯狂避祸，说出身世之惨。结合来看，这评语说的其实是徐不是狂士。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历来是连诗文评也往往和许多诗文一样是半真半假亦真亦假指南道北的。仅仅分析语言是判不明这类风格的。评者是大官，对狂士只能这样表示同情才恰如其分。这也是八股的要求，不能出格。当然决不能说，所有诗文和诗文评都有“指他”意义。只是说诗文要结合作者的人来看，即使是应考的死板的八股，作为文体，也能透露这种情况。

再举一个从语言上也可见风格之异的为例，和前引文对照。这是清初的八股。前引的是明朝晚期的八股。

尤侗是一个著名的有些放荡的文人。他有八股文游戏之作，不用《四书》题而用《西厢记》的戏曲语为题。《临去秋波那一转》一文更为有名。据说这篇文还被康熙皇帝看到，因而和他能做京官有关系。《丛话》中引尤的《西堂全集》卷端“恭载”的一位“国师”记的“语录”，说皇帝同和尚谈过这篇文。皇帝说，状元是尤侗的学生。尤是老师还不是进士。和尚说，你大权在手，要他做官还不容易。这显示皇帝爱才而尤西堂借此保护自己的游戏文章和戏曲。康熙的话中说到尤在“九王摄政时复缘事降调”，透露出皇帝注意察访，这里还有政治气息。康熙也许正因此才把这位顺治时的“拔贡”（秀才级）拉出来参加“博学宏词”，做了官，而不怪罪他的作品不正经。这段皇帝同和尚的对话加上那篇《西厢》八股合起来看，更能显出“指他”的意义。这里只是顺便提到。这位清代苏州文人尤侗的文章被认为“惊才绝艳”，且引两段来和明代绍兴狂士徐渭的八股对看。这是正经时文，并非游戏之作。题目是《士见危致命》，出于《论语·子张》，本是子张说的话。另一处孔子说过“见危授命”的话（《宪问》）。尤侗发挥读书人“士”在“朝廷”（国家）危急存亡的时候要不怕牺牲自己的生命（致命）。这两股是“起比”，即“小讲”以后八股的头两股。

朝廷廉耻之风半销于肉食。故逢掖之意气直驾公卿。使遭危急存亡之秋而优游养望，则当年草庐歌啸，何取侧弁而哦忠孝之经？

这一股说朝廷的大官（肉食者，见《左传》）多半寡廉鲜耻，所以穿宽袍大袖衣裳（逢掖，见《礼记》）的儒生的意气胜过公卿。这些读书人（士）假如（使）到了国家危亡之秋还悠然自得培养自己的声望，那么当年在草屋里何必洋洋得意衣冠不整而诵读忠孝的经典？（“侧弁”是歪戴帽子，本指醉酒的官僚，见《诗经·宾之初筵》，是讽刺周幽王君臣宴会的诗。）

草野游侠之行或成于笑谈。岂庠序之风流不如闾巷？使处倾侧扰攘之际而隐忍偷生，则他日史册讥评，安能俎豆而入名贤之传？

这一股从另一方面说。草野的游侠之行在笑谈之间就有。难道学校（庠序）里的“风流”人物还不如街巷间的平民？这些读书人（士）假如（使）在国家大乱朝廷倾侧之时还隐忍偷生，那么以后史书上说出坏话，他们又怎么能到文庙里享受祭品而且列入名贤传？

前一股讲不做官的应当胜过做官的。读书人若在国家危亡时仍啸傲山林，当年还何必读书？后一股说街道上还有讲义气的侠客。读书人若在国家危险时还隐忍偷生怕死，岂不是不如文盲老百姓？这想必是尤侗被贬后作的。康熙皇帝不怪罪他，还赏他官做，原因之一可能是尤侗在八股文中还说书生报国而不怨朝廷。当时初平“三藩”，天下还不安定，所以要这样收揽人心。到雍正、乾隆时便认为天下已定要严惩不轨文人了。到道光时又有了危险，所以梁章钜在《丛话》里（卷八）公然提吕晚村（吕留良）之名而不忌讳了。

这两股都是着重一个“士”字而发挥“见危致命”。文章风格和前面引的一些比较一读即知其不同。这可以从文“体”的语言方面分析出来。例如，作长句子，用典故，用形象词，不避《四书》以后成语，以提问表达正面意思，着重平仄对偶腔调，都可以分别。最后这一点，在从前习惯于“吟哦”诗文的读书人不念出口也知道。每一顿处前后都是平仄相间，两股又是落脚平仄相对。前股是“风、食、气、卿、秋、望、啸、经”。四对平仄相间。后股是“行（去声）、谈、流、巷、际、生、评（平声）、传（去声）”。也是四对平仄相间。前股平起平收（风、经）。后股仄起仄收（行、传）。这样排比句子和律赋相同，而且用的正是一些四六句中夹虚词。这就是从语言查风格的显而易见的方法。和前面所引一比，徐文明显不是赋体，是骈体散文。汤文虽像四六句，但无铺排，句式类似而调子不同，用形象词也多寡有别。不检全文，就这一点即可见文章风格不同。对于辞胜于意的文，从语言分析文体就大有用武之地。至于用典故成语乃是古代诗文的通例。春秋战国之文引典是《诗》《书》，传说，以前的积累不多，本身即成典故。汉代起用典渐多。魏晋六朝便大量运用这一积累。以后的作品，若不熟悉典故成语，很难读出滋味，甚至难懂用意。望文生义往往出错。读文不等于猜谜。这一点比外国作品，尤其是近代现代的，不一样。他们多用今典，但也用古典如《圣经》、莎士比亚的名句之类，不知者也会望文生义。文学语言有继承性，不用典故成语（包括古典、今典）是不可能的。用得太多了，陈词滥调堆砌成篇，当然不好，那就板滞而不能生动了。以上所说，自陆机、沈约、刘勰以来，即为读书人常识，所以很少有详细说明的（多仗口授）。评文常依此为基础而论列己见。今人读古人文不可不注意古人不说的常识。

若从人格见风格，以上所引当然远远不够。《丛话》是用官方正统眼光口气，所选不能代表作者。可是也可由一斑而作推测。这三位文豪都写戏而且作品的地位很高。这在考卷中未必能看得出来。三人中只汤一人中过进士而官运不通，考卷可能同样不很中规矩。这里引的大约不是考卷，那就更能透露才和“气”。汤的讥讽，徐的冷静，尤的慷慨陈词，都可见其为人。尤的两股中用词的口吻也有活人气味。如“危急存亡之秋”（《出师表》），“草庐歌啸”，使人想起诸葛亮。“游侠”，“闾巷”，“隐忍偷生”，更是抬举平民。尤的文章不被考官所赏识，屡试不中。因作戏曲《钧天乐》讥讽考官，顺治十四年丁酉的科场大狱据说即由此而起。可见八股、戏曲和政治都不离文人之手，是不能不相关的。可惜现在不能将三人的八股和戏曲全文对读。

《八股评罪》中引了王渔洋、袁随园两位诗人的八股，本文又引了汤若士、徐文长、尤西堂三位戏曲家的八股，还有林则徐和其他人的八股也很有意思，不多征引了。为了说明我的推想，再举一例。

高鹗是补足《红楼梦》的小说家，又中过进士。他有《兰墅制艺》收八股文二十七篇的抄本，是传观的，上面有许多别人评点和他自己批的意见。全本现已由北京大学图书馆影印出来。在《高兰墅集》中也选印了三篇。现在从这三篇中摘出一段，以见为应考中式而作的文是什么样。 [1]

题目是《麻冕礼也今也纯》。题上加了三个圈，可见还是得意之作。作者在文后自记：“此满洲科试题，针对下节须在用笔浅深一重一掩之间。诸生论题，为拟此艺。”可见这是“程文”，即范文，给满洲考生作样板的。

这题出于《论语·子罕》，全章是两股文，一股“从众”，一股“违众”。每股各以古今相对。

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

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

这一章讲的问题是应当从古礼还是从今俗。题目只是前半的一半，所以不好作文。照朱子注说，冕是帽子，从前用麻织成是礼所规定的，现在改用“纯”即纯丝。朱子说，用麻布共需“二千四百缕，细密难成，不如用丝之省约”。所以孔子说的“俭”是指用料，不是指价格。（那时还没有商品市场吧？）孔子“从众”随俗了，不依古礼了。但下文又说，众俗不正确的，“虽违众”，还是不从俗。这个题只有全章的四分之一，要照应下文及全章主旨，又不能明白说出，怕“犯下”，所以“诸生论题”，高进士要出来示范了。“破题”是：

圣人惩废礼者，而先举变古之一端焉。

真是“破”得妙。照顾全章说不废礼而先说废礼，要说不变古而先说变古。这正是古文作法的一诀，从《四书》得来。接下去是“承题”“小讲”。

夫礼以示别，通古今一也。如之何其废之？圣人有忧焉。故先举麻冕以纪变云。

这是着重“礼”字。礼是尊卑有别，题的下文就着重这一点。《自记》和评中说的“浅深轻重”就是七个字题中前重后轻，不能说“从众”，也不能说“违众”。这一段语句通顺，虽是文言，如同白话。

今夫立乎后世以观古人，则古人何事而不形其迂拙乎？然而古人安焉者，非其智力有不足也，其心有所甚谨而不敢如后人之肆耳。

着重古今对照，又为古人回护，完全依照题意。照应全章而说话只限于七字题，仍是用照顾全局声东击西妙诀，揣摩孔圣人的主要用意是不能“从众”废古礼。用今人眼光看古人，古人有什么事不显得迂拙呢？并不是古人智力不足所以安于迂拙，是古人谨慎于礼的规定，不敢像后来人（今人）这样放肆罢了。

即如一冕也，古者何如，今也何如乎？

点题，说出具体的冕，帽子，古今对照，用三个短句子，又“也”，又“乎”，这就是“起手”，要分股对照古今了。这正是题目的全章两股中每股的结构。

“起比”的前一股（出比）只两句。

且古人非不知麻之不便也，而乃以繁重委曲之致待后世之变更。

“对比”是一个路数。

且古人又非不知有便于麻者，而故以迂拘繁琐之为滋后人之异议。

总之，古人没有不对，也不是不知，那么为什么要那样呢？

然而古人胡为而必麻冕乎？曰：礼也。

归到“礼”上，点出题字。文稿上有眉批说：“礼也二字有千钧之力。”这两个字本是抄的题目，但这里一“乎”一“也”，一问一答，回答只两个字所以拉腔截止有力。若不是照从前人那样一路吟诵下来而照白话文那样用口语腔调一字一字说，就不能体会到这两个字的“千钧之力”不是指意思而是指声调，即文“气”了。古代书面语诵读起来是另一种语言声调。汉文和汉字密不可分，靠虚字传神，在八股中最突出，比只有一种腔调的骈文更简短集中而强烈。下文随即承上启下作两句。

吾尝即先王制冕之意重思古人秉礼之心。

“吾”字是代孔圣人说话。这样便开始了文章的中心部分即“中比”和“后比”，共四股。文稿上这四“比”旁加了浓密的连圈，足见重视和欣赏。这里抄起来太长，讲起来太繁，且跳过去抄结束语。

虽然，吾也，生今之世，为今之人，复古亦未敢轻言，而曲求犹尚有可谅。麻而纯也，或者其俭之足取也。至拜下，则岂复可言哉？

“吾”字仍同前文代表孔子。这一结把中间说的古人重视帽子重视头（元首）和今人“是今非古”又“贵今贱古”拐了个弯，以便隐指下句“从众”。末尾点出题中已有之“纯”，又提出题中未出来之“俭”，还提出题中未有的下文“拜下”，隐括全章。大概是那时对“犯下”不那么严禁，所以不算毛病。那两句对偶大约算是“束股”，连前共八股了。文后有条评语中说，“真有无限感慨，无限委曲在。”文稿前有封信，称赞作者“代古人立言，设身处地，独得真诠”。这都可算是说八股的风格吧？“设身处地”是说八股需要揣摩圣人。小说戏曲何尝不要这样揣摩书中人物？揣摩的不同便可写出不同的文章，所以题目有限，文体有定，而文章无穷，废话无尽。八股像戏曲，古人已说过（见《丛话》）。戏曲家会作八股，前文已引过。若熟悉了古时人的一套读法，读得进去，就会觉得尽管文体死板，文句往往欠通，文意毫不新鲜，但也往往另有趣味。若读不进去，便是古时书生，也是一辈子未必写得通，可是倒不一定中不上式。试卷是给官和皇帝看的，塾课、社课是给老师和朋友看的，像尤侗作的“西厢八股”一类则是给自己和知交友人及“同好”（有共同爱好的人）看的，各各不同。这一篇是高鹗作出给满洲学生示范的，是正经之作，所以小说家的笔调不见，小说家的揣摩工夫还有。这里引来作为正宗文章的一例。但这还不是中解元、状元的“元墨”。那些高中的文章还得更加死板和欠通才不致出错。像这篇文尽管歌颂“元首”，恭维帽子戴在头上，但议论今人古人仍然有点不妥，碰巧也说不定还会遭到“磨勘”（复查）。试想，考题一样，考卷千篇一律又不是重抄，考官一一看去，岂不头昏脑涨？所以中式别有奥妙，仿佛是命了。故事很多，不必多说了。

风格和人格的关系，在八股中只能是透露，在别类文中就堵不住了。仍举高鹗为例，因为大家对这位“红楼外史”比较熟悉。

《兰墅砚香词》稿本虽然只有四十四首而且有的涂改得很厉害，有些句子加上密圈，有些首在页上端批“改”字，可见确是稿本，不是定本。这些比八股又接近小说。词的体式要求严格不亚于八股，但非供考试，比八股更能露出高君的面目和心境，像是他的词中句子：“青帘遥飏小红楼。”不妨说得多些。似与八股无关，实是有关。

先引一些词牌下注题目或“本事”的。有的是“戏书”，“调（开玩笑）某某”，“遣闷”，还有为别人“悼亡”的，这都不必说。有一首咏“梅花刻底鞋（涂去）”的《菩萨蛮》，说：“红绫三寸泥金绣。玲珑重底尖儿瘦。”“点点星星地，拖逗人心碎。犹自假殷勤，轻开半幅裙。”虽说“三寸”，未必是“金莲”。鞋底能雕花，应当是满族妇女穿的“花盆底”鞋。满人是不缠足的。高君是汉军旗人，不会咏小脚。但题下五字写上又抹去仍可见字，上端又批“改”字，大概是还有点觉得咏女鞋不妥吧？还有一首《唐多令》，题下注“题畹君画箑”，上边也批“改”字。画扇子的是女人吧？“女元龙便请同舟。”“好共我，赌风流。”关于她，还有首词，下文再说。又有一首《玉蝴蝶》，注“咏蝶”。“欲扑还休，有多少旧恨重牵？”“小垂手画栏凝睇，悄低头绣带频撚。”不会令人想起宝钗扑蝶吗？一曲《满江红》下注：“辛丑中秋。是岁五月丁先府君忧。六月内人病。至是濒危。草土余生，神魂颠倒，援笔制此，亦长歌当哭之意耳。”词中说：“死别生离，怎生过今年今夜？”“这天付两件乍凄凉，谁同话？”“对苍苍，独立复何言，西风下。”可见高君是多情人，补《红楼》也是别有怀抱的。辛丑年（一七八一）离他戊申年（一七八八）中举只有七年，正是补《红楼》之时吧？作八股与此并不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有四首词连续成一个故事。现将四首题下分别注的话连起来。因为上批“此叙归一处”，所以也是作者原意，不仅为抄读方便。第一首注“本意四阕，为李氏女作”。以下是“女十四，从兄入家塾，学执笔，而性极慧，善解人意。（二）十九，归鲁氏。婿病消渴，家人不知也。女归，始知之，然亦讳言之。（三）及母知婿病，听人言，送女还家，居近百日。婿益病。后乃力疾迎女去，而病始渐瘥。总计琴瑟之好止此月余耳。（四）五月初，婿以误饮剂，竟亡。女绝粒数日，不得死。继以翁姑家人泣劝，乃矢志终老焉。”四首的词牌是：《好女儿》，《锦帐春》，《怨东风》，《酷相思》。末首云：

惭愧春风刚一度，怎犯天公怒？不道你抛人真个去。郎去了，归何处？郎去了，来何路？便是阎君不受赂，也许亲人诉。倘行到阴山谁看顾？郎未到，须先往。郎若到，奴来晤。

这里没有对“薄命司”的同情和“苦绛珠魂归离恨天”的影子吗？

更有意思的是高鹗对尤侗的作品很熟悉。《怨东风》一首下注：“本名醉东风，西堂百末集作怨东风。”从了“尤名”，即尤氏用的词牌名。又有一首《百字令》，题下注为“潘左卿席上”。下面两字涂去，但看得出是“小伶”二字。词尾又有注，中有涂抹，现将抹去字加括弧，录如下：“尤西堂（观剧词云），自笑周郎愁眇眇（句）注：（余）短视，故云。（仆亦短视，两步外不睹也。故戏用西堂句。）”这是说明词中一句“却笑西堂愁眇眇”。不可忘记，古时很少近视眼镜，而且在长辈面前或大庭广众中是不能戴的。戴眼镜被认为不礼貌。所以尤高二人看戏也看不清“秋波那一转”的吧？从这里是不是又可见芳官、琪官（蒋玉函）等红楼伶人的影子呢？这首词涂改得很厉害，可想见当年又想写又有顾虑的情状。这难道不是“红楼外史”高君补《红楼梦》时的心情吗？

还有，他为畹君题画扇，这是什么人？在《金缕曲》即《贺新郎》词题下有注，也是勾勒改动而且有粘盖另纸。但原文还可看出。影印本不全也不清楚。周绍良先生“从灯影中迻录出来”附在《校记》中，抄录如下：

不见畹君三年矣。戊申秋隽，把晤灯前，浑疑梦幻。归来欲作数语，辄怔忡而止。十月旬日灯下独酌，忍酸制此，不复计工拙也。

共四十八字。涂改粘贴后在影印本中只见一行及四字，可见当时欲写又止欲罢不能情状。戊申是乾隆五十三年（一七八八）。“隽”是中举人了。辛亥（一七九一）作《红楼梦》全本序。乙卯（一七九五）以一篇八股文得“钦取第二名”，中进士了，而且是“榜眼”。《砚香词》题后又一行题《帘存草》。“自甲午迄戊申”（一七七四—一七八八）。这首词及另一首《南乡子》均注“戊申秋隽”。中举前十几年正是修补《红楼梦》的年代，与作词同时。高序是辛亥（一七九一），程刻出序及书是乙卯（一七九五），即高中进士之年，距中举及编词草七年，距词集中初作甲午（一七七四）已二十年了。中举之后，词也不作了，小说也不补了，只有八股作到中进士以后。

这首《贺新郎》全词如下：

春梦年来惯。问卿卿，今宵可是，故人亲见。试剪银灯携素手，细认梅花妆面。料此夕罗浮□幻。一部相思难说起，尽低鬟默坐空长叹。追往事，寸肠断。

尊前强自柔情按，道从今，新欢有日，旧盟须践。欲笑欲歌还欲哭，刚喜翻悲又怨。把未死蚕丝牵恋。那更眼波留得住，一双双泪滴珍珠串。愁万斛，怎抛判。

□字是影印本不清楚。“旧盟须践”的“须”字下加圈，因为此处共写了四个字都涂去了，只用三角形勾出这个“须”字。本行中原字看得出是个“重”字。余两字看不出。“旧盟”怎么办？“金玉良缘”乎？“木石前盟”乎？难哪！

这词以后是最后一首未题“本事”的《惜余春慢》，更不可不抄出。

春色阑珊，东风飘泊，忍见名花无主。钗头凤拆，镜里鸾孤，谁画小奁眉妩？曾说前生后生，梵呗清禅，共谁挥麈？恰盈盈刚有半窗灯火，照人凄楚。□□那便向粥鼓钟鱼，妙莲台畔，领取蒲团花雨。兰芽□小，萱草都衰，担尽一身甘苦。漫恨天心不平，从古佳人，总归黄土。更□伊槌破虚空，也只问天无语。（莫怪天心不平，从古红颜，总归黄土。纵凭伊，打破虚空，也只问天无语。）

“共谁”二字原稿圈去，旁边写了三个字，都涂掉了。□字是影印本中辨不出。末尾括弧中字是原稿用纸粘盖，周绍良先生“从灯影中迻录出来”的。

这首“惜春”词还不明白吗？惜春和宝玉非出家不可了。黛玉也活不了。说不定这是高君补足《红楼梦》以后作的。是不是畹君也死了或是做了寡妇或是出家了？

为什么讲八股文“心”到了末尾要抄这些词？正好和八股对照。词是字字句句都要依韵律填好歌唱的，比八股的吟诵腔调还严格。内容多是言情，和八股“代圣贤立言”说理又针锋相对，都用自己口气而一是“代”自己一是“代”别人。然而高鹗的文和词是一个人作的。两者中间有无通气之处？这是中国古来文人的处境所形成的人格和风格吧？不能说他们都是两面国的人吧？前文引的三位作家，临川汤若士，山阴（绍兴）徐文长，长洲（苏州）尤西堂都是戏曲名家，徐还是书画艺术家。奉天（铁岭）高兰墅是小说家。《八股评罪》中引的新城王渔洋，仁和（杭州）袁随园都是诗人。这些人中，除徐一人外都是进士，做过官，又都会写两种文。看起来还是高比较小心翼翼，词稿改来改去，到中举截止，恐怕也没有刻出来。他补《红楼梦》也是宝玉终于中举，却又出家当和尚，还在序中声明“不谬于名教”。从这最末一首“惜春”词里可以看出一点信息吧？难道不中举不做官的曹雪芹就能放言无忌？也怕不行。“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都是为什么？五百年间，从八股文到戏曲小说，除有些戏曲小说底本是出于艺人以外，都是出于古代大大小小会作诗文的读书人的笔下。蒲松龄写《聊斋志异》同时赶了一辈子考，能说他是两面国的人或低能吗？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用马二先生的嘴说，“便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做举业”。这句名言，在《丛话》（卷二）中说是朱子（熹）说的。“居今之世，使孔子复生亦不免应举，然岂能累我孔子耶？”他认为，“世间非是科举累人，乃是人累科举。”那时有“经义”，还没有八股，可是汉朝有对策，唐朝考诗，宋朝考论，都有八股气。难道孔孟忙于周游列国向“问政”的国君和其他人论道不是八股的前身甚至胚胎吗？从秦设“博士”又“以吏为师”，以后就科举不断，日益发展，直到清末。甚至波及出家的道士、和尚，难免带点八股气。八股文是应试科目及文体中的最后一个。八股和诗文似截然相反，难道真不通气吗？拟人，代人，揣摩心意，琢磨词句，在枷锁之中自由活动，在下笔之时考虑枷锁，学会一种和口语不同而也能抒情达意的书面语，学会用种种方式表达种种非如此不可的他人及自己的情意，这些不是从前人开口读《四书》时就得到无形传授的吗？八股的致命处可能不是规格严而是出《四书》题限制。八股已经灭亡了。但是，若对八股毫无所知，对古代文学和古时读书作文之人的了解能够全面而深入吗？恐怕至少是会有一点欠缺的吧？文心，文心，由文究竟能不能见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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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请参看拙作《高鹗的八股文》，原载《读书》一九八八年第一期，收入《文化猎疑》，上海三联书店，一九九一年。

《四书》显“晦”

中国古代文学和外国古代文学，从春秋战国和古希腊罗马起，有一显著不同点，从八股文可以看出来。依对话定诗文体是中外共同的，不论对话双方是否都明显出现于作品中。可是中国作品中大多是对话中的“应”，而且多半是“应试”或“应世”即“应酬”“应景”，很少自发说自己独有的话如《老子》的，尤其是“代笔”为他人说话更是如此。《文心雕龙》中论的《章表》《奏启》《议对》《书记》都是对话的一方说话，着重文辞和作法，必须考虑对方的地位和关系而且常是代笔。越到后来，套话越多，文不从心，辞不达意，往往半吞半吐，半真半假，要言藏于废话之中。这和外国的多数作品，不仅是近代的，很不相同。试读《新约》中的《保罗致罗马人书》就可显见差异。中国的“应对”之作，尤其是“应试”的，更加诚惶诚恐，因为所“应对”的是掌生杀之权的皇帝或皇帝的代表，从主考官以至塾师和家长都是。这些人都是像贾政那样代表朝廷（即皇帝）教育子弟的。皇帝是一个，又是无数。对于能读书作文的人，应科举中式与否，能不能做官，是极关重要的，是社会上以及人生中的一大关键。试看高鹗的《兰墅砚香词帘存草》终于戊申（一七八八），即终于中举之年。其中不止一处提到“戊申秋隽”，“秋隽”。如《荷叶杯》一词是“戏书”，“谈秋隽事”的。词云：

盼断嫦娥佳信，更尽。小玉忽惊人，门外传来一纸新。真么真？真么真！

真是传神之笔。“报单”到门时惊喜之状溢于言表，令人想起“范进中举”。这词不是应试，也不是代笔，所以说了心里话。中举后过了三年到辛亥（一七九一），他便写出《红楼梦》的《序》，刊出“程甲本”，在《序》中特别声明这部小说“尚不谬于名教”。真险。中举时那么高兴，所以宝玉也无端要中举，若是早中几年，只怕《红楼梦》补不成或者是补成另一个样，宝玉不见得会出家了。因为他中举之后便不作词，自然更不会作小说了。此后不过七年，到乙卯（一七九五）他便以一篇阐述孔子论“子贡方人”的八股文得到“钦取第二名”了。又过三年，戊午（一七九八），他就作八股“程文”给“满洲诸生”示范了。如此得意，致力于八股，还能去写“红楼”的悲剧吗？

“应对”诗文中八股是终结，开始却远在汉代，甚至可上溯到春秋战国。秦始皇帝设国家高等学府“博士官”，宣布“以吏为师”，是承先启后杜绝游学游说的制度化措施。正式的近古八股的制度化则开始于朱熹的《四书》。

《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是两部书和两篇文，出于春秋战国，在西汉时不列于《五经》。《大学》《中庸》在《礼记》中。《礼记》有大戴、小戴两传本，属于“三礼”之一。经书到东汉才经马融、郑玄全部编定，才有注本。到南宋朱熹合编《四书》并且将《大学》改订补充成为新本。所以本来的两书、两文和朱子合编的《四书》不能算是一回事。合成一部《四书》，加上朱子采纳各家而发挥自己的《集注》，这应当算是朱氏的著作。他依照孔子的“述而不作”之说，自己不作书而编书作注，以古圣贤为匾额，让古人替他说话。形式上是朱熹注解孔、孟、曾（《大学》）、子思（孔子之孙，《中庸》），实际上是四家合起来说明并证实朱子的学说。这是中国古典著书传统的一种习惯，让别人替我说话或者是我替别人说话。后者即八股的“代圣人立言”。从元代起，朱熹之学成为朝廷规定的官学，《四书》由汉、唐、宋之隐晦不彰而成为第一显学。这同时也可说是“晦学”，即朱熹、朱元晦、朱晦庵之学。这部元明清三朝读书识字人第一熟悉的书还有没有隐晦未曾揭发？

从对话观点看《四书》的文体，显然都是对帝王论政的讲话，即“议对”。从《礼记》摘出来的两篇文中，《中庸》里有“哀公问政”一节，点明是鲁国之君问孔子政治纲领，孔子答复。其他也多半是直接或间接向统治国家的人对答，不过没有点明问的人，或者没有问的人而说话的对方仍是君相或准备去做官的人。《大学》没有提“问政”的人，但是全篇是讲从修身齐家一直到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被治而不能治人的老百姓听了有什么用？两篇文比两部书写定的时期可能晚些。《大学》引了秦穆公，当在秦已得势之后。《中庸》里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朱注说，“言天下一统也”。这像是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的话了。《大学》说的“平天下”不会在这以前很久。《孟子》是战国时期“应帝王”的说客策士之书。梁惠王、梁襄王、齐宣王、滕文公、鲁平公是第一篇中主要和孟子谈话的人物，都称死后谥号，不是当时所记。以下六篇中还出现诸侯和孟子的对话。还有些是孟子和门徒论政的对话。《论语》里的孔子和孟子一样应对诸侯或与门人讨论政事。一在春秋，一在战国，形势有异，问题不同，记录时都已在其末期。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当宾客，住“上宫”，待遇不好便拂袖而去，自己没做过官，架子比官还大。孔子做了一任官也不久，游说外国没有孟子阔气，还厄于陈蔡，“畏”于匡人，不大顺利，多半是在鲁国讲学。有门人在鲁为官，还常向老师请教。门人说志愿也多是要做官。不愿做官的如曾点是难得的。用现在话说，孔子是办了一所政治大学，或者说是一家政治咨询服务公司。孟子好像主要是“行商”。孔子兼“坐商”。总而言之，《四书》本是向帝王诸侯作对策的议论，同时是读书（不限于书本，那时书很少，礼乐不是书本，孔子只讲“为学”）做官的道路。《五经》不是这样。《礼记》是文集。虽还有《大学》《中庸》以外的同类文章，但主体还是规定礼，和《周礼》《仪礼》是一类。《易》《诗》《书》《春秋》更不是策问的答卷，一望而知。

这样来看春秋战国的书，五经除外，诸子，包括《论》《孟》，差不多都是对策一类。直接间接多多少少都是“应帝王”的著作，都是当时游说诸侯或讲学受咨询的人所作，或自己出面，或托名他人。陆续辑成定本，都在汉代。诸子大多不像孔孟那样明显列出问答双方而只出现答问者的备咨询的手册。如《老子》《荀子》，虽仅有答案，而问题自在其中。所有秦以前的“应世”之作都指向一个结果：秦汉的一统天下，即初步的“平天下”。《四书》更加显著，但无人合编，其中说的话，从汉到唐、宋、辽、金，还用不上，靠这个做不了官，朝廷不用。元代达到了更深一层的大统一。南宋时辑成的《四书》可作新解，便走时了。对策起作用了。这是背景，现在只论文体。

这种对策文体可以《论语》《孟子》为代表。诸侯或宾客或门人提问题，老师答复。像孟子和告子，庄子和惠子，那样的平等讨论很少。孔子的门徒也有反驳老师而进行讨论的，但仍是“不违如愚”的颜回为最好的门人。

汉代开始有了应考的文章了。汉文帝时贾谊的《治安策》是博士大夫上书陈政事。汉武帝下《求贤良诏》，还是要求州县推荐，即汉代的“选举”。《贤良诏》就是召“贤良”而“策问”了。其中明确提出考题：上古天下大治，“何施而臻此乎？”“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休业洪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要求“贤良（受举荐应考的人）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答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这正好是《论》《孟》中的“问政”。于是出来了董仲舒的《贤良策》。两篇诏书都当作文章收在《文选》中。贾、董的两策没有收。但是其他的还有。且看看这第一部文章总集《文选》里收的文章中的（不算诗、骚）策问和对策，即君上对臣下和臣下对君上的政治对话。

两篇《贤良诏》以外，还有三篇《策秀才文》。（那时“秀才”的地位仿佛明清进士。对策是殿试，仿佛进行答辩。）一是南齐永明五年的策问题五首。一是总题，此外有一题问农，一题问刑，一题问财，一题问历法。问刑题之末说“朕将亲览”。又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总题之外，一题问任官职，一题问任地方官吏，一题问农、武、学、文即内政，一题问遣使即外交。又南朝梁天监三年《策秀才文》三首。一题问财政即民富，一题问风俗即劝学，一题问求言。这第三题最有意思，不免录下。

问：朕立谏鼓，设谤木，于兹三年矣。比虽辐凑阙下，多非政要。日伏青蒲（天天有人伏在青色的地上。典出《汉书》），罕能切直。将齐（南齐）季多讳，风流遂往？将谓朕空然慕古，虚受弗宏？然自君临万寓，介在民上，何尝以一言失旨，转徙朔方（充军去边地），睚眦有违，论输左校（论罪派去左队劳动），而使直臣杜口，忠谠路绝？将恐宏长之道别有未周。悉意以陈，极言勿隐。

这是梁武帝亲自出的题目吗？不是的。《文选》是当时编定的，标明是会作公文的任昉的文章。话说得很恳切，要臣下“谏”，甚至“谤”，提意见批评可以“极言”，叫人“勿隐”。这里说前一代南齐朝“多讳”，忌讳多，以致“风流”的名士放言高论一去不复返了。可是前面的两篇齐朝的《策秀才文》也说得很恳切，还说是“朕将亲览”，“尔勿面从”，皇帝会亲自看答卷。你不要当面唯唯诺诺随着皇帝说好话。可是那两篇也不是皇帝写的，标明是王融的文章。于是显出了对话文体中除对答外还有代言。不是本人说话，靠不住。

文章都是一种对话。这是不分中外的。中国古代文章的特点不在于有问有答无问自答等体式，而在于答的对方或明或暗往往都是皇帝或朝廷而且无论问答都可以代笔。代言之风起得极早。从甲骨金文起，那些卜辞铭文中的神谕和王言恐怕多半是别人的代言。八股达到了极峰。所“代”的是古圣人孔子，所“对”的是今圣人皇帝。这些在《四书》中都有了。孔子自己回答王公大臣的那些“子曰”中恐怕有不少是别人代言。有一次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门人不懂，问曾子。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这就是代老师说话。忠恕是二，又是一，曾子的话成为孔子的话，这里是明白记出了。孔子教门人“洒扫、应对、进退”。这成为子夏和子游讨论圣人之道的题目（《子张》）。“应对”是日常生活中的事，也成为学习的项目。读《诗》也是为了学讲话。“不学诗，无以言。”（《季氏》）若是“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学的再多也没有用（《子路》）。学《诗》和内政外交有什么关系？大有关系。孔门弟子有“言语”一科，以宰我、子贡为首（《先进》）。春秋时，口头上各国语言不同，书面上刻竹简不便，所以着重学讲话，以《诗》为标准语，以后写在竹帛上便成文章。自己说话是应对，同时也要学习代言。八股是代言的应对，应对的代言，所以可以说是传统古代文体的极致。句句是自己说，又句句是替别人说；仿佛是自己说，实在是对别人说，特别是对在上者说；这就是奥妙。至于这样是好是坏，评价如何，那是另一问题。这里只讲文体。

《文选》的开篇是后汉班固的《两都赋》。赋是不是应对？《序》中说得很明白。前汉到武帝、宣帝时期才“崇礼官，考文章”，于是有了一批“言语侍从之臣，朝夕论思，日月献纳”。大官们也“时时间作”。前者是专业作家，后者是业余作者。这些都是“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用对话之文体，通“上下”之心意，归结到忠孝。到成帝时集起来，“盖奏御者千有余篇”。不过几代就有这么多献给皇帝看的“大汉之文章”，也可说是当时的八股。班固作《两都赋》，把西汉的长安和东汉的洛阳相比，是回答那些“盛称长安旧制，有陋雒邑（洛阳）之议”。这篇赋是扬东汉而抑西汉的应时政治文章。赋中列“西都宾”和“东都主人”的对话。一主一宾，地位有别。全文是班固代言，代他们二位，实际是代朝廷中的两派意见。内容是政治的。文体是代言的对答。《文选》编定时南朝偏安，京城不是中原历代帝王之都，所以也需要扬新都而抑旧都。选此篇为首可能还是昭明太子主编要借班固之文代言己意的。这以下各类的赋差不多都是这样有用意有听话对象的。有些好像是说自己的话给自己听的，但也不见得纯粹。当时人明白，现在事过境迁难以查考。又如宋玉《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是作为宋玉和楚襄王的问答。曹植的《洛神赋》好像是自己对自己说话，显示文才，可是引言中说是他“感宋玉对（答）楚王神女之事”才作的。为什么作？作给谁看？当时的人大概不难知道，现在不便猜测了。传说故事不足为据。文章是托辞，也就是代言。司马相如的《长门赋》，本身只是用美丽辞藻描写一位“佳人”，幸亏前面有《序》说了背景。陈皇后被贬入长门宫，“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于是“相如为文以悟主上。陈皇后复得亲幸”。这种代言应对之意只挂在题目“长门”上，除当时人外，后人在文章本身中是看不出来的。无数古典作品往往如此。这是最古的卖文记录吧？报酬很高，还是预付，而效果也极好。

《文选》中，赋以下是诗和骚，也可以用代言应对观点考察文体，这里只论文。诗骚以后的文越来越明显，不必一一述说了。开头“七”（《七发》等）还是赋一类。诏令以后便是“策问”，然后是表、上书等。前者是上对下，后者是下对上，然后是略有平等地位的书信，最后是对死人的祭文。这里面的代笔、代言就多了。序、论、铭、碑、祭文，差不多篇篇都可以这样去看。当然不能说那些应对全都是八股文体的对策，但精神面貌体式是对上或对下的代言一脉相传的。

唐宋有了正式科举制度，考诗、赋、策、论之类，到朱熹编出《四书》以后，元明清都用“四书文”考，这是古典文体演变的归宿，以后便趋于衰亡了。

为什么“四书文”能这样长期用于考试？还得钻研一下《四书》的奥妙。只就文体说。在《论语》中有八股文胚胎，结构已具备。在《孟子》中有八股文语言之妙，两股对偶已经成形了。试引几节为例（俱见《梁惠王》篇）。

臣请为王言乐。

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龠之音，举疾首蹙额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

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额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

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

这是一大股中二小股对偶，与下文一大股相对称。

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龠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欤？何以能鼓乐也？

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欤？何以能田猎也？

此无他，与民同乐也。

然后是一句总结。

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去声）矣。

这是地道的八股腔调。两两相对，有起有结，不顾内容逻辑。“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若不改变，要同乐也乐不起来。前面说了，后面略去，彼此会意，单说同乐。作八股，学应对，都得会这一套。会说可以不说的话，又会不说非说不可的话。言与意相掩而互明，好比太极图。这是不以言传的古书诀窍。

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

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

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

然后可以为民父母。

这是三股，股内又有股。主旨在第三股。连上总结才见本意。把杀的责任推到国人身上，自己不负责。这样就“可以为民父母”了。他杀了人也不算是他杀的。若是见不可杀焉，怎么办呢？应当还有一股，不提了。八股文体是论题，论体，不论意义，不管说的对不对全不全的。

着重排比意义的在《孟子》中也不是完全没有。

孟子谓齐宣王曰：

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去）楚游者，比（到）其反（返）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绝交）

曰：士师不能治士（朱注说，士师是狱官，下面有一些士归他管），则如之何？王曰：已之。（罢免）

曰：四境之内（国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

这段词句对偶不整齐，也是三股。第三股残缺不全，只有一半。三股是三层意思，一层逼一层，最后逼上王爷自己，只好残缺了。结尾很妙，是到今天还为大家所熟悉的一句话。

非常明显，孟子的辩论常用譬喻，用类推法。这法不仅是他一个人会用，中国古往今来人人都会用。作比喻，引同类，这就是推理了。照这样用形象排比推理作出文章来就有声有色了。这正是八股文体，也是《四书》文体。

朱文公晦庵编订《四书》，集别人解说加上自己的意思作《注》，是“述而不作”的著作。他当然不是为了树立文体榜样，教作文，结果却是立下一种文体延续五百年以上。《四书》出八股之题，又出八股之体。这种“体”无“心”而有“心”，有“心”而无“心”，“心”“体”一致，是“应对”，应皇帝，对策。所以还得回到策问和对策。

对策从汉代以来始终未断，不过只用于殿试。到清末光绪年间还有。这时内容文字千篇一律。规定不许有空格，所以那些必须提到又必须抬头高一格两格三格的皇帝朝廷等字眼前面一行要刚好写到底不留空白（考卷有行无格）。因此非用固定的四六对句限制字数不可。阅卷的不看内容，因为到殿试时不会有人用违碍字眼了。（“磨勘”的还得看，但后来也流于形式。）看殿试卷只望一眼字迹，所以写字必须极其工整，卷子干干净净。在清代中叶，这种字是中进士点翰林学士的人都会写的，叫做“馆阁体”。从汉代董仲舒起，有的对策也认真提出意见，到后代这是极其稀少的。这种文不会使皇帝和大臣喜欢，所以策论比不上八股文和试帖诗。诗又不如文重要。策论为什么不能认真？怎样作才算好？坏的如上所述只是写字。好的也很简单，作法同八股一样，说中听的废话。可举清初开国时的一道题和文，一看就明白了（《丛话》卷八）。

顺治六年己丑（一六四九）策问题：

从古帝王以天下为一家。予自入中原以来，满汉曾无异视，而远迩百姓犹未同风。岂满人尚质，汉人尚文，习俗或不同欤？抑音语未通，意见偶殊，畛域尚未化欤？今欲联满汉为一体，使之同心合力欢然无间，何道而可？要言可行，不用四六旧套，予将亲览焉。

这道题可难作了。不比《四书》题可以照朱注敷衍成篇。若是用四六骈体，只堆砌辞藻典故可以含混，又不许。既需“要言”（要言不烦），还要“可行”（切实可行）。这时离甲申（一六四四）明亡不过五年，南明虽亡，桂王尚在。剃发留辫，限期十天，杀了多少人，强迫汉人从满俗。这时要求满汉一体，怎么办得到？题中只提“文”“质”和音声言语不同，岂是要领？满汉关系不仅是民族关系，又是官民和军民关系。对策中若一言不合就会出大问题。出题者心思深，答题者心思必须巧，非精通八股神髓者作不到。《丛话》引了清初“时文”大家刘子壮（克猷）的“廷对”。刘在当年中了状元，入了翰林，当然是受皇帝赏识的。且看他怎么作此难题，上条陈，提对策。文长不能全录。摘录前半及末尾加点评说。

臣闻：人君致治，在力行不在多言。人臣进言，与其文勿宁其质。

这个帽子戴得好，既是八股“破题”，又是两股对偶。妙在就用题中的文字，点出“文”和“质”。既是说我讲直话不拐弯子，不用典故骈体掩饰，响应皇帝提问中的不用“四六”的要求，而且弃汉人所“尚”之“文”，用满人所“尚”之“质”，暗中呈上降表，预示全篇之意是要使汉人服从满人。皇帝看了岂有不喜之理？敷衍题目即顺着皇帝讲，用你的话。这正是八股精神，代圣人讲话，说了半天还是自己一句话没说，把题中的话算作自己的。下文又接得好，是一个路数。

夫帝王以天下为一家，则满汉皆一家也。然朝廷虽无异视，而百姓不能不异也。即满人汉人亦不能不相异也。

这等于八股的“小讲”，是“承、转”。还是没有一句自己的话，只述题而不作。可是再这样下去不行，还得出点实在的，发挥圣人之意。

其所以异视者何也？

替皇帝发问，依对话体。怎么回答？说是汉人一见满人就害怕，又有仗势欺人的，“挟之为重者以相恐”，实际上说的还是汉人。

边防之外，愚懦之民，见一满人则先惊之矣。又有挟之以为重者以相恐。其实满人之与汉人未尝不相爱也。处事未尝不明，守法未尝不坚，居身未尝不廉也。而小民预有畏怯之意，虽其极有理之事，常恐不能自直于前，则其势不能以卒（猝）合。而又时当革命（改朝换代，词出于《易经》）之初，民重其生，是以虽有相爱之诚而不敢相信，虽无相陵之意而先以自怯。此百姓之所为异也。

好！满汉相爱而又不能猝然相合，为什么？怪汉人。满人明白事理，又守法，又廉洁，只怪汉人先心里害怕，有理也不敢讲。这些话中一个典故也没有用，入关不久的年轻满族皇帝（事实上是摄政王多尔衮，他即将失势）是看得懂的，不会误解。这是一股，说汉人。还得对上一股，要再讲讲满人。怎么讲？这要费心思，显才华了。

满人有开创之功，其权不得不重。满人有勤劳之绩，其势不得不隆。汉人虽处尊贵之位，其力固不敢相抗，其志固不能必行也。其中（满人）自专者未免轻汉人为善狡，为朋交。其中（汉人）自疑者未免惧满人之多强，之多势。是以有怀而不能相喻，有力而不能自尽也。此满汉之相为异也。

不愧得中状元。这一股说满人打天下不能不有权有势。还是怪汉人不好。不能尽力，只怪你自己。两股一毕，还必须出点主意才行。

今欲去其异而同之。

臣谓：满人尚质，以文辅之。汉人尚文，以质辅之。

完完全全的八股文体，《四书》腔调。就用你的话，不出题之外。问话是当今圣人即皇帝的。用古圣人即孔子的路数来回答就错不了。对方问政，孔子就论政。对方言利，孟子就抓住利字作文章。要当孔孟之徒，必须遵从朱子编注《四书》之道。这也是“述而不作”，最为稳妥。可是空话之外还得有实际办法。怎么“以文辅之”？

其以文辅之者，设满学焉。或于国子监，或于教习庶吉士，使读《四书》以通其理，观《通鉴纲目》以习其事，限为岁月以考之。

《四书》是朱夫子的，不是孔子的礼、乐、诗。《纲目》也是朱夫子编的，不是司马光的原著。还得考试。这是将千百年来汉人行之有效的方法献计献策。这是一股，讲满人。这段文下还有些细节描述，不抄了。

其以质辅之者，凡在官，以实事责之。

这一股的话很多。对汉人一一指出各种官吏，各种百姓，如何考核，考核什么。也不抄了。两股完了，合起来说，仍是八股文体。

如是，则习俗虽不齐，道德同之也。音语虽未通，气类习之也。意见虽偶殊，义理达之也。一文，一质，方将变通古今，转移造物，而何所不化之畛域哉？

归结到题中的原话，“习俗”，“音语”，“意见”，“畛域”。文章作到这里已经够好了。但是中进士点状元有余，要打动皇帝圣心，还得显点本事，提出可行的建议，为皇帝着想。

抑臣所祈者：愿复古日御便殿之制。令大臣如唐虞君臣之论道，取章奏面相议订。谏官仍得于仗下封驳。则上下情通，满汉道合，中外权均，宰相不仅以奉行为职，卿贰不仅以署纸为能，则中心隐微皆可告语，而海荒万里如在目前，此古和衷之美也。又何远近百姓之风之不可同欤？

好极了。恢复唐虞古制就是说皇帝成为尧舜。天天和大臣见面就是表示皇帝“乾纲独断”，使大臣不敢相欺。章奏要“面相议订”就是在皇帝监督之下。谏官仍得“封驳”就是加上制约。“上下情通”就可以“中外权均”了。“中外”是指朝里朝外，亦即中央和地方。两边权均，互相配合又互相牵制，最高大权最后决断必归皇帝一手掌握“一言九鼎”了。作为文章，无论内容形式都深得朱夫子晦庵编《四书》的精神要领。无怪乎这位湖北黄冈的刘状元声名显赫得到皇帝宠幸了。然而他的政绩是什么？没有去查考，也不必去查考。清初几件大事中好像都没有他。又说是年纪不大就去世了，没来得及。实际上，顺治皇帝也和他一样短命。以后康雍乾三朝不是实现了他的对策吗？若皇帝采纳了，那位献策的臣子就不会掌权了。曾国藩深通“求阙（缺）”之道，所以他在翰林院无所作为，只讲理学，作诗文，一组织湘军便显得出众了。现只论文。这篇满清“开国有数文字”确实是好文章。不是八股而又是八股，不是骈文而又是骈文，读一遍是不会吃亏的。但须读原文，是“尚质”的，并不难懂。若只译成白话看，全成了废话。八股对策的神气和意味不免要打折扣了。白话好文章译成古文也不行。

这样的对策或“议对”只能在顺治六年有。因为顺治元年清政府入关。二年大军南下在扬州等地屠城，灭南京明弘光朝，下剃发令，限期十天，汉族男子一律剃长发留辫子（到太平天国才留长发，故称“长毛”）。这时用的是镇压政策。以后几年，东南、西南明朝的唐王、鲁王、桂王反抗势力不小，还得依靠吴三桂等汉人降将去打汉人。同时清宫廷内部也有变化。到顺治七年，摄政王多尔衮便失势死去。八年，顺治皇帝十三岁亲政，随即宣布多尔衮罪状。所以顺治六年，皇帝十二岁，正是和孝庄皇太后及一部分满洲大臣考虑形势及政策的时候。这篇策问题不知出于什么人之手。也不知是否多尔衮事先同意。总之是适当其时。这样重大的政治敏感问题不得皇上旨意谁敢写出来？到康熙削平吴三桂等三藩，雍正兴文字狱，从此再不会有人触及满汉问题了。到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林则徐的同乡朋友梁章钜编写《制艺丛话》成书时，可以将这篇对策全文收进去了。八股文这时要第二次让位给策论了。第一次是康熙二年（一六六三），停止八股文，改用策论。第二场仍由《四书》出题，但要作论，不用八股体，自然也是遵顺治六年（一六四九）所定的不用四六对句。当时有人还画了八个盲人名“八瞽图”，嘲笑八股。可是到康熙七年（一六六八），康熙杀摄政大臣鳌拜的前一年，下诏恢复八股文。八股只停了六年。由此可见，至少在清代，八股和策论的代兴与政治形势及政策多少有些关系。单就文体论，两者是一类，可为什么议政的对策胜不过不议政的八股呢？从上面所引的汉代及南朝到顺治六年的策问题就可以看出来。这种策论实在是题难出，文难作。作得再好，如刘状元的文章，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能暗用也不能明用。闯祸的可能比得宠的可能大得多。反而不如八股脱离实际，和唐朝的应制诗、清朝的试帖诗一样。诗题是“赋得”现成诗句作诗，等于摘《四书》句为题作文。诗限五言八韵，等于文限八股七百字。看这类诗文固定格式，作诗文的人和阅考卷的人都方便，朝廷也比较省心。一切可作计算机式处理。考试本身的作用不过是“取士”。官做得好不好与诗文何干？所以八股行时五百年以上也是不无道理的。可是为什么元明清三朝都看重《四书》呢？从汉到宋，儒家重的都是经即《诗》《书》《易》《礼》《春秋》啊。

朱晦庵编定《四书》，意义是“对策”，结构也是八股式。《论语》《孟子》中有八股，也是后来所谓“语录”（就是“论语”）。《大学》《中庸》里也有八股，也是“语录”。两书对两文。同样，《论》《孟》相对，《学》《庸》相对，又各自成两股。《大学》开篇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朱改作新）民，在止于至善”。《中庸》开篇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又是互相以三股对偶的。《大学》排了一个从人心到“天下”（统一帝国）的程序。《中庸》也最后推到最广阔的“天下”（天地）。《中庸》说“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自“修身”起。对上《大学》的从“格物”到“修身”到“治国、平天下”的八项。《中庸》是文集。《大学》也是文集，经朱子又编又补变成了统一体。《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所排列的程序中，“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中庸》说：“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两两相对，是朱子用以贯串《四书》的纲领。从“修身”到“治人”到“治天下国家”就是晦庵夫子以《四书》作对策的用意，仿佛是八股的“破题”。将他改编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为《通鉴纲目》联系一看会更明白。《纲目》着重的是“正统”。意思是，南宋虽然偏安，还是“正统”，和刘备的蜀汉一样。南朝偏安，也是“正统”，不算北朝。“统”最重要，不论疆域大小，首先得“一统江山”。《四书》所着重的都是一统天下。孔、孟说得明白，《学》《庸》更着重天下，所以非选拔出来和《论》《孟》并列不可。朱子学说在他生前和死后都曾被当时南宋朝廷宣布为邪说，到末期又平反。从蒙族统治的元朝起，历经汉族统治的明朝和满族统治的清朝，他都被尊为继承孔孟的大儒。他的《集注》和《四书》本文一样受到极端尊重。其中至少有一个原因是这三朝都是一统天下而且眼光甚至势力远达境外，非南宋可比。西汉尊崇《公羊传》的“大一统”，着重的是“尊王”和“攘夷狄”。唐朝又喜欢口气更大的“佛土”“转轮王”“大千世界”，眼光直射西域。《四书》中虽有些对“蛮”“夷”不敬之词，但都着重“平天下”“王道”，还是大统一的皇帝所喜欢听的。因此，朝廷所尊崇的总是儒家孔孟及朱子之“道”，而实用的却是道家的老子、韩非之“道”。一是旗号，一是方策，两相配合。从汉到唐、宋，儒家经典主要是五经。从宋以后，《四书》超过了《五经》。《春秋·公羊传》虽也重“一统”，但又重“攘夷”，“内中国而外夷狄”，所以蒙元满清就不能提倡，要等到清道光以后才能再起“攘夷”了。《四书》讲一统“天下”，对夷狄并不排斥，孔子还有点“一视同仁”，所以稍有忌讳可以从略，视而不见。《四书》若作为一篇对策，很像是朱熹为忽必烈、永乐、乾隆预备的。说不定他在南宋时已隐约见到并盼望天下大势必归一统，不过没想到统一者会不是汉族，正如《四书》没有想到统一天下的是秦始皇一样。

因此，从文“体”说，《四书》是八股之源。从内容意义的对策文“心”说也是八股之祖。这篇八股文之义归于一句破题，中心是三个字“平天下”。《庄子》的《大宗师》《应帝王》如同对策之题，虚有其名，不如朱子的《四书集注》，无对策之名而有对策之实，合乎帝王统一天下的口味。

八股文，五七言诗，四六言文，是中国古代文学语言的书面形式中历久不衰屡经考验的文“体”，同时符合“应对”的文“心”。无论是应试，应酬，应景，都可采用。这是汉文体式，古代文心。至于汉语体式，现代文心，是什么样？古代作品恐怕是只能作为参考而不可能成为范本了。汉文换成汉语还能有多少文采？

《四书》和八股大概都已到终点了。回顾一下或许并非多余吧？照八股策论体例还待有个收束，何妨冒昧说几句？

八股有特色。一是命题作文。二是对上说话。三是全部代言。四是体式固定。就体式说，又可有四句。一语破的。二水分流。起承转合。抑扬顿挫。这四句中：一是断案。二是阴阳对偶。三是结构，也是程序。四是腔调，或说节奏，亦即文“气”。《四书》八股，“一以贯之”。从秦至清，“其揆一也”。

附录

·八股文前八股文

·八股开篇

·陈年日记一则

·高鹗的八股文

·父子对话：八股文学

·奇书的平凡

·闲谈“八股文学史”

八股文前八股文

八股文是明清两代科举考试中固定下来的文体形式，主要是必须有两两相对的八“股”，也就是八段文，成为四对，前面有“破题”一句，接“承题”一两句，再加“起讲”几句，总之是固定的“破题”“小讲”加八“股”四对。这是明朝中叶大约十五世纪时才确定的。那么，在这以前有没有八股形式的文章？我偶然发现一篇，完全合格，抄出来闲谈几句。

这篇文在《古文观止》里就有，作者是北宋初年的范仲淹，十一世纪的人。由于他的《岳阳楼记》至今流传，文中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两句话，知道他的人很多。他的这篇八股形式的文章的题目是《严先生祠堂记》。仅称先生，不说名字，表示非常尊重，而且那位先生非常有名。他就是东汉初年大名鼎鼎的严光号子陵的名士。当年严的名气比范大得多，现在恐怕严远远赶不上范了。

文章的第一句是：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

这是破题。破的题目是严子陵。只称先生，因为题中已有严字不必重复。光武是东汉第一代皇帝的称号。这位皇帝名刘秀，不能叫名字，用帝号代替。故人不是已故之人，是老朋友。句末的也字在古文里等于是字，可是不在先生后面，搬了家，所以我给加了个逗号，表示要停顿一下的口气，恐怕不合规定。

相尚以道。

这相当于八股文的小讲，仅有一句，不合规格，但那时还没有规格。现在若应考，这也是病句，没有主语。若说是连上文算是一句，上文的光武和严先生不并列为主语，而且这句还连着下文开头的及字。句子似断似续联成一片，以意贯串，有省略、有颠倒，要求读者自己去处理。古人想不到后人会从外国输入标点和文法，只会依照他们当时的习惯作文，无可责怪。尚就是上，说的是两人彼此以道互相尊重，也就是共同尊道。什么是道？可以是老子说的道，道德，道理。也可以是孔子说的道，“天下有道”和“天下无道”的道，即政治的好坏。或者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道，即道路，实的或虚的。这里说的不过是，两人不是酒肉朋友而是以道义相交的朋友。我看这两位到一起必定要谈政治，会“指点江山”，不用说更会“粪土当年万户侯”，说“称王称霸何足道哉！”严先生会说：“这江山本是你们刘家的，现在变成姓王（王莽）的了，还不去夺回来？”刘秀会说：“账是迟早要算的，不忙在一时。”当然这是推测。文中这句话简单得好，又含糊，又明白。接下去才是八股正文。

及帝握赤符，乘六龙，得圣人之时，臣妾亿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节高之。

这是第一股。赤符是要做皇帝的证物。据说有人献给刘秀一幅赤符，上面写着预言，说他这时应当做皇帝，于是他算是奉天命称帝。明明坐的是马车，也得把马说成龙，地上说是天上。圣人之时与下文圣人之清相对。照孟子说法，圣之时者是孔子，圣之清者是伯夷。这里用《易经》的“时乘六龙以御天”，那就不是孔圣人而是至尊皇帝了。臣妾就是奴仆，男的为臣，女的为妾，可不是当官、做妃子，不过是奴隶。天下人全是帝王的奴隶。亿兆不是确数，也不如现在数目大，只是说多得不得了，包括全国人。节的意义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所谓人格吧，古义说起来麻烦。“高之”，我看这不是使他高，认为他高，而是说自己高过他，或是能跟他比高。皇帝的地位高，但是老百姓可以用个人人格和他比这方面的高低。

既而动星象，归江湖，得圣人之清，泥途轩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礼下之。

这是第二股，与前股字字相对。“动星象。”《后汉书》说：刘秀当了皇帝，把严光找去，两人同卧床上。观天象的官报告说，有客星冒犯帝星了。“归江湖。”严光不肯做官，回去钓鱼，留下了富春江上钓鱼台，现在不知是否已成为旅游点。轩冕是官车官帽，泥途表示低下，说这位先生不肯坐高级轿车，不戴红顶花翎，甘愿做老百姓。“下之”和前股“高之”相对，我看这也不是“礼贤下士”的下，即自己下，而是使对方下，即让高士不高，与自己平等。前段说，皇帝高，高士的人品、节操能跟他比高。后段说，高士高，皇帝能跟他讲君臣之礼使他矮下来和自己平等。两股相对，说二人各有其高，互不相下，对得妙。

在蛊之上九：众方有为，而独“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

这是第三股，该引经据典了。引的是《易经》一卦的爻辞。蛊是卦名。上九是最上面的阳爻。卦爻的说明是，大家都忙做官，他不去侍奉王侯而做高尚的事。“以之”，意思是说，用上了这段话，就是说照着做了，行为符合经典。

在屯之初九：阳德方亨，而能“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光武以之。

这是第四股，与前股字字相对。同样引的是《易经》。屯是卦名。初九是最下面的阳爻。阳字本指阳爻，引来指皇帝。亨通是说正在得意之时。下字在这里是“礼贤下士”的下，即亲自下去了。帝王下乡去访贫问苦，那还能不大大得到人民的拥护吗？这话是恭维皇帝，可是有的皇帝爱听，有的皇帝不爱听，认为对那些“臣妾”讲平等是丧失尊严，用德不如用威。

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

这一句算是第五股。说的是“心比天高”。

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

这是第六股，正对前一股。量指度量、容量、雅量，即能宽容。“宰相肚里能撑船”。皇帝的量自然更大，实际上却未见得。这两句说两人一个高，一个大，各有千秋。

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

这是第七股。微的意思是如果没有。《论语》里孔子说：“微管仲，吾其被（披）发左衽矣。”如果没有管仲（他帮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维持中国统一），我恐怕就会成为野蛮人了。（中国会大乱了。）这是古时人人熟悉的话。句型套得妙。严光比管仲，光武就是统一中国的齐桓公了。可是严光不肯做官，光武也就听从了他，放他回去，不认为他违反圣旨大逆不道。这就显出了光武的度量大。所以严光不做官比做官更好，帮助光武扬名，收买人心。光武懂得这一点，达到了互相帮助。假如他是个粗人，不明白，要摆帝王威风，严光就危险了。幸而严光和他是老朋友，深知这位贵族子弟志大心细不会不懂。结果是一试就灵。

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

这是第八股。这两句名为“束股”，做结束，和头两句“起股”遥遥相对。两句一转，八股通连，如同一气呵成。开始说二人由平等朋友变成一君一民，天上地下，而又能平等，然后引经据典，再探索原因，并指出结果。话不多而扼要，井然有序。但意思还没完，再接下一句。

而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

这是全篇总结，说的是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引用的是孟子称赞伯夷、柳下惠为圣人的话，于是汉光武与严子陵都成为圣人了。名教就是礼教、治道，而意义更广更高。有功于名教是古时吹捧人或书或事的常用语。是不是圣人，要看影响，用效果检验，对多数人有功，能使贪官变廉洁，懦夫站起来，才能算圣人。到这里，八股文已经完篇，但还不过是冠冕堂皇的帽子，是修祠堂的原因和依据，下面一段实际上才是这篇祠堂记的正文。

仲淹来守是邦，始构堂而奠焉。乃复为其后者四家以奉祠事。

自己称名不称姓是古代对话时的一种客气习惯。另一种是官样文章体裁，需要全举官衔和全名。是邦指此地，即现在的浙江桐庐，富春江上严子陵钓鱼台所在地。古代隐士，等候做官者或辞官不做者，往往以钓鱼为业或为名。最早的可能是姜太公，就是等待周文王请去做开国元勋的姜子牙，姜尚。据说陕西现在还有他留下的钓鱼台。奠是说，这座严先生祠堂修成后，范太守主持举行过一次祭奠仪式，好像是揭幕典礼。他随着把严氏后代四家的赋役免去（复），让他们管祠堂的事。照说在这里加上一句“是为记”之类套话就可以结束了，可是那样太平淡了，结尾最好能变调而笼括全篇中的颂文和记事。且看最后一段。

又从而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真结得好。这四句歌词，尤其是后两句，一直被人传诵下来。什么风能比得上山峰的高和江水的长？当然是孟子所说的伯夷、柳下惠的圣人之风了。以实拟虚是古文习惯，也可以说是汉语习惯。这风是自然之风，又是人品风格之风，这里又隐含着圣人之风。

以上谈的是文体，文章的身体，是不是还可以谈谈文心？文心有两面：一是作者的用心，本意。一是读者看出来的内容意思，不一定全合作者的心意。文心又可以分层：表层、里层、深层，可以不止一层。现在只能谈我所见到的一点，就是中国特有的士的做官心态。本文的文体有三段，主要是第一段两两对比的八股式，这也是骈文体。对比的是不肯做官的平民严光和容忍他的光武皇帝刘秀。说的好像是两人演了一场戏，互相捧场，彼此抬高身价，心心相印，合作得极好。历史事实里的君臣可不是这样，这样的是例外。皇帝好比老板，大臣小臣好比雇员，劳资纠纷不断发生，资方对劳方，用得着时亲密无比，用不着时一脚踢开。但君臣关系不是雇佣关系，一出问题就有贬职、革职、砍头、抄家、灭族的危险，为臣的必须时刻提防，所谓伴君如伴虎。严光和范仲淹都知道，刘邦杀韩信，陈胜杀他的老伙伴，皇帝一变脸，可不是玩的。东汉刘秀、北宋赵匡胤是杀功臣较少的，但也还有两出戏编演他们杀姚期、郑子明的故事。杀是常事，不杀倒像是例外。功越大，人越熟，越危险。本朝不杀，太子继位后也会杀。严光若遇上朱元璋，那就会是做官不做官都被杀。高启便是一例。正因为这个，严光和汉光武才受到范仲淹那样歌颂。“微先生……微光武……”是核心，尤其是“遂先生之高”，让他去得高士美名，非常不容易。北宋初年也有陈抟和皇帝的故事，很像严光。《古文观止》里只选了范仲淹的两篇文章。另一篇《岳阳楼记》里，他说是为贬官降职的一位朋友作的，末尾又说到做官忧其民，不做官忧其君的话，可见这确实是中国古代的士的心态，成了情结。同书中接下去有一篇《义田记》，是歌颂这位苏州人范仲淹的，说他做官时买田千亩供养全族，可见他实行自己的话，做官时想到民，为自己留后路。

士这个词在中国古代有特殊涵义，是外国没有的，不等于现在所谓知识分子。士和官是分不开的，但士不等于官，又可以做官，所以老百姓对士又怕又恨又尊重又鄙弃，仿佛也成为情结。士有文士，有武士，以文武双全为高，范仲淹就是一个。他是文人，又是武将，带兵守边防，有著名的一首词为证。他只留下六首词，这一首《渔家傲》最流行，抄下来作为结语。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一九九八年十月

八股开篇

八股文是中国一绝，其他任何语言中都没有，不可能有。

文章不通作八股，越作越不通。通了文章看八股，越看越有趣。

拿八股文当作考试敲门砖，未必考得中，只好碰运气。拿八股文当作天地间妙文，可以观其妙，妙在不言中。

以上两股对比共四股文章接上“破题”，写毕，再从头讲。

八股开篇是“破题”。这并非八股所创，从宋朝“经义”考卷就有，还有人上溯到唐朝。在八股之前的《西厢记》里有“破题儿第一遭”句可以为先有之证。从前儿童背诵完《四书》学作文，先作“破题”一两句，然后才一步一步加上“小讲”，学作“承题”“出题”“点题”之类，知道不可“骂题”，然后再一股一股添下去，直到能作全篇七百字。问学生学到哪里了。答曰，已能完篇了。这就了不起，可以应考了。作文难，首先是难在“破题”，古今中外名文莫不如此。

怎么“破题”？奥妙无穷。有“破”就有“立”，“破题”就是“立题”。用一两句话点明题意，不多不少，才见功夫。“万事起头难”，正是“开篇”。

“破题”之后是“八股”。两股一对，题义分成四对，中间有连接，末尾有结语。这是八股的结构，到处可以应用。

偶然听人谈京戏，忽觉这是一篇八股文。“破题”是徽班进京二百年，这就概括了京戏全题。以后谭鑫培、余叔岩两股，梅兰芳、程砚秋两股，周信芳、马连良两股，裘盛戎、袁世海两股，共八股。加上古装戏、现代戏两股合一，生、旦、净、丑归于丑角，从最古的优孟到最近的萧长华，说明京戏历史是一二百年又不止一二百年，这是结语。

八股讲对偶，这就更多了。讲外国的，二十世纪欧洲哲学是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两股，物理学是相对论和量子论两股，语言学是结构派和唯理派（生成转换）两股，心理学是下意识和行为派（刺激反应）两股，已经够八股了。

这岂不是阴阳相对的《易经》乾坤模式？恰好是中国特产。《周易》传播世界，八股精神不朽。

陈年日记一则

忽然记起幼年有一则日记，原是文言，现凭记忆改用白话写出来。自己看看，别人看看，也许可以笑笑大约七十年前的读书人和读书。

年、月、日、晴。在外地教家馆的本家二哥回来过年了。前往问候。他问起读书，随手翻开唐诗要我念。恰好是李白的《赠孟浩然》。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

刚念两句，他即打断，问有什么问题和讲法。我说，本来“孟夫子”是称呼孟子（轲），这里指孟浩然。古时“夫子”是通称。“爱”不是怜爱，是“君子爱人以德”。他问：《孟子》属《四书》，何时何人编定《四书》？我答是南宋朝朱夫子（熹）。唐朝李白生得早，还不怕冒犯亚圣孟子。他又问：《论语》里的“夫子”不是孔夫子吗？我答：有的不是。“相夫子”是指辅佐季孙氏。到前清就多半指先圣孔夫子了。马二先生说，“就是夫子在而今”，只是指孔圣人。他立刻变色，说，什么马二先生？是《儒林外史》里的吧？你还看小说？这部书还可以看。别的要挑选。《东坡志林》可以长文才。《梦溪笔谈》可以长学问。这两部可以看。我再接下去说：“风流”不是“风流才子”。他问：知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吗？答：好像是《诗品》的。又问：有两部《诗品》，是哪一部？答：是司空图的。他要我再举一句。我答：杜少陵的“风流儒雅亦吾师”，苏东坡的“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接着念下两句：“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说，“红颜”泛指青年，不是“红颜薄命”。他又变色说：什么“才子”“薄命”，你看的小说还不少啊！怎么不引吴梅村的“冲冠一怒为红颜”？

我念完讲完这首诗的八句以后，他说：读书要一字一句都不放过。《论语》一开头有“不亦悦乎？”“不亦乐乎？”“不亦君子乎？”，《孟子》开头有“亦将有以利吾国乎？”“亦有仁义而已矣”，这里“亦”字都当“也”字讲吗？为什么孔孟都那么喜欢用“亦”？要这样读书，作诗作文才能得益。像《儒林外史》这样的书，虽是小说，有些部分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每一句话，都是含有用意的，经过推敲的。这类小说看了才有用，别的不要看，莫浪费光阴。

回来对三哥一讲。他笑了，说，这是我们的父亲、祖父、曾祖父作八股文时的读书法。你看过家里那些成堆的“时文”书没有？他随手拿出一本《四书备旨》。书分三栏。下栏是本文和朱（熹）注。中栏是“本章章旨”“本节节旨”。上栏是讲述要点难点。他说：现在不学八股，要学策论，写报纸社论、通电、宣言全用得上。家里有《东莱博议》，找出来看看。要连带看《左传》，互相对照，大有好处。还有一部《史记菁华录》。再加上《秋水轩尺牍》《古文笔法百篇》和《水浒》上金圣叹的夹批以及《圣叹外书》，就知道怎么作文章了。过了年我教你念英文小段文章，好像洋《古文观止》，可以懂得一点外国人怎么作文章。古文、英文，道理是一样的，文章是“作”出来的。不过你学这些，将来只好当秘书或者教书，不会有多大出息了。好在你学了打算盘，会记账，当账房也还可以吃饭。我看几千年来念书人的命快要大变了，但不知会变到哪里去。

高鹗的八股文

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珍贵稿本现在开始作为《稿本丛书》印出来了。新近影印出版的第一批书中有一本《兰墅制艺》，即高鹗的二十七篇八股文的抄本。

这书的原本我曾看过。有些错漏字原抄本中已自改正。六篇有高鹗的《自记》。有许多人的评语和浓圈密点。前面有题诗和附的信。有些评语写在纸条（浮签）上粘于书头或夹在书中。评语多半吹捧，但也有“未稳”“可删”的意见。这显然是抄出来在亲朋中传阅的本子。题诗中有“不算石头记”之语，书后有“红楼外史”图章及签条说明，可证作者确是补足《红楼梦》的高鹗。他是乾隆年间进士。书中有两篇题下注“乙卯”及“钦取第二名”。

书印出来了，我不免唠叨几句，无非是自问自答。

《高鹗诗文集》已经出版，又印这本八股文，单从这本书能看出什么来？

大家都知道八股文，但未必有多少人看见过八股文；见了也未必看得出所以然。印出这本书好比展览古董，让人见识见识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和曹雪芹在《石头记》中所鄙薄的东西，看看当时读书做官的敲门砖，也算是扩大知识面吧？后来不考八股了，它便消灭了，却不是无影无踪，八股精神未必不在暗中流传，不妨对照。这也好像是修古迹以供旅游，古为今用吧？

八股文妙在似通非通，不仗文才，也不靠学问；所以大文人蒲松龄到老才补上贡生，大学者戴震一辈子只是举人。题目来源有限，只出自《四书》。全篇字数和内容层次有严格的形式规定。要将一句半句的孔子语录敷衍成一篇文章真不容易。那么怎么才算好？怎么学作这种文？

且看高鹗这稿本的第一篇。题目是“大学之道”，是《大学》的第一句，其实只是半句。这“道”是什么。原来还有三句话，也是三个半句，题中没有，文中也不许明讲，讲了算“犯下”，只能在末尾或明或暗提到，以便接下去。这文章怎么作？

第一句“破题”是（标点都是我加的，下同）：

圣经以大学教人而特揭其有道焉。

点出了题目的三个字。有批语不客气地说：“破题欠老。”这篇题上只有两个圈，不算最优。

然后是“承题”“小讲”：

夫学必规夫其大，而大者端有其道，经故特揭之云。尝思天之所以责于人者大矣哉！生人之理无不同，则使之继天而立者宜无不备；而卒无有能尽之者，何也？则大学之道不讲也。

这后四句（标点出来只三整句）是“起、承、转、合”。下文有“前、中、后”三个“比”对偶段，共六“股”。“讲”“比”中间有个“入手”：

大学者，所以进小学于广大精微之地揽夫圣贤君相之全者也；然而有道焉。

于是接下去，排比起来。到末尾有“束股”或承上起下的结语。八股指哪八部分？从明到清有变化。

全篇在“大”“学”“道”三个字上作文章。没话说也要说，还只能说半句，因为题目只有半句。说来说去，说了等于没说，还是在题上几个字里兜圈子，决不出轨，毫不落实。什么语法、修辞、逻辑、意义全可以不管，因为题目里什么都有了，只要换些话重复说一遍，推演一番，就行了。整齐划一，铿锵悦耳，好看，中听，便是好文章。

这题不是孔子说的话，所以称“圣经”，不用圣人自己口气。到末尾要引起下文，即题的下半句：

入大学者可不亟讲其道哉？

接下去该讲什么是“道”，那不在题内，属于另一篇了。

八股之道正是做官之道。一切都在“圣旨”里，尽在“上峰”的“明鉴万里”和“明察秋毫”的“洞鉴”之中了，只需要照着讲就是。朝廷需要的“官”就是这样的人。至于办事，那是“吏”的把戏，是另一套，但也不出八股范围。官依上司旨意，吏照主管官说的话办成公文，这正是八股的命题作文的轨道。所以明清用八股文取士确实是训练做官的一个办法，是很有道理的。“多磕头，少说话。”说话必须有分寸，合规格，万不可出了“圣人之言”的范围。这是八股妙诀，也是为官之道。

读了八股文才知道《儒林外史》和《石头记》为什么那么鄙薄“时文”“制艺”了。吴敬梓还只是讥讽做官的道路和官迷，曹雪芹就根本否定做官，把读书做官的人一概称为“禄蠹”。吴还想“尊圣”，曹竟然“非圣”，这可以说是两人两书的高下之别吧？吴建泰伯祠。曹撰芙蓉诔。谁低谁高呢？

高鹗和曹雪芹同时期而高略晚，又同是汉军旗人，高很能明白曹的心思，也很欣赏他的书，只是认为官还是得做，不应那么悲观绝望，得有个“光明尾巴”。试看他改的一条：钗、黛。

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钗雪里埋。

曹认为：“玉带”（蟒袍玉带）是贵，挂于林中；“金钗”是富，埋于雪下；富贵全抛去不要了。“德”是“可叹”，“才”是“堪怜”，于是德、才，贵、富全空。宝玉既不能娶黛玉，也不能娶宝钗，只有在富贵全抛才德两亡之后出家当和尚。《石头记》是名副其实的《情僧录》。十二金钗个个薄命。金玉良缘乃是虚话、反衬，是不能实现的。

高鹗加以修正。宝玉可以娶妻并中举再出家。他应当娶谁？自然是“停机”劝学的“德”比“才”更合适，所以黛玉焚稿不再“咏絮”了。依照八股文作法不得不如此。下文是中举，上文必然这样。林是姑表，不便成婚；薛是姨表，可以联姻。这也是要点，但还在其次。说高鹗写出了悲剧，突出了爱情，那是现代人把欧美的一套美学观点奉献给高鹗，高帽子实在不合头。宝玉既要中举，万不能娶反对八股的黛玉，只好让她死去。富贵做官和才学是不相容的。“德”也只需要乐羊子妻的停机劝夫继续游学做官。曹以此为“可叹”，指其用不上，和“堪怜”相等。高由此句引申了曹，由“可叹”而判宝钗守活寡，实在对她不比对黛玉好。这样一处理，倒给后人开了一条八股之外的欣赏的门路。苏曼殊和尚的小说《断鸿零雁记》恰好在文学创作中改编《红楼梦》，加以现代化。不过他是诗人而非小说家，写得不好，自己拘泥了自己。但当时也曾流行，还有英译本。王国维又从理论上将《红楼梦》欧化。曹雪芹，甚至高鹗，都变成了穿长袍马褂的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为什么会这样？也许只有交给讲接受美学的专家去分析作答案了。

作八股文的一个要点是“揣摩”。既要“代圣人立言”，给孔孟当义务秘书，那就必须揣摩他们说话的用意以至口气，再用决不出格的另外语言表达出来，这样才能博得圣人点头。这是作文之道，也正是做官之道。清朝读书人都知道，作文章要揣摩，做官更加要揣摩。“揣摩”这个词现在不大有人用了，从前可是非常重要的流行语。不会揣摩“上峰”哼哈一声的用意，那就必然迟早会丢掉乌纱帽。

高鹗的“钦取第二名”两篇中的一篇的题是：“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这个题目真不好作，因为不但有含而不露之意，还带有讥讽口吻，而且重要的上面一句“子贡方人”又不在题目中，只能点到，接着讲，不能多说。这题的来源的全文只有四句话。未必大家都熟悉《论语》，所以不妨译解一下：子贡（端木赐）评论人物。孔子说：“赐真是了不起啊！我倒没这闲工夫。”这是不是委婉的批评？不赞成他批评人，所以也不好明说批评他。怎么表达圣人的言外之意？高君果然揣摩透了，又表达得好。有个评语说他把“乎哉”二字都表达出来了。全文虽仅五百字，也不便全抄，且摘录几段看看。

“破题”是：

欲贤者存其内心而惕以己之不暇焉。

“承题”是：

夫子贡诚贤，亦何暇方人哉？子曰，赐贤而我不暇，所以警之者不亦深乎？

因为题中有了“子曰”，那就不便上来就冒充孔子，须得点出是圣人说话，然后才虚拟语气。看他“小讲”中的“转、合”：

不然，子贡之学岂遽贤乎？子贡之力岂遽暇乎？而方人若是。夫子曰：是侈心也。是盛气也。赐也贤乎哉！

高君揣摩孔子的用心和口气真同揣摩宝玉、黛玉一样。下文在“前比”两段之后便拟圣人口气说话了：

然而赐而方人，赐之贤也，亦赐之暇耳。然吾以为赐果贤也，即亦何必不暇？而特无如暇之难言也。夫赐则何不观夫我？

以后发挥一通，摹仿孔子口气淋漓尽致，抑扬顿挫，对仗工稳。太长，不抄了。题目没有下文，所以末尾就把话说完了。

这篇文章得到御笔“钦取第二名”。抄本在题上加了三个圈，是最优。这里面有什么奥妙？妙在文章能符合“圣意”，又模拟了圣人的语气神态。能揣摩圣人孔子，必能揣摩皇帝乾隆（乙卯是乾隆六十年），因此龙颜大悦，提笔一圈，高君便成了“榜眼”。这年他四十五岁。由此可见，作文之道和做官之道是通气的，甚至是一回事；但不是作别的文，而是作八股文，这才能“深得圣心”。

这和《红楼梦》有什么关系？据我看，高君作八股文和他补写小说大有关系。他正得力于“揣摩”二字。要补足残本《石头记》为全本《红楼梦》，先得深入揣摩作者曹雪芹的言外之意，随后还得大费心思揣摩书中人物的神情口吻，还得揣摩这部小说的格式和题目的上下文，不能出轨撞车。这些补小说的作法和八股文的作法如出一辙。子贡、子夏说的话、做的事，不能移在子张、子路头上；宝钗、黛玉的心思岂能和李纨、凤姐的相同？高君两者兼通，以作八股之法补小说，又以补小说之法作八股，所以他的小说也名列第二。尽管远远不及曹雪芹的原书，却比那些未入流的续书高明得何止十倍百倍。揣摩之义大矣哉！不过曹雪芹不是圣人，补他的书又不为考试，所以体会“圣意”后也不妨暗中偷换，加以“是正”。这才是补小说和作八股的不同之处。说不定高君以揣摩小说人物而得八股之妙，高中进士，又以暗改小说的习惯而不善“迎合”，忤了“上峰”，以致未能当上大官。这问题属于考证之业，还得参考他的诗文，非本篇主旨了。

高鹗和金圣叹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和八股有关。金以八股之法评点小说，腰斩《水浒传》，反对招安，结果是他的改本流行，宋江成了未受招安的造反派，贬低化为提高，违背了他的原意。高以八股之法补写小说，重修《红楼梦》，处死黛玉，结果是他的全本流行，宝黛痴情掩盖了一切，中举喜剧比不上婚姻悲剧，同样违背了他的原意。金、高正好是“后比”的两股，成为对偶。闲谈完了，正是：

八股做官补小说，原来“一气化三清”。

（原载《读书》一九八八年第一期）

父子对话：八股文学

贾政：宝玉，你这个不肖子，整天在大观园里玩耍，不好好读书上进。我知道你的心思，以为我们世家子弟，有祖上余荫，不必去跟平民百姓一同考试做官，降低身份。你记不记得，圣人说过，“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你看过《史记》，大约不去看那些年表，不想想那些王侯功臣传了几代？何况仰靠祖宗出生入死的汗马功勋，不想自己立业，这就是不争气，没出息。为父的当这一名员外郎，是蒙天恩浩荡念当年国公爷为朝廷效力而来，每日兢兢业业，总觉得那些凭念书考试得功名的学士们心中暗笑我。要知道而今不比当年打天下时立功第一了。我们这些贵戚子弟再不努力凭本事去和平民争高低，整日价闲游浪荡，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宝玉：大人教训让孩儿出了一身冷汗。

贾政：你嘴里这样讲，心里不服气。你这样年纪，在这样家里，见不到一个用功的人，自然不愿读书。

宝玉：孩儿不是不喜读书。前天看了《庄子》，昨天又看禅宗语录，每天背诵杜诗。只是觉得圣经贤传背过了也就是了，记在心里就好。那些敷衍圣贤的现成话，把一句话讲成一大篇，重复来重复去，照一定格式作文章，不过是禄蠹们求做官的敲门砖，实在没有意思，算不了文章，念不下去。更不愿仿作。

贾政：你说出心里话，这很好。你说“禄蠹”，什么是“禄”？就是朝廷赏赐的俸禄。做官为朝廷办事，得俸禄“养廉”，不去讹诈老百姓，正正当当，有什么不好？为父的觉得只有每天上朝，每月领下这点俸银，才于心无愧。全家人都是吃祖宗饭，这饭又是从哪里来的？还不是朝廷顾念上辈功勋赏赐的？我们这些后辈为朝廷做了什么事？难道不是蠹虫吃国家钱粮，吃老百姓缴纳给皇上的血汗钱？这样的饭吃得长久吗？说到八股文，这也不仅是应考过关用的，也是学文章做学问的基本功夫。代圣人立言就是学圣人说话，揣摩圣人的心思，学做人的根本道理。难道和圣人想的讲的不一样才算好？圣人说“思无邪”。我们难道要思有邪？圣人说“学而时习之”。你就是不学不习，应当把这句话揣摩体会，好好作上这个题目的十篇八篇八股文，改改思想。不听圣人的话，将来做官怎么听皇上的话？庄子、禅师是异端，你把异端的祖师当作圣贤，学他们的讲话，这不也是作八股文又是什么？不过是道教八股、佛教八股就是了。作儒家八股，应科举得功名，为国出力，为民办事，不比出家当和尚道士吃人家供养高强吗？杜少陵的诗应当念，要学他的“每饭不忘君”，学他的“致君尧舜上”，“穷年忧黎元”。再说，八股文是几百几千年文章的结穴，是入门的根基，你说说有什么不好？

宝玉：命题作文，格式固定，不说自己心里话，替别人说话，这就不好。

贾政：我问你，听说你和姊妹们结了一个海棠诗社，出题白海棠，限韵作七言律诗，这不是和八股文一样吗？作八股立意不能出题，你作白海棠诗能说成牡丹富贵花吗？七言律诗还限韵加对仗讲平仄一点不能错，这不是八股诗吗？题是白海棠，你心里话能“骂题”吗？八股文题是圣贤的话，你心里想的就该向圣人学，不一样就要改成一样。这同你作白海棠诗就要一心想着洁白一样。什么庄子、禅师，不过是另一类人尊的圣贤教人做另一类八股罢了。我们还是要先背诵儒家的《论语》，圣人语录。有了八股基础，再看那些异端，就知道为什么圣人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没有圣人的语录打底子，就去读异端的语录，就走入邪道了。这不是为做官，这是学做人。要读圣人的书，听圣人的话，做圣人的好学生。再说，《诗经·雅·颂》《书经》的典、谟、训、诰是作者自己讲心里话吗？是代帝王宰相周公讲话。这就是圣人之言，八股的题目，八股的榜样。你会说，屈原的《离骚》不是八股。你想想，他开口就说“帝高阳之苗裔兮”，家世显贵，可是他不肯闲游浪荡，要忧国忧民，口说美人芳草，心存帝王将相，这才有了第一篇《骚》，成为以后多少诗赋的八股题，本身成为《骚》八股的“程文”。他的《九歌》也是颂神的诗，和雅、颂一路。汉朝的更不必说，赋、乐府、对策、史传都是上呈帝王的，都照帝王的旨意说话，都是代圣人立言。所谓讽谏也是一样。再往后科举考试直到而今。从贾谊、董仲舒起就是作八股文。不作儒家八股的就作道家八股、佛家八股，还有自称不做官其实是做不成官的隐士八股。你翻开《昭明文选》，除了开创的以外，有多少不带八股气的？本朝的八股文从“经义”来，是遵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圣人指示的。也许将来要废，可是换上来的一定是新八股。不是这种经，就是那种经。古往今来诗文不是八股的少得很。你说说看，不是八股的文章有哪些？小说戏曲不能算。

宝玉：我看袁家三兄弟公安派的文章，还有钟惺、谭元春竟陵派的文章，可说是抒发性灵的。

贾政：袁家三位和钟惺哪一个不是进士？不作八股能中进士吗？谭是乡试第一名。他不作八股能中解元？这些人先学作八股，做了官出了名以后才停下了，究其实还是八股出身。不懂八股的人不知道，他们后写的文章是另一类八股，照样是有框子有程式为他人立言的，不过这些人都不把正规八股文收入文集，出全集为了不全出，仿孔圣人删《诗》。你就被瞒过了，不明白全集都是删改过的。将来你中了进士，放了实缺，当然就不作八股文，可以去作性灵一类的另一种八股了。

宝玉：那还不是敲门砖？

贾政：想入门就得敲门，饿了要吃饭。吃饱了，你才可以高谈“饿死事极小”。

宝玉：八股文千篇一律，太死板，我念不了几篇就要打瞌睡。

贾政：那是多数平庸之作。律诗、律赋也是和试帖诗一样千篇一律。不论哪种文体都有好有坏。自从洪武朝以来，八股文格多次修改，八股文风代代不同。归有光号称学《史记》以古文名家。他本来是一代八股文大家，开创了一种文风，此刻不时兴了。正像韩愈，他反对骈文八股，创出了散文八股，照旧是为人立言，有一定体式文风，成为新八股的祖师。他说“凡古于言必己出”。那就是说，今人于言不是“己出”了。

宝玉：照大人的说法，八股文无处不在，成为最高的妙文了。

贾政：那又不然，不可一概而论。考场八股不会出好文章。状元的墨卷往往不通。但八股精神贯穿于从古到今的诗文之中。八股是入门，是一把钥匙，不懂它不行，被它限住了更不行。你讨厌八股，可是你的想法全是照八股程式，自己不知道。这就是因为你不懂八股。读懂了八股才能分别，才能不作八股。你回去好好想想。

宝玉：是，大人。

今圣叹评曰：父是结构主义者。子是解构主义者。父是现代的。子是后现代的。第三代如何？等着瞧吧。

奇书的平凡

明代出现“四大奇书”，即长篇小说中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小说以外，长篇以外，均不算，这四部当然都不愧为“奇书”。若不分类而只说“奇书”，只怕明代创始的八股文的书是空前古而且空世界的一奇。那是总结中国的科举考试、培养人才、选拔官吏、读经作文的高峰，一直继续到清朝末年。八股文的文章之妙是“妙到毫巅”，其不通也不通到了极处。其分量之大和消灭的干净也是一奇。明清的八股文数目谁能计算出来？单是历科《闱墨》选本，即《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选刻的那种书，不算各省县考秀才举人直到殿试考状元的考卷，也就不知有多少了。可是清朝一亡，完全、彻底、干净消灭了，在一般图书馆里也很难找出了。现在读书人中看过这种文的怕是寥寥无几了，更谈不到会作的了。

八股文之特色用一句话就可以说出来：按照既定的严密规格代圣人立言。文章是自己写的，可是没有一句是自己的。这岂不是一奇？学起来，要写得好，是真不容易。另一奇是无论怎样文理不通，读起来总是铿锵悦耳，看起来极为整齐悦目。深入其中，津津有味。格格不入，味同嚼蜡。有取笑的一例的前三句可以为证：

夫天地者乃宇宙之乾坤，吾心者实衷怀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来已非一日矣！

非八股体而得八股之精髓者，有著名的《二郎庙记》。姑引其数语：

夫二郎者，大郎之弟，三郎之兄，而老郎之子也。庙有树一株。人皆曰树在庙前，余（我）独谓庙在树后。是为记。

有八股之奇才显得出“四大奇书”之奇。其奇处就在于自立规格而自己立言。《三国演义》不遵照《三国志》而自己画出曹操、刘备、诸葛亮的像，掩盖了史书中的形象。这是讲史而非史。《水浒传》描画的是“横行山东”的“宋江等三十六人”吗？是作者自己创造的。《西游记》写的不是唐朝的和尚玄奘，倒写出了非人非神非僧非俗的孙悟空。《金瓶梅》里的人物和事件是古时无处不有而又无处全有的，无人不知而又无人能讲的。禁了几百年至今还未禁绝，岂不奇哉？

明代是个了不起的奇特时代。上承蒙元，下接清朝。有回族的三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又有太监魏忠贤收许多大官做干儿子，“生祠”满天下。有八股文，又有“四大奇书”。有大儒家王阳明（守仁）、天主教徒科学家徐光启、东林党、白莲教，真是无奇不有。

说奇也不奇，无非是历史上演的戏剧，而历史总归是平凡的。

明代是十四到十七世纪。历史同时在欧洲也演出了戏剧，和中国有同有异，可比又不可比。趋势不同，结果有异。“四大奇书”互不相同，又互有一致之点。一个是“三分归一统”。一个是起义又受招安，终于天下太平。一个是历尽艰难，终成“正果”。一个是“天道好还，报应不爽”。这些在那时的欧洲没有，在中国却非有不可。若不然，从明末到清初的历史岂不是没有文学“预兆”了？欧洲那时有亵渎神灵的不雅的画，有诽谤教会的不雅的书，却没有奇妙的八股文，也归结不到一统天下。

奇书也逃不出历史，又何奇之有？

闲谈“八股文学史”

照我的浅陋所知，自从梁启超、夏曾佑开始用新观点新形式写历史以来，对于中国文学史的总体看法有自己独特见解的不过两家。此外，可能还有，那就非我所知了。这两家，一是三十年代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是五十年代茅盾（沈雁冰）的《夜读偶记》。我所见到的许多中国文学史或通论大都不出《文苑传》、作家论以及为一种既定理论或指示作注解列证明。也许林庚的“布衣文学”说可算一家，但我未见全书新本，不能谈，只能谈周、沈两家。手边又无书，仅凭记忆闲谈，不过是供人“喷饭”而已。

说来有趣，周、沈这两位的文学史见解在“五四”时期本是同道，后来分道，各走一条，越离越远，成为对立面。然而仔细一比，好像两人仍旧是在一条大道上，方向路线并非相反，只是说的方面不同，说法有别。这很可能是我的错觉，但作为闲谈，“侃”一“侃”也可以吧？

周作人将中国文学史上的作品分为“载道”和“言志”两派，以明代小品文为“言志”派之例，并且说，“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是继承“言志”派发展，暗含反对新“载道”派之意。这可以说是提倡所谓“纯文学”或者“个人主义”文学，反对革命文学或者“功利主义”文学吧？

茅盾将中国文学史照形式主义和现实主义划分，极力反对形式主义，主张现实主义，历数古今作品加以评判。可以说他认为文学史的内涵是两派斗争，讲形式的几乎不能算文学，只有讲现实的才是文学的主流。这明显是鼓吹革命文学的系统理论。

从种种方面说，周、沈二位都是对立的，只有认为文学史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思想方法是两人共同的。这可说是抽象思路相通吧？然而具体应用就完全不同吗？现实主义和“言志”是互相排斥吗？屈原不是又“言志”又“现实”吗？再从另一方面说，两人有个共同反对的敌人，那便是八股文。一个说那是“载道”。一个说那是“形式主义”。两人同样认为八股文及其同类决不能算文学。周作人说过要人读八股文。这不过是要人看看“载道”的极端标准，是请“反面教员”。茅盾反对无现实内容的形式主义，八股文当然是靶子的中心，几乎不值得一提。两位老前辈提倡的都是八股文的反面，认为那才是文学的主流。不过双方的诠释不同，对具体作品评价不一致。

我不是作学位论文，不能推论加引证，只是闲谈，觉得周、沈两位都没有脱离“五四”以至“戊戌维新”的反八股文的思潮。他们所争的是具体的文学创作路线而不是抽象的文学理论。两人都讲文学历史是两条道路的斗争，不知这是从古老的中国的乾坤阴阳思想传下来的，还是从“对立统一矛盾斗争”的外国思潮“拿来”的，或许是兼而有之，中外相通，一拍即合？

我不是对周、沈两公的理论和实践有兴趣，胆敢闲谈一番，而是对他们的反对八股文觉得有趣。他们二位的年纪和时代略有先后，应当都是赶不上科举应考却还是看到过八股文的。然而他们好像并没有对八股文仔细考察，没有分析其发展和种种变相及用途，只是当作典型或用作标签。对于垃圾，谁耐烦去做分析研究？可是不分析就处理不好，垃圾会成为大都市的大问题。两位先生都对所反对的“载道”和“形式主义”深恶痛绝，可并没有分析敌人，从明清的八股文一路上溯到最古的同类同性质作品，一直到《诗》中的《大雅》《颂》和《易传》和《春秋》、三传及先秦诸子。沈公论述文学史全面，但我记得他好像没说那些都是八股文。周公更是以史证论而不是以论解史，恰恰作了自己理论的反面。这是不是我们从古以来的思想习惯？八股文来源的经中的《礼记》开头不久就说：“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这两句话似乎从来没有为人重视过，不管是读经的或反对读经的。是不是为骂倒和打倒对方并不需要，更不可以作全面考察分析？

我忽然想到谈这些，一是由于几年前我应邀为启功的《说八股》和张中行的《〈说八股〉补微》“续貂”，写了一篇《八股新论》六万字长文，以便合成一册《说八股》出版（一九九四，中华书局）；二是因为又见到了有人不辞辛苦标点注解了近五百篇八股文，集成一百多万字的《八股文观止》出版（田启霖编著，一九九四，海南出版社）。由此可见真正的传统往往是断而不绝的。然而《观止》还是拘泥于名称，只从宋代“经义文”选起，没有上溯到南朝的“策进士文”以及汉代董仲舒、贾谊的“对策”，再推到诸子以至于经的本身。

中国文学史若缺了应考试和代立言的“八股文”这一类就不能算全面。是不是？可惜我写《新论》时已不能去查出，手头只有编辑借来给我的《制艺丛话》，后来才勉力走到图书馆去，翻了一下乾隆皇帝大有深意命令擅长写而又反对八股文的方苞编选的《钦定四书文》。这时我的文已写成，虽忽有所悟而力不从心，无法去体会那“清真雅正”四字的“圣意”而谈论“八股文学”的历史了。

文学史只讲好的，对坏的往往是一笔带过，甚至提都不提，这仿佛是标准格式，中国外国大致相同。能不能有“双面绣”，两面都讲？只讲一面怎么看得到“对立斗争”？是不是明说“对立”实讲“统一”才算正确？这问题太大，超出我的闲谈了。

末尾还得赘上一句疑问：为什么八股文、经义文历来都推举王安石为祖师爷，高攀这位倡改革的“拗相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