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书名：奥威尔杂文全集（上）

作者：【英】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译者：陈超

责任编辑：宋佥

关注微博：@数字译文

微信公众号：数字译文

我们的产品：译文的书

联系我们：hi@shtph.com

问题反馈：complain@shtph.com

合作电话：021-53594508

Digital Lab是上海译文出版社数字业务的实验部门，成立于2014年3月。我们致力于将优质的资源送到读者手中。我们会不断努力，做体验更好、设计更好的电子书，加油！

上海译文出版社|Digital Lab

目 录

英国的审查制度

英国的失业

流浪汉生命中的一天

伦敦丐帮

一个国家是如何遭受剥削的

论英国人

政治与英语

童年快乐种种

英国军队的民主

我的祖国，无论左右

国民自卫队和你：乔治·奥威尔对关于“一厢情愿的民主人士”和真正的民主人士的私人问题的回答

别让毕灵普上校毁了国民自卫队

修路工的生活的一天

英国纸贵

英国的配给制和潜艇战

国民自卫队成立三年：独特的稳定迹象

理查德·阿克兰爵士小介

英国的侦探故事

国民自卫队今后的教训

莫里森与布拉肯面临苦战：预计将会有高投票率

自由党介入，工党得利：投票人的谜团

安奈林·比万小介

英国大选

公园的自由

狮子与独角兽

英国的反犹主义

为英式烹调辩护

英式烹饪

英式谋杀的衰落

我们的殖民地带来好处了吗？

英国的左翼报刊

执政三年后的工党

《英国的宣传册创作》第一卷序文

《随意集》一至八十

英国的审查制度⁽¹⁾

目前英国的审查制度现状是这样的。在剧院，每一出剧目要上演之前必须递交给政府指派的审查员进行内容审查。如果审查员觉得该剧目于公共道德有害，有权力禁止上演或要求进行整改。审查员的地位相当于公务员，但并不是根据文学才华甄选出来的。这些人在过去五十年来禁止或阻碍了一半英国出品的当代重要剧目。易卜生⁽²⁾的《幽灵》、布里厄⁽³⁾的《损坏的货品》、乔治·萧伯纳的《沃伦夫人的职业》——所有严肃的甚至痛苦的道德戏剧——多年里都被禁止在英国的舞台上演。相反，普通的露骨的诲淫诲盗的剧目、评论和音乐喜剧却只需要进行最小程度的修改。至于小说，在出版之前没有审查制度，然而，任何小说在出版之后都可能会遭到查封，就像詹姆斯·乔伊斯先生的《尤利西斯》或《孤独之井》。这通常是公众发出呐喊下的结果，没有一个政府机构受雇干这种事情。牧师撰写布道文，某个人给报纸投稿，一个星期天报纸的记者写了一篇文章，群众联名给内政大臣寄信——某本书就会遭到查封，只能私底下刊印，一本卖到5基尼。但是，只有当代的书籍或戏剧才会受到审查——这是整个事情最奇怪的一点。莎士比亚的所有剧目都可以在英国的舞台上演，乔叟⁽⁴⁾、斯威夫特、斯莫利特⁽⁵⁾和斯特恩⁽⁶⁾的作品未经删节就可以畅通无阻地出版和发行。就连托马斯·厄克特⁽⁷⁾翻译的《拉伯雷》⁽⁸⁾（可能是世界上最粗俗的书）也可以轻松买到。但是，要是这些作家生活在今天的英国，还是照他们的方式写作的话，他一定会发现自己的作品被查封，连本人也可能会被控告。

不难想象在这一点上所引起的纠纷。没有人希望有审查制度，而它们就是证据。但要明白事情是如何演变成这种情况的，我们必须注意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这件事情大约在过去一百五十年来影响了英国人的精神。正如前面我们提到的，斯莫利特和斯特恩是非常粗俗的作家。而就在六七十年后，在沃尔特·斯科特爵士⁽⁹⁾和简·奥斯汀的作品中，粗俗的描写完全不见了。1820年至1850年在苏迪斯⁽¹⁰⁾和马里亚特⁽¹¹⁾的作品中还有零星的痕迹，在萨克雷、狄更斯、查尔斯·里德和安东尼·特罗洛普⁽¹²⁾的作品中没有半丁点儿粗俗的描写，几乎没有涉及性的内容。

英国人的精神世界到底为什么会有突兀而奇怪的改变？斯莫利特和比他晚不到一个世纪的信徒狄更斯之间有那么大的区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记住，直到十八世纪，除了十七世纪短暂的清教徒统治时期外，英国几乎没有文学上的审查制度。考虑到这一点，我们似乎可以合乎情理地得出结论：工业革命使得信奉新教的商人和工厂老板重新掌握了权力，这就是为什么突然间假道学兴起的原因。信奉新教的中产阶级在1750年、1850年或今天总是那么一本正经。但是，没有了政治权力，它就没有办法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公众之上。这个解释的真实性没办法得到证实，但它要比其它解释更加符合事实。

这引发了另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为什么“体面”这个概念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人身上有如此大的差异？英国的知识分子已经在精神上回归十八世纪，无论是斯莫利特或拉伯雷都不再能让他们感到惊讶。另一方面，英国的公众仍然和狄更斯时期的人一样，在八十年代对易卜生的戏剧作嘘，而如果易卜生的戏剧明天公演的话，他们仍然会对其作嘘。为什么这两个阶级的人想法如此不同？因为——我们得记住这一点——如果拉伯雷在狄更斯的时代让公众觉得惊诧，那今天受过教养的英国人应该会对狄更斯感到惊诧。不仅是狄更斯，几乎所有十九世纪中期的英国作家（包括美国作家）在一位感觉敏锐的现代读者眼中都让人觉得讨厌，因为他们喜欢描写死亡和哀伤的题材。这些作家特别喜欢写弥留之际、尸体和葬礼。狄更斯描写过自焚的情景，今天读起来让人觉得很恶心。美国幽默作家马克·吐温总是拿还没有下葬的尸体开涮。埃德加·爱伦·坡⁽¹³⁾写过一些骇人听闻的故事，有的故事（尤其是《傅德玛先生的案子》）就算在法国也不能全文出版。但是，这些作家从未引起过英国公众的疾呼抗议，情况恰恰相反。

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呢？我们只能说，当前英国奇怪而没有逻辑可言的审查制度是假道学的结果，乔叟、莎士比亚和詹姆斯·乔伊斯原本会遭到查封，但他们作为享誉盛名的作家，势利的制度拿他们没辙。这种假正经源自奇怪的英国式清教徒主义，他们不反对污秽，却害怕性欲，对美充满厌恶。

如今出版一个脏字是违法的，就连说说也不行，但没有哪个民族像英国人这样喜欢说脏话。同样的，任何反映卖淫的戏剧都会被禁止在英国的舞台上演，而妓女会遭到指控，但我们都知道，和其它地方一样，卖淫在英国非常普遍。有迹象表明，目前这种状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我们已经看到，比起五十年前，文学享有了一点比以前更大的自由。

要是政府勇敢地废除所有文学作品的道德审查制度，我们将会发现我们被一小撮人玩弄了数十年之久。而废除这一制度一个世纪后，我们可以肯定，对文学作品进行道德审查这一奇怪的制度在文学世界里似乎就像中非的婚姻习俗一样那么遥远而奇特。

(1)　刊于《世界报》1928年10月6日。奥威尔的英语原文已经佚失，本文由珍妮特·珀西瓦尔和伊安·魏理森译自法语译文。这是奥威尔第一篇以职业文人的身份发表的文章。《世界报》的编辑是亨利·巴布斯（Henri Barbusse, 1873—1935）。

(2)　亨利克·易卜生（Henrik Ibsen, 1828—1906），挪威剧作家、诗人，现代现实主义戏剧的先驱，代表作有《玩偶之家》、《群魔》等。

(3)　尤金·布里厄（Eugène Brieux, 1858—1932），法国剧作家，代表作有《损坏的货品》、《独立的女人》等。

(4)　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 1340—1400），英国著名诗人，代表作有《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等。

(5)　托比亚斯·乔治·斯莫利特（Tobias George Smollett, 1721—1771），苏格兰作家，代表作有《罗德里克·兰登历险记》和《佩里格林·匹克历险记》等。

(6)　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 1713—1768），爱尔兰作家、牧师，代表作有《项狄传》、《法国与意大利的伤感之旅》。

(7)　托马斯·厄克特（Thomas Urquhart, 1611—1660），苏格兰翻译家，以翻译拉伯雷的作品而著称。

(8)　弗朗索瓦·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 1493—1553），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人文主义作家，代表作有《巨人传》系列。

(9)　沃尔特·斯科特（Walter Scott, 1771—1832），英国作家、剧作家、诗人，代表作有《赤胆豪情》、《湖畔少女》等。

(10)　罗伯特·史密斯·苏迪斯（Robert Smith Surtees, 1805—1864），英国作家，代表作有《汉德利十字架》、《希灵顿大厅》等。

(11)　弗雷德里克·马里亚特（Frederick Marryat, 1792—1848），英国海军军官、作家，代表作是少年作品《新福里斯特的孩子们》。

(12)　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 1815—1882），英国作家，代表作有《三个小职员》、《巴切斯特塔》、《美国参议员》等。

(13)　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 1809—1849），美国作家，代表作有《乌鸦》、《悖理的恶魔》等。

英国的失业⁽¹⁾

英国！失业！当你提起其中一个，另一个就一定会像幽灵那样跟着冒出来。

失业是战后英国生活的现实情况之一，也是对英国工人参军服役的嘉奖。

战前没有人知道失业是怎么一回事，失业的人数很少，可以忽略不计。他们是“候补劳动力”，是防止工资骤然上升的减压阀。有时候遇到劳动力紧缺，他们就被当作替补使用。

那时候经济体制运作得很顺畅，至少看起来是这样。

公众舆论很平静，认为这部机器永远不会出现毛病。

但战争到来了，突然间一切都出了岔子。竞争——现代贸易的基石，它迫使工业国之间展开你死我活的厮杀——是根本的原因所在。所有的竞争必定有赢家和输家。英国在战前是赢家，今天它成了输家。这正是所有麻烦的核心问题。

*　*　*

战争终结了英国在工业上的统治地位。那些没有参战的国家，尤其是美国，攫取了大部分的出口市场从中获利。而更糟糕的是，其它国家比英国更加迅速地实现了工业化。

在工业化道路上一度领先的情况拖了它的后腿。

它的资本被捆绑在过时的机器上，而这些机器已经不适合新的生产方式，而要将其报废代价又太昂贵。

在工业化赛跑中起步较晚的其它国家配备了更加现代化的机械设备。英国的主要工业，煤炭和钢铁，是遭受打击最为严重的行业。

目前煤矿业处境最为艰难，许多煤矿在现时的制度下只能赔本经营。

在英国，矿区双重产权的制度造成了能源、劳动力和机器的大量浪费。

蕴含着矿产的土地的地主得到丰厚无比的回报。而且，每座煤矿都被自己的食利阶层拖垮：股东要求分红，把煤炭的价格越推越高。

正是基于这些劣势，英国的煤炭没有了市场也就不足为奇。

为了弥补这一情况，资本家试图压榨矿工的薪水。他们的尝试失败了，而与此同时，波兰的煤炭卖出的价格要比英国在现时的制度下能出的最低价格还要低10到15法郎（合1先令8便士或2先令6便士）。

钢铁厂和纺棉厂情况也是一样。今天的英国为以前在工业上的统治地位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结果就是，英国出现了125万到150万的失业者，有时候甚至达到了200万。

当一个国家有一两百万人失业时，革命的威胁就挥之不去了。因此，从一开始，国家就背负上了救济失业者的责任。

战后迎来了一段短暂而让人受到误导的繁荣时期。回国的士兵听别人说他们是为了文明和如劳合·乔治⁽²⁾所说的——一个“配得上英雄”的国家而战。简而言之，战后的英国将是一个黄金国度，财富会更多，生活水准也会更高。

呜呼哀哉！黄金国度并没有实现。趁那些退伍军人还没有发现自己被欺骗了，没有意识到他们到头来其实只是徒劳地厮杀，必须立刻想出什么办法进行补救。

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在1920年匆忙通过了《失业保险法案》。在这个法案下，任何有固定工作的工人可以选择付一笔钱，在失业的时候就可以得到救济。这笔钱能让他在被迫失业的时候获得赔偿——这是精明的未雨绸缪，防止饿死人的情况出现，而一旦饿死人，革命不可避免就会发生。

下面是这个法案各条款的简介：

每周工人支付保费，男工3法郎，女工2.5法郎。如果他们能至少支付30次保费，作为回报，如有必要的话，他们将能领取特别失业保险的补贴。

这笔补贴每周的金额是18先令（110法郎），在失业时总共可以领取26周。特殊情况的领取时间可以延长。

此外，如果失业者是已婚人士，妻子有5先令（30法郎）而每个孩子有1先令（6法郎）的额外补贴。失业的女性和21岁以下的工人能领到的补贴甚至还要更少一些。

应该直接指出的是，这一做法根本与慈善无关。事实上，这是一种保险，大部分工人交了钱，到头来什么也没有得到。

必须补充一点，这些给失业工人的补贴已经成为了英国经济衰退的必要救济，而工人们对此是没有责任的。

值得注意的还有，失业补贴不能错误地理解为慷慨的施舍。

1星期1先令根本不够养育孩子。而一个大男人一星期光靠18先令很难维持生计。

这一点需要加以强调，因为保守党的报刊报道了一个可笑的故事，说失业纯粹是因为工人们既懒惰又贪心。根据这个故事，英国工人一心只想着逃避所有的劳动，靠着一星期18先令悠闲地生活。

这则故事的编撰者们生造出了“救济金”⁽³⁾这个词语指代失业补贴。

“救济金”是一个歹毒的词语，意思充满了鄙夷，让人觉得钱都施舍给了毫无价值的敲诈者。

那些生活条件较好的人都认为失业者就是一群名副其实的游手好闲之辈，靠着纳税人施舍的金钱逍遥地生活。

事实上，许多失业者根本让人没办法羡慕。说到底，谁能靠一星期18先令生活？答案很简单，那算不上是生活，那只是赖着不死。

以一个失业的已婚男子和他的妻子与两个小孩为例。他每周的总收入是25先令（150法郎）。

有谁会以为他能用这点钱买很多奢侈品，而这个穷鬼不愿意去工作好多挣一点钱，无论这份工作多么辛苦呢？

一个陷入我刚才所描述的处境的穷苦家庭就蜗居在伦敦、曼彻斯特或某个威尔士矿镇臭气熏天的贫民窟中的一个单间里。

一星期光是房租就得花去他们大约7先令（42法郎）。剩下的钱必须满足四个人吃饭和生活。

收入就这么一丁点，他们能吃到什么呢？面包配茶，茶配面包，周周如是。

这是极其可怜的维持生命的伙食：吃的是索然无味又没有营养的劣质面包，喝的是浓浓的茶，这就是英国穷人的主食。

在冬天他们几乎没办法给一间破败的房间好好取暖。丈夫买不起烟草，啤酒连想都不敢想。

就连孩子们的牛奶也得定量喝。多余的衣服和不是太重要的家具一件件被送去了当铺。惨淡的日子一天连着一天，却没办法结束失业。

因此，保守派的报纸义愤填膺地指责着的“无所事事的奢侈享受”在进一步的追究下，结果其实是“离饿死不远的状态”。

*　*　*

那个失业的男人可能是单身，那么他就会去其中一座那种专给赤贫的人居住的被称为“寄宿旅馆”的大营房。住进里面的话他每个星期的房租能省上一两个先令。

这些寄宿旅馆由大公司运营，从中挣了不少钱。

寄宿者睡在摆着三四十张行军床的大房间里——就像军营一样——彼此间的距离只有三英尺远（90厘米）。

他们每天就待在建造在街道下面的地下厨房，在那里就着一堆炭火用一个煎锅做饭，要是他们有饭的话。

英国大部分穷困潦倒的未婚人士——失业者、乞丐、报贩和其他类似的人——就住在这些拥挤、肮脏而不舒服的寄宿旅馆里。那里的床总是臭得让人觉得恶心，爬满了臭虫。

那些失业的人就在这里吃饭，吃的只是面包和茶。要是他不去找一份活儿干的话，他就神情恍惚地在炉火前面坐上好几个小时。

除了找工作经常遭受挫折外，他完全无所事事。你可以明白，身处他那种情况，他满心渴望找到工作，能做点什么事情，无论工作多么让人讨厌，报酬有多么低廉，因为这种完全空虚的存在状态，没有任何形式的娱乐或消遣——而饥饿随时会降临——是单调得能把人压垮的无聊。

失业的男人只有勉强能应付生活必需品的钱，他被强迫接受的无聊要比最糟糕的工作还要糟糕一百倍。

而且，他不能一直领取失业救济金，而且就连领到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他必须每天去劳动力市场看看有没有工作，经常得在那里等候几个小时才能等到某个人有时间接待他。

为了领到他每周的救济金，他必须本人到场，又得等很久。因此，在白天的任何时候你都会看到衣衫褴褛憔悴不堪的男人排着几条长队围在劳动力市场的几个门口。过路的人以同情或鄙夷的目光打量着他们。那些官员的工作是给他们钱，但他们却故意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卑微。他们不会让失业者忘记哪怕一分钟他们是流浪汉，依靠公共救济而活，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低声下气唯唯诺诺。要是失业者喝醉了或身上有酒味，那些官员就有权拒绝付钱。

接着，“救济金”用光了的那可怕的一天到来了。26个星期过去了，那个失业者仍然找不到工作，发现自己身无分文了。

现在他能怎么办呢？或许他已经攒了几个先令，能让他再撑上一两天。他可以放弃他那四法郎的床位到外面露宿，把饭量减少到仅仅足够吊命的程度。那有什么用呢？要是期盼已久的工作没办法落实，他就必须在乞讨、偷窃或死于贫困之间作出选择。

他或许会决定去乞讨。他会当街讨钱，要不然他会去领《济贫法》规定的那种专为贫民设立、按照地方生活费用分发的救济金。或许他会投奔济贫院由公家养活，在那里穷人被当成犯人一样看待。

要是他运气好的话，按照《济贫法》的规定，他可以得到一周10个先令的救济（62法郎），他就靠着这丁点儿钱勉强活下去。

他可能会变成一个“流浪汉”，在英国来回游荡，一路寻找工作，每天晚上在不同的济贫院落脚寄宿。

但这些不幸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济贫法》就要有撑不下去的危险了。它的设计原本是为了应付正常的失业情形，根本承受不了数以万计的失业工人的额外负担，他们拿不到失业救济，就只能依靠社会的施舍。

在南威尔士，矿场的倒闭使得50万人流落街头，如今帮助那些困难户的地方政府救济金已经破产了。

*　*　*

这些就是英国的失业情况的写照。而在应对这一情况时，本届保守党政府除了喊几句乐观的口号外什么也没有做。

今年年初，当有人敦促鲍德温先生⁽⁴⁾从国库中拨款救济南威尔士时，首相的回答是，他“会依靠私人慈善事业”帮助那些深陷贫困的矿工。

有人提出了“试验项目”，意在通过进行大规模的公共建设如建造马路和兴修水利以创造人为的劳动力需求，但由于项目涉及征收新的税种，并没有收到多少成效。

有人倡导将失业人口大规模移民海外，但提供的条件并不是非常吸引人。而且，和宗主国一样，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有自己的工业化问题需要解决。

现在它们没办法吸收多余的英国矿工，而且矿工们都很清楚这一点。

因此，靠移民解决这一难题不太现实。

为了掩盖错误，政府不遗余力地粉饰真相。官方的失业统计一直刻意地在营造错误的印象。他们只计算领取保险补贴的失业者，忽略了数以万计的自从战后就没干过正职工作的人，而由失业者照顾的妻子和孩子也没有出现在这些统计数字中。

那些有需要的人的真实数字因而被严重低估了。保守党的媒体尽可能避免提及失业，就算提到，也只是轻蔑地提到“救济金”，并说是工人阶级懒惰所致。

所以，那些日子过得舒舒服服的中产阶级英国人士一无所知——而且愿意一无所知——不去了解穷人的生活，不去了解或许能让他们摆脱那种志得意满的漠然心态的情况。

我们要问，这种情况将如何结束？会有什么解决措施出现呢？

有一件事似乎是肯定的。为了防止这些穷人真的活活饿死，措施还是会采取的。比方说，没有政府敢站出来对抗50万饿着肚皮的矿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为了避免革命，他们会确保失业者能从某个机构领到救济金。

但除此之外，任何大的改善似乎都是不可能的。失业是资本主义和大规模工业竞争的副产品。只要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下去，贫穷将会使工人成为奴隶，在一个国家是这样，在另一个国家也一样。

当前英国工人是替死鬼。无疑，他们将继续承受苦难，直到现在的经济体制出现剧变。

与此同时，他唯一真正的希望是终有一天会选出一个有足够的能力和智慧实现改变的政府。

(1)　刊于1928年12月29日《公民进步报》。1928年至1929年间，埃里克·亚瑟·布莱尔（Eric Arthur Blair，即奥威尔的本名）在《公民进步报》上发表了三篇题为《探询英国“公民进步”：英国工人的困境》的系列文章，包括本文以及随后两篇文章。每篇文章奥威尔领到225法郎的稿酬（约合今天1.8英镑或70法郎）。这些文章与一篇名为《一法寻报纸》的文章在英国发表，体现了他作为随笔作家将来所追求的兴趣：社会及政治问题、文学、流行文化和帝国主义。文章简短的段落不是典型的奥威尔的风格。奥威尔用英语写出这篇文章（原版已经佚失），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法文译者拉乌·尼克尔（Raoul Nicole）将奥威尔的文章肢解为简短的段落。或许，以星号隔开的部分就是奥威尔原来的段落结构。本文由珍妮特·珀西瓦尔（Janet Percival）和伊安·魏理森（Ian Willison）翻译成英文。

(2)　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 1863—1945），英国自由党政治家，1908年至1915年曾任英国首相。

(3)　原文是“dole”。

(4)　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 1867—1947），英国保守党政治家，曾于1923—1924年、1924—1929年及1935—1937年担任首相，奉行绥靖政策，无法遏制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大陆的步步崛起和进逼。

流浪汉生命中的一天⁽¹⁾

首先，流浪汉是什么样的人？

流浪汉是英国特有的人群，他的特点是：没钱、衣衫褴褛、每天走二十公里路和从来不会在同一个地方睡上两晚。

简而言之，他在不停地流浪，依靠救济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步行流浪，一遍又一遍地从英国的一头走到另一头。

他没有工作、房子或家庭，除了那身遮蔽身体的破烂衣服之外别无长物，依靠社会的救济而活下去。

没有人知道流浪汉这个群体有多少人。三万人？五万人？或许在就业很不景气的时候，英国和威尔士有十万个流浪汉。

流浪汉不是为了好玩而流浪，或因为他继承了祖先的游牧本能。他流浪的初衷和最根本的原因是不想饿死。

原因不难理解：由于英国的经济状况，他们失业了。因此，为了活下去，他们必须求助于公共或私人的救济。为了帮助他们，政府设立了济贫所，让他们能够有东西吃和有地方住。

这些地方彼此相隔大约二十公里，一个月只能在同一间班房⁽²⁾住一天。因此，如果他们想要有饭吃或有地方住宿的话，他们就得不停地流浪，每天晚上找新的地方住宿。

这就是流浪汉存在的原因。现在让我们看看他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单看一天就足够了，因为对于生活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的这些不幸的人来说，每天都是一样的。

*　*　*

让我们看看上午十点钟他走出班房时的情形吧。

他得走二十公里到下一家济贫所。这段路他可能得走上五个小时，下午三点钟左右可以到达目的地。

一路上他没有多少休息时间，因为警察会以狐疑的眼光打量流浪汉，立刻将他赶出他试图停歇的城镇或村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流浪汉不会在路上耽搁时间。

正如我们所说的，来到班房的时候大概是下午三点钟。但班房要到下午六点钟才开门。他得和其他已经在等候的流浪汉一起度过无聊的三个小时。这群人面容憔悴，胡子拉碴，衣衫褴褛，肮脏落魄。他们的数目渐渐多了起来，很快就有了一百来个几乎涵盖了各个行业的失业者。

席卷英国北方的失业浪潮让矿工和棉纺工成为受害者，他们构成了流浪汉的主体，但各个行业的人都有，无论是技术工种还是非技术工种。

他们的年龄？从十六岁到七十岁都有。

他们的性别？每五十个流浪汉里有两个是女人。

每个地方总会有一个智障在说着毫无意义的话。有的人看上去如此衰弱，你会纳闷他们是如何走完这二十公里路程的。

他们的衣服褴褛而肮脏，让你觉得很恶心。

他们的脸庞让你想到了野生动物的面孔，不是那种危险的动物，而是因为缺乏休息和照料而野蛮又胆怯的动物。

*　*　*

他们等候着，躺在草地上或坐在泥地上。那些最勇敢的人跑到肉店或面包店，希望讨到点吃的。但这是危险的举动，因为乞讨在英国是违法的，因此大部分人只满足于无所事事，用流浪汉的奇怪的行话交流只言片语，用的都是些字典里根本找不到的形形色色的古怪词语。

他们来自英国和威尔士的各个地区，彼此诉说着自己的冒险，谈论着在路上找到工作的可能性，但心里并不抱任何希望。

许多人以前在别的地方的某个班房见过面，因为在无休止的流浪中他们一遍又一遍地相遇。

这些济贫所是悲惨和肮脏的旅舍，这些不幸的英国浪人相聚几个小时，然后又分道扬镳。

所有的流浪汉都抽烟。因为班房里不许抽烟，他们会充分利用等候的时间。他们的烟草大部分来自路上捡到的烟头，用纸卷起来或塞进旧烟斗里。

当一个流浪汉在路上挣到或讨到钱时，他的第一反应是去买烟草，但大部分时候他只能将就着吸路上捡到的烟头。班房只为他提供食宿，至于其它，如衣服、烟草什么的，都得靠他自己张罗。

*　*　*

很快班房就要开门了。流浪汉们起身在这座大房子的墙边排队。那是一座难看的砖屋，修建在某个郊区，或许会被误以为是一座监狱。

几分钟后，几扇沉重的大门打开了，那群人走了进去。

当你走进大门后，你会惊讶地发现班房与监狱是如此相似。中间是一个空荡荡的庭院，周围是高耸的砖墙，主楼里是一间间四壁空空的囚室、一间浴室和一间行政办公室，还有一个小房间，里面摆着没有涂油漆的长凳，充当一间食堂。一切都那么丑陋和狰狞，如果你愿意去想象的话。

监狱的气氛无所不在。穿着制服的官员对流浪汉颐指气使，把他们推来搡去，从来不会忘记提醒他们进了济贫所后就被剥夺了所有的权利和自由。

流浪汉们登记了自己的名字和职业后，会被叫去洗澡，衣服和个人物品会被拿走，然后领到一套粗劣的济贫院棉布衣服过夜。

如果他碰巧身上有钱，那会被没收，但如果他承认自己身上有超过两法郎（四便士），他就不能住在班房里，得去别的地方找床位。

结果就是，那些身上的钱多于两法郎的流浪汉——他们的数目不是很多——得费尽心思将钱藏在脚趾缝里，确保它们不会被看到，因为这么做是得坐牢的。

洗完澡后流浪汉的衣服被拿走了，他领到了晚餐：半磅面包加一点人造黄油，还有半升茶。

那些专为流浪汉准备的面包难吃极了。它是灰色的，总是有一股难闻的馊味，让你觉得做这些面包的面粉用的一定是陈年旧谷。

就连那些茶也很难喝，但流浪汉们喝得很开心，因为茶水让他们在经历了一天的疲惫之后觉得温暖又舒服。

这些难吃的饭在五分钟内就被一扫而空。然后，流浪汉们被带到囚室里，他们将在那里过夜。

这些砖砌或石垒的囚室和监狱一样，大约十二英尺长，六英尺宽。里面没有灯——唯一的光源是墙上高处的一个窄窗和门上的一个窥视孔，让保安查看里面的人。

有时候囚室里会有一张床，但通常流浪汉们得睡地板，只有三张毯子当床铺。

枕头通常是没有的，因此这些不幸的人可以带他们的大衣进去，卷起来垫在头下面。

通常囚室里都很冷，而由于长期使用，那些毯子变得很薄，根本无法抵御严寒。

这些流浪汉一进囚室后，门就从外面牢牢地闩上，得到第二天早上七点钟才开门。

通常每间囚室住两个人。在他们那个小小的囚室待上十二个无聊的小时，除了一件棉布衬衫和三张薄薄的毛毯之外没有别的东西御寒，这些可怜的人被冻得够呛，无法享受到最起码的舒适。

这些地方总是有臭虫，而流浪汉又特别招虫，得辗转反侧好几个小时，徒劳地想睡上一觉。

就算他能入睡几分钟，躺在硬地板上的苦楚很快就会让他醒过来。

那些老油条的流浪汉过着这样的生活十五或二十年，已经习惯了，整晚都在聊天。他们会在第二天到野外躺在篱笆下面休息，比睡班房舒服一些。但那些年轻的流浪汉还没办法把这当成家常便饭，在黑暗中挣扎着哀号着，不耐烦地等候着早上的解脱。

但是，当日头终于照进牢房里时，他们就会绝望地想到又是一天，和之前的一天不会有什么两样。

终于，囚室的门打开了。是时候接受医生的检查了——事实上，流浪汉们得等到这一正规程序完成之后才会被释放。

医生总是姗姗来迟，这些流浪汉们得半裸着身体排队等候检查。于是，你可以了解到他们的身体状况。

那都是些什么样的身体和什么样的面孔啊！

许多人有先天畸形。有几个人得了疝气，缠着绷带。几乎每个人的脚都因为长期穿着不合适的鞋子走路而长满了水泡。老人们都瘦得皮包骨头。所有人都肌肉松弛，因为一年到头吃不上一顿饱饭，样子都很难看。

他们胡子拉碴的样子看上去未老先衰羸弱不堪，一切都在诉说着他们的营养不良和睡眠不足。

不过医生来了。他检查很快也很随便。按照规定，他只是来检查是否有流浪汉感染了天花。

医生挨个快速地上下前后扫了这些流浪汉一眼。

大部分流浪汉都得了某种疾病。有的几乎是白痴，几乎不会照顾自己。但是，因为他们没有可怕的天花的迹象，他们就被释放了。

政府可不在乎他们的健康状况，只要他们不得某种传染病就行了。

医生检查过后，流浪汉们穿上了衣服。然后，借着白天清冷的阳光，你可以好好地看一看这些可怜的家伙身上穿着的用于抵御变化无常的英国气候的衣服。

那些蹩脚的衣服——大部分是挨家挨户乞讨得来的——就算扔进垃圾桶里都嫌破。它们样式古怪，不合身，太长或太短、太大或太小，置身于别的地方你或许会哈哈大笑，但在这里你看到它们会感到很难过。

它们被补了又补，打着各种各样的补丁。用绳子代替丢失的纽扣，内衣裤只是脏兮兮的破布，破洞都用泥垢糊了起来。

他们当中有人没有穿内衣。许多人甚至连袜子也没有，就拿破布裹着脚趾，然后赤脚穿鞋，那些皮鞋在风吹日晒下变得硬邦邦的。

看流浪汉整装出发实在是可怕的一幕。

他们穿好衣服后分到了早餐，和昨天晚上吃的晚餐一样。

然后他们在院子里像士兵一样排好队，由保安派他们去干活儿。

有的去洗地，有的去砍柴，有的去碎煤，干各种各样的活儿，直到十点钟可以离开的指令下达为止。

他们拿回了昨晚被没收的私人财物，还分到了半磅面包和一块奶酪当午餐。有时候他们会分到一张餐券，能到路上指定的餐馆换面包和茶，价值三法郎（六便士），但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过了十点钟，班房的大门打开了，释放了一群可怜的、脏兮兮的赤贫者，在郊野分道扬镳。

每个人都准备去一间新的班房，在那里他会得到同样的遭遇。

或许这些流浪汉就这么活上几个月、几年乃至几十年。

*　*　*

总而言之，我们应该注意到，每个流浪汉吃的东西就只有750克（两磅）面包、一点人造黄油和奶酪，还有每天一品脱的茶水。显然，对于一个每天得步行二十公里的人来说，这根本不够。

为了补充伙食，弄到衣服、烟草和上千样他需要的东西，流浪汉在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下（他几乎不可能找到工作）就得去乞讨——乞讨或偷窃。

乞讨在英国是违法的，许多流浪汉就因为乞讨而成为了国王陛下的阶下囚。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如果他不去乞讨，他就会饿死，如果他去乞讨，他就触犯了法律。

这些流浪汉的生活毫无体面可言而且让人意气消沉。一个活跃的人很快就会变成一个丧失工作能力的废物。

而且，这种生活很单调。对于流浪汉来说，唯一的快乐就是不期然地得到几先令，这样就有机会吃上一顿饱饭或去畅饮一番。

流浪汉接触不到女人。没有几个女人会成为流浪女。在那些比较幸运的女人眼中，流浪汉是鄙夷的对象。因此，对于这些永恒的流浪者而言，同性恋是众所周知的恶习。

最后，那些没有犯罪的流浪汉，那些只是失了业的可怜人，被迫过着比最卑劣的罪犯还要悲惨的生活。他是一个徒有自由的人，却不如最可怜的奴隶。

当我们思考他和数千个遭受同样命运的人时，显而易见的结论就是，把他关进监狱度过余生会更好一些，在那里他至少能过得比较舒服。

(1)　刊于1929年1月5日《公民进步报》见p.3注①。

(2)　班房：原文“spike”是英语“casual ward”（收容所）的俚语表达。因此，译者在这里取“班房”这个更为俗语化的表达，并与译者翻译的《巴黎伦敦落魄记》中的译法保持一致。

伦敦丐帮⁽¹⁾

任何来到伦敦的人一定会注意到街头众多的乞丐。

这些不幸的人大部分是残疾人或盲人，在这座首都随处可见。你或许可以说，他们是伦敦的一景。

在有的地方，你可以每隔三四码就看到一个病恹恹的人，衣衫褴褛，站在人行道上，拿着一盒火柴假装在卖东西。

有的人小心翼翼地用破嗓子唱着流行歌曲。

也有的人则在用一件老旧的乐器发出刺耳的声音。

他们毫无例外都是乞丐，因为失业而生活没有着落，沦落到差不多公然向过路人乞求施舍的地步。

伦敦有多少这样的人？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数字，或许有好几千人，或许在一年最不景气的时候有上万人。总之，每四百个伦敦人里可能就有一个乞丐靠着另外三百九十九人的施舍而活下去。

在这些落魄潦倒的人里，有的人是因为受了工伤，有的人是因为得了遗传病，许多人是老兵，最好的年华在战争中度过，以为“可以结束战争”，没有学到一门能挣钱的手艺，等他们回国时才发现亏欠了他们的祖国由得他们在挨饿和乞讨之间慢慢地步入死亡，以此作为他们服役的报酬。

他们没有失业保险，就算他们有保险，法律所规定的领取失业救济的26周时间根本不足以让他们找到工作。

他们团结友爱，当中有老头也有年未弱冠的年轻人，女人的数目相对要少一些。

就像我上一篇文章所描写的流浪汉一样，伦敦的乞丐出身、性格和在相对景气的时候所从事的行当五花八门，但他们肮脏、褴褛和可怜兮兮的样子却没什么不同。

在我们进一步了解伦敦的乞丐靠公众施舍活下去的方式之前，我们应该了解按照政府的规定他们所处的尴尬境地。

*　*　*

伦敦有许多人完全依靠私人的施舍而活。有数千人在讨钱，但在大英帝国的都市里，乞讨是严令禁止的，违者会有牢狱之灾。那每天数以千计的乞丐怎么能违反法律却又不至于遭到惩罚呢？

答案是：事实上，要逃避这条法律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

直接要钱、要食物或衣物是犯罪行为，但另一方面，贩卖东西，或假装贩卖东西，或假装在表演以娱乐市民实则扰民则是合法的行为。

这就是英国法律的荒谬之处，有悖最基本的常理。

*　*　*

现在让我们了解一下他们是如何规避法律的。

第一点，音乐。

伦敦有许多歌手和会吹笛子或长号的乐手。那些不会演奏乐器的人则用手推车载着一部留声机穿街走巷，但这些街头音乐家中数目最多的是街头手摇风琴乐手。

手摇风琴这种乐器大约和一部普通的直立钢琴同样大小，放置在一部手推车上。演奏的时候，你要转动一个把手。

伦敦有许多手摇风琴乐手。事实上，他们的人数众多，在有的地方根本不可能避开。

你会发现一个可怜的家伙走到每个街角都会摇出一段乐曲。这种哀怨的音乐只有在伦敦才能听见，实在是让人觉得万分感伤。

我们必须顺便提一下，手摇风琴乐手不能与尽自己的努力以娱乐听众的真正的音乐家相提并论。他们就是彻头彻尾的乞丐。他们只会以完全机械的动作演奏出难听的音乐，目的只是为了让他们不至于违法。

他们“真正的”不幸在于，他们沦为彻头彻尾的被剥削的对象，因为在伦敦有十几家公司专门生产手摇风琴，每周的租金是15先令（90法郎）。一部手摇风琴平均能运作10年左右，这些风琴制造商的利润相当可观——反正比那些可怜的街头“音乐家”挣得多。

那些可怜的家伙拖着乐器，从早上十点钟一直到晚上八九点钟。

付清手摇风琴的租金后，到了一周结束时，他顶多还能剩个一英镑左右（约合124法郎）。

要是他独自行动的话还能够挣多点，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需要一个帮手在他转动把手的时候“伸出帽子去要钱”。

因为市民们顶烦他们，要是不觍着脸伸出帽子（那就是他们的要饭碗）讨钱的话，没有人会给他们一个子儿。因此，毫无例外，所有的街头音乐家都不得不找一个搭档，在他们挣到的钱里分一杯羹。

他们喜欢挑吃饭的时候在咖啡厅和客人多的餐馆门外演奏。

一个人在街上演奏乐器或唱歌，而另一个人则去讨钱。

当然，这种情况只有可能在工人阶级的居住区发生，因为在有钱人住的地方，警察根本不允许乞讨，即使伪装起来也不行。

结果，伦敦的乞丐主要依靠穷人而活下去。

现在，让我们回到手摇风琴。

我们已经了解到，他每天工作九到十个小时，拖着600公斤重的乐器从一间咖啡厅走到另一间咖啡厅，在每间咖啡厅前面逗留一小会儿，机械地演奏出一首曲子。

很难想象还有比六天在外面风吹日晒累死累活地只挣到可怜兮兮的一英镑更加绝望单调的生活。

而在伦敦有一千个人就像他们一样。

*　*　*

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乞丐必须假装成一个买卖人或艺术家才能避免违法……事实上，这种蹩脚的伪装骗不了任何人。

我们刚刚了解到街头音乐家的工作，现在让我们看看那些“人行道画家”的情况。

伦敦的人行道通常是用四方的石板铺成的，我们的画家就拿着彩笔在上面画肖像画、静物写生和浓墨重彩的风景画。

我想，在欧洲别的地方，哪儿都不会有像这样的“画家”。和那些音乐家一样，他们的工作名义上是为了取悦公众，因此，他们是在“工作”，严格意义上说他们并没有违反法律。

人行道画家就在自己的位置上从早上九点钟一直坐到夜幕降临。

他会先快速地画三四幅画，画出国王、首相、一幅雪景或水果和鲜花什么的，然后就坐在地上讨钱。

有时候，像手摇风琴乐手一样，当一大群人驻足看画的时候，他会找一个朋友帮忙把帽子递到他们面前。

不用说，他看上去越是可怜就越能勾起同情。

因此，他整天就坐在坚硬冰冷的石头上。一张板凳或折叠椅会让他看上去太“有钱”，妨碍他要钱。

显然，乞丐一定谙熟心理学。

你可以想象得出，那些画作根本谈不上是什么杰作。有的画比十岁大的孩子画的东西好不了多少。

这些人行道画家里头有的甚至从来没学过两个主题以上的画画，几年来就一直画着同样的作品。

这些可怜人的生活就像街头音乐家一样穷困而空虚。

有时候，这个行当一星期能挣到三到四英镑，但你必须考虑到那些麻烦的事情。比方说，下雨天就没办法在人行道上作画，因此，年复一年，他们每周的收入不会多于一英镑。

这些街头画家衣着穷酸，食不果腹，整天在寒风中萧瑟，到头来受风湿或肺结核所苦，最终死于这些疾病。

*　*　*

现在，让我们去了解一下那些在街头贩卖或假装贩卖火柴、鞋带、薰衣草香料等东西的人。

那些卖火柴的人必须以23生丁（半个便士）买到一盒火柴，卖出去的价格不能超过50生丁（一便士）。

你可能会觉得利润颇为可观。或许乍看上去是这样，但我们必须记住，为了挣到15法郎（半个克朗）一天这个伦敦生活的最低收入，他必须卖出六十盒火柴。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的“买卖人”同街头音乐家和画家一样，只是伪装起来的乞丐，比起后面两种人，他们的处境甚至更不值得羡慕。

无论天气好坏，他们都得站在路边整整六天，用可怜巴巴的声音兜售他们的货品。

没有比这更傻帽更低贱的买卖了。

没有人会买他们的火柴、鞋带或薰衣草香料，但不时会有一个过路人可怜他们，往他们挂在脖子上的展示货品的小盘子里扔进一个硬币。

每周六十个小时就这么昏昏沉沉地苦干只能挣到100法郎（16先令），只能勉强填饱肚子。

然后还有那些公然乞讨的人。这些人很少见，因为他们迟早会被抓起来，在国王陛下的监狱里混个脸熟。

不过，盲人可以例外，按照约定俗成的规矩，他们享有完全的豁免权。

*　*　*

现在，我们已经了解到伦敦形形色色的乞讨，让我们看看那些无奈之下靠施舍活下去的人私底下的生活。

许多乞丐结婚了，有的人背负着养育孩子的责任。

他们是如何奇迹般地满足家庭需要的呢？你几乎不敢问出这个问题。

首先，住宿怎么办？

在这个问题上单身汉有其优势，因为他可以在那些普通的寄宿旅社付4法郎（8便士）一晚的价钱租到一个床位，在人口众多的地方这些旅社的数目正在激增。

另一方面，结了婚的男人如果希望和妻子住在一起就必须租房子住，这会让他花更多的钱。

事实上，男女同住不合寄宿旅馆的规矩，即使分开房间住也不行。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伦敦当局在道德问题上绝不妥协。

*　*　*

乞丐们吃的几乎就只有面包和人造黄油配茶。

他们几乎不喝啤酒或其它酒精饮品，因为在伦敦啤酒要6法郎一升（6便士一品脱）。

因此，茶是他们唯一的提神饮品。只要买得起，他们日夜都在喝茶。

和流浪汉一样，伦敦的乞丐用自己特别的语言进行沟通，有许多奇怪的表达方式，大部分讲述的是他们如何应付警察。

他们彼此之间遵循一套特别的礼仪。每个人在人行道上有自己的保留位置，没有人会尝试偷钱。

手摇风琴乐手或人行道画家彼此之间的距离起码会有三十米。

这些定好的规矩很少被打破。

他们的敌人是警察，他们对乞丐拥有准自由决断权。一个警察可以随心所欲地命令他们走开，甚至可以逮捕他们。

如果他觉得一个人行道画家的画有碍观瞻，或是一个手摇风琴乐手闯进一个不准演奏音乐的“上流”社区，代表着法律和秩序的警察会马上让他走人。

那个乞丐要是不离开的话就会大祸临头，他将因“妨碍警察值勤”而被关进监狱。

*　*　*

有时候，这些可怜人中的一个会沦落到更不堪的境地。

或许他病了，没办法出门挣到租过夜的床位所需要的4个法郎。

而寄宿旅馆的老板从不赊账。

因此，每天晚上他得付4个法郎，不然就得露宿街头。

在伦敦的户外过夜可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对于一个衣衫褴褛营养不良又身无分文的可怜虫更是如此。

而且，伦敦只有一条大街允许露天过夜。

要是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漫步街头，坐在台阶上和路堤上或其它别的地方，但你不能在那里睡觉。

要是巡逻的警察发现你睡着了，他的责任就是把你叫醒。

那是因为睡着的人要比醒着的人更容易被冻死。英国是不会让它的子民死在街上的。

因此，你可以自由自在地在街头过夜，前提就是不能睡着。

但是，正如我所说过的，有一条路可以让那些无家可归的人睡觉。奇怪的是，那里就是泰晤士河的河堤路，不远处就是议会大厦。

那里有几张铁长凳，每天晚上有六七十人会过去睡觉，他们是首都最一贫如洗的人的代表。

河边冰冷彻骨，他们那身褴褛破旧的衣服根本不足以御寒，而且他们没有毛毯，就用旧报纸裹住身子。

那些不舒服的长凳和冰冷入骨的夜晚让人没办法睡着，但是，那些可怜的家伙实在是累坏了，尽管条件这么恶劣，他们彼此蜷缩在一起，还是能睡上一两个小时。

他们当中有些人几十年来没睡过床铺，就在河堤路的长凳上过夜。

我们建议所有到英国的游客，如果想看到我们繁荣表面下的另一面，他们可以去瞧瞧那些长年在河堤路露宿的人，瞧瞧他们肮脏褴褛的衣服、被疾病折磨的躯体、没有刮胡子的脸庞。他们生活在议会大厦的阴影下，正活生生地对其提出控诉。

(1)　刊于1929年1月12日《公民进步报》。见p.3注①。

一个国家是如何遭受剥削的
——论大英帝国在缅甸的统治⁽¹⁾

缅甸位于印度与中国之间，其人口属于印度支那人种。

它的面积是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三倍，约有1 400万人口，其中大约900万是缅甸人。

其余的人口由不计其数的在不同时期从中亚草原迁徙而来的蒙古部落组成，还有从英国占领时期开始到此居住的印度人。

缅甸人笃信佛教，各部落的居民则崇拜众多异教的神明。

要和这么多出身各异的人民以他们自己的语言交流，你得会说一百二十门不同的语言和方言。

这个国家的人口密度只有英国的十分之一，是世界上物产最富饶的国家之一。它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刚刚开始被开发利用。

它的森林盛产木材，是一流建筑材料的理想出产地。

缅甸产锡、钨、玉石和红宝石，这些只是其矿产资源的冰山一角而已。

目前它出产了全球5%的石油，其储量远远未见底。

但其最大的财富之源——养活了80%—90%人口的资源——是它的稻田。

稻谷普遍种植于自北向南流经缅甸的伊洛瓦底江的盆地。

在南部辽阔的三角洲平原，每年伊洛瓦底江带来许多吨冲积泥，土地极为肥沃。

缅甸稻米的产量和质量都非常高，向印度、欧洲乃至美洲出口。

而且，这里的温差变化没有印度那么频繁剧烈。

由于降雨丰沛，南方地区更是如此，缅甸不知干旱为何物，而且永远不会过于酷热。大体上，这里是热带最宜人的地区之一。

缅甸的郊野风光秀丽，有宽阔的河流、巍峨的山峰、四季常青的森林、斑斓绚丽的花朵、奇异特别的水果，要是我们提到这些的话，自然而然会想起“人间天堂”这个词。

因此，英国人煞费苦心就是为了得到这个国家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1820年他们占领了面积广袤的土地。1852年他们故伎重施。最后，在1882年，米字旗飘扬于这个国家几乎每一个角落。

在北边的山区居住着小型的原始部落，迄今他们还未被英国人统治，但他们很可能将遭受和其他国民同样的命运，这全拜用委婉的说法叫“和平渗透”的做法所赐，用直白的英语说，就是“和平吞并”。

我无意在本文中对英国的帝国主义统治进行褒扬或批判。我们只需要记住，这是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出发，对英国治理缅甸的得与失进行探讨会是更有意义的事情。

*　*　*

首先，让我们探讨政治问题。

在大英帝国统治下的所有印度行省政府奉行绝对的专制，因为单凭武力恐吓就能让数百万人乖乖听命。

但这种专制却潜伏在民主的面具后面。

英国统治东方民族的金科玉律是“东方人能做的事情绝不劳欧洲人插手”。换句话说，英国人掌握着最高权力，但由基层的公务员承担着日常的行政工作，执行公务时与人民打交道的公务员都是从本地人中甄选出来的。

比方说，在缅甸，所有的底层地方治安官、官至督察的全体警察、邮局职员、政府工作人员和乡绅等都是缅甸人。

最近，为了平息舆论和制止开始引起关注的民族主义动乱，英国甚至决定接纳受过教育的本地人成为几个重要职位的候选人。

雇用本地人担任公务员的制度有三个好处：

首先，本地人愿意接受比欧洲人低廉的薪水。

其次，他们更加了解同胞的心思，这会帮助他们更轻松地解决法律纠纷。

再次，他们有机会向政府表忠心，以此安身立命。

因此，通过与受过教育或略受过教育的阶层进行紧密合作，和平得以维系，不然他们的不满可能会催生造反的领袖。

但是，控制这个国家的人是英国人。当然，和每一个印度行省一样，缅甸有议会——以此昭示民主——但议会其实没有多大的权力。

它的权力根本无足轻重，大部分成员只是政府的傀儡，其作用只是让任何法案师出有名。

而且，每个行省都有一位由英国人委任的总督，他拥有像美国总统那样否决任何违背其意愿的提案的绝对权力。⁽²⁾

尽管正如我们所提到的，英国政府在本质上是专制政权，但这并不表示它没有得到民意的拥戴。

英国人修建了道路和运河——当然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但缅甸人也从中受惠——他们创办了医院，兴建了学校，并维持法治和秩序。

归根结底，缅甸人只是农民，一心只想着耕种土地。他们的意识还没有觉醒到诞生出民族主义者的地步。

他们的村庄就是自己的小天地，只要他们能宁静地耕种土地，他们不会在乎统治者是白人还是黑人。

有一点可以证明缅甸人不关心政治，那就是：只有两个步兵营和大约十个营的印度土兵和骑警驻扎在这个国家。

也就是说，一万两千名士兵，其中大部分是印度土兵，就足以让一千四百万人口臣服。

政府最危险的敌人是受过教育的年轻人。要是这个阶层人数更多一些，并真正受过教育的话，他们或许会高举革命的旗帜，但他们并没有这么做。

这是因为，首先，正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绝大多数的缅甸人是农民。

其次，英国政府尽量让缅甸人只接受笼统的教育，其内容几乎毫无用途，只能培养出信差、基层公务员、律师行的小文员和白领人士。

英国人小心翼翼地避免技术和工业方面的培训。这个政策在印度全境贯彻，目的是阻止印度成为有能力与英国一争高下的工业国。

事实上，大凡任何真正受过教育的缅甸人都是在英国接受教育，属于生活富裕的一部分人。

因此，由于没有受过教育的多样化阶层，也就不存在要求反抗英国统治的公共舆论。

*　*　*

现在，让我们思考经济上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再次发现缅甸人大体上十分愚昧，对自己正在遭受怎样的对待并不知情。结果就是，他们茫然无知，根本不会流露出憎恨。

此外，目前他们还没有遭受到太大的经济上的破坏。

确实，英国人抢夺了矿山和油井；确实，他们控制了木材生产；确实，形形色色的中间商、掮客、磨坊主和出口商从稻米买卖中谋取了巨额利润，只有种稻米的人——也就是农民——什么也没能得到。

而且，那些从稻米和石油买卖中暴发的商人没有对这个国家的富强做出任何贡献，他们的钱不会通过纳税增加地区的收入，而是流至海外，到英国消费去了。

说句实诚的话，我们可以说，英国人正在恬不知耻地劫掠盗窃缅甸。

但我们必须强调，缅甸人现在并没有察觉到这一点。他们的国家十分富庶，他们的人口非常稀少，和所有的东方人一样，他们如此无欲无求，不知道自己正被剥削。

耕种着他那一亩三分地的农民仍然过着与马可·波罗时代的祖先一样的生活。要是他愿意的话，他可以用合理的价钱买到未被开发的土地。

当然，他过着艰辛的日子，但大体上他没什么好发愁的。

饿肚子和失业对他来说像是天方夜谭。每个人都有活儿干有饭吃，为什么要杞人忧天呢？

但是，这是重要的一点：当他们的国家财富大量减少时，缅甸人就会开始尝到苦头了。

尽管自战争之后缅甸有了一定的发展，但那里的农民比起二十年前却更加贫困了。

他们开始体会到了土地税的重负，增加的收成并不足以减轻负担。

而工人的收入一直没有赶上生活成本的增长。

而原因就是，英国政府允许成群的印度人自由地进入缅甸，他们来自一片几乎就快饿死的土地，愿意为了微薄的收入而工作，结果，他们成了缅甸人可怕的敌人。

除此之外，缅甸本身的人口还在快速增长——上次的人口普查显示，在十年里缅甸人口增加了一千万——不难预见到，和所有人口过多的国家一样，迟早缅甸人就会丧失他们的土地，沦落到为资本主义体制服务的半奴隶制国家，而且还得忍受失业。

他们将会察觉到今天几乎没有察觉的问题：油井、矿山、磨坊业、稻米的销售和种植都被英国人控制。

他们还会意识到自己在工业上的落后，而当今世界是工业统治的世界。

*　*　*

英国在缅甸推行与印度同样的政治制度。

在工业方面，印度被刻意地保持在愚昧状态。

它只能以手工生产基本的必需品。印度人没办法生产诸如汽车、步枪、时钟、电灯泡等产品，也没有能力建造或驾驶远洋舰船。

与此同时，他们在与西方人打交道的时候依赖某些机器生产的东西，因此，英国工厂的产品在没有能力自主生产的国家找到了重要的倾销处。

通过无法逾越的关税壁垒，外国竞争无从实现。因此，英国的工厂老板们没有顾虑，完全控制了市场，攫取了高额利润。

我们说过，缅甸人还没有吃到大的苦头，而这是因为大体上他们还是一个农耕民族。

但是，和所有的东方人一样，对他们来说，与欧洲人的接触产生了他们的父辈根本不知道的对于现代工业品的需求。结果，英国人以两种方式偷走了缅甸的财富：

首先，他们掠夺了自然资源；其次，他们赋予了自己缅甸所需要的工业产品的专卖权。结果，缅甸人被拖入了工业资本主义体制中，但根本没有希望成为工业资本主义国家。

而且，和印度的其他民族一样，缅甸人服从大英帝国的统治完全是屈服于其武力，因为他们确实没有能力建造舰船，制造枪炮或任何现代战争必备的武器。按照现在的局势，如果英国人放弃印度，只会出现殖民地易主的情形。这个国家只会被另外一个强权势力侵略和掠夺。

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基础是以军事保护换取商业垄断地位，而正如我们所试图展现的，真正占便宜的是控制了各个领域的英国人。

*　*　*

结论就是，要是缅甸从英国人身上得到一点意料之外的好处，它一定会付出高昂的代价。

直到目前为止，英国人一直较为克制，没有过分地压迫本地人，因为还没有这个必要。缅甸人仍然处于从农民到产业工人过渡的初始时期。

他们的情况堪比十八世纪的欧洲人，只是发展工商业必备的资本、建设材料、知识和武力完全掌握在外国人手里。

因此，他们在专制体制的保护下，这个专制体制为了自己的利益会保卫他们，但当他们失去了利用价值时，就会被毫不犹豫地抛弃。

他们与大英帝国的关系就是奴隶和主人的关系。

这个主人是好是坏呢？这不是关键的问题，我们要说的只是，他实施的是暴政，说得直白一些，为的就是给自己捞好处。

尽管到目前为止缅甸人没有多少抱怨的理由，但缅甸的财富终有一天会难以支撑一直在增长的人口。

那时候，他们就会明白资本主义是如何报答它赖以生存的恩主的了。

(1)　刊于1929年5月4日《公民进步报》。

(2)　按照美国宪法第一条第七条款规定，总统有权否决经参议院和众议院通过的法案，如果法案被否决，而两院经过程序表决仍有三分之二多数同意，则该法案无须总统同意即可生效。

论英国人⁽¹⁾

走马观花看英国

在和平时期，来到这个国家的外国人很少会注意到英国人的存在。即使是美国人所说的“英国口音”也只在大概四分之一的人口中通行。在欧洲大陆的报纸漫画栏目里，英国人被描绘为一个戴着单片眼镜的贵族、一个戴着高礼帽的阴险的资本家或一个穿着博柏利衣服⁽²⁾的老处女。不管是怀着敌意还是善意，几乎所有这些对于英国的概括都是基于资产阶级的，而忽略了另外的四千五百万人。

但战争的机遇为英国带来了数十万平时不会到英国来的外国人，当中有士兵也有难民，他们与英国平民密切接触。对于捷克人、波兰人、德国人和法国人来说，“英国”原先意味着皮卡迪利马戏团和德比赛马，但他们发现自己蜗居于死气沉沉的英国东部村庄、北方采矿城镇或伦敦广袤的工人阶级社区，直到遭到闪电战的进攻，全世界才听说了这些地方的名字。那些有观察能力的人会亲眼看到真正的英国并不是导游手册里所描绘的那个英国。布莱克普尔⁽³⁾比阿斯科特⁽⁴⁾更具代表性，高礼帽是已被蛀烂的罕有的东西，群众几乎听不懂英国广播电台的语言。就连英国人普遍的体格也和讽刺漫画里所表现的不大一样，因为传统英国人那种瘦高的身材几乎只局限于上流阶层。工人阶级基本上个子矮小，四肢粗短，行动敏捷，而女人刚到中年就会变得非常臃肿肥胖。

将自己设身处地想象成一个外国人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他刚到英国，但没有先入为主的偏见，由于他的工作，他能和那些有用处不起眼的普通人保持接触。他的一些总结会是错的，因为他没有充分考虑到战争所引起的暂时的混乱。他从未见过平时的英国，因此他或许会低估阶级区别的影响力，或许会以为英国农业要比真实情况更加健康，或对伦敦街道的肮脏和酗酒的普遍印象过于深刻。但他带着新鲜的目光，会看到许多本地观察者所忽略的事情，而他可能得到的印象值得列举出来。几乎可以肯定，他会发现英国平民的突出品质：他们没有对艺术的敏锐触觉，性情斯文，遵纪守法，对外国人心存猜疑，对动物有爱心，伪善，有着夸张的阶级区别，并且对运动充满狂热。

谈到我们对艺术的迟钝，越来越多美丽的郊野成片的被毫无规划的建筑所破坏，重工业获准将一整个一整个的郡区变成了黑色的沙漠，古代的纪念碑被肆意捣毁或被黄色的砖海淹没，迷人的景色被丑陋的雕像给遮没——所有这些从来没有遭到群众的抗议。当民众对英国的住房问题进行讨论时，他们根本没有考虑审美方面的问题。他们也没有对任何艺术形式的广泛兴趣，可能就只有音乐是例外。诗歌是所有艺术中英国人最擅长的，也已经有一个多世纪对普通人失去了吸引力。只有当它化装成别的什么东西时才会被接受——像流行歌曲和顺口溜什么的。事实上，“诗歌”这个词会让一百个人中的九十八个人觉得好笑或尴尬。

我们这位想象中的外国观察者一定会对我们的斯文感到惊讶：英国人群秩序井然，没有人推搡或吵闹，自觉排队，像巴士乘务员这样操劳过度和备受侵扰的人脾气也很好。英国工人阶级的言行举止并不总是很优雅，但他们非常体谅别人。陌生人问路时会得到细心的照顾，盲人在伦敦行走时上每辆巴士上一定会有人搀扶他上车下车，过每条马路一定会有人指引。在战争时期一些警察会佩带手枪，但英国没有那种住在兵营里并佩带步枪（有时候甚至配备了坦克和飞机）的半军事化的宪兵队，而这些宪兵队却是从加莱到东京的社会守护者，守护着政权。除了六七个大城镇某几个臭名昭著的地区之外，犯罪或暴力现象很少。大城镇的人没有农村人那么实诚，但就算在伦敦，报贩也可以安心地把他那堆硬币留在人行道上去喝一杯。不过，盛行的温文尔雅的举止是最近才出现的。大家都还记得一个衣冠楚楚的绅士走在拉特克里夫大街⁽⁵⁾一定会遭人骚扰，而有人问一位著名的法学家什么是典型的英国式犯罪，他的回答是：“把你的老婆活生生揍死。”

英国没有革命传统，即使在最极端的政党里，也只有中产阶级的成员才会想要进行革命。群众仍或多或少地认为“犯法”和“错误”是同义词。大家都知道刑法很严苛，充满了古怪的规矩，而且诉讼费用极其昂贵，总是让有钱人占便宜，让穷人吃亏。但大家都觉得法律尽管有着种种弊端，仍会被认真地执行，法官或治安官是不能被收买的，没有人会未经审判而被定罪。西班牙或意大利的农民认为法律只不过是在糊弄人，但英国人骨子里不这么想。正是这种对于法律的普遍信赖使得最近许多干扰“人身保护法”⁽⁶⁾的事件避开了公众的注意，但它也使得一些难堪的局面得以和平解决。在伦敦遭受闪电战打击最惨的时候，当局曾试图阻止公众将地铁站当成防空洞。人们并没有以破门而入作为回应，而是花一个半便士给自己买票，这样一来他们就拥有了乘客的合法身份，也没有人想过再把他们给赶出去。

传统的英国排外情绪在工人阶级里比在中产阶级里更加强烈。在一定程度上，战前是各个工会阻挠了大批的难民从法西斯国家涌入英国，而当1940年那些德国难民被拘禁时，提出抗议的并不是工人阶级。习惯的差异，尤其是食物和语言上的差异，使得英国的工人阶级和外国人很难相处。他们的饮食同任何欧洲国家的饮食都有着非常大的差别，而且他们对此极其守旧。他们通常都会拒绝哪怕品尝一道外国的菜肴，他们对蒜头和橄榄油这些东西非常反感，而如果没有了茶和布丁，生活对于他们来说简直没法活了。英语的种种奇怪之处使得任何在14岁就离开学校的人几乎没办法在成年后学会一门外语。举个例子，在法国的外籍军团里，英国和美国的雇佣兵很少被提拔为军官，因为他们学不会法语，而一个德国人只需几个月就能学会法语。大体上，英国的工人认为即使把一个外语单词说准也是一件娘娘腔的事情。这和上流阶层把学习外语作为他们的固定教育内容这件事有着密切的关系。去外国旅行，说外国话，喜欢外国食物都被笼统地认为是上流社会的习惯，是一种势利的表现，因此，排外情绪因为阶级妒忌而增强了。

或许英国最糟糕的景观是在肯辛顿花园、斯托克波吉斯（事实上，与格雷⁽⁷⁾写下他那首著名的《挽歌》的墓地相毗邻）和其它众多地方的狗的公墓。此外还有动物的空袭警报中心，里面有给猫准备的具体而微的担架。在战争的第一年举行了动物节，依然像以往那样盛大隆重，而当时正值敦刻尔克大撤退。虽然最蠢的蠢事都是上流社会的女人做的，但对动物的钟爱却风靡整个英国，或许这和农业的式微与出生率的下降有着密切的联系。严格实施配给制的那几年并没有减少猫猫狗狗的数量，甚至在大城镇的贫民窟，爱鸟之人的商店里陈列着金丝雀的饲料，售价高达二十五先令一品脱。

伪善被普遍认为是英国人的特征之一，一位外国观察者准备好了时时会遇到它，但他会在与赌博、酗酒、卖淫和渎神相关的法律里找到特别合适的例子。他会发现在英国经常表露出的反对大英帝国的态度与大英帝国的辽阔版图很难调和。如果他是一个欧洲大陆人，他会注意到有一件很讽刺的滑稽事情：英国人认为拥有一支庞大的陆军是邪恶之举，却不认为拥有一支庞大的海军有何不可。他会认为这就是伪善——但这并不十分公允，因为英国事实上是一个岛国，因此不需要有庞大的陆军，而这使得英国的民主制度得以发展，人民群众都清楚这一点。

过去三十年来，夸张的阶级区别已经开始消失，而战争或许加速了这一进程，但刚到英国的人仍然会对赤裸裸的阶级区别感到吃惊，有时候甚至觉得恐惧。绝大多数人仍然能根据其言行举止和衣着样貌被立刻“归类”。就连体格也有着明显的阶级区别，上流阶级要比工人阶级平均高上几英寸。但在所有的差异中最明显的当属语言和口音。正如温德汉姆·刘易斯先生⁽⁸⁾所指出的，工人阶级的身份“烙在了舌头上”。虽然阶级区别并不绝对等同于经济差异，但有钱人和穷人之间的对比要比大部分国家突出得多，而且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

英国人发明了几样全世界最流行的运动，而相比英国文化的其它产物，它们的传播是最广泛的。数千万把“football”（足球）这个词都能念错的人从来没有读过莎士比亚或“大宪章”。英国人本身并不特别擅长这些运动，但他们喜欢从事这些运动，喜欢阅读关于这些运动的内容和进行赌博，这或许会被外国人认为是幼稚之举。在两场世界大战之间，足球博彩业让那些失业者感觉生活仍有个盼头，这是其它任何事情所无法比拟的。职业足球运动员、拳击手、骑师，甚至板球运动员的受欢迎程度远非科学家或艺术家所能及。不过，体育崇拜并没有如你在阅读流行报刊时所想象的那样被哄抬到无知的地步。当声名赫赫的轻量级拳击手基德·刘易斯在他的家乡小镇竞选议员的席位时，他只得到了一百二十五张选票。

我们所列举的这些特征或许是聪明的外国观察者首先注意到的。从中他或许会觉得他能为英国人的性格勾勒出一幅靠谱的图景。但这时或许他会想到：真有“英国人的特征”这么一回事吗？我们能将国家当成个体那样去讨论吗？假如可以的话，今天的英国和过去的英国之间真的存在着连续性吗？

漫步于伦敦街头，他会注意到书店橱窗里的那些旧图片，这时他会想到，如果这些图片具有代表性，那么英国一定经历了非常大的改变。一百多年前英国生活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粗暴。根据这些图片判断，英国的平民将时间花在了几乎无休止的斗殴、召妓、酗酒和放狗咬牛上，而且就连体型也改变了。那些大块头的马车夫和粗俗的拳击手，那些白裤子底下有着挺翘臀部的结实强壮的水手，还有那些丰满的胸脯胀鼓鼓的就像纳尔逊的舰队船首像的美女，他们都到哪儿去了？这些人和今天那些温文尔雅、含蓄克制、遵纪守法的英国人有什么相同之处呢？“民族文化”这种东西真的存在吗？

这个问题就像关于自由意志或个体身份的那些问题一样，在这些问题中，理性和本能可谓背道而驰。要找出从十六世纪开始贯穿英国生活的那根主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所有关心这些问题的人都觉得联系是存在的。他们觉得他们理解那些从古代延续到他们的时代的风俗制度——比方说议会、守安息日的传统或阶级体制的细微分层——这种了解是传承下来的，是外国人所不可能有的。而他们觉得英国个体也遵循某种民族模式。戴维·赫伯特·劳伦斯⁽⁹⁾被认为“很有英国范儿”，而布莱克⁽¹⁰⁾也是。约翰森博士⁽¹¹⁾和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¹²⁾在某种程度上是同一类型的人。我们认为我们和祖先很相像——比如说，莎士比亚同一个现代英国人的相似程度要比同一个现代法国人或德国人更高——这么说或许没有充分的理由，但它的存在对行为有所影响。传说被相信，然后便成为现实，因为它们建立了一种类型或“人格”，而普通人会尽自己的努力去与之相符合。

在1940年那个糟糕的时期，英国的国民团结要强于阶级仇恨这一点展露无遗。如果真有“无产者没有国家”这么一回事，1940年就是无产阶级给出证明的时候。然而，正是那个时候阶级情感退居幕后，直到燃眉之急过去之后才重新出现。而且，英国的城镇居民在轰炸下的冷静表现一部分程度上是因为民族“人格”的存在——那就是，出于他们对自己已有的观念。传统的英国人冷漠镇定，毫无想象力，不会轻易动摇。只要英国人认为自己应该是什么样的人，他就会倾向于成为那样的人。讨厌歇斯底里和大惊小怪，崇尚坚定，这些就是英国的普遍特征，除了知识分子之外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数以百万计的英国人愿意接受斗牛犬作为国家的象征，而这种狗素以丑陋、冥顽和愚蠢而出名。他们很愿意承认外国人比自己更加“聪明”，但他们认为英国由外国人统治是天理不容的事情。我们这位想象中的观察者或许会注意到这场战争几乎催生了类似于华兹华斯⁽¹³⁾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所写的十四行诗。他知道英国催生了诗人和科学家而不是哲学家、神学家或任何类型的纯粹的理论家。或许他最终的判断是，一种深刻的、几乎是无意识的爱国主义和没有能力进行逻辑思考才是英国人的性格亘久不变的特征，这从自莎士比亚以来的英国文学中可以找到痕迹。

英国人的道德观

大约一百五十年来，有组织的宗教，或任何形式的明确的宗教信仰都对英国人民没有什么影响。只有大约十分之一的人并非只有在婚嫁或葬礼时才会走进教堂。一种模糊的无神论和对来生的断断续续的信仰或许传播相当广泛，但基督教的主要教义大部分已经被遗忘了。你问一个普通人他所理解的“基督教义”是什么，他会完全以伦理学的词语去定义它（“无私”或“爱你的邻居”会是他所给出的定义）。到了工业革命的早期或许情况也差不多，那时候古老乡村生活突然被打破，英国国教已经失去了它对信徒的感染力。但最近一段时间非英国国教的教派也已经失去了它们的活力，而在上一代人中，阅读《圣经》的传统已经式微。如今你会经常遇到一些年轻人甚至连《圣经》里的那些故事都不知道。

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英国平民比上层阶级更保持了基督教的本色，或许比起任何欧洲国家也是如此。这就是他们不愿意接受宗教式的现代权力崇拜。他们对教会声言的教义几乎不屑一顾，却又坚守着教会从未明确阐述的教义，因为他们认为强权并不代表公理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正是在这一点上知识分子与群众有着最大的分歧。自卡莱尔⁽¹⁴⁾以降，但尤以上一代人为甚，英国的知识分子倾向于从欧洲获取思想，深受最终起源于马基雅弗利⁽¹⁵⁾的思想习惯的影响。过去十几年来兴盛一时的思想流派如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与和平主义分析到最后都是某种形式的权力崇拜。值得注意的是，英国与其它国家不同，马克思主义式的社会主义最热心的拥戴者是中产阶级。它的方式，如果不是它的理论，显然有悖于所谓的“资产阶级道德观”（即“做人的基本道理”），在道德问题上，正是那些无产者有“资产阶级倾向”。英国一个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是杀死巨人的杰克⁽¹⁶⁾——与大人物抗争的小人物，米老鼠、大力水手和查理·卓别林都是同一类角色。（值得注意的是，希特勒一上台德国就封杀了卓别林，而且英国的亲法西斯作家对他极尽攻讦之能事。）英国人普遍痛恨恃强凌弱，而且往往站在弱者一方，就因为他是弱者。因此，英国人崇拜“体面的输家”，在体育、政治或战争上对失败富于宽容。即使是在非常严肃的事情上，英国人并不觉得未能取得成功的行动就必定毫无意义。1939年至1945年的那场战争的一个例子就是希腊战役⁽¹⁷⁾。没有人指望它会取得成功，但几乎每个人都认为应该展开这一行动。民众对于外交政策的态度几乎总是蒙上要与弱小的一方共同进退这一本能的色彩。

最近一个明显的例子是1940年苏联与芬兰的战争中的亲芬兰情绪。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从几次围绕着这个问题而展开的补选就可以看出来。民众对于苏联的观感在之前本已有所好转，但芬兰是一个遭到大国进犯的小国，而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这就够了。在美国内战期间，英国的工人阶级支持北方——这一方的立场是要废除奴隶制——虽然北方对棉花港口的封锁使得英国的情况非常艰难。在普法战争时期，英国的亲法情绪主要集中于工人阶级。当时代表了工人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的自由党对那些被土耳其人压迫的各个小国抱以同情。当英国公众愿意去关心的话，他们同情的是抗击意大利人的阿比西亚人，抗击日本人的中国人和抗击佛朗哥的西班牙共和党人。当德国国力衰弱而且武装落后时，英国对它也很友好。这场战争之后看到类似的情绪转变并不会令人觉得惊奇。

这种你应该与弱小的一方共同进退的情绪或许源自从十八世纪以来英国奉行的势力制衡政策，欧洲批评家会补充说这是一派胡言，并拿出证据指出英国自己就对印度和其它地方的人民实施压迫。事实上，我们不知道如果英国人民能够作主的话他们会如何决断印度事务。所有的政党和无论什么政治色彩的报纸都串通起来不让他们了解问题的真相。但是，我们确实知道他们有时候会与弱者一道与强者抗争，即使这对他们来说明显没有好处。最好的例子是爱尔兰内战。爱尔兰叛军的杀手锏是坚定地站在他们那一边的英国的公共舆论，阻止了英国政府以唯一有效的手段镇压叛乱。就连布尔战争时期也有很多人在大声疾呼支持布尔人，虽然声音还不足以强到影响事件的地步。从中你可以总结认为英国平民已经落后于他们的世纪。他们没有跟得上强权政治、“现实主义”、神圣的利己主义和“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一信条。

英国人普遍痛恨恃强凌弱和恐怖主义，这意味着任何使用暴力的罪犯都得不到多少同情。美国式的黑帮主义在英国没有市场，而美国的黑帮从未尝试过将他们的活动引入到这个国家，在有需要的时候整个英国会团结在一起，与那些绑架婴儿和在街头以机关枪进行扫射的黑帮分子进行斗争。就连英国警察的高效也取决于在警察部队的背后有公共舆论在撑腰这一事实。这种现象的负面作用就是几乎所有的英国人都容忍残酷而落伍的惩罚。英国仍然有类似鞭笞这样的刑罚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它继续存在，一部分原因是英国人在心理学上的普遍无知，一部分原因是只有那些犯下得不到任何人同情的罪行的人才会受鞭笞之刑。如果鞭刑被重新用于非暴力犯罪或军事犯罪，或许将会引起公愤。军事惩罚在英国并不像在大部分国家那样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民意几乎是一边倒地反对犯了懦弱罪和逃兵罪得被判处死刑，不过杀人犯会被判处绞刑这倒没有什么反对的声音。大体上英国人对于犯罪的态度无知而落后，就连对少年犯加以人道宽待也是最近才有的事情。如果艾尔·卡彭⁽¹⁸⁾生活在英国的话，他进监狱的罪名可不会是在个人收入上逃税。

比英国人对待犯罪和暴力的态度更复杂的问题是清教徒主义的继续存在和举世闻名的英国人的伪善。

英国人口的主体，构成四分之三人口的工人阶级，都不是清教徒。加尔文主义的阴沉的神学理念从未在英国流行，不过在威尔士和苏格兰倒是盛行了一阵。但广泛意义上的所谓的清教徒主义（即道学、禁欲主义、反对享乐的精神）是地位仅比工人阶级高出一点点的小商人和厂主阶层并不成功地强加在工人阶级身上的信仰。究其根源，它的背后有一个明显但无意识的动机：如果你能说服那些工人每一样娱乐都是有罪的，你就可以让他们多干活少拿钱。在十九世纪早期，甚至有一种思想认为工人不应该结婚。但要说清教徒的道德戒律只是一派胡言是不公平的。它对不道德的性爱的怀有夸张的恐惧，并延伸到反对戏剧、舞蹈甚至色彩鲜艳的服装，在部分程度上是对中世纪后期真正的堕落的抗议。还有梅毒这个新的因素，它大概于十六世纪在英国出现，在接下来的一两个世纪造成了可怕的危害。不久之后又有一个新的因素出现，那就是蒸馏烈酒——杜松子酒、白兰地等——这些可比英国人喝惯了的啤酒和蜂蜜酒要更加来劲得多。“节欲”运动是对十九世纪由于贫民窟的情况和廉价杜松子酒所引起的骇人听闻的酗酒现象的善意的反应。但它必须由狂热分子去领导，他们不仅认为酗酒是不道德的，就连适度饮酒也是有罪的。过去五十年来，甚至有类似的反对吸烟的运动。一百年前或两百年前，吸烟是很受反对的事情，但只是基于吸烟肮脏、低俗和对健康有害等理由之上，而认为吸烟是邪恶的自我放纵之举则是现代的事情。

这些想法从来没有真正地吸引过英国群众。充其量他们只是被中产阶层的清教徒主义吓得只能偷偷摸摸地享受他们的乐子。大家都承认工人阶级要比上层阶级更有道德，但性爱本身是邪恶的这个看法并没有群众基础。音乐厅的玩笑、布莱克普尔的明信片和士兵们自己写的歌曲完全不符合清教徒主义的精神。另一方面，英国几乎没有人同意卖淫。在几个大城镇里卖淫非常公开，但那完全没有吸引力可言，而且从来没有真正地被容许。它不能像在某些国家那样被加以管制和人道化，因为每个英国人都打心眼里觉得它是错的。至于过去二三十年里所发生的性道德的普遍淡漠化，它或许只是暂时的现象，原因是人口中女多男少。

在饮酒这个问题上，一个世纪的喧嚣的“节欲”运动唯一的结果就是只是伪善的些许增加。酗酒这一英国恶习现象的消失并不是那些狂热分子反对饮酒进行呼吁的结果，而是与之竞争的娱乐、教育、工业条件改善和饮酒本身变得昂贵的结果。那些狂热分子能让英国人喝啤酒变得困难，而且心里隐隐觉得这是不对的，但不能真的使他戒酒。酒吧是英国生活的基本设施之一，虽然非英国国教的地方政府奉行骚扰策略，但它们仍在继续营业。赌博的情况也是如此。根据法律规定，大部分形式的赌博都是非法的，但它们都在大规模地进行。英国人的格言或许就是玛丽·劳合⁽¹⁹⁾的歌曲中的歌词所写的：“来点乐子对你有好处。”他们并非奸邪之人，甚至并不懒惰，但他们想要来点乐子，无论那些高层人士有什么样的说法。在与提倡禁欲的少数派的斗争中，他们似乎正逐渐获胜。就连英国星期天的恐怖也已经在过去十几年来缓和了许多。一些受法律管制的酒吧——每一条法则都在和酒吧老板作对，并让喝酒变得意兴索然——在战争期间也变得宽松了。而那则愚蠢的禁止孩子进酒吧的规定，其目的是使得酒吧变成一个很不人性化的纯粹只是喝酒的地方，现在在英国的某些地方正开始不被当成一回事，这是非常好的现象。

传统上英国人的家就是他的城堡。在一个推行征兵制和身份证的时代这种事情不可能是真的。但对组织化的仇恨，那种你的闲暇时间由你支配和一个人不应该因为思想而获罪的观感，都是根深蒂固的，而且战时不可避免的中央集权过程虽然仍在推行，却还没有将其摧毁。

确实，英国报刊所大肆吹嘘的自由其实是名不符实的。首先，报刊的集中所有制意味着在实际操作中不受欢迎的意见只能刊登在发行量很小的书籍和报刊上。而且，大体上英国人并不是特别重视出版物，因此对这一方面的自由权利并不是很警觉。过去二十年来有很多干涉出版自由的事情发生，但民众并没有真的进行过抗议。就连《工人日报》遭到查禁时所举行的示威游行也可能是由一小群人在幕后操纵的。另一方面，英国人确实拥有言论自由，几乎所有人都尊重这一自由。只有极其少数的英国人害怕在各个场合说出自己的政治观点，而没有多少英国人会有不让别人说出意见的念头。在和平时期，当失业情况可以被当作武器时，的确存在着对“赤色分子”进行小规模干涉的情况，但真正的极权主义的气氛，国家努力控制人民的思想与言论的情况很难想象会出现。

防止极权主义的安全措施是对于良知品德的尊重和愿意倾听双方意见的心态，这在任何公共会议上都可以观察得到。但这在一部分程度上也是因为缺乏思想的结果。英国对思想问题不是很感兴趣，因此对它们比较包容。“思想偏差”和“危险思想”在他们看来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普通的英国保守党人、社会主义者、天主教徒、共产主义者或别的什么人几乎从来不能完全理解那些他所信奉的信条的全部逻辑内涵，他总是说出一些异端的言论，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左翼或右翼的正统思想主要在知识分子群体里盛行，而理论上他们应该是思想自由的捍卫者。

英国人不是很会记仇，他们很善忘，他们的爱国主义大部分是无意识的产物，他们不崇尚军事上的荣耀，不会对伟人顶礼膜拜。他们身上有着老派的优点和缺点。他们不会用自己的一套理论去反对二十世纪的各种理论，只会以模糊的被称为“做人道理”的道德品质进行抵制。在1936年德国人重新占领莱茵兰的当天，我在一座北方的采矿小镇。在这则明显意味着战争的消息公布后我碰巧走进一间酒吧，刚好电台进行了广播，然后我对酒吧的其他人说道：“德国军队已经开过了莱茵河。”有个人似乎接了茬，用法语回答道：“你说呢？”这就是他们的回答！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能让这些人醒过来。但当晚迟一些的时候，就在同一间酒吧里，有人唱了一首刚出的歌曲，大家合着唱道：

在这儿你不能这么干，

不，在这里你不能这么干。

到别处去你可以这么干，

但在这儿你不能这么干！

我惊讶地意识到这就是英国人对法西斯主义的回答。不管怎样，它确实还没有在这里发生，虽然条件其实非常有利。我们在英国所享有的自由、思想或别的什么不应该被夸大，但经过近六年的绝望的战争它并没有明显地消亡，这就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迹象。

英国人的政治观

英国人不仅对教义的细微之处漠不关心，而且在政治上也十分无知。现在他们才开始使用在欧洲大陆国家已经盛行多年的政治术语。如果你从任意哪个阶层随便找一群人，叫他们指出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法西斯主义，你会得到极其模糊的答案，有的答案傻得叫人吃惊。

而且他们还对本国的政治体制十分无知。近几年来，出于各种原因，政治活动有所复兴，但长久以来，对党派政治的热情一直在减退。许多英国成年人一辈子都不曾投过票。在大城镇里，人们不知道自己的议员的名字或他们生活在哪个选区是很平常的事情。在战争那几年，由于未能更新登记资料，年轻人没有了投票权（29岁以下的年轻人一度是没有投票权的），而他们似乎对这件事并不以为然。古怪的投票制度也没有引起多少争议。这套制度总是偏向于保守党，不过1945年的时候却对工党有利。英国人关注的是政策和政客（张伯伦、丘吉尔、克里普斯⁽²⁰⁾、贝弗理奇⁽²¹⁾、贝文⁽²²⁾），而不是关注政党。认为真正掌控事件的是议会，而当新政府成立的时候有望贯彻实施重大变革的这种感觉，自从1923年工党首度执政后就已经逐渐消失。

虽然有许多细分的不同政党，英国事实上只有两个政党：保守党和工党，此二者基本上代表了英国的主要利益。但过去二十年间这两个政党变得越来越彼此相似。每个人一早就知道任何政府，无论它的政治原则是什么，都可以肯定不会做出某些事情。因此，没有哪个保守党政府会回归十九世纪的所谓保守主义。没有哪个社会主义政府会屠杀有产阶级，甚至不能无偿将其财产充公。关于政治气候改变的一个近期的好例子是对“贝弗理奇报告”⁽²³⁾的反应。三十年前，保守党人会将其斥为国家慈善，而大部分社会主义者会认为它是资本家的贿赂而拒绝接受。到了1944年，唯一发生的讨论只是到底它将在全国实施还是在局部地区实施。政党区别的模糊正在几乎所有国家发生，一部分原因是，或许除了美国之外，每个地方都在迈向计划经济。另一部分原因是，在强权政治的时代，国家的生存要比阶级斗争更加重要。但由于英国既是一个蕞尔岛国，又是帝国的中心，自有其特别之处。首先，在当前的经济条件下，英国的繁荣一部分程度上取决于帝国，而所有的左翼政党在理论上都是帝国主义的反对者。因此，左翼政党的政治家意识到——或者说最近意识到——一旦掌握权力，他们必须在放弃某些原则和降低英国人的生活标准之间作出选择。其次，英国不可能像苏联那样经历革命的过程。它太小了，太有组织性了，太依赖于进口的食物了。英国内战意味着饥荒或被某个外国势力征服，或两者同时发生。第三点，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英国内战在道德上是不可能发生的。在我们所能预见到的任何情况下，汉莫史密斯的无产阶级不会举行起义并屠杀肯辛顿的资产阶级：他们并没有那么大的分歧。即使是最剧烈的变化也会以温和的形式发生，并展现出合法性，除了各个政党的“极端分子”之外可谓人尽皆知。

这些情况构成了英国人的政治观的基础。人民群众希望有深刻的改变，但他们不想要暴力。他们希望保持自己的生活水平，同时又希望觉得他们并没有在剥削较为不幸的民族。如果你在整个英国发一张问卷，问题是：“你想要从政治中获得什么？”绝大部分人的回答会大致上一样。大体上它会是：“经济平稳、能保证和平的外交政策、社会更加公平、解决印度问题。”而在这些里面最重要的是第一点，失业甚至是比战争更加可怕的梦魇。但很少有人会认为一定要提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这两个词语都没有多少感情上的吸引力可言。听到将英国银行收归国有这个想法，没有人会心惊肉跳。另一方面，关于坚定的个人主义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那套陈词滥调已经不再被群众所盲目接受。他们知道“顶层有的是地方”并不是真的。他们当中大部分人并不想爬到顶层，他们只想有稳定的工作，并让他们的孩子过上好的生活。

在过去几年里，由于战争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对旧式资本主义明显的效率低下的不满和对苏俄的崇拜，民意明显转向左翼，但并没有变得更加教条主义或明显带着仇恨。没有哪个自称是革命党的政党其信徒数量有明显增加。这些政党大概有六七个，但他们的党员数目全部加起来，即使算上莫斯利⁽²⁴⁾的黑衫军的残余，数量也不到十五万。它们当中最重要的是共产党，在成立二十五年后，应该被认为以失败告终、虽然它在条件有利的时候拥有可观的影响力，它从未展现出发展成为一个类似于法国共产党或希特勒上台前的德国共产党那样的大党的迹象。

多年以来，共产党的党员数目因应俄国的外交政策而上升或下降。当苏联与英国友好时，英国的共产党员奉行“温和”的纲领，和工党的那一套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而他们的党员数量会增加到数万人。当英国和俄国的政策分道扬镳时，那些共产党员就会回到“革命”纲领，其党员数量就又减少了。事实上，他们只有放弃他们的基本目标才能争取到一批有分量的追随者。其它各个马克思主义政党都宣称是真正的没有被腐蚀的列宁的继承者，它们的情况甚至更加绝望。普通的英国人没办法理解他们的教条，对他们的牢骚也不感兴趣。在英国，遍布警察的欧洲国家所形成的那种阴谋论心理是一大障碍。许多英国人无法接受任何以仇恨和非法为基调的信条。欧洲大陆那些无法无天的意识形态——不仅是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还有无政府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甚至包括教皇至上的天主教信仰——都只有知识分子才接受它们的纯粹形式，他们是茫然无知的群众中顽固偏执的孤立派。值得注意的是，英国的革命作家不得不使用杂交式的词汇，大部分关键词语都是翻译过来的。他们所表达的概念几乎没有相对应的原汁原味的英国词语。比方说，就连“无产阶级”这个词也不是英语，而绝大多数英国人并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要说真有什么意思的话。它的普遍用法就只是表示“穷人”。但即便如此，它体现出的是社会的而不是经济的倾向，大部分人会告诉你铁匠或补鞋匠属于无产阶级，而银行职员则不是。至于“资产阶级”这个词，几乎只有自己就是“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才会使用它。这个词只在作为印刷业的术语时才真的被普遍使用。而如你可能会预料到的，它被英国化了，被读成了“布尔乔斯”⁽²⁵⁾。

不过，有一个抽象的政治名词被广泛使用，它的意思很空泛，但大家都很了解它的含义。这个词就是“民主”。在某种程度上，英国人确实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民主的国度。没有人会笨到以字面的意义去理解这个词。如果民主意味着由人民进行统治或社会平等，那显然英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然而，这个词自希特勒的上台后有了第二层含义，而在这个意义上，英国确实拥有民主。首先，少数人拥有让自己的声音被别人听到的权利。但不止这些，当公共舆论决意要表态时，它是不容被忽视的。它或许只能以罢工、示威、给报纸写信等间接的方式进行表达，但它可以并且明显确实能够影响政府的政策。英国的政府或许并不公正，但它无法独断专行。它不能做出一些极权政府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从成千上万的例子中只挑一个，那就是德国进攻苏联。这件事情的重要之处不在于德国不宣而战——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而是它的发生事前没有经过任何宣传。德国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与一个昨晚表面上还保持着友好关系的国家交战。我们的政府可不敢做出这么一件事情，而且英国人很清楚这一点。英国的政治思维被“他们”这个词所统治。“他们”高高在上，是掌握实权的神秘人物，对你做出违背你的意愿的事情。但大家普遍都觉得虽然“他们”暴虐专横，但并非无所不能。如果你不嫌麻烦向他们施压，他们会有所反应。“他们”甚至可以被免职。虽然英国人在政治上非常无知，但当某件小事似乎表明“他们”做得太过分了的时候，他们会总是展现出令人惊讶的敏感。因此，虽然表面上麻木不仁，他们时不时会对操纵补选或国会里某个议题的操作太“克伦威尔”⁽²⁶⁾突然激起一阵鼓噪。

有一件事情很难加以确认，那就是保皇情绪在英国的延续。至少在英国南部，直到英王乔治五世逝世之前，保皇情绪很强烈而且很真实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1935年举行“国王登基二十五年庆”⁽²⁷⁾时民众的反应让当局很是吃惊，庆祝不得不延长了一周的时间。平时只有那些有钱人才是公开的保皇派。比方说，在伦敦西区，电影放到结尾时人们会唱《天佑吾王》并起立致敬，而在贫民区人们会直接走出电影院。但在“国王登基二十五年庆”时对乔治五世所展现出的热爱显然是出于真挚，甚至可能从中看到一种几乎和历史一样古老的理念的残余或复兴，那种国王和人民团结在一起对抗上层阶级的理念。比方说，伦敦贫民区有的街道在“二十五年庆”时挂出了非常奴颜婢膝的口号，如“虽是穷人，忠心不改”。而其它标语将对国王的忠诚和对地主的仇恨联系在一起。比方说：有的标语写着“国王万岁，打倒地主”，更有的标语写着“不要地主”或“地主滚开”。要说保皇情感是否已经被逊位事件⁽²⁸⁾消灭还为时过早，但毫无疑问逊位事件给了它沉重的一击。过去四百年来，它随着境况而兴衰。比方说，在她统治的一部分时间里，维多利亚女王很不受欢迎，在十九世纪的前二十五年间，公众对皇室的兴趣根本不能与一百年后相提并论。目前大部分英国人或许是温和的共和党人，但情况也有可能是，另一位长期在位的君主就像乔治五世那样复兴保皇情感，并使之——就像1880年到1936年那段时间一样——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政治因素。

英国的阶级体制

在战争时期，英国的阶级体制是敌人进行宣传的最佳论据。关于戈培尔博士斥责英国仍然是“两个国家”，唯一符合真相的答案应该是，事实上，它是三个国家。但英国的阶级区别的特殊之处不在于它们的不公正——因为说到底富有和贫困在几乎任何国家都是并存的——而在于它们与时代格格不入。它们并不完全反映了经济上的区别，一个本质上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国家被等级体制的幽灵上了身。

对于现代社会的阶级划分通常会是三个称呼：上层阶级或资产阶级，中层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这一划分大致上符合事实，但你从中无法得出有用的结论，除非你考虑到各个阶级内部的细微差别，并意识到英国人的世界观蒙上了浪漫主义和刻骨势利的色彩。

英国是最后一批仍然坚持外在的封建主义形式的国家之一。头衔被保留了下来，并且一直在创造新的头衔，而且由世袭贵族为主体的上议院拥有实权。与此同时，英国没有真正的贵族阶层。贵族统治通常赖以建立的种族差异在中世纪末期就开始消失，那些中世纪的名门几乎完全销声匿迹。而那些所谓的世家是那些十六、十七和十八世纪发家致富的家族。而且，认为“高贵者生来就是高贵的”和“即使你是穷人也能是一个贵族”的这些观念在伊丽莎白时期就已经式微，莎士比亚对这件事发表了见解。然而，奇怪的是，英国的统治阶级从未变成纯粹而简单的资产阶级。它从未具有纯粹的都市气息或赤裸裸的商业气息。希望成为乡绅，拥有并管理土地，从地租中获得一部分收入这一理想经受住了每一次变迁。因此，每一波新的暴发户没有简单地取代原先的统治阶层，而是接受了他们的习惯，与他们通婚，过了一两代人之后，变得与他们没什么两样。

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或许是英国面积狭小，而且气候温和，风景秀丽而多变。在英国根本不可能走上二十里还碰不到一座城镇，而就算在苏格兰也不容易。乡村生活不像国土更辽阔冬天更寒冷的国家那么土气。而英国统治阶级相对比较有道义——因为说到底，他们的行事作风并不像欧洲大陆的统治阶级那么卑鄙下流——这或许是和他们自认为是封建乡绅有关系。许多中产阶级的人士也拥有这样的世界观。几乎每个有条件去当一名乡绅的人都会去当乡绅，或至少朝成为一名乡绅作一番努力。带停车位和围墙花园的庄园主屋以缩小的样式重新出现在股票经纪人的周末度假屋和带草坪和绿草隔离带的郊野别墅，甚至在港湾公寓的窗台上出现了盆栽旱金莲。这一广为传播的白日梦无疑是势利的，它的目的是稳固阶级区别，并对阻止英国农业的现代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它与某种理想主义联系在一起，一种认为风格与传统要比金钱更加重要的感觉。

在中产阶级内部，那些以挤进上流阶层为目标的人和那些不想这么做的人之间有着鲜明的区别，这体现在文化方面而不是在经济方面。根据常见的划分方法，在资本家和挣周薪者之间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被归为“小资产阶级”。这意味着哈利街⁽²⁹⁾的医生、军官、杂货店主、农场主、资深公务员、律师、神职人员、校长、银行经理、包工头和拥有自己的渔船的渔民，都属于同一阶层。但是，没有哪个英国人会觉得他们属于同一阶级，而他们之间的区别不在于收入上的区别，而在于口音、举止和，在一定程度上，世界观的区别。任何真的关注阶级区别的人会认为一个年收入1 000英镑的军官在社会地位上要高于一个年收入2 000英镑的店主。即使在上层阶级内部，类似的区别也是存在的，拥有贵族头衔的人几乎总是比没有头衔但收入更高的人更加受人尊敬。中产阶级则依据他们与贵族的相似程度进行划分：专业人士、资深官员、军队里的军官、大学教师、神职人员，甚至文学界和科学界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地位都要比商人高，虽然在整体上他们的收入较低。这个阶层的一个特征是，他们最大的支出用在了教育上。一位成功的贸易商人会把儿子送到当地的文法学校读书，而一位牧师则会把一半收入用于供孩子去一间公学读书，自己多年来节衣缩食，虽然他知道花的这笔钱是得不到直接回报的。

此外，中产阶级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区别。旧的区别主要在于“一位绅士”和“一位非绅士”的区别。然而，过去三十年来，现代工业的需求、技术学校和地方大学造就了新的类型的人，有中产阶级的收入和他们的一部分习惯，但对自己的社会地位不是太感兴趣。像无线电工程师、工业化学家这样的人，他们的教育没有让他们学会尊重过去，他们倾向于住在公寓楼里或居民小区里，那里的旧社会结构已经瓦解，他们是英国最接近于没有阶级的人。他们是社会的重要部分，因为他们的数目在稳定增加。比方说，这场战争使得成立庞大的空军部队成为必要，因此就有了数以千计的工人阶级出身的青年毕业后加入英国皇家空军，进入技术中产阶级。现在任何严肃的工业重组都会有同样的效果。那些技术人员的特别的世界观已经在中产阶级的旧阶层里传播。这种情况的一个迹象就是，中产阶级内部的通婚要比以往更加自由。另一个迹象就是年收入2 000英镑以下的人越来越不愿意因为教育搞得自己倾家荡产。

另一系列改变或许始于1871年的教育法案，正在工人阶级内部发生。你不能完全无视英国工人阶级的势利或谄媚。首先，工资条件较好的工人和那些极度贫穷的工人之间有着相当明显的区别。即使是在社会主义的文学作品里也会很经常发现对住在贫民窟的人（总是用那个德文词语“流氓无产阶级”⁽³⁰⁾）抱以轻蔑的口吻，而生活水准很低的外来劳工，如爱尔兰人，则备受轻视。比起大部分国家，英国人或许更倾向于接受阶级区别是永恒的，甚至接受上层阶级生来就是领袖。意味深长的是，在大难临头之时，最有能力将整个国家团结在一起的人是丘吉尔，一个贵族出身的保守党人。“老爷”这个称呼在英国频繁使用，那些明显看上去就像是上层阶级的人总是能受到本不应有的来自门卫、售票员、警察等人的礼遇。正是英国生活的这一方面最让来自美国和自治领的游客感到惊愕。变得奴颜婢膝的趋势在过去二十年两次战争之间或许没有减弱，甚至或许增强了，这主要是拜失业所赐。

但势利与理想主义从来都是分不开的。给予上层阶级他们应得之外的尊重这一趋势是与对于良好举止和被称为“文化”的事物的尊重分不开的。在英国南部，毫无疑问大部分工人阶级想要模仿上层阶级的举止和习惯。鄙视上层阶级，认为他们娘娘腔和“装腔作势”的传统态度在重工业地区流传最为广泛。带着敌意的绰号像“花花公子”和“公子哥儿”已经几乎绝迹了，就连《工人日报》也刊登“高级绅士裁缝”的广告。最重要的是，在整个英国南部几乎普遍都觉得伦敦土腔听起来叫人觉得不舒服。在苏格兰和英国北部，对于本地口音的势利心态确实存在，但并不强烈，传播也不广泛。许多约克夏人对自己浓厚的乡音感到很自豪，以语言学作为依据捍卫自己。在伦敦，仍然有人把“脸”说成“两”⁽³¹⁾，但或许没有人会觉得说“两”更有优越感。即使是一个宣称鄙视“资产阶级”及其一切的人仍然会小心翼翼地让他们的孩子长大以后说话时带着H音⁽³²⁾。

但与这一同出现的还有政治意识的长足发展和对阶级特权的愈发焦虑的态度。在二三十年的时间里，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更加仇视上层阶级，而在文化上则不再那么仇视。二者之间并没有矛盾，两种趋势都是机器文明所引发的事物平等化的特征，并使得英国的阶级体制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

英国仍然有明显的阶级区别，这让外国观察者感到很吃惊，但它们远不像三十年前那般显著和真切了。不同社会出身的人，在战争期间团结在一起，或参军，或在工厂或办公室上班，或担任火警观察员和加入国民自卫队，比起1914年至1918年的那场战争期间更加容易相处在一起。值得一提的是，这众多的影响将会使得所有阶级的英国人彼此之间越来越相似——从技术上说，似乎就是这样。

首先是工业技术的改良。每一年，越来越少的人在从事让他们总是疲惫不堪，让某些部位的肌肉异常发达和赋予他们独特举止的重体力劳动。其次是住房条件的改善。在两次战争期间，房屋重建的工作大部分由地方政府承担，他们建造了一种房子（市政公屋，有浴室、花园、独立厨房和室内厕所），更像是股票经纪的别墅而不像是帮工的小木屋。第三是家具的大规模生产，在平时可以通过先租后买的方式买下来。结果就是，一间工人阶级的房子的内部装修比起一代人之前与一间中产阶级的房子更加相似。第四点，或许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廉价衣服的大规模生产。三十年前英国几乎每个人的社会地位都可以通过他的外表去判断，即使相距两百码之外。工人阶级清一色穿着成衣，而成衣不仅不合身，而且总是模仿十或十五年前上流阶级的时尚。布帽基本上是地位的象征。它在工人阶级里很盛行，而上流阶级只会在打高尔夫球和打猎时才会戴。这一情况正在迅速发生改变。如今的成衣紧跟潮流，有很多不同的尺寸，适合每一类型的身材，即使是非常廉价的衣服在外观上和昂贵的衣服也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结果就是，要一眼看出社会地位一年年变得更加困难，尤其是女人。

大批量生产的文学作品和娱乐也产生了同样的效果。比方说，电台节目对每个人一定都是一样的。虽然电影隐含的世界观总是极其反动，它们必须吸引数百万的公众，因此不得不避免引起阶级敌意。而几份发行量很大的报纸也是一样。比方说，《每日快报》和几份报刊过去十几年来吸引了各个阶层的读者。《潘趣》明显是一份针对中产阶级和上流阶级的报纸，但《画报》则没有针对哪一个阶级。租赁图书馆和非常廉价的书籍，比方说企鹅出版社，普及了阅读的习惯，或许在文学品味上起到了拉齐平均水平的作用。即使是食物的品位也变得越来越一致，这都是拜廉价但相当时髦的餐馆纷纷开业所赐，如梅斯餐馆、里昂斯餐馆等。

我们没有理由认定阶级区别事实上正在消失。英国的主体结构仍然与它在十九世纪时的情形几乎一样。但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区别显然正在减少，那些在几年前还死命地抓住他们的社会地位不放的人意识到了这一事实，并表示欢迎。

无论那些非常有钱的人最终的命运会是怎样，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显然正在合二为一。它的发生或许快或许慢，得视情况而定。这场战争加速了它的进程，再有十年的全面限量供应、统一的服装、高收入税收和强制性参军服役或许会一步到位完成这个过程。我们无法预测它的最后结果。本土的和外国的观察家认为英国所享有的相当大的个体自由依赖于一个明确的阶级体制。根据有些人所说，自由与平等是不相容的。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目前的趋势是奔向更大的社会平等，而那正是英国的人民群众所盼望的事情。

英国的语言

英语有两个突出的特征，大部分它的细微特征归根结底都可以追溯到它们上面。这两个特征就是非常大的词汇量和简单的语法。

英语的词汇量即使不是世界上最大的，也肯定属于最大的行列。英语其实是两种语言：盎格鲁-撒克逊语和诺曼—法语。在过去三个世纪里，它刻意大规模地以拉丁语和希腊语为词根拓展新的词汇，进一步扩大了词汇量。但除此以外，通过词性的变动，英语词汇要比看上去的多得多。举个例子，几乎任何名词都可以作为动词使用，这事实上就相当于多出了一堆动词，因为你有“knife”（刀子、动刀子）和“stab”（刺、戳），“school”（学校，上学）和“teach”（教导），“fire”（火、烧）和“burn”（燃烧）等等等等。然后，有的动词能够通过添加介词表达多达二十种不同的意思，比方说：“get out of”（出去）、“get up”（起床）、“give out”（公布）、“take over”（接管）。动词也相当自由地可以变成名词，而通过词缀的运用，如“-y”（……的）、“-ful”（很……）、“-like”（像……），任何名词都可以被变成形容词。英语比大部分语言更加自由，通过“un-”（不……）这个前缀就能变成其反义词。而形容词能变得语气更加重或被赋予新的意思，比方说，“lily-white”（百合白）、“sky-blue”（天蓝）、“coal-black”（炭黑）、“iron-hard”（铁硬）等。

而且英语善于借用其它语言，甚至到了没有必要的地步。它随时在吸收任何似乎能满足需要的外来词语，而且经常会改变其词义。一个最近的例子就是“blitz”（闪电战）。这个词直到1940年末才出现在印刷品中，但它已经成为了英语的一部分。大量的外来词语的例子还有“garage”（车库）、“charabanc”（旅游大巴）、“alias”（化名）、“alibi”（不在场证据）、“steppe”（大草原）、“thug”（恶棍）、“role”（角色）、“menu”（菜单）、“lasso”（套索）、“rendezvous”（集合点）、“chemise”（女式内衣）等。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外来词其实已经有相对应的英语词汇，因此，外来词使得本来就已经很庞大的同义词进一步增加。

英语的语法很简单。这门语言几乎完全没有词形变化，这个特征使得它与中国以西的几乎所有语言有所区别。任何英语的规则词汇都只有三种词形变化：第三人称单数，现在进行时和过去式。因此，比方说，kill（杀）的词形变化有kill、kills、killing和killed，就只有这些。当然，英语有许多时态，在意思上有细微的区别，但这些时态是通过本身几乎没有词形变化的助动词的运用而实现的。may（可以、或许、可能）、might（可以、或许、可能）、shall（应该，将要）、will（将要、会）、should（应该、将要）、would（将要、会）根本没有词形变化，除了已经弃用的第二人称单数。结果就是，像“kill”这么一个动词算上每种人称和时态只有三十种形式，包括代词在内，如果你把第二人称单数也算在内，大概是四十种形式。而举个例子，法语对应的形式有将近两百种。英语还有另外一个优势，那就是用来构成各种时态的助动词在所有情况下都一样。

英语没有名词的词尾变化或阴格阳格这种事情。不规则复数或比较级也不是很多。而且，英语的发展趋势总是在语法和句法上变得更加简单。带有从句的长句越来越不受欢迎，而不规则但省时的结构，如美式虚拟语气“it is necessary that you go”（你必须去）而不是“it is necessary that you should go”（你必须应该去）越来越为人所接受，而难以掌握的规则，如“shall”和“will”或“that”和“which”之间的区别越来越被忽略。如果它继续按照当前的趋势发展下去，最终英语将与东亚那些没有词形变化的语言更加接近，而与欧洲的语言更加疏远。

英语最美妙的特征在于不仅词义广泛，而且语气也非常丰富。它能表达无穷无尽的微妙含义，从最高妙的修辞到最粗俗的表达都能应付。另一方面，相对简单的语法使得它很容易以简短形式进行表达。它是诗一般的语言，也可以用于新闻标题。虽然英语的拼写并不规则，但低层次的英语非常好学。它还可以被缩略为非常简单的洋泾浜英语以便在国际通行，从基础英语到太平洋南部的“比斯克英语”⁽³³⁾。因此，它很适合充当世界语，而事实上，它的传播比其它任何语言要更加广泛。

但以英语作为母语也有非常不利的因素，或者说，巨大的危险。首先，正如前面已经讲过的，英国人学语言很糟糕。他们的母语在语法上是如此简单，除非他们在童年时经过学习一门外语的训练，否则他们总是无法理解什么是阴格阳格、人称和属格。一个完全是文盲的印度人学起英语要比一个英国士兵学印度斯坦语言要快得多。将近五百万个印度人拥有英语识字能力，有好几百万人能说蹩脚的英语，有数万个印度人能几乎完美地用英语说话。而能完美地用印度语说话的英国人不会超过几十个。但英语的一大缺陷是它很容易变得蹩脚。正是因为它是如此简单好用，它很容易就被用得很糟糕。

要用英语写作，甚至用英语说话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门艺术。没有什么可靠的规则，基本原则只有：具体的词语要好于抽象的词语，而无论表达什么，最简短的方式总是最好的。单是正确并不足以保证写得好。像“an enjoyable time was had by all present”（一段美好的时光被在座诸位享受了）是正确无误的英语，而一张收入报税表上那些不知所云的词语也是正确无误的英语。无论是谁，在用英语进行写作时，都要进行一番挣扎，就连一句话也不能放松。他在与晦涩含糊作斗争，在与拉丁语和希腊语的侵蚀作斗争，而最重要的是，在和这门语言乱七八糟的过时的表达和僵死的比喻进行斗争。在说英语时，这些危险要更加容易避免，但口头英语与书面英语之间的区别要比大部分语言更加明显。在口语表达中，能省略的每个词都被省略，能用缩略表达就用缩略表达。大部分的意思通过强调进行表达，不过很奇怪的是，英国人不会打手势，而你有理由认为他们会这么做。像“不，我不是指那一个，我是指那一个”这么一句话在大声说出来的时候，即使不用动作，意思也是非常清晰的。但当口头英语要变得庄严和富有逻辑性时，它总是会沾上书面英语的坏习惯，如果你在众议院或海德公园的大理石拱门待上半小时就知道了。

英语特别容易受行话的影响。医生、科学家、商人、官员、运动员、经济学家和政治理论家都有他们标志性的语言毛病，可以通过相应的杂志进行研究，如《柳叶刀》和《劳动月刊》。但或许好的英语最大的敌人是所谓的“标准英语”。这一沉闷的语言，社论文章、白皮书、政治演讲和英国广播电台的新闻报道，无疑正在社会阶级由上至下传播，并由内至外影响了口头语言。它的特征是依赖现成的表达方式——“in due course”（在适当的时候）、“take the earliest opportunity”（抢占先机）、“warm appreciation”（热烈欢迎）、“deepest regret”（深表遗憾）、“explore every avenue”（不遗余力）、“ring the changes”（老调重弹）、“take up the cudgels”（揭竿而起）、“legitimate assumption”（合理假设）、“the answer is in the affirmative”（予以肯定回答）等等等等——这些表达方式曾经是生动活泼的，但如今已经变成了只是节约脑力的套话，它和鲜活的英语的关系就好比假肢和真腿的区别。任何人在准备一篇演讲稿或给《时代》写信时都会几乎是出于本能地使用这一语言，而且它也传染到了口头英语。我们的语言被败坏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以至于斯威夫特那篇关于礼貌的对话中的傻乎乎的聊天（讽刺斯威夫特那个时代上层阶级的谈吐）以现代标准去衡量的话不失为一番精妙的对话。

正如许多别的情况一样，英语的这一暂时的衰微要归结于我们不合时宜的阶级体制。“有教养”的英语已经变得死气沉沉，因为过去长久以来它没有从下层汲取活力。最有可能使用简单具体的语言，以唤起生动画面的比喻进行思考的人，是那些与现实世界有接触的人。比方说，像“瓶颈”这么一个好用的词语，最有可能去使用它的人是那些在传送带工作的工人。又或者说，那个形象的军事术语“winkle out”（逐出）意味着对“winkle”（螺蛳）和机关枪阵的熟悉。英语的活力取决于这类形象化的语言源源不断的供应。当受过教育的阶级与体力工人失去了接触，语言就会受到戕害，至少英语是这样。照当前的情况，几乎每个英国人，无论他是什么出身，都觉得工人阶级的谈吐甚至习语很低俗。分布最广的伦敦土腔最为人所鄙视。任何被认为是伦敦土腔的词语或用语都被看作是低俗的表达，即使有时那其实只是古语。一个例子就是“ain't”（不是，并非），现在已经被摒弃了，更喜欢用的是语气上要弱得多的“aren't”（不是）。但在八十年前“ain't”是标准的英语，维多利亚女王说的就是“ain't”。

过去四十年来，特别是过去这十几年来英语从美国那里借用了许多内容，而美国并没有展现出从英语中借用内容的倾向。这种情况的一部分原因是出于政治。美国的反英情绪要比英国的反美情绪强烈得多，大部分美国人不喜欢用他们知道是英式英语的词语或短语。而美式英语在英国为人所接受的一部分原因是它的俚语形象生动，几乎有诗的品质，一部分原因是某些美国用法（比方说，在名词后面加“-ise”［……化］将其变成动词）很省时，而最重要的原因是，你能采用一个美国词语而无须碰到阶级上的障碍。从英国人的观点，美国的词语没有阶级标签。这甚至适用于盗贼的行话。英国人觉得像“stoog”（下手）和“stoolpigeon”（告密）这样的词语远没有“nark”（密探）和“split”（揭发）那么低俗。就连一个非常势利的英国人或许也不会介意把警察叫成“cop”（警察、官差），因为它是美国用法，但不愿意把他叫成“copper”（警察、官差），那是工人阶级的语言。另一方面，对于工人阶级而言，使用美式英语是摆脱伦敦土腔而不使用英国广播电台式的英语的权宜之计，他们出于本能讨厌英国广播电台式的英语，而且要掌握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尤其在大的城镇，工人阶级的孩子现在从开始学说话起说的就是美国俚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那就是，即使当美国式的词语并不是俚语，而英语里已经有对应的词汇也不用，比方说，用“car”（车子）代替“tram”（电车）、“escalator”（电梯）代替“moving staircase”（移动梯子）、“automobile”（汽车）代替“motor-car”（汽车）。

这个过程或许会持续一段时间。你不能单是对其提出抗议就将其阻止，不管怎样，许多美国词语和表达都是值得吸收的。有些是必需的新词，其它（比方说，“fall”［秋天、凋零］代替“autumn”［秋天］）是旧时的词语，我们本不该将其放弃的。但应该意识到的是，大体上美式英语带来了糟糕的影响，已经产生了败坏语言的效果。

首先，美式英语有英式英语的某些恶习，而且更加夸张。不同词性的词汇之间的互相通用性被进一步深化，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之间的区别被打消，许多根本没有任何意义的词语被使用。比方说，在英式英语中，一个动词配以不同的介词表示不同的意思，而美式英语的趋势是给每个动词加上介词，却又对它的意思毫无影响（“win out”［胜出］、“lose out”［输掉］、“face up to”［仰面对着］等等）。另一方面，美式英语比英式英语更加彻底地与历史和文学传统割裂。它不仅制造了像“beautician”（美容师）、“moronic”（白痴的）和“sexualize”（使性感）这样的词语，而且经常将意义强烈的直白的词语替换成语气轻柔委婉的词语。比方说，许多美国人似乎认为“dead”（死）这个字和许多与“dead”联系在一起的词语（“corpse”［尸体］、“coffin”［棺材］、“shroud”［裹尸布］）几乎是不可以提起的。但最主要的是，全心去吸纳美式英语或许意味着词汇的大量损失。因为，尽管美式英语制造了生动而机智的表达方式，它很不擅长为自然物体和地点起名。就连美国城市的街道也叫的是数字，而不是名字。比方说，如果我们真的要以美式英语为榜样，那我们就应该将瓢虫、长腿蜘蛛、锯蝇、水蝽、金龟子、蟋蟀、黑甲虫还有几十种其它昆虫全部归于乏味的“虫子”这个名字。我们会失去我们那些野花诗情画意的名字，而且我们给每条街道、酒吧、球场、巷子和山丘单独起名的习惯可能也会失去。要是接受美式英语的话，这就是大体的趋势。那些从电影和诸如《生活》和《时代》这类报刊里学习语言的人总是倾向于机巧省时的词语，而不是那些背后有历史的词语。至于口音，如今很时髦的美式口音是否要优越一些仍无法肯定。“受过教育”的英式口音是过去三十年的产物，无疑非常糟糕，很可能被遗弃，但普通的英国人或许和普通的美国人一样口齿伶俐。大部分英国人会模糊化元音的发言，而大部分美国人的辅音发音很含糊。例如，许多美国人在说“water”（水）这个词时似乎里面没有T的音，甚至听起来好像只有W这个辅音。大体上，我们有理由对美式英语抱以怀疑。我们应该准备好吸收它最好的词语，但我们不应该由得它改变我们的语言的实际结构。

然而，除非我们赋予英式英语以新生，否则我们根本没有机会抵制美国的影响。在词语和习语没办法在各个阶层中自由流通的情况下这是很难做到的。各个阶级的英国人如今在表达难以置信时脱口而出就是美国俚语“sez you”（随你怎么说）。许多人甚至会信心满满地告诉你“sez you”没有英语的对应表达。事实上，它有一堆的对应表达——比方说，“not half”（信一半都不成）、“I don't think”（我不这么想）、“come off it”（别扯了）、“less of it”（少来了）和“then you wake up”（然后你就醒了）或简单地说“garn”（接着扯）。但大部分这些表达被视为粗俗的言语，比方说，你从来不会在《时代》的社论里找到像“not half”这么一个表达方式。另一方面，许多有必要的抽象词语，特别是源自拉丁文的词语，被工人阶级所抗拒，因为它们听起来带有公学的气息，“时尚”和娘娘腔。语言应该是诗人和体力工人共同创造的产物，在当代英国，这两个阶级很难一道合作。当他们能再次携手时——就像在封建时代他们以另一种的方式携手一样——英式英语将比现在更加清楚地表明它和莎士比亚和笛福的语言有着血缘上的关系。

英国人民的未来

这本书并非在论述外交政治，但如果你要探讨英国人民的未来，你就必须先从他们或许将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和他们在那个世界里将扮演什么特殊的角色说起。

国家不会总是灭亡。英国人民在一百年内仍将继续存在，无论那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如果英国要以所谓的“大国”地位继续存在，在世界事务中扮演重要而有意义的角色，你必须确保某些事情。你必须假定英国将继续与苏联和欧洲保持友好关系，将继续与美国和各个自治领保持特殊的关系，并以友善的方式解决印度的问题。这些条件或许太多了，但不能做到的话，大体上，人类的文明将会失去希望，而英国本土将更加绝望。如果过去二十年来野蛮的国际争斗再继续下去，整个世界将只能容纳得下两或三个超级大国。从长远的角度看，英国不会是它们当中的一个。它没有人口，也缺乏资源。在强权政治的世界里，英国人将最终降格成为附庸，他们或将失去作出独特贡献的能力。

但是，他们能作出什么独特贡献呢？英国人突出的——按照当前的标准——非常独特的品质是他们不“互相残杀”的习惯。除开那些“模范”小国不谈，它们的情况比较特殊，英国是唯一的以比较人性化和体面的方式处理内部政治事务的欧洲国家。它是唯一荷枪实弹的军人不会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而且没有人会害怕秘密警察的国家——早在法西斯主义崛起之前就是这样。整个大英帝国，虽然有着种种高调的暴行，有的地方经济萧条而有的地方在进行剥削，至少它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国内相安无事。虽然它占据了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它总是能以极小的兵力维持局面。在两场战争之间，它的全部兵力顶多不过60万人，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印度人。在战争爆发时，整个大英帝国能调动的兵力大概是一百万受过训练的士兵。光是罗马尼亚就能调动这等规模的兵力。比起大部分民族，英国人或许更擅长进行不流血的革命。要说真有哪个地方可能在不毁灭自由的前提下消除贫困，那就是英国。如果英国人能尽力设法让自己的民主体制发挥作用，他们将成为西欧的政治领袖，或许还将成为世界的另一部分的领袖。他们将能够在俄国的极权主义和美国的物质主义之间提供另一条急需的道路。

但要发挥领袖的作用，英国人必须清楚自己在干什么，而且他们得保持自己的活力。为此，接下来的十年需要在某些方面有所发展。这些方面包括出生率上升、更多的社会公平、更少的中央集权和更加尊重知识分子。

在战争这几年出生率略有上升，但这或许意义不大，整体的人口曲线是呈下降趋势。情况并不像有时候说的那么糟糕，但只有在人口曲线于未来十年内，最迟二十年内呈剧烈上升趋势的情况下，才能将情况扭转。否则，英国人口将不仅会下降，而且更糟糕的是，将由中年人口构成主体。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出现的话，人口的下降将是无法挽回的。

说到底，出生率下降的种种原因都是经济原因。说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英国人不爱生小孩是在胡说八道。在十九世纪早期，他们有着极高的出生率，而且他们对小孩子的态度之冷酷无情如今在我们看来实在是难以置信。六岁大的孩子就被卖进矿井和工厂，而公众对此并不会表示反对。一个小孩子的死亡在现代人看来是最骇人听闻的事情，当时却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悲剧。在某种意义上，现代英国人家庭很小是因为他们确实喜欢孩子。他们觉得除非你完全肯定能养育孩子，为他们提供不低于你自己的生活条件，否则把孩子带到世上是一桩过错。过去五十年来，拉扯一户大家庭意味着你的孩子只能穿比同一阶层的其他孩子更加邋遢的衣服，吃得少一些，受到的照顾也少一些，或许还得早一点去工作。除了非常有钱的人和那些失业者之外，这种情况对所有阶级的人都是一样。无疑，婴儿数目的不足一部分程度上要归因于汽车和广播电台，但主要是因为典型的英国式的势利和利他主义夹杂在一起的结果。

当较大的家庭成为普遍现象时，崇尚多子本能或许将会回归，但实现这一情况的头几步必须是经济上的措施。敷衍式的家庭补助是无济于事的，而当现在房屋紧缺严重时更是如此。人们应该因为养育孩子而变得更加富有，就像他们在农业社区里一样，而不是像我们这个时代一样陷入经济拮据。任何政府只需要动动笔头就可以使得不生孩子成为就像现在一户大家庭那样无法忍受的经济负担，但没有哪届政府选择这么做，因为那个无知的想法，认为人口越多就意味着失业的人越多。比迄今为止任何人所提出的方案更激进的措施是，税收将实行累进制，以鼓励养育孩子和让带小孩的女人不用离开家庭去工作。这包括重新调整房租，在托儿所和活动场地等方面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并营建更大更方便的房屋。或许还得包括延长和改善免费教育，这样的话，那些中产阶级家庭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被高得离谱的学费压榨殆尽。

经济上的调节必须先行，但世界观的改变也是需要的。在过去三十年来的英国，公寓楼拒绝接纳有小孩的租客，公园和广场竖起围栏不让小孩进去，理论上非法的流产被看成是一种过失，商业广告的主要目的就是宣扬“享受”和青春永驻似乎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就连报纸一手炮制的对动物的狂热喜爱，或许在出生率下降这件事情上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直到最近政府当局才严肃地对这个问题表示关注。如今的英国比起1914年少了150万儿童，多了150万只狗。但即使是现在，当政府设计一座预制房屋时，它只设计带两间卧室——也就是说，家里最多只能养育两个孩子。当你考虑到两次战争之间那些年的历史，或许出生率并没有出现灾难性的下降实在是令人惊讶。但除非那些掌握权力的人和街头的平民百姓意识到孩子比金钱更加重要，否则出生率是不可能上升到人口更替水平的。

比起大部分民族，英国人或许对阶级区别并不是那么焦虑，更能包容特权和像贵族头衔这样的荒唐事情。但是，正如我在前面已经指出的，人们越来越希望获得更大的平等，收入在一年2 000英镑以下的人大体上都希望阶级之间表面上的区别能够消除。目前，这种情况只是在不自觉地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战争的结果。问题是，这种情况如何能加快速度。因为正以不同的名义在所有国家发生的——或许只有美国例外——向中央集权经济的转变在本质上将实现人与人之间更大的平等。一旦文明达到了相当高的技术水平，阶级区别就是一个明显的恶。它们不仅引导许多人将生命浪费在追求社会地位上，而且还会导致巨大的才华浪费。在英国，不仅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且所有的权力，行政权力和经济权力，也都只属于一个阶级。除了一小部分“靠自己的奋斗而成功”的人士和劳工政治家之外，那些控制着我们的命运的人是十几间公学和两所大学培养出来的人。只有当一个国家所有的人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时，这个国家才能发挥出它的最大能力。你只需想想过去二十年来占据极其重要的职位的某些人，并想想要是他们生于工人阶级又会是什么遭遇，你就会知道英国的情况并非如此。

而且，阶级区别总是在打击士气，在和平时期如此，在战争时期亦如是。人民群众变得越意识清醒，教育程度越高，情况就越是如此。“他们”这个词，大家普遍的感觉是“他们”掌握了所有权力，制订所有决策，只能以间接而含糊的方式对“他们”加以影响，这是英国的一大障碍。在1940年曾经有过明确的趋势，“他们”将被“我们”所取代，现在是时候将这一趋势永远固定下来。有三个措施显然是必需的，它们将在几年内开始产生效果。

第一个措施是收入的增加与减少。战前英国的财富悬殊绝对不能再次重演。超过一定的限度，所有的收入都应该被课以重税，全部归公——这应该与当前的最低工资有固定的关系。至少从理论上说应当如此，而且这已经在发生了，并带来了益处。

第二个有必要的措施是教育方面实施更大的民主。一套完全统一的教育体制或许并不是什么好事。有的年轻人适合接受高等教育，有的不适合，应该把文字教育和技术教育区分开来，而且一些独立的实验学校应该存在，这样会比较好。但应该像有的国家已经做到的那样规定所有的孩子到十二岁或至少十岁之前应该就读同一类学校。过了规定的年龄就有必要将那些更有天赋的孩子从那些天赋较差的孩子中分出来，但在年纪较小的时候实施统一的教育体制可以将培养势利心态最深的根源之一给斩断。

第三点是有必要将英语中的阶级标签去除。这不是在说所有的地区方言，但应该有一种说话方式是明确的国家通用语言，而不仅仅是对上层阶级的说话方式的模仿（就像那些英国广播电台的播音员的口音）。这个全国性的口音——对伦敦土腔或某个北方口音的改造——应该一视同仁教给所有的孩子。他们能够转回地方口音，在英国的某些地方或许他们会这么做，但当他们愿意时，他们能够用标准英语说话。没有人应该将身份“烙在舌头上”。就像在美国和某些欧洲国家一样，不应该能够从口音判断出某个人的地位。

我们还需要减少中央集权。英国农业在战争时期重新振兴了，而且这一重振或许仍会继续，但英国人的观念仍然非常都市化。而且，在文化意义上，这个国家过于中央化了。不仅整个英国实际上由伦敦实施统治，而且地方意识——比方说，除了英国人外，还有伦敦东部的圣公会信徒或伦敦西边的农民——在过去一个世纪来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那些农场帮工的理想总是到城里去，那些小地方的知识分子的理想总是去伦敦。在苏格兰和威尔士正在进行民族主义运动，但它们是出于经济上对于英国的不满，而不是出于真正的地方自豪感。而且，没有任何独立于伦敦和大学城镇的文学或艺术运动。

我们不能肯定这一中央集权化的趋势是否能彻底得以扭转，但我们能够做很多事情去阻止它。苏格兰和威尔士都可以而且应该拥有比现在更大的自治权。地方大学应该拥有更好的设备和给地方报刊更多的补贴。（目前几乎整个英国由八份伦敦的报纸所“覆盖”。伦敦之外没有一份拥有大发行量的报纸和一流的杂志。）如果农场的帮工有更好的小屋住，如果乡村城镇更加开化，贯通乡村的巴士更有效率的话，让人们留在本地这个问题，尤其是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就能在部分程度上得到解决。最重要的是，在小学教育就应该培养地方的自豪感。每个孩子都理所应当得学会关于他们的家乡的历史和地方志。人们应该为自己家乡感到骄傲，应该觉得那里的风景、建筑甚至饮食是世界上最好的。这样的感觉在北方某些地方确实存在，但在英国的大部分地方已经消失了，它会加强国家的团结，而不是将其削弱。

前面已经提到过，英国的自由言论的幸存在一部分程度上是愚昧无知的结果。那些人太蠢了，不配成为追捕思想异端的目标。你不会希望他们变得更加不宽容，而在目睹了结果之后，你也不会希望他们变得很有政治头脑，就像希特勒上台前的德国或贝当上台前的法国那样。但是，英国人所依赖的本能和传统只有在他们过着非常幸运的日子时才能最好地发挥作用，由于地理形势优越，他们免遭大型天灾人祸的侵袭。在二十世纪，普通人的狭窄兴趣，英国教育的低下水平，对“高雅”的鄙视和对美学问题几乎普遍的麻木，这些都是严重的障碍。

上层阶级对“高雅”的想法可以根据授勋名录加以判断。上层阶级觉得头衔很重要，但几乎从来没有任何显赫的头衔被授予任何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的人。除了极少数几个人之外，科学家受册封不会超过男爵，而文人则不会超过爵士。而街头的贩夫走卒的态度也好不到哪里去。英国每年花费数以亿计的钱在啤酒和足球博彩上，而科学研究却因为资金紧缺而陷入困顿，又或者，我们有钱建造不计其数的赛狗场，却甚至连建一座国家大剧院都没钱，但他们对此根本漠不关心。在两次战争期间，英国能够容忍闻所未闻的愚蠢的报纸、电影和广播节目，这些东西使得公众更加麻木不仁，蒙蔽了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不到至关重要的问题。英国出版界的这种愚昧一部分程度上是人为的，由于报纸依靠消费品的广告而生存这一事实造成的结果。在战争期间，这些报纸变得更有思想，却并没有失去读者，数百万人读的就是他们几年前会因为内容“高雅”而根本不肯去读的报纸。然而，问题不仅是品味的整体低下，而且许多人根本没有意识到美学方面的考量有什么重要意义。比方说，房屋重建和市镇规划平常在进行讨论时甚至从不提及美丑。英国人热爱花卉、园艺和“大自然”，但这只是他们对于农业生活的模糊的向往的一部分。大体上他们不会反对“带状发展”或反对工业城镇的肮脏和混乱。他们不觉得在森林里乱丢纸袋，用罐头和单车架子填埋池塘与河流有什么不对。而且他们一味听信任何记者告诉他们要相信自己的本能，鄙视“高雅”的言论。

这一切的一个结果就是英国知识分子越来越孤立。英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祖国充满了敌意。或许有一些人例外，但大体上，任何喜欢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³⁴⁾甚于阿尔弗雷德·诺伊斯⁽³⁵⁾的人都鄙视英国，或认为自己应该鄙视它，这确实是真的。在“开明人士”的圈子里，表达支持英国的言论需要很大的道德上的勇气。另一方面，过去十几年来有一种强烈的趋势，对于其它国家形成热烈的民族主义式的忠诚，而那个国家通常就是苏俄。这种事情或许是无论如何都会发生的，因为日落西山的资本主义将文学家乃至科学家的知识分子推到了安全无忧又无须承担多少责任的位置。不过，英国公众的庸俗将与知识分子的疏远进一步加深。这对社会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失。它意味着那些眼光最长远的人——比方说，那些人比英国的公众早了十年就已经察觉出希特勒是一个危险分子——无法与群众接触，对英国的问题越来越不感兴趣。

英国永远无法发展成为一个哲学家的国度。他们总是更青睐于相信本能而不是进行逻辑思考，相信品格而不是相信智慧。但他们必须摆脱他们对“机灵”的露骨的轻蔑。他们再也不能这么做。他们必须不对丑陋的事情予以包容，更加有冒险精神。他们必须停止鄙视外国人。他们是欧洲人，而且应该意识到这一点。另一方面，他们与海外的其他说英语的民族有着特别的关系，负起帝国的特别义务，应该比过去这二十年来展现出更多的关注。英国的精神氛围已经比过去活跃了许多。战争虽未消灭某些荒唐事情，但也将其重创。但仍有需要在全国进行有意识的再教育。朝向这个目标的第一步是改善小学的教育，不仅要提高离校的年龄，而且要保证经费充足，有全面的师资和设备。电台、电影——如果能彻底摆脱商业利益——还有报刊——都拥有巨大的教育方面的潜力。

接下来的这些事情似乎是英国人民的当务之急。他们必须加紧生育，更加努力工作，或许生活得更加简单，思想得更加深刻，戒除他们的势利和不合时宜的阶级区别，更加关注世界，少点关注自己后院的事情。他们几乎所有人都热爱祖国，但他们必须学会有智慧地热爱它。他们必须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命运，而不是听从那些告诉他们英国已经完蛋或告诉他们英国将回归过去的人。

如果他们能做到这些，他们将在战后的世界拥有立足之地，而如果他们能有立足之地，他们将向数百万正在等候的人树立起榜样。世界厌倦了混乱，厌倦了独裁统治。在所有的民族中，英国人最有可能寻找到一条避免这两者的道路。除了少数一部分人之外，他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应对需要进行的剧烈的经济变迁，与此同时，他们并不希望发生暴力革命或被外国征服。他们知道任何一个国家要统治整个世界是不可能的。这件事他们早在四十年前就知道了，而德国人和日本人刚刚知道，俄国人和美国人还不知道。他们最想要的是生活在国内和世界的和平中。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或许都做好了为和平牺牲的准备。

但是，他们必须将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只有在英国的贩夫走卒也能以某种方式掌握权力的情况下，英国才能履行它特殊的使命。在战争期间我们经常听到这一次当危险过去后，不应该再坐失良机，而过去也不能再度重演。经济不能再度陷入战争所带来的萧条，不能再有劳斯莱斯从排着长队领救济金的人身边驶过，不能再回到英国的萧条区、时刻都在煮茶的茶壶、空荡荡的手推车和“大熊猫警车”⁽³⁶⁾。我们不能肯定这一番承诺能否实现。只有我们自己才能保证它将会实现，而如果我们不去努力，我们不会再有机会。过去三十年来英国人的善意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挥霍。里面的储蓄或许不是取之不尽的。到了下一个十年末便可最终知晓英国是否能保持其大国的地位。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正是人民群众促使了它的发生。

(1)　本文集中的几篇文章于1947年8月单独结集出版。

(2)　博柏利（Burberry），英国著名服装品牌，由托马斯·博柏利（Thomas Burberry）于1856年创建。

(3)　布莱克普尔（Blackpool），英国西北部沿海地带的度假胜地，游客多为英国的中下层人民。

(4)　阿斯科特（Ascot），是皇家赛马大会的举行地点，该赛事始于1711年，吸引了众多观众，而且与之相关的博彩业非常发达。

(5)　拉特克里夫大街（Ratcliff Highway），位于伦敦东区（贫民区）的一条街道。

(6)　“人身保护法”（Habeas Corpus），英国法律的基础理念，规定个人必须经过法庭的公审后才能被定罪，以保护个人免受公权力的侵害。

(7)　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 1716—1771），英国诗人，剑桥大学教授，代表作有《挽歌》、《吟游诗人》等。

(8)　温德汉姆·刘易斯（Wyndham Lewis, 1882—1957），英国作家、画家，漩涡主义画派的创始人之一，代表作有《人类的时代》、《爱的复仇》等。

(9)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 1885—1930），英国作家、诗人、文学批评家，其作品曾因涉及性爱描写而被列为禁书，现被公认为现代小说的先驱者，代表作有《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虹》、《恋爱中的女人》等。

(10)　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 1757—1827），英国画家、诗人，代表作有《纯真之歌》、《众教归一》等。

(11)　应指萨缪尔·约翰森（Samuel Johnson, 1709—1784），英国作家，曾编撰出第一本现代意义的英文字典，为英国普及文字教育作出了杰出贡献。

(12)　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Gilbert Keith Chesterton，1874—1936），英国著名作家，态度偏于保守，笃信罗马天主教，代表作有《布朗神父探案集》、《异教徒》等。

(13)　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英国浪漫诗人，代表作有《抒情诗集》、《远足》等。

(14)　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苏格兰作家、历史学家，代表作有《法国大革命》、《论英雄与英雄崇拜》等。

(15)　尼科罗·马基雅弗利（Niccolò Machiavelli, 1469—1527），意大利政治哲学家，著有《君主论》和《论李维》等。

(16)　杀死巨人的杰克（Jack the Giant-killer）是英国民间传说中亚瑟王时代（King Arthur）凭借智慧和勇气击杀数位巨人的英雄人物。

(17)　希腊战役：指1941年4月6日至4月30日由德国、意大利、保加利亚的轴心国联军与希腊、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同盟国联军在希腊本土进行的战役。4月27日雅典沦陷，同盟国联军作战失利。

(18)　艾尔·卡彭（Al Capone, 1899—1947），美国意大利裔人，芝加哥黑手党的头目。

(19)　玛丽·劳合（Marie Lloyd, 1870—1922），英国女歌手，活跃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

(20)　理查德·斯塔福德·克里普斯（Richard Stafford Cripps, 1889—1952），英国政治家，工党成员，曾于1947年至1950年担任英国财政大臣。1942年，克里普斯受丘吉尔委任，赴印度进行谈判，希望印度为英国提供全面的战争支持，但谈判因为英国政府与印度国大党的互不信任而失败。

(21)　威廉·贝弗理奇（William Beveridge, 1879—1963），英国经济学家和社会改革家，于1942年发布“贝弗理奇报告”（the Beveridge Report），为英国在二战后在经济上向经济国有化和社会福利化转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22)　厄尼斯特·贝文（Ernest Bevin, 1881—1951），英国政治家、工党成员和工会领袖，曾担任战时的劳工部长和战后的外交部长，反对共产主义，促成英国加入北约。

(23)　“贝弗理奇报告”：由英国经济学家和社会改革家威廉·贝弗理奇于1942年发布，原名为“跨部门委员会对社会保险和联合服务的报告”（The Report of the Inter-Departmental Committee on Social Insurance and Allied Service），在报告中，贝弗理奇指出英国社会存在“五大罪恶”：肮脏、无知、匮乏、游手好闲、疾病，报告得到了英国人民的认可和支持，并促成了英国向福利化社会的转变。

(24)　奥斯瓦尔德·厄尔纳德·莫斯利（Sir Oswald Ernald Mosley, 1896—1980），英国政治家，英国法西斯联盟的创始人，希特勒的崇拜者，仿照德国的“褐衫军”（the Brownshirt）创建了“黑衫军”（the Blackshirt），1940—1943年因为从事纳粹活动被英国政府软禁。

(25)　“资产阶级”（bougeoisie）的读音近似于“布尔乔亚”，而文中奥威尔指出英国人将其读成“布尔乔斯”（boorjoyce）。

(26)　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 1599—1658），英国政治家、军事家，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领袖人物，在英国内战中战胜国王查理一世，并将其处死，成立英联邦共和体制，被册封为英格兰、威尔士、爱尔兰、苏格兰护国公，掌握军政大权，于1658年病逝。

(27)　当时的英国国王是乔治五世（George V, 1865—1936）。

(28)　逊位事件，指1936年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Edward VIII, 1894—1972）为迎娶美国人华莱士·辛普森（Wallis Simpson）而不惜逊位的事件。

(29)　哈利街（Harley Street）：位于伦敦威斯敏斯特，自十九世纪以来是英国医生开设诊所的集中地带。

(30)　原文是德语单词“lumpenproletariat”。

(31)　原文是伦敦人将“face”说成了“fice”。

(32)　指将单词中辅音h的发音没有发出来的口音，如“have”说成了“ave”，“hide”说成了“ide”。

(33)　比斯克英语（Beche-de-mer English）：将马来语与英语混用的语言。

(34)　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Thomas Sterns Eliot, 1888—1965），英国剧作家、文学批评家、诗人，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代表作有《荒原》、《四个四重奏》等。

(35)　阿尔弗雷德·诺伊斯（Alfred Noyes, 1880—1958），英国诗人，代表作有《剪径强盗》、《管风琴》等。

(36)　原文是the Giant Panda，因为伦敦的警车通常只有黑白二色。

政治与英语

大部分愿意花点心思在这个问题上的人都会承认英语的情况不是很妙，但大家又都认为我们无法对其采取有意识的行动。我们的文明步入衰落，而我们的语言——他们就是这么说的——一定也会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因此，任何反对滥用语言的斗争都只是多愁善感的泥古主义，就像宁可点蜡烛也不肯用电灯或宁肯坐二轮马车也不肯搭飞机一样。在这一观点下面隐藏着意识模糊的信念，那就是，语言是自然生成的东西，而不是我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造就的工具。

现在大家都清楚地知道，语言的衰落归根结底必定有其政治和经济原因，不能简单地怪罪于某位作家的不良影响。但是，结果可能会变成原因，强化了原来的原因，产生更加严重的同样性质的结果，并且无限地循环下去。一个人染上酒瘾可能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而由于染上了酒瘾，他成为了更加彻头彻尾的失败者。这件事情就发生在英语身上。英语成为一门丑陋和不准确的语言是因为我们的思想很愚蠢，但我们的语言这么混乱模糊，又让我们更加容易形成愚蠢的思想。关键在于，这个过程是可以逆转的。现代英语，尤其是书面英语，充斥着各种恶习，这些恶习通过模仿而得以传播，如果你愿意花一番必要的工夫的话又是可以避免的。如果你戒掉了这些恶习，你的思想就会更加清晰，而思想清晰是迈向政治革新的必要的第一步。因此，反对蹩脚英语的斗争并非小事，也不只是专业作家所关心的事情。待会儿我会回到这个问题，我希望到那时候我在这里所说的意思会更加明确。与此同时，这里有五段英语的样本，就是在当前恶习的影响下写出来的。

这五段文字不是因为写得特别糟糕而被挑出来——要是我经过一番挑选的话，还能引用比这糟糕得多的文字——而是因为它们展现了我们现在所犯的各种思想毛病。它们略低于平均水准，但颇具代表性。我给它们编上了号码，这样在有需要的时候我就可以对它们进行回顾。

一、事实上，我无法肯定是否可以说米尔顿似乎一度并非不像十七世纪的雪莱，由于年复一年愈加痛苦的经历，他并没有变得与耶稣会的创始人有什么不同（原文如此），而他却觉得耶稣会根本让他无法忍受。

哈罗德·拉斯基⁽¹⁾教授（《论言论自由》的杂文）⁽²⁾

二、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拿本地话的俚语像打水漂那样一串串地打出去，这些俚语开出的药方尽是一些拙劣的词语搭配，拿“put up with”代替“tolerate”⁽³⁾，或拿“put at a loss”代替“bewilder”⁽⁴⁾。

兰斯洛特·霍格本⁽⁵⁾教授（《格罗沙语⁽⁶⁾》）⁽⁷⁾

三、一方面，我们拥有自由的个性，按照定义它是不会产生神经过敏的，因为它既无冲突也无梦想。它的欲望，如果真有欲望的话，是透明的，因为它们得到了制度的许可，得以保留在意识的前台。换了一个制度模式，欲望的数量和强度就会发生改变。当中鲜有自然的，不会消退的，在文化上危险的欲望。但另一方面，社会契约本身无非就是这些自我保护的品质之间的相互映射。回想一下关于爱的定义。这不就是一个小小的学院的写照吗？在这座挂着许多镜子的大厅里，哪里有个性或友爱的位置呢？

《政治》中关于心理学的杂文（纽约）⁽⁸⁾

四、所有这些绅士俱乐部的“精英”和所有疯狂的法西斯头目们，出于对社会主义的共同仇恨和对群众革命行动浪潮的卑劣的恐惧而团结在一起。他们采取了挑衅手段，进行罪恶的纵火行动，散播井里被人下了毒的中世纪传闻，为他们破坏无产阶级组织的行动找到合法理由，并煽动起焦虑不安的小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狂热，以求对抗革命，度过危机。

共产党的宣传册⁽⁹⁾

五、如果要为这个古老的国家注入新的精神，就必须着手进行一次棘手而富有争议的改革，而那就是让英国广播公司变得人性化和接地气。怯懦只意味着灵魂的萎靡。英国的心脏或许还在坚强地搏动，但英国雄狮的吼声现在就像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中波顿⁽¹⁰⁾的嘶叫声——就像乳鸽一样温柔。一个雄赳赳气昂昂的新英国不能继续无休止地在世界的眼中，或许应该说，在世界的耳中听起来就是朗豪坊⁽¹¹⁾那倦怠无力的腔调，它还厚颜无耻地装扮为“标准英语”。当九点钟播放“英国之音”时，老老实实不发出H音的土腔要比当前那些清白而腼腆、猫咪一样的小姐们发出的一本正经、自命不凡、装腔作势的女教师式的尖叫好听得多，而且远没有那么滑稽。

《论坛报》刊登的信件⁽¹²⁾

这几段文字各有其毛病，但除了可以避免的拙劣之外，它们拥有两个共同的特征。其一是意象陈腐，其二是意思含糊。作者要么苦于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思；要么马虎应付，词不达意；要么几乎不在乎自己的话到底有没有意思。意思含糊和词不达意是现代英语文章最突出的特征，而任何种类的政治文章更是如此。一旦主题确立后，具体的事情便化为抽象，似乎没有人能想出摆脱陈词滥调的语言。散文的词语越来越少是因为它们本身的意义而选用的，而是变得越来越像用构件去搭建一个预制的鸡窝那样尽用一些现成的词语。下面我列出了几个构建文章所惯常采取的手段，并附上注解和例子。

僵死的比喻。一则新鲜出炉的比喻能通过唤醒视觉形象而对思考起到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一个严格意义上说“业已死去”的比喻（例如：“iron resolution”［钢铁般的决心］）实际上已经回归为普通的词语，大体上用起来仍不失生动。但在这两类词语之间有一大堆过时了的比喻，它们已经失去了激励思考的力量，只是因为它们能省去人们自己动脑筋发明词汇的麻烦而仍被使用。例子有：“ring the changes on”（老调重弹）、“take up the cudgels for”（揭竿而起）、“toe the line”（绳趋尺步）、“ride roughshod over”（践踏欺凌）、“stand shoulder to shoulder with”（并肩而立）、“play into the hands of”（落入某某的魔掌）、“an axe to grind”（磨刀霍霍）、“grist to the mill”（有利可图）、“fishing in troubled waters”（浑水摸鱼）、“on the order of the day”（头等大事）、“Achilles' heel”（阿喀琉斯之踵）、“swan song”（天鹅之歌）、“hotbed”（温床）等。许多词语使用时根本不知其所云。（比如说，什么是“rift”［裂缝］呢？）自相矛盾的比喻总是掺杂在一起，清楚地表明作者对自己所说的话并不感兴趣。有的比喻现在已经与原来的意思脱节了，而那些使用者甚至不知道这一点。比如说，“toe the line”（绳趋尺步）有时候被写成了“tow the line”。又比如说，“the hammer and the anvil”（“铁锤和铁砧”），现在总是用于暗示铁砧吃亏。但在现实生活中总是铁砧弄坏了铁锤，从来不是铁锤砸坏了铁砧。一个作家只消停笔想一想自己在写些什么就会了解这一事实，从而避免词语的滥用。

操作词，或义肢式的词语。这些词语省去了挑选合适的动词和名词的麻烦，同时给每个句子加上了音节，让句子看上去很对称。标志性的词组包括：“render inoperative”（使之无效）、“militate against”（产生不利影响）、“prove unacceptable”（实难接受）、“make contact with”（与之接触）、“be subjected to”（经受……后果）、“give rise to”（导致……结果）、“give grounds for”（步步退让）、“having the effect of”（产生……效果）、“play a leading part （role） in”（在……发挥主导作用）、“make itself felt”（凸显自身）、“take effect”（发挥作用）、“exhibit a tendency to”（展现了……的倾向）、“serve the purpose of”（有助于……的目的）等等等等。关键的一点就是消灭简单的动词。类似于“break”（打破）、“stop”（停止）、“spoil”（破坏）、“mend”（弥补）、“kill”（杀害）这些简单的动词不用，而是用词组，由一个名词或形容词搭上某个万金油式的如“prove”（证实）、“serve”（服务）、“form”（形成）、“play”（扮演）和“render”（使之）这些动词。此外，凡是能用被动句的地方绝不用主动句，能用名词结构的地方绝不用动名词（“by examination of”［通过对……进行检验］而不是“by examining”［检验……］）。通过“-ize”（……化）和“de-”（去……）这些构词方法，动词的范围被进一步缩小了，而通过使用“not un-”（并非不）这样的手段，平凡的表述也显得很有深度。简单的连词和介词被诸如“with respect to”（关于）、“having regard to”（考虑到）、“the fact that”（事实上）、“by dint of”（凭借……）、“in view of”（鉴于）、“in the interests of”（有利于）、“on the hypothesis that”（在……的假定基础上）所取代。为了让句末不至于气势全无，可以加上类似于“greatly to be desired”（极其希望）、“绝不能有所失察”（cannot be left out of account）、“a development to be expected in the near future”（近期即将出现的事态发展）、“deserving of serious consideration”（值得慎重思考）、“brought to a satisfactory conclusion”（产生满意的结果）等等这些铿锵有力的陈词滥调。

装腔作势的用词。像“phenomenon”（现象）、“element”（元素）、“individual”（个体，作名词用）、“objective”（客观）、“categorical”（绝对的）、“effective”（有效）、“virtual”（实质）、“basis”（基础）、“primary”（首要）、“promote”（促进）、“constitute”（构成）、“exhibit”（展示）、“exploit”（利用）、“utilize”（利用）、“eliminate”（消灭）、“liquidate”（清算）被用于装点简单的表述，将有偏见的判断装扮成科学而公正的模样。像“epoch-making”（划时代的）、“epic”（史诗式的）、“historic”（历史性的）、“unforgettable”（难以忘怀的）、“triumphant”（欢欣鼓舞的）、“age-old”（古老的）、“inevitable”（不可避免的）、“inexorable”（无可阻挡的）、“veritable”（名副其实的）这样的形容词被用于将龌龊的国家政治勾当装扮得庄严高尚。为了美化战争，写东西时就得加上点崇古的色彩，标志性的词语包括：“realm”（王国）、“throne”（宝座）、“chariot”（战车）、“mailed fist”（铁拳）、“trident”（三叉戟）、“sword”（宝剑）、“shield”（盾牌）、“buckler”（圆盾）、“banner”（旗帜）、“jackboot”（长统靴）、“clarion”（号角）等。外国的词语和表达方式，例如“cul de sac”（独头巷道）、“ancien regime”（旧制度）、“deus ex machine”（有如神助）、“mutatis mutandis”（已作必要修正）、“status quo”（现状）、“gleichschaltung”（一体化）、“weltanschauung”（世界观）可以让句子显得很有文化且优雅。除了那些有用的缩写像“i.e.”（即）、“e.g.”（如）和“etc.”（等）之外，其它数百个当前用于英语中的外来短语其实并没有真正的需要。蹩脚的作家，尤其是科学、政治和社会学方面的作家，几乎总是觉得拉丁语或希腊语的词语要比撒克逊语的词语显得更加庄重，像“expedite”（促进）、“ameliorate”（改善）、“predict”（预测）、“extraneous”（无关）、“deracinated”（根除）、“clandestine”（私底下）、“subaqueous”（水下的）和数百个其它不必要的词语总是替代了盎格鲁-撒克逊语中对应的词语。⁽¹³⁾马克思主义作品中的一些行话（“hyena”［豺狼］、“hangman”［刽子手］、“cannibal”［食人生番］、“petty bourgeois”［小资产阶级］、“these gentry”［这伙人］、“lackey”［狗腿子］、“flunkey”［奴才］、“mad dog”［疯狗］、“White Guard”［白卫军］等等）大部分是从俄语、德语或法语中翻译过来的；但通常造出一个新词的方法是用一个拉丁语或希腊语的词根，加上适合的前后缀，如有必要，将其变成“……化”。拼凑这类词语（“de-regionalize”［去地区化］、“impermissible”［不允许的］、“extramarital”［婚外的］、“non-fragmentary”［非零散的］等等等等）总是要比想出能表达意思的英语词汇来得简单。结果就是，蹩脚而意思含糊的词语越来越多。

毫无意义的词语。在某些种类的文章中，特别是在艺术批评和文学批评的文章里，你总是会遇到大段大段几乎毫无意义可言的文字。⁽¹⁴⁾像“romantic”（浪漫）、“plastic”（可塑的）、“values”（价值）、“human”（人性）、“dead”（死气沉沉）、“sentimental”（伤感的）、“natural”（自然的）、“vitality”（生命力）这些被用于艺术批评的词汇严格来说根本没有意义，因为它们不仅没有指代任何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而且就连读者也不指望它们能说明些什么。当一位评论家写道“某某先生的作品的突出特征就是充满活力”，⁽¹⁵⁾而另一位评论家写道“某某先生的作品的惹眼之处，就在于它古怪而死气沉沉”，⁽¹⁶⁾读者会接受这只是意见上的分歧；要是用的是“black”（黑）或“white”（白）这样的词语，而不是“dead”（死气沉沉）或“living”（充满活力）这样的行话，读者就会立刻看出语言的使用不当。许多政治词语也同样被加以滥用。法西斯主义这个词现在已经失去其意义了，只是用于表示“something not desirable”（不受待见的东西）。“democracy”（民主）、“socialism”（社会主义）、“freedom”（自由）、“patriotic”（爱国的）、“realistic”（现实的）、“justice”（公正）这些词语，每个词都有好几种不同的意思，彼此之间无法调和。以“民主”这个词为例，它不仅没有公认的定义，就连取得这种定义的尝试都遭到了各方的抵制。我们几乎都觉得当我们称一个国家为“民主国家”时，我们是在对其加以赞美。因此，每一种政体的捍卫者都宣称它是民主政体。他们担心如果民主被赋予了某一个意思，那他们就没办法继续使用这个词语了。这一类词语总是刻意以虚伪的方式被加以运用。也就是说，使用这些词语的人有其自己的定义，却让他的听众以为他说的是不一样的意思。像“贝当元帅是真正的爱国者”、“苏联报刊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天主教会反对迫害”这样的话基本上就是在存心欺骗。其它意思多变的词语在大部分情况下总是出于不诚实的用意，这些词语包括：“class”（阶级）、“totalitarian”（极权体制）、“science”（科学）、“progress”（进步）、“reactionary”（反动）、“bourgeois”（资产阶级）和“equality”（平等）。

在罗列了种种欺骗和曲解后，让我再举一个以这种方式写作会出现的例子。这一次的文本是想象出来的。我准备将一段优美的英语文字翻译成最糟糕的现代英语。下面是《圣经·传道书》中一段著名的经文：

“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赀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圣经》和合本）⁽¹⁷⁾

用现代英语去写，它是这么写的：

“对当代现象的客观思考必定会得出这一结论：在竞争性活动中的成功或失败表明其与内在能力并没有趋于一致性的倾向，而不可预测的因素占据了相当的比重，必须总是考虑在内。”⁽¹⁸⁾

这是一篇戏仿之作，但并不算太夸张。比方说，前面引用的第三篇文章就有几段同样的英语。你会看到我并没有完整地进行翻译。句子的开头和结尾非常贴近原意，但中间那些具体的描写——快跑、力战、粮食——都消弭于那句含糊的“竞争性活动的成功或失败”。就得这么翻译，因为没有哪个我所探讨的现代作家——没有哪个能写出“对当代现象的客观思考”这些字眼的作家——会以那么精当而细致的方式展现自己的思想。当代散文的整体趋势就是远离具体描写。现在再仔细分析一下这两个句子。第一句有49个单词，却只有60个音节，用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词语。第二句有38个单词，却有90个音节，有18个源于拉丁语的词根，1个源于希腊语的词根。第一句有六个生动的形象，只有一个短语（“time and chance”［当时的机会］）是意思模糊的。第二句里没有一个鲜活而吸引人的短语，虽然它有90个音节，却只表达了第一句话的简略大意。但是，毫无疑问，在现代英语中占得上风的是第二种句子。我不想夸大其词。这一类写作还没有成为普遍现象，即使是文笔最糟糕的文章里也会时而展现出质朴的文字。尽管如此，如果要你我写几句话讨论人生的命运无常，我们写出来的东西或许会更接近于我所想象出来的那段文字，而不是《传道书》中的那段话。

正如我所试图表明的，最糟糕的现代创作不是为了表达意思而选择词语，不是为了让意思明朗而创造意象。它是把别人已经安排好的长串长串的字眼堆砌在一起，把一派胡言整得像模像样。这种写作路数的吸引力在于，它很容易做到。说出“在我看来，这一假设并非毫无道理可言”⁽¹⁹⁾要比说出“我认为”⁽²⁰⁾容易得多——如果你养成了习惯，还要快得多。如果你用的是现成的语句，你不仅不需要搜肠刮肚地选词，而且不用担心句子的韵律，因为这些语句大体上都经过编排，还算比较悦耳动听。当你准备写一篇急就章时——比方说，当你向一位速记员进行口述或进行公共演讲时——你自然而然地就会陷入一种装腔作势的拉丁化风格。像“我们必须铭记这一想法”⁽²¹⁾或“我们大家一定会立刻同意这一结论”⁽²²⁾这样的标签会使很多句子不至于突兀地结尾。通过使用陈腐的暗喻、明喻和成语，你无须煞费苦心，但代价就是不仅读者觉得你的意思含糊不清，就连你自己也不知所云。这就是混乱比喻的影响。比喻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唤醒视觉形象。当这些形象彼此起冲突时——正如“法西斯章鱼唱响了其天鹅之歌”⁽²³⁾、“长统靴被丢进了熔炉里”⁽²⁴⁾——可以肯定地说作者的脑海里根本没有呈现他所表达的事物的形象。换句话说，他并没有真正地思考过。再看一看在本文开头我所给出的那几个例子。拉斯基教授（第一篇）在53个字里使用了5个否定词，其中有一个是多余的，使得整段文字狗屁不通。而且有一处笔误，把“akin”（类似的）写成了“alien”（不同的），使得意思更加不知所云。还有几处可以避免的拙劣描写，使得意思更加含糊不清。霍格本教授（第二篇）一串串地打水漂，还能开出药方。他反对使用“put up with”（忍受）这样的日常用语，却不愿意翻开辞典查阅“egregious”的意思（明目张胆的）。至于第三篇，如果你老实不客气的话，它根本就毫无意义可言。或许你只有通读全文才能联系上下文知道它究竟想表达什么。第四段文字的作者多多少少知道自己想表达什么，但陈词滥调的堆砌让他就像一个被茶叶堵塞了的水槽。第五段文字的词语和意思几乎完全脱节了。以这种方式写作的人通常带着某种情绪——他们讨厌某个事物，想表达与另一个事物的紧密团结——但他们对自己所说的细节根本不感兴趣。一个谨慎的作家在他所写的每句话里，都会扪心自问至少四个问题，分别是：我要尝试着说什么？什么词语能将其表达出来？什么样的形象或成语能使意思更加清晰？为了达到效果，这个形象够新颖吗？他或许还会问自己两个问题：“我能写得再简短些吗？我是不是写了一些可以避免的拙劣内容呢？”但你并没有必要这么麻烦。你只需要敞开你的头脑，让那些现成的语句蜂拥而入就可以了。它们会替你构建文句——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替你思考——在有需要的时候它们还能为你完成重要的任务，即在部分程度上掩盖你的意思，甚至连你自己也被瞒过。正是在这点上，政治与语言的堕落之间的特殊联系变得清晰起来。

在我们的时代，大体上可以说政治文章都写得很烂。偶有例外，你也会发现那位作者通常是某种叛逆者，表达出自己的看法，而不去遵循“党的纲领”。正统的观点，无论它有什么样的色彩，似乎要求的都是毫无生机的、模仿的风格。当然，在宣传册、社论、宣言、白皮书和各个部门的次长所作的发言中，政治语言由于党派的不同而各有不同，但有一点它们都是相同的：从那些话中你绝对找不到鲜活、生动、朴实的话语。当你看着某个疲惫的政客站在讲台上机械地重复着那些熟悉的话语——“bestial atrocities”（禽兽的罪行）、“iron heel”（铁蹄）、“bloodstained tyranny”（沾满鲜血的暴政）、“free peoples of the world”（全世界的自由人民）、“stand shoulder to shoulder”（并肩而立）——你总是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你看着的不是一个活人，而是一个傀儡，而当灯光闪耀在演讲者的眼镜上，将两个镜片变成空白的小圆盘，似乎后面没有眼睛时，那种感觉会突然间变得更加强烈。这并非全是幻想。一个说的尽是那类措辞的人已经朝将自己变成一部机器开始迈进。他的喉咙发出各种合适的声响，但他的大脑并没有在运作，没有在为了表达自己的意思而选择词语。如果他所作的演讲是他已经习惯于重复一遍又一遍的内容，或许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所说的究竟是什么，就像在教堂喃喃作答的信徒一样。对于政治顺从来说，这一无意识的状态即便不是必不可少的，也是它所青睐的品质。

在我们的时代，政治演讲和政治文章总是在为无法辩护的事情进行辩护。像英国对印度继续进行统治、俄国大清洗和大流放、原子弹轰炸日本等事情其实是可以为之辩护的，但辩护的理由对于大多数人来实在是太残酷，太难以直面了，而且与政党公开宣布的宗旨大相径庭。因此，政治语言必须包括大量的委婉措辞、回避问题和云里雾里的闪烁言辞。毫无防备的村庄被空袭，居民被赶到郊野，牲畜被机关枪扫射，屋舍被燃烧弹焚毁，这就叫做“pacification”（平定）。数百万的农民被剥夺了农田，被迫带着仅有的一点东西长途跋涉，这叫做“transfer of population”（人口迁移）或“rectification of frontiers”（修正疆界）。未经审判就把人监禁多年，或在脑后开枪，或送去北极的劳动营死于坏血症，这叫做“elimination of unreliable elements”（消除不稳定因素）。如果你需要为这些事情起名字，又不至于唤起那一幕幕情景，那这类措辞就用得着了。比方说，想象一下，某个舒服自在的英国教授在捍卫俄国的极权体制。他不能直白地说：“当杀死你的政敌能让你得到好处时，我支持这样做。”⁽²⁵⁾因此，或许他会说出这样的话：

“我们完全承认，苏联政权展现出了某些让人道主义者或许会感到痛心的特征，但我想我们必须同意对政治反对派的权利加以一定的限制是过渡时期不可避免的伴随状态，而俄国人民响应号召所经受的苦难已经因为具体的成就而得到了充分的补偿。”⁽²⁶⁾

这种浮夸的文法其实是一种委婉表达。一大堆拉丁词语就像柔软的白雪一样覆盖在事实之上，模糊了事实的轮廓，掩盖了所有的细节。清晰语言的大敌就是虚伪。当一个人的真实意图和一个人口头上的意图不一致时，就像本能作祟一样，他就会转而说出冗长的词语和空洞的成语，就像一只乌贼喷出墨水。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与政治无关”的事情。所有的问题都是政治问题，而政治本身就是一堆谎言、逃避、愚昧、仇恨和精神分裂症。当整体的气氛变糟时，语言也一定会受害。我猜想——这只是一个猜想，我并没有充分的知识去验证——德语、俄语和意大利语在过去十到十五年间都因为独裁制度而退化了。

但如果思想会腐蚀语言，语言也会腐蚀思想。一个糟糕的用语会因为传统和模仿而传播开来，即使是那些文笔高明的人也会受其影响。我所探讨的那种低劣的语言在某些方面颇为方便。像“not unjustifiable assumption”（并非无法成立的设想）、“leaves much to be desired”（不尽人意）、“would serve no good purpose”（毫无裨益）、“a consideration which we should do well to bear in mind”（我们必须谨记于心的一件事）这样的语句时时刻刻在诱惑着你，就像你手边常备的一包阿司匹林。回过头通读这篇文章，你肯定会发现我一再犯下了我所反对的那些毛病。今天上午我收到了一本邮寄来的小册子，谈论的是德国的情况。作者告诉我，他“迫切觉得”要写出这本小册子。我随意翻开这本小册子，看到的头一句是这么写的：“（同盟国）有了一个机会，不仅可以对德国的社会和政治结构进行彻底的改革以避免德国本土的民族主义反应，与此同时，还为建立统一合作的欧洲奠定基础。”⁽²⁷⁾你瞧瞧，他“迫切觉得”要写出来——或许觉得他有一些新鲜事情想说出来——但他的措辞就像响应着军号的战马，自发地排成了那熟悉而沉闷的阵势。现成的语句对一个人头脑的侵蚀（“lay the foundations”［奠定基础］、“achieve a radical transformation”［进行彻底的改革］）只有时时刻刻抱以警惕才能避免，每一个这样的语句都会麻醉你的一部分头脑。

我在前面说过，我们的语言的衰落或许还有药可救。那些矢口否认的人会争辩说——如果他们能提出一个理由的话——语言只是反映了当前的社会情况，任何对词语和结构的修修补补都是无法影响其发展的。就语言的整体基调或精神而言，这么说或许没错，但从细节上说就不对了。愚蠢的词语和表达还是经常会消失的，这并不是出于任何进化过程，而是出于少数人的有意识的行动。举两个最近的例子吧，“explore every avenue”（巨细无遗）和“leave no stone unturned”（千方百计），它们就是被几个记者以嘲讽扼杀的。还有一长串陈腐的比喻，只要有足够多的人对这件事感兴趣的话，可以用相同的方式将它们消灭掉。我们还可以把“not un-”（并非不）这样的结构嘲笑得无地自容⁽²⁸⁾，减少普通句子里的拉丁词和希腊词，杜绝外来语和不相干的科学词语，使得装腔作势的文风不再风行。但是，这些都只是小节，保卫英语不止意味着这些；或许，首先解释清楚它与什么无关会比较好。

首先，这与复古主义没有关系，和拯救过时的词语和表达方式没有关系，和建立绝不允许背离的“标准英语”也没有关系。相反，我们着重关心的是废除每一个过时无用的词语或成语。这与正确的语法和句法没有关系，只要你能把意思表达清楚，语法和句法并不重要；它与避免英语美国化或与所谓的“优美散文风格”没有关系。另一方面，它不追求虚伪的朴素或试图将书面英语变得口语化。它甚至并不暗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用撒克逊词而不用拉丁词，虽然它确实要求使用最少最短的词语去表达意思。最有必要去做的，是让意思去选择单词，而不是颠倒过来。散文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向词语投降。当你想到了一个具体的事物时，你是想不到词语的，然后，如果你想要描述你想象中的事物的话，或许你会一直搜肠刮肚，直到找到似乎最合适的词语为止。而当你思考一些抽象的事物时，你一开始想到的却往往就是词语，除非你有意防止这种事情发生，否则现成的语句就会蜂拥而至，越俎代庖地取代你的思想，而代价就是，你的意思变得模糊不清，甚至被曲解。或许将遣词用语尽可能久地往后推，将你的意思通过意象或感觉尽可能弄清楚会比较好。然后你就可以选择——不仅仅是接受——能够最贴切表达意思的词句，然后调换位置，看看它们会对另一个人留下什么样的印象。经过这番主观上的努力后，所有陈腐的、纠缠不清的形象，所有现成的语句、不必要的重复、废话和含糊都可以一扫而空。但你经常会怀疑某个词语或短语的效果，你需要定下在直觉不管用时可以依赖的规矩。我认为下面这几条规矩足以应付大部分情况：

一、绝不使用你在书刊中常见的暗喻、明喻或其它修辞手法。

二、能用短词的时候绝不用长词。

三、如果可以的话，能删掉的单词一律删掉。

四、能用主动句的时候绝不用被动句。

五、如果你能想到一个日常英语词语代替的话，绝不使用外来词语、科学词语或行话词语。

六、一旦胡言乱语，就打破上面这些规矩。

这些规则听起来很简单——事实上正是如此——但它们要求那些已经习惯了以当前的时髦风格进行创作的人在态度上作出深刻的改变。或许你遵守了所有这些规矩，写出来的英语仍然很烂，但你不会写出像在本文开头我所列举的五个样本那样的货色。

在这里我所探讨的不是语言的文学运用，只是将语言作为表达意思的工具，而不至于掩盖或妨碍想法。斯图亚特·切斯⁽²⁹⁾和其他人几乎就要宣称所有的抽象词语都没有意义，并以此为借口鼓吹政治上的无为主义。要是你不知道什么是法西斯主义，你又怎么能与法西斯主义进行抗争呢？你不需要接受像这样的谬论，但你应该承认当前的政治混乱与语言的堕落是有关联的，你或许可以从语言这方面着手，对情况加以改善。如果你将自己的话变得简单明了，你就能从最愚蠢荒谬的正统言论中获得解脱。你说不出那些必要的套话，当你说出一番蠢话时，它的愚蠢将会暴露无遗，连你自己也能察觉。政治语言——从保守党到无政府主义者，这一点对于所有的政党都一样，只是略有差异而已——就是为了让谎言听上去煞有介事，将谋杀变成可敬之举，让空穴来风的传闻听起来真实可信。你无法立刻改变这一切，但你至少可以改变自己的习惯。时不时地，如果你的嘲笑声够大的话，你甚至可以将某些过时无用的语句——“jackboot”（长统靴）、“Achilles' heel”（阿喀琉斯之踵）、“hotbed”（温床）、“melting pot”（熔炉）、“acid test”（严峻的考验）、“veritable inferno”（名副其实的炼狱）或其它语言垃圾——丢进垃圾桶里，那里才是它们的归宿。

(1)　哈罗德·约瑟夫·拉斯基（Harold Joseph Laski, 1893—1950），英国学者、作家，曾于1945—1946年担任英国工党主席，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其政治主张偏于激进，鼓吹工人阶级有可能在英国进行革命，与时任英国首相的工党巨头克莱蒙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不合。代表作有《现代国家的自由》、《危机中的民主》等。1945年，《每日快报》攻击拉斯基鼓吹暴力革命，拉斯基提出诽谤诉讼，法院判处拉斯基败诉，整场诉讼的费用和赔偿据说高达6万英镑。

(2)　原文：I am not, indeed, sure whether it is not true to say that the Milton who once seemed not unlike a seventeenth-century Shelley had not become, out of an experience ever more bitter in each year, more alien （sic） to the founder of that Jesuit sect which nothing could induce him to tolerate.

PROFESSOR HAROLD LASKI （“ESSAY IN FREEDOM OF EXPRESSION”）

(3)　put up with和tolerate都表示“容忍，忍受”之意。

(4)　put at a loss和bewilder都表示“使……迷惑”之意。

(5)　兰斯洛特·托马斯·霍格本（Lancelot Thomas Hogben, 1895—1975），英国动物学家与医疗数据统计学家，曾构思出格罗沙语，作为国际性通用语言。

(6)　格罗沙语（Interglossa），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由兰斯洛特·托马斯·霍格本创造的以希腊语和拉丁语为基础的人工语言。

(7)　原文：Above all, we cannot play ducks and drakes with a native battery of idioms which prescribes such egregious collocations of vocables as the basic put u

p with for tolerate or put at a loss for bewilder.

PROFESSOR LANCELOT HOGBEN （“INTERGLOSSA”）

(8)　原文：On the one side we have the free personality; by definition it is not neurotic, for it has neither conflict nor dream. Its desires, such as they are, are transparent, for they are just what institutional approval keeps in the forefront of consciousness; another institutional pattern would alter their number and intensity; there is little in them that is natural, irreducible, or culturally dangerous. But on the other side, the social bond itself is nothing but the mutual reflection of these self-secure integrities. Recall the definition of love. Is not this the very picture of a small academic？ Where is there a place in this hall of mirrors for either personality or fraternity？

ESSAY ON PSYCHOLOGY IN POLITICS（NEW YORK）

(9)　原文：All the “best people” from the gentlemen's clubs, and all the frantic fascist captains, united in common hatred of Socialism and bestial horror of the rising tide of the mass revolutionary movement, have turned to acts of provocation, to foul incendiarism, to medieval legends of poisoned wells, to legalize their own destruction of proletarian organizations, and rouse the agitated petty-bourgeoisie to chauvinistic fervor on behalf of the fight against the revolutionary way out of the crisis.

COMMUNIST PAMPHLET

(10)　波顿（Bottom），莎士比亚的喜剧《仲夏夜之梦》中的角色，职业是木匠，被精灵变成了驴子。

(11)　朗豪坊（Langham Place），位于伦敦西区，曾是英国广播电台总部的所在地。

(12)　原文：If a new spirit is to be infused into this old country, there is one thorny and contentious reform which must be tackled, and that is the humanization and galvanization of the B.B.C. Timidity here will bespeak canker and atrophy of the soul. The heart of Britain may lee sound and of strong beat, for instance, but the British lion's roar at present is like that of Bottom in Shakespeare's Midsummer Night's Dream — as gentle as any sucking dove. A virile new Britain cannot continue indefinitely to be traduced in the eyes, or rather ears, of the world by the effete languors of Langham Place, brazenly masquerading as “standard English.” When the Voice of Britain is heard at nine o'clock, better far and infinitely less ludicrous to hear aitches honestly dropped than the present priggish, inflated, inhibited, school-ma'am-ish arch braying of blameless bashful mewing maidens.

LETTER IN TRIBUNE

(13)　原注：一个有趣的例子是，那些英国花卉的名字最近正被希腊语的名字所取代，“snap-dragon”（龙头花）变成了“antirrhinum”、“forget-me-not”（勿忘我）变成了“myositis”等等。很难看出这种时尚的改变有什么实际原因，或许是因为对朴素的语言本能上的抗拒和隐隐约约觉得希腊词语有科学色彩。

(14)　原注：举一个例子：“康福特的感受与形象的天主教的特征与惠特曼出奇地相似，在审美冲动上却几乎截然相反，不停地唤起那种逐渐积累的、弥漫于整个氛围中的、令人战栗的暗示，对象是一个残忍无情的、宁静的永恒事物……雷伊·加德纳精准地瞄准简单的靶心，箭无虚发。然而，这些靶心并不简单，在这一满意的悲伤中流淌的并不只是表面上的苦乐参半的逆来顺受。”（《诗歌季刊》）

(15)　原文是：“The outstanding feature of Mr. X's work is its living quality”。

(16)　原文是：“immediately striking thing about Mr. X's work is its peculiar deadness”。

(17)　原文是：I returned, and saw under the sun, that the race is not to the swift, nor the battle to the strong, neither yet bread to the wise, nor yet riches to men of understanding, nor yet favor to men of skill; but time and chance happeneth.

(18)　原文是：Objective consideration of contemporary phenomena compels the conclusion that success or failure in competitive activities exhibits no tendency to be commensurate with innate capacity, but that a considerable element of the unpredictable must invariably be taken into account.

(19)　原文是：“In my opinion it is a not unjustifiable assumption that”。

(20)　原文是：“I think”。

(21)　原文是：“consideration which we should do well to bear in mind”。

(22)　原文是：“a conclusion to which all of us would readily assent”。

(23)　原文是：“The Fascist octopus has sung its swan song”。

(24)　原文是：“the jackboot is thrown into the melting pot”。

(25)　原文是：“I believe in killing off your opponents when you can get good results by doing so.”

(26)　原文是：“While freely conceding that the Soviet regime exhibits certain features which the humanitarian may be inclined to deplore, we must, I think, agree that a certain curtailment of the right to political opposition is an unavoidable concomitant of transitional periods, and that the rigors which the Russian people have been called upon to undergo have been amply justified in the sphere of concrete achievement.”

(27)　原文是：“［The Allies］have an opportunity not only of achieving a radical transformation of Germany's social and political structure in such a way as to avoid a nationalistic reaction in Germany itself, but at the same time of laying the foundations of a cooperative and unified Europe.”

(28)　原注：你可以通过记住下面这句话让自己杜绝使用“并非不”的结构。一只并非不黑的狗正横穿一片并非不绿的农田，追着一只并非不小的兔子。英语原文是：A not unblack dog was chasing a not unsmall rabbit across a not ungreen field.

(29)　斯图亚特·切斯（Stuart Chase, 1888—1985），美国经济学家、作家，早年曾积极为妇女解放和社会主义奔走，代表作有《废品的悲剧》、《你的钱的价值》等。

童年快乐种种⁽¹⁾

一

来到圣塞浦里安学校不久后（不是马上，而是过了一两个星期，就在我似乎刚刚开始适应学校生活的日常内容时），我开始尿床了。那时候我八岁，因此，这可算是旧态复萌，本来我戒掉了尿床的习惯至少得有四年之久了。现在我觉得，在当时的情景下尿床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是小孩子从自己家里来到一个陌生地方的正常反应。然而，那个时候，尿床被看成为一桩恶心的罪行，是尿床的孩子故意要这么做的，而对于这种事情，适当的治疗方法就是揍一顿。对我来说，我不需要别人告诉我这是一桩罪行。我以此前从未有过的热诚夜复一夜地祈祷，“求求您，上帝，不要让我尿床！噢，求您了，上帝，不要让我尿床！”但祈祷并没有起到作用。有的晚上我还是尿床了，有的晚上我没有尿床。这种事情由不得你，甚至无法察觉。严格来说这件事并不是你做的——你只是早上醒来时发现床单已经是湿淋淋的了。

第二次尿床时我就受到了警告：再尿床的话就会挨揍，但我是以一种奇怪的、迂回的方式受到警告的。一天下午，我们吃完茶点，正鱼贯走出房间，校长夫人威尔克斯太太正坐在一张桌子的首座，和一位太太聊天。那位太太我不认识，只知道她那天下午过来参观我们学校。她长得像个男的，令人望而生畏，穿着一套骑装——或者说，我把她那身衣服当成了骑装。我正要离开房间时，威尔克斯太太把我叫了回去，似乎想把我介绍给那位客人。

威尔克斯太太的外号叫“翻脸”，我就用这个名字称呼她，因为想到她的时候我很少想起别的名字。（不过，在正式场合，我们都称呼她为夫人，或许是拙劣地模仿公学的学生称呼他们的舍监的妻子。）她是个肩宽体胖的女人，脸颊红润，额头平坦，眉毛长得很浓，一双深陷的狐疑的眼睛。虽然大部分时间里她总是装出一副热心样，以男人婆的口吻和大家有说有笑（“加油，老伙计！”什么的），甚至称呼别人时大咧咧地叫名不叫姓，但她那双焦虑的眼睛总是在指责你。看着她的脸，你不由得会感到心虚，即使你从未做过任何亏心事。

“喏，这个小男孩，”“翻脸”指着我对那位陌生的女士说道，“每晚都尿床。如果你再尿床，你知道我会处置你吗？”她转过身对着我补充说道：“我会让六年级揍你一顿。”

那个陌生的女士装出无以言状的吃惊的样子，嘴里叫嚷着：“我想就得这么办！”这里发生了一个荒诞甚至疯狂的误解，而这种事情在童年时几乎每天都会发生。六年级有一帮年纪大一些的男生，他们因为有“胆量”而被选中，被赋予了殴打年纪较小的男生的权力。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有这么一帮人，我把“六年级”听成了“六年姐”。我以为说的就是这位陌生的女士——我以为她就是六年姐。这可不像个名字，但小孩子在这种事情上没有判断力。因此，我以为被派来揍我的人就是她。这个任务交给一个和学校毫无关系的临时访客在我看来并不奇怪。我只是以为“六年姐”是一位严厉的训导员，以揍人为乐（而她的外表似乎证明了这一点），我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可怕的一幕，看到她穿着全副骑装手执马鞭正走过来准备揍我。直到今天我还能感觉得到当时的我——一个穿着灯芯绒布短裤的圆脸小男孩——站在那两个女人面前，羞愧得几乎晕厥过去的心情。我说不出话来。我觉得如果被“六年姐”揍一顿的话我宁愿死掉。但我主要的感觉不是害怕，甚至不是怨恨，而只是羞愧，因为多了一个人，而且还是个女人，知道了我丢人的丑事。

过后不久，我忘记是怎么一回事了，我知道打人的终究不是“六年姐”。我不记得是不是在当天晚上自己又尿床了，但总之就是不久之后我又尿了一次床。噢，那种绝望，那种残忍不公的感觉，我做了那些祈祷，下了那些决心，马上又在湿漉漉的床单之间醒来的感觉！我根本没有机会掩饰自己的所作所为。那个名叫玛格丽特的脸色冷峻、身材高大的舍监来到宿舍里，专门检查我的床铺。她掀开床单，然后直起身子，那些可怕的字眼似乎就像惊雷一样从她的嘴里轰隆隆地吼出：

“早餐后到校长那里自首！”

我特别强调“自首”这两个字，因为它们在我的脑海中的印象特别强烈。我不知道在圣塞浦里安最初几年里这个词我听过了多少遍。只有极少数的几回这个词不意味着挨打。这两个字在我的耳朵里听起来总是带着恐怖的意味，就像发闷的鼓声或死刑判决书。

我来到校长那里自首时，“翻脸”正在通往书房的前厅那张亮闪闪的长桌上忙碌着什么事情。经过她身边时，她那令人不安的眼神一直打量着我。“傻逼”是个肩膀圆圆，样子蠢得出奇的男人，体格不大，但走起路来总是拖着步子，长着一张肉嘟嘟的脸，看上去像个发育过头的婴儿，总是笑口常开。他当然知道我为什么会被叫过来见他，已经从柜子里拿出了一把骨柄的马鞭。但作为自首的一部分惩罚，你必须亲口说出犯下的罪行。当我坦白交代完毕之后，他对我作了一番简短而装模作样的训斥，然后抓住我的后颈，把我拧转过来，开始用马鞭揍我。他习惯一边揍你一边继续训话，我记得“你这个—脏—兮—兮—的—小—家—伙”这句话和一下下的鞭笞很合拍。挨这顿并不疼（或许因为这是初犯，他对我手下留情了），我走出房间，感觉心里好受多了。挨揍却不觉得疼似乎是一种胜利，在部分程度上洗刷了尿床的耻辱。我甚至冒失到脸上露出笑容的地步。几个小男生在前厅门外的走廊里等候着。

“你挨鞭子了吗？”

“一点儿都不疼。”我骄傲地说道。

“翻脸”什么都听到了。她立刻在我的身后咆哮道：

“过来！马上过来！你说什么来着？”

我期期艾艾地回答：“我说一点儿都不疼。”

“你怎么敢说出这样的话？你觉得这像话吗？再进去自首！”

这一次“傻逼”动真格的了。他一连打了好久，把我给吓坏了——似乎有五分钟左右——最后把那根马鞭给打断了。骨柄飞到了房间的那头。

“看看你逼我做出了什么事情！”他盛怒万分地说道，手里握着那根断鞭。

我倒在椅子上，有气无力地啜泣着。我记得那是童年时唯一一次被打得掉眼泪，而奇怪的是，我并不是因为疼痛而哭。第二顿鞭笞也不是很疼。恐惧和羞愧似乎给我施了麻醉。我之所以哭，一部分原因是我觉得自己应该哭，一部分原因是出于真心的忏悔，还有一部分原因是童年时才有的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更深层次的悲痛：一种凄凉的、孤独无助的感觉，一种被锁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的感觉，在这个善恶并存的世界里，我根本无法遵守它的规则。

我知道，首先尿床是不对的，其次是，那是我控制不了的。第二点是我亲身体验到的，而对于第一点我并不质疑。因此，很有可能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犯下了一桩罪行。你并不想做出这件事，却又无法避免。罪行不一定非得是你做过的事情，它也可能是碰巧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我并不是想说当“傻逼”在鞭笞我的时候，我的脑海里闪现出了这么一个崭新的想法。早在我离家之前我就已经有过这样的想法了，因为我的童年早期过得并不开心。但不管怎样，这是我童年无法磨灭的重要一课：我置身于一个我不可能当个好孩子的世界里。这次双重鞭打是一个转折点，因为它让我第一次意识到我被丢进了一个多么残酷的环境。生活要比我想象的更加可怕，而我也比想象的更加邪恶。总而言之，当我在“傻逼”的书房里挨着椅子边坐下啜泣，甚至没有站起身的自控能力，而他一直冲我吼着不停时，我深深地觉得自己是个罪孽深重的傻瓜和懦夫，而这是我印象中此前从未有过的感受。

大体上，一个人对任何时期的回忆一定会随着时过境迁而渐渐淡忘。一个人总是在学习到新的事实，而老的事实必须让位于新的事实。二十岁的时候我能准确地记述上学时的历史，现在我可做不到了。但一个人的记忆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后反而变得更加清晰，这种事情也是会发生的，因为他以新的眼光看待过去，似乎能区分出并注意到某些事情，而那些事情之前一直存在，却淹没在其它事情里，没有什么分别。这里有两件事情，在某种程度上我是记得的，但直到最近我才觉得奇怪和有趣。一件事情是，第二次挨打当时在我看来是正当合理的惩罚。挨了一顿打，然后因为不知趣地向别人说这顿打不疼于是又挨了比第一顿更重的打——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天神都是善妒的，当你交了好运时你就应该将其隐瞒。另一件事情是，我把那根断鞭看成是我的过错。我仍然记得当我看到那个手柄掉在地毯上时的感受——那是一种做了一件笨拙而没有教养的蠢事，打烂了一件贵重物品的感觉。是我弄断了鞭子，“傻逼”就是这么告诉我的，而我也相信了。我接受了自己是一个罪人，将这件事在记忆里封存了二三十年，从未以此为意。

尿床事件就说这么多。但是还有一件事情得说，那就是我不再尿床了——至少，在我又尿过一次床，又挨了一顿打后，这桩麻烦事就此告终了。因此，这个野蛮的治疗方法或许真的很奏效，虽然代价很高，对于这一点我并不怀疑。

二

圣塞浦里安是一所昂贵而势利的学校，而且我觉得正变得越来越昂贵而势利。它与哈罗公学关系很密切，但在我上学的时候越来越多的男生上了伊顿公学。大部分学生是富家子弟，但大体上他们并不是出身贵族的有钱人，而是住在伯恩茅斯或里士满的那种有灌木环绕的大宅里的人，家里有汽车和管家，但没有乡村庄园。他们当中有几个外国人——几个来自南美洲的男生、阿根廷牛肉大王的儿子、一两个俄国男生，甚至还有一个暹罗王子，或者说，是被称呼为王子的人。

“傻逼”有两个远大理想。其中一个是吸引贵族子弟入读这所学校，另一个是培训学生获得公学的奖学金，特别是伊顿公学的奖学金。到我快毕业的时候，他真的招到了两个出身名门的学生。我记得其中一个是耷拉着鼻涕的可怜虫，几乎是个白化病人，一双弱视的眼睛总是往上瞟，长长的鼻子上总是带着一溜看上去颤巍巍的鼻涕。向别人提起这两个学生时，“傻逼”总是以他们的贵族头衔称呼他们，他们入读的头几天他真的当着他们的面称呼他们为“某某某某爵爷”。不用说，当有客人过来参观学校的时候，他总是想方设法将注意力集中到这两个贵族子弟身上。我记得有一次那个白头发的小男孩吃饭时呛着了，鼻子里流下一条鼻涕，掉到了盘子上，真是不忍卒睹。换了是其他地位卑微的人，一早就该被责骂为“脏兮兮的小畜生”，立刻被赶出食堂了，但“傻逼”和“翻脸”却以“孩子终究是孩子”的态度一笑置之。

所有家里很有钱的男孩都或多或少得到不加掩饰的优待。这所学校仍带着维多利亚时代“私塾”的气息，招收“寄宿学生”。后来我在萨克雷的作品里读到对那种学校的描写时，立刻看到了相似的地方。上午的课间那些富家子弟可以喝牛奶吃饼干，每周上一两次马术课。“翻脸”对他们呵护备至，亲热地直呼他们的名，而最重要的是，他们从来不会挨打。除了那几个南美学生——他们的父母远在十万八千里之外——我想“傻逼”从来没揍过那些父亲的年薪远远超过两千英镑的男生。但有时候他愿意放弃经济效益树立学业成绩上的招牌。有时候他会降低学费特招几个有希望能考取奖学金给学校争取荣誉的男生。我自己就是以这种条件入学的，不然的话我的父母根本没办法送我入读一所这么昂贵的学校。

一开始我不知道自己是学费减免生，直到我十一岁的时候“翻脸”和“傻逼”才开始向我透露这件事。在头两三年里我接受的是普通的教育课程，接着，在我开始学希腊文（八岁开始学拉丁文，十岁开始学希腊文）后不久，我被分进了奖学金班，这个班上的古典文学课程大部分由“傻逼”亲自教授。在两三年的时间里，冲刺奖学金班的学生接受的是填鸭式的教学，就像圣诞节的那些填鹅。我们学的都是些什么啊！让天资聪颖的男生在只有十二三岁的时候参加一场将决定其前途的竞争激烈的考试，这种事情再怎么说也是造孽。似乎有的预备学校能让学生获得伊顿公学或温彻斯特公学等学校的奖学金，但并没有教他们以分数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而在圣塞浦里安，整件事情被赤裸裸地当成一种骗局进行准备。你的任务就是只学那些能让考官觉得你貌似知识渊博的东西，尽可能不让你的脑袋去思考别的事情。任何没有考试价值的科目，例如地理，几乎完全被忽略了，如果你读的是“古典文学班”，你不用学数学，无论什么形式的科学课程都不用上——事实上科学根本不受重视，甚至对博物学感兴趣也不受鼓励——甚至连你在课余所读的书也是为了“英语考试”而读的。拉丁文和希腊文这两门和奖学金挂钩的主课才是最重要的，但就算这两门课也是刻意以一种浮夸而不合理的方式教授的。比方说，我们从未通读哪怕一本希腊语或拉丁语作家的作品。我们只读一些短篇，它们之所以被挑出来是因为它们可能会被选作“临场翻译”的考题。在我们参加奖学金考试的最后一年里，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题海战术”上，专攻前几年的试卷。“傻逼”攒了一摞摞的这种试卷，都是从每一所著名的公学那里搜罗来的。但最最荒唐的莫过于历史课的教学了。

那时候有一个很无聊的竞赛，名叫“哈罗公学历史奖学金”，每年举办一次，许多预备学校都会参加。圣塞浦里安的传统是每年都会得奖，我们确实有这个能力，因为我们已经死记硬背啃下了自从这个竞赛开始以来的每一份考卷，而可能会考的题目并不是无穷无尽的。那些题目特别愚蠢，答案只是一个名字或一句引言。谁洗劫了印度的贵妇？谁在一艘敞篷船上被砍掉了脑袋？谁趁辉格党人⁽²⁾洗澡的时候偷走他们的衣服跑掉了？几乎所有的历史课就是以这种水平传授的。历史成了一系列毫无联系、不可理解却是以铿锵动听的语句来描述的重要事实——至于为什么重要从未向我们解释。迪斯累利⁽³⁾以荣誉带来了和平。克莱夫⁽⁴⁾对自己的节制感到惊讶。皮特⁽⁵⁾召来新世界以恢复旧世界的平衡。还有年代日期和记忆练习。（比方说，你知道“A black Negress was my aunt：there's her house behind the barn”这句话的首字母就是玫瑰战争⁽⁶⁾的各场战役名字的首字母吗？）“翻脸”给高年级上历史课，对这种东西最具热情。我还记得那些激扬岁月：热情洋溢的男生在座位上雀跃着抢答正确的答案，与此同时对他们所说的神秘事件的意义一点儿也不感兴趣。

“1587年？”

“圣巴塞洛缪大屠杀⁽⁷⁾！”

“1707年？”

“奥兰奇布⁽⁸⁾去世！”

“1713年？”

“乌得勒支条约！⁽⁹⁾”

“1773年？”

“波士顿倾茶案⁽¹⁰⁾！”

“1520年？”

“噢，夫人，求您了，夫人——”

“夫人，夫人，请您让我告诉他！夫人！”

“好吧！1520年？”

“金缕地之会！⁽¹¹⁾”

如此这般这般。

但历史和类似的副科也不是一点儿也不好玩。真正折磨人的是“古典文学课”。回首往事，我意识到那时候的我比以后的我更加用功读书，但是当时似乎再怎么努力也无法令人满意。我们围坐在一张用浅色硬木做的光洁的长桌边，“傻逼”又是棒打又是威胁又是劝诫，有时候插科打诨，极偶尔夸上几句，但总是在鞭笞我们保持全神贯注的状态，就好比一个人以利锥刺股的方式让一个昏昏欲睡的人保持清醒那样。

“继续，你这个小懒虫！继续，你这个没用的小懒鬼！你们这帮家伙最大的毛病就是你们天生就懒到骨子里去了。你们吃太多了，这就是原因所在。你们顿顿饭都狼吞虎咽，然后来到这里的时候就已经快睡着了。继续，投入一点。你们根本没有在动脑筋。你们的脑子根本没有出汗呢。”

他会用他那支银管铅笔敲打着某个学生的脑袋瓜，在我的记忆中，那支笔似乎就像香蕉那么粗，重得可以撬起一块大石头。又或者他会揪着某个学生耳朵边上的短发，又或者会时不时在桌子底下伸脚踢某个学生的胫骨。碰到诸事不顺的日子，他就会说：“那好吧，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一整个上午你一直要的不就是这个吗？过来，你这个没用的小懒鬼。进书房去。”然后就啪、啪、啪，然后你就回来了，带着血红的鞭痕和火辣辣的疼痛，坐下来继续学习——后来那几年“傻逼”不用马鞭了，改用一根细细的藤条，打起来要疼得多。这种事情不是很经常发生，但我记得不止一次在念一句拉丁文句子的时候被带出教室，挨了一顿藤条，然后继续念同一个句子，事情就是这样。如果你觉得这种教学方法不管用，那可就错了。这种方法在特定目的上其实很管用。事实上，如果没有体罚的话，我想古典教育可能根本无法顺利进行下去。那些男生们自己也相信体罚的功效。有个男生名叫比察姆，是个脑袋少根筋的笨蛋，但显然他很渴望考取奖学金。“傻逼”就像鞭笞驽马那样驱赶着他朝目标迈进。他去参加厄平汉姆的奖学金考试，回来时知道自己考砸了，一两天后因为懒惰被狠狠地揍了一顿。“要是去考试前挨那顿藤条就好了。”他哀怨地说道——我觉得这番话很让我鄙视，但我完全理解个中含义。

奖学金班的男生并非受到同样的待遇。如果是个有钱人家的子弟，对他来说减免学费并非那么重要，“傻逼”就会像慈父一样激励他，开开玩笑，捅捅肋骨，偶尔用铅笔拍打一下，但从来不揪头发或打藤条。那些没钱但“聪颖”的学生才会吃苦头。我们的脑袋就像一座金矿，他投资进去，就必须从我们这里压榨出回报。早在我明白我和“傻逼”的经济关系的性质之前，他们就已经让我明白我和大部分男生的地位是不一样的。事实上，学校里有三个阶层。有一小撮出身贵族或百万富翁背景的上等人，有出身普通郊区富裕阶层的子弟，他们是学生的主要构成群体，还有几个像我这样的下等人，出身于神职人员、印度民政官、挣扎求存的寡妇这样的家庭背景。这些穷苦的孩子被勒令不能参加像射箭和木工这样的“课余活动”，而且从衣服到小玩意儿被百般羞辱。比方说，我从未拥有属于自己的板球拍子，因为“你父母买不起”。这句话在我读书的时候一直困扰着我。在圣塞浦里安我们不准保管从家里带来的钱，而是必须在学期的第一天“交公”，然后每隔一段时间在监督下才能花掉。我和境况相似的男生总是被劝阻，不能买像模型飞机这样的昂贵的玩具，就算我们攒够了钱也不行。特别是“翻脸”，她似乎故意要向那些穷孩子灌输卑贱的人生观。“你觉得那种东西是你这样的小孩应该买的吗？”我记得她对某个男生说道——而且是当着全校学生的面说出这番话的，“你知道自己长大以后是个穷光蛋，不是吗？你们家没钱，不宽裕。你得懂事。别不知道天高地厚！”还有每周给我们买糖果的零花钱，由“翻脸”坐在一张大桌子那里分给我们。那些百万富翁子弟每周有六便士，大部分学生有三便士，而我和其他一两个孩子只有两便士。我的父母并没有嘱咐要这么做。可以想象，每周省一便士对他们来说并没有多大的影响。这是身份的标志。而更令人尴尬的是生日蛋糕的细节。每个孩子在生日的当天通常可以得到一个插着蜡烛的大冰糕，在吃茶点的时候和全校的同学分享。这是校规规定的，而账记在了学生的父母头上。我从未得到过蛋糕，虽然我的父母绝对不会介意为蛋糕掏钱。年复一年，我会可怜巴巴地希望今年我的蛋糕会出现，却又不敢开口提出要求。有一两次我甚至向我的小伙伴们轻率地吹嘘说今年我会有蛋糕。接着，茶点时间到了，没有蛋糕，我还是那么没有人缘。

很早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如果不能获得一所公学的奖学金，我根本没有机会混出个人样。要是不能考取奖学金，我就得在十四岁的时候离开学校，用“傻逼”最喜欢说的话形容，只能当“一个年薪四十英镑的办公室杂役”。我身处这样的环境，当然对其深信不疑。事实上，在圣塞浦里安大家都认为，如果你上不了“好的”公学（这类学校大约只有十五所），你这辈子就完了。随着考试的时间日益临近——十一岁、十二岁，然后十三岁，这一年可谓生死攸关！——勉强鼓起勇气面对不成功便成仁的可怕战斗时那种沉重的压力是很难让一个大人明白的。在大约两年的时间里，我没有一天醒着的时候不在想着“考试”这件事，我的祈祷总是一成不变：当我分到一块比较大的如愿骨，或捡到一块马蹄铁，或向新月鞠躬七次，或通过一道许愿门没有碰到门的两边时，我获得的许愿机会当然会用在“考试”上。然而，奇怪的是，我还总是被一种几乎无法抵抗的不想用功的冲动所困扰。有时候我一想到要做的功课就会觉得无比沮丧。在最小儿科的题目面前我就像一只小动物那样傻愣愣地发呆。放假的时候我也无法学习。有几个奖学金班的学生跟着巴切勒先生补习。他是个和蔼的人，毛发很浓密，总是穿着松松垮垮的衣服，住在一间典型的单身汉的“窝”里——墙上摆满了书，屋里弥漫着烟味——就在镇上的某处地方。放假的时候巴切勒先生每星期都会从一沓作业里给我们布置一些片段。但不知为什么我就是完成不了。空白的作业纸和黑色的拉丁文字典就摆在桌子上，我知道自己的责任，但不知怎的，我就是没有心情开始写作业。假期快结束的时候，我只能交给巴切勒先生写了五十或一百行的作业。毫无疑问，这一部分是因为“傻逼”和他的藤条不在身边。但上学的时候也一样，我总是时不时就犯懒犯傻，渐渐沉沦到丢人现眼的地步，甚至变得软弱爱哭却又不肯听话。我很清楚自己的罪行，却没办法或不情愿——我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作出改正。然后“傻逼”或“翻脸”会把我叫去，这一次甚至不是挨藤条。

“翻脸”会用她那双恶毒的眼睛打量着我。（她那双眼睛是什么颜色的呢？我也不知道。我记得它们是绿色的，但事实上没有人有绿色的眼睛。或许它们是淡褐色的。）她会以她那特有的半是哄骗半是恐吓的方式开场，总是能突破对方的心理防御，打动对方善良的天性。

“我觉得你这么做真是太不像话了，不是吗？你觉得你就这么一星期接一星期，一个月接一个月地荒废光阴对得起你的父母吗？你想放弃自己的机会吗？你知道像你这样的人可不是有钱人，不是吗？你知道你的父母不能像别的孩子的父母那样提供同样的条件。要是你考不到奖学金，他们怎么能送你上公学读书呢？我知道你的母亲很为你自豪。你想让她失望吗？”

“我想他是不想上公学的了。”“傻逼”会假装我不在场一样对“翻脸”说道，“我想他已经放弃这个念头了。他想当个年薪四十英镑的小人物。”

流眼泪那种可怕的感觉——胸口一阵发胀，鼻子里一阵发酸——已经向我袭来。“翻脸”会祭出她的杀手锏：

“你觉得你这样做，对我们公平吗？我们为你付出了这么多。你知道我们为你付出了多少，不是吗？”她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虽然她没有把话挑明，但我心知肚明。“我们收留了你这么多年——我们甚至还让你放假的时候在这里住一个星期，让巴切勒先生能辅导你。我们不想把你赶走，你知道的，但我们可不能由得一个孩子在这里一学期接一学期地白吃白喝。我认为你这样的行为是很不对的，是不是？”

我只能可怜巴巴地回答“不，夫人”或“是的，夫人”，根据情况而定。显然，我的行为是不对的。时不时地，我的眼泪会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顺着鼻梁簌簌地滴落下来。

“翻脸”从不会直白地说我是个不交学费的学生。显然，像“我们为你付出了这么多”这样含糊的话更能打动人心。不过，“傻逼”没有被自己的学生爱戴的渴望，说话更加直白一些，就像平时说话那样趾高气扬。“你是靠我的奖学金生活的”是这种情形下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在挨鞭子的时候我至少听过一次这句话。我必须得说，这一幕并不是经常发生，当着其他孩子的面只说过一回。在公开场合我老是被提醒说我是一个穷孩子，我的父母这样或那样东西都“买不起”，但我并没有被点破自己寄人篱下的地位。这是无可辩驳的终极王牌，当我的学业一塌糊涂时就会作为刑具拿出来折磨我。

要理解这么一番话对一个十或十二岁的孩子的影响有多大，你必须记住，小孩子对分寸和概率没有什么概念。一个小孩子可能极端自我，无法无天，但他缺乏阅历，他对自己的判断没有信心。大体上，人们说什么他就信什么，而且相信大人们拥有不可思议的知识和能力。这里我举一个例子。

我曾经说过，在圣塞浦里安我们不能私底下存钱。但是要偷偷扣下一两先令还是有可能的，有时候我会浪费在买糖果上，藏在操场墙上松散的藤蔓里。有一天我被派出去跑腿时，我去了一英里开外的一家糖果店，买了几块巧克力。从店里走出来时，我看见对面人行道上有一个面目狰狞的小个子男人，看上去似乎正恶狠狠地盯着我的校帽。我心里登时一惊。那个人是谁根本用不着猜。他就是“傻逼”安排在这里的密探！我不动声色地转过身，然后，我的双脚似乎不听使唤，撒丫子笨拙地跑开了。但当我绕过街角时，我迫使自己慢下来走路，因为跑就是心里有鬼的迹象，显然。这个小镇里到处都遍布着密探。那一天和接下来的第二天我等候着被叫进书房，但最终平安无事，我觉得很是吃惊。在我看来，一所私立学校的校长能够动用一大帮告密者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我甚至没有想过雇这些人是要钱的。我以为无论校内校外，大人们都会自发联合起来，阻止我们破坏规矩。“傻逼”无所不能，因此他的爪牙遍布各处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想我应该不止十二岁。

我恨透了“傻逼”和“翻脸”，那是一种恼羞成怒的恨意，但这并没有让我怀疑他们的判断力。当他们告诉我不能考取公学的奖学金就只能去当一个年薪四十英镑的办公室杂役时，我相信自己就只能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最重要的是，当“傻逼”和“翻脸”告诉我他们是我的恩人时，我真的相信了。当然，现在我明白在“傻逼”的眼中我是一个奇货可居的学生。他往我身上投了本钱，他希望我以为学校争光的方式给他回报。要是我“误入歧途”了——有时候一些有希望拿奖学金的男生就会这样——我想他们一早就把我开除了。结果，最终我为他考到了奖学金，当然，他在宣传手册里对此大肆宣扬。但让一个小孩意识到学校的本质就是一个商业机构是很困难的事情。小孩子相信学校的存在就是为了教书育人，校长训导他是为了他好，或者说是爱之深责之切。“翻脸”和“傻逼”对我很友好，他们的友好包括了打藤条、责骂和羞辱，这些都是为了我好，把我从沦为办公室杂役的厄运中解救出来。这就是他们的说法，而且我对此深信不疑。因此，我知道自己亏欠了他们的大恩大德。但我并没有心存感激，我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恰恰相反，我恨透了他们俩。我无法控制自己的主观情感，也无法在他们面前掩饰。但痛恨自己的恩人实在是太坏了，不是吗？他们就是这么教导我的，而我也相信了。一个孩子会接受人家教给他的行为准则，即使他在违反这些行为准则时也一样。从八岁或更早的时候开始，我就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即使我努力装出目中无人的冷漠模样，那其实也只是蒙在羞愧和失落之上的一层薄薄的掩饰。深刻的罪恶感贯穿了我的童年时期，我知道自己不是个好人，我知道自己在蹉跎光阴，荒废我的才华，做出天大的傻事，心地歹毒而且忘恩负义——所有这些似乎都无可避免，因为我生活在像地心引力一样的绝对法则中，但我却无法遵循这些法则行事。

三

没有人能在回首自己的校园生活时，真心地说他们一点儿也不快乐。

在圣塞浦里安，除了惨痛的回忆之外，我也有美好的回忆。盛夏的下午我们有时候会去远足，穿过唐斯丘陵来到一个名叫比尔林沟的村庄，或去滩头那里，在礁石间危险地游泳泡水，回来时全身都被割伤。仲夏的夜晚还有更好玩的事情。作为特别优待，我们不用像平常那样被赶上床，而是获准在流连的暮光中在操场上闲逛，最后九点钟的时候一头扎进游泳池里泡个澡。在夏天起个大早，在阳光明媚睡意沉沉的宿舍里不受打扰地读上一个小时书也是一大乐事（伊安·赫伊⁽¹²⁾、萨克雷⁽¹³⁾、吉卜林⁽¹⁴⁾和威尔斯⁽¹⁵⁾是我童年时最喜欢的作家）。还有打板球——虽然我打得不好，但还是无可救药地沉溺其中，直到大约十八岁。养毛毛虫也是很有趣的事情——那种光滑如丝绸的绿紫色的天社蛾毛虫、恐怖的白杨木绿毛虫、大如中指的水蜡树毛虫，这些都可以从镇里一间商店花六便士偷偷买到。还有就是，校长“出去散步”时，我们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摆脱他，兴高采烈地到唐斯那里的露池中捞硕大的、长着橙色肚皮的蝾螈。我们出去散步，遇到某样特别有趣的事情，然后校长一声令下又得乖乖回去，就像一只被绳子生拉硬拽着往前走的小狗——这是学校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许多孩子的心中推波助澜地增强了心中的信念，那就是，你最想要的事情总是可望而不可即。

在极少数情况下，或许每个夏天有那么一回，你可以完全摆脱学校军营般的气氛。副校长布朗获准带着一两个男生一整个下午去几英里外的公地上抓蝴蝶。布朗白发苍苍，脸膛红得像一颗草莓。他精通博物学、做模型和石膏像、放幻灯片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他和巴切勒先生是学校里仅有的两个我不讨厌也不害怕的大人。有一次他带我进他的房间，信任地给我看一把镀金的手柄上镶有珍珠的左轮手枪——他称其为“六发手枪”——他把这把枪藏在床底下的一个箱子里。噢，那些偶尔举行的远足是多么快乐！在人迹罕至的铁路支线乘坐两三英里的火车，一整个下午举着绿色的大网跑来跑去，那些漂亮的大蜻蜓在草丛的顶部盘旋飞舞，阴森森的杀虫瓶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气味，还有在一间小茶馆的门廊处喝着茶吃着一大块浅白色的蛋糕！这种事情的关键之处在于乘火车旅行，似乎在你和学校之间施加了魔法一般的距离。

“翻脸”自然是不赞成这些远足的，虽然并没有真的禁止。有人回来时她就会露出狰狞的笑容，捏出最稚嫩的嗓音说道：“你们去捕蝶了吗？”在她看来，学博物学（或许她会称之为“逮虫子”）是幼稚的举动，应该尽早让男生们知道这是可笑的事情，不再沉溺其中。而且，它不是什么有出息的事情，一向是那些不擅长运动的戴眼镜的男生做的事情，对你通过考试没有任何帮助，而且最重要的是，它有科学的味道，因此似乎会影响古典文学的教育。接受布朗的邀请需要在道德上苦苦挣扎一番。我真的很害怕那番“小蝴蝶”的讥讽！但是布朗是自学校创办伊始的老员工，拥有一定程度上的自主权，似乎只和“傻逼”打交道，不怎么搭理“翻脸”。如果碰巧“翻脸”和“傻逼”都不在，布朗就会担任代理校长的职务，这样一来，早上做礼拜的时候他不会诵读那些指定的课文，而是给我们阅读《圣经别传》⁽¹⁶⁾里面的故事。

我从童年一直到大约二十岁的大部分美好的回忆在某种程度上都与动物有关。当我回首往事，在圣塞浦里安就读期间，所有的美好回忆都发生在夏天。冬天的时候你会一直流鼻涕，手指冻僵了，连纽扣都没办法扣上（星期天我们得穿伊顿硬领，这时候可苦恼了），还有那每天像噩梦一样的足球——天气那么冷，场地那么泥泞，那个丑陋的湿漉漉的足球呼啸着朝你的脸飞过来，那些大一点的男生顶着你的膝盖，踩踏你的靴子。除此之外，让我烦恼的还有一件事：十岁之后一到冬天我就老是病恹恹的，至少在上学的时候是这样。我有支气管炎，而且许多年之后发现一片肺叶上有病变。因此我不仅长期咳嗽，而且跑步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但那时候这种情况被称为“气喘”或“胸闷”，要么是自己在杞人忧天，要么被认为是由暴饮暴食引起的，是道德上的堕落。“你喘起气来就像在拉风箱一样。”“傻逼”站在我的椅子后面时会不高兴地说道，“你老是吃那么多，这就是病因。”我的咳嗽被说成是“胃胀气”，听起来很恶心而且应该被责骂。而咳嗽的疗方就是去跑步，如果你能长期坚持的话，就能“清理好你的胸腔”。

真是奇怪，如此那般的——我说的不是真正的生活艰苦，而是邋遢肮脏和漠不关心的氛围——在那个时候的上流阶层的学校，竟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几乎就和萨克雷时代一样，一个八岁或十岁的小男孩就应该是个流着鼻涕的可怜虫，他的脸就应该总是脏兮兮的，双手皲裂，指甲被咬得参差不齐，手帕湿漉漉的脏得可怕，屁股总是青一块紫一块。在假期的最后几天，想到回学校，你的心里就像塞了一大团铅块那样沉重，而那种身体发肤上的苦楚是原因之一。关于圣塞浦里安最典型的一个记忆就是学期的头一天晚上你会觉得床铺硬得出奇。由于这是一所昂贵的学校，在这里读书的我觉得社会地位高了一等，但是舒适程度从各个方面来说都要远远低于我自己的家，或者说，比一个富裕的工人阶级之家差了很多。比方说，一个学生一星期才能洗一次热水澡。食物不仅难吃，而且还填不饱肚子。我从未见过涂得如此之薄的黄油或果酱，后来也没有见过。我想吃不饱这件事不是我臆想出来的，我记得我们煞费苦心地想偷东西吃。我记得有好几次半夜两三点钟的时候蹑手蹑脚地穿过似乎有好几英里长的漆黑的楼梯和过道——光着脚丫，每走一步都会停下来听一听动静，对“傻逼”、鬼怪和夜贼怕得要死——为的是从食堂里偷点发霉的面包。那些老师和我们一起吃饭，但他们的伙食要稍稍好一些。一有机会我们就会在他们的盘子被端走时偷点剩下的熏肉皮和炸土豆吃。

和往常一样，我没有意识到不给吃饱饭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我接受了“傻逼”的看法，认为小孩子食欲旺盛是病态发育，应该尽量加以控制。在圣塞浦里安有一句格言对我们重复了无数遍，那就是：吃完饭后站起来时感觉和刚才坐下去时一样饿是健康的表现。仅仅在一代人之前，学校开饭时以一道不加糖的板油布丁作为开胃菜是很普遍的事情，他们还老实地承认说这是为了“让孩子们没有胃口”。但在预备学校里，吃不饱饭可能没有公学那么骇人听闻。在预备学校里孩子们只能吃到学校安排的伙食，而在公学，孩子们可以给自己额外买点吃的——事实上，校方希望他们这么做。在有的学校，除非学生自带鸡蛋、香肠、沙丁鱼罐头什么的，否则他们别想吃饱，因此父母们得给孩子们留一点钱。比方说，在伊顿公学，至少在高中，吃过午饭之后就别指望吃上一顿饱饭了。吃下午茶时他只能吃到可怜的稀汤或炸鱼，而更经常吃到的是面包加奶酪，喝的是清水。“傻逼”去伊顿公学看望他的大儿子，回来时势利而得意地大谈那些男生生活的奢华。“他们晚饭给学生们吃炸鱼呢！”他嚷嚷着，肉嘟嘟的脸上笑容满面，“世界上没有像这样的学校了。”炸鱼！这是最穷的工人阶级经常吃的晚餐！在廉价的寄宿学校无疑更加糟糕。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我记得在一间文法学校里见到那里的寄宿生——或许是农民和小店主的儿子——吃的是煮内脏。

无论是谁在写自己的童年回忆时都切记不要过度夸张和自怜自艾。我不是在说自己是个受难者，或者说圣塞浦里安是一所类似于多斯比男校⁽¹⁷⁾那样的学校。但如果我说大体上我的回忆不算恶心的话，那我就是在撒谎。在我的回忆中，我们过着人满为患、饭又吃不饱而且蓬头垢面的生活，的确非常恶心。如果我闭上眼睛，说一声“学校”，第一样记起的当然是学校的环境：带板球亭的平坦的操场、步枪射击场旁边的小屋、阴风阵阵的宿舍、布满灰尘的开裂的通道、体育馆前面的沥青广场、后面那个表面粗糙的松木礼拜堂。几乎每一个地方都有某样脏兮兮的东西突兀地显露出来。比方说，我们喝粥的锡碗都卷了边，下面结了嘎巴，可以长条长条地撕下来。而粥本身也总是有很多硬块、头发和说不清道不明的黑漆漆的东西，多得让你觉得难以置信，似乎是有人故意放进里面去的。不先检查一下那些粥可不安全。还有浴缸里那些黏糊糊的水——浴缸大约有十二到十五英尺，每天早上大概整个学校的学生都会进去洗澡，我不知道那些水有没有经常换——而且那些毛巾总是湿漉漉的，带着一股奶酪的味道。冬天我有时会去本地的浴室，那里用的是直接从海滩上引来的脏兮兮的海水，有一次我见到上面漂浮着一团人粪。还有更衣室里的汗臭味和油腻腻的洗脸盆。对着这些东西是那一溜肮脏破烂的厕所，门上没有任何固定的插闩，因此当你坐在里面的时候肯定会有人破门而入。对我来说，想起上学的日子，我很难不闻到一股冷冰冰而可怕的味道——一种夹杂着汗袜子、脏毛巾、沿着过道飘荡的粪便的味道、残留着陈腐的食物的叉子和炖羊颈汤的味道，还听到厕所的门乒乒乓乓的碰撞声和宿舍里夜壶的撒尿声。

确实，我生来不是一个擅长交际的人，而当很多人局促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时，如厕和脏兮兮的手帕这些生活的另一面肯定会更加扎眼。这种情况就像在军队里一样糟糕，而毫无疑问，监狱里的情况会更糟。而且，在童年时你对什么都感到讨厌。在一个小孩有了辨别能力之后，在他变得麻木不仁之前——比如说，七八岁之间——他似乎总是在一口化粪池上走钢丝。我认为当我回忆起健康和卫生是如河被漠然置之的时候，我并没有夸大学校生活的肮脏，虽然他们在夸夸其谈地说什么新鲜空气、洗冷水澡和坚持艰苦训练。连续好几天便秘是常有的事情。事实上，你几乎很难保持肠胃畅通，因为能用的通便药就只有蓖麻油或另外一种几乎同样难喝的药，名叫甘草粉。按照规定学生们每天早上应该洗澡，但有的学生会连续好几天躲着不洗澡，铃声一响就不见踪影，或随着人群走到澡堂边，然后用地上的脏水弄湿头发就算了。除非有人紧盯着他，否则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是不会让自己保持干净的。在我离开学校前不久来了一个新生，名叫海泽尔，是一位漂亮妈妈的心肝宝贝。我注意到他的第一件事，就是他长了一口珍珠般美白的牙齿。到了那个学期末，他的牙齿变成了恐怖的绿色。显然，那段时间以来没有人关心他，叮嘱他要刷牙。

但是，家与学校的区别不只是在物质环境上。开学的第一天晚上躺在硬邦邦的床铺上时，我总是有一种蓦然惊醒的感觉：“这就是现实，这就是你要面对的事情。”你的家或许远远称不上完美，但至少那是一个充满了爱而不是充满恐惧的地方，你不用时时刻刻防备着身边的人。八岁的时候你突然间从这个温暖的窝里被扔到一个充满暴力、欺诈和秘密的世界，就像一条金鱼被丢进一口满是梭子鱼的水缸里。无论面对什么程度的欺负，你都没有办法找回公道。你只能靠告密保护自己，而除了少数严格规定的情况外，告密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写信回家叫父母把你带走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因为这么做不啻于承认你是个不合群又不快乐的人，男孩子绝不会承认这种事情的。男生都是伊尔丰国的人⁽¹⁸⁾：他们觉得遭受不幸是丢脸的事情，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隐瞒。或许向你的父母抱怨伙食恶劣、挨了一顿不公的藤条，或被校长虐待而不是同学欺负了是可以被接受的事情。“傻逼”从来不打有钱人的子弟这件事表明真的有人会偶尔抱怨。但像我这种情况，我根本不可能求父母为我作主。甚至在我明白我是学费减免生之前，我就已经知道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亏欠了“傻逼”，因此没有办法保护我。我已经说过，在圣塞浦里安读书的时候我从未有过一把属于自己的板球拍。他们告诉我这是因为“你的父母根本买不起”。假期里有一天，他们无意中说到他们交了十先令给我买一把球拍，但我根本就没有拿到板球拍。我没有向父母抱怨，更没有向“傻逼”提起过这件事。我怎么能开口呢？我承受他的恩惠，区区十先令只是我亏欠他的九牛一毛。当然，现在我知道应该不是“傻逼”吞了这笔钱。显然他只是忘了有这么一回事。但问题是，我当时以为他把这笔钱给吞了，而就算他这么做也是理所应当的。

一个小孩子要在精神上真正地独立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从我们对待“翻脸”的行为就可以看出。我想学校里的每个学生对她真的是又恨又怕，但是我们都以最可怜巴巴的方式奉承她，而我们对她的感情的最表层的特征是一种受罪恶感驱使的忠诚。虽然学校的纪律是靠她而不是靠“傻逼”在维持，但她甚至对表面的公正都不屑一顾，摆明了就是一个喜怒无常的人。今天可能会让你挨一顿藤条的行为到了明天可能就会被当成是小孩子的淘气一笑置之，甚至受到赞扬，因为这“表明你有种”。在有的日子里，每个人都在她那双深陷而刻毒的眼睛面前畏畏缩缩，而在别的日子里，她就像一个搔首弄姿的女皇，被一群谗臣面首包围着打情骂俏，分发奖赏，慷慨大度地许下种种承诺（“如果你能赢得哈罗公学历史奖我就赏你一个新的相机套！”），甚至偶尔让三四个最受宠爱的学生乘她的福特牌小轿车，带他们去镇里的茶馆，让他们在那里买咖啡和蛋糕。在我的心目中，“翻脸”总是和伊丽莎白女皇联系在一起，而伊丽莎白女皇⁽¹⁹⁾和莱斯特⁽²⁰⁾、埃塞克斯⁽²¹⁾和罗利⁽²²⁾的关系我从小就知道了。我们谈起“翻脸”时经常用的一个词就是“宠”。我们会说“我得宠了”或“我失宠了”。除了那几个富家子弟和贵族子弟外，没有人能一直得宠，但另一方面，就算是那些被冷落的孩子也不时会得到补偿。因此，虽然我对“翻脸”的记忆以敌意居多，但我也记得有好几回我领略到她的微笑，她叫我“老伙计”，直呼我的名，允许我去她的私人书房借书。就是在那里我读到了《名利场》。得宠的标志是在星期天晚上“翻脸”和“傻逼”请客吃饭的时候被叫去端盘上菜。当然，在清理打扫的时候你有机会把残羹剩菜吃掉，还有机会领略站在客人身后，当有什么需要时就谦恭地飞奔过去那种奴颜婢膝的快乐。当一个人有机会溜须拍马时，他就会溜须拍马。她一露出微笑，你的仇恨就会化为谄媚的爱。当我能成功地逗“翻脸”发笑，我就会觉得很自豪。在她的命令下，我甚至写过应景诗和俏皮诗庆祝校园生活中值得纪念的事件。

我很希望表明除非受环境所迫，我并不是一个叛逆的小孩。我接受了我所置身的环境的种种规矩。在我快毕业的时候，有一次我甚至向布朗告密，说我怀疑有人搞同性恋。我并不是很清楚什么是同性恋，但我知道它发生了，而且是件坏事，而且这种事情打小报告是应该的。布朗夸我是个“好孩子”，这让我感到十分惭愧。在“翻脸”面前你似乎就像舞蛇人面前的那条蛇一样无助。她夸人和骂人用的都是千篇一律的词汇，全都是些精心编排的套话，每一句话都能立刻撩起你作出适当的反应。比如说，“加把劲，老伙计！”听了这句话登时让人浑身来劲；还有“别傻了！”（或“逊毙了，不是吗？”）这会让人觉得自己生来就是个傻瓜；还有“你不是很老实噢，不是吗？”这种话总是能让人眼泪汪汪。然而，在你的心里，你一直觉得有一个不容侵蚀的内在的自我，知道无论你做了什么——无论你是笑是哭，或因为小恩小惠而感恩戴德——你真正的感情就只有憎恨。

四

很小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一个人可能会在不情愿的情况下做错事情，而不久后我还认识到，一个人可能会在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事情的情况或不知道为什么那会是错事的情况下做错事情。有的罪行实在是太难以解释清楚，而有的罪行则太过于骇人听闻，不能明说出来。比方说，性的问题——它总是在水面下暗潮涌动，然后在我十二岁的时候突然爆发，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在有的预备学校同性恋并不是什么问题，但我想圣塞浦里安或许沾染上了“坏风气”，这都是拜那些南美男生所赐，他们可能要比英国的男生早熟一两年。那个年纪的我对性并不感兴趣，因此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我想那是集体手淫。总之，有一天这场风波骤然降临我们头上。各种传召、审问、坦白、鞭笞、忏悔和严肃的讲座，而你根本不知道讲了些什么内容，只知道有人犯下了某种被称为“下流无耻”或“兽性大发”的罪行。其中一个带头的男生名叫霍恩，挨了一顿板子，据目击者说，他被不间断地揍了十五分钟，然后给开除了。他的哀号声响彻整座校舍。但我们都或多或少受到了牵连，或觉得自己受到了牵连。罪恶感似乎就像一团烟雾那样悬在空中。我们学校有一个老师，长着黑头发，性情严肃，但人特别傻帽，不过后来当上了议员。他把我们这帮年纪稍大的男生带到一间隔离的屋子里，对人体的神圣性进行了一番说教。

“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身体是多么奇妙的事物吗？”他难过地说道，“你们老是谈论汽车发动机，劳斯莱斯、戴姆勒什么的。你们难道不明白，根本没有什么发动机能够和你们的身体相提并论吗？而你们就这么糟蹋身体，将它毁掉——这是一辈子的事情！”

他用那双深陷的黑眼睛看着我，很难过地补充道：“还有你，我一直以为你也算是一个守规矩的孩子——但我听说你是最坏的一个。”

一种毁灭的感觉降临我的心头。也就是说，我也是罪人。我也做出了那件可怕的事情，无论那是什么事情，这辈子你的身心都被毁掉了，最后将以自杀或进疯人院而告终。此前我一直希望自己是无辜的，但那一刻罪恶感占据了我的内心，而因为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那种感觉越发强烈。我不在那些受到审讯和鞭笞的孩子之列，直到这场风波过去了很久，我才了解到把我的名字牵涉进去的那桩小事。当时我懵懂无知。直到两年后我才真正明白那番关于神圣人体的说教到底说的是什么。

当时我处于几乎没有性欲的状态，在那个年纪的男生里这是很正常的，或者说是很普遍的状态。因此，我对那件被称为“人伦大防”的事情处于一种似知非知的状态。但是，五六岁的时候，和许多小孩子一样，我经历了一段性欲期。我的那些小朋友是街头那个水管工的孩子，有时候我们会玩一些有点暧昧的游戏。其中一个游戏名叫“看医生”，我记得把一个玩具喇叭当成听诊器，放在一个小女孩的肚皮上时，我体验到一种轻微却又的确很愉悦的快感。与此同时，我深深地爱上了一个和我一起上修道院学校的名为埃尔丝的女孩子，那是一种充满崇拜的爱情，比以后我对任何人的爱意都要深刻得多。我似乎觉得她是个大人，因此我想当时她一定有十五岁了。自此之后，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所有关于性的感觉似乎与我隔绝了许多年。十二岁的时候我知道了比小时候更多的事情，但我却更糊涂了，因为我忘记了性活动能带来快乐这个最重要的事实。大约从七岁到十四岁的时候，我对这种事情根本不感兴趣，当有时候被迫思考这一问题时，只觉得它很恶心。我对所谓的“人伦大防”的知识是从动物那里学来的，因此只是扭曲的零星片段。我知道动物会交配，而人的身体和动物的身体有相似之处，但我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知道人也会交配的，或许是《圣经》中的某句话让我记住的。由于没有性欲，我没有对性的好奇，对许多问题并不想去探究答案。因此，大体上我知道女人是怎么怀上孩子的，但我不知道孩子是怎么生出来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追问这件事。我知道所有的脏话，在我心情不爽的时候我会一遍又一遍地责骂自己，但我不知道最卑劣的脏话是什么意思，也不想弄清楚。它们是抽象的污言秽语，类似于一种诅咒。当我处于这种状态时，对自己身边任何性方面的不良行为一无所知，这对我来说是很容易的事情，而就算发生了那么一场风波也没能让我了解得更多。通过“翻脸”、“傻逼”和其他人朦胧而可怕的警告，我最多了解到那个让我们变得罪孽深重的罪行是和性器官联系在一起的。我注意到一个人的阴茎有时候会自发地勃起（这种现象早在一个男生有性冲动之前就会出现），但对此并不是很感兴趣。我倾向于相信，或半信半疑，这就是罪行。不管怎样，罪行与阴茎有关——我明白的就这么多。我相信其他男孩子也一样懵懂无知。

那次关于人体圣洁的讲话过后（回想起来，那是很多天之后的事情，那场风波似乎持续了很多天），我们十多个孩子坐在“傻逼”用来给奖学金班上课的闪亮的长桌旁边，“翻脸”居高临下地监视着。从楼上哪个地方的房间里传出长而凄厉的惨叫声。一个还不到十岁、名叫罗纳兹的小男孩也受到了牵连，正在挨揍，或是被揍完之后在痛哭。一听到惨叫声，“翻脸”的眼睛打量着我们的脸，然后定格在我的脸上。

“你瞧，”她说道。

我发誓她没有说过“你看看你自己做了些什么”这么一句话，但她就是这个意思。我们都惭愧地低着头。是我们不好。不知怎的，我们把罗纳兹引上了歪路，是我们害得他这么痛苦，还毁了他。然后“翻脸”转身对着另一个名叫希斯的男生。那是三十年前的事情了，我不记得她只是引用了《圣经》中的一段话，还是说真的拿出了一本《圣经》让希斯朗读，但我记得那段经文是这么说的：“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²³⁾

这也十分可怕。罗纳兹是“一个小子”，我们“使他跌倒”了。我们都得在脖子上挂着大磨石，淹死在海底深处。

“你想过吗，希斯——你想过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吗？”“翻脸”说道。希斯簌簌地掉下了眼泪。

另一个小男孩，比奇汉姆——我曾经提到过他，他也因为被斥责“有了黑眼圈”而感到万分羞愧。

“你最近照过镜子吗，比奇汉姆？”“翻脸”问道，“你的脸变成这样还到处跑，不觉得羞耻吗？你以为大家都不知道一个小孩子有黑眼圈意味着什么吗？”

再一次，罪恶感与恐惧似乎压在我的心头。我有黑眼圈吗？几年后我才知道黑眼圈被认为是手淫者的特征。但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一点，我已经接受黑眼圈是无可辩驳的某种堕落的标志。很多次，甚至在我了解情况之前，我焦虑地照着镜子，寻找着那可怕的烙印的最初征兆，一个隐秘的罪人写在脸上的供词。

这些恐惧渐渐消退，或只是偶尔才发作，但这没有影响到我的所谓正式信仰。对于疯人院和自杀者的坟墓的恐惧依然存在，但不再那么令人毛骨悚然。几个月后，我碰巧见过霍恩一回，就是那个被鞭笞并开除的罪魁祸首。霍恩是一个浪荡子，父母是没钱的中产阶层，这无疑是为什么“傻逼”这么严厉地惩罚他的原因之一。被开除后的那个学期他去了伊斯特本学院，那是一所小型的本地公学，为圣塞浦里安的师生所鄙视，认为那根本算不上是一所“真正的”公学。只有少数几个圣塞浦里安毕业的男生会去那儿读书，提起他们时“傻逼”总是带着鄙夷和遗憾。要是你上了那么一所学校，你的前途就毁了：你这辈子顶多只能当个小文员。我觉得才十三岁的霍恩已经断送了光明前途的希望。身体上，道德上，人生道路上他都已经毁了。而且，我觉得他的父母送他上伊斯特本学院是因为他做了那么丢人的事情，没有“好”学校愿意接纳他。

接下来的那个学期，当我们出去散步时，我们在街上遇到了霍恩。他看上去完全正常。他是个健壮英挺的男孩，长着一头黑发。我立刻注意到，比起我上一次见到他时，他的气色要好一些——他的脸色以前很苍白，现在红润一些了——而且他见到我们时似乎并不感到尴尬。显然，他对自己被开除或在伊斯特本学院上学并不觉得羞愧。我们鱼贯经过他身边，他看着我们，似乎很高兴自己逃离了圣塞浦里安。但我对这次偶遇没有什么印象。我并没有对霍恩这个身心都被毁掉的人怎么看上去那么开心和健康这件事进行深思。我仍然相信“傻逼”和“翻脸”教给我的那一套关于性的胡扯。那些神秘而可怕的危险依然存在。黑眼圈随时可能在某一个早上出现在你的眼睛周围，那时你就会知道自己也是那些堕落者中的一员。只是它似乎不再是什么非常要紧的事情。这些相互矛盾的认识因为小孩子自身的生命力而能轻易地在他的头脑里并存。他接受了老一辈的人告诉他的无稽之谈——除此之外，他还能怎么做？——但他年轻的身体和现实世界的欢乐告诉他的却是另外一回事。这种事情就像地狱一样。直到十四岁我都打心眼里认为地狱的存在几乎是肯定的，有时候一番绘声绘色的布道能把你吓得魂飞魄散。但不知怎地，这种恐惧从来不会持久。等候你的是真实的火，它会像你烧伤手指那样带给你创伤，而且是永久性的创伤，但大部分时间里，你想到这种事情时并不会觉得苦恼。

五

在圣塞浦里安，有种种清规戒律在约束着你——宗教上的戒律、道德上的戒律、社交上的戒律和思想上的戒律——如果你弄清楚它们的含义，你就会发现它们总是自相矛盾。而基本的矛盾是十九世纪禁欲主义的传统和1914年之前现实中存在的奢华和势利。一方面是低教会派笃信《圣经》的教义和禁欲主义，奉行辛勤工作，尊重学识，反对自我放纵；另一方面则是对“学识”的鄙视，崇尚运动，看不起外国人和工人阶级，对贫穷有一种几乎是病态的恐惧，而最重要的是，认为金钱和特权不仅重要，而且最好是继承而来而不是靠奋斗去争取。大体上讲，你被要求既是基督徒又是社会的成功人士，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时候我并不知道灌输给我们的各种理想可谓南辕北辙。我只是觉得，就我而言，它们都是或几乎都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它们不仅取决于你的行动，还取决于你的身份。

很早的时候，只有十或十一岁的时候，我就已经得出了结论——没有人告诉我这个，但也并不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不知怎地它就存在于我呼吸的空气中——除非你有十万英镑的身家，否则你就一无是处。我定下这么一个数目或许是因为读了萨克雷作品。十万英镑每年的利息是四千英镑（我喜欢百分之四这个比较保险的利率），这对我来说就是你必须拥有的最低收入，如果你希望跻身那个真正的顶级阶层，成为那些住在乡村别墅里的人。但显然我是永远进不了这个天堂的，除非你出生于那里，否则你不能真正算是属于里面的人。唯一的办法就只能靠一种叫做“进城去”的神秘活动挣钱。当你从城市里出来，变成腰缠万贯的富翁时，你也已经变成了一个又老又胖的人。但那些上层人士真正令人羡慕的地方在于，他们年纪轻轻就已经很有钱。对于像我这样的人——野心勃勃的中产阶层，参加考试的应试者而言，要成功只有一条渺茫而艰辛的道路。你通过考取奖学金这条阶梯成为公务员或驻印度公务员，或者也有可能会当上律师。如果你稍有“懈怠”或“步入歧途”，在楼梯上踩空了一脚，你就将沦为“年薪四十英镑的办公室杂役”。但就算你爬到向你开放的最高一层，你也只是一个下等人，给那些真正有地位的大人物当食客帮闲。

这一点就算不从“傻逼”和“翻脸”那里学到，我也会从其他男生那里学来。回首往事，我很惊讶我们都曾经是那么聪明而势利的人，熟稔名字和地址，能迅速辨别出口音、举止和衣服剪裁的细微差别。有的男生似乎在冬季学期的萧条中都从毛孔里散发出金钱的气息。在学期刚开始和期末的时候，我们会天真而势利地谈论瑞士和苏格兰，什么“吉利服”⁽²⁴⁾和打松鸡的荒原，什么“我叔叔的游艇”、“我们家在乡下的别墅”、“我那匹小马”、“我老爸的房车”等等。我猜想，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段时期像1914年前的那几年一样丝毫没有贵族风雅作掩饰的、赤裸裸的铜臭气息逼人而来。那是疯狂的百万富翁们戴着卷边高礼帽，穿着淡紫色的马甲在泰晤士河上乘着洛可可式的游船泛舟并举行香槟酒会的年代，响铃和窄底裙的年代，戴着灰色圆顶礼帽和合身大衣的花花公子的年代，《风流寡妇》、萨基⁽²⁵⁾的小说、《彼得·潘》和《彩虹尽头》的年代，人们谈论着巧克力、雪茄和美味糕点，去布莱顿度过周末，在卡德罗餐厅吃着美味茶点的年代。1914年之前的整整十年似乎散发着一股格外低俗幼稚的奢华气息，一种亮光薄呢、薄荷奶油和软心巧克力的味道——一种在绿色的草坪上听着伊顿公学的赛艇歌曲，吃着永远吃不完的草莓冰淇淋的气氛。不同寻常的是，每个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他的狂欢滥饮和英国上流阶层与中上阶层膨胀的财富将会成为永恒，成为自然法则的一部分。1918年之后，事情就全都变了。当然，势利和奢华的习惯卷土重来，但都小心翼翼地不敢过于张扬。在战前，人们根本不会对拜金主义进行反思，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金钱就像健康或美貌那样是确切无疑的美好事物，在人们的心目中，一辆闪闪发亮的汽车、一个贵族头衔或成群的奴仆就是真实的美德。

在圣塞浦里安上学的时候，生活的普遍简朴促使了一定的民主，但只要一提到放假，就会引起关于轿车、管家和乡村别墅的吹牛和攀比，立刻就暴露出阶级差别。学校里弥漫着一种对苏格兰奇怪的崇拜，凸显了我们价值标准最基本的矛盾。“翻脸”自称祖上是苏格兰人，很宠爱那些苏格兰男生，鼓励他们穿古老的格子呢短裙，“不用”穿校服，甚至给她最小的孩子起了一个盖尔式的教名。表面上我们应该崇拜苏格兰人，因为他们“严肃”而且“阴郁”（或许“冷峻”比较贴切），在战场上所向披靡。在那间大教室里挂着一幅钢版雕刻画，描绘着苏格兰灰骑兵在滑铁卢战场的英姿，每个士兵看上去似乎都很享受战斗的每一刻。我们对苏格兰的想象由伯恩斯、山坡、格子呢短裙、毛皮袋、大砍刀、风笛等东西构成，这一切不知怎的，和燕麦粥、新教的教义和寒冷气候令人精神振奋的效果联系在一起。但隐藏在这一切下面的是截然不同的动机。膜拜苏格兰的真正原因是，只有非常有钱的人才能去那里避暑。对苏格兰的优越性的虚伪信仰是那些霸占了苏格兰的英国人掩盖内心愧疚的遮羞布。他们将高地的农民赶出农场，为的是设立鹿苑，然后将他们变成奴仆，以此作为补偿。每当“翻脸”提起苏格兰时，她的脸上总是泛起天真的势利的神采。有时候她甚至硬生生装出苏格兰口音。苏格兰是一座私密的天堂，只有少数进了天堂的人才能谈论，并让天堂外的人自惭形秽。

“这个假期你去苏格兰吗？”

“当然去！我们年年都去。”

“我老爸拥有三里的河段呢。”

“我老爸在我十二岁时会给我一把新枪。我们还去打雄黑琴鸡的猎场，好开心哦。走开啦，史密斯！你听什么听？你又没去过苏格兰。我打赌你不知道一只雄黑琴鸡长什么样子。”

他们说到这里就会模仿起雄黑琴鸡的叫声、一头牡鹿的叫声，还操着口音说什么“我们的吉利服”之类的话。

有时候，那些社会背景不明的新生会被盘问——那些问题格外刻薄具体，你还得考虑到，问话的那些人只是十二三岁的孩子！

“你老爸一年挣多少钱？你住在伦敦哪个地方？是骑士桥还是肯辛顿？你家有多少个浴室？你家有多少个仆人？你家有管家吗？那好，你家有厨子吗？你的衣服是在哪儿做的？放假的时候你去看多少次演出？你带回来多少钱？”等等等等。

我见过一个新来的小男生，还不到八岁，绝望地想在这场问答游戏中胡说八道蒙混过关：

“你家里人有车吗？”

“有。”

“什么样的车？”

“戴姆勒。”

“马力多少？”

（想了一下，胡乱瞎猜一把。）“十五马力。”

“什么样的灯？”

那个小男孩傻了。

“什么样的灯？电灯还是乙炔灯？”

（想了更久一些，又胡乱瞎猜一把。）“乙炔灯。”

“切！他说他老爸的车用的是乙炔灯。它们很多年前就过时了。那车一定老掉牙了。”

“胡说！他是在说大话。他家没有汽车。他就是一苦力。你老爸是苦力。”

等等等等。

按照我身边所盛行的社会标准，我是个一无是处的人，而且根本没办法有出息。但是，各种不同的优点似乎神秘地交织在一起，都属于同一些人。他们不仅有钱，而且强壮、漂亮、风度翩翩、热爱运动、拥有一种叫“胆量”或“性格”的品质，而这在现实中意味着将你的意志强加于其他人之上。这些品质我都没有。比方说，我很不擅长运动。我游泳游得不错，板球也打得不赖，但这些不能增加名望，因为男生只重视需要力量和勇气的运动项目。受人看重的是足球，而我却是这项运动的懦夫。我讨厌足球，由于我不知道这项运动有什么好玩的或有什么意义，我很难对其展现出勇气。在我看来，踢足球其实并不是在享受踢球的快乐，而是一场战斗。喜欢足球的都是大块头、崇尚暴力且出身名门的孩子，他们很擅长把体格较小的男生撂倒，往他们身上踩上几脚。这就是学校生活的模式——总是恃强凌弱。成为赢家就是美德：它的要义就是你要比别人块头更大、更强壮、更漂亮、更有钱、更受欢迎、更优雅、更寡廉鲜耻——如此才能统治别人，欺负别人，让别人痛苦，让他们看上去很傻帽，各个方面都要盖过他们。生活高下有别，存在就是合理。强者获胜是应该的，而且总是获胜，弱者就应该失败，而且总是失败，永远都是如此。

我没有质疑这些盛行的标准，因为我看不到还有别的标准。那些有钱、强壮、优雅、受欢迎、有权力的人怎么会是错的一方呢？这是他们的世界，他们为其制定的法则一定就是正确的。但是，从非常小的年纪开始，我就意识到我不可能在主观上去顺从它。在我的内心深处总是有一个清醒的自我，指出道德上的责任与心理认为的事实之间的不同。这种情况在所有的问题上都一样，无论是此世还是来世。以宗教为例吧。你应该爱上帝，对此我没有怀疑。直到十四岁我一直信奉上帝，相信对他的种种描述都是真的。但我清楚地知道我并不爱他。相反，我恨他，就像我恨耶稣和那些希伯来人的长老一样。如果说我对《圣经·旧约》里的哪个人物怀有同情的话，他们都是像该隐⁽²⁶⁾、耶洗别⁽²⁷⁾、哈曼⁽²⁸⁾、亚甲⁽²⁹⁾、西西拉⁽³⁰⁾这样的人；而在《圣经·新约》里如果要说有的话，我的朋友是亚拿尼亚⁽³¹⁾、该亚法⁽³²⁾、犹大⁽³³⁾和本丢·彼拉多⁽³⁴⁾。但是，关于宗教的所有内容似乎遍布心理上不可能实现的事情。比方说，《祈祷书》告诉你要爱上帝，敬畏上帝，但你怎么可以爱一个你敬畏的人呢？你的个人情感也是一样。你应该怀有怎样的情感总是非常清楚的，但正确的情感是无法通过命令去实现的。我应该对“翻脸”和“傻逼”感恩戴德，但我并没有感激之情。同样清楚的是，一个人应该爱自己的父亲，但我清楚地知道我不喜欢我的父亲，在我八岁之前我很少见到他，对我来说，他只是一个声音嘶哑的老头儿，永远都在说“不能怎么样怎么样”。这并不是说我不想要拥有正确的品质或有正确的情感，而是我就是做不到。正确的事情和可能发生的事情似乎永远不会是同一件事。

在圣塞浦里安读书的时候我曾经读到一句话，当时不以为意，但过了一两年，那句话似乎在我的心里激起了沉重的回响。那句话就是：“不变的法则的天军”。我完全理解成为路西法⁽³⁵⁾将意味着什么——遭受失败，而且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完全没有复仇的机会。拿着藤条的校长们、住在苏格兰城堡里的百万富翁们、那些长着卷发的运动员——他们就是“不变的法则的天军”。要在那个时候就意识到这些是可以改变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根据那个法则，我就该下地狱。我没钱，长得丑，不受欢迎，老是咳嗽，胆小怕事，而且身上有体味。我得补充一句，这幅图像不是我想象出来的。我是个毫无吸引力的男孩。圣塞浦里安很快就让我明白了这些，就算我以前并没有察觉。不过，一个孩子认定自己的缺点并不完全取决于事实。比方说，我认定自己“臭死了”，但这只是基于大体概率的一个猜测。不受欢迎的人身上总是有味道，因此，我应该身上有味道。还有，直到我毕业很久，我一直相信自己生来就长得丑。我的同学们就是这么对我说的，而我又找不到其它权威的标准去比照。我坚信自己不可能成为一个成功人士，这个念头深深地影响着我的行为，直至成年。直到三十岁为止，我一直怀着我什么大事也干不成而且活不了几年的想法在规划自己的人生。

但这种内疚和失败无可避免的感觉被别的什么事情给抵消了：那就是求生的本能。就算是一只孱弱、丑陋、胆小、臭烘烘、一无是处的动物也想活下去，以自己的方式活得开开心心。我没办法颠覆现有的价值体系，也没办法让自己成为一个成功人士，但我可以接受我的失败，并随遇而安。我可以对自己听之任之，然后在那样的情况下挣扎求存。

生存下去，或至少保持某种意义上的独立，在本质上是犯罪，因为这意味着打破你自己承认的规矩。有一个名叫强尼·黑尔的男生，狠狠地欺负了我好几个月。他是个孔武有力的大块头，相貌英挺但十分粗野，脸色很红润，长着一头黑色的卷发。他老是拧人的胳膊，揪人的耳朵，拿马鞭抽人（他是六年班的学生），在足球场上大出风头。“翻脸”很宠他（因此总是直呼其名），“傻逼”盛赞他是个“有性格”的男生，能“管得住人”。他有一帮小弟，他们都叫他“强人”。

有一天，我们在更衣室把大衣脱掉，不知道为什么，黑尔过来挑衅我。我“顶嘴”了。他当即抓住我的手腕，扭转过来，将我的前臂拧到背后，疼得要命。我记得他那张英俊的赤红脸膛带着嘲弄的笑容俯视着我的脸。我想他比我大一些，而且要强壮得多。他松开我的时候，我的心里冒出一个可怕而邪恶的想法。我会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揍他一拳作为报复。我经过一番谋划，在去散步的校长回来的那一刻执行，这样的话就不会引发打架。我等了一分钟，以我能装出的最温顺的姿态走到黑尔跟前，然后我将身体的重心后撤，一拳挥出，打中了他的脸。这一拳让他往后倒去，嘴里冒出鲜血。他那张总是面色红润的脸几乎气得发黑。然后他跑了开去，到洗手盆那里漱口。

“好嘛！”校长领着我们离开时他从牙缝里挤出这么两个字。

这件事过后，他一直缠着我，要跟我干一架。虽然我吓得魂飞魄散，但我坚决不肯和他打，说他挨那一拳纯属活该，这件事就此罢休。奇怪的是，他并没有直接和我干一架，如果他这么做的话，或许大家都会支持他。于是这件事就这么不了了之，没有打架发生。

即使不是按照他的行为准则，就算是按照我的行为准则，我那么做也是不对的。趁他不注意打他固然不对，而后来拒绝打架，知道如果我们打起来的话我干不过人家——那更是不对：这是懦夫的行为。如果我拒绝打架是因为我不赞成打架，或是因为我真心觉得事情应该就此作罢，或许这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我拒绝打架只是因为我心里害怕。就连我的复仇也因为这件事而变得毫无意义。我揍出那一拳是一时的意气用事，只是一心想要讨回公道，根本没有考虑到后果。后来我才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但那是一种你能得到些许快慰的犯罪。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我的第一桩行为还算有点胆识，但接下来的懦弱将其抹杀了。

我几乎没有注意到一件事：虽然黑尔正式向我挑战，但他并没有打我。事实上，挨了那一拳之后他就再也没有欺负过我。或许得等到二十年后我才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意义。当时我看到的只是作为弱者在由强者统治的世界里所面临的道德困境：打破规矩，或走向灭亡。我没有意识到，在那种情况下，弱者有权为自己制定一套不同的规矩，因为即使我脑中能闪过这么一个念头，我身处的环境中也没有人能让我确认这一点。我生活在男生的世界里，他们是群居性的动物，不会提出疑问，接受强者制定的法则，以欺负比自己弱小的人洗刷自己的耻辱。我的遭遇也是无数其它男生的遭遇，要是我有比大部分男生更叛逆的潜质，那也只是因为按照男生的标准，我比别人更弱。但我从来不是一个思想上的叛逆者，只是拥有叛逆的情感。能够让我倚靠的，就只有我麻木不仁的自私，我无法——不是无法鄙视自己，而是无法讨厌自己的心理——和我的求生本能。

揍了强尼·黑尔的脸一拳后，大约过了一年，我永远离开了圣塞浦里安。那是冬季学期的期末。带着摆脱黑暗奔向光明的感觉，我们整装待发，我戴上了毕业生的领带。我记得那种解放的感觉，似乎那条领带是男人的象征和对抗“翻脸”的喝骂与“傻逼”的教鞭的护身符。我摆脱了桎梏。这并不是说我以为自己在一所公学会比在圣塞浦里安更加成功，我甚至没有这样的打算。但不管怎样，我就要逃离这里了。我知道在一所公学有更大的私人空间，更加没人管束，有更多的机会偷懒、沉溺在自我的世界里和堕落。多年来，我一直决心——起初是下意识的，后来是心思明确的——等我考取了奖学金，我就会“放纵”，不再接受填鸭式的教育。顺便说一下，这个决心真的完全得到贯彻，从十三岁到二十二三岁期间，应付学习我一直是能逃就逃。

“翻脸”和我握手道别。这时她甚至直呼我的名。但她的表情和语气流露出一种居高临下，几乎是轻蔑的姿态。她说“再见”时的语调就跟她平时说“小蝴蝶”时几乎一模一样。我考取了两份奖学金，但我仍是个失败者，因为衡量成功的标准不是你做了什么，而是你的出身。我不是一个“好学生”，不能为学校增光。我没有个性，没有勇气，不是一个健康强壮的男生，没钱没教养没权力，看上去根本不像一位绅士。

“再见。”“翻脸”的离别微笑似乎在说，“现在没有必要进行争吵了。你没有利用在圣塞浦里安的时间取得成功，不是吗？我想你也甭想在公学里混得好。我们真的错了，在你身上浪费了这么多金钱和时间。这种教育对于一个像你这种背景和思想的男生来说根本没有多少意义。噢，别以为我们不了解你！你脑子里的那些想法我们统统都知道。我们知道你根本不信我们所教导的一切，我们知道你对我们为你所做的事情毫无感激之情。但现在提这些根本没有意义。我们不用再为你负责了，我们也不会再见到你了。让我们承认你就是我们的一个失败的学生，不伤感情地道别吧。好了，再见。”

那至少是我从她的脸上得出的感觉。但是，那个冬天的早上我是那么开心，我脖子上系着闪闪发亮的新丝绸领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是一条夹杂着深绿、浅蓝和黑色的领带），火车载着我离开了！世界在我面前打开，就只开了那么一丁点儿，就像灰蒙蒙的天空中露出一线蔚蓝的裂缝。公学可要比圣塞浦里安好玩多了，但说到底它同样是根本不适合我的地方。在一个推崇金钱、贵族家庭、竞技狂热、度身定制的衣服、梳得油光水亮的头发和迷人的微笑的世界里，我是个一无是处的人。我得到的只是一个可以喘息的地方。一点点宁静，一点点自我放纵，一点点摆脱填鸭式教育的喘息——然后就是毁灭。是什么样的毁灭我不知道：或许是去殖民地，或许是在办公室当个杂役，或许是进监狱，或许是早早死去。但在接下来的一两年里，你可以“偷懒松懈”，就像浮士德博士一样从罪孽中获得乐趣。我坚信自己是个命运多舛的人，但是我十分开心。这就是十三岁的好处：你不仅可以，而且清楚地知道未来会是怎样，但根本不会在乎。下学期我会去威灵顿公学。我还赢得了伊顿公学的奖学金，但还不清楚那里有没有名额，所以我先上威灵顿公学。在伊顿公学你有自己的房间——甚至可以在房间里生火。在威灵顿你有自己的小卧室，晚上可以自己泡可可喝。你有自己的隐私，而且是一个大人了！你还可以去图书馆流连，在夏天的午后可以不去参加球赛，自己跑到乡间漫步，没有校长驱赶着你。而且还有假期。上一次放假时我买了一把点22口径的步枪（它叫“神枪手”，花了我22先令6便士）。下个星期就是圣诞节，我可以大快朵颐。我想到的是那种特别馋人的奶油面包，在我们镇里的面包店一个只卖两便士。（那时是1916年，食物配给制还没有实施。）我甚至还算错了旅程要花多少钱，多出了一先令——这足以让我在路上喝一杯咖啡，吃一两块蛋糕，这可是我没想到过的——我觉得无比幸福。在未来对我关上大门之前，我还有时间找一点乐子。但我知道自己前途黯淡。失败、失败、失败——以前是一个失败者，将来还是一个失败者——那就是我离开时心里最为深刻的信念。

六

这些都是三十年前或更久以前的事情了。问题是：如今的小孩子还在经历同样的事情吗？

我想，唯一诚实的回答就是，我们没有确切的答案。当然，当前对于教育的态度显然要比以前更加人性化和合理。在我接受教育时那种固有的势利心态到了今天已经几乎不可想象了，因为滋生这种势利心态的社会已经死了。我记得在我离开圣塞浦里安一年前发生的一段对话。一个俄罗斯男孩，块头很大，长着一头金发，比我大一岁，他在质问我。

“你父亲一年挣多少钱？”

我告诉了他我心目中的数字，往上面加了几百英镑让它听起来好听些。那个俄国男孩做事情习惯了有条不紊，他掏出铅笔和小本子，进行了一番计算。

“我父亲比你父亲有钱两百倍。”他以鄙夷的口吻宣布。

那是1915年的事情。我想知道几年后那笔钱的下落。而我更想知道这种对话现在还会在预备学校发生吗？

显然，学校的风貌已经大有改观，“启蒙思想”得以普遍发展，即使那些根本不作思考的普通中产阶级人士也深受影响。比方说，宗教信仰在很大程度上消亡了，与之同命运的还有其它形形色色的无稽之谈。我想现在很少有人会告诉一个小孩子说，如果他手淫，将来就会进疯人院。体罚也变成了可耻的行为，甚至被许多学校摒弃。不给孩子吃饱饭也不再被认为是正常而且几乎是有益的行为。如今没有人会公然给他的学生一丁点勉强只够糊口的食物，或告诉他们吃完一顿饭后站起来感觉和刚刚坐下来一样饿是健康的事情。孩子们的整体地位提高了，一部分原因是他们的数目没有以前多了。即使只是零星的心理学知识的传播也会令父母和老师更难以维持纪律的名义为所欲为。这里有一个例子，不是我亲眼见到的，却是一个我信得过的人所了解到的，就在我的生平年代里发生。有一个小女孩是牧师的女儿，到了不该尿床的年纪仍然尿床。为了惩罚她这一恶行，她的父亲把她带到一个大型的花园派对，向全体人员介绍她是个尿床的小女孩，而为了突出她的下作，事先他还把她的脸涂黑了。我不是在说“翻脸”和“傻逼”真的会做出这种事情，但我想他们应该不会觉得惊讶。说到底，世道真的变了。然而——！

问题不是如今的男生是不是在星期天还得系上伊顿式的领子，或被灌输说婴儿是在醋栗丛下挖出来的。那种事情已经结束了，这些我都承认。真正的问题是，一个学校里的孩子仍然长年生活在非理性的恐惧和癫狂的误解中是不是仍然司空见惯。我们很难了解一个小孩真正的感受或想法。一个外表看上去很开心的小孩可能正受到恐惧的折磨，而这件事没办法或永远不会被人知晓。他生活在某个陌生的水下世界里，我们只能靠着记忆或灵感去探明。我们主要的线索就是我们自己曾经也是小孩子，而许多人似乎把他们童年时的气氛几乎忘记得一干二净。比方说，想一想人们让孩子穿着款式不合适的衣服去上学，而且不肯相信这是一件很要紧的事情，这会给孩子带来多么不必要的痛苦！有时候孩子会对这种事情表示抗议，但大部分时间他只会隐藏起自己的态度。从七八岁起，不向一个大人暴露你真实的感情似乎成为了一种本能。甚至一个人对孩子的爱，想要保护他和珍惜他的愿望，也会成为误会的原因。一个人或许会比爱着另一个成人更深切地爱着一个孩子，但如果他以为那个孩子会以爱意作为回报，那就太轻率了。回首我自己的童年时代，幼儿时期的那几年过去之后，我相信除了我妈妈之外，我从未对任何一个成年人感觉到爱意，而即使是她我也不抱以信任，害羞使我向她隐瞒了绝大部分真挚的感受。只有对那些年轻人我才能感受到那份爱，那种自发的无条件的爱。对于那些老人——你要记住，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过了三十岁，甚至过了二十五岁就算“老了”——我只能感觉到尊敬、崇拜或内疚，但害怕、害羞与生理上的厌恶所构成的隔阂把我和他们隔绝开来。人们总是会忘记孩子不愿意和大人有身体上的接触。大人们庞大的身躯、他们那笨拙僵硬的肢体、他们粗糙而皱巴巴的皮肤、他们那大而松弛的眼袋、他们那黄澄澄的牙齿和发霉的衣服，还有啤酒、汗水与烟草的味道随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从他们身上散发出来！在一个孩子的眼中，大人总是很丑陋，一部分原因是那个孩子总是在仰望，没有几张脸从底下往上看去会好看。而且，孩子自己粉嫩无瑕，因此对皮肤、牙齿和气色有着难以企及的高标准。但最大的障碍是孩子对年龄的错误概念。一个孩子很难想象三十岁之后的生活，在判断人们的年龄上他总是会犯离奇的错误。他会把一个二十五岁的人错认为四十岁，一个四十岁的人错认为六十五岁，等等等等。因此，当我爱上埃尔丝的时候，我以为她是个大人了。当我再见到她时，那时我十三岁，而她，我以为一定得有二十三岁了，在我眼中她成了一个中年妇人，已是风华不再。而且，孩子认为长大几乎是一场灾难，而出于某个神秘的原因，永远不会发生在他自己身上。所有过了三十岁的人都是郁郁寡欢的怪人，总是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大惊小怪，在孩子的眼中，他们根本没有活下去的理由。只有孩子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以为自己深受学生爱戴和信任的校长其实在背后被模仿嘲弄。一个看上去不危险的大人似乎总是滑稽可笑。

这些总结是我根据我所记得的童年时的世界观而得出的。虽然记忆是不牢靠的，但在我看来，它是我们所拥有的了解一个孩子内心世界的主要方式。只有唤起我们自己的回忆，我们才能意识到在孩子的眼中世界是多么失真。比方说吧，如果我能回到过去的话，以我现在的年纪，看到1915年的圣塞浦里安，那么，它在如今我的眼里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会对“傻逼”和“翻脸”那两个可怕的无所不能的怪物有什么想法呢？我会把他们俩看成是一对愚昧、浅薄、无能的人，渴望顺着一道任何有思考能力的人都知道行将坍塌的社会阶梯往上爬。我不会再害怕他们，就像我不会再害怕一只宿舍里的老鼠。而且，那时候他们在我眼中老得出奇，其实——虽然我不是很肯定——我想那时候的他们要比我现在的岁数小一些。那个长着铁匠一般壮实的胳膊和一脸嘲讽神情的赤红脸膛的强尼·黑尔呢？只不过是一个邋遢的小男孩，在上百个其他邋遢的小男生里根本不起眼。这两组事实共同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因为那些碰巧是我自己的回忆。但我没办法以别的孩子的眼光去观察，而发挥想象力则有可能让我完全迷失。孩子和大人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们就不能肯定地认为学校，至少是寄宿学校，对于许多孩子来说不像过去那么可怕了。上帝、拉丁语、藤条、阶级差别和性禁忌这些都已经没有了，但恐惧、仇恨、势利和误解或许仍盘亘在那里。可以看得出，我自己的大麻烦是对分寸或概率完全缺乏理解。这使得我接受了暴行，相信了荒唐的事情，被一些根本无足轻重的事情所折磨。说我“傻帽”和“我不应该这么糊涂”是不够的。回首你自己的童年，想想你曾经相信过的那些无稽之谈和让你感到痛苦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吧。当然，我自己的情况有其个体变量，但大体上这也是无数其他男生的情况。孩子的弱点是，他的人生就像一张白纸那样开始。他无法理解也不会去怀疑他所生活的社会，由于他的轻信，其他人就可以影响他，让他产生自卑感，恐吓他，让他不敢违反神秘而可怕的法则。在圣塞浦里安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有可能在最“开明”的学校发生，虽然在形式上可能会含蓄一些。但有一件事情我很肯定，那就是：寄宿学校要比走读学校更糟糕。如果一个孩子有自己的家在附近作为避难所，他的情况可能会好一些。我觉得英国上层和中层阶级所特有的缺点或许在部分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让孩子才八九岁甚至七岁的时候就离开家庭，而这种做法直到最近才不再普遍。

我从未回去过圣塞浦里安。我对校友会、老同学聚餐和诸如此类的活动的态度远不是“冷淡”这两个字形容得了的，即使当时我的脑海里充满着友好的回忆。我甚至从未回过伊顿公学，虽然我在那里过得还算开心，不过我在1933年确实经过那里，发现那里似乎什么也没有改变，只是商店里卖起了收音机，让我很感兴趣。至于圣塞浦里安，它的名字多年来让我觉得深深地讨厌，我根本无法以超然的态度去看待它，看清楚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到底有什么意义。从某种角度说，直到过去这十年来我才真正地回忆起我在学校的日子，虽然那些鲜活的回忆总是在折磨着我。我相信如今让我故地重游，我不会有什么感触，要是它还在的话。（我记得几年前听说过一则谣言，说学校被焚毁了。）要是我得经过伊斯特本的话，我不会绕道避开学校。要是我正好经过学校，我甚至会在那低矮的砖墙边（下面就是一道很陡的堤坝）停留一会儿，越过那片平整的操场，看着那座前面是沥青操场的丑陋校舍。要是我走进里面，再一次闻到大教室里的那股墨水味和尘土味、教堂的松脂味、澡堂污浊的空气和厕所冷冰冰的恶臭，我想我应该只会感觉到任何一个人再次看到童年情景时一定会有的感觉：故地依旧，人已不堪，这实在是太可怕了！但事实上，这么多年来我几乎没想过再去看它一眼。除非事出必要，否则我绝不会踏足伊斯特本。我甚至对圣塞浦里安所在的苏塞克斯郡产生了偏见，长这么大，我只到过苏塞克斯郡短暂地观光过一回。不过，现在这个地方从我的世界里永远消失了。它的魔法对我不再起作用，我甚至不再心怀恨意，并不希望“翻脸”和“傻逼”已经死掉，或希望学校被焚毁的那个传闻是真的。

(1)　于1952年奥威尔身故后由《党派评论》出版。

(2)　辉格党人（the Whigs），奉行新教观念的英国政党，反对君主集权，拥护议会制度，是自由党的前身。

(3)　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 1804—1881），犹太裔英国政治家，保守党人，曾于1868年及1874—1880年两度担任英国首相。

(4)　罗伯特·克莱夫（Robert Clive, 1725—1774），英国陆军中将，缔造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军政势力的核心人物，被公认为将印度纳入大英帝国统治的殖民头子。

(5)　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 1759—1806），英国政治家，24岁出任英国首相（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任期从1783年至1801年和1804年至1806年。在位时通过“联合法令”，成立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起用海军杰出将领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中重创法西联合舰队，巩固了英国在欧洲大陆的势力和影响。

(6)　玫瑰战争（the War of the Roses），指英国的兰开斯特王室（House of Lancaster）与约克王室（House of York）为争夺英格兰王位而进行的战争。最后以兰开斯特的继承人亨利·都铎（Henry Tudor）战胜理查德三世（Richard III），并迎娶约克家族的继承人伊丽莎白（Elizabeth）为妻而结束，英国进入都铎王朝时期。

(7)　圣巴塞洛缪大屠杀（St. Bartholomew Massacre），发生于1572年8月23日（“使徒巴塞洛缪节”前夕）法国巴黎，是天主教徒与胡歌诺派（法国新教徒）之间矛盾激发的高潮。史学界对大屠杀的具体死亡人数意见不一，从5 000人到3万人不等。

(8)　阿布尔·穆扎法·穆罕默德·奥兰奇布（Aurangzeeb Abul Muzaffar Mohammad Aurangzeb, 1618—1707），印度莫卧尔王朝第六任君主，统一印度南亚次大陆全境，使莫卧儿王朝达到全盛时期。

(9)　乌得勒支条约（the Treaty of Utrecht），指西班牙继位战争后，参战各国于荷兰的乌得勒支签署的一系列条约，英国在欧洲的势力得到扩张，法国的势力受到削弱，普鲁士获得崛起的空间。

(10)　波士顿倾茶案（the Destruction of the Tea in Boston），1773年12月16日，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民间反抗组织“自由之子”（Sons of Liberty）销毁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茶船上的茶叶以示不满，英国政府采取强硬措施镇压，引起殖民地反抗，是1775年美国革命战争的肇因。

(11)　金缕地之会（The Field of the Cloth of Gold），1520年6月7日至24日，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与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于法国加来附近举行会晤，巩固百年战争后于1514年缔结的英法条约。

(12)　伊安·赫伊（Ian Hay, 1876—1952），英国作家，代表作有《一家之主》、《第一笔十万英镑》等。

(13)　威廉·梅克皮斯·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 1811—1863），英国作家，以讽刺作品著称，代表作有《名利场》、《男人的妻子们》、《菲利普历险记》等。

(14)　约瑟夫·拉迪亚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ing, 1865—1936），英国作家、诗人，19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生于印度孟买，作品多颂扬大英帝国的统治，代表作有《七海》、《丛林之书》等。

(15)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 1866—1946），英国著名科幻作家，代表作有《时间机器》、《透明人》、《世界大战》等。

(16)　《圣经别传》，指一部分内容没有得到基督教会钦定的自希伯来时代流传下来的经文。

(17)　多斯比男校（Dotheboys Hall），狄更斯的作品《尼古拉斯·尼克比》中塑造的一座野鸡男校，环境恶劣，教育落后。

(18)　伊尔丰国（Erewhon），萨缪尔·巴特勒的同名小说中一个虚拟的国度，那里没有机器，因为伊尔丰国的国民认为机器是危险的东西，顽固保守。

(19)　指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 1533—1603），1558年至1603年在位。

(20)　指第一任莱斯特伯爵罗伯特·达德利（Robert Dudley, 1st Earl of Leicester, 1532—1588），伊丽莎白一世的亲信宠臣。

(21)　指第二任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Robert Devereux, 2nd Earl of Essex, 1565—1601），伊丽莎白一世的亲信宠臣。

(22)　沃尔特·罗利（Walter Raleigh, 1554—1618），英国探险家，曾对北美新大陆进行探索，为英国建立北美殖民地做出贡献。曾担任英国海军副司令一职。英国民间风传他与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有染。1592年6月至8月，沃尔特·罗利因与伊丽莎白一世的一名侍女私通而被囚禁于伦敦塔中。

(23)　此句出自《圣经·马太福音》。

(24)　吉利服（ghillies），由苏格兰人（Ghillies）发明的猎装，由网袋做成，上面挂有树枝和树叶作为伪装，以便猎人接近猎物。

(25)　萨基（Saki），英国作家赫克托·休·门罗（Hector Hugh Munro, 1870—1916）的笔名，代表作有《和平的玩具》、《讲故事的人》等。

(26)　该隐（Cain）：《圣经》中的人物，亚当与夏娃的儿子，嫉妒弟弟亚伯受上帝宠爱，将其杀害，受到上帝的惩罚。

(27)　耶洗别（Jezebel）：《圣经》中的人物，以色列的王后，煽动国民信奉异邦神明，受到上帝的惩罚。

(28)　哈曼（Haman）：《圣经》中的人物，波斯帝国大臣，曾企图灭绝波斯帝国境内的犹太人，受到上帝的惩罚。

(29)　亚甲（Agag）：《圣经》中的人物，亚马利人的王，与希伯来人为敌，受到上帝的惩罚。

(30)　西西拉（Sisera）：《圣经》中的人物，迦南国的将军，欺压以色列人，受到上帝的惩罚。

(31)　亚拿尼亚（Ananias）：《圣经·新约》中的人物，曾企图隐瞒田产以欺骗圣灵，受到上帝的惩罚。

(32)　该亚法（Caiaphas）：《圣经·新约》中的人物，在耶路撒冷逮捕耶稣，将其交给罗马总督本丢·彼拉多。

(33)　犹大（Juda），《圣经·新约》中的人物，耶稣的门徒之一，将耶稣出卖。

(34)　本丢·彼拉多（Pontius Pilate）：《圣经·新约》中的人物，时任罗马总督，判处耶稣死刑。

(35)　路西法（Lucifer）：本义是“光之使者”，后堕落成为魔鬼撒旦。

英国军队的民主⁽¹⁾

威灵顿公爵曾把英军形容为“泥土里的渣滓，当兵就只是为了喝酒”，或许他这番话的确属实。但重要的是，在接下来的将近一百年里，他的话得到了所有英国平民的响应。

法国大革命和新的“国家”战争的概念改变了大部分欧洲大陆国家的军队性质，但英国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免于侵略，而且在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由非军人出身的资产阶级统治，因此，英国的军队仍和以前一样，走小规模职业化的道路，与英国的其它社会阶层大体上切断了联系。六十年代对战争的恐惧催生了志愿兵，后来发展成地方自卫队，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几年英国才认真地谈论起普遍兵役制。直到十九世纪末，即使是在战争时期，白人士兵的总数也从未达到二十五万人，而且似乎每一场英国的大规模陆战，从布伦海姆战役⁽²⁾到鲁斯战役⁽³⁾，都是以外国士兵为主体。

在十九世纪，普通英国士兵通常都是农场帮工或贫民窟的无产者，他们参军是要填饱肚子。参军至少得服役七年——有时候长达二十一年——习惯了军营生活无休止的训练、严苛而愚蠢的纪律和毫无尊严的肉体惩罚。他几乎不可能结婚，即使在公民权授予范围扩展之后，他们也没有投票的权利。在他驻守的印度城镇，他可以踢打那些“黑鬼”而不受任何惩罚，但回到国内他是群众痛恨或鄙夷的人，只有在短暂的战争期间他才会被视为英雄。显然，这么一个人已经和他出身的阶级没有了联系。从本质上说他是一名雇佣兵，他的自尊取决于他对自己的理解——他不是工人或市民，而是一头斗兽。

战后军队生活的条件有所改善，对于纪律的理解也更加理性，但英国军队依然保留着它的特征：小规模、志愿参军、长年服役和强调对师团的忠诚。每一个师团都有自己的名字（不像大部分军队一样只是一个番号）、自己的历史和纪念物、特别的风俗和传统等等，拜这些事情所赐，整支军队极度势利，除非你亲身目睹，否则你几乎无法相信情况竟然会是那样。“精锐”师团和普通步兵师团或和印度土兵师团的军官之间互相猜忌，几乎达到了阶级区别的地步。毫无疑问，一个长期服役的士兵几乎和军官一样对自己的师团很有认同感。它的效果是培养狭隘的、雇佣兵式的“没有政治色彩”的观念。而且，英国军队提供了许多军官职位，这一事实或许减少了阶级摩擦，使得下层阶级产生“反动思想”的可能性得以减少。

但使得一个普通士兵形成反动思想的最具影响力的因素，是他在海外戍防的兵役。一个步兵师团通常会驻守国外一连达十八年之久，每四五年就转换驻地，因此许多士兵一辈子就在印度、非洲、中国等地方度过。他们在当地的任务是控制充满敌意的人口，这件事以确凿无疑的方式向他们揭示得一清二楚。他们与“土著人”的关系几乎总是很糟糕，而士兵——不是那些军官——成为了反英情绪的明显目标。自然而然地，他们会进行报复，通常来说，他们对“黑鬼”的仇恨要比对军官或商人的仇恨更甚。在缅甸我总是惊讶于那些普通士兵成为白人中最遭人记恨的群体，而从他们的行为判断，他们确实很可恨。即使在接近英国本土的直布罗陀，他们也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对西班牙“土著”颐指气使。事实上这样的态度是绝对有必要的。你不能带着一支信奉阶级团结的部队去镇压一个臣服的帝国。以法兰西帝国为例，大部分肮脏的工作并不是由征募的法国士兵去做，而是交给了不识字的黑人士兵和外籍军团去完成，后者是纯粹的雇佣军师团。

总而言之，虽然技术进步不再允许职业军官像以前那样愚昧无知，虽然普通士兵现在的待遇比以前更加人性化了，但和五十年前相比，英国军队依然是同样一部战争机器。在以前任何社会主义者都会毫无争议地承认这一点。但我们正好处于这么一个时期：希特勒的上台使得左翼党派的领导人恐惧不安，态度上转向了沙文帝国主义，许多左翼宣传人员几乎是公开地鼓吹战争。无须赘言，我们可以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当左派政党成为主战派时，它就已经宣告投降了，因为它要求实施的政策只有它的对手才能执行。工党的领袖时不时会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在征兵制上闪烁其词就是证明。因此，在“坚守前线！”、“英国人的尊严！”这些呼声中掺杂着自相矛盾的言论，大体意思是在说“这一次”情况“不一样了”。军事化并不表示穷兵黩武，毕灵普上校⁽⁴⁾不再是沙文主义分子。在和稀泥的左翼报纸里，一个名词在反复出现，那就是“军队民主化”。有必要考察这个名词所蕴含的意义。

“军队民主化”意味着取缔单一阶级的发号施令，引入没有那么僵硬呆板的纪律。对于英国军队来说，这将意味着完全重建，会在五或十年内降低军队的效率。只要大英帝国继续存在，这一过程是不大可能会发生的；与此同时，它的目的是“阻止希特勒”，这实在是不可思议。接下来几年间将会发生的事情是，无论战争会不会爆发，军队的规模将会急剧扩张，而新的部队将会蒙上业已存在的职业军队的色彩。就像世界大战时一样，它仍是同一支军队，只是规模变得更大一些。中产阶级的低下阶层将为新的部队提供军官，但职业军队的等级体系仍将得以保留。至于新的民兵部队，将他们想象为各个阶层都从零开始的“民主化军队”的核心力量或许是一个错误。可以有把握地说，即使没有了对于某个阶级的偏袒（大体上说，这种情况是会出现的），出身资产阶级的军官将会首先获得晋升。霍尔-贝里沙⁽⁵⁾和其他人已经在许多演讲中提到了这一点。社会主义者经常没有考虑到的一个事实就是，在英国，整个资产阶级在某种程度上是军事化的阶层。几乎每一个上过公学的男孩子都受过军官训练营的培训（理论上是自愿参加，事实上是强制参加）。尽管这一训练是在13岁到18岁期间进行的，但仍不容小觑。事实上，一个曾经受过军官培训的军人在头几个月内比起其他人来说很有优势。不管怎样，军事训练法案只是一个实验，一部分原因是做给国外的人看，一部分原因是让英国人民熟悉征兵制度。这股新鲜劲一过，某些措施一定会出台，将无产者清除出发号施令的职位。

或许，现代战争的本质使得“民主的军队”成为自相矛盾的说法。比方说，建立在普遍募兵制之上的法国军队并不比英国军队更加民主。它一样是由职业军官和长期服役的士官所控制，而法国军官比英国军官看上去更加有“普鲁士的做派”。西班牙政府的民兵组织在内战的头六个月——而在加泰罗尼亚，情况维持了一年——是真正的民主军队，但他们也是非常原始落后的军队，只会采取防御行动。在那种特殊情况下，采取防守策略，并配以宣传攻势的话或许要比采取常规的作战方式更有机会获得胜利。但如果你希望有通常意义上的军事效率，你只能仰仗职业军人，而只要由职业军人控制军队，他就不会允许军队民主化发生。而军队的情况是这样，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军事机器的每一次壮大都意味着反动力量的壮大。很有可能我们的某些左翼沙文主义者完全清楚这条路通向何方。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们必须意识到《新闻纪实报》版本的“捍卫民主”会直接背离民主，即使那只是意味着十九世纪的政治权利、工会独立和言论与出版自由。

(1)　刊于1939年9月《左翼论坛》。

(2)　布伦海姆战役（The battle of Blenheim），1704年8月13日在德国布伦海姆进行的西班牙继位战争中英国、神圣罗马帝国与荷兰的联军同法国与巴伐利亚联军进行的战役。

(3)　鲁斯战役（the battle of Loos），1915年9月25日至1915年10月14日于法国鲁斯进行的英军与德军的战斗，英国的兵力在30万人左右，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印度召集的土兵部队。

(4)　毕灵普上校（Colonel Blimp），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英国漫画家戴维·楼尔（David Low）为《伦敦标准晚报》创作的漫画形象，是个性格傲慢自大的沙文主义者，信奉军事强权，妄图一直保持大英帝国统治世界的荣耀。

(5)　莱斯利·霍尔-贝里沙（Leslie Hore-Belisha, 1893—1957），英国自由党政治家，曾担任国防部长、交通部长等职位。

我的祖国，无论左右⁽¹⁾

过去与大多数人的想法相反，过去并不比现在更像是多事之秋。如果看上去是这样，那是因为当你回首多年以前所发生的事情时，那些事情都被压缩在一起了，同时也是因为你所记起的往事并不是真的保持了原貌。很大程度上，由于书籍、电影和回忆录的介入，1914年至1918年的那场战争如今被认为具有某种当前这场战争所缺乏的宏大史诗色彩。

但如果你经历过那场战争，如果你能将真正的回忆和后来添加进去的东西分开的话，你会发现当时让你感受到震撼的通常都不是那些重大事件。比方说，我觉得马恩河战役在当时并没有让公众感受到后来它被赋予的戏剧色彩。我记得直到几年后才听到“马恩河战役”这个词语。那场战役的实质是，德国人距离巴黎只有二十二英里——在听闻了他们在比利时犯下暴行的传言后这确实很叫人害怕——然后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他们退兵了。那场战争开始时我十一岁。如果我诚实地梳理回忆，不加入后来我才了解到的情况的话，我必须承认整场战争没有哪件事情能比几年前泰坦尼克号的沉没更让我深深触动。那是一件算不上什么大事的灾难，却震撼了整个世界，甚至到了现在仍余波未了。我记得有人在早餐的饭桌上读出那些可怕的细节描写（那时候的习惯是大声读报），我记得在长长的恐怖事情的清单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到最后泰坦尼克号突然竖了起来，船头最先沉入海中，因此，那些紧紧抓住船尾的人被抬到三百多英尺的空中，再栽入到深海里。它让我的心似乎跌入了谷底，直到现在仍然心有余悸。那场战争没有什么事情能让我有同样的感觉。

我对战争的爆发有三桩不相关的琐碎却鲜活的回忆，不管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不会受到影响。一桩是七月底开始出现的讽刺“德国皇帝”（German Emperor）的漫画（我相信那个为人所痛恨的“Kaiser”头衔要到后来才流行起来）。虽然我们正处于战争的边缘，但这一嘲笑皇室的行为还是把群众吓到了（“可他是一个如此英俊的男人，真的！”）。另一桩是军队征调了我们小镇所有的马匹，市场的一个出租马车的车夫涕泪交流，因为他那匹为他服务多年的马被带走了。还有一桩回忆是一群年轻人围着火车站争抢着伦敦列车刚刚送来的晚报。我记得成摞的豌豆绿的报纸（那时候有些报纸仍然是绿色的）、高高的领子、紧身裤和圆顶礼帽，这些可比在法国前线已经打响的那些可怕的战斗让我记得更加清楚。

到了那场战争的中间那两年，我主要记得的是那些炮兵平坦的肩膀、壮实的小腿和马刺叮叮当当的响声，比起步兵的制服，我更喜欢他们的制服。至于战争的最后阶段，如果你让我老实说主要记得的是哪些事情，我的回答很简单——人造黄油。这是儿童那令人讨厌的自私心态的一个例证。到了1917年，那场战争已经几乎对我们没有任何影响了，只是妨害了我们的伙食。在学校的图书馆里，一张巨幅的西线地图被钉在一块画板上，一根红色的丝线曲曲折折地盘绕在图钉上。那条红线时不时会往某个方向挪半英寸，每一次移动都意味着堆积成山的尸体。我根本不去留意它。我所就读的学校里那些学生都比一般的孩子聪明，但我不记得有哪一件当时的大事让我们意识到它真正的意义。比方说，俄国革命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印象，只是影响了几个学生，他们的家长在俄国有投资。在这帮年轻的小家伙中，早在战争结束之前抵制战争的反应就开始了。马马虎虎地应付军事训练的队列操和对战争漠不关心被视为思想开明的标志。年轻的军官们回来了，由于可怕的经历而变得麻木不仁。而年轻的一辈认为他们的这番经历根本没有意义，这种态度令他们很恼火，总是教训我们说我们太柔弱了。当然，他们所说的我们根本无法理解。他们只能冲你大吼大叫说战争是“好事情”，它“让你变得坚强”，“使你保持健康”等等等等，但我们对他们嗤之以鼻。我们的和平主义是在强大海军保护下的畸形的思想。那场战争过去几年后，对军事状况有一定的了解或感兴趣，甚至知道子弹从枪的哪一头射出来，是会遭到“开明人士”圈子的质疑的。1914年到1918年的那场战争被贬斥为一场毫无意义的屠戮，甚至那些被屠戮的人也被加以责难。想到那张征兵海报，上面写着“你在那场伟大的战争中做了什么呢，爸爸”（一个孩子朝他羞愧难当的父亲问出了这个问题），我就觉得好笑。被那张海报诱惑而参军的人，后来都被自己的孩子鄙视，因为他们没有出于良知而选择逃避兵役。

但死人终究还是复仇了。随着战争成为陈年旧事，在当时“太年轻”的我这一代人开始意识到他们所错过的宏大体验。你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因为你错过了它。1922年到1927年的时候我和一帮比我岁数大一点的男人在一起，他们经历过那场战争，不停地说起它——当然，带着恐惧，但也带着一种渐渐滋长的思念之情，在描写战争的英国书籍中这一缅怀之情表露无遗。而且，和平主义的反应只是一句空话，就连那些“太年轻”的人也已经接受了军事训练。绝大部分的英国中产阶级人士从孩提时期就接受战争的熏陶，不是体现在军事技术上，而是体现在道德思想上。我记得的最早一句政治口号是“八艘无畏舰，少年莫等闲⁽²⁾”。七岁的时候我是海军联盟的成员，穿着一套水手服，帽子上绣着“无敌号”几个字。甚至在我进入公学的军官训练之前，我就已经加入了私校的学生军训队。从十岁开始我就摆弄步枪，不仅在进行备战，而且那是一种特别的战争：大炮声伴随着性高潮的疯狂尖叫，在指定的时刻，你爬出战壕，指甲卡断在沙包上，踉跄着穿过泥沼和铁丝网，冲入机关枪的火力网中。我相信对于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西班牙内战的魔力在于，它就像那场世界大战。佛朗哥在某些时候能召集起足够规模的战机，将那场战争提升到现代战争的层面，而这些时刻就是战争的转折点。但战争的其它时候则是1914年到1918年那场战争的拙劣翻版，一场由战壕、大炮、突袭、狙击、泥泞、铁丝网、虱子和僵持构成的阵地战。在1937年早期，我所驻守的阿拉贡前线那块阵地就像1915年法国的一片平静的阵地，缺少的只是大炮。即使在韦斯卡和外围所有的大炮同时开火的罕见时刻，那些大炮也只能发出让人觉得意兴索然的断断续续的轰鸣，就像一场雷暴的尾声。佛朗哥的军队使用的六英寸口径炮弹爆炸声很响，但一次不会有超过二十门大炮。当我第一次听到他们所谓的大炮“愤怒的轰鸣”时，我知道我觉得有点失望。那与我的感官等候了二十年的震耳欲聋从无间断的大炮轰鸣根本不是一回事。

我不知道在哪一年我第一次清楚地知道现在这场战争即将到来。当然，到了1936年后，事情已经非常明显，只有傻瓜才不知道。有几年的时间，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对我来说就像是一场梦魇，我甚至时不时发表演说和撰写宣传手册对其发起抵制。但在苏德条约签订被宣布的前夜，我梦见战争开始了。这样的梦境，不论它们具有怎样弗洛伊德式的内在意义，有时候的确会向你揭示你真正的情感。它教会了我两件事。第一，当那场我害怕了很久的战争开始时，我只是觉得松了口气。其次，我在内心是一个爱国者，我不会从事破坏活动或与祖国为敌，我会支持这场战争，如果可能的话会参军打仗。我来到楼下，发现报纸宣布里宾特洛甫⁽³⁾飞抵莫斯科。（1939年8月21日里宾特洛甫受邀到莫斯科，到了8月23日，他和莫洛托夫签署了苏德条约。）也就是说，战争就要来临了，而英国政府，即使是张伯伦的政府，也可以相信我是忠诚的。不消说，这份忠诚只是一个姿态。就像我认识的绝大多数人一样，政府断然拒绝起用我从事任何职务，哪怕是一个文员或小兵。但那并不会改变一个人的情感。而且他们迟早都会被迫利用我们。

如果我不得不捍卫我支持这场战争的理由，我相信我能做到。在抵抗希特勒和向他俯首称臣之间没有其它路可走。从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出发，我得说进行抗争是比较好的出路。不管怎样，我觉得所有认为抵抗佛朗哥将军的西班牙共和军或抗击日本人的中国人应该投降的言论都是一派胡言。但我不会假装说那就是我的行动的情感基础。那天晚上我从梦中得悉的是，中产阶级长期接受的爱国主义熏陶发挥作用了，一旦英国遭遇到重大危机，我不会从事破坏活动。但不要误会我的意思。爱国主义与保守主义无关。那是对某个正在变化，却又神秘地被认为始终如一的事物的奉献，就像曾经是白军的布尔什维克对俄国的奉献。既对张伯伦的英国效忠，又对未来的英国效忠，如果你不知道这只是寻常的事情，那也许这在你看来似乎是不可能的。只有革命才能拯救英国，这是多年来明摆着的事情，但现在革命已经开始了，要是我们能将希特勒御于国门之外，或许它将迅速蔓延。再过两年，或许只过一年，如果我们能够挺住的话，我们将看到改变，让那些没有先见之明的傻瓜大吃一惊。我敢说，伦敦的阴沟将流淌着鲜血。好吧，那就流吧，如果这有必要的话。但即使赤化的民兵部队住进了里兹酒店，我仍会感觉到，许久之前我被教导因为决然不同的理由而要去爱她的英格兰将依然存在。

我生长于一个沾染着军事主义色彩的环境中，后来我在军号声中度过了无聊的五年。直到今天，在播放《天佑吾王》时不站起身仍会让我有一种轻微的亵渎神圣的感觉。当然，那是幼稚的，但我宁愿接受这种教育，也不愿像那些“开明”左翼知识分子，他们连最普通的情感都无法理解。这些人看到米字旗时不会觉得心潮澎湃，在革命到来时会当缩头乌龟。让我们比较一下约翰·康福德⁽⁴⁾在遇害不久前所写的诗（《韦斯卡风暴之前》）与亨利·纽波特⁽⁵⁾爵士的《在亲密的今晚令人喘不过气来的静谧》。文笔好坏姑且不论，那只是时代的特征，这两首诗的情感几乎一模一样。那位在国际纵队英勇牺牲的年轻的共产党员骨子里其实是个公学的毕业生。他的立场改变了，但他的情感没有变。这证明了什么？那就是有可能将一个毕灵普分子改造成一个社会主义者，将一种忠诚的力量改造成另一种忠诚的力量。对于爱国主义与军事荣耀的精神需要，无论那些左翼人士有多么讨厌它，其替代品仍没有被找到。

一、《韦斯卡风暴之前》

致无心的世界的心脏，

亲爱的心脏，想到你，我痛彻心扉。

影子使我的视野在战栗。

夜里刮起了风，

提醒了我秋意已近。

我害怕失去你，

我害怕我的恐惧。

离韦斯卡最后一英里，

我们的骄傲的最后防线，

亲爱的，想开点，我感觉到你就在我的身边。

如果厄运让我步入浅窄的墓穴，

请一定要记住，

不要忘记我的爱。

二、《在亲密的今晚令人喘不过气来的静谧》

在亲密的今晚令人喘不过气来的静谧，

十点就要出发，要赢下这场比赛——

一座凹凸不平的球场和一束令人目眩的灯光，

还有一个小时就要比赛，最后的选手入场。

不是为了装点着缎带的大衣，

也不是为了一个赛季的荣耀这个自私的希望，

而是他的上尉在他的肩膀上重重的一拍——

“加油！加油！全力争胜！”

荒漠之沙尽皆染成了红色——

血色的战场一片狼藉。

加特林机关枪卡壳了，上校战死了，

军团在硝烟与沙尘中迷失了方向。

死亡之河泛滥了，

英国是遥远而可敬的名字。

但一个男生的声音为士兵们打气：

“加油！加油！全力争胜！”

这就是年复一年的世界，

为了母校而进行比赛。

她的每一个学生都听得见，

听得见的每个人都不敢遗忘。

他们都怀着快乐的心情，

像熊熊燃烧的火把一样度过生命。

对后面的人喊道：

“加油！加油！全力争胜！”

(1)　刊于1940年9月《新写作》。

(2)　原文是：“We want eight（eight dreadnoughts）and we won't wait”。

(3)　乌尔里奇·弗雷德里希·威廉·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Ulrich Friedrich Wilhelm Joachim von Ribbentrop, 1893—1946），德国纳粹党人，曾于1938年至1945年担任德国外交部长，战后在纽伦堡审判中被判处死刑。

(4)　鲁伯特·约翰·康福德（Rupert John Cornford, 1915—1936），英国诗人、共产主义者，代表作有《了解武器，了解创伤》、《来到前线》等。

(5)　亨利·约翰·纽波特（Henry John Newbolt, 1862—1938），英国作家、历史学家，代表作有《生命的火炬》、《我的时代的世界》等。

国民自卫队和你：乔治·奥威尔对关于“一厢情愿的民主人士”和真正的民主人士的私人问题的回答⁽¹⁾

与一位独立工党党员的对话：

“你是和平主义者吗？”

“不，当然不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实现或为了捍卫真正的民主，我愿意投身任何战争。”

“你认为目前这场战争就是那种战争吗？”

“不是。”

“难道你不认为它能够被转变为那种战争吗？”

“或许会吧，但那得到工人掌握控制权之后。武器必须掌握在工人自己手里。”

“嗯，那么，为什么不加入国民自卫队呢？他们会给你充足的武器。”

“国民自卫队！可那根本就是一个法西斯组织。”

“我并不这么认为。但就算是，为什么不尝试让它变得不那么法西斯呢？”

当然，争论并没有意义。争论持续了漫长的时间，但和那种人争论是没有结果的。他们几乎生活在一厢情愿的世界里，没办法理解单是空喊“我们要求成立一支民主的人民军队”（或类似那样的话）并不能让工人掌握武装。

“除非工人掌握了武装，否则武装就会控制工人”是一句二十年来翻来覆去说个不停的口号，而且是千真万确的话。但说出这番话的人当中，有多少人自己尝试过学习军事知识呢？那些三句不离街垒工事的人当中有多少人懂得如何修筑街垒工事呢？更别说处理好机关枪卡壳了。总之，不去掌握武装或如何使用武器的知识，革命的口号又有什么意义呢？

在现实中，国民自卫队根本不是法西斯组织。目前它是一个政治中立的组织，可以朝几个不同的方向发展，而它朝哪个方向演变最终取决于它的成员有哪些人。而在强调这一点之前，有必要回顾国民自卫队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它所经历的奇特历史。

七个月前，在这场战争最绝望的时刻——当时荷兰和比利时被占领了，法国即将投降，公众认为英国很快就会被入侵——安东尼·艾登⁽²⁾在电台上呼吁成立地方自卫志愿军。我没有听到他的演讲，但有人告诉我它并不鼓舞人心。在头二十四小时他就征集了二十五万人，接下来的几个月又征集到了一百万。你只需将这个数字和在补选中喊着“停止战争”的口号的候选人得到的选票进行比较，就知道这个岛国的群众对于纳粹主义的观感。

但国民自卫队的构成有一些特征不是那么令人高兴。申请人提交名字之后，一个骨干组织被创建，而基本上，下至小分队队长（相当于军队里的军士一职）的所有指挥岗位都分配给了来自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人士。当志愿兵被征召起来时，他们发现军官已经通过非民主的方式内定了，大部分人是六十岁甚至更老的、过气的毕灵普分子。

从那时起关于国民自卫队有两股明显的思潮。一派是（长久以来它以汤姆·温钦汉姆⁽³⁾和参加过其他西班牙内战的老兵运作的奥斯特利园训练学校为中心）想要将它改造成一支民主的游击部队，比早期的西班牙政府民兵部队更有纪律的部队。另一派的目标是缔造一支类似于正规军但没有军饷的志愿军。在夏天那几个月，当入侵似乎就要发生时，前一派思潮占了上风。但近来毕灵普分子的思想大规模卷土重来，原本以为再也不能发号施令的年迈的上校可高兴坏了。他们一心要进行阅兵式的操练和讲求军纪仪容，而第一批志愿兵报到时就根本受不了这一套。

在这么一个转折时期，如果有数目可观的左翼人士加入国民自卫队的话，将会造成决定性的影响。这一点需要我指出吗？尤其是伦敦地区，由于年纪较轻的成员被征调了，现在特别缺人。伦敦的大部分区域都在招募兵员。工党没有鼓励它的成员一开始就加入国民自卫队，错过了一个大好机会，但现在机会再次出现了。

在英国历史上，社会主义者第一次有了在武装部队里拥有一定影响力的机会。国民自卫队的势力平衡处于微妙的状况，无法确定它想要成为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还是一支模仿战前的地方团练但不是太像的部队。大部分的基层士兵希望的是前者，而大部分的高层军官要求的是后者，虽然他们无法非常明确地表明自己的想法。在这么一个时刻，朝正确的方向推动一把或许就能创造奇迹。而就事情的本质而言，推动力只能来自基层——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知道我们正在进行一场怎样的战争的人民群众，他们必须真的参军入伍，在同志之间传播政治觉悟。

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在说社会主义者的责任是参加国民自卫队，去传播煽动性的思想或捣蛋。那是卑劣的行径，而且不会奏效。社会主义者要在国民自卫队里形成影响的方式是尽量当好一名士兵，服从命令，行动高效和自我牺牲。但即使只有几千个心怀左翼思想的好同志，也将会造成巨大的影响。在这个时刻，传播社会主义绝不是不爱国的行为，即使是以爱国主义这个词语最狭隘和最老套的含义去看。

我们正置身于一个奇怪的历史时期，作为一个革命者必须是一个爱国者，而一位爱国者也必须是一个革命者。

我们知道，即使毕灵普分子并不知道，如果我们的社会体制没有发生剧变，我们就无法赢下这场战争。我们的责任就是让所有可以被争取到我们这一边的人都知道这一点。这意味着整个国家的群众。至于国民自卫队——在一百万名士兵当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痛恨法西斯主义，但在政治上没有方向——机会是如此明显，之前居然没有抓住，实在是令人感到惊讶。

你不应该低估国民自卫队的重要性，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一百万名有步枪在手的群众总是重要的。它被发起是出于一个特殊目的（抗击侵略者的静态防御）。比起大部分西班牙的民兵部队，它已经是一支相对强大的军队，而且经过一年的战争，它更加操练得当，装备更加精良。它将会对政治事件形成重要的影响，除非它被解散或取缔（而这在目前是不可能的），或英国很快就轻松获胜（而这更加不可能）。

但会是什么样的影响呢？那取决于它到底演变成为一支人民的军队还是一支由中产阶级中最反动的阶层发号施令的冲锋队。这两个演变都孕育在时间的子宫里，而在部分程度上，我们有能力去让好的结局发生。

我们不知道在我们前头的会是什么。认为侵略的危险已经过去了是幼稚的，而以为在英国没有人会去尝试成立一个类似于贝当政府的政权也是幼稚的。或许由于战后的混乱，我们将不得不使用暴力手段恢复民主和阻止反动政变发生。

不管发生怎样的情形，一支民兵部队的存在——它拥有武装和政治意识，能够对正规军造成影响——将会具有深刻的重要意义。但我们必须让国民自卫队有这一品质。我们不应该通过置身其外并斥之为“这是法西斯主义”去实现这一点。过去二十年来，左翼人士由于“我们比他们更圣洁”的姿态而吃了很多苦头，而在现实中，这意味将所有真正的权力拱手让给敌人。

共产党人、独立工党和他们的同路人一直在鼓噪着“武装工人”，但他们没办法将一把步枪交到工人的手中，国民自卫队能做到而且也做到了。在道德上，任何身体健康而且能够花点时间（一个星期大概是六个小时）的社会主义者都应该去参军，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在整个伦敦和英国的许多地区你会看到墙上贴着招募海报，告诉你去哪里应征。重要的是现在就加入国民自卫队，因为存在于此刻的这个机会或许将不会重现。

(1)　刊于1940年12月20日《论坛报》。

(2)　安东尼·艾登（1897—1977），英国保守党政治家。

(3)　即托马斯·亨利·温钦汉姆（Thomas Henry Wintringham, 1898—1949），英国军事史家、作家，代表作有《人民的战争》、《自由人的军队》等。

别让毕灵普上校毁了国民自卫队⁽¹⁾

自从25万人踊跃报名参加地方自卫志愿军起到今天，似乎已经过去很久了——但事实上只过了七个月而已。那时，他们被告知或许有一天他们中间会有一批人能分到步枪，而其他人只能凑合着拿霰弹枪应付——那帮人总是以为霰弹枪想要就能拥有。

到了秋末，地方自卫志愿军⁽²⁾（如今改名为国民自卫队⁽³⁾了）已经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军队，装备精良，有步枪、机关枪、反坦克炮和手雷，而且最重要的是，它的组织方式能够发挥出士兵最大的作战效率。

当然，国民自卫队到底将起到什么作用取决于希特勒的侵略将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这么一支纯粹的步兵队伍在抗击集中进攻单一区域的重机械化部队时起不到什么作用。但另一方面，对付兵力更加分散的侵略，如伞兵、空投部队和轻型坦克，国民自卫队或许将扮演几乎和正规军一样重要的角色。

国民自卫队在仓促间成立，一开始并没有得到高层的支持，它自行组织，自然而然地，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它的主要作战单位是十到二十个人组成的小分队，队员彼此间很熟悉，都是来自同一个城镇或乡村的旧相识——这是进行游击战、巷战或对付第五纵队的理想作战单位。

但是国民自卫队迄今为止最大的作用是一种政治上的象征。它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它的维系，表明了这个岛国的人民对于纳粹主义的态度。

经过纷纷扰扰的七个月后，国民自卫队的人数并没有大幅减少，只是在号召更年轻的志愿者入伍。

已经在工厂和办公室长时间工作的男人们每周必须牺牲二十个小时的闲暇时间，而且没有酬劳，只是在值夜时能领到三先令的补贴。

他们在晚上站岗，星期六下午去训练场或靶场，晚上在阴风阵阵的礼堂里拆卸组装机关枪——他们做这些完全不是出于强迫。

国民自卫队是纯粹的志愿群体，除了开除之外没有别的惩罚手段——每一个参役的成员都知道惩罚根本没有必要。

即使紧迫的侵略危险顺利度过，国民自卫队也会继续存在下去。甚至有传闻说战后仍会保留其建制。因此，它的政治演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没有军队能够真正做到政治中立。

国民自卫队背后的驱动力是群众对于英国民主体制的观感，他们认为英国民主并非虚有其表，它之所以成立是为了反抗法西斯主义。

因此，它的最大遗憾是它的实际组织并不像它的士兵群体的思想那么民主。国民自卫队几乎完全掌握在其相对富裕的成员手中，那些人很多是退休的上校，他们的军事经历是在机关枪得到完善之前或坦克闻所未闻的时代获得的。

排长以上的职位基本上是一份全职工作，而且没有工资，因此，只能由有私人收入的人士担任。不可避免地，那些退休的上校就站到了前台。

或许过去几个月来毕灵普上校的精神经由老式的军士带队训练占得了太多上风——这些人在单发步枪时代或许能起到作用，但会给将进行游击战的非正规军带来危险。

随着冬天的到来和侵略并未发生，越来越多的时间被用于进行操场训练，越来越多的重点被放到了并腿立正和屁股挨板子上。

原本可以用于学习如何科学使用步枪的宝贵夜晚被用于练习扛步枪和端步枪。适合阿尔巴尼亚人或埃及人抗击意大利军队的拼刺刀的战争观被普遍灌输，代价是更适合志愿军（国民自卫队就是这么一支军队）的观念被避而不谈。一些具有现代思想的士兵勇敢地在赫灵汉姆和奥斯特利园的国民自卫队训练学校传播这些观念。

普通士兵们并没有忽略这一举措的意义，他们也没有忽视将所有的指挥权交到中产和上层阶级的手中这一趋势的后果。

他们并没有发牢骚——至少他们发牢骚的程度并不比军队内外的普通英国人过分。但他们，特别是他们当中的老兵知道，一支业余军队在训练场上不可能像一支正规军那么英姿飒爽，而且也不应该尝试这么做，因为它的所有时间都应该用在更重要的事情上：射击、扔手雷、看懂地图、判断距离、找掩护、布设坦克陷阱和修筑工事。

这些老兵并没有质疑纪律的必要性，甚至并没有质疑操练的价值。他们知道士兵的第一要则是服从命令，而且，大体上，在训练场上表现最好的部队在战场上往往会有最优异的表现。

即使是非正规部队，如果不练习走正步、端正军姿和保持装备和武器干净，也会士气萎靡低落。但这并不表示一个胸口佩戴着两三枚军功章的工人愿意将所有的晚上都花在整理军装或装刺刀上。

在任何军队里，毕灵普上校的精神和奥斯特利园的精神一定会进行某种程度上的斗争。让毕灵普上校占得太多上风的危险在于，他们或许会把志愿参军的工人阶级给赶跑。

如果国民自卫队失去了它全民皆兵和反法西斯的特征，演变成为就像中年版的公学军官训练营那样的保守党的民团势力，从方方面面看都会是一场灾难。

一开始的时候，工人阶级踊跃参军，到现在仍然是士兵的主体。在国民自卫队身上，他们看到一支民主的人民军队的希望，他们可以去抗击纳粹分子，而不用遭到古板的军士的咆哮谩骂。

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国民自卫队确实是一支民主的人民军队。队伍里的士兵为自己能够入伍而感到自豪，他们自发完成工作，而且他们知道自己从中学习到了很多。

但如果他们有机会发言的话，下面是他们可能会提出的三四点批评意见。

他们希望将更多的时间花在为战争进行训练上，而不是训练当好卫兵。

他们希望得到更多——多得多——的弹药和手雷进行练习。

他们希望能更加肯定晋升只取决于功勋，而与社会阶层无关。

他们希望部分关键的职位能够由有工资拿的全职人员担任。

如果指挥官的年纪小于50岁，他们会非常高兴。

即使只是处于候命状态，国民自卫队也只有在一个人们感到自己是自由人的国度才能存在。

极权主义国家能够做出种种壮举，但有一件事情是他们做不到的：它们不敢将一支步枪交给工人，并告诉他可以把枪带到家里去放在他的卧室里。工人的公寓或农场帮工的小木屋里挂着步枪，这就是民主的象征。

我们的责任就是让那把枪能一直挂下去。

(1)　刊于1941年1月8日《标准晚报》。

(2)　1940年5月至7月的名字是地方自卫志愿军。

(3)　从1940年7月至1945年12月解散时，更名为国民自卫队。

修路工的生活的一天⁽¹⁾

英国依赖海上交通而生存，但内陆交通同样重要，特别是在战争时期。关于郡议会的雇员——那数十万无论寒暑每天都在工作以使英国的公路维持良好路况的修路工人的情况，我们所知甚少。让我们听一听厄尼斯特·索特先生的心声——他是一位精明强干的工人，脸膛赤红，曾在海军服役十二年，当了十六年修路工——请他谈一谈这份工作的情况。

“我为萨里的中部地区工作。我是他们所说的领班，也就是工头。我那伙人有八个人——加上我是九个人。大部分时候我们一周工作四十八个小时，冬天工作四十四个小时，因为那时候白昼很短。你还得加上每天几个小时的上下班交通时间，因为一个工人可能得骑着单车来回十二英里去上班和下班。现在下雨的时候他们也会支付工资给你——以前可没有，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工会——得是非常恶劣的天气我们才能休息。当然，这份工作的活儿有很多种，铺沥青是最难的。为什么？因为你得趁沥青还热的时候把它铺上去，而这意味着你得手脚麻利。我们大伙儿九个人有时候一天能轮班铺四十到五十吨沥青。我每个星期领三英镑十先令，另外还有四先令的战争补贴。我们正在争取多增加四先令的补贴。当然，这是领班的工资。其他人——比方说，工程车司机的助手——只能领到两英镑十二先令六便士，补贴另算。如今有份工作能凑合着过就不错了。但不管怎样，情况还是改善了很多。不久前有的郡议会只支付三十四先令的工资，而且节假日或下雨天没有工资。工会为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我们总是说一周付一坦纳⁽²⁾还是很值得。挺不挺得住？噢，是的。我能挺得住。这是健康的生活，如果你开始干活的时候身体很健康。但冬天有时很辛苦，你得上一条坡路，没有挡风的地方，在冰冻的路面工作。”

无疑，索特先生低估了他的工作的艰辛程度。这比矿工的工作要轻松一些，但是——考虑到天气状况——轻松不了多少。大部分路面工作不被归为技术工种，但你只需要看一看那些混凝土路面的平整程度就知道这些修路工的技术和负责态度。当然，战争并没有使得工作变得更加简单。新的铺路工作几乎停止了，但修路工程变得更加紧迫，越来越多的工作由中年男子承担，因为只有少数路面工作被列为免予征兵的职业。私人交通工具的数量减少了，但军方的重型卡车和坦克总是将路面碾碎。

这些维护着英国五十万英里道路的工人有什么样的苦楚呢？——和每个人一样，他们有着自己的苦楚。

你只需要看一眼那些工资微薄的体力劳动者的生活就能够了解到这么一个事实：最糟糕的不便总是由最琐碎的事情引起的，而那些养尊处优的人从来不会察觉。几乎每个人都知道在寒冬砸碎混凝土不是一件惬意的工作，但并非每个人都能了解大部分困难和怨恨是由郡议会以支票形式支付雇员工资这一做法引起的。

过去多年来，有人尝试过反对这一做法，但没有成功。这么做是不可原谅的，而且几乎违反了工资支付法案。大部分郡议会以支票形式向雇员支付工资是因为，这样一来他们能够节省几个领取和清点款项的职员的工资。那些每周挣两三英镑的人没有银行账户，而且一周工作四十八小时（或许还得加上十个小时的交通时间），总是没时间去银行。当修路工领到周薪支票时会怎么做？他只能找当地的杂货店老板或酒吧老板帮忙兑现支票，而有时候杂货店老板或酒吧老板碰巧没有现金。由战争引起的其它苦楚是工资越来越难“张罗”，而且限量供应政策对体力工人的影响无疑要比对那些坐办公室的人的影响更大。熏肉和奶酪的短缺对修路工们来说是一大打击——还有对农场帮工和其他得带饭去上班的人。

但索特先生说工会为修路工们做了很多事情，这确实是真的。活跃的全国公共雇员工会过去五年来将周薪提高了将近一英镑，而且它刚刚取得了一场意味深远的胜利，那就是成立全国工资委员会，或许将实现全英国郡议会雇员工资的平等。以前每个郡都有自己的规矩，不仅工资定得很低——有几个郡低至一周三十一先令——而且差别很大，有时候两个邻郡的工人，干着同样的工作，会发现他们的周薪相差将近一英镑之多。在新的体制下，政府接管了维护大部分道路的责任，包括负担主干道的全部支出。

自从郡议会成立的这五十年来，它们并没有赢得好雇主的名声。它们总是被乡绅和退休的上校所把持，而这些人根本不知道工人阶层的生活是怎样的。全国公共雇员工会与他们进行斗争，目的是将英国的每一个郡议会的雇员争取入会。最主要的困难是这个工作的分散性，这使得就连召集代表开会也成为成本高昂的事情。修路工们将混凝土担进搅拌机，将炮弹碎片用作排水系统的材料，并开着他们那些轰隆隆的工程车来来回回——他们的工作或许没有士兵或飞行员那么显眼，但同样都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他们无法承担起这份工作，不到一个星期我们就会尝到苦头。道路在战争时期的重要性显然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会越来越重要。

事实上他们已经表明自己能承担起这份工作。确实，从事这份工作的人数比战前的五十万减少了一些。但那是因为新的道路作业没有了。那些修路工总是干同一份工作，很少会另谋职业，虽然机器的应用使得工作大大加快而变得更加辛苦。有一些人是从其它职业转行过来的——比方说，采矿业——但大部分人一辈子都是修路工。我们必须不让他们成为战争努力中被遗忘的人。战争努力要求每个人都尽最大的能力，食不果腹和不满将会对其形成威胁，这些可要比德国人的炸弹更加危险。

(1)　刊于1941年3月15日《画报》。

(2)　一坦纳等于六便士。

英国纸贵⁽¹⁾

战前英国的造纸木浆大部分来自瑞典、芬兰和苏俄。德国入侵挪威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供应被切断了，虽然木材可以从俄国进口——事实上，目前英国仍从俄国进口木材，替俄国前线输送战备物资的船只回来时大部分都装载着木材——但这一行程缓慢而且危险。另一个木材供应大国加拿大距离遥远，运力非常宝贵，因此，过去几个月来我们面临纸张短缺的问题——情况不算太严重，但紧张得足以让人几乎每时每刻都感受到问题的存在。只有当你面临纸张紧缺时，你才会意识到它要比你想象中的更加重要。我将告诉你纸张紧缺所带来的结果——有趣的是，尽管大部分情况是坏事，但也有的情况是好事。

广告的减少是纸张紧缺虽然并非最重要但最明显的结果。在战前，英国的每一面空墙上都张贴着巨大的海报——通常是食物和专利药品的广告——用色鲜艳，大体都非常丑陋。我想除了广告商外，任何人看到这些广告销声匿迹都不会觉得难过，没有了广告的光秃秃的墙壁看上去好看多了。前几天晚上我走过一个地铁站，注意到虽然那里还有几张巨幅海报敦促你去买啤酒或巧克力，但所有的海报都是旧的，或许是战前留下来的。那些新的广告——比起旧的广告它们要小得多，低调得多——是剧院的广告或政府的宣传广告，号召女性为战争服务，或是伦敦郡议会的通知在推广夜校。这一幕让我觉得备受鼓舞，尽管想到如今消费的啤酒和巧克力少了让我不是太开心。我觉得这是我们正在进入新经济时期的标志——在这个时代，私人公司将不再重要，贸易也将不再只是意味着无休止的竞争，诱导人们去买他们并不真正想要的东西。

但纸张紧缺最大的后果——其影响有好有坏——可以大体上在报刊中获得了解。

如今英国的报纸版面变得很小，很难相信以前它们的版面有那么大。几个星期前我碰巧从一个抽屉的最底下找到一份战争前的《泰晤士报》。它看起来那么大，我不仅在心里纳闷读者每天怎么能通读这么一大沓报纸，甚至怀疑有没有人愿意举着这么一份沉重的报纸进行阅读。你会相信如今一份普通的英国报纸只有区区四个版面——也就是说，只有两张纸，还有相当一部分版面用来刊登照片吗？此外，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版面的报纸，很难想象它们大一些会是什么样子。

纸张短缺的这一结果在我看来大体上是一件好事，我会告诉你个中原因。战前的英国报纸商业化极其严重，庞大的版面不仅充斥着毫无价值的奢侈品广告，而且内容十分无聊傻气——入室抢劫报道、对电影明星私生活的探究、唇膏和丝袜的流言蜚语、长篇累牍的体育报道的、延绵好几页的赛马结果，甚至有几个占星术和算命的专栏——这些廉价的感官娱乐报道让读者根本没办法去留意真正的新闻。并非所有的英国报纸都是这样，但大部分报纸的确如此。这种情况已被抛到九霄云外，报纸没有多少版面可供填满，英国正在打仗，因此每天都会刊印冗长的官方通讯文章。自然而然的，被排挤出去的首当其冲就是那些垃圾内容。如今的报纸可能有点沉闷，但至少它们都很严肃。它们的头条新闻报道的是真正的新闻而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以前出现在大街小巷的新闻海报和晚报上刊登的连篇广告也不见了。现在的报贩在一块小黑板上面写下他们挑选出来的新闻，这些要比印刷海报信息量更足，内容更加可靠。

但如果你的注意力从日报转移到所谓的高雅文学上，纸张短缺的影响大体上是负面的。供应给出版社的纸张有严格的限制，它们出版的书在数量上根本不能与战前相提并论。现在一个没有名气的作者要出书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没有出版社愿意把宝贵的纸张花在一本可能卖不出去的书上。那些名不见经传的作者如今很难出书，即使大部分年轻人不在服役情况也会是这样。对于文学评论和杂志来说也是非常糟糕的时期。除了厚上一两个页码外，它们其实应该被称为宣传册。去年没有新的期刊出版。大部分高雅杂志——《品文》、《地平线》、《新政治家》、《诗艺》、《七》和《印度文学》仍在出版，但大部分的版面都大大缩减了。而书籍不仅少了，篇幅也短了许多。书籍的篇幅受技术方面的制约要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大。战前十年长篇小说盛行一时，那可能是因为纸张很廉价。纸张的紧缺可能会促使短篇小说的兴起，那些在法国一直很流行的所谓的“长版短篇小说”在英国这边不怎么受待见。

如今你去商店里买东西，很难叫店员把物品给包起来。店老板不像以前那么慷慨地给纸袋了。就连香烟也经常散卖，而不是装在香烟盒里卖。圣诞节采购的时候你会看到奇怪的情形：年迈的老头子腋下夹着他们给孩子买的没有包装的洋娃娃、泰迪熊、玩具枪匆匆忙忙赶回家。据说包装纸仍是英国最大的纸张浪费，在这个方面推行节约的空间最大。而且，现在正在进行全国性的运动，将废纸回收并送到造纸厂重新捣成纸浆再变成新纸。这种纸的颜色灰沉沉的——这是因为那些印刷油墨很难去除——但仍然很好用，而且这个过程几乎可以无限循环。在一间二手书店里你时不时会看到一本纸张灰沉沉的旧书，你一看就知道它是上一场战争的最后几年出版的，那时候纸张的紧缺情况和现在一样严重。到一间造纸厂参观纸张被重新捣成纸浆的那一幕情形很奇怪。你会看到除了成堆的报纸和包装纸外，还有成捆的私人信件、炸破的烟花爆竹、官方文件、海报、巴士车票和圣诞树上面拿下来的流苏，全部都等着一起被送进捣纸浆的桶里。

纸张的短缺算不上是战争造成的一项主要的物资紧缺，而且我们的紧缺情况根本不像德国从战争一开始所遭受的那么糟糕。但就像我们在战争中不得不忍受的所有改变一样，它对我们的国民生活产生了影响，就像香蕉没有了和没有红磷制造火柴一样。它让我们明白，如今的世界是一个统一经济体，没有哪个地方能独立于其它地方之外，也没有哪个地方能不承受艰难。

（作为节约纸张的证明，讲稿的最后三行之间没有空行，以避免多用一张纸。）

(1)　1942年1月8日在英国广播公司《透过东方之眼》节目上播放。

英国的配给制和潜艇战⁽¹⁾

或许你已经在报纸里读到或在电台里听到英国食物供应的配给量已经被削减了。每个人都知道这种事情会发生。十一月的时候，某些食物的配给量增加了，目的是度过冬天最艰难的时期，但群众收到警告，或许这些食物的配给量以后会再度削减。（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海运需求增加了。）脂肪的配给量从每星期10盎司减到8盎司，白糖的配给量从12盎司减到8盎司。其它食物的配给量不受影响，但自然地，到了冬天某些没有限量供应的食物，如鱼和水果，也会面临短缺。

有许多证据表明，食物限量供应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对英国的公众健康造成破坏——要是真有影响的话，结果倒是得反过来。战争之前英国人吃糖太多，喝茶也太多，过分地把肉类当成了主食。战争让许多人意识到了蔬菜的益处，特别是生吃蔬菜。自战争以来英国没有发生严重的流行病——即使在空袭最密集的时期也没有，那时候英国人都以为瘟疫将会发生——现在所有传染性疾病的数字比起去年同期都要低一些。但要真正理解英国食物限量供应的意义，你必须进行两个比较。一个是与德国对应的食物限量供应进行比较，另一个是与1914年至1918年战争时英国的情况进行比较。

要是你浏览已公布的英国和德国食物限量供应清单的话，你就会发现只有一样东西德国人宣布的配给量更多，那就是脂肪。根据官方的数字，德国人每周有9盎司的脂肪，而英国人只有8盎司。但这会让人产生误解，因为每个英国人还可以分到4盎司的熏肉，而德国人分到的熏肉已经包括在他的脂肪定量里了。其它每一样限量供应的食物英国人和德国人配给量要么差不多，要么就是英国人的多一些。而且，德国有许多供应受限的物品在英国可以不受任何数量限制地自由购买。面包就是其中一例，还有可可和咖啡。有些东西，比方说茶叶，在德国几乎买不到了。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是，在英国如果你在外面吃饭，比方说在餐馆或工厂的食堂吃饭，你无须使用粮票。食物限量供应只限于生买回家的食物。在德国情况则不是这样。由于战争的影响，几乎每个人都有工作了，越来越多的人每天至少在家外面吃一顿饭，这一区别非常重要。

要理解这一点的重要性，你必须记得，德国人统治了从挪威到黑海的区域，所有欧洲出产的食物都任由他们处置。我们可以肯定，他们不会为了其他欧洲民族而牺牲自己人。事实上，他们甚至没有掩饰这一点，公开承认欧洲大陆各个地方的食物供应条件比德国更加糟糕。在有的国家，比方说希腊，已经几乎出现了饥荒。德国人正在洗劫整个欧洲以供应本民族，但就算是这样，比起我们英国人，他们的食物分量和种类越来越少。

现在我们可以看看另一个对比的意义——与这个国家在1914年至1918年时的情况作对比。当然，那时候我不在战场上，我不会伪称自己深有体会。但所有年纪在35岁乃至30岁以上的人都对那一场战争有着鲜活的回忆，我和许多人探讨过这个话题。无一例外，他们都说1917年下半年和1918年的食物供应情况要比现在糟糕得多。事实上，那些童年时经历过那一场战争的人告诉过我，他们对战争的回忆就是挨饿。

我们现在和那时候的人比，最大的不同是生活要好一些，原因是食物短缺的危险早已被预料到了。1914年战争爆发时，没有人意识到德国的潜艇战会那么成功，食物短缺骤然变得十分严峻。突然间，英国人发现他们只有几个星期的食物储备——你必须记住，英国是个十分狭小的岛国，即使每一寸土地都用来种粮食或许也无法实现粮食自给。在此之前英国从未采取过食物限量供应，食物贮藏的手段也没有今天那么有效。而且那时候关于食物营养价值的研究还没有像过去二十年间那样展开。与此同时，1917年底，德国的潜艇每周击沉二三十艘英国轮船。结果，黄油在英国几乎绝迹了近一年之久，白糖和果酱成了稀罕的东西，面包供应不足，而且那种面包是脏兮兮的灰色，因为里面掺了土豆粉。肉类的限量供应要比现在严苛得多，即使你到一间餐馆或食堂，要吃肉你也得用粮票购买。此外，食物的发放没有现在那么有技巧，结果就是，在食品店外面女人们排起了长队，有时候得等上好几个小时才能轮到你买东西。我的英国朋友们经常告诉我，那些长长的队伍是他们对战争的主要回忆之一。我不能说现在你看不到排队买食物了，但至少不会那么频繁地看到。

这一次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大的改变，是因为政府从一开始就采取了限量供应食物这一必要措施，而且应付潜艇的威胁越来越卓有成效。要意识到这一不同，你必须记住，在上一场战争中，英国海军有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国的海军支援，而到了战争末期还有美国海军的支援，而这场战争打了一年多，英国海军一直是在孤军奋战，与意大利和德国的海军周旋。确实，从一开始德国人就对通过封锁食物供给迫使英国投降这一战略寄以厚望。如果你收听德国无线电广播的话，你就会听到每个星期被德国潜艇击沉的英国食物运送船只的庞大吨数。有人从一开始就不辞辛劳地记录下这些数字，发现迄今德国宣称击沉的舰船数字上远远超过英国拥有过的舰船。（当希特勒的副官鲁道夫·赫斯⁽²⁾逃到英国时，他透露说希特勒的主要战略就是想把英国活活饿死。）即使德国的潜艇不能真的饿死英国，他们或许希望击沉足够多的舰船，使得重要战争物资的进口被迫停止，所有可用的船只就只能集中用于运送食物。但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横跨大西洋的货物运输——坦克和战斗机，还有小麦和牛肉——数量从未减少，去年英国船只被击沉的数字每个月都在急剧减少，而这是在德国潜艇现在能从挪威到西班牙的港口出动的情况下取得的，而不像上一场战争里，德国潜艇只能从比利时和德国的港口出动。侦察和摧毁潜水艇的方法得到了大幅度的改进，随着每一艘德国潜艇被击沉，德国越来越难找到受过培训的人员执行这一危险的任务。而且，英国的农业发展部分解决了食物问题。1940年有两百万英亩的农田被开垦出来，1941年又有一大片广袤的农田被开垦出来。英国能够自产更多的粮食，越来越不需要依赖海运进口粮食。耕地的额外劳动一部分由女性志愿者承担，一部分由意大利战俘承担。从这些你可以了解到为什么英国的粮食状况要比上一场战争进行时英国人所忍受的状况大有好转——虽然我不会违心地对你说情况非常完美——但比起德国，我们的情况要好得多，即使德国正在全面搜刮欧洲以自肥。

(1)　1942年1月22日在英国广播公司的《透过东方之眼》节目上播放。

(2)　鲁道夫·瓦尔特·理查德·赫斯（Rudolf Walther Richard Hess, 1894—1987），德国纳粹分子，希特勒的早期追随者，纳粹党副元首，于1941年5月10日单独驾机飞抵英国，但其动机由于英国的文件尚未解密而无从得悉。战后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终身监禁，于1987年自缢身亡。

国民自卫队成立三年：独特的稳定迹象⁽¹⁾

今天距离热情的国民自卫队的业余士兵用蜡油给霰弹猎枪的弹药筒上油，拿着混凝土块练习扔手雷的日子已经过去快三年了，现在能够对国民自卫队作为一支武装力量的价值进行准确的评估了。

虽然它从未打过仗，但它的成就是不可忽视的。根据德国人的广播进行判断，从一开始他们就比我们更加严肃地对待国民自卫队，而且它一直是德国人未能入侵英国的原因之一。即使那只是百分之五的因素，对于一支没有报酬的业余军队来说，这个成绩并不算太糟糕。

国民自卫队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坦白说情况一团糟，不仅是因为在1940年的夏天国民自卫队没有多少武器和制服，而且是因为它的规模要比任何人所预料的更加庞大。

一则在电台上的呼吁——或许目的是征集起五万志愿军——几个星期内就征集到了一百万人，这支新的部队不得不在几乎没有援助的情况下自我进行组织。由于对德国可能采取的侵略手段意见不一，它有不同的组织形式。

到了1941年中，国民自卫队成为了一支纪律严明的标准部队，主要用于应付巷战和佯攻，而且配备有步枪和机关枪等精良装备。到了1942年它配备了斯登冲锋枪和小口径火炮，并开始接管一部分防空工作。在第三个阶段，国民自卫队与正规军和民团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但它也有自己的问题，有些问题很难得到解决。

过去一年来，军方的设想是，如果进攻欧洲大陆的话，国民自卫队将顶替英伦群岛的一部分正规军，因此开展了运动战的训练。由于国民自卫队成员平均年龄的下降，这变得比较容易了。但有时候结果并不能令人满意。由于人员都是兼职服役，而且总是会发生变动，模仿正规军的训练不知是否是明智之举，而且即使交通问题得以解决，国民自卫队也不可能是完全机动的部队。

它的大部分成员是工人，即使遭受侵略，在没有发生战斗的地区经济生活也必须照常进行。

如果英国真的遭受侵略，国民自卫队只会以小分队的形式在它自己的地区进行作战。纪律正渐渐变得严明，而且与正规军的接触也在增加，这些都很有好处，但在战略安排上或许坚持原先作为纯粹的地方武装力量的设想会比较好，从而保证业余士兵拥有相对于职业军人来说唯一的优势——高度熟悉作战地区的地形。

但是，虽然国民自卫队比起以前更像是一支军队，但它的早期岁月还是留下了痕迹。由汤姆·温钦汉姆等人在1940年夏天创立的军事训练学校为传播对于全面战争的理解和对待军事问题的富于想象力的态度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即使是当时缺乏武器的状况也有它的好处，因为这引发了在修车厂和机械厂的研发尝试，现在正在使用的几样反坦克武器就是国民自卫队进行研究的成果。

在社会构成上，国民自卫队与刚开始的时候已经很不一样了。它的成员随着军队征召发生了剧变，它的趋势是融入被接受的英国阶级现状。这对于一支没有报酬的部队来说或许是不可避免的，没有汽车和电话很难去执行一位军官的工作。

但如果说它的内部气氛并非真正的民主，那么至少这种气氛很友善。这个庞大的组织具有非常典型的英国色彩，现在成立三年了，没有发生有意识的政治演变。它既没有如某些人所希望的一样演变成像拥护西班牙共和政府的民兵部队那样的一支人民军队，也没有演变成其他人所担心的纳粹冲锋队。它不是依靠政治信念团结在一起的，而是依靠无法言说的爱国主义情怀。

它的存在本身——在危机时刻它能够通过几句广播就组建起来，而且近两百万人把步枪摆放在卧室里，而且政府不会为这件事情感到忧心忡忡这一事实——就是世界上其它国家所无法企及的稳定的象征。

(1)　刊于1943年5月9日《观察者报》。

理查德·阿克兰⁽¹⁾爵士小介⁽²⁾

身材瘦削，戴着眼镜，和36岁的年龄不相符的娃娃脸，让人觉得就像是一个六年级的男生——那种并非很擅长运动但依靠品格的力量以勤补拙的模范生——理查德·阿克兰爵士给人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真诚。就连他的敌人也不会指摘他的诚挚。但那并不是一本正经的真诚，而是喜欢较真的热切的态度——他不仅知道自己掌握了真理，而且，他知道真理其实非常简单，能够被印在四个页面的传单里。

如果你问理查德·阿克兰爵士他那个规模虽小但正在扩张中的共同财富党的核心纲领是什么，他的答案大概会是：资本主义必须被抛弃，但英国必须走有自己特色和符合其历史传统的“社会主义道路”。工业国有化——要，阶级斗争——不要，帝国主义——不要，爱国主义——要，和俄国结盟——要，模仿俄国的方式——不要。

这么一个纲领或许听起来很简单，甚至是明摆着的事情，但它很有原创性，引起了历史更加悠久的左翼政党的敌意。几次补选的数据表明，他们确实有理由害怕这个年轻的竞争者。

阿克兰很清楚措辞表达非常重要。共同财富党人不喜欢将自己标识为“社会主义者”，避免马克思主义者的术语，并尝试用群众的语言进行沟通，虽然并不是很成功。阿克兰本人的优势在于，他走向集体主义思想的道路不同寻常。他是一个地主，拥有第十五代的准男爵封号，在巴恩斯戴普尔拥有安稳的议员席位，以自由党人的身份当选，从未经历过一个左翼政党的纪律约束。

在战前的几年里，人们对他的了解主要是他支持与苏联结盟和反对德国的坚决态度。在“静坐战”时期⁽³⁾，他的“坚定立场”略有松动，在他那本有失偏颇的作品《我们的奋斗》里，阿克兰道出了一个危险的信念，那就是：光靠聪明地使用高音喇叭就能赢得这场战争。《将来会怎么样》是一篇更冷静的文章，无论是政治水平和思辨水平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阿克兰喜欢解释说，当前左翼政党由于忽略了三个明显的事实而招致失败——态度非常激烈，甚至让人觉得他想拍桌子。第一个事实是“无产阶级专政”已经过时了。无产阶级光靠自己并不足以强大到主导社会的程度，只有在得到中产阶级的支持时才能获得胜利。第二个事实是，任何侮辱爱国主义的政党注定会失败，至少在英国是这样。第三个事实，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事实是，社会主义运动背后的真正推动力必须基于伦理而不是基于经济。因此，共同财富党的口号是：“于德有亏必于政不合”——一个蹩脚的口号，但不乏吸引力。

依照这一纲领的是很含糊的短期政策，有时候似乎在向所有人作出任何承诺。共同财富党提倡将所有的生产资料国有化，但它愿意作出补偿——对小业主进行全额补偿，对大业主进行部分补偿；它将停止剥削大英帝国属地，但会维持英国的生活水平；它会坚决与敌人进行斗争，但允许言论自由；它会反对军国主义，但会鼓励爱国主义；还会和任何志同道合者展开合作。

所有这一切无疑带有乌托邦色彩。但可以这么说：如果公有制能在英国建立，它将更接近于阿克兰所努力争取的事业，而不是欧洲大陆马克思主义的模式。

理查德·阿克兰爵士会不会成为政党的最高领袖则是另一个问题。他本人说自己并没有这个想法，只是想促成更大规模的运动。另一方面，他的敌人指责他有“元首情结”，并宣称如果共同财富党在全国运动中陷入困境，阿克兰会一走了之，而不愿意沦为配角。

这个判断或许带有嫉妒的色彩。事实上，很难想象阿克兰会成为第一流的政治人物，无论这件事情是好是坏。他有着独裁者的偏执，但不低俗，或许甚至不够坚强果敢。他的对手说共同财富党只是选举中断时期的产物，一旦工党自由展开选战的话它就会销声匿迹，或许这番话更靠谱一些。

与此同时，共同财富党参加了全国各地的补选，并赢得了令人吃惊的高选票。就像迄今为止所有的激进运动那样，或许最终它会被坚如磐石的工会挫败。阿克兰宣称他在军队里有很多追随者，而且虽然共产党在反对，但他正在赢得产业工人的支持，并且能够拿出数字去支持他的说法。至少他拥有不去盲目乐观地看待英国，不从“经济人”这头神秘动物的角度进行思考的智慧。

如果他就像在他之前的许多先知那样以失败告终，他也会因为他那不符合政治原则但堂堂正正地不去说“这么做有好处吗”而是说“这么做对吗”的姿态而被长久地记住。

(1)　理查德·托马斯·戴克·阿克兰（Richard Thomas Dyke Acland, 1906—1990），英国政治家，曾担任自由党众议员，后加入工党，英国共同财富党创始人之一。

(2)　匿名刊于1943年5月23日《观察者报》。

(3)　静坐战（phonoy war），1939年9月至1940年4月，德国入侵波兰，西线则度过了一段没有重要战事的平静期。

英国的侦探故事⁽¹⁾

大部分侦探故事的创作和阅读发生于1920年至1940年间，但正是在这一时期，侦探故事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开始走向衰落。在这个充斥着麻烦和无聊的年代，这些所谓的“犯罪故事”（这个名称涵盖了侦探故事和“惊悚故事”，作者们遵循着木偶大剧场⁽²⁾的惯例）在英国和茶、阿司匹林、香烟与广播一道成为普遍的生活消遣。这些作品被大批量地生产，当我们发现它们的作者包括政治经济学的教授、罗马天主教徒和圣公会的牧师时会感到很惊讶。任何从来没有想过去写一本小说的人都觉得自己能写出一则侦探故事，只需要说不清道不明的毒理学知识和似是而非的不在场证据掩饰真凶就可以了。但很快，侦探故事开始变得越来越复杂。如果作者要满足读者们对暴力和血腥的日益增加的渴求，它就需要更多的奇思妙想。那些罪案变得越来越骇人听闻，而谜团也越来越难解开。但事实上，许多后期的作品几乎没有一本值得反复去阅读。

情况并非总是如此。有娱乐性的书不一定都是劣书。在1880年到1920年间，英国有三位侦探小说的专家，展现了毋庸置疑的艺术品质。柯南·道尔自然是这三者中的一员，其他两位作者虽然不能与他比肩，但也不应该被轻视——厄尼斯特·布拉玛⁽³⁾和理查德·奥斯丁·弗里曼⁽⁴⁾。《神探福尔摩斯》与《神探福尔摩斯回忆录》、布拉玛的《马克斯·卡拉多斯》和《马克斯·卡拉多斯之眼》、弗里曼的《欧西里斯之眼》与《歌唱的白骨》，还有埃德加·爱伦·坡的两三篇激发他们的灵感的短篇小说，都是英国侦探小说的经典之作。我们可以从每一部这些作品中找到在当代作家（例如多萝西·塞耶斯⁽⁵⁾、阿加莎·克里斯蒂⁽⁶⁾或弗里曼·威尔斯·克罗夫茨⁽⁷⁾）的作品中找不到的风格乃至氛围。关于这一点的原因值得进行探究。

即使到了今天，距离福尔摩斯首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他仍然是英国小说中最受欢迎的角色之一。他那消瘦而强壮的体格、他的鹰钩鼻、他那件皱巴巴的睡衣、他在贝克街的公寓的凌乱的房间里的壁龛和试管、那把小提琴、印度拖鞋里的烟草、墙上的弹孔，所有这些都是英国人熟悉的作品的精神氛围。而且，神探福尔摩斯的故事被翻译成了二十多种语言，从挪威文到日文都有。我提到的另外两位作家，厄尼斯特·布拉玛和理查德·奥斯丁·弗里曼，没有那么受欢迎，但两人都创造出了难忘的角色。弗里曼的桑戴克博士是实验室侦探和法政学专家，用他的显微镜和相机破解谜团。至于厄尼斯特·布拉玛的马克斯·卡拉多斯，他是个盲人，但失明使得他的其它感官变得更加敏锐，由于失明他成为了更好的侦探。如果我们想要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被这三位作家所吸引，我们就会被引导对一个纯技术性的本质作一点初步的了解，这个本质阐明了现代侦探故事和过去二十年来英国所有短篇小说的缺陷。

我们可以看到，老派的侦探故事（从爱伦·坡到弗里曼）要比现代小说“充实”得多。对话更加丰满，插曲的出现更加频繁。如果柯南·道尔或爱伦·坡的故事是昨天写出来的，不知道有没有哪位编辑会接受投稿。它们对于如今紧凑的杂志来说篇幅太长了，而且它们冗长的开头场景与如今追求简约的时尚背道而驰。

但是，正是通过乍一看似乎冗余的细节的堆砌，柯南·道尔与在他之前的狄更斯一样，营造出最扣人心弦的效果。如果你去研究神探福尔摩斯的故事的话，你会发现一个角色的怪癖和真相是通过与情节并非不可分割的插曲揭露的。福尔摩斯的“理性推导”的杰出能力让华生医生佩服得五体投地。在《蓝宝石案》的开头我们看到了一个例子。福尔摩斯对街上找到的一顶礼帽进行了分析，并详细地描述了它的主人的特征——而后来的情节证实了他的推理。但是，这个帽子事件与主要情节并没有紧密的关联，有几幕事件一开始是六七页纯粹只是插曲的对话，其用意是展现福尔摩斯的智慧与华生的天真。

厄尼斯特·布拉玛和理查德·奥斯丁·弗里曼也对简明的文风抱以鄙夷的态度。正是他们的插曲使得他们的故事成为文学作品，而不只是“谜团”。

老派的侦探故事不一定需要建立在一个悬案之上，即使它的结尾没有出人意表或骇人听闻的真相揭露也值得一读。现代侦探故事的作者们最让人觉得厌烦的一点是他们总是煞费苦心地想要隐藏真凶的身份——这个惯用伎俩由于读者很快就会感到疲倦而变得更加令人讨厌，他们最终会发现这些错综复杂的掩饰很荒诞可笑。另一方面，在柯南·道尔的有几篇故事以及爱伦坡那篇著名的《失窃的信件》里，罪案的实施者从一开始就已经揭晓。他将如何应对？最后如何将他绳之以法？这就是引人入胜之处。有时候奥斯丁·弗里曼敢先详细地描写罪案，然后再去解释谜团是如何解开的。在较早的侦探故事里，罪案不一定要耸人听闻或进行精心安排。在现代侦探故事里，罪案几乎总是谋杀（公式几乎一成不变：一具尸体和十几个嫌疑人，每个人都有天衣无缝的不在场证据），但较早的故事经常描写轻度犯罪，或许犯人只不过是一个三流的小偷，甚至有时候根本没有罪案或犯人。福尔摩斯调查的许多悬案逐渐被遗忘了。布拉玛写了十几二十个故事，只有两三个故事与谋杀案有关。这些作家能这么做是因为他们作品的成功不是取决于揭开犯人的真面目，而是读者觉得很有兴趣去了解福尔摩斯、桑戴克或卡拉多斯的侦探手段。这些角色要求读者富于想象力，如果读者能够像作者意图的那样作出反应，会觉得自己成为了思想上的巨人。

现在我们可以找出这两类侦探小说——老派侦探小说和新派侦探小说——之间最根本的区别。

早期的作家对自己的角色很有信心。他们将自己的侦探塑造成天赋异禀的个体，是他们膜拜的半神。与我们如今这个时代所面临的世界大战、大规模失业、饥荒、瘟疫和极权主义相比，犯罪已经失去了吸引力。我们对犯罪的社会和经济原因有了太多的了解，不再将普通的侦探视为造福群众的恩人。而且我们很难认为阅读这种作品所带来的思维锻炼本身就是目的。在伴随着他的无处不在的黑暗中，爱伦·坡的杜宾运用他的智力，但从来没有想到过采取行动，正是因为如此，虽然爱伦·坡很崇拜他，但我们却并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玛丽·罗杰特的秘密》是典型的纯粹思维锻炼，要求读者钟爱字谜，这种故事只能出现在更有闲暇的时代。在《神探福尔摩斯》的故事里，你会察觉到作者显然对展现似乎与情节无干的精湛技艺感到很得意。《银色的火焰》、《马斯格雷夫的葬礼》、《舞者》或那些让福尔摩斯从一个过路人的样貌就判断出他的生平或猜出华生在某个时刻心里的念头让他瞠目结舌的片段也是这样。但是，这些侦探所努力想完成的事情显然对他们的作者来说很重要。在上个世纪末的和平岁月里，社会似乎主要是由遵纪守法的群众构成的，只有罪犯在滋扰他们的安全。在他们的眼里，莫里亚蒂博士和今天的希特勒一样是穷凶极恶的角色，而战胜莫里亚蒂的人成为了侠客或民族英雄。当柯南·道尔在《回忆录》的尾声让福尔摩斯死去时，他让华生说出柏拉图向苏格拉底诀别的原话，不会担心这么写会显得很滑稽。⁽⁸⁾

在现代作家中，我们觉得似乎只有两位作家相信他们笔下的侦探，他们是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和埃德加·华莱士⁽⁹⁾。但他们的动机不像道尔或弗里曼那么公平无私。华莱士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多产作家，写的是变态的内容，受到他自己的虐待心理的启发。在这里没有时间对这一点进行探讨。切斯特顿的主角布朗神父是一位天主教的牧师，通过他宣扬宗教。在其它侦探故事里，至少在我读过的那些故事里，我看到的是滑稽的一面，或作者牵强地想要创造一个围绕着犯罪的恐怖气氛，而他自己并不觉得恐怖。然后，为了达到目的，当代小说里的侦探最依赖的是运气和灵感。他们没有爱伦·坡、道尔、弗里曼或布拉玛的主角那么聪明。显然，对于早前的作家而言，福尔摩斯、桑戴克和许多其他侦探是科学人士的典范，或者说，全知全能。他们完全依靠逻辑去破案，不会依靠巧合。切斯特顿的布朗神父拥有几乎是魔法的能力。福尔摩斯是十九世纪的理性主义者。在创造这个角色时，柯南·道尔忠实地呈现那个时代的人对于一位科学家的想法。

在上个世纪，侦探通常都是单身汉。这一定会被认为是他不同凡响的证明，当代的侦探也有明显的独身倾向（一个妻子会让侦探故事变得太复杂），但福尔摩斯和桑戴克是苦行僧似的人物。书里特别强调他们都对异性不感兴趣。人们觉得智者不应该结婚，就像圣人必须禁欲一样。智者的身边应该有一个互补角色——那个笨蛋，通过这个对比突出智者的优秀品质。在《失窃的信件》里，这个角色留给了警察总长，杜宾解决了他的问题。桑戴克的副手贾维斯是个肤浅之辈，而马克斯·卡拉多斯的助手卡莱尔先生是个多面手。至于华生，他总是那么白痴，比福尔摩斯本人更加贴近生活。早前的侦探都是业余人士而不是警察，这是刻意为之，而不是出于巧合。描写苏格兰场警官的时尚始于埃德加·华莱士。对于业余人士的尊崇是英国的特色。我们可以看到夏洛克·福尔摩斯与同时代的一个角色——绅士窃贼莱福士，英国版本的义贼亚森·罗平。但是，早期侦探的非官方身份再一次表明他们有更优越的才华。在早期的福尔摩斯故事和桑戴克博士的冒险中，警察对外界的调查者显然是持敌对态度的。这些专业人士总是会犯错误，并毫不犹豫地指控无辜的人。福尔摩斯的分析天才和桑戴克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在乏味枯燥的官方例行公事的衬托下显得更加光彩夺目。

在这篇简短的分析里，我只能够对一类作家进行比较详尽的分析，没有探讨国外的作家或除爱伦坡之外的美国作家。自1920年以来出了一大堆侦探故事，而且这场战争也没有让出书的速度慢下来，但是，出于上面我所强调的原因，旧时的魔法棒已经失去了它的魔力。现代小说更加精巧，但那些作者似乎无法创造出一个氛围。现代作家首先应该学习的是深思熟虑的埃德加·华莱士，他们更喜欢恐吓读者而不是让他们去破解一系列复杂的问题。阿加莎·克里斯蒂是一个必须提及的作家，她能写出优雅的对话，拥有布下疑局的高超艺术。多萝西·塞耶斯的自吹自擂的短篇小说要不是她灵机一动让主角是一位公爵的儿子的话，或许根本没办法引起关注。至于其他当代作家——弗里曼·威尔斯·克罗夫茨、乔治·道格拉斯·霍华德与玛格丽特·科尔⁽¹⁰⁾、奈欧·马什⁽¹¹⁾和菲利普·麦克唐纳⁽¹²⁾，他们写出来的根本称不上是文学作品，只是一堆字谜。

不难想象，像《金甲虫》这样纯粹的思维锻炼小说或许有一天会再出现。但它不会是一本侦探小说。我已经说过，最好的侦探小说作家能够去描写小打小闹的犯罪，而且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很难相信这种警匪游戏能够让作者达到柯南·道尔的高度，更别说爱伦·坡了。我们所认识的侦探故事属于十九世纪，确切地说是属于十九世纪末。它属于八九十年代的伦敦，属于那个阴郁神秘的伦敦，那里的人戴着高礼帽在昏暗的煤气灯下鱼贯而行，轻便马车的铃声在终年不散的浓雾中叮当作响，在那个时代，开膛手杰克对英国的公共舆论的困扰要比爱尔兰民族自治或马尤巴战役⁽¹³⁾更大一些。

(1)　刊于1943年11月17日《喷泉报》，由雪莉·琼斯博士（Dr. Sherry Jones）与珍妮特·珀西瓦尔（Janet Percival）翻译。

(2)　木偶大剧场（Le Théâtre du Grand-Guignol），位于巴黎的木偶剧场，1897年开业，1962年结业，以上演恐怖剧而著称。

(3)　厄尼斯特·布拉玛（Ernest Bramah, 1868—1942），英国作家，代表作有《开龙说书系列》和《侦探马克斯·卡拉多斯》系列。

(4)　理查德·奥斯丁·弗里曼（Richard Austin Freeman, 1862——1943），英国作家，代表作有侦探小说《桑戴克博士》系列、《社会的腐朽与重生》等。

(5)　多萝西·塞耶斯（Dorothy Sayers, 1893—1957），英国女作家、诗人、翻译家，代表作有《公之于众的凶手》、《神曲》英译本等。

(6)　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 1890—1976），英国著名侦探推理小说女作家，代表作有《尼罗河上的惨案》、《东方快车谋杀案》等。

(7)　弗里曼·威尔斯·克罗夫茨（Freeman Wills Crofts, 1879—1957），爱尔兰作家，代表作有《海洋的秘密》、《死亡的途中》。

(8)　原注：道尔原本想写到《回忆录》就结束《神探福尔摩斯》系列，但读者们的强烈反对让他觉得有必要继续下去。世界各地的信件纷至沓来，有的还说如果他不继续写福尔摩斯的故事的话就会对他不客气。于是，《回忆录》之后又出了几卷，但先前几部写得比较好。

(9)　理查德·霍拉西奥·埃德加·华莱士（Richard Horatio Edgar Wallace, 1875—1932），英国作家，作品多涉及犯罪心理小说，代表作有《四个公正的人》、《神探里德》、《金刚》等。

(10)　乔治·道格拉斯·霍华德·科尔（George Douglas Howard Cole, 1889—1959）与妻子玛格丽特·科尔（Margaret Cole, 1893—1980），英国作家夫妻，费边社成员，曾著有流行的侦探小说。

(11)　奈欧·马什（Ngaio Marsh, 1895—1982），新西兰女作家，代表作有《死亡系列》、《正义的天平》等。

(12)　菲利普·麦克唐纳（Philip MacDonald, 1900—1980），英国作家，代表作有《抉择》、《安息》等。

(13)　马尤巴战役（the Battle of Majuba），发生于1881年2月27日的南非马尤巴山，是第一次布尔战争的决定性战役，以英军的惨败而告终。

国民自卫队今后的教训⁽¹⁾

显然，现在德国大规模入侵的危险已经过去了，国民自卫队能够安全解散，我们能够正确地看待它的活动，并得出关于业余非正规军的整体结论。

我们不知道国民自卫队如果被征召的作战表现。几乎可以肯定，在1941年后它将能够很好地证明自己，而且即使在1940年也能起到滋扰敌军的作用。结果，它的功能纯粹只是起到了预防作用，由于它的存在德国人得对侵略行动三思而行，它以非常低的社区成本换得了非常高的价值。民主国家能够安全地让公民承担额外的工作，不会引起反感，而且几乎不用给钱，这一点值得反思。

现在退役的国民自卫队普通士兵服役了四年，大概付出了不少于1 200小时的闲暇时间，更多人的付出大概在4 000小时左右，而军官所付出的闲暇时间或许还要多一些。这四年在自卫队服役的补贴（和消防值班人员的收入差不多）大概是35英镑。

除此之外，除了他们的制服、弹药、武器的损耗、场地租赁费和正规军指导员的工资之外，他们不会给社区带来负担。而且，国民自卫队在后面两年为数以万计后来正式参军的年轻人提供了宝贵的基础训练。

更重要的是，从外在表现上看，这类军队除了费用低廉之外，更重要的是它的自愿性质。征兵制在两年后建立，但它的目标或许是吸引年轻的士兵，并不是非得保持军队的规模。自愿服役的士兵介乎一百万到两百万之间，而且一开始的时候纪律完全依靠善意在维持。军官和军士没有任何的强制权力。后来，针对开小差和纪律散漫引入了法律惩罚，但它们是军事惩罚的非常微弱的代替手段，只是在少数情况下才会运用。有很多部队从来没有执行过处罚，而且有些部队的指挥官从一开始就宣布他们不想动用自己的法律权力。

如果有人问：“是什么让国民自卫队团结在一起？”答案只会是：“德国人。”其背后的理念只是基于保家卫国的原始本能，而且令人惊诧的是，经过四年没有演变出任何政治色彩。在外国出生的征募士兵惊讶地说他们听了几十场关于军事技术的讲座，但从来没有一场讲座在介绍战争的起源。国民自卫队赖以存在的继承下来或从小被灌输的爱国主义即使在英国或许也并非永远不会枯竭，而我们是可以指出像这样的军队在再次有需要的时候从哪些方面或许能变得更有效率的。

简而言之，像这样的军队应该也可以变得更加民主，更加了解战争的性质。它应该更清楚自己的目标，无论是军事目标还是政治目标。国民自卫队从一开始就不清楚它到底是一支游击部队还是正规军的附属部队。如果它有更高比例的领取报酬的人员，或许它会更加民主和更有效率。在领取报酬的指战员缺位时，委任军官总是由有钱人担任，因此国民自卫队比正规军更确切地反映了现有的阶级结构。在外敌侵略的紧要关头，这些事情可能会是严重的缺陷。但它们都是可以纠正的；与此同时，国民自卫队发挥了作为军事力量和政治象征的作用。没有哪个极权主义国家敢这么大方地分发武器。

(1)　刊于1944年10月15日《观察者报》。

莫里森与布拉肯面临苦战：预计将会有高投票率⁽¹⁾

在我已经走访的六个伦敦选区中，预计将会有很高比例的登记选民去投票；除此之外，结果的不确定性很大，有几个地区各个政党的候选人根本不确定自己能否获得议席。

例如，在东刘易舍姆，赫伯特·莫里森⁽²⁾先生的选区在1935年选举时保守党的选票多出了近7 000张，但此次竞选两党的选票应该会很接近。在北帕丁顿，布兰登·布拉肯⁽³⁾先生将与工党候选人梅森-麦克法兰⁽⁴⁾将军进行激烈角逐。由于轰炸的影响，帕丁顿地区自从上一次选举之后社会构成就发生了改变，如果布兰登·布拉肯先生赢得选举，很可能是因为大不列颠社会主义党的候选人格罗夫斯先生（这是大不列颠社会主义党唯一竞争的选区）分散了工党的选票。

在马里波恩，坎宁汉姆-雷德⁽⁵⁾上尉与保守党候选人进行角逐。这是工党首次在这个保守党的重镇获得机会。在麦尔安德，工党候选人丹·弗兰克尔先生与非常活跃而且受欢迎的共产党候选人菲尔·皮拉廷⁽⁶⁾先生将会有势均力敌的角逐。南哈克尼的情况也差不多，《工人日报》编辑威廉·拉斯特⁽⁷⁾先生的对手是工党候选人巴特勒⁽⁸⁾先生，他是当地的名人。我走访的结果似乎已经提前确定的选区是利姆豪斯，那是艾德礼先生⁽⁹⁾的席位，但即使在这里，年轻的保守党候选人彼得·伍达德先生正在活跃地竞选，而且对自己当选的机会很有信心。

目前这种不确定的现象来自人口的变动和选民登记的糟糕境况。由于轰炸的破坏，伦敦东区的几个选区的选民从四万人下降到一万六千人。而且，许多选票“流失”了。有的人回到自己在伦敦的家，却发现他们已经在被撤离的地方登记了，如果他们想要投票的话得专程回去一趟。有些人的登记地点是近期清除计划中已经被清除的地方，有时候根本不可能找到他们的下落。有几个行业的工人没有被登记为选民，因为他们仍然用的是旧身份证，还有许多数量的海外士兵未能登记。譬如说，哈克尼有五千名潜在的服役选民，只有两千人申请了证件。

除了像斯特普尼这些全部人口都是工人阶级的地区之外，选举的技术性困难或许对保守党有利。“流失”的选票大部分是工人阶级的选票——事实上，如今几乎没有失业的状况使得左翼政党的工作更加难以开展。游说和其它组织工作以前通常是由失业工人完成，但如今在工人阶级地区很难找到能够在晚上六点之前有空的人。

选举只是“热身”，我还没有在街上听到自发的对选举的评论，也没有见到过一个人停下来看一看选举的海报。另一方面，所有政党的室内会议，虽然规模总是不大（许多公共建筑遭到轰炸的影响在这里得到显现），但有很多人参加，而且气氛相当热烈，甚至在喧闹中那些问题和插话总是切中要点。演讲者与听众似乎都很热切地想要探讨实际的问题——那就是，工业国有化和丘吉尔先生是否继续留任——不会去理会无关紧要的问题。譬如说，反对拉斯基的宣传似乎没有造成多大的影响，就连共产党的演讲者也更加强调住房问题、养老金问题，而不是互相指责过去的行为。另一方面，对于与日本人作战似乎没有多少人关心，也不认为这是一个选举议题。

没有人能够怀疑在伦敦政治潮流大体上仍在强烈地左倾，而且保守党的会议总是最吵闹的。但是，情绪的热烈程度在不同的选区有很大的区别。

譬如说，在刘易舍姆，竞选很干净，而在帕丁顿竞选则非常肮脏。在星期四晚上出现了有组织的高喊口号打断布兰登·布拉肯先生的行为，但是，他才是最后的胜利者，因为他有一个高音喇叭，而想要打断他的人没有。星期五在麦尔安德，共产党演讲者被打断了好几回，似乎是有组织的行为。几个政党的干事告诉我，他们认为“职业质问人”正被派遣到会议上搞鬼，但即使在保守党内部——打断干扰的最大受害者——持这一观点的人并不是大多数。

许多观察者还相信，从长远来看喧哗吵闹会危及自身——甚至短期内也是如此——因为一次傻乎乎的打断总是会让一个有急智的演讲者有机会逗听众来一场哄堂大笑。下一周我们就能够看到广大公众是不是了解此次选举的重大意义，还是说十年一届的议会所造成的政治上的冷漠已经根深蒂固。但是，直到目前为止，从参与斗争的公众的表现来看，主流的态度是严肃和民主的，而且证明了政治思想上的进步。

(1)　刊于1945年6月24日《观察者报》。

(2)　赫伯特·斯坦利·莫里森（Herbert Stanley Morrison, 1888—1965），英国政治家、工党成员，曾担任内政部长、外交部长、副首相等职务。

(3)　布兰登·布拉肯（Brendan Bracken, 1901—1958），英国政治家，二战期间是丘吉尔的坚定支持者，曾担任情报部长。

(4)　弗兰克·诺尔·梅森-麦克法兰（Frank Noel Mason-MacFarlane, 1889—1953），英国军人，曾在二战担任直布罗陀海峡总督。

(5)　坎宁汉姆-雷德（Cunningham-Reid），情况不详。

(6)　菲利普·皮拉廷（Philip Piratin, 1907—1995），英国共产党领导人，是最早当选为议员的英国共产党员之一。

(7)　威廉·拉斯特（William Rust），情况不详。

(8)　巴特勒（H.W. Butler），情况不详。

(9)　克莱蒙特·理查德·艾德礼（Clement Richard Attlee, 1883—1967），英国工党政治家，曾于二战期间担任丘吉尔政府的内阁成员，任副首相一职，战后率领工党获得大选胜利，从1945年至1951年担任英国首相。

自由党介入，工党得利：投票人的谜团⁽¹⁾

伦敦的选举情绪并没有达到期待中的热烈程度，而且广大群众的反应仍然无法预料。你能说的就是，在那些明确表态的人群中，工党的选情仍有所进展。而且似乎大家都认同自由党的介入将会分散保守党的选票，而不是工党的选票，特别是在中产阶级地区。但各个政党的干事都拒绝进行详细的预测。

在旺兹沃思中区，厄尼斯特·贝文先生正在与保守党的对手史密斯准将⁽²⁾进行一场艰苦而且疑惑重重的斗争。贝文先生在战争期间顺利地回到这个席位上，但在上一次选举时工党只领先不到500票，自那之后，选民的数目减少了6 000人，而且人口结构发生了改变。东伊斯灵顿也是一场混战。开朗的保守党候选人卡扎雷特-凯尔夫人⁽³⁾在上一次选举时领先4 000票，并被誉为帮助女教师争取平等报酬的功臣，但是，她对养老金的态度让当地人不满。她的工党对手埃里克·弗雷彻⁽⁴⁾显然很有机会。

在霍尔本，麦斯威尔·埃肯金⁽⁵⁾上尉似乎将会干净利落地战胜工党对手玛尔克斯小姐。但是，就连这里也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因为这个地区的人口很杂，而且总是在变动，很难进行游说工作。

在南汉默史密斯，保守党似乎将以微弱优势获得胜利。在这个选区是工党与保守党在争斗，大部分手段还是堂堂正正的。而买一张一便士车票到北汉默史密斯，情况则很不一样——那里的工党候选人丘奇先生的对手不仅有保守党的卡普兰上校，还有活跃的丹尼斯·诺威尔·普利特⁽⁶⁾先生。这或许是当前在伦敦地区进行的最有趣而且最激烈的竞争。

丹尼斯·诺威尔·普利特先生在这个席位上待了几年，但在1940年被逐出工党。他的海报并没有明确地表明他并不是工党的候选人，丘奇先生花了很多精力去揭露这一点。普利特先生在当地纪录良好，或许在一开始时占有很大的优势，但丘奇先生似乎在上个星期选情进展很顺利。这里的情况很微妙。如果丘奇先生和普利特先生势均力敌的话，卡普兰上校或将获得胜利，因为上一次选举时工党只领先1 600票。但是，选举的情绪迫使卡普兰上校将火力集中在普利特先生身上，在星期三晚上他在气氛热烈的大会上宣布他将正式提出诽谤的指控。如果他指控普利特先生的尝试获得成功，结果或许将会是丘奇先生获胜。普利特先生和卡普兰都是法庭律师，而且是滕普尔的近邻。

普特尼的情况很相似，有五个候选人在进行角逐——活跃的保守党成员林斯泰德先生、工党候选人斯图尔特先生、共同财富党候选人理查德·阿克兰爵士、一个自由党候选人和一个代表“永不再战联合会”的独立候选人。普特尼一直是保守党的阵地，理查德·阿克兰爵士似乎认为工党并不会在意这个选区的得失，于是选择了这个并没有获胜把握的选区。那个自由党候选人和独立候选人将会抢走保守党的选票，但这将是一场三方角逐。大家认为工党能够获得占据四分之一选票的当地产业工人，但理查德·阿克兰爵士的竞选似乎进展顺利，而且左翼政党的内耗或许将再次使得保守党获胜。

除了北汉默史密斯和旺兹沃思中区之外，我认为保守党将无法抢走工党的席位。但是，所有政党的观察者都认为无法知道群众在想些什么。室内会议有很多听众，而且虽然存在有组织的闹哄现象，问题和讨论的水平要比报刊上的诋毁抹黑高得多。但是，只有少数人参与选举活动，户外会议，至少从人口比较稠密的伦敦各个地区来观察，似乎并没有取得成功。

我不止一次看到高音喇叭对着小男孩和狗进行毫无意义的宣传。这个星期我只听到过一次自发的关于选举的评论——来自一个苏格兰女人，她似乎认同工党。有时候直接的问题会引出这个令人不安的答案：“嗯，你知道，我对政治什么都不懂。”有些地区的游说者报告说“我还没想好呢”是人们经常给出的回答。但是，当投票进行时，这些似乎不感兴趣的群众大部分人都会投票，而且他们有可能会受到最后一刻的争取努力的影响。

拉斯基事件已经失败了，几个保守党的干事坦诚地说，他们认为比弗布鲁克爵士是一个负累。在最后一刻最可能影响举棋不定的选民的因素是抛弃丘吉尔的想法，从海外的种种事件看，这将是工党的组织者最害怕的事情。

(1)　刊于1945年7月1日《观察者报》。

(2)　约翰·乔治·史密斯（John George Smyth, 1893—1983），英国军人。

(3)　塞尔玛·卡扎雷特-凯尔（Thelma Cazalet-Keir, 1899—1989），英国女权活动家、政治家。

(4)　埃里克·乔治·莫利纽·弗雷彻（Eric George Molyneux Fletcher, 1903—1990），英国工党政治家。

(5)　比弗布鲁克爵士威廉·麦斯威尔·埃肯金（Lord Beaverbrook William Maxwell Aitken, 1879—1964），英国商业大亨，政治家，曾在英国内阁任职。

(6)　丹尼斯·诺威尔·普利特（Denis Nowell Pritt, 1887—1972），英国律师、工党政治家。

安奈林·比万⁽¹⁾小介⁽²⁾

本周关于房屋建设的辩论将会迎来新任卫生部长的大型演讲。

在战争期间，安奈林·比万有几年被认为是反对席上最不安分的众议员——丘吉尔先生在一次激烈的争论中骂他是“不忠的始作俑者”，就在十六个月前他所属的政党几乎要将他开除，因为他在一个重大的问题上投票反对政府。他接替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担任《论坛报》这份周刊的总编辑。这份刊物也在批评政府的战争行为和英国的外交政策，有时候表现出近乎不负责任的自由散漫的态度。这些活动使得他在公众中的印象是工党的捣蛋鬼，并掩盖了他所取得的切实成绩。但在英国房屋重建的工作中，他在地方政府和工会管理层任职的经验或许和他不知疲倦的精力与热情同样重要。

安奈林·比万生于1897年，是一个煤矿工人的儿子。他十三岁的时候就辍学到矿井下工作。虽然他体格强壮，却是一个书卷气的羞涩男孩。他是左撇子，困扰于严重的口吃，这在他疲惫的时候仍偶尔会发生。他一有空就发愤读书，特别是哲学书籍。他说他有机会自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特里迪加公共图书馆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方，而且那里的图书管理员很喜欢他。至于他的口吃和紧张，他刻意让自己参与街头会议和其它他知道自己得进行即席演讲的场合，通过这种方式克服这两个缺点。

几年后，他离开矿井，到中央劳工学院进修。十九岁的时候他就当上了南威尔士最大的矿工组织的主席，当他成为地方城区委员会的成员时仍然很年轻。1926年他是处理矿工纠纷的干事，从1929年起担任埃布谷的议员。有这样的背景他原本应该和工党里的工会组织走得很近，但事实上劳工联合会的大人物直到不久前一直不是很信任他。

他的追随者在自己的选区之外主要是工党支部的“知识分子”和过去五年或十年来认同左翼政党的中产阶级人士。他是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的密切伙伴，直到克里普斯到丘吉尔的政府任职。他有许多流亡的外国社会主义者朋友和顾问。比起其他工党的下院议员，他更加极端也更加信奉国际主义。正是这些情况的综合，加上他的工人阶级出身，使得他成为了一个有趣的、不同寻常的人。

在内政事务上——房屋建设、社会稳定、教育、公共医疗——比万站在工人的立场进行思考。他知道任何周薪在5英镑以下的人所承受的负担有多重。在战争期间，即使在罢工会对战争努力造成破坏或威胁的时候，他仍捍卫工人罢工的权利。但他不是出于个人的情感去反对社会——有时候他的对手会说这是危险的事情。在他身上看不到寻常意义上的阶级意识的迹象。他和任何人都能交往自如。很难想象会有人比他更不受社会地位的影响或对下属这么没有架子。每个和他比较熟悉的人都叫他的昵称“奈伊”。他是个性情阴晴不定的人——有时候会突然间陷入低潮，但不会一直悲观。他爱说爱笑的作派会让马虎的观察者觉得他不是一个严肃的人，他最热烈的支持者也不会说守时是他的长处。但事实上他的工作能力非常出色，并花了很多时间在他那个很难开展工作的选区上。

比万的一些品质可以归因于他的威尔士血统。虽然他只是一个温和的威尔士民族主义者，但他并没有失去与威尔士的联系，一直保留着威尔士口音。他为数不多的假期都用在去家乡登山。他是一个典型的凯尔特人，不仅体现在说话很快和喜怒无常，而且体现在他对知识分子的尊重。他不会猜疑“聪明人”，而且不会对艺术麻木不仁，而这总是被视为一个实干家的特征。那些与他共事的报刊从业人员都惊讶而开心地说终于有了一个了解文学的政治家，甚至愿意停下工作五分钟谈论文学风格的问题。

比万在国会和报纸里反对丘吉尔的言论非常尖刻，有时候显得有失风度。有时候这是出于个人的厌恶，而丘吉尔也特别容易受到比万的挑逗。有的观察家说这两个人是天生的敌人，“因为他们太相像了”。事实上，他们确实有共同点。两个人都是天才，但会突然间陷于愤怒和口不择言，两个人都因为是“机灵人”而在政治生涯中没有更加鲁钝的同僚那么顺利。比万是否像丘吉尔那么顽固还有待观察。

他现在的职位不仅要负责公共医疗，而且还要负责房屋重建，是一份吃力不讨好而且很艰难的工作。公众盼望房屋重建能有奇迹出现，当他们看不到奇迹时就会感到失望。比万很清楚这一点，而且知道他将会与地方政府、建筑业和英国医疗协会进行一场斗争。他很清楚什么是值得争取的，也知道房屋建造会出现什么情况。他自己希望建造房屋而不是公寓，而且他的原则是每个人都应该有权利在这两者中作出选择。但他也意识到如果人们要住在大城市里，他们就必须接受高层建筑。如果他能作主的话，他希望普及由一座建筑构成一个小城镇的理念——“郊野中的摩天大楼”。

他之所以担任这份工作，是因为他渴望消灭贫民窟，了解房屋紧缺对于出生率的影响，知道让医疗业变成非商业活动的必要性。那些了解他的人相信他能作出大胆的决定，能够有所作为，而且很快会重新成为头版新闻的人物，但不再是过去五年来那个热烈的辩论者。

(1)　安奈林·比万（Aneurin Bevan, 1897—1960），威尔士工党政治家，曾在二战后担任艾德礼政府的卫生部长，推行全民免费医疗，因艾德礼政府提出人民须为眼镜和牙医付费而愤然辞职，长期担任南威尔士下院议员。

(2)　刊于1945年10月14日《观察者报》。

英国大选⁽¹⁾

工党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赢得了绝大多数议席，比其它政党加在一起还多150席，而保守党和它的附庸政党失去了近200个议席，其它小党都销声匿迹了。据我所知，事先没有一个英国人能够预料到会是这样的结果。在选举开始前，我的预测是保守党会勉强成为多数派政党，而在投票日之后——根据我对伦敦地区强烈的左倾情况的观察——工党会勉强成为多数派政党。我认识的人大部分都是这么想的，而报纸在保守党将多出50个议席和选举会出现僵持局面这两个猜测之间摇摆不定。自由党推荐了300位候选人，大家都认为它将会大幅度增加议席里的人员（事实上，它的议席从18个减少到10个），从投票日到结果公布的那天为止，大部分讨论的内容是如果出现少数派政府而自由党拥有投票权会是怎么的情况。大家都觉得选举的结果会非常接近，我们将选出一个弱势的政府，它将被迫组成某种形式的联盟。在指出这种一面倒的形势意味着什么之前，我要先说一说选举进行时给我留下的印象。

我只看到伦敦选举的情形，但我对它进行了相当深入的追踪，因为我为一份星期天报纸“报道”伦敦各个选区的情况。最让我和其他观察街头事件而不是阅读新闻报道的人感到惊讶的事情是，群众对选举并不感兴趣。确实，投票率很高（事实上要比预料的更高，因为数十万人由于选举登记制度的漏洞而被剥夺了选举权）——人们在补选的时候不会投票，但大选的时候总是会投票，因为新闻和广播在最后一刻仍在对他们施压。

在半个月的选举宣传中，我醒着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走上街头或在酒吧、巴士和茶铺里，一直竖着耳朵。只有两次我不经意间听到对选举自发的议论。户外集会，特别是在伦敦比较拥挤和嘈杂的地区，总是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在教堂大厅、学校和歌舞厅的室内集会通常会有五百人或一千人，场面很活跃，有时候甚至非常骚乱。但在街上，群众像平时那样来来去去，似乎对整件事情毫不在乎。根据我的经历，他们根本不会去看贴满了墙壁的选举海报一眼。几乎所有我访问过的干事和组织者都谈到了游说的困难和根本无法了解群众在想些什么。游说者说，“我还没有想好呢”是经常出现的回答。而且有一部分人认为这个时候不应该举行选举，因为对日作战还没有结束，而且保守党和工党的候选人都在竭力将“迫使”选举进行的憎恨情绪转移到对方身上。

另一方面，在少数对选举感兴趣的人里面，让我吃惊的是整件事情所展现的相对严肃和体面。候选人和听众的行为让我觉得要比报刊的行为好得多。距离英国的上次大选已经过去很久了，人们已经忘记了以前被视为天经地义的抹黑和插科打诨。有几处地方爆发了愤怒的抗议，不满英国在欧洲的不光彩举动。事实上，我相信此次大选格外平静也特别干净，几位经验丰富的政党干事证实了这一点。唯一真正要将此次大选拖到1931年或1924年水准的尝试是短视的比弗布鲁克旗下的刊物抨击拉斯基教授的宣传。这件事甚至没有成为选举的议题，只是再一次表明报业大亨没办法以直接的手段影响公共舆论。根据我的观察，反犹主义并不是左右此次选举的因素，而且报刊上没有过多地尝试去激起反犹主义，虽然拉斯基事件显然体现了这么一种扭曲的倾向。（反犹主义虽然可能正在抬头，但在英国它并不是真正的政治议题，而且不会张扬，因为没有法西斯政党出来竞选。各个政党内都有犹太人，虽然他们在左翼政党里的人数更多一些，而且每个选区都有犹太裔的候选人。顺便说一句，共产党的新议员——他们现在有两个议席——就是一个犹太人，但因为他是在伦敦一个基本上都是犹太人的社区当选的，而且他的工党对手也是一个犹太人，所以很难从这件事中得出什么深层次的含义。）

在公共集会上，尝试以吼声压倒演讲人的总是一小撮共产党人或亲共产党的人，而一小撮保守党人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去过的所有工党集会都很平静、很严肃，他们的提问很有水平。如果你进行广义的思考，就会发现此次选举最糟糕的一点是保守党人对丘吉尔的履历和人格的利用。但到最后这一策略产生了反作用，领袖崇拜和大肆宣传在英国与欧洲国家相比根本不可同日而语。这一点在现实中的体现就是，到处张贴的丘吉尔的相片只有欧洲各个地区的斯大林、戴高乐等人的相片的四分之一大小。

第三件让我感到惊讶的事情是，此次大选几乎完全围绕着国内话题进行。这一点应该强调，因为迄今为止我所看到的外国报刊评论都对此有着严重的误解。显然，工党和保守党代表了不同的政策，英国在全世界的政策将因为政府的改变而受到影响，但是，现实中的大部分选战表明群众对英伦群岛以外的事情并不感兴趣。对日战争、外交政策、与美国的关系、各个自治领、巴勒斯坦和印度问题都不是选举的议题。即使与苏联的关系也只有间接性的影响，因为大家都相信工党政府会“与俄国搞好关系”。他们所关注的问题是工业国有化、社会稳定、军人复员、房屋建设、养老金、战时管制的延续、战时设施如日托所和提高离校年龄等问题。保守党人无法对国内事务保持沉默，他们被迫公开表明他们将捍卫自由资本主义，并尽最大努力让这一政策听上去更加可以接受，打出了丘吉尔的名字。他们更愿意谈论的是太平洋战争和重新攫取英国的海外市场，但他们的听众不让他们有机会这么做。工党候选人有时候的言论听上去好像英国的本土繁荣不会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重要的是，工党发言人的手册有218页，只有单独一页语焉不详地谈论印度问题。

这些就是我的主要印象，我认为许多观察者都能够证实。但现在你一定会问，这种全国性的左倾意味着什么？

第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是，选票的情况并没有议席的变更所体现的那么夸张。英国的选举体制能够产生各种出人意表的情况，而且理论上可以让只获得51%的选票的政党获得议会里的全部议席。过去二十五年来——很大程度上因为总是投票给保守党的农村地区得到了过多的代表——这种反常的现象对保守党有利，工党的候选人要当选得比保守党的候选人得到更多的选票。这次选举情况被逆转了，保守党的候选人平均得到46 000张选票才能当选，而工党的候选人只需要30 000张选票。结果就是，虽然工党赢得392个议席而保守党才赢得195个议席，但工党赢得的选票是1 200万张，而保守党赢得的选票是900万张。如果你考虑到那些能够被归入一两个主要政党的小党的话，工党的选票大概是1 250万张，而保守党的选票是1 000万张：这意味着选票形势是6.5比5，而议席的形势却是2比1。

有各种因素使得情况更加复杂，这些因素都应该进行探讨，但没有必要作详细论述，因为它们或许并不会改变大体上的结果。最重要的因素是自由党的大规模介入（他们赢得了200万张选票，但只赢得了10个议席），还有大量的“死票”这个问题，几乎所有的死票都是工人阶级的选票，这都是拜糟糕的选票登记系统和海外服役的男兵和女兵没有得到协助所赐。（服役的男兵和女兵可以通过寄信或委托进行投票。许多选择寄信的选民没有及时得到选票，而其他人因为他们的部队指挥官没有充分地解释选举步骤而未能及时投票。这或许不是完全出于疏忽。如果海陆空三军无军官衔的军人能够投票的话，大部分人会投给工党。）根据我所能做的非常简略的估计，双方的废票大致相当，或许稍微对保守党有利。

如果比例代议制能够在英国实行，选票的形势将使工党赢得300个议席，保守党和它的附庸政党会赢得250个议席，而自由党会赢得55个议席。也就是说，工党将不会赢得牢固的、能够开展工作的多数议席。同样地，在比例代议制的基础上，保守党在1935年的选举中也不能赢得牢固的多数议席。那次大选保守党得到了大约1 000万张选票，而工党得到了大约800万张选票。比较1935年和1945年的数字，你可以看到，相对少数的选票的走势或许将会带来政治局势的彻底逆转。这总是意味着下议院并不真的代表了选举结果，但它的好处是能够产生有强势执行力的政府，而当他们五年的任期结束后又能够轻易地将他们赶跑。

在这次大选中，保守党的失败可以被归结为两件迟早会发生的事情：工党在农村地区的渗透和中产阶级的缺陷。工党成员重新占领了乡村选区和繁荣的“郊外住宅区”，而就在十年前，任何左翼政党的候选人都没办法在那里站稳脚跟。虽然我强调过选票的形势逆转并不是非常夸张，但就像众多观察员从1940年开始就一直在说的：英国的整体局势在转向左倾。虽然群众大体上冷漠无知，但他们有一种无法用任何“主义”去解释的不满情绪，它源自让生活更有尊严和体面，让年轻人有更多机会的要求，而最重要的是，让社会更加稳定的渴望。

以为英国正处于暴力革命的边缘，甚至以为群众已经坚定地信奉社会主义是荒唐的想法。他们大部分人不知道社会主义意味着什么，虽然公众舆论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措施，譬如煤矿、铁路、公共设施和土地的国有化。我得再一次强调，很难确认群众是否普遍希望实现彻底的社会平等。阶级情感很强烈，从未平静下来，有时候会演变成尖锐的仇恨，但如果进行全民表决的话，群众不会投票要求推行严格的收入平等，也不会要求废除君主制，甚至可能不会要求废除世袭头衔。在人们的心目中，工党并非代表共和主义，更不是代表红旗、街垒和恐怖统治。它代表了完全就业、让学校的孩子喝上免费牛奶、每周三十先令的养老金和为工人争取基本公平的待遇。

在法国也可以观察到同样的左倾趋势，但没有伴随着强烈的革命或突然间打破阶级体制的渴望。最近，法国举行了市政选举，巴黎有一半的选票投给了共产党人或社会主义者，我觉得比起伦敦，巴黎的革命气氛没有那么浓烈，与1939年前的情况更加相似。人们投给左翼政党的一部分原因是通敌合作的人属于右翼政党，但最重要的是，左翼政党代表了社会稳定。在英国，苏联的神话和红军的胜利帮助了工党，但人们对苏联的体制并不感兴趣。他们只是模糊地觉得在俄国“他们”（上层阶级）不会占据所有的特权，而且没有失业。经历了两次战争之间的那些年，大规模失业——社会竞争大背景下的失业——是英国人民所能想象的最恐怖的事情，他们转向工党，因为工党要比对手更令人信服地承诺解决问题。

与此同时，除非工党出现严重的分裂，否则它将可以放开手脚干上五年。和这个时候的其它政府一样，它必须去做不受欢迎的事情：它必须继续推行征兵制，“引导”工人去做令人厌恶的工作如挖煤，镇压右翼和左翼的怠工破坏，消除复员和房屋重新建设带来的不可避免的不满，收拾战争留下的烂摊子。但它的起步拥有巨大的优势，特别是在处理外交问题上。它没有强烈的动机去支持像佛朗哥或希腊的乔治国王这样声名狼藉的人物。另一方面，它不需要一味向苏联绥靖求和。英国迟早必须采取反对俄国步步进逼的立场。当那个时候来临时，工党政府能够让整个国家团结在它身后，而显然保守党做不到这一点。我相信认为新政府的外交政策会与旧政府的外交政策唱反调是错误的。

工党政府会比以前更理性地去探讨像占领德国这样的问题，它会以更友好的目光去看待意大利的社会主义者和西班牙的共和主义者，而且它会进一步满足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渴望，但在一个民族主义林立的竞争性的世界里，英国的战略利益仍然没有改变，无论执政的政府是社会主义政党还是资本主义政党。

对于工党政府来说，最艰难的问题——它之所以那么艰难，是因为群众从来不去思考这个问题——是印度问题。工党现在必须一锤定音地作出决定，是兑现还是违背它曾经对印度许下的承诺。它无法像保守党那样对这个问题一拖再拖，因为工党掌握权力后印度的民族主义者希望能够很快知道英国的决定。

在这个问题背后是我已经提到过的事实——选举的议题是国内问题，大部分英国人对外交或帝国的事情根本不感兴趣。工党的领袖们沉溺于与保守党的斗争，从未明确地向他们的追随者表明英国的繁荣有赖于对有色人种的剥削。它总是很有技巧地暗示我们能够“解放印度”并同时提高我们的工资。工党政府的第一个任务是让人们意识到英国不是自成天地的国家，而是世界的一部分。即使是建立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相比起它也是第二位的。因为如果英国继续掠夺亚洲和非洲的话，它将无法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一下子失去所有的市场与原材料资源，再怎么进行国有化、削减利润和消灭特权也无法让我们维持生活水平。工党会不会真心地努力去建立社会主义还不能肯定，但如果它真的这么做了，重建时期或许对于每个人来说都会非常艰苦。能否让人们了解到这段时期的个中含义，让他们了解到必须面对的情况，就好像必须去面对的战争一样——这件事将决定工党的成败。

最困难的时刻或许是两年后，那时候战后的繁荣结束了，复员也完成了。但工党至少有五年的时间，它的高层领导人团结一致，和过去几十年来领导过我们的政府一样果敢能干。庆祝还为时过早，但我们有理由满怀希望。这次选举的结果是值得开心的事情，它展现了民主的活力和英国人民不需要元首也能活得好好的，哪怕它授予权力的那些人最后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

现在议会正处于休会期，虽然之前已经任命了各个内阁部长，但还没有宣布任何政策。英国政府已经对希腊政府发出不是太友好的通牒，西班牙的混乱局面或许在一部分程度上是因为英国的施压，一位专门处理印度事务的国务卿接受了任命，这表明印度事务处将不会被撤销。除此之外，没有什么事情能透露内情。

就外交政策而言，工党上台并不会带来激烈或突然的变动。工党必须跟随前任政府的方针，而且你必须记住，丘吉尔的政策有工党领袖的一部分功劳，至少后者对其表示赞成。譬如说，在希腊问题上，工党的高层并不像群众那样支持民族解放阵线。南斯拉夫、波兰、波罗的海国家、芬兰和土耳其的问题也一样。这些国家都有左翼正统思想，被大部分支持工党的人毫无保留地接受，而表现最好的或许是自由党的《新闻纪实报》。你只需要回顾两三年前那些如今成为政府高官的人早前的演讲和文字，你就会意识到他们对于外交政策的看法并不总是像他们的追随者所想象的那样。工党政府不会像保守党政府那样自发地支持反动势力，但它最优先考虑的是保卫英国的战略利益，无论哪一个政府执政都一样。新任的外交部长厄尼斯特·贝文要比安东尼·伊登⁽²⁾强硬得多。

英国境外的一个地方，工党政府的政策或许会与它的前任有强烈的分歧，那就是巴勒斯坦。工党坚定地致力于建设犹太人的国家，事实上，几乎英国所有激进的思潮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都支持犹太人。但我觉得，认为工党政府会兑现它作为反对党时的承诺是草率的想法。英国的左翼思潮之所以支持犹太人，一部分原因是阿拉伯人的理由没有得到表达的机会。而且英国人没有意识到，几乎各个地方的有色人种都支持阿拉伯人。毫无保留地支持犹太人或许会引起阿拉伯国家、埃及甚至印度的反弹，而这是新当选的政府不愿意面对的。

(1)　刊于1945年11月《评论》。

(2)　罗伯特·安东尼·伊登（Robert Anthony Eden, 1897—1977），英国保守党政治家，曾在二战期间担任外交部长一职，激烈反对绥靖主义政策，曾于1955年至1957年担任英国首相。

公园的自由⁽¹⁾

几个星期前，五个在海德公园外面卖报纸的人因阻碍交通被警察逮捕。地方法庭判决他们全部有罪，四个被判监禁六个月，一个被判缴纳四十先令的罚金或一个月的监禁。他决定服刑。

除了一般的报纸外，他们还卖《和平新闻报》、《前进报》和《自由报》，还有其它类似的刊物。《和平新闻报》是“和平誓言联盟⁽²⁾”的喉舌，《自由报》（不久前叫《战争评论报》）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喉舌，而《前进报》的政治态度很难界定，但大体上是一份极左的报纸。在判决中法官表示，他并不关心卖的是哪些报纸，他只是考虑阻碍交通的事实，而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说，这一违法行为确实发生了。

关于这件事有几个要点。首先，在这个问题上法律是如何规定的？据我所知，在街头卖报纸确实阻碍了交通，尤其当警察找上你，而你没办法搬走的时候更是如此。因此，警察可以随时随地逮捕任何卖晚报的报贩，这是合法的。但显然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因此法律的执行其实取决于警察的判断。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警察抓张三而不抓李四呢？无论法官是如何判决的，我很难相信警察没有出于政治原因而抓人。他们抓的人卖的总是那几份报纸，这未免有点太巧合了。

要是他们还逮捕了卖《真理报》、《碑文报》、《旁观者》甚至《教会时报》⁽³⁾的人，那他们秉公办事的态度才容易被人相信。

英国警察不像欧洲大陆的宪兵队或盖世太保，但我觉得以前如果有人指责他们对左翼人士很不友好也不为过。大体上，他们与那些他们认为是私有财产制度捍卫者的人站在同一阵线。直到不久前“赤化”和“非法”几乎是同义词，而且，总是卖《工人日报》的人被赶跑或受到警察的侵扰，而那些卖《每日电讯报》的人则安然无恙。即使在工党执政的时候，情况也是一样。

有一件事我很想了解——而这件事我们所知甚少——那就是，政权更替时政府人员的构成发生了什么变化？当政府是由社会主义者执政时，警察仍然认为“社会主义”意味着犯法吗？

我在想，当工党执政的时候，伦敦警视厅特别部门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军情部门呢？没有人告诉我们，但这一情况表明并没有广泛的内部整顿正在发生。

不过，此次事件的主旨是，那些卖报刊和宣传册的人应不应该受到干涉。而究竟是哪个群体受到针对——无论是和平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还是那些声称希特勒就是耶稣基督的属于基督教改革派的“耶和华见证人”——则是次要的问题。有一点很重要：这些人是在某个特殊的地方被抓的。法律规定不得在海德公园里卖报，但这么多年来报贩们一直在公园门外摆摊设点，一百码外就可以公开地派发文字宣传材料，任何种类的出版物都在那里卖，根本没有人干涉。

英国的言论自由的程度总是被高估了。严格来说英国确实有言论自由，但大部分新闻报刊是由少数人在运作，和政府审查没什么区别。另一方面，言论自由的确有。在讲台上或任何像海德公园那样的规定的露天地方，你可以畅所欲言。或许更重要的是，任何人都可以大胆地在酒吧里或在巴士顶部等地方高声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

问题是，我们所享有的相对自由有赖于民意，法律并没有提供保障。政府制定了法律，但它们是否得到贯彻和警察如何执法都取决于英国的整体气氛。如果有很多人希望有言论自由，那言论自由就可以有，就算法律禁止也必须有。如果民意麻木不仁，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就会遭到指控，就算有法律在保护它们也无济于事。六年前战争爆发时，对于个人自由的渴望并没有像我所预言的那样骤然消沉，但消沉还是发生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某些观念如果被宣传出去会造成危险。而知识分子没有把民主式的反对和公然造反分开，使得这种想法流传了开去，结果就是，我们对国外的暴政和不公越来越漠不关心。即使是那些宣称支持言论自由的人，当受迫害的人是他们的敌人时，他们也会装聋作哑。

我不是在说逮捕五个贩卖于众无害的报纸的报贩是一桩严重的罪行。当你目睹当前的世界所发生的种种事情时，像这样一桩小事似乎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但不管怎样，战争已经结束很久了，发生这种事情并不是什么好的征兆。如果这件事和一系列之前的类似事情能够激起轩然大波，而不只是在小报的领域引起一场小小的骚动，我会感觉更开心一些。

(1)　刊于1945年12月7日《论坛报》。

(2)　和平誓言联盟（the Peace Pledge Union），1934年由英国人迪克·谢泼德（Dick Sheppard）倡导建立，是英国二战前重要的反战组织，并帮助了许多西班牙内战的逃亡者和受镇压清洗的犹太人。但和平誓言联盟一度支持绥靖主义，对希特勒的纳粹政府认识不足，赞同英国首相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和签署《慕尼黑条约》。

(3)　《真理报》（Truth）、《碑文报》（Tablet）、《旁观者》（Spectator）、《教会时报》（the Church Times）都是英国的右翼报纸或英国国教的报纸。

狮子与独角兽
社会主义与英国人的聪明才智

第一部：英国，你的英国

一

当我撰写这篇文章时，文质彬彬的绅士正怒不可遏，想要把我给杀了。

他们并不是对我本人怀有敌意，而我也没有恨他们。正如他们所说，他们只是在“履行自己的义务”。我毫不怀疑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奉公守法的好人，私底下从来没有想过杀人。但话又说回来，假如他们当中有人精心放置了一颗炸弹，将我炸得粉身碎骨，他也不会因此寝食难安。他是为了祖国才这么做的，这赋予了他杀人的正当性。

只有了解爱国主义和对国家的忠诚压倒性的力量，一个人才能真正地理解现在这个世界。在某些情形下，它会导致毁灭，而到了文明的某个阶段，它将不复存在，但作为一股正面的力量，没有什么能与之相比。比起爱国主义，基督教和国际社会主义就像稻草一样脆弱。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能在德国和意大利掌权，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们能够了解这一事实，而他们的对手则做不到。

此外，我们必须承认，国家之间的区别是基于思想的真实差异。直到不久之前，假装所有的人都一样是体面的想法。但事实上，任何明眼人都知道，在不同的国家，人的行为有非常大的区别。在一个国家能够发生的事情，在另一个国家绝对不可能发生。例如，希特勒的“六月清洗”就不可能在英国发生。与其他西方人相比，英国人可以说是非常特别的。对于这一点，从几乎所有外国人都不喜欢我们这个国家的生活方式上可以得到间接的承认。没有几个欧洲人能忍受英国的生活。就连美国人也觉得，在欧洲比在英国更加自在。

从任何海外国家回到英格兰，你会立刻觉得连呼吸的空气都不一样了。短短的几分钟内，无数细微的小事共同起着作用，带给你这种感觉。啤酒要苦一些，硬币要重一些，青草要翠绿一些，广告要俗气一些。英国大城镇的人脸上都长着麻子，嘴里一口坏牙，举止斯文优雅，与欧洲人很不一样。英国的广袤面积会把你彻底吞没，有那么一会儿，你不会认为这个国家拥有唯一的、可分辨的特征。像国家这种东西真的存在吗？难道我们这四千六百万英国人不都是决然迥异的个体吗？它是如此富于多样性，如此混沌！在兰开夏的工业城镇，人们穿着木屐咔嗒咔嗒地走路；在宽广的北方公路，大卡车穿梭不停；在求职市场外面人们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在索霍区的酒吧里弹珠台响个不停；在秋日雾蒙蒙的早晨，老女人颤巍巍地走路去参加圣餐礼——所有这些生活片段都深深带着英国特征的烙印。我们怎么能从这一片混乱中总结出英国人共有的特征呢？

但是，和外国人交谈，读一读外国书籍或报纸，你就会想到：“是哦，英国文明还真的有自己独特而明显的特征。”英国文明就像西班牙文明一样独特。英国文明和丰盛的早餐、阴郁的星期天、烟雾缭绕的城镇、蜿蜒的街道、绿色的农田和红色的邮筒联系在一起。英国文明有自己独特的味道。而且，英国文明的形成是连贯性的，既继承了历史，也延伸到未来。就像一头动物一样，英国文明有其与生俱来的特征。1940年的英国和1840年的英国有什么相同之处吗？那你和你母亲挂在壁炉架上的相片里那个五岁的孩子有什么相同之处呢？没有，但你和那个孩子确实就是同一个人。

最重要的是，英国文明就是你的文明，是你的一部分。无论你有多么憎恨它或鄙视它，你与它须臾不离，一旦离开它，你的内心绝不会好过。板油布丁和红色的邮筒已经沁入了你的灵魂。无论是好是坏，你都是英国文明的一分子，这辈子你都永远无法摆脱它在你身上留下的痕迹。

与此同时，和世界其它地方一样，英国正在经历变迁。和任何事物一样，英国只能往某个方向改变，而这一点是可以预见的。这并不是说未来已经被固定下来了，这只是说，有些情况可能发生，而有些情况则不可能发生。一颗种子或许会发芽，或许不会发芽，但一颗郁金香种子绝不会长成一棵防风。因此，最重要的事情，是了解英国的本质，然后我们才能预测在当前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中，英国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二

要分辨出国家的特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能够被确定的特征通常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彼此之间似乎完全没有联系。西班牙人对动物很残忍；意大利人做什么事情都吵吵闹闹；中国人热衷于赌博。显然，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细节。但是，万物都有其起因，就算是英国人牙齿不好这一事实也能让我们了解到英国生活中现实的一面。

下面是对于英国的几点总结，相信几乎所有人都不会有意见。其一，英国人天生没有艺术细胞。他们不如德国人或意大利人那么擅长音乐；也不像法国人那样，为绘画和雕塑提供蓬勃发展的乐土。此外，正如欧洲人所说的，英国人不适合当知识分子。他们害怕抽象思维，他们觉得不需要哲学或系统的“世界观”。但这并不是因为英国人追求“实用”，虽然他们喜欢自诩为追求实用的人。只要看一下英国人的城镇布局和自来水供应的管道，他们所坚守的那些落伍的、令人厌恶的事物，那套经不起分析的拼写规则，还有那套只有算术课本的编撰者才能理解的度量衡系统，我们就可以看出英国人其实并不是那么在乎效率了。但他们能不经思索就采取行动。他们那举世闻名的虚伪——譬如说，他们对待大英帝国的两面三刀的态度——与这一点有着紧密的联系。在最危险的时刻，整个英国会突然团结起来凭着本能行事，那是每个人都明白的行为守则，虽然它从来没有被清楚地表述过。希特勒曾评价德国人是“梦游的民族”，这个说法用在英国人身上或许更加贴切。被称为一个梦游者可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不过，有一个英国的小特征值得在这里提一下，这个特征非常明显，但很少被提及，那就是对花卉的热爱。这是从国外来到英国的人，特别是从南欧来的人，首先注意到的事情之一。这不是和英国人不重视艺术的特征相抵触吗？那倒不尽然，因为这个特征是在那些完全没有美感的人身上找到的。不过，它却和另一个在我们身上根深蒂固但很少被注意到的英国人的特征联系在一起，那是对爱好和闲暇消遣的沉迷，即英国生活的私人空间。在这个国家有许多人喜欢花卉，喜欢集邮，喜欢养鸽子，喜欢业余做做木工，收集优惠券，玩飞镖，玩字谜游戏。所有最本土化的文化围绕着大家都在进行但得不到官方认可的活动——酒吧、足球比赛、后花园、壁炉和“喝杯好茶”。几乎和十九世纪一样，英国人仍然信仰个体自由。但这和经济上的自由——剥削他人而获得利润的权利——没有关系。那是你拥有自己的家的自由，你可以在闲暇时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选择你自己的消遣，而不是由上层为你作出选择。英国人最痛恨那些喜欢窥探隐私和搬弄是非的人。当然，即使是这个纯粹的私人自由也显然注定会消亡。和所有别的现代人一样，英国人正逐渐被编上号码、贴上标签、被征召动员、被协调整合。但他们的心理冲动是朝着另一个方向的，加诸他们身上的纪律也会相应被调整。没有党派集会，没有青年运动，没有“某某色衫军”，没有迫害犹太人或“自发”示威。当然，十有八九不会出现盖世太保。

但在所有的社会里，平民一定在某种程度上反对现有的秩序。英国真正的大众文化是隐藏在表面之下的，非正式的，或多或少不被官方所认可。如果你直接观察普通人，尤其是大城镇的普通人的话，你会发现他们并非清教徒。他们是积习已久的赌徒，挣的钱都花在喝啤酒上，喜欢讲下流的笑话，用的或许是世界上最肮脏的语言。他们得在让人惊诧的伪善的法律管制（酒牌法律、博彩法案等等等等）下满足这些品味。这些法律影响到每个人，但实际上却又什么都没禁止。而且，英国平民没有明确的宗教信仰，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好几个世纪。英国国教从未真正令英国人信服，那只是拥有土地的上流阶级的一块自留地，而非英国国教的其它教派只在小范围内产生影响。虽然这些教派都保留着基督教浓厚的痕迹，但差不多连基督的名字都忘记了。欧洲大陆对权力的膜拜虽然对英国知识分子群体产生了影响，但从未波及普通人的层面，他们从未参与过权谋政治的游戏。日本和意大利报刊中所风行的“现实主义”一词会令英国人大为恐惧。在廉价文具店的橱窗里，你可以看到许多画着漫画的明信片，通过这些你可以对英国文明的精神有一定的了解。它们是英国人无意识中写下来的日记，从中折射出英国人守旧的世界观、贵贱有别的势利、既猥琐又伪善的性格、彬彬有礼的风度和对生活的深刻的道德态度。

绅士风度或许是英国文明最明显的特征。一踏足英国的土地，你就会注意到这一点。在这里，巴士乘务员态度和蔼，警察没有佩枪。在白人生活的国度里，再没有哪里比在这里更适合横冲直撞，行人都会让着你走。英国人厌恶战争和军国主义，而在欧洲观察者眼中，这一点总是被斥之为“堕落”或伪善。这一思想深深植根于历史，无论是劳动工人还是社会中下层阶级对此态度都非常鲜明。延绵不断的战争动摇了英国文明，但并没有将其摧毁。如今还在世的人的记忆里，“红衫军”⁽¹⁾在街头总是被嘲笑的对象，上档次的酒吧老板拒绝士兵进去是家常便饭。在和平时期，就算有两百万人失业，英国规模不大的常备军也面临兵源不足的问题，这支部队的军官阶层由乡绅和中产阶级的特殊阶层担任，兵源则是农场的帮工和贫民窟的无产者。英国的平民对军事知识或传统一无所知，提起战争时态度总是非常抗拒反感。没有政治家能靠向他们鼓吹征服四夷或军事荣耀而攫取权力，没有哪首煽动仇恨的歌曲能对他们有影响。在上一场战争中，士兵们自作自唱的歌曲并没有报复情绪，而是嘲讽式的失败主义调子，非常幽默⁽²⁾。他们口中的敌人是班长。

在英国，所有的吹嘘、摇旗呐喊和“大不列颠统治四海”的说辞，都是由一小撮人捣鼓出来的。普通民众不会把爱国主义挂在嘴边，甚至根本没有察觉。他们的历史记忆里没有一场军事上的胜利。和其它国家的文学一样，英国文学有很多描写战争的诗歌，但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脍炙人口的诗歌总是在描写战败和撤退。举例来说吧，英国没有关于特拉法尔加⁽³⁾或滑铁卢⁽⁴⁾的流行诗歌。英国人感兴趣的不是辉煌的军事胜利，而是像约翰·穆尔爵士⁽⁵⁾那样率部在科伦纳殿后，浴血奋战逃出生天的事迹。（就像敦刻尔克大撤退！）最激动人心的描写战斗的英文诗是关于一支骑兵队朝错误的方向发起了进攻。在上一场战争中，真正留在人民心目中的四个名字分别是蒙斯⁽⁶⁾、伊普雷斯⁽⁷⁾、加里波利⁽⁸⁾和帕斯尚尔⁽⁹⁾，每一次战役都是一场灾难。而那些横扫德国军队的大型战役，普罗大众对此几乎毫无印象。

英国人反对军国主义的态度令外国人觉得反感，这是因为这一态度与大英帝国存在这一事实是完全抵触的。这看起来像是彻头彻尾的伪善。说到底，英国人占领了地球四分之一的面积，依靠庞大的海军维持统治。他们怎么还有脸说战争是邪恶的呢？

确实，英国人对自己的帝国抱着伪善的态度。工人阶级们会假装不知道有大英帝国这么一回事。但他们对于常备军的讨厌是非常合理的本能。英国海军雇佣的军事人员相对较少，而且长年在海外作战，对国内政治没有直接影响。军事独裁无处不在，但依靠海军取得独裁大权却闻所未闻。几乎所有英国阶层打心眼里讨厌的是趾高气扬的军官、马刺的叮当声和军靴的踏地声。早在希特勒上台几十年前，“普鲁士”这个词在英国就像“纳粹”这个词一样声名狼藉。这种态度持续了上百年之久，在和平时期，英国军官不在值勤时总是会穿上平民的服装。

要了解一个国家的社会气氛，一个迅速而且很肯定的指引就是其军队的正步走仪式。阅兵典礼其实是一种仪式性的舞蹈，就像芭蕾舞一样，表达一种生命的哲学。比方说，迈正步是世界上最难看的事情，比俯冲的轰炸机更令人觉得胆战心惊。那是权力在露骨地耀武扬威，看到那一幕情形就像看到一只军靴肆意地在一张脸上践踏。丑陋正是其狰狞本质的一部分，因为它就在说：“对，我就是这么丑陋，你敢嘲笑我吗？”就像一个恶棍朝被他欺负的受害者扮鬼脸。为什么英国没有走正步的仪式？天知道能引进这么一个仪式有多少军官会多么开心。走正步没有被采纳，因为街上的观众会对此百般嘲笑。只有在某些国家，那里的人们不敢公然嘲笑军队，走正步的仪式才会出现。意大利人转由德国人控制之后引进了走正步，可想而知，他们走起正步来没有德国人好看。如果维希政府能延续下去的话，他们一定会引进更加僵化的阅兵场纪律让残存的法国军队操练。英国军队的训练十分刻板复杂，带有浓厚的十八世纪军队的痕迹，但没有明确的趾高气扬的姿态，行军时只是正规地走方步。毫无疑问，这种步子属于佩剑贵族统治的时代，而一把佩剑绝不能轻易出鞘。

但是，英国文明在温和中又夹杂着野蛮和不合时宜。我们的刑法就像塔楼里的滑膛枪一样过时。与纳粹冲锋队员相对应的英国人物是判处绞刑的法官，某个患了痛风的老恶棍，思想仍停留在十九世纪，颁布残忍的判决。在英国，人们仍然会被处以绞刑，被九尾鞭鞭笞。这两种刑罚都是残忍而且卑劣的作法，但从来没有民意要求废止它们。英国人接受了它们（还有达特摩尔流放地和博斯托尔的少年犯感化院），几乎就像他们接受天气一样。它们是法律的一部分，而法律被认为是不可变更的。

现在我们将探讨英国人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对宪法和法律的尊重。英国人认为法律凌驾于国家政权与个人之上。当然，法律是残酷而愚蠢的，但它却不会被金钱腐蚀。

没有人认为法律是公正的。每个人都知道有一套法律适用于富人，而有另一套法律适用于穷人。但没有人对此在意，每个人都认为遵纪守法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要是有人不遵守法律的话，会觉得义愤填膺。像“他们不能拿我怎么样，我又没犯法”和“他们不能那么做，因为那是违法的”这样的话在英国经常听到。声言与社会为敌的人和别人一样有着这种强烈的感觉。在描写监狱的作品，如威尔弗雷德·麦卡尼⁽¹⁰⁾的《张开血盆大口的高墙》或吉姆·费伦⁽¹¹⁾的《监狱之旅》中，在对基于良心而不肯服役的人士进行审判那种庄严的白痴行为中，在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教授写给报纸的信件中，你可以看到种种“英国司法体系的失败”。但每个英国人打心眼里相信，大体上，法律应该，可以，也将会被秉公执行。极权主义认为法律并不存在，只有权力才是真实的，这一想法在英国根本没有扎根。即使是知识分子也只是在理论上接受了这一主张。

幻象有可能真假参半，面具能改变一张脸的表情。说民主体制和极权主义其实“都一样”或“同样糟糕”的那一套熟悉的说辞从来没有考虑到这一事实。这些说辞说到底就是认为有半个面包和根本没有面包没什么两样。在英国，人们仍然相信像公正、自由和客观真相这样的概念。或许这些只是幻觉，却是影响力非常深刻的幻觉。这一信仰塑造了英国人的行为，由于它们的存在，国民的生活也发生了改变。看看你的周围就可以找到证据。橡胶警棍在哪里？蓖麻油在哪里⁽¹²⁾？佩剑仍然待在剑鞘里，只要佩剑还在那儿，腐败就不至于太过猖獗。举例说吧，英国的选举系统虽然漏洞百出，在为有产阶级谋取利益，但只要公众的思想没有太大的改变，这套体制就不至于烂透。你不会在投票站看到有人拿着手枪强迫你投哪一边的票，验票也不会出什么岔子，也没有直接贿赂这种情况。就连伪善也是强有力的安全措施。那个判决绞刑的法官，那个穿着大红法袍，戴着马毛假发的恶棍，虽然就算在他身边引爆一颗炸弹也无法让他意识到自己生活在哪个世纪，但他一定会按照书面的意义进行法律判决，绝对不会收受金钱贿赂，而这正是英国的特征之一。他是奇怪的混合体，是现实与幻觉的结合，也是民主与特权的结合，更是谎言与体面的结合，各种性质在他身上达成了微妙的妥协，以这种方式，这个国家保持住了其熟悉的形态。

三

前面我提到了“国家”、“英国”、“不列颠”什么的，似乎那四千五百万生灵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整体。但是，难道英国不是两个国度，一个是富人的国度，一个是穷人的国度吗？难道有人敢昧着良心说那两个群体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吗？一年挣十万英镑的人和周薪只有一英镑的人可以相提并论吗？就算是威尔士和苏格兰的读者也会觉得很生气，因为我用“英国”这个词比“不列颠”这个词更加频繁，似乎所有的英国人都住在伦敦和周边的各个郡府，而北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人没有自己的文化。

如果你首先考虑次要的方面，你能更清楚地了解这个问题。的确，生活在不列颠群岛上的不同民族自认为彼此之间差别很大。例如，如果你把一个苏格兰人叫成是一个英国人，他可不会领情。从我们给自己的群岛起了六个不同的名字——英格兰、不列颠、大不列颠、不列颠群岛、联合王国和在庄严的时刻所说的阿尔比恩⁽¹³⁾，你就可以了解我们心中的踌躇。在我们眼中，英国的南方和北方也有着非常大的差别。但是，当一个欧洲人遇到两个不列颠人时，这种差别就显得微不足道了。除了美国人之外，很少有外国人能分辨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或英格兰人和爱尔兰人。对一个法国人来说，布列塔尼人和奥弗涅人差异很大，而巴黎人总是拿马赛地区的口音开玩笑，但是，我们提到“法国”和“法国人”时，总是认为法国就是单独一个事物，单独一种文明，而事实也的确如此。这种情况也适用于我们。在外国人的眼中，就算是伦敦人和约克夏人也长得像一家人。

在外国人眼中，连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差别也似乎微乎其微。的确，英国的贫富悬殊非常严重，比任何欧洲国家都要严重，到最近的街道上看一看，你就会了解这个问题。从经济意义上考虑，英格兰确实是两个国家，如果不是三个或四个国家。但是，绝大多数的英国人认为他们来自同一个国家，彼此之间的相似程度要大于他们与外国人的相似程度。爱国主义总是比阶级仇恨更加强烈，也总是比任何形式的国际主义更加强烈。除了1920年有那么一段短暂的时间外（“不插手俄国事务运动”），英国的工人阶级从未有过国际主义的理念或行动。两年半来，他们看着西班牙的同志被一批批屠杀，从未提供过帮助，哪怕举行一次罢工⁽¹⁴⁾。但是，当他们自己的国家（纽菲尔德勋爵⁽¹⁵⁾和蒙塔古·诺曼⁽¹⁶⁾先生的英国）遇到危险时，他们的态度则截然不同。当英国可能遭到侵略时，安东尼·伊登在广播电台上呼吁成立地方志愿自卫队。不到二十四小时他就召集了二十五万人，一个月内又召集到了一百万人。你只需要拿这些数字和基于道德或宗教原因拒绝服役的人数进行对比就可以知道，与新的道德价值观相比较，传统的忠诚拥有多么巨大的力量。

在英国，不同的社会阶级对爱国主义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爱国主义却像一条纽带将几乎所有的阶级串联了起来。只有欧洲化的知识分子才能真的对爱国主义免疫。作为一种正面的情绪，中产阶级比上层阶级有着更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比方说，比起学费昂贵的公学，那些廉价公学的学生更加积极地投身爱国主义示威活动——而那些确实在从事叛国活动的富人，像拉沃尔⁽¹⁷⁾和吉斯林⁽¹⁸⁾之流，其人数或许非常少。在工人阶级群体中，爱国主义的影响非常深刻，但他们对此却没有意识。一个工人看到米字旗时并不会觉得心潮澎湃，但众所周知的英国人的“岛国心理”和“仇外情绪”在工人阶级中比在资产阶级中要强烈得多。在任何国家，穷人总是比富人更爱国，但英国工人阶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对外国人的习惯嗤之以鼻。就算他们被迫在国外居住多年，他们也不愿意让自己习惯外国食物或学习外语。几乎每个出身工人阶级的英国人都认为把一个外国单词说得字正腔圆是件可耻的事情。1914年至1918年一战期间，英国的工人阶级与外国人的接触程度之密切现在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结果就是，他们仇恨所有的欧洲人，德国人除外，因为英国工人很钦佩他们的勇气。在法国土地上呆了四年之久，英国人甚至没能培养出品尝法国美酒的乐趣。英国人内向孤僻，不愿意诚恳地接纳外国人，这是非常愚蠢的事情，时不时得为之付出惨痛的代价。但它是英国神秘性的一部分，许多知识分子曾经试图打破这一交流的障碍，结果却是得不偿失。归根结底，这种拒绝交流的心态与英国人不欢迎游客及抗击入侵者的心态如出一辙。

在上一章的开头我指出了英国人的两个特征，看起来似乎毫无关联。其一是，英国人缺乏艺术技能。或许，这其实是英国人游离于欧洲文化之外的另一种说法，因为有一种艺术是英国人充分展现了自身才华的，那就是文学，而它也是唯一无法跨越国界的艺术形式。文学，尤其是诗歌，特别是韵律诗歌，其实是一种自家人才懂的笑话，脱离了自身的语言环境，其价值就会大打折扣，甚至毫无价值可言。除了莎士比亚之外，英国最杰出的诗人在欧洲几乎无人知晓，连名字也未曾听闻。诗作被广泛阅读的诗人只有拜伦，他因为错误的原因而受到崇拜，还有奥斯卡·王尔德，作为英国式伪善的受害者而受到怜悯。与这个联系在一起的，虽然不是非常明显，是哲学思辨能力的缺乏——几乎所有的英国人都不需要一套有秩序的思想体系，甚至不需要用到逻辑思维。

在一定程度上，民族团结的责任感代替了“世界观”，因为爱国主义是一种普遍的情怀，就连富人也受其影响。有时候，所有的英国人会突然间团结在一起，做一样的事情，就像一群牛面对一头狼那样。毫无疑问，在法国蒙受灾难的时候，这么一个时刻出现了。在经过八个月对战争局势的观望后，英国人突然意识到自己得做什么：首先，他们必须将军队撤出敦刻尔克，然后，他们得抗击侵略。这就像一个巨人的觉醒。快点！危险！非利士人要来杀你了，参孙⁽¹⁹⁾！然后就是迅速一致地采取行动——然后，哎呀呀，立刻又陷入了沉睡。换作是一个陷入分裂的国家，这样的时刻原本是会爆发一场浩大的和平运动的。但是，这表示英国人的本能总是能提醒他们作出正确的应对吗？根本不是，这只是表示他们会做出同样的事情。1931年大选时我们就团结一致地作出了错误的决定。我们就像一意孤行的加大拉的猪群⁽²⁰⁾，但我真心怀疑我们不能说自己是违背自身意愿被推下山坡的。

我们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英国的民主体制并非像它有时候看上去的那样是一场骗局。在外国观察者眼中，他只看到巨大的贫富悬殊、不公的选举体系、政府对媒体、电台和教育的控制，然后得出结论说，民主只是独裁专制相对比较好听的别称。但是，这一观点忽略了一个不幸的事实：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有相当程度的共识。即使你心里有一千个一万个不情愿，但你必须承认，1931年到1940年英国政府代表了大多数民众的意愿。这个政府对贫民窟和失业毫无作为，奉行懦弱的外交政策。确实是这样，但公共舆论也是这样。那是一段停滞不前的时期，而它的领袖都是些平庸之辈。

虽然有数千名左翼人士在举行各种活动，但可以肯定，大多数英国人认同张伯伦的外交政策。更重要的是，可以很肯定地说，就像普通人的心里在进行斗争一样，张伯伦的心里也在进行着同样一番挣扎。他的反对者声称他是个狡猾黑心的阴谋家，准备将英国出卖给希特勒，但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他是个愚蠢的老人，在老眼昏花中尽力做好自己的本分。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他的政策前后矛盾，为什么他没办法抓住曾经摆在他面前的任何一个机会。和普罗大众一样，无论是和平还是战争，他都不愿意付出代价。他一直得到民意的支持，这体现在那些彼此完全不可调和的政策中。当他去了慕尼黑，当他试图与俄国达成共识，当他向波兰作出保证，当他恪守了承诺，当他并非完全出自真心地斥责战争时，民意都在支持他。只有当他的政策产生了明确的后果时，民意才转而反对他，也就是说，反对他们自己过去七年来的麻木不仁。人民随即选出一个更合他们心意的领导人丘吉尔，至少他更明白这场战争不打是赢不了的。或许再过上一段时间他们就会选出另一个能明白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有效组织作战的领导人。

我说了这么多，是不是在说英国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不是，就算是《每日电讯报》的读者也不会认为英国有真正的民主。

英国是太阳底下阶级压迫最严重的国家。这是一个充斥着特权和势利的国度，由年迈糊涂的老人在统治。但在分析英国的情况时，你必须把英国人在感情上的团结和它几乎所有的国民在重大的危机时刻会有同样的态度并共同采取行动的倾向考虑在内。英国是欧洲唯一不需要将数以十万计的国民流放或关进集中营的大国。现在仗刚刚打了一年，报纸和宣传册就已经在攻讦政府，赞美敌人和呼吁投降，满大街都是，几乎没有人干预。这并不是表示英国有言论自由，只是大家都知道这样子口头说说无伤大雅。《和平新闻报》这样的报纸可以自由发行，因为百分之九十五的英国人不会想去阅读这份报纸。英国被一条看不见的锁链紧紧捆绑着，在平时统治阶级会做出劫掠、管理不善、阴谋破坏等事情，使我们陷入泥沼中，但只要让民意被听见，从下面狠狠地拽他们一把，让他们没办法装聋作哑，他们很难不作出回应。左翼作家将统治阶级斥责为“法西斯的同路人”，这样的指责其实过于简单化了。即使在让我们陷入眼下被动局势的那个政治家的内部小圈子里，恐怕也很难揪出一个蓄意为之的叛徒来。在英国发生的堕落通常都不是这种情况。那几乎总是自我欺骗的结果，右手不知道左手在做什么⁽²¹⁾。由于对情况毫不知情，做出的坏事也就有限。这一点在英国的报刊中展现得最为明显。英国的媒体诚不诚实？在平时一点儿都不诚实。任何有影响力的报纸都依靠广告生存，广告商对新闻施加了无形的审查管制。但我认为，没有一份英国报纸可以赤裸裸地用金钱直接收买。在法国第三共和国统治时期，除了极少数例外，几乎所有的报纸都能够像买奶酪那样明目张胆地收买。英国的公共生活不至于这么糟糕，也从未堕落到连虚伪的话都可以省略掉的土崩瓦解的程度。

英国不是被广泛引用的莎士比亚笔下的“明珠之岛”，也不是戈培尔博士笔下的炼狱。它更像是一户人家，维多利亚时代的大户人家，有辱门楣的混账不多，但丑事倒有不少。这户人家遇到有钱亲戚就点头哈腰，对穷亲戚极尽欺凌之能事。而且一提到家庭的收入来源，他们就串通起来保持缄默。在这户人家，年轻一代总是遭受压制，而大部分权力被掌握在不负责任的叔叔伯伯和卧床不起的三姑六婶手里。但不管怎样，他们始终是一家人，有自己的语言和共同回忆，遇到敌人入侵时，他们就会团结一致。它是一户由错误的人掌权的家庭——或许这就是你能对英国进行总结的一句话。

四

或许，滑铁卢战役的确是在伊顿公学的运动场上赢得的，但接下来的战争刚开始的战役都是在那里输掉的。过去四分之三个世纪以来，英国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实之一就是：统治阶级越来越腐朽无能。

1920年到1940年间，它以化学反应的速度在发生。但到了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统治阶级却依然存在。就像一把换过两块新刀片和三个新把手的刀子一样，英国社会的上层阶级几乎仍然和十九世纪中叶没什么两样。1832年之后，占有土地的旧贵族阶级逐渐失去权力，但他们并没有变成化石或销声匿迹，而是与取代他们的新贵商人、企业家和金融家联姻，很快将他们塑造成与自己一样的阶级。那些有钱的船主或棉纺厂老板挤进了乡绅阶层的行列，他们的儿孙上了公学，学会了正确的礼仪举止，那些公学之所以创立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英国的统治者是贵族阶级，它总是从暴发户中汲取新血。鉴于那些白手起家的人所拥有的能量，鉴于他们用金钱铺路，进入一个以公共服务为传统的阶级，你会以为这种方式能够产生有能力的统治者。

但不知出于何故，这个统治阶级堕落了，失去了它的能力和勇气，最后甚至变得不再凶残，直到最后像伊登或哈利法克斯⁽²²⁾这样虚有其表的人能够成为引人注目的杰出人才。至于鲍德温，你甚至不能用虚有其表这个词去恭维他，简直可以当他是个透明人。本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候，英国的内政问题处理手段已经是糟糕透顶了，而1931年到1939年间英国的外交政策堪称是令世界瞩目的奇迹。为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在每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每一个英国政治家都会出于不会失效的本能做出错误的决定呢？

背后的事实就是，有产阶级的地位已经不再拥有合法性。他们掌握了一个庞大帝国和一个遍布世界的金融体系的核心位置，攫取了利润和利息，然后将它们花在了什么地方呢？说句公道话，大英帝国里的生活在许多方面要比帝国之外的地方好一些。但大英帝国仍然是一个欠发达的国家，印度仍沉睡在中世纪，各个自治领一片荒凉，而外国人被猜疑地封锁在外面。就连英国本土也到处是贫民窟和失业者。这个国家只有五十万住在郊外别墅里的人能从当前的体制中受益。而且，小企业合并成大企业的商业趋势使得越来越多的有产阶级无所事事，让他们成为纯粹的股东，所有的工作都由领取薪水的职业经理人和技术人员代劳。长期以来，英国存在着一个无所事事毫无贡献的阶层，靠他们几乎不知道投资到哪儿所获得的回报和收益生活。这群人被称为“悠闲的富人”，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在《闲谈者》和《旁观者》等刊物上看到他们的相片。以任何标准衡量，这个群体都绝对不应该存在。他们是寄生阶层，对社会的作用还不如一条狗身上的虱子。

1920年时很多人已经注意到这个现象的存在。到了1930年，了解这一情况的人有数百万之多。但是，英国的统治阶级绝对不会承认他们已经对社会毫无贡献，要是他们真的承认这一点的话，他们就得被迫逊位让权。他们不可能让自己变成像美国百万富翁那样彻头彻尾的强盗，刻意而清醒地攫住不公的特权不肯放手，依靠贿赂和催泪弹镇压反抗。说到底，英国统治阶级背负着历史传统，他们上过公学，在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中，必要时为祖国牺牲的责任是首要的教条。即使在他们劫掠自己的同胞时，他们仍感觉自己是真正的爱国者。显然，他们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变得愚昧无知和麻木不仁。他们只能维持社会的现状，完全不知道该如何进行改良。虽然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他们做到了。他们只关注过去，拒绝知道在他们身边到底正在发生什么改变。

这个观点对英国的现状很有解释力。它解释了由于坚持虚伪的封建主义的缘故，有活力的工人被赶出了乡土，导致乡村生活衰败凋零；它解释了为什么公学会陷入僵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它解释了英国军队为什么那么无能，一次又一次地令世界大跌眼镜。自五十年代以来，每一场英国参加的战争都以一系列的灾难作为开始，然后由社会地位较为低下的人挽救局势。英国的军事高层人员是从贵族中提拔的，他们根本无法适应现代战争，因为要这么做，他们就必须承认世界正在改变。他们总是紧紧抓住陈旧的作战方法和武器不放，因为他们总是觉得每一场战争纯粹就是上一场战争的重演。在布尔战争之前，他们以祖鲁战争的方式进行备战，在1914年那场战争之前，他们以布尔战争的方式备战，而当前这场战争，他们又以1914年那场战争的方式备战。即使到了现在，数十万英国士兵仍在操练拼刺刀，这种兵器已经被淘汰了，只能用来开罐头。值得注意的是，海军和后来创建的空军总是比常规陆军更有效率。但海军只是在部分程度上被纳入统治阶级的势力范围，而空军则根本不采纳他们的那一套。

必须承认，只要局势和平，英国统治阶级的那一套统治方法为他们带来了很多好处。英国人民表面上对他们非常宽容。无论英国的管理多么不公，至少它不会被阶级斗争所撕裂，或需要到处安插秘密警察。没有哪个疆域像它一样辽阔的帝国能像它那样一派祥和。虽然大英帝国占据了地球四分之一的面积，维持帝国的军队却比一个巴尔干小国的军队还要少。至于被统治的人民，从消极的、自由主义的立场来看，英国统治阶级也有其优点。比起真正的摩登人士，例如纳粹和法西斯分子，他们是更好的统治者。但他们无力抵御来自外界的进攻，这一点早在很久之前就已经非常清楚了。

他们根本干不过纳粹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因为他们根本不理解这两者为何物。如果共产主义能在西欧扎根的话，他们也干不过共产主义。要理解法西斯主义，他们就必须研究社会主义理论，而这样一来，他们将被迫意识到他们所赖以生存的经济体制是那么不公、低效而落伍。但他们刻意迫使自己不去面对这一事实。他们与法西斯主义的对决就像是1914年骑兵元帅进攻机关枪部队一样——完全无视对方的存在。虽然法西斯主义多年来一直在进行侵略和屠杀，他们却只注意到一点，那就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仇视共产主义。因此，他们认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定会对英国那些食利阶层者抱有好感。于是就有了那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运送食物给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英国船只被意大利飞机炸沉了，而保守党的议员竟然大肆欢呼庆祝。即使他们开始明白法西斯主义的危险，意识到它的革命本质以及它调动起大规模的军队的能力、它将会采取的策略，这些都是他们所无法理解的。在西班牙内战时期，任何从六便士的社会主义宣传手册中获取政治知识的人都知道如果佛朗哥获得胜利，结果将会是对英国的毁灭性打击。但是那些毕生都在研究战争的陆军元帅和海军上将都无法理解这一事实。这一政治上的愚昧浸透了英国的官僚阶层，从内阁部长、大使、领事、法官、治安长官到警察，统统如是。那些逮捕“赤匪”的警察无法理解那些“赤匪”在传播的理论。如果他们能理解的话，他们会对自己作为有产阶级鹰犬的地位感到羞耻。有理由认为，就连军事上的间谍活动也因对新经济学说和地下党活动的无知而遭到了阻碍，完全失去了希望。

英国统治阶级将法西斯分子视为同道中人并非完全错误。事实上，除了犹太人之外，比起法西斯主义，富人们更害怕共产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你永远不应该忘记这一点，因为德国和意大利的全盘政治宣传都在掩盖这一点。西蒙⁽²³⁾、霍尔⁽²⁴⁾、张伯伦等人的自然本能就是和希特勒达成妥协。但是——这时我所提到过的英国生活的特征，那种民族团结的深切情感，开始起作用了——他们这样做只会使得帝国陷入分裂，出卖自己的人民，使得他们沦为半奴隶。一个真正堕落的阶级会毫不犹豫地做出这种事情，就像法国那样。但在英国情况并没有那么糟糕。在英国的公共领域几乎找不到会说出“向我们的征服者效忠”这种奉承话的政治家。他们在利益和原则之间徘徊，像张伯伦这样的人，什么事情都做不出来，只会把两边都给得罪了。

有一件事情总是能表明英国的统治阶级在道义上是可靠的，那就是，在战争时期，他们愿意杀身成仁。几位公爵、伯爵和其他爵爷在近期发生的佛兰德斯战役中牺牲。如果他们真像有时候被斥责的那样是玩世不恭的恶棍，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我们不能误会他们的动机，这很重要，否则我们就无法预测他们的行动。他们不会叛国，也不会成为懦夫，但他们会做出愚昧而无意识的破坏举动，总是在本能的驱使下犯错。他们并非邪恶之徒，或者说，他们是还没有坏透的人，他们只是教而不善。只有当他们失去了金钱和权力时，他们当中比较年轻的人才会开始意识到他们身处哪一个世纪。

五

一战与二战期间，大英帝国陷入了停滞，几乎每个人都受到了影响，而在中产阶级中有两个群体受挫最为严重。其中一个群体是军官和为大英帝国服务的中产阶级人士，他们被戏称为毕灵普分子，而另一个群体是左翼知识分子。这两个群体似乎水火不容，是两个对立的符号——那些领着一半薪水的上校，脖子像公牛一样粗壮，头脑却小得可怜，就像一头恐龙；还有那些额头隆起，脖子细得像麻秆的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却是联系在一起的，总是互相影响；不管怎样，他们都来自同一个大家庭。

早在三十年之前，毕灵普分子阶层就已经开始失去活力。吉卜林所讴歌的中产阶级家庭，那些多子多孙教养浅薄的家庭，世世代代都在陆军和海军中服役，遍布地球的各个蛮荒之地，从美洲的育空河到亚洲的伊洛瓦底江，他们的数目早在1914年前就开始萎缩。是电报扼杀了这个群体。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白厅掌握了越来越大的统治权，年复一年，个人的能力越来越没有用武之地。假使克莱夫、纳尔逊⁽²⁵⁾、尼克尔森⁽²⁶⁾、戈登⁽²⁷⁾复生，他们会发现自己在现代大英帝国中根本没有立足之地。到了1920年，几乎每一寸殖民地都在白厅的控制和掌握中。心地善良和太过于斯文有礼的绅士，穿着黑色的西装，戴着黑色的礼帽，卷得整整齐齐的雨伞就搭在左臂上，以呆滞的人生观看待马来亚、尼日利亚、蒙巴萨和曼德拉。那些一度是帝国建设者的人沦为小职员，被越来越深地埋在文牍和红头文件下面。在二十年代早期，你可以看到，在整个大英帝国，老一辈的官员，那些了解旧时更加广阔的年代的人，在正在发生的变迁中毫无作为地挣扎着。从那个时候开始，要让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担任大英帝国的行政职位几乎成了不可能的事情。而在官僚阶层里发生的事情也同样发生在商业世界里。庞大的寡头公司吞没了小贸易商。他们没有到印度进行冒险的贸易活动，而是在孟买或新加坡的某间办公室谋得一个职位，那里的生活要比伦敦的生活更加无趣但很安稳。中产阶级仍保有帝国主义的情怀，主要是因为家族的传统，但从事管理帝国的工作渐渐失去了它的吸引力。如果不是走投无路的话，能干的人很少会跑到苏伊士运河以东的东方去谋职。

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帝国主义的情结渐渐减弱，整个英国士气低迷，这在部分程度上是左翼知识分子们努力的结果，而这一群体本身的发展壮大也正是源于大英帝国的萧条败落。

值得注意的是，如今没有哪个知识分子在某种程度上不是“左翼分子”了。或许最后一位右翼知识分子是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²⁸⁾。自1930年以来，每个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都生活在对现存秩序的长期不满之中。这是必然的，因为他在社会中没有容身之所。大英帝国陷入停滞，既无法走向发达，也不至于分崩离析，在这么一个国家，在由愚昧无知的人统治的英国，做一个“聪明人”会招人猜忌。要是你很聪明，能理解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的诗作或读得懂卡尔·马克思的著作的话，英国的统治者绝不会让你担任重要的工作。只有写写文学评论，组建左翼政党，这些知识分子才能让自己一展所长。

通过几份周报和月刊，你就可以了解到英国左翼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所有这些报纸最显眼的特征就是它们总是抱着负面、挑剔的态度，从来无法提出任何有建设性的意见。里面没有什么内容，就只有那些从未掌握过权力，也永远没有希望掌握权力的人不负责任的吹毛求疵。另一个重要的特征是，这些人生活在精神世界中，完全与现实生活脱节，思想非常肤浅。许多左翼知识分子直到1935年仍是死气沉沉的和平主义者，而从1935年到1939年又叫嚣着要与德国进行一场战争，但战争一打响就立刻销声匿迹。那些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最彻底的“反法西斯者”如今是最彻底的失败主义者，这大体上是成立的，虽然并非人人如此。在其背后隐藏着关于英国知识分子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他们与这个国家的平民文化的隔绝。

英国的知识分子刻意让自己欧洲化。他们吃东西讲究巴黎风味，从莫斯科汲取精神启迪。在这个国家普遍的爱国主义情绪中，他们是持不同意见的少数派。或许，英国是唯一一个本国知识分子以自己的国籍为耻的国家。在左翼圈子里，他们总是为自己是英国人而略感羞愧。他们的责任就是嘲讽英国的每一样事物，从赛马到焦糖板油布丁统统不放过。几乎所有的英国知识分子在立正聆听《天佑吾王》时都会觉得羞愧难安，比从济贫捐献箱里偷钱还不自在，虽然这一现象很奇怪，却真真切切地发生了。在最关键的那几年里，许多左翼人士老是在打击英国人的士气，试图传播一种观念，那套观念有时候就像和平主义那么懦弱，有时候又是狂热的亲俄思想，但总是在反对英国。这些行为到底收到多少成效仍有待思考，但的的确确起到了一定的影响。如果说，英国人经历了数年士气上的低迷，让法西斯国家觉得他们确实“腐朽不堪”，从而放心大胆地发动战争，那么，来自左翼知识分子的破坏行动要对此负上一部分责任。《新政治家报》和《新闻纪实报》在高喊口号反对慕尼黑条约，但就连它们也做了一些事情，使得慕尼黑条约的签署成为可能。十年来对毕灵普分子从里到外的嘲弄甚至影响了毕灵普分子本身，使得让聪明的年轻人参军比以前变得更加困难。大英帝国陷入了萧条，拥有军事传统的中产阶级必然走向衰落，但浅薄的左翼思想对这个过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显然，英国知识分子在过去十年里地位很特殊。他们是纯粹的消极分子，一味地反对毕灵普分子，是统治阶级的愚昧的派生物。他们对社会一无是处，而且他们并不懂得对祖国的奉献意味着“无论好坏，她都是我的祖国”。毕灵普分子和知识分子都认为爱国主义与知识应该分道扬镳，似乎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果你是一个爱国者，你读的就是《布莱克伍德》杂志，公开感谢上帝让你“没有头脑”。如果你是个知识分子，你会嘲笑米字旗，认为逞勇斗狠是野蛮人的行径。显然，这一荒唐的传统不能够再继续下去。那些木讷地嗤嗤傻笑的布伦斯伯里的知识分子就像骑兵上校一样不合时宜。这两种人不应该在现代国家出现。爱国主义与聪明才智必须再次结合在一起。我们正在进行一场战争，一场非常特殊的战争，或许这个事实能让这种结合成为可能。

六

过去二十年来，英国最重要的发展是中产阶级壮大了，既有向上的趋势，也有向下的趋势。而且改变之大，使得那套将人分为资本家、无产者、小资产阶级（小产业者）的旧式社会分层理论几乎失去了解释力。

在英国，社会财富和金融权力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在现代英国，一般人除了衣服、家具和可能有一套房子之外就一无所有了。农民这个阶级一早就已经消失了，独立的商业店主阶级也逐渐被摧毁，小企业家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与此同时，现代工业变得如此复杂，得有一大帮经理、推销员、工程师、化学家和各类技术人员才能正常运转。这些人都能得到优厚的报酬，而这些情况反过来促使了专业人士群体的诞生，像医生、历史学家、教师、艺术家等等。因此，发达资本主义的趋势就是扩大中产阶级，而不是曾经一度被认为要将中产阶级消灭。

比这个更重要的是，中产阶级的理念和习惯传播到了工人阶级那里。比起三十年前，英国的工人阶级几乎在方方面面都大有改善。这既是因为工会的努力，也是因为科学的进步。人们并不总是会认识到，在非常狭窄的范围内，一个国家的生活水平可以在真实工资没有增加的情况下获得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文明不需要其它帮助也能得到自我提升。无论社会多么不公，技术上的进步总是会惠及整个社区，因为某些产品是共有的。比方说，就算是百万富翁也不能让街灯只为自己照明，而让其他人黑灯瞎火地走路。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人民现在都能享受到完善的道路交通、没有细菌污染的自来水、警察的保护、免费的图书馆或许还有免费的教育。英国的公共教育饱受资金不足之苦，但不管怎样，它还是有所改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教师的奉献。读书的习惯更加广泛传播。有钱人和穷人越来越倾向于读一样的书，看一样的电影，听一样的电台节目。有了大规模生产的廉价服装以及居住条件的改善，有钱人和穷人在生活方式上的差异已经大为减小。比起三十年前乃至十五年前，有钱人和穷人的服饰，尤其是女性的服饰，在外表上的区别小了许多。至于居住条件，英国仍然有贫民窟，那些都是文明的污点。但是，过去十年来修建了许多房屋，大部分是地方政府工程。现代的市政公屋有浴室和电灯，面积比股票经纪的别墅小，但大体上是同一类型的房屋，而不是农场帮工住的茅屋。比起在贫民窟长大的人，在市政公屋长大的人在思想上更接近于一个中产阶级出身的人——事实上，看上去也像。

这一切所产生的后果就是人们的言行举止大体上变得柔弱了，而现代工业生产不再强调体力劳动这一情况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一天工作之后，人们有更多的精力进行消遣。比起医生或杂货商，许多从事轻工业的工人干的体力劳动还要轻一些。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在品味上、习惯上、举止上和思想观念上开始趋同。虽然不公的差距依然存在，但真正的差别消失了。旧时的“无产者”——不戴领子，不剃胡须，因为长年从事重体力劳动而肌肉发达的人——仍然存在，但数量越来越少了，只有在英格兰北方的重工业地区他们仍然占据着主流。

1918年后，英国开始出现了此前从未有过的一个无法划分其社会阶级的群体。1910年，不列颠群岛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衣着、举止和口音一下子将其归类。如今这可行不通了，尤其是在那些由于廉价的汽车普及和工业向南迁移而出现的新兴城镇。要了解未来的英国会是怎样，你得去轻工业地区和公路干线经过的地区。在斯洛、达格南、巴尼特、莱奇沃思、海耶斯——事实上，在每一座大城镇的外围周边——旧的社会模式渐渐演变为新的社会模式。在那片广袤的玻璃和砖头构成的新的荒原里，它们不再像旧式那种有着贫民窟和高楼大厦形成鲜明对比的城镇，或那种庄园大屋和肮脏的茅屋形成鲜明对比的乡村。收入的差距很大，但虽然层次不同，生活大体上是一样的：住在不用动手干活的公寓或市政公屋里，利用水泥路作为交通，大家都赤条条地在游泳池里游泳。那是一种浮躁的没有文化的生活，围绕着罐头食品、画报、收音机和内燃机而展开。在那个文明里，孩子们对永磁发电机非常了解，却对《圣经》一无所知。在属于那个文明的人群中，感觉最自在的人是那些技术人员、高工资的技术工人、飞行员和机师、无线电专家、电影制片人、流行专栏作家和化工人员。他们是模糊的阶层，旧时的阶级差别开始被打破。

除非这场战争我们战败了，否则它将把现存的阶级特权几乎横扫一空。每过一天，都有越来越少的人希望这些阶级特权继续下去。我们也无须担心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英国的生活会失去其独特的风味。大伦敦地区那些新型的红色城市十分低俗，但这些只是伴随着一场改变而来的风潮。无论这场战争过后英国将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它仍会深深地带着我在前面所提到过的独具一格的色彩。那些希望英国能变得俄国化或德国化的知识分子会感到很失望。英国人仍将风度翩翩，带着伪善的性格，毫无思考精神，尊崇法律，讨厌穿军装的士兵，继续吃焦糖布丁，继续在那片阴沉不定的天空下生活。要摧毁一个民族的文化需要非常剧烈的灾难，比如说，长时间被外敌统治。股票交易所将被推倒，马拉犁耕将被拖拉机取代，乡村房屋将被改建成孩子们度假时的营地，伊顿公学与哈罗公学的比赛将被遗忘，但英国仍将是英国，它仍是那头自亘古而来就存在的巨兽，将继续生存下去，就像所有一切生物一样，它会变得无法辨认，但仍然是它本身。

第二部：参战的店主

一

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德国正在对英国狂轰滥炸，而开始写这第二章的时候，德国的轰炸变本加厉了。黄色的炮火照亮了天空，弹片咣咣咣地砸着屋顶，伦敦桥要垮了，要垮了，要垮了⁽²⁹⁾。任何看得懂地图的人都知道我们的境况非常危险。我不是说我们已经战败了，或应该会被击败。胜负的关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斗志。但此刻我们之所以会陷入这一水深火热的境地，完全是咎由自取，而且还在犯同样的错误。如果我们不立刻改弦更张的话，将会万劫不复。

这场战争让我们认识到，在私人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下，土地、工厂、矿业、交通由私人拥有，纯粹为了营利——这套体制行不通了。它无法带来任何好处。过去几年来，已经有数百万人意识到这一事实，但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因为没有自下而上的真正的冲动去改变这个体系，而那些高高在上的人逼着自己对这件事保持着冥顽不灵的愚昧。争辩和宣传根本无法取得任何进展。那些拥有财富的人就赖在自己的位置上，宣称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希特勒征服欧洲，彻底暴露了资本主义的问题。尽管战争是邪恶的，但它是一场无可辩驳的实力的考验，就像一台掰手腕机器。强大的实力能获得立竿见影的回报，没有办法弄虚作假。

当螺旋桨刚被发明时，有一场争论持续了很多年，那就是，到底螺旋桨蒸汽船快还是明轮船快。和所有被淘汰的事物一样，明轮船不乏其支持者，他们提出了很有见地的理由支持自己的见解。但是，最后一位著名的海军上将让马力相同的螺旋桨蒸汽船和明轮船并肩出发，彻底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在挪威和佛兰德斯的战场上，类似的事情发生了。它彻底证明了计划经济体制要优越于无计划的经济体制。不过，在这里有必要对两个被滥用的词汇进行解释，这两个词分别是：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社会主义经常被解释为“共同拥有生产资料”。说得浅显些，就是政府代表整个国家占有一切，每个人都受雇于政府。个人仍可以拥有私人财产如家具和衣物，但所有的生产资料，如土地、矿业、轮船和机器，都由政府拥有，政府是唯一的大规模生产者。社会主义是否在方方面面都比资本主义优越尚未可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比起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将能解决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在正常情况下，资本主义经济无法消费完自己所生产出来的东西，因此总是会造成过度生产的浪费（小麦拿到炉子里烧掉，鲱鱼被扔回大海里等等），而且总是会有失业问题。而到了战争时期，它无法生产出所需要的一切物资，因为除非有利可图，否则根本没有人会从事生产。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不存在这些问题。政府会计算出需要哪些物资，尽自己的能力进行生产，只受制于劳动力和生产原料。在国内，金钱不再具有神秘而万能的魔力，变成了一种配给券或票证，发行的数量足以买下当时所能提供的全部消费品。

但是，过去几年来，我们清楚地看到，“生产资料共同所有”并不等同于社会主义。以下几点是不可或缺的：收入要相对平等（相对平等就可以了），政治上要推行民主，废除世袭特权，尤其是在教育方面。这些都是防止阶级体制卷土重来的必要的未雨绸缪。要是人民无法相对平等地生活，并能对政府实施监督控制，那么收归中央的所有制就失去了应有之义。政府可能会由专横独断的政党所把持，寡头政治和特权有可能回归，不是基于金钱，而是基于权力。

那么，什么是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主义，或德国式的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借鉴了社会主义的一些特征，使它能更有效率地进行战争。在内政上，德国和社会主义国家有很多的相似之处。私有产权没有被废除，仍然有资本家和工人——这一点很重要，也是为什么全世界的富人支持法西斯主义的原因——大体上说，就像纳粹革命前一样，资本家和工人的身份并没有改变。但与此同时，德国政府，也就是纳粹党，控制了一切，包括投资、原材料、利率、工时和工资。工厂的老板还是工厂的拥有者，但实际上他的地位只相当于一名经理。每个人实际上都在为政府做事，不过工资却有非常大的差别。这个体系非常高效，能够杜绝浪费和克服障碍。在短短的七年内，德国就建立起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体系。

但法西斯主义的理念与社会主义的理念之间的差异是不可调和的。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大同世界，每个人都享有自由和平等。人权的平等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纳粹主义则正好相反。纳粹运动背后的驱动力是对人类不平等的信仰，坚信日耳曼民族优越于其他所有民族，理应由德国统治世界。在德意志帝国之外，它不会承担任何义务。知名的纳粹教授一次又一次地“证明”只有日耳曼人才是完全的人类，甚至提出非日耳曼人（比如说，我们这些人）可以和大猩猩配种！因此，虽然德国似乎在推行战时共产主义的一些措施，它对待被征服国家纯粹是抱着压迫者的心态。捷克、波兰、法国等国家的作用就只是为德国生产其所需要的物资，而报酬如此低廉，使得他们无法进行公开的反叛。如果我们被征服了，我们的工作或许就是为希特勒继续发动征服俄国和美国的战争生产武器。纳粹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类似于印度教的种姓体制，把人分为四个等级。最顶层是纳粹党，第二等级是德国人民，第三等级是被征服的欧洲人民，第四等级是有色人种，希特勒称他们为“半猿”，这些人将被公然当成奴隶看待。

无论这个系统在我们看来有多么可怕，它确实很有效。它运作有效是因为它是一个有计划的体系，为了实现征服世界这个具体的目标而运作，不允许任何个人利益，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的利益，妨碍它的实现。英国的资本主义体制行不通了，因为这个体制充满了内耗，以私人利润为主要目标。在这个体制内，各个力量分散往不同的方向，很多时候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完全相悖。

在关键的那几年，英国的资本主义虽然拥有巨大的生产能力和无与伦比的技术工人队伍，却无法满足备战的要求。为了迎接现代战争，你必须将很大一部分国家收入用在军备武装上，而这意味着消费产品的减少。例如，一架轰炸机的价值相当于五十辆小汽车，或相当于八万双丝袜，或一百万个面包。显然，要生产许多架轰炸机的话，你只能降低国家的生活标准。正如戈林元帅所说的，要大炮还是要黄油？但在张伯伦主政下，英国无法完成这一转变。富人们不愿意被课税，而富人们丝毫不受触动，也就不能对穷人们课以重税了。而且，只要利润仍是生产者们追求的主要目标，他们就没有动力将生产消费品转变为生产军备武器。商人的首要天职是向股东们负责。或许英国需要坦克，但或许生产汽车回报更高。不让战争物资流入敌国是一般的常识，但是卖到利润最高的市场又是商业的义务。1939年8月底，英国的贸易商络绎不绝地向德国出口锡、橡胶、铜和虫胶——而众所周知，战争再过一两个星期就要打响了。这就好比卖给一个人一把剃刀，好让那个人拿着那把剃刀割开你的喉咙，但那可是“好买卖”。

现在看看事情的结果吧。1934年之后，大家都知道德国在重新武装自己。1936年之后，每个长了眼睛的人都知道战争即将来临。慕尼黑会议之后，战争何时会打响成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1939年9月，战争爆发了。八个月后，我们发现，就军备而言，英国军队比起1918年时好不到哪里去。我们看到自己的子弟兵一路被绝望地赶到海边，以一架飞机对抗三架飞机，以步枪对抗坦克，以刺刀对抗机关枪。我们甚至没有足够多的手枪发放给军官。战争打了一年，常规军还缺三十万顶头盔。我们还一度出现军服紧缺——而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生产羊毛织品的国家之一！

事实的真相是，整个有产阶层不愿意面对生活方式的改变，于是对法西斯和现代战争的本质视而不见。低俗的报刊以不切实际的乐观主义糊弄公众，那些报纸依靠广告生存，因此只关心贸易能正常运作下去。年复一年，比弗布鲁克旗下的报刊用巨大的头条新闻安慰我们“战争不会爆发”；到1939年初，罗瑟米尔勋爵⁽³⁰⁾对希特勒的描述是“一位了不起的绅士”。英国陷入危机时，除了舰船之外，每一样战争物资都出现短缺，而汽车、皮衣、留声机、唇膏、巧克力或丝袜却无一有紧缺记录。有人敢昧着良心否认私人利润和公共必需品之间的拔河比赛没有一直在进行吗？英国在为生死存亡而战，但商业却必须谋求利润。打开一份报纸，你一定会看到两种意见相左的论调一同出现。就在同一个页码上，你会发现政府在敦促你厉行节约，而商家在敦促你掏钱买毫无用途的奢侈品。“借出你的钱，保卫我们的家园”⁽³¹⁾，但“健力士啤酒对你有好处”⁽³²⁾，“购买枪支”但还要购买“海格牌威士忌”、“邦德洗面奶”和“黑魔法巧克力”。

但有一件事带来了希望——公众意见出现了明显的转向。要是我们能在这场战争中幸存下来，佛兰德斯一役的惨败将会是英国历史伟大的转折点之一。在那场惨不忍睹的灾难面前，工人阶级、中产阶级甚至商人阶级的一部分群体意识到私人资本主义已经彻底腐朽了。在此之前，反对资本主义的理由从未得到证实。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俄国，是一个遥远而落后的国度。所有的批判对獐头鼠目的银行家和声如洪钟的股票经纪毫无触动。社会主义？哈哈哈！钱从何而来呢？哈哈哈！那些资本家的位置稳固得很，他们都知道这一点。但法国垮台之后，无法一笑置之的事情来临了，支票簿或警察根本无法摆平轰炸。嗖—砰！那是什么？噢，只是一颗炸弹炸倒了股票交易所。嗖—砰！又有一亩某个人在贫民窟的宝贵产业被炸平了。希特勒将作为让伦敦转喜为悲的人物而名留青史。有生以来头一遭，那些生活得舒舒服服的人活得不那么舒服了，那些以散布乐观主义为职业的人不得不承认出问题了。那是一个巨大进步。从那时起，让那些故意装疯卖傻的人相信计划经济或许要比让最卑劣的人成为赢家的自由经济更加优越这个原本很难实现的任务或许变得不那么困难了。

二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差别并非只是技术层面的差别。我们不能从一种体制换到另一种体制，就像工厂里安装完一台新机器一样，然后继续像以前那样运作，任由同一帮人在控制。显然，这还需要一场权力的彻底变更。要有新鲜血液、新人和新的理念——确切地讲，需要一场革命。

前面我提到了英国的理智和同质性，还有像一根纽带那样将几乎所有的阶级团结在一起的爱国主义。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任何稍有理智的人都可以看到这一点。但要说出那个时候的希望已经实现这样的谎话是荒唐可笑的。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普罗大众已经做好了应对巨大变革的准备，但变革至今甚至还没有开始。

英国是一户由错误的人掌管的家庭。我们被那些富人和生来就颐指气使的人所统治。这些人其实本性并不坏，有些人甚至不傻，但作为统治阶级，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带领我们获得胜利。就算他们能摆脱物质利益的羁绊也无法做到这一点。前面我已经指出，他们故意装疯卖傻。别的且不说，有产阶级的统治意味着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被老人所统治——那些人完全不知道自己生活在什么年代，或他们在与什么样的人为敌。这场战争一开始的时候，那些老一辈的人串通一气，硬要说它是1914年至1918年那场战争的重演，没有什么事情能比这更加令人绝望。所有的老头都回到岗位上，比上一次战争老了二十岁，那一张张老脸变得更像骷髅。伊安·赫伊为部队加油助威，贝洛克⁽³³⁾撰写作战策略，马洛伊斯⁽³⁴⁾进行广播宣传，班斯法瑟⁽³⁵⁾画卡通画。这就像一群游魂野鬼在开茶话会。这种情况几乎没有改变。灾难性的打击把像贝文这样少数几个有能力的人推上前线，但大体上，我们仍被原来那帮人所统治，他们经历了1931年至1939年那段时期，却甚至没有察觉希特勒是个危险人物。那一代教而不善的人就像一串尸体那样吊在我们的脖子上。

但凡你考虑到这场战争的任何问题——无论那是最为广泛的战略问题，还是本土组织的最微小的细节——你都会了解到，只要英国的社会结构依然故我，必要的行动就无法进行。不可避免的是，出于所处的位置和所受到的教育熏陶，英国统治阶级为了捍卫自己的特权而战，而他们的特权又与公众利益无法协调。有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战争的目的、战略、宣传和工业生产组织就像轮船的水密舱一样互不关联；事实上，上述的几点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每一个战略计划、每一个战术谋略，甚至是每一样武器，都深深带着社会制度的烙印。英国统治阶级正在抗击希特勒，而他们一直以为，有些人甚至依然以为希特勒是抵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保护神。这并不表示他们会主动地出卖祖国，但它意味着在每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他们总是会犹疑动摇，手下留情，犯下错误。

自1931年以来他们出于本能，总是一错再错，直到丘吉尔政府在某种程度上阻止了这一进程。他们帮助佛朗哥推翻了西班牙政府，尽管任何不是白痴的人都会告诉他们法西斯统治的西班牙一定会与英国为敌。从1939年到1940年的那个冬天，他们为意大利送去了战争物资，而全世界都知道意大利人将在春天对我们发起进攻。为了数十万名食利阶层的利益，他们将印度从盟友逼成了敌人。而且，只要有产阶级仍在统治我们，我们就只能采取被动防御的策略。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改变现状。我们怎样才能在不引起自己的帝国内有色人种响应的情况下将意大利人逐出阿比西尼亚呢？我们如何才能消灭希特勒，而不让德国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掌权呢？左翼人士在鼓吹“这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战争”和“大英帝国主义”是为了战利品而战，他们的脑袋根本没有清醒。英国的有产阶级并不想获得新的领土，那只会是一个难堪。他们进行战争的目的（这个目的难以启齿，而且根本无法实现）只是维持他们已经拥有的特权和利益。

本质上讲，英国仍是有钱人的天堂。所有关于“牺牲的平等”的言论都是在扯淡。就在产业工人被要求忍受更长工作时间的同时，报刊上却在刊登广告“招聘仆人，一个负责家庭事务，八个当杂役”。在狂轰滥炸之下，伦敦东区的贫民流离失所饥肠辘辘，而那些有钱人却开着小汽车跑到舒适的乡村别墅避难。国民自卫队在几周之内膨胀到百万规模，被经过有意的从上至下的组织，使得只有拥有私产收入的人才能担任指挥官。就连限量供应系统也被刻意安排，使得穷人一直遭受打击，而年收入在2 000英镑以上的人则基本上不受影响。到处都有特权在挥霍善意这种事情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政治宣传也成为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为了试图唤起爱国主义情绪，张伯伦政府在战争开始时所派发的红色海报，其内容可以说是历来最肤浅的。但是，它们就只能刊登这些内容，不会有其它内容，因为张伯伦和他的手下怎么能冒险唤起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强烈民意呢？任何真心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人一定也会反对张伯伦本人和所有那些帮助希特勒掌握权力的人。而对外的政治宣传情况也一样。在哈利法克斯勋爵的所有演讲中，没有一个切实的提议，能让哪怕一个欧洲人愿意做出一丁点儿的牺牲。因为，哈里法克斯或任何像他那样的人能提出什么战争目标呢，除了让一切倒退回1933年？

只有爆发一场革命才能让英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得以自由发挥。革命不一定非得是红旗飘飘和街头抗争，革命意味着权力的大规模移交。革命会不会发生流血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时间和地点。而且，革命不是由某个阶级实施专政。在英国，那些知道应该进行哪些改变，并有能力促使改变发生的人并不局限于某个阶级——当然，他们当中只有极少数人一年的收入在2 000英镑以上。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公开地、有意识地反对效率低下、阶级特权和老人统治。主要的问题不是改变政府。大体上，英国政府体现了人民的意愿。如果我们能自下而上改变我们的组织结构，我们将能组建我们所需要的政府。那些老迈的、可能是亲法西斯派的大使、将军、官员和殖民地行政官要比那些一定会在公众面前暴露出愚蠢的内阁部长更加危险。在我们的国内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必须与特权作斗争，与那种智力有缺陷的公学毕业生比聪明的技术工人更适合担任领袖的思想观念作斗争，虽然前者当中不乏诚实干练的人才，但我们必须打破有产阶级对政坛的把持。英国必须恢复其真正的面目。隐藏在表面之下的英国，由工厂和报刊编辑室、飞机和潜水艇组成的英国，必须掌握自己的命运。

短期内，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所奉行的平等和牺牲势在必行，这比实施激进的经济改革更加紧迫。工业必须进行国有化，但更紧迫的是，像“仆人”和“私产收入”这样的畸形事物必须立刻消失。为什么西班牙共和国在形势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可以坚持抗战两年半之久？几乎可以肯定的主要原因就是没有明显的财富差别。西班牙人的生活非常辛苦，但所有的人都在同样受苦。普通士兵没有烟抽，将军也一样没有烟抽。假如每个人都付出同样的牺牲，英国的士气将坚不可摧。但当前我们只能依赖传统的爱国主义激励人民，虽然我们的爱国主义比其它国家要浓厚一些，但绝非取之不涸的源泉。或许到了某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英国人在说：“或许被希特勒统治，我的生活也不会差到哪里去。”那时你能对他怎么说？——普通士兵出生入死，一天的军饷只有2先令6便士，而臃肿的贵妇则坐在劳斯莱斯小车里，抚弄着她的哈巴狗——你希望用什么话去鼓舞他？

这场战争很可能会持续三年之久。这将意味着辛苦的加班加点、寒冷无趣的冬天、食之无味的伙食、娱乐的匮乏和无休止的轰炸。我们的生活标准将持续恶化，因为在战争时期生产武器比生产消费品更加重要。工人阶级将蒙受苦难。他们愿意忍受这些事情，几乎无限期地忍受下去，只要他们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奋斗。他们不是懦夫，他们甚至没有国际意识。他们可以像西班牙工人那样忍受一切苦难，甚至比他们更坚强。但他们需要承诺，让他们知道他们和孩子们将会过上美好的生活。而最具说服力的证据就是，当他们被课税和被勒令加班加点时，他们会看到富人们作出了更大的牺牲。如果那些富人发出痛苦的尖叫，那就更好了。

假如我们真的有心的话，我们可以实现这些事情。在英国，公众意见拥有很大的权力。公众意见总是能实现一些事情。过去六个月来，几乎所有良性的改变都是公众意见促使的结果。但这一切就像冰川蔓延一样缓慢，而且只有在灾难性的结果发生后我们才会吸取教训。直到巴黎沦陷我们才罢黜了张伯伦；直到伦敦东区数万民众遭受了本可以避免的灾难时我们才摆脱了，或在部分程度上摆脱了约翰·安德森爵士⁽³⁶⁾。为了埋葬一具尸体而输掉一场战斗是不值得的。我们正在与狡猾而邪恶的敌人进行斗争，时间非常紧迫，对于失败者而言，呜呼哀哉！历史是无法修改或重来的。

三

过去六个月来，人们一直在谈论“第五纵队”。不时总有一些身份不明的疯子因为发表了支持希特勒的言论而被抓入监狱，大批的德国难民被关进集中营，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件事在欧洲对我们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的确，隶属第五纵队的庞大部队突然间会像在比利时和荷兰那样手持武器涌上街头只是滑稽无聊的想象。但是，第五纵队的危险的确存在。只有同时考虑英国会以什么方式被击败，你才能考虑清楚这个问题。

光靠空中轰炸是不可能结束一场战争的。英国或许会被入侵并被征服，但这场侵略将会是一次危险的赌博。如果它真的发生了，并且以失败告终，或许它将让我们比以前更加团结，不再像以前那样接受毕灵普分子的摆布。而且，如果外国军队入侵英国，英国人会知道自己打了败仗，并继续抗争。外国军队将很难永久地压制下去，希特勒也不愿让一百万德军常驻在英伦群岛。一个由某某某、某某某和某某某（名字你可以自己想）把持的政府或许更合他的心意。英国人或许不愿受欺压凌辱，不愿举手投降，但他们可能会对战争感到厌倦，就像在慕尼黑会议上一样，被连哄带骗签署了投降书，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投降了。当战局似乎一片光明而不是焦头烂额的时候，这种事情是最容易发生的。德国和意大利的宣传所采取的威胁口吻从心理学上犯下了错误。它只对知识分子起作用。要对付广大群众，恰当的手段应该是“就算我们打了个平手吧”。当和平的提议以这种调子出现时，那些亲法西斯派就会扯起嗓门开始呐喊。

但是，谁是亲法西斯派呢？那些非常有钱的人、共产主义者、莫斯利的追随者、和平主义者和天主教的某些教派希望希特勒获得胜利。此外，如果国内局势不利的话，工人阶级中较为穷苦的阶层或许会转向失败主义者的立场，但不会积极地支持希特勒。

在这张乱糟糟的名单里，你可以看到德国宣传的勇气，它愿意向每个人许诺一切。但众多的亲法西斯势力并没有自觉地采取共同行动，他们在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运作。

共产主义者肯定是亲希特勒派的，除非俄国改变了政策方针，但他们的影响力并不大。虽然现在莫斯利的黑衫军很低调，但他们是更严重的危险，因为他们在军队中拥有根基。即使如此，即使在最鼎盛的时期，莫斯利的追随者也不超过5万人。和平主义是精神上的一种倾向，而不是一场政治意义上的运动。某些更加极端的和平主义者，一开始时摆出完全抗拒暴力的姿态，到最后热烈地拥戴希特勒，甚至向反犹主义暗送秋波。这是很有趣的事情，但并不重要。“纯粹的”和平主义是海上霸权的副产品，只对那些地位很安稳的人有吸引力。而且，和平主义是一种消极而不负责任的态度，无法鼓舞起人心。在和平誓约联盟的成员中，只有不到百分之十五的人会付年费。和平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或黑衫军这些群体都不能单靠自己的力量发起大规模的反战运动。但他们或许能够帮助出卖国家的政府更加轻易地进行投降谈判。就像法国共产党一样，他们或许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沦为百万富翁们的帮凶。

真正的危险来自上层。你无须关注希特勒近来所说的那一套，什么他是穷苦人民的朋友，财阀集团的敌人之类的话。希特勒的真我体现于《我的奋斗》和他的所作所为中。他从未处决过有钱人，除非他们是犹太人或积极地与他作对。希特勒厉行中央集权经济体制，剥夺了资本家的大部分权力，但没有改变社会结构。国家控制了工业生产，但穷人和富人，主人和仆人依然存在。因为，为了阻止真正的社会主义实现，有产阶级总是与希特勒站在同一阵营。西班牙内战的时候这一点已经暴露无遗，而法国沦陷的时候再次清楚地暴露出来。希特勒的傀儡政府不是由工人阶级组成，而是由一帮银行家、老迈糊涂的将军和腐朽的右翼政治家组成。

那种明目张胆的有意识的叛国行为不大可能在英国获得成功。事实上，不大可能有人会去尝试做这种事情。但是，对于许多苦于重税的人来说，这场战争是毫无意义的资本主义内战，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必须停止。你不用怀疑高层正在进行“达成和平”的行动。或许，影子内阁已经形成。这些人的机会不是在战败的时候，而是在战况陷入僵持，厌战情绪为不满情绪火上浇油的时期。他们不会提及投降，只会高谈和平。毫无疑问，他们自欺欺人的言论或许还能说服别人，自以为他们是为了谋求最好的结局而努力。百万富翁带领着一帮失业者引用“登山宝训”⁽³⁷⁾的内容——那正是我们的危险。但是，当我们实现了合理的社会公平后，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坐在劳斯莱斯轿车里的女士可要比戈林的轰炸机队更具杀伤力。

第三部：英国的革命

一

英国的革命从几年前就开始了，在敦刻尔克大撤退后，它开始蓬勃兴起。和英国的一切事物一样，英国的革命进行很不活跃很不情愿，但它的确正在发生。这场战争加速了它的进程，但加快速度的必要性也在急剧增加。

进步和反动与政党标签不再有什么关系了。如果你希望指出一个特别的时刻，那么，你可以说，当《画报》开始出版时，旧时区分左翼和右翼的那一套就不适用了。《画报》有什么样的政治立场呢？《骑兵队》呢？普雷斯利⁽³⁸⁾的广播节目呢？《标准晚报》的社论文章呢？旧的分类不再适合它们。它们表明有许多没有政治标签的人群的存在，他们在去年或前年就意识到出了什么差错。但是，一个没有阶级和消灭了产权制度的社会大体上可以被称为“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可以给我们正在迈进的社会起这么一个名字。战争与革命是不可分割的。不击败希特勒，我们就无法建立西方国家心目中的社会主义体制；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经济和政治还延续十九世纪的制度，我们就无法击败希特勒。我们的历史阻碍了我们对未来胜利的追求，我们只有两年、一年，甚至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努力促使那个未来得以实现。

我们不能够指望这个政府或任何类似的政府能自发完成必需的改变。主动性只会来自底层。这意味着将会有从来未在英国存在过的事情发生——一场有广大人民群众作为后盾的社会主义运动。但你必须先认识到为什么之前的英国社会主义会以失败告终。

英国只有一个有影响力的社会主义政党，那就是工党。它一直无法实现任何重大的改变，因为除了纯粹的国内事务之外，它从未有过真正独立的政策。这个政党一直由工会所控制，致力于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这意味着多年来，工党更感兴趣的是英国资本主义的繁荣。它最关心的是维系大英帝国，因为英国的财富大部分来自亚洲和非洲。工党所代表的工会会员的生活标准间接建立在印度苦力的血汗劳动之上。与此同时，工党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拥有旧式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承诺要对有色人种做出补偿。它不得不主张印度“独立”，就像它不得不主张裁军和“进步”一样。但是，大家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在坦克和轰炸机的时代，像印度和非洲殖民地这样的落后农业国家就像猫狗一样无法独立。要是工党真的能赢得绝对多数选票并组成政府，然后赋予印度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话，印度将会被日本所吞并，或被日本和俄国所瓜分。

工党政府治理大英帝国时可以选择三种方略。其一是继续像以前那样治理这个帝国，这意味放弃所有社会主义的主张。另一个方略是让那些被统治的人民获得“自由”，这实际上意味着将他们移交给日本、意大利和其它虎视眈眈的帝国，并使得英国人的生活标准遭受灾难性的下降。第三个治国方略是制订出积极正面的政策，将大英帝国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联邦政体，就像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一样，但更加松散自由。但纵观工党的历史和背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工党是各工会的政党，目光极其狭隘，从不过问大英帝国的治理，而且与那些治理大英帝国的人毫无交往。它只能将管理印度和非洲，以及大英帝国的防务工作交给另一个阶级的人，而这些人向来仇视社会主义。对工党是否能够真的做到政令畅通的怀疑像阴影一样笼罩着一切。虽然它的追随者人数众多，但工党在海军毫无根基，在陆军和空军里也没有多少基础，根本没有殖民地管理的经验，就连在本国的行政部门也立足不稳。工党在英国的地位很坚固，却并非坚不可摧，而英国海外的一切关键职位都掌握着其敌人的手中。一旦工党执政，它将面临一直以来同样的问题：兑现它的承诺而甘冒遭遇反抗的危险；或延续保守党的政策，不再奢谈社会主义。工党领袖们从未找到解决的办法，自1935年以来，他们是否真的有执政的意愿实在值得怀疑。他们已沦落为国会里永远的反对派。

除了工党之外还有几个极端主义的政党，其中以共产党势力最强。1920年6月和1935年9月，共产党员在工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他们的最大贡献，以及劳工运动左翼团体的最大贡献，是使得中产阶级疏远脱离了社会主义。

过去七年的历史让我们清楚地意识到，共产主义在西欧没有实现的机会。法西斯主义的吸引力要比它大得多。在许多国家，共产党接连被纳粹党这个更加摩登的政敌所取代清除。在英语国度里，共产党从来未能真正立足。他们所传播的信念只能感召一小部分人，大部分是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些人不再热爱自己的祖国，却仍然有爱国主义的情怀，于是将他们的这份情怀倾注在俄国上。1940年的时候，在工作了二十年，花费了大量资金之后，英国共产党只有不到2万名党员——事实上，这个数字比1920年时还要少。其它奉行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更加微不足道。他们没有俄国的资助和威望在背后支持，而且它们比共产党更信奉十九世纪关于阶级斗争的信条。年复一年，它们宣传着这一落伍的信条，虽然没有人再相信这一套，但它们从未从中得到启示。

本土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也没有壮大兴盛。英国的物质条件并不算太糟，也没有出现值得严肃对待的政治人物。你得找上很久才能找到一个能比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更没有头脑的人。他就像一个水壶，脑袋里空空如也。他甚至连法西斯主义绝对不能冒犯民族感情这一基本原则也不知道。他的整个运动就是照搬国外的那一套，从意大利借鉴了制服和党内章程，从德国借鉴了致敬礼，后来才补上了迫害犹太人的那一套——事实上，莫斯利发起运动时，犹太人是他最重要的追随者。像博顿利⁽³⁹⁾或劳合·乔治这样的人或许能够掀起一场真正的英国法西斯运动，但这样的领袖只有在公众对他们的心理需要存在时才会出现。

经过二十年的停滞和失业之后，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再也无法鼓舞起英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工党信奉的是怯懦的改良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仍在沿用十九世纪的那一套思想诠释当今的世界。二者都忽视了农业和帝国的问题，并且激起了中产阶级的反感。左翼政治宣传令人咂舌的愚蠢将工厂经理、飞行员、海军军官、庄园主、白领工人、商店店主、警察这些必须争取到的阶层给吓跑了。这些人都以为社会主义会威胁他们的生计，或者用他们的话所说，是陌生的、煽动性的、“反英国”的那一套。只有知识分子，那些百无一用的中产阶级人士，才会被这场运动所吸引。

如果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希望有一番作为，它就必须认清如今在左翼团体中被视为禁忌的几个事实。它必须承认英国比大部分国家更有凝聚力，英国工人除了锁链之外，也有自己的财产，而且社会阶级之间观念和习惯的区别正在急剧消失。总而言之，它必须承认传统的“无产阶级革命”那套理论已经不可能实现了。但在两场战争之间的那些年头里，根本没有出现既有革命色彩又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纲领——基本上，这是因为没有人真心希望任何重大改变发生。工党的领导人希望能一直领取他们的工资，时不时和保守党人换换位置。共产主义者希望维持现状，满足于充当殉道者的角色，遭遇无休止的挫折，然后归罪于他人。左翼知识分子希望维持现状，嘲笑毕灵普分子，打击中产阶级的信心，但仍然保住那个他们喜欢的位置——食利阶层的门客。工党的政见成为了保守党的政见的一个变种，“革命”政见只是一层自欺欺人的伪装。

但是，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昏昏欲睡的年代已经结束了。作为一名社会主义者不再意味着在口头上对现行体制破口大骂，而实际上你却对其非常满意。这一次，我们的艰难处境是真切的。“非利士人已经杀过来了，参孙。”我们必须实现我们的诺言，否则就将遭到毁灭。我们都很清楚，英国要是再延续当前的社会体制就要亡国了，我们必须让其他人了解这一现实，并采取行动。如果我们不能建立社会主义，就根本无法赢得这场战争，而不赢下这场战争，建立社会主义也无从谈起。在这一时刻，既有革命色彩又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纲领是可能实现的，而这在和平的年头是不可能的事情。这场社会主义运动将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将亲法西斯派赶下权力的宝座，消灭较大的不公，让工人阶级意识到自己将为之奋斗的目标，赢得中产阶级的支持而不是激起他们的反感，制订切实可行的帝国政策，而不是把谎言和乌托邦式的幻想掺杂在一起，将爱国主义与理智结合起来——这么一场运动将会头一回成为可能。

二

我们正身处战争之中，社会主义不再只是书本上的概念，而是可以实现的方针。

当前欧洲的局势已经证明了私人资本主义存在着弊端。伦敦东区正是资本主义不公活生生的写照。虽然社会主义者一直在抨击爱国主义，但现在它却变成了他们手中有力的杠杆。那些在别的时候会死抓住他们那点可怜兮兮的特权不放的人在祖国遇到危险时将愿意放手。战争是促成改变的最有力的因素。战争加快了一切进程，消除了细微的分歧，让现实暴露无遗。我们让每一个个体意识到他不仅仅是一个个体。而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时，他们愿意在战场上浴血牺牲。在这一刻，牺牲生命、闲暇、舒适、经济自由和社会地位都不是什么问题。在英国，只有极少数人愿意看到自己的祖国被德国征服。要是我们能让他们知道只有消除阶级特权才能战胜希特勒，绝大多数的中产阶级人士，那些从一周挣6英镑到一年挣2 000英镑的人，或许愿意投入我们的阵营。这些人是必须争取的对象，因为他们当中包括了大部分技术专家。显然，像飞行员和海军军官这些人的势利心态和政治无知将会是非常棘手的问题。但是，没有了这些飞行员和驱逐舰指挥官等人，或许我们一周之内就得投降。而唯一说服他们的理由就是他们的爱国情怀。一场明智的社会主义运动将会利用他们的爱国主义情绪，而不是像迄今为止那样对其进行羞辱。

但我的意思是说，没有人会进行反对吗？当然不是。真要那么想可就太幼稚了。

一场艰苦的政治斗争将会发生，到处都会有无意识和半是出于真心的破坏活动。在某些时候，或许必须使用暴力。不难想象，有可能会发生一场亲法西斯的叛乱，比方说在印度发生。我们将必须与贿赂、无知和势利进行斗争。银行家和工商巨头、地主和食利阶层以及善于见风使舵的官僚将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进行阻挠。当中产阶级所习惯的生活受到威胁时，就连他们也会觉得很苦恼。但正因为英国的民族团结从未瓦解，正因为爱国主义最终压倒了阶级仇恨，人民群众的意志将可能获得最后胜利。幻想你能在不引发国内分歧的情况下就实现根本性的改变是没有用的。但在战争时期，那些奸佞小人的人数要比其它时候少得多得多。

显然，民意的转向正在发生，但不能指望它会自发地迅速发生。这场战争是希特勒巩固其帝国与民主意识壮大发展之间的竞赛。在英国的各个地方，你可以看到一场拉锯战正在进行——在议会、政府、工厂、军队、酒吧、防空洞、报纸和电台中进行。每一天都会有细微的失败和胜利。莫里森呼吁组建国民自卫队——前进了一小步；普雷斯利开始进行广播——后退了一小步。这是一场那些在暗中探索的人与那些教而不善的人之间的斗争，年轻人与老人之间的斗争，活人和死人之间的斗争。毋庸置疑，不满情绪一定会出现，但极为重要的是，它应该有所指向，而不只是起到阻碍的作用。现在是人民提出他们的战争目标的时候了。他们想要的是简单切实的行动纲领，尽可能地对其进行宣传，而公共舆论可以围绕着它展开。

我认为下列六点意见是我们需要的。前三点探讨的是英国的内政，后三点探讨的是大英帝国和世界的外交。

一、国有化土地、矿产、铁路、银行和各大工业。

二、平抑收入，让英国最高的税后收入与最低收入之间的比例不高于十比一。

三、以民主为纲领改革教育体制。

四、立刻赋予印度自治领的地位，当这场战争结束后就放弃权力。

五、组建帝国国民大会，有色人种可以派代表参加。

六、宣布与中国、阿比西尼亚和其它遭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结盟。

这一章程的整体倾向非常明了，就是要将这场战争变成一场革命战争，并将英国变成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国家。我力争让里面不会包括思想最简单的人也不明白或无法理解原因的事情。按照我总结归纳的形式，它可以刊登在《每日镜报》的头版。但出于这本书的宗旨，这里需要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阐述。

一、国有化。你可以在纸上谈兵，将工业“收归国有”，但实际上的过程是缓慢而复杂的。我们需要做的，是将所有主要工业的所有权收归代表人民群众的政府。一旦实现了这一步，就有可能消灭那些单纯只是产权所有者，但没有从事生产，只是依靠产权契据和股份凭证而生存的人。因此，国有体制意味着没有人可以不事劳作而活下去。这将导致工业运作发生的改变会有多突兀，我并不能肯定。在像英国这样的国家，我们不能将整体结构全盘推倒然后再从头开始建设，尤其是在战争时期。不可避免地，工业生产的主要任务仍将由以前的同一班人员去执行，他们曾经是老板或经理，将以国家雇员的身份进行他们的工作。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些小资本家会欢迎这样的举措。阻力将来自大资本家、银行家、地主和无所事事的富人，大体上说，那些年收入在2 000英镑以上的人——即使你算上所有依赖他们生活的人，他们在英国数目顶多就只有50万。农耕土地的国有化意味着消灭地主和什一税的受益者，但不一定会对农民造成影响。很难想象对英国农业进行改造能够在不保留现有的大多数农场作为基础单位的情况下进行，至少在刚开始的时候得是这样。只要农场主能干，他仍然可以当一个领工资的经理。事实上，他已经在靠给人打工谋生了，只是他还得肩负创造利润的压力，总是欠银行的钱。或许国家根本不会对小规模的贸易活动甚至小规模的土地私有进行干预。一开始就拿小业主开刀将会铸成大错。这些人的存在是必要的，他们大体上都很能干，他们干多干少取决于他们是否觉得自己是“真正的主人翁”。但国家将设置土地所有权的上限（或许最多为十五英亩），绝对不允许城镇地区私人拥有土地。

所有的生产工具都被收归国有的那一刻起，人民群众就会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而这是他们现在所体会不到的。他们将愿意承受等待着我们的牺牲，无论有没有战争。即使英国的外表似乎没有改变，到了我们的主要工业正式实现国有化的那一天，单独一个阶级的专制将会宣告结束。从那时开始，重点问题将从所有权转移到经营，从依赖特权到依靠本事。国有制本身所带来的社会变迁应该比战争所造成的普遍困难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改变要小一些。但它是必要的第一步，没有了这一步，真正的重建将不可能发生。

二、收入。平抑收入意味着制订最低工资，这意味着受管制，以可支配的消费品总额作为基础的国内货币供应。而这也意味着推行比现在更加严格的限量供应计划。在这个世界历史时期提出所有的人类应该享有毫厘不差的平等收入是没有意义的。某些工作没有金钱的回报就没有人会去做这种事情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得到了证明。另一方面，金钱的回报无须过于巨大。在实际运作中，不可能像我所提到的那样对收入进行那么严格的限制。总是会有异常的情况出现，会有人逃避税收。但没有理由反对将十比一的收入差异作为正常差异的上限。有了这样的限制就可以营造公平的氛围。一个每周只挣三英镑的人和一个年薪1 500英镑的人可以觉得相互是平等的，但威斯敏斯特公爵和睡河堤路长凳的流浪汉则不会有这种感觉。

三、教育。在战争时期，教育改革只会停留在口头上而不会真的发生。当前我们没办法提高离校年龄或增加小学的师资力量。但我们可以采取某些立竿见影的措施，朝民主教育体制迈进。我们可以将结束公学和老牌大学的自治作为开始，安排接受国家资助全凭能力筛选出来的学生到里面上课。当前的公学教育在一部分程度上是在培养阶级偏见，一部分程度上是上流社会在压榨中产阶级，让后者高价换得进入某个职业的权利。确实，情况正在发生改变，中产阶级已经开始反对教育的昂贵，如果战争再持续个一两年的话，大多数公学将会破产倒闭。疏散行动也正在促使某些细微的改变发生。但是，有些老牌学校经受得住金融风暴的侵袭，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存活下来，成为势利态度的温床，这一危险是存在的。至于英国那10 000所“私立学校”，绝大多数只配被勒令停学。它们只是一门生意，许多学校的办学质量还不如小学。它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许多人都觉得接受公共教育是没有面子的事情。国家应该消除这种观念，宣布由它接管所有的教育活动，即使在一开始的时候这只是一个姿态。我们既需要表示姿态，也需要采取行动。当一个有天赋的孩子能否得到他应有的教育完全取决于他的出身时，大谈“保卫民主”显然是毫无意义的。

四、印度。我们必须给予印度的不是“自由”。正如我前面所说的，“自由”是不可以实现的，但我们将与印度结盟，成为伙伴——换句话说，与它平等相待。但我们还必须告诉印度人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可以退出同盟。没有这个的话就谈不上伙伴之间的平等，而我们捍卫有色人种抵御法西斯入侵的宣言也就不会有人相信。但如果认为要是印度人获得脱离大英帝国的自由，他们马上就会这么做，那可就错了。当英国政府给予他们无条件的独立时，他们会表示拒绝。因为，就算他们有了摆脱大英帝国的权力，他们也没有理由这么做。

英印两国的决裂对印度的影响之严重并不亚于对英国的影响。印度的知识分子们了解这一点。当前的现状是，印度不仅没有力量保卫自己，甚至没有能力喂饱自己。整个国家的政府行政工作依赖专业人士的骨干作用（工程师、护林官、铁路工人、士兵、医生），这些专业人士绝大多数是英国人，五到十年内根本没办法取代。而且，英语是主要的通用语言，几乎所有的印度知识分子都深受英国国教的影响。任何异族统治权的易手——因为一旦英国让出印度，日本和其它强权势力就会立刻涌进来——将意味着大规模的混乱。日本人、俄国人、德国人或意大利人都没办法像英国人那样卓有效率地管理印度。他们没有必不可少的技术人才储备和对语言与当地情况的了解，而且他们或许无法赢得像欧亚混血儿这样不可或缺的中间人的信任。如果印度就这么“被解放”了，即解除了英国的军事保护，它旋即就会被新的外国势力征服，然后爆发一系列大饥荒，在几年之内就饿死数百万人。

印度所需要的是不受英国干涉制订自己的宪法的权力，但通过某种同盟关系获得英国的军事保护和技术支持。除非英国由社会主义者执政，否则这根本就是天方夜谭。因为至少八十年来英国一直在限制印度的发展，一部分原因是担心如果印度的工业得到高度发展的话会引起贸易竞争，一部分原因是落后的民族要比文明的民族更容易管理。印度人民被自己的同胞压榨比被英国人统治更加痛苦已经是老生常谈。印度的小资本家以最残酷无情的手段盘剥城镇工人，农民们从出生到死去都逃不出高利贷的魔掌。但这是英国统治的间接结果，其隐约闪现的目标就是使得印度尽可能地保持落后。对英国最忠诚的阶级是王公贵族、地主和商帮——总而言之，是对现状非常满意的反动阶级势力。当英国不再以剥削者的身份对待印度时，平衡的力量就会被改变。届时，英国人不需要再讨好那些可笑的、骑着挂满金饰的大象和率领着纸扎一般的军队的印度王公贵族，不需要再阻止印度的工会势力壮大，不用再挑起穆斯林与印度教之争，不需再保护放高利贷者毫无价值可言的生命，不用再接受谄媚的小官僚的阿谀奉承，不用再偏袒半开化的廓尔喀族士兵欺负那些受过教育的孟加拉人。一旦阻断了从印度苦力身上流往住在切尔滕纳姆的老太婆的银行账户的红利输送，整个白人老爷—土著人民的关系，前者傲慢无知而后者奴颜婢膝的关系就可以宣告结束。英国人和印度人可以并肩努力，促进印度的发展，培养印度人学会各种工艺，而他们目前受到系统性的限制，没办法进行学习。有多少目前在印度的英国人员，无论是经商还是从政，会欢迎这么一个举措——这意味着他们将失去“白人老爷”的地位——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大体上说，更多的希望来自年轻人和那些接受过科学教育的政府官员（民政工程师、林业和农业专家、医生、教育者）。至于那些高官——行省总督、行政署长、法官等等，靠他们是没有指望的。但是，他们也是最容易取代的。

简单地说，那将意味着由社会主义政府赋予印度以自治领的地位。这是基于平等地位的建立伙伴关系的提议，直到世界不再生活在轰炸机的阴影下。但我们必须加上印度可以无条件脱离大英帝国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证明我们的诚意。给予印度的条款，经过必要的细节上的变更后，也应给予缅甸、马来亚和我们在非洲的大部分殖民地。

五、六两点不需要进一步解释。我们必须这么做，才能证明我们进行这场战争为的是保护和平的民族抵御法西斯的入侵。

这么一个政策能在英国得到响应难道是不可能实现的奢望吗？一年前，甚至六个月前，或许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而且——这是眼下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对这个政策进行必要的宣传。现在周刊出版业非常发达，发行量高达几百万份，为普及这一理念做好了准备——即使不是上述我所勾勒的全盘方案，至少可以制订部分符合那一纲领的政策。甚至有三到四份日报愿意以理解的心态去倾听。这就是过去六个月来我们所取得的进步。

但是，这样的政策可行吗？那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

我所提出的几点意见有的可以立刻执行，有的得花上几年或几十年的时间，甚至到了那时也无法完美地得以实施。没有哪一套政治纲领能够全盘得以实施。但重要的是，那一套纲领或类似的纲领应该成为我们的宣传政策。方向总是最重要的。我们当然不能指望现在的政府能够作出任何承诺，将这场战争变成一场革命战争。充其量它只是一个妥协的政府，而丘吉尔就像骑在两匹马上的杂技演员。在限制收入这样的举措成为可能之前，首先要做的就是从旧的统治阶级手中接管所有的权力。要是这个冬天这场战争再次陷入僵持，我认为我们应该呼吁进行大选，而这件事一定会遭到保守党的拼命阻止。但就算没有大选，我们也能组建我们想要的政府，只要我们真的迫切想要实现这一点。由下至上的推动将能完成这一任务。至于谁能进入政府，我无法作出猜测。我只知道当人民有迫切需要的时候，合适的人选会进入政府，因为这是时势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时势。

一年内，或许六个月内，要是我们还没有被征服，我们将目睹前所未有的事情发生——一场英国独特的社会主义运动。迄今为止英国只有工党，它是工人阶级的产物，但它并没有进行根本性改变的目标。而马克思主义是源自德国的理论，经过俄国人的诠释，移植到英国变得水土不服，根本无法触动英国人的内心。自始至终，英国社会主义运动就从来没有谱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比方说，像《马赛曲》或《蟑螂》这样的歌曲。当一场贴近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出现时，和所有其他既得利益阶层一样，马克思主义者会成为其凶狠的敌人。不可避免地，他们会将其斥为“法西斯主义”。那些头脑不是很清醒的知识分子已经在反反复复地声称如果我们抗击纳粹分子，我们自己就将变成“纳粹分子”。他们还不如说“要是我们抗击黑人的话，我们也会变黑呢”。“要变成纳粹分子”，我们必须得经历过德国的历史。各国进行革命都无法绕过自己的历史。一个英国社会主义政府会对这个国家进行翻天覆地的改造，但那仍然会带着我们自身文明的明显烙印，也就是我在本书前面探讨过的那个奇特的文明。

这场改造将不会墨守成规，甚至不会照常理出牌。它将罢黜上议院，但可能不会废除君主制。它将处处留下不合时宜的事物和零零碎碎的残余：戴着滑稽的马毛假发的法官、士兵的帽徽上刻着狮子与独角兽。它不会建立任何明确的阶级专政政权。它将会围绕着旧的工党进行活动，绝大多数追随者将来自工会，但会吸引大多数中产阶层和许多出身资产阶级的年轻人参加。它的大部分首脑人物将来自新的模糊的阶层，有熟练工人、技术专家、飞行员、科学家、建筑家、记者——那些在电台和钢筋混凝土时代如鱼得水的人。但它不会失去达成妥协的传统和信奉法律高于政府的信念。它会枪决叛徒，但在此之前会给予他们庄严的审判，会判决某些人无罪释放。它会迅速而无情地镇压任何公开的反抗，但对言论和出版不会进行过多干预。不同名字的政党将会继续存在，革命团体将继续刊印他们的报纸，就像以往一样，不会产生多少影响。它将摧毁教会，但它不会迫害宗教。它将保留对于基督教道德观的尊敬，时不时地称英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天主教会将与之为敌，但非英国国教的教派和英国国教的大部分势力将能与之达成妥协。它能吸收历史，让国外的观察家感到震惊，有时候让他们怀疑到底革命是否发生了。

但它一定会完成必要的举措。它将会实现工业国有化、缩小收入差距、创建没有阶级之分的教育体系。从世界各地那些幸存的富人对它的仇视就能了解到它真正的本质。它的目的不是使大英帝国分崩离析，而是将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联邦体制，摆脱的不只是英国的旗帜，还有放高利贷者、食利阶层和榆木疙瘩脑袋的英国官僚。它的战争策略将与那些奉行私有财产制度的国家截然不同，因为它不会害怕革命将当前的现有政权摧毁后的后续效应。在进攻持有敌意的中立国或号召敌国的殖民地人民举行起义时它不会有半分犹豫。它将进行顽强的斗争，即使它被击败了，它的记忆仍会对胜利者构成威胁，就像法国大革命的记忆对梅特涅⁽⁴⁰⁾的欧洲构成了威胁一样。独裁者们会对它充满恐惧，而他们永远不会这般恐惧当下的英国政府，即使后者的军事实力是前者的十倍。

但目前英国浑浑噩噩的生活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即使在遭受轰炸的时候，令人愤恨的贫富差距到处可见，为什么我敢说这些事情“将会”发生？

因为以“非此即彼”的范式预测未来的时候已经到来了。要么我们将这场战争变成一场革命战争（我不是在说我们的政策将会丝毫不差地按照我在上面所说的去执行——只是说大体上它会遵照那些纲领行事），要么我们输掉这场战争，付出极其惨痛的代价。很快我们就可以明确地说我们正在朝哪一个方向迈进。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以我们当前的社会结构，我们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我们真正的力量，无论是人力上、道德上还是智力上的力量，都无法得到动员发挥。

三

爱国主义与保守主义无关。事实上，它是保守主义的反面，因为它是对经常在改变，却又被认为神奇地保持不变的国家的奉献。它是沟通过去和未来的桥梁。没有哪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会是一个国际主义者。

过去二十年来，在英国左翼知识分子中风行一种负面的无所作为的观念，对爱国主义和献身勇气进行嘲讽，不断地削弱瓦解英国人的士气，并传播一种享乐主义和“我能从中得到什么”的生活态度。这一行动的后果只有伤害。即使我们生活在那些人所幻想的软弱的国联体系中，它也会造成伤害。在元首和轰炸机的时代，它是一场灾难。无论我们有多么不喜欢，要生存就必须变得强硬起来。一个贪图享乐的国家是无法在工作像奴隶而吃饭像兔子，并以军备作为国家支柱产业的诸民族当中生存的。几乎所有肤色的英国的社会主义者都想要抗击法西斯主义，但与此同时，他们又希望使得自己的国人不好战争。他们失败了，因为在英国，对传统的忠诚要比对新事物的忠诚更加强韧。尽管左翼报刊上刊登那些“反法西斯”的豪言壮语，当与法西斯进行真正的斗争的时刻到来时，如果英国的普通人果真就像《新政治家报》、《工人日报》乃至《新闻纪实报》希望将其塑造的那副德性，我们有多少机会获胜呢？

直到1935年，几乎所有的英国左翼人士都是和平主义者。1935年后，他们当中更加能言善道的人积极地投身于“人民阵线”运动中，那只是对法西斯主义引发的问题的回避。它以纯粹的负面方式进行“反法西斯主义”——“反对”法西斯主义，而不“支持”任何已有的政策——而且在其背后隐藏着那个让人泄气的想法：一旦战争爆发，自然有俄国人帮我们顶着。令人惊讶的是，这一番幻想总是很有市场。每个星期都有大量的信件寄到报纸杂志那里，指出要是我们能组建排除了保守党的政府，俄国人就一定会站在我们的阵营。又或者我们会发表一些唱高调的战争目标（参阅如《我们的奋斗》、《亿万盟军——假如我们愿意》等作品），寄希望于欧洲人民会义无反顾地为了我们而进行抗争。其理念总是一样的——到国外寻找你的灵感，让别人去帮你打仗。在这一想法下面隐藏着英国知识分子严重的自卑情结。他们认为英国人不再是尚武的民族，再也不能进行艰苦卓绝的抵抗。

事实上，除了已经进行了三年抗战的中国人之外，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会有人为了我们而进行斗争，哪怕只是一段时间。⁽⁴¹⁾在遭受到直接进攻的情况下，俄国人或许会被迫使与我们一同作战，但他们已经清楚表明，如果可以的话，他们不会与德国的军队为敌。不管怎样，他们不会被英国成立了左翼政府这一奇观所吸引。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当前的俄国政权对西方的任何革命都持以敌对的态度。当希特勒的地位不牢靠的时候，欧洲被统治的民族将进行反抗，但在此之前他们是不会起来反抗的。我们潜在的盟友不是欧洲的民族。我们的盟友一方面是美国人，但即使大企业能乖乖听命，他们也需要一年的时间去动员资源；另一方面是有色人种，而除非我们开始了自身的革命，否则他们不会在感情上支持我们。在一段漫长的时间里，一年、两年，也有可能是三年，英国将会是世界的减震器。我们将不得不面对轰炸、饥荒、长时间工作、流感、无聊和阴险的和平提议。显然在这段时间里，保持士气很重要，而不是打击士气。左翼人士不能像平时那样恪守反对英国的态度，而是应该考虑，要是英语文明被消灭的话，世界将会是一番怎样的情景。而认为如果英国被征服了，其它说英语的国度，甚至包括美国，能独善其身，那是非常幼稚的想法。

哈里法克斯爵士和他的党羽认为战争结束时，情况仍会和以前一样。回到疯狂的凡尔赛秩序，回到“民主体制”，即资本主义体制，回到领救济金的长队和劳斯莱斯轿车相映成趣的情景，灰色的高礼帽和麻袋裤子并行不悖的年代。亘古不变，直到永恒。⁽⁴²⁾当然，这种事情显然是不可能发生的，只有在通过谈判达成和平的情况下才能勉强效仿。但那只是回光返照而已。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已经死去了。⁽⁴³⁾只能在希特勒将要建立的集权社会和将他击败之后将建立的另一种集权社会中做出选择。

如果希特勒赢得了这场战争，他的统治将支配欧洲、非洲和中东。要是他的军队的损耗程度不是太大的话，他将从苏俄那里掠夺大片的领土。他将建立起一个贵贱有别的种姓社会。在那个社会里，日耳曼统治民族（“优等民族”或“高贵种族”）将统治斯拉夫人和其他劣等民族，后者的工作将会是生产廉价的农产品。他将让有色人种一次性全部沦为奴隶。法西斯强权与大英帝国主义之间真正的纷争在于他们知道大英帝国正在走向分裂。按照当前的事态发展，再过二十年，印度将成为一个农业共和国，出于自愿与英国结盟。希特勒极度轻蔑地所指的“半人猿”将会驾驶飞机和制造机关枪。法西斯分子所梦想的奴隶国度将会走向终结。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失败的话，我们只是将自己的奴隶移交给新的主人，他们刚刚当上奴隶主，丝毫没有顾虑。

但除了有色人种的命运之外，还有两种水火不容的生活理念在互相抗衡。“在民主体制和极权体制之间，”墨索里尼说道，“绝对容不得半点妥协。”这两种理念甚至无法并存，哪怕只是短暂的时间。只要民主存在，即使它是极不完美的英国式民主，极权主义就会遭到致命的威胁。整个说英语的世界都无法摆脱人类平等的理念，虽说我们或美国人都言出必行只是一个谎言。但是，这个理念仍然存在，终有一天它将成为现实。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终将从英语文化中诞生，如果它不被毁灭的话。但正是人类平等的理念——“犹太式的”或“犹太教—基督教式”的平等理念——让希特勒来到这个世界上，想将其毁灭。天知道这番话他说过多少次了。在他看来，一个黑人和白人地位平等而犹太人被当成人看待的世界，就像无尽的奴役在我们看来那么恐怖而绝望。

我们要记住这两个理念是水火不容的，这一点很重要。到明年的某个时候，左翼知识分子很有可能会做出亲希特勒的反应。现在已经有这种情况的前兆了。希特勒的正面成就对这些空虚的人很有吸引力，至于那些有和平主义倾向的人，他迎合了他们的受虐倾向。你一早就大致知道他们会说些什么。他们先会拒绝承认英国的资本主义体制正在演变，或者说打败希特勒只会是英国和美国的百万富翁的胜利。然后，以这一点为出发点，他们会争辩说，说到底民主和极权体制“其实没什么两样”或“好不到哪里去”。英国并没有多少言论自由可言，因此，它的自由并不比德国更多。领取救济金是骇人听闻的经历，因此盖世太保的刑讯室也就坏不到哪儿去。大体上，天下乌鸦一般黑，不用五十步笑百步。

但在现实中，无论民主和极权体制的情况是怎样的，都不能认为这两者并没有区别。即使英国的民主体制无法演变超越目前的阶段，这一想法也是错误的。有秘密警察、文字审查和强制劳动的军国主义的欧洲大陆与一个松散的，有贫民窟、失业、罢工和党派争斗的海洋文明民主国家根本不是一回事。这是大陆势力和海洋势力之间的区别，残酷和漫无效率之间的区别，说谎和自欺欺人之间的区别，盖世太保和收租的寓公之间的区别。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时，你并非基于他们现在的力量，而是基于他们将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但在某种意义上，它与民主——无论是较高程度的民主还是程度最低的民主——是否“优于”极权主义这个问题并不相干；要在这个问题上作出判断，你必须先掌握绝对的标准。唯一重要的问题是，在最危急的时刻到来时，你真正同情的会是谁。那些喜欢在民主体制和极权体制之间取得平衡，“证明”两者都好不到哪里去的人都只是一帮浅薄的人，从未真正经历过现实。现在他们展现出对于法西斯主义同样肤浅的误解。一两年前他们高声呼吁反对法西斯主义时是这样，现在他们开始与法西斯主义暗通款曲，情况亦如是。问题不是：“你能说出一番大学辩论队式的替希特勒辩护的‘道理’吗？”而是：“你真的接受那种情况吗？你愿意接受希特勒的统治吗？你愿意看到英国被征服吗？还是不愿意呢？”在轻率地与敌人站在同一阵线之前，弄清楚这一点比较好。在战争中没有恪守中立这种事情。在现实中，你不是帮助一方就是在帮助另一方。

当最危急的时刻到来时，没有一个在西方传统中长大的人可以接受法西斯式的生活。重要的是，现在就意识到这一点，并理解它意味着什么。虽然英国文明死气沉沉、伪善而且没有公义可言，它却是希特勒的道路上唯一的障碍。它是所有“颠扑不破的”法西斯主义教条的一个活生生的反例。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法西斯主义作家过去多年来都一直认为必须摧毁英国的势力，为什么英国必须被“消灭”，必须被“毁灭”，必须“不复存在”。在战略上，这场战争有可能以希特勒占据欧洲，而大英帝国保持完整，英国的海上势力大体上不受影响而告终。但在意识形态上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如果希特勒一边在倡导那些纲领，而一边又抛出和平的提议，那只是他在耍手段，目的是以间接途径征服英国或在更加合适的时机重新发起进攻。他绝不会允许英国继续存在，就像一个漏斗那样将致命的理念从大西洋的彼岸引入欧洲的极权国家。回到我们自己的观点，我们将面临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保持我们所认识的民主体制。但保持总是意味着发扬。我们所面临的选择不是胜利和失败，而是革命与冷漠。如果我们为之奋斗的事情被彻底摧毁了，那在一部分程度上将是出于我们的自作自受。

英国有可能进入社会主义的初始阶段，将这场战争演变为一场革命战争，但仍然被打败。这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但虽然对于任何现在已经成年的人来说它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但比起少数富人和他们雇佣的骗子所盼望的“妥协的和平”，它远远没有后者那么致命。只有当英国政府沦为柏林的傀儡时，英国才会最终被毁灭。但如果在此之前英国已经觉醒过来，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那样一来，英国或许注定会失败，但斗争仍将继续，理念仍然长存。在战斗中倒下和不战而降之间的区别绝不是“荣誉”的问题和小男生式的豪情壮语。希特勒曾经说过，接受战败将扼杀一个国家的灵魂。这番话听起来像是哗众取宠的言论，但这的的确确是真的。1870年的战败没有削弱法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在精神上比拿破仑三世的帝制法国更具影响。但贝当、赖伐尔及其同伙所接受的和平，其代价就是将民族文化彻底摧毁。维希政府将享有虚伪的独立，代价是法国文化的独特之处——崇尚共和、政教分离、尊敬知识分子、没有肤色歧视——全将被摧毁。要是我们率先完成革命，我们将不会被彻底击败。我们或许会看到德国部队朝白厅进发，但另一波最终将击溃德国的权力迷梦的进程早已开始了。西班牙人民失败了，但他们在那难忘的两年半的时间里所学到的理念终有一天会像飞去来器那样飞回到西班牙法西斯主义者身上。

在战争开始时，莎士比亚有一番豪言壮语被很多人引述，就连张伯伦先生也曾引用过一回，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

“尽管全世界都是我们的敌人，向我们三面进攻，我们也可以击退他们。只要英格兰对它自己尽忠，天大的灾祸都不能震撼我们的心胸。”⁽⁴⁴⁾

话是这么说没错，假如你能正确理解它的意思。但英格兰必须忠诚于自己。当寻求我们的庇护的难民被关进了集中营时，当公司的董事设计出种种巧妙安排以逃避超额利润所得税时，它并没有对自己尽忠。是时候和《闲谈者》、《旁观者》说再见了，是时候和劳斯莱斯里的贵妇道别了。纳尔逊和克伦威尔的后代不再进入上议院。他们在田间街头，在工厂上班，在军队服役，在劣等啤酒吧喝酒，在郊区的后花园耕种。目前他们仍然被一代鬼魂压制着。与塑造真正的英国这个任务相比，就连赢得战争这个必须实现的任务也是第二位的。通过革命，我们将变得更加真实于自己，而不是更加虚伪。我们绝不会中途放弃，达成妥协以拯救“民主”，结果停滞不前。没有什么事情是停滞不前的。我们必须发扬我们的传统，否则将会失去它；我们必须发展壮大，否则将会走向衰败；我们必须前进，否则将会后退。我对英国怀有信心，我相信我们将迈向前进。

(1)　英国士兵的传统制服是红色的。

(2)　原注：举例来说，“我不想加入该死的军队，我不想去打仗，我不想四处漂泊，我宁愿呆在家里，靠卖身生活”。但他们打起仗来并不会这么颓唐。

(3)　特拉法尔加海战（the battle of Trafalgar），1805年10月21日，英法海军在西班牙特拉法尔加角进行海上决战。英军主帅纳尔逊海军上将率军击败法西联合舰队，掌握了海上霸权，粉碎了拿破仑进攻英伦本土的计划。

(4)　滑铁卢战役（the battle of Waterloo），1815年6月18日，反法同盟联军与法国军队在比利时小镇滑铁卢进行决战，联军获得决定性胜利，拿破仑一世第二次被迫退位，法兰西百日王朝覆灭。

(5)　约翰·穆尔（John Moore, 1761—1809），英国军人，在半岛战争的科伦纳战役中率领英军从西班牙西北方的科伦纳进行海上撤退，以付出近1 000人伤亡的代价换取16 000名将士顺利从海上撤退，约翰·穆尔在战役中牺牲。

(6)　蒙斯战役（the Battle of Mons），1914年8月23日，英国军队与德国军队在比利时小镇蒙斯进行的会战，英军与德军的军力比例大概是1∶2，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英军被迫撤退，但德军付出了更大代价的伤亡。

(7)　伊普雷斯战役（the Battle of Ypres），应指第一次伊普雷斯战役，于1914年10月19日至1914年11月22日进行，英国、法国、比利时联军与德国军队展开激战，联军获得胜利，扼守住伊普雷斯，但伤亡惨重，16万人的英军付出了死伤超过5万人的代价。

(8)　加里波利战役（the Battle of Gallipoli），1915年4月25日至1916年1月9日，以英军为首的英联邦军队与法国军队和得到德国和奥匈帝国支援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军队在加里波利半岛展开的会战。英法联军在兵力占优的情况下失利，50万英军伤亡过半。

(9)　帕斯尚尔战役（the Battle of Passchendaele），1917年7月31日至11月10日协约国联军（英国、法国、比利时）与德国军队在比利时的帕斯尚尔进行的会战，协约国联军获得胜利，但付出死伤近30万人的惨痛代价。

(10)　威尔弗雷德·麦卡尼（Wilfred Macartney, 1899—1970），英国作家，曾参加一战，1927年被控告“意图盗窃军事情报”和“间谍罪（被俄国收买）”，判处十年监禁，出狱后他将狱中经历写成了《张开血盆大口的高墙》。

(11)　吉姆·费伦（Jim Phelan），真名是詹姆斯·列奥·费伦（James Leo Phelan, 1895—1966），爱尔兰作家，以流浪为生，写过多本关于流浪生活和监狱生活的作品。

(12)　意大利的法西斯分子曾用给受害人大量灌服蓖麻油的方式恐吓反对者。这种刑罚会造成严重的腹泻与羞辱。

(13)　阿尔比恩（Albion），不列颠群岛的古称。

(14)　原注：的确，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金钱援助，但多个资助西班牙的运动筹到的资金总额还不到同一时期足球博彩营业额的百分之五。

(15)　威廉·理查德·莫里斯（William Richard Morris，首任纽菲尔德子爵，1877—1963），英国汽车制造商，创办了莫里斯汽车有限公司，并热心慈善事业，成立纽菲尔德基金会和牛津大学纽菲尔德学院。

(16)　蒙塔古·科列特·诺曼（Montagu Collet Norman, 1871—1950），英国银行家，曾于1920年至1944年担任英格兰银行行长一职。

(17)　皮埃尔·拉沃尔（Pierre Laval, 1883—1945），法国政治家，二战时法国沦陷后与维希政权合作，并签署文件，将法国境内的犹太人运往德国集中营处死。二战后被判叛国罪遭处决。

(18)　维德孔·吉斯林（Vidkun Quisling, 1887—1945），挪威政治家，1940年挪威被纳粹德国征服，吉斯林与纳粹政权合作，于1942年至1945年担任挪威首相，纳粹德国战败后，接受国际法庭审判，于1945年10月在奥斯陆被枪决。吉斯林这个名字在二战时成为卖国贼的同义词。

(19)　参孙（Samson），《圣经·士师记》中所记载的一位犹太人士师，天赋异禀力大无穷，由于中了非利士人的美人计，失去了神力并沦为奴隶，最后神力恢复，与非利士人同归于尽。

(20)　加大拉的猪群（the Gadarene swine），该典故出自《圣经·马太福音》，耶稣将邪灵赶到猪群中，在邪灵的驱使下猪群夺路而跑，冲下山崖淹死。

(21)　右手不知道左手在做什么（the right hand not knowing what the left hand doeth），此典故出自《圣经·马太福音》，后引申为某某人或部门暗中诡秘行事，内部缺乏沟通的情形。

(22)　爱德华·弗雷德里克·林德利·伍德（Edward Frederick Lindley Wood, 1881—1959），封号为哈利法克斯伯爵，英国保守党政治家，曾于1938年至1940年担任英国外交部长，推行绥靖政策，二战期间担任英国驻美国大使。

(23)　约翰·阿尔瑟布鲁克·西蒙（John Allsebrook Simon, 1873—1954），英国自由党政治家，曾担任内政大臣、外交部长、财政大臣和司法大臣等重要职位。

(24)　萨缪尔·约翰·古尔尼·霍尔（Samuel John Gurney Hoare, 1880—1959），英国保守党政治家，曾担任英国外交部长、海军大臣、内政大臣，1944年时担任英国驻西班牙大使。

(25)　赫拉修·纳尔逊（Horatio Nelson, 1758—1805），英国海军将领，功勋卓著，被授予海军上将职位，并指挥英国舰队于1805年10月21日的特拉法尔加战役中击败法国与西班牙的联合舰队，奠定英国海上霸权，但本人在战役中牺牲。

(26)　弗朗西斯·尼克尔森（Francis Nicholson, 1655—1728），英国殖民头子，曾开拓和经营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推行促进贸易和普及教育的措施。

(27)　亚瑟·查尔斯·汉密尔顿-戈登（Arthur Charles Hamilton-Gordon, 1829—1912），英国自由党政治家，曾历任英国各个殖民地（加拿大新不伦瑞克省、特立尼达、毛里求斯、新西兰等）的总督或地区领导人。

(28)　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Thomas Edward Lawrence, 1888—1935），英国军人，曾在阿拉伯地区反抗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起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被称为“阿拉伯的劳伦斯”，曾将他在阿拉伯世界的所见所闻写成作品，代表作有《智慧的七柱》、《沙漠的起义》等。

(29)　此句出自英国民谣《伦敦桥要垮了》（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30)　哈罗德·西德尼·哈姆斯沃（Harold Sidney Harmsworth, 1868—1940），封号为罗瑟米尔勋爵，诺斯克里夫勋爵的弟弟，《每日快报》和《每日镜报》的创始人之一。

(31)　“借出你的钱，保卫我们的家园”（Lend to Defend），当时英国政府推出的为备战募集资金的债券。

(32)　“健力士啤酒对你有好处”（Guinness Is Good For You），当时健力士啤酒的广告词。

(33)　约瑟夫·希莱尔·皮埃尔·热内·贝洛克（Joseph Hilaire Pierre Rene Belloc，1870—1953），作家，拥有英国、法国双重国籍，笃信天主教，持反犹立场，代表作有《奴役国家》、《欧洲与信仰》、《犹太人》等。

(34)　安德烈·马洛伊斯（André Maurois, 1885—1967），原名埃米尔·所罗门·威廉·赫佐格（Émile Salomon Wilhelm Herzog），法国作家，一战时曾担任英法两军的翻译官，二战时流亡英国，并担任法国战场的观察员，积极参与“法国解放运动”。

(35)　布鲁斯·班斯法瑟（Bruce Bairnsfather, 1887—1959），英国漫画家，创造了“老比尔”这一漫画形象。

(36)　约翰·安德森（John Anderson, 1882—1958），英国保守党政治家，曾先后担任内政大臣、财政部长、掌玺大臣等职位。

(37)　“登山宝训”（the Sermon on the Mount），出自《圣经·马太福音》，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某座山上对追随者的教诲，提倡隐忍。“有人打你的右脸，将你的左脸也伸过去”和“爱你的敌人”这两个基督徒的守则就出自“登山宝训”。

(38)　约翰·布伊顿·普雷斯利（John Boynton Priestley, 1894—1984），英国作家、剧作家、广播员，作品诙谐而具批判精神，倾向社会主义。

(39)　赫拉修·威廉·博顿利（Horatio William Bottomley, 1860—1933），英国政治家、记者、报纸老板，曾创办宣传大英帝国主义的报纸《约翰牛》，擅长公众演讲和自我宣传，后因涉嫌在发行“约翰牛胜利债券”时舞弊谋利而被捕入狱，于1922年被判7年徒刑。

(40)　克莱门斯·温泽尔·冯·梅特涅（Klemens Wenzel von Metternich, 1773—1859），奥地利政治家，曾担任奥地利帝国首相及外交大臣等职务，工于政治投机，拿破仑得势时促成奥地利与法国联姻，拿破仑远征俄国失败后积极组建反法同盟，并担任维也纳会议的主席，力图使欧洲回到法国大革命前的封建制度和维护奥地利帝国在欧洲的地位。

(41)　原注：写于希腊的战争爆发之前。

(42)　此句原文是拉丁文“IN SAECULA SAECULORUM”。

(43)　原注：有趣的是，请注意肯尼迪先生（译者注，指约瑟夫·帕特里克·肯尼迪［Joseph Patrick Kennedy, 1888—1969］）——美国驻伦敦大使——在1940年10月回纽约时曾说道，这场战争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民主结束了”。当然，他所说的“民主”指的是私人所有制的资本主义。

(44)　此句出自莎士比亚的《约翰王》，朱生豪译本。

英国的反犹主义⁽¹⁾

英国已知的犹太人大概有四十万，而且从1934年开始，还有数千名或数万名犹太难民来到这个国家。犹太人口几乎完全集中在六七个大城镇里，大多数人从事餐饮、服饰和家具生意。有几间垄断公司如帝国化学工业公司，一两份发行量领先的报纸和至少一家大型连锁超市由犹太人掌控，或部分程度上由犹太人掌控，但要说英国的商业生活被犹太人主宰根本不靠谱。恰恰相反，犹太人似乎无法跟上大规模商业兼并的现代趋势，一直固守着那些旧式手法经营的小打小闹的行业。

任何了解情况的人都已经知道这些背景事实了，我以它们作为开始，目的是强调英国没有真正的犹太人“问题”。犹太人的数目并不多，也没有掌握权力，只是在所谓的“知识分子圈子”里才有些许影响。但大体上人们承认反犹主义正在兴起，而且这场战争使得情况急剧恶化，就连开明的人道主义者也概莫能免。它的形式并不激烈（几乎所有英国人都很斯文，而且奉公守法），但它的本质非常邪恶，而且如果情况合适的话，可能会产生政治后果。下面是过去一两年我所听到的几则反犹主义言论的例子：

中年政府雇员：“我通常是乘巴士上班。这样久一些，但如今我不想从戈登·格林站搭地铁了。那条线路有太多‘上帝的选民’搭乘了。”

女烟民：“不，我没有火柴给你借火。我会去街那头找那个女人借火。她总是有火柴，‘上帝的选民’中的一员，你懂的。”

年轻的知识分子，共产党员或共产党同情者：“不，我不喜欢犹太人。我从来不隐瞒这一点。我受不了他们。当然，提醒你一句，我可不是反犹主义者。”

中产阶级女人：“嗯，没有人说我是反犹主义者，但我觉得这些犹太人的行事实在是太惹人嫌了，老是插队推搡什么的。他们自私透顶。我觉得他们是自作孽不可活。”

牛奶派发员：“犹太人和英国人可不一样，他们不干活。他们聪明得很。我们靠这个工作（弓起他的二头肌）。他们靠那个工作（敲了敲他的额头）。”

注册会计师，有思想，潜在的左翼人士：“这些该死的犹太佬都是亲德派。如果纳粹分子杀过来，他们明天就会改变立场。我干这一行看过很多他们这类人。他们打心眼里崇拜希特勒。谁踢他们一脚，他们就会去巴结奉承。”

一位知性女士，有人请她写一本描写反犹主义和德国人暴行的书：“别跟我提这个，请别跟我提这个。这只会让我更加痛恨犹太人。”

我能写上好几页类似的言论，但这些就足够了。它们当中有两个事实。其一——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且我待会儿必须回到这一点——是人们的思想到了一定的水平，他们就会因为有反犹主义思想而感到羞愧，会小心翼翼地在“反犹主义”和“讨厌犹太人”之间划清界限。其二是，反犹主义是非理性的事物。犹太人被指责有某些特定的罪行（比方说，在排队领食物时行为不端），人们一提就会义愤填膺，但显然这些指责只是将某些深深扎根的偏见加以理性化而已。要用事实和统计数据予以驳斥是没有意义的，有时候或许比没有意义更加糟糕。就像上面引用的那些话所表明的，人们可以保持反犹思想，至少不喜欢犹太人，而又清楚地知道他们的看法根本站不住脚。如果你不喜欢某个人，你就是不喜欢他，事情就是这样——反复强调他的美德并不能改善你的观感。

而这场战争恰恰助长了反犹思想，甚至在许多群众的眼中，赋予了它以一定的正当性。首先，你可以很肯定地说，同盟国的胜利将使犹太人这个民族获益。于是就有了“这是一场犹太人的战争”这个似是而非的说法，而由于犹太人为战争出的力没有得到公平的承认，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大英帝国是一个成分复杂的庞大组织，在很大程度上由共识凝聚在一起，总是得以伤害更忠心的人为代价去讨好那些不是很可靠的人。报道犹太士兵的英勇奋战，甚至承认在中东地区有一定规模的犹太人军队的存在，会引起南非、阿拉伯国家和其它地方的不满。不去理会整件事情，让街头的群众继续认为犹太人很精明，老是逃避兵役会比较容易。而且，人们发现犹太人总是从事那些在战时不受平民待见的行业。犹太人总是在贩卖食物、衣服、家具和烟草——而正是这些商品总是陷入长期短缺，因此有了哄抬物价、黑市交易和徇私枉法。还有，犹太人总是被指责在空袭时表现怯懦，而1940年的大轰炸给这种说法平添了几分可信色彩。实际上，怀特查佩尔的犹太人区是遭受轰炸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结果自然就是，犹太人难民遍布整个伦敦。如果你只是根据这些战时的现象进行判断，你会很容易地以为反犹主义是半理性的事情，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之上。自然而然地，那些反犹分子自认为是理性的人。每当我在新闻报道上触及这个时，我总是有一种强烈的“旧事重来”的感觉，总是有一些信件是那些通情达理的中产阶级人士所写的——比方说，医生——他们并没有蒙受经济上的委屈。这些人总是说（就像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里所说的那样），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反对犹太人的偏见，但看到那些事实，他们是被逼着产生了反犹思想的。但是，反犹主义的一个特征就是相信那些不可能真有其事的故事的能力。1942年发生在伦敦的那桩奇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有一群人被附近的炸弹爆炸吓得躲进了一个地铁站的入口，结果有一百多人被踩踏至死。就在同一天，整个伦敦都在复述“犹太人是罪魁祸首”这个传闻。显然，如果人们能够相信这种事情，你再跟他们争执下去也没有用。唯一有意义的做法就是找出为什么他们能够在某一个特定的问题上接受荒谬的看法，而在其它问题上保持理性。

但是，现在让我回到前面我提到过的那个问题上——大家都知道反犹情绪的传播很广泛，却又不愿意承认自己也有反犹情绪。在受过教育的人中，反犹主义被认为是不可饶恕的罪恶，与其它类型的种族歧视很不一样。人们费尽心力地表现自己没有反犹思想。因此，1943年，圣约翰林的一间犹太教堂为波兰的犹太人举行了一场代祷仪式。当地的官员说他们很想参加，当地的市长盛装打扮，所有的教会都派出了代表，还有英国皇家空军的分遣队、国民自卫队、护士、童子军和其他人士出席了这场仪式。表面上这是一个很令人感动的、与那些受尽苦难的犹太人团结一致的示范行动。但是，它的本质是人们刻意为之的展示体面的行动，那些人在许多情况下的主观情感其实根本不是这样。伦敦的那个区有一部分人是犹太人，反犹主义在那里很普遍，我很清楚犹太教堂里坐在我身边的几个人就有反犹思想。事实上，我所属的国民自卫队的连长在代祷仪式开始之前就特别热情，说我们应该“做场好戏”。他以前是莫斯利的黑衫军的一员。只要这种感情上的分歧一直存在，容忍大规模的对犹太人施加的暴力——以及，更重要的是，反犹立法——在英国就是不可能实现的。事实上，现在反犹主义不可能是体面的事情，但这并不像它看上去的那样是什么好事。

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的一个后果就是，没有办法对反犹主义进行严肃的研究。一两年前，《大众观察》曾在英国进行了一次仓促的调查，但即使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其它调查，其结果也会被严格保密。与此同时，有思想的人士都在有意识地打压任何可能会伤害犹太人感情的事情。1934年后，关于犹太人的笑话像变魔术那样从明信片、报刊和音乐厅中消失了，在长篇小说或短篇小说里加入不受待见的犹太人角色被认为是反犹主义的体现。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那些开明人士也认为接受犹太人的要求是礼节上的需要⁽²⁾，而不去考虑阿拉伯人的要求——这个决定或许本身是正确的，但作出这一决定主要是因为犹太人遭受厄运，人们觉得不应该去批评他们。因此，由于希特勒的缘故，现在搞得要对报刊进行内容审查，要对犹太人进行支持，而私人的反犹情绪却在滋长，甚至连思想敏锐的知识分子也无法避免。在1940年监禁难民时，这种情况特别明显。自然而然地，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觉得他的责任就是抗议大规模地监禁那些不幸的外国人，他们当中大部分人是因为与希特勒为敌才流落到英国的。但是，私底下，你听到决然迥异的情感表达出来。有一小部分难民行事非常不智，对他们的反感一定带有反犹主义的暗流，因为他们大部分是犹太人。工党里的一个显赫人物——我不会说出他的名字，但他是英国最受尊敬的人物之一——曾非常激动地对我说：“我们从来没有叫这些人来这个国家。如果他们选择到这里来，他们就得承担后果。”但这个男人一定会签署宣言反对监禁外国人。认为反犹主义是不体面的罪恶，认为一个文明人不应该有反犹主义情绪并不是种科学的思维方式。事实上，许多人会承认他们不敢对这个问题作过多探究。也就是说，他们不敢发现不仅反犹主义正在传播，而且他们自己也被传染了。

要明白这一点，你必须回望几十年，那时候希特勒只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失业画匠。你会发现，虽然反犹主义如今非常明显，但比起三十年前，现在英国的反犹主义或许没有那么兴盛。确实，深思熟虑之后从人种或宗教的角度推行反犹主义从未在英国兴盛过。英国人从未很反对与犹太人通婚或反对犹太人担任公共生活的重要职位。但是，三十年前，犹太人是取笑的对象——虽然他们智力过人，却“于德有亏”，这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理论上，没有法律在约束犹太人，但事实上他们被禁止从事某些职业。比方说，他们不能担任海军军官，也没办法加入军队中的“精锐”师团。在公学里，犹太男孩几乎都过得很不开心。当然，如果他长得很迷人或很有运动天赋的话，这能淡化他的犹太血统，但它就像口吃或胎记一样是先天的缺陷。有钱的犹太人会以英国贵族的名字或苏格兰名字作为掩饰，而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这么做是很自然的事情，就像一个罪犯在有可能的情况下会改名换姓一样。大约二十年前，在仰光，我和一个朋友去搭出租车，这时一个肤色白皙、衣衫褴褛的小男孩朝我们跑来，开始讲述一个内情复杂的故事，说他是从科伦坡乘船来的，需要讨钱回去。他的举止和样貌很难“界定”，于是我问他：

“你的英语说得很好。你是哪国人？”

他以浓重的口音热切地回答道：“俺是犹太人，先生！”

我记得我转身对我的同伴以半开玩笑的口吻说道：“他公开承认这一点哦。”在此之前我所认识的所有犹太人都耻于是犹太人，或不愿意谈及自己的祖籍。如果他们被迫要谈起这件事，他们会用“希伯来人”这个词。

工人阶级的态度也好不到哪里去。那些在怀特查佩尔长大的犹太人认为如果自己闯进附近基督徒居住的贫民窟的话，遭到欺负或至少被嘲笑作嘘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歌舞厅和幽默画报的“犹太人玩笑”⁽³⁾几乎都不怀好意。文学里面也有欺负犹太人的情况，在贝洛克、切斯特顿和他们的同行手里达到几乎和欧洲大陆的文学作品一样尖酸刻薄的程度。有时候非天主教徒的作家也是一样，只是手法要温柔一些。自乔叟以降，英国文学带着明显的反犹主义色彩，我不用起身去翻阅书籍就能想起现在会被指责为反犹主义作品的篇章。那些作家包括莎士比亚、斯摩莱特、萨克雷、萧伯纳、赫伯特·乔治·威尔斯、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奥尔德斯·赫胥黎和众多其他作家。我当下能想到的在希特勒之前明确地维护犹太人的英国作家只有狄更斯和查尔斯·里德。无论知识分子群体有多么不认可贝洛克和切斯特顿的看法，他们并没有明确地表示反对。切斯特顿总是在嘲笑犹太人，将最浮夸浅薄的文字写进故事和短文中，但从来没有惹上麻烦——事实上，切斯特顿是英国文坛最受尊敬的作家之一。现在如果有人像他那样写作的话，一定会让自己备受谴责，甚至可能根本没办法出版自己的作品。

就像我所说的，如果针对犹太人的偏见已经在英国广泛传播，那就没有理由认为希特勒真的将它消灭了。他只是将两类人划清界限，一类人有政治意识，意识到现在不是朝犹太人扔石头的合适时候；另一类人缺乏政治意识，他们的反犹思想受战争紧张情绪的影响而进一步加深。因此，你可以认为，许多人宁死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内心深处有反犹主义。我已经说过，我相信反犹主义的本质是一种神经官能症，但它当然有其合理化的一面，被虔诚地信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实的。群众所作出的合理化的解释是：犹太人都是剥削者。这一观感在部分程度上是正当的，英国的犹太人通常都是小生意人——也就是说，他们的剥削行为比起那些比方说从事银行或保险公司的斯文人更加明显，也更加容易理解。在思想水平更高的层面，对反犹主义的合理化解释是，犹太人散布不满和败坏国民的士气。而这在表面上似乎也是有道理的。过去二十五年来，那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所做的事情大部分是有害的。我认为，如果那些“知识分子”干得更彻底一些的话，英国在1940年就宣告投降了，这么说并不夸张。但那些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包括了数目众多的犹太人。说犹太人是我们的本土文化和民族道德的敌人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仔细地对它进行分析，这一说法是在胡说八道，但总是有几个地位显赫的人物支持这种说法。由左翼书社这样的组织所展现的那种肤浅的左翼主义曾一度风靡十载，但在过去几年来这种思潮遭到了反击。这一反击（例如，参阅阿诺德·伦恩⁽⁴⁾的《善良的大猩猩》或伊夫林·沃⁽⁵⁾的《竖起更多的旗帜》）带有反犹主义色彩，如果这一主题的危险程度不是那么明显的话，或许它会更加突出。巧合的是，过去几十年来，英国没有值得在意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但英国思想层面的民族主义或许能得以复兴，如果英国因为目前这场战争而元气大伤的话。1950年的年轻知识分子或许会像1914年的那些知识分子一样怀着天真的爱国之情。那样一来，切斯特顿和贝洛克试图引入这个国家的像法国德雷福斯案⁽⁶⁾那样的反犹思想或许将会获得立足之地。

关于反犹主义的起源我并没有确凿而严密的理论。目前有两种解释，一种归因于经济，另一种则认为是中世纪的残余，但我认为都不能令人满意。不过我承认如果你将它们结合起来的话，能够对事实作出解释。我有信心说出的是，反犹主义是民族主义这个更宏大的问题的一部分，而对于民族主义还没有进行过严肃的探究，犹太人显然是替罪羊，但至于为了什么而当替罪羊我们还不知道。在这篇文章里，我所依靠的几乎是我自己有限的经验，或许我的每一个结论都会遭到其他观察者的反对。事实上，关于这个问题几乎没有资料，但我认为有必要对我自己的看法进行如下总结：

英国的反犹主义要比我们愿意承认的更加强烈，而这场战争让情况变得更加严重，但如果以十年而不是一年为单位，无法肯定它是否比以前更加严重。

目前它不会走到公开迫害的地步，但它使得人们对其它国家犹太人所遭受的苦难麻木不仁。

它在本质上是非理性的，无法靠争辩加以说服。

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导致反犹主义的隐匿，因此使得整个问题变得模糊不清。

这个问题需要进行严肃的调查。

只有最后一点值得进行拓展。要科学地研究任何问题，你必须有超脱的态度，而当事关你自己的利益或情感时，显然要做到这一点会更加困难。许多人能够对海胆或2的开方做到客观，但当事关他们自己的收入来源时，就会陷入精神分裂。有一点戕害了所有关于反犹主义的作品，那就是作家认为自己不受反犹主义的侵袭这一想法。他会争辩说：“因为反犹主义是非理性的，因此我可不受反犹主义的影响。”因此，他无法在可以找到可靠证据的地方展开调查——那就是他自己的思想。

我认为民族主义这种疾病如今已经广为流传。反犹主义只是民族主义的一个体现，并不是每个人都染上了这一特殊形式的疾病。比方说，一个犹太人就没有反犹主义，但在我看来，许多持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只是将反犹思想颠倒过来，就像许多印度人和黑人以颠倒的形式展现出肤色歧视一样。问题是，现代文明缺少某种心理上的维他命，结果我们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这个无稽之谈的影响，无来由地相信有些民族或有些国家就是好人或就是坏人。我敢保证，任何现代知识分子只要诚实而深入地研究自己的思想，都会找到某种民族主义式的忠诚和仇恨。身为知识分子，他能够感受到某些东西牵动了他的情感，却又能冷静地看待它们。因此，可以看到，任何研究反犹主义的起点不应该是：“为什么别人会被这个显然是非理性的信念所吸引？”而是：“为什么我会被反犹主义所吸引？我为什么会认为它是对的？”如果你问出这个问题，至少你会发现自己的非理性之处，有可能找到它的根源。应该对反犹主义进行调查——我不是说由那些反犹分子进行调查，而是由那些知道自己并不对这种情感免疫的人进行调查。当希特勒销声匿迹时，对这个问题进行真正的探究将成为可能。或许最好不要一开始就去斥责反犹主义，而是找出它在你自己的思想或别人的思想中所有的正当之处。这样的话，你或许就会找到一些线索，能够顺着它们追溯到它的精神根源。但我不相信在根治民族主义这个更大的疾病之前能够根治反犹主义。

(1)　刊于1945年4月《当代犹太人记录》。

(2)　原文是法文：de rigueur。

(3)　原注：将“犹太人玩笑”和歌舞厅的其它后备节目——在表面上和它相似的“苏格兰人玩笑”进行比较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有时候他们会讲述一个故事（比方说，某个犹太人和某个苏格兰人一起走进一间酒吧，两人都渴得要命），将这两个民族的人等同齐观，但大体上，犹太人只是狡猾而贪婪，而苏格兰人还有孔武有力这个特征。比方说，有一个故事，讲述犹太人和苏格兰人一起去听说是免费招待的聚会。不幸的是，大家要凑份子，为了逃避掏钱，那个犹太人晕倒了，那个苏格兰人把他扛了出来。在这里，苏格兰人扮演了扛起犹太人的大力士的角色，如果将两个人的角色进行调转，会让人觉得有点奇怪。

(4)　阿诺德·亨利·莫尔·伦恩（Arnold Henry Moore Lunn, 1888—1974），英国登山家和作家，曾对天主教的教义提出批评，后皈依天主教，并撰书为其辩护。

(5)　亚瑟·伊夫林·圣约翰·沃（Arthur Evelyn St. John Waugh, 1903—1966），英国作家，代表作有《荣誉之剑》三部曲、《一掬尘土》等。

(6)　德雷福斯案（the Dreyfus Case），指1894年拥有犹太人血统的法国炮兵上尉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被指控与德国勾结出卖军事情报。1906年因为指控没有证据，德雷福斯无罪释放，继续在法国军队服役，直至一战结束。

为英式烹调辩护⁽¹⁾

近年来我们听说许多关于吸引外国游客到英国来将会是大好事的论调。众所周知，在外国游客的眼中，英国有两大缺点：我们的星期天很阴郁，而且要买到酒喝很难。

这两件事情都是由狂热的少数派惹出来的，得好好治治他们，包括广泛的立法。但有一件事是公众的意见可以立刻促成改观的——我指的是烹饪。

大家都说，甚至连英国人自己也说，英国的烹饪堪称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不仅做得很差劲，而且很山寨。前不久我甚至在一本法国人写的书里读到这么一段评论：“当然，最好的英式烹调就是法式烹调。”

凡是在国外长久生活过的人都知道这番话根本不符合事实，而且有许多美食出了说英语的国度就无处寻觅。这里我要列举几样我自己在国外寻觅无果的美食，无疑，这份清单还可以进行补充。

首先，腌青鱼、约克夏布丁、德蒙夏奶油、松饼和脆饼。然后是一列布丁的清单，如果我全部都列举的话就太长了。我要特别提的是圣诞布丁、蜜糖馅饼和苹果馅饼。然后是一份几乎同样冗长的蛋糕清单，例如：黑莓蛋糕（就像战前你在布扎商店买到的那些）、奶油酥饼和藏红花小面包。还有不计其数的各种饼干——当然别的地方也有，但英国的饼干被公认更脆更好吃一些。

然后还有各种我们国家特有的煮土豆的方式。你在哪儿见过把土豆放在肘子下面烘烤呢？而这样做出来的土豆是最最好吃的。你又在哪儿见过你在英国北方吃到的美味土豆糕呢？用英国的方式煮新土豆最好不过——即加入薄荷叶水煮，然后配一点融化的黄油或人造黄油——而不是像大部分国家那样拿来炸着吃。

然后还有各种英国特有的调味酱。比如说：面包酱、辣根酱、薄荷酱和苹果酱，更不用说红加仑子酱，用来蘸羊肉和兔肉堪称一绝。还有各种各样的甜泡菜，我们的种类似乎比大部分国家都要多。

还有别的吗？出了英伦群岛，我从未见过肉馅羊肚，除了有一回看到的是装在罐头里的，我也没见过都柏林虾或牛津橘子酱或其它几种果酱（比方说，西葫芦酱和树莓酱），而香肠也和我们的不一样。

然后还有英国奶酪，种类虽然不多，但我觉得斯蒂尔顿奶酪是世界上同类奶酪中最好吃，而温斯利戴尔奶酪也差不到哪里去。英国的苹果也非常好吃，特别是考克斯的橘苹。

最后，我想说一说英国的面包。所有的面包都好吃，从巨大无比的洒了茴香籽的犹太面包到颜色像黑蜜糖的俄国黑麦面包。然而，我从来没有吃到过像英国的乡村面包（我们什么时候能再吃到乡村面包呢？）那么柔软可口的面包皮了。

毫无疑问，上面我所列举的那些东西在欧洲大陆都可以吃到，就像在伦敦可以喝到伏特加或燕窝汤一样，但这些都是我们所特有的东西，在很多地方根本闻所未闻。

比如说，到了布鲁塞尔以南，我想你吃不到板油布丁。在法国，甚至没有一个词确切地对应“板油”。法国人也从不用薄荷烹饪，而且不用黑加仑，只是拿来榨果汁喝。

可以看到，我们没有理由为自己的烹饪感到惭愧，至少就独特性和作料而言是这样。然而，必须承认，在外国游客的眼中有一件事情很不方便，那就是：在英国基本上除了私家菜之外，在外面找不到好吃的饭菜。比如说，如果你想要好好吃一顿美味浓郁的约克夏布丁，在最穷苦的英国家庭吃到的机会比下馆子吃到的机会更大，而基本上游客们是在餐馆里吃饭的。

有独特的英国风味，而且东西好吃的餐馆确实很难找。基本上，酒馆除了卖薯片和索然无味的三明治之外，就不卖其它食物。昂贵的餐馆和酒店几乎都在模仿法国烹饪，用法语写菜单，而当你想吃顿好吃又便宜的饭时，你自然而然地会去希腊餐馆、意大利餐馆或中国餐馆。当英国被认为是一个东西难吃规矩难懂的地方时，我们很难吸引游客过来参观。目前我们对此无能为力，但迟早限量供应将会结束，届时将是英国烹饪复兴的时候。英国的每一间餐馆要么难吃要么供应的是外国菜并不是出于自然法则，迈向品质提高的第一步将是英国公众自己不要再对此抱以长期忍受的态度。

(1)　刊于1945年12月15日《标准晚报》。

英式烹饪

伏尔泰那句广为流传的名言如是说：“英国这个国家有上百种宗教，却只有一种酱料。”他所说的情况无论在过去还是今天都不完全符合事实，但对于一个在英国只是短暂停留而且印象来自于酒店和餐馆的游客来说，或许仍会引起认同和共鸣，因为英式烹饪让人首先注意到的是，要对它进行最深入的研究，你必须到英国人的家里去，特别是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家里，他们的口味还没有被欧洲同化。英国的廉价餐馆基本上都很糟糕，而昂贵的餐馆则几乎都在卖法国菜或冒牌法国菜。在食物的种类，甚至吃饭的时间和各顿饭的名字上，上层阶级的一小撮人与普罗大众之间有着明显的文化差异和阶级区别，后者还保留着他们的祖先的饮食习惯。

进一步归纳，你或许可以说英国饮食的特征是简单和重口味，或许还有点野蛮，大部分优点来自品质优良的本土食材，以及它对糖和动物脂肪的重视。它是适合潮湿的北方国家的饮食，这里黄油很充足，而植物油则很匮乏，一天的大部分时间可以喝热饮，所有的香料和一些味道浓烈的草本植物来自国外。譬如说，英式烹饪里没有大蒜，而在某些欧洲国家被完全无视的薄荷则很受重视。大体上说，英国人口味偏甜甚于偏辣，他们做肉菜时也会放糖，这在别的地方很少见。

最后，我们必须记住，在谈论“英式烹饪”时，我们指的是有英伦诸岛特色的本土饮食，而不是目前英国的普罗大众的饮食。除了不同群体的经济差异之外，我们还得考虑已经严格推行了六年的食物限量供应这个因素。因此，在讨论英式烹饪时，我们谈论的是过去或以后的情况——那些英国人现在很少吃得到的食物，但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们会吃得很高兴，而直到1939年他们一直都在吃。

那么，首先我们谈谈早餐。对于几乎全体英国人来说，事实上，即使到了现在，这可不是一顿随便打发的饭，而是相当受重视的一餐。当然，人们吃早饭的时间由上班的时间决定，但如果他们可以自由选择的话，大部分人希望在九点吃早饭。基本上，这顿饭有三道菜，其中有一道是肉菜。按照传统，先是喝粥，将燕麦片煮得稀烂，往里面倒冷牛奶和糖（如果配奶油就更好了）。或用预先准备好的大麦或大米做的早餐麦片配牛奶和糖冷着吃，经常代替粥。接着是吃鱼，通常是腌鱼，或吃某种肉类或蛋类。最好吃而且最具特色的英式腌鱼是腌鲱鱼——将一条鲱鱼剖开，然后用木柴的烟熏到它变成深棕色，或烤或炸了吃。早餐的肉菜通常是煎熏肉，配不配煎蛋都可以，或烤腰子、煎香肠、冷火腿。英国人喜欢吃瘦点的、味道较淡的熏肉或火腿，用糖和硝腌制而不是用盐。平时早餐吃煎牛排或羊肉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仍然有守旧的人喜欢以吃烤牛肉冷盘作为一天的开始。在英国的一些地方，譬如说东部地区，早餐则经常吃奶酪。

吃完肉菜接下来是面包，更经常吃的是吐司，配黄油和橘子酱。橘子酱是必备配料，但蜂蜜也可以代替，其它果酱很少在早餐时吃，而别的时候橘子酱则并不经常出现。对于绝大多数英国人来说，早餐的饮品一定是茶。英国人讨厌在早餐时喝咖啡，无论是在餐馆还是在家里。大部分人虽然咖啡喝得不少，但他们对咖啡并不感兴趣，而且不知道如何分辨好坏。另一方面，他们对茶非常挑剔，每个人都有自己最喜欢喝的茶和应该如何泡茶的一套理论。茶里总是会放牛奶，而且总是会泡得很酽，大概一茶勺茶叶泡一杯茶。比起中国茶叶，大部分人更喜欢印度茶叶，而且他们喜欢在茶里放糖。不过，这里你会遇到一个阶级差异，或更确切地说，是一个文化差异。基本上所有的英国工人阶级都会在茶里放糖，根本不会去喝不放糖的茶。喝不甜的茶是上层阶级或中产阶级的习惯，这些阶层的人推崇的是欧洲口味。如果你将英国喜欢喝红酒甚于喝啤酒的人列一个清单，你或许会发现里面大部分人喜欢喝茶不放糖。

吃完这顿分量十足的早餐之后——即使现在处于限量供应的时期，早餐的分量也相当大，主要是面包——自然而然的，午饭应该比许多其它国家分量要少一些。但是，在讨论午饭之前，有必要解释关于“午餐”、“晚餐”和“茶点”的疑问。英国的富人和穷人吃的东西其实差不多，但饭名有不同的称谓，而且吃的时间不一样，这是因为过去一百年来从法国引入的习惯还没有影响到群众。

有钱人会在下午一点半吃午饭，称之为“午点”。下午大约四点半的时候他们会喝一杯茶，或许还会吃上一片黄油面包或一块蛋糕，他们称之为“下午茶”，到了晚上七点半或八点钟的时候吃晚饭，称之为“正餐”。其他人，或许百分之九十的人吃午餐的时间要早一些——大概是十二点半——称之为“正餐”。大概六点半的时候他们会吃晚上的主餐，称之为“茶点”，在上床睡觉之前他们会吃点零食——譬如说可可和面包果酱——称之为“宵夜”。这个区别既有地域性也有社会性。在英格兰的北部、苏格兰和爱尔兰，许多有钱人和工人阶级的吃饭时间是一样的，一部分原因是它和上班的时间更加配合，另一部分原因或许是出于保守的习惯，因为一个世纪前我们的祖先也是在这些时候吃饭的。

尽管名字和时间或许会有不同，但每一个英国人关于午饭的想法差不多都是一样的。我们谈论的不是酒店里吃的那些半法不英的饭菜，只是正宗的英式烹饪，因此我们不会去探讨什么汤和开胃品。大部分英国人都鄙夷这两种东西，而且不会在中午吃它们。英国的汤基本上都不好喝，几乎没有一样是英伦诸岛的本土风味，就连“开胃品”这个词在英语里也找不到对应的词汇。英国的午饭大体上有肉，最好是烤肉，还有油腻的布丁和奶酪。这里你会了解到英式烹饪的主菜——“肘子”，那是一大块肉——牛或猪或羊的腿部——整只烤熟，周围放上土豆，味道香极了，而且鲜嫩多汁，烹调分量比较小的肉似乎根本没有这种味道。

最有特色的是烤牛肉，所有部位的牛肉，里脊是最好的，不用烤得太熟，中间还是鲜红的就可以吃了，猪肉和羊肉则要烤得更熟一些。牛肉要切成像威化饼那么薄的片状，羊肉则要切的比较厚。牛肉的配菜几乎总是约克夏布丁，那有点像牛奶、面粉和蛋做成的脆煎饼，浇上肉汤味道好极了。在英国的某些地方，吃牛肉配的是板油布丁，而不是约克夏布丁。有时候新鲜的烤牛肉会变成煮腌牛肉，总是配板油团子和萝卜或芜菁。

在这里有必要说一说有英国特色的土豆做法。烤肉总是会配“放在肘子下烤”的土豆，或许这就是土豆的最佳做法。土豆削皮后放在盘里烤肉的周围，这样它们会将酱汁都吸收掉，然后变成赏心悦目的棕色，清脆爽口。另一种方式是连皮整个烤，然后切开，中间蘸上少许黄油。在英格兰北部，美味的土豆糕是用土豆泥和面粉做的小圆饼，放在架子上烤，然后抹上黄油。新土豆通常会用水煮，里面放几片薄荷叶，吃的时候往上面淋融化了的黄油。

这里我们还可以提一提吃每一种烤肉总是会配的特别酱料，那几乎是一道菜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热烤牛肉一定会配山葵酱，那是用磨碎的山葵、糖、醋和奶油做的非常辣而且很甜的酱料。吃烤猪肉要配苹果酱——将苹果加糖炖烂打成糊状。吃烤羊肉或烤羔羊肉总是配薄荷酱，一种用剁碎的薄荷、糖和醋做成的酱料。羊肉总是会就着红加仑子果冻吃，吃兔肉或鹿肉时也会用这种酱料。吃烤鸟总是会配面包酱，那是用白面包的面包屑和牛奶做的，以大蒜调味，总是煮热了吃。可以看到，英国的酱料大体上偏甜，一些腌菜总是会配冷肉，几乎就像果酱那么甜。英国人很喜欢吃腌制的东西，一部分原因是好吃大肘子这一口意味着在英国的家庭里会有很多冷肉得吃完。在利用吃剩的食物这一方面，英国人不像其它国家的人那么有想象力，而且英国的炖菜和“便菜”——炸肉饼什么的——并不算很特别。不过，有两三种英国独有的馅饼或用肉做的布丁很好吃，值得一提。一种是牛排腰子布丁，是用剁碎的牛排和羊腰子做的，外面包一层板油外皮，然后放在盘里蒸。另一种是“洞里蟾蜍”，做法是将香肠裹在用牛奶、面粉和鸡蛋做的面糊里，然后放到烤炉里烤熟。还有农舍馅饼，材料是剁碎的牛肉或羊肉，用大蒜调味，上面铺一层土豆泥，烤到土豆泥变成好看的棕色为止。最后是出了名的苏格兰哈吉斯，里面是肝脏、燕麦片、洋葱和其它配料，统统剁碎了放在羊胃里煮。

英国没有多少特别的吃鸟的方式。英国人认为很多鸟不能吃——譬如说，画眉、云雀、麻雀、麻鹬、翠鸻和多种鸭类——这些在其它国家被视为美味。而且英国人不喜欢吃兔子，以兔肉为主料的菜式并不是很多。另一方面，他们会吃五月打的嫩鸦，包在馅饼里烤了吃。他们特别喜欢吃鹅和火鸡，（在正常的时候）圣诞节时吃得特别多，总是会整只拿去烤，如果是火鸡的话，里面会放栗子，如果是鹅的话里面会填上鼠尾草叶、洋葱和苹果酱。

英国吃鱼的做法不是很好。英国四面环海，出产许多好鱼，但它们的做法毫无例外都是煮或炸，英国人不知道如何给它们调味。英国的工人阶级特别喜欢吃的炸鱼很难吃，是家居烹饪的敌人，因为在大城镇里任何地方都能买到，现成即吃，而且价格很低廉。除了鳟鱼、三文鱼和鳗鱼之外，英国人不吃淡水鱼。至于蔬菜，必须承认，除了土豆之外，它们很少得到应有的对待。由于气候多雨土地湿润，英国的蔬菜基本上味道都很好，但烹饪的方式将它们糟蹋了。卷心菜只是拿去煮——这一做法让它几乎难以下咽——而花椰菜、韭菜和西葫芦总是浇上索然无味的白汁沙司，或许那就是伏尔泰顶瞧不起的“那一种酱料”。英国人不怎么喜欢吃沙拉，但在战争期间他们变得更喜欢生吃蔬菜了，这多亏了英国粮食部门的教育宣传。沙拉除外，蔬菜总是会和肉一起吃，而不是分开吃。

在午餐的后半段，我们将会吃到英国烹饪最值得夸耀的成就——布丁。布丁的数量如此之大，根本不可能全部罗列出来，但除了炖水果之外，英国的布丁可以分为三大类：板油布丁、馅饼和酥饼，还有牛奶布丁。

板油脆皮似乎有数不清的搭配，和甜食一样被归于开胃菜里面，其实只是用剁碎的牛脂替代黄油或猪油而做的普通的糕点脆皮。它可以烤，但更经常的做法是裹在一块布里或盖上一块布放在盆里蒸。所有板油布丁里，最好吃的是梅子布丁，一道特别精致而且口感丰富价格昂贵的美食，每个英国人在圣诞节都会吃，但在别的时候则比较少吃。做法比较简单的布丁脆皮会加上糖，并满满地嵌入无花果、枣子、加仑子或葡萄干，或用姜或橘子酱调味，或用它作为炖苹果或炖醋栗的盛器，或裹上一层层的果酱，直至成为圆柱形，名字叫滚圆布丁，吃的时候将它切成片状并淋上糖浆。板油布丁最好吃的一种是煮苹果团子：将一个大苹果去掉果核，里面填上红糖，苹果的外面裹上一层薄薄的板油脆皮，然后用布裹紧煮熟。

英国的糕点不算特别出色，但有几种馅饼和酥饼的填料很好吃，而且是别的国家找不到的。糖浆酥饼是一道美味，还有大大小小的薄荷馅饼几乎一样好吃，在圣诞节时是一定会吃的，平时也经常吃。做法是将肉碎和好几种干果混合在一起，剁碎后连同糖和生的牛板油一起搅拌，加上白兰地调味。其它广受喜爱的填料有各式果酱、柠檬凝乳——用柠檬汁、蛋黄和糖做成——用柠檬汁或丁香调味的炖苹果。每六个苹果加上一个榅桲做出来的苹果馅饼有一种不同寻常的美妙味道。

另一大类布丁——牛奶布丁——你会希望悄悄地带过不提，但它们必须被提及，因为不幸的是，它们是英国的特色食物。做法是用米、粗面粉、燕麦、西米甚至通心粉，加入牛奶和糖，在烤炉里烤熟。用燕麦做的牛奶布丁不像别的那么难吃，而用通心粉做的牛奶布丁就几乎没有哪个有文明口味的人会忍受得了。因为所有这些布丁都很容易做，廉价酒店、餐馆和公寓会常备这些，成为英式烹饪对于外国游客来说名声不好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然，还有数不清的甜食，包括各种果冻、牛奶冻、奶油蛋羹、蛋奶酥、冰布丁、蛋白糖霜和其它，和所有欧洲国家没什么两样。没办法被归入上面罗列的种类里的几样特别的食物是煎饼——英国的煎饼要比大部分国家的煎饼更薄，总是就着柠檬汁吃——还有面糊布丁，材料和约克夏布丁差不多一样，但做法是蒸而不是烤，和糖浆和烤苹果一起吃。烤苹果要去核但不削皮，里面填上黄油和糖，在炉子里烤熟，重要的一点是在吃的时候它们应该盛放在烤盘里。吃任何烤水果英国人总是会蘸着奶油吃，如果他们能弄到奶油的话。在英格兰西部，一种特别好吃的浓缩奶油，做法是将倒在大煎锅里的牛奶慢慢地煮沸，将漂到表面的奶油撇走。

如果午饭以奶酪作为最后一道菜，那种奶酪或许是外国货。有几样英国出产的奶酪非常好吃，但没有大批量生产，大部分只供本土消费。它们当中最好的是斯提耳顿奶酪，和罗克福尔奶酪或戈尔根朱勒奶酪属于同一种奶酪，但味道更加浓烈，质地更加紧密。文斯利代尔奶酪的味道和它相似，但要淡一些，也非常好吃。

在讲述午餐的内容时，我已经大体上讲述了晚上那顿饭的内容，少数人将其称为正餐。当然，午饭和晚餐并不完全相同。晚餐要更精致一些，通常至少有三道菜，以汤或开胃品作为开始。但午餐的菜都可以是晚餐的菜，而晚餐的菜也都可以是午餐的菜，十九世纪很盛行的冗长的菜单已经绝迹差不多二十年了。甚至就在战前，一顿相当精致的晚餐通常也只有四道菜，最多五道菜。很少有哪顿饭会有多于一个肉菜；先吃“开胃菜”，在吃完甜点后再吃奶酪或腌鱼的这一做法已经过时了。另一方面，吃晚餐时喝酒会比较多。很少有英国人在中午喝很多酒——而那些喝酒的人，半品脱啤酒大概是平均的分量——喝红酒的人很少，即使他们能喝得起。波特酒在英国传统中有一席之地，进口量仍相当大，几乎总是餐后饮品。杜松子酒会在餐前喝，威士忌则在餐后喝。吃完晚饭后通常会喝一两小杯咖啡——午餐后也会喝咖啡，但或许大部分英国人更喜欢喝一杯茶。

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大部分英国人称晚上的主餐为“茶点”而不是“正餐”，大概在六点半时吃这顿饭——等到一家之主下班回来就吃。就食物的价值而言，“茶点”和“晚餐”其实差不多，但菜式的顺序则不太一样。“茶点”通常也叫做“傍晚茶”，是一顿惬意的、非正式的大餐，为那些下班回来后身心疲惫而且有六七个小时没有吃东西的人而设计。因此，那些菜都是能够马上准备好的，而且总是立刻就把所有的菜肴都摆到桌上。

一顿典型的傍晚茶有一道热菜、面包加黄油与果酱、蛋糕、沙拉或时令的水芹以及——在平时容易买到东西的时候——罐头水果。有时候主菜会是冷火腿、罐头三文鱼或贝类，但通常是热菜，可以是某样烤奶酪，譬如说美味的威尔士干酪，或煎熏肉、香肠，或腌鱼，或炖牛肉，或农舍馅饼。好的茶点至少得有一样蛋糕。蛋糕是英式烹饪——或更确切地说是苏格兰式烹饪——的特色之一，和布丁一样，它们的种类如此之多，根本无法全部列举出来：你只能介绍几种特别好吃的。最好吃也是最具英国特色的蛋糕是味道浓郁口感丰富的梅子布丁，里面装满了香料和碎干果，颜色几乎是黑色的。最盛大的梅子蛋糕嵌满了去皮的杏仁，在圣诞节的时候，外面甚至还会包上一层杏仁糊，然后整个蛋糕裹上一层糖霜。当然，还有其它许多种梅子蛋糕——“梅子”只是表明里面有加仑子或葡萄干——也有很平常而且不贵的。最浓郁的梅子蛋糕里面加了朗姆酒或白兰地，可以放很久，通常在做了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后才会去吃。另一类口感浓郁丰富的蛋糕里面放了樱桃干而不是加仑子，味道要淡一些，比自己家里做的要好吃一些，里面加了香芹籽调味。英国的姜饼——颜色非常深——里面加了黑糖浆——自己家里做的总是比较好吃。黄油饼干——一种加了很多黄油的非常浓郁的饼干——以苏格兰做的最好吃。还有不计其数的各式小蛋糕：松糕、马卡龙、甜甜圈——与更出名的美国同类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中间会夹上一点果酱——还有果酱酥饼，通常要趁热吃，以及各式味道微甜的小面包，吃的时候要剖开，烘烤后就着黄油吃。烤饼是用面粉、牛奶和油脂做的小圆蛋糕，通常会在茶点前烤好趁热吃，热到黄油淋在上面会化的程度。一种特别好吃的茶点——也是得烘烤后加黄油吃的——是松脆饼，里面没有加糖，要蘸盐吃。松脆饼的样子很奇怪——它们是白色的，像格吕耶尔奶酪一样满是洞——只有很少人知道怎么做。在喝茶的时候除了吃蛋糕之外还会吃饼干。英国的饼干特别好吃，但家里很难做得成功，因为它们需要精准调节温度，只有在工厂条件下才可能实现。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晚餐是一定要喝茶的，而喝酒则不多见。英国的工人在自己家里不怎么喝酒。他们喜欢在星期天吃午饭时喝上几瓶啤酒，但基本上他们会去酒吧喝酒，那里相当于他们的俱乐部。许多人会在睡觉前再喝一杯茶，吃些点心。这份宵夜或许是蛋糕、饼干或面包果酱，不过在大城镇里，炸鱼店会开到很晚，以炸鱼和薯片作为一天的最后一餐是很普遍的事情。

可以看到，英式烹饪要比外国游客愿意承认的更加丰富和更具原创性。普通的餐馆或酒店，无论价格低廉还是昂贵，都不是能让人了解英国平民饮食的好地方。每一种烹饪风格都有其弊病，而英式烹饪的两大缺点就是不足够重视蔬菜和用糖过多。在平常的时候，英国的人均糖消费量要比大部分国家高得多，而且所有的英国儿童和很大比例的成年人特别喜欢在饭间吃甜食。当然，甜食和糕点——蛋糕、布丁、果酱、饼干和甜酱——确实是英式烹饪的亮点，但全民嗜糖对英式烹饪没什么好处。它总是令人们只去注意副食，使得主菜做得很糟糕，而且没有想象力。问题的一部分原因是酒精饮品，甚至包括啤酒，实在是贵得离谱，因此被看作是奢侈品，只在休闲的时候饮用，而不是一顿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大部分人每天至少有两顿饭会喝甜茶，因此，他们自然想要食物本身的味道很甜。英国商店里不计其数的瓶装酱料和腌制食品也是好的烹饪的敌人。但是，有理由相信，英国的烹饪水准，也就是家居烹饪，在战争期间得到了提升，原因是茶叶、糖、肉和脂肪受到了严格的限量供应。家庭主妇们只能比以前更加经济节俭，更注重汤和炖品的火候，将蔬菜当成值得讲究对待的食材，而不是可以被无视的点缀。

本文的最后是前面已经提到的几道有英国风味的美食的菜谱。此外，有必要列出英国特别好的食材，无论是天然材料还是加工过的材料，任何外国游客都应该尝一尝。

首先，英国的苹果——各种苹果一年里有七个月可以弄到。英国几乎所有的水果和蔬菜都是天然的美味，但苹果的味道特别好。最好的苹果是那些晚熟的，从九月开始熟，你不应该因为大部分英国品种的苹果颜色不光鲜而且形状不周正而嫌弃它们。最好的品种是考克斯的橘苹、布伦海姆橘苹、查尔斯·霍斯苹果、詹姆斯·格里夫苹果和拉希特苹果。这些都是生吃的。布拉姆利苹果是最好的煮着吃的苹果。

其次是腌鱼，特别是鲱鱼和苏格兰的鳕鱼。第三是牡蛎——个头硕大而且美味，但价格昂贵。第四是饼干，甜或不甜都好吃，特别是那些由四五间名字是注册商标的大公司出产的饼干。第五是各种果酱和果冻，总是自家做得最好吃，草莓酱是个例外，总是工厂制作的比较好吃。一些在英国境外不常见的果酱有黑加仑子果冻、树莓果冻（用黑莓做的）、姜味果冻、结晶蜜李（一种特别硬的、能够一片片切出来的果冻）。此外，你得试一试德文郡奶油、斯提耳顿奶酪、松脆饼、土豆糕、藏红花小面包、都柏林虾、苹果团子、腌核桃、牛排腰子布丁，当然，还有烤牛里脊配约克夏布丁、烤土豆和山葵酱，才算试过英式美食。

有英国本土特色而且很多人喝的酒精饮品是啤酒、苹果酒和威士忌。苹果酒很好喝（以赫里福德郡酿制的苹果酒为最佳），啤酒也很好喝，比大部分国家的啤酒有更高的酒精含量，而且要苦得多，除了几种最淡而且最便宜的啤酒之外，英国的啤酒都有浓烈的啤酒花的味道，而且各地有不同的风味。英国出口的威士忌大部分来自苏格兰，但爱尔兰的威士忌味道要甜一些，用了更多的裸麦，在英国本土也很受欢迎。一种特别好喝的佳酿——黑刺李杜松子酒，在英国很多地方都有酿制，但出口并不多，自己家里酿的总是比较好喝。它的颜色是漂亮的紫红色，很像樱桃白兰地，但味道更加细致。

最后，我要夸一夸英国的面包。大体上它们质地紧密，味道很甜，烤好放上三四天也不会坏。最好吃的是双条面包。英国人几乎不吃裸麦面包和燕麦面包，但全麦面包特别好吃。英国面包的好处在于它们是以相当原始的方式小批量烤制的，而并不是标准化生产出来的。街这头的面包师傅做的面包和街那头的面包师傅做的都不一样，你可以逐间店试吃，直到找到合口味的面包为止。大体上说，土气的小店做的面包味道最好。许多英国北部的女人喜欢自己动手做面包。

菜谱

威尔士干酪

材料：

1盎司黄油

4盎司奶酪（磨碎）

一汤勺牛奶或啤酒

半茶勺芥末

胡椒和盐

做法：用煎锅将黄油煮化，加上牛奶、盐、芥末和奶酪。加热翻炒，直到奶酪融化为止。将其倒在预先准备好的抹了黄油的面包片上。赶紧吃。

约克夏布丁

材料：

4盎司面粉

1个或2个鸡蛋

半茶勺盐

半品脱牛奶（或掺了水的牛奶）

做法：将面粉和盐放进一个盆里，中间掏空，打一个鸡蛋进去，搅拌均匀，加入牛奶做成黏稠的面糊，放置2个小时。在煎锅里热油，在锅很热的时候倒入面糊，在热炉里烤制半个小时。

糖浆酥饼

材料：

12盎司酥皮糕点面粉

果葡糖浆

2盎司面包屑

一小把姜末或一点柠檬汁

做法：以8盎司面粉配5盎司黄油的比例制作酥皮的面糊，加一小撮盐，以冷水搅匀。将面糊倒入平的金属盘子，上面撒一层面包屑，然后倒入果葡糖浆，将柠檬汁或姜末洒在糖浆上，将剩下的面包屑倒上，在热炉里烤制半个小时。

橘子酱

材料：

2个酸橙

2个甜橙

2个柠檬

8磅白糖

8品脱水

做法：将水果洗净擦干，剖开榨汁，去掉一些果髓，然后将其切碎。将果仁绑在一个棉布袋里，将榨出的果汁、果皮和果仁倒进水里，浸泡48小时，再倒进一口大锅，慢火煮半个小时，直至果皮软化。放置过夜，然后加糖，待其融化后再将其煮沸至呈凝结状，放在一个冷盘上，再倒入预先加热的罐子里，然后贴上纸封。

梅子蛋糕

材料：

四分之三磅黄油

半磅白糖

4个鸡蛋

四分之三磅面粉

四分之一磅樱桃干

四分之一磅葡萄干

四分之一磅无籽葡萄干

四分之一磅碎杏仁

四分之一磅甜味杂果皮

1个柠檬和1个橙子的切碎的果皮

半茶勺混合香料

一撮盐

1杯白兰地

做法：将黄油和白糖打成糊状，一个个加入鸡蛋，将混合物打至黏稠均匀为止。加入面粉、香料与盐并搅拌均匀，加入去核葡萄干、切成两半的樱桃干、无籽葡萄干、甜味杂果皮、切碎的柠檬和橘子皮，再加入白兰地。充分搅匀，放进一个垫着油纸的圆罐里，放进热炉里烤10到15分钟，然后降低温度，再慢火烤3.5小时。

圣诞节布丁

材料：

加仑子、葡萄干、无籽葡萄干各1磅

1盎司甜杏仁

1盎司苦杏仁

4盎司杂果皮

半磅红糖

半磅面粉

半磅面包屑

半茶勺盐

半茶勺磨碎的肉豆蔻

四分之一茶勺肉桂粉

6盎司牛板油

一个柠檬的果皮和果汁

5个鸡蛋

牛奶少许

八分之一品脱白兰地或啤酒少许

做法：将水果洗净，剁碎牛油，切下并剁碎果皮，将葡萄干去核切碎，杏仁剥皮切碎。准备好面包屑。将香料和盐加入面粉中，再将所有的干料放到一个盆子里搅匀。将鸡蛋与柠檬汁与其它液态调料搅匀。加入干料，充分搅拌，如果太稠可添加牛奶。将材料放在一个盘子里，盖上等候几个小时。然后再次搅拌均匀，倒在一个抹匀油的直径8英寸左右的盘子里。盖上几层油纸，如果是煮布丁，将撒了面粉的布绑在盘子上面；如果是蒸布丁，就盖上厚油纸。蒸或煮5或6小时。在吃布丁的当天，再蒸上3个小时。上盘时，淋上一大汤勺温白兰地，在上面点火。

在英国，有时候布丁里会放进一两个小硬币、小瓷娃娃或银饰，据说会带来好运。

英式谋杀的衰落⁽¹⁾

时间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最好是在战前。妻子已经在扶手椅上睡着了，孩子们被叫出去到很远的地方好好散散步。你把脚搁在沙发上，把眼镜在鼻梁上架好，打开《世界新闻报》。烤牛肉配约克夏奶酪，或烤猪肉配苹果酱，接着吃了板油布丁，然后喝下一杯棕褐色的浓茶把这些东西压下去，正是读报的好心情。你在美滋滋地抽着烟斗，屁股下的沙发垫很柔软，炉火烧得正旺，空气暖和而凝滞。在这美妙的时刻，你想读什么呢？

当然是关于谋杀案的报道。但什么样的谋杀案呢？如果你研究一下那些带给英国公众最大程度的快乐的谋杀案，那些犯罪情节几乎为每个人所熟知，并被写入小说，被星期天的报纸翻来覆去炒作的谋杀案的话，你会发现大部分案件具有强烈的家族相似特征。我们谋杀案的伟大时代，也就是我们的伊丽莎白黄金时代，似乎是在1850年到1925年之间，那些名声经受住了时间考验的杀人犯是下面这些人：雷吉利的帕尔默医生⁽²⁾、开膛手杰克⁽³⁾、尼尔·克林姆⁽⁴⁾、梅布里克太太⁽⁵⁾、克里彭医生⁽⁶⁾、塞登⁽⁷⁾、约瑟夫·史密斯⁽⁸⁾、阿姆斯特朗⁽⁹⁾和拜沃特斯与汤普森⁽¹⁰⁾。而大概是在1919年前后出了另一桩家喻户晓的案子，它也符合这一犯罪路数，但我最好还是不要指名道姓，因为那个被指控的嫌疑犯无罪释放了。

在上面提及的九宗案件中，至少有四宗被改编成了成功的小说，有一宗被改编成了流行的情景剧，而围绕这些案件的文学作品如报刊文章、犯罪学论文、律师和警官的回忆录，足以构成一间有相当规模的图书馆。很难相信任何近期的英国罪案会这么久、这么清晰地为人所记得，不仅是因为外国犯罪事件的暴力使得谋杀相形见绌，而且因为盛行的犯罪类型似乎正在发生改变。战争年代轰动一时的大案是所谓的“裂下颌谋杀案”⁽¹¹⁾，现在被写成了流行的小册子，而该案的庭审记录去年也由贾罗斯出版社出版，由贝克霍夫·罗伯茨先生⁽¹²⁾先生作序。在回到这宗伤感而卑劣，或许只有从社会学和法学角度看才有意义的案件之前，请让我尝试解释一下星期天报纸的读者遗憾地说“如今你看不到什么好的谋杀案件了”时所指的含义。

在考察我上面所列举的九宗谋杀案时，你可以先排除开膛手杰克案，因为它自成一类。其它八宗案件里，六宗是毒杀案，十个罪犯中八个是中产阶级人士。从某种程度上说，性是所有案件的有力动机，只有两宗案件例外。至少在四宗案件中，“体面”——希望保住生活中安稳的地位，或不至于因为某件像离婚这样的丑闻而丧失社会地位——是谋杀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超过一半的案件中，犯罪目的是为了得到一笔金额已知的钱财，如一笔遗产或保险金，但涉案的金额几乎都不多。大部分案件的真相很久才曝光，先是邻居和亲戚觉得可疑，然后经过精心调查才破的案。几乎每宗案子都有某个戏剧性的巧合，可以清楚地看到什么叫天网恢恢，又或者，里面的情节是没有一个小说家敢编出来的——比如说，克里彭带着他那女扮男装的情妇乘飞机横穿大西洋，或约瑟夫·史密斯用脚踏式风琴演奏着“更靠近您了，我的上帝”，而他的一个妻子就在隔壁房间被活活淹死。所有这些案件的背景，除了尼尔·克林姆案之外，都发生在家里。十二个遇害者中，七个是凶手的丈夫或妻子。

知道了这些之后，你就可以从《世界新闻报》的读者的观点出发，构建一宗“完美的”谋杀案。凶手应该是一个小个子的专业人士——比方说，牙医或律师——在郊区过着受人尊敬的生活，最好是一栋半独立的房子，可以让邻居隔墙听到可疑的声音。他应该是地方保守党支部的主席，或是一位激进的非英国国教和禁酒运动的支持者。他应该是因为对秘书或一个同行的妻子怀有非分之想而步入歧途。在与自己的良知经过一番漫长而艰辛的挣扎之后，他终于作出杀人的决定。下定决心之后，他应该进行了精心布置，只是在某个没有预料到的小细节上出现了疏漏。他所选择的杀人方式当然应该是用毒。归根结底，他之所以杀人，是因为在他看来，比起被发现通奸，杀人没有那么丢脸和有碍他的前途。有了这样的背景，一宗犯罪就有了戏剧性，甚至有了悲剧色彩，让人难以忘怀，并为被害者和凶手感到遗憾。上面所列举的大部分罪案都带着这种气氛的烙印，有三宗罪案，包括我提到过但没有说出名字的那一宗，情节和我所分析的大致相近。

现在比照一下“裂下颌谋杀案”。这桩案件没有深刻的情感。那两个涉案者杀人几乎完全是出于偶然，他们没有再犯下几宗命案只是因为我们运气好。案子的背景不是家庭而是彼此都不认识的歌舞厅和美国电影的虚伪价值观。两个犯人中一个是十八岁的前女服务员，名叫伊丽莎白·琼斯，另一个是冒充军官的美国军队的逃兵，名叫卡尔·胡尔滕。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只有六天，直到他们被捕的时候，他们知不知道对方的真名尚未可知。他们在一间茶馆相遇，当晚就乘着一辆偷来的军用卡车去兜风。琼斯说自己是一个脱衣舞娘，严格来说这并不是真的（她曾经登过一回台，但并不成功），还说她想干点危险的事情，“比如说，当一个杀手的姘妇”。胡尔滕说自己是个芝加哥帮派老大，这也纯属胡扯。他们在路上遇到了一个踩单车的姑娘，为了展示自己的狠劲，胡尔滕开卡车把姑娘撞倒，然后两人把她身上的几个先令抢走。还有一次，他们把一个搭他们便车的女孩子打晕，抢走了她的大衣和手袋，把她扔进了河里。最后，他们随随便便地谋杀了一个的士司机，因为他口袋里有八英镑。之后不久两人就分开了。胡尔滕被抓住，因为他傻乎乎地开着死者的车，而琼斯一被警察抓住就忙不迭招供了。在法庭上，两个人试图将罪名推到对方身上。在犯罪的间隙，他们两人似乎都是冷漠无情的人，把那个的士司机的八英镑全部花在了赛狗上。

从那个女孩的信件中判断，她的情况具有一定的心理学价值，但这宗谋杀成为新闻头条或许是因为它让人暂时不去想V型飞弹和为法国战场担心。在V型飞弹一号嗡嗡嗡响的时候，琼斯和胡尔滕杀了人，而在V型飞弹二号嗡嗡嗡响的时候，他们被定了罪。男的被宣判死刑，而女的只是坐牢，引起了轰动——在英国总是这样。根据雷蒙德先生所说，琼斯的轻判激起了公愤，电报雪花般地拍给了内政大臣，在她的家乡小镇，“她应该被吊死”这句话用粉笔写在了墙上，旁边画着一个人晃晃悠悠地吊在绞刑架上。考虑到本世纪英国只有十个女人被处以绞刑，而且这一做法已经终止，因为公众反对这么做，很难不感觉到这种要求绞死一个十八岁少女的呼声在部分程度上是因为战争将人心变得残酷粗暴了。事实上，这桩案件乏善可陈，那种舞厅、电影院、廉价香水、化名和偷来的车营造的气氛都是战争时期的产物。

或许重要的是，近年来大部分被人谈及的英国谋杀是由一个美国男人和一个半美国化的英国女孩做出来的。但很难相信这宗案件会像那些老派的家庭毒杀案一样被人们长久地记住——后者是一个稳定社会的产物，在那个社会里到处充斥着伪善，至少使得像谋杀这么严重的罪行背后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

(1)　刊于1946年2月15日《论坛报》。

(2)　威廉·帕尔默（William Palmer, 1824—1856），英国医生，被指控以士丁宁毒死朋友约翰·库克（John Cook），并被怀疑毒害了自己的弟弟、岳母以及四个亲生骨肉，在当时引起社会公愤，英国公众戏称他为“毒手药王”。

(3)　开膛手杰克（Jack the Ripper），英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连环杀手之一，主要在伦敦东区的怀特查佩尔一带作案，手法残忍，并多次寄信至司法部门挑衅，但由于当时伦敦警力薄弱，未能将凶手逮捕，成为百年悬案，并为许多小说、影视作品提供了创作素材。

(4)　托马斯·尼尔·克林姆医生（Dr. Thomas Neill Cream, 1850—1892），苏格兰—加拿大籍连环杀手，曾在美国和英国犯下多宗毒杀案，后被逮捕，处以绞刑。

(5)　梅布里克太太谋杀案，指1889年美国女子弗洛伦斯·伊丽莎白·梅布里克（Florence Elizabeth Maybrick）毒杀英国丈夫詹姆斯·梅布里克（James Maybrick）的案件，由于詹姆斯生前有服用砒霜为药的习惯，案件存在疑点，1904年梅布里克太太获释返回美国。

(6)　克里彭案，指1910年美国人霍里·哈维·克里彭（Hawley Harvey Crippen）医生谋杀妻子贝拉·埃尔莫（Belle Elmore），埋尸于地下室的罪案。

(7)　塞登案，指1911年英国人弗雷德里克·塞登（Frederick Seddon）为谋财毒杀邻居伊莉莎·玛丽·巴罗（Eliza Mary Barrow）的案件。

(8)　乔治·约瑟夫·史密斯（George Joseph Smith, 1872—1915），英国连环杀手，生平曾以伪造身份的手段结过七次婚，骗取女方钱财，于1915年以残忍手法在出租房的浴室杀死三名女性，后被判处谋杀罪名成立，处以绞刑。

(9)　赫伯特·劳斯·阿姆斯特朗（Herbert Rowse Armstrong, 1869—1922），英国历史上唯一犯下命案的律师，因以砒霜毒死妻子和试图毒杀一位同行律师而被逮捕，并被判处绞刑。

(10)　埃迪丝·洁希·汤普森（Edith Jessie Thompson, 1893—1923）与弗雷德里克·爱德华·弗朗西斯·拜沃特斯（Frederick Edward Francis Bywaters, 1902—1923），谋杀汤普森的丈夫珀西而被处决。

(11)　“裂下颌谋杀案”发生于1944年，它被称为“裂下颌谋杀案”，是因为被谋杀的的士司机长着裂下颌。罪犯是瑞典裔美国逃兵卡尔·胡尔滕（Karl Hulten）和女服务员伊丽莎白·琼斯（Elizabeth Jones）。

(12)　卡尔·埃里克·贝克霍夫·罗伯茨（Carl Eric Bechhofer Roberts, 1894—1949），英国作家，代表作有《美国著名审判》、《通灵术的真相》。

我们的殖民地带来好处了吗？⁽¹⁾

我面前有一份《社会主义评论》，是社会先锋团体的喉舌，还有一份《快报》，是犹太人—阿拉伯人合作理事会（美国）的喉舌。我从第一份报纸里摘抄了下面的句子：

“英国与印度的资产报表并不支持英国正在剥削印度这个假想……单纯从‘道德’的角度（谈论殖民地问题）并不充分，因为许多人被蒙蔽了，以为英国的经济‘依赖’印度与其它殖民地。”

从第二份报纸我摘抄了下面的句子：

“英国政府誓要保持帝国统治，这已经表明并将继续表明无论政治局势如何变化，它的外交政策都不会发生变动……英国的生活水平有赖于帝国，而帝国必须在远东永远拥有军事力量。”

因此，有一位作家在一份左翼报刊里直白地说英国的生活水平有赖于对殖民地的剥削，而另一位作家在另一份左翼报纸里同样明确地说出相反的内容。眼下我并不在意两者的是非对错，而是他们可以如此自相矛盾这个事实。或许哪一份是英国的报纸哪一份是美国的报纸并不重要，因为那份英国报纸里的作者是美国人。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是否在剥削印度和我们的繁荣是否依赖印度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我们确实正在剥削印度，但只是为了一小撮人的利益，并没有惠及整个国家。这两个问题中，第二个更为紧迫重要。如果我们相对舒适的生活真的是生活在帝国下的结果，如果像贝弗理奇计划、养老金增加、提高离校年龄、清理贫民窟、改善医疗服务等等这些事情没有数以百万计的东方奴隶供我们驱使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它当然会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因为，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希望我们的人民能够生活获得改善，而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还希望能够为殖民地的人民争取公道。这两件事情能相容不悖吗？无论事情的是非对错是什么，你都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得到权威的回答。事实上，这些事情都可以通过数据加以确认，但仍然未能达成共识。我在上面所引用的两个自相矛盾的言论是我所能收集的数以百计的言论中两个典型的例子。

我知道有人能够在纸面上向我证明如果我们失去了殖民地，我们将生活得一样好，甚至更好。我也知道别人能够证明如果我们不能剥削殖民地的话，我们的生活水平将会出现灾难性的下滑。奇怪的是，这种意见分歧有非常明确的政党划分。所有的保守党人都是帝国主义者，但有的保守党人认为如果我们失去了帝国，我们的经济和军事将会土崩瓦解，而有的保守党人则宣称管理帝国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我们只是出于道义而维持着帝国。极左的社会主义者，譬如说独立工党，总是认为英国一旦停止剥削有色人种，就会陷于赤贫，而其他立场偏右的人士则宣称如果有色人种获得解放，他们将会更加迅速地发展，提高生产力，为我们带来好处。在亚洲民族主义者中，意见分歧同样存在。最激烈反对英国的民族主义者宣称，如果失去印度，英国将会活活饿死，而其他人则说，一个自由友好的印度比起一个落后而带着敌意的附庸将会是英国产品更好的市场。但是，正如我在上面所说的，显然这并非是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能够解答这个问题的数据一定存在，如果你知道去哪里得到这些数字的话。

但是，或许这两种意见都不对。那个说“是的，英国依赖印度”的人总是认为如果印度获得自由，英国与印度的贸易将不复存在。那个说“不，英国并不依赖印度”的人总是认为如果印度获得自由，英印贸易将一如既往，不会有混乱的时期。我一直认为：一、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对殖民地进行剥削掠夺；二、在某种程度上，整个英国的经济因此而获益；三、解放殖民地一定会导致至少几年内我们的生活水平下降。这个问题真正重要的因素几乎从来没有被提及，那就是时间因素。终止帝国主义是一件好事，但不是立刻进行。而且或许一开始将会是漫长而痛苦的过渡时期。这是一个令人消沉的想法，我相信对这个想法的下意识的回避使得几乎所有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变得不切实际。

譬如说，在大选时，对于帝国事务的回避令人很惊讶。在提及外交事务时，提到的总是苏联或美国。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演讲台上有人主动提起印度。在工党的会议上，有一两回，我尝试提问关于印度的问题，得到的答案是这样的：“工党当然十分同情印度人民渴望独立的心情，下一个问题。”问题就这样被一带而过，而听众们也根本不感兴趣。工党演讲者拿到的手册有两百页，而只有语焉不详的一页用于讲述印度。但印度的人口几乎是英国的十倍！按照我的经验，真正引起热情的问题是房屋建设、全面就业和社会保险。看着他们热烈地进行讨论，谁会猜想得到这些问题与给我们带来原材料和市场保证的殖民地其实密不可分呢？

从长远来看，逃避真相总是要付出代价。如今我们正在为一件事情付出代价，那就是，我们无法让英国人民明白英国的繁荣在一部分程度上依赖海外因素。左翼和右翼的极端分子都夸大了帝国主义的好处，而按照处于两者之间的乐天派的说法，以军事手段控制市场和原材料产地似乎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他们认为获得解放的印度仍会是我们的顾客，没有考虑到如果印度被另一个外国势力控制，或陷入无政府状态，或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或被奉行民族主义政策的政府所统治，推行抵制英国产品的政策，将会有什么后果。过去二十年我们本应该明确地说：“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的责任是解放受奴役的民族，从长远来看这将会给我们带来好处，但只是从长远来看。短期内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些民族的敌意，应付可能会出现的动乱，帮助他们摆脱贫穷，而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为他们提供物资，以帮助他们自立。如果运气好的话，我们的生活水平或许不会因为殖民地的解放而受到影响，但很有可能我们将会经历长达数年乃至几十年的痛苦。你只能在解放印度和多一点糖之间作出选择。你会选择哪一个呢？”

排队买鱼的普通妇女如果有发言权她会怎么说呢？我不能肯定。但重点是，她从来没有发言权。当危机时刻来临时，如果她希望多一点糖——她或许就是这么想的——那是因为之前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全面的探讨。相反，正如上面我引用的内容表明的，我们的意见南辕北辙，而没有一个意见是真实的，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想要让帝国主义延续下去。

(1)　刊于1946年3月8日《论坛报》。

英国的左翼报刊⁽¹⁾

英国报刊大体上的突出特点是，它们非常集中，只有为数不多的报纸，基本上被一小撮人所掌控。一部分原因是英国是一个小国，使得伦敦的日报能在大清早就运到格拉斯哥以北的地方销售。

英国确实有好几份一流的地方报纸，如《曼彻斯特卫报》，但它们的发行量都很小。事实上，英格兰全境一直到苏格兰边境由八份伦敦的日报所覆盖。至于周刊和月刊，伦敦之外没有一份有分量的刊物。

英国报刊的这种独特的结构已经存在了三十年。因此，到了一份独立的左翼报刊在政治意义上有可能存在时，它在经济意义上已经不可能存在了。要创办一份能与现有的报纸相抗衡的新报纸，你需要有数百万英镑的资本，而且除了发行量很小的《工人日报》外，自1918年后就再也没有新的日报或晚报创刊。接下来这些数字都是估算出来的，能让你了解到一个最近工党横扫选票的国家，其读者群体是如何分布的。

如果你只考虑有明确政治倾向的报纸，并不考虑那些地方报纸的话，英国报刊的每周总发行量大概在一亿份以上。其中2 300万份由那些可以被称为“左翼”的报刊发行。但这包括了自由党的《新闻纪实报》，它确实是一份“开明”或“进步”的报纸，但并非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是工党政府的可靠支持。如果你只统计明确地隶属于某一个左翼政党的报纸，那么这个数字大约是1 400万，或不到总数的七分之一。目前英国只有六份比较有分量的左翼报纸，它们是：

《每日先驱报》，发行量在200万份以上，在英国日报的发行量中排第三位。《先驱报》能被视为工党的官方报纸，但它基本上代表该党的工会纲领（更为保守）。它创办于1914年，接下来的15年，它的政策和态度要比今天激进得多；它更换了好几位编辑，苦苦挣扎，总是徘徊于破产的边缘。即使在它的发行量达到40万份的时候，它也无法做到收支平衡，因为那时候广告商不愿意在一份左翼报纸上投放广告。

1929年，《先驱报》进行了改组，由总工会和欧德哈姆出版社各占一半的股份——欧德哈姆是一家拥有几份低俗周刊的大型出版社。在这个过程中，就基调和版面而言，《先驱报》被改造成了一份普通的流行报纸，但他们的共识是，它的政治方针不受欧德哈姆的控制，主导权掌握在工党手里。

这一共识得到了遵守。虽然有时候它有一些好的国外通讯栏目，但《先驱报》仍是一份非常无聊的报纸，比起其它几份立场相同的报纸，可读性要差得多。不过，它的发行量十几年来一直稳定在200万份，无疑，一部分原因是它全面地报道工会的事务。它的读者几乎都是工人阶级。

《雷诺新闻报》是一份星期天报纸，发行量在70万份左右。（在英国的几份星期天报纸中它的发行量算是小的了。其中有一份号称有700万份！）《雷诺新闻报》有时候在美国的出版界被称为“同路人的报纸”，但严格来说这不是真的。它是合作社党的官方报纸，这个政党是合作社运动的政治喉舌，该运动如今几乎完全与工党运动合并了。不过，《雷诺新闻报》深受共产主义的影响，就连它的书评也不例外。有时候它会让人觉得是将三份报纸拼凑在一起——一份是合作主义，一份是共产主义，一份是普通的周日报纸，有体育、犯罪和皇室的新闻。《雷诺新闻报》有时候会刊登一些睿智的文章，但大体上它不是一份令人满意的报纸，带有宗派主义的气氛和黄色小报的缺陷。

《新政治家和国家报》是评论周刊，发行量大约8万份。《新政治家报》创办于1913年，从那时起“兼并”了三份性质雷同的竞争报纸，如今它是最有影响力的英国政治周刊。同样的情况再次出现，人们总是将《新政治家报》称为“同路人的报纸”。同样地，严格来说这并不属实，虽然按照当前的情况我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如此。《新政治家报》偶尔会明确地反对共产主义，比方说，在苏德两国签署条约的时期，而如果俄国人在欧洲再步步进逼的话，或许它还会这么做。不过，在大约二十年的时间里，或许《新政治家报》所做的最突出的一件事情——当然，要比任何一份期刊更卖力——就是在英国知识分子里宣传一种不加批判的亲俄态度，而因为它和共产党没有关系，对苏联保持着一种表面上很超脱的态度，效果更加显著。

除了编辑金斯利·马丁⁽²⁾之外，许多著名的左派宣传工作者现在或曾经与它有过联系：伦纳德·伍尔夫⁽³⁾、亨利·诺尔·布雷斯福德⁽⁴⁾、约翰·斯特拉奇⁽⁵⁾、哈罗德·拉斯基、约翰·布伊顿·普雷斯利、理查德·霍华德·斯坦福德·克罗斯曼⁽⁶⁾等等。

严格说来，《新政治家报》是一份名副其实的大报。许多年来，它一直保持了很高的办报水平，并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一以贯之的方针和独特的姿态。大体上，“思想开明”、较为激进的中产阶级一直习惯于读这份报纸。它的地位基本上可以对应美国的《新共和报》，但我认为后者是一份更加成人化的报纸。

《论坛报》是一份评论周刊，发行量不明，或许在2万份左右。《论坛报》创刊于战前的一两年，那时候是一份很喧嚣的报纸，卖三便士一份（五美分），主要面向工人阶级发行。它的控制人是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最近他因为组织了一个分裂性的组织“社会主义联盟”而受到了工党的处分。当时它得到奉行人民阵线方针的共产主义者的支持以及发行方面的协助。

苏德条约签订和战争爆发后，这个支持就消失了，《论坛报》本来已经很小的发行量锐减到了2 000份。1941年，克里普斯加入了政府，因此被迫断绝他与这份报纸的联系，它被现任卫生大臣安奈林·比万接管。

比万将这份报纸重新编排，以六便士的价格销售，风格大体上与《新政治家报》接近，在接下来的战争时期，它或许是左翼报刊中最出色，可能也是最独立的报纸。事实上，它是唯一支持战争但保持了负责任的态度的报纸，对丘吉尔政府持激烈批评的态度。左翼报刊中也只有它会对苏俄的宣传予以驳斥。

1945年大选过后，比万加入了政府，《论坛报》成为一群年轻工党议员的喉舌，其中以迈克尔·富特⁽⁷⁾最为出名。这个群体（不要与地下共产党员混为一谈）大体上支持政府的纲领，但对其外交政策，特别是对事关希腊和巴勒斯坦的政策，持批判态度。

不可避免的是，自从工党执政以来，《论坛报》失去了它的活力，遭遇了当反叛者自身的阵营获胜时总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尴尬局面；而且，它对厄尼斯特·贝文的外交政策的批评未免有点不切实际，因为在至关重要的抵抗俄国的问题上，它并不是真正的反对派。有几个共产主义者及其同路人有时候会为《论坛报》投稿，但所有那些有决定权的人都是极端的反共产主义者。虽然表面上是反对政府的报纸，但在各份周刊中它却是当前政府最可靠的支持者。它的读者大部分是在战争时期争取到的，或许大体上以中产阶级为主，因为大家普遍认为英国的工人阶级不会付多于三便士去买一份周报。

《前进报》，大体上是以工人阶级为主的评论周刊，在格拉斯哥出版。《前进报》基本上不能被称为一份有影响力的报纸，而且它的发行量很小，但它的有趣之处在于它表达了旧式的、马克思主义式的、叛逆不羁的社会主义，这一思想仍在克莱德河⁽⁸⁾流域盛行。它总是与政府唱反调，但它的政策极其摇摆不定：只要情况允许它就会支持俄国，但另一方面，它反对共产主义，强烈支持言论和出版自由。《前进报》由埃姆里斯·休斯⁽⁹⁾主持，他是一个脾气暴躁的工党下院议员。著名作家如萧伯纳、伯特兰·罗素和肖恩·奥卡西⁽¹⁰⁾时不时会为它撰稿。

《工人日报》的发行量不明，但或许有时候达到了10万份。《工人日报》创办于1929年，因为在战争期间进行失败主义的宣传活动而被禁止发行两年。比起早期，它有了明显的提高，有时候会刊登好的科普文章和书评，但它一直更像是一本宣传册，而不像是一份报纸。另一方面，与欧洲大陆的报纸甚至美国的共产主义报纸相比较，《工人日报》不是一份非常下流卑鄙的报纸。它能保持发行，部分程度上是靠它的支持者自发订阅。最近它试图通过向公众售股筹集资金，但并不是很成功。

我所列举的这六份报刊就是英国所拥有的比较重要的左翼报刊。除此之外就只有报道工会消息或纯粹地方事务，印得模糊不清的简章，还有甚至不会假装要面向公众发行的单薄的非主流杂志。还有一两份期刊只刊登苏联的政治宣传，对英国的政治几乎不怎么报道。

在小规模的宗派主义杂志中，共产党的《劳动月刊》或许拥有最大的发行量。考虑到资源不足的情况，共产党要比工党勤奋得多。他们发行了不计其数的宣传手册，甚至拥有或控制了一个连锁书业，当然，主要为自己人出版东西。而且，在战争的前几年和战争期间，他们对自由党的《新闻纪实报》（发行量大约是150万份）起到了相当大的影响。当然，在工党的眼中，共产党的竞争并不是真正重要的问题。最关键的事实是，毫无疑问，当前的政府代表了人民大众，但每天都遭到庞大而效率很高的保守党报刊的攻讦和不实的报道，除了一份日报之外就没有任何自己的阵地了。至于英国广播公司，它是一个独立的公司，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它的海外报道受到了政府的监督，但在国内政治事务上，可以说它保持了中立的态度。

一年多来，由政府任命的委员会一直在调查英国报刊的现状——行事很小心谨慎，遭到了一些反对。无论它的发现是什么，都不会带来什么激烈的改变，因为报刊业不会是在短期内进行国有化的行业。但有可能会采取一些手段限制报纸的共有业权。目前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是——它确实发生了一两回——某位报刊大亨占有或控制了多达100份期刊，并主宰它们的办报方针。

也有可能一份新的伦敦晚报将会与《每日先驱报》捆绑发行。显然，左翼报刊需要更好的公关宣传，但在一个大体上仍然是资本主义体制的国家，而公众几十年来一直习惯于阅读同样的报纸，除非左翼报刊得到大量的补贴，否则它们很难得以壮大发展。

过去两年来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大量的探讨，但没有得出非常明确的结论。一方面，大部分英国记者会乐意看到报业巨头被推翻；另一方面，无论哪种政治色彩的记者，都对由国家或党派控制报刊心怀警惕。工党拥有数量庞大的党员和稳定的资金，肯定能够比现在更好地对自己进行公关宣传，但任何政党在资助了自己的报刊后，能否以非极权主义的方式去管理它仍有待观察。

(1)　刊于1948年6月《进步月刊》。

(2)　巴西尔·金斯利·马丁（Basil Kingsley Martin, 1897—1969），英国编辑，长期担任左翼杂志《新政治家报》的编辑。

(3)　伦纳德·西德尼·伍尔夫（Leonard Sidney Woolf, 1880—1969），英国作家、政治理论家，代表作有《经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与文化》。

(4)　亨利·诺尔·布雷斯福德（Henry Noel Brailsford, 1873—1958），英国记者，代表作有《为什么资本主义意味着战争》、《财产或和平？》。

(5)　约翰·斯特拉奇（John Strachey, 1901—1963），英国工党政治家，左翼书社创建人之一，曾加入英国皇家空军参加作战，1946年曾担任“战时食物限量供应部长”。

(6)　理查德·霍华德·斯坦福德·克罗斯曼（Richard Howard Stafford Crossman, 1907—1974），英国作家、工党政治家，代表作有《内阁部长的日记》、《柏拉图与当代世界》等。

(7)　迈克尔·麦金托什·富特（Michael Mackintosh Foot, 1913—2010），英国工党政治家，长期担任英国工党议员。

(8)　克莱德河（the Clyde），苏格兰第一大河，流经格拉斯哥市中心，流入克莱德湾。

(9)　埃姆里斯·休斯（Emrys Hughes, 1894—1969），威尔士工党政治家。

(10)　肖恩·奥卡西（Sean O'Casey, 1880—1964），爱尔兰剧作家、社会主义者，代表作有《一个枪手的故事》、《出发吧》等。

执政三年后的工党⁽¹⁾

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是，1945年大选时，你很清楚地看到工党政府将面临什么问题，而时至今日，要预测它将取得成功还是会以失败告终仍然和当时一样困难。在这个时代，进退两难的境地没有出路，斗争从未缓和，而且从来不会得出一个确凿的结论。整个世界得了一种病，这种病既是急性病又是慢性病，但不至于要人的性命。

在英国，三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层出不穷的危机中，就像那些广播剧一样，男主人公在每一集的结尾都面临紧急关头。当然，最糟糕的灾难总是得以避免，但故事的结尾似乎总是那么遥远。多亏了美国的援助贷款、“精简开支”的政策和动用储备，破产被一推再推，当这些权宜之计不再奏效时，或许还能通过有效地推动出口将危机推迟几十年。但让英国偿清债务而不至于让生活水准下降到不堪忍受的低水平这个根本的问题仍然没有被触及。

我认为，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意识到，在英国，经济集中制和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体制之间的斗争是第二位的。英国的存亡才是最主要的目标。通过外部观察和阅读英国的报刊，你会很容易以为英国正在官僚体制的暴政下痛苦呻吟，但情况之所以看上去会是这样，只是因为那些大资本家和中产企业家阶层拥有与他们自身的规模不相匹配的话语权。

英国在许多方面是一个保守的国家，但它没有农民阶层，对于经济自由的渴望并不强烈或广泛。在英国，财富意味着房子、家具和几百英镑的积蓄。自由意味着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或能在闲暇时间做你想做的事情的自由。绝大部分的群众认为他们靠工资生活而不是靠利润生活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他们希望从出生到死亡都有社会保险，对工业国有化并没有强烈的感觉。当然，他们不欢迎配给制和管制，但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加剧了八年的辛苦劳作所导致的疲惫和无聊。

事实上，我们都被绑住了手脚，不是因为想要回归资本主义体制，而是囿于在繁荣时期形成的思维习惯（包括社会主义运动本身的意识形态）。

时至今日，甚至就在左翼圈子的内部，他们还是未能完全了解英国的经济困境是与生俱来的。这是一个人口过度稠密的国家，从国外进口食物，以出口的方式偿还。只有在其它国家没有工业化的时候这种情况才能得以维持。如果当前世界范围内的工业发展继续下去的话，从长远来看，国际贸易除了交易原材料、热带产品和奢侈品之外将没有理由存在下去。像俄国或美国这样的独裁专横的大国将占尽优势——或者说，已经占尽优势。因此，英国只有在与一个更广阔的地区融合的情况下才能继续保持“先进繁荣”。

当前，有四种方式可以实现这一点。一种方式是成立西欧和非洲的共同体。另一种方式是加强英联邦体制的内部联系，将英国的一半人口迁徙到各个说英语的自治领去。第三种方式是让英国和欧洲地区成为俄国体制的一部分。最后一种可能性是英国和美国合并。每一种方式的反对意见都一目了然。

第一种方式是目前探讨最多的，或许也是最有希望实现的，但它面临巨大的困难和危险，其中俄国的敌意只是最直接的体现。而第二种方式，即使假设各个自治领都做好了准备，只有习惯于把人口当牲口那样成船运送的专制政府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第三种方式虽然可能在战败时会发生，但可以将它排除在外，因为除了少数共产主义者之外，没有人希望它发生。第四种方式很有可能会发生，但在英国人的眼中它是不可能被接受的，因为它意味着沦为附庸，而且除了保守党人之外，和另一个国家合并在每个人看来都是在政治上开倒车之举。

即使这些可能性中的一种成真，或几种可能性组合在一起发生，那也得是很久以后的事情，而偿还债务的需要非常紧迫。因此，工党政府的领导人只能以英国在短期的未来必须自力更生为前提去制订计划。他们在努力促成欧洲共同体的成立。他们希望并且相信当共同体成立时，各个自治领都会拥护它，而且他们决心——事实上，是他们被迫——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但他们的短期目标一定是让英国做到出口和进口的平衡。他们得依靠破旧的工业设备做到这一点，而海外领地要求驻军，因此吸纳了大量的人力，而且工人阶级疲惫不堪，伙食又不好——他们打了那场战争，并在大选时投票，就是希望情况会有所改善。

1945年时，大约有一半的选票投给了工党。我相信，这些人当中的大部分投票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是夸张的说法。他们投票是为了实现完全就业、有更丰厚的养老金、提升受教育的年龄、更大的社会和经济平等以及全方位的民主。政府希望这么做，它承担不起令其支持者失望的代价，因此必须兼顾基础设施重建的紧迫改革使得经济重建工作变得更加困难了。比方说，工党政府不可能不将房屋重建列为当务之急，因为房屋是必须要有的，但这意味着减少能够用于工业建设的劳动力和物资。向国有制的转变本身并不是什么振奋人心的过程——在人们的心目中，工党代表了工作时间缩短，医疗服务和托儿服务免费，学生有免费奶喝等等，而不是社会主义。

不幸的是，由于一切物资都极度紧缺，要在物质层面上改善人们的生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比起三年前，英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或许变差了。住房情况极其恶劣，食物虽然不至于分量不足，但吃起来寡然无味。香烟、啤酒和没有限量供应的食物比如蔬菜都贵得离奇。衣服的限量供应条件越来越差，因为它的后果是逐渐积累的。我们正处于过渡时期，这是所有左翼政党掌权时等候着他们的情况，而它总是让人觉得痛苦而惊讶，因为事先几乎没有对它进行深入的探讨。大体上，左翼政党许下改善物质条件的承诺而召集起追随者，但当考验的时刻来临时，结果总是那些承诺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必须经过长期的自我否定的斗争，在这个过程中，普通人的生活条件要比一开始时更加糟糕。而正因为他的生活变糟了，他就会表示拒绝，或者说，没办法去作出别人要求他的努力。这一点可以拿英国煤矿业的挣扎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

英国的矿业必须实现国有化，因为没有别的方式能对它们进行资产重组，让它们实现现代化。与此同时，国有化并不能立竿见影。关于英国煤矿的基本情况是，它们年久失修，而且里面的工作环境不堪忍受，不直接施压或遭受失业威胁的话几乎不可能雇佣到足够的劳动力以维持煤矿的运作。自从战争结束后，我们所需要的矿工数目有大约五万人的短缺，结果就是，我们只能艰难地生产出勉强足够自用的煤炭，而要再产出一千五百万吨煤炭用于出口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目标。当然，这些煤矿或许将会实现现代化，但这个过程将耗时数年之久，而与此同时，为了制造或购买需要的机器，我们对煤炭的需求将会更大。

同样的情况普遍存在于整个工业界，只是问题没有那么突出而已。而且，当人们已经很疲惫的时候，通过经济刺激让他们更加努力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对工资进行平均分配，劳动力就会从那些不招人待见的工作转移出去。如果给那些工作安排高工资的话，旷工现象就会增加，因为每星期只上三四天班的话就足以维持生计。过去几年来，除了个人旷工之外，还有不计其数的停工和非正式的罢工，或许疲惫和经济上的不满都是其中的原因。确实，由于行业纠纷而导致的时间损失比起1914年至1918年那场战争之后紧接的那几年的时间损失算不了什么，但它们有一点重要的区别：那时候的罢工取得成功能给工人阶级带来切实的好处。而今天，主要的问题是如何生产出勉强足够的商品，罢工是对所有人的打击，包括对罢工者本身，而它的后果就是物价飞涨。

在我们目前所遇到的困难下面有两个事实，是社会主义运动总是想要忽略的。一个事实是，有些必须去做的工作不加以强制的话是不可能完成的。因此，当你实现了完全就业，你就不得不通过强制劳动去完成某些比较肮脏的工作。（当然，你可以给它起一个听起来比较顺耳的名字。）另外一个事实我已经提起过：英国极度贫困——目前根本不可能提高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准，或许甚至要维持当前的水准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不知道我们目前的经济问题能不能得以解决。抛开与苏联交战的危险不说，短期内它取决于马歇尔计划的成功，而长期来看取决于西欧共同体能否成立或英国能否在市场争夺中取得优势地位。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再也没办法回到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那时候的优势地位。除非英国的社会主义者掌握大权，并面对艰难的事实，否则他们不会承认他们想要更平均分配的国民收入有一部分是剥削殖民地得来的。长久以来，我们的产出一直比消费少（自从1913年以来我们就一直处于入超的状态），但我们拥有廉价原材料，而且在我们的那些殖民地或能以军事武力慑服的国家拥有可靠的市场。

这种情况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有许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英国人民自身的帝国主义情结的衰微。在这里你会看到社会主义运动未曾得到解决的核心矛盾。社会主义是在工业化的西方国家里兴起的信念，对白人无产阶级来说，它意味着更好的物质条件，同时也意味着受剥削的有色人种的解放。但这两个目标是不可调和的，至少暂时是这样。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们从未提到过这个问题，或从来没有大声地讨论过这个问题，现在他们为自己的怯懦付出了代价。由于人们并不了解基本的经济情况，事实上不可避免的困难似乎是因为社会的不公没有改变而引起的。乡村别墅和豪华酒店里仍然住满了有钱人，你会忍不住幻想要是把他们统统消灭的话，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到用之不尽的物质财富。事实上，我们现在比以前更加贫穷，这种情况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收入的重新分配并不能在本质上改变这种情况，但人们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们的士气受到了打击。

工党政府的公关工作很失败，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他们已经在进行宣传，特别是在上几个月，但他们还没有采取系统化的做法，每天告诉公众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和个中原因，而之前他们也没有意识到需要这么做。政府的做事方法就是让人们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以为情况好得很，然后突然间在墙上张贴告示，上面写着最让人胆战心惊的标语：“不工作就挨穷。”房屋紧缺、燃料紧缺、面包限量供应和波兰移民让人们怨气冲天，而如果之前就把一切事实解释清楚的话，情况并不会这么糟糕。政府在海外对英国的“推销”也做得不怎么成功，从我们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行动遭到世界各国的指责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来，而与印度达成和解这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却几乎没有人关注。

就英国内部的宣传工作而言，政府面临着两大难题。一个难题是它没有宣传的喉舌。除了《先驱报》这份日报之外，英国的出版业有的被保守党控制，还有几份报纸被左翼人士控制，但他们对工党政府的同情并不十分可靠。另一方面，英国广播公司是一个半独立的团体，在国内政治问题上恪守中立，只能作为官方宣传的有限渠道。政府所面对的另一个困难是它与敌人结成了联合政府，因此没有机会表明自己的立场。

在战前，多年来坚定不移的宣传工作让工党赢得了绝大多数体力工人和一部分中产阶级人士的支持，但那是过时的社会主义宣传，大部分内容与战后的情形无关：英国沦为积弱积贫的国家，德国和日本被征服，俄国成为敌人，美国成为活跃的世界霸主。在那段更让人感到绝望的战争时期，工党没有能力宣布自己是独立的政党，但我认为它在战争明确无疑将以胜利告终时没有立刻终止联合执政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接着大选到来，情况非常仓促。工党积极拉票，承诺会实现海外和平和国内繁荣，在当时的情况下它必须这么做。

如果它在当时更加诚实，它会解释接下来将是非常艰难的时期，而由于通往社会主义的第一步必须迈出，情况会更加艰难。它还应该解释与轴心国的热战结束只是意味着和苏联的冷战开始。每一个工党候选人都在说：“工党将和俄国更好地相处。”这就等于在说“一个新教的政府将和梵蒂冈更好地相处”。但群众在投票时并没有了解到自1943年以来就很明显的事实：俄国满怀敌意，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与此同时，工党必须赢得大选。工党之所以获胜，一部分程度上是因为它许下了无法实现的承诺。很难去责备它做出这种事情，但群众对左倾政策和亲俄政策之间关系的疑惑原本可能会造成可怕的后果，它们之所以没有发生纯属幸运而不是依靠英明的领导。如果在战时出现的亲俄情绪一直持续下去的话，人们会认为英国正与苏联进行一场似乎没有意义的争执，还保留着庞大而昂贵的军队，这或许将导致工党运动自上而下的分裂。因为那样的话，或许就会有人似是而非地说，我们的艰难情况是由于美国迫使我们奉行反共政策而导致的。当然，那些共产党员和秘密党员就在这么说，但并没有取得意料中的成功，因为亲俄情绪冷却下去了，但不是因为工党的宣传，而是因为俄国政府自己的所作所为。当然，如果我们出于某个琐碎的理由而面临开战的话，公众可能会突然爆发反感情绪。

上面我所列举的所有困难——艰难甚至绝望的经济局势、选举前承诺的拉锯战和必要的重建工作、以旷工和不必要的罢工作为表达方式的疲惫和失望、对管制和重税越来越不满的小商人和中产阶级人士的敌意——尽管遇到这些困难，工党政府的地位依然很牢固。离下次大选还有两年，在此之前可能会发生灾难性的事情，但假如当前的情况一直继续下去的话，我不相信工党会下台⁽²⁾。目前，虽然它有敌人，但它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对手。它的敌人有保守党政敌，但它的思想腐朽不堪，只有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在发牢骚，还有左翼政党、共产党、“秘密党员”和或许会追随他们的心怀不满的工党支持者。这些人尝试过分裂工党运动，但以失败告终，因为他们将自己与咄咄逼人的外国势力联系在一起，而在内政事务上，他们的政策与工党的政策其实大同小异。

你必须记住，工党和保守党代表了绝大多数的人民，除非他们自乱阵脚，否则很难有另一个大党崛起。共产党人可能会利用“渗透”的方式兴风作浪，但在公开的竞争中他们根本没有希望获胜。法西斯群体更加没有获胜的希望。莫斯利再度活跃起来，过去一两年来反犹主义又开始冒头，但现在用不着担心大规模的法西斯运动的兴起，因为旧的政党不分裂的话，它是不可能召集起党员的。工党在选举中唯一要担心的对手是保守党，但他们并没有高歌猛进的迹象。确实，他们在地区政府的选举上抢得了许多席位，或许是因为那些并不在意投票的群众，特别是妇女，想要对像土豆限量供应这类不受待见的管制发泄怒火。但在议会选举的层面，工党没有失去自1945年赢得的每一个议席。对于一个执政三年的政党来说，这是前所未见的事情。保守党要在大选中获胜只能靠席卷“浮动选票”（中产阶级和白领工人）以及1945年投给自由党的那两百万张选票。大部分体力工人不会再投票给保守党，在他们的心目中，它和阶级特权与失业联系在一起。

如果保守党人重掌大权，那将会是一场灾难，因为他们会遵循与工党政府差不多的政策，但没有关键人物所拥有的自信。只要工党权力牢固，或许连任上几届，我们至少有可能和平实现必要的改变。无疑，英国将会存在下去，而且不会有大规模的饥荒发生。问题是，我们能不能继续以民主国家的身份存在下去，能不能有正派的社会氛围与政治行为。接下来会有一段相当漫长的时间，除非出现社会崩溃和大规模失业，主要的问题将会是激励人们更加努力地工作。我们能不能不需要采取强迫劳动、恐怖手段和秘密警察就做到这一点呢？迄今为止，虽然比弗布鲁克的报刊⁽³⁾在大发牢骚，政府对个人自由并没有过度侵犯。它很少动用它的权力，也没有进行所谓的政治迫害。但那是因为决定性的一刻还没有到来。

其它国家，特别是法国，面临着和英国大致同样的情况。或许，所有的国家迟早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左翼政府只会在艰难时期掌权，他们的第一任务总是让疲惫和失望的民众更加努力地工作。就英国而言，你能说的就是英国人民非常耐心，非常有纪律，而且愿意忍受任何事情，只要他们能看到承受这些事情的理由。最迫切的需要是让政府运用比以前更加明智的方式进行基本的解释工作，让一直认为战后一切会更好的群众能够理解为什么他们必须多忍受几年的加班和辛劳，而除了社会平等的提高之外，并没有别的直接补偿。

然而，工党政府的成立并没有给英国的思想氛围带来什么不同。它对商人和体力工人的影响大于对自由专业人士的影响（除了医生之外）。那些左翼知识分子的不满和多疑态度几乎没有改变。这些人的思想在《新政治家报》，《论坛报》和拉斯基、科尔和克罗斯曼的宣传作品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当然，他们都支持工党——事实上，他们当中有些人和工党有组织上的联系——但他们总是对它很不耐烦，而且总是对它的外交政策不予认同。流行的态度总是将工党看成一部机器，得去推它才能运作得更快，并怀疑它的领袖虽然没有真的变节通敌，却想要延缓改变的速度，尽可能地保持社会结构的完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仍然习惯性地谈论“大英帝国”和“英国统治阶级”，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仍然是丘吉尔和他的同伙在统治着这个国家。工党的声望很低，一个迹象就是除了《论坛报》这个政府可靠的支持者之外，没有一份周报或月报为它撑腰。

要解释这一态度，还有为什么当工党掌权后它并没有改变，你必须记住几件事情。一件事情是麦克唐纳⁽⁴⁾和他的团伙在1931年的背叛⁽⁵⁾留下了惨痛的创伤，让人下意识觉得工党政府的本质很软弱，而且有可能背信弃义。另一件事情是，工党本质上是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是有工会组织的产业工人的喉舌，而社会主义的理论家大部分是中产阶级出身。工党有自己的政策，但没有能与马克思主义抗衡的明确的意识形态。它存在的意义在于为打工者争取更好的条件，与此同时，它有讲究伦理的半宗教的传统，归根结底是福音派清教徒主义，不被那些接受了欧洲大陆的影响的知识分子所接受。观念的差异大致体现于对英国外部事物的态度。在战前那几年，几乎没有例外，工党只有中产阶级的支持者对国外与法西斯主义的斗争感兴趣，而如今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也出现了同样的分裂。关心这个问题的工人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并不反对贝文，而几乎所有的左翼知识分子都强烈表示反对。这并不是政策上的区别，而是主观情绪上的区别。没有几个人能够告诉你我们的巴勒斯坦政策是什么或曾经是什么（假如说我们曾经有过这一政策的话），更没有几个人能够告诉你这个政策应该是怎样的。但是，对于犹太难民的惨状，对犹太复国主义者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对英国士兵被恐怖主义者炸得粉身碎骨的惨状，或许不同的人会根据阶级背景的不同而有不一样的观感。

在战争期间以及战争之后出现了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声音更加响亮，而且在思想上反对社会主义——或者说，反对中央集权主义、计划经济、劳动指挥和强制军事服役，并且反对国家对个人的干预。这一思想表现在无政府主义、和平主义和个人主义等运动中。此外还有小规模的民族主义运动（威尔士和苏格兰），近年来它逐渐普及，并有同样的抵制中央集权的倾向。大部分年轻一代的作家似乎都对政府怀有敌意，以相同的口吻指责它滥权反动。

有很多人在疾呼个人自由的衰亡，以及作家、画家和科学家将沦为御用文人的趋势。这在一部分程度上是正确的，但要责备的并不是工党。过去十几年来实际发生的事情是，即使不是所有的艺术家，至少作家的经济处境一直在恶化，他们不得不仰仗政府和像英国广播公司这样的半官方团体的施舍以谋生。这场战争加速了这个过程，而本届政府只是延续了从前任政府那里继续下来的传统。工党并没有制订任何文学或艺术政策。它的领袖是务实派，他们不想和艺术家们做朋友，也不想以极权主义的方式“协调”他们。近来越来越严格的就业规定确实蕴含着对所有知识分子的潜在威胁，因为理论上它能够为不成功的作家或画家安排“有贡献的”工作。但是，这种事情在现实中是不会发生的。对于那些真正在意文学或艺术的人来说，宁死不食嗟来之食的权力似乎与纯粹的资本主义体制一样不可动摇。

(1)　1948年10月刊于《评论》。

(2)　从1951年至1964年，英国保守党连续三届赢得大选。

(3)　比弗布鲁克爵士掌控的右翼报纸包括《每日快报》、《标准晚报》和《星期天快报》。

(4)　詹姆斯·拉姆西·麦克唐纳（James Ramsay MacDonald, 1866—1937），英国工党政治家，英国首位工党首相，于1929—1931、1931—1935年组阁。

(5)　1931年，麦克唐纳与保守党和自由党组建联合执政政府。

《英国的宣传册创作》⁽¹⁾第一卷序文

这本宣传册选集有二十五篇宣传文章，或全文引用，或部分节选。选择的标准是其代表性和文学价值，涵盖了从英国宣传册创作肇始的宗教改革到美国独立战争这两个世纪的时间。我们准备出版第二卷⁽²⁾，把宣传册创作的历史延续到我们这个时代。

雷吉纳德·雷诺兹先生承担了这本书的编纂工作。他必须从纷繁芜杂的材料中进行筛选，光是从1640年到1661年，伦敦就出版了22 000种各类宣传册和小册子。这份工作的困难之处不仅在于要挑出最好的作品，而且还要判断到底哪些是而哪些不是宣传册。“什么是宣传册？”这个问题就好比：“什么是狗？”当我们看到一只狗时，我们都知道那就是狗，或至少我们认为那就是狗。但要给出一个清晰的文字定义并不容易，甚至区分一只狗和它的近亲比如一只狼或一只豺也并不容易。宣传册总是会和其它与其有很大分别的出版物如传单、宣言、纪念册、宗教小册子、通函、指导手册及其它廉价出版的纸封小册子混为一谈。但是，真正的宣传册是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数百年来并没有发生重大改变，但它经历了兴衰起伏。对它加以确切的定义很有必要，即使冒着拘泥刻板的危险。

宣传册是简短的辩论式的文章，以小册子的形式进行印刷，读者群体是普罗大众。它的篇幅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显然，一张只有“打倒墨索里尼”这几个字的传单算不上是宣传册，而像《憨第德》或《木桶奇遇记》这么长的作品也不能被归为宣传册。或许一本真正的宣传册的篇幅介乎五百字到一万字之间，通常没有装帧，只需花上几便士就能买到。一本宣传册的首要宗旨不是提供娱乐或挣钱。它之所以被写出来，是因为某人有话想说，而且因为他相信没有其它争取听众的途径了。宣传册探讨的或许是伦理或神学问题，但它们通常都带有清晰的政治意味。一本宣传册可能是为了“支持”或“反对”某个人或某件事而写的，但本质上它总是一则抗议。

正如雷诺兹先生所指出的，宣传册创作只有在一个人能够很轻松地将所写的文字刊印出来的情况下才会蓬勃兴盛，无论是以合法手段还是以非法手段。或许一点非法刊物的感觉对于宣传册来说不无裨益。当言论自由真正实现，所有的观点都可以在媒体上表达时，宣传册创作就失去了一部分存在的理由。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被迫违法才能进行写作，他就不会那么害怕说出诽谤诋毁的话。暴力宣泄与下流肮脏是宣传册的传统的一部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内容审查制度促成的。我们将会看到这本选集中有几篇宣传文章是匿名创作的，或在海外出版，然后偷偷运到英国。这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是很正常的事情，当时几乎每一个专制政府都很无能。大权在握时，没有人愿意让他的政敌争取听众，但与此同时，警察根本不足为虑，非法文学能够自由传播。在现代专制社会，宣传册创作再照搬十七世纪的做法是行不通的。秘密刊印即使能够进行，也会是极其危险的举动，没有哪个做这件事情的人会有闲情逸致去雕琢典雅的文字。十七世纪的巴罗克式英语宣传册让人觉得它们出自内心无所恐惧的人的手笔。下面是无名氏创作的《讨暴君檄》中的几句话。请注意那些多姿多彩的形容词：

“但是，如果可以的话，请告诉我，你这座荒唐而没有信仰的城市，是谁教你违反上帝十诫中第二块法版的戒律比违反第一块法版的戒律会招致更大的惩罚呢？是谁教你们抓拿可怜无知的窃贼却去维护暴君呢？他们都是富有、虚假、傲慢、伪善、全无虔诚的窃国大盗。”

下面是掘土派⁽³⁾的杰拉德·温斯坦利⁽⁴⁾的言论，他在英国内战中破产，并遭受到英联邦政府的无情迫害：

“你们这些伦敦的热情的牧师和教授，还有你们这些高官和军队里的士兵，你们抗击北欧骑士的胜利如今安在？你们在大地上点起了熊熊火焰，在你们饥肠辘辘勤勉操练的日子里向上帝哀求和致谢，你们是否还记得？你们愿意再次被诺曼人的强权所统治，忍受旧时的不公法律吗？……噢，你这座城市，你这座伪善的城市！你这个盲目的、昏昏沉沉睡去的英格兰，你正在贪婪的睡床上沉睡打鼾。醒来！醒来！敌人已经在你背后，他们正准备破墙而入，夺走你们的财产，你们可要小心！”

当政治争端只能通过张贴传单和在人行道上写粉笔字时，谁还会写出像这样的语言呢？

只有那些满怀激情有话想说，并认为真理虽然蒙垢，但只要公众了解事实的话就会支持他们的人，才有可能写出好的宣传作品。如果一个人对民主没有坚定的信念，他是不会去撰写宣传册的，他会通过巴结讨好达官贵人以实现自己的目的。又可以这么说，当激烈斗争的双方阵营都有正直而有才的人士时，宣传册的创作将会走向繁荣。这本选集在挑选宣传文章时尽可能完整地涵盖整个时期，但我们会注意到，只有四篇文章出自1714年至1789年，而这四篇文章里面，只有一篇（潘恩⁽⁵⁾的《常识》）讲述了英国的内部事务。雷诺兹先生对这段政治纷争的“间隙”作了评述，并指出了原因。在那个时期——从清教主义站稳脚跟之后到法国革命爆发之前——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冲突。政治斗争以一方的彻底胜利而告终，与法国展开的战争并不涉及英国的存亡，关于黑奴或东印度公司剥削的争论只涉及一小部分人。而之前的两个世纪情况则不一样。每一位有识之士都受到斗争的影响，各方都真诚地认为另一方犯下了玷污光明的罪恶。大体上，当时思想界的情形与我们今天的情形出奇地相似。

雷诺兹先生的选集中所有的宣传文章，截至并包括了斯威夫特的作品，是一场大规模战争的激烈交锋。那是天主教与清教、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斗争先是在英国和西班牙之间展开，然后在国王与议会之间展开，接着在辉格党与托利党之间展开，期间还夹杂着——或许可以说是从中派生出来的——获胜的议会派与其内部左翼分子之间的斗争。回过头来看最主要的交锋，不难看出，克伦威尔所代表的力量理应获胜，因为他们至少为未来带来希望，而从他们的对手身上看不到希望。但是，正如一些观察者在当时就意识到的，他们的胜利并没有带来实质的福祉，而只是承诺。它的结果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崛起，而现代资本主义只能被视为进步中的一个环节，使另一场还没有发生的变革成为可能。如果你对资本主义已经取得的成绩进行评判——工业革命的种种丑恶现象、一个又一个文化被摧毁、数百万人蜗居在蚁穴一般的丑陋城市里，以及对有色人种的奴役——很难认为资本主义本身要比封建主义更加优越。在英国内战时期，议会派的胜利所带来的长期影响在当时并不能被预见到，但战争还未结束平民百姓就清楚地知道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已经失败了。旧的暴政被推翻，思想自由与社会平等却并没有更加接近实现。

这整个过程在今天看来很熟悉，就像是象棋里的一个经典开局。虽然历史似乎并没有在重复自身，但它总是呈现螺旋式上升的运动，因此，数百年前的事件似乎就在你的眼皮底下进行。某些人物、争论和思想习惯总是不停重演。总是有像温斯坦利这样的空想家，他们遭到双方阵营的迫害。总是有人争辩说革命形势不进则退，而反击言论则说第一要务是巩固胜利局面。总是有人指责说激进的革命派其实是反动派的同伙。一旦斗争结束，保守派总是比已经获胜的激进分子更加进步。介绍天主教与清教之间的斗争这一系列的最后一篇宣传文章选的是《谦卑的提议》——这很是恰当。在这篇文章里面，斯威夫特——他既不是天主教徒也不是詹姆斯二世党人，而是失败者的拥趸——为惨遭蹂躏欺凌的爱尔兰人呼吁。

革命最振奋人心的事情就是，尽管它总是以失败告终，但它总是在继续。对自由平等永远相亲相爱的人类世界的憧憬——在一个时代被称为天国，在另一个时代被称为没有阶级的社会——从来未能实现，但对它的信仰似乎永不消退。英国的掘土派和平权派在这本选集中有三本宣传册作为代表，其思想脉络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奴隶起义，经过中世纪的多次农民和异教徒的起义，一直到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再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这几份宣传册中你会发现对理想社会曾经存在于过去某个时候的信仰，因此，真正的革命其实是回归过去。在温斯坦利的宣传册里，“诺曼人”这个词语反复出现。一切不公的压迫——国王、法律、教会、贵族——都是诺曼人的所为，温斯坦利表示英国的平民曾经是自由的，他们身上的桎梏是外国人后来强加于他们身上的。这个信仰以更加明确的形式仍然存在于我们这个时代。温斯坦利和他的同仁生活在机器时代之前，只能想象出原始农业社区，没有预见到人类可以从辛苦的劳动和不平等中解脱。他们的纲领——除非你认为低下的生活水平本身是好事——已经过时了，但他们的困境正是今天信奉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的困境。

你不应该过分强调十七世纪和二十世纪的相似性，因为现在的情况更加复杂，而且机器的出现和宗教信仰的衰微使得思想氛围发生了改变。但是，大体上的相似还是很明显的，因此就有了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我们这个时代宣传册创作没有那么兴盛呢？

值得注意的是，就产出的数量而言，我们这个时代是宣传册创作的时代。宣传册可以任意刊印，根本无法去了解在某一时间到底有多少本宣传册出现，但自从希特勒上台后的十五年来，这个数字肯定非常庞大。这些年来，无论纸张情况如何紧张，保守党人、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平主义者、托派分子、货币改革派、素食主义者、活体解剖的反对者、工会成员、雇主联合会、小规模政党或政党内的派系、从天主教会到不列颠以色列教会的各个宗教群体、形形色色的研究团体，当然还有各个官方和半官方的组织，都在无休止地推出宣传册。雷诺兹先生提到从1640年到1661年间有22 000种宣传册在伦敦流传，这个数字很可观，但当代宣传册的产量或许还要大得多。我不知道该如何去验证这一点，但从1935年到1945年间（过去一两年这股潮流似乎有所减缓）英国出版的宣传册可能是每年好几千种。但是，所有这些出版物中，几乎没有什么作品自身有阅读价值或产生了值得关注的效应。迄今为止出现了诸如《罪人》这样的广为流传、篇幅简短的书籍，并对公众舆论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如果你接受我在前面所给出的定义的话，这些作品其实并不是宣传册。拥有文学价值的宣传册已经再也找不到了，宣传册依然存在，它甚至很繁荣，如果你单从数量上进行判断的话；但它发生了改变，有必要对其原因继续探究。

你必须首先关注的是英国语言的衰落。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宣传册的目的是起到宣传作用，通常不是由专职作家撰写。在任何时代，如果肯花费心思的话，每个人都可以写出好文章。但如果信笔写来的语言没有被败坏的话，纯粹政治性的文章或许会更好。下面有两段节选的文字，分别出自于维克多·戈兰兹⁽⁶⁾先生近期发表的宣传册《由他们自决命运》和约翰·埃尔默⁽⁷⁾的《真信徒的港湾》。它们的题材很相似，可以进行比较。两位作者都在指出英国人要比德国人生活得更好（但怀着不同的动机）。《由他们自决命运》的文字比大部分当代宣传册更加简洁和富有活力，因此拿来比较可以说是公平的。

下面是二十世纪的文字：

这就是写于3月30日这一天的情况。德国人吃的是作种的土豆，而我了解到，警察纷纷在岗位上倒下。四月份的限量供应将维持在1 000卡路里。做到这一点，除了动用最后一批储备粮食之外，还将几艘前往英国的小批量货轮改道去德国，以兑现之前保证会有物资运往德国的承诺。没有人能够猜到五月份将发生什么事情……在我创作期间，根据官方多次发布的内容，英国人每天摄入2 850卡路里，而根据联合国救济处的规定，2 650卡路里就足以维持全面健康和工作效率。在3月11日，削减脂肪和干蛋粉之后，萨莫斯基尔医生提供的数字是2 900卡路里。英国粮食部所拥有和控制的粮食与饲料储备，除去农场的库存和二级批发商及生产商控制的物资之外，在今年三月的最后一天，估计总额不低于四百万吨。

下面是十六世纪的文字：

现在将他们（日耳曼人）与你们相比，你们将知道自己是何等幸福。他们吃的是野草，而你们吃的是牛肉和羊肉。他们吃的是草根，而你们吃的是黄油、奶酪和鸡蛋。他们喝的是清水，而你们喝的是美酒佳酿。他们从菜市回来，只带回一点沙拉，而你们享用上等好肉，吃到撑破肚皮。他们从未见过海鱼，而你们吃得脑满肠肥。他们支付赋税直至形销骨立，而你们则可以将财富留给子孙。你们一辈子只被祖国征召两三回，还有补贴军饷可拿，而他们无日不在纳税，永无停息。你们生活得像贵族，而他们活得像猪狗。愿上帝保佑我们，免遭他们的不幸。

我并不是说第二段文字在方方面面都要比第一段文字更加出色。现代的写作方式自有其价值，这在某种程度上应归功于科学思想的传播。显然，那位十六世纪的作者即使听说过像卡路里这样的事情，也绝对不会像第一段文字那样尝试进行精确的表述。纵观这本选集中早期的宣传册，你会注意到，它们大都缺乏理性的辩论，绝大部分的内容是权威性值得怀疑的断言。在过去一两个世纪里，我们更好地了解到证据和证明的含义，语言本身变得更加精确和能够表达更加广泛的意思。但是，在先后读完上面那两段文字之后，难道你不觉得英语的文字水平大大下降了吗？当一个人不是出于审美原因去遣词造句时，散文的平均水准就会下降。“吃到撑破肚皮”——“支付赋税直至形销骨立”——“愿上帝保佑我们，免遭他们的不幸”——白皮书的编写者或费边社的宣传人员是不会出于本能去使用这样的语言的。因此，纯粹政治性的作品不大可能既是宣传材料，又有艺术性可言。

但现代宣传册的另一个严重的劣势在于，公众并不在意宣传册。宣传册不同于小说或诗集，它没有确定的渠道去接触到最有可能欣赏它的读者。弥尔顿、斯威夫特、笛福、儒尼尔斯⁽⁸⁾等人所创作的宣传册都称得上是文学作品，它们也被视为当时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如今即使有相当分量的宣传册出现，情况或许也不会一样了。事实上，由于宣传册的传播方式，一流的作品也很有可能几乎不会引起关注，即使它的作者已经写过书或报纸文章。

宣传册不仅大规模地刊印，有些宣传册还能卖出好几千册乃至数万册。但是，它们的传播大部分都有猫腻。大部分的宣传册是由政党或政治群体印制的，利用它们和海报、传单、游行、人行道粉笔字等手段，作为整个宣传行动的一部分。在公共聚会上，它们被强行派发给与会者，他们购买这些宣传册权当门票。又或者，它们被送到党支部，支部成员和热心的个体会订购所支持的政党的一切刊物，或者被免费派送，或派发给议员和其他公职人员。许多或绝大多数宣传册根本没有被读过就直接被扔进废纸篓里。而且，即使你有兴趣想拿到某一份宣传册，也总是很难实现。宣传册是由不同的组织发行的，其中有许多组织在成立之后很快就销声匿迹或改头换面。没有哪个书店会去存放所有的宣传册，它们也没有被完整地列入出版名录中，只有一小部分会被报刊提及。即使是最热心的收藏者也无法完整保存所有出版的宣传册。可以想象，一本宣传册总是会与潜在的读者群体失之交臂，尽管它以单独成册的形式出现，但如果它以月刊文章的形式出现的话，将会取得更大的效果和更多的关注。

当然，大部分宣传册并不值得关注，它们当中大部分其实是垃圾。无论在哪个时代，这肯定是事实。除了我已经提到的那些原因之外，还有其它原因对我们这个时代偶尔出现的好的宣传册不利。宣传册文学不仅被视为宣传，而且被视为政党宣传。它所表达的并不是某一个人的思想，而是某个有组织的运动、群体或委员会的“纲领”，就连实际执笔者也不一定完全由单独某个人担任。旧式的宣传册创作，当某位独立作家不平而鸣，或倡导一个计划，或攻击某个政敌时，他会拿着手稿去刊印，或许是通过地下印刷，然后在街上以几便士的价钱兜售，这种做法现在几乎闻所未闻。没有几个人知道该如何着手进行，而且大部分自费出版的宣传册总是索然无趣的胡言乱语或无稽之谈。另一方面，商业出版对政治宣传册根本不感兴趣。如果你想要以这种特别的体裁进行创作，你就只能去依附某个组织，牺牲自发性甚至诚信。

雷诺兹先生的选集里有五份匿名创作的宣传册，其它二十篇——雷诺兹先生认为是十九篇，或许第二十篇也是——出自个体作者的手笔。当与现代政治文章进行比较时，它们都让人觉得很有个人的风格。这体现于它们的语言和辩论手段的丰富。直到不久前，广为接受的政治术语并不存在。即使一位像指鹿为马的律师那样受人雇佣、鬻文为生的作者，也会自己选择措辞，或许他还会选择进行辩论的纲领。以《皇室宗教》的节选片段为例，在这段文字里，丹尼尔·笛福受皇室所托，将威廉三世描写成虔诚的典范。我们或许会以为笛福的动机并不十分高尚，而且并非出于对某件事不吐不快的热情。但是，他的语言是那么生动！那就像一连串的奶油蛋糕，每一个都砸中了目标。宣扬暧昧可疑的目标的现代政治家几乎不可能展现出同样的幽默和才华，因为他从来无法让自己的想象力如此自由地翱翔。党派的正统思想不仅使他的词汇黯然失色，而且一早便决定了他辩论的主旨。

在《议会成员遴选惕言》中，哈利法克斯勋爵对从十七世纪末开始主宰政治生活的政党体制发起抨击。从那时起，他所提到的诸多恶果急剧膨胀，而且新的邪恶接踵出现。如果考虑到牵涉其中的因素，你就会知道英国不可能避免政党体制的崛起，但是，毋庸置疑，它在扼杀政治思想和创作。情况一定会是这样，因为集体行动要求思想合群，而文学只能由个体进行创作。因此，除非出了什么岔子，在组织严密的群体的控制下，优秀的宣传册是无法出现的。典型的现代宣传册要么是某部社会学或经济学长篇论述的牙慧，要么是为演讲人提示论点或可以引用的数字手册，要么只是一番冗长的口号。当宣传册被视为一种为自我的意见争取听众的方式时，而且你有迫切想要表达的想法，愿意自己去刊印和传播，并不想着从中牟利是很正常的事情，好的宣传册才会开始出现。

一种文学形式的生存或消亡或许是由与它的内在价值没有关系的技术因素所决定的。譬如说，三卷本小说的绝迹一部分原因是借阅图书馆决定抵制它。或许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中篇小说”（篇幅介于一万五千字至三万字不等）在英国未能兴盛。我曾经提到，宣传册走向衰落的一部分原因是它被政客控制，因此不再值得被严肃对待或能够吸引有才华的作家。很难想象斯威夫特或弥尔顿——甚至笛福或托马斯·潘恩——如果还在世的话，会愿意去撰写宣传册。他们希望争取到的目标群体只能通过别的方式才可以接触到。遗憾的是，在宣传册里，你可以做到在其它创作形式里做不到的事情。宣传册是一台独角戏。你有完全的表达自由，如果你愿意的话，包括下流、辱骂和煽动的自由。另一方面，它可以比报纸或大部分期刊更加具体、严肃和高深。与此同时，由于宣传册的篇幅总是很简短，而且装帧朴素，它能比一本书更快地刊印，原则上应该能够接触到更大的读者群体。最重要的是，宣传册不需要遵循任何规定的模式。它可以是文章或诗歌，它的主要内容可以是地图、数据或引用文献，它的题材可以是故事、寓言、信件、散文、对话或“报告文学”。对它的所有要求就是应该切合主题、做出论述和简短。从这本书的二十五篇宣传文章中就可以看出其内容的多样性与可能性，它们的内容涵盖热烈的争辩、讽刺、典雅修辞和纯粹只是谩骂。

宣传册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充当官方历史的脚注或注释。它不仅保存不受待见的观点，而且为历史事件提供当权派有理由加以歪曲的材料。这本选集里的一个好例子是那篇描述被审判的贵格教徒佩恩⁽⁹⁾的作品《论人的古老正当的自由权利》，读起来似乎很贴近真相，勾勒出一幅关于早期极权主义的有趣图画。像这样的暴行，事实上，所有的稗官野史，无论真实还是虚构的阴谋诡计、暴动、屠杀和刺杀都有可能被列入宣传册中，不然就得不到记载。这是任何时代都需要去做的工作，而在这个时代这种需要更是迫切。

在介绍安东尼·本尼泽特⁽¹⁰⁾的《忠言与警告》时，雷诺兹先生评论说，在十八世纪中期，像黑人奴隶这样的问题“至少让宣传作家有题材可写”。在我们这个时代，宣传册作家苦恼的绝不是题材的匮乏。或许以前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如此迫切要求他展开行动。不仅意识形态的仇恨比以往更加尖锐，而且少数派遭到镇压，真相被以从前根本不可想象的方式加以扭曲。放眼看去，你会看到比十字军东征更加激烈的斗争，比宗教审判更加凶残的暴政，比教皇阴谋⁽¹¹⁾更大的谎言。有人或许会争辩说，由于英国有自由多元的出版业的存在，宣传册作家并没有太大的空间，任何曾经尝试过为不受欢呼的目标争取听众的人都不会认同这一点。英国的出版业确实拥有法律上的自由，它并不是虚假的，而是非常真实的祝福，在现代世界是越来越稀罕的异数。但英国的出版业并不是真的充分代表了所有意见。将你的政治思想写下来总是会很安全，但要将它们印刷出来，还要让它们接触到普罗大众，这并不是容易的事情。由于报纸的所有权和运作情况使然，不仅少数派意见，甚至包括多数派意见，当它们不受某个有影响的组织支持时，几乎不会引起任何关注，而且最重大的事件可能根本没有人去关注，或以矮化和扭曲的形式呈现在公众面前。任何时刻都有某个主导性的正统思想，有对重大但令人不悦的事实不加以讨论的默契。从许许多多的例子中单举近期的一个：将一千两百万德国人从东普鲁士和苏台德等地区的家园赶走这件事。这件事在英国的报刊上得到多少篇幅的报道呢？而这件事英国至少必须负上部分责任。英国公众对这件事有多强烈的反应呢？事实上，如果进行必要的访问后，发现绝大多数英国成年人根本不曾听说过这件事，这会让人感到惊讶吗？

当然，确实，这类事件会以宣传册的形式得以记录。正如我所说的，现代宣传册的实际数目非常庞大，但它们都写得很糟糕，没有多少人去读，也没有几本值得一读——只是政党的正统思想的零星片段，划出从印刷机到废纸篓的一道抛物线。大体上，它们不是由从事写作的人所撰写的，因为没有哪个对文学有深切情怀或分辨得出英语好坏的人，能够接受一个政党的约束。说出过去十五年来有哪个著名的英国作家曾经撰写过宣传册是很困难的事情。如今没有斯威夫特或笛福，就连那些不如他们的作家也不愿意去撰写宣传册。为了让他们开始去做这件事情，人们有必要再一次意识到宣传册作为一种影响舆论的方式和作为一种文学形式所具有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宣传册的名声应该得以恢复。希望这本选集以及它的后续作品，除了自身很有可读性之外，将会对实现这一目标作出贡献。

(1)　由乔治·奥威尔与雷吉纳德·雷诺兹（Reginald Reynolds）编撰，于1948年11月15日出版。

(2)　第二卷于1951年出版。

(3)　掘土派和平权主义者（diggers and levellers），指十七世纪英国追求社会公义和平等的左翼人士，掘土派的思想理念更为左倾，要求均分土地，让人民自由耕种，后来遭到克伦威尔的镇压。

(4)　杰拉德·温斯坦利（Gerrard Winstanley, 1609—1676），英国政治活动家，掘土派精神领袖，代表作有《英国的受压迫的穷苦百姓的宣言》、《公义的新法》等。

(5)　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 1737—1809），英美作家、思想家、革命家，代表作有《论常识》、《理性的时代》、《人权》等，其思想对美国独立革命有深刻影响。

(6)　维克多·戈兰兹（Victor Gollancz, 1893—1967），英国出版商、左翼事业的支持者，代表作有《工业主义的理想》、《在最黑暗的德国》等。

(7)　约翰·埃尔默（John Aylmer, 1521—1594），英国主教、宪政主义者。

(8)　儒尼尔斯（Junius），1769年至1772年间流传英国的一系列宣传文章的作者使用的笔名，真实身份不详。

(9)　威廉·佩恩（William Penn, 1644—1718），英国商人、政治家，北美宾夕法尼亚州开拓者，倡导民主与宗教自由，曾多次被英国教廷逮捕、囚禁和审判。

(10)　安东尼·本尼泽特（Anthony Benezet, 1713—1784），美国废奴主义者、教育家。

(11)　教皇阴谋，指1678年至1681年间流传于英格兰与苏格兰的谣言，声称罗马天主教徒正密谋加害英王查尔斯二世，引起针对罗马天主教徒的控罪、审判和逮捕，但后被证实并无此阴谋。

《随意集》一至八十

随意集·一

1943年12月3日

场景：一间香烟店。两个美国士兵大摇大摆地经过柜台，其中一个醉醺醺的，但还能和两个年轻女店员调情，另一个是那种“好斗的醉鬼”。奥威尔登场，正在找火柴。那个好斗的士兵努力站直身子。

士兵：“怎么说都行，奸诈狡猾的阿尔比恩人。你听见了吗？奸诈狡猾的阿尔比恩人。千万别相信英国人。你可不能相信英国人。”

奥威尔：“不能相信他们什么呢？”

士兵：“怎么说都行，打倒英国，打倒英国人。你想做点什么事情打倒英国吗？那你就去做吧。”（伸出他那张脸，活像一只花园墙上的公猫。）

香烟店老板：“你再不闭嘴的话，他会揍扁你的。”

士兵：“怎么说都行，打倒英国。”（再次躺倒在柜台上。香烟店老板轻轻地将他的头从天平那边挪开。）

这种事情并不稀奇。即使你离开了醉鬼和妓女云集的皮卡迪利，在伦敦的任何地方你都会觉得英国如今是被占领区。大家普遍认为行为得体的美国大兵就只有那些黑人。另一方面，那些美国人也有自己正当的抱怨——他们格外抱怨那些从早到晚跟着他们讨糖吃的孩子。

这种事情重要吗？答案是，当英国和美国的关系趋于平衡时，当这个国家想要和日本达成共识的依然强大的势力能够再次登台亮相时，它或许很重要。到了那个时候，民众的偏见会有相当大的影响。在战前，英国没有普遍的反美情绪。事情是从美国部队抵达时开始的，而不在媒体上探讨这个问题的潜规则使得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在这场战争中我们似乎定下了政策，不对我们的盟友提出批评，对他们的批评我们也不作回应。结果，迟早会引发最严重的麻烦的事件已经发生了。一个例子就是：美国和英国达成了协议，美国士兵在英国侵犯了英国人不受英国法律的约束——基本上享有“治外法权”。十个人中没有一个知道这一协议的存在。报纸几乎对此没有进行过报道，并拒绝对此发表评论。人民也无从了解在美国反英情绪的程度。英国人对美国的印象源自精心编辑过的、迎合英国市场的电影，他们不知道美国人从小到大被灌输了关于我们怎样的认识。比方说，当你突然间发现美国的老百姓认为在上一场战争中美国的伤亡比英国更大时，你会大吃一惊，而这种惊讶会引发激烈的争吵。就连美国士兵的兵饷是英国士兵的五倍这么一个根本的区别也从来没有好好报道过。没有哪个理智的人想要挑起英美两国间的嫉妒。恰恰相反，正因为你希望这两个国家能关系友好，你才会希望开诚布公地说个清楚。我们政府的和稀泥政策在美国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好处，而在本国，它使得危险的愤恨在表面下发酵。

自1935年来，当撰写宣传手册死灰复燃后，我一直在收集宣传手册，政治的、宗教的和别的什么。对于任何刚好看到它，又有一先令可以花的人，我建议罗宾·毛姆⁽¹⁾写的《1946年手记》，由“战争史实出版社”出版。它是那种规模虽小却在成长的“无党派”激进文学流派的绝好例子。它的主旨是描写英国于1944年在一位功勋卓著的将军的带领下建立了法西斯独裁体制，而这位将军（我觉得）取材于一个活生生的原型。我觉得它很有趣，因为它让你知道普通的中产阶级对于什么是法西斯主义有怎样的想法，而更重要的是，为什么法西斯或许会成功。它的出现（以及我收集的其它类似的政治宣传手册）表明自1939年以来普通的中产阶级思想有了多少进步，那时候社会主义仍然意味着瓜分财产，而欧洲所发生的事情根本与我们无关。

谁写了这段文字？

我们走过德鲁里巷时，那些地窖的格栅里传来一股极为难闻的恶臭，那是一股我直到今天仍然记得的味道。正当我们经过时，一个衣不蔽体的男人推开我们下面的一扇破窗，涌来一股腐烂的气息，由秽物、被呼吸了上百遍的空气、无以名状的人身上的肮脏和疾病交杂在一起的气味所构成，我怀着无法抑止的忐忑不安，走到阴沟边……直到我和他们有了亲身接触，我才了解到生活在大城市底层的那些阶层和骑在他们头上的那些人是多么的遥远，他们是多么彻底地失去了普通人的行为动机，他们的生活是多么的暗无天日，由于不断地挣扎求存和与社会为敌，自然而然地，他们完全沉浸于自私自利。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可怕的念头，在那些星期天就会出现，在其它时候也纠缠着我：男人、女人和孩子生活在粗鄙的堕落中，他们一死别人就会占据他们的位置。我们的文明似乎只是一层薄膜或外壳，覆盖在一个无底洞上面。我经常猜想，有一天这个无底洞会不会裂开，将我们全部吞没。

起码你会知道这段文字出自某个十九世纪作家的手笔。事实上，它来自一部小说——马克·卢瑟福的《解脱》。（马克·卢瑟福的真名是霍尔·怀特⁽²⁾，以伪自传的形式写了这本书。）除了这篇文章的文笔之外，你能认出它出自十九世纪是因为那段关于贫民窟难以忍受的污秽的描写。那时候伦敦的贫民窟就是那个样子的，所有诚实的作家都那么描写。但是，更具特征的是那种将整整一个群体视为不可接触和无可救药之人的观念。

几乎所有十九世纪的英国作家都认同这一点，甚至包括狄更斯。城市工人阶级有一大部分人备受工业主义的摧残，纯粹只是野人。革命不是一件为人所期盼的事情，它只是意味着那些野蛮人将文明吞没。在这本小说里（它是最好的英语小说之一），马克·卢瑟福描写了在德鲁里巷附近的某个传教活动或教会组织的创立。它的目的是“逐渐吸引德鲁里巷的人前来并得到救赎”。不消说，这失败了。德鲁里巷的人不仅不想要获得宗教意义上的救赎，它甚至不希望受到教化。事实上，那个时候马克·卢瑟福和他的朋友成功做到的，一个人所能做到的，就是为附近社区那些与环境格格不入的少数人提供一个栖身之所。广大群众都被排除在外。

马克·卢瑟福写的是七十年代，在1884年的一则脚注里他写到的“社会主义、土地国有化和其它计划”如今已经出现，或许能带来一丝希望。但是，他认为工人阶级的情况会每况愈下，不会有所改善。有这种想法是很自然的事情（就连马克思似乎也这么认为），因为那时候很难预料到劳动生产力的巨大提升。事实上，生活标准如此大的改善在马克·卢瑟福和他同一时代的人看来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伦敦的贫民窟仍然非常糟糕，但比起十九世纪的贫民窟根本算不了什么。一个房间要住四户家庭，每户家庭睡一个角落，乱伦和弑婴被认为是几乎天经地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最重要的是，将整个阶层的人视为无可救药的野蛮人这种被认为是天经地义之事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如今在世的最势利的托利党也不会像马克·卢瑟福那样描写伦敦的工人阶级。而马克·卢瑟福——狄更斯和他抱以同样的态度——是一个激进分子！时代确实进步了，虽然在这个集中营和硕大而诡丽的炸弹的时代很难令人相信这一点。

随意集·二

1943年12月10日

最近发行的《新共和报》名为《黑人：他在美国的未来》的特别增刊值得一读，但它所引发的问题比它所探讨的问题还要多。它揭示了当前黑人平心而论在美国非常糟糕的待遇。虽然战争带来了明显的需要，但黑人仍被排挤在技术工作之外，在军队中遭受孤立和侮辱，被白人警察殴打，被白人法官歧视。在南方几个州，他们被征收人头税，剥夺了公民权。另一方面，那些拥有投票权的人受够了当前政府的所作所为，开始转向共和党——这实际上意味着支持大型商业财团。但所有这一切只是世界领域内的肤色问题中的一个方面。这本增刊的作者所没有指出的是，这个问题在资本主义制度里是无法得到解决的。

一个没有被提及的重大政治事实就是生活标准的差异。一个英国工人在香烟上所花费的金钱大概相当于一个印度农民的全部收入。要社会主义者承认或强调这一点并不容易。如果你要人民起义反对现有的体制，你必须向他们表明他们生活得很惨。一开始你就告诉一个领救济金的英国人说，在一个印度苦力的眼中他几乎就像一个百万富翁，这一策略实在令人生疑。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所有人都保持缄默，至少在欧洲这边是这样。它使得白人工人和有色人种工人无法团结一致。白人工人几乎不知道——或许是不想知道——他们正在剥削有色人种工人。作为报复，有色人种工人能被利用并正被利用以反抗白人工人。在西班牙，佛朗哥的摩尔人部落正在从事那些孟买工场中饥肠辘辘的印度人或被她们的父母卖身为奴的日本工厂女孩的工作，只是更加引人注目。根据目前的情况，亚洲和非洲就是一个无穷无尽的、为破坏罢工提供劳工的储备区。

我们不能责备有色人种工人不和他的白人同志团结在一起，后者的生活标准和他自己的生活标准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这使得西方的任何生活标准的差距都显得微不足道。在亚洲人的眼中，欧洲人的阶级斗争就是一场骗局。社会主义运动在亚洲或非洲从来无法真正立足，甚至在美国的黑人中也是如此，在每个地方，它被民族主义和种族仇恨所取代。因此，就有了思想进步的黑人准备投票给杜威⁽³⁾和印度的国大党成员选择支持本土的资本家而不是英国工党这一幕幕奇观。在数亿“非白人”人民的生活标准被提升到和我们的生活标准同等水平之前，是没有解决办法的。这或许意味着暂时降低我们自己的标准，但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在全方位地回避这个问题。

作为个体，你能为这个问题做点什么吗？你至少可以记住肤色问题的存在。有一个不是很麻烦的小预防举措，或许能够做出一点贡献，以减轻肤色战争的恐怖。那就是避免使用带有侮辱意味的绰号。没有几个记者，甚至包括左翼报刊的记者，愿意花点心思去了解哪些名字是其他种族反感的，哪些名字是他们不反感的，这实在是令人觉得惊讶。“native”（土著）这个词会让任何亚洲人充满愤怒，从十年前开始就连印度的英国官员也不再使用了，但它在报刊里到处出现。“Negro”（黑人）的第一个字母总是被印成小写的n，这是绝大多数黑人所憎恶的。关于这些事情，你的信息需要与时俱进。我刚刚仔细地检阅了我的一本将要重印的书的校样，将凡是写了“China-man”（支那人）的地方统统改为“Chinese”（中国人）。这本书是在不到12年前写的，但经过这段时间，“支那人”已经成为一个非常要命的侮辱性名称。就连“mohammedan”（回教徒）现在也开始遭人反感。你应该说“Moslem”（穆斯林）。这些事情很幼稚，但民族主义就是幼稚的。说到底，我们自己也不喜欢被叫成“Limeys”（英国佬）或“Britishers”（老英）。

随意集·三

1943年12月17日

许多来信斥责我对在英国的美国士兵所作的那些评论，让我不得不回到这个话题。

与大部分来信的读者所设想的正好相反，我并不是想挑起我们和盟友的麻烦，我对美国也没有心怀恨意。在眼下这个时候，比起大部分的英国人，我可没有那么反美。我所说的，我想再次重申的是，我们不批评盟友和不回应他们对我们的批评的政策（我们也不回应俄国人的批评，甚至不回应中国人的批评）是错误的，而且长远来看可能会妨碍它自己的目的。就英美关系而言，有三个问题亟须公开，但在英国的报刊里却只字未提。

一、英国的反美情绪。在战前，反美情绪是中产阶级或上层阶级的事情，原因是帝国强权和商业嫉妒，以讨厌美国口音等作为掩饰。工人阶级并不反对美国，而是通过电影和爵士歌曲在说话上迅速被美国化。现在，不管我的那些来信读者是怎么说的，无论在哪里我都很少听到对美国人的褒扬。这显然是美军抵达英国引起的结果。由于种种原因，地中海战役⁽⁴⁾成为一场美国秀，而英国人付出了大部分的伤亡，使得情况更加糟糕。（见菲利普·乔丹在他的《突尼斯日记》中的评论。）我并不是说英国民众的偏见总是有理，我是说它们确实存在。

二、美国的反英情绪。我们应该面对许多美国人从小到大所接受的教育就是讨厌和鄙视我们。媒体里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持反英基调，还有不计其数的其它报纸以零星的方式攻讦英国。此外，在舞台上、漫画中和廉价杂志里总是对所谓的英国习惯和举止进行嘲讽。典型的英国人被描绘成空有贵族头衔的优柔寡断的笨蛋，戴着单边眼镜，老是说着“呃，呃”。就连相对负责任的美国人也相信这一说法。比方说，资深小说家西奥多·德莱塞⁽⁵⁾在一次公众演讲时说“英国人就是骑马的贵族势利鬼”。（四千六百万骑马的势利鬼！）在美国的舞台上，英国人几乎从未扮演过正面角色，就像黑人最多只能扮演丑角一样。但是，美国的电影工业却与日本政府达成了协议，不对日本角色进行丑化，直到珍珠港事件！

我并不是在因为这些而责备美国人。那些反英媒体的背后有强大的商业力量，此外还有历史上的争端，而很多时候英国是错误的一方。至于盛行的反英情绪，这部分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自己总是把最糟糕的人给送出去。但我想要强调的是，美国的这股反英思潮非常强大，而英国的媒体一直未能引起对它们的关注。英国从未有过你能称之为反对美国的媒体，自战争爆发以来，我们一直拒绝回应批评，并对电台节目进行仔细的内容审查，将任何美国人可能会反对的内容删掉。结果，许多英国人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如何被看待的，当他们发现的时候会大吃一惊。

三、士兵的薪水。自第一批美国部队来到这个国家已经快两年了，我几乎没看到美国士兵和英国士兵在一块。显然，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薪水的差别。你没办法和一个收入是你五倍的人成为真正的密友。在金钱上，整支美国军队处于中产阶级的水平。在战场上这或许不打紧，但在训练的时候英国士兵和美国士兵几乎不可能相亲相爱。如果你不指望英国军队和美国军队结下友谊，那就最好不过了。但如果你希望两支军队关系和谐，要么你得支付英国士兵一天十先令的薪水，要么你得让美国士兵把多出来的那部分薪水存在美国。我不知道哪一种做法是正确之举。

要感觉永远正确的一个方式就是不要写日记。回顾我在1940年和1941年写的日记，我发现在可能犯错的时候我总是会犯错。但是，我还不至于像那些军事专家那样错得离谱。1939年，各所军事学校的专家告诉我们马奇诺防线坚不可摧，而苏德条约制止了希特勒的东向扩张。1940年初，他们说坦克战的时代已经结束了；1940年中，他们告诉我们德国会立刻侵略英国；1941年中，他们说红军将在六周之内崩溃；1941年12月，他们说日本会在90天之内垮台；1942年7月，他们说埃及沦陷了，等等等等，一直说个不停。

现在作出那些预言的人哪儿去了？他们仍然坚守岗位，领取丰厚的薪水。我们没有不会沉没的战舰，但我们有永远浮出水面的军事专家……

如今要在政治上觉得开心，你的记忆应该像一头动物那样。那些最激烈反对释放莫斯利的人是已经解体的“人民大会”⁽⁶⁾，当莫斯利被软禁时，“人民大会”正在发起“停止战争”的运动，和莫斯利本人发起的运动几乎并无二致。我知道有一个女士针织圈子，它是为了给芬兰人织毛衣以示支持而成立的，而两年之后，它将手头还剩下的毛衣送给了俄国人——一点儿也不觉得矛盾⁽⁷⁾。1942年初，我的一个朋友买了几条熏鱼，包在一张1940年的报纸里。那张报纸一面刊登了一篇文章，声明红军不是什么好东西，另一面则是一篇文章在吹捧那个英勇的水手和著名的亲英派达尔兰将军⁽⁸⁾。但这一方面我最喜欢的例子是《每日快报》在苏联参战的几天后发表的一篇社论，声称“本报一直致力于营造和谐的英苏关系”。

和其它东西一样，书也涨价了，但前几天我找到了一本兰普里埃⁽⁹⁾的《古典辞典——古代人物介绍》，只花了六便士。我随意翻了一下，翻到那个著名的交际花——亚西比德的情妇所生的女儿莱丝的传记：

早初她在科林斯卖身，要价1万银币，无数曾追求过她的王公贵族、哲学家、雄辩家和平民争相证明她的魅力……为了莱丝，德摩斯提尼⁽¹⁰⁾来到科林斯，但那位交际花告诉他，要想和她有床笫之欢，他得支付约等于200英镑的金额。这位雄辩家离开了，知道付这么高的价钱他一定会后悔的……她讥讽哲学家们的吝啬，以及那些自诩是柳下惠之人的软弱，那些所谓的圣贤和哲人其实与凡人无异，因为她发现他们和其他雅典人一样都成为她的入幕之宾。

同样的描写还有很多，不过，结局很符合道德观，因为“其他女人妒忌她的魅力，于公元前340年在维纳斯神庙将她刺死”。那是2 283年前的事情。我不知道到了公元4226年有多少如今在世之人的《名人录》值得一读。

随意集·四

1943年12月24日

读着迈克尔·罗伯茨⁽¹¹⁾关于托马斯·欧内斯特·休姆⁽¹²⁾的书时，我再一次想起社会主义运动所犯下的危险的错误：忽视那些所谓的新反动思潮的作家。这些作家的数目相当可观；他们智力超群，不显山露水，却很有影响力，而且他们对左翼运动的批判要比来自“个人主义联盟”⁽¹³⁾或保守党总部的批判更有杀伤力。

托马斯·欧内斯特·休姆在上次战争中被杀，留下的成书的作品没有多少，但他所草略形成的理念拥有非常大的影响力，特别是对那些在二三十年代围绕着《标准》⁽¹⁴⁾的众多作家：温德汉姆·刘易斯、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奥尔德斯·赫胥黎、马尔康姆·马格理奇⁽¹⁵⁾、伊夫林·沃和格雷厄姆·格林⁽¹⁶⁾，他们都或多或少受到他的影响。但比他的个人影响更重要的，是他所从属的整体知识分子运动，这场运动或许可以恰如其分地被称为悲观主义的复兴。或许它最为人所知的活生生的体现就是贝当元帅。但新悲观主义的联系比那还要奇怪。它不仅和天主教信仰、保守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联系在一起，而且与和平主义（特别是加利福尼亚式的和平主义）及无政府主义纠缠不清。值得注意的是，托马斯·厄尼斯特·胡尔默作为一个戴着圆顶高帽的英国上层中产阶级的保守派，是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乔治斯·索列尔⁽¹⁷⁾的崇拜者和某种程度上的追随者。

对于这些人来说，有一件事是普遍现象——无论是悲伤地念叨着“失败的纪律”的贝当，或是谴责自由主义的索列尔，或对俄国革命摇头叹息的别尔佳耶夫⁽¹⁸⁾，或是在《每日快报》中为贝弗理奇摇旗呐喊的“比奇康莫”⁽¹⁹⁾，或是躲在美国舰队的大炮后面倡导不抵抗主义的赫胥黎——那就是，他们拒绝相信人类社会能有根本的改善。人类不可能变得完美，单纯只是政治上的变革不会有任何影响，而进步只是一个幻象。这一信念与政治反应的联系当然是显而易见的。虚无主义是富人最好的借口。“人不能靠立法变得更好，因此，我就可以继续敛财。”没有人会说出这么庸俗的话，但这些人就是这么想的，哪怕是那些像迈克尔·罗伯茨和休姆本尊那样的人，承认人类社会也许能够取得一点点，就那么一点点的改善。

这些新悲观主义者的危险之处在于，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正确的，只要你认为在短期内对未来不抱太大希望是明智之举。改善人性的计划总是以失败告终，那些悲观主义者比乐观主义者有更多的机会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了”。渐渐地，那些宣扬毁灭的先知就比那些以为靠普遍教育、女性解放、国联什么的就能实现真正的进步的人更加正确。

真正的答案是不要将社会主义与乌托邦联系在一起。几乎所有的新悲观主义者的诡辩就是树立一个稻草人，然后再把他打倒。那个稻草人名叫“完人”。社会主义者被斥责相信在社会主义实现之后，社会能够变得全然完美，还相信进步是不可避免的。当然，批驳这种信念不费吹灰之力。

答案就是，社会主义者并不是完美主义者，甚至或许不是享乐主义者，而且这个答案应该比平时更加大声地说出来。社会主义者并没有宣称有能力让这个世界变得完美，他们只是说能将它变得好一些。任何有思想的社会主义者都会向天主教徒承认，等到经济不公得以纠正的那一天，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这个根本问题仍会悬而未决。但是，社会主义者们所说的是：当普通人所关注的百分百依然是经济问题时，这个根本问题是无法得到解决的。马克思已经总结道：社会主义到来之后，人类的历史才将得以开始。与此同时，那些新悲观主义者就躲在每个国家的媒体后面，在年轻人中间更有影响力，让更多的年轻人皈依，虽然有时候我们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摘自菲利普·乔丹的《突尼斯日记》：

“我们讨论了德国的未来，约翰（斯特拉奇）对一个在场的美国人说道：“你们肯定不会想要迦太基式和平，不是吗？”我们的美国朋友缓慢而庄严地说道：“我不记得那些迦太基人后来给我们造成过什么麻烦。”这真让我觉得好笑。

我可不觉得好笑。对那些美国人或许可以这么回答：“是的，但那些罗马人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但事情并非只是如此。那些谈论迦太基式和平的人没有意识到，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事情是不现实的。在战胜敌人之后，你必须在将其消灭或善待他们之间作出选择（除非你想在一代人之内爆发另一场战争）。可想而知，很多人想要第一个选择，但这不可能实现。确实，迦太基被彻底消灭了，它的建筑被夷为平地，它的人民被利剑杀死。这种事情在远古时期一直发生。但牵涉的人很少。我不知道那个美国人是否知道，当迦太基最终沦陷时在其城墙里有多少人。根据我能找到的最近期的权威资料，是五千人！要杀死七千万德国人用什么方式最好？老鼠药？当“让德国人付出代价”这句话再次成为战斗口号时，我们应该记住这一点。

亚瑟·肯尼斯·切斯特顿先生⁽²⁰⁾在《每周评论》中因为我曾攻讦过道格拉斯·里德⁽²¹⁾而对我发起攻击：“‘我的祖国——无论对错’这句格言显然在奥威尔先生的哲学里没有一席之地。”他还说：“我们所有人都相信，无论情况怎样，英国都必须赢得这场战争，或者在这个问题上，英国所参加的任何其它战争都必须获胜。”

这句话的关键词是任何其它战争。有很多人在我们遭受侵略，面临被征服的情况下，无论是什么政府执政，都愿意捍卫我们的国家。但“任何其它战争”则是另外一回事。比方说，布尔战争呢？这里有一个历史的吊诡。亚瑟·肯尼斯·切斯特顿先生是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的侄子，而吉尔伯特极度反对布尔战争，一度曾说：“‘我的祖国——无论对错’与‘我的母亲——无论醉醒’在道德上属于同一层次。”

当你曾经看到官僚当道时，你会不无安慰地想到同样的事情或许正在德国发生。大体上你没办法证实这一想法，但有时候无线电广播会提供一点线索。前不久我在收听柏林的英语广播，播音员花了几分钟谈论印度的民族主义者——当然，那些纳粹分子对他们抱以最热切的同情。我饶有兴味地注意到所有的印度名字都念得很不准，比英国广播电台的发言更加蹩脚。比方说，拉斯·比哈里·波斯被念成了“拉希·比里·波斯”。而就在那些变节的英国人把印度人的名字念错时，有许多在柏林从事广播工作的印度人一定每天就在同一座大楼进出。因此，德国人的效率也不过如此，当然，这也反映了纳粹对于印度民族主义的兴趣。

随意集·五

1943年12月31日

在阅读报纸的读者来信专栏上不断出现的那些关于“战争罪”的讨论时，我注意到许多人发现战争不是犯罪似乎很惊讶。希特勒似乎没有犯下任何可被指控的罪行。他没有强奸任何人，也没有亲手进行过劫掠，没有亲手虐待过任何囚犯，没有活埋过任何伤员，没有把婴儿扔到空中，然后用刺刀将其刺穿，没有用汽油淋湿修女，并拿教堂的蜡烛将她们点着——事实上，他从未犯下任何敌国的国民在战争时期总是被控诉的罪行。他只是促成了一场或许会让两千万人丧生的世界大战，而这本身并不是什么不法行为。当合法性意味着权威，而没有权威能够拥有超越国境的权力时，违法又从何而来呢？

最近在哈尔科夫进行的审判中曾尝试对希特勒、希姆莱和其他要为下属的罪行负责的人进行定罪，但连这种事都要去做本身就表明希特勒的罪行并非是不言自明的。据说他的罪行并不是创建一支进行侵略的军队，而是指示那支军队虐待囚犯。就其本身而言，暴行与战争行为之间是有所区别的。暴行指的是没有真正的军事目的的恐怖行径。如果你承认战争，那你就必须承认这一区别。然而，在一个杀害个别市民就是错的，而往住宅区投下一千吨高性能炸药则是正义之举的世界里，有时候真的会让我猜想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地球是不是一个天外世界开设的疯人院。

随着53路巴士载着我来来回回，每一回经过伦敦板球场对面那座圣约翰小教堂时，我总是会觉得心里一痛，至少在天亮看得见那里的时候会是这样。那是一座摄政时期⁽²²⁾的教堂，是建于当时的为数极少的教堂之一，当你走到那里时，值得进去看一看里面亲切的布置，读一读埋在那里的那些东印度英国老爷的铿锵押韵的墓志铭。但它的正面，伦敦最迷人的景致之一，已经被一座矗立在它前面的丑陋的战争纪念碑彻底破坏了。这似乎是伦敦一个固定的规矩，只要你碰巧有了一处好看的景观，就用你能找到的最丑陋的雕塑将它给封闭起来。不幸的是，我们从未面临过青铜短缺，把这些东西给熔掉。

如果你登山来到格林尼治公园里面那座小山的山顶，你可以站在零度经线体验一下激动，而且可以好好端详那座世界上最丑陋的建筑：格林尼治天文台。然后眺望山下的泰晤士河，在你脚下的就是雷恩⁽²³⁾的杰作格林尼治医院（现为海军学院）和另一座精致的古典建筑，大家都叫它“后宫”。设计山上那座不成形的、乱糟糟的建筑的设计师就看着这两座建筑，然后一块砖头一块砖头地把格林尼治天文台给修起来。

正如奥斯伯特·西特韦尔⁽²⁴⁾先生在“贝德克尔空袭”⁽²⁵⁾的时候所说的：“德国人以为摧毁几座古代纪念碑就可以迫使我们英国人屈服，真是太天真了！”德国的炸弹造成的破坏怎能和我们对自己造成的破坏相提并论！

我看到萧伯纳和其他人希望将国歌的第二段歌词重新谱写。萧先生的版本保留了对上帝和国王的尊崇，但隐约有国际主义的情怀。这在我看来很滑稽。不要国歌才是合乎逻辑的事情。但如果你真的有了一首国歌，它的作用必定就是指出我们是好人，而我们的敌人是坏人。而且，萧先生想要删去国歌里那段唯一像样的歌词。世界上所有的铜管乐器和大鼓都没办法将《天佑吾王》变成一首好听的歌曲，但在非常罕有的整首歌都唱出来的情况下，那两段歌词很有生命力：

破阴谋，灭奸党，

把乱盟一扫光！⁽²⁶⁾

事实上，我总是认为第二段歌词被习惯性地省略掉了，因为托利党隐约怀疑这些歌词是在针对他们。

就在两年前，当我们鱼贯走过饭堂的菜单牌时，我对队伍里的下一个人说道：“再过一年你就会看到那块牌子上写着‘老鼠汤’。而到了1943年，上面会写着‘仿老鼠汤’。”事实证明我是错的（海上的战争走向要比当时所能预见的情况好一些）。但我可以再次声称我可不像那些全职预言家错得那么离谱。翻开我那本1943年的《老摩尔历书》，我发现德国于六月份求和，双方停战。九月份日本投降。到了十一月，我们享受着“和平的祝福和完全摆脱了灯火照明的限制”，并“开心地享受减税”。整本书都是这些内容。

每一年的《老摩尔历书》都在重复着这一套，但它的受欢迎程度丝毫不减。原因其实很容易理解。它的心理学方法就体现于封面的广告上：“知名占卜师科斯莫预测胜利、和平、重建。”只要科斯莫预测这类事情，就保证会有人听他那一套。

又花九便士买了一样东西：《年代图表，自创世到当前全部重大事件一览》，由爱德门街的J·D·德威克于1801年印制。

我怀着兴趣查看了创造世界的日期，发现那是公元前4004年，而且“应该是在秋天”。在该书的后面更加具体地指出是公元前4004年的九月。

最后有几页空白，让读者可以将纪年史继续写下去。那个之前拥有这本书的人并没有写下多少内容，但最后一则条目是：“5月4日星期二，在此宣布和平。世界一片光明。”那是亚眠和平⁽²⁷⁾。这或许是在警告我们当战争停止时，不要太早就庆祝光明的到来。

随意集·六

1944年1月7日

我在浏览新年授勋名单的照片时，惊讶地发现（和往常一样）展现在上面的脸是那么丑陋庸俗。这似乎已经成了一种规矩，那种爬得够高，能称自己为“法尔康陶尔斯的珀西爵士”的人就应该看上去像个脑满肠肥的酒吧老板，或最糟糕的情况是像个得了十二指肠溃疡的税吏。但不单我们的国家是这样。任何擅长使用剪刀和浆糊的人都能编出一本名为《我们的统治者》的好书，里面只需要刊登那些伟人的照片就够了。当我在《画报》里看到比弗布鲁克勋爵发表演讲时的几张“静态照片”时，他比你所能想象的任何刻意表演的人看上去更像一只拄着拐杖的猴子，那时我第一次有了这个想法。

当你收集完元首们的相片后——那些已经是元首和想要当元首的人物，你会注意到几个贯穿整张清单的特征。首先，他们都是老人。虽然到处都在说一些关于政坛年轻化的客套话，但从来没有一个人不到五十岁就坐上一个真正大权在握的位置。其次，他们几乎全都个头矮小。很少有独裁者身高在五英尺六英寸以上。第三，他们几乎都长得很丑，有时候丑得格外离奇。那套照片里应该包括大动肝火的施特莱歇尔、像是狒狒的日本军阀，长着双下巴的墨索里尼、没有下巴的戴高乐、矮胖臂短的丘吉尔、长着长长的鹰钩鼻和招风耳的甘地、露出三十二颗牙齿每一颗都是金牙的东条英机。在每幅照片的对面将会放一张该国的普通人的相片与其进行对比。在希特勒的相片对面是一张德国潜艇上的年轻水手的照片，东条英机的相片对面是一个旧时的日本农民的相片——等等等等。

但回到授勋名单。当你想到几乎全世界都已经抛弃了这一做法时，看到这一番空洞的恭维仍然在英国这个贵族观念早在几百年前就已经式微的国家继续进行，确实会让人觉得很奇怪。贵族统治赖以存在的种族差异在中世纪末就已经从英国消失了，纯正的“名门血统”本身就是无价之宝，无法用金钱衡量的理念在伊丽莎白时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从那时候起，我们就已经是赤裸裸的富豪统治。然而，我们仍然在间歇性地挣扎着标榜自己有着中世纪封建体制的色彩。

想想看，纹章院⁽²⁸⁾在庄严地伪造族谱，设计出独角兽或匍匐或回顾等姿态的纹章给那些戴着圆顶高帽、穿着条纹西裤的公司董事！我最喜欢的是那套按照所做坏事的多少授予荣誉的精心分级的体制——商业巨子被册封男爵，时髦的外科医生被册封为从男爵，乖乖听命的教授被册封为爵士。但这些人以为他们自称勋爵、爵士什么的，就和中世纪的贵族有共同之处？比方说，沃尔特·席特林⁽²⁹⁾勋爵会觉得自己和罗兰公子⁽³⁰⁾（席特林公子来到黑塔！⁽³¹⁾）是一样的人吗？或者说，纽菲尔德勋爵会觉得我们以为他就是一个穿着锁子甲的东征十字军吗？

然而，授勋名单的这一套把戏有一个特别实际的目的，那就是，头衔相当于一个上等的化名。甲先生能将自己变成乙勋爵，将自己的过去隐藏起来。这场战争中所进行的一些部长委任要是没有这一伪装几乎不可能得以进行。正如托马斯·潘恩所说的：“这些人频繁地更改名字，根本不可能知道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就像你没办法知道小偷的身份一样。”

我在写这些文字时传来电钻的声音。他们在防空洞的墙上钻出小洞，以固定的间距将砖头拆下来。为什么？因为防空洞就快垮了，必须用水泥加固。

这些经过加固的防空洞还能起到多少作用似乎很值得怀疑。它们能抵御弹片和爆炸，但并不比一座普通房子的墙壁坚固多少。我只见过一次炮弹坠落在一座房子上，将侧面像用刀切一般削开。然而，真正的问题是，在修建这些防空洞时就已经知道过个一两年它们就会倒塌。有不计其数的人指出这一点。但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这些马马虎虎修成的建筑继续用下去，某些人得到了合同。果不其然，过了一两年，那些预言得到了验证。那些防空洞的灰泥开始从墙上剥落，必须用水泥加固。再一次，有人——或许就是同一批人——得到了合同。我不知道在这个国家的哪个地方这些防空洞真的在空袭中派上了用场。在伦敦我住的这头，从来没有人想过要用它们。事实上，它们一直被锁着，惟恐它们被“不当使用”。但是，有一件事情它们或许可以派上用场，那就是在巷战中作为掩护。大体上它们都修筑于较为贫困的街区。如果到了那个时候，那些大人物没办法将民众镇压下去，因为他们一时失察，事先给他们提供了数以千计的机关枪掩体，我会觉得很开心。

在本期的第18页你会发现《论坛报》短篇小说征文竞赛的广告。我们希望有大量读者投稿，并希望此次征文竞赛能直接和间接对这个国家的短篇小说复兴起到一点帮助。

很少人会说过去二十年来短篇小说在英国是一个成功的艺术形式。美国和爱尔兰的故事创作或许情况要好一些，但也好不到哪里去。你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去解释短篇小说的式微，但这些解释并不能让人完全满意，因为，要是真的话，它们应该适用于其它文学形式，比方说，当代长篇小说的情况大体上就没有当代短篇小说那么糟糕。一定还有技术上的原因，而我认为我可以指出其中两个。

第一个原因是我们无法在《论坛报》里补救的——篇幅的困难。几乎可以肯定，由于当代杂志版面的削减，短篇小说深受其害。几乎所有以前英国的好的短篇小说——许多法国短篇也是这样，不过俄国短篇的情况则不太一样——篇幅都太长了，不适合刊登在任何普通的当代期刊上。此外，我认为短篇小说由于维多利亚式“情节”的消失而受到不必要的伤害。在本世纪初，传统的“最后一章峰回路转”的创作手法不再流行。但很少人注意到那种平淡无奇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更适合写长篇小说，而不适合写成短篇小说。一则短篇小说必须是一个“故事”。它不能像长篇小说那样依赖于“氛围”和人物刻画，因为没有足够的篇幅去营造这些。一则没有趣闻轶事、没有任何戏剧变化的短篇小说几乎可以肯定将以虚弱而漫无意义的基调而结束。我读过无数个故事，在读到最后一句话之前它们总是让我想着“这些铺垫一定是为了引出什么事情吧？肯定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吧”，然后，故事总是软弱无力地告终，有时候作者刻意要显得意味深远，用上了省略号。我禁不住会觉得许多短篇小说的作者是被“以‘情节’取胜是毫无希望的过时手法，因此不会被接纳”这一观念给吓住了。

我不是在说这是当代短篇小说唯一的过失。但读过那么多短篇小说后，这是我个人的印象。我希望它会是对那些有兴趣投稿的作者的一则有用的提示。

随意集·七

1944年1月14日

那种将杂志和期刊集结成册的旧俗似乎已经完全绝迹了，真是遗憾，因为即使是非常傻气的杂志的年度合刊，经过一段时间后也要比大部分书籍更有可读性。我想我最划算买到的书籍是1809年以来的那十几本《季度评论》合订本，是我在农场拍卖时花两个先令买到的，还有一本《康希尔》的年度合订本，不是特罗洛普就是萨克雷编辑的，我忘记是谁了，才卖六便士。另外一笔划算的买卖是几本六十年代中期的零散的《绅士杂志》，一本才三便士。我还买了几份五十年代很流行的《钱伯斯人民报》、在布尔战争时期很流行的《少年月刊》、在《神探福尔摩斯》时代流行的《斯特兰德杂志》，度过了好几个开心的半小时。还有一本书，不幸的是，我只看了一下，没有买下来——是二十年代初期的《雅典娜》合订本，当时的编辑是米德尔顿·默里⁽³²⁾，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爱德华·摩根·福斯特⁽³³⁾和众多作家就是在这本刊物上首次获得公众影响。我不知道为什么如今没有人愿意这么做了，因为买一年的杂志合订本比买一本小说还便宜，而且你甚至可以自己动手，如果你有一晚的闲暇和合适的材料的话。

这些旧杂志的迷人之处在于它们彻底的“时限性”。它们沉浸于当时的事件中，让你了解到当时的政治风向和趋势，而这些在更为概括性的历史书中很少提到。比方说，研究六十年代杂志中的战争恐慌是很有趣的事情，那时候各方都认为英国将遭受侵略。有好几支志愿军成立了，业余战略家出版了地图，上面画着法国军队将合围伦敦的路线图，热爱和平的市民们躲在沟渠里瑟瑟发抖，而步枪俱乐部（相当于当时的国民自卫队）的子弹四处乱飞。

那时候几乎所有的英国观察家所犯的错误是没有注意到德国会是一个危险的国家。他们以为唯一的危险来自法国，但它已经是一个强弩之末的军事大国，而且根本没有理由与英国起争执。我相信在未来，不经意的读者在阅读我们的报纸和杂志时会注意到，1940年在英国，知识分子也同样误入了歧途，他们背弃民主，赤裸裸地推崇极权主义。

最近我在翻看以前几期《地平线》杂志时，我看到一篇评论詹姆斯·伯恩汉姆⁽³⁴⁾的《管理的革命》的长文。在里面伯恩汉姆的主要论点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被接受。许多人当时会说，它代表了我们的时代最睿智的寓言。但是——它其实建立在德国军队战无不胜这一信念之上——而这一信念已经被事实炸得灰飞烟灭。

伯恩汉姆的主题可以简短地总结如下。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已经结束了，而社会主义在目前的历史阶段是不可能实现的。如今正在发生的事情是，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出现了，伯恩汉姆将其称为“管理者”。这个新的统治阶级在德国就是纳粹政权，在苏联就是布尔什维克政权，而在美国则是那些商业行政人员。这个新的统治阶级没收资本家的财产，镇压工人阶级运动，建立一个极权社会，以效率的概念进行统治。英国腐朽衰败，注定会很快被德国征服。征服英国之后，德国将进犯苏联，而俄国的“微弱兵力”将使其“分裂成东西两境”。然后就剩下三个超级大国：德国、日本和美国，三者瓜分世界，彼此之间进行漫无止境的战争，并将工人阶级永远压在脚下。

伯恩汉姆所说的话颇有见地。集体主义在本质上没有民主可言，正式废除私有财产并不能消灭阶级统治等这些事实正变得越来越清楚。世界将被几个超级大国所瓜分的趋势也很清楚，而每一个超级大国或许都不可战胜是很有可能出现的情况。但考验一个政治理论要看它对未来的预测力，而伯恩汉姆刚一作出预测就被证明是错误的。英国没有被征服，俄国的兵力并不微弱——另一个更加根本性的错误——德国在仍与英国交战的情况下就进犯俄国。伯恩汉姆曾宣称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理由是德国和俄国的政权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在与旧资本主义的斗争结束之前是不会爆发争端的。

显然，这些错误部分程度上是因为一厢情愿。伯恩汉姆痛恨英国和苏联（许多美国知识分子都有相似的观点），希望看到这两个国家都被征服，而且不愿意承认俄国和德国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但这一思想学派的根本错误在于它对普通人的轻蔑。它认为，极权社会一定要比民主社会更加强大，专家的看法一定要比普通人的看法更有价值。德国军队赢得了前面几场战役，因此它一定会最终取胜。民主的力量，它的批判力，却被忽视了。

要说英国或美国是真正的民主国家，那是荒谬的事情，但在这两个国家，公共舆论能够影响政策，在犯下许多小错误的同时，或许避免了犯下最大的错误。比方说，如果德国的民众对于如何进行这场战争有发言权，或许德国就不会在仍和英国打仗的情况下进攻俄国，更不可能在6个月后任性地对美国宣战。要犯下这么离谱的错误得专家才行。当你看到纳粹政权如何在十几年内就将自己摧毁得粉身碎骨，很难相信极权主义会长存下去。但我不会否认“管理阶级”或许将控制我们的社会，如果他们真的控制了社会，他们将在毁灭自身之前将我们带入地狱。伯恩汉姆和他的同道者所犯下的错误是试图传播“极权主义不可避免，因此我们不能做出任何事情去反对它”这一理念。

随意集·八

1944年1月21日

停止军事节目宣传和战后将进行大规模商业广播的谣传又一次让人们谈论起英国广播电台和它的种种缺点。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刊登几篇关于广播的各个方面的文章，但我想在此指出一点仅供参考，那就是英国广播电台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公众并不关心电台。人们隐约意识到他们不喜欢英国广播电台的节目，他们知道尽管它有一些好节目，但许多节目都是垃圾；他们知道那些谈话节目大部分是在胡说八道；他们知道没有哪个重要的话题会得到诚恳的讨论，而在最反动的报纸里也会诚恳地对其进行讨论。但他们没有作出一点努力，无论是从整体层面还是具体层面，去找出那些节目会如此糟糕的原因所在，或了解外国的节目是否要好一些，或在技术层面上哪些手段可能实现，哪些手段不可能实现。

即使是消息灵通的人士似乎也对英国广播电台的内部情况一无所知。当我在英国广播电台上班时，我只关心对印度进行广播的英语节目。但那些愤怒的人总是会把我强留下来，问我是不是能对本土节目的某一栏目“做点什么”——这就好比因为在中非发生的事情去责备北海的海岸警备队一样。几个月前，在下议院进行了一场辩论，我们面向美国的广播节目遭到了批评。几位议员声称节目根本没有效果，而事实也正是如此。但他们似乎只是出于本能知道这一点。没有一位议员能站起来告诉下议院，我们每年在对美国的广播中花费了多少钱，有多少听众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些事实他们本可以轻松地了解到。

当报刊对英国广播电台进行抨击时，那些批评总是如此无知，根本不可能去作出回应。前不久我给一位著名的爱尔兰作家写了一封信，他如今在英国居住，我邀请他做一个广播节目。他给我寄来一封愤慨的拒绝信，里面不经意地暴露出：一、他不知道在印度有一家广播电台；二、每天伦敦会进行印度语广播；三、英国广播电台以多种东方语言进行广播。如果人们连这些都不知道，他们对英国广播电台的批评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在很大程度上，英国广播电台因为其优点而遭受批评，而它的缺点却被视而不见。比方说，每个人都在抱怨英国广播电台的新闻播报员的肯辛顿口音，而这是经过精心选择的，目的不是要在英国本土引起反感，而是因为它是“中性的”口音，在任何说英语的地方都能听得懂。但有多少人知道数以百万计的公帑被浪费在对几乎没有听众的国家进行广播上面呢？

下面是几道给那些业余的电台批评者的问答题。

你说你不喜欢现在的节目，你是否清楚地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节目？如果知道，你采取了什么措施去保住这些节目？

你是否认为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符合事实？比起其它交战国家的新闻报道，它们更加贴近真相还是远离真相？你是否进行过比较加以核实？

你是否了解广播剧、短篇小说、专题节目和讨论节目的可能性？如果了解，你是否曾经探究过你的想法在技术上能否实现？

你是否认为英国广播电台能在竞争中获益？说说你对商业广播的看法。

谁在掌控英国广播电台？谁在为其出资？谁在制定它的政策？内容审查是如何运作的？

你对英国广播电台对外国的宣传有多少了解？敌对，友善还是中立？它花了多少钱？是否见到效果？和德国的宣传相比呢？请补充关于广播宣传大体上的意见。

我可以将这些问题加以扩展，但如果哪怕只有10万个英国人能够对上述的这些问题给出确切的答案，那也将会是前进的一大步。

一位来信读者指责我有“负面倾向”，还“总是咄咄逼人”。事实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多少原因值得快乐的时代。但当有什么事情值得称赞时，我是会对其称赞的，我想在此写几句话——不幸的是，这些事情都发生在过去——称赞伍尔沃斯超市的玫瑰。

在景气的时候，伍尔沃斯超市的东西都不会超过六便士，而里面最好卖的就是玫瑰花丛。它们都非常嫩，但第二年就开花了，我想我种的花里面没有一棵在我手里死掉过。它们最有趣的地方是，它们与标签上所说的从来都不一致，或很少一致过。我买过一丛说是桃乐丝·帕金斯种，结果却是一丛美丽的小白玫瑰，花蕊是黄色的，是我见过最好看的攀缘玫瑰。一丛标签上写的是黄色多花玫瑰，结果却是深红色的。还有一丛我想买的是艾伯丁玫瑰，看着也像是艾伯丁玫瑰，但花总是并蒂而生，而且多得出奇。这些玫瑰总是让人惊喜不断，而且你总是有机会遇到一个新的品种，有权力给它起个某某某或某某某的名字。

去年夏天，我经过在战前居住的小木屋。那丛小白玫瑰我种的时候还没有一个小孩的弹弓那么大，已经长成了枝叶繁茂的花丛，那丛艾伯丁玫瑰或艾伯丁玫瑰的近属遮住了半边篱笆，结出了如云的粉红色花朵。这两丛我都是在1936年种下的。我想：“那些只花了我六便士！”我不知道一丛玫瑰花能活多久，我猜想平均寿命大概是十年，贯穿这段时间，一丛攀缘玫瑰每年有一个月或六个星期能开出最繁茂的花朵，而一丛玫瑰至少会有四个月断断续续地开花。这些都只花了六便士——战前，这个价格可以买到十支“运动员牌”香烟或一品脱半淡味生啤或订一星期的《每日邮报》，或在电影院里闻上二十分钟的二手空气！

随意集·九

1944年1月28日

我了解到苏雷斯·瓦伊迪亚先生，一位住在英国的印度记者，已经因为拒绝参军服役而被捕了。这种事情不是第一次发生，如果是最后一次发生，那或许是因为再没有其他适龄的印度男子剩下可以当牺牲品。

无消说，每个人都知道瓦伊迪亚先生这宗案子在法律层面会怎么判，我不想就此多作评论。但我希望引起读者对常识层面的关注，而英国政府一以贯之地拒绝进行考虑。除了那些来来去去的水手和仍然驻守在这里的少数军队外，这个国家或许有两千名身份和年龄各异的印度人。对他们推行征兵令，你或许可以多征集到几十个士兵，而对那些“反对派”少数族裔进行镇压，你会让英国的监狱多出十几个囚犯。这是从军事角度考虑得出的结果。

但不幸的是，这并非事情的全部。做出这种行为，你就激怒了整个生活在英国的印度社区——因为没有哪个印度人，无论他的观点是什么，会承认英国有权利代表印度宣战，或有权利要求印度人强制服役。任何在这里的印度社区发生的事情会立刻在印度本土激起反弹，并引发进一步的明显后果。一个抵制战争的印度人遭受判决会比一万名英国人遭受判决对我们的伤害更大。就为了让那些毕灵普分子觉得又有“赤匪”落入他们手中，这个代价似乎太高了。我不指望那些毕灵普分子会站在瓦伊迪亚先生的立场去看待事情。但他们真的应该了解到，经历了这么些事情，制造烈士并不是一桩划算的买卖。

一位记者给我们写了一封信，为埃兹拉·庞德⁽³⁵⁾辩护。在战争爆发的前几年，这位美国诗人转而向墨索里尼效忠，在罗马电台活跃地进行政治宣传。这位记者声称：一、庞德并不是为了金钱而出卖自己；二、当你有一位真正的诗人时，你应该忽略他的政治想法。

当然，庞德不只是为了金钱而出卖自己。从来没有作家会这么做。任何视钱高于一切的人都会选择某个报酬更高的行业。但我认为或许庞德在一部分程度上是为了尊严、恭维和作为教授的资格而出卖自己。他对英国和美国怀着最恶毒的仇恨，他觉得自己的才华在这两个国家没有被完全赏识，而且，他显然认为各个英语国家都对他怀有阴谋。此外还发生了几桩丢人的事情，暴露了庞德那所谓的博学才华。无疑，他觉得这些事情是不可原谅的。到了三十年代中期，庞德在几份英文报纸上为“主子”（墨索里尼）唱起了颂歌，包括莫斯利的季刊《不列颠联盟》（维德孔·吉斯林也为这份刊物撰稿）。在阿比西尼亚战争时期，庞德进行了喧嚣的反阿比西尼亚人宣传。在1938年前后，意大利人给他在国内的一所大学谋了一席教职，战争爆发不久后他就加入了意大利国籍。

至于是否原谅这么一位诗人的政治思想则是另外一个问题。显然，你不能说某某某认同我的观点，因此他就是一位好作家。过去十年来诚恳的文学评论大部分时间里就在与这一观念进行斗争。我自己很欣赏几位投靠法西斯的作家（比方说，塞林⁽³⁶⁾），还有很多作家我强烈反对他们的政治思想。但你有权利认为一个诗人应该有普通人的体面。我从未听过庞德的广播，但我经常在英国广播公司读到它们，其内容在见识和道德上都让人觉得不齿。比方说，反犹主义就不是一个成年人能够接受的信条。认同这种信条的人就必须承担其后果。但我认同我们的记者希望美国政府不要逮捕并枪毙庞德，而他们确实说过会这么做。这将彻底成就他的名声，或许得过个上百年，读者才能不带着感情色彩判断庞德那些多有争议的诗作到底是好是坏。

有一天晚上，一个吧女告诉我，如果你往一个潮湿的杯子倒啤酒，啤酒的气就会跑得飞快。她还说把你的八字胡浸进啤酒里也能让酒跑气。我立刻接受了她的看法，没有提出任何质疑。事实上一回到家我就剪下胡须，我有几天忘记刮胡子了。

后来我才想到这或许就是那些带有科学真相色彩的迷信，或许能一直流传下去。在我的笔记本里，我记录了长长一列童年时教给我的谬论，每一个谬论都不是老妇人的流言，而像是一个科学事实。我不能全部列出来，但有几个是我深信不疑的：

*天鹅只要扇一扇翅膀就能打断你的腿。

*切伤虎口，你就会得破伤风。

*玻璃粉末有毒。

*如果你拿煮过鸡蛋的水洗手（为什么会有人这么做呢？真是奇怪），你就会长疣子。

*公牛看到红色的东西就会发怒。

*往狗喝过的水里放硫黄可以当补药。

等等等等。几乎每个人都会带着这个或那个信念步入成年。我见过几个三十多岁的人仍然相信我列出的第二点。至于第三点，它在印度很盛行，人们总是用玻璃粉末互相毒害，但结果却令人失望。

我希望我是在评论完兰斯洛特·霍格本教授阐述自己的人工语言“国际格罗沙语”的那本有趣的小册子之前阅读《基础英语与人工语言的对抗》这本书，而不是之后。因为那样的话我就会意识到霍格本教授相比之下是多么地勇敢，与众多国际语的发明者抗衡。关于严肃问题的争论总是很不客气。斯大林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追随者在展开争论时一定会发现说着说着双方就不那么友好了；当《碑文报》和《教会时报》掐架时，拳头并不总是会守规矩地只攻击腰以上的部位；但谈到众多国际语的发明者之间的争执之肮脏污秽，则实在鲜有匹敌。

或许不久之后《论坛报》就会刊登一篇或几篇以“基础英语”撰写的文章。如果有任何语言被接纳为世界通用的“第二语言”，这门语言不大可能是一门人工语言。在现存的自然语言中，英语很有机会，虽然不一定是以“基础形式”撰写。公共舆论开始对一门国际语言的需要有所醒觉，但种种离奇的误解仍然存在。比方说，许多人以为推广一门国际语言的目的是消灭自然语言——这一点从来没有人严肃地提出过。

目前，虽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这个需要，整个世界却在语言上变得越来越民族化，而不是去民族化。这在一部分程度上是出于有意识的政策（大约有六七门语言正以帝国主义的方式在世界各个地方推行），而在另一部分程度上是因为战争所引起的兵荒马乱。贸易、旅行、科学家之间的沟通的困难，还有耗时费力的外语学习，这一切依然继续存在。我这辈子学了七门外语，包括两门已经消亡的语言，这七门外语我只记得一门，而且还不是很灵光。我这种情况应该相对普遍。一个小国的国民，比方说，一个丹麦人或荷兰人，事实上必须学三门外语，如果他希望接受教育的话。显然，这种情况是可以得到改善的，困难的是决定哪一门语言将成为国际语言。但在这个困难解决之前将会有一番丑陋的争吵，任何对这个问题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一点。

随意集·十

1944年2月4日

当沃尔特·罗利爵士被囚禁在伦敦塔里时，他以写一本世界史来消磨时间。他已经完成了第一卷，正在写第二卷时，他的囚室窗户下发生了一场几个工人间的斗殴，其中有一个工人被杀了。虽然经过一番努力的探究，虽然他亲眼目睹了事情的发生，沃尔特爵士一直没办法了解到这次争执的真相，据说经过这件事——如果这并非真实事件，它也很有可能会发生——他把写完的东西付之一炬，放弃了这个计划。

这个故事在过去十年里不知道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多少次，但我总是认为罗利或许是错的。虽然那时候研究有着种种困难，而且在监狱里进行研究更是格外困难，但或许他原本可以写出一部揭示了部分事实真相的世界史。截至一个相当晚近的时间点，历史书中所记载的重大事件或许真的都发生过。黑斯廷斯之战⁽³⁷⁾或许真的在1066年打响，或许真的是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或许亨利八世真的有六个老婆，等等。只要你承认某件事是真的，即使你不喜欢那件事，那么你就可能了解到一定程度上的真相。比方说，即使是晚近如上一场战争的事件，《大英百科全书》在编撰关于各场战役的文章时依然可能采纳了德国方面的资料。有的史实——比方说伤亡数字——曾被视为是持中而立的内容，大体上为各方所认同。现在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了。对于当前这场战争，纳粹版本的描述与非纳粹版本的描述根本大相径庭，哪一个版本最终能被载入史册将不是取决于以史据为准的治史方式，而是取决于战场上见真章。

在西班牙内战中，我发现自己强烈地感受到这场战争的真实历史将永远不会也不能被写下来。准确的数字或对于史实客观的描述根本不曾存在。如果说我甚至在1937年就感受到这一点，而当时西班牙政府依然存在，共和军各个派系彼此之间和对敌人所编造的谎言都只是一些比较小的谎言，那现在情况又会是怎样呢？即使佛朗哥被推翻了，未来的史学家将会看到什么样的记录呢？如果佛朗哥或像他那样的人一直大权在握，这场战争的历史绝大部分的内容将由数百万在世的人都知道是谎言的“史实”所构成。以这些“史实”的其中一则为例，那就是在西班牙有数量可观的俄国军队。大量的证据表明根本没有那么一支部队。但是，如果佛朗哥依然掌握权力，如果法西斯主义大体上依然存在，那支俄国军队就将进入史册，以后上学的孩子就会相信它的存在。因此，事实上，谎言将会变成真相。

这种事情时刻都在发生。例子一定有好几百万个，我会选一个碰巧可以加以证实的。1941年至1942年期间，当德国空军忙于轰炸俄国时，德国电台向本土的听众大肆宣传空袭伦敦所造成的毁灭性的破坏。现在我们知道这些空袭并没有发生。但如果德国人征服了英国，我们所知道的真相又有什么用呢？对于一位未来的历史学家来说，那些空袭是发生了还是没有发生过呢？答案是：如果希特勒获胜，它们就发生了，如果希特勒垮台，那它们就没有发生过。过去十到二十年有无数其它事件也是这样。真有《锡安长老会纪要》⁽³⁸⁾这么一份文件吗？托洛茨基与纳粹党同流合污了吗？不列颠之战有多少架德国战机被击落呢？欧洲欢迎新秩序吗？你不会得到一个因为它是真相而被普遍接受的答案，每一个问题你都会有几个完全水火不容的答案，其中有一个答案在经过一番斗争后被最终确立。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归根结底，我们对于胜利唯一可以说的就是，如果我们赢得这场战争，我们所讲述的谎言要比敌人少一些。极权主义真正的恐怖之处不在于它会犯下可怕的罪行，而在于它对客观真相的抨击：它宣称控制了过去，也控制了未来。虽然这场战争在怂恿撒谎和自命正义，但我打心眼里认为那种思维习惯在英国并没有滋长。总的看来，我得说媒体要比战前稍微自由了一些。从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知道现在你能出版十年前不能出版的东西了。这场战争的抵制者或许不像上一场战争的抵制者那样遭受不公的对待，公开发表不受欢迎的观点要安全多了。因此，将真相理解为独立于本人之外，是有待探究而不是你可以随心所欲捏造的事情这种自由的思维方式有希望继续存在。但我仍然不会去羡慕未来的史学家的工作。在当前的这场战争中，就连伤亡数字也无法精确到百万之内，这难道不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奇怪的注解吗？

一间裁缝店的广告宣布贸易委员会将取消卷边裤腿的禁令，并欢欣鼓舞地说“这是我们所为之奋斗的自由的第一步”。

要是我们真的是为了卷边裤腿而奋斗，我应该是亲轴心国的一方。卷边裤腿的作用就只有积尘，除了当你清洗它们的时候偶尔会在里面找到一个六便士硬币之外就一无是处。但在这间裁缝店兴高采烈的宣言中隐藏着这样的潜台词：过不了多久德国就将被消灭，战争就将结束，限量供应将得到缓解，先敬罗衣后敬人的势利将再次掀起高潮。我所盼望的事情和那间裁缝店不同。我只希望能尽早结束食物的限量供应，但我希望看到服装的限量供应继续下去，直到蛀虫将最后一件晚礼服侵蚀殆尽，就连送葬人也得摘下他们的高礼帽。我不介意看到整个国家五年都穿着染色的战斗服，这样一来，滋生势利和嫉妒的一大温床将会被铲除。服装的限量供应并不符合民主精神，但不管怎样，它产生了民主化的效果。如果穷人的衣着没有多大的改善，至少富人的衣着得寒酸一些。既然我们的社会并没有发生真正的结构上的改变，纯粹由物资稀缺所引起的事实上的平等化进程要好过什么都没有发生。

有人送给我一本《英格尔兹比故事集》⁽³⁹⁾作为圣诞节的礼物，里面有克鲁克香克⁽⁴⁰⁾的插图，这本书让我思考英国滑稽漫画衰落的原因。滑稽诗的衰落比较容易解释。巴哈姆本人、胡德⁽⁴¹⁾、卡尔弗利⁽⁴²⁾、萨克雷和其他十九世纪早期和中期的作家能够写出好的诙谐诗，风格就像这样：

我曾是一个快乐的孩童，

终日在绿茵上歌唱，

我是多么快乐，

穿着蓝色紧身的西装。

大体上，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是无忧无虑的，你可以从出生到死去都保持着孩童的思想。除了偶有像克拉夫⁽⁴³⁾的《有钱是多么地快乐》或《海象与木匠》之外，十九世纪的英文诙谐诗里没有什么思想可言。但说到漫画，情况则恰好相反。利奇⁽⁴⁴⁾、克鲁克香克和长长一串名字，一直追溯到贺加斯⁽⁴⁵⁾，他们的作品是那么睿智而粗俗，十分迷人。如果利奇为《汉德利·克罗斯》所画的插图是新作的话，《潘趣》是不会刊登出来的。它们太粗俗了，甚至将上流阶级画得和工人阶级一样丑陋！但它们很好笑，而《潘趣》不好笑。在1860年的时候我们怎么就失去了轻松和强蛮的心态了呢？为什么现在和拿破仑战争时一样，阶级仇恨极其尖锐而政治热情汹涌待发，能够表现这些的卡通画家却几乎找不到了呢？

随意集·十一

1944年2月11日

新闻业有两个行动总是让你觉得似曾相识。一个是对天主教徒进行攻讦，另一个是为犹太人进行辩护。最近我碰巧在为几本描写欧洲中世纪和现代对犹太人的迫害的书撰写书评。和以往一样，这篇书评给我带来了成沓的反犹太人的信件，让我第一千次想到，甚至就连与其直接相关的人也在回避这个问题。

这些信件令人不安的地方在于，它们并非都出自于疯子之手。我不是很在乎那些信奉《锡安长老会纪要》的人，甚至也并不在乎那些没有得到政府善待的解职军官，他们看到“外国人”得到了工作，心里愤愤不平。除了这些人之外，还有一些小生意人或专业人士，他们坚信犹太人的苦难纯粹是因为他们的下三滥的生意手段和完全缺乏公共精神而咎由自取。这些人的信件写得很有条理，结构得当，宣称没有任何种族主义倾向，以充分的例子支持他们所说的每一件事情。他们承认“犹太良民”的存在，总是宣称（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也说过同样的话）他们并非从一开始就抱着反对犹太人的情绪，但眼见犹太人的所作所为，他们是不得已而为之。

对待反犹主义，左翼态度的弱点是从理性的角度去回应它。显然，对犹太人的指控是不实的。它们不可能是真实的，一部分原因是它们自相矛盾，一部分原因是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坏得这么彻底。但单纯只是指出这一点根本于事无补。对于反犹主义的正统的左翼观点是，它是统治阶级“捣鼓”出来的东西，目的是将注意力从社会的真正罪恶上引开。事实上，犹太人成了替罪羔羊。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它作为一种论证手段并没有多少用处。你不能通过证明一个信仰是非理性的来将其推翻。而依照我的经验，谈论犹太人在德国所遭受的迫害也没有什么作用。如果一个人有那么一丁点反犹主义倾向，那么上面那些话对他来说就像耳边风一样。最好的论证，如果理性的论证有用的话，就是指出犹太人被指责犯下的那些罪行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鼓励犯罪的社会里。如果犹太人都是奸诈小人，那我们就应该整顿我们的经济体系，让奸诈小人无法飞黄腾达，以此对付他们。但对那些一心认定犹太人统治了黑市，还老是打尖插队，而且躲避参军服役的人说这么一番话有意义吗？

我们可以对反犹主义的成因进行一番详尽的调查，而且不应该被“所有的原因都与经济有关”这一先入为主的看法所影响。无论在大体上“替罪羊”这个理论是如何正确，它并没有解释为什么是犹太人而不是其他少数民族被揪出来，也没有明确地指出他们是什么罪的替罪羊。比方说，像德雷弗斯案这样一桩事件就不容易通过经济角度进行解读。就英国而言，重要的是找出犹太人被指控了什么罪名，反犹主义是否真的正日趋严重（过去三十年来，或许它实际上变得没那么严重了）和在何种程度上由于1938年难民的涌入而变得愈加严重。

你不仅不应该认为反犹主义的直接肇因纯粹是经济原因（失业、商业上的嫉妒等等），你也不应该认为“理性”的人就不会有反犹倾向。举个例子，它在知书识礼的人群当中尤为盛行。我根本不用从书桌上站起来去翻阅一本书就能想到维庸、莎士比亚、斯莫利特、萨克雷、威尔斯、奥尔德斯·赫胥黎、艾略特和其他许多作家的章节，要是这些文字是在希特勒上台后创作的话，定会被视为反犹作品。贝洛克和切斯特顿在挑逗反犹主义或作出比挑逗更过分的事情，其他可敬的作家或多或少接受了纳粹式的反犹主义。显然，这个神经官能症的成因很深，当人们说他们痛恨一个被称为“犹太人”的子虚乌有的群体，他们到底痛恨的是什么呢？在部分程度上，正是对了解反犹主义的传播是何等广泛的恐惧阻止了对这个问题进行严肃的调查。

以下这段诗文取自于安东尼·特罗洛普的《自传》：

当佩恩·奈特德⁽⁴⁶⁾的《品味》在城里出版时，

文中的几段希腊诗句，

被撕成碎片，毁成纸屑，

当成讨厌的垃圾付诸一炬，

它被粉身碎骨，无人加以细究，

因为被发现有几处作伪的痕迹，

当黑烟从灰烬中升起，

他们才发现——它其实出自品达⁽⁴⁷⁾的手笔！

特罗洛普并没有明确地指出这几句诗的作者是谁。如果有读者愿意告诉我的话，我会很乐意倾听。但我引用这几句诗纯粹是因为它们本身——即它们所蕴含的对文学批评的可怕警告——而且也是为了引起对特罗洛普的《自传》的关注，那是一本非常精彩的书，虽然或许因为它的主要内容是在谈钱。

《时代与潮流》就詹姆斯·弗朗西斯·霍拉宾⁽⁴⁸⁾先生的战争地理图册一直在进行争论，这让我想起了地图是靠不住的东西，就像相片和数据一样，应该被加以怀疑。

每个国家都将自己在地图上标为红色，这是民族主义的一点有趣的小迹象。而且，将自己画得比实际大一些也是一种趋势，而这不需要造假就能办到，因为将地球投射成平面图会使得某个地方出现畸变。在“帝国自由贸易”运动时期，各个学校都免费分发到巨幅的彩色挂墙地图，用新的投射法画成，把苏联给画小了，把印度和非洲的面积给夸大了。然后还有人种学和政治学的地图，是用于政治宣传最给力的材料。在西班牙内战时期，在西班牙的乡村挂着的地图将世界划分成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国家和法西斯国家。从这些地图中你能了解到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而马达加斯加和印度支那（那时是法国的人民阵线政府⁽⁴⁹⁾执政时期）被标示为“社会主义国家”。

这场战争或许帮助我们提高了地理知识。那些五年前说不准“克罗地亚”的发音，分不清明斯克和平斯克的人现在能告诉你伏尔加河流入哪一个海洋，不用怎么找就能指出瓜达尔卡纳尔岛或布帝洞的所在。数以十万计的英国人，虽然还不到数以百万计的程度，能念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这个名字。但要让读地图变得流行需要付出一场战争的代价。在韦维尔⁽⁵⁰⁾发动埃及战役时，我遇到一个女人，她以为意大利是和非洲连在一起的。1938年当我准备去摩洛哥时，我的村子里有些人——那当然是一个非常土气的村子，但距离伦敦只有五十英里——问我是不是得过海才能到那里。如果你让任何一个群体的人（我特别想问的人是众议院的各位议员）凭着记忆画一幅欧洲地图，你会得到让人大跌眼镜的结果。任何真的重视教育的政府应该确保每个读书的孩子都能得到一份世界地图，但现在一份世界地图很罕有而且十分昂贵。如果普通市民不知道哪个国家和哪个国家接壤，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最快的路线怎么走，在哪里可以轰炸靠岸的船只，哪里不行，很难理解他们对于外交政策的看法会有什么价值。

随意集·十二

1944年2月18日

战后这个国家将会面临严重的房屋紧缺问题，除非我们采取预制房屋这一手段，否则这个问题将无法得到解决。如果我们坚持传统的建筑方式，那得花上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建起所需要的房屋，而这将会引起的不适和苦楚、对遭受大空袭破坏的建筑和肮脏的贫民窟的修修补补、租金飞涨和过度拥挤都不难预见将会发生。而房屋紧缺将使得我们已经非常危险的出生率雪上加霜，这也是可以预见到的。与此同时，不仅预制房屋，而且任何大型的房屋协同重建工程都有强大的既得利益者进行反对。建筑公司和砖头水泥行业有直接的关系，而土地私有的整个根本原则受到了威胁。比方说，不废除私有产权，你怎么能以理性的计划重建伦敦呢？但那些与臭虫和地下室为伍的人不会站出来明确地说出他们要争取什么。充其量他们只会诉诸英国人的感情用事但并非全无道理的“居者有其屋”的渴望。他们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喊出这个口号，我们得在它起作用之前对它进行反驳。

首先，预制房屋并不意味着我们都将被强迫住在丑陋、拥挤、肮脏、鸡窝一般没有家的感觉的房子里——人们已经开始担心它将会是这样。在这一点上应该指出的是，现存的大部分英国房屋建得很糟糕。它们无法抵御炎热或严寒，它们没有碗橱，它们的水管铺设只要一遇到严重的霜降天气就会爆裂，而且它们没有方便的垃圾处理方式。所有这些问题任何一家承包建筑公司都会告诉你解决不了，但在其它国家都轻松地得以解决。如果我们能勇敢地解决房屋重建问题，我们就可以解决被认为就像是天气一样天经地义的种种不适——事实上，这些不适是没有必要发生。我们可以摆脱“背靠背式”的房屋、地下室、间歇喷水、藏污纳垢的煤气炉、暗无天日的办公室、户外厕所、无法清洁的石头水槽和其它烦人的事情。我们可以在每户房屋里装上浴室，安上真的会响的门铃、一拉就亮的开关、不会被一勺茶叶堵住的下水管道。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甚至可以将我们的房间变成流线型，使得墙角呈曲线而不是呈直角形，让它变得更加容易打扫。但所有这些都取决于我们能以迅速的、大规模的方式营建房屋。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房屋紧缺的情况将会如此绝望，我们将只能“凑合着”住在残存的每一间老鼠横行的破屋里，还鼓励承包建筑公司做出最可恶的事情。

其次，对于公寓的反感情绪必须以某种方式加以扭转。如果人们想住在大城镇里，他们要么必须住在公寓里，要么就得忍受过度拥挤，别无它法。一座大型公寓建筑群只需占地一两英亩，就能够容纳一座小型乡镇的人口规模，而且他们能够拥有就像住在独户房屋里一样多的居住面积。以大型公寓建筑群的方式重建伦敦，每个人将会享受到采光和通风，而且有空间安置绿地、自耕田和操场。人们可以远离交通噪声，孩子们不会在砖头和垃圾桶的世界里成长，像圣保罗大教堂这样的历史建筑将重见天日，而不是被淹没在黄色的砖海里。

但是，众所周知，人们不喜欢公寓，尤其是工人阶级。他们想要“属于自己的房子”。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对的，因为在大部分工人阶级的公寓楼里确实没有一间私人的房屋所能享受到的隐私和自由。它们建得不能隔音，住在公寓楼里的人总是得承受让人烦心的种种限制，而且这些公寓楼住起来总是不舒服，虽然情况其实并没有必要这么糟糕。第一批明确供应工人阶级居住的公寓楼甚至没有浴室。即使到了现在，这些公寓楼也很少有电梯，而且它们总是修了石头楼梯，这意味着住在里面的人时时刻刻会听到靴子的咔哒声。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国家有一种模糊的强烈信念，那就是：绝不能让工人阶级住得太舒服。我们应该强调，震耳欲聋的噪音和让人烦恼的限制并非公寓的固有缺点。至于认为如果四个房间是建在地上的，那它们就是“归你所有”，而如果是建在半空中就“不归你所有”这一观念——那些有孩子的女人就是这么认为的——那将会是重新规划的一大障碍，甚至在德国人已经进行了必要的清场工作的地区也是如此。

一位来信读者对我提出责备，因为我想要看到服装限量供应继续下去，直到大家都一样衣着褴褛。不过她补充说道，事实上，衣服限量供应并没有实现平等化的效果。我将引用她的来信的一段摘录：

“我在邦德街附近一间专为有钱人服务的店里上班……我穿着我那件25码工作服瑟瑟发抖地服侍那些穿着貂皮大衣，戴着皮帽，套着镶皮靴子的优雅女士。我打招呼说：‘早上好，今天好冷哦，夫人。’她们对我爱理不理。（我真是太蠢了——她们怎么会知道呢？）我不想看到她们被剥夺掉那身美丽而暖和的衣服，我希望我能穿上一身那样的衣服，所有人都能穿上……我们不应该一心想要降低目前最高的生活标准，而是应该想着在任何事情上向最高的标准看齐。想要将出身伊顿公学和哈罗公学名门的人从他们享有财富和名望的位置上拉下来，逼迫他们下矿井，这真是恶毒而卑鄙的态度。在眼下这个乱糟糟的社会里，我们所想的应该是让大家都能像他们一样。”

我的回答是，首先，虽然服装限量供应显然对那些没有许多衣服的人影响最为严重，它确实起到一定程度的平等化的效果，因为它使得人们在穿得太时髦时心里不是很自在。一些服装，如男性的晚礼服，基本上已经绝迹了。而且现在几乎任何工作都可以随意着装。但我的本意是，如果服装限量供应持续得足够久的话，就连有钱人那些多余的衣服也给穿坏了，那我们将会近乎平等。

但难道我们不应该总是想着“向上看齐”，而不是“向下看齐”吗？我的回答是，在某些情况下你无法做到“向上看齐”。你不能让每个人都开上劳斯莱斯。你甚至不能让每个人都穿上皮衣，特别是在战时。至于每个人都应该上伊顿公学或哈罗公学的那番话，那根本没有意义。那些地方的全部价值，在那些校友的眼中，就是它们的排外性。既然某些奢侈品——比方说，高性能汽车、皮衣、游艇、乡村别墅和别的什么东西——显然不可能分配给每一个人，那最好就没有人能得到。富人失去财富就像穷人失去贫穷。我的这位来信读者在提到那些无知的有钱女人甚至想象不出一个寒冷的早上对于一个没有大衣的人意味着什么的时候，难道不是已经表达出这个意思了吗？

还有一位来信读者愤慨地说他知道我说《潘趣》不好笑是什么意思。事实上，我有点夸张了。自1918年以来，我在《潘趣》里读到过三个让我哈哈大笑的笑话。但正如我总是对问起这件事的困惑的外国游客所说的，《潘趣》的宗旨不是好笑，而是让人觉得心里踏实。说到底，你在哪里最经常看到它？在俱乐部的休息室和牙医的候诊室里。在这两个地方，它有一种让人放松的作用，它的目的就是这样。你一早就知道里面不会有什么新鲜事情。你在童年时就已经熟知的笑话仍然在里面，从来都是那样，就像一帮老朋友。神经兮兮的助理牧师、容易恼火的上校、笨手笨脚的新兵、善忘的水管工——他们都在里面，就像金字塔一样不会改变。看着那些熟悉的页面，那个俱乐部的会员就知道他照样可以领到分红，那个病人就知道医生不会真的把他的下巴打破。但至于好笑，那是另外一回事。好笑的笑话总是包含着非英国式的事情和思想。《纽约客》虽然被高估了，但总是很好笑。最近有一期里画着两个德国士兵牵着一头巨大的猿猴走进勤务兵室，拴上一条锁链。长官愤怒地对他们说道：“你们不识字吗？”我觉得它很好笑，但或许得花上五秒钟的时间才能理解这个笑话。没有哪个体面的人能够理解那些被《潘趣》拒绝刊登的思想和笑话，这已经成为中产阶级的一个定理——至少对打高尔夫球、喝威士忌酒、读《潘趣》杂志的那部分中产阶级适用。

随意集·十三

1944年2月25日

《家居伴侣和家庭杂志》刊登了一则短篇小说，名字是《你好，甜心》，讲述了一个名叫露西·法洛斯的年轻女孩在长途电话公司转接处上班的冒险故事。她“牺牲了她对于制服的渴望”，为的是得到这份工作，却发现这是平淡无聊的差事。“这么多笨蛋似乎打长途电话就是为了在一起胡扯……”她觉得受够了，她觉得自己是“自私之人的奴仆，她那双榛子色的眼睛里愁云密布”。但是，正如你一下子就能猜到的，露西的工作很快就充满了生机，不久她就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系列刺激惊险的冒险中，包括击沉一艘U型潜水艇，抓获一伙德国破坏分子和与一位英俊的、“声音清朗”的海军军官开着摩托车长途旅行。这就是在电话公司的生活。

在故事的最后是一段简短的尾注：

“如果我们的年轻读者有兴趣在长途电话公司上班（从事露西·法洛斯的工作），请向长途电话公司驻伦敦的人事部主任申请，他会告诉她们入职的机会。”

我不知道这则广告会有多少成效。我不知道那些符合目标年龄的女孩会不会相信在电话接线员的生活里会发生捕获U型潜水艇这样的事情。但我饶有兴味地注意到一则政府招聘广告和一篇商业小说之间直接的关联。举个例子吧：在战前，海军经常在男生冒险报刊里登广告，那些报刊是刊登这些广告的好地方，但据我所知，没有为征兵而专门写故事。或许即使到了现在它们也不是花钱买来的。情况更有可能是，那些有关部门一直关注着周刊（我不经意想起了邮政总局某个穿着条纹西裤的人士读着《你好，甜心》，这是他的职责的一部分），然后在哪一篇故事有可能吸引读者时就推出广告。但从这种情况到本土防卫辅助服务⁽⁵¹⁾、陆军女兵部门或别的需要招募成员的机构出钱请人写故事只有一步之遥。你几乎可以听到内政部里一番倦怠而彬彬有礼的对话：

“你好！你好！是你吗，托尼？噢，好啊，听我说，托尼，我又有一则脚本要你写了——《通往天堂的门票》。这一次是巴士女乘务员。她们不肯来。我想是裤子不合身什么的。怎么写都好啦，彼得说写得香艳一些，不过得清清白白的——你懂的。不能写婚外恋。我们星期二就要交稿。一万五千字。男主角由你定。我倾向于那种孩子和狗都喜欢的户外型男人——你懂的。或个头高高谈吐文雅的也行，我真的不介意。不过彼得说了，写得香艳一些。”

像这样的事情已经在电台节目和纪实电影里发生了，但迄今为止小说和政治宣传之间还没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家居伴侣》里面那则半英寸的广告似乎标志着正在逐渐影响所有艺术的“统筹”过程迈进了另一个小阶段。

纵观切斯特顿为“人人丛书”⁽⁵²⁾出版的《艰难时世》所写的序文（顺带提一句，切斯特顿对狄更斯的介绍是他写过的最好的文章），我注意到那种典型的目空一切的宣言：“里面没什么新的思想。”在这里切斯特顿说的是鼓舞法国大革命的理念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只是曾经兴盛一时但后来被遗忘的理念获得了复兴。但“太阳底下并无新事”这一说法是反动知识分子的一个老生常谈，特别是为天主教辩护的人，他们几乎张口闭口就是这句话。任何你能说出来或想到的内容都已经被说过或想过了。每一个政治理论，从自由主义到托洛茨基主义，都是早期教会的某个异端思想的演变。每一种哲学体系最终都来自古希腊的哲人。每一个科学理论（如果我们相信那些大众天主教刊物的话）早在十三世纪时罗杰·培根⁽⁵³⁾和其他人就都已经预料到了。有的印度教思想家甚至更加过分，声称不仅科学理论，就连科学应用的产品如飞机、无线电和所有花里胡哨的东西，在古印度早就为人所熟知，他们弃之如敝履，因为这些并不值得他们关注。

不难看出，这一想法植根于对进步的恐惧。如果太阳底下并无新事，如果过去总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重演，那么未来将是我们所熟悉的事物。而一个人人自由而且平等相待的世界——那是被痛恨和害怕的事情——永远不会到来。对于反动思想家来说特别舒心的事情就是世界总是在循环更替，相同的环环相扣的事件在周而复始地发生。在这么一个世界里，每一个通往民主的进步都只是意味着暴政和特权将进一步逼近。这一想法虽然明显带有迷信色彩，如今却被广为接受，在法西斯分子及其同路人中非常普遍。

事实上，新的理念确实诞生了。举例来说，奴隶制无法产生先进的文明这一理念就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理念，它比基督教要新得多。但就算切斯特顿的声明是真的，只有在“每块石头里都隐藏着一座雕塑”这个意义上才是真的。理念或许没有改变，但重点总是在时刻发生变化。例如，你可以说马克思理论最重要的部分体现于这么一句话：“你的财富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⁵⁴⁾但在马克思将其深化之前，这句话有什么力量呢？谁注意过它呢？谁从里面归纳出法律、宗教和道德守则都是建立在现有的财产关系之上的上层建筑呢？——而它确实蕴含了这一意义。根据《福音书》的记载，是基督说出这番话，却是马克思赋予了它以生命力。而自从他作出这番总结以来，政治家、牧师、法官、道学家和百万富翁们的动机一直遭到最深刻的质疑——当然，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如此痛恨他的原因。

随意集·十四

1944年3月3日

几个星期前，一位信奉天主教的《论坛报》的读者写了一封信，抗议查尔斯·汉姆布雷特先生的一篇书评。她反对他对于圣特蕾莎⁽⁵⁵⁾和曾经在一座大教堂周围飞翔，背上扛着一位主教的圣人库比蒂诺的圣约瑟夫⁽⁵⁶⁾所做的评论。我回了信，为汉姆布雷特先生辩护，结果收到了一封更加愤慨的来信。这封信提到了几点非常重要的内容，在我看来其中至少有一点值得进行探讨。会飞的圣人和社会主义运动之间有什么关系乍一看似乎不是很清楚，但我认为我可以指出，目前基督教教义的含糊不清的状态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而这些影响是基督教信徒和社会主义者都没有面对过的。

来信读者的信件内容是，圣特蕾莎和其他圣人是否在天空中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圣特蕾莎的世界观“改变了历史”。我承认这一点。我曾经在一个东方国度生活过，学会了对奇迹持中立的态度，我清楚地知道产生幻觉或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和所谓的天才特质其实并不矛盾。举例来说，我认为威廉·布雷克是一个疯子。圣女贞德或许也是一个疯子。牛顿相信占星术，斯特林堡⁽⁵⁷⁾相信巫术。但是，圣人的奇迹只是一件小事。另外，我的这封读者来信中还说，即使是基督教最核心的教义也不能从字面意义上去接受。比方说，耶稣基督是否存在并不重要。“基督的形象（传说、凡人或是神明，这些都不打紧）超越了一切，我只希望每个人在拒绝他的生平之前会仰望他。”因此，基督或许是一则传说，或者他只是一个区区的凡人，或者教义里面的记载是真有其事。因此，我们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论坛报》绝不能拿基督教开涮，但基督的存在与否是无关紧要的问题，而有不计其数的人因为否认他的存在而被烧死。

这是正统的天主教教义吗？我的感觉是，它不是正统的天主教教义。我可以想到那些受欢迎的为天主教辩护的人，如伍德洛克神父⁽⁵⁸⁾和罗纳德·诺克斯神父⁽⁵⁹⁾等人所写的文章，里面以最明确的语句阐明基督教的教义就是它的文字内容，不能以模棱两可的譬喻上的意思去接受。诺克斯神父特别提到“基督是否存在并不重要”这个理念，认为它是一个“糟糕透顶”的理念。但我的这封读者来信所说的内容会得到许多信奉天主教的知识分子的响应。如果你和一位有思想的基督教信徒、天主教信徒或圣公会信徒谈话，你经常会发现自己因为无知到以为会有人真的以文字意义去理解教义而被嘲笑。他们告诉你，这些教义另有深意，是愚钝的你所无法理解的。灵魂的不朽并不表示张三或李四在死后仍然会有意识。肉身复活并不表示张三或李四的肉体真的就会复活——等等等等。因此，那些天主教的知识分子进行论战时，能玩弄某种得心应手的把戏，一字不差地重复着和他的先辈一样的教条，而当被指责迷信时，他为自己辩护说他是在以比喻的方式说话。他所表达的主旨是，虽然他本人并不相信任何确切形式的死后的来生，他对基督教的信仰并没有发生改变，因为我们的祖先也并非真的相信死后会有来生。与此同时，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变得含糊不清——西方文明的支柱之一轰然倒下。

我不知道官方是否已经对基督教的信仰作出了修正。诺克斯神父和我的这位来信读者似乎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我所知道的是，对死后的来生的信仰——张三或李四在死后仍然知道自己是张三或李四——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广泛传播了。即使在声称是基督教信徒的人当中，它或许也正在衰落。而其他人甚至不相信这种事情有可能会是真的。但据我们所知，我们的祖先确实对其信以为真，相信经文里的文字，而且非常具体真切——除非他们对这件事的描写是存心要误导我们。在他们眼中，俗世的生活只是为了死后更加重要的永生所作的一段短暂的准备。但这一观念已经消亡了，或者说正在消亡，而其结果还没有真正被面对。

与某些东方文明不同，西方文明的其中一根支柱是对个体不朽的信仰。如果你以局外人的身份审视基督教，这一信仰似乎要比对上帝的信仰更加重要。西方的善恶观念很难与之分离。无疑，现代的权力崇拜与现代人认为今生是唯一的生命这一观念有着紧密的联系。如果死亡意味着万事的终结，要相信即使你是失败者，你也会是正义的一方会变得更加困难。政治家、国家、理论、事业几乎不可避免被以物质成功的标准加以衡量。假如你能将个体不朽这个信仰的衰落与机器文明的崛起这两个现象分开，我会说它们是同等重要的事情。机器文明可能会带来的种种可怕后果，在高射炮开火的那天晚上你可能就会有这么一个想法。但“个体不朽”信仰的衰落也可能会带来可怕的后果，而社会主义运动对此并没有进行深刻的思考。

我不希望对来生的信仰重新回来，而不管怎样，它不大可能会回来。我要指出的是，它的消失留下了一大片空白，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个事实。在经历了数千年信奉个体不朽之后，人类必须在思想上进行一番挣扎才能习惯个体终会归于湮灭这一观念。除非人类能演变出一套独立于天堂与地狱之外的善恶体系，否则文明是无法被拯救的。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对这个问题给出了答案，但它从未真正地得以普及。大部分社会主义者满足于指出一旦社会主义得以建立，我们就将在物质意义上更加快乐，并认为只要填饱了肚子，所有问题都会得到解决。但事实恰恰相反，当一个人肚里空空时，他唯一的问题就是填饱肚子。当我们摆脱了苦役和剥削，我们将真正开始思考人类的命运和人类存在的原因。只有在我们意识到基督教的衰落意味着多么大的损失的情况下，我们才能为未来勾勒出有价值的图景。很少有社会主义者意识到这一点。那些信奉天主教的知识分子死抱着教义的细微含义不放，从中解读出本不存在的意义，他们嘲笑任何相信教会的神父说什么就是什么的思想朴素之人。其实他们这些知识分子只是在大放烟雾弹，掩饰他们自己的信仰缺失。

我非常高兴地欢迎《康希尔杂志》在停刊四年后复刊。除了那些文章之外——莫里斯·鲍勒⁽⁶⁰⁾写了一篇关于马雅可夫斯基⁽⁶¹⁾的好文章，还有一篇雷蒙德·莫蒂默⁽⁶²⁾写的关于布罗汉姆⁽⁶³⁾和麦考莱⁽⁶⁴⁾的文章也不错——杂志的编辑对《康希尔杂志》早年的历史作了几则有趣的注释。这些注释表明的一个事实是维多利亚时期读书群体的规模和财富，以及那时候的文人丰厚的报酬。第一期的《康希尔杂志》卖了12万本，给特罗洛普一篇连载小说的稿费是两千英镑——他开价三千英镑——而给乔治·艾略特一篇连载小说的稿费是一万英镑。除了极少数挤进电影圈的人外，这些金额在现在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就算要进入两千英镑稿费的阶层，你也得成为顶尖写手才行。至于要写一本书就挣一万英镑，你得成为像埃德加·赖斯·巴勒斯⁽⁶⁵⁾那样的作家。如今一本小说能给作者带来五百英镑的稿酬就已经很好了——一个成功的律师一天就能挣到这么多钱。“书籍的敲诈”并不像比奇康莫和其它文坛的敌人所想象的那样是新鲜事物。

随意集·十五

1944年3月10日

我几乎是同时阅读了德里克·利昂⁽⁶⁶⁾先生的《托尔斯泰的生平》、格拉迪丝·斯托莉⁽⁶⁷⁾小姐关于狄更斯的书、哈利·列温⁽⁶⁸⁾关于詹姆斯·乔伊斯的书和超现实主义画家萨尔瓦多·达利⁽⁶⁹⁾的自传（在英国还没有出版），我比平时更惊讶地发现一个艺术家生在一个相对健康的社会所享受到的好处。

在我第一次读到《战争与和平》时，我应该二十岁了，那个年纪的我不怕读长篇小说，我对这本书（厚厚的三卷本——大概有四本现代小说的篇幅）唯一的抱怨就是它不够长。我觉得尼古拉·罗斯托夫和娜塔莎·罗斯托娃、皮埃尔·别祖霍夫、杰尼索夫和其他人是读者愿意一直读下去的小说人物。事实上，那个时候的一小撮俄国贵族大胆而浅薄，他们庸俗地享乐，他们的恋爱像风暴一般激烈，而且拥有庞大的家族，他们都是非常有魅力的人。这么一个社会阶层不能用公正或进步加以形容。它植根于农奴制，这个制度早在托尔斯泰的童年时期就让他觉得不安，即使是那些“受过启蒙”的贵族也会觉得很难想象农民和他们一样都是人。托尔斯泰本人直到步入成年很久之后才不再殴打他的仆人。

那些地主对其庄园内的农奴享有类似于初夜权的权力。托尔斯泰至少有一个私生子，他那贵庶私通所生的半个兄弟是家里的马夫。但是，你不会认为这些头脑简单多子多孙的俄国人和那些供养着达利的都市雅痞一样卑鄙可耻。他们的可取之处在于他们性格朴实，他们从未听说过安非他明或涂成金色的脚指甲。虽然后来托尔斯泰比大部分人更坦诚地忏悔自己年轻时犯下的罪行，但他一定知道他的力量——他那身健硕的肌肉的力量和创造力——是汲取自那个粗俗而健康的背景，在那里，你可以在沼泽地打水鹬，女孩子们要是一年去跳三场舞就觉得自己是幸运的人儿。

狄更斯的一大缺点在于他对乡村生活根本没有进行过描写，甚至连马虎应付的态度也没有。他甚至毫不掩饰地表明自己对农业一无所知。在《匹克威克外传》里有几段关于打猎的滑稽描写。但狄更斯作为中产阶级的激进分子，没办法以赞许的态度去描写这类娱乐活动。在他眼中，打猎根本就是势利的娱乐，而在那时候的英国，它们确实是势利的娱乐。在圈地运动、工业发展、贫富悬殊和狂热捕猎野雉和红鹿的共同作用下，英国的老百姓被逐出土地，使得或许是人类共有天性的狩猎本能似乎成为只是贵族的癖好。《战争与和平》里面写得最好的一段也许是猎狼。最后是那个农民的狗先于贵族们的狗找到了那头狼。后来，娜塔莎发现在那个农民的小茅屋里跳舞是很自然的事情。

要在英国看到这一幕，你得将时间往前推一百年或两百年，那时候地位的差别并不代表生活习惯会有非常大的差别。狄更斯时期的英国已经被那些“擅闯者将被起诉”的木牌所统治。当你想到为人所接受的左翼思想对于打猎、射击和其它运动的态度，你会觉得列宁、斯大林和托尔斯泰在世时都是热衷体育的人是很奇怪的事情。但那时候他们的祖国是一个广袤空旷的国家，运动和势利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乡村与城镇没有完全割裂。几乎任何现代小说家都以之作为创作素材的这个当今社会要比托尔斯泰的社会更加刻薄，没有那么高贵，而且有着更多让人烦恼的事情。能把握住这一点是作家天赋的标志之一。如果乔伊斯把《都柏林人》里面那些人写得没有他们真实的情况那么令人讨厌，那他就是在歪曲事实。但托尔斯泰的天然优势在于：其它都一样的情况下，谁愿意去写寄宿家庭里鬼鬼祟祟的通奸或信奉天主教的醉酒商人庆祝“浮生偷得半日闲”，而不去写皮埃尔和娜塔莎的故事呢？

哈利·列温先生在他那本评述乔伊斯的作品里有一些传记式的细节描写，但他不能告诉我们多少关于乔伊斯生前最后一年的情况。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当纳粹入侵法国时，他由边境逃到了瑞士，大概一年后在老家苏黎世逝世。似乎就连乔伊斯的子女们也不知所终。

学术界的批评家们忍不住要拿乔伊斯鞭尸。《泰晤士报》为他刊登了一则尖酸机智的简短讣告，然后——虽然《泰晤士报》从来不缺版面刊登关于棒球比赛的安打率或杜鹃的初啼——却拒绝刊登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写的抗议信。这很符合盛大而古老的英国传统：对死者总是得说些好话，但如果他们是艺术家则作罢。如果是一个政治家逝世，他的死敌会在议会起立并违心地说上几句悼词，而作家或艺术家则一定会被嘲讽，至少如果他有水平的话会是这样。戴维·赫伯特·劳伦斯一死，整个英国出版界就联合起来羞辱他（“色情作家”是惯用的称谓）。但那些傲慢的讣告只是乔伊斯意料中的事情。法国沦陷和像政治嫌疑犯那样逃脱盖世太保的魔掌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当战争结束时，了解乔伊斯会作何感言会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乔伊斯一直在有意识地回避英国和爱尔兰的庸俗。爱尔兰容不下他，英国和美国很难忍受他。他的书被拒绝出版，胆小的出版商排好版后就将其摧毁，一发行就被查禁，在当局默许纵容下被盗印，而且几乎没有人关注，直到《尤利西斯》出版。他有满腹牢骚，对此内心深有感触。但是，他的目标是当一名“纯粹的”艺术家，“超越战争”，不理会政治。他在瑞士写下了《尤利西斯》，拿着奥地利的护照，领着英国的养老金，他对1914年至1918年那场战争几乎毫不关注。但乔伊斯发现当前这场战争是不容忽视的。我想它一定已经促使乔伊斯进行反思，意识到作出政治选择是必然之举，就算是愚昧也比极权主义要好一些。

希特勒和他的同伙所表明的一件事情就是，过去一百年来知识分子有过一段相对美好的时光。说到底，乔伊斯、劳伦斯、惠特曼、波德莱尔甚至奥斯卡·王尔德所遭到的迫害和自从希特勒上台后整个欧洲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遭遇相比又算得了什么？乔伊斯怀着厌恶离开了爱尔兰，但他并没有必要逃生；而当德国坦克驶入巴黎时，他只能落荒而逃。《尤利西斯》面世时，英国政府立刻将其查禁，但十五年后将其解禁。或许更重要的是，在他撰写这本书的时候，英国政府资助了他的生计。在此之后，在一位匿名崇拜者的慷慨资助下，乔伊斯在巴黎度过了近二十年的文明生活，创作了《芬尼根守灵夜》，身边聚集了一群门徒，而勤勉的学术专家不仅将《尤利西斯》翻译成多门欧洲语言，甚至还译出了日文版。从1900年到1920年他尝到了饿肚子和被忽视的滋味，但总的来说，如果你从德国集中营里进行观察的话，他的生活似乎还过得蛮好的。

如果乔伊斯落入纳粹手中，他们会对他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他们或许会努力争取他，把他加入到他们的“悔改”文人之列。但他一定会知道他们不仅摧毁了他所习惯的社会，而且是他所珍视的一切事物的死敌。他想要超越的那场战争终究还是让他直接牵连在内，我希望到最后他说出了对于希特勒的不恪守中立的评论。而这番话出自乔伊斯之口，或许会是很有分量的嘲讽。这些话现在正存于苏黎世，在战后将会被人所了解。

随意集·十六

1944年3月17日

我没有权力将自己的理念付诸实践，但就像那些在世界各地寻求庇护的流亡政府一样，我对下列词语和表达方式宣判死亡：

“Achilles’ heel”（阿喀琉斯之踵）、“jackboot”（长统靴）、“hydra-headed”（九头蛇）、“ride roughshod over”（铁蹄践踏）、“stab in the back”（背后捅刀子）、“petty-bourgeois”（小资产阶级）、“stinking corpse”（臭气熏天的死尸）、“liquidate”（清算）、“iron heel”（铁蹄）、“blood-stained oppressor”（沾满鲜血的压迫者）、“cynical betrayal”（狠毒的背叛）、“lackey”（狗腿子）、“flunkey”（奴才）、“mad dog”（疯狗）、“jackal”（豺狼）、“hyena”（土狼）、“blood-bath”（浴血）。

无疑，这一清单可以时时追加内容，但这些就够了，我们继续往下说。它包含了相当一部分在前几年的马克思主义文学作品中盛行的僵死比喻和翻译得很蹩脚的外国词语。

当然，除了这一种英文之外，还有许多其它形式的蹩脚英文，有官方英语或商圈英语，有白皮书英语，有议会辩论英语（在最矫情的时候）和英国广播电台的新闻英语。还有科学家和经济学家，他们本能地喜欢使用“contraindicate”（忌用）和“deregionalization”（去区域化）。美国俚语虽然很吸引人，但从长远来说或许会让英语陷于贫乏。现代英语在说话时总是很散漫，不把元音发好，（在伦敦地区，你必须使用肢体语言才能区别开“三便士”和“三个半便士”）还有将动词与名词互相通用的趋势。但在这里我要探讨的只是一类蹩脚的英语：马克思主义英语或宣传册英语，这些在《工人日报》、《劳动者月刊》、《平民报》、《新领袖报》和其它类似的报刊里都可以读到。

许多政治文学中的表达方式只是委婉用语或修辞上的伎俩。举例来说，“lidiquate”（清算）（或“eliminate”［消灭］）是“杀戮”的礼貌用语，而“realism”（现实主义）通常意味着“欺诈”。但马克思主义术语的特征在于大部分是翻译过来的。它那些标志性的词汇源自德语或俄语，它们从一个国家引入到另一个国家，没有考虑为其找到合适的、意义对等的词语。比方说，下面是一篇马克思主义文章的内容——潘泰莱里亚岛的居民向盟军的致辞。

“潘泰莱里亚岛的居民对英美联军将他们从狂妄和邪恶的政权中解放出来的迅速行动致以‘感激和敬意’，该政权不仅像巨大的八爪鱼那样吸取真正的意大利人的精华长达二十年之久，而且现在正将意大利变成一片满目疮痍的废墟，动机只有一个，那就是为它的当权者榨取非法个人利益，他们以矫饰而空洞的所谓的爱国主义作为面具，隐藏最卑劣的动机，与那帮德国盗匪同流合污，孵化出最低劣的利己主义和最黑暗的遭遇，而且一直以来，他们怀着令人作呕的冷酷无情，践踏着千千万万的意大利人的鲜血。”

这些乱七八糟的词语可能是从意大利文翻译过来的，但重点是，你或许不会认出它是意大利语。它或许是从任何欧洲语言翻译过来的，也有可能是由《工人日报》直接撰稿的，这种写作风格真的是国际化了。它的特点是不停地使用现成的比喻。同样地，当意大利的潜水艇击沉了给西班牙共和军运送武器的船只时，《工人日报》敦促英国海军“将那些海上的疯狗扫平”。显然，能够写出这些话的人已经忘记了词语是有含义的。

一个俄国朋友告诉我，俄语骂人的话要比英语更加丰富，因此，俄语骂人的话有的没办法准确翻译出来。因此，当莫洛托夫⁽⁷⁰⁾斥责德国人是“cannibals”（食人族）时，或许他用的是一个俄国人听起来很自然的词语，但“食人族”只是一个近似的翻译。可是我们的本土共产党人从业已停刊的《国际通讯》和类似的出处接受了它和一长串这类翻译得很蹩脚的词语，然后出于思维习惯，以为它们是地道的英语表达方式。共产党人的骂人词汇（根据当时的“阵营划分”，既用在法西斯分子身上，也用在社会主义者身上）包括如下词语：“hyena”（土狼）、“corpse”（死尸）、“lackey”（狗腿子）、“pirate”（海盗）、“hangman”（刽子手）、“bloodsucker”（吸血鬼）、“mad dog”（疯狗）、“criminal”（罪人）、“assassin”（刺客）。这些词语都是翻译过来的，无论是第一手、第二手还是第三手，而且绝不是一个英国人在表示反对时自然而然会使用的词语。他们在使用这一语言，却对它的意思毫不在乎，实在是令人惊讶。问一个记者什么是长统靴，你会发现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但他仍在大谈长统靴。或者，“铁蹄践踏”是什么意思？也很少有人知道。根据我的经验，只有为数很少的社会主义者知道“无产者”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马克思主义语言最糟糕的例子是“狗腿子”和“奴才”。革命之前的俄国仍然是一个封建国家，那些帮闲的奴仆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在那个语境下，“狗腿子”是有意义的。英国的社会情况很不一样。除了公共职能部门外，上一次我看到一个身穿制服的男仆是在1921年。事实上，在日常用语中，“奴才”这个词从九十年代就已经失去意义了，而“狗腿子”这个词已经绝迹了将近一个世纪。但它们和其它同样不贴切的词语被挖掘出来用于宣传目的，结果就形成了一种写作文风，这种文风与用地道的英语写作相比，就好像拼凑一张拼图和画一幅画相比。它只是将几个现成的语句拼凑在一块。你大可以说“九头蛇般的穿着长统靴的军人以铁蹄践踏了鲜血淋漓的豺狼”。要证实这一点，你可以参阅几乎任何共产党或其它政党发行的宣传册。

随意集·十七

1944年3月24日

在我们这个时代所有尚未得到回答的问题中，或许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是法西斯主义？”

在美国，一个社会调查组织向一百个人提出这个问题，答案从“纯粹的民主”到“纯粹的邪恶”都有。在这个国家，如果你请一个愿意思考的普通人给法西斯主义下一个定义，他通常会回答那是德国和意大利的政权。但这个答案很不能让人满意，因为即使那几个法西斯大国在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上也有非常大的差异。

举例来说，德国和日本就不可同日而语，有些被称为法西斯国家的小国更是难以定义。比方说，我们总是认为法西斯主义的本质是好战，它在充满战争狂热的环境中如鱼得水，它只能通过备战或海外征服解决其经济问题。但这显然并不是真的。比方说，葡萄牙或几个南美独裁体制就不是这样。再者，反犹主义被认为是法西斯主义的一个突出特征，但有的法西斯运动并没有反犹主义色彩。那些高深的辩论经年累月在美国杂志中回响着，却连确定法西斯主义到底是不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也做不到。但不管怎样，当我们把“法西斯主义”这个词用在德国、日本或墨索里尼统治的意大利时，我们大体上知道我们指的是什么。在国内政治中，这个词失去了最后残余的意思。因为如果你研究报刊的话，你会发现在过去十年里几乎没有哪一群人——没有哪个政党或组织——不被斥责为法西斯分子。

在这里我不是在说口头上所说的“法西斯分子”，我说的是我所见过的印成文字的内容。我见过“同情法西斯分子”或“法西斯主义倾向”，或干脆就是“法西斯分子”，被极其严肃地用在下列这些人身上：

保守党人：所有的保守党人，绥靖主义者或反绥靖主义者，都被认为在主观上是亲法西斯派。英国对印度和各个殖民地的统治被认为和纳粹主义没有什么两样。那些你可以称其为爱国和传统的组织被列为法西斯主义的秘密赞同者或“思想上有法西斯主义倾向”。这些组织包括：童子军、伦敦警察厅、军情五处、英国退伍军人协会等。关键的一句话：“公学是孕育法西斯主义的摇篮。”

社会主义者：为老派的资本主义辩护的人（如厄尼斯特·本爵士⁽⁷¹⁾）认为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一回事。有一些天主教记者认为社会主义者在纳粹占领的国家与他们展开密切的合作。在共产党的极左时期，同样的指控则是从另一个角度发起的。从1930年到1935年，《工人日报》习惯性地将工党斥为“工党法西斯分子”，并得到其他左翼极端分子如无政府主义者的响应。一些印度民族主义者认为英国的工会就是法西斯组织。

共产主义者：许多思想家（例如：劳希林⁽⁷²⁾、彼得·德鲁克⁽⁷³⁾、詹姆斯·伯恩汉姆、弗雷德里克·奥古斯特·沃伊特⁽⁷⁴⁾）认为纳粹政权和苏维埃政权并没什么不同，所有的法西斯分子和共产主义者目标是一致的，甚至有时候就是同一帮人。《时代》的社论（在战前）就称苏联为“法西斯国家”。这一点从不同的角度得到了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派的响应。

托洛茨基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指责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核心组织，即托洛茨基自己的组织，是领取纳粹政府津贴的秘密赞同法西斯主义的组织。在人民阵线时期左翼人士普遍相信这一点。在极右阶段，共产主义者倾向于将这一指控加在所有比他们左倾的党派身上，如“共同财富党”或“独立工党”。

天主教徒：出了自己的圈子，天主教会几乎普遍被视为无论在主观或客观上都是亲法西斯派。

反战人士：和平主义者和其他反对战争的人经常被指责不仅使轴心国更加方便行事，而且越来越带有亲法西斯派的色彩。

主战派：反战人士经常使用的理由是，英国的帝国主义要比纳粹主义更加糟糕，因此将“法西斯分子”这个词用在任何希望获得军事胜利的人身上。“人民会议”的支持者就差没说出抵抗纳粹侵略的决心也是同情法西斯的一种体现了。国民自卫队甫一出现就被斥为法西斯组织。而且整个左翼群体倾向于将军事主义等同于法西斯主义。有政治觉悟的士兵几乎总是说他们的军官“有法西斯主义思想”或“天生就是法西斯分子”。作战训练、吐口水擦枪和向长官敬礼都被视为有助于法西斯主义滋生。在战前，加入地方义勇军被视为有法西斯倾向的一种体现。征兵制和职业军队都被斥为法西斯主义的现象。

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普遍被视为本质上是法西斯主义，但这只是在说话的人碰巧反对某个民族主义运动时才会说出来。阿拉伯民族主义、波兰民族主义、芬兰民族主义、印度国大党、穆斯林联盟、犹太复国主义和爱尔兰共和军统统被说成是法西斯主义，但说的人各不相同。

从这些用法可以看出“法西斯主义”这个词几乎完全失去了意义。当然，在对话中这个词的用法比在书面中的用法更滥。我听过它被用在农民、小店主、社会信贷论⁽⁷⁵⁾、体罚、猎狐、斗牛、1922年委员会⁽⁷⁶⁾、1941年委员会⁽⁷⁷⁾、吉卜林、甘地、蒋介石、同性恋、普雷斯利的广播、青年旅馆、占星学、女人、狗和天知道什么事物上面。

但是，在这一片混乱的下面另有深意。首先，那些所谓的法西斯政权和所谓的民主政权有着非常大的区别，这很容易指出，但不容易解释清楚。其次，如果“法西斯主义”意味着“同情希特勒”，上面我所列举的某些指控就要比别的指控明显更加名正言顺。第三，就连那些到处肆意滥用“法西斯分子”这个词的人至少也是带着一定程度的感情在使用它的。他们口中的“法西斯主义”大体上说指的是某种残忍无情、寡廉鲜耻、傲慢自大、愚昧落后、反对自由和反对工人阶级的事物。除了相对少数同情法西斯主义的人外，几乎每个英国人都会接受“横行霸道”就是“法西斯主义”的同义词。这就是这个被滥用的词语的近似定义。

但法西斯主义还可以是一个政治和经济体制。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对它作一个清晰而广为接受的定义呢？哎呀！我们不应该有这么一个定义——至少现在还不是时候。要解释个中原因会花费太多的时间，但基本上是因为，在法西斯分子自己、保守党以及任何政治色彩的社会主义者都不愿意承认某些事实的情况下，不可能为法西斯主义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现在你能做的，就是慎重地使用这个词，不要将其贬低为一个骂人的脏词这样的水平，而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随意集·十八

1944年3月31日

前几天我参加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在会上一个刚刚抵达的法国人——他们说他是一位“知名法学家”，但他不能透露名字或其它细节信息，因为他的家人在法国——对最近处决普丘⁽⁷⁸⁾这件事阐述了法国人的观点。我很惊讶地注意到他明显是站在维护处决的立场，似乎认为处决普丘是一件在英国人和美国人眼中需要大力辩护的事情。他的主要观点是，普丘并不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而被枪毙，而是因为“通敌”这个寻常的罪名，按照法国的法律总是可以被判处死刑。

一位美国记者问了这个问题：“如果是某个小官员通敌，比方说，一位警司，其犯罪性质是一样的吗？”“当然是一样的！”那个法国人回答。因为他刚刚从法国来，想来他代表了法国人的意见，但你可以猜测得到，事实上只有最活跃的通敌者才会被判处死刑。任何真正的大开杀戒之举，如果那真的发生，多半会是贼喊抓贼，因为有许多证据表明1940年时许多法国人或多或少是支持德国的，直到他们了解德国人的真面目才改变了主意。

我不希望像普丘这样的人逍遥法外，但几个很难说得清楚是卖国贼的人，包括一两个阿拉伯人已经被枪毙了，这场对叛徒和俘虏展开的报复引发了战略上和道德上的问题，那就是，如果我们现在枪毙了太多的小老鼠，或许时候一到我们就没有热情去对付那些大老虎了。很难相信不将那些应负上责任的个人处决的话，法西斯政权会被彻底摧毁，每个国家都得杀几百人，甚至几千人。但那些真正有罪的人或许可能到最后得以逃脱，原因很简单：公共舆论早被虚伪的审判和冷血的处决给恶心透了。

事实上，这正是在上一场战争中所发生的事情。经历过那些年头的人谁不记得在英国被煽动的对于德国皇帝近乎疯狂的仇恨？就像这场战争中的希特勒一样，他被认为是我们的所有苦难的根源。没有人质疑是否应该将他立刻逮捕处决，唯一的问题是采取什么样的办法。根据杂志文章里所写的，我们的敌人得上刀山下油锅，什么车裂、开膛破肚或五马分尸都被认真地进行了探究。皇家军事学院的展览贴满了粗俗不堪的讽刺漫画，画着德国皇帝被打下十八层地狱。最后的结果是怎样呢？德国皇帝⁽⁷⁹⁾逊位去了荷兰（虽然1915年的时候他已经“罹患癌症奄奄一息”），又活了二十二年，是欧洲最有钱的人之一。

所有其他的“战犯”也都一样。虽然各种威胁和承诺说得震天响，但没有战犯受到审判。确切地说，有十来个人受到审判，被判处入狱服刑，然后很快就被释放。当然，虽然德国的军国阶层没有被消灭是因为同盟国的领导人有意识的政策——他们害怕德国会展开革命，但普通人的情感剧变也促成了它的实现。当他们有能力进行报复的时候，他们并不想这么做。比利时惨案、卡维尔小姐⁽⁸⁰⁾、未经示警就击沉客轮的潜水艇艇长和机关枪扫射后的幸存者——不知怎地这些全都被遗忘了。一千万无辜的人被杀，而没有人想要杀戮继续下去，杀掉几千个罪犯。

我们会不会枪毙那些碰巧落到我们手上的法西斯分子和卖国贼这个问题本身或许并不是非常重要。重要的是，报复和“惩罚”不应该成为我们的政策的一部分，甚至不应该出现在我们的白日梦里。直到目前为止，这场战争一个令人慰藉的特征是，在这个国家仇恨并没有大规模地出现。上次战争时出现过的非理性的种族主义并没有出现——比方说，没有人声称所有的德国人都长着猪一样的面孔。即使“Hun”（德国蛮子）这个词也没有真正流行起来。在这个国家的德国人大部分是难民，他们的待遇不是很好，但没有像上次那样遭受残酷的迫害。举例来说，在上一场战争中，在伦敦街头说德语会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那些可怜的德国面包师傅和理发师傅经营的小店惨遭暴徒的洗劫，德国音乐不受人待见，就连达克斯猎犬也几乎绝迹，因为没有人想养一只“德国狗”。而在德国重整军备的早期，英国人软弱的态度与战争年间那些愚蠢的事情有着直接的联系。

仇恨不能作为制订政策的基础，奇怪的是，带着仇恨的政策不但会导致过度强硬，也会导致过度软弱。在1914年至1918年那场战争中，英国人被煽起了丑陋的仇恨，他们被灌输了荒谬的谎言，什么比利时的婴儿被钉在十字架上，德国的工厂利用尸体做人造黄油。而战争甫一结束，他们自然而然就产生了情绪反转，而当部队归国后讲述起对敌人热烈的钦佩时（英国部队总是如此），反转就更加强烈了。结果就是自1920年以来英国出现了夸张的亲德情绪，一直持续到希特勒坐稳了权力的宝座为止。在那几年，所有的“开明”意见（参阅1929年之前任何一期《每日先驱报》）都相信德国对战争不负有责任。特赖奇克⁽⁸¹⁾、伯恩哈迪⁽⁸²⁾、泛日耳曼主义⁽⁸³⁾、日耳曼人的神话、德国人自1900年以来公开的对“开战之日”的自吹自擂——所有这些都没有人过问。凡尔赛条约背负着世界上最大的骂名，却很少有人听说过布雷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⁸⁴⁾。这就是四年来谎言和仇恨的狂欢的代价。

从1933年起，在法西斯主义扩张的那些年头里，任何想要唤醒公共舆论的人都知道仇恨宣传会造成怎样的后遗症。“暴行”被看成是“谎言”的代名词。德国集中营里发生的故事都是暴行，因此它们都是谎言——普通人就是这么想的。那些左翼人士想让公众将法西斯主义视为无以言状的恐怖，但他们得与自己在十五年前做过的政治宣传进行斗争。

这就是为什么我看到审判“战犯”时和证人获准作出富于煽动性的政治演讲时不高兴的原因——虽然我认为普丘死不足惜——特别是那些地位卑微的战犯。我更不高兴看到左翼团体与瓜分德国、强制要求数百万的德国人进行劳动和制订让凡尔赛条约小巫见大巫的赔偿方案联系在一起。所有这些心怀报复的白日梦就像1914年至1918年的白日梦一样，只会使得现实的战后政策更加难以实现。如果你想的是“让德国付出代价”，那到了1950年你很可能会发现自己在称颂希特勒。重要的是结果，我们对这场战争希望得到的一个结果是确保德国不会再挑起战争。我无法肯定这个结果是以冷酷无情的手段还是以慷慨怀柔的手段去获得比较好，但我很肯定要是我们受仇恨蒙蔽的话，这两种手段都会更加难以实施。

随意集·十九

1944年4月7日

有时候，在橱柜的顶部或抽屉的底部，你会不经意看到一份战前的报纸，当你对它厚重的篇幅的惊讶感觉过去后，你会发现自己惊叹于它几乎难以置信的愚蠢。我碰巧看到的是1936年1月21日的《每日镜报》。或许我不应该单凭这一份报纸就得出太多结论，因为《每日镜报》在那个时候是我们位居第二的最愚蠢的报纸（第一名当然是《梗概》，它现在还是第一），而且因为那一期里面刊登了乔治五世驾崩的讣告。因此，它并非完全具有代表意义。但不管怎样，值得将它作为在两场战争之间强加在我们身上的那些读物的极端例子进行分析。如果你想要知道为什么你的房子会被轰炸，为什么你的儿子会在意大利，为什么所得税1英镑要收10先令，而黄油的限量供应没有显微镜只能勉强看得见，下面是原因的一部分。

这份报纸有28个版面。其中头17版全部用于报道驾崩的国王和王室的其他成员。里面有国王的生平，关于他以政治家、家里的男人、士兵、水手、摩托车手、播音员和别的什么身份进行活动和参加过大大小小的狩猎活动的文章，当然，还有不计其数的相片。除了一则广告和一两封信件外，前17个版面里你找不出其它《镜报》的读者可能感兴趣的话题。在第18版出现了第一则与王室无关的内容。不消说，那就是连载漫画。从第18版到第23版全都被娱乐指南、幽默文章等内容所占据。第24版开始刊登新闻，你读到一桩高速公路抢劫案、一场滑冰比赛和即将举行的拉迪亚·吉卜林的葬礼。还有关于动物园一条不肯进食的蛇的详细报道。然后只有第26版是《每日镜报》对现实世界的报道，标题是

领袖⁽⁸⁵⁾作出轰炸保证不再攻击红十字会

在标题下面，大概占了专栏的一半空间，文章解释说领袖对于红十字会遭受轰炸“深表遗憾”，轰炸并非出于故意，并补充说国联刚刚拒绝了阿比西尼亚人希望得到援助的请求，拒绝调查对意大利人犯下暴行的指控。接下来是更合《每日镜报》口味的话题，刊登了精挑细选的谋杀案、死亡事故和拉塞尔伯爵的秘密婚礼。最后一版的大字标题是：“爱德华八世万岁”。有一则生平小介和一张非常理想化的相片，里面那个男人一年后就被保守党像开除一名管家那样赶下了台。

在这一期的《镜报》里没有提及的话题有失业（当时有两三百万人失业）、希特勒、阿比西尼亚战争的进展、法国动荡的政治局势和西班牙已经明显爆发的麻烦。虽然这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那时候几乎所有的报纸或多或少都是那样。它们不准刊登关于当前事务的真实信息，能瞒就瞒。整个世界——因此，那些黄色小报的读者被教导说——是一个舒服的地方，主题是忠诚、犯罪、美容文化、运动、色情和动物。

任何人在进行了必要的比较后都不会怀疑我们的报纸比起五年前要理智了许多。一部分原因是它们的版面小了很多。现在只有大约4个版面刊登内容，而战争的新闻必定会将那些垃圾内容排挤掉。但比起以前，它们更加愿意以成熟的方式进行谈话，提及让人觉得不舒服的话题，以大字标题报道重要的新闻，而这是与记者在和广告商的对抗中势力获得壮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大约1900年起，英语报纸之所以会愚蠢到无法忍受的程度，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几乎所有的报刊都被操纵在几个大资本家的手中，他们希望资本主义长治久安，因此不想让公众学会思考。另一个原因是在和平时期报纸得仰仗消费品、建筑公司、化妆品和其它商品的广告而生存，因此希望保持“阳光的心态”，以鼓励人们去花钱。乐观主义对贸易是好事，而越多的贸易意味着越多的广告。因此，不要让人民知道关于政治和经济情况的事实，将他们的注意力引到大熊猫、海峡游泳健将、王室婚礼和其它让人觉得心安的话题上。这两个原因中的第一个仍在发挥作用，但另一个几乎已经消失了。现在要让人花钱买报纸是非常容易的事情，而国际贸易急剧下降，广告商暂时松开了手。与此同时，内容审查和官方干涉增加了，但这造成的后果并不是那么严重，而且不会导致报纸变得愚蠢无知。被官僚控制总要比被骗子控制来得好一些。作为这一看法的证据，拿《标准晚报》、《每日镜报》，甚至是《每日邮报》和它们以前的情况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但是，这些报纸都还没有恢复名誉——恰恰相反，它们在与电台广播的竞争中正渐渐变得声名狼藉——一部分原因是它们还没有克服它们战前的愚蠢，而另一部分原因是它们当中大部分仍保持着“卖弄噱头”的作派和唯恐天下不乱的矫情习惯。尽管它们比以前更加愿意报道严肃的题材，大部分报纸仍然根本不去考虑事实的细节。自从诺斯克里夫⁽⁸⁶⁾把报业搞得乌烟瘴气之后，“报纸里写的一定就是真的”这一信念已经开始烟消云散，而战争还没有遏止住这一过程。许多人坦诚地说他们订阅这份或那份报纸是因为它很有趣，但他们对里面所说的内容一个字也不相信。

与此同时，英国广播公司自1940年以来在新闻方面获得了名望。“我在电台上听到的”如今几乎就等同于“我知道那一定是真的”。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方，英国广播电台的新闻被认为比其它交战国的新闻更加可靠。

怎么证实这一点呢？就我自己的经历而言，英国广播电台要比大部分报纸更加贴近真相，但倾向于进行负面的报道，对待新闻有着更加负责和有尊严的态度。它所宣扬的赤裸裸的谎言少一些，更加努力避免错误，而且——这或许是公众所在乎的——让新闻的比例更加得当。但这些都无法改变报纸的权威性不如电台是一场灾难这一事实。

电台的本质是极权主义的事物，因为它只能由政府或一个庞大的公司运作，在本质上它不可能像报纸那样几乎巨细无遗地报道新闻。说到英国广播电台，你还得记住一件事：虽然它不刻意报道谎言，但它干脆回避了每一个难堪的问题。即使在最愚昧或反动的报纸里，每一个话题至少会被提及，即使只是以文字的形式。如果你什么都没有，只有电台可以收听，你的信息将会出现惊人的空白。究其本质，报刊是更加自由和民主的事物，那些声名狼藉的报业巨头和新闻记者心知肚明地让自己堕落下去，他们应该对此负上责任。

随意集·二十

1944年4月14日

四月份的《共同财富报》刊登了几段话探讨英国出生率下降的问题。里面的内容大部分是真实的，但它也提到了如下的评论：

“那些百事通立刻会指出避孕、营养学的错误、不孕不育、自私、经济上的不稳定等因素是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但这些原因并没有得到事实的验证。在纳粹德国，避孕是非法的，但生育率达到了创记录的低谷，而在没有限制避孕的苏联，人口却在呈健康的态势节节上升……正如佩克汉姆实验⁽⁸⁷⁾所证明的，友爱和谐的环境会促进人口繁衍……一旦生活恢复了意义和目的，生育就会正常运作，生活将再次成为一场冒险，而不只是一场忍耐，我们将不会再听到婴儿短缺的消息。”

以这种马虎的方式探讨如此重要的问题对公众是不公平的。首先，你会从上面所引用的段落里得出希特勒使得德国的出生率下降了。恰恰相反，他将出生率提高到了魏玛共和国时期闻所未闻的水平。在战前，它在人口更替水平之上，是很多年来的首次。德国灾难性的生育率下降始于1942年，这在部分程度上一定是由于太多的德国男子离家造成的。俄国的生育率数字现在还没有，但它在同期一定是呈下降趋势。

你会认为俄国的高出生率是从俄国革命开始的，但在沙皇统治时期它也很高。而且里面根本没有提到出生率最高的国家，即印度、中国和日本（仅仅落后些许），难道可以说一个印度南部的农民的生活是“一场冒险而不只是一场忍耐”？

关于这个问题，有一件事情可以说是几乎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高出生率伴随着低生活标准，反之亦然，真实的例外情况很少，否则这个问题就太复杂了。不管怎样，极其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应该尽可能对它进行了解，因为要是当前的趋势在十年内，最多二十年内，没有得到扭转的话，我们的人口将会出现灾难性的下降。你不能像一些人所想的那样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类似的人口变化趋势在以前经常出现。现在专家们正在论证到本世纪末我们的人口将只剩下几百万，但在1870年，他们论证的是，到1940年英国的人口将达到一亿。要再次达到人口更替水平，我们的出生率并不需要出现极其惊人的上升趋势，就像土耳其在穆斯塔法·凯末尔⁽⁸⁸⁾掌权以来出生率节节上升那样。但第一要务是找出人口上升和下降的原因，而认为社会主义会带来高出生率是不符合科学的，就像在这个问题上听信没有子女的罗马天主教牧师所说的话一样。

当我读到前一周在下议院里发生的事情时，我不禁想起二十多年前亲眼见到的一件小事。

那是一场乡村板球比赛。一边的队长是当地的乡绅，除了富得流油之外，是一个虚荣幼稚的人，对他来说赢得这场比赛似乎至关重要。和他一队的人几乎都是他的佃户。

轮到这位乡绅的球队击球，他本人出局了，坐在凉亭里。其中一个击球手在球落入守门员的手中时碰巧抵达己方的小门。“不算出局。”那个乡绅立刻喊道，然后继续和他身边的人谈话。但是主裁判作出了“出局”的裁决，那个击球手正往凉亭走去，走到一半时那个乡绅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突然间，他看到那个走回去的击球手，他的脸涨得通红。

“什么！”他嚷嚷着，“他让他出局了？胡说八道！他当然没有出局！”然后他站起身，攒着拳头，对裁判嚷道：“嘿，你干吗判他出局？他根本不应该出局！”

那个击球手停下脚步，裁判很踌躇，然后把那个击球手叫回球门那里，然后比赛继续进行。

那时候我还只是个孩子，对我来说那是我见过的最令人惊诧的事情。现在，随着岁月流逝，我们都变得如此世故，我的反应只会是猜想那个裁判会不会也是那个乡绅的佃户。

西德尼·达克⁽⁸⁹⁾先生很生气地在《马尔文火炬》中对我和查尔斯·史密斯⁽⁹⁰⁾先生关于基督教的言论进行了批判，因为我指出对于个体不朽的信念正在步入腐朽。他写道：“我敢打赌，如果进行盖洛普投票的话，百分之七十五（的英国人）会表示他们相信永生。”在同一周的别的刊物上，达克先生说这个数字会达到百分之八十五。

现在我很少遇到某个承认信仰个体不朽的人，无论他是来自什么背景。但我仍觉得如果你问每个人这个问题，给他一张纸和一支笔，很有可能有相当多的人（我不会像达克先生那样随便说出一个百分比）会承认死后可能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达克先生所遗漏的一点是，这个信仰失去了对于我们的祖先而言的真实性。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确切地说是近几年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让我觉得相信来生的存在就像他相信澳大利亚的存在一样信心坚定的人。对来生的信仰并没有像一种发自内心的信仰那样影响人的行为。与死后永恒的存在相比，我们的生命该是多么的短暂渺小！大部分基督徒表示相信地狱。但你遇到过一个就像害怕癌症那样对地狱心怀恐惧的基督徒吗？就算是十分虔诚的基督徒也会拿地狱开玩笑。他们可不会拿麻风病或脸庞烧得面目全非的皇家空军飞行员开玩笑，这件事太让人觉得痛苦了。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已故的切斯特顿写的一首短诗：

真是遗憾，波帕出卖了他的灵魂，

在做早饭的时候被烤得嗞嗞作响。

金钱很有用，但不管怎样，

真是遗憾，波帕出卖了他的灵魂

他本可以像煤炭大亨一样坚持，

价格低迷时绝不清仓。

真是遗憾，波帕出卖了他的灵魂

在做早饭的时候被烤得嗞嗞作响。

切斯特顿是一个天主教徒，他可能说过信奉地狱。如果住在他隔壁的邻居被活活烧死，他是不会为这场火灾写打油诗的，但他能拿某个会被下油锅几百万年的人开涮。我认为这样的信仰毫无真实性可言。它就像伪钞一样，如同萨缪尔·巴特勒的《音乐银行》里面的金钱。

如今你走进《论坛报》的办公室，第一件映入眼帘的东西就是厚厚一沓纸张下时不时探出的一个鼻子。那是我正在处理短篇小说征文竞赛的稿件。此次的反应可以说非常热烈。征文竞赛于3月31日结束，但我们得到几个星期后才能宣布结果。我们希望能在4月28日的那一期里刊登获奖的故事。

随意集·二十一

1944年4月21日

在本周刊登于《论坛报》的一封信里，有人对我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因为我说过英国广播电台是比各大日报更好的获取新闻的来源，而公众也有同感。他说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普通工人在新闻节目开始时嚷道：“把那傻逼节目给关掉！”

恰恰相反，这番话我听到过很多遍，但我更经常看到的是，当新闻报道开始时，酒吧里的顾客继续玩他们的飞镖和听他们的音乐什么的，吵闹声似乎没有半点消减。但我并不是在说每个人都喜欢英国广播电台，或认为它很有趣、深刻、民主或进步。我只是说人们觉得它是相对可靠的新闻来源。我认识很多人，当他们看到某则值得怀疑的新闻时，他们会等到电台节目予以确认后才相信。社会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相对于电台节目，报纸的权威性已经下降了。

我再次重复之前所说过的内容——按照我的经验，英国广播电台相对忠于事实，而且，最主要的是，它处理新闻的态度很负责，不会单单是因为消息“有新闻价值”而进行广播。当然，不实的报道总是会发生，任何人都可以给你举出例子。但在大部分情况下，这是出于真心的错误，而英国广播电台的主要罪责在于避免任何争议话题而非直接充当宣传喉舌。毕竟——这一点我们的来信没有提及——它在海外的声誉还是比较高的。问任何一个欧洲来的难民，哪一个交战国的广播最符合真相，答案就是英国广播电台。在亚洲情况也是一样。即使在印度，那里的人十分仇视英国，根本不会收听英国的政治宣传和娱乐节目，但他们还是会收听英国广播电台的新闻，因为他们相信它大致接近真相。

即使英国广播电台传播了英国政府的谎言，它也会努力过滤掉其它谎言。举例来说，大部分报纸仍在继续报道美国人声称对日军军舰的毁灭性打击，照他们的说法，日本的整支舰队已经被消灭好几遍了，这些报纸根本没有对内容是否真实提出质疑。而据我所知，英国广播电台很早就对这一说法和其它不可靠的消息来源持怀疑态度。我知道不止一次，有报纸刊登了没有其它权威媒体报道而只有德国电台宣传的新闻——对英国不利的新闻，因为它“有新闻价值”和标新立异。

如果你在报纸上看到显然与事实不符的报道，然后打电话去问：“那则消息你是从哪儿得到的？”你总是被这么一番话搪塞过去：“抱歉，某某某先生不在办公室。”如果你坚持问下去，你通常会发现那个故事根本没有任何依据，但它读上去像是一则好新闻，因此就刊登了。除非事关诽谤，否则当有人问起名字、日期、数字和其它细节的准确性时，普通记者们会觉得很吃惊，甚至带着鄙夷。任何日报的记者都会告诉你，他的行业一个最重要的秘密，就是明明没有新闻也要弄得好像有新闻出来。

到了1940年五月底，为了节约用纸，报纸禁止出版海报。但是有几份报纸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仍在出版海报，经查问它们用的是旧海报。像“德军坦克师退却”和“法军坚守阵地”这样的标题可以被一用再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那些报贩用一块小板和粉笔自己写海报，经过他们自己的手笔，海报变得相对清醒一些，也更加贴近真相。它提到了真的刊登在你准备买的报纸里的新闻，而且总是挑出真正的新闻，而不是某件煽情的无聊琐事。这些报贩有很多人不知道大写的字母S该怎么弯曲，但比起他们那些百万富翁雇主，他们更加理解什么是新闻，对公众更加有责任感。

我们的来信读者认为英国报纸这么白痴，要怪罪的是公众和记者，而不是老板。他暗示说，你没办法靠办一份明智的报纸挣钱，因为公众要的是通篇的废话。我不能肯定是不是这样。目前大部分废话已经消失了，报纸的发行量并没有下降。但我确实同意——而且也这么说过——记者要承担一部分责任。他们眼睁睁地由得自己的职业堕落下去，而且我觉得责备像诺斯克利夫这样的人以最快的方式捞钱就像责怪一头臭鼬味道难闻一样。

关于英语的一个疑问是，它明明有最庞大的词汇，却总是从外语引入单词和短语。比方说，当你想表达“blind alley”（死胡同）时，说“cul de sac”（独头巷道）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其它根本没有必要的法国词语有“joie de vivre”（生活乐趣）、“amour propre”（自爱）、“reculer pour mieux sauter”（以退为进）、“raison d'etre”（存在的理由）、“vis-a-vis”（面对面）、“tete-a-tete”（促膝谈心）、“au pied de la letter”（望文生义）、“esprit de corps”（袍泽）等。像这样的词语还有几十个。其它没有必要的外来词来自拉丁语（虽然像“i.e.”［即］和“e.g.”［如］都是有用的缩略表达），自从战争爆发以来，我们接受了很多德语词汇：“Gleichschaltung”（一体化）、“Lebensraum”（生存空间）、“Weltanschauung”（人生哲学）、“Wehrmacht”（国防军）、“Panzerdivisionen”（装甲师）和其它正被随意使用的词语。几乎每一个外来词都已经有相对应的英语单词或可以轻易找到替代的表达方式。此外还有一个趋势，那就是接受美国的俚语，而不明白它们的含义。比方说，“barking up the wrong tree”（找错对象）这个表达被普遍使用，但经过询问，大部分人并不知道它的出处，也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意思。

有时候吸收外来语是必需的，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将它的发音英语化，就像我们的祖先以前那么做一样。如果我们真的需要“café”（咖啡厅）这个词（两百年来我们用“咖啡馆”用得好好的），它的拼写应该是“caffay”或者发“cayfe”的音。“Garage”（车库）应该发“garridge”的音。让我们在说话时零零碎碎地进行外语发音，对于那些没有学过该门语言的人来说是非常烦人的事情，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为什么我们大部分人能找到一个生搬硬造的希腊文词语时绝不使用一个英语自身的词语呢？这方面的一个好例子是英语的花卉词语正在迅速消失。二十年前大家都在说“snapdragon”（龙头花），现在的名字叫“antirrhinum”，这个词你得查字典才写得出来。“forget-me-not”（勿忘我）渐渐被叫成“myositis”。许多其它的名字如“Red Hot Poker”（火炬花）、“Mind Your Own Business”（狗拿耗子花）、“Love Lies Sleeping”（沉睡之爱）、“London Pride”（伦敦之骄）都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取自植物学课本里的毫无色彩的希腊语名字。我最好不要在这个问题上继续纠缠下去，因为上一次我在这个专栏里提到花卉时，一位愤慨的女士来信说花卉是资产阶级的消遣。但我认为，以后在英语里面，“marigold”（金盏花）被“calendula”代替，而“the pleasant little Cheddar Pink”（快乐的粉红小切达）这个名字没有了，变成了“Dianthus Caesius”并不是一个好兆头。

随意集·二十二

1944年4月28日

1940年，在壮观的高射炮阵朝伦敦上空开火的那天晚上，我在皮卡迪利广场，刚好大炮开火，我逃到皇家咖啡厅躲起来。人群里有一个样貌堂堂、衣着入时、年约二十五岁的年轻人正拿着一份《和平新闻报》到处烦人，想引起旁边桌子每个人的注意。我和他搭话，对话的内容大概是这样的：

年轻人：“我告诉你吧，到圣诞节的时候事情就会结束。届时一定会达成妥协和平。我对萨缪尔·霍尔爵士很有信心。跟那群人在一起很掉价，这个我承认，但霍尔是我们自己人。只要霍尔在马德里，就有达成妥协的希望。”

奥威尔：“那他们为抵御侵略所做的所有这些准备工作呢？——他们到处修筑的方形工事呢？地方抵抗志愿军呢？”

年轻人：“噢，那些只是表示当德国人杀到这里时他们准备好镇压工人阶级。我想他们当中有些人傻兮兮地试图进行抵抗，但丘吉尔和德国人很快就会把他们解决掉的。别担心，事情很快就会结束的。”

奥威尔：“你真的愿意看到你的孩子长大后成为纳粹分子？”

年轻人：“一派胡言！你不是以为德国人准备在这个国家宣扬法西斯主义吧？他们可不想培养一个尚武的民族和他们作对。他们的目的是将我们变成奴隶。他们将鼓励每一场他们能插手的和平主义运动。这就是为什么我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们会扶植像我这样的人。”

奥威尔：“把像我这样的人枪毙？”

年轻人：“那可真是太糟糕了。”

奥威尔：“但是，为什么你这么渴望活下去呢？”

年轻人：“那样的话我就可以进行我的工作，当然。”

在对话里我了解到那个年轻人是个画家——我不知道他的水平怎么样，但不管怎样，他对艺术怀有诚恳的追求，愿意为了追求艺术事业而面对贫穷。作为一名画家，在德国占领下他可能要比一个作家或记者活得好一些。但不管怎样，他所说的话里蕴含着一个非常危险的谬误，现在广泛传播于各个极权主义还没有实现的国家。

这个谬误就是相信在一个独裁的政府统治下你能保持内心的自由。如今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极权主义在世界上的各个地方明显正尘嚣日上，有不少人以这么一个想法安慰自己。在街道上高音喇叭在大鸣大放，屋顶飘扬着旗帜，警察别着冲锋枪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四英尺宽的领袖的脸庞从每面围墙上盯着你，但在各个阁楼里，专制政权的秘密敌人可以自由地写下他们的思想——他们或多或少就是这么想的。许多人以为这种事情现在就在德国和其它独裁国家发生。

为什么这个想法是错误的？我想说的事实是，现代的独裁制度不会像旧的专制体制那样留下空子。而且由于极权主义的教育方式，对于思想自由的渴望或许也会被磨灭。最大的错误是将人类想象成自治的个体。那种在专制统治下你应该从秘密的自由中得到快乐其实是一派胡言，因为你的思想从来都不完全是你自己的。哲学家、作家、艺术家甚至科学家不仅需要听众，他们还需要来自其他人不停的激励。没有谈话交流就几乎不可能进行思考。如果笛福真的在荒岛上生活过，他是写不出《鲁滨孙漂流记》的，他也不会有写书的想法。言论自由一被剥夺，创造力就将枯涸。如果德国人真的来到英国，我在皇家咖啡厅结识的那位画家很快就会发现他的画作水平下降了，即使盖世太保没有找他的麻烦。当欧洲的封锁结束时，我相信让我们大为吃惊的一件事会是，我们将发现，在独裁统治下有价值的作品——甚至包括像日记之类的东西——将会如此稀少。

巴希尔·亨里克先生，东伦敦少年法庭的主席，近来对现代女孩这个话题发表了评论。他说英国的男生“很不错”，但女生就不一样了：

“你很少遇到一个真正的坏男生。这场战争对女生的影响似乎比对男生的影响更甚……现在孩子们一周会去看几场电影，看到他们想象中的美国的高标准生活，而那其实是对美国的歪曲。她们还从收音机里听那些狂野刺耳、乱七八糟的所谓音乐的噪音，深受其害……现在十四岁的女生衣着和谈吐就像那些十八九岁的女生，脸上同样涂抹着脏兮兮的脂粉。”

我不知道亨里克先生是否知道：一、早在另一场战争之前，将青少年犯罪归因于电影的负面示范就已经是老生常谈；二、现代女生其实和两千年来的女人差不多。人类历史的一大失败是阻止女人往脸上涂脂抹粉的漫长的尝试。古罗马帝国的哲人对当时的女人举止轻浮的谴责几乎和今天对现代女性举止轻浮的谴责没什么两样。在十五世纪，教会对拔眉毛这个可恶的习惯大加谴责。英国的清教徒、布尔什维克党人和纳粹党人都试图阻止女人用化妆品，但无一成功。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胭脂被认为是不体面的东西，总是以别的什么名字进行贩卖，但大家一直都在用它。

许多款式的裙子，从伊丽莎白时代的飞边到爱德华时代的窄底裙，都被牧师在布道坛上大加谴责，但没有多少效果。在二十年代，当裙子短得不能再短时，教皇颁布了赦令，宣称着装不得体的女人不能进天主教的教堂，但女性时装依然故我。希特勒的“理想女性”，是穿着橡皮布防水服的极为朴素的典范，在德国全境和世界的其它地方进行公示，但模仿者寥寥无几。我敢说，尽管亨里克一番苦口婆心，英国的女生仍会继续“涂抹着脏兮兮的脂粉”。据说即使进了监狱，女性囚犯也会用邮包上面的颜料给自己搽上口红。

至于为什么女人要用化妆品是另一个问题，但增加性吸引力是不是主要目的似乎很值得商榷。很少会有男人不认为涂红指甲是一件恶心的习惯，但数以千万计的女人继续做着同样的事情。与此同时，如果亨里克先生知道化妆虽然仍然存在，但不再像以前那么精致了，或许他会心里觉得宽慰一些。维多利亚时代的美女会在脸上涂以瓷漆，或通过“鼓颊器”改变面颊的轮廓，就像斯威夫特在他的诗作《致一位欲寝的美丽女神》里所描写的那样。

随意集·二十三

1944年5月5日

对于任何想好好乐上一乐的人，我会推荐一本十几年前出版的书，我前不久才得到的。这本书就是伊沃·阿姆斯特朗·理查兹⁽⁹¹⁾的《务实的批判主义》。

虽然它主要探讨的是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则，里面还描写了理查兹先生与剑桥大学的英国学生进行的实验，或者你可以说，在他们身上进行的实验。多名不是学生但可能对英语文学感兴趣的志愿者也加入了实验。他们阅读了十三首诗，然后被要求对它们进行批评。这些诗的作者身份没有透露，没有一首是耳熟能详能被普通读者一眼就认出来的。因此，你所得到的文学评论样本不会受到常见的势利心态的影响。

一个人不应该自我感觉太良好，而且也没有必要这样，因为这本书的编排让你能够自己进行这个实验。那些没有署名的诗都放在结尾处，作者的名字被放在一张折叠页上，你得等到实验过后才去看。我得说，我只认出了两首诗的作者，其中一首是我以前读过的，虽然我对大部分诗歌的年代判定还算准确，误差范围在几十年之内，但我犯了两个糟糕的错误，其中一个是将一首写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诗错认成是雪莱⁽⁹²⁾的作品。但不管怎样，理查兹博士记录下的某些评论很让人吃惊，它们表明许多自诩钟爱诗歌的人对诗的优劣根本没有概念，就像一只狗对算术茫然无知一样。

例如，阿尔弗雷德·诺耶斯的一首完全瞎编胡造的夸张的诗得到了许多好评。一则评论将它与济慈的作品相提并论。一首出自《随军牧师的小诗》的无病呻吟的民歌，作者是“伍德拜恩·威利”⁽⁹³⁾，也很受好评。另一方面，约翰·多恩⁽⁹⁴⁾的一首非常优美的十四行诗却遭到冷落。理查兹博士只记录了三则好评，却有十几则冷淡或带着敌意的评论。一个作者鄙夷地说这首诗“会是一首好的赞美诗”，而另一则评论则说“我的反应就只有厌恶”。当时多恩的声望达到了顶点，无疑，大部分参与这个实验的人会拜倒在他的名声之下。劳伦斯的诗《钢琴》遭受了许多嘲讽，虽然有少数人对它加以褒扬。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⁹⁵⁾的一首短诗也是如此。“这是我读过的最蹩脚的诗。”一位作者如是说。而另一则批评则干脆写道：“切！”

然而，在责备这些年轻的学生糟糕的鉴赏力之前，让我们记住，前不久有人出版了一本不是很有说服力的伪十八世纪日记，上议院的图书馆长、资深评论家埃德蒙德·戈斯爵士立刻对其信以为真。还有《巴黎人》的那篇美术评论，我忘了是哪个“画派”对一幅画极尽赞美之词，后来发现这幅画是把画笔系在一头驴子的尾巴上画出来的。

《新闻纪实报》在一篇名为《我们正在毁灭拯救我们的益鸟》的文章里面指出，“益鸟因为人类的无知而蒙受灾难，对茶隼和仓鹗正在展开愚蠢的捕杀。而再没有别的两种鸟对我们的贡献更大了。”

不幸的是，这种事根本不是出于无知。大部分食肉猛禽为了英国的敌人野雉而被杀掉。野雉与松鸡不同，野雉在英国不是很多，除了制造被荒置的林地和因它而产生的恶毒的狩猎法外，所有被怀疑会吃掉野雉的蛋或雏鸟的鸟兽都被系统地消灭掉。战前在赫特福德郡我的村子附近，我经常走过一排篱笆，那个猎场看守人将他的“猎物”挂在铁丝网上，有白鼬、黄鼠狼、田鼠、刺猬、松鸡、猫头鹰、茶隼、鹞子的尸体。除了老鼠和或许松鸡之外，其它的动物都对农业有益处。白鼬控制兔子的数量、黄鼠狼、茶隼和鹞子消灭老鼠，而猫头鹰也会吃田鼠。据计算，一只仓鹗一年要吃掉1 000到2 000只田鼠。但是，为了那种被拉迪亚·吉卜林恰如其分地形容为“一郡之贵族”的一无是处的鸟，它只能被消灭掉。

我们不得不推迟宣布短篇小说征文竞赛的结果，但我们在下周将刊登获得头奖的作品，而获得二等奖的几个作品我想将在两周后刊登。

下周我将谈一谈我对英国短篇小说的看法，但我接下来想说的是，在投稿的五六百篇作品中，我觉得大部分都写得很糟糕。有相当多的参赛者——比我预料的要多——有故事想写，但他们当中有太多人只是给出了故事的梗概，将它写成了一则轶事，没有角色刻画，总是写得很散漫。而其他人的投稿文笔不错，但没有关注里面的情节发展——事实上，只有描写而没有故事。令人失望的是，许多稿件在谈论乌托邦，或天堂里发生的事情，或加入怪力乱神的内容。不过，我承认要写关于真人的故事并不容易，还要有故事发生，还得限制在1 800字之内。除非我们的杂志再一次恢复维多利亚时期的版面，否则我不相信英国的短篇小说会有改善的希望。

随意集·二十四

1944年5月12日

最近在读一批很肤浅乐观的“进步”书籍时，让我感到惊讶的是那种自发地不断重复着那些1914年前很时髦的某些话语的方式。他们最喜欢说的两句话是“距离的消灭”和“国界的消失”。我不知道自己看到过“飞机和无线电消灭了距离”和“如今世界各地相互依存”这两句话有多少遍了。

事实上，现代发明一直在助长民族主义，使得旅行变得更加困难，切断了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使得世界各地更不依赖彼此的粮食和工业品。这并不是战争的结果。自1918年以来同样的趋势已经在起作用，但在大萧条后它们的作用进一步增强。

就以旅行为例。在十九世纪，世界上有一些地方还未经开发，但几乎没有旅行的限制。直到1914年你不需要护照就可以去除了俄国之外的任何一个国家。欧洲移民只要有几英镑的路费，就可以坐船去美国或澳大利亚，到了那里没有人会质问他。在十八世纪，在一个与你的国家正在打仗的国家旅行是很平常而且安全的事情。

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旅行正变得越来越困难，这里有必要列出世界上各个在战前就已经无法进入的地区。

首先是整个中亚地区。或许除了极少数想方设法的共产主义者，过去多年来没有外国人到过苏联统治的亚洲地区。由于英国和俄国的敌对状态，中国的西藏从1912年来就是一个封闭的地域。新疆理论上是中国的领土，同样无法进入。然后是整个日本帝国，除了日本本土之外，几乎都不对外国人开放。就连印度自1918年后也去不了了。甚至连英国人的护照也总是被拒签——有时候甚至连印度人也拒签！

就连在欧洲，旅行的限制也正在越收越紧。正如那些可怜的反法西斯难民所发现的，除了短期探访外，要来英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从1935年开始，苏联就很不情愿批署签证。所有的法西斯国家对任何查出有过反法西斯经历的人一概拒绝入境。很多地区只有在你不下火车的情况下才能通过。边境上到处是铁丝网、机关枪和巡逻的哨兵，他们总是戴着防毒面罩。

至于移民，从二十年代起就几乎断绝了。所有新世界的国家都在尽最大能力限制移民，除非他们能带去一大笔钱。日本和中国往美国的移民已经彻底停止了。欧洲的犹太人只能坐以待毙，因为他们无处可逃，而四十年前在沙皇推行民族迫害的时候，他们能够四散逃走。面对这一切，怎么有人能说现代的旅行方式促进了不同国家之间的相互沟通，我真是想不通。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思想上的接触也在减少。说无线电使得人们能与外国进行接触是在胡说八道。要真有影响，那只是起到反效果。没有人平时会去收听外国电台，但在任何国家要是有很多人收听外国电台的话，政府要么会颁布残酷的惩罚令或没收短波收音机，或设立干扰电台，阻止他们这么做。结果就是，每个国家的电台就像一个自成天地的独裁世界，日日夜夜对着收听不到别的电台的人们进行政治宣传的狂轰滥炸。与此同时，文学作品变得越来越没有国际化色彩。绝大多数独裁国家封杀了外国报纸，只让一小部分外国书籍流入，这些书都经过仔细的内容审查，有时候发行的是经过篡改的版本。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信件总是在路上就被动手脚。在很多国家，过去十几年来，历史书籍被篡改，民族主义色彩比以前更加浓厚，这样一来孩子们长大时对外面的世界就会有尽可能大的误解。

追求经济自立（“自给自足”）的潮流自1930年以来就方兴未艾，经过这场战争更是愈演愈烈，或许将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像印度和南美等国家的工业化增加了他们的购买力，因此，在理论上对世界贸易会有帮助。但那些兴高采烈地说“如今世界各地相互依存”的人不知道的是，它们不再需要互相依赖。在一个牛奶可以造羊毛，石油可以造橡胶，北极圈可以种小麦，阿的平可以替代奎宁，维他命C药片可以当水果吃的年代，进口不再非常重要。任何广袤的地区都可以比拿破仑的时代更加彻底地封锁自己，虽然拿破仑的大军遭到禁运，但他们穿着英国造的大衣奔赴莫斯科。只要世界的趋势是朝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发展，科学的进步就只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里有几个当前物品的价格。瑞士造的小闹钟，战前卖5到10先令，时价3英镑15先令。二手轻便打字机，战前新的才要12英镑，时价30英镑。质量低劣的小椰纤刷子，战前卖3便士，时价1先令9便士。煤油灯战前卖大约1先令，时价5先令9便士。

我还能引用其它相似的价格。值得注意的是，比方说，上面提到的闹钟一定是在战前以旧的价格制造的。但大体上，最糟糕的东西似乎是二手物品——比方说，椅子、桌子、衣服、手表、婴儿车、单车和被单。经过一番调查，我发现现在有一条法律禁止二手物品坐地起价。这让我觉得心里宽慰了许多，就像那些十八岁的少年听说有人身保护法或印度苦力得知英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样。

胡珀在《色当战役》中，描写了温普冯将军试图为战败的法军争取到最好条款的那场会谈。他说道：“从政治的角度上，给予我们体面的条款是为了你们的利益……基于维护了军队自尊的和平将会长久，而严苛的条款将会引发负面情绪，或许将挑起法国和普鲁士之间无尽的战火。”

这时，铁血宰相俾斯麦插话了，这番话收入了他的回忆录里。

“我对他说，我们或许会考虑一位国君的感激，但绝对不考虑一个民族的感激——我们根本不需要法国人的感激。在法国，没有什么制度或环境能够长久，政府和王朝总是在不停地更替，新的政权从不需要履行旧的政权作出的承诺……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不彻底利用我们的成功，那就真是愚蠢到家了。”

当今的“现实主义信念”大抵上始自于俾斯麦。这番愚昧的话在当时被认为极具“现实意义”，现在也是。然而，温普冯所说的话，虽然他只是在争取条件，却是千真万确的。如果德国人能大方地作出回应（即按照当时的标准行事），或许法国的报复情绪就不会被挑起。如果有人告诉俾斯麦那时候的严苛条款意味在48年后遭受惨痛的失败，他会说什么呢？无疑，答案或许会是：他会说应该开出更为严苛的条款。这就是“现实主义”——就像如果药让病人觉得难受的话，医生就会将剂量加倍一样。

随意集·二十五

1944年5月19日

薇拉·布里顿⁽⁹⁶⁾小姐的宣传册《混沌的种子》对无差别或“毁灭性”轰炸发起了雄辩的抨击。她写道：“在英国皇家空军的狂轰滥炸下，数以千计无辜又无助的德国人民、意大利人民和德占区城市的居民遭受了痛苦万状的死伤，堪比中世纪最难以忍受的折磨。”许多著名的实施轰炸的人物，如佛朗哥将军和富勒少将⁽⁹⁷⁾，都被引用以支持她的论述。但是，布里顿小姐并不是站在和平主义者的立场。显然，她很渴望赢得这场战争。她只是希望我们坚持“合法”形式的战争，放弃轰炸平民，她担心这会抹黑我们在后代子孙心目中的形象。她的这本宣传册是由轰炸限制委员会发行的，这个机构还发行了书名相似的其它宣传册。

现在任何理智的人在看待轰炸或任何其它战争行为时都只会感到厌恶。另一方面，没有哪个体面的人会在乎子孙后代的看法。一边接受战争是一种手段，与此同时又希望逃避战争更为明显的残忍特征所带来的责任，这是很让人不齿的事情。和平主义是站得住脚的立场，前提是你愿意承担后果。但所有“限制”或“人性化”战争的言论都是一派胡言，依赖的是普通人从来不会劳心费神去思考口号。

在这里所用的口号是“杀害平民”、“屠杀妇孺”和“毁灭我们的文化遗产”。它故意假定轰炸要比地面战争所造成的伤害更大。

当你仔细思考一番后，你会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杀害平民比杀害士兵要糟糕一些？显然，在可以避免的情况下，你绝对不能杀害儿童，但只有在宣传册中才会出现每颗炸弹都落在学校或孤儿院上。每颗炸弹都会杀死不同群体的人口，但其比例并不具有代表性，因为孩子和怀孕的母亲总是第一批撤离的人，而有的年轻人则会参军。或许被炸的死难者中有不合比例的一大部分人是中年人。（直到目前，德国的炸弹炸死了英国六七千名儿童。我相信这个数字少于同期因交通事故而死的人数。）另一方面，“正常”或“合法”的战争则将年轻的男性人口中最健康最勇敢的精英挑选出来，然后加以屠杀。每一艘德国潜艇沉到海底就约有五十位健壮聪明的年轻男子被活活闷死。但听到“轰炸平民”这几个字就举起双手的人会满意地念叨着像“我们正赢得大西洋的战斗”这样的话。天知道我们对德国和被其占领的国家发起的大空袭已经致死了多少人，还将会死多少人，但你可以很肯定这个数字绝对比不上俄国前线已经发生的屠杀。

在目前的历史阶段，战争是无法避免的，既然它必须发生，在我看来，除了年轻男子之外，其他人也会被杀不见得就是坏事。我在1937年写道：“有时候当我想到飞机正在改变战争的情形，心里会觉得很宽慰。当下一场世界大战来临时，我们或许将看到史无前例的情景：一个身上有弹孔的沙文主义者。我们还没有见过这一情景（这或许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但不管怎样，这场战争的苦难已经比上一场战争更平均地分摊开来。平民可以置身战争之外，这个让战争成为可能的条件之一已经受到了撼动。与布里顿小姐不一样，我并不为此感到遗憾。我不觉得战争只局限于屠杀那些年轻人就是‘人性化的’，而那些老头子也被杀就是‘野蛮的’。”

至于“限制”战争的国际协议，当违反协议能够带来利益时，它们从来不会得到遵守。早在上一场战争之前，各国就已经同意不使用毒气，但结果它们还是照用不误。这一次它们停用了毒气，只是因为毒气在运动战中没有什么效果，而用于对付平民肯定会引起同样的报复。对于那些不会反击的敌人如阿比西尼亚人，毒气立刻就被使用了。战争的本质就是野蛮残暴的，承认这一点会比较好。如果我们认为自己就是野蛮人，那我们或许就会作出改善，至少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论坛报》上有这么一封来信：

致被犹太人收买的编辑，伦敦《论坛报》

波兰军队中的犹太人

你总是在攻击我们英勇的波兰盟军，因为他们知道如何对付这些害虫一般的犹太人。他们还知道如何对付所有被犹太人收买的编辑和共产主义报纸。我们知道你们在领取犹太人和苏联的津贴。

你是英国的敌人的朋友！清算的日子就要到来了。当心。所有犹太猪都将被以希特勒的方式消灭——消灭犹太人唯一的方式。

消灭犹太人。

这封信是在一部雷明顿打字机上打出来的（邮戳上盖着S.W.［西南区］），让我觉得有趣的一个细节是，这是一封复印件。

任何对这种人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不管怎么保证，怎么解释，怎么出示最为确凿的证据都不能说服写这封信的人《论坛报》不是一份共产主义报纸，也没有领取苏联政府的津贴。法西斯分子的一个非常有趣的特征——我说的是业余法西斯分子，我猜想盖世太保要聪明一些——就是他们无法认识到左翼政党彼此之间是有差别的，而且目标根本不一致。他们总是被认为是一伙人，无论其外在的表现是怎样的。我手头有一本莫斯利的《英国联盟季刊》第一期（顺便提一下，里面就有维德孔·吉斯林撰写的文章），我发现就连温德汉姆·刘易斯在提起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时似乎也当他们是一样的人。阿诺德·伦恩在他的《西班牙演习》中似乎在说托洛茨基是在斯大林的指示下创建第四国际的。

同样地，根据我的经验，只有极少数共产主义者会相信托派分子没有被希特勒收买。有时候我尝试指出，如果托派分子被希特勒或什么人收买了，他们就不会缺钱了。但没有用，这番话根本没有被听进去。同样的情形还有对犹太人喜欢耍阴谋的信念，或在印度民族主义者中盛行的那种认为所有的英国人，无论是什么政治色彩的，暗地里都在狼狈为奸的想法。而认为共济会是一个革命组织是这些想法里最奇怪的。在这个国家，这个想法就像相信“皇家太古野牛兄弟会”⁽⁹⁸⁾是革命组织一样不靠谱。不到一代人之前，如果不是现在，有天主教的修女相信在共济会的聚会上，魔鬼会化为人形，穿着隆重的晚礼服，裤子上开了个洞让他的尾巴露出来。这种以种种形式对每个人发起攻击的事情，显然是出于我们这个时代某种模糊的精神需要。

随意集·二十六

1944年5月26日

前几天我和一个年轻的美国士兵交谈，他告诉我——有好几个人说过同样的话——美国军队普遍有反英情绪。他才到这个国家不久，刚一下船他就问码头上的宪兵，“英国怎么样？”

那个宪兵回答：“这里的女孩会和黑鬼出去，把他们叫成美洲印第安人。”

在这位宪兵眼中，这就是关于英国突出的特征。与此同时，我的朋友告诉我反英情绪并不激烈，而且没有特别明确的抱怨理由。或许这种情绪主要是因为大部分人背井离乡心里烦懑而引起的。但在美国，反英情绪的情况则迫切需要进行调查。和反犹主义一样，它有许多自相矛盾的解释，而且和反犹主义一样，它或许是另外某一样事情的精神替代品。至于其它则有待调查。

与此同时，英美关系有一个方面似乎进展顺利。几个月前，有消息说至少有两万个英国女孩已经嫁给了美国士兵和水手，这个数字应该已经节节攀升。这些女孩当中，有的正在美国红十字会组织的“美国公务员新娘学校”接受教育，准备在新的国家开始生活。她们接受关于美国礼仪、习俗和传统的具体细节——或许还会消除每个美国人都拥有汽车，每户美国家庭都有浴室、冰箱和洗衣机这样的广为流传的错误观念。

《婚姻公告和时尚婚姻广告栏目》五月刊里有191个男人和200多个女人的征婚广告。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或更早些时候起，这种类型的广告就一直刊登于一系列杂志中，而且内容总是非常相似。例如：

单身男子，25岁，身高6英尺1英寸，身材瘦削，喜爱园艺、动物、孩子、电影等，愿与年届27至35，喜欢花卉、大自然和孩子的女性结识，要求：个高、中等身材，信奉英国国教。

这些广告的大体内容就是这样，虽然时不时会有一则不同寻常的广告冒出来。例如：

本人29岁，身高5英尺10英寸，英国人士，体格魁梧，善良安静，有多项智力上的爱好，道德背景可靠（登记注册为因道德信仰无条件拒服一切兵役者），思想进步，有创造力，喜欢文学。以交易稀有邮票为业，收入不定但足以维持家计，擅长游泳和骑单车，略有口吃。欲寻亲切、适应力强、受过教育的女子为偶，须样貌出众，声音动听，三十岁以下，知书识礼，有冒险精神，不唯利是图，不看重社会地位，性情开朗，有真正的幽默感，工作可靠。金钱并不看重，品格才最重要。

这些广告中让人一直觉得很惊讶的就是，几乎所有的征婚人士都是非常合适的结婚对象。不仅大部分人思想开放、聪明睿智、热爱家庭、喜欢音乐、忠诚热情、富有幽默感——如果是女人的话，还拥有曼妙的身材——而且大部分人经济状况还挺不错。当你想到结婚是那么容易的时候，你无法想象一个“黑发白肤，身材瘦削，身高六英尺，教育良好，心思细密，性情乐天而睿智，年收入1 000英镑，略有资产”的36岁的单身汉会需要到报纸上的专栏给自己找一个新娘。还有那些“喜欢冒险，思想左倾，有现代思想，身材丰满玲珑，淡金色卷发，灰蓝色眼睛，皮肤白皙自然，身体健康，钟爱音乐、美术、文学、电影、戏剧，喜欢散步、骑车、网球、溜冰和划船”的年轻女性也是一样。为什么这么一个尤物还需要登广告呢？

我们应该注意到，《婚姻公告》是一份光明正大的刊物，会仔细核对刊登广告者的信息。

这些广告所真正展现的，是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可怕的寂寞。他们聚在一起，然后各自回到相隔遥远的家里。在伦敦市区里，或许就连知道隔壁邻居叫什么名字都是很罕有的事情。

几年前我曾在波多贝罗路住过一段时间。那里算不上是什么高尚区域，但房东太太曾经给一个贵妇当过女仆，自我感觉良好。有一天前门坏了，房东太太和她丈夫还有我都被锁在房子外面了。显然，我们只能从二楼的窗户爬进去，因为隔壁住的就是一户承揽活儿的建筑工人，我建议去他那儿借张梯子。房东太太看上去不是很自在。

“我可不想那么做。”最后她说道，“你知道的，我们不认识他。我们在这儿住了十四年，我们可以不去认识住在左右两边的人。住在这么一个区域不能这么做。你知道的，要是你开始和他们交谈，他们就会和你混熟。”

于是，我们从她丈夫的亲戚那儿借了梯子，费了好大一番气力从将近一英里外的地方抬过来。

随意集·二十七

1944年6月2日

1942年年中意大利电台的一则描述伦敦生活的报道摘录：

昨天，一个鸡蛋卖五先令，一公斤土豆卖一英镑。大米没有了，就连黑市也买不到，豌豆成了百万富翁的特权。市场上没有白糖，不过少量还是可以买到，价格贵得吓人。

终有一天将会对那些被信以为真的宣传进行科学细致的大规模调查。比方说，上面那则报道是法西斯电台报道的典型内容，它起到了什么效果呢？任何信以为真的意大利人或许会以为再过几个星期英国就会垮台。当垮台没有发生时，你会认为他将对曾经欺骗过他们的政府失去信心。但这种事情并不一定就会发生。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不管怎样，人民听到明显的谎言能漠然置之，或许是因为他们日复一日地忘记了电台里说过什么，或许是因为他们总是受到政治宣传的狂轰滥炸，对整件事变得麻木不仁了。

当情况不利的时候说出真相是有好处的，这似乎是明白的道理，但在你的宣传中保持立场一致是否有好处则尚未确定。英国的政治宣传困于不能自相矛盾而受到很大的阻碍。比方说，谈论肤色问题时能同时取悦布尔人和印度人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德国人根本不为这样的事情所烦恼。他们对每个人说他们认为他想听到的话，认为没有人会对别人的问题感兴趣，这或许是对的。有时候他们的各个电台甚至会互相进行攻击。

一个针对中产阶级法西斯分子的电台有时候会警告收听者不要受到伪左翼的《工人挑战报》的影响，理由是后者“接受莫斯科的赞助”。

如果调查真的发生的话，它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名字的神奇效果。如果你给同一个事物安上不同的名字，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觉得这个事物变得不一样了。因此，当西班牙内战爆发时，英国广播公司给佛朗哥的追随者起了“起义军”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掩盖了他们是叛乱者的事实，而且使得叛乱听起来很体面。在阿比西尼亚战争时期，海尔·塞拉西⁽⁹⁹⁾被他的同党称为皇帝，而被他的敌人称为“敌酋”⁽¹⁰⁰⁾。天主教徒强烈反对自己被称为罗马天主教徒。托派分子自称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但他们的敌人拒绝以这个名字叫他们。从外国征服者手中取得解放或经历过民族主义革命的国家几乎都会改变名字，有的国家拥有一系列名字，每一个名字有着不同的意义。因此，苏联的名字有俄国或苏联（中立的意义或简称）、苏俄（友好）和苏维埃联盟（非常友好）。奇怪的是，我们本国所用的六个名字里，唯一不会让人感到不快的名字就是那个古老而略显滑稽的“Albion”（阿尔比恩）。

我翻阅了参加“短篇小说征文比赛”的参选作品，我再次惊讶地发现英国的短篇小说由于被限制在统一的篇幅而变得毫无感染力。以前那些精彩的短篇小说字数从1 500字到2万字不等。比方说，莫泊桑的短篇小说都很简短，但他的两篇伟大作品——《羊脂球》和《泰利埃公馆》——则篇幅很长。爱伦·坡的短篇小说也长短不一。戴维·赫尔伯特·劳伦斯的《英格兰，我的英格兰》、乔伊斯的《死者》、康拉德的《青春》和亨利·詹姆斯的许多短篇小说或许会被任何现代英国期刊认为篇幅太长了。而像梅里美⁽¹⁰¹⁾的《卡门》也一样。它属于“中篇小说”，而中篇小说在这个国家已经快绝迹了，因为它们没有容身之处。它们登在杂志太长，出书又太短。当然，你可以将几则短篇小说集结出书，但这种事情并不是经常发生，因为这种书在平时是卖不出去的。

要是我们能回到十九世纪那些厚厚的、有版面刊登任何篇幅的故事的杂志，或许对短篇小说的复兴会有所帮助。但麻烦的是，在现代英国月刊和季刊中，任何有思想抱负的杂志都挣不到钱。就连《标准》这份或许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好的杂志，在它停刊前就已经亏本十六年了。

为什么？因为人们不愿意支付它标价的7先令6便士。人们不会就为了一本杂志付这么多钱。但是，他们为什么愿意为一本小说付这么多钱呢？小说并不比《标准》厚多少，而且更不值得保存。因为他们并不是直接花钱买小说。普通人不会去买一本新书，或许企鹅出版社出的书籍除外。但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在那些两便士图书借阅处那里花了很多钱。如果你能像借书那样到图书借阅处借阅文学杂志，这些杂志将能够获得利润，因此能够扩大版面，并给投稿人支付更高的稿酬。让作家们和出版商们活下去的是借书，而不是买书，而且图书借阅处没有理由不将业务扩大到借阅杂志。让月刊或周刊厚上四分之一英寸——或许你就能让短篇小说复兴。连带的结果就是，由于缺乏发挥空间而沦为敷衍式总结的书评或许将重新成为一门艺术，就像在《爱丁堡》和《文学季刊》仍在发行的时候那样。

读完上周的《婚姻公告》之后，我在企鹅出版社的《希罗多德⁽¹⁰²⁾》中找到了一段描写，我隐约记得内容是关于古巴比伦人的婚姻习俗。内容如下：

在每一个村子里，每年适龄的处女们会被集中到一个地方，男人们站成一圈围着她们。然后一位传令官一个个地召集起少女，将她们拍卖，从最漂亮的开始。当她卖出了一个好价钱后，他就卖美貌仅次于她的女人……这个风俗是，当传令官将最漂亮的少女们都卖掉后，他就召集起那些最丑的少女，哪个愿意接受最少嫁妆的男人就可以把她带走。嫁妆是从卖掉那些貌美少女们的钱里分的，通过这种方式，那些貌美的少女补贴了那些貌丑的少女。

这一风俗似乎运行得很好，希罗多德对这一风俗充满了热情。但是，他补充写道，和其它好的风俗一样，在公元前450年左右它就已经绝迹了。

随意集·二十八

1944年6月9日

亚瑟·凯斯特勒⁽¹⁰³⁾最近在《论坛报》发表的文章让我不禁猜想，战后书籍的骗局是否会再次恢复其旧时的活力，到那时候纸张会供应充足，但有别的东西可以让你花钱。

和其他人一样，出版社需要生存下去，你不能责备它们对自己的出版物进行广告宣传，但战前的文坛真正让人觉得蒙羞的是，广告和文学批评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一些所谓的书评家，特别是那些名气最大的书评家，都只是些吹捧的写手。“吆喝式”的广告始于二十年代，随着争夺版面和使用形容词最高级的竞赛变得越来越激烈，出版社的广告成了几份报纸重要的收入来源。几份出名的报纸的文学版块基本上被几家出版社占据了，他们在所有重要的职位上都安插了自己人。这些可怜虫不吝他们的赞美之词，什么“伟大杰作”、“才华横溢”、“过目难忘”等等等等——就像许多部自动钢琴一样。一本来自对口的出版社的书不仅肯定会得到正面的书评，而且会被列入“推荐书目”中，而那些读书不辍的借书人会将书目剪下来，第二天就带去图书馆。

如果你在几家不同的出版社出书，很快你就会了解到广告的压力有多大。一家大出版社出一本书经常会在广告上花一大笔钱，得到五十到七十五篇书评，而一家小出版社出一本书可能只得到二十篇书评。我知道有一个神学作品出版社的老板不知何故出版了一本小说。他花了许多钱在广告上，却在整个英国只得到了四篇书评，唯一的标准长度的书评刊登在一份汽车报纸上，它抓住这个机会，点出那本小说里所描写的乡村适合进行自驾游。老板不是书籍骗局的自己人，他的广告不可能成为文学报刊的固定收入来源，因此，它们对他不予理睬。

就连声誉卓著的文学报刊也无法做到对广告商漠然置之。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它给一位书评家送去一本书，附上这么一则指示：“看看这本书值不值得写篇正面书评，如果不行就把它寄回来。我们可不想刊登一篇纯粹只有批评意见的书评。”

自然而然地，对于一个这篇书评所带来的一基尼稿酬意味着下周房租的书评家来说，他是不会把这本书给寄回去的。他一定会找出一些内容加以褒扬，无论他本人对这本书作何观感。

在美国，就连书评家真的读过他们收钱评论的书这样的掩饰都在一部分程度上被摈弃了。有的出版社会在寄出书评样书时附上一则简短的梗概，告诉书评家该写些什么。有一回，那是我的一本小说，他们将一个人物的名字拼写错了，这个拼写错误的名字在一篇篇的书评中出现。那些所谓的书评家对那本书甚至连看都不看——但他们中大部分人还是将它夸上了天。

在这个国家的政坛里有一句话被频繁使用，那就是“落入了某某某的圈套”。它似乎是一种符咒或咒语，将令人不快的真相压制下去。当有人告诉你如果说了这些或那些话，你就“落入了某个阴险敌人的圈套”，你知道你的责任就是立刻闭嘴。

比方说，如果你说一些对英帝国主义有害的话，你就“落入了戈培尔博士的圈套”。如果你批评斯大林，你就“落入了《碑文报》和《每日电讯报》的圈套”。如果你批评蒋介石，你就“落入了汪精卫的圈套”——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从客观上说，这一指控总是真实的。你对一个政党进行攻击一定会暂时对另一个政党有所帮助。甘地的某些言论正中日本人的下怀。托利党的极端分子会抓住任何反俄言论不放，并不介意它是来自托洛茨基分子而不是右翼政党。美帝国主义者在小说家的烟雾弹后悄悄前进，总是在寻找关于大英帝国的任何不体面的细节。如果你对伦敦的贫民窟进行真实的描写，一周之后你就会听到纳粹电台对其加以复述。但是，那你应该怎么做？假装没有贫民窟？

每一个曾从事过与公关或政治宣传相关工作的人都可以想起自己被命令在某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上说谎的时候，因为说出真相将会给予敌人发起进攻的口实。例如，在西班牙内战中，左翼报刊从来不报道政府内部的意见纠纷，虽然它们事关重要的原则问题。他们告诉你，讨论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斗争只会让《每日邮报》有机会说赤匪在自相残杀，结果只能是整体的左翼事业受到削弱。或许因为人们三缄其口，《每日邮报》少了几则骇人听闻的故事，但更重要的教训却没有得到，直到今天我们仍深受其害。

随意集·二十九

1944年6月16日

有几次别人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问我为什么不在这个专栏上对《智囊团》⁽¹⁰⁴⁾这个节目进行抨击。“看在上帝的分上，跟乔德⁽¹⁰⁵⁾干一架。”一位读者如是写道。现在我不会否认《智囊团》让人觉得很不爽。客观上我持反对《智囊团》的立场，当我在电台上听到它开始播放时我就会调到别的频道。它矫情地假装整个节目是自发进行的，没有经过内容审查，总是回避任何严肃的话题，专注于像“为什么孩子会长招风耳”这样的问题，像牧师一样热情的主持人，那些总是让人心烦的说话声，还有——想到那些业余蹩脚的播音员的声音在说着“呃—呃—呃”的时候一分钟挣10到15先令实在是让人心里很不痛快。但我没办法像许多认识的人那样感觉到同样的愤慨，至于个中原因值得解释一下。

当前公众或许对《智囊团》开始感到厌倦了，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真的很受欢迎，不仅在英国拥有听众，而且世界上多个地方也在播放，它的技巧被军队和民防组织不计其数的讨论节目所采用。正如大家所说，它是一个“很受用”的节目，原因不难理解。按照这个国家直到1940年的报纸和电台的标准，《智囊团》是一个显著的进步。至少它展现了对于言论自由和严肃知识的向往，虽然后来它不得不绝口不提“政治和宗教”，你仍可以从中获取关于燕窝汤、海豚的习性、哲学和历史的零星片段的有趣事实。它不像普通的电台节目那么明显地轻浮无聊。渐渐地，它代表了启蒙。这就是为什么会有数百万的听众喜欢它，至少在一两年内是这样。

这也是为什么毕灵普分子曾经讨厌它，现在仍然讨厌它。《智囊团》不停地遭到右翼知识分子像乔治·马尔康·杨⁽¹⁰⁶⁾和艾伦·帕特里克·赫伯特⁽¹⁰⁷⁾这类人（还有道格拉斯·里德先生）的抨击，当一帮教会人员创办了与《智囊团》竞争的节目时，所有的毕灵普分子都奔走相告，说这个节目要比乔德和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更好。这些人把《智囊团》看作是思想自由的象征，他们意识到，无论它的节目本身有多么傻帽，它们的趋势是让人们开始思考。或许你我不会认为英国广播公司是一个危险的颠覆组织，但在某些人眼中它就是这样，而且不停地试图干扰它的节目。在某种程度上，或许了解一个人的敌人是谁就可以了解这个人。所有思想右倾的人都不喜欢《智囊团》——还有公共的和私人的讨论群体这整个想法——从一开始就证明它一定有可取之处。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觉得有强烈的冲动去试图批评乔德博士，他受到的责难已经够多了。我会说：想想看，要是《智囊团》的成员是（情况很可能会是这样）埃尔顿爵士⁽¹⁰⁸⁾、哈罗德·尼科尔森先生⁽¹⁰⁹⁾和阿尔弗雷德·诺耶斯先生，它会是什么样子。

自布兰登·布拉肯宣布他不会禁止《你的议员》这本书出口国外后，在众议院里对于这本书的争吵或许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让人不齿，但它仍是一个不好的征兆。贝弗利·巴克斯特先生⁽¹¹⁰⁾在保守党展开反击的众多大炮中并不是火力最猛的——事实上，与其说他是一门大炮，倒不如说他是一门土制的迫击炮，很容易就会炸膛——但重要的是，他冒冒失失地说出了他的那些意见。他希望查禁这本书，原因是：一、作者曾经是个囚犯；二、这本书“内容下流”；三、它或许会“破坏我们与俄国的关系”。这三点里，第一点纯粹只是偏见，而第二点和第三点其实是在说这本书让人想起保守党有着怎样的记录。我对像《你的议员》这样的书也有自己的不满，但至少这本书所收录的几乎都是被承认的事实，所有的事情都很容易加以核实。大部分内容可以从《议事录》里找到，只要你肯每天付六便士就可以借到。但正如巴克斯特先生所意识到的，《你的议员》将会有成千上万的读者，他们从来不会想到翻阅《议事录》，甚至不会想到去探究到底谁是谁。因此，禁止这本书出口，如果可以的话，会在国内把它搞臭。让人们知道我们的保守党议员是谁，他们拥有什么股份，在关键的重要问题上他们投了什么票，在我们和希特勒开战之前他们是怎么评价他的，那可不行。保守党有充分的理由想要让他们的记录不予公开，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但几年前他们可没有胆量说出这些话，这就是区别所在。

此外，布兰登·布拉肯在他的回应中说这本书里有对阿诺德·威尔逊⁽¹¹¹⁾爵士的“恶毒攻讦”，而威尔逊爵士“以最大的勇气为国捐躯了”，言下之意是威尔逊爵士的牺牲使得任何对他的攻击都是不恰当的。

阿诺德·威尔逊爵士是一个勇敢而值得尊敬的人。当他支持的政策步入毁灭时，他愿意面对其后果。尽管一把年纪了，他坚持加入英国皇家空军，在战斗中牺牲。我可以想到许多其他在行为上要逊色一些的公众人物。但这和他战前那极其任性妄为的履历有什么关系？他的报纸《希钦水星报》是一份赤裸裸的支持法西斯主义的报纸，几乎到最后仍在对纳粹政权进行吹捧。难道我们应该相信如果一个人死得壮烈的话，他之前的行为就不会造成影响了吗？

如今你不能从国外买到杂志了，但我建议任何在纽约有朋友的人试试能不能弄到一本新的月刊《政治》，编辑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德威特·麦克唐纳⁽¹¹²⁾。我不认同这本杂志的反战政策（并非出于和平主义的角度），但我钦佩它把高端的政治分析和睿智的文学批评结合在了一起。我很难过地承认我们英国这儿没有哪本月刊或季刊能与美国的刊物媲美——因为还有好几本英国杂志可以和《政治》相提并论。我们还被“只有托利党人才有审美感受力”这一朦朦胧胧的意识所困扰。但是，美国杂志目前的优越性与这场战争有一部分的关系。在政治立场上，国内与《政治》最为接近的刊物我猜是《新领袖》。你只需要比较这两份刊物的版式、写作的文风、主题的编排和智力水平就知道生活在一个仍然有休闲和木浆的国家意味着什么。

随意集·三十

1944年6月23日

上上周《论坛报》刊登了一篇关于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的百年诞辰纪念文章，之后我碰巧读到《美洲国家》四月刊，提醒了我1944年也是另一位更加出名的作家——安纳托尔·法郎士⁽¹¹³⁾的百年诞辰。

当安纳托尔·法郎士二十年前死去时，他的声誉一落千丈，那些寿命长的作家成名后总是会有这样的结局。在法国，根据那个迷人的法国风俗，许多人在他奄奄一息和尸骨未寒的时候向他发起了恶毒的个人攻击，其中有一则特别恶毒的攻击是皮埃尔·德鲁·拉罗谢尔⁽¹¹⁴⁾写的，后来他与纳粹合作。在英国，安纳托尔·法郎士也被发现不是好作家。几年后一个年轻人捎来一份周刊（我在巴黎见到了他，发现他连一张电车的车票都买不起），郑重地告诉我安纳托尔·法郎士的法语“烂到家了”。法郎士似乎是一个低俗、欺世盗名和跟风的作家，每个人现在都“看透他了”。大概就在同一时间，萧伯纳和里顿·斯特拉奇⁽¹¹⁵⁾也都被发现是同样的货色。但奇怪的是，这三个作家的作品时至今日仍然很有可读性，而他们的大部分贬斥者都被遗忘了。

我不知道对安纳托尔·法郎士的厌恶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基于文学。当然，他受到了过度的褒扬，有时候你一定会厌倦一个如此矫揉造作而且毫不疲倦地进行色情描写的作家。但毫无疑问，他遭到攻击一部分原因是出于政治上的动机。他或许不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他是持续了上百年的政治—文学狗咬狗的战斗中的象征性角色之一。教会人员和反动分子痛恨他的程度不亚于痛恨左拉⁽¹¹⁶⁾。安纳托尔·法郎士曾支持德雷弗斯，这需要莫大的勇气，他曾揭露了关于圣女贞德的真相，他曾戏说过法国的历史，最重要的是，他从不错过嘲讽教会的机会。那些教会人员和复仇主义者一开始时鼓吹“不让德国复兴”，后来又对希特勒溜须拍马，他们最痛恨的人就是法郎士。

我不知道安纳托尔·法郎士最具特色的作品如《佩妲皇后的浪漫史》到了今天是否仍然值得重读，里面的内容很有伏尔泰的风采。而《贝格雷特先生》四部曲则决然迥异，它们除了非常有趣之外，还对九十年代的法国社会和德雷弗斯案的背景提供了极为宝贵的信息。此外还有《克兰比尔》，是我读过的最棒的短篇小说之一，对“法律与秩序”发起了毁灭性的抨击。

但尽管安纳托尔·法郎士能在像《克兰比尔》这样的作品中为工人阶级发出呼吁，尽管他作品的廉价版本被刊登在宣扬共产主义的报刊上，你不能真的将他归为社会主义者。他愿意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甚至在阴风阵阵的大厅里发表演讲，他知道那是必要而且不可避免的事情，但在主观上他是否想要这么做则值得怀疑。他曾经说过，社会主义为这个世界带来的安慰就像一个病人在病床上辗转反侧所得到的安慰一样。遇到危机时他愿意认同自己是工人阶级的一员，但乌托邦式的未来这一想法让他觉得意兴索然，这一点从他的作品《皮埃尔·布兰奇》中可以看出来。在他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小说《诸神的渴望》中甚至有更加深切的悲观主义情绪。在气质上他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而是一名激进分子。如今后者或许更为罕有。正是他的激进主义、他对自由的热忱和思想上的诚恳赋予了《贝格雷特先生》四部曲特殊的色彩。

我一直搞不懂为什么《新闻纪实报》——我想它的政治色彩是很淡的粉红色，就像是虾壳的颜色，但仍然是粉红色的⁽¹¹⁷⁾——会允许罗马天主教作家“提摩西·夏伊”（即多米尼克·贝文·温德汉姆·刘易斯⁽¹¹⁸⁾）每天在他的漫画专栏上进行破坏活动。在比弗布鲁克爵士的《每日快报》里，他的天主教同伴“比奇康莫”（主笔是约翰·宾汉·莫顿⁽¹¹⁹⁾）当然更加如鱼得水。回首过去二十年的情形，这两人总是笔耕不辍，很难找到哪一个反动活动他们不予以支持——毕苏斯基⁽¹²⁰⁾、墨索里尼、绥靖政策、鞭笞、佛朗哥、文学审查，他们赞美一切被体面的人所反对的东西，他们不断地反对社会主义、国联和科学研究。他们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抨击每一个从乔伊斯以降的作品值得一读的作家。他们一直在恶毒地反对德国，而希特勒出现后，他们的反德热情立刻冷却下来。而目前他们所痛恨的目标不消说就是贝弗理奇。

如果认为这两个人纯粹只是滑稽作家那可就错了。他们所写的每个字都在宣扬天主教，某些人，至少和他们信奉同一宗教的人，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予以高度评价。任何读过切斯特顿和类似作家的人都会熟悉他们的“纲领”。它的主要基调是对英国和新教国家的诋毁。站在天主教的立场，这么做是必要的。一个天主教徒，至少一个为天主教辩护的人，觉得他必须宣扬天主教国家的优越性，声称中世纪要好于现代，就像一个共产主义者认为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必须支持苏联一样。因此就有了“比奇康莫”和“提摩西·夏伊”对英国的每一个事物——茶叶、板球、沃兹华斯、查理·卓别林、善待动物、纳尔逊、克伦威尔——进行喋喋不休的诋毁。因此就有了“提摩西·夏伊”试图改写英国历史，当他想到西班牙的无敌舰队遭受失败时发出愤怒的咆哮。（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是他心中的痛！就好像到了今天还有谁会在乎似的！）因此就有了喋喋不休的对小说家的嘲讽，因为小说是宗教改革后才出现的文学形式，而大体上天主教并没有催生特别优秀的作家。

无论是从文学观点还是政治观点看，这两人都只是切斯特顿之后的跳梁小丑。切斯特顿的人生观在某些方面是错误的，而且他非常无知，但至少他拥有勇气。他做好了抨击富人和权贵的准备，而且他为此付出了代价。但“比奇康莫”和“提摩西·夏伊”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不会拿自己的知名度去冒险。他们总是采取迂回策略。因此，如果你想攻击言论自由的原则，那就通过嘲笑《智囊团》这一手段，似乎它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乔德博士是不会进行报复的！就连他们最深切的信念，当它们变得危险时，也会被他们雪藏起来。在这场战争的早些时候，当这么做很安全时，“比奇康莫”写了一些反对俄国的恶毒的宣传册，但如今他的专栏里再也没有出现反对俄国的内容了。但是，如果亲俄情绪不再盛行，它们将会再次出现。我对“比奇康莫”和“提摩西·夏尔”会如何回应我的这些评论很感兴趣。如果他们真的作出回应，那将是有记录以来他们第一次对任何有可能作出反击的人进行抨击。

随意集·三十一

1944年6月30日

我注意到，很多人对德国的无人驾驶飞机抱怨连天，说它“如此地违背自然”（显然，由活生生的飞行员投下的炸弹就很符合自然），除此之外，一些记者指责它残暴而没有人性，“对平民也展开轰炸”。

在经历了过去两年我们对德国人所做出的种种行为之后，这种指责似乎有点矫情，但这是人类面对每一种新型武器时的正常反应。毒气、机关枪、潜水艇、火药甚至弩弓在诞生之时都同样被谴责过。除非你自己拥有了那样武器，否则每样武器似乎都是不公平的。但我不会否认无人驾驶飞机，或飞行炸弹，或无论它的正确名称是什么，特别让人觉得心里不快，因为与绝大多数其它投射武器不同的是，它给你时间思考。当你听到那嗡嗡嗡的由远及近的声音时，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可避免地，你会希望那个嗡嗡嗡的声音不要停止。你想听到导弹安全地从头顶掠过，在引擎熄火之前消失在远方。换句话说，你希望它会落在别人头上。当你躲避一颗炮弹或普通炸弹时，你也是这样想的——但在那个时候你只有五秒钟躲起来，没有时间去思考人类没有底线的自私。

那些更加极端和浪漫的民族主义者通常都不属于他们所理想化的民族，这绝不只是出于巧合。将他们的诉求建立在“故土”或“祖国”之上的领袖有时候是彻头彻尾的外国人，或来自帝国的边境国家。明显的例子就是希特勒，他是奥地利人，而拿破仑是科西嘉人，还有许多其他人。英国沙文主义的始作俑者可以说是迪斯累里⁽¹²¹⁾，一个西班牙裔的犹太人，而比弗布鲁克爵士是一个加拿大人，试图诱使不情愿的英国人自称不列颠人。大英帝国基本上是由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缔造的，我们最顽固的民族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经常都是乌尔斯特人⁽¹²²⁾。即使是丘吉尔，我们这个时代浪漫爱国主义的样板，也是半个美国人。但不只是行动派，就连理论上的民族主义者也总是外国人。比方说，纳粹主义从中借鉴了许多理念的泛日耳曼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非德裔的人捣鼓出来的，比方说：休斯顿·张伯伦⁽¹²³⁾，一个英国人，和戈宾诺⁽¹²⁴⁾，一个法国人。拉迪亚·吉卜林是一个英国人，却是一个很可疑的英国人。他来自一个不同寻常的英印背景（他的父亲是孟买博物馆的馆长），他的童年早期是在印度度过的，他个头矮小，肤色黝黑，让他被人怀疑拥有亚洲血统。我总是认为如果我们这个国家能出一个希特勒的话，或许他会是一个乌尔斯特人、一个南非人、一个马耳他人、一个欧亚混血儿或一个美国人——但不管怎样，不会是一个英国人。

两段英语样本。

一、伊丽莎白时代的英语

当那些侍从们在享受盛宴时，我照看着他们的骡子。我将其中一头骡子的镫革皮带割得只剩一根细绳悬吊着，当那些大腹便便的参赞或别的什么人翻身上骡时，他们会像头猪一样摔个四脚朝天，让旁边的人哈哈大笑，比捡到一百法郎还要开心。但我会更加开心，心里想，等到他回到家里时，那个侍者会被狠狠地揍一顿，我得服侍他们吃饭，但这番恶作剧让我不觉得后悔。

（托马斯·厄克特，翻译自拉伯雷的作品。）

二、现代美式英语

在政治语境中或许可以获得超脱，并在劳动分工中成为目标本身。那些让自己局限于只是知识领域的人或许会尝试将它们进行总结，使它们成为政治和个人取向的基础。然后，社会科学落后于物理科学和技术这一事实将会引发关键问题，而政治和社会问题正是由这一缺陷和落后所引发的。这么一个立场是不能成立的。

（摘自美国高端杂志。）

据说六百万本书在1940年的大空袭中被毁灭了，包括一千本无法复制的珍本。大部分书籍或许无关紧要，但你会发现许多优秀作品如今已经绝版了，这真是令人沮丧。正如你可以从书店的橱窗看到的，纸张被用于书写最让人不齿的废话，而所有的重印书籍，就像“人人丛书”，其清单里有许多空白，就连像《韦氏辞典》这么一本著名的工具书也只有在你碰巧看到一本二手书时才能得到。大约一年前，我准备就杰克·伦敦作一则广播。当我开始搜集材料时，我发现他那些我最想要的书已经彻底绝迹，就连去伦敦图书馆也无法借出来。为了得到那几本书，我只能去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而在那时候要进去根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我来说这是一场灾难，因为杰克·伦敦是那类边缘作家，他的作品可能会被完全遗忘，除非有人不辞辛苦地将它们重新出版。就连《铁蹄》有几年也是罕见的书籍，只是因为希特勒的上台令它成为讨论的话题而得以重印。

他主要被人记住的作品就是《铁蹄》，还有——完全不同题材的作品——像《白牙》和《野性的呼唤》等探讨了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对于动物的感情的作品。还有他描写伦敦贫民窟的作品《深渊中的人》，对美国的流浪汉进行了精彩刻画的《马路》，对监狱进行了很有价值的描写的《夹克》。最重要的还有他的短篇小说。当他进行某一题材的创作时——大多数情况是当他描写美国城市生活时——他是英语民族中最好的短篇小说作家之一。有一篇名为《我为鱼肉》的故事，讲述两个入室抢劫的窃贼干了一笔大买卖，然后同时用士的宁把对方毒死了，那一幕在我的记忆里留下非常生动的印象。《热爱生命》是在列宁弥留之际读给他听的故事，内容也很精彩，还有《一块牛排》，描写了一个过气拳手的最后一场拳赛。这些和其它类似的故事得益于伦敦与生俱来的强蛮性情。这也使他在感情上理解法西斯主义，而社会主义者并不总是能够理解，这一理解在某种程度上使得《铁蹄》成为真正的预言。

我对这些短篇小说夸得太过分了吗？或许是吧，因为我读到它们的时候已经是许多年前的事情了。上面我所提到的两篇故事被收进一本名为《当上帝发笑时》的书里。据我所知这本书已经绝版了，要是任何人想卖这本书，我会很高兴。

随意集·三十二

1944年7月7日

当哈里发奥马尔⁽¹²⁵⁾摧毁了亚历山大港的图书馆时，据说他拿书稿当燃料，让公共浴室的水烧暖了十八天，欧里庇德斯和其他作家的许多悲剧作品就这么毁于一旦，无可挽回。我记得当我在童年时读到关于这件事的记载时，我心里非常赞同他的做法。这样一来就少了好多单词需要查阅——这就是我的看法。因为，虽然我才四十一岁，但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在接受教育时，拉丁语和希腊语是很难逃避的两门语言，而“英语”几乎算不上是学校里的一门课程。

古典教育终于被弃如敝履，但即使到了现在，曾经被老师鞭笞强迫通读过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德斯、阿里斯托芬、维吉尔、贺拉斯和其他许多拉丁文和希腊文作家的传世作品的成年人一定要比读过十八世纪杰出英国文学作品的人多。当然，人们会在口头赞美菲尔丁⁽¹²⁶⁾和其他作家，但不会去读他们的作品。你只需要盘问朋友几个问题就可以知道这一点。比方说，有多少人曾经读过《汤姆·琼斯》？不是很多人读过比之更晚的《格列佛游记》。《鲁滨孙漂流记》的洁本颇为流行，但大体上这本书不为人所了解，甚至很少有人知道第二部分的存在（途经鞑靼的旅行）。我猜想斯摩莱特最乏人问津。萧伯纳的戏剧《卖花女》的主要情节就是出自于《皮克尔历险记》，我相信没有人曾经在报刊中指出这一点，这表明很少人读过那本书。但最奇怪的是，据我所知，斯摩莱特从未得到过苏格兰民族主义者的吹捧，而他们却非常较真地宣称拜伦是他们自己人。但是，斯摩莱特除了是英语国度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外，还是一个苏格兰人，并公开宣称这一点，而在当时这么做对他的文学生涯根本没有帮助。

文明世界里的生活。

（一家人正在喝茶。）

嗡—嗡—嗡！

“是警报在响吗？”

“不是，一切都很平静。”

“我觉得刚才是警报在响。”

嗡—嗡—嗡！

“那些东西又来了！”

“没事的，距离有好几英里呢。”

嗡—嗡—嗡！

“小心，它来了！躲到桌子下面，快点！”嗡—嗡—嗡！

“好了，声音变小了。”

嗡—嗡—嗡！

“又回来了！”

“它们似乎转了个圈又回来了。它们的尾巴安了什么东西，能让它们转弯，就像鱼雷一样。”

嗡—嗡—嗡！

“老天爷啊！它就在头顶爆炸了！”

一片死寂。

“就躲在下面。俯下你的头。真是幸运，孩子不在这里！”

“看看那只猫！它也被吓坏了。”

“动物们当然知道。它们能感受到震动。”

砰！

“没事的，我告诉过你，它有几英里远呢。”

（他们继续喝茶。）

我看到温特顿爵士⁽¹²⁷⁾在《标准晚报》中撰文谈及议会和报刊在这场战争中所展现的避免危及国家安全的了不起的缄默（绝不是因为受到规定或约束得这么做），并补充说，它“赢得了文明世界的钦佩”。

并非只有在战争时期英国报刊才会自发地保持缄默。英国最了不起的地方之一就是这里几乎没有官方的内容审查制度，但没有什么真正触犯到统治阶级的内容能够得以出版，至少在任何或许会有许多人阅读的报刊上是这样。要是提起某件事没有好处，那这件事就不会被提起。希莱尔·贝洛克（我认为）曾写过下面的诗句，总结了这一情况：

你不能指望贿赂或威胁，

感谢上帝！英国的记者。

当看到一个人应该做什么，

任何情况下都无须贿赂。

没有贿赂，没有威胁，没有惩罚——只消一个颔首和一个眼色，事情就完成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就是逊位事件。在这个丑闻正式公开的几个星期前，数以万计的人已经听说了关于辛普森夫人的一切，但报刊上只字未提，就连《工人日报》也什么都没有刊登，虽然美国和欧洲的报纸极其热情地对这件事进行了报道。但我相信官方并没有明令禁止报道，官方只是提出了要求，然后大家就都同意不要过早地报道此事。我能想到其它好新闻无法见报的例子，虽然刊登这些新闻并不会招致惩罚。

如今，这种遮遮掩掩的审查制度甚至延伸到了书籍。当然，新闻部不会制订政策或颁布禁书清单。它只是“提出建议”。出版社把稿件交到新闻部那里，新闻部“建议”这个或那个“不受欢迎，或内容不够成熟，或没有正面意义”。虽然没有明令禁止，没有明确的说法表示某段内容不能刊登，官方的政策却从来没有遭到藐视。马戏团的狗在驯兽师响鞭时就会跃起，但真正训练有素的狗在没有鞭子的时候也会翻跟斗。这就是我们这个三百年来没有打过内战的国家所沦落的境地。

下面是一个有时候会当作智力测试的小问题。

一个人从家里出发，向南边走了四英里，开枪打死了一头熊。然后他朝西边走了两英里，然后朝北边又走了四英里，就又回到了自己的家里。请问那头熊是什么颜色的？

有趣的地方是——根据我自己的观察——男人总是能回答出这个问题，而女人不行。

随意集·三十三

1944年7月14日

我收到了几封来信，其中有几封语气非常愤慨，斥责我对薇拉·布里顿小姐的反轰炸政治宣传手册的评论。有两点似乎需要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首先是那番正变得像是家常便饭的指责，说“事情是我们挑起的”，即英国是第一个对平民进行系统性轰炸的国家。我几乎无法理解任何对过去十几年来的历史有所了解的人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这场战争的始作俑者——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是在递交宣战的几小时之前——是德国轰炸华沙。德国人对这座城市进行了狂轰滥炸，火力如此猛烈，根据波兰人所说，有700场大火在同一时间燃起。他们拍摄了一部华沙毁灭的电影，起名为《火的洗礼》，发往全世界，目的是震慑中立国家。

这件事的前几年，希特勒派遣秃鹰军团⁽¹²⁸⁾到西班牙对西班牙城市逐一进行轰炸。1938年对巴塞罗那的“沉默轰炸”在几天内杀害了数千人。在此之前，意大利对毫无防备的阿比西尼亚人进行轰炸，并夸耀他们的肆虐是非常有趣的事情。布鲁诺·墨索里尼在新闻报道中将那些被炸的阿比西尼亚人形容为“宛如绽放的玫瑰”，据他所说，那是“最美妙的事物”。而日本人从1931年来就一直在轰炸人口稠密的中国城市，自1937年以来更是变本加厉，这些城市甚至连空袭警报措施都没有，更别说任何防空炮或战斗机了。

我并不是在争辩说“错上加错就是对的”，也不是在说英国的记录就好到哪里去。从1920年起，在几场“小规模战争”中，英国皇家空军往没有能力反击的阿富汗人、印度人和阿拉伯人头上投过炸弹。但要说以制造恐慌为目的对人口稠密的都市地区实施大规模轰炸的始作俑者是英国人却是有悖事实的。这种行径是法西斯国家挑起的，只要空袭战对他们有利，他们就会公然而清楚地说出自己的目标。

另一件需要探讨的事情是鹦鹉学舌般的“杀害妇孺”的呼喊。这一点在前面我已经指出过，但显然需要再次强调，杀害什么人都有的群体或许要比只杀害年轻男子要好一些。如果德国人刊登的数字属实的话，我们已经通过空袭杀害了120万平民，这一人命的损失对德国民族的伤害或许比不上在俄国前线或非洲和意大利前线的损失。

任何进行战争的国家都会尽力保护它的儿童，在空袭中遇难的儿童的数字或许与他们在总人口中的百分比不成比例。女人无法像儿童那样受到同等程度的保护，但如果你能接受杀戮，那么反对杀害妇女的抗议就只是在无病呻吟。为什么杀害女人就要比杀害男人更加糟糕？通常会提出的理由是杀害女人就是在杀害哺育孩子的人，而男人是多余的。但这是建立在人类可以像动物那样进行繁衍的观念之上的谬误。在这个想法背后的理念是由于一个男人能够让很多女人怀孕，就像一头得奖的公羊能让数千头母羊怀孕一样，因此男性生命的损失并不是那么重要。但是，人类不是牲畜。当战争的屠杀使得女人的数量过剩时，大部分这些女人并没有养育孩子。男性的生命在生物学的意义上几乎和女性的生命一样重要。

在上一场战争中，大英帝国丧失了将近100万男子，其中有四分之三来自英伦诸岛。大部分人都在三十岁以下。如果那些年轻人只生一个孩子，我们现在本来应该会多出75万年龄在二十岁左右的人口。法国遭受的损失要惨重得多，它还没有从上次战争的屠戮中恢复过来，英国是否完全恢复也尚未可知。我们还没办法计算当前这场战争的伤亡数字，但上一场战争杀害了1 000万到1 200万的青年男子。要是它和下一场战争一样用的是飞弹、火箭和其它远程武器，男女、老少、健康人与病人一律通杀，或许它对欧洲文明的破坏还会轻一些。

与我收到的一些来信所认为的恰恰相反，我对空袭并不抱以热情，无论是我们发起的还是敌人发起的。和这个国家的许多人一样，我烦透了轰炸。但我反对的是接受以武力为手段，却叫嚷着反对这个武器、反对那个武器的伪善，或谴责战争却想维护使得战争变得无可避免的社会体制的惺惺作态。

1940年我在日记里写道，一年之内商业广告将从墙上消失。当时这似乎很可能发生，而一两年后广告确实正在消失，虽然要比我所预料的慢一些。广告的数目和尺寸都在缩小，来自各个政府部门的告示正逐渐在墙壁和报纸上取代它们的位置。仅从这一方面进行判断，你或许会说商业主义确实正在走向衰落。

然而，过去两年来，商业广告虽然内容傻帽势利，却已经卷土重来。我认为近几年来最烦人的英国广告当数那些玫瑰牌青柠汁的广告，以“年轻绅士”为主题，还有那些佩尔汉·格伦威尔·沃德豪斯⁽¹²⁹⁾式的对话。

“我想今天早上你没有看到我最好的状态，詹金斯。昨晚玩得好开心。你的年轻主人畅饮红色的葡萄酒和黄色的威士忌。说句粗俗的，我现在头都大了，你觉得医生会开什么药呢，詹金斯？”

“您不介意我直言的话，先生，一杯苏打水加玫瑰牌青柠汁或许能起到效果。”

“那就去弄吧，詹金斯！你一直是我的向导、哲学家和朋友。”等等等等。

当你想到这个广告出现在，比方说，每一场电影节目中，每一个去电影院看戏的人至少会幻想过上秘密的梦幻式生活，在里面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时尚的年轻男士，有忠诚的老仆时，任何剧烈的社会变化的前景就被视而不见了。

还有那些洗发水广告，它们告诉你达芬妮因为有一头清爽而又光泽的秀发而被提拔进空军妇女辅助队。但这些广告不仅让人想入非非，而且会让人误解，因为每次经过一群群隶属辅助空军妇女辅助队、本土防卫妇女辅助队或皇家海军妇女辅助队的女军官时，我总是会想到，至少女性在军中的晋升与样貌无关。

随意集·三十四

1944年7月21日

我刚刚找到了我那本萨缪尔·巴特勒的《笔记》，是第一辑的完整版，由乔纳森·开普出版社于1921年出版。它已经有二十一个年头了，而且由于在缅甸搁了几个雨季，情况糟得不能再糟了，但至少它还在，实在是太好了，因为这是一本那种家喻户晓却再也找不到的书籍。开普出版社后来在“旅行者图书馆”系列中发行了一本删节版，但这个版本的质量并不令人满意，而1934年出版的第二辑没有收录多少有价值的内容。只有在第一辑里你才能找到巴特勒在达达尼尔海峡采访一位土耳其官员的故事，他描写自己怎么买到新下的鸡蛋，以及他拍摄一位晕船的主教的尝试，还有其它类似的琐碎小事，这些内容在某种程度上要比他的主要作品更有价值。

巴特勒的主旨现在似乎不是很重要了，或因为重点强调的错误而受到损害。除了生物学家，现在谁会在乎达尔文的进化论与巴特勒所支持的拉马克⁽¹³⁰⁾的演变论究竟孰对孰错呢？进化论的整个问题似乎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因为我们不像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我们不觉得由动物演变而来会冒犯人类的尊严。另一方面，巴特勒总是在如今我们看来非常重要的事情上让人哑然失笑。例如：

“要辨别人类的主要人种和亚种，现在不能在黑人、切尔克斯人、马来人或美洲土著人中寻找，而要在富人和穷人中寻找。这两种人在生理组织上的差异要远远大于所谓的人种之间的差异。富人（从新西兰到英国）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而穷人的腿脚则被看不见的不幸所捆绑，无法跨越某些狭窄的限制。富人和穷人都无法理解这一哲理，也不愿承认那些能够在名下拥有半岛与东方蒸汽航运公司⁽¹³¹⁾轮船的一小部分股份的人是比那些无法做到的人更加高度进化的个体。”

在巴特勒的作品中有不计其数的类似描写。你会很容易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理解它们，但重点是，巴特勒本人并不是这么想的。说到底他在思想上是一个保守派，虽然他对基督教信仰和家庭体制的抨击很成功。贫穷让人消沉，因此，小心点，不要变成穷人——这就是他的反应。因此就有了《众生之路》中那个狗尾续貂的结局，与前面的现实主义描写形成了古怪的反差。

但是，巴特勒的作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远比那些更加热情的同时代作者如梅雷迪斯⁽¹³²⁾和卡莱尔⁽¹³³⁾更出色，一部分原因是他从未失去用眼睛观察，为细小的事物感到愉悦的能力，一部分原因是在狭义的技巧方面他的文笔非常好。拿巴特勒的散文与梅雷迪斯的扭曲或斯蒂文森的矫情相比较，你会看到，纯粹只是尝试不卖弄小聪明就足以获得巨大的优势。巴特勒本人对这个问题的想法值得一提：

“我还不知道有哪个作家靠雕琢文风能让其作品拥有可读性。柏拉图曾经写一句话改了七十遍，这就足以让我知道为什么我不喜欢他。一个人可以而且应该花费许多心思在把文章写得清晰明了和铿锵动听上面，他将把许多句话写上三四遍——再改下去的话就还不如不改了。他会非常用心地注意不要重复自己说过的话，精心编排他的材料，让他的读者能最好地了解它，将多余的词语删掉，甚至删去无关紧要的材料，但在每一种情况中，他所想到的不是自己的风格，而是为了读者着想……在此我宣布，我从来不曾花半丁点儿心思在我的文风上，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它到底是不是一种文风，我相信并希望它能做到平常朴素和直接干脆。我无法想象有人能够花心思去琢磨自己的文风而不让自己和读者蒙受损失。”

不过，巴特勒以他独特的风格补充道，他花费了不少工夫在练字上。

社会主义者应该准备好面对一个论点，它是为基督教辩护的人和新悲观主义者如詹姆斯·伯恩汉姆等人经常提起的，那就是所谓的“人性”的永恒。社会主义者被指责认为人类是完美的，然后又指出人类的历史事实上就是一部漫长的贪婪、劫掠和压迫的历史——我想这是不公道的。他们说人类总是会想方设法盖过自己的邻居，他们总是会为了自己和家人尽可能多地敛财。人类的本质是邪恶的，靠立法是不能让他们变好的。因此，虽然经济上的剥削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控制，消灭阶级的社会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

在我看来，正确的答案是，这一争论属于石器时代。它的前提是物质产品总会非常稀缺。人类的权力欲确实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但没有理由认为对于财富的贪欲是永恒的人性特征。我们在经济问题上是自私的，因为我们都生活在对贫穷的恐惧中。但当一样东西并不稀缺时，没有人会尝试去抢夺比他应得的份额更多的东西。比方说，没有人会将空气割下一角。百万富翁和乞丐都满足于自己所能呼吸到的空气。再举一个例子，水。在这个国家我们不缺水。要说真有问题，那是我们的水太多了，特别是在法定假日的时候。结果，我们总是不会去想到水。但是，在北非的干旱国家，缺水会引起何等的嫉妒、仇恨和骇人听闻的犯罪！任何物品的情况都是一样。如果它们能被大量生产，而这本不是一件难事，没有理由无法在几代人内消灭人类追求利益的本能。说到底，如果人性真的亘古不变，为什么现在我们不再同类相食了呢？而且我们甚至不想这么做。

再来一则脑力急转弯。

一个商人每天七点半乘一趟从伦敦开往郊区的火车回家。一天晚上，一个看更的刚好上班值勤，拦住了他，说道：

“抱歉，先生，但我建议您今晚别赶平时那列火车。昨晚我梦见那列火车撞车了，里面一半的乘客死掉了。或许你会觉得我是迷信，但那个梦是如此生动，我无法不认为那是一个警示。”

那个商人感触很深，于是等候搭乘了下一班火车。第二天早上，当他打开报纸时，果不其然，那趟火车出事了，许多人死于这场事故。那天晚上，他派人叫来那个看更的，对他说道：

“我得感谢你昨天的警示。你救了我的命，作为回报，我会给你30英镑作为报答。而且我得提醒你，你被解雇了。从今天算起，提前一个星期通知你。”

这是忘恩负义之举，但那个商人这么做绝对合情合理。为什么？

随意集·三十五

1944年7月28日

几年前在写一篇关于男生周刊的文章时，我对女性报刊作了一些随意的评论——我指的是那些两便士一份的女性报刊，它们经常被称为“言情读物”。在众多的读者来信中，这篇文章引来了一封长信，是一位为《幸运星》、《黄金之星》、《琴报》、《秘密》、《神谕》和几份类似的报纸撰稿的女士写的。她的主要观点是，我说那些报纸的目的是创造对财富的迷梦是错的。它们的故事“根本不是灰姑娘式的故事”，并没有利用“她嫁给了老板”这一主题。我的来信者还补充说：

“失业总是被提起——相当频繁……当然，救济金和工会则从未被提起。这或许是受到这几家最大的女性杂志出版社都没有设立工会这件事的影响。没有人被允许批评体制，或揭露阶级斗争的实情，社会主义者这个词从来不被提起——所有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但或许可以补充有趣的一点，那就是，阶级情感并没有完全消失。有钱人总是吝啬、凶残和狡猾的挣钱机器。那些有钱有闲的纨绔子弟几乎总在想着和女人偷情，而女主角则被她那强壮勤奋的工友给救出来。开着汽车的人总是‘坏人’，而穿着剪裁得体的昂贵西装的人几乎都是骗子。大部分这些故事的理念就是，即使当上银行经理的妻子，有高收入也不代表幸福。有一个正直善良的丈夫，即使生活再穷，还有好几个孩子要养，住的是一间‘小茅屋’，生活也是美好的。这些故事刻意要表现贫贱生活并非真的那么糟糕，至少你是诚实快乐的人，而财富则会招来麻烦和损友。穷人被鼓励追求道德上的价值，因为这是他们所能做到的。”

我可以在这里进行许多评论，但我选择探讨关于穷人的道德优越性和没有被提及的工会和社会主义。无疑，这确实是刻意为之的方针。我确实在一份女性报纸上读到过一则描写煤矿罢工的故事，即使在这一情境中，行业工会主义也没有被提起。当苏联参战时，一份这种报纸立刻及时跟进，开设了一个名为“她的苏维埃爱人”的连载专栏，但我们或许可以肯定马克思主义不会是主题。

事实上，这种穷人在道德上的优越感是统治阶级捣鼓出来的最致命的逃避现实的幻想。你任人践踏和欺骗，但在上帝的眼中你要比压迫你的人更优越，通过电影和杂志等形式，你能意淫自己凌驾于那些在现实生活中打败你的人之上。在任何希望取悦广大群众的艺术形式中，一个富人战胜一个穷人是几乎闻所未闻的事情。富人总是“坏蛋”，他的阴谋诡计总是会受到挫折。“善良的穷人打败有钱的坏蛋”是为人所接受的公式，而如果情况调转过来的话，我们就会觉得哪里出了严重的差错。在电影里和廉价杂志里这是显而易见的，而最显而易见的或许就是那些老默片，它们在不同的国家上映，必须吸引三教九流的观众。观看电影的大部分人是穷人，因此把穷人设为主角是明智之举。电影巨头、报业大亨等人靠宣扬“财富是邪恶的”而大肆敛财。

“善良的穷人打败有钱的坏蛋”只是“天上掉馅饼”的更加隐晦的版本。它是阶级斗争的升华。只要你能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强壮勤奋的修车工人”，打败某个财大气粗的恶棍，事情的真相就会被忘却。这是比幻想财富更加高明的逃避。但奇怪的是，这些女性报刊还是反映了现实，不是通过故事，而是通过读者来信专栏，特别是那些提供免费医疗建议的报纸。在那里你可以了解到关于“坏腿”和痔疮的让人揪心的故事，由那些使用“某位患者”、“九个孩子的母亲”和“便秘久患”等化名的中年妇女写就。比较一下这些信件和紧挨着它们的言情故事，你就会理解白日做梦在现代生活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

我最近在读亚瑟·科斯勒的小说《角斗士》，里面描写了公元前70年斯巴达克斯领导的奴隶起义。这算不上他最好的作品之一，而且不管怎样，任何描写古代奴隶起义的小说都会被拿来和福楼拜⁽¹³⁴⁾描写迦太基雇佣军起义的杰出小说《萨朗波》进行比较。但它让我想到为人所熟知的奴隶的数量是那么少。我只知道三个奴隶的名字——斯巴达克斯本人、著名的伊索——据说他曾是一个奴隶——和哲学家爱比克泰德⁽¹³⁵⁾，他是那些博学的奴隶之一，古罗马的王公贵族喜欢让他随行。其他奴隶甚至连名字都没有。比方说，我们不知道——至少我不知道——那些营造金字塔的无数劳力中哪怕一个人的名字。我想斯巴达克斯是有史以来最广为人知的奴隶。五千多年来，人类文明建立在奴隶制之上。但当一个奴隶的名字名留青史时，那是因为他没有遵守不得违抗的命令，而是揭竿而起。我想这其中自有让那些和平主义者学习的道理。

虽然火车里人满为患（16个人挤在一节设计只载10个人的车厢里如今是很普遍的事情），我注意到头等车厢和三等车厢的差别确实回来了。在战争的早前一些时候，它几乎消失了。如果你被挤出三等车厢，你会理所当然地走进头等车厢，没有人会查问你。现在你得买不同价格的车票——至少，如果你选择坐票的话——尽管要在火车的其它地方找到一个位置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我相信你可以拿着三等车厢的车票到头等车厢去，但你得全程站着。）几年前，铁路公司可不敢强制实施这一区别对待。通过这些细小的迹象（顺便说一下，另一个迹象就是晚礼服正从放了樟脑球的衣柜里被拿出来穿了），你可以判断那些高层人物心里是不是踏实，觉得表现出何等程度的倨傲无礼是安全的。

上周我们刊登了一封非常蛮横无理的来信的部分内容，是关于那首名为《俄巴底亚书霍恩布鲁克的小小启示》的反战诗歌，信中作了如下评论：“我很惊讶你们把它刊登出来了。”其它信件和个人评论大致上也是这些内容。

和我们这位来信者一样，我不认同《俄巴底亚书霍恩布鲁克》这首诗，但那并不是一个拒绝刊登的充分理由。每份报纸都有其政策，在政治版块它会坚持自己的政策，基本上是排他性的。采取别的做法会是蠢事一件。但一份报纸的文学版块则是另一回事。当然，即使在那里，也没有报纸会提供版面刊登对它的立场发起直接攻击的内容。比方说，我们不会发表一篇颂扬反犹主义的文章。但在取得最起码的共识的前提下，文学上的价值才是唯一重要的。

而且，如果这场战争真的有什么宗旨，那它就是一场支持思想自由的战争。我不会说我们在道德上比我们的敌人更优越，说英帝国主义比纳粹主义事实上更加卑劣也不无道理。但两者的区别确实存在，是无法抵赖的，那就是：在英国你相对自由一些，拥有言论和出版自由。就算是在大英帝国最黑暗的地区，比如说印度，那里也要比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拥有更多的言论自由。我希望一直保持这样，有时候听一听不受欢迎的意见，我认为这对言论自由有所帮助。

随意集·三十六

1944年8月4日

提到密集轰炸，一位和我意见完全相左的来信读者补充说道，他绝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说他知道必须击败那些“德国鬼子”。他只是反对我们现在所采取的野蛮手段。

现在我觉得往人们头上投炸弹比起把他们叫做“德国鬼子”所造成的伤害要小一些。显然，如果可以避免的话，没有人想要造成伤亡，但我并不觉得一味的杀戮是最重要的。再过不到一百年我们就都将死去，大部分人的死法是被称为“自然死亡”的肮脏恐怖的死状。真正的邪恶是兴风作浪，破坏宁静的生活。战争对文明的结构所造成的伤害不在于它所造成的毁灭（战争的净效应甚至或许能促进世界整体生产力的发展），甚至不是对人类的屠戮，而是煽动仇恨和虚伪。你能对他作出的最深刻意义上的不义之举并不是枪杀你的敌人，而是对他的仇恨，对他制造的种种谎言并让自己的孩子长大后相信这些谎言，要求签署不公平的和平协议，使得未来无可避免会继续发生战争，你摧毁的不是一代人，而是整个人类本身。

可以看到，最不受战争歇斯底里症影响的人正是那些士兵。在所有人当中，他们最不痛恨敌人，不会被谎话连篇的政治宣传所蒙蔽，也不想要报复式的和平。几乎所有的士兵——甚至包括和平时期的职业军人——都对战争抱以理性的态度。他们知道战争是讨厌的，但在很多情况下或许是必需的。一个平民很难体会到这一点，因为士兵的超脱态度一部分是源于他们身心疲惫，对危险有着清醒的警觉，而且和他自己的战争机器一直在起矛盾。那些吃好喝好舒舒服服的市民情绪更加高涨，他们倾向于将情绪用于痛恨某些人——如果他们是爱国者，痛恨的对象就是敌人，如果他们是和平主义者，痛恨的对象就是自己人。但这种战争情绪是可以与之抗争并将其征服的，就像对子弹的恐惧是可以克服的一样。问题是，“和平誓约联盟”和“拒绝战争社”⁽¹³⁶⁾在看到战争情绪时都不知道它为何物。与此同时，在这场战争中，像“德国鬼子”这样的侮辱性蔑称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公众注意，这件事在我看来是一个好的征兆。

我总是觉得，上一场战争中最让人愤慨的一件事情并不是以杀人为目标的——恰恰相反，它或许拯救了许多生命。在德国人大规模进攻卡波雷托之前，他们对意大利军队散播了大量宣扬社会主义的假传单，里面声称德国士兵准备枪杀他们的军官，和他们的意大利同志团结在一起，等等等等。许多意大利人信以为真，前去与那些德国人套近乎，结果沦为战俘——我相信他们因为头脑简单而被嘲笑。我听过有人为这一做法辩护，说它是体现了高度智慧和人文关怀的作战方式——如果你唯一的目的就是拯救生灵，那它确实是这样。但是，像这样的策略对人类团结的根基的摧毁是单纯的暴力手段所无法企及的。

我看到围栏正在回来——只有木头的，确实如此，但还是围栏——在一座又一座伦敦广场竖立起来。于是，那些奉公守法的居民又能用到他们珍藏的钥匙了，可以把穷人的孩子拦在外面。

公园和广场的围栏被拆除的一部分原因是收集生铁，但拆除围栏也被视为一个民主的姿态。现在有了更多的绿地向公众开放，你可以整天待在公园里，不用在关门的时候被板着脸的管理员赶出去。人们还发现这些围栏不仅没有必要，而且还很丑陋。公园开放后，让人觉得很亲切，很有田园气息，这是以前所没有的，改善之大几乎让人认不出来。要是那些围栏能永远消失的话，或许还会有另一项改善。沉闷的月桂和水蜡树的树篱——这些植物并不适合英国，而且总是布满了灰尘，至少在伦敦是这样——或许会被掘出，由花圃取代。和围栏一样，它们摆设在那里是为了防止人们进出，但就像其它改革措施一样，那些高层想方设法避免这一改革。到处都在竖起木制的围栏，耗费多少劳力和木材也在所不惜。

我在国民自卫队里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说引入鞭刑将会是一个不好的兆头。我相信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所有细微的社会征兆都指着同一个方向。最糟糕的征兆——如果托利党赢得大选，我想这件事马上就会发生——伦敦的街头又会出现高礼帽，不只是送葬人和银行信差在戴。

我们希望能在不久之后就玛丽·帕内特夫人⁽¹³⁷⁾所写的《巷子》这本不同寻常的书进行评论——我希望借此机会引起读者对它的关注。该书的作者是，或者说，曾经是一家儿童俱乐部的义工。这本书揭露了伦敦有的儿童仍然成长在几乎可以用野蛮加以形容的环境里。但是，这些环境是否将因为战争而恶化则尚未可知。我想读一读关于战争对于儿童的影响的权威记述——我相信应该还有像这样的书，但我不知道哪一本。数十万的城镇儿童已经被转移到了郊区，许多儿童的学业中断了好几个月，其他儿童对于炸弹有着恐怖的经历（在战争初期，一个八岁的女孩被转移到哈福德郡的一个村子里，她对我说她经历了七次轰炸），有的儿童一直睡在地下防空洞里，有时候一住就是一年。我想知道这些城镇的儿童对乡村生活适应到什么程度——他们是不是对鸟兽更感兴趣了？还是说他们一心只想着回电影院——青少年犯罪是不是有了显著的增加？帕内特夫人笔下的那些孩子几乎就像俄国革命所造就的那些“野孩子”帮派。

回到十八世纪，当时印度的细棉纱布令世界啧啧称奇，一位印度国王派遣一位使节觐见路易十五，希望达成通商协议。他知道在欧洲女人拥有莫大的政治影响力，那些使节给她们带去了一捆昂贵的细棉纱布料子，他们奉命将其献给路易十五的情妇。不幸的是，他们的情报落后了：路易十五轻佻的爱情已经转到别人身上，这些细棉纱布料子送到了一个业已失宠的情妇那里。出使失败了，使节们回到国内都被砍了头。

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是否有道德寓意，但当我看到我们的外交部喜欢交往的那些人时，我总是会想起这个故事。

随意集·三十七

1944年8月11日

几天前一个西非人写信告诉我们伦敦有一间舞厅最近开设了“白人专享酒吧”，或许是为了取悦那些美国士兵，他们可是重要的客户。我们给那间舞厅的管理层打了几通电话，得到以下答案：一、“白人专享酒吧”已经取消了；二、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有推行过。但我认为给我们通风报信的人的指控并非空穴来风。最近有一些类似的事件发生。比方说，上个星期地方治安法庭受理了一件案子，揭露了这么一个事实：一个在这里工作的西印度群岛的黑人被拒绝进入一间娱乐场所，当时他还穿着国民自卫队的队服。还有许多印度人、黑人和其他人在酒店吃了闭门羹的例子，理由是“我们不招呼有色人种”。

保持警觉防止这种事情的发生非常重要，一旦它发生了就要闹得满城皆知。因为这是那种只有吵起来才能得以解决的事情。在这个国家没有法律反对歧视有色人种，而且民众的肤色情绪并不强烈。（这并不是因为英国人与生俱来的美德——我们在印度的行径证明了这一点，而是因为在英国本土并没有肤色问题。）

麻烦事总是以同样的方式发生。一间酒店、一间餐馆或别的什么地方有很多有钱人光顾，他们不喜欢和印度人或黑人在一起。他们告诉老板除非他设立一间白人专享的酒吧，否则他们就上别处去。或许他们只是一小撮人，或许老板并不认同他们的看法，但对他来说失去好顾客是很艰难的事情，于是他设立了白人专享的酒吧。如果公众舆论保持警觉，并对任何侮辱有色人种的场所进行负面宣传，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任何人只要有证据证明肤色歧视确实发生过，他都应该将其曝光。否则，我们当中那一小撮有肤色歧视的势利鬼就会不停地制造麻烦，而英国人作为一个民族也会背上本不应有的骂名。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当美国游客就像香烟售卖亭和锡尿壶一样成为巴黎的景致时，就连在法国也开始出现白人专享的酒吧。那些美国人花钱如流水，那些餐厅和其它场所的老板无法对他们置之不理。一天晚上，在一间非常出名的咖啡厅的一首舞曲中，几个美国人对一个黑人和一个埃及女人的出现提出了反对。在作了几次软弱的抗议后，老板让步了，那个黑人被请了出去。

第二天早上发生了可怕的骚动，那个咖啡厅的老板被带到一位政府部长的面前，被威胁将受到指控。原来那个受到侮辱的黑人是海地大使。像那种身份的人总是能够得到满意的结局，但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并没有那么幸运贵为大使，那些普通的印度人、黑人或中国人只能靠其他愿意挺身相助的普通人才能免遭这些微小的侮辱。

这个星期《论坛报》的读者会注意到雷吉纳德·雷诺兹先生在书评《德国人需要什么》中一再表现出他似乎相信一则关于英国部队以平民为人质发起进攻的故事。为了表示消息的权威，他引用了《新闻纪实报》一则没有日期的非正式报道。

这种以平民为人质实施进攻的事情是战争宣传史中非常爱用的一个老招数。1914年时德国人被指控使用这一手段，到了1940年这一指控再次出现。但如果指控针对的是德国人，雷诺兹先生会不会相信呢？我表示非常怀疑。他会立刻斥之为“捏造出来的暴行故事”，而它的确是捏造出来的。碰巧的是，他所引述的权威媒体《新闻纪实报》上周从诺曼底前线报道了另一桩历史悠久的暴行——将女人浇上汽油，然后点火。（这是过去三十年来的战争中经常使用的宣传手段。那些女人最好是修女。《新闻纪实报》说她们是女教师，或许是仅次于修女的报道材料。）我很肯定雷诺兹先生也会拒绝相信那则报道。只有当这些故事是关于己方时，在一个抵制战争的人的眼中，它们才会是真的或值得相信的；就像对于毕灵普分子来说，当故事是针对敌人的时候它们才会是真的或值得相信的。

我怀疑抵制战争的人的态度并不见得比毕灵普分子的态度更优越，大体上我甚至觉得它们并没有什么不同。近年来，许多和平主义者和抵制战争的人都很肯定地告诉我所有关于纳粹分子暴行的故事——集中营、毒气车、橡胶警棍、蓖麻油和其它种种——都只是英国政府散布的谎言。如果它们不是谎言，那我们自己也在做出同样的事情。所有关于敌人的报道都是“战争宣传”，而正如我们从1914年至1918年的经历中所了解到的，战争宣传都是靠不住的。

一点不错，1914年至1918年确实谎言连篇，但我想说的是，这一次情况大不一样。因为这一次那些暴行故事并不是在战争开始后才出现的。恰恰相反，大部分故事是在1933年至1939年这段时间出现的。在那个时候，整个文明世界惊恐地看着在法西斯国家所发生的事情。而且这些故事不是由英国政府或任何政府散布的。

各个地方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相信这些故事，并将其传播开来。全体欧洲的左翼人士，包括大部分和平主义者，都相信集中营、大屠杀和其它种种惨剧确有其事。数以十万计的逃离纳粹国家的难民也相信这些惨剧是真的。因此，如果关于纳粹暴行的故事都是谎言的说法是真的，那我们就必须接受下面两种情形中的一种：要么，一、在1933年至1939年间上千万社会主义者和数十万难民对于集中营集体产生了幻觉；要么，二、惨剧是在和平时期发生的，但战争一打响就停止了。

我认为这两种情况都无法让人相信，反对纳粹的理由一定在根本上是真实的。纳粹主义是极其邪恶的事情，它做出了当代空前的暴行。它绝对要比英国的帝国主义更加糟糕，但后者也有许多罪行要加以清算。在我看来，不接受这一点是不切实际的。

有时候怀疑会变成轻信。一位年轻的和平主义者写信告诉我，“贝德福德公爵知道——我可以向你保证这是真实的——希特勒是个好人，他希望能和他进行会谈，让他改邪归正。”我告诉他恰恰相反，希特勒不是一个好人，有大量的证据可以证实这一点。当然，我不知道关于贝德福德公爵的事情是否属实。但如果属实的话，那我认为他的看法与任何一个肥头大耳的《每日电讯报》读者的看法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一边抨击V型飞弹，一边却对数百万印度人饿死毫不关心。

随意集·三十八

1944年8月18日

提到我关于伦敦各个广场的那些围栏的评论，一位来信读者写道：

“你所说的广场是公共还是私人场所？如果是私人场所，我觉得你那些平淡无奇的评论无非就是提倡盗窃，就应该被归为此类言论。”

如果将英国的土地归还英国的人民是盗窃，那我很乐意将其称为盗窃。我的那位写信人热情地捍卫私有财产，却没有停下来想一想那些所谓的地主是怎么获得土地的。他们纯粹依靠暴力攫取土地，然后聘请律师给他们补上地契。在1600年到1850年间的圈地运动中，这些土地掠夺者甚至没有外国征服者的理由，他们就赤裸裸地将自己的国民继承得到的土地剥夺走，没有任何理由，就凭他们有权力这么做。

除了极少数幸存的公地之外——高速公路、国家信托的土地、相当一部分数量的公园和潮汐标志线下的海岸——每一英寸的英国土地都被数千户家庭所拥有。这些人就像绦虫一样毫无益处。居者有其屋是理想，一个农民应该拥有他实际能耕种的土地或许也是理想。但一座城市的地主没有贡献，也没有存在的理由。他只是一个找到如何压榨公众的方式而毫无回报的人。他把房租越提越高，他使得市镇规划变得越来越困难，不让孩子们到绿地上玩，基本上他干的就是这些，除此之外就是收租。拆除广场的围栏是反对他的第一步。这是非常微小的一步，却是意义深远的一步，而眼下恢复围栏的行动证实了这一点。近三年来，广场一直对外开放，它们神圣的草坪被工人阶级的孩子们的脚踩平了，那一幕情景让食利阶层咬紧了他们的假牙。如果这就是盗窃，我要说的就是，盗窃是更加正当的事情。

我注意到，又有人在严肃地谈论在战后尝试吸引游客到这个国家来。据说这将带来可观的外汇收入。但可以肯定地预言，这一尝试将以失败告终。除了许多其它困难之外，我们的营业牌证法律和人为地抬高饮品价格就足以将外国人拒之门外。为什么在本国只花六便士就能买一瓶红酒的人会到一个一品脱啤酒就卖一先令的国家呢？但即使是这些价格也比不上那些白痴法律，他们允许你在十点半买一杯啤酒，却不许你在十点二十五分去买，而且他们竭尽所能把小孩子拒之门外，将酒吧变成光是喝酒的地方。

和大部分别的民族相比，我们遭受的是怎样的蹂躏啊，这一点从一件小事中就可窥见一斑，就连那些与“禁酒运动”毫无关系的人也无法想象我们的营业牌证法律是可以修改的。当我建议酒吧应该可以在下午营业或一直营业到午夜时，我总是得到同样一个答案：“第一批出来反对的人会是那些酒吧老板，他们可不想一天营业十二个小时。”你看，人们觉得营业时间无论长短，都应该接受法律的约束，即使是一个人的小生意。在法国和其它国家，咖啡厅的老板可以随心所欲地开门营业或关门。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二十四小时通宵经营。而反过来，如果他想将咖啡厅关掉，离开一个礼拜，他也大可以这么做。在英国，这种自由我们已经有将近一百年没有体验到了，人们几乎没办法想象出这种事情。

英国是一个应该能够吸引到游客的国家。它有非常漂亮的风景、温和的气候、无数迷人的村庄和中世纪的教堂、上好的啤酒和风味自然爽口的美食。如果你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而不是被铁丝网和“擅入者将被控告”的木板拦住，如果承包建筑商没有获准将一座大城镇方圆十英里内的每一处宜人的景致彻底破坏，如果你在什么时候都能以正常的价格买到一杯啤酒，如果在一间乡村旅馆吃到一顿能入口的饭菜是很平常的事情，如果星期天不会被人为地弄得那么惨兮兮的，那还可以指望外国游客会到这儿来。但如果那些事情实现的话，英国就不再是英国，我想我们得找出某种与我们的国民性更加相符的获取外汇的手段。

虽然我号召反对“jackboot”（长统靴）这个词——我并非孤家寡人——但我注意到在报纸的专栏里，“长统靴”仍像以往一样被广泛使用。最近我甚至在《标准晚报》的社论里看到好几个这类词语。但我仍然没有清楚的资料表明什么是“长统靴”。那是一种当你想作出暴君的行为时会穿的靴子——似乎每个人所了解的就仅限于此。

除了我之外，还有其他人指出，当战争被写入社论时，它总是会挥舞那些老掉牙的武器。飞机和坦克时不时会出现，但一旦需要唤醒英雄主义情结，唯一会提到的武器就是“sword”（长剑）（“We shall not sheathe the sword until ...”［我们绝不会将长剑归鞘，直到……］）、“spear”（长矛）、“shield”（坚盾）、“buckler”（圆盾）、“trident”（三叉戟）、“chariot”（战车）和“clarion”（号角）。所有这些武器全都老掉牙了（比方说，战车自公元50年起就失去作战功效了），有些武器就连其作用也被遗忘了。比方说，什么是“buckler”呢？有些军事理论家认为它是一面小圆盾，但也有的军事理论家认为它是一面皮盾。我相信“clarion”就是“trumpet”（军号），但大部分人认为“号角响起”只是意味着响亮的声音。

一篇早期的《大众观察报》的报道描写乔治六世的加冕，指出所谓的“国家盛事”似乎总是导致语言复古。比方说，“国家之舟”（政府）出现在官方文章中时，用的词语是“prow”（船舶）和“helm”（航舵），而不像在说现代船只时用“bow”（船首）和“wheel”（舵轮）。至于它在战争方面的应用，使用这类语言的动机或许是出于委婉表达的需要。“We will not sheathe the sword”（我们不会将长剑归鞘）听上去要比“we will keep on dropping block-busters”（我们将继续投下重磅炸弹）要斯文得多，虽然意思上是一样的。

提倡基本英语⁽¹³⁸⁾的一个理由是，它与标准英语并存，是对那些政客和宣传人员的夸夸其谈的矫正。当唱高调的语言转换成基本英语时，总是出奇地让人泄气。比方说，我让一个基本英语的专家用基本英语讲述这句话：“He little knew the fate that lay in store for him.”（他对前途命运一无所知。）这句话变成了：“He was far from certain what was going to happen.”（他无法肯定将会发生什么事情。）这句话的感染力大为逊色，但它所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他们告诉我，在基础英语中，一番毫无意义的话语读起来一定就会显得毫无意义——这就足以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学究、编辑、政客和文学评论家反对它。

随意集·三十九

1944年8月25日

印缅协会是代表生活在欧洲各个社区的群体的非官方团体，奉行以克里普斯的提案为基础的“温和”政策。它给我送来了一些关于缅甸和缅甸战役的资料。

印缅协会义愤填膺地抱怨缅甸在公共宣传这方面一直做得很不到位，不仅公众对于缅甸不感兴趣，虽然在许多方面它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政府部门甚至没有编出一本吸引人的宣传手册告诉人们缅甸的问题是什么，以及它们和我们自己的问题有什么关系。从1942年起，报纸上关于缅甸战斗的报道一直都语焉不详，特别是从政治角度去看。日本人一开始发起进攻，报纸和英国广播公司就将缅甸的所有住民都称为“缅甸人”，甚至将这个名字用于北部边远地区的那些半开化的民族。这不仅就像把瑞典人叫成意大利人那样不靠谱，而且掩盖了日本人得到了缅甸主体民族的支持而少数民族大部分支持英国这一事实。在目前这场战役中，当战俘被接受时，那些报道从来不指明他们是日本人还是缅甸和印度的游击队——这一点非常重要。

几乎所有已经出版的关于1942年那场战役的书籍都是在误导人。我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因为我已经为大部分书籍写过书评。它们要么是没有背景知识和怀着反英偏见的美国记者写的，要么是一心想辩解和掩盖每一件卑鄙事实的英国官员写的。事实上，那些英国官员和军人一直因为并非他们所犯的错误而遭到谴责，而这个国家的左翼人士对这场战役的观点几乎与毕灵普分子的观点一样扭曲。但这个麻烦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政府没有努力去把真相公之于众，因为据我所知，能提供宝贵信息的资料是存在的，但这些资料由于商业上的原因，没办法找到出版社。

我可以举三个例子。1942年，有一个缅甸年轻人，他曾经是德钦党（极端民族主义组织）的成员，并与日本人勾结。他逃到印度，看到日本人在那里的统治是怎样一番景象，改变了他对日本人的看法。他写了一本篇幅不长的书，在印度出版，名为《在缅甸发生了什么》，大部分内容是真实可信的。印度政府以其一贯的马虎作风，只送了两本书到英国来，不多不少。我试过游说好几家出版社重新出版该书，但都以失败告终。他们给出的理由都一样——不值得为一个公众不感兴趣的题材而浪费纸张。后来，一个名叫恩里克的少校——他出版过几本关于缅甸的旅游书籍——带来了一本描写缅甸战役和败退印度的日记。这本日记揭示了很多真相——有好几处地方揭露了不光彩的内容，但它与其它书籍遭受了同样的命运。现在我正在阅读另一份手稿，为缅甸的历史、经济情况、土地佃户制度等等提供了宝贵的背景信息。但我可以和你打个小赌，这本书也不会出版，至少要等到纸张短缺得以缓解为止。

如果这类书籍出版的纸张和金钱没有到位——那些可能会透露许多秘密的书籍，但对于澄清由纳粹同情者散布的谎言会有帮助——那么，政府可不要因为公众对缅甸一无所知且漠然置之的情况而感到惊讶。缅甸的情况和其它重要却被忽视的情况是一样的。

与此同时，在此我要提一个建议。当一份没有商业价值但对于未来的历史学家可能很有用处的资料出现时，它应该被提交给一个由比方说大英博物馆成立的委员会。如果他们认为它具有历史价值，他们应该有能力印几本样书，将它们保存起来，供学者们使用。目前，一份被商业出版社拒绝的手稿几乎总是被丢进垃圾桶里。有多少或许能将已经被接受的谎言加以澄清的机会就这么消失了！

在垃圾书籍充斥书店，而好的书籍却绝版的年代，我很高兴地看到近来伦纳德·梅里克⁽¹³⁹⁾的一两本小说已经重新发行了廉价本。

在我看来，他是一位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的作家。他一心只想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作家，他有着许多1914年前典型的毛病，而且他认为当时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几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他的作品不仅诚恳，而且拥有那种所有描写谋生艰难的书籍所拥有的魅力。它们最具特色的描写就是关于艺术家的挣扎，通常都是演员，但其描写与严肃艺术基本没有什么相干，一切都围绕着努力付清房租和同时保持“体面”的艰辛努力。自从读了伦纳德·梅里克的作品，一个旅行演员的生活的种种恐怖——星期天的巡回演出和阴风阵阵灯光昏暗的剧院、那些喝倒彩的观众、由“大妈”担任舍监的剧院宿舍、那口白色的搪瓷夜壶和炸鱼经久不散的味道、肮脏卑鄙的勾心斗角和风流韵事、在巡回演出进行到一半时卷款而逃的满口谎言的经理——都在我的心里占据了一个特别的角落。

对于任何想尝试阅读伦纳德·梅里克的人，我要说的是：不要管那些关于巴黎的作品，它们带有威廉·约翰·洛克⁽¹⁴⁰⁾的味道，读起来很乏味，应该去读《我本善良》、《林奇家族》或《佩吉·哈珀的立场》。《凡夫俗子》题材不同，但也值得一读。

我希望在我的读者中有植物学家能明确地告诉我那种在被轰炸的地点长得很茂盛，开粉红色花朵的野草叫什么名字。

从小我管这种植物叫“柳叶菜”。另一种相似但其实不一样的植物长于湿地，我管它叫“石南”或“法国柳”。但我注意到威廉·比奇·托马斯爵士⁽¹⁴¹⁾在《观察者报》的文章中把那种生于遭受轰炸地方的植物叫“石南柳叶菜”，把这两个名字结合在了一起。我查阅了一本关于野花的书籍，但没有什么帮助。其他提到这种植物的人似乎把这三个名字调换着使用。我希望弄清楚这一点，就是想知道一个有五十年资历的《自然》通讯记者会不会弄错了。

随意集·四十

1944年9月1日

我的主要工作不是讨论当代政治的细节，但这个星期有一件事情实在是不吐不快。既然似乎没有别人会这么做，我想就英国媒体对最近在华沙发生的起义所表现出的卑劣而懦弱的态度提出抗议。

起义爆发的消息一出，《新闻纪实报》及其关系密切的报纸就抱以明显的不予认同的态度。读者会以为那些波兰人如今终于做了过去几年来盟军的所有电台广播一直在要求他们做的事情，却只配乖乖挨揍。他们不会得到也不配得到外界的援助。有几份报纸试探性地建议由远在千里之外的英美联军空投武器和物资。据我所知，没有人建议就在二十英里外的俄国人或许可以这么做。《新政治家报》在8月18日那一期报纸里甚至质疑在这样的情形下是否可以提供援助。所有的左翼报纸，或几乎所有的左翼报纸都在责备伦敦流亡政府⁽¹⁴²⁾“仓促地”命令其追随者在红军兵临城下的时候发动起义。上周《论坛报》刊登了巴拉克罗先生⁽¹⁴³⁾的一份信件，里面就充分地阐述了这一思想纲领。他提出了如下具体的控诉：

一、华沙起义“不是民众的自发起义”，而是“受伦敦的自命波兰政府的指使”。

二、发动起义的命令“没有与英国政府或俄国政府进行协商”，而且“没有尝试将起义与同盟国的行动协调起来”。

三、波兰流亡政府没有团结波兰的抵抗运动，就像希腊国王乔治二世⁽¹⁴⁴⁾未能团结希腊抵抗运动一样。（这一点通过对“流亡”、“自命”等用于修饰伦敦政府的词语的频繁运用而进一步加以强调。）

四、伦敦政府促成此次起义，目的是在俄国人到达的时候占领华沙，因为那样一来“流亡政府就有了更好的讨价还价的地位”。我们听说伦敦政府“准备背叛波兰人民，巩固其自身摇摇欲坠的执政地位”，还有许多其它相似的内容。

所有这些指控都是没有证据的，虽然第一点和第二点或许可以加以证实或真有其事。我自己的猜测是，第二点是真的，而第一点在部分程度上是真的。第三点指控与前两点根本是矛盾的。如果伦敦政府不被华沙的群众所接受，为什么他们要接受其命令发起没有希望的暴动？责备索斯恩科夫斯基⁽¹⁴⁵⁾和其他人应该为起义负责就等于自动承认波兰人民唯他们马首是瞻。这个明显的矛盾在一份又一份的报纸上重复着，而据我所知，没有一个人坦诚地将其指出。至于像“流亡”这种表达方式的使用，那只是修辞上的手法。如果伦敦的波兰人是“流亡者”，那波兰国民解放委员会⁽¹⁴⁶⁾和所有被占领国家的“自由”政府都是“流亡”政府。为什么某个政府跑到伦敦就成了“流亡”政府，而跑到莫斯科就不是“流亡”政府了呢？

第四点指控和《罗马观察报》对俄国人停止进攻华沙的目的是让尽可能多的波兰抵抗者被德国人杀掉这一说法在道义上都是同一德性。那是一个没有得到证实而且无法得以证实的断言，出自宣传人员之口，他们不希望了解真相，纯粹只是为了尽量抹黑对手。我在报刊上读到的所有内容，除了几份小报以及《论坛报》、《经济学家》和《标准晚报》上几则报道和评论之外，大体上和巴拉克罗先生的信件内容一致。

我对波兰的事情一无所知，即使我有能力去了解情况，我也不会掺和伦敦波兰政府和莫斯科国民解放委员会之间的斗争。我关心的是英国知识分子的态度，他们当中竟没有一个人胆敢质疑他们所信任的俄国纲领，无论该纲领有什么样的转变。他们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出了闻所未闻的卑劣，暗示我们不应该派遣轰炸机去援助我们在华沙奋战的同志。绝大部分左翼人士接受了《新闻纪实报》等报刊的说辞，他们对波兰的了解并不比我多多少。他们所知道的就是俄国人反对伦敦政府，并组建了一个与之分庭抗礼的组织，而对他们来说，这样就足够了。如果明天斯大林放弃解放委员会并承认伦敦政府，英国的知识分子都会像鹦鹉一样追随他。他们对俄国外交政策的态度不是“这个政策是对是错”，而是“这就是俄国的政策，我们怎么让它显得正确呢”，并完全就以“强权就是公理”的立场捍卫这一态度。俄国人在东欧势力庞大，而我们势力单薄，因此，我们不能和他们作对。其原则就是，如果你无法阻止邪恶的事情发生，那你就绝不能对其提出抗议，而究其本质，这是与社会主义相悖的。

我没办法在这里探讨为什么英国知识分子（只有极少数人例外）对苏联产生了一种民族主义般的忠诚，以虚伪的态度不加批判地接受它的政策。我已经在别的地方探讨了这个问题。但我希望提出两点值得考虑的事项作为结尾。

第一点，我想奉劝英国左翼记者和知识分子：“请记住，虚伪和懦弱总是要付出代价。不要以为你可以多年来一直给苏联政权或别的政权充当摇头摆尾的喉舌帮凶，然后突然间在精神上恢复体面。须记住，一日为娼，终生为娼。”

第二点涉及的层面更广。当今之世最要紧的莫如英国与俄国的友谊与合作，而没有开诚布公，那是不可能实现的。与外国达成共识的最佳方式不是不去批评它的政策，更不是让本国人民对它们茫然无知。目前，几乎所有的英国报刊都奴态十足，普通人根本不了解正在发生什么事情，而且极力支持他们在五年后将会予以否定的政策。我们隐隐约约地听说俄国的和平条件要比凡尔赛条约更加苛刻，包括瓜分德国、天文数字的赔偿和大规模的强制劳动。这些要求基本上没有遭到批评，许多左翼报刊甚至组织了御用文人对它们进行歌颂。结果就是，普通人根本不知道俄国的要求是多么过分。我不知道到时候俄国人是否真的想要执行这些条款。我猜想他们不想这么做。但我知道的是，如果做出这种事情，当战争的情绪冷却后，英国的公众，或许还有美国的公众是绝不会支持的。任何霸道的、不公义的和平协议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就像上一场战争一样，使得英国人民对于受害者予以不合理的同情。英俄两国的友谊取决于两国都能认同的政策，而没有当下的自由讨论和真挚的批评，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以“斯大林总是英明正确”作为基础无法缔结真正的同盟。结成真正的同盟的第一步就是抛却幻想。

最后，我想对那些将就这个问题给我写信的人说，请允许我再一次引起读者对这一专栏题目的兴趣，并提醒大家，《论坛报》的编辑并不一定认同我所说的内容，但他们在践行他们对于言论自由的信仰。

随意集·四十一

1944年9月8日

奥斯伯特·西特韦尔爵士的《致我儿的一封信》是一本只有32页的书，里面有许多令人惊奇的谩骂。我猜想正是书中的谩骂，或那些谩骂所针对的大人物，使得西特韦爵士不得不更换出版社。但在那些不甚公正并且略显轻佻的篇章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艺术家在现代中央集权社会的地位。比方说，下面有几则摘录：

真正的艺术家总是得抗争，但对于你和你这一代的艺术家而言，现在和将来都得面对一场比以往要艰难得多的挣扎。如今工人更受重视，他们会受到报刊的阿谀奉承和贝弗理奇计划的贿赂，因为他们掌握了大多数的选票。但谁会在乎你和你的命运，谁会惹麻烦去捍卫年轻的作家、画家、雕塑家和音乐家的事业呢？当剧院、芭蕾舞台、音乐厅沦为废墟，而由于培养的中断，几十年内不再有伟大的表演艺术家，你能得到什么鼓舞呢？最重要的是，不要低估人们对你的恶意会达到何种程度。不是那些工人，因为虽然他们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他们对艺术怀有一定的尊敬，而且没有先入为主的观念；不是那些为数不多的仅存的贵族；而是由夹在两者中间的那些大腹便便的中产阶级人士和小人物组成的庞然大军。在此我必须特别指出，那些公务员都是敌人……你将备受折磨，受困于那些人数虽少但权力很大的专横独断的艺术指导、博物馆骗子、撰文谈论艺术和文学的吃吃傻笑的时尚男女、出版商、记者、导师（说句公道话，这些导师会尝试着帮助你，如果你肯按照他们所说的进行创作的话）和数量庞大的其他人等，他们看到你挨饿不仅不会介怀，还会觉得开心。因为我们英国人在这一方面是非常独特的，虽然我们是一个创造艺术的民族，但我们并不热爱艺术。在过去，艺术得仰仗一小撮非常富有的赞助者。他们所营造的独立王国再也未能重建。“钟爱艺术的人”这个名字令人作呕……你今天所拥有的作为一名艺术家的权利就像以实玛利⁽¹⁴⁷⁾的权利，每一个人都与你为敌。因此，请记住，被放逐的人绝对不能胆怯。

这些并不是我的观点。它们是一个睿智的保守派的观点，他低估了民主的优点，将其实是属于资本主义的好处归到了封建主义的名下。比方说，怀念贵族的赞助就是错的。那些赞助人就像英国广播电台那样难伺候，而且还不会固定地给你支付薪水。我猜想，弗朗索瓦·维庸和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诗人一样都不好过，在阁楼忍饥挨饿的文人是富于十八世纪特色的人群之一。在赞助者最好的时代，你得把时间和才华浪费在令人作呕的阿谀奉承上，就像莎士比亚那样。事实上，如果你把艺术家看作是以实玛利，一个不亏欠社会的独立的个体，那么艺术家的黄金年代是资本主义的年代。他摆脱了赞助人，还没有被官僚俘虏。他能靠普罗大众活下去——至少对于作家、音乐家、演员是这样，或许甚至包括画家。大众从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别人给他们什么他们就会接受什么。事实上，过去近百年来，你可以公开侮辱大众照样活得好好的，就像福楼拜、托尔斯泰、劳伦斯甚至狄更斯那样。

但不管怎样，奥斯伯特·西特韦尔爵士的话里颇有一番深意。自由资本主义正走向衰亡，艺术家的独立地位必定随之消逝。他只能要么成为闲暇的业余人士，要么当一个官员。当你看到极权主义国家里发生在艺术家身上的事情，当你看着同样的事情正通过内务部、英国广播电台和电影公司遮遮掩掩地发生——这些组织不仅收买了前途无量的年轻艺术家，阉割他们，让他们像拉车的马一样干活，而且还想方设法破坏富于个人特色的文学创作，将它变成流水线式的作业——这些前景让人意气消沉。但是，这仍然不能改变资本主义注定会毁灭，不值得对其施以援手的事实，虽然在很多方面它对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很宽容。因此，你遇到了以下两个对立的事实：一、社会不是为了艺术家而存在的；二、没有了艺术家，文明就将毁灭。我还没有想到这个两难处境的解决办法（办法一定会有的），这个问题并没有经常得到真诚的探讨。

在我面前有一张出奇恶心的相片，出自《星报》八月二十九日那一期，相片上有两个衣衫不整的女人，剃了光头，脸上画着纳粹党的万字徽，被牵着在巴黎穿街走巷，两边是咧嘴大笑的看众。《星报》——我并不是故意要找《星报》的茬，因为大部分报刊也会这么做——以赞许的态度刊登了这张相片。

我不责怪法国人作出这种事情。他们受了四年的苦，我可以在一部分程度上想象得到他们对通敌者的感受。但这个国家的报纸尝试让他们的读者相信把女人剃光头是一件好事则另当别论。一看到《星报》的这张相片我心里就在想：“我以前在哪儿见过像这样的事情呢？”然后我记起来了。就在大约十年前，当纳粹政权开始高歌猛进时，非常类似的被羞辱的犹太人在德国城市游街示众的相片被刊登在英国报刊上——不同的是，那时候我们并不认为应该表示赞同。

最近另一张报纸刊登了德国人被俄国人吊死在哈尔科夫，尸体晃晃悠悠的相片，还专门提醒读者行刑已经被拍摄下来，公众很快就可以去新闻剧院一睹为快。（我不禁猜想，小孩子会不会获准去观看呢？）

之前我引用过尼采的一句话（我想不是在这个专栏），但这句话值得再引用一遍：

“与恶龙搏斗太久的人自己变成了恶龙，如果你久久地凝视深渊，深渊会凝视着你。”

在这个语境中，“太久”或许可以被理解为“恶龙被击败之后”。

回答我关于那种在遭受轰炸的地方生长的杂草的来信实在是太多了，没办法一一致谢，但我希望以集体的名义表示感谢。结果就是，威廉·比奇·托马斯爵士是对的。那种植物就叫“石南柳叶菜”。我提到的另外一种植物的名字无法完全确定，但似乎有九种柳叶菜，它肯定是其中一种。有一则信息，或许在威士忌一瓶卖27先令的时候很有用：一个来信读者告诉我“拿整棵柳叶菜去泡水很醉人”，我传达了他的看法，如果有人勇于尝试，我很有兴趣知道结果。

随意集·四十二

1944年9月15日

大概是1936年底，我正取道巴黎去西班牙，我得去一个我不认识的地方拜访某个人，我想去那里最快的方式或许就是搭出租车。那个出租车司机也不认识那个地址。不过，我们一路沿着那条街开，找最近的警察问路，结果那个地方就只有一百码远。所以，我把那个出租车司机从候客区拖出来，车费换成英国的钱却大概只有三便士。

那个出租车司机非常生气，开始对我破口大骂，扯直了嗓子，极尽羞辱之能事，说“我是故意耍他”。我抗议说我原先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要是我一早就知道的话就不会搭出租车了。他朝我嚷道：“你心知肚明！”他是个头发花白的壮实老人，蓄着凌乱灰白的八字胡，脸上露出极其怨毒的表情。最后我按捺不住脾气，突然间在盛怒之下我脱口而出用法语对他嚷道：“你以为自己年纪大我就不会揍扁你的脸吗？别想得太美了！”他退后靠在那辆出租车上，骂骂咧咧地，而且还准备干一架，虽然他已是花甲之年。

然后是给钱的时候了。我掏出一张十法郎的钞票。“我没零钱！”他一看到那张钞票就嚷道，“你自己去把钱找开！”

“我去哪儿把钱找开？”

“我怎么知道？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于是我走到马路对面，找到一间香烟店，把钱找开了。我走了回去，给了那个出租车司机不多不少的车费，告诉他由于他的行为，我不会给他任何小费。我们又互相骂了几句，然后各自离开。

当时这场肮脏的口角让我非常生气，过后又觉得很难过厌烦。“为什么人会做出这种事情？”我心想。

但当晚我出发去西班牙。火车是趟慢车，挤满了捷克人、德国人、法国人，所有人都奔赴同一个任务。在火车上上下下，你会听到一句话以欧洲所有语言的口音重复了一遍又一遍——“去那里！”我的那节三等车厢坐满了非常年轻、营养不良的金发德国青年，穿着很蹩脚的西装——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合成布料——他们每到一站就会跑出去买廉价的瓶装红酒，然后在车厢的地板上叠罗汉睡着了。在法国开到半路，普通的游客下车了。或许还有几个像我这样不伦不类的记者，但这趟火车实际上是运兵火车，郊区知道这一点。上午我们缓缓驶过法国南部，每个在田里干活的农民都转过身来，庄严地立正，以反法西斯主义的姿势敬礼。他们就像仪仗队，连绵数英里迎接火车的经过。

我看着这幕情景，渐渐理解了那个老出租车司机的行为。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他会这么咄咄逼人，虽然他并没有必要这么做。那是1936年，大罢工的年头，布伦姆政府仍在执政。席卷法国的革命情绪的浪潮影响到了像出租车司机和产业工人这样的人群。我的英语口音在他听来是有钱有闲的外国游客的象征，这些外国游客正不遗余力地将法国变成博物馆和妓院的综合体。在他的眼里，英国游客就是资产阶级分子。他要以自己的方式报复这些在平时是他的雇主的寄生虫。我惊讶地想到，坐在火车上的这支操不同语言的军队的目的、那些在田里举起拳头的农民的目的、我自己去西班牙的目的和那个出租车司机辱骂我的目的，归根结底都是一样的。

关于V型飞弹的官方言论，即使算上早些时候丘吉尔的言论，并没有透露多少内容，因为它们没有给出受影响的人群的确切数字。我们只知道每天有不到三十枚炸弹击中伦敦。根据我亲眼目睹的类似“事故”，我估计大体上每一枚击中伦敦的V型飞弹使得三十座房子不能再住人，每天会有5 000人无家可归。按照这个数字计算，过去三个月来有25万到50万人因遭受轰炸而无家可归。

据说优秀的台球运动员在击球之前会先往球杆上擦一些粉。同样地，如果我们在每一种轰炸开始之前就做好准备，而不是等到它发生之后再去准备，那我们应该就能从容地应付这场战争。在战争爆发的不久前，一位和其他官员到伦敦参加会议的官员告诉我，政府准备好了在空袭的第一周会有20万人的伤亡。他们已经准备了充足的可折叠的纸板棺材，集体墓地也已经挖好了。他们还专门为精神病患者的大量增加做好了准备。结果，伤亡数字并没有那么多，而我相信精神病患者的数字事实上减少了。另一方面，政府没能预料到遭受轰炸的人会无家可归，而且需要食物、衣服、住所和钱。而且，他们预料到会有燃烧弹，却没能意识到需要有备用水源，以防主管道被炸弹炸裂。

到了1942年，我们依据1940年的大空袭做好了全部准备。避难设施增加了，伦敦到处点缀着水箱，如果火灾发生而它们还在的话，可以用来拯救历史古迹。然后，V型飞弹来了，它不只是把三四座房子炸没了，而是将一大片房子炸得住不了人，而房子里面倒是没什么损坏。因此又有了一个始料未及的头疼问题——家具的存放。被V型飞弹炸中的房子里面的家具几乎完好无损，但找地方存放和搬动家具的劳动量让地方政府根本无计可施。基本上这些家具只能被丢弃在荒废的、没有人看守的房子里，不是被洗劫就是被潮湿侵蚀。

邓肯·桑迪斯⁽¹⁴⁸⁾的演讲最重要的数据是关于盟军的反击措施。比方说，他指出德国人发射了8 000枚臭虫飞弹，或8 000吨以上的高能炸药，而我们往导弹基地投下了十万吨当量的炸弹，而且损失了450架飞机，发射了数十万或数百万发防空炮弹。目前你只能进行粗略的计算，但看上去似乎V型飞弹在将来的战争里将大有用武之地。在将其斥为失败品之前，值得记住，在克雷西会战⁽¹⁴⁹⁾中，大炮的表现也只是差强人意。

随意集·四十三

1944年10月6日

在得到一位来信读者的同意后，我引用了她最近从一所著名的新闻学院收到的一封指导信的部分内容。我得解释一下，当她参加“课程”时，导师让她提供关于她的背景和经历的最起码的必要信息，然后叫她就感兴趣的话题写几篇散文作为样文。她是一位矿工的妻子，于是她选择了写关于挖矿的文章。这是她从某个自称是“研究中心副主任”的人那里得到的回应。我从里面摘录了一段文字：

我饶有兴味地仔细阅读了你的两篇习作。你应该有许多内容可以写，不要翻来覆去地说着同一件事情。矿工并不是唯一生活艰难的群体。那些年轻的海军军官呢？他们挣的钱可没有一个熟手矿工挣的多——他们必须背井离乡，在极寒或赤道地区度过三到四年。许多退休人士只能领到微薄的退休金或补贴，在扣除了收入税后，之前的两英镑或三英镑就只剩下一半，他们又该怎么办？在这场战争中我们都作出牺牲——那些所谓的上层阶级事实上也遭受了严重的打击。

与其为社会主义报纸撰写政治宣传文章，你倒不如描写挖矿的村子里的生活——读者就是那些家庭主妇。不要偏离主题，流露出对老板和经理的敌意——他们都是普通人——但如果你不吐不快的话，语气宽容一些，使之符合你的情节或主题。

你的读者中有很多人根本不觉得雇主是奴隶主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恶棍……写得简单点自然点，不要尝试用长单词或长句子。记住，你的任务是取悦读者。没有读者会愿意在辛苦地干了一天的活儿后去读某个人的满腹牢骚。一定要警惕自己描写采矿业“弊端”的倾向。有几百万人不会忘记，当我们的儿子和丈夫在抗击德国人时，矿工们却在发动罢工。如果军队不愿意打仗，那些矿工会何去何从呢？我说这个是为了帮助你有大局观。我建议你不要写很有争议的话题。它们很难有销路。简单地描写矿工生活，成功的机会更大一些……普通读者愿意阅读关于其它生活方式的纪实描写——但除非他是一个傻瓜或无赖，他才不会听一面倒的政治宣传。所以呢，忘记你的牢骚，告诉我们，你是如何在一座典型的采矿村子里生活的。我可以保证，一份女性报纸会考虑刊登一位家庭主妇关于这一话题的文章。

我的这位来信读者似乎已经答应先交11英镑上这门课程，她写了这封信给我，问我是不是认为她的导师在尝试影响她，让她在写作时有可以被接受的政治立场？他是不是在尝试说服她不要像一个社会主义者那样写东西？

当然，我认为就是如此，但这封信所隐含的意思要比这更加恶劣。这不是资本家以隐晦的方式麻醉工人的阴谋。那封蹩脚的信的作者不是一个狡猾的阴谋家，只是一个笨蛋（从文风判断，是个女性笨蛋），多年的轰炸和贫困根本对她没有造成任何影响。这封信展现了战前的思维习惯像杂草一般除之不尽的生命力。可以看得出来，她认定报刊的唯一目的就是从疲惫的读者的口袋里把钱给骗出来，而这么做的最佳方式就是不把当今社会令人不快的真相说出来。他（或者她）认为读者群体不喜欢被迫进行思考，因此就不要让他们动脑筋。你一心追逐利益，其它的事情都顾不上了。

任何对自由撰稿记者的“课程”有所了解或曾经读过如今已经不复存在的《作家》和《作家与画家年册》的人都认得出这封信的口吻。“记住，你的任务是取悦读者。”“没有读者会愿意在辛苦地干了一天的活后去阅读某个人的满腹牢骚。”“我建议你不要写很有争议的话题。它们是很难有销路的。”顺便提一句，即使从商业的角度看，这些建议也是在误导人。重要的是，它认为没有什么事情会改变，认为公众一定总是那些没有智慧的乌合之众，只需要以精神鸦片将其麻醉，认为任何理智的人坐在打字机前的目的就是撰写卖得出去的废话。

当我十五年前开始写作时，许多人——他们没能从我这儿挣到11英镑——给我的建议几乎和我在上面引用的内容一模一样。那时候似乎公众也不希望听到像失业这种“不愉快”的事情，描写“有争议性”的话题的文章“没有销路”。自由撰稿记者的无聊小天地，那个卧室兼起居室里摆着租来的打印机和写着发信人姓名地址的信封的小天地，完全由“你的任务就是取悦读者”这句话所主宰。但那时候是有原因的。首先，那时候有广泛的失业，每份报纸和杂志都被许多业余作者包围，他们拼命想找机会挣点外快。而且，那时候的出版界比现在愚蠢得多，说编辑不会刊登“阴郁的”的文章还有点道理。如果你将写作纯粹看成挣钱的手段，那么粉饰太平或许就是最好的方针。看到新闻学院的世界仍在原地踏步，实在是让人觉得沮丧。轰炸没有改变任何事情。事实上，在我读那封信的时候，我觉得战前的世界又回到我们身边了，那种感觉就像不久前透过圣殿区⁽¹⁵⁰⁾的某个律师事务所的窗户看到某人正在擦亮一顶高礼帽——动作很仔细，而且看上去正自得其乐。

说如今乘长途火车旅行是一件不开心的事情纯属多余，你得忍受许多不便之处，这并不能怪铁路公司。在军队征用了绝大多数车辆，又有数目庞大的平民需要往返交通的情况下，这不是他们的错。一列英国火车的营造似乎总是以尽可能地浪费空间为目标。但动辄在拥挤的走廊里站上6到8小时的火车旅程可以通过几个改革变得没有那么不堪忍受。

首先，头等舱这些无聊的噱头应该被彻底清除掉。其次，任何抱着孩子的女人应该有就座的优先权。第三，候车室应该开放到晚上。第四，如果按照时间表发车，行李员和其他人员应该掌握准确的信息，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告诉你在不应该换班次的时候换班次，或在应该换班次的时候不换班次。还有——这件事情在和平年代已经够糟糕的了，在眼下更是糟糕——为什么将行李搬到一个大城镇就没有便宜点的方式呢？如果你得把一件沉重的行李箱从帕丁顿搬到卡姆登镇，你会怎么办？你得打的。如果你没钱打的那怎么办？你就得借一辆手推车，或把行李箱摆在婴儿车上。为什么就不能像有巴士载乘客一样有便宜的载货小巴呢？又为什么不能用地铁运送行李呢？

今天晚上，国王十字火车站又走出了一群归家的疏散者。我看到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显然经过长途旅程累坏了，试图登上一辆巴士。那个女人抱着一个号啕大哭的婴儿，另一只手拉着一个大约六岁的孩子，那个男的扛着一个绑着绳子的破损的行李箱，还有那个大一点的孩子的婴儿车。他们被一辆又一辆的巴士拒载。当然，没有巴士能让一辆婴儿车上去。能拿它怎么办呢？可那几个人怎么回家呢？结果，那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上了巴士，而那个男人扛着婴儿车迤逦跟在后面。我知道他还得走五英里的路。

在战争时期你必须预料会有这种事情。但重要的是，如果那些人在和平时期还得扛着大大小小的包裹走那样的路，他们仍会经历同样的困境，因为：

天天都在下雨，

好人和坏人都得挨淋，

但好人被淋得更惨，

因为坏人抢了好人的伞。

我们的社会制度不仅仅使得有钱人可以肆意购买奢侈品。说到底，钱不就是用来干这事的吗。这一制度还使得穷人每天时时刻刻都得忍受细小的羞辱和完全没有必要的苦楚——比方说，拎着一个行李箱回家，把手指都给勒断了，而只需要给半个克朗，你五分钟内就可以到家。

随意集·四十四

1944年10月13日

奥斯伯特·西特韦尔爵士的那本小书和我的评论引来了格外多的来信，里面提到的几点问题似乎需要进一步探讨。

一位来信读者将整个问题总结为一句话：没有艺术家，社会将可以完美地运行。没有了科学家、工程师、医生、砌砖匠或修路工的话，社会也能运作得很好——目前来说是这样。就算不为明年耕种也没有关系，只要明白每个人在十二个月内都会饿死就好了。

这一观念的传播很广泛，而且被那些应该更加明理的人所倡导，只是以新的形式将问题再次重申。艺术家所做的事情不像牛奶工或矿工所做的那么直接而且有明显的必需性。除了在尚未到来的理想社会里，或在行将结束的蒙昧而繁荣的时代，这在实践中意味着艺术家必须有某个资助者——统治阶级、教会、政府或政党。而“哪一个资助者最好”这个问题通常意味着“哪一个资助者的干扰最少”。

有几位来信者指出，一个解决办法就是让艺术家找到别的谋生之道。菲利普·普莱斯⁽¹⁵¹⁾先生写道：“一个可行之道就是，为社会主义创作并为之献身，一边接受英国广播电台、内政部、军队或音乐美术促进委员会的资助……唯一的出路就是以兼职的形式鬻文谋生。”这里的难题是，写作或其它艺术需要占据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且在战争时期，一个作家所从事的工作，如果他不是在部队里服役的话（就算他在部队里服役也一样——因为总是有公关事务要做），通常都与政治宣传有关。但这本身是一种写作。撰写一本宣传小册子或一篇电台讲稿就和写你所信仰的东西一样辛苦，区别就是，写出来的东西一点价值也没有。我能列出一长串很有前途或才华横溢的作家，现在因为从事某份政府工作而被压榨得像干柠檬一样。确实，大部分人是出于自愿。他们希望赢得这场战争，而且他们知道每个人都必须作出牺牲。但是，结果仍是一样。这场战争结束后，他们无法展现自己所付出的劳动，甚至不像士兵那样以吃苦为代价获得阅历。

如果一个作家想要找到替代职业，那它最好不要和写作有什么关系。能够成功做好两份工作的例子是特罗洛普，每天早上七点钟到九点钟他写两千字的书稿，然后去邮局上班。但特罗洛普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他一星期去打猎三天，而且经常通宵达旦地游玩嬉戏。我猜想他的正职工作不是那么辛苦。

别的来信者还指出，在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艺术家与普通人的区别将会消失。这很有可能，但这样的社会还没有实现。其他人义正词严地宣称由国家资助比私人资助更能免于冻馁，而在我看来，他们轻易地忽略了这一政策所隐含的内容审查的意味。他们总是说这能让艺术家成为对社区负责任的成员，而不是一个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个人主义者。但是，问题的实质并不是不负责任的“个人表达”和“纪律”之间的矛盾，而是真理与谎言之间的矛盾。

艺术家不会反对美的约束。建筑师在设计剧院或教堂时都遵循同样的原则。作家根据需要，将三卷本的小说浓缩成一卷本，或将戏剧改编成电影。但问题是，这是一个政治挂帅的年代。一个作者不可避免会描写当代的事件——而这种情况会以相对间接的方式发生在所有艺术形式身上。他的冲动是说出他认为是真相的事情。但没有政府，没有大型组织会为真相支付稿费。举一个直白的例子：你能想象英国政府资助爱德华·摩根·福斯特写《印度之行》吗？只有在不依赖政府资助的情况下他才能写出这本书。将这个例子放大一百万倍，你就会看到它所蕴含的危险——事实上，我们并非集权经济，但我们正朝集体所有制的时代迈进，忘记了自由的代价就是永远要保持警惕。

前不久有人告诉我下面这则故事，我充分相信它是真人真事。

在法国，那些被俘虏的德国人里有一些是俄国人。不久前有两个被俘虏的人不会说俄语或任何俘虏他们的人与同被俘虏的人能听得懂的语言。事实上，他们俩只能彼此对话。一位从牛津大学来的斯拉夫语的教授一点儿都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然后碰巧一位曾在印度前线服役过的军士听到他们的交谈，认为他们所说的语言他也能说一点点。那是西藏语！经过一番盘问，他总算弄清楚了他们的故事。

几年前他们流落到了前线，来到苏联，被编入工兵连，然后被派到俄国西线，正好与德国的战争爆发了。他们被德国人俘虏了，押到北非，然后又被押到法国，然后在第二战场开辟时被编入战斗部队中，接着被英国人俘虏了。在这段时间里，他们一直没办法和任何人交谈，只能彼此交流，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也不知道是谁在和谁打仗。

要是他们现在被编入英军，然后被派去和日本人打仗，结果流落到中亚距离家乡不远的地方，仍然对整件事情茫然无知，那这个故事就完满了。

一位印度记者给我发来一篇删节过的他与萧伯纳的访谈录。萧伯纳说了一两处有道理的话，也确实申明了国大党的领袖不应该被逮捕的立场，但大体上那是一场令人厌恶的作秀。这里是一段节选：

问：假如你是印度的民族领袖，你会怎么和英国人打交道呢？你会采取什么方法争取印度独立？

答：请不要假设不可能会发生的情况。争取印度独立与我无关。

问：你认为将英国人撤出印度最有效的办法是什么？印度人应该做什么？

答：把他们的工作做得更好，让他们成为多余的人。或通过通婚将他们同化。英国的婴儿在印度无法茁壮成长。

对于那些受到极大的不公遭遇在苦苦挣扎的人，这都是些什么回答？萧伯纳还拒绝向甘地祝贺生日快乐，理由是他从来不这么做，而且建议说，如果英国拒不偿还战争时期欠下的巨债，印度人不要介怀。我不知道这次访问会给那些被关在监狱里几年，只隐约听说萧伯纳是英国的“进步”思想家之一的印度青年学生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如果就连那些心态非常平和的印度人也总是在猜疑“英国人都是一丘之貉”，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随意集·四十五

1944年10月20日

最近我读了一本关于温格特准将⁽¹⁵²⁾的书，他今年早些时候在缅甸牺牲。我很感兴趣地注意到，温格特的“钦迪游击队”于1943年行军穿过上缅甸，没有戴那种常见的笨重而且惹眼的木芯头盔，而是戴阔边毡帽，就像廓尔喀士兵戴的那些帽子。这听起来只是一件非常琐碎的小事，但它极具社会意义，而在二十年前，甚至在十年前，它根本不可能发生。几乎每个人，包括几乎任何医生，都会预料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人会死于中暑。

直到前不久，在印度的欧洲人对热中风或俗称为“中暑”的症状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迷信。他们认为对于欧洲人来说中暑很危险，亚洲人则不会中暑。我在缅甸的时候，他们对我说，印度的太阳即使在最凉爽的时候也很有杀伤力，只能以戴软木或木芯做的头盔才能抵御。“土著人”的头骨厚一些，不需要这些头盔，但对于一个欧洲人而言，就算是戴一顶双层加厚的毡帽也无济于事。

但为什么缅甸的日头，就算在一个凉爽的日子，都要比英国的日头毒一些呢？因为我们离赤道近一些，日照更加接近垂直。这让我很惊讶，因为显然日照只有在中午的时候才会垂直。那大清早呢？当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日照与地面平行的时候又怎么样？他们告诉我，那个时候日照是最危险的。那雨季呢？当你总是连续好几天没有看到太阳时，又会怎么样呢？然后那些富有经验的人一直对我说你应该坚持戴“托比”（木芯做的头盔被叫做“托比”，在印度语中就是“帽子”的意思）。那些致命的光线一样会从云层中过滤下来，而在阴天你会有忘记戴帽子的危险。在露天的地方脱下你的“托比”只消一小会儿，即使只是一小会儿，你就会成为一具死尸。有的人不满足于戴软木或木芯做的头盔，相信红色法兰绒的神秘功效，将一小片一小片的法兰绒碎片缝在衬衣上，盖住第一颈椎。那些欧亚混血儿很渴望强调自己的白人血统，那时候总是戴着比那些英国人更大更厚的“托比”。

有一天，我的“托比”被风吹到河里去了，我只能光着脑袋走了一天的路，结果一点不适症状都没有，从那天起我就不再相信这些废话。不过，很快我就发现其它与盛行的信念相矛盾的事实。首先，一些欧洲人（比方说，在船上操纵索具的水手）习惯于光着脑袋在太阳下。还有，当中暑的情况发生时（它们的确会发生），它们似乎不是因为中暑者把帽子脱掉而引起的。亚洲人和欧洲人一样会中暑，据说在烧煤船上那些司炉工中暑极为普遍，他们暴露在高温之下，而不是暴露在烈日下。最致命的打击是那些据说可以抵御印度烈日的“托比”被发现其实是不久前才发明的。那些久在印度的欧洲人根本不知道有“托比”这东西。简而言之，整件事情都是在胡说八道。

但为什么那些在印度的英国人制造了这个关于中暑的迷信呢？因为不停地强调“土著人”和你的区别是帝国主义的必要支柱之一。只有在你真心认为自己是优越的民族时，你才能对另一个民族实施统治，特别是当你人数居于劣势的时候。而如果你相信被统治的民族在生理上有差异，信心会更足一些。在印度的欧洲人有许多根本没有证据支持的迷信，认为亚洲人的身体有别于他们的身体。他们甚至认为在人体结构上两者也有很大的不同。但关于欧洲人会中暑而亚洲人不会中暑的这一番胡扯是最受重视的迷信。单薄的头骨是种族优越性的标志，而木芯“托比”就像是帝国主义的徽章。

这就是为什么在我看来温格特的部下，有英兵、印度兵和缅甸兵，戴着普通的毡帽行军出发是时代变迁的一个标志。他们忍受痢疾、疟疾、水蛭、虱子、毒蛇和日本人的折磨，但我想我没有看到里面有任何关于中暑的记录。最重要的是，里面似乎没有官方的抗议，也没有人觉得不戴“托比”是对白人尊严的隐晦冒犯。

在斯坦利·昂温⁽¹⁵³⁾先生最近的小册子《和平与战争时期的出版》中记录了几则有趣的事实，罗列了政府为不同的用途所分配的纸张数量。以下是当前的数字：

报纸：25万吨

军队文具用品办公室：10万吨

期刊（近似数字）：5万吨

书籍：2.2万吨

尤为有趣的细节是在10万吨分配给军队文具用品办公室的配给中，国防部得到了2.5万吨，比整个书业分到的配给数量还要多。

我没有亲眼见过，但我可以想象得出在国防部和众多其它部门对纸张的浪费。我知道在英国广播公司所发生的事情。比方说，你会相信每一档电台广播节目，甚至包括那些傻得出奇的相声逗乐节目，至少会有六份拷贝——有时候多达十五份拷贝吗？过去几年来，这些垃圾被归档放入了厚厚的宗卷里。与此同时，印刷书籍的纸张如此紧缺，就连最普遍通行的“经典作品”也绝版了，许多学校缺少教科书，新作家没有机会出头，就连已成名的作家在写完一本书后只能等上一两年再看看能不能出版。巧合的是，英国的书籍出口市场有很大一部分被美国抢占了。

昂温先生的小册子的这一部分读来让人觉得心里很沮丧。他表达了对政府各个部门对于书籍的轻蔑态度的愤慨。但事实上，英国人大体上不是很重视书籍，虽然在这方面要比美国人好一些。在那些小国，例如芬兰和荷兰，人均书籍消费量是最大的。在战争开始的几年前，得知雷克雅未克这么一个边远的城市比同等规模的英国城镇拥有更为齐全的英国书籍难道不是很丢脸的事情吗？

随意集·四十六

1944年10月27日

一两个星期前，我得到克里夫·斯特普尔斯·刘易斯先生⁽¹⁵⁴⁾最近出版的一本书《超越个体》（那是重印的关于神学的系列广播），从护封的宣传上我了解到，一位比较有头脑的书评家将他早前的一部作品《地狱来鸿》与《天路历程》相提并论。“我毫不犹豫地将刘易斯先生的成就与《天路历程》相提并论。”这就是他的原话。这里是《超越个体》一段很有代表性的节选：

你知道，即使在人类的层次上也存在着两种伪装。有一种伪装是不好的，那种伪装并非出于真诚，就像一个人假装要帮你，但并没有给予帮助。但还有一种是好的伪装，能够引至真诚的事情发生。当你心情不好但你知道自己应该表现得友好时，你应该做的通常就是装出很友好的样子，好像你是一个比真实的自己更加和气的人。正如我们都知道的，几分钟后你的心情要比刚才友好了许多。在很多时候，让自己获得某种品质的唯一方式就是让自己的行为展现得好像你已经拥有了那种品质。这就是为什么儿童游戏如此重要。他们玩过家家，假装自己已经是成年人——扮演士兵，扮演店主。但他们在锻炼力量和培养智力，因此假装是成年人为他们带来了真诚的帮助。

这本书自始至终就是这样，我觉得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在把刘易斯先生与班扬⁽¹⁵⁵⁾视为同一层次的作家之前会犹豫很久。你必须考虑到这些文章是重印的广播稿，但即使在广播节目中，也实在是没有必要用那些低俗的、无关痛痒的话侮辱听众，如“你知道的”和“提醒你一下”，或像“糟透了”、“好得很”、用“特别”代替“尤其”、“真丢脸”等等这些爱德华时代的口头禅。当然，它的理念是说服心存疑虑的读者或听众，一个人能同时做一个基督徒和“快乐的好人”。我想象不出这一番尝试会有多大的成功，而且英国广播电台对播音员的言论有所约束，使得任何关于神学问题的真实探讨，即使从正统神学的角度，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刘易斯先生在目前很受欢迎，他所得到的广播时间和他所获得的夸张的褒扬都是不好的迹象，值得引起注意。

研究流行的宗教护教者的人会一早就注意到，所有这些人每几年就会自己归纳出一套简明的宗教理念，提出种种建议，说没有信仰已经“过时”、“老掉牙”什么的。他们会记得十五年前罗纳德·诺克斯说过差不多同样的话，而在此的二三十年前罗伯特·休·本森⁽¹⁵⁶⁾也说过这么一番话，他们该知道刘易斯先生应该被归入哪一类人中。

六十年来在英国泛滥成灾的一类书籍就是既聪明又愚蠢的宗教书籍，它们的指导原则不是以地狱威胁那些不信教的人，而是让他们知道自己是没有逻辑的傻瓜，无法进行清晰的思考，不知道自己所说的每件事之前已经有人说过并被驳斥了。我认为这一文学流派始于威廉·贺雷尔·马洛克⁽¹⁵⁷⁾的《新共和国》，它应该是写于1880年，有长长一列追随者——罗伯特·休·本森、切斯特顿、诺克斯神父、“比奇康莫”等人，大部分是天主教徒，但有些人，像西里尔·艾灵顿博士⁽¹⁵⁸⁾和刘易斯先生本人（我是猜的）是英国国教信徒。其攻击路线总是老一套：每个异端思想在以前都有人说过了（言下之意它也已经被反驳过了），而神学只有神学家能够理解（言下之意是你应该将思考留给牧师们）。当然，本着这一宗旨，你能通过“矫正走歪的思路”而获得一本正经的快乐，比如说，指出某某言论只是在重复伯拉纠⁽¹⁵⁹⁾在公元400年（或别的什么时候）就说过的话，把“圣餐化体”给理解错了。这些人的攻击目标是托马斯·亨利·赫胥黎⁽¹⁶⁰⁾、赫伯特·乔治·威尔斯、伯特兰·罗素、乔德教授和其他与普及科学和理性主义有关的人士。他们轻轻松松就将他们给驳倒了——但我注意到大部分被驳倒的人依然存在，而有的为基督教辩护的人自己却开始衰败凋零了。

这些人总是在报刊上得到过度的吹捧，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总是和反动势力勾结。他们当中有的是赤裸裸的法西斯主义的崇拜者，只要这么做安全无事。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引起人们对克里夫·斯特普尔斯·刘易斯先生和他那些亲切的电台广播谈话的注意。无疑，他的谈话节目还会继续下去。它们并非表面那样与政治无关。事实上，它们是过去两年来由埃尔顿爵士、艾伦·帕特里克·赫尔伯特、乔治·马尔康·杨、阿尔弗雷德·诺耶斯和许多其他人所发起的针对左翼人士的大规模反击中的迂回行动。

我注意到在他的新书《亚当与夏娃》中，米德尔顿·默里先生举例说，反对释放莫斯利的骚动是极权主义或极权主义的思维方式在这个国家发展壮大的迹象。他表示普通人仍然痛恨极权主义，但他在后面一则脚注中补充说莫斯利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这一信念。我不知道他说的对不对。

表面上反对释放莫斯利的示威游行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迹象。事实上，人们反对的是“人身保护法”。1940年软禁莫斯利是完全正当的行动，在我看来，如果德国人踏足英国，就算将他枪毙也合情合理。当事关国家的生死存亡时，没有政府会依照法律条文行事，否则一个潜在的卖国贼只需要避免犯下任何可被指控的罪行，就可以保持自由，等到敌人一来就当起纳粹地方长官⁽¹⁶¹⁾。但到了1943年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德国发动大规模侵略的可能性已经过去了，而莫斯利（虽然他以后有可能卷土重来——但我对此不予置评）只是一个患了静脉曲张溃疡的滑稽的失败政客。继续未经审判就将他监禁起来有违我们为之奋斗的各项原则。

但反对释放莫斯利的民意非常强烈，我认为这不是出于穆雷先生所提到的那些险恶的原因。你最经常听到的一则评论是“他们这么做只是因为他是个有钱人”。潜台词就是“阶级特权又尘嚣日上了”。我们在1940年似乎所取得的政治进步已经渐渐从我们身边溜走了。但是，虽然普通人看到这种事情发生，但他没办法进行抗争，似乎无处可以着手。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中断了。大选停止了，选民们无法对议员施加影响，议会无法制约政府。或许你不喜欢事态的进展，但你又能怎么办呢？你无法较真地就某一个具体的行为提出抗议。

但时不时地就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显然是整体趋势的征兆——围绕着那件事情，将现有的不满具体化表现出来。“关押莫斯利”是一个挺好的团结口号。事实上，莫斯利是一个象征，就像如今的贝弗理奇和1942年的克里普斯。我不认为穆雷先生需要担心这件事的深层含义。虽然发生了种种事情，但任何真正的极权主义观念都无法在这个国家的平民百姓中普及开来，这是这场战争最让人惊讶也最鼓舞人心的现象。

随意集·四十七

1944年11月3日

企鹅出版社现在开始出版法语书了，一本卖半克朗，非常好的迹象。在那些前不久出版的书籍里有安德烈·纪德最新的杂志文章，里面包括了在德占区生活了一年的纪录。我翻阅了一本以前很喜欢的书，安纳托尔·法郎士的《诸神的渴望》（它是一本关于法国大革命恐怖时期的小说），心里不禁想道：要是能把所有对行刑的描写都结集成册，那该是一本多么出色的文集啊！在文学作品中一定有数百篇这样的描写，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它们在大体水平上要比描写战斗的篇章出色得多。

在我现在记得的例子中，有萨克雷对库瓦西耶被绞死⁽¹⁶²⁾和在《萨朗波》一书中将角斗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描写、《双城记》的最后一幕、拜伦的信件或日记中的一篇，描写了断头台斩首，还有1745年起义后处决两个苏格兰贵族，我想作者是霍勒斯·沃波尔⁽¹⁶³⁾。在阿诺德·本涅特的《老妇人的传说》中有一章对断头台斩首写得很好，在左拉的一本小说中有一段写得非常恐怖（那本关于圣心教堂的小说）。然后还有杰克的短篇小说《芝加哥》和柏拉图描写苏格拉底之死——你可以将这张清单不停地延伸。一定还有许多韵文诗篇章，比方说，旧时那些描写绞刑的叙事诗，吉卜林的《丹尼·迪弗》或许就借鉴了这些作品。

我觉得很引人注目的是，没有人，在我的记忆中没有一个人，以赞同的态度描写行刑。占据主导地位的基调总是恐怖。社会显然不能摆脱死刑——有些人为了安全起见，是不能让他们活下去的——然而，当处决来临时，没有人会觉得冷血地杀死另一个人是正当之举。我曾经见过一个人被吊死。毫无疑问，每个当事人都知道这么做是违背天理的可怕举动。我相信情况总是一样的——整座监狱，狱卒和囚犯都一样，当有死刑要执行时都很不开心。或许正是死刑无可避免，却又让人本能地觉得它是不对的事情，赋予了如此多的描写行刑的文学作品以悲剧色彩。大部分这些作品的作者亲眼见过行刑，觉得那是非常可怕而且难以完全理解的经历，想要将其记录下来。而描写战斗的文学作品大部分是那些从未听过枪响的人写的，他们以为战斗就像踢一场足球比赛，不会有人受伤。

或许说没有人以赞许的态度描写行刑有点言之过早，你会想到我们的报纸对法国和其它地方处决那些卑鄙的卖国贼那种兴致勃勃的态度。我想起一份报纸上刊登了整整一系列的相片，展示处决前罗马警察局长卡鲁索⁽¹⁶⁴⁾。你看到那具庞大臃肿的身躯跨坐在一张椅子上，背对着行刑队，然后步枪的枪管冒起青烟，那具身躯侧着倒了下去。我猜想同意刊登这组照片的编辑觉得那是一则让人很开心的趣闻，但他并没有亲眼目睹那次行刑。我想我可以想象得出那个拍照的人和行刑队的心情。

对于那些喜爱无用的知识的人（我知道有很多这种人，每当我提出任何这类问题时就会有许多回信），我要提一个很有趣的小问题，出自最近鹈鹕丛书中的一本：《莎士比亚的英国》。一个名叫菲尼斯·莫里森⁽¹⁶⁵⁾的作家在1607年游历英国，写到了西瓜长得到处都是。安德鲁·马维尔⁽¹⁶⁶⁾在五十年后写了一首家喻户晓的诗，也提到了西瓜。根据这两处描写，那些西瓜长在露天的地方，事实上，西瓜就只能长在露天的地方。温床在1600年是很新的发明，而玻璃温室，如果它们存在的话，一定是非常罕有的事物。我想如今要在英国露天种西瓜是不大可能的事情了，而它们又很难在玻璃温室里种，其高昂的价格也就由此而来了。菲尼斯·莫里森还提到了许多酿酒葡萄。我们的气候在过去三百年间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吗？还是说，那些所谓的西瓜其实是南瓜？

从11月10日开始，《论坛报》打算重新规划它的书评。目前的方针是给每本书配篇幅为一个小专栏的一篇书评，但让人感觉不是很满意，因为可以供我们创作的版面太小了，没办法及时更新，而那些比较重要的书总是无法得到它们应该得到的更详细的评论。最好的解决方式似乎是将一些书评缩短，并给予一些书评更长的篇幅。

丹尼尔·乔治的小说书评不会受到影响，但其它书评我们打算刊登9则篇幅很短的布告——对当前的书籍进行指引——然后刊登一篇很长的书评，大约1 500字。这将让我们比现在涵盖更多的书籍，更加紧贴时代，而且好处还有，严肃的书籍能够得到严肃的待遇。每个星期至少有一本书能得到标准长度的评论，即使它的重要性只是间接性的。

我当过几年书评人，根据我的经验，我得说你能既对一本书进行总结又进行批评的篇幅的最低限度是800字。但一篇书评如果篇幅在1 000字以下的话，很难有什么价值可言。月刊和季刊通常有更高的批评水平，一部分原因就在于那些书评人不用在篇幅上捉襟见肘。一百年前，在《爱丁堡》和《季度评论》的年代，一个书评家通常有十五页可以进行创作！

如果这一方针不能起到作用，我们就会放弃，但我们得给它几个月的时间进行尝试。我们的目标是刊登出有指导性的书评，能对所选择的书进行彻底的批评，同时书评本身是拥有可读性的作品。除了那些已经经常向《论坛报》供稿的人士之外，我们还组成了一支第一流的书评人团队，包括赫伯特·里德⁽¹⁶⁷⁾、斯蒂芬·斯宾德⁽¹⁶⁸⁾、弗朗兹·伯克瑙⁽¹⁶⁹⁾、休·金斯米尔⁽¹⁷⁰⁾、迈克尔·罗伯茨、穆尔克·拉杰·安南德⁽¹⁷¹⁾、阿图罗·巴里亚⁽¹⁷²⁾、亚瑟·科斯勒和其他几位。

随意集·四十八

1944年11月17日

几个星期前，在提到新闻学院时，我不经意间地用“不复存在”这个词形容《作家》这份杂志。结果，我收到那份杂志的老板寄来的一封措词严峻的信，里面附带了一份《作家》的11月刊，还叫我收回我的言论。

我愿意收回那番话。《作家》仍在发行，似乎还是跟以往一样，虽然据我所知它改变了版式。我想值得对这份样刊进行研究，以了解新闻学院和整个行业从那些苦苦挣扎的自由撰稿人那里挣钱的内情。

那些文章总是惯常的那一套：《情节技巧》（分十五期刊登），作者是威廉·A·巴格莱等等等等，但我更感兴趣的是那些广告，它们占据了超过四分之一的版面。大部分是那些声称能教你如何靠写作挣钱的人刊登的。让人吃惊的是，许多广告保证为你提供现成的情节。下面是几则范例：

“轻轻松松谋篇布局，向我学习，史上最简单的方式，不满意可退款。收费5先令，免邮费。”

“女性刊物无穷无尽的情节编排方式。收费5先令3便士。培养真正的大师级技巧。十天见效。”

“情节：我们的情节编排让你轻松上手，长短皆宜。无须重新调整，只需填充词语，各种类型情节供应。”

“情节：情景生动，故事开篇引人入胜。对话样本，包括真实的口音……微小说：5先令。短篇小说：5先令6便士。长短篇小说完整版（情节紧凑，让人喘不过气来）：8先令6便士。广播剧：10先令6便士。连载故事、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分章节付费，贴切的楔子，如有需要可提供散文或诗歌引言）15先令6便士至1基尼。”

还有许多其它广告。有一个名叫马丁·沃尔特先生的人声称已经将故事营造简化到纯科学的层面，并最终进化为“情节公式”，他和世界各地的学生就是依照这个公式撰写故事的……无论你想写“文学”故事还是流行故事，或是为任何存在的市场撰写故事，只需记住沃尔特先生的公式，你就能知道“情节”是什么和怎么去写。看广告，这个公式只需要花你一基尼。然后还有“弗里特街⁽¹⁷³⁾的记者”，每千字只需花2先令6便士他们就会帮你修改书稿。诗人也没有被遗忘：

“你好

你们诗人忽视了战后对于抒情诗的巨大需求了吗？

你知道需求是什么并专门进行写作吗？

艾达·鲁本的著名“贺卡课程”专为合格并且愿意努力的学生而设。她的《慰问卡与贺卡课程》，价格3先令6便士，可以从如下地点购买……”

我并不想说什么得罪人的话，但对于任何想要回应上面所列举的广告的人，我会提出这么一个看法：如果这些人真的知道如何通过写作挣钱，为什么他们自己不去挣这个钱，还一次以5先令兜售自己的秘密呢？别的且不说，他们将给自己招来一大帮竞争者。这一期的《作家》刊登了30则这类广告，而《作家》本身除了刊登指导文章外，也在运作自己的文学部，由“知名专家”批阅手稿，每千字多少多少钱。如果每位这些导师每周教出十个成功的学生，每一年他们就向市场供应一万五千名成功的作家！

此外，那些要么主持这些课程，要么为他们作证言的“弗里特街的记者”、“成功作家”和“知名小说家”都没有写出名字——如果写出了名字，都是那些作品你根本没有见过的人，难道这不是咄咄怪事吗？如果萧伯纳或约翰·布伊顿·普雷斯利提出要教你靠写作挣钱，那你或许还觉得比较靠谱。但谁会向一个秃子买生发剂呢？

《作家》希望得到免费宣传，它得到了，但我的话就说到这里。

如今人们喜欢用的篡改历史的方式之一是修改日期。法国共产主义者莫里斯·多列士⁽¹⁷⁴⁾得到法国政府的特赦（他因为逃避兵役而被判刑）。关于这件事，一份伦敦的报纸评论说，多列士“将得以从过去六年来的流亡地莫斯科回国”。

恰恰相反，他在莫斯科最多待了五年，而这份报纸的编辑很清楚这一点。过去几年来，多列士一直声称他希望保卫法国，抵御德国人的侵略。1939年，在战争爆发的前夕他受国家的征召，但没有报到，之后他在莫斯科出现。

但是，为什么要篡改日期呢？目的就是要让多列士看上去似乎是在战争打响前的一年，而不是战争开始之后当逃兵的，如果他真的当过逃兵的话。这只是为法国共产党员和其他共产党员在苏德缔约时期的行为进行开脱辩解的大风潮中的一例。我还可以指出今年来其它类似的篡改事件。有时候，只需要将日期改动几个星期，你就可以改变一个事件的色彩。但只要我们都睁大眼睛，不让那些谎言从报纸上被登进历史书，那就不要紧。

一位没有收集兴趣的来信读者送来了一本《原则或偏见》，由保守党议员肯尼斯·皮克松⁽¹⁷⁵⁾撰写的一本六便士的宣传手册，并给出了这则建议（用红笔作了下划线）：“阅后即焚。”

我不会想去把它烧掉，而是会直接把它放进我的卷宗里。但我同意它是一篇讨厌的东西。所有这些宣传手册（《指引手册》，作者有乔治·马尔康·杨、道格拉斯·伍德拉夫⁽¹⁷⁶⁾和莱纳德·戴维·加曼斯上尉⁽¹⁷⁷⁾）都是不好的征兆。皮克松先生是那些更加聪明的年轻一辈的托利党议员之一（在政治圈子里，“年轻一辈”意味着“六十岁以下”），在这本小册子里，他试图以朴实和民主的方式表现保守主义，而对左翼人士进行误导性的小规模抨击。比方说，看看这段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歪曲的描写：

“没有哪个声称经济因素支配着世界的人自己相信这句话。如果卡尔·马克思对经济更感兴趣而不是对政治感兴趣，他可以生活得更好，而不是接受资本家恩格斯的恩惠，时不时向美国报纸贩卖文章。”

这篇文章的目标是无知的人，其主旨是暗示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人的占有欲望是历史的动机。马克思不仅没有这么说，还几乎说出了与之相反的话。这本宣传册的许多内容对国际主义理念进行攻诘，并以这样的言论作为支持：“没有哪一个英国的政治家会认为自己有权力将英国人的热血奉献于提倡超越英国人利益的事物之上。”幸运的是，皮克松先生的文笔太糟糕了，没办法引起广泛的反响，但其他撰写这类宣传手册的人则比较有水平。托利党总是被认为是“傻瓜党”。但这个群体的公关宣传人员当中颇有一些有头脑的人，而当托利党人变聪明时，你得时刻警惕，防止细小的变化发生。

随意集·四十九

1944年11月24日

最近有无数对于店老板粗鲁无礼的投诉。人们说店老板在告诉你他们店里没有你想要的东西时似乎很幸灾乐祸，我想事情的确是这样。到店里找真正的罕有物品，比方说一把梳子或一罐鞋油，实在是糟糕的经历。它意味着从一间店走到另一间店，被三言两语打发走，或遭到充满敌意的拒绝。但就连平时去买限量供应的物品和面包对于忙碌的人来说也变得十分困难，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一个女人每天得工作到六点，而大部分店铺五点钟就关门，她该怎么为家里买到食物呢？她只能在吃午饭的时候奋力在拥挤的柜台买到东西。但人们最害怕的，是当他们想买某样供应紧缺的商品时遭到的冷落。许多店主似乎把顾客当成了要饭的，觉得他们卖东西给他是在施以恩惠。还有其它合情合理的抱怨——比方说，对未受控制的物品如二手家具无耻地加价，还有如今非常普遍的挂羊头卖狗肉的可恶伎俩。

但在因为所有这些事情责备店老板之前，有几件事情你应该记住。首先，不耐烦和无礼的情绪到处都在增加。你只要观察像巴士乘务员之类平常忍气吞声的人的行为就知道了。那是战争造成的神经衰弱症。但此外，许多独立经营的小店主（根据我的经验，在大商店里你会得到更有礼貌的招待）都是那些对社会很有怨气的人。他们中的某些人其实是批发公司的薪水微薄的员工。有的人正被连锁商店的竞争逐步蚕食，而且当地政府根本不理会他们的死活。有时候，一个住房重新安置的计划会一次性将店主一半的顾客统统迁走。在战争时期，由于轰炸和征召，这种事情或许发生得更加彻底。战争还给这些店主带来了别的特别的麻烦。限量供应为杂货店老板和肉店老板等人带来了许多额外的工作。整天有人要买你没得卖的东西是非常令人恼火的事情。

但说到底，最主要的事实是，在平时店员和独立经营的店老板都任人欺负。他们以“顾客总是对的”为宗旨。在和平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每个人都在尝试贩卖货品，而社会又没有足够多的金钱去购买这些货品；在战争时期，钱多的是但货品却出现了短缺。火柴、刀片、手电筒电池、闹钟和婴儿奶瓶的奶嘴都是珍贵的稀有物品，那些掌握这些物资的人权力大得很，你得毕恭毕敬地和他们打交道。我不觉得你能责备那些店老板在情况暂时逆转时的报复行径。但我确实同意他们当中有些人的行为很令人讨厌，当一个人遭到过分的轻慢时，其他人的责任就是再也不去那间商店。

最近我读了一期《老摩尔年历》，想起了童年时给广告回信时所获得的乐趣。增加你的身高、利用闲暇一周挣五英镑、三天戒掉酗酒恶习、电动带锯、丰胸药、减肥药，失眠、拇囊炎、背痛、酒糟鼻、结巴、脸红、痔疮、腿脚不便、平足和秃顶——所有那些最受欢迎的广告，或几乎所有那些广告，都仍然在里面，有的至少三十年完全没有变过。

我想这些秘方其实不能给你带来什么好处，但你可以给这些广告回信，把他们逗出来，让他们浪费一大堆邮票给你寄来一沓又一沓的顾客证言，然后突然间对他们置之不理，这多好玩啊。许多年前我回应了温妮弗雷德·格蕾丝·哈特兰的一则广告（上面总是有她的照片——一个艳光四射的女郎，拥有一副魔鬼身材），她专治肥胖。在回答我的信件时，她以为我是个女人——当时我很是吃惊，虽然现在我知道这些广告的受骗者绝大部分是女性。她敦促我立刻和她见面。“你一定要来。”她写道，“在你预订夏装之前，只要上了我的课程，你的身材就会变得认不出来。”她一意要我去探访她，给了个位于伦敦码头区的地址。我们的通信持续了很久，价钱从两基尼降到了半个克朗，然后我写信告诉她，我找了另一个和她竞争的同行并减肥成功，事情就这么结束了。

几年之后，我无意中看到《真相》杂志时不时刊登的一份防骗清单，其目的是提醒公众不要受骗子蒙骗。原来根本没有温妮弗雷德·格蕾丝·哈特兰这么一个人。这个骗局是两个名叫哈利·斯威特和戴夫·利特尔的美国骗子在经营的。奇怪的是，他们如此迫切地想要人家上门，事实上，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在猜想哈利·斯威特和戴夫·利特尔是不是真的在从事肥胖妇女的买卖，把她们卖到伊斯坦布尔当妾侍。

每个人都有一列“希望阅读”的书籍清单，时不时你会读上其中一本。最近我把清单上的一本勾掉了，这本书是乔治·伯恩⁽¹⁷⁸⁾的《一个萨里郡工人的回忆录》。我对它略感失望，因为虽然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但里面的主人公贝茨斯沃并不是一个寻常的工人。他曾经是一个农场工人，但后来成为一个揽活儿的园丁，而他与乔治·伯恩的关系是仆人与主人的关系。不过，里面有一些深入的细节描写，真实地描述了一辈子在农场辛苦工作后换来的悲惨而肮脏的结局。这本书写于三十年前，但情况并没有发生本质上的改变。战前不久就在赫特福德郡我住的村子里，有两个老人就像乔治·伯恩所描写的那样生活在赤贫的悲惨中等死。

最近我读了一本书，或者说，重读了一本书——《通灵术的愚昧和欺骗》，二十年前由理性主义者出版协会发行。这本书不大好找，但我可以推荐贝克霍夫·罗伯茨⁽¹⁷⁹⁾先生关于该题材的作品。这些书所展现的一个有趣的事实就是那些相信通灵术的科学家的数目。名单包括威廉·克鲁克斯爵士⁽¹⁸⁰⁾、生物学家华莱士⁽¹⁸¹⁾、隆布罗索⁽¹⁸²⁾、天文学家弗拉马利翁⁽¹⁸³⁾（不过后来他的思想改变了）、奥利弗·洛奇⁽¹⁸⁴⁾和一长串德国和意大利教授。或许这些人不是科学家的顶尖大腕，但你会发现笃信灵媒的诗人数字要少得多。据说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¹⁸⁵⁾曾邀请著名的灵媒师到家里去，但勃朗宁先生本人一眼就看穿了他，写了一首关于他的声色俱厉的诗作《肮脏的灵媒》。意味深远的是，那些玩魔术的都不相信通灵术。

随意集·五十

1944年12月1日

V2导弹（他们告诉我现在你可以在出版物中上提起这个名字，你就管它叫V2，但不要描述太多的细节）再次展现了人性的矛盾。人们在抱怨这些炸弹爆炸时让人猝不及防。“要是你能提前得到预警，事情还不至于那么糟糕。”他们总是这么说。人们甚至缅怀地谈起V1导弹的日子，说至少那些亲爱的老式嗡嗡飞弹让你有时间躲在桌子底下云云。事实上，当嗡嗡飞弹真的落下来时，大家都在抱怨等候它们爆炸的时间难受得很。有的人就是永远无法满足。从我个人来说，我不喜欢V2导弹，尤其是眼下，房子似乎还在因为刚才的爆炸而颤抖，但这些东西让我觉得沮丧的是它们让人们谈论起了下一场战争。每次一枚炸弹爆炸时，我总是会听到沮丧的评论，什么“下一次”之类的话和后知后觉的看法：“我猜想到那个时候他们能跨越大西洋把导弹射过来。”但当你问起这场大家都预料会发生的战争爆发时会是谁和谁打仗，你不会听到确切的答案。那只是抽象的战争——显然，人们已经渐渐淡忘了人类能理智地行事。

莫里斯·巴林⁽¹⁸⁶⁾于1907年出版了一本关于俄国文学的书，这本书让英国的很多人开始了解那些伟大的俄国小说家。在这本书里，他写到英国的书在俄国总是很受欢迎。在他最喜爱的书里，他提到了《一个小人物的日记》（顺便说一句，人人丛书重印了这本书，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去买一本）。

我一直很奇怪《一个小人物的日记》这本书的俄文版是怎样的。事实上，我猜想俄国人喜欢读这本书可能是因为它的译本就像契科夫的作品。如果你想要对英国的生活有所了解的话，这是一本很好的书，虽然它成书于八十年代，带着那个时代浓厚的气息。查尔斯·普特是个真正的英国人，天生是位绅士，而且傻得出奇。但是，有趣的事情是探究这本书的源头。它到底是源于哪一部作品呢？我想几乎可以肯定就出自《堂·吉诃德》。事实上，它是《堂·吉诃德》的现代英国国教版本。普特是个志向高远甚至喜欢冒险的男人，总是因为自己的愚蠢而惹上麻烦吃尽苦头，而他身边尽是一帮桑丘·潘沙式的人。但除了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相对比较温和之外，在两本书的结尾部分你还可以看到塞万提斯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之间的巨大差异。

在故事的最后，格罗史密斯一家同情可怜的普特。一切都理顺了，或者说，几乎一切都理顺了，结尾弥漫着一股与书中其它部分格格不入的多愁善感的情怀。虽然我们自己就是这么做的，但我们不再觉得施加痛苦只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尼采曾说，堂吉诃德的悲哀或许直到当代才被发现。很有可能塞万提斯并非要让堂吉诃德成为一个悲剧人物——或许他只是想他成为一个可笑的人物，当那个可怜的老头被投石器打掉一半的牙齿时，那只是一个让人捧腹大笑的笑话。我很肯定，堂吉诃德是什么样，福斯塔夫就是什么样。或许除了《亨利五世》的最后一幕，没有什么表明莎士比亚除了认为福斯塔夫是一个滑稽的角色之外，还是一个可悲的人物。它只是一个用来榨取钱财的沙包，一个能言善道的比利·班特⁽¹⁸⁷⁾。在我们看来，最悲哀的事情是福斯塔夫对他那可憎的保护人哈利王子的依赖，后者被约翰·马斯菲尔德⁽¹⁸⁸⁾恰如其分地形容为一个“惹人嫌的臃肿的混蛋”。没有迹象，至少没有清晰的迹象，表明莎士比亚认为这样一段关系中有什么可悲或不体面的地方。

随你怎么说都行，世道真的变了。几年前我与一位年约六旬或者年轻一些的女士走过亨格福德桥。潮汐退去了，我们俯瞰着脏兮兮的、几乎都是泥浆的河床。她说道：

“我还是小女孩的时候，我们经常扔一便士硬币给下面那些泥腿子。”

我很好奇，问她什么是泥腿子。她解释说那时候职业乞丐被称为泥腿子，总是坐在桥下等着人们扔一便士硬币给他们。那些硬币会深深地掉进泥沼里，那些泥腿子就会先把头钻进去，把它们给挖出来。那被认为是非常滑稽的一幕。

如今还有人会以那种方式作践自己吗？有多少人看到这一幕会感到开心呢？

在他遇刺前不久，托洛茨基已经写完了《斯大林生平》。你或许会认为这一定是本偏激的书，但显然由托洛茨基撰写的斯大林传——或倒过来，由斯大林撰写的托洛茨基传——会是一本很有卖点的书。一家非常知名的美国出版公司准备将其发行。书已经印好了——我一直在等待着证实这一点，才能在此提及——书评的样书已经寄出去了，这时美国参战了。这本书立即被撤回，那些书评家被要求予以配合，“避免对这本传记和推迟出书作任何评论。”

他们配合得非常好。这件事在美国出版界几乎无人提及，而据我所知，在英国的出版界也根本没有人提起过，虽然这件事众所皆知，而且显然值得略书一二。

由于美国参战，美国和苏联成了盟友，我觉得撤回这本书是可以理解的，但不是什么值得赞扬的行为。让人觉得厌恶的是所有人都乐意对这本书绝口不提。不久前我参加了作家俱乐部的一个会议，主题是庆祝弥尔顿的著名政治小册《论出版自由》⁽¹⁸⁹⁾出版300周年。无数人作了演讲，强调即使在战争时期保持思想自由的重要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弥尔顿关于“谋杀书籍”的特别罪行的那段话就印在作家俱乐部那次活动的传单上，但我没有听到有人提起这桩谋杀，而在场的许多人无疑知道这件事。

下面又是一则脑筋急转弯。下面这一段经常被引用的文字来自莎士比亚的悲剧《雅典的泰门》第五幕：

Come not to me again, but say to Athens

Timon hath made his everlasting mansion

Upon the beach's verge of the salt flood

Who once a day with his embossed froth

The turbulent surge shall cover.⁽¹⁹⁰⁾

这段话有三个错误，错在哪里呢？

随意集·五十一

1944年12月8日

过去几年来我一直在努力收集小册子，而且一直坚持阅读各式各样的政治文学。有一件事让我越来越惊讶——很多人也为此感到惊讶——那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争议是如此邪恶狡诈。我不只是在说那些争论很恶毒刻薄。当事关严肃的问题时，它们就应该如此。我指的是似乎没有人觉得对手也应该拥有公平的发言机会或客观真相才是最重要的，只要你能达到目的就行了。纵览我所收集的政治宣传手册——保守党的、共产党的、天主教徒的、托派分子的、和平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或别的什么人——在我看来，几乎所有的小册子都有着同样的精神氛围，虽然所强调的重点各有不同。没有人在探究真相，每个人总在阐述“情况”，完全罔顾公正或准确，就连最直白明显的事实，如果他们不想看见，也可以视而不见。同样的宣传伎俩几乎比比皆是。要将它们分门别类会占据这张报纸的很多版面，但在这里我希望引起人们对一个非常普遍、有争议性的辩论习惯的注意——罔顾对方的动机。这里的关键词是“客观”。

我们被教导说，重要的是人们的客观行动，他们的主观情感并不重要。因此，和平主义者妨碍了备战，“客观上”帮助了纳粹分子。因此，作为个体他们或许对法西斯怀着仇恨，但那是不相干的。我自己就不止一次说过这样的话，心里觉得很内疚。这一套论点被用在托洛茨基主义身上。托派分子总是被斥责为活跃而心甘情愿的希特勒的帮凶，至少那些共产主义者是这么说的。但当你指出许多明显的理由，证明这或许不是真相时，“客观效果”的那一套就会再次被提起。批评苏联就是在帮助希特勒，因此“托洛茨基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当这一套说辞被确立起来之后，出于故意的背叛这一罪名就总是不断地被重复。

这不仅仅是不诚实的问题，它还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如果你罔顾人们的动机，要预见他们的行动就变得更加困难。因为有些时候，就连最迷惘的人也知道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举一个粗浅但很有可能会发生的例子。一个和平主义者在从事一份能让他了解到重要军事情报的工作，一个德国密探和他接触。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主观情绪就关系重大了。如果他在主观上赞同纳粹，他就会出卖国家；如果他不赞同纳粹，他就不会卖国。而没有那么富有戏剧性但本质上相似的情况总是在发生。

在我看来，一些和平主义者内心是赞同纳粹的，而极端左翼政党里肯定会有法西斯密探。重要的是，找出那些诚实的人和不诚实的人，而那些常见的空洞指控只会让这件事变得更加困难。争论所引发的仇恨气氛使人们受到蒙蔽而失察。承认对方或许是诚实和睿智的人被认为是不可忍受的事情。痛骂对方是傻瓜或恶棍，或二者兼而有之要比了解对方是怎样的人更加让人心里觉得快慰。正是这一思维习惯，还有别的事情，使得在我们这个时代很难进行成功的政治预测。

下面这份传单（印刷的）是我的一个熟人在酒吧拿到的。

爱尔兰万岁！

第一个杀死日本人的美国士兵是迈克·墨菲。

第一个击沉日本战舰的飞行员是科林·凯利。

第一户在一场战役中失去五个儿子的美国家庭是苏利文一家，一艘海军舰艇以他们命名。

第一个击落日本战机的美国人是达奇·奥哈拉。

第一个发现德国间谍的海岸警卫队队员是约翰·康兰。

第一个获得总统授勋的美国士兵是帕特·鲍尔斯。

第一个带领舰艇在战斗中牺牲的美国海军上将是丹·卡拉汉。

第一个从后勤部偷了四个新轮胎的美国杂种是犹太人古德斯泰因。

这份传单的原作者可能是爱尔兰人，但更有可能是美国人写的。上面看不出是哪里印刷的，但或许它出自国内某个美国组织的印刷间。如果还有像这样的传单出现，我很有兴趣去了解一番。

这一期的《论坛报》刊登了“英国小说创作科学学会”的主管马丁·沃尔特先生的一封长信，在信中他抱怨我诋毁了他。他说：一、他并没有声称将小说创作变成了一门纯粹的科学；二、他的指导方法已经培养出了许多成功的作家；三、他询问《论坛报》是否接受被认为带有欺诈性质的广告。

对于第一点，“学会声明，这些问题（小说创作的问题）已经被马丁·沃尔特先生解决了。他相信每一门艺术归根结底是一门科学这一真理，分析了5 000多个故事，最终总结出了‘情节公式’。他和世界各地的学生就是应用这一公式构思出了不同的故事。”“我认为‘情节’的本质是严格遵循科学的。”像这样的言论遍布于沃尔特先生的小册子和广告中。如果这不是在声称他已经将小说创作归结为一门纯粹的科学，那到底是什么意思？

关于第二点：沃尔特先生所教出的那些成功作家是谁呢？让我们听听他们的名字和他们出版的作品的名字，然后我们才能对情况有所了解。

关于第三点：一份报纸不应该接受显然有欺诈性质的广告，但它无法在事先对一切广告进行筛选。比方说，那些出版商的广告总是宣称他们所出的每一本书都具有非常高的文学价值，你能怎么办呢？在这一点上，最重要的是一份期刊不应该让它的社论专栏受到广告的影响。《论坛报》一直很小心不这么做——比方说，即使沃尔特先生本人出面它也没有这么做。

沃尔特先生或许有兴趣知道，要不是他前不久在广告中捎了几份免费的手册（包括那个“情节公式”），并建议我在我的专栏里提一提它们，我是不会提起他的。正是这件事引起了我对他的关注。现在我已经提起了他，而他似乎并不高兴。

回答上周的问题。那三个错误是：

一、“who”应该是“whom”。⁽¹⁹¹⁾

二、泰门被埋在潮汐的高位下面，大海每天会将他淹没两次，而不是一次⁽¹⁹²⁾，因为24小时内总会有两次涨潮。

三、他不会被淹没，因为地中海没有肉眼看得见的潮汐。

随意集·五十二

1944年12月29日

我要感谢德威特·麦克唐纳先生发表于纽约月刊《政治》9月刊的一篇文章，那是一篇书摘，选自一本名为《杀人——或者被杀，肉搏战手册》的书，作者是雷克斯·阿普尔盖特少校⁽¹⁹³⁾。

这本书是一本美国的半官方出版物，不仅为刀具、绞杀和形形色色的恐怖的“无枪械作战”提供了详实的信息，而且描述了士兵们在军校里如何接受训练应付挨家挨户的入室战。下面是几则指导的范例：

“……在进入隧道之前，教官抛出假人A，学生用小刀扎在其身上，当学生从1号目标奔赴4号目标时，高音喇叭播放‘盖世太保虐待现场’或‘意大利人在咒骂’的录音……9号目标位于暗处，随着学生进入这个房间，播放‘日本人实施强奸’的录音……教官给学生的手枪重装子弹时，播放‘逮住那个美国杂碎’的录音。教官和学生穿过下一个房间的帘子时，他们会碰到一个象征着死尸的背部插着匕首的假人。一盏绿灯照亮了这具假人，学生不能开枪打中它，但基本上所有学生都开枪打中了它。”

麦克唐纳先生评论说：“这门课在运作时有一点非常有趣。虽然作者没有明说，但学生的压抑似乎会带来危险：意志完全崩溃，开枪打死或用刀子捅死跟在身边的教官……根据指示，教官得贴身跟在学生身边，‘随时’抓住学生握枪的那只胳膊。上课时学生刺中了三具假人之后，‘刀子要从学生的手里解除，防止事故发生’。最后：‘上课时当教官在学生身边时，不能去完全黑暗的地方。’”

我相信在英国军队里，类似的战斗课程已经不再进行或不再强调了，但请记住，如果你想要有一支作战高效的部队，这种课程是必不可少的。没有什么意识形态，没有什么“为某个事业而奋斗”的理念能代替它。这一刻意的残忍虐待数百万人类的行径是目前这一社会形态的代价的一部分。顺便提一下，几百年来日本人是这方面的行家好手。在以前，贵族的男孩子在非常小的时候就被带去观看行刑，如果有孩子露出轻微的感觉恶心的迹象，他立刻会被逼吃下大碗大碗的染成血色的米粒。

英国的平民对军事上的丰功伟绩并不热衷，我曾在别处指出，当一首描写战斗的诗变得家喻户晓时，它总是描写一场灾难而不是一次胜利。但有一天，当我因为提到什么事情而重复这句话时，我的脑海里掠过那首曾经流行的歌曲——如果哪家唱片公司愿意录制它的话或许会再度流行——《本鲍上将》⁽¹⁹⁴⁾。这首很沙文主义的歌谣似乎与我的看法相左，但我相信它的流行部分程度上得归因于当时大家都知道的阶级斗争的色彩。

本鲍上将在与法军作战时突然被麾下的船长背叛，只能以寡敌众。这首歌谣是这么写的：

科比对韦德说，“我们跑吧，我们跑吧。”

科比对韦德说，“我们跑吧。”

因为我不在意丢脸，

也不在意丢失官位。

但我不会去面对敌人，

不会面对他的大炮，不会面对他的大炮。

于是，本鲍只能孤军奋战，虽然获得了胜利，但自己却牺牲了。对他的死有一段血腥但可能真实的描写：

勇敢的本鲍失去了双腿，

被链弹炸中，被链弹炸中，

勇敢的本鲍失去了双腿，

被链弹炸中，

勇敢的本鲍失去了双腿。

他杵着断腿，哀求道，

“继续作战，我的英国小伙子们，

这是我们的战场，这是我们的战场。”

军医包扎他的伤口，本鲍在大叫，本鲍在大叫。

军医包扎他的伤口，本鲍在大叫，

快把我抬在担架上，搁在船尾处，

我要面对敌人，

直到我战死，直到我战死。

重要的一点是，本鲍是个出身行伍的普通人，凭着军功一步步晋升。他入伍时是个舱室仆童，他麾下的舰长之所以逃离战场，是因为他们不想看到一个庶民指挥官获得胜利。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一传统让本鲍成了一个受欢迎的英雄，使他的名字不仅被这首歌谣传诵，而且出现在不计其数的酒吧招牌上。

我相信没有关于这首歌的唱片，但我在进行节目广播，想播点相似的歌曲打发5分钟的间歇时，我发现它只是许多没有被录制的旧流行歌曲和民谣中的一首。我相信直到不久前连《汤姆·博林》或《绿袖子》也没有被录下来，无论是歌词还是曲子。其它我找不到的歌曲包括：《盖了茅草屋顶的小屋》、《绿意盎然》、《噢，朝露慢慢地逝去》和《来吧，姑娘们和小伙子们》。其它家喻户晓的歌曲录制得零零碎碎，总是由那些职业歌手随随便便地演绎，你似乎可以闻到唱片散发出来的威士忌和香烟的味道。圣诞颂歌的唱片合辑也非常糟糕。我相信你找不到《吟游诗人和少女》、《远处神龛的银灯》、《富翁与拉撒路》或其它经典老歌。另一方面，如果你想找一张《滚木桶》、《一朵小雏菊》等歌曲的唱片，你会有好几个不同的版本可供选择。

12月15日的《论坛报》有一位记者表达了他听到利用印度军队去攻打希腊时心里的“恐惧和厌恶”，并把这件事与佛朗哥利用摩尔人军队攻打西班牙共和军相提并论。

在我看来，重要的是这一老掉牙的转移视线的言论不应该被提出来。首先，印度军队与佛朗哥的摩尔人军队不可同日而语。那些反动的摩尔人酋长和佛朗哥的关系就像那些印度亲王和英国保守党的关系一样。他们派遣军队到西班牙目的很明确，就是镇压民主。印度军队是雇佣军，为英国人服务是出于家族传统或为了谋一份差事，虽然后来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或许开始认为自己是印度人的军队，是未来获得独立的印度的核心武装势力。他们在雅典出现或许并没有什么政治含义。或许他们碰巧只是最近的可以调遣的部队。

但此外，社会主义者不应该有肤色歧视，这是非常重要的。有几次——比方说，1923年占领鲁尔区和西班牙内战——就有人在叫嚷着“使用有色人种部队”，似乎被印度人或黑人开枪打死要比被欧洲人开枪打死更惨。我们在希腊犯下的罪行是，我们干涉了希腊的内政，而执行命令的部队是什么肤色并不重要。至于占领鲁尔区，或许抗议使用塞内加尔人的部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德国人或许会觉得这是雪上加霜的羞辱，而法国人动用黑人部队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但这种感觉在欧洲并不普遍，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对印度军队怀有偏见，他们显然都是行为良好的人。

我们的记者或许想说的是，那些殖民部队在政治上茫然无知，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进行怎样的龌龊勾当，利用他们是格外卑劣的事情。但至少我们不要去侮辱那些印度人，暗示他们进驻雅典要比英国人进驻雅典更具羞辱意味。

随意集·五十三

1945年1月5日

我正在阅览1810年《季度评论》的合订本，我想那一年是《季度评论》发行的第二年。

从英国人的观点看，1810年不是拿破仑战争中最黑暗的年头，但也差不多了。或许可以和目前这场战争的1941年相比拟。英国完全陷入孤立，在德国的命令下，与每个欧洲港口的贸易都被封锁。意大利、西班牙、普鲁士、丹麦、瑞士和低地国家⁽¹⁹⁵⁾全都被征服了。奥地利与法国结盟，俄国也和法国勉强达成协议，但大家都知道拿破仑很快就会入侵俄国。虽然美国没有参战，但它公开仇视英国。希望一片渺茫。只有西班牙爆发了起义，这再一次让英国在欧洲大陆站稳了脚跟，开启了与南美国家的贸易。因此，观察《季度评论》的基调是很有趣的事情——它是一份断然支持战争的保守派刊物——瞧瞧在那个绝望的时刻它是怎么谈论法国和拿破仑的。

下面是《季度评论》关于所谓的法国人有好战情绪的评论，摘自一篇书评，书评的对象是由一位沃尔什先生所写的宣传手册，他刚从法国回来：

“沃尔什先生一直认为法国人身上有好战天性，对那些饥肠辘辘的肮脏的巴黎人听说军队每一场胜利时欣喜若狂的模样进行了生动的刻画，我们对此毫不怀疑，但我们或许可以认为这种喜悦是伴随着这种事情的人之常情。民族虚荣心的满足是一方面，而胜利所带来的庆典或许让没有野心的人也能开怀地尽兴。事实上，我们认为，当前那些情感只局限于那位伟大的征服者的胸怀中，在他的臣民中，我们几乎可以说他的军官和军队共同的愿望就是和平。”

我们可以将这段文字与范西塔特勋爵⁽¹⁹⁶⁾的言论或当今大部分报刊上的言论进行对比。这篇文章有几处提到了拿破仑的军事才华。但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那一年的《季度评论》刊登了很多篇关于刚出版的法国书籍的评论——它们都是认真严谨的评论，但基调与其它文章并没有什么不同。比方说，有一篇九千字左右的文章，谈论法国阿卡伊尔学会⁽¹⁹⁷⁾的出版物。法国的科学家盖伊-卢萨克⁽¹⁹⁸⁾、拉普拉斯⁽¹⁹⁹⁾和其他人都被示以最大程度的尊敬，每次提到时都以“先生”称呼。读着这篇文章，你感觉不到战争正在进行。

你能想象在目前这场战争中英国的报刊会怎么评论德国的书籍吗？不，事实上，我想你无法记起战争时期在德国出版的哪怕一本书的名字。如果一本当代的德国书在报刊中被提起，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会被以某种方式曲解。在浏览《季度评论》里对法国书籍的评论时，我注意到只有当它们直接涉及政治话题时政治宣传才会冒出来，即使是那样，按照我们的标准，那也是极为温和的政治宣传。至于艺术、文学和科学，它们的国际性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我猜想，英国在拿破仑战争时就像现在这场战争一样是为了生存而在奋战，对于被卷入战争的人来说，那场战争同样血腥和令人精疲力竭……

当缅甸再次成为新闻的中心时，没有人能做点有意义的工作，归纳出一套合理的拼写缅甸地名的方法。普通的报纸读者怎么分辨得出像侗墩依、米扬密亚和尼昂滨泽这些名字呢？

当日本人于1942年初入侵缅甸时，他们很努力地在电台上对缅甸的名字进行正确的发言。英国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不以为意，继续我行我素，将每一个可能念错的名字都给念错了。而从那时开始，报纸自己鼓捣出名字的发音，而那些发音基本上都是错的，把情况搞得更加糟糕。

目前，缅甸的名字大体上就是从缅甸文字中直译过来的。除非你了解缅甸文如何拼写，否则这是一套非常糟糕的系统。普通人怎么会知道在一个缅甸的名字中“e”写的是“ay”，“ai”写的是“eye”，gy写的是“j”，ky写的是“ch”等等等等呢？要归纳出一套更好的书写系统应该是很容易的事情，英国的公众能很标准地说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要是肯学习的话，也能够把皎克西和坤仰公说得标准。

我最近怀着兴趣在重读《费尔柴尔德一家》，这本书写于1813年，大约五十年来一直是儿童的标准读物。不幸的是，我只有第一卷，但即便如此，其未删节的版本——近年来出了许多华而不实的版本，把所有的精华都给剔除掉了——仍很值得关注。

这本书的基调从这句话就能充分地体现出来：“爸爸，”露丝（顺便说一下，露丝九岁）说道，“我们可以念一些关于坏心肠的人的诗篇吗？”当然，爸爸非常愿意，然后她念出了那些诗篇，全部都记得正确无误。下面是费尔柴尔德太太在告诉孩子们她童年时不听话和女仆去摘浆果时所说的话：

“保姆被交给她的母亲鞭打一顿。而我则被关在小黑屋里，关了几天，只有水和面包吃。到第三天快结束时，我的几个阿姨叫我过去谈话，谈了很久。”

“你违背了第四诫。”佩内洛普阿姨说道，“它的内容是：‘记住，安息日是神圣的日子。’而且你违背了第五诫，内容是：‘尊敬你的父母……’你还违背了第八诫，内容是：‘不可偷盗。’格蕾丝，”阿姨说道，“而且和那些下人一起爬树实在是太丢人了，枉我们那么照顾你，为你吃了多少苦头，而且还教导你那些精致的礼仪。”

整本书就是这种调调，在每一章的结尾有长长的祷告，还有无数从《圣经》里引用的赞美诗和经文贯穿全文的始终。但它最主要的特征是上天对那些行为不检点的孩子的可怕惩罚。如果他们没有得到许可就去荡秋千，他们会摔下来，断了几颗牙齿；如果他们忘了祷告，他们就会掉进猪食槽里；偷了几个李子就会罹患肺炎差点没命。有一次费尔柴尔德先生逮到自己的孩子们在吵架。和往常一样，他鞭笞了他们一顿，然后带他们去很远的地方散步，看一具挂在绞刑架上的谋杀犯的腐尸——正如他所指出的，这是两个兄弟争吵而导致的结果。

这本书一个有趣而且让人觉得好奇的特征是，在这么严苛的管制下成长的费尔柴尔德家里的孩子们似乎非常难以让人信任。父母一转过身去他们就一定会调皮捣蛋，这表明鞭笞和只给面包和水吃并不特别管用。顺便说一下，作者舍伍德太太有几个孩子，至少他们没有在她的操持下死掉。

随意集·五十四

1945年1月12日

不久前一位来信者问我是否见过展现德国人暴行的蜡像展览，这个展览在伦敦已经进行一年多了。展厅的外面写着这些字样：集中营的恐怖。进来看看真正的纳粹酷刑。鞭笞、钉十字架、毒气室等等等等。儿童游乐区不另外收费。

我在很久以前就去看了这个展览，我想告诉那些想去参观的人，它实在是让人大失所望。首先，许多蜡像并不是真人尺寸，我猜想它们当中有的甚至不是真正的蜡像，只是裁缝店的假人装上新的脑袋。其次，那些酷刑并不像外面的宣传海报让你设想的那么恐怖。整个展览脏兮兮的，毫无生机，让人觉得很没劲。但我猜想展览者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那些宣传标语很有趣，完全赤裸裸地迎合虐待狂和受虐狂的心理。在战前，如果你喜欢无规则摔跤，或写过信给你的议员抗议废除鞭刑，或光顾那些二手书店找类似《行刑室之乐》这样的书籍，别人会很讨厌你，对你抱以猜疑。而且，或许你知道自己的动机，为它们多多少少感到羞愧。然而，现在你可以沉醉于最令人恶心的关于酷刑和屠杀的描写中，不仅无须产生罪恶感，而且觉得你是在进行一项值得赞扬的政治行动。

我不是在说关于纳粹分子所犯下的暴行的故事并不是真实的。我想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是真实的。这些恐怖的事情的确在战前德国的集中营里发生过，而且它们没有理由自战争开始之后就停止了。但它们被利用了，因为它们给了报纸刊登色情内容的借口。今天上午的报纸在大肆渲染英国军队对于纳粹暴行的官方报告。它们小心翼翼地告诉你，女人被赤身裸体地鞭笞，有时候将这一细节作为新闻标题进行报道。撰写这些报道的记者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他们知道有很多人想到用刑就会得到虐待狂的快感，特别是折磨女人，他们就是要利用这一普遍的精神官能症。你不需要觉得愧疚，因为这些事情是敌人做出来的，而且你从中得到的快乐可以用不予认同的态度加以掩饰。你能从己方所作出的残暴的行为中得到相似的快感，只要它们被认为是对做坏事的人的正当惩罚就行。

我们还没有沦落到观赏古罗马角斗士竞技表演的地步，但如果必要的条件实现的话，我们或许会这么做。比方说，如果宣布几个甲级战犯将被喂狮或在温布利体育馆被大象踩死，我猜想一定会有很多人到场观看这一盛景。

我希望引起对最新一期的《世界评论》一篇名为《关于米哈伊洛维奇的真相？》的文章的关注（顺便说一下，它的作者也为《论坛报》写文章）。它探讨了英国媒体和英国广播电台将米哈伊洛维奇定性为德国间谍的宣传攻势。

南斯拉夫的政治非常复杂，我不想假扮这方面的专家。我所知道的是，英国和苏联放弃米哈伊洛维奇而支持铁托是完全正当的。但让我感兴趣的是这个决定作出之后，声誉卓著的英国报纸愿意纵容那些近乎伪证的报道，就为了抹黑那个几个月前他们还予以支持的人。这种事情无疑发生了。这篇文章的作者从众多例子中举了一例，在这则例子中事实报道遭到了最寡廉鲜耻的镇压。那些报纸得到了非常明确的证实米哈伊洛维奇并不是德国间谍的证据，但它们拒绝将证据刊登出来，仍像以前那样一再重复着变节卖国的指控。

在西班牙内战中发生了非常相似的事情。那时候，无政府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人既反对佛朗哥，也反对西班牙共和政府的官方政治纲领，他们被斥责为接受法西斯津贴的叛徒。许多同情共和政府的英国报纸认可了这一指控，并连同自己加油添醋的夸张描写将其反复报道，与此同时拒绝刊登任何回应，就连信件也不肯。他们的理由是，西班牙共和政府正在挣扎求存，对自相残杀的麻烦进行过于坦白的讨论会使得本国的亲法西斯报刊有机可乘。他们在这些问题上和稀泥，给无辜的人扣上完全没有根据的罪名。那时候和现在都一样，如果你提出抗议，你所得到的回答是：首先，那些指控是真实的；其次，就算它们不是真实的，这些人在政治上也不可靠，因此是他们活该。

我承认这个理由有一定的道理。在与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时，你不能总是受昆斯伯里侯爵规则⁽²⁰⁰⁾的约束，有时候撒谎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总是有寡廉鲜耻的敌人在等着捉你的痛脚，而有些问题的真相是如此复杂，简单地陈述事实会对公众造成误导。但我仍然认为，过去二十年的历史表明，极权主义的争论方式——伪造历史、个人毁谤、拒绝公平地听取对方的意见等等等等——大体上是对左翼事业的利益造成了损害。

一个谎言就像是一只回旋镖，有时候它会出其不意地很快就飞回来。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一份左翼报纸雇用了一位记者“捏造”对西班牙托洛茨基分子的指控，而他也不择手段地这么做了，根本没办法在那张报纸的专栏上对他所说的话作出回应。不到三年后，这个人被另一份报纸聘请了，在苏芬战争时期进行最下作的“反赤化”宣传。我猜想他在1940年所说的那些反对俄国的谎言杀伤力会更大，因为他在1937年所说的那些支持俄国的谎言还没有被揭穿。

在同一期《世界评论》中，我注意到爱德华·霍尔顿⁽²⁰¹⁾先生很不以为然地表示“小小的雅典城所拥有的日报比伦敦要多得多”。我所能说的就是：祝雅典好运！只有在拥有许多份报纸，各种思潮都能够得以表达的情况下，才有机会获得真相。算上晚报，伦敦只有十二份每日发行的报纸，它们覆盖了整个英国的南部，而最北到了格拉斯哥。当它们都决定讲述同一个谎言时，没有小报能够阻止。在战前的法国，报刊非常腐败龌龊，但你可以从中挖掘出比英国的报刊更多的新闻，因为每个政治党派都有自己的报纸，每一种观点都能找到读者。如果在我们准备扶植的政府管制下雅典仍然能够保持那么多的报纸，我会觉得很惊讶。

随意集·五十五

1945年1月19日

上星期法国记者亨利·比拉德⁽²⁰²⁾被判处死刑——然后被减刑为终身监禁——罪名是与德国人勾结。比拉德以前经常给法西斯周刊《格林葛》⁽²⁰³⁾投稿，在最后的几年里，这份周刊变成了你所能想象的最让人恶心的破烂玩意儿。没有什么报刊的内容能像它的卡通漫画那样让我如此气愤，上面画着那些可怜的西班牙难民如潮水般涌入法国，而意大利的飞机正一路以机关枪对他们进行扫射。那些西班牙人被画成一排面目可憎的丑角，每个人推着一辆手推车，上面堆满了珠宝和装着金子的袋子。《格林葛》几乎一直都在叫嚣要镇压法国共产党，即使是对左翼政党中最温和的政治家，它也同样凶残。它曾刊登了一幅漫画，里面画着布伦姆和他自己的妹妹睡在床上，从中你可以了解到它在进行政治争论时的道德水准。它的广告栏目里尽是偷窥装置和色情读物的广告。这么一本垃圾读物据说发行量达到了50万份。

在阿比西尼亚战争期间，比拉德写了一篇支持意大利的言辞激烈的文章，在里面他声言“我痛恨英国”，并给出了痛恨英国的原因。重要的是，德国只能利用这样一群人在法国进行宣传，多年以前他们就毫不掩饰自己对法西斯的同情。一两年前，雷蒙德·莫蒂默先生发表了一篇关于战时法国作家活动的文章，美国的杂志上也刊登了几篇类似的文章。当你将这些文章拼凑在一起后，你会清楚地发现在德国占领时期法国文坛的知识分子表现十分体面。我希望我能坚定地认为如果纳粹党杀过来时英国文坛的知识分子也能有同样的表现。但实际的情形将会是，如果英国沦陷，情况会变得十分绝望，而接受新秩序的诱惑要强大得多。

我认为我有点对不起二十世纪。关于我对1810年的《季度评论》所说过的话——在里面我指出在与法国交战最激烈的时候，法文书籍仍能得到正面的评价——有两位来信读者告诉我，在当前这场战争中，英国给予了德国的科学出版物公允的待遇。因此，或许我们终究不是那么蛮不讲理的人。

但我仍然觉得我们的先辈在战争时期比我们更加能够保持理性。如果你曾经从弗里特街走到河堤路，你应该走进《观察者报》的办公室，看看在等候室里保存的一份资料。那是《观察者报》（它是我们最古老的报纸之一）的一页镶了框的报纸，日期是1815年6月的某一天。外表上看它很像一份现代报纸，但印刷质量稍微差一些，那一页上只有五个栏目。最大的字体比四分之一英寸大不了多少。第一个栏目是《法庭与社会》，然后是几则广告，大部分是房间出租广告。在最后一则广告下面是一则标题《佛兰德斯血腥战役，科西嘉叛军的完败》。这是滑铁卢战役的第一则新闻！

“今天英国只有八十人每年的净收入在六千英镑以上。”（众议员昆汀·霍格⁽²⁰⁴⁾先生在他的宣传册《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中如是说。）

在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中大约有80种方式表达不相信——例如“garn”（继续扯）、“come off it”（别扯了）、“you bet”（当然）、“sez you”（去你的）、“oh yeah”（噢，是嘛）、“not half”（一点都不信）、“I don't think”（我可不这么想）、“less of it”（别扯了）或“the pudding！”（瞎说！）但我觉得“and then you wake up”（然后你就醒了）是对上面所引用的那句话最贴切的回答。

最近我读了埃德加·华莱士的传记，由玛格丽特·雷恩⁽²⁰⁵⁾几年前执笔。它是真正的从“小木屋到白宫”式的故事，隐晦地对我们这个时代作了一番让人很是吃惊的评论。华莱士的身世非常不幸——他是一个私生子，由养父母在贫民窟带大——完全靠着自己的能力、进取心和努力一步步往上爬。他著书甚丰，在他的晚年一年能够出八本书，还写剧本、广播稿和许多报道。他只需不到一周的时间就构思好一部长篇小说。他不事锻炼，在一间热得要命的房间的玻璃屏风后面奋笔疾书，不停地抽烟和喝很多加了糖的茶。五十七岁的时候他死于糖尿病。

显然，从华莱士的几部更具野心的作品可以看出，他还是很严肃地对待自己的作品的，但他最主要的目的是挣钱，而他做到了。晚年时的他每年挣大约五万英镑。但那些钱来得容易去得快。他经营剧院亏了本，养了好几匹赛马很少获胜，而且他还花了很多钱买了好几座房子，请了二十个仆人。当他突然在好莱坞暴毙时，人们发现他欠了十四万英镑的债务，而他的流动资产几乎为零。不过，他的书卖得很火，在他死后的两年里，他的版税多达两万六千英镑。

奇怪的是，这种完全荒废的人生——终其一生总是坐在局促的房间里，用略带恶毒的废话填满一张又一张的稿纸——被称为，或在几年前曾经被称为“励志榜样”。华莱士写的都是“要么飞黄腾达要么一败涂地”的书，从斯迈尔斯的《自助》以降这类书一直都在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世界在他生前死后给了他想要的回报。当他的遗体被带回国时，

“他被抬上游轮‘伯伦加莉亚号’……身上覆盖着一面米字旗和鲜花。他独自躺在空荡荡的大厅里，棺材上盖满了花圈。他从未进行过这么平静而高贵的旅行。当那艘游轮驶进南安普顿的水域时，它的旗帜在桅杆的一半高度处飘扬着，南安普顿的旗帜缓缓降下向他致敬。弗里特街敲响了钟声，温德汉姆酒店熄灭了灯光。”

他得到了这一切和一年五万英镑！他们还在鲁德门广场的墙上挂着华莱士的铭牌。想到伦敦能在弗里特街纪念华莱士，在肯辛顿花园纪念巴利，却不肯在兰贝斯为布莱克竖立一座纪念碑，真是奇怪。

随意集·五十六

1945年1月26日

有一天晚上我参加了一个名为“欧洲自由联盟”的组织的大型集会。虽然严格来说那是一个包容各个党派的组织——讲台上有一位工党的下议员——我认为说它被保守党的反俄人士所主宰并不过分。

我完全赞同欧洲自由，但当它能与其它地方的自由结合的话我会更加高兴——譬如说，印度。讲台上的那些人很关心俄国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等地方的行动，以及这些行动对大西洋宪章原则上的背弃。他们所说的内容有一半以上是合理的，但奇怪的是，他们在捍卫我们在希腊的高压统治时和谴责俄国在波兰的高压统治时几乎一样热情。保守党的下议员维克多·莱克斯⁽²⁰⁶⁾是一个能干而敢言的反动分子，他作了一番演讲，如果它只是针对波兰和南斯拉夫的话，我会认为它是一次精彩的演讲。但在谈完那两个国家之后，他继续讲起了希腊，然后突然开始颠倒黑白。那一大群听众没有作嘘也没有插话——显然，没有人能够明白，无论是谁将卖国政府强加于不情愿的人民身上，那都不是什么好事。

很难相信像这样的人会对像政治自由这种事情真的感兴趣。他们之所以关心，是因为英国未能在德黑兰会议达成的肮脏交易中大捞一笔。会议结束之后我和一个记者聊天，他比我认识更多有影响的人物。他说他认为英国的政策可能很快就会转而激烈地反对俄国，如果有必要的话，朝那个方向操纵公共舆论会是相当轻松的事情。我有好几个理由不相信他所说的是对的，但假如结果证明他是对的，那归根结底是我们的错，而不是我们的敌人的错。

没有人会指望保守党和它的喉舌会传播启蒙。问题是，过去这些年来，要从左翼报刊那里了解到对于外交政治的成熟言论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当事关像波兰、波罗的海国家、南斯拉夫或希腊等问题时，那些亲俄派的报刊和保守党的极端主义喉舌有什么不同呢？它们只是另一方的上下颠倒的版本。《新闻纪实报》刊登出大字标题报道希腊的战斗，却将那篇“必须以武力征讨波兰救国军”的新闻以小字印在一篇专栏的最下方。《工人日报》不赞成雅典的独裁体制，《天主教先驱报》不赞成贝尔格莱德的独裁体制。没有人能够说——至少没有人能够在发行量大的报纸上说——关于势力范围、卖国、清洗、人口迁徙、一党选举、百分之百的全民投票这些肮脏的把戏，无论是我们自己、俄国人还是纳粹分子做出来的，在道德上都是一样的。即使是在赤裸裸地回归像劫持人质这种野蛮行径的问题上，只有在做出这种事情的人不是我们自己而是敌人时，我们才会表示反对。

结果怎样呢？一个结果就是，误导公众舆论变得更加容易了。保守党人能够随心所欲地制造丑闻，这一部分是因为在某些事情上左翼人士拒绝以成熟的方式进行谈话。一个例子就是1940年的苏芬战争。我并不是为俄国在芬兰的行径辩护，但它并不是什么特别邪恶的事情。它和我们占领马达加斯加的性质是一样的。公众可以为之感到震惊，事实上，可以被这件事激发出危险的愤怒状态，正是因为多年来他们被灌输了错误的理念，以为俄国的外交政策在道德上与其它国家不可同日而语。我在那天晚上听着莱克斯先生的演讲时，我猛然意识到，多亏了左翼政党一直奉行自我审查，如果保守党真的选择开始抖出关于卢布林委员会⁽²⁰⁷⁾、铁托将军和相关话题的秘密，他们将有许多秘密可以抖出来。

但政治的虚伪自有其滑稽的一面。那场“欧洲自由联盟”会议的主持人恰恰就是阿瑟尔公爵夫人⁽²⁰⁸⁾，而就在七年前，公爵夫人——她被亲切地称为“红色公爵夫人”——是《工人日报》的恩客，利用她的权威支持共产党人在那个时候所说的每一个谎言。如今她在与自己帮助创造的怪物进行搏斗。我可以肯定她或她那些曾经是朋友的共产党人会看到这其中的道德意味。

我想更正上周我在这个专栏里犯的一个错误。似乎有一块铭牌是献给威廉·布莱克的，位于兰贝斯的圣乔治教堂附近。我在那一带找过，但没有找到。我向伦敦市政局表示歉意。

如果你关心英语的保护，你总是得作出决定的一点就是，当一个词语改变了词意时，是否值得进行斗争。

有些词语已经没得救了。我想你不能将“impertinent”（不恰当的）、“journal”（杂志）或“decimate”（什一抽杀）的原义恢复。但近几年来渐渐普及的用“infer”（推断）表示“imply”（暗示）的用法呢？（“He didn't actually say I was a liar, but he inferred it.”［他没有明说我是个骗子，但他暗示了。］）你应该为这种事情进行抗议吗？你应该默许某些单词的意思被人为地狭义化吗？比如说，“immoral”（不道德，几乎总是意味着在性问题上不道德）和“criticize”（批评，总是意味着不予好评）。让人惊讶的是，有许多词语演变成为纯粹表示性意味的词语，一部分原因是报纸出于委婉表达的需要。像“intimacy took place twice”（发生了两次亲密关系）这样的话基本上已经不再表示“亲密”的本义。而其它十几个词语也同样发生了语义的转变。

显然，这种事情应该尽可能地避免，但就算你抵制通行的词语用法，能否收到成效尚未可知。词语的产生与消亡是一个神秘的过程，我们不明白个中规律。在1940年，“wallop”这个词表示淡味啤酒，突然间整个伦敦都在用这个词。在此之前我从未听说过这个词，可它似乎不是一个新的词语，但只局限于伦敦的一个地区。然后它突然间传遍整个伦敦，现在似乎再次消亡了。有的词语在蛰伏了数百年后还会复兴，但原因不是非常清楚。比方说：“car”这个词只在古典诗歌里使用，从未在英语中通行，但在1900年左右，这个词复活了，用于表示那种新发明的交通工具。

因此，我们的语言肯定正在发生的退化或许是一个无法通过有意识的行动加以制止的过程。但我希望看到有人进行这一尝试。而作为开始，我希望看到有几十位记者向一些显然很蹩脚的词语用法宣战——比方说，那个令人讨厌的动词“contact”（接触）或给每个动词加上不必要的介词的美国式习惯——看看能否齐心协力将其消灭。

随意集·五十七

1945年2月2日

我正怀着浓厚的兴趣重读一本童年时最喜欢的书——“老鲁克-奥伊”写的《绿色的曲线》。“老鲁克-奥伊”是斯温顿少校⁽²⁰⁹⁾的笔名（后来是斯温顿将军）。我想他是众多被认为发明了坦克的人士之一。这本书写于1908年，里面的故事是一个聪明的职业士兵从布尔战争和日俄战争中吸取教训后作出的预测，将这些预测和几年后实际发生的事情进行比较是很有趣的事情。

有一则故事写于1907年（那时候的飞机只能飞离地面几秒钟），描写了一场空袭。那些飞机携带了8磅重的炸弹！另一则写于同年，讲述了德国入侵英国，我饶有兴味地注意到在这则故事里德国人已经被起了“德国鬼子”这个绰号。我一直以为“德国鬼子”是吉卜林给德国人起的，在上一场战争的第一个星期他就发表了一首诗使用了这个绰号。

虽然有几份报纸努力进行宣传，但“德国鬼子”这个绰号在这场战争中并没有叫响，不过我们有很多其它侮辱性的绰号。你可以就这些引起争议的名字和绰号的使用，以及它们使得政治争议模糊化的作用写一篇有价值的专著。它体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如果你接受一个原本是要侮辱你的名字，并用在自己身上，或许它就会失去其侮辱性的含义。这似乎就发生在“托派分子”身上，它已经危险地近乎一个褒义词了。而上一场战争中的“Conchy”（良心者，指出于道德上的原因而拒绝服兵役的人）也是一样。另一个例子是“Britisher”（英国佬）。这个词原本是仇视英国的美国报刊用来骂人的。后来，诺斯克里夫和其他人在寻找代替“English”（英国人）的富有帝国主义和沙文主义色彩的名称时，发现“英国佬”很好用，于是就拿来用了。从那时开始这个词就多了勇气和爱国主义的光环，那些对你说“这些土著人需要的就是铁腕统治”的人还告诉你他“以身为英国佬为荣”——这就像一个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说自己是“Chink”（中国佬）一样。

最近我收到来自和平之友委员会的一份传单，上面说如果当前将所有波兰人从将被苏联接管的地区撤走，作为补偿，将所有德国人从波兰接管的德国地区撤走这个计划得以执行的话，“将意味迁徙不少于700万人”。

我相信有些人估计的数字要比这个数字更高，但就让我们假设它是700万。这相当于将整个澳洲的人口或苏格兰和爱尔兰的人口总和连根拔起并转移到别处。我不是人口迁徙或房屋营建的专家，我希望听到某位更有资历的人士估计一下：一、迁徙这700万人，包括他们的牲口、农业机械和家具，需要多少车厢和火车头，要持续多久；二、要是他们没有带上牲口等东西就被迁走，有多少人会死于冻馁。

我猜想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会表明这一大规模的犯罪事实上是无法执行到底的，虽然它可能会在一片混乱中开始进行，造成痛苦，并播下仇恨的种子。与此同时，应该有人以尽可能具体的细节让英国人明白他们的政治家要推行什么样的政策。

一场并不是太远的爆炸让整座房子都在颤抖，窗户在基座里震个不停，隔壁房间里1964班醒来了，叫嚷了一两声。每一次这种事情发生时，我发现自己都在心里想：“人类还能将这种丧心病狂的行为长久地进行下去吗？”当然，你知道答案。事实上，如今的困难是能找到相信短期内不会再次爆发另一场战争的人。

我猜想德国今年就会被打败，当德国退出战争时，日本将无法承受英美联军的压力。然后就是精疲力尽的和平，只有小规模的非官方战争会在各个地方打响，或许这所谓的和平会持续上几十年。但之后，根据目前世界的走势，战争将有可能永远进行下去。在我们的默许之下，世界正明显地被瓜分成詹姆斯·伯恩汉姆在《管理革命》一书中写到的两个或三个超级大国。目前你还没办法画出确切的国界，但你或多或少能预见到它们将包含的区域。如果世界真的陷入这一模式，这几个超级大国彼此间将永远进行战争，虽然那不一定会是非常激烈或血腥的战争。如果V型飞弹不停地嗡嗡嗡地飞来飞去，它们在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的问题将会变得简单得多。

如果这两到三个超级大国真的成立，不仅它们的任意一方都因为版图太大而无法被征服，而且它们不需要彼此间进行贸易，因此就能阻止国民之间的所有接触。过去十几年来这个世界已经有面积广袤的地区彼此之间被断绝了往来，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讲，它们处于和平状态。

几个月前，在这个专栏里，我指出现代科学发明是为了阻止而不是促进国际沟通。这篇文章让几个读者给我写了愤怒的来信，但没有一封信能证明我所说的是错误的。他们只是反驳说如果我们有了社会主义，飞机和收音机等东西将不会被用于不当用途。确实如此，但我们并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结果，飞机的主要用途是投掷炸弹而收音机的主要功能是煽动民族主义。即使在战前，世界人民彼此间的交流也要比三十年前少得多，而教育被扭曲，历史被重新书写，思想的自由被压制到之前无法想象的地步。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趋势正被扭转。

或许我是个悲观主义者。但不管怎样，这些是每一次一枚V型飞弹嗡嗡嗡地穿过迷雾引发爆炸时我头脑里掠过的想法（我相信有很多人也是这么想的）。

我在一本书里读到的一则小故事。

有一个人收到邀请去打狮子。他嚷嚷道：“但是，我的虱子都还在啊！”

随意集·五十八

1945年2月9日

每次我洗一大堆瓶瓶罐罐时，我总是为能够上天入海的人类的想象力之匮乏感到惊奇，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做，将这一肮脏费时的辛苦活儿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消灭掉。如果你走进大英博物馆的青铜时代展厅（等它再次开放的时候），你会注意到我们的有些家居用具三千年来基本没有什么改变。比方说，一口煎锅或一把梳子和希腊人围攻特洛伊城的时候基本上是一样的。而就在同一时期，我们从漏水的帆船进步到五万吨的远洋轮船，从坐牛车进步到开飞机。

确实，在一小部分人生活的节省劳力的现代化房子里，像洗碗这样的工作所花的时间比以前少了。有了肥皂片、充足的热水、碗碟架、灯火通明的厨房，还有——英国很少有房子拥有这些设施——轻松的垃圾处理设施，你的生活要比以前就着一根蜡烛的光亮用沙子在漏水的石头水槽里擦洗铜盘铜碟轻松得多。但是，有的活儿（比方说，清洗一个煎过鱼的煎锅）怎么样都让人觉得恶心，而拿着洗碗布就着一盆热水洗碗碟这种事情实在是非常原始。眼下我所居住的这一街区的公寓有一部分不能住人了——不是因为敌人的进逼，而是因为积雪使得屋顶漏水，而且还把天花板的石膏给冲刷了下来。每一次下起罕见的大雪时，这种灾难的发生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水龙头断水三天了，因为水管都被冻住了。而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几乎年年都会发生。几份报纸刚刚宣布水管爆裂的数字太多了，整修工作得到1945年底才能完成——我猜想届时又会有一场严重的霜冻，它们又会全部爆裂。如果我们进行战争的方式与我们料理家务的房屋保持同步的话，我们应该才处在即将发明火药的时候。

回到洗碗这个话题，和拖地、洗涤和掸尘一样，它的本质是一件没有创造性的、浪费生命的工作。你不能像对待烹饪或园艺一样将它变成一种艺术。那能做点什么呢？家居工作的全盘问题有三个可能的解决方案。其一是大幅度简化我们的生活方式；其二是和我们的祖先一样，认为人间的生活究其本质是痛苦的，女人到了三十岁就成了垂头丧气的黄脸婆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其三是，就像我们改善交通和通讯那样，发挥聪明才智使得我们的家居生活更加合理。

我想我们应该选择第三个解决方案。如果你只是想要省事，准备将自己的家设计得就像一台机器那样没有情感，你或许可以设计出舒适而且不需要干活的房子和公寓。中央供暖、垃圾运送槽、合理的抽烟风口、没有角落的房间、电暖床、抛弃地毯将会使得家居变得完全不一样。但至于洗碗，除了像洗衣服那样以集体的方式去处理之外，我看不到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每天早上，市政局的小货车停在你的家门口，运走一箱脏兮兮的餐具，然后归还你一箱干净的餐具（当然，上面有你的名字缩写）。这比战前就已经运作的每日尿布递送服务难不到哪里去。虽然这意味着有的人必须成为全职洗碗工，就像有的人现在得干全职洗衣工一样，但算一个总账，这样做所节约的劳动力和燃料将相当可观。而另一个办法就是继续拿着油腻腻的洗碗布笨拙地进行清洁，或用纸容器吃饭。

一则关于书评家的习惯的趣闻。

不久前有人请我为一本没有名字的年度剪贴册写一篇文章。在最后一刻（我很开心地说，我收到钱了）那些出版商决定我的文章必须被拿掉。这时候那本书正在装帧成册。那篇文章从每册书里撤掉，但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没办法将我的名字从标题页上的撰稿人名单里删掉。

此后我收到了几份报刊的剪报，里面提到了这本书。每次我都被提到是“撰稿人”之一，但没有一位书评家发现我的那篇文章其实不在里面。

现在“explore every avenue”（探索各种途径）和“leave no stone unturned”（巨细无遗）已经是被人嘲笑的表达方式，基本上没有人在用了。我想是时候发起一场运动去抵制另外一些充斥于我们的语言中、已经老掉牙的无用比喻。

有三个比喻是我们完全不需要的，分别是“cross swords with”（交锋）、“ring the changes on”（老调重弹）和“take up the cudgels for”（执仗保卫）。这些及类似的表达方式是多么死气沉沉，你可以从许多人甚至不记得它们原来的意思这个事实得以了解。比方说，“老调重弹”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或许它曾经和教堂的钟声联系在一起，但除非你翻开字典，否则你是不能肯定的。“执仗保卫”或许源自几乎已经绝迹的棍棒游戏。当一个表达方式已经像这样远远偏离了其原本的意思时，它作为一则比喻的价值——即它提供具体的形象说明的表现力——已经消失了。写“某某某执仗保卫什么”根本没有意义。你应该要么说“某某某捍卫了什么”、要么构思出一则真的能让意思更加生动的新比喻。

有时候，这些被过度使用的表达方式由于用字不当而失去了原来的意思。比方说“plain sailing”（一番风顺）（应该是“plane sailing”［一帆风顺］）。还有“toe the line”（绳趋尺步）这个表达方式经常被写成“tow the line”（绳趋尺布）。写出这些表达方式的人显然没有赋予他们所用的词语以具体的意思。

我不知道今天还有没有人读布雷特·哈特⁽²¹⁰⁾。我不知道为什么，但一小时前《斯坦尼斯洛斯协会》这首诗里的几节片段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它描述了以混乱而告终的一场考古学家的会议：

接着天使院长艾伯纳提出一个议事程序的问题，

这时一块古老的红色砂岩击中了他的下腹，

他苦笑着蜷缩在地上，

不再关心接下来的议程。

或许对于布雷特·哈特在现代的名声不利的是，他的两首最为有趣的诗作，一首有肤色歧视倾向，另一首则有阶级势利倾向。但有几首诗值得一读，包括一两首严肃的诗，特别是《军营里的狄更斯》，这首几乎被遗忘的诗是布雷特·哈特在狄更斯死后写的，或许是写给狄更斯的最好的致敬辞。

随意集·五十九

1945年2月16日

上星期我收到一份关于缅甸的未来的声明，由缅甸协会起草，这个组织的成员包括大部分在英国居住的缅甸人。我不知道这个组织是否具有代表性，但或许它道出了大部分有政治意识的缅甸人的愿望。原因我一会儿会试着解释清楚。这份不久前才发表的声明是一份重要的文件。将其总结之后，它提出了以下要求：

一、特赦在日占时期与日本人合作的缅甸人。

二、英国政府发表声明，明确宣布缅甸获得自治领地位的具体日期。如果可以的话，时间不得长于六年。与此同时，缅甸人民组建立宪大会。

三、拒绝“直接统治”的临时政府。

四、缅甸人民对本国的经济发展拥有更大的支配权。

五、英国政府立刻明确地声明它对缅甸的意图。

这些要求让人感到惊讶的地方是，它们是那么的温和。没有哪个带着民族主义色彩或希望号召民众跟随的政党会提出比这些更少的要求。但为什么这些人会提出如此低调的要求呢？我想你可以猜测有两个原因。首先，被日本占领的经历或许使得自治领地位比起三年前成为更加让人觉得有希望的目标。但是——更重要的是——如果他们的要求这么低，或许是因为他们期盼得到的甚至更少。我想他们的预料是对的。事实上，在上面所列举的非常温和的要求里，只有第一点是有可能实现的。

英国政府从未就缅甸的将来作出明确声明，但谣传一直在说日本人被赶走后缅甸将重新被“直接统治”，而这是军事独裁统治的委婉说法。目前缅甸的政坛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在报纸上没有看到只言片语关于将如何统治重新征服的领土的报道。要理解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你必须看看缅甸的地图。一年前缅甸几乎全在日本人掌控中，而盟军在野外作战，那里人烟稀少，生活着从未受到什么干涉的有着亲英传统的原始部落。现在他们挺进缅甸的心脏地带，有一些相当重要的城镇和行政中心已经落入他们的手中。数百万缅甸人一定再次臣服于英国的国旗之下。然而，我们对正在成立的行政管理形式一无所知。如果每一个有思想的缅甸人都害怕最糟糕的情况会发生，这会让人觉得惊讶吗？

如果可以的话，引起英国公众对这件事情的关注非常重要。我们的眼睛盯紧了欧洲，我们忘记了在世界的另一头有好几个国家在等待着解放，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在期盼情况不会只是城头变换大王旗。缅甸或许会是第一个重新收回的英属殖民地，它将会是试金石，比希腊和比利时更重要的试金石，不仅是因为更多的人牵涉在内，而且是因为它几乎完全是英国的责任。要是由于冷漠和无知，我们由得丘吉尔、埃默里⁽²¹¹⁾等人达成反动的解决方案，我们将永远失去缅甸人的友谊，这将是非常可怕的灾难。

在日本人走后的一两年里，缅甸将会比过去十几年来更加与英国亲近，更加顺从。是时候轮到我们作出慷慨的姿态了。我不知道自治领地位是不是最佳解决方案。但如果缅甸人中有政治觉悟的群体要求获得自治领地位，而由得托利党拒绝其要求，徒劳无功地想回到从前，那将会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必须规定一个明确的日期，一个不能太遥远的日期。无论这些人是留在英联邦体制之内还是脱离出去，从长远看来，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赢得他们的友谊——如果在危机时刻我们不辜负他们，我们将能如愿以偿。缅甸的未来到了决定性的时刻，有思想的缅甸人不会正眼看丘吉尔一眼。他们将会看着我们，看着工党的行动，看着我们所谈论的民族、自治、民族平等和别的事情是不是都是认真的。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有能力迫使政府达成得体的解决方案，但我知道，如果我们不能至少像在希腊问题上那样引发一番争吵，我们将对自己造成无可挽回的伤害。

当被人问起“什么是最聪明的动物”时，一位日本的智者回答说：“是人类还没有发现的动物。”

我刚刚在一本书里看到在英国的沿海地区可以找到的灰海豹数量只有一万只。它们的数目如此稀少，或许是因为和许多别的过于轻信的动物一样遭到了大屠杀。海豹性情很温顺，而且看上去很好奇。它们会跟着一艘船好几里远，有时候当你在海滩边散步时甚至会跟在你后面。没有什么好理由杀死它们。它们的皮不能用以制革，除了吃掉一些鱼之外，它们基本上无害。

它们大部分在无人岛上繁衍。但愿有的岛屿将一直没有人居住，让那些不幸的动物能避免灭绝。然而，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不停地捕杀珍稀动物了。两种鸟类——麻鸦和琵鹭本已绝迹多年，最近又重新在英国繁衍生存。它们甚至在某些地方被鼓励繁殖。三十年前，任何敢露出鸟喙的麻鸦会立刻被开枪打死并制成标本。

据说盖世太保拥有几支书评家的队伍，他们的工作是根据风格比较的方式确定未署名的宣传册子是谁写的。我总是在想，如果这么做是出于好的动机，那正是我想要的工作。

对于我们的有同样爱好的读者，我给他们提这么一个问题：现在是谁在《每日快报》里撰写“比奇康莫”专栏？一定不会是约翰·宾汉·莫顿先生，直到不久之前他一直在撰写该专栏。我听说现在是漫画家奥斯伯特·兰卡斯特⁽²¹²⁾先生，但那只是一则小道消息，我没有进行过仔细的考证。但我打赌5先令，现在的“比奇康莫”和莫顿先生不一样，他不是一个天主教徒。

随意集·六十

1946年11月8日

有人刚刚给我送来一本美国时装杂志，我不会透露它的名字。它有325页大四开版面，大概有15个版面用于刊登关于世界政治、文学等方面的文章。其余的版面全都是图片，周围是一些凸版印刷的文字：晚礼服、貂皮大衣、内裤、裤子、胸罩、丝袜、拖鞋、香水、唇膏和指甲油的图片——当然，还有美得让人窒息的女人的图片，穿着用着那些东西。我不知道整本刊物有多少幅女人的图画或相片，但前50页就有45个女人，全都是美女，你可以大致算出数字。

当你看着这些图片时，你会觉得很惊讶，如今似乎追求的是那种养尊处优、倦怠乃至颓唐的美感。几乎所有这些女人的身材都十分修长，似乎现在流行的是高颧骨的古埃及式的脸，大体上她们的髋部都很窄，双手就像蜥蜴的爪子那样细长无力。显然真的有这么一种身材，因为在图片里和画册里都频繁出现过。另一个显眼的地方是那些广告的文风，那是一种奢华夹杂着富于表现力的技术词汇的独特文风。像“suave-mannered”（举止斯文）、“custom-finished”（度身定制）、“contour-conforming”（符合轮廓）、“mitt-back”（露背）、“innersole”（鞋内垫）、“backdip”（后背镂空）、“midriff”（露腰上衣）、“swoosh”（潇洒）、“swash”（气势夺人）、“curvaceous”（曲线玲珑）、“slenderize”（修身）、“pet-smooth”（小鸟依人）等词语遍拾可见，显然认为读者一看就会明白。这里随机举几个句子为例：

“A new Shimmer Sheen colour that sets your hands and his head in a whirl.”（“一种新的闪耀颜色，双手挥舞间使他意乱情迷。”）

“Bared and beautifully bosomy.”（“赤裸而美妙的胸膛。”）

“Feathery-light Milliken Fleece to keep her kitten-snug！”（“米利肯羽光羊毛让她像猫咪一样惬意！”）

“Others see you through a veil of sheer beauty, and they wonder why！”（“在众人眼中，你是神秘朦胧的绝世尤物，他们都很惊讶为什么会这样！”）

“Gentle discipline for curves in lacy lastex pantie-girdle.”（“蕾丝橡胶松紧腰带，温柔地凸显你的曲线。”）

“An exclamation point of a dress that depends on fluid fabric for much of its drama.”（“一条令人惊艳的裙子，取决于它犹如戏剧般跌宕起伏的柔滑布料。”）

“Suddenly your figure lifts ... lovely in the litheness of a Foundette pantie-girdle.”（“‘芳德牌’紧腰裤，轻盈靓丽，瞬间修身。”）

“Lovely to look at, lovelier to wear is this original Lady Duff gown with its shirred cap sleeves and accentuated midriff.”（“美观舒适，原装达芙礼服，配有折缝盖袖和加厚隔膜。”）

“Supple and tissue-light, yet wonderfully curve-holding.”（“柔软轻薄，却能神奇般地展现曲线。”）

“The miracle of figure flattery！”（“超赞身材的奇迹！”）

“Moulds your bosom into proud feminine lines.”（“将您的胸部塑造成傲人的女性曲线。”）

“Isn't it wonderful to know that Corsees wash and wear and whittle you down ... even though they weigh only four ounces！”（“科希丝牌内衣，免烫快干，贴紧你的身材，仅重四盎司，何其美妙！”）

“The distilled witchery of one woman who was forever desirable ... forever beloved ... Forever Amber.”（“一个女人的魔法精华，永远风华绝代……永远备受宠爱……永远的琥珀品牌。”）。

等等等等，没完没了。

我颇为辛苦地翻完整本杂志，找到了两处地方隐晦地提到白发，但没有找到有哪处地方直接提到肥胖或中年。出生或死亡也没有提到，也没有提到工作，只提到了几个早餐菜式的食谱。每二十个广告里就有一个有男性角色直接或间接出现，到处都有猫猫狗狗的照片。在三百张图片里只有两张有一个孩子。

封面上有一张彩色相片，相片中一位那种司空见惯的美女站在一张椅子上，有一个面容憔悴、穿着笼袖衬衣、头发灰白、戴着眼镜的男人，跪在她的脚下，在她的裙裾旁边不知在做什么。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他其实是拿着码尺准备度量裙裾。但不经意间看上去似乎他在亲吻那个女人的裙边——这是美国文明的有代表性的一幅画面，至少体现了它的重要一面。

我们不愿意面对事实，然后就立刻摆出一早就知道毫无意义的姿态，在这方面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那就是当前这场“避免交通死亡事故”的运动。

报纸刚刚宣布九月份的公路死亡数字比起去年九月同期下降了差不多80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但这一改善或许不会持续下去——不管怎样它无法一直持续下去——与此同时，每个人都知道在我们的交通系统依然故我的情况下你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事故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道路狭窄而且无法满足交通需求，路上都是盲角，而且周围都是民房，汽车和行人朝各个方向在以全速前进，速度从每小时三英里到六七十英里不等。如果你真的希望杜绝公路死亡，你得重新规划整个公路系统，使得碰撞成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想想这意味着什么（比方说，它将包括将整个伦敦推倒重建），你会明白现在没有哪个国家能做到这一点。除此之外，你只能采取缓和性的措施，最终的效果就是促使人们更加小心谨慎。

但是，唯一会有真正效果的减轻措施是大幅度降低速度。在所有的建筑区将速度限制在每小时十二英里，那大部分事故将可以避免。但每个人都会告诉你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呢？那将会是无法容忍的讨厌事情。它意味着出一趟门所花的时间是现在的两三倍。而且，你无法让人们遵守这个限速。有哪个司机在知道引擎能开到每小时五十公里的情况下愿意以十二公里的龟速前进？就连让一辆现代汽车在挂起高档的情况下保持时速十二英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等等等等，一切都在验证慢速交通究其本质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一陈述。

换句话说，我们重视速度甚于重视人命。那为什么不明说呢？反而每几年就搞出一场这种虚伪的运动（当前这场运动是“避免交通死亡事故”——几年前则是“学会停在马路牙儿”），明知道路况仍是那样，速度仍然保持不变的话，道路屠杀仍会继续下去。

关于面包限量供应的一件轶闻。我在苏格兰的自耕农邻居这个夏天将一块抛荒了几年的农场复耕。他只有一个妹妹，没有其他帮手，而且他只有一匹马和最原始的工具，甚至没有一把镰刀。这个夏天他每天工作不少于十四小时，一周工作六天。当面包限量供应开始时，他申请了额外的配给，结果却发现虽然他能比坐办公室的工人多领到一点份额，但他无法得到农业工作者的全额供应。因为根据法案的规定他不算是一个农业工作者！由于他是“独立作业”，他算是一个农民。他们认为他比帮别人打工的时候吃得少一些。

有一天晚上，我和几个朋友在聊天，提到了一个问题，我们没有人能够回答，我希望能有人向我解释清楚。这个问题就是，挑选陪审团成员的依据是什么？我相信道理上他们是从全民当中随机挑选出来的。不管怎样，这就是在民主社会“由你的同胞审判”的含义。但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我的朋友也有同感——在正常情况下没有哪一个严格来说属于工人阶级的人会成为陪审员。那些被选中当陪审员的人似乎总是小生意人或专业人士。或许在财产上有一定的限制，但没有宣布，只是默默执行？我想知道答案，因为如果事实就像我所猜想的——陪审员总是从中产阶级中挑选，而刑事案件的被告总是来自工人阶级——情况应该比我目前所看到的更加公开一些。

随意集·六十一

1946年11月15日

大团大团比人手更大更脏的乌云正从政坛的地平线那边汹涌而来，有一件事情在一而再再而三地凸显自己。这件事情就是政府的麻烦，无论是当前还是以后的麻烦，大部分原因是它无法做好自己的公关工作。

没有人明白地告诉英国人民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及原因，以及不远的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结果，每一个灾难，无论大小，都让公众大为吃惊，而政府总是因为做出了无论什么政治色彩的政府在同样的情况下都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而不得人心。

举一个问题为例，这个问题近来总是见诸报端，但从来没有经过详细讨论加以解决，那就是来到这个国家的外籍劳工移民。近来我们看到在全国工会联盟的大会上有强烈的呼声反对允许波兰人在两个最需要劳动力的领域工作——采矿业和农业。

将这种事情斥责为共产主义同情者捣鼓出来的或将所有的波兰难民描述为趾高气扬、戴着单片眼镜、拎着公文包的法西斯分子都无济于事。

问题是，如果这些所谓的法西斯分子其实是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英国工会的态度会不会变得友好一些呢？

例如，数十万流离失所的犹太人现在正拼命想到巴勒斯坦去。无疑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最终将成功抵达，但其他人将以失败告终。那把十万个犹太难民请到本国来又如何呢？那些散布于德国集中营、人数将近百万的难民呢？他们前途渺茫，也无处可去。美国和英国的各个自治领已经拒绝接受大规模的难民。为什么不授予他们英国公民的身份，解决他们的问题呢？

不难想象英国的普通人会怎么回答。即使在战前纳粹党的迫害达到高潮时，让大规模的犹太难民到本国来也得不到民意的支持，而那数十万从佛朗哥政权下逃出来的西班牙人被法国拦在铁丝网外时，我们也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接纳他们。

说到这里，1940年的时候，当那些可怜的德国难民被关进拘留营时，没有人提出抗议。我在那时候经常听到的评论是“他们要来这里做什么”和“他们只是要抢走我们的工作”。

事实上，本国的民意强烈反对外籍移民。它源于简单的仇外情绪，一部分是出于担心工资削减，但更重要的是出于那个落伍的观念：英国的人口已经太多了，而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多的失业。

事实上，我们的情况并不是工人比工作多，而是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延绵不断的征兵又加重了这一状况，而人口的老龄化更令问题雪上加霜。

与此同时，我们的出生率仍然低得惊人，数十万到了婚育年龄的妇女还没有机会嫁出去。但是，有多少人知道和理解这些事实呢？

最后，我们能否在不鼓励欧洲移民的情况下就解决我们的问题尚未可知。政府已经在试探着这么做，却只遭遇到愚昧的敌意，因为没有人事先告诉他们相关的事实，而且还有其它无数不受欢迎的事情时不时得去完成。

但最必要的一步并不是在遇到什么特别紧急的情况下去影响公众舆论，而是提高政治思想的整体水平，而最重要的就是让英国人了解到他们从未正确理解的事情：英国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英国之外的因素。

对于工党政府来说，进行公关和将事情解释清楚并非易事，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骨子里对他们抱以仇视态度的媒体。不过，通过其它方式也能与公众沟通，艾德礼先生和他的同僚或许可以更加关注电台，但在本国很少有政治家严肃地对待过这个媒体。

有一个问题，乍看上去只是一件惹嫌的小事，但我希望看到它得到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过去几年来欧洲各地有很多起吊死战犯的情况，到底采取的是什么方式呢？是那种古老的窒息而死的方式，还是那种据说一下子就把囚犯的脖子给扯断的更加人性化的现代方式？

大概在一百年前，绞死犯人时就只是将他们吊起来，任由他们蹬腿挣扎，直到死去为止，为时在十五分钟左右。后来引进了下落板，理论上一下子就能让人死掉，虽然它并不总是能够起到作用。

不过，近年来，似乎有一种回归窒息而死的趋势。我没有观看到在哈尔科夫吊死德国战犯的纪实电影，但英国报刊中的描写似乎表明那个较为古老的方式被采用了。巴尔干地区的几个国家的行刑似乎也是这种方式。

报纸上对于纽伦堡绞刑的描写含糊不清。有人谈起下落板，但也有人说这些该死的人得折腾上十几二十分钟才死掉。或许这是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妥协，他们决定用下落板，却又把它弄得很短，不能起到什么作用。

这个国家仍然接受绞刑作为死刑的处理方式并不是什么好的征兆。绞刑是野蛮而没有效率的行刑方式，至少，关于它有一件事情——我相信是这是众所周知的——是如此污秽，几乎无法刊登出来⁽²¹³⁾。

但是，直到不久前我们对这个问题还是颇感不安的，我们一度还是只在私底下进行绞刑的。事实上在战前，公开处决在几乎每个文明国家都已经成为历史。现在它似乎正在回归，至少在政治罪上是这样，虽然我们还没有真的重新引入这一做法，但通过观看新闻纪实片，我们的确是以看客的形式间接参与了。

回顾历史并进行思考时，你会觉得奇怪：就在十几年前，废除死刑是每个开明人士认为是天经地义且应该支持的事情，就像离婚改革或印度独立一样。而现在不仅要支持死刑，而且还要大声疾呼杀的人不够多才是开明的标志。

因此，在我看来，了解目前窒息而死是否正成为常规的做法是挺重要的，因为，如果人们被教导不仅要为杀人叫好，而且还要为某种格外残忍的虐待形式叫好，那将标志着自1933年以来我们再次走向堕落。

咨询内容的出处。

在契科夫的一则故事里有一个人物，具体是哪篇我忘记了，那个人说道：“莎士比亚说过，‘年轻时真的年轻过是快乐的。’”我从未找到这句话的出处，而且这句话听上去不是莎士比亚说的。可能是译者从俄文中翻译过来的，没有去查阅原来的出处。谁能告诉我它出自何处吗？

随意集·六十二

1946年11月22日

两个星期前我提出了关于挑选陪审团成员的方式的问题，在本期中这个问题由一位撰稿人作出了权威的回答。它也引来了许多来信，几乎所有的来信都夹带了一份前不久派发的政府表格，给那些不想参与陪审团义务的人填写。我自己从平时的渠道收到了一份这样的表格，立刻就将它扔进了废纸篓里，但事实上，里面就有大部分我想要的信息。通读完之后，我很感兴趣地注意到“特别陪审员”的资格，无论“特别陪审员”是什么。我将内容抄录如下，以示真实。

“以下陪审员可以担任‘特别陪审员’：拥有合法的‘绅士’头衔；拥有高等学历；银行家及商人；根据上一次人口普查，在居民人数2万人以上的城镇里拥有年度净值不低于100英镑的私宅或其它地方的私宅年度净值不低于50英镑的业主；拥有除农场以外其它年度净值不低于100英镑的产业的业主，拥有年度净值不低于300英镑的农场的业主。”

细读这一段，你会看到它的措词非常严谨，目的是将任何在社会地位上和经济状况上不属于上流社会的人都排除在外。这份表格是在工党政府以压倒多数当选并执政15个月之后下达的。

几个写信给我的人阐明，据他们所知，体力劳动者并没有被排除在陪审团服务之外，或者说，并不总是被排除在外。一位来信读者，他是工党支部的主席，补充说问题不在于体力劳动者真的被禁止参加陪审团服务，但是他们会因为金钱上的原因而能躲就躲。陪审员没有报酬，因此担任陪审团成员意味着损失一到两天的工资。顺便说一下，没有报酬这件事使得陪审团成员很想尽快结案，而这一定导致了许多误判。

要解决这个问题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只需要付给每个陪审员合理的报酬——比方说，1天1英镑——以弥补他损失的时间。

我注意到在享有陪审团服务豁免权众多类型的人当中有“经过药剂师公司考试机构认证的药剂师”和药店老板。在《匹克威克外传》中似乎有一段内容和这一点联系在一起。在巴德尔夫人的违诺案审判时，我们都记得，一位药店老板在陪审团面前宣誓时说“在审判结束之前将有命案发生”，并在宣誓后补充道：“我只留下一个跑腿的小男孩在店里，他是个非常乖的孩子，但对药品不是很熟悉，而且我知道他头脑里想的是，泻盐就是草酸、番泻叶汁和鸦片酊。事情就是这样，法官大人。”我猜想药剂师有豁免权会不会就是因为某位有想象力的官员碰巧读到了这一段内容呢？

我不知道有关部门是否愿意将泥煤作为家用燃料的一种。现在我的贮煤地窖是空的，根据去年冬天的经验，它会空上很久，但我在写下这段话的时候旁边正用泥煤生着火，整个房间很暖和很舒服。在伦敦泥煤贵得离谱，但那只是因为价格没有受到管制而得以进行的一场闹剧，而且因为人们愿意付高价也不愿挨冻。我猜想同等重量的泥煤的原价应该低于煤炭的价格。

苏格兰有大量的泥煤，威尔士和英格兰的几处地方也有。在苏格兰，泥煤是以非常原始的方式开采的。人们拿着类似铲子的工具一小块一小块将其挖出来，然后把它们搁在草坪上晾干。等一边干透后，就将三块泥煤竖直地堆起来，然后堆成一小堆，然后再堆成一大堆，最后，在挖出来两个月后用手推车推回家。这些事情只能在春天和初夏做，因为其它时候要么雨水太多，要么草长得太高，没办法晾干。我相信过去经常有人认为如果一户人家没有其它燃料，要获得一年的充足燃料，他们得干上一个月，包括晾干和搬运。

当然，如果以大规模的方式挖掘泥煤，就没有必要使用这些原始的方式或依赖天气进行晾干。不习惯用泥煤的人有时候会反对用这个生火，因为他们不知道该怎么把它点着，或没有意识到它必须贮存在干燥的地方。但只消几则简单的指导，应该很容易将其普及为家用燃料。它的热力不及煤炭，但更加干净和容易处理，而且不像木柴，它适合在小壁炉里用。如果就像表面看上去的那样，我们将再次面临煤炭紧缺的问题；一年有几百万吨泥煤，情况则将大不一样。

皇家调查委员会将对报刊进行调查，当前的讨论内容总是报刊的老板和广告商带来的低俗化的影响。没有人指出，这是因为有什么样的国家就有什么样的报纸。必须承认，这并非真相的全部。当大部分报刊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时，你没有多少选择，事实上，在战争期间，那些报纸暂时变得更加理智，而发行量并没有减少，这表明公众的品位并没有表面上那么不堪。不管怎样，我们的报纸并非都是一副德性，有的报纸要比其它报纸理智一些，而有的报纸要比其它报纸更加流行。当你研究理智与流行性之间的关系时，你会发现什么呢？

我在下面将全国发行的九份主流报纸排成两栏。第一栏列出了这些报纸依据我的判断在理智方面的高低顺序。第二栏则按照发行量排出流行性的高低顺序。关于理智程度，我不是说它们得和我的想法一致。我指的是愿意客观地报道真相，重点报道真正重要的事情，讨论即使是很沉闷的严肃问题和支持合乎逻辑的明智政策。至于发行量的问题，或许我把一两份报纸的顺序排错了，因为我找不到近期的数字，但我的排序不会差得很远。下面是两份列表。

理智程度：流行性：

1.《曼彻斯特卫报》1.《快报》

2.《泰晤士报》2.《先驱报》

3.《新闻纪实报》3.《镜报》

4.《电讯报》4.《新闻纪实报》

5.《先驱报》5.《邮报》

6.《邮报》6.《画报》

7.《镜报》7.《电讯报》

8.《快报》8.《泰晤士报》

9.《画报》9.《曼彻斯特卫报》

可以看出，第二张清单几乎与第一张清单是颠倒过来的——并非完全颠倒，因为生活从来不会是那么有规律的。即使我的排序并非完全正确，大体上的关系也仍然是对的。在秉承事实方面声誉最好的《曼彻斯特卫报》就连那些对它怀有好感的人都不去读它。人们抱怨它“太枯燥”了。另一方面，无数人读《每日快报》——又坦言他们“不相信它所写的一个字”。

遇到这种情况，很难预见到会有什么大的变化，就算老板和广告商所施加的特殊压力没有了也一样。重要的是，在英国我们拥有法律上的出版自由，这使得一个人勇敢无畏地在发行量相对小一些的报纸上说出真实的想法是有可能实现的。坚持这一点非常重要。但皇家调查委员会并不能使大规模发行的报刊比现在好到哪里去，无论它使用什么控制手段。当公共舆论热情地提出要求时，我们应该会有一份严肃而真实的流行报刊。在此之前，如果新闻没有被商人扭曲，它也会被官僚扭曲，两者之间其实只是五十步笑百步。

随意集·六十三

1946年11月29日

下面是我对一份早报的头版的分析，这份报纸出版于1946年11月一个普普通通、平淡无奇的日子。

大标题用于刊登联合国大会，在会上苏联要求知道英美联军在前敌占区和盟国部署的兵力。这显然是为了先发制人，防止对方想了解苏联境内的兵力情况，显然，这场讨论将一无所获，只会招致互相谩骂或彼此为了面子进行意气之争，没有达成真正的国际协议的进展，也没有为了获得进展而进行尝试。

希腊的交战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立宪反对派越来越倾向于支持叛军，而政府则指控那些所谓的叛军其实是国界对面派来的游击队。

召集印度立宪大会再一次被推迟了（这个栏目有一则脚注：“印度的血浴：详见第二页”），甘地先生的绝食已经到了引起关注的地步。

美国的煤矿罢工仍在继续，并有可能“引发世界粮食供应的严重危机”。由于最近几次罢工的缘故，美国已经取消了向英国运送两百万吨钢材，这将使得英国的房屋营建问题进一步恶化。西部铁路公司发起了非正式的“怠工”运动。

耶路撒冷又有一枚炸弹爆炸，造成数人伤亡。此外还有多起不可避免的小型灾难，如飞机坠毁、洪水可能在英国各地肆虐和默西河发生了船只相撞造成一百头牲畜损失等等，我想这一百头牲畜大概可供4万人吃上一个星期。

在头版根本没有刊登正面的新闻。像十月份英国的出口上升一样，看上去似乎是好新闻，但如果你有足够的知识去解读它们，其实是坏消息。还有一则简短的报道，大意是德国境内的各占领国“或许”在短期内将达成更好的协议，但这只不过是一个虔诚的愿望，没有任何证据作为支持。

我再次重复，这页满是灾难的报纸只是一个平淡无奇的日子的报道——顺便提一下，它出现在一份最希望呈现事情好的一面的报纸上。

当你考虑从1930年前后至今局势的走向，你很难相信文明将继续存在。我不是在说唯一能做的就是放弃务实的政治，跑到某个偏僻的地方，专心寻求个人救赎或建造自给自足的社区，等候着原子弹将人类文明摧毁的那天。我认为你必须继续政治上的斗争，就像一个医生必须尽力拯救一个垂死病人的生命一样。但我的建议是，除非我们开始意识到政治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非理性的，意识到这个世界得了神经病，而要治病就必须先进行诊断，否则我们将一事无成。重要的一点是，几乎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灾难都是没有必要的。大家都认为人类想要的就是舒适。现在我们拥有了我们的祖先所没有的过上舒适日子的能力。大自然或许时而会以地震或飓风打击我们，但我们逐渐驯服了它。但是，就在此刻，当物资足以供应每个人享用时，几乎我们所有的精力都耗费在彼此之间掠夺领土、市场和原材料上。就在此刻，当财富可以广泛分配，没有哪个政府需要害怕强烈的反对时，他们却声称政治自由是不可能的事情，有一半的世界被秘密警察统治。就在此刻，当迷信被碾碎，一种对待宇宙的理性态度成为可能时，自由思考的权利却遭到空前程度的否决。事实上，只有在人类没有什么事情值得去奋斗的时候，他们才会开始互相残杀。

对于那些目前统治着世界的人的行为，很难直接从经济上进行解释。对于纯粹权力的渴望似乎大大超过了对于财富的渴望。有很多人已经指出了这一点，但奇怪的是，对于权力的欲望似乎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人性本能，任何年纪的人都受其影响，就像对食物的渴望一样。事实上，就像酗酒或赌博一样，它并不像生物本能那样是天生的。如果在我们这个时代它达到了新的癫狂程度——我就是这么认为的——那么问题就变成了：现代生活到底有什么样的特征使得欺凌别人成为主要的动机呢？如果我们能够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很少被提起，从来没有人跟进——在你的晨报上或许时不时就会刊登一些好消息。

然而，虽然我们所生活的年代看上去是如此不堪，但比起以前的时代它或许并不差到哪儿去，甚至没有大的区别。至少当我想起我的朋友翻译的一句印度格言时，我就会想到这种事情是有可能的：

四月豺狼生，

六月河泛滥，

此生未曾见，

洪水高如许。

我猜想时钟和手表的短缺不是任何人的错，但过去一两年来由得它们的价格飞涨是否必要呢？

今年早些时候我看到以前军队里用的手表放在陈列柜里展示，一个卖将近4英镑。一两周后我买到了一个，价格是5英镑。最近它们的价格似乎涨到了8英镑一个。一两年前闹钟得有许可证才能买到，一个卖16先令。这是管制的价格，或许它并不表示制造商真的蒙受了损失。前几天我看到一个非常相似的闹钟，卖45先令——价格涨了180%。真的是成本也涨了这么多吗？

顺便提一下，如果你有电话，花上45先令能让电话接线员每天早上把你叫醒，为期将近18个月，这可要比那些普通闹钟的寿命长得多了。

在“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的标题下，萨缪尔·巴特勒在他的札记中记录道：

“上周有个人打电话给我，严肃地建议我写一本书，题材是他的一位朋友的一个想法，关于一个住在新邦德街的犹太人的故事……如果我能帮上忙，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或许会是确定而轻松的事情。那些贫穷的犹太人没有什么麻烦，他知道他什么时候都能让他们回去。困难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奥本海默家族⁽²¹⁴⁾和其他人。但有我的协助，或许事情能够达成。

我一口就拒绝了参与这个计划，理由是我根本不在乎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奥本海默家族会不会回到巴勒斯坦。他们觉得这会是一个阻碍。但他开始纠缠，让我觉得很烦，当然，我只能把他赶走。”

这些话写于1883年，谁会预料到只过了大概六十年，欧洲几乎所有的犹太人会自己拼命想回到巴勒斯坦，而几乎所有其他人都拼命想阻止他们呢？

随意集·六十四

1946年12月6日

我最近很开心地重读乔治·杜·莫里耶⁽²¹⁵⁾的《特丽比》——一本最近很流行的小说，是那些“一流的二流”文学作品的一个绝佳例子，而英国人似乎已经失去了写出这些作品的能力。《特丽比》是一本仿写萨克雷的作品，模仿得非常到位，很有可读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萧伯纳认为在许多方面它比萨克雷的作品写得更好——但对我来说，这件事情最有趣的一点在于希特勒上台前和垮台后阅读时的不同感受。

现在阅读《特丽比》时，惹眼之处是它的反犹主义。我猜想虽然现在没有多少人会去读这本书，但它的主要情节可谓家喻户晓，斯文加利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一个代称，就像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名字一样。一位犹太人音乐家——不是作曲家，而是一个优秀的钢琴家和音乐教师——利用了一个孤苦伶仃的爱尔兰女孩，她是一位画家的模特，有美妙的歌喉，唱起歌来却总是荒腔走板。有一天，将她催眠以治疗神经痛时，他发现当她进入催眠状态时，她能被教会不跑调地唱歌。

自此之后的两年，他们俩就在欧洲的各个首都旅行，那个女孩每晚为众多热情的听众献唱，在她醒着的时候，却从来不知道自己是一个歌女。在结局里，斯文加利在音乐会进行到一半时猝死，特丽比的歌声卡壳了，被嘘下了舞台。这就是故事的梗概。当然，故事的内容还有很多，包括一场伤感的恋爱，和三个生活严谨的英国画家，以衬托斯文加利的恶行。

这本书无疑有反犹倾向。斯文加利的虚荣、狡诈、自私、邋遢等等恶习总是和他是一个犹太人这个事实联系在一起。杜·莫里耶在《潘趣》中的插画比他的写作更加出名，他为自己的书画了插图，把斯文加利画成了传统的阴险丑角。但最有趣的是那个时候的反犹主义——那是1895年，正值德雷弗斯案的审判——和如今的反犹主义之间的分歧。

首先，杜·莫里耶显然认为有两种犹太人，一种是好人，一种是坏人，他们之间有着人种上的不同。故事里曾简略地提到另一个犹太人格罗里奥利，他拥有斯文加利所缺乏的所有美德和品质。格罗里奥利是“西葡裔犹太人”——书中写的是出生于西班牙——而斯文加利来自德国治下的波兰，是一个“东方的希伯来犹太人”。其次，杜·莫利耶认为拥有犹太人的血统能带来好处。我们了解到，男主人公小比尔利或许拥有犹太血统，在他的样貌中有所暗示，“而对于这个世界，特别是对我们而言，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血液里流淌着一丁点宝贵的犹太血统是一件幸运的事情”。显然，这不是纳粹版的反犹主义。

但是，所有提到斯文加利的地方几乎都不自觉地语带轻蔑，而杜·莫里耶选择一个犹太人扮演这么一个角色的事实意味深远。斯文加利自己不会唱歌，只能通过特丽比的歌喉演出，代表了众所周知的模式：一个聪明人充当某个地位更加显赫的人物的幕僚。

奇怪的是，杜·莫里耶坦率地承认斯文加利比那三个英国人都要更有天赋，甚至比小比尔利更出色，后者被难以令人信服地刻画为一位杰出的画家。斯文加利很有“才华”，但其他人拥有“品质”，而“品质”才是最重要的。这是玩英式橄榄球的模范生对待那些戴眼镜的“书呆子”的态度。这或许就是当时对于犹太人的普遍态度。他们天生就是劣等民族，但当然，他们比我们更聪明，更敏感，更有艺术细胞，因此这些品质并不是那么重要。如今英国人对自己不再信心满满了，不再那么肯定傻人最终总是能够获胜。盛行的反犹主义形式已经改变了，但并不是往好的方向改变。

在上周的《论坛报》中，朱利安·西姆昂斯⁽²¹⁶⁾先生评价说奥尔德斯·赫胥黎后期的小说比起从前他的作品差了许多——我觉得他说的没错。但他或许可以补充说，这种水平上的下降在想象派的作家身上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只有在一个作家仍然拥有早期作品的动力时才不会被人注意到。例如，我们重视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托诺-邦盖》、《波利先生》、《时间机器》等作品。如果他在1920年就停止创作，那他将尽享盛名，而如果我们只知道他在1920年后所写的作品，我们对他的评价或许会很低。一个小说家和一个拳击手或芭蕾舞蹈演员一样，无法永远持续下去。他的原始冲动能写出三四本好书，或许甚至能写出十来本好书，但它迟早会陷于枯涸。显然，你没办法制订下任何严格的规矩，但在许多情况下，创作的冲动似乎能维持十五年的时间，对于一位散文作家来说，这十五年大概是在他三十岁到四十五岁左右的时候。确实，有一些作家的创作生命要长得多，人到中年甚至步入老年时仍能继续有所发展。但这些人通常都是在风格上或创作主题上或两者都突然作出改变的作家（如叶芝、艾略特、哈代、托尔斯泰等），他们甚至会否定自己的早期作品。

许多作家，或许是绝大多数作家，到了中年时就应该干脆停止创作。不幸的是，我们的社会并不会让他们停下来。他们当中大部分人不知道其它谋生之道，而写作，以及伴随而来的一切——争吵、竞争、奉承和成为一个准公众人物的感觉——这些是会上瘾的。在一个合理的世界里，一个倾诉完他想说的话之后的作家会从事其它职业。在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就像政治家一样，他觉得退休就意味着死亡。因此，在他的创作冲动早已耗尽之后他仍继续创作，大体上，他越不知道自己在模仿自己，其作品就越加低劣。

今年早些时候我遇到一位美国的出版商，他告诉我他的出版社刚打完九个月的官司，算是在部分程度上胜诉了，不过折了一笔钱。事情是关于印出我们中大部分人每天都会用到的一个由四个字母构成的单词，基本上用的是现在时。

在这种事情上美国总是领先英国好几年。美国书籍上可以完整地印出某个以字母b开头的单词时，在英国书籍上它只能是字母b加上破折号。最近在英国这个单词可以在书本上完整地印出来了，但在报刊上它仍然只能是字母b加上破折号。就在五六年前，一份著名的月刊印出了这个单词，但在最后一刻，出版社还是害怕了，组织人手将这个单词以手工的方式涂黑。

至于另一个单词，那个由四个字母组成的单词，在英国的期刊中它还是不准刊印，但在书籍里它能以首字母加破折号的形式出现。早在十几年前美国就已经这么做了。去年这家出版社尝试着将这个单词完整地刊印出来。那本书遭到了查禁，经过了九个月的诉讼，查禁被取消了。但在这个过程中重要的一步已经向前迈出了。法院的判决是现在可以刊印出那个单词的首尾两个字母，中间的两个字母以星号代替，表明它有四个字母。这清楚地表明再过几年这个单词就会完整地刊印出来。

因此进步仍在继续——在我看来，这是真正的进步，因为如果我们那六七个“坏词”能从厕所的墙上去掉并刊印出来，它们很快就会失去其魔力，而我们说脏话的习惯——这既败坏思想又退化语言——或许就会变得没有那么普遍。

随意集·六十五

1946年12月13日

一位来信读者写道：

“有一个问题可能会被完全忽略，如果你能引起对它的关注，我会非常高兴。那些议员或其他有权力的人是否意识到，由于洗衣店的极度紧缺，多少市民浪费了极大的时间、精力和精神吗？”

我不知道下议员是不是知道我们的洗衣服务的现状，但任何得自己去取换洗衣服的人，至少在伦敦我住的这一区，都会同意我的来信读者所说的每一个字。光是要找到一间洗衣店肯“接待”你就已经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除非你在该区生活了几个月，还得费尽心思和大拍马屁才能实现。而且递送服务非常缓慢，没有规律，还得在冬天雨淋淋的早上无聊地排队等候；东西丢失了，查询系统效率低下，纽扣被弄碎了，送回来的手帕比送过去的时候干净不了多少。最糟糕的或许就是，当别人的衣服被送到你家时，你要找回自己的衣服所面临的困难，因为“下面”总是“人手不足”，而且柜台后面那些厌倦不堪的年轻女士根本对情况一无所知。

所有这些都是真实的。但我的来信读者继续写道：

“如果下议员真的为人民着想，难道他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不就是将洗衣服务国有化吗？洗衣服务应该就像邮政服务一样运作平稳。让每一件能让家居生活变得更加轻松的事情应该成为人民政府的主要考量，难道这个提议是空想吗？”

不幸的是，国有化本身并不能使得洗衣服务更有效率，就像把我的打字机收归国有并不能让写这篇文章变得容易一些。国有化是一个长期性的措施，在大部分情况下不会带来改善，只是为改善作好准备。比方说，国有化煤矿使得煤矿现代化所必须承担的沉重支出和集中控制成为可能，但得等上几年的时间才能产出更多的煤，或让矿工的工作环境没有那么不堪忍受。

如果明天洗衣服务就实现国有化，它们的人员和设备还是一样的，而在目前的短缺仍将继续的情况下，效率并不会有什么大的改善。洗衣店之所以这么糟糕是因为它们缺少肥皂、燃料、机器、交通工具，还有最重要的是，缺少人手。如果它们能优先得到这些资源，其它公共设施就会受到影响。每件事情都能追溯到人手紧缺，而在我们目前百废待兴的状态下，没有什么能刺激工人去长时间工作，这使得事态变得更加严重。我们进入了难挨的重建阶段，或许将会持续好几年。我希望政府的发言人能更加大胆地直言，否则将会有许多人对国有化失去热情——他们以为国有化就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然后发现它并不能药到病除。

但我同意当生活再次变得适合生活时，洗衣系统需要进行彻底的重组。比方说，一直没有办法外包清洗小宝宝的衣服实在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在战前有这一项服务——或许前不久已经再次开始了——尿布服务，每天交送12块干净的“尿片”。只有少数人能付得起这样的奢侈服务，而除了“尿片”之外的婴儿衣服只能在家里洗，因为没有哪间洗衣店收费廉价或服务快捷到能应付平时那些婴儿弄脏的裤子、婴儿床单等东西。而无休止地在狭小的公寓厕所或阴风阵阵的石板地洗衣间洗着脏兮兮的婴儿尿布一定影响了我们的出生率。

最近我收到了一本斯坦利·昂温先生的有趣而且有用的书——《关于出版业的真相》，自1926年以来它已经重版了好几次，最近又对内容进行了扩展，更加切合当前的情况。我很重视这本书，因为它收录了一些或许是你很难从别的地方找到的数字。大约一年前在《论坛报》上，在读书的花费这个问题上，我对英国每年在书籍上的花费进行了猜测，认为人均的花费是1英镑。似乎是我高估了，下面是1945年全国消费的一些数字：

酒精饮品……6亿8 500万英镑

烟草……5亿4 800万英镑

书籍……2 300万英镑。

换句话说，英国人每星期花在书籍上的开销大概是2便士，而花在烟酒上的支出是10先令。我猜想2便士这个高贵的数字包括了在学校课本和其它不得不买的书籍上的花费。最近《地平线》杂志发了一份调查问卷，要21位诗人和小说家回答他们认为一个作家以什么方式挣钱最好，没有一个人坦白地说他可以靠写书挣钱，这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当你读着联合国的会议报告或任何形式的国际谈判的报告时，你很难不想起陆军棋和其它类似的孩子们经常玩的打仗游戏，以小片纸板象征战舰、飞机等武装，每一张“牌”都有其固定的价值，能以大家都认可的方式进行对抗。事实上，你几乎可以发明一个名叫“联合国”的新游戏，如果开明的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后有军国主义思想的话，他们可以在家里玩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的“牌”有所谓的提案、方针、模式、绊脚石、困境、僵局、瓶颈和恶性循环。这个游戏的目标是达致一个解决方案，虽然细节各不相同，大体上的游戏梗概都差不多。首先，玩家们聚在一起，某个人先提出一个提案。然后别人以绊脚石予以反击，没有了它游戏可就进行不下去了。绊脚石接着变成瓶颈，更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变成僵局或恶性循环。僵局和恶性循环同时发生会导致持续几个星期的困境。然后突然间某个人打出了“方针”这张牌，“方针”使得“达成解决方案”变为可能，一旦“方案达成”，玩家们就可以结束游戏，一切回到开始时的样子。

写到这里，我的早报的头版突然显得非常乐观了，一切似乎终归都会好起来的。俄国人将同意视察军备，美国人将把原子弹国际化。同一份报纸的另一版上刊登着希腊的事件，而这导致了在纽约还显得很亲热的两大军事集团处于战争状态。

但是，当僵局和瓶颈的游戏继续进行时，另一个更加严肃的游戏正在进行。它由两个定理所支配。其一，只有放弃主权，才能达致和平。其二，没有哪一个有能力捍卫主权的国家会放弃它。如果你记住这两条定理，你就可以透过报纸的烟雾弹看清国际事务的事实。当前的最主要的事实就是：

一、无论俄国人说什么，他们都不会真的同意由外国观察家对他们的领土进行视察。

二、无论美国人说什么，他们都不会放弃军事装备上的技术优势。

三、现在没有哪个国家能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全面战争。

虽然这些事实到了后来或许会发生改变，目前它们却是这场真实的游戏中真正的内容，记住这几点，而不是日复一日地为那些会议的谎言欢欣鼓舞或捶胸顿足，你将更加接近真相。

随意集·六十六

1946年12月20日

在我的星期天报纸上有一则广告，以图片的形式呈现一个成功的圣诞节所需要的四样东西。在图片的最上边是一只烤火鸡，下面是一个圣诞节布丁，再下面是一盘肉馅饼，最下面是一罐某某牌的治肝盐。

这是一个简单的快乐秘方，先是吃一顿，然后吃点助消化药，接着再吃一顿。古罗马人是这一把戏的行家里手。不过，我查阅了拉丁语辞典里“vomitorium”（竞技场的出入通道）这个词，发现它的意思并不是你吃完饭后跑去吐的地方。因此，或许饭后催吐并不是通常所认为的每一户古罗马家庭的家常便饭。

上面提到的广告里暗示着吃一顿好的意味着暴饮暴食。在原则上我认同这一观点。我只是顺带提一下，当我们在这个圣诞节敞开肚皮海吃时，要是我们真的有机会这么做的话，我们最好想一想有数亿人没有机会这么做。因为，从长远来看，要是我们能保证其他人也都能吃到圣诞晚餐，那我们的圣诞晚餐才能吃得比较安稳。我待会儿就会回到这个问题。

在圣诞节不暴饮暴食的唯一的合理动机就是别人比你更需要食物。刻意过一个简朴的圣诞节会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圣诞节的全部意义就是，它是一场放纵享乐——早在基督的诞辰被人为地定在那个日期之前或许就已经是这样了。孩子们很清楚这一点。在他们眼中，圣诞节不是有节制地享受的日子，而是意味着狂欢，他们很愿意为之付出一定程度的痛苦作为代价。他们四点钟就起床查看袜子，整个早上为了玩具而争吵不休，闻着令人食指大动的肉馅饼和鼠尾草加洋葱的香味从厨房的门口飘散出来，大快朵颐享受着整盆的火鸡，将许愿骨⁽²¹⁷⁾拉出来，窗户渐渐变得漆黑，然后端上冒着火苗的葡萄干布丁，急急忙忙地趁着白兰地还在燃烧保证每个人的碟子里都分到一块，有人开玩笑说小婴儿把三便士硬币⁽²¹⁸⁾给吞下去了，整个下午昏昏沉睡，圣诞蛋糕的杏仁酥皮足有一英寸厚，第二天早上烦躁不安，而到了12月27日就用上了蓖麻油——这种事情就是一场折腾，并不是什么开心的事情，但为了那些更激动人心的时刻还是很值得的。

那些滴酒不沾的人和素食主义者总是反感这一态度。在他们看来，唯一理性的目标就是避免痛苦，并尽可能长久地活下去。如果你能戒酒或戒肉，或戒掉别的什么恶习，你就能多活五年；而如果你暴饮暴食或酗酒无度，第二天你就会付出肉体痛苦的代价。但是，这真的意味着所有过分享乐的行为，即使是一年一度的像圣诞节这样的发泄，都应该理所当然地要加以避免吗？

事实上，这么说根本没有道理。你完全知道为了偶尔享受一把而伤害肝脏是值得的。因为健康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与亲朋好友一起吃吃喝喝所得到的友谊、热情、高涨的情绪和思想的交流也很宝贵。我想大体上即使喝得酩酊大醉也不会造成什么伤害，只要是偶尔为之——比方说，一年两次。整场经历，包括后来的忏悔，会帮助你打破精神上的刻板定式，就像到外国度周末一样，或许是有益处的。

所有时代的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早在发明字母之前人类就广泛地达成共识，认为经常酗酒是不好的，但欢宴是好事，即使有时候在第二天早上你会觉得后悔。描写饮食和喝酒的文学作品何其多也，尤其是喝酒，而另一方面的文学作品实在是乏善可陈！这会儿我记不起一首歌颂水作为饮品的诗作。很难想象你能对它说些什么。它能解渴，但仅此而已。另一方面，谈到歌颂美酒的诗作，即使只是流传下来的作品，其数量也堪称汗牛充栋。从人类发现葡萄可以发酵酿酒的那一天开始，诗人们就开始写诗赞美它。称颂威士忌、白兰地和其它蒸馏烈酒的作品要少一些，这部分是因为它们出现得晚一些。但关于啤酒有大量的好文章，早在中世纪就已经有了，比人们学会往里面放啤酒花还要久远得多。奇怪的是，我记不得有一首歌颂烈啤的诗，就连生烈啤也没有，我觉得它可比瓶装酒好喝。在《尤利西斯》里有一段关于都柏林啤酒桶的极为恶心的描写。不过，虽然这段描写广为人知，但它只是类似于旁敲侧击的赞美，并没有让爱尔兰人放弃他们最喜欢的饮品。

关于饮食的文学作品也很多，不过大多数是散文。但在所有喜欢描写食物的作家里，从拉伯雷到狄更斯，从皮特尼乌斯⁽²¹⁹⁾到比顿夫人⁽²²⁰⁾，我不记得有哪一篇文章优先考虑节食。享受美食本身就已经足够了。没有人写过什么值得怀念的散文探讨维他命，或吃太多蛋白质的危害，或每一口饭细细嚼上三十二次的重要性。总而言之，似乎有许多文学作品是在歌颂暴饮暴食和酗酒无度，只要它们总是在有意义的时候进行，而且不是过于频繁。

但是，这个圣诞节我们应该暴饮暴食和酗酒无度吗？我们不应该这么做，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也没有这个机会。我正在写东西歌颂圣诞节，但歌颂的是1947年或1948年的圣诞节。如今整个世界不适合大肆庆祝。在莱茵河和太平洋之间不会有很多人需要某某牌的治肝盐。在印度一直有上千万人一天只能吃一顿饭。中国的情况大抵也差不多。在德国、奥地利、希腊和其它地方，数以百万计的人吃饭仅仅是在吊命，而没有力气去干活。在所有遭受战争破坏的地方，从布鲁塞尔到斯大林格勒，还有数百万人住在被炸毁的房子的地窖里、森林的藏匿地里或铁丝网后肮脏的茅屋里。几乎是同一时间，当我们了解到我们的圣诞节火鸡有很大一部分将来自匈牙利，而匈牙利作家和记者——他们应该不是那里工资最微薄的人——手头是如此拮据，他们很高兴收到糖精和英国的爱心人士捐出的废弃衣服时，这并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几乎不能过上“像样的”圣诞节，即使东西一应俱全。

但我们很快会过上一个圣诞节的，1947年或1948年，或许1949年吧。当我们过上圣诞节的时候，或许不会有素食主义者或滴酒不沾的人以阴沉沉的声音教训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会伤害我们的胃囊。你为了一顿美餐本身庆祝，而不是为了它对胃囊的所谓好处而庆祝。与此同时，圣诞节到了，或者说，即将到来。圣诞老人正在召集他的驯鹿，邮差背着鼓鼓囊囊、装着圣诞贺卡的麻袋蹒跚着从一道门走到另一道门，黑市正在叫卖，英国已经从法国进口了7 000多箱的槲寄生。因此，我希望每个人在1947年过上旧式的圣诞节，今年则祝你们都能享用半只火鸡、三个橘子和一瓶威士忌，价格不要超过法定价格的一倍。

随意集·六十七

1946年12月27日

在哪儿或别的地方——我觉得是在《圣女贞德》的序言里——萧伯纳说今天我们比中世纪的时候更加容易上当和迷信，他举出了广为流传的“地球是圆的”这一信念，作为现代轻信的一个例子。萧伯纳说，普通人根本提不出一个理由认为地球是圆的。他只是囫囵吞枣地接受这个理论，因为这个理念符合二十世纪的精神。

萧伯纳的这句话有夸张之处，但他所说的不无道理，这个问题值得继续追问下去，因为它能帮助了解现代知识。为什么我们相信地球是圆的？我不是在说那上千个可以给出眼见为实的证据或拥有理论知识上的根据的天文学家或地理学家等人，而是那些阅读报纸的普通市民，就比方说你和我。

至于“地球是平的”这个理论，我相信我可以反驳它。如果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你站在海滩边，你可以看到看不见船身的船只的桅杆和烟囱通过地平线。这种现象只能以地球的表面是曲线形的进行解释。但这并不代表地球是圆的。想象一下有另一个理论，叫“椭圆形的地球”，声称地球的形状就像一个鸡蛋。我能说什么去反驳它呢？

要反对那些支持“地球是椭圆形的”的人，我会打的第一张牌是拿太阳和月亮进行类比。支持“地球是椭圆形的”那个人会立刻回答我靠观察是不知道那些星体是椭圆形的。我只知道它们是圆的，或许它们是扁扁的圆盘。对这个说法我无法回应。而且，他会继续说，我有什么理由认为地球就得跟太阳和月亮一样是圆的呢？这个我也没办法反驳。

我的第二张牌是地球的影子。当发生月食时它落在月亮上面的影子似乎是圆形的。但那个支持“地球是椭圆形的”男人会追问说我怎么知道月食是由地球的影子引起的呢？答案是我不知道，但我是盲目地从报纸文章和科学小册子里获取这一信息的。

在这番小探讨遭受挫折后，现在我会打出王牌：专家们的意见。应该博学多闻的皇家天文学家告诉我地球是圆的。那个支持“地球是椭圆形的”男人以他的王牌压过我的王牌。我检验过皇家天文学会的结论吗？我知道该怎么去检验它吗？到了这里我亮出了最终的王牌。是的。我确实知道一个检验的方法。那些天文学家能预言月食，这表明他们关于太阳系的理论是很合理的。因此，我接受他们关于地球的表面是圆的这个说法。

如果那个支持“地球是椭圆形的”人回答——我相信这话是真的——那些古埃及人认为太阳绕着地球转，他们也能预测月食，这番话就把我的最终王牌轰掉了。我只剩下一张牌：航海。人们可以航船周游世界，通过基于地球是圆的这个假设进行计算，到达他们的目的地。我相信这可以驳倒那个支持“地球是椭圆形的”的人了，虽然他可能还有其它反驳。

可以看到，我认为地球是圆的种种理由都很不靠谱。然而，这是非常基本的信息。在大部分其它问题上我一早就只能搬出那些专家，也没办法去检验他们所说的话。我们的大部分知识就在这个层面。它不依赖理性推理或实验，只是基于权威。当知识的领域如此辽阔时，专家本人一旦离开了他自己的领域就成了白痴，情况还能怎样呢？大部分人如果被问到怎么证明地球是圆的，就连提出我在前面所列举的站不住脚的争辩理由都做不到。他们会一开始就说“大家都知道”地球是圆的，如果继续追问下去，他们就会生气。从某种意义上说，萧伯纳是对的。这是一个轻信的年代，而我们如今所承受的知识的负担在一部分程度上要为此负责。

对于拉斯基教授的诽谤案或许众说纷纭，但即使你觉得判决在法律意义上是正当的，我依然认为我们应该记住拉斯基教授是代表了工党采取这一行动的。它是大选中的一桩事故——在必要的时候对保守党的反赤化宣传的一个回应。因此，如果没有人资助他，由得他自己支付高昂的罚款，这是极度不公平的。请允许我再次提醒各位，请将捐款送至运输大楼工党本部的秘书长摩根·菲利普斯⁽²²¹⁾那里。

拉斯基这起案件照理会引起进一步的关于陪审团构成的讨论，尤其是特别陪审团，但我希望它会引起连带效应，再一次引起人们对关于诽谤的现行法律的关注。

我相信诽谤这种事情就像其它事情一样，在战争中度过了相对平缓的时期，但再早几年的时候，因为一些小事而控告诽谤是一桩大买卖，而且是出版社、编辑和记者的噩梦。有人总是说要是将有关诽谤的法律彻底废除就好了，至少应该放宽一些，那样的话报纸就会像以前一样有更大的空间，就像战前的法国一样。我无法同意这一看法。无辜的人有权利保护自己不受诽谤的伤害。这种事情之所以会发生，不是因为法律过于严苛，而是因为起诉诽谤罪可以申报子虚乌有的经济损失而获得赔偿。

受害者并不是那些大报，比起出版社或小期刊，它们有好几帮常备律师，能付得起赔偿。我不知道法律的具体规定，但有时候我有一本书在出版之前会先咨询律师，他们都害怕得要命。我猜想要塑造一个虚构的角色而不会遭到起诉说该角色是某位真实人物的写照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结果，以起诉诽谤罪进行勒索是讹钱的轻松方式。出版社和期刊经常购买保险以防被控告诽谤并被诉以某个金额的索赔。这意味着他们会付一小笔赔偿款，而不是诉诸法律。有一回我甚至听说一桩同谋案，甲故意诽谤乙，而乙威胁要采取行动，然后两人平分那笔赔款。

在我看来，纠正这一现象的方法就是不让诉讼变得有利可图。除非能够证明真的造成了损害，否则不予赔偿。另一方面，当诽谤得以证实，有罪的一方应该以书面形式收回言论，这种事情目前不是经常发生。大报害怕这个更甚于要它们赔偿十万英镑的损失，而如果没有金钱上的赔偿，勒索的动机就会消失。

有一封读者来信给我送来了一份我几个星期前提到的讨厌的美国“漫画”。里面的两个主要的故事是关于一只名叫“行刑者”的漂亮怪物，它有一张绿色的脸，就像美国漫画里的许多角色一样，它还会飞。封面是一幅图片，画着一个像是猩猩的疯子或干脆就是一头猩猩穿着人的衣服，正在掐一个女人，如此逼真，她的舌头伸出足足有四英寸长。另一幅图片画着一条蟒蛇缠在一个男人的脖子上，然后将自己拴在栏杆上，把他给吊了起来。另一幅图片画着一个男人从一座摩天大楼的窗户跳出来，摔在人行道上，留下一摊血。还有很多同样题材的图片。

那位来信读者问我是否觉得这些东西可以给小孩子们看，还问我，如今钱越来越少，难道就没有其它好读物了吗？

当然，如果可以的话我不会让小孩子去看这些读物。但我不会真的禁止它们销售。开这个先例太危险了。但与此同时，我们真的得把钱花在这些有害的垃圾读物上面吗？这一点并非完全无足轻重，我希望看到这个问题得以澄清。

随意集·六十八

1947年1月3日

大约二十五年前，我乘轮船去缅甸。虽然那不是一艘大船，但船上很舒服，甚至称得上奢华，当你没在睡觉或在甲板上嬉戏时，你似乎总是在吃东西。各家轮船公司总是在彼此竞争，因此三餐非常丰盛，中间有小吃供应，如苹果、刨冰、饼干和一杯杯的汤，惟恐有人饿晕过去。此外，酒吧早上十点营业，因为我们出海了，所以酒比较便宜。

这条航线的大部分船员是印度人，但除了长官和服务员之外，他们还雇用了四个欧洲舵手，他们的工作就是掌舵。其中一位舵手，虽然我猜想他才年过四旬，却是那种你几乎觉得他的背部会长出藤壶的老水手。他个头矮小，力气很大，长得很像一只猩猩，粗壮的前臂覆盖着厚厚的金毛。他蓄着金色的八字胡，可能是查理曼大帝时代的款式，完全遮住了他的嘴。我只有二十岁，清楚地知道自己作为一个乘客就像寄生虫一样。我很敬仰那些舵手，特别是那个长着一头金发的，觉得他们神威凛凛，和那些长官平起平坐。要是他们不先和我说话，我根本不敢和他们搭话。

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我早早就吃完午饭上了甲板。甲板上只有那个金发舵手，没有别人了，他正像老鼠那样沿着甲板室的一边快步走来，两只大手里露出什么东西。我刚刚看清那是什么，他就从我身边快步经过，消失在门道里。那是一个盛馅饼的小碟，放着一个吃了一半的烤蛋奶布丁。

我只看了一眼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事实上，那个人的内疚表情使得事情确凿无疑。那个布丁是某张乘客的桌子上吃剩的。一个司务员违反规定把它给了他，他正把它带去水手的船舱，准备闲暇时吃掉。时隔二十多年，我仍然能够隐约感受到当时内心的惊诧。我愣了好一会儿才意识到这桩事情的内在含义，但如果我说这件事情突然间让我明白了能力与报酬之间巨大的差距——得悉一位靠技术吃饭的技术工人，我们的性命可以说掌握在他的手中，很高兴能偷到我们的饭桌上的残羹冷炙——这比十几份宣扬社会主义的传单教会我的东西都要多，这么说会很夸张吗？

有一则消息说南斯拉夫现在正在清洗作家和艺术家，这让我再次去阅读关于近来在苏联进行的文坛清洗的报道。在清洗中，左琴科⁽²²²⁾、阿赫玛托娃⁽²²³⁾和其他作家被逐出了作协。

在英国，这种事情还没有发生到我们头上，因此我们可以用事不关己的态度去看待它。而奇怪的是，当我再次读着那些事件的描述时，不知怎地，比起那些受迫害的人，我更加同情那些迫害者。在那些迫害者中为首的是安德烈·日丹诺夫⁽²²⁴⁾，被某些人认为或许会是斯大林的接班人。虽然日丹诺夫之前执行过文坛清洗，但他是一个职业政客——从他的讲话可以判断得出——对文学的了解程度和我对空气动力学的了解程度差不多。看他的所作所为，他并不像一个邪恶或狡诈的人。他真的对某些苏联作家的变节感到震惊，在他看来，那是无法理解的背叛，就像战斗在进行中发生兵变一样。文学的宗旨是讴歌苏联，对于每个人来说这难道不是明摆着的事情吗？但这些迷途的作家没有执行这么简单的使命，而是偏离了政治宣传的路线，写出了非政治化的作品，而更有甚者，左琴科竟然由得讥讽的内容潜进他的作品里。这实在是太叫人痛苦太让人困惑了。这似乎就像你让一个人在一间先进的、有空调的好工厂里上班，工资高，工时短，伙食好，有操场，宿舍舒服，还有托儿所让他的孩子上学，有全面的社会福利，工作时还有音乐听——却发现那个不知感恩的家伙上班第一天就把扳手扔进机器了。

让整件事情略显可悲的是那一番坦白——苏林的公关人员并不习惯于这么诚实地坦白——承认俄国文学在整体上并没有达到它应有的水平。因为苏联代表了文明在当前的最高形式，显然它应该在文学方面引领世界潮流，就像其它方方面面一样。“当然，”日丹诺夫说道，“我们的新社会主义体制体现了人类文明和文化历史上一切最好的事物，它有能力创造出最先进的文学作品，将旧时代最好的文学作品远远地抛在后面。”《消息报》（引自纽约报纸《政治》）进一步说道：“我们的文化屹立在比资产阶级文化更高的水平之上……我们的文化不应当是学生和模仿者，恰恰相反，它应该要指导其它文化何谓人类的基本道德，这难道不是明摆的事情吗？”然而，不知怎地，这一预料中的事情一直没有发生。他们颁布了指示，通过了毫无异议的决议，顽抗不从的作者无法发出声音，但不知道为什么，充满活力的原创文学作品，无疑要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端大气的文学作品，并没有出现。

这些事情以前发生过不止一次。言论自由在苏联有起有落，但大体的趋势是审查制度越来越严格。政治家们似乎没办法想明白的事情是，靠恐吓别人服从命令是诞生不了有活力的文字作品的。只有在一个作家能畅所欲言的时候，他的创作力才能得以发挥。你要么摧毁自主创作，生产符合正统但没有活力的文学作品，要么你就得让人们畅所欲言，代价就是有的人会说出异端思想的话。只要书是个体的创造，这就是一个无解的两难之题。

这就是为什么在某种意义上，比起那些受迫害的人，我更同情那些迫害者。或许左琴科和其他人至少知道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是怎么一回事，并获得满足，而那些折磨他们的政客只是在尝试不可能的事情。日丹诺夫和他的同僚应该说的是：“就算苏联没有文学也依然能够存在。”但那并不是他们能说出口的话。他们知道它很重要，它代表了尊严，而且对于政治宣传很有必要。他们会继续鼓励文学创作，假如他们知道该怎么做的话。因此他们继续进行清洗和发出指示，就像一条鱼一次又一次地用鼻子去撞击水族箱的缸壁，没有智慧意识到玻璃和水是不一样的东西。

下面的内容出自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²²⁵⁾的《沉思录》：

当你在早晨不情愿地起床时，你要想到：我正起来去做一个人的工作。如果我要去做的是我为之而存在，为之而被带到这个世界的工作，那为什么我要感到不满呢？难道我是为了躲在温暖的被子里睡觉而生的吗？这确实比较舒服。但你的存在是为了享乐，而不是为了行动和努力吗？你没有看到那些微不足道的植物、小鸟、蚂蚁、蜘蛛、蜜蜂都在一起工作，尽它们在宇宙中的本分吗？你不愿承担一个人的责任，不赶快去做那合乎你本性的工作吗？

将这段名言写成大字挂在床对面的墙上是一个不错的计划。但如果这么做行不通的话，有时候别人告诉我另一个不错的计划，那就是买一个最响的闹钟，放在一个你不得不起床绕过几件家具去把它关掉的地方。

随意集·六十九

1947年1月17日

1947年1月1日的《每日先驱报》有一则标题——《希特勒的代言人来了》，下面是一张两个印度人的相片，据称他们的名字是布里拉尔·穆科耶和安杰特·辛，“来自柏林”。相片下面的专栏继续写道：“四个本应已经因叛国罪被枪毙的印度人”正住在伦敦一间酒店里，还说这几个印度人在战争时期以“通敌者”的身份通过德国电台进行广播。这些言论值得深入探讨。

首先，里面至少有两个事实上的错误，有一个还是非常严重的错误。安杰特·辛并没有在纳粹电台上进行广播，只是在意大利几家电台做过节目，而那个名字唤作“布里拉尔·穆科耶”的印度人战时一直在英国，我和伦敦的许多人都和他很熟络。但这些不实之处所表明的态度更清楚地体现在这篇报道的措词中。

我们有什么权力把在德国电台上做过广播的人唤作“通敌者”呢？他们是被占领的国家的公民，以他们认为最佳的方式向敌占势力进行反击。我不是在说他们所选择的方式是对的。即使从狭义的角度讲，假定印度的独立是唯一重要的事业，我也认为他们错得很离谱，因为要是轴心国赢得战争——他们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了轴心国——印度将只会有了一个更加糟糕的新主人。但他们所采取的路线你完全可以说是出自真诚的信念，不能用“通敌”这个词加以形容，因为这是不公允的，甚至是不准确的。“通敌”这个词是和像吉斯林和拉沃尔这样的人联系在一起的。第一，它暗示着背叛一个人的祖国；第二，与征服者进行全面合作；第三，意识形态上的认同，至少是部分认同。但这和那些站在轴心国阵营的印度人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并不是背叛自己祖国的人——恰恰相反，他们相信他们是在为了祖国的独立而奋斗——他们并没有义务为英国服务。而且他们并不是像吉斯林等人那样通敌。德国人给了他们一套独立的广播设施，他们想说什么都可以，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政治纲领与轴心国的政治纲领很不一样。我认为他们的话不仅错误而且有害，但在道德态度上，或许也在他们所做的事情的效果上，他们与普通的变节者是很不一样的。

与此同时，你必须考虑这种事情在印度的效果。无论是对是错，当这些人回到祖国时，他们会受到英雄式的礼遇。而英国报纸对他们的侮辱不会被视而不见。那些马虎处理的相片也不会被视而不见。布里拉尔·穆科耶这个名字出现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的面孔下方。无疑，这张照片是在伦敦的印度人迎接他们被遣返回英国的同胞时拍摄的，那个摄影师无意中拍错了人。但是，假设那个人是威廉·乔伊斯⁽²²⁶⁾，你觉得《每日先驱报》不会特别过问以确保相片里的那个人就是威廉·乔伊斯而不是别人吗？但因为那只是一个印度人，像这样的错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就是他们没有说出口的想法。这不是发生在《每日画报》上，而是发生在英国唯一一份工党的报纸上。

我希望每个能有机会找到维克多·戈兰兹最近出版的《在最黑暗的德国》的人至少去翻一翻这本书。它不是一本文学作品，而是一份精彩的纪实报道，目的是让公众对英国占领区内所发生的饥荒、疾病、混乱和疯癫的管理不善有所警觉。如何让人们意识到他们自己的小圈子之外所发生的事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难题之一，必须演变出新的文学方式以解决这一难题。考虑到本国人民现在的日子不是很好过，或许你不能责备他们对别处所发生的惨剧漠然置之，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想方设法做到对那些惨剧充耳不闻。饥荒的传闻、沦为废墟的城市、集中营、大规模迁徙、无家可归的难民、受尽迫害的犹太人——听到所有这些事情，他们的反应是惊奇却又毫不上心，似乎这种事情闻所未闻，却又不是很感兴趣。那些骨瘦如柴的孩童的相片现在已是司空见惯，没有给人们留下多少印象。随着时间流逝和恐惧渐渐堆积，头脑似乎陷入了一种自我保护性的无知，需要越来越冷酷的惊诧效果去打破它，就像身体对某样药物形成免疫力后剂量得不断加大一样。

维克多·戈兰兹的那本书有一半的内容由相片构成，他很聪明地将自己照入了许多相片里作为预防措施，这至少证明了相片的真实性，杜绝了那种司空见惯的指控，说它们是从某个间谍那里获取的，是在进行“政治宣传”。但我认为这本书最好的策略，就是在反反复复描写了那些以“饼干汤”、土豆煮卷心菜、脱脂牛奶和人造咖啡为食的人物之后，插入了在饭堂里为控制委员会提供的晚餐的菜单。戈兰兹先生说只要没有人在看着他，他就偷偷把一张菜单放进口袋里，他把六张菜单印了出来。下面是其中的第一份。

杯装清炖肉汤

黄油煎比目鱼

新鲜土豆

荷兰牛排

土豆泥

花椰菜

覆盆子果酱

奶酪

咖啡

对欧洲饥荒的这些记录似乎可以与本周《给爱狗之人的提示》中的第一则联系在一起，我从圣诞节前的《标准晚报》里剪下了那一篇内容：

如果你放纵你的狗吃太多“零食”的话，它也会有“圣诞节纵欲后遗症”。许多主人想让他们的宠物“什么都尝一尝”，却忽视了圣诞节的许多美食是不适合给狗吃的。

这不会给狗造成永久性的伤害，但如果它看上去神情呆滞，舌头灰白而且有口臭，最好给它喂点蓖麻油。

戒食十二小时，接下来的几天喂以少量食物即可痊愈——可以服用8到12粒碳酸铋盐，一天三次，可以喂燕麦粥而不是清水。

动物学协会某位成员的签名。

看着上面我所写的内容，我注意到我使用了“完全不同的人”这个说法。我第一次意识到这是一个多么傻帽的表达方式。似乎真有“部分程度上不同的人”！从现在开始我会将这个表达从我的字典里删去（还有“一个非常不同的人”和“决然不同的人”）。

但还有其它词语和词组显然应该被归入垃圾堆，但它们仍继续被使用，因为似乎没有方便的替代品。一个例子就是“一定”。比方说，我们会说，“到了一定的年龄后，一个人的头发就变灰了。”或“二月份可能会有一定的降雪”。在这两个句子里，“一定”的意思是不一定。为什么我们得用这个词表示两个完全相反的意思？但是，除非你迂腐地说“到了某个不一定的年龄之后”，似乎没有别的词能恰如其分地传递出所要表达的意思。

随意集·七十

1947年1月24日

最近我在苏格兰的一家酒店听到两个小生意人之间的对话。其中一个长得很机警，衣着很有档次，大约四十五岁，与建筑商协会有点关系。另一个年纪大很多，白发苍苍，说话苏格兰口音很重，是作批发生意的。在吃饭前他会作祷告，我已经很多年没见过有人这么做了。我想他们分别属于年收入水平在2 000英镑和1 000英镑的群体。

我们围坐在不够暖和的泥煤火堆旁边，对话从煤炭紧缺开始。似乎没有煤炭卖，因为英国的矿工不肯把煤挖出来，但另一方面不让波兰人在矿井里工作尤为重要，因为这将导致失业。苏格兰的失业问题已经很严重了。接着那个年纪大一些的人说他很满意工党赢得了大选——“实在是非常高兴”。任何在战后收拾烂摊子的政府都不好过，由于五年的限量供应制度、房屋紧缺、非正式罢工等问题，公众会看透社会主义者的承诺，下次投票给保守党。

他们开始谈论起房屋问题，然后立刻回到了波兰人这个投契的话题上。那个年轻一些的男人刚刚把他在爱丁堡的公寓卖了，挣了一笔钱，准备买一间房子。他愿意出价2 700英镑。另一个男人则准备把房子卖出1 500英镑的价格，再买一间小一点的房子。但如今似乎不可能买到房子或公寓，它们都被那些波兰人买光了。“真是奇怪，他们到底从哪儿弄到钱的呢？”那些波兰人还侵入了医疗行业。他们甚至在爱丁堡或格拉斯哥（我忘记是哪一个了）开设了自己的医学院，培养出许多医生，而“我们自己的医生”发现根本没办法从业。每个人都知道英国的医生供大于求，不是吗？把那些波兰人赶回自己的国家去。这个国家已经有太多人了。需要做的是对外移民。

那个年轻一些的男人说他是几个商业和民间协会的会员，在所有的协会里他都提出把那些波兰人遣送回国的提案。那个年纪大一些的男人补充说那些波兰人“道德极其败坏”。如今世风日下，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搞出来的。“他们和我们不是一类人。”他虔诚地总结道。他们没有提到波兰人排队时老是插队，穿着艳俗的衣服，在空袭时表现懦弱，但如果我提出这些的话，我想一定会被认可。

当然，你对这种事情无能为力。这就是当前的反犹主义的替代品。到了1947年，我所描写的这些人已经发现反犹主义是不体面的事情，因此他们得找别的替罪羊。但种族仇恨和集体妄想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部分内容，如果它们不被无知所强化，或许害处会小一些。比方说，如果在战前的那几年犹太人在德国遭到迫害的事实有更多的人知道的话，盛行一时的反犹情绪或许并不会有所收敛，但犹太难民的待遇或许会好一些。拒绝难民大规模进入本国或许会被视为可耻的事情。普通人或许仍会对难民持抵制情绪，但更多的生命或许会得到拯救。

波兰人的情况也是如此。上面写到的这段对话让我最觉得心里不舒服的是一再出现的那句话：“把他们赶回自己的国家。”如果我对那两个生意人说：“那些人大部分根本没有祖国可回，”他们或许根本不屑一顾。他们或许对有关事实根本连一件也不知道。他们或许从来没有听说过自1939年以来在波兰发生的事情，他们也不会知道英国人口过多的说法是一个谬误，或局部的失业和整体上的劳动力紧缺是可以并存的。我认为让这些人以无知为借口是错误的。你无法改变他们的观感，但你能让他们明白，当他们要求把那些无家可归的难民逐出我们的国家时，他们在说些什么，或许这样会让他们少怀一些恶意。

前几个星期，在《旁观者》中，哈罗德·尼克尔森先生因为步入花甲之年而在竭力安慰自己。在他看来，步入晚年唯一的安慰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你就可以开始吹嘘你见过别人不会再有机会见到的事情。这让我思考我自己——我也是四十四岁左右的人了，我能有什么可以夸耀的。尼克尔森先生见过由魁梧高大的哥萨克骑兵护卫的沙皇在祝福涅瓦河。我从未见过那一幕，但我见过玛丽·劳合，她已经几乎是一个传奇人物。我还见过“小提克”⁽²²⁷⁾——我想直到1928年他才死去，但应该是和玛丽·劳合差不多同时隐退——我还见过自爱德华七世之后的诸位国王和其他名人。但只有两回让我在当时产生了正在目睹某件伟大事物的感觉，而其中有一回是当时的情形而不是那个人让我有这种感觉。

其中一位是贝当。那是在1929年福煦⁽²²⁸⁾的葬礼上。贝当在法国极具威望，被誉为“凡尔登的守护者”，而“他们绝不能通过”这句话大家都相信就是他说的。他走在人群中，在他的身前身后有好几码的距离空无一人。他高视阔步地走过——高大瘦削的身影笔挺，虽然那时候他一定已经年届七旬，蓄着花白挺翘的八字胡，就像一只海鸥的双翼——人群交头接耳地说起了贝当。他的样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隐约觉得虽然他已经一大把年纪了，但他或许仍然有着远大的前程⁽²²⁹⁾。

另一位名人是玛丽王后。有一天我正经过温莎城堡，街道上似乎触了电一样。人民摘下帽子，士兵唰地一声立正。然后，鹅卵石街道上传来咔哒咔哒的声音，一架由四匹高头大马牵引并由两名左马御者驾驭的深红色大马车过来了。我相信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和最后一次看到左马御者。在后座上，背对车厢，又一个马夫笔挺地坐着，双臂交叉抱胸。坐在后面的那个马夫以前被称为“老虎”。我几乎没有去注意王后，我直勾勾地盯着后面那个奇怪的古老身影，他就像一具蜡像那样纹丝不动，穿着他那条白色的马裤，仿佛是浇注在里面的，大礼帽上别着帽徽。即使在当时（大概是1920年），这也带给我从窗外看到十九世纪风景的奇妙感觉。

几句关于文坛的闲话：

几个星期前我在这个专栏里引用了一则印度谚语，并说它是我的一个朋友翻译的，这是我的失误。事实上，我引用的那句话出自于吉卜林。这证实了我在别的地方曾经说过的话——吉卜林是那些人们无意中会加以引用的作家之一。

《党派评论》是美国最好的高雅杂志之一——类似于《地平线》和《辩论》的结合体——从二月份起将在伦敦发行。

一年前我在《论坛报》里写了一篇文章讲述了扎米亚京⁽²³⁰⁾的小说《我们》，这本书将在英国重版，从俄文重新翻译。可以去找一找这本书。

随意集·七十一

1947年1月31日

你与一份报纸或杂志的关系比与一个人的关系更加多变和断断续续。一个人或许时不时会染染头发或皈依罗马天主教，但他不能在本质上改变自己，而一份期刊会在同一个名字下经历一系列不同的形态。《论坛报》在它短短的一生里假如不是三份的话，也已经是两份截然不同的报纸。我和它的接触经历了非常剧烈的变化，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开始的时候有一段过节。

直到1939年我才知道有《论坛报》这么一份报纸。它创刊于1937年初，但在战争开始前的30个月里，我有5个月住院，13个月在国外。我想让我首先注意到它的是一篇对我的小说不是很友好的书评。在1939年至1942年间，我有三四本书出版或重印，我想在《论坛报》里连一篇“正面的”书评都没有刊登，直到我成为里面的一名员工。（无消说，这两件事之间没有联系。）之后，在1939年那个寒冬，我开始为《论坛报》撰稿，虽然刚开始时很奇怪，我没有定期去读它，也没有好好弄清楚它到底是一份什么性质的报纸。

雷蒙德·普斯盖特⁽²³¹⁾是那时候的编辑，他时不时让我写写小说评论。我没有领稿酬（直到不久前，为左翼报纸写稿能领到稿酬都是罕有的事情）。只有当我到伦敦去普斯盖特在伦敦城墙附近的那间四壁空空灰尘遍地的《论坛报》办公室时，我才会读到这份报纸。它正遇到了种种困难。它仍是一份三便士的报纸，读者群体主要是产业工人，跟随“人民阵线”的纲领，与左翼书社和社会主义者联盟有联系。随着战争的爆发，它的发行量严重下挫，因为曾经是最热心支持它的共产主义者和同情共产主义的人如今拒绝帮助它发行。不过，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继续为它撰稿，战争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继续进行徒劳无功的争论，在它的专栏上大鸣大放，而德国的军队则在集结，准备发动春季攻势。

1940年初，在一间公共会议厅里召开了一次大会，目的是讨论《论坛报》的前途和工党的左翼政策。和往常一样，在这种场合没有说些什么特别具体的事情，我大概记得的是来自一个内部渠道的政治内幕消息。挪威战役以灾难性的惨败而结束，我经过一张张阴郁的海报走过会场。两位我不会指名道姓的下议员刚刚从下议院过来。

我问他们：“弹劾张伯伦这件事情有机会吗？”

“一点希望也没有。”两人回答道，“他的位置稳固得很。”

我不记得日期了，但才过了一两个星期张伯伦就下台了。

之后《论坛报》从我的脑海里消失了近两年之久。我忙于为生计奔波，在轰炸的间隙和兵荒马乱中写书，闲暇时间都花在国民自卫队上，那时候它仍是一支业余部队，要求其成员进行繁重的劳动。我再次注意到《论坛报》时正在英国广播电台的东方报道节目组上班。这时候它已经是一份几乎完全不同的报纸了。它的编排不一样了，卖六便士一份，内容主要是谈论外交政策，很快就吸引了新的读者群体，我想大部分属于捉襟见肘的中产阶级。它在英国广播电台的员工里名气很响。在评论员去了解信息的图书馆里，它是最受追捧的一份刊物，不仅是因为大部分内容是由那些了解欧洲第一手资料的人所撰写的，而且还因为当时它是仅有的站出来批评政府的报纸。或许“批评”这个词太温和了。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已经进了政府，安奈林·比万激烈的个性定下了它的基调。有一回，一个自称是“托马斯·莱恩斯博罗”的人对丘吉尔发起了让人吃惊的猛烈抨击。这显然是一个化名，我花了整整一个下午，想从文风判断出谁是作者，据说盖世太保所雇佣的那些文学评论家就是这样去处理匿名政治宣传手册的。最后，我认为“托马斯·莱恩斯博罗”肯定是W先生。过了一两天，我遇到了维克多·格兰兹，他对我说：“你知道是谁在《论坛报》里化名为‘托马斯·莱恩斯博罗’写了那些文章吗？我刚刚听说他就是W先生。”这让我非常激动，但一两天后我得知，我们两人都猜错了。

在此期间，我偶尔为《论坛报》写写文章，但间隔都很久，因为我没有多少时间或精力。然而，到了1943年底，我决定放弃我在英国广播电台的工作。他们要我代替约翰·阿特金斯⁽²³²⁾接手《论坛报》的文学编辑，他准备接受入伍征召。我一直担任文学编辑，并撰写《随意集》这个专栏，直到1945年初。有趣的是，回首这段时间我并不觉得自豪。事实上，我并不擅长编辑。我不喜欢事先规划，在精神上，甚至在身体上，我对回信充满抗拒。我对那段时间最主要的回忆就是拉开这里或那里的一个抽屉，发现每一口柜子里都塞满了原本应该几个星期前就已经处理掉的信件和手稿，然后又匆忙将其关上。而且，我总是会接受自己非常清楚极其糟糕、不堪发表的手稿，这是很要命的。任何长期是自由撰稿作家的人是否应该当一名编辑实在是值得商榷。这就像把一个罪犯从牢房里放出来，让他当典狱长一样。但不管怎样，就像他们所说的，这些都是“经历”，我很怀念我那间拥挤的、面朝后院的小办公室。当V型飞弹呼啸而来时，我们三人就抱在一起躲在角落里。炸弹一落下，那些打字机就又响起祥和的、哒哒哒哒的打字声。

1945年初，我以《观察者报》记者的身份去了巴黎。《论坛报》在巴黎的声望之高很让人奇怪，这是从解放前就开始的。要买到这份报纸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而英国大使馆每周收到的十份报纸，我相信，根本没办法拿到外面去。但是，所有我遇到的法国记者似乎都听说过它，知道它是英国一份既不会不加批判地支持政府，也不反对战争，更不盲目接受俄国神话的报纸。那时候有一份名为《解放报》的报纸——我可以肯定地说它仍然存在——可以说，它就是法国的《论坛报》，在德国占领期间，它和《巴黎人报》在地下进行刊印，用的是同一批机器。

《解放报》一边要反对戴高乐主义者，另一边要反对共产主义者，几乎没有资金，由踩单车的志愿者进行派发工作。有几个星期，它遭受了内容审查，被封杀到了面目全非的地步：比方说，一篇名为《关于印度支那的真相》的文章就只剩下标题，下面的整个栏目都是空白的。来到巴黎一两天后，我被带去参加一场《解放报》支持者的半公共集会。我惊讶地发现他们有一半人听说过我和《论坛报》。一个穿着黑色灯芯绒马裤的大块头工人朝我走来，大声说道：“啊，是您哪，乔治·奥威尔先生！”差点把我的手骨连骨髓都榨出来。他听说过我，因为《解放报》曾翻译过《论坛报》的文摘。我相信有一个编辑以前每周都会去英国大使馆要求阅读一份《论坛报》。我觉得莫名的感动：原来一个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能够成为公众人物，而住在斯克里布酒店的那一大帮美国记者，穿着铮亮的制服，领着优厚的工资，我从未遇到他们当中有人听说过《论坛报》。

1946年的夏天那六个月，我放弃了在《论坛报》的撰稿工作，成为一名读者，很有可能这种事情我会时不时再做一次。但我希望我和它的关系能够一直持续下去，我希望到1957年我会再写一篇周年纪念文章。我并不希望那时候《论坛报》干掉所有的竞争对手。多姿多彩才构成大千世界，如果你能想通这一点，或许你会发现即使是“——”也有其意义。就我所知，《论坛报》本身并不完美，我在里面工作过。但我认为它是仅有的真的在努力倡导进步和传播人文的周报——将激进的社会主义政策、尊重言论自由和对待文学和艺术的文明态度结合在一起。我认为它现在能比较流行，甚至是它能以现在的形式办了五年或更久，都是充满希望的迹象。

随意集·七十二

1947年2月7日

最近我在翻阅彼得·胡诺特先生的《居家男人》，一两个月前由先锋出版社出版。告诉你如何进行家具维修的书有很多，但我认为它是我读过的书中最好的。作者收集了他买下一间几乎就快坍塌的房子，然后靠着自己的双手把它弄成一个像样的住家的艰辛经历。因此，他专注于那些日常生活中会出现的各种难题，并没有像我买的另一本书的作者那样告诉你怎么缝补百叶窗帘，却没有提及电器配件。我查看了去年得解决的种种家居难题，发现里面除了老鼠之外都提到了，老鼠确实很难被列入家居装修维护的题材。这本书文风简练，插图丰富，还考虑到了如今要买到工具和材料的困难。

但我仍然认为应该出一本内容广泛而且齐全的这方面的书籍，就像字典或百科全书，每一样可以想到的家居工作都按照字母顺序排列好。然后你可以查阅“水龙头”这个词，了解如何停止滴水；或查阅“地板砖”，了解它嘎吱嘎吱作响的原因，心里很有把握一定会找到正确的答案，就像你去查阅比顿夫人的烹饪书籍学做马德拉蛋糕或威尔士兔肉一样。从前，当一位业余的工匠，手里拿着平头钉锤，口袋里装满了铆钉，只会被看成是一个怪胎，被朋友们嘲笑，被家里的女人讨厌。但是，如今要么你得自己动手维修，要么就由得它们坏下去，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仍然根本没有动手维修的能力。比方说，有多少人知道怎么更换一根断掉的吊窗绳呢？

正如胡诺特先生所指出的，如果我们的房屋修建合理的话，现在所进行的大部分修修补补的工作是没有必要的，或将容易得多。就连把保险丝盒放在一个伸手可及的地方这么一个简单的预防措施，也可以省去很多不便，而安装搁架这么一件辛苦活儿也能大幅简化，无需额外的物料或中途推翻最初的安装方法。我听说现在正在营建的新房子的水管将不会冻结，但这肯定不会是真的。肯定会有某个地方堵塞，每年的水管冻结将会如常发生。水管爆裂就好比松饼或烤栗子，是英国冬天的一部分内容，如果在莎士比亚时代就有了水管，他一定会在《爱的徒劳》结尾的那首歌里提到它。

要庆祝还太早了，但我得说如今的冰冻现象已经没有1940年的时候那么糟糕了。那时候我住的村子不仅完全被积雪覆盖了一个星期或更久，而且根本没办法出村，运送食物的货车也没办法进村。村里的每一个水龙头和每一根水管都结了冰，几天来我们没有水喝，只能喝融了的雪。让人觉得讨厌的是，雪总是很脏，除非是刚刚降下来的。我发现即使在阿特拉斯山的山峰，离住人的地方足有好几英里远，那些看上去洁白无瑕的终年积雪事实上你走近时也会发现脏得要命。

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从印度回来时，我听说克里普斯条款并没有给予缅甸，因为缅甸人会接受它。我不知道丘吉尔和其他人是否真的在打什么如意算盘。不管怎样，我想有担当的缅甸政治家是有可能会接受这么一份提议的，虽然当时缅甸正被日本人统治。我也相信要是我们在1944年就给出一份赋予自治地位并指定具体日期的提议的话，它将会被愉快接受。结果呢，缅甸人的猜疑被煽动起来了，或许只有在最不利于两个国家的条款下我们撤出缅甸的事情才会结束。

如果真是这样，我希望那些少数民族的地位将能得到比承诺更好的保障。他们的人数占了人口的百分之十到二十，带来了几个不同的难题。最大的族群是克伦邦人，大部分人与缅甸的主体民族生活在一起，但保持着自身的独立。克钦人和其它边境的部落则要落后得多，在风俗和样貌上与缅甸人差别更大一些。他们从来没有受过缅甸人的统治——事实上，他们生活的领域只非常短暂地被英国人占领过。在过去他们一直维持了独立，但面对现代武器或许就做不到了。另一个大的民族掸族与暹罗人在血统上很接近，在英国人的统治下勉强进行自治。处境最艰难的少数民族是印度人。在战前的缅甸有一百万印度人，日本人侵略的时候二十万人逃到了印度——这一行为比任何言语更加清楚地表明他们在这个国家的真正地位。

我记得二十年前一个克伦邦人对我说：“我希望英国人会留在缅甸两百年。”“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想被缅甸人统治。”在当时我就惊讶地想到迟早它将会成为一个难题。事实上，只要民族主义依然是一股真实的力量，少数民族问题基本上是无法解决的。缅甸的一部分民族要求独立是出于真心，但它无法以任何有把握的方式得以满足，除非干预缅甸整个国家的主权。同样的问题在一百多个地方出现。苏丹人应该从埃及独立出去吗？乌尔斯特应该从爱尔兰独立出去吗？爱尔兰应该从英国独立出去吗？等等等等。只要甲民族在镇压乙民族，好心的人就会觉得乙民族应该独立，但结果总是表明还有丙民族渴望摆脱乙民族获得独立。问题总是，一个少数民族规模得多大才能有自治的资格呢？充其量，每一种情况只能根据其自身的是非曲直作一个马马虎虎的处理。而在实际操作中，没有人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以贯之的想法，而赢得最多同情的总是那些拥有最好的公关手段的少数民族。有谁在一视同仁地支持犹太人、波罗的人、印度尼西亚人、被驱逐的德国人、苏丹人、印度的贱民和南非的卡菲尔人呢？对一个民族的同情几乎总是意味着对另一个民族的冷漠。

企鹅出版社重印了赫尔伯特·乔治·威尔斯的《莫罗博士的岛屿》。我翻了一下，想看看那些之前的版本里面的笔误和印刷错误是不是在里边重复了。果不其然，它们都还在。其中一处是格外傻帽的笔误，大部分作者会为此感到羞赧。1941年我对赫尔伯特·乔治·威尔斯指出了这一点，问他为什么不把它去掉。自1896年以来它在一版又一版中出现。让我很惊讶的是，他说他记得这个印刷错误，但不愿意费神去处理这件事情。他对自己早期的作品不再有半丁点儿兴趣：它们是很久之前所写的作品，他已经不再认为它们是他的一部分了。我一直不知道是不是应该钦佩这种态度。能摆脱文学上的虚荣心是很了不起的，但是，像威尔斯这么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如果他能进行自我批评或爱惜自己的名誉，他就不会在五十年的时间里写出总共九十五本作品，超过三分之二已经不忍卒读了。

随意集·七十三

1947年2月14日

这里有几段来自一位苏格兰民族主义者的信件的节选。我已经将可能暴露作者身份的部分删掉了。信里频繁地提到波兰，因为这封信件探讨的主题是出现在苏格兰的那些波兰难民。

“波兰军队现在已经发现‘英国人一诺千金’这句话是多么的不靠谱。早在几百年前你们就应该已经知道了。入侵波兰只是一个借口，让这些戴着圆顶礼帽的强盗能在美国人、波兰人、苏格兰人和法国人的帮助下跟对手德国人和日本人干一架。当然，再没有波兰人会相信英国人的承诺了。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你们将被扔在一边，遗弃在苏格兰。如果这会引发波兰人和苏格兰人的矛盾，那就更好了。就让他们互掐好了，这两个问题就都‘解决’了。亲爱的和蔼的英格兰小岛！是时候所有的波兰人都抛弃‘英国是自由斗士’的幻想了。举个例子，看看它在苏格兰的劣迹。请不要说我们是‘不列颠人’，根本就没有这个民族。我们是苏格兰人，我们就要这个名分。英国人把名字改为不列颠人，但即使一个罪犯改名换姓，还是可以从指纹认出他来……请不要理会某某报刊里面的任何反对波兰的言论。那些都是亲英派（你也可以称其为亲俄派）的奉承话。1707年⁽²³³⁾，苏格兰经历了她的雅尔塔，那时候英国的金子做到了英国的枪炮做不到的事情。但我们永远不会接受失败。两百多年后我们仍然在为祖国而奋斗，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永不言败。”

这封信还有很多内容，但这些应该足够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没有从“左翼”观点攻击英国，而是基于苏格兰和英格兰是两个敌对国家。我不知道将种族理论套在这封信上是否公平，但可以肯定的是，作者痛恨我们就像一个真诚的纳粹分子痛恨犹太人一样。它不是对资产阶级或其它什么的仇恨，只是对英格兰的仇恨。虽然这个事实未被充分认识到，但相当多的类似事件正在发生。我见过好几篇言辞几乎一样激烈的登报声明。

直到今天，苏格兰民族主义运动在英格兰好像依然没有人会去注意。举个最近的例子吧，我不记得在《论坛报》里提起过这个话题，只是偶尔在书评里见到过。它的确只是一个小规模的运动，但它可能会壮大，因为它拥有壮大的基础。在这个国家，我觉得人们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苏格兰反对英格兰是有其原因的——我自己直到几年前还对其一无所知。在经济上，或许理由并不是很充分。当然，过去我们曾经丧尽廉耻地洗劫了苏格兰，但英国这个地域是否在剥削苏格兰这个地域，而如果苏格兰完全获得自治情况是否就会好一些则另当别论。问题是，许多持温和态度的苏格兰人开始考虑自治，觉得他们备受压迫，在地位上低人一等。他们有很多理由。不管怎样，在某些领域苏格兰几乎是一个被占领的国家。这里有英国国教化的上流阶层和口音明显不一样的苏格兰工人阶级，有一度两者甚至还说着不同的语言。这一阶级差别要比英国现有的阶级差别更加危险。如果条件合适的话，它或许会以邪恶的方式演变，而伦敦由进步的工党执政或许于事无补。

无疑，苏格兰的主要弊端必须与英国的主要弊端一起加以纠正。但与此同时，有许多事情可以做以改善文化上的处境。语言是一个虽小但不能被忽略的问题。在说盖尔语的地区，学校里并没有教盖尔语。我只是就有限的经验而说，但我认为这是导致愤恨的肇因。而且，英国广播公司每周只播放两或三个为时半小时的盖尔语节目，给人的印象是非常业余的节目。即使如此，它们仍被热烈地收听。要收买一点人心是多么容易的事情，只需要至少每天播放一段盖尔语节目就可以了。

要是在以前，我会说让一门像盖尔语这样古老的语言继续流传下去是很荒谬的事情，只有数十万人在说这门语言。现在我没有那么肯定了。首先，如果人们觉得他们拥有独特的文化，应该将其保留下去，而那门语言是它的一部分，当他们希望他们的孩子好好地学习这门语言时就不应该给他们制造难题。其次，或许能够拥有双语能力在教育上很有好处。那些说盖尔语的苏格兰农民能说优美的英语，一部分原因是英语几乎是一门外语，有时候一连好几天他们都不用说英语。或许他们从查看字典和语法规则中获益，而那些说英语的人是不会这么做的。

不管怎样，我认为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在我们自己的岛屿内进行的规模虽小但很激烈的分裂主义运动。现在它们看起来似乎无足轻重，但是，《共产党宣言》曾经也只是一份非常不起眼的文件，而希特勒加入纳粹党时只有六名党员。

换一个话题，下面是另一封信的节选，来自一位威士忌酿酒商：

我们非常遗憾地被迫退还您的支票，因为斯特拉奇先生未能实现他的诺言，在苏格兰供应酿酒的燕麦，所以我们不敢接洽新的生意……当你买不到酒时，如果你知道斯特拉奇先生给中立的爱尔兰送去了35 000吨燕麦供酿酒用途，或许会给你带来安慰。

当人们在一封商业信函里写下这些内容时，心里一定觉得很火大，这封信看上去几乎像是一封通函。这种事情并不是很要紧，因为威士忌酿酒商和他们的顾客占不了多少选票。昨天我在杂货店排队，听到有人在说：“政府！他们连管好一间香肠店都做不到！这个区的政府就这么烂！”我希望说出这些话的人数字也同样那么少。

斯克尔顿⁽²³⁴⁾不是一个好找的诗人，我从未拥有过他的作品全集。最近在我获得的一本选集中，我想找一首诗但没有找到，那首诗我记得在好几年前读过。它是一首所谓的双语混合诗——一部分内容是英语，一部分内容是拉丁语——哀悼某个人的逝世。我只记得这么一节：

他埋葬于草茔中，

上帝原谅了他的罪行，

他就埋葬在你的脚下，

一个傻瓜、笨蛋、倔头，

直到永远永远。

它留在我的脑海里，因为它表达出了一个在我们的时代完全不可能有的世界观。今天基本上没有人会以漫不经心的态度描写死亡。自从对于个体不朽的信仰式微之后，死亡从来不被认为是有趣的事情，得过很久它才会重新被视为有趣的事情。因此，那些曾经是乡村墓地常见景致的俏皮墓志铭就消失了。要是我看到一则1850年后的滑稽墓志铭，我会觉得很惊讶。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基犹有这么一则，大概就是那段时间立的。那块墓碑石大概有一半的空间刻满了一个丧偶的丈夫为亡妻写的长篇祷文，在墓碑的底下后来又刻上一句：“如今他也走了。”

最好的英文墓志铭之一是兰多⁽²³⁵⁾的《致狄耳刻》⁽²³⁶⁾，那是一个我不知道是谁的化名。它不是一味追求滑稽，不过带有调侃的意味。要是我是一个女人，那会是我最喜欢的墓志铭——我希望把它作为自己的。它是这么写的：

地狱的游魂啊，挨紧一点，

你们和狄尔刻同坐一条船，

免得卡戎⁽²³⁷⁾见到她，

忘记了自己是一个老人，而她是一个鬼魂。

能有人为你写出这样一则墓志铭，死几乎是值得的。

随意集·七十四

1947年2月21日刊于《曼彻斯特晚报》

（1947年2月的第三周和第四周，由于燃料短缺及随之而来的电力中断，多份全国周报和许多行业报纸被政府命令停止出版。为共度危机，《观察者报》、《曼彻斯特晚报》和《每日先驱报》为《论坛报》提供版面刊登它的专栏。）

有报道说，过去几个月来，一出禁止在舞台上演出的戏剧将在英国广播电台上播放（这或许会让它比演出接触到数量更多的公众），这再次暴露出英国文学审查制度种种规矩的荒谬。

只有戏剧和电影在上演之前得提交审查。至于书籍，只要你愿意承担被控告的危险，你想印什么都可以。因此，被封杀的戏剧如格兰维尔·巴克⁽²³⁸⁾的《颓废》和萧伯纳的《沃伦太太的职业》能立刻以书籍的形式出版而没有遭到指控的危险，而且由于之前发生的丑闻而卖得更好。可以公道地说，好的剧目总是迟早能重见天日。就连《颓废》这么一出以政治和性爱为题材的剧目，在完稿的三十年后也终于得以上演，那时候针砭时弊赋予它的力量已经消失了。

张伯伦勋爵对戏剧审查制度的害处不在于它封杀戏剧，而在于它的作风野蛮愚蠢，而且，显然由那些没有经过文学熏陶的官僚在执行。如果要真的进行内容审查，最好应该在事先发生，这样的话作者或许就知道自己的处境。在英国封杀书籍是非常罕见的事情，但那些真的发生了的封杀事件总是很武断。比方说，《孤独的井》被查封了，而其它在同一时间出版的主题相同的书籍则没有引起注意。

被盯上的书籍都是那些碰巧引起某位大老粗官员的注意的书。或许现在出版的半数小说都得遭受这一命运，如果它们碰巧所遇非人的话。事实上——虽说死者为大——如果我们的法官和警察真能读懂古文的话，我怀疑彼得尼乌斯、乔叟、拉伯雷或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也会被删节。

随意集·七十五

1947年2月27日刊于《每日先驱报》

最近我看了一本儿童字母表图画册，是今年出版的。它是那种所谓的“旅行字母表”。下面是J、N、U三个字母的顺口溜：

J for the Junk which the Chinaman finds, is useful for carrying goods of all kinds.（J就是中国佬找到的垃圾，他们的用处就是搬东西。）

N for the Native from Africa's land. He looks very fierce with his spear in his hand.（N就是非洲来的土著，他们手里拿着长矛，表情非常愤怒。）

U for the Union Jacks Pam and John carry, whole out for a hike with their nice Uncle Harry.（U就是潘姆和约翰扛着米字旗去远足，跟着亲爱的哈利叔叔。）

图片里的那个“土著”是一个祖鲁人，只穿着一小块豹皮和佩戴几个手镯。至于“垃圾”，图片里画得很小，但里面那个“中国佬”似乎留着长辫。

或许对于米字旗的出现不会有太多的反对意见。这是一个民族主义互相倾轧的时代，如果我们和其他人一样挥舞着属于自己的旗帜，又有谁能说三道四呢？但在1947年，真的有必要教小孩子说“土著”和“中国佬”这样的词语吗？

“中国佬”这个字被中国人认为是侮辱性的名称至少已经有十几年了。至于“土著”，即使在印度，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遭到官方的反对了。

回应说印度人或非洲人被称为“土著”时觉得受到侮辱是一种幼稚的行为是没有用的。我们都有这种感觉，只是形式不同。如果中国人希望被称呼为“中国人”，而不是“中国佬”；苏格兰人拒绝被称为苏格兰人，如果黑人（Negro）要求将第一个字母大写为N，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只是最基本的礼貌。

关于这本字母画册让人感到难过的是，作者显然无意侮辱那些“劣等”种族。他只是没有意识到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人。“土著”是衣不蔽体的滑稽的黑人，而“中国佬”留着长辫，背着一堆垃圾在走路——这就像说英国人戴着高礼帽和乘着两座小马车是真实的情况一样。

这一无意识的傲慢的态度是从小就学到的，然后，就像本文所写的，传给新一代的儿童。有时候，它在开明人士中间会骤然显现出来，产生了不和谐的后果。比方说，1941年底，当中国正式成为我们的盟友，在第一个重要的周年志庆时，英国广播公司在播音大楼挂起了中国国旗，却把它给挂倒了。

1947年2月28日

刊于《曼彻斯特晚报》

如今打印机是很稀罕的东西，你会注意到几乎每个人都写得一手烂字。一手赏心悦目而且容易辨认的字如今已经很少有了。要改善这种情况，我们或许应该必须创建出一套广为接受的“字体”，我们曾经有过，但现在已经失去了。

在中世纪的几个世纪里，那些职业抄写员写得一手精致的字体，或好几种不同的字体，现在活着的人没有一个能比得上。接着，字体退化了，在十九世纪钢笔发明后又再度复兴。那时候流行的是“铜版印刷字体”，清秀而且容易辨认，但满是没有必要的连线，与当代在只要有可能的情况下尽量消除修饰的趋势格格不入。接着，教小孩子写行书成了一种时尚，但结果总是很糟糕。要写出一手真正齐整的行书，基本上你得有绘画功底，而且不可能写得和草书一样快。许多年轻人或年纪不大的人现在写的字介乎行书和铜版印刷字体之间，看上去很别扭。事实上，有很多通晓文字的成人写的一手字根本从未好好“练过”。

写得一手好字和文学功底之间是否有关系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必须说，就我能想到的现代例子，这两者之间似乎关系不大。丽贝卡·韦斯特⁽²³⁹⁾小姐写得一手好字，米德尔顿·默里先生的字也写得很好，而奥斯伯特·西特韦尔爵士、斯蒂芬·斯宾德先生和伊夫林·沃的字说得客气点，实在是不咋地。拉斯基教授字看上去好看，但很难辨认。阿诺德·本涅特字迹小而清秀，但他写得很是吃力。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字体好看但不整齐。卡莱尔的字很糟糕，据说一个排字工人离开了爱丁堡，就是因为不想干排字这个活儿。萧伯纳先生的字迹小而清楚，但不是很漂亮。至于大部分备受尊敬的在世的英国著名小说家中，有一位小说家我在英国广播电台工作时有幸每个月报道他的作品。整个部门里只有一位文秘能看得懂他的手稿。

随意集·七十六

1947年3月7日

这一届政府所犯下的大错之一就是没有告诉人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和原因，这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不值得对这个问题一提再提。然而，随着战时的宣传机器很大程度上停止运行了，而报刊被私人老板所掌控，其中有些人态度不是太友好，政府要为自己进行公关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海报——至少像现在这些海报——效果不是很显著，电影太昂贵，而广大群众根本不会去阅读宣传册和白皮书。公关最有效的手段当数电台，而我们所面对的困难，是本国的政治家很少有电台意识。

在近来这场危机中，人们评论某某部门应该更经常“走到麦克风前”。但是，除非你所说的内容有人在听，否则走到麦克风前并不会起到什么作用。当我在英国广播公司上班时，我经常会邀请重要人物做节目。我很惊讶地发现似乎没有几个职业政客意识到广播是一门需要学习的艺术，而且它和上台演讲很不一样。一个在某个媒体上表现一流的人到了另一个媒体或许就会不知所措，除非对其重新加以培训。举个例子，厄尼斯特·贝文是一个优秀的演说家，却是一个很蹩脚的广播者。艾德礼的声音要好听一些，但似乎没有演说的天赋。丘吉尔的战时广播内容华而不实，但和大部分人不一样的是，丘吉尔让人感觉他曾经学习过对着麦克风进行演说的技巧。

当一个说话人不被别人看见的时候，他不仅无法运用他的个人魅力，即便他真的有魅力，而且他无法通过姿势对重点进行强调。他无法运用肢体语言，因此，不得已更加精心地编排发音。对于任何希望改善其麦克风演讲的人，一个有益的锻炼就是将自己的演讲进行录音，然后听其内容。你会觉得很惊讶，甚至觉得很震惊。不仅你的声音从外面听起来比起从你的头颅里听起来完全不一样了，而且它听起来总是平淡无奇。要在广播中听起来显得自然，你必须在心里觉得自己正在进行夸张的表演。如果你像平时那样或在演讲台上那样说话，效果总是会很无聊。事实上，那就是大部分没有受过训练的广播者给人留下的印象，特别是当他们念稿的时候，而当播音员听起来很无聊，听众自然就会觉得无聊。

不久前一个外国游客问能不能推荐一本有代表性的好的英文诗选集。我想了又想，发现我连一本自己觉得满意的书名也说不出来。当然，不同时期有不计其数的选集，但据我所知，只有帕尔格拉夫出版社的《黄金宝库》尝试涵盖整个英国文学，而更新更全的则是《英文诗牛津手册》。

我不否认《牛津手册》很有用，里面有很多精彩的篇章，在没有更好的版本出来之前，每个读书的孩子都应该有一本。然而，当你看着最后五十页时，你会慎重地考虑要不要推荐这么一本书给外国游客，他会以为它真的代表了英国的诗作。事实上，该书的这一部分表明，当那些文学教授得运用独立的判断能力时是多么可悲。直到1850年前后，在编撰选集时，你是不会出错的，因为，能够流传下来的都是最好的诗作。但亚瑟·托马斯·奎勒-库奇爵士⁽²⁴⁰⁾一写到和他同一时代的作家时，所有的矫饰的品位便离他而去。

《牛津手册》截止到1900年，诚然，十九世纪最后的十年是诗歌贫乏的年代。但尽管如此，在九十年代仍然有诗人。厄尼斯特·道森的《西纳拉》虽然在我看来算不上一首好诗，但我觉得它要比亨利⁽²⁴¹⁾的《英国，我的英国》要好一些——还有哈代⁽²⁴²⁾，他在1898年发表了他的第一批诗作，还有豪斯曼⁽²⁴³⁾，他在1896年发表了《什罗普郡的少年》。还有霍普金斯，他的作品在当时并没有在版，或几乎没有在版，但亚瑟·托马斯·奎勒-库奇爵士一定知道他。这些人都没有出现在《牛津手册》里。叶芝⁽²⁴⁴⁾在那时候已经出版了很多诗作，被选进了一些，但并不是他最好的作品。吉卜林也是，我觉得他写了一两首诗（例如，《圣·赫勒拿岛有多远》）值得被编入一本严肃的选集。另一方面，看看里面收录的都是些什么东西！亨利·纽伯特爵士⁽²⁴⁵⁾的《在西北前线的老克里夫托的尸体》，还有亨利和吉卜林写的爱国诗篇，还有一页接一页的安德鲁·朗格⁽²⁴⁶⁾、威廉·华生爵士⁽²⁴⁷⁾、亚瑟·克里斯朵夫·本森⁽²⁴⁸⁾、爱丽丝·梅内尔⁽²⁴⁹⁾和其他已经被遗忘的作家所写的柔弱、病态和模仿式的诗作。你怎么会想到一个文选的编辑会把纽伯特和埃德蒙·格斯与莎士比亚、华兹华斯和布雷克归在同一卷里呢？

或许我是一个无知的人，真的已经有了一本详实的选集，从乔叟一直到迪伦·托马斯⁽²⁵⁰⁾，没有编入一丁点儿差劲的内容。但要是没有的话，我觉得是时候编一本了，或至少将《牛津手册》加以更新，对从丁尼生⁽²⁵¹⁾以降的所有诗人彻底地重新加以选择。

看着我在上面所写的内容，我看到在谈到道森的《西纳拉》时我的语气很傲慢。我知道它是一首蹩脚的诗，但说它是一首糟糕的诗又有其美妙之处，说它是一首好诗又有其糟糕的地方。我不希望违心地说我从来没有钦佩过它。事实上，它是我童年时最喜欢的诗之一。凭着记忆我把它的内容引述如下：

我已遗忘了许多，西纳拉！随风而逝，

凋零的玫瑰，玫瑰，肆意放纵地结成花丛，

舞蹈着，忘记了你的苍白凋零的百合。

但我形单影只，厌倦了以前的激情。

是的，一直如此，因为那支舞很漫长。

我一直忠诚于你，西纳拉！以我的方式。

这些诗句就算没有真实的价值，至少也蕴含着就像一朵粉红色的天竺葵或一块软心的巧克力那样的美丽。

随意集·七十七

1947年3月14日

我还没有在报纸上读到过关于有人在议会里要求通过“新拼写法”⁽²⁵²⁾的法案的报道，但如果它就像其它要求对我们的拼写进行合理化改造的计划那样，那我将事先提出反对，我想大部分人都会这么做。

或许抵制拼写合理化改造的最强烈的原因是懒惰。我们都已经学会了读书和写字，我们不想再重来一遍。但我们还有更加体面的反对意见。首先，除非计划能严格地加以实施，否则结果将会非常混乱，有的报纸和出版社表示支持，有的报纸和出版社表示反对，而其它机构只是部分上接受，那就会很可怕。其次，任何只学习了新系统的人将会发现要阅读以旧系统出版的书籍会非常困难，因此，必须对以前所有的文学作品进行重新改写，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再次，只有赋予每一个字母以固定的用法，你才能将拼写完全理想化。但这意味着将发音标准化，在这个国家一定得经过一番大吵大闹才能完成。比方说，你怎么将“butter”（黄油）和“glass”（玻璃）的发言准化呢？这两个词在伦敦和纽卡斯尔的发音是不一样的。其它例子，比分说，“were”（英文中“是”的过去式）有两种不同的读音，根据个人的喜好或当时的情景而定。

但是，我不想先入为主地判断“新拼写法”的发明者们。或许他们已经想到了解决这些难题的办法。当然，我们现有的拼写体系很荒唐，对于外国学生来说一定是痛苦的折磨。这真是遗憾，因为要是真的要有通行的第二语言的话，英语是很适合的。比起任何自然形成的语言它有很大的优势，而比起任何人造的语言，它的优势更大，除了拼写之外很容易学会。难道就不能逐渐将其改良，每年纠正几个词语吗？已经有几个更加滑稽的拼写将被非正式地废除。比方说，现在有多少人将“hiccup”（打嗝）写成“hiccough”呢？

另一个我提前反对的事情——因为它迟早都会被提出来——那就是彻底抛弃我们当前所采用的重量和长度的单位体系。

显然，在某些方面你必须采取公制系统。在科学工作上它一早就已经被采用了，工具和机器也需要，尤其是当你准备将它们出口的时候。但在日常生活中保留旧的度量衡单位有一个好理由：那就是：公制系统没有能唤醒视觉的单位，或者说，它还没有做到这一点。比方说，在米和厘米之间没有长于一码或短于半英寸的单位。在英国你能描述某个人五尺三寸高，或五尺九寸高，或六尺一寸高，听你说话的人会清楚地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但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法国人说：“他身高一百四十二厘米。”它并不能唤起视觉印象。其它度量衡单位也是一样。平方杆和英亩、品脱、夸脱和加仑、英磅、英石和英担，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单位，没有了它们，我们应该会落寞一些。事实上，在那些推行公制系统的国家，几个旧的度量衡体制仍然在日常生活中被使用，虽然官方不提倡这么做。

还有文学上的考量，这是不容被忽视的。旧体制中的那些单位的名字都是简短而富有家居气息的词语，它们使得说话变得非常生动。将“一夸脱酒倒入一品脱的酒杯”就是一个很形象生动的句子，在公制系统里就几乎没有这样的表达。而且，过去的文学作家只描写了旧的度量衡单位，当你在阅读的时候总得进行一番换算，许多文章会让你读起来觉得很烦，就像在读一本俄国小说时读到那些无聊的诗句一样。

蝼蚁行寸，鹰翔万里，

无聊哲思，顿现滑稽。⁽²⁵³⁾

想想看，将那些单位换成毫米会怎么样！

我最近读到一篇报道，关于一群到本国参观的德国教师、记者、工会代表和其他人。似乎他们在这里的时候得到工会和其它组织赠予食物，但在哈维奇又被海关官员没收了。他们甚至不被允许带15磅的食物离开这个国家，而就连一名归国的战俘都可以这么做。那则新闻报道还并没有语带讽刺地补充提到，那些德国人来这里参加了“为期六周的民主课程”。

我不知道在下一次寒流来袭之前是不是有可能解决这场木柴的危机。上星期我花了15先令买了100根木头，都是些很小的木头，每一根的重量大概1磅到1磅半，因此，就同等重量而言，它们的价格已经是煤炭的两到三倍了。一两天后，我听说木头的价格是100根木头卖1英镑或30先令。而且许多在大冷天沿街叫卖的木头里面尽是树液，几乎没办法烧着。

顺便说一句，难道我们刚刚经历过的寒冷天气不正进一步强调了之前我希望更加合理利用泥煤资源的呼吁吗？当时许多人对我说：“啊，但你知道，英国人不习惯用泥煤。你是没办法让他们用那东西的。”上两个星期，我认识的大部分人什么都用，甚至不排斥拿家具做柴火烧。我自己就拿了一根被炸毁的床架当燃料，借着暖意写了一篇文章。

前几天我写到了关于私立学校教历史的情况，下面的这一幕与我所写的内容隐约有关，溜进了我的记忆里。我看到那一幕是在不到十五年前。

“琼斯！”

“是，老师！”

“法国大革命的原因。”

“是的，老师。法国大革命有三个原因：伏尔泰和卢梭的启蒙，人民对贵族的压迫和……”

这时一股隐约的凉意，就像生病的前兆，落在琼斯身上。他是不是已经答错了呢？老师的神情令人捉摸不定。琼斯的注意力立刻回到那么让人倒胃口的小书上，那本书的封皮是棕色的，很粗糙，每天都要背诵一页。他可以发誓他已经背诵了整本书，但这时琼斯第一次发现视觉记忆是会骗人的。整页纸就清楚地显现在他的脑海里，每一个段落的形状都很清晰，但那些字句都不见了。他原本很肯定是人民对贵族的压迫，但也有可能是贵族对人民的压迫，这是非此即彼的选择。在绝望中她作出了决定——还是坚持原先的答案比较好。他期期艾艾地说道：

“人民对贵族的压迫和……”

“琼斯！”

我猜想，这种事情是否仍在继续呢？

我得抢先一步，防止会有一大沓来信：

自从上周写了那个专栏之后，我已经发现有几本探讨现代诗的内容很完整的选集，要比《英文诗牛津手册》更加让人满意。

随意集·七十八

1947年3月21日

原子弹很可怕，但是对于任何希望以别的可怕的事物摆脱对原子弹的恐惧的人，我推荐马克·艾布拉姆斯⁽²⁵⁴⁾先生于1945年出版的作品《大不列颠的人口》。这本书可以和同一时期出版的“大众观察”的调查《不列颠及其出生率》和其它关于同一主题的书籍一起阅读。它们都在表述同一件事情，而对于任何有希望活到1970年的人来说，这件事情的含义非常让人觉得不快。

正如艾布拉姆斯先生的数字所展现的，当前我们的人口的年龄构成在劳动力单位这一方面是一个有利因素。我们仍然在享受1914年至1918年那场战争前后的高出生率带来的人口红利，因此，我们的人口当中有过半处于工作年龄。但问题是，我们无法维持现在的各项数字。工作人口会一直老化，又没有足够的儿童出生。在1881年时，我们的总人口只相当于现在的三分之二，而小孩子（4岁以下）的数字比现在多出了大概50万，而老年人（65岁以上）的人口少了300万以上。1881年，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在14岁以下，今天这个比例低于四分之一。如果1881年就有了老年救济金，只有低于5%的人口有资格领取，而今天这一比例超过了10%。要完整地了解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你得将目光放得长远一些。

根据艾布拉姆斯先生的计算，到1970年的时候，55岁以上的人口将会是1 400万——而那时候的人口总数或许会比现在的人口总数少一些。也就是说，将近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将几乎过了工作年龄，或者换个说法，每两个年富力强的人将得负担一个老人！当艾布拉姆斯先生写出这本书时，在战争后期的那几年人口出生率一直在上升，我相信1946年期间它也再次上升了，但仍然没有达到满足人口更替的水平。不管怎样，这一出生率的突然增加或许只是因为由于战争，人们结婚提早了。人口减少的趋势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产生了无法摆脱的后果，但如果出生率能够达到并维持在每户家庭四个小孩，而不是像目前这样每户家庭才两个多小孩的水平，将可以避免最糟糕的情况出现。但这必须在下一个十年里实现，否则，将不会有足够多的生育年龄的妇女以恢复人口。

奇怪的是，出生率的下降直到不久前才引发了不安。即使到了现在，正如“大众观察”的报道所体现的，大部分人认为那只是意味着人口减少了，没有意识到它还意味着人口的老龄化。三十年前，甚至就在十或十五年前，呼吁缩小家庭规模是进步的标志。关键词是“人口过剩”和“不健康人口的增加”。即使到了现在仍有强大的社会压力反对大家庭，更别提赤裸裸的经济上的考虑。在这个话题上，所有的作家似乎都同意人口下降的原因很复杂，单是发放家庭补贴和提供日间托儿所等措施或许并不能将情况扭转。但显然，经济上的诱因是必需的，因为工业化社会也是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一户大家庭是难以忍受的经济负担。在最好的情况下，它意味着比起你自己，你的孩子的人生起点肯定要更低一些。

过去二十五年来，有无数的人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而不敢拥有一个大家庭！这是一种奇怪的审慎之举，如果你的着眼点是集体而不是个人。再过二十五年，今天的父母将过了工作年龄，而他们选择不生孩子，他们将无人赡养。我不知道到那个时候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得领养老救济金，那笔钱还会不会仍相当于每周1英镑。

我不知道是否有这么一本简洁的教科书，能让普通市民可以了解与他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呢？——事实上，我相信是有这类书籍的。前不久我在这个专栏里提到了关于甄选陪审员的规矩。无疑，我一度非常无知，不知道陪审员的甄选体系目的是将工人阶级排除在外。但显然有成千上万的人也不知道这回事，而这个发现让人大为震惊。这种事情时不时就会发生。由于机缘巧合——比方说，读到一则谋杀案的报道——你就会了解到关于某一方面的法律，有时候是那么愚蠢或不公，要不是白纸黑字看得清清楚楚，你是不会相信的。

举个例子，我正在阅读政府关于戴维·威尔在曼彻斯特谋杀案中的招供的白皮书文件。已被处以绞刑的沃尔特·罗兰德⁽²⁵⁵⁾被判处了谋杀罪名，而后来威尔坦白招供，而罗兰德的法律顾问试图用它作为提起上诉的证据。在读完这份白皮书文件后，我毫不怀疑这份证词是伪造的，不采纳它作为证据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是重点。原来在上诉阶段法官没有权力受理那种证据。无论是真是假，这份证言都不能被采纳为证据。一个无辜的人或许被判处有罪，而真正的罪犯在作出了明确无疑是真实的供词后，那个无辜的人仍然会被绞死，除非内政大臣提出干预。你知道法律就是这么运作的吗？我以前不知道，而这桩案件表明以常识作为起点去探究任何方面的法律的情况是多么轻率。

下面是另一个例子，但这一次或许我的无知就没有那么值得原谅了。在最近一宗搞得满城风雨的诉讼中，被告被判无罪，结果就是，辩护的沉重费用得由一份星期天报纸支付。我承认直到那时候我才意识到当一个人被控告刑事罪名，而被证明无罪时，他仍得支付自己的费用。我猜想，当皇家政府被发现理亏时，和民事诉讼案中的败诉原告一样，它得作出赔偿。但是，当你确实身无分文时，皇家政府会为你提供法律顾问，但它会很小心，不会让自己狠掏腰包。据说这件案子由那份周日报纸出钱的法律顾问的酬劳大概是500英镑，而如果是皇家政府提供的话，他收到的钱大概不到20英镑。如果是普通的入户偷窃案或挪用公款案等没有什么希望打赢的官司，按照这个酬劳，一个穷人能得到辩护的机会有多大呢？

当几份周刊被暂停发行时，引起了多么强烈的抗议！就连《小业主》也提出抗议，而《实用工程》也刊登了非常尖锐的社论。《宇宙报》，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说这是报刊审查制度的实施。大体上，似乎大家都认为此次停刊背后一定有政治动机——据推测，这个动机就是阻止对政府犯下的错误进行评论。

一位知名作家对我说禁止周刊出版和极权主义国家对报刊的“统筹”是同一回事。在我看来，这是疑心病导致的荒唐。显然，它的目的不是为了消灭批评的声音，因为日报没有受到影响。比方说，比弗布鲁克的报刊对政府的敌对态度比任何周刊都要更加强烈，而且发行量要大得多。如果在危机期间，辛维尔⁽²⁵⁶⁾能够公开露面，哪怕只有一次，解释他正在做什么，他将能避开多少无知的辱骂。

随意集·七十九

1947年3月28日

我一直兴趣盎然地在读“大众观察”二月至三月的公告，在这家社会调查机构成立十年后它推出了这一栏目。想起它在创业初期时所遭受的敌意，感觉真是有趣。例如，《新政治家报》对它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斯托尼尔先生⁽²⁵⁷⁾宣称“大众观察”有着大象的耳朵，迈着沉重的步伐，一双总是害红眼病的眼睛老是从钥匙孔里进行偷窥等类似这样的话。另一个攻击者是斯蒂芬·斯宾德先生。但大体上，对这类或那类社会调查的反对意见来自思想偏于保守的人士，他们似乎总是对了解大众的所思所想表现出真心的愤慨。

如果询问原因，他们总是回答调查的发现很无趣，而且不管怎样，有思想的人已经知道公众意见的主要趋势。而另一个争论则是社会调查侵犯了个人自由，是通往极权主义的第一步。《每日快报》几年来都在宣扬这一点，并试图对信息部创立的规模很小的社会调查部门进行冷嘲热讽，想将其取缔，并给它起了个绰号叫“库珀⁽²⁵⁸⁾的窥探者”。当然，在反对的背后是情有可原的恐惧，他们害怕发现在很多问题上民众的意见其实与保守主义不合。

但有些人似乎真的觉得政府对人民的所思所想知道得太多不是一件好事，也有的人推断这是政府试图对公众意见进行教育。事实上，只有这两个过程都运作正常，你才能获得民主。只有立法者和行政者知道人民要什么，知道民众的理解程度，民主才有可能实现。如果当前的政府更加关注后面一点，或许他们会对公关宣传采取不同的措词。“大众观察”上周刊登了一则关于经济形势白皮书的报告。和往常一样，他们发现对于无数普通市民来说，那些在官方公告中遍拾可见的抽象词句根本一点意义也没有。甚至许多人看到“asset”（资产）这个词都会犯迷糊，他们以为这个词是“assist”（资助）的意思！

“大众观察”的公告描述了它的调查者所使用的方法，但没有提及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社会调查是怎么得到资助的。“大众观察”本身似乎通过出版书籍和从政府或商业机构那儿接活勉强支撑。有一些它做得最好的调查，比方说出生率的调查，是帮广告服务部门做的。这么做的问题在于，只有在某个有钱的大型组织碰巧对某个问题感兴趣时，它才会得到调查。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反犹主义，我相信这个问题从来没有人进行过了解，或只是非常空泛地进行了解。但反犹主义只是现代民族主义诸多病症中的一例。我们对民族主义的真正原因所知甚少，如果我们对它的了解更多，或许我们能够朝解决它迈进。但谁会对此感兴趣，并支付数千英镑进行一次全面的调查呢？

几个星期来，《观察者报》一直收到读者来信，对军队里仍然讲究“仪容仪表⁽²⁵⁹⁾”的规矩进行探讨。一位署名为“应征士兵”的读者写了一封内容写得很好的信，描写了他和战友如何被迫将他们的时间浪费在擦亮枪管，用鞋油擦黑手摇灭火泵的橡皮管，用刮胡刀片刮干净扫帚的把手等等等等。但“应征士兵”接着继续说道：“当一位长官（少校）例行公事，阅读《国王律令》中关于性病的条文时，他毫不犹豫地补充道：‘得了这种病没有什么好害臊的——这种事平常得很，不过，一定要及时报告治疗。’”

我得说，在里面提到的其它白痴行为当中，我觉得奇怪的就是反对军队系统里少有的明智之举：即它对性病的直截了当的态度。除非我们将梅毒和淋病的道德罪名烙印给去掉，否则我们永远无法将它们根除。1914年至1918年实施全面征兵令时，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几乎一半的人口被发现得了或得过某种性病，这可把官方吓坏了，采取了几条预防措施。在战争期间那几年与性病的斗争在平民群体中松懈了下来。对那些已经得病的人会提供药品，但在军队里成立早期治疗中心的提议遭到那些清教徒的反对而被取消。接着另一场战争发生了，性病也增加了，这是战争不可避免会引起的，军部又尝试着解决这个问题。卫生部的海报非常胆怯，但即使是这些也引起了那些虔诚人士的强烈抗议，似乎不是军事上的需要导致这种事情发生一样。

只要这些疾病被认为是上帝的惩罚，与其它所有疾病完全不是一回事，你就无法将其解决。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隐瞒和病急乱投医。说什么“检点的生活是唯一的验方”都是些废话。在我们这样的社会，滥交和卖淫是不可避免的。人们大约十五岁就性成熟，却得到二十好几才能结婚，而征兵制和劳动力的流动性打破了家庭生活，生活在大城镇的年轻人没有结识对象的固定途径。让人们更有道德观念根本无助于解决问题，因为在可预见的世界里，他们在道德上不会达到圣人的高度。而且，许多得了性病的受害者是那些本人并没有犯下任何所谓不道德行为的丈夫或妻子。唯一明智的做法就是承认梅毒和淋病只是疾病，即使不比其它疾病好治也可以加以预防，而得了这些疾病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无疑那些虔诚人士会尖声抗议。但这么一来他们或许就会道出他们真正的动机，然后我们将能更进一步地根除这一不幸。

刚才五分钟我一直在眺望窗外的广场，目光灼灼地寻找春天的迹象。天空中有几团薄云，后面是一片淡淡的蓝天，在一棵悬铃木的树枝上似乎结了新蕾。除此之外，仍然是冬天的景象。但不用担心！两天前在海德公园经过一番仔细的搜索，我找到了一丛山楂，上面结出了新蕾，有几只鸟，虽然没有真的在歌唱，正像交响乐团在合奏一样发出叽叽喳喳的声音。春天毕竟还是来了。最近有流言说今年是另一个冰河纪的开始，根本就是空穴来风。只消再过三周，我们就将听到布谷鸟的叫声，它们总是在4月14日发出啼叫。之后再过三周，我们就可以在蓝天下晒日头，吃着刨冰，忘记了为下一个冬天积攒燃料。

过去这几年来，那些古老的赞美春天的诗歌读起来是多么的贴切！当没有燃料紧缺和在一年四季你几乎什么都可以得到的时候它们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但现在它们读来兴味盎然。在所有歌颂春天的篇章中，我最喜欢的是一首关于罗宾汉的民谣中的开头两句。我将它改成了现代式的拼写：

林森森，草茵茵，

叶子大又长，

丛间行，多惬意。

小鸟在歌唱，

木禽声，不停息。

休憩喷泉上，

罗宾汉，被惊醒，

绿林中静躺。

但到底什么是木禽呢？《牛津词典》说它就是啄木鸟，不是什么出名的鸣鸟，我感兴趣的是，它会不会是其它什么更有可能会鸣叫的鸟呢？

随意集·八十

1947年4月4日

皇家报刊委员会在经过几番神秘的推迟后现在开始运作了。料想得到很久之后它才会得出确切的结论，而得经过更长的时间才能对它的发现采取行动。不过，在我看来，现在是时候开始讨论在社会主义式的经济体制下如何保持出版自由这个问题了。因为，除非我们在困难出现之前对它们有所了解，否则本国的出版业最终将沦落到不必要的更加不堪的地步。

在燃料危机时，我对几个人说过政府的公关工作做得很糟糕，每一次的回答都是“现在政府几乎没有能够掌控的喉舌”。这当然是事实。然后我就问：“为什么不接管《每日快报》——把它改造成政府的喉舌呢？”这个建议总是让人觉得很恐怖。显然，将报刊进行国有化是“法西斯主义”，而“媒体自由”就是允许几个百万富翁强迫几百个记者进行胡说八道。但我不想去讨论目前英国的报刊是多么自由这个问题。重点是，当前的国有化趋势继续下去的话，最终将会发生什么？

在我看来，媒体被国有化是迟早的事情，并成为它的主要喉舌。大规模的私有企业很难在集体经济中继续像狩猎繁殖保护区那样存在下去，但这意味着所有的表达渠道最终都将落入官僚的控制之下吗？这样的事情很有可能会发生，如果绝大部分有关人士对它们的命运不闻不问。你可以想象报纸、期刊、杂志、书籍、电影、电台、音乐和戏剧都被归在一起，由某个庞大的艺术部（或别的什么名字）实施指导和“统筹”。那可不是什么好事情，但我相信如果这个危险被提前意识到的话，它是可以被避免的。

出版自由指的是什么呢？我想说的是，当刊登少数派的意见并将它们传播给公众是很轻松而且合乎法律的时候，媒体就是自由的。在这个方面英国要比大部分国家幸运，说句公道话，这在一部分程度上是因为大型商业媒体的多样性。那几份主流的日报虽然数量不多，但它们要比政府控制的媒体更富有多样性。但是，少数派的意见的主要守护者是独立的周刊、月刊和书籍出版社。只有通过这些渠道，你才能确保任何不涉及诽谤或煽动暴力的言论能够拥有听众。因此，如果大的报刊一定会被国有化的话，难道就不能事先定下这一原则：国有化只适用于属于“大商业”的报刊，而小规模的报刊可以被放过吗？

显然，控制着一百份报纸的老板是资本家，而一个小出版商或一份月刊的老板兼编辑严格来说也是资本家。但你不能对他们一视同仁，就像在废除大规模的土地私有制时你不能将只拥有几亩地的小地主或市场园丁的土地也给剥夺掉一样。只要小规模的报刊能够存在，并且能继续生存，即使只能小打小闹，自由的真义将能得到保障。但第一步是意识到国有化是不可避免的，并制订我们相应的计划。否则那些切身相关的人员：记者、艺术家、演员等人，当那个时候到来时或许就失去了为自己争取权益的能力，那个让人倒胃口的艺术部将把他们全部吞噬。

最近我和一位编辑聊天，他任职于一份发行量非常大的报纸。他告诉我现在这份报纸光靠销售就生存下去是非常容易的事。他说这种事情或许仍会继续下去，直到纸张的情况得以改善，那将意味着重新回到战前的版面和高得多得多的成本。直到那时候之前，广告作为收入的来源，其地位只是次要的。

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我相信现在有很多报纸不靠广告也能办下去——这不就是倾尽全力将专利药品彻底驱逐出去的时候吗？在战前，要对专利药品进行大规模的批评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报刊需要发行，在一部分程度得依靠它们的广告而生存。作为开始，某间有作为的出版社可以找到并重印那两卷罕有而非常具有可读性的《秘方》。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这本书是由英国医药协会发行的——要不就是由某个医生的协会发行的——第一卷大概是在1912年出版，而第二卷出版于二十年代。里面只是罗列了那时候的专利药品，阐述它们的功效和成分分析，并对成本进行预测。里面的评论很少，在大部分情况下是没有必要的。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消食药”卖给公众的价格是35先令一瓶，而成本估计只需半便士。

这两卷并没有引起公众的关注。出于上面提到的原因，媒体对这两本书置之不理。如今它们非常罕见，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看到过了。（顺便提一句，如果哪个读者有这两本书，我愿意掏钱买下来——特别是第二卷，我相信它更加罕有。）如果重新发行，这本书需要对内容进行更新，因为如今法律禁止药品宣称对某些疾病有疗效，而市场上出现了许多新的垃圾。但许多旧的药品仍然在市场上贩卖——这就是重点所在。如果人们对他们吃下去的专利药品的性质和真实的成本有更清楚的了解，它们的销量或许将会下降，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会出现呢？

几个星期前，《论坛报》的一位来信读者询问为什么我们不能自种自制烟草给自己抽。我想你实际上可以这么做。法律禁止这么做，但它并没有严格贯彻——反正我是知道有人自己种烟草，甚至像商业文章所说的那样把它放在蛋糕里烘烤。我试过一次，觉得对于一个不抽烟的人来说它是最完美的烟草。英国的烟草问题在于它的味道太淡，几乎品不出味道。我相信这不是因为缺乏日晒，而是因为土壤的问题。但是，有烟草总比没有好，在英国南部种上几千亩烟草或许就能帮助我们度过今年将可能发生的香烟紧缺，无须动用美元或减少国库收入。

最近我在读关于在南太平洋的所罗门和新赫布里底群岛使用的洋泾浜英语（或比斯克英语）。它是许多操不同语言或方言的岛民之间的通用语言。因为它只有少量的词汇，而且缺乏许多必要的词性，它不得不利用一些让人觉得很惊讶的累赘的表达方式。比方说，飞机被叫做“和飞鸽一样会飞的东西”。小提琴是被这么描述的：“一个白人放在肚子上唱出动听声音的小匣子（盒子）”。下面是一篇和其它节选的文章比起来似乎是很高端的洋泾浜英语。它宣布了国王乔治六世的加冕。

“国王乔治，他死了。老大爱德华，他不想要他的衣服。他喜欢的老二。主教他和新的国王谈论了很多。他说道：‘你会看好所有的人民吗？’国王他说：‘会的。’于是主教和许多政府官员和店主和士兵和银行家和警察，所有人都起立唱歌，为他吹奏喇叭。结束。”

在世界的其它地方还有其它相似的洋泾浜英语，大部分还不是太糟糕。有时候，首先发明这些洋泾浜英语的人或许受被统治的民族就应该说话滑稽这一感觉的影响，但有的地方必须需要一种通用语言，在实际运用中的种种蹩脚的用法让你觉得基础英语的推广还是很有必要的。

(1)　罗伯特·西塞尔·罗默·毛姆（Robert Cecil Romer Maugham, 1916—1981），英国作家，代表作有《仆人》、《有两个影子的人》。

(2)　威廉·霍尔·怀特（William Hale White, 1831—1913），英国作家，代表作有《解脱》、《坦纳街的革命》等。

(3)　约翰·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美国哲学家、教育家，实用主义理论先驱，笃信教育驱动进步和自由主义，曾于1919年至1921年受胡适和蒋万里邀请到中国讲学。代表作有《哲学重建》、《民主与教育》、《人的本质和行为》等。

(4)　地中海战役（the Mediterranean campaign），始于1940年6月10日，终于1945年5月2日，是同盟国与轴心国围绕地中海制海权和海上补给线而展开的海战。1942年，美国海军和空军加入同盟国进行作战。

(5)　西奥多·赫尔曼·阿尔伯特·德莱塞（Theodor Helman Albert Dreiser, 1871—1945），美国作家，代表作有《嘉莉妹妹》、《美国悲剧》等。

(6)　人民大会（the People's Convention），1940年至1941年在英国展开的共产主义运动，要求工党和工会的成员抵制英国政府，拒绝参战。

(7)　指苏芬战争（1939年11月30日至1940年3月12日），当时英法两国支持芬兰，为其提供军事援助。

(8)　让·路易斯·萨维尔·弗朗科伊斯·达尔兰（Jean Louis Xavier François Darlan, 1881—1942），法国政治家、军事家，曾于1939年担任法国海军总司令，1940年法国战败后充当傀儡政权维希政府的二号人物，1942年遇刺身亡。1940年法国战败后政府流亡海外，达尔兰曾与丘吉尔会晤，并保证法国海军不会落入德国人手中，但投靠维希政府后，达尔兰主动配合纳粹政权，几番拒绝英国人要求接管法国海军的要求，并对英军进军法国海域予以阻击。

(9)　约翰·兰普里埃（John Lempriere, 1765—1824），英国学者，精通词源学与神学，曾编撰过古典作品词源。

(10)　德摩斯提尼（Demosthenes，公元前384—前322），古希腊雅典城邦哲学家、政治家、雄辩家，生平曾留下多篇精彩的辩论篇章，尤以《反菲利普辩》和《金冠辩》为经典篇章，后者被誉为“最伟大的雄辩名篇”。

(11)　迈克尔·罗伯茨（Michael Roberts, 1902—1948），本名是威廉·爱德华·罗伯茨（William Edward Roberts），英国诗人、作家、批评家，代表作有《诗歌的批评》、《现代意识》等。

(12)　托马斯·欧内斯特·休姆（Thomas Ernest Hulme, 1883—1917），英国诗人、批评家，代表作有《思考录：人文主义和艺术哲学文集》和《续思考录》等。

(13)　“个人主义联盟”（the Individualist League），是兴起于19世纪末的个人主义组织，支持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反对工会和社会主义，吸引了许多自由党人士和无政府人士加入。

(14)　《标准》（the Criterion），英国文学杂志，创刊于1922年，停刊于1939年，由著名作家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创办并担任编辑。

(15)　托马斯·马尔康姆·马格理奇（Thomas Malcolm Muggeridge, 1903—1990），英国作家，曾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担任谍报人员，早年是左派人士，后来激烈反对共产主义。

(16)　亨利·格雷厄姆·格林（Henry Graham Greene, 1904—1991），英国作家、批评家，代表作有《安静的美国人》、《人的因素》等，曾是英国共产党党员，后皈依天主教。

(17)　乔治斯·尤金·索列尔（Georges Eugène Sorel, 1847—1922），法国思想家，工团主义理论的创始人，其革命理论曾对马克思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有深刻影响，代表作有《道德的问题》、《现代经济导论》等。

(18)　尼古拉·亚历山德洛维奇·别尔佳耶夫（Nikolai Alexandrovich Berdyaev, 1874—1948），俄国哲学家，俄国革命前曾抨击沙皇和俄国东正教而遭到流放，但俄国革命后与布尔什维克政权决裂，是1922年“哲学船事件”中苏联驱逐出境的知识分子中的一员。

(19)　比奇康莫（Beachcomber），1919年至1975年《每日快报》的专栏《顺便说一句》集体创作的笔名。

(20)　亚瑟·肯尼斯·切斯特顿（Arthur Kenneth Chesterton, 1896—1973），英国记者，极端右翼分子，曾加入莫斯利的英国法西斯联盟，后加入“右派俱乐部”。

(21)　道格拉斯·里德（Douglas Reed, 1895—1976），英国作家，持反犹立场，代表作有《疯人院》、《以防我们感到遗憾》等。

(22)　摄政时期（the Regency Era），指1811年至1820年期间乔治三世病重无法执政，其儿子威尔士亲王代理政事的时期，其后乔治三世逝世，其子即位，是为乔治四世。

(23)　克里斯朵夫·雷恩（Christopher Wren, 1632—1723），英国天文学家，建筑师，曾参与设计格林尼治医院、汉普顿宫、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图书馆等。

(24)　奥斯伯特·西特韦尔（Osbert Sitwell, 1892—1969），英国作家，代表作有《失去自我的男人》、《西奈山的奇迹》等。

(25)　“贝德克尔空袭”（Baedeker raids），1942年4月23日至29日及5月31日至6月6日，德国空军对英国空袭吕贝克和科隆所进行的报复式轰炸，英国遭受轰炸的城市有埃克塞特、巴斯、诺维奇、约克和坎特伯雷。

(26)　原文是：“Confound their politics, Frustrate their knavish tricks！”译文出自维基百科。

(27)　亚眠和平（the Peace of Amiens）：1802年，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与英国缔结休战条约，但双方并没有遵守条约内容，翌年条约即宣告破裂，英法战争再度重启。

(28)　纹章院（Herald's Office，又称College of Arms），始创于1484年，为英国皇室传授贵族纹章的知识，并为新授勋贵族设计纹章。

(29)　沃尔特·麦克连纳·席特林（Walter McLennan Citrine，首任席特林男爵，1887—1983），英国工团主义者，1926年至1946年曾担任英国总工会的总秘书长。

(30)　罗兰公子（Childe Roland）是英国民间故事中的角色。故事中他是某位国王的王子，为了拯救被精灵国的国王掳走的妹妹，在大魔法师梅林（Merlin）的指引下历尽艰险救出妹妹。

(31)　《罗兰公子来到黑塔》（Childe Roland to the Dark Tower Came），英国诗人罗伯特·勃朗宁的一首叙事诗。

(32)　约翰·米德尔顿·默里（John Middleton Murry, 1889—1957），英国作家，代表作有《致未知的神明》、《济慈与莎士比亚》、《耶稣的生平》等。

(33)　爱德华·摩根·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 1879—1970），英国作家，代表作有《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印度之行》等。

(34)　詹姆斯·伯恩汉姆（James Burnham, 1905—1987），美国政治思想家，托洛茨基运动的美国领导人之一，代表作有《管理革命》和《马基雅弗利的信徒》。

(35)　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 1885—1972），美国流亡诗人、文学批评家，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前锋之一，曾翻译一系列东方文学（包括孔子的作品），促进东西文化交流。二战时庞德投靠墨索里尼，效忠纳粹政府，战后被收押精神病院长达13年。代表作有《灯火熄灭之时》、《在地铁站内》等。

(36)　路易斯-费迪南德·塞林（Louis-Ferdinand Celine, 1894—1961），法国作家，本名是路易斯·费迪南德·奥古斯特·德图斯（Louis Ferdinand Auguste Destouches），其作品的文风对法国文学和世界文学有着深刻影响，代表作有《茫茫黑夜之旅》、《从城堡到城堡》等。

(37)　黑斯廷斯之战（The Battle of Hastings），发生于1066年10月14日，对战双方是诺曼底公爵威廉一世与英国国王哈罗德二世。这场大战奠定了诺曼人征服英国的胜势。

(38)　《锡安长老会纪要》（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反犹书籍，1903年于俄国首次出版，作者不详，内容讲述了犹太人征服世界的阴谋，被公认为是挑起反犹情绪的伪书。

(39)　《英格尔兹比故事集》（The Ingoldsby Legends），英国作家理查德·哈里斯·巴哈姆（Richard Harris Barham, 1788—1845，笔名托马斯·英格尔兹比［Thomas Ingoldsby］）的神话志怪作品。

(40)　乔治·克鲁克香克（George Cruikshank, 1792—1878），英国漫画家，与狄更斯是好友，为他的作品创作了许多插画。

(41)　汤姆·胡德（Tom Hood, 1835—1874），英国幽默作家，曾任《有趣》杂志的编辑，代表作有《金子的心》、《船长的孩子》等。

(42)　查尔斯·斯图亚特·卡尔弗利（Charles Stuart Calverley, 1831—1884,），英国诗人，为拉丁语诗翻译为英文诗作出了杰出贡献，而他本人的诗作富于机趣，代表作有《ABC》、《飞叶》等。

(43)　亚瑟·休·克拉夫（Arthur Hugh Clough, 1819—1861），英国诗人，代表作有《透过漆黑的玻璃》、《新摩西十诫》等。

(44)　约翰·利奇（John Leech, 1817—1864），英国漫画家，曾为狄更斯的作品、《潘趣》杂志等作品创作插画。

(45)　威廉·贺加斯（William Hogarth, 1697—1764），英国画家、漫画家，西方连环画和政治讽刺画的先驱。

(46)　理查德·佩恩·奈特德（Richard Payne Knight, 1750—1824），英国鉴赏家、考古学家、收藏家，对古典文化和美学有精深的研究，代表作有《古代艺术和神话的象征语言》、《品味的分析》等。

(47)　品达（Pindar，公元前522—前443），古希腊诗人，代表作有《光明舞蹈之歌》、《胜利颂歌》等。

(48)　詹姆斯·弗朗西斯·霍拉宾（James FrancisHorrabin, 1884—1962），英国作家，工党成员，社会主义者，代表作有《经济地理学概要》。

(49)　法国的人民阵线政府（the Popular Front Government），由法国左翼政党联盟（包括法国共产党、法国工人国际、法国社会主义党等）在1936年赢得议会选举而组建的政府，执政时间从1936年到1938年。其核心领袖是利昂·布伦姆（Leon Blum, 1872—1950）。

(50)　亚奇伯德·韦维尔（Archibald Wavell, 1883—1950），英国陆军元帅，二战时曾先后担任中东战区和印度战区总司令。

(51)　本土防卫辅助服务（the Auxiliary Territorial Service, 1938—1949），隶属英国陆军的妇女拥军组织，其使命是组织英国妇女在英国的男子奉命入伍时从事后勤服务工作，维持社会稳定。

(52)　人人丛书（Everyman's Library），由英国出版人约瑟夫·马拉比·邓特（Joseph Malaby Dent）创立的经典文学重印系列，于1906年推出首版书籍，现为兰登书屋集团旗下出版系列之一。

(53)　罗杰·培根（Roger Bacon, 1214—1294），英国学者，学识渊博，在逻辑学、语言学、科学方法论、光学、火药、天文、历法等方面都有过深入研究，代表作有《论艺术与自然的魅力》、《大作品》等。

(54)　此句出自《圣经·马太福音》。

(55)　圣特蕾莎（Saint Teresa, 1515—1582），西班牙加尔默罗修会修女，曾改革加尔默罗修会的章程，逝世后被罗马天主教册封为圣人。

(56)　库比蒂诺的圣约瑟夫（Joseph of Cupertino, 1603—1663），意大利方济各会教士，据说曾进行过飞空试验，逝世后被罗马天主教册封为圣人。

(57)　乔汉·奥古斯特·斯特林堡（Johan August Strindberg, 1849—1912），瑞典作家，代表作有《炼狱》、《孤独》、《红色的房间》等。

(58)　巴瑟罗密欧·伍德洛克神父（Bartholomew Woodlock, 1819—1902），爱尔兰天主教神父、教育家、主教，在爱尔兰创建了圣·文森特·保罗社团。

(59)　罗纳德·阿布斯诺特·诺克斯（Ronald Arbuthnott Knox, 1888—1957），英国神学家，曾是英国圣公会牧师，后改宗罗马天主教，曾将拉丁文《圣经》重译为英文《圣经》。

(60)　西塞尔·莫里斯·鲍勒（Cecil Maurice Bowra, 1898—1971），英国古典学者，曾担任牛津大学校长，代表作有《创新的试验》、《浪漫的想象力》等。

(61)　弗拉德米尔·弗拉德米洛维奇·马雅可夫斯基（Vladimir Vladimirovich Mayakovsky, 1893—1930），俄国未来派诗人，代表作有《裤子里的一朵云》、《战争与世界》等。

(62)　查尔斯·雷蒙德·莫蒂默·贝尔（Charles Raymond Mortimer Bell, 1895—1980），英国文学批评家。

(63)　亨利·彼得·布罗汉姆（Henry Peter Brougham, 1778—1868），英国大法官，对英国的教育法规进行过许多改革，伦敦大学学院的创建人之一。

(64)　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1800—1859），英国历史学家、政治家，曾担任印度殖民政府大法官，在印度推行英语教育和英国的教育体制。

(65)　埃德加·赖斯·巴勒斯（Edgar Rice Burroughs, 1875—1950），美国作家，作品多描写白人殖民者的冒险，《人猿泰山》即出自他的手笔。

(66)　德里克·刘易斯·利昂（Derrick Lewis Leon, 1908—1944），英国作家，曾撰写过关于列夫·托尔斯泰和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传记。

(67)　格拉迪丝·斯托莉（Gladys Storey, 1897—1964），英国女作家，代表作有《狄更斯与女儿》、《象征主义与小说》等。

(68)　哈利·图克曼·列温（Harry Tuchman Levin, 1912—1994），美国文学批评家，比较文学理论家，代表作有《花花公子与大煞风景，漫谈戏剧理论与实践》。

(69)　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 1904—1989），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其作品和创作理念对二十世纪的美术、雕塑、戏剧、时装、建筑都有深刻影响。

(70)　维亚切斯拉夫·米盖尔洛维奇·莫洛托夫（Vyacheslav Mikhailovich Molotov, 1890—1986），苏联政治家，十月革命领导人物之一，斯大林政权的二号人物，曾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外交部长。

(71)　厄尼斯特·约翰·匹克斯通·本（Ernest John Pickstone Benn, 1875—1954），英国作家，出版商，代表作有《一个资本家的自白》、《回归自由主义》等。

(72)　赫尔曼·劳希林（Hermann Rauschning, 1887—1982），德国革命家，曾加入纳粹党，但后与纳粹党决裂，逃离德国，代表作有《与希特勒对话录》，记录了他与希特勒的会面和谈话。

(73)　彼得·费迪南德·德鲁克（Peter Ferdinand Drucker，1909—2005），奥地利裔美国哲学家、管理学家、教育家，对现代商业管理理论有重要影响，代表作有《新经济》、《管理世界的改变》等。

(74)　弗雷德里克·奥古斯都·沃伊特（Frederick Augustus Voigt, 1892—1957），德裔英国作家，反对独裁和极权主义，翻译了许多德文著作，代表作有《直到恺撒为止》、《不列颠治下的和平》等。

(75)　社会信贷论（Social credit），由克里福德·休·道格拉斯（Clifford Huge Douglas）提出的政治经济理论，即工人的报酬与他们所创造的经济价值不等，而这种现象长期累积的结果，将导致社会生产与消费的破产。因此，他主张建立社会信贷体系，一方面将经济活动创造的“溢值”以公平形式归还人民，另一方面，建立价格体制，防止高价剥削。

(76)　1922年委员会（the 1922 Committee），1921年保守党赢得大选后由保守党议员组成的群体，领导人是安德鲁·博纳·劳（Andrew Bonar Law）。

(77)　1941年委员会（the 1941 Committee），由英国自由党和左翼知识分子于1940年组成的政治群体，其宗旨是促进英国生产效率和协调战时工作。

(78)　皮埃尔·普丘（Pierre Pucheu, 1899—1944），法国法西斯分子，投靠德国傀儡政权维希政府，担任内务部长，期间组建法国秘密警察，积极与纳粹政权合作，1944年在戴高乐的亲自过问下被判处死刑。

(79)　当时的德国皇帝是威廉二世（Wilhelm II, 1859—1941）。

(80)　艾迪丝·路易莎·卡维尔（Edith Louisa Cavell, 1865—1915），英国护士，一战时曾在德国占领的比利时帮助200多名同盟国士兵逃走，被德国人逮捕并枪决，引起国际公愤和声讨。

(81)　海因里希·哥达·冯·特赖奇克（Heinrich Gotthard von Treitschke, 1834—1896），德国历史学家，鼓吹日耳曼血统论，崇尚民族优胜劣汰，支持德国进行殖民地扩张。

(82)　弗里德里希·阿道夫·朱里奥斯·冯·伯恩哈迪（Friedrich Adolf Julius von Bernhardi, 1849—1930），普鲁士军国主义分子，鼓吹普鲁士领土扩张，视战争为“神圣之事”。

(83)　泛日耳曼主义（Pan-Germanism），指将欧洲所有说日耳曼语的民族统一组建大日耳曼帝国的政治主张。

(84)　布雷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Brest-Litovsk Treaty），由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德国、土耳其和俄国于1918年3月3日签署的条约，俄国退出一战，付出了割地赔款的重大代价，但为苏维埃政府巩固革命政权争取了时间，后因德国战败，该条约作废。

(85)　原文是“Duce”，意大利语，表示“领袖”之意，指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

(86)　阿尔弗雷德·查尔斯·哈姆斯沃（Alfred Charles William Harmsworth，诺斯克里夫子爵，1865—1922），英国报业大亨，《每日快报》和《每日镜报》的创办人之一。

(87)　佩克汉姆实验（the Peckham Experiment），由乔治·斯科特·威廉姆森（George Scott Williamson, 1884—1953）和茵尼斯·霍普·皮尔斯（Innes Hope Pearse, 1889—1978）夫妇在伦敦工人阶级居住的区域佩克汉姆进行的研究健康医疗信息的试验，对促进英国公共医疗和保健福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88)　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 1881—1938），土耳其共和国缔造者及第一任总统，阿塔图克即“土耳其之父”之意。

(89)　西德尼·厄尼斯特·达克（Sidney Ernest Dark, 1872—1947），英国书评家、作家，代表作有《十二王女》、《伦敦》，翻译了法国作家大仲马的作品。

(90)　查尔斯·史密斯（Charles Smith, 1895—？），英国政治家，社会主义者，曾担任独立工党和社会财富党的党主席。

(91)　伊沃·阿姆斯特朗·理查兹（Ivor Armstrong Richards, 1893—1979），英国文学批评家、修辞学家，代表作有《文学批评原理》、《务实的批评主义》等。

(92)　珀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 1792—1822），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代表作有《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自由颂》等。

(93)　乔弗里·斯塔德特·肯尼迪（Geoffrey Studdert Kennedy, 1883—1929），英国圣公会牧师、诗人，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随军出征，因给士兵派发伍德拜恩牌香烟而被戏称为伍德拜恩·威利（Woodbine Willey），代表作有《难以言状的美》、《战后，信仰是否可能》等。

(94)　约翰·多恩（John Donne, 1572—1631），英国圣公会牧师、玄学诗人，代表作有《伪殉道者》、《危急时刻的献身》等。

(95)　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 1844—1889），英国耶稣会牧师、诗人，代表作有《死尸的安慰》、《致基督我们的主》等。

(96)　薇拉·玛丽·布里顿（Vera Mary Brittain, 1893—1970），英国作家、女权主义者、和平主义者，代表作有《年轻人的遗嘱》、《轰炸大屠杀》等。

(97)　约翰·弗里德里克·查尔斯·富勒（John Frederick Charles Fuller, 1878—1966），英国军事家，现代装甲战理论先驱，代表作有《兵器与历史》、《战争的科学基础》等。

(98)　皇家太古野牛兄弟会，英国的一个由喜剧演员创立的慈善组织，其名称具有戏谑意味。

(99)　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 1892—1975），1930年至1974年以皇帝身份统治埃塞俄比亚。

(100)　原文是“the Negus”。

(101)　普罗斯佩·梅里美（Prosper Mérimée, 1803—1870），法国作家、建筑学家、历史学家，代表作有《卡门》、《高龙巴》等。

(102)　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4—前425），古希腊历史学家，被称为“史学之父”，代表作有《希波战争史》。

(103)　亚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 1905—1983），匈牙利裔英国作家、记者和批评家，曾加入共产党，后来成为自由主义者，代表作有《中午的黑暗》、《渣滓》等。

(104)　《智囊团》（the Brain Trusts），由英国广播电台的讨论节目，于1941年1月开始播放，西里尔·乔德是该节目的主持。

(105)　西里尔·密契逊·乔德（Cyril Edwin Mitchinson Joad, 1891—1953），英国著名广播员，曾主持《智囊团》节目而名噪一时。

(106)　乔治·马尔康·杨（George Malcolm Young, 1882—1959），英国历史学家，代表作有《时代的写照》等。

(107)　艾伦·帕特里克·赫伯特（Alan Patrick Herbert, 1890—1971），英国作家，代表作有《秘密的战斗》、《泰晤士河》等。

(108)　戈弗雷·埃尔顿（Godfrey Elton, 1892—1973），英国历史学家，代表作有《法国革命理念》等。

(109)　哈罗德·乔治·尼科尔森（Harold George Nicolson, 1886—1968），英国外交家、作家，曾是英国广播公司的理事会成员，代表作有《外交的演变》、《英国为何参战？》等。

(110)　亚瑟·贝弗利·巴克斯特（Arthur Beverley Baxter, 1891—1964），加拿大裔英国政治家，曾担任保守党下议院议员。

(111)　阿诺德·塔尔伯特·威尔逊（Arnold Talbot Wilson, 1884—1940），英国政治家，曾支持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纳粹政权，后加入英国皇家空军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战斗中牺牲。

(112)　德威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 1906—1982），美国作家，编辑，代表作有《人民的责任：关于战争罪的散文》、《我们看不见的穷人》等。

(113)　安纳托尔·法郎士（Anatole France, 1844—1924），法国作家、诗人，曾获得1921年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有《苔伊丝》、《企鹅岛》、《天使之叛》等。

(114)　皮埃尔·尤金·德鲁·拉罗谢尔（Pierre Eugène Drieu La Rochelle, 1893—1945），法国作家，在法国鼓吹法西斯主义，并在德占时期与纳粹政权合作。

(115)　贾尔斯·里顿·斯特拉奇（Giles Lytton Strachey, 1880—1932），英国作家，其传记作品以细腻描写及心理阐述而见长，代表作有《法国文学的里程碑》、《维多利亚女皇》。

(116)　埃米尔·弗朗科伊斯·左拉（Émile François Zola, 1840—1902），法国著名作家及政治自由运动先驱，代表作有《卢贡-马卡尔家族》、《三城记》等。

(117)　在英语中，“pink”（粉红色）表示带有社会主义的色彩。

(118)　多米尼克·贝文·温德汉姆·刘易斯（Dominic Bevan Wyndham Lewis, 1891—1969），英国作家，罗马天主教徒，曾担任《每日邮报》的文学编辑。

(119)　约翰·卡梅隆·安德鲁·宾汉·迈克尔·莫顿（John Cameron Andrieu Bingham Michael Morton, 1893—1979），英国作家，曾担任《每日快报》专栏《顺便说一句》的集体创作主笔。

(120)　约瑟夫·克莱门斯·毕苏斯基（Józef Klemens Piłsudski, 1867—1935），波兰政治家，波兰第二共和国缔造者，在位时依靠铁腕手段和高压统治维持政权。

(121)　本杰明·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 1804—1881），犹太裔英国政治家，保守党人，曾于1868年及1874—1880年两度担任英国首相。

(122)　乌尔斯特人（Ulstermen），乌尔斯特是北爱尔兰的一个行省，是古爱尔兰王国的所在地，乌尔斯特人是北爱尔兰人的代称。

(123)　休斯顿·斯图亚特·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 1855—1927），英裔德国作家，其作品《十九世纪的基础》是泛日耳曼主义的重要作品之一。

(124)　约瑟夫·亚瑟·康德·德·戈宾诺（Joseph Arthur Comte de Gobineau, 1816—1882），法国作家，其作品《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推崇雅利安人的优越，鼓吹种族主义。

(125)　哈里发奥马尔（the Caliph Omar，579—644），阿拉伯帝国第二任哈里发，曾率领阿拉伯大军攻占约旦、埃及及中东等地，于637年占领耶路撒冷。

(126)　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 1707—1754），英国作家，代表有《汤姆·琼斯》、《从此生到来生之旅》等。

(127)　应指第六任温特顿伯爵爱德华·图尔瑙（Edward Turnour，6th Earl Winterton, 1883—1962），爱尔兰裔英国政治家，年仅21岁便当选为下议院议员（英国历史上最年轻的议员），担任下议员长达47年之久。

(128)　秃鹰军团（the Condor Legion）：受纳粹政权派遣，由德国空军和陆军志愿者组成的干涉西班牙内战的军事组织，活动时间从1936年7月到1939年3月。

(129)　佩尔汉·格伦威尔·沃德豪斯（Pelham Grenville Wodehouse, 1881—1975），英国幽默作家，代表作有《懒汉俱乐部》、《吉夫斯和伍斯特故事集》、《弗莱德叔叔》等。

(130)　让-巴蒂斯特·德·拉马克（Jean-Baptiste de Lamarck, 1744—1829），法国生物学家，对进化论提出了“用进废退”与“获得性遗传”两个法则，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曾多次引用拉马克的著作。

(131)　半岛与东方蒸汽航运公司（the P. & O.，Peninsular and Oriental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

(132)　乔治·梅雷迪斯（George Meredith, 1828—1909），英国作家、诗人，代表作有《利己主义者》、《哈利·里奇蒙历险记》等。

(133)　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苏格兰作家、历史学家，代表作有《法国大革命》、《论英雄与英雄崇拜》等。

(134)　古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 1821—1880），法国现实主义作家，代表作有《包法利夫人》、《萨朗波》等。

(135)　爱比克泰德（Epictetus，55—135），古罗马新斯多葛学派哲学家，其思想言论被弟子收录入《手册》中。

(136)　拒绝战争社（the Never Again Society），由芬纳·布洛克威（Fenner Brockway）发起的反战和平组织。

(137)　玛丽·帕内特（Marie Paneth, 1895—1986），奥地利籍女教师，战时曾在英国，担任美术教师，帮助遭受战争影响的儿童，并于战后继续以美术教育的方式帮助集中营幸存的儿童治疗心理创伤。

(138)　基本英语，英人Chewles K. Ogden和I.A. Richerds所创，采用850个词和简单语法规则。

(139)　伦纳德·梅里克（Leonard Merrick, 1864—1939），英国作家，代表作有《我本善良》、《凡夫俗子》。

(140)　威廉·约翰·洛克（William John Locke, 1863—1930），英国作家，代表作有《爱在何方》、《白鸽》等。

(141)　威廉·比奇·托马斯（William Beach Thomas, 1868—1957），曾为《每日镜报》和《每日快报》担任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地记者，亲历了索姆河战役，写出《与英军在索姆河》，长期为英国各大报纸（《每日快报》、《观察者报》、《泰晤士报》等）供稿。

(142)　指波兰共和国流亡政府（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Poland in Exile），二战时的总统是瓦迪斯瓦夫·拉兹基耶维奇（Władysław Raczkiewicz, 1885—1947）。

(143)　乔弗里·巴拉克罗（Geoffrey Barraclough, 1908—1984），英国历史学家，德国史专家，曾担任利物浦大学、牛津大学、伦敦大学等学校的教授。

(144)　乔治二世（King George II, 1890—1947），二战期间，乔治二世从1941年至1946年流亡海外。

(145)　卡兹米日·索斯恩科夫斯基（Kazimierz Sosnkowski, 1885—1969），波兰军人、政治家，二战时任盟军波兰战区总司令。

(146)　波兰国民解放委员会（the Polish National Committee of Liberation），二战时依附苏联的波兰流亡政府，二战时期的领导人是爱德华·奥索巴卡-莫洛斯基（Edward Osóbka-Morawski, 1909—1997）。

(147)　以实玛利（Ishmael），《圣经》中的人物，其名字是“被遗弃的人”之意。

(148)　邓肯·埃德温·桑迪斯（Duncan Edwin Sandys, 1908—1987），英国保守党政治家，二战中曾在战时委员会中任职，负责应对德国轰炸。

(149)　克雷西会战（the battle of Crécy），英法两国于1346年在法国加来南部进行的一场战役，英国军队以12 000人的劣势兵力，结合地形优势和弓箭，击溃法国规模约在30 000至40 000人的军队。此役中英军使用了五门原始火炮。

(150)　圣殿区位于伦敦中心圣殿教堂附近，是伦敦重要的司法区，有许多家律师事务所。

(151)　菲利普·普莱斯（Philip Price, 1885—1973），英国工党政治家，众议院议员，曾于一战前往东线战场和德国，担任战地记者。

(152)　沃德·查尔斯·温格特（Orde Charles Wingate, 1903—1944），英国军人，曾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创建钦迪游击队（the Chindits），在缅甸从事敌后军事活动，抗击日本军队；1944年3月24日，在视察完游击队基地后，因飞机失事撞山身亡。

(153)　斯坦利·昂温（Stanley Unwin, 1911—2002），英国喜剧演员、作家，曾为英国广播电台主持许多逗乐的节目。

(154)　克里夫·斯特普尔斯·刘易斯（Clive Staples Lewis, 1898—1963），威尔士裔英国作家，其魔幻作品和科幻作品比其宗教作品更为著名，代表作有《纳尼亚传奇》、《太空三部曲》。

(155)　约翰·班扬（John Bunyan, 1628—1688），英国基督教作家、布道家，作品《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是著名的基督教寓言文学作品。

(156)　罗伯特·休·本森（Robert Hugh Benson, 1871—1914），英国天主教作家，代表作有《世界的主宰》、《看不见的光》等。

(157)　威廉·贺雷尔·马洛克（William Hurrell Mallock, 1849—1923），英国作家，代表作有《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诗人》、《新共和国》等。

(158)　西里尔·阿根廷·艾灵顿（Cyril Argentine Alington, 1872—1955），英国牧师、作家，曾任伊顿公学校长和乔治五世的专职教士，代表作有《走出阴影》、《永恒的生命》等。

(159)　伯拉纠（Pelagius，354—420），英国基督教神学家，曾与神学家奥古斯丁展开辩论，后者强调原罪和救赎必须依赖上帝的恩典，而伯拉纠强调自由意志和人能靠其行为获得救赎。由于奥古斯丁被基督教会所承认，伯拉纠的思想被斥为异端。

(160)　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英国生物学家，支持查尔斯·达尔文的演进化论，曾担任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161)　该处的原文是德文“gauleiter”。

(162)　库瓦西耶（Courvoisier），被指控谋杀英国议员威廉·罗素（William Russell）的贴身男仆。1840年7月6日，库瓦西耶被公开以绞刑处死，狄更斯和萨克雷都到场观看了行刑的过程。

(163)　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 1717—1797），英国作家，以哥特式风格而著称，代表作有《奥特兰托城堡》、《神秘的母亲》等。

(164)　彼得罗·卡鲁索（Pietro Caruso, 1899—1944），意大利法西斯分子，与纳粹德国合作，曾在意大利进行针对共产党人的屠杀，战后被公审并枪决。

(165)　菲尼斯·莫里森（Fynes Morrison, 1566—1630），英国旅行家，曾游历英伦诸岛和欧洲大陆，其作品《游记》记载了各地的风土人情，颇有历史价值。

(166)　安德鲁·马维尔（Andrew Marvell, 1621—1678），英国诗人，代表作有《花园》、《克伦威尔颂》等。

(167)　赫伯特·爱德华·里德（Herbert Edward Read, 1893—1968），英国诗人、批评家，代表作有《艺术的含义》、《英国散文风格》等。

(168)　史蒂芬·哈罗德·斯宾德（Stephen Harold Spender, 1909—1995），英国作家、诗人，代表作有《法官的审判》、《世界中的世界》等。

(169)　弗朗兹·伯克瑙（Franz Borkenau, 1900—1957），奥地利作家，极权主义理论先驱之一，代表作有《欧洲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走向民族或走向国际》等。

(170)　休·金斯米尔·伦恩（Hugh Kingsmill Lunn, 1889—1949），英国作家、记者，代表作有《带毒的王冠》、《受庇佑的阴谋》等。

(171)　穆尔克·拉杰·安南德（Mulk Raj Anand, 1905—2004），印度作家，作品多揭露印度等级社会的黑暗，代表作有《印度亲王的私生活》、《七个夏天》等。

(172)　阿图罗·巴里亚·奥加宗（Arturo Barea Ogazón, 1897—1957），西班牙作家、记者，西班牙内战后流亡英国，代表作有《勇气与恐惧》、《断根》等。

(173)　弗里特街（Fleet Street），位于伦敦市区，曾是英国众多报纸的总部所在地，因此，弗里特街成为新闻业的代名词。

(174)　莫里斯·多列士（Maurice Thorez, 1900—1964），法国共产党领袖，曾于1946年至1947年出任法国副总理。

(175)　肯尼斯·威廉·穆雷·皮克松（Kenneth William Murray Pickthorn, 1892—1975），英国政治家，曾任剑桥大学保守党议员，在英国教育部任职，枢密院成员。

(176)　道格拉斯·伍德拉夫（Douglas Woodruff），个人信息不详。

(177)　莱纳德·戴维·加曼斯（Leonard David Gammans, 1895—1957），英国保守党政治家，曾于丘吉尔内阁中任职。

(178)　乔治·伯恩（George Bourne, 1780—1845），美国作家，废奴主义者的先驱，代表作有《美国奴隶制图景》、《不可调和的奴隶制》。

(179)　卡尔·埃里克·贝克霍夫·罗伯茨（Carl Eric Bechhofer Roberts, 1894—1949），英国作家、记者，对俄国革命有深入研究，代表作有《邓尼金的俄国和高加索》、《关于通灵论的真相》等。

(180)　威廉·克鲁克斯（William Crookes, 1832—1919），英国物理学家、化学家，是铊元素的发现和命名者。其研制的阴极射线管，为1895年X射线的发现，和1897年电子的发现提供了基本实验条件。

(181)　阿尔弗雷德·华莱士（Russel Wallace, 1823—1913），英国博物学家、探险家、生物学家，支持达尔文的进化论，并敦促后者将其作品发表。

(182)　切萨尔·隆布罗索（Cesare Lombroso, 1835—1909），意大利医生、犯罪学家，其犯罪理论认为犯罪具有遗传性，可以通过人类学、精神病学和社会心理学加以判断并予以防止。

(183)　尼可拉斯·卡米伊·弗拉马利翁（Nicolas Camille Flammarion, 1842—1925），法国天文学家和作家，梁启超曾翻译其作品《世界末日记》。

(184)　奥利弗·约瑟夫·洛奇（Oliver Joseph Lodge, 1851—1940），英国物理学家，在无线电通讯上有多项重要发明。

(185)　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 1806—1861）及其丈夫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 1812—1889），广受尊敬的英国文坛伉俪，代表作有《葡语十四行诗》、《戒指与书》等。

(186)　莫里斯·巴林（Maurice Baring, 1874—1945），英国作家，曾于一战时服务于情报部门和英国皇家空军，代表作有《勿忘我与空谷幽兰》、《十四行诗与短诗集》等。

(187)　比利·班特（Billy Bunter），查尔斯·汉密尔顿（Charles Hamilton）为少年杂志《磁石》创作的《格雷弗莱尔学校》连载文章中的一个人物，身材肥胖，性情懦弱，是被书中其他人物欺负戏弄的滑稽角色。

(188)　约翰·爱德华·马斯菲尔德（John Edward Masefield, 1878—1967），英国作家、诗人，曾获英国桂冠诗人称号，代表作有《午夜的民族》、《快乐的匣子》等。

(189)　《论出版自由》是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于1644年出版的政治宣传手册，捍卫言论和表达自由，历来被视为提倡言论自由的雄辩篇章。

(190)　译者将此段文字翻译如下：“残魂不可招，寄语雅典人，高楼亘古远，泰门苦修建，海滩涌咸浪，堆沫将其淹，怒潮风波起，此事无绝期。”其中“残魂不可招”一句取自朱生豪译本。

(191)　在英语中，“who”在句子中充当主语，而“whom”在句子中充当宾语。

(192)　原句中有“once”（一次）这个单词。

(193)　雷克斯·阿普尔盖特（Rex Applegate, 1914—1998），美国军人，曾于二战担任特种部队教官，并曾担任罗斯福总统的贴身保镖。

(194)　约翰·本鲍（John Benbow, 1653—1702），英国海军上将，在1702年8月与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海战中，因麾下几位舰长临阵脱逃而被迫孤军作战，被炮弹炸去双腿，战役后伤重不治而死，未能等到军事法庭宣判那几位舰长的罪行。

(195)　指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

(196)　范西塔特勋爵，全名Robert Gilbert Vansittart，二战前与二战初期的英国外交官，对德态度强硬。

(197)　阿卡伊尔学会（the Society of Arcueil），指从1806年到1822年定期在巴黎郊外阿卡伊尔聚会的科学家团体。

(198)　约瑟夫·路易斯·盖伊-卢萨克（Joseph Louis Gay-Lussac, 1778—1850），法国化学家、物理学家、热气球航空先驱，曾发现了元素碘及重要的气压与温度定律。

(199)　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 1749—1827），法国天文学家、数学家，对经典天体力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200)　昆斯伯里侯爵规则（Marquess of Queensbury rules），这个典故出自于拳击比赛，第九任昆斯伯里侯爵约翰·道格拉斯（the 9th Marquess of Queensbury John Douglas, 1844—1900）倡导改革了拳击规则，突出公平竞技和运动员精神，为现代拳击运动奠定了基础。

(201)　爱德华·霍尔顿（Edward Hulton, 1869—1925），英国《每日梗概报》的创办人，其报风偏于保守。

(202)　亨利·比拉德（Henri Béraud, 1885—1958），法国记者，因投靠维希政府，与纳粹德国合作而被判处死刑，后被改判无期徒刑。

(203)　《格林葛》，由法国人贺拉斯·德·加布西亚（Horace de Carbuccia）于1928年创办的报纸。

(204)　昆汀·麦克加雷尔·霍格（Quintin McGarel Hogg, 1907—2001），英国保守党政治家，曾先后担任英国大法官、司法大臣、教育部长等职，代表作有《左派从来都是错的》、《为保守主义辩护》等。

(205)　玛格丽特·雷恩（Margaret Lane, 1907—1994），英国女作家、记者，代表作有《信仰、希望、无须施舍》、《埃德加·华莱士，一位传奇人物的传记》等。

(206)　亨利·维克多·阿尔平·麦克金农·莱克斯（Henry Victor Alpin MacKinnon Raikes, 1901—1986），英国保守党政治家，曾于二战加入英国皇家空军，长期担任保守党下议员。

(207)　卢布林委员会（the Lublin Committee），即波兰国民解放委员会（the Polish National Committee of Liberation），二战时依附苏联的波兰流亡政府，二战时期的领导人是爱德华·奥索巴卡-莫洛斯基（Edward Osóbka-Morawski, 1909—1997）。

(208)　凯瑟琳·玛尤莉·斯图亚特-穆雷（Katharine Marjory Stewart-Murray, 1874—1960），封号阿瑟尔公爵夫人（Duchess of Atholl），英国左翼女政治家，因在西班牙内战中积极支持西班牙共和政府而被称为“红色公爵夫人”，后与共产主义运动决裂，反对苏联对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控制。

(209)　厄尼斯特·邓禄普·斯温顿（Ernest Dunlop Swinton, 1868—1951），英国军事家，坦克战理论的先驱，代表作有《目击证人》、《东方的奥德赛》等。

(210)　弗朗西斯·布雷特·哈特（Francis Bret Harte, 1836—1902），美国作家、诗人，代表作有《波克公寓的放逐者》、《失窃的雪茄盒》等。

(211)　莱纳德·查尔斯·莫里斯·埃默里（Leopold Charles Maurice Amery, 1873—1955），英国保守党政治家，二战期间曾担任印度事务大臣。

(212)　奥斯伯特·兰卡斯特（Osbert Lancaster, 1908—1986），英国漫画家，曾担任《每日快报》漫画专栏的作者。

(213)　奥威尔此处可能是指被处绞刑的囚犯会在行刑过程中大小便失禁。

(214)　罗斯柴尔德家族（the Rothschilds）与奥本海默家族（the Oppenheims）都是犹太裔欧洲金融巨头。

(215)　乔治·路易斯·帕尔梅拉·布松·杜·莫里耶（George Louis Palmella Busson du Maurier, 1834—1896），法裔英国作家、漫画家，代表作有《特丽比》、《社会讽刺漫画》等。

(216)　朱利安·古斯塔夫·西姆昂斯（Julian Gustave Symons, 1912—1994），英国作家，以犯罪小说而见长，代表作有《无形的谋杀案》、《一个名叫琼斯的男人》等。

(217)　许愿骨（wish bone），指火鸡的叉形胸骨。根据英国的圣诞节习俗，将完整的胸骨取出后，两人各执一边拉扯，骨头断裂后拿到较大一边的人将能实现一个心愿。

(218)　英国的圣诞节风俗，在葡萄干布丁中放一个三便士的布丁，分到的人将在新年走好运。

(219)　皮特尼乌斯·阿比忒（Petrenius Arbiter, 27—66），古罗马暴君尼禄的奸臣，据说是讽刺小说《萨提利孔》（the Satyricon）的作者。

(220)　伊莎贝拉·玛丽·比顿（Isabella Mary Beeton, 1836—1865），英国女作家，作品多描写家务料理和营养烹饪。

(221)　摩根·沃尔特·菲利普斯（Morgan Walter Phillips, 1902—1963），英国工党领袖，曾于1944年至1961年担任工党秘书长。

(222)　米盖尔·米哈伊洛维奇·左琴科（Mikhail Mikhailovich Zoshchenko, 1895—1958），苏联作家，以讽刺作品而著称，1946年遭到苏联文坛的镇压，只能从事翻译，代表作有《米凯尔·辛亚金》、《猴子奇遇记》等。

(223)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玛托娃（Anna Andreyevna Akhmatova, 1889—1966），俄国女诗人，被誉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普希金曾被誉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1946年遭到苏联文坛的镇压，只能从事翻译，代表作有《黄昏》、《白色的群鸟》等。

(224)　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Andrei Alexandrovich Zhdanov, 1896—1948），苏联政治家，斯大林的亲信，于1946年奉斯大林命令负责苏联文化政策推动与制订，迫害苏联的异见知识分子和文人。

(225)　马可·奥勒留·安东尼·奥古斯都（Marcus Aurelius Antonius Augustus, 121—180），古罗马皇帝，斯多葛学派学者，曾于166年派遣使者出使中国汉朝，代表作有《沉思录》。

(226)　威廉·乔伊斯（William Joyce, 1906—1946），爱尔兰裔美国法西斯分子，二战时在英国进行纳粹宣传，被英国当局宣判死刑并处以绞刑。

(227)　哈利·雷尔夫（Harry Relph, 1867—1928），英国滑稽演员，艺名“小提克”，是个身材矮小的侏儒，以穿一双长达28英寸的靴子作出种种滑稽举动而出名，曾与玛丽·劳合有过合作。

(228)　费迪南德·福熙（Ferdinand Foch, 1851—1929），法国名将，一战期间担任法军最高指挥官。

(229)　亨利·菲利普·贝当（Henri Philippe Pétain, 1856—1951），法国军事家、政治家，一战时法国的功勋人物，1940年当选法国总理，但由于德国攻占法国，贝当与德国纳粹政权合作，成立维希傀儡政府。战后被宣判死刑，后改判终身监禁。

(230)　叶甫盖尼·伊万诺维奇·扎米亚京（Yevgeny Ivanovich Zamyatin, 1884—1937），俄国作家，因在作品中对苏联政府进行批判而遭到流放，代表作有《我们》、《岛民》、《上帝遗忘的洞穴》等。

(231)　雷蒙德·威廉·普斯盖特（Raymond William Postgate, 1896—1971），英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编辑，代表作有《没有墓志铭》、《十二人的判决》等。

(232)　约翰·阿尔弗雷德·阿特金斯（John Alfred Atkins, 1916—2009），英国作家、诗人，曾任《大众观察报》和《论坛报》的文学编辑。代表作有《文学中的性爱》等。

(233)　1706年，英格兰议会通过《与苏格兰合并法案》，1707年苏格兰议会通过《与英格兰合并法案》，将英格兰王国与苏格兰王国合并，名为“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当时苏格兰全境有强烈的民意反对合并法案，但苏格兰议会的议员被金钱收买，投票赞成法案。苏格兰著名诗人罗伯特·伯恩斯（Robert Burns）曾写道：“我们被英格兰的金子买来卖去，那个国家尽是一帮恶棍、无赖和歹徒。”

(234)　约翰·斯克尔顿（John Skelton, 1460—1529），英国诗人，代表作有《艾蒙的四个儿子》、《特洛伊的循环》等。

(235)　沃尔特·萨维奇·兰多（Walter Savage Landor, 1775—1864），英国作家、之人，代表作有《想象的对话录》、《艾尔默玫瑰》等。

(236)　狄耳刻（Dirce），古希腊传说中暴君吕科斯的妻子。她的侄女安提俄珀是个美貌女子，与宙斯结合怀孕，逃到西库翁国，但被吕科斯掳回并施以强暴，并赐予妻子狄耳刻为女仆，受尽折磨。在被掳回的路上安提俄珀诞下宙斯的骨肉安菲翁和仄苏斯。后两兄弟以神力为母报仇，杀死吕科斯，并将狄耳刻缚于公牛之上冲撞至死。

(237)　卡戎（Charon），古希腊神话中在冥界之河摆渡的船夫，并向亡灵索要船资，如果无法支付船资，亡灵只能徘徊于冥河的河岸，无法超生。因此，古希腊人有在死者身上或口中放置一枚钱币并一同安葬的风俗。

(238)　哈利·格兰维尔·巴克（Harley Granville Barker, 1877—1946），英国剧作家、导演，代表作有《沃尔西家族的遗产》、《玛德拉斯庄园》等。

(239)　丽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 1892—1983），英国女作家、记者、书评家，代表作有《凯旋归来》、《叛国的含义》等。

(240)　亚瑟·托马斯·奎勒-库奇（Sir Arthur Thomas Quiller-Couch, 1863—1944），英国作家、书评家，除本篇所谈论的《英文诗牛津手册：1250—1900》之外，代表作有《从角落里的窗户望去》、《英文十四行诗》等。

(241)　威廉·厄尼斯特·亨利（William Ernest Henley, 1849—1903），英国诗人、评论家，代表作有《无敌勇士》、《英国，我的英国》等。

(242)　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 1840—1928），英国作家、诗人，代表作有《还乡》、《德伯家的苔丝》、《今昔诗集》等。

(243)　阿尔弗莱德·爱德华·豪斯曼（Alfred Edward Housman, 1859—1936），英国学者、诗人，代表作有《什罗普郡的少年》、《最后的诗集：亨利·霍尔特和同伴们》等。

(244)　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 1865—1939），爱尔兰诗人、剧作家，192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代表作有《当你老了》、《钟楼》、《旋梯》等。

(245)　亨利·约翰·纽伯特（Henry John Newbolt, 1862—1938），英国作家、历史学家，代表作有《生命的火炬》、《我的时代的世界》等。

(246)　安德鲁·朗格（Andrew Lang, 1844—1912），苏格兰作家、诗人，代表作有《自古罗马占领时期后的苏格兰历史》、《书海冒险》等。

(247)　威廉·华生（William Watson, 1858—1935），英国诗人，代表作有《黎明的使者》、《被放逐的缪斯》等。

(248)　亚瑟·克里斯朵夫·本森（Arthur Christopher Benson, 1862—1925），英国作家、诗人，代表作有《从学院的窗户望去》、《厄普顿的信件》等。

(249)　爱丽丝·克里斯蒂娜·格特鲁德·梅内尔（Alice Christiana Gertrude Meynell, 1847—1922），英国女作家、诗人，代表作有《精神之花》、《伦敦印象》等。

(250)　迪伦·玛莱斯·托马斯（Dylan Marlais Thomas, 1914—1953），威尔士诗人，代表作有《夜疯狂》、《死亡没有疆界》等。

(251)　阿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 1809—1892），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桂冠诗人，代表作有《抒情诗集》、《轻骑兵进击》等。

(252)　译者注：“新拼写法”在原文中被写成“Nu Speling”，与英文的“New Spelling”有所不同。

(253)　这两句诗出自英国诗人威廉·布雷克（William Blake）的诗作《纯真之歌》（Auguries of Innocence）。

(254)　马克·亚历山大·艾布拉姆斯（Mark Alexander Abrams, 1906—1994），英国社会科学家，被誉为“英国社会调查和市场研究之父”，代表作有《英国人口的情况》、《社会调查与社会行动》等。

(255)　沃尔特·罗兰德（Walter Rowland, 1907—1947），英国谋杀犯，被指控于1946年10月20日谋杀英国籍妇女奥利弗·巴尔琴（职业为妓女）（Olive Balchin, 1906—1946）。而且沃尔特曾于1934年被指控谋杀其女儿玛维丝·艾格尼斯（Mavis Agnes, 1932—1934）罪名成立，被判死刑，后改为缓刑，并因表现良好而出狱。1946年12月，沃尔特·罗兰德被判谋杀罪名成立，判处死刑。等候处决期间，他的狱友戴维·约翰·威尔（David John Ware）向警方自首，透露自己才是谋杀奥利弗·巴尔琴的凶手，但检察官否决其证词。沃尔特·罗兰德于1947年2月27日被处以绞刑。戴维·威尔为何要替沃尔特·罗兰德揽罪原因不明。1951年7月10日，戴维·威尔购买一把锤子意图谋杀英国籍妇女菲莉丝·弗吉斯（Phyllis Fuidge）未遂（谋杀手法与沃尔特·罗兰德谋杀奥利弗·巴尔琴一致），于同年11年被判罪名成立，但因经鉴定为精神病患者，被关押于精神病院，1954年4月1日，戴维·威尔上吊自杀而死。

(256)　埃曼纽尔·辛维尔（Emanuel Shinwell, 1884—1986），英国工党政治家，曾于战后在艾德礼政府内阁任职，1947年担任能源与燃料部长，因未能有效处理1947年的能源危机而遭受英国公众的指责。

(257)　乔治·沃尔特·斯托尼尔（George Walter Stonier, 1903—1985），英国作家、剧作家，曾担任《新政治家报》文学版编辑，并为多份报纸撰稿，代表作有《戴高礼帽的小伙子》、《一个幽灵的回忆录》等。

(258)　阿尔弗雷德·达夫·库珀（Alfred Duff Cooper, 1890—1954），英国保守党政治家，曾于丘吉尔的内阁政府担任信息部部长。

(259)　原文是“Spit and Polish”，直译过来就是“吐口唾沫擦擦亮”。

版权信息

书名：奥威尔杂文全集（下）

作者：【英】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译者：陈超

责任编辑：宋佥

关注微博：@数字译文

微信公众号：数字译文

我们的产品：译文的书

联系我们：hi@shtph.com

问题反馈：complain@shtph.com

合作电话：021-53594508

Digital Lab是上海译文出版社数字业务的实验部门，成立于2014年3月。我们致力于将优质的资源送到读者手中。我们会不断努力，做体验更好、设计更好的电子书，加油！

上海译文出版社|Digital Lab

目 录

一法寻报纸

班房

绞刑

摘啤酒花

进班房

寄宿旅馆

射象

书店回忆

为小说辩护

阿拉贡前线的夜袭行动

西班牙爆料

对《在西班牙战争中的作家立场》的回复

西班牙民兵部队纪实

我为何加入独立工党？

对这场危机的政治反思

西班牙的分裂

马拉喀什

新词

少年周刊

行记

法西斯主义与民主

自由会与资本主义一同消亡吗？

艺术与宣传的界限

托尔斯泰与莎士比亚

诗歌的意义

文学与极权主义

文化与民主

重新发现欧洲

和平主义与战争

法属摩洛哥的背景

在达尔兰的国度

回首西班牙战争

文学与左派

政治宣传和通俗的演讲

书太贵了吗？

八年的战争：西班牙的回忆

论书与人：新年寄语

诗歌与麦克风

作家的新政

科幻作品的个人小记

出版的自由（《动物农场》序文）

原子弹与你

什么是科学？

民族主义小记

毁灭性的渐进主义

蹩脚的好书

复仇的酸楚

乐观地透过一扇玻璃窗

空荡荡的孩子们的圣诞节

为烧煤辩护

论体育精神

扔了这身规定的服装

老乔治的年历

文学的绊脚石

就是废品，但谁能抗拒呢？

度假胜地

一杯好茶

饥馑的政治权衡

我们以前唱的歌

知识分子的造反

什么是社会主义？

基督教的改革者

和平主义与进步

我们真的变得更加粗俗了吗？并没有

糟糕的气候最好不过了

要读书还是要抽烟

“水中月”

就在你的鼻子底下

土蟾蜍随想

为布雷的牧师美言几句

一个书评家的自白

我为何写作

写作的成本

穷人是怎么死的

迈向欧洲统一

克里什纳·梅农小介

马克思与俄国

作家与利维坦

对甘地的反思

一法寻报纸⁽¹⁾

《人民之友》是一份巴黎的报纸，大约在六个月前创办，一份只卖十生丁或不到一法寻，在每件事情都是“轰动新闻”的世界里实属异数。这是一份健康的全版报纸，有新闻、文章、水平还可以的卡通漫画，侧重于体育、谋杀、民族主义情绪和反德宣传。除了价格之外，这是一份很普通的报纸。

对这一现象你并不需要觉得惊讶，因为《人民之友》的出资人对此作出了解释，在巴黎每一面没有禁止张贴的墙壁上都贴上了巨大的告示。读了这张告示，你会惊喜地发现《人民之友》不像其它报纸，它拥有最纯粹的公共精神，没有被催生它的低俗逐利思想所腐蚀。那些出资人没有抛头露面，他们倾尽所有，为的只是做好事不留名的快乐。我们了解到，他们的目标是向大型托拉斯宣战，为降低生活成本而奋斗，而最重要的是，向那些钳制法国言论自由的势力强大的报纸宣战。尽管这些大报使出了种种卑劣伎俩想让《人民之友》倒闭关门，它一定会战斗到最后一刻。简而言之，它的性质就像它的名字所揭示的那样。

如果你不知道《人民之友》的老板就是马利·科迪⁽²⁾，一个工业资本巨子，同时也是《费加罗报》和《高卢报》的老板，或许你会更大声庆祝这个民主的最后阵地。如果《人民之友》的政治倾向不是反激进和反社会主义，不是对工商业抱以善意并与之握手言欢的那一类型的报纸的话，或许人们对它的怀疑会少一些。但这些在当前都无关紧要。显然，重要的问题是：《人民之友》能挣到钱吗？如果挣到钱了，是怎么挣的？

第二个问题是最要紧的。因为社会发展的方向总是托拉斯集团会变得更大更肮脏，报纸有可能会变成只有广告和政治宣传的废纸，再加上一点经过严格审查的新闻作为糖衣，我们必须警惕朝这个方向演变的趋势。很有可能《人民之友》靠广告生存，但同样有可能它发表的是马利·科迪和他的同伙想要的宣传，以此获得间接的利益。根据上面我提到的那张告示所说，老板们或许愿意做出更加令人瞠目结舌的利他行为，免费派发《人民之友》。这种事情听起来似乎是天方夜谭，但其实并非不可能实现。我就见过一份报纸（印度的报纸）曾经免费派发，而且还能给它的出资人带来利润，因为有一些广告商觉得免费报纸是廉价而又让人满意的自吹自擂的好地方。这份报纸的水准远在平均水平之上，当然，它只刊登自己人认可的新闻，其它新闻一律不予刊载。这份暧昧的印度报纸昭示了现代报业合乎逻辑的发展方向，而我们应该认识到，《人民之友》就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新的一步。

但无论其利润是卖报直接赚来的还是间接从其它途径赚来的，《人民之友》确实做得很红火。它的发行量已经很大了，而且刚开始它只是一份早报，现在已经推出了下午和晚间新闻的版本。它的老板们曾经说其它报纸在不遗余力地排挤这份新的自由言论斗士，这番话的确属实。这些报纸（当然，它们也说自己是出于最高程度的利他主义精神）采取了种种手段将它逐出了报刊店，甚至连街角的报亭也禁止发售。在一些老板是社会主义者的小店，你会看到橱窗上贴着“本店不卖《人民之友》”的告示。但《人民之友》并不担心。它在街上和咖啡厅卖得很火，而且理发店、香烟店和其它形形色色从来没卖过报纸的商店都卖起了这份报纸。有时候这份报纸就成堆摆在马路上，旁边放着一个铁罐用来放两索尔硬币，没有人看管。看得出，这份报纸的老板铁了心不惜任何手段要让这份报纸成为巴黎读者最多的报纸。

假如他们成功了——然后会怎样呢？显然，《人民之友》将把其它发行量较小的报纸排挤掉——已经有几份报纸感到日子不好过了。到最后，它们要么会被消灭，要么只能模仿《人民之友》的策略生存下去。因此，任何一份这类报纸都是自由言论的敌人，无论它的初衷是什么。现在法国是言论自由的大本营，至少新闻出版业是这样。光在巴黎就有十几份日报：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有神论与无神论、军国主义与反军国主义、支持犹太人和反犹太人的都有。这里有保皇派的报纸《法国行动报》，仍然是最好卖的日报之一。这里有《人文报》，是苏俄境外最赤化的日报。这里有《自由报》，是意大利文的报纸，但就算在意大利也不能发行。在巴黎出版的报纸有法文、英文、意大利文、意第绪文、德文、俄文、波兰文，还有其它字母表对于西欧人来说就像天书的文字。报摊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报纸。法国的新闻记者已经在抱怨出版联合企业，但出版联合企业在法国还没有真正出现。不过，至少《人民之友》正在高歌猛进，要让它成为现实。

如果这种事情在法国有利可图的话，那别的地方为什么不能有样学样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伦敦办一份只卖一法寻或半便士的报纸呢？当新闻记者只是作为大公司的公关马前卒而存在时，以堂堂正正或鬼鬼祟祟的手段取得庞大发行量成了报纸唯一的目标。到目前为止，我们有几份报纸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收大于支”的水平，方法很简单，就是时不时派出几千英镑的足球彩金。现在法律禁止足球博彩，毫无疑问，一些报纸的发行量也随之锐减。这里就有一个值得我们英国的报业巨头效仿的例子。他们可以效仿《人民之友》，以一法寻的价格卖报。就算没有其它好处，起码能让那些可怜的普罗大众觉得钱花得还是有价值。

(1)　刊于1928年12月29日《吉尔伯特·基思周报》。《吉尔伯特·基思周报》（G.K.'s Weekly），创刊于1925年，停刊于1936年，是由英国著名作家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Gilbert Keith Chesterton, 1874—1936）创办的刊物。

(2)　马利·科迪（Marie Coty）：全名是约瑟夫·马利·弗朗科伊斯·科迪（Joseph Marie Francois Coty, 1874—1934），法国商人和报业巨子。

班房⁽¹⁾

下午快到黄昏时分，我们四十九个人，四十八个男的和一个女的，躺在绿草坪上，等候着班房开门。我们累得连话都没说上几句，就那么四仰八叉地疲惫地躺着，一张张脏兮兮的脸上都叼着自己做的卷烟。在我们头上，栗子树的枝杈开满了花，再往上，几朵羊毛般的白云几乎一动不动地悬浮在晴朗的天空中。我们这群脏兮兮的城市游民零零散散地躺在草坪上，真是大煞风景，就像海滩上的沙丁鱼罐头和纸袋。

我们一直在聊这间班房的牢头。大家都同意他是个恶棍、野蛮人、暴君，一只吠叫不停、毫无怜悯之心、丧心病狂的野狗。当他出现的时候你会吓得魂飞魄散，许多流浪汉因为和他顶嘴半夜被他踢出班房。当你接受搜身时，他会将你头朝下倒拎起来，再摇晃一通。如果你被逮到私藏烟草，那你可就吃不完兜着走了。要是被搜到身上有钱（这是违反法律的），愿上帝保佑你。

我身上有八便士。“看在仁慈的上帝的分上，伙计，”几个老油条给我提建议，“别带钱进去。带八便士进班房会被判坐牢七天！”

于是我在篱笆下面挖了个坑，把钱埋在里面，以一堆燧石作为记号。然后我们开始着手安排如何偷带火柴和香烟进去，因为几乎所有的班房都禁止携带这些东西进去，流浪汉应该在大门口就主动上交。我们把东西藏在袜子里，有五分之一的人没有袜子，只能把香烟藏在靴子里，甚至就藏在脚指头下面。我们把那些私货藏在脚踝处，任何人看到我们可能都会以为象腿症爆发了。但有一条不成文的法律规定：即使是最不近人情的牢头也不能搜膝盖以下的地方。最终，只有一个人被逮到了。这个人就是“小苏格兰”，一个瘦小而头发浓密的流浪汉，说话时带着粗俗的格拉斯哥口音。他那罐烟草不合时宜地从袜子里头掉了下来，被没收了。

六点钟的时候，大门打开了，我们拥了进去。守门的长官登记了我们的名字和其它信息，然后收走了我们的行囊。那个女人被带到济贫院，我们则被带进了班房。那是一间粉刷过石灰的房子，阴森冰冷，只有一间浴室、一间食堂和大约一百间狭小的石头号子。那个可怕的牢头在门口和我们见面，带着我们走进浴室脱衣搜身。他年约四旬，举止粗鲁，像个当兵的，对这帮流浪汉毫不客气，就当他们是水塘边饮水的绵羊，将他们推来搡去，当着他们的面大声咒骂。但当他走到我身边时，他打量着我，然后问道：

“您是一位绅士？”

“我想是吧。”我回答道。

他又打量了我一会儿。“嗯，您真是不走运，阁下。”他说道，“真是不走运。”之后他对我很客气，甚至可以说有点尊敬。

浴室的情景真是令人恶心。我们的内衣所有不体面的秘密都暴露无遗：尘垢、补丁、拿布条充当纽扣、层层叠叠破碎不堪的布料，有的上面甚至到处是破洞，被泥尘黏在了一起。房间变成了狭迫的赤裸裸的肉林，流浪汉身上的汗臭味夹杂着班房原来那股恶心的排泄物的恶臭。有的人不肯洗澡，只洗了他们的“裹脚布”，那是流浪汉们用来包脚的肮脏滑腻的破布。我们每个人有三分钟时间洗澡，有六条油腻腻滑溜溜的毛巾供我们全体人员使用。

洗完澡后，我们自己的衣服被拿走了，我们穿上了济贫院的衬衣，用灰棉布织成，就像睡衣一样长及大腿中间。然后我们被带到食堂，晚餐已经摆放在餐桌上了。班房里的饭总是千篇一律，早餐、午餐或是晚餐都没什么两样——半磅面包、一点儿人造黄油、一品脱所谓的茶水。我们花了五分钟，狼吞虎咽地吃下那些廉价而有害的食物。然后牢头给我们每个人分了三张棉毯，打发我们到自己的号子睡觉。傍晚七点不到，号子的门就从外面锁上了，一直要锁十二个小时。

号子约八尺长，五尺宽，除了墙上高处有一个小小的铁栅窗和门上有一个窥视孔之外，就没有别的采光设施了。号子里没有臭虫，有床架和草席，这两样东西都算得上是罕有的奢侈品。在很多号子，流浪汉只能睡在一张木架床上，有的甚至只能睡地板，把大衣卷起来充当枕头。我一个人住一间号子，睡一张床，我希望可以好好睡上一觉。但我没有睡好，因为班房总是会出现状况，而我立刻发现这间班房独特的缺点是里面太冷了。已经是五月份了，为了纪念这个季节——向春天的神明致敬——官方关闭了暖气供应。那几张棉布毯根本不抵用。我整晚辗转反侧，睡了十分钟，然后被冻醒过来，翘首期盼快点天亮。

和平时在班房里一样，最后我总算舒舒服服地睡着了，可起床的时间也到了。牢头迈着沉重的步伐从走廊里踱过来，打开房门，大声叫我们起床。很快，走廊里站满了蓬头垢面衣服肮脏的家伙，大家都急着要去浴室，因为只有一缸水供我们这么多人早上洗漱，先到先得。等我到了浴室，已经有二十个流浪汉洗完了脸。我瞥了一眼漂在水面的那层黑垢，决定这天不洗脸了，脏就脏吧。

我们匆匆换好衣服，然后到食堂吃早饭。面包比平时难吃多了，因为那个当兵当傻了的牢头昨晚把面包切成了片，放了一整夜，所以面包硬得像船板一样。但经过寒冷无眠的一夜，我们都很高兴有茶水喝。我不知道要是流浪汉没有茶，或这种其实不是茶但他们都称之为茶的东西喝会怎么样。这是他们的养料和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要是他们每天不喝上半加仑的茶，我真的相信他们没有办法继续活下去。

吃完早饭后，我们再次脱掉衣服接受体检，这是为了防止天花。我们足足等了四十五分钟医生才到，你可以好整以暇地看看身边的人是怎么一番模样。那真是让人大开眼界。我们在走廊里排成长长两行，赤裸着上半身，冻得瑟瑟发抖。被过滤的灯光呈清冷的淡蓝色，毫无怜悯之情地、清楚地照亮了我们。除非亲眼见到这一幕，否则没有人可以想象我们那副腆着肚子如丧家之犬的模样。蓬乱的头、胡子拉碴的皱巴巴的脸、干瘪的胸膛、平坦的足弓、松弛的肌肉——所有身体上的畸形和腐烂都在这里呈现。每个人都有气无力面无血色，所有的流浪汉看似都晒得很黑，其实脸色很糟糕。有两三个人的身体状况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无法忘却。“老爹”，一个七十四岁的老头，得了疝气，眼睛总是通红流泪；一个皮包骨头的瘦鬼，蓄着稀疏的胡子，两颊凹陷，看上去就像古画中麻风乞丐拉撒路⁽²⁾的尸体；有一个白痴总是在周围走来走去，吃吃地傻笑，既害羞又高兴，因为他的裤子总是掉下来，让他光着屁股。但我们的情况比他们好不了多少。我们当中只有不到十个人体格还算过得去。我觉得有一半应该住院。

今天是星期天，我们得留在班房度过周末。医生走后我们就被领回食堂，然后大门锁上了。那是一间刷了石灰的石地板房间，里面摆放着许多餐桌和长椅，看上去让人觉得有说不出的沉闷，就像待在监狱里一样。几扇窗户开在很高的地方，没办法看到外面，唯一的装饰品是一篇班房守则，要是有人胆敢行为不检的话将面临可怕的惩罚。我们挤满了房间，动一动手肘就会碰到别人。已经是早上八点了，我们觉得自己像被囚禁了，实在非常无聊。我们聊天的内容只有流浪时的传闻、好的班房和差的班房的情况、哪个郡有慈善机构，哪个郡没有慈善机构、警察和救世军的不公。流浪汉基本上只聊这些话题，除了收容所之外就没什么可谈的了。他们的谈话非常空洞，饥肠辘辘让他们失去了思考的能力。他们无法理解这个世界。他们的下一顿饭永远没有着落，因此他们所想的就只有下一顿饭到底在哪里。

两个小时过去了。“老爹”年迈智衰，弓腰驼背一言不发地坐着，通红的双眼缓缓地渗出泪水，滴到地板上。乔治，一个肮脏的老流浪汉，以戴着帽子睡觉这个怪癖出名，嘟囔着说他在路上丢了一袋棕面包。伸手向人要钱的乞丐比尔是我们所有人当中体格最强壮的，身材魁梧得像巨灵神一样，即使在班房呆了十二个小时，身上仍带着啤酒味。他说起了伸手要钱的故事，吹嘘说他在啤酒店喝上个几品脱啤酒都不会醉。一个教区牧师向警察告发了他，害他坐了七天牢。威廉和弗莱德来自诺福克，曾经当过渔民，两人唱起了一首悲伤的情歌《忧伤的贝拉》，唱的是这个女人被负心郎抛弃，死在雪地里。那个白痴胡说八道，说一个子虚乌有的公子哥儿曾经赏给他两百五十七个金币。时间就这么打发，尽说一些无聊的话和诲淫诲盗的言语。大家都在抽烟，除了“小苏格兰”，他的烟草被没收了，没有烟抽他难受得不得了，我卷了一根烟请他抽。我们鬼鬼祟祟地吸烟，一听到牢头的脚步声就把烟藏起来，像偷偷抽烟的学校小男生，因为抽烟虽然得到默许，却是条例上禁止的。

大部分流浪汉在这个沉闷的房间一连呆了十个小时。很难想象他们是怎么熬过来的。我觉得，无聊是一个流浪汉所承受的苦难中最恶劣最糟糕的，比饥饿和不适更加可怕，比一直觉得被社会鄙视和侮辱更加可怕。将一个无知的人关上一整天，什么都不让他做实在是一件残酷而愚蠢的事情，就好比把狗拴在柱子上。只有那些受过教育并能够自我安慰的人才能忍受拘禁。基本上所有的流浪汉都是文盲，面对贫困只会茫然失措。他们只能坐在一张很不舒服的长凳上，被关押十个小时，不知道如何打发这段时间，他们所能想到的就只有哀叹自己命运多舛，渴望有份活儿干。他们没有忍受无所事事这种可怕折磨的素质。因此，由于他们一生的许多时间都无所事事地度过，他们只能因为无聊而痛苦不堪。

我比其他人要幸运一些，因为十点钟的时候牢头挑选了我去做班房里最受人羡慕的工作：到济贫院的厨房帮忙。那里其实没有什么活儿要干，我得以偷懒躲在一个贮藏土豆的小棚里，和几个济贫院的食客在一起，他们躲在这里逃避星期天早上的祈祷。那里烧了一口炉子，有几个箱子可以舒舒服服地坐着，还能读几本过期的《家庭先驱报》，甚至还有一本《莱福士》，是从济贫院的图书室拿过来的。呆过班房，这里简直就是天堂。

而且我还在济贫院的餐桌上吃了午饭，那是我有生以来吃过的最丰盛的一顿饭。无论是在班房里还是在班房外，流浪汉一年可能吃不上两回这样的大餐。那两个食客告诉我，他们每个星期天总是拼命地吃，吃到肚子快撑炸了，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则饿着肚皮六天。午饭吃完后，厨师吩咐我去洗碗，叫我把剩下的食物扔掉。浪费是极其惊人的：几大盘牛肉、几篮面包和蔬菜就被当成垃圾扔掉了，任其和茶叶一起腐烂。那些还能吃的食物我足足装满了五个垃圾桶。与此同时，我的那些流浪汉同伴正坐在两百码外的班房里，半饥不饱的肚子里装的是班房一成不变的面包和茶水，或许因为是星期天，每个人可以分到两个冷冰冰的煮土豆。这些食物被扔掉似乎是政策规定的，就是不能给那些流浪汉吃。

三点钟的时候我离开了济贫院的厨房，回到班房里。现在，那个既狭窄又不舒服的食堂里的无聊已经达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现在连烟都没得抽了，因为流浪汉所抽的烟都是捡来的烟头，和放牧的牲畜一样，要是离开人行道这个牧场的话就断粮了。为了打发时间，我和一个比较体面的流浪汉聊起了天，他是个年轻的木匠，戴着领子和领带。据他所说，他沦落到流浪的地步是因为没有一套谋生的工具。和其他流浪汉相比，他有点孤傲冷漠，觉得自己是个自由人而不是流浪汉。而且他文学品味不错，流浪时还带着一本斯科特⁽³⁾的小说。他告诉我，不到饿得不行的时候他是不会进班房的，他宁愿在篱笆下和干草垛后面睡觉。在南部海岸流浪时，他白天乞讨，晚上在淋浴间里睡觉，就这样过了好几个星期。

我们聊起了流浪的生活。他批评当前的体制，这个体制让流浪汉一天在班房里待十四个钟头，另外十个钟头则得颠沛流离，躲避警察。他聊起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因为想偷一副价值三英镑的工具而被判了六个月有期徒刑。他说这实在是太荒唐了。

然后我告诉了他济贫院厨房食物浪费的现象以及我的想法。听到这他的语气立刻变了。我发现我唤醒了沉睡在每个英国工人心中的那个体制的卫道士。虽然他和其他人一样在忍饥挨饿，他立刻洞察了为什么食物宁可扔掉也不留给流浪汉们吃的内情。他很严肃地告诫我。

“他们必须这么做，”他说道，“要是他们让这些地方太舒服的话，整个国家的人渣就会蜂拥而来。恶劣的伙食能让那些人渣望而却步。这些流浪汉太懒了，不肯工作，这就是他们的毛病。你也别指望鼓励他们，他们都是些人渣。”

我想和他争辩，证明他是错的，但他不肯听。他一直重复着：

“你不会怜悯这些流浪汉——他们就是人渣。你不能以衡量像你我这样的人的标准去衡量他们。他们是人渣，就是人渣。”

看到他把自己和其他流浪汉截然分开，感觉真是有趣。他已经流浪六个月了，但在上帝的眼中，他似乎在暗示说他可不是什么流浪汉。他的身体或许被关进了这间班房，但他的精神却升腾到了中产阶级纯洁的氛围那里。

时钟的指针走得慢得叫人抓狂。现在我们无聊得连话都不想说了，只听到咒骂声和此起彼伏的呵欠声。你得强迫自己不去看时钟，过了似乎很久，然后又转过头，看到指针才走过了三分钟。无聊就像冰冷的羊脂油一样蒙住了我们的心，我们的骨头因为这样而发疼。时钟指着四点钟，得到六点钟才有晚饭吃，到了晚上根本无事可做。

终于到了六点，牢头和他的助手端着晚饭过来了。到了吃饭时间，那些原本一直呵欠连连的流浪汉个个变得生龙活虎。但晚饭实在是令人倒胃口。那些面包早上已经很难吃了，现在根本无法下咽，硬得连最有力的下巴也只能在上面留下浅浅的痕迹。虽然我们都饥肠辘辘，但年纪大一点的人几乎没有吃东西，也没有一个能把分到的面包都吃完。晚饭后他们立刻给我们分发了毯子，又把我们带回那徒有四壁的冰冷号房里。

十三个小时过去了。七点钟的时候我们被叫醒，跑到浴室洗漱，吃下分给我们的面包和茶水。我们在班房的时间待满了，但我们得等到医生再给我们检查一遍身体后才能被放行，因为政府很害怕流浪汉传播天花。这一次那个医生让我们苦等了两个小时，直到十点钟我们才得以逃出生天。

是时候离开了，我们被带到院子里。在阴森的、臭气熏天的班房呆过之后，万物看上去是那么明媚，清风的味道是如此甘甜！牢头归还了每个人被没收的行囊，还分了一块面包和一些芝士作为中午的伙食。然后我们上路了，恨不得赶快离开这座班房和这里的清规戒律。现在我们暂时得到了自由。无聊地待了一天两夜之后，我们有八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消遣，到路上捡烟头、乞讨、找工作。此外，我们还得走上十、十五或者二十英里路，到下一间班房去，游戏将重新开始。

我挖出了我那八便士，和诺比一起上路。诺比是个体面但意气消沉的流浪汉，身上多带了一双靴子，到所有的职业介绍所找工作。我们这些难兄难弟就像一张席子上的臭虫，大家各奔东西南北。只有那个白痴在班房的大门口流连，直到最后牢头不得不把他赶走。

诺比和我出发去克罗伊登。路上很安静，没有汽车穿梭往来，栗子树上开满了花，就像巨大的蜡烛。周围十分安静，空气也很清新，很难想象几分钟之前我们还和那帮犯人挤在充斥着阴沟的恶臭和肥皂味的班房里。其他人都走了，路上似乎就只有我们两个流浪汉。

这时我听到身后传来匆忙的脚步声，有人碰了碰我的胳膊。那是“小苏格兰”，他气喘吁吁地追上了我们。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生锈的锡盒，脸上露出友善的笑容，就像一个准备还债的人。

“可找到你了，伙计。”他诚挚地说道，“我欠你几个烟头呢。昨天多亏有你。今早儿牢头把这盒烟屁股还给我了。礼尚往来嘛——拿着。”

他把四个湿漉漉脏兮兮的恶心的烟屁股塞进我的手里。

(1)　刊于1931年4月《艾德菲月刊》。《艾德菲月刊》（the Adelphi），创刊于1923年，停刊于1955年，是一份英国文学月刊。班房：原文标题是“The Spike”，“spike”是英语“casual ward”（收容所）的俚语表达，因此，译者在这里取“班房”这个更为俗语化的表达，并与译者翻译的乔治·奥威尔的《巴黎伦敦落魄记》中的译法保持一致。

(2)　拉撒路（Lazarus），《圣经·约翰福音》中的人物，耶稣施行神迹，使其复活。

(3)　沃尔特·斯科特（Walter Scott, 1771—1832），英国作家、剧作家、诗人，代表作有《赤胆豪情》、《湖畔少女》等。

绞刑⁽¹⁾

这里是缅甸，一个雨季湿漉漉的早晨。一盏惨淡的灯光就像黄色的锡箔，越过高墙斜照着监狱的庭院。我们等候在死刑囚犯的牢房外面。那些牢房是一排小屋，前门有两道栅栏，就像囚禁动物的小牢笼。每间牢房面积约为十英尺乘十英尺，里面除了一张木板床和一壶用来喝的水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在几间牢房里，棕色皮肤的囚犯静静地倚坐在靠里的栅栏边，身上裹着毛毯。他们都是死刑犯，再过一两个星期就会被处决。

一个囚犯被押出牢房。他是个印度人，身材孱弱瘦小，剃了光头，眼睛浑浊不堪。他长着浓密的虬髯，与他的身材很不相称，看上去就像滑稽电影里小丑的胡须。六个高大的印度狱卒正看守着他，准备将他送上绞刑台。两个狱卒站立着，端着上好了刺刀的步枪，另外四个人给他戴上手铐，将一条铁链穿过手铐，然后系在他们的腰带上，再将他的双手紧紧绑在身体两侧。他们挨他很近，一直小心翼翼地把手按在他身上，似乎想确保他不会逃跑。他们的动作就像在处理活鱼一样，担心那条鱼会挣扎跳回水里。但他站在那儿，没有挣扎反抗，垂着双手任由绳子捆绑，似乎他根本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八点的钟声响了，从远处的兵营传来军号声，在湿润的空气中显得气若游丝。典狱长没有和我们站在一起，正拿着手杖阴郁地戳着沙砾，听到军号声就抬起头来。他是个军医，蓄着花白的牙刷式胡须，语气粗暴而生硬。“看在上帝的分上，动作快点，弗朗西斯。”他不耐烦地说道，“这个囚犯应该已经被处决了。你们还没准备好吗？”

那几个狱卒的头儿弗朗西斯是个胖胖的达罗毗荼人，穿着白色的制服，戴着金边眼镜。他挥舞着皮肤黝黑的手，“好了，长官，好了，长官。”他嘟囔着说，“一切都准备好了。绞刑吏在等着呢。我们可以出发了。”

“好吧，赶快出发。得把这件事处理完囚犯们才能有饭吃。”

我们朝绞刑台走去。两个狱卒扛着枪走在囚犯身边，另外两个狱卒紧紧地挨在囚犯身边，扶着他的胳膊和肩膀，像在推搡他，又像在扶稳他。法警和其他人跟在后面。刚走出十码远，突然间，不是收到什么命令，也不是听到什么警报，队伍就停住了。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有一只狗，天知道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跑到庭院里来了。它在我们身边蹦来跳去，高声吠叫着，全身晃个不停，看到这么多人在一起似乎高兴坏了。那是一只毛茸茸的大狗，是艾尔谷犬和本地土狗的杂种。它在我们身边蹦跶了一会儿，然后猛地一下朝那个囚犯扑去，跳起来想舔他的脸，我们没有一个人能阻止它。大家吓得待在那儿，根本不敢去把那只狗给抓起来。

“谁把这该死的畜生放进来的？”典狱长生气地说道，“来人啊，给我抓住它！”

一个狱卒从押送队里走了出来，笨拙地追着那只狗，但它轻巧地跳来跳去，不让他逮到，似乎把发生的一切都当成了游戏。一个年轻的欧亚混血狱卒拾起几块石头，想把那只狗给吓跑。但那只狗躲过去了，又跟在我们后面。监狱的墙壁间回荡着它的叫声。那个囚犯在两个狱卒的押送下，冷漠地看着这一幕，似乎这只是绞刑的又一道正式手续。好几分钟过去后那只狗总算被逮住了。然后我们把我的手帕穿过那只狗的项圈，立刻动身出发，那只狗仍然在挣扎呜咽着。

离绞刑台大约四十码处，我看着那个死囚赤裸的棕色脊背在我面前走动着。他的双手被绑了起来，走起路来很别扭，但走得很稳当，步履一起一伏的——有的印度人从未伸直过膝盖走路。每走一步他的肌肉都会收紧放松，头发上下飞舞，湿漉漉的砂石地上留下一排脚印。有一回，虽然左右两边肩膀都被狱卒紧紧抓住，他依然朝旁边轻轻一绕，避开了路上的一个水潭。

这真是有趣，但直到这一刻我才意识到处决一个健康的、有知觉的人到底意味着什么。当我看到这个囚犯闪到一边避开那个水潭时，我才意识到将一条大好生命在其全盛的时候人为地中断是多么诡异的事情，而且这是不义之举，却又无法以言语加以表达。这个人并不是垂死之人，他和我们一样活得好好的。他全身上下的器官都正在运作，肠子正在吸收食物，皮肤正在新陈代谢，指甲正在生长，组织正在形成——所有的一切都在以神圣而神秘的方式在运作。当他踏上绞刑台时，当他在十分之一秒内从空中坠落时，他的指甲仍会在生长。他的眼睛看得到黄色的沙砾和灰色的墙壁，他的大脑还能记忆、预测和推理，甚至知道得避开水潭。他和我们一样都是人，我们正在一起走路，我们所看见的，所听到的，所感受到的，所理解到的，都是同一个世界。再过两分钟，突然间啪的一声，我们中的一个就死了——少了一个心灵，少了一个世界。

绞刑台在小院子里，与监狱的大操场隔离开来，里面长满了高大多刺的杂草。它是用砖砌的，像一间有三面墙的小房子，上面铺着木板，高处有两根横梁和一根桁架，上面挂着绞绳。绞刑吏是个头发花白的罪犯，穿着白色的囚服，正在绞刑台旁边等候着。我们一进去他就谄媚地点头哈腰朝我们打招呼。弗朗西斯一声令下，两个狱卒更用力地抓紧囚犯，半推半拉地将他引到绞刑台上，让他笨拙地登上梯子。然后，绞刑吏爬了上去，把绳子套在囚犯的脖子上。

我们站在五码外的地方等候着。那几个狱卒围着绞刑台站成一圈。然后，绳结打好了，那个死囚开始叫嚷，向自己的神明祈祷。叫声很高亢，不停地重复着：“罗摩！⁽²⁾罗摩！罗摩！罗摩！”不像求救的喊叫声那样急促或恐惧，而是不慌不忙，很有节奏感，几乎就像教堂的钟鸣。那只狗呜咽着回应他的叫喊声。绞刑吏仍然站在绞刑台上，拿出一个小小的像面粉袋那样的棉布袋子，套住那个囚犯的脸。虽然他的声音被棉布袋罩住，显得闷声闷气的，但仍一直在喊着：“罗摩！罗摩！罗摩！罗摩！”

绞刑吏爬了下来，稳稳地站在那儿，握紧了拉杆。几分钟似乎过去了，那个囚犯仍在闷声闷气地嚷着：“罗摩！罗摩！罗摩！”一刻也没有停歇。典狱长的头耷拉在胸口，慢慢地用手杖捅着地面，或许他在计算那个囚犯叫了多少声，或许那个犯人可以叫上个五十声或一百声。每个人的脸色都变了。那些印度人面如死灰，看上去像发霉的咖啡豆，有一两个人的刺刀在颤个不停。我们看着绞刑台上那个脖子套着绳子、头上罩着麻袋的囚犯，听着他的叫嚷声，每喊一声就能让生命多延续一秒钟。我们每个人的想法都一样：“喔，快点把他处决了，把事情干完，让这讨厌的声音结束吧！”

突然典狱长下定了主意。他抬起头，迅速地挥舞着手杖，几乎是气急败坏地用印度语喊了一句：“动手！”

啪的一声过后是一片死寂。那个死囚不见了，那条绳子扭成一团。我松开那只狗，它立刻朝绞刑架的后面跑去，但跑到那儿的时候突然停了下来，吠了几声，然后躲进了庭院的一个角落里，站在杂草中间，惊恐地看着我们。我们绕到绞刑台后面检视那个死囚的尸体。他吊在那儿，脚趾直指下方，慢悠悠地旋转着，就像一具石像一样了无生机。

典狱长伸出手杖，捅了捅那具赤裸的尸体，它轻轻地摆动了一下。“搞定了。”典狱长说道。他从绞刑架下面走了出来，长长吐了一口气。突然间那副阴郁的表情一扫而空。他瞄了一眼手表，“八点零八分，好了，早上的行刑结束了，感谢上帝。”

狱卒们卸下刺刀，列队离开了。那只狗清醒了过来，知道自己刚才在胡闹，灰溜溜地跟在他们后面。我们离开安置绞刑台的院子，经过那些关押死刑犯的牢房，走进监狱宽阔的中央大院。那些罪犯在配备着警棍的狱卒们的命令下，已经在领取早餐了。他们蹲坐成长长几排队伍，每个人手里拿着一个锡盆。两个狱卒抬着米桶绕场分发米饭。看完绞刑后，这一幕看上去是那么温馨祥和。囚犯处决完毕，我们都觉得心头放下了一块大石。每个人心里都萌发了想唱歌、想跑步、想嗤嗤偷笑的冲动。一下子大家都高高兴兴地聊起了天。

走在我身边的那个欧亚混血的小青年朝我们来时走的路点了点头，露出洞悉内情的微笑：“您知道吗，长官，我们的朋友（他指的是那个死囚）听说他的上诉被驳回时，在牢房里吓得尿了一地。来根烟吧，长官。您不觉得我这个新的银烟盒很漂亮吗，长官？地摊上买到的，两卢布八亚那。这可是经典的欧洲款式。”

几个人大笑起来——至于笑什么，似乎没有人知道。

弗朗西斯走在典狱长身边，喋喋不休地说道：“长官，一切都搞定了，干得真是漂亮。事情就这么结束了——啪的一声！平时可不是这样子的——噢，不是这样的！我知道有时候医生得走到绞刑架下，拉扯死囚的腿确保他真的死掉了。真是太糟糕了！”

“还在扭动着，是吧？那真是糟糕。”典狱长应了一句。

“哎，长官，当犯人不听话的时候情况就更糟了！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押解囚犯时，他死命地抓住牢房的栅栏。你可能不会相信，长官，我们得出动六个狱卒把他拽出来，每三个人扯他的一条腿。我们对他晓之以理，‘亲爱的伙计，’我们说道，‘想想你给我们带来多少麻烦和痛苦！’但他就是不肯听！哎，他真是个麻烦鬼！”

我发现自己笑得很大声。每个人都在笑，连典狱长也宽容地咧着嘴在笑。“大伙儿都出来喝一杯。”他和气地说道，“我车里有一瓶威士忌。我们把它喝掉吧。”

我们穿过监狱巍峨的双重门，走到路上。“扯他的腿！”一个缅甸法警突然叫嚷着，然后咯咯咯地笑了起来。我们又开始大笑起来。这个时候弗朗西斯那个故事似乎有趣极了。我们一起喝酒，欧洲人和本地人相处甚欢。那个死人就在一百码开外的地方。

(1)　刊于1931年8月《艾德菲月刊》。

(2)　罗摩（Rama），全名为罗摩占陀罗（Ramachandra），在印度教中是大神毗湿奴（Vishnu）的第七世化身，是完人的象征。

摘啤酒花⁽¹⁾

“度假还能有钱拿”，“你在那里逍遥度假，来回路费都挣到了，还能揣着五先令回家”，这是我引用的两个采摘啤酒花的老手的话，从孩提时代起，基本上每个季节他们都会去，对此非常熟悉。事实上采摘啤酒花根本不是什么度假，谈到工资，没有比这更糟糕的工作了。

我不是说采摘啤酒花本身是一件不讨喜的工作。它的工作时间很长，却是很健康的户外工作，任何身强力壮的人都干得来，过程非常简单。那些藤蔓就像爬山虎一样爬得很高，上面结了一串串好像葡萄的啤酒花，吊在竿子上或铁丝网上。采摘工人要做的，就是将藤蔓扯下来，把啤酒花摘到布袋里面，尽量让它们不带枝叶。多刺的茎梗会把采摘工人的手心扎得鲜血直流，在清晨伤口再次开裂之前，这活儿很痛苦。麻烦的事情还有藤虱，它们不仅肆虐啤酒花，还会爬到工人的脖子上，但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烦恼了。你可以一边工作一边聊天抽烟，在大热天里再没有比躲在藤蔓的荫凉下闻着它们苦涩的清香更惬意的事情了——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清新味道，就像从冷啤的海洋吹来的一股风。要是能够靠这个谋生，那几乎就是最理想的事情了。

不幸的是，这份工作的报酬非常低廉，一个采摘工人一周几乎不可能挣到一英镑，而在1931年这样的多雨年份，只能挣到十五先令。采摘啤酒花算的是计件工资，采摘工人按多少钱一蒲式耳算工钱。在我工作的农场，和肯特郡的大部分农场一样，今年的价格是摘六蒲式耳挣一先令——也就是说，我们每摘一蒲式耳挣两便士。一根长势好的藤大概能摘半蒲式耳的啤酒花，一个熟练的采摘工人十五分钟能摘完一根藤蔓，在完美的情况下，一个采摘老手一周干六十个小时，可以挣到三十先令。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完美的条件并不存在。首先，啤酒花的质量差别很大。在有的藤蔓上，它们大得跟小梨子一样，在有的藤蔓上却跟榛子差不多大小。长势不好的藤蔓和长势好的藤蔓花的时间都一样。藤蔓越长，下面的啤酒花就长得越纠结，通常摘上五根藤蔓都摘不了一蒲式耳。而且，工作老是会出现延误，不是要更换田地，就是下起了雨，每天都会因为这些事情耽误一两个小时，而这些损失的时间是没有报酬的。最后，最大的损失原因是不公的计量。啤酒花被放在标准尺寸的蒲式耳筐子里，但必须记住的是，啤酒花可不像苹果或土豆，说是一蒲式耳就是一蒲式耳，没得争辩。啤酒花软绵绵的就像海绵一样，计量员把一蒲式耳的啤酒花压成一夸脱是很容易的事情。采摘工人们总是高唱着：

当他过来计量时，

从来不知道收手，

哎，哎，放进袋子里，

装了满满的一袋！

啤酒花从布袋里被装到大麻袋里，这些大麻袋装满时的重量是一英担，一个人就搬得动。但在计量员奉命要“把它们弄重点”的时候，经常要两个人才能搬得动满满一口麻袋。

就是在这样的工作条件下，我和一个朋友今年九月每周大约挣九个先令。我们是新手，但有经验的采摘工人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组里最棒的采摘工人是一户吉卜赛人，五个大人和一个小孩，在整个营地里也堪称拔尖儿的。这些人每天在啤酒花田里干十个小时，三个星期总共挣了十英镑。不算那个孩子在内（虽然事实上田里的孩子都会帮忙），平均算起来每个人每星期挣十三先令又四便士。附近有很多农场给的价格是八或九蒲式耳一先令，在那里一星期很难挣到十二先令。除了报酬低廉之外，采摘工人只能忍受让他们实际上沦为奴隶的规矩。比方说，有一条规矩赋予了农场主以任何理由解雇工人的权力，而且还能克扣他们四分之一的收入，而如果工人们自己辞职的话，工钱也会被克扣。难怪那些居无定所的短工中大部分人一年工作十个月还是得在“托比”⁽²⁾流浪，在失业的时候只能到流浪汉收容所睡觉。

至于采摘工人的居住条件，现在有一大帮政府官员在进行监督，因此应该要比原来好一些，而原来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实在难以想象，因为现在普通工人的茅屋比马厩还要糟糕。（我这么说是有理由的：在我们农场，专门给已婚夫妇住的最好的地方就是马厩。）我和我的朋友，还有另外两个人，睡在一间十尺见方的小茅屋里，有两扇不透光的窗户和六个破洞，既透风又透雨，而且除了一堆稻草之外就没有别的家具了。厕所在两百码外的地方，水龙头的距离也一样远。有的茅屋不得不睡八个人，不过这样一来倒是暖和了一些。九月的夜晚没有被单只有一口破麻袋盖在身上时实在冷得难受。当然，露营生活的种种不适这里都有，但谈不上特别辛苦，当我们不在工作或睡觉时，我们不是在挑水就是在用潮湿的树枝准备生一堆火。

我想大家都会同意这样的报酬和待遇确实很艰苦，但奇怪的是，采摘工人从来不会短缺，而且同样一帮人年复一年地回啤酒花田干活。能让这个行业继续下去的，或许是因为虽然报酬很低，而且生活很不舒服，但伦敦人很享受到乡村的旅途，当采摘季节结束时，采摘工人们由衷地高兴能回到伦敦，不用睡稻草堆，可以花一便士买煤，而不是收集柴火，而且伍尔沃斯超市就在街头。然而，等到工作结束时，采摘啤酒花成了很好玩的事情。在采摘工人们的脑海中它就像在度假一样，虽然他们一直在辛苦地工作，到最后还得赔上自己的钱。除此之外，计件工资的体系掩盖了报酬的低廉，因为“六蒲式耳一先令”听起来要比“一星期十五先令”多得多。而十年前是美好的时光，那时候啤酒花很贵，农场主给的工钱是一蒲式耳六便士。这就让“口袋里揣着五英镑回家”这一传闻经久不衰。不管怎样，无论是什么原因，要找到工人干活根本不难，因此，你不应该对啤酒花田的艰苦条件有太多抱怨。但如果你把报酬与待遇和所干的活儿相比较，一个采摘工人要比一个人肉三明治招牌工人⁽³⁾还要悲惨。

(1)　刊于1931年10月17日《新政治家与国家报》。

(2)　原注：“托比”就是“道路”之意（因此“高托比”的意思是“高速公路”）。

(3)　指在身体的前后挂着商家招牌招徕生意的工作。

进班房

这趟旅程以失败告终，因为它的目的是进监狱，但我只在拘留所里待了48个小时。不过，我做了记录，因为治安法庭的程序和别的事情非常有趣。我是在事情发生了8个月后写的这篇文章，因此对日期不是很肯定，但那是在1931年圣诞节前一个星期或前十天发生的。

星期六下午我动身出发，身上有四五个先令，来到迈尔安德路，因为我的计划是喝得不省人事，我以为他们对东区的醉鬼会更加不留情面。我买了一些烟草和一本“扬基杂志”⁽¹⁾，为接下来的监狱生活做好准备。然后，酒吧一开门，我就进去喝上四五品脱啤酒，把一瓶一夸脱的威士忌喝了个底朝天，身上只剩下两便士。那瓶威士忌快见底的时候我就已经醉得差不多了——醉得比我原先预计的更厉害，因为一整天我都没吃过东西，酒精在我空荡荡的胃里很快就发挥作用。我只能勉强站起来，虽然我的脑袋很清醒——当我喝醉酒的时候，脚站不稳嘴说不出话很久过后脑袋仍然很清醒。我开始踉踉跄跄地走在人行道上，朝西边走去，走了很久都没遇到警察，虽然街道上熙熙攘攘，所有人都在对我指指点点，尽情嘲笑。最后，我看到两个警察正走过来。我从口袋里拿出那瓶威士忌，就在他们眼前把剩下的酒给喝光，几乎醉倒过去。我抱住一根灯柱，瘫倒下来。那两个警察朝我跑来，把我翻转身，从我手中拿走了酒瓶。

他们说：“嘿，你刚才喝的是什么？”（他们或许以为这是一起自杀。）

我说：“那瓶是我的威士忌。你们给我走开。”

他们说：“唔，他就像在酒缸里泡过一样！——你刚才干什么去了，呃？”

我说：“去酒吧里找点乐子。圣诞节了，不是吗？”

他们说：“没呢，还有一个星期才是。你把日子弄错了，你弄错了。你最好跟我们走。我们会看住你的。”

我说：“凭什么我得跟你们走？”

他们说：“这样我们可以看住你，让你舒服一些。你这样子乱跑会给车撞上的。”

我说：“瞧，那边有酒吧，我们去里面喝酒吧。”

他们说：“你今晚喝得够多了，老伙计。你最好跟我们走。”

我说：“你们要带我去哪儿？”

他们说：“就只是去一个你可以安静地睡上一个好觉的地方，有一床干净的床单和两张毯子什么的。”

我说：“那儿有喝的吗？”

他们说：“当然有。我们那地方就有卖酒的。”

说着话的这会儿他们就温和地引着我沿着人行道走着。他们把我的胳膊关进一个锁扣里（我忘记那叫什么了），锁上了这东西，只要轻轻一扭就可以把一个人的胳膊扭断，但他们对我的动作很轻柔，似乎当我是一个小孩。我心里很清楚，看到他们费尽心思劝说我跟他们走，一次也没有透露我们正要去警察局这个事实，我觉得很有趣。我猜想这就是对付喝醉酒的人的例行公事。

我们来到警察局（那是贝斯纳绿地的警察局，但到了星期一我才知道的），他们把我按在一张椅子上，开始清空我的口袋，那个中士一直向我问话。但我假装醉得太厉害，没有给出像样的答案，他厌烦地叫他们把我带到囚室里去，他们服从了命令。囚室大约和收容所的号房一样大小（大概是十英尺长，五英尺宽，十英尺高），但要干净得多，装修也更为合理。墙上贴的是白色的瓷砖，修了厕所，有一条热水管道、一张木架床、一个马鬃枕头和两张毯子。在靠近屋顶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窗户，装了栅栏，在厚厚的玻璃后面有一盏灯泡，整晚都在发亮。门是钢做的，上面有常见的窥视孔和把食物递过来的小洞。那两个搜我身的警官已经拿走了我的钱、火柴、刮胡刀和我的围巾——后来我知道这是因为曾经有犯人用围巾上吊自杀。

接下来的一天一夜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实在是非常无聊。我恶心得厉害，比我以前任何一次醉酒都更恶心，无疑这是因为我空腹喝酒了。星期天有两顿饭我吃的是面包和人造黄油，还有茶水（班房的质量），有一顿饭吃的是肉和土豆——我相信这是那个中士的妻子好心施舍给我的，因为我认为被关押的犯人只能吃到面包和人造黄油。我不能刮胡子，只有一点冷水可供洗漱。填起诉书的时候我讲述了惯用的那个故事，也就是，我叫爱德华·波顿，我的父母在布莱斯堡开了一间蛋糕店，我曾在布莱斯堡的一间布料店上班，因为酗酒而被开除，我的父母再也受不了我酗酒的毛病，把我赶出家门。我还补充说我一直在比灵斯盖特当脚夫，星期六的时候意外地“搞到了”六个先令，于是就喝得烂醉了。警察们很和气，对我进行了几番关于酗酒的说教，说一些老生常谈的话：我还“良知未泯”什么的。他们同意我可以自行把自己保释出去，但我没钱，而且也没地方可去，于是我选择了坐牢。牢房里很无聊，但我带了那本“扬基杂志”，而且能向在走廊里值勤的警官要个火抽根烟——犯人当然是不能带火柴的。

第二天大清早，他们把我带出了牢房去洗漱，归还了我的围巾，把我带到院子里，关在一辆黑囚车里。黑囚车的里头就像是一间法国式的公厕，两边是上了锁的小隔间，大小仅容你坐下来。我的隔间墙上刻满了人名、他们的罪行和刑期有多长。还有几则以这个对句为蓝本的变体：

“史密斯探长真会出茅招，告诉他我迟早会把他操。”

（“出茅招”在这里指的是告密耍奸。）囚车载着我们去了好几个警察局，总共接了十个犯人，黑囚车里坐得满满当当的。他们在囚车里好不开心。隔间的门在顶部是敞开的，以便通风，因此你可以伸手过去，有人设法偷偷带了火柴进来，我们都抽上了烟。很快我们就开始唱歌，由于临近圣诞节，我们唱了几首圣诞颂歌。开到老街的治安法庭时，我们高唱着：

“来吧，所有的信徒，畅享快乐和胜利！来吧，来吧，来到伯利恒。”⁽²⁾如此这般。我觉得唱这种歌似乎不太合适。

到了治安法庭他们把我带下车，把我关进和贝斯纳绿地警察局那间一样的牢房里，甚至连瓷砖的数目也一样——这两间牢房的我都数过了。牢房里除了我之外还关了三个人，一个衣着时髦、体格健壮、气色红润的男人，大约三十五岁，我觉得他是个旅行推销员或簿记员。另一个是个中年犹太人，衣着也很体面。第三个显然是个入室偷盗的惯犯，个子矮小，看上去很凶悍，长着灰色的头发和一张饱经沧桑的脸，这时因为即将受审而非常激动。他根本没办法消停一会儿，就像一只野兽那样在牢房里不停地来回走动。我们都坐在木架床上，他碰到了我们的膝盖，还一直叫嚷着他是无辜的——显然，他被控告在外游荡，意图实施入室抢劫。他说之前他被定过九次罪，大部分都只是怀疑而已，几乎所有有前科的人都会被定罪。时不时地他会朝牢房的门挥舞着拳头。“欠操的裹脚布！欠操的裹脚布！”指的是逮捕了他的“条子”。

很快又有两个犯人被关进牢房，一个相貌丑陋的比利时年轻人被控告推独轮车阻碍交通，还有一个毛发格外浓密的怪人，不知道是聋子还是哑巴，还是不懂英语。除了最后这个人，所有的犯人都畅所欲言地说起了自己的案子。那个气色红润的时髦男子似乎是一间酒吧的“主管”（这体现了伦敦的酒吧老板已经彻底被酿酒商控制了，他们的头衔总是“主管”，而不是“老板”，其实也就是雇员罢了），挪用了圣诞节俱乐部的钱。和许多人一样，他欠了酿酒商一屁股债，显然是拿着钱想靠赌马赢钱。两个股东在这笔钱到期偿还的几天前发现了猫腻，告发了他。这位“主管”立刻把钱还了回去，但少了12英镑，这笔钱在他的案子被提审之前已经还清了，但他肯定会被判刑，因为法官对这种案件不会留情——事实上，当天他被判了四个月的有期徒刑。当然，他这辈子就这么毁了。那些酿酒商会要求破产清算，把他的存货和家具都卖掉，而他再也别想申请到酒吧执照了。他努力在我们几个面前厚着脸皮讲述这件事，不停地从几盒金叶牌香烟盒中拿烟抽——我敢说这是他这辈子最后一次能有足够的烟抽了。当他说话时，他的眼神空洞而恍惚。我想他正慢慢地意识到他作为一个社会体面人的生活已经走到了尽头。

那个犹太人曾经在史密斯菲尔德斯一间犹太肉店当采购。在为老板工作了七年后，突然间他贪污了28英镑，去了爱丁堡——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去爱丁堡——和妓女“逍遥快活”，钱花光了就回去自首。那笔钱里有16英镑已经偿清，剩下的以每月分期付款的形式偿还。他有老婆和几个孩子。有趣的是，他告诉我们他的老板可能会因为指控他而惹上犹太教会的麻烦。似乎犹太人有自己的仲裁法庭，而在没有向仲裁法庭起诉之前，犹太人是不会控告同胞的，至少在像这样违背信任的事情上不会。

这些人有一番话触动了我——这番话我几乎听每个犯了严重罪行的犯人都说过。内容是：“我不介意坐牢，我介意的是没了工作。”我相信这体现了比起资本家的力量，法律的力量正在逐渐萎缩。

他们让我们枯等了几个小时。牢房里很不舒服，因为那张木架床没有地方让我们全都坐下来，虽然我们有好几个人，里面还是冷得够呛。几个人用了厕所，在一间如此狭小的牢房里实在是让人觉得恶心，特别是当拉手不能用的时候。那个酒吧老板慷慨地派发香烟，那个走廊里的警官给我们借火。时不时地，从隔壁的牢房会传来很响的叮叮当当的响声，那里有一个年轻人，捅了他的“甜心”肚子一刀——我们听说她有可能活过来——被单独囚禁。天知道那边是什么情况，但听起来好像他被铁链拴在了墙上。大约十点钟的时候他们给了我们每人一杯茶——这好像不是政府提供的，而是治安法庭的传教士赠送的——然后我们就被带到一间宽敞的等候室，犯人们在那里等候审判。

这里大约有五十名犯人，什么样的男人都有，但大体上要比你预料中的衣着更加入时。他们戴着帽子来回走动，冻得瑟瑟发抖。在这里我看到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当我被带到我的牢房时，我见到两个看上去脏兮兮的混混，比我还要脏得多，可能是因为酗酒，也可能是因为阻碍交通，被关进了同一排的另一间牢房。而在这间等候室里，这两个人手里拿着笔记本在盘问犯人。原来他们就是“条子”，化装成犯人混进牢房打听消息——因为犯人之间就像共济会那样互相信任，彼此之间无话不谈。我觉得这是很下作的伎俩。

犯人们一直被三三两两地沿着一条走廊带到法庭里。很快，一名中士嚷道：“醉酒的人过来！”我们四五个人就沿着走廊鱼贯而行，在法庭的入口处站立等候着。那里一个值勤的年轻警官给我提了建议：

“进去的时候把帽子摘下来，乖乖认罪，不要顶嘴。以前被判过刑吗？”

“没有。”

“你会被课以六先令的罚金。准备给钱吗？”

“我没钱，身上就两便士。”

“那好，没关系。你运气好，今天早上不是布朗先生当值。他是个禁酒主义者，对醉酒的人不留半分情面，唔！”

醉酒案的审判快得我甚至没有时间去留意法庭是什么样子的。我只是依稀记得有一个高台，上方悬挂着盾徽，文员们坐在下面的桌子上，还有一道栅栏。我们鱼贯穿过栅栏，就像人们在穿过一道旋转门那样，每个案子的审判流程都像这样：“爱德华—波顿—醉酒—人事不省—你醉酒了？—是的—六先令—走吧—下一个！”

所有这些在五秒钟之内就完事了。在法庭的另一边，我们走进一个房间，一位中士正拿着账本坐在一张书桌旁。

“六先令？”他问道。

“是的。”

“准备给钱吗？”

“我给不了。”

“那好，回你的牢房里去。”

他们把我带了回去，把我关进原来那间牢房，我离开了也就十分钟。

那个酒吧老板也被带回来了，他的案子被押后了。那个比利时年轻人和我一样付不了罚金。那个犹太人已经走了，是被释放了还是服刑了我们都不知道。一整天犯人们来来去去，有的等候着审判，有的等着黑囚车把他们带到监狱去。天气很冷，牢房里那股污秽的排泄物的恶臭变得难以忍受。大约两点钟的时候他们给我们送来了午饭——每个人分到一杯茶、两片面包和人造黄油。显然，这是规定的饮食。如果你有朋友在外面的话，你可以让他把吃的带进来，但我觉得让一个身无分文的人只能以面包和人造黄油果腹去面对审判是非常不公平的事情，而且还不能刮胡子——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超过四十八个小时没有刮过胡子了——这样很有可能会让法官对犯人心存偏见。

在那些临时关在牢房里的犯人中，有一对朋友或搭档，名字似乎是斯瑙特和查理，他们因为在街头犯事而被逮捕——应该是用一辆手推车阻碍交通。斯瑙特身材瘦削，脸膛赤红，看上去神情歹毒，而查理是个身材矮小但很有力气的乐天派。他们的对话很有趣。

查理说：“天哪，这里操他娘的不冷。我们真是走运，布朗那个老家伙今天不在。他一看到你就会判你坐一个月牢。”

斯瑙特（无聊地唱着歌）：“我左敲敲，我右敲敲，我最拿手的就是敲来又敲去。敲敲这儿，敲敲那儿，我到处敲来又敲去——”

查理说：“噢，操你妈的敲来又敲去！一年的这个时候你要干的就是偷东西。窗户里那一排排的火鸡，就像一排排没穿衣服的该死的士兵——看着它们难道你不会垂涎欲滴吗？跟你打赌六便士，今晚我就去逮一只来。”

斯瑙特说：“那又有什么用？在班房里你又不能生火把那只鸡给煮了，不是吗？”

查理说：“谁要煮了？不过我知道可以去哪儿把它给甩（卖）了，挣上一两个先令。”

斯瑙特说：“不要了。一年的这个时候得唱颂歌。我唱哀伤的歌曲时，能打动他们的心扉。那些老妓女听我唱歌眼泪都快哭干了。今年圣诞节我可不会唱歌给她们听。就算她们苦苦哀求我也会跑到班房里去。”

查理说：“啊，我能给你来几句颂歌，赞美诗也行哦。（他开始以美妙的男低音唱起了歌。）耶稣，我的灵魂的爱人，让我飞往你的胸怀——”

值勤的警官（透过铁栅窗）：“别唱了，里面的，别唱了！你们以为这是什么地方？浸信会祈祷聚会吗？”

查理（那位警官刚走就小声说道）：“死开啦，夜壶。（他哼唱着）——洪涛暴雨冲我身，狂激风浪高千寻！⁽³⁾你会发现没什么赞美诗是我不能唱给你听的。过去这两年我在达特莫尔的唱诗班唱男低音，真的。”

斯瑙特说：“啊？现在达特莫尔怎么样了？现在你吃得上果酱了吗？”

查理说：“没有果酱。不过倒是有奶酪，每周两次。”

斯瑙特说：“啊？你待了多久？”

查理说：“四年。”

斯瑙特说：“四年没得干——天哪！要是里面的人看到一双腿（女人的腿）那不得疯掉，呃？”

查理说：“啊，这个嘛，在达特莫尔我们会在田里找老女人干炮。把她们拉到迷雾中的树篱下。她们是过来偷挖马铃薯的——七十岁的老太婆。我们四十个人被逮个正着，下场很难看。吃的是面包和清水，身上绑着锁链——就是这样。我对着《圣经》发誓以后我再也不会进监狱了。”

斯瑙特说：“对了，问你呢！上次你是怎么进监狱的？”

查理说：“你可能不会相信，伙计，我被出卖了——被我的亲姐姐出卖了！是的，就是我那该死的姐姐！我的姐姐就是一个有史以来最烂的贱货。她嫁给了一个虔诚的疯子，他虔诚得不行，搞得她现在有了十五个孩子。就是他逼她出卖我的。但我告诉你吧，我在他们身上讨回了公道。你知道我出狱后干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吗？我买了一把锤子，跑到我姐姐家里，把她的钢琴砸成了一堆他妈的柴火。我就是这么干的。我说：‘这就是你出卖我的下场！你这个贱货！’”等等等等。

这两个人一整天就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这些话，他们俩只是因为犯了一点小事而被关进来，对此自鸣得意。那些将要进监狱的人都沉默寡言焦躁不安，有的人——那些第一次被抓的体面人——脸上的表情阴沉沉的。大约下午三点的时候他们把那个酒吧老板带走了，遣送到监狱里去。他从值勤的警官那里得知他将和基尔桑特男爵⁽⁴⁾被关在同一个监狱，心情好了一些。他觉得要是在监狱里能巴结到基尔桑特男爵的话，或许出狱的时候能谋得一份差事。

我不知道自己会被关押多久，以为至少得有几天。不过，四五点的时候他们就把我带出了号房，归还了没收的东西，然后立刻把我推搡到街上。显然，关押一天就权当是抵了罚金。我只有两便士，一整天除了面包和人造黄油外还没有吃过东西，饿得晕头转向。但是，和往常一样，当我在烟草和食物中必须作出选择时，我用那两便士买了烟草。然后我来到滑铁卢大街的“教堂天军”救助站，在那里你可以寄宿，吃上两顿面包和罐头牛肉，喝点茶，参加祈祷聚会，干上四个小时锯木头的活儿。

第二天早上我回家取了点钱，去了埃德蒙顿。晚上九点钟的时候我来到收容所门前，喝得不算烂醉如泥，也就是醉醺醺的，以为这会让我进监狱——因为根据《流浪法案》的规定，流浪汉在醉酒的情况下去收容所是犯法的。但是，门卫很体谅我，显然觉得对一个有钱买酒的流浪汉得客气一些。接下来的几天我又尝试了几回，在警察的眼皮底下乞讨，想惹上麻烦，但我似乎吉星高照——没有人注意到我。由于我不想犯下严重的罪行，这样可能会让我的身份接受调查什么的，我放弃了。因此，这趟旅程算是失败了，但我把它记录了下来，真是一段很有趣的经历。

(1)　扬基杂志即美国杂志，扬基（Yank或Yankee）是美国人的俚称。

(2)　原文是拉丁文：“Adeste, fideles, laeti triumphantes, adeste, adeste ad Bethlehem.”

(3)　这两句歌词出自基督教赞美诗《耶稣，我灵魂的至爱》（Jesus Lover of My Soul）。

(4)　欧文·科斯比·菲利普斯·基尔桑特男爵（Baron Kylsant Owen Cosby Philipps, 1863—1937），英国航运巨头，1931年因伪造证件而被捕入狱。

寄宿旅馆⁽¹⁾

伦敦有好几百间寄宿旅馆，由伦敦市政委员会专门发放执照，供人们过夜投宿。它们是为那些付不起普通房租的人而设的，事实上，它们就是极为廉价的旅馆。很难估计有多少人住在寄宿旅馆里，其数目不停地发生变动，但总是会有数万人，到了冬天那几个月，或许得有五万。考虑到寄宿旅馆容纳了那么多人，而且大部分旅馆条件极其恶劣，它们并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

要考察伦敦市政委员会的立法对这个问题的影响，你必须对寄宿旅馆的生活有所了解。普通的寄宿旅馆（它们被称为“大通铺”）有几间房和一个厨房，通常位于地下，同时作为客厅使用。这些地方的条件让人觉得很恶心，特别是南边的几个城区，比如索斯沃克或柏蒙西。房间都像是可怕的、恶臭熏天的狗窝，挤了上百号人，里面摆设的床比伦敦收容所里的床还要差得多。一般来说，这些床大概是五英尺六英寸长，二英尺六英寸宽，铺了一张硬而凸起的床垫，摆了一个像块木头那样的圆柱形枕头。有些更为廉价的旅馆甚至连枕头都没有。床上铺的是两张粗糙的琥珀色被单，估计每星期换一次，但实际上很多时候一个月才换一次，还有一张棉布床罩。在冬天的时候可能会有毯子，但总是不够暖。床上总是有臭虫，厨房里总是有蟑螂或黑甲虫。当然，里面没有浴室，没有能保护隐私的房间。对于一般的寄宿旅馆而言，这些都是正常而且为人接受的住宿条件。住在这样的地方所支付的费用在7便士到1先令1便士之间。应该补充一句，虽然这个价格听起来很低，但平均算起来寄宿旅馆一个星期能给老板带来40英镑左右的净利润。

除了这些一般的、肮脏的寄宿旅馆外，还有其它地方，比方说罗尔顿旅馆和救世军招待所，这些都很干净体面。不幸的是，所有这些地方的好处都被严苛无聊的规矩给败坏了，住在里面就像坐牢一样。在伦敦（奇怪的是，某些其它城镇情况要好一些），能享受自由和一张好床的寄宿旅馆一间也找不到。

寄宿旅馆如此肮脏和不舒服，但奇怪的是，它们总是得接受伦敦市政委员会的视察。当你第一次看到阴暗的、就像是穴居人洞穴的寄宿旅馆厨房时，你会以为这是十九世纪早期社会的一角，不知怎地被改革者们忽略了。当你发现寄宿旅馆为一套细致和专制（故意如此）的规矩所约束时，你会觉得很吃惊。根据伦敦市政委员会的规定，在寄宿旅馆里基本上每件事都是违法的。赌博、酗酒、甚至提起“酒”这个字、骂街、朝地上吐痰、养宠物、打架——简而言之，这些地方的整个社交生活——都被严令禁止。当然，这一套规定总是被违反，但有的规矩得以贯彻。它们体现了这类立法的无聊和无情。举一个例子吧，不久前伦敦市政委员会开始关注寄宿旅馆的床位太近这个问题，立法规定床与床之间的间隔必须至少三英尺。这种规定就可以得到贯彻，那些床按照规定加以摆放。事实上，对于一个已经住在拥挤不堪的宿舍里的住客来说，床与床之间相距是三英尺还是一英尺并没有所谓，但这对老板来说可是要紧的事情，他的收入取决于面积的利用率。因此，这个规定唯一实质性的结果就是，床位的价格普遍上涨了。请注意，虽然床与床之间的间距有严格的规定，对床本身并没有规定——比方说，它们是否适合睡眠并没有只言片语的规定。寄宿旅馆的管理人员可以要住客为了一张比一堆稻草还不舒服的床付一先令左右的钱，而他们确实这么做了，却没有法律规定他们不能这么干。

再举一个关于伦敦市政委员会规定的例子。几乎所有的寄宿旅馆都严格地贯彻女人不得入住的规矩。有几间旅馆是专门给女人住的，只有少数几间寄宿旅馆——少到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影响——可以男女混住。这样一来，任何定期住在寄宿旅馆的无家可归的男人就完全与女性群体没有了接触——事实上，甚至有夫妻俩因为不能在同一间寄宿旅馆入住而被迫分开的情况。此外，有些价格更为低廉的寄宿旅馆总是被访问贫民窟的团契所侵扰，他们不请自来，闯入厨房里进行冗长的宗教仪式。那些住客很不喜欢这些贫民窟团契，但他们没有权力拒绝他们。你能想象这种事情会在一间酒店里发生吗？但是，住在寄宿旅馆里的人一晚上只付八便士，不是十先令六便士。这是小打小闹的暴政。你只能说，当一个人穷到只能去住寄宿旅馆时，他就丧失了作为公民的一部分权利。

你不能不觉得在伦敦市政委员会给寄宿旅馆定的这些规矩背后有这么一个指导原则：所有这些规矩，其本质都是干涉性的立法——也就是说，它们干涉了住客，而不是为了保障住客的利益。它们的重点是卫生和道德，至于住得舒不舒服则是寄宿旅馆老板的事，他们当然要么逃避这一责任，要么以慈善机构的心态去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指出的是，事实上，通过立法就可能让寄宿旅馆做出改善。至于干不干净，没有法律会对此作出规定，而这从来只是一个小问题。但睡觉的条件却可以被轻松地提高到像样的标准。寄宿旅馆是你掏钱睡觉的地方，而大部分寄宿旅馆在这个最关键的问题上没有做好，因为没有人能在一个喧闹的房间里，在一张硬得像砖头的床上睡个好觉。如果伦敦市政委员会要求寄宿旅馆的经营者把房间分成小隔间，提供舒服的床铺，比方说，和伦敦收容所里的床铺一样好就行了，那伦敦市政委员会真是功德无量。把所有的寄宿旅馆分为“只供男性入住”和“只供女性入住”这一原则似乎毫无意义，似乎男人和女人是钠和水，必须被隔离开来，否则会引发爆炸。这些寄宿旅馆应该男人和女人都能入住，就像某些外地城镇那样。现在老板和经理对住客百般欺诈，住客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这些条件能够实现的话，寄宿旅馆就能比现在更好地实现它的目的，而这个目的是非常重要的。毕竟，数万名失业者和半失业者没有别的地方可以住了。他们现在被迫在宽松的猪圈和卫生的监狱之间作出选择，这实在是荒唐。

(1)　刊于1932年9月3日《新政治家与国家报》。

射象⁽¹⁾

在下缅甸的毛淡棉市有很多人痛恨我——我这辈子就只有这么一回受人重视过。我是这个小镇的警察分局警官，这里的人都很讨厌欧洲人，那是一种没有目标的、并不强烈的情感，没有人敢发起暴动，但如果一个欧洲女人独自去巴扎集市，有人或许会往她的裙子上吐蒌叶汁。警官的身份让我成为了众矢之的，只要一有机会，在不会出事的情况下，他们就会戏弄我。在足球场上，如果一个敏捷的缅甸人绊倒了我，裁判（另一个缅甸人）会扭头看着别处，而观众们会不怀好意地哈哈大笑。这种情况发生过不止一回。到最后，无论我走到那儿都会看到年轻的缅甸人黄皮肤的面孔在嘲笑我，当我走远了的时候就大声起哄侮辱我，折磨着我的神经。那些年轻的和尚最令人讨厌。小镇里有数千个和尚，他们个个似乎无所事事，就站在街头角落揶揄戏弄欧洲人。

这些情况令我觉得心烦意乱，因为那时候我已经知道帝国主义邪恶透顶，一心只希望尽快摆脱这份工作。理论上——当然只能藏在心里——我全身心支持缅甸人，反对他们的压迫者，即那些英国佬。至于我的工作，我的憎恨到了无以言状的地步。这份工作让我近距离地目睹帝国主义的肮脏勾当。那些可怜的犯人挤在臭气熏天的牢房里，那些长期囚禁的犯人脸色死灰，神情恭顺。他们的屁股被竹篾鞭笞得伤痕累累——这一切的一切让我心生愧疚，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但我做不到客观公允地看待这一切。那时我还年轻，没受过什么教育，我只能在沉默中思考着这个困扰着每一个置身于东方国度的英国人的问题。我甚至不知道大英帝国已经奄奄一息，更不知道比起那些野心勃勃的新兴帝国，大英帝国其实要好得多。我只知道我仇恨我所服务的大英帝国，又痛恨那些不怀好意的缅甸家伙，他们处处和我作对。我挣扎在这两种恨意之间。内心中的一个自我觉得英国在殖民地的统治是永远无法打破的骑在人民头上施虐的暴政；而另一个自我却在幻想着将刺刀扎进一个和尚的肚子，那将会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快乐。这些情感是帝国主义最普通不过的副产品，如果你问一个下班的驻印度英国官员，他们都会这么说。

而在某一天发生了一件事，以迂回曲折的方式让我受到了启发，虽然只是一件小事，却让我进一步看清了帝国主义的真实本质——隐藏在殖民政府暴虐统治背后的真实动机。一天早上，镇里另一个警察局的副警司打电话给我，说有一头大象跑到巴扎集市大肆破坏，让我过去帮忙。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但我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我骑着一匹马出发了，带上了我的步枪。那是一把旧式的点44温彻斯特步枪，口径太小，根本不足以射杀大象，但我想枪声可以吓吓那头畜生。路上好几个缅甸人拦住了我，告诉我那头大象的暴行。当然，那不是一头野象，但正处于发情的狂暴期。和所有进入发情期的家象一样，这头象也被拴上了锁链，但昨天晚上它挣脱锁链逃跑了。当它处于发情期时，只有驯象人才能管得住它，但他出发去追这头大象时却跑错了方向，现在远在别处，得等十二个小时才能赶到这儿来。清晨的时候大象突然又出现在小镇里。缅甸人没有武器，根本拿它没办法。那头大象已经毁掉了几个人的竹屋，杀死了一头奶牛，闯入了几家卖水果的摊位，把水果吃掉了。它还撞上了市政垃圾车，司机跳出车外，逃之夭夭。而大象把垃圾车撞翻了，在上面大肆踩踏。

那个缅甸副警司和几个印度警员已经在目击到大象出没的地方等着我了。这里是贫民区，沿着一座陡峭的小山搭建了拥挤的简陋竹屋，用棕榈叶盖了屋顶，蜿蜒曲折，就像迷宫一样。我记得那是一个多云闷热的早晨，就快下雨了。我们开始查问大象的下落，但和以往一样，任何确切的信息也没有问到。在东方就是这样，道听途说的故事内容似乎很清晰，但你越接近故事发生的地方，情况就越模糊。有的人说大象往这头跑了，有的人说大象往那头跑了，有人干脆说根本没听说过什么大象。正当我觉得整件事不过是一堆谣言时，我们听到不远处传来了一声尖利的惊叫，“快走开，孩子！赶快走开！”一个老妇从小屋的角落后面跑了出来，手里拿着一根鞭子使劲将一群赤身露体的小孩赶跑。几个女人跟在后面，咂着舌头，惊叫不已。显然，那里有一些儿童不应该看到的东西。我绕到屋后，看到一个男人的尸体匍匐在泥沼中。他是个印度人，一个黑肤的达罗毗荼苦力，衣不蔽体，应该刚死没多久。这里的人说那头大象突然间在屋子的角落与他撞个正着，用象鼻打中了他，一脚踩上他的脊背，把他踩入泥土里。现在是雨季，泥土很松软，他的脸被埋在一尺深的沟壑下，整个土坑得有几码长。他俯卧在地，双臂伸成十字，头夸张地扭到一边。他的脸上满是泥，眼睛睁得大大的，一脸难以忍受的痛苦表情，露出满口牙齿。（顺便说一句，不要告诉我死者的面容很安详。我见过的死人看上去都面目狰狞。）大象的脚和他背上的皮肤产生了摩擦，把整张皮都踩了下来，看上去他就像一只被剥了皮的兔子。一看到这具死尸我就派一个勤务兵到附近一个朋友家借猎象的步枪，并把那匹马送了回去，担心它闻到大象的气味时会吓得撒疯，把我从马背上甩下来。

几分钟后，勤务兵回来了，带回了一把步枪和五颗子弹。这时几个缅甸人过来告诉我们那头大象就在下面的稻田里，离这儿只有几百码远。我动身赶过去，这里所有的人都跑出竹屋，跟在我后面。他们看见那把步枪，兴奋地叫嚷着说我要去射杀那头大象。当那头大象在他们的家园大肆破坏时他们无动于衷，但现在它就要被打死了，他们却来了劲头。这可是件好玩的事情，换作一群英国人大概也会这么觉得，而且他们想分点大象肉。我的心里觉得有点不安。我可没想过要开枪打死那头大象——我派人去拿这把枪只是为了必要的时候用于自卫——而一大帮人跟在你后面总是令人心情很不爽。我走下山，看上去像个傻瓜，感觉也像个傻瓜。那把步枪就扛在肩上，跟在我后面的人越来越多。在山脚下，当你远离那片茅屋时，有一条碎石路，路的那头是一片荒弃、泥泞的水稻田，约有一千码宽。那块稻田还没被开垦，但浸泡着头几波雨水，长着零星的杂草。那头大象就在离小路八码远的地方，左边的身子对着我们，根本没有注意到一大群人正朝它走去。它正把一堆堆的草给扯起来，用膝盖把草踩干净，然后把它们囫囵吞进嘴里。

我在小路上停了下来。一看到那头大象我就知道我不应该开枪打死它。射杀干活的大象是很严重的事情——严重程度等同于毁坏一部大型而昂贵的机器——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动手。那头大象站在远处，悠闲地吃着草，看上去比一头奶牛危险不了多少。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认为它的“狂性”发作应该已经过去了。它可能会四处乱走，在驯象人回来把它带走之前，不至于造成危害。而且，我根本不想开枪打死它。我决定看住它一会儿，确保它不会再度变得狂野起来，然后回家。

但我环顾着那群跟在身后的人。人数非常多，起码得有两千人，而且越来越多。道路两旁全挤满了人，延绵了很长一段距离。在鲜艳服饰的上头，是一张张黄皮肤的面孔——每一张面孔都那么兴奋喜悦，等着看热闹。他们都相信那头大象就要被开枪打死了。他们看着我，就像看着一个即将表演戏法的魔术师。他们不喜欢我，但现在我手里有了那把神奇的步枪，暂时有了一点观赏价值。突然间我意识到，到最后我将不得不开枪打死那头大象。他们希望我这么做，而我必须这么做。我可以感觉到那两千人的意志正在把我往前拱，根本无法抵挡。就在这个时候，我站在那儿，手里握着步枪，我第一次体会到那种空虚感：白种人在东方的统治全是一场空。我这个白种人就站在这里，手里握着枪，站在一群手无寸铁的当地人面前——感觉似乎是舞台的主角，但事实上，我只是一个滑稽的傀儡，被身后那些黄面孔的意志操纵着走来走去。在这个时候我意识到，当一个白人变成暴虐的统治者时，他也摧毁了自己的自由。他变成了空洞做作的傀儡，当老爷的就得有老爷的派头，就得一辈子在“土著人”面前耍威风。因此，一旦危机发生，他就得承担起当地人希望他承担的责任。他戴着面具，他的脸和面具贴合无缝。我必须开枪打死那头大象，当我叫人去拿步枪时，我已经给自己套上了这么一个枷锁。当老爷的就得有老爷的派头，他必须显得态度坚决，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而且断然采取行动。我已经来到了这里，有两千个人跟在身后，然后我就这么软弱无力地走开，什么也不做——不，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群人会嘲笑我的，我的一生，在东方每个白人的一生，都是在进行漫长的挣扎，希望不被人嘲笑。

但我不想开枪打死那头大象。我看着它用两个膝盖捶打着那摞青草，神情就像老祖母一样专注，大象看上去都是这副模样。我觉得开枪打死它是在谋杀。那个时候的我还不至于因为杀死一头动物而神经兮兮的，但我从未开枪打过大象，也从未想过要这样做。（不知为什么，杀死一头大型动物的感觉总是很糟糕。）而且，我得考虑这头大象的主人。这样一头活象价值起码一百卢比，而一旦被打死，就只有那两根象牙值上五英镑。但我得立刻采取行动。我转过身，找了几个看上去比较老练的缅甸人，我们来到那里的时候他们已经在了。我问他们那头大象有没有躁狂的迹象。他们的回答一模一样：要是你不去理它的话，它也不会理你。但如果你太接近它的话，它可能会攻击你。

我很清楚自己应该做什么。我应该走到距离那头大象二十五码内的地方，看看它会不会发狂。如果它攻击我的话，我就开枪；如果它没注意到我的话，我可以任由它在那儿，等到驯象人过来。但我也知道自己不会这么做。我是个拿着步枪的可怜虫，站在软绵绵的地面上，每走一步脚就会陷下去。如果大象攻击我，而我没打中它的话，我很有可能会被踩扁，就像一只癞蛤蟆被压路机碾过。但就算在这个时候，我想的不是自己的安危，我只想到身后那些翘首观望的黄皮肤面孔。由于在那一刻人群都在看着我，我没有感觉到平常意义上的恐惧，要是只有我一个人的话，或许我会感到害怕。一个白种人绝不能在“土著人”面前显得害怕，因为他通常都是无所畏惧的人。我只想到，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那两千个缅甸人就会看到我被大象追赶，被它撞倒，被它踩踏，直到最后变得和山上那具狰狞的尸体一样，他们当中有的人或许会哈哈大笑。那可万万不行。

我别无出路。我把子弹装进弹匣，卧倒在路上以便更好地瞄准。那群人安静了下来，人群纹丝不动，从数不清的喉咙里发出低沉而高兴的叫嚷声，就像那些看到舞台的幕布终于升起的观众一样。他们终于可以有点乐子了。那把步枪是一把做工精良的德式步枪，有十字准星。那时候我不知道射杀大象应该开枪贯穿它的两个耳洞。那头大象侧着身对着我们，我应该直接瞄准它的耳洞。事实上，我瞄准的地方歪了几英寸，因为我以为大象的脑子会在离耳洞较远的地方。

当我扣下扳机时，我没听到枪声或感觉到后坐力——子弹射中目标的时候枪手是不会感觉到这些的——但我听到了从人群那里传来可怕的吼叫。在那短短的一瞬间，你或许会以为就在子弹进入它的身体之前，那头大象身上就发生了神秘而可怕的变化。它没有骚动，也没有倒下，但它身上的每一条纹理都改变了。突然间它看上去缩成了一团，骤然老了许多，似乎那颗子弹可怕的冲击力虽然没有让它倒下，但已经让它瘫痪了。终于，似乎过了很久——我敢说其实就只有五秒钟的时间——它颤巍巍地跪了下来，嘴巴流着口水。它似乎得了可怕的衰老症。你会以为它已经有几千岁了。我又开了一枪，击中了同一部位。被第二枪击中时它没有倒下，而是绝望而缓慢地挣扎着，软弱无力地站了起来，双腿沉重，耷拉着脑袋。我开了第三枪。这一枪了结了它。你可以看到子弹造成的痛苦撼动着它的整个身子，将它腿脚的最后一丝力气消磨殆尽。但在倒下时，有那么一刻它的身躯似乎变得更高大了，因为它的后腿蜷曲在它的身子底下，它就像一块巨岩翻倒时那样向上一耸，它的象鼻像一棵大树一样朝天而立。它发出第一声也是仅有的一声惨叫，然后重重倒了下去，肚皮正对着我，连我卧倒的地方也似乎在颤动。

我站起身，那群缅甸人已经跑过泥地从我身边经过。那头大象再也站不起来了，但它还没有死。它的呼吸绵长，带着咔哒咔哒的声音，很有节奏，像巨大土丘一样的侧身在痛苦地起伏不停。它大张着嘴——我可以看见深邃的粉白色喉咙。我等了很久，想等它死掉，但它的呼吸并没有减弱。最后，我开了两枪，把剩下的两颗子弹射入我觉得大概是大象心脏的部位。黏稠的鲜血涌了出来，看上去就像红色的天鹅绒，但它还是没有死。那两枪打中它的时候它的身体纹丝不动，痛苦的呼吸也没有停顿。它奄奄一息，这是很慢很痛苦的死法，但它已经到了一个遥远的世界，就算再开一枪也无法令它伤得更重。我觉得我得给这可怕的声音画上句号。看到这么一头庞然大物躺在那儿，无力挣扎也无力死去，而我对此无能为力，实在是太可怕了。我叫人拿来我的小口径步枪，瞄准它的心脏和喉咙又开了几枪，但似乎毫无作用。大象还是在艰难地喘息，像时钟的嘀嗒声一样稳定而规律。

最后我再也无法忍受下去，走到一边。后来我听说它足足耗了半个小时才死掉。还没等我离开，缅甸人就拿来了长刀和篮子。有人告诉我，当天下午那头大象的尸体就被割得只剩下一副骨架了。

当然，后来关于射杀这头大象的纠纷不断。大象的主人气坏了，但他只是个印度人，根本无可奈何。而且，在法律意义上，我的行为无可指摘，因为一头发疯的大象就像一只疯狗一样，要是主人没办法管住它的话，就必须被处死。那些欧亚混血人看法不一。老一辈的人说我做得对，而年轻一辈的人说因为那头大象踩死了一个苦力就开枪打死它未免太不应该了，因为一头大象可比一个该死的苦力值钱得多。后来我很高兴那个苦力死掉了，因为他的死让我的行为在法律意义上获得了正当性，给予了我充分的理由开枪打死那头大象。我经常觉得很好奇，会不会有人看穿我之所以那么做，纯粹是因为我不想让自己看上去像一个傻瓜。

(1)　刊于1936年9月《新写作》。

书店回忆⁽¹⁾

我曾经在一间二手书店工作过——如果你从未在一间二手书店工作过的话，你会很容易把那里想象成为天堂：温文尔雅的年长绅士们久久地徜徉，浏览着小牛皮封面的对开本书籍——对我触动最大的是，真正爱书的人其实凤毛麟角。我们店里颇有一些有趣的藏书，但我觉得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顾客懂得辨别书的优劣。首先，重视初版书籍的势利鬼要比文学爱好者多得多，而为了廉价教科书讨价还价的东方国度的留学生数目要更多，买书送给侄子或外甥当生日礼物的头脑简单的女人则是数目最多的。

许多来我们书店的人是那些到哪儿都不受欢迎的人，但在书店里却享受着特别待遇。比方说，有一位亲切的老太太“想给一个行动不便的人找本书”（这是非常普遍的要求），还有另一位亲切的老太太曾经在1897年读过一本好书，想让你帮她找出来。不幸的是，书名、作者名或书的内容她统统都忘记了，只记得书的封面是红色的。但除了这些人之外，还有两类臭名昭著的讨厌鬼，每一间二手书店都惨遭其蹂躏。其中一类人是些糟老头子，身上带着陈年面包屑的味道，每天都会上门，有时候一天会来好几次，向你兜售一文不值的书籍。另一类人则会订一大堆书，却根本不想掏钱买下来。我们店不赊账，但我们会把书留起来，在必要的情况下还会先把书预订好，让那些订书的人稍后再来把书买走。从我们这儿订书的人只有不到一半会回来。一开始的时候我总是很迷惑：到底是什么促使他们这么做呢？他们会上门预订一些罕有而昂贵的书籍，让我们反复答应一定会把书留给他们，然后就消失了，再也不见踪影。当然，许多人毫无疑问都是偏执狂。他们说话时口气大得很，编出种种巧妙的故事，解释为什么他们刚好没带钱就出门了——我相信很多时候连他们也相信自己编出来的故事。伦敦这座城市的街上有许多没有得到精神鉴定的疯子，他们喜欢到书店去，因为书店是他们可以逗留很久但不用花钱的为数不多的地方之一。到最后，你几乎一眼就可以认出那些人来。他们在海阔天空地扯淡时你可以注意到他们面容憔悴，无精打采。当我们和一个明显就是偏执狂的人打交道时，我们总是会把他要订的书放在一边，等他一走就立刻放回书架上。我发现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会尝试不给钱就把书拿走。我猜想口头订书对他们来说就已经足够了——这让他们产生了自己真的掏钱买了书的幻觉。

和大部分二手书店一样，我们会经营一些副业。譬如说，我们卖二手打字机，还有邮票——我是说旧邮票。集邮者是很奇怪的一群人，他们就像一群默不作声的鱼，什么年龄的人都有，但只有男性。显然，女人无法理解将一些彩色纸片装进册子里这一行为到底有什么乐趣或吸引力。我们还卖六便士一本的星座手册，据说是某个曾经预测过日本地震的牛人编撰的。这些星座手册包在信封里，我自己从来没有打开过一本，但那些买过的人总是会来告诉我们说这些星座手册很准。（毫无疑问，任何星座手册都很“准”，如果它说你很有异性缘，而你最大的缺点就是太慷慨了。）我们的儿童书籍卖得很红火，大部分都是些“廉价大甩卖”的书。现在的儿童书籍都是些糟糕的读物，尤其是堆放在一起时，看上去真是触目惊心。我宁愿给一个小孩子看皮特尼乌斯·阿比忒⁽²⁾也不愿给他看《彼得·潘》，而与后来的那些模仿者相比，就连巴利也似乎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³⁾。圣诞节的时候，有十天生意特别红火，我们忙得不可开交，贩卖圣诞贺卡和日历，卖这些东西很无聊，但在圣诞旺季可以挣上一笔。我总是饶有兴味地看着那些基督徒的热情如何被粗鄙而玩世不恭的商人所利用。早在六月份圣诞贺卡公司就会带着产品目录过来推销。其中一张发票上面有句话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这句话是：“圣婴和兔子，两打。”

但我们主要挣钱的副业是借书部——那种常见的“两便士免押金”借书部，藏书约有五六百本，全部都是小说。窃书贼一定对这些借书部喜欢得不得了！这个世界上最轻松的罪行莫过于花两便士从一间书店借来一本书，把标签弄掉，转手以一先令卖给另一间书店。但是，这些书店发现，与其收取押金把顾客吓跑，倒不如把丢书的损失（我们店一个月老是得丢十几本书）自己扛下来，这样的赚头还多一些。

我们店正好位于汉普斯泰德和卡姆登镇的交界处，各种各样的顾客纷至沓来，有男爵也有巴士乘务员。或许我们借书部的读者群在伦敦的读书群体中有相当大的代表意义。因此，说一说我们借书部哪一位作家“出借率”最高吧——那会是谁呢？普雷斯利⁽⁴⁾？海明威⁽⁵⁾？沃波尔⁽⁶⁾？沃德豪斯⁽⁷⁾？不对，是埃塞尔·梅·戴尔⁽⁸⁾，华威·迪平⁽⁹⁾排第二，杰弗里·法诺⁽¹⁰⁾照我看应排第三。当然，戴尔的小说只有女人会去读，但其女性读者群体当中各个类型和年纪的都有，而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只有苦闷的老处女和嫁给烟草商的胖女人才会去读。男人不读小说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但确实有好几类小说他们避之惟恐不及。大体上说，那些二流小说——普通的好坏参半的小说，以高斯华绥⁽¹¹⁾为代表，如今已经成了英国小说的范本——似乎只是为了女性读者而存在。男性读者要么读或许会成为经典的作品，要么读侦探小说。不过，他们对侦探小说的阅读量非常惊人。我记得有一位顾客每周会读四五本侦探小说，整整读了一年，这还不算他从其它借书处借来的书。最让我惊讶的是，同一本书他从不会借阅两遍。显然那些粗劣的文字（我算了一下，每年读过的书页足可以覆盖四分之三英亩的土地）都永远储存在了他的记忆里。他不会去留意书名或作者的名字，但一本书他只要扫上一眼就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读过了。

在借书部你可以看到人们真正的品味，而不是他们卖弄做作的品味。让你觉得震惊的是，“经典”英语小说家已经无人问津了。普通的借书部根本不会进狄更斯、萨克雷、简·奥斯丁、特罗洛普等作家的书，因为根本没有人会借阅。光是看到一本十九世纪的小说人们就会说：“噢，这本书实在是老掉牙了！”然后立刻走开。但是，狄更斯的书却总是卖得很红火，莎士比亚的书也很好卖。有的作家是人们“一直想读”的，狄更斯就是其中之一。而且就像《圣经》一样，人们总是通过道听途说了解到他的。通过道听途说人们得知比尔·赛克斯⁽¹²⁾是一个恶棍，米考伯先生⁽¹³⁾是个秃子，就像他们通过道听途说知道摩西是在芦苇篮子里被捡到的，曾经见过上帝的“背影”。还有一件事情值得注意，那就是美国小说渐渐不流行了。此外，短篇小说也不流行了——每两三年那些出版商就会为此犯愁。那些让图书管理员帮他们挑书的顾客总是一张口就说：“我可不想读短篇”，或“我对小故事没兴趣”。后面这句话是我们的一位德国顾客经常说的。如果你问他们个中原因，有时候他们会说每读一个故事都要去适应一系列新的人物角色实在是很烦。他们希望“浸入”一本小说的氛围中，读完第一章后不需要进一步的思考。但我想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责备的是作者，而不是读者。大部分现代短篇小说，无论是英国文学还是美国文学，都毫无生命力或文学价值可言，情况要比长篇小说严重得多。故事讲得好的短篇小说依然很受欢迎。参阅劳伦斯的作品⁽¹⁴⁾，他的短篇小说和他的长篇一样受欢迎。

我愿意自立门户当一个书商吗？基本上——虽然我的老板对我还算不错，有时候在书店里感觉很愉快——我的回答是不愿意。

要是胆子大一点，有充裕的资金，任何受过教育的人都可以靠经营一间书店过上安稳的小日子。如果不去经营“罕有”书籍的话，书店这门生意并不算难学，要是你对书籍有一定的了解的话，对生意起步会很有帮助。（大部分书商其实不看书。看一看那些书业报纸上书商刊登的书籍收购广告，你就知道他们的水平到底如何。如果你看不到有人在收购博斯威尔⁽¹⁵⁾的《衰亡记》⁽¹⁶⁾，那一定会看到有人在收购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¹⁷⁾的《弗洛斯河上的磨坊》⁽¹⁸⁾。）而且这是一门挺有人文品位的生意，俗也俗不到哪里去。和杂货店与奶品店不同，连锁经营的书店不可能把独立的小书商逼入绝路。但在书店上班的时间太长了——我只是做兼职，但我的老板一周工作七十个小时，这还不算经常到外面采购书籍的时间——而且生活作息很不健康。基本上，书店到了冬天会非常冷，因为要是里面太暖的话，窗户就会因为水汽一片朦胧，而书店就靠橱窗招揽生意。而且书要比任何其它商品更加容易积尘，每只绿头苍蝇似乎都喜欢选择书封作为自己的葬身之地。

但我不想以经营书店作为终身职业的真正原因是，我在里面工作时，失去了对书籍的热爱。一个卖书人编织了种种关于书的谎言，这让他对书籍倒足了胃口。更糟糕的是，他总是得给它们掸尘，将它们搬来搬去。有一段时间我真的很爱书——我是说，喜欢看到书，闻到书，摸到书——至少假如这些书有五六十年历史的话，我会很喜欢。最让我开心的事情就是在乡村拍卖时花一先令买到一大堆书。当你从那堆书里找到几本破破烂烂、意想不到的书时，那种感觉真是莫名的快乐：十八世纪的某位无名诗人的作品、过期的地名词典、业已被遗忘的小说的零星卷目、六十年代女性杂志的合订本等等。你可以在闲暇时阅读——比方说，如厕的时候，或深夜疲惫不堪的时候，或在午饭之前百无聊赖的一刻钟——再没有比翻阅一份过期的《少女之报》更合适的事情了。但从我进书店工作起，我就再也不买书了。一次看到那么多书，足足有五千本到一万本，实在是看得烦了，甚至觉得有一点让人恶心。现在我偶尔会买上一本书，但仅限于我确实想读却又借不到的，而且我不买那些废旧书籍。发霉的书页甜腻腻的味道对我不再有吸引力。闻到这股味道，我的脑海不禁就会浮现出那些偏执狂顾客和死苍蝇的样子。

(1)　刊于1936年11月《双周评论》。

(2)　皮特尼乌斯·阿比忒（Petrenius Arbiter, 27—66），古罗马暴君尼禄的奸臣，据说是讽刺小说《萨提利孔》（the Satyricon）的作者。

(3)　《彼得·潘》是苏格兰作家J.M.巴利（1860—1937）创作的一部名著。

(4)　约翰·布伊顿·普雷斯利（John Boynton Priestley, 1894—1984），英国作家、剧作家、广播员，作品诙谐而具批判精神，倾向社会主义。

(5)　厄尼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mingway, 1899—1961），美国记者及作家，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代表作有《老人与海》、《丧钟为谁而鸣》等。

(6)　休·沃波尔（Hugh Walpole, 1884—1941），英国作家，其作品在二、三十年代广受欢迎，代表作有《浪人哈里斯》系列、《绿镜》、《金色稻草人》等。

(7)　佩尔汉·格伦威尔·沃德豪斯（Pelham Grenville Wodehouse, 1881—1975），英国幽默作家，代表作有《懒汉俱乐部》、《吉夫斯和伍斯特故事集》、《弗莱德叔叔》等。

(8)　埃塞尔·梅·戴尔（Ethel May Dell, 1881—1939），英国女作家，其作品多为浪漫言情小说。

(9)　乔治·华威·迪平（George Warwick Deeping, 1877—1950），英国作家，其作品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非常畅销，代表作有《福克斯庄园》、《猫咪》、《十诫》等。

(10)　约翰·杰弗里·法诺（John Jeffrey Farnol, 1878—1952），英国浪漫小说作家，代表作有《蜜月》、《刁蛮小姐》、《我们都爱贝蒂》等。

(11)　约翰·高斯华绥（John Galsworthy, 1867—1933），英国作家，曾获1932年诺贝尔文学奖，作品有《福尔赛世家》、《小男人》、《岛国法利赛人》等。

(12)　比尔·赛克斯（Bill Sykes）：狄更斯的作品《雾都孤儿》中的一个角色，性情暴戾乖张，罪行累累。

(13)　威尔金斯·米考伯（Wilkins Micarber）是狄更斯的作品《大卫·科波菲尔》书中的角色，虽然穷困潦倒但性格乐观。

(14)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 1885—1930），英国作家、诗人、文学批评家，其作品曾因涉及性爱描写而被列为禁书，现被公认为现代小说的先驱者，代表作有《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虹》、《恋爱中的女人》等。

(15)　詹姆斯·博斯威尔（James Boswell, 1740—1795），英国律师、作家，曾代表作有《萨缪尔·约翰逊之生平》、《博斯威尔伦敦见闻记》等。

(16)　《衰亡记》（Decline and Fall）是英国作家伊夫林·沃（Evelyn Waugh）的作品，借历史作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的《罗马帝国衰亡记》的书名，以黑色幽默风格讽刺英国社会。

(17)　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Thomas Sterns Eliot, 1888—1965），美国／英国剧作家、文学批评家、诗人，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代表作有《荒原》、《四个四重奏》等。

(18)　《弗洛斯河上的磨坊》是英国女作家玛丽·安妮（Mary Anne，笔名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的作品。

为小说辩护⁽¹⁾

如今小说的名声极差，这已经是用不着点破的事实，差到十几年前人们说出“我从来不读小说”这句话的时候总会带着歉意，而如今说出来时总是故意带着骄傲的口吻。确实，还有几个当代或基本上可以算是当代的小说家被知识分子认为有阅读价值，但问题在于，那些内容好坏参半的普通小说总是习惯性地被忽略了，而那些内容好坏参半的普通诗集或评论仍然被严肃地对待。这意味着，如果你在写小说，你的读者群体要比你选择其它创作形式的读者在智力上略逊一筹。有两个很明显的原因，解释了为什么当下的情况使得好的小说不可能诞生。甚至到了现在小说还在明显地呈现水平下降的趋势，要是大部分小说家知道谁在读他们的作品，水平的下降还会更快一些。当然，你可以争辩说（举例来说，参阅贝洛克⁽²⁾的格外恶毒的散文）小说是一种不入流的艺术形式，它的命运无关紧要。我不知道就这个看法是否值得进行争辩。不管怎样，我认为小说值得拯救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为了拯救小说，你必须劝说知识分子严肃地对待它。因此，分析小说声望暴跌的一个原因——在我看来这就是主要原因——是很有必要的事情。

但麻烦的是，人们在呵责小说，说它不应该存在。问任何有思想的人为什么“他从来不读小说”，你经常会发现归根结底是因为那些大肆吹嘘的书评家所写的那些令人倒胃的废话。没有必要举很多例子。这里有一段样本，是从上周的《星期日泰晤士报》摘录的。“如果你阅读本书而没有因此感到快慰而颤抖，你的灵魂已经死了。”如果你对这些吹捧性的广告有所研究的话，如今对出版的每一本小说都会有这么一番话或类似的言论作为评论。如果你相信《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这些话，你这辈子就得忙乎个没完地赶着读书。每天有十五本小说向你袭来，每一本都是难忘的杰出作品，要是错过的话将会累及你的灵魂。在图书馆里选一本书变得十分困难，当你无法因此感到快慰而颤抖，你会感到十分内疚。然而，事实上，没有哪个有思想的人会被这种事情蒙骗，对小说评论的鄙视波及了小说本身。当所有的小说都被冠以天才的杰作之名硬塞给你时，你很自然地会认为它们都是废话。在文学圈子里，这个看法如今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如今承认你喜欢小说几乎就好像承认你渴望椰子糖，或你喜欢鲁伯特·布鲁克⁽³⁾甚于喜欢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⁴⁾。

这些都是一目了然的事情。但我认为目前这种情况形成的原因则没有那么明显。表面上看，这场书籍的喧嚣是一个简单而玩世不恭的骗局。甲写了一本书，由乙出版，在“丙周刊”由丁写书评。如果评论不好，乙就会撤销他的广告，于是丁要么就得吹捧它是“难以忘怀的杰作”，要么就等着被解雇。大体上的情况就是这样，小说评论沦落到目前的窘境，原因就在于每个评论家背后都有某个或几个出版商在左右他的意志。但这件事并非它看上去的那么低俗。这场骗局的各方并不是有意识地一起采取行动，他们沦落到目前这种境地在一部分程度上是出于被迫，而非他们的本意。

首先，你不应该认为小说家喜欢别人给他写的那些评论，或在某种程度上要对那些评论负责，尽管如今许多人恰恰是这样认为的（比方说，在比奇康莫的专栏中这种论调就比比皆是）。没有人喜欢别人对他说，他写了令人心悸、充满激情的传奇，它将与英语一起传承下去。当然，如果没有人对他说这番话，他会感到失望，因为所有的小说家都得到了这番赞美，你被忽视了也就意味着你的书卖不出去。事实上，出钱买书评这种把戏是一种商业的必要手段，就像护封上的那些吹捧之词，那只是它的一个延伸。但就算是最蹩脚的花钱买的书评，你也不能责备书评家写了那些废话。身处那特殊的境地，他没有别的东西可写。因为，只要“每本小说都值得评论”这一看法被认可，即使没有直接或间接的贿赂问题，也不可能有好的小说评论这回事。

一份刊物每周收到一摞书籍，把十几本书拿给那位受雇的书评家丁去写书评，他有老婆孩子得养，得挣这一基尼的稿酬，还能把写评论的书拿去卖，半个克朗一本。两个原因决定了为什么丁不能说出关于他拿到的这些书的真相。首先，很有可能在十二本书里有十一本让他根本提不起半丁点儿兴趣。它们并不是特别糟糕，只是没有感情色彩、了无生机而且言之无物。要不是收了人家的钱，那些书他连一行字都不会去读，几乎每一本书，如果要他说真心话，他只会这么写：“我对这本书没有任何感想。”但会有人会付钱给你写这种东西吗？显然没有。因此，从一开始丁就是不得已而为之，必须为一本对他来说毫无意义的书捣鼓出三百字的书评。他的惯常做法是，对故事梗概作一番简要归纳（无意间向作者泄露了他其实没有读过那本书的真相），然后再美言几句，完全是一派虚情假意，就像妓女的微笑一样廉价。

但有一种邪恶比这更加严重。丁不仅需要介绍这本书的内容，还要给出他对这本书是好是坏的评价。既然丁能握笔写字，那他应该不是傻瓜，至少不会傻到以为《永恒的女神》是有史以来最精彩的悲剧。如果他喜欢小说的话，很有可能他最喜欢的小说家是司汤达、狄更斯、简·奥斯丁、戴维·赫伯特·劳伦斯或陀思妥耶夫斯基——反正是要比当代那些庸俗的小说家好出不知多少的某位大家。因此，从一开始他就得大幅度地降低他的标准。正如我在别处所指出的，对那些普通的小说应用像样的标准就像用给大象称重的弹簧秤称一只跳蚤有多重。在这么一台秤上根本称不出一只跳蚤的重量。从一开始你就得用另一部能分出大跳蚤和小跳蚤的秤。这大概就是丁的做法。念念叨叨地一本书接一本书地说“这本书就是废话”是行不通的，因为——我要再说一遍——没有人会付钱叫你写这种东西。丁必须发掘那些不是废话的话，而且还得多找点出来，否则就会丢了饭碗。这意味着他的标准得降低到说埃塞尔·梅·戴尔的《苍鹰之道》写得相当不错的地步。但在这么一台精密的秤上，《苍鹰之道》都能成为一本好书，那《永恒的女神》就是一本非常好的书了，而《有产业的人》是——什么呢？一本令人心悸、充满激情的传奇，一部杰出的、触动灵魂的伟大作品，一部难忘的史诗，将与英语一起流传下去，等等等等。（至于那些真正的好书，温度计早就爆了。）以所有的小说都是好书这个设想为起点，这位书评家被驱使着攀爬一架无顶的梯子，所使用的形容词越来越高级，古尔德⁽⁵⁾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你可以看到一个接一个的书评家走上同一条道路。刚开始的时候他还多少有一些诚实的意愿，但不到两年他就疯狂地叫嚷着芭芭拉·贝德沃斯⁽⁶⁾小姐的《绯红色的夜晚》是最美妙、深刻、尖锐和难忘的人世间的杰作等等等等。一旦你开始从事将一本劣书吹捧成好书的罪恶勾当，你就再也无法逃脱出来。但是，靠写书评为生的你不可能不犯下这种罪行。与此同时，每个有思想的读者都会觉得厌恶而转身离开，鄙薄小说成了一种势利的责任。因此就有了这样的怪事：一本真正优秀的小说乏人问津，就因为它受到了同一番废话的赞扬。

很多人建议，只要不对小说作评论就万事大吉了。或许会是这样，但这个建议并没有用，因为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没有哪家仰仗出版商广告的报纸能抛弃它们，虽然比较有见地的出版商可能会意识到摒弃吹捧式的书评并不会带来什么损失，但他们没办法停止这么做，原因就像国家不能解除武装一样——因为没有人愿意第一个开始这么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吹捧式的书评仍将继续存在，而且会变得越来越糟。唯一的解救办法就是设法让它们不被关注。但这只有在某个地方有一篇像样的小说评论作为比较的标准时才会发生。也就是说，需要有一本期刊（一开始的时候一本就足够了），把小说评论做出特色，但拒绝接纳任何废话。在这本刊物里，评论家就是评论家，不是街头艺人的傀儡，当出版商拉动牵线的时候就得动动他们的下巴。

或许有人会回应说已经有这样的刊物了。比方说，有好几份高端的杂志，里面所刊登的小说评论是有思想的，而不是被收买的。是的，但要紧的是，那种期刊不会特别对待小说评论，肯定不会尝试去了解当前小说出版的最新情况。它们属于高雅的世界，而那个世界已经认定眼下的小说都是卑劣之作。但小说是一种流行的艺术形式，《标准》或《品味》先入为主的观点是，文学就是高雅的小圈子里互相挠背的游戏（爪子朝内还是朝外则视情况而定），以这样的想法去看待小说是没有意义的。小说家的主要角色是讲故事的人，一个人或许讲故事讲得很精彩（比方说，参阅特罗洛普、查尔斯·里德⁽⁷⁾、萨默塞特·毛姆⁽⁸⁾先生），但不被视为狭义的“知识分子”。每年有五千本小说得以出版，而拉尔夫·斯特劳斯⁽⁹⁾会恳求你将它们统统读完，要是全部都是由他写书评的话他就会要你这么做。《标准》或许会纾尊降贵为十几本书撰写书评，但在十几本和五千本之间，或许有一百或两百乃至五百本不同水准的书拥有真正的价值，这些是任何在乎小说的书评家应该专心关注的。

但第一要务是某种评级的方式。大量的小说根本不应该被提起（比方说，想象一下要对《琴报》的每一篇连载故事都严肃地进行评论的话，该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但即使那些值得一提的书也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莱福士》是一本好书，《莫罗博士的岛屿》也是，《帕尔马修道院》也是，《麦克白》也是，但它们是不同层次的“好书”。同样地，《如果冬天到来》、《深受爱戴的人》、《一个不爱社交的社会主义者》、《兰斯洛特·格里弗斯老爷》都是烂书，但“烂”的程度也不一样。事实就是如此，那些一味吹捧的书评家将自己的行当搅成一潭浑水。应该有可能设计出一套或许可以很严格的系统，把小说分出一二三类来，这样一来，无论书评家对一本书是赞扬还是贬斥，至少你会知道他的话在多大程度上是严肃的。至于书评家，他们必须是真正关心小说艺术的人（这或许意味着既不是阳春白雪，也不是下里巴人，不会沦于中庸，而是富有弹性），对技巧感兴趣的人，而且对探索一本书究竟写的是什么更感兴趣。这样的人有很多，有些非常差劲的雇佣书评家虽然现在已经无可救药，但正如你从他们早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到的，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的。顺便说一句，将更多的小说评论交给业余人士去做或许会是一件好事。比起一个有能力但倦怠的职业书评家，一个不从事写作但刚刚读了一本令他深有感触的书的读者更有可能让你了解那本书是关于什么内容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书评虽然很傻帽，却要比英国的书评好一些。他们比较业余，也就是说，更加严肃。

我相信按照我所说的方式去做，小说的名声或许可以恢复。最重要的是有一份能赶得上当前小说出版而又拒绝沦落到它们的水准的报纸。它必须是一份低调的报纸，因为出版商不会在里面投广告。另一方面，一旦他们发现某本书真的值得赞美的话，他们会很乐意在书封上明言。就算这是一份非常不起眼的报纸，它或许也能促进小说评论的整体水平得到提高，因为星期天报纸的废话得以继续下去纯粹是因为没有什么与之形成对比。但就算吹捧式的书评家仍一如既往，只要有像样的书评让一些人知道小说仍然是严肃读物，那就没什么要紧的。因为，就像上帝所承诺的，只要在索多玛城仍有十个义人，他就不会将其摧毁。因此，只要在某个地方有哪怕只是几位小说评论家不至于沦落到插标卖首的地步，小说就不会完全受到鄙视。

目前，如果你关心小说，甚至自己写小说，前景是很令人郁闷的。“小说”这个词让你想到的是“吹捧”、“天才”、“拉尔夫·斯特劳斯”，就像“鸡肉”会自动让你想到“面包沙司”一样。有思想的人几乎是出于本能地回避小说。结果，已成名的小说家身败名裂，而“有话想说”的新锐作家则转而投身几乎任何其它创作形式。由此所引发的退化是很明显的。比方说，看看那些在廉价文具店的柜台上堆积的四便士中篇小说。这些东西是小说式微的副产品，它们和《曼侬·莱斯戈》⁽¹⁰⁾与《大卫·科波菲尔》的关系就像哈巴狗和狼的关系一样。很有可能不久之后普通的小说将和四便士的中篇小说没有什么区别，虽然它仍然会以七先令六便士的装帧出现，在出版商的吹捧下卖得很红火。许多人曾经预言小说注定将在不久的未来消失。我不相信小说会消失，理由要讲述出来会很费时，但非常明显。更有可能发生的是，如果不能劝说最优秀的文学才子回归小说创作，它将以某种马虎应付、受人鄙视、无可救药的堕落形式继续存在，就像现代的墓碑或“潘趣与朱迪木偶剧”⁽¹¹⁾一样。

(1)　刊于1936年11月12日与19日《新英语周报》。

(2)　约瑟夫·希莱尔·皮埃尔·热内·贝洛克（Joseph Hilaire Pierre Rene Belloc, 1870—1953），作家，拥有英国、法国双重国籍，笃信天主教，持反犹立场，代表作有《奴役国家》、《欧洲与信仰》、《犹太人》等。

(3)　鲁伯特·乔纳·布鲁克（Rupert Chawner Brooke, 1887—1915），英国诗人，代表作有《士兵》、《伟大的爱人》等。

(4)　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Gerrard Manly Hopkins, 1844—1889），英国诗人，在“跳韵”和意象描写方面有大胆尝试，代表作有《上帝的辉煌》、《笼中的云雀》等。

(5)　杰拉德·古尔德（Gerald Gould, 1885—1936），英国作家、书评家，代表作有《德谟克利特或未来的笑声》、《当代英语小说》等，曾为《观察报》撰写文学评论。

(6)　芭芭拉·贝德沃斯（Barbara Bedworth），贝德沃斯的英文单词有“性感撩人，床上风光”之意。

(7)　查尔斯·里德（Charles Reade, 1814—1884），英国作家，代表作有《修道院与壁炉》、《此情可待成追忆》等。

(8)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 1874—1965），英国作家，曾到过远东及中国旅行，代表作有《月亮与六便士》、《刀锋》、《周而复始》等。

(9)　拉尔夫·斯特劳斯（Ralph Straus, 1882—1950），英国作家、书评家、出版商，代表作有《陷入分裂的人》、《不体面的沃尔多先生》等。

(10)　《曼侬·莱斯戈》（Manon Lescaut）是法国作家安托万·弗朗索瓦·普雷沃斯（Antoine François Prévost, 1697—1763）的作品。

(11)　“潘趣与朱迪木偶剧”（the Punch and Judy show），17世纪由意大利传入英国的滑稽木偶剧，以潘趣和朱迪两夫妇为主人公。

阿拉贡前线的夜袭行动⁽¹⁾

前进！

那是一个脏兮兮的夜晚，下起了瓢泼大雨，外面狂风大作，我们都很庆幸刚刚向前延伸的阵地掩体已经修筑好了。我们的上尉本把头探了进来。

“我需要十五个志愿者今晚执行一个小任务。”他喊道。几分钟后，我们准备就绪。

凌晨1点45分，天黑漆漆的，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大衣脱掉。”“手榴弹准备好。”“从现在开始不许说话不许出声。”这些命令从一个士兵传达到另一个士兵耳中。我们出发进入了无人区。

我们的目标是一个法西斯阵地，那里正对着我们的阵地。我们的计划是悄悄抵达那里，剪断铁丝网，按照约定好的信号，所有人一起扔出手榴弹，然后冲进阵地。与此同时，突击部队将在我们后方向另一个阵地发起突袭，阻止那边进行反攻。我们所承担的任务进展还算顺利。

*

我们排成一列，一路上行经几个水潭，跨越几道深及大腿的水沟，穿过开阔地，一路剪断铁丝网。能见度几乎为零。我们与敌军的距离是三十码左右，可以听到两个放哨的士兵在说悄悄话。然后，一个哨兵的步枪吐出红色的火舌。佐格跳了起来，扔出第一个手榴弹。“手榴弹！”它们引爆了，地狱降临了。在我们左方，一架机关枪朝我们开火，一连串的步枪子弹从我们头顶掠过。在前方几码处，随着一声巨响，一颗手榴弹引爆了，火光和火花就像一场巨大的烟花秀。又有好几颗手榴弹在我们周围炸开。我们开始匍匐往回缩。托马斯高喊着：“我被打中了。”汤普森也喊道：“我也中弹了。”“回去吧。”我们说道。但他拒绝了。

一个西班牙同志起身冲向前。“为了别的同志——冲啊！”“冲啊！”布莱尔喊道。“从右边冲进去！”帕迪·多诺万喊道。“我们丧气了吗？”那个法国上尉本杰明喊道。

在阵地的前面是埃里克·布莱尔高高的身影，正冷静地冒着火力缓步向前。他要越过阵地，但跌倒了。天哪，他们把他打死了吗？不，他翻了过去，紧随其后是来自汉莫斯密的格罗斯和来自法兰克福的鲍勃·斯迈尔利，还有其他人跟在他们后面。

那条战壕里的士兵已经匆忙撤退了。被落在最后的那个法西斯士兵只是披着一条毯子，离我们有三十码远。布莱尔去追他，但那个人熟悉地形，给他跑掉了。在战壕的一个角落里有一具死尸，还有另一具死尸躺在一个掩体里。

*

我们巡视四周看了一下，虽然我们的人数不到十人，但我们把他们给赶跑了。现在要做的是守住这个阵地。在我们的后面敌人已经开始了反攻。我们一路在泥泞中跋涉，几支步枪卡壳了，只有六七支步枪能够开火，我们就拿着它们向敌人发起还击。而在阵地的另一边有一道没有防护的空隙，我们从阵地那里拿沙包构筑了一道低矮的工事，可供三四个人卧倒射击。我们的手榴弹快用光了。我们缴获了一些法西斯部队的手榴弹，但它们和我们的不一样，我们不知道该如何使用。

“马联工党必胜！”我们高喊着，希望能引来增援，并让敌人以为我们有上千人，而不是只有十个人。

“他们杀回来了！”一颗手榴弹炸开了。爆炸之后响起了鬼哭狼嚎，那排火力后退了五十码远。

“援军到！”四个突击营的德国士兵抵达了，但其他人迷失在漆黑一片中。

“弹药，整整一匣呢。”我们中的一个叫嚷着。

“该死的，上一枪把我的帽子给打掉了。”迈克·威尔顿叫嚷着。

*

一百码开外一架机关枪开火了，把沙包里的沙子激进我们的眼睛和嘴巴里。汤普森虽然胳膊受伤了，但仍在坚持扛沙包修筑工事。“帮我给步枪上子弹。”他说道，“我左手受伤了，但我还能开枪。”

奥·哈拉是第一批冲进阵地的人之一，离开了阵地去救治另外两个躺在外面暴露在火力之下的同志。他以非凡的勇气和冷静完成了这个艰难的任务。

“给我一把毛瑟枪。”坦基说道，“我那把伍斯特步枪卡壳了。”

“还有人需要包扎吗？”奥·哈拉喊道。

“这里有一架望远镜。”莫伊尔说道。

这一个小时发生了太多太多令人难忘的事情。

很快我们发现我们左边的阵地并没有被攻占，我们从三个方向遭到暴风骤雨般的机关枪和步枪的进攻，迫击炮和大炮也开始轰炸了，我们知道情况非常不妙。法西斯部队正在包围逼近。显然，我们必须赶快撤离。本杰明下达了退兵的命令。无奈之下，我们冒着猛烈的炮火回到了己方的阵地，带回了2 000磅重的弹药和一些手榴弹作为战利品。

我们回到阵地时，佐格、希德斯通和科尔斯不见了。一个小时后他们才回来。佐格的肩膀中枪了，希德斯通的胳膊伤情很严重，而科尔斯留下来搀扶着希德斯通回到阵地。

我们独立工党的老伙计们干了漂亮的一仗。“干得好，英国小伙子们。”西班牙上尉佐格说道，“今晚我们去把留在无人区的一箱手榴弹给搬回来。”

来自乔治·克普的致意

最近几天战况非常激烈，我们挺进了数千码远。敌人发起了反击，但并未能夺回哪怕一英寸失去的土地。13日那天晚上，我们向位于额米塔·萨拉斯的敌军阵地发起了大胆的突袭，目的是减轻阿尔卡索前线的压力。

由于英国同志们以勇气和纪律完成了突袭敌军阵地的任务，我们的行动迫使敌军紧急动用二十辆卡车从阿尔卡索前线调派了一千名士兵过来，从而使得我们的无政府主义同志们巩固已经攻占的阵地并继续挺进。

(1)　刊于1937年4月30日《新领袖报》。

西班牙爆料⁽¹⁾

这场西班牙的内战所制造的谎言或许要比自从1914年至1918年的那场战争之后任何一次历史事件都要多得多。除了那些在《每日邮报》的记者眼前发生的强暴修女，并将她们钉上十字架的大屠杀故事之外，我打心眼里怀疑最大的伤害是不是那些亲法西斯报纸造成的。最大的伤害其实来自那些左翼报纸，《新闻纪实报》和《工人日报》。它们以更加微妙的方式扭曲事实，阻止了英国大众了解这场斗争的真正本质。

这些报纸精心掩盖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西班牙政府（包括半自治的加泰罗尼亚政府）比法西斯分子更加害怕革命。现在几乎可以肯定，这场战争将以某种形式的妥协而结束，甚至有理由怀疑政府并非希望获得胜利，它由得毕尔巴鄂沦陷，却没有做出任何行动。但毫无疑问，它将会彻底消灭己方的革命力量。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白色恐怖统治正在实施——对政党的无情压迫、万马齐喑的出版审查、无休止的间谍活动和大规模的未经庭审的监禁。当我于六月底离开巴塞罗那时，各座监狱正在扩建。事实上，常规监狱一早就爆满了，囚犯们被硬挤进空荡荡的商店和其它能用来关押他们的临时囚禁点。但值得注意的是，现在被关押的人并不是法西斯分子，而是革命人士。他们被逮捕不是因为他们的思想过于右倾，而是过于左倾。将他们关进里面的人就是那些可怕的革命人士，一听到他们的名字，加文⁽²⁾穿着胶套鞋的双腿就会颤抖——他们就是共产党人。

与此同时，反抗佛朗哥的战争仍在继续，但是，除了那些在前线战壕里受苦的可怜士兵之外，西班牙政府内部没有人认为这是真正的战争。真正的斗争是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较量，是徒劳地试图保住1936年所赢得的一丁点胜利果实的工人和成功将胜利果实夺走的自由党-共产党同盟之间的较量。不幸的是，只有少数英国人认清了事实，那就是：共产主义已经成为一股反革命的力量，各国的共产党人正与资产阶级改良派结成同盟，利用他们整个强大的机器镇压或抹黑任何流露出革命倾向的政党。因此就有了右翼知识分子斥责与他们意见一致的共产党员是邪恶的“赤匪”，但其实他们意见一致的怪异一幕。比方说，温德汉姆·刘易斯应该爱上了共产党人，至少暂时会这样。在西班牙，自由党-共产党联盟已经几乎取得了全面胜利。西班牙工人在1936年为自己赢得的胜利果实业已被雨打风吹去，只剩下几座集体化的农场和一些农民们去年获得的土地，很可能将来这些农民也会被牺牲，如果不需要再对他们施以怀柔政策的话。要了解当前这种情况是如何产生的，你必须追溯这场内战的起源。

佛朗哥的权力之路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不同，他是靠发动军事政变起家的，性质和外国侵略差不多，因此，尽管他一直在收买人心，但他并没有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他的主要支持者除了一部分大资本家之外就是拥有土地的贵族阶层和庞大的教会寄生阶层。显然，这么一场政变会招致水火不容的势力共同对其进行反抗。农民和工人们痛恨封建主义和教权主义，而“自由派”资产阶级也是，他们并不反对更为现代化的法西斯主义，至少只要它不叫法西斯主义就可以了。“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自由大度只局限于自己的利益范围。他们的进步程度可以用“有能者居之”⁽³⁾这句话加以体现。因为，在封建社会里，农民和工人沦为赤贫，毫无购买力，而且各行各业背负着沉重的赋税负担，以支付主教们的开销。每一个有利可图的挣钱机会都被某位公爵的私生子的娈童的朋友抢走了，资产阶级根本没有发展的机会。因此，在佛朗哥这么一个赤裸裸的反动派面前，在一段时期里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这对死敌暂时成为并肩作战的战友。这一难得的联盟被称为共同阵线（而共产党的报刊则赋予了它虚伪的民主的吸引力：人民阵线）。这个联盟没有什么活力或正当性可言，就像一只长着两个头的猪或是巴纳姆—贝利马戏团⁽⁴⁾里的畸形怪物。

共同阵线内在的矛盾一遇到严重的危机就会显现出来，因为即使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共同对抗法西斯主义的时候，他们的奋斗目标也并不一致。资产阶级要的是资产阶级民主，即资本主义体制。而工人阶级则希望建立社会主义体制。早在革命伊始西班牙的工人阶级就很清楚这个问题。在法西斯主义被打败的地区，他们并不满足于将叛乱的军队逐出城镇。他们还借机夺取了土地和工厂，以地区委员会、工人民兵组织和警察部队等形式成立了工人政权的雏形。但是，他们犯了错误（或许是因为积极的革命者是无政府主义者，不信任议会制），让共和政府保持了名义上的权力。尽管几经人事变动，每一届政府都是由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掌权。一开始的时候这一点似乎并不重要，因为政府，尤其是加泰罗尼亚政府似乎没有权力，而资产阶级得低调行事，甚至伪装成工人阶级（我十二月来到西班牙的时候情况仍是这样）。后来，随着权力逐渐从无政府主义者手中转移到共产党和右翼社会党人手中，政府重新掌握了权力，资产阶级不再躲躲藏藏，旧的社会贫富分化现象重新出现，没有多少改变。自此，每一次行动，除了几次为紧急军情所迫之外，都是为了破坏革命最初几个月的成果。这种情况不胜枚举，我只单独举一个例子，那就是旧的工人阶级民兵的瓦解。工人阶级的民兵组织拥有最纯粹的民主体系，军官与士兵领取同样的报酬，彼此之间平等相待。后来民兵组织被人民军（用共产党的话说是“人民的军队”）所代替，在最大程度上以资产阶级军队为样板，有特权军官阶层，而且军饷差别悬殊，等等等等。无须赘言，这是以军事需要的名义进行的。当然，它确实带来了军事效率，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但这一变动的目的无疑是向平均主义发起冲击。每一个部门都颁布了同样的政策，结果就是，在革命和战争爆发只有一年之后，这里就变成了一个普通的资产阶级国家，而且实行白色恐怖统治以维持现状。

这场斗争如果没有外国干涉的话，情况或许不会变得如此过分。但是政府军事上的软弱无能决定了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面对佛朗哥的雇佣兵军团，他们不得不仰仗苏联的帮助。虽然苏联的武器援助一直被夸大了（我在西班牙的头三个月只看到一样苏联的武器——单独一挺机关枪），但光是武器援助的抵达就让共产党掌握了权力。首先，苏联的飞机大炮和国际纵队的良好军事素质（不一定都是共产党员，但由共产党控制）大大地抬高了共产党的声望。但更重要的是，由于苏联和墨西哥是仅有的可以公开提供武器的国家，俄国人不仅可以通过贩卖武器挣钱，而且还加上了很多条件。以最直白的话说，这一条款就是：“镇压革命，否则别想得到武器。”俄国人之所以摆出这么一副态度，原因经常被解释为，如果俄国人公然支持革命的话，法国政府与苏维埃政府的协约（而且俄国人还希望与英国结盟）将受到威胁。而且，西班牙爆发真正的革命可能会在俄国引发回应，这是俄国人不想发生的结果。当然，那些共产党人否认俄国政府施加了直接压力。但就算他们的话是真的也无关紧要，因为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唯俄国马首是瞻。可以肯定的是，西班牙共产党，加上受他们操控的右翼社会党人，加上全世界的共产主义报刊，都站在反革命的一方，施加了重大的影响，而且影响力越来越大。

在本文的前半部分我提到，站在政府的角度，西班牙真正的斗争一直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斗争。虽然政府不想被佛朗哥打败，但它更希望将自战争打响以来所取得的革命成就摧毁。

任何共产党人都会认为这一说法是不实指控或别有用心的歪曲。他会告诉你指责西班牙政府镇压革命是无稽之谈，因为根本就没有革命这回事，他会说我们当前的任务是打败法西斯主义，捍卫民主。在这一点上，最重要的是了解共产党的反革命宣传是如何运作的。认为这场革命与英国毫无关系，因为英国的共产党人数不多，而且势力相对弱小，那可就错了。如果英国和苏联结盟，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它的作用，甚至无需等到那时，因为共产党的影响力必然会增强——它明显正在增强——越来越多的资产阶级人士意识到当代的共产主义其实和他们同气连枝。

大体上说，共产党的宣传依靠的是以法西斯主义的恐怖（这确实是真的）恐吓人民。同时还伪称——不需要大张旗鼓地宣传，只需要给予一点暗示——法西斯主义与资本主义毫无关系。法西斯主义只是一种毫无意义的邪恶，一种失常现象，“群众的癫狂”，如果你突然间将一整个疯人院的杀人狂放出来的话就会发生这种情况。以这种方式展现法西斯主义，你就可以动员大众舆论而不会引发革命行动，至少暂时会是如此。你可以通过建立资产阶级民主，也就是资本主义，来抵制法西斯主义。但与此同时，你必须除掉那个指出法西斯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其实是半斤八两的碍事者。一开始的时候，你指责他的看法是不客观的。你告诉他是他把问题弄混了，他在分裂反法西斯力量，现在不是进行革命宣传的时候，当前我们必须对抗法西斯，而不是去探究我们到底为了什么而战。如果他仍然不肯闭嘴，那你就改变口风，指责他是叛徒。说得更确切一些，你指责他是托派分子。

到底什么是托派分子？这个可怕的词汇——当前在西班牙，你可能会没有经过审讯就被抓进监狱，无限期被关押在里面，就因为有谣言说你是托派分子——正开始在英国流传。我们以后会更频繁地听到它。“托派分子”（或“托派-法西斯分子”）这个词通常是用来指责一个伪装成激进革命人士的法西斯分子，其目的是分裂左翼革命力量。但这个罪名的特别威力来自于它意味着三样互不相干的事物。它可以意味着某个人就像托洛茨基一样，希望在世界范围内进行革命；或一个奉托洛茨基为头目的组织的成员（这也是该词唯一合理的用法）；或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披着伪装的法西斯分子。这三个意思能随心所欲地互相混用。第一个意思不一定和第二个意思联系在一起，而第二个意思则几乎总是和第三个意思联系在一起。因此，“据说某某人说过赞同世界革命的话，因此他就是一个托派分子，因此他就是一个法西斯分子。”在西班牙，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在英国，任何宣扬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几年前共产党还在宣扬的事情）的人都会被怀疑是领取佛朗哥或希特勒津贴的托派分子。

这一指控非常狡猾，因为除非你刚好知道事实确非如此，否则这个罪名的确有可能会是真的。一个法西斯间谍确实可能会伪装成革命人士。在西班牙，每一个意见比共产党左倾的人迟早都会被指出是托派分子或叛徒。在战争的开始阶段，共产党的反对者是马克思主义联合工人党，这个政党相当于英国独立工党，是合法的政党，有一位党员还在加泰罗尼亚政府担任部长，后来它从政府中被驱逐，接着被贬斥为托派组织并被镇压。警察将他们能逮到的每一个党员都关进了监狱。

直到几个月前，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还被称为与共产党“精诚合作”的政党。后来他们被逐出政府，接着，他们被发现似乎其实并不是那么忠诚，现在他们正开始成为叛徒。之后将会轮到左翼社会党人。直到1937年5月，左翼社会党的前总理还一直是共产党报刊中的偶像，如今已经开始被人抹黑为托派分子和“人民公敌”了。这个游戏就一直这么进行着。符合逻辑的结果就是，在这个政权里，每一个反对党和每一份反对派的报纸都遭到镇压，每一个有分量的异议者都被关进监狱。当然，这么一个政权就是法西斯政权。它和佛朗哥所要建立的法西斯政权不可同日而语，它甚至要比佛朗哥的法西斯政权好一些，值得为其而战，但它仍然是法西斯政权。只是因为它是由共产党和自由派的政党在操纵，它的名字并不是法西斯。

与此同时，这场战争能获得胜利吗？共产党的势力一直在反对革命，因为革命将使得局势出现动荡，因此，除了带来俄国的援助之外，它还提高了军事效率。如果说从一九三六年八月到十月是无政府主义者挽救了政府，那么从十月份之后，是共产党挽救了政府。但在组织防御时，他们成功地扼杀了热情（在西班牙国内，不是国外）。他们使得一支征募制的军队成为可能，并将其变成必要的手段。从今年一月份开始，志愿入伍基本上就已经停止了。一支志愿军有时候可以靠着热情获得胜利，但一支征募制的军队得依靠武器装备才能获胜，而在没有法国介入或德国和意大利决定夺走西班牙的殖民地，由得佛朗哥孤军作战的情况下，政府军根本不可能获得武器装备上的整体优势。基本上，陷入僵持是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西班牙政府真的希望获得胜利吗？只有一件事可以肯定，那就是，它不希望失败。而另一方面，全面的胜利，佛朗哥抱头逃窜，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被赶到海里——这一切将会引发棘手的问题，其中有几点非常明显，不需要再作解释。由于没有真凭实据，你只能根据事件作出判断。但我怀疑政府正在耍手段，希望将战争的局势一直拖延下去。所有的预言都落空了，因此，这个预言也不会成真，但我要碰碰运气，预言说无论这场战争将很快结束还是延绵数年，它都将以西班牙陷入分裂而告终，或许真的会分出楚河汉界，或者形成不同的经济区。当然，这个妥协或许会被某一方或双方说成是胜利。

在这篇文章里我所说的内容在西班牙乃至法国已是老生常谈，但在英国，虽然大家都对西班牙战争很感兴趣，但是很少有人听说在西班牙政府内部正进行着如此激烈的斗争。当然，这不是偶然。一场深思熟虑的阴谋一直在进行（我可以列举出详细的例子），不让西班牙的情况被人所了解。那些应该对情况更加了解的人由得自己上当受骗，理由是如果你说出西班牙的真相，它将会被当成法西斯分子的宣传。

不难看出这种懦弱将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如果英国的公众能读到这场西班牙战争的真实报道，他们原本会有机会了解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和如何与法西斯主义周旋。结果，《新闻纪实报》将法西斯主义描述为一种在经济萧条时期喧嚣的毕灵普分子特有的杀人癫狂症，这一印象被空前地强化了。因此，我们离“抗击法西斯主义”的那场世界大战（而在一九一四年则是“抗击军国主义”的战争）又近了一步，而这将使得英国版的法西斯主义在第一周就把我们的脖子给紧紧掐住。

(1)　刊于1937年7月29日《新英语周刊》。

(2)　可能是指《观察者报》的主编詹姆斯·加文，一个坚定的保守党人。

(3)　原文是：la carrière ouverte aux talents。

(4)　巴纳姆—贝利马戏团（Barnum and Bailey），由菲尼亚斯·泰勒·巴纳姆（Phineas Taylor Barnum, 1810—1891）和詹姆斯·安东尼·贝利（James Anthony Bailey, 1847—1906）于1875年组建的马戏团，在英国、欧洲和美国进行巡回演出。

对《在西班牙战争中的作家立场》的回复

请你不要再给我发这些该死的垃圾了。这是第二次或第三次我收到这份东西。我不是你们那些时髦的同性恋者如奥登⁽¹⁾和斯宾德⁽²⁾中的一员。我在西班牙呆过六个月，大部分时候都在战斗。现在我身上有一处弹孔，我不会写什么捍卫民主或捍卫某个英雄人物这样的废话。而且，我知道过去几个月来在政府内部发生了什么事情和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那就是法西斯主义正以“抗击法西斯主义”的名义强加在西班牙工人身上。而且，自从五月以来，白色恐怖已经开始，所有的监狱和能被当成监狱的地方都关满了犯人，他们不仅未经审判就被囚禁，而且受尽殴打侮辱，连饭都吃不饱。我敢说你也知道这一情况，虽然能够写出背页那些东西的人也一定会傻到相信《工人日报》里面的战争新闻的地步。但很有可能，你——老是给我送来这份东西的人，我才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你很有钱，而且消息灵通，因此，你无疑了解关于这场战争的内情，却故意加入这场捍卫“民主”（即资本主义）的喧闹中，目的是为镇压西班牙工人阶级推波助澜，从而间接地捍卫你那肮脏的蝇头小利。

这已经超过六行字了，但要是我把我对西班牙战争的了解和感想在六行字之内写完，你是不会把它刊印出来的。你没有那个胆量。

顺便说一句，告诉你那个同性恋朋友斯宾德，我把他描写英勇的战争的作品都保存起来了，等到他为写下这些东西而感到羞愧时，就像那些在那场世界大战中撰写战争宣传的人到了如今羞愧不安一样，我会老实不客气地反复一提再提。

1937年8月3日至6日致南希·库纳德⁽³⁾的《左翼评论》的问卷调查

(1)　威斯坦·休·奥登（Wystan Hugh Auden, 1907—1973），英国／美国诗人，代表作有《死亡之舞》、《阿基里斯之盾》等。

(2)　史蒂芬·哈罗德·斯宾德（Stephen Harold Spender, 1909—1995），英国作家、诗人，代表作有《法官的审判》、《世界中的世界》等。

(3)　南希·克拉拉·库纳德（Nancy Clara Cunard, 1896—1965），英国女作家、政治活动家，积极投身反种族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代表作有《黑人和白人小姐》、《黑人：文集》等。

西班牙民兵部队纪实⁽¹⁾

1936年底，我加入了马联工党⁽²⁾的民兵部队。我加入这支民兵部队而不是别的民兵部队，情形是这样的。我本来打算去西班牙收集素材写点报道，心里隐约有参军这么一个想法，要是这么做有意义的话。但我心里没什么底，因为我的健康状况很糟糕，而且没有多少在民兵部队服役的经历。在我动身前，有人告诉我得有某个左翼组织的文件才能过境（在当时这并不是实情，但有党员证什么的无疑会方便一些）。我向约翰·斯特拉奇⁽³⁾申请，他带我去见波利特⁽⁴⁾。盘问完我之后，波利特显然觉得我在政治上不可靠，拒绝给我帮助，还说了一大堆关于无政府主义者白色恐怖的事情，试图把我吓退。最后，他问我是否愿意参加国际纵队。我回答说除非我亲身了解过情况，否则我是不会加入任何组织的。于是他拒绝帮助我，但建议我去巴黎的西班牙大使馆申请安全通行证，我按他说的做了。离开英国之前我还给独立工党打了电话，我和它有一点私人关系。我问他们能不能给我一些建议。他们给在巴黎的我寄来一封写给在巴塞罗那的约翰·麦克奈尔的信。过境的时候检查护照的人和其他人——当时他们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并不是很在意我的安全通行证，但似乎对那封有独立工党抬头的信印象很深刻，显然，他们都见过这样的信。正是这件事让我下定决心把这封信带给麦克奈尔（我和他素不相识），并通过这个关系加入了马联工党的民兵部队。在走马观花地考察了西班牙的部队后，我发现自己相对来说已经接受过足够多的军事训练，于是决定加入民兵。那时候我对各个政党之间的区别只有非常模糊的了解，英国的左翼报刊掩盖了它们的真面目。要是当时我完全了解情况，我或许会参加国工联⁽⁵⁾的民兵。

那时候民兵部队虽然理论上正在进行正规军化的重新整顿，但他们仍然以小分队、百人团和中队进行组织。百人团的人数大概是100人，以某个人为指挥核心，经常被唤作“某某某的旗下⁽⁶⁾”。百人团的指挥官大致上等同于上尉军衔，在此之下除了下士和普通士兵之外就没有明确的军衔了。巴塞罗那的部队佩戴条纹等装饰作为军衔的标志，但在前线佩戴这些东西“不大得体”。理论上说，晋升取决于选举，但事实上军官和士官都是由上面指派的。稍后我会解释这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关系。不过，有一点很奇怪，那就是士兵可以选择他愿意归属的队伍，而且按照规定，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从一个旗下换到另一个旗下。那时候士兵们只接受几天在练兵场上的操练，许多人甚至连步枪都没开过就被派往前线。我怀着正统的英国军队理念，对纪律的散漫感到十分震惊。当然，要让征募的士兵服从命令总是很困难，而当他们发现自己被推入战壕，不得不忍受他们还未能习惯的严寒等苦楚时，情况更是如此。在他们对武器不熟悉的时候，他们对子弹怀着不必要的恐惧，而这也是纪律散漫的原因之一。（顺便提一下，左翼报纸刊登的那些谎言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说什么法西斯部队使用的是会爆炸的子弹。据我所知，根本没有什么会爆炸的子弹，法西斯部队并没有配备这些东西。）一开始的时候，士兵服从命令靠的是对党派的忠诚和人格的力量，在头两个星期，我成为很不受待见的人。大约一个星期过后，一个士兵干脆拒绝去某个地方，他说那里正在交火。我动用武力强迫他服从命令——当然，这么做总是错误的，和西班牙人打交道时更是如此。我立刻被一群人包围起来，他们骂我是法西斯分子。我们激烈地争吵了一番，但大部分士兵站在我这一边，我发现人们争着要加入我的队伍。这件事过后，一连几个星期或几个月，西班牙人和前线少数几个英国人一而再再而三地为部队里纪律散漫，为什么是正确的行为、什么是“革命行为”争吵不休，但大体上的共识是，部队里必须纪律严明但地位平等。关于士兵当逃兵或不服从命令是否应该枪毙这个问题有许多争论，大体上人们同意这么做，但有的人不愿意执行。过了很久，大概是三月份的时候，在韦斯卡附近，200个国工联的士兵决定离开前线。你很难责备他们，因为他们在那里驻守了五个月，但这种事情显然是不被允许的，马联工党的部队奉命去阻止他们。我自愿参加，但心里觉得不是很高兴。幸运的是，他们被政委或别的人劝回去了，因此没有动用武力解决。这件事引发了很多争议，但大部分人还是同意如果必要的话，枪决做出这种事情的士兵是合情合理的。那段时期，即1937年1月至4月，纪律在逐步改善，原因几乎都是因为“革命思想的传播”，即无休止的争辩和解释为什么这么做或那么做是必须的。每个人都怀着无比的热情保持军官与士兵之间社会地位平等，不用军衔，伙食没有区别对待等等。这种情况经常被贯彻到很滑稽的地步，不过它们在前线就显得没有那么滑稽了。在那里条件稍有改善一些士兵们就会感恩戴德。当民兵部队理论上被整编归入人民军时，全体军官都能多领点钱，一天大概有10比塞塔作为津贴，每个人都同意这么做，但是否真的得以贯彻实施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不能肯定在马联工党的民兵部队被整编之前真的有人开始领到额外的津贴。不过，当我第一次到达前线时，不服从军令的惩罚正被采纳。要惩罚已经身处前线的士兵是极其困难的事情，因为除了把他们枪毙，没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比已经身处的状况更加痛苦。常用的惩罚是把岗哨巡逻的时间加倍——但效果很差，因为每个人都已经缺乏睡眠。时不时有人会被枪毙。有个士兵试图跑到法西斯阵地那边去，他应该是一个间谍，被枪毙了。另一个被逮到偷其他士兵东西的人被遣送回去，估计也会被枪毙，但我想他并没有真的被处决。军事法庭应该由一位军官、一个士官和一个士兵组成，但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有军事法庭开庭。

政党会定期派遣政委到前线看望士兵，如果可能的话，会进行政治教育。此外，每个百人团有一两个人担任政委。我一直搞不清楚这些人原本在履行什么职责——显然，一开始他们所履行的职责后来不需要了。和英国独立工党的党员在一起时，我被指定为他们的政委，但那个时候政委只是一个中间人，被派到总部投诉物资分配什么的，因此对于英国人来说，政委只是一个在几人中推举会说西班牙语的人担任的职位。比起西班牙人，英国人在推选军官时要严格得多，有一两回还通过选举换掉了士官。他们还组建了一个五人委员会，负责管理队伍的所有事务。虽然我被投票选进了委员会，但我反对组建这个委员会，理由是现在我们是部队的一分子，而部队通常是自上而下地执行命令，因此，这么一个委员会是起不了作用的。事实上，它并没有重要的职能，但偶尔在规定一些琐事上有点作用。与大部分人的想法刚好相反，马联工党的领导非常仇视组建委员会的想法，一心想阻止这个想法从英国人传播到西班牙人那里去。

在加入英国人的旗下之前，我在一个西班牙人的旗下待了几个星期。在里面80个人当中，有60个是完完全全的新丁。那几个星期纪律已经大有改善，从那时起直到四月底，整支民兵部队的纪律在缓慢而稳定地改善。到了四月，当一支民兵部队得行军出发时，它看上去仍像是莫斯科的残兵败将。但这在一部分程度上是因为那些人只经历过阵地战。但到了这个时候，要让命令得到服从不再困难，不用担心你刚一转身命令就被士兵抛到脑后。表面上看，特别的“革命”特征仍然保留到五月，但事实上，那时候情况的变化已经有所体现。五月份的时候，当我在指挥一支中队时（现在它指的是一个排），那些年纪轻轻的西班牙人管我叫“长官”。我不让他们用这个称呼，但这个称呼显然已经回来了。这场战争早前几个月普遍使用的“汝”⁽⁷⁾无疑很矫揉造作，对于拉丁人来说似乎很不自然。三月份的时候有一件事情似乎突然间中止了，那就是朝法西斯部队喊革命口号。在韦斯卡没有这么做，不过在很多地方，阵地之间非常接近时就会这么做。在萨拉戈萨前线这种事情定期发生，或许是那里接纳了众多逃兵的原因之一（一处由1 000名士兵把守的阵地一度每周有15个逃兵）。但大家普遍以“同志”相称的习惯和我们都应该平等相待的观念一直坚持下来，直到民兵部队被改组。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军的第一批来到前线的士兵也是这么做的。马联工党和加联社党的民兵部队，直到我在三月初看到后者时，在纪律和社交气氛上并没有明显的不同。

总体的组织在有些方面做得很好，但有些方面则糟糕得很，而且根本没有必要。这场战争有一个突出的特征，那就是良好的伙食组织。直到1937年5月，当有些物资开始紧缺时，伙食还总是很不错，而且供应总是很规律，即使在一场僵持难下的战争中这也是不容易的事情。厨师们很投入，有时候还冒着枪林弹雨把食物送过来。我对后方的伙食组织和农民们的配合程度很是感动。士兵们的制服时不时会被拿去洗，但洗得不是很干净，而且不是很规律。邮政服务挺好，从巴塞罗那寄出的信总是很快就送达前线，不过有许多寄到西班牙的信在送往巴塞罗那的路上会不知所踪。卫生观念基本上没有，气候干燥是唯一阻止流行病爆发的原因。你得到后方10英里的地方才能得到救治。当伤亡的规模很小时这并不是很碍事，但就算是这样，有很多生命还是就这么白白地丧失了。一开始的时候战壕修得很原始，但到了三月份工兵连成立了。这支队伍很有效率，能悄无声息地迅速构筑起长长的战壕。但是，直到五月份的时候还没有人想到构筑交通壕，即使在靠近敌人的前线也是这样，没办法在避开炮火的情况下把伤兵抬走。后方的道路没有人去修补，虽然做这些事情的劳动力无疑是有的。马联工党的医护兵既有志愿者也有义务兵，他们很会照顾医院里的伤兵。至于仓库，或许有一些侵吞公款和徇私舞弊的现象，但我想情况非常少。当香烟开始紧缺时，英国人的小分队分到了比他们应得的份额多得多的供应，西班牙人的性格就是这么慷慨。这场战争中不可原谅的大错，至少在阿拉贡前线这边，就是让士兵们毫无必要地长期驻守前线。到了1936年的圣诞节，这场战争几乎完全陷入了僵局，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有几段很长的时期只有零星的战斗发生。因此，原本是有可能进行四天上前线四天下前线的组织安排，甚至四天上前线两天下前线也行。按照这样的安排，士兵们休息的时间其实并没有增加，但他们可以阶段性地有几晚睡在床上，至少有机会把他们的衣服脱掉。结果，士兵们有时在前线一连待上五个月。有时候，战壕离敌人很远，比方说有1 000码，但这就更加无聊了，因此士气比距离敌人50到100码时更差。与此同时，他们睡在战壕里，条件恶劣得不堪忍受，身上长满了虱子，而且直到四月份天气几乎总是很冷。而且就算离敌人有1 000码远，士兵们也置身于枪火之下，有时候还得面对炮火，承受了零星的伤亡，因此恐惧一直在积累。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勉力支撑下去之外很难做别的事情。从二月到三月，在韦斯卡周围没有发生战斗，这时我们会尝试训练士兵掌握许多技能：使用机关枪、打信号、作业流程（快速突进什么的）等等。这些基本上都以失败告终，因为每个人都缺乏睡眠，累得没办法学习。当时我自己想掌握霍奇克斯机关枪的要领，发现缺乏睡眠已经剥夺了我学习的能力。而且，让假期变得频繁一些原本无疑是可行的，但是并没有这么做，或许并非只是出于效率低下这个原因。不过，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让士兵出入战壕本来会是很容易的事情，可以为不在前线的部队提供某种便利。即使在巴巴斯特罗这样的后方，部队的生活也非常无聊，而这是没有必要的。只要稍作一点组织，本来是有可能立刻给后方提供热水、除虱、某种娱乐、咖啡厅（事实上几乎没有人尝试去做这种事情）和女人的。少数几个在前线或靠近前线的可以泡到的女人成了争风吃醋的因由。年轻的西班牙人当中有鸡奸的情况。我不知道部队能不能一边进行阵地战，一边训练士兵进行运动战，但要是能提供一些关怀让士兵们休整，本来是能够进行更多训练的。结果，在战争陷入僵持阶段时，他们累得够呛却一无所获。回顾那一时期，我看到他们经受住了考验，在当时那种不堪忍受的条件下他们没有陷入分裂或显露兵变的迹象让我信奉起（在某种程度上）“革命纪律”的理念。但是，他们所承受的压力有一些其实并没有必要。

至于不同的民兵部队之间的嫉妒，就普通士兵而言，直到1937年5月我自己并没有看到严重的迹象。我想我们迟早会知道在何种程度上阿拉贡前线是因为党派之争而遭受破坏的。我不知道攻占韦斯卡有多重要，但在二月或三月，如果动用足够的大炮火力的话，原本可以将其攻下来。结果，它被包围起来，却留下一道宽约一公里的口子，由于大炮火力不足，根本不可能进行火力准备，因为它们的作用就是发出警报。这意味着进攻只能是最多几百人发动的突袭。到了四月初时，韦斯卡似乎已经没救了，但那道口子一直没有合拢，进攻渐渐减弱，过后不久，事情变得很清楚了，法西斯阵地的战壕修筑得更加稳固，而且他们已经加强了防御。到了六月底发动了针对韦斯卡的大规模进攻，显然是出于政治目的，想以一场胜利为人民军争光，并贬低国工联的民兵部队。结果本来是可以预见到的——损失惨重，局势变得更加不利。但就普通士兵而言，党派情绪顶多就是散播谣言，说“他们”（通常指的是加联社党）已经偷走了原本要分给我们的枪支。在马联工党和加联社党的民兵部队驻扎的萨拉戈萨前线，两者关系还算不错。当马联工党的民兵部队接管驻扎韦斯卡的加联社党民兵部队的阵地时有猜忌的迹象，但我认为这纯粹是出于军事竞争。加联社党没能攻下韦斯卡，而马联工党夸口他们准备把它攻下。二月份的瓜达拉哈拉大捷可以被认为是共产主义者的胜利，而事实也的确如此，但每个人都发自肺腑地感到高兴，事实上情绪非常热烈。过后不久，我们的一架飞机，应该是俄国的，在错误的地方扔了一颗炸弹，炸死了几个马联工党的民兵。后来无疑可以把这说成是“故意为之”，但在当时没有人会这么想。五月的时候，或许在巴塞罗那动乱之后，两者的关系变得糟糕了。在莱里达有大批新组建的人民军在进行训练，当一批批的人民军列队经过时，我看到不知道是哪支民兵部队的士兵递给他们覆盆子，模仿绵羊咩咩的叫声。至于对那些大家知道曾经在马联工党的民兵部队里服过役的人进行迫害，我想得等到那些所谓的间谍阴谋被发现之后才开始。这些事情过后不久发生了一两起严重事件。六月底的时候似乎加联社党的民兵部队的一支别动队不知是奉命还是自行其是，攻击了韦斯卡城外马联工党的一个阵地，后者的士兵不得不以机关枪保卫自己。我不知道具体是哪天，只知道大概的情况，但根据我收到的消息，这件事的的确确发生了。无疑，这是报刊对间谍活动和士兵开小差等情况不负责任的报道造成的结果，这在早些时候已经引发或几乎引发了麻烦。

民兵部队由不同的党派组建，向不同的党派效忠，过了一段时间，这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一开始的时候，当每个人都充满热情时，党派之间的对抗或许并不是坏事——至少在战争的早期，当希塔莫等地方被攻占时，从那些民兵身上我得出了这么一个印象。但当民兵部队的规模比起人民军渐渐相形见绌时，结果就是每个党派都在处心积虑不惜代价地保存自己的力量。我相信这就是为什么士兵总是无法放假的原因之一。到了六月份，凡是请假的士兵根本没办法重回队伍，而是被征召进了人民军，这是已经立法通过的（我忘记具体是什么时候通过的）；原本一个民兵一旦请假就可以回家，而当他领到了一大笔攒下来的兵饷时他更想回家。他可以加入另一个组织，而这在当时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事实上，大部分人放完假后会回去，但有的人没有回去，因此每次放假都意味着人数在减少。而且，我很肯定保全士兵数目的动机让地区指挥官变得高度紧张，在无望获得胜利的情况下不想有伤亡发生。在萨拉戈萨前线，宝贵的细小机会——那些不会被登入报纸，但会对局势有所影响的机会——因为这个原因而失去了，而真正发生的伤亡则毫无意义。而且那些一无是处的流氓地痞占了部队人数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所有的部队里都可以找到他们的踪影，这些人应该被无情地清除出去，却很少或从来没有被清除。一月份的时候我对纪律情况提出抱怨，一个军阶很高的军官对我说，他认为所有的民兵部队都在比谁纪律更散漫，为的是吸引其它部队的新丁。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或者是因为吃饱了没事磨磨嘴皮子。

至于马联工党民兵部队的人员构成，我认为它和其它民兵部队没有多大的差别。在体格标准方面，他们和加联社党大致相同。马联工党不会要求民兵对党派表示依附，这无疑是因为作为一个小政党他们发现很难吸引新兵。当士兵们上了前线后，他们就会做工作要求他们入党，但说句公道话，他们并没有施加压力。队伍里面的二流子比例和别的部队差不多，而且还有一些非常愚昧的农民和没有特定政治倾向的人，他们或许只是碰巧加入马联工党的民兵部队。而且有一些人参军只是为了谋一份差事。事实上，1936年12月在巴塞罗那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面包紧缺，而民兵可以分到足够的面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不管怎样，这些非征召的士兵当中有的人后来成为了优秀的军人。除了许多德国难民之外，还有零星的许多种族的外国人，甚至有几个葡萄牙人。德国人是最好的士兵，通常都会操作机关枪，他们以六个为一组，和别的人保持着距离。在这个阵地上，士兵们对他们的枪怀着迷信的态度，就像在供奉守护家庭的神明一样，非常有趣，值得去了解。有几个机关枪手是老兵，他们一直没有退役都是拜西班牙的休整更替制度所赐，但大部分人是“优秀党员”，当中有几个品格高尚，聪明睿智。我得出这么一个有点违背我的意愿的结论，那就是，从长远来看，“优秀党员”会成为最优秀的士兵。独立工党派来的由30个英国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分遣队被截然分成没有特定政治依附关系的老兵和没有军事经验的“优秀党员”。由于我更接近前者，因此或许我可以不带偏见地说我相信后者会变得更优秀。当然，在战役的开始阶段，老兵更能派上用场，一旦战斗发生他们都很镇定，但他们在精神迟钝和身体疲惫的情况下更容易军心涣散。一个对某个党派完全认同的士兵在任何情况下都值得信赖。要是你在左翼圈子里这么说会惹来麻烦，但许多社会主义者对他们的政党的情感与一个死脑筋的公校毕业生对他的母校的情感非常类似。有的人没有特定的政治情感，他们也完全可靠，但他们通常都是资产阶级出身。在马联工党的民兵部队里，有一个轻微但可以察觉得到的苗头：那些出身资产阶级的人会被选为军官。在现有的社会阶级结构条件下，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的人通常在不熟悉的情景中更有自信，在没有推行征兵制的国家，他们比工人阶级有更深厚的军事传统。英国更是如此。至于年龄，前线的士兵大致上是从20岁到35岁。我不会信赖前线任何年龄在35岁以上的普通士兵或低阶军官，除非他的政治可靠程度已经为人所了解。至于年龄的下限，14岁的男孩通常都很勇敢且值得信赖，但他们经受不起睡眠不足的折磨，甚至在站着的时候都能睡着。

至于叛变和通敌等等这些罪行，有许多谣言，表明这种事情时不时就会发生，事实上在内战中是无法避免的。有人捕风捉影地说，某个时候在无人区举行过事先安排好的停战以交换报纸。我不知道有这种事情，但曾经见过几份法西斯报纸，应该就是以这种方式得到的。共产党报刊宣扬的关于互不侵犯约定和士兵们可以在我们的阵地和法西斯部队的阵地之间自由走动的故事统统都是谎言。无疑，农民当中有的人是叛徒。为什么这边的前线当时没有展开进攻，一部分原因无疑是无力进攻，但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几个小时就可能走漏风声，被那些法西斯部队获悉。那些法西斯部队似乎总是知道在和什么部队对峙，而我们只能通过巡逻的方式了解情况。我不知道间谍用什么方法把消息传进韦斯卡，但把消息发出去的方法是闪灯信号。每天晚上在某个时刻会有莫尔斯电码的信号在闪。这些信号总是被记录下来，但除了诸如“佛朗哥万岁”这样的口号外，信号总是进行了加密。我不知道它们是否被成功破译。虽然经过许多搜查，但前线后方的间谍从来没有被抓到。逃兵很少，虽然直到1937年5月，要离开前线都是很容易的事情，冒一点险就能跑到法西斯部队那边去。我知道我们的队伍里和加联社党的队伍里有几个逃兵，但数量一直非常少。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民兵部队的士兵对敌人怀有强烈的政治情感。而一支普通的军队是不会这样的。当我第一次来到前线时，被我们抓获的军官俘虏必须枪毙掉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据说法西斯部队会把全部俘虏都枪毙掉——这无疑是个谎言，但重要的是人们相信了。直到1937年3月，我收到可靠的消息，说一个被我们俘虏的军官被枪毙了——而重要的是，似乎没有人认为这么做是不对的。

说到马联工党民兵部队的表现，我主要是从别人那里听说的，因为我在前线的时候正是这场战争中最平静的时期。他们参加了攻占希塔莫的战役，进军韦斯卡，之后被分开，一部分在韦斯卡前线，一部分去了萨拉戈萨前线，还有一些人去了特鲁埃尔。我相信有一部分人去了马德里前线。在二月下旬，整个师团集中在韦斯卡的东边。从战略上说这不算是很重要的一边，从三月到四月马联工党所扮演的角色只是发动突袭和阻止进攻，战事的规模最多只有两百人，有几十个士兵伤亡。在几次战斗中他们表现很好，尤其是那些德国难民。六月底进攻韦斯卡的战斗中，这支部队伤亡惨重，有四百到六百人被杀。我没有参加这场战斗，但我听当时在战场上的人说马联工党的部队表现很不错。到了这个时候，报刊上的宣传开始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不满。到了四月，甚至连那些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都知道除了他们自己的报纸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报纸之外不会有关于他们的正面报道，无论他们实际的表现怎么样。在当时这只是激起了一些不满，但我知道后来当这支部队被改组时，有的士兵逃过了征召入伍，找到了普通人的工作，理由是他们厌倦了被贴上标签。有几个参加过攻打韦斯卡的士兵向我保证波扎斯将军故意让炮兵按兵不动，让马联工党的部队尽可能多地被杀——这无疑不是真实情况，但表明了共产党报刊所进行的宣传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我不知道这支部队改组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我相信大部分人去了第二十六师。考虑到当时的情况和他们的机会，我应该说马联工党民兵部队的表现还过得去，但算不上特别好。

(1)　成文于1938年，未发表。

(2)　马克思主义联合工人党（西班牙语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ón Marxista），简称“马联工党”（the P.O.U.M.），创立于1935年，是西班牙的左翼政党，西班牙内战时支持西班牙共和国政体，与发动政变的佛朗哥将军为敌。

(3)　约翰·斯特拉奇（John Strachey, 1901—1963），英国工党政治家，左翼书社创建人之一，曾加入英国皇家空军参加作战，1946年曾担任“战时食物配给部长”。

(4)　哈利·波利特（Harry Pollitt, 1890—1960），英国共产党领袖，曾担任总书记一职长达20年。

(5)　指国家工人联合会（The 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Trabajo），简称“国工联”（C.N.T.）。

(6)　原文是西班牙语“bandera”。

(7)　原文是西班牙语“tu”。

我为何加入独立工党？⁽¹⁾

或许我先从个人的角度进行解释会是最为坦白的方式。我是一个作家。每个作家的本能是“置身政治之外”。他想要的是遗世独立，让他能平静地写书。但不幸的是，这个想法显然不再现实，就像小商店的店主以为能在连锁商店的血盆大口中保持独立一样。

首先，言论自由的时代正在步入尾声。英国的出版自由一直都很虚伪，因为说到底，是金钱控制了舆论。不过，只要畅所欲言的法律权利依然存在，一位非正统的作家总是有空子可钻。过去几年来，我设法让资产阶级每个星期支付我几英镑的薪水，让我撰写反对资本主义的书。但我不会欺骗自己说这种事情能够一直继续下去。我们已经看到在意大利和德国出版权利出了什么事情，迟早这种事情会在这里发生。每个作家将来只能选择要么完全缄默，要么应特权阶级的命令制造精神鸦片——不会是明年，或许十年或二十年之内都不会发生，但它正在迫近。

我必须为反抗这一前景而斗争，就像我必须为反抗蓖麻油、橡胶警棍和集中营而斗争一样。从长远看，只有社会主义政权才敢允许言论自由。如果法西斯主义获得胜利，我将不再当一个作家——也就是说，我唯一的长处将无用武之地。光是这一点就已经是加入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的充足理由了。

我已经先从个人的角度作了解释，但显然它并不是唯一的原因。

任何有思想的人生活在我们这个社会不可能不想去改变它。大约十年前我就已经了解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本质。我在缅甸目睹了大英帝国主义的运作，我曾经目睹英国贫穷和失业造成的后果。迄今为止我的斗争方式主要是写书，我希望能对读书圈子有所影响。当然，我会继续写下去，但在当前这种时候光写书是不够的。事情的节奏越来越快，曾经似乎还要再过一代人才会来临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你必须是一个活跃的社会主义者，而不仅仅是对社会主义抱以同情，否则你就会任由我们那些一直活跃的敌人摆布。

为什么是独立工党而不是其它政党？

因为独立工党是英国唯一以我认同的社会主义为宗旨的党派——至少是唯一值得考虑的大党。

我不是说我对工党失去了信心。我非常迫切地希望工党能在下一次大选中以多数票获胜。但我们知道工党有着怎样的历史，我们知道当前可怕的诱惑——将一切原则抛到一边去进行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的诱惑。应该有这么一个团体存在，它的成员即使遭受迫害也值得信赖，对他们的社会主义原则绝不妥协，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相信独立工党是唯一有可能在抵制帝国主义战争和抵制英国式的法西斯主义时能采取正确纲领的政党。此外，独立工党没有金钱势力作为后盾，还受到几个阵营系统性的诽谤和诋毁。显然，它需要各种形式的帮助，包括我本人能够给予的帮助。

最后，在西班牙的时候我加入了独立工党的分遣队。无论是那时候还是自此之后，我从未谎称我认同马联工党提出并得到独立工党支持的纲领的每一个细节，但事件的大体走向已经证明了它。我在西班牙目睹的事情让我认识到一味负面的“反法西斯主义”的致命危险。一旦我了解到西班牙局势的本质，我就意识到独立工党是英国唯一我愿意加入的政党——我也可以肯定它是唯一不会被引向以资产阶级民主为名义的歧途的政党。

(1)　刊于1938年6月24日《新领袖报》。

对这场危机的政治反思⁽¹⁾

一

在关于人民阵线的所有争议中，最少被争论的问题一直是这么一个政治联盟是否能赢得选举。

从一开始，英国人民阵线与迫于内部的法西斯威胁而形成的法国人民阵线就存在着明显的巨大差异。如果人民阵线得以组建，它的明确目的就是为了与德国打仗。高喊集体安全等等意味着和平而不是战争有什么用呢？没有人会相信的。争论的真正焦点是左翼人士是否应该支持一场意味着支持大英帝国主义的战争。人民阵线的支持者高喊着：“阻止希特勒！”而它的反对者高喊着：“不要与资本家联手！”但双方似乎都认为如果人民阵线能够成立的话，英国的公众就会投票给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接着战争的危机到来了。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要绝对肯定仍为时过早，但如果种种迹象值得关注的话，这场危机揭示了两件事。其一，英国人民在命令下将奔赴战场。其二，他们不想要战争，会投票反对任何标榜自己是主战派的政党。当张伯伦从慕尼黑回来时，他没有遭遇嘘声和诅咒，而是得到延绵数英里、兴高采烈的民众的迎接。当事情过后，一切风平浪静的时候，人们觉得反感，但那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工党借助这一情绪或许赢得了几场补选。但在决定性的时候，人民群众选择了张伯伦，如果大选让他们想起危机时刻的心情，这种情况将很有可能会发生，他们仍会做出同样的事情。然而，过去两年来，《新闻纪实报》、《工人日报》、《雷诺报》、《新政治家报》和左翼书社的赞助者一直在忽悠自己和一部分读者，整个英国，除了几个西区俱乐部的老派绅士之外，没有人希望打一场会有上千万人丧命的战争以捍卫民主。

为什么会犯下如此严重的错误？主要原因就是一小群聒噪的人能在一段时间内让人误以为他们要比真正的数目更加人多势众。人民群众通常是沉默的。他们不会在宣言上签名，参加示威，回答问卷，甚至不会加入政党。结果，你很容易就误以为一小撮高喊口号的人代表了整个国家。乍一看会员有5万人的左翼书社很庞大，但5万人在5千万人中算得了什么呢？要对力量的平衡有真正的认识，你不应该看着那5 000个在阿尔伯特音乐厅叫嚣的人，而是应该看着那5万个在外面默不作声但可能正在思考的人，他们将在下一次选举时投下选票。左翼书社之类的政治宣传组织就是想要阻止这种事情发生。他们没有尝试去了解民意，而是反复重申他们代表了民意，到最后他们和身边的一小群人相信了这一点。

斯特拉奇和他的同伴做了那么多事情，其结果就是对英国人民的想法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将工党的领袖在通往战争的道路上推得更远一些。他们这么做为工党输掉大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

从法国报刊的内容进行判断，除了共产主义者和科里利斯⁽²⁾之外，法国没有人真心想要打仗。我认为很多事件表明英国人也不希望打仗，但硬要说英国不存在有影响力且非常热切地希望打仗，当事不遂愿的时候就会失望地大吼大叫的少数派会是很荒唐的事情。但这些人绝对不会是共产主义者。

在法国那些迫切希望打仗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似乎人数比较少。为什么这类人在一个国家会比在另一个国家更加普遍呢？你可以想到几个附属性的原因，但这个问题或许可以用一个词就给出满意的回答：征兵制度。

与英国相比，法国是一个民主国家，由地位决定的特权要少一些，很难逃避兵役。几乎每个成年的法国男子都曾经服役过，法国军队严苛的纪律牢牢地印在他的记忆里。除非他上了年纪或地位受到格外的优待，否则战争对他的意义与战争对英国中产阶级的意义是很不一样的。

它意味着墙上的一张告示“全体动员令”，三个星期后如果他不走运的话，肚皮就吃了枪子儿。

这么一个人怎么会不负责任地声称“我们”应该向德国、日本或任何刚好撞上枪口的国家宣战呢？他一定会以非常现实的目光看待战争。

你不能说同样的情况发生在英国的知识分子身上。所有那些日日夜夜宣称如果某某某事件发生的话“我们”就非打不可的左翼报刊记者，有多少人想到战争会影响到他们自己呢？当战争爆发时，他们会做他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撰写政治宣传文章。而且，他们很清楚这一点。这类为左翼政党写文章的人并不觉得在“战争”中他将蒙受伤害。“战争”是纸上发生的事情，是外交行动，它固然是悲惨的，却是为了消灭法西斯主义而“必须”做的事情。他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就是高高兴兴地撰写煽动性的文章。奇怪的是，或许他是错的。我们还不知道一场大规模的空袭会是什么情形，下一场战争或许就连报刊记者也会很不好过。但这些人生来就是富裕的知识分子，从骨子里认为自己属于特权阶级，他们并没有预见到这些事情的能力。战争是纸上发生的事情，因此，他们能够决定哪场战争是“必须”的，就像在下象棋一样轻松自若。

我们的文明制造出了越来越多的两种人：暴徒和娘娘腔。他们从来不会碰到一块儿，却又彼此需要。有人在东欧“清算”一个托派分子，有人在布伦斯伯里写文章证明这是正当的。当然，这完全是因为英国的生活太舒适太安全了，使得我们的知识分子普遍渴望发生流血事件——在遥远的地方发生流血事件。奥登先生能写出“承担必要的谋杀的罪责”这样的话是因为他从未杀过人，或许没有一个朋友被谋杀，甚至可能从未见过一具被谋杀者的尸体。这群完全不负责任的知识分子在十年前“接纳”了罗马天主教，今天“接纳”了共产主义，再过几年将会“接纳”英国式的法西斯主义，他们的出现是英国局势的一个特征。他们的重要性在于，他们能凭借金钱、影响力和文学才华占据出版业的大半壁江山。

三

抛开某件意料之外的丑闻或保守党出现一场真正的大规模内讧不谈，工党赢得大选的机会似乎非常渺茫。如果某种形式的人民阵线得以组建，它的机会或许比单枪匹马的工党还要低。我们似乎只能寄希望于如果工党失败了，这场失败将促使它重回正确的“纲领”。

但时间这个因素至关重要。英国政府正在备战。无疑他们会虚张声势，浑水摸鱼并作出进一步的妥协以争取多一点时间——但是，他们正在备战。有一些人认定政府的备战工作只是一场骗局，甚至认定他们想要对付的是苏联。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真正鼓舞它的，是人们知道当张伯伦向德国宣战时（当然是为了捍卫民主），他将按照他的对手的要求去做，让他们无话可说。英国统治阶级的态度或许可以用最近我从一位驻守直布罗陀海峡的士兵那里听到的评论加以总结：“该来的总会来的。希特勒显然就是想要吞并捷克斯洛伐克。最好就让他吞并吧。到了1941年我们就准备就绪了。”事实上，右派的主战派和左派的主战派的区别只是在于策略有所不同。

真正的问题是，假定战争真的会爆发，工党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开始有效地反对政府的战争计划。几份态度比较暧昧的报纸最近已经在讨论“在什么条件下”工党应该“支持”政府进行战争，似乎有哪个战时政府能允许它的人民“提出条件”！一旦战争打响，左翼政党将只能在无条件地服从与被消灭之间作出选择。唯一规模大得足够抵制政府，甚至或许能让政府服软并避开战争的团体就只有工党。但要是它不立刻展开工作，或许它就没办法做到这一点。心照不宣地默许备战只消两年，甚至一年，它的力量就将被挫败。

如果工党输掉了选举，一定会有人叫嚷说要是我们有人民阵线的话，本来是可以获胜的。这或许会使得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得不到澄清，或许会长达两年之久。因此就有了更多的支持人民阵线的想法，更多的握拳呐喊，要求成立“坚固的阵线”，更多的聒噪要求大规模的军备——一言以蔽之，把政府朝正在前进的方向再推上一把。只要工党要求有“坚定的纲领”，承担起打仗的风险，它就只能假意地抵抗战争准备所要求的法西斯化进程。一边要求“强硬的”外交政策，一边又假惺惺地反对工时增加、工资削减、出版审查甚至征兵制又有什么意义呢？别人总是可以提出反驳：“如果你阻止重整军备，我们怎么能阻止希特勒呢？”战争，甚至备战，能够成为任何事情的理由，我们或许可以肯定政府将充分利用它的机会。到最后，对于局势的判断将驱使工党回到其正确的“纲领”，但那会是什么时候呢？

9月28日，全国总工会采取了在这场战争危机中少有的理性行动。它在电台向德国人民呼吁抵制希特勒。这次呼吁并没有足够深入地进行下去。它的语气自命正义，没有承认英国的资本主义和德国的纳粹主义一样有其缺陷。但它至少表明有人想到了正确的解决方法。如果工党在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的话，希望在哪里呢？或许迟早作为反对党的这一事实能让工党回到反军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纲领。但这种事情宜早不宜迟。如果它还继续像现在这样做一只没头苍蝇，它的敌人就会将它击垮。

(1)　刊于1938年12月《艾德菲月刊》。

(2)　亨利·卡洛奇·德·科里利斯（Henri Calloc'h de Kérillis, 1889—1958），法国记者、作家，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战前激烈反对英法等国的绥靖政策，法国沦陷后与“自由法国”的领袖戴高乐并肩作战，但后来与戴高乐决裂，流亡美国。

西班牙的分裂⁽¹⁾

佛朗哥将军在1936年7月发动叛乱时，就像是将一把扳手扔进了一台正朝明确的方向运转的机器。他所造成的破坏有多严重仍无法肯定。

1931年的革命废除了西班牙君主制，但并没有解决这个国家根本的经济问题。但是，它的一个结果是缔造了自由主义的氛围，以前不受待见的自由言论得以广泛传播。从那时起，许多观察家就认为西班牙的内战不可避免。当一个勉强可以被称为“左翼”的政府在1936年2月的大选中以勉强多数当选时，决定性的时刻来临了。这个政府——人民阵线政府——并不是由极端主义分子控制。它没有以暴力镇压政敌以消除危机；恰恰相反，它的节制使得自己的势力被削弱。一个更加坚定的“左翼”政府会一早就着手解决昭然若揭的军事政变，而且或许会向西属摩洛哥的阿拉伯人承诺准许其独立，从而阻止他们投靠佛朗哥。和任何激进的改革一样，政府的改革方案威胁到大地主和教会的利益。按照西班牙的现状，要进一步迈向真正的民主又不与强大的既得利益阶层起冲突是不可能的事情。结果就是，人民阵线政府的出现提出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难题：如何以民主方式推动根本的改变。

议会民主和党派政治是在不同的党派之间并没有真正不可调和的矛盾的时期发展起来的。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或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其实都是一家人在争吵，他们愿意服从彼此的决定，但当问题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争时，情况就不一样了。事实上，在薄薄的伪装下，同样的情况一再出现。一个以民主方式当选的政府推行激进的改革，行为完全符合法律，但它的对手总是能够以手段“得逞”，他们发起叛乱，或者像西班牙这样采取公开的暴力手段，或者选择经济破坏这种更常见的做法。而西班牙的特殊情况在于政府作出了反击。这场战争到现在已经持续了两年半，造成了近百万的伤亡和闻所未闻的惨剧。它对民主事业造成了多大的破坏呢？只需要考虑现代战争的可能性，以及政府为了团结人民不得已而为之的那些手段，你就会深深地怀疑如果各个大国展开“全方位”战争几年之久，民主是否还能继续存在。事实上，虽然西班牙战争在几乎方方面面都十分可怕，但在这个方面它展现出充满希望的迹象。在西班牙政府内部，民主的形式与精神都以没有人能够预料得到的程度延续了下来，甚至可以说在战争的第一年它们还有所发展。

从1936年圣诞节开始到翌年的年中，我在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那时候在西班牙是一种奇怪而感人的经历，因为在你面前的是一个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民族，一个睁大眼睛面对命运的民族。政变让西班牙陷入战乱，名义上掌握权力的政府面临战争的爆发时行动很迟缓。西班牙人民要获得拯救只能依靠自己的努力。毫不夸张地说，开始几个月基本上所有的抵抗都是人民群众通过工会和政治组织发起的直接而有意识的行动。工人们掌握了交通与主要工业，奋战在最前线的民兵部队是扎根于工会的志愿兵组织。当然，他们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也有令人惊诧的因地制宜的能力。农田仍在耕种，火车照样在跑，远离前线的地方生活仍很平静有序，虽然民兵部队装备低劣，但他们有很好的伙食和后勤补给。伴随着这一切的是宽容的精神以及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没有人会认为这些在战时是可能实现的。自然而然地，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气氛逐渐恶化。整个国家陷入了一场漫长的战争，内部政治斗争使得权力从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手中转到了共产党人手中，然后又从共产党人手中转到了激进分子手中。征兵制得以推行，内容审查逐渐收紧——这是现代战争不可避免的两大邪恶。但前几个月的志愿精神从未消失，而且将会带来重要的影响。

以为政府的胜利将立刻缔造一个民主的政体是幼稚的。我们所了解的西欧式民主在像西班牙这样的陷入分裂和贫困的国家是行不通的。任何战胜佛朗哥的政府都会有自由主义倾向，因为它必须扫除大地主和教会的势力。但统治西班牙的任务与统治目前忠于共和国的部分领土根本是两回事。他们将遇到势力很大的异议群体和繁重的重建问题。不可避免地，这意味着一个过渡时期，在此期间政权将徒有名义上的民主。另一方面，如果佛朗哥获得胜利，就连名义上的民主也将不复存在。他已经清楚地表明他将仿照意大利的模式建立起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也就是说，人民群众将被公然无情地排除在外，根本没有发出声音的机会。

但是，形势或许没有看上去那么绝望。显然，如果佛朗哥获得胜利，短期内的情形会是绝望的，但佛朗哥获得胜利的长期影响则殊难预料，因为像佛朗哥这样的独裁者只能依靠外国的扶持。如果政府能够获胜，相信伴随着内战必然会出现的不良影响或许将会很快消失。战争是由士兵在打的，他们要么是应征的士兵，要么是职业士兵，但无论是哪一种人，他们通常都是受害者，对自己为了什么而打仗只有模糊的想法。你不能说西班牙政府的军队也是如此。他们并不是被塞进一部战争机器的应征士兵，而是自发组成军队的平民。正是这场战争在精神上的影响或许会让民主的回归变得容易。

1937年初在西班牙旅行时，你一定会觉得这场战争虽然有着种种可怕的罪恶，但它是一次教育。西班牙人在受苦，但他们也在学习。数以万计的平民被迫承担起他们几个月前绝对不会想到的责任和命令。数十万人在深切地思考平时绝对不会去思考的经济理论和政治原则。像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无政府主义，这些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只是文字游戏，而现在正成为热烈讨论的话题，而讨论者不久之前还是大字不识的农民或辛劳的工人。思想陷入了大混乱，意识急剧膨胀。这必须被视为战争带来的好处，它是对死亡和困难的一点补偿。独裁体制能否将它完全消灭很值得怀疑。

确实，事情并不像我们当时所希望的那样在发展。第一，直到1937年夏天，西班牙政府里的每个人都以为政府将会获得胜利。现在要说政府已经失败还为时过早，但事实上政府的胜利不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第二，许多人认为战争结束之后将会进行一场引向社会主义的革命。这个可能性已经消失了。如果政府获得胜利，西班牙将更有可能演变成一个法国式的资本主义共和国而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似乎可以肯定的是，它不会再回归到1931年或1936年之前那个半封建的、受教会蹂躏的国家。这样的政权本质上依赖群众的冷漠和无知，而这种情况在西班牙已经不复存在。人民看到了许多，也学到了许多。以最保守的估计，有数百万人已经接受了进步的理念，使他们不再是一个专制政权的顺民。如果佛朗哥获得胜利，他将会阻碍西班牙的发展，但或许只要某个外国势力能保住他的权位，他什么都愿意做。枪毙和囚禁政治反对者不会为他带来帮助，因为反对者太多了。对自由、知识和体面生活的渴望已经广为传播，无法通过蒙昧主义或迫害手段将其扼杀。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场伴随着现代内战的屠杀和苦难或许将不会毫无意义。

(1)　刊于1939年3月《康庄大道》。《康庄大道》的副标题是“工人教育协会成人教育评论”。

马拉喀什⁽¹⁾

随着那具尸体经过，苍蝇们如一团云朵般簇拥着离开了餐馆的桌子，飞舞在尸体后面，但几分钟后它们又回来了。

那一小群送葬者——全部都是男人和男孩，没有女人——鱼贯穿过一边堆着石榴一边停着的士和骆驼的市场，反反复复地哭号着一首简短的葬歌。真正吸引苍蝇的情况是，这里的尸体从来不会被放进棺材里。它们只是裹着一块破布，放在粗陋的木架上，由四个朋友用肩膀扛走。他们来到乱葬岗，挖出一个约一二英尺深的长方形的土坑，把尸体丢在里面，堆上一层碎砖般干燥结块的泥土。没有墓碑，没有姓名，没有任何可供辨认的记号。乱葬岗是一片荒凉的土丘，就像一处荒弃的工地。过了一两个月，没有人能肯定自己的亲人到底葬在哪里。

当你走过一座这样的城镇——二十万居民，至少有两万人除了身上褴褛的衣服之外别无长物——当你看到这些人是如何生活的，也看到他们是如何更加轻易地死去时，你很难相信自己正走在人间。所有的殖民地帝国都是建立在这一事实上的。那些人长着棕色的面孔——而且，数目如此之多！他们真的和你一样是活生生的人吗？他们有自己的名字吗？还是说，他们只是无差别的棕色人偶，就像蜜蜂或珊瑚虫一样？他们从大地里破土而出，他们挥汗劳动，忍受饥饿，几年后就回到乱葬岗无名的土丘，没有人注意到他们已经走了。就连那些坟墓也很快就重新变成泥土。有时候你出去散步，穿过仙人掌丛后，你会注意到脚下的土地起起伏伏，而且相当规律，这表明你正走在一具具骸骨上面。

我正在一座公共花园喂一只瞪羚。瞪羚几乎是唯一活着的时候看上去好吃的动物。事实上，看到它们的后腿时你就会想起薄荷酱。我喂的那只瞪羚似乎知道我在想什么，因为虽然它在吃我给它的那片面包，但明显看得出它并不喜欢我。它快速地啃食着那片面包，然后低下头试着用头撞我，然后又吃上一口面包，然后再用头撞我一下。或许它觉得要是它能够把我撞开的话，那块面包还会停留在半空中。

一个在路边干活的阿拉伯修路工放下他那把沉重的锄头，悄悄朝我们走来。他看了看那只羚羊，再看了看那块面包，然后又看了看那只羚羊，露出安静而吃惊的神情，似乎他从来没见过像这样的事情。最后他害羞地用法语说道：

“那面包我可以吃一点。”

我给了他一片面包，他感恩戴德地把面包藏在褴褛的衣衫下一处隐秘的地方。这个人是市政局雇来的。

当你经过犹太人区时，你会领略到中世纪的贫民窟是什么景象。在摩尔人的统治下，犹太人只能在受限的区域里拥有土地，这种情况经过了几个世纪，人口拥挤已经到了见怪不怪的地步。许多街道不到六尺宽，房子根本没有窗户，到处都是患了红眼病的孩童，数目多得令人难以置信，就像一群群苍蝇一样。在街道的中央总是会有一条尿河在流淌。

在巴扎集市，一户户犹太人的大家庭，所有人都穿着黑色的长袍，戴着小小的黑帽，在蚊蝇横飞、黑漆漆有如山洞的摊位里干活。一个木匠盘着腿坐在一张陈旧的机床上，快速地转动着椅脚。他操作机床时右手拿着一把弓，左脚控制着凿子，由于一辈子都以这个姿势坐着，他的左腿已经扭曲变形了。他的身边是六岁的孙子，已经开始干一些简单的活儿了。

我正走过几间铜器铺时，有人发现我正在点烟，从周围黑漆漆的洞穴里立刻冲出来一群犹太人，许多是爷爷辈的人，留着飘扬的灰色胡须，人人都聒噪着要讨一根烟抽。连一个在后面摊位里的盲人听到有烟抽也蹒跚着走了过来，伸手在空中摸索着。一分钟内我整包烟就派完了。我想这些人每天工作超过十二个小时，却觉得抽一根烟是几乎不可能的奢侈享受。

犹太人们生活在自给自足的社区里，和阿拉伯人从事同样的行当，只是不能种田。这里有水果贩子、陶工、银匠、铁匠、屠夫、皮革工、裁缝、挑水工、乞丐、脚夫——无论你朝哪个方向望去，看到的都只有犹太人。事实上，这里有一万三千个犹太人，全部就生活在几英亩的地盘里。幸亏希特勒没有在这里。不过，或许他正在杀过来。你会听到关于犹太人的那些司空听惯的可怕传闻，不仅阿拉伯人这么说，连那些可怜的欧洲人也这么说。

“是的，先生，他们把我的工作抢走了，给了一个犹太人。那些该死的犹太人！他们是这个国家真正的统治者，你懂的。钱都在他们手里。他们控制了银行和金融——控制了一切。”

“但是，”我说道，“普通的犹太人干的都是些体力活，一小时只挣一便士，不是吗？”

“啊，那只是在做做样子！事实上他们都是放高利贷的。他们狡猾得很，那帮犹太人。”

这和几百年前如出一辙。当时有些可怜的老女人被当成女巫活活烧死，而她们甚至没办法用魔法给自己变出一餐饱饭。

所有靠双手劳动吃饭的人都是看不见的人，他们所从事的工作越重要，他们就越不为人所察觉。一个白皮肤的人总是会引人注目。在北欧，当你看到一个帮工在耕地时，你或许会多看他一眼。而在热带国家，直布罗陀海峡以南或苏伊士运河以东，很有可能你根本看不见他。我总是注意到这一点。在热带你的眼里什么都看得见，就是看不见人。你看见干裂的土地、仙人掌、棕榈树和远方的山脉，但你总是没看到在锄他那片耕地的农民。他和大地是一样的颜色，你根本没有兴趣去观察他。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饥馑遍地的亚洲和非洲还依然能够被人们当作旅游胜地。没有人会想跑到贫穷之地进行廉价旅行，但在那些棕肤人口的国度，他们的贫穷根本没有人会留意。对于一个法国人来说，摩洛哥意味着什么？一片橘子林或一份政府公务员工作。对于英国人来说呢？骆驼、城堡、棕榈树、外籍军团、铜盘和强盗。一个人可能在这里住上很多年，根本没有注意到九成的人口得无休止地劳动，背都快折了，才能从贫瘠的土地里种出一点粮食。

摩洛哥的大部分国境很荒凉，只有体型和兔子差不多大的野生动物才能生存。大片大片的地区原本覆盖着森林，现在一棵树也没有了，土壤就像破裂的砖头。但是，这些土地仍在被耕种，需要付出极其艰辛的劳动。任何事情都得靠人力劳动。长长的几排女人弓着身子，像是上下颠倒的大写字母L，缓缓地一路耕田，双手拔除多刺的野草。农民们收苜蓿作饲料时将它们连根拔起，而不是将其收割下来，这样每一根茎秆能够多收获一两英寸。他们还在用原始的木犁，轻便得可以扛在肩膀上，一端装着粗糙的铁片，能刨入泥土大约四英寸深。利用牲畜的力气也就只能做到这样了。他们经常驱赶一头牛和一头驴一起拉犁。两头驴的力气不够大，而两头牛又得耗费太多的草料。这些农民没有耙，他们只是从不同的方向把泥土翻松几遍，最后留下几道草草的沟壑，然后整块地用锄头开垦成长方形的小块田地以便蓄水。除了一两天会有罕见的大雨之外，这里长年缺水。田地的边上挖出了深约三四十英尺的水渠，让雨水能流入下层的土壤。

每天下午，一排非常老的女人会经过我的房子外面的马路，每个人都背着一堆柴火。每个人都因为日晒和苍老而变得像木乃伊一样，身材非常矮小。在原始落后的地方，那些女人似乎到了一定的岁数身材就会缩小得和孩童一样。每天都会有一个身材不足四尺的可怜老家伙扛着一大捆木柴从我身边经过。我拦住她，把一个五索尔的硬币（比一法寻多一点）放进她的手里。她惊喜地尖叫起来，带着感激之情，但主要是惊讶。我觉得在她看来，我关心她几乎是违背天理的一件事情。她接受了自己是一个老女人的身份，觉得自己是一头役畜。一家人外出的时候，你会看到父亲和成年了的儿子骑着毛驴走在前面，一个老女人步行跟在后面，还背着行李。

但是，这些人奇怪的地方在于他们是看不见的。几个星期来，总是在一天中的同一个时间，那排老女人背着柴火蹒跚着经过我的房子，虽然她们引起了我的瞩目，但我不能说真的看见过她们。柴火在经过——那就是我看到的一幕。有一天我碰巧跟在她们后面，那滑稽的一上一下的木柴吸引了我的注意，这时我才看到下面那个人。那是我第一次注意到那可怜而衰老的土色身躯，只剩下皮包骨头，被沉重的分量压弯了腰。但我猜想踏上摩洛哥的土地还不到五分钟，我就注意到了驴子的重负，并对此感到愤慨不已。摩洛哥的驴子确实遭受到残忍的对待。它们比圣伯纳犬大不了多少，所背负的重量会让英国军队觉得给一头十五手高的骡子背都太重了。而且它的载物鞍经常好几个星期都不卸下来。但最让人觉得可怜的是，驴子是最温顺的动物，就像狗一样跟在主人身边，不需要缰绳或嚼头。经过十来年的辛勤劳动，驴子就会突然死掉，主人就把它丢进阴沟里，村里的狗在其尸体还没变冷之前就把内脏吃掉了。

这种事情会让人觉得义愤填膺——却对当地人的这种惨剧置若罔闻。我不是在进行评论，只是在指出事实。棕色皮肤的人几乎是看不见的。任何人都会为驴子被擦伤的背感到难过，而通常却不会注意到柴火下面那个老妇的身影。

一群鹬鸟朝北飞去，一队黑人朝南边行军——那是一列长长的、风尘仆仆的队伍，步兵，炮兵，然后是更多的步兵，总共有四五千人，迤逦走在路上，传来军靴的踏步声和铁跟的咔哒声。

他们是塞内加尔人，非洲最黑的黑人，黑得有时候分辨不出他们的脖子开始长头发的部位。他们强壮的身躯隐藏在二手的卡其布军服下，他们的脚裹在看上去像一块块木头的军靴里，每一顶军帽看上去都似乎小了几个尺码。天气很热，这些士兵已经走了很远的路。他们弯腰驼背地扛着沉重的行囊，格外引人注目的黑色脸庞上闪烁着汗水的光芒。

他们经过的时候，一个非常年轻高大的黑人转过身，吸引了我的目光。但他看着我的眼神是你绝对想象不到的。不是敌意，不是轻蔑，不是愠恼，甚至不是好奇，而是眼睛睁得大大的害羞的眼神，看上去带着深刻的敬畏。我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可怜的男孩是一个法国公民，因此从森林里被拉出来到守备部队驻防的城镇拖地板和染上梅毒，对白种人充满尊敬。他被灌输白种人是他的主人的理念，而他仍然相信这一套。

但有一个想法是每一个白人（在这种情形下，即使是那些自诩为社会主义者的白人也一样）看到一队黑人军队列队经过时心里都会想到的：“我们还能欺骗这些人多久？什么时候他们会掉转枪口呢？”

这真是很奇怪。在这里的每一个白人心里都会有这个想法。我在这么想，其他旁观者也在这么想，骑着汗淋淋的军马的军官和队伍里的白种人指挥官也是这么想的。这是我们心照不宣的秘密：只有那些黑人不知道。看着这队迤逦一两英里的军人就像看着一群牲畜平静地走在路上，一群巨大的白鸟从他们头上飞过，朝相反方向飞去，像是漫天飘舞的纸片。

(1)　刊于1939年12月25日《新写作》。

新词⁽¹⁾

目前新词汇的产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我在哪里读到过，英语每年造出六个新词语，大约有四个旧词语被淘汰），除了实物名称之外，没有什么新词是特意造出来的。新的抽象词汇则根本没有产生，不过旧的词汇（例如：“条件”、“反射”等等）为了科学目的会加入新的含义。在这里我想说的是，我们是可以发明多达数以千计的词汇，用于表达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语言无法表达的经验的。对这一想法会有几方面的反对意见，我将进行一一解答。首先，我要讲述的是发明新单词的目的。

任何有思考能力的人都知道我们的语言根本无法描述大脑的运作。文笔高超的作家（例如特罗洛普和马克·吐温）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在写自传的时候都声称他们无意描述自己的内心生活，因为究其本质那是无法以语言进行描述的。一旦我们要描述任何不是具体的或看得见的东西（连描述看得见的东西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想想描述一个人的长相有多难就知道了），我们就会发现以语言描述现实就像用棋子代表活人那么不靠谱。举一个不至于太离题的明显例子，你会如何描述一个梦境？显然你无法将其描述出来，因为在我们的语言中没有词汇能表达出梦的意境。当然，你可以大略地讲述梦中所发生的事情。你可以说“我梦见自己和一头戴着圆顶礼帽的刺猬走在摄政王大街上”等等，但这并不是对梦境真正的描述。即使一位心理学家以“符号学”对你的梦进行解读，他所做的也只不过是在猜测，因为梦境真正的品质，赋予那头刺猬独特意义的品质，是独立于词语的世界之外的。事实上，描述梦境就像把一首诗翻译成博汉查询法⁽²⁾的一则小结那样。那是一段简述，除非你知道原文，否则根本没有意义。

我选择梦境作为一个无可争议的例子，但假如只有梦境是无可描述的，这个问题或许不值得操心。但是，正如有人再三指出的，醒着的意识与做梦的意识并没有表面上那么大的差别——不过我们倾向于认为它们很不一样。的确，在我们清醒的时候大部分想法是“理性的”——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脑海里存在着类似棋盘的东西，我们的想法以合乎逻辑的语言形式在运转。我们使用这一部分的头脑去解答任何直接的智力上的问题，就习惯性地以为那就是头脑的全部（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思想就像棋盘一样井然有序的时候进行思考）。但显然它并不是头脑的全部。那个属于梦境的混沌而无法以语言进行表达的世界一直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要是可以对其加以计算的话，我敢说我们会发现我们醒着时的思想有一半是属于这一状态的。当然，即使在我们尝试着以语言进行思考的时候，梦的思维也在发挥作用。它们影响着语言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是它们令我们的内心生活变得有价值。在任何放松的时刻分析你的思想。里面主要的活动会是一连串没有名字的事物——完全没有名字，你不知道应该称之为想法、图像还是感觉。首先你会看到一些事物，听到一些声音，这些是可以用语言进行描述的，但一旦它们进入你的头脑里，它们就发生了剧变，变得完全无法描述。⁽³⁾而且，你的头脑总是在不停地为自己创造着梦境生活——虽然大部分的梦境是琐碎的，并很快就被遗忘，里面的事物却是那么美丽而有趣，根本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部分无法以语言表达的头脑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是几乎一切动机的起源。所有的喜欢与厌恶，所有的审美情感，所有的是非观念（审美的和道德的考量是无法决然分开的）都源自比语言更加微妙深刻的情感。当你被问及“为什么你要做某某某某事情，而不是做某某某某事情”时，你一定会发现真正的原因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即使你并不是有意想隐瞒。然后你会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或多或少不诚实的合理化解释。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承认这一点。事实上，有些人似乎没有察觉到自己被内心的生活所影响，甚至不知道自己有内心的生活。我发现很多人在独处的时候从来不笑，我猜想如果一个人在独处的时候不笑，那他的内心生活一定很贫瘠。但是，每个人都有内心的生活，也一定意识到要理解别人或让别人理解自己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大体上，人类就像星星一样生活在孤独中。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在尝试着以迂回的方式摆脱这种孤单，因为直白的方式（原始意义的词语）几乎毫无效果。

“想象式”的写作似乎是对无法从正面攻破的阵地发起的侧面进攻。当一个作家尝试着进行不是冷冰冰的“理智的”创作时，原始意义的词语对他来说根本没有多少用处。他只能以巧妙的迂回方式使用词语达到其效果，依靠它们的韵律和别的特征，就像在演讲时依靠声调和姿势一样。而在诗歌方面，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无须再进行讨论。对诗歌有稍微一点理解的人都不会认为“人间明月安度蚀，卜筮之兆空自悲”⁽⁴⁾的真正含义就是这些词语在字典里的词义。（据说这两句诗是表示伊丽莎白女王平安地度过了她人生的一个大坎。）字面上的意义总是和真实的意义有关系，但就像一幅画的“轶闻”和它的构思的关系那样，仅此而已。散文也是如此，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以一部小说为例，甚至是一部表面上和内心生活没有联系的小说——所谓“直白的故事”。想想《曼侬·莱斯戈》。为什么作者写出了这部关于一个不贞的女孩和一个逃跑的僧侣的作品呢？因为他有一种情感或意象，你称之为什么都好，而且可能在经过尝试之后，知道要对这个意象像一本动物学书籍描述一只小龙虾那样进行描写是没有用的。但不对它进行描写，而是创作出别的东西（在这个例子里是一部流浪小说，在别的时代他会选择另外一种形式），他就能将这个意象或其中的一部分表达出来。事实上，写作的艺术很大程度上是词语的歪曲，我甚至会说，歪曲越不明显，歪曲就做得越彻底。一个明显歪曲了词语原意的作家（例如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其实是在竭力想直截了当地使用这些词语。而一个似乎没有采取任何手法的作家，比方说老一辈的民谣作家，其实是在进行特别巧妙的侧面进攻，虽然那些作家其实并不是有意为之。当然，你常常会听到的这样的文学评论，说所有的优秀艺术都是“客观的”，每一位真正的艺术家都将自己的内心生活藏在了心中。但说出这些话的人并不是真的想表达这个意思。他们的意思是，他们希望内心生活以不同寻常的迂回方式进行表达，就像民谣或“直白的故事”一样。

迂回方式的缺点除了它很难应用之外，还在于它总是以失败告终。对于任何不是有相当才华的人（或许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样）来说，词语的堆砌总是会造成意思的歪曲。有人在写情书时感觉自己所写的内容完全表达出自己的心声吗？作家总是有意或无意地歪曲自己的本意。说他有意是因为词语的意外特性总是吸引着他或恫吓着他，让他无法表达本意。他有了一个想法，开始尝试着表达它，写出了一大堆杂乱无章的惊人之语，然后一个模式开始意外地自发形成。这绝不是他想要的模式，但至少它不低俗或令人讨厌。这就是“优秀的艺术”。他接受了它，因为“优秀的艺术”是上天赐予的神秘礼物，当它呈现出来时，把它浪费了未免可惜。任何诚实的人都知道，你一天到晚所说的所写的内容总是谎言连篇，而这是因为谎言更具有艺术气息，真相却没有。然而，如果词语能像“底乘以高等于平行四边形的面积”那么完整而准确地表达意义的话，至少说谎的必要性就不存在了。同时，读者或听者的心目中会进一步曲解，因为语言并不是思想直接的表达途径，他们总是会产生无中生有的理解。关于这一点，一个好的例子就是我们对外国诗歌的所谓欣赏。我们从外国批评家对《华生医生的活生生的情人》的评论中了解到，要真正地理解外国文学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但却有傲慢自大的人自诩从外国诗歌甚至消亡的语言中获得了莫大的愉悦。显然，他们所获得的愉悦来自并非出于对作者本意的理解，要是作者知道有读者将这一番理解加诸他身上的话，定会在坟墓里羞愧不安的。我对着自己朗读“Vixi puellis nuper idoneus”这句诗⁽⁵⁾，读了一遍又一遍，长达五分钟之久，想要领会“idoneus”⁽⁶⁾这个词的美妙，但是，考虑到时间和文化的鸿沟，以及我对拉丁语的浅薄学识——事实上，甚至没有人知道拉丁语如何发音——我真的在体验贺瑞斯试图带给读者的感受吗？这就好比我在愉快地欣赏一幅美妙的画，而这完全是因为那幅画完成两百年后意外地被泼上几道墨痕。请注意，我不是在说如果词语更加可靠地表达出意思的话，艺术性就一定会获得提升。据我所知，艺术正源于语言的自然和模糊。我只是在批评语言作为思维工具所发挥的作用。在我看来，我们的语言在确切性和表达性上仍停留在石器时代。

我建议以创造新词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就像我们给汽车发动机发明新的零部件一样。设想一下，有一组词汇能精确地表达思维的活动或思维的大部分活动。想象一下，不需要鲁钝地觉得生活是无法形容的，不需要借助艺术手法进行花哨的描写，表达一个人的意思只需要对正确的词汇进行恰当的组合，就像计算一个代数公式一样。我想这么做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比起好整以暇地在生活常识的引导下构建新词，这一做法并不是那么顺理成章。在探讨应该如何创造让人满意的词汇之前，我最好先探讨一下肯定会出现的反对意见。

如果你对任何一个有思想的人说“让我们组成一个社团，创造出更加精妙的新词汇吧”，他会首先反对说这是一个异想天开的想法，然后他或许会说我们现有的单词只要加以恰当的使用，是可以应付各种困难情况的。（当然，最后这个意见只是理论上的反对。在现实中每个人都意识到语言的贫乏——想想这些俗语，什么“我无语了”、“他说了什么不重要，他怎么去说才重要”等等。）但最终他会这么回答你：“不能这么学究式地做事情。语言就像花朵一样，只能缓慢地成长。你不能像造机器一样把它们给造出来。任何生搬硬造的语言一定毫无个性和生命力——看看世界语和别的语言吧。一个词语的整体含义蕴含于它缓慢获得的关联中……”等等等等。

首先，这个理由，就像当一个人建议作出改变时给出的大部分理由一样，是在拐弯抹角地说现有的事物必须保持原样。直至目前我们都根本没有去有意识地创造词汇，所有现存的语言都是缓慢而偶然地形成的，因此，语言不可能有别的发展模式。目前，当我们要表达任何超越具体形态层面的事物时，我们只能利用声音、联想等手法，因此，这一无奈之举就成了词语的固有本性。它的不合理之处一目了然。请注意，当我提到创造抽象的词语时，我说的只是将我们目前正在做的事情加以扩展，因为我们现在的确会创造具体事物的词汇。飞机和单车被发明出来了，于是我们为它们创造了名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离为存在于意识中的没有名字的想法创造名字仅有一步之遥。你问我：“为什么你不喜欢史密斯先生？”我回答说：“因为他是个骗子、懦夫等等等等。”我所说的并不是正确的原因。在我的心里答案是这样的：“因为他是个‘_____’的人。”这里的“_____”表示某个我所理解的概念，而如果我能告诉你的话，你也会明白。为什么不为“_____”创造一个名字呢？唯一的困难是在我们所命名的东西上取得一致的意见。但早在这个困难出现之前，那些读书不辍的思想家就对发明新词这样的想法望而却步。他会像我刚才提到的那样进行争辩，或冷嘲热讽，提出诘问。事实上，所有这些争辩都是违心的话。他们的退却源自一个深层的、无来由的本能，其根源是迷信。他们觉得要是你以直接理性的方式去解决困难，或像解答数学公式那样去尝试解决问题，你是不会得到什么结果的——甚至会陷入危险。你随处都可以看到这个理念的某种拐弯抹角的精心表述。所有宣扬我们的民族在“难得糊涂”方面有大智慧的胡说八道，所有反对思想的坚定和健全的、软绵绵的、无神论的神秘主义，实际上意味着不去思考是比较安全的事情。我很肯定，这种感觉是从孩提时候开始的，小孩子们都相信天空中到处是妖魔鬼怪，等候着要惩罚过分自信的人。⁽⁷⁾在成人中间，这个信念演变成对过于理性的思想的恐惧。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是一个善妒的神明，骄傲的人会栽跟头，等等。最危险的傲慢，是智者的妄自尊大。大卫王遭到惩罚，因为他进行了人口普查——因为他以科学的方式运用他的智慧。比方说，像体外培育这样的理念，除了它可能会对人种、家庭生活等造成影响之外，人们觉得它本身就是亵渎神明之举。同样地，任何对像语言这种基础的事物进行攻讦仿佛是在攻讦我们的思想结构，是在亵渎神明，因此是危险的思想。变革语言就等同于干涉上帝的造物——但我并不是说有人会直白地这么说出来。这个反对意见很重要，因为它会让大部分人连改造语言这个想法都不会去碰。当然，要是没有很多人去做的话，这个想法是没有意义的。要靠一个人或一个学派去创造一门语言，我相信詹姆斯·乔伊斯现在就在做这件事，就像一个人自己踢足球一样荒唐。我们需要的是数千位正常的有才之士像从事莎翁研究那样严肃地投身于创造词语的工作。有了这些条件，我相信我们能够创造出语言的奇迹。

至于手段这个问题，我们有这么一个成功的例子，虽然方式很粗糙，而且规模很小，只在大家庭的成员中使用。所有的大家庭都有两三个他们自己专有的词语——他们创造了这些词语，用于表达细微的、字典上没有的含义。他们说：“史密斯先生是个‘_____’的人。”通过使用某些自家人创造的词语，其他人能完全理解个中意思。因此，在家庭的范围内，存在着一个形容词，能填补字典留下的一道空白。家庭之所以能创造出这些词语，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经历。当然，没有共同的经验，任何词语都不会有意义。如果你问我：“佛手柑闻起来什么味道？”我回答说：“就像马鞭草的味道。”只要你知道马鞭草是什么味道，你就能大致理解我的意思。因此，创造词汇的方式就是以明确无误的共同知识进行类比。你必须有可以依照的标准，杜绝产生误解的机会出现，就像你能以像马鞭草的味道这一具体的事物作为标准意义。事实上，归根结底，它是赋予一个词语某个具体的（或许是可见的）存在。单纯探讨定义是没有意义的，当你尝试着为文学评论家所使用的那些词语（比方说，“多愁善感”⁽⁸⁾、“低俗”、“病态”等等）下定义时，你就明白这一点了。这些词语都没有意义——或者说，每个人在使用它们时都赋予了其不同的意义。我们需要的是以明确无疑的方式表达出一种意义，然后，当不同的人在他们的思想中认同它，并认为值得为它起一个名字时，就赋予它一个名字。问题就只是找到一种能让思想成为一个客观存在的方式。

立刻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电影。每个人都肯定注意到了电影所隐含的不同寻常的力量——那是变形的、梦幻般的力量，大体上说，是逃避现实世界的限制的力量。我猜想电影之所以被主要用来拙劣地模仿舞台剧，而不是专注于舞台之外的事物（这才是它的应有之义），只是出于商业上的考虑。运用恰当的话，电影是可以表达思维运作过程的媒介。比方说，正如我上面提到的，梦境是完全无法用言语描述的，但它可以恰如其分地呈现在银幕上。几年前我看过一部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⁹⁾的电影，一部分内容就是梦的呈现。当然，大部分内容是关于你一丝不挂出现在公众场合的无聊笑话，但有几分钟它真的像是一个梦，以一种文字甚至图画或音乐所无法表达的方式呈现。我曾经在别的影片中看到类似的闪现手法。比方说，《卡里加利博士》——但这部影片大部分内容很无聊，其幻想元素只是为幻想而幻想，不是为了表达任何明确的意思。如果你好好想一想，你会发现几乎没有什么思想是电影神奇的变形力量所无法加以表现的。一个拥有私人电影厂的百万富翁，在拥有一切必要的道具和一帮有思想的演员的情况下，要是他愿意的话，可以将他所有的内心世界呈现出来。他可以解释所作所为的真实原因，而不是说一些被加以理性化的谎言，表达一个普通人因为找不到表达的词语而只能藏在心里的想法。大体上，他能让其他人了解他。当然，一个不是很聪明的人展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并不是什么值得期待的事情。我们需要做的，是揭示现在我们所共同拥有但无以名状的情感。所有强烈的动机，那些无法以词语表达的动机，那些经常导致口不对心让人产生误会的动机，将以看得见的形式呈现，可以被记录下来，获得认同，并被命名。我相信在合适的研究者的手中，拥有几乎无限能力的电影能完成这件事情，但是，将想法转变成为看得见的形式并不容易——事实上，在一开始的时候或许它和其它艺术一样难以驾驭。

现在对新词应该如何加以呈现进行探讨。假如有数千人将必要的时间、才华和金钱投入补充语言的工作中，假如他们在一些必要的新词上取得共识，他们仍然需要提防创造出像“瓦拉普语”⁽¹⁰⁾这样一门语言，它刚刚被发明出来就被抛弃了。在我看来，每一个词语，即使是一个尚未存在的词语，都有其自然的形态——或者说，在不同的语言中有不同的自然形态。如果语言真的有表现力的话，那就没有必要像我们现在这样借助词语的发音。但我猜想在词语的发音和它的意思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关系。关于语言的起源有一个为人所接受的（我相信是这样）解释得通的理论。在原始人发明词语之前，他们很自然地依赖手势，和其它动物一样，在做手势的时候会进行喊叫以引起注意。当一个人本能地做出适合他的意思的动作时，身体的各个部位都会跟着进行运作，包括舌头。因此，某些舌头的运动——也就是某些声音——是和某些含义联系在一起的。在诗歌中，你会发现某些词语除了直接的意思外，经常通过它们的发音而表达出某种理念。因此就有了：“Deeper than did ever plummet sound”⁽¹¹⁾（出自莎士比亚——我相信他写过不止一次）、“Past the plunge of plummet”⁽¹²⁾（阿尔弗雷德·爱德华·豪斯曼）、“the unplumbed, salt, estranging sea”⁽¹³⁾（马修·阿诺德⁽¹⁴⁾）等等。显然，除了直接的意思之外，“plum-”或“plun-”这两个发音与深不见底的海洋有着某种联系。因此，在创造新词的时候，除了词义的确切性外，合适的发音也应该被加以关注。像现在这样，从旧的词语中制造新词，使它们失去了真正的新鲜感是不行的，但随意地拼凑几个字母就创造出新的词语也是不行的。这个词的自然表现形式的确定必须像词义的确定那样取得共识，而这也需要许多人的合作。

本篇仓促成文，当我通读全文时，我发现自己的论点薄弱之处颇多，而且许多内容都是老生常谈。不管怎样，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改造语言的整个想法不是无知浅薄就是异想天开。但是，人与人之间完全缺乏相互理解这件事是值得思考的——至少在那些并不是特别亲密的人之间就是这样。正如萨缪尔·巴特勒所说的，目前最美好的艺术（即最完美的思想传递艺术）只能“活生生地”从一个人传达到另一个人那里。如果我们的语言能更加充分的话，情况就不会是这样。奇怪的是，当我们的知识、我们生活的复杂性和随之而来的（我想这是必然的）我们思想的复杂性发展得如此迅速时，作为最主要的沟通手段的语言却几乎没有任何改变。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认为有必要对有意识地创造新词这个想法进行一番思考。

(1)　成文于1940年2月，生前未发表。

(2)　亨利·乔治·博汉（Henry George Bohn, 1796—1884），英国出版商，创造了“博汉查询法”，对作品内容进行总结归纳，以便查询。

(3)　原注：“意识，那个每一种行为都能找到其相似之物的海洋，但它的创造超越了这一切、其它的世界和其它的海洋”，等等。

(4)　原文是：The mortal moon bath her eclipse endured, ／ And the sad augurs mock their own presage.

(5)　该句出自古罗马诗人昆图斯·贺瑞斯·弗拉库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公元前65—前8）的作品《卡米娜》（Carmina），大意是：“吾今初长成，安适群女间。”

(6)　“合适、配合”之意。

(7)　原注：孩子们认为，当你太过于自信时，妖魔鬼怪就会从天而降。因此，他们相信，如果有鱼上了你的鱼钩，而你在鱼上岸之前就叫嚷着“我钓到它了”，那条鱼就会逃掉；如果你在轮到你击球之前就戴上护套，你击打第一个球就得离场。这种想法在成人中间也经常存在。成人的迷信程度只是比孩子稍低一些，因为他们对于环境有着更大的控制力量。在每个人都无能为力的困境中（比如说，战争、赌博等），每个人都迷信。

(8)　原注：我曾经列出被批评家斥为“多愁善感”的作家。最后，几乎每一个英国作家都在名单之列。事实上，这个词根本没有意义，只是仇恨的象征，就像荷马史诗中象征友谊的青铜三脚鼎。

(9)　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Douglas Fairbanks, 1883—1939），美国演员、电影巨头，曾演出《罗宾汉》、《佐罗》等默片经典，美国联艺公司创始人，曾主持第一届奥斯卡颁奖典礼。

(10)　瓦拉普语（Volapük），1879年至1880年由德国牧师约拿恩·马丁·谢尔（Johann Martin Schleyer）发明的人工语言。

(11)　该句的意思是，“投向深不可测的海心”。（朱生豪译本）

(12)　该句的意思是，“直陷深不见底之处”。

(13)　该句的意思是，“深不可测的迷离的咸海”。

(14)　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 1822—1888），英国诗人、文化批评家，代表作有《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上帝与圣经》等。

少年周刊⁽¹⁾

当你走在任何一座大城镇的贫民区时，一定会碰到一间间小小的报摊。这些报摊的外表看上去总是差不多：外面贴着几张宣传《每日邮报》和《世界新闻报》的海报；一扇破旧的小窗，摆着几瓶汽水和几包“运动员牌”香烟。黑漆漆的店里弥漫着各种甘草粉的味道，从地板到天花板都摆满了印制粗劣的两便士报刊，大部分报刊都有三色套印、耸人听闻的封面插图。

除了日报和晚报外，这些小店的业务与那些大型的新闻报刊店并不重合。这些小店主要靠卖两便士一份的周刊挣钱，这些周刊的数量和种类之多几乎令人难以置信。每一种爱好和消遣——笼鸟、精雕、木工、养蜂、信鸽、家庭魔术、集邮、象棋——至少有一份周刊专门为之服务，而有几份也不算出奇，园艺和牲畜豢养的周刊加起来起码得有十几份。然后还有运动周刊、无线电周刊、儿童漫画、众多刊登书刊剪摘的报纸如《点滴》、更大开本专门谈论电影的周刊、谈论如何美腿的妇女周刊、各行各业的刊物、妇女故事周刊（《神谕》、《秘密》、《琴报》等等等等）、针织周刊——种类如此之多，光是展览这些就经常得占用整个橱窗——除此之外还有刊登长篇连载故事的“扬基杂志”（格斗故事、动作故事、西部短篇小说等等），这些是从美国进口的原汁原味的刊物，一本卖两个半便士或三便士。接着期刊渐渐过渡到四便士的中篇小说，《奥尔丁拳击小说》、《少男之友文库》、《少女文库》等等。

或许，从这些小店卖的都是些什么就可以了解到英国普罗大众的真实想法和情感。显然，没有什么纪实文学比这些更能透露实情。比方说，畅销长篇小说能让你了解到很多信息，但读长篇小说的基本上都是那些周薪四英镑以上的人。电影或许不能让我们准确地推断大众的流行品味，因为电影行业基本上被垄断了，这意味着它并不需要刻意地研究公众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这一点也适用于日报和电台节目，但发行量小而且有专门主题的周刊则不一样。比方说，像《贸易与集市》、《笼鸟》、《神谕》、《预言》或《婚姻时代》存在的前提是市场有需求，它们反映了读者的思想，就连一份发行量达数百万份的全国性大报也做不到这一点。

在这里我只探讨一类报刊，那就是给男生看的两便士周刊，总是被形容为“两便士烂刊”。目前有十份周刊属于这类刊物：《宝石》、《磁石》、《摩登男孩》、《胜利》和《冠军》都是联合出版社⁽²⁾旗下的周刊，而《巫师》、《漫游者》、《船长》、《热刺》和《冒险》的出版商则是D·C·汤姆森公司⁽³⁾。我不知道这些周刊的发行量有多少。老板和编辑都不肯透露任何数字，但可以肯定的是，刊登连载故事的周刊发行量总是会大起大落，但这十份周刊的读者加起来数目可不少。它们在英国每一个城市贩卖，而且几乎每个识字的孩子都曾读过一份或几份这样的周刊。《宝石》和《磁石》要比其它周刊的历史久远得多，而且与其它周刊很不一样。过去几年来这两份杂志的受欢迎状况已经大不如前。现在许多男孩子认为它们很老套，而且“节奏缓慢”。但是，我还是想先探讨这两份刊物，因为它们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要比其它杂志有趣一些，而且这两份刊物能存活到三十年代本身就是令人非常吃惊的现象。

《宝石》和《磁石》是姐妹刊（其中一份刊物里面的角色经常出现在另一份刊物中），两份刊物都是在三十多年前创办的。那时候，它们与《密友》和老《少年周刊》是男孩子们最爱看的刊物，而且直到不久前仍是主流的男生刊物。每周这些刊物会刊登一万五千字到两万字的校园故事。这些故事本身是完整的，但和上周刊载的故事又有联系。除了学校故事之外，《宝石》还连载冒险故事。除此之外，这两份刊物非常相似，可以看成是同一份刊物，虽然《磁石》的名气总是更大一些，或许是因为它有一个的确很棒的小胖墩角色：比利·班特。

那些故事声称发生在公学里，而那些学校（《磁石》中的格雷弗莱尔斯学校和《宝石》中的圣吉姆学校）被刻画成古老而时尚的公学，就像伊顿公学或温彻斯特公学一样。所有的主要角色都是十四五岁的四年级男生，比他们年纪更大一些或更小一些的男生只能充当跑龙套的角色。就像萨斯顿·布雷克⁽⁴⁾和纳尔逊·李⁽⁵⁾一样，这些男孩子无论经过了多少个星期或多少个年头都不会长大。有时候会有一个新来的男生，或者一个跑龙套的角色退学，但过去二十五年来基本的角色并没有太大的变动。两份周刊的主要角色——鲍勃·切利、汤姆·梅里、哈利·沃顿、约翰·布尔、比利·班特和其他角色——早在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就在格雷弗莱尔斯学校或圣吉姆学校上学了，到现在还和以前是同样的岁数，进行着同样的冒险，说着几乎一模一样的言语。不仅人物角色，《宝石》和《磁石》的整体氛围也一直没有改变，一部分原因是它们的风格经过精心的编排。《磁石》的故事写着是由“弗兰克·理查兹”执笔，而《宝石》里的故事则由“马丁·克里福德”执笔，但一套横跨三十年的连载作品不大可能每周都由同一个人执笔。因此，它们必须是很容易模仿的风格——那是一种夸张、虚伪而拖沓的文风，与如今的英国文学风格大不相同。下面是几则摘录。这一则出自《磁石》：

“哎哟！”

“闭嘴，班特！”

“哎哟！”

闭嘴这个词不存在于比利·班特的字典里。即使人家三番几次要他闭嘴他也照样呻吟如故。在眼下这种糟糕的情况下，格雷弗莱尔斯学校的这个胖乎乎的呆子更是不肯闭嘴。他就是不肯闭嘴！他呻吟着，呻吟着，不停地呻吟着。

即使呻吟也无法完全宣泄班特的情绪。事实上，他的情绪根本没办法以言语表达。

有六个人遇到了麻烦！但只有一人会发出痛苦的悲叹。那个人就是威廉·乔治·班特，但他的悲叹足以代表整帮人。

哈利·沃顿和他的同伴站在一群气冲冲的人群中。他们陷入了困境，这下死定了！等等等等。

以下这一段文字摘自《宝石》：

“哦，天哪！”

“噢，该死！”

“噢……！”

“啊……！”

亚瑟·奥古斯都晕乎乎地坐起身，拿起手帕按住受伤的鼻子。汤姆·梅里也坐起身，大口大口地喘气。两人面面相觑。

“以上帝的名义！出发吧，孩子！”亚瑟·奥古斯都叫嚷着，“我烦死了！噢！那些杂种！那些恶棍！那些可怕的外国人！哇！”等等等等。

这两则摘录很有典型意义：几乎每一期的每一章里你都可以找到类似的描写，无论是在今天还是在二十五年前。你会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内容有大量的重复。（这两段章节中的第一段有两百多个字，但其实可以缩略为三十来字），似乎是为了引出故事，其实是在营造气氛。基于同样的理由，许多俏皮的表达老是一再重复，比方说，“气冲冲”就是里面喜欢用的词，还有“这下死定了”、“噢！”、“咕噜！”和“呀噜！”（标志性的疼痛哭喊声）经常重复出现，还有“哈！哈！哈！”总是单独占了一行，因此，有时候四分之一的专栏内容就是“哈！哈！哈！”。而那些俚语（“滚蛋！”、“搞什么东东！”、“你这个该死的混蛋！”等等等等）从来没有更改过，因此那些男孩现在说的俚语是至少三十年前老掉牙的话。而且，一有可能就会使用绰号。每隔几行我们就被提醒哈利·沃顿和他的同伴是“出了名的五人帮”，班特总是“胖乎乎的呆子”或“要被开除的呆子”，而维侬-史密斯总是“格雷弗莱尔斯的无赖”，格西（尊贵的亚瑟·奥古斯都·达西）总是“圣吉姆的高材生”等等等等。他们总是不厌其烦地维持气氛的完整性，确保每个新读者能立刻知道谁是谁。结果就是，格雷弗莱尔斯和圣吉姆变成了自成一体的小天地，任何年纪上了十五岁的人都觉得实在很幼稚，但至少过目难忘。通过运用山寨的狄更斯式创作手法，作者塑造了一系列“脸谱化”的角色，有几个角色塑造得还算很成功。比方说，比利·班特是英国文学作品中最广为人知的角色之一，和萨斯顿·布雷克、人猿泰山、夏洛克·福尔摩斯和几个狄更斯笔下角色一样出名。

不消说，这些故事离奇古怪，根本不像是现实中公学的生活。它们的内容千奇百怪，但基本上都是些干净的玩笑和打打闹闹的故事，其兴趣都围绕着恶作剧、闹剧、玩火、打架、鞭笞、足球、板球和吃东西。经常出现的情节是，一个男孩被冤枉做了错事，但他出于绅士风度没有说出这件事是另一个人所为的真相。那些“优秀”男生恪守清白的英国传统——训练刻苦、清洗他们的后耳、从不会打腰下的部位等等——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系列“坏小子”——拉克、克鲁克、罗德和其他人，他们的恶行包括：赌钱、抽烟、经常光顾酒吧。这些男生总是快被开除了，但如果有任何男生真的被开除的话，那将意味着人员的变动，因此没有人真的犯下什么严重的罪行被开除出去。比如说，偷窃就几乎不是描写的主题。性是绝对的禁忌，特别是在公学会出现的形式⁽⁶⁾。时不时地，故事情节里会出现女孩子，偶尔会有一点男女间互相挑逗的描写，内容完全是清白的。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喜欢一起骑单车出去玩——这就是最大限度的描写了。比方说，亲吻被视为“傻帽的举动”。即使是那些反面角色也完全没有性的欲望。当《宝石》和《磁石》开始发行时，它们似乎在刻意回避许多早期少年文学作品中那种充斥着性犯罪的氛围。例如，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少年周刊》的读者来信栏目中充斥着对手淫的吓人的警告，而像《圣温尼弗雷德学校》和《汤姆·布朗的学生时代》弥漫着浓厚的同性恋的气氛，虽然那些作者对此并没有察觉。在《宝石》和《磁石》中，性根本不是讨论的话题。宗教也是禁忌之一。这两份周刊可能三十多年来除了“上帝保佑吾王”这句话之外，从未刊登过“上帝”这个词。另一方面，里面总是有一种非常强烈的“禁欲”特征。抽烟和喝酒被视为即使对于成年人来说也是不光彩的事情（用的总是“见不得人”这个词），却又是很吸引人、叫人无法抵挡的事情，就像是性的替代品。《宝石》和《磁石》所营造的道德气氛与差不多同一时间兴起的童子军运动有许多共通之处。

天下文章一大抄。比方说，萨斯顿·布雷克一开始摆明了就是赤裸裸地照抄夏洛克·福尔摩斯，时至今日仍然带着后者的影子：他有着鹰隼一般的外表，住在贝克街，烟瘾很大，需要思考的时候就会披上一件晨衣。《宝石》和《磁石》或许借鉴了在它们刚刚创办时风行一时的那些校园故事作家——甘比·哈达斯、德斯蒙德·科克和其他人，但它们更多参照的是十九世纪的模式。至于格雷弗莱尔斯和圣吉姆，它们根本就不像是真正的学校，更像是汤姆·布朗的橄榄球队，而不像是现代的公学。比方说，这两所学校都没有军官训练，体育活动不是必修课，男生们甚至可以穿他们喜欢的衣服上学。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两份周刊应该起源于《斯托基与伙伴们》⁽⁷⁾。这本书对少年文学的影响非常深远，是那种在人们心目中有着传统声誉但从来不曾为这些人所拥有的书籍之一。我在男生的周刊里不止一次见过里面提到《斯托基与伙伴们》，把“Stalky”写成了“Storky”。就连格雷弗莱尔斯的老师们当中的那个中心滑稽人物普劳特先生也是出自《斯托基和伙伴们》，里面有许多俚语：“jape”（开玩笑）、“merry”（快活）、“giddy”（轻佻）、“bizney”（生意）、“frabjous”（棒极了）、用“don't”（不）代替“doesn't”（不）——这些词语即使在《宝石》和《磁石》创刊时也已经过时了。里面还有更古老出处的痕迹：‘格雷弗莱尔斯’这个名字或许出自于萨克雷，而《磁石》中的学校看门人格斯林说话时模仿的是狄更斯的语言。

以这些为背景，那种想象中的公学的“魅力”被渲染得淋漓尽致。所有常见的事物都在里面——储物柜、点名、分组比赛、低年级生给高年级生跑腿、模范生、在阅览室的壁炉旁边惬意的茶点等等等等——总是被称为“古老的学校”和“旧灰屋”（两间学校都创建于十六世纪早期），还有“格雷弗莱尔斯学生”的“团队精神”。至于那股子势利劲，那实在是全然不顾体面。每所学校都有一两个拥有贵族头衔的学生，其头衔总是不厌其烦地硬说给读者听，其他男生有着著名的贵族世家的姓：塔尔伯特、曼纳斯、劳瑟等。我们总是被提醒格西是尊贵的亚瑟·奥古斯都·达西，伊斯特伍德勋爵的儿子；杰克·布雷克是“广袤的土地”的继承人；胡利·贾姆塞特·拉姆·辛（绰号“墨水”）出身巴尼普尔的豪门；维侬-史密斯的父亲是百万富翁。直到不久前，这两份周刊的插图还总是画着身穿伊顿公学式服饰的男生。前几年格雷弗莱尔斯的服装变成了西装和法兰绒裤子，而圣吉姆仍然坚持伊顿公学式的夹克，格西还坚持戴他那顶高礼帽。在《磁石》每周会刊登的学校杂志里，哈利·沃顿会撰写一篇文章，讨论那些“低四年级的学生”得到的零花钱，透露说有的人零花钱每星期足足有五英镑！这种事情的用意完全就是为了激起对财富的迷梦。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很有趣的事实，那就是，校园故事是英国独有的事物。据我所知，外国文学中很少有以学校为题材的故事。原因很简单：在英国，教育是地位的体现。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花了大钱投在教育上。而在资产阶级内部还有另一个不可逾越的天堑，那就是“公学”和“私学”之间的区别。显然，有数以万计的人觉得一所“雅致”的公学的每一个生活细节都是浪漫和令人兴奋的。他们碰巧置身于那个有四合院和不同颜色的校舍的神秘世界之外，但他们向往它，为它做白日梦，一连几个小时在精神上生活在它里面。问题是：这些人都是些什么人？谁会去读《宝石》和《磁石》呢？

显然，这种事情从来没有确切的答案。根据我的观察，我只能说那些可能会上公学的男生会读《宝石》和《磁石》，但到了十二岁左右的时候就会觉得不想再读，由于习惯影响会再读上一年，但那时候已经不把这两份周刊当一回事了。另一方面，收费低廉的私学是给那些读不起公学但认为政府学校“太普通”的人就读的，里面的男生会多读几年《宝石》和《磁石》。几年前我曾在两所这样的学校当过老师。我发现不仅几乎所有的男生都在读《宝石》和《磁石》，而且到了十五六岁他们还在追这两本杂志。这些男生是小店主、办公室文员、小商人和职业人士的儿子，显然，《宝石》和《磁石》的目标群体就是这个社会阶层。但工人阶级的男孩子们也读这两份周刊。这两份刊物通常在大城市最贫穷的地区都可以买到。我知道有些读者是你原本以为对公学的“光环”根本不屑一顾的男生。例如，我见过一个年轻的矿工，他已经在矿井下工作一两年了，却还如饥似渴地读着《宝石》。前不久我给北非的法国外籍军团中的几个英国士兵送去一批英国报刊，他们首先挑出来的就是《宝石》和《磁石》。许多女孩子也读这两份周刊，《宝石》的笔友会表示大英帝国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它的读者，包括澳大利亚人、加拿大人、巴勒斯坦犹太人、马来人、阿拉伯人、英属殖民地的华人等等。显然，编辑认为它们的读者群体应该是在十四岁左右，杂志中的广告（牛奶巧克力、邮票、水枪、脸红验方、家庭魔术、止痒粉、伸出一根针扎你朋友的手的恶作剧戒指等等）针对的就是这个年龄的人士。不过，里面还有海军的征兵广告，号召十七到二十二岁的年轻人参军。可以肯定的是，大人们也会阅读这两份周刊。经常有人给编辑写信，说他们过去三十年来每期不落地阅读了《宝石》和《磁石》。比方说，下面是一位来自萨利斯伯里的女士的来信：

“我想谈一谈你们那些关于格雷弗莱尔斯学校的哈利·沃顿和他的伙伴们的精彩故事，它们的水准总是那么高。毫无疑问，它们是如今市面上这类故事中最好的，言之有物。它们似乎让你面对面与自然接触。我从一开始就订了《磁石》，一直兴致盎然地追着看哈利·沃顿和伙伴们的冒险故事。我没有儿子，不过有两个女儿，我们总是抢着要读这份亲切的老报刊。我的丈夫也是《磁石》的忠实读者，直到他突然间撒手人寰，离开了我们。”

找几本《宝石》和《磁石》，特别是《宝石》，看看里面的读者信箱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真正令人吃惊的是读者们对格雷弗莱尔斯和圣吉姆最琐碎的细节的强烈兴趣。比方说，下面是几个读者寄过去的问题：

“迪克·罗伊兰斯几岁了？”

“圣吉姆创办多久了？”

“您能给我高四年级和他们的教室的名单吗？”

“达西戴的单片眼镜要多少钱？”

“为什么像克鲁克那样的家伙都在高四年级，而低四年级只有像你这样的好学生呢？”

“年级队长的三个最重要的责任是什么？”

“谁是圣吉姆的化学老师？”（一个女孩子问的。）

“圣吉姆在哪儿呢？您能告诉我怎么去那里吗？我好想见见那所学校。我觉得你们那些男生都是‘虚构’的，是这样吗？”

显然，写这些读者来信的男孩女孩生活在完全梦幻般的生活中。比方说，有时候一个男孩会说出自己的年龄、体重、身高、胸围和二头肌的尺寸，询问自己和高四年级或低四年级里的哪个学生最像。像要求得到高四年级的楼层和宿舍的名单，并且详细说明到底是哪些人住在里面的问题更是司空见惯。当然，那些编辑竭尽所能地维护着这一幻觉。在《宝石》里，据说杰克·布雷克是给读者来信回信的人，而在《磁石》里，有几个版面总是留给了校刊（《格雷弗莱尔斯先驱报》，由哈利·沃顿担任编辑），还有一页每周安排给某一个角色。那些故事周而复始地发生，每几个星期就安排两三个角色担纲主角。一开始会有一系列的玩闹和冒险故事，重点描写“出了名的五人帮”和比利·班特，然后是几个张冠李戴的故事，主角变成了威布利（他是化装天才），接着是几个更加严肃的故事，维侬-史密斯就要被开除了。到了这里，你会了解到《宝石》和《磁石》真正的秘密，为什么它们明明已经过时了，却还有人会去读。

这个秘密就是：里面的人物都经过精心的编排，让每一种类型的读者都能找到对应自己的角色。大部分的男生报刊都希望做到这一点，因此就有了男助手这个角色（萨斯顿·布雷克的廷克、纳尔逊·李的尼普等等），他总是伴随着冒险家、侦探或其他主角进行冒险。但在这些故事里就只有一个男生，而且总是同一种类型。而《宝石》和《磁石》里几乎可以找到任何一种类型的人。有喜欢运动、活泼开朗的男生（汤姆·梅里、杰克·布雷克、弗兰克·努金）、这种类型但比较粗野的男生（鲍勃·切利）、这种类型但有绅士风范的男生（塔尔伯特、曼纳斯）、文静严肃的男生（哈利·沃顿）、迟钝的“斗牛犬”类型的男生（强尼·布尔）、无法无天的小霸王类型的男生（维侬-史密斯）、聪颖好学的男生（马克·林利和迪克·彭福德）和不擅长运动但有特别天赋的男生（斯金纳·威布利）。另外还有获得奖学金的男生（汤姆·雷德温），在这类故事里扮演着重要角色，因为他让那些出身贫寒的男孩子也能幻想自己入读公学。而且校园里有澳大利亚人、爱尔兰人、威尔士人、马恩岛人、约克夏人和兰卡夏人，以及激励各个地方的男生的地域情怀。但这样的角色塑造除此之外还另有深意。如果你仔细研究读者来信栏目，你会发现，《宝石》和《磁石》里几乎每一个角色都有读者表示认同，除了彻彻底底的滑稽角色像科克、比利·班特、费舍尔·T·费什（那个财迷的美国男生），当然，还有那些老师。虽然班特的起源或许出自于《匹克威克外传》里面那个胖乎乎的男生，但他是一个真正的原创人物。他那条绷得紧紧的裤子是靴子和藤条经常光临的对象，他总是在机警地寻找食物，他的邮局汇票总是没能送达，这些使得他成为在米字旗飘扬的地方的名人。但他并不是一个做白日梦的对象。另一个滑稽角色格西（尊贵的亚瑟·奥古斯都·达西，“圣吉姆的高材生”）显然是更加备受崇拜的人物。和《宝石》和《磁石》里的每一样东西一样，格西至少过时了三十年。他是二十世纪初的“花花公子”，甚至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纨绔子弟”（“以上帝的名义，死孩子！”和“我真的得好好地教训你一顿！”），一个戴着单片眼镜的呆瓜，却在大战的战场上大放异彩。他的受欢迎表明英国人的势利心有多么深。英国人特别钟情于有贵族头衔的混蛋（参照彼得·温塞爵士），他总是在危急时刻化险为夷。这里有一封女孩子写的信，她是格西的仰慕者：

“我觉得你对格西太苛刻了。我不知道你怎么会那么对他。他是我的英雄。你知道我写抒情诗吗？这首诗怎么样呢？用《棒极了，棒极了》这首歌的曲子唱出来。

‘我要戴上我的毒气面具，参加妇女拥军团，

因为我知道你将会往我身上投下炸弹。

我将在花园的篱笆里为自己挖一道战壕，

将我的窗户封锡加固，

不让催泪弹的毒气进入。

我要将我的大炮架在马路牙子上，

贴上一张给阿道夫·希特勒的告示：‘请勿打扰！’

如果我没有落在纳粹手中，

我就会立刻执行，

我要戴上我的毒气面具，参加妇女拥军团。

附笔——你和女孩子相处得好吗？”

我引用了这首诗的全文，因为（这封信写于1939年）它可能是《宝石》里最早提到希特勒的内容。在《宝石》里还有一个勇敢的胖乎乎的男生，名叫胖子韦恩，与班特相映成趣。维侬-史密斯，“低四年级的边缘人”，是拜伦式的角色，总是快被开除，也是读者们最喜欢的人物之一。就连几个无赖或许也有他们的拥趸，比方说，“六年级的无赖”罗德——但他是一个有文化的人，总是对足球和团队精神说一些尖酸刻薄的话。低四年级的男生都认定他就是一个无赖。但总会有某个类型的男生认同他。就连拉克、克鲁克及其同伙或许也有小男生崇拜，觉得他们吸烟的样子酷毙了。（读者来信栏目里一个经常出现的问题是：拉克抽什么牌子的烟？）

《宝石》和《磁石》的政治倾向当然是保守的，但那是彻头彻尾的1914年前的风格，没有沾染法西斯主义的色彩。实际上，他们有两个政治理念：世道不会改变，外国人都很滑稽。在1939年的《宝石》里，法国人仍然是“弗罗基人”⁽⁸⁾，而意大利人仍然是“达戈人”⁽⁹⁾。格雷弗莱尔斯的法语老师莫索总是像漫画里的青蛙，蓄着挺翘的胡须，穿着陀螺形的裤子等等。那个印度男生“墨水”虽然是拉甲出身，因此拥有身份光环，也是以《潘趣》的传统打趣的对象，满口生硬造作的印度英语（“喧嚣尘上可不是什么像样的寻欢作乐，我尊敬的鲍勃，”“墨水”说道，“让贱犬在狺狺与撕咬中顾自得意吧，但轻柔的回答，正如有句英国格言所说，才是那只正中林中鸟的破水罐⁽¹⁰⁾。”）费舍尔·T·费什是旧式舞台上的美国佬（“喔，我猜猜”等等），源自英国和美国互相猜忌的时代。那个中国男生文龙（最近没怎么写到他，无疑是因为一部分《磁石》的读者是英属殖民地的华人）是十九世纪舞台剧上的中国人，戴着瓜皮小帽，留着长辫子，说着洋泾浜式的英语。这个一以贯之的理念认为不仅所有的外国人都是可笑的，他们的存在就是让我们嘲笑，而且他们可以像给昆虫分门别类那样区分开来。这就是为什么在所有的少年刊物中，不只是《宝石》和《磁石》，中国人总是拖着一条辫子。这是辨认他的标志，就像法国人的胡子或意大利人的大嗓门。在这类报刊里，有时候当故事的背景是在外国时，作者会尝试去描绘当地人的个体，但基本上它们都认为外国人就是一个样，基本上符合下列这些模式：

法国人容易激动，蓄着胡子，动作十分夸张；西班牙人和墨西哥人狡诈凶残；阿拉伯人和阿富汗人也狡诈凶残；而中国人狡诈凶残之余还蓄着长辫；意大利人容易激动，声音洪亮，身上带着匕首；瑞典人和丹麦人善良而愚蠢；黑人搞笑滑稽，而且十分虔诚。

在《宝石》和《磁石》中，工人阶级只是丑角或半是恶人形象（热衷于赌马什么的）。至于阶级冲突、工会主义、罢工、萧条、失业、法西斯主义和内战——这些根本没有提及。在这两份刊物发行的三十年里，大概只有几期你能找到“社会主义”这个名词，但你得找上很久。在说到俄国革命的地方，它会以“布尔什”这个名词出现（指的是一个暴烈而且有着令人讨厌的恶习的人）。希特勒和纳粹党刚刚开始冒头，也用“布尔什”这个词称呼他们。1938年9月的战争危机造成了足够写一个故事的影响，在故事中，维侬-史密斯先生，那个暴发户的百万富翁父亲，趁大家都陷入恐慌时买进了很多间乡村别墅，准备将它们卖给“发战争财的人”。但《宝石》和《磁石》对欧洲局势的关注就到此为止，直到战争真的爆发。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刊物不爱国——恰恰相反！贯穿世界大战的始终，《宝石》和《磁石》或许是英国立场最坚定一致、热情洋溢的爱国刊物。几乎每个星期那帮男生总会逮到一个间谍或将一个出于道德信仰拒服兵役的人硬塞进军队里。而在限量供应期间，每一页都印着“面包少吃一点”这几个大字。但他们的爱国主义与强权政治或“意识形态斗争”没有半点关系。它更像是家庭式的忠诚，事实上，它是了解普通人的态度的宝贵线索，特别是庞大的、绝少为人触及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中较为富裕的群体。这些人从骨子里透着爱国情怀，但他们觉得外国的事情与他们不相干。当英国遇到危险时，他们当然会挺身而出保卫祖国，但在战争期间他们总是漠不关心。不管怎么说，英国总是对的，英国总是胜利者，干吗要担心呢？这个信念在过去二十年间遭受了冲击，但不像有时候想象中的那么严重。对这一点缺乏了解是左翼政党无法制订出可以接受的外交政策的原因之一。

因此，《宝石》和《磁石》所营造的幻想中的世界大致上是这样的：

“无论是1910年还是1940年都一样。你在格雷弗莱尔斯上学，你是一个脸色红润的十四岁少年，穿着时髦的度身量制的衣服，你刚刚踢完一场激烈的足球比赛，最后半分钟一个诡异的进球才决出了胜负，然后你来到低四年级的楼层的书房里吃茶点。房间里壁炉暖洋洋地烧着，外面风声大作。青藤厚厚地围着古老的灰石墙壁。国王稳坐王位，英镑没有贬值。欧洲那些滑稽的外国人正在喋喋不休地指手画脚，但大英舰队深灰色的战舰正在英吉利海峡喷着浓烟游弋，在帝国的外围疆域，戴着单片眼镜的英国人正牢牢地看管着黑鬼。莫尔埃弗勒勋爵又领到了五英镑；我们都安居乐业，有吃不尽的茶点、香肠、沙丁鱼、松饼、罐头肉、果酱和炸面圈。吃完茶点后，我们围坐在书房的壁炉边，冲着比利·班特哈哈大笑，讨论着为下一周与鲁克伍德的比赛组建队伍的问题。一切都很牢靠、安全、没有质疑。一切都将永远保持现状。”那种氛围大概就是这样。

但现在我们将告别《宝石》与《磁石》，去了解一下自那场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更加与时俱进的报刊。真正重要的是，它们与《宝石》和《磁石》的相同之处多于不同之处。但首先探讨不同之处会好一些。

这些新周刊有八种：《摩登男孩》、《胜利》、《冠军》、《巫师》、《漫游者》、《船长》、《热刺》和《冒险》。所有这些周刊都是自大战以后出现的，但除了《摩登男孩》外，另外七份的历史都不止五年。有两份周刊也应该在这里简单地提一提，虽然它们严格来说和其它刊物不属于同一类型。这两份刊物分别是《侦探周刊》和《惊悚者》，都是联合出版社旗下的刊物。《侦探周刊》接管了大侦探萨斯顿·布雷克。这两份刊物的故事里都有一些性方面的描写，虽然读者中一定会有男生，但其读者群并不是只针对男生。其它的刊物都是男生报刊，内容纯洁而简单，内容高度相似，可以被归为一类。乍一眼看汤姆森的出版物与联合出版社的出版物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

你只要看一看这几份报刊就知道它们比《宝石》和《磁石》文字上的档次要高一些。首先，它们的一大优势是并非由同一个作者写出来的。它们连载的不是单独一个冗长的故事，有几期《巫师》或《热刺》杂志刊登了五六个甚至更多的连载故事，没有哪个连载故事会一直不停地登下去。因此，内容更加丰富多样，没有那么多废话，也没有像《宝石》和《磁石》那种让人觉得厌烦的风格和玩笑。例如，看看这两个选段：

比利·班特呻吟着。

班特得多上两个小时的法语课，已经过去了一刻钟。

一刻钟只有十五分钟啊！但每一分钟对于班特来说都是那么漫长，就像疲惫的蜗牛在缓缓蠕动。

看着十号教室里的那口时钟，这个胖乎乎的呆子几乎不敢相信才过去了十五分钟。这简直就是十五个小时，如果没有十五天那么夸张的话！

其他男生和班特一样在法语课留堂，他们并没有觉得有什么要紧的，但班特就是觉得受不了！（《磁石》）

*　*　*

经过一番艰辛的攀爬，每往上走一步都要在滑溜溜的冰上凿出抓手点，骑警中士莱昂哈特·洛根现在就像一只人形的苍蝇贴在一块有如巨大的玻璃片那样滑溜溜的、危险的冰崖上。

北极圈就像一个盛怒不已的巫师，正摧残着他的身体，朝他的脸吹出令人睁不开眼的风雪，想让他的手指从抓住的地方松开，让他掉到悬崖一百尺下的底部那些嶙峋的巨石上摔死。

匍匐在巨石之间有十一个穷凶极恶的追捕者，他们想方设法要把莱昂哈特和他的同伴吉姆·罗杰斯警员开枪打下来——直到这场暴风雪将两位骑警的行踪从下面的人的视野中抹掉。（《巫师》）

第二个选段的内容把你带入了故事中，而第一个选段花了一百多个字告诉你班特被留堂了。而且，《巫师》、《热刺》等刊物不会只专注于校园故事（从数量方面去衡量，校园故事基本上是这些报刊的主打内容，《惊悚者》与《侦探周刊》除外），有了更多的机会刊登哗众取宠的内容。看看我摆在面前桌子上的这几份刊物的插画，我看到的是这些画面。其中一本杂志画着一个牛仔在半空中用脚趾勾住一架飞机的机翼，用他的左轮手枪打下了另一架飞机。另外一本杂志画着一个中国人拼命地在一条阴沟里游泳逃命，一群看上去非常饥渴的老鼠正追在他的身后。另一本杂志上画着一个工程师正点燃一根炸药棒，而一台机器人正伸出爪子要去抓他。另一本杂志上画着一个穿着飞行服的男人正和一只比毛驴还大的老鼠在搏斗。另一本杂志上画着一个几乎赤身裸体的健美猛男抓住一头狮子的尾巴，将它扔到竞技场的墙外三十码处，标题写着：“把你的雄狮还给你！”显然，校园故事根本没办法和这类故事竞争。时不时地，校舍会着火，或法语老师被发现是某个国际无政府主义者团伙的头头，但大体上内容都是围绕着板球、学校之间的竞争、恶作剧等而展开，而炸弹、死亡射线、轻机枪、战斗机、野马、章鱼、灰熊或黑帮等题材并不会过多涉及。

对许多份这种报刊进行研究后我发现，除了校园故事之外，最受欢迎的题材是蛮荒西部、北极冰原、外籍军团、犯罪（总是从侦探的角度进行描写）、世界大战（空军或地下活动，但不会描写陆军）、各种各样人猿泰山式的主题、职业足球、热带探险、历史浪漫故事（侠盗罗宾汉、骑士团和圆颅党⁽¹¹⁾等等），还有科学发明。西部故事仍是时鲜题材，至少是作为背景出现，但印第安红番似乎渐渐不受欢迎了。真正新颖的题材是以科学为主题的故事：死亡射线、火星人、透明人、机器人、直升飞机和穿梭于行星之间的火箭，甚至有关于心理疗法和内分泌腺的描写。《宝石》和《磁石》的鼻祖是狄更斯和吉卜林，而《巫师》、《冠军》、《摩登男孩》等刊物的鼻祖则是赫伯特·乔治·威尔斯，比起儒勒·凡尔纳，他才是“科幻文学”之父。当然，神奇的火星人这方面的科学题材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掘，但有一两份报纸除了大量的介绍性短文之外（比如说：澳大利亚昆士兰有一棵杉树寿命已有12 000年；每天有50 000场雷阵雨发生；氦气的成本是每1 000立方英尺1英镑；大不列颠有500多种蜘蛛；伦敦的消防队员每年使用14 000 000加仑水；等等等等），还会刊登严肃的科学文章，求知欲有了明显的进步，而大体上，对读者的阅读注意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事实上，《宝石》和《磁石》与战后报刊的读者都是同样一些人，但他们的心智年龄似乎提高了一两岁——这或许得归功于从1909年起基础教育的改善。

战后的少年报刊所出现的另一件始料未及的事情，就是对恶人的膜拜和对暴力的崇尚。

如果你拿《宝石》和《磁石》与一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报纸进行比较，你会立刻发现“二石”没有应用主角原则。里面没有主角，而是有十五到二十个角色，基本上都是平等的，让不同的读者可以找到对应自己的人物。比较新潮的报刊往往不是这样。《船长》、《热刺》等报刊的读者不会去认同一个和自己差不多大的男生人物形象，他们被引导着去认同联邦调查局探员、外籍军团士兵、人猿泰山、王牌飞行员、神勇的间谍、冒险家、拳击手——或某个无所不能的孤胆英雄，他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受其支配，他解决问题的惯用方式就是往下巴上揍出一拳。这个人物被塑造成超人，由于体魄是男生最能理解的力量，他总是被塑造成有着大猩猩体格的男人。在类似于《人猿泰山》这样的故事里，有时候他确实被描绘为一个巨人，身高八到十尺。与此同时几乎所有这类故事里的暴力情节都是没什么危害性而且毫不可信的。即使是最嗜血的英国报刊比起三便士的扬基杂志——《拳击故事》、《动作故事》等等（不一定是男生的报刊，但大部分读者是男生）——在基调上也有着明显的差别。在扬基杂志里，你会得到真正的血腥刺激，那种无所不用其极，踩对手的睾丸都做得出的真正血淋淋的斗殴描写，由那些时刻不停地构思着暴力情节的人以拳击的行话写出来。比方说，像《拳击故事》这么一份报刊就只有虐待狂和受虐狂才会觉得好看。从男生周刊里描写拳击那种业余的水平，你就可以看出英国文化相对是比较温和的。里面没有特别的词汇。看看这四个选段，两段出自英国报刊，两段出自美国报刊：

锣声响起的时候，两人气喘吁吁，各自的胸膛上都出现了大块的红斑。比尔的下巴出血了，本的右眼开裂了。

两人瘫坐在角落里，但锣声再次响起时，两人一跃而起，像猛虎一般朝对方扑去。（《漫游者》）

*　*　*

他迟钝地走来，朝我的脸重重地击了一拳。血溅了出来，我脚跟往后一蹬，冲了上前，放在心口的右拳连续挥出。有一记右拳击中了本已经被揍了好几拳的嘴。他吐出了一颗牙齿的碎片，一记左拳击中了我的身体。（《拳击故事》）

*　*　*

看黑豹施展身手实在令人称奇。他的肌肉在黝黑的皮肤下游走、抖动着。他矫健而暴烈的攻击就像一只大型猫科动物一样孔武而优雅。

他虽然是个大块头，出拳的速度却令人瞠目结舌。不一会儿，本就只能以拳套勉力格挡。本的防守确实老到，曾经凭借着它取得过许多场辉煌的胜利。但这个黑鬼的左拳和右拳却将其他拳手几乎无法突破的缝隙硬生生撕裂开来。（《巫师》）

*　*　*

两位重量级的拳手在来回交换了几拳后，开始击出有苍天巨木之力的重拳，像利斧一般重重地砸向对方的身躯。（《拳击故事》）

你会注意到那两个美国选段的知识要丰富得多。它们是写给拳击迷看的，而其它的文章则并非如此。而且，应该强调的是，英国男生报刊有着体面的道德观。犯罪和虚伪从来不会被歌颂，不会出现美国黑帮故事里那种愤世嫉俗和堕落沉沦的描写。扬基杂志在英国的销量很大，这表明英国读者爱读这类读物，但似乎没几个英国作者能写出那样的故事。当对希特勒的仇恨成为美国的主流情感时，看到扬基杂志的编辑们立刻将“反法西斯主义”应用于色情故事，这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我面前的一份杂志刊登了一则篇幅很长的完整故事，名为《当地狱降临美国时》，里面描写了一个“癫狂嗜血的欧洲独裁者”的党羽试图以死光和隐形战斗机征服美国。其内容赤裸裸地诉诸虐待心理，里面写到纳粹党人将炸弹绑在女人的背上，将她们吊到空中，看着她们在半空中被炸成碎片；还有的纳粹党人将赤身裸体的小女孩的头发绑在一起，用刀子捅她们，逼迫她们跳舞，等等等等。编辑对这些内容进行严肃的点评，并以此作为限制移民的理由。在同一页纸的背面写着“霍查女子合唱团的生活，揭秘著名的百老汇霍查歌舞表演女郎的私密与消遣。无删节，只卖10美分”；“爱情宝典，10美分”；“法国相片环，25美分”；“裸女变幻相片，从玻璃的外面你看到一个衣着很密实的漂亮女孩，翻过来往玻璃里面看，噢！好一派旖旎风光！3套变幻相片售价25美分”；等等等等。英国的少年报刊绝对不会刊登像这样的内容给男孩子们去读。但美国化的进程正在发生。美国式的理想“硬汉”、“猛男”和以揍别人的下巴解决问题的“糙哥”如今占据了大部分少年周刊的版面。现在《船长》里有一篇连载故事，里面的主角总是一脸晦气，挥舞着一根橡胶警棍。

《巫师》、《热刺》等刊物的演变与早期的少年报刊相比，可以归结如下：技巧改善了，科学兴趣增加了，血腥描写也多了，领袖崇拜变得严重了。但归根结底，真正引人侧目的事情是它缺乏长进的方面。

首先，在政治方面没有任何进步。《船长》和《冠军》所营造的世界仍是1914年前《磁石》和《宝石》所营造的世界。比方说，西部故事里面那些偷牛贼、私刑和其它故事属于八十年代，是有趣而古老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周刊总是认为冒险理所应当就只能发生在天涯海角：在热带雨林、在北冰洋的荒原、在非洲大沙漠、在西部的牧场、在中国的鸦片馆——事实上，任何地方都行，但绝不会是现实中的地方。那是源于三四十年前的信念，当时新大陆正被逐渐开发。当然，如今如果你真的希望去冒险，你要去的地方是在欧洲。但除了那场世界大战的滑稽一面之外，当代历史被小心翼翼地排除了。除了美国人不再是被嘲笑的对象而成了崇拜的对象之外，外国人仍然和以往一样是滑稽的人物。如果一个中国人角色出现，他仍然是萨克斯·罗默⁽¹²⁾笔下蓄着小辫子的、邪恶的鸦片走私贩子。自1912年之后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比方说，中国正在打仗——从来没有被提及。如果一个西班牙人角色出现了，他仍然是一个“外国佬”或“滑头”，他抽自己卷的烟，喜欢在背后暗算人。西班牙国内所发生的事情根本没有被提及。希特勒和纳粹党人还没有出现，或只是露了几面。再过一段时间就会有关于他们的大量描写，但那些都会从坚定的爱国主义角度出发（英国对抗德国），而这场斗争的真正意义被尽可能地掩盖起来。至于俄国革命在这些报纸中几乎很难出现只言片语。提到俄国的时候总是一些知识指南（例如：“苏联有29 000个百岁人瑞。”），而一切提及俄国革命的内容都是间接性的，而且是二十年前的陈年旧事。比方说，在《漫游者》里面有一篇故事，某人有一头驯服的熊，因为它是一头俄罗斯熊，起了“托洛茨基”这个名字——这显然是1917—1923年的回响，而不是对近期的争端的回应。时钟定格在1910年，大不列颠是世界的主宰，没有人听说过萧条、繁荣、独裁体制、大清洗或集中营这些词语。

社会思想也没有什么进步。你只能说比起《宝石》和《磁石》，它们不至于公然地趋炎附势。首先，那些校园故事总是有一部分在讲究派头，这是无法杜绝的。每一期的男生报纸里面至少有一则校园故事，数目要比西部故事多一些。《宝石》和《磁石》那种煞费苦心安排的梦幻式的生活并没有得到模仿，重点放在了化外之地的冒险，但那种社会氛围（古老的灰石建筑）大体上是相同的。当故事的开头介绍一所新的学校时，我们总是听到相同的字句：“这是一所非常雅致的学校。”时不时地，会有一个故事表面上反对势利心态。那些考取奖学金的男生（参照《磁石》中汤姆·雷德温）出现的频率很高，有时候会反复地使用同一个主题：有两所彼此间竞争非常激烈的学校，都认为自己要比另一所学校更“高大上”，情节有打架、恶作剧、足球比赛，总是以势利的一方被挫败而结束。如果你只是浮光掠影地读过这些故事，你或许会以为民主精神已经渗入了男生的报刊中，但当你细细读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们只是反映了白领阶层内部存在的尖锐的嫉妒。它们真正的用意是让那些上了廉价私学（非政府公校）的学生觉得自己的学校在上帝眼中就像温彻斯特公学或伊顿公学那么“雅致”。那种对学校的忠诚感（“我们要比路那头的那帮学生强多了”）仍被维系着，而这种感情对于工人阶级而言是闻所未闻的。由于这些故事是由许多不同的写手执笔，在风格上当然有很大的差异。有的文章没有被势利心态所戕害，但在其它文章里，金钱与家世比《宝石》和《磁石》的文章更恬不知耻地大肆张扬。在一篇故事中，里面提到的大部分男生都有贵族头衔。

当工人阶级的角色出现时，他们通常扮演的是滑稽角色（关于流浪汉、罪犯的笑话等等），或作为拳击手、杂耍演员、牛仔、职业足球运动员和外籍军团士兵而出现——换句话说，他们是冒险者。这些文章没有直面工人阶级生活的现状，也没有对工作进行任何描写。在极少数情况下，你或许会读到一段描写现实的文字，比如说，在一座煤矿下工作。但它只是作为某个耸人听闻的冒险故事的背景。不管怎样，故事的主人公不会是一个矿工。几乎所有阅读这些报纸的男生——十个男生里面有九个将会在一间商店、一座工厂或一间办公室里干着受人差遣的工作度过一生——都被引导着去认同那些发号施令而且从来没有缺钱之苦的人。彼得·温西勋爵这类角色似乎是个傻瓜，慢吞吞地说话，戴着单片眼镜，但他总是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在许多故事中反复出现（这个角色是特工故事的最爱）。和往常一样，主人公说话总是带着英国广播电台的腔调，他们可能带着苏格兰口音、爱尔兰口音或美国口音，但没有哪个主角说话时会不带H音。在这里，有必要将男生的周刊里所营造的社会气氛与女性周刊如《神谕》、《家庭之星》、《琴报》等所营造的社会气氛进行比较。

女性报刊的目标群体是年纪更大的公众，大部分是正在工作维持生计的女孩。因此，表面上看它们更加贴近现实。比方说，几乎每个人都得住在一座大城市里，干一份无聊的工作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性根本不是禁忌，而是主题。这些报刊的短篇小说的突出特征总是“黑暗过后就是黎明”：女主人公差点就被苦心筹划的反角蛊惑，与她的“情人”分开；或“男主人公”失业，被迫推迟结婚，但很快就找到了一份更好的工作。“狸猫换太子”的幻想（一个生于穷苦家庭的女孩其实是有钱人的女儿）则是另外一个最受欢迎的主题。连载故事的那些耸人听闻的桥段总是一些与家庭密切相关的犯罪故事，比方说，重婚、伪造文件，有时候是谋杀。没有火星人、死亡或国际无政府主义者团体。这些报纸追求的是真实性，通过读者来信专栏与现实生活保持联系，在上面会对真正的问题进行探讨。比方说，鲁比·米尔贾德·埃利丝⁽¹³⁾在《神谕》上的建议专栏非常理性，而且文笔很不错。但是，《神谕》和《琴报》营造了纯粹的梦幻世界，一直都是同样的梦幻，意淫着你比真实的自己更加富有。读完这些报刊的几乎每一篇故事，你会感受到一种可怕的、压倒性的“文雅气质”。表面上那些角色都是工人阶级出身，但他们的习惯、他们家里的装潢、他们的衣服、他们的看法，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谈吐都完完全全是中产阶级的特征。他们的生活花费每周要比收入多出几英镑。不用说，这就是他们想要形成的印象。其理念是给那些无聊的工厂女工或带着五个孩子的疲惫母亲营造一个梦幻般的生活，让她将自己想象成一位银行经理夫人——不会是一位公爵夫人这么夸张（这一招已经不吃香了）。不仅每周五六英镑的生活标准被认为是理想的生活，而且它心照不宣地认定这就是工人阶级的真实生活。重大的事实完全没有提及。比方说，他们会承认人们有时候会失业，但很快就柳暗花明，他们找到了更好的工作。他们不会将失业描述成一直存在而且不可避免的事情，不会提到救济金，不会提及工会主义。他们不会提及社会体制本身可能出了问题，只描写了个人不幸，而这通常是因为某个人自身的问题，到最后一章就会拨乱反正。最后总是柳暗花明，慷慨的雇主给张三或李四涨了工资，除了酒鬼之外，每个人都能找到工作。那仍是《巫师》和《宝石》的世界，只是用婚礼的鲜花取代了机关枪。

所有这些报刊所灌输的观点是1910年海军俱乐部那些极其愚昧的成员的观点。是的，你或许可以这么说，但这很重要吗？说到底，你还能指望怎么样？

当然，没有哪个头脑清醒的人会想要将那些所谓的廉价恐怖小说变成一本现实主义的小说或宣扬社会主义的宣传册。一则冒险故事的本质一定就是和现实生活疏远的。但是，正如我试着解释清楚的，《巫师》与《宝石》的不切实际并非像它表面上那么天真单纯。这些报纸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特别的需求，因为到了一定的年龄，男生就会发现他们迫切想读读火星人、死光、灰熊和黑帮的事情。他们得偿所愿，但陷入了他们未来的雇主认为适合他们的假象中。到底在多大程度一个人会从小说中形成自己的思想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我个人认为大部分人受小说、连载故事、电影等内容的影响要比他们愿意承认的程度更深。从这一观点出发，最糟糕的书总是最重要的书，因为它们通常就是一个人在生命中最早读到的读物。或许很多认为自己格外老于世故和“思想先进”的人事实上一辈子都生活在童年时萨帕⁽¹⁴⁾和伊安·赫伊⁽¹⁵⁾（举例来说）的作品所营造的幻景中。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些两便士的少年周报就非常重要了。这些是十二岁到十八岁的英国少年群体中大部分人会去阅读的刊物，其中有许多人除了报刊之外根本不会去读别的东西。他们从中吸收了一套就连保守党的总部办公厅都觉得完全过时的信念。他们被灌输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问题并不存在的理念，而且由于它是以间接的方式实现的，效果反而更好。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体制没有什么不好，外国人都是一些无足轻重的滑稽人物，而仁慈的大英帝国将江山永固。考虑到这些报刊的老板们都是些什么人，很难相信这么做并非出于无心。在我所探讨的十二份报刊中（包括了《惊悚者》与《侦探周刊》），七份是联合出版社旗下的刊物，而它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综合出版社之一，控制了一百多份不同的报刊。因此，《宝石》和《磁石》与《每日电讯报》和《金融时报》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本身就足以让人心生疑窦，即使那些少年刊物里的故事并没有特别明显的政治倾向。因此，似乎你如果想过上梦幻般的生活，展开火星之旅和赤手空拳与狮子搏斗（有哪个少年不这么憧憬呢？），你就只能在精神上认同像卡姆罗斯勋爵⁽¹⁶⁾这样的人。因为没有竞争，这些报刊的内容基本上大同小异，这个层次没有别的刊物存在。这引起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左翼的少年报刊呢？

这个想法一开始会让你觉得有点犯怵。不能想象一份左翼少年周刊会是什么样子，如果它真的存在的话。我记得在1920年或1921年，某位乐观的人士向一群公学的男生发放宣扬共产主义的小册子。我拿了一份小册子，上面的内容大概是一些问题和回答：

问：“一个少年共产党员能参加童子军吗，同志？”

答：“不行，同志。”

问：“为什么，同志？”

答：“因为，同志，童子军必须向米字旗敬礼，而它是暴政和压迫的象征。”等等等等。

现在，假设这个时候某个人创办了一份左翼报纸，针对的群体就是十二岁到十四岁的少年。我不是说它的全部内容都会像上面我所引用的那份小册子一样，但有谁会怀疑它们或许会很相似吗？不可避免地，这么一份报纸要么刊登一些枯燥的“天天向上”的说教，要么它会被共产主义影响，为苏俄歌功颂德，极尽溢美之词。无论是哪种情况，没有哪个正常的男生会看它一眼。除了高端的文学作品之外，现存的所有的左翼报刊，就那些残存的仍有活力的刊物而言，都只是一份冗长的宣传册。英国只有一份社会主义报纸能凭自身的报刊价值生存一个星期，它就是《每日先驱报》，而《每日先驱报》里有多少宣扬社会主义的内容呢？因此，在这个时候，一份“左倾”却又能吸引普通少年的报纸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但这并不是说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为什么每一个冒险故事都得和势利和低俗的爱国主义扯上关系并没有清楚的理由。因为，说到底，《热刺》和《摩登男孩》里面的故事并不是保守党的宣传册，它们只是冒险故事，带着保守主义的偏见。不难想象将这个过程进行调转。比方说，像《热刺》这样惊悚而激烈，但主题和“意识形态”都更加贴近时代的报刊是有可能存在的。我们甚至可以（虽然这会遇到其它的难题）想象一份女报，与《神谕》有着同样的文学水平，刊登着同样类型的故事，但更加重视工人阶级生活的实际情况。这种刊物曾经出现过，但不是在英国。在西班牙帝制的最后几年，西班牙有许多左翼短篇小说，有的明显是出自无政府主义者的手笔。不幸的是，当它们出现的时候，我没有看到它们的社会意义，我收集的那些读物丢失了，但要找应该还是能够找到的。在装帧和故事风格上，它们与英国卖四便士的短篇小说非常相似，只是它们的灵感是“左翼思想”。比方说，如果是一则描写警察在群山里追捕无政府主义者的故事，它会从无政府主义者的角度去描写，而不是从警察的角度去描写。一个更顺手的例子是苏联电影《查佩耶夫》，曾经在伦敦上映了几回。严格来说，按照它拍摄时的标准，《查佩耶夫》是一部一流的电影，但在思想上，虽然它是不为人所熟悉的俄国背景，却与好莱坞的影片并没有非常大的差别。那个扮演白军军官（那个胖军官）的演员的传神演出使得它与众不同——那是一出让人很振奋的表演。除此之外，那种氛围是很熟悉的。所有惯常的桥段都在里面——以寡敌众的神勇战斗、最后一刻的逃离、跃马狂奔、恋爱情怀、喜剧穿插等。这部电影其实是一部很普通的作品，只是它有“左的倾向”。在一部讲述俄国内战的好莱坞影片里，白军或许会被描绘成天使，而红军会被抹黑成魔鬼。在俄国的版本里，红军成了天使而白军成了魔鬼。那也是一个谎言，但从长远看，它没有另一个谎言那么有害。

这里出现了几个难题。它们的大体本质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不想对它们进行探讨。我只是想指出一个事实，那就是，在英国，流行的幻想文学是左翼思想从未踏足的领域。所有那些如雨后蘑菇一般出现的租书部里的小说作品都遭到内容审查，为的是保障统治阶级的利益。说到底，少年刊物的内容都很紧张刺激，几乎每一个男生都会在某个时候狼吞虎咽地阅读，但它们浸透了1910年最糟糕的幻想。如果你相信童年时的读物不会留下任何印象，这件事就并不重要。卡姆罗斯勋爵和他的同行显然不相信这种事情，而说到底，卡姆罗斯勋爵应该明白个中道理。

(1)　刊于1940年3月11日《地平线》。

(2)　联合出版社（the Amalgamated Press），1901年由阿尔弗雷德·查尔斯·汉姆斯沃（Alfred Charles William Harmsworth，诺斯克里夫子爵，1865—1922）创办。

(3)　D·C·汤姆森有限公司（D·C·Thomson & Company, Limited），由苏格兰人戴维·库帕·汤姆森（David Coupar Thomson）于1905年创办的出版公司。

(4)　萨斯顿·布雷克（Sexton Blake）是英国侦探漫画和小说系列中的主人翁，从创刊至终刊历史跨度有八十多年。

(5)　纳尔逊·李（Nelson Lee, 1807—？）：美国人，曾参过军，当过牛仔，被印第安部落掳走，后来逃脱，将其经历写成《流落卡曼奇部落三年纪》并出版。

(6)　指同性恋。

(7)　《斯托基与伙伴们》（STALKY & CO.），英国作家拉迪亚·吉卜林的作品。

(8)　弗罗基人（Froggy），对法国人的蔑称。

(9)　达戈人（Dago）泛指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和葡萄牙人。

(10)　准确的那句英文谚语是，“下井久的水罐先打破。”（It's the cracked pitcher that goes longest to the well.）类似于中文中的“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11)　骑士团和圆颅党（Cavaliers and Roundheads），指英国内战时分别支持王室和议会的人士。

(12)　萨克斯·罗默（Sax Rohmer）是英国作家亚瑟·亨利·萨斯菲尔德·沃德（Arthur Henry Sarsfield Ward, 1883—1959）的笔名，创造出了傅满洲博士（Dr. Fu Manchu）这个人物形象。

(13)　鲁比·米尔贾德·埃利丝（Ruby Mildred Ayres, 1883—1955），英国女作家，代表作有《银婚》、《理查德·查特顿》等。

(14)　萨帕（Sapper）是赫尔曼·西里尔·麦克尼尔（Herman Cyril McNeile, 1888—1937）的笔名，英国作家，其作品在一战与二战期间广受欢迎，代表作有间谍推理小说《斗牛犬杜蒙》系列，主人翁杜蒙被认为是电影007系列主人公詹姆斯·邦德的前身。

(15)　伊安·赫伊（Ian Hay, 1876—1952），英国作家，代表作有《一家之主》、《第一笔十万英镑》等。

(16)　威廉·伊瓦特·贝里（William Ewart Berry, 1879—1954），卡姆罗斯子爵（Viscount Camrose），英国报业巨头，旗下刊物包括：《星期天时报》、《金融时报》、《每日电讯报》、《晨报》等。

行记⁽¹⁾

有一天我读到赖伊博士⁽²⁾的言论：“像波兰人和犹太人这样的劣等民族”的食量不需要像日耳曼人的食量那样多。我突然间想起了第一次踏足亚洲时目睹的情景——或者说，在踏足那里之前所看到的情景。

我乘坐的游轮在科伦坡停泊，和往常一样，蜂拥而至的苦力上船搬运行李。几个警察，包括一个白人巡佐，在监督他们。其中一个苦力拿了一口装着制服的锡长箱，笨拙地扛着它，对别人的脑袋构成了威胁。好几个人责骂他的疏忽大意。那个警察巡佐在巡视四周，看到那个苦力的窘态，抓住他狠狠地在屁股上踢了一脚，让他在甲板上踉跄了好几步。有几个乘客，包括女人，喃喃地表示赞同。

现在将这一幕移到帕丁顿车站或利物浦码头，它应该不会发生。一个英国的搬运工人如果被踢了一脚会进行还击，至少他很有可能会这么做。警察不会因为这么小的事情去踢他，而且肯定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这么做。最关键的是，看客们会觉得很讨厌。英国最自私的百万富翁如果看到一个英国同胞被这么踢打，至少会有片刻感到愤慨。但是，在这里，年收入在500英镑以上的体面的中产阶级无动于衷地看着这一幕，只是表示赞同。他们是白人，而那个苦力是黑人。换句话说，他是下等人，一种不同的动物。

那是接近二十年前的事情了。这种事情仍然在印度发生吗？我得说或许是这样的，但发生的频率越来越低了。另一方面，目前在某个地方肯定有一个德国人正在踢一个波兰人的屁股，而且还可以肯定（根据德国人的报纸），德国的农民由于对为他们工作的波兰囚犯表现出“有罪的善意”而被判刑。过去二十年来兴起的凶兆是种族主义已经蔓延到欧洲本土。

种族主义并不只是疯狂教授的精神错乱，它与民族主义无关。某种程度上，民族主义或许是好事，不管怎样，它是不可避免的。拥有高度发达的民族文化的人民不喜欢被外国人统治，而像爱尔兰和波兰这些国家的历史体现了这一点。至于“无产者没有国界”这个理论，在实际情况中它总是被证明是无稽之谈。在芬兰我们再一次看到了这件事的例证。

但种族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它不是被征服的国家发明的，而是征服的国家发明的。它是尽可能进行超常剥削的一种手段，假装那些被剥削的人根本不是人。

几乎所有掌握实权的贵族阶层都依赖种族的差别。诺曼人统治萨克逊人，德国人统治斯拉夫人，英国人统治爱尔兰人，白人统治黑人等等等等。直到今天我们的语言仍然有诺曼人统治的痕迹。如果贵族们想象他们的奴隶与自己在血液和骨骼上是不同的，那么实施无情的统治就容易多了。因此就有了夸大种族差异的倾向，有了目前这些关于头骨的形状、眼睛的颜色和血球计数等等谬论。在缅甸我所听到的种族理论没有希特勒关于犹太人的理论那么残暴，但肯定同样荒谬无稽。

印度的英国人已经对自己的身体和东方人的身体之间的区别编造出了一整套谬论。比方说，我经常听到有人说白人没办法像东方人那样蹲坐——事实上，矿井里的矿工就是蹲坐着吃饭的。

即使是肤色完全白皙的混血儿也会因为他们的指甲特征而被辨认出来。至于围绕着中暑的种种迷信，它们很早以前就应该被编成一本专著。无疑，这种无稽之谈让我们在压榨印度时更加心安理得。今天我们不能像对待印度的产业工人那样对待英国的产业工人，不只是因为他们不会逆来顺受，而且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无法忍受这种事情。我怀疑现在英国还有没有人认为让六岁的孩子进工厂工作是对的。但印度有许多商人会欢迎童工，如果法律允许的话。

如果我认为这场战争的胜利将只是意味着大英帝国的延续，我会同俄国和德国站在同一阵营。我知道我们的统治者中有些人就是这么想的。他们想象如果他们能够赢得这场战争（或者达成停战并让德国去和俄国厮杀），他们将能够再享受二十年的殖民剥削。但我相信很有可能情况不会变成那样。首先，世界斗争不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假如社会主义只不过意味着所有制的集中和计划生产，所有的工业国很快都会是“社会主义国家”。真正的问题是民主社会主义和某种形式的、理性化的种姓社会之间的斗争。如果民主理念深深地扎根于群众的西方国家仍将具有影响力的话，前者将更有可能实现。

经济意义上的、狭义的社会主义与自由、平等或道义无关。譬如说，没有理由相信一个国家不能在内部推行社会主义，在外部推行帝国主义。明天就使英国实现“社会主义”并继续剥削印度和王室殖民地以造福本土人群是有可能发生的。几乎可以肯定德国正快速向社会主义靠拢，除此之外，还有十分清晰而且公开的迫使被统治的民族进行奴隶劳动的决心。这是很容易做到的，只要人们相信“劣等民族”的谬论就行了。犹太人和波兰人不是人，因此，干吗不剥削他们呢？希特勒只是我们过去的幽灵在和我们作对。他只是将我们自己的做法加以延伸和固化，而现在我们开始对这些做法感到羞愧。

我们与印度的真正关系自1857年的兵变⁽³⁾以来并没有多少改变，但过去二十年来我们对印度的情感已经改变了很多，而这蕴含了一丝希望之光。如果我们想要再次战胜印度，就像我们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战胜印度那样，我们会发现自己无法做到。不是因为军事上的任务会更加困难——它会更加容易——而是因为它所需要的恶棍不会出现。

那些为我们征服印度的人，那些带着《圣经》和利剑的清教徒冒险家——那些人用大炮炸死数以百计的“土著人”不会感到丝毫内疚，就像我们杀鸡一样，还以现实主义的笔触在回忆录中描写这一情景——他们已经绝迹了。就连身在印度的英国人的思想也深受本土左翼思想的影响。曾经，你会把不听话的仆人送进监狱，附上一张条子，上面写着“请将这个犯人处以十五鞭的惩罚”——这种日子已经过去了——而那只是前天的事情。不知怎地，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相信自己在执行神圣的任务。当我们还债的时候来临时，我们一定会局促不安，但我认为我们只有一个机会去作出补偿。

战争一旦打响，就不存在中立这种事情。所有的活动都是战争活动。无论你想还是不想，你不得不要么帮助自己的国家，要么帮助自己的敌人。和平主义者、共产党人、法西斯分子等人现在正在帮助希特勒。他们绝对有权利这么做，只要他们相信希特勒的事业更加正义并愿意承担后果。如果我和英国与法国站在同一阵营，那是因为我宁愿与旧的帝国主义者站在同一阵营——正如希特勒恰如其分地形容的那样，他们“腐朽不堪”——也不愿意与新的帝国主义者站在同一阵营，他们对自己非常自信，因此彻底无情。看在老天爷的分上，我们不要假装自己是清白无辜地进行这场战争。只有当我们牢牢地记住我们的双手并不干净时，我们才有权利捍卫自己。

读着马尔康姆·马格理奇⁽⁴⁾先生这本精彩而令人沮丧的作品《三十年代》，我想起了曾经在一只黄蜂身上玩过的一个相当残忍的游戏。当时它在我的盘子上吞食着果酱，我将它砍成了两段。它根本没有在意，继续它的美餐，而一条细细的果酱从它被切断的食道里点点滴滴地流出来，直到它想飞走的时候才意识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那恐怖的一幕。当代的人也是一样。被切掉的东西是他们的灵魂，而在长达约二十年的时间里，他们对此毫无察觉。

将灵魂切掉是绝对有必要的。我们所了解的宗教信仰必须被放弃。到了十九世纪，宗教信仰已经基本上变成了一个谎言，一个有意无意的工具，让富人保持富有，让穷人依旧贫穷。穷人心满意足地挨穷，因为在死后的世界里这一惨剧将得到补偿，他们将去到某个介乎皇家植物园与珠宝店之间的地方。我一年挣一万英镑，你一星期挣两英镑，但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都在讲述这么一个谎言，有必要将它除掉。

于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是叛逆者，而且总是不负责任的叛逆者，写出来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叛逆或引向分裂的文学作品。吉本、伏尔泰、卢梭、雪莱、拜伦、狄更斯、司汤达、萨缪尔·巴特勒、易卜生、左拉、福楼拜、萧伯纳、乔伊斯——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都是破坏者、肇事者、毁灭者。两百年来我们对着自己所坐的这棵大树不停地锯啊锯，锯啊锯。到最后，比任何人的预计还要更加突然，我们的努力收到了成效，我们摔了下来。但不幸的是出了一点小差错。底下根本不是一床玫瑰花，而是一个密布着铁丝网的粪坑。

似乎经过短短十年我们就重回石器时代。已经灭绝了几个世纪的人——跳舞的托钵僧、盗贼的匪首、宗教法庭大法官——突然间卷土重来，不是精神病院里的疯子，而是世界的主宰。机械化和集体经济似乎还不够，它们自发演变成为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梦魇：没有尽头的战争和为了战争没有尽头的挨饿。奴隶们在铁丝网后面劳动，尖叫着的女人们被拖上断头台，行刑的士兵在四壁全是隔音软木的地下室里从脑后开枪，将你的脑浆轰出来。因此，阉割灵魂似乎并不是切除阑尾那么一个简单的外科手术。那个伤口将会导致败血症。

马格理奇先生的这部作品可以用《圣经·传道书》中的两句话进行总结：“传道者云：‘虚空的虚空，凡事皆是虚空’”和“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因为这就是人的本分”。这一观点最近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而那些人就在几年前还对它加以嘲讽。我们生活在噩梦中，因为我们尝试创建人间的天堂。我们相信“进步”，相信领导人，将属于上帝的事物给予了恺撒——这大致上就是思想的纲领。

不幸的是，马格里奇先生本人似乎并不信奉上帝。至少他似乎认为这一信仰正逐渐被人类所抛弃。显然，他是对的，如果人类认为除了超自然的个体之外没有什么能制裁他们，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就很清楚了。除了敬畏上帝之外别无智慧，但没有人敬畏上帝，因此也就不存在智慧。人类的历史被浓缩成物质文明的兴衰起落，从一座巴别塔到另一座巴别塔。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很肯定到底是什么在前头等候着我们。战争，更多的战争，革命和反革命，希特勒和变本加厉的希特勒——直到堕入令人毛骨悚然的无底深渊，但我很怀疑马格理奇先生会不会对这一前景感到快慰。

三十年前希莱尔·贝洛克先生在他的《奴役国家》一书中以惊人的准确性预测到了现在正在进行的事情。但不幸的是，他没有解决的对策。除了奴役和回归小国寡民的体制之外他想象不出其它，而后者显然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实上也无法发生。无疑，当前社会的走向是往集体主义社会靠拢。唯一的问题是，它将建立在自愿的合作之上，还是出于机关枪的胁迫。旧的天国确实以失败告终，但“马克思现实主义”也失败了，即使它在物质上能取得高度的成就。马格理奇先生和弗雷德里克·奥古斯都·沃伊特及其他思想与他们接近的人热切地警告我们要警惕被大加贬斥的“地上天国”——在那个社会里，人们知道自己无法获得永生，但仍然愿意像兄弟姐妹那样相亲相爱——但除此之外，似乎别无出路。

四海之内皆兄弟暗示着人们尊崇某个共同的父亲。因此，有人提出，人们只有信奉上帝，才能形成四海一家的观念。而答案是，在不知不觉之间大部分人已经形成了这一观念。一个人并非单独的个体，他只是一个永恒的机体里的一个细胞，而他隐约察觉到这一点，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人们会在战场上牺牲。如果说他们这么做是出于被迫根本没有道理。如果所有的军队都必须强迫参战，战争根本不会进行。人们在战场上牺牲——当然不会感到高兴，但总是出于自愿——为的是“荣誉”、“责任”和“爱国主义”等等这些抽象的价值。

这所代表的真正的意义是，他们意识到比自己意义更大的某个群体延续着历史，延伸到未来，与这个群体同在使他们觉得自己获得了不朽。“如果英格兰长存，谁会死去呢？”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在唱高调，但如果你把“英格兰”改为任何你所崇尚的事物，你就能明白这句话表达了人类行为最基本的动机之一。人们为了碎片化的团体而牺牲自己——国家、种族、信条、阶级——只有在他们面对子弹的那一刻，他们才意识到自己并非只是单独的个体。再多一份清醒，他们的忠诚将能奉献给人类自身，而人类并非一个抽象的概念。

奥尔德斯·赫胥黎先生的《美丽新世界》是对享乐主义的乌托邦进行嘲讽的优秀作品，在希特勒出现之前，享乐主义式的乌托邦似乎是有可能实现的，甚至似乎就要到来了，但它并没有解释现实中的未来。当前我们正在迈进的方向更像是西班牙的宗教法庭，而且拜无线电和秘密警察所赐，可能比它更加糟糕。除非我们重新建立起不需要“来生”，并赋予“四海之内皆兄弟”以意义的信仰，否则我们摆脱这个厄运的机会非常渺茫。正是这一点，使得天真如坎特伯雷教长这样的人以为他们在苏俄找到了真正的基督教精神。无疑，他们受到了政治宣传的蒙骗，但促使他们心甘情愿被骗的原因，是他们一心认为“地上天国”必须实现。我们一定是上帝的儿女，尽管《祈祷书》里面的上帝已经不复存在。

那些炸毁我们的文明的人有时候意识到了这一点。马克思的“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那句名言总是被断章取义地赋予微妙但明显与本义不同的意思。马克思并没有说过宗教是上层阶级灌输的鸦片，他说的是，宗教是人们创造出来的，用于满足一个他们认为是真实的需要。“宗教是灵魂在一个没有灵魂的世界里发出的叹息。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人不能只靠面包而活，单有仇恨是不够的，一个值得生活的世界不能建立在“现实主义”和机关枪之上，除此之外，他还有别的意思吗？如果他能预见到他的思想影响会有多么巨大，或许他会把这句话说得更加频繁，更加响亮。

(1)　刊于1940年3月30日及1940年4月6日《时代与潮流》。

(2)　罗伯特·赖伊（Robert Ley, 1890—1945），纳粹政治理论家，曾于1933年至1945年担任集中营头子，在接受纽伦堡审判时自杀身亡。

(3)　1857年印度兵变，指1857年东印度公司属下的印度土兵发动兵变，恒河平原与印度中部的土兵与平民也爆发起义反对东印度公司剥削统治的事件，英国政府派兵镇压，印度莫卧儿王朝灭亡，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统治权被转交到英国政府手中。

(4)　托马斯·马尔康姆·马格理奇（Thomas Malcolm Muggeridge, 1903—1990），英国作家，曾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担任谍报人员，早年是左派人士，后来激烈反对共产主义，代表作有《三十年代》、《莫斯科的冬天》等。

法西斯主义与民主⁽¹⁾

世界上最早的消遣之一就是揭露民主。在这个国家，你不会操心没人发表反对人民统治的反动言论，过去二十年来，“资产阶级民主”遭到了来自法西斯党人和共产党人更加巧妙高明的抨击，而值得高度重视的是，这些表面上的敌人是站在同一立场发起抨击的。确实，法西斯党人的宣传方式要更大胆一些，而且在情况对他们有利的时候还会借用贵族阶层的理由，说民主“会让最卑劣的坏人掌握最高的权力”，但所有为极权主义辩护的人的基本论点是民主有其弊端，认为它只是用于掩饰由一小撮富人进行统治的伪装。这种说法并非全然错误，而且很难看出它的谬误。恰恰相反，它的合理之处大于其不合理之处。一个六岁的小学生更擅长于抨击民主而不是为其辩护。除非你了解反对民主的“言论”的本质，并愿意承认它颇有道理，否则你无法对它作出回应。

首先，反对“资产阶级民主”的理由总是经济上的不平等。对于一个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周只能挣到3英镑的人来说，政治上的自由有什么意义呢？他或许每五年有一次机会投票给他最喜欢的政党，但接下来的时间里基本上他的每一个生活细节都由他的雇主所主宰。事实上，他的政治生活也是被主宰的。有产阶级能够将所有重要的内阁和政府职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且他们能通过直接或间接贿赂选民的方式左右选举体制，为自己谋利。即使在机缘巧合之下一个代表穷苦阶层的政府掌握了权力，那些有钱人也总是能够通过威胁将资本转到国外的方式对它予取予求。最重要的是，几乎整个英国的文化和知识生活——报纸、书籍、教育、电影、电台——都被有产阶层所掌控，他们有最强烈的动机阻止某些理念的传播。一个民主国家的市民从一出生就被“控制”，比起极权主义国家，这种控制没有那么僵化，但同样行之有效。

没有人能肯定特权阶级的统治能通过纯粹的民主方式被打破。理论上，一个工党政府能够以绝对多数的优势掌权并立刻通过议会法案建立起社会主义。在实际生活中，有产阶层将会造反，而且可能会取得胜利，因为他们拥有从事工作最久的官僚队伍，而且重要的军事岗位上都是他们的人。民主方式只有在各个政党之间有了广泛共识的情况下才会可行。没有站得住脚的理由认为本质的改变能够和平实现。

需要再强调一遍，总是有人争辩说民主的整个假象——言论和集会自由、独立工会运动等——在有产阶级不再愿意与他们的工人达成妥协时就会分崩离析。他们说政治“自由”只是一场贿赂，是没有流血的盖世太保的代替品。确实，我们所说的民主国家通常都是繁荣的国家——大部分国家都在直接或间接地剥削廉价的有色人种劳动力——而且我们所了解的民主只存在于海洋国家或山地国家，即那些不需要以大规模的常备陆军捍卫自己的国家。民主总是伴随着，或者说总是要求美好的生活条件。它不可能在贫穷和军事化的国家获得兴盛。他们说，假如英国的条件不是那么得天独厚的话，英国将很快会沦落到和罗马尼亚一样采取卑劣的政治手段的地步。而且，所有的政府，无论是民主政府还是极权主义政府，说到底都得依靠暴力。所有的政府，除非它愿意自己被颠覆或推翻，在遭到严重威胁时都会无视民主权利的尊严。一个陷入绝望的战争的民主国家会被迫实施征兵制，强迫工人进行劳动，关押失败主义者，取缔煽动性的报纸，和专制国家或法西斯国家没什么两样。换句话说，它只有变成非民主国家才能拯救自己免遭毁灭。战斗一打响，那些原本是捍卫目标的事物总是被弃如敝履。

大体上说，这些就是法西斯党人和共产党人提出的反对“资产阶级民主”的理由，虽然侧重点各有不同。你必须承认每一点都颇有道理。但是，为什么它归根结底是错误的呢？——每个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都能半是出自本能地知道这一番大道理出了差错。

这一番熟悉的对民主的贬斥，其错误之处在于它无法解释关于民主的所有事实。国与国之间的社会气氛和政治行为的实际区别比任何将法律、风俗、传统等事物简单地斥之为“上层建筑”的理论愿意承认的要大得多。在书面上要证明民主和极权主义“没什么两样”（或“同样卑劣”）是很简单的事情。德国有集中营，而印度也有集中营。犹太人在法西斯主义统治的国度遭受迫害，那南非的种族歧视法律呢？在所有的极权主义国家，思想诚实是一项罪名，但即使在英国，说出和写出真相也并不一定会带来好处。像这样的类比可以无休止地延伸，但其背后所隐含的思想是程度上的不同并不能构成实质的不同。比方说，民主国家确实有政治迫害。问题是有多严重？过去七年来有多少难民从不列颠或大英帝国出逃？又有多少人从德国出逃？你认识的人里有多少人曾经被橡胶警棍殴打或被强迫喝下多达数升的蓖麻油呢？你认为走进最近的一间酒吧并说这是一场资本主义的战争，因此我们应该停止战斗，这会有危险吗？你能指出在英国近代史或美国近代史上有过类似于六月清洗，或俄国对托派分子的审判，或冯·拉斯⁽²⁾遇刺后的暴动之类的事件吗？一篇类似我正在撰写的文章能够在任何极权主义国家刊登吗？无论那是一个红色国度、黑色国度还是棕色国度？《每日工人报》被取缔了，但那是经过了整整十年，而在罗马、莫斯科或柏林，它不可能撑上十天。过去六个月来，英国不仅置身战争之中，而且遇到了自特拉法尔加海战以来最绝望的困境。而且——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即使《每日工人报》被取缔，它的编辑们仍然能够在公开场合鼓噪，发表声明为自己辩护，在议院里提问，希望得到政治色彩各异的善良的人们的支持。在十几个其它国家是天经地义、一劳永逸的“清算”不仅没有发生，而且几乎没有人会想到这种事情可能会发生。

英国的法西斯分子和共产党人会有支持希特勒的想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有胆量表达这些想法。他们这么做等于是默认民主自由终归不是假把式。1929年至1934年间，所有正统的共产党人都相信“社会法西斯主义”（即社会主义）是工人阶级真正的敌人，而资本主义民主比起法西斯主义也好不到哪里去。但是，希特勒上台后，数以万计的德国共产党人——仍然高喊着同样的信条，直到一段时间后才将其放弃——逃到了法国、瑞士、英国、美国或其它愿意接纳他们的民主国家。他们的行动背叛了他们说过的话，正如列宁所说的，他们“用脚作出了投票”。在这里你会看到资本主义民主最大的优点。那就是，在民主国家，人民相对比较有安全感，你会知道当你和朋友谈论政治时不会有盖世太保正把耳朵贴在钥匙孔上，你会相信除非你触犯了法律，否则“他们”是不能惩罚你的，你还会相信法律的地位凌驾于政府之上。这种信念在部分程度上只是幻觉并不重要——当然，它的确就是幻觉。一个广泛传播的幻觉能够影响公共的行为，这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事实。让我们想象本届政府或未来的政府决定在取缔了《每日工人报》之后要彻底消灭共产党，就像意大利和德国的做法那样。很有可能他们会发现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这种政治迫害只能在完全成熟的盖世太保体制下才能做到，而英国没有这么一台机器，目前也无力去创建它。社会气氛会反对这么做，而且他们招募不到必要的人手。和平主义者对我们说如果我们与法西斯主义进行抗争，我们自己就会“变成法西斯分子”。他们忘记了每一种政治体系都必须有人进行操控，而人受到历史的影响。由于战争的影响，英国或许在许多方面变得堕落了，但除非它被征服，否则它不会变成另一个纳粹德国。它或许会考虑奥地利式的法西斯主义，但不会向革命式的、充满恶意的法西斯主义靠拢。英国没有适应法西斯体制的人员。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三个世纪的安全和我们在上一场战争中没有沦为战败国。

但我并不是说只有《每日工人报》的社论中所提到的那种“自由”才值得去争取。资本主义民主本身并不充分，而且，除非它演变成为新的事物，否则它无法获得救赎。我们的保守党政客思想陈腐，或许希望并相信英国获得胜利的结果将会是回归过去，再签订一回《凡尔赛条约》，然后回到“正常的”经济生活，有数百万人失业，在苏格兰的荒原猎鹿，伊顿公学和哈罗公学每年的6月11日照常举行比赛，等等等等。反对战争的极左理论家害怕或声称害怕同样的事物。但是，我们的思想陷入了停滞，时至今日仍无法理解我们正在与之抗争的事物。纳粹主义或许是或许不是资本主义寡头垄断的伪装，但不管怎样，它不是十九世纪的那种资本主义。它是由利剑而不是由支票簿所统治的。它是中央集权化的经济，专门为战争而运作，并能够充分利用它所掌握的劳动力和原材料。旧式资本主义国家的各个力量在往不同的方向使劲，整顿军备会因为利润而中止，无能的傻瓜因为出身而窃居高位，阶级之间总是摩擦不断，它显然无法与纳粹主义进行竞争。如果人民阵线运动获得成功，英国在两三年前就与法国和苏联联手发动针对德国的先发制人的战争了——或威胁发起战争，英国的资本主义或许将会获得新生。但是，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希特勒得以有时间武装到牙齿，并成功地将政敌赶尽杀绝。至少还有一年英国必须孤军奋战，而且前途未卜。我们的优势在于，首先，我们拥有强大的海军，其次，我们的资源从长期来说要更加充沛——如果我们能够运用这些资源的话。但是，我们只有在对政治和经济体制进行翻天覆地的改造之后才能运用这些资源。劳动生产力、兵临城下的士气、有色人种和被征服的欧洲人对待我们的态度，一切都最终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推翻戈培尔的指控：英国只是被一个自私自利的寡头阶级统治，是为了保住现状而进行战争。因为，如果我们仍然是寡头统治体制——戈培尔的描述并不是全属谎言——我们将被征服。如果让我在张伯伦治下的英国和希特勒想要强加于我们头上的政治体制之间作出选择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张伯伦治下的英国。但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简单地说，我们的选择只有社会主义和战败。我们必须前进，或走向毁灭。

去年夏天，当英国的局势比目前更加绝望时，许多人意识到了这一事实。如果那个夏天的心情已经消退，一部分程度上是因为情况并没有大部分人当时所预料的那么糟糕，一部分程度上是因为没有哪个政党、哪份报纸或那位大人物能为不满的民众带来一个声音或指明方向。没有人能够解释为什么我们的情况会一塌糊涂，以及出路是什么。将全国团结在一起的男人是丘吉尔，一个富有才华和勇气的男人，但也是一个有局限性的传统爱国者。丘吉尔所说的无非就是“我们要为英格兰而战”。人们就蜂拥着追随在他身后。有人能说“我们要为社会主义而战”并感动群众吗？他们知道他们感到很失望，知道现行的社会体制都是错的，他们想要新的体制——但他们想要的是社会主义吗？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呢？直到今天，这个词语的含义对于英国群众来说仍然含糊不清，而且肯定没有感情上的吸引力。人们不会像为了国王和国家那样为了数字这种东西而牺牲。无论你有多么敬佩丘吉尔——我自己很敬佩他的人格和文笔，但我不喜欢他的政策——无论你对去年夏天他所做的一切有多么感激，在当前这个危机时刻，仍然指望一个保守党人担任领袖，难道这不是对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嘲讽吗？

英国从来没有一个严肃的、考虑到时代政治现实的社会主义政党。无论工党提出什么样的纲领，过去十年来要相信它的领导人预料到或期望在他们的有生之年能看到实质性的改变是很困难的事情。因此，左翼运动所蕴含的革命情感已经流入了不同的死胡同，而其中共产主义这条死胡同是最要命的。共产主义在西欧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失败，各国的共产党早早就沦为俄国政权的公关喉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仅被迫随着俄国每一次政策的改变而改弦更张，而且对他们尝试领导的人的每一个本能和传统进行侮辱。经过一场内战、两次大饥荒和一场大清洗，他们所承认的祖国成立了寡头统治体制、严苛的思想审查制度并对领袖进行奴颜婢膝的崇拜。共产党人没有指出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我们可以从中吸取教训但不应该进行模仿，而是被迫谎称大清洗和“清算”等行动是健康的征兆，任何思想正常的人都愿意看到它们被引进到英国。自然而然地，能被这种理念所吸引，并在了解它的本质后仍保持忠诚的人，不是神经病就是心肠歹毒的小人，对以残忍的手段而取得的成功感到心醉神迷。在英国，他们没办法吸引到稳定的追随者。但他们可能是，而且一直都是一个危险，原因很简单：没有别的团体能自称是革命人士。如果你感到不满，如果你想要以暴力推翻当前的社会体制，如果你希望加入一个能够保证实现这一点的革命政党，那么你一定会加入共产党。事实上，没有别的政党了。他们不会获得成功，但他们或许能变成希特勒。比方说，所谓的“人民大会”无法在英国执政，但它广泛地传播失败主义论调，在某个关键时刻对希特勒的帮助很大。一方面是“人民大会”，另一方面是“无论对错，我的祖国”式的爱国主义，目前根本没有切实的政策可言。

当英国出现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时——如果我们没有战败的话，它一定会到来，它的基础已经存在于上百万的酒吧和防空洞——它将消弭当前的政治分歧。它将是革命的，又是民主的。它将着眼于最基本的改变，而且愿意在必要的情况下动用武力。但它能认识到没有哪两种文化是完全相同的，它能意识到要保证革命不会遭受失败，就必须尊重民族情感和传统，它还能意识到英国不是俄国——或中国与印度。它会意识到英国的民主并非完全是假把式，或只是什么“上层建筑”。它会意识到恰恰相反，那是非常有价值的事情，必须加以保持和发扬，而且最重要的是，不能去侮辱它。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花如此多的篇幅回应那些反对“资产阶级民主”的老调。资产阶级民主并不充分，但它要比法西斯主义好得多，要反对它就像把支撑着你的树枝给锯断。群众们知道这一点，即使知识分子不知道。他们会坚持民主的“幻觉”和西方意义上的诚实和体面。以“现实主义”和强权政治去打动他们，以劳伦斯和维索特出版社⁽³⁾的口号教导他们马基雅弗利主义是没有用的。充其量那只会引起思想上的迷惑，正中希特勒的下怀。任何能够动员起英国群众的运动一定会以被马克思主义者斥为“幻觉”和“上层建筑”的民主价值为圭臬。他们要么会缔造切合他们的历史的社会主义，要么会被外敌征服，结果很难预料，但一定会很可怕。有人尝试破坏对民主的信仰，或削弱他们从新教徒世纪和法国大革命继承下来的道德法则，但并不是为自己攫取权力作准备，或许是在为希特勒铺路——我们已经看到这种事情在欧洲频频发生，再也没有理由弄错它的本质。

(1)　刊于1941年2月《左翼新闻》。

(2)　厄尼斯特·爱德华·冯·拉斯（Ernst Eduard vom Rath, 1909—1938），德国驻巴黎外交官，于1938年被犹太青年赫歇尔·格林斯潘刺杀，该案引发了排犹的“水晶之夜”事件。

(3)　劳伦斯与维索特出版社（Lawrence & Wishart），创建于1936年，英国著名的左翼出版社，与英国共产党有密切的合作。

自由会与资本主义一同消亡吗？⁽¹⁾

奥威尔的这篇文章是对来自苏福克郡威瑟斯菲尔德的读者道格拉斯·艾德致《左翼新闻》编辑的信件的回应，该信件的内容如下：

尊敬的阁下：

贵刊素来大方，您一定不会介意回答一位对您表示认同的人关于您的政策的问题吧？您的许多读者对这个问题一定和我一样感到困惑，希望您能作出解释。

您真的希望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就像乔治·奥威尔在他刊登于贵刊一月号⁽²⁾的文章所提出的那样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您能更加清楚地告诉我们您将如何着手进行呢？我非常仔细地阅读了独立工党的政策声明，但不了解通过民主方式如何去实现那十三个要点。

一、按照那十三点去做的话，那个体制不就与共产主义国家没有什么区别了吗？即使接受第十点的第二条成立工人委员会，这个组织在俄国也已经存在，民主将从何谈起呢？

二、假如你们没收了私有财产，建立起了既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法西斯主义的体制，您能保证那个体制不会有极权体制的邪恶，并会带来民主体制的好处吗？

三、如果我能确信国家将给予我回报的话，我不介意将我的财产交给国家。就像极权国家一样，您想要控制我的财产，而与极权国家不同，您承诺给予我民主。

四、我们都知道民主要比极权主义更加难以定义，如果斯特拉奇先生能就前者而不是后者写点什么会更好。如果奥威尔先生能够证明他的民主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弊端，我会感到很高兴。

五、我们会像德国人那样在希特勒登上权力宝座的路上被诸如社会主义、民主国家和其它花言巧语所蒙骗吗？最主要的问题仍然是极权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难道不是吗？以“社会主义”或其它形式的民主为名义，一个和资本主义民主一样糟糕甚至更加糟糕的体制将会应运而生，难道不是吗？？

六、我很肯定您的许多读者和我一样，觉得光有好的动机并不够。或许您的政策是建立消灭资本主义民主的另一个民主体制，但它既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法西斯主义，如果可以的话，请您对它进行更加清晰的定义，因为您所给出的定义并不是很清晰。如果有这么一个制度能够取代另外两个制度，显然它就是整个世界翘首以盼的体制。因此，我认为对您的事业来说，最好的宣传工作就是清清楚楚地解释这个体制。我们已经知道资本主义民主的弊端，贵刊那些精彩的关于共产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文章也已经是众人皆知的内容，但关于贵刊所提倡的这个新的乌托邦，还请您告诉我们更多关于它的详情。

即使您不能刊登回信，或许您也可以将我的这封信刊登在未来的刊号上，或许您的读者将会提出有趣的评论和想法。

最忠实的读者

道格拉斯·艾德

这封信可以说是从自由主义的角度对社会主义的批评。我认为大体上可以将它总结为两个问题：

一、有没有理由认为社会主义真的比资本主义民主更加美好？

二、民主能否在集体主义的时代生存？还是说它只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体制的反映？

显然，这两个问题有重合之处，但第一个问题的范围更加广泛，而且触及了“历史必然性”这个最重要的信条。或许单独回答第一个问题会让你对第二个问题有更清晰的了解。

社会主义者并没有宣称过渡到集体经济就会让人类的生活立刻变得更加快乐、轻松和自由。恰恰相反，过渡时期或许会使得生活变得难以忍受，而且会持续一段漫长的时间，或许会长达数百年之久。我们必须达成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迟早会实现的——而通往这个目标的道路或许会经历几个或许很艰苦困难的阶段。我要说的是，几乎所有学派的社会主义者都相信人类的归宿和真正的幸福是一个纯粹共产主义的社会，在那个社会里，人类是平等的，没有人有权力去压迫别人，经济动机不再起作用，主宰人们的动机是爱与好奇，而不是贪婪与恐惧。这就是我们的命运，我们无法摆脱这个命运。但怎么去实现它，要等多久才会实现，则取决于我们自己。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集中所有制和民主政治——是通往共产主义的必要的下一步，就像资本主义是封建主义必要的下一步那样。它本身并不是最终的目标，而且我认为我们应该警惕以为社会主义一定会比资本主义民主更加美好的设想。

如果我们回顾历史，我们会看到推动进步的创新并不总是会带来改善。如果你只考虑人类生活的质量，我认为西方社会除了接受基督教义之外，并没有什么真正的进步可言。几乎可以肯定中世纪的乡村要比古罗马的奴隶农场更加美好，但接下来或许就每况愈下了。封建主义必须消亡，被资本主义所取代，因为没有资本的集中，推动进一步前进的技术发明就不可能实现。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资本主义并不比封建主义更加美好，而且更加糟糕。封建社会或许并不平等，但它是人道的。它有爱与忠诚，但它没有平等。而资本主义不允许人道关系的存在。它的法则只有谋求利润。就在不到一个世纪前，年仅六岁的孩子会被贩卖并在矿井里和棉花工厂里工作直到死去，比我们现在使唤一头驴子更加残忍。这并不比西班牙的宗教法庭更加残酷，但它更不人道，因为让这些孩子工作至死的人认为他们只是劳动工具，是东西，而西班牙的宗教仲裁者会认为他们是灵魂。根据资本主义的伦理观，在一个人为你工作四十年后将他活活饿死并没有什么不对，这是“划算的生意”，必要的裁员是你对股东应尽的责任。确实，资本主义已经被驯服和改造，并孕育了它自己的美德——我待会儿将回到这一点——但我认为必须承认它的本质是邪恶的，因为有了它，人类的生活在某些方面堕落了。我们的语言退化了，我们的衣服变得低俗了，我们的言行举止变得糟糕了，民间艺术消失了，这些都是堕落的体现。原始部落的人无疑没有受到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的影响，要比文明人更加快乐。几乎每个旅行过的人都可以证实这一点。在原始部落里，至少在气候温暖的地区，你看到的那些面孔都很开心，而在西方的大都市里，情况并不是这样。

但永远停留在发展的同一阶段是不可能的。没有人——即使他拥有历史的先见之明——能够说“我们已经实现了理想的生活方式，我们不要再继续前进了”。技术进步总是在继续，即使在当时它败坏了人性。新的文明总是消灭旧的文明，即使那只是因为前者比后者的军事效率更高。推行计划经济的中央集权政权将取代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后者在严肃的斗争中就像阿比西尼亚人对抗意大利的机关枪时一样无助。过去两年来我们已经清楚无疑地看到了这一点。英国和法国根本无力在军事装备上与纳粹德国的计划经济相抗衡。当一个现代国家发动战争时，一定要专注于单一目标，不进行统治者不愿意面对的社会与经济重建工作根本不可能压制私人利益和降低生活标准。结果，法国就像纸扎的房子那样垮台，英国得以幸免纯粹是因为地利和拥有一支半自治因此得以保存实力的海军，以及英国人坚韧的性格。从那时之后，迈向军事效率的每一步都与旧式的资本主义渐行渐远。如果考虑到这场战争的军事与道德层面，或许英国只能变得比纳粹德国更像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才能获得胜利。但不管怎样，可以肯定的是，除非战争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以无法预料的方式结束，否则英国将不会再是张伯伦执政下的那副模样。它或许会变成社会主义，或许在被征服后推行纳粹主义，或演变出本土化的法西斯主义——但它不会再是旧时的资本主义。要求推行中央集权以及有计划地生产和消费的压力盖过了一切。这就是整个世界正在走的道路，战争只是澄清了问题，那些尝试阻止这一进程的人总是以推动这一进程而告终。像墨索里尼和佛朗哥这样的人先是信誓旦旦要捍卫私有财产，镇压“马克思主义”，并复辟旧制，或许他们真心想这么做，结果却摧毁了他们一开始想要捍卫的“权利”。资本家要求他们奴役工人阶级，却发现他们自己被奴役了。迈向集中制的运动一直在进行，但形式各异，有的充满希望，其它的却非常可怕。

“但是，”有人会说，“如果集体主义已经在世界各地取得了胜利，而纯粹的共产主义一定会最终到来，那有什么可以烦恼的呢？既然一百年后一切都会是一样的，那为什么还要与希特勒或我们本土的希特勒式的人物抗争呢？”这引发了我尝试对艾德先生的信件进行总结的那两个问题中的第二个。

不幸的是，没有人能肯定一百年后、一千年后乃至一万年后情况一定会是一样的，而这就蕴含着斗争的理由。我已经说过，世界各地所发生的情况是，个人对自己的私有财产拥有绝对控制权的竞争社会被中央集权的计划社会所取代。直到不久以前，我们还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个即将到来的新的社会形式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曾被定义为“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而大多数人并不愿意去思考“共同”这个词的确切含义。我们曾经认为唯一重要的不平等是经济上的不平等，而只要消灭了私有财产，经济上的不平等就会消失。纳粹主义既没有正式废除私有财产也没有尊重个人的权利，并不吻合这个概念，而且直到不久前左翼的正统理论仍认为纳粹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它的中央集权的倾向，由纳粹党的官员压迫资本家这个明显的现象被忽视了。纳粹体制被断言只是蒙上了伪装的商人独裁体制。希特勒被贬斥为德国工业巨头的“工具”和蒂森⁽³⁾的“棋子”（我们刚刚了解到这两人中哪一个才是棋子），这场运动的意识形态的一面被一带而过，没有引起注意。既然纳粹主义不是西欧的社会主义，那它肯定就是资本主义。左翼政党的正统理论家做出这番推理，但没办法解释为什么希特勒会掌握大权，为什么会有数百万人愿意为他卖命，或为什么他会取得胜利。他们只能低估纳粹主义的力量。不然的话他们就只能承认纳粹主义确实避免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它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却是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这意味着承认“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并不是一个充分的目标，只是改变社会结构并无法改善什么。纳粹主义必定会战胜资本主义民主，因为它更加与时俱进，因此军事上更有效率；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它要糟糕得多。它是向前的一步，也是迈向灾难的一步。

纳粹主义可以被定义为寡头统治的集体主义。它能够避免资本主义的混乱和矛盾、萧条和危机、失业和停滞，而且它或许有可能实现长治久安，但比起资本主义，它使人类变得更不幸福和更不平等。它的倾向是建立一个等级森严的体制，以“种族优越性”作为基础，或许其最高领导层以任命制而不是继承制进行延续。它是一种新的暴政，权力取代了金钱成为最重要的事情。似乎可以肯定同样的事情正在苏俄发生。过去六年来，这两个政权变得越来越相似。就像封建时代结束后出现了有产阶层这个新的角色一样，在资本主义时代结束后出现了新的角色——膜拜权力的人，他们是纳粹的长官和布尔什维克的政委。这种人或许会有个别人堕落腐化，但大体上他们并不是唯利是图的人或追求享乐的人。他们不想要安逸和奢华的生活，他们只想要以暴政统治别人的快乐。由于权力没有像金钱那样被揭穿，他们能够自命正义，忽视自己的动机，而这是有产阶层所做不到的。但站在被压迫者的角度，权力的统治比金钱的统治更加糟糕，因为分钱要更容易一些。

但是，除了独裁和寡头统治之外难道真的别无出路了吗？答案是，这场世界革命才刚刚开始。你能够称之为“革命”的事情刚刚在两个大国发生，在这两个国家军事独裁是社会的常态。向集权式经济的转变必然会发生，而且正在各个地方发生，而且可以认为在不同的国家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西方会效仿东方。当人们提起西方或西方文明时，他们指的是北大西洋各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低地国家、法国、英国和北美的国家。这些国家有许多共同之处，可以被认为拥有同一文化。它们都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都建立了议会民主体制，虽然效率低下，但能有效地制约政治投机分子，而且它们的生活水平都很高，使得独立劳工运动能够发展。它们当中最大的两个国家因为享有得天独厚的海上位置而免遭外国侵略和军事统治。最重要的是，对资产阶级民主的信仰在这些国家广为传播，而且在平民中的传播比在统治阶层的传播更普遍。自由或许只是幻觉，但你无法在英国煽动一大帮年轻人进行示威游行和高呼“我们唾弃和平”的口号，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实。西方文明的敌人热衷于指出民主国家相对的和平和体面的生活只是高收入的体现，在过去一百多年来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有色人种的剥削之上的。情况确实如此，但这就像是在说：“这片田因为去年刚刚施过肥，所以很肥沃。”我们的顾虑并不是现实，因为我们的生活是用印度苦力的鲜血浇灌的。厌恶对平民使用暴力和对言论自由的尊重是西方生活的鲜明特征，即使我们的生活水平下降到与东欧同样的地步，它们也不会在一夜间消失。人的信仰并不完全取决于几日间乃至几年间物质条件的改变。一个流落荒岛的理科教授或许体验到了野人的生活条件，但他不会就此变成野人，例如：他不会开始相信太阳绕着地球转。当我们完成了革命时，我们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将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但我们仍将保留着在之前的时代里学会的思想和行为习惯。一个国家不会轻易地抹杀它的过去。资本主义已经无可救药了。它正在消亡，但这并不是说某个星期一的早上我们一觉醒来就置身于一个满是标语口号和橡胶警棍的世界。我认为对艾德先生的问题的回答是，如果我们将爆发革命的话，那会是一场不是那么血腥的革命，而且带有许多资产阶级民主的特征——我们害怕它们会消失，这是情有可原的，但它们将会延续下去。

一切都取决于“如果”。我们必须将命运掌握在手中，这意味着我们将进行一场“腹背受敌”的战争。前面我已经说过，经历了这场战争之后，我们要么将被征服并被改造成纳粹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要么将取得胜利，但演变成具有自身特点的法西斯国家。第三种可能性是否真的存在尚未可知。这场战争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英国的统治阶级没有办法学会真正的法西斯主义思想。虽然他们很想这么做，但他们似乎不够聪明或没有足够的政治理解力，又或者是因为坏得不够彻底，学不会极权主义的那些手段。当然，英国仍然是一个阶级差别鲜明的国家，而且在狂轰滥炸中到处仍有令人愤慨的贫富悬殊。但这是财阀阶层统治，与法西斯主义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当然，削减劳工权利、媒体审查、小规模的政治迫害和自由权利的整体减少将会发生。但这就是战争。你不能将英国政府的所作所为与某个不可能实现的理想进行比较，而是应该与任何一个战时的政府进行比较，无论那个政府是什么样的政治色彩。比方说，西班牙的共和政府从内战一开始就违背了民主的每一个原则，比我们的政府的所作所为还要过分得多，或者说，比任何英国保守党政府胆敢做出的事情要过分得多。对人民大会的笨拙而效率低下的追捕并不是法西斯分子的做法，那是愚蠢的财阀的做法，他们很想采取极权主义的手段，但不知道怎么做。当然，我们必须警惕这些人，一有机会就把他们赶下台，但不是因为他们会专权弄政，而是因为如果继续由他们掌权的话，我们将会输掉这场战争。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等到权力更迭的机会。现在没有这个机会。我认为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这个机会曾经出现过。在这个特别的时刻，我不知道一个人在政治上可以做些什么，或许能做的就只有尽可能广泛地传播以下这三个理念：

一、我们必须消灭希特勒，否则人类的进步或许将被冻结数个世纪之久。这意味着英国必须赢得这场战争。

二、除非我们采取建立社会主义的前期步骤，否则这场战争将无望获胜。

三、英国的革命只有接受历史才有机会取得成功。

但是，艾德先生所说的我们的“新乌托邦”在它的第一阶段会是什么情况，我们无从得知。我们不知道它会以什么方式实现，是不是很容易就出于人民群众自愿的努力而实现，还是经过独裁和内战的漫长而痛苦的过程而实现。我只是指出英国的革命或许不会像其它地方的革命那么血腥和令人失望，我们无法保证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从享乐主义的角度要比资本主义民主更加“美好”。但我们不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只能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关于这场战争唯一能肯定的就是，我们不应该有始无终。因为资本主义有其优点，因此就必须保持这一体制，这就好像是在说一个婴儿因为躺在摇篮里很舒服，所以他要一辈子都当个婴儿。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寄希望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即使是不可能发生的好事，在本质上也是反动的。

(1)　刊于1941年4月《左翼新闻》。

(2)　指奥威尔发表于1941年1月号《左翼新闻》的文章《我们的机会》。

(3)　奥古斯特·蒂森（August Thyssen, 1842—1926），德国工业巨头，蒂森·克虏伯公司创始人之一。

艺术与宣传的界限⁽¹⁾

我来谈一谈文学批评，在这个我们所生活的世界里，这几乎就像谈论和平一样不会有任何结果。这不是一个和平的时代，也不是一个文学批评的年代。在欧洲过去这十年来，旧式的文学批评——真正审慎、一丝不苟、立场公允、将一部作品当成一件本身有其价值的艺术品的文学批评——已经近乎不可能了。

如果我们回顾过去十年来的英国文学作品，并且更多地去回顾当时盛行的文学态度，我们会注意到，它们几乎不再有美学上的价值。文学似乎被政治宣传所淹没。我不是在说这段时间所诞生的所有作品都这么糟糕。但那一时期的标志性作家，像奥登、斯宾德和麦克尼斯⁽²⁾，都是说教式的政治作家。当然，他们知道什么是美，但他们更关心的是主题而不是文学上的技巧。最活跃的文学批评几乎都是马克思主义作家写的，像克里斯朵夫·考德威尔⁽³⁾、菲利普·亨德森⁽⁴⁾和爱德华·厄普华⁽⁵⁾，他们将几乎每本书都视为政治宣传手册，比起发掘狭义的文学品质，他们更热衷于发掘其政治和社会的含义。

这一点因为和之前不久的文学氛围形成了鲜明突兀的对比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二十年代的标志性作家——例如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埃兹拉·庞德、弗吉尼亚·伍尔夫——他们关心的重点是技巧。当然，他们有自己的信念和偏见，但他们对技巧的创新更感兴趣，而不是他们的作品所蕴含的道德、寓意或政治含义。他们当中的佼佼者詹姆斯·乔伊斯就是一位技巧大师，除此无它，大概是最接近于“纯粹的”艺术家的作家。就连戴维·赫尔伯特·劳伦斯，虽然比起与他同一时期的作家，他更像是一个“创作目的明确的作家”，却也并没有多少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意识。虽然我把时间圈定在二十年代，其实从1890年开始情况就一直都是这样。那个时期的文学观念是：形式比主题更重要，“为艺术而艺术”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理念。当然，有的作家不同意这一点——萧伯纳就是其中一个——但那是主流的看法。那个时期最重要的评论家乔治·塞恩斯伯里⁽⁶⁾在二十年代已经是上了岁数的人，但他的影响力一直延续到1930年前后。塞恩斯伯里一直坚定地抱着重视技巧的艺术态度。他声称自己只从作品的文笔和文风对其作出判断，对作者的看法几乎完全漠然置之。

现在，你要怎么解释这一看法的突然转变呢？在二十年代末你有了一本像埃迪丝·西特韦尔⁽⁷⁾评论蒲柏⁽⁸⁾的书，重点全都放在了琐碎的文学技巧之上，似乎把文学创作当成是在绣花，仿佛词语没有意义。才过了几年，你听到一位像爱德华·厄普华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宣称只有符合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作品才是“好的”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说，埃迪丝·西特韦尔和爱德华都是其时代的代表。问题是，为什么他们的看法如此不同？

我认为你必须从外部环境中寻找原因。文学的审美和政治态度都是某个时期的社会氛围的产物，或至少受其约束。如今一个时期结束了——1939年希特勒进犯波兰宣告了一个时期的结束，就像1931年的大萧条宣告了另一个时期的结束一样——你可以回首过去，了解到文学态度是如何受到外部事件的影响，而在几年前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任何回顾过去百年历史的人都会惊讶地发现值得关注的文学批评和对文学的批评性态度在1830年到1890年之间的英国文坛几乎绝迹。这并不是说那时候没有诞生好的作品。那时候的几位作家——狄更斯、萨克雷、特罗洛普和其他人——或许会比在他们之后的作家更能被人长久地记住。但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文坛没有与福楼拜、波德莱尔⁽⁹⁾、高迪埃⁽¹⁰⁾等作家相对应的人物。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审美上的审慎在当时几乎是不存在的。对于一个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英国作家来说，书本只是为他带来金钱和进行布道的工具。英国在迅速变迁，在旧的贵族阶级的废墟之上出现了新的有产阶级，与欧洲的联系被切断了，长久以来的艺术传统被打破了。十九世纪中叶的英国作家都是野蛮人，即使是像狄更斯这样的才华横溢的作家。

但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与欧洲的接触通过马修·阿诺德、帕特⁽¹¹⁾、奥斯卡·王尔德等众多作家而重新建立，对文学形式和技巧的推崇回来了。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形成了“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这句话已经很过时了，但我认为仍然是最恰当的。它之所以能盛行那么久而且被视为理所当然，是因为1890年到1930年的整个时段生活非常舒适安全。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时代的金色午后时光。就连世界大战也无法真正地撼动它。世界大战死了一千万人，但它对世界的影响并不像此次战争已经造成的影响和将会造成的影响那么严重。从1890年到1930年，几乎每个欧洲人都生活在心照不宣的信念中，认为文明将会永远持续下去。作为个体你可能会走好运或倒霉运，但你心里觉得不会发生什么重大的改变。这种氛围造就了思想的超脱和对艺术的推崇。那种千秋万代的踏实感使得像塞恩斯伯里这样的批评家，一个真正的老式保守党人和高教会派信徒，能对那些因政治和道德观念被他所憎恶的作家保持严谨而公允的态度。

但自1930年以来，那种踏实感已经不复存在。希特勒和大萧条粉碎了它，而就连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也无法将其粉碎。1930年后出现的作家生活在这么一个世界里，不仅个人的生活时刻受到威胁，就连一个人的整个价值体系也无法幸免。这种情况使人无法变得超脱。你不能对会让你死去的疾病抱以纯粹的审美态度，你也不能对一个要割开你喉咙的人抱以冷静的态度。在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展开搏斗的世界，任何有识之士都必须选择立场，他的情感不仅会体现于他的创作中，也会体现于他对文学作品的判断上。文学必须走向政治化，因为任何其它事情都意味着思想上的不诚实。你的关切和仇恨就暴露在意识的表层，无法被视而不见。作品讲述的主题变得如此紧迫而重要，它们的创作手法似乎根本不重要了。

这件事持续了十年左右，文学作品，甚至包括诗歌，与政治宣传纠缠在一起，极大地影响了文学批评，因为它摧毁了纯粹审美主义的幻想。它让我们了解到，政治宣传总是以某种形式隐藏在每本书中，每一件艺术作品都有其意义和意图——政治的、社会的、宗教的意图——我们的审美判断总是戴着我们的偏见和信念的有色眼镜。它推翻了“为艺术而艺术”的理念。但它也一度将我们引入了一条死胡同，因为它让无数的年轻作家试着让他们的精神和某个政治学说捆绑在一起，一旦他们被其束缚，就根本无法在思想上保持诚实。那时候他们所能接触的思想体系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它要求对俄国保持爱国式的忠诚，强迫作家称自己为马克思主义者，卷入权力政治的尔虞我诈。而且，即使这么做是可取的，这些作家所赖以立足的信念也突然间被苏德条约击碎了。就像你不能真正地超脱于当代事件一样，1939年的时候许多作家发现你不能为了某个政治信念而牺牲你的正气——至少你要是这么做了就不能继续当一个作家。单有审美的审慎还不够，但单有政治上的诚实也是不够的。过去十年的种种事件让我们悬在半空中。它们暂时让英国没有了任何可以察觉的文学倾向，但它们帮助我们比以前更好地厘清了艺术与政治宣传的界限。

(1)　刊于1941年5月29日英国广播公司的《听众》。

(2)　弗雷德里克·路易斯·麦克尼斯（Frederick Louis MacNeice, 1907—1963），爱尔兰诗人、剧作家，代表作有《天空的洞穴》、《现代诗艺》等。

(3)　克里斯朵夫·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udwell, 1907—1937），英国作者、诗人，代表作有《天国》、《意象与现实》等。

(4)　菲利普·亨德森（Philip Henderson），情况不详。

(5)　爱德华·法莱斯·厄普华（Edward Falaise Upward, 1903—2009），英国作家，代表作有《通往边境之路》、《一个不可提及的男人》等。

(6)　乔治·爱德华·贝特曼·塞恩斯伯里（George Edward Bateman Saintsbury, 1845—1933），英国作家及文学史专家。

(7)　埃迪丝·路易莎·西特韦尔（Edith Louisa Sitwell, 1887—1964），英国女诗人，西特韦尔三姐弟中的大姐，代表作有《该隐的阴影》、《一位诗人的札记》等。

(8)　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 1688—1744），英国诗人，曾翻译出《荷马史诗》，代表作有《弥赛亚》、《论人类》等。

(9)　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 1821—1867），法国诗人，象征派诗歌先驱，代表作有《恶之花》、《巴黎的忧郁》等。

(10)　皮埃尔·朱尔斯·提奥菲尔·高迪埃（Pierre Jules Théophile Gautier, 1811—1872），法国诗人、作家、评论家，代表作有《西班牙游记》、《艺术》等。

(11)　沃尔特·帕特（Walter Pater, 1839—1894）英国作家、诗人、文学及绘画批评家，对文艺复兴时代的名家有独到见解。

托尔斯泰与莎士比亚⁽¹⁾

上个星期我指出艺术与宣传从来就不是截然分开的，原本应该是纯粹的美学上的判断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政治、道德或宗教上的忠诚的侵蚀。我还补充说道，在多事之秋，就像过去十年那样，没有哪个有思想的人能无视身边所发生的事情，或避免选择立场，这些潜伏在水面之下的忠诚被推到了意识的表面。批评越来越露骨地成为党派之争，甚至连假装超脱也成为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你不能从这一点推论出并没有审美批评这回事，认为每一件艺术品都只不过在为政治宣传服务，并只能从政治宣传的角度进行评价。如果我们这样去思考的话，我们的思想就会陷入死胡同，有很多明显而重大的事实无法得以解释。为了解释这一点，我想要探讨迄今为止最了不起的一篇非审美性的道德批评——或许你可以说是反审美的批评——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的评论。

在临近人生终点时，托尔斯泰写了一篇针对莎士比亚的激烈批评，想要表明莎士比亚不仅不是一个大家所公认的伟大作家，而且完全一无是处，是整个世界迄今为止所见到过的最糟糕卑劣的作家。这篇文章在当时引起了强烈愤慨，但我不认为它得到了令人满意的回应。而且，我希望指出大体上它是无法被回应的。托尔斯泰所说的一部分内容严格来说是真的，但另外一部分内容只是一家之言，根本不值得进行争辩。当然，我不是说这篇文章里没有任何细节可以作出回应。有好几处地方托尔斯泰自相矛盾，由于他探讨的是外国文学，他产生了许多误解。我认为，他无疑对莎士比亚怀着仇恨和嫉妒，这让他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歪曲，至少是有意地视而不见。但这些都无关主旨。大体上，托尔斯泰所说的话不无道理，或许对当时风行的盲目崇拜莎士比亚的潮流起到了有益的纠正作用。对它的回应不在于我能够说什么，而在于托尔斯泰自己不得不说出来的话。

托尔斯泰的主要观点是，莎士比亚是一个浅薄的小文人，没有一以贯之的哲学，没有值得关注的思想或看法，不关注社会问题或宗教问题，对角色或情节的合理性没有把握，如果说他有什么明确的态度的话，那就是一种玩世不恭的、不道德的、老于世故的生活态度。他指责莎士比亚是生搬硬凑写出那些戏剧的，毫不在乎内容是否可信，尽写一些荒诞不经的语言和不可能出现的情景，让所有的角色说着矫揉造作的台词，与现实生活完全脱节。他还指责他硬生生地将一切塞进戏剧里——独白、民谣的只言片语、讨论、低俗的笑话等等——根本不去停笔想一想它们是否与情节有关，而且认为他所生活的时代的那种毫无道德可言的强权政治和社会不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简而言之，他指责莎士比亚是一个草率随便的作家，一个道德上可疑的人，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根本没有思想可言。

这一番话里有许多矛盾的地方。托尔斯泰说莎士比亚是一个不道德的作家，这并不是真的。他的道德观或许与托尔斯泰的不同，但他有非常明确的道德观，明显地贯穿他的所有作品。举例来说，他比乔叟或薄伽丘更加道德。而且他并不像托尔斯泰试图证明的那样是一个傻瓜。有时候，在不经意间，你或许可以说他展现了超越时代的目光。在这方面，我想让大家关注卡尔·马克思的一篇评论——与托尔斯泰不同，他很崇拜莎士比亚——评论的对象是《雅典的泰门》。但我要再强调一遍，托尔斯泰所说的话大体上是正确的。莎士比亚并不是一个思想家，那些声称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的批评家其实是在胡说八道。他的思想只是一锅大杂烩或一口大麻袋。和绝大多数英国人一样，他遵循一套行为守则，但没有世界观或哲学思辨力。再强调一次，确实，莎士比亚并不在乎合理性，也不在乎角色的性格一致。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他总是从别人那里窃取情节，匆匆地将它们写入剧本中，总是引入一些原作里没有的荒诞和矛盾。时不时地，当他碰巧写出了一个自然流畅的情节时——比方说，《麦克白》——他的角色就很合理一致，但在许多情况下他们被迫作出按照通常的标准完全不可信的行为。他的许多剧本，其可信度甚至比不上童话故事。不管怎样，我们没有证据表明他是在严肃地进行戏剧创作，而不只是把它当成了谋生手段。在他的十四行诗中，他甚至从未将他的戏剧列入他的文学成就中，只是有那么一次羞赧地提到他曾经是个演员。在一定程度上，托尔斯泰是有道理的。莎士比亚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其剧本具备了完美的技巧和精细的心理观察，提出了一以贯之的哲学——这番话纯粹是无稽之谈。

只是，托尔斯泰做到了什么呢？他的这番激烈的抨击原本应该彻底摧毁了莎士比亚，而且他相信自己已经做到了。从托尔斯泰写出这篇文章那时起，或从它开始被广泛阅读的时期起，莎士比亚应该已经身败名裂。热爱莎士比亚的读者应该了解到他们的偶像已经被揭穿，了解到事实上他毫无优点可言，他们应该不能从他那里得到任何乐趣。但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莎士比亚被驳斥得体无完肤，但他依然屹立不倒。他没有因为托尔斯泰的攻诘而被遗忘，反倒是这番批评几乎完全被遗忘了。虽然托尔斯泰在英国很受欢迎，这篇文章的两个译本却都已经绝版了。我找遍整个伦敦，最后才在一个博物馆里找到其中一篇。

因此，虽然看上去托尔斯泰能将几乎莎士比亚的一切说得一无是处，但有一件事他无法自圆其说，那就是莎士比亚的广受欢迎。他自己知道这一点，而且觉得很迷惑。前面我说过，对托尔斯泰的回应其实就蕴含于他本人不得不说的话里。他问自己，为什么像莎士比亚这么一个蹩脚、愚蠢而且不道德的作家会到处受到推崇，最终他只能将其解释为一个波及全世界的扭曲真相的阴谋，或是一种集体幻觉——他称之为催眠——正所谓众人皆醉唯他托尔斯泰独醒。至于这场阴谋或幻觉是如何开始的，他只能归结于十九世纪初某些德国评论家的操纵。他们说莎士比亚是一位优秀的作家，开始了这个邪恶的谎言，从那时开始，没有人有勇气对他们进行反驳。你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在这个理论上。它根本就是在胡说八道。绝大多数喜欢观看莎士比亚戏剧的观众从来没有被任何德国评论家所影响，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因为莎士比亚的广受欢迎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就连平民百姓也都喜欢，不只是那些读书人。他在世时就已经是英国的舞台宠儿，而且不只是在说英语的国度，而是几乎整个欧洲和亚洲的部分地区。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苏联政府正在纪念他逝世三百二十五周年，而在锡兰，我曾经看到他的一部戏剧正在舞台上演，翻译成了我一个字也听不懂的语言。你只能总结认为，莎士比亚的作品里一定有其优秀之处——经得起考验——让数以百万计的人去欣赏，但托尔斯泰却未能了解。他能经得起被人了解到他思想混乱，剧本里充斥着离奇的情节。但你不能以这种方式驳倒他，就像你不能对一朵花说教而使它枯萎一样。

我想这进一步阐明了上周我所说的话：艺术与宣传的界限。它表明了任何只针对题材与意义的批评的局限性。托尔斯泰不是批评作为一个诗人的莎士比亚，而是说他不是一个思想家，不能做到文以载道，按照这一方针，他很轻松地就将莎士比亚驳倒。但是，他所说的一切都无关主旨，对莎士比亚根本没有影响。他的声誉和我们从阅读他的作品中所得到的愉悦依然与从前一样。显然，一个诗人不仅仅只是一个思想家和导师，虽然他也必须是这两种角色。每一篇作品都有其宣传的一面，而在任何书籍、戏剧、诗歌或别的什么作品中，要想成为传世之作，里面必须有什么东西能够经得起考验，它不受作品道德或意义的影响——那个经得起考验的东西我们只能称之为艺术。在一定的限度里，糟糕的思想和糟糕的道德也能成为优秀的文学作品。如果像托尔斯泰那样一个伟人都不能证明事实恰好相反，我不知道还有谁能够做到。

(1)　1941年6月5日刊于英国广播公司的《听众》。

诗歌的意义⁽¹⁾

我将引用著名英国诗人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的诗作《菲利克斯·兰德尔》作为开始——他是一位罗马天主教的神父，于1893年逝世。

菲利克斯·兰德尔是个蹄铁匠，

噢，他死去了吗？我的责任都已经结束，

谁曾看过他的墓穴，这个魁梧硬朗而英俊的汉子，

苦恼，苦恼，直到命运降临的那一刻，

罹患致命的恶疾，努力地进行抗争。

起初他愤怒地诅咒命运，但终与命运和解。

他的全身涂满油膏，几个月前他开始有了更加圣洁的心，

我让他获得了救赎，

温柔地对待他。啊，好了，上帝宽恕了他一路以来的冒犯！

看到这个病人，让我们变得更加亲近，更加亲近。

我的话语为他带来了宽慰，他的眼泪淬熄了火焰，

他的眼泪触动了我的心，孩子，菲利克斯，可怜的菲利克斯·兰德尔。

你在那些不安分的岁月，怎会预料到这个下场，

当你是强压同侪的人，站在那个熔炉旁，

修葺了那头灰色高头挽马的锃亮的、踏破一切的铁履！

这是一首人们称之为“艰难晦涩”的诗——我选这么一首艰难晦涩的诗是有原因的，稍后我会解释——但它的大体意思无疑是很清楚的。菲利克斯·兰德尔是一个铁匠——具体地说，是打造马蹄铁的铁匠。诗人是他的牧师，和他认识了大半辈子，他一直是个孔武有力的大个子，后来诗人看着他遭受病魔侵袭，渐渐死去，在病床上像一个孩子那样痛哭流涕。这就是大体上这首诗所讲述的“故事”。

但现在回到我为什么会选这么一首晦涩和你或许会说矫揉造作的诗篇。霍普金斯是人们所说的“作家中的作家”，其文风古怪别扭——或许真的很蹩脚，至少是糟糕的模仿对象——很难理解个中含义，不过对那些出于职业需要对写作技巧感兴趣的人很有吸引力。因此，在对霍普金斯的批评中，你会发现重点总是落在他的语言运用上，而他的主题则很少被提及。当然，在任何诗评中，把重点放在韵律是否动听上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因为诗句的炼字——每个字的发音和含义，以及两到三个字组合在一起的音律和意象——显然，这要比它们在散文中更加重要，否则也就没有理由要以合乎音律的形式进行创作了。而霍普金斯尤为突出，他的语言奇崛脱俗，他刻意营造出的韵律有时候所体现的令人惊诧的美感似乎掩盖了其它的一切。

你或许会说，这首诗最美妙特别的格调源自一个词语上的巧合。因为那个将整首诗串联起来，并赋予了它一种堂皇而带着悲剧情怀的气息而不只是可悲的词语，正是最后的“sandal”（履）一词，而这个词纯粹是因为和“Randal”（兰德尔）押韵才进入了霍普金斯的思绪。或许我应该补充一下，“履”这个词对英国读者比对东方读者更有感染力。东方人每天都看到履，或许自己脚上就穿着一双。对于我们来说，履是充满异域风情的东西，让我们联想起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当霍普金斯将一匹拉车的马的马蹄铁描写为履时，他突然把那匹马转变为一头神秘的巨兽，就像纹章上面的怪兽。他以最后一句那个极具文采的韵脚增强了这一效果——“修葺了那头灰色高头挽马的锃亮的、踏破一切的铁履”——这其实是一首六步格诗，荷马和维吉尔用的就是这一格律。通过音韵和联想的结合，他成功地将一个普通村夫的死提升到悲剧的高度。

但是，那种悲剧的感觉并不只是简单地存在于空洞的音节组合里。你不能认为诗只是纸上的文字组合，就像一种马赛克瓷砖的花纹。这首诗的动人之处除了它的韵律和乐感外，还有一种情怀，如果霍普金斯的哲学和信仰稍有不同的话将不复存在。首先，这是一个天主教徒的诗；其次，他生活在一个特殊的时期。那是十九世纪下半叶，旧时的英国田园生活——古老的撒克逊农村社区——终于步入消亡。整首诗的感觉带有基督教的色彩。它是关于死亡的诗，而世界上的几大宗教对死亡的态度各有不同。基督教对死亡的态度并不是欢迎的态度，也不是以斯多葛学派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去面对它，也不是将它视为要尽可能避免的事情，而是认为死亡带有深刻的悲剧色彩，是必须经历的事情。我想一个基督徒如果有机会在这个尘世获得永生，他会选择拒绝，但他仍然会觉得死亡是深刻而悲伤的事情。这种感觉约束了霍普金斯的用字。要不是他身为神父的特殊身份，他或许不会想到用“孩子”去称呼他。如果他没有那种特别的基督教的视野，认为死是哀伤而必然的事情的话，他无法想出我所引用的“你在那些不安分的岁月”这句话。但是，正如我说过的，这首诗还有另外一个背景，那就是霍普金斯生活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他住在乡村社区，那时候乡村社区和撒克逊时代仍然非常相似，但在铁路的冲击之下开始走向解体。因此，当别人只是看到菲利克斯·兰德尔这样的人死去时，他能清醒看到像菲利克斯·兰德尔这样的独立的乡村小工匠的命运。他可以羡慕他，而之前的作家或许无法做到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在提到他的工作时，他能写出像“当你是强压同侪的人，站在那个熔炉旁”这样的诗句。

但你会回到诗歌艺术上的考量，霍普金斯的特殊风格对这样的主题很有帮助。英语是几种语言融合而成的，但主要的影响是撒克逊语和诺曼式法语，直到今天，在这个乡村地区，这两种人之间仍然有阶级区别。许多农民说的几乎是纯粹的撒克逊语，而霍普金斯用的就是地道的撒克逊语，他希望把几个英语的词汇串在一起，而不是像大多数人那样，在想表达一个复杂的想法时使用单独一个冗长的拉丁语单词；他精心地从乔叟之前的早期英国诗人那里汲取灵感。在这首诗里，他甚至用了几个方言词，比如“all road”代替“all along（一路）”，“fettle”代替“repair（修葺）”。要不是他曾在早年潜心钻研过古时的撒克逊诗人的作品，或许他并无法拥有属于自己的重塑一座英国村庄的特殊力量，看得出，这首诗是杂糅而成的产物——但它并非仅仅是合成，而是某种成长——将特殊的词汇、宗教思想和社会思想结合在一起的产物。两者密不可分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整体高于部分之和的效果。

我已经在简短的篇幅内对这首诗进行了力所能及的分析，但我所说的内容无法解释或表明它所带给我的快乐。归根结底，那是无以言状的，正因为它是无法解释的，它蕴含着值得去思考的批评。科学家可以研究一朵花的生命过程，或者可以将其构成的元素分解出来，但任何科学家都会告诉你，如果你了解了关于一朵花的一切，它的美妙不会因此稍减半分，而是显得愈发美妙。

(1)　刊于1941年6月12日的《听众》。

文学与极权主义⁽¹⁾

在我的第一次谈话节目中，我说过这不是一个进行文学批评的年代。这是一个党同伐异的年代，而不是一个保持超脱的年代。在这个年代，如果你不认同一本书的结论，你就很难认同它的文学价值。政治——最广义的政治——已经侵入了文学，其程度是超乎寻常的，而这让我们注意到个人与集体之间一直在发生的斗争。当你想到在我们这个时代要不带偏见地进行批评是多么困难，你就会开始意识到即将发生在整个文学界的灾难的本质。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年代，独立的个体已经不复存在——或许可以说，个体已经开始放弃独立的幻想。如今，我们对文学进行讨论时，还有（最重要的是）我们对文学批评进行讨论时，我们本能地认为独立的个体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整个现代欧洲文学——我指的是过去四百年来的文学作品——赖以建立的基础是思想的诚实，沿用莎士比亚的那句名言：“对己须求真”。我们对一位作家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他不应该说谎，他应该说出他真正的所思所感。我们对一件艺术品最糟糕的评价就是它不真诚。比起文学创造，文学批评更是如此。在文学创作中，只要作者本质上是真诚的，那一定程度的装腔作势和矫揉造作，甚至有那么一些彻头彻尾的胡言都不打紧。现代文学的本质是个体的事情。它必须是个人的所思所感的真实表述，否则它将一无是处。

正如我说过的，我们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当你将它写成文字时，你就意识到文学受到了怎样的威胁，因为这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的年代，它不会允许，或许也不能允许任何个体自由的存在。当你提到极权主义时，你立刻会想到德国、俄国和意大利，但我认为你必须认识到，这一现象将会蔓延到整个世界。显然，自由资本主义已经日薄西山，各个国家纷纷接受了中央集权的经济体制，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标准称之为社会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在这一体制下，个人的经济自由，以及很大程度上他的行动自由、选择工作的自由和迁徙的自由都被剥夺了。直到最近才有人预见到这种情况所隐含的意义，但从来没有人完整地意识到经济自由的消失将会对思想自由产生怎样的影响。社会主义总是被认为是一种道德化的自由主义。国家会为你的经济作主，让你免于对贫穷、失业等厄运的恐惧，但不会干涉你的个人思想。就像在自由资本主义的年代那样，艺术会蓬勃发展，而且只会更加兴盛，因为艺术家们不用再承受经济上的压力。

现在，根据当前的证据，你必须承认，这些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极权主义对思想自由的摧毁达到了前所未闻的程度。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它对思想不仅有消极的控制，还有积极的控制。它不仅禁止你进行表达——甚至思考——某些想法，而且主宰了你的思维方式，为你创造意识形态，统治你的情感生活，并为你制订一套行为准则。它最大限度地将你与外部世界隔绝开来，将你封锁在一个人为的环境中，让你无从进行比较。极权国家会以种种手段控制其人民的思想和情感，至少就像它控制他们的行动一样彻底。

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问题是：在这么一个环境中，文学能否生存？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如果极权主义蔓延到整个世界并成为永恒，我们所认识的文学将步入末路。要说步入终结的只是文艺复兴后的欧洲文学是不对的——虽然一开始的时候这似乎解释得通。

极权主义与过去的正统思想，无论是欧洲还是东方的正统思想，存在着几点根本性的差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过去的正统观念一直没有改变，或者说，至少没有发生迅速的改变。在中世纪的欧洲，教会主宰着你的信仰，但它允许你从出生到死去一直保留着同样的信仰。它不会星期一要你相信一件事，而到了星期二则相信另一件事。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今天的正统基督教、印度教、佛教或伊斯兰教。在某种意义上，他的思想被阉割了，但他的一生都是在同样的思想框架下度过的。他的情感没有受到干涉。

而如今，在极权主义统治下，相反的事情正在发生。极权国家的特点在于，虽然它控制着思想，但它并不会固定思想。它确立起不容置疑的教条，三天两头就会对它们进行修改。它需要教条，因为它需要臣民绝对的服从，但它无法避免改变，那是由强权政治的需要决定的。它自诩永远正确，与此同时，它对客观真相这个概念发起了攻讦。举一个简单明显的例子，每一个德国人直到1939年9月都害怕和讨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而自1939年9月起，他们就不得不崇拜和热爱它。如果俄国和德国爆发战争——不出几年他们或许就会打起来——届时将再次发生另一番翻天覆地的变化。德国人的情感生活，他们的爱与恨，都是被要求的，在有必要的时候可以在一夜之间加以逆转。我几乎不需要指出这种事情对于文学的影响，因为写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情感的左右，而情感并不总是可以从外界进行控制。对当前的正统思想进行口头奉承是很容易的事情，但任何有意义的作品只有当作者觉得自己在说真话的时候才能产生。没有真实的情感就没有创作的冲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证据表明，极权主义要求其追随者在情感上作出的突然改变从心理学的角度上说是不能实现的。这就是我认为如果极权主义在全世界获得胜利，我们所了解的文学将会步入终结的主要原因。事实上，极权主义确实似乎产生了这样的效果。意大利的文学已经废了，而德国的文学似乎已几乎不复存在。纳粹最具标志性的举动就是焚书。即使在俄国，我们一度以为它的文学将会走向复兴，但那并没有发生。那些才华横溢的俄国作家要么自杀，要么消失在监狱里。

我在前面说过，自由资本主义显然已经步入终结，因此，我或许似乎在说思想的自由也不可避免会遭到毁灭。但我并不相信这是真的，我将作一个简单的总结：我相信文学得以延续的希望在于那些自由主义扎根最深的国家，那些非军国主义的国家，西欧国家、美洲国家、印度和中国。我相信——或许只不过是一个虔诚的希望——虽然集体经济注定会到来，但那些国家会知道如何演变出一种不是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在这个模式里，思想的自由能在经济自由消失之后依然存在。至少那是任何关心文学能否继续存在的人唯一的希望。任何感受到文学价值的人，任何理解文学在人类历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的人，都会明白抵制极权主义的生死攸关的必要性，无论它是从国外还是从国内强加在我们身上。

(1)　刊于1941年6月19日英国广播公司《听众》。

文化与民主⁽¹⁾

民主这个词总是被用来表达两个差别很大的意思，甚至不是互相补充，却又总是被认为联系在一起。其中一个意思是这个词最主要的含义——由人民掌握权力的社会形式；另外一个意思则要模糊得多，但更接近于在当前的语境下我们所谈论的民主的含义。它意味着这么一个社会：它尊重个体，有合理程度的思想、言论和政治结社自由，而且政府行事比较体面。我们所指的用来与极权主义体制形成对比的民主体制就是这个含义，而不是某一个具体的政治体制。

在这么一篇文章里，我不需要揭穿第一个定义。我不需要指出在英国或任何西方民主国家，权力其实并不在人民的手中。另一方面，尤其是在左翼圈子里，我认为有必要说另一种含义的民主确实存在——言论自由、尊重个体等等——而且它们很重要，不能靠玩弄文字游戏就将其抹杀。再没有比在纸上证明极权主义与“资产阶级民主”其实没有真正的区别更简单的事情了，尤其是当有一排排的军舰将你与危险隔开的时候。我相信我的每位读者都说过这番话，而我自己也已经说过很多遍了。要证明在极权主义国家公然施加在个体身上的罪恶在一个由金钱统治的所谓民主社会里会以相对比较隐秘的方式施加在个体身上，这是最容易不过的事情。说到底，如果德国人对波兰人很残忍，那我们在印度的所作所为也好不到哪里去。德国有集中营，但我们去年不也将很多无辜的人关押起来了吗？党卫军和盖世太保很可怕，但如果你生活在利物浦的贫民窟，你不会认为警察们是天使。思想自由在英国没有遭到禁止，但事实上有分量的报刊都掌握在一小撮百万富翁的手里，他们能够阻止你表达自己的思想。每个人都熟悉这样的论调。走进任何一个左翼人士的集会你都会听到这么一番话。但我认为有必要意识到这不只是无稽之谈，而且是只有那些由金钱和战舰将自己与现实隔开的人才会说出来的无稽之谈，因为当一个人说民主社会并没有自由，而且它和极权主义社会并没有什么两样时，区别其实是存在的：在我们的国家我们不怕站出来说出自己的想法。英国可能有秘密警察，但重要的是我们并不怕他们。我的演讲总是被密探偷听，但我不用去理会他们，而且不会有人身危险。事实上，所有表明极权主义和民主是同一回事的言论——用斯大林的话说，民主与法西斯主义是孪生兄弟——说到底就是认为程度上的差异并不是真正的差异。这是一个古已有之的谬论，甚至有一个古希腊文的名字，但我忘记了。我能针对有限的读者写出我想说的话，他们或许能够再影响数百人，这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经过两年的战争，我们被逼到了非常严重的困境，但比起两年前，在我说出自己的想法时，我并没有变得更加害怕。即使民主和极权主义真的没有区别，至少人们对它们的观感没什么两样这句话就不是真的。

我认为这不仅表明像我们这样的旧式社会和新式的极权主义国家之间有着真正的区别，前者还会讲究政治道义，而且证明我们的社会除非从外界施加压力，否则不会朝某个方向改变。有些价值似乎不会失去，即使在生死关头也会坚持。但请注意，我只是说我们的民主制度本身不会朝某些方向改变，但我并不是说它完全不会改变。它肯定会发生改变或步入消亡。如果说这个世界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当前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民主一定不会一直存在下去。想象一下我们没有在打仗，回到张伯伦执政的美妙旧时光。在那种情况下，如果我要证明资本主义民主无法继续维持，我认为我会指出现在所谓的民主国家的生育率没有达到更替水平，大部分新生的人口是在非民主国家。一旦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的标准且人们拥有做他们想做的事情的能力时，生育率总是会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这并不是因为经济不稳定，虽然那是很流行的解释。要说英国和美国的经济要比生育率极高的中国和印度更不稳定根本是在胡说八道。恰恰相反，这是源于资本主义民主的内在本质，那就是享乐主义的原则。我们的出生率很低是因为人们形成了消费主义的心态。过去二十年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不停地努力出售商品，却没有足够的购买力。这包括教导群众汽车、冰箱、电影、香烟、皮衣和丝袜这些东西要比孩子更加重要。但是，有更直接的理由表明资本主义社会将无法生产，那就是我们正在进行战争。我无需得罪左翼群体就可以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在进行战争时的弱点。如果要我对《每日电讯报》的读者进行演讲，我会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创造利润是一个人的主要动机，我会列举的例子是：就在战争爆发的前一个星期，英国人仍在争相热情地向德国出售铅、镍、铜、橡胶、虫胶等商品，心里知道几个月后它们就会被做成炸弹扔到他们身上。但当我为信奉社会主义的读者们写文章时，我不用去指出资本主义民主的结构性缺陷，它迫使资本主义要么作出改变，要么走向毁灭。我坚持认为，我们的一些缺陷是由享乐主义原则造成的，而且在民主社会里，人们会被鼓动对自己根本一无所知的事情投票。

过去二十年来民主社会最糟糕的一件事情是很难进行直截了当的交谈或思考。让我指出一个重要的事实，我会说它或许体现了我们的社会结构的本质，那就是：它建立在有色人种的廉价劳动力之上。当前的世界局势是，我们正在压榨饥肠辘辘的亚洲苦力。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一直被人为地抬高，因为它建立在寄生经济之上。和每个人一样，工人阶级也在剥削有色人种，但据我所知，过去二十年来你没办法在英国的报刊里找到对这个事实的明确承认或对它进行探讨的内容——至少在广为关注的报刊里没有。过去二十年来我们作为一个剥削有色人种劳动的国家，有两个方针政策可以进行选择。一个是明确地宣布我们就是主子——请记住，希特勒就是这么对人民说话的，因为他是极权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在某些问题上能够直言不讳——我们就是主子，我们依靠剥削劣等民族而生存，让我们团结起来并尽可能地压榨他们。这是一个方针，这就是我们应该说的话，如果《泰晤士报》有胆量的话，它就应该作出这番宣言。但它并没有这么做。另一个可能采取的方针是说出下面这番话：我们不能永远剥削这个世界，我们必须公平地对待印度人、中国人和其它民族，因为我们的生活水平是人为抬高的，而且调整的过程将会是痛苦和艰难的，我们必须做好暂时降低生活水平的准备。而且，由于强权势力会竭力阻挠被欺压的民族获得权利，我们必须武装自己，准备可能会发生的内战，而不是一厢情愿地要求提高工资和缩减工时。这就是《每日先驱报》有胆量的话应该说出口的内容。再一次，你找不到哪份报刊直白地说出这番话。在依赖发行量和消费品广告而生存的报纸上你无法说出这样的话。这种无法直言的情况造成的结果之一就是我们无法全身心投入备战。我不会去指出右派的恶劣影响。这是非常明显的事情。但左派也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而这是由于一个政党既要捍卫工资水平，又以为自己应当承担起国际道义这两件事情之间本质上的矛盾，这同样对我们造成了伤害。事实上，英国左翼的政策总是削减军备和鼓动战争。它总是要求推行积极的外交政策，却又不愿意或没有能力对群众指出他们需要作出非常沉重的牺牲才能进行军备，而没有军备根本不可能推行积极的外交政策。

我已经用我们的处境中的一个基本事实作为例子说明，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我们无法说出真相。过去二十年来没有政治家在说出大英帝国的真相之后能够争取到追随者。我认为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任何民主社会在遭受到非民主社会的挑战时不可避免的缺陷——那些非民主的社会由目标明确的坏人统治，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需要顾虑工会或依赖消费品广告的报纸，能轻易地迫使全体人民像奴隶一样劳动，像兔子一样生育。而且，另一个不是那么明显但从长期的角度看同样重要的因素是生活在富裕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那些知识分子的特征。我们的知识分子，我指的是左翼知识分子——请注意，过去十年来英国没有哪个知识分子不是“左翼”人士——在本质上是资本的产物。这是一部分原因，而另一部分原因是英国的生活非常安稳。我总是惊讶于英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是如此负面，而且没有坚定的信仰或正面的目标，总是有不切实际的空想，那些地位不是那么安稳的人根本不会这样。在这篇文章里，因为篇幅限制我无法列举英国知识分子所有不切实际的想法。我会只举一个明显傻帽和荒谬的想法作为例子，几乎是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特有的，那就是和平主义。像和平誓约同盟所提倡的和平主义根本是无稽之谈，没有哪个接触过现实的人会相信它。任何略通世务的人都知道如果政府不能使用武力，任何群体甚至个体都可以将它推翻。我们所了解的社会必须以暴力作为基础，连一个六岁的孩子都明白这个道理。但在英国，我们几十年来生活在非常安逸的环境里，你一辈子可能都不会看到死人，不会挨揍，不用露宿或挨饿——因此，根本不需要去看看你的生存所依赖的根基。在这样的气氛里，再愚昧的思想都可能产生，而且能够影响各式各样的人。你可以看到这一思想对英国知识分子对这场战争的态度所造成的影响，我认为这种影响始于1935年或1936年，最晚不迟于1936年。在1935年到1939年间，所有左翼知识分子就像一群绵羊那样支持战争。他们要求对德国要有强硬的立场，却又反对进行扩军战备。战争一爆发左翼知识分子又转而反对战争。这不是因为苏德条约和你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捍卫苏联政策的态度。它影响了许多并非亲俄派的人，据我所知亲俄派在6月22日之后并没有改变他们的反战立场。我的看法是，这只是因为过去二十年来所形成的不切实际的态度和我们的社会那些有思想的人士的不满倾向。研究英国左翼人士思想最好的地方是《新政治家报》这份周刊，它是各个左翼思潮的会集地。我觉得作为一份杂志，《新政治家报》徒有虚名。多年来我一直定期阅读它，但从来没有看到它有一以贯之的政策或提出过有建设性的意见——事实上，它只体现了阴郁的思想和对任何时事的自发不满。它所表达的内容就只是形形色色的英国左翼知识分子并不喜欢他们生活其中的社会，与此同时，又不愿意付出努力或承担改变社会的责任。

请注意，到目前为止我所说过的话或许已经在《泰晤士报》那些傲慢的副刊评论上刊登过了，听上去就像是艾伦·帕特里克·赫尔伯特⁽²⁾等人所热衷的对“高雅人士”的抨击。但非常重要的是要意识到问题的另一面。为什么富裕的资本主义社会孕育出疣子一般不满的知识分子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呢？原因在于，像我们这样的社会，知识分子根本不能起到作用。过去二十年来，特别是在英国和美国，法国的情况也差不多，有思想的人没有真正的工作，也没有社会地位。如果他有工作，那只是因为有许多资本可以去敲诈，有许多进了腐朽的第三代食利阶层口袋的利益可以瓜分，他们把钱花在了资助画廊和文艺评论上，为真伪难辨的艺术家提供收入。有思想的人没有机会让自己成为有用之人或觉得自己有用。甚至当英国卷入战争时以及在战争最绝望的时刻，情况依然如此。我记得在这场战争一开始的时候我和一份左翼周刊的编辑聊天，他对我说：“你知道吗，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在战争第一天就向政府写信毛遂自荐，希望能够做点贡献。”我说：“我也写信了。”我的朋友我们姑且叫他X，他说：“我也写了，但不同的是克里普斯是个有身份的人，得到了回应。”——当然，答案是否定的。从中你能了解到知识分子在我们的社会里的尴尬地位。即使政府能够起用他们，他们也没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才华，而是去当不堪重任的士兵或不靠谱的文员。而打仗时是这样，和平时期更是如此。看着世界地图你会发现有将近四分之一的地方涂成了红色。那就是大英帝国——我们要记住，尽管有种种弊端，大体上在大英帝国境内要比在境外好一些。这整片广袤的地域由不能被称为知识分子而且与知识分子根本没有接触的人实施管理。过去二十年来知识分子根本无法从事行政工作，因为所有的工作都非常落后，而且赤裸裸地不公，他们一定会感到厌恶。他们生活在一个让他们一无是处的社会里，在这个社会里只有傻瓜才能发达。这就是他们总是牢骚满腹的原因。除此之外，他们拥有世界上最美妙的机会：他们有闲暇、金钱、安全、思想自由和更彻底的道德自由。过去二十年来布伦斯伯里的生活是各个时代的道德反叛者所梦寐以求的。但大体上过着这种舒适生活的人并不快乐，他们并不是真的喜欢他们表面上所追求的东西。如果社会能够不给予他们那么多福利但更加重视他们，或许他们将能够发挥真正的作用。

我只举出了资本主义民主的一两个本质缺陷作为例子。如果你为资本主义民主画一幅讽刺漫画，你可以这么画：在顶部是依靠分红为生的富人阶层；下面是依靠他们的数目庞大的专业人士、仆人、商人、精神分析师、室内装修人员等等，还有寄生的知识分子，靠假装斥责付钱给他们的人挣钱——就像是狗身上的虱子，让狗惬意地挠痒痒；最下面是工人阶级，享受着人为抬高的生活水准，总是在举行罢工要求买得起冰箱、电炉、唇膏和收音机的待遇。这是一幅不真实的图景，但请记住这是一幅讽刺漫画对现实的反映。这就是像英国这样的富裕国家给外界留下的印象。这也是意大利的电台宣传对我们的描述，虽然它们是夸张的谎言，但他们真的相信里面的一部分内容。

我要说的是，一个有着这些缺陷的社会，特别是当它陷入绝望的境地时，它将要么作出改变，要么步入毁灭。我对英国的评论也适用于美国。每当我阅读一本美国杂志或观看一部美国电影时，我都会觉得如果这些内容真的代表了美国，像那样的社会只有经历深刻的改变才能经受得住战争的冲击。如果我们的社会要生存下去，它一定得以更加纪律严明和坚强的姿态存在，将它的脂肪化为汗水，消灭追求利润的动机。但说到这儿，我不是透露了内心的秘密，声称要成功地对抗敌人我们就得变成和敌人一样吗？和平主义者有一则格言，很容易在不假思索的情况下就加以复述：“如果你与法西斯主义进行抗争，你自己也会变成法西斯分子。”我的回答一直是：“如果你与黑人打架，你就会变成黑人吗？”事实上，他们总是得想好几分钟才能想通，这暴露了他们的智商。事实上，要与纳粹德国进行斗争我们就要变得和纳粹德国一样这一说法根本不了解历史。德国之所以会走上这么一条道路，其根源在于德国的历史，而英国之所以走上另一条道路，其根源也在于英国的历史。重要的是要意识到我们所走的路不同。某些事情应该已经发生，但并没有发生，而且没有发生的迹象，或许证明了我所说的这个道理是对的。回到这么一个事实：我不害怕拿起笔写下这么一句话——如果我说这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而丘吉尔是资产阶级的棋子，我们应该明天就停止这场战争，我并不觉得害怕。正如前面我说过的，这番话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重要的事情不是我能说出这么一番话，而是在经过两年绝望的战争之后，人们仍可以自由行动并说出这样的对政府不利的话，我说出这番话仍然用不着觉得害怕。这意味着我们的社会缺乏往某个方向演变的能力。目前英国并没有真正的朝法西斯主义演变的迹象。不可避免地，某些事情能够导致法西斯主义：权力不可避免地正被收归中央，征用劳动力也不可避免地正在进行，但对言论自由的失败的管制表明法西斯思想并没有真的产生。左翼知识分子会以呆板的方式告诉你丘吉尔就是一个法西斯分子。这番话就像是戈培尔在说蒋介石是犹太人一样荒谬。事实的真相是，英国的统治阶级太落伍了，没办法朝真正的法西斯方向演变。让我举一件小事作为证明，它具有象征意义上的价值——所有的极权主义国家都禁止收听外国电台广播。众所周知，全欧洲都在热烈地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但当人们能够去收听时，情况则截然相反。只要管制存在，人们总是会觉得你被禁止收听的广播或许讲述的就是真相。德国人有几档优秀的广播节目，包括几家在英伦群岛的伪“自由”电台，但没有人去收听，因为它们没有被禁。操纵德国政治宣传的人并不是傻瓜。从戈培尔的演讲中你能够察觉得出他知道如果他能取消禁令，人们就不会去收听英国广播电台的节目，但他不能这么做，因为让敌人畅所欲言的观念与法西斯主义格格不入。我们的政府是一个老古董式的专制体制，诞生于法西斯时代之前，它并不在乎你的思想，只要你的外在行为是正确的就行了。这里还几乎不存在极权主义思想。几乎没有人会为街头有人出现了“行为偏差”而感到义愤填膺。我认为这种即便物质条件存在也无法演变出极权主义思想的情况表明，只要我们能够避免被外部力量征服，我们的社会就不会放弃某些已经成为其特征长达数百年之久的传统与价值。

关于民主就说这么多，现在我要回答文章题目中的另一个词语——文化。和之前一样，这个词语至少有两个意思，既有人类学的意义，也有美学的意义。譬如说，你会发现南海一个岛屿上面的岛民吃人肉和奉行太阳崇拜，那是“文化”。而你买一本《牛津英语诗选》，然后在心里默读准备引用，那也是“文化”。但如果你追溯这个词的本义，你会发现这两个意义之间有一定程度的联系。文化意味着有控制的成长。只要有足够的水，任何土地都可以让植物生长，但它们会肆意放任地生长，我们称之为“自然”。而土地被耕种和作物被成行地种植，我们就称这块土地被“培化过”⁽³⁾。我们还说一块土地有高层次的培化力⁽⁴⁾。如果你开垦出一块处女地，你在上面种不出什么特别好的作物。用这块地你无法种出最好的法国红酒葡萄，甚至种不出好的豌豆或莴苣。如果你在一块土地上深耕细作，并正确地对它施肥，你能够改变它的整体结构和质地，乃至它的颜色。你这么做是因为你要种出更好的作物，因此，在根本意义上，土地的价值取决于它的作物。文明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说一个文明达到了高度的文化水平，因为每一代人都留下了某些能被称为艺术和智慧的事物。几乎不可避免地，评价一个文明的标准就是它所留下的艺术品。或许可以想象一个高度文明似乎存在于真空中，每一代人都尽情地享受生命，但什么也没有留下，我们就根本没有任何证据去证明这种事情确实存在过。另一方面，如果你在中美洲的丛林里挖掘出某个毁灭的城市，并发现了巧夺天工的雕塑品，光凭这些雕塑品你就可以说“这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这些人创造了高水平的文化。”艺术是重要的特征。它记录了人类在某个时刻对于宇宙的态度。一个优秀的文明会催生美妙的艺术品，这不是它的主要目的，却是它最重要的副产品。在一个理性健康的文明中，这番话不仅适用于我们所说的高雅艺术，而且延伸到所有的家居和应用性的艺术——家具、衣服、房屋、陶瓷、玻璃器皿、工具等等，甚至包括邮票和钱币的设计，这一切都是某一个兴盛的文明的体现。

当我将我所说的话加以延伸并涵盖服装和家具时，我似乎已接受了文明将会被毁灭的命运，放弃了对它的希望，因为虽然我们这个时代或许诞生了精美的主流艺术——你会注意到我说的是“或许”——但毫无疑问，对于所有的非主流艺术来说，这是一个难以忍受的丑陋的时代。去牛津街走上半个小时你就能看到比世界上所有的蛮荒部落加起来都多的丑陋的事物。当然，发生在我们身上，将我们的文化暂时抛出轨道的事情，是机器带来的冲击。我不会像有些人那样说我们能够立刻切断与机器文明的联系，并回归中世纪。历史绝不会让我们走回头路。但我们不能无视当你进入工业时代，你将必须经历一个或许会长达几个世纪、最触目惊心的丑陋的时代。和我们相比，一个原始人看上去似乎拥有完美的品味。譬如说，他不会穿丑陋的衣服。即使他只是穿着一块手帕大小的遮羞布，他也会穿得很得体。英国军队有一条规矩，或在不久前仍在推行这条规矩，表明了西方人在审美上的缺陷。一个英国士兵很少得到允许穿平民的衣服，而一个印度土兵在不值勤的时候总是可以穿他们自己的衣服，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是印度人，因此可以信任他们能够穿衣得体。而英国人就不行，除非他受过特别的训练，即便是这种情况下，他所谓的“好的衣着”也只是业已被接受的丑陋的规矩。但是，当你作进一步的了解时，你会看到原始人或野蛮人表面上品味的优越性只是一个假象，因为他一和机器文明接触，原始而优雅的品味就会立刻土崩瓦解。他不仅会热切地接受最丑陋的机器产品——给他一个值五先令的德国搪瓷腕表，他会用双手去捧着它——而且他的审美品味似乎在第一回接触后就消失了。我见过一个印度人穿着遮裆布又戴着高礼帽。就连我们也不会做出这种事情。但只要他坚持原来的衣着，他的品味显然很完美。对此的解释是：在漫长的岁月中，他们生活在一个几乎没有任何改变的文化里。一种确定的生活方式已经建立，就连最微小的细节如姿势和肢体动作都已经臻于完美，因此，一个人不会有多少机会犯错。而我们则生活在一个总是会犯错的时期。我们突然进入机器文明的时代，而这是数千年来最剧烈的变化。但我认为文化并不会彻底地步入毁灭，因为我们曾经经历过同样剧烈的改变，从游牧生活进入农耕生活，而新的文明建立起来了。目前我们只是处于发展的进程中，如果得以延续的话，你甚至能够大略地预言当我们拥有新的文化时会是什么样子。说当前这个时代没有文化就好像在说我没有胡须一样。我从来没有蓄过胡须，但它是可以长出来的，而且我可以告诉你如果它长出来的话大概会是什么样子。譬如说，我可以告诉你它不会是红色的。文化也是一样，我无法告诉你在公元2200年时我们的文明将会是什么模样，但我想我能预言它的一些特征。譬如说，我觉得我能预测我们仍将使用英语，而且与莎士比亚的英语有着共通之处，当然，前提是我们没有被外界征服。

现在是关键的时期。我们要为捍卫仅存的文明而尽最后的努力，但我不认为要对机器时代的到来感到悲观。我们最终会适应机器。但是，我们必须保卫自己不受极权主义的威胁，它或许会让文明迅速而彻底地死亡。为什么说我们所指的文明的每一样事物都受到极权主义的威胁呢？因为极权主义威胁到了个体的存在，而过去四五百年来，个体的重要性得到了张扬和强调，我们无法想象再次失去个体性的情形。我只单独讨论一种艺术形式以阐述极权主义对于文明的冲击，那就是文学，它与极权主义政府是格格不入的。乍一看上去我似乎是在回避问题的本质，选择了文学而不是其它艺术，因为在文学身上，高雅艺术与政治宣传之间的界限是最难划清的，因此，最直接受到政治变化的影响。但如果深究下去，我们将会发现在每一种艺术中，甚至包括陶艺和家具制作，极权主义对于个体情感所造成的影响同样是致命的。为什么说个体文学与极权主义格格不入呢？我们总是说纳粹分子是文学的敌人，但他们并不希望成为文学的敌人，如果他们知道如何避免的话。如果他们能突然间推出一个莎士比亚并说：“这位就是我们的莎士比亚”，他们高兴都还来不及呢。因为任何作家的驱动力或活力是他的情感，而他的情感不一定与政治必然性有直接的联系。极权主义国家对统治阶级歌功颂德，这意味着统治阶级是他们自己的权力的囚徒，而且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会不惜采取任何政策，无论它们有多么自相矛盾。而采取了这些政策后，他们必须证明这些政策是正当的，因此，所有的思想都是在为权力政治开脱。正统理论的气氛本身并不会对文学造成致命的影响。要认识到这一点，你只需要去想想中世纪。中世纪的人们生活在僵化的思想框架内，我猜想就和现在生活在德国境内的人没什么两样。但是，他们不仅能写出优秀的文学作品——中世纪后期诞生了明确的个体文学——而且有几位中世纪作家的思想非常自由，总是让我感到很惊讶。天主教信仰是强制性的，但并没有对他们造成戕害。当然，不同之处在于中世纪盛行的正统思想不会改变，或至少不会突然发生改变。人们被迫接受某一个思想框架或许并不重要。每个人的思想一定充满了从外界接受的信仰，而且满怀信任。譬如说，我无法证明地球是圆的——我能够找到合理的理由证明它不是方的，但要证明它是圆的需要用好几十页我无法理解的数学。但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质疑过这个未经证实的信仰，而且这也没有对我造成情感上的困扰。另一方面，如果有人突然拿着一把上了子弹的手枪告诉我必须相信犹太人都不是人，我的精神世界会受到影响，而且一定会对我的写作造成破坏。

这就是如今资本主义民主体制与极权体制之间的重大区别。在英国，你一直会遇到与任何极权主义国家同样荒谬的事情，但你并不会被迫接受它们。比方说，六个月前斯大林是一个大坏蛋，如今他是个大好人。一年前芬兰人是好人，如今他们成了坏人。墨索里尼这个时候是坏人，但一年后他变成好人我可不会觉得奇怪。但说到底，没有人会完全相信这种事情。如果我写一本书的话，我不会被逼着说斯大林是好人，我也不用在绝望的焦虑中担心这本书出版前会出现政治变化，而我的情感也不会受到影响。在极权主义国家，很难想象会有超越政治宣传手册层面的写作。在这里有人会回应说：“但事实上我们这个时代的几位最好的作家都已经接受了法西斯主义。”这种论调如果你加以分析的话根本站不住脚。确实，直到1930年前后，欧洲最好的作家大体上都有反动倾向，但如果他们曾经支持法西斯主义，那是因为他们犯了错误，而在希特勒上台之前，这是很容易会犯的错误，认为法西斯主义是保守主义的一种形式。从那时候起，这个问题越来越清晰，但即使如此，接受法西斯主义的作家名单仍然令人印象深刻。《夜的尽头之旅》的作者塞林现在是巴黎的重量级作家，至少他的书很受重视。埃兹拉·庞德⁽⁵⁾正在罗马进行反犹广播。温德汉姆·刘易斯与莫斯利的运动有长期的联系，而奥斯伯特·西特韦尔⁽⁶⁾、罗伊·坎贝尔⁽⁷⁾在西班牙为了佛朗哥而战。有许多法国作家在法国沦陷后向纳粹分子投诚。但是，这些情况会造成误导，过去几年来罗伊·坎贝尔和温德汉姆·刘易斯已经改变了他们的很多看法，而且我们不知道那些投降变节的法国作家的动机。我刚刚提到的那些作家里，最有可能得到尊敬的是塞林。无疑，他在过去十年来所写的东西都是有反左和反犹主义倾向的毒草。但我认为他不能被当作一个接受法西斯主义的理智谨慎的作家。他只是一个走了歪路的好人。他的作品主题是表达对现代生活的不满。我想我曾经评价过他是一个从粪坑里发出的声音。和艾略特、马里坦⁽⁸⁾以及其他反对二十年代的理想主义国联气氛的作家一样，塞林反对的是接下来的十年间半吊子的左翼正统思想，而由于他是一个主要受憎恨和厌恶驱动的作家，他在反犹主义上一条路走到黑，他将纳粹主义视为虚无主义。在纳粹分子的眼中，塞林显然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文化分子，但因为他的名头太大，纳粹分子冒冒失失地拿他去对抗其他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投奔光明的文人的例子。但显然这种现象只会持续一代人。你无法想象出一个建立在《夜的尽头之旅》之上的文学传统。你无法相信有一代又一代的塞林这样的作家，所有的作品都在描写当代生活的恐怖和讨厌的一面——而且可以肯定那不是纳粹分子想要建立的文学传统。塞林或其他类似的作者，只是在混乱时期可以被暂时利用的满腹牢骚的个体。

我认为你必须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我们所了解的文学与个体的尊严密不可分，因此与极权主义的生活方式水火不容。而适用于文学的情况几乎适用于我们归入文化之下的几乎每一件事情。因此，你必须得出的结论是，虽然我们的民主体制一定会发生改变——事实上，它只有转变为社会主义体制才能继续生存——我们所指的文化与民主价值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消灭了民主不仅意味着失去某些优势、变得像其它文明一样，而且意味着文明的终结。我们必须保卫自己，不让这种事情发生，就像我们抗击火星人的入侵，保卫自己一样，因为我们别无出路。

但不要认为我说这些话是想表明当前我们的文明有许多值得保卫的东西。我们只是为了未来而战斗。我们处于浪潮的低谷，但我们知道很快浪潮就会再度掀起。我们不是文明的花朵，我们只知道，假如它继续生长，终有一天将会再度开花。在这个时代，我们只是未来的肥料，我将以这句令人很沮丧消沉的话作为结尾。

(1)　成文于1941年11月22日。

(2)　艾伦·帕特里克·赫尔伯特（Alan Patrick Herbert, 1890—1971），英国作家，代表作有《秘密的战斗》、《泰晤士河》等。

(3)　原文是“cultivated”。

(4)　原文是“culture”，也有“文化”之意。

(5)　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 1885—1972），美国流亡诗人、文学批评家，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前锋之一，曾翻译一系列东方文学（包括孔子的作品），促进东西文化交流。二战时庞德投靠墨索里尼，效忠纳粹政府，战后被收押于精神病院长达13年。代表作有《灯火熄灭之时》、《在地铁站内》等。

(6)　奥斯伯特·西特韦尔（Osbert Sitwell, 1892—1969），英国作家，代表作有《失去自我的男人》、《西奈山的奇迹》等。

(7)　伊格那修斯·罗伊斯顿·当纳切·坎贝尔（Ignatius Royston Dunnachie Campbell, 1901—1957），非洲裔英国诗人、讽刺作家，代表作有《夏宴：南部非洲的讽刺》、《饶舌的布兰科》等。

(8)　雅克·马里坦（Jacques Maritain, 1882—1973），法国天主教神学家，复兴中世纪基督教神父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理念，是《人权普世宣言》的起草人之一。

重新发现欧洲⁽¹⁾

我小时候学过历史——当然，学得很糟糕，几乎每个英国人历史都学得很糟糕——我总是以为历史就是一幅长长的卷轴，每一段的中间划了黑色的粗线。这些黑线标志着那些所谓的“时代”的结束，你会以为后来所发生的事情和之前所发生的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几乎就像时钟在报时。比方说，在公元1499年你还处于中世纪，骑士们身披铠甲拿着长矛彼此间骑马决斗，然后突然间时钟敲响了公元1500年，你来到了所谓的“文艺复兴时期”，每个人都穿着飞边紧身上衣，忙着洗劫美洲西班牙殖民地的运送财宝的船只。在公元1700年上面也画着一根非常粗的黑线。在那之后就是十八世纪，人们突然间不再是骑士党和圆颅党了，而是变成了格外优雅的绅士，穿戴着及膝马裤和三角帽。他们在头发上洒粉，抽着鼻烟，说着高度平衡但似乎更加呆板的句子，因为出于某种我没办法理解的原因他们总要把S音念成F音。整部历史在我的脑海里就是那样的——这一系列完全不同的时期在世纪末或某个规定好的日期突然发生剧变。

事实上，这些剧变并没有发生，无论是政治上、行为举止上还是文学作品上都是这样。每一个时代都延伸到下一个时代——情况只能是这样，因为在每一个时代的间隔都生活着不计其数的人。但是，像时代这种东西确实存在。比方说，我们感觉到我们自己的时代与维多利亚早期就有着非常深刻的差异，而如果你突然把一位十八世纪的怀疑论者像吉本带回中世纪，他会觉得自己置身于一群蛮夷之中。时不时地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这无疑最终得追溯到工业技术的变革，但它们之间的联系有时候并不明显——整个精神面貌和生活节奏都改变了，人们获得了新的思想，而这体现在政治行为、礼仪、建筑、文学作品和其它的一切上。比方说，今天没有人能写出像格雷⁽²⁾的《乡村墓地的挽歌》那样一首诗，也没有人能在格雷的时代写出莎士比亚的抒情诗。这些作品属于不同的时期。当然，尽管那些划在历史篇章上的黑线只是想象出来的，有时候转变是很迅速的，有时候迅速到可以给出一个相当确切的时间。你可以说：“在某某某某年，某某某某文学风格开始了。”这个说法并不会过于简单化。如果有人问我现代文学的开始时间——我们仍然将其称为“现代”表明这个时期还没有结束——我会说是在1917年，那一年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发表了他的诗作《普鲁弗洛克》。这个时间的误差不会大于5年。可以肯定的是，大约在上一场战争结束时文学氛围发生了改变，典型的作家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人，接下来的时期最好的作品似乎和在四五年前最好的作品是属于两个世界的事物。

为了说明我的意思，我要你在脑海里比较两首彼此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但能够进行比较的诗，因为它们都是各自时代的典型作品。比方说，拿艾略特早期的标志性诗作和1914年之前最受推崇的英国诗人鲁伯特·布鲁克的诗作进行比较。或许布鲁克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他在战争早期所写的爱国诗。一首写得不错的十四行诗开头是这样的，“如果我得死的话，只需要想起我这一点：在一块异邦的土地上，有一角永远是英国的。”我们再来对照着读艾略特的《力士斯温尼》中的一首诗，例如，《夜莺间的斯温尼》——你知道的，“风暴肆虐的月亮盘旋向西，朝普拉特河而去”。正如我所说的，这两首诗在主题上或其它方面上并没有联系，但可以对它们进行比较，因为它们都是各自时代的代表，在当时被认为是好诗。第二首到现在似乎仍是一首好诗。

这两首诗不仅在文字技巧上，而且在整体精神、暗示的生命观和思想上完全不同。一个是接受公学和大学教育，满怀热情为国捐躯，满脑子想的是英文诗句、野玫瑰和其它事物的年轻英国男子，另一个是倦怠的、在巴黎的拉丁区某间肮脏的餐馆里看到永恒的美国城市人，这两人之间横亘着巨大的鸿沟。或许这是个体之间的差异，但重要的是，当你同时阅读两个时期的典型作家的作品并进行对比时，你总是会遇到相同的差异。小说家的情况和诗人一样——比方说，一边是乔伊斯、劳伦斯、赫胥黎和温德汉姆·刘易斯，另一边则是威尔斯、本涅特⁽³⁾和高斯华绥。新派作家没有老派作家那么多产，他们更加一丝不苟，对技巧更感兴趣，没有那么自信，大体上对生活的态度不那么乐观。但除此之外，你还会一直觉得他们的知识和美学背景是不同的，就像你拿一位十九世纪的法国作家如福楼拜和一位十九世纪的英国作家如狄更斯进行比较时一样。福楼拜似乎比狄更斯要复杂得多，但这并不表示因此他是一位更优秀的作家。但请让我回顾一下历史，看看1914年前英国文学是怎样一番情景。

那时候的巨匠是托马斯·哈代⁽⁴⁾——不过在此之前他已经封笔不写小说了——还有萧伯纳、威尔斯、吉卜林、本涅特、高斯华绥和一个有点另类的作家——他不是英国人，而是选择以英语写作的波兰人——约瑟夫·康拉德。还有阿尔弗雷德·爱德华·豪斯曼（《西洛普郡的少年》）和几位乔治时代的诗人、鲁伯特·布鲁克和其它作家。还有不计其数的喜剧作家——詹姆斯·巴利⁽⁵⁾、威廉·魏马克·雅各布斯⁽⁶⁾、巴里·佩恩⁽⁷⁾和其他许多人。如果你读过我刚刚提到的所有作家，你会对1914年前英国人的思想形成相当正确的认识。那时候还有其它的文学潮流，比方说有许多爱尔兰作家，文风大不一样，和我们这个时代更加接近，还有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⁸⁾，但主流文学是我上面提到的那些。但像萧伯纳和阿尔弗莱德·爱德华·豪斯曼或托马斯·哈代和赫伯特·乔治·威尔斯这些区别非常大的作家之间有什么共通之处呢？我认为关于那个时代的几乎所有英国作家的基本事实就是他们对当时英国之外的事情完全没有察觉。他们当中有的更加优秀，有的有政治觉悟，有的没有政治觉悟，但他们都没有受到欧洲的影响。就连像本涅特和高斯华绥这样的小说家也不例外，他们只是从法国或俄国借鉴了流于表面的模式。所有这些作家都是出身于普通的、体面的英国中产阶级，心里认定这种生活将会永远进行下去，变得越来越人性化和开明。他们当中有的看法比较悲观，比如说哈迪和豪斯曼。但他们至少都相信如果可能实现的话，所谓的进步是值得追求的。而且——有一件事情总是与审美意识的缺乏一同出现——他们对历史，或者说，对久远的历史不感兴趣。那个时代的作家很少有人拥有我们现在所认为的历史意识。就连托马斯·哈代在尝试创作一部以拿破仑战争为背景的宏伟诗剧时——名字叫《列王》——他的世界观纯粹是爱国主义课本的视角。更有甚者，他们在美学上对历史根本不感兴趣。比方说，阿诺德·本涅特写了许多文学批评，显然十九世纪之前的书在他眼里根本没有任何优点。事实上，他只对和他同时代的作家感兴趣。对于萧伯纳来说，历史只是一团混沌，应该以进步、卫生、效率和其它名义将其扫到一边。虽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后来准备创作一部世界史，他看待历史时那种惊诧而厌恶的态度却像一个文明人看待食人族部落一样。所有这些人，无论他们喜不喜欢他们自己的时代，至少都认为它要比以前的时代更加优越，将自己的时代的文学标准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萧伯纳对莎士比亚发起批判，而真正的指控就是莎士比亚不是费边社的一个受到启蒙的成员——而这当然是真的——如果有人告诉这些作家紧随他们之后的新一代作家会模仿十六和十七世纪的英国诗人、十九世纪中期的法国诗人和中世纪的哲学家，他们会认为这是非常浅薄的文学思想。

但现在看看那些在上一场战争之后随即开始崭露头角的作家——当然，他们当中有些人很早就开始创作：乔伊斯、艾略特、庞德、赫胥黎、劳伦斯、温德汉姆·刘易斯，你对他们的第一印象是，和老一辈作家们比起来——就连劳伦斯也是如此——有什么东西被戳破了。首先，进步这个观念被抛到九霄云外。他们不再相信进步会发生或应该发生。他们不再相信人类社会通过降低死亡率、更有效的生育控制手段、更好的排水系统、更多的飞机和更快的汽车就能变得更加美好。从戴维·赫伯特·劳伦斯描写古代的伊特鲁里亚人开始，他们当中几乎每个人都缅怀久远的历史，或过去的某一时期。他们都在政治上持反动观点，或对政治漠不关心。他们根本不在乎他们的前辈所重视的修修补补的改革，例如女权运动、温和的改革、生育控制或禁止虐待动物。比起上一代的作家，他们对基督教会的态度更加友好，至少没有那么敌对。他们当中几乎所有人都比浪漫主义复兴时期⁽⁹⁾以来的任何英国作家似乎更具有审美意识。

现在，你可以通过个体的例子去理解我所说的这些话，也就是说，对这两个时期的可以作对比的杰出作品进行比较。第一个对比是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短篇小说集《盲人的国度》——这本书收集了许多他的短篇小说——和戴维·赫伯特·劳伦斯的短篇小说进行比较，比方说《英格兰，我的英格兰》和《普鲁士军官》。

这样进行比较是很公平的，因为两位作者都最擅长或很拿手创作短篇小说，而且两个人都表达了一种对他那一代的青年人影响深远的新的生命观。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故事的终极主题首先是科学上的探索，还有小市民的势利心态和当时英国生活的悲喜剧，特别是中下阶层的生活。他的主旨，用一个我不喜欢的表达，就是科学可以纠正人性天生的一切弊端，但人却过于盲目，看不到自己能力的可能性。雄心勃勃的乌托邦主题和近乎威廉·魏马克·雅各布斯式的轻喜剧的气氛交替出现，这就是威尔斯的作品的特征。他描写登月和探海之旅，也描写小店主躲避破产和在可怕的势利的城镇努力做好自己本分的故事，而其中的关联是威尔斯对科学的信仰。他一直在说，如果那个小店主能够拥有科学的观念，他就用不着烦恼了。当然，他相信这种事情或许很快就会发生。再多几百万英镑用于科学研究，再多几代人受过科学教育，再多把几个迷信扔到垃圾桶里，就大功告成了。现在，如果你转而去读劳伦斯的故事，你不会发现这种对科学的信仰——要说有什么情感可言的话，那是对科学的敌意——而且你不会发现任何对未来的兴趣，当然也不会是威尔斯所营造的理想化的享乐主义式未来。你甚至不会找到要是那个小店主或某个社会的受害者能接受好一点的教育，情况就会好转这样的观念。你所发现的，是不停地暗示人类在变得文明后就抛弃了自己天赋的权利。劳伦斯几乎所有的作品的终极主题讲述的都是当代人的失败，特别是在英语国度，没办法充实地生活。自然而然地，他首先专注于描写他们的性生活。确实，劳伦斯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围绕着性爱。但是，他并非像某些人所想的那样，是在要求更多的性自由。他对这一点完全没有幻想，而且他痛恨波希米亚知识分子的所谓精致，正如他非常痛恨中产阶层的清教徒主义。他在讲述的，只是现代人没有完满地活着，因为他们的标准太过狭隘，或者根本没有标准。只要他们全身心地活着，他并不太在意他们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体制、政治体制或经济体制下。在他的故事中，他几乎认为现有的社会结构、阶级区别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没有流露出任何迫切想要将其改变的愿望。他所要求的，是人应该活得更简单一些，更加贴近大地，对植物、火焰、流水、性爱、血液这些神奇的事物多一些感觉，但他们生活在赛璐珞和混凝土的世界里，留声机一直在播放。在他的想象中——他很可能想错了——野蛮人或原始人比文明人活得更加充实，他塑造了一个神秘的角色，与高贵的野蛮人颇为相似。最后，他把这些优秀的品质投射在伊特鲁里亚人身上，他们是在古罗马时代之前生活在意大利北部的人，事实上我们对他们一无所知。在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看来，所有这些放弃科学和进步，回归原始的愿望纯粹只是异端思想和胡说八道。但是，你必须承认，无论劳伦斯的生活观是真实抑或扭曲，相对于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科学崇拜或像萧伯纳之流的费边社作家所推崇的那种肤浅的进步主义，那至少是一种进步，其意义在于它达到了另一种态度的水平，并将其看透。在部分程度上，这是1914年至1918年那场战争造成的，它成功地将科学、进步和文明人的面具揭穿。进步最终演变成了历史上最大的屠杀。科学制造出了轰炸机和毒气，文明人到头来在关键时刻可以比任何野人行为更加卑劣。但即使1914年至1918年那场战争没有发生，劳伦斯也一样对现代机器文明感到不满。

现在我将进行另一个比较，对象是詹姆斯·乔伊斯的巨作《尤利西斯》和约翰·高斯华绥的长篇系列小说《福尔赛世家》。这一次的比较不是很公平，事实上，是拿一本优秀的作品和一本蹩脚的作品进行比较，而且在时间上也不是很对，因为《福尔赛世家》的后半部分成书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但人们可能记住的那几个部分是在1910年前后写成的，而且在我看来，这一比较是恰当的，因为乔伊斯和高斯华绥都在努力以一本书作为一张巨大的画布，在上面描绘出一个时代的社会史和精神。《福尔赛世家》或许现在对我们来说谈不上是非常深刻的社会批判，但似乎对同时代的读者来说是这样，从他们对这本书的评论你就能知道这一点。

乔伊斯在1914年到1921年这七年间写出了《尤利西斯》，在战争期间也笔耕不辍。或许他并没有太过在意那场战争，或根本不以为意，靠在意大利和瑞士当语言老师的微薄收入过着清贫的生活。他愿意在贫穷和命运未卜的情况下笔耕七年，将这部伟大作品写下来。但是，是什么那么重要需要迫切表达呢？《尤利西斯》有几个章节不是很好懂，但整本书留给你两大印象。第一个是乔伊斯对文字技巧的兴趣达到了痴迷的程度。这是现代文学的主要特征之一，不过这一特征正渐渐式微。在造型艺术领域也有同样的发展，画家，甚至雕塑家们更感兴趣的是他们创作的材料、画作的笔触，而不是作品的设计，更不是它的主题。乔伊斯对用字、字的音韵和意义甚至字在纸面上的样式很着迷，其风格与以前历代的作家根本不同，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波兰裔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与他相似。在乔伊斯身上，你回到了风格化的理念、精致的描写、诗意的描写，或许还有浓墨重彩的篇章。另一方面，像萧伯纳这样的作家会说文字的唯一用处当然就是以尽量简短的方式表达确切的意思。除了对文字技巧的着迷外，《尤利西斯》的另一个主题是机器获得胜利而宗教信仰崩溃之后现代生活的肮脏和毫无意义。乔伊斯——我们要记住，他是爱尔兰人，值得一提的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最好的英语作家中许多并不是英国人——他的文风就像一个失去了信仰的天主教徒，但仍保留着在天主教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所形成的思想框架。尤利西斯是一本篇幅很长的小说，透过一个捉襟见肘的犹太裔旅行推销员的眼睛描述了一天的事件。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激起了轩然大波。乔伊斯被斥责为刻意描写悲惨。但事实上，你仔细考虑一下人类每天的生活是怎样一番情形，就不会觉得他对那一天的事情的肮脏或愚蠢有过火的描写。然而，由始至终你的感觉是乔伊斯无法摆脱的坚定信念：他所描写的整个现代世界在教会的教诲不再可信后失去了意义。他所渴望的宗教信仰是在他之前的两三代人以宗教自由的名义与之抗争的对象。但说到底，这本书的主旨是文字的技巧。它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东拼西凑或拙劣模仿——对从青铜时代的爱尔兰传说到当代新闻报道的模仿。你可以看到，和他那个时代所有典型的作家一样，乔伊斯不是十九世纪英国作家的延续，而是延续自欧洲和更久远的历史。他的一部分思绪留在了青铜时代，另一部分留在中世纪，还有一部分留在了英国的伊丽莎白时代。装上了卫生设施和开上了汽车的二十世纪对他来说并没有特别的吸引力。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高斯华绥的作品《福尔赛世家》，你可以看到它的范围要相对狭窄一些。我已经说过，这不是一个公平的比较，事实上，从严格的文学角度来说，这个比较很荒谬，但两本作品的宗旨都是描绘当时社会的全景，在这个意义上是可以进行比较的。高斯华绥的突出特点是，虽然他尝试当一个打破传统的人，但他根本无法让他的思想摆脱他所抨击的富有的资产阶级社会。他接受了那个社会所有的价值观，认为它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只是略作更改。他所感受到的就是，人类有点不太人道，有点太热衷于金钱，没有足够敏锐的美感。当他开始描绘他心目中的理想类型的人时，画出来的只不过是一个有教养和人道主义色彩的中上阶层食利者，在当时，那种人经常到意大利的画廊流连，积极投身反虐待动物团体。高斯华绥并不是出自真心厌恶他所抨击的社会这一事实让你了解到他的缺陷，那就是：他与当时英国社会之外的事情完全没有接触。他或许认为自己不喜欢这个社会，但他是其中的一部分。它的金钱、安全以及使英国独立于欧洲之外的舰队对他来说太重要了。在内心深处他鄙夷外国人，就像曼彻斯特任何一个没有文化的商人鄙夷外国人一样。当你阅读乔伊斯或艾略特甚至劳伦斯时，你会觉得他们了解整个人类社会，能够从他们自己的时间和地点去观察欧洲和历史，但在阅读高斯华绥或任何一位1914年前的标志性的英国作家时你没有这种感觉。

最后再进行一个简短的比较。拿任何一本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乌托邦作品，比方说《现代乌托邦》、《梦境》或《天神一般的人》和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进行比较。差别依然那么明显，一个过于自信，另一个灰心丧气，一个天真地相信进步，另一个出生比较晚，因此能活着看到原先以飞机作为象征的进步其实和反动一样都是骗局。

1914年至1918年那场战争前后的主流作家之所以有着明显的区别，一个明显的解释就是那场战争本身。虽然这种事情迟早都会发生，因为现代物质文明的缺陷迟早都会暴露出来，但那场战争加速了进程，一部分程度上证明文明的矫饰是多么浅薄，另一方面使得英国不再那么繁荣，因此没有那么孤立。1918年之后，你再也不能像在大不列颠统治海洋和市场的时代那样生活在那么一个狭窄而舒适的世界里。过去二十年来恐怖的历史的一个作用就是让许多古代的文学作品变得似乎更加具有现代色彩。希特勒上台后在德国发生的许多事情和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如出一辙。最近我看了莎士比亚的《约翰王》上演——这是我第一次看这出戏，因为它不是经常上演。小时候读到这出戏时，我觉得它很老套，像是从某本历史书里拽出来的，跟我们这个时代毫无关系。当我看到它上演时，那些阴谋和背叛、互不侵犯条约、卖国贼、在战斗中变换阵营等等等等，我觉得那完全是当前的写照。1910年到1920年间文学的发展也是一样。时代的节奏赋予了各式各样的主题以新的现实，这些主题原本在萧伯纳和他的费边社成员将世界变成一个超级花园城市时，似乎显得不合时宜和天真幼稚。复仇、放逐、迫害、种族仇恨、宗教信仰、忠诚、信仰崇拜这些主题突然间似乎又变得真实起来。帖木儿和成吉思汗现在似乎是可信的人物，马基雅弗利似乎成了一位严肃的思想家，而在1910年的时候他们并不是这样。我们摆脱了一潭死水，回到了历史中。我并非盲目崇拜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作家，在他们当中，艾略特和乔伊斯是最重要的名字。他们的追随者必须摆脱他们做过的事情的影响。他们对进步这个肤浅的观念的厌恶驱使他们在政治上步入歧途。例如，庞德在罗马电台大声叫嚣反犹主义言论并非出于偶然。但你必须承认，比起在他们之前的作家，他们的创作更加成熟，而且范围更加广阔。他们打破了笼罩英国将近一个世纪的文化圈子。他们重新建立了与欧洲的联系，带回了对历史的感觉和悲剧的可能性。它是接下来有价值的英语文学的基础，艾略特等人在上一场战争结束那几年所启动的发展，至今还没有结束。

(1)　1942年3月19日刊于《听众》。

(2)　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 1716—1771），英国诗人，剑桥大学教授，代表作有《挽歌》、《吟游诗人》等。

(3)　阿诺德·本涅特（Arnold Bennett, 1867—1931），英国作家，一战时曾任法国战局情报主任，代表作有《巴比伦大酒店》、《皇宫》等。

(4)　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 1840—1928），英国作家、诗人，代表作有《还乡》、《德伯家的苔丝》、《今昔诗集》等。

(5)　詹姆斯·马修·巴利（James Matthew Barrie, 1860—1937），苏格兰诗人、剧作家，代表作有《小飞侠彼得潘》、《婚礼的客人》等。

(6)　威廉·魏马克·雅各布斯（William Wymark Jacobs, 1863—1943），英国作者，擅于撰写幽默故事，代表作有《驳船上的女士》、《水手的绳结》等。

(7)　巴里·埃里克·奥德尔·佩恩（Barry Eric Odell Pain, 1864—1928），英国作家、记者、诗人，擅长创作幽默故事，代表作有《百重门》、《看不见的影子》等。

(8)　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143—1916），英国作家，曾在美国出生成长，为美国与英国文化沟通作出很大贡献，代表作有《美国人》、《大使》、《黛西·米勒》等。

(9)　浪漫主义复兴时期（the Romantic Revival），指19世纪初起源于欧洲的艺术、文学和思想发展运动，反思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的理性，回归传统价值观和发扬人文浪漫情怀。

和平主义与战争⁽¹⁾

大约一年前我和其他几个人加入了面向印度的文学节目，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其中之一是我们广播了大量由当代或近当代英国作家所撰写的诗歌——比方说，艾略特、赫伯特·里德⁽²⁾、奥登、斯宾德、迪伦·托马斯⁽³⁾、亨利·特里斯⁽⁴⁾、亚历克斯·康福特⁽⁵⁾、罗伯特·布里奇斯⁽⁶⁾、埃德蒙德·布兰登⁽⁷⁾、戴维·赫伯特·劳伦斯。只要一有机会，我们就会让那些作者广播诗歌。为什么要播放这些特别节目（在电台战中发起的小规模侧翼进攻）在此无须解释，但我要补充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所面对的印度听众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手段。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广播对象是印度的大学生，人数不多而且充满敌意，对英国的宣传根本不屑一顾。开始宣传之前我们就知道最多只会有数千名听众，这给了我们借口去播放比普通的电台节目更加“高雅”的内容。

我相信你不想去通读各期的《党派评论》里面那些来自大西洋彼岸⁽⁸⁾的肮脏的争议，因此我将把你们寄来的信件（来自萨维奇⁽⁹⁾、伍德考克⁽¹⁰⁾和康福特）放在一起，因为所有的信件的中心主题都是一样的。但我会在后面单独回应一些信件中提到的几点内容。

和平主义。

客观上说，和平主义纵容了法西斯主义。这是非常基础的常识。如果你阻碍了一方为战争投入的努力，战争的另一方就会自动得益。而且，想要置身像当前这么一场战争之外是不可能的事情。在现实中，“不是和我同路的人就是我的敌人。”那种吃着英国的船员们冒着生命危险带回来的食物，却以优越高蹈的姿态置身于斗争之外的态度是被金钱和安全惯出来的资产阶级的错觉。萨维奇先生评论说：“根据这样一番推理，德国或日本的和平主义者客观上就是‘亲英派’。”当然就是这样！这也是为什么在德国和日本，和平主义活动是非法活动的原因（在这两个国家，从事和平主义活动可以被判处斩首），而且德国人和日本人在竭力鼓动和平主义在英国和美国领土的传播。德国人甚至经营一个伪“自由”电台，其内容与“和平誓约联盟”的宣传内容几乎没有区别。要是情况允许的话，他们会在俄国鼓动和平主义，但就算可以的话，他们的对手可要难缠得多。就其效果而言，和平主义宣传只对那些仍然允许言论自由存在的国家才有效。换句话说，和平主义宣传对极权主义有利。

我对作为一种“道德现象”的和平主义不感兴趣。如果萨维奇先生和其他人以为一个人可以躺着就“征服”德国人，那就由得他们幻想好了，但也要让他们时不时想一想这是不是在安全、钱多和无知的情况下所产生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比方说，作为一个前印度公务员，当我听说甘地是非暴力主义的成功范例时，我总是会放声大笑。二十年前，在驻印度的英国官员的圈子里，甘地就被轻蔑地认为是英国政府非常有用的工具。如果日本人杀到印度，他也会被日本人利用。专制政府能抵挡“道德力量”直到地老天荒。他们害怕的是武力。虽然我对和平主义的“理论”并不是很感兴趣，但我感兴趣的是和平主义者一开始声称对暴力充满恐惧，而到后来明显被纳粹主义的成功和力量所深深吸引的心理变化过程。即使是那些不承认被纳粹吸引的和平主义者也开始宣称纳粹的胜利本身是值得期盼的。在你们寄给我的信件中，康福特先生认为一个敌占区的艺术家应该“对他看到的邪恶现象进行抗议”，但他认为这最好通过“暂时接受现状”而实现。而就在几个星期前，他希望纳粹获得胜利，因为它将对艺术起到激励作用：

在我看来，只有军事上的彻底失败才能有机会重新建立文学和普通人的共同信心。你可以想象，灾难越大，越能让人突然意识到想象力在一连串地起作用，越能马上促成诗歌的宣泄，从孤立地将战争视为灾难的诠释，到认清人类想象中的悲剧和实际的悲剧。当我们看到法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在战争年间的文学作品时，我很肯定那就是我们心目中的作品。（致《地平线》的一封信）

我不会去理会那种相信文学生活仍在波兰继续进行的受金钱所庇护的无知，我只是想说，像这样的话只是证明了我所说的英国和平主义者将成为积极的亲法西斯派这番话的正确性。但我并不是特别反感这一点。我所反感的是那些客观上和在某种程度上亲法西斯的知识分子的怯懦，他们不敢说出来，而且躲在“我和别人一样反对法西斯，但是……”这样一番托词的背后。结果就是，所谓的和平宣传和战争宣传都是令人恶心的谎言。和战争宣传一样，它专注于给出“理由”，混淆对手的观点和避免尴尬的问题。他们奉行的纲领大体上是：“那些抗击法西斯主义的人最后也会变成法西斯分子。”为了避免对这一点提出的明显的反对意见，他们会使用下面这几条宣传伎俩：

一、战争所促使的英国的法西斯化过程被系统地夸大了。

二、法西斯主义的记录，特别是其战前的历史，被忽略了或被抹黑成“政治宣传”。对于如果轴心国获胜世界将会怎样的讨论被回避了。

三、那些希望抗击法西斯主义的人被指责为资本主义民主的全心全意的捍卫者。而世界各地的富人几乎都是亲法西斯派而工人阶级几乎都是反法西斯者这一事实却被掩盖了。

四、他们心照不宣地假装战争只在英德两国进行。如果法西斯主义获胜，俄国和中国将会怎么样，他们避而不谈。（在你们给我寄来的三封信里对俄国或中国只字未提。）

现在我必须探讨一两点事实，如果你的这封读者来信将被全文刊登的话。

我的过去和现状。伍德考克先生曾试图诋毁我的名誉，他说第一我曾在英国皇家印度警察部队服役；第二，我曾为《艾德菲月刊》撰稿，并在西班牙与托派分子过从甚密；第三，现在我在英国广播公司“主持英国的宣传，欺骗印度人民”。关于第一点，我确实曾在印度警察部队服役五年。后来我放弃了这份工作，这也是千真万确的。除了一部分原因是这份工作不适合我之外，主要的原因是我不想再为帝国主义体制服务。我反对帝国主义，因为我从内部了解到关于它的情况。关于这件事的整个来龙去脉可以参阅我的作品，包括一本小说（《缅甸岁月》），我想我能说它预言到了今年在缅甸所发生的事情。第二点，我确实为《艾德菲月刊》写过东西。为什么不可以？我曾经为一份提倡素食的报纸写过一篇文章。这难道意味着我是素食主义者？在西班牙我与托派分子打过交道，那是因为我碰巧加入的是马联工党的民兵部队，而不是别的政党的民兵部队。大体上我不同意马联工党的纲领，也坦率地向它的领导直言不讳，但当后来他们被指控与法西斯分子勾结时，我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为他们辩护。这和我现在反对希特勒的态度有什么冲突呢？对我来说，托派分子是和平主义者或亲希特勒派，这真是稀奇。第三点，伍德考克先生真的知道在印度电台节目中我所传播的内容吗？他不知道——但我很愿意告诉他。他小心翼翼地不提及其他与这些印度广播节目有关系的人的名字。比方说，赫伯特·里德就是其中之一，而提到此人时，他是持赞许态度的。还有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爱德华·摩根·福斯特、雷吉纳·雷纳兹⁽¹¹⁾、史蒂芬·斯宾德、约翰·博尔顿·桑德森·霍尔丹⁽¹²⁾、汤姆·温钦汉姆。大部分我们的广播员都是印度的左翼知识分子，从自由党到托派分子都有，有些人是坚定的反英国人士。他们并不是为了“欺骗印度人民”而进行广播，而是因为他们知道法西斯主义获得胜利对于印度独立意味着什么。在对我的良好愿望横加指责之前为什么不先弄清楚我到底在做些什么事情呢？

“奥威尔先生又在进行思想上的搜捕了。”（康福特先生）我从未抨击过“思想人士”或“知识分子群体”。我花费了大量的笔墨对这个国家层出不穷的文坛小圈子进行抨击，使得自己蒙受很多伤害，不是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而是因为他们正如我所指出的，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一个文坛小圈子的寿命大概是五年，在我的创作生涯里已经看到三代小圈子的形成和两代小圈子的没落——天主教徒的圈子、斯大林主义的圈子和如今的和平主义者的圈子，后者有时候被戏称为“法西斯和平主义者”⁽¹³⁾。我反对所有这些人的理由是，他们写的都是不诚恳的政治宣传，将文学批评贬低到互相溜须拍马的地步。但即使是这些小圈子我也不会将他们一视同仁。我从来不会将克里斯朵夫·道森⁽¹⁴⁾和阿诺德·伦恩⁽¹⁵⁾、马尔罗⁽¹⁶⁾和帕尔默·达特⁽¹⁷⁾、马克斯·普劳曼⁽¹⁸⁾和贝德福德公爵⁽¹⁹⁾等同起来。即使是某一个人的作品也有层次的高下。比方说，康福特先生本人写过一首诗（《思想里的环礁》），我对其评价很高。我希望他能再多写这样的诗，而不是写那些伪装成小说的了无生机的宣传手册。但他选择了发给你们这封信，这就是另外一码事了。他没有回应我所说过的话，而是试图通过歪曲我的大致情况，对我在英国的“地位”冷嘲热讽（判断一个作家不是看他的“地位”，而是看他的作品），使对我了解甚少的听众对我产生偏见。这符合“和平”宣传的路数，它避免提到希特勒对俄国的侵略，而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它缺乏思想上的诚恳。正是因为我严肃地看待知识分子的作用，所以我不喜欢如今在我们的英国文学世界里兴盛一时的冷嘲热讽、造谣诽谤、鹦鹉学舌和为了金钱上的利益而互相吹捧，或许在你们的世界里也是一样。

(1)　刊于1942年9月《党派评论》。

(2)　赫伯特·爱德华·里德（Herbert Edward Read, 1893—1968），英国诗人、批评家，代表作有《艺术的含义》、《英国散文风格》等。

(3)　迪伦·玛莱斯·托马斯（Dylan Marlais Thomas, 1914—1953），威尔士诗人，代表作有《夜疯狂》、《死亡没有疆界》等。

(4)　亨利·特里斯（Henry Treece, 1911—1966），英国作家、诗人，代表作有《黑暗的季节》、《诗集：王冠与镰刀》等。

(5)　亚历克斯·康福特（Alex Comfort, 1920—2000），英国科学家、医生、和平主义者，代表作有《性的乐趣》、《和平与抵抗》等。

(6)　罗伯特·西摩·布里奇斯（Robert Seymour Bridges, 1844—1930），英国诗人，曾是1913年至1930年的英国桂冠诗人，代表作有《尼禄》、《尤利西斯的归来》等。

(7)　埃德蒙德·查尔斯·布兰登（Edmund Charles Blunden, 1896—1974），英国作家、诗人，代表作有《时间的面具》、《选择或机会》。

(8)　《党派评论》是一份美国刊物。

(9)　德里克·斯坦利·萨维奇（Derek Stanley Savage, 1917—2007），英国评论家、和平主义者，代表作有《自足的乡村生活》、《秋天的世界》等。

(10)　乔治·伍德考克（George Woodcock, 1912—1995），加拿大作家，代表作有《水晶般的灵魂：乔治·奥威尔》、《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理念与运动的历史》。

(11)　雷吉纳·亚瑟·雷纳兹（Reginald Arthur Reynolds, 1905—1958），英国作家，曾担任“拒绝战争社”的秘书长，曾对英国在印度推行的帝国主义进行过猛烈的抨击，代表作有《印度的白人老爷》、《印度、甘地与世界和平》等。

(12)　约翰·博尔顿·桑德森·霍尔丹（John Burdon Sanderson Haldane, 1892—1964），英国生物学家，代表作有《人的不平等》、《进化的原因》等。

(13)　原文是“Fascifist”，是“facist”（法西斯分子）和“pacifist”（和平主义者）糅合而成的词语。

(14)　克里斯朵夫·亨利·道森（Christopher Henry Dawson, 1889—1970），英国作家，代表作有《诸神的时代》、《进步与宗教》等。

(15)　阿诺德·亨利·莫尔·伦恩（Arnold Henry Moore Lunn, 1888—1974），英国登山家和作家，曾对天主教的教义提出批评，后皈依天主教，并撰书为其辩护。

(16)　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 1901—1976），法国作家，曾担任戴高乐政府的信息部长和文化部长，代表作有《人的命运》、《寂静的声音》等。

(17)　拉贾尼·帕尔默·达特（Rajani Palme Dutt, 1896—1974），英国记者，共产党人，代表作有《法西斯主义与社会革命，对资本主义腐朽阶段的经济与政治的研究》。

(18)　马克斯·普劳曼（Max Plowman, 1883—1941），英国作者，和平主义者，曾担任“和平誓约联盟”的秘书长，代表作有《和平主义的信仰》、《通往未来的桥梁》等。

(19)　约翰·伊安·罗伯特·拉塞尔（John Ian Robert Russell, 1917—2002），第13任贝德福德公爵，曾担任《每日邮报》的记者，代表作有《飞行的公爵夫人》。

法属摩洛哥的背景⁽¹⁾

当你乘坐火车从西属摩洛哥来到法属摩洛哥时，有一段时间你会经过一片很像我想象中的俄国集体农场的区域。黑土地上时而有一辆拖拉机牵引着犁耙缓缓驶过，消失在地平线的另一头，每隔几英里就有一排整洁的、刷了石灰的小屋和农业设施。这里是肥沃的沿海种植地带，由大西洋的季风带来雨水灌溉，年产一百万吨小麦。不消说，阿拉伯人连一英寸土地都没有，土地全部由一个法国财团占有，利用集体劳动进行耕作。阿拉伯人大部分是小农，耕种着板结的、不长树的荒地，种燕麦、苜蓿和各种水果蔬菜。他们的主食是燕麦和瘦巴巴的山羊的奶，这些山羊吃的是仙人掌，每天的产奶量是四分之一品脱。

整个国家的贫穷状况着实令人吃惊，或许比印度还要糟糕。乞丐就像苍蝇一样常见，孩子们六岁起就得去放羊，十二岁起就得整天干木匠或铁匠的活儿。这个国家最普遍的交通工具是驴子，一头卖十先令，几年后就会被累死。摩洛哥的面积比英国稍大，只有不到七百万人口，即使没有外来统治它也会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因为它很缺水。这里没有大河，除了法国人开始恢复造林的少数地区之外，到了阿特拉斯山脉一带才有野生的树木。法国殖民者成功地耕种土地，种出了一流的橘子和橄榄，产一种劣质红酒，但这需要有足够的资本去打井和建造蓄水池。除了农业和畜牧业的出产之外，这个国家就没有其它天然财富了；阿特拉斯山脉应该蕴藏着矿产，但还没有被全面开发。

摩洛哥有将近20万欧洲人，是法国人或法国化的西班牙人。卡萨布兰卡的海港有7万名白人无产者。其余的人口中有5百万阿拉伯人、10万犹太人，剩下的主要是生活在阿特拉斯山脉的原始的柏柏尔人。除了卡萨布兰卡之外，几个大城镇其实就是大农村，农民们来贩卖牲口，购买饭锅和铁钉什么的。任何东西都是手工制品，从《圣经》时代一直沿用到现在。摩洛哥的手工艺品，特别是陶器和毛毯，是世界上最精美的，一直能与欧洲或日本的进口产品相抗衡，因为制作这些产品的人工资很低廉。一个技术高超的陶匠或木匠时薪只有一便士。除了农业之外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干一样的活儿，大体上似乎更加穷苦。

我或许描述了一幅很悲惨的画面，但我必须说在1938年和1939年摩洛哥人给我的感觉是比伦敦人更快乐。到处你都可以看到最骇人听闻的贫穷和苦工，但你会看到快乐的笑脸和健壮的身体。柏柏尔人甚至比生活在平原的阿拉伯人更穷，却是我见过的最快活自在的人。你要记住，摩洛哥仍然生活在封建时代，几乎没有受工业化带来的便利和不满的影响。法国人在1906年占领了这个国家，但直到1934年才完成了征服。阿拉伯人不是法国公民（对于他们来说好处就是不用义务服兵役），法国人通过傀儡苏丹间接统治这个国家，但阿拉伯人必须向苏丹效忠。修得很好的公路点点滴滴地将法国文化从地中海沿岸传播到阿特拉斯山脉的南坡，但大部分人并不受影响。几乎没有阿拉伯人能说像样的法语，而且也没有几个法国人愿意去学阿拉伯语。

欧洲人口有三个明显的阶层，最上层是富裕的商人、官僚和军官，构成了一个和驻印度英国官员类似的阶层，但或许更加愚昧和反动。然后是小殖民主、店主和小官员，他们看不起阿拉伯人，不把他们当回事。最下面是白人无产者，他们或许并不会鄙视阿拉伯人，但和他们很疏远。即使是非常琐碎的官方工作也由法国人干，因此，或许人口700万的摩洛哥比人口3亿5千万的印度有更多的白人官员。法国人对待阿拉伯人的态度颐指气使，但谈不上刻薄，即使在1939年这个国家法西斯主义兴起的时候也是如此。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支持佛朗哥——其中一份主要报刊由多里奥特⁽²⁾的政党运作——《格林葛》和《憨第德》是军官们最喜欢阅读的两份报刊，小资产阶级持反犹立场。左翼政党在这个国家没有根基，甚至在卡萨布兰卡也是这样。阿拉伯人对待法国人占领的态度很难捉摸。虽然征服发生于不久之前，但似乎并没有留下伤痕，而且似乎没有种族仇恨，让人觉得很惊讶。无论你去到哪里都会受到友好的对待，但不会遇到奴才——就连乞丐也不会奴颜婢膝。阿拉伯人或许将他们的封建思想转投在法国政权上，法国人很容易就征集到优秀的雇佣军。但对于贫苦的法国人，阿拉伯人的态度似乎隐藏着好心的轻蔑。他们要比那些小官僚和小店主友善得多。期待欧洲式的革命在摩洛哥发生是很荒唐的事情，但三年前不曾发生的激烈的民族主义运动或许会突然间爆发。法国被德国打败或许为它铺平了道路。

现在看来，虽然同盟国准备控制摩洛哥，而且他们准备怎么做大体上很清晰，但像摩洛哥这样的国家无法获得真正的独立，因为它无力保卫自己。它必须得到庇护，而且必须借用欧洲的技术专家，但让阿拉伯人免遭经济剥削是很简单的事情，而且除了让巴黎和卡萨布兰卡的几个有钱人蒙受损失之外不会伤害到任何人。没有必要去干涉法国的小殖民者，他们在改善土壤，而且没有造成多少伤害。但攫取了最好的土地和垄断烟酒贸易的大财团必须没收充公。最重要的是，西海岸那一片肥沃的土地应该归还给农民。集体农场所需要的建筑和机器已经准备就绪，但即使将土地划成小块分给阿拉伯人也能够大大改善他们的生活。我们和美国人要做到这一点很容易，而且也不会直接影响我们的利益。这么一个举措将会在全世界引起反响，让佛朗哥的殖民地感受到震撼。但当你尝试想象这件事情真的发生，然后看看那些统治我们的人的嘴脸，你就会难过地想到奇迹的年代已经结束了。

(1)　刊于1942年11月20日《论坛报》。

(2)　雅克·多里奥特（Jacques Doriot, 1898—1945），法国纳粹分子，曾在法国被占领期间在巴黎进行亲纳粹的广播，并组建“反布尔什维克志愿军”，协助德军在东欧的作战。

在达尔兰⁽¹⁾的国度⁽²⁾

在战前，法属摩洛哥和北非大部分地方一样，在一部分程度上依靠旅游观光而生存，而这最终可以归结于贫穷。除了气候之外，每一样吸引游客的特征都建立在这里的人均工资只有每小时一便士这个基础上。

摩洛哥最突出的特征是它的贫瘠。七百万人口中绝大部分人是小农，耕种着比沙漠好不了多少的土地。大西洋沿岸有一些肥沃的土地，年产一百万吨小麦，但它归一个法国财团所有，以集体劳动进行耕作。阿拉伯农民用一头牛和一头驴拉着原始的犁头开垦板结的土地，种着杂草丛生的燕麦和苜蓿。有几个月会下暴雨，接着河里涨满了水，青草开始生长，可怜的家畜长了一点膘，但其余的时间水非常宝贵，足以引发仇恨和杀戮。就像《圣经》时代一样，界碑会被移位，河流会在晚上突然改道。问题的一部分原因在于缺少树木。

这里有棕榈树、石榴树和法国人种植的柑橘林和橄榄林，但除了阿特拉斯山脉之外，其它地方根本没有野生树木。这是数百年来放牧山羊的结果。就连人烟稀少、有橡树林和枞树林的阿特拉斯，每个村庄旁边的山丘都像煤渣堆一样光秃秃的，都被山羊啃光了。

摩洛哥与大部分法国殖民地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前不久才被征服的（战争直到1934年才结束），法国文化还几乎没有影响到它。很少有摩洛哥阿拉伯人会说正宗法语，只会说洋泾浜的法语。法国人在教育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不多，没有大学，也不像埃及和印度那样有说英语的知识分子。到了1939年仍没有以当地语言出版的报刊或由阿拉伯人拥有的法语报刊，也没有值得关注的民族主义运动。法国人与阿拉伯人的社会关系由于摩洛哥很靠近欧洲而变得很复杂。从地中海沿岸到越过阿特拉斯山脉的沙漠有很好的公路，法国的卡车司机带来马赛的气氛，在路边的小酒馆里与阿拉伯人或欧洲人把酒言欢。

在卡萨布兰卡有许多法国无产者，领着微薄的工资，到处都有和阿拉伯人混居的小商人和小店主，但过着法国乡村式的生活。此外，商人、官僚和军官们过着更加贵族式的、类似印度英国老爷那样的生活。大体上法国人觉得阿拉伯人很有魅力却又很不安分。每个人都看不起他们，报纸颐指气使地称呼他们为“土著”。但法国的工人阶级并没有严重的肤色歧视——譬如说，法国士兵不介意与阿拉伯士兵住在同一个军营——营造了友好的气氛，无疑有助于消除民族主义情感。

摩洛哥有20万欧洲人，都说法语，但有些人是西班牙人的后裔。从1940年开始有少数英国人去了摩洛哥的内陆，你只能猜测接下来会有怎样的政治演变，但在1939年，欧洲人中盛行的是接近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忠于国王的当地报刊向达拉第⁽³⁾、多里奥特⁽⁴⁾等人效忠，还有宣扬法西斯主义的周刊，像《格林葛》、《憨第德》、《我无处不在》⁽⁵⁾，到处都有得卖。左翼政党没有根基，甚至在卡萨布兰卡也是这样。慕尼黑危机时群众的冷漠和玩世不恭令人触目惊心，就连军官们也不例外。反犹主义很盛行，虽然摩洛哥的犹太人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大部分人是手工业者，并没有造成什么麻烦。由于法国战败，法国人的权威遭受了重大挫折，阿拉伯人中民族主义开始高涨。

摩洛哥现在由国联控制并实施统治，以阻止叛乱发生，这并不是什么难事。法国人通过傀儡苏丹进行统治，他已经向我们表示效忠。但能否让摩洛哥积极参战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在政治空位时期是不会有答案的。现在我们已经向达尔兰上将保证摩洛哥将保持现状——这意味着我们已经保证维持现存的政权——维持落后封建的贫穷国度。这个国家的长期需要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它需要更多的树木、更好的灌溉设施、更合理的耕种方式、更好的牲畜、更多的学校和医院。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外国投资和对这个积弱积贫的国家的保护，像摩洛哥这样的国家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独立。

但是，如果能让阿拉伯人加入我们阵营的积极短期政策没有办法实现的话，将会是一大遗憾。摩洛哥是战略要地，从卡萨布兰卡到突尼斯的公路和铁路交通能够给我们更加安全的补给，而且占领卡萨布兰卡能够在一部分程度上弥补失去直布罗陀海峡的损失。虽然摩洛哥很贫穷，但它能够出口几种重要的食物，而且在有需要的时候它还能补充至少十万高素质的兵力。和平时期摩洛哥的殖民地军队是五万人，有将近一半是阿拉伯人。他们都是长期服役的志愿兵。与阿尔及利亚人或塞内加尔人不同，摩洛哥的阿拉伯人不是法国公民，因此不用服兵役。这些部队的装备或许仍很落后，但个人素质相当不错。

但是，摩洛哥似乎不会全面参战，除非我们能让阿拉伯人了解参战的意义。这涉及到基本的经济补偿。法国人对摩洛哥的剥削或许并不是特别过分，但那仍然是剥削，任何有思想的阿拉伯人一定会意识到这一点。几乎所有肥沃的土地和现代化的工业都掌握在外国人的手里。

而且，如果意属利比亚被征服，并达成宽容的和解，它一定会在西部的阿拉伯人当中引起反响。卑劣的不公将被消除，而不会影响到法国小产业者的利益，但会触动大资本家的利益。如果我们想要争取到阿拉伯人，我们就必须向他们承诺自治或高水准的生活，或同时实现这两样事情。还有当地的法国工人阶级，他们的利益与阿拉伯人的利益休戚相关。我们予以支持的法国政权是否愿意支持真正的改革方案似乎很值得怀疑，但可以肯定的是，和其它地方一样，摩洛哥的群众不会也无法积极地与我们并肩作战，除非我们愿意深刻地改变现状。

(1)　让·路易斯·萨维尔·弗朗科伊斯·达尔兰（Jean Louis Xavier François Darlan, 1881—1942），法国政治家、军事家，曾于1939年担任法国海军总司令，1940年法国战败后充当傀儡政权维希政府的二号人物，1942年遇刺身亡。

(2)　刊于1942年11月29日《观察者报》。

(3)　埃都阿德·达拉第（Edouard Daladier, 1884—1970）曾三度担任法国总理：1933年、1934年和1938年至1940年。

(4)　雅克·多里奥特（Jacques Doriot, 1898—1945），法国纳粹分子，曾在法国被占领期间在巴黎进行亲纳粹的广播，并组建“反布尔什维克志愿军”，协助德军在东欧的作战。

(5)　《我无处不在》（Je suis partout），由法国作家让·法雅德（Jean Fayard）创建的右翼报刊。

回首西班牙战争⁽¹⁾

一

首先是现实的回忆——声音、味道和事物的表征。

奇怪的是，比起之后在西班牙战争中所发生的事情，我更加生动鲜明的回忆，是我们被派往前线之前接受的那一个星期所谓的训练——位于巴塞罗那的一座广阔的骑兵兵营，里面有阴风阵阵的马厩和鹅卵石庭院，我们就着水泵凉冰冰的水洗澡，饭很难吃，就着红酒勉强可以下咽。穿着裤子的女民兵在劈柴火。凌晨时分点名的时候，我那平淡无奇的英文名字总是在铿锵的西班牙名字——什么曼努尔·冈萨雷斯、佩德罗·阿奎拉、雷蒙·菲内罗萨、罗格·巴拉斯特、贾姆·多米尼克、萨巴斯蒂安·维特隆、雷蒙·努沃·博世中引起一阵哄堂大笑。我特意点出这几个人的名字，因为我记得他们长什么样子。除了两个流氓人渣现在应该投靠了长枪党⁽²⁾之外，或许其他人都死了。其中有两个我确切知道已经死了。年纪最大的当时是二十五岁，而年纪最小的只有十六岁。

战争最主要的一个经历就是你永远无法摆脱人身上散发出来的那股恶心的味道。公厕是战争文学中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要不是我们兵营的公厕让我对西班牙内战留下了独特的印象，我本来是不愿意提起它的。在拉丁式的公厕里你只能蹲着，即使是最好的厕位也十分糟糕，而且它们都是用某种抛光过的石头砌成的，十分光滑，你只能尽量让自己站稳脚，而且它们总是会堵住。我还记得许多其它恶心的事情，但我相信是这些公厕最早让我想起，而且总是一再想起：“我们来了，革命军队的士兵，捍卫民主，抗击法西斯主义，打一场轰轰烈烈的仗，而我们的生活细节就像监狱里的生活那样肮脏下贱，跟资产阶级的军队更是别无二致。”后来有许多事情加强了这一印象，比方说，战壕生活很无聊，我们像牲畜那样在挨饿，为了一点吃的勾心斗角，由于缺乏睡眠而精疲力尽，争吵起来说的那些话非常尖酸难听。

军旅生活最本质的恐怖之处（任何当过兵的人都知道我所说的军旅生活的本质恐怖指的是什么）基本上不受你所身处的战争性质的影响。比方说，纪律在所有的部队里都是一样的。命令必须服从，如果有必要的话会以惩罚加以贯彻，军官与士兵的关系必须是上级与下级的关系。像《西线无战事》等作品里所描写的战争情景大体上是真实的。子弹会打死人，尸体会发臭，枪火之下的士兵总是会吓得尿裤子。确实，一支军队的社会背景出身会影响其训练、战略和整体效率，而正义之师的觉悟能激励士气，虽然这对民众的影响比对部队的影响更大。（人们忘记了一个身处前线的士兵总是太饥饿、太害怕、太寒冷或太疲惫，无法去关注战争的政治根源。）但是，自然法则不会因为一支“红军”不起作用，而只针对“白军”。一只虱子就是一只虱子，一颗炸弹就是一颗炸弹，即使你为之奋战的事业是正义的。

为什么有必要指出这些显而易见的事情呢？因为大部分英国和美国的知识分子当时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直到现在还是。如今我们的记忆很短暂，但回顾这段历史，翻出《新群众报》或《工人日报》的档案，看一看我们的左翼文人当时散播浪漫的宣扬战争的垃圾文字。那些语句是多么陈腐！根本无法想象它们是何等的麻木不仁！在听到轰炸马德里的消息时，伦敦是那么的镇定自若！在这里我不想谈论伦恩、加文那伙右翼分子的反革命宣传，那些内容自不待言。但这些人二十年来一直在谩骂嘲讽战争的“荣耀”、残暴的罪行、爱国主义甚至作战的勇气，却写出了一堆换个名字就可以刊登在1918年的《每日邮报》⁽³⁾上的东西来。如果说，英国的知识分子曾努力想干好一件事情，那就是揭露战争。他们认为战争就是尸体和便溺，从来不会导致什么好的结果。在1933年，如果你说在某些情况下你愿意为国奋战，这些人会满怀怜惜地嘲笑你。而到了1937年，如果你说《新群众报》里那些讲述刚刚受伤的士兵鼓噪着要重新投入战争是夸张的写法，他们就斥责你是托派法西斯分子。左翼知识分子从“战争是地狱”转向“战争多么光荣”，不仅不觉得有什么异样，而且没有任何过渡。后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又同样决绝地改变立场。有许多所谓的知识分子的中坚人物，他们在1935年认同“国王与祖国”的宣言，1937年叫嚷着要以“强硬的政策对抗德国”，1940年支持“人民阵线”，现在则要求开辟“第二战场”。

就人民群众而言，如今出现的民意强烈转向，那些能像水龙头一样拧开和拧掉的情感，是报纸和电台催眠的结果。而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我要说的是，这是因为他们沉溺于金钱和安全的环境。在特定的时候，他们可能“支持”或“反对”战争，但无论是哪种情况，他们对战争并没有切实的认识。当他们热心地去了解这场西班牙战争时，他们当然知道有人正被杀害，而被杀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但他们认为在西班牙共和军里，一个士兵的战争经历并没有那么下贱，厕所没那么臭，纪律也没有那么烦人。你只需要看一眼《新政治家报》就知道他们相信这一点，此刻也有人在撰写关于红军的类似废话。我们变得太文明了，没办法理解明显的真相。真相其实非常简单。为了生存你总是得打仗，而打仗你就得弄脏自己的双手。战争是邪恶的，但它通常是为避免大恶而不得不选择的小恶。拿起利剑的人终将死于利剑之下，而那些不拿起利剑的人终将死于臭烘烘的疾病。这些陈词滥调都值得写下来，表明食利资本主义在这些年来对我们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二

关于暴行，有必要对我在上面所说过的话进行说明。

我没有多少证明西班牙内战中的暴行的直接证据。我知道有些暴行是共和国的部队干的，更多的暴行是法西斯部队干的（他们仍在继续）。但当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而且至今仍令我记忆尤深的是，相不相信暴行真的发生过完全取决于政治倾向。每个人都相信暴行是敌人做的，不相信己方会做出暴行，甚至不肯去分析证据。最近我列出了从1918年到现在所发生的暴行的清单。每一年都会在某个地方发生暴行，几乎没有哪一个暴行能同时被左派和右派接受。而更加奇怪的是，情况会突然逆转，昨天还言之凿凿的关于暴行的故事一下子就变成了荒唐的谎言，就因为政治气氛发生了改变。

在当前这场战争中，我们身处奇怪的境地。在战争开始之前我们就进行了大量的“暴行宣传”，而且大部分工作是左翼人士做的，通常那些人都自诩正直。在同一时期，右翼分子，1914年至1918年的暴行传播者，观望着纳粹德国，拒绝看到它的邪恶。接着，战争一爆发，那些昨天还支持纳粹的人重复起了那些骇人听闻的暴行故事，而反法西斯人士却突然间发现自己在怀疑盖世太保是否真的存在。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并不只是苏德条约的签订。一部分原因是，在战前左翼人士误以为英国与德国绝不会打仗，因此同时反对德国和反对英国。另一部分原因是官方的政治宣传的伪善和自命正义实在令人讨厌，总是让有思想的人去同情敌人。我们为1914年至1917年的系统性撒谎所付出的一部分代价就是后来出现了那种夸张的支持德国人的反应。从1918年到1933年，在左翼圈子里，哪怕你只是说德国应该为战争承担起一小部分责任，你也会被斥责。在那段时间我所听到的对凡尔赛条约的谴责中，我想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有人提出这个问题：“要是德国胜利了会怎么样？”更别说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暴行也是一样。出自敌人之口的话，就是真相也变成不是真相。最近我注意到，那些相信1937年日本人在南京犯下种种骇人听闻的罪行的人不愿意相信1942年的香港发生了同样的惨剧。他们甚至倾向于认为，回首前尘旧事，南京的种种惨剧都不是真的，因为现在英国政府对它们表示关注。

但不幸的是，关于暴行的真相要比谎言和宣传中所描述的情况糟糕得多。而真相是，它们的的确确发生了。有一个事实总是被当作怀疑论的证据，那就是同样的骇人听闻的故事总是在一场接一场的战争中反复出现，但这一点反倒更让人相信这些故事是真实的。显然，它们是广泛传播的幻想，而战争提供了一个将它们付诸实施的机会。而且，虽然已经不再流行这么说了，但被称为“白军”的一方总是比“红军”一方犯下更卑劣的暴行。例如，日本人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就没有什么疑点。关于过去十年来法西斯在欧洲所做出的罄竹难书的暴行也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证据有很多，而且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德国的媒体和电台。这些事情真的发生了，每个人都看在眼里。即使说它们发生过的人是哈利法克斯勋爵，它们也真的发生过。在中国各个城市发生的强奸和屠杀，在盖世太保的地窖里发生的严刑拷打，年迈的犹太人教授被扔进化粪池，用机关枪沿着西班牙的道路对难民进行扫射——这些事情确实发生了，即使时隔五年后《每日电讯报》突然间旧事重提也无法改变它们确实发生过的事实。

三

我记得两件事，第一件并不能证明什么，而第二件我认为对了解革命时期的氛围会有一定的帮助：一天清早，我和另一个人在韦斯卡外围的战壕里狙击法西斯部队的士兵。他们的阵地和我们的阵地相距三百码远，我们那些老旧的步枪根本没办法瞄准，但如果溜到距离法西斯部队的战壕一百码远的地方，运气好的话，或许你能穿过掩体的间隙打中某人。不幸的是，双方阵地之间是一片平坦的荸荠田，除了几条沟渠之外就没有掩护了，只能趁天色还黑的时候溜出去，然后趁天刚亮光线还不大好的时候溜回来。这一次没有法西斯士兵出现，我们待得太久，天亮之后被困住了。我们在一条小沟里，但身后是两百码的平地，连兔子都没办法藏身。我们仍在给自己鼓气，想冲过小沟，这时从法西斯军队的阵地那边传来了一声巨响和几声口哨声。我们的飞机正朝这边飞来。一个或许正要传送命令给军官的士兵跳出战壕，沿着掩体的上方奔跑，身影看得清清楚楚。他的军服不是很齐整，一边跑一边两只手拎着裤子。我忍住没有朝他开枪。确实，我的枪法很烂，距离一百码很难开枪打中一个正在奔跑中的人，而且我一心想着趁法西斯军队的注意力放在那架飞机上的时候回到己方的战壕。但是，我没有开枪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那条裤子这个细节。我上前线是为了开枪打“法西斯分子”，但一个拎着裤子的人可不是“法西斯分子”，他是和你一样的人，你不会想要朝他开枪。

这件事说明了什么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因为这种事情在任何时候的战争中都会发生。另一件事情就不一样了。我想在讲述它的时候，我没办法让读着这个故事的你有所触动，但我希望让你相信它让我有所触动，这件事情很有那个时候的道德氛围的特征。

当我在兵营里的时候，一个加入我们的新兵看上去就像是巴塞罗那的街头混混。他赤着双脚，衣衫褴褛，而且肤色很深（我敢打赌他有阿拉伯血统），举止不像是一个欧洲人——伸直手臂，竖着手掌——那是典型的印度人的姿势。那时候仍然可以很便宜地买到香烟，有一天，放在我床铺上的香烟被偷走了一包。我傻乎乎地将这件事报告了长官，我提起过的流氓无赖中的一个立刻走上前，说他的床上有二十五比塞塔被偷了，一听就知道不是真的。不知道为什么，那个长官立刻认定那个棕色面孔的小男孩就是小偷。民兵部队里对偷窃行为非常严苛，理论上说，这够得上枪毙罪了。那个可怜的小男孩由得自己被带到警卫室搜身。最让我吃惊的是，他几乎没有提出抗议说自己是无辜的。从他那逆来顺受的态度，你可以看出他出身赤贫。那位长官命令他脱下衣服。他把自己脱得赤条条地，态度谦卑得让我觉得受不了。然后他的衣服被搜查了一番。当然，里面既没有香烟，也没有那些钱。事实上，东西不是他偷的。最令人痛苦的是，在证明自己无辜蒙冤后，他看上去还是那么惭愧。那天晚上，我带他去看电影，送给他白兰地和巧克力。但这也是讨厌的举动——我是说，尝试以金钱去抚慰伤害。有那么几分钟，我半信半疑地认为他就是小偷，而那是无法被抹除的。

到了前线几个星期后，我和队里的一个士兵有了矛盾。那时候我当上了“卡博”（下士），指挥十二个士兵。那是一场僵持战，天气冷得要命，主要的工作就是让岗哨别在值勤时睡着了。一天，一个士兵突然拒绝去岗位值勤，他说的确实没错，那里就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之下。他身材瘦弱，我一把抓住他，开始拖着他朝岗位上走去。这激起了其他人对我的反感，我觉得对于西班牙人来说，他们比我们更痛恨被动手动脚。我立刻被几个大声嘶吼的男人包围了：“法西斯分子！法西斯分子！放开他！这不是资产阶级的军队。法西斯分子！”等等等等。我只能用蹩脚的西班牙语反驳说命令就必须遵守，这场口角演变成为那种大规模的争论，而正是通过这种方式，革命部队的纪律才逐渐形成。有的人说我对，有的人说我错。但关键的是，最热烈支持我的士兵就是那个棕色面孔的小男孩。他一看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冲进圈子里，开始热烈地为我辩护。他比着那个古怪而野蛮的印度姿势，一直叫嚷着：“他是我们最好的下士！”后来，他申请休假，想要加入我的队伍。

为什么这件事让我有所触动呢？因为在任何正常的情况下，这个男孩和我之间是不可能产生好感的。那场指控他偷东西的风波本是无法抹平的，我予以赔偿的做法，甚至可能会让情况变得更糟。安全而文明的生活的一个结果就是使人过于敏感，而这似乎令所有的原始情感都一样让人反感。慷慨和吝啬一样讨厌，有恩必报与忘恩负义一样可憎。但在1936年的西班牙，我们并不是生活在正常时期。在那个时候，宽容的情怀与姿态要比平时更容易做到。我可以描述十几件类似的事情，它们其实是无法加以表达的，但与当时那种特殊的气氛、褴褛的衣服、色彩艳丽的革命海报、广泛使用的“同志”这个词语、印刷在薄薄的纸张上面的一便士反法西斯民谣，还有像“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团结起来”（被那些相信它们真的有含义的无知的人可怜巴巴地反复诵读着）这样的语句一道牢牢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你会不会对某个人产生友情，在一场吵架中为他撑腰，虽然你曾在他的面前被可耻地搜身，因为你被怀疑偷了他的东西？你不会的，但如果你们俩都经历过某次拓宽了情感的体验后，或许你就会这么做。这就是革命的一个附带效应，虽然在西班牙它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且显然一早就注定会以失败告终。

四

西班牙各个共和派政党之间的权力斗争是一桩扫兴而遥远的事情，我不想在这个时候旧事重提。我只是想说：你不能相信所读到的任何关于政府内幕的内容，或几乎什么都不能相信。无论出自什么渠道，它们完全是政党的宣传——也就是说，都是谎言。关于这场战争的真相很简单。西班牙的资产阶级看到他们镇压劳工运动的机会来了，在纳粹分子和全世界的反动势力的帮助下，抓住了这次机会。很难相信还有什么其它动机。

我记得曾经对亚瑟·科斯勒说过：“历史在1936年就停止了。”他立刻会意地点了点头。我们所想的大体上是极权主义，但更确切地说，是这场西班牙的内战。我一早就发现报纸从来没有正确报道过事件，但在西班牙，我第一次看到新闻报道可以完全罔顾事实，甚至不用在乎一个寻常的谎言所蕴含的意义。我看到没有打仗的地方被报道进行了大规模的战斗，在数百人被杀时彻底保持沉默。我看到英勇奋战的军队被斥为叛徒和懦夫，而那些从未见过炮火的人则被捧为想象中胜利的英雄人物。我看到伦敦的报纸贩卖这些谎言，热切的知识分子为这些从未发生过的事情建立感情的上层建筑。事实上，我看到历史不是基于真实发生的事情而写成，而是根据“党纲”认为应该发生什么而写成。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虽然所有这一切非常可怕，但它并不重要。它涉及的是次要的问题——即共产国际和西班牙左翼政党之间的权力斗争和俄国政府在竭力阻止西班牙发生革命。西班牙政府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战争大局大体上是不假的，主要的事件的确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但那些法西斯分子和他们的支持者可就没有那么尊重真相了。他们怎么可能说出自己的真实目的呢？他们所描述的战争全都是瞎编的，在当时那种情形下，不会有别的情况出现。

纳粹分子和法西斯分子唯一的宣传纲领就是将自己打扮成从独裁的俄国手中拯救西班牙的基督教爱国者。这包括谎称西班牙政府正在展开一场大屠杀（参阅《天主教先驱报》或《每日邮报》——但比起欧洲大陆的法西斯报刊，它们只是小巫见大巫），并对俄国的干预极尽夸张之能事。在全世界天主教徒和反动媒体所制造的漫天谎言中，让我单举一例——西班牙境内的俄国军队。忠于佛朗哥的党羽都相信有这么一支军队存在，并猜测它的规模达到五十万人。西班牙境内并没有俄国军队，可能有几十个飞行员和技师，士兵最多只有几百人，但没有驻军。数千个在西班牙打仗的外国人和数百万西班牙人都能证实这一点。但这些证词根本无法触动那些为佛朗哥进行公关宣传的人，他们从未踏足西班牙。这些人还拒绝承认德国和意大利的军事干预，而就在同一时间，德国和意大利的媒体正在公然吹嘘他们的军团的功绩。我就提这么一件事，但事实上，关于这场战争的法西斯宣传都是这副德性。

这种事情让我很害怕，因为它总是让我觉得客观真相这个概念正逐渐从世界上消失。那些谎言，或类似的谎言，将有可能成为历史。这场西班牙战争的历史将如何书写呢？如果佛朗哥仍然掌握权力的话，由他任命的人将会书写史册（并且坚持我刚才提到的那个谎言），那支从未存在的俄国军队将成为史实，从现在开始，几代的学生将会了解到有这么一件事。但假如法西斯主义最后遭受失败，在不久的未来西班牙恢复了民主政府，即使在那个时候，这场战争的历史将如何书写呢？佛朗哥在死后会有怎样的记录呢？就算能够找到共和国政府方面的记录——即使是这样，要怎么去写出关于这场战争的真实历史呢？因为，正如我已经指出的，政府也讲述了许多谎言。从反法西斯的角度，你能够写出一本关于这场战争大体上真实的历史，但那将是有偏袒立场的历史，在每一个细节上都不足为信。然而，终究会有某部历史被书写出来，在那些记得战争的人都死后，它将普遍为人所接受。因此，不管怎样，谎言将会变成真相。

我知道认为记载的史实大部分是谎言是很时髦的看法。我倾向于相信大部分历史是不准确而且带有偏见的，但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是，历史能被忠实地书写这个想法被抛弃了。在以前，人们故意撒谎，或下意识地粉饰他们所写的内容，或努力去追求真相，知道他们将会犯下许多错误，但无论怎样，“事实”是存在的，是能够加以探明的。在实际中，总是有相当多的事实几乎是被所有人认同的。比方说，如果你查阅《大英百科全书》中上一场战争的历史，你会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史料来源于德国。一位英国的历史学家与一位德国的历史学家会在许多事情甚至重大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仍然会有一些中立的事实是双方不会提出质疑的。极权主义所摧毁正是这一共识的基础以及人类都是同一物种的想法。事实上，纳粹理论在否认像“真相”这种事情的存在。比方说，没有“科学”这种事情，只有“日耳曼科学”、“犹太科学”等等。这一思想纲领所暗示的目标是一个噩梦般的世界，它的领袖或统治阶层不仅控制着未来，也控制着过去。如果领袖说某某事件“从来没有发生过”——那它就从来没有发生过。如果他说二加二等于五——那二加二就等于五。比起炸弹，我更害怕的是这一前景——而我们过去几年来的经历表明，这可不是随便说说。

但用极权主义的未来景象惊吓自己是不是有点幼稚或病态呢？在认为极权主义社会只是一个不会到来的噩梦之前，请记住，在1925年的时候，今天的世界似乎只是一个不会到来的噩梦。面对那个变幻莫测的世界，黑白可以混淆，明天和昨天的天气可以任意更改，在现实中只有两个预防措施：其一就是，无论你如何去否认真相，真相依然存在，它就在你的背后，因此你不能违背它，否则军事效率就会受到影响。而另一点是，只要世界上还有某些地方没有被征服，自由主义的传统就将延续下去。如果法西斯主义，或几种形式的法西斯主义联合起来征服整个世界，这两点将不复存在。身在英国的我们低估了这种事情的危险，因为我们的传统和过去的安全让我们在感情上相信结局终究会是好的，你最害怕的事情不会真的发生。几百年来的文学作品写的都是最终正义必胜，我们几乎是出于本能地以为邪恶终将会以自我毁灭而结束。比方说，和平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这一信念作为基础。不要抵制邪恶，它将最终走向自我毁灭。但为什么它会自我毁灭呢？有什么证据能表明它会自我毁灭呢？除非以军事武力从外征服，否则有哪一个现代工业国家会陷入崩溃呢？

比方说，想一想奴隶制的重新确立。二十年前谁能想到奴隶制会重回欧洲呢？奴隶制就在我们的眼前重新确立了。强制劳动的集中营遍布欧洲和北非，波兰人、俄国人、犹太人和各个种族的政治犯在为修路或抽干沼泽而辛苦劳动，只能换取微薄的口粮，沦为牲畜一般的奴隶。你最多只能说，买卖个体奴隶还未被允许。而在其它方面——比方说，拆散家庭——情况或许要比美国的棉花种植园更加糟糕。没有理由认为在极权主义国家仍然得以维持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将会改变。我们无法了解它的全部含义，因为我们莫名其妙地以为建立在奴隶制之上的政权一定会垮台。但是，有必要比较一下古代的奴隶王国与任何现代国家的延续时间。以奴隶制为基础的文明持续了大约四千年之久。

当我想到古代，让我感到害怕的细节是，那些数以亿计、世世代代支撑着文明的奴隶没有留下任何史实记录。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在整个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历史中，你知道多少个奴隶的名字？我能想到两个，或许三个。一个是斯巴达克斯，另一个是埃皮克提图⁽⁴⁾。大英博物馆的罗马展厅里有一个玻璃瓶，瓶底刻有工匠的名字，写着：“菲利克斯所做。”我勾勒过可怜的菲利克斯的样貌（一个长着红头发的高卢人，脖子上拴着铁圈），但事实上或许他并不是一个奴隶。因此，我确切知道的只有两个奴隶的名字，或许没有几个人能记得更多。其他人完全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五

反抗佛朗哥的主力是西班牙的工人阶级，特别是城市里的工会成员。从长远来看——重要的是记住，只是从长远来看——工人阶级是最可靠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群体，原因很简单：对社会进行合理的重新改造，工人阶级将会是最大的获益者。它与其它阶级或群体不一样，不可能一直被收买。

这么说不是为了将工人阶级理想化。俄国革命后所展开的长期斗争中，产业工人被击败了，而那是因为他们自己犯错了。一次又一次，一个国家又一个国家，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运动被公然违法的暴力镇压了，理论上他们要和海外的同志团结一致，却只是冷眼旁观，什么也没有做。这些背叛深层次的隐秘原因是白人工人和有色人种工人甚至连口头上的团结都没有这一事实。在经历了过去十年来所发生的事情之后，谁能相信无产阶级的国际阶级意识呢？对于英国工人阶级来说，在维也纳、柏林、马德里或其它地方对他们的同志的屠杀都比不上昨天的足球比赛重要。但是，这并不能改变在其他人躲在一边的时候，是工人阶级将继续与法西斯主义进行抗争这一事实。纳粹征服法国的一个特征就是，知识分子有着令人惊诧的缺陷，包括一部分左翼政治知识分子。那些知识分子是反法西斯的高调唱得最响的人，但是，在紧要关头，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屈服了，选择了失败主义。他们很有远见，知道情况对自己不利，而且能被收买——因为纳粹分子显然觉得有必要收买知识分子。工人阶级的情况则恰恰相反。他们太过愚昧，无法了解到别人在如何玩弄自己，轻易地相信了法西斯主义的承诺。但迟早他们会再次进行抗争。他们必须这么做，因为他们一定会发现法西斯主义根本无法兑现承诺。要永远争取到工人阶级，法西斯分子必须提高整体的生活水平，但他们没办法这么做，或许也不愿意这么做。工人阶级的斗争就像一株植物的生长。这株植物没有眼睛也没有智慧，但它知道要一直朝上方的光明进发，无论遇到多少阻挠都一定会这么做。工人们在争取什么呢？他们所争取的是他们渐渐了解到可以实现的体面的生活。他们对这一目标的意识时涨时落。在西班牙，人们一度采取有意识的行动，朝他们希望达到的目标进发，并相信自己能够实现目标。这就是在战前的头几个月西班牙政府控制区内生活一派欣欣向荣的原因。西班牙的平民们打心眼里知道共和国政府是他们的朋友，而佛朗哥是他们的敌人。他们知道自己是对的，因为他们在为了这个世界可以给他们却亏欠了他们的东西而抗争。

你必须记住这一点才能真正地看清这场西班牙战争的本质。当你想到战争的残酷、肮脏和空虚——而这个例子里还有阴谋、迫害、谎言和误解——你总是会被引诱说：“他们全都是一丘之貉。我要保持中立。”然而，事实上一个人是无法保持中立的，没有一场战争无论哪一方获胜都没有什么两样。总是有一方更加进步，而另一方更加反动。西班牙共和国激起了百万富翁、王公贵族、红衣主教、花花公子和毕灵普分子等人的仇恨，这本身就足以让你了解个中内情了。究其本质，这是一场阶级战争。如果它能够赢下来，人民群众的事业原本会得到巩固加强。它输掉了，全世界的食利者都激动万分。这就是问题的本质，其余一切都只是它表面的泡沫。

六

西班牙战争的结果是在伦敦、巴黎、罗马、柏林确定的——总之不是在西班牙境内。1937年的夏天之后，那些明眼人都意识到除非国际局势发生深刻的变化，否则政府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内格林和其他人在决定继续打下去时，或许在一部分程度上受到战争将在1938年爆发这个预期的影响，而事实上，战争拖到了1939年才爆发。关于政府内部的不和有许多报道，但这并不是失败的主要原因。支持政府的民兵部队匆忙组建，装备落后，而且军事思维僵化，但即使从一开始就达成全面的政治协议的话，情况仍会是一样。在战争打响时，西班牙的普通工人甚至不知道如何拿步枪射击（之前西班牙从未推行过普遍征兵制），而且左翼政党所奉行的传统的和平主义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成千上万在西班牙服役的外国人加入陆军，成为好的士兵，但他们当中没有多少人有过专业的军事训练。托派分子声称如果革命没有遭到破坏的话，战争将获得胜利，这或许是错的。将工厂国有化，捣毁教堂，颁布革命宣言并不能改进军队的作战能力。法西斯分子获得胜利是因为他们更加强大，他们拥有现代武装而其他人没有。没有政治策略能弥补这一点。

这场西班牙战争最令人迷惑的是各个大国的行为。这场战争事实上是德国和意大利帮佛朗哥赢下来的，其动机非常清楚。法国与英国的动机则不是那么容易理解。1936年时，每个人都知道如果英国肯帮助西班牙政府，哪怕只是价值几百万英镑的军火，佛朗哥就会垮台，而德国的战略将遭遇严重的挫折。那时候，一个人不需要有多么了不起的洞察力也能预见到英德之间必有一战，甚至可以预见到战争将在一两年内发生。然而，英国的统治阶级以最为卑鄙、怯懦和伪善的方式，由得西班牙落入佛朗哥与纳粹分子的手中。为什么？答案就是，因为他们是亲法西斯分子。无疑，他们就是这种人，但是，到了最终摊牌的时刻，他们却选择了与德国进行抗争。仍然无法肯定他们支持佛朗哥是出于什么打算，或许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打算。到底英国的统治阶级是邪恶之徒还是一群白痴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难回答的问题之一，而在某些时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至于俄国人，他们在这场西班牙战争中的目的让人捉摸不定。他们干涉西班牙是像那些亲社会主义者所相信的，为的是捍卫民主和抗击纳粹分子吗？那为什么他们的干涉如此小家子气，并最终失意地离开西班牙呢？还是说，他们干涉西班牙是如天主教信徒所宣称的，为了在西班牙煽动革命呢？那为什么他们动员一切力量镇压西班牙的革命运动，捍卫私有财产，并将权力交给中产阶级而不是工人阶级呢？还是说，正如托派分子所说的，他们之所以干涉只是为了阻止西班牙爆发革命？那为什么不去支持佛朗哥呢？事实上，如果从他们的动机自相矛盾去解释，他们的行动就很容易说得通了。我相信以后我们将会觉得斯大林的外交政策并非人们所吹捧的什么神机妙算，而只是愚蠢的投机行为。但不管怎样，这场西班牙内战表明纳粹分子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他们的对手则不知道。这场战争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大方向的策略非常简单。哪一边拥有武装，哪一边就将获得胜利。纳粹分子和意大利人为西班牙的法西斯朋友送去了武器，西方民主国家和俄国没有给应该是盟友的西班牙人送去武器，因此，西班牙共和政府做到了任何共和政府所能做到的一切，却仍被颠覆了。

其它国家的全体左翼人士都在鼓励西班牙人在无望获得胜利的情况下坚持战斗，这是正确之举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自己认为是正确的，因为我相信从生存的观点去看，坚持作战然后被征服要好于不战而降。它对抗争法西斯主义的整体大局的影响仍无法估量。但是，衣衫褴褛武器落后的共和国军队坚持了两年半的时间，比敌人所预料的还要久。但这是否打乱了法西斯分子的时间表，还是说只是延缓了世界大战的爆发，给了纳粹分子更多的时间进行备战，仍然无法得以确认。

七

一想到那场西班牙战争，我的脑海里就会浮现两段回忆。其一是莱里达的医院病房和受伤的民兵哀伤的歌声，最后的副歌是这么唱的：

怀着决心，

战斗到最后一刻！

他们确实战斗到了最后一刻。战争的最后十八个月，共和国的军队肯定没有香烟抽，而且只有一丁点宝贵的食物。甚至就在1937年年中我离开西班牙时，肉和面包已经很稀缺，烟草很罕有，咖啡和白糖几乎买不到了。

另一段回忆是我加入民兵部队的当天那个在警卫室和我握手的意大利民兵。我在那本关于这场西班牙战争的书（《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的开头写到了这个男人，在这里就不再复述我所说过的内容。当我记起——噢，多么鲜活的回忆！——他那身褴褛的军服和那张凶巴巴又可怜兮兮的无辜的脸庞时，这场战争复杂的旁枝末节似乎渐渐褪色，我清楚地看到谁才是正确的一方，这没有任何疑问。虽然有强权政治和新闻界的谎言，这场战争的最根本问题是像他这样的男人在努力想要获得体面的生活，而他们知道体面的生活是他们的天赋权利。一想起那个男人可能遭受的命运，我心里就会五味杂陈。因为我是在列宁兵营里见到他的，他或许是一个托派分子或无政府主义者，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特殊情况下，他们不是死在盖世太保手里就是死在格别乌手里。但这与长远的问题无关。这个男人的脸庞我只见过一两分钟，却一直印在我的心里，让我了解到这场战争的本质。对我来说，他象征着欧洲的工人阶级，被各个国家的警察折磨骚扰，他们是西班牙战场上尸横遍野的主体，现在数以百万计的在强制劳动集中营里慢慢腐烂。

当你想起所有那些支持或曾经支持过法西斯主义的人，你会诧异于他们的多样性。这都是些什么人啊！想象一个纲领，能让希特勒、贝当、蒙塔古·诺曼⁽⁵⁾、帕沃里克⁽⁶⁾、威廉·兰道夫·赫斯特⁽⁷⁾、施特莱彻⁽⁸⁾、布克曼⁽⁹⁾、埃兹拉·庞德、胡安·玛奇⁽¹⁰⁾、科克托⁽¹¹⁾、蒂森⁽¹²⁾、科弗林神父⁽¹³⁾、耶路撒冷的穆夫提、阿诺德·伦恩、安东内斯库⁽¹⁴⁾、斯宾格勒⁽¹⁵⁾、比弗利·尼科尔斯⁽¹⁶⁾、休斯顿夫人⁽¹⁷⁾和马里内蒂⁽¹⁸⁾都在同一艘船上。哪怕只是一小会儿！但线索其实非常简单。他们都是有身家的人，或渴望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的人，对人类自由平等的世界感到恐惧的人。在所有那些“没有信仰”的俄国和“物质至上”的工人阶级的不实宣传后面隐藏着那些有产特权阶级不愿意放弃这两样东西的简单动机。那种说改造社会但不“改变人心”是没有意义的论调也是出于同样的心理，虽然这番话有一定的道理。那些虔诚的人，从教皇到加利福尼亚的瑜伽修行者，都热烈地希望“改变人心”，在他们看来这可比改变经济体制让人舒服多了。贝当将法国的沦陷归结于法国人民“贪图享乐”。如果你去思考法国农民或工人的生活和贝当自己的生活相比有多少享乐可言，你就能正确地理解这一番话。这些政客、牧师、文人居然斥责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者沉溺于“物质主义”，真是无耻之极！工人阶级所要求的只不过是其他人认为不可缺少的最低条件，没有这些的人，生活根本无以为继。有足够的东西吃，不用老是害怕失业，知道你的孩子将有公平的机会，每天洗一次澡，能定期穿上干净的亚麻布衣服，屋顶不会漏雨，工时不至于太长，让你在一天结束时还有点精力。没有哪个进行反对“物质主义”宣传的人会认为没有了这些生活还能过得下去。如果我们专心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只需要二十年的时间就能够轻易地实现这些最低的要求！将整个世界的生活水平提高到英国的水平不会比我们刚刚打的这场战争更困难。我不会说这么做无助于解决任何问题，也不知道谁会这么说。在解决真正的人性问题之前，必须停止剥削和痛苦的劳作。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问题是对个体不朽的信仰的衰落，当普通人在做牛做马或被秘密警察吓得瑟瑟发抖时，这个问题根本无法得到解决。工人阶级崇尚“物质主义”，他们是多么正确！他们意识到要先解决肚皮的问题才能解决灵魂的问题，这与价值无关，而是轻重缓急的问题，他们是多么正确！明白这一点，我们至少可以理解我们所经历的漫长的恐怖。过多的考虑只会使得让人举步不前——贝当或甘地在声嘶力竭地干号；为了斗争，你必须弄脏自己的双手，这是无可逃避的事实；英国处于首鼠两端的道德困境，它高喊着民主的口号，却又是剥削苦力的帝国；苏联的崛起带来可怕的凶兆；左翼政治是一场肮脏的闹剧——所有这些都在渐渐褪色，你只看到渐渐觉醒的群众与大亨和他们雇佣的骗子和奴才之间的斗争。问题非常简单。体面健全的生活如今在技术上有可能实现了，像那个意大利士兵那样的人应不应该过上这样的生活呢？那些普通人应不应该被推回泥沼中呢？我自己相信，群众将迟早赢得斗争，虽然不是很有底气。但我希望它能早点发生而不是迟点发生——比方说，在接下来的一百年内发生，而不是一万年。这就是这场西班牙战争、上一场战争和接下来的其它战争的真正主旨。

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个意大利民兵，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可以肯定的是他死了。差不多两年后，当这场战争显然无望获得胜利时，我写下这些诗句纪念他：

那位意大利士兵和我握了手，

就在警卫室的桌子边，

那只强壮的手和那只柔弱的手。

两手掌

在大炮的轰鸣中才会相握，

但是，噢！我看到了平和，

端详着他那张苍凉的脸，

比女人的脸更加纯洁！

因为那些让我恶心的陈词滥调，

在他听来仍是神圣的。

他生来就知道

我从书里慢慢所学到的东西。

危险的炮火轰鸣过后，

我们都接受了它。

原来我的镀金铅块　却是真金，

噢！谁会想到会是这样呢？

祝你一路好运，意大利士兵！

但勇敢的人不需要运气，

世界将拿什么回报你？

总是没有你付出的那么多。

在影子与幽魂之间，

在白军与红军之间，

在子弹与谎言之间，

你会把你的头颅藏在哪里？

曼努尔·冈萨雷斯在哪里？

佩德罗·阿奎拉在哪里？

雷蒙·菲内罗萨在哪里？

蚯蚓知道他们在哪里。

你们的名字和你们的事迹被遗忘了，

在你们尸骨枯朽之前。

杀害你们的谎言被埋葬在，

另一个更深邃的谎言下。

但我在你的脸庞上看到的东西，

没有权力能将其剥夺。

炸弹永远不能，

将这水晶般的精神炸碎。

(1)　1943年刊于《新道路》。

(2)　长枪党（the Falange），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与意大利、德国的法西斯运动遥相呼应的西班牙法西斯政党。

(3)　《每日邮报》是一份坚定的右派报纸。

(4)　埃皮克提图（Epictetus，55—135），古希腊斯多葛学派哲学家，其思想言论被弟子收录入《手册》中。

(5)　蒙塔古·科列特·诺曼（Montagu Collet Norman, 1871—1950），英国银行家，曾于1920年至1944年担任英格兰银行行长一职。

(6)　安提·帕沃里克（Ante PaveliG, 1889—1959），克罗地亚法西斯分子，纳粹傀儡政权代理人。

(7)　威廉·兰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 1863—1951），美国企业家、报业大王，赫斯特集团（Hearst Corporation）创始人，在新闻业引入黄色新闻浪潮，引发新闻业界职业操守的争议。

(8)　朱利尔斯·施特莱彻（Julius Streicher, 1885—1946），德国纳粹分子，《先锋报》创始人，德国纳粹政权宣传机关的骨干，战后被纽伦堡国际法庭审判，被判绞刑。

(9)　弗兰克·内森尼尔·布克曼（Franklin Nathaniel Daniel Buchman, 1878—1961），英国新教传福音人，创建“牛津团契”，宣扬节制禁欲，曾到中国传教。

(10)　胡安·阿尔伯托·玛奇·奥迪纳斯（Juan Alberto March Ordinas, 1880—1962），西班牙商人、银行家，西班牙内战中投靠佛朗哥将军，是西班牙首富和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

(11)　让·马里斯·尤金·克里蒙特·科克托（Jean Maurice Eugène Clément Cocteau, 1889—1963），法国诗人、剧作家，代表作有《可怕的小孩》、《诗人的血》等。

(12)　奥古斯特·蒂森（August Thyssen, 1842—1926），德国工业巨头，蒂森·克虏伯公司创始人之一。

(13)　查尔斯·爱德华·科弗林（Charles Edward Coughlin, 1891—1979），罗马天主教牧师，持反犹思想，支持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反犹政策。

(14)　伊安·维克多·安东内斯库（Ion Victor Antonescu, 1882—1946），罗马尼亚傀儡政权独裁者，二战战犯，投靠轴心国组织，后被判处通敌罪并被处决。

(15)　奥斯瓦尔德·阿诺德·戈特弗雷德·斯宾格勒（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 1880—1936），德国历史学家、哲学家，代表作有《西方的衰落》、《普鲁士精神与社会主义》等。

(16)　约翰·比弗利·尼科尔斯（John Beverley Nichols, 1898—1983），英国作家、剧作家，代表作有《无人的街道》、《自我》等。

(17)　露丝·休斯顿（Lucy Houston, 1857—1936），英国女慈善家，曾对英国工党执政首相拉姆西·麦克唐纳发起激烈抨击，斥责后者没有爱国情怀。

(18)　菲利伯·托马索·埃米利奥·马里内蒂（Filippo Tommaso Emilio Marinetti, 1876—1944），意大利诗人、编辑，未来主义诗派运动的创始人，代表作有《未来主义者马法卡：一部非洲小说》、《教皇的飞机》等。

文学与左派⁽¹⁾

“当一个真正的天才来到这个世界时，从这个绝对可靠的迹象你就会知道他：所有的笨蛋都在和他作对。”乔纳森·斯威夫特在《尤利西斯》出版的200年前如是写道。

如果你查阅任何一本运动手册或年册，你会发现许多篇幅用于讲述猎狐和猎兔，但没有关于追捕高雅的知识分子的只言片语。但比起任何其它事情，这是最具有英国特色的消遣，一年四季穷人和富人都可以参与，不受阶级情感或政治党争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对待“高雅的知识分子”——那些进行技巧实验的作家和画家——左派的态度并不比右派更加友好。不仅在《工人日报》和《潘趣》里，“高雅”几乎就是一个贬义词，而且马克思教条主义者针对的人正是那些在作品中展现出原创性和成就传世之作的作家。我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但让我印象深刻的名字是乔伊斯、叶芝、劳伦斯和艾略特。和吉卜林一样，艾略特是备受左翼报刊不假思索、马虎敷衍地鞭笞批判的作家——而且那些书评家在几年前还为业已被遗忘的左翼书社的杰出作品而欣喜若狂。

如果你询问一个“优秀党员”（这一点几乎适用于任何左翼政党）他基于什么而反对艾略特，你会得到这么一个答案：艾略特是一位反动作家（他自称是保皇派，信奉英国国教等等），而且他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没有接触，因此，他就是一个蹩脚的作家。在这番言论里隐藏着半有意识半无意识的错乱观念，几乎所有政治性的文学批评都深受其害。

不认同一位作家的政治立场是一回事，不喜欢他，因为他迫使你进行思考则是另一回事，不一定与第一点相矛盾。但当你开始谈论“优秀”或“蹩脚”作家时，你是在心照不宣地诉诸文学传统，也就是说，应用了一套完全不同的价值。因为，到底什么样的人才是“优秀”作家呢？莎士比亚是“优秀”作家吗？大部分人会表示同意。但即使以他的时代的标准去衡量，莎士比亚也或许有反动倾向，而且他是一位晦涩难懂的作家，很难相信人民群众能理解他的作品。那么，为什么大家会认为艾略特够不上是一位“优秀”作家呢？就因为他是信奉英国国教的保皇派，而且引用拉丁文的内容吗？

左翼文学批评强调主题的重要性，这一点并没有错。考虑到我们所生活的年代，要求文学的第一要务是进行政治宣传这个看法或许没有错。它错就错在表面上进行文学批评，实际上为政治服务。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有哪个共产主义者敢公开宣称托洛茨基的文笔比斯大林好呢？当然，他的文笔确实更好。说出“某某人是一位有才华的作家，但他是一个政敌，我将尽最大的努力让他保持沉默”这番话并没有危害。就算你用冲锋枪逼着他保持沉默，这种行径其实并不是反智的罪行。致命的罪行是说“某某某是一个政敌，因此他就是一个蹩脚的作家”。如果有人说这种事情不曾发生过，我只需要回答，去看看左翼报刊的文学版块，从《新闻纪实报》到《劳工月报》，看看你读到的都是些什么东西。

我们无从了解社会主义运动与文坛知识分子之间的决裂造成了怎样的损失，但它已经和他们疏远了，一部分原因是将宣传手册和文学混为一谈，一部分原因是它没有为人道主义文化留下容身之地。一位作家能像其他人一样投票给工党，但他很难以作家的身份去参与社会主义运动。那些书呆子气十足的教条主义者与务实的政客都会因为他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鄙视他，并且不会错失时机让他知道这一点。他们对待他的作品的态度和一个打高尔夫的股票经纪没什么两样。政治家粗鄙无文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就像乔治·麦考利·特里维廉⁽²⁾所说的，“在十七世纪，议员引用的是《圣经》，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引用的是经典作品，到了二十世纪，他们什么也说不出来”——它的推论就是作家们在文学上的无所作为。在上一场战争后的那几年里，最好的英国作家都有反动倾向，但大部分人都没有直接参与政治。到了大约1930年，继他们之后是一代努力想积极投身左翼运动的作家。有一部分人加入了共产党，在里面得到的待遇和他们加入保守党没什么两样。也就是，他们一开始时得到了资助，但也被猜疑，然后，当他们被发现不愿意或不能将自己变成留声机唱片时，他们被弃之如敝屣。大部分人回归个人主义。无疑，他们仍然会投票给工党，但他们的才华在这场运动中荒废了。然后——经过更加狰狞的演变——在他们之后出现了新一代的作家，他们并非全然与政治隔绝，但从一开始就独立于社会主义运动之外。在那些非常年轻刚刚崭露头角的作家里，最有才华的是和平主义者，有几个甚至有法西斯主义倾向。在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人对社会主义的理念感兴趣。与法西斯主义进行的十年斗争对他们来说似乎既毫无意义又无趣，而且他们直白地说出了这一点。你可以有好几个理由解释这一点，但左翼人士对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轻蔑态度有可能是原因之一。

吉尔伯特·穆雷⁽³⁾曾在某处说过，他曾经为一个社会主义辩论社进行关于莎士比亚的讲座。最后他像往常一样请听众提问，唯一的问题就是：“莎士比亚是资本家吗？”这个故事让人觉得沮丧的是，很有可能真有其事。从它所隐含的意味出发，你或许会隐约了解到，为什么塞林会写出《我应负的责任》而奥登正在美国进行自我反思。

(1)　刊于1943年6月4日《论坛报》。

(2)　乔治·麦考利·特里维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1876—1962），英国历史学家，代表作有《斯图亚特王朝治下的英国》、《一位历史学家的消遣》等。

(3)　乔治·吉尔伯特·穆雷（George Gilbert Murray, 1866—1957），英国古典学家，精研古希腊文化，代表作有《古希腊文学解析》、《古希腊研究》等。

政治宣传和通俗的演讲⁽¹⁾

1938年底我离开英国去摩洛哥，我的村子里（离伦敦不足五十英里）有人想知道去那里需不需要渡海。1940年，韦维尔将军进行非洲战役时，我发现我平时去买东西的老板娘以为昔兰尼加在意大利。一两年前我的一个朋友应“本土辅助服务团”⁽²⁾之邀为美英加澳联军做讲座，他进行了一个试验，询问他们几个通识性的问题，在他收集到的答案中有：一、下议院只有六名议员，二、新加坡是印度的首都。我还可以举出很多类似的例子，如果这么做有意义的话。我提到这三个例子，只是想预先让英国人知道自己的愚昧无知，任何针对公众的演讲或文字宣传都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然而，当你钻研政府的宣传材料和白皮书，或报纸上的社论，或政治家的演讲和广播，或任何政党的宣传手册和宣言时，你总是会惊讶地发现它们根本不贴近群众。它们不仅自命正确并自以为有必要这么做，而且似乎是出于本能地避免清晰和流行的日常语言。那些政府的发言人尽说一些毫无生机的言语（典型的语句有：“in due course”［在适当的时候］、“leave no stone unturned”［千方百计］、“take the earliest opportunity”［抢占先机］、“the answer is in the affirmative”［回答是肯定的］），这些都太熟悉了，不值得去进行详细的论述。报纸上的社论要么用的就是这种语言，要么就是在进行虚张声势的夸大其词，还喜欢用一些古老的词语（“peril”［危难］、“valour”［勇猛］、“might”［力量］、“foe”［寇仇］、“succor”［拯救］、“vengeance”［复仇］、“dastardly”［怯懦］、“rampart”［壁垒］、“bulwark”［保障］、“bastion”［屏障］），没有哪个平常人会想到去用这些词语。左翼政党专门使用一种杂烩式的词汇，由最最别扭的翻译过来的俄语或德语词汇构成。就连指导人们在某种情况下该做些什么的海报、宣传单和广播也经常未能收到效果。比方说，在伦敦遭受第一波空袭期间，许多人不知道哪一种响声表示警报，哪一种响声表示情况安全。几个月后或几年后去看空袭警报的海报才发现，上面将警报描述为“鸟鸣般的调子”，这个指示根本没有意义，因为空袭警报不会鸟鸣，没有几个人明白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

当理查德·阿克兰爵士在战争最初的几个月撰写一份致政府的宣言时，他召集了一帮《大众观察报》的人想了解普通市民是否明白那些经常出现的政治术语的意思。最不可思议的误解发生了。比方说，大部分人不知道“不道德”除了指在性关系上不道德之外还有别的意思。有一个人以为“运动”与便秘有关。在任何酒吧看到广播演讲和新闻报道根本无法让听众有任何触动实在是糟糕的经历，因为它们用的都是文绉绉的语言，而且还带着上流社会的口音。在敦刻尔克事件发生时，我在一间酒吧里看到一群挖土工人正在吃着面包和奶酪，这时一点钟新闻开始播放。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他们继续漠然地吃着东西。然后，有那么一会儿播放起某个士兵被拉上船后所说的话，那个播音员改说起了日常口语，“不管怎样，这一趟我学会了游泳。”你立刻看到那些挖土工人竖起了耳朵，那是日常的语言，因此他们听明白了。几个星期后，在意大利参战的第二天，达夫·库珀⁽³⁾宣布墨索里尼的鲁莽行动将“让意大利出名的废墟多增加几座”。这句话很干脆，而且是真实的预言，但这种语言十个人当中有九个听到后会作何感想呢？这句话换成下里巴人的话会是：“意大利已经因废墟而出名，好嘛，现在将会他妈的多上几座。”但这不是内阁部长说话的方式，至少在公共场合不会这么说。

显然无法唤起强烈情感或口口相传却徒劳无功的口号有：“Deserve Victory”（值得胜利）、“Freedom is in Peril. Defend it with all your Might”（自由正处于危难中，用你所有的力量去捍卫它）、“Socialism the only Solution”（社会主义是唯一的解决办法）、“Expropriate the Expropriators”（剥夺剥削者）、“Austerity”（厉行节约）、“Evolution not Revolution”（要改革不要革命）、“Peace is Indivisible”（和平不可分割）。而朗朗上口的口号有“Hands off Russia”（不插手俄罗斯事务）、“Make Germany Pay”（让德国赔偿）、“Stop Hitler”（阻止希特勒）、“No Stomach Taxes”（不征口粮税）、“Buy A Spitfire”（买一架喷火战斗机⁽⁴⁾）、“Votes for Women”（女性要投票）。介乎两者之间的口号有“Go to It”（投身战场）、“Dig for Victory”（寻求胜利）、“It all depends on me”（匹夫有责）和丘吉尔的一些言论，如“the end of the beginning”（开始的结束）、“soft underbelly”（柔弱的下腹）、“blood, toil, tear and sweat”（鲜血、辛劳、泪水和汗水）和“never was so much owed by so many to so few”（从未有如此之少的人为如此之多的人作出如此之大的牺牲）。（有意思的是，最后这番话一直被口口相传，而那句书面化的“in the field of human conflict”［在人类争斗的战场上］已经被遗忘了。）有一件事你必须考虑在内，那就是几乎所有的英国人都不喜欢自负的、夸大其词的言辞。“绝不能让他们通过”和“宁愿站而死，不愿跪而生”这样的口号让欧洲大陆国家觉得很感动，但对于英国人来说却显得有点尴尬，特别是英国的工人。但宣传工作者和普及者的主要缺点在于，他们没有发现英语的口语和书面语是两码事。

前不久我撰文抗议马克思主义者的行话，它使用了类似“客观上反革命的左翼异端”这样的语句。我从奋斗了一辈子的社会主义者那里收到了愤慨的来信，他们告诉我，我在“诬蔑无产阶级的语言”。哈罗德·拉斯基教授怀着同样的感情，在他的新书《信仰、理性和文明》中撰写了一段长文，攻讦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先生，指责他“只为一小部分人写作”。如今艾略特是我们这个时代为数不多的严肃地尝试以英语口语进行创造的作家。像这样的诗句：

没有人来，没有人走，

但他收走牛奶，付了房租。

在文字上几乎与口语没什么两样。另一方面，这里有一则拉斯基本人写的典型文句：

“大体上，我们的系统是政治领域的民主（它本身是我们的历史一个非常新的产物）和一个寡头组织的经济强权（它仍然带有某些贵族体制的残余，仍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这个社会的习惯），是二者之间的妥协产物。”

顺便提一下，这句话出自一份重印的演讲稿，因此，你可以设想拉斯基教授就站在演讲台上说出那番话，包括括号里的内容。显然，能以这么一种方式说话或写作的人已经忘记了日常语言是什么样子的。但比起我能从拉斯基教授的作品中找到的其它篇章，这根本算不了什么，比起共产主义文学更算不了什么，而比起托洛茨基分子的宣传册则根本不足为道。事实上，通过阅读左翼报刊，你会得出这么一个印象：越是高喊“无产阶级”的人，越是鄙视它的语言。

我已经提到英语的口语和书面语是两码事。这种区别存在于所有的语言中，但或许在英语中的区别是最大的。英语的口语用的尽是些俗语，能缩略表达就缩略表达，而且各个社会阶层的人都不重视语法和句法。只有极少数英国人会在进行即兴演讲的时候去构思一个句子。最重要的是，英语拥有庞大的词汇，有好几千个词语人们会用于写作，但不会真的用于口语；而且还有几千个词语其实已经被抛弃了，却被那些想显摆的人拿出来用。如果你能记住这一点，你就可以想出如何能让宣传的内容，无论是口头材料还是文字材料，被目标群体所接受。

就文字而言，一个人能够做的就是简单化的过程。第一步——任何社会调查机构花上几百或几千英镑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就是找出政治家习惯用的那些抽象词语有哪些真的是大众所理解的。如果像“无原则地违背已经宣誓的承诺”或“对民主的基本原则的潜在威胁”这样的语句对于普通人来说根本没有意义，那还使用它们就是愚蠢之举。其次，在创作过程中，你要经常想着口头的词语。要写出真正的英语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待会儿我会进行说明。但如果你习惯于对自己说：“我能不能把它给写得简单一点呢？我能不能把它变得更像是在说话呢？”你就不会写出像上面我所引用的拉斯基教授的那句话，你也不会用“eliminate”（消灭）表示“kill”（杀掉），或用“static water”（无压水箱）表示“fire tank”（消防水箱）。

但是，口头宣传有着更大的改善空间。而这就引发了以英语口语进行创作的问题。演讲、广播、讲座，甚至布道通常都是事先写好草稿。最具煽动力的演讲家，像希特勒或劳合·乔治，经常进行即兴演讲，但他们是非常罕见的个体。基本上——你可以去海德公园的角落里听演讲印证这一点——那些所谓的即兴演说家只是翻来覆去地老调重弹。或许他所做的演讲已经讲过几十遍了。只有少数天赋异禀的演说家能做到简洁而明智，而就连嘴巴最笨拙的人在平时对话时也能做到这一点。在广播时很少有人会尝试去即兴而谈。除了少数几个节目如《智囊团》⁽⁵⁾之外——这个节目是事先精心排练过的——出自英国广播电台节目的每个字都得写在稿子上，而且得严格念稿。这不仅是因为内容审查制度在起作用，而且是因为许多播音员没有稿子照着念的话就会在麦克风前卡壳。结果就是，说出来的那些沉重无趣、书呆子气十足的套话使得大部分听收音机的人在谈话节目一宣布开始的时候就换台。有人或许会想，你能通过口述听写而不是写作的方式去更加接近口语表达，但事实上情况正好相反。口述听写对于一个人来说总是会让他觉得不自在。一个人的本能是避免长时间的停顿，因此，他就会抓住英语里那些普遍的现成语句和僵死陈腐的比喻不放（“ring the change on”［老调重弹］、“ride rough-shod over”［践踏蹂躏］、“cross sword with”［交锋］、“take up the cudgels for”［仗剑而起］）。比起写好的稿子，口述的稿子更加死气沉沉。显然，我们需要的是某种将日常、随意、口头化的英语搬到纸上的方式。

但这种事情可以做到吗？我认为是可以的，而且方法很简单，但据我所知还从来没有人尝试过。是这样的：安排一个做好了充分准备的播音员在麦克风跟前，让他就着任何主题说话，滔滔不绝也行，断断续续也行。让十几位播音员这么做，每次都进行录音。再让三四个人进行几段对话。然后播放录音，让一位速记员将内容记录下来：不是以通常那种缩写简化的方式去记录，而是逐字逐字地记录，并加上合适的标点符号。然后你就会得到英语口语的真正素材——我相信这会是你的第一次。或许它们不像一本书或一则新闻报道那样具有可读性，但英语口语本来就不是拿来读的，它是拿来听的。我相信你可以从这些素材中归纳出英语口语的规律，找出它与英语书面语之间的区别。当以英语口语进行写作变得可行时，那些得事先将讲稿写下来的播音员或讲述者就可以让它比目前的形式更加自然，更加贴近口语了。

当然，通俗的演讲并不仅仅只是使用市井俚语和避免使用不好理解的词语。口音也是一个问题。似乎在现代英语中，“受过教育”的上流阶级口音对于任何面对大众的播音员来说肯定是致命的。最近那些富于感染力的播音员要么操一口伦敦土腔，要么操的是地方口音。1940年普雷斯利的广播节目办得很成功，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他说话带着约克郡口音，或许他在广播时故意作了一些夸张。似乎只有丘吉尔是一个例外。他年纪太大了，没有沾染上当代的“受过教育”的口音，说的是一口爱德华时代上流阶级的腔调，在普罗大众听来就像是伦敦土腔。“受过教育”的口音是英国广播电台播音员模仿的对象，除了让说英语的外国人能容易听懂之外便一无是处。在英国，认为这一口音听起来很自然的那一小撮人并不是特别钟爱它，而另外四分之三的人口听到它则会立刻勾起阶级仇恨。值得注意的还有，当一个名字的发音有疑惑时，成功的播音员会坚持工人阶级的发音，即使他们知道那是错的。比方说，丘吉尔就把“纳粹”和“盖世太保”给念错了，因为人民群众一直都把它们给念错了。在上一场战争中，劳合·乔治把德皇的头衔“恺撒”念成了“恺瑟”，因为老百姓们就是这么念的。

在这场战争的早些时候，政府很难让老百姓们去领取他们的票据簿。在议会选举时，即使有了现代化的登记方式也经常只有不到一半的选民去投票。像这些事情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思想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的表现。但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正如我们从记者们对选举结果的预测中可以了解到的，他们根本不知道公众在想些什么。革命宣传根本没有收到任何效果。整个国家的教堂都是空荡荡的。尝试去理解普通老百姓在想什么，而不是假定他们拥有应该拥有的想法，这个理念很陌生，而且不受欢迎。左翼和右翼都对社会调查发起了恶毒的攻讦。但通过某种方式去了解公众舆论显然是现代政府必须要去做的事情，作为一个民主国家而不是一个极权国家，更是需要这么做。这意味着和普通老百姓沟通时要说他们能够理解和回应的话。

目前，政治宣传似乎只有在群众刚好也心有同感的时候才会获得成功。举一个例子，在当前这场战争中，政府几乎没有做什么事情去维持士气，它只是在支取现有的善意储备。所有的政党都没办法引起公众对非常重要的问题的关注——单举一个例子，印度问题。但或许终有一天我们将会有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府，这个政府愿意告诉人民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接下来必须去做什么事情，需要作出什么牺牲，为什么要这么做。它需要有这么做的机制，而第一要务就是合适的词语和合适的语气。当你提出去了解普通人的想法，并根据这些想法去接近他们时，要么你会被斥责为一个想要“以高人一等的口气”与群众对话的势利的知识分子，要么你会被怀疑密谋成立英国的“盖世太保”，这一事实表明我们对民主的理解仍然懒洋洋地停留在十九世纪的层面。

(1)　刊于1944年2月《信念报》夏季刊第二期。

(2)　本土辅助服务团（the Auxiliary Territorial Service, 1938—1949），隶属英国陆军的妇女拥军组织，其使命是组织英国妇女在英国的男子奉命入伍时从事后勤服务工作，维持社会稳定。

(3)　阿尔弗雷德·达夫·库珀（Alfred Duff Cooper, 1890—1954），英国保守党政治家、外交家，曾担任英国驻法大使。

(4)　喷火战斗机（Spitfire），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主力战斗机，由超级马林公司（Supermarin）设计，劳斯莱斯公司（Rolls Royce）设计发动机。

(5)　《智囊团》（the Brain Trusts），由英国广播电台的讨论节目，于1941年1月开始播放，西里尔·乔德是该节目的主持。

书太贵了吗？⁽¹⁾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先生决定为他的近期作品《42年到44年》⁽²⁾出版限量版，要价两基尼，让很多人谈论起书籍的昂贵，以及书这么贵有没有必要和是否合理。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但对其进行讨论之前，或许应该顺带提一下，这本书的价格并不能给威尔斯先生带来什么经济上的“收益”。即使他获得一半的收益，他也只能拿到大概1 000英镑，对于一位如此出名的作家来说并不算什么。如果他的书以平常的价格出版，卖出一万本他也能挣到这么多钱。

任何关于书价的讨论都必须以两个命题作为自明的公理。其一是：公众读书越多越好——只要不是阅读垃圾读物就行。其二是：作家会饿死并不是一件好事。重要的是意识到，如果廉价书籍成为常规而不是例外的话，他们真的会饿死，至少得另谋营生。

在和平时期，一本普通的书——以小说为例——售价是7先令6便士。这是标价，但批发价是5先令。如果是在书店里卖的话，书商可以挣到半个克朗。从7先令6便士中，作者可以得到大概1先令左右。也就是说，每卖1 000本他可以挣到50英镑（但实际上总是没有50英镑这么多，因为还得支付代理和其它费用）。没有几个小说家一年能出版多于一部作品，因此，要挣到非常微薄的250英镑的年收入，一本书得卖出至少5 000本。一个没有“名气”的作家通常是卖不出5 000本的。一位作家的处子作通常只能卖个六七百本。

从作者的角度可以了解到，7先令6便士这个价格并不高。但是，从公众的角度来说就高了，特别是英文书籍的包装都不怎么样，看上去卖相很差。大体上人们都觉得书太贵了，许多人习惯声称自己“从不买书”（通常带着自豪的口气）。但是，这并不是实情。每个人读书时都在买书，通过图书馆借阅这一间接途径也不例外。如果你每周只从两便士借书处那里读一本书，那么，一年你至少付了一本新书的钱，你付给公共图书馆的借阅费也会有一部分付给了书籍。事实上，是图书馆和借书处，而不是购书的公众，让作者和出版社赖以生存。

虽然廉价的新书并不是一件好事，但显然有必要出版廉价的再版书。英国总是不乏“经典作品”的廉价再版书（《人人丛书》、《世界经典》等），但在1935年，约翰·雷恩⁽³⁾与企鹅出版社尝试以非常低廉的6便士的价格重印当代的作品，虽然希望似乎不是很大。

更早些时候曾经有人尝试过这么做，但总是以失败告终。企鹅图书立刻取得了成功，一部分原因是读书的公众人数大大增加了，另一部分原因是雷恩能挑选出好书，而且印刷得当，封面很吸引人。

企鹅图书的成功使得不计其数的人如是说：“如果他们能以6便士的价格出版一本这么好的书，那为什么平时得花15倍的价格去买书呢？为什么新书就不能像旧书那样以6便士的价格出版呢？”

答案是，这是有可能的，但代价就是作者的独立地位将会被剥夺。如果所有的书都是6便士（战时的话是9便士），卖多少本都不足以让作家生存下去。

就像任何其它商品一样，书也有其饱和的临界点。如果你是一个每年通常花10英镑买书的人，或许你这笔钱可以买到30本新书。如果你把这些钱都用在买企鹅出版社的书上，你可以买到400本——但有谁会一年买400本书呢？

很有可能你会花两英镑在买书上，剩下的钱都去买留声机唱片了。与此同时，作者活不下去，因为7先令6便士的书他只能挣到1先令，卖一本企鹅出版社的书他就只能挣到1法寻。企鹅出版社的大部分书籍只能为其作家带来50英镑的收入，100英镑就算顶天了。虽然有些书确实只需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就能写出来，但半年是平均的耗时。

在战前的法国，就像大部分欧洲国家一样，书很便宜。一本新书通常售价是1先令6便士或2先令，由于图书馆体系没有这里那么发达，一本书能卖出2 000本就算不错了。结果就是，只有非常少的作家能靠着写书活下去。其他人得依靠政府的资助和文学奖的奖金，这背后有许多猫腻；或者卖身给某个政党为其进行公关宣传。在极权主义国家，作者的经济问题解决了，但他变成了政权的喉舌，他的创造力和诚信都被摧毁了。

过去20年来，我们的文学作品犯下了非常严重的错误，但这些并不是因为作者的经济状况。作家们拥有比以前更大的创作自由，与此同时，他们是对公众而不是“恩主”或政府负责。这只有在书的版税高、售价贵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而且，如果书很便宜的话，就不可能有出版的繁荣。一本6便士的书只有卖出几千本才能有钱挣，因此书籍的整体廉价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能够出版的书变少了能有机会出书的新作家也变少了。

必须承认，有的书就是在附庸风雅和骗钱，但大体上说，没有理由压低新书的售价。另一方面，我们确实应该在出版廉价再版书时有更好的选择。只举一个例子：你得花上几英镑才能买到没有删节的斯威夫特作品全集，实在是一件丢脸的事情。

因为我们的书价格昂贵，它们应该（而且也很容易做到）做得更好。它们应该像美国的书籍那样经久耐用，像法国的书籍那样赏心悦目。

但7先令6便士，或战时的半基尼，对于一本书来说并非不合理的价格。它能让作家活下去，而且保持一部分诚信。说到底，就算书籍的售价是7先令6便士，你也可以花一先令就从借书处那里借到6本。用在生活中的其它开销上，一先令能买到什么呢？

(1)　刊于1944年6月1日《曼彻斯特晚报》。

(2)　全名为：《42年到44年的南非人权》（The Rights of Man in South Africa in 42 to 44），原名是《一个祖鲁人对英国人的观感》（What a Zulu Thinks of the English）

(3)　约翰·雷恩（John Lane, 1854—1925），英国出版商，他的侄子艾伦·雷恩（Allen Lane）是企鹅出版社的创始人。

八年的战争：西班牙的回忆⁽¹⁾

西班牙内战是目前这场斗争的序幕和现代欧洲所见到的最悲惨和最卑劣的战争之一，到下周五就是八周年了。

西班牙战争的问题是由西班牙之外的因素决定的。战争进行一年后，务实的观察家们能够看到经选举产生的政府无望获得胜利，除非欧洲的局势发生剧变。战争的最初阶段持续了不到一年，斗争的一方是佛朗哥的职业军队和摩尔人，另一方是临时拼凑的由农民和工人组成的民兵部队。

这一时期双方僵持不下，都没能攻下对方的战略要地。

但是，佛朗哥得到了轴心国的大规模援助，而西班牙政府只从苏俄那里时不时得到施舍，另外还有数千名外国志愿者的帮助，大部分人是逃亡的德国人。1937年6月，巴斯克的抵抗崩溃了，势力的平衡被打破，局势对西班牙政府很不利。

但是，与此同时，西班牙平息了早些时候革命造成的混乱，消除了党派之间的斗争矛盾，并训练了它的新军。1938年初，它组建了一支强大的军队，能够在粮草供应充足的情况下继续作战。

内格林博士⁽²⁾和西班牙政府的其他领导人或许意识到他们单靠自己的能力没有办法获胜，但他们有理由战斗下去，因为欧洲的政治局势或许会出现改变。世界大战显然正在接近，或许会在1938年爆发。英国政府可能会改变不干涉主义的政策。

这两件事情都没有发生。到了1938年底，俄国撤回了援助。西班牙政府已经饿了很久，现在开始面临饥荒。

随着法西斯军队穿过加泰罗尼亚，成群的难民蜂拥进入法国，当他们进入法国境内时，他们被铁丝网拦截，遭到意大利飞机的机关枪扫射。

1939年初，佛朗哥进入马德里，以最残酷无情的手段庆祝胜利。所有的左翼政党都被镇压，无数人被处决或囚禁。如果近期的报道是真实的话，50万人，或西班牙人口的百分之二，仍然被关在集中营里。

这个故事令人心寒，因为强权大国的卑劣行径和世界的冷漠无情。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进行干涉是为了镇压西班牙的民主，为了在接下来的战争中掌握战略要地，顺便用无助的人口演练他们的轰炸机。

俄国人施舍少量的武器，换取了最大程度的政治控制权。英国和法国则袖手旁观，而他们的敌人取得胜利，他们的朋友惨遭屠戮。英国的态度是最无法原谅的，因为它既愚蠢又卑鄙。

显然，从一开始，任何为西班牙政府提供武器的外国政府都将能够控制或至少影响西班牙政府的政策。但英国政府却希望确保佛朗哥和希特勒能够获胜。与此同时，得到西班牙人民的友爱和感激的是俄国人，而不是英国人。

西班牙政府被俄国人控制了一年之久，主要是因为俄国是唯一施以援手的国家。西班牙共产党员从几千人增加到二十五万人，这都是拜英国保守党所赐。

一直以来对这些事情视而不见成为一种强烈的趋势，甚至声称佛朗哥带着敌意的“不参战政策”是英国外交的胜利。西班牙战争的真实历史并没有被当作强权政治的愚蠢与卑鄙的客观教训。事实上，这个故事乏善可陈，除了双方阵营的士兵的勇气，还有忠于共和国的西班牙平民所承受的困境，他们在战争最艰难的时候忍受着我们所不知道的饥饿和艰辛长达数年之久。

(1)　刊于1944年7月16日《观察者报》。

(2)　胡安·内格林·洛佩兹（Juan Negrín y López, 1892—1956），西班牙政治家，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袖，1937年至1939年内战期间担任西班牙共和国总理。

论书与人：新年寄语⁽¹⁾

过去几个月来，我们一直想对《论坛报》的文学方针的现状和未来进行解释，新年的第一周似乎正是合适的时机。

《论坛报》的固定读者已经注意到过去几个月来我们只是偶尔刊登短篇小说，诗歌也比以前登得少了，而且我们改变了书评系统，每周只以标准篇幅评论一本书，并用200字左右的“短评”处理其它作品。新的书评系统似乎大体上令人满意。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够——包括丹尼尔·乔治的专栏——每周评论十五部作品，因此勉强跟得上出版情况，而以前的系统根本做不到。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还能提到廉价书籍，甚至一些宣传册和期刊。时不时地我们能够让读者去关注普通人买不起的书籍，但任何人只要去翻阅以前的专栏就会知道企鹅出版社和其他出版社的廉价读物都得到了应有的关注。

显然，短篇小说正在逐渐走向衰落。以后我们可能会几乎彻底放弃短篇小说，但假如碰巧有好的短篇小说出现也不会拒绝。而且就像我们已经做过的一两回那样，我们时不时会刊登旧书的节选。我们觉得现在这么做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许多经典的好书根本无从寻觅。

我们放弃短篇小说实在是情非得已，但寄给我的故事的质量实在是太差了，十有八九根本不值得浪费纸张和墨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读者老是抱怨《论坛报》的故事总是“太阴郁了”。问题是，任何干我这份工作的人一下子就能够了解，如今你很难看到一个稍微严肃点的故事是不阴郁的。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我认为文学风尚是其中之一。“快乐结局”或承认世道尚好的作品似乎就像邓德利的鬓须那样过时了，而除非能展现了不起的文笔，否则似乎没有必要用报纸的最右几个版面大肆散播阴郁。许多读者以写信或口头形式告诉我他们厌倦了那种一开始就写“玛尤莉的丈夫星期二就要被吊死了，孩子们正饿着肚子”或“七年了，没有一缕阳光照进威廉·格罗科克那间布满灰尘的房间。他是一个退休的保险经纪，得了癌症，正躺着等死”的作品，但我想他们不会比我更感觉厌烦，每个星期我都得通读二十篇这样的故事。

少刊登短篇小说我们就能够有更多的篇幅刊登关于文学和广泛题材（不是直接与政治有关）的散文和文章。但对于那些抱怨我们没有刊登足够多的关于音乐、美术、戏剧、广播、现代教育方式、精神分析或其它内容的读者，我要强调一个重要的条件：我们的版面非常有限。大部分星期我们只有不足五个版面可供支配，而且我们已经缩短了书评以节约版面。我们没办法刊登关于广播、唱片和音乐的根本原因在于版面不足。我们没办法定期刊登这类文章，因此无法做到与时俱进。我们也没办法去关注音乐会或展览，因为它们主要在伦敦举行，而《论坛报》的读者遍布全国各地。

我一直在探讨细节，但我们的文学方针需要更具概括性的辩护或解释，因为有一些批评意见怀着敌意，以不同的形式反复出现。批评我们的意见可以被分为两类，而要让两方都满意明显是不可能的事情——事实上，我想说的是，就连满足单独一方都不可能。

第一类批评意见指责我们低俗、无知、沉迷政治、仇视艺术、被互相吹捧的小圈子主宰、不让有才华的年轻作家出头。第二类批评意见指责我们装高雅、卖弄艺术、小资、漠视政治，总是浪费许多版面在工人阶级不感兴趣的材料上，没有直接推进社会主义运动。两方面的观点都需要回应，因为它们表达了一份并非纯粹从事政治宣传的报纸本质上的难题。

为了反驳第一类批评意见，我们指出《论坛报》有一个庞大芜杂的左翼读者群体，而不是某份年轻诗人的专用报刊或为超现实主义者、末日预言家等群体提供争吵的地方。我们认为我们的读者是理性的，但他们最关心的并不是文化或艺术，而且我们所有的读者不可能都接受过同等程度的教育，能够理解同样的笑话或明白同样的暗示。规模较小的文学杂志倾向于营造一种家庭式的气氛——事实上，它们使用的是外人难以理解的私密语言——我们努力不让这种事情出现在《论坛报》里，代价就是时不时得罪某位投稿者。譬如说，我们不会评论外语作品，而且我们尽量不去引用外国作品的内容和隐晦的文学典故。我们也不会刊登任何晦涩难懂的内容。我收到过几封愤怒的邮件投诉这一点，但我拒绝刊登任何我看不懂的内容。如果我看不懂，很有可能我们的很多读者也看不懂。至于我们被小群体主宰的指控（有时候来信读者会语带嘲讽地问“小圈子以外的成员”是否能够插话），你只需要浏览一下前面几期报纸的内容就能够轻易地否定这一点。给我们投稿的人要比同等规模的其它报纸多得多，许多人的作品几乎从未在其它刊物上发表。

另一类批评意见提出了更加严肃的难题。任何有文学版的社会主义报纸都会时不时遭到这类抨击：“文学版到底有什么意义？它能帮助实现社会主义吗？如果没有帮助，那就把它砍掉吧。我们的任务应该是为社会主义服务，而不是把时间浪费在资产阶级文学上，难道不是吗？”对这些问题有很多种迅速的回应（譬如说，你可以指出马克思就写过关于莎士比亚的精彩批评，从而轻易地将他驳倒），但他们所说的确实很有道理。下面是上周那一期收到的某封内容很极端的来信：

“我能不能问一问贵报的书评栏目占用了那么大的版面能够维持吗？如果不能的话，为什么每周要浪费宝贵的版面在评论你们的读者很少会买（我猜的）的书上呢？作为一位社会主义者，我这辈子的目标就是消灭保守主义。为了这个目标，我需要用上所有的弹药，我希望《论坛报》会是最主要的弹药库。你或许会回答说有些书对于实现这个目标有帮助，但我认为只是一小部分书籍，而且我没钱去买这些书，也没有时间去读。”

顺便提一下，这位来信读者和许多怀有同样想法的人一样，误以为要读书你一定得去买书。事实上，《论坛报》提及的大部分书籍你并不需要去买。图书馆是干吗用的？——不只是博姿书店、史密斯书店等借书部，还包括公共图书馆，一户人家可以找亲戚熟人免费得到三张借书票。但我们的来信读者还认为：一、社会主义不需要娱乐；二、除非书籍能够直接宣扬社会主义，否则它们就毫无意义。我们默默地挑战这一观点，譬如说，我们会用整个专栏刊登一首诗，或介绍某位不知名的已故作家，或对一个保守党人写的书给予好评。

就连最没有政治倾向的书，就连一本彻头彻尾的反动书籍，如果它提供了可靠的信息或迫使人们进行思考，它也能促进社会主义运动。但我们还认为书不仅仅只是政治宣传，认为文学是独立的存在——它是一种娱乐形式，不把它过度拔高——我们有许多读者喜欢读书。不可避免地，这意味着报纸上的政治版和文学版会有一些分歧。显然，我们不会刊登严重违反《论坛报》方针的稿件。譬如说，即使以言论自由为名，一份社会主义报纸也不可能在栏目中刊登反犹主义的文章。但这是我们对文学版的投稿人唯一的约束。纵观我们的投稿人名单，我发现里面有天主教徒、共产党人、托派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平主义者、保守党左派和形形色色的工党支持者。当然，他们都知道自己在为一份什么性质的报纸撰稿，什么样的话题应该避免，但我认为，确实可以说他们从来没有因为内容“不符合方针”而被要求修改文章的内容。

对于书评来说这一点非常重要，书评家总是很难回避提及自己的观点。据我所知，有的期刊逼迫书评家紧跟刊物的政治纲领，《论坛报》从来没有这么做过。我们认为书评家的工作就是说出他对作品的感受，而不是我们认为我们的读者应该有的感受。如果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不符合正统思想的言论时不时会浮出水面的话——甚至有时候会出现书评与邻版的社论有矛盾的情况——我们相信读者很坚强，能够经受得住一定程度的分歧。我们认为最乖张的人要比最符合正统的应声虫更有趣一些。虽然在这个栏目里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就书论书，但我们相信在这个谎言横行和严格管制的时代，坚持思想自由的人并不会对社会主义的事业造成严重破坏。

(1)　刊于1945年1月5日《论坛报》。

诗歌与麦克风⁽¹⁾

大约一年前我和几位同仁主持面向印度的广播节目，我们插播了许多当代和近当代英国作家的诗歌作品——例如，艾略特、赫伯特·里德、奥登、斯宾德、迪伦·托马斯、亨利·特里斯、亚历克斯·康福特、罗伯特·布里奇斯、埃德蒙德·布兰登、戴维·赫伯特·劳伦斯。只要一有机会我们就让作者在广播中亲自朗诵诗歌。在这里没有必要解释为什么会设立这些特别节目（电台战争中小规模的远程侧翼进攻），但我得补充说明，我们所面对的印度听众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广播手法。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广播对象针对的是印度的大学生，听众的人数不多，而且带着敌意，抵制任何可以被称为英国政治宣传的节目。我们一早就知道听众的人数最多不会超过几千人，这给了我们一个理由比平时播放节目的时候更加“阳春白雪”。

如果你向懂得你的语言但没有你的文化背景的听众广播诗歌，评论和解释是免不了的，我们所遵循的步骤是广播一份所谓的“月度文学杂志”。编辑人员坐在办公室里，讨论着下一期要播放什么内容。有人建议某一首诗，有人建议另一首诗，经过短暂的讨论，然后就选中了那首诗，由不同的声音进行朗诵，最好是作者本人。自然而然地，这首诗会唤起另一首诗，于是节目就一直继续下去，通常每两首诗之间进行半分钟的讨论。对于一档半个小时的节目来说，六个声音似乎是最合适的数字。这种类型的节目肯定是没有固定模式的，但通过让它围绕着某一个中心主题，能够赋予它形式统一的表象。比方说，我们这本想象中的杂志有一期专门讨论战争这个主题，内容包括了两首埃德蒙德·布兰登的诗、奥登的《1941年九月》、乔治·苏瑟兰·弗雷泽⁽²⁾的一首长诗的节选（《致安妮·里德勒的一封信》）、拜伦的《希腊群岛》和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³⁾的《沙漠革命》的节选。这六首诗，以及围绕它们穿插进行的讨论，相当深入地覆盖了对于战争的不同态度。诗歌和节选大约需要二十分钟进行广播，讨论花了大约八分钟。

这一程序似乎有点古怪，而且似乎有点摆谱，但它的好处在于，广播严肃甚至晦涩的诗歌时那种不可避免的授课色彩与教科书风格在以轻松讨论的形式出现时，能够显得不那么让人望而生畏。那几个播音员在彼此交谈时就像在现实生活中与别人交谈时那样。而且，通过这种方式，你至少可以诠释出一首诗的背景语境，而这是在普通人的眼中诗歌所缺少的。但是，当然还有其它方式。我们经常使用的一种方式是伴随着音乐播放一首诗。我们提前几分钟宣布一首名为某某某的诗将会进行广播，然后音乐播放大约一分钟，然后逐渐过渡到那首诗，没有宣读标题，也没有通知，然后音乐再次渐渐响起，持续播放一到两分钟——整个过程大约是五分钟。选择合适的音乐很有必要，但毋庸置言，播放音乐的真正目的是把那首诗与其它节目隔离开来。通过这种方式，你可以把一首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插在三分钟的节目里，至少我听起来不觉得有什么不协调的地方。

我所提到的这些节目本身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价值，但我提到它们，是因为它们让我和其他人觉得收音机有可能成为一种让诗歌普及化的方式。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件事让我觉得很惊讶：由作者本人广播一首诗不仅会对听众产生影响，而且对诗人本身也会产生影响。你必须记住，英国几乎从来没有广播过诗歌，许多写诗的人从来没有想过大声朗读作品。坐在一个麦克风前面，尤其当这种情况定期发生时，诗人和他的作品被赋予了新的关系，而在今时今日的英国，以别的途径是不可能做到的。诗歌与音乐或口头词语的关系越来越淡漠，这在当代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确切地说是在过去这两百年。它需要刊印出版才能生存下来，人们不再要求一个诗人懂得如何吟唱，甚至不需要懂得朗诵，就像人们不再要求一个建筑师懂得如何给天花板镶石膏。几乎没有人再写抒情诗和修辞诗了，而且在任何每个人都不是文盲的国家，普通人对于诗歌的敌意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而这种裂痕总是有加宽的倾向，因为“诗歌是一种文字上的玩意儿，只有少数人看得懂”这一观念加剧了文笔晦涩和“卖弄聪明”的情况。有多少人不会半是本能地觉得那些含义一眼就可以看穿的诗歌一定有问题呢？除非大声地朗读诗歌成为正常的事情，否则这种趋势是不可能被遏止的。除了利用收音机作为媒介之外，很难想象这一改变将如何发生。在这里应该捎带提一下，收音机的特殊便利之处在于它能够选择合适的听众，而且能避免怯场和尴尬。

在进行广播时，你只是臆想听众是些什么人，但那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听众。在收听的人可能有好几百万，但每个人都是在独自收听，或是小群体当中的一员，每个人都感觉（或应该有这种感觉）你在单独对他说话。此外，你有理由认为你的听众懂得欣赏诗，或至少对节目感兴趣，因为任何人如果感到厌烦，只要轻轻地旋一下按钮就可以把你屏蔽掉。尽管理论上听众懂得欣赏诗，但他们无法对你产生影响。这正是广播和演讲或讲座的不同之处。在讲台上，任何有过公开演讲经历的人都知道，要想不让听众影响你的发言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通常只要几分钟，你就可以知道他们会对什么内容有反应，对什么内容没有反应。在进行的过程中，你几乎是被逼着迁就在场的听众里你认为最笨的那个，而且还得用所谓的“有个性”的胡言乱语去迎合他们。如果你不这么做，气氛总是会陷入尴尬。“朗诵诗歌”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为听众里总会有人觉得无聊或干脆抱以仇视的态度，但他们又不能轻轻一旋按钮就让自己得以清静。说到底，就是同样的困难——你无法对戏院里的听众进行挑选——使得在英国进行一场像样的莎士比亚表演成为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在电台广播里，这些情况不复存在。诗人会觉得他的对象是严肃对待诗歌的人——事实上，那些习惯了广播的诗人对着麦克风比对着看得见的听众能朗读得更加生动。由此而引入的虚伪做作并不是什么要紧的事情。关键之处在于，通过这个目前唯一可行的方式，诗人觉得大声朗读诗歌是一件很自然的、不会让人觉得尴尬的事情，是人与人之间正常的交流。而且，他会觉得他的作品是与音韵有关的，而不是纸上的格律。这样一来，诗歌和平民之间的隔阂会消除一些。无论听众那头发生什么事情，在诗人那头的电波里，这种事情已经存在。

但是，另一头所发生的事情并不能被忽视。可以看到，我刚才所说的似乎是把诗歌大体上当成了令人尴尬的，几乎是不光彩的事情，似乎普及诗歌是一种战略行动，就像逼着小孩子吃药或为一个遭到迫害的教派平反。但不幸的是，情况确实如此。的确，在我们的文明里，诗歌是最不受重视的艺术——事实上，它是唯一被普通人认为是没有价值的艺术。当阿诺德·本涅特说，在英语国度提到“诗歌”这个词，人们跑得比拿高压水枪赶他们还快时，这并没有多少夸张。正如我所指出的，这种裂痕有扩大的趋势正是因为这种情绪的存在。普通人对诗歌越来越抱以反对的态度，而诗人则越来越傲慢和不可理喻，直到诗歌与流行文化的脱节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其实这只是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这么一小块地方的问题。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文明国度里的普通人对美的鉴赏力还不如最低等的野蛮人的时代。大家都觉得这种情况不可能通过有意识的行动加以改善。另一方面，大家都认为一旦社会变得更加高雅，这个毛病就会自行矫正。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信奉宗教的人都会告诉你这一点，只是内容稍有不同，而大体上这无疑是对的。我们的生活这么丑陋不堪有其精神上和经济上的原因，这不能只用背离传统进行解释。但是，这并不表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问题不可能得到改善，也并不表示审美上的进步之于这个社会得到救赎而言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因此，有必要停下来思考，到了现在是否还有可能将诗歌从最遭忌恨的艺术形式这个尴尬的处境解救出来，至少让它像音乐那样得到同等程度的宽容。但一开始的时候你就会问，为什么诗歌不受欢迎？它到底有多不受欢迎？

从表面上看，所有的诗歌都不受欢迎。但你再想想的话，这必须以特殊的方式加以验证。首先，有许多民间诗歌（儿歌、童谣等），这些诗歌经常被人提起，成为每个人的思想背景的一部分。而且，有好些古代的诗歌和民歌从未被人遗忘。还有，有些“不赖的蹩脚诗”很受欢迎，起码可以被人们所接受，大体上这些都是爱国诗歌或抒情诗歌。要不是所有那些表面上看使得普通人不喜欢真正的诗歌的特征在“不赖的蹩脚诗”身上也都一应俱全的话，这一点或许根本无关主旨。它写的是韵文，它讲究韵律，它描写的是高蹈的情感，用的是不同寻常的语言——所有这些都非常明显，因为劣诗比好诗更有“诗意”几乎成了一则定理。但是，即便它没有得到热烈喜爱，至少人们也觉得可以忍受得了。比方说，在撰写本文之前我在听一对英国广播公司的喜剧演员和往常一样在九点钟的新闻之前插科打诨。在最后的三分钟里，其中一个喜剧演员突然宣布他“要严肃一下”，开始朗诵一段名为“一位高尚的英国老绅士”的爱国疯言疯语，称颂英王陛下。听众们对突然间插入这种最低劣夸张的诗句有什么反应呢？它并没有遭到非常激烈的反对，否则会有许多愤慨的信件阻止英国广播公司做出这种事情。你所得出的结论只能是，普罗大众对诗歌抱以敌意，但对诗体的敌意并不是十分强烈。说到底，如果韵文和格律本身令人讨厌，那么歌曲或下流的打油诗就不会流行起来。诗歌之所以令人讨厌，是因为它与晦涩难懂、矫揉造作还有某种一本正经的感觉联系在一起。提起诗就像提起“上帝”或戴着牧师领的牧师那样让人觉得不快。在某种程度上，普及诗歌意味着打破已经成为积习的压制，关键是要让人聆听而不是呆板地念念叨叨。如果真正的诗歌能够被介绍给大众，让他们觉得它是正常的事情，就像我刚刚听到的那篇垃圾能被认为是正常的事情一样，那么反对它的一部分偏见将能被克服。

很难相信在没有对公众的品味进行教育，包括利用策略和借口的前提下，诗歌能够再次普及。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曾经建议说，诗歌，尤其是诗剧，或许可以借助音乐厅这个平台回到普通人的意识中。他或许还可以加上哑剧，它拥有巨大的潜力，但似乎还没有被完全发掘。他在写《力士斯威尼》时或许就是这么想的，事实上，它可以被想象成为一出音乐厅的节目或一出滑稽剧。我说过收音机可能是更有希望的媒介，我也解释了它在技术上的优势，从诗人的角度出发更是如此。之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提议听上去根本没有希望，是因为没有人能够想象电台除了传播废话之外还能做些什么。人们聆听从高音喇叭里放出来的那些东西，认为电台广播就是这么一回事。事实上，提到“电台”这个词让人联想到的不是独裁者在咆哮，就是斯文而低沉的声音宣布我们的三架战斗机未能顺利返航。用电台播放诗歌就像让缪斯女神穿上带条纹的西裤。然而，你不应该把一件工具的功能和它实际中的用途混淆在一起。广播就是广播，不是因为麦克风和发射器天生就是低俗、傻帽和虚伪的，而是因为如今全世界所进行的广播都受政府或寡头公司的操控，他们所关心的是维持现状，因此不想让群众变得太有智慧。这类事情已经发生在电影身上——就像收音机一样，电影在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出现，而且运作的成本非常昂贵。所有的艺术形式都表现出相似的倾向。越来越多的生产渠道被官僚阶层所控制，他们的目的是消灭艺术家，至少将他们阉割。这是一个冷酷的前景，但一线希望尚存：目前在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正在发生且一定还会继续下去的极权主义过程被另一个即使在五年前也无法预料到的过程所缓解了。

这个过程就是，我们都是其中一分子的庞大的官僚机器正开始发出叽叽嘎嘎的杂音，因为它太庞大了，而且还在变大。现代国家的趋势是消灭思想上的自由，然而，与此同时，特别是在战争的压力下，每个国家都越来越感觉到需要有一个知识分子群体为其进行公关宣传。比方说，现代国家需要宣传手册的写手、海报的设计师、插图画家、广播员、演说家、电影制作人、演员、作曲家甚至画家、雕塑家，少不了还要有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生化学家、数学家和其他人。英国政府开始当前这场战争时，公开声明要将文坛知识分子拒之门外。然后，战争进行了三年后，几乎每个作家，无论他的政治历史或政治理念有多么不受待见，都被各个政府部门或英国广播电台所吸纳，就连那些进入军队的作家也会发现稍后他们就进入了公关部门或其它某个文职部门。政府很不情愿地吸纳了这些人，因为它发现自己少了他们真的不行。在那些官员看来，最理想的情况莫过于将所有的公关宣传交到“信得过”的人手里，那些人包括艾伦·帕特里克·赫尔伯特⁽⁴⁾或伊安·赫伊，但由于这些人的数目太少，他们只能借助现有的知识分子阶层，而官方宣传的口吻，甚至包括部分内容，也随之发生了改变。没有哪个熟悉过去两年来所发行的政府宣传册、军政时事演讲、纪实电影和对敌占国广播的人相信我们的统治者会资助这种东西，要不是他们迫于无奈的话。当政府这部机器变得越庞大，它就会有更多的漏洞和被遗忘的角落。这或许是一个小小的安慰，但并不是什么可鄙的事情。这意味着在自由主义传统已经强韧的国家，官僚的专制或许永远无法实施完全的控制。那些衣冠楚楚的人将进行统治，但只要他们不得不维持一个知识分子阶层，这个阶层就能拥有一定程度上的自治。比方说，如果政府需要拍纪实电影，它就必须雇用对电影技术感兴趣的人，必须给予他们必需的、最小限度的自由，结果就是，在官僚的眼中完全离经叛道的电影总是会出现。绘画、摄影、编剧、纪实报道、演讲和其它庞大的现代国家所需要的艺术形式与半艺术形式也是一样。

这种情况对收音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现在高音喇叭是有创造力的作家的敌人，但随着广播规模和范围的扩大，这种情况或许就不会再出现了。在目前的情况下，虽然英国广播公司对当代文学略有兴趣，但要在五分钟的时间内广播一首诗比花十二个小时广播大话连篇的政治宣传、录制音乐、陈腐的玩笑、虚伪的“讨论”或别的什么节目更加困难。但情况或许会像我提到的那样改变，当那个时候到来时，完全不顾当前种种带着敌意的阻挠，严肃地进行诗歌广播的尝试或许将有可能实现。我并不是说这么一次尝试就会很有效果。广播从一开始就受到官僚的管制，以至于没有人会觉得广播和文学之间能产生关系。我们不能肯定麦克风能不能把诗歌带回给普罗大众，甚至不能肯定从口头而不是笔头表达诗歌能不能对它有促进作用。但我确实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那些关心文学的人或许应该更加关心这个受到蔑视的媒体，它用于创造福祉的力量或许被乔德教授⁽⁵⁾和戈培尔博士的声音所掩盖了。

(1)　刊于1945年3月《新撒克逊宣传》。

(2)　乔治·苏瑟兰·弗雷泽（George Sutherland Fraser, 1915—1980），苏格兰诗人，文学评论家，代表作有《苏格兰的风景》、《视像与修辞：现代诗歌研究》等。

(3)　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Thomas Edward Lawrence, 1888—1935），英国军人，曾在阿拉伯地区反抗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起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被称为“阿拉伯的劳伦斯”，曾将他的阿拉伯世界的所见所闻写成作品，代表作有《智慧的七柱》、《沙漠的起义》等。

(4)　艾伦·帕特里克·赫尔伯特（Alan Patrick Herbert, 1890—1971），英国作家，代表作有《秘密的战斗》、《泰晤士河》等。

(5)　西里尔·密契逊·乔德（Cyril Edwin Mitchinson Joad, 1891—1953），英国著名广播员，曾主持《智囊团》节目而名噪一时。

作家的新政⁽¹⁾

大约一年前奥斯伯特·西特韦尔爵士出版了一本小书——《致我儿的一封信》，在书中他热烈地探讨了艺术家在现代社会的地位——或许语气显得有点乖张。结果引发了一系列争议，有的争议围绕着西特韦尔爵士只是一带而过的问题而展开——艺术家的经济地位和资助的问题。

现在战争就要结束了，许多年轻人或许准备好了开始他们的文学事业，这个问题变得十分迫切。因为我们应该意识到，当前英国文学的糟糕境况在一部分程度上是因为光靠写书很难维持生计。

在战前，大部分标准长度的书售价是7先令6便士，现在10先令6便士或许是平均售价。不同的出版社有不同的版税标准，销量越高则版税越高，但大体上每卖一本书，作者的收入也就是1先令左右。

一本小说或类似的书——也就是说，一本不需要进行大量研究工作的书，但又不像政治宣传文章那样草率马虎——大概要花一年的时间才能写出来，有时候只需要六到八个月，但没有几个严肃的作家能够平均一年写出一本书。这意味着一个作家要将全部时间用于写书就得确保能够卖出一万本，才能有一年五六百英镑的毛收入。

但事实上，书的平均销量远远低于一万本。一本书能够卖出两千本就已经相当可观了，许多“成名”作家的平均销量也只不过才五千本。确实，能够卖出十万本甚至一百万本的作品时而有之，但这种事情发生在任何严肃作家身上的可能性比赌马独中奖金高不了多少。结果就是单靠写书是几乎不可能生存的——几乎不可能，也就是说，挣到足够多的钱，并享受到写书所需要的闲暇和宁静的心情。

事实上，只有几十个，至多只有几百个英国人能够单靠写书生存，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有私人收入。剩下的人中大部分靠报刊或广播或为电影公司撰写剧本或从事其它职业挣取部分收入。

现在从读者的角度去看，与吸烟、喝酒或去电影院相比，读书会花你多少钱呢？

如果你花10先令6便士买一本书，花三个小时去读，不把书给卖掉，这个娱乐的消费水平大概相当于电影院雅座。但事实上绝大部分人不会买很多书。有许多人一周读几本书，但从来没有想过去买一本新书，只会买像企鹅出版社这类廉价的再版读物。他们从借书部里每次花两便士借书——也就是说，两便士就能有三小时的消遣。他们还总是从公共图书馆里借书，除了低廉的登记费之外根本不用花钱。

公共图书馆里的书籍有一些是作者没有收到版税的评论用书。如果是流行书籍，它们总是包着结实的书皮，几乎不会损坏，因此，大体上几百人读过一本书，而作者却只收到当时卖出那本书的一先令版税。

如果写书要成为一种谋生手段的话，似乎必须想办法说服公众在读书上花更多钱。要么书籍的定价得更贵一些（显然这是个馊主意），要么人们必须养成买书而不是借书的习惯，要么必须进行某种安排，每次借书的时候作者都可以收到版税，并相应地提高借书费用。

没有人要求作者能够有大法官法庭的律师那么高的收入。将一个作家的年收入从一千英镑增加到五千英镑并不能让他成为更好的作家。但话又说回来，任何人都不能指望一个人能够靠四英镑的周薪生活，还能去写书。

现在作者主要是靠为报刊写稿谋生，这种情况很糟糕。为报刊写稿挣钱更多，但它也意味着需要更多钱的生活，并使得专注于一个题材和长篇作品变得非常困难。像特罗洛普、詹姆斯·乔伊斯或约瑟夫·康拉德那样能有其它生财之道的作家能够写出好书，但对于普通人来说，写书是一份全职工作，很难再去承担其它累人的工作，比如为报刊或广播电台撰稿。

和其它活动一样，写作必须以经济作为基础，作家可以从三个方面获得资助——富人、国家和公众。无须指出前两者的资助并不是好事，但是，如果作家要摆脱这两者的控制，那么，阅读他的作品的公众就必须给他足够多的钱，让他能够享受到安稳、舒服的工作地点和摆脱辛苦工作的自由——按照当前的购买力，这些条件至少需要一年500英镑才能满足。

事实上，公众读书就得为书付钱，就像他们去喝酒就得为啤酒付钱一样。最公平的做法——但或许不是最容易运作的做法——是提高图书馆的登记费，而且从公共图书馆借书需要另付一点钱，让作者能够多挣一点。

无疑，有人会对这个提议感到愤慨——但是，这些人花半克朗去看一场电影或花两先令四便士买二十根香烟却觉得没什么。与此同时，那些可能会写出好书的作家却被迫离开文学事业，或只能将它当成一门副业，不是因为他们想去别的地方“挣大钱”（没有哪个想挣大钱的人会选择文学作为职业），而是因为写书根本填不饱肚子。

近年来有一种趋势，由国家直接或间接给作家补贴，但国家感兴趣的是进行政治宣传，不会在实验性质的作品上花钱。公众的直接支持是文学更好的基础，而图书馆登记费多收两便士将是获得支持的最可靠的方式。

(1)　刊于1945年7月5日《曼彻斯特晚报》。

科幻作品的个人小记⁽¹⁾

最近一个美国的友人给我送来了一沓十美分画报，它们通常被称为“漫画”，内容都是彩色的连环画。虽然它们被冠以《惊奇漫画》或《出名的笑话》等名称，事实上它们的主要内容是“科幻”——也就是说钢铁机器人、隐形人、史前怪兽、死亡射线、火星人入侵等诸如此类的题材。

看到这么一沓杂志令人感觉很不安。很显然，它们的目的是激起幻想的力量，它们的主题归根结底就是巫术和虐待。几乎每一页你都会看到某个人从空中飞过（有很多角色会飞，实在是令人惊讶），或某个人一拳揍在另外一个人的下巴上，或一个衣不蔽体的年轻女人为了捍卫自己的贞洁而搏斗——要强暴她的可能是一个人、一具钢铁机器人或一头五十英尺高的恐龙。所有的内容就是一场荒唐的感官刺激，并没有赫伯特·乔治·威尔斯那些故事的那种真正的探究科学的兴趣，尽管它们是这一类作品的起源。

很难肯定谁会阅读这些画报。显然，它们针对的主要是儿童，但那些广告和一直出现的性感内容表明它们的读者也有成年人。

奇怪的是，当你看着这些毒草垃圾读物时，你会记起几代英国儿童在很大程度上是读着美国儿童读物长大的，因为大体上说它们是最好的。排名最高的是《汤姆叔叔的小屋》、《雷穆斯叔叔⁽²⁾》、《汤姆·索亚历险记》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然后是更适合女生阅读的路易莎·梅·艾尔科特⁽³⁾的《小妇人》、《贤妻良母》和《小男人》（不过最后这本书的主题有点太高尚了）以及詹姆斯·哈伯顿⁽⁴⁾的《海伦的宝贝》，还有——这些都是女生读物，但仍然不可以被轻视——《桑尼布鲁克农场的丽贝卡》和苏珊·科里奇⁽⁵⁾的《凯蒂故事》丛书。后来有布斯·塔京顿⁽⁶⁾的《彭罗德》故事、厄尼斯特·汤姆森·瑟顿⁽⁷⁾的《我知道的野生动物》和其它类似的书籍，还有杰克·伦敦的《森森白牙》和《野性的呼唤》，更别提水牛比尔⁽⁸⁾故事集和巴斯特·布朗⁽⁹⁾漫画册了。

从这些书籍和类似的读物中，英国的孩子们对美国的景象有了详细的了解。他们知道了土拨鼠、地鼠、花栗鼠、捕猎浣熊、两轮马车、骑马、堆柴火、牧羊犬、三声夜鹰、土狼、大篷车和旧房抵押等事情。美国作品的特点，特别是那些在1880年前所写的作品，是它们那种健全而且昂扬的气氛，以及它们所暗示的那种体面而简单的文化。几乎所有作品的根基都是家庭生活和《圣经》。虽然像《小妇人》这么一部作品或许现在看起来太斯文了，而且有点滑稽，但念想起来仍会让人觉得很愉快。

奇怪的是，时隔不久美国的典型少年文学作品就成了许多英国家长迟疑着不敢送给孩子的读物。

关于战时审查制度的愚蠢，每个人至少都有一个故事。我自己最喜欢的故事是，我碰巧手头有一本国防部的宣传册，名为《德国陆军兵器》，对德国军队所使用的步枪、机关枪等兵器作了简短的介绍。封面上写着“绝不能落入敌人手里”。

如今这场战争结束了，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告一段落了，能不能放宽一些特别愚蠢的限制呢？——比方说，不再对同盟国之间的信件进行审查。来自美国的信件总是盖着审查员的章送到我手中，而根据我寄出去的信所花费的时间判断，我知道它们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

这场战争由始至终我一直在为美国的杂志撰写文章。当然，所有的稿件在路上都被拆开了，不仅有一些遭到最胡搅蛮缠的干涉，而且有时候那些审查员真的将部分章节删去，还不让收件人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战争就是战争，我并不是很介意这种事情，但我介意的是横跨大西洋的内容审查所造成的延误仍然在发生。直到最近，从伦敦到纽约的航空信仍要花六个星期的时间，乘船都要比这快。

我所盼望的和平时期的另一个快乐是能够再买到像样的地图。1940年的恐慌促成了立法禁止销售比例尺大于1英寸等同于1英里的地图，那时候就连地方志愿军想要买到自己所属地区的地图都会遇到各种刁难。或许这个禁令现在已经解除了，但就连以最小的比例尺绘制的地图也仍然很难买到。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再走进一间文具店，买到那种精度很高的以2.5英寸代表1英里的军用地图，它能显示出每一间牛棚和几乎每一棵树木，你可以轻松地标注一处美味的黑莓丛或一丛野蔷薇，精度足以保证你在下一年还能找得到。

但是，在内容审查这个问题上，你不能不说，在英国，官方的审查并不是唯一的或最恶劣的形式。有许多好的故事没办法在报纸上刊登，并不是因为任何官方的禁令，而是因为它们碰巧与当时的正统理念有冲突，于是，各方面达成默契，认为它们“不宜”刊登。

比方说，有人告诉我流亡伦敦的波兰临时政府总理阿齐泽弗斯基⁽¹⁰⁾先生在离职前对部长们的最后演讲中以这么一段话作为开始：

“用一个我们曾经信任过的人的话说，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你们，只有鲜血、努力、眼泪和汗水……”⁽¹¹⁾但我相信没有报纸有勇气将其刊登。

我经过教堂门口时停了脚步，倾听里面正在歌唱的圣诗。那些歌词飘入我的耳中——不是它们写在纸上的情形，而是它们的发音听上去的情形，过了几分钟我将它们直接写了下来，内容是这样的：

erbide with me farce——falls the yeventide——

ther darkness deeperns——lord with me erbide——

when nuther helpers——faail ern comforts flee——

help pov helpless so er——bide with me！⁽¹²⁾

这不是第一次了，它让我想到应该对现代的南方英语发音做点什么事情。确实，口音之间没有孰优孰劣，但当人们的说话方式会导致误解，或当他们的发言没办法以现存的拼写方式写出来时，显然就是出了岔子。

如今我们大部分人说话都很懒散，如果你要买一张三便士的巴士车票，你总是会买到一张三个半便士的车票，或者倒过来，要买一张三个半便士的车票总是会买到一张三便士的。两个伦敦人做完买卖后一定会说的那两个神秘的字你会怎么写呢？你会写的最接近的写法就是“nkew”（即“谢谢”［thank you］），或者可以简写为“N.Q.”。或以这些词汇如“passionate”（激情）、“deliberate”（故意）、“vegetable”（蔬菜）、“actual”（实际的）或“average”（平均）的发音为例，最有可能发出来的声音我会说是“pashit”、“delibrit”、“vejtbl”、“ackchl”、“avridge”。

不计其数的以-ion、-ate、-ial及其它后缀结尾的单词，元音都被省略了，取而代之的是那些字母表里没有的发音。比方说，“elephant”（大象）的最后一个元音是什么？没有，正确的发音应该是类似于“elefnt”，或者说应该更接近于“elephunt”而不是“elephant”。

所有这些表明，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可探讨的、理性的拼写系统，我们需要的不只是一套好的语音体系和简单的规则。牛津辞典能让你了解“culture”（文化）这个词的准确音标，但它的拼写仍然好像里面有一个“t”，而忽略了现在的发音是“culcher”。

拼写的改革者们得决定是不是连发音也一并改革，或接受口语已经无药可救，然后相应地调整书面语言。

(1)　刊于1945年7月21日《领导者杂志》。

(2)　雷穆斯叔叔（Uncle Remus）是由美国作家乔尔·钱德勒·哈里斯（Joel Chandler Harris）于1881年出版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

(3)　路易莎·梅·艾尔科特（Louisa May Alcott, 1832—1888），美国女作家，代表作有《小妇人》、《贤妻良母》、《小男人》等。

(4)　詹姆斯·哈伯顿（James Habberton, 1842—1941），美国作家，代表作有《海伦的宝贝》、《他知道的事情》等。

(5)　苏珊·科里奇（Susan Coolidge）是美国女作家莎拉·乔希·沃斯利（Sarah Chauncey Woolsey, 1835—1905）的笔名，代表作有《凯蒂故事》、《二八年华》等。

(6)　布斯·塔京顿（Booth Tarkington, 1869—1946），美国作家，曾获普利策奖，代表作有《了不起的安柏森一家》和《爱丽丝·亚当斯》等。

(7)　厄尼斯特·汤姆森·瑟顿（Ernest Thompson Seton, 1860—1946），苏格兰裔美国作家，美国童军运动的创始人，代表作有《我知道的野生动物》、《两个小野人》等。

(8)　“水牛比尔”，原名威廉·弗雷德里克·科迪（William Frederick Cody, 1846—1917），美国士兵、野水牛猎人和马戏团老板，据闻一生共捕杀过4 000多头北美野水牛，并组建“水牛比尔狂野西部”马戏团，在北美和欧洲进行巡回演出。

(9)　巴斯特·布朗（Buster Brown）是美国漫画家理查德·费尔顿·奥特科特（Richard Felton Outcault）创作的漫画人物形象。

(10)　托马斯·阿齐泽弗斯基（Tomasz Arciszewski, 1877—1955），曾担任波兰流亡政府（伦敦）的总理。

(11)　这句话是丘吉尔的名言。

(12)　出自基督教圣诗《求主与我同在》（Abide with Me）。原文应该是：

Abide with me; fast falls the eventide;

The darkness deepens; Lord with me abide.

When other helpers fail and comforts flee,

Help of the helpless, O abide with me.

译文：夕阳西沉，求主与我同在；

黑暗渐深，求主与我同在；

求助无门，安慰亦无觅处，

求助人之神与我同在。

出版的自由（《动物农场》序文）⁽¹⁾

本书最早的构思，就其中心思想而言，始于1937年，但直到1943年底才开始动笔。到了完书的时候，要将其出版显然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虽然那时候的书籍紧缺使得任何能被称为“书籍”的读物都很有“销路”），被四家出版社拒绝了。这四家出版社里，只有一家有意识形态的动机，两家多年来一直在出版反俄书籍，另外一家没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一位出版商刚开始时愿意接这本书，但在进行初步的安排后，他认为得咨询新闻部的意见——显然，他们警告他，或强烈建议他不要出版这本书。这是他的信件的节选：

我提到了新闻部的一位高官对于《动物农场》的反应。我必须承认，他的那番意见让我严肃地思考……现在我明白或许在目前出版它是极不明智的事情。如果这则寓言针对的是笼统的独裁者和独裁体制，那么出版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但现在我明白这则寓言完全依照苏维埃俄国的发展及两位独裁者的生平去写，它针对的只是俄国而不是针对其它独裁政权。还有一件事情：如果这则寓言中的统治阶级不是猪的话，或许它还没有那么令人反感。我认为选择用猪充当统治阶级无疑会得罪许多人，特别是那些敏感的人，而俄国人无疑是比较敏感的。

这种事情并不是好的迹象。显然，政府部门不应该拥有对没有得到官方资助的书籍进行内容审查的权力（出于安全的内容审查除外，在战争期间没有人会反对这么做）。但对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最大威胁并不是来自新闻部或某个官方机构的直接干涉。如果出版商和编辑自发地封杀某些题材，那不是因为他们害怕受到迫害，而是因为他们害怕公共舆论。在这个国家，思想上的怯懦是作家或记者必须面对的最可怕的敌人，而这个事实在我看来还没有得到应有的讨论。

任何当过记者并且没有偏见的人都会承认，这场战争期间官方的内容审查并不是特别讨厌。我们并没有遭受原本预料之中的极权式的“调控”。媒体有一些抱怨，这是情有可原的，但大体上政府很守规矩，而且对于少数派意见的宽容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英国的文学审查可怕的事实是，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出于自愿。不受欢迎的理念会被勒令噤声，不方便的事实被掩盖起来，不需要官方出面禁止。任何在外国待过一段时间的人都知道敏感新闻的例子——那些本身的价值足以成为头条新闻的事件被英国报刊封杀，不是因为政府的干涉，而是因为大家心照不宣地认为某一个事件“不宜”提及。就日报而言，这不难理解。英国的报刊集中化现象很严重，大部分报刊的老板是有钱人，在某些问题上他们绝对有不诚实的动机。但同样的含蓄的内容审查还出现在书籍和期刊这些读物里，还有戏剧、电影和电台节目。正统理念无时不在，它们被认为是任何思想正确的人应该不假思索就接受的理念的集合。有些事情并没有明确地被禁止说出来，但要是说出来的话会“不大合适”，就像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在一位女士面前提起裤子“不大合适”一样。任何挑战主流正统观念的人都会发现自己被以出乎意料的高效勒令保持沉默。一个真的不受欢迎的意见几乎无法得到公平的表述，无论是在流行的报刊还是在高雅的期刊。

当前主流正统思想所要求的是不加批判地崇拜苏俄。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几乎每个人都依照它的要求去做。任何对苏联政体的严肃批评、任何对苏联政府需要掩盖的事实的揭露都无法刊印。有趣的是，这场波及全国的吹捧我们的盟友的阴谋是在真正的思想宽容的背景下进行的。因为虽然你不能批评苏联政府，至少你可以自由地批评我们自己的政府。几乎没有人会出版一本抨击斯大林的书，但在书籍里和期刊里抨击丘吉尔是很安全的事情。纵观战争那五年，我们有两三回为了国家的存亡而战，在此期间无数呼吁达成和平妥协的书籍、宣传册和文章照样出版，并没有遭到干预。而且它们并没有激起强烈的不满。只要苏联的声望没有遭到诋毁，自由言论的准则一直都合情合理地得以遵守。还有其它被禁止的话题，接下来我会对其中的几个进行讨论，但对于苏联的主流态度是最严重的征兆。它似乎是自发而生的，并不是某个压力集团行动的结果。

自1941年以来，大部分英国的知识分子对俄国奴颜婢膝，全盘接受俄国的宣传，并对其加以重复，要不是之前有好几次他们有过类似的表现，这原本会令人觉得很惊讶。在一个接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上，俄国的观点被不假思索地接受，然后在完全罔顾历史真相或思想体面的情况下就进行公开宣传。只举一个例子：英国广播电台庆祝苏联红军成立二十五周年，却没有提到托洛茨基。这就好像在纪念特拉法尔加战役时没有提到纳尔逊一样，但英国知识分子对此并没有提出抗议。在各个被占领的国家的内部斗争中，英国的媒体几乎一边倒地支持俄国人扶植的派系，抹黑诽谤对立的派系，有时候为了达到目的不惜抹杀事实证据。一个格外扎眼的例子就是米哈伊洛维奇上校，南斯拉夫切特尼茨运动⁽²⁾的领袖。俄国人扶植了自己的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将军，指责米哈伊洛维奇与德国人勾结。这一指控立刻得到了英国媒体的响应：米哈伊洛维奇的支持者们没有机会作出回应，而与这个指控相抵触的事实也没办法出版。1943年7月，德国悬赏十万金马克捉拿铁托，而米哈伊洛维奇的悬赏也是差不多这个数目。英国媒体大肆宣扬铁托的赏金，但只有一份报纸（印数很少）提到了米哈伊洛维奇的赏金，对他与德国人勾结的指控仍在继续。同样的事情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发生了。那时候俄国人决心要消灭的支持共和国的派系在英国的左翼报刊中被大肆诬蔑，任何为他们辩护的言论，就连书信也被拒绝出版。目前，对苏联的严肃批评不仅被认为是应该被谴责的事情，甚至就连这些批评的存在有的时候也会被隐瞒。比方说，托洛茨基在死前写了本斯大林传。你或许会认为这绝不会是一本没有偏见的书，但显然它会很有销路。一个美国出版社原本已经着手安排将其出版，而且已经印出来了——我想那些供写书评用的样书已经寄出去了——这时候苏联参战了。这本书立刻被取消出版。英国媒体对这本书绝口不提，虽然这本书的存在和它遭受镇压是一篇值得写上几段的新闻。

将英国文学知识分子自愿进行的内容审查和有时候由压力集团强制进行的内容审查区分开来是很重要的事情。众所周知，有些话题不能进行讨论，因为它们涉及“既得利益”。最广为人知的例子就是专利药品的骗局。此外，天主教会对媒体有着相当大的影响，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让针对它的批评销声匿迹。一桩涉及天主教神父的丑闻几乎从来不会被公开报道，而一个惹上麻烦的圣公会牧师（比方说，斯蒂弗基的牧师⁽³⁾）则会是头条新闻。舞台上或电影里鲜有反天主教会倾向的作品。演员们会告诉你，如果一部戏或一部电影抨击或揶揄天主教会的话，一定会遭受媒体的抵制，或许会以失败告终。但这种事情并没有危害，或者说，至少它是可以理解的。任何规模庞大的组织都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维护其利益并反对公开的宣传。你不会指望《工人日报》发表对苏联不利的事实，就好像你不会指望《天主教先驱报》斥责教皇一样。但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知道《工人日报》和《天主教先驱报》是什么性质的报纸。让人觉得不安的是，当事关苏联及其政策时，你不能指望自由派的作者和记者能提出有思想的批判，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无法做到诚实，虽然他们并没有遭受直接的压力要去歪曲他们的意见。斯大林是至圣之人，绝不能对他的政策进行严肃的讨论。自1941年以来这条规矩几乎普遍得以遵守，但早在十年前它就开始运作，程度比人们有时候所想象的更严重。那时候来自左翼人士的对苏联政权的批评很难得到表达。当时有许多反俄的文学作品，但几乎都出自保守派的角度，显然并非出于真诚，而且思想落伍，带有卑鄙下流的动机。另一方面，支持俄国的宣传也有相当大的规模，而且同样虚伪，任何想要以成熟的方式对重要的问题进行讨论的尝试总是会遭到抵制。事实上，你能出版反俄书籍，但这么做肯定会被几乎整个高端出版界忽视或扭曲描述。你会被公开或私下警告，说这么做“不合适”。你所说的事情或许是真实的，但它“不合时宜”，会被这个或那个反动利益团体“利用”。这一态度总是以这是出于国际局势和英俄同盟的迫切需要作为理由进行自我辩护。但显然，这是文过饰非。英国的知识分子群体，或它的大部分成员，对苏联产生了类似于民族主义的忠诚，他们打心眼里觉得对斯大林的智慧提出质疑就像是在亵渎神明。他们以不同的标准看待俄国的事件和其它地方的事件。1936年至1938年大清洗的无休止的处决得到了毕生都在反对死刑的知识分子的鼓掌欢呼；印度发生饥荒就应该进行公开报道，而乌克兰发生饥荒则应该进行隐瞒。战前的情况是这样，现在的思想氛围也好不到哪里去。

但回到我的这本书。大部分英国知识分子对它的反应会很简单：“它不应该出版”。那些通晓诽谤伎俩的评论家自然不会从政治的角度对它进行批判，而会从文学的角度进行。他们会说这是一本无聊傻帽的书，是在浪费纸张。情况或许就是这样，但这显然不是事情的全部。你不会说一本书“不应该出版”，就因为它是一本劣书。毕竟，每天都有占据了许多页面的垃圾读物出版，没有人会在乎。英国知识分子或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反对这本书是因为它中伤了他们的领袖和（在他们看来）对进步的事业造成了伤害。如果它写的是相反的主题，他们不仅不会有反对意见，而且就算它的文学缺陷再严重十倍也无妨。举个例子，左翼书社过去四五年里的成功表明他们愿意接纳低俗不堪的作品，只要它们说出了他们想要听到的话就行。

这里所涉及的问题很简单：是不是每一个意见，无论它有多么不受欢迎——甚至可以说，无论多么愚蠢——都应该有表述的权利呢？如果这么说的话，几乎所有的英国知识分子都会认为自己应该说：“是的。”但如果是具体地问：“那对斯大林进行批判呢？它有没有权利得以表述呢？”答案很可能就是：“不行。”在这种情况下，主流的正统观念遭到了挑战，因此言论自由的原则就失效了。现在，当一个人要求言论和出版自由时，他要求的不是绝对的自由。只要有组织的社会存在，内容审查制度就总会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但正如罗莎·卢森堡所说的，自由是“其他人的自由”。同样的原则蕴含于伏尔泰的那句名言：“我反对你所说的话，但我会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思想自由一直是西方文明的突出特征之一，如果它有意义的话，它意味着每个人都应该有权利表达和出版他认为是真相的内容，只要这些内容不会以某种确凿无疑的方式伤害别人。资本主义社会和西式的社会主义都仍然认为这一原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正如我所说过的，我们的政府仍然表现出对这一原则的尊重。街上的普通老百姓——或许在一部分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对理念并不是很感兴趣，不至于对它们不宽容——仍然模糊地认为“我想每个人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意见”。只有文学界和科学家的知识分子，至少是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那些原本应该是自由的守护者的人，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开始鄙视这一原则。

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变节的自由派。除了马克思主义者那耳熟能详的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只是幻觉的言论之外，现在还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思想倾向，认为只有极权主义的手段才能捍卫民主。它争辩说，如果你热爱民主，你就必须以任何手段消灭它的敌人。谁是它的敌人？他们不仅是那些公开地、有意识地攻击民主的人，还包括那些传播错误的思想，从而在“客观上”危害民主的人。换句话说，捍卫民主意味着摧毁所有的独立思想。这一理由被用于为俄国的大清洗进行辩护。就连最热情的亲俄派也不会相信所有的受害者都犯下了他们被指控的罪名，但由于怀有异端思想，他们“客观上”危害了政权，因此不仅对他们展开屠戮是正确的，而且还应该以虚假的指控抹黑他们。同样的理由还被用于为左翼报刊在西班牙内战中有意识地对托派分子和支持共和国的少数派进行造谣诬蔑这一行径作辩护。1943年莫斯利获释时，这套逻辑又被用作反对“人身保护法”的理由。

这些人不明白，如果你倡导极权主义手段，或许有一天它们就会被用在你自己身上。习惯了不经审判就关押法西斯分子，或许这个过程不会在关押完法西斯分子后就停止。在遭受镇压的《工人日报》复刊后，我到伦敦南部的一所工人学校作讲座。听众是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下层知识分子——就是你在左翼书社的支部经常见到的那些人。那个讲座谈及了出版自由的问题，到最后，让我大为惊讶的是，有几个提问者起身问我：难道我不认为解禁《工人日报》是一个大错吗？我问他们为什么这么说，他们说这是一份忠诚度可疑的刊物，在战争时期不应该容忍它的存在。我发现自己在为《工人日报》辩护，而这份报纸不止一次处心积虑地对我进行诽谤。但这些人是从哪儿学到了这一本质上是极权主义的观点呢？可以很肯定地说，是从共产主义者那儿学到的！英国有着根深蒂固的宽容与体面的传统，但它们并非不可摧毁，而且必须以有意识的努力让它们延续下去。宣扬极权主义教条的结果将会削弱自由的人民分辨危险和安全的本能。莫斯利事件表明了这一点。在1940年时，关押莫斯利是非常正确的举动，无论他是否真的犯下了罪行。我们在为生死存亡而战，我们绝不能允许一名潜在的卖国贼自由行动。而到了1943年仍然未经审判就剥夺他的自由则是一桩暴行。群众无法明白这一点是不好的征兆，虽然反对莫斯利获释的骚动确实在一部分程度上是泡沫，一部分程度上是其它不满的表现。但当前滑向法西斯的思维方式的情况有多严重可以从过去十年来反法西斯运动不择手段的程度得以体现。

当前的俄国狂热只是西方自由传统整体弱化的一个征兆，意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新闻部插手这件事，明确地拒绝出版这本书，大部分的英国知识分子不会认为这件事有什么让人不安之处。对苏联不加批判的忠诚是当前的正统理念。只要事关苏联的利益，他们不仅愿意容忍审查制度，而且还会精心地编造历史。只举一个例子。《震撼世界的十天》对俄国革命早期进行了第一手的描述，作者约翰·里德⁽⁴⁾去世时，这本书的版权落到了英国共产党的手里，我相信是里德遗赠给他们的。几年后英国共产党将这本书的原版统统销毁，出版了经过曲解篡改的版本，完全没有提到托洛茨基的名字，还将列宁所写的序文也删掉了。如果英国仍然有激进的知识分子群体的话，这一捏造史实的行径会在英国的每一份文学报刊上被揭发和谴责。结果呢，几乎没有人提出抗议。对于许多英国知识分子而言，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对彻头彻尾的欺诈的容忍比当前风行的对俄国的崇拜更加危险。显然，这种时尚是不会一直持续下去的。据我所知，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我对苏联政权的看法或许将被普遍接受。但这件事本身有什么用呢？以一个正统理念去代替另一个正统理念并不一定就是进步。我们的敌人是留声机式的思想，无论你是否认同当前正在播放的这张唱片。

我很熟悉所有反对思想和言论自由的理由——那些宣称它不能存在的理由和那些宣称它不应该存在的理由。我的回答就是，他们根本无法说服我，我们四百年来的文明一直建立在相反的理念之上。过去十几年来，我一直认为当前的俄国政权是邪恶的，我声称自己有权利这么说，虽然苏联在这场我希望获胜的战争中是我们的盟友。如果我得用一句话证明自己，我会引用弥尔顿的这句话：

以众人皆知的亘古的自由之规！⁽⁵⁾

“亘古”这个词强调了思想自由是深深扎根的传统，没有了它，西方文明或许将不复存在。显然，我们的许多知识分子正在疏远它。他们接受了这么一个原则：一本书的出版或取缔，被赞扬或被批评，不应该取决于它自身的优点或缺点，而是应该取决于政治上的权衡利弊。其他人虽然并没有这一想法，但出于怯懦而表示赞同。这种情况的一个例子就是英国许多能言善辩的和平主义者面对苏俄军国主义崇拜的盛行哑口无言。根据这些和平主义者的看法，所有的暴力都是邪恶的，在这场战争的每一个阶段他们都在敦促我们屈服或达成妥协和平。但他们当中有多少人说过有红军参与的战争也是邪恶的？显然，俄国人有权利捍卫自己，而我们这么做就是不可宽恕的罪恶。你只能这么去解释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况：这是出于要和知识分子的主体共同进退的怯懦愿望，他们爱的是俄国而不是英国。我知道英国的知识分子对他们的怯懦和虚伪可以给出很多理由。事实上，我心里很清楚他们会如何为自己辩护。但至少让我们不要再说什么捍卫自由反抗法西斯的胡说八道。如果自由真的有含义的话，它意味着告诉人们他们并不想听的事情的权利。普通人仍然模糊地接受这一信念，并依照它去行事。在我们的国家——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有着同样的情况，之前的法兰西共和国情况就不是这样，而如今在美国情况也不是这样——自由派恐惧自由，知识分子想要抹黑思想。我写下这篇序文，就是希望引起对这一事实的关注。

(1)　1945年8月17日《动物农场》于伦敦出版。

(2)　切特尼茨运动（the Chetnik movement），指始于1904年的抵制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及外来政权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运动。

(3)　斯蒂弗基的牧师（the Rector of Stiffkey），指哈罗德·弗朗西斯·戴维森（Harold Francis Davidson, 1875—1937），英国国教牧师，于1932年因被控告不道德罪名成立，被褫夺教职。

(4)　约翰·里德（John Reed, 1887—1920），美国记者、诗人、作家，代表作有《震撼世界的十天》、《自由：监狱里的戏剧》。

(5)　原文是：By the Known Rules of Ancient Liberty。

原子弹与你⁽¹⁾

未来的五年里，原子弹很有可能把我们所有人统统炸得粉碎，但关于原子弹的讨论并没有像预期那样引起激烈的争论。报纸上刊登了许多图解，但对于普通人理解质子和中子如何发挥杀伤力并没有多大的帮助，而且许多人一再重复着陈词滥调，说原子弹“应该由国际社会控制”。但奇怪的是，对于我们来说最为迫切的问题——“要制造出这些东西有多难？”——却很少有人提及，至少鲜见于报端。

关于杜鲁门总统决定不会将某些秘密交给苏联这个消息，作为普通大众的我们是以间接的途径了解到的。几个月前，当原子弹仍然是一则谣言时，许多人以为裂变原子只是物理学家的问题，一旦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一种新的毁灭性武器就将几乎人手一份。（谣言还说，某个寂寞的疯子随时可能会将文明炸得灰飞烟灭，就像点燃一个爆竹那么简单。）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整个历史的进程就将被彻底扭转。大国和小国将不再有任何区别，国家对个人的权威也将被大大削弱。然而，根据杜鲁门总统所说的话，以及关于这些话的众多评论，原子弹的造价极其昂贵，而且需要大规模的工业基础才能制造出来，世界上只有三四个国家具备这一能力。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这或许意味着原子弹的发明并不会改变历史的进程，而只会强化过去十几年来已经显而易见的趋势。

文明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武器的历史已经是老生常谈。具体地说，火药的发明和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体制之间的关系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指出。虽然我毫不怀疑可能会有例外的情况发生，但我想下面这条法则基本上是正确的：当优势武器的生产很昂贵或困难时，那个年代往往就是专制当道的年代，而当主流武器很简单便宜时，民众就不会逆来顺受。因此，比方说，军舰和轰炸机是捍卫暴君的武器，而步枪、滑膛枪、长弓和手榴弹本质上则是捍卫民主的武器。复杂的武器使强者变得更强，而简单的武器——只要没有反制的武器——则赋予了弱者抵抗的爪牙。

民主和民族自决的伟大年代是滑膛枪和步枪的年代。在燧石枪发明后，在火帽发明前，滑膛枪是非常高效便利的武器，而且制作非常简单，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生产。它的综合品质使得美国和法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与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相比，以前的人民运动要更像那么一回事。滑膛枪之后出现了后膛装填的步枪，这东西要相对复杂一些，但仍有许多国家能够生产，而且价格便宜，走私方便，弹药也不贵。连最落后的国家也总是能从这里或那里获得步枪，因此布尔人、保加利亚人、阿比西尼亚人、摩洛哥人——甚至包括藏族人——都能进行争取独立的斗争，有时还获得成功。但自此之后，军事技术的每一次发展都使得国家对个人的压制越来越强，使得工业化国家越来越凌驾于落后国家之上。武力强国越来越少，到了1939年，就已经只有五个国家拥有发动大规模战争的能力了，而现在只有三个国家——最终将只有两个国家——有能力这么做。这个趋势多年来已经很明显了。早在1914年前就已经有几位观察家指出了这一点。能够扭转这一趋势的唯一方法，就是发明一种武器——或者从更加宽泛的角度去讲述，是一种斗争的方式——不依赖工业化的大规模集中。

从多方面的迹象观察，我们可以判断俄国人还没有掌握制造原子弹的秘密。另一方面，大家都达成共识，认为俄国人在几年内就可以将这个秘密握在手中。因此，我们将面临的前景是，世界将被两到三个可怕的超级大国所瓜分，每一个大国都掌握了可以在几秒钟之内让数百万人灰飞烟灭的武器。认为这种情况将意味着更大规模更为血腥的战争，抑或是机器文明的终结，那未免为时过早。想象一下，这几个硕果仅存的大国达成了默契，彼此之间不会使用原子弹，那会是怎样一番情形？——这是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要是他们只是将原子弹使用在，或威胁要使用在无力反击的群众身上呢？那样一来，我们回到了和从前一样的处境，唯一的区别就是权力愈发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而受压迫群众和阶级的前景更加绝望。

当詹姆斯·伯恩汉姆写出《管理革命》时，许多美国人似乎认为德国人将赢得欧战的胜利，因此统治欧亚大陆的将是德国而不是俄国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日本仍将是东亚的霸主。这番预言落空了，但它的主旨并没有受到影响，因为伯恩汉姆对新世界地缘政治图景的勾勒是正确的。世界越来越明显被三个庞大的帝国分割占据，每个帝国可以自力更生，与外部世界断绝联系，由一个自我加冕的寡头集团以某种伪装形式进行统治。划定疆界的讨价还价仍在继续进行，而且还将持续好几年，而第三个超级大国——由中国统治的东亚——现在仍只是潜在的可能而并非事实。但大致上的趋势是不会错的，每一个科学上的发现都在加速这一进程。

曾经有人告诉我们，飞机“消除了国界”——事实上，自从飞机变成了正规武器，国界成为了绝对无法逾越的壁垒。人们曾经希望无线电能用于增进国际间的理解和合作，但它却变成了国与国之间互相隔绝的工具。原子弹或许能通过将受剥削阶层和人民所有的反抗能力剥夺殆尽而完成这个进程，与此同时却又让原子弹的掌控者们在军事上处于平等的地位。由于无法征服对方，他们可能会将世界分而治之。除非经过缓慢而不可预测的人口变迁，否则这种平衡很难被打破。

四五十年前，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先生和其他人一直在警告我们，人类可能会被自己的武器摧毁，只有蚂蚁或其它群居物种能存活下来。任何人目睹过德国城市遍地废墟的景象，都会觉得这一想法绝非异想天开。但是，放眼整个世界，几十年来的潮流并不是迈向无政府状态，而是奴隶制将会卷土重来。我们或许将迎来一个就像远古时代的奴隶制帝国那样极度稳定的新时代。关于詹姆斯·伯恩汉姆的理论人们进行了许多探讨，但很少有人考虑过它在意识形态上的含义——一个不可征服的、永远与邻国处于“冷战”状态的国家所奉行的世界观、信仰体系和社会结构。

如果原子弹变得像单车或闹钟一样廉价而容易制作，我们或许会回到蛮荒时代的世界；但另一方面，它可能意味着国家主权和高度集中的警察国家的终结。如果就像预料的那样，原子弹将像战舰一样造价高昂而稀罕，它更有可能终止大规模的战争，而代价就是“非和平的和平”将无限期地延长下去。

(1)　刊于1945年10月19日《论坛报》。

什么是科学？⁽¹⁾

上周的《论坛报》收到了来自斯图亚特·库克先生的一封有趣的信，在信中他提出，避免“科学专制”的最好方法是让公众的每一个个体都尽可能接受科学的教育。与此同时，科学家们应该走出他们的象牙塔，更积极地参与政治和行政事务。

大体上，我想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同意这一观点，但我注意到，和往常一样，库克先生没有对科学进行界定，只是语焉不详地说，它指的是某些能在实验室条件下进行试验的精确科学。因此，成人教育倾向于“偏重文学、经济和社会等科目，忽略了科学的学习”，显然将经济学和社会学排除在了科学的范畴之外。这个观点很重要，因为“科学”这个词目前至少有两个含义在使用，而当前在两个含义之间玩捉迷藏的趋势使得整个科学教育的问题变得含糊暧昧。

大体上，科学的意思有：A．精确科学，如化学、物理等；或B．通过对观察到的事实进行逻辑推理而得出可检验的结果的思维方式。

如果你问任何一个科学家，或几乎任何受过教育的人：“什么是科学？”你可能得到B这个答案。但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说话还是写字，当人们提到“科学”时，他们指的是A。科学意味着发生在实验室里的事情；这个词勾起的图景里有试管、方程式、本生灯、显微镜。生物学家、天文学家、心理学家和数学家被称为“科学人士”，没有人会想到把这个词用在政治家、诗人、新闻工作者甚至哲学家身上。那些告诉我们年轻人必须接受科学教育的人所指的几乎毫无例外，就是他们必须学习更多关于放射性、天文学、生理学或自己身体的知识，而不是说他们应该学会更加精确的思维方式。

这一意义上的混淆在某种程度上是故意为之，蕴含着一个很大的危险。增加科学教育的要求所隐含的想法是，如果一个人接受了科学的训练，他处理一切事情的方式将比没有接受过科学训练的人更加理性。这种想法认为，科学家对政治的看法，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对道德、哲学乃至艺术的看法，要比一般人的看法更有价值。换句话说，要是这个世界由科学家掌控的话会变得更加美好。但是，正如我们刚刚所了解的，“科学家”指的是从事某一门纯粹科学研究的专家。由此推断，一个化学家或一个物理学家在政治理念上要比一个诗人或一个律师更加理智。事实上，已经有数以百万计的人相信这一说法。

但是，狭义上的“科学家”真的比其他人在思考一个非科学的问题时更加客观吗？这一想法并没有太多的理由。做一个简单的测试——抵抗民族主义的能力。“科学无国界”这句话流传很广，但事实上，各个国家的科学工作者比起作家和画家，更加自愿地追随政府。德国的科学界大体上对希特勒并没有进行抵抗。希特勒或许摧毁了德国科学的长期发展，但仍有许多天资聪颖的人在进行类似合成汽油、喷气式飞机、火箭导弹和原子弹等技术的研究工作。没有这些人，德国的战争机器根本不可能建成。

另一方面，当纳粹掌权后，德国文学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想完整的清单还没有得以出版，但我认为那些自愿放逐或遭到政权迫害的德国科学家——犹太人科学家除外——要比遭到迫害作家和记者的数目少得多。比这更可怕的是，一些德国科学家接纳了可怕的“种族科学”理念。你可以在布雷迪⁽²⁾教授的《德国纳粹主义的精神与结构》一书中看到他们的阐述。

但是，同样的事情到处都在发生，只是形式稍有不同。在英国，我们的前沿科学家中的大部分人接受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从他们被授予爵士身份、从男爵爵位甚至贵族爵位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自丁尼生以降，没有哪个作品值得一读的英国作家被授予头衔——或许你可以把麦克斯·比尔博姆爵士⁽³⁾除外。那些不接受现状的英国科学家总是共产党人，这意味着无论他们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是多么谨慎细心，在某些问题上他们根本没有批判力，甚至无法做到诚实。事实上，一个人在一门或几门纯粹科学上经过培训，甚至加上非常高的天赋，并不足以保证他有人文主义精神或批评性的精神。六七个大国的物理学家正在狂热地从事秘密的研究工作开发原子弹，就是这种情况的明证。

但是，这一切意味着公众不应该接受更多的科学教育吗？恰恰相反！它所蕴含的意思是，如果科学教育只是探究物理、化学和生物的内容，它将会戕害文化和历史，对于群众来说好处不大，或许还会带来很多坏处。它可能会使得普通人的思想变得狭隘，让他更鄙夷自己所没有的知识，而他的政治反应或许要比那些大字不识但有一点历史知识和相对合理的美感的农民更加缺乏理性。

显然，科学教育应该意味着培养理性的、批判的、重视实验的思维习惯。它应该意味着掌握某种方法——某种能应用于一个人所遇到的任何问题上的方法——而不是简单地堆砌许多事实。如果这么说的话，那些为科学教育辩护的人通常都会表示同意。继续追问下去，让他具体作答，结果总是表明科学教育意味着更关注各门科学，换句话说——更关注事实。科学意味着一种世界观而不只是关注知识本身这一理念在实际中总是遭到抵制。我认为纯粹的职业猜忌是这个问题的一部分原因。因为如果科学只是一种方式或态度，任何人只要其思想过程充分理性的话就能被称为科学家——那现在那些化学家、物理学家等人所拥有的崇高权威以及他们声称要比我们这些人更睿智的底气从何而来呢？

一百年前，查尔斯·金斯利⁽⁴⁾将科学形容为“在实验室里制造恶臭”。一两年前，一位年轻的工业化学家自鸣得意地告诉我他“无法理解诗歌的用途”。钟摆就这么晃来晃去，但我不认为这两种态度有何高下之分。目前科学占据了上风，因此我们听到了人民群众应该接受科学教育的言论，说得很有道理。我们本应听到却没有听到有人提出反驳，说科学家们本身也应该接受一点教育，并从中受益。在写下这篇文章之前，我在一本美国杂志中看到一篇文章，说有几位英国和美国的物理学家从一开始就拒绝对原子弹进行研究，他们很清楚它会有怎样的用途。在这个疯子当道的世界里还是有一群明白人。虽然没有刊登出他们的名字，但我想我可以很有把握地猜测他们都是有文化背景的人，对历史、文学或艺术有所了解——简而言之，不是那些用现在的话讲，纯粹只关注“科学”的人。

(1)　刊于1945年10月26日《论坛报》。

(2)　罗伯特·亚历山大·布雷迪（Robert Alexander Brady, 1901—1963），美国经济学家，代表作有《德国纳粹主义的精神与结构》、《组织、自动化与社会》等。

(3)　亨利·马克西米兰·比尔博姆（Henry Maximilian Beerbohm, 1872—1956），英国作家、漫画家，代表作有《快乐的伪君子》、《朱莱卡·多布森》等。

(4)　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 1819—1875），英国作家、牧师，代表作有《圣人的悲剧》、《向西进发！喝！》。

民族主义小记⁽¹⁾

拜伦在某处用了“longeur”⁽²⁾这个法语单词，并顺便提到，虽然我们没有这个英语单词，但这种情况多的是。同样地，有一种思维方式如今非常普遍，影响了我们对于每一个问题的思考，但还没有被赋予名字。在现有的名词中我选择了最接近其内涵的“民族主义”这个词，但你很快就会发现我用的并不是这个词的一般含义，这只是因为我所谈论的情感并不总是和民族联系在一起——民族指的是某一个种族或地域的人。它可以用以指代一个教会或一个阶层，或者只是消极意义上的抵制某个事物，并不需要有任何积极意义上的忠诚的对象。

说到“民族主义”，我首先指的是认为人可以像昆虫那样分门别类，可以给数百万乃至数千万人贴上“好人”或“坏人”的标签这一思维定式。⁽³⁾但其次——这一点更加重要——我是说一个人对一个国家或一个团体产生了认同感，将其凌驾于善恶之上，并认为除了维护它的利益之外再无其它责任。民族主义不能和爱国主义混为一谈。这两个词的用法都很模糊，对其加以任何诠释都会引起争论，但你必须在二者之间划清界限，因为它们涉及到两个不同的甚至是相抵触的概念。“爱国主义”我指的是一个人对某一个地方和某一种生活方式充满了解和热爱，认为它们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但并不希望强迫他人接受。爱国主义的本质无论军事上还是文化上都是防御性的。而民族主义则与对权力的欲望是分不开的。每个民族主义者一以贯之的目的就是攫取更大的权力和更高的权威，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所选择的吞没其个体身份的国家或团体。

如果它只是被用于描述更加明显、臭名昭著的德国和日本等国的民族主义运动，所有这一切都再明显不过。当我们面对纳粹主义这一现象，从外部进行观察时，我们几乎所有人都会对它作出相同的评价。但在这里我必须重复上文说过的内容——我用了“民族主义”这个词，是因为没有更贴切的词语可供使用。在我使用“民族主义”时，它的延伸含义包括了诸如共产主义、政治天主教主义、犹太复国运动、反犹主义、托洛茨基主义与和平主义。它不一定表示对政府或国家的忠诚，更谈不上对祖国的忠诚，严格来说，它所涉及的团体甚至不一定真的存在。举几个明显的例子：犹太人、伊斯兰教、基督教国家、无产阶级和白种人，都是热烈的民族主义情怀的对象，但它们存在与否却值得进行严肃的质疑。它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拥有能够被广泛接受的定义。

值得再次强调的是，民族主义的情绪可能是完全消极的。比方说，托派分子成为与苏联不共戴天的敌人，而又缺乏对某个组织的忠诚。当你理解了这些含义时，我所说的民族主义的本质就变得更加清晰明了。一个民族主义者指的是一心只想着或考虑的重点只有争权夺利的人。他可能是一个积极的或消极的民族主义者——他的精神力量可能用于鼓励打气或诬蔑诽谤——但他一心只想着胜利、失败、荣誉和羞辱。他眼中的历史，尤其是当代历史，只有强权势力无休止的起起落落，在他看来，每一个事件都象征着己方的阵营蒸蒸日上，而被痛恨的敌方阵营江河日下。但最后我要说的是，不能把民族主义和对成功的膜拜混为一谈。民族主义者并不会遵循投靠最强的一方这一原则。正好相反，在选择了解自己的阵营后，他会说服自己所选择的阵营就是最强大的，即使在全然对己不利的事实面前也能坚持自己的信仰。民族主义是自欺欺人的对权力的饥渴症。每个民族主义者都能做出最厚颜无耻的卑鄙勾当，但由于他知道自己是在为某个比自己更崇高的事物服务，他还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是正义的一方。

现在，在我进行了这番冗长的定义后，我想应该承认我所谈论的这种思维方式在英国知识分子中的传播比在人民群众中的传播更加广泛。对于那些对当代政治深有体会的人来说，某些问题被理解为面子问题的流毒如此之深，以至于要进行真正理性的思考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你可以举出数百个例子，但单举一例，想想这个问题：在同盟国的三大势力苏联、英国和美国中，哪一方对打败德国贡献最大？理论上应该可以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作出一番合理的甚至决定性的解答。但在实践中，必要的计算无从实施，因为任何愿意琢磨这么一个问题的人都不可避免地会从面子之争的角度去看待它。因此他会先决定自己倾向于对俄国、英国或美国有怎样的看法，然后才开始寻找似乎能支持自己的看法的论证。类似的问题还有一长串，你只能从对整个问题能淡然处之的人那里得到诚实的答案，而他的观点可能根本没有价值。因此，部分程度上，我们这个时代在政治和军事预测上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奇怪的是，所有思想流派的所有专家，没有一个人能够预见到1939年俄国与德国签订条约这么一件很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⁴⁾当条约破裂的消息传出时，对它的解释可谓五花八门，预测刚被提出就立刻得修改，几乎每一个预测都不是建立在对可能性的研究之上，而是基于一厢情愿，想将苏联渲染成正义或邪恶、强大或弱小的一方。政治或军事的评论家就像占星师一样，犯了什么样的错误都可以继续胡诌下去，因为他们那些更加热切的信众并不指望他们对事实进行评估，而是寻求民族主义忠诚的鼓舞。⁽⁵⁾美学上的评论，特别是文学评论，就像政治评论一样被败坏了。要一个印度民族主义者喜欢读吉卜林的作品或一个保守党人在马雅可夫斯基⁽⁶⁾身上看到优点大抵上是很困难的事情，你总是面临着这个诱惑：因为你不认同某一本书的思想倾向，所以从文学的角度看它一定是一部蹩脚的作品。有着强烈民族主义世界观的人总是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不诚恳地玩弄这一手段。

在英国，如果你只是考虑人数，或许最普遍的民族主义形式是旧式的英国沙文主义。可以确定地说，这一思想仍然广泛传播，比大部分观察者在十几年前所相信的更广为流传。但是，在本文中我所关心的主要是知识分子的反动思想，在他们当中，沙文主义和老式的爱国主义几乎已经死去，虽然现在似乎在少数人身上得以复兴。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不消说，占据了主导地位的民族主义是共产主义——这个词取的是它的广义，既包括共产党员，也包括其“同路人”和笼统的亲俄派。我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者指的是以苏联为自己的祖国，认为自己的责任就是为俄国的政策辩护并不惜任何代价捍卫俄国利益的人。显然，今天英国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的直接和间接影响非常巨大。但许多其它形式的民族主义也在蓬勃发展，通过留意不同的甚至似乎互相矛盾的思想潮流之间的相似之处，你能最好地理解这个问题。

在十到二十年前，与今天的共产主义最接近的民族主义形式是政治上的天主教主义。它最杰出的代表——虽然他或许是一个极端个案，并不具有代表性——是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切斯特顿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为了罗马天主教的宣传事业，他压抑了自己的敏锐性和思想诚实。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二十年，他所写的东西其实是在不停地重复着同样的内容，就像《以弗所书里伟大的戴安娜女神》那样刻意卖弄小聪明，却又思想简单，令人觉得很沉闷。他写的每一本书和每一段对话都是在最大限度地错误地展现天主教比新教或非基督教更加优越。但切斯特顿并不满足于认为这一优越只是思想层面上或精神层面上的优越，它还体现在民族尊严和军事实力上，这意味着盲目无知地将拉丁国家理想化，尤其是法国。切斯特顿在法国居住的时间并不长，他对法国的描绘——天主教的农民不停地喝着红酒高唱着《马赛曲》——与现实的联系就好像《朱清周》⁽⁷⁾与巴格达的日常生活的联系。他不仅高估了法国的军事实力（在1914—1918年的一战前后，他认定法国单凭一己之力就比德国更加强大），而且愚蠢低俗地赞美战争的实际进程。切斯特顿描写战斗的诗作，例如《勒班陀》或《圣芭芭拉的民谣》使得《轻骑兵冲锋》这首诗读起来就好像是和平主义者的宣传册。它们或许是英语中最低俗的描写。有趣的是，要是有人以他惯用的赞美法国和法国军队的手法去描写英国和英国军队，他会是第一个予以嘲讽的人。在内政上他是一个英格兰本土主义者，对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真的深恶痛绝，而且他真心拥戴民主。但是，当他展望世界时，他就抛弃了自己的原则，甚至不知道自己正在这么做。因此，他对民主几乎可以用神秘主义加以形容的信念并不能阻止他崇拜墨索里尼。墨索里尼摧毁了代议制政府和出版自由，而这些是切斯特顿在英国孜孜以求的。但墨索里尼是个意大利人，让意大利走向强盛，光这一点就足够了。而且切斯坦顿对于意大利人和法国人对有色人种的征服式的帝国主义不置一词。一旦事关他的民族主义忠诚，他对现实的把握、他的文学品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的道德意识就都错位了。

显然，切斯特顿所阐述的政治天主教主义和共产主义有许多相似之处。而这两者与苏格兰民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反犹主义或托洛茨基主义也有许多相似之处。要说所有形式的民族主义都一样，甚至连它们的精神氛围也一样，未免过于武断。但有几条原则适用于所有的情况。下面是民族主义思想的几个主要特征：

偏执。民族主义者的所思所言所写几乎就只有他自己的团体的优越性。要民族主义者隐藏其忠贞即使并非不可能，也是很难做到的事情。只要对他的小团体稍有诋毁或称赞它的对手，他就会立刻感觉不痛快，必须尖刻地予以反驳才能心安。如果他所选择的团体是一个国家，比如说爱尔兰或印度，通常他会声称它不仅在军事力量和政治品质上有其优越性，而且艺术、文学、运动、语言结构、人民的体格美态甚至气候、风景和厨艺都更了不起。他会对诸如旗帜的正确摆放、新闻标题的字体大小和不同国家的名字先后顺序非常敏感。命名法⁽⁸⁾在民族主义思想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些赢得独立或经历了民族起义革命的国家总是会更换名字，任何有着强烈情感的国家或团体一般会起几个名字，每一个名字都有不同的含义。西班牙内战的交战双方加起来有不下九到十个名字，表达不同程度的爱与恨。有些名字（例如佛朗哥的支持者叫“爱国者”，政府的支持者叫“忠勇军”）让人摸不着头脑，没有哪一个名字是敌对双方达成一致，共同使用的。所有的民族主义者都视传播自己的语言以压倒对手的语言为己任，在说英语的民族中，这一斗争以方言之争这种更加隐晦的形式出现。仇视英国的美国人如果知道某一句俚语是出自英国时，会拒绝使用它，而拉丁语推行者和日耳曼语推行者之间的斗争背后总是有民族主义的动机。苏格兰民族主义者坚称苏格兰低地民族的优越性，而社会主义者的民族主义以对英国广播电台的口音发起阶级仇恨的谩骂作为形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民族主义甚至总是让人觉得有信奉交感巫术的色彩——这或许是因为焚烧政敌的肖像或拿他们的肖像当箭靶这一普遍行为而引发的。

不稳定性。民族主义者的忠诚感很强烈，但它是可以转移的。首先，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它们能够而且经常被指向异国。你经常会发现伟大的民族领袖或民族主义运动的创始人甚至不属于他们所膜拜赞美的国家。有时候他们是彻彻底底的外国人，更普遍的情况是，他们来自国籍不明的周边地区。比如说斯大林、希特勒、拿破仑、德·瓦勒拉⁽⁹⁾、迪斯雷利、庞加莱⁽¹⁰⁾、比弗布鲁克。泛日耳曼运动在部分程度上是英国人休斯顿·张伯伦缔造的。过去五十年到一百年来，民族主义的移情在文坛知识分子里是普遍现象。拉弗卡迪奥·赫恩⁽¹¹⁾移情的对象是日本，卡莱尔和其他许多人的移情对象是德国，而在我们的时代，许多人则转投俄国阵营。但特别有趣的是，再次移情的情况也有可能发生。一个被推崇多年的国家或团体可能突然间变得面目可憎，热情被转移到另一个目标上，中间几乎没有过渡。在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历史大纲》第一版和其它同一时间的作品中，你会发现美国被夸到了天上，就像今天的共产主义者夸俄国一样。但是，几年后这一不加批判的崇拜就变成了仇视。固执的共产主义者在几个星期内，甚至几天内就变成了同样固执的托派分子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在欧洲大陆，法西斯运动的很多成员原本是共产主义者，而接下来的几年很可能会发生相反的过程。民族主义者不变的是他的精神状况，而他的情感对象是可以改变的，还可能是虚构的。

但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我在提到切斯特顿的时候已经讲过，移情是一个重要的功能。它使得他的民族主义情绪能够远远超出他在为自己的祖国或任何他有切实了解的团体鼓噪时所能达到的程度——更加粗俗，更加愚蠢，更加歹毒，更加虚伪。当你看到由非常明智感性的人所撰写的关于斯大林和红军等等奴颜婢膝或肉麻吹捧的垃圾文字时，你会意识到只有在某种形式的思想错位发生时这种情况才有可能出现。在像我们这样的社会，任何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对自己的祖国怀有深切的情感是罕见的事情。公共舆论——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所意识到的公共舆论——不允许他这么做。他身边的大部分人都在愤世嫉俗和怨天尤人，出于模仿或纯粹只是出于怯懦，他或许就会形成同样的态度。那样一来，虽然他放弃了最触手可及的民族主义思想，但他并不会拥有真正的国际主义思想。他仍然觉得需要一个祖国，自然而然地会到国外去寻找。找到之后，他会毫无节制地沉溺于那些他认为自己已经摆脱了的情感。上帝、国王、帝国、米字旗——所有被打倒的偶像改头换面之后重新出现，而由于它们的本质没有被认出来，它们可以被安心地崇拜。民族主义的移情就像替罪羊一样，是在不改变一个人的行为的前提下获得救赎的方式。

对现实麻木不仁。所有的民族主义者都能做到对性质相同的事实之间的相似性视而不见。一个英国托利党人会捍卫欧洲自决，却反对印度这么做，而不会感觉自相矛盾。行为的好与坏并不取决于它们自身，而是取决于是谁在施行。几乎所有的暴行——虐待、使用人质、强制劳动、人口迁徙、未经审判判处监禁、捏造事实、刺杀、轰炸平民——如果是“自己人”做的，其道德色彩就会改变。自由党的《新闻纪实报》刊登了德国人吊死俄国人的照片，作为骇人听闻的暴行的例子，一两年后它以热情赞赏的态度刊登了俄国人吊死德国人的类似照片。⁽¹²⁾历史事件的情况也是一样，总是以民族主义对其进行解读。像宗教裁判所、星室法庭⁽¹³⁾和英国海盗的酷刑（例如，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¹⁴⁾喜欢将西班牙战俘活活淹死）、白色恐怖、镇压兵变的英雄们将数以百计的印度人绑上炮口轰出去、克伦威尔的士兵用剃刀割开爱尔兰妇女的脸庞这些事情，当人们觉得它们是为了“正义”的事业而做的，它们就都成了于道德无损甚至值得嘉奖的行为。如果你回顾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的历史，你会发现几乎没有哪一年不会从世界的某个地方传来暴行的报道。但是，这些惨案中没有哪一件——西班牙、俄罗斯、中国、匈牙利、墨西哥、阿姆利则、士麦那的惨剧——会被英国的全体知识分子相信和谴责。这些事情是否应该加以谴责，甚至它们是否发生过，总是取决于政治倾向。

民族主义者不仅不会去谴责自己人犯下的暴行，而且还能对它们做到充耳不闻。六年多来，那些英国的希特勒崇拜者故意不知道达豪集中营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存在。而那些斥责德国集中营时声音最响亮的人，总是不知道俄国也有集中营，或者所知甚少。像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这样的数百万人死去的重大事件就没有引起大部分英国亲俄派的关注。许多英国人对这场战争中德国和波兰犹太人遭遇的灭绝行动几乎一无所知。他们自身的反犹主义让这桩滔天的罪行从他们的意识中溜了过去。在民族主义者的思想中，事实可以既是真实的，又是不真实的，既是知道的，又是不知道的。一件已知的事实或许如此不堪忍受，总是被推到一边，不被允许进入逻辑思考过程，又或者它可以被纳入考虑中，但从来不被承认是事实，就算是在自己内心承认也不行。

每一个民族主义者都受到“历史是可以被改变的”这一信念的困扰。他的一部分时间沉溺于一个梦幻世界里，在那里发生的都是原本应该发生的事情——比方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获得了胜利，1918年的俄国革命被镇压下去——只要有可能，他就会将那个世界的某个片段搬到历史书里。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宣传作品都是捏造的。史实被打压，日期被修改，话语被断章取义和精心篡改以改变它们的意思。任何觉得不应该发生的事件都避而不提并最终予以否认。⁽¹⁵⁾1927年蒋介石活活烹死了数以百计的共产党人，而十年后他成为了左翼人士的英雄之一。世界政治的势力重组让他投身于反法西斯阵营，因此杀害共产党人的罪行“既往不咎”，或可能从来没有发生过。政治宣传的主要目的当然是影响时下的意见，但那些重写历史的人或许在部分程度上真的相信他们在将事实塞入历史中。当你思考那些用以证明托洛茨基并未在俄国内战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精心捏造的谎言时，你很难觉得那些做出这种事情的人只是在撒谎。更加可能的情况是，他们感觉那个版本的叙事才是上帝眼中的历史，因此他们篡改事实是正义之举。

世界各地之间的封闭加剧了对客观真相的漠视。这使得了解真相变得越来越难。人们总是对大事打心眼里感到疑惑。比方说，要对当前这场战争的死亡人数统计精确到百万甚至千万是不可能的事情。经常被报道的那些惨剧——战斗、屠杀、饥荒、革命——让普通人产生了恍如梦幻的感觉。你没有途径去确认这些事情，甚至不能完全肯定这些事情真的发生了，而且总是从不同的渠道看到完全不同的解读。1944年8月的华沙起义到底是对是错？德国人在波兰的毒气炉是真是假？谁才是孟加拉大饥荒的罪魁祸首？或许真相是可以被发掘的，但几乎任何报纸都不会诚实地报道事实，而普通的读者如果相信了谎言或没有什么想法是可以原谅的。真相总是无法得以肯定，这使得依附疯狂的信仰变得更加容易。由于没有什么事情能够被证实或证伪，最确凿无疑的事实也会被肆无忌惮地加以否认。而且，虽然民族主义者总是念念不忘权力、胜利、失败、复仇，他们总是对现实世界里所发生的事情并不感兴趣。他想要的是觉得己方压过他方，而要做到这一点，对他来说，打嘴仗比寻求事实的支持更加容易。所有的民族主义争议都是辩论社的水平。结果总是不了了之，因为每一位辩论者都相信自己获得了胜利。有的民族主义者几乎就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快乐地活在权力和征服的迷梦中，与现实世界完全脱节。

我已经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探讨所有形式的民族主义的思维习惯。接下来就是对这些形式进行分类，但显然我无法完整地将它们罗列出来。民族主义是个宏大的主题。这个世界受到无尽的幻想和仇恨的折磨，因为它们而陷入错综复杂的分裂状态，它们当中最丑陋狰狞的一面还不为欧洲人所知。在本文中我要探讨的是英国知识分子里的民族主义。他们比普通人更受民族主义的影响，但没有夹杂爱国主义，因此能够单独进行分析。下面我列出了如今在英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盛行的几种民族主义，并加上了似乎必要的评论。用三个标签进行归类会很方便：积极的民族主义、移情的民族主义和消极的民族主义。不过有的民族主义形式可以被归入不止其中的一类：

积极的民族主义

一、新保守主义。其代表人物有埃尔顿爵士⁽¹⁶⁾、艾伦·帕特里克·赫尔伯特、乔治·马尔康·杨格⁽¹⁷⁾、皮克松教授⁽¹⁸⁾，保守党改革委员会出版的杂志，还有诸如《新英语评论》和《十九世纪及其未来》这些杂志。新保守主义与传统的保守主义不同，它有着民族主义的特征，其真正动机是不愿意承认英国的实力和影响已经江河日下。即使那些清楚地认识到英国的军事地位已今非昔比的人也会宣传“英国的理念”（总是语焉不详）必将主宰世界。所有的新保守主义者都是反俄派，但有时候其着重点是反美主义。重要的是，这一思潮似乎正在年轻的知识分子中渐渐普及，还有一部分人是前共产主义者，他们通常都经历了理想幻灭的过程。许多原本反对英国的人突然变成坚定的亲英派。体现了这一趋势的作家有弗雷德里克·奥古斯都·沃伊特、马尔康姆·马格理奇、伊夫林·沃、休·金斯米尔，而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温德汉姆·刘易斯和众多他们的追随者在思想上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

二、凯尔特民族主义。威尔士、爱尔兰和苏格兰的民族主义各有不同，但相同的是，它们都持反英立场。这三个运动的成员都反对这场战争，一直都宣称自己是亲俄派，那些狂热分子甚至声称自己同时是亲俄派和亲纳粹派。但凯尔特民族主义与仇英情绪并不是一回事。它的动力是对凯尔特人在过去和未来一直都是伟大民族的信仰，拥有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凯尔特人被认为在思想上比萨克逊人更加出色——更加单纯，更有创造力，没有那么低俗，没有那么势利等等——隐藏在下面的是司空见惯的权力欲。其中一个迹象就是认为爱尔兰、苏格兰甚至威尔士能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保持独立，不需要得到英国的保护的错觉。持这一思想的作家有克里斯朵夫·穆雷·格里夫⁽¹⁹⁾和肖恩·奥卡西⁽²⁰⁾。没有哪一个当代的爱尔兰作家能完全不带一丝民族主义的痕迹，就连叶芝或乔伊斯这样的伟大作家也不能。

三、犹太复国主义。这是一场不同寻常的民族主义运动，但它在美国的变种比英国的变种似乎更加暴戾。我把它归入了直接而非移情的民族主义，因为它几乎只在犹太人的群体中盛行。在英国，出于几个互相矛盾的原因，大部分知识分子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都支持犹太人，但他们对此并没有强烈的情绪。所有善良的英国人也都支持犹太人，因为他们反对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但在非犹太人的族群里，几乎找不到对犹太人的民族忠诚或认为犹太人天生就是优越民族的人。

移情式的民族主义

一、共产主义。

二、政治天主教主义。

三、肤色情感。旧式的对于“土著居民”的轻蔑态度在英国已经式微，许多强调白种人优越性的伪科学理论已经被抛弃了。⁽²¹⁾在知识群体当中，肤色情感只会以颠倒的形式出现，也就是说，相信有色人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性。这一情感如今在英国知识分子中越来越普遍，而这或许源自越来越普遍的受虐心态和性挫折，而不是与东方和黑人民族主义运动接触的结果。即使是那些对肤色问题并没有强烈情感的人，势利和模仿也有很大的影响。几乎任何英国知识分子都耻于说白人要比有色人种更优越，而即使他不认同有色人种比白人优越这一论调，他也会觉得它是无可指摘的理论。寄托于有色人种之上的民族主义总是和认为他们的性生活更加美妙的想法联系在一起，坊间还流传黑人拥有无与伦比的性能力。

四、阶级情感。在上流阶级和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中，这一情感只会以颠倒的形式出现——那就是，对无产阶级优越性的信念。在知识分子群体内部，公共舆论同样具有强大的压迫力。对无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式的忠诚，对资产阶级的最恶毒的、理论上的仇恨，总是能和日常生活中的势利并存。

五、和平主义。绝大部分的和平主义者要么属于隐秘的宗教派别，要么是人道主义者，反对残害生命，不希望进一步推进自己的思想。但有一小撮崇尚和平的知识分子真实但没有表露的动机似乎是对西方民主体制的仇恨和对极权体制的向往。和平主义者的宣传总是含糊地说某一方和另一方其实都不是好人，但如果你仔细阅读年轻一辈的和平主义知识分子的作品，你会发现他们根本没有表达持平而论的否定，而是几乎完全和英国和美国对着干。而且他们没有一以贯之地谴责暴力，只是谴责在保卫西方国家时所使用的暴力。他们并没有像指责英国人那样指责俄国人以战争手段保卫自己。事实上，所有这类和平主义宣传都避免提及俄国或中国。他们没有说印度人在与英国人斗争时应该放弃暴力。在和平主义者的文学作品里充斥着模棱两可的言论，如果它们真有意义的话，它们似乎在说像希特勒这样的政治家要好过像丘吉尔这样的政治家，而如果暴力真的够残暴的话，或许就可以原谅。法国沦陷之后，那些法国和平主义者在面对一个他们的英国同仁还不需要面对的真正抉择时，他们当中大部分人投靠了纳粹。在英国，似乎有一小部分人既是和平誓约联盟的成员，又是黑衫党的成员。和平主义作家写过一些称赞卡莱尔的文章，而卡莱尔是法西斯主义的精神教父之一。总而言之，很难不觉得知识分子群体所展现出的和平主义是在偷偷地崇拜暴力和达到目的的残暴手段。它的错误是将这种感情寄托在希特勒身上，但要再度转移也是很容易的事情。

消极的民族主义

一、仇英情绪。在知识分子内部，对于英国的轻蔑和略带敌对的态度或多或少成了一种强迫症。但在许多情况下，这是一种无法伪装的感情。在这场战争期间，它的展现形式是知识分子的失败主义论调，在轴心国势力的失败已成定局之后还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当新加坡沦陷或英国人被逐出希腊时，许多人毫不掩饰自己的高兴，而且他们很不情愿相信捷报，比方说，阿拉曼战役或不列颠空战中德国战机被击落的数量。当然，英国的左翼知识分子其实不希望德国人或日本人赢得战争，但许多人看到自己的祖国蒙受耻辱时心里忍不住感到高兴。他们想看到最后的胜利将归功于俄国或美国，而不是英国。在外交政策方面，许多知识分子信奉的是“凡是英国支持的一方必定是错的”这一原则。结果，所谓的“开明”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保守党政策的镜像。仇英情绪总是会反转的，因此就有了那司空见惯的一幕：上一场战争中的和平主义者到了下一场战争就成了好战分子。

二、反犹主义。目前关于这一点并没有多少证据，因为纳粹的迫害已经让任何有思考能力的人与犹太人站在同一阵营，共同对抗他们的压迫者。任何受过教育并听说过“反犹主义”这个词语的人当然都会宣扬自己不受其影响。在所有阶层的文学作品中，反犹主义的言论被精心删去。事实上，反犹主义似乎影响广泛，甚至蔓延到知识分子内部，而保持缄默的共谋或许使得情况更加糟糕。思想左倾的人概莫能外，他们的态度有时候受到托派分子和无政府主义分子通常都是犹太人这一事实的影响。不过，有保守思想的人更容易受反犹主义的影响。他们认为犹太人败坏了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新保守主义和政治天主教主义总是会屈从于反犹主义，至少时不时会这样。

三、托洛茨基主义。这个词的含义很空泛，包括无政府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甚至自由主义者。在这里我用它指恪守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反对斯大林的统治。研究托洛茨基主义，研究那些晦涩的宣传手册或像《社会主义宣言》这样的文章要比研究托洛茨基本人的作品更好，因为他并没有一以贯之的理念。虽然在一些地方，比方说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能够吸引数目相当多的追随者，并发展成一场有组织的运动，拥有自己的小小元首，它的启示在本质上是消极的。托洛茨基分子反对斯大林，而共产党员则拥戴斯大林。和大部分共产党员一样，他们改造外部世界的愿望并没有在面子之争中获胜的愿望那么强烈。他们总是钻牛角尖，不能以可能性为基础得出真正符合理性的意见。托洛茨基分子在世界各地遭受迫害，总是被指控与法西斯分子合作，这显然是不实的指控。有人认为托洛茨基主义在智力上和道德上要比共产主义更加优越。但是，无法肯定这两个群体之间是否有很大的差别。最典型的托派分子，原本都是共产党员，经历了某场左翼运动而信奉托洛茨基主义。除了那些入党多年的共产党员之外，其他共产党员随时可能投身托洛茨基主义的怀抱。相反的情况似乎没有那么频繁地发生，至于为什么就不清楚了。

在我上文尝试进行的分类中，我似乎夸大其词，过于简单武断，作出没有根据的判断并忽略了正当的动机。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这篇文章里我在尝试将存在于我们的脑海里并扭曲我们的思想的倾向一一分离并加以辨识，这些倾向不一定会以纯粹的状态出现，也不一定会一直发挥影响。在这里有必要更正一下我刚才不得不将其过度简化的图景。首先，一个人没有权利认为每个人或每个知识分子都受到民族主义的影响。其次，民族主义的影响或许是断断续续和有限的。一个知识分子或许会在一定程度上屈服于一个他知道很荒唐的信仰，他可能很久都不会想起这一信仰，只有在愤怒或伤感的时候，或当他很肯定无伤大雅的时候才会重新想起它。第三，一个人或许会出于真诚和非民族主义的动机接纳民族主义信条。第四，几种民族主义，即使它们之间互相矛盾，也可以在同一个人身上并存。

我一直在说“民族主义者这般这般”或“民族主义者那般那般”，并以那些极端的、几乎无法理喻的人作为例子，他们无法做到恪守中立，除了权力斗争之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事实上，这种人非常普遍，但没有必要为了他们耗费弹药。在真实的生活中，你要和埃尔顿爵士、丹尼斯·诺维尔·普里特⁽²²⁾、休斯顿夫人、埃兹拉·庞德、瓦尼斯塔爵士⁽²³⁾、科弗林神父等这些让人觉得很郁闷的人进行斗争，但他们在思想上的缺陷几乎不需要指出来。偏执狂并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事实上，没有哪个思想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能写出一本在几年后仍然值得一读的书籍，这一事实肯定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但当你承认民族主义还没有全面获胜时，承认这世上仍然有些人的判断力能够不受他们的欲望影响时，有些紧迫的问题——印度、波兰、巴勒斯坦、西班牙内战、莫斯科审判、美国黑人、苏德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仍然无法在理性的层面上进行探讨，至少还未以理性的方式探讨过。埃尔顿、普里特和科弗林等人都只会张口闭口反反复复地说着同样的谎言，他们显然是极端的例子，但如果我们不意识到在没有防备的时候我们都会变得和他们一样，那是在自欺欺人。提及某个问题，或进入某个领域——或许那是从来没有预料到的领域——想法最公正、脾气最温和的人可能也会突然间变成一个恶毒的结党营私的人，一心只想压倒他的对手，对自己说了多少谎言或在说谎时犯了多少逻辑错误并不在乎。劳合·乔治反对布尔战争，当他在下议院放言，政府公报里所声称的被击毙的布尔军人数累加起来，要比整个布尔族的人口还要多时，据记载，亚瑟·贝尔福⁽²⁴⁾曾愤然起身，叫嚷道：“下流坯子！”很少有人能抵抗像这样的情绪失控。被一个白人妇女辱骂的黑人、听到英国被美国人无知地批评的英国人、听到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天主教护教者都会作出相同的反应。挑逗一下民族主义的神经，思想的体面就会烟消云散，过去可以被篡改，最确凿的事实也可以被否认。

要是一个人的心中怀有民族主义式的忠诚或仇恨，某些事实虽然知道是真的，他也不愿意承认。这里只给出几个例子。下面我会列举五种民族主义者，每一种我附上一个这类民族主义者不可能接受的事实，即使是暗地里想想也不行。

英国托利党人：这场战争结束后，英国的实力和威望将被削弱。

共产党人：要是俄国没有得到英国和美国协助的话，可能已经被德国人打败了。

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因为英国的保护，爱尔兰才能保持独立。

托派分子：俄国人民接受了斯大林的政权。

和平主义者：那些“放弃”暴力的人是因为别人替他们实施暴力才能这么做。

要是不加上感情色彩的话，这些事实都是非常明显的。但在上面所指的每种人看来，它们是不可忍受，因此它们必须被加以否定，并且为了否定而捏造出荒谬的理论来。回到我说过的当前这场战争中令人目瞪口呆的军事预言的落空。知识分子对这场战争的进程的设想比起普罗大众犯了更多的错误，而且他们更受党派情感的左右，我想这么说确实不为过。比方说，左翼知识分子普遍认为在1940年我们就输掉了这场战争，德国人将在1942年占领埃及，日本人将不会被逐出他们已经征服的地区，英国和美国的轰炸攻势对德国毫无影响。他们能够相信这些看法，因为他们对英国统治阶级的仇恨不允许他们承认英国的作战计划会取得成功。如果一个人被这种情感影响，那他什么样的傻事都做得出来。比方说，我曾听到有人信誓旦旦地说美国军队来到欧洲不是为了打德国人，而是镇压英国的革命。只有知识分子才会相信这样的说法，没有哪个普通人会这么笨。当希特勒入侵俄国时，新闻部的官员发布了内部消息，说俄国将在六个星期内土崩瓦解。另一方面，那些共产党员认定这场战争的每一阶段都是俄国的胜利，即使俄国人几乎被赶到里海，数百万人沦为俘虏。不需要再列举例子了。关键的一点是，一旦涉及到恐惧、仇恨、嫉妒和权力崇拜，对现实的把握就乱了方寸。还有，正如我已经指出的，是非对错的观念也会混淆。如果是事情是“我们自己人”做的，那就绝对没有罪行，没有什么可谴责的。即使你不否认罪行已经发生，即使你知道那是你在别的情况下会进行谴责的罪行，即使你理智地承认那是不正当的行为——但你仍然不会觉得那是错的。但事关忠诚时，同情心就不再起作用。

民族主义为何兴起和传播是一个宏大的问题，在这里没办法进行探讨。它似乎是英国知识分子对外部世界正在发生的可怕斗争的扭曲反映，单说这一点就足够了。由于爱国主义和宗教信仰的瓦解，再愚蠢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如果你顺着这一思路发展下去，你就有可能陷入某种保守主义或政治虚无主义。例如，你可以振振有词地争辩说爱国主义能预防民族主义，君主制能防止独裁，而有组织的宗教能防止迷信——这些说法甚至有可能是事实。又或者，你可以争辩说没有什么观念是没有偏见的，所有的信念和事业都包含了同样的谎言、罪恶和野蛮。这总是被当作完全置身于政治之外的理由。我不接受这一论述，即使仅仅只是因为在当代世界，没有哪个知识分子能够置身于政治之外，不去在乎它。我认为一个人必须投身政治——我指的是广义的政治——而且一个人必须有所选择，也就是说，你必须认识到某些事业在客观上要比其它事业更好一些，即使它们是以同样卑劣的手段去实现的。至于我所提到的民族主义的爱与恨，无论我们喜不喜欢，它们都是构成我们中大多数人的一部分。我不知道能不能将这些情感排除掉，但我相信与它们进行斗争是可能的，而这在本质上是道德的努力。问题的实质是，首先，你要了解真实的自我，你真正的情感是什么，然后认识到不可避免的偏见的存在。如果你仇恨、害怕俄国，如果你嫉妒美国的财富和实力，如果你鄙视犹太人，如果你看不起英国的统治阶级，你无法单靠思考就摆脱这些情感，但至少你能认识到你有这些想法，不让它们左右你的思想。对于政治行动来说，感情冲动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可能是必要的，应该能够与对现实的接纳并存。但我要再强调一遍，这需要道德上的努力，而当代英语文学在探讨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问题时，表明我们当中没有几个人愿意去作出这番努力。

(1)　1945年10月刊于《辩论》。

(2)　意即乏味而冗长的章节。

(3)　原注：国家，甚至更加模糊的团体，例如天主教会、无产阶级总是被当作个体，被冠以“她”的称谓。荒唐可笑的评论几乎挂在每个人的嘴上——比方说，翻开报纸，你就会看到“德国佬生来就是奸邪之徒”这些关于民族性的武断概括（还有“西班牙人生来就是贵族”或“每个英国男人都是伪君子”）。时不时地，人们会意识到这些概括根本没有依据，但说出这些话的习惯就是改不了；表面上拥有国际视野的人，如托尔斯泰或萧伯纳，也总是犯下这样的错误。

(4)　原注：有几个持保守立场的作家，例如彼得·德鲁克预见到了德国与俄国的结盟，但他们预测的是永久性的同盟或联合。而马克思主义者或左翼人士，无论是什么政治色彩，都没有预计到苏德条约的订立。

(5)　原注：大多数流行刊物的军事评论员可以分为亲俄派和反俄派，亲英派和反英派。像相信马其诺防线坚不可摧或预言俄国将在三个月内征服德国这样的错误对他们的名誉毫无影响，因为他们总是在说出自己的听众想听的话。最受知识分子推崇的两位军事评论家是李德尔·哈特上尉和福勒少将。前者的理论是盾胜于矛，而后者的理论是矛胜于盾。这个矛盾并没有妨碍他们被公众捧为权威，他们在左翼圈子里受到追捧的原因是两人与国防部对着干。

(6)　弗拉德米尔·弗拉德米洛维奇·马雅可夫斯基（Vladimir Vladimirovich Mayakovsky, 1893—1930），俄国著名革命诗人，代表作有《我们的进行曲》、《革命颂》等。

(7)　《朱清周》（Chu Chin Chow），由英国剧作家编导的一部音乐剧，故事取材于《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

(8)　原注：有的美国人对英国人和美国人这两个词的合并形式“英美人”表示不满，他们说应该更改为“美英人”。

(9)　伊蒙·德·瓦勒拉（Éamon de Valera, 1882—1975），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政治家，爱尔兰宪法起草人之一，曾于1959年至1973担任爱尔兰第三任总统。

(10)　雷蒙德·庞加莱（Raymond Poincaré, 1860—1934），法国政治家，曾任三届法国首相，并于1913年至1920年担任法国总统。

(11)　帕特里克·拉弗卡迪奥·赫恩（Patrick Lafcadio Hearn, 1850—1904），又名小泉八云，旅日美国作家，代表作有：《怪谈录》、《日本与日本人》等。

(12)　原注：《新闻纪实报》敦促它的读者去观看播放整个行刑过程的电影，还有特写镜头。《星报》以明显表示赞同的态度刊登了几近赤身裸体的通敌卖国的女人被巴黎的暴民折磨的相片。这些相片和纳粹分子刊登的柏林暴民折磨犹太人的相片非常相似。

(13)　星室法庭（Star Chamber），英国皇室设立的用于监督新闻和出版的机构，成立于1487年，因屋顶有星形装饰而得名。

(14)　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 1540—1596），英国海盗、奴隶贩子，曾于1577年至1580年完成环球航行，后被英国王室招安并授勋，于1588年与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海战中担任副司令。

(15)　原注：一个例子就是苏德条约，它正从公众的记忆中被迅速地抹除。一个俄国记者告诉我记录近期政治事件的俄国年鉴已经把苏德条约删去。

(16)　戈弗雷·埃尔顿（Godfrey Elton, 1892—1973），英国历史学家，代表作有《法国革命理念》等。

(17)　乔治·马尔康·杨格（George Malcolm Young, 1882—1959），英国历史学家，代表作有《时代的写照》等。

(18)　肯尼斯·威廉·穆雷·皮克松（Kenneth William Murray Pickthorn, 1892—1975），英国政治家，曾任剑桥大学保守党议员，在英国教育部任职，枢密院成员。

(19)　克里斯朵夫·穆雷·格里夫（Christopher Murray Grieve, 1892—1978），苏格兰诗人，笔名“休·麦克迪亚密”，代表作有《苏格兰群岛》、《苏格兰诗歌的黄金宝藏》。

(20)　肖恩·奥卡西（Sean O'Casey, 1880—1964），爱尔兰剧作家、社会主义者，代表作有《一个枪手的故事》、《出发吧》等。

(21)　原注：一个好例子就是关于中暑的迷信。直到不久前，还有人相信白种人比有色人种更容易中暑，一个白种人如果不戴木芯帽子就在热带的日晒下走路一定会出事。这一理论没有任何凭据，但它的作用是强调“土著人”和欧洲人之间的区别。在这场战争中，这个理论被悄悄地搁置一旁，在热带地区，整支军队在行动时都不戴头盔。但是，中暑的迷信依然存在，在印度的英国医生似乎和门外汉一样对它深信不疑。

(22)　丹尼斯·诺维尔·普里特（Denis Nowell Pritt, 1887—1972），英国律师，曾担任工党众议员，因支持苏联入侵芬兰而被工党开除出党，后以独立身份参与英国的政治活动。

(23)　罗伯特·吉尔伯特·瓦尼斯塔（Robert Gilbert Vansittart, 1881—1957），英国政治家、外交家，曾于1929年至1941年担任外交和联邦事务常务次官。

(24)　亚瑟·詹姆斯·贝尔福（Arthur James Balfour, 1848—1930），英国保守党政治家，曾于1902年至1905年担任英国首相。

毁灭性的渐进主义⁽¹⁾

有一个理论还没有被精确地加以定义或赋予名称，但已经被广泛接受，并在必要的时候用来为某个被认为卑鄙无耻的勾当辩护。在为这一理论找到更贴切的名称之前，可以姑且称之为“毁灭性的渐进主义”。根据这个理论，要达到目的就必须付出流血、谎言、暴政和不公的代价；但另一方面，即使是最剧烈的变动，你也不能指望会有多少好的改变。历史必须付出伤亡的代价才能前进，但每一个后续的时代都会像以前的时代那样糟糕，好也好不到哪里去。不能抗议大清洗、人口迁徙、秘密警察部队等事情，因为这些是进步必须付出的代价。而另一方面，“人类本性”总是会延缓进步，甚至无法察觉到进步。如果你反对独裁体制，那你就是反动派；但如果你寄希望于独裁体制能催生好的结果，那你就是感情用事的人。

目前这一理论被广泛用于为苏联的斯大林政权开脱，但显然它可以被用来——如果情况允许的话，一定会被用来——为其它形式的极权体制辩护。这个理论是在俄国革命失败后形成的——这里所说的失败指的是俄国革命并没有实现它在二十五年前所提出的理想。俄国统治阶级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犯下了几乎每一种可以想象得到的罪行，但与此同时，它却离社会主义越来越远，除非你将社会主义重新定义，而1917年的社会主义者绝不会接受这个面目全非的定义。对于那些承认这些事实的人，只有两条路可以走。其一是否定关于极权主义的整个理论，但英国知识分子可没有胆量这么做。另一种方式是求助于毁灭性的渐进主义。他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不打破蛋壳怎么做煎蛋呢？”如果你回答说：“确实如此，但煎蛋在哪儿呢？”他们可能就会回答：“噢，你怎么能指望煎蛋一下子就做好呢？”

自然而然地，这一理由被应用于解释历史，其用意是证明每一个进步都是以残暴的罪行为代价而取得的，除此之外别无它法。大体上所引用的例子是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主义的斗争，这被认为是昭示着我们这个时代社会主义将推翻资本主义。这一理论认为，资本主义曾经是进步的力量，因此，它所犯下的罪行是可以被原谅的，至少是无关紧要的。因此，在最近的几期《新政治家》里，金斯利·马丁先生⁽²⁾指责亚瑟·科斯勒没有真正的“历史视野”，并将斯大林和亨利八世相提并论。他承认斯大林做出了一些可怕的事情，但归根结底他是为了“进步”，绝不能因为“清洗了”几百万人而抹杀这一事实。同样地，亨利八世的品行确实难以恭维，但毕竟是他促使了资本主义的兴起，因此，总而言之，他可以被视为人类之友。

斯大林与亨利八世并不相像，他与克伦威尔更像一些，但假设亨利八世真的就像马丁先生所说的那么重要，这番言论会引向何方呢？亨利八世促成了资本主义的兴起，这引发了工业革命的恐怖，从而引发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战争，而下一场战争很可能会消灭整个人类文明。因此，纵观整个过程，我们可以这么说：“亨利八世所做的每件事都可以被原谅，因为最终是他让我们大家被原子弹炸得灰飞烟灭。”如果你让斯大林为我们当前的状况和我们所面对的未来承担起责任，并坚持必须支持他的政策，你也会得出类似的荒谬结论。我猜想，那些支持俄国独裁体制的知识分子的动机，与他们在公众面前所承认的动机是不一样的。但如果你认为进步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容忍姑息暴政和大屠杀的确是符合逻辑的事情。如果每一个时代确实要比上一个时代有所改善，那么，任何推动历史进步的犯罪行为或荒唐举动都可以被证明是正当的。在大约1750年到1930年间，如果有人觉得进步正在切实而可衡量地稳步进行，他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到了后来，进步越来越难，取而代之的是毁灭性的渐进主义理论。一桩罪案跟着另一桩罪案，一个统治阶级取代了另一个统治阶级，巴别塔建起了，又倒下了，但你绝对不可以阻止这个过程——事实上，你必须准备好为任何一桩卑鄙无耻的勾当鼓掌欢呼——因为以某种神秘的方式衡量，在上帝眼中或在马克思眼中，这就是进步。另一种方式是停下来思考：其一，历史在何种程度上是必然的？其二，到底何谓进步？这时你就必须让瑜伽修行者去纠正政委的错误。

科斯勒关于瑜伽修行者与政委的那篇文章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大家认为他强烈倾向的是瑜伽修行者。事实上，如果你把瑜伽修行者和政委放在天平的左右两端，科斯勒更接近于政委的那一端。他信奉行动，信奉必要时可以采取暴力，信奉政府，信任政府不可避免总是会作出的改变和妥协；他支持这场战争，以及战争前的人民阵线。自法西斯主义兴起之时，他就倾尽心力与之进行抗争，是老牌的共产党员。在他那本书里批判苏联的长篇大论中甚至流露出对于旧的共产党的忠诚，认为共产主义运动之所以会出现偏差，都归咎于斯大林的掌权。而我认为，我们应该承认罪恶的种子从一开始就种下了，无论是列宁在世还是托洛茨基掌权都不会有太大的区别。科斯勒绝对不会说出只要我们在加利福尼亚冥想就能解决每一个问题这样的话。他也不会像宗教思想家那样，声称在真正的政治改革发生之前必须先“改造人心”。这里引用他的原话：

“单靠圣人或革命者并无法拯救我们，圣人和革命者必须合二为一。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做到这一点。但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避免欧洲文明的毁灭将是非常渺茫的事情，要么将发生替代全面战争的绝对战争，要么将是拜占庭式的征服——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间就会发生。”

也就是说，“改造人心”必须实现，但除非每一步都采取行动，否则它不会真的发生。另一方面，靠社会结构变革本身并不能促使真正的改良实现。社会主义总是被定义为“生产资料共同占有”，但现在看来，如果共同占有只不过意味着中央集权控制，它只会为新的寡头独裁铺平道路。中央集权是实现社会主义必要的前提条件，但它并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诞生，就像我有打字机并不能保证我能写出这篇文章一样。革命贯穿历史的进程，一波接一波地发生——虽然总是暂时带来安慰，就像一个病人在病床上辗转反侧——但那只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因为没有人认真地尝试消除权力的本能欲望，就算真的有人这么去做，那也是只有圣人才做得出的事情——那些修炼瑜伽的人只想着拯救自己灵魂，以忽略集体作为代价。而那些活跃的革命家，至少是那些“成功上位”的革命家，他们对公正的社会的渴望总是被巩固自身权力的欲望所侵蚀，这是非常致命的。

科斯勒表示我们必须再一次学会思考的技巧，它“是在经验法则的社会效应陷入失败的道德困境中唯一的指引”。他所指的“冥想”是“摈除欲望的意愿”，对权力欲的征服。那些能干的人把我们带到了深渊的边缘，而那些接受了强权政治的知识分子首先扼杀的是自己的良心，接着泯灭了自己对现实的感知，敦促着我们保持方向不变快步前进。科斯勒认为历史并非在所有的时刻都是必然的，历史存在着转折点，人类有自由选择更好的道路或更糟的道路。这么一个转折点（在他写这本书时它还没有出现）就是原子弹。要么我们放弃它，要么它将会把我们摧毁。但放弃原子弹既需要道德上的努力，也需要政治上的努力。科斯勒呼吁“在新的心灵氛围里培育新的友爱精神，它的领导人发誓要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而亲如手足的关系不会让他掌握无拘无束的权力”。他补充道：“如果这听起来像是乌托邦，那么社会主义就是乌托邦。”它甚至或许都不是乌托邦——它的名字或许在几代人的时间内就被遗忘——除非我们能够摆脱“现实主义”的愚蠢。但除非人心发生了变化，否则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对比政委，瑜伽修行者才是正确的。

(1)　刊于1945年11月《共同财富评论》。

(2)　巴兹尔·金斯利·马丁（Basil Kingsley Martin, 1897—1969），英国记者，长期担任《新政治家报》的编辑，代表作有《王室与制度》、《君主制的魔力》等。

蹩脚的好书⁽¹⁾

不久前一位出版商嘱咐我为伦纳德·梅里克⁽²⁾的一本小说的再版作序。这家出版社似乎准备再版长长一系列二十世纪业已几乎被遗忘的二流小说。在如今没有什么书读的日子里，做这样的事情可谓善莫大焉，我很嫉妒那个能在三便士书摊转悠，寻找童年爱读的小说的人。

现在我们似乎很少出版一类书，而这种书在十九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早期盛极一时，切斯特顿将这些书称为“蹩脚的好书”，即那种没有文学上的装腔作势，但在更加严肃的作品销声匿迹后仍有可读性的书籍。显然，这类书籍中的杰出作品有《莱福士》和《神探福尔摩斯》系列，在不计其数的这类或那类“问题小说”、“人文纪录”和“可怕的控诉”落得被打入冷宫的应有结局后，仍然保有一席之地。（哪一位作家的结局好一些呢？柯南·道尔还是梅雷迪斯？）我将理查德·奥斯丁·弗里曼的早期作品——《会唱歌的骨头》、《欧西里斯之眼》和其他人的作品——厄尼斯特·布拉玛的《马克斯·卡拉多斯》同样归入此列。把标准放低一些，盖伊·布斯比的西藏惊悚小说《尼克拉博士》，类似于胡克的《鞑靼行记》的少年文艺版，可能会使得中亚的真正旅程显得无趣又扫兴。

但除了惊悚小说之外，还有当时一些小有名气的幽默作家。比方说，佩特·里奇⁽³⁾——但我承认他那些大部头的作品似乎不再具备可读性——还有埃迪丝·内斯比特（《寻宝者》）、乔治·伯明翰⁽⁴⁾——要是他不谈及政治的话还是不错的；描写色情的宾斯泰德⁽⁵⁾（《粉红报》的“投手”专栏）；还有，要是美国的作品也算在内的话，布斯·塔京顿⁽⁶⁾的《潘罗德的故事》。比大部分这些作家水平更高的是巴里·佩恩。我想佩恩的部分幽默作品仍然在版，但我会建议读者去读一本现在一定非常罕见的作品——《克劳迪的八行诗》，一部以死亡为主题的优秀作品。年代稍近一些的还有彼得·布兰戴尔⁽⁷⁾，以威廉·魏马克·雅各布斯的风格描写远东的港口城市，不知为何已经被遗忘了，虽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曾经写文章称赞过他。

但是，我所提到的这些书籍都是“逃避”文学，是你的记忆中愉快的片段，偶尔让心灵放松一下的宁静角落，但它们从来不谎称自己是什么现实主义作品。还有另外一类“蹩脚的好书”，其创作意图要更加严肃，我觉得它们让我们了解到了小说的本质和它们现在衰落的原因。过去五十年来涌现了一批作家——他们当中有的仍在创作——按照任何严格的文学标准，他们都不可能被称为“好”作家，但他们生来就是写小说的，他们的创作态度是诚恳的，一部分原因似乎是他们没有被好品味所阻止。我把伦纳德·梅里克本人、沃尔特·莱昂内尔·乔治⁽⁸⁾、约翰·戴维斯·比尔斯福德⁽⁹⁾、厄尼斯特·雷蒙德⁽¹⁰⁾、梅·辛克莱尔⁽¹¹⁾归入此类——还有亚瑟·斯图亚特-蒙泰斯·霍奇森⁽¹²⁾，比起其他几位层次要低一些，但仍然属于同类作家。

大部分这些作家都很多产，质量自然参差不齐。我心目中每一个作家都有一两部杰出的作品，例如梅里克的《月亮女神》、约翰·戴维斯·比尔斯福德的《真相候选人》、沃尔特·莱昂内尔·乔治的《卡利班》、梅·辛克莱尔的《组合起来的迷宫》和厄尼斯特·雷蒙德的《被指控的我们》。在每一部上述作品中，作者都能与他想象中的人物产生共鸣，与他们体验相同的情感，为他们赢得读者的同情，而且带着一种比较理智的作家很难企及的恣意放纵。它们证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对于一个讲述故事的作家来说，就像对于一个歌舞厅的滑稽演员那样，思想品味可能会是一个障碍。

以厄尼斯特·雷蒙德的《被控告的我们》为例——它是一个特别卑鄙但可信的谋杀故事，可能是取材于克里彭案。我觉得作者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他所描写的人物可悲的低俗，因此没有鄙夷他们，而这让作品获益匪浅。或许，它甚至从其冗长而啰唆的笨拙文风中获益——就像西奥多·德莱瑟⁽¹³⁾的《美国悲剧》——层层叠叠的细节描写，几乎不作任何选择，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地营造出一种可怕的、钝刀子杀人的残酷效果。《真理候选人》也有这种效果。它的文笔没有那么笨拙，但同样地，它在严肃地讨论普通老百姓的问题。《月亮女神》和《卡利班》的前半部分也是如此。沃尔特·莱昂内尔·乔治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低劣的垃圾，但这部作品以诺斯克里夫的生平为素材，为伦敦下层中产阶级的生活描绘出了一幅难忘和真实的图景。这部书的一部分章节是自传性的描写。这些蹩脚的好作家有一个优点，就是他们写自传时不怕丢脸。自卖自夸和自怜自伤是小说家的大忌，但要是他对这两者太害怕的话，他的创作才华可能会遭到戕害。

蹩脚的好文学的存在——一个人能从他在理智上不会严肃对待的书中获得快乐或兴奋，甚至被感动这一事实——提醒我们艺术和思考并不是一回事。我猜想要是能设计出任何测验的话，卡莱尔要比特罗洛普聪明得多，但特罗洛普的作品仍然很有可读性，而卡莱尔的作品则不忍卒读了：虽然他非常聪明，但他甚至没有能力用直截了当的简单英语进行写作。小说家几乎和诗人一样，智力水平和创造力似乎并没有关联。一个好的小说家或许就像福楼拜那样是严格自律的天才，又或许就像狄更斯那样是聪明的懒鬼。倾注在温德汉姆·刘易斯那些所谓的小说如《塔尔》或《傲慢的男爵》上面的才华足以造就十几个普通的作家，但要通读一本这样的作品是非常累人的事情。某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品质，一种类似于文学上的维生素，即使在《如果冬天来了》这样的书里都有的品质，在这些作品中却一点也没有。

或许，这些“蹩脚的好书”中的极品是《汤姆叔叔的小屋》。它是一本不经意写成的荒唐的作品，充斥着荒诞夸张的事情，但它感人至深，而且很真实，很难说哪个品质压倒了另一个品质。但是《汤姆叔叔的小屋》的创作意图是很严肃的，想反映现实世界。那些直言不讳地逃避现实的作家呢？那些惊悚小说和“轻松”幽默作品的提供者呢？《神探福尔摩斯》、《反之亦然》、《吸血鬼》、《海伦的孩子》或《所罗门王的宝藏》呢？所有这些都肯定是荒诞不经的作品，它们是你会取笑的作品，而不是读着读着产生会心微笑的作品。就连它们的作者也不把它们太当回事。但是，它们都流传了下来，而且可能还会继续流传下去。你能说的就是，当文明维持现状时，你需要时不时地作一番消遣，“轻松”文学自有其地位，而且，有一种单纯的技巧或与生俱来的优雅，比其学识或思想的洞察力更有存在价值。有的歌舞厅的歌曲比收录在诗集中的作品写得还要好：

酒价便宜快请来，

盛酒更多快请来，

掌柜殷切快请来，

举步即到快请来！

又或者：

两只可爱的黑溜溜的大眼睛，

噢，多么叫人意外！

我只是错叫了另一个男人，

两只可爱的黑溜溜的大眼睛！

我宁愿写出上面那样的诗，也不愿写出像《幸福的少女》或《爱在深谷》那样的诗。基于同样的原因，我认为《汤姆叔叔的小屋》会比弗吉尼亚·伍尔夫⁽¹⁴⁾或乔治·摩尔⁽¹⁵⁾的全部作品流传得更久，虽然我不知道有什么严格的文学测试能明确地指出优越性在哪里。

(1)　刊于1945年11月2日《论坛报》。

(2)　伦纳德·梅里克（Leonard Merrick, 1864—1939），英国作家，代表作有《我本善良》、《凡夫俗子》。

(3)　威廉·佩特·里奇（William Pett Ridge, 1859—1930），英国作家，代表作有《聪明的妻子》、《国家之子》等。

(4)　乔治·伯明翰（George Birmingham）是爱尔兰作家詹姆斯·欧文·汉奈（James Owen Hannay, 1865—1950）的笔名，代表作有《迷失的部落》、《一个爱尔兰人眼中的世界》等。

(5)　宾斯泰德（Binstead），信息不详。

(6)　布斯·塔京顿（Booth Tarkington, 1869—1946），美国作家，曾获普利策奖，代表作有《了不起的安柏森一家》和《爱丽丝·亚当斯》等。

(7)　彼得·布兰戴尔（Peter Blundell），情况不详。

(8)　沃尔特·莱昂内尔·乔治（Walter Lionel George, 1882—1926），英国作家，代表作有《社会进步的动力》、《英国人的培养》等。

(9)　约翰·戴维斯·比尔斯福德（John Davys Beresford, 1873—1947），英国作家，代表作有《真相候选人》、《下一代》等。

(10)　厄尼斯特·雷蒙德（Ernest Raymond, 1888—1974），英国作家，代表作有《对英国的宣言》、《城市与梦想》等。

(11)　梅·辛克莱尔（May Sinclair, 1863—1946），是英国女作家和女权活动家玛丽·艾米莉亚·圣克莱尔（Mary Amelia St. Clair）的笔名，代表作有《问题的两面》、《水晶的瑕疵》等。

(12)　亚瑟·斯图亚特-蒙泰斯·霍奇森（Arthur Stuart-Menteth Hutchinson, 1879—1971），英国作家，代表作有《西蒙的书》、《大买卖》等。

(13)　西奥多·赫尔曼·阿尔伯特·德莱瑟（Theodor Helman Albert Dreyser, 1871—1945），美国作家，代表作有《嘉利妹妹》、《美国悲剧》等。

(14)　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 1882—1941），英国女作家，代表作有《日日夜夜》、《年华》等。

(15)　乔治·奥古斯都·摩尔（George Augustus Moore, 1852—1933），爱尔兰作家，代表作有《伊斯帖·沃特斯》、《异教徒之诗》等。

复仇的酸楚⁽¹⁾

当我读到类似“战争罪行审判”、“严惩战犯”之类的字眼时，我的脑海里就会泛起今年早些时候在德国南部一座战俘营的所见所闻。

我和另一位通讯记者在一个小个子的维也纳犹太人带领下参观了这个地方。那个犹太人曾加入美军，参与了审问战犯的过程。他年约二十五岁，长着一头金发，相貌英俊，性格很机灵，政治见解要比普通的美国军官更加博学深邃，和他在一起我觉得很开心。战俘营位于一座机场，向导带着我们参观完监牢后，领着我们来到一间飞机棚，那里也关押着许多犯人——和其他人不一样，这些都是“重点看押”的犯人。

在飞机棚的一头，十几个人在水泥地上躺成一排。向导解释说他们曾经是党卫军的军官，与其他囚犯分开囚禁。这帮犯人中有一个穿着肮脏的平民服装，躺在地上，一只胳膊横在脸上，似乎睡着了。他长着一双奇怪而畸形的脚，看上去很对称，但它们被棍棒打成了古怪的球状，让它们看上去像是马蹄而不是人脚。我们走到这群人跟前，那个小个子的犹太人似乎变得十分激动。

“你这头真正的猪猡！”说完之后他突然用他那只沉重的军靴朝那个躺着的男人变形凸起的脚狠狠地踢了一脚。

“起来，你这头猪猡！”他的这一通嚷嚷把那个囚犯给吵醒了，嘴里反复嘟囔着类似于德语的话。那个囚犯挣扎着站起来，笨拙地立正。那个犹太人就像在发怒一样——事实上，当他说话的时候他几乎是在手舞足蹈——告诉了我们这个犯人的履历。他是个“正牌”纳粹党人：他的党号表明他很早就加入了纳粹党，而且在党卫军的政治部中担任相当于军队中将军的职位。可以肯定的是，他主管过几座集中营，主持过对犹太人的虐待和残杀。一言以蔽之，他代表了过去五年来我们浴血奋战所反对的一切。

我端详着他的长相。除了一个刚被俘虏的战犯常见的胡子拉碴营养不良的样子之外，他的长相很难看，但看起来并不像是恶人，而且一点儿也不吓人，只是神经兮兮的，而且很低调，是个斯文人。他那双苍白的、游离不定的眼睛因为戴着高度数的眼镜而变形了。他像是一个没有穿法袍的神职人员，一个被酗酒毁掉了的演员，或一个神棍。我在伦敦的寄宿旅馆和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见过类似这样的人。显然他是个精神不平衡的人——事实上，我怀疑他有精神病——不过，这时候他的脑筋倒是很清醒，害怕自己再被踢上一脚。但是，那个犹太人告诉我的关于他的历史的每一件事情或许都是真的！于是，你想象中的纳粹行刑者，那个这么多年来你与之进行苦斗的凶神恶煞变成了眼前这个可怜人。眼下要做的不是惩罚他，而是对他进行精神治疗。

接着还有更多的羞辱。另一个党卫军的军官，一个大块头的壮男，被勒令脱掉上衣，袒露出他前臂上面的血色刺青编号。另一个被迫向我们解释他是如何抵赖自己是一名党卫军军官，试图假扮成国防军的普通士兵蒙混过关。我不知道这个犹太人有没有在尽情使用新赋予他的权力。我猜想他滥用权力时并不觉得开心，他只是——就像一个逛窑子的男人，或一个抽第一根雪茄的小男孩，或一个在漫游画廊的游客——在心里告诉自己他很享受这件事，在做他当年无助的时候希望做的事情。

责备德国或奥地利的犹太人向纳粹党人报复是很荒唐的事情。天知道这个男人背负了怎样的血海深仇，或许他的整个家庭都遭到毒手。终究，比起希特勒的政权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就算把一个犯人狠狠地踢一顿也是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是，眼前的这一幕，以及我在德国的见闻，让我觉得复仇和惩罚是幼稚的白日梦。确切地说，根本没有复仇这么一回事。复仇是你在没有力量的时候想要做的事情，一旦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消失了，复仇的欲望也随之烟消云散。

1940年的时候，想到能目睹党卫军的军官被踢打羞辱时，有谁不会欢呼雀跃呢？但当这种事情成为可能时，只是让人觉得可悲和恶心。据说当墨索里尼的尸体被吊起来示众时，一个老媪拔出一支左轮手枪，往尸体开了五枪，而且高喊着：“这五枪是为了我的五个儿子开的！”这是报纸喜欢捏造的那类故事，但也有可能是真实的。我不知道开了这五枪能否让她泄愤，但毫无疑问，多年来她一直在梦想着这么做。而让她能近距离地接近墨索里尼并朝他开枪的机会，只有在他已经成为死人的情况下才能实现。

这个国家的公众要对如今施加在德国身上的荒诞的和平方案负责，因为他们没能事先知道惩罚敌人并不能带来快慰。我们默许了将所有的德国人从东普鲁士驱逐出境这样的罪行——有些罪行或许我们无法阻止，但至少可以提出抗议——因为德国人曾经惹恼我们，让我们体验到恐怖的滋味，因此我们都认为当他们失势时应该毫不留情地痛打落水狗。我们坚持这样的政策，或让其它国家替我们坚持这一主张，因为我们隐约觉得，既然已经决定了要惩罚德国，我们就应该一马当先。事实上，我们国家对德国已经没有了深仇大恨，我猜想在占领德国的军队里，恨意甚至要更低一些。只有一小部分虐待狂，那些一定要挖掘出“暴行”的人，才会热情洋溢地去搜捕战犯和卖国贼。如果你问普通民众到底戈林、里宾特洛甫和其他人因为什么罪行而被送上审判席，他们根本答不出来。不知怎的，当惩罚战犯成为现实时，它变得不再吸引人。事实上，一旦被关进监狱，他们几乎不像是十恶不赦之人了。

不幸的是，总是需要某个确切的事件发生之后，一个人才能了解自己的真实情感。下面是我在德国的另一桩回忆。法军占领斯图加特几个小时后，一位比利时记者和我去了那里，这座城市仍然局势动荡。那个比利时记者在战争期间为英国广播电台欧洲通讯节目服务，和几乎所有的法国人和比利时人一样，他对“德国佬”的态度要比英国人或美国人的态度强硬得多。通往城里的主要桥梁都被炸毁了，我们只能从一座德国军队曾舍命扼守的人行桥进城。一具德国士兵的尸体仰面躺在楼梯的最下方，脸蜡黄蜡黄的，有人在他的胸口上摆了一束当时到处盛开的丁香花。

经过他身边时，那个比利时人扭过脸去。当我们快走完那座桥时，他对我说那是他第一次看到死人。我猜想他三十五岁了，四年来一直在电台进行战争宣传。这件事过去几天后，他的态度比起早些时候有了很大的改变。他厌恶地看着被炸得一片狼藉的城镇和德国人所遭受的羞辱，有一回甚至去调停干涉，阻止一场洗劫。离开的时候，他把我们带来的剩下的咖啡送给了给我们安排住所的那几个德国人。一个星期前他可能会觉得馈赠咖啡给“德国佬”是骇人听闻的事情。但他告诉我，看到那具桥下的尸体时，他的情感发生了改变：那具尸体让他突然间明白了战争的含义。但是，假如当时我们从另一条路进城，或许他就不会有看到那具尸体的经历，而那只是这场战争制造的两千万具（也许吧）尸体中的一具而已。

(1)　刊于1945年11月9日《论坛报》。

乐观地透过一扇玻璃窗⁽¹⁾

《论坛报》最近发表的维也纳通讯记者的文章激起了轩然大波⁽²⁾，许多人愤怒地写信，除了斥责他是傻瓜和骗子之外，还提出了其它你或许可以称之为出于本能的控诉，而且还严肃地暗示说，就算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相也应该缄口不语。他本人在《论坛报》上作了简短的回应，但这里涉及的问题非常重要，值得花上较长的篇幅对其进行探讨。

当甲和乙互相敌对时，任何对甲进行攻讦或批评的人都会被指责为在帮助和支持乙。在客观意义上和短期的分析上，他所做的事情确实对乙有利。因此，甲方的支持者会叫他“闭嘴，停止批评”，至少要“提出建设性的批评意见”，而这实际上总是意味着说好听话。从这一点到“压制扭曲已知的事实是一个新闻工作者的最高责任”仅有一步之遥。

现在，如果你把世界划分为甲方和乙方两个阵营，假定甲方代表了进步，而乙方代表了反动，有人会说，任何对甲方不利的事实都不应该披露。但在说出这番话之前，我们得意识到它将引发的后果。我们所指的反动是什么意思？我想大家都同意纳粹德国是最卑劣的反动派，或最卑劣的反对派之一。而在英国，战争期间给纳粹的宣传机器提供了最多素材的人正是那些告诉我们批评苏联是在“客观上”支持法西斯的人。我不是指那些处于反战阶段的共产党人，我指的是所有的左翼人士。渐渐地，纳粹电台从英国左翼报刊中获得的材料比从右翼报刊中获得的还要多。情况就只能是这样，因为对于英国制度的严肃抨击就主要来自于左翼报刊。每一次对贫民窟或社会不平等的揭露，每一次对保守党领袖的攻击，每一次对大英帝国的谴责，都是送给戈培尔的一份礼物。而且这未必是一份薄礼，因为德国有关“英国财阀统治”的宣传在中立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战争的早期。

这里有两个例子，轴心国宣传人员很有可能会加以利用，从中获取材料。日本人在中国的一份英语刊物中连载了布里弗特⁽³⁾的《大英帝国的衰亡》。布里弗特即使不是共产党员，也是一个热烈的亲苏派。这本书里碰巧写了一些对日本人的批判，但在日本人看来这并不重要，因为该书的主旨是在抨击英国。与此同时，德国电台对几本他们认为能贬低英国名誉的删节版的书进行了广播。他们播放了爱德华·摩根·福斯特的《印度之行》及其它书籍。据我所知，他们甚至不需要做不诚实的引用，因为这本书在大体上是真实的，所以它被用于法西斯分子的宣传攻势。根据布雷克的说法，一个被用于不正当目的的真相，比所有捏造的谎言更有威力。任何听到自己的话被轴心国的电台播放出来的人都会感受到其威力。事实上，任何写过东西为不受欢迎的事情进行辩护的人，或目睹过可能会引发争议的事件的人都知道歪曲或否认事实的可怕诱惑，因为任何坦诚的陈述都可能含有被寡廉鲜耻的敌人利用的真相。但我们必须考虑的是长期的作用。从长远来看，进步的一方能以谎言作为促进的动力吗？还是不能呢？那些激烈批评《论坛报》通讯记者的读者指责他捏造事实，但他们似乎还暗示说，就算他所说的都是真的，也不应该披露出来。在维也纳所发生的十万起强奸案对于苏联来说是不利的宣传，因此，即使它们真的发生了也不能提及。要是不利的事实被掩盖起来，英国和俄国的关系将更有可能获得改善。

问题是，要是你对人们撒谎，当真相泄露的时候他们的反应会更加激烈，而纸终归是包不住火的。举一个政治宣传恶有恶报的例子。许多抱着良好愿望的英国人从左翼报刊中对印度国大党形成了不切实际的美好印象。他们不仅相信它是正义的（事实的确如此），更将其想象成为一个左翼组织，以倡导民主和国际主义为己任。要是这些人突然与一位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印度主义者相遇的话，一定会转向毕灵普分子的态度。这种事情我见过了好几次。亲苏联的政治宣传也是一样。那些曾经完全接受这些政治宣传的人总是可能突然间产生反感，全盘拒绝社会主义的理念。不管怎样，我要说的是，共产主义或亲共产主义的宣传所达到的效果一直只是在阻碍社会主义事业，虽然这或许对俄国的外交政策暂时有利。

掩盖真相总是有着最堂而皇之的理由，而且这些理由是由最截然对立的两派人马以几乎相同的话提出来的。我自己写过一些东西被禁止出版，因为他们担心俄国人可能不喜欢那些文章。我还写过其它东西被禁止出版，因为它们对大英帝国进行抨击，可能会被反对英国的美国人所利用。现在他们告诉我们，任何对斯大林政权的如实批评将会“加重俄国人的疑虑”，但七年前他们还告诉我们（有时候这些话还出自同一份报纸）对纳粹政权的如实批评会加重希特勒的疑虑。1941年时，几份天主教的报纸声称英国政府里有工党人士出任部长，因而加重了佛朗哥的疑心，促使他和轴心国走得更近。回首过去，我们或许可以看到，要是英国人民和美国人民在1933年左右就了解希特勒的本性，战争原本或许是可以避免的。同样地，英苏关系的体面发展需要抛却幻想。大部分人原则上同意这一看法，但抛却幻想意味着刊登事实，而事实总是让人觉得不愉快。

一个人不能坦率直言，因为它会被某一个凶险的敌人“所利用”，这么一番论调是不诚实的，因为这些人只有在这么说对他们有利的时候才会祭出这番论调。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些关心事实会被保守党所利用的人却不关心事实会被纳粹分子所利用。天主教徒说：“不要得罪佛朗哥，因为这对希特勒有利。”而他们在之前的那几年就一直在有意识地帮助希特勒。这番论证的背后隐藏着这么一个动机：为了某个利益集团进行政治宣传，并恫吓批评家说他们“在客观上”起到了反动作用，让他们保持沉默。这是一个颇具诱惑力的伎俩，我自己也不止一次使用过这一手段，但这是狡诈的行为。我想，要是一个人能记住谎言的好处总是短暂的，他或许就不会去利用谎言。打压真相或粉饰真相似乎总是积极的义务，但是，真正的进步只能伴随着渐进的启蒙而发生，而这意味着持之以恒地消灭谎言。

与此同时，反对言论自由的那些人给《论坛报》所写的信件从反面证实了自由主义的价值。“不要进行批评，”这些人其实是在说，“不要披露不利的事实。不要被敌人利用了！”但是，他们自己却在动用所能动用的一切暴力抨击《论坛报》的方针。他们有没有想过，要是他们所赞同的原则真的被付诸实践的话，他们的信件根本就不会被刊登出来。

(1)　刊于1945年11月23日《论坛报》。

(2)　原注：当《论坛报》的维也纳通讯记者报道了这座城市骇人听闻的情况，并如实地描述了某些俄国占领部队的暴行时，有一些读者对此提出了抗议，认为这是对苏联红军的“诽谤中伤”。

(3)　罗伯特·史蒂芬·布里弗特（Robert Stephen Briffault, 1876—1948），英国外科医生、作家，代表作有《马丁先生的新生活》、《性与原罪》等。

空荡荡的孩子们的圣诞节⁽¹⁾

玩具店不像去年的这个时候那样看上去空荡荡的，但你能说的也就只有这个而已。

在玩具种类中似乎仍然完全“缺货”的是每一种橡胶和赛璐珞制品——没有气球、没有漂浮在浴缸上面的天鹅或金鱼；蜡制的洋娃娃、梅卡诺装配玩具⁽²⁾也都没有踪影；当然，缺货的还有精巧的发条玩具，以前是从德国进口到这儿来的。

玩具三轮车，如果还有的话，都是二手的罕有物品，不过滑板车倒是有很多，还有质量非常差的婴儿车。弓箭玩具或许还能买得到，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就连小刀也难得一见。

布娃娃和木制的玩具——木头车、玩具枪什么的——做工粗劣而且价格昂贵。布浆纸做的书似乎几年前就消失了。另一方面，铅皮士兵又到处都在卖。它们是那种粗制滥造的东西，线条平坦，全身上下都涂着油漆，但对于一个从来没有见过战前卖的那些有毒气面罩和绑腿的仿真模型的七岁孩子来说，已经能让他很高兴了。

钢丝锯也可以买到，不过多余的刀片则不容易买到。你又可以买到橡皮泥了，还有其它种类的模型蜡和万花筒。绘具箱和画笔的质量都不差，但好的画纸则不太好找，而且买到2B铅笔似乎仍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随处可以找到那些亲切的小杂货店，里面有天平、锡罐和一个木柜台。一个吸引人的东西就是化学装置，对于一个十二岁的聪明的小男生来说，这是最有魔力的玩具。

在伦敦的一间商店里，我看到了很精致的试管、烧瓶和酒精灯套装——不过我得承认当我了解到价格时，我的脑袋就好像被橡胶警棍砸了一下。

在孩子们眼中，这又将会是一个很萧条的圣诞节，但你应该记住，成品玩具的重要性被夸大了。年纪很小的孩子几乎不需要玩具。

比方说，给一个婴儿送玩具是很荒唐的事情，但人们总是习惯性这么做。对于那个婴儿来说，一件玩具只是软绵绵的东西，并不比一条打了结的毛巾好玩多少，就算到了学步的年龄，玩火钳或在罐子里放一块石头也总是要比玩商店里买来的东西更加开心。

如果你有工具的话，有的玩具你能自己动手做。自己做的木头卡车或样式比较简单的木马更加结实，而且便宜一些，而且你能从任何木器店里买到轮子。

低龄儿童似乎总是抓住严格来说不能被称为玩具的东西玩得不亦乐乎。比方说：木匠的工具、锯掉的边角料、珠子、剪下来做贴画的油毡、瓷土和熟石膏。奇怪的是，木工活儿和钢丝锯已经被改造成为用于玩乐的消遣，但补锡和打铁还没有。

到了八岁以上，一个聪明的孩子要么是做东西，要么是搞破坏。一个十二岁的男孩玩弹弓几乎乐此不疲，这东西他只花六便士就能自己做出来。

正是这一普遍的热情所赐，贝里沙街灯⁽³⁾得是金属制品，而不能是玻璃制品。

对于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孩子来说，一年三分之二的时间里，最迷人的玩具之一就是一个盛着水的水族箱，你可以用一个小罐子或盛7磅东西的腌菜缸做成。生活在里面的生物——蝌蚪、石蚕蛾和水虱——不需要怎么照料，而且那个水族箱摆在餐桌中间比摆一盆花有趣多了。

当玩具买卖再次恢复正常时，我希望几种在战前已经消失但我最喜欢的老玩具会再回来。鞭绳玩具仍然很受欢迎，但陀螺似乎近年来已经不流行了。它有两种：一种是彩色的，你从肩膀上方扔出去；一种是白色的，更难操控，你得手不过肩地扔出去。

我的童年最美妙的快乐是那些装在木炮架上的黄铜小炮，如今除了古董店之外就很难买到了。最小的炮管只有你的小指那么粗，最大的炮管有六到八英寸长，卖10先令，发出来的声响就像审判日来临一样。

要让它们开火你必须有火药，有时候商店里不肯卖给你，但一个有办法的小男孩能自己制作火药，前提是他得很小心，从三间不同的化学药品商店买到原料。

三十年前当一个孩子的好处之一是，他们能更加无忧无虑地玩火器。直到前一场战争不久之前，你仍可以走进任何一间单车店买一把左轮手枪，甚至当政府开始关注左轮手枪时，你仍然可以花7先令6便士买到一把很有杀伤力的武器，名字叫打靶枪。我在十岁的时候买了第一把打靶枪，没有人盘问我。

正常的健康孩子都喜欢爆炸。我想自从欧战胜利日⁽⁴⁾之后我听到的爆炸声比之前的六年加起来还要多——当然，爆炸声没那么响。

与此同时，你就算要买一把气枪都很困难，市面上有的那些都是最糟糕不过的破烂玩意儿。

让我们期盼明年的这个时候情况会有所不同，所有罕见的或买不到的玩具将再次回到商店里，不只是气枪，还有带脚踏板和用链条传送动力的摩托车、吓你阿姨一跳的发条老鼠、有真的锅炉的火车头、迷你缝纫车、四四方方可以一块块叠上去的木块、九柱撞球，那些球是圆形的，而不是蛋形的，还有新版本的斯特鲁威尔皮特丛书⁽⁵⁾和比奇克斯·波特⁽⁶⁾丛书，它们严格来说不能算是玩具，但没有哪个小孩从小到大完全离得开它，现在得到二手书店的书架上搜罗很久才能买到。

(1)　刊于1945年12月1日《标准晚报》。

(2)　梅卡诺装配玩具（Meccano sets），由英国人弗兰克·霍恩比（Frank Hornby）发明的模型装配玩具，零件复杂，需要玩家有较高的动手能力，1901年开始进行销售。

(3)　贝里沙街灯（Belisha beacon），英国式供行人横穿马路的街灯，其形状是一根黑白两色的杆子，上面悬吊一盏琥珀色的球状灯泡，由莱斯利·霍尔-贝里沙（Leslie Hore-Belisha，时任英国交通部长）于1934年进行推广，因而得名。

(4)　欧战胜利日（VE Day），1945年5月8日，纳粹德国向同盟国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一天成为欧洲纪念二战胜利的纪念日。

(5)　斯特鲁威尔皮特丛书（Struwwelpeter），德国儿童图画书系列，最初由海因里希·霍夫曼（Heinrich Hoffmann）执笔。

(6)　比奇克斯·波特（Beatrix Potter），英国儿童图画书系列，最初由英国女作家海伦·比奇克斯·波特（Helen Beatrix Potter）执笔。

为烧煤辩护⁽¹⁾

不久之后，匆匆忙忙搭建预制板房屋的工作就会告一段落，英国将着手进行大规模的永久性房屋的建设任务。

那时候将有必要决定我们的家里使用哪种供暖方式，你可以事先肯定会有一帮规模虽小但声音响亮的少数派要求取消旧式的烧煤壁炉。

这些人——他们还崇拜钢管椅子和玻璃面的桌子，为节约劳动力而节约劳动力——他们会争辩说烧煤很浪费，又脏，而且没有效率。他们会声言把一筐筐的煤块拖上楼是一件辛苦的事情，而且早上把灰烬扒拉出来很累人，他们还会补充说我们的城市烟雾缭绕，而数以千计的烟囱排出来的烟使得情况愈加严重。

所有这些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但如果你想的是生活而不只是省事，它们并不是很重要。

我不是在说烧煤应该是唯一的供暖方式，只是说每座房子或公寓应该至少有一个开放式的壁炉，可以让全家人围坐在它的周围。在我们的气候下，任何能让你暖和的东西都会受欢迎，而且在理想的条件下，每一种取暖设备都应该装进每一座房子里。

对于所有的工作室而言，中央供暖是最好的方式。它不需要照料，而且它使房间的所有地方都能均匀地取暖，你可以根据工作的需要摆放器具。

对于卧室来说，气暖或电暖是最合适的。就连一盏不像样的煤油炉也能供应许多热量。在冬天的早晨，端着煤油炉一起进厕所是非常舒服的事情。但对于一个日常起居的房间来说，只有煤炉才合适。

烧煤的第一个优点是，由于它只能给房间的一头供暖，它迫使人们聚集在一起，方便了交流。今天晚上，当我正在写稿时，同样的情景就在数十万户英国家庭里发生。

壁炉的一头坐着父亲，正在阅读晚报，另一头坐着母亲，正在织毛衣。炉边的地毯上坐着孩子们，正在玩蛇梯棋。壁炉架上小狗正躺着取暖。这是美妙的一幕，是一个人的美妙回忆的背景，而家庭，作为一种制度的维系，对它的依赖或许要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加强烈。

而且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壁炉的火本身就是无穷的乐趣。一团火焰每两分钟就会改变，你可以看着火焰中心红彤彤的煤块，随着你浮想联翩，你看到了洞穴、面孔或火怪。如果父母同意的话，你甚至可以把拨火棍烧得通红，然后夹在栅栏中间把它掰弯，或往火苗上撒盐，让它们变成绿色的，以此自娱自乐。

相比之下，气暖或电暖，甚至无烟煤炉都很无趣。最让人倒胃口的设备是那些假把式的电暖器，它们的样子看上去像是烧煤的壁炉。仿造这件事不就是在承认真东西要更加优越吗？

如果像我说的那样，壁炉能促进交流，并且能带来美感，而这一美感对于小孩子来说非常重要，担待点麻烦也是值得的。

确实，烧煤浪费又麻烦，而且会带来本可以避免的工作，但你也可以说生孩子也是这样。问题的关键是，家居设施不能单从效率进行考虑，还应该包括你从中获得的快乐和舒适。

吸尘器是好东西，因为它免去了使用扫帚和簸箕的枯燥劳动。钢管式家具很糟糕，因为它破坏了一个房间的温馨气氛，却不能让人觉得更加舒服。

我们的文明被“最快捷的做事方式就是最好的”这一观念所困扰。那种能在你跳上床之前把整张床暖得就像面包炉一样的很好用的暖床器被取暖效果很差的黏糊糊的热水瓶取代了，就因为暖床器要抬上楼很麻烦，而且必须每天进行清洁。

有的人沉迷于“实用主义”，或将每个房间弄得就像一间牢房那样空空的、干干净净的，很节省劳力。他们没有意识到，房子是用来住的，因此不同的房间需要有不同的特征。厨房讲究效率，卧室讲究暖和，客厅讲究温馨——而在这个国家需要一年里面有七个月大量烧煤，把火烧得很旺。

我不否认烧煤有其缺点，特别是如今报纸的版面缩水的时候。许多忠贞的共产主义者已经被迫违背自己的原则订阅了一份资产阶级的报纸，就因为《工人日报》版面不够大，不方便引火。

此外还有早上火烧得不旺造成的耽误。当建造新的房屋时，如果每一个壁炉都能有那种所谓的“吹火器”——一块可以拿走的金属片，可以用来通风——那就好了。这可比风箱管用多了。

但即使是烧得再不旺的火，就连一团朝你的脸喷烟，得不停地去捅的火，也要比不烧火强。

作为证明，想象一下圣诞节晚上坐在——就像阿诺德·本涅特的小说《卡片》里面那个极有效率的男主角一样——一个镀金的暖片器旁边，会是怎样一番情景。

(1)　刊于1945年12月8日《标准晚报》。

论体育精神⁽¹⁾

迪纳摩足球队⁽²⁾短暂的来访已经结束了，现在我可以谈一谈在迪纳摩队到访之前，许多知识分子私底下有何感想。他们说体育总是赤裸裸地展现恶意，他们说这次足球访问只会使得英苏两国的关系比以前更加糟糕。

就连报纸的宣传也没办法掩饰这四场比赛里至少有两场激起了负面的情绪。与阿森纳队的比赛中，前往现场观战的人告诉我，有英国球员和俄国球员拳脚相加，观众们对裁判嘘声大作。还有人告诉我，与格拉斯哥队的比赛从一开始就上演全武行。在如今民族主义盛行的年代，关于阿森纳队的球员组成问题引起了各方的争论：它到底是如俄国人所说的由英国国脚组成的球队，还是如英国人所说，只是一支联赛球队？迪纳摩队突然中止巡回访问赛，目的真的是回避与英国国家队的比赛吗？和以前一样，每个人的回答都受到其政治倾向的影响。不过，倒是有一个人例外。我饶有兴味地注意到，亲俄国的《新闻纪实报》的体育专栏记者就写下了与俄国方面意见不一的报道，声称阿森纳绝非一支全由英国国脚组成的球队，这正是足球煽动起恶性激情的一个例证。显然，这些争论将会在未来几年在历史书的脚注中继续进行。与此同时，迪纳摩队到访的结果，只是使得两国的仇视更加严重。

情况还能怎么样呢？每当我听到人们说体育增进了国家之间的友谊，说要是全世界的人能够在足球场或板球场上一较高下，他们就不会在战场上兵戎相见时，我总是会觉得十分惊讶。即使有人不了解铁证如山的事实（比方说，1936年的奥运会），不知道国际体育赛事会引发不共戴天的仇恨，根据常识也可以推测得出来。

如今几乎所有的体育项目都是竞技体育。进行比赛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胜利，不去拼搏争取胜利，比赛就没有意义了。在乡村绿茵球场上，当你选择哪一边球场进行比赛，没有爱国情绪掺杂进来时，或许你可以纯粹是为了乐趣或锻炼而进行比赛。然而，一旦比赛涉及到尊严问题，当你输掉比赛时，不仅是你，某个大的团体也会面目无光，你就会爆发出最为野性的战斗本能。即使是那些只是参加校园足球比赛的人也深有体会。到了国际比赛的层面，运动说白了就是一场具体而微的战争。但重要的不是球员们的行为，而是观众们的态度，以及观众们身后各个国家的态度。他们如痴似狂地投身于这些荒谬的竞赛，煞有介事地相信——至少在短时间内是这样——赛跑、跳跃、踢球这些项目是对国家价值的考验。

连板球这么一种需要优雅而不是蛮力的休闲运动，也会引起疯狂的敌意，而这一点在1921年澳大利亚板球队来访英国时朝人身上投球和采用粗野的战术这些争议做法上暴露无遗。足球是一项容易受伤的运动，每个国家都有自己踢球的风格，而外国人则认为这导致了比赛的不公，使得情况更加糟糕。最无聊的运动莫过于拳击。在这个世界上，最不堪卒睹的一幕是一个白人拳手和一个有色拳手展开拳赛，而观众里什么人都有。拳击比赛的观众总是令人十分讨厌，至于那些女性观众，她们的行为如此过分，我知道军方严令禁止她们参加由军方组织的比赛。两三年前国民自卫队和常备军之间举行了一场拳击巡回赛。我奉命把守赛场的大门，上头特别命令，不能让女人进去。

在英国，沉迷体育的风气已经够糟糕的了，而在那些新兴国家，运动与民族主义都正在蓬勃发展。在印度或缅甸这些国家，每逢有足球赛，场内都必须有严密的警察部队把守，防止观众冲入场内。我在缅甸亲眼看到一方球队的支持者在比赛的关键时刻冲破警察的防线，把对方球队的守门员打成残废。十五年前在西班牙举行的第一场重大足球比赛演变成了失控的暴乱。一旦敌对的态度被激起，遵照规则好好比赛的想法就被抛诸脑后。人们想看到的是一方球队耀武扬威，另一方球队受尽侮辱。他们忘记了靠耍诈或通过观众的干预而取得的胜利是毫无意义的。就算观众们没有以暴力的方式干预比赛，他们也会为自己的球队加油呐喊，以嘘声和侮辱“整垮”对方球员，以此影响比赛的走势。严肃的体育运动根本没有公平竞争可言，只有仇恨、嫉妒、吹嘘、蔑视规则和目睹暴力时所获得的施虐的快感：换句话说，就是没有战火和硝烟的战争。

与其喋喋不休地吹嘘足球场上的比赛是多么干净健康，说什么奥林匹克运动会让各国更加团结，倒不如思考现在这股对体育运动的狂热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为什么形成。现在我们所进行的大部分运动项目都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但从古罗马时代到十九世纪，体育运动似乎并没有这么受到重视。即使是在英国的公立学校，得等到上世纪后半叶才兴起对运动的狂热。阿诺德博士⁽³⁾被视为现代公学的创始人，他认为体育运动纯粹只是浪费时间。然后，在英国和美国，体育运动被改造为投资不菲的活动，吸引了大批观众，挑起野性的激情，并从一个国家蔓延到另一个国家。而足球和拳击是最暴力好斗的运动，传播的范围也最广。毫无疑问的是，这整件事是与民族主义的兴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民族主义疯狂地将个体与象征着权力的团体联系在一起，将每件事都视为面子之争。此外，有组织的竞技体育在城市发展得更加蓬勃兴盛，因为那里的人总是过着安宁而受到种种限制的生活，没有什么机会从事创造性的劳动。在农村社区，一个小男孩或年轻人能从事散步、游泳、堆雪球、爬树、骑马和许多残忍虐待动物的活动像钓鱼、斗鸡、捕鼠，以此消磨过剩的精力。而在大城镇，一个人如果想要发泄过剩的精力或满足施虐的冲动，就只能去参加群体活动。在伦敦和纽约，如今体育运动受到了高度重视，而过去在罗马和拜占庭，体育运动也很受重视。在中世纪，体育运动或许非常暴力血腥，但它们与政治无关，也不会激起集体仇恨。

如果你要往当今世界已经如火如荼的仇恨火上浇油的话，最好的方式莫过于举行几场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德国人与捷克人、印度人与英国人、俄国人与波兰人、意大利人与南斯拉夫人之间的比赛，每场比赛组织十万个人种各异的观众去观看。当然，我不是说运动是国际敌对情绪的主要原因，我认为大型体育项目只是引发民族主义的种种成因所造成的一个结果。但是，你把十一个人组成一支队伍，称他们为国家精英，派他们出去和另一支球队进行比赛，还让所有人相信哪一支球队输了就是让国家“颜面无光”，这只会使得事情变得更加糟糕。

因此，我希望我们不要在迪纳摩队到访之后派出一支英国球队到苏联回访。要是我们必须这么做，那就让我们派出一支二流球队，这样就一定会输球，又不至于被认为这支球队代表了英国的最高水平。现在麻烦的事情已经够多了，我们不能再雪上加霜，鼓动年轻人在狂热的观众的呐喊声中互相飞铲对方的胫骨。

(1)　刊于1945年12月14日《论坛报》。

(2)　指乌克兰著名足球俱乐部基辅迪纳摩队（Dynamo Kiev），曾于1975年与1986年获得欧洲优胜者杯。

(3)　托马斯·阿诺德（Dr. Thomas Arnald, 1795—1842），英国教育家、历史学家，曾担任著名的拉格比公学（Rugby School）校长及牛津大学特级客座教授。

扔了这身规定的服装⁽¹⁾

几周前我收到一封晚宴邀请函（为了某项公共活动），上面写着“非正式服装”。

在目前这个时候，“非正式”是一个很客气的用语，指代我们中的大部分人还剩下的服装。这几个字或许没有必要写，但其真正的含义当然是“你不需要穿晚礼服”。

因此，有必要告诉某些人这一点——甚至或许有人真的愿意再把自己紧紧地锁在硬胸衬衣里。不难预见到，很快我就会收到另一封邀请函，上面写着“可穿晚礼服”，这将离那一身令人乏味的黑白两色正装成为去剧院、舞会和高档餐厅的必备服装不远了，就像七年前一样。

在当下，没有哪个人——我是说，没有哪个男人——会给自己买一整套晚装。搞不到黑市布票根本没办法。但是，并非所有战前的“正装”都被蛀虫侵蚀或被裁剪成两件套的女款正装，有的服装正开始卷土重来。

因此，现在是最终决定男士的晚宴正装是否应该重新出现，如果要重新出现的话，以什么形式出现。

原则上，穿晚装是一项文明习俗。去朋友家或去消遣之前穿上特别的服装，让自己显得很精神，让夜晚和白天的工作时间彻底隔绝。

但是，战前的晚装只是为了满足女性。一个女人选择晚装是为了打扮自己，如果可能的话，让自己不同于别的女人。她能够以相对廉价的方式做到这一点，因此，过去许多年来，女性的晚装延伸到了几乎每一个社会阶层。

另一方面，对于男性而言，晚装总是让人觉得很讨厌，就连热衷于穿晚装的人重视它们也主要是出于势利的心态。

首先，男性的晚装都极其昂贵。要给自己买上一整套晚装——燕尾服、晚宴西服、黑色大衣、皮鞋和别的服饰——即使以战前的价格去计算，至少也得花50英镑。

而且这些服装不但很昂贵，还要求款式一致，它们有着各种细小的规定，不去理会这些规定的话，代价就是你会觉得很不自在。穿白色马甲配晚宴外套，或柔软的衬衣配燕尾服，在前襟镶两个饰钉而别人只镶一个，甚至裤子花边的条纹太宽或太窄都足以让你成为另类。

就连正确地打一条晚装领带也需要多年的练习才能掌握。整件事情就是一个势利的仪式，让没有经验的人觉得很可怕，让任何有民主思想的人觉得反感。

其次，男性的晚装根本不舒服。穿一件浆硬的衬衣是很痛苦的事情。想要跳舞的话，很难找到比一件高硬领更不舒服的领饰了，夜晚刚过一半它就变成了一块湿透的破布。

最后，这些服装都很丑，而且根本没有必要。它们都是黑白两色，这个色彩搭配只适合肤色很白的人或肤色特别黝黑的黑人。但是，必须承认，有时候一些有勇气的人穿的绿色或紫色的晚装也好看不到哪儿去。颜色的改变无法消除现代男装那些司空见惯的丑陋的线条。

我们的服装很丑，而且过去一百年来一直如是，因为它们只是按照圆柱体去设计，根本不符合身体的线条，也没有利用织物的柔顺度。最不丑的服装通常都是那些实用设计的服装，就像连衫裤工作服或合身的战斗服。

那我们就不能演变出一种晚装款式，穿着舒服，与此同时又不会显得势利吗？

说“每个人想怎么穿就怎么穿”是没有用的。为了心里觉得舒服，男人得觉得他们的穿着和别人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们所想象的晚装将具有真正的民族特色，就像战斗服一样，不仅实用，而且所有级别的军人，从将军到士兵都一样。其次，它必须便宜。第三，它得穿着舒服——也就是说，比白天穿的那些服装要更加舒服更加休闲。

最后，它必须好看，这和便宜并不矛盾，就像你在任何东方国家能看到的，那里的穷苦农民穿的衣服要比最昂贵的欧洲衣服看着更加舒服。

如果我们想要有意识地摆脱现代男性服装的丑陋，现在就是时候——现有的存货几乎接近于零。但如果我们没办法设计出一种赏心悦目的新晚装，至少让我们保证那些旧式的晚装（它们庸俗、昂贵，而且还得劳心费神地在衣柜下面寻找丢失的领扣）不会卷土重来。

(1)　刊于1945年12月22日《标准晚报》。

老乔治的年历⁽¹⁾
——看着水晶球的奥威尔⁽²⁾

几个星期前《论坛报》接受了举世闻名的占星师林铎⁽³⁾的广告，卖的是林铎的1946年的年历，当时我觉得要是到年底去回顾这本年历，看看预测准不准，一定会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如果我还能活到那个时候的话，我一定会去做这件事。但如果我在新年即将来临的时候也进行预测会比较公平。我的预言或许会让人觉得心里不好受，或许不像林铎的预言那么详细，但我只是秉心直言：

国际关系：现在各国的外交部长正在莫斯科开会，但这场会议将会以失败而告终，只会诞生唱高调的宣言，导致全面敌意的进一步升级。之后国际局势会继续恶化，虽然会有几段时间出现情况似乎有所改善的迹象。但最关键的因素是没有哪个国家愿意放弃主权，也没有哪个国家准备好进行另一场战争。大体的倾向是建立“势力范围”，而不去进行合作。经过漫长的拖延，联合国组织的建立将漫不经心地开始进行，但没有人相信它能起到什么作用。随着这一年逐渐过去，情况越来越明显：美国和苏联将达成妥协，以牺牲英国作为代价。讨价还价的主要条件是美国不干涉欧洲和中东事务，而俄国则不干涉日本和中国的事务。但不管怎样，俄国和美国的军备竞赛将毫无间断地进行。针对军事战略要地如基尔运河、丹吉尔、苏伊士运河和台湾海峡将展开激烈的外交争夺。但每一次，那些有争议的地区的控制权仍保留在离它最近的大国的手中。达达尼尔海峡将由俄国人控制，的里雅斯特将被宣布为国际港，然后（或许不会是1946年）划归意大利或南斯拉夫。

原子弹：美国人将继续保守秘密，关于它的真相的争吵将继续进行。如果有某个科学家或科学家的团体即将泄露秘密，争吵的焦点将是这个秘密只能透露给苏联，而不是整个世界。到了年底将会有谣言说苏联已经掌握了原子弹。接着就会有其它的谣言，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原子弹本身，而是能运载原子弹数千公里之远的火箭。将原子弹应用于工业的尝试将毫无进展，而原子弹的生产将继续进行。乔德教授和其他人将签署一份声明，要求原子弹应该由国际监管，而且会有许多宣传指出原子能如果得到恰当的使用，将能够造福人群。还会有人敦促政府修建500英尺深的防空洞，但将以失败告终。在所有的国家，公众将逐渐对这个问题失去兴趣。

下面是我在篇幅允许的情况下对个别国家进行的预测：

美国：经过几个月的大肆挥霍，美国突然遭遇经济危机和大规模失业。而过快的复员使得情况更加糟糕。声势浩大的法西斯运动将会兴起，或许是由军人担任领袖。与这场运动同时进行的还有敌对的黑人法西斯主义运动，与亚洲类似的运动遥相呼应。反英情绪将全面加剧，而在这一点上美国各方势力达成了共识。孤立主义和帝国情怀将同时滋生，而且就体现在同一群人身上。

苏联：继续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动员和军备生产，结果就是对人民的大肆掠夺。饥荒和流离失所在萧条地区非常普遍。逃兵和囚犯返回监狱引发了严重的麻烦，许多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随着泛斯拉夫情绪的增强，苏联将再次对外输出更加革命的口号。剥夺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新法令将会颁布。驱逐外国观察员将继续进行，只有那些帮闲会被留下。

英国：日常生活的条件没有改善。对于管制的持续、复员工作的缓慢和房屋紧缺的不满逐渐积累。反犹主义和反美情绪将会略有增强，亲俄情绪逐渐消退，对出生率的烦恼重新出现，并提出诸如补助怀孕和鼓励欧洲移民等建议，但没有一个提议能够实现，原因就在于常年的煤炭紧缺、许多次非正式的罢工、野蛮的斗争，以及普通人根本无法理解的产业变迁。到了年底，反对党将在补选中抢回一些议席，但这并不表示保守党能够卷土重来，恰恰相反，将会有一场小规模但相当活跃的法西斯运动，大部分参与者是以前的军官。工党将会出现严重的分裂迹象。

德国：经济萧条伴随着盗匪四起。在明年的某个时候盟军将认定德国是一个负担，并开始重建之前捣毁的工业设施。捷克人将重新接纳之前被驱逐出境的德国人。强大的抵抗运动将会兴起，一开始由前纳粹分子领导，但加入了之前的反纳粹主义色彩。到了年底的时候，大部分德国人将会遗憾地怀念纳粹政权。希特勒依然在世的谣言将会出现。

法国：缓慢的经济恢复，思想上陷入停顿，天主教势力将比其它教派掌握更多的权力。社会主义者与共产党人渐生龃龉。仇外情绪将全面滋长。西欧联盟将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但各方势力达成了完美的平衡，没有达成任何决议。

印度：一个接一个的僵局。暴动、和平抗议、火车脱轨、刺杀欧洲的重要人物，但没有大规模的反叛。缅甸将发生零星的战斗，都是盗匪和没有投降的日本人惹的祸。南亚将出现饥荒和接近饥荒的情况。马来亚、印尼群岛的部分地区和亚洲各地出现了法西斯运动，宣称有色人种的优越性。几个月后，尼赫鲁将宣称工党比保守党更坏。

我可以继续写下去，但篇幅不够了。看着我的水晶球，我看到中国、希腊、巴勒斯坦、伊拉克、阿比西尼亚、阿根廷和十几个其它国家的苦难。我看到内战、狂轰滥炸、公开处决、饥荒、瘟疫和宗教复兴。如果一定要寻找什么令人开心的消息的话，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情况将会有些许改善，几个偏远的、不值得征服的小国的情况还不至于太糟糕。

新年的寄语应该带有昂扬和鼓励的意味，或许有人会反对说我的预测太灰暗了。但真是这样吗？我还觉得可能事实会证明我太乐观了呢。对于那些不听点好话就无法面对未来的人，我想说的是：即使我所预测的事情都成为现实——是的，还有很多恐怖的情景我没有提及——但比起过去六年，1946年仍会好得多。

(1)　题目是对老摩尔年历的戏仿。

(2)　刊于1945年12月28日《论坛报》。

(3)　爱德华·林铎（Edward Lyndoe），情况不详。

文学的绊脚石⁽¹⁾

大约一年前我参加了笔会俱乐部⁽²⁾的一次聚会，主题是纪念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发表三百周年⁽³⁾——那是一本值得缅怀的捍卫出版自由的宣传册。会议开始之前派发了一份传单，上面印着弥尔顿那句关于“谋杀”一本书的罪恶的名言⁽⁴⁾。

四位演讲者上台发言。其中一位进行了关于出版自由的演讲，但内容只局限于印度。另一位吞吞吐吐含含糊糊地说自由是个好东西。第三位对涉及淫秽文学的法律进行了批判。第四位的大部分内容在为俄国大清洗运动进行辩护。在会场听众的发言中，有几位回到了淫秽内容和相关的法律问题上。其他人只是一味地颂扬苏俄。道德上的自由——公开在出版物上探讨性问题的自由——似乎得到了公众的首肯，但政治自由则没有被提及。在这个有数百人到场的集会中，大概有一半人投身于写作这份职业，却没有一个人指出，出版的自由，究其含义，指的是批评和反对的自由。重要的是，没有人引用那份宣传册的内容，虽然表面上它是纪念的主题。而且没有人提起战争期间在英国和美国被“毙掉”的众多书籍。这次座谈会的真正效果，反倒成了赞同出版审查的表态。⁽⁵⁾

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在我们这个时代，思想自由的理念受到两个方向的夹击。一边是其理论上的死敌——为极权主义开脱的辩护者，另一边是它在现实中的死敌——垄断和官僚体制。任何洁身自好的作者或新闻工作者都会发现让自己吃尽苦头的不是积极的迫害，而是社会的浪潮。阻挠他的事情是，媒体集中于少数有钱人的手中，他们垄断了电台和电影，而公众不愿意花钱买书，使得几乎每个作家都不得不靠写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和为新闻部与英国文化委员会卖命以挣得一部分收入。这些机构让作家得以苟延残喘，却在浪费他的时间和主宰他的思想。过去十年来持续不断的战争气氛所造成的扭曲，任谁也无法逃脱。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一件事情都在把作家和其他文艺工作者塑造成小官僚，专注于上面布置的主题，从不表达他认为是全部真相的内容。但在对抗这一命运的过程中，他得不到己方阵营的支援，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大的思想群体给予他信心，让他知道自己是对的。在以前，至少在清教徒运动兴起的那几个世纪里，反叛的理念和思想的道德正派交织在一起。一个异端——政治上、道德上、宗教上或美学上的异端——是不愿意背叛自己的良知的人。他的观点可以用复兴教会的圣诗加以概括：

勇于当但以理⁽⁶⁾，

勇于孤身奋斗，

勇于坚持信念，

勇于传播信仰。

要让这首圣诗与时俱进，你得在每一句话前面加上“不要”这两个字。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就在于现有秩序的背叛者，至少是他们中人数最多、最为典型的代表，同时也是个体道德的背叛者。“勇于孤身奋斗”不但是非常危险的举动，也是思想上的犯罪。无形的经济力量将作家与艺术家的独立侵蚀殆尽，与此同时，那些原本应该捍卫独立的人也在对它进行摧残。在这里我所关心的，是第二种情况。

思想的自由和出版的自由总是被不值一哂的意见所抨击。做过讲座和进行过辩论的人都对它们倒背如流。在此我无意探讨那些熟悉的论调，说什么“自由只是一种幻觉”或“极权主义国家比民主国家有更多的自由”，我要探讨的是更站得住脚和更危险的主张，说“自由并不是什么好东西”和“思想的诚实是一种反社会的自私”。虽然这个问题的其它方面总是更加显眼，但关于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争议归根结底是“撒谎究竟是否可取”的问题。真正的争论焦点是真实地报道当代事件的权利，或者说是带着每个观察者都无法逃避的愚昧、偏见和自我欺骗尽可能真实地去报道当代事件的权利。我这么说似乎是在说直白坦率的“报告文学”是唯一有价值的文学形式，但我会在后面尝试表明在每一个层次的文学作品中，或许在每一种艺术形式中，同样的问题都以某种微妙的形式出现。与此同时，有必要将总是掩盖着这一争议的无关紧要的内容剥离开来。

思想自由的敌人总是想把问题歪曲成纪律与个人主义之间的矛盾，而把真相与谎言这个本质问题尽可能隐而不谈。尽管强调的重点会发生变化，但不愿意出卖自己意见的作家总是被视为一个纯粹的利己主义者。他被斥责为要么是想让自己“躲进小楼成一统”，要么是在哗众取宠卖弄风情，要么是在螳臂挡车妄图阻挠不可遏止的历史潮流，想要保住自己那不正当的特权。天主教徒和共产党人都认为敌人不可能是诚实而睿智的人。两者都心照不宣地声称“真相”已经昭示，而如果异端者不是白痴，那他就是打心眼里了解“真相”，只是出于私心而抵制它。在共产主义的文学作品中，对思想自由的攻击总是以“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的幻梦”等长篇大论作为掩饰，并滥用诸如“浪漫”、“多愁善感”这些词语作为支持。由于这些词语没有公认的含义，因此很难作出回应。通过这种方式，争议的真正问题被转移了。你会接受，而且大部分开明人士都会接受共产主义者的论点，认为纯粹的自由只存在于没有阶级的社会，当一个人努力让这个社会实现时，他是最接近自由的。但偷偷地夹杂在这一理念中的还有“共产党的目标就是建立没有阶级的社会，而苏联正在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这个没有根据的论点。如果前一个论点能够导出后一个论点，那几乎任何对常识和行为准则的侮辱都可以被证明是合理的。与此同时，真正重要的事情却一直被忽略了。思想自由意味着个人表达自己所见所闻所感的自由，不会被迫捏造和虚构事实和感受。那些反对“逃避主义”、“个人主义”、“浪漫主义”等熟悉的长篇大论只是辩论的手段，其目的是让歪曲历史变成似乎是可敬的行为。

十五年前，捍卫思想自由要与守旧派和天主教信徒进行斗争，并在一定程度上与法西斯主义者进行斗争——因为他们在英国并没有强大的势力。到了今天要对抗的则是共产党及其“同路人”。你不应该对规模并不大的英国共产党的直接影响进行夸大，但俄国神话对于英国知识分子的毒害却是毋庸置疑的。由于它的影响，事实被打压和扭曲到如此严重的程度，让人怀疑到底我们这个时代能不能记载真实的历史。让我只举一个例子，这样的例子我可以列举出好几百个。德国被打败后，我们发现有许多俄国人——无疑，大部分是出于非政治动机——改变了阵营，为德国打仗。而且有一些俄国的战俘和流民不愿意回苏联，虽然数字不多，却也不容忽视，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是被迫遣返回国的。在场的许多新闻工作者都知道这些事实，但英国的报刊对这些只字未提。与此同时，英国的亲俄宣传工作者继续声称苏联“没有内奸”，以此为1936年至1938年的大清洗和流放辩护。围绕着像乌克兰大饥荒、西班牙内战、对波兰的政策问题的谎言和不实的信息就像浓雾一样。这并非完全出于有意识的欺骗，但任何对苏联抱有热烈同情的作家或记者——那是俄国人操纵下的同情——对重要问题的故意弄虚作假持默许的态度。我面前摆着一份非常罕见的宣传册，是马克西姆·李维诺夫⁽⁷⁾在1918年写的，对俄国革命的近期事件进行概述。里面没有提到斯大林，但对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卡米涅夫和其他人予以高度赞扬。对待这么一份宣传册，即使是最理智谨慎的共产党员会持什么态度呢？最暧昧的态度会说这是一份不受欢迎的文件，应该将其查禁。如果出于某种原因决定要发行这本宣传册经过篡改的版本，则会对托洛茨基加以诋毁并加入斯大林，没有哪个对党保持忠诚的共产党员会提出抗议。近年来，类似的文件伪造一直在发生，但重要的并不是它们发生了，而是即使在它们的真相被了解时，整个左翼知识分子群体对此却无动于衷。阐述真相被视为“不合时宜”，或会被某某人“趁机利用”，人们觉得这一理由无可辩驳。几乎没有人在乎他们所容忍的谎言被刊登在报纸上和被载入历史书中。

极权主义国家的有组织的撒谎并不像有时所说的那样，是类似于“兵不厌诈”那样的权宜之计。这是极权主义与生俱来的特点，即使集中营和秘密警察部队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也仍然会继续下去。在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内部流传着一则地下消息，大意是尽管俄国政府现在被迫进行虚假的宣传、诬陷罪状的审判等等事情，但它正在秘密记录下真相，以后将会把这些真相公之于众。我想，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事实根本不是这样，因为这么一种行为所暗示的心态是一个信奉自由主义的历史学家的心态，认为过去是不容改变的，对历史的正确认识是理所当然的有价值的事情。而在极权主义者的眼中，历史是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学习了解到的。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的实质是神权政治，其特权统治阶级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必须被认为是一贯正确的。但在现实中没有人能一贯正确，因此必须经常性地篡改历史事件，为的是证明这个或那个错误并没有犯过，这个或那个臆想的胜利的确发生了。然后，每一次政策的大调整都需要对教条进行相应的调整，烘托出形象伟大的历史角色。这种事情到处都在发生，但显然，在任何时候只能容忍一种意见的社会里更有可能会发生肆无忌惮的对历史的篡改。事实上，极权主义总是要求不停地篡改历史。从长远来看，它或许会要求否定客观真实的存在。在这个国度，极权主义的帮凶总是争辩说，既然绝对的真相无法得知，撒个弥天大谎比撒个小谎其实糟糕不到哪里去。他们指出，所有的史实都带有偏见，而且并不准确；另一方面，现代物理学已经指出，我们眼中那个真实的世界其实只是幻觉，因此相信眼见为实耳听为虚的证据只是庸俗的思想。一个能够维系自身延续的极权主义社会或许建立起了精神分裂的思想体系。在这个社会里，常识的法则对日常生活和某些纯科学研究起作用，但政治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可以罔顾它们的存在。已经有无数的人认为篡改科学课本是可耻的事情，却认为篡改历史事实并没有什么错。当文学与政治勾结在一起时，极权主义对知识分子施加了最沉重的压力。目前纯粹的科学还没有遭受到同等程度的威胁，这在部分程度上解释了在所有国家，科学家比作家更认同政府这一事实。

要正视这件事，让我再重复一下我在这篇文章一开始时说过的话：在英国，真相和思想自由的直接敌人是出版业大亨、电影巨头和官僚阶层，但从长远看来，知识分子本身失去了追求自由的愿望是最严重的症状。我好像一直都在谈论审查制度的影响，对象只是政治报道，并没有对整体文学进行探讨。就算苏俄是英国出版业的禁区，就算波兰、西班牙内战、苏德同盟等等这些问题被禁止进行严肃的讨论，而如果你掌握了与主流的正统理念不合的信息，你应该要么将其扭曲，要么保持缄默——就算是这样，为什么广义层面上的文学会受到影响呢？每个作家都得是政治家，每本书都得是直白的“报告文学”吗？就算在最高压的独裁体制之下，难道作家就不能保持内心的自由，将自己的非正统思想进行提炼或伪装，让愚昧的官方人士无法察觉吗？再者说，如果作家本人认同主流的正统理念，为什么它会让他感到压抑呢？难道文学或任何艺术在艺术家和受众没有严重的意识形态冲突，没有尖锐差异时不是最有可能蓬勃发展吗？难道你非得认为每个作家都是叛逆者，或每一个这样的作家都不是正常人吗？

任何人只要尝试反驳极权主义的主张以捍卫思想自由，就会遇到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出现的这些争辩的理由。它们的依据是对文学的含义、文学的形成和为什么要有文学的彻底误解。他们认为作家要么只是哗众取宠的小丑，要么只是唯利是图的御用文人，能轻松地在不同的宣传政策中游刃有余，就像管风琴的调音师变换调子一样轻松。但说到底，书是怎么写出来的？从低的层面来说，文学是通过记录经历来影响同时代读者的观念的尝试。就表达的自由而言，一个新闻工作者和最“非政治化”的虚构作家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很大。当新闻工作者被迫撰写谎言或放弃报道他觉得重要的新闻时，他没有自由，也清楚地知道自己没有自由。当虚构作家不得不扭曲他自认为是事实的主观感觉时，他就失去了自由。他或许在歪曲和讽刺现实，以此更加清楚地阐述自己的意思，但他不能歪曲他自己心目中的想法，他不能有底气地说他喜欢自己不应该喜欢的东西，或相信他不应该相信的东西。如果他被逼着这么做的话，唯一的结果就是，他的创作才华会陷入枯涸。避免有争议的话题对解决问题无济于事。没有哪一种文学作品真的没有政治色彩，在我们这个时代，当每个人的意识上都带着政治意义上的恐惧、仇恨和忠诚时更是如此。就连一个禁忌也能对思想造成全方位的戕害，因为任何思想上的放纵都有走向思想禁区的危险。极权主义的氛围对任何散文作家都是致命的，但诗人或许还能够苟延残喘。而在任何延续了几代人之久的极权主义社会，原本过去四百年来存在的散文写作一定会就此夭折。

有时候在专制体制统治下文学会获得蓬勃发展，但是，正如经常指出的那样，过去的专制体制并不是极权体制。它们的镇压工具往往不够有效，它们的统治阶级总是要么腐化堕落，要么漠不关心，要么有半自由化的思想倾向，而主流的宗教信条并不认同完美主义或人类能够一贯正确。大体上说，散文创作在民主和思想自由的时期达到了自己的最高水平。极权主义的新颖之处在于，它的信条不仅不容挑战，而且很不稳定。它们总是得艰难地被接受，但另一方面，它们总是一下子就会发生改变。比方说，想一想英国共产党及其“同路人”在英国和德国交战期间不得不接受的各种互相矛盾的立场。在1939年9月之前，他所接受的命令是喋喋不休地叫嚷着“纳粹主义的恐怖”，将所写的一切都扭曲成对希特勒的批判。而1939年9月之后，二十个月来，他不得不相信加诸德国身上的罪恶比它所犯下的罪恶要大得多，而“纳粹”这个词至少在创作的时候不得出现在他的字典之内。而在1941年6月22日收听完八点钟的新闻广播后，他又不得不开始相信纳粹主义是前所未有的、最令人发指的罪恶。如今，进行这样的立场转变对于政治家来说是非常容易的事情，然而对于作家来说，情况则有所不同。如果他要在正确的时机改弦更张，那他要么是在表达主观情感时撒谎，要么就是干脆压抑了自己的主观情感。而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他都扼杀了自己的创造力。他不仅不会再有灵感，而且他的笔触也会变得僵化呆板。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写作几乎都是将预先想好的语句组装起来，就像一个孩子在玩梅卡诺玩具一样。这是自我审查的无可避免的结果。要以朴实而鲜活的语言创作，作家必须毫无畏惧地思考，而如果作家毫无畏惧地思考，他就不能在政治上恪守正统。在“信仰的年代”，当主流的正统思想早已建立但并没有被当成一回事时，情况可能会不一样。在那种情况下，一个人的思想可能有广阔的领域不受自己的正统信仰所影响。尽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在欧洲那个推崇单一信仰的时代，散文写作几乎销声匿迹。贯穿整个中世纪，几乎没有任何有想象力的散文作品，而历史作品也没有多少想象力可言。社会上的知识分子领袖一千年来以几乎没有变化的僵死语言表达自己最严肃的思想。

但是，极权主义并不是一个信仰的年代，而是一个精神分裂的年代。当一个社会的结构明确无疑地被人为操纵时，它就变成了极权主义社会，也就是说，它的统治阶层不再担负着职能，却通过暴力或欺诈仍然紧紧地掌握着权力。这么一个社会，无论它存在的时间有多久，都无法变得宽容或有一以贯之的思想。它绝不允许文学创作所需要的如实记录事实和真挚情感的存在。但是，一个人不一定非得生活在极权主义国家才会被极权主义腐蚀。某些理念只要开始流行，就能传播使信奉者丧失文学创作才华的毒害。只要有一种正统理念被强制灌输——而在现实中，往往是两种正统观念被强制灌输——好的创作就会停止。西班牙内战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对于许多英国知识分子来说，这场战争是一次深深触动他们的经历，但他们无法真诚地描写这段经历。你只能说两种话语，而这两种话语或许都是谎言。结果就是，这场战争催生了长篇累牍的作品，但几乎都不堪卒读。

极权主义对诗歌的影响会不会像它对散文的影响那么致命尚未可知。为什么在极权主义社会里一个诗人会比一个散文作家觉得更加自在有几个原因。首先，官员和其他“实干”的人总是深深地鄙视诗人，对他所表达的东西并不感兴趣。其次，诗人所表达的——如果他的诗歌的“含义”被翻译成散文——就算对他自己来说也并不是非常重要。一首诗里所蕴含的思想总是很简单，对于诗歌来说，它的意义并不比奇闻轶事对于一幅画的意义更加重要。诗是音律和联想的组合排列，就像绘画是画痕的组合排列一样。对于短诗来说，事实上，就像一首歌里的叠句一样，甚至完全不需要有含义。因此，诗人很容易避开危险的话题，不让自己说出异端的言论。就算他说出了这些话也或许不会引起注意。但最重要的是，好的诗歌不像好的散文，它不一定得是个人的产物。有的种类的诗歌，比方说民谣，或其它非常矫揉造作的韵文诗，可以由集体创作而成。英国和苏格兰古时候的民谣到底是几个人创作还是大规模群体创作仍存有争议，但不管怎样，它们并不是个体创作的产物，在口口相传中总是会发生改变。即使是印在书上的两个版本的民谣也不会一模一样。许多原始人共同进行集体创作。某个人可能在乐声的伴随下开始即兴创作，当他停下来之后，其他人插了进来，补充了一句歌词或一段旋律，这个过程不断地进行着，直到整首歌曲或民谣完成，没有哪一首有确定的作者。

像这样的亲密合作在创作散文时是不可能的事情。严肃的散文总是必须在孤独中创作而成，而作为群体的一部分的兴奋之情对于某些诗歌创作来说却能够带来帮助。诗歌——或许就其本身而言是好的诗歌，虽然不会是艺术性最高的作品——甚至可以在最严苛的政体中生存。即使是自由和个体已经被消灭的社会也需要爱国歌曲和英雄颂歌以庆祝胜利或刻意吹捧。这些歌曲是可以奉旨完成或集体创作而成，但不一定会影响其艺术价值。散文的情况则不一样，因为散文作家一旦思想受到限制，他的创造力就会遭到扼杀。但极权主义社会的历史，或那些信奉极权主义思想的群体的历史，都表明自由的丧失对所有形式的文学都造成了戕害。希特勒上台之后德国文学几乎销声匿迹，意大利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从译文的情况看，俄国文学自革命伊始其水准就大大下降，但部分诗歌的情况要好于散文。过去十五年间没有几本值得严肃对待的俄国小说被翻译出来。在西欧和美国，大部分文坛知识分子要么加入了共产党，要么对其抱以热烈的同情，但这一左翼运动并没有产生多少值得一读的作品。我要再强调一遍，正统天主教似乎压制了某些文学形式，特别是小说。过去三百年来，有多少人既是优秀的小说家又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呢？事实上，有一些主题是无法以作品去颂扬的，而暴政就是其中之一。没有人写过一本歌颂宗教裁判所的好书。在极权主义的年代，诗歌或许可以残存，其它某些艺术或有艺术色彩的活动，比如说建筑，或许会发现暴政能为它们带来好处，但散文作家将只能在沉默与死亡之间作出选择。我们所理解的散文是理性的产物，是新教徒时期的产物，是独立个体的产物。思想自由的毁灭戕害了新闻记者、社会作家、历史学家、小说家、批评家和诗人，大致上就是这么一个顺序。到了未来，有可能出现一种新的文学，不需要包含个体的情感或真实的观察，但这种事情在目前是不可想象的。更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如果自从文艺复兴以来我们所生活其中的自由文化步入终结的话，文学艺术也会随之毁灭。

当然，印刷品将继续出版，想象一下什么样的读物能在严苛的极权社会里生存。报纸应该会继续存在，直到电视技术达到更高的水平，但除了报纸以外，即使是现在也很难相信工业国家的国民还会需要任何形式的文学作品。他们宁肯把钱花在其它消遣上也不肯花在读书上。或许小说和故事将彻底被电影和收音机所取代。或许某些低俗的强调感官刺激的虚构作品将继续存在，以某种流水线作业的方式进行生产，将人类的主观性减少到最小的程度。

或许人类还没办法发明出写书的机器，但类似于机械化的流程已经运用于电影、广播、公关、宣传和面向中下层的新闻报道。比如说，迪士尼电影的制作基本上就是一个工厂式的过程，一部分工作由机械完成，一部分工作由画家团队完成，那些画家不得不放弃个人风格。广播节目通常都是由疲惫的写手撰稿，对他们来说，主题和处理手法事先就已经安排好了。即使如此，他们写出来的东西只是一堆原材料，等候制作人和审查人员进行删改。由政府部门命令创作的不计其数的书籍和宣传册也是一样。廉价杂志上的短篇小说、连载故事和诗歌更像是机器制作出来的。类似《作家》这样的报刊上充斥着文学创作学校的广告，每家学校都为你提供现成的故事情节，只卖几个先令。有的还提供每一章节的开头和结尾的句子。有的则给你一则类似代数公式的东西，你可以用它组织自己的情节。有的提供成堆的卡片，上面写好了任务和情景，你只需要打乱重组就可以自动生成原创的故事。或许在极权主义国家，如果他们觉得文学作品仍有存在的必要，就会这么去生产文学。想象力——甚至有可能是意识——将被剔除出写作过程。故事的构思不能逾越官员们所制订的条条框框，而且得经过很多人的手，等到完成的时候，不再是个人的产品，却像是流水线上下来的福特牌汽车。毋庸置疑，这样制造出来的东西都是垃圾，但任何不是垃圾的东西都可能会危及国家的结构。至于那些过去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它们会被打压，至少会被精心地篡改。

与此同时，极权主义还没有取得全面的胜利。我们这个社会大体上仍然可以称为自由的社会。要行使你的言论自由，你必须与经济压力和强大的公共舆论进行斗争，但你还不需要对抗秘密警察部队。你可以表达或出版几乎任何言论，只要你愿意以偷偷摸摸的方式进行。但正如我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所说的，真正可怕的是有意与自由为敌的人是那些原本应该最重视自由的人。普罗大众并不关心这种事情。他们对迫害异端并不感兴趣，他们也不会为难自己为他辩护。他们既太聪明又太愚蠢，无法形成极权主义者的世界观。对正派思想的直接的、有意识的攻击来自于知识分子自己。

那些亲俄派的知识分子就算没有拜倒在俄国神话之下，他们也会拜倒在另一个相似的神话之下。但不管怎样，俄国的神话就在那里，它所散发的腐败气息臭不可闻。当你看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对压迫和破坏视若无睹时，你会思考到底哪一种情况更加可鄙，是他们的玩世不恭还是他们的鼠目寸光。例如，许多科学家膜拜苏联，丝毫不加任何批判。他们似乎认为自由的毁灭根本无足轻重，只要他们当前的工作不受影响就好了。苏联是一个迅速发展中的大国，迫切需要科学工作者，因此会善待他们。只要科学家避开像心理学这样的危险话题，他们都能进入特权阶层。另一方面，作家遭到残酷的压迫。确实，像伊利亚·爱伦堡⁽⁸⁾或阿列克谢·托尔斯泰⁽⁹⁾这样的御用文人享受着优厚的俸禄，但身为作家唯一重要的事情——他言论表达的自由——从他身上被夺走了。至少，一些兴奋地谈论俄国科学家所享受的机会的英国科学家能够理解这一点。但他们的反应似乎是：“在俄国，作家遭受迫害，那又怎么着？我又不是作家。”他们无法了解任何对于思想自由的进攻，对客观真理的进攻，从长远来说会威胁到每一个思想领域。

现在极权主义国家容忍科学家是因为他们有利用价值。即使在纳粹德国，除了犹太人之外，科学家们都受到相当的优待，而德国的科学共同体不会对希特勒进行抵制。在当前的历史阶段，就连最独断专行的统治者也不得不考虑客观现实，一部分原因是自由思考的习惯仍未消失，一部分原因是出于备战的需要。只要客观现实无法完全被忽视，只要当你在绘制飞机的设计蓝图时二加二必须等于四，科学家就还有利用价值，甚至可以给予一定程度的自由。他要等到后来才会觉醒，那时候极权主义国家已经巩固了江山。与此同时，如果他想要守护科学的诚实，他的职责就是与他的文学界同志团结在一起，而不是在作家们被噤声或被逼自杀而报纸在系统性地制造谎言时抱着事不关己的态度。

但无论物理科学、音乐、绘画、建筑的情况会是怎样，如果思想的自由遭到毁灭的话，文学也将随之毁灭——这就是我试图证明的。它不仅在极权主义国家之内遭到毁灭，而且任何接受了极权主义世界观，为迫害和歪曲现实的人寻找借口的作家，都已经打断了自己作为作家的风骨。他们别无出路。任何驳斥“个人主义”和“象牙塔”的长篇大论，任何大谈“只有与集体融为一体才能有真正的个体”的虔诚言论，都无法掩盖思想一旦被收买就会败坏这个事实。除非有自发创作这么一回事，否则文学将不复存在，语言本身也将陷入僵化。也许，到了未来的某个时候，人类的头脑会与现在完全不同，或许那时我们能够学会将文学创造和思想诚实分离开来。目前我们只知道，就像某些野生动物一样，想象力在囚笼中是无法存活的。任何否认这一事实的作家或记者——几乎所有对于苏联的赞誉都包含或隐含着否认这一事实的观点——其实是在自取灭亡。

(1)　1946年1月刊于《辩论》。

(2)　笔会（PEN），是“诗人、散文家与小说家”（Poets, Essayists and Novelists）三个单词的首字母缩写，与英语单词“pen”（笔）拼写相同。该协会于1921年由英国女作家凯瑟琳·艾米·道森·斯科特（Catherine Amy Dawson Scott, 1865—1921）创建，首任主席是英国作家约翰·高斯华绥（John Galsworthy, 1867—1933），第一批会员包括萧伯纳、威尔斯等著名作家。

(3)　《论出版自由》（Areopagitica）是1644年英国作家约翰·弥尔顿在英国国会发表的宣传册。

(4)　“谋杀一本好书与谋杀一个人不能同日而语；杀人只是杀死一头理性的动物，那是神明的一个化身；而谋杀一本好书，则是眼睁睁地杀死理性本身，杀死上帝。”

(5)　原注：说句公道话，笔会俱乐部举办的为期一周的纪念活动并非都那么糟糕。可能我碰巧去的那天不是好日子。但对那本演讲稿集（书名起的就是《表达的自由》）探究一番就知道在我们这个时代几乎没有人能够像三百年前的弥尔顿那样直率地为思想自由辩护——虽然弥尔顿写出这番话的时候正值英国内战。

(6)　但以理，《圣经·旧约》中的希伯来先知，由于笃信上帝，虽被扔入狮子坑而毫发无伤。

(7)　马克西姆·李维诺夫（Maxim Litvinov, 1876—1951），苏联共产党员，曾担任苏联驻美大使，代表作有《布尔什维克革命：它的崛起和意义》。

(8)　伊利亚·爱伦堡（Ilya Ehrenburg, 1891—1967），苏联作家、记者、翻译家，代表作有《解冻》、《十字路口的欧洲》等。

(9)　阿列克谢·尼克莱耶夫斯基·托尔斯泰（Aleksey Nikolayevich Tolstoy, 1882—1945），苏联作家，代表作有《尼基塔的童年》、《骑兵之路》等。

就是废品，但谁能抗拒呢？⁽¹⁾

伦敦哪一间废品店最吸引人是一个关乎品味的问题，大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我可以带你去位于格林尼治较为破败肮脏的地方、伊斯灵顿附近的安吉尔客栈、霍勒威、帕丁顿和偏僻的艾奇威尔路那几间第一流的废品店。除了板球场附近的几间店外——就连那些店也坐落于已经破败凋零的街区——我从未在一个“好”社区里看到过一间值得看第二眼的废品店。

废品店和古董店可不能混为一谈。古董店很干净，东西的摆设很吸引人，要价是原价的两倍，进了店里你总会被逼着买点东西。

废品店的窗户上蒙着一层灰，它的货品几乎都是些破破烂烂的东西，老板总是躲在后面的小房间里睡觉，没有要做成买卖的热情劲儿。

此外，这里的好东西乍一眼是看不出来的。它们必须从胡乱堆在一起的竹做的蛋糕架、大不列颠瓷器的盖布、农夫的手表、卷页的书籍、鸵鸟蛋、破产品牌的打字机、没有镜片的眼镜、没有了塞子的酒壶、填充的鸟标本、火线防护网、一串串的钥匙、一盒盒的螺钉和螺母、来自印度洋的海螺壳、中国的泡菜罐和高原牛的图片中被翻寻出来。

在废品店里要找的好东西有维多利亚式的胸针和用玛瑙或别的半宝石做的盒式吊坠。

或许这些东西里十有八九实在不堪入目，但它们当中也有非常漂亮的东西。它们是用银铸的，更多的是用镀金黄铜铸的，那是一种充满魅力的合金，但不知道为什么不再生产了。

其它值得一看的东西还有：盖子上有绘画的纸型鼻烟盒、光面酒壶、1830年左右的从枪膛装填子弹的手枪和瓶中小船。这种东西现在还在制造，但老的总是最好的，因为维多利亚时代的瓶子形状优雅，用的是精美的绿色玻璃。

还有音乐盒、黄铜马掌、铜制的火药筒、五十年庆的杯子（不知道为什么，1887年的五十年庆的纪念品要比十年后的六十年庆的纪念品更让人赏心悦目）和底部有图画的玻璃纸镇。

有的纸镇在玻璃里面包着一块珊瑚，但这些纸镇通常都贵得离奇。或许你会无意中发现剪贴簿，里面全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时装图样和干花，如果你运气够好的话，你甚至会找到剪贴簿的大哥，剪贴屏风。

如今剪贴屏风可是稀罕的东西，它们是普通的木屏风或帆布屏风，上面到处贴着彩色的剪画，组合成和谐的图画。最好的剪贴屏风是1880年前后制作的，但如果你是在废品店里买到的话，那肯定是有瑕疵的次品，拥有这么一个屏风的巨大魅力在于自己把它给拼凑起来。

你可以用美术杂志、圣诞贺卡、明信片、广告、书封甚至香烟卡片的彩页。上面总是有地方可以多放一幅剪画，只要安排得当，任何图片放上去都可以显得协调一致。

在我自己的剪贴屏风的一角，塞尚⁽²⁾画的打扑克牌的人中间放着一个黑色的瓶子，他们出现在中世纪的佛罗伦萨的街景上，而在街道的另一边就是高更⁽³⁾画的南海岛民，正坐在一个英国的湖泊边，而一个穿着羊腿形袖子的英国女士正在划一艘独木舟。他们看上去和谐极了。

这些都是稀奇古怪的东西，但你在废品店也能淘到有用的东西。

在肯迪斯镇的一间店里，在大轰炸后，我买过一支旧法国剑形刺刀，价格是六便士，拿来当捅火棍使了四年。过去这几年只有在废品店你才能买到木匠工具，比方说，一把粗刨，或像开瓶器、时钟钥匙、滑冰鞋、红酒杯、铜炖锅和婴儿车的备用轮这些东西。

有的店里你能买到几乎可以打开任何锁头的钥匙，有的废品店专门卖画，因此你需要画框时可以去那里。事实上，我经常发现买画框最便宜的方式就是买一幅画，然后把那幅画扔掉。

但废品店的迷人之处并不只是在于你可以淘到便宜货，甚至不在于审美意义上的价值——就算估价时慷慨一点——它的价格不过是其价值的百分之五。它的魅力在于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寒号鸟，那种让一个孩子收藏铜钉、时钟弹簧、柠檬汽水瓶子里的玻璃球等东西的本能。你不一定非得买东西，甚至不需要想要买东西，才能在废品店里享受到快乐。

我知道托特汉姆宫路有一间店，我已经有很多年在那间店里看到的每一件东西都丑得离奇，而另一间店就离贝克街不远，那里总是有一些诱人的好东西。在我看来，第一间店和第二间店一样吸引人。

在查尔克农场附近还有另一间店只卖垃圾一样的旧的金属零部件。我记得同样一堆磨损殆尽的工具和长短不一的铅管堆在托盘里，一模一样的煤气炉挡住了门道。我从未在那里买过东西，也从来没有见到什么能让我动心，但是，当我经过那里时，我总是会穿过马路去里面好好瞧一瞧。

(1)　刊于1946年1月5日《标准晚报》。

(2)　保罗·塞尚（Paul Cézanne, 1839—1906），法国著名画家，风格介于印象派到立体主义画派之间，代表作有《玩纸牌的人》、《圣维多利亚山》等。

(3)　保罗·高更（Paul Gauguin, 1848—1903），法国著名印象派画家，代表作有《黄色的基督》、《大溪地的年轻姑娘》等。

度假胜地⁽¹⁾

几个月前我从一本花里胡哨的杂志上剪下了一位女记者写的几段描述未来度假胜地的话。前不久她在火奴鲁鲁住了一段时间，在那里战争的影响似乎并不明显。她还写道：“有一位运输机飞行员……告诉我虽然这次战争有许许多多的新发明，但遗憾的是，还没有人发明出一个方法，让疲惫的渴望生活享受的人可以在一天之内同时放松、休息、玩耍、打扑克、喝酒、做爱，然后出来之后神清气爽，可以再度投入工作。”这句话让她想起了前不久她刚刚见过的一个企业家，他正准备筹建一个“他觉得将会和以前的赛狗场和舞厅一样流行的度假胜地”。这位企业家的梦想的细节是这样的：

他的蓝图描绘了一个占地几亩的地方，修了几片滑动天花板以应付英国变幻莫测的天气，中央是一个巨大的舞厅，由透明塑料做成，可以从下面照明。围绕着舞厅是其它功能区，分布于不同的楼层。阳台式酒吧和餐厅在最高层，可以居高临下领略风景，一楼摆满了复制艺术品，有几条撞柱游戏的球道，有两个蓝色的泳池，一个时而会掀起波浪，供游泳健将畅游，另一个波平浪静阳光和煦，供闲暇消遣的浴客泡水。泳池上挂着日光灯，在阴天可以将屋顶关闭，模拟艳阳高照；有一排排的沙滩床，可以让人们戴着太阳眼镜，穿着拖鞋躺在上面晒太阳，或在日光灯下将已经晒黑的皮肤晒得更黑一些。

音乐从数以百计的栅栏间飘出，这些栅栏与中央调度台相连，那里正在上演舞蹈或交响乐团演奏，或接收电台节目信号，加以放大并广播出去。在外面是两个可以停放一千辆汽车的停车场。一个是免费的，另一个有露天汽车电影院，汽车鱼贯驶过十字转门，电影在巨大的银幕上播放，下面是一排排的汽车。穿着制服的男服务员巡视着车辆，提供免费的引导和饮品，卖汽油和机油。穿着绸缎宽松长裤的女服务员为客人点自助餐和饮品，并用盘子将东西送过来。

当你听到“度假点”、“度假胜地”、“度假城市”时，很难不想起经常被引用的柯勒律治⁽²⁾的《忽必烈汗》：

忽必烈汗的行都，

一座巍峨的快乐之都：

神圣的埃尔夫河

从无比巨大的洞穴中流淌而过，

流入一片不见天日的海洋。

延绵十里的肥沃土地

围绕着高墙和塔楼，

到处是闪闪发亮的蜿蜒的河流，

孕育着许多芬芳的树木。

与山丘同样古老的森林

包围着阳光明媚的绿地。

但看得出柯勒律治的想法大错特错了。他一写到“神圣的河流和无比巨大的洞穴”就错了。在上述那位企业家的手中，忽必烈汗的伟业将会大不一样。洞穴里会装上空调，布置隐秘的电灯，里面原生态的岩石被糊上了颜色很有品味的塑料，并开拓成一系列摩尔式、高加索式或夏威夷式的茶屋。神圣的埃尔夫河将被拦上一道大坝，形成一个人工加热的游泳池，而不见天日的海洋将由粉红色的电灯从下面照明，游客可以乘坐配备了收音机的真正的威尼斯刚朵拉小舟在上面遨游。柯勒律治所提到的森林和“绿地”将被清理改建成铺着草皮的网球场、一个演奏台、一个旱冰场和一个九洞高尔夫球场。简而言之，一个“渴望生命的享受”的人所盼望的一切应有尽有。

我猜想在全世界有数以百计的类似的度假胜地正在规划，或已经正在营建。虽然短时间可能不会看到它们完成——但它们确实代表了现代文明人心目中的快乐。在那些相对上档次的舞厅、电影院、酒店、餐厅和豪华游轮，类似的事情已经实现了。在一艘游轮或一间里昂斯街角餐馆，你已经可以部分领略到未来的天堂般的享受。对它进行分析，其主要特征如下：

一、你永远不会孤单。

二、你永远用不着自己动手。

三、你永远不会看到野生植物或任何种类的天然事物。

四、灯光和温度永远都是人工调节的。

五、你永远无法摆脱音乐。

音乐——如果可能的话，每个人听的音乐应该都一样——是最重要的元素。它的功能是阻止思考和对话，掩盖任何可能会钻进你耳朵里的天籁之音如鸟鸣或风声。无数人已经将收音机运用于这个目的。在许多英国家庭里，收音机基本上是不关的，虽然那些人只是用它播放轻音乐。我知道人们会在吃饭时一边播放收音机一边继续说话，让声音和音乐互相抵消。这么做有着明确的目的。音乐让谈话不至于变得太严肃，甚至意思明了，而絮絮叨叨的说话声能让倾听音乐不至于太过投入，从而阻止了思考这件可怕的事情发生，因为：

灯光永远不能关，

音乐必须不停播放，

不能让我们看到自己置身何处，

原来我们迷失于魑魅魍魉的树林中。

怕黑的孩子，

从来未曾好好开心过。

很难不觉得最典型的现代度假胜地的无意识的目的就是回归子宫。因为在那里一个人永远不会孤单，永远不见天日，温度总是固定的，不需要担心工作或没饭吃，一个人的思想，如果他有思想的话，被淹没在延绵不绝的有节律的悸动里。

当你阅读柯勒律治对于“快乐之都”的不同定义，你会看到它是围绕着花园、洞穴、河流、森林和有着“浪漫深谷”的山峦而展开的——简而言之，是围绕着大自然而展开的。但崇拜大自然的观念，以及对冰川、沙漠或瀑布怀有某种宗教情感是与在宇宙的力量面前人类显得渺小而脆弱这种情感联系在一起的。月亮之所以美丽，一部分原因是我们无法企及（海洋是壮观的，因为没有人能够肯定自己能平安地横渡）。连赏花的快乐也取决于神秘感——即使对于一个十分了解花卉的植物学家来说也是如此。但人类控制大自然的能力正在与日俱增。有了原子弹，我们可以排山倒海。据说我们甚至可以将极地冰川融化和灌溉撒哈拉沙漠，以此改变地球的气候。因此，想听鸟儿的歌唱而不是听摇摆舞的音乐，将要保留几块荒地作为点缀，而不是让整片土地覆盖着高速干道网络，由人工太阳光照明，这难道不是多愁善感和蒙昧主义的体现吗？

问题是，在探索物质宇宙的过程中，人类没有对自身进行探索。许多以快乐为名义的事情其实只是在摧毁意识。如果你提出问题：何谓人类？他有什么需求？他如何定义自己？你会发现，仅仅是一辈子不用工作，从出生到死亡生活在电灯下和享受轻音乐并不是人生的目的。人类需要温暖、社会、闲暇、舒适和安全，他还需要孤独、创造性的工作和惊奇的感觉。如果他认识到这一点，他就能有节制地利用科学和工业主义的产品，总是询问自己：这会不会让我异化？然后他就会了解到，最高的快乐并不在于放松、休息、打扑克、喝酒和做爱。所有思想敏锐的人在生活渐渐变得机械化时会本能地感到恐惧，这一恐惧不只是多愁善感的思古情怀，而是完全正当的感受。因为人类只有坚持平淡的生活才能保持其人性，而许多现代发明的趋势，特别是电影、收音机和飞机——是为了削弱其意识，扼杀其好奇心，而最重要的是，让他变得更像动物。

(1)　1946年1月11日刊于《论坛报》。

(2)　萨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代表作有《古舟子咏》、《忽必烈汗》等。

一杯好茶⁽¹⁾

如果你找来一本烹饪的书籍，你或许会发现没有“茶”这个条目。顶多你只能找到几行草草的指示，对于几个最关键的要点根本没有提及。

这真是奇怪，不仅是因为茶是英国、爱尔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地方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以什么方式泡茶最好”是个争议很大的问题。

当我思考自己泡一杯完美的茶需要哪些步骤时，我发现有起码十一个要点。或许有两点是大家都认同的，但至少有四点会引发激烈的争议。以下是我的十一个要点，我觉得每一点都堪称黄金法则：

首先，泡茶应该用印度或锡兰的茶叶。中国的茶叶有一个好处是现在不容忽视的——价格便宜，而且不加奶就可以喝——但它不够提神，喝了之后不会觉得更清醒、勇敢或乐观。当一个人说“喝杯好茶”时，他说的肯定是印度茶叶。

其次，茶不应该泡得多——也就是说，得用小茶壶泡。大壶茶总是淡而无味，而军队里的茶是用汽锅煮的，有一股油腻味和石灰水味。茶壶必须是瓷器或陶器。银茶壶或锡锑茶壶泡不出好茶，而搪瓷茶壶更糟糕，不过奇怪的是，锡镴茶壶（现在已经很少见了）倒还不错。

第三点，茶壶应该预热。把它放在铁架上加热要比通常那种把它用热水浇淋的方式更好。

第四点，茶应该泡得很酽。如果是一夸脱容量的茶壶，水装到接近满溢的程度，六勺茶叶应该就差不多了。在限量供应的时候不可能每一天都这么泡茶，但我觉得一杯酽茶胜过二十杯淡茶。所有喜欢喝茶的人不仅喜欢泡酽茶，而且每过一年口味就会更重一些——这件事从领养老金的人能多领一份茶叶上就可以了解。

第五点，茶叶应该直接放进茶壶里。不能用过滤器、布包或其它东西把茶叶装起来。有的国家在壶嘴下装了小篮子过滤漂浮的茶叶，据说茶叶对身体不好。事实上，一个人吞下很多茶叶根本一点事儿也没有，如果茶叶在茶壶里没有散开，茶味就泡不出来。

第六点，你应该把茶壶拿到水壶旁边，而不是把水壶拿到茶壶旁边。在冲茶的那一刹那水应该是滚烫的，这意味着倒水前水壶仍在火上。有的人还说应该只用刚烧开的水，但我没发觉这有什么不同。

第七点，泡完茶后应该搅拌一下，如果能把茶壶好好晃一下会更好，然后让茶叶沉淀下来。

第八点，应该用上好的早餐杯子喝茶——也就是说，用圆柱形的杯子喝茶，而不是扁形的浅底杯。早餐杯子能装更多茶水，而用浅底杯在你开始喝之前茶都已经半冷了。

第九点，牛奶倒进茶里面之前得先把奶脂撇掉。奶脂太浓的牛奶总是让茶带着一股恶心的味道。

第十点，茶应该先倒进杯子里。这是最有争议性的一点，事实上，关于这个问题英国每一户人家可能都会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坚持先倒奶的观念可以提出振振有词的理由，但我仍然认为我的理由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先倒茶，然后一边倒奶一边搅拌，你可以准确调节奶的分量，而如果先倒奶的话，奶总是会放多了。

最后，茶里不应该加糖——除非是喝俄国式的茶。我清楚地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少数派。但如果你往茶里加糖破坏了茶的风味，你怎么能说自己是个喜欢品茶之人呢？加胡椒或盐还有点道理。茶就得喝苦的，就像啤酒就应该是苦的。如果你让茶变成甜的，你品的就不是茶，而是糖水了，往白开水里加糖不就行了嘛。

有的人会说，他们并不喜欢茶本身的味道，他们喝茶只是因为想提神与暖和身子，因此他们需要加糖把苦味辟走。对于那些被误导的人，我要说的是：试着喝不加糖的茶吧，喝上半个月，你应该就不会再想加糖破坏茶的味道了。

和喝茶有关的争议不止上面提到的几点，但这已经足以说明喝茶是很讲究的。围绕着茶壶还有一套神秘的社交礼仪（为什么用茶碟喝茶会被认为是很粗俗的事情呢？），关于茶叶的其它用途可以大书特书，比方说算命、预测谁会来做客、喂兔子、治疗烫伤和清洁地毯。像预热茶壶和用滚烫的开水泡茶这样的细节很值得注意，这样才能确保用配给的区区两盎司茶叶泡出二十杯浓浓的好茶。

(1)　刊于1946年1月12日《标准晚报》。

饥馑的政治权衡⁽¹⁾

几天前我收到“拯救欧洲”委员会寄来的一叠宣传册，这个委员会一直在致力于增加英国给予欧洲的粮食供应——没有得到政府的鼓励，也没有得到媒体的帮助。他们列举了一系列从权威渠道得到的报告，待会儿我会提到，这些报告表明我们的生活很优裕，美国正在大吃大喝，而欧洲的许多地方正陷入惨绝人寰的饥荒。

但是，在1月13日的《观察者报》中，我读到一篇署名为空军上尉菲利普·乔伯特爵士⁽²⁾的文章，表达了相反的观点：

对于一个在这场战争的第七个冬天从海外归来的人来说（菲利普爵士写道），英国人民的外表实在是一场悲剧。他们看上去心情阴郁，没有活力，难得开怀大笑。孩子们看上去血色苍白，而且肉乎乎的——很胖，但并不健康。他们和丹麦那些脸色红润的孩子们相比差多了，他们有足够的肉食和脂肪，而且应季水果分量充足。

他的主旨是我们需要更多的肉食、脂肪和蛋类——也就是说，食品供应要更多一些——而且淀粉类食物要少一些。官方的数字表明，事实上，比起战前我们更加健康了，但这造成了一个错误的印象：首先——这是很离奇的争辩——因为无可否认在战前健康和营养都很差，因此当前的改善根本不值一提，其次，死亡率的下降只是表明“活下去的机会提高了”，而“活着和生活绝不能同日而语”。除非我们能够实现“活跃、活力和干劲”，而这需要有肉类、脂肪、水果和蔗糖，否则我们将无法进行重建工作。菲利普爵士的文章结尾这样写道：

至于那些要进一步削减当前的限量供应，增加对德供应的人，一定会有许多人这么回应他们的要求：我宁愿我自己的孩子在自由中成长，对他人抱以善意，也好过德国人更加茁壮成长。那些人或许会利用自己的力量在另一代人中再一次挑起世界大战。

看得出，他认为：一、进一步提高食品出口意味着削减本国的供应，二、运送食物给德国只是一个倡导。事实上，这就是广大公众对这个计划的了解，虽然那些负责人从一开始就强调他们只是在倡导让那些不会因此而受损的人自愿地放弃某些食物，而且这个倡导的受益者并不只是德国。

下面是来自“拯救欧洲”委员会最新公告的几个事实。11月份在布达佩斯，药店由于缺乏供应而关门，医院没有窗玻璃、燃料或麻醉药，据统计，城里大概有30 000名流离失所的儿童，其中有些自发组成了犯罪团伙。12月份，“独立观察员”认为除非新鲜食物供应能立刻到位，否则这个冬天匈牙利将有一百万人饿死。在维也纳（11月份）“医院里的医生的伙食只有无糖咖啡、稀汤和面包，总共不足500卡路里”。而12月份奥地利国务院报告指出，人口稠密的奥地利东部地区饱受“无边无际的悲惨、传染病、犯罪、健康恶化、道德沦丧的肆虐”。在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在11月向英国和美国求助，要求提供脂肪和肉食，解救70万“食物极度紧缺的儿童，其中有一半人已经罹患肺结核”。在德国，萨尔州的儿童正“慢慢地死于饥荒”。在英国占领的地区，蒙哥马利元帅说“他只能完全依赖进口的小麦以保证当前供应给德国人民的从1 200到1 500卡路里不等的食物限量供应”。这是11月份的报道。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将军提起法国战区时说“普通人的1 100卡路里的食物供应总是无法确保”，等等等等。与此同时，我们自己的伙食热量平均是每天2 800到2 900卡路里，而最近期的死于肺结核的数字、死于分娩的母亲的数字和零到五岁的孩童的死亡数字，都达到了有纪录以来的最低水平。至于美国，黄油的消费有了大幅上升，肉类限量供应已经取消。农业部长估计“限量供应的解除将使平民的肉类消费达到人均每年165磅——而战前的肉类供应是125磅”。

即使上述这些数字并不会造成什么深刻的印象，有谁没有见过希腊和其它地方骷髅一般的儿童的相片呢？谁会想到用菲利普·乔伯特爵士所用的“肉乎乎”那个词去形容他们呢？但是，显然有人一直在抵制我们应该为欧洲提供更多食物这个想法。虽然“拯救欧洲”委员会正在努力实现更为有限的目标，一开始的时候建议那些愿意帮助欧洲的人牺牲他们的供应点数，让政府将节约下来的食物送到遭受饥荒的地区。这个计划不仅遭到官方的阻止，也遭到了许多人的冷遇。那些原本应该愿意对其进行公开宣传的人对它感到很害怕。公众以为这个倡导是从英国主妇那里夺走食物，送给德国的战犯。事实上，对这件事所进行的讨论方式体现了如今正影响每一个政治议题的可笑的虚伪。

有两件事情让左派、工党或共产党对为德国提供更多的食物这个计划犹豫不决。第一件是担心工人阶级的反应。据说工人阶级会对即使是出于自愿的安排感到反感，而这实际上将意味着那些购买没有限量供应的食物和在餐厅里吃饭的高收入群体得放弃他们的福利。有人担心那些排队买鱼的家庭主妇会回答说：“如果真的有食物可以分出去，那可得分给我们。又或者，干吗不将食物分给那些矿工呢？”我不知道这会不会是实际出现的反应，如果这些问题能得到完整的解释的话。我猜想那些以这一理由进行争辩的人脑海里有这么一个龌龊的念头：如果我们要牺牲充足的食物，那么，不仅仅是限量供应的点数要让出来，而且还可能会限制餐厅的饮食。事实上，无论我们的限量供应体制是如何设计的，它根本没有民主可言，对出口食物这个问题进行全方位的讨论或许会引起对这件事情的关注。我想这就是为什么这个问题没有在报刊上得以充分讨论的一部分原因。

但是，还有另一个更加难以启齿的考虑。食物是一个政治武器，或者说，它被视为一个政治武器。饥荒最严重的地区是在俄国或由苏联和西方同盟国划分占领的地区。许多人认为，比方说，如果我们给匈牙利送去更多食物，英国或美国在匈牙利的影响力就会提高，而如果我们由得匈牙利人饿死，而俄国人为他们提供食物，他们就更有可能唯俄国人马首是瞻。因此，所有的亲俄派都反对为欧洲提供更多的食物，而那些赞同提供食物的人或许只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削弱俄国威望的方式。没有人能坦诚地说出这样的动机，但只要你看一看那些支持或不支持“拯救欧洲”运动的名单就能够了解个中的情况。

所有这些算计的愚昧之处在于你以为能从饥荒中捞到好处。无论欧洲最终的政治解决方案是什么样的结局，如果之前它遭受了多年的饥荒、灾难、盗贼四起和愚昧，结果只会变得更糟。空军上尉乔伯特建议我们只需要喂饱我们自己就够了，不要去管那些将会与我们为敌的德国儿童。这是“现实主义”的观点。在1918年，那些奉行“现实主义”的人也赞同在停战后继续进行封锁。我们确实一直在进行封锁，但到了1940年，我们不给饭吃的那些儿童长大后对我们展开了轰炸。或许没有人能够预料到这个结果，但那些好心的人能够并确实预见到放纵德国的饥荒和缔结埋下仇恨的和平将会带来邪恶的结果。因此，提高我们自己的食物供应的同时（或许很快我们就会这么做），由得欧洲遭受饥荒的蹂躏，其结果也会是邪恶的。但如果我们真的决定这么做，至少让这个问题得到开诚布公的讨论，让媒体自由地刊登那些忍饥挨饿的儿童的相片，这样的话，这个国家的人民会意识到自己正在做出怎样的行径。

(1)　刊于1946年1月18日《论坛报》

(2)　菲利普·乔伯特（Philip Joubert, 1887—1965），英国空军高级指挥官，代表作有《被遗忘的人：地面后勤部队的故事》、《三度服役》等。

我们以前唱的歌⁽¹⁾

有一个好玩的游戏，在洗澡或坐巴士的时候都可以玩得很开心，那就是将你能够记得的流行歌曲进行整理并正确排序。

你总是能将那些在一两年的时间里最受欢迎的歌曲的时间给整理出来，饶有兴味地注意到它们符合某种模式，或多或少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相吻合。

我能记得的最早的流行歌曲应该是流行于1907年或1908年的《罗达曾经有一座宝塔》。那是一首傻兮兮的歌曲，但确实很流行。之后，直到拉格泰姆音乐开始流行之前，大概有四年的时间，没办法给那些流行歌曲列出一个具体的时间。

它们当中有《每一个好姑娘都爱上一个水手》、《我在西边的灰色小家》、《噢，不要挠痒痒了，乔克》、《枪骑兵的琼斯》（它是一首重新流行的维多利亚时期的歌曲吗？）和《波普变狡猾了》。

我还想到这首歌：

“噢，幸运的吉姆！

噢，我好嫉妒他！”

那些模仿腹语的歌曲——应该是属于这个时期。美国的拉格泰姆歌曲大概始于1912年。大概有一年的时间，你总是没办法摆脱这首歌：

“每个人都在这么跳，这么跳，这么跳，

每个人都在这么跳。跳什么？土耳其舞步。”

还有其它歌曲，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水平。大体上，这些歌曲属于1914年前那个脑满肠肥焦躁不安的年代，那是窄底裙和女权主义的年代，内容都非常傻帽。

在1913年或1914年，开始流行起爱尔兰歌曲。其中一首是《蒂珀雷利》⁽²⁾，它唱遍了全世界，歌词被改成一千种语言，因为第一批登陆法国的英国部队唱的刚好就是这首歌，就像在别的年头他们或许刚好正在唱《黛西，黛西》或《滚酒桶》。我觉得1914年流行的歌曲还有《花花公子吉尔伯特》和《再见了，小姑娘，再见》。

一战时最早的流行歌曲都是爱国歌曲。除了那首征兵歌曲《我们不想失去你》之外，还有《将你的麻烦装在旧行囊里》、《当我们在莱茵河给手表上发条》和《让家里的火长燃》。

然后，大概是在1917年，开始流行比较思乡的歌曲：《如果你是世界上唯一的女孩》和出自《朱清周》的几首歌曲。那些战争歌曲渐渐被《凯—凯—凯—凯蒂》、《野姑娘》和一首傻到极点的歌曲所取代：

“我不想康复，

我不想康复，

我恋爱了，

爱上了一个漂亮的护士！”

在1920年或1921年战后兴起的歌曲有欢快的《冬天苍蝇去哪儿了？》和《黑不溜秋的妈咪》。

那时候流行的歌曲还有《我永远都在吹泡泡》。

我想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的流行歌曲出自二十年代中期。我无法指出《妈妈，他要吻我》、《为什么我亲吻了那个女孩？》和《麦琪！怎么了，妈妈？赶快上楼来！》这几首歌的具体时间，但它们大概是在1925年前后出现的。

但是，三首风靡一时的歌曲是《是的，我们没有香蕉》（1923年）、《不要再下雨了》（1924年）和《告诉我归家的路》（1925年）。前两首歌就像流感那样唱遍整个世界，就连亚洲和南美最偏僻的森林原始部落也在唱这两首歌。

稍后不久，几乎同样流行的歌曲是《意大利入夜时》、《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小鸡》和《今晚我要给我的女友送西瓜》。

我想《是的，长官，她是我的宝贝》和《我要快活》一定是早一点的歌曲——大概是在1924年。所有这些歌曲都是美国歌，它们很欢乐，而且傻得很有魅力，完美地表达了战争还很遥远的年代的心情。

在这些歌曲和1930年之间，我只记得《再见，八哥》这首歌（1927年）。

在1930年和1931年，与大萧条巧合的是，有几首哀伤怀旧的歌曲很流行《男孩丹尼》、《我眼里含着泪水在跳舞》、《钟声为莎莉而敲响，但不是为了莎莉和我》。

《河水不从我的家门经过》也是1930年的歌。

大概从1930年起就不再有真正的风靡一时的歌曲了——没有什么歌会在所有的国家同时唱响。在英国，我觉得最流行的歌曲是《气喘吁吁的安娜》（1932年）、《滚酒桶》（1939年）和《傻乎乎的黛西》（1940年）。

战争的最后两年英军、美军和德军中最流行的歌曲或许是伤感的《莉莉玛莲》。除了《英格兰长存》之外，没有哪首英国的战争歌曲能既有爱国思想，又真的能流行起来。

但是，近年来有几首歌曲其歌词似乎反映了当前的政治局势。《在这里你不能这么干》（1935年）或许是下意识地对希特勒的回应，和《心想事成》（1938年）恰如其分地表达了那个时候人们的心声。

(1)　刊于1946年1月19日《标准晚报》。

(2)　这首歌曾被赵元任改编为《遥遥长路到联合大学》。

知识分子的造反⁽¹⁾

近年来，旧式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已行将终结的这一情况已越来越明显了。

早在十九世纪就有许多高瞻远瞩的人士洞察了这一事实，而1914年至1918年那场战争的灾难、俄国革命的成功和法西斯政权的崛起使数百万人认识到了这一点。那些法西斯政权严格说来不是资本主义，能够解决老牌民主国家如英国和美国束手无策的问题。

过去六年来的种种事件只是在强调这一课。无疑，世界各地的趋势是朝计划经济发展，远离私有产权被绝对化而挣钱是最主要的动机的个人主义社会。

然而，与这一发展同时发生的是，知识分子的造反已经发生，不仅只是拥有财产的人看到自己的财产权受到威胁而感到不安；如果不是绝大部分，至少我们这个时代头脑最聪明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事件的转折感到不满，怀疑是否只有经济的稳定才是唯一值得追求的目标。

人们普遍对俄国式的社会主义感到失望，比这个更深刻的是对于整个机器文明和它所暗示的目标的猜疑。自然而然地，这一知识分子的造反可以说有多少个体思想家就有多少种不同的形式，但其主要的趋势可以被归结为以下几种类别：

一、悲观主义者——那些否认计划社会能引向幸福或真正的进步的人。

二、左翼社会主义者——那些接受计划的原则，但主要关心的是将它与个人自由结合在一起的人。

三、基督教改革者——那些希望将革命式的社会变革和基督教信条结合在一起的人。

四、和平主义者——那些希望摆脱中央集权国家和以高压手段实施统治这一原则的人。

当然，这些思想学派之间有重叠，有的与普通的保守主义在一方面有重叠，而在另一方面与正统的社会主义有重叠。

但是，仍有许多杰出而且很有代表性的思想家能被准确地归入这些群体中。在这四篇杂文的第一篇里，我会探讨那些我称之为“悲观主义者”的人。

或许悲观主义者的观点的最佳表述是出版于1938年的沃伊特的《直到恺撒为止》，至少它是近几年的英国代表作。这本书有大量纪实信息，其主要内容是研究分析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主题是以建立“人间乐土”为目标的社会总是以暴政而告终。

沃伊特在整本书中认为俄国的共产主义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其实是同一回事，有着几乎相同的目标。这当然是过于简单的结论，无法解释所有已知的事实。但不管怎样，沃伊特强烈要求对政治加以约束，对政治行为不抱太大的希望。

他的基本理由很简单。一个政治家希望实现完美，并认为自己知道如何实现完美，没有什么能阻止他驱使别人沿着同一条道路前进。他的政治理想不可避免地与他保住权力的欲望交织在一起。事实上，完美是永远无法企及的，在追求完美中所使用的恐怖手段催生了对于新的恐怖手段的需要。结果，实现自由和平等的尝试总是以警察国度而告终。而以人性本恶作为基础，对政治目标加以更大的约束的制度，反而会引向一个合理化的社会。

美国作家彼得·德鲁克也奉行大致相同的思想。他是《经济人的结局》和《工业人的未来》的作者，是极少数预见到1939年苏德同盟成立的宣传人员之一。在上述的第二本书里，他指出发起他称之为“保守革命”的需要。“保守革命”并不表示资本主义的回归，而是“混合社会”这个理念的复兴。在这个社会里有一套制衡体制，使得任何一方势力都无法掌握所有的权力。

德鲁克指出这是十八世纪美国革命的领导者们真正的目标。其他提出相似的观点反对完美主义的作家有迈克尔·罗伯茨（他那本论述托马斯·厄尼斯特·胡尔默的作品）、马尔康姆·马格理奇（《三十年代》）和休·金斯米尔（《带毒的王冠》）。最后这本书对伊丽莎白女王、克伦威尔、拿破仑和亚伯拉罕·林肯进行了研究——或许它是一本反动的书，但对独裁体制有一些颇有见地的评论。

伯特兰·罗素在几本书里对乌托邦的目标和它们以暴政而结束的趋势进行了探讨，特别是《科学的观念》、《自由与组织》和《权力：新的分析》。罗素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持有非常不同的政治观点，但他对未来的想象几乎总是带着悲观主义，而且认为自由和效率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

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也一直遭受攻讦，理由是它甚至无法实现自身的目标。或许这一观点最出色的阐述是哈耶克教授⁽²⁾出版于1944年的《通往奴役之路》，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尤其是在美国。

哈耶克指出，中央集权主义和具体的计划不仅会摧毁自由，而且无法像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那样提供高水平生活。他宣称，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已经为他扫平了道路，他们成功地摧毁了普通德国人对于自由和独立的向往。

他的主要理由是中央集权的经济必定会赋予中央官员以很大的权力，而那些渴望获得纯粹权力的人会沉溺于权力的宝座而不能自拔。曼彻斯特大学的迈克尔·波兰尼⁽³⁾教授在《对自由的鄙视》一书中也表达了极为相似的主旨，他对苏联的情况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并对韦伯⁽⁴⁾的著名作品《苏维埃共产主义——一个新的文明？》进行了透彻的批判。生物学家詹姆斯·贝克尔也指出（《科学与计划国家》）在官僚统治之下，科学研究无法蓬勃发展。

最后，你可以将詹姆斯·伯恩汉姆也归入“悲观主义者”之列。他的作品《管理的革命》在5年前出版时激起了极大的反响。在他出版的下一本书《马基雅弗利主义者》中，伯恩汉姆更具体地指出社会主义和完全的民主都是无法实现的目标，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设立安全措施——例如，自治的工会和自由媒体——防止权力的滥用。

他比我所提到的其他作家走得甚至更远，甚至认为政治行为不可能是体面的，只是认为我们应该利用政治权谋去达成有限制性的目标，而不是不切实际的目标，但在许多方面他的世界观与其他人的观点不谋而合。

“悲观主义者”这个词适合所有认为在人间不可能实现乌托邦的作家，而他们当中大部分人也不相信会有克服此生的种种弊端的来生。或许只有德鲁克和伯恩汉姆是例外，他们希望引领当前的潮流而不是与潮流对抗。他们所有人的弱点在于，他们并不支持任何有可能得到大批追随者的政策。

虽然哈耶克为资本主义作了出色的辩护，但由于几乎没有人希望旧式的资本主义回归。面对成为奴隶和忍受经济上朝不保夕这两个选择，各国的人民或许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成为奴隶，至少如果把它换成别的名字的话。大部分人提出的是一个本质上是宗教的世界观，却没有正统宗教的慰藉。

如果你要给这一思想流派的作家贴上一个政治标签，你得称呼他们为保守派——但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的信念是浪漫的保守主义，与不可逆转的事实进行抗争。但这并不能否认他们和其他有类似倾向的作家对极权主义时代的愚蠢和邪恶提出了很有意义的批评。

(1)　刊于1946年1月24日《曼彻斯特晚报》。

(2)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都·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1899—1992），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思想家，曾获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代表作有《通往奴役之路》、《致命的自负》等。

(3)　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 1891—1976），匈牙利学者，代表作有《科学、信仰与社会》、《自由的逻辑》等。

(4)　马克西米利安·卡尔·艾米尔·韦伯（Maximilian Karl Emil Weber, 1864—1920），又名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代表作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政治作为一种职业》等。

什么是社会主义？⁽¹⁾

直到二十世纪，事实上是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所有的社会主义思想或多或少都有乌托邦的色彩。此前社会主义从未在现实中经受过考验。在几乎每个人的心目中，包括它的敌人，它与自由和平等的理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只要消除了经济上的不平等，其它所有形式的暴政都将随之消失。人类将进入亲如一家的时代，战争、犯罪、疾病、贫穷和辛劳将成为历史。有的人不喜欢这一目标，而有许多人认为那是永远无法实现的，但至少会视其为追求的目标。

分歧最大的思想家，比如说卡尔·马克思和威廉·莫里斯、安纳托尔·法郎士和杰克·伦敦，都对社会主义的未来描绘了大致上相同的图景，不过他们对实现社会主义的最佳方式有着决然迥异的看法。

1930年之后，社会主义运动开始出现意识形态上的分裂。这时候的“社会主义”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唤起梦想的词语。一个辽阔而强大的国家，苏维埃俄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正在迅速改造其国内的生活。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明确无疑地转向公有制和大规模的计划经济。与此同时，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下，德国诞生了极其丑陋的纳粹主义，它自称是“社会主义”，而且确实拥有部分近似于社会主义的特征，但这些却是在一个全世界前所未见的最残酷专横的政权中体现出来的。显然，是时候对“社会主义”这个词重新加以定义了。

什么是社会主义？在没有自由，没有平等，没有国际主义的情况下你能实现社会主义吗？我们还在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大同世界而奋斗吗？还是说我们只能满足于一种新的等级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我们放弃了个人的权利，换取经济上的安稳。

在最近的书籍里，或许亚瑟·科斯勒出版于一年前的作品《瑜伽修行者与政委》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最深刻的讨论。

根据科斯勒的阐述，现在需要的是“圣人与革命者的结合”。换句话说——革命必须发生，没有剧烈的经济变革就没有道德上的进步，但是，如果革命者失去了普遍的人性，他所做的一切只会是徒劳。目的与手段之间的矛盾必须以某种方式加以解决。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即使是使用暴力，但我们不能被行动所腐蚀。用特定的政治术语说，这意味着一方面拒绝俄国式的共产主义，另一方面拒绝费边社式的渐进主义。

和大多数有着相同倾向的作者一样，科斯勒曾经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最尖锐的反对意见不可避免地是反对自1930年以来苏维埃政策出现的演变。他最好的作品是《正午的黑暗》这本小说，讲述了莫斯科对破坏阴谋的审判。

其他大致上能被归为同一类作家的还有伊格纳齐奥·席隆⁽²⁾，安德烈·马尔罗和美国的约翰·德斯·帕索斯⁽³⁾和詹姆斯·法雷尔⁽⁴⁾。

你或许可以加上安德烈·纪德⁽⁵⁾，直到晚年他才信奉共产主义，或者说，有了真正的政治觉悟，但之后立刻加入了反对者的行列。你还可以加上流亡法国的托派分子维克多·瑟奇⁽⁶⁾和研究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史学家盖塔诺·萨尔维米尼⁽⁷⁾。萨尔维米尼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而不是社会主义者，但他和其他人的相似之处在于他的主要宗旨是反对极权主义，而且他曾深深地卷入左翼势力的内部斗争中。

虽然在某些时候表面上很相似，持不同政见的社会主义者像科斯勒和席隆之间或开明的保守主义者像沃伊特和德鲁克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密切关系。席隆的政治对话录作品《培育独裁者的学校》表面上似乎很悲观，而《直到恺撒为止》对左翼政党持批判态度，但其内在的世界观是非常不同的。

关键的一点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本身——或许这适用于大部分因为在教条的某一点上有分歧而与自己的党派决裂的人——相信“人间天堂”是有可能实现的。社会主义说到底是一个乐观的信仰，很难与原罪这一信条相适应。

社会主义者并不一定要相信人类社会可以变得完美，但几乎任何社会主义者都相信人类社会可以变得比现在更加美好，人类的罪恶大部分是源于不公平和不平等的扭曲作用。社会主义的基础是人道主义。它可以与宗教信仰相容不悖，但不认同人是“有缺陷的动物，一有机会就会作恶”这一信念。

像《正午的黑暗》、纪德的《苏联归来》、尤金·莱昂斯⁽⁸⁾的《乌托邦的任务》或其它有相同倾向的作品所蕴含的情感不单单对预料中的天堂没有迅速实现而感到失望，而且还对社会主义运动原来的目标正渐渐变得模糊而表示担心。

确实，正统的社会主义理念，无论是改革派或革命派的理念，都失去了30年前的救世主式的品质。这是因为工业生活正变得越来越复杂，日日夜夜都需要与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更何况还有苏俄这个范例。为了生存，俄国的共产主义者被迫放弃了他们开始时的一些理想，至少暂时如此。

严格的经济平等被发现是不切实际的，在经历过内战的落后国度推行言论自由又太危险了，而资本主义强国的敌意扼杀了国际主义。

从1925年前后，俄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变得越来越严苛，越来越远离理想主义，而这一新的精神被各国的共产党传播到国外。从弗朗兹·伯克瑙的作品《共产主义国际》中可以方便地对这些共产党的历史加以研究。

虽然勇气与献身精神可嘉，西欧的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效果是削弱了对于民主的信念和使得整个社会主义运动蒙上了马基雅弗利主义的色彩。不仅是我所提及的那些作家反对这一趋势，还有一大批各个阶层的人经历了同样的历程。我只列举几个名字：弗蕾达·乌特莱⁽⁹⁾、马克斯·伊斯曼⁽¹⁰⁾、拉尔夫·贝茨⁽¹¹⁾、斯蒂芬·斯宾德⁽¹²⁾、菲利普·汤因比⁽¹³⁾、路易斯·费舍尔⁽¹⁴⁾。

或许除了马克斯·伊斯曼之外，我们不能说那些作家都转而选择了保守主义。他们都知道建立计划经济社会和高度工业化发展的需要。但他们希望旧的社会主义理念，那个强调自由和平等和从对人类大同的信念中获得鼓舞的理念，能够长存下去。

他们所表达的观点存在于各个地方的左翼社会主义运动，至少存在于那些视高水平的生活为天经地义的先进国家。在落后国家，政治极端主义更有可能以无政府主义的形式出现。在那些相信人类有可能实现进步的人当中正进行着马基雅弗利主义、科层制和乌托邦主义的三方斗争。

当前乌托邦主义很难以掀起一场明确的政治运动。各个地方的群众更想要的是安稳而不是平等，大体上他们没有意识到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对于他们来说非常重要，但在它的背后对于追求完美世界的渴望有着漫长的历史。

如果你研究像科斯勒和席隆等作家的理念的演变历程的话，你会发现它一路追溯到对乌托邦寄予梦想的作者如威廉·莫里斯、奉行神秘主义的民主主义者如沃尔特·惠特曼、卢梭、英国的掘土派和平权主义者⁽¹⁵⁾、在中世纪发动起义的农民，乃至早期的基督教徒和古代奋起反抗的奴隶。

来自威根的掘土派领袖杰拉德·温斯坦利⁽¹⁶⁾进行的原始共产主义实验被克伦威尔镇压了，他撰写的宣传册在某些方面与当代的左翼文学出奇地接近。

“人间乐土”从未实现，但作为一个理想，虽然各种色彩的现实政治能轻易地将其揭穿，但它似乎从未破灭。

它蕴含着“人之初性本善”和“人性可以无止境地发展”这一信念，一直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驱动力，包括那些策划了俄国革命的地下分子，可以这么说，虽然目前乌托邦主义者是漫无组织的少数派，但他们是社会主义传统的基石。

书目：

弗蕾达·乌特莱：《我们失去的梦想》

马克斯·伊斯曼：《自列宁逝世后》、《穿制服的艺术家》

路易斯·费舍尔：《人类与政治》

亚瑟·科斯勒：《角斗士》、《渣滓》

伊格纳齐奥·席隆：《方塔马拉》、《面包与红酒》、《雪下的种子》

安德烈·马尔罗：《上海风暴》、《希望的日子》

盖塔诺·萨尔维米尼：《在法西斯主义的利斧下》

杰拉德·温斯坦利：《选择》

(1)　刊于1946年1月31日《曼彻斯特晚报》。

(2)　伊格纳齐奥·席隆（Ignazio Silone, 1900—1978），意大利作家，代表作有《雪下的种子》、《一个谦卑的基督徒的故事》等。

(3)　约翰·罗德里格·德斯·帕索斯（John Roderigo Dos Passos, 1896—1970），美国作家，代表作有《三个士兵》、《美国三部曲》等。

(4)　詹姆斯·托马斯·法雷尔（James Thomas Farrell, 1904—1979），美国作家，代表作有《斯塔兹·朗尼根》三部曲、《审判日》等。

(5)　安德烈·保罗·吉拉姆·纪德（André Paul Guillaume Gide, 1869—1951），法国作家，曾获1947年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有《窄门》、《人间的粮食》等。

(6)　维克多·瑟奇（Victor Serge, 1890—1947），俄国革命家、作家，因反对斯大林的独裁专政而遭受迫害，流亡法国，死于墨西哥，代表作有《漫长的黎明》、《囚徒》等。

(7)　盖塔诺·萨尔维米尼（Gaetano Salvemini, 1873—1957），意大利反法西斯作家、政治家，意大利社会主义党成员，因反对墨索里尼流亡美国，代表作有《意大利的法西斯独裁体制》和《在法西斯主义的利斧下》等。

(8)　尤金·莱昂斯（Eugene Lyons, 1898—1985），美国记者、作家，早年信奉共产主义，后与共产主义决裂，代表作有《当代沙皇斯大林》、《胡佛传》等。

(9)　弗蕾达·乌特莱（Freda Utley, 1898—1978），原名维尼弗蕾德·乌特莱（Winifred Utley），英国女作家、政治活动家，曾受共产国际委托到西伯利亚、中国、日本考察，并以中国的抗日战争为题材，写出了《日本的赌博》，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代表作有《我们失去的梦想》、《一个自由主义者的漫长旅程》等。

(10)　马克斯·福里斯特·伊斯曼（Max Forrester Eastman, 1883—1969），美国作家、政治活动家，代表作有《马克思与列宁：科学的革命》、《穿制服的艺术家》等。

(11)　拉尔夫·贝茨（Ralph Bates）：信息不详。

(12)　斯蒂芬·哈罗德·斯宾德（Stephen Harold Spender, 1909—1995），英国作家、诗人，代表作有《法官的审判》、《世界中的世界》等。

(13)　西奥多·菲利普·汤因比（Theodore Philip Toynbee, 1916—1981），英国作家，代表作有《潘塔隆》系列、《接近圣灵》等。

(14)　路易斯·费舍尔（Louis Fischer, 1896—1970），美国记者、传记作家，代表作有《列宁的生平》、《圣雄甘地的生平》等。

(15)　掘土派和平权主义者（diggers and levellers），指十七世纪英国追求社会公义和平等的左翼人士，掘土派的思想理念更为左倾，要求均分土地，让人民自由耕种，后来遭到克伦威尔的镇压。

(16)　杰拉德·温斯坦利（Gerrard Winstanley, 1609—1676），英国政治活动家，掘土派精神领袖，代表作有《英国的受压迫的穷苦百姓的宣言》、《公义的新法》等。

基督教的改革者⁽¹⁾

对来生的信仰和对人间快乐的渴望并非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但二者可谓南辕北辙。如果死后真有来生，那我们的主要目的一定就是为那个来生进行准备，而必需的精神上的磨炼或许就蕴含于痛苦、悲伤、贫穷和其它一切社会改革者希望革除的事情中。

总之，服从上帝的意志的理念与人类正逐渐控制自然的理念，被认为是互相矛盾的。因此，大体上说，基督教会——尤其是天主教会、东正教会、英国国教教会和路德教会，每一个教会都有其安排得很妥帖的社会秩序——对进步的理念持仇视态度，并抵制任何试图削弱私有财产制度的政治理论。

然而，你不能将基督教的信仰等同于保守主义。即使在中世纪也已经有传播革命的政治信念的异端教派，而在宗教改革后，激进主义与新教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英国社会主义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就扎根于对英国国教的拒不服从。

但是，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出现了更加深入的将正统的强调来世的基督教信仰和革命的社会主义进行调和的尝试。信奉天主教的社会主义政党在欧洲大陆的各个地方出现。俄国的东正教会，或它的主体势力，已经和苏维埃政府达成妥协。而英国国教也出现了相应的思潮。

这一演变的原因不止一个，要不是基督教信徒（既有牧师也有业余人士）越来越坚信资本主义社会自身与生俱来的邪恶，它是不会发生的。还像以前那样布道，声称贫富是上帝的意旨，最重要的事情是获得灵魂的救赎，这一套已经行不通了。

正如尼莫拉牧师⁽²⁾所说，一座大城市的贫困条件已经到了基督徒的生活无以为继的地步了。或许基督的教诲指明了通往纯粹的共产主义的道路。至少，它们明确地要求进行激进的重新分配财富。

在过去二十年间，最杰出的宗教思想家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政治反动派：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为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辩护。他们可以被划分为许多思想流派，但可以将它们大致上分为三种主要倾向。

首先是那些将基督教等同于共产主义的人，他们的重点是《福音书》里的政治暗示和经济暗示。某些人，其中最为有名的是坎特伯雷的主持牧师，认为苏俄是通往真正的基督教社会的最接近的途径。

约翰·麦克穆雷⁽³⁾教授（《历史的线索》）在这一点上和坎特伯雷的主持牧师一样，都认为苏维埃政权反对宗教这一观点只是一个谬误，应该加以修正。但是，约翰·麦克穆雷教授拒绝了个体不朽的教条，因此他被认为不是一位正统的信徒。

西德尼·达克是英国国教信徒⁽⁴⁾，他曾说过在某种程度上同样意义的话，但重点更多地放在个体的神性上面（《我静坐，我冥思，我猜想》）。他一度曾担任《教会时报》的编辑。虽然近来法国进行了一番努力，但俄国的共产主义和天主教会之间并没有真正达成和解的迹象。不过，在英国国教内部，左翼人士的最强烈的同情者似乎是教义上最接近于罗马教廷的英国天主教徒。

其次，有些人接受社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事情，甚至是人类历史上光明的新篇章，但他们主要考虑的是对新的社会主义社会进行基督教化，阻止它切断与历史的精神纽带。这一思想流派的两位最突出的作家是法国柏格森派⁽⁵⁾作家雅克·马里坦和俄国流亡作家尼克莱·别尔佳耶夫⁽⁶⁾。

去年英国出版了马里坦的作品《基督教与民主》，他是一位非常深刻的思想家，在天主教的圈子里备受尊敬，通过将社会进步思想与严格的天主教正统思想进行调和，对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这场战争期间，他倾注了自己在思想界的所有影响力与贝当政权进行对抗，而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他拒绝承认佛朗哥是基督教的捍卫者。

天主教小说家乔治·伯纳诺斯⁽⁷⁾（《一位乡村牧师的日记》和《我的时代的日记》）立场很相似，但方式更加激烈决绝。然而，作为一位思想家，伯纳诺斯或许应该在我所探讨的这个群体中排名第三。最为接近马里坦的英国人是天主教历史学家克里斯朵夫·道森。别尔佳耶夫的情况与其他人不同，因为他一开始时是马克思社会主义者，后来才皈依基督教。

他在革命时离开俄国，但他虽然极度仇视布尔什维克主义，比起它的大部分反对者，他的描写带着更多的理解和尊重，而他对俄国农民的原始信仰和俄国革命的暴力之间的关系所作的评论非常有趣。

这个群体的所有作家都会承认如果说教会失去了人民的支持，那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容忍了社会的不公。对于这一新的观点的政治表述是基督教社会主义，其信徒在法国的人口中已经达到了令人惊叹的比例。

最后——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最有趣的群体——是那些承认当前社会存在着不公，愿意进行剧烈的改变，但拒绝接受社会主义，而是暗示要建立产业主义的人。早在1911年，希莱尔·贝洛克在他那本极具预见性的作品《奴役国家》预言了资本主义社会很快将堕落到某个后来被称为法西斯主义社会的状态。

贝洛克的解决方案是均分巨额财富，回归到小农所有制。贝洛克的朋友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以这个想法作为基础，提出了他称之为“分产主义”的政治运动。切斯特顿是后来才改而信奉天主教的，有着十九世纪激进派的思想背景，他渴望回归更加简单的社会，但这个想法与他对民主和人的价值的几乎带着神秘色彩的信念交织在一起。

他的运动从未吸引到规模庞大的追随者，在他死后，他的信徒中一部分加入了英国法西斯联盟，而其他人希望以货币改革作为挽救的手段。不过，他的信念在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对于基督教社会的思想中重新出现，大体上没有改变。切斯特顿的重要地位在于他以简化的形式（事实上也是扭曲的形式）表达了存在于每一个基督教改革者身上的某些倾向。

基督教的价值观最有可能在生活简单的以家庭为自然单位的小社区里蓬勃发展。因此，基督教的思想家，即使是那些承认计划和集中所有制的必要性的人，也总是疏远高度复杂和奢侈的社会，而是向往中世纪的农村。就连像麦克穆雷教授这样一个能几乎毫无保留地接受俄国共产主义的作家，也希望人们生活在一个他称之为“平凡的工作日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生活并不会太轻松舒适。

切斯特顿或艾略特所描述的中世纪主义并不是严肃的政治概念，只是任何思想敏锐的人在机器文明的景象面前心里感到不快的症状。

但比切斯特顿更加贴近现实的基督教思想家仍然必须面对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他们义正词严地声称如果我们的文明无法获得道德上的重生，它将会步入灭亡——他们还补充说，道德法则必须以基督教的原则作为基础，至少在欧洲必须这么做，或许他们也是对的。但基督教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体系，有些教义是许多人所不能接受的。

比方说，对于个体不朽的信仰就几乎可以肯定正在衰微。如果教会仍死死抓住这些教义不放，它就无法吸引人民大众——但如果它放弃了这些教义，它将失去它的“存在理由”⁽⁸⁾，或许会不复存在。

这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表明基督教的本质是“彼岸世界”，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此岸世界”。在我们的时代，几乎所有的宗教探讨，都围绕着这个问题而进行，但还没有得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与此同时，像马里坦、艾略特、雷茵霍尔德·尼布尔⁽⁹⁾和克里斯朵夫·道森这些伟大的思想家和作家不得不对当代政治感兴趣，并且纡尊降贵投身地所谓的“进步阵营”，将对矫正盲目的乐观主义和浅薄的物质主义这两个左翼运动的弱点带来帮助。

书目：

坎特伯雷主持牧师：《马克思主义与个体》（宣传手册）

雅克·马里坦：《真实的人文主义》、《科学与智慧》、《人权》

尼克莱·别尔佳耶夫：《基督教与阶级战争》、《俄国宗教心理与共产主义无神论》

埃弗吉努伊·兰帕特⁽¹⁰⁾：《尼克莱·别尔佳耶夫与新的中世纪》

克里斯朵夫·道森：《超越政治》、《国家的审判》

雷茵霍尔德·尼布尔：《道德的人与无道德的社会》

(1)　刊于1946年2月7日《曼彻斯特新闻晚报》

(2)　弗里德里希·古斯塔夫·埃米尔·马丁·尼莫拉（Friedrich Gustav Emil Martin Niemöller, 1892—1984），德国神学家、牧师、反纳粹先锋，其名言《起初他们……》是传世的反法西斯名言。

(3)　约翰·麦克穆雷（John Macmurray, 1891—1976），苏格兰哲学家，代表作有《当代世界的自由》、《解读宇宙》等。

(4)　西德尼·厄尼斯特·达克（Sidney Ernest Dark, 1872—1947），英国书评家、作家，代表作有《十二王女》、《伦敦》，翻译了法国作家大仲马的作品。

(5)　亨利-路易斯·柏格森（Henri-Louis Bergson, 1859—1941），法国哲学家，曾获得1927年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有《道德与宗教的两大起源》、《创造性的思想：形而上学导论》等。

(6)　尼克莱·亚历山德洛维奇·别尔佳耶夫（Nikolai Alexandrovich Berdyaev, 1874—1948），俄国哲学家，俄国革命前曾抨击沙皇和俄国东正教而遭到流放，但俄国革命后与布尔什维克政权决裂，是1922年“哲学船事件”中苏联驱逐出境的知识分子中的一员。

(7)　乔治·伯纳诺斯（George Bernanos, 1888—1948），法国作家，保皇派和天主教徒，代表作有《在撒旦的太阳之下》、《一位乡村牧师的日记》等。

(8)　原文是法语“raison d'etre”。

(9)　卡尔·保罗·雷茵霍尔德·尼布尔（Karl Paul Reinhold Niebuhr, 1892—1971），美国神学家，代表作有《道德的人与无道德的社会》、《人的本质与命运》等。

(10)　埃弗吉努伊·兰帕特（Evgenuy Lampert），情况不详。

和平主义与进步⁽¹⁾

“和平主义”是一个暧昧的词语，因为它总是被用于表达某种负面的意义，即拒绝履行军事义务或拒绝战争作为一种政策手段。

这一行为本身并没有明确的政治含义，而一个抵制战争的人应该接受或拒绝哪些活动也没有基本的一致意见。

绝大部分基于道德而拒绝参军服役的人只是不愿意伤害性命，他们愿意从事其它工作，比如农业耕作，他们这么做是在以间接的方式而不是直接的方式为这场战争作出贡献。

另一方面，那些真正的毫不妥协的抵制战争的人，他们拒绝任何形式的为国效命，愿意为了自己的信仰而面对迫害，有很多人并不是在理论上反对暴力，只是反对发动战争的政府。

因此，许多反对1914年至1918年那场战争的人支持1939年至1945年那场战争，根据他们的立场，这其中并没有矛盾。

如果你认为和平主义的整个理论就是完全放弃暴力，你将会遭到非常严肃的反对。显然，任何不愿意使用暴力的政府会任由别的政府鱼肉，甚至会任由个别人横行——因此，拒绝使用暴力只会使得文明无以为继。

但是，那些被称为和平主义者的人当中有些人很聪明，能意识到并承认这一点，但他们仍然给出了答案。当然，他们的看法有所不同，但大体上是这样的：

确实，当今文明依赖于暴力，不仅依赖于大炮和轰炸机，而且依赖于监狱、集中营和警察手里的警棍。确实，如果和平人士不愿意保卫自己，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像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这样的暴徒变得更加嚣张。但是，使用暴力将使得真正的进步无法实现，这也是对的。在美好的社会里，人与人是平等的，他们愿意彼此合作，不是出于恐惧或经济上的强制。

这就是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以不同的方式孜孜以求的目标。显然，在短期内它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接受战争作为一种手段将离这个目标更加遥远。

发动战争，以及为战争进行准备，使得现代的中央集权国家成为必要的手段，摧毁了自由，并使得不平等成为永恒。而且，每一场战争都为新的战争埋下了种子。就算人类文明没有被彻底摧毁——而人类文明被毁灭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情，考虑到当前武器的破坏力——只要这一进程一直在继续，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进步。

或许倒退是真有其事，因为每一场战争的趋势都要比上一场战争更加残暴和可耻。从某种意义上说，必须打破这个循环。即使是以接受失败和外国统治为代价，我们也必须使用和平的手段，拒绝回到以恶制恶的老路。

一开始的时候，这么做的结果似乎将会使得邪恶势力更加强大，但这是我们必须为过去400年来野蛮的历史所付出的代价。就算仍然有必要与压迫进行抗争，我们也必须以非暴力的手段进行。通往理性的第一步就是打破暴力的循环。

在那些大致上可以被归入和平主义者并或许接受上文我所提到的理念作为他们的思想基础的作家里面，有奥尔德斯·赫胥黎、约翰·米德尔顿·默里⁽²⁾、已经逝世的马克斯·普劳曼、无政府主义诗人和批评家赫伯特·里德和几个非常年轻的作家，如亚历克斯·康福特和德里克·斯坦利·萨维奇⁽³⁾。

所有这些作家都在某种程度受到了两位思想家的影响：托尔斯泰和甘地。但他们至少可以被分成两个思想流派——真正的重点在于是否接受国家和机器文明。

在赫胥黎的早期和平主义作品如《目的与手段》中，他主要强调的是战争的破坏性和荒唐，并不无夸张地争辩说不择手段无法达致好的结果。后来他似乎得出了“政治的本质是邪恶的”这一结论。他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说，“社会不可能获得救赎”——只有个人才能获得救赎，而且只能通过践行普通人无法理解的宗教实践才能实现。

事实上，虽然赫胥黎从来没有作出明确的政治宣言，但他对人类的制度和国家对矛盾的调和感到绝望。米德尔顿·默里通过接触社会主义成为一个和平主义者，他对国家的态度有所不同。他并没有要求废除国家，而且他意识到机器文明是不可能被放弃的，或者说，它是绝不会被放弃的。

在近期的作品《亚当与夏娃》里，他提出了有趣但有争议性的一点，如果我们要保留机器，那我们将不能指望实现完全就业。一个高度发展的工业，如果它全天候在运作的话，将制造出无法被消费掉的多余的商品，因此将会导致争夺市场和军备竞争的出现，结果自然就是导致战争。

他的目标是一个非中央集权式的社会，以农业而不是工业为基础，注重闲暇甚于注重奢华。默里认为这样一个社会的本质是和平的，即使与好战的国家为邻也不会招致侵略。

奇怪的是，虽然赫伯特·里德是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国家必须被彻底废除，却不仇视机器。他认为高度发展的工业可以在没有中央集权控制的情况下实现。几位年轻一辈的和平主义作家，如康福特和萨维奇，并没有为社会提供什么方案，而是重点强调在面对国家或政党的侵蚀时保持个体独立的必要性。

可以看到，真正的问题是和平主义是否能与追求物质舒适的斗争相调和。大体上，和平主义思想的方向是回归原始。如果你希望得到高水准的生活，你就必须有一个复杂的工业社会——但这意味着计划、组织和强制——换句话说，它意味着要有国家，而监狱、警察和不可避免的战争就会接踵而来。更加极端的和平主义者会说，国家的存在与真正的和平是水火不容的。

显然，如果你以这些纲领去思考，要想象社会能彻底而快速地进行重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和平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理想只能点点滴滴地去实现。因此，自给自足的农业社区的理想在过去100年里一直困惑着无政府主义者，那是一个没有阶级也没有暴力的社会，只能在小范围内存在。

在不同的时期，这样的社区确实在世界的各个不同地区存在过——在十九世纪的俄国和美国，两场战争之间的法国和德国，以及西班牙内战期间有过那么一段短暂的时间。

近年来，在英国也有小群体的基于良心而拒绝服役的人曾经作出这种试图。它的理念不只是逃离社会——而是像黑暗时代的修道院那样建立精神上的绿洲，在此基础上，一种对待生活的新的态度能渐渐传播。

这些社区的麻烦在于，它们从未真正地独立于外部世界，而且它们只能在被视为敌人的国家愿意接纳它们的情况下而存在。广义上说，同样的批评也可以用在和平主义运动身上。

它只能在一定程度的民主制度下生存，而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它根本没有存在的机会。例如，在纳粹德国就没有和平主义运动。

因此，和平主义的趋势总是削弱对它予以最大程度支持的政府和社会体制。在战前的十年里，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和平主义理念占了上风，这无疑是在纵容法西斯的扩张。甚至在主观情绪上，英国和美国的和平主义者总是似乎仇视资本主义民主体制甚于仇视极权主义体制。但从负面的意义上说，他们的批评是有意义的。

他们一直坚持说当今社会并不是和平的社会，就连大炮没有在开火的时候也是如此，而且他们使得“进步的目标是限制国家的权力，而不是强化国家的权力”这个理念不至于消亡——自俄国革命之后不知怎的这个理念一直被忽视了。

书目：

奥尔德斯·赫胥黎：《幕后操纵者》、《你能拿它怎么办？》上下卷（宣传手册）

马克斯·普劳曼：《通往未来的桥梁》（信件）

赫伯特·里德：《诗歌与无政府主义》

亚历克斯·康福特：《没有这样的自由》

德里克·斯坦利·萨维奇：《个人原则》

列夫·托尔斯泰：《怎么办？》

威尔弗雷德·威洛克：《机器社会或是人类社会》（宣传手册）

罗伊·沃克尔：《甘地的智慧》（宣传手册）

(1)　刊于1946年2月14日《曼彻斯特晚报》。

(2)　约翰·米德尔顿·默里（John Middleton Murry, 1889—1957），英国作家，代表作有《致未知的神明》、《济慈与莎士比亚》、《耶稣的生平》等。

(3)　德里克·斯坦利·萨维奇（Derek Stanley Savage, 1917—2007），英国评论家、和平主义者，代表作有《自足的乡村生活》、《秋天的世界》等。

我们真的变得更加粗俗了吗？并没有⁽¹⁾

有新闻说，米德尔塞克斯郡亨顿市的市长正给他的辖区里的孩子们寄出15 000封信件，鼓励他们要更加斯文有礼，这件事再一次引出了“自从战争以来，英国人的礼貌是否变糟了”这个问题。

这位市长认为英国人的礼貌变糟了，并将今天的礼仪崩坏归结为“士兵接受当一个硬汉的训练”。他很担心孩子们不肯在巴士上给老人让座，在家里不肯帮忙擦鞋和跑腿，于是让他们参加一个“礼仪指导课”，正在准备15 000个会员的徽章。

你会作出的第一个批评是，将罪名归结到军队身上或许是不公平的。无疑，士兵就得接受训练变得坚强，但在没有打仗的时候，英国的军队是世界上行为最规矩的。

近来，在欧洲旅行不听到对于英国部队“得体的”举止那些令人尴尬的恭维是不可能的事情。事实上，他们是英国更为成功的使者，比任何领着高工资干着这份活儿的人做得更好。

当你考虑到不久前英国士兵习以为常的行为作风，比方说驻扎于印度或更加靠近本土的马耳他或直布罗陀的那些士兵，你一定会觉得比起战前的那几年，我们变得更加斯文了。

我想在我到过的任何一个国家那里，一个盲人或外国人问路时得不到比在英国更贴心的关怀，而大城市到了晚上的危险区域要比英国多一些，走在人行道上，人们更有可能把你给挤下人行道或在巴士或火车上霸占你的座位。

就算是在目前铁路拥挤不堪的情况下，你也可以把大衣放在座位上，然后隔个十分钟再回去，座位仍然是空的。其他的乘客会尊重你的在先权利，就算当时过道里挤满了人。至于排队，过去五到十年间，这已经成为心理学家们所说的“条件反射”。如果你把十几个英国人凑在一块儿，他们就会几乎是出于本能地排起队来。

在另一场战争的尾声，当时交通工具的紧缺与现在相比也不遑多让。没有人在等候巴士时排队。每个人都只考虑自己，手肘最狠和最寡廉鲜耻的人才能第一个上车。

确实，有一些孩子由于受到疏散措施的影响，没有受到管教，变成了野孩子，而在每个人身上，战争所带来的苦恼积压之下会导致情绪紧张，有时候会通过毫无意义的脾气发作展现出来。

当我回忆我所遇到过的失态时——包括我自己的举止失态时——我发现在战争期间，情况总是几乎一样的：突然冲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宣泄怒火，虽然那个人其实并没有真的冒犯你。

脾气最糟糕的人是商店的老板，特别是卖鱼的和卖烟的。但大部分商店老板总是受到滋扰，而且工作十分辛劳，在经过多年被迫低声下气后，他们想要进行报复是很自然的事情。

我光顾的那个鱼贩子的德性就像旧时候的东方国度的君主。他每天只开门营业三个小时，总是迟到半个小时，卖那几条熏青鱼就像是在施舍一样，只是得花钱才能买到。他的许多顾客称呼他时说的是“您哪”，但在1919年到1939年，或许是他管别人叫“您哪”，如果他利用这短暂的时间耍一把威风，谁又能去责怪他呢？

如果你考虑的不只是战争那几年，而是过去这二三十年，毫无疑问，大体上行为举止是变得更加斯文了，而阶级区别也大大地被削平了。这是由于很多原因造成的——电影、收音机、贫民窟拆迁、廉价衣服的大量生产和基础教育的改善。

在严格的审美意义上，我们的行为举止无疑并没有改善。工业文明的本质就是庸俗，在举止、行动和衣着上，任何欧洲人，从哲学教授到街边摊贩，都比不上一个印度或中国的农民。

但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年越来越多的人住进了带浴室的房子，喜欢在公众地方进餐，学会用英国广播电台的口音说话，模仿电影明星进行打扮，整体的趋势是摆脱粗鲁。我相信除了表面上的改善之外，人们也真的变得越来越斯文有礼和会为他人着想了。

这场战争的许多行动，尤其是食物限量供应和火灾视察的顺利运作，没有了它根本不可能进行。

与此同时，如果我们的行为举止有时候似乎不是那么完美，我认为亨顿的市长其实用不着担心。

穿着漏风的鞋子等了二十分钟巴士，然后回到家发现煤气炉坏了，这无助于培养礼仪。燃料充足一些，交通方便一些，衣服暖和一些，街上的灯光更亮一些，饭菜没那么单调一些——这些事情将会比在纽扣孔上别着“礼貌公会”的徽章更能促进文明。

(1)　刊于1946年1月26日《标准晚报》。

糟糕的气候最好不过了⁽¹⁾

我曾经说过，英国的气候需要进行一个小手术，就像把人身上的扁桃体割掉一样。把一月份和二月份去掉，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

但是，现在我觉得，就算我有能力那么做的话，我也不想把那两个月给去掉。

这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学术问题，因为，如果我们的科普作家能够被相信的话，我们拥有控制气候的能力将指日可待。通过对原子能的利用，我们将能够溶化南北极的冰川，灌溉撒哈拉沙漠，还能移山倒海，一言以蔽之，将拥有把这个星球改造得面目全非的能力。

如果那一天真的到来的话，英国将得决定它要有怎么样的气候（我猜想会以全民公决或盖洛普投票的方式进行），我希望我们会选择所谓的“糟糕”气候，而不是所谓的“完美”气候。

英国的气候的一大好处就是多变。不仅仅是你永远不知道明天的天气会怎样，而且一年中的每个季节，事实上是每个月，都有自己的明确个性，就像一位老朋友——但有两三个月则像是一个宿敌。

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情况并不是这样。在大部分东方的土地只有三个季节：暑季、旱季和雨季，而在每一个季节里，每一天都是相同的。

在非常炎热的气候里甚至没有春天或秋天，一年四季鲜花盛开树木常青，小鸟一天到晚都在筑巢。在赤道附近甚至连白昼的时长都几乎不怎么改变，因此你从来不会享受到漫长的夏季傍晚或点着灯吃早餐的乐趣。

我将尝试对一年的十二个月份从头到尾进行分析，看看它们会自动让人联想起什么。它们并不都会让人感到开心，但我想它们各有其千姿百态。我将从三月份开始。

三月份——桂竹香（特别是那些老式的棕色的桂竹香）。凛冽的寒风席卷街角，将沙砾吹进你的眼里。兔子们在新种的玉米田里打架嬉闹。

四月份——阵雨过后泥土的芬芳。十四号那天总是能听到杜鹃的啼叫，实在是一大乐事。还能看到第一群燕子南归——事实上，它们通常都是砂崖燕。

五月——炖大黄菜。不用穿内衣，真是好舒服。

六月——下起倾盆大雨。干草的气息。晚饭后去散步。挖土豆累得把腰都折了。

七月——穿着衬衣去上班。走在伦敦的人行道上，不停地传来吐樱桃核的“啵—啵—啵”的声音。

八月份——蠓子、梅子、海边泡澡。天竺葵的花开得很盛，直逼你的眼睛。洒水车充满尘土的味道。

九月份——黑莓。第一批叶子黄了。早晨凝结了晨露。又看到壁炉生起了火，真是开心。

十月份——完全无风的日子。黄色的榆树透过迷雾露出轮廓，叶子全都凋零了，却没有落下。

十一月——狂风四作。闻到了拿垃圾烧火的味道。

十二月——猫头鹰在啼叫。池塘结了薄冰。烤栗子。太阳就像一个红彤彤的球悬在屋顶，你可以直接用肉眼去看它。

这些就是我自己的联想，但我猜想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

我不相信加利福尼亚、新西兰或里维埃拉的度假胜地那里的月份会有这么独特的风味。

但一月和二月又如何呢？我承认二月份是特别可恨的月份，除了短之外就没有什么优点可言。但为了对我们的气候做到公平，你应该记住，如果我们没有这段时间的潮湿寒冷，一年里剩下的时间将会大不一样。

我们的水果和蔬菜的味道取决于浸润着雨水的泥土和春天的缓慢到来。可能除了香蕉和菠萝之外，长在热带国家的水果都没什么好吃的。就连橙子和柠檬也来自像西班牙和巴勒斯坦这些气候温和的地方，而热带水果——芒果、番木瓜和番荔枝——的特征就是多汁而寡然无味。

像苹果和草莓这样的水果都需要有一段霜冻期和充沛的雨水，在夏天真的很炎热的国家总是没办法达到最迷人的味道。最迷人的花朵也需要有寒冬。比方说，在印度的平原很容易种百日菊或牵牛花，但就连最有技巧的园丁也种不出一朵报春花、桂竹香或水仙花。

如果我们要让一月和二月变得没有那么让人觉得讨厌，我或许可以从把我们的房子修建得更加合理作为开始。

比方说，把水管给修好就是一个好主意，让它们不至于每一次遭遇严重霜降就会爆裂。

但那是另一个问题。如果改变气候这个想法能得以实现的话，我们应该做出决定的，就是我们是想要终年阳光明媚，还是有几天留给迷雾、泥泞和雨雪。当莎士比亚在描述一年的这个时候，他写道：

寒风四处吹个不停，

咳嗽声淹没了牧师的讲经，

众鸟栖息在雪地里的巢，

玛良的鼻子冻成朵红海椒。⁽²⁾

他是在描述让人觉得很难受的天气现象，但句里行间带有一种感染力，表达出“万物皆有其所”的观感。

我们有的时候可以安坐在花园的躺椅上，也有的时候长冻疮和鼻涕直流，或许一个星期里有五天我们的天气让我们直想骂娘，但也有的日子，特别是在春天和秋天，就算走在伦敦的街道上，你也会领略到在更加阳光明媚的国度所无法领略到的美。

(1)　刊于1946年2月2日《标准晚报》。

(2)　此段是郭沫若译本。

要读书还是要抽烟⁽¹⁾

几年前，我一个当报纸编辑的朋友和几个工厂工人在消防巡逻时，谈起了他的报纸，那几个工人都读那份报纸，觉得蛮不错的。但是，当他问他们觉得文学版块怎么样时，他听到的回答是：“你不会以为我们会读那些东西吧？你干吗老是在谈论书籍，买本书得花上十二先令六便士！像我们这种人可花不起十二先令六便士去买一本书。”他说，其实那些人花几英镑到黑潭市旅行一天觉得只是小事一桩。

许多英国人都认为买书，乃至读书，是代价昂贵的爱好，一般人无法问津，这种看法值得我们好好探讨一下。要精确衡量读书的成本，计算出每小时要花多少便士是很困难的事情。不过，首先，我要做的事情是统计一下我的藏书，算出这些书总共花了我多少钱。再算上各种其它花费，我可以相当精确地算出过去十五年来我在书籍上花了多少钱。

我所统计的是目前我拥有的书籍，一部分堆放在我的公寓里。我还有另外一部分数目相当的书籍存放于另一个地方，因此，我得把最后统计出来的数字乘以2才是完整的数目。我没有把那些零散的书籍计算在内，比如说供校对用的样书、破损了的书、廉价的平装书、小册子或杂志，除非是合订本。我也没有算入那些没有价值的书籍——旧课本之类的书——那些都堆放在橱柜的最下面。我只计算那些我自己主动购买或愿意主动购买，并愿意保存的书籍。我发现这类书籍有442本，是通过下列途径获得的：

买到的（大部分是二手书），251本

人家送给我的，或拿购书券买的，33本

写书评的样书，143本

借了没还的书，10本

暂时借来的，5本

总计442本

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计算这些书籍的价格。那些我自己掏钱买的书，我列出的是它们的全额价格或我心目中认为值多少钱。那些人家送给我的书、临时借来的书或借了没还的书我也列出了全额价格，因为赠书、借书和偷书差不多扯平了。我的某些藏书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属于我，但也有很多人拿了我的书没还，这样一来，那些我自己没有掏钱的书和那些我掏了钱却不再拥有的书就两讫了。另外，那些我所列出的写书评用的样书只当它们是半价。如果真要我掏钱的话，那些书我只愿意出半价买二手书。有些书的价格我只能靠猜测，但也不会相差太远。这些书的总价如下：

买来的书：36英镑9先令

别人送的书：10英镑10先令

写书评的样书：25英镑11先令9便士

借了没有还的书：4英镑16先令9便士

暂借的书：3英镑10先令

书架上的书：2英镑

总计：82英镑17先令6便士

加上我放在别处的书，我总共有将近900本书，总共价值约165英镑15便士。这是15年来累积的结果——事实上不止15年，因为有些书可以追溯到我的童年，但就当是15年吧。一年算下来就是11英镑1便士，但是还有其它开销必须得算进去，才能估算出我总共在阅读上花了多少钱。最大的一块花销是报纸和期刊，我想一年大概要花8英镑。这8英镑包括了两份日报、一份晚报、两份周报、一份每周书评和一两份月刊。这样算下来，一年就要花19英镑1先令，但要得出比较准确的总数就只能凭猜测了。有时候我们会花钱在书籍上，却没有把书保存下来。这些包括图书馆的年费，还有一些书，主要是企鹅出版社的书和其它廉价书，买来之后就丢失了或扔掉了。不过，以其它数字为基础进行估算，这些书一年大概得花6英镑。因此，过去15年来，我花在读书上的钱大约是一年25英镑。

一年25英镑听起来是笔不小的开销，但你得拿它与其它开销进行比较。这笔钱算下来每周是9先令9便士，现在9先令9便士可以买到83根香烟（“运动员牌”），就算在战前最多也只能买200根香烟。按照现在的价格计算，我花在香烟上的钱要比花在书上的钱多得多。我一周要抽掉6盎司烟草，一盎司的价格是半克朗，甚至还要多，一年大概得花将近40英镑。就算在战前同样的烟草只要8便士一盎司，一年我也得花上起码10英镑。如果我每天还喝一品脱的啤酒，花上个6便士，光是烟酒这两样一年就得花上20英镑。这个数字或许只是英国人的平均花销。1938年英国人均花在酒精饮品和烟草上的钱是10英镑，但是，有20%的人是15岁以下的儿童，还有40%的人是妇女，因此，那些抽烟喝酒的人花的钱一年远远不止10英镑。1944年，英国人均的酒精饮品和烟草开销是23英镑。和前面一样，扣除妇女和儿童的数目，40英镑才是合理的数字。一年40英镑只能够支付一周六天每天一包忍冬牌香烟和半品脱淡麦芽啤酒——算不上是奢侈的消费。当然，现在所有的物价都在飞涨，书价也概莫能外。但即使这样，读书的开销，就算你买书而不是借书，还买了一大堆期刊，花的钱也不会比抽烟喝酒这两样花的多出多少。

书的标价和读书人从书本中所获取的价值之间似乎没有关系。书籍包括小说、诗歌、课本、参考书、社会学文献等等，书的厚度与价格似乎不成比例，那些习惯买二手书的人更会有这种感觉。你可以花10个先令买一本有500行诗句的诗集，也可以花6便士买一本字典，二十年有事没事就查查生字。有的书可以一读再读；有的书成为读者思想的一部分，彻底改变了他对人生的态度；有的书读者只是浅尝辄止，从未通读；有的书读者只会囫囵吞枣看一遍，一星期后就忘得一干二净，而这些书所花费的金钱可能都差不多。但如果读者认为读书只是一种消遣，就像去画廊看画一样，那就可以对读书得花多少钱做一个粗略的估计。如果你只是读小说和浅显的文学作品，每本书都是买来的，你的阅读成本会是——假设一本书卖8先令，四小时就读完——一小时的花费是2先令。这个价格和去电影院雅座看电影价格差不多。如果你读的是那些严肃一点的书，所读的书都是自己买的，你的花费也差不到哪儿去。贵一点的书，读的时间也久一些。而读完之后书还在那儿，你能以三分之一的价格卖出去。如果你只买二手书，你的阅读成本当然会小很多，一小时大概只需要花6便士。另一方面，如果你不买书，而只是去私人借书店借书，那么你的阅读成本大约是一小时半个便士。如果你从公共图书馆借书，那么你基本上不用花一分钱。

我说了这么多，无非是想证明读书是不用花很多钱的消遣，除了收听广播之外，或许最便宜的就是读书。那么，英国公众在书籍上花了多少钱呢？我找不到有关数据，但毫无疑问，这些数据是存在的。但我知道在战前，英国每年出版大约15 000种书，包括了重印本和学校课本。如果每种书的销量是10 000本——即使算上学校的课本，这个数字或许都高估了——平均一个人一年直接或间接只买三本书。这三本书加起来总共大概只需要花1英镑，甚至更少。

这些数字都只是猜测，要是有人愿意指正，我无比欢迎。但假如我的猜测大致正确，对于英国这个几乎全民识字的国家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记录。一个英国人花在香烟上的钱堪比一个印度农民一辈子的花费。如果我们的书籍消费量一直这么低迷，那至少我们要承认，这是因为比起去看赛犬，看电影或去酒吧，读书要沉闷无聊得多，而不是因为读书，无论是借书还是买书，实在太贵了。

(1)　刊于1946年2月8日《论坛报》。

“水中月”⁽¹⁾

我最喜欢的酒吧“水中月”离一个公交车站只有两分钟的距离，但它在一条小巷子里，酒鬼和吵吵闹闹的人似乎永远找不到那里，即使在星期六晚上也找不到。

它的客人数目不少，大部分是“常客”，他们每天晚上坐在同样的座位上，去那里除了喝啤酒外还为了聊天。

要是有人问你为什么喜欢某一间酒吧，你的自然反应是把啤酒放在首位，但“水中月”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人们所说的“气氛”。

首先，它的整体结构和装修是原汁原味的维多利亚风格。它没有玻璃顶的桌子或其它现代化的可悲之处，而且也没有矫揉造作的屋顶横梁、壁炉龛或以塑料饰板冒充橡木饰板。留有纹理的木具、吧台后面的椭圆形镜子、铁铸的壁炉、被香烟熏成黄黑色的漂亮的天花板、壁炉上挂着的牛头标本——每样东西都带着十九世纪那种实在而舒服的丑陋。

在冬天至少有两个吧台的火烧得很旺，维多利亚式的布置留下了足够的搁手肘的空间。这里有公共吧台、沙龙吧台、女士吧台，还有瓶装或壶装啤酒的吧台，为那些吃晚饭时不好意思在大庭广众之下公然点啤酒的人服务，楼上还有餐室。

只有公共吧台有人在玩游戏，因此在别的吧台你可以四处走动，不用弯腰躲避穿梭的飞镖。

“水中月”很安静，适合聊天。酒吧里没有收音机或钢琴，即使在平安夜和其它节日这里的歌曲也只是为了调节气氛。

吧女们知道大部分顾客的名字，对每个人都很关心。她们都是中年妇女——其中两个把头发染成夸张的颜色——无论男女老少，她们管每个人都叫“亲爱的”。（是“亲爱的”，不是“宝贝”，吧女管你叫“宝贝”的酒吧通常气氛都很轻佻，感觉不太好。）

和大部分酒吧不同，“水中月”卖香烟也卖烟草，还卖阿司匹林和邮票，让你用电话的时候也是客客气气的。

你不能在“水中月”吃晚饭，但你可以在零食吧台吃猪肝香肠三明治、贻贝（这间酒吧的特色）、奶酪、腌黄瓜和那些里面有藏茴香果籽的大块饼干，这种饼干似乎在酒吧才有。

一周六天，你可以到楼上吃一顿美味而丰富的午餐——比方说，猪肘块、两个蔬菜和煮果酱卷——大概要花三先令。

这顿午饭的特殊愉快之处在于，你可以配以生烈啤。我想伦敦只有十分之一的酒吧提供生烈啤，而“水中月”就是其中一间。那是一种软乎黏稠的烈啤，放在锡镴酒壶里味道更好。

“水中月”特别讲究喝东西的器皿。比方说，他们绝不会犯把一品脱啤酒倒进一个没有把手的酒杯这种错误。除了玻璃杯和锡镴酒杯外，他们还有那种宜人的、草莓粉色的瓷杯，如今在伦敦已经很少见了。瓷杯30年前就过时了，因为大部分人喜欢他们的酒杯是透明的，但我觉得用瓷杯喝啤酒味道更好。

“水中月”的一大惊喜之处是它的花园。一条狭窄的过道引着你走出沙龙吧台，然后你会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种着悬铃树的大花园，树下摆着绿色的小桌子，周围摆着几张铁椅。花园的一头有秋千和滑梯供孩子们玩耍。

到了夏天，晚上会有家庭聚会，你坐在悬铃树下，喝着啤酒或生酿苹果酒，听着孩子们溜着滑梯发出愉快的尖叫声。里面躺着小婴孩的婴儿车就放在大门旁边。

在“水中月”的许多优点中，我觉得这个花园是最棒的亮点，因为它能让一家老少去那里，而不是让妈妈留在家里照顾孩子，而爸爸一个人出去。

虽然严格来说，孩子们只能在花园里待着，但他们总是会溜进酒吧里去，甚至给父母拿酒。我相信这是违法的，但这无伤大雅，因为不让孩子进酒吧是清教徒式无聊的拘谨——因此，女人们也不能进去——把酒吧变成了纯粹只是喝酒的地方，而它们原本应该是进行家庭聚会的地方。

“水中月”是我理想中的酒吧——至少在伦敦地区是（你对乡村酒吧的要求会有些许不同）。

但现在是时候揭晓那些感觉敏锐而且不抱幻想的读者们或许已经猜到的谜底了。根本没有“水中月”这么一个地方。

也就是说，可能有一间名叫“水中月”的酒吧，但我没去过那里，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这么一个具备所有那些条件的酒吧。

我知道有的酒吧啤酒好喝，但你不能在那里吃饭，能吃饭的酒吧又嘈杂拥挤，安静的酒吧啤酒又总是酸的。至于花园，我一时只能想到伦敦有三间酒吧带花园。

但平心而论，我知道有几间酒吧几乎达到了“水中月”的标准。上面我提到了完美的酒吧应该具备的十项品质，我知道有一间酒吧符合其中八项。但是，就算是那间酒吧也没有生烈啤和瓷杯。

要是谁知道哪间酒吧有生烈啤、开放式的壁炉、便宜饭菜、花园、老妈子一样的吧女而且没有收音机，我会觉得很高兴，虽然它的名字可能就像“红狮酒吧”或“铁道酒吧”那样乏味。

(1)　刊于1946年2月9日《标准晚报》。

就在你的鼻子底下⁽¹⁾

最近报刊上出现了许多文章，声称我们几乎不可能开采出供应本土和出口目的的足够多的煤矿，因为肯留在矿场里的煤矿工人数量不足。上星期我看到一组数据，估计每年“离职的”矿工人数是6万人，而每年吸纳的新矿工是1万人。而与此同时——有时候是在同一份报纸的同一个栏目——有文章却在说雇佣波兰人或德国人不是什么好事，因为这会导致煤矿业的失业问题。这两种声音出处不总是相同，但一定有许多人能够同时把这两个互相抵触的理念容纳于脑海里。

这只是当下很普遍的思维习惯的一例，或许一直都很普遍。萧伯纳在《安德鲁克里斯与狮子》的序言中引用了《马太福音》的第一章作为另一个例子，它开篇就说耶稣的父亲约瑟夫源自亚伯拉罕的血脉。在诗篇的第一首中，耶稣被描述为“大卫的后代，亚伯拉罕的后代”，然后系谱一直绵延了十五首圣诗，然后，就只隔了一首诗又说事实上耶稣并非亚伯拉罕的后代，因为他不是约瑟夫的儿子。萧伯纳说这一矛盾对于一个基督教信徒来说并没有造成理解上的困难，他还以伦敦东区的“提克伯恩诉讼者”⁽²⁾的支持者引发的暴乱为例——“提克伯恩诉讼者”声称一个英国工人的权利被剥夺了。

从医学上说，我相信这种思维方式被称为精神分裂：能够同时认可两个自相矛盾的信仰的能力。与之紧密联系的是能够忽略明显的、无可更改的、迟早得面对的事实的能力。这种恶习在我们的政治思想中尤为盛行。让我举几个例子，它们彼此之间没有逻辑上的关联，只是随便挑选出来的例子，人们对这些确凿无疑的事实心知肚明，却又加以逃避。

香港。早在战争开始前的那几年，任何对远东的情况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我们在香港站不住脚了，一旦大战爆发，我们就会失去这个城市。但是，我们不能接受这一认识，一届又一届的政府继续殖民香港，而不是将其归还给中国人。就在日本人发起进攻的几个星期前，我们甚至在香港增加了驻军，明知道他们将起不到任何作用，只会沦为战俘。战争来了，香港迅速沦陷了——就像每个人一早就预料到的一样。

征兵制。早在战争前的几年，几乎所有思想进步的人士都赞同要挺身而出对抗德国，但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却又反对拥有足够的军备以有效地对抗德国。我很清楚为了这一态度辩解所提出的种种理由，有的合情合理，但大体上它们只是借口。到了1939年工党仍投票反对征兵制，而这一步或许就是促成苏德条约签署的原因之一，而且肯定对法国的士气带来了极其沉重的打击。接着，到了1940年，我们因为没有一支庞大而高效的军队而几乎惨遭亡国，而本来要是提早三年推行征兵制的话，我们是可以建立起这么一支军队的。

生育率。20或25年前，避孕和思想启蒙几乎被视为同一回事。直至今天，大部分人都还争辩说——有很多种表述，但归根结底总是同一回事——大家庭在经济上是不可维持的。与此同时，众所周知，生育率最高的是那些低收入国家，而在英国人口中，生育率最高的是那些收入最低的群体。有人还说，人口少一点意味着失业会少一些，每个人会过得舒服一些。而另一方面，大家都知道逐渐缩小并走向老龄化的人口将面临灭顶之灾和无法克服的经济困境。虽然确切的数字无法肯定，但很有可能再过70年，我们的人口将只剩1 100万人，超过一半是领取救济金的老人。由于复杂的原因，大部分人不想要大家庭，这些可怕的事实能够同时存在于他们的脑海中，既知道又不知道。

联合国组织。为了拥有约束力，一个世界组织必须能够制裁大国和小国。它必须拥有权力稽查和限制武器装备，这意味着它的官员必须能进入每个国家的每一寸领土。而且它必须拥有比任何军队更强大的武装力量，而且只对该组织本身负责。那两三个真正拥有实力的大国甚至根本从未对此假意表示认同，而且它们精心地安排联合国的机制，就连对它们的行动进行讨论也做不到。换句话说，靠联合国这样的组织维护世界和平是根本没有意义的。从它开始运作之前到现在，这一情况非常明显。然而，就在几个月前，数百万有识之士却相信它将会取得成功。

不用再列举例子了，问题的关键是，我们都愿意相信我们知道并非真实的事情，然后，当我们最终被证明错了的时候，我们就肆意地扭曲事实以证明我们是对的。在思想上，这一过程可以无限久地进行下去——虚妄的想法只有在坚硬的现实中碰壁才会回头，而那时候我们往往已经置身于战场之上。

当你眼睁睁地看着民主社会普遍盛行的精神分裂，那些为了争取选票而许下的谎言、对重大话题的沉默和媒体的歪曲报道，你会忍不住以为在极权主义统治的国度里，谎话会少一些，能更诚恳地面对现实。在那里，至少统治阶层不需要迎合民意，能残酷无情地说出真相。戈林可以说出：“要大炮不要黄油”，而民主国家的政治家只能用几百个虚伪的字眼将这句话加以包装。

但是，事实上，回避事实这种情况到处都一样，而且结果也都一样。多年来俄国人被教导说他们比其他所有人都要幸福，宣传海报上画着俄国家庭坐下来享受丰盛的美餐，而其它国家的无产者则在阴沟里饿死。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工人要比苏联的工人生活好得多，以至于不许苏联公民和外国人接触成为了指导方针。然后，由于战争，数百万的普通俄国人跑到欧洲，当他们回国时，原先逃避现实的行为不可避免将以种种摩擦分歧作为代价。德国人和日本人输掉了战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统治者无法看到任何没有陷入狂热的人一眼就能看出的事实。

要看清鼻子底下的事情，你必须不停地进行挣扎。有一件事情会有帮助，那就是写日记，或以某种方式记录下你对重大事件的看法。否则，当某个特别荒谬的信仰被事实炸得粉碎时，你或许只会忘记自己曾经怀有这个信仰。政治上的预测总是错的，但即使一个人成功预测过一次，探究为什么能够预测成功会很有启示。大体上说，只有在希望或恐惧符合现实的情况下你才能预测正确。如果你认识到这一点，你尽管无法消除自己的主观情感，却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将它们隔离于思考之外，并无情地按照数学的原则做出预测。大部分人在私底下是很现实的。当你在安排每周的预算时，二加二就是等于四。另一方面，政治就像是某个比原子还要小的东西或非欧几里得术语，可以轻而易举地让部分之和大于整体，或两个物体可以同时存在于同一个地方。从而就有了上面我所列举的那些矛盾和荒谬，归根结底都是一个人的政治理念中有一个秘密的信念，它不像每周的预算，无须在硬邦邦的现实中经受考验。

(1)　刊于《论坛报》1946年3月22日。

(2)　提克伯恩诉讼者（the Tichborne Claimant），1854年，英国提克伯恩家族继承人罗杰·提克伯恩男爵，（Roger Tichborne）在一次船难失踪，生死不明。1866年，一位名为托马斯·卡斯特罗（Thomas Castro）的男子自称是罗杰·提克伯恩男爵，但遭到提克伯恩的家族成员怀疑，经多方查证，得知他的真实身份是亚瑟·奥顿（Arthur Orton），一个伦敦屠夫的儿子，后流落澳大利亚。该男子被控告伪证罪，但他在全国进行演讲宣传，寻求民意支持，一时成为城中热话。最后，该男子被判伪证罪成立，坐牢14年，实际服刑时间为10年。

土蟾蜍随想⁽¹⁾

在燕子南回之前，在水仙花绽放之前，在雪停过后不久，土蟾蜍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向春天的到来致敬：它们从去年秋天就埋身其中的地洞里爬出来，以自己最快的速度爬到最近的、合适的水潭里。某件事情——大地的颤动或只是气温升了几度——让它得悉是时候醒来了，虽然不时会有几只蟾蜍似乎一天到晚都在睡觉，一睡便是经年——不管怎样，在仲夏的时候我有不止一次挖到蟾蜍，都还活着，而且显然活得好好的。

在这个时候，由于长期没有进食，蟾蜍看上去成了伶仃的幽灵，就像一个古板的英国天主教徒挨到大斋节结束的时候。它的行动懒洋洋的，但目的非常明确，它的身体缩小了，显得它的眼睛大得很怪异。这样一来你就会注意到平时可能会忽略的一个现象：在所有的生物中，蟾蜍有着最美丽的眼睛。那种颜色像是金色的，更确切地说，像是有时候你会在图章戒指里看到的那种像是金色的半宝石，我想那种石头叫做金绿玉。

待在水里的那几天，蟾蜍专注于以小昆虫为食，恢复自己的体力。现在它已经恢复了正常的身材，然后它经历了性欲高涨的时期。假如它是一只雄蟾蜍的话，它一心只知道自己想搂着某件东西。如果你伸给它一根棍子，甚至你的手指，它就会以惊人的力气紧紧地抱住，过了半晌才发现那不是一只雌蟾蜍。你经常会看到十几二十只蟾蜍堆成不成形状的团团在水里翻滚，彼此紧紧地抱在一起，分辨不出雌雄。但是，慢慢地它们就成双成对地分开，雄蟾蜍立刻蹲坐在雌蟾蜍的背上。现在你能分辨出雌雄了，因为雄蟾蜍个头小一些，肤色暗一些，坐在上头，前肢紧紧地勾住雌蟾蜍的颈部。过了一两天，一长串一长串的蟾蜍卵就在芦苇丛间蜿蜒漂荡，很快就看不见了。又过了几个星期，水里生机勃勃地长出了一群群的小蝌蚪，迅速地长大，生出后腿，然后生出前腿，然后尾巴脱落了，最后，在仲夏时节，比你大拇指的指甲还要小，但每一种特征都已经完美具备的新一代蟾蜍爬出水面，开始了新的生命轮回。

我提到蟾蜍产卵是因为这是春天最深深吸引我的一个现象，而且因为蟾蜍与云雀和报春花不一样，从来没有诗人赞美过它。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爬虫或两栖动物，我不是说为了享受春天你必须对蟾蜍感兴趣。还有番红花、槲鸫、布谷鸟、黑刺李等等。问题的关键是，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到春天的快乐，而且根本不需要花钱。即使在最肮脏的街上，春天的到来也会通过某种迹象显现出来，即使那只是烟囱间的天空变得更加蔚蓝或是在被轰炸过的地方有一棵老树吐出了嫩芽。事实上，大自然就在伦敦的市中心悄然继续存在这件事实在是很了不起。我见过一只茶隼在德特福德的煤气厂上空飞过，还在尤斯顿路听到过一只八哥美妙的歌声。在这方圆四英里的地方要说没有数百万只，那数十万只鸟还是有的，想到当中没有哪只鸟会支付半便士的房租，真是大快人心。

就连英格兰银行附近那些狭窄阴暗的街道也无法将春天拒之门外。它渗透了一切地方，就像那种能穿透所有过滤层的新型毒气。人们总是说春天就是一个“奇迹”，而在过去的五六年来，这个老掉牙的比喻焕发了新的生机。经过近来我们不得不忍受的那些个冬天后，春天真的就像是一个奇迹，因为在当时越来越难以相信这一奇迹真的会发生。自1940年以来的每个二月，我都会发现自己觉得这一次冬天将会成为永恒。但珀尔塞福涅⁽²⁾就像蟾蜍一样，总是在同一时刻从死寂中冒出来。突然间，快到三月末的时候，奇迹发生了，我居住的衰败的贫民窟改头换面。广场上被煤烟熏得黑漆漆的水蜡树绽吐新绿，栗子树上的叶子渐渐变得厚实，水仙花凋谢了，桂竹香结出了新蕾，警察的蓝色制服看上去很是赏心悦目，鱼贩子面带微笑招呼顾客，就连麻雀的颜色也变得不一样了，它们感受到了空气的清新，大着胆子给自己洗了个澡，这可是从去年九月份后它们第一次洗澡。

享受春天和四季变迁的快乐是邪恶的事情吗？说得更确切一些，当我们都哀叹置身于资本主义体制的囹圄中时，指出生活总是更值得过下去，因为有八哥的歌声、十月的黄榆树或其它自然现象不用花钱就可以欣赏，没有左翼报刊的编辑所说的阶级观点，在政治上应该遭受谴责吗？毫无疑问，许多人就是这么想的。我有过经验，知道要是我的一篇文章以正面的角度提到“大自然”的话，一定会惹来对我指责斥骂的信件。虽然这些信件的关键词总是“多愁善感”，里面似乎还夹杂着两种理念。一种理念是：现实生活中的任何快乐都会导致政治上的无所作为。这一想法进一步指出，人们应该心怀不满，我们的任务就是产生更多的欲望，而不是利用我们已经拥有的事物让我们更加快乐。另一个理念是，如今是机器的时代，而不喜欢机器，甚至希望对机器的统治性地位加以限制是略显可笑的保守反动思想。这个理念总是得到热爱大自然是城里人的怪癖这一看法的支持，他们根本不知道大自然的真面目。这种看法认为那些真正与土地打交道的人并不热爱土地，对鸟啊花啊根本不感兴趣，纯粹是以功利主义的观点去看待土地。一个人只有住在城里时才会热爱乡村，他们只在一年暖和的时候才会偶尔在周末出去溜达。

后面这个想法显然是错误的。比方说，中世纪的文学作品，包括民谣，充满了近乎乔治王朝⁽³⁾时代的那种对自然的狂热崇拜。像中国人和日本人这样的农耕民族的艺术也总是以树木、禽鸟、花卉和山川为主题。另一个想法在我看来也是错误的，但隐藏得深一些。我们当然不应该感到满足，我们当然不应该单单只是找出如何去享受糟糕的生活的方式，但如果我们扼杀了生命中的一切乐趣，我们为自己所开创的前景会是什么样子呢？如果一个人没办法享受春天回归，那他到了毋须劳动的乌托邦又怎么会开心呢？他将如何支配机器赐予他的闲暇呢？我总是猜想，要是我们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真的得以解决，生活将会变得更加简单而不是更加复杂，你从第一朵报春花所得到的乐趣会比吃一杯刨冰或听一曲沃立舍牌钢琴奏出的曲子大得多。我想，要是我们保持着童年时对诸如树木、鱼儿、蝴蝶和——回到我的第一个例子——蟾蜍的热爱，和平而美好的将来会更有保障，而传播除了钢铁和混凝土外没有什么事物值得赞美的理念只会使人类无从发泄他们过剩的精力，只能将其倾注于仇恨和领袖崇拜。

不管怎样，春天来了，即使是在伦敦的北一区，他们也无法阻止你享受春天。想到这一点让我十分满意。有很多回我站在那儿看着蟾蜍交配，或一对野兔在嫩绿的玉米田里打架，心里想到那些位高权重的人会阻止我享受这份快乐，要是他们能够做到的话。但幸运的是，他们做不到。只要你不是病了，饿了，受到惊吓或被囚禁在一座监狱里或营房里，春天依然是春天。原子弹正在工厂里堆积，警察正在城市里巡逻，高音喇叭里正充斥着谎言，但地球仍在绕着太阳转，没有哪个独裁者或官僚能够阻止，虽然他们打心眼里深深地感到不快。

(1)　1946年4月12日刊于《论坛报》。

(2)　珀尔塞福涅（Persephone），古希腊神话中冥王哈迪斯的妻子，也是春天女神。

(3)　1714年—1847年英国汉诺威王室（the House of Hanover）乔治一世、二世、三世、四世在位时期，英国正值工业革命转型，为后来全盛的维多利亚时期奠定了基础。

为布雷的牧师⁽¹⁾美言几句⁽²⁾

几年前一个朋友带我去了那间小小的伯克夏教堂，知名的布雷的牧师曾经在那里任职。（事实上，那里离布雷有几英里远，但或许那时候两位牧师是同一个人。）教堂的墓地里种着一棵漂亮的紫杉树，根据树根边的告示，是布雷的牧师本人亲手种下去的。当时我很是吃惊，又觉得很好奇，这么一个人居然在身后留下了这么一样遗物。

虽然布雷的牧师才华横溢，完全可以当《泰晤士报》的先锋作家，但他的品行实在不能恭维。然而，随着时光流逝，他所留下的就只有一首打油诗和一棵漂亮的树，供一代代人观赏，一定已经抵消了他的无耻变节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缅甸的末代君主锡袍也远远算不上是一个好人。他是个酒鬼，有五百个嫔妃——不过他似乎只是把她们当作摆设——一登基就把七八十个兄弟统统杀头。但他为后代做过一件好事，在沙尘滚滚的曼德勒街道种上罗望子树，营造出宜人的荫凉，直到1942年日本人的燃烧弹将它们烧得一干二净。

诗人詹姆斯·雪莱曾说过“只有义人的行为才会在尘埃中绽吐芬芳”，这番话似乎过于武断了。有时候不义之人的行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也会带来好的结果。当我看到布雷的牧师的紫杉树时，它让我若有所思，后来我得到了一本约翰·奥布里⁽³⁾的作品选集，重读一首应该是写于十七世纪上半叶的田园诗，灵感来自于某位奥弗罗尔夫人。

奥弗罗尔夫人是一位牧师的妻子，对他做出了不忠的事情。根据奥布里的描述，她“几乎不会拒绝任何人”，她“有着明眸善睐的眼睛，却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这首诗（“斯温的牧师”似乎是一个名为约翰·瑟尔比爵士的人）的开头是这样的：

这里静躺着斯温的牧师，

如此严肃正直，

渴望着再次通奸，

他是如此健美，如此纯洁，

他的头枕在山丘上，

他的双臂化为枯骨，

一切都是为了她，

嗳唷嗳唷嗳嗳唷。

……

她的爱是如此甜美，

永远束缚着斯温，

再也没有一个如此俏丽的女子，

能如此让男人倾心，

以一千行诗为限，

我不会再展露，

对她的爱慕，

嗳唷嗳唷嗳嗳唷。

这首诗又写了五句，“嗳唷嗳唷嗳嗳唷”⁽⁴⁾这个叠句的含义很暧昧，但结束的诗节很精致：

但她是曾经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最美丽的姑娘，

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

不要责怪斯温的牧师。

为什么？她的敌人就是她自己，

致使她香消玉殒，

他对她如此坦白，

嗳唷嗳唷嗳嗳唷。

比起布雷的牧师，奥弗罗尔夫人虽然更加迷人，却也不是什么可效仿的人物。但后来关于她的生平就只留下一首诗，仍然给许多人带来了快乐，虽然不知怎的，这首诗从未被载入诗集中，她所造成的痛苦，以及她生命结束时的空虚和悲哀，都化为了某种经久不散的余香，就像夏天的傍晚一片片烟叶的味道。

但回到树这个话题：种一棵树，特别是种一棵长寿的乔木，是你能留给后代的馈赠，几乎不费任何成本，也不会很麻烦，如果那棵树扎根生长，它就能比你作出的任何行为所带来的影响更加长久，无论那些行为是善行还是恶行。一两年前我在《论坛报》里写了几个段落，内容是我在战前从伍尔沃斯超市买来种下的几株价值六便士的攀缘玫瑰。这激起了一位读者给我写了一封愤慨的信，说玫瑰是资产阶级的事物，但我仍然觉得我那六便士花在玫瑰上要比花在抽烟上，甚至比花在买一本高端大气的《费边社研究宣传册》上更有价值。

最近，我在以前住的那间小屋里待了一天，惊喜地发现——确切地说，那是一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感觉——我在差不多十年前种的那些花花草草居然长势如此的好。我想，记录下它们花费了多少钱是值得的，让你知道要是你在会生长的东西上花个几先令会有什么结果。

首先，有两株从伍尔沃斯超市买的安布勒玫瑰和三株多花玫瑰，每株六便士。然后是两丛玫瑰，那是从苗圃里移植过来的植被中的一部分。这一床植被原本有六棵果树、三丛玫瑰和两丛醋栗，一共十先令。一棵果树和一丛玫瑰死掉了，但其它的都长势良好。因此，总共五棵果树、七丛玫瑰和两丛醋栗，花了12先令6便士。这些植物不需要很辛苦地去培育，除了一开始得花钱买下来之外，不需要再往上面花钱。它们甚至没怎么施肥，只是偶尔我趁农场的马刚好在门外停歇时会过去挑一筐马粪。

这九年间，那七丛玫瑰花应该总共开出了一百或一百五十个月的花朵。那几棵果树在我种下去的时候还只是树苗，现在刚好进入成熟期。去年有一棵李子树开了很多花，几棵苹果树看上去似乎长势非常好。里面那株原本长得很瘦弱的考克斯黄苹果——要是它长势好的话就不会包括在那床植被里面了——如今长成了一棵健壮的大树，结了很多果子。我觉得种那棵考克斯苹果树纯粹是出于公共精神，因为这种果树不会很快就结果，我也没想在那里久住。我自己从来没有吃过那棵树结的苹果，但似乎别人能收获很多果实。凭着它们的果实，你就可以认出它们来。⁽⁵⁾那棵考克斯黄苹果是很好的品种。但我种果树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去造福别人，我只觉得那床植被的价钱很便宜，把树种进去也不需要多少准备工夫。

有一件事我觉得很遗憾，以后希望能够弥补，那就是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种过胡桃。如今没有人种胡桃了——你看到的胡桃树几乎都是老树。如果你种下一棵胡桃，得到你的孙子才能享受，谁他妈的会管自己的孙子呢？现在也没有人种柑橘、桑树或枸杞了。这些都是观赏性树木，你得有自己的土地才会去种它们。另一方面，当你走过树篱或任何荒废的土地时，你可以做点什么事情弥补骇人听闻的毁树行动，特别是橡树、白蜡木、榆树和山毛榉树，这些都是在战争那几年发生的。

就连一棵苹果树也能活上一百年之久，因此，我在1936年种下的那棵考克斯可能到了二十一世纪仍在结果。一棵橡树或一棵山毛榉树可以活上几百年，供成千上万的人观赏，最后才被锯成木材。我不是在说可以通过个人造林计划履行一个人对于社会的全部责任。但这或许不算是什么馊主意。每次你做出了于社会有害的行为，就在你的日记本里记下一笔，然后在合适的季节将一颗种子种进地里。

还有，就算只有二十分之一的种子最后长成树木，你仍然可以像布雷的牧师那样，一辈子做了很多坏事，最后仍然为公众留下点好东西。

(1)　布雷的牧师（the Vicar of Bray）：出自18世纪一首讽刺歌曲《布雷的牧师》，里面描写这位布雷的牧师先后历经查理一世、英国内战、联邦体制、克伦威尔摄政时期和查理二世复辟，出卖原则以讨好领导人。

(2)　刊于1946年4月26日《论坛报》。

(3)　约翰·奥布里（John Aubrey, 1626—1697），英国作家，代表作有《短暂的生命》、《不列颠的丰碑》等。

(4)　原文是：“Hye nonny nonny noe”，出自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译文出自朱生豪译本。

(5)　此句出自《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六节，奥威尔略作改动。

一个书评家的自白⁽¹⁾

在一间寒冷而憋屈的卧室起居室里，烟头和茶水半满的杯子到处都是，一个穿着被蛀得破破烂烂的晨衣的男人坐在一张摇摇晃晃的书桌旁，想在成摞布满灰尘的故纸堆中腾出地方摆放打字机。他不能把这些纸给扔掉，因为废纸篓已经满了，而且在那些还没来得及回的信和未偿还的账单里，他几乎可以肯定有一张忘了存进银行的两基尼的支票。而且还有几封信他得把地址写进地址簿里。他把地址簿弄丢了，一想到得去找地址簿，或要找别的什么东西，他想死的心都有了。

他才三十五岁，看上去却像是五十岁的人。他谢顶了，得了静脉曲张，戴着眼镜——或者说，如果他仅有的那副眼镜不是总找不到的话，应该会戴着眼镜。在正常情况下，他应该是营养不良；而要是近来运气好的话，他则会为宿醉所苦。现在是早上十一点半，根据他的时间表，他应该两个小时前就开始写东西了，但就算他认认真真地开始动笔，他也会被几乎响个不停的电话铃声、婴儿的哭喊声、街上电钻的响声和他的债主穿着沉重的靴子上楼下楼的脚步声吵得心烦意乱。刚刚才发生的中断是第二批邮件送过来了，他收到了两份通知和一张红字印刷的收入纳税单。

不消说，这人是个作家。他或许是个诗人、小说家、电影编剧或电台节目撰稿人，因为所有的文人都很类似，但让我们假设他是个书评家吧。一个厚厚的包裹半隐藏在纸堆中，里面有五本书，是他的编辑送来的，附了一张便条，说它们“放在一起应该很合适”。这批书是四天前到的，但这位书评家由于精神萎靡，一直没有打开包裹，整整搁了48个小时。昨天他狠下决心，撕开了带子，发现那五本书分别是《十字路口的巴勒斯坦》、《科学奶农》、《欧洲民主简史》（这本书有680页，重达四磅）、《葡属东非部落风俗》和一本小说《还是躺着好》，或许是弄错了寄过来的。他的书评——八百字吧——必须明天中午“交稿”。里面有三本书所讨论的主题是他根本一无所知的，他得读上起码五十页才能避免犯错，否则他不仅会在作者面前出洋相（当然，作者清楚地了解书评家们的做派），更会在大众读者面前露馅。到了下午四点钟他就得把这几本书拆封，但他就是不想去做这件事情。想到要读这些书，甚至闻到那些纸的味道，他就觉得像是在吃加了蓖麻油的冷冰冰的米糊布丁。但奇怪的是，他的稿件将会按时送到编辑室。他总是能按时交稿。晚上九点钟的时候，他的头脑开始清醒了一些，而到了午夜时分，他就坐在越来越冷的斗室里，在渐渐浓郁的香烟的雾气中像专家那样一本书一本书地迅速翻阅着，对每本书的最后评价是：“上帝啊，全是一堆废话！”到了早上，他双眼模糊，神情乖戾，脸上没有刮胡子，对着一张白纸沉思一两个钟头，直到时钟狰狞的指针把他吓得开始动笔。然后他猛地来了精神。所有苍白陈旧的词句——“一本不容错过的好书”、“每一页都值得念想”、“每一章可谓字字珠玑”——就像铁屑被磁铁吸引过去那样一蹴而就，这篇书评刚刚好合乎字数，在截稿前三分钟刚好送达。与此同时，另一批毫不相干的让人大倒胃口的书已经送过来了。于是这个行当继续进行下去。而就在几年前，这个精神萎靡、心灰意冷的家伙还怀着万丈雄心要干出一番事业。

我有没有夸大其词？我想问问任何一个经常写稿的书评家——任何一年评阅最少一百本书的人——他是否能诚实地否认他的习惯和性情并不像我在上文所描述的那样。总之，每个作家都是那样的人，但长期在没得选择的情况下撰写书评是特别吃力不讨好、既烦人又累人的工作，不仅要说一些阿谀奉承的废话——确实需要这么做，稍后我会讲述——还要不停地捏造对这些书的反应，而他根本没有任何感觉。这位书评家虽然已经疲惫不堪，但他对书有着职业的敏感。在每年出版的数千本书里，大概只有五十到一百本他有兴趣为其撰写书评。如果他是这个行业的顶尖写手，或许他可以得到十或二十本这样的书，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只得到两三本。其余的工作，无论他如何煞费苦心地去褒扬或谴责，其本质都是废话。他把自己追求不朽的精神倒进了阴沟里，每次半品脱。

绝大多数书评要么对其评论的书籍没有充分的了解，要么提供的是误导性的意见。战后出版商不再像过去那样能肆意摆布文学编辑，要求为他们出版的每一本书高唱颂歌。但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版面和其它不便，书评的水准下降了。看到这些结果，有时候人们建议将写书评的工作从被金钱雇佣的书评家手中夺过来，专业题材的书籍应该交给专家去评价，而其它大量的评论工作，尤其是小说评论，可以由业余人士去做。几乎每一本书都应该可以在某位读者心中激起热烈的反应，哪怕只是激烈的反感，而那位读者对作品的看法一定要比一个无趣的专业书评家的看法更有价值。但不幸的是，正如每个编辑都知道的，那种事情是很难去组织的。在实际操作中，编辑总是发现自己又去找回他的雇佣书评家团队——用他的话讲，他的“御用书评家”。

只要每本书都值得评论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这种情况就不会得到改善。每当报刊上大批量地介绍书籍时，不去对当中的大多数极尽赞美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除非你从事的职业与书籍有关，否则你不会知道绝大多数书籍有多么糟糕。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书籍唯一客观中肯的评价就是：“这本书毫无价值。”而书评家本人真实的反应或许是：“我对这本书根本没有兴趣。要我给它写书评除非给钱。”但公众不会买账读这样的书评。他们凭什么得买账呢？他们想得到关于他们要读的书的启示，他们要的是某种价值评估。但一提到价值，标准就崩塌了。因为如果有人说——似乎每个书评家每周至少会说一次这样的话——《李尔王》是一出好的剧本，而《四义人》是一本好的惊险小说，那么这个“好”字到底有什么含义呢？

我始终认为，最好的做法是干脆不去理会大多数的书籍，而对于少数似乎有分量的书籍可以进行长篇的评论——起码得有1 000字。对即将出版的书进行一两行的简短的注解是有用的，但一般600字左右的中篇评论即使书评家秉笔直书也肯定毫无意义。通常来说，他是不愿意写的，周复一周、只言片语的写作很快就把他摧残成了我在本文开始时所描写的那个身穿睡袍的倦怠的家伙。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一个他可以瞧不起的人；我必须说，根据我自己在两个行业的经历，书评家要比影评人好过一些，影评人甚至没办法在家里工作，得参加上午十一点钟的公映，除了一两个出了名的影评人外，他们都得为了一杯劣质的雪莉酒而出卖尊严。

(1)　刊于1946年5月3日《论坛报》。

我为何写作⁽¹⁾

很小的时候，大概五六岁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长大后我会当作家。不过，从十七岁到二十四岁这段时期，我试图放弃当作家的念头，但我知道这其实违背了我的天性，迟早我都会安顿下来，专心写书。

我在家里三个孩子中排行老二，两头都差了五岁，八岁前我很少见到父亲。这个原因以及其它原因让我很孤独，很快我就变得孤僻冷漠，从入学到毕业，我一直是个不合群的人。和那些孤独的小孩一样，我喜欢自己编故事，和想象中的人物对话。我觉得，从一开始，我的文学梦就夹杂了被孤立小觑的不忿之情。我知道自己文笔还不错，而且勇于面对惨淡的事实。写东西为我营造了属于自己的小天地，让我为生活的失败找到补偿。不过，从一个小屁孩到一个小男孩，我所写的严肃文字——即创作意图非常严肃的文字——加起来不过就只有六七页纸的内容。四岁或五岁的时候我写了第一首诗，我妈妈把这首诗记录了下来。这首诗写了些什么我差不多都忘了，只记得是一首关于老虎的诗，那只老虎有“凳子一样的牙齿”——这句话写得还凑合，但我想这首诗其实是抄袭布莱克⁽²⁾的《老虎，老虎》。我十一岁的时候，一战爆发了，我写了首爱国诗，刊登在当地的报纸上，两年后为了纪念基奇纳⁽³⁾逝世又发表了一首诗。到我更大一点的时候，我断断续续写了几首蹩脚的乔治王朝风格的“自然诗”，但都没有写完。我还试过写一则短篇小说，但写得非常糟糕。这些就是那几年来我认真写作的成果。

不过，在此期间我还是参与了一定意义上的文学活动。首先，我得做学校的功课，这些东西我写得很顺手，但毫无快乐可言。除了学校功课之外，我会写一些应景和滑稽的小诗，现在想起来，我觉得非常惊奇，那时的我写这些东西可谓挥笔而就，一气呵成。十四岁的时候我只花了一周时间就模仿阿里斯托芬⁽⁴⁾创作了一部台词押韵的戏剧。我还担任校刊的编辑，有手抄本也有刊印本。可想而知，这些杂志都是滑稽而蹩脚的刊物，我所花费的精力比起现在应付最下等的报纸杂志还要少得多。不过，除了这些之外，我一直还在进行另一项特别的文字锻炼，坚持了起码十五年之久。我总是在脑海里撰写类似日记的关于自己的“故事”。我相信很多儿童和青少年都有这个习惯。小时候我总是幻想自己是侠盗罗宾汉，完成种种神奇历险的英雄人物，但很快我的“故事”不再是孤芳自赏的慰藉，而是渐渐地变成了记叙我所做的事情和所见所闻的流水账。有时连续好几分钟，我会在脑海里构思着这样的文句：“他推开门，走进房间。一束明黄色的阳光从穆斯林式的窗帘间射入屋内，斜照在桌子上，上面摆放着一个墨水盒，旁边是一个半打开着的火柴盒。他把右手插在口袋里，走到窗前。下面的街道上，一只玳瑁色的猫正追逐着一片落叶。”诸如此类的文字。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我二十五岁，伴随我走过没有从事写作的日子。我必须对文字进行推敲，但这些文字描绘的努力似乎并非出于我的本意，而是来自某种外界的强迫。我想，这些“故事”一定体现了我在不同的年纪所崇拜的不同作家的文风，不过，在我的记忆中，这些文字总是带有某种写实的特征。

十六岁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原来文字可以带给我快乐和享受——文字的韵律和组合的美。《失乐园》中有这么一段文字——

“彼事劬劳，迤逦而行，劬劳彼事，得其所哉”

虽然现在读起来我觉得平淡无奇，但当时读着这段文字时，我可以感觉到心灵上的震撼。文句中把“他”改成了“彼”，更让我读起来有朗朗上口的愉悦。那时我已经知道自己喜欢写记叙文。因此，假如当时我真的有志著书的话，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想写什么样的书。我要写的，是自然主义风格的鸿篇巨制，以悲剧为结局，而且要有语出惊人的譬喻和细致入微的描写，还要辞藻华丽，追求文字音韵的美感。事实上，我第一部完整的小说《缅甸岁月》就是这么一本书。《缅甸岁月》完书的时候我三十岁，但构思创造要比那早得多。

我写这些背景信息，是因为我认为如果不了解一个作者早年经历的话，就无从把握他的创作动机。作者的主观意识受到他所生活的时代的约束——至少在我们这个骚动不安的革命时代是这样——但是，在他开始创作之前，他已经形成了无法彻底摆脱的情感态度。毋庸置疑，作家必须约束好自己的性情和气质，不让自己陷入不成熟的境地，也不受喜怒无常的心情的影响。但假如他彻底摆脱了早年形成的态度，或许他也扼杀了创作的激情。除了谋生的需要外，我认为创作有四个动机，至少散文体创作是这样。每个作家进行文学创作时的动机各不相同，而就算是同一个作家，在不同时期这四个动机的强烈程度也各不相同，这取决于该作家生活的环境。这四个动机分别是：

一、纯粹的自我主义。作家都希望展现自己的聪明才智，被人提及，能流芳百世，报复那些童年时斥责过你的大人，等等等等。否认这个动机，认为这个动机其实并不强烈，其实根本是在说谎。在这一点上，作家和科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律师、士兵、成功商业人士——总而言之，人类的精英——其实是一样的。大部分人其实并不是自私的人。到了三十而立的年纪，他们已经不再只关心自己——他们活着主要是为了别人，或被单调沉闷的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当然，也有少数才华横溢、我行我素的人决心一直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作家就属于这类人。我觉得，严肃作家比起记者更加虚荣自负，只是没那么注重金钱而已。

二、审美的热情。对于外在世界的美的体验，此外还有对文字推敲琢磨的热情，能从字词的抑扬顿挫、文章结构的紧密精致和好故事的谋篇布局中获得快乐，渴望分享一段有价值或不容错失的经历。许多作家的审美动机其实不怎么强，但就算只是写写时事评论或编编教科书，作家们也会琢磨文句，从非功利性的原因中获得愉悦。又或者，他们会很在意文字的排版或页眉段落的宽窄等事情。除了铁路指南外，任何书都会考虑审美方面的内容。

三、历史动机。希望了解历史的真相，探究事实，保存好历史的原貌供后人参考。

四、政治目的。在此，“政治”一词取其最广泛的意义。作家们希望世界往某个方向推动，希望改变其他人对理想社会的看法。没有一本书能彻底摆脱政治偏见。那种艺术不应该与政治挂钩的看法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态度。

显然，这几个动机彼此间会产生冲突和矛盾，在不同的作家身上，在不同的时期会此消彼长。从天性上讲——“天性”指的是刚刚成年时的心理状态——在我身上，前三个动机比第四个动机更加强烈。在和平时代，我可能会写写辞藻华丽或纯粹写实的书，或许我会对自己忠于什么政治立场一无所知。而事实上，我被迫成为一个宣传式的作家。我先是在不适合自己的工作上挣扎了五年（在缅甸担任英国皇家警察），然后我经历了贫穷的生活，心中充满了挫败感。这让我更加痛恨权威，也让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劳动人民的存在，而缅甸的工作让我了解到帝国主义的本质，但这些经历并不足以让我树立明确的政治方向。接着，希特勒上台了，西班牙爆发了内战。到了1935年末，我还是没能树立坚定的信念。我记得那时自己写过一首小诗，表达自己进退两难的处境：

“我原本可能会是一个快乐的牧师

在两百年前宣讲永恒的毁灭，

看着我的核桃树成长；

但是，呜呼哀哉，我却生在一个万恶的年代，

错过了美妙的天堂，

因为我的上唇长出了髭须，

而所有的牧师胡子都刮得干干净净。

后来日子好过了，

我们都那么容易满足，

我们怀着不安的心思入睡，

躺在树林的怀抱里。

我们不耻于变成白痴，

我们隐藏心中的快乐，

苹果树上的金翅雀，

就能让我的敌人颤抖。

但是，女孩子的肚子和杏子，

荫蔽下的溪流里的鳊鱼，

马匹，黎明时飞翔的野鸭，

所有的一切只是一场幻梦。

我们不能再做梦了，

我们弃绝快乐，或将它们隐藏起来，

我们以铬钢造出马匹，

让矮小的胖子也能驾驭。

我是一条无法化蛹成蝶的小虫。

一个没有妻妾的太监，

在牧师和政委之间，

我就像尤金·阿拉姆⁽⁵⁾一样徘徊。

政委对我许以幸福的诺言，

收音机一直在播个不停。

而牧师向我许诺一辆奥斯丁7型轿车⁽⁶⁾，

因为玩世不恭的人总是左右逢源。

我梦见自己住在大理石居室里，

醒来时发现不是在做梦。

我并非生活在这个年代，

而张三呢？而李四呢？而你呢？”

1936年至1937年间的西班牙内战和其它事件改变了情况，让我明白了自己的立场。在我看来，自1936年起，我所撰写的严肃文字，无论是以直接还是间接途径，都是在抨击极权主义，并提倡民主社会主义。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果有人认为创作可以回避这个话题，那他们就想错了。每个人都在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阐述这些问题，差别只在于站在什么立场和采取什么手段。一个人对自己的政治偏见越有清醒的认识，他就越能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而无须牺牲他的审美情趣和思想气节。

过去这十年，我最希望做的事情，是将政治写作艺术化。我的出发点总是始于党派的意识和对于不公的敏感。当我坐下来写书时，我不会对自己说：“我要写一本有艺术气息的书。”我写东西是因为我要揭露某些谎言，我要引起人们对某些事实的关注，我的初衷是找人倾诉。但无论是写书还是撰写杂志文章，我都希望赋予文字以美感。要是有人愿意细读我的作品的话，就会发现，即使是纯粹的政治宣传，我也会加入很多政治人物认为没有必要写的东西。要我放弃童年时形成的世界观我无法做到，也不想这么做。只要我还活着，我将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文字风格，热爱大地的风景，爱好某些具体的事物，喜欢写一些没什么用途的文字。我不会压抑性格中这一面的我。我要做的，是将我根深蒂固的好恶倾向和这个时代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无关个体的公共事务结合在一起。

这可不是容易的事。这涉及到文章的结构和文字的问题，而且还涉及到态度真诚与否的问题。我可以给你举一个例子，简略地谈谈这一困难。我写过一本关于西班牙内战的书——《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当然，这是一本纯粹的政治作品，但基本上我是以一种超脱其外的态度在写作，注重文字的形式。我费尽心力，在不违背我对文字本能的基础上，尽量讲述出全部真相。除了其它内容外，书中有一章篇幅很长，都是摘自报纸的报道，为“托派”鸣不平，他们被诬陷与佛朗哥勾结。显然，一两年后普通读者就会对这一章的内容不感兴趣，而整本书就这么毁了。一个我尊敬的文学评论家曾告诫我：“为什么你要加进去那些内容呢？你把好端端的一本书变成纪实报道了。”他说的确实有道理，但我只能这么做。我碰巧知道很少英国人能得知的内容，那些无辜的人受到了莫须有的指控，出于义愤我才写了这本书。

这个问题总是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出现。而关于语言的问题要更加敏感，谈论这个问题会耗费太长的时间。我只想说，近几年来我的写作减少了诗情画意的描写，而尽量写得更精确细致。我发现，当你将某种写作风格锤炼到极致的程度时，你会迈向超脱。《动物农场》是我第一本有明确创造意图的作品。我想让这本书成为政治意义和艺术价值的结合。我有七年没有写过小说了，但近期我希望再写一本。这本书注定会以失败收场，我所写的每一本书都是失败的作品，但至少我知道自己要写什么样的书。

回过头看看上两页的内容，我知道我好像把自己写作的动机说成纯粹是出于公共精神，我可不想给读者留下这么一个印象。所有的作家都是虚荣、自私、懒惰的人，在他们的创作动机深处隐藏着一个谜团。写一本书是极其劳心伤神的斗争，就像久病一场，非常痛苦。要不是出于内心某个令人无法抗拒又无法理解的恶魔的驱使，没有人会从事写书这个工作，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恶魔其实就是驱使婴儿嚎啕大哭以引起别人关注的人性本能。但是，话又说回来，作家只有不断地压抑、消除自己的个性，才能写出有可读性的作品。好的散文就像一扇窗户。我说不清到底哪一个动机最为强烈，但我知道哪一个动机值得我去追求。回顾我的作品，我发现当我没有明确的政治意图时，我写的东西全都空洞无物，只是一堆华丽的辞藻，充斥着毫无意义的句子、矫情的修饰和连篇的谎言。

(1)　1946年6月刊于《浪人》。《浪人》（Gangrel）是一份维持时间仅有4期的英国文学杂志。

(2)　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 1757—1827），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画家，代表作有《耶路撒冷》、《弥尔顿》等。

(3)　赫伯特·基奇纳伯爵（Earl Herbert Kitchener, 1850—1916），爱尔兰裔英国陆军元帅，指挥英军在苏丹、印度、布尔等地镇压殖民地反抗，一战时被委任为国防部长，1916年经海路至俄国时所在军舰被德军鱼雷炸中身亡。

(4)　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公元前446—前386），古希腊喜剧作家，代表作有《黄蜂》、《青蛙》、《吕西斯蒂亚》等。

(5)　尤金·阿拉姆（Eugene Aram，1704—1759），英国语言学者，精通拉丁文与希腊文，因被控告谋杀友人丹尼尔·克拉克（Daniel Clark）而被判死刑，据说尤金的杀人动机是克拉克与其妻子有染。

(6)　奥斯丁7型轿车：是英国奥斯丁汽车公司于1922年至1939年生产的一款车型，曾经风靡一时。

写作的成本⁽¹⁾

乔治·奥威尔答复1946年《地平线》关于“写作的成本”的问卷调查。在问卷中，几位作家被问到：

一、你认为一个作家需要多少钱才能活下去？

二、你认为一位严肃的作家能不能靠写作挣到这些钱？如果能，怎么挣？

三、如果不能，你认为对他来说最适合的第二职业是什么？

四、由于作家的精力倾注在别的职业上面，你认为文学是受到戕害还是因此而受益？

五、你认为国家或其它机构应该为作家多做点事情吗？

六、你是否对自己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感到满意？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建议给希望靠写作为生的年轻人呢？

一、根据当下的购买力，我觉得税后周薪10英镑对于一个结了婚的男人来说是最低收入，而对于一个未婚男人来说，6英镑是最低收入。我得说，对于一个作者的最佳收入——以当前的购买力计算——是年收入1 000英镑。有了这笔钱，他能过上舒服的生活，不用被人追债，不用去写乱七八糟的作品，也不会觉得自己已经跨入了特权阶级的行列。我不认同作家靠工薪阶层的收入就能生活得很好这一观点。就像对于一个木匠来说工具是必不可少的东西一样，他最需要的是一间舒适暖和的房间，在那里他可以确定不会被打扰。尽管这听起来没什么，如果你想到它所意味的生活安排的话，它代表着相当高的收入。一个作家在家里工作，如果听之任之的话，几乎总是会被打断工作。要不受干扰总是得花钱，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方式。还有，作家需要大量的书籍和期刊，他们需要空间和家具用于归档稿纸，他们花了很多钱在联络上，他们需要请兼职文秘，大部分人能够去旅行的话对写作有所帮助，还要生活在惬意的环境里，吃他们最想吃的东西，喝他们最想喝的酒，能够请朋友出去吃饭，或让他们在家里暂住。这些都要花钱。我理想中的情况是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收入，前提是那得是相当高的收入。但只要收入的差别依然存在，我认为作家的收入地位应该在中层，按照当下的标准，大概在年收入1 000英镑左右。

二、不。有人告诉过我在大不列颠最多只有几百个人能够单靠写书为生，大部分人或许是侦探故事的作家。从某种程度上说，像埃塞尔·梅·戴尔这样的人比严肃的作家更容易避免出卖灵魂的境况。

三、如果作家的第二职业不会占据他的所有时间，我认为它应该是一个与文字无关的工作。我猜想如果它是一份合乎作家性格的工作就更好了。但我能够想象得出，比方说，一个银行职员或一个保险经纪晚上回家从事严肃写作，但如果他已经将精力耗费在半创造性的工作，如教书、广播或为英国文化协会等团体撰写宣传资料这样的工作上的话，再去写作就太辛苦了。

四、假如不至于耗尽一个人的全部时间和精力，我认为它是有益的。说到底，你必须和世界保持一定的联系。否则，你干吗要写东西呢？

五、政府能做的唯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分配更多的资金给公共图书馆买书。如果我们要建立完全的社会主义，那么，显然，作家必须得到政府的支持，应该被归入收入比较高的群体里。但只要我们的经济体制还是像现在这样，有许多国有企业，但私人资本主义体制仍然占有大半壁江山，那么作家最好还是和政府或其它有组织的群体少一点交易，这样对他和他的工作会比较好。接受资助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另一方面，旧式的私人赞助，让作家仰仗某个有钱人的恩惠，显然是不好的事情。迄今为止，最好和最宽容的资助来自于公众。不幸的是，英国的公众现在不会花钱在书上，虽然他们读的书越来越多，而且平均的品位，我得说，在过去二十年来大有提高。目前，我相信英国的普通市民每年大概花在书上的钱是1英镑，而他们花在烟酒上的钱是每年25英镑。调整一下价格和税收就能轻易地让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花费更多——就像在战争年间，由于英国广播电台由财政部进行补贴，他们花在电台上的钱要多得多。如果政府能够被说服，专门拨款用于购买书籍，而不是接管整个出版业，将其改造成一部宣传机器，我认为作家的地位应该得到改善，这样或许对文学作品有益。

六、从个人的角度，我对收入觉得很满意，因为过去这几年我一直很走运。一开始的时候我绝望地挣扎着，如果我听从人们给我的建议，我永远都不会成为一名作家。甚至直到前不久，当我用心地进行创作时，总是有人在施压，有时候是颇有影响力的人，不想让它们发表。对于一个知道心中有事情想表达的年轻人来说，我能给的唯一建议就是不要接受任何建议。当然，在经济上我能给予提示，但即使那些也没有什么意义，除非他拥有才华。如果你只是想要靠写东西谋生，那么英国广播电台、电影公司和类似的行当都很有帮助。但如果你最想当的是一位作家，那么，在我们这个社会，你就是一头可以被容忍但不会得到鼓励的动物——就像一只屋檐下的麻雀——如果从一开始你就明白这个处境，你会过得比较开心。

(1)　刊于1946年9月《地平线》。

穷人是怎么死的⁽¹⁾

1929年我在巴黎第十五行政区的X医院住院几个星期。和往常一样，那些文员让我到挂号处接受刑讯逼供。事实上，我得不停地回答问题，过了二十分钟他们才肯让我住院。如果你曾经在拉丁国家填过表格的话，你就知道我指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开头几天我一直没办法把列式温度⁽²⁾换算为华氏温度，但我知道我的体温在103度左右，盘问到最后我几乎站都站不稳了。在我身后是一群温顺的病人，拿着用彩布打好的包裹，等候着被别人盘问。

盘问结束后就是洗澡——显然，这对所有新到医院的人来说是强制措施，就像在监狱或济贫院一样。我的衣服被拿走了。在五英寸深的温水中战战栗栗地坐了几分钟后，我分到了一件亚麻布睡衣和一件蓝色法兰绒的短晨衣——没有拖鞋，他们说拖鞋都太小了，没有我合脚的——然后被带到露天的地方。那是二月份的夜晚，而我是一个肺炎患者。我们要去的病房在200码开外，似乎要去那儿的话得横穿整个医院。有一个人提着个灯笼踉踉跄跄地走在我前面。脚底下的那条沙砾小径结了霜，寒风透过那件睡衣冻得我赤裸的脚腓发疼。走进病房时我有一种奇怪而熟悉的感觉，至于这种感觉是从哪儿来的，直到夜里晚些时候我才想起来。这是一个狭长低矮而且灯光昏暗的房间，到处是嗡嗡嗡的说话声，三排病床挨得很近，让人觉得颇为惊讶。这里有一股恶臭，像是粪便的味道，却又带着甜香。我躺下来时看到在几乎正对面的病床上坐着一个弓腰耸肩、沙黄色头发的小男人，半裸着身体，一个医生和一个实习生正为他施行一种奇怪的手术。首先医生从黑包里拿出十几个像是红酒杯的小玻璃杯，然后那个实习生在每个玻璃杯里点燃一根火柴，将空气烧尽，然后杯子被放在病人的脊背上和胸膛上，真空的压力挤出一个大大的黄色水泡。过了一会儿我意识到他们在对他做什么。那是拔罐疗法，你可以在古老的医学书籍里了解到这种治疗方法，但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拔罐是用来医马的。

外面的冷风或许降低了我的体温，我冷漠地观看着这种野蛮的疗法，甚至觉得有点开心。但是，接着医生和实习生来到我的病床，把我拉起来，一句话也没说就用同一套杯子给我拔罐，那些杯子根本没有进行任何消毒措施。我有气无力地抗议了几句，但他们没有理睬，似乎只当我是一头牲畜。这两个医护人员开始给我治疗，那种非人道的方式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之前我从未到过医院的公共病房，那是我第一次遇到根本不和你交谈或把你当人看待的医生。他们只是在我身上放了六个杯子，弄好之后就把水泡划破，又把杯子放上去。现在每个杯子抽出了约一小茶羹暗黑色的血液。我再躺下去的时候，因为刚才发生在我身上的那一幕而觉得很羞辱、恶心和恐惧。我以为现在他们应该肯放过我了，但根本不是这样。还有一样治疗方法得进行，芥子药膏绷带似乎像热水澡一样是例行公事的治疗。两个懒散邋遢的护士已经准备好了药膏绷带，把它绑在我的胸口，紧得就像穿上了一件胸衣，而几个穿着连衣裤，在病房巡逻的男子开始围在我的床边，脸上带着半是同情的笑容。后来我才知道看一个病人绑芥子药膏绷带是病房里最受欢迎的消遣。这个疗法通常会持续十五分钟，如果你不是那个被处理的病人的话，实在是非常有趣的一幕。头五分钟疼痛非常剧烈，但你坚信自己能够忍受得住。接下来的五分钟这个信念烟消云散，但药膏绷带的搭扣在脊背上，你无法将其取下来。看客们最开心的就是这段时间。在最后的五分钟取而代之的是麻木的感觉。药膏绷带被取下来后，一个里面装了冰块的防水枕头被塞在我的脑袋下面，然后我被独自留了下来。我睡不着，在我的记忆中，这是这辈子唯一一个失眠的晚上——我是说唯一一个躺在床上却根本连一分钟也睡不着的晚上。

我在X医院的第一个小时就经历了整整一系列自相矛盾的不同的疗法，但这么说会让人产生误会，因为基本上你没有得到什么治疗，无论是有效的治疗还是没用的治疗，除非你的病情很有趣，而且他们知道怎么医治你。凌晨五点钟的时候护士们就来了，把病人们叫醒，给他们量体温，但没有给他们擦洗。如果你身体还行的话你就自己擦洗，不然就只能仰仗某位路过的病人的好心。通常都是病人运送瓶瓶罐罐和脏兮兮的夜壶，它被戏称为“砂锅”。八点钟的时候早餐送来了，和军队里一样，叫“LA SOUPE”，也就是汤，稀薄的菜汤和一点面包屑漂在里面。稍晚一些那位蓄着黑胡子的高大严肃的医生过来巡房，带着一个实习医师，还有一群学生跟在身后。但病房里有六十个病人，而且显然他还得去其它病房巡视。许多病床他每天就径直走过去，有时候身后会传出哀求的呼唤声。而另一方面，如果你得了某种那些实习生需要了解的疾病的话，你会得到许多关照。而我得了一种相当罕见的支气管呼吸紊乱，有时候会有多达十几个实习生排队等着听我的胸音。那是一种非常古怪的感觉，我说古怪是因为他们那么兴致勃勃地在学习专业知识，而且似乎根本没有“病人也是人”这种观念。那种情形说出来很奇怪，有时候当轮到某个年轻的实习生走上前摆弄你的时候，他会显得十分兴奋激动，就像一个小男孩终于可以动手操作某台昂贵的机器一样。然后，一只接一只的耳朵——年轻男子、女子和黑人的耳朵——靠在你的背上，手指不停地庄严而笨拙地轻轻敲打着，他们不会和你说话或正眼看你。作为一个不付钱的病人，穿着那身睡袍病服，你就是一具标本，这个词我并不讨厌，但总是觉得不大习惯。

过了几天我的身体状况好了一些，可以坐起来观察周围的病人。房间里很闷，狭窄的床挨得很近，你可以轻易地摸到邻床病人的手，我猜想他们除了没有急性传染病之外可能什么病都有。在我右手边的病人是一个红头发的小个子补鞋匠，瘸着一条腿，总是会对着我吹口哨，宣布某个其他病人的死讯（这种事情发生了好几次，而我这个邻床病友总是第一个知道死讯的人）：“43号床死啦！”（或别的什么号码）双臂高举过头。他倒是病得不严重，但在我视野之内大部分病床的人都是悲剧或惨剧的受难者。和我的病床相连的那张病床上躺着一个干瘪的小男人，不知道得了什么病，但有什么病因让他的身体非常敏感，只要挪动一下，甚至被子的重量都会让他痛得尖叫起来，他就躺在病床上，直到死去（我没有目睹他的死亡——他们把他转移到另一张病床去了）。最令他痛苦的事情是撒尿，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一个护士会给他拿来夜壶，然后站在他的床边很久，吹着口哨，据说马夫就是这样哄马的，直到最后痛苦地尖叫道“老天爷啊”，他才开始撒尿。在他旁边的病床上是那个我见过接受拔罐治疗的沙黄色头发的男人，他无时无刻不在咳出带着血丝的浓痰。我左手边的邻居是个无精打采的高个子年轻人，时不时会有一根管子插进他的背部，从他的身子里某个部位抽出数量惊人的泡沫丰富的液体。再过去的一张床上躺着一个经历过1870年战争的垂死的老兵，是个相貌堂堂的老人，蓄着白色的小胡子，在探访时间内床边总是坐着四个女性亲戚，全身上下穿着黑色的衣服，仿佛是四只乌鸦，显然是为了分到点遗产。我对面的那一行病床的远端躺着一个年迈的秃子，蓄着下垂的八字胡，身体和脸都肿了起来。他的病让他的小便几乎从无间断，一个巨大的玻璃容器总是摆在他的病床旁边。有一天他的妻子和女儿过来探望他。看到她们俩，老人浮肿的脸上露出令人惊讶的甜蜜微笑。他的女儿是个漂亮的女孩，大概正值双十年华，走到床边的时候我看到他的手正慢慢地从被子下面伸出来。我似乎提前看到了即将出现的手势——那个女孩跪在床边，那个老人的手放在她的头上，在临终前祝福她。但是，没有出现这一幕情形，他只是把夜壶递给她，她立刻接过去，倒进那个玻璃容器里。

离我十几张床位之远的是57号床——我想那就是他的号码——是一个肝硬化患者。病房里的每个人都认识他，因为有时候他会是一节医学课的讲解对象。每星期两天下午，那个高大严肃的医生会在病房里对一群学生讲课，不止一次，57号那个老家伙被放在手推车上，然后被推到病房的中间，医生会撩起他的睡衣，用手指在他的肚皮上凸显一大块松弛的凸起物——我想是病变的肝脏——严肃地解释这是酗酒引起的疾病，在喜欢喝酒的国度很普遍。他从来不和这个病人说话，也不向他微笑、点头或打任何招呼。在他非常严肃认真地说话时，他的两只手会按着那具病恹恹的躯体，有时候会轻轻地揉来搓去，就好像一个女人在摆弄擀面杖一样。57号并不介意这种事情。显然，他是个老病号，在实习课固定充当标本，他的肝脏早就预定好了某间病理房的一个瓶子。他对那些关于他的疾病的内容根本不感兴趣，就那么躺在那儿，无神的眼睛空洞地睁着，而那个医生就像在展示一个古董瓷器一样摆弄着他。他年约六旬，萎缩得骇人地小。他的脸苍白如羊皮纸，小得比一个玩具人偶的脸大不了多少。

一天早上，在护士过来之前，我邻床那个补鞋匠拉扯着我的枕头，把我给叫醒了。他高举双臂过头：“57号死了！”病房里有一盏灯，勉强可以看得见。我看到57号病床那个老人侧身蜷缩成一团，脸歪向病床的一侧，伸了出来，正朝着我。他是在夜里死去的，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时候。护士们来的时候听到了他的死讯，但无动于衷地继续她们的工作。过了很久，大约一个小时或更久一些，另外两个穿着笨重的木屐的护士像士兵一样并肩而来，把那具尸体包在被单里，但尸体被搬走是稍后的事情。与此同时，光线明亮了一些，我有时间好好看一看57号。事实上，我侧躺着看着他。奇怪的是，他是我见过的第一具欧洲人的死尸。以前我见过死人，但那些都是亚洲人，而且大部分的死因是暴毙。57号的眼睛仍然睁着，嘴巴也张着，小小的脸庞因为痛苦而扭曲着。然而，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张脸的惨白。原本就是苍白的脸，现在比裹尸布的颜色深不了多少。看着那张小小的皱巴巴的脸时，我惊讶地想到这具尸体正等候着被运走，然后被搁在解剖室的担架床上。这就是一个“自然死亡”的例子，你在祈祷时所期盼的事情。我心想，就是这样，这就是等候着你的命运，再过个二十、三十、四十年，这就是那些运气好的长寿的人死去的方式。当然，人都想活下去。事实上，对于死亡的恐惧是人活下去的原因，但当时我觉得我宁愿暴毙也不要老死。人们谈论着战争的恐怖，但人类所发明的武器怎么比得上一些普遍的疾病那么残忍呢？“自然死亡”几乎就是慢性的、痛苦的、臭烘烘的死法的同义词。就算是这样，能死在自己家里而不是死在公立机构里也是一种福气。这个可怜的老头就像蜡烛一样灭掉了，他的地位如此卑微，甚至没有人守在他的床边。他只是一个数字，然后是实习生们解剖的“对象”。还有在光天化日之下死在这么一个地方的肮脏的一幕！在X医院病床挨得如此之密，根本没有空间摆放屏风。想象一下，这个死人的病床和我的病床相隔就只有几尺，还有那个身体一碰到床单就会喊疼的人！我敢说，“尿尿啦”就是他的遗言。或许要死的人不会在乎这些事情——不过，临终弥留的人在最后一天会回光返照，神志清醒。

在医院的公共病房里你会看到在那些想方设法死在自己家里的人身上所看不到的惨状，似乎某些疾病只会侵害那些收入少一点的人。但事实上，在英国的医院里你看不到我在X医院里所目睹的一些事情。病人在这里就像牲畜一样死去，没有人在旁边，没有人关心，甚至连死也要等到早上才被人发现——这种事情发生过不止一次。在英国你是不会看到这种事情的，更不会看到一具尸体暴露在其他病人眼前。我记得有一次在英国的一间诊疗所，我们吃茶点的时候一个病人死了，虽然病房里有六个病人，但那些护士应付得很老练，那具死尸立刻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转移了，等到吃完茶点我们才听说有这么一回事。英国有一件事情或许被我们低估了，那就是，我们有人数众多的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护士。毫无疑问，英国的护士都很笨。她们用树叶算命，佩戴米字旗勋章，在壁炉架上挂女王的肖像，但至少她们不会因为懒惰而让你没有擦身并带着便溺就躺在一张没有整理的病床上。X医院的护士们仍然带有甘普太太⁽³⁾的色彩。后来在西班牙共和国的战地医院，我见到过笨得几乎不会量体温的护士。在英国你不会见到像X医院这么脏的地方。后来，我身体恢复了，可以自己在浴室里洗澡，我发现里面放着一个大大的包装袋，里面堆满了食物残渣和病房里脏兮兮的被单，墙壁的饰板里长满了蟋蟀。等我拿回自己的衣服，双腿恢复了力气，还没等到出院许可下来我就逃跑了。那不是我逃离的唯一一间医院，但它的阴沉和萧瑟、它那恶心的味道和最恐怖的那种氛围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我被送到那里是因为那是我所住的行政区的医院，直到进去里面之后我才知道那是一间声名狼藉的医院。一两年后，那个臭名昭著的骗子汉诺德夫人因为在押时生病而被送往X医院，住了几天她就设法摆脱了看守，搭了一辆的士回到监狱里，解释说待在监狱里还更舒服一些。我知道就算在当时X医院也不能算是法国医院的典型。但那些病人，他们几乎都是工人，出奇地温顺听话。有些人似乎觉得里面的环境蛮舒服的，因为至少有两个赤贫的装病的人觉得这是过冬的好方式。那些护士默许他们这么做，因为这些装病的人能帮她们做一些粗重活儿。但大部分人的看法是：这里确实很杂乱，但你还想怎么着？你五点钟被叫醒，然后等上三个小时才喝到稀薄的清汤，人们临终时没有亲人守在床边，甚至你得趁医生走过时引起他的注意才能得到医治，这些在他们看来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按照他们的传统，医院就是这样。如果你病得很严重，如果你很穷，没办法在自己家里接受治疗，那你就必须进医院，而一旦去了那里，你就必须忍受艰苦和不适，就像你参军一样。但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英国几乎已经遗忘了的看法在法国仍然盛行——比方说，医生会纯粹出于好奇就把你剖开，或觉得在你被“麻醉”之前就开始动手术是很有趣的事情。据说在浴室那边有一间小小的手术室，关于这间手术室有许多黑色的传闻，据说里面总是传出可怕的鬼哭狼嚎。我找不到这些传闻的佐证，这些显然都是胡说八道，但我确实看到两个实习生对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子施行了平时对付费病人没办法施行的对身体有害的实验，几乎把他给宰了（我离开医院的时候他已经奄奄一息了，但可能后来康复了）。在世的老一辈人以前都相信在伦敦的某些大医院，病人会被宰掉以提供解剖标本。在X医院我没有听到类似的传闻，但我想那里有些人会觉得这是可信的。因为它是一间没有保留十九世纪的治疗方式但保留了十九世纪的氛围的医院，而这就是它的有趣之处。

过去半世纪左右的时间里，医生与病人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如果你去读十九世纪前半叶的文学作品，你会发现医院普遍被视为如同监狱一样的地方，而且还是老式的地牢监狱。医院就是充斥着肮脏、折磨和死亡的地方，就像是陵墓的前厅。不到万念俱灰的地步，没有人会想进这么一个地方治病。特别是在上世纪初叶，那时候医学比以前更加大胆，但疗效却没有取得进展，普通人对医生这个行业十分害怕敬畏，特别是外科手术，它被视为令人毛骨悚然的施虐行为，而解剖得在掘墓人的帮助下才能进行，被误会与巫术有关。从十九世纪开始你可以看到以医生和医院为主题诞生了许多恐怖小说。想想老迈可怜的乔治三世，老眼昏花地看到他的医生走近要“给他放血直到他晕倒为止”时，吓得全身颤抖求饶的样子！想想鲍勃·索耶和本杰明·艾伦⁽⁴⁾之间的对话，这并不是滑稽搞笑！再想想《沉沦》和《战争与和平》中的战地医院或梅尔维尔的《白大褂》中那幕震撼的截肢描写！甚至连十九世纪的英国小说里那些医生的名字也很有意思：斯拉瑟⁽⁵⁾、卡沃尔⁽⁶⁾、索耶⁽⁷⁾、菲尔格雷夫⁽⁸⁾等等，还有那些绰号“锯骨”什么的，既有趣又可怖。反手术的传统或许在丁尼生的诗作《儿童医院》里得到最淋漓尽致的体现。这首诗的创作时间应该是在1880年，却写得好像是在氯仿发明之前的年代。而且，有必要对丁尼生在这首诗里所展现的想法进行讨论。当你想到不施麻醉的手术是什么情状时，很难不对那些想要施行手术的人的动机表示怀疑，因为那些学生所热切期盼的血淋淋的恐怖（“要是斯拉瑟动手的话，肯定酷毙了！”）被承认是没有意义的事情。病人即使没有被吓死也会死于坏疽，而这被视为天经地义。即使到了现在，有些医生的动机还是很值得怀疑。任何疾病缠身或听过学医的人聊天的人都知道我是什么意思。但麻醉剂是一个转折点，而消炎药是另一个转折点。如今世界上大概没有什么地方你会看到像阿克塞尔·曼特⁽⁹⁾的《桑·米歇尔的故事》里描写的那种场景了。那个戴着高礼帽、穿着双排扣常礼服的狰狞的外科医生，浆硬的胸衣溅满了鲜血和脓液，用同一把刀宰割了一个接一个的病人，将残肢断臂堆放在手术桌一旁。而且，国家健康保险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把工人阶级的病人当叫花子看待，认为他们不值得关注的观念。在本世纪初的好些年里，那些大医院里“不付钱”的病人不施麻醉就被拔牙仍是很普遍的现象。他们没有给钱，所以他们凭什么能享受麻醉呢——这就是当时人们的看法。这一看法也改变了。

但是，每一个社会制度总是保留着过去的回忆。吉卜林的阴影仍在兵营里流连，走进一间济贫院就会想起《雾都孤儿》。最早的时候，医院是麻风病人和类似的人死在里面的看守所，而且它们一直是医学院实习生通过向穷人的身体开刀掌握医术的地方。你仍然能够从这些阴森恐怖的建筑物中隐约察觉到它们的历史。就我在英国医院所受到的待遇而言，我不会多加抱怨，但我知道人们本能地想尽量远离医院，特别是远离公共病房。无论法律是怎么规定的，无疑你对治疗自己的方式并没有多少控制，你更加无法肯定他们不会在你身上进行无聊的试验，尤其是当你只能“要么照规矩做，要么出院”时。能死在自己家里的床上是一桩福气，要能死于忙碌就更好了。无论医院有多么关怀病人，效率有多高，每间医院的死亡事故都会有某个残酷肮脏的细节，这个忙碌、拥挤而且没有人情味的地方每天都会有人死在陌生人的面前，总会有什么事情小得难以启齿，却又留下极其痛苦的回忆。

那些赤贫的人或许仍然对医院怀有恐惧，在我们所有人身上，这一恐惧直到最近才消失。它是我们的意识表层下的阴暗一角。前面我说过，当我走进第十医院的病房时，我有一种奇怪的、熟悉的感觉。当然，里面的情景让我想起了十九世纪的恶臭熏天、充满痛苦的医院，虽然我从未亲眼目睹过，但我耳熟能详。有什么事情，或许是那个穿着黑大褂拎着脏兮兮的黑包的医生，或许只是那股恶心的味道，勾起我对丁尼生的那首诗《儿童病院》的回忆，这首诗我已经有二十年没有想起过。碰巧的是，在我童年时有一个病恹恹的护士大声地念这首诗给我听，她的工作生涯应该就是丁尼生写这首诗的时候。对她来说旧式医院的恐怖和折磨仍历历在目。读着这首诗时我们都不寒而栗，然后我似乎把它给忘了。就连它的名字似乎也无法让我想起什么。但是，第一眼看到那间昏暗的、嗡嗡作响的床铺紧挨着的病房时，那段思绪突然间被勾起了，然后到了第二天晚上，我发现自己记起了那首诗的内容和氛围，许多行诗都记得完完整整。

(1)　刊于1946年11月6日《现在》。

(2)　由法国科学家热内·安托内·弗查特·列奥米尔（René Antoine Ferchault Réaumur, 1683—1757）设立的温度体系，以标准大气压下水的冰点为0度，沸点为80度。

(3)　指莎拉·甘普（Sarah Gamp），狄更斯作品《马丁·崔述伟》中的一位护士，工作马虎邋遢，总是酗酒。

(4)　鲍勃·索耶与本杰明·艾伦，《匹克威克外传》中的一对医生。

(5)　斯拉瑟（Slasher）的英文原意是断木机。

(6)　卡沃尔（Carver）的英文原意是切肉机。

(7)　索耶（Sawyer）的英文原意是锯木机。

(8)　菲尔格雷夫（Fillgrave）的英文原意是填坟。

(9)　阿克塞尔·马丁·弗雷德里克·曼特（Axel Martin Fredrik Munthe, 1857—1949），瑞典内科医生、精神病医生，曾撰写自传性作品《桑·米歇尔的故事》。

迈向欧洲统一⁽¹⁾

如今社会主义者感觉就像一个正在治疗一个绝症病人的医生。作为一个医生，他的责任是让病人活下来，因此他必须设想病人还有一丝康复的希望。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他的责任是尊重事实，因此他只能承认病人或许救不活了。作为社会主义者，只有在认为社会主义能够成立的前提下，我们的奋斗才有意义，但如果我们停下来对前景进行思考，我想我们必须承认成功的机会很渺茫。如果我是一个书商，抛开我自己的愿望不谈，只是衡量可能性的话，我认为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文明会有难以为继的危险。在我看来，我们将面临三种前景：

第一，美国人将决定趁他们有原子弹而俄国没有原子弹的时候动用这一武器。它将消除现在苏联所造成的威胁，但这将会促使新的帝国成立，造就新的敌人，引发更多的战争和动用更多的原子弹等等。我觉得这一前景发生的可能性最小，因为一个仍然崇尚民主的国家很难犯下先发制人这种罪行。

第二，当前的“冷战”将一直持续下去，直到苏联和其他国家也拥有了原子弹。然后，还没等人们喘过气来，嗖！火箭发射了。砰！炸弹爆炸了。世界上各个工业中心被夷为平地，或许根本无法重建。即使有一个或几个国家从这么一场战争中幸存下来，成为技术性的胜利者，或许机器文明将无法再度重建。因此，世界上再一次只剩下几百万或几亿人口，过着农耕文明的生活。或许几代人之后，过去的文明只有熔化金属的知识得以恢复。这或许不失为一个好的结局，但它与社会主义一点关系也没有。

第三，被原子弹和其它即将被研发出来的武器所激发的恐惧如此之大，所有的国家都避免使用它们。在我看来这似乎是最糟糕的解决办法。这意味着世界将被两三个超级大国所瓜分。这些超级大国无力征服对方，也无法通过内部起义将其推翻。它们的社会结构将很有可能是等级森严的，最顶端是半神化的特权阶层，最底层是彻底的奴隶阶层，对自由的摧残将会达到空前的地步。每一个超级大国内部都保持着必要的精神氛围，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并与敌对的国家进行着持久的虚假战争。这样的文明可能可以保持数千年之久的稳定。

我所列举的大部分危险早在原子弹发明之前就已经存在并被预见了。避免这些危险的唯一出路在我看来，就是在某一个地方建立大规模的社区，生活在那里的人们过着自由快乐的生活，生命的主要动机不是追求金钱或权力。换句话说，必须在某片广阔的地区建立起民主社会主义。但在近期内能够让这个目标成立的唯一的地方就是西欧。除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民主社会主义的传统只能存在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瑞士、低地国家、法国、英国、西班牙和意大利，而即使在这些国家，它的地位也很不牢靠。只有这些国家仍有相当数量的人认同社会主义，对他们来说，社会主义与自由、平等和国际主义是紧密相连的。其他地方要么没有根基，要么是在挂羊头卖狗肉。在北美，民众对资本主义体制觉得很满意，当资本主义体制开始崩溃时，没有人知道他们会何去何从。苏联推行的是寡头集体主义体制，建立民主社会主义与统治苏联的一小撮人的意愿是相左的。“社会主义”这个词甚至还没有深入地传播到亚洲。亚洲民族主义者的运动要么是骨子里带着法西斯主义的味道，要么就是向莫斯科看齐，要么二者兼而有之。当前所有的有色人种运动都带着神秘的种族主义色彩。南美洲的大部分地区情况大致上很相似，非洲和中东也是如此。社会主义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但即使只是一个理念，现在也只存在于欧洲。当然，社会主义只有传遍整个世界才能说它真的成立了，但这个过程必须在某个地方开始。除非在西欧各国成立联邦，然后转变成社会主义共和国，放弃对殖民地的依赖，否则我想象不出社会主义该如何开始。因此，在我看来，一个欧洲社会主义合众国是当前唯一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这么一个联邦国家将拥有2.5亿人口，包括或许世界上一半的产业技术工人。不用说我也知道要促成这件事的难度极大，令人生畏，待会儿我会列举出其中的一部分事项。但我们不应该认为这是本质上不可能实现的事情，或那些彼此之间千差百异的国家不会主动团结在一起。比起苏联或大英帝国，成立欧洲共同体反倒更有可能实现。

现在谈谈促成欧盟的困难。最大的困难是各国人民的冷漠和保守，他们对危险茫然无知，他们无法想象新的事物——一言以蔽之，就像伯特兰·罗素前不久所说的，人类不愿意默许自身的存续。但还有其它活跃的有害的力量在阻碍欧洲的统一，还有欧洲各国人民赖以维持生活水平的经济关系，而这与真正的社会主义是背道而驰的。我会列举在我看来的四个主要障碍，并对每一个进行尽量简短的解释：

第一，俄国的敌意。对于不受他们控制的任何欧洲同盟，俄国人都会抱以敌意。无论是伪装还是真正的原因都显而易见。因此，你必须考虑到一场先发制人的预防性战争的危险，还有就是对那些小国的系统性恫吓，以及各国共产党人的破坏活动。最大的危险是欧洲的群众继续相信俄国的神话。只要他们仍然对其抱有信仰，建立社会主义欧洲的理念就无法拥有足够的吸引力来号召他们进行必要的努力。

第二，美国人的敌意。如果美国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当它需要出口市场时，它可无法以友善的眼光看待一个社会主义的欧洲。当然它不会像苏联那样以武力进行干涉，但美国方面的压力会是重要的因素，因为它能轻易地影响英国，而英国是欧洲唯一不受俄国左右的国家。自1940年以来，英国一直与欧洲独裁者们对着干，而代价就是，英国几乎成为了美国的附庸。事实上，只有英国放弃成为欧洲外部的另一极力量这个幻想，它才能摆脱美国。那些说英语的自治领、除了非洲之外的殖民地，甚至包括英国的石油供应，都掌握在美国人的手中。因此，美国反对欧盟的组建，将英国拉出去的危险总是存在。

第三，帝国主义。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一直在通过直接或间接剥削有色人种享受着高标准的生活水平。官方的社会主义宣传从来没有清楚地解释这一关系，他们没有告诉英国的工人，以世界的标准去衡量，他们的生活水平在收入水平之上，而是引导他们认为自己是辛劳过度饱受蹂躏的奴隶。在各个地方的民众心目中，“社会主义”意味着更高的工资、更短的工时、更好的住房条件、全面的社会保险等等。但要是我们放弃通过殖民剥削所获得的好处的话，这些都是无法实现的。一个国家的财富无论多么平均地分配，如果整体收入下降的话，工人阶级的生活标准一定会随之下降。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一定会有漫长而不安的重建时期，而民意对此毫无准备。但与此同时，如果欧洲国家想要在本土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它们就必须停止海外的剥削。走向社会主义欧盟的第一步是英国退出印度。但这将会导致别的事情发生。如果欧洲合众国希望实现自给自足，并能与俄国和美国相抗衡，它就必须包括非洲和中东地区。但这意味着那些国家的当地人民的地位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摩洛哥、尼日利亚或阿比西尼亚将不再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而是成为与欧洲各国平起平坐的自治共和国。这意味着观点的改变和艰苦复杂的斗争，只能通过流血事件才能得到解决。当痛苦来临时，帝国主义的力量将变得格外强大，如果英国工人所接受的教育就只是从物质主义的角度去理解社会主义，或许他们最终会决定继续当一个帝国主义强权国家会比较好，即使代价是沦为美国的附庸。欧洲的所有民族，至少是那些准备结盟的民族，将会在不同程度上面对同样的选择。

第四，天主教会。随着东西方的斗争变得越来越露骨，民主社会主义者和反动势力将被迫联合起来组成人民战线的危险也出现了。教会势力最有可能成为两者之间的桥梁。不管怎样，教会将尽一切努力阻止欧洲走向联合的运动。教会势力危险的一面在于，它并非普通意义上的反动势力。它并不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或现存的阶级体制联系在一起，不一定会和它们一起步入毁灭。它完全可以接受社会主义，或装出可以接受社会主义的样子，只要它自己的地位能得到保证。但它如果能作为一个势力庞大的组织存在下去的话，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将不可能实现，因为教会势力一直在反对思想和言论自由，反对人类平等，反对任何形式的社会倡导人间的快乐。

当我想到这些和其它困难，当我想到必须实现的精神上的巨大调整时，建立欧洲社会主义合众国的希望在我看来似乎极其渺茫。我不是说在被动意义上人民大众还没有做好准备。我是说，我没看到哪个个体或群体拥有掌握权力的微弱机会，与此同时还能够拥有想象力，明白需要做哪些事情，并要求他们的追随者作出必要的牺牲。而且我现在看不到其它有希望的目标。我曾一度认为可以将大英帝国改造成为各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联邦，但就算机会真的存在过，我们不肯解放印度和对有色人种的态度让这个机会白白逝去了。或许欧洲已经没有希望了，从长远的角度看，印度或中国可能将建立起更为优越的社会体制。但我相信短时间内民主社会主义只能在欧洲成为现实，阻止原子弹的坠落。

当然，即使不容乐观，至少有理由在某些事情上暂时不下悲观的定论。有一件事情对我们有利，那就是，大规模战争在短期内应该不会爆发。我想我们可能会面临达到发射火箭程度的战事，但不会是军事动员规模高达上千万人的战争。目前无法维持大规模的军队。这种情况或许会持续上十年甚至二十年。这段时间里可能会发生意料不到的事情。比方说，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运动可能第一次在美国兴起，因为虽然“资本主义”似乎就像眼睛或头发的颜色那样的人种特征一样是无法改变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资本主义本身显然已经没有希望，我们不能过早地认定美国的下一次变革将不会朝好的方向迈进。

还有，我们不知道苏联会发生什么变动，战争会不会为了下一代人而延迟。在苏联社会，思想发生激进改变似乎可能性不大，不仅是因为那里没有公开的反对势力，还因为苏联政府全面控制了教育和新闻等等，刻意阻止在自由社会似乎司空见惯的一代人与另一代人之间的思想摇摆。但我们都知道一代人反对上一代人的理念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即使人民内务委员会也没办法将其根除。如果是那样的话，到1960年前后就会有数百万年轻的俄国人对独裁体制和表示忠诚的阅兵感到厌倦，渴望更多的自由，对西方表示友好。

又或者，如果世界被三个不可征服的超级大国所瓜分，由英美统治的那一个地区将仍有强烈的自由传统，让生活不至于太难挨，甚至留下进步的希望。但这些都只是猜测。按此我所能做的预测就是：前景非常灰暗，任何严肃的思考都应该以这一事实作为出发点。

(1)　刊于1947年6月《党派评论》。

克里什纳·梅农⁽¹⁾小介⁽²⁾

刚刚在伯林顿府进行的印度艺术展会让一个人感到很骄傲，他就是文格利尔·克里什南·克里什纳·梅农先生，印度自治领驻伦敦的高级专员。他的这个新职务和此次艺术展是英国与印度之间友好关系的象征，在他生平的早年或许他根本无法想象这种关系。英国人总是认为梅农先生是一个造反派，打入他们的内部反抗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多年来，他们一直看到他在斯特朗大街165号的印度联盟旧办公地址从事政治活动。

梅农于1924年来到英国，当时年仅26岁。从他的政治启蒙老师安妮·贝桑夫人⁽³⁾那里他对英国有了深入的了解。他研究过伯尔克⁽⁴⁾、米尔⁽⁵⁾和莎士比亚，让他很想看看这个陌生的国度，那里诞生了这些经典名著，却又让他的亿万同胞沦为二等公民。当时他想着六个月后就返回印度，结果，他一直留在英国，很少返回印度，而且每次回国都只作短暂停留。

他身材高大，神情严肃，相貌很有古典气质，是一个天生的禁欲者：他不抽烟不喝酒，终生未婚，严格奉行素食主义。几个月前搬进位于奥德维奇的华丽的印度公馆之前，他一直住在卡姆登镇小巷内的一处包床位和早餐的狭小公寓中。从1934年开始到前不久他受工党任命进入圣潘克拉斯镇理事会为止，他一直活跃地从事劳工运动，与艾伦·威尔金森⁽⁶⁾在艰苦的“饥饿游行”岁月里紧密合作。

1939年，他当选工党在邓迪的议席候选人，但在战争那几年因为不满工党对印度的政策而退党，因为他一直将印度摆在第一位。1945年工党大会不顾委员会的建议，通过了著名的“印度独立方案”后，他重新加入工党。

童年时的他在卡利库特的街头流连，那里盛产黑胡椒和椰子，火车行经一片片延绵至海边的种植园。从那时候起，梅农就梦想着印度获得自由。他一家人都有反抗因子，他的父亲是一名律师，却瞧不起英国人制定的法律。他的大姐与性别歧视作斗争，进了一所之前只接受男生的中学。

从总统学院毕业后不久，梅农加入了贝桑夫人的“本土自治运动”，被她挑选为青年义务干事之一。他在贝桑社区公社生活和工作了五年，后来离开那里，原因是他要去英国。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勒奇沃斯的圣克里斯朵夫学校教历史，自己到伦敦经济学院上夜校，以一等荣誉学位毕业，并获得伦敦大学的教育学证书。然后他到伦敦大学学院从事了一段时间的心理学实验研究，获硕士学位，然后回到伦敦经济学院，成为拉斯基教授⁽⁷⁾的得意门生之一，并在他了不起的学业荣誉中增加了经济学硕士学位。

但是，他更倾向于从事一份独立职业，而不是当一名教师。接下来，他通过了律师学院的考核，成为一名律师。他在律师公会执业，但事业算不上非常成功，或许是因为法律对他来说只是一个善妒的情妇，而他最爱的一直是政治。他很有口才，很快就在工党圈子里出名，成为印度问题的权威。1929年他当选为印度联盟的总书记，当时那只是一个同情印度的左翼人士如兰斯伯利⁽⁸⁾、里斯-史密斯⁽⁹⁾、佩斯克-劳伦斯⁽¹⁰⁾等人聚会和热情的印度青年谈论印度问题的俱乐部。梅农将印度联盟改造成一股政治力量，不久之后，国大党认可它作为他们在欧洲的主要喉舌。

1935年，潘迪特·尼赫鲁来到伦敦，对梅农的工作大加赞赏，两人结下深厚友谊，从未闹过别扭。当然，随着尼赫鲁逐渐成为政治明星，梅农的声望也与日俱隆。去年尼赫鲁成为印度副总统掌管临时政府时，他立刻任命梅农为他在欧洲的私人使节，然后安排他进入联合国大会，担任印度使团代表。之后，尼赫鲁成为印度总理，梅农被任命为印度在圣詹姆斯宫的代表。

但是，如果你以为梅农只是尼赫鲁的代理人，那你就错了。他是一个靠自己奋斗成功的人，拥有令人倾倒的人格魅力，无论从事何种职业，都能够出人头地，很有可能将进入议会。他的英语文笔和口才一样好，出过几本书和无数宣传册，是鹈鹕丛书及二十世纪丛书的第一任编辑，对于一位印度人来说，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梅农的个人生活不为人所知。他交往广泛，但朋友倒不是很多。人们要么崇拜他，要么谴责他，但很少有人能够打开他的心锁。他对别人的反应很敏感，而且会影响他的自信。他总是戒心很重。只有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他才能够放松自己。

梅农似乎对下属的要求很严苛：他有着几乎像库松⁽¹¹⁾一样对细节的热情，喜欢将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他永远不知疲倦，总是上午八点就开始工作，一天工作十八小时是家常便饭。但他这辈子经历过大起大落，了解人间疾苦，他的决断要比他的样貌更加宽和。虽然他没有伤害过多少人，但确实有一些人在尝试败坏他的名誉。

由于他批判政府的经历，许多人以为他不喜欢英国人，但这根本不是真的。事实上，他在英国比其它任何地方都更加自在。他与英国人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对他们非常了解，真心喜欢上了他们。他与蒙巴顿勋爵⁽¹²⁾及其夫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对他的品格和节操评价甚高。我们可以相信，这位之前的反叛者将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增进他的祖国与我们的祖国之间的新的盟友关系——因为，他一直期盼的建立在国家自由基础上的结盟已经实现了。

(1)　文格利尔·克里什南·克里什纳·梅农（Vengalil Krishnan Krishna Menon, 1896—1974），印度外交家、政治家，曾担任印度国防部长、印度驻联合国代表等职务。

(2)　刊于1947年11月30日《观察者报》。

(3)　安妮·贝桑（Annie Besant, 1847—1933），英国女权活动家，为爱尔兰独立与印度独立作出许多贡献。

(4)　埃德蒙德·伯尔克（Edmund Burke, 1729—1797），爱尔兰裔英国政治家，辉格党人，曾支持美国独立革命和反对东印度公司对亚洲的剥削。

(5)　詹姆斯·米尔（James Mill, 1773—1836），苏格兰经济学家、政治家、历史学家，著有三卷本《英属印度史》。

(6)　艾伦·西斯利·威尔金森（Ellen Cicely Wilkinson, 1891—1947），英国工党政治家，曾担任英国教育部长，于1936年10月发起由失业者与穷人组成的杰罗游行。

(7)　哈罗德·约瑟夫·拉斯基（Harold Joseph Laski, 1893—1950），英国学者、作家，曾于1945—1946担任英国工党主席，伦敦经济学院教授。

(8)　乔治·兰斯伯利（George Lansbury, 1859—1940），英国工党政治家，曾于担任工党领袖，《每日先驱报》创建人之一，代表作有《你对贫穷的贡献》、《俄国见闻》等。

(9)　海斯廷斯·伯特兰·里斯-史密斯（Hastings Bertrand Lees-Smith, 1878—1941），英国工党领导人，在艾德礼担任英国首相时接掌英国工党。

(10)　弗雷德里克·威廉·佩斯克-劳伦斯（Frederick William Pethick-Lawrence, 1871—1961），英国工党政治家，曾担任英国财政大臣、英属印度及缅甸大臣。

(11)　乔治·内森尼尔·库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 1859—1925），曾于1899至1905年担任英国驻印度总督，任内在印度进行了多项深入改革。

(12)　路易斯·蒙巴顿（Louis Mountbatten, 1900—1979），英国军人、政治家，曾担任印度总督，并提出印巴分治方案。

马克思与俄国⁽¹⁾

“共产主义”这个词不同于“法西斯主义”，它从未沦落到一个毫无意义可言的贬义词的地步。但是，它的意思确实很含糊，至少意味着两个几乎没有关联的事物：一个是政治理论，而另一个是并没有将其理论应用于实践的政治运动。表面上看，共产主义情报局⁽²⁾的所作所为似乎比马克思的预言更为重要，但正如约翰·普拉孟纳茨⁽³⁾先生在他近期出版的小册子里所提醒我们的，共产主义原来的愿景绝不能被遗忘，因为它仍然给予数百万追随者以信念和行动的动力。

“共产主义”原本指的是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以“按需分配”的原则为基础。马克思认为它是历史进程不可避免的阶段。社会将会逐渐分化为一小撮有产阶层和一个庞大的被剥夺财产的阶层，有一天，几乎是出于自发，那些被剥夺财产的人将会掌握权力。马克思逝世后刚过了几十年就爆发了俄国革命，它的领导人自信并自称是马克思最忠实的信徒。但他们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他们将导师的许多教导抛到了九霄云外。

马克思预言革命将率先在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发生。显然，这一看法现在被证明是错误的，但他所预言的革命无法在像俄国这样的产业工人只是一小部分人的落后国家发生，在这个意义上他是对的。马克思预言强大的无产阶级将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一小撮反对者，然后通过选举代表实行民主统治。但在俄国实际发生的是，一小撮没有阶级的职业革命人士掌握了权力，他们自称代表了人民群众，但并非由他们选举产生，也并没有真的对人民群众负责。

根据列宁的观点，这是不可避免的。他和他的党员必须掌握权力，因为只有他们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继承人，而他们显然无法通过民主的方式掌权。“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由少数知识分子通过恐怖手段实施专政。革命被拯救了，但从那时起，俄国共产党走上了如果列宁在世或许会反对的方向。

置身俄国共产党的处境，他们必须演变成长期执政的统治阶层或寡头统治阶层，不依靠出身，而是通过培养新人进行传承。因此他们不能承受反对派成长壮大的风险，他们绝不允许严肃认真的批评。而由于他们消灭了批评，他们总是犯下原本可以避免的错误。然后，因为他们不能承认自己要为错误负责，他们必须寻找替罪羊，有时候甚至进行大规模的搜捕。

结果就是，随着政权渐渐牢固，独裁体制也变得越发严密，比起三十年前，俄国与奉行平等的社会主义渐行渐远。但是，约翰·普拉孟纳茨先生正确地警告我们，我们时时刻刻都不应该以为原来的热情已经褪色了。共产党员或许会背离他们的目标，但他们并没有失去其本色。只有他们才是人类的拯救者这一信念从未遭受质疑。在1935年到1939年和1941年到1944年间，很多人相信苏联已经抛弃了世界革命的理念，但是，现在已经清楚，情况并不是这样。这个理念从未被放弃，只是进行了修正，“革命”渐渐地意味着“征服”。

在一本如此简短的书里，不可避免地，约翰·普拉孟纳茨先生只能对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进行阐述，几乎没有提及苏联境外的共产党所扮演的角色和特征。而且他几乎没有提到俄国政权会不会或能不能自发变得更加自由化这个问题。最后这个问题至关重要，但由于没有先例可循，答案只能猜测。

与此同时，我们正面对一个世界性的政治运动，对西方文明的存在构成了威胁，它并没有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步入堕落而失去活力。约翰·普拉孟纳茨先生阴郁地总结道，虽然苏联并不一定会挑起对西方的战争，但它的统治者认为生死存亡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绝不会与他们视为天敌的人达成真正的共识。显然，正如斯蒂芬·金-霍尔⁽⁴⁾司令在序文中所说的，如果我们要与共产主义作战，我们必须先去了解它。但除了了解它之外，还有一个问题更为困难，那就是让他们了解我们，通过某种方式让俄国人民了解我们的观点——但似乎还没有多少人严肃地思考过这个问题。

(1)　刊于1948年2月15日《观察者报》。

(2)　共产主义情报局（Cominform），全称为Communist Information Bureau，创立于1947年，是共产国际解体后第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官方机构，于1956年华约组织成立后解体。

(3)　约翰·佩特洛夫·普拉孟纳茨（John Petrov Plamenatz, 1912—1975），英国政治哲学家，代表作有《共识、自由和政治责任》、《什么是共产主义》等。

(4)　威廉·斯蒂芬·理查德·金-霍尔（William Stephen Richard King-Hall, 1893—1966），英国海军军官、作家，代表有《命运之子》、《核武器时代的强权政治》等。

作家与利维坦⁽¹⁾

在一个由国家实施控制的时代里作家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这个问题已经进行了相当广泛的讨论，但仍然没有相关的证据。在此我对国家资助艺术这个问题不予评价，只是想指出，由什么样的国家统治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当前的思想氛围：也就是说，在这个背景下，一部分取决于作家与艺术家们本身的态度，以及他们是否愿意让自由主义的精神活下去。如果再过十年我们发现自己在某个像日丹诺夫的人物面前卑躬屈膝，那或许是因为我们活该如此。显然，现在英国的文坛已经对极权主义有着强烈的认同感。但在此我所关心的并不是类似共产主义这种有组织和有意识的运动，而只是政治思想和需要选择政治阵营对怀着良好愿望的人们的影响。

这是一个政治风起云涌的年代。我们每天所想的就是战争、法西斯主义、集中营、橡胶警棍、原子弹之类的事情，并以它们为主题撰写文章，即使我们并没有公开地说出这些事情。我们没办法不这么做。当你置身于一艘正在下沉的船上时，你一心想的就只有船就要沉了这件事。但不仅我们的创作主题变得狭隘了，就连我们对文学所持有的态度也蒙上了表忠心的色彩，但至少我们时不时都会意识到这根本与文学无关。我经常觉得即使是在最好的时候，文学批评也是很虚伪的事情，因为它没有任何为人所接受的标准——任何能够赋予像“某本书是好书，而某本书是劣书”这样的话以意义的外部参照——任何文学评判都是在制订一套为本能偏爱进行辩护的规则。读者对于一本书真正的反应，假如真有反应的话，总是“我喜欢这本书”或“我不喜欢这本书”，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对其作出合理化的解释。但我认为“我喜欢这本书”并不是有违文学的反应，有违文学的反应是：“这本书和我的立场一致，因此我必须从中发掘出优点来。”当然，当一个人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褒扬一本书时，他可能是真心的，因为他确实对它非常认同。但也有可能是党内团结要求他编造出一个谎言，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任何为政治刊物写过书评的人都很了解这一点。大体上，如果你为一份你认同的报纸撰写文章，你的罪责是为政治卖命，而如果是为一份持反面立场的报纸撰写文章，你的罪责就是政治上的不作为。基本上，无数引发争议的支持或反对苏俄的书籍、支持或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书籍、支持或反对天主教会的书籍等等，在被阅读之前就已经被下了结论——事实上，在它们被写出来之前就已经有了结论。你一早就知道它们会在什么样的刊物上得到什么反应。然而，有时候甚至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虚伪就会浮现，你会假装真的在应用文学标准加以判断。

当然，政治对文学的影响这种事情注定是要发生的。即使极权主义这个特殊的问题没有出现，它也肯定已经发生了，因为比起我们的父辈，我们心怀内疚。我们了解到这个世界上严重的不公和悲惨，我们带着罪恶感觉得一个人必须为这种情况做点什么，而这使得以纯粹的审美意趣对待生命变成了不可能的事情。如今没有人能像乔伊斯或亨利·詹姆斯那样一心一意地投身于文学事业。但不幸的是，接受政治上的责任感如今意味着屈服于正统观念和“党派纲领”，而这意味着怯懦和虚伪。与维多利亚时代的作者不同，我们的劣势在于，我们生活在壁垒分明的政治意识形态中，总是一下子就知道什么样的思想是异端思想。一个当代文学知识分子总是在担惊受怕中生活和写作——事实上，他害怕的不是更广泛层面的公众意见，而是自己的小群体内的共同意见。大体上，幸运的是，群体不止一个，但在任何时候总是有居于主导地位的正统观念，要与正统观念为敌不仅需要硬着头皮，而且有时候意味着有好几年的时间收入锐减。显然，过去这大约十五年来，占据主导地位的正统思想，尤其是在年轻人中盛行的思想，一直是“左翼”思想，鼓吹“进步”、“民主”和“革命”，而你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被贴上的标签则是“资产阶级”、“反动派”和“法西斯分子”。如今几乎每个人，甚至包括大多数天主教信徒和保守派，都是“进步分子”，或者至少希望别人认为他们是“进步分子”。据我所知，没有人会自称是“资产阶级人士”，就好像没有哪一个略通文墨的人听说过反犹主义这个词后会承认自己有反犹倾向。我们都是优秀的民主人士、反法西斯反帝国主义的斗士，蔑视阶级差别，不受肤色歧视的影响，等等等等。当前的“左翼”正统思想要比二十年前兴盛一时、极其势利虚伪的保守派正统思想要好一些，这是没有多少疑问的——当时《标准》与《伦敦信使》（水平要稍低一些）是主流的文学杂志——因为至少它所隐含的目标是许多人真正想要的富有生命力的社会形态。但它也有其谬误，而由于这些谬误无法被承认，这就使得对某些问题进行严肃的讨论成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整个左翼意识形态，无论是符合科学的内容还是乌托邦式的内容，都是由那些无望获得权力的人构想出来的。因此，它是一套极端的意识形态，完全蔑视君主、政府、法律、监狱、警察、军队、旗帜、前线、爱国主义、宗教、传统道德——事实上，蔑视一切现存的体制。在人们的记忆中，所有国家的左翼力量都在与貌似不可战胜的暴政进行着斗争，很容易就以为只要资本主义这个暴政被推翻，社会主义就会随之成立。而且，左翼人士继承了自由主义的一些值得怀疑的信念，比方说“正义必胜”、“多行不义必自毙”或“人性本善，是环境造就了坏人”等等。这种完美主义的意识形态在我们几乎所有人身上一直存在，我们打着它的旗号抗议工党投票同意赋予英国国王的儿女丰厚的年金收入，或在国有化钢铁厂这个问题上表现犹豫。但我们的脑海也形成了一系列从未说出口的自相矛盾的想法，这是源于我们在现实中栽了好多个跟头。

第一个大跟头是俄国革命。出于复杂的原因，整个英国左翼团体都被迫接受俄国政权的性质是“社会主义”，但私底下都知道它的精神和做法其实与英国本土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完全背道而驰。因此就出现了某种思想精神分裂症，像“民主”这些词汇可以有两种不可协调的意思，而集中营和大规模迁徙这种事情既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对左翼意识形态的第二个打击是法西斯主义的崛起，这动摇了左翼人士的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但没有明确地重新树立信念。德国人的扩张让欧洲人明白了殖民地人民一早已经明白的道理，那就是：阶级仇恨并非那么重要；还有就是：有一种东西叫做民族利益。希特勒上台后，再说什么“你的敌人就是你自己的国家”和“国家独立没有价值”就很不靠谱了。但是，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一点，并且在必要的时候作出行动，我们仍然觉得要大声说出这一点是变节行为。最后要说的是，最困难的事情是现在左翼势力已经掌权，必须承担责任，作出真正的决策。

左翼政府总是令他们的支持者感到失望，因为即使他们所承诺的繁荣昌盛是可以实现的，那总是需要经过一段令人不安的过渡时期，而之前对此几乎没有提及。眼下我们看到我们的政府陷入绝望的经济困境，与他们过去的宣传进行斗争。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危机并不像地震那样是意料之外的灾难，也不是战争引起的，但战争只是加速了它的产生。早在几十年前就可以预见到这种事情将会发生。自从十九世纪开始，我们的国家收入就依赖海外投资的收益和殖民地国家的市场与廉价原材料，这是非常不牢靠的。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情况迟早会出问题，我们将会被迫让出口和进口取得平衡，而当这种事情发生时，英国人的生活标准，包括劳工阶层的生活标准都会降低，至少暂时会是这样。但即使在那些左翼政党激烈地抨击帝国主义的时候，他们也没有阐明这些事实。有时候他们愿意承认英国工人在某种程度上从对亚洲和非洲的掠夺中受益，但他们总是让事情看上去好像我们可以放弃掠夺，却仍保持繁荣昌盛。事实上，工人们拥戴社会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社会主义让他们知道自己受到了剥削，但残酷的真相是，在世界范围内他们是剥削者。现在，工人阶级的生活标准显然将不可能得以保持，更别说得到提高了。就算我们消灭了富人，广大群众还是得减少消费或增加生产。我是不是夸大了情况的恶劣程度？或许是吧，如果能证明我是错的，我会觉得很高兴。但我希望阐明的重点是，信奉左翼意识形态的人是无法严肃地探讨这一问题的。降低工资和增加劳动时间被认为是反社会主义的做法，因此早就被否决了，无论经济情况是什么样的。指出它们或许不可避免只会是冒着被扣上我们都害怕的帽子的危险。更加安全的做法是回避这个问题，自以为我们可以通过调整现有的国家收入来解决问题。

接受正统观念总是意味着接受未解决的矛盾。譬如说，所有的有识之士都厌恶工业化及其产品，但他们都知道要征服贫穷和解放工人阶级就不能阻止工业化，而是要不断地推进工业化；或接受某些工作绝对有必要但只能通过强制手段才会有人去做这个事实；或接受没有强大的军队就无法推行有效的外交政策这个事实。你可以举出许许多多的例子。每一个这样的例子，其结论都非常明显，但只有一个人私底下对官方的意识形态怀有不忠时才能得出这一结论。通常的反应是把问题推到思想的角落里不予置答，然后继续重复着那些自相矛盾的流行口号。在各种评论和杂志中你不难找到这一思想的流毒。

当然，我不是说思想上的虚伪是社会主义者和左翼人士才有的现象或在他们身上最为明显。只是任何政治纪律似乎和文学的诚实都是水火不容的。这种情况在绥靖主义和个人主义之类的运动中也在所难免，虽然这些运动自称独立于通常意义上的政治斗争之外。事实上，任何以“主义”结尾的词汇都带着政治宣传的味道。集体忠诚是必需的，但这戕害了文学，因为文学是个人的创作。只要它们被容许影响创造性文学，即使只是消极的影响，结果不仅会是弄虚作假，而且会导致创作力的枯竭。

那应该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得总结说，每一个作家都必须“远离政治”呢？当然不是！不管怎样，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在当前这个时代，没有哪一个有思想的人士能真正地置身政治之外。我只是说，我们应该在政治与忠于文学之间划出一条比当前更清晰的界线，而且应该认识到愿意去做令人不快但必须去做的事情并不意味着有义务去囫囵接受总是伴随着它们的信仰。当一个作家参与政治活动时，他的身份应该是一个公民和人类，而不是一名作家。我认为他没有权利以情感为由，逃避那些平凡而肮脏的政治工作。和任何人一样，他应该做好在阴风阵阵的会堂里发表演讲，在人行道上写粉笔字，游说投票者，派发传单和有必要的情况下在内战中打仗的准备。但无论他如何为自己的政党卖命，他都不应该为它进行创作。他应该明确表示他的写作是独立的。而且他应该能够一边积极地予以配合，同时完全拒绝官方的意识形态，如果他选择这么做的话。他不应该因为某个思绪会引至异端思想而回头，他也不应该介意自己的非正统思想被别人察觉，这种事情总是会发生的。如果一个当代作家没有被怀疑有反动倾向，这或许证明他并不是一个好作家，就像二十年前如果一个作家没有被怀疑对共产主义抱以同情就证明他并不是一个好作家一样。

但这是不是说作家不应该被政治领袖所左右，而且不能就政治问题进行创作呢？我要再一次强调，当然不是！他当然可以用最直白的政治口吻写东西，如果他想这么做的话。但他只能以个人的身份，以局外人的身份，最多以正规军侧翼的一个不受欢迎的散兵游勇的身份这么做。这一态度和政治的功用是相行不悖的。比方说，你觉得某场战争应该赢下来，因此愿意参军打仗，但拒绝为战争撰写宣传材料，这是合乎情理的事情。有时候，如果一名作家是诚实的，他的作品和他的政治活动或许会自相矛盾。这种情况有时候确实不是好事，但是，解决的办法并不是捏造你的冲动，而是保持沉默。

也就是说，一个有创造力的作家，在遇到矛盾的时候，必须将自己割裂成两部分——似乎是失败主义或无聊敷衍的论调，但在实际生活中我不知道他还能怎么做。让自己关在象牙塔里是不好的事情，也不可能做到。向政党屈服，甚至向集体意识形态屈服则是毁了你作为作家的身份。我们知道这种困境很痛苦，因为我们了解参与政治的必要性，同时也知道那是多么肮脏下作的事情。我们大部分人仍然坚信每一个选择，甚至是每一个政治选择，都有善恶之分。我们也坚信如果一件事势在必行，那它就是正义之举。我想我们应该摈除这个属于幼儿园的想法。在政治考量中，你只能两害权衡取其轻，在有些情况下你只能化身为恶魔或疯子才能杀出重围。比方说，战争是必要的，但战争并不是正确或理性的举动。甚至连大选也不是什么愉快或有意义的盛事。如果你不得不参与这种事情，那你也得守住自己的底线——我认为你必须这么做，除非你是个老头、傻瓜或伪君子。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这个问题不会以同样的形式出现，因为他们已经过着分裂的生活。只有在闲暇的时候他们才能活出真正的自我，他们的工作与政治活动之间没有情感联系。大体上，他们也没有被以政治忠诚的名义要求在工作中贬低自己为工人。而这恰恰是对艺术家的要求，尤其是作家——事实上这是政治家们对他的唯一要求。如果他拒绝了，这并不表示他得被谴责为不活跃分子。他的一半，在某种意义上是完整的他，能像任何人一样，在有需要的时候毅然决然地采取行动，甚至是暴力的行动。但他的创作，如果它们拥有价值的话，总是他冷眼旁观的产物，记录下所做过的事情，承认它们的必要性，但拒绝在事关其真实本质的问题上被蒙骗。

(1)　刊于1948年6月《政治与文学》。利维坦（leviathan），也作利未雅坦，是《圣经》中记述的一种海上怪兽。英国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曾著有《利维坦》一书，以利维坦比喻掌握着强大力量的国家或政权。

对甘地的反思⁽¹⁾

圣人在被证明清白无辜之前总应当被认定是有罪的，但是，加诸他们身上的考验当然不一定都是一样的。在甘地身上，你想问的问题是：到底在何种程度上甘地受到虚荣心的驱使——知道自己是一个衣不蔽体的卑微老头，坐在祈祷的席子上，单凭其精神力量就足以撼动大英帝国——到底他对自己的原则作出了何种程度的妥协，参与了和胁迫与欺诈密不可分的政治？要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你必须深入地研究甘地的言行细节，因为他的整个生命就像是一次朝圣之旅，每一个行为都有其意义。但是，这本终止于二十年代的不完整的自传是有利于他的强有力的证据，而里面涵盖了他会称之为他曾经有过的堕落生活，让人了解到这位圣人或几近圣人的人物的内心世界，更增加了他的人格魅力。他是个非常精明能干的人，假如他愿意的话，本可以成为成功的律师、政府官员，甚至商人。

这本传记刚刚出版的时候，我记得我在某份印刷粗劣的印度报纸上读过开头的几个章节。它们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当时我对甘地本人并没有什么好感。和他联系在一起的事物——家纺的土布、“灵魂力量”和素食主义——很让人倒胃口。而他那套中世纪式的纲领在一个连年饥馑人口众多的落后国家显然是行不通的。而且英国人显然是在利用他，或以为自己正在利用他。严格来说，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他是敌人，但每一次危机他都会不遗余力地阻止暴力——在英国人的眼中这意味着阻止任何有意义的行动发生——他可以被认为是“自己人”。他们私底下有时候会冷嘲热讽地对此予以承认，而印度百万富翁的态度也是一样。甘地号召他们进行忏悔，比起一有机会就会剥夺他们的财产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他们当然更喜欢他。这一如意算盘从长远来说打不打得响实在让人怀疑。正如甘地本人所说的：“愚人者终自愚。”但是，不管怎样，甘地之所以受到礼遇，是因为英国人觉得他还有利用价值。英国保守党仅有的一次对他感到气愤是在1942年，那时候他面对另外一个征服者⁽²⁾的时候也坚持其非暴力主张。

但我看得出，即使英国官员在说起他的时候会带着戏谑和不以为然，他们其实还是有点喜欢他和钦佩他。没有人说过他腐化堕落，或说他一心追求庸俗的理想，或说他的所作所为是出于恐惧或恶意。在判断甘地这么一个人的时候，你似乎出于本能地以高标准去衡量他，因此他的某些优点几乎被忽略了。比方说，即使从他的自传里也能看出他生来是个很有勇气的人，后来他的死法也揭示了这一点——一个重视自己那副臭皮囊的政治家一定会安排更充分的保卫工作的。而且，他似乎没有福斯特在《印度之行》中恰如其分地写到的那种困扰着印度的偏执猜疑（而英国人的毛病是虚伪做作）。虽然他为人精明，知道谁是不诚实的人，但他似乎尽可能去相信别人的行为是出于善心，而且可以变得更加高尚。尽管他出身于贫穷的中产阶级家庭，人生一开始的道路并不顺利，而且其貌不扬，但他并没有陷入妒忌或自卑。他在南非第一次遭遇到最为严重的肤色歧视，似乎让他惊诧莫名，但即使在他进行一场因肤色而起的战争，他也不会以种族或地位去评判别人。行省总督、棉花大王、饥肠辘辘的达罗毗荼苦力、英国士兵都被一视同仁，以同等的方式相待。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最糟糕的情境中，就像在南非他因担任印度社区的代言人而成为不受欢迎的人时，他的身边也不乏欧洲友人。

这部自传被写成短文形式以配合报纸的连载，并不算是文学上的杰作，但令人印象更加深刻，因为它的素材大部分只是寻常的事情。我们了解到学生时代的甘地是一个有着普通理想的学生，只是后来才渐渐地形成了极端的观点，有些时候是情非得已。有件事情挺有趣的：他曾一度戴着高礼帽，上舞蹈课，学习法文和拉丁文，上了埃菲尔铁塔，甚至尝试学拉小提琴——这些都是因为他想尽可能完整地吸收欧洲文明。他不是那种从孩提时期就有悲天悯人的情怀的圣人，也不是那种在纵情享乐后超越凡俗的圣人。他对自己年轻时的荒唐事迹供认不讳，虽然事实上那没有什么可说的。在这本书的扉页上有一幅甘地逝世时他的财产的相片。他的全副家当五英镑就可以买下来。如果把甘地犯过的罪，至少是他的肉身所犯过的罪累加在一起，看上去估计也差不多：抽过几根烟、吃过几口肉、小时候从女仆那里偷了几亚那、去过两次妓院（每次他都“什么也没干”就离开了）、在普利茅斯几乎和他的女房东出轨、有一回大发脾气——差不多就是这样。几乎从童年开始他就是一个特别热诚的人，但这是道德上的态度，而不是宗教上的态度。但是，直到三十岁之前，他都没有明确的人生方向。他首度进入公共生活是因为倡导素食主义。在他不同寻常的品质下，你可以一直感觉得到他的祖辈那种殷实的中产阶级商人的气质。即使他放弃了个人的野心，你仍然会觉得他就是那个足智多谋精力充沛的律师和头脑冷静善于节约开支的政治领导人，一个能干的会议组织者，总是孜孜不倦地寻求资助人。他的性格极其复杂，但几乎没有你能横加指责的地方。我相信即使是甘地的死敌也会承认他是个有趣而不寻常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能为这个世界增添色彩。至于他是不是也是一个可爱的人，他以宗教为基础的教导能不能影响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一直没有确切的答案。

近年来人们说起甘地时总是喜欢说他不仅同情西方的左翼运动，而且是这场运动的一分子。无政府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都宣称他是自己人，只注意到他反对中央集权和国家暴力，却忽略了他的信条中追求彼岸世界的反人性倾向。但我认为你应该认识到，甘地的教导与“人是万物的尺度，我们的任务就是让今生的生活更加值得活下去，我们所拥有的就只有这个世界”这个信念是水火不容的。甘地的信念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有意义：神是存在的，而具体的客观世界是需要摆脱的幻觉。值得思考的是甘地本人所奉行的戒律——虽然他不会要求每一个追随者都身体力行每一个细节——但他认为如果你要为神或人类服务的话，这一戒律是必不可少的。首先，不得吃肉，如果可能的话，不吃一切动物性食物。（甘地本人为了健康，不得不妥协喝奶，但似乎认为这是一种退步。）不喝酒或吸烟，不吃辣椒或调味品，即使是蔬菜调味品也不吃，因为吃东西应该只是为了补充体力，而不是为了吃而吃。其次，尽量避免性交。如果性交必须进行的话，那纯粹只是为了生育小孩，因此性交得很久才进行一次。甘地本人在三十几岁的时候就立下了守贞⁽³⁾的誓言，这不仅意味着完全禁欲，而且连欲念也必须杜绝。这种情况如果没有特别的饮食和经常性的绝食是很难加以维持的。喝牛奶有一个危险，那就是它会引起性欲。最后，这一点是最重要的——追求至善之人不能有亲密的友谊，不能有任何排他性的爱。

甘地指出，友谊是危险的，因为“朋友们互相影响”，对一个朋友忠诚可能意味着做错事情。这的确所言非虚。而且，如果你爱神，或者爱所有的人类，你就不能偏爱任何个体的人。这番话也很有道理，而且它标志着到了这一步人性的态度与宗教的态度不再能够调和。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要是爱不是意味着对某些人有着更强烈的情感，那就根本谈不上是爱了。这部自传没有明确地写清楚他是否对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毫不体贴照顾，但起码它清楚地写到了有三回他宁愿让妻子或一个孩子死掉，也不肯让他们吃医生建议的动物性食品。确实，原先所担心的死亡并没有发生，而且甘地——你可以想象得到，承受着来自另一方面的沉重压力——总是会让病人自己选择是否以触犯戒律为代价活下去。但是，假如能完全由他作主的话，他会禁止一切动物性食物，无论后果会是怎样。他认为，我们为了活下去而采取的行动必须有一个限度，而这个限度不包括享用鸡汤。这个姿态或许很高贵，但我觉得，大部分人会说这是灭绝人性的行为。作为人类的本质就是，人不会追求完美，有时候一个人会为了忠诚而触犯戒律，他不会把禁欲主义推行到与人没办法友好交往的地步，他也做好了到最后被人生打败并屈服的准备，而这是将一个人的爱投射在其他个体之上的不可避免的代价。毫无疑问，像酒精、香烟等等这些东西是圣人必须避免沾染的，但圣人的境界也是普通人必须避免的东西。这个意见明显可以反驳，但在反驳之前你必须很谨慎。在这个瑜伽盛行的年代，很容易就以为“超脱”不仅要比全盘接受世俗生活来得好一些，而且普通人拒绝“超脱”只是因为它太难做到了。换句话说，凡人是失败的圣人。这番话是否成立值得怀疑。许多人真心不想当圣人，那些已经成圣或渴望成圣的人或许也从来没有享受人间生活的欲望。如果你能追溯其心理根源的话，我相信你会发现“超脱”的主要动机是渴望逃避活着的痛苦，而最重要的是逃避爱，无论是否关乎性爱，爱都是艰苦的事情。但这并不一定就是说追求彼岸的理想与享受人间生活的理想哪个“层次更高一些”。关键的问题是，它们是不相容的。你必须在神和凡人之间作出选择，而所有的“激进分子”和“进步人士”，从最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到最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事实上都选择了人。

但是，甘地的和平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和他的其它教诲分开。它的动机来自宗教，但他声称这也是一种切实的方法和手段，能实现他心目中的政治目标。甘地的态度与大部分西方的和平主义者并不一样。“不合作主义”最初是在南非形成的，是一种非暴力的抗争，以不伤害敌人和不引起仇恨的方式战胜他们。它包括诸如非暴力抵抗、罢工、在火车前面卧轨、忍受警察的殴打而不是一跑了之、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等行为。甘地反对将“不合作主义”翻译成“消极抵抗”。在古吉拉特语中，这个词似乎是“坚守真理”的意思。甘地早年曾在布尔战争中担任英军的担架员，一战时他准备好重拾这个旧行当。即使在他完全摒弃暴力之后，他仍诚实地承认选择某一个阵营是必需的。他没有——事实上，由于他一辈子的政治生命以争取民族独立为中心，他做不到——奉行洁癖和虚伪的纲领，伪称每一场战争的交战双方都是一丘之貉，无论谁赢都没什么分别。他也不会像大部分西方的和平主义者那样，擅长于回避尴尬的问题。在上一场战争中，每个和平主义者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那些犹太人怎么办？你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消灭吗？如果不能，不诉诸战争你还能有什么办法拯救他们？”我必须说，我从未从任何一个西方的和平主义者那里听到过对这个问题诚恳的回答，但我听过许多回避式的回答，它们通常都可以翻译为“你又来这一套”。但是，碰巧甘地在1938年也被问到过类似的问题，他的答案被记录在路易斯·费舍尔先生⁽⁴⁾的《甘地与斯大林》这本书里。据费舍尔先生所说，甘地的观点是，德国犹太人应该集体自杀，这将会引起“世界和德国人民对希特勒暴行的公愤”。战后他为自己的辩解是：反正犹太人难逃一死，或许可以死得有意义一些。你会感觉到即使是费舍尔先生这么一个甘地的崇拜者也对他的这一态度感到吃惊。但甘地只是诚恳地说出心里话。如果你没有准备好取别人的性命，那你就必须准备好别人来取你的性命。当1942年他呼吁以非暴力政策抵抗日本人的侵略时，他承认这或许意味着几百万人会因此丧命。

与此同时，我们有理由认为，生于1869年的甘地并不明白极权主义的本质，以他与英国政府的斗争经验看待一切。这里重要的一点是，英国对他很宽容，让他总是能够引起公众的注意。从上面所引用的他的话里可以看到，他相信“引起世界的公愤”这件武器，但这只有在世界有机会听说你的遭遇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很难想象甘地的策略在一个政府的反对者会在半夜里消失并从此销声匿迹的国家里会收到成效。没有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不仅根本没有可能向外界舆论求助，就连举行群众运动，甚至让你的意图为敌人所了解也都是不可能的事情。现在俄国有甘地式的人物吗？就算有的话，他能做出什么事情吗？只有在所有的人刚好同时看到一个相同的理念时，俄国人民才可能进行非暴力抵抗。而即使是这样，从乌克兰大饥荒的历史判断，那也只会无济于事。但就算非暴力抵抗政策在反对本国政府或反对殖民势力时是行之有效的策略，即使是这样，你怎么能将它在国际层面推行呢？甘地对二战的许多自相矛盾的言论似乎表明他感受到了这件事的难度。和平主义被应用到外交政策上不是变味了就是沦为绥靖主义。而且，甘地在和个人打交道时总是抱着一个理念，那就是：所有人都是可以接近的，总会对善意作出回应，这个理念一直很有效，但它需要接受严肃的质疑。比方说，当你面对的是疯子时，这句话就不一定成立了。那么，问题就变成了：谁是理性的人？希特勒理性吗？以某个文明的标准去衡量，另外一个文明从上到下都是愚昧疯狂的，这样的事情难道不可能出现吗？就我们对民族集体情感的有限了解，慷慨之举与友好回应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吗？知恩图报在国际政治中起作用吗？

这些问题和类似的问题需要进行探讨，而且需要在接下来的几年间立刻进行，赶在某个人摁下按钮发射出导弹之前进行。文明或许无法经受住下一场大规模战争的摧残，至少我们可以想象出路或许就在于非暴力行动。甘地的优点是，他愿意诚恳地思考我在上面所提出的那些问题。事实上，他在不计其数的新闻文章中探讨了大部分问题。你会感觉有很多事情他并不明白，但他是一个事无不可对人言的坦荡君子。我一直没办法对甘地有好感，但我觉得作为一个政治哲人，他的主张并不能说是错误的，我也不认为他这辈子活得很失败。有趣的是，当他遇刺时，许多最为推崇他的崇拜者难过地声称他活得太久了，亲眼目睹自己的毕生心血毁于一旦，因为印度爆发了内战，而这是被许多人预料到的权力更替很可能会带来的后果。但甘地这辈子的努力并不是消弭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仇恨。他主要的政治目标是和平地结束英国的殖民统治，而这最终实现了。和以往一样，相关的事实错综复杂。一方面，英国人确实未付诸战争就离开了印度，直到事情发生的一年前都没有哪个观察家作出这个预测。另一方面，撤出印度这件事出自工党之手，要换成是保守党政府，尤其是丘吉尔组阁的政府的话，他们会采取不同的行动。但是，如果说到了1945年，英国形成了对印度独立报以同情的庞大势力，在多大程度上这是出于甘地的个人影响呢？如果印度和英国真的最终缔结友好和睦的关系，这应该部分归因于甘地既坚持他的斗争，又没有播下仇恨，使得政治气氛得以净化吗？当你想到提出这些问题时，就已经表明了他的地位。你或许会像我一样对甘地没有多少好感，你可以否认他的圣雄头衔（顺便说一下，他从未自称圣雄），你或许可以否认圣徒是理想的人格，并因此认为甘地的基本主张是反人道和反动的。但是，把他只是当作一个政治家看待，拿他和我们这个时代的其他政治风云人物相比较，他在我们心目中留下了多么清白的形象！

(1)　1949年1月刊于《党派评论》。

(2)　指二战期间日本与英国对亚洲殖民地的争夺。

(3)　原文是“BRAMAHCHARYA”。

(4)　路易斯·费舍尔（Louis Fischer, 1896—1970），美国记者、传记作家，代表作有《列宁的生平》、《圣雄甘地的生平》等。

Table of Contents

版权信息

Digital Lab简介

英国的审查制度

英国的失业

流浪汉生命中的一天

伦敦丐帮

一个国家是如何遭受剥削的　——论大英帝国在缅甸的统治

论英国人

政治与英语

童年快乐种种

英国军队的民主

我的祖国，无论左右

国民自卫队和你：乔治·奥威尔对关于“一厢情愿的民主人士”和真正的民主人士的私人问题的回答

别让毕灵普上校毁了国民自卫队

修路工的生活的一天

英国纸贵

英国的配给制和潜艇战

国民自卫队成立三年：独特的稳定迹象

理查德·阿克兰爵士小介

英国的侦探故事

国民自卫队今后的教训

莫里森与布拉肯面临苦战：预计将会有高投票率

自由党介入，工党得利：投票人的谜团

安奈林·比万小介

英国大选

公园的自由

狮子与独角兽　社会主义与英国人的聪明才智

英国的反犹主义

为英式烹调辩护

英式烹饪

英式谋杀的衰落

我们的殖民地带来好处了吗？

英国的左翼报刊

执政三年后的工党

《英国的宣传册创作》第一卷序文

《随意集》一至八十

奥威尔杂文全集（下） (奥威尔作品全集)

版权信息

Digital Lab简介

一法寻报纸

班房

绞刑

摘啤酒花

进班房

寄宿旅馆

射象

书店回忆

为小说辩护

阿拉贡前线的夜袭行动

西班牙爆料

对《在西班牙战争中的作家立场》的回复

西班牙民兵部队纪实

我为何加入独立工党？

对这场危机的政治反思

西班牙的分裂

马拉喀什

新词

少年周刊

行记

法西斯主义与民主

自由会与资本主义一同消亡吗？

艺术与宣传的界限

托尔斯泰与莎士比亚

诗歌的意义

文学与极权主义

文化与民主

重新发现欧洲

和平主义与战争

法属摩洛哥的背景

在达尔兰的国度

回首西班牙战争

文学与左派

政治宣传和通俗的演讲

书太贵了吗？

八年的战争：西班牙的回忆

论书与人：新年寄语

诗歌与麦克风

作家的新政

科幻作品的个人小记

出版的自由（《动物农场》序文）

原子弹与你

什么是科学？

民族主义小记

毁灭性的渐进主义

蹩脚的好书

复仇的酸楚

乐观地透过一扇玻璃窗

空荡荡的孩子们的圣诞节

为烧煤辩护

论体育精神

扔了这身规定的服装

老乔治的年历　——看着水晶球的奥威尔

文学的绊脚石

就是废品，但谁能抗拒呢？

度假胜地

一杯好茶

饥馑的政治权衡

我们以前唱的歌

知识分子的造反

什么是社会主义？

基督教的改革者

和平主义与进步

我们真的变得更加粗俗了吗？并没有

糟糕的气候最好不过了

要读书还是要抽烟

“水中月”

就在你的鼻子底下

土蟾蜍随想

为布雷的牧师美言几句

一个书评家的自白

我为何写作

写作的成本

穷人是怎么死的

迈向欧洲统一

克里什纳·梅农小介

马克思与俄国

作家与利维坦

对甘地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