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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安徒生自传：我的童话人生

作者：【丹麦】安徒生

译者：傅光明

责任编辑：徐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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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徒生（摄于1854年）

安徒生的故乡——欧登赛市当年的街景

1866年5月，安徒生写给科林的信的手迹

1831年安徒生描写第一次出国旅行生活的日记手迹

童话《豌豆公主》书稿

安徒生用橡胶树叶制作的一对夫妇

安徒生19世纪50年代制作的圣诞树装饰品

安徒生的作品——跳舞的男人，1859年

安徒生的剪纸作品

安徒生用金纸剪的飞轮上的魔法师和天鹅

安徒生用纸剪制的摇椅

安徒生的剪纸作品

安徒生创作的一幅蓝色的大型剪纸

安徒生用一滴不小心滴在本子上的墨水创作的戴穆斯林头巾的土耳其人

安徒生制作的屏风

安徒生，1870年摄于霍尔斯坦堡

目 录

童话之外的安徒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童话之外的安徒生

正如R.P.基格温在他为格里恩·琼斯《我的童话人生——安徒生自传》的英译本所写的开卷首语里所说：“有谁只是通过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那些数量十分有限的童话来了解他的吗？其实他最初是以小说、戏剧、诗歌和散文游记为他在国外读者中赢得了声誉，他的这些作品现在几乎已被英美读者遗忘了，而童话却使他流芳百世。但这本他自己喜欢称作‘童话人生’的自传，确实更值得一读。他在讲述前五十年的人生经历时，将他在童话里魅力四射的童稚率真完美地展现了出来；他对早年在奥登塞和哥本哈根生活的细微描述也充满了神奇。”

我想，除了少数安徒生的专业研究者，绝大多数中国读者都和我一样，是读着他的童话长大的，例如《海的女儿》、《丑小鸭》、《皇帝的新衣》、《卖火柴的小女孩》，等等。对他的了解也仅限于他是一位用丹麦文写作的童话作家，似乎他这辈子除了童话就没写过别的。叶君健先生翻译的《安徒生童话集》拥有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至今长销不衰。现在更是有了新版的《安徒生童话全集》行世，销售势头依然良好。

偶然的机缘，我在阅读忘年师友刘麟先生翻译的《丹麦文学史》中的安徒生一章时，才发现，综观他一生的文学创作，他可并不只是为孩子们写童话。原来人们乐于把他描绘成一个把一生都奉献给了童话创作的和蔼可亲的绅士，事实却恰恰相反，他是一个神经质、脾气暴躁、雄心勃勃、自我中心的诗人，他的一生危机不断。作为作家，他最出色的作品是小说和戏剧。童话在他的创作中只居次席，而且当时根本就没怎么引起批评家们的注意。

更没想到的是，现在的丹麦读者读得最多的还是他的小说、戏剧和游记，而不是童话。可见，中国读者心目中的他，始终只是个作为“童话大王”存在的安徒生。对于作为文学家的安徒生，我们并不了解。尽管他的小说早就翻译成了英文，并且在一八四五到一八八五年间的英美读者中广为流传，但没有一部书是最近五十年的译本。他的戏剧甚至连一个英译本也没有，他的游记《诗人的市场》最近的英译本还是一八八一年出版的，而他的童话翻译版本却花样翻新、层出不穷、经久不衰。安徒生作品中译本的命运不也如此吗？

中国的读者能有几个人知道，安徒生早在十七岁时就用威廉（代表威廉·莎士比亚）·克里斯蒂安（代表安徒生自己）·沃尔特（代表沃尔特·司各特 ⁽¹⁾ ）的笔名发表过文学作品；他真正引起文学界注意的处女作是《从霍尔门运河至阿迈厄岛东角步行记》 ⁽²⁾ 。他钟爱德国幻想作家霍夫曼，徒步旅行时他随身带着霍夫曼的《魔鬼的迷魂药》，所以《步行记》就有了霍夫曼式的叙述风格；更不会有多少人知道安徒生还是个戏剧家；在他的童话已经出版七年之后，德文版的《安徒生全集》仍将他的童话排除在外。

当然没有人怀疑，安徒生的童话是对文学的巨大贡献。但要真正了解他和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以及当时的文学风情，并就他对丹麦文学的贡献做一个整体评估，这本安徒生自传——《我的童话人生》，自然是不可或缺的。

在本书付梓之前，请允许我感谢上海译文出版社，此番若非其与台湾商务印书馆签订版权协议，大陆读者很难有缘读到这本活色生香的安徒生自传。我要特别感谢此书的责任编辑徐珏女士，她锲而不舍地跟台湾商务印书馆沟通版权事宜，真可谓历经数年不离不弃，而后，又那么细致地审读译稿，终使安徒生自传得以新版面世。最后，向将阅读本书的读者朋友致谢，我想说，这本自传会带给您阅读的愉悦，帮您步入童话之外的安徒生的世界。

傅光明

(1) 沃尔特·司各特（1771—1832），英国著名的历史小说家和诗人，代表作有《艾凡赫》《惊婚记》等。

(2) 《从霍尔门运河至阿迈厄岛东角步行记》下文中都简称为《步行记》。

一

我这一生称得上是一部美丽动人的童话，情节曲折变幻、引人入胜。我从小就因贫困无助，独自闯荡世界。运气还好，遇到一位纯真的小精灵，她对我说：“你要选准生活的方向和目标，按自己的意愿和理性的需求去发展，我会给你指引和保护。”命运对我来说还从未有过如此睿智幸运的启示。通过从我自己的人生故事所获得的启迪，我将告知世人：仁慈的上帝是世间万物的万能主宰。

一八〇五年，欧登塞一间窄小破旧的小屋，住进了一对相亲相爱的新婚夫妇。丈夫是个鞋匠，还不满二十二岁，就已显露出诗歌方面的天赋灵性。妻子比他大几岁，有一颗充满爱的心灵，对生活的世界却一无所知。婚前不久，年轻的丈夫已是个“自由师傅” ⁽¹⁾ ，自己建了作坊和婚床。床架上残留的黑纱提醒人们，在这张木制的床架上，不久前还停放着病逝的特兰珀伯爵的灵柩。四月的第二天，这里躺着的就不再是被黑纱、蜡烛环绕的贵族尸体，而是一个活生生啼哭的婴儿：我——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

据说，在我出生之后的几天，每当我不停地尖声哭叫，爸爸就坐在妈妈的床边为我读霍尔堡。他会开玩笑地要求我：“要么睡觉，要么就安静地听！”可我还是无休无止地哭喊。即便到教堂受洗，我也是哭声震天，使得那位在妈妈眼里脾气暴躁的牧师高声说：“这孩子的哭声简直像猫的尖叫！”——妈妈为此始终不能原谅他。幸好有戈马德，我的教父，一位法国穷移民，安慰她说，小时候我哭的声音越大，长大以后我唱的歌就越发好听。

我度过童年时光的那间小屋，几乎整个空间都被作坊和我睡觉的那张床占据了。幸好墙上挂满了画，抽屉里也满是漂亮的玻璃杯和装饰品，爸爸的长凳上方有块搁板，放着些书和歌本。小厨房橱柜上的搁物架上摆满了盘子、碟子，看上去倒显得十分宽敞、有趣。门的镶板上是一幅风景画，现在想想，那对我来说犹如一个画廊。

通过厨房的梯子可以到达屋顶，把我们与邻居家隔开的排水沟里有个土箱子，里面种着香葱和西芹。这就是妈妈的花园。在我的童话《白雪皇后》里，那个花园仍然盛开着鲜花。

我是独生子，深受宠爱。妈妈总是对我说，我比她小时候幸福多了，好像是被当成贵族的孩子来抚养。她小时候，就被外公外婆赶出去乞讨。她不能这么做，就坐在欧登塞一条河的桥下哭了一整天。这样一幅情景深深烙印在我儿时的想象里，想起来便不禁落泪。我在《即兴诗人》中的老多梅尼卡和《只是一个提琴手》里的克里斯蒂安的母亲身上，分别表现出了妈妈两种不同的性格。

父亲汉斯·安徒生任何事都顺着我，我占据了他的整个身心，他活着就是为了我。于是，所有的星期天——他唯一的休息日，他都要花整天时间给我做玩具、画图画。到了晚上，他常常为我大声朗读拉·封丹、霍尔堡的作品，或《天方夜谭》里的故事。在我的记忆中，只有在这样的时候才能见到他的笑容，因为作为一个手艺人，他从未真正感到过快乐。

祖父在乡下时，家境还不错，但很多不幸的事情接踵而来：牛死了，农场被烧了，最后祖父也疯了。就这样，祖母和他一起搬到了欧登塞，尽管儿子最想上的是文法学校，却无可奈何，只能让聪明的儿子去学修鞋。镇上有几个富人曾说一起给他凑点钱，让他开始新的生活，但什么也没有发生。可怜的父亲，美梦从未成真，但他从未忘记他的心愿。记得小时候，有一次，一个文法学校的学生来定做一双新靴子，给我们看他学习的课本，那时我看见父亲眼里闪着泪花。他深情地亲着我说：“这也是我应该走的路！”那天晚上，父亲没再说什么。

他很少与同行交往，家里倒是常有亲戚朋友来。如刚才所说，冬天的晚上，他为我大声朗读，给我做玩具；夏天，几乎每个星期天，他都带我去林间散步。他并不和我说话，只是坐着沉思。我高兴地到处跑，把采集来的草莓串起来或者扎个花环。妈妈只是在每年的五月，林间的树木绽出嫩芽的时节，才和我们一起愉快地散步，穿上她那身也只是在这个季节或去领圣餐时才穿的褐色印花棉布连衣裙。我记得这是那些年里她唯一的一件、也是最好的连衣裙。每当散步回家，她都要带回一大捧桦树枝放在擦亮的炉子后面，还总是把带叶的小树枝插在屋梁的缝隙里，用它们的生命来标记我们生命的生长。我们用绿树枝和图画来装点小屋。妈妈不仅把房间收拾得干净整齐，她还一定要让亚麻布的床单、窗帘都保持雪白。

我记忆中的第一件事并不十分重要，却非同寻常，深深地印在我童年的记忆里。那是在欧登塞一座监狱举行的家庭舞会，我胆战心惊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就像巴黎的小孩子面对着巴士底监狱。父母认识那里的一个狱卒，他邀我们去吃晚饭。我年纪很小，需要大人抱着。对我来说，欧登塞监狱是故事里描写的那些盗贼和强盗的藏匿地。我常站在安全距离之外，听里边的男男女女坐在纺车旁唱歌。

我自然是和父母一起去吃狱卒的晚饭。随着一串叮当作响的钥匙声，巨大的铁闩大门打开了又关上。楼梯十分陡峭。我们吃着、喝着，还有两个囚犯在一旁服侍。没人能说服我哪怕尝一丁点食物，我吃不下这丰盛的美味。妈妈说我病了，把我放在床上。但我能听见附近纺车的嗡嗡声和欢快的歌声。我说不清它是我的想象，还是现实。但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我一直很紧张、害怕。不过，躺在那儿，想象着自己进入到一座到处是强盗的城堡，还是蛮开心的。等父母抱我回到家里，天已经很晚了。那是个风雨之夜，雨打在我的脸上。

我童年时代的欧登塞，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它的街灯照明和流动的河水比哥本哈根差远了。我不知道别的，只是觉得它要比时代落后一百年。很多在首都消失殆尽的风俗和传统，在这里仍然可以找到踪影。在行会换招牌时，行进的队列会飘扬起旗子，剑上缀着柠檬和缎带。一个丑角模样的人，手里拿着铃铛和木剑，欢快地走在队伍前面。在他们中一个叫汉斯·斯特鲁斯的老人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起话来饶有兴致、喋喋不休。一次，他的脸除了鼻子保留了原样，红得发亮，其余部分被涂成了黑色。妈妈很高兴和他在一起，她试图让我们相信，他是我们的远亲，当然是很远的亲戚。但我清晰地记得，我曾带着一个贵族的全部自尊表示不愿与这位“丑角”有任何的沾亲带故。

狂欢节那天，屠夫们常牵着一头装饰着花冠的肥牛走过街道，一个身穿白衬衣、背上插着一对翅膀的小男孩骑在牛背上。成群的海员挥着旗子参加狂欢游行。最后，他们当中最勇敢的两个要站在两条船之间的一条木板上进行角力，谁没有掉下水谁就是胜利者。

但是真正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而且这一记忆常会被人们不停的谈论所唤起的，是一八〇八年西班牙人驻扎菲英岛的事。丹麦与向瑞典宣战的拿破仑缔结了盟约，在此之前，丹麦并不知道该站在哪一方，一支法国军队与西班牙援军（由蓬泰科尔沃的王子、伯纳多特元帅指挥）为了便于穿越丹麦进入瑞典，一起驻扎在了菲英岛的中部。那时我还不到三岁，但我清楚地记得，那些身着深褐色服装的士兵拉着加农炮喧闹地穿过街道，他们炮击了主教驻区前面的集市。我看见这些外国士兵摊开了四肢，不是躺在人行道上，就是躺在被毁掉大半的格雷菲斯教堂院子里的一捆捆的稻草上。科灵丁城堡被焚毁。蓬泰科尔沃的王子来到欧登塞，这里有他的妻子和儿子奥斯卡。四周的乡间学校都变成了营房，田间和路边的大树下，举行着弥撒。据说，法国士兵很骄横跋扈，西班牙士兵比较友善，而且，他们之间有很深的仇恨。可怜的西班牙人真令人同情。一天，一个西班牙士兵抱起我，把我的嘴唇压在他赤裸着的胸前的一个银像上。妈妈气坏了，她说这带有天主教的意味。可我喜欢那个银像，喜欢那个士兵绕着我跳舞。他亲了我，哭了。他一定在西班牙家乡有孩子。我看见他的一个战友因杀死一名法国人而被处决。许多年以后，我还记得这件事，写了一首小诗《士兵》。《士兵》由夏米索翻译成德文后，变得非常流行，并被作为原创的德语歌收进了德国的《战士之歌》。

与我三岁时发生的这件事同样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八一一年我六岁时的大彗星事件。妈妈不是说彗星将毁灭地球，就是用《西比拉预言》里提到的可怕的事吓唬我们。这些在邻里之间口口相传的迷信的话，我当时把它当成深奥的宗教真理并奉若神明。我和妈妈，还有一些邻居，站在圣卡努特教堂前的广场上，看到了非常吓人的一幕：一个拖着闪光发亮尾巴的巨大火球。人人都在谈论这不祥的预兆和末日审判。父亲也参加进来，他不赞同任何人的意见，给出了一个可能正确、至少听起来像是正确的解释。但这却让妈妈叹气，邻居摇头。父亲则大笑而去。我真的被吓住了，因为他不相信我们说的。晚上，妈妈和祖母说起了这件事，我也不知道她是怎样解释的。我坐在她的大腿上，凝望着她温和的眼睛，随时等待着彗星从天而落以及末日审判的降临。

我是祖母的开心果，她每天都来看我——她的小孙子汉斯·克里斯蒂安，哪怕每次只是一小会儿。她是个朴素的讨人喜欢的老太太，长着一双温柔的蓝眼睛，体态还很动人。生活对她来说，成了一块严重的心病，因为她从一个家境略微宽裕的乡下媳妇陷入了极度的贫困，和满脑子荒唐想法的丈夫住在用最后那点积蓄买来的小屋子里。贫穷就是他们的命运。我从没见祖母流过泪，给我留下极深印象的是她轻声叹着气，给我讲她的外婆，德国一个叫“卡塞尔”的大镇子上的一位贵族小姐如何逃离父母的家，嫁给了一个“喜剧演员”。她的后代因此得到了惩罚。我不知道她外婆家的姓，只知道她的娘家姓是诺姆森。她受雇看管医院的花园，每到星期六的晚上，医院允许她带回一些鲜花。这些花装饰着妈妈的五斗柜，但这些花也是我的，我把它们插在花瓶里。这是多么大的一份快乐！她从心底爱我，什么都带给我。我知道并能明白她对我的爱。

一年有两次，她会把从花园清理出来的枯叶放到医院的大火炉里烧成灰烬。那些日子，我几乎都是和她一起度过的。我躺在成堆的绿叶和豆梗植物上，与花玩游戏。另外，对我更具吸引力的是，这里比家里吃得好。医院允许那些没有攻击性的精神病人在医院的庭园里散步，他们常跑到我们这儿来。我带着既好奇又害怕的心理听他们唱歌、聊天，有时还和他们一起走上一小段路，坐在庭园树下。我甚至敢跟着医护人员进入闲人免进的疯人区，那里很危险，长长的走廊两边全是小小的单间。一天，我蹲着透过一处门缝往里窥看，看见一个全身赤裸的女人，披散着头发，坐在一堆稻草上唱着十分动听的歌。突然，她弹跳起来，哭着向我站着的门口走过来。医护人员已经走开，只剩我一个人。她猛烈撞击着门，把送饭用的小窗格子都撞开了。她从里边看见了我，伸出一只胳膊要抓我。我惊恐地尖叫着，全身趴在地板上。即便长大以后，这一幕情景也没有从我的心灵上消失。我觉得她的指尖已经碰到我的衣服。医护人员回来的时候，我快被吓死了。

紧挨着焚烧枯叶的地方，有一间专为穷老太婆们预备的纺纱房。因为能说会道，很快我就成了她们宠爱的孩子。她们说：“这小孩子太聪明活不长久”。我却蛮自鸣得意。我还偶尔能听到医生讲有关人体内部结构的知识，什么心、肺、肠子等等，足够我把这些当成向老太婆们发表即兴演说的谈资。我毫不客气地在门上画了一大堆代表肠子的圈圈，说那是内脏，我给她们讲心、肾，我所说的一切都给她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们认为我是个异常聪颖的孩子。为了犒赏我的喋喋不休，她们给我讲起了童话。一个像《天方夜谭》一样精彩、丰富的世界在我眼前呈现了出来。这些老太婆讲的故事和我在精神病院里看到的那些病人的影像，都深深刻在我的记忆里挥之不去。我很迷信，夜幕降临时，便不敢出门了。因此，我常常在日落时就爬上了父母的床，拉上花棉布窗帘。屋子里有灯光，还不时传来说话声，可我竟孤独地沉浸在自我的思想与梦境里，仿佛现实世界不存在了。“看那个小乖乖躺得那么宁静安详，”妈妈说，“他一点也不碍事。”

我很怕我那精神有病的祖父，他只跟我说过一次话，很正式地招呼我为“先生”，真叫我不习惯。他常用木头雕刻一些稀奇古怪的诸如兽头人、带翅膀的动物、怪鸟之类的玩艺儿，装在篮子里带到乡下，很受农妇们的喜爱。由于他给她们和她们的孩子带去这些好玩艺儿，她们送给他麦片和火腿，让他带回家。一天，当他回到欧登塞，我听见街上有一群男孩追在他身后喊叫。他们冲过去的时候，我惊恐地躲在楼梯后边，我毕竟是他的骨血。

我几乎不和其他的男孩子玩，即便在学校，也不参与他们的游戏，只是在屋里坐着。在家时，我有父亲做的好多玩具，有拉一下绳子就换页的图画，有拧紧发条就能叫磨坊主跳舞的踏车，有好几套透视图，还有很多有趣的小玩艺儿。而且，我非常喜欢给布娃娃缝制衣服，或者在院里僻静的醋栗灌木丛旁，以扫帚柄支墙，用妈妈的围裙拉起一顶遮阳挡雨的帐篷。我坐在那儿，凝望着醋栗灌木丛的叶子一天天地长大，从幼小的嫩绿芽儿长到枯黄的大叶子落下来。我是一个少有的特别耽于梦幻的孩子，经常闭着眼四处走动，以致让人觉得我好像视力不好，其实我的观察力出奇地敏锐。

有位老教师自办了一所小学，她教我认字母表，教我如何正确地拼写、阅读。她常坐在靠近时钟的一把高背椅子上，时钟敲正点时，里边会跑出来一些会动的小人。她手里总是拎着一根粗荆条，在大多数是女生的教室里转来转去。学校规定学生拼字母时必须大声读出来，也不嫌吵。妈妈在我进校时就和老师约定不能打我，所以我没挨过那根荆条的打。因此，有一天，当我和其他同学一起被荆条抽了一下，我什么也没说，径直跑回家，要妈妈给我转学。妈妈真把我转到了卡斯滕先生的学校。在那里又认识了一个女生，比我大一点，我们成了好朋友。她常跟我谈论一些打工之类的话题，并说尤其想学好算术。照她妈妈的说法，学好了算术，将来就能到一些大的庄园里当牛奶场的女工。我说：“等我成了贵族，你可要到我的城堡里来呀。”她取笑我不过是个穷小子。一天，我画了一幅城堡图，向她保证说我出身高贵，而且，有上帝的天使下凡和我说话。我对她使出了在医院里应付那帮老太婆的招数，不过对她不灵。她神情古怪地看着我，对站在旁边的一个男生说：“他像他爷爷一样精神不正常！”听了这话，我不禁打了个冷战。这样说本是想要抬高自己的身价，谁知却让他们觉得我和爷爷一样精神不正常。后来，我再没和她说过类似的话，我们也不再是以前那样的玩伴了。我在学校年龄最小，别的孩子玩的时候，卡斯滕先生担心我被撞倒，总是拉着我的手。他很喜欢我，给我蛋糕、鲜花，还时常轻轻拍一下我的脸颊。一天，有个大个子男孩没有复习功课，被罚手拿课本站在桌子上，我们都坐在桌子周围。我伤心极了，于是老师原谅了他。后来，这位可爱的老师成了索声电报局的经理。几年以前，他还住在那里。有人告诉我，当这位老人带游客参观的时候，会笑容可掬地跟大家说：“知道吗？也许你们不信，我这个穷老头子是大诗人安徒生的第一任老师。他在我的学校读过书。”

到了收获季节，妈妈有时带我一起到田里捡麦穗。跟着她，我感觉就像《圣经》里的路得在波阿斯的田里拾麦穗。一天，我们遇到了一位以性情暴烈远近闻名的农场管理者。见他手里拿着吓人的鞭子走过来，妈妈和其他人赶紧跑开了。我光脚穿着木屐，匆忙间鞋也掉了。麦秸扎脚，我根本跑不快，落在后边。他追上来，抓住我，举起了鞭子。我紧盯着他的脸，不由自主地喊道：“上帝正看着你，你竟敢打我！”——没想到，这个严酷的男人竟一下子变得和善起来，他拍拍我的脸，问我叫什么名字，还给了我一点钱。我把钱拿给妈妈看时，她看着别人说：“我的汉斯·克里斯蒂安可真是个奇特的孩子，人人都对他好，连这个坏家伙都给他钱。”

我长大了，既虔信又迷信，对什么是穷困一点概念都没有。父母靠双手养家糊口，但对我来说，日子过得却很富裕。我的穿着甚至称得上帅气：一个老婆婆改了父亲的衣服给我穿；母亲把三四块丝绸缝在我胸前，像一件马甲；她还把一块围巾系在我脖子上，扎成一个大大的蝴蝶结；我的头发用肥皂洗过，梳在两边。如此穿戴就很像模像样了。我第一次和父母去看戏就是这样的打扮。那时的欧登塞有一座不错的剧院，我想一定是特兰珀伯爵或哈恩伯爵的公司最初开始经营的。我看的第一场戏是用德语演出的，导演弗兰克善于排演歌剧和喜剧。《多瑙河女妖》是全镇人的最爱，但我看的是霍尔堡的《政治工匠》。我不知道作曲是谁，但很明显，这个本子是被改编成德语歌剧了。剧院和剧院观众给我的第一印象，无法使我相信自己将来能像人们期待的那样，成为诗人。父母后来告诉我，当我看到剧院和里面那么多的观众，第一声感叹竟是：“如果有和这里的人一样多的黄油，我得吃多少啊！”但很快，剧院成了我最想去的地方。其实，每年冬天，我只能偶尔去一次。我和剧院负责在外张贴广告的彼得·琼克成为朋友。作为回报，我每天都把他给我的海报尽心地贴在我家附近。即便去不了剧院，也能坐在家里的一个角落看着海报，由剧名和剧中人物来想象一整部喜剧。这是我最早的无意识的文字活动。

父亲不光喜欢读戏剧、故事，还喜好历史和《圣经》。他常陷入沉默，掩卷而思。但他每次与妈妈提及书里的内容，都得不到共鸣，他越来越不爱说话。一天，他合上《圣经》说：“耶稣是像我们一样的人，但他是那么的不同寻常。”妈妈吓坏了，眼泪夺眶而出。我赶紧瑟缩着祈祷上帝原谅父亲无端的亵渎。

“世上根本就没有魔鬼，它只在我们的心里。”有一回听父亲这样说，我内心对他和他的灵魂充满了焦虑。一天清晨，在父亲的胳膊上出现了三道划痕，大概是被床上的钉子划的。但我和妈妈以及邻居们都绝对相信，那是魔鬼为了证明自己确实存在，在夜间降临了。父亲没有什么朋友，闲暇时，他最喜欢一个人独处，或带着我去林中散步。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住在乡村。正好机会来了，菲英岛上有座庄园需要个鞋匠，需要住在附近的村庄，可以免费得到一间房子，一个小花园，还有一个养牛的牧场。有了这些，再加上有了庄园的稳定工作，我们便衣食无忧了。谈起这件事，父母觉得要是能得到这份差事，那可太美好了。但父亲得先去试工。庄园主派人送来一块丝绸，要父亲做一双舞鞋，皮子要自己出。那段日子，我们整天嘴里说的心里想的，都是这件事。我是多么期盼能坐在那个长满鲜花和灌木的小花园里，晒着太阳，听布谷鸟唱歌。我热切地祈祷上帝能满足我们的愿望，这是他能赐予我们的最大快乐。

鞋终于做好了。我们庄重地凝望着这双鞋，它决定着我们的未来。父亲用手帕把鞋包好，出门了。我们坐在家里，等着他满心欢喜地回来。但他回来时却脸色苍白，怒容满面。他说，那位夫人连试都没试，只不过挑剔地瞄了一眼，说丝绸被浪费了，不能雇用他。“如果你浪费了你的丝绸，我也宁愿浪费我的皮子。”父亲说完，拿出刀子，把鞋底切了下来。想到在乡间生活的美梦就这样破灭了，我们三个人都哭了。我想上帝还是不能轻易满足我们的愿望，如果那样做了，我就会成为农夫，未来的生活将和现在完全两样。从那以后，我常想，上帝是否就是为了我未来的命运，才不肯降福于我的父母。

父亲越来越频繁地在林中漫步，一刻也不停歇。他极度关注报纸上有关德国战事的报道，脑子里只有这件事。拿破仑是他心目中的英雄，他从一个无名小卒到成为纵横天下的领袖，正是父亲追随效仿的典范。丹麦与法国结盟以后，人们就只谈论战争了。父亲自愿去当兵，希望至少能混个中尉回来。妈妈以泪洗面，邻居们耸耸肩说没这个必要，出去吃枪子真是疯了。在当时，士兵的身份还很低贱，只是到了最近，在针对公爵领地叛乱的战争中，士兵才得到应有的荣誉。

父亲所在连队出发的那天早晨，我听见他兴奋地又说又唱。但我从他和我深情的吻别中，感到他心里十分焦虑不安。我当时正在出麻疹，军鼓敲响时，只能独自躺在床上。妈妈陪着父亲走到城门，一边走一边抹眼泪。部队开拔以后，老祖母来了，她温情地望着我说，要是我现在就死倒省事了。不过，上帝的旨意总是最好的。那是我记忆里第一个真正令我悲伤的早晨。

然而，没等父亲所属的军团到达荷尔斯泰因，战事就结束了。这个志愿兵很快又坐回到他的作坊里，一切似乎都恢复了老样子。

我依旧拿木偶用德语表演喜剧，因为我看到的演出只用德语。不过，我的德语实在叫人费解，里边真正的德语词只有一个“扫帚”，还是由父亲从荷尔斯泰因学回来的不同词语里边找到的。“我这趟远行倒叫你收益不小，”父亲逗趣地说，“记住，汉斯·克里斯蒂安，天知道你到底能走多远，做就是了。”但妈妈说，只要她在这事上还有说话的份儿，我就必须待在家里，不能像父亲似的把身体弄坏了。

他的身体确实很糟糕，他根本不习惯行军和军旅生活的艰辛。有天早晨，他醒来时有点精神错乱，谈论起拿破仑和战争，幻想自己接受了拿破仑的命令，正在亲自指挥战役。妈妈立刻把我叫醒，让我找人帮忙。不过，不是要我去找大夫，而是去找住在离欧登塞几英里远的“女巫”。到了那个女人的家里，她问了几个问题，然后拿出一根羊毛线，量了量我的胳膊，在我身上标了几个奇怪的符号，最后在我胸前放了一根细小的绿树枝。她说，这树枝和钉死主的十字架是来自同一种树。她又补充说：“马上沿着河边回家。如果你的父亲升天了，你还能遇见他的幽灵。”

想一想就觉得害怕，何况那时候我满脑子都让迷信、胡思乱想的东西占据了。回到家时，妈妈问：“你没遇到什么吧？”我的心扑扑跳着向她保证说：“没有。”第三天晚上，父亲过世了。尸体放在我的床上，我和妈妈一起睡在地板上。一只蟋蟀叫了一整夜。妈妈对着蟋蟀说：“人已经死了，别叫他了，是冰女把他带走了。”我知道妈妈说的是什么，记得有年冬天，家里的窗玻璃上结满了冰，父亲指着一个形状像张开双臂的少女的冰花，开着玩笑说：“她一定是来带我走的。”现在，妈妈见他躺在床上，想起了他说过的话。这句话也刻在了我的思想中。

父亲被葬在了圣卡努特教堂墓地，就在从祭坛方向来的教堂门的左手边。祖母在父亲的坟上种了些玫瑰。在以后的岁月，这里还要埋葬别的人。现在，那些坟上，野草已经长得很高了。

父亲死后，没人管我了。妈妈外出做工，给人洗衣服。我独自一人在家，与父亲给我做的小剧院为伴。我给木偶做衣服，读剧本。我那时候长得又瘦又高，蛮难看的。头发金黄色，又浓又密。出门总不戴帽子，拖着木屐。

离我家不远，住着一位牧师的遗孀班克福德夫人，她与大姑子一起生活。她们很喜欢我，欢迎我随时去玩。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她家。这是我踏入的第一个有教养的家庭，何况它真的给了我家的感觉。那位去世的牧师写过诗，在当时的丹麦文学界占有一席之地。他的《纺纱歌》可谓脍炙人口。我在《丹麦诗人略记》一书中，曾写过这位被我的同时代人忘怀的诗人：

纺线断了，纺车静止，

纺纱歌儿没有了声息。

青春的歌将很快逝去，

在那遥远的过去。

我在这里第一次听到了“诗人”这个词。而且，她们每提到诗人，内心便充满了一种崇敬感，好像很神圣的样子。父亲为我读过霍尔堡的喜剧，但她们不谈霍尔堡，而是谈散文，谈诗歌。“我弟弟就是个诗人。”班克福德夫人亡夫的姐姐说到诗人弟弟时眼睛发亮。从她那里我认识到，能成为诗人是多么荣耀和幸福的事。也是在这里，我第一次读到了莎士比亚。诚然，译文并不漂亮，但莎士比亚那富有创造性的描写，戏剧场景中的暴力事件、女巫、幽灵都恰好符合我的胃口。我马上开始在我的木偶剧院演起莎士比亚的悲剧来，《哈姆雷特》里的幽灵和荒野里疯癫的李尔王都在我的想象里复活了。在一出戏里死的人越多，我越觉得它有趣。就在这时，我写了第一部戏。无非是一出悲剧，剧中的角色最后都死了。故事取自皮拉摩斯与提斯柏的一首老歌，在题材上做了点拓展，剧中角色加进了隐士和他的儿子。两人同时爱上了提斯柏，并都在她死的时候自杀了。隐士的大部分台词都引自《圣经》和巴里主教《教理小问答》中的段落，特别是里边涉及邻里责任的部分。我给戏取名叫《阿波尔和埃尔维拉》，带着极大的满足和喜悦朗读给我能想到的所有人听。当我读给邻家妇人听时，她风趣地说：“你是要把这出戏写成‘一件无聊又令人讨厌的麻烦事’吧。”这下我的心彻底凉了，当所有人都在夸我的时候，她却拿我和我的戏开玩笑。我很痛苦，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妈妈说：“她这么说只不过是因为她的儿子写不出这样的戏来。”

我带着妈妈的宽慰，开始写下一部戏。这一回我写得更夸张了，戏里加进了国王和公主。我发现在莎士比亚的戏剧里，他们的谈吐同其他人物没有什么两样。但在我的戏里如果还这样就不合适。我问妈妈和一些邻居，国王究竟是怎样说话的。没有人知道。他们说，国王到欧登塞来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而且，国王可能说的是外语。于是，我找出一本里边有德文、法文、英文与丹麦文对照的词典。它帮了我大忙，我从每一种语言中挑出一些词，再把这些词杂糅到国王和公主的每一句话里。一句台词可能会这么说：“早上好（德语），我的父亲（法语）。昨天睡得好吗？（英语和丹麦语）。”我想，这是最适合这种有贵族身份的人物的语言了，这才是真正地道的《圣经》里的城市巴别的语言。一想到人人都要听我大声朗读我的戏，我就异常兴奋。可我绝没有想到，没有人愿听这样蹩脚的戏。

有个邻居家的儿子在织布厂工作，每周都能挣到点钱。而我，按邻居的说法，整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妈妈决定让我去织布厂上班。她说：“这可不是为了钱，我总得知道我的儿子在哪里吧。”

是老祖母带我去的那家织布厂。她感到很苦恼，因为她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天，我居然和那些不招人喜欢的男孩子混在一起。

在这里工作的许多熟练短工是德国人，他们在一起，成天快乐地唱歌，海阔天空地聊天，一个粗俗的笑话就能让他们爆发出一片浪笑。常听这些，我自然也学了一点。不过，对一个少年单纯的耳朵来说，这些话起不了多大作用，它们抓不住我的心。我那时有一副出众的高音嗓子，十分嘹亮，一直保持到十五岁。人们喜欢听我唱歌。在织布厂，一被问及是否会唱歌，我马上就拉开嗓子唱，而且都很成功。这样一来，我只管唱歌，手里的工作都由别的孩子去做。每当唱完歌，我还告诉他们我会演戏。霍尔堡和莎士比亚许多整幕的戏我都烂熟于心，倒背如流。不论男女，都友善地对我点头、微笑、鼓掌。就这样，我在织布厂度过了最初一段愉快的时光。

然而，有一天，正当我给大家唱着歌，人们在谈论我清晰的高音音调时，一个熟练短工叫起来：“他不可能是个男孩子，他是个小娘们！”他一把抱住我。我又哭又叫。其他人反倒觉得这个粗俗的玩笑很开心，很快帮着抓住我的手脚。我扯着嗓子叫喊，真像女孩一样害羞起来。我冲出织布厂，跑回家。妈妈立刻答应再也不让我去那里上班了。

我又开始去班克福德夫人家，听她朗读，自己也读，没事的时候学点针线活。我发现这手艺对我的木偶剧院非常有用。我缝制了一个白色的针垫，送给班克福德夫人作为生日礼物。长大以后，我发现她还保存着这个针垫。我还认识邻居中另一个牧师的遗孀，她让我大声为她朗读她从图书馆借来的书。记得其中有本书大概是这样开篇的：“这是一个风雨狂暴的夜晚，雨点敲击着窗棂上的玻璃。”“这是一本好书。”夫人说。我天真地问她为什么这么说。她说：“从一开篇就能断定，这是本好书。”我注意到她有一种敏锐的洞察力，十分钦佩。

又一个收获的季节，妈妈带我离开欧登塞来到她的出生地博恩瑟附近的一个地主庄园。住在这儿的这位夫人的父母雇用过我妈妈。这位夫人早就说让我们抽空来看看她，现在这一天终于来了。我们是步行前往的，花了两天才到。这座庄园很气派，招待我们吃得也很丰盛。撇开这个，乡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真想一辈子就住在这里。此时正赶上采摘啤酒花的季节，我和妈妈还有很多乡下农民一起坐在谷仓里，帮着采啤酒花。他们都很会讲故事，绘声绘色地讲了许多他们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的趣事，比如长着偶蹄的魔鬼，以及他们所知道的幽灵、预兆什么的。他们中有个老农说，不管是已经发生的还是将要发生的，上帝知道一切。这话我记得清楚极了，始终盘踞在我的脑子里。日暮黄昏，我独自一个人散步，来到离住处不远的一个深水塘边。我爬到水中的一块大石头上，一个奇怪的想法闯进了脑际：上帝真的知道将要发生的一切吗？我想：“要是现在他已经决定我将活得很老，而我马上就跳水自杀，他想的不就没用了？”转瞬之间，我坚定而果决地要投水自毙。望着水的最深处，忽然又一个新想法冒了出来：“这是魔鬼要用它的力量控制我！”我惊恐地叫了一声，撒腿跑回家，投到妈妈怀里，伤心地哭了。但无论是谁，都没能从我嘴里问出到底发生了什么。有个女人说：“他肯定是看到了什么幽灵。”事实上，我自己也是这么想的。

妈妈再婚了，她的第二任丈夫还是个年轻的修鞋匠。虽然他也是手艺人，他家却觉得这门婚事降了门第。因此，不仅不让妈妈，也不让我去他们家。继父是个平和的年轻人，好脾气，生着一双棕色的眼睛。他说不干涉我如何受教育，而且确实允许我由着自己的性情癖好自由发展。于是，我完全生活在我的图画和木偶剧院里，感受着从未有过的快乐。我搜集了数量可观的彩色布片，亲手裁剪，做成戏服。妈妈觉得，假使我将来当裁缝，这倒锻炼了手艺。在她看来，我也许天生就是干裁缝的料。而我却说，我想当一名演员。这是妈妈反对的，因为对她来说，演员跟走钢丝的，以及打把势卖艺的都属于一类人。她说：“那样，你少不了要挨鞭子。为减轻体重，要经常饿自己。腰腿要柔软灵活，还得老喝油。”不，我得当裁缝。“看人家斯特格曼，就是裁缝，地位多高。”他是城里最好的裁缝。“他就住在克罗斯街，裁缝店的玻璃窗有那么大，桌边还坐着好几个助手。要是你也能给人家当个助手该多好啊！”

从妈妈描述成为裁缝的前景中，我获得的唯一安慰是，当裁缝就能为我的剧院弄到更多各式各样的布片。

父母搬了家，就在芒克米尔门的旁边。这里有个属于我们的花园，又小又窄，比一张长点的床铺大不了多少。花园里种着红醋栗和醋栗灌木丛，有条小路通向芒克米尔后面的河。在水的下游处，有三座巨大的水车。水闸关闭时，水车就停下来。河水流干了，河床裸露出来，很多鱼在水坑里扑腾乱蹦。我可以徒手抓鱼。连磨坊里的大水耗子，都溜到水车下面来喝水。突然，水闸再次升起，河水卷着泡沫咆哮而下，水耗子早不见了踪影，河床里盈满了水。一直站在那里的我，这时得赶紧哗啦哗啦地蹚着水回到岸边。我此时的这种恐惧，就像在北海岸收集琥珀走出沙滩很远的人们看到海又涨潮了一样。

我常站在妈妈洗衣时当捣板用的一块大石头上，扯着嗓门唱我会唱的所有歌，有的根本就是边走边瞎编出来的，连曲调都没有，更谈不上有什么意义。我家隔壁的花园属于法尔伯先生，丹麦民族诗人欧伦施莱厄在自传里提到过他的妻子。法尔伯先生的妻子当过演员，像她演过的女主角依达·蒙斯特一样可爱。那时，人们都叫她“贝克小姐”。来他们花园的客人总听到我唱歌，都说我有一副好嗓子，能用它扬名立万。我常想用嗓子如何扬名，对我来说，发生在童话里的事都是真实的，我也期待着所有的梦想变为现实。有个在河边洗衣服的老太婆曾告诉我，中国就在欧登塞河的下面。我想象着，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我坐在那里，一个中国的王子从地下挖了一条通道来到我们这里，听我唱歌，并把我带回他的王国，给我高官厚禄。这不是不可能的。当然，到了那时候，他会允许我荣归故里，回到欧登塞。我要在这里住下来，建一座城堡。我可以一连好几个晚上通宵绘制城堡的设计图。想想真是很幼稚。其实，当我很久以后在哥本哈根朗诵自己的诗作时，也是很孩子气的。我仍然相信并期待着我的听众中能有这样一位王子，理解我，帮助我。

我酷爱读书，整幕整幕的戏都能倒背下来，再加上有一副天生的金嗓子，终于引起欧登塞几家名门望族的注意。他们邀请我去家里做客，我身上表现出的奇特的性格特征唤起了他们的兴趣。在我造访的这些人中，赫格·古尔贝尔上校及其家人，对我表现出了最大的兴趣。他甚至跟克里斯蒂安王子，也就是后来的国王克里斯蒂安八世提到了我。一天，古尔贝尔带我去见当时住在欧登塞城堡的王子。

“如果王子问你将来想做什么，”他说，“你要回答，你最大的心愿就是上文法学校。”果然，王子真的问了这个问题。我自然也照此回答。但他紧接着说，像我这样能唱歌、背诵诗歌什么的固然很好，却不代表真有这方面的天赋，而上学要花很长的时间和很多的钱。如果我想学一些实用的手艺，比如车工，他可以资助我。我才不想当什么车工。其实，这位贵族王子说的都很入情入理，可我还是怀着些许失望的心情离开了他的城堡。不过，正如读者将在后面看到的那样，当我的能力随着时间得到展现时，他一直对我很友好，直到他去世。我对他深为感激，难以忘怀。

我始终没有离开家，随着身体的发育，我长成了高个子少年。妈妈不想再让我到处闲逛，瞎耽误工夫。她把我送进救济院的一所慈善学校，学点宗教、写作和算术之类，仅此而已。我几乎一个单词也拼不对，在家里从不学习，也就在上学、放学的路上随便翻看一眼课本。妈妈还常以此贬低邻居家的孩子，显得我很有能耐：“看你从早到晚那样费脑子，瞧我们家汉斯·克里斯蒂安从来不看课本，却什么都懂。”

每到老师过生日，我总是给他编个花环，写首诗。通常他都微笑着收下，但也抱怨过一两次。他来自挪威，叫威尔海文。他做人的原则性极强，但性情暴烈，不苟言笑。他非常虔诚地给我们讲宗教，讲起《圣经》故事，生动异常，惟妙惟肖，听得我入迷。对我来说，那些墙上的画竟一下子像拉斐尔和提香的经典画作一样，都是那么的精美绝伦，细致入微，如真品再现。我常常在课堂上做起白日梦，眼睛盯着那面美轮美奂的墙发呆，于是我就会挨一回无关痛痒的责备，因为我“又走神了”。我还常给男孩子们讲些怪诞的故事，当然，我总把自己安排成故事的主角。有时，我也会因此被取笑。街上的不良少年从他们父母那儿听到我的怪僻秉性，以及听说我总是和上流人物厮混在一起，终于有一天，这些野孩子们聚集起来，追逐得我满街跑。他们大声叫着，挖苦我：“快来看，戏剧家正到处跑哪！”回到家，我躲在角落里，啜泣着向上帝祷告。

快到十四岁生日了，妈妈开始想着要让我受坚信礼，以便能做学徒当裁缝，或做些其他什么有用的事。没错，她从心底爱我，可她并不了解我的志向、抱负与追求。其实，我自己也不了解。与妈妈常有交往的人总觉得我那些古怪的行为举止特别别扭，这使妈妈心烦意乱，深感忧虑。

我们属于卡努特教区，施坚信礼的候选人得先把提名报给主教或助祭。所谓名家子弟同文法学校学生的提名，都一起报给主教；穷人家的孩子则都报给助祭。我把名字直接报给了主教，尽管他可能觉得我这样做是出于虚荣和自大，他还是被迫接受了。主教接受的孩子先被安置在教堂施礼，而后才是助祭的。不过，我并不认为我这么做是出于虚荣，因为我实在怕那些穷小子，他们总是嘲笑我。而我更愿意去接近文法学校的学生，我觉得他们比其他人更为出色。我常常站在教堂的木围栏外边，偷看他们在庭院里玩，多么希望我也能成为其中的一员。我羡慕他们倒不是因为他们能玩各种游戏，而是因为他们拥有很多的书，在这个世界上能做成他们想做的事。

主教施坚信礼时，我和他们混在一起，成了他们中的一个。可那个时期的那些孩子我现在差不多记不起来了，他们和我几乎没有往来。每天，我都有这样一种感觉，觉得哪个圈子都不属于我。就连主教也让我意识到了这一点，一次，当着他的几个朋友，我表演了一部喜剧中的几个情景。他却让人把我叫去，说正在准备施坚信礼，我这样做十分不合时宜。假如再有这样的事传到他的耳朵里，我就会被开除。这让我很害怕，情绪也很低落。我越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迷途的小鸟，飞到一处全然陌生的环境。幸好在行坚信礼的孩子中，有个叫特纳·伦的女孩一直对我很好，她是他们当中最出色的一个。——在后面的章节，我会更多地说到她。她总是温柔地看着我，友善地和我打招呼。有一次，她送我一朵玫瑰，我满怀欣喜地回了家。因为在这些人中，终于有一个人从未轻视我、排斥我。

一位年老的女裁缝帮我把已故的父亲穿过的外套，改成行坚信礼时穿的合身礼服。我以前从没穿过这样好的衣服，而且，我平生第一次有了一双长筒靴。我高兴极了。要是别人看不见我的新靴子怎么办？对，去教堂时把靴子套在裤子外边不就行了。走路时，靴子发出的吱吱声让我兴奋不已。我想，人们从这声音就能听出我穿的是新靴子。但一分心，我就不够虔诚了。意识到我同时把同样多的心思放在了靴子和上帝身上，我感到了良心上的不安，赶紧真心实意地祈求他老人家宽恕我，然而之后，我又想我的新靴子去了。

最近几年，我把得到的铜币全都节省下来，一数，有十三达勒 ⁽²⁾ 。积攒下这么一笔不小的财富，真让我喜不自胜。妈妈执意要我去学裁缝，我恳求她不如干脆让我到哥本哈根去淘金。我那时认为哥本哈根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到了那里你又能怎么样？”妈妈问。

“我可以成名，”我这样回答，并给她讲我从书上读来的有关穷人变富人的故事。“您看，他们不都是先经历了无数可怕的逆境，然后就成名了。”我完全是被一种无法解释的冲动驱使着。我流着泪哀求妈妈，她终于答应了。不过，她先从医院叫来个“女巫”，让她从一堆纸牌和咖啡渣中为我预测未来。

“你儿子将来能成为一个大人物，”老妇人说，“早晚有一天，欧登塞都会受到他荣誉的恩泽。”妈妈听了这句话，哭了。从此，不管我有什么样离家的想法，她都不再反对。每个听说了这件事的人都来跟妈妈说，让我这么一个才十四岁大的小孩子只身闯荡哥本哈根，实在是件可怕的事。路途遥远不说，而且像哥本哈根这样庞大、复杂的城市，我在那里连一个人也不认识。

“不让他走，他也不叫我省心，”妈妈回答说，“没关系，让他走好了。我敢肯定，他走不过尼堡。一见大海那波涛汹涌的阵势，他就会吓得回来。那时，他就会乖乖学裁缝了。”

“要是我们能在哪里给他找个职员的工作就好了，”祖母说，“这差事不错，汉斯·克里斯蒂安的脑子足够用。”

“要是他能成为斯特格曼先生那样的裁缝，我就烧高香了，”妈妈说，“就让他去尼堡吧。”

在我行坚信礼的头一个夏天，欧登塞来了一些皇家剧院的歌手和演员，上演了几出歌剧和悲剧。整个镇子的人都在谈论这件事。因为剧院那个贴海报的人是我好友，我不仅在舞台两侧观看了全部演出，还上台扮演了小随从和牧羊人。说真的，我甚至在《灰姑娘》中说了几句台词。我的热情可高了，演出前，其他演员还在化妆间时，我已穿好了戏服。因此，我吸引了他们的注意。我孩子似的行为举止和对戏的热情投入让他们觉得十分有趣，他们很亲切地和我说话，尤其是哈克和恩霍尔姆。我把他们尊为人间的神灵。我听到的所有评论，包括对我的歌唱、背诵诗歌及表演大段的长篇独白时显露出来的神态，都让我意识到，我是为剧院而生的。只有在剧院，我才能成名。因此，哥本哈根的剧院就成了我努力的目标。

对很多人来说，演员们在欧登塞的访问演出，是他们一生中的大事，特别是对我而言。每个人都以极大的热情和兴趣谈论着这次演出，差不多最后都要说一句：“要是能到哥本哈根的剧院看戏该多好啊！”有几个去过哥本哈根的人，谈论起一种在他们看来比歌剧或戏剧都更要好看的东西——芭蕾。据说，芭蕾舞演员中，属沙尔夫人最棒，也最具影响力。对我来说，她似乎就成了芭蕾王后。而且，在我的想象中，她扮演着这样一个角色：如果我能让她感兴趣，并得到她的支持，她就能帮我走向荣誉和财富。

满脑子想着这些，我去找欧登塞最有名望的市民之一、书籍印刷商伊韦尔森。我知道，那些演员在欧登塞时，每天都去拜访他。他认识所有这些演员，大概也会知道那位芭蕾明星。我求他帮我给她写一封推荐信，剩下的事我猜想上帝会做好的。

老人是第一次见我，他非常和善地听我讲完，却极力劝说我不要冒险离家。他说我该学门手艺。“那多丢脸呀！”我回答说。我说话时的样子让他吃了一惊。据他家人后来告诉我，就是这对他起了作用。他说，他并不直接认识那位芭蕾舞演员，不过，他可以帮我写推荐信。我真的拿到了。现在，似乎幸运的大门已经向我打开了。

妈妈帮我把衣物什么的收拾了一个包裹，问马车夫可否额外加上我这个乘客。马车夫说没问题，整个旅费只花三达勒。离开家的那个下午终于到了，妈妈伤心地陪我走到城门，祖母已经在那里等着我。在这几个月，祖母好看的头发已经变得灰白。她什么也不说，只是趴在我的肩头哭。我也非常伤心。我们就这样分别了。后来，我再没有见过祖母。她在我离开家的第二年去世了，葬在埋穷人的乱坟岗子，至今我也不知道她的墓在哪里。

驾车的仆从吹响了出发的号角。那个下午阳光明媚，很快，阳光也照亮了我愉快稚嫩的身心。我为眼前所见到的一切新事物兴奋不已，我正朝着渴望的目标旅行。但当我航行到尼堡的大贝尔特海峡，船载着我离开了生长的那个岛屿时，我感到自己是那么的孤独无助，觉得除了上帝，谁也无法信赖。船在西兰岛一靠岸，我就跑到岸上一间简陋的小屋后边，跪下来，祈祷上帝给我帮助和指引。祷告完，马上感到身心愉悦，因为我已经将一切都交给上帝和命运之神来主宰。接着，车子又拉着我走了一整天和一个夜晚，经过一些城镇和乡村。马车夫重新装箱时，我独自站在一边吃着面包。一切对我来说都太陌生了，我感觉自己正处在茫茫的旷野。

(1) 按当时丹麦的行会规定，出了师但还没有得到行业公会承认的手艺人被称为“自由师傅”。

(2) 达勒是“里克斯达勒”的简称，即里克斯元，安徒生时代在荷兰、丹麦、德国等地流通的银币。

二

一八一九年九月六日，星期一早晨，从腓特烈斯贝山顶，我第一次见到了哥本哈根。我拿着小包裹下了车，徒步走过公园，走过长长的林荫道，从城郊进入了城市。到达的前一天晚上，已在欧洲好几个国家传播开的“迫害犹太人运动” ⁽¹⁾ ，也在哥本哈根开始了。整个城市都骚动起来了，街上到处是人群。不过，我对这种喧嚣、嘈杂和混乱一点也不惊讶，相反，我想象中作为世界中心的哥本哈根，它原本就是该这样喧闹。我口袋里的钱还不到十达勒，只好在我进城的西门附近一个叫“卫兵客栈”的小旅馆先住下来。

我出门要找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剧院。我围着剧院转了好几圈，看着剧院的墙体，把这整个的建筑当成了还没有对我打开门的家。角落处的一个票贩子拦住我，问我要票吗？我说：“要啊！”并一再向他道谢。他以为我在戏弄他，非常生气，吓得我赶紧从这个对我来说是城里最亲切的地方跑开了。当时怎么可能想到，十年后，我的第一部戏剧会在这里上演，我就在这家剧院向丹麦人民鞠躬致意。第二天，我穿上那身行坚信礼时的衣服，戴着一顶几乎遮住眼睛的帽子，出门了。当然没忘记穿靴子，还得把它露在裤子外边。这可是我当时最好的一身正装。

我带着推荐信，去拜访那位芭蕾明星沙尔夫人。按门铃前，我跪了下来，祈祷上帝能让我找到帮助和支持。正在这时，有个女仆走上楼梯来。她和善地朝我笑笑，往我手里放了一枚铜币，轻快地走了。我看看她，又看看那枚铜币。我穿的可是行坚信礼的礼服啊，看上去该像有身份的人，她怎么会把我当成乞丐呢？我大声叫住了她。“没事，拿着吧。”她回身只说了一句话，就走了。

我终于站在了芭蕾明星的面前。她看着我，一副特别吃惊的样子，然后听我介绍。她根本就不认识为我写推荐信的老伊韦尔森。而且，在她眼里，我整个的性情举止都显得极其古怪。我以我的方式向她真诚表达了想登台表演的心愿。她问我觉得适合扮演哪类角色。我回答：“我特别喜欢扮演灰姑娘这个角色。”皇家剧团的演员在欧登塞演过这出戏，我对那个主角十分着迷，能凭着记忆把她从头到尾再演一遍。我想，她是跳舞的，自然对灰姑娘跳舞那一段最感兴趣，我想表演那一段给她看，显露一下自己的本事。征得她同意，我把靴子脱了。要不，靴子太沉，无法轻灵地跳起来。然后，我拿着那顶大帽子当铃鼓击节伴奏，开始边跳边唱：

“财富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浮华虚饰又是什么！”

正像她后来告诉我的，是我那奇怪的手势和离奇的灵巧让她觉得我脑子出了问题。她急忙把我打发走了。

我只好直接去找剧院经理荷尔斯泰因先生，请求他雇用我。他觉得我长得太瘦，不适合为剧院工作。“是吗？你只要每月付我一百达勒的工资，我很快就长胖了。”他严肃地看了我一眼，打发我走时还加了一句，说剧院只雇用受过教育的人。

我一下子跌进了痛苦的深渊，没有人来指点我，安慰我。我想，死是我唯一能做的，我的思想飞向上帝。带着孩子对父亲般的依赖，我牢牢地抱住上帝。我放声哭了起来并对自己说：“我曾读到过，只有当你的一切全部错位的时候，上帝才肯伸出援手。你必须先经受很多苦难，只有这样，你才能真正实现自我价值。”于是，我买了一张过道票，去看歌剧《保罗与弗吉尼亚》。我被剧中那对情人的分手深深感染，痛哭失声。坐在旁边的两位女士尽力安慰我，说这不过是一出戏，根本不用伤心。其中一位还给了我挺大一块香肠三明治。我们像好朋友一样一起坐在那里。我觉得人们好像都很善良，我愿意信任所有的人，于是就跟她们说，我并不是为保罗和弗吉尼亚哭，而是因为，我是把剧院当成了我的弗吉尼亚。如果我被迫和它分开，肯定和保罗一样难过。她们看着我，似乎听不明白。我又告诉她们，我为什么来哥本哈根，现在我是如何的孤独。这回，那位女士又给我一块三明治，还有水果和蛋糕。

第二天清晨，我结了旅馆的账出来，发现仅剩一达勒了。这样一来，我必须想方法要么找个船长或别的什么人带我回家；要么就得在哥本哈根给一个手艺人当学徒。当学徒似乎更明智，因为回到欧登塞也躲不开要当学徒。而且，要是就这样回去了，我能预想到人们会怎样笑话我。看来，留在哥本哈根当学徒最可行。学哪一行对我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我不过是借此生存下去。

和我一样作为加座乘客同来哥本哈根的一位女士，供我在她那里吃饭、借宿。她带我出去买了一份报纸，看到有位住在伯格盖德的木匠正打算收学徒。我直奔他而去。这个人很和善，他收下了我，但说在收我为正式的徒弟之前，需要得到一张我在欧登塞的身份证明，证明我没什么品行不端。同时，还想更多了解到我和我父母的情况。另外，受洗证明他也要。在这些证明寄来之前，如果我居无定所，就搬到他这里来，可以先干起来，试试看是否适合做这行。

第二天早上六点，我到了车间，认识了几个短工和学徒。他们正谈得很热烈，师傅没来，靠闲聊一些日常琐碎、粗俗不堪的话题打发时间。听了他们聊的，我像小女孩一样羞红了脸。他们发现以后，开始拿我开玩笑。我还能清晰地记起当时的情景，这些人的玩笑后来开得太粗鲁，我被吓哭了。这使我决定放弃学手艺。我找到师傅并和他说，我无法忍受那样的语言和那种玩笑。而且，我也不喜欢干这行，谢谢他的好意，我想离开。他听了以后很惊讶，努力安慰我，让我高兴起来。但他说什么也没用，我已经悲伤过度，心烦意乱。最后，我还是匆忙地离开了。

我在街上逛荡，没有一个人认识我，我感到极度的凄凉和失落。这时，我记起在欧登塞时，曾在报上看到一则消息：一个叫西博尼的意大利人担任了哥本哈根皇家音乐学院的院长。人们不是都夸我嗓音好吗，或许他会对我有兴趣。如果没兴趣，我就找个船长，让他当晚就把我带回菲英岛。回家的念头使我更加不快了，在这种情绪下，我冲到了西博尼的家。他家似乎正举办晚宴，著名作曲家卫斯，诗人巴格森，还有其他几位客人在座。前来给我开门的是位女管家，我不仅向她描述，我是想成为一个歌唱家才来哥本哈根，而且我把我所有的经历都讲给她听。她听完后，对我深表同情。她一定又向客人们做了详细的描述，因为过了好长时间她才出来，她出来时，客人们都跟她一起出来了，看着我。西博尼把我带进客厅，那里摆放着一架钢琴。他让我唱歌，自己专注地听着。然后，我背诵了霍尔堡戏剧中的几幕，还背了一些诗。背诵时，联想到自身的悲凉遭遇，我不禁情动于衷，落泪失声。客人们鼓起掌来。

“我预言，”巴格森说，“你早晚有一天会成名。不过，当人们给你喝彩时，可不要骄傲。”之后，他又跟我说，一个真正的天才纯粹是自然的造物，但他的天分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人际间的交往而损毁。对他说的我还不能完全理解，但我觉得我大概天生是个古怪的孩子，当然谈不上是神童。不过，我绝对相信他们说的每一件事。而且，他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我好。西博尼答应帮我训练嗓音，他觉得我能作为歌唱演员出现在皇家剧院。我真是高兴得喜极而泣。女管家带我出门时，看我异常激动的样子，轻轻拍了拍我的脸颊，建议我第二天去拜访卫斯教授。她说，卫斯教授有意为我做点什么，可以依靠他。

我去拜访卫斯。他也是穷孩子出身，是靠自我奋斗走了出来。他十分理解我的不幸遭遇，利用当晚那个愉快的时刻，他为我筹集了七十达勒。这数目对我来说不算少，他还说，每个月将给我十达勒。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立刻给家里写了第一封信，说全世界的好运都落在我头上。妈妈特别高兴，把信给每一个人看。有些人看了很吃惊，也有些人只是对此笑笑。是啊，就算这样，结果又如何呢？

西博尼不会讲丹麦语，为能明白他的意思，我有必要学一点德语。和我一起从欧登塞来的那位女士，总是尽她所能帮助我，她说服了一位叫布鲁恩的语言教师免费教我德语。在我学了一些德语单词之后，西博尼的家向我敞开了，他给我吃的，有几次还和我一起唱音阶。他有一个意大利厨师，两个聪明伶俐的女仆，其中一个当过卡索蒂的女仆，会说意大利语。我每天都和他们一起度过，很乐于为他们跑腿儿，喜欢听他们讲故事。但有一天，当他们叫我上菜时，西博尼站了起来，走进厨房跟他们说，我不是“跑腿儿的”。从那天起，我更多的时间是待在客厅。西博尼的侄女，是位很有天赋的女孩，她每天花大量时间给西博尼画像。我穿着肥大的束腰外衣和宽松的袍子给她当模特，倒不是为了让她画像我这样瘦小枯干的小伙子，而是为了画魁梧健壮的西博尼。然而，这种强烈的对比常让这个欢快的意大利少女忍俊不禁，笑完了继续她的素描。

歌剧演员每天都来排练，有时我也被叫去听他们的练习。这位音乐大师听演唱时，常变得异常烦躁。他这种意大利式的火暴脾气全在脸上显露出来，他有时用德语大叫，有时又用一种古怪的丹麦语喊着。虽然他发脾气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我还是吓得浑身哆嗦，越来越害怕这位托管我命运的人。轮到我唱音阶了，在他严厉的注视下，我的声音发抖。“你不用怕，”他总是这么说。唱完了，我走到门边，他再把我叫回来，往我手里放几枚铜币，面带微笑，用德语说：“一点小意思。”

据我了解到和听来的，西博尼是位杰出的歌唱大师，他开创了一种优秀的歌剧演唱流派。但他的真正价值并未被社会公众所珍视。人们只把他当成一个外国人，一个丹麦人会乐于看到他花光他的薪水，而不会承认没有一个丹麦人比他聪明和有能力。当时，意大利歌剧已经享誉欧洲，正是西博尼将意大利歌剧搬上了丹麦舞台。而丹麦人却对意大利歌剧充满敌意，仅仅因为它来自意大利，而西博尼是意大利人。当西博尼根据协议举行义演，并主演拜尔的德语歌剧《阿喀琉斯的复仇》中的主角时——这是他在意大利演得最出色的——哥本哈根的观众竟以满场的嘘声相报。这种不公和西博尼的伟大价值在他去世以后，才被当时许多曾经轻视罗西尼和贝里尼作品的人们所承认。但几年以后，西博尼又被威尔第和里奇替代了。后来，甚至发展到，凡音乐和歌唱只有意大利的才是正宗，才有价值。可惜，西博尼没能活着看到这场革命。他不仅把他的全副身心用来教学生歌唱，更要他们理解和想象自己演唱的那个角色。他不怎么用德语表达他的看法，丹麦语又说不太好。他的歌唱演员只能通过这两者中的一种来了解他。因此，他就用滑稽的方法来表达自己，别人当然很快也就懂得了他，模仿了他。

我从早到晚待在西博尼的家里。另外，我对这个世界的无知，使我每个夜晚都在家里度过，家让我感到舒适、美好，而在街上却一点也没有这种感觉。拿着卫斯每月给我的十达勒，我住不起小旅馆，得找个更便宜的地方。这样，我住到了霍尔蒙斯格德，那时叫尤克格德，听上去名字很怪，但确实是这么叫的。我对周围的世界真的没有一点认识，我绝对是个单纯的孩子，没有被肮脏玷污心灵。

我前后一共在西博尼家待了九个月。后来，因为变声，我失去了原有的嗓音。那年整个冬天和春天，我都穿着一双破鞋子，脚每天都是湿的。我的好嗓音消失了，那些断言我能成为优秀歌唱家的人也不再对我有指望。西博尼直言不讳地建议我，夏天就要来了，赶紧回欧登塞学点手艺。

我刚刚用煽情的词语向妈妈描述过幸福如何降临，要是现在就回家，还不让人笑话死。我知道等着我的会是怎样的嘲弄，一想到这里，我悲痛极了。不过，像这样的倒霉事说不定正好是我把别的事做得更好的晋身之阶。

我再次被遗弃，孤独无助。我不知该做些什么，也不知该去找谁。忽然我想起住在哥本哈根的诗人古尔贝尔，他是欧登塞那位对我很好的上校的哥哥。我很快查到，他住在阿塞斯登公墓附近，他曾在他的诗中赞美过那里。我给他去信说，我现在非常窘迫，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希望能当面跟他说说我的遭遇。他收到信以后我去拜访他时，发现他被书和烟斗包围着。他长得很壮健，对我也很热情。从我写的信中他发现我的拼写十分糟糕，答应帮我补习丹麦语。因为我在信里告诉他，我在西博尼家待过，他又测试了一下我的德语知识，决定也帮我补习德语。他甚至还把已经出版的一本小书的稿费作为礼物送给了我。我想，这本小书一定是他为弗雷德里克六世祝寿时发表的演讲。钱到用时方恨少，我得到的这份礼物有一百多达勒。卫斯一直关心我，他和其他几个人凑了一小笔钱给我。我特别要提到西博尼家的那两位女仆，从她们微薄的薪水里为我挤出了一点钱。钱不多，情谊却难忘。以后，我没再见过她们。像我还没有提及过的，后来也没再见过的作曲家库劳，便是我的赞助者之一。他在贫苦中长大，深知当一个穷小子的滋味。我听说，他曾在一个寒冷的冬天给人当过跑腿儿。一天晚上，他手里拿着瓶啤酒摔倒，瓶子碎了，碎玻璃扎瞎了他的一只眼睛。

我在前边提到过的那位我曾在她家住过的女士，听说我从古尔贝尔和卫斯那里得到了一笔钱，说她愿意为我提供宽敞舒适的住处。她不停地跟我说，她会多么周到地照顾我，城里大多数人有多么坏，让我觉得仿佛只有她家是这个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其实，她给我住的那间房不过就是一间没有窗户的食物贮藏室，厨房的门敞开才能透进些光亮。她答应我，只要我愿意，随时都可以去客厅坐。而且，最终决定以前，我可以在她家试住两天，看看吃喝有多好。但她说，房租一个月不能少于二十达勒。这未免太为难我了，因为我每个月的收入加在一起总共还不到十六达勒。而且，这钱不能全花在住上，我得吃饭、穿衣，还得买我所需要的其他东西。

“没有二十达勒不租，”第二天晚饭后，女房东不断重复着说。她跟我谈论着我可能会碰上什么坏脾气的人，然后让我在她过几个小时回来时，给她一个最后答复，到底是同意付二十达勒房租，还是干脆走人。

我这个人是很轻信的，在接下来试住的两天，我喜欢上她，几乎快把她当妈妈了。我觉得没有哪里比这里更像我的家，离开她是多么叫人心碎，我还能去哪里，还有谁可以依靠？但我支付房租肯定不能超过十六达勒，我可以把这些钱都给她，确实不多，可我就剩这一点了。女房东出去了，我站在那里，极度的悲伤使泪水顺着面颊流淌下来。我注意到在沙发上方挂着一幅她已故丈夫的画像。我当时真是太孩子气，走过去，把我的眼泪抹在画布上他的眼睛上。我想这样，这位死去的人一定会感觉到我的忧伤，也许还能劝说他的妻子只收我十六达勒。

想必是女房东意识到在我身上也榨不出更多的油水，她回来后对我说，每月十六达勒，住下吧。我简直高兴得要死，当然，还要感谢上帝和那位已经去世的人。第二天，我把钱全给了她。心底的那份高兴实在难以形容，因为我现在有了一个家。可我再也拿不出多余的一分钱，买鞋，买衣服和其他同类的必需品。

我处在哥本哈根的神秘之中，只是我还没有足够的能力破解这种神秘。除了我，女房东的另一个房客是位友好的年轻小姐，从她的房间可以俯瞰到下面的院子。她一个人住，有时候哭。除了她的老父亲，没有人来看她。她父亲也只在夜幕降临以后才来，我带他从后门进来。他穿一件普通的外套，领子紧扣着脖子，帽子拉下正遮住眼睛。听说他每天晚上只在女儿屋里喝一杯茶，这个时候别人不能进去，因为他对见外人很害臊。而每次父亲一来，小姐就变得特别严肃，一点也不开心。

许多年以后，当上流社会以及所谓沙龙生活的大门对我敞开，我开始在不同的社交圈活动。一天，当我正站在一间明亮的屋子里，看见一位仪表出众、气质非凡，戴着勋章的老绅士走了进来。正是那位羞怯的、穿着一件破旧外套被我从后门领进来的老父亲。他没认出我来，至少丝毫不会想到，他当年造访时给他开门的那个穷小子就是我。当时，我只把他当成一位值得尊敬的父亲，别的什么也没想，我脑子想的全是我的表演。十六岁的我，还全然是个孩子，仍然成天玩木偶，玩自己做的木偶剧院。像在欧登塞的家里一样，我每天都坐在那里给玩偶缝衣服；为给这些玩偶穿上不同颜色的衣服，我常去奥斯特盖德和科麦格盖德的商店，找他们要些七零八碎不同样的布头和绸带。那些华丽的服饰占据了我的整个想象。我常常呆呆地立在街头，紧盯着那些身穿丝绸和天鹅绒衣服的贵族小姐，在脑海里想着照着她们衣服的式样我可以做出许多皇家披风、裙裾和骑士服装。而且，我在想象里见到了我用剪刀裁剪出来的华丽服饰。这可以让我足足想上好几个小时。

如刚才所说，女房东拿走了我所有的钱，我已经身无分文。但她有时让我为她跑腿办事，每次会给我一个子。她说，她不想占任何人的便宜。我用这得来的钱，买些写字的纸或者旧剧本。没过多久，我意识到，大学的图书馆能读到更多有趣的书。我听说班克福德的里根森教堂的主监老拉斯穆斯·尼洛普也是个农家子弟，在欧登塞上过学。一天，我去拜访他，告诉他我也来自欧登塞。我奇特的言行打动了这位老人，他喜欢我，让我去教堂图书馆看书，条件是看完必须把书放回原处。我严格遵守，不敢有丝毫疏忽。后来，他还允许我把一些带插图的书拿回家看，我保管得非常仔细。我是多么快乐啊！

另一件让我高兴的事是，古尔贝尔说服演员林德格林，让他教我如何做一名演员。我跟他学了霍尔堡《亨里奇》剧中的几幕，演过《两个掷弹兵》中的那类角色，他让我尽情展现自己的表演才能。可我真心想演的是“科雷焦” ⁽²⁾ ，我已经把那个角色记得滚瓜烂熟。林德格林笑着问我，是否真的觉得自己能演好科雷焦那样的大角色。然后他让我在美术馆为他背诵几段长篇独白，他听得非常认真。听完，他拍着我的脸说：“虽然你感觉很好，但并不是做演员的料。上帝知道你能做些什么。还是去找古尔贝尔谈谈，看能否学点拉丁文，对你上学总有点帮助。”

上学！脑子里好久没有这个念头了。我感觉自己和剧院已经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当然，学拉丁文也没什么不好，要是跟人说我正学拉丁文，听上去也不错。我先跟免费教我德文的那位女士说了，但她告诉我拉丁文是世界上最贵的语言，没有免费的课。后来还是古尔贝尔说服他的一个朋友，已故的本兹恩主教，每周教我几个小时的拉丁文。

独舞演员达伦和他的妻子——特别在当时，她是比达伦更有名的艺术家，拉贝克和其他几位诗人都在自己的诗作里赞美过她——亲切地向我敞开了家门。那段时间，他们家是我唯一能去的地方，晚上大部分时间我都在这里度过。温柔、热心的达伦夫人对我就像一位善良的慈母。她丈夫带我来到舞蹈学院，这至少离剧院更近了一步。在那里，我整个早上站在把杆的边上，伸腿，下蹲。但我除了对舞蹈的热情和渴望，没一点成为舞蹈家的指望。达伦说我学得能伴舞就不错了。不过，我获准可以在晚上来到舞台的两翼。那时的舞台没有现在这么井然有序，什么人都能上去，很像在房檐下聚集了很多想看热闹的人，他们只需付给操作工人几枚铜币，就把剧院的这些部分占满了，而且，这里反倒常常成了“贵宾席”。人们想了解剧院的神秘。我就知道有位极有身份的女士来这里碰运气，坐在来自纽伯德尔的女人们边上，就是为了解舞台是如何运作的。我进到舞台侧翼，甚至获准进到专为伴舞的女演员们保留的楼厅包厢里，坐在后排，尽管我个子那么高，人们还是把我当小孩子看待。可我是多么高兴啊！好像我的一只脚已经跨上舞台，成了这里的一员。

一天晚上，我久久等待的时刻终于到来。那天上演的是轻歌剧《萨瓦来的孩子》，现在已嫁给荷尔斯泰因的伊达·伍尔夫，当时还是个剧院的学生。我们是在西博尼家认识的，那时常在一起亲切地聊天。歌剧开演前不久，我们在侧翼不期而遇，她告诉我，《市场》那幕戏，只要事先在脸上化点妆，连操作工人在内，谁都可以上台客串角色。我很快上了点妆，兴奋异常地与其他人一起上了舞台。我看见了脚灯，给演员的提白，黑压压的观众席。我始终穿着我那件行坚信礼的礼服，它还能穿，但因为我洗刷和缝补许多次，已坏得厉害。我的帽子太大了，几乎遮住眼睛。所以，表演时为能掩饰衣服的缺陷，我做了许多稀奇古怪的动作。我不敢站直身子，那样观众就能看出我的外套过短；鞋跟也快磨掉了；我又是个瘦高个子。从我的经验判断，取笑我的这身穿着并不难。但在那样的时刻，我还是满怀着幸福和喜悦第一次在耀眼的舞台上亮相。表演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厉害。表演完了，有个现在已被淡忘、但当时还算有名的歌唱演员，拉着我的手，嘲弄地祝贺我的初次登台。“请允许我把您引见给丹麦观众。”边说边把我往脚灯处拉，他想让人们取笑我古怪的举止。我感觉到了，眼里盈满泪水，挣脱开他，离开了舞台。

大约就在那个时候，达伦创作了一部芭蕾舞剧《阿尔米达》。我在里边扮演一个守护财宝的小矮神，脸藏在一个丑陋面具里。一个叫约翰妮·路易丝·海贝尔的少女也在这部芭蕾舞剧中扮演角色。记得这是我第一次与她相见，而且，她和我一样，名字也是第一次被印在《阿尔米达》的节目单上。对我来说，这是人生中辉煌的一刻，它意味着一个不朽的光环。我整天盯着那几个印刷体的字母看，晚上躺在床上，借着烛光，凝视节目单，把它放下，又拿了起来。这种幸福感是难以言说的。

我在哥本哈根住了一年多，花光了从古尔贝尔和卫斯那里得到的钱。这一年，我长大了，至少就羞耻感来说是这样。如果我不得不张嘴向别人说起我缺少和需要什么东西，我会觉得很痛苦。我搬到一个海员的遗孀家住，那里除了每天早晨一杯咖啡，什么也没有。那是一段沉重、昏暗的日子。每到晚上，女房东还以为我是和相识的、不同的人出去吃晚餐了，但我常常只是坐在皇家公园，啃着一小块白面包。有时，我想鼓足勇气走进一家最便宜的咖啡店，安静地坐一会儿。我的鞋上有洞，下雨天脚总是湿的。遇到寒冷天气，也没有御寒的衣服穿。一切显得那么凄凉。但这对我并不是多重的负担，我感到，任何一个跟我亲切说话的人都是我真正的朋友。在我的小屋里，上帝与我同在。有多少个夜晚，我向着他发出一个单纯孩子的祈祷：“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真的满心相信一切能够好起来，因为上帝不会抛弃我。

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新年预示着一整年的时运。我最迫切盼望能在某部戏中演个角色，登台亮相。自然也会有一份收入随之而来。元旦那天，剧院正好不开门，舞台入口还开着，值班看门的是个眼睛半瞎的老人。我心剧烈地跳着，躲闪过看门人，跑到舞台侧翼和幕布之间，径直穿过舞台进到乐池，跪了下来。我一句台词都不记得，可如果在那个岁月要亮相舞台，就一定得说点什么。于是，我大声说：“我们的主啊！”说完就下场了。我再次确信，在那年的某段时间，我会得到一个角色。

一下子几个月过去了，还没等来角色。春天来了，我到哥本哈根已经两年多了。那段日子，我只去过一次树林。我去的是鹿苑，痴迷地看着那里的人们如何像欧伦施莱厄在《仲夏夜的喜剧》中描绘的那样，享受着快乐时光。公园里到处是愉快的人群，有花样骑车的，有来回荡秋千的，有小动物，有荷兰女人开的蛋奶烘饼店。树下还有一些犹太人，把小提琴拉得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唱着，叫着。所有这一切比林中的自然美景更令我陶醉。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生动、丰富，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春日的一天，我去了腓特烈斯贝的公园，在我看到的第一棵山毛榉树的树叶里，突然发现了自我。树叶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晶莹透明，清新的空气弥漫着一股清香味儿。绿草菁菁，长得很高，鸟儿们在唱歌，我被这一切震慑住了，开始与它们一起沉浸在欢乐之中。我张开双臂，抱住一棵树，亲吻着树皮。那一刻，我全然觉得自己是自然之子。“你疯了？”一位离我不远的管理人员问我。我惊恐地跑开了，很快，我镇静下来，心平气和地走回了城里。

这时，我的嗓音不仅恢复了，而且开始变得更加洪亮。诗人古尔贝尔的哥哥克劳辛先生，在一个合唱团当声乐教师。他听说我会唱歌，便在合唱团里为我谋到一个位置，并说通过合唱可以更好地练声，这样就能得到登台亮相的机会；也许到时能唱上一两段。一个新的可能实现我最大梦想的途径展现在眼前，我从舞蹈团转到合唱团，并时常登台露脸，扮演过《强盗的城堡》和《约翰妮·蒙特福肯》里的牧羊人，以及武士、水手或类似这样的角色。如果剧院的票没有卖光，我就获准进到大厅后排入座。我从不错过这样的机会。剧院是我的整个世界，那里有我的生活和梦想，这样一来，自然就把学拉丁文法的事忘到脑后，更何况我听好几个人跟我说，在合唱团没必要学什么拉丁文，而且，没有拉丁文照样能成为伟大的演员。主要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对拉丁文产生了厌倦，不管是不是有理由，好几次不去上课，而是泡在剧院里。古尔贝尔听说这事以后非常生气，我因此遭到了生平第一次极其严厉的训斥。我实在是羞愧难当，相信罪犯在听到自己被判死刑时，都赶不上我听到古尔贝尔的话那么震惊。我的表情肯定很明白地显露出这一点，因为他让我停止演出，而我做不到。我不会再学拉丁文了。

我以前从未感到，我是那么依赖别人的仁慈和友善；我甚至连最简单的生活必需品都没有；我感到悲观失意的时候，也会认真思考自己的未来，但更多时候我毕竟还是个无忧无虑的孩子。

上流社会最早关心我这个穷小子的两位人士是丹麦著名政治家克里斯蒂安·科尔比约恩森的遗孀和她的女儿范·德·玛斯夫人，她当时是卡罗琳女王储的女侍臣。她们十分同情我的遭遇，欢迎我去家里做客。科尔比约恩森夫人夏天常去诗人拉贝克夫妇的希尔庄园度假。我到了他们的家，很快就被他们接受了。拉贝克本人从不和我说话，只有一次在花园时，他朝我走过来，好像要跟我说点什么，但刚一走近，他看了看我，突然转身又走了。拉贝克夫人倒是个活泼、和蔼可亲的女人，她常和我聊天。我当时已开始写点类似喜剧的东西，写好了就读给她听。一次，她刚听完前几幕就惊叫起来：“天哪，里边好多都是从欧伦施莱厄和英厄曼的作品中抄来的！”“是啊，我当然知道，但他们写得多精彩呀！”我十分坦白地承认，并继续读下去。一天，我正要去找科尔比约恩森夫人，她给我送来一大把玫瑰花：“带上这个，科尔比约恩森夫人从诗人手里接过这束花会很高兴的。”这句话是她半开玩笑地说出来的，但这是第一次有人把我同诗人一词连在一起。我身心沉浸在快慰之中，泪水夺眶而出。从这一刻开始，我意识到我应把全部心思用来写诗。而从前，我只不过是为了替换玩木偶戏才写一点诗散散心，现在上了更高的层次——它是我生存的目标。

一天，我穿着一身好看的装束出门了。那是爱德华·科尔比约恩森送我的一件很好的蓝色外套。我以前从没穿过这么好的衣服，就是太大，尤其胸部显得肥大。我没钱改，只好把领子的纽扣都系紧。衣服看起来很新，纽扣闪闪发亮，只是胸部实在像有袋类动物的育儿袋。为显得多少好看一点，我把一大捆旧的剧院海报塞进我的胸部和外套之间。就是说，在我的胸口多了一个肿块。因此，当我站在科尔比约恩森夫人和拉贝克夫人面前时，她们干脆问我往胸口搁了什么。她们说，天气很热，该把外套解开。但谁也甭想说服我解开外套的扣子，要是解开，那捆海报就会掉出来。

除了拉贝克夫妇和科尔比约恩森夫妇，现在已是议员的蒂勒先生也常在那里度夏。他那时虽还是个年轻的学生，却因为解答了巴格森之谜而声名鹊起。他还写了一些十四行诗，出版了一本著作：《丹麦的神话》。我曾在皇家剧院看过他的悲剧《朝圣者》。我很高兴能和他交谈，他热情，有点多愁善感，富有同情心。我们成了朋友以后，他还总是默默地关注着我的事业。他还是少数几个肯跟我说真话的人之一，而其他人都只是拿我寻开心，他们只看到我身上滑稽的一面。

拉贝克夫人最喜欢的女演员安德森夫人也住在希尔庄园。为逗我开心，她给我取名叫“老是好奇的小家伙”，这个绰号后来也出了名，我确实是个充满好奇的孩子。人们有时笑话我，而我从他们的微笑中，只读出了赞许。有位后来成为我朋友的人告诉我，他第一次遇见我是在一个富商的沙龙上，人们为寻我开心，要我背诵一段自己的诗作。我的诗带着那种率真的感情，诗中无意识地表现出内心的深沉，听完背诵，他们的嘲弄变成了同情。

恕我冒昧，我的确是把一位值得尊敬的老夫人的家当成了避难所，她是已故的著名人物厄本·于恩森的母亲。她的家让我永志不忘，那些已经消逝的声音，始终在我特别容易接受新事物的心灵中回荡。她是位知识女性，极有才华，但已经属于过去的岁月，并生活在那消逝年代的回忆当中。她告诉我，她父亲是安特沃斯柯夫城堡的查封官，霍尔堡星期天常到他家来。他和她父亲不论是一起散步，还是待在屋里，总在不停地谈论政治。一天，坐在纺车边的母亲想加入他们的讨论。“纺车吱吱叫了。”霍尔堡说。“妈妈决不原谅从妙趣横生的老绅士嘴里说出那些粗话。”老夫人那时还是个孩子，她向我讲述了这一切。诗人韦塞尔常来她家，总少不了要捉弄赖泽一下。这位老人描写大火的可怕故事可谓脍炙人口，他曾让穷人穿着他的鞋和丝袜从泥泞的街道走回家。

她每天都读古典名著，看完高乃依和拉辛，就和我谈他们的高尚思想及其刻画人物的方法。所以，很难让她欣赏更为现代的浪漫主义诗歌。她还以母亲的热烈感情谈起了自己被流放的儿子，战时他曾以岛国国王的身份出现在冰岛，简直像童话一样。可他为什么再也不能回到丹麦？她分析他的性格特点说，坚强的意志在他儿时就显露无遗。这一下，读者该能理解这位老夫人，她的整个经历、思想和阅读，对我有怎样的吸引力了吧。而我对于她，就是一个能使她感觉愉快的孩子，她喜欢和我做伴。她听我读了我最初写的那些诗作，还有悲剧《森林里的教堂》。一天，她表情凝重地对我说：“你是个诗人，或许能和欧伦施莱厄一样伟大！再有十年，唉，那时我可能已经死了。但要记住我啊。”我记得当时双眼竟一下子溢满了泪水。我感觉她的话包含着某种奇怪、高贵的意味，我被她的话迷住了。但同时，我觉得我不可能成为那种有知名度的诗人，更别说能成为像欧伦施莱厄那样有名的诗人。

“真的，你还是得去上学，”她说，“不过，条条大路通罗马，你或许能找到‘自己’的路。”

“你得去上学。”这是每个人都反复说的一句话。每天我都听人说，上学是多么好的事，如何如何重要，再说，对我也绝对必要。人们鼓励我上学，甚至有好多人因为我不上学而责骂我。他们认为上学是我的本分，不然我得一事无成。当然，他们说，也许我更愿意浪费时间。大家都说得很认真，可没有人具体帮助我。实质上我是个苦命人，让自己活着已经十分吃力。我忽然眼前一亮，想出个好主意：写出悲剧，交给皇家剧院。戏一上演，我就有钱上学了。我模仿罗森吉尔德的一篇德语短篇小说《信鸽》，写了一出无韵诗体的悲剧。古尔贝尔读着我写的丹麦文，认为这不过是篇习作，练练语言还行。他坚决反对我把这样的剧本交给剧院。于是，我又新写了一出戏，还是悲剧。这回不让他知道作者是谁，而且，是编我自己的故事。我把这出“爱国主义的悲剧”起名叫《威森博格的强盗》。不到两个星期，我就写完了，并誊写好。但因为没有人帮我，拼写上几乎没有一个单词是正确的。剧本交上去没有署名，但有一个人知道这个秘密，就是我在欧登塞行坚信礼时那位唯一对我表示友好，还送了我玫瑰花的特纳·伦小姐。我在哥本哈根时曾去看过她，她也曾满怀同情地向科尔比约恩森母女俩谈起过我的境遇，我就是在科尔比约恩森母女家结识了许多新朋友。由于我不想冒风险，让人认出我的字体，她花钱请人誊写了我的稿子，这份稿比我原来的更流畅了。这部悲剧就这样被寄了出去。我在强烈的期待中度过了六个星期，之后，剧本被寄了回来。退稿信上说，像这种缺乏最起码的基础教育的剧本以后再不要寄往剧院。

一八二二年五月戏剧节快结束的时候，我又收到一封信，是剧院管理部门写给我的，通知我暂停在合唱团和芭蕾舞团的活动，他们认为我在那儿不会有什么成就。他们希望，所有我的朋友能帮助我接受教育，获得知识，这是谋求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所必需的；否则，任何天赋都于事无补。

我感觉自己仿佛一下子被抛到汪洋大海之中，孤立无援，无处避难。我“必须”得给剧院写戏，剧院也“必须”得接受，这是我唯一能自救的希望和途径。于是，我模仿萨姆索的短篇小说又写了一出悲剧叫《阿尔芙索尔》。我自己被第一幕迷住了，它使我得以认识已故的阿德米拉尔·彼得·伍尔夫，他翻译过莎士比亚。后来，他的家及其生活圈子再次让我有了找到家的感觉。多年以后，他跟我开玩笑，相当夸大地说起我们初次见面的情形。他还记得我刚一进他家的门就开始说：“我非常喜欢您翻译的莎士比亚。我也写了一出悲剧，我读给您听听。”伍尔夫先请我吃午饭，可我什么也吃不下，只想尽快朗读我的剧本。读完以后，我说：“您认为我能成功吗？我太渴望成功了。”然后，按他说的，我把剧本塞进了衣袋。当他邀请我再来看他时，我回答：“当然，等我写完了新悲剧就来。”“可那要花很长时间的。”他说。“不用，”我说，“两个星期就完成了。”说完我就走了。

这段描述看起来好像有点矫揉造作，但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彰显无遗。我还向H.C.厄斯泰兹做了自我介绍。仿佛有神性的指引，使我能准确地走近这些高尚、善良的人们，他们对我影响深远，我无以言说，也无以为报。从那时起直到厄斯泰兹去世，他一直以与日俱增的同情关注着我事业上的成长。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这种同情完全变成了真挚的友情。他对我诗歌天赋的发展，比整个那段时间给过我道义支持的其他人影响都要大。是他给我勇气，并预言我未来的成就甚至会得到祖国的认同。他的家很快就成为我的家，我常和他的孩子们一起玩，我看着他们成长，他们对我也有影响。就是在他家，我遇见了一位最年长又最忠实的朋友哥特费尔德主教。作为一名布道者，他在世的时候赢得了极高的荣誉。他很同情我，给我以最热情的赞许，又给我最大的实际帮助。当他看完我幼稚的悲剧《阿尔芙索尔》后，马上写了一封推荐信随剧本寄给剧院管理部门。我陷入希望和惊恐之中，假如这部戏再被拒绝，我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那个夏天我在经济上也遇到了一点困窘。当然，有许多认识我的人给了我帮助。所以，要我说出生活是多么艰难，实在是太难为情了。只要有人和我亲切交谈，我的脸上就会洋溢着快乐。另外，第一次阅读沃尔特·司各特的作品，使我的身心充满无穷的快乐。他的小说给我打开一个新世界，成了我的精神生活。沉浸在他的小说里，我忘掉了现实生活的挤压，光想着去图书馆借书，而忘了吃饭。

正是在那段日子，我结识了国家枢密院的约纳斯·科林。又过了几年，他完全变得如我的慈父一般，他的孩子就像我的兄弟姐妹。这么说吧，这个家庭太适合我了。一提到他的名字，年老的一辈都知道他，无论是对整个的国家，还是对被他帮助过的个人，他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从他的职业生涯来看，他极富个性，既有一颗高贵、善良的心，又有着坚强果决的意志。他的业务范围很广，许多项目差别很大，其中一项是担任皇家剧院的经理。所有人都对我说，要是你有足够的运气赢得这个人的青睐，一切便有了着落。第一次跟我提到他的是哥特费尔德主教。现在，我第一次走进了那所后来变成我众家中之家的房子。

卡尔·贝恩哈尔在他的小说《克里斯蒂安二世时代的编年史》中，描述过科林家族从早期发迹到荣耀的现在所居住的这所房子。——当时，哥本哈根东大街的尽头是城东门，皇家广场还是一块开阔地。夏天，西班牙大使常到邻近圣安妮礼拜堂的一处乡间别墅度假。直到几年以前，它都是破旧街道上的一个颓塌不堪的木结构房子。老式的木制阳台直接连着第一层的入口处，用篱笆围起来的狭窄庭院，被悬垂在屋檐下笨拙的木制走廊所环绕。面向大路的地方，生着一棵古老的菩提树，繁茂的枝叶穿过庭院直伸到山墙顶端。这所房子成了我慈父慈母般的家园。有谁会不满心愉悦地描述他对家的留恋呢？现在，这所房子正装饰一新，干活的工人们唱着：“在新房子像在旧房子，家愿好运永驻。”

是啊，可旧房子的意味是“留住过去的记忆”。

到科林家以后，他和我聊着。我把他看作是个生意人。他说话不多，但他的话却让我觉得严肃，甚至严厉。我走了，没指望从他这里得到同情。可就是这个科林，以他的全部热心，为我考虑最适合我的将来，而且，就像他毕生帮助那些现已在国内很显赫的人一样，他默默地帮助我实现梦想。不过，当时我并不明白，其实他显然是在仔细听别人述说自己的故事，并被打动，却故意做出一副平静的样子。有时听人说完，他会在自己独处时落泪。然后，努力工作，以他巨大的能力帮你走向成功。

当许多人对我给剧院写的这个剧本表示欣赏时，他却好像无所谓，显得很谨慎，以至于我觉得他更像是一个反对者，而不是保护者。几天以后，我被叫到剧院的管理部门。拉贝克代表院方把《阿尔芙索尔》的手稿还给我，说尽管这个剧本有不少“亮点”，但不适合舞台演出。他们还是希望我去上学，勤奋刻苦，从头学起，或许终有一天能为丹麦剧院写出值得上演的剧本。为了我能在接受必要教育的同时生活不受影响，科林代表我请求国王弗雷德里克六世慷慨解囊，用国库的钱资助我几年的生活开销。他还说，斯拉厄尔瑟文法学校来了一位聪明的新校长，他很快就会代表校董事会宣布可以让我免费就读。这让我大吃一惊，简直无法言语。我的人生会出现这样的转折点，以前哪怕半刻都没想到过。我欣喜若狂，但对马上就要开始的课程，脑子里却一点概念也没有。我乘第一班车去了斯拉厄尔瑟文法学校。每隔三个月，我就会收到科林寄来的充足的生活费用。我必须跟他保持联系，他需要了解我是否勤奋用功，学习有没有进步。

我第二次去拜访他，是为向他表示感谢。这一次，他对我不那么严肃了，十分温和、亲切地对我说：“不要怕给我写信，有什么需要，有什么进步，尽管来信告诉我。”从那一刻，他把心都掏给了我。没有哪位父亲能像他对我这样好，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没有谁像他那样，为我后来所取得的进步和认可感到发自肺腑的欣慰；也没有谁像他那样，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给我那么多心灵的抚慰，如同关爱、呵护自己的孩子。他给我如此巨大的帮助，从来不提一个字，哪怕连一个会造成我心理重压的眼神都没有给过。这次转折改变了我的命运，我要感谢许多人，但他和所有人都不一样。他们是要我记住，命运注定本该受穷的我，有多么幸运，并严厉地劝诫我一定要勤勉苦读！

动身的时间很快定下来，我自己还有件事要处理。我把《阿尔芙索尔》往剧院寄的时候，曾跟从欧登塞来的一个熟人提起过。这个年轻人正为一位寡妇管理一家出版社，他答应把我的《阿尔芙索尔》和一篇叫《帕尔拿托克墓里的幽灵》的小故事一起出版。手稿给他以后，一直放在出版社，便再没有去碰过。他要我拉赞助，我能到哪里去拉？离开前，我碰巧经过那家出版社，门关着。于是，我把它忘在了脑后。心想它要是出版，大概会带给我惊喜。——不幸的是，几年以后，它真的被印刷出来了。原来拿走我手稿的人已经死了，我以为整个事情会被撂到一边，并被遗忘。所以书出版时我一点不知情，而且，我根本不希望它出版。书以原稿形式出版，署的是笔名。就我自己而言，选这个笔名，可能带了极大的虚荣，但这更表现出一个孩子对他最崇拜的偶像的热爱。我爱威廉·莎士比亚和沃尔特·司各特，当然也爱自己。我用了自己的名字克里斯蒂安，因此，就有了威廉·克里斯蒂安·沃尔特这个笔名。这本包含悲剧《阿尔芙索尔》和故事《帕尔拿托克墓里的幽灵》的书现在还在，其实，那个故事既没有幽灵，也没有帕尔拿托克玩什么把戏，它只是对沃尔特·司各特的粗浅模仿。故事人物达纳在开篇中说，我“只有十七岁”，现在我将奉献给你们“一个用山毛榉的树枝和丹麦的鲜花编织成的花环”。非常不成熟，幼儿园的水平而已。

一个阳光明媚的秋日，我坐车离开哥本哈根，前往斯拉厄尔瑟上学。巴格森和英厄曼已经提前到了那里。坐在我旁边的年轻学生是一个月前毕业的，他正前往家乡朱特兰，看望他的父母和朋友。看到新的生活展现在眼前，他显得容光焕发。他向我保证，如果他处在我现在的位置，不得不再去上一遍文法学校，他将是世界上最郁闷的人。他说，那是个可怕的地方。但我仍兴致颇高地前往那座老城。我给妈妈写了一封洋溢着快乐的信，我说，我心底是多么希望父亲和老祖母能活着，听到我说“我正在去文法学校的路上”。

(1) 1819年8月在欧洲一些国家发生的针对犹太人的暴乱也蔓延到了丹麦。9月4日至14日在哥本哈根和丹麦其他地方也发生了同样的暴乱。

(2) 丹麦诗人、剧作家、小说家，欧伦施莱厄（1779—1850）的悲剧《科雷焦》中的主角。

三

到斯拉厄尔瑟已经深夜。住进一家小旅馆，我问老板娘城里有什么好玩的。“有英国的新消防车和巴斯特霍尔姆牧师的图书馆。”她说，就这两样值得一看。全城的上流社会就几个骑兵军官；学校是人们谈论的主要话题，所以每家人都知道上个月有哪个学生进了好班或差班。人们要不就七嘴八舌谈论对私人剧院的看法。学校的学生和城里的女仆看盛装排演可以免票，演员演出时通常全是满座。——我在《未带图片的画册》的“第四夜”里粗略描述过这件事。

我在一位有教养的受人尊敬的寡妇那里解决了膳宿；从我的小房间，可以俯瞰花园和远处的田野，葡萄藤的叶子垂挂下来，遮住阳光曝晒的绿色窗户。因为我什么都不懂，学校安排我进了二年级，和小孩子们在一起。

我活像一只野鸟被关进笼子。我真心渴望学习，但有些知识超越了我的理解力，我被搞得手忙脚乱，情形像是一个不会游泳的人被扔进了大海：浪头（数学、地理、语法等等）一个接一个打来，能否进步变得生死攸关。我感觉自己被浪头打晕，根本游不过去。有时，我连名字的发音都出错，有时，又把很多东西全混到一起，或者提出一些受过一点教育的学生不敢提的可笑问题。校长有个怪癖，喜欢捉弄我们，他当然总能找到许多这样的机会，我因此变得很害怕，也没有信心。我十分明智地意识到，我得暂时放弃所有写诗的念头，现在急需锻炼的是能力。主教要来学校检查，校长安排唱欢迎歌，音乐老师把写歌词的差事交给我。我写了，歌也唱了。能作为学校的一分子在这样的活动中出力，我一度高兴过，但我第一次明显感觉到，我有一种病态的忧郁，以后的几年，我始终被这种忧郁笼罩。欢迎主教的仪式开始，我却来到教堂的那一小块墓地，站在一座没人照管的墓旁。我知道这是弗兰克瑙的墓，他是医生，也是诗人，写过《克里斯蒂安堡的毁灭》和《用峰峦、海浪和山谷把你隔开》。心头涌起一股奇怪的悲伤，我祈祷上帝，但愿我能成为弗兰克瑙那样的诗人，或者很快便长眠于九泉。

校长对我写的节日歌只字不提，我觉得他对我比平常更严厉了。在各方面，我把他敬若神明，我毫无保留地相信他所说的一切，包括他挖苦我时说的话。一天，我回答错了他的提问，他马上说我是蠢材、笨蛋。我尽责地把这件事告诉科林，说我担心他再这样对我，我已经无法容忍。科林回信安慰我。不久，我有些科目的成绩有所提高。可虽然学业上不断进步，我却越来越不自信。第一次考试，我有门课竟然得到校长的表扬，他甚至亲笔为我写了考试报告。我为此兴奋地跑到哥本哈根度了几天假。看到我取得的进步和强烈的进取心，古尔贝尔也很高兴地接待了我，并肯定了我的努力。“但你可别想着写诗。”他说。其他人也都这样说。我没再写诗，严格地把精力全放在了学习的责任和遥远而无法确定的通过毕业考试的希望上。

《西西兰新闻》有位博学的编辑叫巴斯特霍尔姆，他完全与社交生活隔绝，全部心思都用在学习上。我去拜访他，给他看我以前写的一些古怪的东西，引起他的兴趣。他觉得我还是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课本上，这个建议当然十分合理。稍后，他又就这个话题给我写信，诚挚地提出忠告。像这样真正的权威或许才能使许多人在成长过程中受益。他在信中写道：

我年轻的朋友，我看了你的序幕。得承认，上帝赋予你一种活跃的想象力和一颗热情温暖的心灵。但你缺乏某种感觉和思维的拓展。而且，当这种感觉和思维闪现来临的时候，你还得抓住机会得到它。所以，我觉得，你必须树立明确的目标，即把其他一切抛在一边，尽最大努力完成学业。我想还是不发表你的幼稚之作，为什么要让不理想的东西变成公众的负担呢？我们有太多这样的东西了。因此，只要有一篇好东西就能证明，给你提供公共基金是正确的。年轻诗人要预防自负和虚荣，要保持感觉的纯粹和张力。我再次提出忠告，在这段时间，你要一心一意学习，别老是写诗。而且，只有学习才能使你的表达有感觉——什么也别写，唯有当你的灵魂被一个想法激活，你的心灵被感觉刺得热烈，这时才去寻找要表达的词汇和思想。注意留心观察自然、人类和你自己，这将是你创作的原始素材。在周围的事物中选取一个小的描写对象；下笔之前，还要从各个角度仔细冥想你看到的每一件事。成为诗人？好像没有哪个现成的诗人活在你眼前的这个世界，也好像没有人能教得了你——始终保持灵魂的单纯和思想的高贵，没有这些，诗人的桂冠绝不会落在凡人的脑袋上。

诚挚的祝愿

H.巴斯特霍尔姆

一八二三年二月一日于斯拉厄尔瑟

我在前面提到过的那位来自欧登塞的古尔贝尔上校，现在已经升为将军。他一直关注我所取得的进步，当他听说我在文法学校学得很好，非常高兴。他定期给我写信，满是鼓励和信任的词句。我的第一个暑假快到了，他邀我去看他，并寄来了旅费。

从我外出冒险以来，还不曾回过我的出生地欧登塞。这期间，祖母、祖父相继去世。小时候，妈妈常跟我说，我一定会交好运，因为我是祖父的继承人，而他有属于自己的房产，就是那间又破又小半木结构的房子。他死了以后，房子立刻被拉倒。大部分钱用来还他欠下的税款还不够，查封官又来拿屋里的东西抵债。那个有黄铜盖子的大火炉，据说是我继承的最值钱的东西。现在还能在市政厅找到。他留下的钱多极了，完全可以拿它来占满整整一辆车的座位。但那些旧钱因没有兑换成新钱，已不再有效。一八一三年，兑换旧钱时，那个智力不健全的老人被告知，这些钱不能再用了。“谁能说国王的钱不能用，”他说，“国王自己当然不会说。”这是他自己做出的解答。记得我继承的这笔巨大遗产，一共是二十多达勒。得承认，我并不在乎这笔钱。只是一想到回欧登塞，过去和将来似乎都充满了阳光。我感到自己是如此富有，如此幸福，心里充满了欢乐和期望。

我背着一个装满衣物的小包袱，穿过大贝尔特海峡，从尼堡徒步走向欧登塞。快到城边，看见圣卡努特教堂那古老的高高塔顶时，心竟一下子变得柔软起来。我从心底深深感到，上帝对我是多么的怜爱。想到这里，眼泪夺眶而出。不用说妈妈再次见到我时非常高兴，她让我拜访了她的很多熟人、“贵人”，有杂货商，有职员。伊韦尔森一家和古尔贝尔一家热情地接待了我；大家都知道我不可思议地幸运，甚至花国王的钱上学，所以我每到一条狭窄的街道，都能看见人们打开窗户看我。妈妈告诉我他们都说：“玛丽修鞋店的汉斯·克里斯蒂安这回总算露脸了。”的确，那个开书店的瑟伦·亨佩尔把我带到他家的高塔上。据说，他建这样一个高塔只是为了满足他对于天文学的一点乐趣。站在高塔上，可以俯瞰整个镇子和一块块翠绿的草地。我还看见一些医院里的穷困妇女正在下面的圣方济各广场对我指指点点，是啊，他们当年认识的那个穷孩子，现在就站在上边。我真的感到自己站在幸运的巅峰。一天下午，我和古尔贝尔一家及主教一家一起出去，在花园之间的河上泛舟。妈妈见我“尊贵得像个贵族子弟”，高兴得热泪盈眶。但当我回到斯拉厄尔瑟，所有这些耀眼的光环都将烟消云散。

我想我的学习称得上勤苦，正因如此，很快就升了一级。但我远不够成熟，学习的神经绷得太紧，反而成了很重的负担。有许多个夜晚，我坐在小屋里读书，困得不行，就把头浸在凉水里，或跑到静谧的小花园跳舞，直到再次清醒，重新投入学习。校长是个有学问的人，天赋也高，他翻译了许多优秀的古典诗作，丰富了我们的文学殿堂。可时间已经证明，他一点都不适合儿童教学。教书在他是明显的受罪，接受他的教育，我们受的罪也绝不比他少。绝大多数学生——我也是其中之一——怕他，倒不是因为他严厉，而是他取笑我们的方式，他给所有学生起外号。一次，他正讲课，外边赶过一群牛，只有一个学生往外看，他索性叫我们全体起立，透过窗户看“我们的兄弟过来了”。

如果没能及时回答问题，或在测验中做得不够好，他就会突然打断你，从他的桌子边站起来，走过去向炉子提问。受人取笑是我最难以忍受的折磨；常常他的课刚开始，我就因害怕而全身瘫软，回答得驴唇不对马嘴，而他一定会说，我一个字也没有说到点子上。我对自己能力的匮乏感到绝望。一天晚上，我怀着忧郁、沮丧的心情给第一任校长奎斯特加德写信，让他给我些建议和支持。我说我是如此迟钝，已不可能继续求学。我深信哥本哈根那边的人完全看错了我，用在我身上的钱完全白费了。我想也该把这些告诉科林。然后我问奎斯特加德我该怎么办。那位优秀的、极其善良的校长诚挚地给我回了一封长信，用温和的语句鼓励我，让我不要灰心。他说，校长也是好意，只是方式上有点问题，而且，我确实真的已经取得期待中的进步。他还让我一定不要绝望；他告诉我，他这个农家孩子开始上学时已经二十三岁了。也就是说，他上学时的年龄比我现在要大许多。他自然理解我的情形，说我遇到的问题的症结，其实是我需要一种与其他学生全然不同的教育方式，而在学校难以做到。我的确有了进步，有的课还学得相当好。宗教、《圣经》和丹麦文的成绩，我总能得到优秀。事实上，每个班的学生，包括高年级学生，常常跑到我的小屋来，让我帮他们写作文。还说：“不用写得太好，以免被查出来。”作为回报，我的拉丁文作文则由他们代笔。每个月，所有老师在我的操行评语上写下“优秀”已成家常便饭。但有一次，我难得得到一个“优良”。这让我耿耿于怀，马上给科林写信，把这事报告给他，向他声明，这次只得了个“优良”，不都是我的错。

在后边可以看到，其实校长对我的看法和态度，与他平时所说和表现出来的并不一样。在他身上，偶尔也会有一星半点善良的闪光。星期天，他会邀请一些学生去他家做客，我常在受邀之列。跟在学校相比他在家完全像变了一个人，充满童趣，同我们和他的孩子们在一起，玩得很开心。他给我们讲有趣的故事，排列玩具士兵。每逢星期天，总有一个班级要和老师一起去教堂。因为我长得又瘦又高，校长让我跟高年级的学生一起去。但所有的学生都在教堂复习历史或数学作业，没有人听老牧师讲《圣经》。我也像他们一样，不过我觉得做《圣经》作业罪孽最小，于是我就在那儿做《圣经》作业，我就是这样做礼拜的。

学校生活有一点吸引学生的地方是，学生可以去看剧团的彩排。剧院的前身是个马厩，坐落在一个偏僻的院子里，里边还能听到附近草原上牛发出的低沉叫声。剧团将街景涂画成镇子的市场的样子，言外之意是每出戏都会有些家乡气息。场景通常都设在斯拉厄尔瑟，这样，人们在看戏时便可以看到自己或朋友家的房子，多么有趣。我一般星期六晚上赶到安特沃斯柯夫城堡，当时这座城堡已有一半被毁坏。弗兰克瑙曾这样描述：“修道院取代了城堡，年老的修道士在山岗下长眠。”

怀着巨大的好奇心我关注着挖掘这里的墓穴的工作，它是我的庞贝。附近有间乡村小屋，里边住着一对出身高贵的新婚夫妇。我推测，他们的婚姻可能违背了家庭意愿。看上去，他们生活得贫穷且快乐，粉刷洁白的客厅充满着舒适和美妙的气息。桌子上摆满鲜花和很多装帧精美的书。屋里还有一件乐器——竖琴。我碰巧结识了这对新人，他们对我很友好，欢迎我造访。这间坐落在城堡一侧荒僻山岗下的小屋，充满了温馨的田园情调。

从安特沃斯柯夫我又来到圣安德斯十字架，那是丹麦目前尚存的几个为数不多的天主教时代的木制十字架之一，矗立在离斯拉厄尔瑟不远的通往科瑟的大道左侧。传说圣安德斯是斯拉厄尔瑟的一个牧师，旅行到了“圣地”。临走的最后一天，他在墓地旁祈祷花去太长时间，船没等他来就先开走了。他沮丧地一个人在海边徘徊，这时有人骑着驴向他走来，邀请这位来自斯拉厄尔瑟的牧师爬上驴背坐他后边。他爬上去就睡着了。等他醒来，耳畔已传来斯拉厄尔瑟的铃声。他发现自己躺在一处高坡上，后来人们因此称此处为“休憩山”。为纪念他，立起一个带有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由于是上帝派天使把他带回丹麦的家，他比抛弃他的那条船到家的时间要早得多。我对这个传说和传说中的地点有了兴趣，好几个夜晚，我坐在这个高坡上，出神地凝望覆盖着科瑟的这片草原和玉米地。巴格森出生在科瑟，他也曾是斯拉厄尔瑟文法学校的学生，或许过去常坐在这里由大贝尔特海峡眺望菲英岛。在圣安德斯山上，任凭想象带我遨游。后来，从马车上再看到山顶的十字架时，我感觉我的童话人生将和这里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时，最让我高兴的一件事是，碰巧在一个星期天，我远行到索勒去拜访诗人英厄曼。他那时是一所学院的老师，刚与曼迪司小姐结婚。他在哥本哈根友好地接待过我，这次在索勒，可能是对我兴趣大增的缘故，接待更为热情。他的妻子才华横溢、心地善良，待我就像一位喜爱小弟的大姐。在他家感觉如沐春风，极为舒心，一切似乎都诗化了。他们家坐落在临近湖边林间的静谧之处，窗户上缠满葡萄藤，屋里装饰着许多绘画和素描。能俯瞰花园的那间小屋，墙上悬挂的差不多都是欧洲以及丹麦著名诗人的肖像。花园里鲜花盛开，瑰丽似锦。他们还从林间或草地带回喜爱的野生植物种在花园里。我们在湖上泛舟，竖琴固定在船桅上。英厄曼讲故事十分鲜活生动，从他嘴里说出来的一切好像都是真的。在他和他的妻子身上，有一种自然、迷人的个性魅力把我吸引住。我非常喜爱他们，我们的友情也随着时光的流逝与日俱增。在随后的许多个夏天，我作为受他们欢迎的客人，在他们家一住就是好几个礼拜。我觉得，有些人，你会因与他相伴而使自己变得更好。苦涩的回忆已烟消云散，事实上，是这个魅力四射的家庭，让我感到全世界都沐浴在温暖明媚的阳光下。

“索勒贵族学院”有几个写诗的学生，他们知道我也写诗，便与我以文会友。佩蒂特是他们中的一个。他在德国翻译过我的几本书，尽管用心非常好，但我应该说，译得不够准确，他还为我写了本充满想象力的传记。他对我父母的家的描述，令人想起我的《丑小鸭》里那简陋的茅草屋。我妈妈被赋予圣母马利亚的性格，我沐浴着夕阳的余晖围着她快乐地跳舞。像这样的描写还有很多。而且，他并非没有天赋，他为人热情，有一颗高贵的心灵。生活带给他沉重的负担，现在他已过世，他可爱的灵魂安详地长眠于九泉之下。

从索勒来的另一个诗人叫卡尔·巴格尔，他是我那个时代丹麦文坛上最为优秀、最有天赋才华的诗人之一，常常受到严厉而不公正的评价。他的诗歌充满鲜活的生机和创造力，他的小说《我哥哥的生活》可谓一部天才之作，却遭到《文学月评》非常严厉的一边倒的抨击。我知道这样的批评会给作者留下痛楚的印记。这两位跟我迥然不同，出身门第高贵，为人果敢、坚毅，未来也有保证。而我只是个性情懦弱的孩子，在我们三个人中，我长得最为瘦高，也最难看。这样，对于我，索勒安静孤寂的林间就变成了诗歌和友谊之家。

斯凯尔斯克那边要公开处决三个人这件事，在全镇引起不小的骚动：一个有钱的农场主的女儿，因父亲反对她的婚事，撺掇情人谋杀了父亲；而农场的仆人是他们的帮凶，他一直惦记着要娶农场主的遗孀。每个人都想去看这次行刑，那一天简直就像过节。校长给高年级放假一天，让我们都去看，大概他觉得见识这样的场面会对我们有好处。

我们坐着敞篷马车赶了一夜路，旭日东升时，刚好到了斯凯尔斯克城外。犯人被押上行刑台时的那一幕场景，给我留下可怕的难以磨灭的印象：脸色惨白的女孩把头斜倚在情人的胸前；农场的那个仆人坐在他们身后，脸色灰白，垂着一缕黑发。他眯着眼，对几个冲他喊“再见”的熟人点了点头。他们上了断头台，站在自己的棺材旁边，与牧师一起唱赞美诗，女孩的声音最高。我的双腿已快支撑不住，这几分钟对我来说比真正行刑的那一刻还要可怕。我还看到一个可怜的病人，迷信的父母为治好他的中风，让他喝一碗死刑犯的血，然后带着他一路疯跑狂奔，直到他跌倒在地。一个打零工的诗人在兜售他的《丧歌》，歌词其实该由犯人自己唱出来，不过，给丧歌配上《我一个陌生人来到这地方》的调子，听起来很别扭。

这件事对我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它烙印在我的记忆里，不断纠缠我，不论过了多长时间都挥之不去。即便现在，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它还时常进入我的梦中，那浮现出来的场景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清晰极了。

但是，像那样有极强震撼力的或者同样重要意义的事件并没有再出现。每一天都和刚刚过去的一天一样。你的经历越少，生活越单调，你就越想早点把发生过的值得留存的事情记下来，也就是写日记。大约在那时，我给自己买了第一本日记本。从现在保存着的几页日记还可以看到，它是多么真实地反映出我那时古怪而幼稚的天性。下面，我一字不落地给读者您摘录几段。当时我还差一级就升入最高年级，正满心期待着通过期终考试进入最高年级。我写道：

星期三——没情绪的时候，我就拿起眼前的《圣经》；想看看它对我是否有神示；打开书，也不看，手指放在哪里就从哪里开始读：“以色列人哪，你与我反对，就是反对帮助你的，自取败坏。”《何西阿书》——是的，父啊，我很软弱，但你能看到我的内心，将可以救我。那样，我就可以升入四年级了。希伯来语成绩很好。

星期四——碰巧踩到一只蜘蛛。数学考得很好。哦，上帝呀上帝，我从心底感谢你。

星期五——哦，上帝，救我！——外面是寒冷清澈的冬夜。考试结束，明天出成绩。哦，月亮，明天你将要见到的，不知道会是一个脸色苍白、可怜兮兮的家伙，还是这个世界上最最快乐的生命。读席勒的《阴谋与爱情》。

星期六——哦，上帝，我的命运已定，却尚未知晓。等待我的是什么？哦，上帝，我的上帝，不要抛弃我；血液在静脉迅疾奔涌，神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哦，上帝，全能的上帝，救我——我不值得你救，但请求你的怜悯。哦，上帝——（后来）——我做到了，考试全过。可奇怪的是，我并没有像想象中的那样快乐。十一点，写信给古尔贝尔和妈妈。

就在那个时候，我还有个没说出来的想法：我答应上帝，如果他让我升入四年级，我就在这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去圣公会。我也确实去了。读者可能会从这里看出，对于上帝我的心是虔诚的，思想却比较模糊。这是我在二十岁时思想发展的一个阶段。其他人在我这个年龄早就不写这样的日记了！

校长不喜欢待在斯拉厄尔瑟，正好埃尔西诺 ⁽¹⁾ 文法学校校长一职出现空缺，他提出补缺的申请，被接受。他跟我讲完这件事，让我惊讶的是，他建议我和他一起去。他想给我单独上课，以便我能在十八个月内参加期末考试，而我如果还留在斯拉厄尔瑟文法学校，这是没指望的。他补充说，我可以马上搬到他家去住，房钱和我给现在住处的一样就行。我给科林去信，征得了他的同意。就这样，我搬到了校长家。

于是，我要告别斯拉厄尔瑟。跟学友们和相熟的几家人告别，可没那么轻松。当然，我趁此机会买了个签名本。连师友中的老教师辛特克，都给我写下几行留言。他还是英厄曼和保罗·默勒在校就读时的老师。卡尔·巴格尔给我写了首诗，看起来像是写给一个要开始新生活的诗人，而不是坐在课桌旁的学生。但他写道，我未来的路将是沉重和艰难的：

致诗人H.C.安徒生

你的朋友卡尔·巴格尔

你正踏上一条布满荆棘

流浪无家的不归路；

你曾见花园盛开的玫瑰；

鲜艳已枯萎、凋零。

当一个诗人，

是那梦中的金色梦幻。

何必遮掩诗人的个性，

它似乎就是世间人情。

找不到朋友的慰藉，

悲哀的脚步悄悄靠近；

兽性的暴风雪肆虐，

希望在疼痛里折断，

别让泪水模糊疲惫的双眼；

这是一个诗人的呼吸。

他会在心灵的激跳里找寻，

安慰、希望和桂冠。

奋斗的人生如带苦味的游戏；

却要保留孩童的率真天性。

幸运之灯闪烁耀眼的光芒，

应得的一切终有所得。

当我看到你青春的飞升，

分享将是我的喜悦。

但拓展诗人的力量，

想者多多得者鲜矣。

（一八二六年五月于索勒）

我和校长一起到了埃尔西诺。当我第一眼看见松德海峡上的无数船只，看到蜿蜒起伏的库仑角山脉，大自然的美景令我心旷神怡。我写信给拉斯穆斯·尼洛普，把我的好心情告诉他。我自然觉得这信写得蛮好，便把同样内容的信分别寄给不同的人。但不幸的是，尼洛普也觉得这封信好，以《哥本哈根速写》为题把它发表了。因此，凡收到这封信或信的复写稿的人，都以为发表的是给他们的信。

丰富多彩的新经历、新环境和新责任使校长心气颇高，但这种心气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很快，在精神上我便又感到孤寂、焦虑和压抑。几乎同时，校长给科林写信，对我和我的能力做出全然不同的评价。我和周围人听说他给科林写了信，都在想象他会怎么说。如果我能相信他会这样说我，我早就会有信心，心智也会更健全，对我整个的发展都会有好处。因为，无论我有怎样的精神承受力，每天都要听他对我的奚落，说我是个蠢材、笨蛋，是个比不会说话的动物聪明不到哪里去的孩子。然而，他竟会同时在给我资助人写的信里，郑重其事地谈到我。而科林以前在不断地听我说如何对校长不满，学习能力有限之后，还总要替他辩解。

H.C.安徒生一八二二年底被送入斯拉厄尔瑟文法学校时，尽管年龄很大，但因为缺乏最基础的知识，而被安排进倒数第二年级。但他很有天赋，想象活跃，情感热烈。他对所学的各个科目，在喜欢的基础上都能很好地理解和掌握。由于各科成绩优秀，他已经慢慢升到现在的最高年级。唯一的不同是，他随同本信的签署人一起，从斯拉厄尔瑟搬到了埃尔西诺。

迄今为止，公众的慈善款使他一直能维持学业，我只想说，他以自己的努力赢得了这里每一个人的尊重。他极有才华，某些科目可以说学得非常优秀。他勤奋异常，从不懈怠。他天性可爱，他的行为品行完全可以成为学生的楷模。补充说一句，如果他能继续努力，将可以在一八二八年十月升入学院。

品德、能力和勤奋，具备这样三种优秀素质的学生，是任何一位在校老师最想见到而却又很少见到的，显然在安徒生身上见到了。我所做的只能是推荐他获得足够的资助，支持他继续完成现已开始的学业。另外，他年纪不小，也不允许他打退堂鼓。他不仅有诚挚的品性，再加上显而易见的天赋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做保证，学习上取得的任何进步都绝不会荒废。

一八二六年七月十八日于埃尔西诺

S.梅斯林

埃尔西诺文法学校校长、哲学博士

我一点都不知道校长在这封我本该知道的信里把我夸到了天上，所以我仍然情绪低落，失去自信。但我收到了科林鼓励我的来信：

我亲爱的安徒生，不要丧失勇气。让心平静下来，牢牢地把握住自己，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校长觉得你还是不错的，也许他在方式上与别人有些不同，目的并没有什么差别。言不尽意，别不赘述。

愿上帝赐给你力量！

你的，科林

周围的自然美景令我目不暇接，可我只敢瞄上几眼。我几乎从未出过校门，一放学，校门就关了，我只好待在不透气的教室里。我被告知，教室暖和些，可以做作业。做完作业，我常和校长的孩子们玩，或者坐在自己的小屋里。很长一段时间，学校图书馆变成了我的客厅兼卧室，嗅闻着那些陈旧图书的书卷气味。同学怕碰见校长，都不敢来看我。在埃尔西诺，我仍然有时做噩梦。有一次，我梦见自己坐在凳子上发抖，不能也不敢回答问题，老师愤怒地注视着我，挖苦和嘲笑一起袭来。那真是一段过于沉重和没有乐趣的日子。在埃尔西诺住校长家有一年三个月，有时我想干脆屈从于这种对我变本加厉的严苛待遇算了。每天晚上我都祈祷上帝，让他把这盏苦杯拿走，或者明天别再让我遭罪。在学校，校长仍然热衷于嘲弄我，把我当成笑柄，说我悟性不够。而且，学校一放学，我又只能待在他家。

查尔斯·狄更斯为我们描绘过几个穷孩子的痛苦经历，要是他知道我所经历过的不幸遭遇，我的感受以及我的苦难，肯定认为我的生活会比他所描写的人物更不幸或更吸引人。在一个人的生命中，有一些东西是与他人的生命紧密相连的，因此人们几乎不能把它们看作是自己的私人经历。因此，关于我当时的生活情形也就没有什么要说的，我甚至从未跟谁提过，也没跟周围的人抱怨过。我只抱怨自己，我确信自己选错了路，似乎我只是一个被人取笑、令人同情的角色。从那时起我写给科林的许多信中，可以看出我这种忧郁的心绪。但科林告诉我，这些信让他深受感动，可是他帮不了我什么。正如预料中的，他觉得是焦虑的情绪把我的神经绷紧了，而且给我造成了沉重的思想负担。这种情形确实存在，但它并非缘自外部世界。我的大脑是可伸缩的，我准备好迎接太阳的每一缕光线，但这样温暖的日子总共没有几天，一年中只在回哥本哈根度假时才能感受到。

我来到哥本哈根。我在学校的那个家，与在首都接待我的这个家，生活上的反差是如此强烈，这种截然相反的对照好像只会发生在童话里。我住在海军上将伍尔夫的家，他的妻子待我像热情的母亲，他的孩子们也从心底欢迎我的到来，对我像亲密无间的朋友。这个家让我第一次有了这样的感觉：我好像就是这个家的孩子。我找到一个快乐的家！伍尔夫担任院长的海军学院坐落在阿马林堡皇宫，从安排我住的那间屋能俯瞰广场。记得住在那里的一个晚上，站在窗户边向远处眺望，我突然想起从他的奢华的宫殿注视下面广场的阿拉丁说的一句话：“我，一个穷小子，居然也能到这里走走。”我觉得是上帝在以他的仁慈、博爱指引我，我的整个灵魂对上帝充满了感恩。

在斯拉厄尔瑟那段时间，我只写了不过三四首短诗，其中《灵魂》和《致母亲》两首诗后来收在我《诗歌全集》的早期诗歌部分。在埃尔西诺上学时，我也只写了两首诗《新年夜》和《垂死的孩子》，后者是我第一首引起人们注意并得到赞扬、广为人知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的诗。我带着它来到哥本哈根，大声朗读给我所认识的人听。有些人把它当成诗来听，也有人拿我读诗的腔调消遣。许多人称赞我诗写得好，但他们教我做人要谦逊，提醒我不要自以为是。我的一位好心的资助人确实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并在后来给我写的信中一再强调：“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别因为写了几行诗就把自己想成个诗人。这实在算不上什么。如果我到处说我要做巴西女王了，你会怎么看我！你会觉得我疯了。这同你把自己想成诗人的情形是一样的。”他们说的我并不信，但他们做的是对我生活的鼓励，而且，他们是为了我好。

另外，待在哥本哈根那段日子，我笨拙的举止也成为他们批评的焦点，还有，我心里搁不住话，怎么想就立刻说出来。然而，也是在我住哥本哈根的这段日子，我见到了比其他任何人都让我敬仰的诗人亚当·欧伦施莱厄。他赞许我的话经别人之口传到我耳朵里，这对我来说比其他任何人所说的都重要。那是多么令人愉快的一个夜晚，屋里灯火明亮。我太清楚了，在所有人里，我穿着最土，便退到长窗帘一侧。他居然向我走来，还拉住我的手。我简直要给他下跪了。

后来，我们在伍尔夫家常见面。卫斯也是那里的常客，他总是热情地和我聊天。我还听他在钢琴上即兴弹奏。刚刚回到丹麦的布伦斯泰兹的高谈阔论使许多个夜晚增辉，伍尔夫大段高声朗读了他翻译的拜伦。再加上克里斯蒂安八世的朋友，高雅、睿智的阿德勒，这个社交圈子变得十分完美。这个圈子还有欧伦施莱厄的小女儿夏洛蒂，她的单纯、快乐和奇思妙想令我吃惊。那些快乐的日日夜夜是我在哥本哈根度过的最令人回味的美好时光。

假期结束，我从这样的家又回到校长的家。在物质条件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只是我仿佛被送进一间精神拷问室。一天，校长进来找我，说收到一封来自哥本哈根的信。我想可能是欧伦施莱厄寄来的，信中提到我在哥本哈根朗读我写的诗《垂死的孩子》。从他脸上就能看出将要发生什么，他死盯着我，要看那首诗，并补充说，要是他能在诗里发现一点诗的影子，他就可以饶恕我。我浑身颤抖着把诗递给他。他读完，大笑着说这只是一堆感伤的废话，又用严厉的字眼告诉我，他是如何地生气。如果他这么做是出于考虑到我写诗是在浪费时间，或者我本身还是个需要管束的孩子——假如要反驳他所说的——这样的动机倒足以说得过去，但现在看起来，它只是一时兴起的怪想法，是过时的幽默，也是我遭受精神折磨的原因。我在这样的境况下，过得一天比一天郁闷。要是再不发生什么变化，这种精神上的极度痛苦将使我彻底崩溃。不仅仅在学校，我觉得自己像一只遭猎杀的鸟，就是在我的房间，在校长家的客厅，感觉也是如此。这是我一生中最黑暗、身心最不愉快的一段时光。

我的其他任课老师也注意并意识到这种情形。现在是牧师，当时教我希伯来语的韦尔林，到哥本哈根见到科林，把我在学校和在校长家遇到的情况如实相告。科林当即决定让我马上回哥本哈根，请家教给我上课。这个消息惹得校长暴怒，当我向他辞行，感谢他为我所做过的一切，他送给我的临别赠言是，我这辈子都甭想参加毕业考试，不管我将来写了什么，即便是出版的，也会像废纸一样，躺在所有书店的书架上发霉腐烂。而且，我一定会在疯人院了此残生。他这样说，让我大为震惊。我终于离开了他。

许多年以后，我的《即兴诗人》出版之后，我在哥本哈根又遇到他。他向我伸出和解的手，充满友善地说，过去他误会了我，而且对我实在太糟糕。幸好我现在已经站稳了脚，不用再理会他。这些温和的和解的语言，以及那些已经成为过去的黑暗而沉重的日子，都是生活赐予我的祝福。

已故牧师卢兹维·米勒，当时还是个学生，成了我的导师，他后来因孜孜不倦地研究斯堪的纳维亚的语言、历史而声名显赫。我在维因加斯特德租了一间阁楼，我在《只是一个提琴手》中对这间房子有所描述，屋顶下是一溜斜墙。《未带图片的画册》也写到那所房子，说月亮爬过圣尼古拉斯教堂塔顶升上来，专门来看我。那时，没有哪所房子比教堂的塔顶高，也还没有圣尼古拉斯大街。我手头还有一点国王拨的生活费，但学费得自筹，于是我不得不四处觅食。好在有很多人家邀我去吃饭，差不多每天都有个去处；靠轮流到不同人家家里吃饭，我这么一个穷学生竟也在哥本哈根生存下来。实际上，哥本哈根现在还有很多穷学生在这样做。

我从这里感受到生活的丰富多彩，而且，得以观察不同人不同的家庭生活，获益良多。我学习勤奋刻苦，在埃尔西诺就学得很好的几科，例如算术、地理，都不费什么力气。我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学希腊文和拉丁文上。这位新老师认为我在斯拉厄尔瑟和埃尔西诺所有的优秀科目中，最弱的课程是宗教。无论从哪个角度说，米勒都是位优秀的教师。按照他的意思，我的宗教课需要提高成绩。前边说过，我在上慈善学校时，宗教知识学得很不错，到了文法学校，我也是个优秀的学生，可他说我的宗教知识太差了。他坚持要对《圣经》做出忠实原文的阐释，而我在上学的第一天对《圣经》就有了这样一个明确的意识，只要把《圣经》与我听到的或学到的联系起来就行。《圣经》通过我的感觉对我说话，我觉得上帝的仁爱是无限的。我拒绝承认任何与之相矛盾的东西，如永恒的地狱之火。我用我信念的全部力量这样说。我已经从一个学校板凳上胆怯的孩子，变成现在能够毫不掩饰、充满自信地提出自己的信仰和观点的孩子。我像个天性率真的孩子表达出自己的看法以后，我的老师，一个如此高贵、善良，却对《圣经》照本宣科的人，常常为我感到焦虑。我们争论，而同样神圣的火焰在我们心中燃烧。我可以和这个没有被宠坏的、有天赋的年轻人交谈，非常有益处，他和我一样有很多独特的特点。另一方面，有些事对我来说并非天性，只是当时的确是我的一部分。我有表达的欲望，而他并不取笑我，只是觉得我对自己最好的情感过于轻率，所以他要让我明白，弄懂《圣经》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这种新的作风使我经历了转变。想当初在学校时，校长是如何误解我敏感的天性，又是怎样一再嘲弄和压制我丰沛的感情世界。我终于把自己从这种压力中释放出来，接着便采取了另一种做派。我性格上的胆怯有所改变，可变得不仅有些轻浮，而且，想变成与原来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我的努力也没成功。这种对感觉的处理过于草率，我试图使自己确信，我已经摆脱了以往那种感觉，但同时，我还是成天深深陷在忧郁里，一点也不快乐，因为在我期待发现友善的地方，又出现了一张不友好的面孔。我把早先写的一些饱含心灵苦楚和泪水的诗作，加上刻意模仿的标题。大多是这样的诗，很少有变化：《猫的牢骚》被收入《徒步旅行》里；另一篇内心有感的诗我把它叫做《病诗人》。其实，整个这段时间，我没写几首诗，却蛮富有幽默感，例如《夜晚》、《可怕的一小时》、《抱怨月亮》和《猪》。我的全身心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幼苗已被移植，开始长出鲜嫩的新芽。

伍尔夫的大女儿亨丽埃特是个聪颖、活泼的女孩，不论时日如何变化，终其一生，她都是我忠实的、姐姐般的朋友。她是那时唯一了解我的人。她给我鼓励，带给我幽默，这从我的诗里能够看出来。我对她绝对信任，当我在她的社交圈子露面时，因为我有那样一种特别的性情，她果敢地保护我不受一丝一毫的攻击。她是位和蔼可亲的好姐姐，对我的性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也正是在那个时候，一股新的思潮涌入丹麦文坛。人们对此都很感兴趣，政治的影响非常小，人们每天谈论的话题是文学和剧院。约翰·卢兹维·海贝尔因其优秀诗作《幽灵》和《陶匠瓦尔特》在丹麦文坛享有盛誉，他写信向科林致谢，因当时有些导演反对上演他的《所罗门王》，是科林力排众议，将“轻松音乐歌舞剧”搬上丹麦舞台。人们说这是丹麦式的轻歌舞剧，是我们自己的新鲜血液，于是，我们很高兴地接受了这种轻歌舞剧，而且，它还很快取代了其他的戏剧。泰利亚在皇家剧院举办了嘉年华演出，选的就是海贝尔的轻歌舞剧。我与海贝尔初识是在H.C.厄斯泰兹家的晚宴上。他儒雅，健谈，是那天最受欢迎的人，我也很喜欢他。他跟我说话时语气显得很亲切。后来，我到他家登门拜访。他听我读了我写的幽默诗，认为可以发表在他主编的优秀周刊《飞邮报》上。最先发表的是《夜晚》和《可怕的一小时》，没有署名，只署了一个字母H——用来代表H.C.A（即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可每个人都认为这个字母代表海贝尔，这无疑意味着，这两首诗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我现在还清晰记得两首诗在报上发表的那个晚上，当时我正在一个朋友家。那家人对我很友好，也经常善意地跟我说，他们对我写的那点押韵的东西并不以为然。朋友的父亲手拿《飞邮报》走进客厅，笑容满面地说：“今天晚上的《飞邮报》上有两首好诗。那个海贝尔真是才思敏捷，不得了。”接着，他为我们朗读这两首诗。我的心狂跳不已，但什么也没说。然而，在场的有位年轻女士知道诗是我写的，觉得这事蛮好玩，忍不住了，笑着说：“那是安徒生写的！”所有人都沉默下来，半天谁也没说话。朋友的父亲没再说什么，看看我，离开客厅。别的人也不再提诗的事，我心烦意乱。在此之前，我在哥本哈根的其他报上只发过一首在学校时写的《垂死的孩子》，那还是剧院一个经理奥尔森帮忙发的，要不谁会要一个还在上学的孩子写的诗。抒情诗《过一百年一切都被淡忘》的作者索伯格先生收到我的这首诗，答应拿到日德兰半岛的报纸《读书收获》上发表。但编辑说，报纸不发在校学生的诗作。最后，诗发表在《哥本哈根邮报》。很快，海贝尔又在《飞邮报》上做了转载，他还附言说，即便别的报登过，他也愿意再发一次。这是我的诗作第一次得到认可。可是大多数人还是觉得我的诗才微不足道。当时有位在哥本哈根声名显赫，作为作家却不太为人所知的仁兄，邀我去他家吃饭。他说，有本刊物的新年版要出版，约他写稿。我说我也收到了约稿函，并答应写首小诗。“哦，这本书什么人的稿子都收啊！”他生气地叫道，“那行，看他们还能从我手里得到什么稿子！我现在什么也不会给他们写了！”

这种言论本身无足轻重，也不值一提，可当时对我来说，影响是深远的，也是痛苦的，我足足难受了好几天。

导师住在克里斯蒂安萨文，我一天去两次，去的路上满脑子想的都是作业，在回家的路上，好不容易可以自由呼吸，便不再想作业和学习。经常有各种丰富多彩的诗的意象掠过脑际，但我不曾把它们写成诗。那一整年，我一共只写了四五首幽默诗。正如我在前边引到的巴斯特霍尔姆在信中所说，它们“只是表达我的一种感觉”。可是，这种感觉要是不写到纸上，而是滞留在脑海，会搅得我焦躁不安、心绪不宁。

一八二八年九月，我参加了考试。恰逢那年，欧伦施莱厄担任大学校长，在他善意的帮助下，我成为学院的一员。这让我激动不已，好像这是一个重大的人生机遇。我已经二十三岁，可无论说话的方式，还是行为举止，都十分地孩子气。随便挑出我那时候经历的一件事或许就能说明。考试前不久，我在厄斯泰兹家的晚宴上遇到一个年轻人。他很文雅、腼腆，我想他大概来自乡下。我很心不在焉地问他：“今年你也参加考试？”“是啊。”他面带微笑地说。“我也是呀。”说着，我就把话题整个引到这件事上，欢快地聊着它对我多么重要。我完全把他当成了校友。可他是考我数学的教授，聪慧、杰出的范·施密德特恩。他的外表像拿破仑，据说巴黎人还把他和拿破仑混起来了呢。等我们在考场相遇，彼此都有点窘迫。不过，他的确是个热心人，总想多给我点鼓励，可又不知道具体该做些什么。于是，他斜侧身子，在我耳边低语说：“考完以后你的第一首诗是什么？”我吃惊地看着他，不安地回答：“我不知道。要不，您考我数学吧，就是别太难了！”“你知道什么？”他以同样的口吻又问。“我数学学得可棒了。在埃尔西诺上学时，我有时还演算给其他人看。而且，我的成绩都是‘优’。但我现在还是有点担心。”一个教授和一个一年级新生就这样聊着。考试期间，我把他所有的钢笔弄断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静静地留出一支搁在一边，以便能批我的试卷。

考完试，在从导师家往回走的路上，始终纠缠着我的各式各样的胡思乱想，开始蜂拥而至，钻入我的脑际，于是有了我的第一部作品《从霍尔门运河至阿迈厄岛东角步行记》。这是一部怪诞而幽默的书，带有阿拉伯“天方夜谭”式的异想天开。但它真实反映出我的个性和对事物的看法，尤其是我什么都想玩的欲望，我还含泪对自己的感觉做了自嘲。我感觉这部诗性的游记像一幅色彩绚丽的织绣。可是没有一个出版商敢出我这本还不成熟的作品，我只好斗胆自己来印。书出版没几天，出版商赖策尔就买走了再版的版权，后来又买了第三版。而且，法伦出版了丹麦语版，这可是只有欧伦施莱厄的重要作品才能享有的待遇。最近几年，德语译本也在汉堡出版。所有哥本哈根人都读了我的书，我听到的都是溢美之词。必须承认，有一位有身份的文化保护人把我责骂了一番，但那却有点喜剧色彩。这个人认为我在《步行记》里讽刺皇家剧院，不仅不合时宜，甚至纯属忘恩负义。因为那可是皇家剧院，是国王的财产；而且，我当时可以自由出入皇家剧院，理应感恩才对。尽管非难本身是源于这个人的推理，显得很滑稽，但它完全被赞誉淹没了。我站在波峰浪尖，我是个学生，是个诗人，我最大的心愿已经实现。

海贝尔在《文学月评》上发表文章，对《步行记》做出善意又不失风趣的评论，其中几个片段已先期在《飞邮报》发表。其实，从保罗·默勒的文章可以看出，连挪威的读者也在传阅我的书。自然这让默勒很不悦，因为他对我的书提出了无情的批评。但是当时我对此并不知情；我没想到还有人不喜欢看我的《步行记》。

大约有两百名青年男女参加了那一年学校的毕业考试，在他们中有几个写诗的，甚至还有发表过诗作的。有人打趣说，那一年有四个大诗人和十二个小诗人参加考试。事实上，要是不那么严格，还真能凑齐这个数。四个大诗人包括阿尔内森，他的第一部轻歌舞剧《喜剧院里的阴谋》就是在他考试那年于皇家剧院上演的；第二个是F.J.汉森，他当时刚刚发表《写给有教养的人》；第三个是奥拉尔·尼尔森；最后一个是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然而，在十二个小诗人中，却有一位毫无疑问地成为了后来丹麦文坛的巨擘之一，他就是《亚当·霍莫》的作者帕卢丹·米勒。那时，他什么也没发表过，写过什么也不为人所知，只有圈子里的几个朋友传说他会写诗。一天，我收到他写来的信，提议由我们俩合办一个周刊。

“收到我的信，或许你会很惊讶，”他说，“从没见我这双手干出过什么，你会觉得我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做这件事。可我以充分的自信向你保证，我绝对是缪斯的继子，我想这可以由我即兴写出的，现在还躺在我家抽屉里的诗集提供证明。”接下来就是计划和宗旨，杂志不能只发一些翻译或别人的文摘，以后应该全部发表原创作品。他还随信附了一首他的小诗《微笑》。可我并没有办一本杂志的打算，也一点想法都没有。《步行记》出版之前，卡尔·巴格尔曾想和我一起出本诗歌合集，但当我的书引起广泛关注，读者如云时，巴格尔坚决而自傲地不再与我合出诗集了，因为他觉得如果这样，好像是攀附高枝。合出诗集的计划流产了，但我们的友谊还持续着。相反，我和帕卢丹·米勒之间的友谊，却没有什么进展。他很快靠自己成为耀眼的明星。

我在同龄的朋友中名气不小，这让我沉浸在年轻人对诗的迷醉里，欢笑着去寻找开心有趣的事。在这快乐的日子，我写出了第一部剧作，一部用韵律诗写成的题为《圣尼古拉斯塔上的爱或地狱对话说》的英雄轻歌舞剧。正像《文学月评》所说，它犯下一个致命的错误——人们早已把命运悲剧忘到九霄云外，而我却在讽刺命运悲剧。然而，该剧上演时，同伴们不但欣喜地接受，还高喊：“作者万岁！”我从不展望未来，甚至连想都不想。我享受着幸福的快乐，虽然这部剧作本身并没有什么重要性可言，但它对我来说是如此的意味深长。我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冲出剧院，顺着大街直奔科林家。只有科林的妻子一人在家。我几乎要崩溃了，跌坐在椅子上，剧烈地啜泣着。科林夫人十分同情我，可她搞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她宽慰我说：“用不着太伤心，知道吗？以前欧伦施莱厄和其他许多大诗人都曾被嘘声轰下台。”“可他们并没有嘘我，”我抽噎着说，“而是为我鼓掌，高声喝彩。”

那时我是多么快乐幸福啊！在我眼里，人们都那么善良；我有着诗人的勇气和青年人的活泼。所有人都对我敞开家门，我从一个圈子转到另一个圈子。能取得如此的成绩，令我无比满足和愉快。即便在这样叫人兴奋的日子，我还能勤奋异常地学习。没有导师指导，我自己准备文学和哲学的第二次考试。最后，我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考试。不过，在H.C.厄斯泰兹的考桌前，发生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他提的所有问题，我都答得很好，他非常满意。答完，我正要走，他把我叫住，“还剩一个小问题！”他笑容可掬地说，“关于电磁学你了解多少？”“这个词我听都没听说过。”我回答。“好好想想，前边你已经答得相当不错，你应该知道点电磁学方面的知识。”“可在您的化学书里根本就没提过电磁学，”我十分肯定地说。“没错，”他回答，“但我在课堂上讲过。”“我只缺过一次您的课，那就是您在那次课上讲的。我确实对此一无所知，连名字都没听过。”厄斯泰兹听了我与众不同的坦白，微笑着点点头，说：“不知道实在很遗憾，要不我可以给你评个‘优异’。现在只能给你一个‘优秀’了，你答得非常好。”

后来，当我拜访厄斯泰兹时，请他讲了点关于电磁学方面的知识。我这才第一次对电磁学有了些了解，知道他对这个领域有多么关注。十年后，理工学院向我们做了一次电磁线的演示，厄斯泰兹书面请我写文章介绍，使电磁电报广为人知。记得文章发表在《哥本哈根邮报》上，最后的署名只有一个字母Y。我在文中讲了电报是如何从理工学院的前边发送到后边，试图说服哥本哈根市民都去看一看这项“归功在丹麦人身上的科学发明”。

现在，我通过考试，取得了我能取得的最好成绩。临近圣诞节时，我的第一本诗集出版了。据我所知，读者和批评家对这部诗集都称许有加。我最喜欢听到赞美的叮当作响的铃铛声。我风华正茂，快乐无比，展现在眼前的生活阳光灿烂。

(1) 即丹麦的城市赫尔辛格。

四

到目前为止，我去过的地方只限于家乡那一小部分，去过菲英岛和西兰岛的几个地方，以及默恩的几处峭壁。那峭壁与我的期望完全不相符合，特别是莫尔贝克所描述的简直太夸张了，根本名不副实。现在已是一八三〇年夏天，我正准备大范围的一次旅行，想先去日德兰岛看看，然后穿越北海岸，遍访我的家乡菲英岛。可这次夏季旅行能给我的生活带来些什么，或者我的内心深处会因此而有什么样的改变，心里并没有底。我只是特别想一睹日德兰岛的荒野，有可能的话在那里遇到吉卜赛人的家庭。我听到过不少故事，再加上斯滕·布利克写的一些故事，激发起我的兴趣。当时，能去那里玩的人可不像现在这样多，因为蒸汽船才刚刚开始运营服务。那艘慢吞吞的旧船“丹尼亚”号全程走下来要花将近二十四个小时，可在当时，像这样的标准速度已令人难以置信。不过，蒸汽船远没有得到人们的信任。在我坐这样的船旅行的前一年，丹麦的第一艘蒸汽船“卡利多尼亚”号已经下水。所有小船的船主们都对它嗤之以鼻，轻蔑至极，还给它起了个外号叫“哗哗鱼”。H.C.厄斯泰兹自然对这项有意义的发明兴奋异常，他整天都在谈论蒸汽船。一天，我参加了一个晚宴，厄斯泰兹亲戚的一番话把我乐坏了。他声称反对“这些该死的吐烟船”。“从上帝造物以来，”他说，“我们驾船借助风力出海航行就该知足了，现在又有人瞎管闲事。每次只要它喷着烟从这里过，我就拿出喇叭，把它们臭骂一通，直到听不见船声为止。”今天听起来似乎有点匪夷所思，但那时若能乘坐蒸汽船旅行，真是风光无限。对我们而言，像蒸汽船这样的发明，在生活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发明它们好像是非常久远的事情了。我们可能忘记，就在不久以前，当然不敢完全肯定，传说拿破仑第一次见到蒸汽船时，还以为是英国人在寻求避难。

我想象着，乘这种新型船彻夜穿越卡特加特海峡一定蔚为壮观。我正期待这次旅行。——可要是赶上坏天气，我会晕船。我们没能在第二天夜幕降临前抵达奥胡斯港。奥胡斯和日德兰岛上其他很多镇子的人都看过我的《步行记》和幽默诗，他们很热情地接待了我。我穿越日德兰荒野时所看到的一切新奇事情，都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天气实在糟糕，我旅行的衣服没带够，潮湿、刺骨的海雾也叫我受不了，在维堡住了几天之后，只好改变计划，彻底放弃西海岸，向东南方向旅行。不过，这并没有妨碍我写《北海幻想曲》和《日德兰西岸素描》。两个地方虽不曾亲临，但听别人讲过很多。现在，我已领略了斯堪德堡、瓦埃勒和科灵周边乡下的田园风光，又从那里来到菲英岛，被几家大庄园待若上宾。印刷商伊韦尔森的遗孀在欧登塞郊外临近运河的马里霍耶有座乡村别墅，运河流经那斯比霍夫德的城堡小山。我被邀请作为嘉宾在她的别墅里住了几个星期。

我在童年时代，就把这里视为一处理想的乡村住所。小花园里到处是碑文和诗，提醒你在每一个地方该有什么样的所思和所感。正对运河上所有船只经过的方向，建了一小排木制的大炮，还有一间里边有木制士兵的卫兵室和岗亭。这些显示出孩童般想象的率真与魅力。我就住在这样一位有才华、性情开朗的老夫人家，她身边围着一群聪明可爱的孙子、孙女。长孙女亨丽埃特后来发表过两个短篇小说《安娜姑姑》和《女作家的女儿》，我在后边会详细说。几个星期的快乐时光眨眼即逝，我写了几首幽默诗，其中一首是《心贼》。此外，我还花一些时间写了小说《克里斯蒂安二世的小矮人》。资深博学的史学家维泽尔·西蒙森为我提供了有关那段历史时期的大量笔记和数据。写完大概有十六页手稿时，我大声读给英厄曼听，他觉得很吸引人。之后不久，当我申请旅行津贴时，正是基于对这部作品的印象，他为我写了令人满意的评语。但我已无心写幽默诗，小说也扔置一边，有一种新奇的情感撞击着我的心灵，它是那么的刻骨铭心。这是我过去经常取笑的一种情感，倒可以趁机向我进行报复了。

夏季旅行期间，我在一座较小集镇上的一个富人家住过 ⁽¹⁾ 。在他家，我突然感到一个具有神奇力量的新世界展现在我的眼前。我在下面的四行诗里，这样描写这个广袤的世界：

我瞥见一双棕色的眼睛，

那里就是我的家和我的世界。

那里有智慧，有童稚的和平；

它们在我的记忆里永不消失。

那年晚秋，我们再次在哥本哈根相遇。我正计划开始新的生活，不再写诗。写诗能有什么出息呢？我还得去上学，然后当一名牧师。我心里想的只有“她”。但等着我的却是失望。她爱的是别人，后来跟那人结了婚。许多年以后，我真正感觉并承认，无论对她还是对我，这都是最好的结果。我对她的感情到底有多深，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或许她一点也不知道。她嫁给了一个好人，她是一个称职的妻子，一个幸福的母亲。愿上帝赐福他们。

在我的《步行记》和已经写出的大部分作品中，最显著的特点是拙劣的模仿。一些人对此表示反对，认为这种倾向没有前途。正当批评家们连篇累牍地发表攻击意见时，我已被一种更为深刻的情感所依托。临近新年出版的新诗集《幻想与速写》，成了那个压制着我的心的事的见证。我根据这段心路历程写成了一部严肃的轻歌舞剧《情聚情散》，与我所经历的唯一不同的是，爱在这部戏里并非没有回报。五年后，这出戏在皇家剧院上演。

在哥本哈根那段时间，我所交往的年轻朋友中有一位叫奥尔拉·莱曼，他充满生气的活力和雄辩的口才吸引了我，使我愿意和他接近。同时，他也乐于向我敞开他热烈的情感闸门。他父亲来自荷尔斯泰因，因此家里多说德语，他读了大量德文书。海涅崭露头角时，他的诗歌令年轻人着迷，也使他们的精神升华。莱曼和家人住在瓦尔比。一天，我去拜访他，他出来迎接我时，还欢呼雀跃地吟诵了一句海涅的诗：

塔拉拉，塔拉拉，你永恒的海？

于是我们就在一起朗读海涅的诗。整个下午和晚上，就这样度过。天黑下来，我只好在他家住上一晚。然而，我得以结识在我灵魂深处歌咏的一位诗人，他在我心中弹拨起最具生命力的琴弦。他已经取代霍夫曼在我心目中的位置。读者从《步行记》可以看出来，霍夫曼那时对我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因此，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只有三位诗人曾在我的青春血液里流淌，他们的作品令我如痴如醉。他们是沃尔特·司各特、霍夫曼和海涅。

我逐渐陷入一种病态的情绪中，并有一种渴望，执意要寻找生活中忧郁和伤感的东西，且沉醉其中。我的脾气变得急躁，更容易记住的是人们对我的批评，而不是赞誉。这种倾向，我想这种倾向根源在于我上学时已年龄很大，还不断地被要求进步；在于我从内到外都感觉有一种写作、出版的强烈冲动，而我的作品又远没成熟到出版的水平。在于我受到的那种温室式的教育，我被迫从一个年级进入另一个年级，直到能够参加考试。所有这一切导致我在某些方面停滞不前，甚至退步，最明显是表现在我的语法上，就是说，我必须始终如一地按照既定的拼写规则尽力拼写。因此，在《步行记》里便难免出错，不是印刷错误，而是拼写错误，有些拼法与常规拼法不一致。要是请几个学生或其他什么人帮我校对，这种不快是可以避免的。虽然年轻学生很轻易就能做好，但是我不懂，我没有那样做。现在，人们把这些错挑出来，唠叨个没完，还不时取笑我、指责我。另一方面，却对我作品优美的诗意描写视而不见。我很清楚，他们读我的诗歌只是为了要挑语言上的错，或查看我经常使用哪个词和同样的表达。比如，“好看”这个词，人们说这个词并没有使我的作品变得“好看”。

有这样一个人，他现在已经是日德兰的牧师，当时刚刚完成大学学业，写了几部轻歌舞剧和一些评论文章。一天，他去拜访几位朋友，我也在场，他竟然连翻看我的诗歌都不能忍受。他做得如此过分，使得一个正惊奇地听着他数落我写的是多么糟糕的六岁女孩，在他扔下书歇口气的时候，走过去，拿起书，指着某页上的单词“和”，天真地说：“还有一个小小的词您没抱怨呢。”——他感到小女孩话语的力量，羞红了脸吻了她。我忍受着这一切，这种压迫我在上学时已受得足够多，现在又变本加厉地卷土重来。我默默低下头，以难以想象的忍耐力承受人们的非议。常言道：“人们当然是在篱笆最矮的地方跳过去。”想到这，我便对他们表现出一副软心肠和不可原谅的耐心。但有些人却因此变得更加刻薄，其中还有些是我信赖和充满谢意的朋友，他们经常要面临这严峻的考验，或出于无奈，或出于草率。每个人都想教我，几乎所有人都说，我正在糟蹋赞誉，他们至少能告诉我怎样做是对的。我就这样不断地听人们说，我的作品不怎么样，什么什么地方有问题。然而有时，我也会对他们说的做出反应。他们常说，我的写作素材或许很丰富，可悟性太差，然后便对我的作品做出完全空洞、武断的评判。我难以克制，再不能保持平静，流着泪，但异常庄重地宣布，我“终将”成为一个享有盛名的诗人。这句话让他们抓住了，他们要驱散这邪恶的种子，好像这自大、愚蠢的植物马上就会萌芽、开花。他们走街串户，到处说“那是一个自大狂”，还不忘补充一句：“虽然本质上是个好孩子。”这一次，我时常感到自己是那么的孤单，随时有垮掉的危险，因为我对自我和自己的能力已经缺乏信心。像在学校那段阴郁的日子一样，我对人们指责我的每一个字都记得清清楚楚，并对自己全部的天赋才华感到失望。我自己差不多相信了这个事实，但不能容忍别人用刺耳的、过激的字眼这样说我。要是我的答复是傲慢而不明智的，他们就把这话当鞭子抽在我的身上。要是抽我们的人正是我们最爱的人，鞭子就成了蝎子鞭。

科林给我出主意，让我做一次短期旅行，哪怕只有几个星期，置身于陌生人中间，从烦恼中解脱出来，获得一些新的经历，对我将大有裨益。靠自己的努力和生活上的节俭，我攒了一小笔钱，用它足够在德国北部玩几个星期。

一八三一年春天，我第一次离开丹麦，游历了吕贝克和汉堡。所有一切都让我惊奇，令我思绪万千。这里没有铁路，一条宽阔的沙质路穿过吕讷堡荒野，这片荒野同我在巴格森著名的《迷宫》中读到的一个样。我到了布伦瑞克 ⁽²⁾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见山脉，那是哈茨山脉。我从这里徒步经格斯拉尔穿过布罗肯山来到哈雷。世界似乎以一种奇怪的方式铺展在我的眼前。好心情一下子又像候鸟一样回来了，但忧伤也像一群麻雀跟在后边，在候鸟的窝里筑巢。布罗肯山巅有个纪念簿，旅行者到此可留下姓名，也可记录心绪、抒发感怀。我留下了一首诗：

站在云峰之巅，

我必须承认

天堂近在眼前我与她触手可及时。

第二年，有位去过布罗肯山的朋友告诉我，他看见在我那首诗的下面有我几个同胞的附言：“亲爱的小安徒生，把你的诗给埃尔姆奎斯特的《读书收获》发表就好。出门在外，别用这些东西招我们心烦。它们又没长脚，除非是你自己跑来写的。”

英厄曼写的推荐信使我得以在德累斯顿见到路德维希·蒂克。一天晚上，我听他朗读了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临别，他在我的纪念册上写下几句话，希望我能成为一个诗人，然后拥抱并吻了我。这一切给我印象极深，他那双注视着我的充满善意的蓝色大眼睛，令我难以忘怀。离开的时候，我哭了。我无比恳切地祷告上帝，给我力量，让我沿着我身心向往的路走下去；让我能够表达出所有心中的所想所感；再次见到蒂克时能得到他的认可与好评。几年以后，当我后来写的一些作品被翻译成德语，并获得好评时，我们才再次相见。我感到他是那么忠诚地握着我的手，而且，在我身处异地、生活在外国人中间的时候，他还给了我真诚的亲吻。

在柏林，我收到H.C.厄斯泰兹的信，他介绍我去找夏米索。他个子很高，一脸严肃，卷发长过双肩，眼神却透露出特别的诚挚。我按响门铃，他亲自来开门。他读了厄斯泰兹的信。不知怎么，我们似乎觉得相见恨晚，从一开始已彼此相知。从他身上，我又找回自信。尽管我德语说得不怎么样，但在他面前，我能从容自如地表达自己。我送给他一本诗集。他是第一个将我的诗翻译成德文，并把我介绍到德国去的人。在《高教养人士晨报》上他曾这样写过我：“安徒生说话风趣，耽于幻想，幽默机智，又有着普通人的简朴单纯。他的作品具有震撼心灵的强烈感染力，尤其是他的笔触细腻、生动传神，简约几笔，便将生活画面和自然景致描绘得栩栩如生。然而，这些图景常常因地域性太强，对不是诗人同乡的读者来说，便不太具有吸引力。或许他那些能被翻译或已经被翻译的作品，并不能真正凸显他创作的个性特征。”

从此，我和夏米索成为忠诚不渝的挚友。从他给我的信可以看出，他对我的作品有多么喜欢。这些信都收录在他的作品集里。

正如我在哥本哈根的朋友所认识到的，短暂的德国之旅对我至为重要。我马上动笔，根据我的旅行印象写成《萨克森瑞士和哈茨山脉浪漫地区漫游散记》一书出版。后来，这本书出过好几个德文版本，还出了英文版。一般而言，丹麦人是通过这本书看到我在写作上的进步与发展，但从人们对待我的态度来看，我并没有得到他们的认可。我看到他们仍然鸡蛋里挑骨头，想的永远只有一件事，就是教训我。现在，哪怕与我毫不相关的人也这样，我也已经脆弱得难以忍受。

《漫游散记》出版后的一天，我真的又遇见一位手里拿着书，打算敲打我的人。他在某页的最后一行发现了用小写字母写的“pup”，而下一页的第一行开头又是“py”。显然这是单词“Puppy” ⁽³⁾ 因为转页，校对时被忽略了。那人严厉地质问：“这怎么解释？你怎么能用小写字母来写‘Puppy’ ⁽⁴⁾ ！”我当时正情绪不好，也因他的话惹恼了我，他肯定觉得这个错误是由我的无知造成的。于是，我跟他打趣说：“因为这只是一条小狗，只好用一个小写的p。”不想，这玩笑却招来说我“狂妄、虚荣、冥顽不化”的指摘。也许人们会说，这不过是些鸡毛蒜皮的小问题。可它能水滴石穿。提及此事，我也是为了向那些无休无止地指责我“虚荣”的人们提出抗议。在我的私生活上，他们找不着什么把柄，只好到处说我虚荣。而且，过了许多年，对我虚荣的指责还不时像旧钱币一样被他们拿起向我投来。

不论我去拜访谁，通常都会把新写的东西大声朗读给他听。我写自己的生活，并从中得到愉快。为什么不读给别人听呢？可似乎很少有作者会这样做，特别是在丹麦。任何一位能在钢琴上弄出点响动，或会唱几首歌的女士或先生，不论走到哪里，他们都会坐在钢琴边上在音乐里沉醉。从没有人对此品头论足。而一个作家要读也应该读别人的作品，读自己的就是虚荣、自大。甚至还有人这么说过欧伦施莱厄，因为他喜欢向跟他常有交往的圈子朗读自己的作品，而且读得非常好。我受到许多指责，自然也是因此而起。这些横加指责的人或许认为自己高人一等，比诗人本人还高明。他们都胆敢这样说欧伦施莱厄，更何况是无足轻重的小安徒生呢？

我偶尔能从周围带来的不宁心绪中解脱出来，也发现了人们和我自身的弱点。因着这样一种心境，我写了一首小诗《喋喋不休》。结果，这首诗被当成是冷嘲热讽，国内一些优秀的同道在许多报刊以诗、文的形式对我大肆攻击。有位我经常拜访的仁爱的女士，真的把我叫了去，用眼睛盯着我盘问，这首诗讽刺的到底是谁？她说，当然不能说这首诗讽刺的就是她的社交圈子，但因为我恰恰是这个圈子的人，人们很容易推断，我讽刺的就是这个圈子。我怎么会得到这样一种责骂！一天晚上，在剧院的休息厅，一位衣着华贵、与我素昧平生的女士，走到我面前，直视着我的脸，愤愤不平地说：“喋喋不休。”我脱帽致意。礼貌也算一种答复。

从一八二八年底到一八三九年，我完全靠写作维生。写作当然挣不到什么钱，为了能与所交往的这个圈子相配，穿着上多少得考究一点，这样生活有时就难以维系。那时，给报刊写稿没有稿费。写啊，不停地写，实在令人疲倦，事实上也不可能。那段时间，我为皇家剧院翻译了几个剧本，还为几部歌剧写了歌词。

通过阅读霍夫曼，我开始注意戈齐的假面喜剧，他有一部《乌鸦》，简直是最好的歌剧主题。梅斯林的传神翻译，把我迷住了。几周之后，我写出一部歌剧脚本《乌鸦》，把它交给一位年轻的作曲家。他爷爷是丹麦国歌的曲作者，可以说他是生在音乐世家，天分极高，只是当时还没什么名气。他就是现在大名鼎鼎、享有极高声望的J.E.P.哈特曼教授。现在听起来有点可笑，可当时我确实给剧院经理写了信，要为哈特曼的音乐做背书。我必须向剧院保证，这位今天已是丹麦最重要并值得丹麦人引为自豪的作曲家，真的会作曲。我还给剧院写了专门报告，说他怎么有天赋，肯定能写出一部好作品。后来我意识到，我写的《乌鸦》缺乏新鲜的创意和抒情性，便没有把它收进《文集》，只是在我的《诗集》中收了那个作品集的一部合唱和一首歌，那是后来为了便于音乐会使用经过我修改过的。众所周知，这是一个古老的童话主题，戈齐的处理方式很精妙，我充分利用了他的本子。哈特曼的美妙作曲完全展现出他的音乐天赋。许多年过去，这部乐曲已经成为丹麦歌剧中难以替代的保留节目，其中有些乐曲片段常在音乐协会举办的音乐会上演奏，人们耳熟能详。同时，音乐协会还出版了整部歌剧的总谱和歌词。

我还为另一位作曲家I.布瑞德改编过沃尔特·司各特的小说《拉美莫尔的新娘》。歌剧完成以后，我认为它在抒情风格上没什么不合时宜，却遭到最无情的批评。他们指责我糟蹋了其他诗人的作品，他们说这些话时，带着轻蔑的嘲笑，而且言辞无所不用其极。我还能依稀记起当时欧伦施莱厄的反应，他显然很急躁，但同样还是表现了友善和热烈的情感。《拉美莫尔的新娘》上演以后，受到观众的青睐。当我拿着印好的脚本给欧伦施莱厄看时，他微笑着恭贺我赢得掌声。他说，靠着沃尔特·司各特的主题和作曲家的支持，我轻易就获得了成功。听他这样说，我很沮丧，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他看到了，马上压低我的脖子，吻着我的脸颊说：“是其他人让我变得如此无情！”说完这句话，他对我又和善如初，还拿出一本书签名送我。

卫斯是主动对我表现出兴趣的第一人，我总能定期在伍尔夫海军上将的家碰到他。他看了《拉美莫尔的新娘》的第一场演出，极为欣赏我处理主题的手法。他来找我，说他一直想把沃尔特·司各特的小说《凯尼尔沃思》改编谱曲成歌剧。不久以前，他请海贝尔给他写个脚本，虽然海贝尔答应了，但至今没有兑现。他说，这事我能做，由我们俩一起合作。——当时我可想不到，满足作曲家的心愿，竟会招致一场劈头盖脸的暴风雨。——我需要钱生活，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绝不是为挣钱才决定做这件事的。不，能与卫斯合作我感到快乐和荣幸。每每想到，我一个穷小子，竟能与在西博尼家第一个对我表现出同情的卫斯发展到今天的情谊，心里就觉得无比喜悦。

我马上开始工作。可脚本还没写到一半，这件事就已经传得满城风雨，反对我的言语尖酸刺耳、冷酷无情、非常难听。有几家报刊载文称，我是在“一本本地肢解名著”。我一看泄了气，打算放弃。但卫斯却半开玩笑半严肃地鼓励我，无论如何要继续写下去。他看了我已经写出的那部分，对我充满信心。他的愿望，对我而言当然比所有的冷嘲热讽、嘲弄揶揄都更重要。他立刻着手谱曲，写出了第二幕的一段抒情音乐《牧羊人和羊》。很快，我完成了全部歌剧脚本的写作。不管从哪方面说，我都只是为了却他的愿望才写的这部歌剧。完成以后，我就旅行去了。他按照自己的想法，又补充了一些台词，变换了几处场景。比如，我写的是“经过这阴郁的走廊／死亡的大蛇蜿蜒而过。”他改成“从外边这阴郁的角落／死亡的蛇舒展开。”

后来我一跟他提起此事，他就会以喜剧的方式滑稽地答复说：“在这个地方，‘阴郁的走廊’总是‘阴郁的角落’，而‘大蛇’分明就是‘蛇’嘛。你看，我至少没有改你的画面，仅仅是使它音乐化了一点。”这位大人物还有个怪癖，他要是知道哪本书的结尾是悲惨的收场，就绝不把书读完。在《凯尼尔沃思》中，埃米·罗布萨特不得不嫁给莱斯特。“写几笔就能改变他们的命运，为何非要让他们不幸福？”他说。“那就违背了历史，”我说，“而且，伊丽莎白女王将会怎么做？”“她会说：自豪的英格兰，我是属于你的。”他说。于是，我用这句话作为歌剧的结束。歌剧《凯尼尔沃思的盛宴》上演以后，我只出版了歌词部分。歌剧中的两段旋律：《兄弟们，离这儿还远着呢》和《牧羊人和羊》，今天已经变得十分流行。

有不少我也不知道是谁的人，在写给我的匿名信里，用最粗鲁、愚蠢的方式对我进行攻击、谩骂，所有这些成为我这一时期生活的一部分。尽管如此，就在这一年，我斗胆出版了一本新诗集《一年十二个月》。后来，评论界认为这部诗集中收录了我写得最为出色的几首抒情诗。但在当时，这些诗还是一样遭到排斥，被践踏如泥。

那时，厄斯泰兹创办的《文学月评》正办得红红火火，作者中有几个人被公认是国内翘楚。虽然正像厄斯泰兹坦承的那样，该刊缺乏美学方面的专家，但它确实在知识界占有重要的裁判地位。他们常常不得不发表约稿；但不幸的是，这些写稿的人中大多数就美学主题提出的观点，和随便其他什么人都差不多。如果说的是缝靴子或做饭之类的小事，人们大概就保持缄默了。然而，不仅过去，现在也还能看到，即便一个人拉丁文语法很好，或者为编一本什么词典勤于搜罗词汇，他仍然有可能是美学领域一位不称职的裁判。这一点在《文学月评》得到证明，尽管它的刊名已经使用新的尚未约定俗成的拼法，编辑却对我文中的拼写吹毛求疵，过于严苛。

对于刊物主编来说，寻找懂得诗歌批评的人，渐渐变得越来越难。然而，有一个人，对此表现出奇怪的热情，他总是帮刊物大谈诗歌。他就是那时担任剧院经理的史学家莫尔贝克。他经常发表对我的看法，我因此也得在此处说说对他的意见：我得承认，在搜集史料上他足够勤奋，特别是他编的词典填补了文学空白。尽管这是他的长项，也是他最重要的工作，但这部词典并不完整，而且存在大量偏见。他不去表现丹麦最好的作家如何写作，而只是一时兴起要教人们如何拼写。从他的美学评述不难看出，他的观点常常是基于偏见和成见。真正能够显示他天赋才能的作品，是他年轻时用时尚的华丽辞藻写成的《丹麦散步》，还有一本描绘多于经历的《德国、法国、意大利旅行记》。正像人们通常所说，他总是坐在书房和皇家图书馆，有好多年没到过剧院，却突然当上了剧院经理，成为所有待选节目的审查官。——他心理不健康、偏执、脾气暴躁；结果自然轻易就能想象得到。——在我当作家的最初那段日子，我得到过他的赞许。但我这颗星星很快沉落，让位给了另外一颗上升的新星，就是出版了《芭蕾舞女演员》和《丘比特与心灵》的帕卢丹·米勒。因为当时莫尔贝克已不再爱我，他甚至反对我——这就是全部的故事。——现在我不得不把它说出来。

俗语说“墙倒众人推”，我便能证明这话说的一点没错。人们到处都在谈论我的过错。只要是人，如果经受太多，难免会生出抱怨。我自然向自认为是我朋友的那些人抱怨，可他们竟把我的抱怨传遍了整个城市，而这个城市似乎是个很小的城市。甚至有些穿着入时的人，会在经过我身边时，窃笑着恶语相向。在丹麦的民族性格里，嘲弄别人占了很大比重。或者美其名曰我们有极强的喜剧悟性，这也是我们有那么多作家擅长写喜剧的原因。

恰在此时，丹麦文坛冉冉升起了一颗新星。亨里克·赫兹 ⁽⁵⁾ 用笔名发表《死者的来信》以后，人们说这些来信将把所有不洁的东西从圣殿涤荡干净。文中假托这些论战的信是已经过世的延斯·巴格森从天堂发来的，而且，文章在形式和内容上真的都非常像巴格森。难怪人们只能慨叹：“这信真是巴格森的手笔。”海贝尔头上闪着皇冠的光环；欧伦施莱厄和豪克遭到攻击；我在《步行记》所犯拼写错误的旧账，被重新翻出来。他们把我的名字和在斯拉厄尔瑟的学校生活以及那里的“圣安德斯”联系起来，编造出“圣安德斯”骑坐“缪斯的刚出生一夜的马驹”这样一则笑话。霍尔贝尔这回该有话说了！现在，我的的确确被人戏弄了。以笔名发表的《死者的来信》占据了所有人的思想和兴趣，举国上下沉浸在巨大的热情之中——把别的什么事都忘了。要不是海贝尔介绍了《克拉拉·拉斐尔》，我对这种吸引读者眼球的文章一无所知。事实上，也没人能搞清楚是谁写的这些开胃品。人们看了开心、好笑就够了。这样的东西也不是每年都有。海贝尔为他的《飞邮报》辩解说，也许他宁愿站在一些挨批评的朋友一边。不过，他确实没说过我哪怕一个字。

现在仍然会有公开发表的攻讦、嘲弄的文章落到许多人的头上，但它所产生的影响，远没有那个时候强烈。马蒂亚斯·温特主编的《火箭》，前身是《海盗》，就是一份口诛笔伐的刊物，专门把公众关注的有些影响力的人，当成攻击和嘲弄的牺牲品。人们会想，那些印出来的东西还能有假？除了一个以笔名“达维诺”写文章的人，没有一个人为我说话。他当时还是个学生，真名叫德瑞杰，是一位植物学家的弟弟，现在两人都已去世。他很有天赋，后来出版的遗著中附有他的传记，但没有收进那首维护我的公正的长诗《致克努兹·斯捷兰德法》。

我对此无话可说，只能任巨浪将我席卷。每个人都认为我将被冲得毫无踪影。我感到有把锋利的刀子把我割得很深，就像被大家放弃一样，我处在放弃自我的边缘。——似乎这个世界除了《死者的来信》的作者，再没有别的真主安拉；海贝尔是他的先知。

我的诗集《幻想与速写》正是在这个时候出版的。在书的扉页上，我从《死者的来信》中转引了一段话作为格言，算是我对这件事的唯一评论。这件事对我影响太大了。我重复了诗人的话：“评判是必要的，但评判者一定要记住，天才的果实是时代的创造物，它因时代而生，也因时代而延续。评判者偶尔称赞一篇作品时，一定要慎用手里的批评权力；而在落笔非难之前，也一定要深思熟虑，不舍昼夜。因为推倒一件东西容易，把它清理掉也不难，难的是把已经被损毁的东西恢复、重建。”

在对《死者的来信》的溢美浪潮中传出了第一缕清醒的声音，诗人韦尔斯特教授在《普罗米修斯》月刊载文说：“赫兹的《死者的来信》只能算是一件精品，谈不上是艺术之作，它几乎没能展现诗的独特灵魂，而这才能达到一部艺术作品的个性和境界。一个真正的诗人若非被指责为拙劣的模仿或被反讽，几乎不该受外界干扰。这部诗作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它成功地复制了巴格森惯用的论战语言，一时激起人们极大的热情，也为作者赢得了特别的掌声，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使名不见经传的作者崭露头角。但它的成功主要是源于形式，这也确实值得夸耀，但同时这优势本身正是令人失望的模仿。再者，这种兴奋的得来，相当于让我们感觉好像听到一个人模仿了另一个人的声音，人们并不关心另一个人说了什么，或是怎么说的。所以，当人们只把形式作为一首诗的唯一长处来说的时候，作者应该意识到，像这样只有形式的诗便是故意的和公开的模仿。《死者的来信》并没有真正诗的激情和触及灵魂的深刻思想。当然，如果有这些东西，这部诗作只能是失败的了，至少不算成功，因为即便在巴格森自己的讽刺作品里，缺乏的也正是这些。”

《幻想与速写》出版以后，我又出版了一本小书《丹麦诗人剪影》，力图简笔勾勒出每一个丹麦诗人最精彩的侧面，包括所有已经去世和仍然在世的诗人。这本书引起一些人的关注，《日子》刊登了一首献给我的小诗，原文如下：

以诗人的名义致《剪影》作者

遵从缪斯的最高统帅，

您已在名誉的殿堂入座！

月桂的枝叶亲吻您的手；

您的名字也将写在桂冠上。

别担心森林之神和农牧神，

在尘世间徘徊，

恶魔会加速死亡；

真金不怕火炼，

钻石势必闪光。

诗的落款是菲英岛克努兹。人们嘲笑我不知从哪里找到这样一位崇拜者兼维护者。但如果他们知道——我从作者那里了解到的——这位诚实的老韦格纳是荣司特鲁普学院的院长、《家友》的出版商，或许就不这么做了。他口碑极好，倍受人们尊重。我的《剪影》出版后，在批评家们眼里不值一提，他们连一句友善的话都没有，哪怕是最轻微的共鸣。我每天从早到晚，都要被迫听他们说那些老掉牙的陈年旧事，顶多换一种新形式，新瓶装旧酒。我不挨批评了，改成挨训诫。——这种训诫又持续了好多年。这是对我来说最糟糕的一段时间。

赫兹承认《死者的来信》是出自他手。他得到了旅行奖学金，我也提出了申请。对弗雷德里克六世国王，我向来是怀着无比的崇敬和深厚的感激之情。这种情感陪伴我成长，我一直想把它表达出来。而对我来说，除了写本书献给他，再没有其他任何的方式。他允许我将《一年十二个月》题献给他。有位同情我，并对我已经出版的书感兴趣，又颇有些城府的仁兄告诉我，为能顺利拿到我自己那份奖学金，我应该在给国王献书时，简明扼要地介绍一下自己，说我考完试以后如何靠自我奋斗闯出一块天地，而出国旅行与其他方式比起来，会对将来的发展更有帮助。然后，国王大概会说我该写个申请书给他。所以我应该随身带着申请书呈递给他。当我想到刚给国王一件东西，紧接着就向他要件东西，简直太可怕了。“行了，这事就得这么做。”这是我得到的回答。“国王心里明白你送他书，就是为了从他那里得到点什么。”我对此感到绝望，但还非这样做不可。他说：“这样做保证没错。”

进入王宫的时候，我简直十分可笑，期盼已久的心狂跳不已。国王带着他的个性风度快步向我走来，问我给他带来的是本什么书。我说：“是一组诗歌。”——“一组，一组，是什么意思？”我完全没有了信心，说：“就是几首描写丹麦的诗。”他微笑着说：“哦，我明白了，很好！非常感谢。”然后，他向我颔首，示意告别。可我这趟差事还没开场，我有好多话要说。我不再啰嗦，把我的学习和现在的情形全都告诉了他。国王听了以后说：“这值得赞扬。”——当我刚一说希望得到旅行奖学金，他便给了我一个别人早告诉过我的回答：“好啊，交我一份申请吧。”“是，陛下，”天性中的率真让我冲口而出，“我随身带着呢。我知道申请和书一齐带来，实在令人难堪。但有人告诉我就得这样做，只有这样做才管用。但我还是觉得这样做让人讨厌，我不愿这样做。”说完，我连眼泪都流出来了。

仁慈的国王听后大笑，亲切地对我点点头，接过申请。我向他鞠躬，然后飞快地冲出王宫。

人们普遍觉得我已经达到事业的顶峰，现在想出国，可谓正逢其时。我感觉对我来说，旅行生活是最好的教育。这种想法后来得到广泛的认同。但又有人告诉我，要让国王看重，还得弄到国内最重量级作家、专家的推荐信，以证明我自己是个诗人。因为正好在那一年，有太多的杰出青年申请奖学金——我对此有深刻印象。就是说，倘若我得不到极好的推荐，将很难被列入国王考虑的范围。

我弄到了所有的证明；但我相信，我是丹麦诗人里唯一一个得由别人的书面保证来证明自己是诗人的诗人，也许称得上是空前绝后。就我所知，H.P.霍尔斯特、帕卢丹·米勒、斯特德、克里斯蒂安·莫尔贝克，都没有这样的推荐，照样获得了出国旅行的经济支持。他们当然也不需要这个。奇怪的是，每一位推荐我的人都无一例外地强调了我特别的个性特征。欧伦施莱厄谈到我抒情诗方面的天赋；英厄曼说我了解普通人的生活；海贝尔宣称，他能从我不同风格的作品中，分辨出我的幽默与丹麦著名诗人韦塞尔紧密相关；厄斯泰兹指出，尽管公众对我的看法不一，但有一点他们是认可的——我是诗人。蒂勒热情地赞美我内心的灵性闪光，他能够想见我是怎样同生活中的压迫和苦难做斗争。他希望看到我能够战胜一切外部的困难，这“不仅是为了诗人本身，也是为了丹麦诗歌”。

这些推荐信果然有效力，我获得了旅行奖学金。赫兹得到一大笔，我的少点。

“现在你该高兴了，”我的朋友们说，“觉得自己特别幸运吧。尽情享受这一时刻，或许它是你出国的唯一机会。你可能已经听到有人对你出国旅行说了什么。你要知道，我们会尽力维护你。但不幸的是，我们不能总这样做，有时不得不承认人家说的是对的。”这句话让我非常难受。我渴望赶紧离开；我忘记了贺拉斯的话：悲伤是骑在骑士的马背上和骑士一起跑的。叫我真是伤透了心。歌曲《阿格妮特和男人鱼》 ⁽⁶⁾ 中有这样一句：“痛苦不时又轮回。”

一首小诗确实常常能反映出人类心灵的深度。出发的时间到了。前边提到有几个朋友在我心里的位置，现在我还得再提及两位朋友，他们对我和我后来的发展确实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第一位是诗人亚伯拉罕松的女儿莱索夫人。亚伯拉罕松写的《我的儿子，如果你要起名字》，诚挚感人而优美典雅的诗句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记；他所写的《和平永在》富有穿透心灵的震撼力。莱索夫人还是光荣、勇敢、激昂的英雄莱索上校的母亲。她是一位深情的母亲，是我所遇到的最聪颖过人的女性之一。她向我敞开她温暖的家门，并常常分担我的悲伤，我在她家总能找到深厚的情感寄托。她对我充满同情、帮助和鼓励；我受她的感染，越来越多地去关注自然美和日常生活琐事中的诗性。当时几乎没有人承认我是个诗人，我已陷入沉沦边缘，是她支持了我。如果我的文字中有关于女性的温柔和纯洁的话，她就是我特别要感激的人之一。

第二位对我有巨大影响的人是科林的一个儿子，现在的爱德华·科林议员。他在幸福快乐的家境中成长，父亲又是那么倍受尊重和有影响力，他的性格具有我完全缺乏的果敢和坚毅。我能感觉到，他非常同情我；因我还一直没能结识一位与我同年龄段的朋友，我有意向他表示友好，敞开心扉。他不满我身上具有某种女性的阴柔特质。他思维缜密，处事谨慎，老成持重，天生就该是那种凡事一经决断便付诸实施的领导者。就像他的热情常常遭他人误解一样，我也常常误会他，并因此感到沮丧和害怕。我喜欢做并能从中得到极大快乐的一件事，是朗读自己或别人的诗。一次，我和科林参加某个家庭的社交聚会，有人让我背诵几首诗。我也准备开始朗诵。然而，他意识到这里的气氛不适合我朗读——无可否认我在他们眼里是取笑的对象——他走到我面前说，你要是朗诵一句诗，我就马上离开。我当然把这个聚会想得太好了，所以感到很失落。而且，女主人和到场的女士们都指责他这样的做事方式，因为这让她们感到不知所措。这事刚过，我就明白了他的出发点，在那种情形下，他扮演的是我好友的角色。可当时，尽管我深知他对我好，还是为此付出了泪水。我像一棵柔韧的芦苇，他渴望和力图使我具有他的独立性与坚强意志。在实际生活中，他也始终站在我一边，给我帮助，从考试前帮我复习拉丁文，直到替我安排出版商、印刷商，甚至阅读校样。在我那些年的成长过程中，从一味忍耐地屈服和承受痛苦，到我获得自由的心灵，有了坚强的意志和独立的意识，他始终是我最真挚的朋友。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在我离开的时候，我才理解那些我爱的人。

我有一本小纪念册，上面有很多人给我留言，它是我最珍爱的宝物之一。我随身带着它，而且，日子越久，它越弥足珍贵。

去巴黎，去莱茵，

又见意大利的常春藤。

倾听悦耳的音乐，

美妙音色洒满宁谧的夜空，

松树下混合着音乐的香气。

上帝、自然和艺术，

也别排斥你的心灵；

它是神圣的蜡烛，将闪耀

爱的珍珠和友情的金子

一次精神的阵痛，

使情感变得温和；

我知道你将盛装远行，

离开西兰岛，

带着伴奏的里拉琴，

永恒不变的心灵

及无价的珍藏。

克里斯蒂安·温特

一八三三年四月十九日于哥本哈根

让你诗人的幻想

轻灵地舞动，

像一只忙碌的蜜蜂，

把甜蜜的诗歌带回家乡来。

珍重，别忘怀！

欧伦施莱厄

一八三三年四月十九日于哥本哈根

大船不吃浅水，

厚德方能载物；

水深才好破浪，

前行星光闪耀。

你友好的B.S.英厄曼

想远方，南方温暖的天空，

别忘记了丹麦快乐的土地；

漫步塞纳-马恩省河和阿尔诺河畔

那是在外国的河岸，

不要忘记丹麦；

我为你感到荣耀，

以你全部的天赋，

接受诚挚的建议。

在你将离开的日子，

我没想给你添负担：

用你诗人的幻想，

理解人类的情感。

无论目标如何确立，

薄雾叫人视物不清。

如若寻求热情和知识徒劳无益，

我们生活的一切都会停止。

再见，朋友；向前走，

意气风发再回首。

别对我所说不屑一顾。

伍尔夫

一八三三年四月二十日于海军学院

没有什么东西对人人都适用，

要看他如何对付，

要看他到了哪里，

要看谁能坚持，能坚持的就不会倒下。

我以歌德的话祝愿你在即将成行的旅行中取得巨大成功。

海贝尔

别因为旅行忘了莫尔贝克的词典。

你的约翰·刘易斯·海贝尔

思考中的思考=真理

意志中的思考=善良

想象中的思考=美丽

在交谈时记住这些文字

你诚挚的

厄斯泰兹

一八三三年四月二十一日于哥本哈根

在柑橘园向米尼翁致意，

无论我搬到多远的地方，

都快乐，对她褒有爱意。

当我一个人孤独地流浪，

遥想她恰似温柔的鸽子。

等到有一天柑橘园再会，

她惊奇微笑着哦了一声。

朱斯特·蒂勒

到棕榈树下品尝快乐

记住那眼见的真实。

当你离开，你的所见

——作为律师我必须指明你的责任

得在另一天回报，

用你优美的诗歌。

你的朋友F. J.汉森

一八三三年四月二十二日，星期一，我离开哥本哈根。离开时我非常激动，我在心底祈祷上帝，祈祷他让我在旅行的这段日子，使我在为人和艺术上变得更加成熟，以便我能写出一部经典的艺术作品，或者远离丹麦，客死他乡。

哥本哈根的塔楼在我眼前渐渐消失。船抵达默恩悬崖时，船长递给我一封信，开玩笑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信是爱德华·科林写的，短短几行，却充满诚挚的问候和致意。经过法尔斯特岛时，又接到朋友的一封信。就寝时，第三封信到了。第二天清早，船刚刚从特拉沃明德起锚，又来了第四封信。船长说：“这些信都是从天上来的。”原来是我那些体贴入微的朋友们，临行前交给他满满一袋子信，都是写给我的。“还有一小束花，又是一小束花。”

(1) 安徒生大学同学的家。安徒生在那里小住时，暗恋上了当时已经和别人订婚的里玻格。

(2) 布伦瑞克原为德国一个州。

(3) Puppy，小狗。

(4) 按照丹麦当时的文法规则，名词的第一个字母应该大写。

(5) 亨里克·赫兹（1798—1870），丹麦诗人。在《死者的来信》中赫兹模仿已故诗人巴格森的书信文体称赞和攻击了一些丹麦文学家。安徒生是受到赫兹攻击最猛烈的人。

(6) 丹麦古老的民谣，姑娘阿格妮特在海边行走，遇见海中出来的雄性人鱼。阿格妮特随人鱼在海底生活了7年，生育了7个孩子。一天，她听到了教堂的钟声，她要求人鱼让她上岸去一趟教堂，从此再没有回到海底。

五

汉堡住着一位丹麦诗人拉尔斯·克鲁瑟，他是悲剧《伊泽琳》、《寡妇》和《修道院》的作者，我在皇家剧院看过演出。他的小说《七年》拥有很多读者，评价也很好。有份德语杂志每年以能刊载他的小说感到荣耀。现在，不论在德国还是在故国丹麦，他几乎被人忘记。我在德国找到他，发现他是一个很和善的人，身材有点发福，性情极好。他在给我的留言中表达出对故土的挚爱：

做你自己，发挥自然的天性，

保持灵魂的纯净和心灵的快乐，

丹麦人在远离故土的异国逡巡，

还是做个回家的欧洲人。

拉尔斯·克鲁瑟

一八三三年四月二十五日于汉堡

这是我在异国收到的第一份诗意的问候，牢牢地嵌进我的记忆。这次旅行给我留下的第二个深刻印记，是在卡塞尔的一处街角，看到被油漆涂掉一半的拿破仑的名字，说明这条街或广场曾以他的名字命名。这比威廉宫所有的人造废墟和喷水池都更吸引我，因为拿破仑是我少年时代心目中的英雄。

在卡塞尔，我第一次见到施波尔，他友好地接待了我。他问我许多有关丹麦音乐和丹麦作曲家的问题，他对卫斯和库劳的作品多少有些了解。哈特曼在我留言簿上以他的歌剧《乌鸦》为主题写下的留言，引起他极大兴趣。我知道，几年以后，他开始与哈特曼通信联系，想把《乌鸦》搬上卡塞尔的舞台，最后没有成功。他问我他有哪些作品在哥本哈根上演过，我只能回答“一部也没有”。不幸的是，至今我也只能说“一部也没有”。他特别欣赏并极力推荐自己的《泽米尔和阿佐尔》。就丹麦文学而言，他只了解巴格森、欧伦施莱厄和克鲁瑟的一些情况。他极其赞赏托瓦尔森的雕塑。当我们分手时，我感到很激动，因为我感到我在和他永别，而他的作品将流芳百世。我不认为我们会再相见。然而，许多年以后，我们像老朋友似的在伦敦重逢。

今天从丹麦经德国到法国旅行已经很容易了，在一八三三年可没这样轻松。那时还没有铁路，夜以继日乘坐粗大笨拙的马车，行进很缓慢，而且又累又脏。到法兰克福，我，总算从这枯燥乏味的旅程中解脱出来。法兰克福是歌德的诞生地，是罗斯席尔德兄弟度过童年的家乡。这对有钱有势的兄弟的母亲，为了自己的虔诚信仰，也为了孩子的幸福，一直住在犹太区的一所小房子里。她在这里生下并抚养了她那些富有而幸运的孩子们。那些有着古老的山形墙的哥特式建筑、中世纪的市政大厅，全像图片一样展现在我眼前，美不胜收。因创作歌剧《瓦勒莉亚》而闻名的作曲家阿洛伊斯·施米茨，是第一个要我为歌剧写歌词的非丹麦人。他说，他由夏米索翻译的我的短诗确信，我正是他要找的诗人。

我见到了莱茵河。春天的莱茵河岸，因短短的葡萄藤还只能附着在城堡废墟的一面，尚不能给人留下什么深刻印象。我想，要是葡萄藤爬满整个城堡废墟，会漂亮许多。看到的和我想象的不一样，肯定很多人与我有同样的感受。景致最美的地方无疑是邻近圣高尔的罗勒莱。多瑙河河岸远比莱茵河多了些浪漫色彩，莱茵河在有些地方甚至连罗讷河都比不上。古老传说是莱茵河最辉煌的荣耀，德国诗人咏唱的华美乐章，才是碧波荡漾的莱茵河最壮丽的景色。

从莱茵河穿越萨尔布吕肯和白垩土质的香槟地区到巴黎，花了大约三天三夜。我一路上不停地在心里呼喊这座“城中之城”的名字，不知问了多少次是不是快到了。等穿行在巴黎的林荫大道上，我不再问，而是确信，我真的到了这座雄伟的城市。

以上是从哥本哈根到巴黎旅行给我留下的整体印象，我行色匆匆，并没有抓住什么特别的印记。可家乡那边却有人指望在这么短短几天旅行中我有了某种成长。他们搞不明白，大幕拉开并不意味着观众马上就能看见和领会展现在眼前的景致。就像我人已在巴黎，却累得疲惫不堪，只想睡觉，可还得费劲去找个睡觉的地方。最后总算在离皇宫不远的托马斯街上的里尔饭店落脚。此时此地，上床睡觉胜于一切，但没睡多久，我就被吵闹声惊醒。周围灯火通明，我跳到窗前，透过窗户看对面窄街上的一幢大建筑物，一群人正从楼梯往下冲。外面人人都在叫喊，夹杂着雷声、闪电和东西的撞击声。我睡眼惺忪，朦胧中还以为整个巴黎发生了暴乱。我按铃叫来服务员：“这是什么声音？”“雷声。”他说。“是雷声。”女服务员附和着说。见我一脸吃惊的样子，以为我没听懂，他们又卷着舌头说：“打—打——雷。”还用手比画着怎么打雷。同时，灯光持续闪耀，轰鸣声四起，简直太嘈杂了。确实是雷声。对面的建筑物是轻歌舞剧院，演出刚刚散场，人流正顺着楼梯往外涌。这是我在巴黎第一觉醒来时的情形。

接下来要做的自然是欣赏巴黎的奇观异景。

意大利歌剧院收场关张了，在巴黎大歌剧院的舞台上却还在群星闪耀。达莫洛夫人和阿道夫·努利是歌唱家，努利当时正处在事业的巅峰，巴黎人最爱听他演唱。七月革命时，就是他在街垒英勇战斗，高唱爱国歌曲，鼓舞士气。我听过他的演唱，每个人都赞不绝口。四年以后，我听说他在绝望中死去。一八三七年，他去那不勒斯，没有受到所期待的热烈欢迎；甚至还有点嘘声，使得这位始终受人爱戴的歌唱家感到十分悲伤，郁郁寡欢。可他还是在歌剧《诺尔玛》中露面了，演唱完，观众的掌声震耳欲聋。尽管只有一个人报以嘘声，他的身心还是受到极大震动，并为此彻夜未眠。三月八日凌晨，他从三楼的窗户跳下去，他的遗孀和六个孩子哀痛不已。刚才提到，在巴黎正是他踌躇满志之时，我听了他演唱的歌剧《古斯塔夫三世》。这部歌剧成为所有人谈论的话题。安卡斯特伦遗孀的原型当时就住在巴黎，已是一位老妇人。她在一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上发表声明，歌剧中关于她与古斯塔夫三世的风流韵事纯属杜撰，她和国王只有一面之缘。

在法国剧院，我看了一出由大龄未婚的马尔斯小姐饰演的歌剧，她演一个年轻儿子的母亲。尽管我听不懂多少法语，但她朴素的表演把我感动得两眼湿润。那优美漂亮的女声，我以前从未听到过，以后也再未听到。我到哥本哈根的第一个年头，正赶上名演员阿斯楚普小姐在丹麦的剧院演出，哥本哈根没有人不赞美她的唱腔，更对她的永葆青春赞不绝口。我怀着一种虔诚的情感去看她演出的悲剧《塞利姆，阿尔及尔的王子》，她扮演一位母亲。但对我来说，她这个年纪的老姑娘，穿上紧紧的保持腰及臀部曲线的紧身褡，真显得跟直挺挺的扑克牌一样。而且，她的声音发尖，一点也不悦耳。至于她的表演，我不费唇舌了。在巴黎从马尔斯小姐身上，我才见识到真正的青春四溢。那不是束紧腰，趾高气扬地走台步，而是青春在乐声中跃动，不用人告诉我她唱的是什么，我便全身心地理解了她。她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

那年夏天，巴黎来了好多丹麦人。我们住在同一家饭店，一起去咖啡厅，一起去饭馆吃饭，一起去剧院看演出，总是用我们钟爱的母语交谈，相互通报各自收到信的内容。这种打发时间的方式既轻松愉快又亲切热烈，但这几乎不是出国该干的正经事。可那时我从心底喜欢这种生活，在我们搞的一次节日晚宴上，我这样描绘巴黎带给我的感受：

丹麦的山毛榉嫩芽吐绿，

我们出游，在海上航行，

春天已披上新娘的婚纱，

春姑娘无处不尽展风姿。

我们一起聚会，一起远足旅行，这意味着得不停歇地走啊走。每样东西都不能落，而且非看不可，这自然也是我们出国旅行的目的。我现在还记得，有一位亲爱的朋友，一天晚上十分郑重地感谢上帝让他参观了一整天他觉得令人枯燥的几处博物馆和宫殿，倦游而归。但他说：“可你还非得去看那些该死的宫殿不可！你想啊，回家以后，朋友问你，你说你没去过那里，那多丢脸。我还剩几个地方没去，等都逛完喽，我可得尽情放松一下自己。”像他说的这种话，人们可能会经常重复。

这是我第一次出国旅行，跟着其他人到处看，眼睛不够用，可到最后并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记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宏伟的凡尔赛宫，它有那么多装饰华贵的房间和精美绝伦的油画，但这些在我心里马上就被皇家别墅取代了。我诚惶诚恐地走进拿破仑的卧室，房间陈设与他生前一模一样，墙上挂着黄色的壁毯，床的四周垂着黄色的帘子。到床边要走几级台阶，我把手放在拿破仑脚踩过的台阶上，然后又把手放在他的枕头上。如果当时在场的只有我一个人，我肯定跪下了。因为拿破仑是我童年时代的，也是我父亲心目中的英雄，我像天主教徒仰视上帝一样崇拜他。我还参观了别墅小花园里的农场，当年玛丽·安托瓦内特打扮成农家女的样子，曾照料过牛奶场和这里的一切。我在这位不幸的皇后的窗前采了一朵忍冬花，为形成对照，又在富丽堂皇的凡尔赛花园采了一朵卑微的雏菊。

我在巴黎见了几位著名的人物，甚至跟他们有过交谈。其中一位是出国前芭蕾舞教师布农维尔为我写信推荐的保罗·迪波尔，他写过许多轻歌舞剧，其中《贵格会教徒与舞者》在丹麦的剧院上演过，获得很大成功，引起轰动。我带着信去找他，并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他特别高兴。我也因此成为他的贵宾。但有趣的场景马上出现了，我法语说得极差；他会德语，但口音太重，我又根本听不懂。他以为是自己的措辞出了问题，拿出一本词典放在膝盖上，不停地翻查他要说的词。借助词典交谈不论对法国人还是对我，都是既耽误工夫又不适合的。

我拜访的另一位是凯鲁宾尼，卫斯有信让我带给他。人们应该记得，卫斯在国内的知名度，与他创作了那么多优美的音乐所应获得的认可，并不相符。像他的《安眠药》和《路德兰姆的洞穴》旋律极其优美。然而，他的音乐创作和生活都过于本土化，难以成为时尚。他只被人当成写教堂音乐的作曲家，尤其他的《神之食物赞美歌》广为人知，颇受好评。这次他让我把他这部钢琴曲的乐谱带给凯鲁宾尼，这位因创作《两天》而不朽的作曲家，还写过许多优美的安魂弥撒曲。正是在那个时候，他引起巴黎人的关注，这种关注持续了很长时间。之后，他沉寂很久，写出一部新歌剧《阿里巴巴或者四十大盗》。虽然演出没有成功，却得到虔诚的崇敬。

我来到凯鲁宾尼的家，老人与我见过的他的肖像画像极了。他坐在钢琴凳上，一侧的肩膀上趴着一只猫。他从没听说过卫斯，让我向他介绍一点关于丹麦音乐的情况。丹麦作曲家中他只知道克鲁瑟·沙尔，他为加莱奥蒂的芭蕾作过曲。而他曾和沙尔居住过一段时间，所以对沙尔的音乐略有所知。卫斯从没得到凯鲁宾尼的回信，我也再没见过他。

一天，我走进保罗·迪波尔向我推荐的一家“欧洲文学社”。一位犹太人模样的小个子男人朝我走过来，亲切地说：“听说你是丹麦人，我是德国人，我们两家是兄弟，交个朋友吧。”

我问他尊姓大名，他回答：“亨利希·海涅。”

难道他就是我在青春期魂牵梦萦，在诗中将我的情感表露无遗的那位诗人。在这个世界上我最想见到的人就是他。我把这些都对他说了。

“怎么会，”他微笑着说，“如果您对我有如您所说的这么感兴趣，为什么不早点来看我？”

“我做不到，”我回答说，“您那么精于喜剧，像我这么一个来自丹麦不知名的小乡村的不知名的作家来找您，并自我介绍是诗人，您会觉得简直太富有戏剧色彩了。我也知道，要是见了您，我的笨拙举止会让您发笑，或者甚至您会嘲讽我，那样我会非常难堪。因为我是多么地敬仰您。只好宁愿不见面。”

我的话给他留下好印象，他对我很和蔼，也显得很愉快。第二天，他到我住的维维安饭店来看我。之后，我们常常见面，有时还一起在林荫大道上漫步。但我仍未把他视为知己。直到几年以后再见面，而且，当他知道我写了《即兴诗人》和一些童话故事，表露出很愿意保持我们之间的友谊，我还是没有那样的感觉。我要离开巴黎去意大利与他分手之际，还收到他写给我的德文信。

我试着读的第一本法文原版书是维克多·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我能每天去圣母院看看书里所描绘的场景。这些细腻入微的描写和他对人物性格非凡的刻画，让我如痴如醉。我想，去拜访一下作者该是很自然的事。他住在皇家广场的一角，房子是老式建筑，屋里的墙上挂的全是圣母的图片、木刻和油画。他见我时，穿着睡袍，灯笼裤，脚蹬一双精致的拖鞋。临走时，我请这位被无数旅游者死缠着签名的作者，在一张纸上为我签名。他确实满足了我的愿望，可他把名字写在纸的最顶端，使我联想到，他不认识我，他这样签名是为提防我在上面的留白处写下哪怕只言片语。我这样一想，心里很不舒服。只是后来我再次来巴黎，对这位诗人才多了些了解。这些容稍后再叙。

去巴黎的整个旅途以及在巴黎待的第一个月，我没有接到过一封家书。我徒劳地去邮局打探，一无所获。我想，也许是朋友们觉得没什么好写，或者是人们还在妒忌我因许多推荐信得到一大笔旅行津贴。我有点焦虑不安。终于盼来了一封信，还挺厚，没贴邮票，害我补交了不少邮资。这么重的信，让我欣喜若狂，急切想知道信的内容，这是我的第一封家书啊！打开，里边一个字也没写，只有一份印刷的《哥本哈根邮报》，上边登着一首讽刺我的诗：

别了，安徒生

就这样离开丹麦的土地，

多少双眼睛在你的身上栖居，

尚未风华正茂，

却要将甲壳脱离。

“儿子离家去留洋，

既丢人来又现眼”

母语的舌头欠利落，

那点知识也不过皮毛。

这样不对头也不公平，

小小丹麦很快将遭遗弃。

赶紧写点新诗来吧，

读了以后我们好心碎。

跟遇见的人读诗吧，

这是你永远的幸福。

哎呀，能给谁写封信吗？

记住，常常惦念一点家乡。

这首诗是发表以后寄来的，显然是作者所为；不贴邮票就从遥远的哥本哈根寄到巴黎。这就是我收到的来自家乡的第一声问候。整个人都震惊了，心底感到悲凉，这种做法多么恶毒和卑劣。我始终弄不清它出自何人之手，但从文笔看，应是位老手。说不定就是后来称我为朋友，还亲切握过我手的那些人中的一个。人有时难免会产生一些邪恶的思想，我当然也不例外。

我在巴黎一直待到七月节落幕。七月节开始的第一天，我现场观看了旺多姆广场上拿破仑纪念碑的揭幕仪式。揭幕的前一天晚上，工人们还在遮盖着的纪念碑上忙忙碌碌，我和一大群人站在广场上看。这时，有位长相怪异、瘦弱的老妇人走过来，冲我大笑，神经质地说：“今天把纪念碑立在这儿，明天再把他打翻。哈哈哈！我可了解法国人。”我听着别扭，走开了。第二天，我和一群人坐在广场一角高高搭起的脚手架上。路易·菲利普和他的儿子以及将军们就在我的前面，士兵们踏着管弦乐队的节奏从我们旁边行进，每一根枪杆上都缠着一束鲜花。人群中有人高喊“万岁”，但也有人带着义愤低声嘀咕着“打倒他”。

广场上的瓦埃勒饭店举办了一场华美的大型舞会，上至皇亲国戚，下到黎民百姓，不论身份高低贵贱，聚集一堂。大厅里摩肩接踵，十分拥挤，连路易·菲利普和王后都费了好大劲才走到事先安排的位置。王室成员进门时，乐队正好演奏到《古斯塔夫三世》中国王古斯塔夫被枪杀的那段舞蹈音乐，我心里觉得不舒服，从阿梅莉王后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她同我的感觉一样。她脸色很难看，身体紧贴着路易·菲利普。国王脸上则带着愉快的微笑，同许多人握手。年富力强、英俊潇洒的奥尔良公爵同一位穿着很土、明显属于下层贫民的女孩跳舞。热闹的庆典活动持续了好几天。夜晚，无数的葬礼火把在阵亡者的墓边点燃，用永不凋谢的花环装饰着每一个陵墓。

塞纳河上有划船比赛，香榭丽舍大街上人们欢乐庆祝的场景，令我想起家乡的鹿苑。巴黎所有的剧院都开放，中午也不休息，演出时大门敞开着，人们可以随意进出。在悲剧和歌剧的演出过程中，人们会突然高唱起《巴黎人》和《马赛曲》。夜晚的天空在燃放的焰火照耀下亮如白昼，耀眼的光线将教堂和公共建筑物映照得分外清晰。我的第一次巴黎之旅就这样结束了；没有什么比这辉煌壮丽的节日庆典更合适收场的了。

在巴黎待了将近三个月，我的法语还是没什么长进。原因我已经说过，丹麦人总喜欢跟老乡凑在一起。其实，多学点法语是必要的。我打算在瑞士当地人家里寄宿一段时间，在那里只能说法语。但据说，这样花费会很高。

“如果你愿意，可以住到侏罗山上的小镇子上，那里每年八月早早地开始下雪，开销也不大，还能交些朋友。”在哥本哈根结识的一位说法语的瑞士人这样告诉我。经历了巴黎的喧嚣，山区的与世隔绝将无疑令我心旷神怡。再说，我也希望能在那里完成一部酝酿已久的作品。于是，我们计划从巴黎出发，经日内瓦、洛桑到侏罗山上的力洛克小镇。

留在巴黎的丹麦同乡，有两位著名人物，他们都把我当成好友。我先谈点他俩的情况，一位是《冯和万》和《魔灯》的作者，诗人彼得·安德烈亚斯·海贝尔，当时，他因被视为离经叛道被驱逐出丹麦以后，选择巴黎做了新家。每个丹麦人都知道他的故事。我去拜访他时，他已经是位老人，眼睛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住在一家小旅店里。他的儿子约翰·卢兹维·海贝尔刚刚和约翰妮·路易丝完婚。约翰妮·路易丝可是当时最红、最受好评的女演员之一。一听别人提及自己的儿媳妇，这位年老的父亲显出浓厚的兴趣。但我知道，他对女演员的看法已经过时，或许巴黎人都是这样看女演员的。他说，他不喜欢儿媳妇让剧院的经理呼来唤去。看来他有点把剧院经理视为暴君那样的角色。不过，他告诉我，他很高兴听我说他儿媳妇是位倍受人们尊重、真正有天赋才华的年轻女士。事实上，丹麦人都会这样说。可惜的是，他永远也无法理解她的卓越才华和她对于丹麦剧院的重要性，以及她高尚的品德。除此以外，他感到很孤独。看到这样一个近乎半盲的老人，摸索着走过著名的皇家舞厅的拱廊，我对他充满同情。临走时，他在我的留言纪念簿上写下这样一句话：

请接受一位盲人的亲切告别。

P. A.海贝尔

一八三三年八月十日于巴黎

另一位著名同乡是我在伍尔夫上将家偶然结识的州议员布伦斯泰兹，他从伦敦来巴黎，读过我的《一年十二个月》。他没读过我的其他作品。他很喜欢我的诗，这让我很高兴，我把他当成一位出色的向导和伙伴。离开巴黎前的一天早晨，他专为我写了一首诗：

感谢你的《一年十二个月》；

仿佛看到疼痛岁月的一只鸽子

深刻记忆来自家乡的风土——

北欧人的土地传来一声浑厚的号角。

啊，鸽子将飞向南方

去俯瞰意大利神奇的天空。

等埃特纳升起巨大的火焰，

再欢迎你回到家乡。

你会梦到摩涅莫辛涅的果园，

你将领略南方的激情，

朋友，桂冠的花环将给你佩戴。

布伦斯泰兹

一八三三年仲夏于巴黎

已经走了几天几夜，尽管旅途劳顿，我还是很勤勉，常挤出时间写点东西。旅途中不时有些小的阿拉伯式的奇遇发生，有两件事我记忆犹新，这里只讲述一件。

我们已经从法国的平坦地区进入侏罗山脉，一天深夜，马车载着我一个人路经一个特别小的村庄，马车夫捎带上两位年轻的农家女。“如果不带上她们，”他说，“她们就得在这荒无人烟的路上走两个多小时。”两个姑娘很好奇，窃笑着嘀咕些什么。她们知道车里坐着一位绅士，但看不见长什么样子。她们终于鼓足勇气，问我是不是法国人。听说我是丹麦人，她们似乎明白了什么。她们从地理书上得知，丹麦和挪威在同一个地方；而且，她们总把“哥本哈根”说成“科波拉尔”。然后，她们又问我是小伙子还是老头子，结婚了吗，长什么样。我拼命把自己往黑暗的角落挤，并尽可能给她们一个理想的答复。她们识破我的招数，所以当我反问她们长相如何时，她们把自己描绘得美若天仙。她们强烈要求到下一站要看看我的脸，我没答应。她们下车时，故意用手帕把脸遮住，大笑着和我握手告别。能看出来，她俩很年轻，身段也美。这两位素昧平生，后来也没再见过的快乐女孩，在整个旅途中，犹如一幅微笑的画像。

从路旁的悬崖峭壁往下俯瞰，农舍宛如一个又一个玩具，森林仿佛成了土豆田。突然，在两处峭壁之间，有一幅图景浮现在眼前——是什么？看上去仿佛云中飘浮的山峦，但只是云雾造成的错觉，原来那是阿尔卑斯山和勃朗峰。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顺着路往下走，路边仍是悬崖，感觉自己好像在向下滑翔似的，一切景物尽收眼底。有厚厚的一团烟雾浮上来，我开始还以为是下面有煤矿，定睛一看，是云飘升上来。云过处，日内瓦和日内瓦湖以及连绵起伏的阿尔卑斯山全景尽现眼前。略低的地方还躲藏在蓝色的雾霭里，而山峰最高处的黑色轮廓已经清晰地勾勒出来。冰川在太阳的照射下熠熠生辉。正巧是个星期天的早晨，这让我更加感到，最伟大的教堂是自然。想到此，一股虔诚的神圣感涌上心头。

我知道年老的普埃拉里和他的家人住在日内瓦，他是从哥本哈根移民来的，已经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所有丹麦人都成为他家的座上宾。我在街头向人打听他住哪里，那人碰巧是他的朋友，立刻把我引到那个充满了亲切、热情的家。他的女儿们都讲丹麦语，我跟她们交谈当然也只会用丹麦语。亨里克·赫兹做过普埃拉里的学生，所以我们谈论起《死者的来信》在国内取得的巨大成功，以及引起的关注。普埃拉里告诉我，他住在哥本哈根时，为了维生和挣学费学法语，在五金商店打过工。他还谈到，路易·菲利普化名植物学家米勒先生在一个叫科南的商人家待过。一天，普埃拉里被路易·菲利普邀至皇宫用膳，房间里没有侍者，路易·菲利普自己亲手布置餐桌并布菜斟酒。

从镇子上看，感觉阿尔卑斯山近在咫尺。有天早晨，我决定往山里走。可似乎越走山岭越往后退缩，我走啊走，到了正午时分，我刚走到第一处峭壁的脚下。再回到日内瓦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经洛桑、韦威，我来到西庸，一座秀美如画的古老城堡，因一件谋杀案而声名鹊起。拜伦的诗《西庸的囚徒》使我对这座城堡发生兴趣。尽管眼前的萨瓦山峰还覆盖着白雪，但整个乡村让我感到好像身处南方。城堡建在碧绿清澈的深湖边上，葡萄园和玉米地四处延伸，高大的老栗树在地面投下茂密的阴影，有的枝叶伸展开去，绿荫遮蔽了湖边的水面。我走过吊桥，进入昏暗阴沉的院落，看到墙上那些狭窄的垛口，当年保卫者就是由这垛口把热油和开水倾倒在攻城者的身上。很多房间都装设了陷阱门，人一踏上，就会转动机关，倒霉的家伙们就会立刻掉进深深的湖水，或者被牢牢固定在下面岩石上的铁钉刺穿身体。往下走，地牢里索捆犯人的镣铐已经锈蚀；有一块平坦的大石头，犯人大概用来当床。一八一六年，拜伦来此，并在一根石柱上刻下自己的名字。带我参观的妇人告诉我，当时她不知道那人是谁，想阻止他那么做，但他没听。现在，每个到此一游的人都会来看那几个字母。妇人点点头，意味深长地说：“看来那位绅士是位非同凡响的人物。”

从西庸继续往上走，就到了侏罗山。再接着往上走，便来到我的新家，钟表匠的小镇力洛克。

小镇坐落在侏罗山高处的一处山谷，史前时代，是个湖泊，现在还能看到鱼化石。云层通常在山谷下面。这里到处是幽深高大的云杉树，在树下一待，静谧极了。鲜嫩的绿草周围点缀着紫色的番红花，流出的汁液闪着亮光。这里的农舍都刷成白色，显得如此洁净。每所房子都装着本地产的钟。花林火树长着一串串红色的果实，令我想起识字课本上的图画——猩红的果实使我想家。

力洛克是座不算小的集镇，镇子上友好善良的乌里耶一家人，又让我在这里找到了幸福的家。男主人是那位聪明的已故厄本·于恩森的妹夫。他们把我当成近亲，食宿自然不成问题；当然我也支付得起。“这就算邀请了。”男主人和女主人边说边同我亲切握手。孩子们，包括几个岁数小的，也很快接纳了我，我们成为好朋友。一起住的还有孩子们的两位姨妈罗莎莉和莉迪娅，都上了年纪，却很了不起。跟她们交谈对我来说，是再好不过的法语训练。因为我必须用法语跟她们讲丹麦的事情。另外，她们有个小妹，年轻时跟丈夫走了以后她们再没见过。我也不得不把我所了解到的她亲爱的妹妹的情况用法语告诉她们。力洛克人只会讲法语，也只能听懂法语。我讲得不好，但他们都能懂。他们说的我也都能听懂。刚刚八月，我的屋子一早一晚就要开暖气了。每年一到这个时候都是这样；甚至有时会下雪。而此时侏罗山下，正一派盛夏景象，烈日炎炎，两处相隔只不过几个小时的路程。晚上，大自然的天籁之声悄然隐去，一片静寂，能听见河对岸法国边境那边敲响的晚钟。离镇子不远处，有一间孤零零的房子，整个漆成白色，非常吸引人的视线。走进去，穿过两个地下室，一条河出现在眼前。河水转动着磨坊巨大的水车轮子。我常去这个地方，另一个常去的地方是稍远一点但景色更别致的杜博瀑布。我在小说《奥·特》中描绘过这些地方；力洛克小镇的这段时光给我留下美好难忘的记忆。

坐落在高山上被森林环绕的这座小镇，称得上和平王国的中心，但也无法躲避政治骚乱。众所周知，瑞士纽查特尔的卡侬县在普鲁士的控制之下，所以，有人支持瑞士，有人支持普鲁士。从远古时就和睦相处的人们一瞬间反目成仇，拒绝和谈，各唱各的国歌，变得非常对立。从我听说的发生在一个瑞士人身上的小事即可管窥全貌。他家客厅挂着一个玻璃相框，画的是威廉·退尔 ⁽¹⁾ 用枪打掉儿子头上苹果的故事。一天，有个亲普鲁士的人来访，胳膊肘顶着玻璃，把玻璃框弄坏了。他说：“那人是成心弄坏的。”但我丝毫不受这些政治纷争的影响，作为一个受欢迎的客人，我过着幸福的家庭生活。我对那里人们家庭生活和风俗习惯的了解，比一般旅行者知道的多得多。除此之外，我忙着写本新书。

整个旅途，包括待在巴黎那段时间，我一直在构思这部作品。现在，想法越来越具体，整个细节也愈发清晰。我开始寄希望于能凭这部作品战胜那些宿敌，并让他们承认我是个真正的诗人。这部改编自古老民谣《阿格妮特和男人鱼》的作品，共两部分，分别在巴黎和力洛克写成。从力洛克寄回丹麦时，我在前面加了导言。要是现在，我一不会写出那样的话，二，对《阿格妮特》的处理也不会像当时那样了。那篇导言把我当时的个性展露无遗：

我从小就很喜欢《阿格妮特和男人鱼》这首古老的民谣，它代表着两个世界，大地的世界和海洋的世界。现在我长大了，从中更能看清伟大的生命的影像，永不满足的心灵渴望，以及对一种新的不同生存方式的奇异期待。很长一段时间，我意图把积存在心里的这个想法表达出来。在巴黎的喧哗与骚动中，这首古老的民谣不时在耳边回响；无论在欢快的林荫道上，还是在珠光宝气的卢浮宫里，这首民谣始终围绕着我。我还没有感觉，婴儿已在胎宫中成形。

远离巴黎的侏罗山之巅，呈现出北欧壮丽雄伟的自然景色。在郁郁葱葱的松林，在死一般的沉寂中，阿格妮特诞生了。她的思想和灵魂是丹麦的，所以我把这个我心爱的宁馨儿送回属于她的故乡。她将一声问候带给你们，也请你们亲切地对待她。在国外，每一个丹麦人都是朋友加兄弟，因此她也将成为你们的亲朋好友。

窗外，雪还在下，厚重的冬云笼罩着森林。而此时山下，却是一派夏日景象，葡萄已爬满藤架，地里的玉米已经成熟。明天，我就要飞越阿尔卑斯山去意大利。或许那里还将带给我美梦，我也会把那梦寄往丹麦。对一个儿子来说，当然要把梦向母亲诉说。再见。

H. C.安徒生

一八三三年九月十四日于侏罗山力洛克

作品寄回哥本哈根以后就付印出版了。人们嘲笑我的那篇导言，尤其其中关于阿格妮特的那段描述。他们对“我还没有感觉，婴儿已在胎宫中成形”这句话看不顺眼，对作品反应也相当冷淡，甚至有人说是对欧伦施莱厄的拙劣模仿。因为，欧伦施莱厄也曾在国外将手稿寄回国。几乎与《阿格妮特》同时，帕卢丹·米勒出版了《丘比特与普塞克》。这本书引起所有人的兴趣，点燃了读者的热情。我这本书的不足似乎也因此更加明显。《文学月评》的评论当然没说什么赞扬的话。就连H.C.厄斯泰兹对这部作品都没有留下好的印象，我在意大利收到了他写于一八三四年八月八日的来信，他在信中十分直率也很正确地表达了对我作品的看法。这一点我也有所意识，只是当时没有承认。

尽管有很多不足，但《阿格妮特》毕竟标志着我在创作上又前进一步。我纯主观的诗性在这部作品中得到客观的展露。我的写作正处在过渡时期，这部剧作为我纯抒情的写作阶段画上了句号。几年以后，评论界对我的这部作品有了些许赞许。他们说，跟我的早期作品比起来，这部作品多少引起人们的一点关注，虽然也还算不上成熟，但诗的感觉充盈了许多，而且，更为深刻和丰富。接下来，我把《阿格妮特》缩编了一下，想把它搬上舞台，希望能在夏天的演出季吸引观众。后来，演出过几次。不过，演出时我不在国内。但在当时，如人们所说，尽管海贝尔夫人饰的阿格妮特十分传神，感人极了，尼尔斯·盖德写出了优美的音乐和合唱，演出并未成功。

不管怎么说，我在这里所写的，所说的，都属于未来。《阿格妮特》寄回家乡了；它对我犹如一尊可爱的雕像，只有上帝和我自己才能看得清。希望和梦想将随之而来。《阿格妮特》向北走了，我第二天则要往南去，去意大利，到那里开始我生活的新时期。

与力洛克那些亲密的友人告别，的确令人伤感。孩子们的方言土语我大多听不懂，但并不妨碍我们成为好朋友。所以，走的时候，他们都挥泪向我告别。当我听不懂他们说什么时，他们就把我当成聋子，趴在我耳朵边大声嚷嚷。连仆人们都眼含热泪跟我握手话别；为使我能在经过辛普朗山口时御寒，大妈特意为我编织了羊毛手套。

《阿格妮特》和我在力洛克逗留的日子结束了我作为诗人生涯的一个阶段。

六

遥想当年那个来到哥本哈根的穷小子，十四年以后，几乎同样的季节，又将投入意大利的怀抱。那是一片让我魂牵梦绕的土地，期待它能给我带来快乐。我顺着罗讷河谷穿过辛普朗山口，呈现眼前的是一片神奇的自然美景。超载的马车在坚硬的岩石路面上缓慢前行，这还是当时拿破仑命令修建的，现在那股人间豪气已灰飞烟灭。冰川在头顶闪光，天气越来越冷。牧羊少年把牛皮紧紧裹在身上，在小旅馆的火炉旁凑近突突闪烁的火苗取暖。这里的天气像到了冬至，但几个小时过后，马车将在温暖阳光的照射下，行进在栗树的林荫道上。那呈现的会是一幅意大利生活的街景图画。意大利北部马焦雷湖已从幽暗的山间浮现出来，远远望去，湖中的岛屿像可爱的花束。天空灰蒙蒙的，阴沉着脸，倒是很像丹麦的天空。但等晚风吹过，云开月朗，视野舒展，更是风光无限。沿途葡萄藤上挂满了串串葡萄，仿佛在举办一场葡萄盛宴。意大利的漂亮远远超出我的想象。

我在意大利见到的第一件艺术杰作是米兰大教堂，月光映照下的大理石墙体令我叹为观止，那大理石的拱门、尖塔和雕像，得历经多少位艺术家的双手才能雕刻打磨而成。眺望远方，我能看见阿尔卑斯山上的冰川雪岭和伦巴第区肥沃的绿色田园。被人们通常称之为拿破仑门的和平门当时还在施工中。斯卡拉歌剧院正在上演歌剧和芭蕾。在意大利我所游历的名胜古迹，给我心灵最大震撼的是米兰大教堂；在虔诚的静谧里聆听宗教音乐，该是一种多么神圣的体验。

我和两位同乡一起离开这座辉煌宏伟的城镇，驱车经过伦巴第地区的乡村。这里地势平坦，像我家乡的绿色岛屿一样的大地富饶、美丽。肥沃的玉米地和清秀的垂柳让我觉得很新鲜。另一方面，在看过阿尔卑斯山以后，我们将要穿越的山脉就显得太小了。终于，我们到了热那亚，这是我离开丹麦以后第一次见到海。

毫无疑问，如同山里人爱山，我们丹麦人热爱大海。从阳台凭栏眺望这蔚蓝色的大海，虽是初次相逢，却已觉得相交如故。晚上，我们准备去剧院；热那亚只有一条宽阔的主街道，剧院是幢高大的公共建筑，又在街道上，想必很好找。没想到真找起来可费了劲。宫殿鳞次栉比，而且，一个赛一个地壮丽宏伟。终于，一尊巨大的阿波罗大理石雕像展现在眼前，晶莹雪白，好像飘在空中的雪花。这就是剧院，首场是多尼采蒂的歌剧《爱的甘醇》；接着还要上演一部喜剧芭蕾。这部喜剧芭蕾很有意思，随着长笛的伴奏，舞台上的一切都开始舞动起来；最后连最高委员会及其挂在会议室墙上的画也开始翩翩起舞。后来，我在我的童话喜剧《沙人》里，用了这样的表现方式。

获得海军部的书面许可，我们登上阿森纳尔号低舷大帆船，船上生活和工作着六百名被判服苦役的囚犯。我们参观了船上的内部监狱，顺着墙边是一溜大木板床，充当宿舍。墙上挂着铁链子，等囚犯们做完工晚上回来休息，便铐上锁链。病房里还躺着几个戴锁链的囚犯，其中三位已经快死了，他们脸色蜡黄，眼神呆滞，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有个囚犯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他以为我不过是出于好奇来看他们受罪。他对我轻蔑地一笑，从床上半仰起身，盯着我，眼里射出邪恶的光芒。这里还躺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瞎子，身上的锁链令他不堪重负。下边是些不同种类的工作坊，里边的囚犯两个两个地锁在一起。看样子他们大概得在此度过余生。我留意到有一个囚犯，衣服跟别人一样，也是白裤子配红衬衫，质料却极为讲究。人很年轻，没戴锁链。据说，他家境很宽裕，但因偷了好多钱，骗了全镇的人，被判在这条船上服刑两年。他承认，白天不用干活，也不用链子锁着。但到了晚上，他得同其他人一起锁在床铺上。妻子定期给他寄钱，他衣食无忧，可是得继续和这些犯人一起生活，晚上还得和他们锁在同一个地方，不得不听他们的讥讽、奚落。

从热那亚沿湖南行的第一天，我看到了旅途中最美丽的景致。热那亚耸立在山坡上的一片油橄榄林中。花园里甜的苦的两种味道的柑橘树结满柑橘，草绿色的柠檬树银光闪闪，一派春光无限的景致。而北国的人们现在离冬天已经不远了。感觉这里的一切像一幅主题鲜明的油画，令人难忘。我看见古老的桥体爬满常春藤，一群热那亚渔民头上戴着红色的头饰。沿这段海岸线建了许多精美的别墅。白色的帆船和冒烟的轮船在海上航行，反射出耀眼的太阳光。稍后，又见到远处一片雾蒙蒙的蓝色山峦，那是拿破仑的家乡科西嘉。在一座古老的塔前，在枝叶繁茂的大树下，坐着正在纺线的三个老妇人，银白色的长发披散在棕黄色的肩膀上。路边生长着巨大的芦荟。

在讲述我的生活历程时，我的思想伫留在意大利的自然景色上，这或许又会招致许多人的责难，的确会有人担心接下来的旅途见闻全是叙述性的。但稍后读者会看到那些我所接触的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人。另一方面，在我对意大利的第一次访问中，真正使我的心灵和思想感到震撼的是自然和艺术。我真的被这里的田园风光所陶醉，东塞斯特里那一晚过得是多么迷人，旅店紧挨着大海，巨大的海浪冲洗着沙滩。火红的云彩带着美丽的条纹，使山峦变得多姿多彩。树就像一只只大果篮，装满挂在藤上的葡萄。随后，当我们进到山里，情景突然变换。在相当长的一段路上，真是既干燥又丑陋。似乎是想象力把意大利变成巨大美丽的花园，而这里到处扔的是杂草和垃圾。树没有叶子；土地也不丰饶，不仅不肥沃，简直可以说只有烂泥、沙砾和一块一块的石头。——然而，魔杖一挥，世上的一切又变成赫斯珀里得斯的乐园 ⁽¹⁾ ，即我们现在看到的拉斯佩齐亚海湾。可以想象，美丽的蓝色山峦环绕着这片肥沃的土地和美丽的山谷，是多么奇妙啊！葡萄藤缠在丰盛的树上，藤上果实累累；柑橘和油橄榄的树枝交叉在一起，一树树挂满茂密、多汁的果实。黝黑无鬃的猪像欢快的孩子跳来跳去，惹得一头驴子生气地尥起蹶子，而不管其上坐着一位打着草绿色大伞的托钵僧。

到卡拉拉那天，正赶上莫代纳公爵的生日。所有房子都装饰上花环，士兵们的帽子上插着爱神木的树枝，加农炮发出轰隆隆的响声。我们很想去参观大理石采石场；镇子外紧靠路边有条波光粼粼的小河，随处可见亮闪闪的白色大理石碎屑。这个大采石场开采白色和灰色两种大理石，有时会在大理石里发现水晶。对我来说，这是座魔山。我幻想在久远的年代，有男神和女神被禁锢在大石头里，等待着伟大的魔法师托瓦尔森（丹麦雕塑家）或卡诺瓦（意大利雕塑家），使他们获得解放，重返人间。

虽然我和同伴们见识了不少新鲜事，也欣赏到许多壮美的自然景观，我们对意大利的看法与许多的尼古拉家族的人差不多。这里的旅行方式倒是和我们在别处已经习惯的大不一样——在旅店，我们常被人骗，不断被要求出示护照（短短几天工夫，护照被查了十多次，还得在上面签字画押）。由于马车夫不认识路，我们走错了路，到比萨时已是深更半夜。经过长时间繁琐的检查，我们沿着黑咕隆咚的街道进城。街上没有灯，唯一的光亮是马车夫手里的大火把，他拿着在前边引路。那是他在镇门口买的。

好不容易我们才到达目的地乌萨罗旅馆。我在家信中写道：“我们简直就像耶珀 ⁽²⁾ ，头天睡粪堆，第二天又在男爵的城堡过夜。”这里真是座男爵的城堡。我们也的确需要好好睡上一觉，然后才有精力去看城里的好景致，教堂、洗礼堂、公墓、斜塔什么的。在《魔鬼罗伯特》一剧中，剧院画家通常用这个公墓来作修道院的布景。公墓的拱道里有一些纪念碑和浮雕，其中一个出自托瓦尔森之手；这件浮雕作品的题材取自“托比亚斯为盲父治病”的场面，艺术家把自己描绘成年轻的托比亚斯。斜塔并不是很吸引人，但我们也上去了。塔身呈圆柱形，四周有柱子环抱，塔顶没有护栏。由于常年不断的海风侵蚀，面向大海的塔身上的铁已经被锈腐，石质也变得松软，整个建筑泛出暗黄色，看着蛮脏。从塔顶极目眺望，越过平坦的乡村，可以看到利古里亚海滨的里窝那。现在坐火车很快就到了，当时可不行；我们是坐马车去的，跑那么远的路好像并不值得。

导游什么也不懂，他所说的，没有他我们也一样能知道。“看那边，”他说，“住着一个土耳其商人，今天他不开店。还有那边，教堂里原来挂着一幅好看的画，被人拿走了。刚才走过去的那个人是城里的富商。”这些就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最有趣的事情。然后，他带我们去看“全欧洲最精美最丰富的”犹太教堂。可在我们眼里，这哪是什么宗教建筑，里边怎么看怎么像证券交易所，人们进进出出，都戴着帽子，说话一声比一声高。我看了心里极不舒服。脏兮兮的犹太小孩站在椅子上，讲坛上几个犹太教士对着一伙犹太老人咧着嘴笑，算是消遣。人们在这礼拜堂里熙熙攘攘，混乱吵闹不堪。在这里体会不到一点神圣感，怎么可能有呢！上面有个很大的走廊，女人们几乎都躲在一排排精巧的栅栏后。在里窝那经历的最愉悦的一件事，是观赏日落。云像火舌一样吐着灿烂的光辉，映照得海面碧波粼粼，山峦也发出光彩。这是环绕这座肮脏城市的画框，是使整个意大利辉煌壮丽的背景——很快，我们就可以在意大利的艺术奇迹中一睹它的辉煌壮丽，佛罗伦萨到了。

我对于雕塑从来谈不上鉴赏。在丹麦老家，我甚至没见过雕塑，即便在巴黎，也是像大多数人一样，走马观花地扫几眼，也没有哪幅绘画撩拨起我的灵感，让我充满激情。是在佛罗伦萨，在欣赏了美术馆里无数精美的艺术作品，参观了拥有许多纪念碑和艺术精品的教堂以后，我的艺术感觉才倏忽间被唤醒。在“美第奇的维纳斯”像前驻足良久，我感觉身陷虔诚的艺术奇迹，难以自拔。

她从大海的泡沫里升起，洁白、优雅、美丽，她只能是神的创造。在人间，一代埋葬一代，爱情永远不死。爱的女神将永生。

我的每一天都沉浸在美术馆，最能引我注意的总是“美第奇的维纳斯”和“尼俄柏”群雕。——这组无与伦比的群雕中蕴藉着某种真理，某种永恒的真理；由于这组群雕是分开搁置的，彼此间有一定的距离。也可以这么说，穿行其间，好像置身雕塑之中，成为雕塑的一部分。雕塑中，母亲展开用石头削成的长袍，遮挡住仅存活下来的女儿的头。但从女儿头顶的上方可以看到，有一支箭会射过来，而且肯定会射中目标。

何等瑰丽神奇的艺术珍藏啊，为我打开了精美的、艺术的新世界。我看到拉斐尔的“椅上的圣母”和“公爵的圣母”。一件又一件艺术杰作在我眼前呈现。以前，我见的大多是这些作品的印刷图片或石膏复制像，几乎没有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它们所蕴含的艺术精神也没能震撼我的心灵。而此时此刻，我感觉自己在艺术中获得新生。我参观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教堂，最主要的是圣十字大教堂，里边有许多巨大的大理石纪念碑。一组组个性化的雕塑、绘画和建筑物，围绕着米开朗基罗的石棺。但丁墓在拉韦纳，他的纪念碑却在圣十字教堂。意塔利亚 ⁽³⁾ 面对着诗人的巨大雕像，诗神在为诗人哭泣。卡诺瓦为纪念意大利戏剧家阿尔菲耶里而创作的雕像，也在这里，上面装饰着面具，一只里拉琴和一个月桂花环；意塔利亚在墓旁哭泣。伽利略和马基雅弗利的陵墓虽然算不上气势雄伟，但其神圣的肃穆感丝毫也不逊色。

一天，我们三个丹麦人出去找第四个丹麦人，雕刻家松内。到了他住的街区，我们正大声说话，一个穿着衬衣，系着皮围裙的男人向我们走来，用丹麦语问：“先生们，你们找谁？”他是位锁匠，九年前离开丹麦，来自哥本哈根，定居此处，太太是位法国姑娘。听了他的经历，我们跟他讲了一些家乡的情形。他住在富饶的佛罗伦萨，却怀念着科因纳街。

离开的日子到了。我们准备先顺路去特尔尼，看看那里的瀑布，然后去罗马。这次旅途真受罪，白天饱受太阳的暴晒，晚上和夜里，还要遭受毒苍蝇和摇蚊的袭扰。这回找的这位穷马车夫，一路之上，几乎把所有的不便都强加给我们。在旅店，经常看到有人把对意大利名胜古迹的称赞涂抹在窗户和墙上，实在是一种亵渎。这些当然微不足道，我只知道，我是从心底热爱这片神奇的土地，它带给我太多美好的记忆。

一坐进马车夫那辆还能勉强驾驶的马车，我们在佛罗伦萨的苦难历程就开始了。车门外突然冒出一个人来，长得看着像《圣经》中的约伯，正用陶瓷碎片刮着身上的污垢。他的手刚一抓门，我们马上摇头表示拒绝。他又绕到另一边，同样遭拒。如此反复许多次，马车夫开口说话了，他说这是车上的第四位乘客，是来自罗马的尊贵的绅士。这话管用，他坐了进来。可他浑身上下，连衣服都脏得叫人无法忍受，刚到第一站，我们马上向车夫声明，如果这位绅士还和我们坐一起，我们就不去罗马了。连说带比画争论了半天，我们见这位绅士爬去车夫旁边的位置坐下。紧接着下起倾盆大雨，我心里很过意不去。可是，实在无法和他共处一室，更不可能和他坐在同一个车厢。只好让这可怜的家伙淋雨挨浇。

一路上景色迷人，有点浪漫情调。只是太阳灼热，成群的苍蝇嘤嘤嗡嗡地在耳边飞来飞去。我们用香桃木的枝条驱赶苍蝇；马匹惨了，苍蝇像见了腐肉一样，对马发起异常凶猛的进攻。那一夜，我们住宿在里窝那一家丑陋不堪的小旅店。我们那位绅士站在烟筒边，凑近火，一边烘烤被雨淋得湿漉漉的衣服，一边帮店老板拔鸡毛，那是我们的晚餐。同时，嘴里不停地诅咒我们这些英国异教徒早晚有一天得遭报应。当夜，报应临头。为让空气新鲜，睡觉时，所有的窗户都敞着。一夜过后，我们每个人的脸上、手上被苍蝇和摇蚊叮满了包，肿起来，有的还流着血。单我一只胳膊，夸张点说，被咬了差不多五十七个包。再加上还伴着发烧，真是难受至极，苦不堪言。

第二天，我们经过卡斯蒂廖内，又是一片富饶美丽的田园风光，到处是橄榄树林和葡萄树。孩子们半裸着身子，看着是那么可爱、有趣。满头银发的老妇人正在给猪喂食，猪被养得皮毛乌黑锃亮。在汉尼拔战斗过的特拉西梅诺湖边，我第一次见到野生的月桂树。我们进入罗马教皇的管辖区，在海关查验完护照和行李，沐浴着明媚的阳光继续前行。在此，我看到令我永生难忘的绚丽色彩。不过，我们住的那家旅店实在太可怕，地板坑坑洼洼，门外是些残了腿的人。老板娘穿着一件脏兮兮的罩衫，咧嘴一笑，活像一个丑陋的女巫，每次给我们上菜，都吐完一口痰再走。

后来我在写《幸运的套鞋》，要描绘美丽的意大利也非常糟糕时，联想到的就是这家可怕的小旅店。第二天早晨，我们抵达佩鲁贾。遥想当年，拉斐尔就是在佩鲁贾师从佩鲁吉诺学绘画。今天，学生和老师的作品，我们将一起欣赏。视线从山顶穿过广袤的橄榄树林，秀美的湖光山色尽收眼底。拉斐尔也是在看到这样的景致后，把它表现在自己的油画里。当年，人们为奥古斯都大帝用方石修建凯旋门时，他在山上看到的也是同样的景色。现在，凯旋门还屹立在那里，仿佛昨天才完工。黄昏，我们抵达福利尼奥，没想到这已是一座破败不堪的城镇，几乎主街道上所有房屋都是靠着把横梁架在房屋之间彼此支撑。不久前，这里刚发生过一场地震，墙体上的大裂缝随处可见。有的房屋已变成一堆废墟。天开始下雨，伴着雷声。我们只能待在旅店，但一点不觉得舒服。肚子饿得咕咕叫，旅店的饭菜却实在难以下咽。

外面风雨交加，窗户摇晃得格格作响。一个年轻的德国人唱起一首反讽的歌曲，他唱道：“弄不好再来一场地震，把整个城市全都化为废墟。”还好，没有地震，我们睡得很香。第二天下午，我们来到壮观的特尔尼瀑布。四周的月桂树、迷迭香和高处茂密的橄榄树林，将瀑布环抱其中，好一处意大利的神奇美景！其实，整个瀑布不过是一条小溪从悬崖上流下来，水花飞散，形成的水雾蒸汽升得很高。强烈的紫外线将瀑布照得发红，而随着日落，瀑布又一下子变得幽暗。我穿过黑黝黝的橄榄树林回到旅店时，夜幕已经降临。我和同伴走散了，同一位年轻美国人一起回来。一路上，听他讲尼亚加拉大瀑布、库珀的作品和他们的大草原。

因刚下过雨，第二天，路面很湿。环望四周，没有什么清新的景致能激起我们的兴致，我们只感到旅途的艰辛劳顿。内皮是座小城，很脏，我们被安排住在一家肮脏的旅馆。我在傍晚散步，无意间遛到城外，发现在一堆废墟处，有个瀑布飞流直下，砸向深渊。这给我留下了记忆，后来我把它写进小说《即兴诗人》里；在瀑布处，我让安东尼奥最后一次注视弗尔维亚的脸。

终于就要抵达罗马；我们在蒙蒙细雨中出发，途经贺拉斯在诗中吟诵过的索拉克特山，进入罗马郊外的坎帕尼亚平原。但没有一个人被这里的景色或山峦的奇异色彩所吸引，我们想的只是，目的地到了，这回可得好好歇歇脚。不过，得承认，当我们到达拉斯托塔山顶时——在这里，北方来的游客可以第一眼眺望罗马城，香客们虔诚地跪拜祷告，很多人会向人诉说旅行经历，描绘遥望罗马城那一瞬间内心的激动与庄严。我也很兴奋，但我发出的不是一个诗人的感叹。我第一眼看见罗马和圣彼得大教堂的轮廓时，大声喊的是“感谢上帝！很快就会有东西吃了！”

罗马！

十月十八日正午，我们抵达这座世界的城中之城——罗马。很快，我就感觉自己仿佛是在这里出生的，我属于这座城市。就在这一天，我遇到一件千载难逢的大事——拉斐尔的第二次葬礼。多年以来，圣路加学院一直珍藏并展出着一个据说是拉斐尔的头颅骨。但近来开始有人对它的真伪表示质疑。教皇格列高利十六世准许打开万神殿的墓穴。万神殿现在叫做圣马利亚·德拉圆顶大教堂。墓穴打开，里边的尸体保留完整；现在要重新安葬。取尸体时，除了画家卡姆契尼，没有一个人获准画下当时的情景。贺拉斯·韦尔内当时住在罗马的法国学院，对此事一无所知，拿出铅笔画了一幅素描。现场的教皇警察禁止他画；他吃惊地看着他们，心平气和地说：“回到家，我总能凭记忆留下点什么作为纪念吧？”警察无话可说。这样，从中午十二点到下午六点，贺拉斯把安葬拉斐尔的情景画成一幅精美的油画。而后制版，准备把画印出来。但马上被警察没收。贺拉斯气愤异常，他致信警方，表示强烈不满，并要求二十四小时之内归还印版，因为艺术不能像盐和烟草一样被垄断。印版被退回。他随即打破印版并把这破损的印版连同一封措辞激烈的信，一起寄给卡姆契尼，他说他这样做是为了向他表明，他并不想利用它来损害他。——卡姆契尼把印版重新拼好，又寄还给贺拉斯，并附了一封措辞极为亲切友好的信。他在信中声称，他完全放弃出版自己的画作的想法。现在，谁都可以画拉斐尔墓，而且很快出现了大量摹本。

老乡设法弄来参加典礼的票，这样，我们在罗马的第一项行程就是参加拉斐尔的葬礼。棺材被安放在用黑布装饰的高台上，覆盖着金黄色的布。牧师们唱起《圣经·诗篇》中的一篇；棺材打开，把刚刚诵读过的献词放进去；正当参加葬礼的人们开始绕着教堂行进时，不知从哪里传来唱诗班的歌声，打动了每个人的心。所有最著名的艺术家和有身份地位的各界名流，都在队列里。我就是在这里第一次见到托瓦尔森。他像其他人一样，手里拿着蜡烛，缓步前行。——一件大煞风景的世俗之举，把我庄严肃穆的感觉破坏了。下葬时，因墓穴很窄，不得不先把棺材的一端抬高。但这样一来，事先精心摆放的尸骨就一起滑进另一端了。我们能听见尸骨在棺材里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

我在罗马感觉跟在家一样舒心自如。在所有老乡中，给人设计奖章的克里斯滕森对我最好。我们以前并不认识；他读了我的抒情诗，便开始喜欢我，马上拉我出门去拜见托瓦尔森。当时，托瓦尔森住在菲里斯路的老家，正忙着创作浅浮雕《拉斐尔》：这位画家坐在一片废墟中，浅浮雕的诸女神和哈耳摩尼亚在废墟中浮现出来，画家在描绘自然；爱神为他一手托起画板，一手伸过一枝百合，象征性地提示艺术家过早的夭亡；守护神手举火把忧伤地看着他；胜利女神则在他头顶举着花冠。——托瓦尔森饶有兴致地跟我们讲完他的构思，又谈起前一天的葬礼，还谈了一些他所了解的拉斐尔、卡姆契尼和贺拉斯·韦尔内。他给我们看他收藏的当代大家的画作，都是他自己花钱买来的，死后要留给丹麦。这位伟大的艺术家诚恳、坦率，而又亲切、热情，给我印象极深。尽管告别时他说，我们天天都能见面，多愁善感的我还是差点流泪。

另一位立即对我表示出热情、友好的同乡是卢兹维·伯特克，他写过几本描写意大利自然风光的书，文笔优美。他献身艺术与自然，学识渊博，过着平静的生活。他在罗马住了很多年，熟悉这里一切有趣好玩的东西。认识他，我无形中又多了一位学识渊博、悟性卓越的向导。我还有一位热情忠诚的画家同伴库希勒尔，他整个身心都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幽默风趣，似乎总有说不完的俏皮话在嘴里恭候着。我从没有想到，他最后会作为托钵僧死在西里西亚的一所小修道院里。他曾经那么热情、开朗，精力充沛，理智健康，画了很多优美的意大利风光画，里边或多或少总包含着一点性爱的顽皮笔触。几年后，我再去罗马，他身上激越的青春气息不见了，幽默感也是偶尔才表露出来。等我一八四六年第三次到罗马，他已成为一名天主教徒，除了宗教题材的画，别的什么也不画。我们知道，几年前他已被庇护九世 ⁽⁴⁾ 授命为托钵僧。随后，他赤脚穿越德国，来到普鲁士联邦一所贫穷的小修道院。他已不再是画家库希勒尔，而是圣方济各会修士彼得罗·德·圣比奥。愿上帝赐予他和平、幸福；我想，他无疑是出于对仁慈上帝的误解，才走上一条曲折的路，来寻求和平、幸福。但愿他能如愿。在我们待在一起的几个月，他是一个那么活泼和讨人喜欢的朋友。我最难以忘怀的是与他在罗马一起度过的最初那段时光；尽管这是我梦中的城市，但它还是留给我一些沉重和苦涩的记忆。

在讲述这些之前，我还是先描绘一番我们在山里度过的愉快而美妙的几天，大自然的美景真是难以想象，美不胜收。这里的天气像家乡最美丽的夏令时节，罗马对我是个全新的城市，可它迷人的气候还是能让我在其中尽情享受。库希勒尔、布隆克、费恩利和伯特克带我进山游玩了一圈，他们的家就在山上。他们对于意大利及这个国家风俗习惯的了解，不仅使我们的花销降到最低，而且，这儿的一切都给我留下了清晰而全面的印象。可以说，我在精神上与这里的水土相适应，后来我在《即兴诗人》里描述到意大利的自然风光和人们的生活，那最深刻的记忆的幼芽就是此时在我的胸中萌发。不过，当时我并没有打算写这样一本书，更甭说写什么游记。但那一个星期的漫游无疑是我在这个可爱的国度度过的最快乐的日子，那真是一段纯粹的快乐时光。

穿越坎帕尼亚平原往阿尔班山脉的路上，看到无数的古墓和美丽如画的高架水渠，还有成群的牧羊人，山蓝蓝的，像波浪一样，透过清澈的空气仿佛近在眼前。在弗拉斯卡蒂吃午饭，我第一次见到广受大众喜爱的“小吃店”，里面坐满农民和修道士，母鸡、小鸡满地乱跑，壁炉炉床上生着火。几个衣衫褴褛的小孩子要拖走我们的驴，我们去赶他们，他们就跑开了。他们觉得这样很好玩。我们马不停蹄地往山里走，经过西塞罗别墅的废墟到达古老的图斯库卢姆，现在除了鹅卵石路面，什么也看不到了，别说没有房子，在月桂树和栗树之间，连墙的痕迹都没有留下。我们到了波兹奥山，泉水在山中回响，自然的天籁好像蕴藏着丰富的音乐之声。欢乐的罗西尼从回荡在山间的笑声中汲取过灵感，而贝里尼却在此听着泉鸣流下眼泪，以致他写下他留在世间唯一一首忧郁的曲调。晚上，我们又回到弗拉斯卡蒂。皎洁的月光照在钦契城堡周围天鹅绒般黝黑的柏树上，城堡里住着反抗残忍父亲的比阿特丽斯。在我的《诗歌全集》中，在“意大利”标题下有一首题为《比阿特丽斯·钦契》的诗，便是有感于这个故事而写成的。弗拉斯卡蒂的夜晚放起烟火，连夜幕笼罩下的树荫都照亮了，全城回荡着欢乐。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徒步进山。坎帕尼亚平原已在脚下，我们甚至可以隐约看见地中海。很快，我们到了费拉拉。那里有座修道院，曾有个画家因涉嫌一桩谋杀案逃到那儿，画家为表示感谢，画了四幅绝世之作，全奉送给修道院。邻近修道院的路边有棵大树，整个形状好像一个礼拜堂；树顶削成有花环围绕的十字架造型，低矮的树枝好像巨大的穹顶，空心的树干里有个小柜子，柜子的玻璃门后边挂的是圣母马利亚的像。漫步其中，像置身一个枝繁叶茂、花团锦簇的花园。

从阿里恰经鲜花之乡真扎诺，到内米时天还没黑，山坡上生长着硕大的平顶树和仙人掌。这里曾是火山口，现在已成了一个装点清澈的内米湖的花环。在这里呼吸着意大利的空气，耳畔传来人们的欢歌笑语，真有些乐不思蜀。我们每天漫步，好像生活在大自然的美丽童话世界。一个阴沉沉的早晨，我们骑着驴来到阿尔巴诺湖边，路过一个神奇如画的巨大岩洞。岩洞墙壁被晶莹的绿色覆盖，到处生长着一种鲜嫩的羊齿植物掌叶铁线蕨，好像精心为岩洞拉上帷幔。而且，岩洞里的一切都闪着熠熠的光彩，若非亲眼所见，没有人会相信这是真的；即便能，也没有哪个画家敢把这奇异景致画下来。

到达卡沃山修道院时，那里的天气已凉似寒秋。巨大的月桂树环绕着修道院的花园，遮荫蔽日。神庙中矗立着一尊朱庇特雕像，还有另外一些巨大的石像。一块厚厚的云层遮挡住视线，坎帕尼亚平原和罗马城躲在后面，看不见了。突然，云层消散，罗马、坎帕尼亚平原和四周的山峦一下子又尽现眼前。脚下波光粼粼、澄碧清澈的阿尔巴诺湖和内米湖，像可爱的少女的眼睛。那是一个梦幻般的美妙夜晚，我们在这绚丽如诗如画的风景中散步，尽情地说着、唱着。我们简直太幸运了，能够看到一些今天已极为罕见的民间生活。我们见到坐在巫术车上戴着金黄穗带的活生生的巫医，身边几个装扮成仆人样子的人，替他鼓噪宣讲。我们还遇见一些被锁链锁在牛车上的强盗，边上围着警察。见到一个葬礼很有意思，也不遮盖尸体，就那样用担架抬着。黄昏带着红晕的阳光照在他灰白的脸颊上，男孩手里举着用纸符缠着的从修道士那里拿来的蜡烛。钟声在响，歌声在飞扬，青年男子玩起了莫拉游戏 ⁽⁵⁾ ，少女打着铃鼓跳起轻快的萨尔塔列洛舞 ⁽⁶⁾ 。我从没见过意大利如此美丽和喜庆，好像是皮内利画中的情景复活了；而我是真真切切看到这现实、自然的一幕。

我们回到罗马，回到雄伟壮丽的教堂，回到精美绝伦的艺术馆，回到无尽丰富的艺术宝藏中。但十一月了，这里还持续着夏日的炎热。我们只好再次进山，这次是去蒂沃利。

清早的空气还是带上秋天的丝丝凉意，农民们点燃篝火取暖。我们遇见身穿羊皮衣服的农民从村里骑马出来，感觉像到了非洲南部霍屯督人 ⁽⁷⁾ 的土地。太阳升起来了，天气暖和起来。蒂沃利的一切清新、翠绿，镇子高高栖居在飞流的瀑布之上，两边的橄榄树林随处点缀着柏树和红藤叶组成的花束。巨大的瀑布水流湍急而下，像大块大块的白色云朵砸向绿色的深潭。天气酷热，我们都想到德埃斯泰别墅的喷泉去冲个凉。那里生长着意大利最大的柏树，和东方的柏树一样大。薄暮时分，我们来到陡峭的瀑布脚下。手里的火把将厚厚的月桂树丛映照出许多奇形怪状。悬崖就在旁边，能听见飞流而下的轰鸣，声音忽远忽近。随着一个信号，我们头顶上点燃了几堆干草，照亮了女先知西尔比的古庙，庙里的一排圆柱在火光中摇曳生姿。

我们再次回到罗马，那里人们的生活和行为举止都好像还停留在歌德时代，艺术家们聚在一起，完全像一家人，彼此之间相处得很愉快，像他们这样的相处方式，我还从来没有见过。

在由贺拉斯·韦尔内领导下的法国学院形成的法国圈子之外，还有一个斯堪的纳维亚人和德国人组成的圈子。在“莱普若”酒馆用餐，每个国籍都有各自的桌子。到晚上，瑞典人、挪威人、丹麦人和德国人会进来聚会，形成一个圈子。在这里还能见到一些长辈，有两位风景画家常来，他们是赖因哈特和科赫。托瓦尔森也是常客。赖因哈特用一双诗人的眼睛观察意大利的自然风景，而又深深扎根于这里，拿意大利永远替代了巴伐利亚。他年纪很大，但精气神看起来还像个小伙子。他坐在那里，目光发亮，满头银发，一笑起来，笑声在整个房间回荡。丝绒夹克和一顶红色的羊毛帽子，是他标准的个性打扮。托瓦尔森常穿一件翻领上挂着“巴卓克勋章”的旧外套，——这个勋章是加入这个聚会圈子的标志。——新加入的成员通常在加入时一次性地为全体成员提供饮品，这叫“蓬塔·莫勒”仪式。新成员被授予“巴卓克勋章”，以后在所有这样的场合都得把一枚黄铜章戴在纽扣眼上。我还见到其他有趣的穿着和戏剧性的场景，有位被选为“将军”的青年德国艺术家，来的时候身穿军服，背上披一张虎皮，胸前用别针别着块金色硬纸板，由手里拿着长柄斧和一大把箭的刽子手陪着。紧随而来的一位抒情歌手，弹着吉他即兴咏唱“蓬塔·莫勒”。这是以前的一种风俗，我们有位同乡在罗马遇到过这样的歌手，总是用日常通俗的语言演唱，这种形式就叫“蓬塔·莫勒”。歌手还在那里的一家旅馆向他敬过酒。现在，这种风俗已经有所改变，成为咖啡馆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但罗马还保持着这种接待朋友的方式。

有人敲门，听起来好像是《唐·璜》中的总督在敲门。是人们期待的客人到了。现在，里边“将军”的独唱和门外的副歌之间，形成合唱。随后，新来者获准进来，他穿着一件女衬衫，留着长长的卷发，手指上用胶水粘着长长的纸指甲。而且，全身画得很花哨。接着他去掉长发和纸指甲，脱了破旧的女衬衫，完全是很干净帅气的一个小伙子，加入到大家中来。但他首先不得不遵从聚会的“十诫”，比如说“不能喝邻居家的葡萄酒，只能热爱他的将军，并忠于他”。人们在他头上摇晃着一面巨大的横幅，上面画着一瓶葡萄酒和写着“拉佛耶万岁”，这“拉佛耶”是文字游戏的拉斐德 ⁽⁸⁾ 。接着人们围着桌子转起来，人们总是唱着同一首歌《旅行的人》。接下来就用不同国家的语言唱了。有时，还会事先安排好活生生的闹剧，比如，让一个农民骑着驴闯进屋，或劝说一个真正的警察进来，假装要逮捕一些尊贵的聚会成员。所有这些都把人搞糊涂了，但确实很好玩、有趣。最后连警察也参与到他们的游戏中来。

我在《诗人的市场》一书中提到，圣诞节总是我们装饰得最美丽的节日，一八三三年的那个圣诞，我们过得非常新奇、快乐，也最有节日气氛。圣诞前夜，因不允许在城里取乐，我们就到邻近城外圆形剧场博尔盖塞家族别墅的花园租了间大房子。我和画家詹森、奖章设计者克里斯滕森一大早就到了那里。在温暖和煦的阳光下，我们一起编织花束、花环。一棵还结着果实的大柑橘树成为我们的圣诞树。我很幸运，赢了头奖，得到一个大口的银制酒杯，上面刻着“一八三三年圣诞前夜于罗马”。每个客人都要出一份礼物，条件是所挑选的礼物要有点讲究，或至少得有点什么特别的意思，比如包装，或上面的刻字。我从巴黎带来几个鲜黄色的项圈，除了参加化装舞会，别处也用不上。我打算把项圈利用起来。但读者马上就会看到，玩笑开过了头，平安夜在吵架和痛苦中收场。在我眼里，托瓦尔森是我们当中最重要的人物，把花环献给他，不会有人不同意。项圈的黄色代表嫉妒，这一下派上用场。现在，我们能从蒂勒的《托瓦尔森的一生》一书中知道，比斯特伦和托瓦尔森在艺术上各有所长。比斯特伦认为，托瓦尔森在浅浮雕上占优势，而群雕则是他的长项。托瓦尔森当然生气了，他大声说：“就算你把我的手绑起来，我用牙啃出来的大理石也比你雕刻得好。”

托瓦尔森和比斯特伦都参加了我们的圣诞聚会。我为我的同乡编了一个花环，还在上面写了一首小诗。这礼物是给他的，放在旁边的黄色项圈，谁抽中谁得。碰巧比斯特伦抽到项圈，上面写给得奖者的献词是：“您只能保留代表嫉妒的黄色项圈，因为花环献给托瓦尔森。”不想这个弱智的游戏或恶作剧瞬间使一切变得混乱。好在人们很快意识到，比斯特伦也只是碰巧抽到项圈，而这个礼物是我做的——没有人相信我会有什么恶意——一切才恢复平静，气氛又变得轻松、诙谐。

我第一次用斯堪的纳维亚文写了一首诗，在罗马，圣诞节自然应该是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节日，可斯堪的纳维亚人对此没有显示出足够的热情。这首诗的名字叫《一八三三年罗马斯堪的纳维亚的圣诞歌》，是按照《年轻英格兰国王站在审判席》上的曲调写的：

嗅闻着圣诞树的馨香，

仿佛那是家乡的月桂；

让我们像孩子般高兴，

我们乐于被称作孩子。

我看唯一的不同是，

孩子比我们心地单纯。

冥想这可爱的圣诞节，

仿佛回到家乡的童年；

我们站在上锁的门里，

从门缝看见童话的会堂，

邻家的孩子常在玩耍，

现在一切都依然如故。

挪威、丹麦、瑞典人，

忠诚的朋友真挚常新，

就要与兄弟三人分别，

罗马的旅途即将结束。

语言、故乡都是一个，

共同拥有北欧的天空。

为国王、故乡洒热血，

用爱唱出赞美的心曲。

弗雷德里克国王安康，

瑞典国王卡尔·约翰英明。

酒祝每一位国王健康，

让我们唱起这圣诞歌。

歌唱起来，却忽然停止，因为每个人都想先为各自的国王祝酒。最后，我自然、机敏而又不带任何政治图谋地提议，大家一起为各位国王祝酒。然而，我为这“许多国王”挨了责骂。稍后，发生在餐桌上的事传到哥本哈根，丹麦有某些大人物觉得，我花丹麦人的钱旅行，却为瑞典国王唱颂歌有点奇怪。可对于我来说，我们是丹麦、瑞典和挪威三个民族的人一起聚会，而在同一时间却不提另两位国王极为不合情理。我们是北欧的近邻，又都是东道主的客人。——但我的意见谁也不采纳。他们还是觉得各自敬各自的国王为宜。结果，我因为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提出这样的想法而遭到埋怨。

我与托瓦尔森和其他一些人告辞时，已近子夜时分。敲罗马城的城门时，我忽然想到《尤利西斯·冯·伊萨基》中敲特洛伊城门的西瑞安。“什么人？”有人问。“是朋友。”我们回答。门开得很小，我们几乎是很费力地挤进了城。——天气像斯堪的纳维亚的夏夜一样动人。“这可和家乡不一样，”托瓦尔森说，“要是在家里，我这件披风就太厚了。”

收到家乡来的信真是难得，实属意外，但这几封信不是要教育我，就是谈些无足轻重、鸡毛蒜皮的小事。当然，我让他们头痛，他们总想对我施加显著的影响，以致我在罗马结识的这几个同乡都常常惊讶地喊着：“又收到信了？我才不看那些信，这样的朋友除了给你带来痛苦和忧虑，什么也别指望。”我自然需要教育，可我接受的教育是生硬的、非善意的。他们怎么就不明白，那些冷冰冰的字眼是多么伤我心啊！当敌人用鞭子抽打你时，朋友应该用蝎子鞭 ⁽⁹⁾ 责打你。

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听到任何对于我《阿格妮特和男人鱼》的评论；第一个评论我的是一位“好友”。他为读者勾画出那个时候的安徒生：

只能这样说，你和我很不一样，你的敏感过于幼稚和矫揉造作。我必须承认，从这部作品中，没有看到你与以前有什么不同。立意、构思、描写，连一点海涅的影子也看不到。总之，对我来说，《阿格妮特》和你的诗一样（注，已经是你最好的诗）。希望这次旅行归来，在精神上你能有一些让我看得见的改变。我和一位朋友谈了这个看法，他很认同。当然，他也是你的朋友，某种程度上，他还是你的导师。他会给你写信，比较详尽地谈及这一方面。听完他的意见，你将会想到我。我亲爱的朋友，别为旅途花费担忧，也不用想家，此次旅行将使你受益。多一点男子汉的气概和力量，少一点简单幼稚、言过其实和多愁善感。学着要更突出主题，并确定自己完全理解这个主题。向归来的安徒生的朋友们致敬，丹麦将发现一个诗人。

写这封信的是我喜欢的一位真正的朋友，当时他还年轻，人很聪明，生活快乐，因为我的“敏感过于幼稚和矫揉造作”，所以他在信里尽可能用词谨慎。可是，真奇怪，他和其他一些明智的人，都想从《阿格妮特》里看出这次旅行给我的写作带来的变化。如前所说，我们是坐汽船到达基尔，然后乘公共马车到巴黎，之后再到瑞士，我从那里寄出这部作品时已经是离家出来快四个月了。旅行对我的影响只能在我离家很长时间以后，在我完成《即兴诗人》的时候才看得出来。

然而，另一位我最信赖的朋友，给我写来一封更加意味深长的信。它对我震动极大：

我根本就没指望你能从这笔资助中真正受益。安徒生，你根本不知道，我和其他希望你好、并喜欢你的朋友们是怎么想的——说出来很可怕，但确实没什么例外——人们真实表达着自己：“哦，他能仔细看看他都写些什么吗？”“我可是早就让他弄得疲惫不堪。”“他写的全是一类的东西。”总而言之，难以相信现在没有朋友是你的缪斯。这是什么原因呢？你写得太多了！一本书刚印出来，另一部稿子又写好了一半。这种毫无节制、糟糕透了的创作方式，正在降低你作品的价值，以至于白给书商他们也不要。从来信中得知，你正在写一本游记（这是指我在罗马开始动笔写的《即兴诗人》）。你也该好好想想吧？——你想，会有谁买你写的好几卷游记？已有一千人这么走过，两千只眼睛观察过，你能比他们看出什么更新鲜有趣的东西？

从本质上说，你的考虑过于自私，在你眼里，大家好像都特别喜欢你写的东西。这是你自己的错觉，对于公众，至少对于批评界，应该没有任何理由让你有这样的感觉。以我对你的了解，安徒生，你会平静而自鸣得意地回答说：“是的，读了《阿格妮特》以后，你们就会改变看法，继而想了解旅行对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是如何变得成熟……”你在上封信已经表达出类似这样的意思。可是我得充满同情地说，安徒生，你错了。《阿格妮特》完全是从前的安徒生的作品，依然可爱得幼稚，而这我们已经从你早期作品看得够多了。我承认，我常想看看阿格妮特值得我付出多少眼泪，但我不想看。厌烦压抑着我，叫我哭不出来。读到此，你会说我不够理智。那好，我再告诉你一件事：

有位对你特别感兴趣的人，足可以为我对你的这种担忧作证。他也是你极为尊重，并很仰赖他对你评价的人。我请他帮忙看看你的《阿格妮特》是否多少还拿得出手。他匆匆看过，便将稿子退给我，并附言如下：“我打算当晚就把安徒生的《阿格妮特》看完，但读来实在倒胃口。请你原谅，我难以相信他能写出这样的平庸之作。我想，稍加改动几乎是不可能的，通读全篇以后，发现根本没有特色。除了把它退给你，我实在帮不上我们这位在外的朋友。我这已经是善意之举。可惜的是，这部杰作是欧伦施莱厄从巴黎寄来的，可以想象，我这么快就把它瞄完了。把手稿寄给你以后，我得洗洗手。我建议你也要这样做。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后悔做了这孩子的教父。”从这封信你应该看出来，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不幸的是，你要认识到，每个人都是这样想的。看在上帝和你自己是个诗人的分上，暂时停下来，先别写了，至少先停六个月。在旅途中，拿出一半的精力和时间用在学习和享受自我上，另一半时间和精力做同样的事。我的意思不是让你从米约的《世界历史》中学习历史知识。当然，你说你正在看这本书。也许你又会说，你是靠写作来维持生计。对，我也承认，你的确很难。但如果有一段时间你可以不写，那显然就是你得到六百达勒支持的这两年，我当然很清楚，用你得到的这笔钱再维持两年的生计也确实有难度。

他接着说，我别再指望得到更多的资助，也别希望得到所谓的“拉松奖学金”。这封信这样结尾：“我最后说了这令你不快的事。我会在下一封信，努力使语调变得更平静、友善。我想这封信一定会引起你的反感。当然，我还没来得及寄上对你《诗集》的评论，它们登在最近一期刊物上，拿你与赫兹、汉森、霍尔斯特、克里斯蒂安·温特以及《法庭上的爱》做了必要的对照比较。我想是莫尔贝克写的。除了照例的批评外，文章还有其特别的风趣。但是，真的，尽管受到这样的评论，你并没有受到任何损失。”——那评论果真是莫尔贝克写的。

显而易见，这封信使我痛苦万分。现在，过去了很多年，一切问题都已解决，我也能平静地审视过去，我非常清楚他们对我的感情有多深厚。可在当时，写这封信的人比其他任何一个在家乡忘形于蔑视和排斥我的人，对我的影响都大。我被这封信打晕了，我几乎忘记还有上帝存在，准备放弃对他老人家的一切念想。我想到基督徒不该想到的死亡。但我自问，怎么就没有一个人为《阿格妮特》说点友好和鼓励的话，我的心血之作写出来就只为被“瞄一眼”？是的，有一个人，是莱索夫人，说了十分中肯的话。我引述一段她的信：

我必须得说《阿格妮特》远没有成功，但你听到的那些让你伤心欲绝的话，无异于诽谤。许多段落写得还是很优美，我想你的问题是出在主题的处理上。其实，你在开始写之前，我就是这么想的。因为对于我们丹麦人来说，“阿格妮特”像蝴蝶一样是可以看而不可触摸的。你如此处理“阿格妮特”本身值得肯定，但这样处理她周围的一切，就显得过于笨拙。而且，她的世界空间太小，根本无法振翅高飞。

来自家乡的评论以及作品遭到排斥，对我的身心造成双重打击。随后，我得知年迈的母亲去世了。是科林最先告诉我的。我的第一反应是：“感谢上帝，她终于可以不再活受罪。否则，她在痛苦中，我什么也做不了。”我失声恸哭，该怎样去过没有母亲的日子！我意识到，再没有人能给我以骨肉血缘的爱。想到此，眼泪更是止不住。我抹着眼泪，觉得这对她来说其实最好不过。因为我没有能力让她在余生享福，而她是在祝福我的好运里幸福地死去。她相信我能成名。——莱索夫人在信里写道：

身处异域，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你可能已经收到一个讯息——我是指你母亲的去世。她到上帝的福地去了，那片福地是她的心灵之所。就我对她的了解，我想她是愿意去的。她会去——不是一个崇高的地方，那是一种可怕的、世俗的表达——一个又好又安全的地方，她理应在福地安息。和平与她相伴。但你要是觉得世上不再有“喜欢你的人”，那可不对。因为我像一个母亲喜欢她的孩子一样喜欢你。我已经禁不住把你当作我孩子中的一个。接受这份爱吧！

这充满诚挚爱意的字眼，是多么令人舒心的祝福！当我处在无尽的痛苦中，这又是多么巨大的支撑！我的老乡们也对我充满慰藉和同情，但那主要是对我母亲的死而生发出来的。他们当然最懂得礼数。老乡中最后一个表示慰问的，是在《死者的来信》中攻击过我的诗人亨里克·赫兹。科林写信告诉我，赫兹到他那里去了，他很高兴听说我们可以作为朋友见面。

赫兹到罗马的第一天，我去了格雷科咖啡馆，他也在那里。他友好地向我伸出手。我也表示很高兴能在罗马遇见他。他见我一脸悲伤，看出我很难受，心平气和地同我聊起来，就我的作品谈了他的看法。很奇怪，他提到《死者的来信》，让我别把不公正的批评往心里去。他觉得我的作品过于渲染情绪，浪漫得有点平面化。但另一方面，他说我对自然的描写非常好，足以显出我的天赋，他也最喜欢。他最后安慰我，真正的诗人应该经受得住类似我所经历的这种批评。在作品获得真正承认之前，只有在这样的炼狱里洗礼一番，才能渐渐领悟艺术王国的真谛。

就在此前几天，赫兹和托瓦尔森一起来我家，听我朗读《阿格妮特》。他说，他对我这部作品整体上没留下什么印象。不过，他认为其中的抒情段落还不错。但国内认为其形式上的问题是指用戏剧的形式来处理歌谣，这样歌谣的味道就丧失了。在这一点上，欧伦施莱厄也没有处理好他《苍白的骑士》中的“奥格与埃尔塞”。我自然不能同意，在我看来，《阿克塞尔和瓦尔堡》就是优美的悲剧。但他说，这只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它的篇幅巨大已经超出了歌谣的范畴。托瓦尔森不置一词，他一定有自己独特的、智慧的看法，他就那样坐着，仔细听我朗读。当我们俩的眼神相遇，我见他亲切地对我点了一下头，看得出他很高兴。他按住我的手，称赞我的作品无论整体还是分章，都有着和谐的乐感。他说：“这是真正丹麦的，是由家乡的森林和湖泊孕育出来的。”

只有到了罗马，我才真正开始了解托瓦尔森。一八一九年到哥本哈根时，我还是个孩子。而他已经在那里，那是他作为一个穷艺术家离开故土之后的首次返乡。我在街上与他邂逅巧遇。我知道他是艺术界一位重要人物。我看着他，举起帽子。他从我身边走过去，又突然回身走过来对我说：“以前我在哪里见过你？我觉得我们好像认识。”“不，我们根本不认识。”我回答。现在，我们都在罗马。我跟他讲了这个故事，他微笑着按住我的手说：“是啊，这说明我有种预感，我们能成为朋友。”在他对《阿格妮特》的评价中，最让我兴奋的一句话是说它“是由家乡的森林和湖泊孕育出来的。”

一天，他见我愁眉不展，便用手揽过我的脖子，吻了我，叫我高兴一点。我跟他说，我收到从巴黎寄来的一封信，对我进行了激烈的讽刺。他听后，顿时气得咬牙切齿。他说：“我可知道家乡那些人会怎么做。要是我现在还在国内，他们对我也不会好到哪里去，甚至连模特都不让我用。感谢上帝，我并不需要他们。如果有谁需要他们的帮助，那就等着受他们的折磨并被激怒吧。”他说，我不该失去信心，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而不会变得更糟。接着，他又跟我讲了些他生活中的坎坷和青少年时代的生活，以及他在国内时如何遭受侮辱和谩骂。

热闹非凡的狂欢节开始了。罗马已经有三年没被允许过这样让人尽情欢乐的节日。所以现在又可以张灯结彩，喜庆过节。也允许放烟花了。像我在《即兴诗人》里描述的，整个罗马装点得富丽堂皇，十分壮观。我没有加入狂欢的行列，因为我没有那份好心情，就连我那份青春的激动都被来自家乡沉重的浪涛冲刷掉了。我把我在狂欢节时的这种心情写进诗行：

你在罗马，世界的古都，

栖居着无数的宝藏和神像。

月桂树下，啜饮南方的空气，

——哦，多么幸福。

记住，好心情不会再有了，

你已向北欧家乡的悲伤屈服。

朋友的来信——只是一封来信，

但太多恶毒的字眼，

竟是从朋友的嘴里说出。

罗马是如此美丽，

别把这个梦惊扰，

哪怕片刻尽情享受。

很快又将回到故土，

纵使与仇敌化解，

他们也不会放下鞭子，

朋友会用蝎子鞭抽打你。

过了狂欢节，我继续前往那不勒斯。赫兹与我同行。我从他身上学到很多，并同时有理由相信，他对我的评价比以前宽容许多。

沐浴着明媚的春光，我们翻越阿尔班山和沼泽地，来到泰拉奇纳。这里生长着很多柑橘树；在路边的花园，我第一次见到棕榈树。印度无花果枝叶繁茂，遮蔽了悬崖上意大利东哥特君主国创建者狄奥多里克大帝的城堡废墟。我们每天都能见到巨大的石墙、月桂树和香桃木。从莫拉德盖塔的西塞罗别墅可以看到开放的赫斯珀里亚公园。和煦的春风里，我在巨大的柠檬树和苦橘树下漫步，把亮晶晶的果实投进湛蓝的大海。海浪在太阳的照耀下，闪烁着晃动的波光。我们在那里待了一天，到达那不勒斯时恰好赶上观看维苏威火山喷发时的壮丽奇观。熔岩沿着黑色山脊流淌下来，好像冒着烟的松树拖着一条蜿蜒的带火的树根。我和赫兹，还有几个斯堪的纳维亚人，是在很近的地方看到火山喷发。通往山上的路，有葡萄园，还有几处孤零零的房子。四周植被很快消失了，只剩下灯心草之类的植物。晚上，那不勒斯的夜景曼妙生姿，美极了：

在阴冷的山间，梦见

那不勒斯身穿白色的衣衫。

不远处的伊斯基亚岛，

云光里闪现紫色的纹理。

像高空中飞翔的白天鹅，

在山顶划过一片白色；

黑色的夜空迸射光芒，

是维苏威火山在喷发燃烧。

我们从修道院开始徒步上山，走过一层厚厚的火山灰。我处在一种狂喜之中，兴奋地唱着卫斯的一段优美的乐曲，第一个到达山顶。这时，我们突然发现，月亮悬在火山口的正上方，而火山口还往外冒着乌黑发亮的浓烟。灼热光亮的石块被抛到空中，再垂直掉下来。山体在我们脚下颤动。每一次喷发，月亮都会被烟雾遮盖，夜就变得黑漆漆一片。我们只能原地站在巨大的熔岩块上，不敢动。但紧接着，我们开始感到脚下热乎乎的。新喷发出来的岩浆顺着山势向大海流去，我们很想到那边去，为此，我们必须经过一股刚刚凝固的熔岩，而熔岩只是表面的一层变硬，透过熔岩的缝隙便能看见表层下面燃烧的红彤彤的岩浆。

跟着向导，我们向这片熔岩进发。热气透过鞋底传上来，如果脆弱的表层外壳被踩破，我们将葬身火海。我们默默走着，走到一块由散落在山边的岩浆形成的巨大熔岩层，碰上一群陌生人。我们和他们一起观看岩浆的喷涌，那真好像煮沸的粥一样流下山坡。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硫黄味，脚底的热度也快承受不住了。尽管在这里只待了几分钟，但我们亲眼所见的这一幕情景却深深烙印在脑海里。四周是一股一股升腾的火焰，火山口发出的岩浆喷涌时的噪音，好像森林中有一大群鸟向空中飞去。燃烧的石块还在雨一样往下落，所以我们无法登上火山的顶端。我们从山下穿过犹如在热锅里沸腾的火山灰，到现在站的这个位置，用了大约一个小时。路途不长，却极难走。而下山只花了不到十分钟。我们顺着坡体滑行，时不时得把脚后跟钉死在地面上，要不一个不小心就会脸朝下滚下山去，或者仰面朝天摔在软软的火山灰里。下山的路像是从空中愉快地降落。

天气格外怡人，没有风。闪光的熔岩把黑色大地映衬得犹如巨大的星群，月光给一切涂抹上一层皎洁的亮色，比家乡斯堪的纳维亚阴郁秋日的正午还要明亮得多。我们到达波蒂奇时，所有人家的房门都锁着，街上没有人，更甭说马车。我们只好在这美妙的天光里徒步回家，赫兹扭了脚，走得很慢。我陪赫兹走在后边，别人走得快，一会儿就没了踪影。白色的平顶屋在明亮的月光下泛着荧光。一路上，我们没有看见一个活物。赫兹说，他感觉我们好像是走在《天方夜谭》里荒凉的城市中。我们谈着诗，当然也谈吃的东西。因为当时我们已经饿极了。所有小吃店都打烊了，我们只好硬撑着回那不勒斯。波浪形绵延起伏的山峦在月光下闪光，像奔涌的蓝色火焰。维苏威火山将火柱射向天空，熔岩在平静的海平面投下深红色的倒影。我们好几次停下来驻足观赏，惊叹不已。但每一次的话题最后都落在吃上，这恐怕是那一晚所有胜景中最引人入胜的。

后来，我参观了庞贝和赫库兰尼姆古城以及帕埃斯图姆的古希腊神庙。我在那里见到一个贫苦的盲人女孩，衣衫褴褛，长得很美，像一幅图画，像一尊活生生的雕像。可她还是个孩子。她正往乌黑发亮的头发上插些蓝色紫罗兰花，这是她身上唯一的装饰。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仿佛是世间美的一种展示。我没有钱给她，只是站在那里凝视着她，对她充满一种奇妙的敬意，好像她就是从神庙台阶上走下来的女神。当时，她正坐在台阶上，四周是野生的无花果。后来，这个记忆在我笔下的拉腊身上复活了。

刚刚三月，天气已像斯堪的纳维亚美丽的夏天。大海静静地躺在那里，十分迷人。我和几个同伴一起坐着敞篷船由萨莱诺出发，到阿马尔菲和卡普里岛。几年前，在卡普里岛发现了蓝色岩洞，或者毋宁说是有人探访时发现的，现在它已成为所有游客到此一游的主要目标，名字也由原来的“女巫洞”改成“仙人洞”。我是最先描写这个洞的人之一。许多年以后，我访问意大利，再次去卡普里岛，但因遇到暴风雨，海浪太大，没能重游这个奇妙的“仙人洞”。但只要看过一次，便永远忘不掉。

伊斯基亚岛给我留下的印象并不是很深，也许是去的次数太多，倒不如台伯河岛屿中的卡普里岛那样有魅力。卡普里岛的形状像一只木屐。

玛利布朗那时在那不勒斯，我听过她演唱的《诺尔玛》、《塞尔维亚的理发师》等歌剧。意大利也向我展示了它神奇的音乐世界。随着她的演唱，我悲伤地流泪，欣喜地欢笑，我振奋，我醉然、陶然。人们对她的演唱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可我居然听到了嘘声。当然只有一个人嘘她。拉布拉什出场了，他在歌剧《赞帕》里亲自担纲赞帕这个角色。但他饰演得最令人难忘的角色是费加罗，实在出神入化。

三月二十日，我们回到罗马过复活节。山上已被皑皑白雪覆盖，突然呈现出一片冬天的景致。我们去卡塞塔参观那里的皇家城堡，那里有那不勒斯国王乔基姆·缪拉时代建造的富丽堂皇的大厅和绘画杰作。我们还去看了卡普阿的圆形剧场，剧场的地板下面是宽敞的拱顶通道和能带着人升降的机械设备的巨大出口，我们都看到了。

我们在罗马过复活节。当穹顶被照亮时，我和同伴走散了。我被摩肩接踵的人流拖曳着走上了安杰罗桥。走到桥中央，我感觉自己要晕倒了，浑身颤抖，脚也不听使唤，快要支撑不住。人流还在往桥上涌。我眼前发黑，心想要是一倒下去，就得被人踩在脚下。这样想着，我硬撑着站住了。这样一个非常可怕的瞬间，在我脑海里可比欢庆热闹的节日清楚得多。

终于过了桥，感觉好一些。布隆克的工作室离桥不远，安杰罗城堡就在眼前。在这里我看到了盛大的焰火胜景，它似乎在宣告我即将和罗马告别。这里的焰火奇观超过了所有我在别处看到的烟花，巴黎七月节的烟花比起罗马这耀眼的火花流泻逊色很多，简直不值一提。我的同乡聚在小酒吧饮酒为我送行，祝我健康，还唱了送别的歌。托瓦尔森用手臂搂着我说，我们会在丹麦或是罗马再见。

我的朋友、诗人卢兹维·伯特克为我写了诗：

诗歌和美妙的思想会变得空洞；

离开南方，回家写一支小夜曲。

批评家从冰冷的嘴里送你一吻，

夜晚散步倒有看门人给你拥抱。

在蒙特菲埃司科恩喝酒，揭开了我在国外度过的第二个四月的序幕。一对非常有趣的意大利新婚夫妇做我的同伴。这里治安十分糟糕，年轻的妻子老是害怕被抢劫。虽然为防止强盗藏匿，烧了几条森林带，只剩下矮矮的树墩，情形却没有变得好起来。山上的路很窄，路边有很多黑不见底的深渊。不久，一场暴风雨猛烈袭来，我们只得在诺维拉附近的一家小旅店躲避几个小时。

狂风肆虐，暴雨剧烈敲打着窗户。整个背景倒真适合描写强盗的故事。强盗并没有出现。我们到锡耶纳，再到佛罗伦萨，一路上都很安全。佛罗伦萨是我的老相识，我对那里的铜猪 ⁽¹⁰⁾ 教堂和艺术画廊，都烂熟于心。

写过喜剧的诗人费里波·贝尔蒂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们，都是些很重要的艺术家。雕刻家巴尔托里尼刚刚完成雕像《酒神的祭司》，现在由英国德文郡公爵收藏。他雕的是一个强壮的女人躺在大理石枕头上，手里拿着铃鼓，胳膊上缠着一条蛇，常春藤的叶子从头上垂下来。我们还去拜访了圣雷利，看他创作的精美的浅浮雕《巴克斯和西勒诺斯的胜利》。

我发现文学展览室主任威赛乌斯以前在丹麦待过十六年，曾拜望过女作家布鲁思夫人，并认识欧伦施莱厄和巴格森。他和我谈起这两个人，还讲了他在哥本哈根时的生活。当我们在国外听人谈起自己的祖国，才真正感觉与祖国血肉相连，心永远属于这片孕育我们的故土。然而，我并不想家，甚至旅行中的任何时候我都没想过家。相反，我很害怕回家的那一刻，好像那时我将从美丽的梦中醒来，回到严酷的现实，忍受痛苦的煎熬。

我踏上回家的旅程。春天跟随着我的脚步，佛罗伦萨到处盛开着灿烂的月桂花。春天环绕着我，但似乎它并没有撩拨起我内心的激动。我继续北行，翻过山，到博洛尼亚。玛利布朗正在那里演出。可我得去看拉斐尔的《圣·塞西莉亚 ⁽¹¹⁾ 》，然后再去费拉拉和“海上凋谢的莲花”威尼斯。假如你看过热那亚金碧辉煌的宫殿，看过罗马古老恢弘的纪念碑，在阳光普照的那不勒斯漫步过，你对威尼斯会有这样一个感觉，觉得它不过是个继子。其实，威尼斯是一座非常个性化的城市，与意大利的其他城市有很大不同，非常值得去看。不过，得排在前面看，别把此处作为离开意大利的伤心告别之所。连歌德谈到威尼斯河里的平底船“贡多拉”时，都说它有葬礼的意味。“贡多拉”划起来快似离弦的箭，在水面上却像漂浮的棺材架，装饰着乌黑的流苏和帷幔。

我们在富西纳上了一条“贡多拉”，绕过一排排数不尽的柱子，驶过时清时浊的水面，进入宁静的城市。只有那座位于色彩斑驳的东方式教堂前的圣马可广场，带着童话般忧郁记忆的总督的宫殿、监狱和叹息桥，还有些生气。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坐在那里抽着长长的烟斗，上百只鸽子绕着凯旋柱振翅飞翔，柱子上飘舞着大旗。尤其白天，我特别感到好像置身于一艘巨大的鬼船的残骸。威尼斯非得在夜晚月光的映照下，才能显出生气，壮丽恢弘的宫殿也才映衬得清晰。威尼斯这座有“亚得里亚海的王后”之誉的城市，白天只是一只漂浮在浑浊水面上的死天鹅，到了晚上才恢复生机，魅力四射。我的手被蝎子蜇了一下，在那里待的几天，身体一直不舒服，胳膊上的血管肿得老高，还一阵一阵地发烧。庆幸的是天气凉爽，蝎子蜇得也不算厉害。我毫无遗憾地坐着黑色的送葬般的“贡多拉”离开了威尼斯，来到另一座坟墓之城维罗纳。那里埋葬着斯卡利杰尔父子 ⁽¹²⁾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墓也在那里。

画家本茨是我的同乡，同我一样在欧登塞出生，我们小时候就认识。他离开丹麦时还很年轻，身体也好。他在丹麦时才华已得到认可。他和他忠实的新娘一起到意大利旅行，越过阿尔卑斯山，看到展现在眼前的艺术天国，之后便突然死在维琴察。我去寻找他的墓；没人知道他葬在哪里。我清楚地记得这位来自欧登塞的兄弟，但愿我能这么称呼他。对我来说，似乎他的命运很好，希望我也能这样。

随着我们继续北上，离阿尔卑斯山、离家也越来越近；我的心情也随之越来越沉重。与我同行的来自爱丁堡的苏格兰青年叫詹姆森，他看到眼前的蒂罗尔山区，不禁想起家乡的高原地区。他想家了，思乡的泪水在眼里转圈。我不知道想家是什么滋味，心里想的是一杯我不得不一饮而尽的苦酒，那我要面对的艰辛与磨难。另外，我确定无疑的是，以后我再也看不到现在即将离开的这片美丽的土地。我的《再见，意大利》就是在这种心境下写成：

再见，意大利

在意大利，它的土地和空气充满天国的光彩，美丽的孩子在石松下与我相见，山的胸膛喷出火焰，古老的城市重新复活。

在意大利，有穿着大理石长袍的高贵神灵，每一缕呼吸的空气都弥漫着音乐和花香，像油一样的蔚蓝大海广袤无垠，山峦在阳光下闪着七彩光芒。

在意大利，一切都如诗如画，随处可见上帝之爱的创造；农家的院落周围，环绕着月桂树和巨大的仙人掌，丰收的葡萄压弯了葡萄架。

在意大利，我有了成熟的思想，却还拥有一颗童心。我认识了自然和艺术。再见，色彩斑斓的土地——我的美梦结束了。

现在，阿尔卑斯山被甩在身后，广阔的巴伐利亚高原展现在眼前。五月的最后一天，我抵达慕尼黑。

一位值得尊敬的做梳子的匠人为我提供了一间屋子寄宿。我在那里没有熟人，但很快，就有人找上门来。几乎是刚到慕尼黑，我就在街上遇见一位老乡。他叫比尔克，妻子是著名的作家兼演员夏洛蒂·比尔克·普法伊费尔。她是苏黎世城市剧院的经理，那时我还不认识她。比尔克我以前在西博尼家常见。他了解我，对我很照顾，也很友善。我们经常见面，聊起来开诚布公。当时哲学家谢林也住在慕尼黑。没有介绍信，也未经人引见，我干脆自己登门拜访。我毫不费力地找到了他的家，这位老绅士热诚接待了我，跟我谈论了好长时间的意大利。我的德语不灵，时不时会冒出一句丹麦话，他正好对此有兴趣。他说，他当然能听出我话里的丹麦语，那对他很陌生，可他觉得丹麦语与德语很相似。他还热情地把我介绍给他的家人，他跟我谈话时的语气热诚得可爱。几年以后，我在德国已很有名声，我们像老朋友似的又在柏林见面。他还在我的纪念册上留了言。

在慕尼黑期间，我渐渐发现这是个令人愉快的地方，给人一种家的亲近感。但离回我真正的家哥本哈根的日子可是越来越近。如果手头宽裕，我真想在慕尼黑再多待些日子，因为我一旦回家住下来，就不得不忍受那无休止的聒噪。收到的信告诉我，我已经完全不被认为是一个诗人。莫尔贝克在《文学月评》专门就此撰文公开发表意见。我的诗集出版时，我并不在国内，而且，这些诗以前单独发表时颇获好评。可这一次，连《一年十二个月》都成为我江郎才尽的证据。一位到慕尼黑来旅行的朋友把评论带给我看。这当然很好，我可得好好拜读一下。

他的评论题为《眼前的丹麦诗人》，论及我和其他几位年轻诗人F.J.汉森、H.P.霍尔斯特、克里斯蒂安·温特和帕卢丹·米勒。我像一棵杂草，被从这些生机盎然的植物中给拔除、扔掉了。对我的《一年十二个月》，有位评论家惊呼“把这种一点不讲究形式，也不成熟的货色称为诗和艺术，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它“只是把人们很快就会看烦的顺口溜弄成一锅粥”。“废话连篇”，“缺乏理性”，“这种陈词滥调叫人难以卒读”。他提到在《死者的来信》中说过我应该接受“教育”，文章说，照这种方法读我的诗歌是一种会毁掉人精神的事情。他又说，我应对自己的诗只被“几个相熟的朋友接受”感到沮丧。另外，他没想到我说到诗时居然敢用“幽默”这个词，因为在他眼里，“幽默这个词是用来表达人的自然感觉，通常不能用在诗的美学题材上”。他最后给我提出忠告：“从今往后，多学习，少涂鸦。”

他接着论及其他几位诗人。他从汉森的诗上“看到某种智慧的幽默”。他举例子来说明，认为他“无疑是一个显示出天赋才华的诗人”。

霍尔斯特的诗“给人一种更为严肃的感觉。他的诗歌写作，至少在外在形式上努力打磨、推敲，在青年艺术家里值得称道”。

莫尔贝克稍后谈到“一位有教养的、真正沉思的抒情诗人”，他是指克里斯蒂安·温特。但在诗中洋溢出饱满激情的诗人是帕卢丹·米勒。他以《舞者》举例说，他首先为自己长期以来过于冷静感到抱歉，“我第一次读这首诗时，就被深深打动。它似乎轻而易举就给我平添了一双想象的翅膀，带我飞到遥远的天际。从丹麦的海岸吹来阵阵生气勃勃的海风，伴着南方的鲜花的芬芳，山毛榉树林的清香。如此耳熟、由诗歌王国传来的音调，突然魔幻般地沁入心脾，使我的灵魂得到净化。读他的诗就像听春夏的鸣禽啼啭，带着点忧郁，带着点伤感；有时好像是听林间打着呼哨的秋风掠过掉光了树叶的树梢，很快，又听到发怒的大海压抑的咆哮。这是狂笑的暴风雨，是巨浪挥舞的鞭子。”

这是典型莫尔贝克式的批评风格，有甜蜜，有苦涩。我得到的自然是一杯盛满苦涩的酒。但就在两三年前，同样是这位批评家谈我的“诗”时却说，我的诗“富于诗性的个性创造”，“洋溢着青春的新鲜气息”，而且，我“有一种幽默感，并能把它很好地表达出来。我还没有在谁的作品中发现这种幽默的特质。每个人都知道，找到这种幽默感有多难，能在一个青年身上发现这种幽默感，更是十分难得”。

不仅他忘了，就连我认识的那些人也忘了，他曾作过这样的评论。我被他们踩在脚下抹杀了。这篇文章的每一个字眼都像一把生锈的钝刀子，刺穿我的头脑、灵魂和神经。这样一来，我对回家的恐惧不言自明。显而易见，这事让我很灰心，只好让旅途中气象万千的自然景致尽可能长久地分散我的注意力。离回家的日子不远了，我还能在国外再待一个多月。我想从慕尼黑经萨尔茨堡到维也纳，然后回家。

我离开慕尼黑。马车上和我同座的是位活泼可爱的绅士，他要去加施泰恩的矿泉疗养地。到城门时诗人萨费尔来了，与他握手话别，开着玩笑。这个同伴十分有趣，很快我们开始聊天，聊剧院，聊新近刚刚上演的《格兹·冯·伯利欣根》。他说，伊兹莱尔出色饰演了主角，多次上台谢幕。我说，我不大喜欢他，我最喜欢的男演员是扮演塞尔比兹的费斯佩曼先生。“承蒙夸奖，”车厢里传来一个陌生人的声音。没认出来，说话的正是费斯佩曼先生。能与这位演技非凡的杰出演员乘坐同一辆马车，我感到万分荣幸。我的兴奋也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这次旅途使我们成了朋友。

奥地利边境到了。边检人员看着我的护照，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叫“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他说：“这不是你的护照，这上边写的是‘让·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看来你是冒名旅行。”这是因为我那本哥本哈根护照上写的是法文。费了一番检查，总算过关。我既没带香烟，也没带任何违禁品，却是车上唯一一个需要打开行李检查的乘客，本人也被上上下下检查了个遍。他们仔细检查了我所有从丹麦寄来的信件，并要我以名誉担保，这些信除了谈日常琐事，不涉及其他。接着，我头上戴的高帽子引起注意。我解释说：“这是我在聚会时常戴的帽子。”他们马上问：“什么类型的聚会？不是秘密聚会吧？”我在罗马的圣诞聚会上得到的常春藤花环也引起了他们的怀疑。“你到过巴黎？”他们问。“是的。”我回答。这样一来，他们就告诫我，到了奥地利就得依奥地利的规矩，这里不要革命，人们对弗兰茨皇帝很满意。我向他们保证，我也是这么想的，他们没有丝毫理由感到警惕。我憎恨革命，我是个极端忠诚老实的顺民。说了半天，白费唾沫，我还是受到比任何人都更严格的检查，仅仅因为丹麦警方将我的丹麦名字“汉斯·克里斯蒂安”翻译成了“让·克里斯蒂安”。

在萨尔茨堡离我下榻的地方不远的地方有所老房子，里面装饰着些图画，还有一些刻写的文字。这是特奥夫拉斯图斯·邦巴斯图斯·帕拉切尔苏斯 ⁽¹³⁾ 医生的房子，他也是在这里去世的。旅店年老的女仆告诉我，她出生在这所房子里，多少知道点有关帕拉切尔苏斯的情况。她知道，他是因为能治愈一种只有贵族才会得的痛风病，惹恼了其他医生，他们给他下毒。他很聪明，感觉中了毒，要把毒给逼出来。他把自己关在屋里，吩咐仆人听不到招呼别开门。可那仆人太过好奇，过早地打开了门。而此时主人才刚把毒气逼到嗓子眼，门一开，便倒地死了。这是我听来的在民间广泛流传的迷信传说。但对我来说，帕拉切尔苏斯具有一种浪漫气质和迷人的个性魅力，他完全可以写进丹麦文学作品。他四处旅行也到过丹麦，我们听说他在我们那里当过外国军队的战地医生。在克里斯蒂安二世时期，他送给哥本哈根的女修道院的西格布瑞司院长一个装了妖魔的瓶子。后来瓶子破了，一声巨响妖魔冲了出来。

可怜的帕拉切尔苏斯！人们把他当骗子。可他是个真正领先于时代的天才。其实，任何走在时代马车前面的人，不是被驾辕的马一脚踢开，就是被马蹄踩在脚下。

到了萨尔茨堡，就不能不去哈莱因，马车颠簸地穿过盐矿，横穿过巨大的煮盐的大铁锅的盖子。在科灵，我对越过岩石飞流直下的瀑布没留下什么印象，我唯一记得的是一个孩子的微笑。我的向导是个小男孩，他出奇地具有个别孩子不具备的那种大人的严肃。从他严肃的表情，很容易能看出这是个机灵的小家伙，可他就是脸上不带一丝笑意。只有当我们站在瀑布前，看飞着泡沫的水流声若洪钟呼啸冲下来时，他的眼里才闪出光彩。这时，他会带着骄傲得意洋洋地说：“看，这就是科灵瀑布。”瀑布还在不停歇地流着，我已经忘记它的模样，只记得小男孩的微笑。

正像在这里一样，在其他地方，也发生了许多事情，只是人们可能并不在意，或者觉得只是偶尔发生的。而我们不仅注意到，还把它留在了记忆里。多瑙河岸的默尔克修道院是座大理石的建筑，气势雄伟，蔚为壮观。但这里给我留下唯一的清晰记忆是，地板上有一大块烧出来的黑斑。这是一八〇九年的战争留下的痕迹。当年奥地利军队在多瑙河北岸安营扎寨，拿破仑把他的指挥部设在修道院。一天，他在盛怒之下，把一封十万火急的信件烧了，扔在地板上，留下这个洞。

终于望到圣司提凡教堂的塔尖，很快就到了皇城 ⁽¹⁴⁾ 。松莱特纳的家，像所有到这里来的丹麦人自己的家和避难所。我常和同乡们在此见面，其中有几个很能干的聪明人，例如切尔宁上尉，叫本茨和图内的两位医生，还有挪威人施韦高。聚会通常安排在晚上，所以我不能定期参加，因为更吸引我的是剧院。“城堡剧院”真是棒极了，我在那里看了安许茨主演的《格兹·冯·伯利欣根》，冯·维森图恩夫人饰演赫布夫人的《美国人》。那才是真正的喜剧表演。正是在那段时间，有位年轻的小姐初登舞台，并一举成名。她就是玛蒂尔德·维尔道尔。她首演的是《英国的印度人》里的古利。

在这里上演的德国剧作家科策比的几部剧作也获得成功。科策比人很聪明，但想象力有限。他是他那个时代的斯克里布 ⁽¹⁵⁾ 。他写的不大能算诗剧，可他有本事让剧中的对话十分精彩。我在希宁见到施特劳斯，并亲耳聆听了他的音乐。他站在管弦乐队的中央，犹如一个巨大的华尔兹世界的心脏。优美的旋律仿佛是由他的肌体透过四肢流淌出来的。他的眼睛闪着光。不用说，他就是这里的统领，是这里的生命。

正是在希宁，我结识了有趣的冯·维森图恩夫人；这里有她的度夏别墅。我后来在《诗人的市场》一书中描绘了这位魅力四射、才华出众的女士。她创作的喜剧《谁是新娘？》和《斯特恩贝格庄园》在丹麦上演时获得巨大成功。现在，这里的年轻一代不一定知道约翰妮·冯·维森图恩的名字了，她是一个演员的女儿，最早在舞台上亮相时还是个孩子。一八〇九年，在舒恩布伦，她因为拿破仑演出《费德拉》获得他三千法郎赏金作为礼物。二十五岁时，跟人打赌，一个礼拜写出了悲剧《德鲁森》，最后赢了赌金。后来，她一发不可收，创作了大约六十部不同类型的戏剧。从艺四十周年时，获得弗兰茨皇帝授予的最高荣誉；此前还没有哪位女演员获得过这一殊荣。随即，她又获得了“普鲁士艺术与科学金奖”。一八四一年，她告别舞台。一八四七年五月十八日在希宁去世。她出版的戏剧集有十四卷之多。

我们第一次交谈就是在她希宁的乡间别墅。她十分推崇欧伦施莱厄，常称他为“杰出的人物”。她曾在维也纳见过欧伦施莱厄，那时他还年轻，但她已经开始崇拜他了。她不厌其烦地听我跟她讲意大利。她觉得我用生动活泼的语言，把意大利这个国家形象逼真地展现了出来。她说，我讲的意大利让她感到身临其境。在我的纪念册上，她写道：

你看到了一些国家研究了人们思想的深处，但是要在自己的深处创造智慧和光明。

维森图恩一八三四年七月六日于希宁

在松莱特纳，我结识了写出《女祖先》和《金羊皮》的奥地利诗人、剧作家格里尔帕策。他用坦率的维也纳方式跟我握手，热情地称呼我诗人。

与我常见面的还有卡斯泰利，他可真是个典型的维也纳人，所有维也纳人的优秀素质及其特有的品格，都在他身上体现出来：性格温和，幽默风趣，忠君爱国。他嘴上常挂着“亲爱的弗兰茨皇帝陛下”。他说：“我给亲爱的弗兰茨皇帝陛下奉上一首小诗，恳请他在寒冷的天气，当我们维也纳人在街上遇见他，跟他打招呼时，别再摘帽子了。”卡斯泰利让我欣赏他搜集的所有古玩，其中有个蜗牛形状的鼻烟壶，是伏尔泰用过的。他说：“鞠个躬，亲亲它吧。”我在《只是一个提琴手》写到纳米出现在维也纳时，让卡斯泰利成为其中的一个参加者。

在维也纳待了一个月，我想经布拉格回国。在去过维也纳以后，现在远远地往回看，我可以说这是一次所谓的“诗意旅行”了。车厢里挤了一大群人，马车颠簸着行进。马车里坐着几位喜剧演员，车厢里少不了幽默气氛。比如有位老绅士对什么都不满意，他因被人敲诈过，一路上总不停地盘算花了多少钱，结果还是嫌花得太多。他先是对一杯咖啡的价格大发脾气，认为不值这个钱。接着又抱怨当代的年轻人都被宠坏了：他们对什么事都指手画脚，甚至对世界命运也敢说三道四。他边上坐着个肮脏的犹太人，一路上没完没了地唠叨，是个货真价实的“婆婆嘴”，光说他旅行到达尔马提亚的拉古萨就不下十遍。他说他不喜欢当国王，当国王太辛苦，最好能当国王的贴身仆人。他认识一个人，胖得几乎走不动路，雇了一个仆人。我刚才说过，他太脏了，连指甲都是脏的，可他却时不时地谈论人得爱干净。他说，他一想到匈牙利人用牛粪烧烤面包就觉得恶心。他还给我们讲了很多逸闻趣事。突然，他沉思了片刻，从兜里拿出一张纸，眼珠一转，在纸上写下点什么。他说，他刚才来了灵感，叫我把他写的读出来。

马车上的座位并不固定，可以由我们自行安排。然而，在英格鲁，有两个新来的旅行者，真够聪明，趁我们又累又饿去吃晚饭离开马车时，偷偷占了车厢里最好的两个座位。这是一对年轻夫妇，我们吃完饭回来，男的已经睡了，女士还醒着。她可真健谈，聊艺术与文学，谈如何读懂一位诗人，还谈音乐与雕刻，谈卡尔德隆和门德尔松。她不时停下来，对丈夫叹着气说：“抬起你天使般的小脑袋，压得我胸口难受。”然后，她接着谈她父亲的图书馆，谈她如何正期待着再次见到父亲。我问她是否了解波希米亚的文学，她说她认识那里所有最优秀的作家，他们常去看她的父亲，所有最现代的文学作品都能在她父亲的图书馆里找到等等。

天亮时，我看出来，这是一对长着一头金发的犹太夫妇。丈夫醒来，喝了一杯咖啡，跟妻子开了句古老的玩笑，倒头接着睡。他那天使般可爱的小脑袋枕着妻子的胸。她想了解我们的职业和身份，一听说我是个作家，变得异常兴奋。但这兴趣只维持到我们到达布拉格城门报姓名的时候。当耳聋的老绅士说他是“齐默尔曼教授”，她发出一小声惊叫：“您就是孤独的齐默尔曼！齐默尔曼是您吗？”她没想到，她以为这位作家已经去世多年。耳聋的绅士重复了一下自己的名字。到了分手的时候，她表示出极大的遗憾，因为她才发现旅途上与她同行的都是些什么人。我说，我明天就去德累斯顿。她说，她为此感到遗憾。不然她邀请我去她父亲家，看看他的图书馆，也许还能遇见几位作家。她用手指着前边广场的方向说：“广场那边最大的房子就是我们家。”我目送她和她丈夫走了，临走时，她丈夫给了我一张名片。第二天一早，我就决定在布拉格多待两天。我应该去拜访一些旅行中的伙伴，再去看看那个收藏全部波希米亚文学的图书馆。我去了那所有两个入口的大房子。到门厅，没有人听说有这么一家，一楼也没人听说过。上二楼，我注意到有个大图书馆，也许是那个父亲的？上到三楼，一无所获。他们告诉我，这里根本没有我要找的那一家；顶层的阁楼，有个老犹太人住着两间。但那绝对不可能是他。但我还是上楼去看，楼梯的木板墙壁是用剖开的木板钉成的，低矮的门上贴着一张纸。我敲了敲，一个穿着肮脏睡袍的老人给我开门。这是间低矮的屋子，我看见在地板中央盛衣服的大筐里放满旧书。“请问这家人住在这儿吗？”我边问边给他看了邀请卡。“迈因·格特，”从旁边的小屋传来那位女士的尖叫。我顺着声音走过去，见她穿着便袍，正要往头上系一块黑丝绸，倒是和她旅行中的穿着很相称。对面的寝室，她丈夫打着呵欠，抬起他那“天使般可爱的小脑袋”。我惊奇地站在那里。这位女士穿的便袍没有系背后的扣子，头上戴着一顶解开带子的软帽。见到我，她大为惊异，脸羞得通红。“冯·安徒生，”叫完我的名字，她请求我的原谅。一切都很杂乱，她用手指指衣服筐，那就是她父亲的图书馆。原来，她在马车上喋喋不休说个没完没了的就是“这个阁楼和一大筐书”。

我打算从布拉格经托普利兹和德累斯顿回哥本哈根。上岸时，我的心情极为复杂。我禁不住流下眼泪，并非全是喜悦的眼泪。好在有上帝与我同在。

事实上，我不喜欢德国。我的心已经和意大利紧紧连在一起，我仿佛失去了一个天堂，再也回不去了。回家的日子一天天临近，我越发感到焦虑和恐惧。越往前走，离哥本哈根越近。我脑子里想的全是意大利的自然美景和人们的生活，我想家想的也是意大利。它似乎已经变成我生命的一部分，于是我由此即兴产生了一部作品的构思。尽管我确信，我要是在环境的压迫下还是把它拿出去出版，给我带来的痛苦远比快乐多，但我一定要把这个构思写出来。其实，我在罗马已经完成头两章，后来又在慕尼黑写了一章。这就是我的小说《即兴诗人》。我在罗马时收到J.L.海贝尔的一封信，他在信里说我是那种“即兴诗人”。于是，我灵机一动，就用《即兴诗人》当题目，自己也成了书中的主人公。

我早已说过，我在欧登塞第一次去剧院看戏时，还是个小孩，而且，所有演出都讲德语。记得有次看了出《多瑙河的小妇人》的戏，观众为饰演主角的女演员鼓掌欢呼，兴奋地大叫。能得到这样的荣誉，我觉得她在那一时刻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许多年以后，我已经是学生，在欧登塞的一家医院，看见一间屋里住的都是穷寡妇。像我在瓦图见到的一样，屋里床挨着床，她们所有的家具就是一个小柜子、一张桌子或一把椅子。在一张床的上方挂着个镀金相框，里边是一张女人的画像；是莱辛画的采摘玫瑰花瓣的埃米莉亚·加洛蒂。这是张肖像画，挂在这里，与周围简陋的环境显得极不协调。“这是谁的画？”我问。“啊，”他们回答，“是那位德国女士的画。”话音刚落，从外面走进一位纤细灵巧的女人，她满脸皱纹，身穿一件原本是黑色的丝裙。原来，她竟是那位人人都为她鼓掌喝彩、获得极高荣誉的，在《多瑙河的小妇人》中饰主角的歌唱家。这次见面给我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记，我后来时常想起她。当我在那不勒斯第一次听玛利布朗演唱时，她的声音和演技自然比我以前看到的都要高超，可我还是立刻联想起欧登塞医院里那位可怜的歌唱家。我正在创作的小说人物安农齐亚塔身上融入了这两个人物，小说背景是我游历过的意大利，还有我想象中的意大利。

我的旅行结束了。一八三四年八月，回到丹麦。不久，我去索勒拜访英厄曼。那期间，我在屋顶下萦绕着欧椴树香气的一间小屋，写完了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是在哥本哈根写的。

回到丹麦，连跟我最要好的朋友们都不愿承认我是诗人了：“他们看不出我的才华。”听我这么说都觉得是老一套。我几乎找不到出版商肯出我的书，最后还是老天有眼，是赖策尔铤而走险。但订购费涨价，我得挨个去说服朋友订购。我在书的导言中说，呈献给读者的这本书，不是叙述我的旅行，而是一种精神的产物。当然，由于这本书一点也不被看好，我只挣到了非常少的钱。

我题写的献词是：“献给科林议员及其高贵的妻子。在他们家，我找到了父母，找到了兄弟姐妹。那是我的家中之家。我谨此献上我所有的最好的东西。”

书出版后，不仅有人读，而且卖得很好，又印了第二版。批评家缄默不语，报纸也默不作声。我听到的是，人们对我的这本书都很有兴趣，很多人读后感到兴奋。最后，《星期天时报》的编辑、诗人卡尔·巴格尔写了以下评论：

“安徒生已经不再写他以前惯常写的那种东西了；他应该对他现在所写感到满意。其实，这也是我很久以来的期待。”因此，首都一些圈子里的人们到处都在谈论这位诗人。也许他会被宠坏，甚至第一次被奉若神明。他自己并不满意。从另一观点来看，他已经达到他前所未知的高度。这部刚刚出版的小说《即兴诗人》已向我们展示出他的非凡才华。

人们也许还会笑我，但我必须公开坦承，我挥洒泪水，开心地哭了。感谢上帝和他的子民。

(1) 赫斯珀里得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仙女，共有姐妹三人，她们拥有一个果园，里面种着金苹果树。

(2) 霍尔贝喜剧《耶珀在山上》的主角，一个善良但没有文化的农民。

(3) 在文学艺术中，意塔利亚是人化了的意大利。

(4) 罗马教皇。

(5) 一种猜指头数目的游戏。

(6) 意大利一种轻快的舞蹈。

(7) 非洲南部的一个人种。

(8) 马利·杜默吉埃·拉斐德，法国军人、政治家，曾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1830年七月革命时曾任巴黎国民卫队指挥官。

(9) 《圣经·列王纪上》第十二篇： “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

(10) 一座雕塑的名字。

(11) 罗马的基督教女殉教者。

(12) 指居住在法国的意大利哲学家朱利叶斯·西泽·斯卡利杰尔（1484—1558）和他的文学批评家儿子约瑟夫·贾斯特斯·斯卡利杰尔（1540—1609）。

(13) 帕拉切尔苏斯（1493—1541），瑞士著名医学家。

(14) 这是指奥地利首都维也纳。

(15) 斯克里布（1791—1861），法国剧作家。

七

现在，许多以前反对过我的人都改变了看法，其中有一位成为我终生的朋友。他就是诗人豪克，是我所认识的品德最高尚的人之一。他旅居海外数年，刚从意大利回国。而此时哥本哈根人在精神生活和艺术呼吸的空间里，还只是接受海贝尔的轻歌舞剧。我在前边提到我的《步行记》获得成功时，他在和海贝尔进行的论战中，刺痛过我的那封信。他曾说，哪怕我创作的比较不错的抒情诗，也没有人关注，我只是一个被娇惯得晕头转向的幸运儿。他在《步行记》里，除了看到我玩弄所有主题的一种空洞欲望，一无所获。现在，他读了《即兴诗人》以后，意识到我既有诗歌天赋，又有思想深度，这是他始料未及的。他觉得在我身上还有更好的东西超出他的想象，因此，他很自然地给我写了封诚挚的来信，表示原先对我的评价是不公允的。他向我伸出了和解的手，我们从此成为朋友。为了我的利益，他总是试图最大限度地利用他自身的影响力，并以极大的热情和兴趣关注着我每一点一滴的进步。但很少有人能够了解他的这种优秀品德，也无法理解我们之间业已存在的高贵友谊。他在稍后创作的一部小说《莱茵河畔的城堡》里，塑造了一个真正漫画化的诗人形象，这个诗人因过于自负最后进了疯人院。丹麦人认为他用这种方式将我所有的缺点公之于众，做得太过分了，也太不公正。事实上，绝大多数丹麦人都是这么认为的，并把这种想法公开表达了出来。这样一来，豪克自己觉得有必要专门撰文，对我作为诗人在艺术界的地位做出评价。他这篇文章发表在舒沃主编的《评论周刊》上。

有人告诉我，西伯恩曾对我的作品进行过猛烈批评。而且，对我作为一个诗人，他并不欣赏。人们很愿意接受他的观点，人们接受他认为帕卢丹·米勒的《丘比特与普塞克》是一部杰作，就是个明证。所以，当我看到他在为英厄曼辩护的一本小书中表示，希望有些人也能在文中善待我，真是又惊又喜。读了《即兴诗人》之后，他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除了卡尔·巴格尔的那篇短评，这是唯一一篇书面的赞许。真是文如其人，我仿佛能听得见他的声音。西伯恩写道：

读了你的《即兴诗人》，欣喜之余，颇感快慰。我是为书本身而欣喜，为书的作者是你而快慰。又一个希望得到实现，又一个渴求变成现实。我把它同你的早期诗作作了对照比较，感到它们之间的差别，就如同市场里躲在柱子后边嬉闹的小阿拉丁，变成了沐浴更衣之后更成熟和富有朝气的阿拉丁。我是一口气读完的《即兴诗人》。读开头二十四页时，我不停地慨叹：“太精彩了，真是写得太精彩了。”以至于第二天，我都无法集中精力读别的书。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这本书带给我完全的满足。

我的心里对书和书作者充满了由衷的欣喜和快慰。我们知道，德国人把你看成“一个善良的人”。现在，我很高兴意识到，你还有一个一丝不苟的灵魂。在和别人的交往中，你性格温和、开朗坦诚、活泼敏感、乐于助人。我感觉在国内的诗人里，你深刻，热情，情感丰富，具有非凡的想象力。你看，你保留了你性格的两面性。为能做到这一点，不要用整个的心灵和批判的态度来想问题。宁可一篇批评的文章都别看，不要接近任何一篇评论。在你的身边，有一个缪斯，有一个女神。别把她吓跑。不管别人如何，你都要精心呵护她。

你去过意大利，在那儿生活过。你去意大利是为了在那里生活，并不是为了把它画下来。描绘它是后来自然地流露。是的，你为我们呈现的意大利画卷真是美轮美奂。

我想，会有那么一天，也许这一天已经来临？你将在另一个更广阔的空间冒险前行，那是历史的王国。我期待着看到那时你将带给我们的作品。

接下来，你将被又一个世界所吸引，那是哲学的王国。我希望你将带给我们哲学的思想，让我们看到缪斯与你同在。

以上是我的肺腑之言。我是真心希望你好。如果这封信送到的那一刻，在你的心灵和房间里正有缪斯光顾，就不要让这封信打扰了你，只管静静地把它放在一边。如果不是这样，我倒希望缪斯女神早日降临你的心灵和你的房间。如果有什么东西要来打扰或分散你的精力，就直接说：“别缠着我，走吧。”

最后，请接受你诚挚的朋友的真诚祝福。

西伯恩

一八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于哥本哈根

还是回到《即兴诗人》一书。这本书让我从沉沦的命运中复活了，我的朋友们再次聚集在我周围，而且，朋友数还有所增加。我第一次感到我赢得了真正的承认。

克鲁瑟教授马上着手将《即兴诗人》翻译成德文，并附加了一个长长的标题：“一个意大利诗人的青春与梦想”。我不同意他用这个标题，但他还是坚持，说这样可以吸引读者。现在证明是他错了。事实上，一个简单明了的标题“即兴诗人”，可能会使该书获得更大的成功。如我们所知，卡尔·巴格尔对此书发表过评论，但在这本书的每一个细节被探讨清楚之前，并没有一篇真正的评论。最后，我确信是在《文学时报》上，出现了一篇评论。这篇文章自然比我以前看惯了的文章客气一些，但关于这本书好的一面几乎只字不提。在他们看来，“这本书没什么特别的”。他们更关注的是这本书里的纰漏，他们把我一些意大利语不正确的拼写和表达错误罗列出来。与此同时，尼古拉出版了他那本众所周知的《意大利的真正美丽在哪儿》。他认为意大利的自然风光比不上德国，卡普里岛除了海怪什么也看不到，除了美第奇的维纳斯，阿尔卑斯山的另一侧无美景。这当然是尼古拉按照自己的审美标尺度量出来的。正因如此，国内的丹麦同胞开始认识到安徒生写的是一部什么样的书了。——看，尼古拉确实不同，他为我们再现的才是真正的意大利。

我把书呈献给当时还是克里斯蒂安王子的克里斯蒂安八世。我在接待室碰到一位当时还不太知名的诗人，他现在在《国家年鉴》里已经享受极高的地位了。他以一副足够屈尊的态度跟我说话，他说，我们俩都是作家，职业相同。然后，他就跟现在已是一位显要的人大谈大斗兽场“Collosseum”这个单词。显然是针对我说的，他说我的拼写与拜伦的不同，我拼的“Coliseum”是错的。他说，真可怕，书中净是这样草率马虎的拼写，读者会因此而忘掉到哪儿去寻找作者的才华。他的演说声音很大，整个接待室都能听见。我试图指出，我的拼写是对的，拜伦的是错的。但那位绅士微笑着耸耸肩，把书递给我，哀叹着说：“这样的印刷错误真把一本好书给糟蹋了。”人们在不同的圈子谈论着，“哦，书中讲的就是你自己”，“他们正以永恒的赞美毁灭安徒生”。

《文学月评》是一份最为文化精英所看重的刊物，是美的王国里的高等法院，连许多小文论甚至早被遗忘的喜剧，在其中都有一席之地。可它对《即兴诗人》却连一句像样儿的话也没说过。也许是因为它印了第二版，已经引起公众的关注。正因为此，我才有勇气开始着手写一部新的小说《奥·特》。直到一八三七年，《文学月评》才发表了一篇针对《奥·特》和《即兴诗人》的评论，我又被恶意批评、教训了一番。——容稍后再叙。

对我的作品第一篇真正——也许有点言过其实——的评论来自德国，我就像一个病人，耽恋着那一缕阳光，心里充满了快乐和感激之情。我并非忘恩负义之人，不像《文学月评》贬低我的那样，以及在对《即兴诗人》的批评中影射的那样：我在书中对那些帮助过我的人缺乏感激之情。原因很简单，他们把我当成了那个靠救济面包维生的穷小子安东尼奥，并对那些必须和应该承受的压力牢骚满腹。

《即兴诗人》还出版了瑞典文的译本，据我所知，所有的瑞典报纸都对我的作品给予了好评和赞誉。英国基督教贵格会的教徒玛丽·豪伊特将此书翻译成英文，凡书中的重要描写都得到重视和欣赏。

“该书中的浪漫是诗歌里‘哈罗德少爷’的浪漫。”——他们这样评价我的作品。当我十三年后第一次访问伦敦时，听说《外国评论》对我的作品有过一篇宽宏大量的批评，这是沃尔特·司各特的女婿，那位聪明和爱挑剔的洛克哈特写的。当时我还不懂英语，对这篇评论一无所知。尽管这篇文章发表在伦敦发行量和影响力都最大的评论刊物上，该刊物也寄往了哥本哈根，这里却没有一家报纸提及。而在此之前，凡是有丹麦人的作品被英国评论界提到，所有的媒体都会跟风而动。这篇评论如下：

《即兴诗人》原创是丹麦语，这是哈姆雷特使用和思考的语言。毫无疑问，这个存在于莎士比亚辉煌梦境中的“丹麦王子”，已经成为我们大家熟悉的一个现实存在……我们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们，《科琳娜》是《即兴诗人》的祖母。也许她真的是。但不管怎样，当我们把她同她的子孙比较时，那个古板的、夸夸其谈的祖母形象便跃然纸上。这倒使那位意大利人的孙子（在我们的想象里）成为一个更惹人喜爱的伙伴。

德国评论家这样说《即兴诗人》：

把安徒生的《即兴诗人》和斯塔埃尔夫人的《科琳娜》并列在一起不会是没有趣味的。两位作家都用意大利的即兴诗人做他们小说的主人公；两人都致力于对意大利的胜景的描绘。丹麦人天真，但是法国人伤感。安徒生奉献给我们的是诗，斯塔埃尔夫人的是文采。

《文学月评》也提到了《科琳娜》，但口吻全然不同：“作者可能就是因为要刻意模仿斯塔埃尔夫人的小说《科琳娜》，结果误入歧途。”

同样是对《科琳娜》和《即兴诗人》进行比较，英国，还有德国评论界的评论，与丹麦评论界一句话就把我给打发了，真是有天壤之别。

在北美出现了几种英文译本。虽然瑞典文译本到一八四四年才出版，但紧跟着，在圣彼得堡，就出版了俄文译本。后来，波希米亚译本也相继出版了。同时，该书还引起了荷兰人的关注，一份发行量不错的期刊专门载文倾力热情推荐。一八四七年，由勒布伦夫人翻译的法文译本在法国出版，获得盛赞，法国评论界特别强调作品的“纯净”。德国也有了七八种不同的译本，其中有的译本多次再版。写到这儿，我得特别提一提著名的希兹格版夏米索的文集。在集子中诗人在给我的一封信里，表达出对我作品的喜爱。他对《即兴诗人》的评价甚至超过了《巴黎圣母院》和《蝾螈》。

如前所述，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我越来越多地得到来自海外的广泛赞誉。这使我保持了追求自我的勇气。如果我在丹麦成为一个诗人，绝不是因为我曾在这里得到过鼓励。但凡为人父母，都会悉心呵护他们的每一株幼苗，愿意相信或许哪一株幼苗就是天才的萌芽，但绝大多数丹麦人却要尽他们所能抑制、窒息我的成长。然而，上帝为了我的发展，给我送来了异国的阳光，还让我按自己的意愿自由地挥写。同时，在读者大众中，还是有比所有的评论家和各个派别更强大的力量。总之，《即兴诗人》为我在丹麦文坛赢得了立足之地。在一些人看来，我经过奋斗，已经获得了令人尊敬的地位。此时此刻，我心情极好，就像平添了一双精神的羽翼。

《即兴诗人》出版几个月以后，我出版了第一本童话集。当然，如果相信它能马上获得好评那就错了。那些说过真心希望我好的人，对此表示遗憾。他们刚刚从我新出的《即兴诗人》中看到一点希望，觉得我该写点“有价值”的东西，“孩子气”怎么又重新冒出来了。《文学月评》对童话之类从来不置一词，当时也还十分有影响的另一份评论刊物《丹诺拉》载文，恳请我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写童话上，并说，在我的作品中根本找不到童话写作所需要的创作因素。要写，也得跟人好好学。但他们知道，我又不会这么做。我只好不再写童话。在一种时喜时忧的心境下，我出版了我的第二本小说《奥·特》。我能感到自己内心精神上的创作欲望，并觉得在这部小说中，我已经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叙述方式。就这样，我连续创作出版了三部小说《即兴诗人》（1835）、《奥·特》（1836）和《只是一个提琴手》（1837）。很多人被《奥·特》所打动，特别是H.C.厄斯泰兹，对书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幽默极为赞赏。他鼓励我就这样写下去。我也自然在他和他的圈子里得到了快乐和认可。

收到西伯恩谈我《即兴诗人》的信后，我专程登门拜访，并在他家大声朗读了《奥·特》。那天晚上，从挪威来探访西伯恩的保罗·默勒正好在场。他不喜欢我的《步行记》，却很专注地听我朗读《奥·特》。我笔下描绘的日德兰半岛、荒野和西海岸的场景，深深吸引了他。他对《奥·特》表示了由衷的赞赏。稍后，几种德语译本又被转译成瑞典语、荷兰语和英语译本。我在《即兴诗人》里，曾因校样出现的意大利单词的错拼或漏拼，触怒过我的哥本哈根同胞们。为避免这一幕重演，有位大学教授主动请缨，在《奥·特》出版前，为我通读了校样。他说：“我习惯了看校样，并以精准著称。这样，人们在评论作品时就不能抓住拼写上的小毛病不放了。”在他一页一页地校读完后，稿子又由两位细心人仔细校对一遍。但书出版以后，国内评论界还是做了如下评论：“安徒生在语法及拼写上从来就是粗心大意，这本书中依然故我。”那位教授说：“他们太过分了。校你这本书我像校对自己的书一样仔细。他们对你真是不公平。”

《奥·特》被读者一读再读，读者群在扩大，可评论家们就是不肯在媒体上给我哪怕一点鼓励。他们忘了，随着时光的流逝，当年那个小男孩已经成年。而且，一个人接受教育除了正常的方式，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知识。他们的指责都是些陈词滥调。也许那些对我最为不满的人，根本就没读过我最新、最好的作品。可他们又没有海贝尔那样诚实，我问他是否读过我的那些小说，他不无风趣地回答：“我从不看大部头。”从帕卢丹·米勒对这帮人的反驳，倒可以看出《文学月评》采取的是怎样一种论调。作为一个已经很有成就和知名度的青年诗人，帕卢丹·米勒同样受到《文学月评》的严厉批评。他写了首题为《扬抑格与抑扬格》的论战诗，并在注解里表明，该刊的评论在反对一个诗人时可以做得多么过分。以下摘引帕卢丹·米勒的原文：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我们是否见过一份有声望的评论刊物，对它的批评对象进行如此放肆地攻击？他们不仅主观臆断这位作家缺乏理解力、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和经过系统学习，甚至说他连进末流的资格都没有。这位批评家对作家未来的努力和学习走向提出了一些建议，他把批评当成威胁，最后给了作家一点希望，即如果他能听从批评家的意见，还是能写出一些令人满意的作品来的。可是，这些意见，连同针对该诗人的其他严厉指责（其中甚至有一次间接指责他对资助人大为不敬），与他们现在正评论着的作品（《即兴诗人》和《奥·特》）毫不相干。但刊物的编者们却不加任何阻拦地允许评论匿名发表。同时，匿名又可以给他蒙上一层面纱。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保护匿名者，使他免遭曾被他侮辱过的人的责骂，而这责骂恰恰是他理应得到的。

《文学月评》上的评论大多是匿名发表的。作者不署名，是不敢让人知道他是谁。这倒成了该刊的一个显著特色。

第二年（1837），我出版了《只是一个提琴手》，这部作品的风格与以前全然不同。这是当时我所经受的，一个诗人的内心同周围困难环境所做的苦难斗争的结果。但我还是在创作上取得了一点进步：我对自己和对世界的看法比以前更深刻了。而且，对上帝赋予我的才华，一点不指望从丹麦人那里获得真正的认可。我在另一个世界或许会得到认可，这样想想心里也能多少得到点安慰。如果读者把《即兴诗人》真的看成是一个即兴诗人，那从《只是一个提琴手》里就可以见出我对于奋斗和苦难的理解。这部作品整体构思很精细，表面看来，书里的每一个细节都好像是我亲身经历的。我开始从内心反抗那些对我表现出来的不公、愚蠢、平庸和敌视，这在小说人物的刻画上有所体现，例如在纳米、拉迪斯劳斯和来自“空洞街”的教父身上。

这本书在国内销得不错，可我从没有听到表示感谢和鼓励的话。评论界只承认，我的创作常常是被一种“本能”牵着走，而这种由“本能”表现出来的方式总是既怪诞又幸运。他们选择的这个词汇是用来形容动物的，用在人类和诗人身上，那通常叫“天赋”。由于是用来说我，就称其“本能”了。他们好像是在无休止地蹂躏我所有的优秀品质，偶尔会有一个有才华的人对我说，我所遭受的待遇确实太严厉，也太不公平，但没有人敢公开表达这种看法。

《只是一个提琴手》曾一度占据了国内极具天赋的一个年轻人的思想，他就是瑟伦·克尔恺郭尔 ⁽¹⁾ 。有一天，我在街头碰见他。他说他要为这部小说写篇评论，会让我看后觉得比先前那些评论满意。因为他也承认，是人们对我的作品产生了误读。过了很长时间，他又读了一遍小说，原来的好印象烟消云散。我相信，他对这部作品越是深思熟虑，越能发现其中的百孔千疮。最后，他的评论出笼了，竟是一整本书，但可不是让我感到满意的评论。我想这大概是克尔恺郭尔的处女作，实在不忍卒读，措辞用语常常带着黑格尔式的沉重。所以有人打趣说，能把这本书从头到尾读完的，可能也就安徒生和克尔恺郭尔两个人了。他这本书叫《一个生者的论文集》，我从中读出，我不是诗人，只是一个从我的群体里出逃的有点诗意的人，未来某些诗人的任务就是把我拉回来，或者把我作为某些作品中的一个人物。他正往那些作品中补充内容呢。后来，我才对这位在我写作生涯中友善、审慎对待我的作者多了些了解。

在我们国家里没有人愿意公开地为我的小说辩护或发表评论。相比之下，读者大众对海贝尔主编的《每日故事》抱有极大热情，这更是让我的小说颜面扫地。这些故事的语言、内容，最重要的是海贝尔的全力推荐，都让读者以为，他们所读到的正是今日丹麦文学的精华。

然而，无论丹麦评论界对我的小说多么不屑一顾，我还是不断地拥有读者。而且，可以说，我在创作上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很多人不再怀疑我在诗歌方面的天赋，而这在我去意大利之前，是完全不被承认的。可是，即便如此，也没有一个丹麦评论家对我小说的构思，作品的清新性质，它们所包含的情趣做出过评价。只有当它们以瑞典文在瑞典出版时，才有几家瑞典报纸做出一些更为全面、客观和善意的评论。他们抱着一种善良、真诚的动机来阅读和理解我的小说。德国也是这样。我正是从他们那里获得勇气继续写作。

伦敦的《文学报》对《奥·特》和《只是一个提琴手》做了如下评论：

这是近年来出版的最为有趣的小说之一，它对丹麦人生活的描写是那么的自然、生动。它对迷信情景的描述，对自然风景和外部物象的描写，对人物和事件的真切触摸，对儿童及儿童心理的精微刻画，它的天真朴实和俏皮可爱，它超凡脱俗的睿智和想象力，所有这些都明快地展现在我们眼前，犹如光明与智慧的闪光，具有无穷的魅力。因此，我们毫不犹豫地说，这是一部能给各个阶层的读者带来巨大满足的书，可以荣登当今最优秀小说之列。

几年以后，终于有位丹麦的重量级人物——诗人豪克，对我的小说做出了评论，一番论述，引得人们开始留意我的小说艺术上的特色。他在舒沃主编的《评论周刊》上提到：

从安徒生构思最为精巧也最为出色的作品中，不难看出，他有着最为丰富的想象力，最为深刻的情感触角，以及最感人至深的诗的精神，而所有这一切都来自于他的天才，或至少说是一种高贵的品性。这使他能够在那样一种狭小而又压抑的环境下奋斗并挣脱出来。他创作的这三部小说就证明了这一点。同时，这也使他不得不描写那些真正深长意味的存在，那是一个只有亲自品尝过那杯苦酒的人才能深切领悟的内心世界。那里交织着痛苦与失意，这种痛苦而真切的情感与他自己的亲身经历紧密相连。有一则意味深长的古代神话认为，记忆是缪斯的母亲。在这个世界里，记忆与她的儿女们牵手相会。安徒生的作品告诉我们，对他的这个世界，我们必须用心去倾听。因为，这一方面是对一个个体生命内心生活的描写，另一方面它也向我们展示了天才们的普遍命运（至少当他们处于困境时是这样）。

就《即兴诗人》、《奥·特》和《只是一个提琴手》来说，安徒生不仅展现出了一个独立的个体，同时也展现出了许多人曾经历过的那种坚苦卓绝的奋斗历程。他对此当然深有感触，因为他就是这么过来的。他所描述的不属于幻象世界，而是一种真实的记录。和所有这样的记录一样，它们具有一种普遍的意义和永恒的价值。事实上，他不仅在捍卫有才能的人，捍卫天才，而且，也是在捍卫被侵犯，被不公正地对待的人。我已经说过，这一切都源于他所遭受的苦难和不公正的待遇。

他在奋斗的历程中经历过太多的困难，就像拉奥孔将被巨蛇吞噬时高举在空中的手臂，有时他必须被迫要饮掉那一大杯苦酒。这酒常常是这个冷漠、傲慢的世界专门为那个受压制的人准备的。因此，他小说中这方面的描写尤其显得真实而凝重，而且确实具有悲剧色彩和悲伤的怜悯。这无疑对于伤感的心灵最具吸引力。我们在《只是一个提琴手》里读到这样的情景：诗人笔下的那只“高级狗”，见到穷孩子津津有味吃着的食物，嫌恶心，把脸转了过去。不用说，此时此刻，这不是在玩精神胜利的游戏，相反，这里描述的是受伤害最深的人性的痛苦。

这是在九年甚或十年以后，丹麦对我作品的评价。这个声音来自一位高尚、正直的绅士。对我来说，评论就像葡萄酒，愈久弥香。在《只是一个提琴手》发表的那年，我访问了我们的邻国瑞典。我经运河来到了斯德哥尔摩。当时，还没有人具有我们今天的所谓斯堪的纳维亚情结。这是因为在以往的战争中，邻国间已经失去了信任。到了冬天，冰把丹麦和瑞典连在一起，瑞典人坐着雪橇来到哥本哈根，这里的街头少年会追在他们后边喊些令人不快的污言秽语。我们对瑞典文学没什么了解，只有极少数的丹麦人会想到，只要稍加练习就能学会和读懂瑞典文。我们只知道翻译过来的泰格奈尔 ⁽²⁾ 的《法里西奥夫传说》和《阿克塞尔》。现在，时代已经发生变化。

我读过几个瑞典作家的作品，最喜欢的作家是那位已经不幸去世的唐内利乌斯 ⁽³⁾ 。他的作品比当时被视为瑞典主流诗人的泰格奈尔更富有激情。之前我只是向南旅行，在那儿，说与哥本哈根告别也就是和我们的母语告别。所以，我在瑞典的整个旅途中，一半感觉像是在家里。我可以讲自己的母语，听别人说瑞典话，那感觉好像是在说丹麦的一种方言。对我来说，丹麦正在将它自身延展开来。我在两个民族身上看到有很明显的相似特征。我理解了丹麦人、瑞典人和挪威人为什么那么亲如一家。我在瑞典遇到了真诚、友好的人们，我的天性也使我很快就喜欢上了他们。这次瑞典之旅至今是我最愉快的一次旅行。

瑞典的风景美丽如画，它有广袤的森林，浩淼的湖泊，壮丽的特罗尔海坦和风光旖旎的海上小岛，所有这些景致我都是第一次看到。斯德哥尔摩也让我大开眼界，其雄伟与爱丁堡处在同一水准，几乎像君士坦丁堡一样令人印象深刻。对于没有经历过的人，当听说沿着运河旅行，是坐着蒸汽船经湖泊，穿山脉，一路尽情观赏云杉、桦树无限的森林风光，就好像是到了童话世界。游客们可以在船身经过灵巧的水闸上升或降低时，上岸到森林里散步。在这次旅行中，特别是在游览广袤的维纳恩湖的时候，巧遇了对我不无影响的瑞典小说家弗雷德丽卡·布雷默。

航行在特罗尔海坦和维纳斯堡之间那段运河时，我正跟船长和一些乘客打听，斯德哥尔摩住着哪些瑞典作家，我说我很想见见布雷默小姐。船长说：“她你可见不到，她这时正在挪威旅行。”“我到的时候，她肯定回来了，”我开玩笑地说，“旅行时我的运气总会不错，愿望大多能实现。”不想船长说：“这回你可不会再有这么好的运气了。”三个小时以后，所有游客都收拾好行装，上了船，准备离开维纳斯堡。这时，船长面带微笑朝我走来，手里拿着份乘客名单说：“你真是个有福之人。好运还是降到了你的头上。布雷默小姐就在船上，她也要去斯德哥尔摩。”我以为他在逗我玩。他指给我看了名单上的名字，我还是不信这就是那位女作家。在船上见过的乘客里，我看不出哪个是她。夜幕低垂，我们到浩瀚无垠的维纳恩湖时，已是子夜。

凌晨三点，我就从床上爬起来看日出。除了我，船舱里还走出一个人，是位女士，说老不老，说年轻，岁数又不小了。她裹着披肩，披着斗篷，也想看日出。我猜想，假如布雷默小姐真的在船上，这一定就是她。我开始和她闲聊起来。她礼貌地答复着，一点也不热情。当我问她是否就是那位写了很多优秀小说的女作家时，她的回答也很含糊，并反问我叫什么名字。她听说过我的名字，但她承认并没有读过我的作品，问我是否随身带着作品。我刚好带着一本《即兴诗人》，本打算送给贝斯科夫。我把书借给她，她径直回了客舱，整个上午没再出来。等我再见到她时，她的脸上容光焕发，对我也十分热情。她说读完了第一部分，现在已经了解我了。

船载着我们在山间穿行，经过静谧的湖泊和森林，驶入有着无数悬崖岛的波罗的海。海面上散布的这些岩石小岛，有的岛上全是光秃秃的岩石，有的岛上有草场、有树、有房子，这种奇妙的转换也形成了一种景观。船在海浪和漩涡中穿行，有两次，所有乘客都必须待在自己的位置上不能动，直到领航员集中精力带我们度过了险情。那一刻，我们感到整个船身都被大自然的神力抓牢，而后又松开了。布雷默小姐跟我讲了很多与一个或几个海岛以及与内陆一家大农场相关的传说、故事。我的旅行也因此更丰富和更有趣味了。

在斯德哥尔摩，我们经常见面。后来许多年，我们书信不断，更加深了彼此间的友谊。她是位高贵的女人，宗教真理的慰藉和平静生活里的诗意，渗透着她的整个身心，而她又有足够的天赋才华将它表现出来。

那个时候，我的长篇小说还没有瑞典译本。在斯德哥尔摩，只有很少一部分读者读过我的《步行记》和抒情诗，知道我是个诗人。这一小部分人大都是文学爱好者，他们以瑞典人特有的礼节热诚接待了我，并对我表现出极大的关注。现已去世多年的达尔格伦，是位牧师，当时以幽默诗见长，他为我写了一首歌。我发现这里的人们特别殷勤好客，友好善良。这使我对瑞典和瑞典人有了特别的好感。在斯德哥尔摩，我还第一次见到了H.C.厄斯泰兹曾向我推荐过的贝尔塞柳斯。因为他，我在乌普萨拉受到热情接待。我在那儿待了几天，当时还健在的鲁德贝里教授带我去了乌普萨拉高丘，我们在那里用卡尔·约翰国王赠送的大银角杯畅饮香槟，为北欧人民的健康干杯。我喜欢上了这里的土地和人民，正如我说过的，我感觉我祖国的疆域已经延伸。这时，我才理解瑞典人、丹麦人和挪威人的联系是多么紧密。我在写于归途中的一首诗里，表达出这种感情：“我们是同一个民族，我们共同拥有一个名字斯堪的纳维亚。”

这首诗没有任何政治含义，我对政治是门外汉。诗人一定不能为政治而写作，在风起云涌的政治波澜面前，要像旁观者一样心静如水。斯堪的纳维亚民谣是在还没有人谈论这个所谓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时代就产生了，它源于三个民族之间紧密的骨肉亲缘和浓郁的深情厚谊。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希望每一个民族的精神血脉都能分享这种感情，而不是彼此间像急流一样被分离，缺乏理解，充满仇恨。

我在国内听到人们对我这首诗的第一个反应是：“显然是瑞典人让他小题大做了。”几年过去了，三国之间彼此增加了些了解。再加上欧伦施莱厄、泰格奈尔和弗雷德丽卡·布雷默努力说服各自的国人多读邻国的文学作品，人们开始感受和理解这种情谊。过去，因为看不到对方优秀的民族品质，彼此间一直延续着一种愚蠢的敌视的心态。现在，这种民族间的对峙消失了。瑞典人和丹麦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融洽、友好，亲密无间。

斯堪的纳维亚主义的花朵在哥本哈根绽放，也许在瑞典也是这样。但我觉得，挪威并非如此。我们在哥本哈根弄了个所谓的社团“斯堪的纳维亚俱乐部”，人们可以在此发表兄弟般的演说，谈论北欧的三个民族，举办历史讲座和斯堪的纳维亚音乐会，演唱贝尔曼、容格、林德布莱德和盖德等人的歌曲，所有这些当然搞得都很出色。没想到我写的这首歌深受大家的喜爱，甚至有人说，这支歌会比我所写的其他东西更有生命力。确实，有位重要的公众人物向我郑重宣告，正因为这首诗我才能被冠以“丹麦诗人”的称号。现在，人们对它的评价已经很高了，可仅仅几年前，它还被说成是虚荣夸饰的产物。

在瑞典和丹麦，都有作曲家为这首诗谱曲，而且，它已经成为音乐会歌曲，只是尚未流行。

从瑞典回来以后，我开始潜心学习历史，广泛阅读外国文学。但同以往一样，我读得最多，并能从中给我带来最深厚滋养的，还是自然这本书。夏天，我在菲英岛住了一段时间。这里有很多房子，凯·吕克的老房子“利克别墅”特别带有浪漫色调，它就坐落在森林边上。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的死敌、颇具权威的瓦尔肯多夫住在格罗鲁普的房子里，现在成了尊贵的摩尔特克-哈维特福特伯爵的家。我在那里受到极为友好的款待。那里是我最舒适的家。我觉得，静静地在林间漫步会教给我许多知识，比我从学校课本里学到的多得多。

我在《即兴诗人》献词中曾说，科林在哥本哈根的家是我的“家中之家”，那里有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现在还是这样。在我那些年创作的小说《奥·特》，以及戏剧诸如《斯普罗岛的隐形女人》当中，透露出欢快的心绪，带有明显的幽默色调。这都是科林家带给我的，正是由于科林家对我施加了健康的影响，我才没有被不健康的病态心绪所支配。特别是科林的大女儿英厄堡·德鲁森夫人，她清新的幽默、睿智的大脑和欢快的情绪都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思想像海平面一样平坦光滑和有张力的时候，四周的一切都会倒映在上面。

我很高产，也是丹麦作家中书卖得最好、拥有读者最多的作家之一。每新出一本小说，我都能拿到一大笔稿费。试想，我的书已经远销海外了。当然，我还没被海贝尔和他的《文学月评》封为当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稿费还是相对很低。不过，尽管我没有过上英国人以为《即兴诗人》的作者应该过的生活，我的日子已经过得不错了。我还记得，当查尔斯·狄更斯后来听我说《即兴诗人》有多少稿费时那种惊异的神情。“这本书你拿了多少稿费？”他问。“十九镑。”我回答。“是每二十四页吗？”他又问。“不，是整本书。”我说。“让我想想，我们可能在理解上出了偏差，”他接着说，“《即兴诗人》一整本稿费才十九镑？不可能。这一定是每二十四页的稿费。”我只能说抱歉，这确实不是每二十四页的稿费，那大约是十便士。“天哪，”他惊叫起来，“要不是你亲口告诉我，我根本就不信。”说实话，狄更斯不了解丹麦的状况，他是根据他在英国得稿费的多少来推算我的。或许我的英文译者挣的钱比我这个作者还多。但这些钱对我已经足够了。不过，虽然生活过得去，我也得承认，还是希望能再多挣一点。

我觉得老是这样写下去，对自己也没什么好处，就想找一个差事或其他一些正当的职业挣饭吃，可试了几次都失败了。我曾向皇家图书馆申请过职位，H.C.厄斯泰兹还替我给图书馆的豪克馆长写了热情的推荐信。他在信里探讨完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作为诗人的功过”之后，总结说“他品行正直，思维缜密，很多人认为这不是诗人能具备的，但那些了解他的人都不否认这一点”。但厄斯泰兹关于我的这些话好像没管什么用。馆长谦恭有礼地回绝了我，还说我是如此地才华出众，怎么能让我在图书馆干些琐碎的事。

我又与新闻自由协会联系，把我的计划告诉他们，说我想像古比茨编那部著名的德国年鉴一样，编一部丹麦的通俗年鉴。丹麦当时还没有类似这样的年鉴。我确信，《即兴诗人》已经显露出我在这方面的才华，而且，从我已经出版的卷数不算少的童话集，也可以看出我有讲故事的才能。厄斯泰兹当然很满意我的计划，也尽力帮助我。但协会的会员们认为，这项工作花销和难度都太大，协会无力承担。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我并没有聪明到能干这样的工作。后来，还真由协会赞助出版了一部类似的年鉴，编者当然不是我。

我就这样总是不断地为第二天的生存问题费脑子。好在当时有位年老的女士为我敞开了她好客的家门，人们很容易看到她的怪癖，却没有看到她许多突出的优点。我的书带给她极大的快乐，她对我像母亲般的慈爱。她就是现在已过世的老寡妇凯瑟琳娜·奈杰尔，娘家姓是埃泽尔。当然，毋庸置疑，科林一直都给我以安慰和支持，但我有点羞怯，因此总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才去找他。我经历过真正的贫困，这个在此先搁置不谈。没想到，像我孩提时代一样，当困难真的来临时，上帝就会伸出援助之手。我有颗幸运之星，那就是上帝。

一天，我正在我新港紧靠夏洛滕堡那边的小屋里坐着，有人敲门，进来一位气质高雅、面相和蔼，我以前从未见过的陌生人。他就是已故的康拉德·兰曹-布赖滕堡伯爵，出生在荷尔斯泰因，当时担任丹麦首相。他喜欢诗，脑子里装的全是意大利美景，想要拜访《即兴诗人》的作者。他读了丹麦语版的《即兴诗人》，深受感染。他在王宫和亲朋中间，都称赞过这本书。他口碑极好，品德高尚，文学知识渊博，具有崇高的精神境界。年轻时，他曾四处旅行。因他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待过一段时间，对我的书就更有发言权。于是他亲自来拜访诗人了。他静静地走进我的小屋，向我表达谢意和对这本书的喜爱，邀请我去他家里做客，并非常坦诚地问我有什么困难需要他帮忙。我据实相告，说我为了生存不得不写作，这样创作上既不会有发展，生计也成问题。他亲切地握着我的手，答应会以一个朋友的方式积极帮助我。他确实这么做了。我想，科林和H.C.厄斯泰兹私下里也一定跟国王弗雷德里克六世讲过我的事。

国王弗雷德里克六世在位期间，很多年都从国家财政拿钱，资助年轻的学者和艺术家到国外旅行。而且，有些没有固定职业的人还能得到一份年薪，你愿叫它“赞助”也可以。例如，欧伦施莱厄，还有在此之前，英厄曼、海贝尔等，都得到过这种年薪。此时，赫兹已经幸运地得到了这笔年薪，他的生活也相应稳定了下来。我当然希望同样的好运能降到我头上。它真的发生了，从那时起，弗雷德里克六世授予我一年四百达勒的年薪。

我的心底充满了感激和快乐。我不必再像前一段时间那样，为生计而被迫写作。现在，即使我生病了，也有一份可靠的保障。我也可以相对减少对周围人的依靠了。

我的生活从此翻开了新的一章。

(1) 瑟伦·克尔恺郭尔（1813—1855），丹麦宗教哲学心理学家、诗人，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后现代主义的先驱，也是现代人本心理学的先驱。

(2) 泰格奈尔（1792—1846），瑞典诗人。

(3) 唐内利乌斯（1793—1823），瑞典诗人及剧作家。

八

我的生活从那一天开始，就仿佛始终沐浴着春天明媚的阳光，使我产生一种从未有过的稳定感。此时再回眸往昔，我能更清晰地看到，仁慈的上帝始终如一地关注我的成长，一切仿佛都由一只无形的巨手牵引。这种信念越是坚定，我越觉得心里踏实。

“英国海军在每艘船的缆绳上，无论粗细，都系着一根红线，表明它属于君王。而在人的生活中，小人物也好，大人物也好，也有一根无形的线表明他属于上帝。”我把这样的想法当成一种信念写进我的小说《两位男爵夫人》。我现在仍然这么认为，并把它铭记在心。

在此之前，我过的都算是童年生活。我的青年时代刚刚开始。以前，我只是在狂暴、浩瀚的大海里搏击海浪，奋勇遨游。到三十四岁，才迎来生命的春天。但在明朗、温暖的夏天来临之前，天气还会有阴霾的变幻。人生肯定无法避免这一过程，梅花香自苦寒来嘛。

记住，展望未来，当然会遇到所谓灰暗的日子、阴霾的云层，但想想未来等待你的将是明亮、静谧的季节，它们将向你绽开笑靥，你就不会被恶劣的天气轻易吓倒。

让我们言归正传。我有一次在国外旅行，我有一位特别好的朋友，他给我的信中所说的话，可以用来做我后面要说的话的引子，他以他特有的文风写道：“是你那种敏感的想象让你相信，你在丹麦受到藐视。这完全是不真实的。你和丹麦人相处得很好，如果丹麦没有剧院，你们相处得还会更好。那个该死的剧院！难道这就是丹麦，难道您就仅仅是一个剧作家？”

这的确是真实的，因为有很多年，我生活中的许多痛苦都来自剧院。有人告诉我，这种事全世界都一样，剧院的人难侍候，是再正常不过的。几乎他们所有人，从群众演员到领衔主角，都会把你放到另一个世界的天平上去称一称斤两。观众池的墙壁就是两个世界的界限。报刊的评论就是宇宙的恒星，传来的尽是叫好声和欢呼声——常常是鹦鹉学舌、不假思索，从别人那里搬来的欢呼声。你于是就晕头转向，忘了自己的价值。

那时，政治在人们的生活中还占不到什么重要位置，剧院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话题。丹麦皇家剧院称得上是欧洲最著名的剧院之一，拥有好几位卓越的天才人物。尼尔森正值壮年，不仅演技出众，而且嗓音华美，令人倾倒。另一位丹麦舞台的活跃人物是吕厄博士，从他的个性、天赋到音质，都特别适合演欧伦施莱厄的悲剧。弗吕登达尔带给丹麦舞台一种鲜有的弥漫着文学与优雅的睿智的幽默。戈特洛布·施塔格是一位真正的绅士，颇具骑士风度，演起喜剧角色，常表现出一种粗犷的幽默。此外，像海贝尔夫人、尼尔森夫人、罗森希尔德和费斯特等全都是剧院的天才演员。同时，丹麦的歌剧和芭蕾也在布农维尔的领导下，萌发出诱人的花蕾。

我刚说过，我们的剧院是全欧洲最著名的剧院之一，但我没有保证，剧院的领导是同时代最有才华的人。虽然有一些人摆出了一副精英的架势，但是他们对诗人没有足够的尊重。我以为，丹麦的剧院一直缺乏严格的管理，而当一大群个体组成一个整体，尤其是艺术整体的时候，这是必要的。我通过对几代演员的观察，发现公众总有这样一种倾向，他们对剧院的经营牢骚满腹，尤其抱怨剧院选择的保留剧目，剧院的管理人员和演员也会有同期性的不满。这是由人性中的不思变革导致的，与此相似，当时每一位名气尚不如我的作家，都将遇到同样的遭遇。就连欧伦施莱厄在很大程度上也常常遭受被忽视的境遇，或者至少达不到我认为他应受重视的程度。大家都知道，当他被嘘声起哄的时候，演员获得了掌声。我甚至听到过我们的同胞是以怎样的腔调来谈论他的天才。以此类推，所有国家都是这样，多么令人悲哀。欧伦施莱厄说，他的孩子在学校里就因为有他这么一个父亲得忍受其他孩子侮辱，而这些孩子所说的都是从他们父母那儿听来的。

人们最看重男女演员的天赋、他们与媒体的友情或受大众的青睐程度，这使得演员们把自己置于剧院管理人员之上，甚至超过作家。而作家必须和他们搞好关系，因为他们可以拒绝出演某个角色，或在演出前就对剧本有意见。在对剧本不知情的情形下，对剧的评论已经产生了。哥本哈根人还有一种典型的做法，就是当他们要去看一出新戏的时候，不是说“我正等着看演出”，他甚而会说：“这戏估计好不了，嘘它一下怎么样？”你看，他们竟会在嘘声中自得其乐。一个蹩脚的演员从来没被嘘声轰下台过，不，没有。被嘘的只有诗人和作曲家，他们是孤独的罪人，连绞架都给他们预备好了。嘘声响起来，通常能持续五分钟，你可以看到或美或丑的女士们喜笑颜开，像看斗牛时嗜血的西班牙妇人。对一部新戏，一年中最危险的季节是在十一月和十二月。因为在此之前，中学生们完成了毕业考试，升入大学。他们可是非常严厉的法官。

谁都知道，国内所有最重要的剧作家都被嘘下过舞台，像欧伦施莱厄、海贝尔、赫兹等，更别说国外最优秀的剧作家，例如莫里哀。

不过，对任何一位丹麦作家来说，剧院仍然是最好赚钱的地方。我在得不到帮助和资助的时候，曾试图在这一领域展现我的才华。我在前边提到过，我给剧院写歌剧脚本，遭到严厉的批评。我又试着写轻歌舞剧。我得说，那个时候，作家可拿不到科林当剧院经理时给的那么多报酬，而是低得可笑。我必须得提这事，这是事实，永远也无法抹杀。有位精明能干的商人当了剧院经理，人们期待剧院管理这一回可以井然有序，因为经理是位会计师。人们盼着歌剧能有所发展，因为他很有乐感，也能在音乐圈子里唱一通。还有人希望剧院能有大的变革。还真的就有了变革，他制定了剧本稿费支付办法。剧本的价值难以判定，可以按长度来支付稿费，具体按多少刻钟为单位来计算。第一次演出，舞台监督站在一边看表，看在一个小时里演了几个一刻钟，然后加起来，按这个结果付钱。戏结尾时如有不足一刻钟的，这不足的部分就归给剧院。这就是商人的精打细算。人人都有私心，我也一样，我得挣到我能挣到的每一个达勒。可轮到我的轻歌舞剧《分离与相聚》时，我觉得吃了大亏。按照剧院的意见，剧本按单独题目分成两部分，也就是被处理成两部轻歌舞剧，以便每部能单独上演。我可不能说上司的坏话，剧院管理人员就是诗人的上司。另一方面，其他演员——算了吧，我让他们自己说吧！

“要让你的戏获得成功有什么难，这里明摆着有这么多耀眼的明星。”一个并不想饰演我的剧中角色的大明星对我说。一位发现我戏里写了一个有男子气概的女人的女演员这样说：“我可不演那个男人婆。”排练时有个演员对我吼道：“你就告诉我一句我能记得住的台词。”我被弄得心烦意乱，躲到一个角落站着。这些大明星们又冲过来说：“我们说的伤你心了？你觉得我演得不好？告诉你，我根本就不想演。你的天才想法少冒出来一些，估计我还能演得好一点。假如你去告诉别人这是我说的，我会说你正在撒谎。”这位艺术家的这段话说得很漂亮，不会想到现在的公众也会听到。人们听了也许会发笑，说我在讲笑话，因为今天在任何一个青年作家身上都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像在一艘船上，如果人们都对船长指手画脚，船就无法正常行驶。但他们都不在剧院这艘大船上，而我在。可我为什么非要招剧院烦呢？因为只有剧本被剧院接受，才能挣到最多的钱。而没有钱，我无法生存。另外，剧院是一个大讲台，正如卡尔·巴格尔所说：“看剧本不一定超过十个人，可听戏的有成百上千。”

科林不再担任剧院经理，由莫尔贝克接任，这位审查员精力过人，严格苛刻。我相信，在这位审查官执掌剧院那段时间，凡出自他手对于剧作无论拒绝还是接受的审读报告，将为我们提供最奇妙的性格研究的素材。他从剧院经理卸任以后，有一次海贝尔拒绝了他儿子写的剧本。他为此发表文章，专门阐述对青年才俊的责任问题。跟他以前写的审读报告做个对比会发现，他是多么的信口开河，反复无常。我当然能够料到，只要按照剧院常规，我写的任何东西，他理应是不会接受的。剧院拒绝剧本时，通常会用这样的套话：“所附剧作，并不适合本院。”他们根本就不想给出理由，而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所写的信冗长、啰嗦得叫人无法忍受。我收到过一封信，那只能是他口授的。语气很温和，当然是为了跟我说令我不快的事。他对这个最拿手。他说，如果剧本要在剧院上演，除非等到夏天，别无他法。

一八三九年夏天，我创作的轻歌舞剧《斯普罗岛的隐形女人》上演，舞台装饰的背景原是为演出赫兹的《飞向斯普罗岛》准备的。剧中的狂欢场景吸引了观众。这出戏因得到公众的喜爱，剧院把它列入保留剧目。这出结构轻巧的轻歌舞剧在舞台上演出，赢得热烈的掌声，这样一来比我预想的又多演了几场。但掌声丝毫没有影响剧院的管理层，我仍然十分懊恼地看到自己的新作一次次地被拒绝。即便如此，我还是决定把法国的一篇短篇小说《失事船》改编成戏剧上演。同时证明给人看，剧院是如此频繁地拒绝我，而我还要执着、勤奋、孜孜不倦地写新戏。

这出戏用韵体写成，共五幕。有的段落采用帕卢丹·米勒的手法，三或四句一韵。而且，我相信自己有能力让语言自由、动听，像林间的鸟儿在歌唱。这出戏的主题对我来说是陌生的，但它具有丰富的戏剧效果，我的抒情诗又为它增添了清新的色彩。如果能赋予每个诗节以音乐的律动，至少我会努力使语言具有整体的乐感，那搬上舞台将令人耳目一新。把剧本交给剧院以前，我已经感到，这个故事成为我身心的一部分。我想，这一回人们该不会像我借鉴沃尔特·司各特小说主题时那样，说我在舞台上糟蹋了原著吧。剧本写好以后，我读给我的几个好朋友听，这几个智慧的大脑都觉得很好。我又读给几个希望能在剧中饰演角色的演员听，他们也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特别是维尔赫姆·霍尔斯特，我想说服他演主角。他是对我最好又最具同情心的演员之一，觉得我理应得到人们的感谢和承认。

在弗雷德里克六世的接待室，一位来自西印度群岛的高官对我这出戏发起猛烈抨击。他听说了戏的内容，觉得有损西印度群岛的黑人形象，不适合在皇家剧院上演。国王这样答复他：“是的，这出戏没打算在西印度群岛上演。”

剧本交到剧院，自然被莫尔贝克拒绝。众所周知，由他一手培养起来的舞台之花已经枯萎，而那些被他丢弃一边的许多野草，却在戏剧的艺苑绽放出绚丽的花朵。因此，他的拒绝不会产生什么坏的影响，对我反而成为一种安慰。剧院还有一位经理是国家枢密院议员，这个人情趣高雅，性情耿直，他成了这出戏的拥护者。同时，由于很多人听我朗读过这出戏，在公众中反响热烈，剧院在经过慎重讨论之后，决定上演这出戏。在剧本最终被接受之前，发生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小事，我把它记录下来：

有这么一个人，他人品极好，只是缺乏审美鉴赏力。但他的意见对演出效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对我说，他想帮我，可还没读过剧本。很多人对这部剧都口头表示了喜欢，只有莫尔贝克书面反对。然后他接着说，我必须告诉你，这部戏是由小说改编。你自己也写小说，为什么你不能把自己的故事写成戏呢？我回答，写小说是一回事，写戏是另一回事，它得包含戏剧效果。《黑白混血儿》里有吗？有什么新奇的吗？我试图让他满意：“这里有个舞会。”“这很好，但舞会应该出现在《新娘》这样的戏。还有什么新鲜的？”“这里有奴隶市场。”我说。“嗯，奴隶市场，这个蛮新鲜。这个好。公正地说，是奴隶市场吸引了我。”我相信，是奴隶市场使剧本最终获得剧院的通过。

在舞台第一次排练以后，霍尔斯特给我寄来一篇写得很漂亮的表达谢意的诗体文：

致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

我的耳畔仍然回响着一种奇妙的叮当声，仿佛坐在远处，听到轻柔的空气的溪流掠过棕榈树宽阔的叶尖。我能看见森林庇荫处迷人的自然景色，开阔地里晾晒的稻草，能看见野兔在甘蔗地里奔跑，看见黑人兄弟简陋的茅草屋。他们衣衫褴褛——哦，把屋门关上！我听见磨坊传来像挤压甘蔗时发出的噪音，听见监工挥舞着皮鞭，听见奴隶们在叹息。我感到某种我说不出来的东西，看到那些可怜的人们，我的心在流血。你的作品带给我一双无形的翅膀，在耳边响起竖琴的弹奏。这意味着什么呢？谁会快乐地想，等在前边的只有恐怖？毒日头烤焦了人们生活的欲望，遮荫处是魔鬼的房子？是啊，万能的诗歌戴上王冠，自然严酷的一面便必定屈服。灵魂在棕榈树上方升起，甚至连监狱的墙上都能看到模糊的幽灵。哦，您是杰出的诗人，在您的作品中，从您的心灵深处唤起上帝的力量。我的心灵再一次充满往昔的记忆，再一次承受热带温暖的阳光。但那闪耀的是诗的阳光，是您天才的光芒。人们约定俗成地被赋予一种卑微无助的日常生活，它是轻薄的，需要重新增添精神养料。而我从您的思想中，看到了展现出来的生活的多元变化，并迸射出自尊、勇敢和真实的灵光。您用诚实而成熟的创作成果为您的祖国增光。

W.霍尔斯特

首演前的第二个晚上，我荣幸地受邀为克里斯蒂安王子和他的妻子朗读我的剧作。他们亲切友好地接待了我，并热情地送我一堆纪念品。

一八三九年十二月一日，这一天终于来了。演出广告张贴出来，演出的头天晚上，我兴奋得一夜没睡。人们已经在剧院前排队等着买票。就在这个时候，皇家信使骑马从街上飞奔而过。人们开始严肃地聚集起来，紧接着传来令人悲伤的消息：国王弗雷德里克六世已于凌晨去世。消息一经阿马林堡皇宫宣布，人们便为克里斯蒂安八世即位而欢呼。皇城四门紧闭，军队宣誓后入城。弗雷德里克六世属于父权制时代，这让还没有过失去国王经历的新一代感到十分悲伤和沉痛。

整整两个月，整座城市像一座灵堂。国丧过后，剧院才在克里斯蒂安八世执政时代第一次开门，上演了我的《黑白混血儿》。我把它献给国王。国王当然早就知道我要这样做，我得到过他的首肯：

“您亲切聆听过我这首赞美战斗和胜利精神的歌，并对这种来自上帝的精神表示崇敬。因此，我的国王，我将这首歌献给您。”

演出获得很大成功，得到观众十分热烈的掌声。开始，我并未对此感到兴奋，只是感到终于可以从长期困扰我的紧张和焦虑之中解脱出来，可以更自由地呼吸。戏连续演了好多场，每场都得到观众的喝彩。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我最好的作品，我真正的诗人生涯将从此开始。我以往的作品，无论诗歌，还是《即兴诗人》、《只是一个提琴手》等等，其重要性都不足以与之相比。总之，得到如此众多的赞誉，以前只在《步行记》首版时出现过。到目前为止，我只有这两部作品得到真正的认可，也许是过誉了。《黑白混血儿》很快被翻译为瑞典文，并在斯德哥尔摩皇家剧院上演，获得很大成功。瑞典诗人里德斯塔德为我的剧作写了尾声，在结尾中帕乐梅报复了他的主人。巡回演员们在瑞典的一些小城镇上演我的戏，丹麦的巡演团由魏莱先生带队用丹麦语在马尔默演了它。演出在隆德受到当地大学生的热烈欢迎。他们专门写了韵文向我表达诚挚的祝贺：

您是丹麦年轻的天鹅，您是北欧的里拉琴，您的歌唱如此迷人，是时代变奏的强音；在帕纳塞斯 ⁽¹⁾ 上您再次建起一座闪光的巴尔米拉，充满阳光与和平。您使我们的心灵充满美丽，好像您将带领我们迈出黑暗的势力。哦，诗人，您沐浴在绯红的晨光中，写下我们北欧的礼赞。

此前，我拜访了在斯科讷的弗兰格尔男爵。我们的瑞典邻居给了我发自肺腑的热情的接待，这使我感激不尽。在那里，我受到了我在国外的第一次隆重欢迎，给我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隆德的大学生邀我造访他们那座古镇，他们专门为我安排了节日宴会，发表演说，为我的健康祝酒。那天晚上，我还拜访了几位朋友，他们告诉我，学生们还要为我演奏小夜曲。这让我惊异得浑身每一根神经都颤抖了。我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一种狂热之中，我看见成群的人们手挽手聚拢起来，他们头上都戴着蓝色的大学生帽。我确实表现得很谦恭，因为我意识到我还有很多缺憾。但当人们要把我举起来时，我只有听天由命。在他们面前，我抑制不住，流下激动的眼泪。我觉得，我不配得到这样的尊重。他们不一定每个人的嘴角都带着笑，但每一张面孔上都写满友好、热情。此时此刻，他们唯恐有一丝犹豫不决的微笑都会伤害我的感情。我清晰记得他们的祝酒词是这样说的：“当您的祖国和欧洲各国向您表示敬意的时候，请您切莫忘记，第一个这样做的是我们隆德的学生。”炽热的情感，强烈的表达。这使我深受感动，我回答他们说，从这一刻起，我以我的名誉保证，我一定对得起他们给我的殊荣。那些离我最近的人拉着我的手，我从心底由衷地对他们表达谢忱和感激。当我重新回到卧室，回味这刚刚过去的令人兴奋与无法抗拒的激动情绪，再次喜极而泣。

“别去想这个了，和我们在一起高兴就行。”我的几个瑞典朋友说。他们都显得十分快乐，但一种庄重的思绪渐渐渗入我的心头。这个晚上的记忆会常常回来光顾，具有高尚情感的人不会发现，这个我生活中的大事件带给我的虚荣，将使我长时间沉湎于此。与其接受骄傲的滋养，还不如将骄傲的根茎烧毁。《黑白混血儿》要在马尔默上演，学生们还想到那里去看。我赶紧离开，以免再次在剧院出现。我的思绪带着快乐和感谢飞向瑞典的大学城，但我不会再去。青年学子们那一天给予我的热情，现在已经传遍整个丹麦。就像他们对我做的那样，我向他们致谢。这种最美丽的敬意已经和那座大学城紧紧连在一起。

一八四〇年四月三十日“这一天”，瑞典报纸上有篇专文，对安徒生的戏剧《黑白混血儿》以及他所受到的热烈欢迎发表评论，谈到由隆德学生在耶稣受难日给予诗人个人的荣誉，也是给予丹麦的。文章还提到在市政厅大厅举行的晚宴。瑞典记者这样描述：

我们很熟悉我们邻国首都那些出于妒忌和所谓的对同伴的关怀而对它的最优秀的儿子之一发出的刺耳的声音，但这声音势必会沉寂。欧洲自有它评论的天平，它的评论还从来没有被否定过。作为一个诗人，安徒生不仅属于丹麦，同样属于欧洲这个整体。我们希望，现在由瑞典南方大学的青年学生给予他的这种殊荣，也能在他自己的祖国引起共鸣，把这当成是无害的鼓励，而非揪住鸡毛蒜皮不放，把给他的月桂花环做成带荆棘的花环。带着美好的情感，要向我们可爱的诗人说再见。我们向他保证，不论他踏上瑞典的哪一块土地，我们都会给予他真诚的赞美与兄弟般的忠诚。

当我回到哥本哈根，几位与我同甘共苦过的老友见到我，眼里都闪烁着激动的泪花。他们说，看到我得到如此的尊重，心里特别高兴。而对我，只有一个方向，就是让我所有的快乐、我的思想飞向上帝，温柔而谦卑地祈祷上帝，赐予我与此殊荣相配的力量和能力。

一些人对我露出热情的微笑，也有一些人喜欢拿这事开我玩笑。海贝尔反讽地对我说：“等我什么时候去瑞典，你可得和我一起去。让我沾点光，也得到一点尊重。”我不喜欢开这样的玩笑，我对他说：“带你的妻子去，更容易得到尊重。”

我在瑞典听到的全是对《黑白混血儿》的赞美，国内却出现了一些反对的声音。他们说，我是从别人那里借鉴的剧情，却不在扉页中加以说明。这事归咎于巧合，我其实在手稿的最后一页写了说明。但在付印成稿时，印厂说纸张刚好凑够一个整数。如果加注说明，就得另外添纸，问我是否可以将说明删除不要。我征求一位诗人的意见，他说很多人都读过《失事船》，没必要加说明。即便是海贝尔，在改编德国作家蒂克的《小精灵》时，也没有说明他是从这丰富的源泉获得的灵感。人们正是从这一点切入，开始攻击我。他们字斟句酌地审读了那篇法国短篇小说，与我的剧本做对照比较。有人将《失事船》翻译成丹麦文，送到《文选》编辑部，要求尽快发表。那位编辑告诉我，我自然请他予以发表。

我的戏在舞台上继续获得成功，但评论界开始贬低它的价值。广泛的好评使我对自认为是不公正的评论变得异常敏感，我的承受力大不如从前。我相信，他们这样做，并非出于什么对艺术价值的兴趣，而是想激怒我，再次把我降格为一个平庸的诗人。《每日故事》的作者在他最新发表的消遣性中篇小说里，对《黑白混血儿》获得的赞誉，以及对我在剧中提出的胜利的精神加以嘲讽，称其纯属无稽之谈。谁都知道J.L.海贝尔负责《每日故事》的出版，几乎所有人都认定这个中篇就是在他家写的，他也肯定和作者关系密切。在戏剧《才干与狡诈》首演时，我们都看到上边署着海贝尔的名字。但人们并不喜欢这出戏，他又赶紧隐退，声言该剧出自《每日故事》作者之手，并收入了这位作者的作品集。

我想，这次对我的间接攻击肯定来自海贝尔，或者至少是他授意的。我越来越肯定地认为，并深切感到，他根本不喜欢我。我一直想做他的同道，认为他能力非凡，常常在我活动的圈子寻找跟他接触的机会。我谦恭而热心地追随他，这位曾几何时的丹麦明星，而如今我却被他冷冷地拒绝了。至少给我的感觉是这样。我一旦有了猜疑，便更容易以愤怒的眼睛透过显微镜来观察每一个无心或无意的字眼。也许我才是那个最不公正的人。与我关系最为亲密的那些朋友们，对作为诗人的海贝尔及其美学观点极为推崇，这当然影响到他们对我的看法。我常想因此而放弃自己，觉得不会有人对我有信心。这不是嫉妒和虚荣，而是一个创伤，只要有人不断提及和赞美他的敌人，伤口就会流血。

好在我的思维还算活跃、新奇。我开始构思、创作《未带图片的画册》。这只是一本小册子，单从德国的评论和再版印次来看，它是我所有创作中最为成功的一部，甚至超过了我的童话，流传甚广，简直不可思议。最早一篇提及这本书的文章强调：“在许多的图片背后，包含着短篇和中篇小说的创作素材。一个真正有天赋才华的作者，有能力根据这些素材写出一部长篇小说。”事实上，后来有部长篇小说就是据此写出来的。冯·约伦夫人承认，她的长篇处女作《养女》借鉴了《未带图片的画册》“第三夜”的故事构思，它写的是月亮讲述“牧师花园里的玫瑰”的故事。

《未带图片的画册》翻译成瑞典文出版时，还增补了献给我的“一夜”故事。在国内，它没有引起什么关注，就我所知，只有《哥本哈根早报》的西斯柏先生认为这本书值得给予一些好评。

英国出了几种译本，英国评论界也给予它很高的评价，称它是“一部《伊利亚特》的缩本”。我曾见过一种装帧相当精美的英文版本的校样。就像后来的德文版一样，是配了图片的《未带图片的画册》。

我刚说过，这本小书在国内没引起什么关注。另一方面，人们却热衷于谈论《黑白混血儿》，谈的最多的还是我从别人那里借鉴了构思。当然，欧伦施莱厄的《阿拉丁》也借鉴了《天方夜谭》，海贝尔的《小精灵》借鉴了蒂克的童话。只不过蒂克名气不大，当时也没有人对海贝尔提出批评。

人们不停地指摘我，说情节不是我自己创造的。这倒让我创造出一个情节来，我着手写作悲剧《摩尔姑娘》，希望这一回可以让那些居心叵测的人三缄其口，同时也可以确保我剧作家的地位。另外，我计划用这本书的稿费，再加上从《黑白混血儿》稿费里省下来的钱，再次出国旅行。要真正做一次长途跋涉，不单去意大利，还要去希腊和土耳其。我的第一次出国旅行对我的精神成长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我觉得，生活和世界是我最好的学校。我的身心充满旅行的欲望，由于我在思想和感情上还很幼稚，我要从大自然和人类中获得更多的知识。

海贝尔作为剧院的审查员，不喜欢我这个剧本。实际上，他根本就不喜欢我进行任何的戏剧创作。我在剧中为海贝尔夫人量身定做了一个角色，但她拒绝出演。我知道，如果她不肯出演，公众便没情绪去剧院看戏。我也就拿不了多少钱，不能长途旅行。我把我的如意算盘实情相告，并没有考虑她在艺术上对这部戏怎样看。但她还是不留情面地拒绝了我。我带着深深的伤痛离开她家，去找几个朋友诉苦。不知道是因我诉苦的方式，还是因为抱怨大众偶像是一种犯罪，在以后许多年，海贝尔成为攻击我的人。但愿我们现在的关系已经改善。当然，他只是抓住我的一些小事。在丹麦公众眼里，我还不配作他的对手。我也只能这样理解，我忍受了一切。他很快明确表示不喜欢我，他夫人倒是从未这样表示过。如果我在这里说，我曾一度对她表示过不满，是希望她以及其他人都不要对我产生误解。这是我的渴求，也是我的责任。我对她的演技始终赞赏有加，我认为她是一位相当优秀的艺术家。如果丹麦语像法语和德语一样被广泛使用，她肯定会享誉整个欧洲。凭着她对于所饰演角色的理解和天赋，她的悲剧表演极具功力；她的喜剧表演倒没有什么超常之处。在后来很多年，我逐渐了解到，她是一位十分高尚而优秀的女人。她对我一直很热情，也非常关心。因此，我以上所说，完全属于由过去那段经历而来的特定心境下的产物。现在还是回到我当时的心绪上来。

先把这种对我的不公正是对是错撇在一边。有些人反对我，公众不喜欢我，我对不断遭受这样的轻视和冷遇早有心理准备。我感到受了侮辱，与他们发生过几次不甚愉快的冲突。待在丹麦，我不再觉得舒心。我再也忍受不了，快发疯了。顾不上管这个戏的命运如何，我带着苦楚和压抑的心情匆匆离开了故土。可想而知，我在这种心境下为《摩尔姑娘》写的序言，十分清晰地流露出我的病态心情，自然受到人们的奚落。倘若我要在此涉及所有的艺术派别，得披露很多秘密，还需要介绍许多并不属于大众生活圈子的人，这样才能把这里的事情讲得更清楚、准确。不论谁处在我当时的境况，都会要么垂头丧气，要么怒发冲冠。也许后者的反应最切合实际。对我来说，最好的办法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我的那些朋友们也希望我离开这个国家。

“只要能够，你就下决心离开这片是非之地，”托瓦尔森从尼索写信来说，“我希望你走之前，来我这里一趟。要不然我们就在罗马见。”

我那些最诚挚友好的朋友们都说：“看在上帝分上，离开一段时间。”H.C.厄斯泰兹和科林也敦促我出国旅行。欧伦施莱厄写了首散文诗，给我送来美好的祝愿：

年老的克莱斯特常说，我现在正对猎取“诗之画”失去兴趣。你现在却动身出发去做这样的狩猎。我希望你满载而归。到了希腊，给我们带回希腊美好的天空、土地和水。即便你远足去做一个沃伦根人，也不要忘记丹麦的祖谱血缘。如果你以沃伦根人的身份回来，也无需在惨烈的战斗中为米克尔盖德国王而战。诗人要不经肉体的角逐而赢得月桂花冠。他要用精神为理想而战。他的理想是崇高的情感，是一种称得上正直的趣味。为我们展现你所拥有的力量，用令人精神振奋的诗歌装点生活。

我的朋友、诗人H.P.霍尔斯特也要出国了。每个人都在谈论他的诗《哦祖国，你失去了什么？》，它用词直白、朴素，却发自肺腑，震撼人心。国王弗雷德里克六世的去世是国家的损失，也是每一个家庭的损失。在第一首自然而优美的悼亡诗里，充分表达出人们这种发自心底的悲痛。霍尔斯特就是此时的幸运诗人。他毫不费力，也无需推荐，便获得了旅行资助。这当然不是说他没有一点悲伤的情感。他在大学生俱乐部的很多朋友为他举行了一个饯别宴会，这引得我的圈子里的一些青年朋友也为我搞了一场告别聚会。除了年轻的学生，还有几位老人，有出版商赖策尔、科林、亚当·欧伦施莱厄和厄斯泰兹。这是照耀我窘迫、幽暗的诗人生活的一缕阳光。欧伦施莱厄和希勒鲁普唱起了歌，在我陷于离乡的巨大痛苦之际，我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亲密的友情。一八四〇年十月，我第二次游历意大利，然后去希腊和君士坦丁堡。我在《诗人的市场》一书中对此做了详尽描述。

出国途中，我在荷尔斯泰因的兰曹-布赖滕堡伯爵家住了几天。房子是他父母的，我还是第一次来。我浏览了景色优美的荷尔斯泰因，去看了灌木丛生的荒野和沼泽地。此时已近晚秋，天气却还晴好。一天，我们去参观附近明斯特多夫村的教堂墓地。《西格弗里德·冯·林登堡》的作者，他也被叫做伊策霍的米勒，就埋在此处。他是上个世纪德国最受读者青睐的小说家。这样一位曾经拥有最多读者的作家，年老时已渐被遗忘。他从丹麦国王那里得到一笔补助金，直到一八二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去世。假使他是人们所说的“天性敏感之人”，晚年靠补助金度日，他一定活得很痛苦。

马格德堡和莱比锡之间的铁路已经开通，我是第一次见到并乘坐火车。亲眼看到和亲身感受火车的速度，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人们可以在《诗人的市场》里读到我对它的深刻印象。

我得去德累斯顿拜访门德尔松·巴托尔迪。科林的女儿和女婿德鲁森先生早在一年前，就向我转达了门德尔松的问候。他们是在莱茵河的一次航程中，听说门德尔松在船上，因酷爱这位作曲家的音乐，便主动攀谈起来。门德尔松听说他们来自丹麦，最先问的几个问题里包括是否认识诗人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德鲁森夫人说：“我把他视为兄弟。”于是，我成为他们共同的话题。门德尔松告诉他们，有次生病，叫人给他大声朗读《只是一个提琴手》。他被这本书吸引了，继而对作者产生了兴趣。他请他们向我转致诚挚的问候，并补充说，如果我有机会到莱比锡，一定要去看望他。我现在来了，可只有一天时间。我立刻去找门德尔松。他正在音乐厅排练。我没说我是谁，只说一位绅士由此经过，特别想跟他说几句话。他来了，看得出他因工作被打扰而很恼火。他说：“我真没有时间在这里跟一个陌生人聊天。”“是您亲自邀请我来的，”我说，“您说过，我不能经过莱比锡而不来看您。”

“安徒生，”他叫了起来，“一定是你。”他一下子眉开眼笑，拥抱了我，带我进入大厅，让我看他排练。他们正在演奏贝多芬第七交响曲。门德尔松要留我吃晚饭，而我必须得走，还要去看我的老朋友布罗克豪斯。吃过晚饭，公共马车就要向纽伦堡进发。那是座我非去不可的城市。于是，我向门德尔松允诺，回丹麦时一定在莱比锡住几天。后来也确实如此。临走时，门德尔松拿出纸、笔请我签名。我写道：

管风琴在教堂奏响，

诞生了一个宁馨儿——费利克斯；

是啊，众天使唱起了“费利克斯”，

他身上点燃了美妙的音乐圣火。

在纽伦堡，我第一次见到用达盖尔银版照相法拍出来的照片。据说，要十分钟才能照好。对我来说真是神奇。这是一门新的艺术，与那个时代其他任何东西都不相同。达盖尔银版法和铁路可谓当时的两朵奇花异葩，我在旅途中都经历、体验了。之后，我乘火车赶往慕尼黑，去拜会我的故交好友。

在慕尼黑看完我的那些同乡布隆克、希勒鲁普、韦格纳、动物画家霍尔姆、马斯特兰、斯托尔克、霍尔比奇和诗人霍尔斯特之后，我和霍尔斯特一起前往意大利。在慕尼黑的几个星期，我与他住在一起。他是一位真正的朋友，和蔼可亲，善解人意。我们一起去了好几次艺术家客栈，简直就是罗马生活的巴伐利亚翻版，只是这里激发灵感的是啤酒，不是葡萄酒。我在这里找不到家的快乐感觉，这里也没有一个真正喜欢我的同乡。至于他们对我作为一个诗人的评价，那大约是基于哥本哈根的标准。另一方面，他们对霍尔斯特很好。因此，我主要是自己四处溜达，也还有几次很高兴。但我更经常地怀疑自己的能力。我那种古怪的天性使我过于迷恋生活的阴暗面，耽于寻找苦楚的记忆，并再次咀嚼品味。我是一个自我拷问的专家。

在慕尼黑待的几个星期，因没有兴趣去见同乡，见了不少外国人。许多人知道我的《即兴诗人》和《只是一个提琴手》。最著名的一位是肖像画家施蒂勒，他来看我，而后把他的家门对我敞开。我在他家见到了科尔内留斯、拉赫纳和已知其名的谢林。他们都请我去过他们的家。我的名字传到剧院经理的耳朵，他请我坐在免票席上看戏，边上紧挨着考尔巴赫。我在《诗人的市场》里，描述了我去拜访考尔巴赫。在当时其他艺术家看来，他是一位微不足道的艺术家。但在现今的艺术的王国，他被视为一位伟大的画家。我在他家的一块硬纸板上见到《耶路撒冷的毁灭》的复制品和《匈奴人的战斗》草稿。他还给我看了一些精美的素描，包括《列那狐》和歌德的《浮士德》。这些素描就是我们如今所见的那些。

我像个没有耐性的孩子，急切盼着与我的朋友H.P.霍尔斯特一起去意大利旅行，让他饱览这个美丽国度所有的奇观美景。可慕尼黑的同乡们，尤其是布隆克和斯托尔克，不愿让他走。他们要画他的肖像。过了好多天，他还是不开口说什么时候能走。我只好放弃与诗人一起到我热爱的、美丽的艺术之国旅行的计划，一个人先走了。不过，我们商定等他到罗马时，还是住在一起，然后再一道去那不勒斯。

十二月二日，我离开慕尼黑，经蒂罗尔，穿越因斯布鲁克和布伦纳山口，前往意大利，那个承载着我所有渴望和最珍贵的记忆的家园。并非像有些人曾对我说的那样：“这或许是唯一一次幸运的机会。”就要再次踏上意大利的土地了，想到此，我激动异常。顷刻间，郁结在内心的忧伤也挥之即去。我向上帝发出强烈的祷告，祈求他赐予我健康和智慧的力量，使我能够继续我的诗人生涯。

十二月十九日，我抵达罗马。《诗人的市场》里有对这次旅途的见闻和印象的描述。当天，我在一户体面人家找到一套很好的公寓。这套公寓很大，相当于一整层。我一个人先住下，等霍尔斯特尽快赶来。

可是，过去很长时间，霍尔斯特还是没来。我只好一个人在空旷的大房间里走来走去。那年冬天，由于罗马天气恶劣，加上正有一种很厉害的热病蔓延，游客很少，房租也不贵。

这套房间还附带着一个小花园，长着一棵高大的结满果实的柑橘树，墙根盛开着大片的玫瑰花。还能听到从圣方济各会修道院传来的修道士的歌声。这里就是《即兴诗人》主人公童年的住所。

我再一次参观了罗马林立的教堂和美术馆，饱览那些价值连城的艺术瑰宝。我和遇见的几位老朋友，一起度过了圣诞夜。尽管节日气氛与第一次有所不同，但这毕竟是罗马的圣诞节。紧随而来的狂欢节，有点不对劲，倒不是因为我病了，而是整个气氛没有了我上次住在这里时的那种安详与新奇。大地在颤动，台伯河泛滥肆虐街道。人们划着船四处奔逃，热病敲响了丧钟。短短几天工夫，博尔盖塞王子失去了妻子和三个儿子。冷风夹着冻雨袭来，天气可真够受的。有许多个夜晚，我就坐在大客厅里，风从窗户和门钻进来。壁炉里烧着些薄薄的劈柴，火苗随风摇曳。我感觉挨着火的那边身子很暖和，而另一边却充满寒意。我坐在那里，用披肩半裹身子，在屋里也穿着长靴。此外，一连好几个星期，每天晚上牙痛得要命，就是我在《我的长靴》里取笑的那种牙痛。

一直到狂欢节前的二月霍尔斯特才来。我一个人在受罪，身心俱疲。我为霍尔斯特祝福，他是我诚挚的朋友，友好，善良。在那样的状态下，一些往昔的记忆浮现出来。那段日子，我写了很多短诗但都被吹散了，能记起的只有这点了：

献上我的心灵和青春的热血，

她说：“哦，他很好！”

可是我不够好。

为朋友深深地忧伤，

他拿来些毒药给我：

“喝下去，它将给你力量。”

唱出真实的感觉，

所有评论家都说不对，

“哦，是他抄袭了海涅。”

天气每天都是那么潮湿、寒冷。我开始收到家信，这些信与我上次访问罗马时收到的如出一辙，没给我带来什么好消息：《摩尔姑娘》只上演了几场便声息皆无。但正如我所料，海贝尔夫人不肯出演主角，自然没有人愿意去看，剧院经理只好撤台。按照新规定，只有演出持续超过三个小时的剧本，才算完整的夜场戏。这样一来，我从夜场演出得到的稿费就要打折扣。我有位同乡收到一封信说，《摩尔姑娘》是被嘘下台的。这当然是瞎说，但消息传来，令我不快，这正是传言的目的。稍后，我得到确切消息，这出戏还是很受欢迎，只是剧院没有满座。主角由霍尔斯特夫人扮演，演得很漂亮，感觉特别到位。哈特曼的音乐也极具个性。但舞台的表现方式实在糟透了，枯燥无味，纯粹是在消遣，使整部戏受损不少。阿尔罕布拉那一幕戏剧性部分，实际被演成一出笨拙的滑稽戏。所有这些观众当然要怪罪作者。还有人告诉我，由优秀演员费斯特先生扮演的拉扎龙，充满幽默，使整场的观众笑声不断，捧腹不止。

然而，对我来说，最糟的是，海贝尔对我积怨极深。在哥本哈根，他被视为丹麦文坛的安拉及其先知。而就在此时，他出版的新作《死后的灵魂》再次引起所有人的关注。有人写信给我的同乡说，安徒生成了“真正被取笑的对象”。甚至一位最为知己的朋友对我说，这部作品写得很好，我在里边受到嘲弄。这就是我所能知道和听到的。没有人告诉我，这部作品是怎么讽刺我的，到底好笑在哪里。所有人只是说：“安徒生成为真正被取笑的对象。”当一个人被嘲笑，而又不知道因何被嘲笑，真是双倍的难堪。这一点一滴的消息，像被熔化了的铅，滴进我暴露的伤口。

直到回国后读了那本书，我发觉根本没必要特别在意人们说我的那些话。海贝尔不愿看到我出名，他在新作中把我的成名戏称为“从斯科讷到洪斯吕克山”。也就是说，海贝尔了解到我在他旅行过的地方“从斯科讷到洪斯吕克山”成了名。他不喜欢我，就让我下地狱。但我读了这部戏以后，感觉确实写得很好。我灵机一动，给他写了封信，感谢他这部戏给我带来快乐。但写此信只是我做的梦，梦醒时分，开始醒悟，担心我的谢意也许会被他误解。就我被打进“海贝尔的地狱”来看，最先听他朗读过诗作的人跟我说，我原不在作品里。看来我是后来遭到他的责罚被打入地狱的。

如前所说，我在罗马时并不知道这本书。我听到射向我的箭雨声，感到自己受伤，却不知道这箭可能带毒。因此，我的第二次罗马之行，给我留下的是苦涩的记忆。我有这样一种感觉，不论我多么深爱这座伟大的世界之都，不论这里的一切多么吸引我，它都不会给我带来好运。我在那里度过的每一天都是阴郁和痛苦的，没有一丝一毫能和一八三三年那一趟相比。我心病深重，急着离开罗马。

大概是狂欢节的时候，霍尔斯特才到。与他同行的是我们共同的朋友康拉德·罗特，他现在是哥本哈根大教堂的牧师。二月，我们一行三人离开罗马，前往那不勒斯。在罗马的外国人中流传着一个迷信的说法：离开罗马的前夜要去饮喷泉的水，以确保还能再来罗马。我上一次离开罗马，头天晚上没去喷泉。我一整夜都在想这事。后来多亏有个看门人帮我拿行李，我和他一起走，碰巧经过喷泉。我用手指蘸着喷泉的水尝了尝，相信我能再来罗马。这回真的又来了。但这一次，临行前我没想再这样做。但驿车出发以后，突然改道，要去接一位修道院的修士，便又来到喷泉处。我后来又第三次来到罗马。这位修士是唱诗班的指挥，是个十分有趣的人。在阿尔巴诺，他脱掉修士服，变成一个快乐的绅士。他为大家唱歌，我们都很快乐。后来，霍尔斯特在他的《意大利速写》中提到过他。

那不勒斯很冷，维苏威火山以及四周的群山覆盖着白雪。我发烧了，不仅身体难受，精神也受了伤。折磨我好几个星期的牙痛，让我变得脆弱、神经质。我努力抵抗疾病，与同乡一起来到赫库兰尼姆。他们在这座挖掘出来的镇子里四处浏览，我只能发着烧，坐在一旁。幸运的是，我们搭错了火车，没有继续去庞贝，而是又回到那不勒斯。回到住所，我已经快支撑不住。在那位殷勤的那不勒斯房东坚持下，我放了血。因救治及时，我捡回一条命。过了一个星期，我觉得体力基本恢复，便搭乘一艘法国战舰离开那不勒斯，前往希腊。人们在海岸线用意大利语高声唱着“欢乐万岁”。是啊，欢乐万岁，只要我们能得到欢乐。

新生活的帷幕即将掀开，这是真的要发生的事。也许读者在我的作品中并没有读出来，但它赋予我新的人生观，改变了我整个的精神成长。三月十五日下午，我离开那不勒斯。对这座城市我已经十分了解，还结交了许多朋友。现在就要离开，那滋味像是告别我欧洲的家园。我感到一种青春的飞扬，心灵的闪光像一泓忘情的溪水，流经我那些令人不快的苦涩记忆。我感到自己身心健康，挺起果敢而无所畏惧的胸膛。

那不勒斯沐浴着阳光，云朵在维苏威火山四周修道隐士的茅舍缭绕，大海平静得像一面镜子。第二天晚上，我被叫起来去看斯特龙博利火山地火的喷涌，海水被照得通红，好像在燃烧。清晨，我们经过卡里布迪斯漩涡，去看锡拉巨岩的拍岸海浪。西西里低垂的悬崖峭壁，白雪覆盖却还在冒烟的埃特纳火山，尽在眼前展现。

我在《诗人的市场》里描述了这次沿海岸线的旅行。我们在马耳他岛短暂停留，在地中海上度过了几个美好难忘的日日夜夜。夜色下的地中海精美绝伦，碧波荡漾，群星交汇。维苏威火山迸射的光线像洒下的斯堪的纳维亚月光，甚至还有阴影投射下来。体型硕大的海豚在水面嬉闹。船上气氛也十分活跃，演奏音乐、唱歌、跳舞的什么都有。我们一边玩牌，一边海阔天空地聊天。船上的乘客很混杂，有美国人、意大利人、亚洲人，有主教、修道士、政府官员，也有纯粹的旅游者。短短几天的海上生活，大家和睦相处。我觉得像在家一样自如，所以在叙拉古下船时很伤感，有点舍不得。从马赛到君士坦丁堡的航线，得在叙拉古穿越从埃及亚历山大港到雅典比雷埃夫斯的航线。因此，我得在叙拉古换乘一艘埃及船。除了一位来自阿富汗西北赫拉特的波斯人，我是唯一离开“列奥尼达斯”号船的游客。

这座城市看起来像个帐篷都市，或者像座大营房，每家都在房子前支起遮阳的大帆布。海滩上身穿红衬衣、白短裤的希腊人随处可见，在阳光下晃动着红白相间的身影。开往比雷埃夫斯的希腊船通常在这里检修。我只好搭乘刚刚抵达的一艘来自亚历山大的船，它只在我们到比雷埃夫斯的那几天检疫。如果读者有兴趣更多了解我此次旅行的见闻，可以参看《诗人的市场》，我对此做了详细的描述。而此处，关于到几个国家的旅行，我一笔带过。

船到比雷埃夫斯港，我们必须停船接受检疫。有只小船立刻划过来，上边全是德国人和丹麦人。他们听说我要来，把船靠近大船，专门来欢迎我。检疫一结束，他们又到比雷埃夫斯来看望我。我们雇了个身穿民族服装的希腊仆人，一起穿过大片的油橄榄树林，向雅典进发。吕卡伯托斯山和雅典卫城仿佛依稀可见。荷兰领事特拉弗斯兼任着丹麦领事，会说丹麦话。

来自荷尔斯泰因的法庭牧师吕特，是我结交的新朋友。他娶了一位来自弗雷登斯堡的小姐。他告诉我，他的丹麦话是通过读原版《即兴诗人》学会的。我还认识了同乡科彭、建筑师汉森兄弟和荷尔斯泰因的罗斯教授。丹麦语在希腊皇城里回荡，香槟酒为丹麦而开，同时也是为我。

我在雅典待了一个月。朋友们本打算在我四月二日生日那天去拜谒帕尔纳索斯山。但冬天的几场大雪过后，我只能待在雅典卫城过生日。在雅典新认识的朋友中，我最喜欢、也最觉得有趣的要算时任奥地利公使的普罗克施-奥斯腾。在此之前，读过他的回忆录《埃及和小亚细亚》、《圣地之旅》，我已经对他有些了解。

特拉弗斯带我觐见希腊国王和王后。我们一起远足过几次，都十分有趣。在希腊正好赶上过复活节。对这一段，我在《和平的节日》里做了详尽描写。

在我眼里，希腊有比意大利更澄澈的天空，像瑞士一样。这里的自然风光给我留下一种庄严感，这个印象深刻极了。我感觉自己好像是到世界的大战场逡巡，各个民族都在这里战斗过，也都在这里被毁灭。没有一部诗作能描述这种伟大，每一条干涸的河床，每一座山冈，每一块石头，都可以讲述这伟大的记忆。在这样的地方，人们的日常生活显得那么微不足道。我百感交集，思绪万千，却写不下一个字。我有一种创作的冲动，要写众神在这里战斗，却被打败，遭到抛弃和驱逐。但在犹太行吟诗人的传说中，前进的胜利已经持续了好几个世纪。我从中寻找到创作的主题。我想在真实的叙述中阐释这一主题，而整个描写又与许多其他诗人在涉及同类主题时所做的描写迥然不同。其实，我构思这个东西已经好几年了，只是从没能在诗作中将它的样子真正描画出来。我经历了人们常说的发生在寻宝者身上的事情：他们以为找到了宝藏，宝藏却突然沉落。我不知道是否有能力让宝物重见天日。我很清楚，我应该学更多的知识。我勤奋读书，带着这样的创作冲动仔细选择要读的书。

当大多数评论家批评我知识结构不完善时，我都勤奋地读书。人人说着相同的话，但每个人对读书的理解却有很大不同。一次，有位好为人师的老妇人在她家对我说，人们说我读书不多是对的。“看来你对神学一无所知，在你所有的诗作中，没见你描写过哪怕一个神或女神。你得读点像高乃依和拉辛写的那种神学方面的作品。”

在雅典，我开始动笔创作《亚哈随鲁 ⁽²⁾ 》的第一部分。我为此专门读了很多书，还记了大量的笔记。所有这些最初都是在雅典搜集的。我很快就把它扔到一边，写作欲望却一刻也没停；过了好长时间都没去碰它，还安慰自己说，精神的孩子和尘世的孩子一样，即便睡着了，身体和智力照常生长。

四月二十一日，我又乘船从比雷埃夫斯回到叙拉古，搭上由马赛驶往君士坦丁堡的法国蒸汽船“拉姆西斯”号。我们在爱琴海上遇到风暴，我不禁想到沉船和死亡。但我一旦推论一切都将过去，我便会变得异常平静。当周围人们嚎啕大哭、哀声祷告时，我静静地躺在我的铺位上。船体似乎到处都传来噼啪、爆裂的声响，我却睡得很香。一觉醒来，我们已经安全抵达士麦那。——世界的另一部分展现在眼前。的确，看到这个城市的第一眼，心中升起的那种敬畏感，跟小时候在欧登塞走进圣卡努特教堂时一样。我想起把鲜血洒在这片土地上的耶稣基督，想起了荷马，他的诗歌就是从这里传遍全世界，有着永恒的艺术魅力。亚洲的海岸向我布道，这或许比在人类所建造的教堂里听到的布道更感动我。

士麦那看起来壮观宏伟，房子都是日耳曼式的红色屋顶，只有几座尖塔。像威尼斯一样狭窄的街道，偶尔会有一只鸵鸟或骆驼经过，路人只好躲进房门打开的房子里。街上人头攒动，土耳其妇女戴着面纱，只能看见她们的眼睛和鼻尖。犹太人和美国人戴着黑白相间的帽子，有的看上去更像一口倒扣的大锅。领事馆外的旗杆上飘扬着代表各自国家的国旗。停靠在海湾的一艘正冒着烟的土耳其蒸汽船上，挂着带有一弯新月图案的绿旗子。

离开士麦那时，天色已近黄昏。新月高悬在特洛伊平原阿基利斯墓地的上空。清晨六点，船驶入达达尼尔海峡。欧洲这边，是一座红色屋顶的小镇，风车遍布，还有一座美丽的要塞；亚洲那边只有一座小小的要塞。我觉得，亚欧大陆之间的距离，就像埃尔西诺和赫尔辛堡之间的距离差不多。船长说也就三里格 ⁽³⁾ 左右。经加利波利半岛，我们进入马尔马拉海。加利波利半岛带有日耳曼式的忧郁格调，很多老房子都带着凸窗，阳台也是木制的。半岛四周环绕着悬崖，崖壁低垂，裸露出张扬的野性。海面上风浪很大，晚上，又下起雨。天气很冷，这该是北欧的气候。次日清晨，君士坦丁堡这座辉煌壮丽的城市，像威尼斯升起在海平面上。鳞次栉比的清真寺，一座比一座壮观。土耳其宫殿精美秀雅。太阳升起来了，照着亚洲的海岸，照着黝黑的柏树林，照着斯库台尖塔。好一幅辉煌壮丽的奇景！海湾里有很多人划着小船往来穿梭，叫声、笑声不绝于耳。原来是可敬的土耳其人来帮我们拿行李。

我在君士坦丁堡停留了十一天，玩得很开心。丹麦公使邀请我去他离君士坦丁堡几英里远的乡间别墅做客，但我更愿意待在城里。因这里有丹麦公使馆的翻译，一个叫罗马尼的意大利人照顾我。这次旅行，好运气一路伴随我，现在又碰巧赶上五月四日穆罕默德的诞辰。我见阿卜杜勒·麦基德开车进了清真寺，军队在列队行进，大街和广场上挤满了身着五颜六色东方服饰的人群。那是一个灯火通明的夜晚，君士坦丁堡所有的尖塔都点亮了，整个城市像由无数小灯织挂起来的一张网，光彩熠熠，灿若星辰。大小船只全都挂满彩灯。东方之夜竟是如此的星汉灿烂。夕阳西下，奥林匹斯山沐浴着落日的金辉。这是我所经历过的最具童话色彩的时刻。

在雅典人们建议我会见的希腊公使克里斯蒂那里，在奥地利特使施蒂克男爵那里，我受到了诚挚的接待，在这位特使家，我体验了德国式的家庭气氛，结识了一些德国朋友。

我本想经黑海和多瑙河回国，但听人说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部分地区正闹暴乱，数千名基督徒被杀。旅馆里所有我的同行者都放弃了经多瑙河航行的计划，只有我执意要试一试。所有人都劝我跟他们一起，还是经希腊和意大利回国。我陷入一种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我并不是人们常说的那种勇敢的人，我相信不是。但我必须声明，让我害怕的其实只是些小危险。若有大难临头，而其中有些东西我又必须去得到时，我丝毫不会退缩。而且，这种意志力已经一年比一年强大。我害怕得全身发抖，但我一定要去做我认为正确的事。我认为，如果一个人天生是个胆小鬼，却自愿与之抗争，他就已经做了他该做的，不必为先天的弱点感到羞愧。

我有了一种十分强烈的愿望，想去了解这个国家的内陆地区，去看看广袤的多瑙河流域和沿岸外国人知之甚少的自然风光。我真的很矛盾，我想象着可能会发生的最可怕的事。思虑重重，一夜无眠。第二天早晨，我去找施蒂克男爵，想听听他的意见。他觉得我值得去冒险，尤其有两位军官也要走这条路去维也纳送急件，如果必要，可以请求帮助，沿途护送。我决定从多瑙河走。决心一下，恐惧感反而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相信，我忠诚信仰的上帝会保佑我绝对安全。

五月四日晚上，我登上停靠在土耳其宫殿外的那艘船。清早起锚时，我们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那艘要与我们会合的奥地利大蒸汽船，当晚在黑海的大雾中触礁沉没。我们正在风光旖旎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上航行，经过浓雾和巨浪的考验，船在科斯腾斯稀城外抛锚。一整天停靠在罗马皇帝图拉真修建的、现在已经颓败的堡垒旁边。我们在那里乘坐一辆白牛拉的装满篮状编织物的大车出发，穿越一片时常有野狗游荡的不毛之地。路上见到两片墓碑被毁的墓地。这里曾是座很大的集镇，一八〇九年在战争中遭俄国人焚毁。这就是位于多瑙河下游与黑海之间的多布罗加。

走了好几天，终于走出俄国人与土耳其人进行这场生死决战的战场遗址。我在脑海中勾画出一幅多瑙河流域的风光图，在上边，苦难的村庄与颓败的堡垒清晰可见。至少呈现出来的样子差不多，我仿佛看到整片的废墟或堡垒、要塞。船刚一靠近有无数尖塔的鲁舒克，我们就感觉到骚乱的迹象。岸边挤满了人，两个身穿法国服装的年轻人正被扔进多瑙河。他们朝岸上游去，一个人上了岸，当另一个人也要上岸时，人们开始用石块砸他。他向我们的船游过来了，嘴里喊着“救命，他们要杀我”。船在河中央停下，把他拉上甲板。我们在甲板上开枪发出信号，得到岸上的响应。一位本地的帕夏 ⁽⁴⁾ 上船，保护着那位可怜的法国人离开。

第二天，我们已经能从船上看到覆盖着积雪的巴尔干山脉。次日晚上，听说在山脉与我们之间，正有一场暴乱蔓延。有个全副武装的鞑靼人在从维丁经该国往君士坦丁堡的送信途中，遇伏被杀。我相信，同样的命运还会落在另一个人头上。第三个人亲眼看见护卫被杀，他自己侥幸逃脱，跑到多瑙河。他藏在苇草丛中，等待船只出现。他瞅见我们的船驶来，裹着羊皮，从泥里冒出来。就这样一个武装到牙齿的人上了船，经甲板上昏暗的灯光一照，的确吓人。他和我们一起逆多瑙河而上，走了一天。我们在土耳其人坚固的堡垒维丁经过彻底的熏蒸消毒，上了岸；消毒是为了防止君士坦丁堡流行的鼠疫传播。当时住在那里的侯赛因帕夏，给我们送来登载着最新消息的报纸。所以，我们对这个国家的印象是从德国人那里得到的。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塞尔维亚像一座原始森林。我们乘小船沿多瑙河航行了很长一段路，到了“铁门”这段河道，水流湍急，得走好几天。我在《诗人的市场》里对此做过描述。我们在老奥尔绍瓦被隔离了。这里原是为了隔离瓦拉几亚 ⁽⁵⁾ 农民，以及其他比这些农民好不到哪去的旅行者预备的，几乎所有房间地面就是床铺，食物难以下咽，葡萄酒也很糟糕。我和一位叫安斯沃斯（他兄弟是个诗人）的英国人住一屋，他刚去了一趟库尔德斯坦，正在归国途中。

后来，《诗人的市场》在英国出版英文版时，安斯沃斯还应《文学报》编辑之约，于一八四六年十月十日发表了一篇回忆我们隔离期间生活的文章。那些溢美之词，显示出他对我的友情，当然也是为能让我高兴一点。他说我“尤其擅长剪纸”。“在我亚洲之旅的作品中，无论是缪刘易斯的素描，还是旋转的苦行僧的灵感，都是由他的剪纸而来。”

隔离结束以后，我们穿过在茂密栗树林遮蔽下的军事边界线，看到很多古罗马遗迹，有焚毁的桥梁、塔楼，一处崖壁上还有巨大的“图拉真碑刻”。身着艳丽服装的瓦拉几亚农民，换成了成群的奥地利士兵和在山洞中宿营的吉卜赛人。沿途风景如画。等再一上船，便不是画中风景，人们挤在一起，寸步难行。原来他们全都是去佩斯，参加在那里举办的最大规模的博览会。旅途漫漫，难以入眠。这倒使我有机会对匈牙利的农民生活多一些了解。到了乡村，地势变得越来越平坦，景色也不再像先前那么富有变化。临近布拉迪斯拉发 ⁽⁶⁾ ，景色又变得好看了。船经过底比斯 ⁽⁷⁾ 时，全城笼罩在火海之中。我们在多瑙河上航行了二十一天，在普拉特靠岸，进入皇城。拜会了一些老朋友，很快取道布拉格和德累斯顿，便踏上归国旅程。似乎对我有象征意味的是，在从意大利经希腊、土耳其到汉堡的整个旅途中，我的行李只在奥地利和德国边境被检查过两次，而在我回到丹麦进入哥本哈根之前，却被检查了不下五次。第一次检查是在进入荷尔斯泰因，在阿洛松被检查了第二次，在菲英岛上岸时是第三次检查，斯拉厄尔瑟下驿车时是第四次检查，最后一次检查是乘马车到达哥本哈根。这是那个时候的规矩。

在汉堡时，那里正举行盛大的音乐节。吃饭的时候遇到一些同乡，他们见我正兴致勃勃地和一些朋友聊着美丽的希腊和富饶的东方，其中有位从哥本哈根来的老妇人冲着我说：“说的好啊，安徒生先生，这次旅行你大开眼界了。你看到的东西有我们小小的丹麦可爱吗？”“是的，”我回答，“我确实看到许多比丹麦更美丽的东西。”“不知羞耻，”她大声嚷着，“你不是一个爱国者。”

经过欧登塞，那里正举办圣卡努特博览会。一位来自菲英岛的可敬女士说：“很高兴你能在长长的路途中安排访问博览会。是的，我总这样说，你是喜欢欧登塞的。”真有趣，这一回我又像个爱国者了！

到了我过去上学的斯拉厄尔瑟城外，遇到一些老熟人，使我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当年上学的时候常去看的那位善良的巴斯特霍尔姆主教，他每天晚上都和夫人从花园后门走出去，沿着玉米地边的小路一起散步。许多年过去了，我从希腊和土耳其回来，走在斯拉厄尔瑟的大街上，看见这对年老的夫妇正沿着玉米地边的小路散步。这奇妙的情景打动了我。我早已经远离故土，他们仍然年复一年地沿着同一条小路散步。我们之间这种巨大的差异，给我的思想带来极大的震动。

八月中旬抵达哥本哈根。这一回，没有了上次从意大利回来时那种焦虑、痛苦的感觉。我很高兴见到那些我喜欢的朋友，他们也很自然地对我呼喊着：“归国的时刻，就是整个旅程的加冕时刻。”

《诗人的市场》很快出版了，它按不同的国家分成几个章节，如德国、意大利、希腊等。不管在这些不同的国度，还是在丹麦国内，都有些我特别要感谢的人，我便在不同的章节提到他们。诗人就像一只鸟儿，要献出他的所有。我要像鸟儿一样，把歌献给我所喜爱的每一个人。这是我突然冒出来的念头，想法很单纯，仅仅是为抒发一种感恩的情怀。我在作品集里删掉了所有原来的献词。虽然这些献词有着它们的意义，在《诗人的市场》里我还是把献词去掉了。

兰曹-布赖滕堡当时住在意大利，他热爱那个国家。他在读了我的《即兴诗人》以后，变成我的朋友和资助人。所以，我把书中描写意大利的那一部分献给他。希腊部分献给我们的希腊公使普罗克施-奥斯腾，他还是一位具有渊博学识的诗人。希腊部分，我同时献给雅典的考古学家罗斯教授。东方之旅那部分，献词是这样写的：“献给奥地利公使、君士坦丁堡的冯·施蒂默尔男爵，由于他的殷勤好客，我在东方发现了我所钟爱的斯堪的纳维亚；献给斯堪的纳维亚的伟大诗人亚当·欧伦施莱厄，是他的《阿拉丁》让我很快发现了北欧的东方。谨以诚挚的谢忱献上此集。”在《多瑙河之旅》开篇前，我写道：“向我的朋友、钢琴王子奥地利人塔尔贝格和匈牙利人李斯特，献上我这曲‘多瑙河主题及沿岸变奏曲’。”《归国之旅》献给“《每日生活》的作者、斯德哥尔摩光彩照人的女作家弗雷德丽卡·布雷默；以及我仁慈的资助者、约纳斯·科林才华横溢的女儿、哥本哈根的英厄堡·德鲁森夫人。她对我亲如姐弟般的帮助和友情，常常使我有家的感觉。”

现在人们大概能理解这些献词了，但当时还不行。他们仔细研究献词，是为把它们作为我虚荣的活物证。他们说，我如此罗列这些名字以及与他们的关系的用意，只是为炫耀这些重要人物都是我的朋友。书大家倒是读了，可是，除了有几家报纸做了报道，并没有一篇真正的评论。对这本书的主要批评是嫌它字数太多，以至于有位精明的、很会算计的作者对我说：“你该按章节出版这本书，这样读者可以慢慢消化。书自然也会更有反响。”

哥本哈根对于《诗人的市场》的评论从来都是非理性的。有人说我夸大其词，言过其实，描写简直糟糕透顶，像我写在士麦那看到的新月，竟然连月亮四周笼罩着的一圈蓝色光晕都能看清。我们丹麦的评论家们对自然从来缺乏敏锐的观察，就连颇负盛名的《文学月评》也指责我曾在一首诗里提到月光中的彩虹，并以此证明我的想象力是多么漫无边际。对此，我曾向厄斯泰兹抱怨过。有位现在已是主教的仁兄，我猜那评论八成就是他写的，他听了我的抱怨后叫道：“你竟敢创造出月亮彩虹这样的描写。”“没错，那是我亲眼见到的。”“在哪里？”他问。“有天黄昏在西桥看见的。”我回答。“在西桥？”他大笑着说：“在表演哑剧和魔术的剧院里吧。”他以为我说的是卡索蒂的剧院。“不是剧院。是在天上，就在属于上帝的天上。我就是在那里看见的。”现在，厄斯泰兹已经站在我这一边了。

我得忍受多少无论来自口头还是书面的愚蠢的聪明啊！我成为唯一的替罪羊，人们不会，也不可能理解我。我在写《诗人的市场》时，想使文风多样化。描写到纽伦堡的风景，我是以“假如我是一个画家，就要把这座桥和这座塔画出来”作为引子来切入的。接着，为了铺陈一个新的思路，我说：“但我不是画家，我是个诗人。”在此，我想尝试一种更具抒情色彩的文风。他们看后却说：“他居然虚荣地告诉我们，他自己是个诗人。”像这种卑鄙龌龊的评论，还不仅仅在于使人受到多么大的伤害，它简直使那最温顺的人都能产生一种欲望，要把那跑到我们屋里来，舒舒服服躺着的落水狗鞭打一顿。把我从出道以来，一直到现在遭受的所有荒唐可笑和恬不知耻的评论搜集起来，完全可以写成一部长篇小说。

然而，《诗人的市场》拥有众多读者本身已经表明，它取得了成功。有一次，我跟睿智的史学家芬恩·马格努森说，其实我们每个人彼此并不真正了解。有一天，这位平常不苟言笑的人在街上拦住我，向我致以友好的问候和深深的谢意，对我的书给以高度评价。他说，他对公众没有充分认识此书的价值感到很困惑。他不是唯一一个有这种感觉的人，国内很多知识精英，像厄斯泰兹和欧伦施莱厄都持同样的看法。他们就这本书给了我热情的鼓励和赞美，并向我表示感谢。

这本书在德国印行几版以后，被翻译成瑞典文，而后又出了装帧精美的英文版，在英国评论界引起热烈反响。印着一幅作者肖像，分成三卷的英文版，由理查德·本特利在伦敦出版以后，英国的报刊纷纷发表文章，给予高度赞扬。英国出版商还将一套精美的英文版连同我早期的作品赠送给克里斯蒂安八世。德国也是这样。国王为我在国外赢得的声誉感到高兴。我知道，他曾跟厄斯泰兹和其他一些人说过，当他听说我在国内遭到反对，总有人不厌其烦地抓住我的弱点不放，抹杀我作品的真正价值，总是取笑和轻视我的创作活动，感到十分惊讶。这是厄斯泰兹告诉我的，我听了自然高兴。

厄斯泰兹是跟我最亲近的好友中唯一一个明确而坚定地认可我诗歌天赋的人，他给我极大的鼓励。他预言我将会，并一定能在国内得到认可，那一天已为时不远。我将像现在为在国外获得认可感到欣喜一样，会为在国内得到认可感到心满意足。我们常在一起谈论我作了如此长时间的奋争，其根源是什么。我们觉得大致有这样几个原因，可能部分源于我出身贫苦，比其他人独立。我在国外成名时，他们还不能忘记曾看见我是一个四处乱跑的穷小子。我的传记作者在《丹麦名人传》中也基本表明，部分是因为我没能理解，也没能运用像其他作家那样的方式方法，来赢得我的朋友以及其他人的认同。

厄斯泰兹甚至带着歉意地承认，《文学月评》对我的严厉和缺乏善意，《死者的来信》对我的蔑视，以及当时报纸上所有这种腔调的评论，都是其原因。总之，是那些现在仍然想对我们施加压力，并总要使我们向权威低头的公共舆论，所有这些加在一起，造成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大家都喜欢滑稽、可笑的东西，而我一生中好几次都被说成是那样的人物，也许有些文章本意是好的。有一个时期，欧登塞的报纸总是称我“我们这个镇的孩子”。他们也不管读者是否有兴趣听，谈起我就是一大堆啰嗦话。把我在国外收到的信的一部分内容摘登在报上，这些片段就变得很可笑。例如，有一次，我从罗马给家里写信说，我在罗马教皇西斯廷的礼拜堂见到了克里斯蒂娜王后。我补充说，她的样子让我想起哈特曼的夫人。就这个，也上了菲英岛的报纸，为避隐私，是这样登的：“克里斯蒂娜王后看起来像某一位丹麦女士。”读者看了当然会发笑。

从那一次，我变得越来越怕跟那些没有脑子的编辑谈话。直到今天，我还心有余悸。即使这样，我还是在无意中制造了一起笑料。

有一次出外旅行，驿车在欧登塞邮局停了半个小时。有位编辑过来问我：“您现在是出国吗？”

“不是。”我回答。

“那您不想出国吗？”

“这得看我能否找到钱。眼下我正写一部戏，如果成功了，我才能考虑出国旅行。”

“那您想去哪里？”

“还不确定。也许西班牙，也许希腊。”

当天晚上的报纸登出消息说，汉斯·安徒生正为剧院写一部新戏，如果成功了，他就会出国，不是去西班牙，就是去希腊。

人们当然有理由发出嘲笑。一份哥本哈根的报纸竟然可以对一次毫无踪影的旅行做足文章。他们说，我这部戏尚未写完，剧院尚未接受，也尚未成功，也不知道我是去西班牙还是去希腊。人们笑着，而那个被嘲笑的人却感到莫名其妙。我变得越发敏感，但不懂得如何把这种敏感谨慎地藏起来。有个孩子向急流中游着的狗扔石头，很难说他残忍，因为他觉得好玩；人们对我同样觉得好玩。没有人来保护我，我不属于任何一个圈子，我没有报界的朋友，遭罪时只能干受罪。但人们又反复强调，我生活的圈子对我只有赞美。他们知道什么！我在这里絮叨这些，不为抱怨什么，只是不希望看到有任何模糊的阴影投在我喜欢的朋友们身上，因为我确信，一旦有什么大的变故或不幸降临到我的头上，他们会努力使我免遭倾覆。这是一个诗歌天才所必需的另一种同情，可惜我错过了。

让跟我亲近的朋友觉得好玩的是，在国外，哪怕最挑剔的评论家都对我的书给予好评。弗雷德丽卡·布雷默说在我的书中发现了一种让她特别吃惊的洞察力。有一次我们在哥本哈根的一个地方见面，在那里曾有人说过我被宠坏了。她觉得必须要告诉他们一些好听的：“说出来你们都会感到惊奇，在瑞典，从斯科讷到最北端，安徒生可谓家喻户晓，几乎家家都有他的书。”“别让他太得意了。”布雷默得到的就是这样可怕的答复。

高贵的出身不再具有任何重要的意味，这话被很多人说过，它只是一句废话。一个聪明的穷学生，不大可能在一个家境宽裕的家庭，像穿着考究的贵族之子或高官显要那样，受到礼貌和热情的接待。我能举出很多例子，这里我只想举我自己生活中的一个例子来说明，但已经足够。我不提那位有关人士的姓名，但把他的身世往前推，或许也曾声名显赫。

克里斯蒂安八世作为国王去剧院看的第一场演出是我的《黑白混血儿》。我坐在正厅前座，挨着托瓦尔森。大幕刚一落下，他就冲我耳语：“国王在朝你鞠躬呢。”“不，是朝你鞠躬。”我回答。“他不会给我鞠躬。”我抬头向上面的王室包厢看去，国王再次鞠躬，真的是朝着我的。但我觉得这可能是个错误，因为在我看来，这为那些无情指摘我的人又提供了机会。我平静地坐在座位上。第二天，我去拜见国王，对我受到的不寻常礼遇当面致谢。他还拿我在剧院时开始不接受礼遇开我的玩笑。克里斯蒂安堡将在几天后举行社会各界人士参加的盛大舞会，我得到了邀请。

“你去那里干吗？”我在一位老教授家的客厅提起舞会的事，他说。“你去这样的地方干吗？”他又重复一遍。

我开玩笑地回答：“我是那个圈子里最受欢迎的人。”

“可你不属于那个圈子。”他显然有点生气。

他的话并没有使我不高兴，我所能做的只是微笑着轻声回答：“国王在剧院的包厢向我鞠躬，我想我理应去参加舞会。”

“他确实向你鞠躬了，”他叫起来，“但你也不能把自己推到前台来啊！”

“舞会中有我属于的那个阶层，”我略带严肃地说，“有些学生来。”

“谁？”他问。

我提了一个这位先生家族的年轻学生的名字。

“这样啊，我是这样想的，”他回答，“他是郡议员的儿子。请问你的父亲是谁？”

我的血沸腾起来。“我父亲是个修鞋匠，”我说，“我是经过自我奋斗，在上帝的帮助下，赢得了现在的地位。请你放尊重一点。”

他从未对他所说向我道过歉。

避免人们说出伤害我们内心的话是很困难的。我们不希望做出对别人不公正的事，也不想伤害可能已经伤害过我们的人，哪怕不带任何恶意。我要在这本书里做到这一点得有多难，因此，我只能尽量把苦酒倒掉，最多剩一点点。或许我在书中所写，会对以后的写作有所启发。因为就在我长途旅行回国和出版了《诗人的市场》之后，即使傲慢的评论界没有终止诋毁，至少他们对我的看法有所改变。前方仍然会有巨浪，但从那一刻开始，面对逐渐趋于平静的水面，我会不间断地进步。我所希望和期盼的丹麦国内的认可，正在前方等着我，这是厄斯泰兹曾经预言并安慰我时说过的话。

(1) 帕纳塞斯：以前作为太阳神阿波罗和文艺女神缪斯的灵地。

(2) 古波斯国王，希腊人称薛西斯，《圣经》中以斯帖的丈夫。

(3) 一里格约合三英里。

(4) 以前土耳其高级文武官员的尊称。

(5) 旧时欧洲东南部的一个公国。

(6) 原为匈牙利首都。

(7) 古希腊城市，在维奥蒂亚境内，为古雅典的劲敌。

九

当时，丹麦的政治生活正处于发展的高峰，这既有它好的一面，也有它糟糕的一面。以前，人们是有意无意地训练一种哲学家式能言善辩的口才，并常把日常生活中的琐事挂在嘴边。现在，开始愈发自由地谈论有意思的主题。不过，我感觉自己既没有能力，也没必要参与其中。而且，我相信，对我们那个时代的诗人来说，卷入政治是巨大的不幸。“政治夫人”就是要把他们引诱进她的城堡加以毁灭的维纳斯。他们的诗歌创作像日报一样，如过眼烟云，人们读过、夸过，随即忘到脑后。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个人都想支配别人。主观可以显示出它的权力，但大多数人可能不记得了，许多在理论上具有可行性的事，在现实生活中根本行不通。他们忘了，从树顶和树下看到的风景并不一样。任何一个能被某种高贵信仰感动的人，不论他是王子，还是庶民，只要他追求最美好的事物并有能力得到它，我都会对他礼让三分。我不想沾政治的边，对它也一无所求。上帝赋予我的是另一种使命，我过去这么觉得，现在这种感觉依然不变。

在丹麦所谓的上流家庭中，我遇到很多对我友好、热情的人，他们珍视在我身上发现的优秀品质，接纳我进入他们的圈子，让我在他们的消夏别墅参与分享快乐和丰富多彩的生活。那里的别墅生活，可以让我自由自在地沉浸在自然之中，尽情享受林间的静谧。正是在那里，我真正与丹麦的大自然变得亲近。我的大部分童话和稍后的小说《两位男爵夫人》，也都是在那里写出来的。在林间静谧的湖边，在碧绿的草地上，小动物们在我身边跳来跳去，鹳鸟迈着两只红腿高视阔步。我不问政治，不关心论争，对黑格尔也一无所知。我的周围是自然，我的心里也只有自然。自然向我布道，也向我显示神的感召。

来自尼索的斯坦佩男爵夫人把我介绍给来自吉塞尔菲尔德的丹尼斯约尔德一家。他们一家正在那座古老的修道院般的别墅过圣诞节。这座别墅非常精美，是典型日耳曼风格的建筑。丹尼斯约尔德公爵夫人是位杰出的女性，虽然年迈，却依然充满魅力。在这里，我不再是个穷孩子，而是一个受到友好接待的客人。她去世以后，安葬在那片她无比挚爱的林间，山毛榉的树荫遮挡住她的墓地。受财政大臣威廉·莫尔特克之邀，我从吉塞尔菲尔德，来到他那座在布瑞根特福德的美丽迷人的庄园。他挚爱的妻子现在已经过世，我为她祈祷。我分享着他们幸福的家庭生活，我的生活也因此充满了温暖。

我有好几次在尼索都待了很长时间。有托瓦尔森陪伴，我过得非常开心愉快。他们还为托瓦尔森在花园里建了一个工作室。我开始真正了解他，不论作为一个艺术家，还是一个普通人。我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特别有意义的生活，下面我说得详细些。

我开始习惯生活在这些不同的圈子里，这对我影响很大。我发现，人类的高贵品性是相同的，不论体现在尊贵的亲王大臣身上，还是贫穷的百姓身上。

不过，我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哥本哈根约纳斯·科林阁下的家中度过，与他已婚的儿女及其正在成长中的孩子们待在一起。我和天才作曲家哈特曼的友情与日俱增，他那聪明可爱的妻子，把家整理得十分令人陶醉，充满欢乐，充满阳光。她本人也是才华出众，有一副热心肠，同时又极其单纯，个性迷人。可以说，科林是我现实生活的顾问，而我每写一部新的作品，厄斯泰兹都会提出意见和建议。我们之间，随着了解的不断加深，关系也越变越亲密。我在后边会说到他对我性格方面的影响，以及他对我有多么重要。

当然，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剧院是我每天晚上的俱乐部。我还是定期去剧院。就在那一年，我获准坐进大家熟知的“宫廷前座”，它有一根铁杆与其他正厅前座隔开。按当时的惯例，每位为剧院写出一部戏的作者都可以在楼下正厅就座，写两部就可以坐在前座，写三部便获准进入“宫廷前座”。当然，这三部戏都得达到上演一整个晚上的时间；或者，把短剧加起来达到三整个晚上的演出也行。

“宫廷前座”是国王招待朝中大臣、外交使节以及高级政府官员的座位。据说，有位同时也是演员的诗人，因给剧院写戏获准在里边落座，但有人对他说：“坐在这里也得谦虚点，里边的贵族多着呢。”现在，我得到这份殊荣。托瓦尔森、欧伦施莱厄、卫斯，还有一些人，当时都获准坐在那里。托瓦尔森喜欢挨着我坐，这样好跟我说话，也好让我向他解释剧中各种各样的事。他在世的时候，我通常都坐在他旁边。欧伦施莱厄也常常是我的邻座。或许根本没有人意识到，有许多个夜晚，当我与那些伟人们坐在一起，心中自然涌起一股谦卑感。我生活中的不同时期开始在脑海中闪现，我想起当年常在包厢为芭蕾舞团的小姐们熬夜，想起当年那个迷信的小孩儿，就跪在正对着我现在这个座位的舞台上，说着“我的上帝啊”。而现在，我坐在很多最伟大最重要的人物中间。如果有谁从他的座位上看到我坐在这里，说“看他坐在那些大人物中间，得多得意啊”。那他从我刚才说的这一点就能明白，他的判断是多么不准确。我真的充满谦卑感，并从心底祈祷上帝赐予我力量，让我能对得起这份好运。也许上帝总会让我有这些感觉。我每天晚上都可以在剧院见到托瓦尔森和欧伦施莱厄。他们俩都对我很好，他们是北欧地平线上升起的最璀璨耀眼的两颗星辰。我想强调的是，他们的光芒照亮我的四周，更照亮我的内心。

当欧伦施莱厄和一大群人在一起时，他总是显得很安静，也很拘谨。离开人群，他才显示出欧伦施莱厄独有的性情，坦率单纯得像个孩子，更让人忍不住想接近他。他对丹麦和整个斯堪的纳维亚的重要性人所共知，他是一个真正的天才诗人。他似乎是一棵常青树，到了晚年，写的也比年轻人多。他在友好地听我朗读了我的第一首抒情诗之后，就始终以极大的热情关注我的写作。即便在很长一段时间，他没有什么热情的表示，但当评论界和公众对我进行冷酷无情的肆意攻击时，正是他以全身心极力为我辩护。一天，我在受到一番恶毒攻击以后，情绪非常低落。他看了出来，亲热地抱着我说：“别听他们乱叫唤。听我说，你是个真正的诗人。”接着，他又用热情温暖的话语，跟我谈起他对于诗和诗人的理解，谈起诗人在丹麦所遭受的评判。他还同时向我表示，对我作为一个诗人，他是完全认可的。他严肃而发自肺腑地认可了我这位讲述童话的诗人。我知道，当有人觉得在我的作品中发现了不可饶恕的拼写错误，并以此表示对我的轻蔑时，欧伦施莱厄会动情地宣称：“它们确实摆在那里，但这些只是白璧微瑕，无足轻重。对这样的小纰漏，歌德不是还说过：‘就让那只小动物待在那里好了’。他甚至不想去改它。”我在后面的篇幅，会对他的个性，以及在他晚年我们之间与日俱增的深情厚谊，再多做一点介绍。我的传记作者在《丹麦名人传》一书中曾提到我和欧伦施莱厄之间有个共同点。他在导言中说：

一个人只是因为与生俱来的某种冲动，并由这冲动产生的不可抗拒的力量而成为艺术家或诗人，这种情况如今越来越不多见。艺术家和诗人常常更多是由命运或环境造就产生，而不是听凭这种命中注定的本性的召唤。我们这个时代的诗人，他们的成功大多要感谢他们早期的激情碰撞、早期的经历或外部环境的影响，而非原始的自然的声音。类似这样的情况，除了欧伦施莱厄和安徒生，在文坛别的作家身上还找不到。这倒能够解释为什么前者在丹麦遭到如此频繁的攻击和批评，而后者只在国外获得认可。在国外，一种更为古老的文明，已经开始对学院派约定俗成的既定规则感到厌倦。而我们丹麦人却还守着学院派的羁绊和过时的学识顶礼膜拜、抱残守缺。

前面说过，我第一次见到托瓦尔森是在一八三三年和一八三四年之间，在罗马。他一八三八年秋天来到丹麦。当时，整个丹麦正期待着他的到来，准备隆重欢迎他。当他乘坐的船正要靠岸，圣尼古拉塔上升起一面旗帜迎风飘扬。这是国家的节日。许多装饰着鲜花和三角旗的小船，在长堤公园和特瑞克若纳之间的水面上摇荡。画家和雕塑家都在他们的旗子上做出自己的标志。学生的旗子上画着密涅瓦 ⁽¹⁾ ，有个诗人的旗子上画着神马珀伽索斯 ⁽²⁾ 的金像。现在在托瓦尔森的博物馆的长卷中还有描绘当时这个场面的图案。从画中的诗人的船上，可以认出哪个是欧伦施莱厄、海贝尔、赫兹和格伦特维。我站在划桨手的座位，一手抓着桅杆，一手挥舞帽子。

托瓦尔森到的那天，大雾弥漫，离城很近的时候，人们先看到了船。有人鸣枪发出信号，人们便蜂拥到海关大楼迎接他。这里的诗人都是海贝尔邀请来的，他当时是领袖，决定着谁能来，谁不能来。他们的船停靠在拉森广场边上，大家站在船上。欧伦施莱厄和海贝尔还没有到。诗人们等待着，已可以听见船抛锚时鸣放的加农炮声。我猜想，托瓦尔森在我们来之前已经上岸。此时，微风送来曼妙的歌声，节日般的欢迎仪式开始了。我当然想参加，就对其他人说：“咱们把船划过去吧！”“什么？欧伦施莱厄和海贝尔还没来呢。”其他人说。“他们再不来，仪式很快就结束了。”有位诗人用手指着带有珀伽索斯像的旗子说，如果他们不来，我就不会在这面旗帜下出航。“那我们可以把旗子扔在船上嘛。”我说着，把旗子摘下来。这样，其他人就都跟我一起出航了。我们几乎与托瓦尔森的船同时靠岸。海贝尔和欧伦施莱厄乘坐借来的船与我们会合，上了我们的船。太阳钻出来，一道美丽的彩虹飞跨松德海峡。这是“亚历山大的凯旋门。”

这也确实像亚历山大的胜利归来，远比《丹麦人民报》上描述的精彩。岸上的人们欢腾一片，托瓦尔森从那里坐上马车，来到在阿马林堡早已为他准备好的住所。人们潮水一般涌来，每个人，凡是和他有一点关系的都去看他。整整一天一夜，广场上站满成群的观光者，就为看看夏洛滕堡著名的红砖墙，因为那里住着托瓦尔森。晚上，艺术家们为他唱起小夜曲。在植物园的树下，他们手里的火炬蹿动着耀眼的火光。人们不分老幼，从敞开的大门涌入。而那位每个人都无比敬仰、和蔼可亲的老人，跟所有他认识的人拥抱、亲吻、握手。每个人都觉得他头上笼罩着一层神圣的光环，这使我自惭形秽。见到他我的心兴奋得狂跳不已，因为他就是那个在海外热情接待过我的人，他还动情地拥抱着我说：“让我们永远保持这份情谊。”但在这里，他被崇敬他的欢呼人群包围着，上千双眼睛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我肯定会引起注意，并遭到人们的非难。是的，他们会谴责一个虚荣的家伙想炫耀自己：“我也认识托瓦尔森，他对我很好，我们很投缘。”我理智地停住脚步，静静地退到一边，藏在稠密的人群里，以免被他看见。几天以后，当没人注意我，也没人去看他了，我前去拜访，发现他那种质朴、诚挚、坦诚的性情一点没有变。他热情地和我拥抱，还说觉得很奇怪，怎么前几天没见到我。

在为迎接诗人而举行的诗歌音乐会上，与会的每一位诗人，除了海贝尔，都朗诵了新创作的诗歌，赞美这位归国返乡的艺术家。我在诗中写到伊阿宋取“金羊毛”的故事，意思是说伊阿宋——托瓦尔森给丹麦取回的是“金艺术”。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士参加了这一盛大的欢迎仪式，气氛非常热烈，活动最后在节日晚宴和舞会声中结束。托瓦尔森还兴致勃勃地和年轻的普高小姐跳了一曲波洛奈兹舞。普高小姐后来嫁给现已过世的奥尔拉·莱曼。这个节日的夜晚，使我第一次在丹麦普通大众的生活中，看到他们对艺术领域有着浓厚的兴趣。

托瓦尔森成为学生协会的荣誉成员。我又为此写了一首诗，很受欢迎。它是人们还记得我写的诗中的一首：“你真的变成一个学生，那一定是在十月。就像人们所说：‘你披荆斩棘开拓前进。’有人问你：‘你从荷马那里得到什么？’你却用泥土的雕塑将伊利亚特的生活再现。”

从此，我每天都能见到托瓦尔森，不是在聚会上，就是在他的工作室。有好几个星期，我都和他一起住在尼索的斯坦佩男爵夫人家。他似乎在这里扎了根，受到很好的照料。他生活得很愉快，有时参加一些活动。他在男爵夫人家被当成受欢迎的贵宾，甚至像关系密切的近亲。他性格开朗，不乏幽默，所以他最喜欢的作家是霍尔堡。他不愿让现实搅扰自己的艺术生活，并麻烦不断，因此他不喜欢拜伦的性格。

斯坦佩男爵夫人在她尼索别墅紧临古老护城河的花园，为托瓦尔森建了一个工作室。一天清晨，他正在工作室雕自己的像，我走进去。本想问他早安，但他在全神贯注地塑像，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我的到来。他像平常一样，走近作品，凝神端详，然后退后两步，咬紧两排洁白发亮、坚固有力的牙齿。我蹑手蹑脚地退出来。午饭时，他比平时更为沉默。我们让他随便说点什么，他干巴巴地回答：“今天早上我已经说了一大堆，说的比这几天的话都多，可没有一个人听。我知道安徒生站在身后，他是来向我问早安的。我跟他说了很多我和拜伦之间的私事。我想总得有个响应吧，可我一转头，发现自己是对着光光的墙壁说了一个多小时。”

我们让他再把故事讲一遍。他只是浮皮潦草地说：“哦，那是在罗马。我给拜伦塑像，他坐在前面，脸立刻耷拉下来，表情和平时大不一样。我说，您坐着别动，尤其不能板着脸。拜伦说，我的表情就这样。我说，好吧。然后，我按照自己的想法给他塑像。完工以后，凡看到的人都说像极了，但拜伦看了以后却说，一点都不像我，我的样子应该看起来更痛苦。你们看，他要的是看起来痛苦一点。”说完，托瓦尔森脸上现出一个幽默的表情。

这位大艺术家喜欢吃完饭后，眼睛微闭听音乐。但他最大的乐趣是男爵夫人拿出一袋筹码，开始跟他玩落托数卡牌戏 ⁽³⁾ 。尼索地区的每个人都学会了玩这种游戏。实不相瞒，他们玩只是为了几只玻璃珠，所以他只能赢。每个人也都让他赢。谁能想到，这位伟大人物会对玩这种游戏上瘾。我对此可提不起兴趣，有很多个月光之夜，我都跑到林间散步，尽管我听见他们叫我回去玩“落托”。

如果托瓦尔森认为有谁正在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他会以极大的热情和坚决的态度与你站在一边。倘若这种不公和嘲弄是出于恶意，他会毫不迟疑地给予抨击，才不管那个受他抨击的人是哪路神仙。斯坦佩男爵夫人未婚时的娘家姓是达尔加斯，她像女儿般敬爱着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帖帖。她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在他的身上。

在尼索与托瓦尔森相伴的日子，我写了很多童话。他很有兴趣并非常高兴听我朗读这些童话。当时，我的童话还不太引人注目。黄昏，当一家人坐在敞开门的房间俯瞰花园，托瓦尔森常常走近我，轻轻拍着我的肩膀说：“为什么不给孩子们讲点童话听？”他总是以他很自然的方式，称赞我的童话，认为我的童话中包含着真理。他喜欢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听我给他讲同一个童话。他常常在雕塑他觉得最诗意的作品时，站在那里，嘴唇上抿着笑意，听我讲《陀螺和球》 ⁽⁴⁾ 、《丑小鸭》等童话故事。

我有某种即兴创作小诗和歌曲的本事，这为托瓦尔森带来不少欢乐。当他在尼索完成霍尔堡胸像的泥塑模型时，每个人都赞叹不已。这时我就有事做了，得即兴作诗给予评点。下面就是我的即席之作：

霍尔堡再也见不到这一天，

我将打破他保存灵魂的泥土。

死神这样说；但在冰冷的泥塑中，

托瓦尔森说：“这是凤凰涅槃。”

一天早晨，正当他创作现装饰着哥本哈根大教堂的伟大的泥塑浅浮雕《通向各各他之路》时，我走进他的工作室。他说：“告诉我，你觉得我给彼拉多 ⁽⁵⁾ 穿的衣服合适吗？”“你可什么也别跟他说，”站在旁边的斯坦佩男爵夫人大声叫起来，“非常合适，太好了。你走吧。”

托瓦尔森又问了一遍。“好吧，”我说，“既然您问我，我就如实相告。我觉得从彼拉多的穿着看，更像是个埃及人，而不像罗马人。”“我也是这样想的。”托瓦尔森说着，把手伸进泥坯，将模型弄碎。男爵夫人又对我叫起来：“你要对他毁了一件不朽的艺术品负责。”“没关系，我再做一个不朽之作就是了。”托瓦尔森逗趣地说完，继续投入他的雕塑，于是就有了我们现在在哥本哈根大教堂看到的那个浅浮雕的彼拉多。

夏天的那几个月，他每天都去海滩远处离别墅稍微有些距离的浴室。有天我在回来的路上遇见他，他兴高采烈地说：“我今天差点淹死。”他接着说，当他潜泳往上浮时，正顶到浴室的门下面，头差点把浴室门顶得脱开了铰链。“我眼前发黑，好在一下就过去了。要是晕过去，你现在看到的就是浮在水面上的我。”

他在尼索度过他最后一个生日。为给他祝寿，剧院专门为他上演了海贝尔的轻歌舞剧《四月愚人》和霍尔堡的《圣诞舞会》。我除了写了首让大家在就餐时唱的歌，还即兴写了一首诗。那天一大早，男爵夫人派人来叫我，说托瓦尔森还没起床，我们要是用锣、火钳、瓶子和刀子、叉子演奏的音乐把他弄醒，一定非常有趣。不过还缺一首歌，甭管写成什么样，只要好玩就行。我只好奋笔挥毫，即兴作诗。墨迹未干，我一个人先唱起来，之后其他人跟着嘈杂吵闹的伴奏，加入合唱，用的是《高贵的男爵说了什么？》的调子 ⁽⁶⁾ ：

哦，听吧，一支短歌，

唱给我们赞美的人；

亲爱的朋友托瓦尔森，

还有为了巧克力。

放声高歌，

骄傲地唱吧，

让这歌声

传遍大地。

他已经听多了

全世界无数人唱的颂歌。

让我们来点小丑的歌唱，

但赞美还是依然如故。

拿起你的杯子碰一下，

把你的头抬一下；

如果是个大人物，

你就来一杯。

在歌声渐远变得微弱之前，

我们将停止游戏。

在我们朋友的华诞日，

愿命运之神永远将好运降临。

让我们跳起舞来吧。

嘭、嘭，

祝托瓦尔森长寿，

万岁！

我们敲着火钳跳着、唱着，用瓶子的软木塞在瓶口来回摩擦。托瓦尔森穿着睡袍、衬裤，拖着拖鞋，手里挥舞着拉斐尔式的睡帽，和我们一起在屋里绕着跳舞、和着唱：“让我们跳起舞来吧。”

这位精力旺盛的老人，充满生机和幽默。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晚餐时我坐在他旁边。斯坦佩一家在哥本哈根的皇冠公主大街还有一处过冬的别墅。那天晚餐，除了托瓦尔森，在座的还有欧伦施莱厄、松内和康斯坦丁·汉森。托瓦尔森异常兴奋，给我们讲着他觉得有趣的《海盗船》中戏谑的滑稽事，还说来年夏天要到意大利旅行。这是一个星期天，晚上皇家剧院将首演霍尔姆的悲剧《格里赛尔迪斯》。欧伦施莱厄想和斯坦佩一家待在一起，给他们读点东西。托瓦尔森更想去剧院，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一起去。但由于当晚我没有免费的座位，而第二天还有一场，便说等第二天再看。我与他握手告别。我出门时，他坐在沙发旁的扶手椅上闭目养神。我轻轻地往外走，一转身，看见他睁开双眼，冲着我点头微笑。这是他跟我最后的道别。

整个晚上我都待在住所里。第二天一早，我下榻的诺德饭店的侍者对我说：“真是怪事，托瓦尔森昨天突然死了。”

“托瓦尔森！”我惊叫起来，“不可能啊，昨天我还和他一起吃晚饭。”“他们说他昨天晚上死在剧院。”侍者说。“他一定是病了。”我说。我相信侍者说的肯定千真万确。一股莫可名状的焦躁袭来，我立刻拿上帽子赶往他家。他的遗体横放在床上，房间里挤进来好多陌生人，他们鞋上粘的雪把地板都弄湿了。屋里的空气令人窒息，没有人说一句话。斯坦佩男爵夫人坐在床沿哭泣。我站在那里呆若木鸡，心底感到深深的悲痛。

为托瓦尔森举行的是国葬。那天，身穿黑色衣服的男男女女都站在街道或窗前，当灵柩从他们身边经过时，人们都不自觉地脱帽致哀。一切都静极了，最野性十足的穷孩子都手拉手排成一排。送葬队伍从夏洛滕堡出发，国王克里斯蒂安八世在大教堂等候迎接。管风琴奏响哈特曼的葬礼进行曲，音乐浑厚响亮，让人感到有许多伟大的、看不见的神灵也加入送葬的行列。我为他写了一首安魂曲，哈特曼配乐。为托瓦尔森扶棺送行的学生们唱着我写的这首歌：

哦，人们，走近这令人悲痛的灵柩，

他出生在你们的圈子，你可以这样说，

但对我们国家，他是无上的荣光，

带给我们精美绝伦的艺术。

哦，将悲伤变成歌做最后的道别，

以耶稣的名义说：安息！

(1) 密涅瓦：古罗马的智慧与艺术女神，与希腊女神雅典娜相同。

(2) 珀伽索斯：生有双翼的神马，被其足踩过的地方有泉水涌出，诗人饮之可获灵感。

(3) 一种靠机会取胜的游戏，先由一人从一堆有号码之盘中抽出一盘，然后由参加游戏者将手中牌按盘上号码对应排列，最先排成一行中五张牌者胜。

(4) 这篇童话正式发表时的名字是《恋人》。

(5) 公元26—36年，担任罗马帝国犹太行省的执政官。曾多次审问耶稣，原并不认为耶稣犯了什么罪，却迫于仇视耶稣的犹太领袖的压力，判处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

(6) 海贝尔一部轻歌舞剧中的一首饮酒歌。

十

一八四二年夏天，我为丹麦夏季演出创作了一部短剧《梨树上的鸟》，获得极大成功，皇家剧院的管理层将它列入保留剧目。海贝尔夫人也表现出极大兴趣，决定出演女主角。观众很喜欢这部剧的原因在于，他们觉得选择的乐曲主旋律十分优美。据我所知，它在一次冬季演出中还经受住了突如其来的嘘声的考验。嘘声来自几个年轻人。观众质问他们这么做的理由。他们说：“写了一点鸡毛蒜皮的琐事就获得这样大的成功，安徒生还不得意得要死！”那天晚上，我没在剧院，自然对这件事一无所知。第二天，我去看一些朋友。我头痛得厉害，显得有点严肃，朋友家的女主人看到我脸上的表情，还以为我是为昨晚上的事想不开。她走近我，拉住我的手，同情地说：“昨天的事值得你这样伤心吗？只有两个人嘘，全场观众都支持你。”“嘘声？支持我？”我惊叫起来，“有人嘘我吗？”这时她才知道，她恐怕是第一个告诉我这件事的人。

第二场演出时，我待在家里。戏刚一结束，几位好友跑来我家，上演了十分有趣的一幕。第一个到的朋友向我保证，用他自己的话说，前一天晚上的嘘声，对我来说是个胜利。每个人都诚心实意地喝彩，只有一个人发出嘘声。这时，第二位朋友到了，我问他有几个嘘的，他说：“两个。”第三个到的朋友说：“不会超过三个。”这时，我最诚实的朋友，质朴、聪明、杰出的哈特曼来了。他不知其他人刚才说过什么，我请他以名誉保证，告诉我到底有多少人嘘我。他把手按在胸口，说：“最多五个，”“哦，不，”我冲口而出，“我不再问你们了。这不和福斯塔夫 ⁽¹⁾ 的情形一样了吗？刚有人断言只有一个人嘘。”

为补偿刚才所说，哈特曼非常风趣又特别诚恳地说：“确实只有一个嘘的，但那真是讨厌的噪音。”

第二天，芭蕾教练布农维尔给我寄来一首诗《诗人之树》，后来作为附录收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在诗中写了我的“诗人之树”：

你的梨树重新带给我们夏天的热情，但现在，他们还不接受过熟的果实。也许再过一些年，这树将带给我们葡萄，让我们重新品尝温馨的果香。因此，别让失望噬咬你的心灵，别让忧伤使得你叹息。有多少得到上帝馈赠的人，都是你的恩人，你不想答谢他们吗？不能对你的上帝忘恩负义，你已从他那里得到太多。

以散文诗代信致我的朋友汉斯·安徒生。

诚挚、忠实的奥古斯特·布农维尔

一八四二年十一月十三日于哥本哈根

有几家报纸对《梨树上的鸟》做了挖苦的报道，而且，他们又开始嘲笑《诗人的市场》。这一次，欧伦施莱厄发自肺腑地强烈表达了他对于《诗人的市场》和《梨树上的鸟》的赞美；另一方面，海贝尔在他那份为知识精英办的报纸上，就我在戏剧中对日常琐事的处理发表评论：“把这样一个小生灵包含在戏剧的鸟笼里，只能把它当成卖弄学问来反对。因为你说不出它好，也说不出它不好。它太小，太无足轻重，太天真无邪。剧院经常需要这样权宜之计的剧本，它或许能逗大家一笑，自然不会带来什么痛苦。但肯定地说，这部戏并非没有丝毫单纯和抒情优美的痕迹。”

当时，海贝尔既不是我的朋友，也不是我剧作的朋友。作为一位我的攻击者，他同时又是一位有能力、有才华的人，而且有时不失公正，我当然只好接受这个事实，忍受来自某个小圈子的攻击带来的痛苦。他在上边提到的那篇评论中还说：“就《梨树上的鸟》来说，公众只要看过三四遍演出，就会用更为公正的态度，针对剧中上帝看得见的小路（问题是上帝几乎根本不肯屈尊来看这条小路），针对那笨拙、可怜、不能给任何一个女孩子带来幸福的嫁妆，做出苛刻的评判。实际上，《梨树上的鸟》真是一只单纯的小鸟，它也许不能激起任何一位头脑冷静、高雅的观众的情绪，甚至没有一个人会喜欢剧中的歌声。伴着这只贫穷、脆弱的鸟生命结束时雷鸣般的锣声，全场响起强烈的嘘声和口哨声，便是一种相反的强有力证明。因此，除了可以充当沉闷的丹麦人一种狂热的冲动，它什么也不是。”

十年以后，海贝尔当上皇家剧院导演，这个戏虽然还在剧目上，但被搁置起来。不过，他同意在俱乐部剧院上演。这已经比他以前对我的态度友好多了，我深受感动。因这部短剧得到观众的热烈喝彩和喜爱，从那以后常常上演。

一八四二年十月八日，我第一位尊贵的资助人卫斯去世。早些时候，我们常在伍尔夫家见面，还一起合作过《凯尼尔沃思》，但我们没能成为亲密的朋友。他像我一样喜欢孤独地生活，但人们喜欢去看他。我相信，他们也喜欢来看我。我有鸟一样的天性，我想飞遍全欧洲。而他最远的旅途是到罗斯基勒，跟那里的朋友相处得如同是在自己家里，他能在大教堂的管风琴上即席演奏。他的墓地在罗斯基勒，没人能劝说他再到更远的地方旅行。记得当我从希腊和君士坦丁堡回来后去看他，他幽默地说：“看，你还没我走得远。你来皇冠公主大街，能浏览国王公园。我也一样。但你花了很多钱。如果你一定要旅行，就到罗斯基勒去，走足够远的路。等着人们去月球和星际旅行吧。”《凯尼尔沃思》第一次上演，我收到过他的一封信，行文是典型的卫斯风格：“愚钝的哥本哈根观众怎么能明白我们这部歌剧第二幕结尾的真正含义。”

剧院无疑应该把《凯尼尔沃思》作为纪念演出上演，它是卫斯的最后一部作品，也是最受人们喜欢的一部。他亲自选定的主题，甚至写出部分脚本。我觉得，因为他的作曲是对这个世界的滋养，为让他不死的灵魂在另一个世界得到永生，应该上演这部在他生前或多或少被忽略的作品，把它作为荣誉的鲜花献给他，他也会因此含笑九泉。但我的这个建议被弃之不用，而改为上演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白》。我记得是卫斯为它作的曲，并不是他最个性化的音乐创作。

真是奇怪，卫斯下葬那天，他的心窝还没有完全变凉。和几位悼念者到灵堂以后，我哀求医生看在上帝分上，再仔细检查一下，看能否让他复活。医生又检查了几分钟，向我保证说他已经死了，不可能起死复生。但他们说，人在死后心口还有一丝温热，实在不同寻常。我让他们至少把他的动脉切断，他们没答应。欧伦施莱厄听见了，走到我面前：“你说什么，你想让他们把他切成块吗？”他以只在某种情形下才会有的激烈口吻对我说。“那总比他在坟墓里醒过来好。你死的时候也会愿意这样的。”“我！”欧伦施莱厄后退几步。阿拉斯·卫斯死了，人们在他的墓边唱起我为他写的哀歌：

疲倦的尘埃将他带进坟墓安息，他强有力的精神却重新带我们上升。在这个世界，他是孤独的，孤独得直到死神合上他的双眼。他孤独，饱受心灵的煎熬，痛苦的旋律可就此停歇。他青春四溢的爱保留在他的歌中，那里唱着“闪光的巨浪”。

当他坐在管风琴旁，一股神奇的力量使我们的思想脱离尘世。他的音乐是留给我们的瑰宝，他的音乐里有北方深刻的精神。他留给我们的财富坚实而丰富，他的灵魂永远年轻，上帝为他骄傲。阿拉斯·卫斯安息！我们在哀悼的歌声中寄托哀思，洒下我们深沉的泪水。

由出书挣的稿费，再加上平时的节俭，我攒下一小笔钱。我想用这笔钱去一趟巴黎。一八四三年一月底，我离开了哥本哈根。

迫于当时的形势，我只有取道菲英岛、石勒苏益格 ⁽²⁾ 和荷尔斯泰因。我很喜欢这次冬季旅行，写了一些人们抱怨铁路使公路变糟的诗歌。路的确很难走，速度根本快不起来，经常弄得人困马乏。一路奔波，最后到了伊策霍和我喜欢的布赖滕堡。兰曹伯爵阁下见到我很高兴，接待也很热情。我在他那座古老的城堡住了几天。春天的暴风雨肆虐，太阳放射出烤人的光线，草地上嬉戏的百灵鸟唱起欢快的歌。我走遍了这个地区我所知道的地方。我们的每一次聚餐和每一个夜晚，都充满极其祥和的节日气氛。

我向来不关心政治，也从不考虑什么政治待遇，第一次留心政治话题，是听到有人关于公国还是王国的争论。我搞不清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反正我在题赠《诗人的市场》时，毫不犹豫地写下“送给我的同乡，荷尔斯泰因的罗斯教授”。但我很快从我的同乡们身上看到，并意识到，事情并不是我想的样子。“大公，”我第一次听到一位女士这样称呼国王。“你为什么不叫他国王？”一听就知道我对政治愚昧无知。“他不是国王，是我们的君主。”她回答说。这种小小的政治分歧发生了。但兰曹伯爵热爱丹麦国王，也热爱丹麦人。他极尽地主之谊，还不时以国王说话时的口吻开开玩笑。这听起来十分好笑，幸好后来没有流行起来。

我们知道，汉堡在一场大火中遭焚毁，邻近阿尔斯特的城镇全都夷为平地。当然，现在那里已经可以看到一些新建筑，但大部分还是一片废墟，堆着不少烧焦的梁木和尖塔的碎屑。原来的店铺荡然无存，一排排砖砌的小商店在向游客兜售物品。要想找个住的地方难于上青天。正因如此，我找到一个对我来说最好也最舒适的地方。时任丹麦邮政局长的霍尔克伯爵把我当成贵客，邀请我去他家住。

我和能力出众的斯佩克尔一起度过许多美好时光。那时，他刚开始为我的童话配画，那些优美的画作充满创造力，富于幽默，令人着迷。他的这些画作可分别在一种英文版和一种德文版中看到，只是这个德文版本将《丑小鸭》翻译成《绿小鸭》，让人觉得有一点扫兴。而法文版的书名居然照搬了德文版。

当时火车还没从吕讷堡荒原穿越，我们乘坐慢吞吞的邮递马车，沿着坎坷不平的公路，从汉堡经奥斯纳布吕克，于狂欢节的最后一天到达杜塞尔多夫。所以，我们得以见到身着盛装的德国人。上一次狂欢节，我们见到过身着盛装的罗马人。但据说科隆才是街头狂欢游行最热闹的城市。杜塞尔多夫的快乐游行，像报纸所说“是由于天公作美”。我看到有趣的场景，一队小男孩装扮成骑兵，牵着马往前走，看上去那些好像他们骑的马；有一场滑稽戏供游客欣赏，就是和“聚魂堂” ⁽³⁾ 相对的“聚蠢堂”。据说，这狂欢节的游行是我还算认识并尊重的画家阿亨巴赫一手策划的，其中还有一些杜塞尔多夫学校的校长们，他们是我第一次访问罗马时结识的老熟人。

我遇到一个小老乡，来自欧登塞的一个小孩，叫本松。他刚一开始画画，就画了我的肖像。以前还从没有人画过我的肖像。不过，这第一幅肖像画得蛮可怕，看上去就像强光照射下的一个人影，或者像被压在一堆纸里好多年的一个人，像木乃伊一样干枯。我的第一张肖像就这样展出了。赖策尔从本松手中买下这幅画。在杜塞尔多夫，本松已经成长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完成了一幅描绘圣徒卡努特在欧登塞圣阿尔班教堂被谋杀的精美画作。不过，我在画里没有看到本该有的一个人物，有了他可能会给画增添一分艺术效果。我指的是“虚假的布拉克 ⁽⁴⁾ ”。奇怪的是，对这位在菲英岛妇孺皆知的人物，本松竟然一无所知。现在再补到画上为时已晚。

因铁路没有完全修好，我一会儿坐马车，一会儿又乘火车，经德国科隆和比利时的列日，到达布鲁塞尔。我观看了阿利扎尔主演的意大利歌剧，即作曲家多尼采蒂作曲的《最爱》。艺术画廊的画让我厌烦，大多是鲁本斯画的那些肥胖臃肿的金发妇女，脸平平的，服装也很暗淡。站在巍峨的教堂边，感到一种精神的升华。古老的市政厅是个充满记忆的地方，想当年，埃格蒙特 ⁽⁵⁾ 就是在市政厅广场前被砍头的。尖尖的塔顶满是精微细致的装饰，看上去好像童话里华丽秀美的布鲁塞尔花边。

在从布鲁塞尔开往蒙斯的火车上，我侧身靠着车窗往外看，不料门恰巧没有关，窗户开着，要不是邻座眼疾手快把我拉住，我就脑袋朝下掉下去了。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春风吹拂着法兰西大地，田野一片碧绿，阳光温煦和暖。我看见了圣丹尼斯教堂 ⁽⁶⁾ 。经过了巴黎城外新挖的壕沟，很快，我就坐在黎塞留大街瓦卢瓦饭店正对着图书馆的房间里。

马利耶在《巴黎评论》上发表过对我的评论文章《一个诗人的生活》。马丁把我的一些诗作翻译成法文，自己还写了一首称颂我的诗发表在《巴黎评论》上。因此，我的名字像来自遥远的声音传到巴黎文学界。这一次，我受到巴黎文学界的热烈欢迎，令我诚惶诚恐。我好几次去拜访维克多·雨果，每次都受到友好接待。欧伦施莱厄曾在他的《回忆录》中抱怨，他来巴黎都没能见到雨果，我应为此感到荣幸和满足。应维克多·雨果之邀，我拿着他送我的票去看他在法兰西剧院最新上演的悲剧《城堡指挥官》。这出戏每天晚上都遭到观众的谩骂和嘘声，在一些小剧院，还上演讽刺这部戏的滑稽模仿戏。他的妻子非常漂亮，具有所有法国女人都有的那种令外国人痴迷倾倒的魅力。我用丹麦文写了一首短诗，已被马利耶译成法文。那时这诗还是她知道的我作为诗人的唯一作品。

致维克多·雨果的妻子

丹麦与法国，行程不过几天。／这里的土地生长着山毛榉，涌动着金色的麦浪。／这片土地驱逐过第谷·布拉赫，／拥有托瓦尔森、森林和美丽的海岸线。／它是北方王国中的里拉琴。／这里是我的故乡，母语是丹麦语，／我的缪斯在天国自由徜徉，／我常从她那里得到灵感。／您的丈夫维克多·雨果是一位伟人，／我热爱他，崇敬他。／读他的诗歌，使我像对我的缪斯一样，／也对他的缪斯的眼波和言辞耳熟能详。／我向您，他的妻子，他青春的爱人，／献上这首歌的花束。／让他由这花束，并从您的唇间了解，／他在北方赢得我以及很多人的敬仰。

安瑟洛夫妇欢迎我的到来。我在他们家不仅遇到很多法国作家、艺术家，像路易·布朗；还遇到不少外国人，像德国作家、批评家雷尔斯塔勃，西班牙人马丁内斯·德·拉·罗萨。正式结识德·拉·罗萨之前，与他聊了很长时间。他的谈吐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不由得问安瑟洛夫人，这位绅士是谁。“我还没给你们相互介绍吗？”她说，“他是诗人、政治家马丁内斯·德·拉·罗萨。”她把我们俩拉到一起，告诉他我是谁。然后，他向哥本哈根的老约尔迪伯爵表示问候，并对在场的所有人说，弗雷德里克六世对西班牙人非常友好。他当时让国王给他出主意，站在国内政治阵营的哪一派。后来，他支持的那一派失势，国王还请他到丹麦来。我们的话题已经全转到丹麦上来，作为年轻的外交官，他参加了克里斯蒂安八世的加冕典礼。我们都觉得丹麦人性情独特，但用心不坏。我们又兴致勃勃地描绘了一番弗雷德斯克斯堡和在那里举行的盛大晚宴。他谈到茂密的橡树林，环水的哥特式旧城堡，金碧辉煌的教堂。政府高官们身穿金色和白色的丝绸衣服，帽子上别着羽毛，拖着长长的天鹅绒礼服长袍，走在大街上不得不把长袍搭在胳膊上。他开玩笑说，还以为这是丹麦人的日常风俗。他说这是他亲眼所见。我承认，这确实是加冕典礼时的情景。

法国诗人拉马丁无论在家居生活还是在行为举止上，都像他们中的一位王子。我跟他抱歉说我的法语很糟糕，而他以令人愉快的法国式的礼貌回答，他应为自己不能理解北欧的语言而自责。他听说，丹麦文学界涌现出很多新奇得令人振奋的文学作品，而且诗歌土壤如此富饶，远古的金号角俯拾皆是。他向我了解“特罗尔海坦运河”的情况，说他特别想经丹麦去斯德哥尔摩旅行。他对于丹麦民族和地理方面的知识很了解，令我吃惊。他的妻子给人的印象亲切、热诚，个性坚贞，很快让人感到诚实可信。她眼里闪烁着忠诚和智慧的光芒。离开巴黎以前，拉马丁还为我写了一首诗。

我还去拜访了快活的大仲马，即便时过正午，他一般也是赖在床上。床边放着纸、笔和墨水，他正在写一部新戏。那天，我去看他，见他正这样在床上写作。他冲我亲切地点点头，招呼说：“稍等片刻，有缪斯驾临，她一会儿就走。”他一边接着写，一边嘴里大声念叨。过了一会儿，他大喊着“万岁”从床上一跃而起，说“第三幕完稿”。他住在黎塞留大街的王子饭店，妻子在佛罗伦萨，后来继承父亲文学衣钵的儿子小仲马住在自己的住处。大仲马说：“看我过的完全是单身汉的日子，这就是真实的我。”

一天晚上，他带我去了几家不同的剧院，看看那里舞台背后的生活。在皇家宫殿，我们和德雅泽、阿奈聊了一会，然后手拉手顺着色彩缤纷的林荫大道前往圣马丁剧院。大仲马说：“他们现在正一身短打，我们要上去吗？”我们上去了，看到幕布后面的场景简直像《天方夜谭》里的海洋。后台挤着很多人，有舞台的机械操作师，有合唱团的姑娘们，还有芭蕾舞演员，等等。大仲马领着我在人丛中穿行。回去时在林荫道上遇到一个很沉稳的年轻人，他叫住我们。大仲马介绍说：“这是我儿子，他出生那年我十八岁，现在他也十八岁，但还没有儿子。”他就是后来享誉文坛的小仲马。

大仲马还介绍我认识女演员拉歇尔。在他问我是否想去拜访她之前，我从未看过她的演出。我当时最大的心愿就是能观看她的演出。一天晚上，法兰西剧院上演她主演的《费德尔》，大仲马带我来到后台。在其他剧院，他总是毫不费力就带我进到舞台侧翼，而在这里，他却让我略等片刻，然后才回转身带我去见这位舞台皇后。在一个用屏风隔出来的房间里，放着一张桌子和几只凳子，桌子上放着一些供人恢复精力的食品、饮料。年轻的拉歇尔坐在那里。正如一位法国作家所说，她能把拉辛和高乃依笔下的大理石塑造成活生生的雕像。她身材轻盈、单薄而娇好，看上去很年轻。无论在此时此地，还是后来在她家，我都觉得她好像是忧郁、沉思的画中人。她像一个刚刚流过悲伤眼泪的年轻女孩，思绪还依稀回味着往昔的时光。她和我们随意交谈，她的声音透出深沉，有点男子气。但她只顾和大仲马说话，忘了我的存在。当大仲马向她介绍我时，她仿佛才注意到我，转过身来。

大仲马跟她说：“他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也是你的狂热崇拜者。你知道我们刚上楼时他怎么说的吗？他说，我的心狂跳不已，快晕过去了，因为就要见到全法国讲着最优美法语的那位女士。”听到这话，她笑着并客气地回应了几句。这也使我有足够的勇气加入他们的谈话。我说，我耳闻目睹过许多世间的奇事妙闻，但没见过拉歇尔。这一次，我花掉我新近出版的作品的全部稿费来巴黎，主要是为看她的演出。不过，我很抱歉，我的法语说得不好。她微笑着说：“无论何时，只要你对一个法国女士说出刚才你说的那种充满骑士风情的话，她都会说你的法语好极了。”我跟她说，她的名字在斯堪的纳维亚无人不知。她说：“假如我有机会去圣彼得堡，到你们哥本哈根去，你可得作我的保护人，在那里我只认识你一个人。但我们彼此得多些了解，既然你说你来巴黎主要是为我而来，那我们得经常见面。我欢迎你来我家做客，我总是在每周四招待朋友。不过我该上台了。”她说完，向我们伸出手，冲我们亲切地点了点头，然后就出现在离我们仅几步之隔的舞台上。此时，她的表情跟刚才有了很大不同，判若两人，好像一尊悲剧女神。耳边传来观众的欢呼和掌声。

作为一个斯堪的纳维亚人，我并不习惯法国式的悲剧表演。但经拉歇尔一演，便显得特别自然天成，好像其他人都只是在模仿她。她是法兰西的悲剧女神，其他人只是尘世间的肉体凡胎。看拉歇尔表演，我们觉得，所有的悲剧表演都应该跟她一样。她的表演包含着现实，蕴藏着真理，却与我们熟知的北欧方式有所不同。

我发现她家的一切装饰、摆设都是那么尊贵、豪华，只是在整体布局上人工的痕迹略微重了一点。外间是蓝绿相间的色调，光线柔和，摆着几尊不大的法国作家雕像。实际上作为沙龙的客厅，桌布、窗帘和书柜的主色调是深红色。她穿着黑色的衣服，大体上和英国那件著名的钢塑像一样。来参加沙龙聚会的都是绅士，大多是艺术家和学者，听说还有一些有爵位的。衣着华丽的仆人们殷勤接待，招呼着客人的名字，并送上茶点。这更像德国式而非法国式的接待。我听见拉歇尔在讲德语。还是维克多·雨果告诉我的，说曾听见她跟罗斯柴尔德讲德语。我问她是否会讲德语，她用德语回答：“阅读没问题。我出生在洛林。你看，我这里还有些德文书。”她指给我看格里尔帕策的《萨福》，说完她又恢复用法语聊天。她说到席勒的《玛丽·斯图尔特》，她扮演过那位苏格兰皇后玛丽。我看过她的这一表演，她显露出来的那种帝王的威仪、神采令我难忘。在她和伊丽莎白一起出场的那幕，她显得更伟大，更有尊严。在舞台上，她对伊丽莎白说：“我是女皇！—你是—你是—伊丽莎白！”

当她说出“伊丽莎白”这个名字的时候，从表情中透露出来的那种蔑视比冗长的诗句来得更强烈。但最让我惊叹不已的还是她在最后一幕的表演。像北欧或德国的真正艺术家一样，她的表演真实而平静。但法国人恰恰最不喜欢这一幕。她说：“我的同胞不喜欢我这种表演，但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演到位。一个人在他悲痛欲绝，即将和朋友永别的时候，不可能发出暴风雨般的咆哮。”

书籍是她沙龙里的重要装饰，那些装帧精美的书，摆放在装饰华丽的玻璃书柜里。墙上挂着一幅画，描绘的是伦敦剧院的内景：她站在舞台的前面，观众正朝她抛掷鲜花和花环。在这幅画的下面，有个精致灵巧的小书柜，里边放的都是我称之为“诗人中的贵族”的作品，有歌德、席勒、卡尔德龙、莎士比亚，等等。她问了许多关于德国和丹麦的问题，问及那里的艺术和剧院。她严肃的唇间挂着一丝亲切的笑意，不时点点头，鼓励我说下去。因为我的法语说得结结巴巴，常要为搜罗词汇或寻找准确的表达而停顿。“没事的，接着说，”她说，“你的法语说得不够好，但很多法语说得比你好的外国人，说的又不如你说的让我感兴趣。对你所说我都能理解，这是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我真正对你有兴趣的原因。”我们最后一次分别时，她在我的纪念册上留言：

艺术就是真实。

我希望这一格言不会有悖于像安徒生先生这样杰出的作家。

拉歇尔

一八四三年四月二十八日于巴黎

阿尔弗雷德·德·维尼是法国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在他身上我感受到一种迷人的个性。他和一位英国女士结婚，他们俩身上，各自凸显出本民族的优点。那是我在巴黎的最后一个夜晚，临近子夜，这位靠着学界地位和丰厚收入可以经常出入贵族沙龙的人，爬了无数楼梯的台阶，登上我在瓦卢瓦饭店的顶楼房间。他抱给我他所有的作品作为分别的纪念，让我记住他。他那饱含深情的话语，眼神中流露出的诚挚的情谊，让我不禁潸然泪下。

我与法国雕塑家戴维经常见面、聊天，他那种自然爽真的性情让我想起托瓦尔森和比森。其实，我们是在我逗留巴黎的最后几天时间，才真正开始互相了解的，有相见恨晚之感。他问我能否再多待一段时间，他想把我的胸像刻在大纪念章上。我说：“但对作为诗人的我，你并不了解，也不知道我是否能与这种殊荣相配。”他直视着我，拍拍我的肩膀，面带微笑地说：“在读你的书之前，我已经先阅读了你本人。你是诗人。”

我在博卡尔梅伯爵夫人家见到巴尔扎克。我还是第一次在一位年老的夫人脸上看到一种深情的表情。我被这种表情吸引了。她浑身充满活力和激情。卢浮宫里有她的肖像，这一点也引起我的关注。大家都聚在伯爵夫人周围，她介绍我们一一认识。其中有位竟是《失事船》的作者雷博夫人，我的《黑白混血儿》就是借用了她那篇小说的故事。我向她提及此事，并说演出很成功。她听了极为感兴趣。从那天晚上起，她就变成我的一位特别的女保护人。一天晚上，我们在一起交流各自的写作体会，她不时纠正一下我的法语发音，有听起来不对的地方，就叫我重复发音。她对我像母亲般充满柔情和慈爱。她是一位很有天赋才华的女性，观察世界极具敏锐的洞察力。

前面说过，我在博卡尔梅伯爵夫人家见到了巴尔扎克。他是一位风度优雅、穿着考究的绅士。牙齿洁白得在两片红唇间晶莹发亮。尽管他在这个圈子里话并不多，但他看起来很快乐。一位写诗的女士把巴尔扎克和我拉到沙发处，她坐在我们中间，用一种既能保持身份又能表示谦逊的态度说她在我们面前感到多么微不足道。我转过头，在她背后，看到巴尔扎克布满嘲讽的笑脸。他半张着嘴，故意做出一副很夸张的表情。这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

一天，我正在卢浮宫浏览，遇到一个人，从体型、步态和相貌上看，很像巴尔扎克，只是穿的衣服褴褛不堪，而且很脏，鞋也没刷，裤子上还沾着泥巴，戴的帽子又瘪又破。我吓了一跳。他冲我笑笑。我从他身边走过，边走边想，真是太像巴尔扎克了。我回转身，又追上他问：“您不是巴尔扎克先生，对吗？”他一笑，露出洁白的牙齿，说：“巴尔扎克先生明天要去圣彼得堡。”他用力按了一下我的手，冲我点点头，走了。他的手细密而柔软。我断定他就是巴尔扎克，也许他是为写作而乔装出来探访巴黎的神秘，或者这人根本就不是巴尔扎克，只是因为长得太像，勾起陌生人的猜测，此时正觉得有趣偷着笑呢。几天以后，我跟博卡尔梅伯爵夫人谈起这件事，她说巴尔扎克向我致意，他已经去圣彼得堡了。

我再次见到海涅。上次在巴黎见到他时，他已经结婚。我发现他身体很虚弱，精力倒还好。他对我很热情，也很自然，所以这次跟他在一起，我心里不再忐忑。有一天，他用法语跟他妻子讲我的童话故事《坚定的锡兵》。他向她介绍我时说我就是那位作者。海涅先问我，“你打算出版你的游记吗？”我说不会。他接着说：“那好，我带你去见我的夫人。”她是一位活泼可爱、娇小玲珑的巴黎小姐。房间里有一群孩子在玩耍。海涅说：“我们自己没有孩子，这些孩子都是我们从邻居家借来玩的。”我和海涅的妻子与孩子们一起玩的工夫，他已在隔壁屋为我写好了一首诗。

以上我已经提到很多朋友，我还能再在名单中补充一些名字，例如作曲家卡尔克布伦纳，《音乐报》的编辑加蒂，以及旅行过丹麦、挪威、瑞典的物理学家安培。我的巴黎之旅因这些朋友而充满乐趣，也更增添了我的信心。在巴黎，我没觉得自己是个陌生人。在这些伟大的、完美的人的家里，我受到最友好的接待。他们好像相信我能写出他们所期待的作品，而且，他们仿佛已经从那些作品中看到，他们并没有看错。除此之外，我还常和我那些极负才华的同乡们在一起，他们是后来在伊斯特德之战中阵亡的莱索、奥尔拉·拉曼、克里格、邦特恩、希恩，还有在家乡时每天都能见到的特奥多尔·科林。

在巴黎，我还看到我有好几本书被翻译成德文，而且卖得很好。我当然高兴，这说明读者对作为诗人的我很有兴趣，这对我是极大的鼓励。有一个我所知道最有教养，又最富有魅力的德国家庭，带着极大的喜悦读了我的书的德文译本，并在《只是一个提琴手》的导言中看了关于我的简介，对我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们给我写信，表达谢意和阅读我作品的兴奋心情，邀请我在归国途中到家中做客，并说如果不见外的话，就在他们家里住一段日子，他们会给予热情款待。像这样诚挚、自然表达情感的信，这次旅行中我还是第一次收到，而且这信是在我刚到巴黎时就收到了。这与我一八三三年收到的那第一封来自家乡的问候信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他们居然在信里也提到这件事，因为他们知道我第一次收到的信是一种怎样的问候，所以才说：“现在，我们希望，这封寄自德国大地，诚挚亲切、充满善意的信，将带给您更多愉快的问候。”我接受了邀请，并把这写进我的作品。在德国，被这样一个对我充满善意的家庭接纳，现在想想，是因为他们喜欢我，不仅是把我当成一个诗人，而是一个人。

在国外，我收到很多类似的信息。我现在讲一件十分特别的事：在萨克森州，有一户家境富有、思想高尚的人家，女主人在读了我的小说《只是一个提琴手》后表示，这书给她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她因此允诺，在她有生之年，要是遇到一个极具音乐天赋的穷孩子，她将不惜财力让他成材。克拉拉·舒曼的父亲、音乐家维克听了她的话，没过多久，就给她领来一个，不，是两个穷孩子。他们是一对兄弟。他说他们都极具音乐的天赋才华，让她兑现诺言。她和丈夫商量以后，果然实践了诺言。兄弟俩住在她家，接受最好的教育，还被送进音乐艺术学院。弟弟为我演奏时，我见他脸上带着幸福、快乐的表情。我相信，他们现在一定在德国某一个大城市剧院的管弦乐队里任职。也许有人会说，无论我的书是否存在，那位夫人是否读过，那位高贵的夫人，对这两个孩子也会做出同样的事。但这件事真的发生了，与我的书有关联也毕竟是事实，我为此感到高兴。

从巴黎回丹麦，由莱茵河顺流而下。我知道诗人弗赖利格拉特住在那里的一个小镇，他刚刚获得普鲁士国王颁发的一笔津贴。他诗里面生动如画的描写吸引了我，希望有机会跟他当面聊聊。我在莱茵河边的几个小镇四处打听他的住处，有人指着圣戈尔的一所房子说，我可以在那里找到他。我进了屋，见他正伏案写作。无故被一个陌生人打扰，他似乎感到不快。我没做自我介绍，只说我不能途经圣戈尔而不来向弗赖利格拉特表达敬意。“你真是太好了，”他冷冰冰地说，然后问我是谁。我说：“夏米索是我们共同的朋友。”他一听，大喜过望，激动地跳起来：“安徒生！一定是你。”他使劲勾住我的脖子，拥抱我，诚实的眼睛透出兴奋的神采。他问我：“你会留下来住几天吗？”我说我只能待两个小时，因为我的另一个同乡伙伴急着赶路。“你在圣戈尔有很多朋友，因为最近我刚向很多人朗读了你的《奥·特》。至少这里就有一个，你得见见我的夫人。当然，你可能不知道，我们结婚还有你的一半功劳。”他接着告诉我，是我的小说《只是一个提琴手》促成他们俩鸿雁往来，最后喜结良缘。他把夫人叫出来，介绍我是谁。真是一见如故。临走时，他拿出一份手稿。“这次见面前，我就为你写好了这首诗。本想寄给你，听说你出门旅行，暂时搁下。现在给你。”这首诗写在一张纸上，我接过它。

那天晚上，我住在波恩。第二天，我去拜访年事已高的莫里茨·阿恩特。他后来变得对我们丹麦人很仇视。但当时，我只知道他是个诗人，创作了优美而富有震撼力的歌曲《这就是德意志》。

这位身材魁梧、面色红润、满头银发的老人，跟我说起了瑞典语。当年，他为躲避拿破仑的迫害逃到瑞典，学会了瑞典话。这位身上还带着一股青春朝气的老人，对我并非一无所知。反而因为我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倒使他对我平添几分兴趣。谈话时，有个陌生人不请自来。我们都没听清他叫什么名字。他年轻英俊，脸型好看，皮肤晒得黝黑。他安静地在门里坐着，直到阿恩特要送我走，他才站起来。这一下老人兴奋得叫起来：“埃玛努埃尔·盖伯尔”。

他是来自吕贝克的年轻诗人，他那些生动鲜活的歌曲一时唱遍德国大地。像弗赖利格拉特一样，他最近也获得了普鲁士国王颁发的津贴。盖伯尔正打算到圣戈尔去看弗赖利格拉特，并在那里住几个月。碰巧遇上一位新诗人，我就不急着走了。盖伯尔英俊潇洒、魁梧健壮、生气勃勃，与这位精神矍铄、老当益壮的老人站在一起，让我看到古老和年轻的诗歌，但它们又是同样地充满青春的活力。老人从地窖取出莱茵河葡萄酒，里边还漂着碧绿的香车叶草，这就是我们的“五月节美酒”。为纪念五月节，也为赞美春天，这位吟游老诗人为我写了一首诗，让我在路上带着。

曾有位英国作家说我是个“幸运儿”，我也必须得充满感激地承认，我这一生的所有幸福都是幸运得到的。我幸运地见到并结识了同时代那么多最高贵、完美的人。当我讲述这些的时候，同我在前面讲述我所经历的贫苦、屈辱和压制一样，都是带着感恩的心情。会有人把我在这里谈的喜悦和荣誉，说成是虚荣的自我炫耀。但我要告诉他们，他们这么说是多么荒谬。

我所谈到的所有这些认可和荣誉全都来自国外，也许丹麦人会问，我在国外是否从来没有受过攻击。实话实说：“没有。”我在国外从没有听说有人真正攻击过我，国内也没有人跟我说过有这样的事。那攻击何来？有一个例外，它源于丹麦，发生在德国，而当时我人在巴黎。当时有个叫博阿斯的德国人正在斯堪的纳维亚旅行，他为此写了本书，顺便谈到对丹麦文学的看法。丹麦的报纸把他谈及我的那段登了出来，意思是说我不论作为一个诗人，还是一个人，都很糟糕。有几个丹麦作家，其中有克里斯蒂安·温特出于好心，对此提出抱怨。博阿斯的笔触全落在哥本哈根的日常生活琐事上。他的书在这里引起关注，可是没有人承认向他提供过什么信息。确实，拿诗人H.P.霍尔斯特来说，书里说博阿斯和他一起到瑞典旅行，他哥本哈根的家还接待了博阿斯。而霍尔斯特就此在《祖国》上发表声明说，他和博阿斯没有一点关系。我倒是听说，这个年轻人在哥本哈根时，在某个小集团的一些年轻人身上花了不少时间，跑到他们的家里。他书中所写丹麦诗人的情况，全是从这些人轻浮的闲聊中听来的。不过，书里有些内容也确有其事，比如他说，即使不是所有的丹麦人，至少丹麦的公众是取笑我的。而且，在很多情形下，人们对我不论是作为一个诗人，还是一个人，都很冷淡和生硬。但具有典型意味的是，博阿斯所说的首先也是我在国外的同胞让我注意到的。另一方面，德国作家路德维希·蒂克则想方设法要消除文章中说我的那些坏话的影响。我确信，我在德国拥有很多读者，他们对我的印象都非常好，丝毫不会受博阿斯这份哥本哈根报告的影响。我想说，如果博阿斯是在一年以后来哥本哈根，他对我的评价可能完全改变。仅仅一年工夫，就在第二年，局势完全改变。我的《新童话集》出版，我终于在丹麦本土赢得肯定和好感，并一直持续到今天。自此以后，我再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我开始逐渐赢得我应得到的所有认可、赞扬和喜爱，或许得到的比这更多。

在丹麦，人们认为我创作的所有作品，最好的无疑是童话。因此，我得略微多交代几句。其实，我的童话刚刚出现时，并不太受欢迎，像我说过的，只是到了后来，才获得真正承认。

我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童话是收入《哈茨山游记》中的“布伦瑞克”那部分，它带点反讽的意味和剧本《一个赌徒生活中的三天》同时出现。《海的女儿》的素材在这本书中也可以找到中。《一八四六年现代年鉴》的评论也认为，《吕讷堡荒原的小精灵》的表述方式完全是童话风格的。

一八三五年，《即兴诗人》刚出版几个月，我出版了我的第一本童话集。人们认为这样的作品没有什么价值。确实，正如我在前面所提，人们甚至对此表现出遗憾，认为我的《即兴诗人》好不容易在写作上向前迈出一大步，却又马上退回去了，写出了童话这样的幼稚之作。原本想，我的创造性才华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写作视野，理应获得赞扬和认可，结果除了谴责什么也没得到。连几个对我有很好评价的好友，都建议我以后再也别写什么童话。人们都觉得我在童话写作上没有天赋，而且我的童话作品与我们生活的时代也不相符。还有人说，如果我非写不可，那必须得先学习法国的童话。《文学月评》对我的童话只字不提，即便今天仍然对我的童话视而不见。由约翰内斯·尼古拉·霍尔斯特编辑发表的针对批评和“反批评”的《丹诺拉》，是一八三六年对我童话的唯一评论。这篇评论现在看起来极为可笑，可当时却把我弄得心烦意乱。

他评论说：“这些童话也许能逗逗孩子，但不会对孩子有什么教益，而且，当今评论界也不能保证这些童话对孩子不构成伤害。至少没有人会断言，当孩子读到后面这个情景，将使他们的感觉变得敏锐——一位公主在睡梦中骑着一条狗，到了一个士兵那里，士兵吻了她。醒来以后，她把这个奇怪的梦当成一段迷人的插曲讲给别人听。”在这位批评家看来，《豌豆公主》缺乏情趣：“不仅谈不上文雅，甚至不可原谅。因为孩子们看完童话以后会得出一个错误印象，即像公主这样高贵的女士的皮肤一定都非常脆弱。”批评家最后希望我这位童话作者，以后别再把时间浪费在“献给孩子的童话”写作上。然而，那些鲜活清晰、生动逼真的童话形象，映刻在我的脑海，使我无法把笔停下来。我的第一本童话集只是像穆塞乌斯 ⁽⁷⁾ 那样，把我孩提时代听到的童话用自己的语言复述出来。那是最自然不过的叙述语言，它发出的悦耳音调至今仍在我的耳边回响。当然，我很清楚，这位批评家也会责难我使用这样的语言。因此，为了让人们有心理准备，我把这些我原本既是写给孩子，也是写给大人看的童话，称为《讲给孩子们听的童话》。我第一本童话集的最后一篇，是我原创的童话《小伊达的花儿》。人们挑不出什么毛病，尽管这个故事和德国作家霍夫曼的某篇作品过于近似，而且，它已扎根在《步行记》里。

我写童话的欲望愈发强烈，根本无法停笔。幸好有人对我上边提到的童话表示很喜爱，这友谊的星火之光促使我尽可能施展才华，写出更多的这类童话。第二年，我的第二本童话集出版。随后不久，我又推出第三本，里边有我写的最长的一篇童话《海的女儿》。这篇童话颇为引人注目，人们也开始对我随后出版的童话集增添兴趣。后来，每逢圣诞节，我就出版一本新的童话集。很快形成一个惯例，每年的圣诞树上不能没有我的童话集。费斯特先生和约恩森小姐甚至试着在舞台上朗读我的童话故事。我这些童话和那些人们听腻的徒有华丽辞藻的童话大不一样，讲出来它是那么的新鲜，富有变化。这种朗诵童话的方式获得成功，虽然人们最初还不太接受，但尤其最近几个月，人们对这种方式已非常痴迷。德国一位十分著名的美学家，曾跟我谈起关于在舞台上朗诵童话故事的事，他对此评价极高，还补充说，丹麦的公众一定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和鉴赏品位，能不受闪闪发光的外壳的诱惑，而直接领略童话的内在精髓。我本想告诉他，观众不是为我的童话鼓掌，而是为那些朗诵故事的著名的男女演员。但我没有说出口。

前边刚说过，为从一开始就给读者一个正确的印象，我把第一本童话集叫《讲给孩子们听的童话》，文字完全是给小孩子讲故事的表述口吻。我渐渐得出结论，每个年龄段的人都喜欢这样的文字风格。孩子们最喜欢童话里边描写的那些色彩斑斓的装饰，另一方面，成人则对隐藏在故事背后的深刻寓意更感兴趣。把童话变成孩子和成人都能看的读物，我相信，这也是今天任何一位童话作家的写作目标。他们找到了开启童话的大门，领悟了童话的精神。因此，我在出版第三本新童话集时，删除了“讲给孩子们听的童话”的字样。这些我精心构思写作的童话，得到人们真心的喜爱和承认。我不能奢望更多，倒是真有一点担心、害怕，是否以后每一本新书都能得到这样的激励。

《祖国》是全丹麦媒体中对我的《新童话集》给予完全赞扬和肯定的第一家。《新童话集》的第一册中收录了《丑小鸭》和《夜莺》等篇。后来，也是《祖国》报道了我在国外获得的极高声誉。这已经是一八四六年的报道：“英国文学界颇负盛名的评论刊物《图书圣殿》对安徒生童话的英文译本评论如下：‘这本童话集富于想象，对它最适合的评论，应该说它是一个小精灵发出的阵阵悦耳的音乐，就像韦伯在《奥伯龙 ⁽⁸⁾ 》里编织出的美人鱼，或者是李斯特低语般轻柔的即兴弹奏。写到普通的奇普塞德 ⁽⁹⁾ 的那些段落，过于直截了当、锋芒毕露，而且谈不上文雅，以至于不能让高雅的读者来品读这如此充满魅力的描写。世界能老吗？像有些人抱怨的，诗人会退化成神经错乱的造物，把生命浪费在到祖先的坟墓中去寻找那些保存的仍然精美绝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迟早都要见天日的宝物？’”等等。

在同一份刊物上，国内和国外的评论形成对照。在丹麦，对我的童话第一个给予肯定评价的，是那位富瞻才华的P.L.默勒。事实上，他是当时唯一一个敢于写文章，对我作为一个诗人进行评论的人。《丹麦名人传》书中的大部分传记都出自他手，他给予我极高的评价。但他的评论在整体上，特别是对我的评论，并不为丹麦的公众所接受。人们反对他的观点，认为他的观点在很多方面都不够时尚。然而，他是公开的唯一称赞我，而不是反对我的声音！国内外对我的童话好评如潮，这也使我变得越来越坚强，能够承受可能招致的任何侮辱。我脚下的大地异常坚实，我的心灵重新透进一缕灿烂的阳光。我感到精神愉快，信心十足，我要在童话的写作上执着前行，去发掘童话最本质的精华所在，当然还需要更多地关注那能给我带来滋养的自然的丰富泉源。如果人们探究过我童话写作的轨迹，我相信他们能觉出我的进步。我的童话写作主题愈发明晰，也越来越懂得节制，假如可以这样说的话，是更健康、更自然。

像一个人攀登悬崖峭壁要披荆斩棘，我在混沌模糊中也开拓出一条路，现在我已经在丹麦本土文学界获得承认，牢牢地占有一席之地。能在自己的祖国获得承认、得到尊重，它对我的影响，比任何一种冷酷无情的批评都要深远。我的内心晴空万里，一片澄碧。心情归于平静之后意识到，其实我所经历的一切，甚至包括生活中的苦难历程，对于今天的发展和幸福来说，都是必要的。

我的童话被翻译成欧洲的许多语种，仅德国就有许多个版本，并多次印刷。英国和法国也是，甚至今天还在继续出新的版本，还被翻译成瑞典文、荷兰文和佛兰芒语 ⁽¹⁰⁾ 等。这足以显示，跟随上帝对我的启示之路，比盲听盲信那些评论家诸如“学习法国童话”之类的建议管用多了。在一个法文译本里，人们把我与拉·封丹并提，把我的童话与他的“不朽的寓言”并提。“新的拉·封丹，他能让动物带着意识说话，他和它们同甘共苦，似乎成了它们的知己，代言人，他会为它们创造如此朴实、有趣和自然的语言，好像是他切实展示过的内容的忠实再现。”我也就有可能，至少在一个方面，对我们国家的文学有点影响。国外的读者认为我的作品对他们国家的文学有很大的价值。这让我想起才华出众的评论家朱利安·施密特一八五三年在莱比锡对我童话的评论，他特别提到尤其喜欢我的《童话集》和《未带图片的画册》。他说，就现代的写作尝试来看，诗人应该着手到幻想中去发现自然的美，并描画出一个富有吸引力的真实的世界。它带给人们精神的享受，那里有许多细节都需要我们去了解，而且，其中的许多事物是自然和我们人类所缺少的。

从一八三五年到一八五二年，我相继写了很多童话，一版再版，还出版了插图版的童话合集。我把后来出版的童话叫《故事》，这可不是随意起的，而是我觉得我后来写的称“故事”比“童话”更合适。

早在一八四六年，《那不勒斯和那不勒斯人》的作者K.A.迈尔博士便表现出对我童话的极大兴趣。他在《当代年鉴》九、十月一期的一篇涉及颇广的书评里以《安徒生和他的作品》为标题，兴趣浓厚地评价了我的童话。只是他那篇无论如何能给丹麦文坛赢得荣誉的文章，似乎并没有引起国内的关注，不为人知。他为我的童话在德国文学中找到了一席之地：“安徒生童话的完美展示填补了浪漫主义文学童话和由格林兄弟再现的民间童话之间的空隙。”

这位评论家对我的童话意味深长的评价，实在让我感到一种巨大的荣誉。但愿我能用时间来证明，这种评价实至名归。我也敢于相信，人们将始终认为，我正在他为我指示的方向努力追求。

(1) 约翰·福斯塔夫是莎士比亚剧本《亨利四世》中欢乐、肥胖、喜欢吹嘘、无所顾忌的骑士，他在向亨利亲王讲述抢钱的人数时，数字不断增加。

(2) 原丹麦的一个公国，1864年被普鲁士并吞，其北部于1920年归还丹麦。

(3) 北欧神话奥丁神接待阵亡将士或其他英灵的殿堂。

(4) 传说圣卡努特是被一个冒充他的仆人布拉克的人出卖的。

(5) 拉莫拉尔·埃格蒙特（1522—1568），荷兰公爵，佛兰德的执政者，1567年在荷兰人争取自由的战争中，因“同情天主教的敌人”被捕，1568年被处死在布鲁塞尔市政厅前。

(6) 圣丹尼斯是巴黎第一任基督教主教，法兰西主保圣人。也有将此译为“圣但尼教堂”。

(7) 约翰·穆塞乌斯（1735—1787），德国魏玛的一位学校教员，童话作家，曾著《德意志大众童话》，他是格林兄弟之前最受德国人喜欢的德国童话作家。

(8) 中世纪民间传说中的小鬼之王，亦即小仙女王后泰坦尼亚的丈夫。

(9) 英国伦敦的一个区和大街名。

(10) 比利时官方语言之一，日耳曼语族的一种方言。

十一

正是这个时候，我认识了一位对我的精神产生巨大和深远影响的人。前边我提到很多对我作为一个诗人产生过很大影响的公众人物，但没有一个人比我下面要谈到的这个人对我的影响更大。通过她，我仿佛更多地领悟到要忘掉自我，去感受艺术的神圣，并意识到上帝赋予我作为一个诗人的使命。

那是一八四〇年的一天，我从所住哥本哈根一家饭店的住客名单，发现有位来自瑞典的客人叫燕妮·林德。我当然知道她是斯德哥尔摩最重要的歌唱家。那年我在她的祖国瑞典，受到友好热情的欢迎和接待。我想，要是现在去拜会这位年轻的艺术家，不会有什么不合时宜。当时，她在国外的知名度还不大，我相信，即便在哥本哈根，听说过她的人也没有几个。她很有礼貌地接待了我，但显得很拘谨，甚或说是冷淡。她说正和父亲在瑞典南部旅行，只是顺便在哥本哈根逗留几日，看看这座城市。告别时，彼此依然显得很陌生。她给我留下的完全是一个普通人的印象，这印象很快就消失在记忆中。

一八四三年秋天，燕妮·林德再次来到哥本哈根。我的朋友芭蕾教练布农维尔迷人的妻子是一位瑞典牧师的女儿，也是燕妮·林德的朋友。布农维尔告诉我，燕妮到了哥本哈根，托他向我致意。还说她已经读过我的书，很想见我一面。他叫我和他一起去见她，并帮他说服她在皇家剧院客座演出。他说，我肯定会被她的歌声迷住。

就这样，我们一起去拜访燕妮·林德。这回她不再拿我当陌生人，而是热情地和我握手，谈论我的作品，还谈到也是她好友的弗雷德丽卡·布雷默。我和布农维尔提到有无可能请她在哥本哈根登台演出，她说她肯定会特别紧张。“我从没在瑞典以外的国家演唱过，”她说，“在我的祖国，人们对我都很友好亲善。要是我在哥本哈根演出遭到嘘声怎么办？我可不敢答应。”我说，我还没听过她的演唱，自然对她的音质没有发言权。但有一点可以向她保证，以目前哥本哈根的情形来看，只要她嗓音过得去，哪怕演技一般，就能获得成功。值得冒险一试。

布农维尔成功地说服了她，这给哥本哈根人带来极大的喜悦。燕妮·林德在《恶魔罗伯特》中饰演艾丽斯，她的演出简直是艺术王国的展示，她那亮丽的充满青春活力而又悦耳甜美的歌声，征服了所有人的心。她的演出具有一种真实、自然的魅力，每一个音节都是那么明快、清晰。在一次音乐会上，燕妮·林德演唱了几首瑞典歌曲。她的演唱女性魅力十足，充满不朽的天才韵致，这些民族歌曲经她一唱，是如此超凡脱俗、魅力四射，那神奇的艺术感染力竟使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忘记音乐厅的存在。整个哥本哈根为之倾倒。当然，有许多上流人士因为听意大利歌剧而对这位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小女孩视而不见，不去听她演唱，也十分自然。但所有听过她演唱的人，无不欣喜若狂。

燕妮·林德是第一位受到丹麦学生献唱小夜曲礼遇的女歌唱家。她从饭店搬到布农维尔家，这家人待她像一位至爱亲朋。一天下午，布农维尔和她一起去见戏剧导演尼尔森先生，他住在腓特烈斯贝大街。当夜幕刚刚降临，她惊奇地看到大街上灯火通明，响起阵阵歌声。其中有一首是F.L.霍德特作的，还有一首是我作的。她为了再次致谢，也唱了几首歌。唱完，我见她飞快地躲到黑暗的一角，激动地抽泣起来。她说：“看来我得继续努力，全身心地投入工作，相信下次再来哥本哈根会比这次好得多。”

她是舞台上的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令周围的所有人痴迷赞叹。在自己的家和客厅，她是一个端庄优雅、谦虚朴素的小女孩，聪慧、单纯。她在哥本哈根的演唱是丹麦歌剧史上的大事，她出色的演技和迷人的艺术个性，都显示出真正的艺术的圣洁。我曾亲身感受过这圣洁。在她回斯德哥尔摩之后不久，我收到弗雷德丽卡·布雷默的信，专门谈到她：“我们都无比赞同她是一个艺术家，和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位艺术家同样伟大，只是你对她的伟大还缺乏足够的认识。跟她谈艺术，你才能了解她对于艺术的理解。你会从她谈论艺术时闪烁着光芒的眼神，发现她对于艺术是多么的痴迷。然后，跟她谈上帝和宗教的神圣，你又会发现她天真无邪的眼睛盈满泪水。她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更是一位伟大的女性。”

第二年，我到了柏林。一天，歌剧作曲家迈尔贝尔来看我，偶然谈起燕妮·林德。他听过她演唱的瑞典歌曲，对她很着迷。他问我：“她的演技和独白功夫如何？”我向他描述她的演技有多么吸引人，还列举了她饰演艾丽斯的几个细节。他说他们可能邀请她来柏林演出，只是尚未考虑成熟。大家都知道，她后来的确到了柏林演出，并在柏林观众中掀起一股热潮。正是在德国，她第一次享誉欧洲。

一八四五年秋，她再次来到哥本哈根，公众的狂热达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人们都想亲眼目睹这位在盛名的光环笼罩下的天才歌唱家，毫不夸张地说，人们排一整夜的队，只为弄到一张票看她的演出。她到欧洲其他国家和美国演出时，也是同样的盛况。对于我们，尤其对于早期的崇拜者来说，她似乎比以前变得更伟大。因为我们得以目睹她饰演了更多、更出色的神采各异的角色。她塑造的“诺尔玛”是真正具有艺术表现力的艺术形象，每一个姿势都可以成为雕塑家最完美的模特，她的表演是艺术的灵感闪现，而不是在镜子前的搔首弄姿。她的表演总是那么新鲜、真实。我见过玛利布朗、格里西和施罗德·德弗里恩特夫人饰演的诺尔玛，她们都能将她演得光彩照人，但燕妮·林德对这个角色富于激情的艺术塑造超过了她们所有人。我觉得她对于这个人物的把握既深刻又真实。

诺尔玛并不是一个疯狂的意大利女人，她只是受了伤害，但她又表现出充分的善良，为一个无辜的情敌做出牺牲。她也在瞬间产生过这样的念头，想杀死她背信弃义的情人的孩子，可一看到他们那天真无邪的眼睛，就放弃了。“诺尔玛，你是一个庄严神圣的女祭司。”合唱队一唱出“女祭司”，燕妮·林德就明白该她独唱了。在哥本哈根，燕妮·林德都是用瑞典语来唱，而其他演员都唱丹麦语。两种如此贴近的语言，彼此交相辉映，没有一个人在欣赏中感觉受到什么妨碍。即便在对白很多的《军中女郎》中，她的瑞典语也很有特点，十分优美。这是一种怎样的表演啊！为什么听不出语言上的矛盾，只因为它本身是那么的自然。舞台上还从未有过如此真实的表演！她在向我们完美展示一个在军营里长大成人的自然之子纯朴自然天性的同时，从每一个动作中都透露出她与生俱来的优雅与高贵。燕妮·林德表现的《军中女郎》和《梦游女》无疑是最优秀的。看她的演出，人们时而开怀大笑，时而掩面而泣，受益匪浅，如同走进教堂一般，感觉自己变得更圣洁。人们觉得，上帝就在她的艺术之中，我们在她的艺术里与上帝面对面，那里就是一所神圣的教堂。

门德尔松在给我的信中谈到燕妮·林德时说：“具有她这样个性的艺术家真是千载难逢。”我深有同感。当我们在舞台上一见到她，那感觉就仿佛从洁白无瑕的器皿中啜饮了一杯圣酒。欧伦施莱厄看了她的演出，两眼发光，说：“她是饰演我的瓦尔堡最合适的人选。”他还为她写了一首优美的充满深情厚谊的诗。托瓦尔森第一次看她演出，就发现闪烁在她头顶的天才光晕。我正好趁机在正厅前座介绍他们彼此认识。托瓦尔森向她鞠躬，吻手。她略显羞涩，脸变得绯红，回吻他的手。我因此有点担心，我太了解这里的公众，他们的挑剔多于宽容。

除了燕妮·林德在自己家的个性表现，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遮蔽她在舞台上的卓越才华。她在家时就像个孩子，富有灵性的气质显露出一股奇异的力量，她高兴待在家里，不再属于外面的世界，可以自由自在。她真心渴望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家，但她也全身心热爱她的艺术。她清楚自己在艺术国王所肩负的使命，并做好准备把生命奉献给艺术。她具有高贵而虔诚的心灵，才不会被人们的崇敬娇惯宠坏。我只在她即将离开哥本哈根时，听到过一次她谈论自己的天赋，并为自己有如此非凡的才华而兴奋。几乎每个晚上，她都要演出歌剧或在音乐会上演唱，忙得不可开交。她听说有一个“照顾被忽视儿童协会”，就去了解这个协会的性质以及目前所取得的工作进展。这个协会资金有限，捉襟见肘。我也跟她介绍过有关这个协会的情况。“哪天晚上我没有演出，干脆为孩子们搞一次募捐义演，票价加倍。”要不是为这个，在这里演出，她一贯最反对涨票价。她在义演的音乐会上，演唱了《自由射手》和《拉美莫尔的新娘》中的一些唱段，后者尤其动人，以至连沃尔特·司各特本人都难以想象，还有谁能将不幸的露契亚塑造得更优美、更真实。这次演出募集到不少钱，我把数目告诉她，说这笔钱足够帮助这些贫穷的孩子生活好几年。她兴奋起来，眼里闪着晶莹的泪花大声说：“哦，搞这样的演唱有多好啊！”

我以兄妹般的情感珍爱着她，每对她知道和了解的多一点，我都感到喜不自胜。在她住在哥本哈根这段时间里，我每天都去看她。她住在布农维尔家，我在那里消磨了大部分时光。临别，她在皇家饭店举行了一次盛大宴会，把所有帮助过她的人都请来了。我相信，除了我，每一位来宾都收到她一份小小的纪念品。她送给布农维尔一个银质酒杯，上面刻着“献给芭蕾教练布农维尔，在我的第二故乡丹麦，他待我如父亲一般”。布农维尔答谢说，这回每一个为能当上燕妮·林德的兄弟的丹麦人，恐怕都想争着当他的孩子。“那可太多了，”她开玩笑说，“要是那样，我宁愿只选择一个人作我的兄弟。安徒生先生，你愿意吗？”她走近我，倒了满满两杯香槟，和我碰杯为她兄弟的健康干杯。

她回斯德哥尔摩以后，我们之间鸿雁往来不断。她是我心底最挚爱的人。我们后来在德国和英国又见过面，容稍后再叙。我完全可以把我们之间的情谊写成一部艺术之作，一部心灵之书。我指的当然是我要用心来写。可以这样说，自从认识燕妮·林德之后，我才逐渐懂得艺术的神圣。从她身上我明白，要为更高的目标服务，必须忘掉自身。在那段时间，没有一本书，没有一个人，比燕妮·林德对我的诗歌创作产生的影响更为巨大和深远。因此，我对她的记忆会保留得这样长久，这样热烈。

生活和艺术的轮廓在我眼前变得越来越清晰，这个发现让我异常欣慰。而且，也有越来越多的阳光从外部世界照进我的心田。在最初那段阴郁的岁月过后，我一直吉星高照，真是鸿运齐天。平和与安稳在我灵魂深处找到归巢。而这种平和正可以和丰富多彩的旅行生活结合起来。曾几何时，我一在国内感到压抑和痛苦就出国，至少出国可以暂缓我的心灵苦难。国外能给我带来抚慰心灵的平和。我喜欢出国旅行，天性好交朋友，当然也希望得到朋友的信任和真诚回报。喜欢旅行的我，在以后的日子里经常出国旅行。

旅行就是生活。

一八四四年夏天，我再次访问德国北部。现任奥尔登堡公使冯·艾森德歇和他的妻子，邀请我到他们家住一段时间。这是一对聪明、富有魅力的夫妇。兰曹-布赖滕堡伯爵也常有信来，邀我无论如何在方便时，再去拜访他优美的荷尔斯泰因公国。我真的去了，虽然这次旅途时间不是最长，却十分有趣。

我看到夏日富饶的沼泽地，夏天是沼泽地最漂亮的时节。那里有很多脖子上挂着铃铛的奶牛，在与肩部齐高的草地里走着，这风景好像只能在瑞士的山谷看到。一切都富有田园牧歌情调。布赖滕堡坐落在斯特尔河岸的森林环抱之中，再往前就是伊策霍。这里与汉堡的蒸汽船交通给这条小河增添了活力。四周有很多风景如画的地方。我住在城堡感觉像在家一样舒服、自在，真正能做到专心致志地读书、写作。我像在空中翱翔的鸟儿一样自由。我受到的是至爱亲朋般无微不至的照料。

我和兰曹伯爵一起做了几次路途不长但十分有趣的旅行考察，对荷尔斯泰因的自然风景也熟悉起来。可是，伯爵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这是他生命的最后一个夏天，也是我最后一次来舒适而友好的布赖滕堡。他预感自己时日无多，一天，在花园里，他深情地握着我的手，握了很久，最后说：“啊，我年轻的朋友，只有上帝知道，我也坚信，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此相聚。我恐怕是来日无多。”他看着我，眼里透露出一种异常凝重的神情，深入我的心灵。我不知该说什么。当时我们站在一个小礼拜堂的旁边，他推开厚密的篱笆之间的一扇门，很快来到一个小花园，在一个长凳前面，有一处绿草覆盖的墓地。他说：“下次你再来布赖滕堡，可以到这里找我。”他这句感伤的话应验了，第二年冬天，他在威斯巴登去世。我失去了一个朋友，失去了一个保护人，失去了一颗美好、高贵的心灵。

一八三一年我第一次到德国时，去了哈茨山和瑞士的萨克森地区，那时歌德还健在。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见到他。从哈茨山到魏玛并不算远，可我没有介绍信，而且，那时我的诗还没有一首被翻译成德文。已经有很多人向我描述过，歌德是一位才华卓越、非同寻常的绅士。或许他不会见我。这样一想，我决定等我的作品译成德文，我在德国也有了一些知名度再去魏玛。《即兴诗人》让我成功地在德国拥有了知名度，可那时歌德已经与世长辞。后来，从君士坦丁堡回国途中，我在门德尔松家结识了歌德的儿媳歌德夫人，她婚前叫波格维切。她说她是为我专程坐火车从德累斯顿赶来的，她聪明、高贵，对我十分友好、热情。她说她儿子瓦尔特一直很喜欢我，小时候就把我的《即兴诗人》改编成一整部戏，还在歌德的家上演。她还告诉我，瓦尔特有一段时间满脑子想的就是要到哥本哈根去见我，他在瑞士萨克森地区认识了一位丹麦人，甚至给他写好了介绍信。但那个丹麦人谈到我时没什么热情，并对这位年轻的歌德把我作为一个丹麦作家如此高看，觉得好笑。

这样一来，我在魏玛就有了朋友。有一种极其强烈的欲望，驱使我要去拜谒这个歌德、席勒、维兰德 ⁽¹⁾ 和赫尔德 ⁽²⁾ 生活过的城市，它的光芒足以辐射全世界。这片幅员不大的土地，因马丁·路德、瓦尔特堡的歌曲节和许许多多伟大而高贵的记忆显得神圣。六月二十四日我到的这一天，正好是现任公爵的生日。这里的一切都呈现出祝寿的气氛，剧院正上演一部新歌剧，年轻的王子、大公储受到人们的真心拥戴。只是当时我还不曾意识到，我所见到的这些辉煌壮观的场景对我会有怎样的深远影响，我将在此结识多少朋友，我将多么喜爱这个成为我在德国第二故乡的小城。

凭着一封写给歌德挚友、杰出的老大臣米勒的介绍信，我在他家受到热情接待。第一次去，巧遇我在奥尔登堡认识的博利厄·德·马科内，他刚在魏玛谋到个职位，就住在那里。有的人只需几天，你就能了解并爱上他。我相信，通过那些日子的相处，博利厄会成为我一生的朋友。他很照顾我，把我引荐给许多善良的家庭。由于刚来的时候歌德夫人和她儿子正在维也纳，我还感觉有点孤独，现在我已被魏玛各阶层所认识，所接受。

现任大公和公爵夫人亲切热情地接待了我，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是经人介绍认识他们，他们邀我共进正餐。在此之前不久，我还应召拜见了大公储和大公储夫人，大公储夫人婚前是荷兰公主。当时，他们正住在埃特斯堡高山茂密森林边的狩猎小屋。我与米勒大臣和歌德的传记作者埃克曼一起驱车前往，马车在离小屋不远的地方停下来，一位满脸真诚，眼神中透出高贵和温柔的年轻人走过来问：“安徒生来了吗？”他见到我后很兴奋，我和他握了手。他说：“非常高兴能在这里见到您。我稍后就来。”

马车继续前行，我问：“刚才那个年轻人是谁？”“他就是大公储。”米勒回答。这就是说，我已经见过大公储了。很快我们就在小屋相聚。这里当时和现在都像家一样舒适。进入我眼帘的，全是温柔的眼光、快乐与活泼的情景。

晚餐后，大公储和所有客人一起来到紧邻小屋的村庄。村里的年轻人和周围村庄的人都聚拢来，为他们热爱的，现在又回到埃特斯堡来的大公储庆祝生日。涂了油脂的柱子立起来了，上边飘扬着方巾和丝带。有人拉起小提琴，人们在硕大的椴树下跳起欢快的舞蹈。到处弥漫着节日的气氛，人们脸上都带着幸福、满足的笑容。看来，年轻、新婚的大公储和他的夫人，彼此是出于真心爱慕结为连理。倘若一个人在宫廷待了相当长时间，并觉得很快乐的话，就要为一颗跳动的心，先把命运忘到一边。萨克森-魏玛的卡尔·亚历山大拥有一颗最高贵、完美的心灵。在已经过去的许多年，那些幸福而庄严的时光，使我沉浸在这种坚定信念的快乐之中。

其实，在我第一次去德国时，就去过好几次美丽的埃特斯堡。从那里的公园眺望，可以瞥见哈茨山。大公储带我看了一棵树，上面刻着歌德、席勒和维兰德的名字。真的，就连朱庇特也想把自己的名字添上去，他的雷斧劈开了它的一根树枝。跟我们在一起的，有聪慧的女作家冯·格罗斯夫人，她的笔名阿马莉·温特更为人知；令人愉快的老大臣米勒，向我们绘声绘色地描述歌德在世时的生活，给我们讲《浮士德》，外加精彩点评；绝对忠实的埃克曼单纯得像个孩子。在埃特斯堡有这些人相伴，我度过了许多个美妙如梦的夜晚。

我们轮流大声朗读各自的作品，我甚至用德语朗读了一篇童话《坚定的锡兵》。米勒带我来到“公国第一墓”。卡尔·奥古斯特的墓紧挨着他妻子、杰出的公爵夫人的墓，并非像我原来想的是在歌德和席勒墓的中间，我曾还为此写道：“公爵为自己创造出一个彩虹般的光环，因为他站在太阳和飞流的瀑布之间。”我们那两位不朽的朋友，安息在卡尔·奥古斯特和公爵夫人，还有那些最能理解和评价伟大人物的王室成员的墓旁。放在简朴棕色灵柩上的月桂花环已经枯萎，唯一的装饰就是那不朽的名字“歌德”和“席勒”。生前，公爵与两位诗人引为知己，死后，入土为安，又躺在同一个墓地。这样的地方永远都无法从一个人的记忆中抹去，而在这里，你只能默默地发出一声只有上帝才能听见的祈祷。

临别前，我在一本留言册上为小王子卡尔·奥古斯特 ⁽³⁾ 写下这样一段话：

（魏玛）

图林根森林里的那座城堡是心灵栖居的地方，它是如此的朴实无华，却让人备感温馨，因为我从中看到一个家庭的幸福生活。在萦绕四周的大理石的光彩中，我记忆最深的就是那个心灵的帝王之室，它放射出一缕最耀眼的光芒。

一位公主，一位母亲，天真无邪、快乐幸福地与她的小儿子嬉戏，儿子像个骑士骑在她的背上，要跃马奔驰。她微笑，感到乐趣无边，眼里露出母亲温柔、慈爱、幸福的目光。她是多么快乐啊！有时，天使也会齐声合唱，为一颗安静的、忠实的心灵祈祷。

你，出身高贵的孩子，有一双大海般蔚蓝的眼睛，你唇间的微笑是那么富有魅力。你继承了父亲的爱心，开放的思想和他奋斗的精神。知识的灯塔闪烁着光芒，将为你点燃永恒的蜡烛。在丰富的童话世界，自然和所有的心灵都将为你打开。

哦，图林根森林，你的名字伟岸而崇高，你的声音属于全世界。路德在演讲，歌德在歌唱，这里的一切都那么令人惊奇。上帝会保佑这个家庭在同命运的抗争中，得到最大的幸福。图林根森林里的那座城堡是心灵栖居的地方。

告别魏玛时，我忽然有一种以前曾在此住过的感觉，它像我心爱的家园，而现在却要离开。当马车驶过城门，行进在水车边的桥上，我最后看了一眼这个小城和它的城堡，一股难以割舍的离愁别绪涌上心头，惆怅莫名。似乎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就这样永远成为过去。离开魏玛，我觉得对我来说，以后不会再有比这更令人难忘的旅行。事实上，我经常往那里写信，现在一想到那里还有魂归故里的感觉。魏玛这座诗人的城市，它将阳光洒满我的诗人之路。

现在，我要前往莱比锡。罗伯特·舒曼家正有一场美妙的诗歌晚会在等着我。一年前，这位天才作曲家把夏米索翻译成德文的我的四首诗的谱曲寄给我，让我吃了一惊，同时又颇感荣幸。那天晚上，他们请弗雷格夫人演唱了这几首诗。她的深情演唱曾给无数人带来快乐，令人陶醉。克拉拉·舒曼为她伴奏，听众只有诗人和作曲家两个人。家庭晚宴上，彼此间思想的相互交流，让我觉得这个夜晚真是转瞬即逝。罗伯特·舒曼在他一八四五年四月写给我的一封信里，也回忆起那个让我觉得如此美妙的夜晚：

您来拜访我们的那天晚上的聚会……诗人、女歌唱家、钢琴家和作曲家聚集在一起。……我们什么时候能再相聚？您知道乌兰的《小船》吗：

“我们何时

在这同一地点再相逢——？”

这一夜我永远不会忘记。

在德累斯顿，我又见到那些洋溢着青春激情的老朋友。天才的挪威画家达尔是我半个老乡，他能在画布上传神地再现挪威山谷的瀑布飞流和繁茂的桦树林。让我感到荣幸的是，弗格尔·冯·弗格尔斯泰因为我画像，并让我的画像成为皇室人像藏品。剧院经理赫尔·冯·吕蒂肖，让我每晚坐在导演的包厢看戏。德累斯顿上流社会最高贵的女士之一、尊贵的德肯男爵夫人对我像待自己的儿子一样充满母爱。我也因此常去她家，和她令人愉快的孩子们在一起。哦，这是一个多么光芒四射、美丽无边的世界！这里的生活是多么令人兴奋！我真的就是这种感觉，而且事实的确如此。

博利厄的哥哥埃德蒙是个军官，有一天从塔兰特回来。那年夏天，他在那里待了好几个月。他邀请我和他一起去，我在清爽的山间空气里度过了快乐的几天。无论我走到哪里，凡是认识的新朋友，都只看我身上的优点。他们喜欢我。通过德肯男爵夫人介绍，我来到著名的天才画家雷茨施 ⁽⁴⁾ 的家。他画的歌德和莎士比亚肖像极具想象力。好客的他，在迈森附近常春藤覆盖的小山上，有一处令人心胸舒朗的别墅，这里风景优美，颇有田园情调。每年，他都在妻子生日那天，挑自己画的最好的一幅速写送给她。许多年下来，他送的速写够出一本丰富的画集。如果他不幸驾鹤西去，光靠卖画，她便可以过得很舒服。在他许多构思精巧的画作中，最吸引我的是那幅《出埃及记》。画的是一幅夜景，马利亚、约瑟、树木、灌木丛，连那头驮着马利亚的驴，都睡熟了。醒着的只有圣婴耶稣，他那张圆圆的脸庞照亮所有的一切。他还根据我为他讲的一个童话，画了一幅精美的素描。画的是一个躲在老妇人面具后面的年轻女孩，意味着透过古老童话的面具，可以窥探美丽如花、永葆青春的灵魂。雷茨施所有的人物画无不充满想象力，这源自美感和天才。

在瑞士萨克森地区的麦克森，马约尔·塞勒和他迷人的妻子一起，让我在他们富庶的庄园享受到德国的乡村生活。那里有采石场、巨大的粉末火炉，呈现出工业活动的景象。一切都显出殷勤好客的气氛。世上恐难再找出比这两个可爱的人更殷勤好客的人了，他们总是把一群有趣而又卓有才华的朋友召集到一起。我在那里待了一个多星期，遇到科尔，他向我们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他的旅行经历。我还遇到来访的女作家伊达·哈恩-哈恩伯爵夫人，她的小说和游记正风靡一时。那以后，由于她转而皈依天主教和她的作品《从巴比伦到耶路撒冷》，她自己又成了人们谈论的话题。

她告诉我，她父亲太爱玩了，简直毫无节制，庄园总是空着，他则和玩伴们到处旅行。她和富有的哈恩-哈恩伯爵结婚，但又很快离婚，那以后，她开始发表诗歌、小说和游记。当时，人们已经反复强调、指责和讨论过她小说里占主导地位的贵族因素和引人注目的特性，甚至她本人也受到一些指责。但从她脸上丝毫看不出来。在麦克森我们相处的那段日子，我看到她身上所闪现的真正富于女性魅力的、迷人的个性光彩，而且，她是那么的充满自信。她总是和那位极其令人愉快的绅士拜斯托姆男爵一起旅行，而且常常住在他家。所有人都公开说，他们显然已经结婚，上流的社交圈也早把他们当成夫妇接待。

我曾问过一些人，他们为何对这桩婚事秘而不宣？他们说可能是因为她如果再婚，就会失去前夫的补助金，而没有这笔钱她无法生活。很多刻毒的攻击和嘲弄向这位女作家袭来，人们当然愿意从她的作品中，看到一个写作的修女或女人，更多的是为天主教做宣传。但这既不真实也不健康。她是一个具有高尚人格，并有罕见才华的女人。遗憾的是，由于其他条件的限制，她没能让上帝赐予的才华开出更绚烂的花朵，并结出累累硕果。她和我很容易产生共鸣，对我很友好。因《只是一个提琴手》里的黑暗玻璃窗和我编织的童话世界，她把我当成一个诗人。一天早晨，她还把对我的这种感觉写在一首诗里：

安徒生

这么一大群精灵和仙子，

花儿和天才在愉快地嬉戏；

但是其上有太多的心灵的痛苦，

但在其下——是一颗悲伤的心。

伊达·哈恩—哈恩

一八四四年七月十四日于德累斯顿

谁都喜欢待在受欢迎的地方。这次短暂的德国之旅，让我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快乐，我知道他们根本没把我当外国人看。人们认为我的作品价值主要体现在它的感情、真实和自然上。在这个世界，无论美的形式是多么绝妙和值得称道，智慧的思考给人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只有发自心灵的情感和自然的天性，才是恒久不变，也最被人们理解。

我是经柏林取道回国，柏林已经有好几年没去了。我在柏林最亲密的朋友夏米索早已仙逝。“野天鹅已经飞得够远，它把头枕在荒野的怀抱。”它飞到另一个更美丽的世界。我见到他失去双亲的孩子们，在这些年轻人面前，我意识到自己正在变老，好在我的内心还没有老的感觉。我上次见到夏米索的儿子们时，他们还敞着怀在小花园玩耍。现在已经是在普鲁士服役的军官，头戴钢盔，腰挎军刀。转念一想，真是光阴似箭，岁月如梭，一切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又失去了多少：“当我们得知已经失去世间的至爱亲朋，并不觉得太痛苦。因为他们在上帝那里又成为我们所爱的人，在天国与我们之间，他们架起一座桥梁。”

塞维尼公使是我认识的新朋友，他请我去他家做客，并热情接待我。我在他家结识了才思敏捷、禀赋超凡的阿尼姆夫人，或者叫她贝蒂娜，歌德的贝蒂娜，这个名字广为人知。她和塞维尼夫人都是克莱门斯·布伦塔诺的姐妹。在他家，我还第一次见到贝蒂娜聪明美丽的女儿们，最小的女儿已经写出富有诗意的童话《月亮国王的女儿》。她们拉着母亲走到我面前，问：“现在，你觉得他怎么样？”贝蒂娜近距离地看着我，用手碰了一下我的脸说：“过得去的。”说完走了，一会儿又回来。她是那么迷人，而富有创造力。跟贝蒂娜谈了将近一个小时，都是她在侃侃而谈，竟让我只能默默地听她的能言善道，体验她的思想的火花。

夜深了，朋友们都散去。她让马车放空回家，我们一起走路。符腾堡 ⁽⁵⁾ 的王子让她挽着胳膊，我和她的女儿们走在一起。到了我下榻的梅因哈特旅馆，贝蒂娜站在台阶前，像军人那样把手举到脸旁说：“晚安，同志！祝您有个好梦。”几天以后，我去她家拜访。她在家里表现出一种全然不同的个性，当然是光彩照人的，而绝非徒有其表的机智。我觉得她是一个学识渊博、热情真诚的人。

她的著作脍炙人口，但另外一种才能却鲜为人知，那就是绘画的本事。她一出手竟让我们都吃了一惊。比如，她给刚发生的一件事画了一幅速写：一个年轻人因饮酒过度送命。她画了一个半裸的男人正顺着梯子往地窖爬，地窖里保存着许多桶葡萄酒。她把酒桶画成妖怪的模样，酒神的祭司们在酒桶前翩翩起舞，捉住这个祭品，把他杀了。据我所知，她曾向托瓦尔森展示过她的所有素描，托瓦尔森也大为惊异。

H.C.厄斯泰兹写信介绍我去拜会魏斯教授，这使我有机会深刻了解一个平静、幸福家庭的生活。没想到我们远离家乡，竟会有这样一种美好的感情，当我们在他们家时，所有人的眼睛都亮了，像过节时打的灯笼。他们一家人都是那么富有，美丽，充满友善。新朋旧友加在一起，我真是已经结交很多。我再次见到来自罗马的科尔内留斯，来自慕尼黑的谢林，我的挪威同乡斯蒂芬斯，来自德累斯顿的蒂克。自从我第一次去德国以后，没再见过蒂克。他有了一些变化，但聪颖明亮的眼睛没有变。他的握手的方式也没有变，依然让我感到亲切、可爱。

我得跑到波茨坦去看他，他在那里生活得美丽富足。在晚餐桌上，我结识了他的哥哥，一位雕塑家。我听说，普鲁士的国王和王后对我非常仁慈友好，他们读了我的小说《只是一个提琴手》，觉得它很有感染力，因此他们向蒂克问起我；两位陛下那几天正出游在外。我正好在他们出行之前的那天晚上到达柏林，那天发生了那次可怕的对国王的未遂谋杀。

在我即将离开德国的那一刻，德国朋友为向我致意，写了一首诗，并唱给我听。诗是由深受德国大众喜爱的诗人克勒特克创作的，这位像孩子般天真的诗人一年前便将他的《德国童话》第二部分献给我，以表敬意。他把第一部分献给蒂克。我一直珍藏着那首诗，把它作为来自柏林的纪念的鲜花。

我从斯德丁 ⁽⁶⁾ 回到哥本哈根时，满天阴霾。但我心情很愉快，精力不减，马上去看望我所有的亲密朋友。几天以后，我又出发。这次是去菲英岛拜访莫尔特克·维特费尔特伯爵，为的是能在他格罗鲁普令人愉快的别墅，享受几天美好的夏日时光。在那里，我收到兰曹-布赖滕堡写来的信，信中说他正和克里斯蒂安八世国王夫妇一起在弗尔游泳。他跟国王夫妇讲述了我在德国的愉快经历，谈到我在魏玛宫廷受到极其隆重的接待。他说，由于国王和王后一直对我关怀备至，也希望我能到弗尔风光旖旎的矿泉疗养地，与他们一起过几天丰富、快乐的日子。兰曹受国王委托，向我转达他们诚挚的邀请。

那里和低矮的哈里根的风景美不胜收，比尔纳茨基在他的短篇小说中，对此做过精彩的描绘，我在《两位男爵夫人》里也尽力描写过。沙丘密布的阿姆鲁姆风景如画。在我这本书里能看到对自然如此精妙和富于个性化的描写，实在应该归功于国王和王后的盛情邀请。他们见到我时表现出来的那种亲切感，让我高兴极了。我期盼着能再次与我亲密的朋友兰曹-布赖滕堡聚首畅叙，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从我作为一个穷小子孤独无告地闯荡哥本哈根，到今天我能和国王与王后在一起，二十五年的光阴转瞬即逝。这个纪念日值得庆祝。我对国王夫妇依然一片赤诚，这次让我有了更深入了解他们的机会。通过了解，我感觉自己已经全身心地爱上他们。周围的一切，不论人还是自然景致，都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我觉得自己好像是被托举到一个相对高的位置上，这样，回眸往昔二十五年的峥嵘岁月，倒可以有一个更为清晰的反观。这是怎样的二十五年啊！所有的幸运与快乐都浮现在眼前，从已经发生过的一切来看，我该心满意足。现实往往超越那些最美丽的梦想。

从菲英岛到弗伦斯堡，我第一次看到了峡湾 ⁽⁷⁾ 边上的森林和斜坡，如在画中一般，美丽异常。穿越荒野只能缓慢前行，环顾四周，似乎只有云是动的。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深深的沙地上行走，只能千篇一律地重复同样的动作。欧石楠丛中一只长得很怪的鸟儿，发出单调的吱吱声，听那叫声它好像快要睡着了。越往前走越难走，也越走不快。到了荒野尽头已寸步难行，再往前就是沼泽地。天刚下过雨，地表一摊烂泥似的又稀又软。连续不断的雨将玉米地和草地变成一片泽国，堤堰变成泥沼。马蹄深陷在泥里，在许多地方，我们不得不叫农民顶住轻型马车，以免滚落到堤堰下低矮的房子上。一小时能走两里地就吉星高照。

终于到了达格比尔，北海尽在眼前。这里沿海岸线分布着很多岛屿，所有这些岛屿都是一座座堤防。人们还用一种稻草把堤防加固了好几里长，海浪直接侵蚀着这些稻草。到的时候正赶上潮汛，加上风助人力，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弗尔。与路上的艰难跋涉相比，这里宛如真实的仙境。浴场坐落在岛上最大的怀克镇，建筑风格是荷兰式的。房子都只有一层，全是草屋顶，带山形墙。除此，整个镇子没有什么别的能给人留下印象。但在这个季节，游客最多。所有皇亲国戚、王公贵族以及与其相关人等，都给这个小镇增添了一股生活气息和节日气氛，这在主街道上表现得尤为显著。

几乎每座房子都住着游客，从客厅和山墙的窗户上，常有一些熟悉的面孔探出来。无数的丹麦国旗在空中飘扬，到处回荡着音乐，真好像置身在某个节日当中。船上的水手帮我把行李提到饭店。离岸边不远，在王室成员住的那栋单层建筑附近，可以看到一所木结构的大房子。从一扇打开的窗户能看到里边有几位女士在窗户旁边走来走去。她们探出头，看见是我，叫了起来：“是安徒生！欢迎，欢迎。”水手们一听，连忙向我脱帽鞠躬。一路上，他们只是把我当成一个不知名的游客，猜测着我的身份和地位。由于刚才那些向我表示欢迎的女士们是奥古斯腾堡年轻的公主和她们的母亲，我一下子成为知名人士和重要人物。

作为一个新来的客人，本来就引人注目。我刚在饭店的一张桌子前坐定，一位王室的仆人走过来，邀请我与国王共进晚餐。晚宴已经开始，但国王听说我到了，特意给我留出一个位子。正在桌边坐着的我的一位同乡说：“现在我才觉得有意思了。”国王传令，专门为我做顿膳食。在岛上那段时间，我每天都与王室成员和兰曹-布赖滕堡共进午餐、晚餐，一起度过每一个晚上。那是一段令人愉快、无忧无虑、充满诗意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在岛上与王室成员相处，提供给我一个难得的机会，使我亲眼目睹了这些高贵男女生活中的另一面。平时，我们眼里似乎只有皇冠和深红色的长袍。其实，还真没有什么人的私生活比丹麦国王夫妇的更迷人。上帝赐予他们快乐的阳光，他们又让我的心田洒满阳光。

晚上，我通常给他们读几篇童话。国王夫妇似乎最喜欢《夜莺》和《小猪倌》，因为有好几个晚上他们让我反复读这两篇。有天晚上，他们发现我还有即兴创作的才能。有个大臣跟年轻的奥古斯腾堡公主玩文字游戏，写了一种韵体诗。我正好在场，开玩笑地补充说：“你这个诗韵用得不恰当，这个我最懂，你得说……”说完我即兴写了一首，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正在隔壁屋玩牌的国王听见笑声，问怎么回事。我重复了一遍我的即兴作品，又加了一段。这一下，每个人都想即兴作诗了。我不得不帮他们写，还得写出来尽量符合每个人的个性特点。正和国王玩牌的埃瓦尔德将军问：“我是不是唯一没有作诗的？你为何不从我的诗中挑一首最好的朗读呢？”“国王和所有国人都知道将军写诗。”为避免帮他作诗，我只好这样回答。

接着，王后卡罗琳·阿马莉说：“你还能记得一些我想过或感觉到的什么事吗？”我想写几行与她相配的诗，回答说：“是的，陛下。为了您能保存，我把它写下来，明天给您一份。”“我希望你会记得。”她反复说了好几遍。每个人都坚持让我即兴写点什么，我只好即兴写了下面这几行，后来收进我《诗集》的短诗部分：

一篇祷告

他是我们在暴风雨中的安全要塞，／他的阳光驱散尘世生活的阴影。／愿他使国王在每遇悲伤的时候都坚强有力，／给丹麦带来永远的和平与幸福。／愿他把胜利的花环挂在我们的旗帜上，／挂在爱和每一个崇高的心愿上。／当所有帝国到了可怕的末日审判那一天，／愿丹麦仍与那些没有犯罪的屹立在一起。

我陪着国王夫妇前往哈里根的最大岛屿，岛上那些已经覆满绿色苔藓的北欧古字，显示这里是一块下沉的陆地。呼啸咆哮的海浪将陆地变成岛屿，随后再把它们撕成碎片，令镇子上的人和一座座镇子葬身大海。年复一年，这些被撕碎的岛屿正在消失。毫无疑问，最多再过五十年，这里的一切都将不复存在，只剩下白茫茫的一片大海。哈里根岛现在已经是个平坦的小岛，深绿色的草地上有几只羊在吃草，草的叶片很锋利。涨潮时，得把羊赶到阁楼上。海浪冲击、侵蚀着这个离海岸只有几里远的小岛。

比尔纳茨基的小说对这里的风景描写细致入微，令人钦佩，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我读着他对一些特定场景的描绘，感觉在现实中都是那么的真实，以至于与我自己的观察几乎完全相融。我不可能比他写得更好，记录得更真实。事实上，我的《两位男爵夫人》里写了同一地点和同一大自然，但是那只能被看成是另外一位诗人对同一大自然的反映的附录而已。

访问厄兰岛时，我发现岛上有个小村庄，建的房子一间紧挨一间，胡乱地挤在一起，好像是为了互相支撑。房子全是梁木结构，窗户很小，像船上一个一个的船舱。在嵌着镶板的小客厅里，母亲和女儿们孤独地坐在纺车旁，一坐就是六个月。屋里有些书，我发现有一些丹麦文和德文的书，还有一些弗里斯兰语的书。她们坐在那里，一边读书一边工作。海水涨到常常把房子围起来，看上去像是被海浪抛到岸边的遇难船只的残骸。有时，夜航的船可能会被海浪冲到浅滩搁浅。在一八二五年的那场大洪水中，岛上所有的房子和居民都被冲走了。他们半裸着身子，白天黑夜蜷缩在屋顶上，最后还是无济于事。弗尔岛或陆地上的人，都无法伸出援手。教堂的墓地也被冲走一半，棺材和尸体随着海浪颠簸起伏，那情景真是太可怕了。尽管如此，哈里根人还是深爱着他们的小小家园，他们简直无法忍受待在陆地上生活。对家乡的思念使得他们又回到小岛。

我和王室成员一起参观了这个小岛。蒸汽船只能驶到离岸边一定的距离，我们换乘小船上岸。我谦让地等了很久，差点错过最后一条船。我到厄兰岛时，正遇到国王往回走。“你是现在才来吗？”国王亲切地问，“别着急，慢慢看，让船等着。古老的教堂墓地非看不可，然后到那里的人家看看，那里有一位漂亮的年轻女人。”岛上的男性居民刚好全都出海了，有去格陵兰的，有去荷兰的，家里只有他们的妻子和女儿们接待我们。剩在岛上的唯一一个男人，大病初愈，刚刚起床。她们用从弗尔采来的鲜花在教堂前做了一个花的荣誉之门，可惜太小，我们都只能绕过去。但岛上居民的好意我们心领了。他们为方便王后通过，把岛上唯一一棵树和一丛玫瑰砍掉，把玫瑰花铺在王后要走过的泥地上。这使善良的王后深受感动。姑娘们都很漂亮，穿着半东方情调的衣服。她们认为自己身上有希腊血统。她们的脸有一半几乎被面纱遮着，面纱上面戴的是一色的希腊式红色非斯帽，头发编成辫子盘在帽子上。

我去看了教堂墓地，也在屋子里见到了那位漂亮女人，回到蒸汽船时已是晚饭时间。我们在一片多岛屿的海面上航行，当落日把美丽的余晖洒在甲板上，我们开始跳舞，无论年龄大小，都跳了起来，仆人们在舞者中间来回穿梭，送上点心。水手们站在桨舵上测试着海水，用单调的声音喊着，水深多少尺。月亮升起来了，又大又圆，阿姆鲁姆的沙山依稀可见，披着皎洁的月光，看上去好像白雪覆盖着的连绵起伏的阿尔卑斯山脉。

后来，我到了这人迹罕至的沙丘。国王到那边去猎兔子。想当年，载着亚当、夏娃之家的诺亚方舟抵达此地，从船上下来两只兔子，仅仅几年之后，兔子就繁衍成群。现在岛上的兔子有数千只之多。除了我，只有诺尔王子没去参加打猎。我们俩在沙山上漫步，脚下感觉好像踩在维苏威火山的火山灰上。每走一步，脚就陷下去一块。坚韧的草根根本抓不住松软的沙土表层。太阳把白沙烤得炙热，走在上面好像到了非洲沙漠。沙丘间的沙谷里，生长着一些野玫瑰。欧石楠已经开花了。在别的地方，再也看不到半点植被。海边的沙丘留下被海浪打湿过的痕迹，海浪退去，那是大海在沙丘上写下的谁也读不懂的奇怪文字。

王子和我坐在一处最高的沙丘上，海潮已退。我们眺望北海，由于退潮，海水退后有一里多远，搁浅在沙地上的船像一条条死鱼，等待着潮水的到来才能出海。有几个水手在远处的沙滩上散步，看上去不过几个移动着的小黑点。大海仍然轻柔地触摸着表面的白沙，明显可以看出那一条长长的沙滩。《丹麦的领港员》里写到过这里的景致。我们能看见在一些梁木上建起的高塔，那是为沉船的水手提供保护用的，里边有一桶淡水，一篮子面包和白兰地，足够他在海浪翻卷的波涛中生存几天，等待可能出现的施救。阿姆鲁姆和弗尔之间的沙地十分坚实，人们驾车走在湿湿的沙子上，可以从一个岛到另一个岛上去。有两次，我们看到好像一队马车的影子，顺着白沙消失在蓝色的地平线上，感觉好像是从空气中滑过去的。退潮以后的沙滩，像编织成的一张网，窄窄的缝隙中还存留着海水，好像海水要抓住沙滩，沙滩也属于大海，但海水很快可以把沙滩冲走。

从这样一个场景回到王室的晚宴、美妙的宫廷音乐会和沙龙上的小型舞会，这是一种多么奇妙的对照，好像童话一般。月光下的海滨大道，像一条小型的林荫大道，到处是漫步的游客。

前边说过，兰曹-布赖滕堡知道九月六日这一天对我来说，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这是我二十五年前第一次到哥本哈根的纪念日。我坐在皇家晚宴的桌子前，沧桑岁月一幕幕清晰地在脑中浮现。我强忍着，才没让眼泪流下来。因为每逢要感谢上帝的时候，我们都恨不能让上帝与我们的心贴在一起。我深切体会到，与上帝比起来，自己是那么的微不足道。我的所有一切都是上帝赐予，也全都属于衪。

晚饭后，国王和王后陛下向我表示祝贺，除了这个贫乏的词，我再找不到比“祝贺”更谦恭的词汇。看得出来，国王夫妇非常兴奋。国王为我的成功和已经取得的一切成就表示祝贺，他问起我出版第一本书时的情形。我跟他讲了我当时的几段经历。谈话中，他问我每年有没有固定收入。我说每年能从国王的名下领取二百达勒。

“不能算多。”他惊讶地说。

“已经足够了，”我回答，“我不需要太多的钱，再说，我写书可以挣稿费。”

国王还关切地问到我的生活和社会活动的一些情况，他最后说：“你现在的生活应该比以前轻松点。如果你在文学方面需要我提供什么帮助，随时来找我。”

在当晚的宫廷晚宴上，国王又跟我谈到白天的话题。我的内心深受感动。

稍后，有几个那天碰巧在场，听了国王与我谈话内容的人，责怪我如果够聪明，就不该错过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说：“国王可是把话都递给了你，你当时应该说需要更多的生活费。他可是明白无误地告诉你，你的年薪太少，该过一种更舒心、悠闲的生活。”

我对他们说：“我哪能这样做。国王把我当客人，他和王后非常关照我，说了很多体己的话，我怎么能在这种时候滥用国王的好意？我这样做也许真的不够聪明，可像你们说的那样我做不来。如果国王觉得我需要更多的费用，他会主动给我的。”

九月六日对我来说，是个令人高兴的日子。除了国王，矿泉疗养地的德国客人也对我非常友好。在大厅吃晚餐时，我和国王同桌，那些德国客人共同为我这个丹麦诗人的健康祝酒。他们在德国都读过我的作品，今天总算见到本人。我的一位同乡站起来，代表我向他们致谢。荣誉多起来，很容易宠坏一个人，使他变得虚荣和狂妄。但我没被宠坏，也没变得虚荣和狂妄。这种场合只能把我锻造得更美好，思想更纯净。我感到，只能加倍努力，做到与这样的荣誉相称。

向王后拜别时，她送我一枚珍贵的戒指，作为我们在弗尔岛共度美好时光的纪念。国王再次跟我说了许多无微不至的充满关爱的话。我只有把我的全副身心，奉献给这两个高尚的人。

在与王室成员相处的每一天，我都能见到奥古斯腾堡的公爵夫人，并常在一起聊天。她以极其诚恳、亲切的态度，邀请我回家时取道奥古斯腾堡，并在那里待几天。国王和王后也劝我接受这一邀请。

于是，我从弗尔岛前往波罗的海最美丽的岛屿之一阿尔斯岛。这个岛面积很小，像一个鲜花盛开的花园。肥沃的田地长满玉米和三叶草，周围由榛树和野玫瑰的树篱围起来。农民的房子附近，是一大片苹果园，隔一段缓坡就有一块林地。有时，我们仿佛从茂密的林中可以看到开阔的大海，有时，感觉从城堡花园一直延伸到弯曲峡湾的花园好像一条河流。我在那里受到最热烈的欢迎，感觉完全是在自己的家过着快乐无比的生活。那里全是丹麦人，所以只说丹麦话。我再不去想那些以前所过的阴郁、不幸的日子。我在岛上待了整整两个星期，整天坐着马车到处跑，徜徉在自然的怀抱中。我的《两位男爵夫人》就是在这里开始动笔的。晚上我过得也很舒心，大部分时间都在听音乐。凯勒曼也在岛上待了几天，我听他弹奏轻柔舒缓的幻想曲、浪漫曲和阿尔卑斯曲调。

在这里还赶上了公爵夫人的生日。人们组织火把游行，为她歌唱。整个城堡就是一个舞场，洋溢着节日庆典的气氛。与庆典沾边的“奥古斯腾堡赛马会”，持续了三天。无论城堡还是整个镇子，到处都是欢快的人群。说实话，荷尔斯泰因的的贵族几乎都来了。晚宴时，公爵站起来，谈到当前丹麦文学的重要性，指出与更现代的德国文学相比，我们的文学也该有辉煌的成就，有健康的发展。他提议值此机会，为在场丹麦诗人的健康干杯。

那个时候，我在奥古斯腾堡见到的，是最友好和快乐的人们，他们过着幸福的家庭生活。在我看来，一切都是那么的丹麦化，似乎和平的精灵已经在这座美丽的小岛安家。那是一八四四年的秋天。但很快，我所看到的那些整个发生了改变！

(1) 克利斯朵夫·维兰德（1733—1813），德国作家。

(2) 约翰·赫尔德（1744—1803），德国哲学家、诗人。

(3) 卡尔·奥古斯特是魏玛大公储卡尔·亚历山大的儿子。

(4) 莫里茨·雷茨施（1779—1857），德国画家。

(5) 原为德国西南部一州，现为巴登-符腾堡州一部分。

(6) 波兰西北部一港市，原为德国城市。

(7) 周围是悬崖的狭长海湾，通常由冰川侵蚀而成。

十二

一八四四年春，我完成了一篇戏剧童话故事《命运之花》。我试图揭示，不是艺术家的不朽声誉，也不是华丽的王冠能给人带来幸福，幸福存在于对清贫的满足，存在于爱与被爱之中。童话背景是丹麦充满阳光的田园生活，蓝天映衬下的两幅梦境般画面出现了两个阴暗的形象——不幸的埃瓦尔和民谣里吟唱的悲惨的布里斯王子的生活。——我以真理的名义，缅怀我们的时代。我想表明，许多人仅仅是为了增加作品的吸引力，他们用明媚的美为我们描绘的时代实际上是阴暗而凄苦的。

我把剧本交给皇家剧院的经理。海贝尔曾在那里担任艺术评审。这或许很恰当，因为他是一位显要人物。但大家知道，当时他对我没有任何好感。除了在他的《死后的灵魂》中，他把《摩尔姑娘》和《黑白混血儿》搬上地狱里的舞台来折磨那些被判处的人之外，我又在他的《丹麦地图》和《知识分子评论》中被嘲笑。当我为迎合一位演员的心意对《阿格妮特和男人鱼》做了改编以便夏天上演时，海贝尔特意把它定性为“直接从书店搬到舞台上去的东西。这部作品糟蹋了加岱 ⁽¹⁾ 柔和的音调。”他接着说，作者“通常缺乏自己的见解和才华，不能让人物性格有合理的发展，清清楚楚地表达他想要表达的思想。一切本应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对照物，都被熬成一锅淡而无味的糨糊，使你我全然无法辨认”。

我确实认为这位诗人对我毫无好感，文艺界已把我的作品置于更严格的考评之下。事实正是如此。我认为是个人的好恶在推动他这样做。对我来说，这比我不久之后听到这个剧本遭拒的消息更令我伤心。与一位诗人的关系搞得这样僵，我感到十分痛苦。本来我在很多方面都很尊敬他，为维持友好，我深信我已经对他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我襟怀坦荡、自认为诚挚地给海贝尔写了一封信，不是为我的作品能被采用，而是为澄清我们的关系，并友好地和他交往。我请他解释清楚为什么不采用我的《命运之花》，还请他明确告诉我是否恨我。他收到信后立即客客气气地来看我。我没有在家，第二天去回访他。

他住在腓特烈斯贝的工作室。我受到格外亲热的接待。这次拜访和我们的交谈，应该说非同寻常，谈话以他的一番解释结束。这次会谈表明，我们之间已更好地取得谅解。他向我清楚说明他不采用我的剧本的理由。就其立场而言，完全持之有故。但我们俩的意见大相径庭，无法达成一致。他说他对我不怀任何怨恨，还认可我的才华。于是我指出他以前在他的《知识分子评论》中攻击过我，还否认我有“自己的见解”。而我认为我的小说表明了“自己的见解”。“您没有看过我写的任何一本小说，”我说，“这是您自己对我说的。”“是的，真是这样，”他说，“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看过，但现在会去看。”“以后也要看，”我接着说，“在您的《丹麦地图》中，您取笑我的《诗人的市场》，还谈到我对可爱的达达尼尔海峡的热情——但我在书里明确说过，达达尼尔海峡并不漂亮。相反，使我着迷的是博斯普鲁斯海峡。而您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也可能您没有看过这本书。您知道有一次您对我说，您不看大部头的书。”“啊，是博斯普鲁斯海峡，”他说道，露出他那特别的笑，“嗯，我不记得了。您瞧，别人也都不记得。那只是因为我想挖苦你。”这承认来得很自然，在他颇具代表性，我只有一笑置之。

我注视着他聪慧的眼睛，同时记起他所写的一切佳作，我不可能生他的气或对他心存怨恨。于是我们的谈话显得更加生动活泼。他对我说了几句好话，并把我的童话捧得很高。他还要我更经常地去看他。他说我会受到欢迎。我终于对这位诗人的性格有所了解，我相信他也了解我的性格。我们彼此差异很大，但我们追求的目标相同。

近几年，随着我赢得、也接受了很多好东西。这位天才诗人也给了我更多的认同。按照剧目顺序，我的童话喜剧被搬上舞台，在那个演出季节上演了七场。接着它被搁置起来，至少当那些剧院主管人员在职时是这样。

我经常问自己，是不是因为我的剧本写得特别差，或者因为我是那些剧本的作者，才使那些剧本在一切场合都受到严厉的抨击和责难？当然，为搞清楚这一问题，我可以把一个匿名剧本递交给剧院，看看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在短暂访问尼索期间，我写了《国王在做梦》。除了科林，再没有人知道作者是我。我听说，当时海贝尔在他为《知识分子评论》撰写的一些文章中，对我进行了猛烈批评，但他对这部匿名剧本特别感兴趣。确实，据我的记忆，正是他准许这个剧本上演。我还得补充一句，在他后来为《知识分子评论》撰写的文章中，有一篇是对这个剧本大加赞扬的令人快慰的评论，估计这是在他开始怀疑这个剧本是出自我手之后。几乎所有人都不相信我是这个剧本的作者。

一次新尝试又让我从所处的环境和所听到的批评与评判中找到极大乐趣。在我争取将《命运之花》搬上舞台遇到困难的同时，我写了《新产房》交给剧院。不久，这出小喜剧在赞誉声中上演。海贝尔夫人出演克里斯蒂娜，演得生气勃勃，情趣横溢。整个演出令人耳目一新，心醉神迷。大家都知道，演出非常成功。在这里，除厄斯泰兹外，科林也知道这个秘密。我在家把剧本念给他听，他很高兴，像他后来为这个剧本所受到的称道和极度赞赏而高兴一样。此外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剧本是我写的。首场演出的那个夜晚，我走在回家的路上，一位年轻有为的评论家走到我身边，以铿锵有力的语句表达了他从这出短剧中感受到的快乐。我深受感动，生怕一句话或一个眼神便把秘密泄露出来，于是把话岔开：“我知道作者是谁。”“是谁？”他问。“就是您，”我说，“您太激动了，是您的话泄了密。今天晚上您不要去见任何人，不要像跟我这样再去跟别人交谈，否则您就会露出马脚。”他惊愕得脸红，用手按着胸口向我保证，他不是作者。“我明白我知道些什么，”我笑着说。接着我向他道歉说，我得走了。我真的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所以才不得不说那些话，他对此始终未起疑心。

几天以后，我去见枢密顾问官阿德勒，他是剧院的主任，听他对《命运之花》有何高见。“啊，”他说，“那是一部极富诗意的作品。但靠这种剧本赚不了多少钱。您知道您应该写《新产房》那样的剧本。那是一部优秀剧作。当然，那是您的才华所不能及的。您是抒情诗人，不能拥有那位作者的幽默。”“对，我自愧不如，”我回答，于是我开始称赞《新产房》。多年来，这部短剧一直在上演，并博得经久不息的掌声。没有谁知道它的真正作者，人们猜是霍斯楚普的手笔，这对我也没有坏处。不久，也有人提到我，但没有人相信。我自己看到很多作这种猜测的人都被纠正过来，所持的论据是：“安徒生不会保密，因为这个剧本是如此成功。”“对，我确实不会，”我说，同时暗下决心绝不泄露我是作者，直到几年之后，这出戏的气数完结，不再获得这么多观众的兴趣之前，我绝不说我是那出戏的作者。我恪守着对自己的承诺，直到去年把它和《国王在做梦》一起收入集子，我才承认它是我的作品。除了《只是一个提琴手》中的几个怪人如彼得·维克之外，还有《奥·特》中的几个人物，一定有蛛丝马迹可以说明我是它的作者。我以为人们一定能在我的《童话》中发现一些幽默感，可惜没有人做到。但他们在《新产房》发现了。这使厄斯泰兹感到很有趣，因为他是第一个提到我有幽默才华并明确指出来的人。他在我的几部早期作品及我的性格特征中看出我的幽默感。一八三〇年，我破天荒第一次出版了一本《诗集》，其中有几首诗歌在此前印发过。我想给这个集子写个题词，但一时想不起合适的句子，因此我假托让·保尔 ⁽²⁾ 的名字杜撰出一句：“被忘却的诗是新的！”

后来我满心欢喜地看到一些别的作者、学识渊博的人也在引用让·保尔的这句诗。我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抄来的，厄斯泰兹也知道。有一段时间，有一篇极其粗暴的批评文章，几乎是对我的人身攻击，使我痛苦不堪。每当我自暴自弃，幽默感（如果我可以这样称呼它）就会把我从深沉的苦恼和悲痛之中高高举起。我能看到自己的缺点、不足，但同时我也能看出那相当无聊的愤怒和傲慢是多么可笑、愚蠢。在这样的情形下，我写了一篇批评作者汉斯·安徒生的文章，笔端锋芒毕露，结尾规劝他多学习，还对教育过我的人表示谢意。我不仅摘要复述平常对我提出的反对意见，而且还额外加上几句补白；我相信任何存心攻击我的人都能用得上。一天下午，我把随身带的写好的东西交给厄斯泰兹，那里聚了好几个人。我告诉他们，我手里有一篇无耻地、粗暴地攻击我的文章的复本。我念给他们听。没有一个人能理解为什么我要复写这样一篇批评文章，不过他们都认为这篇文章的确粗暴。“这就是症结，”厄斯泰兹说，“人们对安徒生过于苛刻，但另一方面，我倒是觉得这也不无道理。有些反对意见确实很值得注意。它们倒是表明了对您的一种理解。”“是的，”我回答，“因为这篇文章是我写的。”这时大家都惊奇不已，又笑又闹。他们中大多数人对我竟然能写出这种东西，觉得十分诧异。“他是一位真正的幽默大师，”厄斯泰兹说。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到我确实有点幽默的才情。

随着年岁增长，不管怎样浪迹天涯，总有一个地方是真正的家。连候鸟也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它们总在那里寻找庇护。除了住在厄斯泰兹、伍尔夫和莱索太太家，科林的住宅就是我的家。这里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在国内正式的家。我被他视为一个儿子，和他的孩子们一起长大，成为他们家庭中的一员。我从来不知道有比住在这个家更有亲密的团结感的地方。当这根链条上有一个环节发生断裂，遭受损失之际，我真切感到我的根在这里扎得是多么的牢固，我被看成是他们儿子中的一个。如果要我举例说出为丈夫和孩子完全牺牲自己的女人的名字，我一定要说是科林的妻子，植物学家霍内曼的姐姐、大思想家比尔克诺的遗孀。

晚年，她听觉失灵，随后不久又连遭不幸，几乎失明。眼睛动了一次手术，很成功。那年冬天，她又能看书了。喜从天降，她很感激，也很高兴。她惊喜地渴望着春天能看到初绽的绿叶。她真的在小花园里看到了。我在一个星期天的傍晚离开的时候，她还很好，很快活。晚上我被叫醒。科林的仆人给我一封信，写着：“我妻子病重。孩子们都聚在门外。”我明白了，立刻飞奔过去。她安静地睡着，没有痛苦；的确，看来没有做梦。像是睡眠，那是死神悄悄来临。第三天，她躺在无挂无碍的、温柔的睡眠中。接着，一个苍白的阴影掠过她的脸颊。她去世了。

您闭着眼睛，您的思想把您一生所有的幸福合为一体。／我们看见您睡着了，柔和安静得像一个孩子。／啊，死亡，你是光明，不是阴影。

以往我从未想过离开这个世界会是这样毫无痛苦，而且十分幸福。我心里充满敬意，确信上帝和永恒的存在。在这个时刻，我获得重大的生活体验。这是我第一次作为一个送终的人，守候在灵床旁边，儿孙们都聚集在那里。此时，周围的一切都是神圣的。她的心就是爱。她向着爱、向着上帝走去。

七月底，国王弗雷德里克六世纪念碑即将在斯坎讷堡附近揭幕。我应委员会的请求写了一出节日清唱剧，哈特曼谱曲，由大学生合唱团演唱。当然，歌手、作曲家和诗人都应邀参加。

在美丽的海湾，在长着颇为壮观的榉树的高坡中央有一个湖。克里斯蒂安四世小时候在那里当过水手。城堡废墟上建起一座教堂，由托瓦尔森设计的纪念碑矗立在教堂前面。典礼场上人们热情很高，但秩序很乱。为能听得更清楚，拆除了障碍物，可还是什么也听不见。因为风把从现场表演中心传出来的音乐和歌声吹散了，演说者的声音在空中飘荡。我认为最美的事发生在纪念碑揭幕后的傍晚。碑的周围点燃了松脂卷，摇曳不定的光影映照在湖上，树林里闪烁着万盏灯火，帐篷中传出悦耳的舞曲。在所有的小山头及附近，在树林中间及上空，燃起了节日火花，像红星一样照彻夜空。夏天的宁静和芳香弥漫在岸上和湖上，这正是北欧所拥有的最可爱的夏夜。在纪念碑和教堂之间徜徉的人们，身影沿着教堂的红墙晃动，像是参加庆典的巨大幽灵。

一艘王室汽船奉命送大学生们回家。在我们离开之前，奥胡斯热情好客的人们，满怀美好情意，为我们安排了一场舞会。我们乘四轮马车排成一长列前往该城，但到达的时间比预料的要早。他们正在为我们准备热烈的欢迎会，只能稍候片刻。在炎炎烈日下，我们不得不在城外等了很长时间。一切为了荣誉。我们抵达市集广场时排成长队。每一个善良的人领一名大学生到一户人家家里去进餐。哈特曼是第一批受邀的其中一位。我和另一些人等候被选中。人们一个接一个走到我身边鞠躬施礼，问我的名字。我告诉他们以后，他们就问：“莫不是诗人？”我说，“是的。”他们再鞠一躬就走了。他们都走散了，没有一个人愿意请我这位诗人。或者，也许我应该相信随后一个人很有礼貌地对我所做的解释，那就是他们都希望我能等到一个好东道主，那最好的一家。就这样，最终也没有人邀请我。我一个人站在那里，像奴隶市场上没有人愿意买的黑奴一样被遗弃。我只得一个人去奥胡斯这座大好城市住旅馆。

我们渡过卡特加特海峡，在音乐、歌声、青年人的豪情和勇武精神陪伴下回家。库仑角的深黑悬崖出现在我们面前，丹麦海岸上的榉树林一片翠绿。对作曲家和诗人来说，这是一次歌的旅程、友谊的旅程。——我回到家继续写作。

在这一年初，我的小说《即兴诗人》已由著名作家玛丽·豪伊特译成英语。我说过，它得到了高度赞誉。接着，《奥·特》和《只是一个提琴手》都在题为《丹麦的生活》的书里合并出版。我已经成为在伟大的英格兰拥有广大读者的作家，然后我的作品又从英国进入美国。而早些时候，我的作品只在德国和瑞典有译本。现在，除了我提到的译本之外，我的小说还出了荷兰文本。继瑞典文译本之后，圣彼得堡出版了俄译本。我以前认为不可能的事，现在都成为现实。看来确有福星高照。除此，我不能做出其他解释。

我在自己的祖国用母语写作，读的书也一样是母语，现在，它们飞到祖国以外的别的国家，并在那里找到朋友和亲切的评价。——看到我的思想出国远游并成为世人的一部分，这是令人亦喜亦忧的事。像这样归属于所有的人，几乎是可怕的。因为高尚美好的东西能给我们赐福，但我们的错误和罪恶也会感染人，它们不理会我们的愿望，总要腐蚀我们的思想。啊，上帝，别让我写下一个在你那里无法交代的字吧。每一次我的幸运精灵把我的作品带向一个异国的人民时，在我身上出现的是一种奇怪的感情，高兴与恐惧互相交织。

对我来说，旅行犹如给心灵洗澡，像是使我们回复青春的美狄亚 ⁽³⁾ 的魔水。我觉得旅行是必要的，并非像一位评论家在评论《诗人的市场》时所说是为了要寻找素材。从那以后，还有其他人附和这位评论家。我内心有极丰富的素材，我这一生太短，不能用尽这份贮藏。但智力需要更新，以便让生活在纸上呈现出一副健康、完善的形态。我说过，对我而言，旅行就是让精神来一次清爽的沐浴。沐浴之后，看起来更富有朝气，更富有活力。由于节省花销，又有稿费作补贴，近几年我多次出国旅行。在国外，人们对我的认可也许时有过誉，尤其是诚挚的欢迎、喜悦和快乐，都纷纷向我涌来。但遗憾的是，国内的情形显然大不相同，而国内也许正是我的心系之处。

在国外，我沐浴在阳光里；而在国内，却只有几缕阳光照在我的身上，因为本国人大都了解我的缺点，不断地设法教育我，从很多方面压制我健康成长。确实，要是我的作品没有在国外得到爱的呵护，他们很可能将它们全部扼杀。那种爱使我能自立自主，那种爱最后通过它的表现、我得到的同情以及我作品得到的好评，使国内的人们感到惊奇。然后它迫使他们尊重我诗情洋溢的自我。——我成为了这样一个人，在国内是一个弃儿、一只替罪羊，但在别处却是一个人人喜爱的得宠的孩子。在国外，我的灵魂能稍微得到安抚，国内的高墙却越来越让我感到压抑和痛苦。还是回到我的旅行上来。我要谈的，是上帝赐给我极大喜悦和认可的一次旅行。

我又一次访问意大利。这是第三次。我想在这一年较暖和的季节重游南欧。我的计划是先游意大利，再游西班牙，最后取道法兰西回国。

一八四五年十月底，我离开哥本哈根。往日在离开之前我总是想：“上帝，这回你要我在旅途中体验什么？”而这一次我想的是：“上帝，在我走后的这段时间，国内的朋友们会发生什么事？”我感到焦虑不安。一年之内，灵车将会多次从城门经过，在棺材里安息着的会是谁？——当觉得一阵寒颤穿透脊背，我们可能会说：“死神正从我的坟墓走过。”当我们想到死神走过我们最好的朋友的坟墓时，那个寒颤更觉冰冷。

我和莫尔特克伯爵在格罗鲁普住了几天。我因喜欢那里的乡间生活，多待了些日子。晚秋，周围的风光很美，可以说富有诗意。当树叶纷纷飘落，太阳仍照在青草上，鸟儿在歌唱的时候，人们往往觉得春天并没有走远。老年人会这样度过秋天的时光，他心里仍然做着春天的梦。

我在故乡欧登塞只住了一晚。我觉得那里比德国任何一个大城市都更生疏。我所认识的大部分人家的主人都已故去，一个个陌生人在街上走来走去，街道也都变样。再也找不到我父母亲落寞的坟墓，那里埋着别人。一切都改变了。——我走在一条儿时走过的小路上，通向以前属于伊韦尔森家族的玛丽亚山。这家人也分散到各地。我在窗玻璃后面看到的都是陌生面孔。年轻时我在那里交流过多少思想！有两次难忘的印象，一次是当我从斯拉厄尔瑟回来，一位年轻姑娘亨丽埃特·汉克，睁着明亮的眼睛静听我朗诵我最早创作的几首诗；不久之前，在嘈杂的哥本哈根，她更是屏住呼吸静听我的朗读。她把她最早创作的小说《安娜姑姑》和《女作家的女儿》献给世人。这两部作品已经在德国问世。德国出版商认为，要是我写上几句话，将会使两部作品受益。因此我这个在德国受到非常友好接待的外国人，便把这位谦逊的姑娘的作品介绍给德国。我去拜访了她孩提时代位于欧登塞运河边的家。那里从小结交的伙伴们对我怀着敬爱之情，给了我欢乐。现在，对我来说，一切都是那么的陌生，我自己就是一个陌生人。我再也见不到她了。第二年，当我结束旅行回到家，听说她已于七月（1846年）去世。她长成一个大姑娘，很爱她的父母。她有极好的诗的素质。她死了，我失去了一位童年时代的挚友。无论我的日子是好还是坏，她以一个小妹的兴致和感情关注着我。

奥古斯腾堡公爵庆祝了他的银婚。我是荣幸地受到邀请的几个丹麦人之一。很明显，每逢涉及丹麦利益，就会出现纷扰和紧张气氛，使公爵的家处于不安定状态。我所有的作品过去和现在都不谈政治，我宁可避而不提那些可能伤害丹麦感情的言论。何况在这次旅途中，继续前往格拉芬施滕去感谢他们善意、亲切的邀请，比绕过那个地方然后回来再上路，方便得多。所以现在，我第一次来到坐落在格拉芬施滕优美的狩猎小舍，像以前一样受到亲切诚挚的欢迎。我看不出有任何东西可能伤害到丹麦的感情和同情心。

一天傍晚，他们唱《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海洋圈》以及其他歌曲，我以为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因为这一家人只讲丹麦话。他们告诉我并强调说，公爵是多么情系丹麦，哥本哈根人对他的评论是多么不公正。我一点儿也没意识到暴风雨很快就要来了——我在那里住了整整两个星期，那就像是为我取道德国会遇到的欢乐和幸运而做的某种准备。弗伦斯堡港湾周围的乡村，毫无疑问是石勒苏益格风景最美的胜地之一，有茂密的大森林、层峦叠翠的群山、蜿蜒的港湾不断变幻的景致和许多平静的淡水湖。甚至笼罩在陆地景色之上的秋雾也平添一些画意，给只在家中见过小范围陆地景色的岛民们带来异样的感觉。室外有美景，室内有祥和的舒适。在公爵府邸喜宴和豪华的氛围中，我构思出一篇描述穷困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一位出版丹麦大众年历的出版商送给我三幅不同的木刻画，要我给其中一幅写一篇故事。我选了一幅勾勒一个穷苦小女孩的画：她坐着，一盒盒火柴放在裙子上，手里还拿了一束。

我应邀返回格拉芬施滕和奥古斯腾堡，离开了我度过许多快乐时光的地方。充满血腥味的惨痛时刻即将到来，我没有心情再去看那些地方——最后从那里传来的回荡在我耳边的音响是《洛特死了！》 ⁽⁴⁾ ，奥古斯腾堡的几位公主在青春欢乐的气氛中演奏了它。当时的记忆及其回声使我觉得很痛苦——“死了！——死了！”——还是回到我们的旅途上来吧。

我在汉堡拜访了几位老朋友，又结识了一位新朋友，聪明的画家斯佩克特。他以遒劲而欢快的笔触为我的童话绘制的插图，使我惊叹不已。他的插图已结集出版，此后又复制到一个德文版本和一个英文版本中。毫无疑问，这些绘图是我童话中最美的插图。在他每一幅作品中，都可以看到能打造成可爱艺术品的遒劲和天然的清新，在他完美的人格中也表现出这一点。他没有结婚。据我看，他的家是家长制家庭。老父亲很热诚，姐妹们多才多艺，全心关爱她们的兄弟。斯佩克特看来对我的童话深感兴趣。由于这个原因，他待我非常好。有一天傍晚我想去剧院，他兴致勃勃地和我一起走。这时离演出开场只有一刻多钟，我们走过一户有钱人家。“我亲爱的朋友，”他说，“我们真该看看这个地方。这里住的是一家有钱人。他们是我和您的童话的朋友。孩子们会很高兴见到您。”——“但剧院的演出很快就要开始，”我说。“只待两分钟，”他边说边把我拉进屋。他说出我的名字，一群孩子围到我身边。“现在您得给他们讲一个童话故事，就讲一个。”我讲了一个便急忙走开，及时赶到了剧院。“这是一次神奇的出访，”我说。“太好了，”他大声说，“真是太好了。那些孩子们满脑子都是安徒生和他的童话，他突如其来地就出现在他们中间。他亲自给他们讲了一个故事，紧接着——他就走了，消失了。这在那些小家伙看来，就像一个真正的童话故事。他们会永远牢记。”

在奥尔登堡大公国，我有一个小房间，一切让我觉得舒适，毫无拘束。我在前面提到过的冯·艾森德歇部长，及其才气横溢的妻子在等候我。他们二位可以算是我在国外所有朋友中最体贴人的。我原来答应在他们家住两个星期，后来延长了几天。一个这座城市最善良、最有才智的人士聚会的房子往往是非常舒适的场所。我发现了这样一栋房子。在这座小城有很多社交活动。当时这里有一家不演歌剧也不演芭蕾舞的剧院，至少在德国是令人称羡的剧院之一。加尔是这家剧院的经理，他的才干众所周知。诗人尤利乌斯·莫森给予他很多有益的帮助。莫森在某些方面使人想起大仲马笔下的一个人物，面貌酷似非洲人，棕色眼睛闪闪发亮。尽管病痛缠身，他仍然充满活力和智慧。我们很快互相了解，并经常会面。我得感谢他设法让我看了一场德国的古典戏——莱辛的《智者纳旦》，剧中主角由凯泽扮演。他的表演和独白都十分优美、精彩。

我在这里又一次见到迈尔。他写了一本关于“那不勒斯和那不勒斯人”的饶有兴趣的书。他对我已被译成德语的几部作品非常熟悉。第二年他在《当代年鉴》上发表了一篇详细评介我的文章《安徒生及其创作》，以真情实感表现出深刻的思想和他对所读作品的理解。通篇文章既是对丹麦文学的赞扬，对我又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看来国内没有任何人注意到它，尽管有很多人读过，却从没有人提及。我认为仅是把海涅与我做比较，这篇评论也应该引起关注。因为海涅知名度极高，而我只小有名气，因此把海涅与我相提并论本身，对读过这篇文章的人来说，足够醒目。情况就是如此：“两位诗人都和德国浪漫派有关联，但海涅在其高峰时期跻身于这个流派的同时，又脱离了它，从事诙谐散文的写作。安徒生不像那些自我欣赏的浪漫主义者，在他从事的两种文学形式，小说和童话里，他吸取了这个主义所要求的实质性的内容，而不坠入这种主义的病态的一面—哲理性的结构和政治倾向里去。他不知道黑格尔，也不想知道他，因为他童稚的、真正的诗人性格是排斥那灰色的理论的。”

乐队指挥波特和我的同胞画家耶尔恩多尔夫，都是我早年的朋友。此外，我每天都结交新朋友。我在冯·艾森德歇的府邸有了我的家。他所有的房子都向我开放。大公爵亲切而饶有兴致地接待了我。我在抵达当天应邀出席了宫廷音乐会，并在随后多次收到参加宴会的邀请。

在冯·艾森德歇府邸和枢密顾问官贝奥留府中，我有好几次用德语朗诵我的童话。由于我把丹麦思想译成德语词句，还由于从我唇间发出的童话中的柔软的发音或许有助于强调译者尽量设法再现的纯朴，人们对听我朗诵都表现出极大兴趣。在大公爵一次特邀嘉宾的集会（那是我高声朗诵的一次最大型的集会）上，像以前有一次在魏玛宫廷那样，我用丹麦语朗诵了我的童话。从那以后，我敢于更经常地在我的德国朋友家朗读。我相信他们会始终饶有兴趣地听我亲自朗读这些小故事。当然，这个时候最好允许带外国口音。在这里，外国味几乎即纯真味，它能把作品所需要的自然味道传达出来。每到一个地方，我都看到最显要的男士和最聪慧的女士兴冲冲地学我的外国味。

《当代年鉴》的评论家说：“人们都说安徒生虚浮，因为他从未感到厌倦，他总是反复地朗诵同一类童话，并谈论他的诗歌。然而他天性善良。一方面，他不忍拒绝对他提的各种要求；尽管这样做会使他精疲力竭。对他来说讲或者读一篇童话是小事一桩，很容易的，就好像一首好歌被人反复地唱一样，一篇童话也会被反复地讲；要是你开始讲一篇，很容易就再讲几篇。另一方面，其他诗人也希望有人听他念自己的作品，特别是如果他们能像安徒生那样念得这么好，又能得到大家鼓掌的话。冗长的讲稿可不像短小精炼的作品那样为公众喜爱。同样，其他诗人都很乐意跟大家谈论他们的作品。对于在他们各自领域之外的事情兴趣很小，他们都乐意在交谈中现身说法。他们只是更聪明，更能避免表现得虚荣。”

冬天早早地来了，我还在奥尔登堡。草地淹在水里，环城形成许多大湖泊，都被厚冰覆盖。溜冰者在冰上飞旋。我似乎已经在奥尔登堡这个可爱的城市扎根。这里有很多殷勤好客的朋友。在知识界的社交活动中，在朗读、音乐、戏剧和交谈中，白昼和黑夜飞快地逝去。此处，我要插进一段以前从未听过的小轶事；据我所知，也从未有人把它记下来。它和不幸的丹麦王后卡罗琳·玛蒂尔达的故事有关。大公爵宫廷的一位老太太告诉我，她父亲当过大使，曾从英国把卡罗琳·玛蒂尔达，即克里斯蒂安七世的王后接到丹麦来。在北海上船时，船上的彩旗正迎风飘扬，突然一阵狂风袭来，把彩旗吹落，旗杆断成两截，旗子裂开。像是一个不祥之兆。卡罗琳·玛蒂尔达泪流满面，但她立即抓住断成两截的旗条，找出针线，在甲板上席地而坐。大海把浪花掀到她的身上，她也不为所动，镇定自若地把旗条缝在一起，让它们完好如初。

莫森小儿子的脾性很使我感动。他听过我朗读童话，离开的前一天，我去辞行，他母亲说他一定要跟我握手，还补充说：“可能要过很长很长的时间你才能再见到他。”这个小男孩热泪盈眶。那天傍晚在剧院，莫森走到我身边说：“小埃里克有两个锡兵。他把其中一个送给您，让您在旅途中有锡兵一路相伴。”我一路上都带着它。在写《老房子》这个故事时，我想到了埃里克的锡兵。莫森在他的《奥地利的约翰》的前页为我写下：

有一回从北海荒芜的海滩

飞来了一只鸟儿，

它歌唱着飞过我身边，

把童话的歌撒在整片大地上。

再见！请再把你的歌带来，

请把你的心带来给你的朋友。

不能再耽搁，圣诞节即将来临。今年我想在柏林度过这个节日。但如今，距离算什么——蒸汽火车从汉诺威开到柏林只要一天！我得辞别奥尔登堡和所有我所关爱的人。

作为《即兴诗人》的作者，我上次在柏林就应邀加入“意大利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只接纳到过意大利的人。我在那里第一次见到劳赫。他身材结实，相貌堂堂，满头银发，颇像托瓦尔森。当时并没人把我介绍给他，我不敢毛遂自荐，便没有在他的工作室与他交谈，尽管我像别的外国人一样进去参观过。但当他在博物馆馆长奥尔费斯陪同下访问哥本哈根时，我们在普鲁士大使家见面，相识恨晚。所以我这次一到柏林，立刻就去看他。

在我们那次见面以后，他读了我的大部分作品，特别欣赏我的童话。他拥抱我，称我为诗人，说了很多赞美的话，虽然我认为那不过是说笑而已。像这样受到天才的称赞，或者说过分的赞誉，可以抹掉我心灵中的许多阴影。正是劳赫让我第一次在柏林受到欢迎，他说我在普鲁士首都可以结交一大批朋友。我立刻发现这是真的。前来欢迎我的，是那些心地最为高尚的最优秀的艺术家和学者——亚历山大·洪堡、拉齐维尔伯爵、萨维尼奥尼和其他许多令人永远难忘的人士。

上一次我在柏林曾设法结识格林兄弟，但最终一无所获。我没有带任何介绍信。人们都对我说，我自己也觉得，假如柏林有人知道我的名字，那一定是格林兄弟。我到他们的寓所，一位女仆问我想找两人中的哪一位。“写书写得最多的那一位，”我说，因为我那时还不知道他们两人中谁出版的通俗童话最多。“雅各布最有学问，”女仆说。“很好。那就带我见他吧。”——我走进客厅。站在我面前的正是耳聪目明、相貌不凡的雅各布·格林。

“我没带任何介绍信就直接冒昧前来，因为我想您不会对我一无所知。”

“您是谁？”他问。我说了名字。雅各布·格林便用半尴尬的语调说：“我想我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您写过什么作品？”

现在该轮到我尴尬了，我便说出我的童话作品。

“我不知道那些作品，”他说，“但是告诉我您的其他一些作品，我可能知道书名。”

我说出《即兴诗人》和其他几本书。他摇摇头。我感到很不自在。“您一定会想我是怎样的一个人，”我开始说，“像我这样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来看您，一上来就开列出所写的书目，您一定觉得奇怪。但您应该知道我。我知道丹麦出版了一本世界各国童话集，是莫尔贝克主编，并呈献给您的。那本书里至少有一篇我的童话。”

他很友善，但又像我刚才那样尴尬。他说：“嗯，那本书我还没有看。但是见到您很高兴，让我把您介绍给我的弟弟威廉。”

“不，谢谢。”我说，觉得还是走为上策。我和两兄弟其中之一交锋的第一回合已经遭到惨败，不想再输一个回合。我跟他握握手，匆匆告退。几个星期以后，在哥本哈根，当我正收拾行装准备去外省，雅各布·格林穿着旅行服走进我的房间。他来到哥本哈根，刚刚下船，在去旅馆的路上经过我的住所，便进来看我。因为“现在我认识您了”。他说着，热情地和我握手，并用睿智的眼睛亲切地望着我。正在这时，帮我挑行李的挑夫走进来。我只剩下几分钟，因此我们在哥本哈根的会面像在柏林一样短促。但是现在，我们彼此都很了解。我们已是重逢过的知交好友。

对雅各布·格林的人品，人们必定会喜欢、爱慕。现在我认识了他的弟弟，并很珍惜这一份友情。一天晚上，我在伯爵夫人俾斯麦-波伦家朗诵我的一篇童话，有一个人和在场其他听众一样聚精会神地听着，接下来又对童话提出很多值得重视的高见，这个人就是威廉·格林。

“要是您上次在这里见到我，我早就认识您了。”他说。

后来，我几乎每天都见到这两位风度翩翩的天才兄弟。看来我圈子里的朋友也都是他们的朋友。我很高兴他们能听我朗读童话，关心我，注意我。只要《德国通俗童话》拥有读者，这两个名字就会永远为人所熟知。我上次在柏林逗留时情绪很低落，因为格林从未听人提起过我。因此，那时有人说我在柏林出了名，说我在柏林很受欢迎，我总是摇头表示疑惑。我说：“格林从未听人提起过我。”——现在不同了。

蒂克病了。有人告诉我他不能见客，但当他看到我的名片，立刻给我寄来一封信，并安排了一个小型宴会欢迎我。出席宴会的人除了我，还有他的兄弟雕刻家蒂克、历史学家劳默尔以及斯特芬的遗孀和女儿。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聚会。欢乐的时光稍纵即逝，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他的歌声。他聪慧的目光迸射出来的温暖，并不因年龄而稍减，反而更多。——《小精灵》是当代一部最优秀的童话集，即使蒂克没有再写别的作品，这一本书便足以使他不朽。——作为一个讲童话故事的人，我非常尊敬这位老人，这位宗师。许多年以前，他曾是拥抱我的第一位德国诗人，那似乎是一种昭示：我们将走同样的路。

老朋友都要去拜访；新朋友又一天天在增加，邀请也随之而来。这样多的善意，需要有充沛的体力来应付。我在柏林待了三个星期左右，日子似乎一天天越过越快。我终因劳累过度，心力交瘁。我只能期待着在火车穿过村镇时寻求平静和休息。然而在紧张忙乱之中，在大家希望使我在柏林期间过得愉快的善良愿望下，竟有一个夜晚，我无事可做。这个夜晚，我突然感到来自寂寞的压力。那是圣诞夜，我希望通过一个小孩的眼睛望着这个夜晚穿起节日的盛装。我当然希望有一棵圣诞树可看，我可以在孩子们的欢悦中寻找乐趣，同时看着成年人返回童真。后来，据很多殷勤款待过我，并希望看到我的人说，大家都以为我早就接受邀请，去了我喜欢的人家里。那个夜晚，我孤零零地坐在旅馆的房间里，想家，想哥本哈根。

燕妮·林德在柏林。她早些时候对我说，迈尔贝尔已经作好安排，让她去那里演出。到处都回响起赞美她、仰慕她的声音，人们都向她致敬，不仅是向艺术家，而且是向女性致敬。这两者合二为一激起这样的仰慕和热情，以致当她要演唱时，整个剧院都兴奋得轰动起来。在每座城市，在我所到之处，人们都在谈论她。但对我来说，这是不必要的，因为她已经深深地印入我的思想。和她一起度过圣诞节的平安夜，是我长期以来最可爱的梦想。我深信，要是那时我在柏林，今夜一定会在她的陪伴下度过。我是如此肯定以至于我谢绝了柏林朋友们的邀请。然后当今夜来临之际，燕妮·林德没有邀请我。我十分孤单地坐在旅馆里，感到非常寂寞。于是打开窗子，遥望星空。那就是我的圣诞树。我的思想非常柔静而温和。也许有人会说我伤感。

第二天早晨，我心里很烦，像个孩子似的为虚度了圣诞夜心烦意乱。我告诉燕妮·林德我是如何凄凄惨惨地度过这个夜晚。“我还以为您是在王子和公主们的陪伴下度过的。”她说。接着我告诉她，我谢绝了所有邀请，是为了要和她在一起，并说我期待着这一天已经很久。这的的确确是我决定在柏林过圣诞节的原因。

“真是小孩子气！”她笑着说，并用手抚摸我的前额。她又接着说：“我从没想过会有这样的事。再说，我应邀出门，也不在家。不过，我们得补过一个圣诞夜。在新年前夕，我要为这个孩子点亮一棵树，就把它立在我的房间。”在这一年的最后一个夜晚，她为我一个人，在她的房间里装饰了一棵小树，并把它点亮。在座的只有燕妮·林德、她的女伴和我。我们三个来自北欧的小孩在新年的前夜聚在一起。圣诞树是专门为我这个小孩点亮的。当她俩假扮客人走进来时，我们全像孩子似的。我们做了一些不同种类的菜，像是举办一个大晚会，有茶和冰淇淋，还有晚餐。燕妮·林德唱了一首咏叹调，接着又唱了几首瑞典歌。那是一个无比快乐的夜晚。圣诞树上的所有礼物都给了我。我们这个宁静的节日夜晚的消息被传出去了，报上报道了这事：北欧的两个小孩，燕妮·林德和安徒生，两人坐在圣诞树下。大意如此。

我被告知了一个小故事。这是她演出成功的明证。一天上午，我望着窗外，看见一个人站在菩提树下。他衣冠不整，从衣服里掏出一把梳子梳理头发，一条旧领带系得很紧，并用手刷大衣。我能体会到那种发自一个人内心的被褴褛衣衫压抑的穷困潦倒的感觉。他引起我的兴趣。一会儿，有人敲门，正是那个人走进我的房间。他就是自然诗人戈特弗里德·沃尔希。他是一个穷裁缝，但有真正的诗人气质。雷尔斯塔勃、克勒特克和柏林的其他作家都在报刊上评介过他，特别表达出钦佩之情。他从报刊上得知我在柏林，便来看我。我们一起坐在沙发上。他表现出来的气度和朴实以及率真的善良，使我深感歉疚。我没有钱，帮不上他。我看得出，尽管他节俭度日，还是很拮据。他需要钱，而我可以帮他的那点实在少得令我羞于启齿。那至少应该是拿得出手的一笔钱。我问是否可以请他去听燕妮·林德演唱。

“我听过她演唱，”他笑着说，“我确实没钱买票，但我到配角组去问过，我是否可以在夜场扮演《诺尔玛》剧中的一个配角。我被雇用了，装扮成一个罗马士兵，腰间佩一把剑。我在台上找了一个地方听她唱，比其他所有人都听得更清楚。我站得离她很近。她唱得多么好，表演得多么美啊！我不由得哭起来。但这是不允许的，经理不答应，他大发脾气，再也不让我参加演出，说我不该在舞台上哭。”

燕妮·林德介绍我和比尔克·普法伊费尔太太见面，“她教我德语，”她说，“她待我像一位好妈妈。现在您得和她认识一下。”我期待着见她一面。我们在街上钻进一辆出租马车。也许有人会说：“世界闻名的燕妮·林德竟然坐出租马车！”一次在哥本哈根，有人看见她和一位老年朋友一起坐出租马车，曾这样说：“燕妮·林德坐出租马车太不体面，总得要符合身份地位才行。”关于怎样才算体面，总有人摇唇鼓舌，真是咄咄怪事。真正的大人物从来不计较这样的日常琐事。有一次在尼索，我准备坐邮车进城。托瓦尔森说：“我和你一起去。”于是立刻有人说：“托瓦尔森竟然要坐邮车旅行，多不体面啊。”“但安徒生要坐邮车。”他非常天真地说。“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要跟他讲清楚。”人们看到托瓦尔森坐邮车会大吃一惊，看燕妮·林德坐出租马车同样会大吃一惊。但如今在柏林，她和我一起坐了出租马车。我们叫车夫到比尔克·普法伊费尔太太家的门口停下。我知道，作为一名演员，她很有才华；我知道，她具有一种与斯克里布相似的，能把创作小说时迸发出来的灵感赋予一种戏剧形式的才气；我还知道，批评家们几乎总是粗暴地对待这位杰出的才女。我从一见到她，就感觉她的笑容里镌刻着由这种遭遇自然而然烙印下的痛苦体验；从她对我表示问候的方式中也觉察到这一点。——“我还没有读过您写的书，但我知道它们受到的评价总是赞扬；我未曾体验过这样的乐趣。”

“他是我的好兄长。”燕妮·林德说着，把我的手放在比尔克·普法伊费尔太太的手中。她对我表示诚挚、热情的欢迎，脸上充满活力和智慧。我第二次去看她时，发现她手里捧着读到一半的《即兴诗人》。我觉得已经找到一位新朋友。

逗留柏林期间，普鲁士公主、当今的魏玛大公的妹妹多次接见我，我自然乐在其中。她的家很舒适，像一座仙宫。在鲜花盛开的花园，苔藓中间有一股清泉，在雕像的脚前潺潺流动。公园通向各个房间，友善的孩子们和聪明热诚的公主就在那里接待我。一天上午，我给她朗读我的几篇童话。她的王室丈夫也在听。《半截套索》的作者皮克勒·穆斯考也在座。

临别时，她向我馈赠一本用天鹅绒做封面的漂亮相册。第一页贴着一张我下榻宫内厢房的照片，她在照片上签名留念。此事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她所馈赠的是什么，更在于她是以什么方式相赠。这提升了它的价值。

抵达柏林以后，我立即享受到应邀出席王宫宴会的殊荣。我的座位安排在洪堡旁边。我早就认识他，并一直喜欢他，不仅因为他才智超凡，风度翩翩，更因为他对我怀有无限的善意。国王亲切地接待了我，告诉我他在哥本哈根逗留时还曾打听过我，听说我在国外。他对我的小说《只是一个提琴手》表现出极大兴趣，并补充说，读过之后，他一看到鹳鸟，便总是想到穷苦的基督徒。王后也用温和亲切的语调和我谈话。

不久，我有幸应邀出席波茨坦晚会，那是一个丰盛的令人难忘的晚会。除两位侍女和几位在旁侍候的管家，出席者只有国王和王后、洪堡和我。我和他们坐在同一张桌子旁边。王后告诉我，欧伦施莱厄就曾坐在这里高声朗读他的悲剧《迪娜》。我朗读了四篇童话——《枞树》、《丑小鸭》、《陀螺和球》、《小猪倌》。国王聚精会神地听着，显出浓厚的兴趣；他的谈吐也表现出无限的智慧和才思。他对我说，他发现丹麦的森林美极了，霍尔堡的《政治工匠》在哥本哈根的演出极好。王室客厅洋溢着亲切友好的气氛。柔和的目光都是投向我的，我觉得人人都对我很亲切，真是非常非常亲切。深夜，当我走进卧室，脑子里还始终回想刚刚发生的事，心情激动万分，夜不成眠。一切在我看来都像童话故事。塔楼上的钟声彻夜长鸣。轻快的音乐拥抱着我的思想。当我们置身欢乐之中，我们会变得虔诚、善良。

告别的前一天晚上，普鲁士国王又赠予我一件纪念品，表明他对我是何等的慈祥和亲切。我获得了一枚三级红鹰勋章。这种殊荣会使任何一个获得它的人感到欢欣鼓舞。我要承认，得到它我感到无比幸福。我认为勋章清楚地表明，尊贵而儒雅的国王是真心向我表达友好。我心里充满感激之情。这是我荣获的第一枚勋章，时间是一月六日，恰巧是我的恩人科林的生日。因此，对我来说，这个日子意义非凡，喜悦难以言表。我祷告上帝，愿亲自赐予我荣誉的国王永远快乐。最后一个夜晚，我和我最亲密的朋友们一起度过。他们举杯祝我身体健康，还朗诵了一首诗——《故事大王》。回到住处已是深夜。第二天一早要坐火车离开。在魏玛，我将和燕妮·林德再一次相聚。

在这次旅途中，我写作并完成了自传：《我生命的真实故事》。书里有我最新鲜的印象，有我依然在强烈颤动的感情。我想把书里写到我离开那儿时说的那些话在这里重复下“关于我在柏林领受到的数不尽的殷勤和亲切的盛情高谊，已经讲了很多。我觉得自己像一个为了某种目的从大型集会领得大笔款项的人，感到有必要谈一谈他得到了什么，讲一讲人们给了他什么。愿上帝赐我力量来做这件事。我已经得到真诚的鼓励”。

持续了将近二十四小时的旅行，我来到高贵的魏玛大公储府中。我每天都受到体贴入微的关怀，内心充满谢忱，难以言表。无论在宫廷筵席上，还是令人愉快的家庭生活里，我都能看出他们对我所怀有的最高尚的亲切情意。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就像是过了一个星期天。贝奥留像兄弟一样照顾我的日常所需，我永远也忘不了宁谧的夜晚在他房间和朋友们聊天的情景，舍贝尔和舍尔都加入进来。让·保尔年轻时一位忠诚的朋友、才华横溢的可敬的老夫人冯·施文德勒，怀着真心、诚挚和慈母般的心关心我，欢迎我，她说，我使她想起那位大诗人的珍贵话语。她告诉我许多有关他的事情，我以前闻所未闻。让·保尔真名叫弗里德里希·里希特，年轻时很穷，为能赚几个小钱买纸誊写第一部作品，不得不替村里的农民抄录《村报》。她说，诗人格莱姆首先发现了他，并给她写信提到这个年轻人有天赋才华。他把他请到家里并送给他五百银圆。他觉得他需要钱。——冯·施文德勒夫人在魏玛时经历了魏玛的辉煌时期。她经常在维兰德、赫尔德和穆索伊斯陪同下在宫廷度过一个又一个夜晚。她写了大量关于他们以及歌德与席勒交往的轶事。她把让·保尔写给她的一封信作为礼物送给我并附言如下：

——按照目前德国当代文学总体上的走向，我真没料到在我有生之年，会看到安徒生先生和让·保尔之间的这样确定无疑的美好的精神上的联系。

燕妮·林德来到魏玛。我在宫廷宴会和剧院听她演唱。我和她一起参观心目中因歌德和席勒而神圣的地方。是首相米勒带我们去的。我们站在他们的陵墓旁边。在这里，我们第一次见到了奥地利诗人罗莱特。他后来写下一首绝妙的关于这次经历的诗，是对我们彼时彼地的见证。人们喜欢把美丽的花夹在书中，我把他的诗句像花一样夹在这里：

童话玫瑰，你总是

以你的甜香令我欢心。

在诗人的公墓，

你蔓生在陵墓周围。

一同站在陵墓旁，

在这死寂的大厅。

我独自一个人颤栗，

仿佛幽梦中的夜莺。

我愉快地恢复了平静，

胸中深情饱含逸致。

这黝黑的诗人墓，

神力让它焕然一新。

你的玫瑰吐露芬芳，

在大厅里弥漫荡漾。

哀悼是共同的忧伤，

沉默是彼此的夜莺。

一八四六年一月二十九日于魏玛

一天夜晚，在有着卓然才气的弗罗里普的家庭集会上，我第一次见到《黑森林村夫》的作者、此时碰巧也住在魏玛的贝特霍尔德·奥尔巴赫。我完全被《黑森林村夫》吸引了。我把这部著作视为最富于诗意，同时又是德国现代文学中最真实、最有趣味的作品。他的个性也给我留下同样有趣的印象。奥尔巴赫为人极其开朗、富于睿智、无比坦诚。我几乎要说，他本人就活像一个“村夫”，身心健全，眼神里充满诚实的光芒。我们很快成为好友。他性情豁达，很容易对人产生信任。他建议我们彼此以教名相称，接着微笑着补充说：“但您知道，我是一个犹太人。”我哈哈大笑，似乎知道他属于最古老、最令人感兴趣的民族会有什么不同。

离开魏玛的日期继续延迟，我几乎很难脱身。在公爵的生日过后，在我受到最殷勤的邀请参加了所有的宴会之后，我离开了。我希望，而且必须在复活节前抵达罗马。一大早，我再一次见到大公储。我怀着一颗深受感动的心跟他告别。我将永志不忘由他的高贵出身赐予的世人瞩目的地位，但我要说一句，正如最穷苦的人可以议论王子一样——我喜欢他，就像喜欢与我最体己贴心的人。愿上帝赐福于他，并在他的高尚事业中赐给他快乐。一颗高尚的心在公爵的星座里跳动。

贝奥留和我一起远行到耶拿，那里有一栋好客的房子等我去住。它保留了人们的歌德时代所珍爱的记忆。我和出版商弗罗曼一道在那里待了几天。逗留柏林期间，他才思焕发的姐姐对我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我又一次见到大公储，他也来到耶拿。我们在席勒的姑姑冯·沃尔措根夫人家会面。她是小说《阿格内斯·冯·利林》才华横溢的作者。我们在那里告别。

一个节日的夜晚，荷尔斯泰因的米歇尔森把我的许多文朋诗友请到他家。他盛情地向我敬酒，谈到丹麦文学在当代的意义，并指出它具备许多健康自然的因素。在应邀的客人中，我对《耶稣传》和《教会史》的作者、著名神学家哈泽教授特别感兴趣。

一连几个夜晚，他听我朗读童话。此前他就对我怀有亲切感。他在表现出热烈而浓厚的兴趣的瞬间，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与我童话有关的这样一段话：

现在，住在柏林的不是什么无名之辈，而是一位活在帝国人们心中不朽的英雄。将来总有一天人们会这样说：“大自然是清晰的理念，而理念则是模糊的大自然。”昨晚，您的童话又给我以直观的印象：如何深入去静观大自然的秘密，听一声鸟鸣，并挖掘一棵冷杉或一丛雏菊的意象。一切都是为了自身的缘故改变外观，我们和我们的儿童也感同身受着其中的悲喜哀乐。但一切只在理念的图画和人心的颤抖、跳动中达到。这个源泉喜爱亲吻诗人，它是上帝对诗人的关爱，于是顷刻之间，源头活水喷涌而出，童话也就在人们的记忆中变为日耳曼民族的民间传说！

最后几行说的是我作为一个童话作家应该努力做些什么。因哈泽和天才的即兴诗人沃尔弗教授的缘故，我作品的德文版有了一点稿酬；我的作品在德国已有许多译本。他们听说我至今未得到任何稿费，颇感惊奇。我的书有译者、读者，我早已心满意足；出版商送我几本样书，我亦很感激。哈泽和沃尔弗说，我应当而且必须因我的作品已经在德国取得的地位而有所收益。他们表明已做好帮助我的准备。因此，我一到莱比锡就收到寄自柏林的一笔钱；而在莱比锡，布罗克豪斯和黑特尔以及我的同胞洛克，不仅都愿意作我的出版商，还愿意一次性地支付我几百银圆作为已出作品的稿费。我把版权交给我的同胞，我们双方都能从事业中获得利益和乐趣。这件事在我在莱比锡停留期间安排好了。

我的旅行因经商延误了几个小时。出版商诚恳地送来了稿费，还带给我更多东西。我再次见到布罗克豪斯一家人，并愉快地在杰出的天才音乐家门德尔松家待了几个小时。我一遍又一遍地听他演奏，我觉得他热情的眼睛看到了我的灵魂深处。与门德尔松相比，很少有人能如此内心火热。一位贤淑、温情的妻子和可爱的孩子们，使得他富足而井井有条的家变成了人间福地。他风趣地就鹳鸟在我作品中多次出现跟我开玩笑，并说他很喜欢《只是一个提琴手》中的鹳鸟。童话中有它，让他觉得很开心。因此他总在桌子对面冲我点着头开玩笑说：“给我们讲一个鹳鸟童话！”“给我写一首关于鹳鸟的歌。”在他那一双炯炯有神的聪慧眼睛里，闪烁着一种童稚的喜悦。我的旅行结束后，我们又见了一次面。此后便没在世间再见面，他的妻子随他而去。可爱的孩子们，拉斐尔的《德累斯顿的圣母》中孩童的真实模特，也分散到各地。

我又见到奥尔巴赫。他介绍我参加了几个社交圈。我见到了作曲家卡利沃达和我那位富有才华的同胞加岱，他是门德尔松的宠儿，几乎莱比锡全城的人都把他视为这个家庭中的一个儿子。

到达德累斯顿后，我立即匆匆前去拜访迷人的老男爵夫人德肯。她总像慈母一般对我的个人命运深表关切。我受到诚挚欢迎；画家达尔也同样热诚地欢迎我。我再次见到我的罗马朋友、文笔如画的诗人赖尼克，现在他已作古。《天鹅之歌》是他创作的最后的作品。我还结交了一位才子本德曼，他的《哀伤的犹太人》是一首真正的充满色彩的诗。《圣经·诗篇》中的诗句“我们坐在巴比伦河边哭泣”，生动地映入我的眼帘，它在一切时代都是有价值的。

画家格拉尔为我画了像。这是让我感觉最美的一幅肖像，后制成铁版画，印在《全集》的扉页。

有一位年老的朋友也已辞世，安息在他的坟墓。他就是《行吟诗人》的编者、诗人布吕诺。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到他家时，他热烈诚挚地欢迎我。他的家里有各种美丽的花，如今那些花都栽种在他的坟墓上。这引发了我的感触：人在旅途，只一面之缘，便互相理解、关爱，然后永远分离，直到生命的尽头。

我和王室一家人度过了极为有趣的一个夜晚。他们对我十分友好。看来幸福的家庭生活高于一切。在场的一大群活泼可爱的孩子，他们都是约翰王子的小孩。其中年龄最小的公主知道我写了《枞树》的故事，十分自信地跟我聊起来。她说：“去年圣诞节我们也有一棵枞树，就摆在这个房间里。”她比别的小孩更早被唤去睡觉，在跟母亲、父亲、国王和王后晚安道别以后，她还要让我看着她在半掩着的门内转了一个圈。她以非常友好的态度向我行礼，似乎我是她的老朋友，接着以飞吻向我道别。在她眼里，我是“童话大王”。

我朗读了我的几篇童话，其中《丹麦人霍尔格》把话题引到北欧传奇的丰富宝库。我讲了几篇传奇，并特别着重谈了丹麦自然美景中的奇特之处；榉树林一夜之间把叶子全张开，人们可以观赏它们的清新可爱；有战士古墓群的苜蓿田；还有大海边的史前巨石。在王宫里我没有感到礼仪的压力，因为投来的目光都是那么温柔、友好。

德累斯顿的最后一个下午，在司法大臣肯内里茨家度过。我受到友好的欢迎和接待。几个小时之后，我略微收拾一下准备出发；从德累斯顿到布拉格还没修铁路。许多朋友都来送行，塞尔夫人送给我几束可爱的鲜花。当马车缓缓起动时，卫兵说：“先生，您在这里有一大家子人呢。”我想起许多让我在此处生活得愉快美满的人们。阳光明媚，天气和暖，春天已来到我的周围，春天更在我的心里。

我在布拉格没有熟人。但是，凭借德累斯顿的卡鲁斯医生的一封信，我在图恩伯爵家受到了殷勤的款待。魏玛大公储曾交给我一封写给斯特芬大公的信，我发现他是一位才情勃发的热心人。我参观了赫拉德钦和瓦勒施泰因的宫殿，但那些壮观的建筑物都遭到破坏——遭到犹太人居住区的破坏。很可怕！整个居住区挤满老人、妇女和儿童；他们玩耍，呼喊，做生意，每走一步都使街道显得更窄。古老的外观与耶路撒冷圣殿相似的犹太教教堂，挤在民房中间，岁月令它的墙壁上布满了厚厚的一层尘土。我往前挪几步，终于走了进去。天花板、窗户和墙壁都被烟熏黑。闻到浓浓的洋葱味和一股恶臭，我只好出来，走到一处开阔的广场。那是一块墓地，无数死者长眠于地下。刻着希伯来文的一块块墓碑，凌乱地竖立或横躺在接骨木丛下。接骨木长得很矮，一副体弱多病的样子，枝叶干瘪没有水分。挂在树上的蜘蛛网，像残留在漆黑死寂的墓间吊丧的破烂黑纱。

我在一个有趣的时刻离开布拉格。在这里驻扎了几年的士兵即将乘火车前往发生动乱的波兰，看样子全城的人都来与军中友人告别。通向火车站的街道挤满了人，我们费了很大力气才挤过去。数以千计的士兵马上就要出发。火车开动。大批民众涌上山坡，景象十分壮观，像是铺了一条格外绚丽多彩的地毯，它是由男女老少的身体编织起来的。人头攒动，帽子和围巾在空中挥舞。我以前从没见过这么多的人，他们神情紧张地聚集在一起。舞台上不可能有这种背景，这样的气势、氛围也不可能在画布上表现出来。这是群众留下的活生生的不可磨灭的印记。沿铁路线延伸数英里，随处都能看到民众聚在一起，向离开的士兵们挥手告别。一整夜，火车经过分散的波希米亚大地，在所有的城镇和村落外面，人们都成群结队地集合起来。棕色的面孔，褴褛的衣衫，燃烧的火把，以及我一句也听不懂的波希米亚语，为全景平添了一份特有的气氛。火车飞驰向前，通过隧道，跨过高架桥。车窗嘎嘎作响，汽笛发出尖叫，铁马呼呼地喘着粗气——我把头向后靠，在上帝保佑之下进入梦乡。

在奥尔米茨，我们换了一个新车厢。有人喊我的名字，是瓦尔特·歌德。原来此前的一整夜，彼此都不知道我们就坐在同一个车厢里。我们在维也纳见过几次面。在歌德的这孙辈身上，有着卓越的智慧和真正的天赋。这位作曲家和诗人也有这种禀赋，那是他祖父的遗传。

李斯特在维也纳，他邀请我出席他的音乐会。票极难买到。我又一次听了他的《罗伯特》主题狂想曲，他演奏弦乐，像暴风雨的精灵在呼啸。他能神奇地让音调迷乱人们的想象。恩斯特也在那里，他的音乐会要在我离开几天以后举办。我还没有听过他演奏。是否还能再见一面，我们谁也说不准。

有一次去拜访他，他拿起小提琴，演奏得动人心弦，催人泪下。几年以后，在战争的第一年，在丹麦国内，在哥本哈根，我们成为好友。特别是《我生命的真实故事》和我为他朗读的《未带图片的画册》对他颇有吸引力。有一次他写信说：“您的《未带图片的画册》，您真应该这么称呼这部小小的作品，因为大家真的忘记了这是一本文字书！”

我再次见到令人钦佩的格里尔帕策，还多次与卡斯泰利在一起，这时，国王克里斯蒂安八世授予他丹麦银十字勋章。他满心欢喜，要我转告我的同胞，他们若去看他，将受到最诚挚的欢迎。他还说：“我是丹麦人！”卡斯泰利为人坦率、诚恳、善良，富于幽默感，人们自然都很喜欢他。在我看来，他是一位真正的维也纳人，是他们之中的最佳典范。他靠写作积累财富，给自己购置了一幢乡间住宅。他赠我一张漂亮的照片，并在下方题了如下一首小诗，凸显他的特殊作风：

想必您会喜欢这照片，

它是远方的呼唤问候。

因为，您这亲爱的丹麦人！

人们也会尊敬爱戴您。

卡斯泰利介绍我认识了塞德尔和鲍恩费尔德。他们两人在丹麦知名度不高，但前者至性至情的诗篇值得推崇，后者也有优秀的喜剧作品问世，其中有几部应可以在丹麦舞台上演，例如《布尔乔亚与浪漫》、《爱情备忘录》等。鲍恩费尔德在我的纪念册上题写下有趣的诗句：

一个人劳作，

另一个人写作。

人就这样活着，

一个靠吃鹅肉，

一个靠耍鹅毛笔。

当我们从火车上眺望教堂的塔楼时，我看见奥地利文学星空的灿烂群星擦身而过。可以说，我们已经见过他们；为了保存繁星的图片，我在肯考迪亚学会如何去看整条银河。那里有一大批年轻有为的才俊，有众多干练显要的人物。

在真情邀请我去访问的塞切尼伯爵家，我与他从佩斯回来的兄弟见了一面。在匈牙利，人人都知道他在文学上造诣很深。这次会面时间虽短，却是我逗留维也纳期间所有会面中最有趣的一次。他的个性得到充分显露，他的眼神告诉我对他可以完全信任。

离开德累斯顿之前，萨克森女王陛下曾问我，是否有人介绍我拜访维也纳宫廷中什么成员，我说没有。女王竟十分亲切地为我给她妹妹、奥地利大公夫人索菲写了一封信。一天夜晚，她通过塞切尼伯爵给我送来一份请柬，并为我安排亲切的欢迎会。温柔慈祥的皇后的母亲、弗兰茨一世遗孀也在场。我在会上还见到瓦萨王子和他的妹妹。我拜见了黑森-达姆斯塔特公爵、公爵夫人及另外几个王子，其中一个和我进行了友好交谈——他是大公夫人索菲的长子，现在的皇帝。

这位王子的家庭教师问到他家族丹麦支系布伦家的情况。与我交谈的这个人是博姆贝莱斯伯爵，伊达·布伦嫁给了他的哥哥。巴格森和欧伦施莱厄在作品中多次提到她。饮茶后，我朗诵了《陀螺和球》、《丑小鸭》和《红鞋子》等几篇童话。写这几篇童话的时候，做梦也想不到会在这里朗诵它们。如实相告，从女王的城堡到农民的茅舍，所有人对我都十分亲切。

告别之前，大公夫人索菲赠我一枚别致的胸针。我将兴致永存地把它作为那天夜晚在王宫的经历的纪念。

离开维也纳之前，我要去看望才思敏捷的冯·魏森图尔恩夫人，她最近虽偶尔能从病榻上起身，身体仍然不是很好。但她坚持要见我一面，仿佛她已站在冥界的门坎。她紧握着我的手说，我们可能不会再见了，这是我们在尘世间的最后一次见面。她用母亲般的慈祥目光凝视我的眼睛，分手时，她用关注的目光把我送到门口。似乎这真是最后的诀别。事实果真如此。

通向的里雅斯特的铁路只到格拉茨为止，我不得不乘坐马车经由塞默林前往目的地。坐完一整天的火车，又得像蜗牛一样向前爬行了一夜一天，到达的里雅斯特之前还要再走一夜。多么可怕呀！最后，这个城市和亚得里亚海终于呈现在面前。还没到意大利，我已经听到意大利语的歌曲。意大利是我向往的国度。作为一个陌生人，我在的里雅斯特只待了几个小时。丹麦领事冯·厄斯泰雷克以及普鲁士和奥尔登堡的领事们很周到地接待了我，使我得以结交很多朋友，如奥多内尔斯伯爵、斯塔迪翁伯爵和总督瓦尔德斯泰因伯爵。最后一位对我这个丹麦人来说特别有意义，因为他是科尔菲茨·乌尔费特和埃莱奥诺雷的后代，他把他们的照片挂在客厅，并把他们那个时代的丹麦纪念物拿给我看。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埃莱奥诺雷·乌尔费特的照片，她嘴唇上挂着一丝忧郁的微笑，似乎在说：“用歌声把苦难时代投射在人们身上的阴影驱散吧，活着为他们受苦是我的幸福。”其实在欧伦施莱厄构思创作《迪娜》之前，我已在思想上对这个素材有所积累，也收集了大量相关史料，并想用戏剧形式来表现。当时有人对我说，这些史料离我们的时代并不远；还说国王弗雷德里克六世将禁止人们将克里斯蒂安四世以后任何王室的先人搬上舞台。通过兰曹-布赖滕堡伯爵，我得以证实的确是这么回事。然而，当时作为王子的克里斯蒂安八世，鼓励我继续创作。“那将很值得一读。”他说。但我还是放弃原来的打算，克里斯蒂安八世即位以后，也再没有必要考虑这个问题。

一天，欧伦施莱厄跑来对我说：“正如你曾一度想做的那样，我写了《迪娜》。”他的剧本在构思和人物方面都和我的大异其趣。从这里可以明显看出，有关乌尔费特及其家庭的一切都曾引起我极大的兴趣。瓦尔德斯泰因伯爵告诉我，在匈牙利或波希米亚，我记不清在他父亲的哪一座城堡，仍然保存着有关科尔菲茨和埃莱奥诺雷的信札和全部文件。我结识了斯科讷的乌尔费特家族的另一个支系——贝克-弗里斯伯爵。这个家族的始祖克里斯蒂安四世的照片就在客厅挂着。我得谈一谈这个家族和哥本哈根的一切往事，从“蓝塔”到乌尔费特广场上的耻辱柱。此前，根据国王的命令，耻辱柱被拆除。大家都知道，早先严格遵循的东西，不得再重演了。我这样写道：

献给高尚而开明的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八世，是他下令将乌尔费特耻辱柱拆除

我们只注意到乌尔费特的过失，而忘记了他的美德，但是丹麦人心里明白，这位最高贵的女性忠诚地追随着他，她的爱就是他的纪念碑，并将永存。属于尘土的东西都将腐朽。北欧现在再也看不到那悲惨的象征。女性的楷模在坟墓中安享宁静。啊，国王，您用温存的语言把宁静赐予了她。请接受我们的谢忱。——如今唯有忠诚的记忆留存于世。

在亚得里亚海边，我的思想回到乌尔费特时代的丹麦群岛。和瓦尔德斯泰因伯爵的会面与悬挂在那里的这个家族的母亲的照片，把我带进了诗境，以至于我几乎忘了第二天就要进入意大利中部。

风和日丽，天气晴好，我搭乘“马利亚·多罗西亚”号轮船前往安科纳。海水清澈，波涛不惊。我们航行了十六个小时，度过了一个宁静的月夜。早上，意大利海岸呈现在眼前，蔚蓝的群山覆盖着晶莹的白雪。阳光温煦，草木葱绿，一幅赏心悦目的图画。昨晚尚在的里雅斯特，现在一下子到了在意大利中部的安科纳，到了一座教皇的城市——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变幻出来的魔术。

意大利再一次将它如画的壮丽景色展现在我面前。春风吻过所有的果树，百花盛开，稻田里的每一棵禾苗都满载阳光。榆树好似女像柱 ⁽⁵⁾ 一样伫立，身上缠满野藤，绿叶舒展。在一片丰盛的绿色之上铺着一层白雪的波浪起伏的蓝色群山。此行得以结识来自维也纳的一位最好的旅伴文策斯劳斯·帕尔伯爵，还有一位来自匈牙利的年轻贵族。我们已坐了几天出租马车，现在继续前行。这位匈牙利人和所有第一次来意大利的旅行者一样，预料会遭受强盗袭击，随身携带着武器。“我增加了双倍的负担。”他说。“在哪里？”我问，因为我没有看到它们。“放在旅行袋里。”这个袋子就放在我的座位下面。我不太喜欢这个主意，并断定强盗不可能等我站起来再动手。于是他打开袋子并把杀人的武器拿出来，塞在马车的篷盖下面，悬在我们头顶。到旅馆，就把它们摆放在面前。我们参观了洛雷托，看见虔诚的旅行者都在神圣的殿堂里跪拜。据说这个殿堂是天使们从天上搬来的。我们在亚平宁山脉的腹地越过荒凉的传奇性的山区，没有发现强盗的踪影，只见几个人被铁链套在一辆运货马车后面，由士兵们押送。

坎帕尼亚带着它那引人深思的荒芜终于出现在我们面前了。那是一八四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我将再一次见到罗马。这是我一生中第三次来到这个富饶的城市。我非常高兴，满怀感激和喜悦之情。上帝赐给我的恩惠，比赐给别的千千万万人的恩惠加在一起还要多！甚至在实现恩赐的过程中幸福已经降临。当我们尽情欢喜时，正如在无限悲痛时一样，只能紧紧拥抱上帝。我知道没有比“献身”更好的字眼能描述我的第一印象。随着我待在可爱的罗马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做了最简明恰当的陈述：

我正把根扎在这里的废墟之上，与石头神明住在一起。玫瑰花经年盛开，教堂里钟声长鸣。罗马已经不是十三年前我第一次来时的罗马，似乎一切都已现代化，甚至废墟也是如此。杂草杂树都已清除，一切变得更加整洁；街头活动也似乎都已销声匿迹。我再也没有听到街上叮咚作响的铃鼓，再也没有看到年轻姑娘们在街头轻歌曼舞。连启蒙思想也搭乘着无形的火车飞驰到坎帕尼亚平原上。农民不再信奉过去的信仰，在复活节庆典期间，我看见大批民众站在圣彼得教堂的前面，当教皇祝福的时候，他们都像外国的新教徒一样站着。这和我的感情大有抵触。我真想跪倒在幽冥的神圣的上帝面前。人们十三年前在这里，全都是跪拜。可是现在，理性征服了信仰。今后十年，当铁路把各个城市联结得更紧密时，罗马将会发生更大的变化。一切都将朝着最好的结局发展。人们必须而且必将永远热爱这座城市。罗马就像一本童话书——我们将不断发现新奇迹，并将生活在想象与现实之中。

第一次到意大利旅行时，我没有欣赏过雕刻。巴黎丰富多彩的绘画把我从雕像上吸引过去。如前所说，只有当我来到佛罗伦萨，站在美第奇的维纳斯雕像前，一个崭新的艺术世界才真正呈现在我面前。我可以用托瓦尔森的话说：“雪在我的眼前融化了。”现在，通过我第三次来罗马参观和在梵蒂冈多次漫游，我开始喜爱雕像远远胜过绘画。不只是在罗马，而且某种程度上在那不勒斯，这门艺术如此神奇地进入了生活！我们完全为之痴迷神往。通过艺术作品，我们学会热爱自然；形式之美变成精神之美。

在罗马展览会和青年画家的画室，在许多灿烂辉煌和美丽神奇的艺术品中，我看到众多的雕刻作品，它们更牢固地铭刻在我的记忆里。上次我来罗马时，我的同胞耶里考有病在身，精神萎靡不振。对他来说，那是一个严峻的时刻。别人不了解他，他也不了解自己。但现在他得到支持，崭露头角。我在他家见到他的组雕《赫拉克勒斯与赫柏》，看了他的最新作品《猎黑豹者》。当俄国王子订购他的这些作品时，我在现场。

来自奥尔登堡的施塔尔博士那时正在罗马，是他，特别是他在《汇报》上的文章唤起人们对耶里考天赋才华的兴趣。我对他高度认可，觉得他是我们祖国新的荣光。小时候我就认识他，我们俩人都出生在菲英岛，在哥本哈根莱索太太家见过面。没有人知道，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内心里对以后有什么打算。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谈了他的自我奋斗：究竟他要去美洲去住在休伦湖畔，还是要到罗马去当一个画家。他丢掉画笔，开始用黏土做模型。我的胸像是他在哥本哈根时期最后的作品。他想靠它赚些钱，我也打算送些钱给他，但塑像并不成功。当然，那个时候没有人对耶里考的作品感兴趣，尤其这个作品是安徒生的胸像。

现在，如我所说，他的事业如日中天。他很幸福，和德国出生的伊丽莎白·鲍曼结婚。她是一位热心肠的天才画家，她那富于想象力的绘画作品已广为人知并受到赞扬。此时，她正专心创作《井边的意大利妇女》，这幅画被伦敦的汉布罗男爵收购。《猎黑豹者》的订货使耶里考夫妇有条件去丹麦避暑。他的健康状况要求他这样做。几天以后，他们动身了。

我再一次拜访了性情开朗的屈希勒尔，看了他画布上生动逼真的画稿。我不仅和自己的同胞及瑞典人交往，而且和德国画家交往，他们把我看成半个老乡，给予我热诚的欢迎。我再次在有趣的木偶剧场和罗马人坐在一起，听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在芭蕾舞表演中，演员要通过腿的动作来表现角色。四月二日是我的生日，大家热热闹闹庆祝了一番。由于巧合，歌德夫人在罗马住进了我在《即兴诗人》中描绘的诗人出生并度过幼年的房子，位于维亚·费利斯街和巴贝里尼广场的拐角处。她在那栋房子里特地赠了我一把地道的罗马花束——一束五颜六色的花束，题词为“来自《即兴诗人》花园”。

当天晚上，丹麦人、瑞典人和挪威人邀请我出席一个快乐的晚会。晚会上他们给我祝福。瑞典画家瑟德马克热诚地为我举杯，神采飞扬。但就在此时，我的一位同胞表现出某种惊奇和恼怒，因为人们太看重安徒生。他对此不能理解。瑟德马克听了，大声说，作为一个瑞典人，他能理解为什么这位丹麦诗人受到盛情款待。我的罗马朋友们送给我许多漂亮的画和纪念品。雕刻家科尔贝格为我做了胸像模型。有人为我画了几幅面部素描，但都像往常一样画得不成功，只有早期的摄影术能捕捉住真正的我。

马不停蹄地到处奔波，从不间断地设法利用每时每刻去见世面，我终于因经常受潮热气候的侵袭而感到疲惫不堪。我不能适应罗马的气候，因此，复活节一过，我参观了圆屋顶和枝形烛台的节庆装饰之后，匆匆赶往那不勒斯，途经泰拉奇纳。帕尔伯爵和我同行，在圣·卢西亚住宿。我们面前是大海，维苏威火山在闪光。我们度过了几个可爱的黄昏和月夜，仿佛天空升得更高，星星走得更远。光的效果多么美妙！——在北欧，月亮总是在水面撒下银光，这里撒的是金光。灯塔上的旋灯一会儿射出耀眼的火光，一会儿又像是完全熄灭。渔船上的火把将方尖碑似的光影投射到水面。有时船挡住光，它便像一道黑影滑过去，只把更深处照亮。人们似乎可以看见海底，鱼和海藻来回游动。街道上的千万盏灯照着商人们的货摊。一大群小孩手里拿着蜡烛，排着队往圣·卢西亚教堂走去。几个年龄最小的孩子跌跤摔倒，拿着蜡烛躺在地上打滚。与此同时，维苏威火山喷发出红红的火焰，并把它喷出的烟雾照亮。

炎热的太阳咄咄逼人，潮湿的热气吹起干燥、炙人的气浪。作为一个习惯于北欧气候的人，我想在以后的日子，可以从潮热气候中得到好处。我一点也不知道它的威力。因此，当那不勒斯人无比聪明地留在室内或躲在屋旁的狭窄阴凉处时，我却大胆地冲向莫洛和穆赛奥·博博尼科。终于有一天，在卡斯泰洛广场中央，我突然感觉上气不接下气。灼热的太阳似乎钻进我的眼睛，它的光芒也刺穿了我的头部和背部。我在昏迷中倒下。

当我恢复知觉，发现自己被抬进一家咖啡馆。有人把冰块放在我头上。我觉得四肢麻木。从那以后，我只敢在晚间出门。只有在普鲁士大使布罗克豪森男爵的住宅，站在他通风的靠湖边的大阳台上，或者坐车到卡马尔多利一游，我才感到一些轻松。我参观了卡普里和伊斯基亚。我的女同胞、舞蹈家菲耶尔斯塔小姐要参观那里的温泉，这对她大有裨益。每到傍晚时分，她就和年轻姑娘们一道在橘子树下跳一圈舞。年轻人都非常高兴为她演奏小夜曲。然而，伊斯基亚对我不像对别的旅行者那样有那么大吸引力。那里的阳光也太毒。人人都劝我到塔索的家乡索伦托，去找个阴凉的地方休息。我和曾在罗马认识的一个英国家庭一起，在位于索伦托城外靠近海边的科库梅拉租了两套公寓房。海水可以冲进我们在小花园下面的小小洞穴。因为天气太热，我只好整天待在室内。我在那里赶写《我生命的真实故事》。

在罗马，在那不勒斯海湾附近和比利牛斯山中，我开始用一些图画来表现我的生活，我是第一次这样描绘，将来我要把它们作为我作品德文版的插图。我把它们一帖一帖以信函的形式寄往哥本哈根，那里有我一位最能干的朋友，他可以自由处理我的底稿，读后便把它寄给我在莱比锡的出版商；在漫长的旅程中，一页也没有丢失。

逗留科库梅拉的日子令人愉快，窗外和走廊外的景色很美。我能望见维苏威火山和我面前的整个海湾。高墙圈住并恰好遮住了岩石庭园，高墙之间只有又长又窄的小径。在太阳的热气的烘烤下，人们最好变成一条蜥蜴，以便能舒畅地呼吸；此外，人们最好是脚踩高跷，以便能看清墙里边的情况。我搬到了索伦托城里，那里住着两位作曲家——瑞典的约瑟夫松和荷兰人费绪尔斯特。他们俩都是我的朋友，在那里度暑假。

在我抵达的当天，遇上一桩大庆典，为的是三个年轻的姑娘、一位富商的三个女儿被奉为修女。教堂装饰得五彩缤纷，管弦乐队在演奏，甚至为我们奏起轻歌剧乐曲，我们听到《塞维利亚理发师》中巴西利奥的那段关于诽谤的整首咏叹调。同时礼炮轰鸣。笼罩着这里的喧嚣彻底伤害了我原有的虔诚感情。一位下跪有很大困难的滑稽的老官员，并未使我产生更多的庄重感。只有在一位姑娘用柔和颤抖的声音做过弥撒后，我虔诚的感情才得以恢复。

约瑟夫松除了富有个人魅力，还有其他使我们关系更加密切的因素，那就是我们和燕妮·林德的共同友谊。他是瑞典的犹太人，他皈依基督教时，她曾是他的教母。从那以后，她一直为他付出友谊和同情心。他在国外旅行期间，也曾到柏林拜访她，每天都去她的寓所。他被人称为“瑞典神学家”，由此人们又捏造出“一个乡村传教士”。并谣传说他已和这只瑞典“夜莺”订婚。谁没有听过这种谎言？对与此事相关的他来说，那全是无稽之谈。我们常常就这种谣言的聪明和创造性开玩笑。

过了几个星期，布农维尔在他的芭蕾舞《那不勒斯》中，以富于理想化形式所描绘的那不勒斯著名的“拱门圣母马利亚”节，把我召回那不勒斯。既然此时已觉身体好转，我便想从这里取道马赛到巴塞罗那，再去阿罕布拉和塞维利亚观光。我已给国内写信，索取给这些地方所开的信用证，并期待能在那不勒斯尽早拿到。到那不勒斯以后，我入住市中心靠近托莱多街的一家旅馆。上次住在这里是冬天，现在感受到那不勒斯夏天的酷热和街市的嘈杂、喧闹，可怕的天气和街市场景超乎我的想象。

炽热的夏日阳光投射在狭窄的街道上，穿透所有的门窗。感觉不到一丝凉风，一切都是那么燥热。街上的每一个小角落，每一个地点，都挤满了工人，他们欢快而吵闹地闲聊着。马车隆隆驶过，政令宣告员喊声震天。街上喧嚣的人声，像大海在咆哮。耳畔不时传来教堂的钟声。我的邻居，天知道他是谁，从早到晚扯开嗓子练声——吵得我几乎精神错乱。潮湿又滚烫的热气吹到身上，难受得要死。因以前住过的圣·卢西亚所有客房已满，我只能住在这个地方。洗海水澡不仅不凉快，相反，它只会搞垮我的身体，而不会增强体质。我从中得到了什么？

一篇童话！我编了一个《身影》的故事。不过，我很慵懒，打不起精神，因此直到回到北欧的家我才把它写到纸上。灼热的阳光像压在胸口的梦魇，是试图谋杀我的吸血鬼。我再一次去乡下，但照射我的还是同一个太阳，散发出和城里一样的灼热。城外的空气虽多了些柔韧，但它恰似赫拉克勒斯的有毒斗篷，似乎要吸干人身上所有的精力、骨髓。我承认自己是太阳的孩子，因此从心底渴望来到南欧。我得承认我身体里有北欧的雪，这雪正在融化，真是苦不堪言。在这非同寻常的炎夏，大多数外国人都跟我差不多。那不勒斯人也说，多年来他们从未遇见像今年这样的夏天。大多数外国人都离开了那不勒斯，我也要走。但我的信用证还没有寄来。我天天去问，都是白费工夫。旅行期间，我从没有丢失过一封信。在哥本哈根为我办理信用证的朋友是最小心最踏实的人。可是还没有到，从估计该到的时间算起，已经过了三个星期了。

“这儿没有信。”大个子罗特席尔德说。信若送来，应先到他那里。一天，他对我总是不断地问感到厌烦，非常粗暴地把他屋里装外国人信用证的抽屉拉出来说：“这儿没有信！”火气未消，又砰的一声把抽屉推回去，恰在这时，一封信掉到地板上。信是蜡封的，蜡因天热而溶化，粘到了抽屉的背面。信正是寄给我的，装着我的信用证。它在那里粘了整整一个月。要是它没有因为受到剧烈震动而从静躺的地方掉下来，还会躺更长的时间。现在我可以开始旅行了。

我买了票搭乘“卡斯托”号汽轮去马赛。上船前，旅馆派了一个用人送我到码头。到码头，我又雇了一条小划船把我送上客轮。据说，那里船夫的榨钱手段相当毒辣。我们答应给两块钱。用人走后，我坐着那两个小伙子的船离开海港一小截的时候，他们放下船桨，要一个银币。如果不给，就不摇桨。而客轮随时可能开走！我责怪他们很不老实，因我们已达成协议，但他们不回答我。两个船夫中较年轻的一个长得很英俊。他大声笑着，这使他显得又多了些潇洒。但他一点也不比另一个好，完全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没办法，只有答应他们。他们要马上给钱，我断然拒绝。等我上了船，我把他们的做法告诉大家。不过，我还是付给答应他们的一个银圆，因为我不能说话不算数。——这是我对那不勒斯的最后回忆。

船上挤满旅客。整个甲板都被马车占据。我在一辆马车下面铺了床，因为若是待在下面的船舱，都透不过气来。其他几个旅客也学我的样子，甲板立刻变成一张从一端连到另一端的大通铺。来自英国的一位著名贵族道格拉斯侯爵和他妻子巴登公主也在船上。我们开始聊天。他听出我是丹麦人，但不知道我的名字。当我们谈到意大利及有关这个国家的书籍，我说出斯塔埃尔·荷尔斯泰因的《科琳》。他打断我说：“但是您有一位同胞，他所描绘的意大利更为出色。”“我们丹麦人认为不是这样。”我回答。他谈到《即兴诗人》，并对其作者大加赞赏。“很惭愧，”我说，“安徒生写那本书的时候，在那里待的时间很短。”“他在那里待了很多年。”道格拉斯侯爵说。“啊，不，”我明确地说，“只待了九个月。我知道得很确切。”“我真想有朝一日见到他。”他说。“那很好安排，”我接着说，“因为他就在船上！”我告诉了他我是谁。

这时，天气变得很恶劣。我躺到我的铺位上。连续几天几夜，风雨交加。侯爵和我没有再见面。第二、第三天晚上，刮起了大暴风。轮船颠簸得左右摇摆，像一只桶漂浮在海面上。暴风掀起了巨浪，波涛涌向船舷，巨大的浪头高过了船栏，仿佛要上船来窥伺我们。整个船身和我们床铺顶上马车里的一切，都在转动，都在嘎嘎作响，仿佛它们要下沉，把我们压碎。周围的人都在呻吟，我静静躺着，朝天望着飞云，想着上帝和我所关爱的人们。

轮船最后到热那亚时，大多数旅客都上岸走陆路。我本想按一般人的习惯路线，经坚实的陆地由米兰到瑞士，这次不去西班牙了。但我的信用证是开给马赛和西班牙的几个港口。我拜访了丹麦领事，想拿信用证兑换一笔钱。可他对哥本哈根开出信用证的那幢大楼一无所知。他不知道我是谁，不敢冒任何财政风险。因此我不得不坐船，至少要坐到马赛。天空一下子变得格外晴朗，空气非常清新，这使我更想自由自在地去西班牙了。根据原先的旅行计划，西班牙将是我全部旅程中的亮点。因此，我把不得不坐船去马赛，我把天气变得这样美好当成此行一定要去看看西班牙人的家乡的预兆。我再次萌发了去那里的愿望。——船到马赛时，比计划晚了一天。因到得太晚，没赶上去巴塞罗那的轮船。船每隔十天一班。对我来说，要等下一班时间太久。海上之旅增强了我的体力，我想我已有足够的耐力走陆路，经法国南部，能同时看看比利牛斯山脉。

离开马赛之前，一个机缘巧合令我欣慰，我见到一位北欧的朋友奥莱·布尔。他从美国来。他在法国受到欢迎，人们还为他唱了小夜曲。在马赛，我们两人都住在帝国旅社，在餐厅相逢，彼此跨步上前，互致问候。我们谈了各自的见闻和体会。他告诉了我一些我不知道的事，那确实是我做梦也不曾想到的，那就是我在美国有很多朋友；他们怀着极大的兴趣问到我；我作品的英译本在美国出了平价版本全国发行。我的名字已越过大西洋。我这样想时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是我高兴，兴奋异常。可是，我为什么能有比千千万万的人多到数不完的好运呢？我感觉自己好像一个穷苦农民的孩子当上了国王，不论过去，还是现在，这个想法令我兴奋不已。不知道这是不是虚荣心，或者仅仅是我对内心喜悦的表达？

夜晚，上床休息时，听到外面传来音乐声，是为奥莱·布尔演奏的小夜曲。第二天他要去阿尔及尔。我则去比利牛斯山脉，路经普罗旺斯，我没有看到很多玫瑰，却看到许多开花的石榴树。这里的乡村清新宜人，绿荫冉冉，山峦秀丽，与丹麦颇为相似。导游指南介绍，阿莱的女人最漂亮，她们是罗马人的后裔。书上所言不虚，但令我惊奇的是，即使最穷的姑娘都身材标致，美丽的脸颊与映照心灵的眼睛透露出可爱的神情。看到这些姑娘们，马车里的旅客都满怀惊奇和喜悦。心照不宣的姑娘们落落大方，她们并不像小羚羊那样躲闪，而是以羚羊般优雅的动作和晶莹的目光来响应。是的，人的形体的确是造物主最美的创造。

我在尼姆 ⁽⁶⁾ 参观的第一个景点是宏伟的罗马竞技场，其壮丽使我想起意大利对这个世界的奉献。以前，我几乎没听说过法国南部有极为壮丽恢弘的古代纪念碑群，所以我感到非常惊奇。单“尼姆的正方形屋宇”就与雅典忒修斯神殿几乎同样的庄严。罗马没有什么古迹保存得如此完好。——勒布尔就住在尼姆，他是一位烤面包师，写过许多好诗。不过，任何通过诗篇与他结识的读者，更应从拉马丁的《东方各国游记》中去认识他。——我找到他的房子，并走进烤面包房。里边有一个未穿外衣的男人，正是勒布尔本人。迎接我的是一张能充分表现其个性的高贵的脸。我告诉他我的名字，他很有礼貌地说，他从《巴黎评论》上的一首诗中知道了我，那首诗的作者是法国诗人马丁。接着他邀请我中午到他家去，如果我有空，他会更好地招待我。

按约定的时间再次前往，他已在一间充满雅趣的小屋里等我。房间里有画，有雕像，还有书籍，不仅有法国文学著作，还有希腊古典作品的译本。墙上有些画为画家所馈赠。他告诉我，有一幅画很好地再现了他最著名的一首诗《垂死的小孩》。他从马米耶的《北欧歌谣集》中知道我曾阐释过同样的主题。我说那是我在念中学的时候写的。——在我看来，上午他是一个忙忙碌碌的面包师，但此刻，他完全是一位诗人。他生动地谈到他祖国的文学，并表示希望能去北欧观光，他对北欧的自然风光和生活情形兴致盎然。

我满怀敬佩之情离开了他。诗神们赐予他的绝非雕虫小技，他在赢得人们尊敬的同时，仍理智地从事他的职业。他宁愿在尼姆当一个面包师，而不愿享受那短暂的尊敬，然后淹没在巴黎的几百名诗人中。

我乘火车经蒙彼利埃抵达瑟特。法国的火车能达到这样的速度！它飞速前进，似乎是和“狂放的众天使”赛跑。我不觉想起巴塞尔一条通往火车站的街道拐角处的标语，那是一度画了著名的《死神的舞蹈》的地方，写着“死神的舞蹈”几个大字。但就在这条标语上面，又有另一条标语：“去火车站。”这两条标语在法国的边界上，引起我的浮想。当列车疾驰，我恰好又想起了“死神的舞蹈和火车站”。似乎那一声开车的哨响，就是开始跳舞的信号！而在德国或通往罗斯基勒的铁路上，人们不会这样想入非非。

岛民爱海，一如山民爱山。以我的人生经验，的确如此。海岸边的任何一座小镇，无论多小，在我看来，都从大海获益。也许是海和瑟特两家人讲的丹麦语，让我觉得这个城镇显得格外亲切。我甚至觉得此时我人就是在丹麦，而不是在法国南部。当时，远离祖国的我们随便走进一户人家，正如我在瑟特的卡萨利·图泰因家所遇见的情况一样，那里从主人到仆人，都讲我们祖国丹麦的语言。家乡的口音有一种魔力，像浮士德的斗篷，一下子就把我们连同房子及其一切都带回到家乡。丹麦领事扬森是哥本哈根人。

在我看来，瑟特突然变成丹麦的一小块土地，但我在这里找不到北欧的夏天。相反，只有那不勒斯的酷暑，热空气足以将浮士德的斗篷点燃。炎热扑来，阳光把我们的力气耗尽。许多年来，当地人对这样的夏天早习以为常。这里的夜晚也很热，从周遭的乡村偶尔传来人们死于酷暑的消息。有人说，我将无法忍受西班牙之旅。我对此也有同感。但西班牙是我旅行的目的地，而且我已经遥望到了比利牛斯山脉。蔚蓝的群山引诱着我——于是一天清晨，我登上了轮船，驶过托池。太阳越升越高，它照着我们，从上面烧下来；然后再从水面往上蒸。数不清的海蜇在船的周边颤动。看起来好像阳光要把海水蒸发掉，除了会翻滚的动物，不留下任何东西。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象，称得上史无前例。

要进入朗格多克运河，我们从轮船下来，换乘一艘大船。它被拖曳着前进，看来它更适于装货，不适于载客。甲板上摆满大小不一的箱子，箱子上又坐满了人，都在撑开了的伞下找阴凉。要往上移动是不可能的，这堆箱子和人都没有栏杆围护。由三四匹马套上几根长绳拉着驳船前进。船舱里也挤满了人，人们紧紧地挨坐在一起，像瓦罐里的苍蝇。一位被暑气和烟草味熏昏的妇女，被抬到我们这一间船舱，躺在地板上。这是此处唯一的一小块空地。她需要空气，但尽管很多人都在摇扇子，这里似乎一点空气也没有。而且，也没有清凉饮料，甚至连一杯凉水也喝不到。只有船运管理处提供的温吞的黄色液体。一双穿着长靴的脚从甲板舱口垂下来，把光遮住了。我们被关在这里，还得听一个人唠叨，真是活受罪；他想说些诙谐的话，不断逗趣，口水从嘴角往外喷，像被船头劈开的海水，不断向两旁飞溅。常人难以忍受。我从甲板上的箱子、人和伞中间挤出一条路，站到外面滚烫的空气里。一连几个小时，两边岸上，在我们的前方和后方，总能看到——绿草、绿树、一道水闸——绿草、绿树、一道水闸，然后又重复同样的景致。简直要让人发疯。

离贝济耶大约还有半小时的行程，我们被打发上岸。我觉得似乎快要昏倒了。没有马车。公共马车夫没想到我们会到得这样早。可怕的是太阳的高温炙烤。我想小树一定是卖掉了绿荫，因为那里根本没有树荫的影子。据说法国南部是天堂的一块乐土，但是，就我所见到的真实现实，它是从地狱深处挖出来的一块挟带着全部瘟热的瘴湿之地。

马车在贝济耶等着我们。马车上所有最好的座位都给占了。我第一次坐在车上隔间的后座，但愿也是最后一次。一位招人讨厌的胖女人坐在我旁边，她穿着一双拖鞋，缠着一条一码高的头巾。她把它解下来挂在我面前。接着又上来一位快活的水手，他一定刚跟很多人喝过酒。然后上来两位肮脏的农场工人，落座之前的第一个动作是脱掉长靴和衬衣。热气、洋葱味和不断吹进来的灰尘，加上阳光的烘烤，我们几乎两眼昏花。到了纳博讷 ⁽⁷⁾ ，我实在忍受不了了。我又病又痛苦，想找个地方休息，但几个宪兵走过来，要看我的护照。这时，夜幕正在降临。最近的一个村子着了火——响起警报，救火车疾驰前往。似乎所有折磨人的精灵都被放出来了。

从这里直到比利牛斯山，我的护照不停受到检查，搞得我十分狼狈。在意大利从没遇到这种情况。他们告诉我，说因为这里靠近西班牙边境，有很多从西班牙来的难民；邻近地区已发生过多起谋杀案。人在旅途，随时可能会遇到麻烦。我的思想和神经只能做出这样的解释。

到了佩皮尼昂 ⁽⁸⁾ 。看来太阳似乎把所有的人都从街上撵走了，人们只在夜晚才露面。他们像潮水般涌来，像正在发生一场蓄意彻底捣毁这座城镇的大暴动。人们在我的窗外聚集，喊声在空气中回荡，尖锐的嗓音穿透我的病弱之躯。究竟是怎么回事！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我头痛发烧，得了热病？我跌跌撞撞走到阳台上，开门一看，广场上黑压压一片聚满了人。他们都抬头望着我站立的地方，挥动他们的帽子大声呼喊：“赫拉，赫拉！”“老天爷发发慈悲吧，”我想，“简直疯了，完全是我想象出来的，这里一个人也没有。我听不到有谁在呼喊，都是我的凭空想象。真可怕！”

我几乎昏倒，把头侧向一边。有一个人站在阳台附近和人们交谈。在他出来的时候，我发现人们欢迎的就是他。“晚上好，阿拉戈 ⁽⁹⁾ 先生。”一个声音高声呼喊着，千万个声音一齐应和。接着开始演奏音乐。他就是我的邻居、著名的阿拉戈。人们为他奏起小夜曲。看来我的热病并没有跟我搞恶作剧，我因此得到慰藉。但这种纷扰和呼喊，对我来说，却开始了又一轮折磨。我记得平生曾有过几个夜晚，我在病中这样度过。紧接着响起的美妙歌声，丝毫不能使我振奋。阿拉戈又讲了一次话。这是他在多年之后第一次回到出生的这个城镇，街上的欢呼声此起彼伏，却将我全身的神经刺穿。

我病倒了，只能放弃去西班牙的一切想法。我觉得不仅不能继续旅行，甚至再无法忍受这里的燥热空气！但愿我能去瑞士！一想到旅途漫漫，心里就惴惴不安起来，难以想象我能处理好这样的事。人们劝我先去比利牛斯山，呼吸那里凉爽的山风；还建议我到普拉德对面清凉舒适的韦内特矿泉疗养地。他们为我给疗养所经理写了介绍信，我便决定去住一段时间。在那里无事可做，可以趁着凉爽晚间出游。又经过一番旅途劳顿，我到了温泉。这一次历时一整夜又加上清晨的几个小时。韦内特位于比利牛斯山脉的法国边境，进山只有一条小路。这里的空气清新宜人。逗留几天之后，我感觉体力恢复，精神再次焕发。

我的思想再一次飞往西班牙，它离我很近，只有几个小时的路程。进山只是一次小小的旅程。我踏上旅途，像摩西一样兀立在那里，看着眼前不能进入的国土。我的思想和希望是：上帝将再次允许我冬天从北欧飞到现在太阳用它的火焰之剑把我撵走的这块富饶可爱的土地上来。

虽然有人谈起韦内特，说它一年四季都可以观光，但它并不算最著名的温泉。旅游期间，这地方接待过的最尊贵的来访者是易卜拉欣·帕夏 ⁽¹⁰⁾ 。他去年冬天刚来过。他的名字仍然是疗养所的荣光，它始终挂在女主人和全体女侍者的嘴边。他住过的房间对外展出，似乎它是一件非常有趣的艺术品。他只会说的两个法语词“Merci”（谢谢）和“Très bien”（很好），由于发音不准，经常被念及。——韦内特靠着清冽的温泉，给人以返璞归真的印象。游人告诉我，就开具账单而言，经理已将疗养所提高到欧洲的最佳水平。

在这里比在任何别的温泉更加孤独，更加与世隔绝，而这是再好不过的了。从另一方面看，如果你要搞娱乐活动，那么，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使游客开心的东西。当然，我指的是我在这里的时候，也许近几年发生了我不知情的变化。在我逗留期间，游客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山中游，要么步行，要么骑驴。但这样的旅行提供了如此奇怪和多样的经历，让你根本不再去想一般浴场通常提供的那些娱乐了。山中一游，周围各种不同的自然景致一览无余。从山坡的一处望，可以见到许多葡萄园和一个山头，似乎展示绿色的田园；再从另一处望，只能看到光秃秃的铜色的悬崖，怪石突出，像打碎的雕像或圆柱。接着有一条小径通向草地上的白杨树，草地上长着卷曲的薄荷。这样地道的丹麦景致，可以在西兰岛上见到。然后，小径伸展到悬崖的阴影中，那边的葡萄树中间生长着柏树和无花果——这是真正的意大利风光。但此处的精髓、在比利牛斯山脉永远剧烈跳动的脉搏，是山泉。这长长的泉水潺潺而过，充满生命力。它流经每一个地方，在苔藓上舒缓漫流，又迅疾地扑向巨石。它生机勃勃，激流向前，又怡然自得，绝非言语所能形容。那是千百万根琴弦弹奏出的永远奔腾的强音；那是水神在上下左右的轻声慢语。

峻峭的陡壁旁边，一座摩尔人的城堡废墟高耸在悬崖上。云朵垂挂的地方曾是当年阳台所在的地方；毛驴行走的小道通向的地方曾是当年的厅堂。在从此处通向温泉的路上，可以眺望整个山谷的景色。这个山谷深而窄，像太阳烘烤下红岩之间弯进来又弯出去的林川。在这个绿谷中央，韦内特这座梯形小镇屹立在山巅。它只需建一座尖塔，看起来就俨然像保加利亚、土耳其式的城镇。一座破落的教堂，两个长洞充当窗户，立在倾圮的塔楼附近，居高临下，下面是棕黑色的屋顶。那是一片肮脏的灰房子，木框代替着窗户，但它确实颇具画意。然而，如果你到镇子里去，看到的药店就是书店，那整个印象就只剩下“穷困”二字。几乎所有的房子都是石头垒成，但不是削砍成形的大石块。啊，不，看来全是从一条石头铺路的老街上搬过来的，又交错地砌在一起。两个黑洞当门窗，燕子飞进飞出，因为它们在房间的横梁下筑了巢。如果你像我一样亲自看了其中一个房间，就会发现你脚下的一楼有可以看透的地板，通过破烂的木板往下看，只见乱糟糟的一片漆黑。平时墙上挂着一块连皮带毛的肥肉。人们告诉我，说用它可以把皮鞋皮靴擦得锃亮。卧室外墙上画了圣徒和天使的像，以及花环和王冠，画得很粗糙，像绘画艺术尚处于极不成熟阶段的作品。

这里的人甚至儿童都长得很丑，有着一副地道的侏儒面孔。即使天真的表情也不能使他们的丑陋相貌变美——仅仅几个小时的行程，在山脉另一端进入西班牙，那里的人像花一样美丽，聪明的棕色眼睛光彩照人。市场的风貌是韦内特呈现给我们唯一有诗意的画面。在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底下，一个走江湖的小贩摆出他的商品：头巾、书籍、图片，一个百货齐全的杂货摊，地面就是柜台。镇上所有被太阳晒得黝黑的丑陋的年轻人，都聚集在这些宝贝玩艺儿周围。一些又丑又老的妇人站在门口偷看。从温泉来的大批游客，不论女士、先生，都骑着马和驴子走了过去。这时，两个半藏在一堆木板后面的小孩扮作小公鸡，不停地“咯、咯、咯”地叫着。

从路易十四时代起，离韦内特只有几小时路程的维勒弗朗什城堡，就是一座非常漂亮的城镇，有较好的住宅和较多的设施。这里的公路经过奥莱特进入西班牙，交通十分便利。有些住宅因为用大理石砌起摩尔式的窗户令人赏心悦目。教堂建筑本身是半摩尔式，其祭坛则与西班牙教堂内的祭坛相似，里边有一幅整体用金银铸成的圣母马利亚及圣婴耶稣像。逗留期间，我曾抽出一天时间参观维勒弗朗什，所有从温泉来的游客与我同行，因此必须从附近租用驴子和马。车主的高级马车配备了一组联马，像法国的驳船一样，里外都坐满了人。一位来自荷尔斯泰因颇有风度的绅士堪称最佳骑手和大仲马的朋友、著名画家多扎领队，带领我们参观了碉堡、暗炮台和洞窟；科尔内拉小城及其有趣的教堂，我们也没有错过。到处都有摩尔人权力和艺术的象征。

这个地区的一切都表明它多半属于西班牙，而不属于法国，甚至语言也介乎两者之间。在这地处边境的清新的山景中，我没有浏览风光，而是为我作品集的德文版写完了《我生命的真实故事》，英国人把这本书译为《我一生的真实故事》。作品的结束语是这样的：

离开比利牛斯山脉之前，我已将这些将飞往德国的话写好。这些，是我要走的人生道路的一大段，一个未知的新时期正在开始。我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我将成就什么？不知一生中真正活跃的时期是否要到来，我真的不知道。但我怀着感激之情并充满信心地瞻望未来。在我一生中，光明和阴暗的日子总是把我引到最好的境界，像在海上向着一个确定的目标航行，我站在舵柄旁边，以便选好自己的航程。我已经做了我能做的事。上帝支配着风浪，也掌握着航向，要是结果和预期的计划不一样，那是上帝出于为我好的缘故。我的内心执着地抱定这个信念，它使我兴奋。当圣诞树点亮，当人们所说的白蜜蜂聚集的时候，要是天遂人愿，我将回到丹麦和我视为至亲的人们在一起。我将载满旅行的硕果，整个身心更为健全，新作品也会跃然纸上，愿上帝赐福给它们。我知道衪会的。一颗福星在我头上闪耀，千千万万的人一定会比我享受更多的福分。我自己总是不理解，为什么我和其他无数的人一样获得这么多快乐。愿我的福星继续闪耀。要是它西沉，甚至现在当我写这几行字的时候西沉，但它已经照耀过我，我也已经接受了他对我的丰厚奖赏，就让它西沉吧，因为那是为了最好的照耀。我把感激和爱献给上帝和人们。

一八四六年七月于韦内特（东比利牛斯山）

(1) 加岱（1817—1890），丹麦作曲家。

(2) 让·保尔（1763—1825），德国小说家。

(3) 希腊神话中伊阿宋的妻子，神通广大，会施展魔法，因亲手杀死自己的儿子，被视为性情残忍的女巫。她曾用草药熬成的饮料使自己的丈夫伊阿宋的父亲恢复青春。

(4) 当时流行的一首很简单的儿歌。

(5) 希腊古典时期的大理石雕刻。在雅典卫城厄勒克西奥神庙台基上有六根女像柱，是以人形代替立柱，每尊头顶重压，亭亭玉立，体态优美，神色安详，颇具风韵。

(6) 法国南部一城市，此处有古罗马的遗迹。

(7) 法国南部一城市，罗马时代的一重要港口。

(8) 法国最南部一城市。

(9) 多米尼卡·阿拉戈（1786—1853），法国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政治家。

(10) 易卜拉欣·帕夏，埃及王子和将军，他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取了叙利亚。1845—1848年他曾游历了意大利、法国和英国。

十三

九年过去了，在丹麦的历史纪年中，这九年是重要而伟大的时光。对我来说，虽有悲伤的记忆，但也是充满快乐的日子。我终于在自己的祖国得到渴望已久的认可。光阴荏苒，我已不再年轻，心态倒还保持着青春的朝气。岁月的磨砺使我变得冷静而富于理性。现在，我们将在这里展开岁月写就的新篇章。

韦内特山间的清新空气，让我重新焕发活力，让我有足够的体力踏上归乡之旅。我想先去瑞士。我安排马车只在夜间上路，炎热的白天我则留在佩皮尼昂和纳博讷。尽管如此，浓重而灼热的空气好像静止了，我被包围其中，感觉空气中缺少了维系生命生存的气息。这实在是一种折磨，不一会儿，全身的每一根神经都烧起来了。即便晚上，空气中也没有一丝凉爽，只有恢复了活力的苍蝇营营乱舞。

有几个白天，当然主要是夜晚，我在希特旅馆，把床垫搬到阳台上，就着灿烂的星光入眠，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呼吸足够维生的空气。对于美丽的蒙彼利埃，除了那要把全身烤焦的日光，别的什么也没记住。我在屋里紧靠着百叶窗的地方呆立不动，身上的穿着好像随时准备冲进浴室。火车在铁路上箭一样飞行，听新闻说，法国北部的铁路已经发生几起可怕的车祸。好在其他时候，我的想象力活跃着，说明我活得不错，还算健康。可我实在被法国南部似火的骄阳吓怕了，像一个躺着船甲板上晕船的乘客，我又陷入了一种完全不关心发生了什么事的状态。火车抵达终点尼姆以后，我们就像四处衔泥的燕子，马车已经塞得满满，为了能去阿维尼翁 ⁽¹⁾ ，也只得硬着头皮坐进去。

扁桃树结满果实，扁桃和无花果差不多是我享受的唯一东西了。整个旅途都是坐在关得严严实实的百页窗下面，实在难受极了。那看上去像座要塞的罗马教皇城堡，已经变成兵营，座堂 ⁽²⁾ 好像是它的一只小翅膀。博物馆里有托瓦尔森雕塑的韦尔内胸像；两幅韦尔内代表作，都是韦尔内“献给阿维尼翁最美丽的小镇”的。晚上，街上开始呈现出活泼的生机，也热闹起来。江湖医生骑在马背上，四处游荡。小商贩敲着鼓，兜售货品。住户的窗户，为防日晒，都被巨大、繁茂的像帘子似的葡萄藤叶遮挡起来了。

沃克吕兹近在眼前，可我已经连走完这一小段旅程的力气都没有了。我必须节省体力，以便能撑到瑞士，让那郁郁葱葱的山间的清新空气帮我恢复活力。尽管沃克吕兹是座美丽如画的小城，也只能忍痛割爱，无缘相见。当然，也无缘见到彼特拉克 ⁽³⁾ 在诗中提到的承载着劳拉 ⁽⁴⁾ 画像的那条小溪。而今，彼特拉克的诗歌已经在全世界流传。

罗讷河水流湍急，蒸汽船顺流而下，从里昂到马赛只需一天。但要逆流而上，从马赛到里昂，则需四整天。与肮脏的蒸汽船相比，我还是更喜欢选乘公共马车，它跑起来很快，跟列昂诺拉民谣中描写的马车速度差不多。奥朗日 ⁽⁵⁾ 的古罗马剧院高出那里所有的新建筑许多。为塞普蒂穆斯·塞维鲁而建的凯旋门，以及所有散布在罗讷河沿岸丰富的罗马遗迹，令我在记忆中回到意大利。真没想到，在法国南部竟然有如此精致的让法国人引以自豪的罗马遗迹。

罗讷河两岸的风光秀丽多姿，很多小镇都有精致的哥特式教堂，山上还有不少古老的城堡，像一只横卧的巨大蝙蝠。有一些美丽的悬桥摇摆着横跨在湍急的水流上方，逆水行舟的船只费力地前行。

终于到了里昂，罗讷河就是在这里吞没了索恩河 ⁽⁶⁾ 。从位置最高的一条大街向东北方向瞭望，能看见在一片平坦的绿色原野上空，升起一片洁白闪光的云朵。那是阿尔卑斯山的最高峰勃朗峰，山脚下就是瑞士！现在离瑞士已近在咫尺，我渴望再次到瑞士的山间呼吸清新的空气，让身体和灵魂在更为自由的环境中得到净化和提升。但瑞士领事不给我签证，里昂的警察又说我的护照有点不对劲。我旅行时总是在护照和签证上遇到许多麻烦，所以老担心在边境碰上什么让人哭笑不得的事。其实，为一本护照费尽唇舌，在旅行者中是极为少见的。有时因为读不懂丹麦文；有时又因为一个小官僚写错了号码，核对不实；有时因为意大利边防军不喜欢我的名字（Christian），觉得带有某种宗教意味，叫起来更像是在叫基督徒（Christians）。

在里昂，不论我怎么折腾，都被告之，按照内务部的签证，我的护照只能从边境到巴黎。我每天从警察局进进出出，直到在一位职位更高级一点的警官那里，终于放弃了希望。我对他说，以前从没有人提出过为了从比利牛斯山经过里昂到达瑞士而要把护照送到我根本不去的巴黎的要求，也没有人这样做。他告诉我，不如回到马赛，到丹麦领事那里办理去瑞士旅行的护照。我说我已经无法忍受这样一趟旅行，也不能待在里昂这闷热的火炉。我必须要去山里休息！这回轮到一位懂礼貌、有教养的人接待我，他把我的护照拿在手里，问了一些旅行时间、地点方面的问题。他从我已有的签证，看到我到过许许多多不同的地方，很快意识到没有理由阻止我继续旅行。他当场就把这事做了最好的处理。第二天，我如释重负。到了晚上，便神清气爽地坐在歌剧院，欣赏正在上演的一部德国歌剧了。

瑞士也是热浪袭人，酷暑难当。瑞士南部的少女峰，积雪比往年少了许多，甚至勃朗峰都露出黑色斑驳的岩石。但那里的空气清新，晚上更是凉爽怡人。我径直来到沃韦，在这里的湖边和覆盖着白雪的萨沃伊山脚下生活，呼吸这里的空气，简直是上帝的恩赐。牧羊人和烧炭人在湖的另一侧点起许多大堆的篝火，看着像红色的星群。我再次踏访西庸。上次来时，我发现拜伦刻在柱子上的名字已经被毁坏。是一个英国人想用利器把那名字刮掉，但没弄成。即便他真把拜伦的名字从那里刮掉，他也无法把拜伦从世人的心目中抹去。相反，柱子上还新添了两个新名字，一个是维克多·雨果，另一个是罗伯特·皮尔 ⁽⁷⁾ 。

在弗赖堡，我平生第一次见到设计最为大胆、蔚为壮观的悬桥。它真的好像悬在山谷和河流之上的空中，桥面随着沉重马车的来来往往摇来晃去。若是在中世纪，这种事情只能出现在童话世界。科学推动时代发展，以前曾被认为是超自然的事情在今天变成现实。我们终于到了伯尔尼，巴格森在这里住了很长时间。他在这里找到一位太太，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当落日把金辉映照在阿尔卑斯山上，看上去分明是燃烧的火焰，真是一幅壮丽的景观。我在伯尔尼和因特拉肯待了几天，又去卢达本纳和格林德尔瓦尔德做了两次短途旅行。斯陶巴赫瀑布随风飘落的令人身心爽快的水雾，以及格林德尔瓦尔德冰川岩洞的冰冷空气，都让人感觉正行走在从炼狱通往天国的路上。瑞士的房子都是棕色的，建在山侧天鹅绒般的绿色草地上，真是一幅最柔和又最丰富的风景画，也最具野趣，最壮观。这就是瑞士特有的奇观、奇景！维特霍恩峰、希尔伯峰和少女峰，每到黄昏日落，都散发出耀眼的金光，辉煌、宁静而美丽。美中不足的是，随处都能见到乞丐。他们用约德尔调唱起歌来，这是乞讨的前奏。但在我至爱的山间徜徉，使我恢复了生机活力，给我带来了新的生活。

我先到巴塞尔，再由铁路转到斯特拉斯堡。而在这里只能先乘蒸汽船沿莱茵河出发。空气似乎凝固住，太阳把河面都烤热了。我们整整走了一天。最后，船上人满为患，大多是运动员。他们笑着，显得无比快乐。由于克里斯蒂安八世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船上的每个人似乎都是丹麦和凡与丹麦相关事物的反对者。我也是在这里刚刚听说这件事。所以，对一个丹麦人来说，在巴登旅行绝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好在没有人认识我，我也不跟任何人交流。我只是坐着发呆，默默忍受这一整天莱茵河上的痛苦旅程。

经法兰克福，我又来到无比心仪的魏玛。我在博利厄家得到很好的照顾，好好休整了一番。应大公储的邀请，又在埃特斯堡的消夏别墅愉快地度过几天。在耶拿 ⁽⁸⁾ ，我和伍尔夫教授一起着手将我的几首抒情诗翻译成德文。但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我这个深爱南方的人不得不承认，我是北方的儿子。我的肉体，我的血液，我的神经，都深深植根于寒风冰雪的天地。

我慢慢踏上归程。在汉堡，我收到克里斯蒂安八世授予的国旗勋章。有人告诉我，在我出国前，国王就决定授予我这一荣誉。所以，我必须得在踏上故土之前接受勋章。两天以后，我在基尔遇上伯爵领主。他们一家正和克里斯蒂安王子，也就是后来的丹麦克里斯蒂安国王及夫人在一起。我荣幸地获准与这些王室成员一起，乘坐王室蒸汽船踏上归国之旅。但这趟旅程极为凶险，在经历了持续两昼夜的浓雾和暴风雨之后，我们才在哥本哈根海关登陆上岸。

听说由我写脚本的哈特曼的歌剧《小柯尔斯坦》，在我出国期间上演，并造成很大轰动，赢得观众发自心底的雷鸣般的掌声。这是应得的，它的音乐被认为是具有真正的丹麦风格，是属于丹麦乐坛的花束。它是如此富于个性，又如此扣人心弦。连海贝尔都称赞脚本写得好；我正期待着去看、去听这部歌剧。碰巧在我回国当天，《小柯尔斯坦》就有演出。“听吧，你肯定会为它兴奋，”哈特曼见了我说，“不论音乐还是脚本，人们都非常满意。”我去了剧院，发现自己备受瞩目。演出结束时，人们鼓掌向我致意。但与此同时，出现了几声嘘声。哈特曼说：“这种情况以前还没有发生过，真难以理解，搞不懂怎么回事。”“但我完全能明白，”我对哈特曼说，“没什么可担心的，他们不是针对你。我的同乡们已经注意到我回来了，这是他们在向我致意。”

我的身体还是没有完全恢复。看来南方的夏季无法让我的身体复原，只有冬天的寒冷才能让我恢复活力。我一方面身体虚弱，神经紧张，另一方面，思维却异常活跃。那段时间，我创作完成了剧本《亚哈随鲁》。最近几年，无论写什么，我每写完一篇作品，就读给H.C.厄斯泰兹听。他敏捷活跃的思维和谈话中的真知灼见对我的影响越来越大。世间的一切美好事物都能在他内心引起强烈共鸣，而他对于这些美好事物有着非凡的洞察力，总能发现其中所蕴涵的真理。他能清晰而明确地捕捉住真理的闪光，而这对每一首诗来说都至为重要。一天，我拿着我翻译拜伦的一首诗《暗夜》的丹麦文去找他。我当时满脑子都是诗人呈现出来的富有非凡想象力的描绘，所以当厄斯泰兹说拜伦这首诗完全是个败笔时，着实让我吃了一惊。他说，这首诗从头至尾看不到真理的揭示，而且，写得一节比一节愚蠢。他说：“诗人可以想象太阳从空中消失，但他必须清楚，太阳的消失与这里的暗夜、寒冷以及暗夜中的一切，截然不同。他写的这些只是疯子的想象而已。”我感觉他是对的，也是从那一刻起，我接受了他在《自然的灵魂》里所写同时代诗人对于真理表述的看法。他说，如果他们以时代先驱的代言人自居，他们就该在科学中，而不是在旧时代诗歌的垃圾堆里，为其描述和表现寻找灵感。另一方面，如果一个诗人描述旧时代，理应在主要人物的表述中找到他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和观念。令我吃惊的是，对于厄斯泰兹所表述的这些极其正确的观点，包括明斯特主教在内的很多人都不能理解。他从他这本著作中挑出几篇文论大声念给我听，然后我们一起讨论，他能非常诚恳、谦逊地听我发表不同意见。我只能提出一条，我说那令人想起坎普的《鲁滨孙漂流记》的对话形式现在已经过时。而且，在没有机会作人物描写的地方，它成了一堆名字和标题，人们没有它们也一样能清楚地了解一切。“也许你是对的，”他以一贯的温和语调说，“立即改变大概有困难，因为我以这样的形式构思写作已有很多年。但我会考虑你所说的，以后再写的时候会注意。”

他的知识、经验和富有创造性的天赋，以及无忧无虑富有魅力的孩子般的纯真个性，对我影响极深。而且，在他身上显示出一种独特的神性的存在。他虔诚地信仰宗教。他能透过知识的镜子，窥见上帝的伟大。一个基督徒即便闭上双眼，都会为上帝的伟大露出惬意的微笑。于是，我们一起读《圣经·创世记》。从他那童稚天真的宗教思想和发展成熟的思想中，我领略了他远古时代关于世界创立的神话和传说的阐释。厄斯泰兹使我受益良多，他有高尚的品德和迷人的个性，这也成为我的精神财富，使我的思想变得明晰。我还必须再次强调，在我遭受误解的那段忧郁日子，正是他支撑着我的精神，并预言会有美好一天的到来。有一天，当我和他分手，因周围对我的不公正待遇和刻毒攻击，心里正异常地愤怒。他理解我内心的不平静，不顾年事已高，当晚便深夜造访，向我再次表示同情和安慰，使我深受感动。我因此忘掉所有的悲伤和愤怒，对他所表现出的无限的仁慈，真是感激涕零。愿上帝赐福于他。我从他那里重新找到继续写作的勇气和鼓励。

我在德国的知名度日渐提升，德文版的文集和其他几种不同的单行本，为我在德国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德国读者最爱读我的《童话集》和《未带图片的画册》，甚至有些作家试图模仿我的童话。我收到很多作家寄来的著作和诗集。

金灿灿的阳光从国外照耀在我的身上，国内的阳光也开始越来越多。因为我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又有乐观的情绪，我的思想总是蓬勃向上，心灵也是年轻的。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大圈子，快乐与忧伤都各有自己的影响范围，而后者常常有许多在世间闻所未闻的不同形式。

就人的内心而言，总有某些角落，哪怕是你最亲密的朋友，都无法窥探明白。而对一个诗人，在这些角落有更深邃的乐音在回荡，只是人们不知道这乐音是诗歌还是真理。因此，透过我用生命写就的童话，可以倾听我内心乐音的旋律。它们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也只有透过诗歌，才能把内心深处或许是无尽的感动，以及每日每夜的生活和思想表达出来。

一

轻轻地带你去安息，／仿佛躺在死亡的小盒。／记忆的玫瑰，如此美丽，如此美好。／你不再属于尘世，你只是我的。／我为你们歌唱，为你们流泪。／夜是美丽的，夜是宁静的。／死亡！所有一切都死亡了。

二

合唱

哦，单身汉，你知道我们唱的歌：／“去上床，拉下睡帽躺下来。／到梦的河流去看你自己的倒影。／你最希望的，是看到你自己，还是梦到你自己。”

孤独漫步者

是啊，我的内心深埋着宝藏。／世人哪能知道宝物在哪里，／哪能知道有多少个夜晚我在想什么，／哪能知道我在偷偷地、静静地流泪。／苦涩的眼泪汇成溪水，如此忧郁地流淌，波澜不惊！／一个单身汉只想自我的虚无，／让他睡去吧。

最近几年，我在英国出版了几部书的英译本，比如《诗人的市场》、《童话集》和《未带图片的画册》。英国的评论界和读者像早先对待《即兴诗人》一样，对我这几本书表现出同样友好真诚的欢迎。我收到许多喜欢我的不认识的英国读者的来信。伦敦著名出版商理查德·本特利，给国王克里斯蒂安八世寄来一套装帧精美的我的文集。有位备受尊敬的名流告诉我，国王在收到这套作为礼品寄来的书时，对我获得的认可表现得无比兴奋。但同时，他对我载誉国外，而在国内却屡遭攻讦和轻视，感到非常惊讶。我感觉国王在读过我的童话以后，对我又增添了几分好感。当我在接待室向国王呈献我的最新作品时，他由衷地说：“直到现在我才真正理解你。可我难得见到你。我们得经常在一起聊聊天。”“只要陛下有时间，悉听尊便。”我回答。“是的，是的，你说的不错。”国王说完，接着告诉我，他知道我在德国，特别是在英国，享有很高声誉。他为此感到非常欣慰。他还谈到了《我生命的真实故事》，他以一颗悲悯的心怀，成为我这本书的知己。临别，他问我：“明天你在哪里就餐？”我说在餐馆。“那就来与我和夫人一起进餐吧！我们四点开饭。”

我前边提到，普鲁士王子送过我一本精美的纪念册，里边已经有许多有趣的签名。国王和王后陛下翻看了纪念册，递还我时，国王克里斯蒂安八世御笔写下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凭借自己的天赋才华赢得应有的荣誉、地位，远胜过得到的宠爱的礼物。

愿此言能使您想起您自己。

善意的克里斯蒂安·R.

落款日期是“四月二日”。国王记得这一天是我的生日。卡罗琳·阿马莉王后也为我写下一句高贵的让我铭记在心的留言。任何礼物都无法同这种精神财富相提并论，它带给我巨大的喜悦。

一天，国王问我是不是该去趟英国。我说是的，我打算明年夏天去。“我可以给你经费。”陛下说。

在向国王表达谢意之后，我说：“不用。我从文集的德文版挣了八百达勒，这笔钱就够了。”

国王听了，面带微笑地说：“可现在，你一旦到了英国，代表的就是丹麦文学。所以，你得过得更好，更舒适。”

“我自己可以做到。等钱花得差不多了，我就回来。”

“要是有什么需要，直接写信告诉我。”国王说。

“不，陛下。我现在没什么需要的。要是以前，我可能会需要您的帮助，但现在真的不用了。让我们说些别的话题吧，我现在也特别不喜欢谈论钱。但如果不提任何要求，我也能给您写信的话，我倒想把信写的像一封普通的信，如同写给自己非常喜欢的某个人，而不是写给一位国王。”

国王表示赞许，他似乎对我能正确理解他对我的善意，感到高兴。

一八四七年五月中旬，我从陆路离开哥本哈根。此时已是可爱的春天，我看见许多鹳鸟张开翅膀，从巢里飞出来。我在格罗鲁普的老宅子，赶上庆祝降灵周 ⁽⁹⁾ ，在欧登塞观看了欢快无比的射手节。孩提时代，射手节是我一年中最感快活的几天。同那时一样，新一代的男孩子们拿着快被射烂了的靶子走过来，人群向他们挥舞绿树枝，那情景像在勃南森林一样 ⁽¹⁰⁾ ，士兵举着绿树枝走向麦克白的城堡。同样有欢乐，同样有人群，但在我眼里已完全不一样。

窗外一位贫穷、半疯的乡下人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他的脸部线条勾勒出高贵的轮廓，两眼炯炯有神，只是有些疯癫，男孩子们在追逐他，逗弄他。这不禁使我想起我自己的童年时代，想起我那精神失常的祖父。我想，要是我当初留在欧登塞，去给人当学徒，岁月蹉跎，那样的生活境遇是否会使我的想象力变得愚钝、麻木。而今，我正是凭借丰富的想象力在写作。如果那样，人们会怎么看待我。天晓得！但男孩子正在我窗外追逐着的这个白痴，使我的心狂跳不止。我的思想、我的感恩的心飞向上帝，是他把仁爱和慈悲的福祉赐予我。

途经汉堡，我有幸结识作家格拉斯布伦纳及其聪明过人的妻子、优秀演员佩罗尼-格拉斯布伦纳。哥本哈根有家报纸说，快乐的讽刺作家格拉斯布伦纳给作为童话作家的我当头一棒。这篇报道我没找到，不过，从他写给我的诗里，没看出他怎么跟我过不去。

在奥尔登堡拜访过几位至交好友之后，我踏上了去荷兰的旅程。公共马车载着我们，在一条有护墙的公路上隆隆前行。路面光滑、干净，像牛奶场的地板。沿途的镇子和房屋，展现给我们的是一幅繁忙、整洁的图画。在要塞小镇代芬特尔 ⁽¹¹⁾ ，我们赶上集市。镇上有很多人身着艳丽的服装，广场上开的那几家蛋奶饼店，跟原来我家乡鹿苑的蛋奶饼店差不多。钟塔上传来洪亮的钟声，荷兰国旗在风中飘扬。

我从乌得勒支 ⁽¹²⁾ 乘火车，一小时就到了阿姆斯特丹，那个“人们像两栖动物一样，有一半生活在水里”的城市。情况并非如此不堪，它一点也不会让人联想到有着许多晦气宫殿的海狸之城威尼斯。我在街上问路，遇到头一个人的对答非常好懂，于是我想荷兰语应该很好学。但他说的是丹麦话。他给一个法国理发师当助手，在哥本哈根为考塞工作过一段时间，会说点丹麦话。他认出我，便操着尽可能标准的法国味的丹麦语回答我的问题。

枝叶繁茂的大树把树荫遮在运河上，运河上有很多花花绿绿的驳船，载着丈夫、妻子，载着一家老小，笨拙地驶过。妻子站在长舵柄旁，父亲坐在那里，嘴里含着一根长长的烟杆。人群中特别吸引我注意的，是几个小男孩身上穿的分成两色的衣服。后背的颜色一半黑，一半红。裤子也一样，一个裤腿一种颜色。又过来几个小女孩，穿的衣服也是分成各不相同的两种颜色。在国内，只有奴隶才这样打扮。我问怎么回事，回答说，这些都是孤儿院的孩子；孤儿院的孩子都是这身穿着。

剧院正在上演法国喜剧。遗憾的是，在我逗留期间，荷兰国家剧院正好停演。否则，我可以见识货真价实的荷兰风俗：整个演出期间，人们可以抽烟。荷兰人管所有侍者都叫“詹”。“詹”们在剧院里往来穿梭，给观众点烟、上茶。荷兰人习惯用大碗喝茶。戏则照演不误，音乐的旋律和弥漫的烟雾交织在一起，整个剧场和舞台都烟雾缭绕。有好几个荷兰人向我描述过这样的情景，所以我认为并非夸大其词。

我在阿姆斯特丹进的第一个地方是一家书店，我想买本荷兰文的书和佛兰芒语的诗集。我向一个人打听，那人惊奇地看了我一眼，说声抱歉，匆匆走开。我不知怎么回事，正要走时，从隔壁屋里走出两个人，同样吃惊地看着我，仿佛要把我看透。其中一个人问我是不是那个丹麦诗人安徒生。他们说着，指给我看挂在屋里的我的肖像。他们正是从这幅肖像认出了我。很多天以前，荷兰的报纸有报道说我要到访荷兰。

那位在荷兰生活过多年的丹麦绅士尼加德，很早就把我的全部小说翻译成荷兰文。他在荷兰的名字叫范·尼乌文赫伊斯。在我此次到访前不久，《我生命的真实故事》和好几本童话集都被翻译成荷兰文，在阿姆斯特丹出版。《时代》的出版商，已故的范·德·弗利特专门写文，评论、介绍我的作品，备受读者关注。他还在刊物中登了我的肖像。

很快我意识到，我在荷兰有很多朋友。H.C.厄斯泰兹为我给阿姆斯特丹的维若里克教授写信，经他介绍，我认识了著名的荷兰诗人范·伦内普，他的小说也是荷兰文学中不可多得的名篇佳作。范·伦内普英俊潇洒，对人友善，他的家温暖舒适，人丁兴旺。在他家，我没有一点陌生感，这让我觉得宾至如归。他家里一群漂亮又可爱的孩子围着我，他们都读过我的童话，《红鞋》给其中一个男孩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红鞋》的故事深深地感染了他。他静静地站在一边，注视我好久。然后，让我看收录《红鞋》的那本书，他奇怪为什么书里有幅插图画着一双涂成红色的皮鞋，而其他插图都没着色。大女儿萨拉已经出落成一个成熟的少女，活泼可爱，漂亮迷人。她问我哥本哈根的女孩是否漂亮。我回答说：“是啊，她们像荷兰的女孩一样漂亮。”她喜欢听我讲一些有关丹麦的事，讲到她最爱听的内容，我还得写下几个丹麦用语。吃晚饭时，范·伦内普问我能否读荷兰文。他递给我一张纸，原来上边是他为我写的诗。他大声朗读给大家听。

从阿姆斯特丹到哈勒姆 ⁽¹³⁾ 的铁路，有一段修得好像北海和哈勒姆海之间的堤坝。这个设计真够冒险大胆，光抽干海水就是一项大工程。但看得出来，这堤坝已有所下沉。我走进那巨大的翻扣着的船身时，听到了世界上最大的哈勒姆管风琴声，它的八千根金属管在拱顶下正在发出轰轰的声音。周围传来的说话声听着很奇怪，好像一半德语，一半荷兰语。那里有几间房子，里边都刻着一行铭文：“他们出去把人们叫醒。”耳边不时传来教堂的钟声。在我眼里，整个荷兰就像一座巨大的英国公园。在莱顿 ⁽¹⁴⁾ ，当施赫莱赫尔教授的太太拿着她的纪念册来看我时，我在那上面将我对荷兰的第一印象写成一首小诗：

整个荷兰似乎都在为一个星期天而打扮，／连你的声音都有星期天的亲切与温和。／荷兰是座花园，它的心轻轻跳动，／让你马上感到宾至如归的快乐与幸福。

施赫莱赫尔夫人能听懂丹麦话，对丹麦也有些了解。她去过哥本哈根，而且，有一天我去欧伦施莱厄家时，她正好在座。她也清楚地记得这件事。我与施赫莱赫尔夫妇和吉尔教授一起，去看了莱顿别致有趣的风景。那有一条盎格鲁-撒克逊人修的堑壕，当时是用来抵御亨吉斯特 ⁽¹⁵⁾ 和霍萨兄弟对英格兰的入侵。

在火车站候车室的墙上，贴着几幅图画和海报，其中最大的一幅是范·德·弗利特的《时代》的出版广告，我的名字和肖像正好都在上边。人们注意到画像，也注意到我。这让我觉得很窘迫，赶紧钻进一辆马车。我买了一张去海牙的车票。现在，我已经从报上知道以海牙命名的这座荷兰城市的荷兰语拼法，可当时我不认得，等火车开走以后，我还以为被带到一个和我想去的地方大相径庭的城市。

从海牙住所的窗户往外看，看到街上的第一个人居然是我的老相识，来自罗马的荷兰作曲家威尔赫斯特。有人说我们俩走路的步态很像，但长得不像。我向他点头致意，他没认出我来，因为他做梦都想不到我会出现在海牙。一小时后，我开始在这座人地两生的城市四处浏览，遇到的第一个人竟然还是威尔赫斯特。这是多么令人欢快的会面啊！我们一起谈论罗马，谈论哥本哈根。我还跟他讲了些哈特曼和加岱的事，因为他很熟悉和喜欢他俩的音乐。他赞美丹麦拥有丹麦人自己的歌剧。而我相信，在荷兰只有法国和意大利的音乐。我和他一起来到他在郊外的家，从窗户望出去，是成片的肥沃的绿色田野和草地，一幅典型的荷兰风情画卷。就在这时，附近的教堂钟楼上响起钟声，有一群鹳鸟从教堂的上空飞过，好像在致意。它们属于这里，不是吗？海牙的盾徽上就有一只鹳鸟。

我并不认识范·德·弗利特本人，他以前给我写过几封信，寄过一些我的书不同的翻译版本及相关评论。我走进他的房间。他很年轻，透出青春的快乐，一脸孩子般的天真。他对我写的所有东西都很感兴趣。我不期而至的到访，使他吃惊不小，几乎不知所措。他还想着能提前得到我来的消息，以便为我安排房间。他把年轻的妻子叫过来，见了我她兴奋得有点不知所措，可她只会说荷兰话。我们都听不懂对方说什么，但我们可以点头致意，彼此的手紧紧握在一起。这对年轻人只想向我表达他们无尽的热情和友好。他们只有一个孩子，还很小，名字是仿着我和穷提琴手起的，叫“克里斯蒂安”。我的到来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快乐，他们家不大，却充满爱的温馨。

然而，我只能在海牙待几天。他们家离城里有很长一段距离，我只好选择位于市中心的旅馆住下来。弗利特夫妇一直送我到旅馆门口，驻足良久，真有点难分难舍的感觉。我在异国的一处土地上，找到如此诚挚而美好的感情。我的到来给他们带来的极大快乐可想而知，分手在即，我们还在一起兴奋、欢快地笑着，聊着。

分手以后，在旅馆的台阶上，有位身穿丧服的人站在我的面前，叫我的名字。我认识他。那人眼泪汪汪，这和刚才的欢快笑声形成多么强烈的反差。他是门德尔松·巴托尔迪的妹夫亨塞尔，刚从柏林来到海牙。他那杰出、富有才华的妻子、门德尔松的妹妹突然去世，对他打击很大，医生建议他出国旅行以缓解哀思。门德尔松这兄妹俩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妹妹像哥哥一样，不仅具有音乐方面的才华，外在的个性也像哥哥一样吸引人。

我是在柏林的一次社交聚会上，结识的门德尔松的妹妹及其丈夫。她天赋极高，个性活泼，像哥哥一样聪颖睿智，富有想象力。她的演奏也像哥哥，造诣极深，有极强的感染力，能使人在音乐声中陶醉。不久前，吃过饭后，她走到凉亭里坐下。平时，她常到这里来，总显得那么轻松愉快。这次，她只发出一声尖叫，就死了。她丈夫亨塞尔是位有名的肖像画家，以前是个军官。他把妻子的生前遗容画了一幅很大的肖像，他把画带来，摆放在房间的桌子上。快乐与悲伤就在一瞬间，刚刚与快乐欢笑的人们作别，再看这位壮汉洒下悲伤的眼泪，怎能不为之动容。

我们现在都知道，在门德尔松妹妹去世的第二年，门德尔松也紧随这位才华出众、聪明过人的妹妹去了。

我已经在海牙待了四天。星期天，我想去看场法国歌剧，但朋友们劝我打消这个念头，而去参加在欧洲饭店举行的一个聚会。上楼梯的时候，我说：“看来晚上这里有场舞会。所有这些装饰都是为舞会准备的吗？一切都跟要过节似的。”同伴微笑着说：“这是为你准备的宴会。”我走进宴会大厅，那里已经有很多人在庆祝，我有点不知所措。不知谁跟我说：“他们是你的一些荷兰朋友。能陪你一起度过这个夜晚，他们都感到非常高兴。”

我在海牙短暂停留期间，有来自荷兰各地的无数信件寄到我的缪斯朋友手里，是范·德·弗利特把我到的消息发布出去的。还有一位叫克内佩尔豪特的富人，长途跋涉，专程从须得海 ⁽¹⁶⁾ 赶来。我发现这里聚集了很多艺术家、画家、演员和文学气质浓郁的人。宴会上，一张用鲜花装点的桌子是专门用来发表祝酒词的地方。范·德·弗利特的祝酒词特别让我感动，他说：“哥本哈根之父科林，是位高尚的人。他对安徒生像待自己的儿子一样，给予无微不至的关心。”“两位国王，”说话间，他转向我，话没有停顿，“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八世和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威廉每人授予你一枚勋章。有一天，上帝也会因你写出敬神的童话，而在你的灵柩上授予你一枚最美丽的勋章。那是不朽的荣誉的皇冠，将使你流芳百世。”

有人在发言中谈到荷兰与丹麦在语言和历史上的联系。一位为我的《画册》配过插图的画家，提议为作为“画家”的我的健康干杯。克内佩尔豪特用法语郑重其事地发表了他对于自由和想象力的看法。席间，歌声响起，人们朗诵着幽默风趣的诗歌。可是，我一点也不了解荷兰的戏剧、悲剧，对海牙著名悲剧演员彼得斯一无所知。他表演了《塔索》中的整场牢狱的戏。我虽然一句也听不懂，但为他流露的真情所打动。我没见过比他更出色的善于模仿的演员。他能把一个艺术家演得一会儿脸色苍白，一会儿又脸色绯红。他似乎为了表情能控制面部血液的流动。他的这种表演招来一阵兴高采烈的掌声。

人们唱起欢快的歌，我喜欢听饱含深情的荷兰国歌，它的音调特别能打动我。那是我生命中最享荣耀的夜晚之一。似乎我在瑞典和荷兰得到的敬仰程度达到了高峰。上帝啊，你洞悉所有人的心灵，知道我内心感到的是怎样的一种卑微。让我向你挥洒感激和快乐的眼泪。

第二天，我们到野外活动。克内佩尔豪特带我来到“博斯”，去看那里的乡间舞会，聆听乡间音乐。我们走在碧绿的菁菁草地上；沿着乡间小路，建了不少乡村别墅。莱顿近在眼前，我们已经接近它了。然后，我们驾马车赶往斯海弗宁恩 ⁽¹⁷⁾ 的村庄，高高的沙山和堤坝保护着它免受北海的侵蚀。在一家海滨旅馆的桌边，一小圈朋友再次为艺术，为诗歌，为丹麦和荷兰祝酒干杯。海岸随处可见垂钓的船只。音乐奏响。大海翻卷着波涛。我的感觉是，不是家乡，胜似家乡。又是一个令人愉快的迷人夜晚。

第二天一早，正要离开海牙，女房东给我带来一摞报纸，登有为我举行宴会的报道。有几个我非常喜欢的朋友到车站为我送行。多情自古伤别离，离愁别绪最惆怅，带着这样的心情，我与他们分别。此去经年，真不知此生还能否再见。

就我所知，鹿特丹是荷兰最富有生活气息的城市，超过阿姆斯特丹许多。运河里的船只往来不断。我以前见过很多五颜六色的荷兰小船，船家的妻子把着桨。像民谣所唱，要是穿着拖鞋，戴着踢马刺，她就不能把桨；丈夫抽着长烟杆。而鹿特丹的一切都呈现出熙熙攘攘的景象。

第二天一早，有一艘老掉牙的荷兰蒸汽船驶往伦敦。我订了一张卧铺票。这简直就是一条慢吞吞的蜗牛船，负载很重，盛满樱桃的筐子堆积如山，高出船栏杆很多。许多去美国的移民不时到甲板上散步，孩子们兴奋地乱蹦乱闹，四处飞跑。有个像福斯塔夫一样胖的德国人，带着他单薄柔弱的妻子在船上来回转悠。她已经有点晕船，一想到船将从马斯河驶入辽阔的北海，就惊恐万状。她那只瘦长、高大、毛短的狗，虽然身上裹着大衣，又被牢牢地拴在巨大的船头，还是像她一样吓得全身哆嗦。

海潮退了。经过漫长的八个小时航行，我们驶入北海。荷兰的低矮陆地似乎越陷越深，一直沉入灰黄的海面。夕阳西下，我回到我的铺位。第二天一大早，我再次站在甲板上时，英国海岸线的轮廓已隐约可见。在泰晤士河的入海口，停泊的渔船足有上千只，看上去像一群小鸡，像被撕碎的纸片，像一个完整的市场或像野营的帐篷。

泰晤士河理应宣称，英格兰统治着海洋。你看，她的仆人们随着无数的船只向外飞奔。每隔一分钟，就有一艘艘的蒸汽船像接力赛似的驶进来。一条快船驶过，从船帽里拖出一条浓浓的长烟，船帽顶端还闪着红红的火花。巨大的帆船像天鹅一样破浪前行，一艘接一艘地从我们身边驶过。还能在休闲游艇的甲板上，看到年轻有钱的绅士。这里的船真是多到了鳞次栉比。我开始数，想看看我们到底能遇上多少蒸汽船，但船太多了，没数几下就烦了。从格雷夫森德 ⁽¹⁸⁾ 向泰晤士河望去，我们似乎正在驶进一片燃起滚滚浓烟的着火的沼泽。其实，这只是从我们前面那艘蒸汽船的烟筒里冒出来的浓烟。天上下起瓢泼大雨，电闪雷鸣，蓝色的闪电划过漆黑的夜空。此时，正有一列火车疾驰而过，浓浓的蓝色烟雾向上空翻滚。空中传来隆隆的雷声，像加农炮的轰鸣。

“这是欢迎你的雷声，它们知道你在船上。”一个年轻的英国人跟我开玩笑。我想：“是这样，上帝一定会知道的。”

我几乎不敢相信，泰晤士河会被无数的蒸汽船、小船、帆船拥挤成一条密不透风的街道，同时又难以想象，这么多的船怎么能摩肩接踵而不发生碰撞。退潮以后，问题出来了，河床变成一片黏糊糊的烂泥塘。我想起狄更斯《老古玩店》里的奎尔普，想起了马里亚特 ⁽¹⁹⁾ 对这条河上的生活的生动描写。

在“海关大楼”旁我们上了岸，我坐上一辆出租马车。走了很长一段，真觉得这是一座走不到尽头的城市。大街上稠人广众，拥挤不堪，每个方向都有两列马车一辆接一辆地驶过。这种多用途的大马车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箱子，车厢里和车顶上都挤满了人，车厢外还贴着最新的新闻海报。在人流中，有些人用木棍把招牌举过头顶，以便人们能看清上边有什么要看或要买的东西。每个人都在动着，好像整个伦敦的人正有一半从这边往那边流动，而那边也正往这边流动。在每条街道交汇处的中间位置，有一块用石头铺成的高出地面的区域。行人要过街道，得先从车水马龙的一边急冲过来，在这安全岛里驻足等候，看准时机，躲闪腾挪，再从车缝中奔到另一边的人行道上。

伦敦，真是城市中的城市，这是伦敦给我的第一印象。日复一日，我愈发清晰地感觉到这一点。这里是效率更高的巴黎，它有那不勒斯的勃勃生机，却没有那里的嘈杂，一切似乎都是静悄悄地从你身边疾驰而过。据说，伦敦各种用途的马车有四千辆左右，有运货马车、小马车、双轮马车、出租马车、精致的轿式四轮大马车，等等。它们一辆接一辆地从街道上颠簸着奔驰而过，发出隆隆的声响，好像城市的每个角落都有什么大事发生，人们赶着要去做个见证。这是一座永远贮满了水的水库，不会枯竭！有朝一日，当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所有人都躺到了坟墓里，他们也会把繁忙带进坟墓。小马车、出租马车、豪华马车、熙来攘往的人们，潮涌一般川流不息。随处可见的广告、柱子上的招贴、马车的海报，内容都是有关气球、垦荒者、全景大观以及燕妮·林德之类。

终于到了厄斯泰兹向我推荐的位于莱斯特广场的萨布洛尼埃尔饭店。好像是为向我明确昭示伦敦也会有阳光，安排我住的房间，阳光可以直射到床上。但阳光更像一道金红色的阴影，仿佛是透过啤酒瓶照过来的。不过，随着日落，空气变得渐渐透明、清新起来。星星眨着眼，照在洒满煤气灯光的路面上。街上的人流还是像潮水一般涌动，但很快一切归于沉寂。

我累极了，认识的人一个也没见到，就进入了梦想。这回来伦敦，我一封推荐信也没带。临行前，我只想从一位极有声望的名流那里得到一封推荐信。他在英国人脉很广，想通过他帮我搭个桥，以便了解伦敦上层社会的生活，但一无所获。

第二天一早，我立即去拜会丹麦驻英国大使雷文特洛伯爵。他说：“你人在此地，还要什么推荐信。你已声名远扬，你的作品早就把你介绍过来了。今天晚上在帕默斯顿勋爵家将举行一个小型聚会，客人都是精心挑选的。我会写信给帕默斯顿夫人，告诉她你来了伦敦。我想，你会收到邀请的。”几个小时后，我真的收到了请柬。晚上，我与雷文特洛伯爵一起驱车前往。

英国最上流的贵族出席了聚会。可以想象，女士们穿的丝绸带饰边的礼服有多么考究。她们佩戴着晶莹耀眼的钻石和美丽的花束。帕默斯顿勋爵和夫人亲切友好地接待了我，正好魏玛大公储和他年轻的妻子也在场。大公储热诚地向我致意，并把我介绍给萨福克公爵夫人。我想一定是她，正那么饶有兴致地谈着《即兴诗人》。她很喜欢这本书，称它是“写意大利写得最好的一本书”。我很快被英国上流社会的贵夫人们包围，她们都知道我这个丹麦诗人，读过我的《陀螺和球》、《丑小鸭》等。她们对我说了很多赞誉的话。总之，我根本没被当成一个陌生人。

坎布里奇公爵跟我谈起国王克里斯蒂安八世。早些年曾帮过在罗马的丹麦人大忙的普鲁士大使邦森携夫人，一道向我热情地问候、致意。有很多人递给我名片，其中大多数都邀请我去府上做客。雷文特洛伯爵对我说：“今天晚上，你一下子就进入了很多人得花多少年才能进入的上流社会。不过，别太过谦。俗话说，脸皮薄够不着，脸皮厚吃个够。”他愉快幽默地用丹麦语继续跟我说着，在场的当然没有一个人听得懂。“明天我们看看收来的名片，把最好的挑出来。”“你和这个人聊的时间够长了，我再给你介绍一位对你更有用处的。这个人家里的桌子上摆满了吃的。那个人对来的客人精挑细选。这里还有不少人等着向你发出邀请。”他就这样跟我聊着。最后，我在擦得锃亮的地板上走来走去，走得筋疲力尽，被这些我不会说的语言把思绪搞得一团糟。室内空气闷热，让人不舒服。我强迫自己退出来，到大厅小憩片刻，呼吸点新鲜空气，至少靠在楼梯的栏杆上歇一会。连着整整三个礼拜都和这个晚上一样。

我正好赶上聚会的高峰季节。像这种夏季的高峰聚会，我们只在冬天举行。我每天都被邀出去吃晚餐，然后参加持续到深夜的舞会。房间里、楼梯上，到处都挤满了人。由于一周里每个晚上事先都安排了晚宴，我还得参加午宴，真让人受不了。人们像过节似的忙碌、喧闹，嘈杂的嗡嗡声不绝于耳。我有点吃不消了。整整三个星期漫长的日日夜夜，就这样消磨掉了。我只零星记得聚会中的某个时刻或场景，因为凡所到之处，主要人物都是老面孔，佩戴着不同的金银首饰和鲜花，穿着饰边的绫罗绸缎，一派珠光宝气。特别是玫瑰，把房间装饰得优雅高贵，窗户、桌子、楼梯以及壁龛，全被玫瑰覆盖。盛满水的玻璃杯、碗、茶杯，里边也都放了玫瑰，若非凑近查看，根本看不出这些器皿。在人们眼里，这些玫瑰编织起一幅清新典雅、馨香宜人的毯子。

前边说了，我住在莱斯特广场的萨布洛尼埃尔饭店。这家饭店是厄斯泰兹推荐的，他在这里住过。但雷文特洛伯爵说，这里不够气派，既然到了这里，一切都要讲究气派。他让我不要跟人提及住在莱斯特广场，因为这好比一个到哥本哈根的外国人在上流社会说他住在皮尔·马森角道 ⁽²⁰⁾ 一样。我应该告诉人们，我就住在他家。可我就是住在离皮卡迪利大街 ⁽²¹⁾ 很近的大广场上，我的窗外草坪上矗立着莱斯特伯爵的大理石雕像。

要是六年或八年前住在这里还是很气派的，现已今非昔比，气派不再。邦森、雷文特洛伯爵和几国大使来此处拜访我，这里还真显得不够气派。在英国，一切都讲究礼仪。即使女王，在家里也要受礼仪约束。有人告诉我，女王有一天外出，到了一个美丽的公园。她想在公园多待一会儿。可吃饭时间定死是八点，只好准时回家。否则，整个英国都会坏了规矩。在自由的土地上，人们会让礼仪窒息而死。但在英国，这只是小菜一碟，毕竟令人愉快的事情多着呢！在这里，你会觉得自己置身在也许是地球上唯一的一个宗教国度，人们具有良好的道德感和行为举止。

伦敦是一座知文明懂礼貌的城市，警察是这方面的典范，只要在街上向他问路，他都会跟着你，边走边给你指路。在每家商店，你都会得到最礼貌的对答。至于人们描绘的伦敦上空永远挥之不去的大气中的灰色烟雾，那也言过其实。在一些相对古老和人口密集的地段，当然还能看到这样的景象。但大部分区域，像巴黎一样天朗气清，视野开阔。

我在伦敦享受过一些阳光明媚的晴朗日子，看到许多星汉灿烂的夜晚。对一个海外的陌生来客，要在这样短的时间对伦敦做出一个准确、真实的描述，极为困难。了解一个地方的最好方法，是阅读当地作家对其国家的描写，因为一个作家对其家乡的情形再熟悉不过。而一个旅行者所写，多半是别人告诉他的。那些作家们则会有自己独特的视角。旅行者只是通过一面令人眼花缭乱的旅行的镜子来观察生活，好比他根据在火车上得到的印象，向人描绘乡间的风景和人，要做到细节的真实太难了。

对我来说，不算罗马，伦敦是城中之城。罗马，是夜幕下的一幅世界浅浮雕。那里有嘉年华会快乐狂欢的梦境，庇护九世只不过是梦境里的一个伟大思想。伦敦是一幅白昼的世界浅浮雕，充满喧哗与骚动，生活的线轴像闪电一样狂转不停。

真巧，这儿人们谈论的热门话题是燕妮·林德。而且，除了燕妮·林德，别的也没什么好谈。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躲避频繁的造访，更是为了呼吸伦敦最清新的空气，燕妮·林德在老布朗普顿租了一处房子。这是我从下榻的饭店所能了解到的一切，刚一听说，就赶紧打听她的情况。为能找到她住在哪里，我径直奔向她演出的“意大利歌剧院”。这次多亏街上的警察帮助，他把我带到剧院的前台。无论警察，还是前台的几个服务员，都不想，或都不能为我提供任何信息。我只好在拜访名片上给燕妮·林德留言，告诉她我来了伦敦，住在哪里，请她赶紧把住址告诉我。

第二天一早，我收到燕妮·林德写给“哥哥”的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我在地图上找到布朗普顿的方位，坐上公共马车出发了。售票员清楚地告诉我还要走多远，在哪条路拐弯，然后在哪所房子就可以找到“瑞典的夜莺”。一提到燕妮·林德，他的嘴角就挂着笑。几天以后，在伦敦的数千辆马车中，我居然碰巧又搭乘同一辆马车。我没有认出售票员，是他认出我，还问我是否找到了“瑞典夜莺燕妮·林德”。

她住在郊外很远的地方，在房子和街道之间有一溜低矮的篱笆。房子不大，但很舒心、惬意。屋外总是站着一群人，他们只想能亲眼见到燕妮·林德。今天的他们是幸运的，我按响门铃，她从窗户里认出是我，从屋里直冲到马车旁，抓住我的双手，以妹妹看哥哥的那种眼神看着我，显得特别高兴。她竟然忘了，周围聚集着许多人，正朝前涌来。我们赶紧回到屋里，屋里温暖舒适、格调优雅，充满温馨迷人的气息。能看见花园有一大块草坪，还有几棵落叶树。一只长毛小狗顽皮地嬉闹，一跳跳到女主人的膝盖上。它喜欢被女主人抚弄和亲吻。桌上摆放着几本装帧考究的书，她拿给我看我那本《我生命的真实故事》，是玛丽·豪伊特题赠给她的。桌上一张大纸上画的是燕妮·林德的漫画，画的是一只少女面庞的大夜莺在唱歌。

我们谈到家庭，谈到布农维尔和科林。我告诉她荷兰人在专门为我安排的盛宴上，如何举杯为科林祝酒。她听了拍着手叫道：“真是太好了！”她答应我，每逢她演唱，我都能得到一张歌剧票，但不用考虑付费。她说，票价贵得吓人，太离谱了。“让我为你歌唱。然后回到家，听你坐着讲童话。”

我的应酬太多，只用她送我的票看过两次演出。第一次是看她演的《梦游女》，这可能是她演的最好的角色。她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童贞与纯净，使整个舞台都带上某种圣洁的气息。最后一幕，她在睡梦中漫步，拿下胸前的玫瑰，举到空中，然后无意间让花落到地上。那迷人的美感，如此令人回味。我被深深感染，双眼盈满激动的泪水。雷鸣般的掌声响起。除了在那不勒斯，我还从未在别的地方听过献给燕妮·林德的更为热烈而喧闹的掌声。鲜花雨点般向她抛来，一切都像节日狂欢的场面。所有人都知道，到伦敦的大歌剧院去看歌剧，衣着要特别华贵。正厅前座和楼厅包厢里的绅士们，一律佩戴着白色领带。女士们则需穿上最漂亮的晚礼服，每人手里都拿着一大束鲜花。王后和艾伯特王子来了，魏玛的大公储和夫人也到场。

从燕妮唇间唱出来的意大利语，我听着觉得有点怪。可人们说，她的意大利语发音比地道的意大利人的发音还要纯正，她的德语也一样让人觉得比纯种德国人的更地道。不过她演唱时的内在气质同她用美丽的母语演唱时是一样的。作曲家威尔第为燕妮，也是为这个演出季，根据席勒的《强盗》新改编创作了一部同名歌剧。我听过一次，即便有燕妮的表演和演唱，也无法使这部糟糕的作品超脱平庸。由于这群强盗被包围，女主角最后在森林中被卡尔·摩尔杀死。拉布拉什扮演年老的摩尔。最令观众捧腹的是看到这个高大、肥胖的人从塔里走出来时说自己饿得发昏。也是在这出戏里，我第一次见到著名的舞蹈家塔廖尼。她演的是“仙女”，在她出场之前，我的心就因为期待而跳动加快；我总是这样的，在非常紧张地期待某种特别美好、特别伟大的事情时，我的心跳就会加快。她上场了——身材高大的她，虽已徐娘半老，但依然漂亮。我寻思，在某种社交场合，她会是一位能给人带来愉快的女士，但不会成为年轻的女神。看着这位老夫人优雅的舞姿，我默默地坐着，无动于衷。看来跳舞，年轻是必需的。青春四溢的切里托的舞姿才美若天仙，像燕子一样轻盈、优雅。那种飞翔的普塞克 ⁽²²⁾ 的表演，在塔廖尼身上是看不到了。

我的同乡格雷莱恩小姐也在伦敦，她是所有人崇拜的偶像。遗憾的是，她的脚出了点问题，我在伦敦时没能看到她的舞姿。一天晚上在演出《爱情的灵丹》时，她把我叫到她的小包厢，幽默而饶有兴致地向我描述幕后的世界。每位演员她都一一向我做了介绍，她似乎并不崇拜燕妮·林德。诚然，在对燕妮·林德的欢呼声中，也夹杂着些反对意见。其实，这很正常，一切伟大、美好的事物都会经受这种情况。燕妮·林德塑造的诺尔玛是个心灵受到伤害的高贵女人。我在前边说过，她的表演是如此吸引我，但对于那些见过格里希激情表演的美狄亚并渴望能再次看到那样表演的英国人，就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奥伯龙》的歌词作者，还有几位歌剧作者，像普兰谢，都对她的表演表示强烈不满。但在巨大的狂欢热浪和赞誉之中，这点小小的非议微不足道，很快烟消云散。

她一个人在树荫遮蔽下的家里，过得很舒心。一天下午，我去找她，抱怨说我已对无休止的宴请和无法抗拒的追崇感到厌倦。她说：“是啊，你看到自己惹出来的忙乱了吧。多累人，多无聊啊。这是一种多么无尽的空虚！”后来，我坐她的马车回家。人们还以为燕妮·林德在车里，都挤过来看，看到的却是我，一个不认识的绅士。

老汉布罗想通过我邀请燕妮·林德到他的乡间别墅去聚餐，但要说服她接受这一邀请是不可能的。即便请多少人都由她亲自定，甚至最后提议只有老汉布罗和我作陪，她也没答应。她不会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过，她允许我带这位可敬的老人来拜访她。我真的带他来了，他们俩谈得挺投缘。他们甚至在谈到钱时，还笑话我不能把才能变成金子。

有位叫德拉姆的年轻雕塑家很想为我们雕胸像，可我们谁也没时间坐下来给他当模特。不过，我为他美言了几句，他获准来半个小时，以便完成他在看了燕妮·林德演出后粗粗雕出的一个黏土胸像。我则给了他加倍的时间。他在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创作完成的这个胸像，已经算是非常棒。我的这座胸像和燕妮·林德的胸像一起在哥本哈根展出时，遭到猛烈抨击。因为它们像我们本人，都是精神的杰作。试问，有哪个丹麦艺术家能像德拉姆那样，在那么短的时间雕塑出比这更艺术的作品？我再见到燕妮·林德，已是几年以后的事。大家知道，她在胜利和奉承的气氛中离开了英国前往美国。

雷文特洛伯爵带我去见了摩根夫人。其实几天以前，他跟我说过，这位老夫人想见我。但却把约见时间推迟了。他很诚实地告诉我，原来她虽然知道我名声很大，可从没读过我的任何一本书，所以想匆匆地读一读我的《即兴诗人》以及童话等等。她的住所有许多色调各异的小房间，充满洛可可艺术的气氛。一切都呈现出法国品位的踪影，尤其这位老夫人，她穿着华美，充满活力，讲法语，一举手一投足都是法国化的。而且，这种法国化被极度夸大。跟我交谈时，她引了我书里的话。我当然知道，这是她匆匆补习的结果。从始至终，她对我都是彬彬有礼。墙上挂着托瓦尔森的画《日夜》，跟国内那幅浅浮雕《日夜》很像。这幅画是他在罗马送给她的。她说，为表示对我的敬意，她要把伦敦所有的著名作家都请来，可以介绍我认识狄更斯、布尔沃 ⁽²³⁾ 等人。

当晚，她介绍我认识了我的童话《海的女儿》的英文译者杜夫·戈登夫人，她是女作家奥斯汀夫人的女儿。我在她家里，确实见到一些著名人物。但我在另一位英国女作家的家里，进入了一个更大更精英的社交圈子。是我的朋友、《文学报》的出版商杰丹为我引荐的。我指的是布莱辛顿夫人在伦敦郊外的家。她长得很好看，颇为丰满。穿着极为优雅得体，手指上戴着好几个闪闪发光的戒指。她像招待老朋友似的热情接待了我，紧紧拉着我的手，谈起我的《诗人的市场》，说她在最新的一部小说还提到过它，在《诗人的市场》可以找到许多名著所没有的诗歌的宝藏。

我们一起走到屋外的大阳台上俯瞰花园，四周都是常春藤和葡萄藤。一只大鸟和两只鹦鹉拍打着翅膀从花园飞出去。一只黑色的鸟，轻轻跳着，要为我们歌唱。阳台下种着很多玫瑰。花园里有一块翠绿的草坪，还有两棵垂柳，柳枝垂落到地面。稍远一点，有一头奶牛在吃草，好像故意要显示出这里有十足的田园韵调。

我们来到花园。她是我真正了解的第一位英国女士。她精心选择着用词，话说得很慢。她紧挽着我的手腕，每说完一句话，都要看着我的眼睛，问是否听懂了。她说她有了一本书的构思，希望我能写出来，因为她觉得这个构思是我擅长写的。这是关于一个穷人和富人的故事，有个穷人，除了希望，什么也没有；有个富人，拥有无尽的财富，却没有希望。我应该揭示的是，穷人活得很愉快，而富人却活得很不幸。

布莱辛顿夫人的女婿多尔赛伯爵到了。据说，他的穿着决定和代表着英国的时尚。我们走进他的工作室，里面有一尊几近完成的布莱辛顿夫人的黏土胸像，还有一幅他纯凭记忆画的燕妮·林德饰演诺尔玛的油画。他多才多艺，谦恭有礼，性情豪爽。然后，布莱辛顿夫人带我看了她所有的房间，几乎所有房间都有拿破仑的胸像或油画。最后，我们来到她的写作间，桌子上有许多打开的书。我注意到，这些都是关于安妮·博林 ⁽²⁴⁾ 的书。我们谈诗和艺术。我发现她对我的书非常熟悉，而且深受影响。她说，我的书之所以特别吸引她，是因为我具有某种同燕妮·林德一样的热情、真诚，不矫揉造作。然后，她谈到燕妮·林德在《梦游女》中创造性的艺术演绎，是那么清纯，充满童贞。说着说着，她的双眼盈满激动的泪水。

两个女孩，我想是布莱辛顿夫人的女儿，送我一束可爱的玫瑰花。她约我和杰丹某个下午过来，她要介绍我认识狄更斯和布尔沃。当我如约前来，屋里已热闹非常，充满节日的欢快气氛。大厅里，仆人们都穿着长丝袜，连头发上都扑了粉。布莱辛顿夫人身着华美的服饰，温文尔雅，脸上容光焕发，洋溢着喜悦。她说，布尔沃还没有来。当时，他的生活里只剩下选举，忙着在外头拉选票。布莱辛顿夫人似乎并不太喜欢这位作家的为人，对他爱慕虚荣很反感。而且，他听力有问题，交谈起来很困难。我也不知道她对于他的评价是否戴上了有色眼镜。

谈到查尔斯·狄更斯，就像谈到什么特别的人，她表现出极为不同的热情。她说，他答应来，我应该能见到他。狄更斯进屋时，我正坐着在《我生命的真实故事》的扉页上给他写题赠的话。他看上去很年轻，英俊潇洒，表情中透出机敏、睿智与亲和，一头漂亮的头发披散下来，垂及双肩。我们彼此握手，深情地注视着对方的眼睛。我们互相交谈，也能相互理解。

我们一起走到屋外的走廊上。在目前在世的英国作家中，我最喜欢狄更斯。能见到他并与他交谈，真是太让我感动和兴奋，喜极而泣。狄更斯明白我对他的这种爱和崇拜。他提到杜夫·戈登夫人为《本特利杂志》翻译我的童话《海的女儿》，他也知道《诗人的市场》和《即兴诗人》。就餐时，我坐得离狄更斯很近，只有布莱辛顿夫人的小女儿坐在我们中间。他同我干了一杯葡萄酒，当时的杜罗侯爵，现在的威灵顿公爵，也和我碰杯。在桌子的尽头，巨幅的拿破仑画像在灯光下熠熠生辉。诗人米尔恩斯也在座，还有其他一些作家、记者和地位高贵的人。但对我来说，狄更斯是所有人中最杰出的一位。

我在布莱辛顿夫人家，见到一大圈子备受尊崇的人。除了她的两个女儿，到她家来的都是男人。而且，没有这个圈子以外的人，她也不约别人来。雷文特洛伯爵和其他几个人，都特别告诉我，在别的大点的沙龙，千万别跟人说我拜访过布莱辛顿夫人。拜访她可不是什么时尚，而且会对自己的名誉造成很不好的影响。我听到的理由也不知对否，是说她的女婿多尔赛伯爵，比起他年轻的妻子，更愿和她这位岳母待在一起。布莱辛顿夫人的这个女儿是继女，她离开了丈夫，和自己的一个女友住在一起。

但布莱辛顿夫人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令人愉快。当有一些贵夫人问我那天晚上去拜访了谁，我忍不住说出了她的名字。没想到，竟会出现短暂的冷场。我试图询问为什么不能去拜访她，她到底有什么错。我的问题被粗鲁地打断，她们说根本不想提到她。

一天，我又跟她们谈起她，说到她的性格和她身上所体现出的迷人特性。我说她在谈到燕妮·林德表演《梦游女》时的那种神情，是多么令人感动，而且显现出十足的女性魅力。我眼见她动情地流下了眼泪。“做戏！”一个老女人愤愤不平地大声说，“布莱辛顿夫人能为燕妮·林德的天真而哭泣？”几年以后，我在巴黎读到布莱辛顿夫人去世的消息；她去世的时候，多尔赛伯爵就坐在她的床边。

在其他的几位文学女性中，我必须要提及贵格会教徒玛丽·豪伊特，是她翻译的《即兴诗人》，将我介绍到英国，并使我在英国有了知名度。她的丈夫威廉·豪伊特也是一位作家。当时，他们在伦敦出版有《豪伊特日志》。我到伦敦前一个星期，他们在刊物上发布消息，发表评论称赞我的作品，并同时刊载我的肖像。伦敦有好几家书店，也都在橱窗里挂出我的肖像画。我到伦敦的第一天，去一家小商店买东西，注意到了我的肖像。“那张画画的是安徒生吗？”我问售货员。“那还用问。”她说。“你将能从画中认出他来。”尽管我们闲聊了好长时间，她还是没能认出我来。玛丽·豪伊特通过朗曼兄弟，出版了《我生命的真实故事》最新的英文译本。我说过，此书在波士顿出版时，我题献给了燕妮·林德。

我刚到伦敦，玛丽·豪伊特马上带着女儿来看我，并邀请我去她在伦敦郊外克拉普顿的家做客。离城大概十英里，我是坐公共马车去的。车厢里、车厢顶，都挤满了人。路好像没有尽头。豪伊特一家的居住环境非常舒适惬意，屋里有一些画，摆着几尊雕像，花园也十分整洁雅致。

接待我的每个人都非常友好。德国诗人弗赖利格拉特住在离豪伊特家相隔不远的地方，我在莱茵河的圣戈尔拜访过他。他还为我唱了好几首动听的歌。本来，普鲁士国王授予他一份作为诗人的年薪，但当赫尔韦格嘲笑他是一个领退休金的诗人之后，他就不再领这份年薪。他写了很多歌颂自由的歌词，先去瑞士，后又来到英国，自食其力。一天，我在伦敦拥挤不堪的人群中遇到他。是他先认出我。但他把我上次见他时留的又浓又密的胡子剃了，使我没能一下子认出他来。“你不认识我了？”他大笑着说，“我是弗赖利格拉特。”我拉着他从人群中挤出来，来到一个出入口。他开玩笑地说：“你是国王的朋友，所以认不出人群中的民众领袖。”

他的小客厅安逸、温暖又舒适，墙上挂着我的肖像画。这幅肖像画是画家哈特曼在格来文斯汀画的。说话间，哈特曼进了屋。我们谈莱茵河，谈诗歌。但我觉得伦敦的生活实在叫人难以忍受，尤其是出行。然而，我还是得在凉爽的夜风中，乘坐公共马车回家。当我们真正离开克拉普顿时，我的肢体已经不听使唤。我感觉虚弱得快赶上在那不勒斯那一次了。公共马车里人挤得密不透风，又闷又热，我几乎晕过去。马车随走随停，不一会儿，车顶上也坐满了人。好几条穿着长筒靴的大腿伸出来，挂在车窗外。我有好几次都想跟车夫说：“我受不了了，随便送我去间屋子让我喘口气儿吧。”全身的每一个毛孔都在往外冒汗，这情形太吓人了。而且，马车走得跟蜗牛一样慢。最后，我感觉眼里看到的一切都飘忽不定。终于到了一家银行，我赶紧从公共马车上跳出来，钻进一辆出租马车。总算可以一个人坐着，重新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在我的经历中，几乎没有比从克拉普顿回家这趟旅程更叫人生畏了。

可是，我已经答应再去克拉普顿，并在那里待几天。正是这可以多待的几天，让我又鼓起勇气，再次钻进一辆公共马车。我在那里度过了几天平静、放松的休闲日子，但朋友们总想把事情做得更好。人们做事总是先从手头开始，然后再计划长远。到那里的第一天，我们坐着由一匹马拉的车出发了，车厢里坐着五个人，车顶上坐着三个人。我们打算去一位老处女的乡间别墅。天气热得吓人，整个旅行可以为狄更斯的某部小说提供一整章的素材。

我们终于到了那位老妇人的家，无疑，她对文学有浓厚的兴趣。一大群孩子在房前的草坪上玩耍，使这里看起来像一所学校，或一个提供寄宿教学的地方。他们围着草坪中央一棵硕大的山毛榉跳舞，头上都戴着常春藤叶或山毛榉叶做成的花环。他们一边跳一边唱。当他们都被招呼过来，并被告知我就是写了那些他们都读过的童话的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时，他们把我围起来，一起向我伸出手。然后，他们又散开，继续在草坪上唱着，跳着。草地四周有高大的树丛投下诱人的阴影，可我坐的这个凉亭被太阳晒的一点阴凉也没有，而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那片树影。来了一位写政治类作品的女作家，她耳朵失聪。紧随其后，又来了一些我叫不上名字的作家。我感到越来越疲惫，最后只好强迫自己退下去休息，在一间屋里安静地躺了整整一个下午。我快不能动了。

太阳下山，空气变得略微凉爽一些。我又能够重新呼吸。从克拉普顿回家的路上，我们看到伦敦的街灯仿佛一直伸展到眼前。这是一幅光彩夺目的背景，像一幅巨大、透明的平面图。几条弯曲的大街被许多汽灯勾勒出弯曲的清晰轮廓。灯光向远处延伸，消失在地平线，真像由成千上万个光闪闪的灯塔汇集起来的闪着磷光的海洋。——第二天，我又在伦敦了。

我已经见到我记忆中的两极——“贵族生活”与“贫穷”。我所见到的“贫穷”，拟人化为一个脸色苍白、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小女孩，蜷缩在公共马车的一个角落。我看到了“可怜凄惨”的景象，但对其惨状却只字不能提，这是禁止的。我记得有很多乞丐，有男有女，胸前挂着块硬纸板，上面写着：“我快饿死了，可怜可怜我吧。”乞讨是明令禁止的，所以他们不敢说出口，只能影子似的来去无踪。他们在人前停下来，苍白、瘦削的脸上带着饥饿、忧伤的表情，就这么盯着你看。他们站在咖啡馆和餐馆外边，选定一个坐在里边的人，就用这样的眼神死死盯着你。哦，这确实是命运悲惨的人才能有的眼神。可能还有女人，用手指着生病的孩子和写在胸前的字：“我已经两天颗粒未进。”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乞丐。不过，人们告诉我，在我住的街区，乞丐很少；在富人居住区，则一个也没有。城市中总有些地方对贫穷的流浪者大门紧闭。

伦敦的一切都在商业化的进程中，乞讨也不例外，行乞的人想尽办法要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来。我亲眼目睹过一次他们以这种方式达到目的。一个男人站在街道旁的排水沟里，因为如果站在人行道或路上，会妨碍交通。他穿得很整洁，身边带着五个孩子，一个比一个小。他们在服丧，每人的帽子上都系着长长的黑纱。他们也穿得很干净，站在排水沟里。自然是因为不准当街乞讨，所以他们每人手里都拿着一捆火柴。

另一个更为体面，收入也更多一些的行当，是马路清洁工。几乎街道的每个角落都站着一个手拿扫帚的清洁工。他不停地从一个街口扫到另一个街口，或者一段步行道。有谁对他产生悲悯之情，就会给他一便士。据说，在有的街区，这一便士一便士地攒一个星期，就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我记得布尔沃在他的一个短篇小说里，曾写过这样一个人物：在他住的街区，没人知道他的职业。他订婚后，娶了一位有头有脸的年轻小姐。他每天出门，但没人知道他去哪里。而每个周六回家，都带回满满一口袋银光闪闪的硬币。全家人都很恐慌，担心他是一个造假币者。一天，他们跟着他，结果发现他是个马路清扫工。我甚至见过一个非洲来的黑人小孩，头上戴着穆斯林的头巾，在练习扫街这门高尚的艺术。

我见识了伦敦的生活。许多富贵沙龙里的“贵族生活”，街上熙来攘往的人群，剧院里的狂热激情，以及成为英国人生活一部分的教堂，都给我留下难忘的一瞥。不过，单就教堂而论，人们还是一定要去看意大利的教堂。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外观比内饰给人留下的印象更深。旁边的圣彼得教堂又小了许多，比起罗马的圣玛丽教堂和德利·安杰利教堂，缺乏庄严肃穆的凝重感。不过，它的先贤祠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里面有很多精心雕制的大理石纪念碑。每一尊雕像上都像笼着一层黑纱。那是一层煤烟，渗透在大理石的质地里，使每一尊雕像透出一层奇特的、丝绸般的纹理。

在纳尔逊 ⁽²⁵⁾ 的纪念碑上，有一个年轻人的雕像，他的手指指向一行凯旋的铭文，那里有“哥本哈根”四个字。作为一个丹麦人，我感觉他是想将哥本哈根从他胜利的记录中抹去。

威斯敏斯特教堂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教堂，它的内外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记。可惜的是，英国人贪图舒适，把小点的礼拜堂建在另一个教堂里。第一次我是从边门进入教堂，发现自己站的这个位置，没有哪里比这更配称得上“诗人之角”。映入眼帘的第一座纪念碑，使我眼前一亮，那是莎士比亚的纪念碑。我一时竟忘记，他的遗骸并没有埋在这里，心底充满虔诚与庄严，把前额斜靠在冰冷的大理石上。旁边是诗人汤姆森的纪念碑和坟墓，左首是骚塞的。在由一面大旗做地面的下边，安息着加里克、谢里登和塞缪尔·约翰逊。

大家知道，教士不让把拜伦的纪念碑安放在这里。“我想看拜伦的纪念碑。”一天晚上，我佯装不知原委，问一位英国主教。“托瓦尔森为英国最伟大诗人雕刻的纪念碑怎么没放在那里？”他含糊其词地回答：“他的纪念碑建在另一座城市一个很美丽的地方。”

在其他君侯和有影响力的人物纪念碑中，有一尊特别引起我的注意。我停下来，端详很久。奇怪的是，那张大理石面庞，跟我认识的一个人像极了，而且比以往任何一个画家或雕塑家创作的更为传神。我看到的是自己的脸，它和我的胸像简直像得出奇。一天，我正站在那里，碰巧遇到一群游客，他们看看雕像，又看看我，竟一下子惊呆了。对他们来说，我似乎是这个高贵的大理石雕像附体，变成血肉之躯，正在教堂的走廊里到处转悠。

上边说了，我在伦敦的那段日子正赶上选举的预备期，所以没能见到布尔沃。在英国选举中发生的一切，或许也将在自己的祖国见到。它将一个国家多元的侧面和公众生活，在第一时间展示出来。在一些公园和街道上，有为演讲者建立的讲台。人群中常有前胸后背贴着选举人名单的人串来串去，以便人们能看到上面的名字。游行队列中举着的标语横幅，波浪似的此起彼伏。在选举人居住的那条马路，到处飘扬着写满了字的方巾和大旗，喊叫声连成一片。一群衣衫褴褛的人坐着豪华马车兜风，还常跟着一些穿着考究的仆人，看上去好像是在古老的野蛮人的节日上，主人们在侍候他们的奴隶。

讲台周围聚集的人群里常发出嗡嗡声，有时还会有烂橘子，甚至腐肉朝演讲者扔去。在一个中产阶层居住的街区，我看见两个穿着入时的年轻人靠近讲台，正当其中一个要跳上讲台时，一群看热闹的人拥上前，把他俩的帽子都拉下，遮住眼睛，转几圈，然后在人群中推搡、摇晃，从一边到另一边。实际上是从讲台推到街上，根本不让他们上讲台讲话。

我有几次坐马车到伦敦以外几英里远的地方做短途旅行，发现那儿选举更受关注，它完全支配着人们的兴趣。我看见在庞大的游行队列前面，各个选举派别都举着巨幅标语，上面写着最有力的口号。大部分人好像都支持霍奇斯先生，他的名字无处不在，而且特别醒目。一个派别的横幅是深蓝色和橙色，另一个派别的横幅是浅蓝色。横幅上写的大多是“永远的霍奇斯！”“穷人的朋友——罗斯柴尔德！”之类。每个队列中，都有一个乐队，紧随其后的是三教九流的平民百姓。

我看到一个病重得浑身哆嗦的老人坐着手推车去投票，投票站设在市场广场。说实话，这投票站像个货真价实的市场，有木制的，有帆布的，里边什么都卖。好像有个剧院正在建，我见有人抬着森林布景穿过街道，进入了泰斯庇斯 ⁽²⁶⁾ 礼堂。不过，看上去富于装饰性，而又几乎能为写一本书提供素材的，是小商贩走街串巷的大篷车。他们甚至赶着大篷车跑遍全国。全家人都挤在一匹马拉的两个轮子的车上。整间房子有一个屋顶，一个烟囱。房间隔成两个，后边的一间，里边摆着盘子和平底锅，权当客厅或厨房。门跟公共马车上的一样，向外敞开着。妻子坐在纺车旁纺线，一小块红窗帘挂在打开的窗户上。丈夫和儿子骑着马，同时，也在驾驭着拉这活动房子的马。

汉布罗男爵在位于斯特灵海湾的爱丁堡郊外，租了一处乡间别墅。他来这里消夏，以便病弱的夫人能洗海水浴。他给他父亲写信，让他一定劝说我来看他。正好我在苏格兰的许多朋友也正想见我。我英语讲得不十分流利，这让我有点担心这趟长途旅行变成一次冒险。汉布罗男爵又给父亲寄来一份请柬和一封信，说为了坚定我去的决心，他父亲应该陪我一起去。在老汉布罗的陪伴下，我乘火车由伦敦出发，前往爱丁堡。行程分成两天，晚上我们在约克郡过夜。

我们乘坐的是一列“特快”，一路疾驰，中间没有停站。整个旅行中，没机会离开车厢。以前我们常唱：“穿过山谷，跨过高山。”现在，我们得这样唱了：“跨过山谷，穿过高山。”我们像一群飞奔的野马，变化的风景时而在我们左右，时而又在我们脚下，沿途看到的许多风景令我想起菲英岛和阿尔斯岛。有时，我们觉得仿佛钻入地下，绵延的隧道有好几英里长，好像走不到尽头。为便于空气流通，车厢顶部的通风口全部打开。不时与对面开过来的列车相遇，错车时感觉列车像火箭一样呼啸着驶去。然后，我们见到新的风景，山间有许多砖窑，能看见烟囱顶部冒着火苗。

在约克郡车站，走过来一位绅士。他认识我，向我致意，并将两位女士介绍给我。他就是现任的威灵顿公爵，是和他的新娘一起来的。我们在约克郡的“黑天鹅”度过一夜。我见识了这座古城，见识了它巍峨壮丽的教堂。以前，我还从未见过如此风景如画的房子，在山墙和凸窗上都有精致的雕梁画栋。燕子成群地在街道上空飞来飞去，国内也有的鹳鸟在我头顶飞过。

第二天，我们坐火车从约克郡前往被浓烟和蒸汽笼罩的纽卡斯尔。城外的高架桥还没建好，我们只能坐公共马车赶往城市另一边的车站。公共马车里的情景混乱无序。

在英国坐火车，不像在其他国家，无需行李票；行李都是自己看管，但在需要换车时，可就麻烦受罪了。那一天恰好特别拥挤，旅客特别多。而且那天清早刚过去一趟特快列车，载着的都是带着狗去苏格兰打猎的绅士。所有头等车厢都已满员，我们只好去二等车厢，条件跟其他国家的四等车厢一样，不能再差。

有两个深谷，那里的铁路还没完全修好，不过已经可以容许车子走了。粗壮的柱子将桥梁撑起来，铁轨铺在枕木上。我们能看见宽大的枕木被运到谷底，河床上有工人正在打桩。

终于到了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的界河，沃尔特·司各特和彭斯的故乡展现在眼前。穿行在多山的乡野，放眼望去，能看见大海。铁路沿海岸线而建，还能看到大海中有很多航行的船。最后，我们抵达爱丁堡。城边是一条窄而深的河谷，和一条超大号的干涸的护城河。爱丁堡的旧城与新城分开。顺着这条河谷铺设的铁路，可以从伦敦直达格拉斯哥。

爱丁堡的新城部分修了笔直的马路，建筑也都是现代的，让人没有兴致去浏览。一条道切断另一条，或与另一条道成了并行线。事实上，几乎没有苏格兰人谈论那个整齐划一的广场，它就像苏格兰高地人左肩披戴的方格花呢披衣。但爱丁堡的旧城截然不同，它是那么的古老、宏伟、壮观、别致、有趣、朦胧、富有个性。旧城主街道上的房子都是两或三层的小楼，而新城的楼房都有九至十一层高。旧城房子背后的河谷是新旧城的分界线。到了晚上，新城一层一层不同的人家点亮了灯，与明亮的汽灯，在旧城街道其他房子的屋顶交汇成一条灯光的溪流。而且，光在高处，像过节的彩饰，极有特点，把高空都照亮了。火车从城市的底部进入爱丁堡，所以在车厢里就能看到那连成一片的耀眼灯光。

我和老汉布罗是晚上到的。汉布罗男爵坐着马车在车站，热情等候、迎接我们。马车一路飞奔来到汉布罗一家居住的“三一山”，这回我可是住在沃尔特·司各特笔下的土地，住在彭斯笔下的山中。人到之前，已经有大量的信件在等着我。一切安排得都那么周到、妥帖，他们给了我一个英国家庭能提供的一切舒适和安逸。我也从他们对我无微不至的关照中，感受到一种发自肺腑的真挚情谊。那是我一生中一个令人难忘的愉快夜晚。

我们的房子位于花园中央，四周有矮墙环绕。由爱丁堡开出的火车从临近矮墙外的海湾驶过。这里的渔村真像一个大城镇，很像丹麦西兰岛的景象。苏格兰妇女的穿着，可是比丹麦妇女艳丽许多，宽条花裙子总是系得颇为新颖，能看到里面的衬裙也是五颜六色的。

第二天，我已经觉得自己是这个家庭中的一员。我真的感觉像在家里一样，他们对我热情、友好，珍重我们之间的友谊。孩子们活泼可爱，招人喜欢。看的出来，祖父老汉布罗非常疼爱他们。我再一次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家庭中，家里人都是那么聪明，有着迷人的性情。他们的日常生活显示出英国人生活的各个侧面。晚上，全家人和所有仆人一起做晚祷，大声朗读一小段《圣经》。后来，在我访问的很多英国家庭中，也是这样。这给我留下美好难忘的记忆。

我在这里的每一天，都有丰富多彩的新奇经历。第二天一大早，我的时间就被一群来访者占去了，拉着到处逛。这已成为惯例。我需要身心的休息和安宁。但是这里有那么多吸引你的新鲜事物，你又怎么能不动心呢？

坐上火车，我们几分钟就到爱丁堡。火车停在隧道外面，隧道在岩壁下面。新爱丁堡的几条街道就从这里延伸出去。大多数人都下了车。“到了吗？”“还没有，”火车再次启动时，我的朋友说，“不过没多远。人们担心隧道不够结实，会连同上面的街道一起塌下来，大都愿意在这里下车。但愿我们过隧道时，它不会塌下来。”火车冲进漫长、漆黑的隧道。虽没塌陷，却令人感觉不舒服。然而我每次来爱丁堡，都是乘火车。

从爱丁堡的新城向旧城观望，景致真是壮观，令人难忘。爱丁堡风景如画的建筑群，足以与君士坦丁堡和斯德哥尔摩的相媲美。爱丁堡有条长长的马路，假如把与铁轨并行的断层当成河床，那几乎可以把这条马路当成码头。因此从这里可以饱览旧城全貌，城堡与赫里奥特医院尽收眼底。旧城面向海面的斜坡上有座小山，被称作“亚瑟 ⁽²⁷⁾ 的王位”，因沃尔特·司各特的小说《中洛辛郡的心脏》而蜚声天下。也正因为此，沃尔特·司各特的纪念碑建在新城风景秀美的地方，从这里可以纵览爱丁堡旧城全景。在纪念碑巨大哥特式的塔尖下，是诗人的雕像，他坐在椅子上，脚边卧着爱犬梅达。在塔尖顶部的拱门上，可以见到闻名世界的他作品中的人物：像梅格·梅里尔斯和中世纪最后的吟游诗人，等等。

一座大桥横跨在铁路最下端新城与旧城之间的断层。它朝街的一面紧挨着下面深处建起来的那些高大建筑物的最上层。著名的内科医生辛普森博士成为我的导游。

主街道沿一座高山的山脊而建，旁边的许多街道都又窄又脏，街道两旁有很多六层楼房，其中最古旧的房子似乎都是用笨重的石头所建，使人联想起意大利肮脏小镇上那些伟大的建筑物。从通常被用作窗户的天窗，可以窥看贫穷的痛苦和悲惨的不幸，天窗外晾晒着许多破衣烂衫。我在一条街上，见到一栋肮脏、幽暗，还带着庭院的建筑，根本像一个马厩。它原来曾是爱丁堡一家重要的饭店，只有它有资格接待国王。塞缪尔·约翰逊曾在这里住过很长一段时间。

我看到伯克 ⁽²⁸⁾ 曾经住过的房子，那些不幸的受害者被引诱到那里扼死，尸体被卖掉。尽管主街道上诺克斯 ⁽²⁹⁾ 住过的小房子已经摇摇欲坠，但街角处还装饰着他在布道坛上演讲的雕像。

爱丁堡旧监狱引起人们的兴趣，并非由于它的外观，而仅仅因为司各特的小说。经过它继续走，可以进入位于城西郊的“荷里路德宫”。宽敞的大厅里边挂着许多低劣的画像，多数房间没什么可看。我看了查理十世住过的房间，但只有当我走进玛丽·斯图亚特 ⁽³⁰⁾ 的房间时，此处对我才变成“荷里路德宫”。房间代表性的装饰是那幅题为“法厄同的坠落”的挂毯，这就是玛丽女王天天凝视的东西，也似乎预示着她自己的坠落。旁边的小房间，是不幸的里齐奥 ⁽³¹⁾ 被拖进去谋害的屋子，地板上的血迹还清晰可辨。每一边都有一间阴暗的阁楼。教堂外的废墟现在看来倒是很可爱，像英格兰和苏格兰这样茂密的常春藤，我只在意大利见过，它把教堂的整个一面墙全覆盖了，看着像一块厚厚的壁毯。这种常绿的植物顺着窗户和柱子向上攀缘。墓碑的周围长满绿草，开满鲜花。

人们也许会把这些当成描绘爱丁堡的旅行纪事，但它们的确是我生命故事中的真实存在，并在我的精神和心灵上，打下挥之不去的烙印，它们只在我的心里，换句话可以说，它们是我在爱丁堡度过的那段日子结出的硕果。

在参观这个城市和它的建筑的过程中，有一段很令我惊讶和感动的插曲。我们这群人是一起去的乔治·赫里奥特医院，这是一座巍峨的城堡式建筑。我们只能从沃尔特·司各特小说《奈杰尔的财富》中得知，它的建造者是一位金匠。参观者必须出示书面许可，还要在门房留下亲笔签名。我写下我的全名：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由于我的名字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家喻户晓，这位老门房看到我的签名，吃了一惊，赶紧追上满头银发、面相慈祥、和蔼可亲的老汉布罗，问他是不是就是那个丹麦作家。“您跟我想象中的一样，慈善的面庞，一头飘逸高雅的银发。”“我不是，”他说完，用手指着我说，“他才是那位诗人。”“这么年轻！”老人惊叫一声，“我读过他的书，这里的孩子们都读过。能见到这样的人真是希奇，因为人通常是在成名以前就已经老朽不堪或死掉了。”

当我明白他说了什么，赶紧走过去，紧紧握住这位老人的手。他和几个凑过来的孩子都知道《丑小鸭》和《红鞋子》。真没想到，这里还有人知道我，我在穷孩子中也有朋友。他们都读过我的童话，这太让我惊讶了，令我感动异常。我连忙躲到一旁，唯恐有人看见我的眼泪。上帝自然知道我的所思所想。

英国作家博纳在为我的《小图克的梦及其他故事》所写的序言中，提到这段插曲时说：“这才是真正的受大众欢迎。”

临行前，《文学报》的编辑杰丹交给我一封致《爱丁堡评论》名编辑杰弗里勋爵的信让我带给他。狄更斯将他的小说《壁炉上的蟋蟀》题献给他。他住在爱丁堡城外的乡间别墅，一座真正古老、浪漫的城堡，城堡的整个墙体都被常绿植物遮蔽。大厅的壁炉里，蹿动着巨大的火苗。我到时，一家人都聚在那里，不论年长年幼，围在我身边，都说喜欢读我的书。儿孙们一个挨一个，让我在他们手里拿着的我的不同版本的书上签名。我们在大花园里散步，走到一处，可以观看爱丁堡的全貌。从这里看，爱丁堡与雅典不无相似之处，看上去也很像古希腊的卫城。

几天后，他们一家人又到“三一山”来看我。分别时，杰弗里勋爵说：“尽快再到苏格兰来，我们还能再见面。我已来日无多。”不久，死神将他招去，我们没能在这个世界上再次相见。

我在女作家里格比小姐和杰出的辛普森博士家的沙龙聚会，接触到一些知名人士。里格比小姐到过哥本哈根，在作品中也写过哥本哈根。我结识了很多性情各不相同的人。我遇到快乐的批评家威尔逊先生，他幽默风趣，生气勃勃，开玩笑地管我叫哥哥。在英国，搞批评的人有个共同特点，大多对我很友好。他们赞誉我是“丹麦的沃尔特·司各特”，我当然承受不起，也愧不敢当。

在辛普森博士家，我结识了女作家克罗夫人，她将已翻译成丹麦文的小说《苏珊·霍普利》送给我。在辛普森博士家，一天晚上有个很多人参加的聚会，他们试着好几次喷乙醚给大家闻。我觉得很不好，特别是看到迷醉的女士们，她们大笑着，目光呆滞，好像失去知觉。我这样说肯定有点令人不快，但同时我也承认，对有痛苦的手术来说这是一项令人愉快和神圣的发明，但那不是拿来玩的，这是错的，这种做法和引诱上帝差不多。

一位受人尊敬的老绅士赞同我的意见，我所说似乎赢得了他的好感，令他欣慰。几天以后，我们又在街上巧遇。我正好刚买了一本既便宜，装帧又精美的《圣经》，这是为了有点东西可以留做对爱丁堡的纪念。他见了，甚至对我表现出无尽的友善。他轻轻拍着我的脸颊，高度评价我对神的虔诚敬畏。这我当然受之有愧。巧遇使他发现了我身上美丽闪光的东西。

一个星期过去，我打算去爱丁堡的高原地区看看。汉布罗和他一家人，正准备去苏格兰的西海岸，他建议我和他们一道旅行，穿越高原地区，并和他们一起去看沃尔特·司各特在小说《湖上的夫人》和《罗布·罗伊》中描绘过的那些地方。到了邓巴顿再分手。

在斯特灵港湾的另一边，有一座柯卡尔迪的小镇，在绿树浓荫的山边有一处巨大而古老的废墟。无数海鸥拍打着翅膀，绕着废墟在空中飞翔。它们不停地叫着，不时把翅膀浸到水中。有人告诉我，这是雷文斯伍德城堡的废墟。但一位从城里来的老人解释说，许多都是人们对游客虚构出来的，因为此处如果用《拉美莫尔的新娘》命名会更有趣。不过，他说，“雷文斯伍德”这个名字的确是作家虚构的。小说中事件的真实背景主要发生在苏格兰北部老远的地方，阿什顿一家真实生活中的原型是斯泰尔一家。

废墟中长满了茂盛的常绿植物，里边还有一个幽暗、带拱顶的地牢。常春藤覆盖了废墟残留的墙体，像一幅厚实的壁毯。常春藤的枝叶伸出去，将海边的悬崖都遮住了。看上去，实在显得生机盎然，别有一番情致。退潮以后，从这里远眺爱丁堡，真是美不胜收，叫人难以忘怀。

我们乘蒸汽船沿斯特灵港湾航行。船上有位现代歌手，拉着小提琴，唱着苏格兰民谣，歌声听起来十分忧郁，在这样的声音里我们接近了高原，这里的山岩像是前哨站。薄雾笼上悬崖，不一会儿，雾又升高。薄雾转瞬即逝，似乎要向我们揭开奥西恩 ⁽³²⁾ 故土的真实面纱。

巨大的斯特灵城堡坐落在一块岩石上，像平原上拔地而起的石头巨人，统治着整个城市。那些最古老的街道破烂不堪，鹅卵石也都残损不全，似乎还活在古老的岁月里。据说，苏格兰人很喜欢谈论他们国家的历史。果真此言不虚，我们在一条街上，找到了达恩利 ⁽³³⁾ 住过的房子，一个系着围裙的修鞋匠径直跑过来，为我们详细讲述达恩利与玛丽·斯图亚特的各种逸事传闻，并谈论起古老年代苏格兰人的丰功伟绩。从城堡向外看，真是一幅奇绝的美景。穿越历史的时空，在城堡外的这片平原，爱德华二世与苏格兰国王罗伯特一世之间，发生过一场著名的战役。我们驱车前往一个土丘，许多年前，爱德华国王的旗帜就插在这里。后世的人已经大量采去了那里的石块，使得当局不得不在那里建起铁栏栅把其余的地方围起来，以免受到进一步的破坏。

旁边是一家穷铁匠铺，詹姆士三世曾到此寻求避难。他找来一个牧师，要向上帝忏悔。当牧师听说他是国王，就用一把刀子刺进他的心脏。铁匠妻子带我们走进一间小屋，指着她放床的地方说，凶手就是在这里将国王杀死。

整个这片地区很像丹麦，只是丹麦比这里更贫穷，似乎在这样的季节，气候也更寒冷。这里的酸橙已经开花，家乡的酸橙才刚刚发芽。

只要经费充足，在英格兰和苏格兰旅行真是棒极了！一切都是那么美好，食宿服务热情周到，即便最小的乡村旅店，都会让你感到舒适惬意；至少我的感觉是这样。卡兰德不过是一个小村庄，但就像住进了伯爵的别墅，楼梯和走廊都铺着柔软的地毯。室外阳光明媚，室内的壁炉里，火苗照常欢快地蹿动，怎不让人心情舒畅。所有苏格兰人都裸露着膝盖到处走动，冬天他们也是这样打扮，身上裹着色彩鲜艳的格子花呢布。穷孩子也要裹一件，哪怕裹的是一块破烂布。

我的窗外有一条河，蜿蜒环绕着一座古老的土丘，看上去像丹麦的土石墓葬。有一座拱桥，上面爬满茂密的常青藤，旁边横空突起一块悬崖。好一幅乡村山野景色的图画。

为能准时搭乘蒸汽船，通过卡特琳湖 ⁽³⁴⁾ ，我们一大早动身。这是一条荒野之路，越走越荒凉，到处盛开着欧石楠。路上经过几座孤零零的用石头搭建的房子。

卡特琳湖水路漫长，水道狭窄，湖水呈墨绿色，深不见底，从两座棕绿色的山峦斜坡间流过。两岸长满欧石楠和灌木丛。此情此景，不禁让我顿生感慨，如果把日德兰半岛的欧石楠比成风平浪静的大海，这里的欧石楠就是暴风雨中的大海！波浪一样绵延起伏的山峦静谧沉寂，遍布青草和灌木，郁郁葱葱。在我们左侧的湖中，有一座绿树成荫的小岛。这是埃伦岛，司各特的“湖上的夫人”就是从这里驾船出发。司各特的诗歌让我们得以认识这座小岛，同时也令我们兴致盎然。

我们在湖的最远程上岸，那里有座破旧的小旅店，其实不过是那种让客人临时过夜的客栈，里面倒是又大又宽敞，可床挨床，大约足有五十张床。但屋顶低矮，地板上铺着芦苇织成的草席，窗户像草皮小屋的窗户一样小。我们就在这样的地方过夜，有很多从“红色罗宾” ⁽³⁵⁾ 的故乡洛蒙德湖 ⁽³⁶⁾ 来的游客，也住在这里，以便第二天乘蒸汽船穿越卡特琳湖。

没待多久，所有的游客就上路了，多数人步行，也有人骑马。汉布罗为夫人和我弄了一辆小马车。我们俩身体都太虚弱，无法徒步走完这累人的荒野之旅。这里根本没有正经的路，只有一条小路。我们驾着马车艰难前行，爬过山坡，越过河谷，跨过那些作为路标的土块、石头。马车夫走在马旁边。我们时而一路摇晃颠簸着顺山坡疾驰而下，时而又被慢慢拉上山坡。

这是我在别处从未体味过的一次旅行。一路上不要说住户人家，连个人影也见不到。周围的一切都悄无声息，昏暗的山峦笼罩在雾霭之中，景色好像凝固了，单调，千篇一律。走了好几英里，见到唯一活的生灵，是一位孤独的牧羊人。他裹着一件灰白的花呢披衣，冻得瑟瑟发抖。天地之间，死气沉沉。

洛蒙德山的最高峰终于从雾里露出头，很快，洛蒙德湖就在脚下。可以顺着一条蜿蜒的小路下山，但这条小路险峻陡峭，驾着马车下山太危险，只好把马车抛在后边，步行来到一家设施相对好一些的旅店。那里已经有一大群人在等蒸汽船的到来。

在船上，我遇到的第一个人是我的同乡C.普高，他对默恩岛的地质情况做出过精辟的论述。我们都裹着呢子披衣。船在航行中，时而大雨阵阵，时而细雨霏霏，时而迷雾漫漫，时而狂风袭袭。到了湖的最北端，有条小河汇流进来。游客有下有上。我们现在已身处“红色罗宾”之乡，就像《最后的行吟诗人》描绘的那样：

一片生长着棕色欧石楠和蓬乱森林的土地，

一片山峦起伏洪水泛滥的土地。

我们顺着湖往回走，经过右侧的“红色罗宾”的岩洞，不时有大块岩石掉进湖里。有条小船将一批游客带上我们的船，其中有位年轻小姐走近我，盯着我看。一位绅士马上跨步过来，说这位年轻小姐看过我的肖像，只想知道我是不是丹麦诗人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我说是。年轻的小姐一下子跳到我跟前，高兴得手舞足蹈，看那样子，我们好像是老朋友。她拉着我的手，用极其自然而美丽的语调说，见到我她有多么兴奋。我请她送我一朵她从“红色罗宾”的山上采摘的野花，她从中为我挑了一朵最漂亮的。她的父亲和全家人围拢过来，请我和他们一起走，做他们的贵客。可我不能把我的朋友们扔下。

汉布罗分享了我得到的这份敬意。很快，所有游客的注意力都转到我身上。我一下子有了这么多朋友，多么让人惊喜啊！这真是一种奇妙的令人高兴的感觉，一个人在如此远离家乡的地方，还能受到这样热情友好的尊敬。

我们在巴洛赫上岸，一路奔波，经过斯摩莱特 ⁽³⁷⁾ 出生的小镇，那里有他的纪念碑，黄昏时分抵达邓巴顿，这座克莱德河 ⁽³⁸⁾ 畔典型苏格兰风格的小镇。当晚，刮起大风，持续时间很长，而且，非常猛烈，一阵紧似一阵，几乎一整夜，我们都能听见大海在咆哮，浊浪滔天；所有东西都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窗户咔哒咔哒响个不停。一只病猫喵喵地叫了一夜。晨曦初露，狂风骤停。一夜的大风过后，一切像坟墓一样死寂。

这天是星期天，星期天在苏格兰可有讲究，所有的一切都休息，连火车也不能开。但从伦敦到爱丁堡的火车并没有停止运行，这让恪守宗教信条的苏格兰人伤透脑筋。家家户户大门紧闭，人们坐在家里，要么朗读《圣经》，要么把自己灌醉。当然，这只是我听来的，但人们都这样说。

就我的个性来说，到了国外，还用这种方式让自己在屋里坐一整天，城里的东西什么都见不到，怎么受得了。我提议到外边去散步。有人告诉我，那样做不合适，苏格兰人会很生气。临近傍晚，我们还是来到城外散步，但哪里都静寂无声。有人从窗户里向我们窥视，于是我们赶紧掉头往回走。有位法国青年告诉我，不久前的一个星期天下午，他和两个英国人扛着钓鱼竿出门。路上遇到一位老者，他无比气愤，用最激烈的字眼怒斥他们“藐视上帝”，星期天不老老实实待在屋里读《圣经》，竟然跑到外边贪图享乐；至少他们不该冒犯和打扰别人。

然而，这种星期天的虔诚，并非在所有人身上都那么名副其实。假如这种虔诚名副其实，我会尊重。但这种父传子袭的习俗，现在已经越来越披上矫饰的假面，成为虚伪的产物。

我和汉布罗走进一家小书店，买些书，顺便买张地图。“你们这里有丹麦诗人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肖像吗？”汉布罗开玩笑地问。“有啊，”一位男士回答，接着补充说，“可能诗人现在就在苏格兰。”“你认得他吗？”他看了看汉布罗，取出我的肖像，对着我凝视了一会儿说：“不会就是你吧？”看来这幅肖像画得蛮像我的。

我无法不让自己被认出来，当这位善良的邓巴顿人听说我就是那个作家，高兴得忘乎所以。他问我是否可以把妻子和孩子们叫来见我，并和我交谈。他们真的来了，见到我非常兴奋。我不得不和他们所有人逐一握手。我感觉并了解到，我在苏格兰真是家喻户晓，至少人人都知道安徒生这个名字。“丹麦国内不会有人信的，”我对汉布罗说，“算了吧，这已经远远超出我应得的荣誉。”我变得多愁善感起来，凡当人们把我看成诗人，遇到什么意外的惊喜和不该得到的殊荣，我都会流下激动的热泪。所有这一切都远远超越了我青年时代最大胆的梦想和希望。我常觉得自己不过是在一个梦境里，那是一个虚荣的梦境。所以当我从梦中醒来，甚至不敢跟我的朋友们提及这个梦。

我和汉布罗在邓巴顿告别。他的妻子和孩子们要去海边的一个浴场，我则乘蒸汽船经克莱德河去格拉斯哥。这次分手带给我深深的忧伤，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我在苏格兰的整段期间，一直和这些可爱迷人的朋友们在一起。汉布罗像一个充满深情的、悉心照料我的兄长，凡他想到能给我带来愉快的事情，他都做了，好像他能挖掘出我心里所有的渴望。他出色的妻子，充满智慧和感情，对我的创作表现出极大的关切和热情，他的孩子们是那么活泼可爱，对我充满信任。

从那以后，我再没见到他们。那位母亲，我只能在天国再见，她撇下尘间所有她爱的人，走了。我感恩的思绪向她飞去。令人欣慰的是，我在尘世上有朋友，而且在天国也有。

离开邓巴顿之前，我陷入进退维谷的选择，是回到伦敦，然后回国；还是继续待在苏格兰，再向北，一直到维多利亚女王和艾伯特王子正待着的拉根湖。此时，我接到一封信，说维多利亚女王和艾伯特王子希望召见我，他们将会为见到我感到高兴。

我待在伦敦的最后那段日子，病得很厉害。社交生活让我付出超负荷的精力和体力，即便如此，我还得强撑着。我收到一份殷切的请柬，邀请我去怀特岛 ⁽³⁹⁾ 拜见维多利亚女王和艾伯特王子。可我身体病弱，恐难以支撑到那里。但这一非同寻常的邀请又确实让我受宠若惊，若不接受，实在说不过去。我为此深感痛苦，遂与丹麦大使雷文特洛伯爵商量，他当然知道我病得很厉害，说我不如写封信，实情相告。他建议我应补充说明，我正打算到苏格兰的山区疗养，呼吸更多的新鲜空气。如果女王也同时去苏格兰，并去同一个地区，我请求获准觐见女王。宫廷的一位绅士给我带来一封私人信件，信中说女王陛下以及王室贵族向我表达良好的意愿，如果我去拉根湖，女王陛下自然乐于召见。

在苏格兰，我没有得到预期的疗养，三个星期过去了，体力并不比来的时候好多少。再者，有人告诉我，我应该充分考虑到，那里几英里范围内，根本没有合适的旅店。而且，我应该有自己的仆人。总之，花费要远远超出我的支付能力。我觉得，我不能给国王克里斯蒂安八世写信，因为当他以足够的诚意表示可以资助我的旅行时，我已经口头婉拒了他的好意。况且，信件往返需要好几个星期。但我在那里真是备受煎熬，痛苦不堪！

于是，我只好给国王另写一信，说我的身体状况很糟糕，对我来说，最好的方法是立即回国。但这样做，只能拒绝一些富有而高贵的苏格兰人让我到他们家中做客的邀请，同时也就去不了阿伯茨福德 ⁽⁴⁰⁾ ，尽管我已经准备了引荐信。沃尔特·司各特的女婿洛克哈特在他伦敦的家热情招待过我，他的女儿是外祖父的掌上明珠，跟我谈过很多有关她亲爱的外祖父的事。她还带我看了这位伟大诗人所收藏的武器和纪念品。屋里挂着一幅生动逼真的肖像，沃尔特·司各特坐着，爱犬梅达卧在脚边。画中的他注视着我，那神情好像他还活着。洛克哈特小姐送给我一些他的手迹，他曾被称为“伟大的不为人知的人”。

我不得不放弃所有去阿伯茨福德以及拉根湖的打算。因此，我只能沮丧地乘火车，先由格拉斯哥去爱丁堡，踏上回乡的路。

不过，我必须得先在这里说一件看似无足轻重的小事。事情虽小，对我却意味深远，它预示着新的幸运之星的出现。上次在那不勒斯，我曾买过一根散步用的棕榈木的简易手杖。后来的好几次旅行，我都带在身边，这回也带到苏格兰。当我和汉布罗一家驱车走在卡特琳湖和洛蒙德湖之间的荒野，汉布罗的一个儿子拿着我的手杖玩。等我们瞥见洛蒙德山峰时，他把手杖举在空中叫道：“棕榈树啊，你能看见苏格兰最高的山峰吗？你能看见浩淼的湖泊吗？”等等。

当时我跟他约定，等我带着手杖再次回到那不勒斯，我要让它向它的朋友们讲述这片奥西恩的迷雾蒙蒙的精神居所，讲述这块土地上生长着荣誉的红蓟花，因为在那里的人民的族徽和国家的盾徽上刻着的花就是红蓟花。

蒸汽船到的比我们预期要早。匆匆上船以后，我问：“我的手杖呢？”它被落在旅店了。当我们到湖的最北端船还要折回去，普高上了岸，我请他到丹麦时把手杖带给我。到爱丁堡的那个早晨，我正在车站等候开往伦敦的车。火车启动前不久，从苏格兰来的火车到了。售票员下车，向我走来。他似乎认识我。他把手杖交给我，嘴角挂着一丝微笑说：“它的这趟旅行十分孤独。”手杖上贴着一个标签，写着“丹麦诗人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在这个标签的帮助下，它按照以下的次序，经过一站又一站的保管，回到我的手上：先是洛蒙德湖的蒸汽船，然后是公共马车，又是蒸汽船，最后再坐火车。现在，它已在我手里，感觉像是从苏格兰飞来的。我在此处讲这根手杖的奇遇，是想哪一天我也能经历一番像手杖一样的旅行。

火车向南行驶，经过纽卡斯尔和约克郡。我在火车上遇到了英国作家胡克及其夫人，他们知道我，告诉我所有的苏格兰报纸都登了有关我以及我觐见女王的报道。可我在苏格兰待的每一个地方，都离女王非常遥远。稍后，我甚至看到有一家报纸说我为女王大声朗读了一些童话。纯属子虚乌有的胡编乱造！我在路过的一个车站，买了最近一期的《笨拙周报》，上边也提到我，而且略带攻击，说我不过是来自国外的一个诗人，竟能蒙幸收到女王邀请，而这种事还从未落在英国作家头上。所有这些杜撰我拜见了女王的不实报道，令我十分担心。针对专爱讽刺人的《笨拙周报》上的报道，我的朋友说：“要是一个人上了这本杂志，那是他受欢迎的标志，是许多英国人愿意花好多钱追求的事情。”可我宁愿它根本没被提到过。这样的报道实在让我困扰，令人沮丧，我可不想通过这种报道来引起公众注意。回到伦敦，我情绪低落，依然病得很厉害。雷文特洛伯爵答应在最合适的时机向尊贵的女王和艾伯特王子为我解释。

我在伦敦待了些日子，除了“上流社会的生活”和一些杰出的男男女女，还是什么也没看到。另外，也没去参观艺术馆、博物馆之类，我甚至没能抽出时间去踏访“隧道”。有一天清早，我打算去看看这个“隧道”。朋友建议我去坐泰晤士河上往来穿梭的小汽船。但我刚要动身，忽然觉得身体非常不舒服，只好打消去“隧道”的念头，因为要走很远的路才能到那里。这或许救了我一命，因为就在我要坐小汽船同一天的同一时刻，一艘名为“蟋蟀号”的汽船爆炸，船上一百名乘客遇难。消息传遍了整个伦敦。尽管无法确定我要坐的就是那艘船，但那样的可能性非常大，它离我是如此之近，以至于我又要经历一次神圣的感恩，感谢上帝在我即将登船的决定性时刻，我每况愈下的身体阻止了我。

现在，伦敦已被上流社会遗弃。歌剧演出季一结束，我的大多数朋友不是去各地的温泉疗养地，就是去欧洲大陆旅行。我渴望回到丹麦，渴望见到那些我深爱着的朋友。但在离开英格兰以前，我接到出版商理查德·本特利的邀请，请我去他在塞文欧克斯的家小住几天。这个小镇紧邻著名的诺尔公园，离通往英吉利海峡的铁路距离很短。而且，行程又在我回家的路上，非常方便。我以前来过塞文欧克斯，的确是一个很小的镇子。这次我是坐火车到坦布里奇，本特利坐着马车在那儿迎接我。

置身周围的风景，我已仿佛回到丹麦。绿草如茵，一些美丽的小山上生长着几棵古树。这本身不就是一个公园嘛。每家每户，通常都由精心修剪的树篱或铁护栏隔开，所有的房子看上去都是那么精致、坚实、舒适，家家户户的花园里都长满玫瑰和常青藤。著名的诺尔公园边上的那座旧宅子，属于阿默斯特伯爵，他的始祖是位诗人，所以他把其中一间房子命名为“诗人之家”。屋里挂着一幅这位高贵的老诗人的等身肖像，旁边墙上还装饰着许多其他著名诗人的肖像，好像是为陪衬他。

附近有一家小店，跟狄更斯在《主人汉弗莱的钟表》里所描绘的那家老古玩店真的很像。我在这里的日子，每天都像在过节，朋友们对我热情极了。这样一种地道的、古老的、美好的英国家庭生活，自然带给我一种家的感觉，一切都是那么温馨、舒适、安逸、自在、丰富、迷人。我在本特利家的纪念册上，写了许多首诗。在致本特利本人的那首诗里，充分表达了我的情感和思绪。

满怀渴望，诚惶诚恐地踏上莎士比亚的故乡，他是我的青春所爱。这里的景色使我想起丹麦的草地、森林。此时此刻，我感觉回到家乡。

我虽说不出漂亮的英语，但我可以用眼睛来领会这心灵的语言。英格兰给予我充满阳光的日子，亚伦 ⁽⁴¹⁾ 的杖在日常生活中活跃起来。

等我从英格兰和苏格兰倦游而归，恐怕得花很大的代价来恢复身体。尽管如此，那段日子仍然是我生命中最灿烂的时光，它给我带来宝贵的荣誉，使我获得极大的认可。旅行的疲乏劳顿算不了什么，但一想到再也见不到那些只想着给我带来快乐和幸福的人们，内心感到极度的痛苦和失落。在我深爱的这些人中间，至少有一位恐怕很长时间难以再聚首，他是查尔斯·狄更斯。自从上次我们在布莱辛顿夫人家见面，他又去她家找过我，无功而返。在伦敦我们也没见到。我在伦敦收到他的几封来信，他把他所有内附插图、装帧精美的著作送给我，并在每本书的扉页上写下让我颇感荣耀的题词：“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雅属，你的朋友和崇拜者查尔斯·狄更斯敬赠。”

听说狄更斯与妻子和孩子们正在某个靠近英吉利海峡的海滨度假，但天晓得他到底在哪里。回国途中，我打算从拉姆斯盖特 ⁽⁴²⁾ 乘船到奥斯坦德 ⁽⁴³⁾ 。我给狄更斯写了一封信，但愿他能收到，告诉他我到达拉姆斯盖特的确切日期和时间，让他把他的地址寄到我将投宿的饭店。如果他住得不远，我想去看他，以便再见上一面。

我到皇家橡树饭店时，狄更斯的来信已在那里等我。信中说，他将和夫人在大约五英里以外的布罗德斯泰斯等我共进晚餐。我乘坐马车前往这座海滨小镇。狄更斯租了一所很窄小的房子，不过十分整洁、舒适。他和夫人对我的到来表现出极大热情。再次相见，格外亲切。我竟很长时间都没有注意到，从我们坐着的饭厅望出去，风景是那么迷人。窗户正对着英吉利海峡，大海波浪滚滚，波涛几乎快打到窗户上。等我们用餐时，海潮已经退去，退潮的速度快得出奇。埋葬着无数水手的巨大沙丘，在灯塔的照耀下，显得壮丽恢弘。

我们谈起丹麦和丹麦文学，聊到德国和德语。丹麦语和德语狄更斯都想学。吃饭时，正好有一个靠在街头演奏手摇风琴挣钱的意大利人走过来，站在窗外演奏。狄更斯用意大利语跟他说话，听到乡音，那人真是高兴得喜上眉梢。

晚餐后，孩子们进来了。狄更斯说：“满屋子都是孩子。”不下五个孩子，第六个没在家。孩子们都过来吻我，最小的那一个先吻了自己伸出来的手，然后把手递给我。喝咖啡时，有位年轻的女士来访。狄更斯说，她也是我的崇拜者。他答应她，无论何时，只要我来，都得叫她。整个晚上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狄更斯夫人与丈夫年龄相仿，体型肥胖，不论谁见到她那无比亲切的面容，马上就会对她产生信任感。她是燕妮·林德迷，对她推崇备至，很想得到她的亲笔签名。但她说，要得到她的签名恐怕十分困难。我身上正好带着燕妮·林德写给我的一封短信，她在信里对我来伦敦表示欢迎，并告诉我她的住址。我把这封信交给了狄更斯夫人。夜幕沉沉，分手在即，狄更斯答应若到丹麦会给我写信。

离开之前，我们又见了一面。第二天一早，狄更斯来到拉姆斯盖特。我正要登船，发现他站在码头上，不禁吃了一惊。“我特地赶来，和你作最后的道别。”他说着，和我一同上船，直到起锚的汽笛拉响才下船。我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他用那双充满智慧、饱含热情的眼睛，友好、深情地注视着我。船起航了，他还站在灯塔旁，挥舞着帽子，目送着我远去。狄更斯是最后一个深情款款将我送别英国海岸的人，我挚爱着那片海岸。

我在奥斯坦德上岸，最先遇见的是比利时国王及王后。他们是我此次登上欧洲大陆首度问候的人，他们友好地对我报以问候。除了他们，我一个人也不认识，好在我知道他们是谁。当天，我坐火车前往根特 ⁽⁴⁴⁾ 。一大早，当我正在车站等候开往科隆的火车，来了许多要坐同一列火车旅行的游客，他们认出我。他们根据我的画像认出了我。有一家英国人中的一位女士走到我跟前，说自己是作家，在伦敦与我见过几面。人们把我围起来，谁都想跟我交谈。她说曾请雷文特洛介绍我和她认识，而雷文特洛回答：“我想你知道，这完全是不可能的。”我笑着说，当时肯定是一时脱不开身，现在乐意为她效劳。她开朗大方，自然坦诚，她惊异于幸运之星竟让我如此出名。我说：“名声算什么，要持久才行！”尽管她将我提升到这样的高度让我有点担心，而且，我不敢确定自己是否能一直在这么高的地位。但听了她的话，心里还是觉得很舒服。我很感谢她，脑海中充满荣誉的思想，但愿好运与我相伴。在德国全境，人们都知道我在英国获得的礼遇，同样给予我充分的友谊和尊重。在汉堡，我遇到一些丹麦的男女乡亲。

“感谢上帝。安徒生，您在这里！”我得到这样的问候，“哦，您看多有意思，《海盗》是怎样拿您在英国的停留开玩笑的。这里有一张您的素描，戴着月桂花环和好几口袋的钱。哦，上帝，真是太有意思了！”

回到哥本哈根几个小时以后，我站在自家的窗户前，看到两个穿着讲究的绅士从窗前走过。他们看见我，停下来笑笑。其中一个指着我，用我可以听到每一个字的高声说道：

“快看，那就是我们著名的外国猩猩！”

这兽性十足的毒言恶语，刺透了我的心。我永远也忘不了。

我也遇到了一些对我充满同情心的朋友。很多人都为我，以及丹麦因我而获得的荣誉感到高兴，况且这荣誉来自强大的荷兰和英国。有位青年作家友好地握着我的手，坦诚而真挚地说：“以前我没有认真读过您的作品，现在我打算这样做。人们讲您的坏话，贬低您，但您是好样的，比国内这边的人们认可的好得多。一个微不足道的人，自然不会像您那样被英国人接受和喜爱。我必须坦承，我已经改变对您的看法。”

还有一位特别好的朋友，他跟我说话和给我写信，用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调。他给我们一位有名的资深主编寄去一些英文报纸，上边报道了我在英国所受的特殊待遇，他还特别提到《我生命的真实故事》。但那位主编并不打算在他的报纸上刊登这些，他说：“人们只会想，英国人是在愚弄安徒生。”他觉得那些报道难以置信，而且我的大多数同胞也不会相信。

有一家报纸报道说，我此次出国旅行是拿了政府的钱，还说我每年都拿政府的钱出国。我把这事如实禀告给国王克里斯蒂安八世。

“你做的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做到，”国王说，“当初你婉拒了我的好意。国内对你是不公正的。他们不理解你。”

我把在回国后写的第一本小书寄往英国，里边写了很多童话故事。它将在圣诞节时出版英文本，正好可以作为送给我英国朋友的圣诞礼物。我要把它献给查尔斯·狄更斯：

我又回到了自己在丹麦安静的小屋，但我的思绪每天都牵挂着可爱的英格兰。就在仅仅几个月以前，我在英格兰的朋友们为我将现实变成美丽的童话。

我在忙着写更多的东西，有五个短篇即将完成，正像森林中即将开放的鲜花。我想把在我诗的花园开出的这第一朵鲜花，作为圣诞礼物寄往英格兰，把它献给您。通过您的作品和您本人，我已经深深地喜欢上您，我亲爱的、高贵的查尔斯·狄更斯。自我们相识后，我的心里永远有您的位置。您是在英国海岸最后一个向我挥手告别的人，因此这份来自丹麦的礼物，也十分自然地应该第一个献给您。同时，尽我忠诚的心灵，向您献上我真挚的情感。

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

一八四七年十二月六日于哥本哈根

这本小书深得狄更斯喜欢，他的评论方式特别让我高兴。他在写给我的第一封信里，向我表达问候，并致谢。它像一缕阳光温暖了我的心灵，显示出狄更斯所具有的可爱性情。它将仁慈和友好悄声传递给我，使我的精神变得富有。我已将我所有最值得夸耀的珍宝展示出来，为什么不展示一下这个！狄更斯不会误解我的。

亲爱的安徒生：

收到您作为圣诞礼物寄来的书，对您的好意致上一千个感谢。我非常喜欢，并为此深感荣幸，实在难以表达我对像您这样天才的作家有多么尊重。

您的书给我们圣诞节的家庭生活带来愉快，我们都为它着迷，那老人，那小孩，那锡兵，是我最喜爱的。我带着难以形容的喜悦，读了一遍又一遍。

几个星期前，我在爱丁堡见到您的一些朋友，他们谈了很多关于您的情况。尽快再来英国吧！无论您做什么，都不要放弃写作，因为我们不能没有您提供思想的精神食粮。您内心保持的思想是如此的单纯、质朴而美丽。

从我向您道别的那个海岸回来已经很久，我们又在自己的家了。狄更斯夫人让我替她，替她的妹妹，替我所有的孩子们，向您表达深情的挚爱。这是我们共同的心声，请接受我作为您真正的朋友和崇拜者的一份厚爱。

查尔斯·狄更斯

那年的圣诞节之际，我的诗剧《亚哈随鲁》在丹麦和德国出版。

其实在几年前，我脑子里就有了这个构思，想把它写出来。欧伦施莱厄还对我说过：“你知道我听到了什么？有人告诉我，说你正写一部诗剧，要包含整个的世界和它的历史。我弄不明白。”我向他解释并讨论过这一构思。“但你能用什么样的形式结构去完成呢？”他问。

“我要让所有的形式：抒情诗、叙事诗、戏剧，轮流交替出现，有时韵诗，有时散文。”

“可这是做不到的，”大诗人急切地大声说，“我也知道这会是一部艺术作品，但艺术上总有一些形式和限制，我们不能不尊重。无论绿色的植物，还是炭笔画，都有自身内在的限制。这你怎样解释呢？”

“我当然能做出回答，”我回答得很温和，一股淘气鬼的顽皮劲促使我接着响应他，“我当然能做出回答，但我怕说出来惹你生气。”

“我的上帝，我怎么会生你的气。”他说。

“好吧，这真的仅仅只算是一个回答。你刚才说，无论绿色植物，还是炭笔画，都有自身内在的限制。也就是说，我们只能使用木炭，又只能继续单独使用硫黄和硝石。但有人试着把它们混在一起，然后怎么样？发明了火药。”

“安徒生，这听上去很可怕。是的，确实发明了火药。你是个好人，但别人说的对的，你太顽固。”

“要是什么都单独使用，连贸易也不存在了。”支配我的那戏弄人的小鬼让我这样说。

“贸易！贸易！”这位可爱、杰出的诗人嘴里不停重复着。但对我所说的，他似乎还是没明白。

现在，《亚哈随鲁》已经出版，他读了它。我很想知道，他原来的看法是否改变。他给我写来一封信，坦诚相见，直言不讳。他说他不怎么喜欢这本书。由于他的话一直备受关注，因此其他人对我的这本书也持相同的看法。我不愿隐瞒他的评论：

亲爱的安徒生：

我始终承认并重视你令人激赏的文学才华，你的童话单纯、睿智，有独特的思想见解。你在小说和散文游记中对周围生活场景的描写能力，也十分出色。而且，在戏剧写作上，例如《黑白混血儿》，尽管它是你借用的素材，它原本就是文学的形式，而且已经具有抒情诗的美丽情调，但它已足以显示出你在这方面的才华。甚至几年前，当你读给我听《亚哈随鲁》的一部分，我便坦诚相告，说并不喜欢它的叙述视角和艺术风格。上次我们讨论时，我也反复说，我只是读了其中一小部分而已，难免片面。但尽管如此，你似乎还是感到惊奇，心有不悦。现在，我已经全神贯注地读完全书，我的看法没有改变。

你这本书给我的感觉不是很舒服，它杂乱无序。言语唐突之处，请海涵。既然你想知道我的看法，我不得不实话实说，总不能说些无关痛痒的漂亮话搪塞你。以我有限的戏剧方面的知识，我觉得以戏剧形式来表现“亚哈随鲁”并不适合。歌德放弃了把“亚哈随鲁”改成戏剧的所有想法，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带有某种巴洛克风格的神话，或许需要以一种童话的幽默方式来处理。比如，他想当个鞋匠，这个鞋匠从不留恋过去，他过于自大，从不相信自己能有什么不明白的东西。而把他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放到思辨性的诗歌里，并不等于他就是真正的诗的主题，至少对戏剧是这样。戏剧需要在一种压缩的和事先安排好了的行为中，表现、揭示人物的性格。而你的书不是这样。通观全篇，亚哈随鲁似乎只是一个缺乏自信、好沉思默想的旁观者；其他人物更是无足轻重。全篇由许多格言警句、断简残篇、有时还有故事构成，但所有这些在衔接上都很松散。对我来说，我觉得它有卖弄炫耀之嫌，艺术上没有什么地方值得称道。

这个剧本不多不少地包含了从耶稣诞生到现在这个时代的整个世界的历史。但凡对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的历史人物有深刻了解和研究的人，那些由顽皮的小精灵、燕子、夜莺和美人鱼的嘴里说出抒情诗般的格言警句，并不是很提神。应该承认，里边偶尔会出现一些优美的抒情诗或叙事的片段，如表现那些古罗马的斗士、匈奴人和野蛮人的描写。但这是不充分的。从形式和素材的角度说，还说的过去。但从诗的灵感、真正的深刻和崇高的角度来看，它够不上伟大。整部书就像一个梦，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你天赋的秉性还是在童话的写作上，里边所描述的那些形象都显现出童话般的梦幻，而历史的精神在所有不同的形式中都没有显现出来。

我们的思想还是太渺小了，形象、场景都没有新意，更谈不上原创，尤其缺乏震撼人心的力量。相反，里边在写到犯罪后的巴拉巴以残暴的方式获取荣耀时，并没有让我们看到他的行为或性格的发展，只是在一开始即被告知，他谋杀了一个老妇人。而后来，由他的对话，我们知道他在天国享福。

我的看法和盘托出。也许有不对的地方，但我敢保证，我所言真诚、坦白。我不能出于礼貌或要取悦于你而改变我的看法。

得罪之处，在所难免。言多必失，惹你不快。但我还想进一步使你确信，在其他方面，我仍然承认并尊重你是一位有天赋才华和原创力的诗人。

你忠诚的

欧伦施莱厄

一八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于哥本哈根

他在信里谈到很多有关我作品的看法，都是对的，不乏真知灼见。但有些和我的看法不一样。我把这视为一个伟大、高尚的诗人所提出的不同见解。我没有把《亚哈随鲁》当成戏剧诗，那也确实不恰当。它没有包含太多的戏剧因素，也没有多姿多彩的戏剧人物性格。《亚哈随鲁》是一首形式上有所变化的诗歌，我力图揭示和表现人虽拒绝了上帝，但仍走向完美和得到认可。我力求以多样化的形式，把它简单、清晰而充分地表现出来。我想我做到了。历史的巅峰被我用作背景。当然不能拿它和法国剧作家斯克里布的戏剧或英国诗人弥尔顿的叙事诗相提并论。读者应该通过我的诗的本质看到我的主题思想是否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得到清晰的展现。格言警句的段落，像马赛克一样，形成了整个图像。拿任何一个建筑来说，当我们只能看见一块又一块单独摆放的石头，不能说我们看见了建筑。我们必须要看到整体，看到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然而，许多年以后，有更多的人对我这部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赞同。这个声音还在上升，而且，他们认为这部作品标志着我诗人生涯中风格的转变。

几乎可以说，史学家卢兹维·米勒是第一个人，也是唯一一个人，在看了这部作品以后立即表示，它太富有吸引力了。他认为，仅凭《亚哈随鲁》和我的《童话集》这两部书，我就足已在丹麦文学界赢得重要的一席之地。

我也从国外得到了类似的认可。《世界文学集成》全面选用了从印度的戏剧到希伯来的《圣经·旧约·诗篇》，从深受人们喜爱的阿拉伯诗人到中世纪的抒情诗人，再到我们这个时代的诗人，在“斯堪的纳维亚”这一章中，选用的丹麦作家作品，除了《哈康伯爵》、《勒内国王的女儿》、《台伯河》中的一些场景外，还选了《亚哈随鲁》中的一些片段。

我在这里写下这些，是想说，八年以后，《亚哈随鲁》在丹麦第一次赢得前所未有的承认。而且，《丹麦月评》有一整期刊载的都是对我的《全集》的评论。我终于获得应有的承认，同时这也表明我作为一个诗人的未来发展。

(1) 法国东南部一城市，位于罗讷河畔。

(2) 指天主教会中驻堂主教所在的教堂。

(3) 彼特拉克（1304—1374），意大利抒情诗人。

(4) 劳拉，彼特拉克的情人。

(5) 以前为欧洲西部的一公国；现位于法国东南部。

(6) 自法国东南部向南流注入罗讷河。

(7) 罗伯特·皮尔（1788—1850），英国政治家，英国首相，是英国保守党的创建人。

(8) 德国南部一城市，1806年拿破仑在此击败普鲁士人。

(9) 起自降灵节的一周，尤指前三天。据《圣经》，耶稣在复活后第五十天差遣“圣灵”降临；门徒领受圣灵，开始布道。教会按此规定，每年复活节后第五十天为降灵节。

(10) 见莎士比亚《麦克白》，第三至第五场的场景。

(11) 荷兰东部一城市。

(12) 荷兰中部一城市。

(13) 荷兰西部一城市。

(14) 荷兰西部一城市。

(15) 相传为第一批迁到不列颠的朱特人的领袖，曾与其兄弟霍萨于440年左右领导朱特人入侵不列颠南部。

(16) 荷兰中部，以前为北海的一个浅水湾，现称埃塞尔湖。

(17) 荷兰西部一城镇，靠近海牙。

(18) 英格兰东南部肯特郡西北部一海港，濒临泰晤士河。

(19) 弗雷德里克·马里亚特（1792—1848），英国海军军官、小说家。

(20) 皮尔·马森角道：当年哥本哈根东街后面的一个娼妓居住的地方。

(21) 伦敦的一条繁华大街。

(22) 厄洛斯所爱之美女，为人的灵魂的化身。

(23) 尔尔沃（1803—1873），英国外交家、作家。

(24) 安妮·博林（1501—1536），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的第二个妻子，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之母。

(25) 纳尔逊（1758—1805），以打败拿破仑海军闻名于世的英国海军上将，于1801年4月1日在哥本哈根重创丹麦海军。

(26) 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雅典诗人。

(27) 中世纪传奇故事中的不列颠国王，为圆桌骑士团的首领。

(28) 威廉·伯克（1792—1829），居住在爱丁堡的鞋匠，实际专门掘墓盗尸出售给医生。后来他甚至谋害活人，被他害死的人达16人之多，1829年被处绞刑。

(29) 约翰·诺克斯（1505—1572），苏格兰宗教改革者、历史学家。

(30) 玛丽·斯图亚特（1542—1587），苏格兰女王，因谋杀其堂妹伊丽莎白一世而被处死。

(31) 大卫·里齐奥（1540—1566），意大利音乐家，苏格兰女王玛丽的私人外交秘书。

(32) 传说中生活在三世纪的爱尔兰英雄和吟游诗人。

(33) 亨利·斯图亚特·达恩利（1546—1567），苏格兰贵族，苏格兰女王玛丽的第二任丈夫，英王詹姆士一世的父亲。

(34) 苏格兰中部一湖泊，长八英里。

(35) “红色罗宾”是司各特的小说《罗布·罗伊》中的人物。

(36) 苏格兰西部一湖泊，长二十三英里。

(37) 斯摩莱特（1721—1771），英国小说家。

(38) 苏格兰南部一河流。

(39) 英国南部海岸附近的一个岛。

(40) 沃尔特·司各特1812年至1832年的住处，在苏格兰东南部，靠近梅尔罗斯。

(41) 摩西之兄，通常被看作犹太教的第一祭司长。

(42) 英国东南部、肯特郡东部的一海港。

(43) 比利时西北部的一港口城市。

(44) 比利时西北部一港口城市。

十四

时间到了一八四八年。这是不平常的一年，严峻的一年。在这一年，时代的洪流以汹涌的浪涛将我们的国土淹没。

一月初，国王克里斯蒂安八世身患重病。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一天黄昏。我收到他的一个请帖，邀我当晚进宫喝茶，并为他朗读一些什么。除了国王本人，还见到王后，一个宫女和一名侍卫在旁侍候。国王亲切接待了我，但他已不能起身，一直躺在沙发上。我从长篇小说《两位男爵夫人》里选了两章念给他听；这部小说我还没写完，因而我又给他念了两三篇童话。听了朗读，国王似乎有些精神，脸上现出笑容，说了几句很风趣的话。当我向他告辞时，国王靠在沙发上高兴而亲切地朝我点点头，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咱们俩会很快再见。”可是，他的病情加重，我们没能再见面。我非常忧虑，害怕会失去他，每天都到阿马林堡王宫询问他的起居。很快得到确切消息，他已不可能恢复健康。我陷入深深的痛苦，去向欧伦施莱厄报告这一消息。非常奇怪，他居然还不知道国王已命垂一线。他看到我一脸沮丧，放声大哭了一场。他对国王一片忠心。第二天上午，我在阿马林堡的台阶上遇见欧伦施莱厄，他被克里斯蒂安王子扶着，两人刚从接待室出来。欧伦施莱厄面如死灰，一言不发，从我身边走过时，紧紧捏了一下我的手，眼睛里噙满泪水。我明白，国王已无药可救。

一月二十日，我多次去王宫，傍晚时，站在白雪皑皑的广场，仰望那几扇窗子，窗子后面躺着奄奄一息的国王。十时一刻，他与世长辞。

悲从中来，不禁由心头涌上了几节诗，其中一句“你珍视和理解那些有天赋的人”被一些心怀恶意的人抓住，作为攻击我的口实，认为我是在吹嘘自己。整个哥本哈根都在动荡，新体制建立了，并于一月二十八日颁布了宪法。

克里斯蒂安八世的遗体接受公众瞻仰，我去向他献上最后的敬意。由于过度悲痛，我当场发病，被引入旁边的房间休息。

二月二十五日，国王的遗体移往罗斯基勒安葬。我坐在家里，聆听一声声的丧钟传入耳中。

整个欧洲局势动荡不安。巴黎爆发革命，路易·菲利普携家眷离开法国；德国的大小城市被起义的浪潮吞没，如同沸腾的大海。我们闭门不出，靠报纸了解讯息，只有我们这里才是和平的家园！这里的民众依然可以自由地呼吸，依然有闲情雅致考虑艺术、戏剧和一切美好的事物。

不过，和平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洪水很快也泛滥到身边。荷尔斯泰因首先发生动荡，消息如同闪电震撼着我们，一切都处在剧烈的骚动之中。

难以置信，一大批人聚集在游乐场的大厅，第二天上午，他们派出代表去见弗雷德里克七世，当时我正站在王宫的院子里，亲眼见到这批人。——国王的答复和内阁解散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城。

我也亲眼见到各界人士对于这一事件各不相同的反应。大批民众夜以继日地在大街上游行，高唱爱国歌曲；他们没有过激的行动，但看着这些简直像外国入侵的人群和完全陌生的脸孔，总叫人心里有些不愉快。好像全新的一代人已经来到这个世界。有几位以维护法律和秩序为己任的朋友，加入他们的行列，以防发生越轨行为。我被安排为一个纪律委员会的委员，任务是协助维护秩序。假如有个居心叵测的家伙喊出一个可以引起过激行为的地方的名字，只要有一个人加上一句：“冲啊！”游行队伍便会直奔而去。——民众在剧院放声高歌，乐队在全力演奏爱国歌曲。——大家都说这座城市应当张灯结彩，大放光明。奇怪的是，那些对新内阁最没有好感的人，因担心窗玻璃被砸破，也在窗台点起了蜡烛。

荷尔斯泰因向哥本哈根派出了一个代表团，民众虽对他们极为反感，国王却在致辞中说：“我们相信，我们丹麦人民珍惜自己的荣誉，会保证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代表团的安全。”

大学生们对此表示赞同，他们负责做民众的工作，尽力安抚民心。代表团乘轮船出游，通往码头的大街上布满士兵，许多民众守候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到来，然而他们被从王宫后面领去运河，经海关，人不知鬼不觉地上了轮船。

海军和步兵都在准备应战，人人都在竭力为国效劳。有一位办事干练的官员来到我家，说我的作品在英国拥有读者，我在英国也有声望，如果我能够通过媒体向英国民众说明事情原因，会是一件大好事。我立刻提笔给《文学报》主编杰丹先生写信，如实地说明丹麦的气氛和状况，这封信很快登了出来。

亲爱的朋友：

自上次寄奉一封信以后，到今天只过了几个星期，却发生了当代历史中一系列如此重大的事件，仿佛一下过去几个年头。我从来不搞政治，作为诗人，也有另外的使命，然而当此风云变幻、各国局势都显动荡不安之际，一个人不可能在脚下的土地震动时却无动于衷，我也必定有话要说。你知道丹麦此时是什么情况？战争已经临到我们头上，但这是一场热心报国的丹麦民众同赴国难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不分贵族、平民，都自愿入伍投军，他们要为正义而战。我必须告诉你，这是一种热情，一种爱国的情感，它充溢在丹麦民众的心里，并时刻鼓舞他们。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政党领导人多年以来一直利用报纸向正直而高尚的日耳曼人民，对我们进行歪曲的宣传和污蔑，诺尔亲王又用欺骗手法夺去伦茨堡，说什么丹麦国王已失去自由，他这样做符合国王的利益。但这些污蔑和欺骗激怒了丹麦民众，他们团结得像一个人似的站了出来。大家捐弃日常生活中毫不足道的成见，心中充满高尚的情操。所有人都被动员起来，团结一致，服从纪律，各个群体、各个阶层的人们纷纷捐款，并源源不断地汇聚成巨资，连穷苦手艺人的帮手乃至刚刚挣钱的年轻女仆，都在贡献他们微薄之力。听说军队缺少马匹，短短一两天内，从城镇和乡村就送来大批骏马，多得令陆军大臣赶紧宣布不要再送。每家每户的妇女都在撕旧布做绷带，中学高年级男生则在做弹夹，他们大多数人已能扛起枪进行实弹射击。年轻的伯爵和男爵们踊跃充当志愿兵，与平民出身的普通士兵一样，有相同的爱国心和保卫祖国的愿望，因而极大地激发了士兵们的英勇无畏精神和报国热情，这是你完全可以想象到的。

挪威总督的儿子也自愿参军。这个孩子出身名门望族，他这个冬天来这里访问，但为了我们的正义事业，他愿意投入战斗。不过他是外国人，要求不能被接受。于是他买下丹麦的一片农田，作为丹麦公民登记了户口，然后当上了一名普通士兵，穿上军装，随同一个连队开赴前线。他下定决心要和战友们同甘共苦，一起吃黑面包，一起过每天三便士的生活。丹麦各阶层的男子纷纷仿效他的行为，无论大庄园主还是大学生，富翁还是穷汉，都一起奔赴前线。他们唱着歌，慷慨激昂，仿佛去出席一场盛大的宴会。我们的国王也亲临前线丹麦军队的指挥部，他为正义而战的动机和愿望是光明正大的。他的卫队也随同前往，其中有些卫士来自荷尔斯泰因，在出发之前曾被留下，以避免他们与自己的同胞互相残杀，但他们每个人都要求随队行动，结果得到批准。

从目前情况看，上帝站在我们这一边，希望今后也会如此。军队在迅速推进，连打胜仗，阿尔斯岛早已攻克，弗伦斯堡和石勒苏益格也已收复，我们现在已踏上荷尔斯泰因的边界，俘虏了千余人，大部分已押送哥本哈根。他们都极其痛恨诺尔亲王，因为他信誓旦旦，声称要与他们一起流血，一起赴死，可战斗刚一打响，当丹麦士兵端着枪亮出刺刀冲向弗伦斯堡的时候，他弃众不顾，逃得无影无踪。

当前变革的风暴已降临欧洲许多国家，但他们之上的一位绝对不会改变，他就是公正的上帝。他站在丹麦这一边。丹麦只要求得到自己应有的权利，这一点必须被承认，也一定会被承认。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一旦掌握真理，就获得了取胜的力量。

“国家无论大小都拥有自己的权利，进步属于善良而能干的人。”这应当是欧洲的解决方法。因此，瞻望未来，我充满信心。德国人诚实正直、热爱真理，他们终将认清近来事情的真相，化敌意为友谊和尊重。愿这样的日子很快到来。愿上帝的笑脸在各国土地上放射光芒！

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

一八四八年四月十三日于哥本哈根

外国有几家报纸发表了若干封丹麦的来信，这是其中之一。

在这场强加在我们头上的不幸战争 ⁽¹⁾ 中，我在精神上所受的痛苦，比许多人更深重。不过，与从前不同，我一下子发觉自己牢固地植根在故乡的土地上，有一颗纯粹至极的丹麦心。我愿意置身在战斗的行列，为胜利与和平献出生命；但同时，一些往事又清晰地在眼前闪过，我想起在德国到处受到友好的接待，许多人对我的才能大加赞扬，我应当向他们献上爱心，而且，要表示感谢的德国人不计其数，因此内心苦不堪言。不少了解我有这些复杂关系的人，由于一时冲动，说出一些难听的气话，更叫我无法忍受。我不想举例子，但愿那时说的那些难听的话永远消失，两个关系密切的民族之间的创伤早日治愈。——这里，我要提一下H.C.厄斯泰兹，他那时经常鼓励我勇敢些，和我谈起已经到来的我得到承认的好时光。

那时我们是团结的，互相爱护的。我有几位年轻朋友当了志愿兵，其中有瓦尔德马尔·德鲁森和亨坦佩克·斯里男爵。战争期间，厄斯泰兹深有感触，一连写下三首诗，登在我们的一家日报上，它们是：《战争》《胜利》与《和平》。

我们深切地感到，敌人也是我们的兄弟，／而且，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与我们手拉手，心连心。／可是他却强迫我们穿上带血的戎衣。／现在的问题是：失败，还是胜利。

这是三首诗的基调。

穿上红色军装 ⁽²⁾ ，从前是一种别无生路之举，以前普通士兵只是群可怜的人；可是现在，穿红军装成为一种荣耀。太太小姐们一身绫罗绸缎，却挽着身穿红军装的士兵招摇过市。我亲眼见到豪门贵族的子弟穿上红军装，挪威总督的儿子勒文肖尔是第一人。接着是一位年轻的亚当·克努特伯爵，他最近才得到封赠。一块锋利的炮弹皮削断了他的一条腿。勒文肖尔阵亡；画家伦拜埃也倒下了，而他的死实属偶然。一位目击者告诉我，他正扶着来复枪站着，下巴抵着枪口，满脸忧伤，面前架着战友们的几支枪。有几个农民从他面前走过，把架着的枪碰翻在地，只听一声枪响，眼见伦拜埃应声倒下，子弹穿透了下巴，打烂了嘴巴，血肉横飞，胡子也被掀掉一半。他有气无力地悲叹两声，便被裹上旗子埋葬了。

年轻人的热情使我感动得老泪纵横，一天，我听说有几个富家子弟，从前经常戴羊皮手套，现在因为挖战壕而弄得两手起泡，掌心通红。我不禁一跃而起，高声大叫：“我愿意吻他们的双手！”几乎每天都有一群青年出征，我曾经去为一位青年朋友送行，陪他走了一段路，回家后写了一句歌词：“我再也坐不住，我不需要安静的生活。”它很快唱开，因为表达出大家共同的心声。

“复活节的钟声响了！”石勒苏益格痛苦的复活节星期天开始了，敌人击溃我们的军队，全国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但我们没有灰心丧气，我们重新集结力量，民众团结得更加紧密，无论从国家大事还是日常小事，都能看出来。

普鲁士军队侵入日德兰，我军退守阿尔斯岛。五月中，我去了菲英岛，发现格罗鲁普大街小巷人来人往，全是我们的驻军，他们把指挥部设在欧登塞。格罗鲁普有四十名士兵，几位高级军官，赫德曼将军则在住处的门外运筹帷幄。这位老伯爵把普通士兵中的志愿兵当军官来对待，每天都邀请他们坐在他的桌子上用餐。

大多数军官参加过石勒苏益格的战斗，他们生动地向我叙述自己的亲身经历。他们有的人曾经在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子露宿，拿自己的背包当枕头，睡在房子墙外，任凭风吹雨淋。有的人和许多弟兄挤在一间小屋，一张有靠背的长凳就是床，哪怕有铜钉铁钉刺进皮肉，因为过于疲乏劳顿，照样能够呼呼大睡。一个年轻的医生告诉我，他曾和几个士兵一起走过一片灌木丛生的荒地，把教堂当作临时诊所，祭坛上虽然点着蜡烛，光线还是很暗，这时远处发出了信号弹，敌人已经逼近。我能够真切地感到黑夜里这惊心动魄的一幕，仿佛自己的亲身经历。

普鲁士军队在日德兰步步进逼，并向我们索要四百万赔款。不久之后，又开始了一场新的战斗。

我们寄希望于瑞典，一心盼着他们派兵来支持。他们预定在尼堡登陆，那边一切准备就绪，将予以盛大的欢迎。

格罗鲁普的庄园腾出来供十六位瑞典军官居住。他们随身带着仆人，外加二十名乐队人员，还有副官。他们中的四个人是由奥古斯腾堡公爵供养的，或者不如说，是他在瑞典的地产使他不得不把他们派来与他们自己的主子作战。

人人对瑞典人含笑相迎。易卜生小姐，格罗鲁普庄园的老管家，她所表现出的真诚和热情独具一格。要照管这么一大堆男人的膳宿，真够伤脑筋的。有人来说：“咱们只能在仓库给他们弄一个大通铺！”“让他们睡稻草吗？”她说，“不！他们会有床睡的。既然他们是来帮助我们，他们就会有床睡。”她叫人锯木头弄铺板，木板不够就用门板，日夜赶工，终于在十几个房间里安了床；她还张罗到鸭绒被，虽然质量粗糙一些，但在她这座“兵营”（她这样称呼她的庄园）因亚麻布的白被单而闪光。后来我根据在格罗鲁普见闻，写成一篇通讯，报道瑞典军人在菲英岛的情况，为这个备受瞩目的地方画了一幅速写。

一八四八年瑞典人在菲英岛

我得告诉你瑞典人在菲英岛的一些情况。他们住在这里，如同置身夏日美丽阳光的图画之中。我亲眼看到城乡民众对他们的热烈欢迎，彩旗飘扬，到处是笑脸。成群的农民走出好几英里，聚集在大路两旁迎接，无论青年还是老人，都迫不及待地询问：“瑞典人马上到吗？”农民们送上食品、饮料和鲜花，不断与他们握手。他们是善良的人，是纪律严明的军队。他们早晚祈祷，星期日的礼拜更是感人。按照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时代以来古老的军队传统，所有这些活动都在户外举行，星期日的礼拜仪式则在旧日大庄园主的宅院进行。军官们由指挥官带领入场，乐队已就位，当他们开始演奏时，队伍开进了方方正正的大院，军官们立刻站到队伍的前面。在乐队伴奏下，全场齐声合唱赞美诗。然后，一位牧师迈步登上宽阔的台阶，台阶的护栏早已罩上了一块布。我还清楚地记得最后一个星期日的情形：仪式开始的时候，天阴沉沉的，刮着风，牧师讲经时说到和平的天使降临人间如同上帝清新明媚的阳光，话音未落，只见云开日出，温暖的阳光把士兵的钢盔照得闪闪发亮，把每一张虔诚的面孔照得通红。不过他们早晚的祈祷极为严肃，参加的人站在大路上，由一个副官诵读简短的祈祷词，然后大家合唱赞美诗，却没有乐队伴奏。最后，所有士兵精神饱满地高呼：“上帝保佑我王！”我看到许多年老的农民站在战壕或者篱笆的后面，脱了帽子，合着手掌，悄悄地跟着他们做祷告。

每天操练以后，时常可以看到瑞典士兵诚心诚意地帮着收割庄稼。他们没有一刻空闲，生龙活虎一般。军乐队每天下午在驻地演奏乐曲，直到太阳下山。庄园里那条菩提树林荫道上，挤满来自附近的农民，这是每天最热闹的时候。黄昏，在聚会的场所响起瑞典人拉的小提琴的声音，大家都喜欢到那里去跳舞。菲英岛的农民和瑞典士兵很快就听懂了对方的语言。看到他们彼此敞开心扉，以诚相见，都愿意尽力帮助对方，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也许有人会问：“瑞典军队打仗了吗？”以上的这些美好的印象，难道不都是从战争的刀光剑影中得来的吗？近年来存在于大学生间的尊重、友好、理解，现在已为千万个普通的老百姓接受。对于双方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来自菲英岛和来自瑞典的农民，他们知道些什么呢？关于旧日那种敌对的记忆仍然存在，但敌对在散去。两国比邻而居的人民，现在紧紧依偎在一起，理解的种子已经播撒在田地，而且，彼此间的理解已长成一棵和平之树，独自承受着大家的祝福。在田野上，在牧师的住所和地主的农庄，当分别的时刻到来，许多人的眼里盈满泪水。

尼堡的码头上，瑞典和丹麦国旗一起飘扬。我们的朋友登船了，相约在和平岁月到来后互相拜访。丹麦人不会忘记瑞典人，因为我们已切身感受并认识到他们有着多么善良的心。瑞典许多小城镇的居民生活还不算富裕，但他们为丹麦兄弟慷慨解囊，那些捐助都是“寡妇口袋里的钱”！当丹麦兵败石勒苏益格的消息传遍全国，信徒在他们遥远的瑞典的教堂里呆坐了一整天。主持仪式的牧师为国王和祖国祈祷，有位老农站起来说：“神父，你也应该为丹麦人祈祷吧？”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它把我们心中神圣的火花升华。

北欧几个国家一直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互相爱护，这种团结友爱的精神，必将普及世界所有大大小小的国家！

我在格罗鲁普度过大半个夏天，春、秋也在那里住过一些日子，因此我看见瑞典人到来，也看到他们离开。我没有亲身经历战争场面，但我住在格罗鲁普时，每天有人从战区出来，他们中有人是出于好奇去看一看，有人则是去探望亲人。我们听到战区里发生了一些感人的事，好比闻到上等香水，从早到晚只觉其香。我听说一个老奶奶带着小孙子站在大路旁，知道我们的军队将由此经过，在路上撒了细沙和鲜花，祖孙二人齐声高呼：“上帝保佑丹麦！”还听说一件自然界的奇迹，据说石勒苏益格一户农民的地里长出一棵红罂粟花，中间是白色的十字形状，俨然一面丹麦国旗。我有一个朋友到阿尔斯岛走了一趟，后来又去了迪伯尔，那里的房屋都被炮弹和霰弹打得百孔千疮，但有一所房子简直可以看作和平的象征，有只鹳鸟在它的断壁残垣筑了一个巢，还养了一窝小鹳鸟，任凭炮弹横飞，火光冲天，硝烟弥漫，始终没有把这对夫妻从它们还不能飞的孩子们身边赶走。

夏天即将过去，邮差给我送来一封国外来信。我不认识寄信人，但信的内容使我大受感动；同时它也向我表明事情传到国外多么快。这封信是国外一位君主的大臣即高级官员所写，他说，虽然他与我素不相识，从未谋面，但他在读过我的作品（特别是《我生命的真实故事》）之后，对我产生了信任。他说，有一天清晨，他从居住的小镇听到消息，丹麦军队向基尔发起进攻，并把全城化为一片焦土。镇上的青年个个义愤填膺，热血沸腾，一时冲动之下，他的小儿子离家出走，叫上几个伙伴，前去支援遭遇这场灾难的人们。在巴乌之战中，他的小儿子被俘，押上“玛丽亚皇后”号轮船开赴哥本哈根。在船上关了很长一段时间，有一批俘虏获释，他的孩子也在其中。然而上岸不久，又有人因行为放荡犯罪，当局遂规定凡没有哥本哈根市民担保，这些俘虏便不能获得自由。写信者在哥本哈根没有熟人，他是在读了我的作品以后才知晓我，对我满怀希望和信任，请求我保护他的儿子；这个孩子确实品行端正、道德高尚。他还请求我为他的孩子在哥本哈根“并不那么痛恨德国人”的家庭找一个落脚之地。

我被他的信任所感动，立刻给哥本哈根一位神通广大的朋友写信谈及此事，附上这封德国人的来信，让他了解事情经过，并问他可否由我出面担保，按照这位父亲的要求，替他的孩子办点事。我明白事情拖延一个钟头，这个孩子就得多关一个钟头，因此不敢怠慢，马上派人骑马把我的信送到最近的镇上去投邮。下一个邮班来时，我收到回信，原来根本不必费心，所有俘虏都已释放，并由汽船遣返基尔。我为这位伤心的父亲感到高兴，也为我毫不迟疑地去做了良心驱使我做的事而高兴。不过我没有给他回信；已经没有必要，这位先生永远不会知道我对他的同情。只有在今天，在这个值得庆幸的和平日子里，我才决定向他送去我的祝福；它在我心中已经酝酿很久，早该送给他，同时我还要加上一句：他的信使我深受感动，我的同胞如果遇到同样情况，有幸得到这样的信任，许多人也会这样做。

我在深秋时节离开格罗鲁普。冬天的降临迫使军事行动暂时停下来，而表面上的平静也使我的思考和活动暂时回到战前的轨道。夏天在格罗鲁普，我完成了长篇小说《两位男爵夫人》，书中有关海岛风光的描写，的确得益于我当时所居住的新鲜而真实的自然环境。

我把这部小说的英文版题献给了我的英文版出版商、令人尊敬的、著名的理查德·本特利。

小说出版以后，在那个时候和那样的环境中，反响还不错。可是我们的一家报纸混淆了小说与现实之间的区别，指责男爵老夫人的举止有欠妥当，因为她和她的宠仆对伦敦非常满意，喜不自胜，甚至要为英国干杯；批评家声称，由于英国至今为止对咱们丹麦人没有提供任何帮助，她这样做未免太过分了。

海贝尔读了这部小说，给我写来一纸便条，诚恳地邀我约上他的几个朋友一起去看他。他用非常动听的言辞提议为我祝酒：“为这部读起来如同在春天林间散步后闻着清香空气似的小说干杯。”这是许多年以来，我第一次见到这位诗人对我有这样发自内心的真诚、友好的举动，真是叫人高兴。不愉快的往事付之东流，内心装上新的美好的记忆。

十二月十八日，丹麦剧院建院百年大庆，将举行演出。海贝尔和科林商定由我写开场的第一部戏，布农维尔则写一部芭蕾。结果他写了《古老的记忆》，如同从一盏魔灯中看见的那样，我们欣赏到剧目中所有极具表现力的场面。我这部戏的提纲得到主事者们的赞同，因为我的想法与当时的实际情况相符。我知道观众进剧院时的心情，也清楚他们眼前最关心的是在前方作战的士兵，看戏本身无足轻重。因此，我必须让我的作品和他们一起去到前方，然后再把他们的思想从那里拉回到丹麦的剧院。我的信念告诉我，今天我们的力量不在于武器是否精良，而在于有没有智力成果。于是我写了大家所熟悉的《艺术的堡垒》，现在已收入我的文集，它在百年庆典的晚会上博得热烈的掌声，不过它只允许购有定期票的观众观看，所以，一个星期之内，它也吊足了观众的胃口。我在前面说过，在庆典晚会上，它赢得了热烈的掌声，观众被它所感动，可是报纸却不依不饶，有一家报纸甚至对我横加指责，因为社会上还在喋喋不休地议论我在戏中所写的丹麦和丹麦国旗，他们声称，我们应当让别人来赞扬自己，而不是自我吹嘘，因为这有点像雅各布·冯·塞波 ⁽³⁾ 。另外一家报纸对我的戏也作了同样的评论，我不知这位评论家是出于无知，还是对我怀有恶意。在演了三场之后，到第四天演出，这出戏已不新奇，老调重弹，观众没有兴趣鼓掌了，可是《北方和南方报》的总编却冲着它发了一番评论，因为他对我这部戏恨之入骨。不过这也产生了我在那天晚上所期待的效果，我今天依然认为我的思想和整个形式都是成功的，在那个时刻和人民的那种情绪下它是唯一正确的。

一月间，歌剧《科摩湖上的婚礼》上演，作曲者是格莱泽，他在观众中长期受到冷遇，确实有失公平。歌剧演出后赢得高度赞扬，他的曲调也深受观众喜爱。报纸上发表了热情的评论，字里行间充满对他的肯定和认同。他的乐曲和布农维尔的芭蕾被人赞不绝口，与此相反，我的名字却无人提及；然而，格莱泽却满怀热情地以一片真诚谈到我，说他是在我的帮助下获得了荣誉。

大约圣诞节前后，瑞典女作家弗雷德丽卡·布雷默第一次来到哥本哈根。她只认识一个人，就是我。另外，她还知道一个人，即现任主教马滕森，她曾经和他有过书信来往。因此我很高兴接待她，帮助她，带她在哥本哈根市内走走。陪同这样一位著名的女士，十分轻松愉快。她在哥本哈根住了整整一个冬天和大半个夏天，期间前往索勒拜访英厄曼，去斯文堡游览，还欣赏了默恩岛的悬崖峭壁。她对丹麦抱有坚定的信心，这从她的一本小册子可以看出来。这本书是她暂住此处时浇灌出来的引人注目的花朵，题为《北方的生活》，已从瑞典文翻译成了英文、德文和丹麦文。

无论过去和现在，勇敢、仁爱，

品德高尚、富有英雄气概，

是丹麦军人始终如一的特性。

这三行诗是她在哥本哈根时写下的，从中可看出她的热情，她就是以这种热情和深厚的爱拥抱丹麦人民。

然而她的小册子得不到重视，也没有人向她致谢，这些本是她应当得到的。我们常常喜欢批评，特别不愿意看到一个人从心底流露真情。她在书中对东街居民作了略带夸张的描写，这本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而读者却对此提出批评。她和这些居民接触很少，不大熟悉他们。我刚才说过，她那本小册子在写丹麦时是满腔热情，字里行间对我们充满同情，却没有得到我们应有的重视。我常常见她眼含泪水，由于她深刻认识到丹麦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她住在这里的时候，正好遇上那些艰难、动荡的日子。

四月的一个晚上，传来消息，在濯足星期四 ⁽⁴⁾ 那天，一艘名叫“克里斯蒂安八世”号的轮船被炸沉，全体船员无一幸免。悲痛的呼号响遍全国——那是惊天动地的呼喊，动人心魄。这是国家的悲剧，我觉得自己仿佛站在这条沉船上。后来得知船上只救出一个人，便如同打了一场胜仗，缴获大量珠宝一样。我在大街上遇见我的朋友、船长克里斯蒂安·伍尔夫，他高兴得两眼放光，紧紧握住我的手。“你知道我们把谁带回家来了？”他自问自答，“是乌尔里克少校！他没有被炸死，平安无事。他躲过这一劫，来到我们的前哨，我把他带回家了！”我根本不认识乌尔里克少校，但我高兴得泪流满面。“他在哪里？我要去看他。”“他去拜见海军大臣，然后再去看望他的妈妈。她以为他已经死了。”

我在附近一家杂货店查到乌尔里克母亲的住址，快到她家时我忽然想到，她是否知道了儿子脱险的消息。因此我问开门的女仆：“家里的情形怎么样？是高兴，还是悲伤？”女仆张嘴笑了：“高兴极了！因为他们的儿子回家了，好像从天上掉下来的。”我直奔客厅，全家正穿着丧服坐在那里。出事那一天，他们以为儿子遭难，正为他流泪悲伤，结果儿子满脸含笑平安归来。除了一把抱住他，我不知还有什么其他事可做。我忍不住哭了，他们安慰我，都没把我当外人。我把这事告诉了布雷默小姐，她后来把它写进她的一本小书。她激动万分，仿佛现场亲历。她有一副好心肠、热心肠，也有一副软心肠。

我心情异常沉重，可谓心力交瘁，需要换个环境。布雷默小姐跟我提起她那美丽如画的家乡，那里也有我的朋友，我决定去达拉纳或哈帕兰达，定于仲夏日动身。布雷默小姐的“仲夏日之旅”引起我的兴趣。她不知疲倦地给瑞典国内各地的朋友写信，他们是我踏上瑞典国土后不可缺少的人物，因为那里经常没有旅馆可住，不得不在牧师家或地主的大宅院借宿。在我启程之前，她为我安排了一个瑞典风格的送行舞会，在咱们做事须谨慎小心的哥本哈根，对这种送行方式，既没听过，也不会喜欢。我们身穿奇装异服，朗诵诗文。客人来了许多，有汉斯·厄斯泰兹、马滕森和哈特曼。我得到一个精巧的银杯，上面刻着铭文：“弗雷德丽卡·布雷默敬赠”，附有一首小诗：

燕子伴你前往北方旅行；／你是丹麦的燕子，能歌善舞，／飞向寒冷的家园，冰冻的土地，／带着夏日的春风向它们表示慰问。

瑞典的海岸有千百种声音／高兴地欢迎你的光临。／啊，请向那美好而可爱的国家，／向我们瑞典的朋友们问候。

带上一个吉祥物，／作为给你熟悉的朋友的纪念；／在瑞典姹紫嫣红的春天，／满饮一杯酒，为你的那些丹麦朋友祝福。

尊贵的诗人，请用这个友谊的酒杯，／无论你在何方，它都属于你。／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能像这里温暖的、北方的家那样，／热情、亲切地为安徒生的健康干杯。

弗雷德丽卡·布雷默

基督升天节这一天，我前往赫尔辛堡。正是春光明媚的晴好天气，空气中弥漫着小白桦树的清香，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一路好像在诗中行走，我在《瑞典纪行》中所附图片和所描写的心情，就是如此。

哥德堡用煤气灯照明，它的建筑一半英国式，一半荷兰式，城市很美丽。与瑞典别的城市相比，我认为它发达许多，唯独在戏剧方面没有什么进步。他们演出的原创剧本，看着很可怕，甚至可以说是粗制滥造。据说戏中主角是编剧者本人扮演。叫人生气的是整部戏讲的是一个活着的真人的故事，一个老学究，懂得东方语言，绰号“阿拉伯人”。戏中写他想结婚，剧本是根据这个人的生活佚事写成的。剧的本身也只是一些没有什么情节和人物的松散场景。据说这位主人公仍然健在，住在斯德哥尔摩的一家济贫院。演员表现出他的个性，画出他的真实面貌，因此博得观众狂热的掌声。第二幕完了以后我就离开了，我鄙视那种只为了逗观众乐子而取笑人的做法。

我觉得这座小城的建设，得益于商人维克的地方不少，港口、大澡堂（用大理石砌的浴池）都是他出资兴建的。我发现他是一位好客且富于个性魅力的主人，在他那富有而舒适的公馆待了短短一两个小时，我就认识了哥德堡最有声望的几位要人；女宾之中，我特别要提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博兰德小姐。

我再次观赏了气吞万里的特罗尔海坦瀑布，从那以后我一直试图用语言来描述它。它给人所留下的那种新颖深刻的印象，经久不衰。但之后得到的一个新的印象也同样鲜活，那是在维尔什堡海滨的一次邂逅：轮船正准备停靠码头，上下客人，防波堤上站着一个吹笛子的男孩，一年前我曾在菲英岛的瑞典驻军中见过他，他好像老朋友似的高兴地向我挥手，同时又觉得吃惊，因为我居然来到他的家乡。他住在格罗鲁普瑞典兵营时，有一天他想跟着士兵出去操练，但觉得有点肚子痛，女管家不许他跟着去；有个军官说去也无妨，女管家说：“在这里我就是他妈妈。孩子病了，今天也不能出去吹笛子了。”他向老伯爵求情，但对于老伯爵来说，女管家是这所房子的主人，一切都要听她的。

我来到斯德哥尔摩，立刻换衣服去拜访我国大使，想从他那里探听一些有关战局的消息，这是我所牵挂的。倒霉的是，半路上遇见会说丹麦话的德国人莱奥博士，我与他在哥本哈根结识，把他当作朋友，布雷默小姐来时，我还介绍他们二人相识。然而，后来他在《小说报》上发表了一组文章，在题为《我的北欧档案人物》一文中提到我们时，除了挖苦，没有一句好话。文章从我和他在斯德哥尔摩街头巧遇谈起，冷嘲热讽，说我身穿华服，下船后直奔城内，手戴羊皮白手套，招摇过市，以使人人皆知，以便第二天的报纸可刊载我到来的消息，诸如此类。这种完全歪曲事实的叙述，使我感到难堪，不过我一直记得他翻译了我的几本书，译笔流畅，在别的时间、场合也说过我的好话，因此，我还是把手伸给他——不过，手上没戴“羊皮手套”。

林德布莱德创作的优美乐曲，是由燕妮·林德介绍到全世界，他也是我在这里最先遇见的人。他和林德长得很像，好似兄妹；二人都面带忧色，但男的显得更坚强一些。我仍然喜欢写歌剧脚本，如果他邀我动笔，凭他谱的曲子，会风行一时。

斯德哥尔摩的意大利人同乡会在剧院演出歌剧《克里斯蒂娜女王》，由意大利指挥福罗尼作曲，歌唱家卡萨诺瓦作词。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些歌曲，它充满了宏伟的和声。“密谋”一场戏效果最好，也展示出优美的布景和漂亮的服装。为了使克里斯蒂娜和奥克森谢尔纳更像真实的历史人物，也做了许多努力，而看见克里斯蒂娜作为歌剧中的一个角色出现在自己都城的舞台上，更令人觉得奇特。

出版商巴格先生介绍我认识文学社的人，并在其庆祝会上，把我安排在诗人贝斯科夫旁边就座。莱奥博士也应邀出席，主席抓住这个机会，提议“为两位杰出的外国客人——哥本哈根的安徒生先生，《即兴诗人》和《讲给孩子们听的童话》的作者；莱比锡的莱奥博士，《北欧电讯报》的主编——的健康干杯”。又过些时候，巴格先生又亲切而真诚地举杯为我、为我的祖国祝福，并请我把瑞典人民的热情与同情转达给我的同胞。

我用自己写的一首歌中的几句话答谢：

松德海峡像一柄锋利的剑，／横在邻居的海滩之间。／一天上午，一束玫瑰横架在海峡上，／每一朵花都富有诗意，／可以治愈任何创伤。／是谁有这样的魔力？／当然，唯有泰格奈尔和欧伦施莱厄！

然后我补充了几句，我说，无论在瑞典还是丹麦，新一代诗人崛起，通过他们，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越来越深入，他们感觉到了彼此心中的温暖。此时，我们已生动而深切地感受到了瑞典人心中的温暖，正如我此时此刻亲身体会到的一样。——我的眼里含着泪水，周围响起了欢呼声。

贝斯科夫引我去拜谒国王奥斯卡，这是初次见面，但国王以满腔热情相待，仿佛我们已经多次促膝长谈。我为国王早些时候给我的荣誉、授予我北极星勋章向他道谢。席间谈起斯德哥尔摩和君士坦丁堡、罗克森湖和苏格兰的洛蒙德湖之间的相似之处，后来又谈到瑞典军队的严明纪律和英勇的献身精神。国王说，他读过我写的瑞典人在菲英岛的报道，他对丹麦人民怀着热烈的同情，并与丹麦国王保持着深厚友谊。我们也谈到战争，我说，丹麦国民性中有一个特点，即如果认定是正确的东西，哪怕它只是一件小事，也一定会坚持。我理解国王美好而高尚的感情。

我说，丹麦人亲眼见到他为他们做了好事，我代表丹麦人民对他表示感激。之后，我们又谈到魏玛大公储，国王也很喜欢他。国王问我，这一次去乌普萨拉是否很快回来，因为他想请我吃饭。“我的妻子，王后，”他说，“也读过你的作品，想同你见见面。”

回来后，我应邀赴宴。王后酷似她的母亲洛伊希滕贝格公爵夫人，我在罗马时与她曾有一面之缘。王后殷勤待客，说对我久闻大名，早已读过我的童话以及《我生命的真实故事》。入席时，我的位置在贝斯科夫旁边，正与王后相对。古斯塔夫王子与我谈得也很欢快。饭后，我朗诵了《亚麻》、《丑小鸭》、《母亲的故事》和《衬衣领子》。读《母亲的故事》时，我看见高贵的国王夫妇眼里噙着泪水。他们谈话时态度温和，流露出赞赏和关切。他们是多么富有魅力，多么令人爱慕啊！临别，王后向我伸出手，我吻了它一下。她和国王赐给我极大的荣幸，邀我再来为他们朗诵。在年轻英俊的古斯塔夫王子身上，可以感觉到一种强烈的吸引人的力量，如果我可以用这个字眼的话。他那对蓝色的大眼睛放射出热情和真诚，使我为之心动。他在音乐方面的非凡才能，引起我很大兴趣。他的性情平易近人，同时又使人觉得可以信赖。我们对魏玛大公储有着相同的亲密感情，我们谈起了他，谈起了这场战争，也谈到了音乐和诗。

第二次进宫，在进餐前一小时，与贝斯科夫一起应邀参观了王后的卧室。欧根妮公主、王储以及古斯塔夫王子和奥斯卡王子都出来相聚。不久，国王驾到。他说，是诗歌把他从事务中召唤过来。我朗诵了《枞树》、《织补针》、《卖火柴的小女孩》，应他们的请求，又读了《亚麻》。国王听得十分认真，他发表感想时说：“这些短小的作品包含着隽永的诗意，”他很喜欢。他说在挪威旅行时读过这些有趣的故事，包括这篇《枞树》。三位王子与我握手，国王邀请我在他七月四日生日那一天再来，届时贝斯科夫会为我引路。

人们要在斯德哥尔摩举办一次公开的活动以表示对我的敬意。我能想象家乡的人们对此会有多么妒忌，这样做会给那些嘴巴恶毒的家伙提供嚼舌的机会，因而我轻松不起来。一想到我将在那天晚上成为中心人物，心里就紧张，甚至感到可怕；一想到会有那么多人为我举杯祝酒，漫漫长夜何时了，就好像自己变成了一个罪犯，浑身发抖。

光芒四射的卡伦夫人出席欢迎会，她虽然还不够著名，却是一位出色的女作家，她所用笔名“威廉明娜”无人不知。女演员斯特兰德贝里夫人，还有其他几位女士，根据事先的安排，也来参加欢迎晚会。卡伦夫人邀我散步，挽起我的胳膊，可我们不能去我想去的花园，因为那里没有多少人；我们只能在一条指定的小路上走走，他们告诉我，公众也想一睹安徒生先生的风采。这是事先安排好的，虽然出于善意，但其实我在受罪。我的脑海中浮现出家乡《海盗》杂志上刊载的木刻画，画着欧伦施莱厄在瑞典进行愉快访问时，身边围着一群瑞典的女士的情形。这时，我看到小路前方有一群孩子，手里拿着花篮，向我们走来。到了面前，他们把花撒在地上，然后把我们围住，观众也跟着围上来，并脱帽向我致敬。这时我在想什么呢？“哥本哈根人会抓住这件事嘲笑我的，我会无休止地听他们嚼舌头。”我心慌意乱，手足无措，笑嘻嘻地看着面前善良而可爱的人群。我做了一个十分可笑的举动，吻了其中一个孩子，又同另一个孩子闲聊了几句。晚餐时，诗人梅林牧师谈到了我的诗歌创作，提议举杯为我祝酒。然后朗诵了女作家威廉明娜专为此次欢迎会而写的几句诗，接着是卡伦先生的一首优美的诗：

在卫队的检阅式上，／他把目光投向／来自另一个国土的一位著名人物，／他正在广场散步。／当这位外国人离开以后，／他站在母亲身边，／眼里闪着喜悦的光芒。／他是一个身高不满四英尺的少年。

啊，亲爱的、慈祥的妈妈，／我读的那些故事，都是这个人写的，是真的吗？／我能一字不漏地背出勇敢的锡兵，／卡罗和农夫的母牛，／小女孩和她的玩偶，／鹳鸟巢穴里的月光。

啊，今晚请他到我家来吧，／让他坐在奶奶的摇椅上，／吃一顿我最喜欢的煎饼和布丁。／然后，我要穿上带银扣子的夹克，／啊，说不定他会给我和马利亚讲一个故事。

于是，快乐的即兴歌手啊，／你发现居然有了收获，／暴风雨是无法将它摧毁，／因为它已在你的内心生根。／你在生活的大“市场”造就了咱们的孩子，／我们感谢你，啊，也许你在你的天空／已经为每个孩子都安排好了位置。

答谢时我说，我会把给予我的荣誉看作对我的一种预支，我希望上帝赐给我力量回报大家，我将通过一部作品表达我对瑞典的热爱。我已经动手在实现我的诺言。有一位名叫约林的演员，写过几部喜剧，他用当地方言讲述达拉纳的故事；斯特兰贝德里、瓦林和云特，皇家剧院的这些歌唱演员，也接连高唱瑞典歌曲。乐队开始演奏，第一支曲子是丹麦国歌。我回到住处，已是晚上十一点钟。我从心里感到高兴，因为所有这些人都非常友好，快乐伴我进入梦乡。

不久，我启程前往达拉纳。在乌普萨拉，凭着弗雷德丽卡·布雷默的介绍信，去见诗人法尔克兰茨。他的兄弟是著名的风景画家，他本人因着诗集《圣徒安斯加尔》和《诺亚方舟》负有盛名。我遇见了他的朋友伯蒂格，这位先生是泰格奈尔的女婿，与他的女儿迪萨结婚，小两口的日子过得非常美满，他们的家充满小家庭生活的诗意温馨。

我的旅馆房间紧邻大厅，大厅里几个正在庆祝“六月六” ⁽⁵⁾ 的大学生听说我住在隔壁，派人过来问我去不去听他们唱歌。他们一个个眉飞色舞，兴高采烈，歌声也很动人。我仔细观察他们的相貌，想从中找出一个意气相投的人。有位脸色苍白的瘦高个很合我的心意，我很快就明白选对了人，他声音优美，吐字清晰，在他们中天赋最高。后来，我知道他叫文纳贝里，是个诗人，是“年轻人对唱曲”的词曲作者。再后来，我还听说他和贝罗纽斯合唱现代歌曲，那是他按照音乐家贝尔曼的风格写的。而在州长官邸，我认识了乌普萨拉最有权势的男宾女客，并受到他们极其真诚的欢迎。与我初次见面的有阿特博姆，这位《花丛》的词作者还为我们唱了一首《极乐岛》。马米耶说，诗人中间有一种“惺惺相惜”的风气，他们的心是相通的。这话没错，从我和这位可敬的老诗人一接触就体会到了：

无论时光的马车如何隆隆作响，坚守住你诗歌的生命和童话世界的欢乐。爱使人欣喜，赞美使人惊叹，我记得你这双重的贡献。

——阿特博姆

在瑞典旅行，马车必不可少。如果不是好心的州长答应借我一辆马车供我在漫长旅途上跋涉，我一定会自己买一辆。施罗德教授给我一些零钱，以备路上过关付费，还给我配了位马车夫；法尔克兰茨替我设计旅行路线，在我的历次旅行中，这是最特别的一次，像在美国不通火车的地区旅行似的，与我过去的旅行相比，仿佛退回到了一百年以前。

我来到莱克桑德，眼前是辽阔的锡利扬湖。许多人在忙着把花环绑在五朔节 ⁽⁶⁾ 的柱子上，迎接仲夏夜的到来。高大柳树的枝条垂在湍急的河流上，河上浮着天鹅。莫拉山接近挪威一侧的那一带呈现出蓝色的山影。无论是生命和运动，彩色缤纷的服装，还是暖洋洋的夏天，这里的一切与我想象中寒冷、宁静的北方，是多么不同！在这仲夏的节日，生活是何等的丰富多彩！许多船只沿着河边驶过来，船上坐满去教堂的人们，有老有少，甚至有的怀里还抱着孩子，他们都穿戴华丽。这是一幅充满活力和色彩的风俗画，我只能用可怜的文字写一点贫乏的印象。马斯特兰教授可能是在看了我关于节日的描写，听了我向他描述其他有关的情况以后，很受触动，接连两年选在仲夏季节到那里观光，把见到的景象，连同当时的气氛和色彩，再现在他的画布上。

旅客在莱克桑德还可以找到旅馆住宿，再往北走就不行了，因此，到了赖特维克，我只能按照这里的习俗，在牧师的住所寻找过夜的地方。这位牧师还没等我通报姓名，就立刻对我表示了欢迎，随后的一切就像是一个聚会。第二天，我随他去附近的澡堂，一群孩子已经守候在码头，见到我们就挥动帽子，因为他们知道我是那个写童话的人。“安徒生到咱们达拉纳来了！”昨天有一个孩子回家时，欢天喜地地把消息告诉了大家。这时，我想起我那些住在爱丁堡赫里奥特医院的可怜的小朋友；我站在达拉纳这些可爱的小朋友们中间，却想起了苏格兰的小朋友，我的心情既高兴又谦卑。我心中装着对上帝的感激，但愿上帝宽恕我在伤口疼痛的不幸时刻向他发出的呻吟和悲叹。

这是过去那些日子的回忆，是传说和历史在一些地方留下的阳光，这些地方常常比当地优美的自然风景更诱人，更受到重视。达拉纳人民的忠心耿耿，古斯塔夫一世的出逃及其一生，使我们更加难以忘怀。在他的生涯中，他的生命中罗曼蒂克部分的场景，就其伟大和孤寂来说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在《瑞典纪行》一书中，我的一系列描绘尽可能记下了我所得到的印象。这个地方的幅员面积十分辽阔，大森林一望无际，成堆的木炭，波光浩淼、深不见底的湖泊，岩缝中盛开的野花，岩石上筑的野天鹅窝，都使我感到既新鲜，又陌生。我觉得时光倒流，仿佛回到几个世纪之前。我来到法伦，一个产铜的城市，环境非常优美。记得这里曾发生过一件事，可以看作是一种巧合，但许多人把它的意义夸大了。我给我描绘的瑞典风情起了一个总标题，叫《小草在说什么》；并非我的虚构，只不过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些事罢了。

在法伦的州长花园，坐着几个小姑娘在玩游戏，她们手里拿着四根小草，要把它们连在一起；按照民间的说法，如果能接成一个圆圈，无论提出什么愿望，都会得到满足。她们没有人能办到，于是要求我来试一试。“我不相信这玩意儿。”我马上声明，但还是拿起四根草，并答应她们，如果我运气好，成功以后，我会许个愿。我把四根草接在一起，放开手，它们居然连成一个圆圈。热血涌上面颊，理智也被迷信压倒。我之所以相信这种玩意儿，是因为我有愿望想要实现。“您有什么愿望呢？”她们问我。我回答：“但愿丹麦打胜仗，很快实现光荣的和平！”“上帝会保佑的。”她们齐声喊道。真是天缘巧合，玩草的许愿竟变成事实，腓特烈西亚一役的捷报很快传到瑞典。

我经由耶夫勒回到乌普萨拉，路过丹尼莫拉时，俯瞰了令人头晕目眩的矿井。以前我到过哈尔茨山的拉默尔斯贝格矿，看过鲍曼的岩洞，哈莱因的盐场，罗马和马耳他的地下墓窟，除了沉闷、压抑，无任何乐趣可言，如同做了一个可怕的噩梦。只要我还活着，我的尸体没有被送去埋葬，我就再也不愿到地底下去了。

在乌普萨拉的老城区，我参观了发掘的古墓，据说墓主分别是奥丁、托尔和弗雷 ⁽⁷⁾ 。十三年前我到过这里，这些古墓几百年来一直与世隔绝，那时还没有对外开放。一位老妇人手里拿着入口的钥匙，听到我的名字很高兴，她现已过世的姑妈当年曾给过我一杯蜂蜜酒。现在呢，她说愿意点上蜡烛，让我进入墓窟看一看；有一次从斯德哥尔摩来了一位大人物，她也是用这个办法对他表示敬意。她去点火的时候，我独自一人爬到了墓窟顶上，我向上帝祷告，感谢自从上一次来这里以后的这一段时间里我得到的一切好事，我不禁脱口而出：“愿你的旨意与我同在。”怀着这样的心情，我或在林中欣赏美景，或在古墓前凭吊死者，或在我那安静的小屋独坐沉思，都会不由自主地说这句话。墓窟的过道都点燃了蜡烛，伴着烛光的照耀，我走下了墓道，看见古老的坛子。她说里边装着奥丁的骸骨，另外有人说这骸骨为奥丁的后人所加。在它周围是焚烧过的野兽的骨灰。

在乌普萨拉拜访了几位朋友之后，我重新回到斯德哥尔摩。我在布雷默老夫人家中被当作她们家的孩子。弗雷德丽卡·布雷默的妹妹阿加特，非常聪明，但体弱多病，那时还健在，弗雷德丽卡从美国来的信都是寄给她的。当弗雷德丽卡回到家，她已经去世。老妈妈家舒适，富裕，幸福，我在这里多次与瑞典高尚家庭中最好的一些人聚会。在丹麦，有传说这个家庭和女作家本人的生活条件如何如何，对照现实情况和这些传闻之间的不同，我发现很有趣。当女作家第一次出头露面时，就有人说她在几个贵族的家庭当过教师，后来又有人说她是个独立自由的物业主，在阿斯塔拥有地产。

来到一个陌生的城镇，我觉得不但应该去接近仍健在的著名人物，也该去瞻仰仍受爱戴的死者的墓地，向他们献上一束鲜花，或者从他们墓上采一朵花。我在乌普萨拉凭吊了诗人耶伊尔的墓，他的墓碑仍然没有立起来，坟上杂草与荨麻丛生。在斯德哥尔摩，我去看了尼坎德和斯唐内利乌斯合葬的坟墓；近郊索尔纳一座小教堂的墓地葬着贝尔塞柳斯、科拉赖乌斯、英厄曼和克鲁塞尔，稍微大一点的坟墓里埋着瓦林。

斯德哥尔摩的诗人贝斯科夫男爵府上，过去是我的家，现在仍然是；他靠蒙卡尔·约翰国王的隆恩，才得以跻身贵族之林。他颇具人格魅力，身上绽放出慈祥的光芒，仿佛照亮了生活，也照亮了世界。他心地善良，才华横溢，在绘画和音乐方面富有造诣。这位长者的歌声柔和圆润。他作为诗人，在文坛上所处的地位尽人皆知。他的悲剧作品，通过欧伦施莱厄的翻译，在德国赢得了声望。他深受尊敬，在国内得到国王和平民的关爱。除此，他有极高的文化素养，对朋友极为忠诚。

你是这样的诚实、宽厚，你善良、诚挚的心地世间少有。你是这样的谦虚，永远对人敞开心扉；你是这样的朴实，而你诗歌的宝库却是这样的充盈富足。我用这样几句拙劣的言辞，为你画了一幅肖像。

我在斯德哥尔摩的最后一天，巧遇奥斯卡国王生日，我非常荣幸地接到邀请，参加盛会。告辞时，国王和王后及几位王子都非常谦恭恳切地与我道别，我深为感动，就像和自己的亲人分别一样。

欧伦施莱厄在他《回忆录》的第四卷第八十五页中提到过萨尔察伯爵，有人出于好奇，想知道此公是谁。我们都不清楚。欧伦施莱厄是这样写的：

前两年的某一天，明特尔主教的一位熟人来找我。这是个瑞典人，身材魁梧，气宇轩昂。他一进门就自报姓名，但我没听清他说的什么。我想在谈话中可能会重新听到，或者可以猜出来，就当时没有再问一次。他说想写一部轻歌舞剧，希望我对其主题提点看法。他说出主题，很有意思，我表示赞同，心想“原来是个写轻歌舞剧的”。然后他谈到明特尔，就像是他的老朋友一样，他说：“我应该告诉你，我曾经研究过基督教神学，翻译了约翰的《启示录》。”一个写轻歌舞剧的人，居然也研究神学，我在心里想。“明特尔也是共济会的会员，”他接着说，“他是从我这里听说共济会的，因为我是共济会的大师父。”又加上一个头衔：“剧作家，神学家，共济会的大师父。”然后他说起国王卡尔·约翰，赞不绝口，他说：“我很了解他，同他一起不知道喝过多少佳酿美酒。”我想，好啊，剧作家、神学家、共济会的大师父，又是卡尔·约翰的密友。还没完，他接着说：“这里的丹麦人出门不佩戴勋章，明天我去教堂，要把勋章戴上。”我说：“那当然，你有这样做的自由。”他又说：“我的勋章是齐全的。”我在心里说：“剧作家、神学家、大师父、卡尔·约翰国王的密友，又是撒拉弗勋章的获得者。”最后他话锋一转，谈起他的儿子，说他曾经劝儿子要记得在征服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的祖先是第一个登上城头的。这时候，我才想起这位访客原来是冯·萨尔察伯爵，事实的确如此。

欧伦施莱厄写的也就这么多。

当我坐在接待室等待奥斯卡国王召见时，贝斯科夫介绍我与萨尔察老伯爵认识，他立刻友好地、以典型瑞典人的殷勤，邀我回国途中去他的庄园住几天，如果那时他在家的话。至于在不在家，轮船一进码头就能马上看出来。要不然，我或者到他在林雪平附近的塞比庄园去，不过林雪平不在我回国的路线之内，相去较远。我把他这些话当作朋友之间一般的客套，并不认为真会有那么一天付诸实行。然而就在我回国的那个清晨，我乘坐的轮船驶出罗克森湖，进入弗雷达教堂（这里的皇家墓园，我在《未带图片的画册》中描写过）旁边的第十三级水闸时，作曲家约瑟夫松上了船。我在前面说过，我曾经同他在索伦托和卡普里岛一块儿生活过，前两天又在乌普萨拉见过面，他正在萨尔察伯爵的塞比庄园做客，他们猜我会乘坐这条轮船，就派他坐着马车到这个水闸来接我。这表明老伯爵的殷勤是发自内心的，于是我匆匆收拾一下衣物，冒着倾盆大雨，坐进马车前往塞比的那座意大利式的别墅。萨尔察老伯爵正住在那里，陪着他的是他那美丽优雅的女儿，福克男爵的遗孀。

“咱们俩很投缘啊，”老人说，“我一见到你就产生了这样的感觉，真是一见如故。”他以这样欢快的开场白欢迎我。他有许多高尚的品质，由于他的人格魅力，我们很快亲切交谈起来。他告诉我他与国王和王子们的交往，与歌德和容·斯蒂林的通信；还告诉我他的祖上出身于挪威的农家、渔村，后来他们去了威尼斯并在那儿救过几名关在监狱里的基督徒，被查理曼大帝封为萨尔察亲王。他们那个小渔村，就是现在圣彼得堡所在的地方，曾归他曾祖父所有。据说有一次俄国皇帝到访斯德哥尔摩，萨尔察开玩笑地说：“贵国皇都建立的地方，实乃先祖领地。”俄国皇帝也笑着回答：“很好，那么你来把它拿回去吧。”据说，凯瑟琳一世是瑞典人，由萨尔察的叙述和反复说明来看这应该是确实的。他把女皇童年时代的故事，和他曾祖父的生活联系了起来，他说听他父亲说这些事时，觉得趣味无穷。他是这样说的：有一天，父亲在读一本俄国简史，忽然啪的一声，把书丢在桌子上，认为简直是胡说八道，讲到凯瑟琳女皇的地方全是错的，他知道得更清楚些。于是他讲了下面这个故事：

我的曾祖父是汉斯·亚伯拉罕·克鲁瑟将军，绿骑兵的指挥官。当他担任陆军中校，住在布洛滕的军官宿舍时，遇到一件事，他的男仆让·拉贝想和他妻子的侍女凯瑟琳·阿姆帕普成亲。克鲁瑟夫人——结婚前的芳名叫安尼克·辛克莱——为这对情人安排了一个盛大婚礼，新婚夫妇的绣床所铺床罩上那金色的流苏，原是克鲁瑟夫人当年在查理十世王后身边做侍女时穿的深红色外套上的饰物，因而后来弄出一句流行的成语：“像让·拉贝结婚的床罩那样精致”。让后来当了埃尔夫斯堡联队野战军的一名军士长，但夫妇二人都死得很早，留下一个孤苦伶仃的女儿凯瑟琳，被送到住在海谢拉的克鲁瑟将军的老夫人家中，不知不觉就过了两年。克鲁瑟夫人有个表姐妹是蒂森豪森伯爵夫人，有一回来探访，觉得这时已经八岁的凯瑟琳，又漂亮又聪明，便收养了她，在斯德哥尔摩过了一冬。春暖花开，两人前往波美拉尼亚，伯爵夫人去继承一笔巨额遗产。可是当她们渡海来到吕根岛时，有一条船在巡逻，因瘟疫流行，不许乘客们上岸。于是她们只好返回斯德哥尔摩。又过了一年冬天，这时她们已经住在政府街安卡尔克隆之家，伯爵夫人有个姑妈在塔利去世，她又得去奔丧，尽管俄国经常袭扰爱沙尼亚；而爱沙尼亚却是伯爵夫人的老家，因而她讲德语，家中雇用的仆人都是德国人，凯瑟琳自然也学会说德语。一路上非常顺利。在那里住了三天以后，凯瑟琳被派到城外办事，等她回家一看，门上贴了一张布告，称屋内发现瘟疫，任何人不得出入。凯瑟琳号啕大哭，看门的从里面告诉她，伯爵夫人和另外九个人早已染病身亡，他本人也被禁闭在屋里。凯瑟琳伤心不已，在街上乱跑。这时她碰到了马雅姆教堂的牧师格吕克，他来城里为即将断奶的小儿子寻找保姆，看到这位姑娘身材匀称，脸色红润，却是一副绝望的神情，便问她遭到什么不幸。听了她的哭诉，得悉她有家归不得，又无处可去，想雇她做保姆。既已落到一无所有的地步，虽然从前过的是好日子，也只好接受他的安排。牧师一家很快喜欢上这个姑娘，后来，牧师太太甚至一点也离不开她了。萨尔察的曾祖父常常在这个教区打猎，并顺便在牧师家中歇脚。那是在查理十二世统率大军进行纳尔瓦战役之后，俄国人在爱沙尼亚大肆掳掠，他们的指挥官是安内森·拉普茨金，他把马雅姆教堂烧成焦土，萨尔察庄园的仆人全部被遣散，其中主人的亲信则被发配去了西伯利亚。当牧师的家在熊熊烈火中燃烧，拉普茨金第一次见到了凯瑟琳，当即据为己有，作为战利品。缅什科夫曾被封为王公，是沙皇的宠臣，在拉普茨金家中见到侍候他们的凯瑟琳，对她的美貌赞不绝口，第二天她就被送进他的王府做他的女奴；他并不怎么喜欢女色，只当是又多了一个漂亮的女仆。有一天，她正跪着擦洗地板，皇帝走进来，因为缅什科夫不在家，转身想离开，却发现餐桌上放着一盘甜点心，那总是为他准备的，他就吃了一些。凯瑟琳不知道他是皇帝，继续在擦洗地板，他盯住她看了一会，用手撩开她额上披下来的头发：“好一个漂亮的姑娘！”他说。她满脸通红，他又拍拍她的脸颊，吻了一下，出门而去。凯瑟琳满腹委屈地告诉缅什科夫来了一个陌生军官，吃了甜食，肆无忌惮地吻了她。她一五一十地说出他的长相，缅什科夫省悟到来人是皇帝，机不可失，应立即抓住不放。那时正好有命令女人要穿和以前不同的衣服。凯瑟琳也穿上新外套，不仅妥帖合身，而且雍容华贵，仪态万方，她头上的帽子使人想起荷兰的农民。她奉命用煮熟的水果做甜点心进贡皇上，并附送上一封缅什科夫写的奴颜婢膝的信，请皇上不要拒绝这盘甜食，也不要鄙弃送甜食的这个女人。历史告诉我们她后来当上了皇后。

曾祖父在西伯利亚流放地待了十六年，直到她当政以后才赦还莫斯科。他回来时刚好御花园举行盛大酒会，他被邀出席，与加加林同行。加加林是老资格的爵爷，与萨尔察在劳改营中结成生死之交，他极其痛恨缅什科夫，当缅什科夫迎面而来向他致意时，他不屑还礼，反而说：“没看见我不还礼吗？”缅什科夫冷冷一笑，加加林戟指而骂，缅什科夫招来随从，拳打脚踢，制服了加加林，萨尔察过来相救，也挨了打。凯瑟琳站在高台上，听出是当年老朋友的声音，给缅什科夫传话说：“你若动萨尔察的一根头发，你的头明天就挂在克里姆林宫的墙头上。”一场格斗立即住手。

后来萨尔察出任商务大臣，经常得到女皇恩宠。他的后人至今还可以在俄罗斯找到。

有人认为老萨尔察能见到鬼魂。列诺曼德曾经算出卡尔·约翰会当上国王，约翰和萨尔察很要好，很信任他。可奇怪的是，我听说这位国王死的那一天，正是萨尔察事先为他算定的日子。塞比有一间大厅，萨尔察和我正坐在这里，据说卡尔·约翰和欧仁妮王后常在这里用餐。它的四壁画着萨尔察祖先英气勃勃的肖像，家具全都是洛可可式，厅内有两个壁炉可以生火取暖。我同这位可敬的老人坐在一起谈论灵魂，他态度极其严肃诚恳地告诉我，有一天深夜，他的曾祖父出现在他的面前，问他是否愿意同他一起去看看上帝的天堂，并说：“不过首先得体会一下死的滋味。”这位可敬的老人又说：“他碰了碰我，我倒下了，仿佛晕了过去。”“这就是死吗？”“可不是嘛！”曾祖父说，我们这时站在天堂的前院。——按照萨尔察的描述，天堂跟地面上的情形差不多，没有什么稀奇。他在那里见到哥哥和姐姐，姐姐当年死的时候还是个孩子，如果她本人不说，他根本不可能认出来。她说：“你来得正好，今天是基督的命名日，我要从儿童乐园升到上帝的极乐园去。”

“可是，”我迟疑着问：“为什么孩子不直接升到天堂？《圣经》是这样说的。”“也许是那样说的，不过这是我亲眼所见。”他回答。他所形容的上帝的模样非常漂亮：“我站在天堂里，只见一团耀眼的亮光朝我移过来，我站立不住，便扑倒在地，耳边听得一阵前所未闻的仙乐之音。我心中大喜，觉得自己飘飘然将飞升而去。我问：‘这是怎么回事？’‘那是上帝，他从我身边过去了。’曾祖父说。”

这位老人告诉我这些事时，用了一种严厉的深信不疑的口吻，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从此以后，”他说，“在我十五岁的时候，我就能预知将会发生什么事，事情将有什么结果。”

我住在塞比的时候，弗雷德里克（即这位老伯爵）庆祝他的命名日，亲见瑞典人庆祝这一类节日的风俗，是非常有趣的。

楼下的一个房间用橡树枝叶扎成一道拱门，在他的名字上方挂着一顶皇冠，也是用橡树枝叶编的；但皇冠上没有珠宝，只插着几支玫瑰。我们坐着喝咖啡，忽听得湖上响起枪声，一个仆人进来大声报告，好像背书一样：“有一条北极星号轮船靠岸，船上载有大批外国游客。”话音未落，他不禁咧开嘴笑了起来，原来他是在表演。外国游客被领去参观，船上还在放枪。管家夫妇和两个女儿走进来，他们刚从湖对岸的庄园到达这里。午餐时有几名管家和小区官员在座，后来四周的邻居携儿带女地也来祝贺，院子里则有本小区的男女小学生迈着整齐的步伐来到，站成两列，每人手里拿着一根绿色的小树枝。带队的老师朗诵了致老伯爵的贺诗，老伯爵出来接见，迎面而来一阵欢呼：“乌拉！”我瞥见老师收下钱，给孩子们每人吃点心，喝咖啡。后来他们获准在大厅跳舞，有个农民拉小提琴为他们伴奏。男爵夫人满脸笑容，亲自领着农民们在住宅里逐屋参观，并招待他们进餐。这一天真是欢乐的节日。不久，邮差碰巧送来了信件和报纸。“丹麦消息，腓特烈西亚一战，大获全胜！”他们高兴得大叫起来。我们首先把报上登的消息一字不漏地念了一遍，每个人都很有兴趣，我拿起伤亡者的名单来看。

萨尔察老伯爵打开香槟庆祝丹麦大捷，他女儿赶制了一面丹麦国旗升起来。老伯爵谈笑风生，先是回忆了丹麦和瑞典之间的旧日宿怨，他手上还保存着丹麦的三颗子弹壳，一颗把他的父亲打伤，一颗打伤了他的祖父，另一颗则杀死了他的曾祖父。现在是两国亲如兄弟的时代，他要举杯为古老的丹麦祝酒。后来他谈起丹麦的光荣和胜利，情意恳切，我的眼里涌出了泪水。

伯爵家有位德国家庭教师，已是一位年岁相当大的老太太，也在席间就座；老家是布伦瑞克，她在瑞典住了多年。她听萨尔察伯爵批评德国，痛哭失声，她无辜地对我说：“我忍不住了。”我对伯爵说的一番话深表感谢，然后向德国老太太伸出手，说：“好日子会再来，丹麦人和德国人会互相伸出手，就像现在这样；他们也会举杯为和平祝福。”于是我们俩的杯子叮当地碰了一下。

住在这里真好，就像在家里一样，村子外是森林、峭壁、湖水，景色十分优美。当我与这个亲切的家庭和非凡的伯爵告辞时，不禁黯然。作为临别留言，我在他的纪念册上写道：

你的胸怀闪耀着星星，星星后面跳动着一颗心；你的庄园鸣响着诗人的竖琴，上帝保佑他像你一样长寿，定有丰富、伟大的经历可以回忆。

我在这里体验到对丹麦和丹麦人的热情，它在全国各处引起共鸣。我来自丹麦，更加体会到对我所流露的热情。

在林雪平，我住在阿曼教授家，看见院里聚了一批年轻人，向我表示热烈欢迎，使我大吃一惊。诗人里德斯塔德写了三首优美的歌，第一首是用丹麦国歌的调子，于是来了一场“向丹麦致敬”：

神奇的土地，美丽的丛林和岛屿，光明的海岸和湖泊，神奇的土地。

战斗的土地，斯堪的纳维亚南部的前哨，如同一个男子，你斗争、流血、战斗的土地。

兄弟的土地，我们忠实地向你伸出手，团结是力量，是快乐。兄弟的土地。

神奇的土地，战斗的女神随同你走向胜利，自由和未来在你的手中，神奇的土地。

当他们在歌唱时，空中突然出现了一道美丽的彩虹，好似和平的象征，我非常激动。然后他们唱起了向丹麦国旗致敬的歌，每唱一首歌之前，必先发表几句演说，说明瑞典对丹麦的珍爱，以及对丹麦赢得胜利的喜悦之情。举杯祝酒时，有一位提议为在腓特烈西亚阵亡的士兵祝酒。我感动得泪流满面，深深体会到“丹麦在心中”的滋味。瑞典和丹麦的国旗并肩飘扬，当我去贝里，准备第二天在那里上船，里德斯塔德和一群朋友前呼后拥地送我，歌声和祝福不绝于耳：

手中抱着七弦琴，弹奏流水般的诗；胸中怀着七弦琴，心底燃烧灵魂的火焰，歌唱繁花般的曲调，从这片土地走向那片土地。

唱吧，蓝天，大地，唱吧！高唱生命的歌！高唱死亡的歌！如同蔚蓝湖水上的天鹅，你一定要在歌声中活着，在歌声中死去。

我想在穆塔拉小住几天，四周乡村广阔的天地，称得上是约塔运河区的花园，这里丹麦和瑞典的风景兼而有之：环湖茂密的落叶树林，峭壁巉岩和一道道湍急的溪流。工厂旁边一家小旅店，一个名叫尼格伦的单身汉，把他舒适的房间让给我，自己住到了一个朋友家，让我在这里玩得痛快一点。这是我和他第一次见面，他后来成为诗人，又是弗雷德丽卡·布雷默的朋友，对我的作品十分赞赏。窗外就是穆塔拉河，两岸是落叶树林和枞树林，流水湍急、碧绿而清澈，能看清河底的每一块石头，每一条鱼。河对岸有普拉滕的墓，轮船经过时，都会向他鸣炮致敬。在这样的乡间，我收到了狄更斯真挚的令人振奋的来信，他收到了《两位男爵夫人》一书，并已经读过。这一天是欢喜的日子，我特意在桌子上插了几朵艳丽的玫瑰。

我从穆塔拉前往老瓦斯泰纳，当年的古堡现在变作粮仓，最大的一家修道院成为疯人院。离开穆塔拉的前夜，我住在码头边的一个小客栈，要天亮以前起来乘船，因此很早上床，并很快入睡。但许多人的合唱把我惊醒，歌声优美动人。我从床上起来，打开房门，问女仆大家是不是在给哪位客人唱小夜曲？“先生，他们是为您而歌唱。”她说。“为我？”我大吃一惊，不禁叫起来。我被弄糊涂了，而他们继续唱丹麦的国歌，他们是在为我而唱。我不能说是为作为诗人的安徒生而唱，他们是为作为一个丹麦人的安徒生而唱。这是对丹麦人的爱，在这里也分赠给我。穆塔拉的工厂工人听说我从瓦斯泰纳回来，第二天要出发继续旅行，这些善良的人就聚在此处向我表达敬意和诚挚的关切。我向他们走去，和近旁的人一一握手，我实实在在被感动，非常感激。当然，这一夜我就无法入睡了。

我所到之处，天天都像过节。每个地方的人对丹麦都非常关心，他们这是出于真心和对于朋友的忠诚，丹麦人对此是想象不到的。我遇到许多朋友，态度都很殷勤热心，甚至在小小的玛丽斯塔德，也不例外。随便到什么地方，都把我当作贵宾看待，邀请我去他们家做客，并为我提供马车和马匹。总之，对我的照顾体贴入微。在金纳库尔，我在老伯爵汉密尔顿的亲友家轮流住了一圈，有几天在洪塞特，有几天在布隆贝格。他有个儿子是耶伊尔的女婿，小两口住在这里；耶伊尔的女儿长得与燕妮·林德有几分相像，甚至说话的声调也如此，她唱她父亲写的歌非常动听。小夫妻俩有个小女孩，取名叫安娜，平常很怕羞，不愿见生人，可对我不同，看见我就高高兴兴地跑过来，我们似乎立刻就熟悉起来了。

在维纳什堡，我结识了一大群朋友，他们邀我去风景如画的乡村住些日子；我在特罗尔海坦多住了好几天。在运河水闸近旁的森林，我找到一个安乐窝，那是陆军中校瓦尔贝里夫妇的家，我受到亲切而友好的接待，与我在国外普遍受到的接待一样难以忘怀。

我还从哥德堡前往马斯特兰德岛游览，弗雷德丽卡·布雷默正在那里探视妹妹阿加特，她是来泡温泉的。岩石嶙峋的小岛形成一个个深水小港湾，峭壁上开满野玫瑰，因为那里有充分的日照，十分暖和。意大利歌剧团从斯德哥尔摩来，将在那里演出一个早场音乐会，南方的这个海滨浴场沸腾了。弗雷德丽卡·布雷默将去美国，她和我一起先到哥德堡，朋友们都来到我们船上，大唱丹麦和瑞典的歌曲，瑞典人好像最喜欢丹麦的国歌，一有机会就唱，这次聚会像是在为我送行。

几天后，我回到丹麦。

《瑞典纪行》这本书，我必须极其慎重地构思，以体现我这次旅行中思考的成果；我认为它应超过我以前的其他任何作品，更加鲜明地显示出我的特色，例如大量的自然景物描写，童话色彩，幽默，以及散文文体所独有的抒情。瑞典一家报纸最先对它作出评论：“这本书并不是一般旅游印象和感想，它是一部散文诗；它分成几组独立的画面，同时又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文笔朴素自然，风格天真纯净，对自然风光和大众生活的观察力，正是写出了许多为瑞典读者所喜爱的诗篇和故事的安徒生所独具的。现实生活的画面与历史事件的回忆和幻想中的人物交织在一起，而运用的方式十分自然，为读者喜闻乐见。全书可称之为真实而富有诗意的童话式游记，是从遥远的北方带来的仲夏风景画。”

近年来，国内批评家在评论我的作品时，不但缓和了语气，而且表现出某种兴趣和真实的好感。在提到这部书时，语调是赞许和亲切的。他们特别强调其中“一个故事”的部分：“这一部分叫人爱不释手，充满诗意和对人类的纯洁的爱，因而具有鼓舞读者的力量。读这一部分是一件乐事，其口吻十分平和，只是第一页用的是大家熟悉的童话笔调，与全书不太合拍。”评论者这一论点可能是正确的。“诗歌中的加利福尼亚”部分特别受到称赞：“有几幅鲜明的画面，作者为我们描绘科学和迷信两个对立的极端，被正确地标明是文学中的两种倾向——病态的浪漫主义，清澈鲜明的人道主义的诗——的基础。我们的作者朝气勃勃地反对浪漫主义，傲慢地拒绝它各种遮遮掩掩的表现，它们只是在掩盖并且损坏古典主义自然裸露的美。安徒生在这一部分和全书的其余部分，表明自己由于一种健康美丽的自尊心和喜悦（他认为这两者是人的灵魂），由于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所给予的平静而清新的快感，以及总的方面由于一种温和仁爱的人生观，而深受鼓舞。”

在英国，《瑞典纪行》一书的英译本与丹麦文原作同时出版，我再次受到善意的好评。我想我可以这样说，情形几乎一直都是这样的。但我遭到一个人的攻击，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这个人曾经把我的作品介绍到英国，使我在那里受到友好接待。此人就是玛丽·豪伊特；我大为吃惊，根本不会想到，简直难以置信。我在前面提起过，我和她在伦敦见过面；也说过，这位关心我的朋友如何做出安排使我的作品在英格兰这个伟大的国土获得好评的同时，也带来一些经济的利益。

精明能干并深受尊敬的出版家理查德·本特利在继续出版我的作品，于是我从哥本哈根给他寄去了一部英文翻译稿，这样一来，玛丽·豪伊特便无缘翻译《两位男爵夫人》或者《瑞典纪行》，不过我没有想到她会因此而为难我，用激烈的言辞对我作出判决，如同她和威廉·豪伊特共同出版的《北欧的文学和传奇》一书中写的那样。所有丹麦作家，不论大小，在她写来都是友好、可爱的，唯有我与众不同；可是她以前对我还大加称赞。她在赞扬了她以前翻译过我的几部作品之后，写道：

安徒生后来的作品是失败的，那些在英国出版的几乎全被报界遗忘了；其中原因非常明显。安徒生是简单和庸俗的奇异混合体，他那给他最好的作品以生命的童心事实上却令人惊讶地表现为一种追求被王公贵族注意的纨绔子弟的心理。你们眼中的诗人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利己主义者。一旦认清这一点，你就明白了为什么你觉得他的某一两篇故事写得好，而其余的都很平庸。因为他总是在描绘自己——他的思想、历史和感情。你读第一篇故事会觉得有趣，读第二篇就会感觉不怎么样，到第三篇完全索然无味，因为那都是些“煮烂了的卷心菜”。安徒生在我们这个国家之所以享有盛名，是由于我们对丹麦真正伟大并具有独创性的作家几乎一无所知。安徒生站在我们面前好像一个奇迹，因为不列颠的读者对于他那个国家丰富多彩的文学知之甚少，实际上他只是一个伟大民族芸芸众生中的一个普通人罢了。

同样是这位才华横溢的女士，当我在一两年前到伦敦时，她对我的看法、说法是多么不同啊！在销路很广的《豪伊特》杂志上，她这样写道：

当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踏上我们国土的那一刻，除了向读者奉上这位非凡人物的精美肖像和生平介绍之外，我们想不出还有什么更能表示我们的欢迎的礼物。无论我们把他看作品格优秀、道德高尚、感情纯真的人，还是光芒四射、单凭自己的作品就摆脱了贫穷微贱的地位，一跃成为国王王后宝座上贵宾的人，安徒生是当代最著名、最受瞩目的人物。与许多伟大的富于才华的人物一样，他属于人民。他的作品来源于平凡男女的生活，描写的是他亲身的见闻和感受。贫穷和苦难从没有使他灰心丧气，相反，他写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十分生动，对他的同胞充满深厚的同情。普通人的生活以及他们的苦难、穷困和悲哀，对他来说都有几分神圣的意味。他为我们描写人的内心深处，不是揭发不可见人的隐私或者罪恶的欲望，而是要向我们表明，人心就其本性和实质而言，是多么可爱，它们的贫弱和穷困多么叫人可怜，它们的忍耐与反抗是多么令人同情。总之，这位伟大的作家及其诗人本性所具有的火一样的热情，以及他高超的描写热情的心灵的才能，洋溢着无以复加的基督教精神。

一位有着极高文化素养，而且我相信是一位曾对我和我的缪斯热情相待的女士，在两个不同时间写下如此不同的论断，我该怎样比较呢？当布雷默小姐从美国归来，途经伦敦小住，我向她问起玛丽·豪伊特的事；我知道布雷默小姐去拜访过她。

“亲爱的玛丽·豪伊特，”她说，“她在我面前说了你许多好话。她含着眼泪说：安徒生以后再也不会跟我来往了。”她写下这样尖刻攻击我的话，又叫我怎样来理解她的好话呢？她的那些坏话也许是在心情不好时赌气为之。这是我和她之间关于此事的全部经过。她可能已经改变了对我的看法，就像她一度曾经改变过一样。我没有生她的气，写完这些以后，我伸出手，越过大海，以此向她表示重修旧好之意吧。

这时，长篇小说《两位男爵夫人》受到热烈欢迎，在瑞典情况也一样。的确，正当玛丽·豪伊特的严厉批评喧嚣一时，这部小说和《我的生命故事》却有幸被收入“大众文库”，与普通民众拉近了距离。这两部书以“先令丛书”的名目为广大读者所知，在全国广泛发行，印数达数千册之多。译文也很优美，译者肯尼思·麦肯齐在后记中写了几句热情洋溢的评论，同时，玛丽·豪伊特尖酸刻薄的语言也无声无息了。《图书圣殿》杂志对我最近在英国出版的书《我的生命故事》，他们译为《一个诗人的白日梦》的评价预示它将获得同样的好感和欢迎。

一八五〇年新年伊始，我就遇到一件极为悲痛的事，对丹麦和整个艺术界来说，也是如此。那年的第一封信，我寄到魏玛，我写道：“欧伦施莱厄于一月二十日仙逝，不仅与克里斯蒂安八世在同一天故去，而且几乎是同一个时辰。那天晚上，我两次经过阿马林堡宫门口，想进去探望欧伦施莱厄，因为我从医生口中得知他已病危，来日无多。当抬头仰望，看到宫殿窗户一片漆黑，我想起两年前经过这里时为亲爱的国王担惊受怕的情景；我再次体验到同样的心情。不过，这一次是为诗歌王国的国王。他死时没有痛苦，身边围着他的孩子们，他请求他们为他朗诵他所写《苏格拉底》中的一场戏。在这场戏中，苏格拉底谈论了永恒不朽的生命。他异常平静，希望在走向死亡时挣扎得不要太痛苦，然后仰身躺下，就这样死去。我瞻仰了遗体，因胆汁扩散使他的遗容如同一具铜像的脸；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是一个死去的人。他的前额十分美丽，表情庄重。一月二十六日出殡，他身后跟随着大批人民。在这里用‘人民’并非夸大其词，因为人群中有官员，大学生，水手，士兵，各行各业，自愿轮流抬着他的灵柩，沿着漫漫长路，走向腓特烈斯贝。这里是他的出生地，也是他为自己选好的安息之地。实际的葬礼则在哥本哈根大教堂举行，治丧委员会请求两位诗人写一部康塔塔 ⁽⁸⁾ ，其中一位是老诗人格伦特维，另一个就是我。西兰岛主教致悼词，另外在皇家剧院演出了他的悲剧《哈康伯爵》和他临死时家人为他朗诵过的《苏格拉底》中的那场戏，以表示哀悼。”

说来令人兴奋，欧伦施莱厄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对我非常和善、真诚，给我以亲切而热情的支持。有一天，报纸上又把我嘲笑了一通，我十分生气，他就送给我一枚北极星勋章。我刚好也在克里斯蒂安八世下葬那天从瑞典国王手里得到过一枚。欧伦施莱厄说：“这是我佩戴过的，现在送给你，做个纪念吧。你是真正的诗人。这是我说的，他们要是愿意，让他们议论好了。”他把这枚北极星勋章送给我，我一直保存到现在。一八四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刚在马克斯曼大厅为他举行过寿宴，转眼之间，又在这个大厅，要为他举行追悼会。我们知道，这位诗人曾经请求在这样的场合演出他的悲剧《苏格拉底》，但没被采纳，我不理解为什么这位伟大的诗人在弥留之际还牵挂着这种小事，我宁愿他像拉马丁笔下《垂死的诗人》那样，当有人提起在人世间要为他留下鲜明的纪念时，他回答：“当天鹅正向太阳飞去，会关心翅膀留在水面上的小小阴影吗？”

在皇家剧院观看纪念演出的观众，全部身着丧服。前排包厢挂着黑布，正厅正中欧伦施莱厄的座位上，放着一个由月桂树枝叶扎成的花环，缠着黑纱。“海贝尔做得真漂亮，如果欧伦施莱厄能亲眼见到，一定会感动万分。”有位女士赞叹说。我只能这样回答：“是啊，终于给他安排了位置，他会高兴的。”自从海贝尔接手担任皇家剧院经理以后，为诗人、作曲家、从前的指挥和各类官员免费提供的前几排当中的座位，全部取消，只给他们保留了边上的位置，而且范围扩大，演员、歌剧演员、芭蕾舞演员等也可以进来坐；如果这些人都来，那么只有其中三分之一的人有位置可坐，有些人就得站在那里。欧伦施莱厄生前，每晚都到皇家剧院观看演出，如果他稍微晚到一点，或者有个坐着的人不肯起来给他让座，他一整个晚上就得站着看演出。有一两次我们都站在那里，他无可奈何地跟我开玩笑说：“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有胆量到这里来。”可是今天晚上他有位置了，从前，他只能以前任导演的名义把这个位置弄到手，像托瓦尔森也能弄到位置一样。海贝尔也是万不得已，他的良苦用心可以理解，因为他必须听从议会意见，减少免费的座位。不过我依然认为，皇家剧院应该有欧伦施莱厄这样的人士落坐的位置，他是丹麦舞台上首屈一指的剧作家。因此，在进行纪念演出时，我心里有一种淡淡的哀愁，皇家剧院带给我这样的心情已经不是第一次。

现在我想谈谈另外一个剧院，按照有一位作家的说法，它“只是个游乐场”。哥本哈根市民在两年前有了一个大众化的剧院，并在不知不觉中它逐渐兴旺起来。可以这样说，没有人去关心它，至少没有人想到它会成功。有几个人，比如奥维尔斯科，曾经考虑过、说过、也写过文章认为应该有这样的剧院，但一直停留在口头上。那时有个能干的年轻人，天赋极高，本身却穷得一文不名，而为了实现某种理想，他可以筹到大笔资金。在这方面，他的确是天才，是他给哥本哈根的民众筹划了一个“蒂沃利剧场”，它的设备和设计可与同类的任何一个剧场相比，甚至大大超过。此外，他又给我们搞了一个游乐场，可以让普通民众以低廉的票价欣赏音乐，观看演出，为这个城市提供了一个大型的娱乐场所，以使最大众化的音乐会和歌舞剧有施展的场所。总之，这个地方是真正用来娱乐消遣的。这个人名叫格奥尔·卡斯滕森，最近几年听说他在美国也赢得了很好的名声，他和查理·吉尔德迈斯特一起建造了水晶宫，在建筑艺术和实用方面堪称杰作。卡斯滕森是难得的好脾气的人，但我认为这是他最大的缺点。人们经常嘲笑他，挖苦他，把他叫作“游乐场场长”，不过他的工作具有永久价值，过去是，今后也是创造福利和欢乐的源泉。

游乐场建成以后，其中的剧场没有受到重视，不久之后，在精力充沛的演员朗厄的领导下，才逐渐得到观众青睐，增强了活力。有一段时间，游乐场红利很低，据说一股只分到一杯潘趣酒的价钱，但这种情形很快就成为过去，一切都朝好的方向发展了。

然而，他们演出的剧目寥寥可数，丹麦的剧作家，无论名望大小，根本不愿意为他们写戏或把剧本交给他们演出。朗厄先生向我求助，我大胆进行了尝试，结果竟然远远超出许多人的期望。在《天方夜谭》里我读到过一篇童话《曾·阿拉斯纳姆王子和精灵的国王的故事》，这个故事很适合改编成一部歌剧的脚本，但不管我对它的主题多么感兴趣。我还是放弃了这个主意，因为童话剧在丹麦得不到普遍理解和重视，尽管乐曲听起来很悦耳。关于这一点，《乌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阅读戈齐的作品时，我发现了可用来写作前面所说的一部童话喜剧的题材，但雷蒙德在《精灵国王的钻石》中已做了很好处理，甚至更适合在舞台上演出。大家知道，我曾经想试一试自己的运气，写了一部童话喜剧——《命运之花》交皇家剧院演出。可是在演了七场之后，即被束之高阁，虽然它也博得相当多的掌声。既然满世界的人都把我看成童话作家，我相信自己有能力在这片田地开出花来。因此我根据雷蒙德的剧本写了《比珠宝更珍贵》，我可以说这出戏成就了游乐场剧场。结果各行各业，不分穷富贵贱，都来观看。剧场有两千五百个座位，演出一场接一场，所有戏票全部卖光。这使我大喜过望，同时，我本人也得到更多人的认可。我从剧本的演出中得到一百达勒的报酬。请大家回想一下，那个时候，除了皇家剧院，有哪家剧场向剧作者支付过报酬？因此，此举确实意义非凡。后来剧本继续带来可观的票房收益，剧场再一次给我送来一百达勒。从此，一些年轻剧作家也跟着我这样干，霍斯楚普、奥维尔斯科、埃里克·博格赫、雷克以及基维茨，都写了精彩的剧本交给他们演出。演员阵容一年比一年强大，观众的要求也一年比一年高，而剧场方面总能使观众满意。他们所做的努力值得赞扬，但也有人视而不见，甚至有人说：“只是个游乐场而已！”但是当有才华的人不顾他们从来没有去过那里，或者如《一百年间》的作者在他的作品里用蔑视的口吻贬低这个剧场的演出时，这是不公正的。

后来我又写了一部作品交给他们，是童话喜剧《睡魔》。以前我曾有一篇童话写这个北欧的睡梦之神，赋予他形体、生命和性格，现在我想让他作为一个生物在舞台上活动，出面宣示一个真理：健康、良好的性情与宁静的心态，比金钱更有价值。我按照这个思路把剧本写完，朗厄先生对它极为关注；的确，有人可能把这种关注称之为偏爱，他竭尽所能在游乐场剧场那狭小而过于拥挤的舞台，把这部需要大舞台才能施展开手脚的剧本安顿下来。与他的演员们合作共事，也使我感到十分愉快，他们对这部作品兴致很高，对作者也很尊重。他们与我在“正襟危坐”的剧院里见到的演员不同，并不认为自己无所不能，也不以诗歌的保护神自居。《睡魔》在游乐场剧场开始演出，观众人山人海，若是去晚了，连一处立足之地都难找到。

开始演出的第一晚，在几个小时之内，我亲眼看见观众发泄情绪，如同涌动的海潮。平常需要几个星期的观察才能掌握观众的脉搏，而我在一个晚上就经历了海上的暴风骤雨以及夏日晴空。他们没有看懂剧本，第一幕就有人嬉笑，喊叫；第二幕演完，指责之声随处可闻；第三幕开始，有人退场，来到俱乐部发牢骚：“简直是胡闹！他们这时已经到了中国，他的想象力继续发挥，天晓得他们下一站要去哪里？”

但第三幕开演后不久，观众慢慢安静下来，此前他们互相聊天，根本不看舞台，这时能够听台词了，并且越来越显得安静。他们仿佛在一瞬间弄明白了剧本的主题思想，场内掀起一个热烈鼓掌的浪潮。大幕降落后，观众还没有回过神来，接着又是一阵掌声，表示他们心悦诚服了。刚才观众对我的嘲笑、挖苦和谩骂，并没有使我苦恼，我只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明确地意识到自己遭到不公正的对待，觉得受到了那些出言不逊的观众的侮辱。他们伤害了我，现在爆发的掌声，在我听来已是空洞无物，毫无意义。当我离开剧院，几个观众朝我走过来，向我表示道谢，我没有理睬：“我受够了嘲笑和挖苦，我要先把这些东西忘掉。”

这个戏连演了许多场，座无虚席，观众交口称赞。我也深受所谓比较穷苦的普通观众的赞扬，他们向我道谢，其意义比报纸上的评论或者各种社会阶层的研究者的研究价值更大。一天晚上，演出即将结束，一个贫穷的工匠眼泪汪汪地站在那里等我，当我们走出戏院，他抓住我的手说：“安徒生先生，谢谢您，这是一出最棒的喜剧啊。”这句话比最热烈的评论更叫我感动。我还想再说一个小插曲。有一个我常拜访的人家，也算官宦世家，女主人告诉我，有一天上午，她同马夫说话时，发现他脸上喜气洋洋，显得特别高兴，觉得很奇怪，问一个女仆：“汉斯怎么了？碰到什么喜事了？怎么今天这样高兴？”女仆回答，她们前一天多拿了一张戏票，送给汉斯；这个汉斯完全是人们说的那种乡巴佬，整天迷迷瞪瞪地走来走去。“可是他整个人都变了，”女仆说，“昨晚他看了《睡魔》，在戏里看到或听到的，都叫他感到高兴。他说他经常以为只有富人和有身份的人才活得开心，现在明白了，我们无官无职、无钱无势的人才是真正有好福气。这是他看了戏以后明白的。他说这部戏好像一台布道，但能看到演员表演，表演很好看。”任何评论都不如这个一字不识的穷苦劳动者的看法，更叫我高兴、受用。

还有一位极有修养、平常很少进剧院的老太太，看了《睡魔》的演出，之后写信来，对克里斯蒂安这个角色的处理大加赞扬：“这个角色使我的心一下子热起来，我也永远不能忘记剧中施米特那鼓舞人心的演技。——不，说他在演戏未免可惜，因为他非常自然，叫人感到非常优美又非常高兴。虽然我老了，当了祖母，我还是被他那无法形容的美好而纯真的爱，感动得流泪。我愿意向他表示我这个老祖母的祝福，并请转告他，我非常激动非常兴奋地听着他的每一句话，看着他的每一个动作。我就是他的老祖母，他是我的孙辈人，演这个角色也许正当年，因为这个角色不可能由一个年纪更大的人来扮演或完成。”

这出戏演了许多场，每次演出观众都很踊跃，但不久后听说，近来有个为游乐场剧场写了很多戏的作者，与一个年轻作家联手，模仿我这个童话喜剧，也写了一个戏，准备在外省的戏院演出，至少会在布舍里先生的木偶剧院演出。我知道这位作者的才能，并一再加以肯定和推荐，但他竟然完全不顾我这出戏里的诗意，而且如同我当初所猜测的，他甚至在舞台上攻击我，嘲笑我，这使我感到痛心。我等待着伤害我、侮辱我的事情发生，因为我经常遇到这种事，承受着可怕的后果。怀着这种沮丧和恐惧的心情，没来得及读完他的模仿之作，我就到格罗鲁普去了。在那里收到厄斯泰兹的信，信中透露出对作为诗人的我的看法，显示了我们之间的深厚友谊。由于它和这里谈到的这件事有关，由于写信人的地位和人们对他的兴趣，我把他的信抄在下面：

亲爱的朋友：

你在写给马蒂尔德的信中所流露出来的消沉情绪，应该彻底扫除，如果你在收到这封信之前还没有这样做的话。你写了许多好作品，丰富了文学的宝库，除了你本人，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指责你贡献甚微。我敢断言，即使反对你的人，在这一点上也无话可说。但是，如果偶然有个反对者对你不怀好意，你不妨想一想，天下所有杰出的人物几乎都受到过类似的攻击，你又何必为此烦恼。我常常看到英国的新闻记者讽刺挖苦他们本国数一数二的大人物，而且，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在书上读到，大政治家皮特当年曾经被人骂做笨蛋。蒲柏在上个世纪、拜伦在本世纪，都曾经慨叹遭恶意攻击之苦。在德国，歌德和席勒的日子也不好过。欧伦施莱厄和巴格森，虽然他们情况各异，而且两人之间长期不和，但他们都同样受到恶意的攻击，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我们想要在诗人圈子以外收集这方面的例子，我可以举出我的兄弟和明斯特主教，他们两人都遭到过严厉的批评。

尽量别去考虑别人的攻击。有一件事确实无疑——你已经写出了几部优秀作品，无论在国内、国外，都已为你赢得不朽的声名。

你提到你写《睡魔》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如同你的其他童话作品一样，对此我并不怀疑。我完全能理解您作品中写到的大多数东西，正像能理解一篇童话作品一样。《睡魔》却例外。你向我们展示的心理上的幻象，我认为足够清晰，但是，如果我把它称之为梦，做这样一个极其复杂丰富的梦，这么多的人在梦中活动，在经历悲欢离合，他们有时被描写成梦境的一部分，有时又成为真实的人物，这对我来说，仍然是一个实际的困难。也许我的观点是错误的，即使正确，《睡魔》也不只是一部充满灵感和艺术的作品。我甚至还可以进一步设想，假设它不值得如此褒奖，它的排名远远低于你其他的作品。而即便如此，甚至你可能为此感到懊丧，但它也不该使你垂头丧气。因为没有人能够否定歌德、欧伦施莱厄、巴格森和其他许多著名诗人，即使他们发表了一些与他们主要作品相比大为逊色的诗篇。

我希望你像从前一样，不要去反驳别人对你的攻击，我甚至会赞赏你不采取任何报复的行动，甚至坚决放弃有机会可以做的巧妙反击。另一方面，我认为如果你或迟或早能写出专文，论述诗歌创作中运用童话手法的美学价值，倒是一件好事。你可以在这篇论文中消除许多误解。如果你利用其他诗人的作品来论证你的观点，则更高明。不过，你本人的作品当然也不是一概不能引用，只是不要带有论战意味。最后，我必须告诉你，如果它严重妨碍你写文学作品的话，我绝对不赞成你去写这样的文章。是的，我会毫不含糊地建议你不要写。

你永远的汉·克·厄斯泰兹

一八五〇年一月十八日于哥本哈根

那一年夏天，我在格罗鲁普和法尔斯特岛上科尔塞利茨的漂亮的房子里，写完了《瑞典纪行》。可能因为写之前做了通盘考虑，这是我构思最严密的一部作品，也是读给厄斯泰兹听的我的最后一本书，他很喜欢这部作品。其中两个部分，即“科学和信仰”与“诗歌的加利福尼亚”，是与他对谈的产物，他的话充满智慧，令人信服。同时，这也是我对于《自然的精神》思考的结果，这一思考为我们的对谈提供了话题。有一天，他用开玩笑的口吻笑眯眯地说：“有人经常指责你知识匮乏，其实，也许你是诗人中科学知识最渊博的呢。”在此书英文版（收入劳特利奇编的“大众文库”中）的后记里也有类似的说法，这不能理解为我企图像科学家那样研究科学，不，作为诗人，我想从科学还没有探查的矿藏中发掘灵感，于是写了童话《一滴水》。厄斯泰兹在他的《自然的精神》一书中也提起过，他特别指出科学发现在诗歌世界也有自己的位置。

他看到我对于新近所有的科学发现，以及对体现我们时代精神的物质载体表现出的关注和爱好，表示理解，并感到高兴。他曾开玩笑似的说：“你背叛了科学，而且忘了还欠着它一笔债没还。你的诗《丹麦，我的故乡》写得很好，可是只字不提它，现在我来补救一下。”他递给我一首他写的诗，放在我的诗的第三和第四节之间，大意如下：

看啊，丹麦的内心发出思想的电光，／照亮广阔的世界。／他们仰望星空，／俯视着神秘的力量在地上留下的足迹。／啊，丹麦明朗的海岸，／我们的目光自由地在那里遨游，／在思想中自由地飞翔。／我爱你，丹麦，我的故乡。

有一天，当我为他重读“科学和信仰”与“诗歌的加利福尼亚”时，他轻轻握住我的手，说我现在可以弥补了。

那个夏天，我住在格罗鲁普，他寄给我《自然的精神》的第二部分，并写下这样几句话：“它的第一部分曾经给了你一个好印象，这让我觉得很高兴，这第二部分，我不敢奢望有同样的效果，因为它的主旨在于解释第一部分。虽然并非完全没有新的思想，我的基调和思想方式却丝毫未改变。”

我完全被这本书迷住了，我给他写了一封长信，以表达谢忱和喜悦，下面是其中的片段：

你不认为这本书会给我与第一部分相同的印象，而我却不可能把这两部分分开，我认为它们汇成了一条汪洋恣肆的思想的河流。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仿佛从中看到了自己的思想，这是我以前没有意识到的。我用明确无误的语言表达了我的信仰和信念。我无法理解明斯特主教的话，但我觉得他应该能看到和理解，那其实已明朗如白昼。我读了“科学与各宗教形态之关系”，不只是小声地读，而是高声朗诵，也读给旁人听。这一部分特别适合朗读，但愿人人都能听到。在许多主张信神的思想中，我特别看重的只有一个——必须盲目地相信，可是我发现信心中更大的祝福也是“知道”。我们的上帝并不反对我们运用理解力进行思考，这种理解力也正是他本人所赐的。我不想蒙住自己的眼睛走向上帝，我愿意张开眼睛，我愿意用自己的眼睛看个明白，了解清楚，即使我达到的也只不过是那些只是信仰的人达到的，至少我的思想要比他们丰富得多。我读到你的书非常高兴，我对自己也感到满意，因为我没费多大力气就读完了它，仿佛是我自己进行思考的结果。我在读的时候，似乎可以说：“是的，我也会这样说。”它所包含的真理，已化作我的血肉，成为我的一部分。而在此时，我还只读了一半，听到战场上传来的消息，只好暂时搁下。而此后，除了战争，我什么事都不考虑。可我又不能迟迟不给你写信，向你表示衷心的感谢。——整整一个星期我什么事也没有做，因为我受到很大刺激，我忘记了勇敢的战士们取得的胜利，而怀念着以身殉国的年轻朋友们，我认识其中的几个人。你知道莱索上校是我的朋友，当他还是军官学校的学员，我们就相识了。我觉得他一定会成为聪明能干的人，他的头脑非常清楚，意志十分坚强，知识渊博，谈吐优雅，我非常喜欢他。虽然他比我年轻，他的思想却比我大胆、激烈，他一旦发现我思想中有不健康的迹象，就会取笑我。每次去探望他的母亲，在回城的路上，我们经常讨论现在，讨论世界和未来，无话不谈。可是现在，他走了。这对他穷苦的老妈妈是多么沉重的打击！我不知道她该怎样承受这巨大的悲痛。他和施雷普格雷尔、特雷普卡是同一天倒下的，倒在伊斯特德附近的一个小城镇。据说我们最先到达的一名士兵，还受到当地居民食物和饮水的款待，随后而来的战士因而认为这个地方安全；当他们进入镇子的中心，家家门户大开，叛乱分子和男女居民提着枪冲出来，把我们的人枪杀在脚下。我们军队的勇敢顽强无人可比，在敌军的炮火攻击下他们穿过深可没膝的沼泽地带，从一个土堆跳到另一个土堆，一批人倒下，他们的战友继之而起，终于把敌人赶出阵地。但愿这是最后一仗，后来的情况无法预料，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有可能那些牺牲了的人会白白献出他们的宝贵生命。——啊，天哪，让真理永远是真理，让和平再一次降临各国。这几天，许多家庭沉浸在悲痛之中，这是不幸的艰难时刻。我忽然想去战场上看一看那边的丰富生活，可是又极力压制这个欲望，因为我知道在那里看到的悲惨情景，会使我痛不欲生，无法忍受。但愿我能激励安慰那些经受苦难的人们，可是我却不能。

向您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深深爱你的安徒生

当伊斯特德战斗的消息传来，我并没有因为打了胜仗而高兴，莱索的阵亡使我震惊，我在半夜给他的妈妈写信，不知道上帝会给她多大的力量来承受这一重大的灾难。

莱索上校

你在战斗中倒下，为了丹麦，／你炽热的心脏在那里做了最后一次跳动。／你的灵魂如同白昼一样清澈，／随着一声“前进”冉冉升起，飘荡在血染的行列的上空，／看见了丹麦人的胜利和痛苦。

哭吧，不幸的母亲，伤心得弯下了腰：／“他还这样年轻！”——但是，／他永远年轻的声名，将在人们心里长存。

战争结束，胜利来临，和平接踵而至。听到这个消息，我心中十分喜悦。

士兵们凯旋，那几天如同过节一般。那些日子照亮了我的生活，永远存在我的记忆里，永远美丽。我为瑞典和挪威的志愿兵写了一首歌，他们却在腓特烈斯贝林荫道的铁门旁边，用它欢迎丹麦士兵，还在西门挂出一幅大标语：“英勇的丹麦军队实现了诺言！”各行业公会的人打着旗带着会徽来到这里，这些行头我们过去在剧院里演出《汉斯·萨克斯》时经常看到，现在使得许多平民为之兴奋不已，因为从中看到了本阶级在城市中的重要地位，他们也有了自己的旗帜。音乐声随处可闻，演奏的是《老广场》中的《金苹果》，历来它只在国王诞辰才演奏。

丹麦、挪威和瑞典的国旗在所有建筑物上飘扬，屋顶上竖着标语，文字漂亮，意义深刻，其中有一条是“胜利——和平——和解”。到处是节日的景象，大家都觉得“心中有丹麦”了。当第一批军队到来时，我不禁泪流满面。

他们来了，听，他们站在街垒上射击，他们的模样多么英俊，优雅。乌拉！为勇敢而庄严的战士们欢呼！

他们来了，帽子和枪口上插着鲜花，他们像走在春天里。朝他们走过去，和他们谈心，那是我们为之祝福的人。他们进行了战斗，经历了艰难困苦，坚持到胜利，没有多少人能够像他们这样。他们不知道，在我们心中，他们是多么伟大的人物。在这个时候，出身高贵、美如天仙的姑娘，她们那玫瑰花瓣似的小嘴唇，也会吻一个普通的士兵。乌拉！为勇敢而庄严的战士们欢呼！

祝捷大会在马术学校举行，全校布置成大厅的模样，旗帜飘扬，花环舞动。军官席设在三棵棕榈树下，树上装点着金色的果实。普通士兵坐在长桌两旁，大学生和其他年轻人充当招待员。接连不断的奏乐、唱歌和发言交织着，鲜花、花环如雨点般落在他们头上，此情此景真叫人心花怒放。我觉得能和这些优秀而正直的兄弟们在一起交谈，是多么愉快，他们根本不认为自己是英雄。

我问一个战士兵营生活是否舒适。他来自石勒苏益格的昂格尔恩，回答说：“简直像在天堂啊。因为太舒服了，第一天晚上我们都没有睡着。身子底下有垫被，身上盖着毛毯。我们在那里三个月没有脱过衣服。兵营里最糟糕的是烧潮湿的木柴时冒的烟，这烟很可怕。在这里的日子过得很快活，哥本哈根人都很和气。”他对弗伦斯堡赞不绝口，称它是真正的丹麦城市。“天热的时候，弗伦斯堡的人开车直下石勒苏益格，给我们带来酒和水，真是享福啊！”

这些士兵，特别是步兵，普遍很谦虚，他们都能指出战友之中谁才是最勇敢的人。每当发现有花环投进来，都会把它挂在最应该得到它的战友的肩膀上。马术学校一共接待了一千六百多人，包括步兵和轻骑兵，发言人一个接着一个。有军官对一个普通士兵说：“你也应该起来去讲一讲，你讲得很好。”“这里轮不到我说话，”他回答。“不，如果有个普通士兵能说几句，是会叫人高兴的。”“对，那就找个轻骑兵来讲吧。”这个步兵非常谦逊地说。

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大家说了许多生动有趣的话，听的和说的都同样兴高采烈。偶尔有人站起来，却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受，比如，我记得有一位可敬的议员，他说了这样一番话：“你们是日德兰人，我也是日德兰人；我们吃了许多苦，你们也吃了许多苦，现在我们都坐在这里。你们有的来自这个城市，有的来自那个城市，我是从那个城市来的。”

游乐场剧院的经理朗厄先生送来戏票，每一场都有许多张，因此许多士兵只要愿意，都能去看戏。对我而言，能为他们做点事，比如拿戏票，回答问题，做点解释，真有说不出来的高兴。而在这些场合，我也耳闻目睹了许多值得一记的事。他们中许多人从没有进过戏院，不知道那是个什么地方。——大门入口和走廊都布置一新，柱子上插着彩旗和绿叶。幕间休息，我在走廊里遇见两名士兵，我问他们：“嗨，你们看了吗？”“喔，看了，真好看！”“那么，看喜剧了吗？”“啊，还有更好看的吗？”他们齐声问。原来他们一直在走廊里看煤气灯，看彩旗，看自己的战友和别的观众上下楼梯。

在这几天喜庆的气氛中，还庆祝了一个私人的节日，不妨把它叫作家庭节日。两年以前，科林已从枢密院顾问的职务上退休，一八五一年二月十八日是他从政五十周年，家人们安静地为他庆祝了这个日子。

士兵们披着胜利的绿叶凯旋，丹麦全境欣喜若狂，在这一时刻庆祝辉煌的五十周年，一定会令你高兴。你也在光荣地为真理而奋斗，你是伟大而壮丽的事业忠实的仆人，全国上下对你五十年来的工作深表赞扬。“你的功业如同枝头的果实将不断成长，你的声名将受到后世子孙的尊敬、爱戴。你知道我们对你发自内心的热爱，超乎一切之上，没有别的爱可以相比。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我们与你亲密无间，每天可以见到你，每天不离你的左右。请你把我们当作你心灵王国的子民吧，因为我们深深地爱着你。“同我们一起欣赏春天的青枝绿叶，它们沿着土墙向上伸展，一直向雀巢奔去；同我们一起聆听和平的钟声吧，它是多么悦耳。采一颗美德的新鲜的果子吧，赛拉的“田野和草坪”开遍胜利的花朵。你，我们的老祖父啊，将永葆青春。你与我们同在，为了我们，继续生活下去，永享天年吧。乌拉！这样我们就不会有太多的悲伤。

仍然是在这几天军队凯旋的喜庆日子里，当歌声和欢呼声还在耳边回响，却突然大祸临头，使我们跌进痛苦的深渊：爱玛·哈特曼夫人和厄斯泰兹在一周之内相继去世。

这是一位非同寻常的才女，天赋优雅的体态，热爱生活，乐观幽默，心灵没有任何一点波折和阴影。她的举止与其性格完美吻合，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她把我拉进她的精神世界，志趣相投，她对我的影响如同阳光之于地球。她的欢乐、有趣和热情如此丰富多彩，简直无法描述。身兼牧师和诗人的博耶，曾在她的灵柩旁说过这样的话：“她的心如同一座神殿，充满了爱，她毫不吝惜地把它分赠给别人，不但分给自己少数几个亲人，而且分给外人，分给穷人、病人、悲痛的人，她付出了一切。”这是事实，而且，她在分给人们爱的时候，还要附上几句安慰或让人高兴的话。是的，悼词就是明证：“她心里藏着快乐的思想和欢愉的感情，她愿意让它们像叽叽喳喳的美丽小鸟那样飞出来。坐在她的屋子里，每天都像置身于风和日丽的春天。”是的，她愿意唱歌就随便唱，无拘无束，每个人都感到高兴。从她嘴里说出的话，好像都变得高贵，她可以像孩子似的叙述每一件事，让人觉得它们是盛在一个完美的容器里。她会说许多笑话，想出许多有趣的主意，可是她说，对人们把她日常能讲出口的那些话写到纸上，甚至搬上舞台，比如竟然让观众特别是喜欢挑剔的观众听《比珠宝更珍贵》中魔王说的话以及格蕾特关于鹳鸟和她有鹳鸟的思想的道白，她觉得既可笑又可怕。

她显然去看了这部戏和《睡魔》，这有她的理由——有一天，她的大儿子、二儿子，从克里斯蒂安港的学校冒着暴风雪回家，那时她的第三个儿子还小，落在后面迷了路，她非常担心、害怕。正好这时我到了她家，我答应立刻去寻找，她知道我身体不好，我当时也不是很愿意跑去这样远的克里斯蒂安港，可是除了我帮她，没有别的办法。这使她十分感动，因此我去后她更加担心，坐立不安。她后来告诉我这一回一定要感谢我，她许愿：“这样好的一个人，我一定要去看他的《比珠宝更珍贵》。如果他把我最小的宝贝儿子送回家，我还要去看他的《睡魔》。”等我回来时，她说：“是的，我许了愿。我一定去看，即使它的场面很可怕。”于是她去看了，大笑不止，她的观感甚至比这两个剧本更有趣。她有极高的音乐修养，曾经写过几个曲子，虽然没有署她的名字，却流行甚广。她对哈特曼有深刻了解，以过人的智慧预知他今后在国外也将受到欢迎，并在乐坛占有重要地位。然后她转入深思。她思想的清澈明晰是显而易见的，而旁人知道的只是她的笑声和风趣的谈吐。

我们最后一次谈话的内容是关于厄斯泰兹的《自然的精神》一书，特别是其中灵魂的不灭问题。她说：“这个问题太大了，一想起来就有点令人晕头转向。咱们恐怕无能为力，但我愿意相信它，我必须相信它。”说到这里，她的眼里闪着晶莹的泪光。停了一会，她又露出笑容，她的话虽然很风趣，说的却是人类的不幸，她说有许多人把人生看作“走向上帝的旅程”。

这是一个悲痛的上午，哈特曼伸手抱住我的脖子，泪流满面地说：“她死了。”“她生前总是坐在那个地方，身边围绕着鲜花。她是家中善良的女神，常常坐在那里向着丈夫、孩子和朋友们含笑点头，向他们送去温暖，如温煦的阳光。她坐在哪里，哪里就是全家的中心，全家的心脏。而现在，那里只有悲痛。”

当这位母亲去世的时刻，她最小的一个孩子，小女儿玛丽亚也得了病，我在一篇童话《老房子》中曾对她的容貌有所勾勒。在她两岁的时候，每当听到歌声或者音乐，都会忍不住跳起舞来；有个星期天，她的哥哥姐姐们在屋子里唱赞美诗，她进来后随着歌声跳舞，但她对音乐毕竟只有一种直觉，不可能不跳错，而由于她和他们一样站着，长时间轮流倒换着两只脚，竟然无意中合上了赞美诗的节奏。——她在母亲去世的时候，一直低着头，仿佛她的妈妈早已向上帝作了祈祷：“让我带走一个孩子吧，那个最小的，她离开我不行。”于是上帝听见了她的请求。当她妈妈的灵柩移到教堂后的当天晚上，这个小女儿也死了；过了几天，她紧挨着妈妈躺下来安息，妈妈棺木上的花圈还新鲜碧绿，甚至伸出枝子来欢迎她。

从她的棺木来看，这个小女孩仿佛已长成少女，我从没有见过比她更美丽的天使。她天真烂漫的话语仍在我的耳边回响，在这个世界，她的话似乎显得非常孩子气。那时候她只有几岁，一天晚上，她要去洗澡，我跟她开玩笑说：“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吗？”“不行，”她回答，“因为我年纪太小，等我长大以后，你就可以了。”

死亡不能抹去一个人美丽的容貌，反而常使他变得更加美丽，只有躯体的腐烂才是丑陋的。我从没有见过一个死者像这位母亲那样美丽和高贵，她脸上的表情庄重、安详而肃穆，仿佛正面对上帝站着。她是我在死去的人们中见到的最为美丽的一个，她的四周弥漫着花香。

“她爱花，她的棺木上撒满鲜花，如同铺上花毯。她爱音乐，让音乐伴着我们的热泪向她说一声永别！”——这是我们在她的灵柩前唱的歌，歌声之外，还响起这样朴实无华的话语：“当她在评论这个世界及其行为时，从没以一己之见去伤害任何人；她从没有贬低任何正直的人所应得到的荣誉和赞美；她绝对不能容忍对于正直无私的人的诽谤并不受惩罚；而且她从不因害怕说话的后果，对自己要说的话字斟句酌地考虑周详；她也不在意自己说的某些话，会不会被那些对她的坦率毫无所知的人所误解。”

在加里森公墓紧挨着大街的一排房屋的那边，在里面紧靠铁栏杆的地方有一座受到精心照料的坟墓，坟上放置的花显得特别多，还有人看守。这里安葬着爱玛·哈特曼和小玛丽亚的遗骨。

四天以后，我又失去了厄斯泰兹，这对我来说简直无法承受。他们两人的离去对我是不可估量的损失。首先是爱玛·哈特曼，每当我痛苦无奈而畏缩不前的时候，她总是用幽默风趣、乐观生动的话鼓励我，使我感受到更多的温暖。其次是厄斯泰兹，我住在哥本哈根这几年，和他的来往十分密切，对他敬爱有加。我经历了许多坎坷，得到朋友们的关心和爱护，他是其中之一。在他生前的最后几天，我在哈特曼夫妇家和厄斯泰兹家之间来回奔走，这也是我和两位朋友最后见面的机会。在我毕生的奋斗中以及在崭露头角时，他们在精神上给予我极为有力的支持。但我以前一直没有想过这样的日子会到来，因为他心灵还是那么年轻，还计划去腓特烈斯贝公园的锦鸡馆小住几天。去年深秋为他开了庆祝会，市政当局赠给他一处消夏别墅，欧伦施莱厄曾经住过那个地方。他说：“等到树木发芽，阳光和煦，我们就搬过去。”可三月初，他就病倒了。不过，他的情绪仍然很高。三月六日，哈特曼夫人去世后，我忧心忡忡地去看望厄斯泰兹，听说他有一叶肺发炎，已经病危。“这会要他的命。”我被这个悲伤的思想所控制，但是他自己还以为他在好起来。“星期天我就可以起来了。”他说。可是到星期天，他已经站在了上帝面前。

我到他的病榻边，他已处在弥留状态，他的妻子和子女们围在床前。我在外间坐着流泪——我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整座房子是平静的——基督徒的平静、安宁。

三月十八日举行葬礼。我心力交瘁，步履艰难。从大学到教堂短短的一段路程，我挣扎着行走，如同进行一场殊死的搏斗。葬礼缓慢地持续了整整两个小时，致悼词的是迪安·特里德，而不是明斯特主教，有人解释说他没有受到邀请，总得有人为这位死去的朋友致辞！我想大哭一场，然而不行，我觉得自己的心快要碎了。

厄斯泰兹夫人和她的小女儿玛蒂尔德坐在殡仪馆里，她们听着丧钟一下一下地敲着。在葬礼进行的悲痛时刻，丧钟一直在敲，只有长号的声音能够让人安心。当天晚些时候，我去看望她们，谈起一个奇怪的巧合。安葬厄斯泰兹时，演奏了哈特曼写的葬礼进行曲，这首曲子他本来是为托瓦尔森的葬礼而写。我们最近一次听它被演奏时，厄斯泰兹还和我们坐在一起，演奏者是哈特曼本人。那是一个夜晚，布雷默小姐在回瑞典之前要举行一个小型舞会，哈特曼家的小玛丽亚，她穿着天使的服装，向我献上一个花环和一只银杯。哈特曼演奏了几支曲子之后，布雷默小姐站起来，请他演奏他本人写的《葬礼进行曲》。当钢琴的乐声汹涌而出，她异乎寻常地激动起来，仿佛其中暗含着某种预兆，仿佛是给我的一个预兆。她握住我的手，叫我别去想里面有什么令人悲伤的东西，她说：“那是向上的意思，意思是向着更加高尚的境界。”——现在，这是在为厄斯泰兹而演奏着，我最初以为那一晚的宴会是为他举行的。现在，葬礼进行曲正在为他演奏，在他的灵柩上空回响：“向着更加高尚的境界上升。”

他是如此之真，如此之善，有一颗童心；同时他又思想深邃。他在这个世界已经明白，上帝关于死亡的秘密。他是丹麦一座灵秀的山峰，远远就能望见；我们知道它隐藏着什么智慧。他待人亲切，为人坦率，信仰坚定，人格高尚，他永远不会被人忘记，因为他的思想的火花点燃了一盏明灯，为我们照亮无价的宝藏。他是丹麦的好儿子，虽出身微贱，但他贵为国王——精神世界的国王。他的生命在这里终结，他的生命是高尚的、壮丽的，他的名字我们永远不能割舍。在我们这些熟识他的人中间，他永远屹立，世界的一部分已经随着他的心消失。

(1) 指第一次石勒苏益格战争。由于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影响和普鲁士的直接干涉，原属丹麦的两个公国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局势动荡不安，于1848年爆发起义，要求脱离丹麦。丹麦与这两个公国进行了三年的战争，最后在普鲁士停止直接向石勒苏益格进军的情况下，勉强取得胜利。但1863年，丹麦颁布新宪法，规定两公国并入丹麦领土，引起普鲁士国内强烈反对，俾斯麦联合奥地利对丹麦发动战争。1864年2月开战，丹麦很快战败。根据当年10月签订的维也纳合约，普鲁士占有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归属奥地利。这是普鲁士通过王朝战争统一德国的第一步。

(2) 当时，丹麦的军装是红色的，当兵是贫苦百姓的最下策的谋生之道。

(3) 雅各布·冯·塞波是霍尔堡同名喜剧的主角，一个说大话的士兵。

(4) 又称圣周四，或圣星期四，是耶稣被钉十字架受难前的最后一个星期四，即“最后的晚餐”那一天。在“最后的晚餐”之前，耶稣为门徒们洗脚，并亲吻他们的脚。基督教以此作为纪念耶稣建立圣体圣血之圣餐礼的节日，庆祝基督“最后的晚餐”，并在教堂举行濯足仪式。

(5) “六月六”是瑞典大学生们暑假前的一次联欢会。

(6) 欧洲传统的民间节日，时间在每年的4月30日，用以祭祀树神、谷物神，庆祝农业的收获及春天的来临，有的地方也叫“迎春节”。

(7) 奥丁、托尔和弗雷是古代北欧的三位主要的神。

(8) 康塔塔（Cantata），是一种包括独唱、合唱、重唱的声乐套曲，一般包含一个以上的乐章，并大都有管弦乐伴奏。

十五

和平降临，春光明媚，我又有了出外旅行、呼吸新鲜空气的念头，于是离开城市，来到青翠敞亮的林间，来到住在普雷斯特海湾附近克里斯蒂安伦的好朋友家。那一带的年轻人希望鹳鸟来他们家做窝，都把车轮子挂在山墙上，为鹳鸟窝提供巢座，但鹳鸟不赏脸。去之前，我在信上写道：“只要我一到，鹳鸟便会来。”果然如我所说，那天清晨，当他们正等候我的到来，飞来两只鹳鸟，一雌一雄；我一进院子，它们便开始为做窝忙碌开了。那一年，我亲眼见到鹳鸟飞来，按照旧时迷信的说法，我也应该出发去旅行。那年夏天，我只走了一小段路程，见到南方最远的景物就是布拉格的塔。那一年我写的游记也最短，只有薄薄几页。但是，如你所见，这本游记正文第一页开头的花饰，画的就是两只飞来飞去的鹳鸟在做窝，它们把窝做在屋顶上，在山毛榉树的鲜嫩枝叶的树荫下。

在克里斯蒂安伦，春天实际上也已绘好了它自己的装饰画：沟渠边苹果树的一根树枝上开满了花朵。这是春天最喜爱的表现形式，看到它，我受了启发，后来写了一个小故事《区别》。与此相似，我的许多作品都是有客观的实际生活做依据。如果每个人都用诗人的眼光去观察自然界和周围的生活，可以看到并且意识到这种美的流露，不妨把在这时写的诗称为“偶得”。举几个例子。在克里斯蒂安八世国王去世的那一天，大家都知道有一只野天鹅飞向罗斯基勒大教堂的尖顶，把自己的胸脯刺破了。欧伦施莱厄在悼念国王的诗里写下这件奇怪的事。后来，在欧伦施莱厄本人的墓地，人们准备在他的墓地上献上新的花圈，正要拿走旧的花圈时，发现一只画眉之类的鸟在旧花圈里做了窝。有一年圣诞节，天气暖和，我住在布里根特维，早晨在公园见到方尖碑旁边的石板上铺了一层薄薄的雪，我一时兴起，用手杖在石板上写下一行字：“人间的不朽如同这一片雪，明日已无踪影。”然后我走开了，雪也在融化。几天后下了霜，我又来到老地方，见雪中的那一行字只留下一些斑点，竟是“不朽”一词的残迹，其余都已消失。这件事深深触动了我，我一直在默念：“上帝啊，我的上帝，我从没有怀疑过。”

那一年夏天，我实际上一直住在可爱的格罗鲁普的一位朋友家，他是尊贵的格布哈尔·莫尔特克-维特费尔特老伯爵。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那里相见，到第二年春天，上帝就把他召了回去。但那年住在他家的日子，仿佛是在他家度过的所有岁月中最美妙的时光。他准备设宴招待从他的庄园出去抗战当兵的人员。我曾谈到过他的爱国热情和他对于当时各种活动的兴趣，也谈到过丹麦和瑞典军队驻扎格罗鲁普的情况，这时，胜利的钟声已经敲响，士兵们能真正高兴地度过白天和黑夜。而筹办宴会的差事落到我头上，我时时刻刻在考虑着这件事；这是件大事，同时也给我带来很大的乐趣。

花园里有一个很大的池塘，两岸各有一条长长的椴树道，我叫人在其中一条道上搭起帐篷，长一百英尺，宽三十二英尺，高二十英尺。为方便跳舞，在帐篷里的地面上铺满厚木板；把道上的树木当柱子，每根柱子缠上亮闪闪的红绸条——原来不知是哪里的帷幔被丢在角落里，现在是废物利用；柱头上装饰着花花绿绿的盾形标牌和大束鲜花。帐篷顶端蒙了一大块粗布作为天棚，底下挂了花环和盾形标牌，分别插上丹麦国旗，从中央向四周辐射，布满整个天棚。十二盏丹麦样式的枝形大吊灯大放光明，把帐篷里照得如同白昼。墙壁刷成红色，装点着用花朵扎起来的国王的纹章，花花绿绿的盾牌上写着全体将领的名字。两个入口之间一个扇形的丹麦国旗下面是乐队，帐篷四边搭有箱子；帐篷深处，在一些勿忘我花之间有两个罐子，里面燃着火炬，外面缠着黑纱，两个黑色的小盾牌上分别写着最先牺牲和最后倒下的两位军官的姓名：赫格曼-林登克罗、达尔加斯。另有两个牌子则写着一行献词：“献给普通的战士”。最后，在两个标有获胜地点的小盾牌之上，有一个大型的盾形标牌，上面写着一首诗，题为《献给普通的战士》：“你们为保卫祖国，浴血奋战，不惜牺牲，许多人为你们流下热泪，上帝也赞扬你们的顽强抵抗。”

在这块诗牌上，悬挂着铜绿色的山毛榉树枝叶编制的花环，花环上有一个金黄色的花冠，以及同样颜色的月桂树枝叶。整个会场的布置给来宾以强烈的印象，有个农民说：“请国王来参加都够水平了！”另一个农民说：“花一千多达勒也值了。”他的妻子接着说：“你为什么不说一百万呢？”一个已经走不动路的老汉，被人抬着进来，他说：“简直像天堂。这样好看的东西，这样动听的音乐，还有这样丰盛的好吃的东西啊！”我生平从没有听到过对我的诗歌作品有过这样全场一致的肯定和赞扬，而我筹办的这个宴会反而获此殊荣。不过对我来说，这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我见过卡斯滕森和布农维尔先后设计的富丽堂皇的节日庆典布置。

庆典选在七月七日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举行，中午一点，士兵们列队到场，一位牧师在庭院里致欢迎词，乐队演奏《英勇的士兵》。队伍进入舞厅，里面已经摆放着一张张长餐桌，桌上放着丰盛的美食。附近一个飘扬着国旗的小岛上开始鸣放礼炮，乐队再次演奏，每人的眼里都闪烁着喜悦的光芒。老伯爵提议为国王陛下的健康干杯，然后由我为士兵朗诵了几首诗，接着又唱了我的歌。在不计其数的举杯祝酒中，有个士兵提议为搭建这样一座漂亮大厅的人干杯，另有一个士兵却信口开河，说我一定从中捞了不少油水。

天色将暗，来了一批女孩子，士兵们纷纷起立邀请舞伴，舞厅立刻大放光明，于是开始跳舞。池塘岸边的林荫道上也灯火通明。水上停着一条挂满彩灯的三桅小船，灯上贴着许多我亲自制作的剪纸。

“明年举行庆祝时，我一定下令布置一个这样的会场，”伯爵说，“能让这么多人玩得痛快是件好事，何况他们又这么优秀，这么忠诚。”然而这是他举办的最后一次庆祝会，第二年春天，上帝也把他召去了。这一年，老伯爵还在这里办了一件喜事，是他孩子们的银婚典礼，庄园里的农民都受到了邀请。

同时，这次为士兵举行庆功宴，也是我在这里度过的夏季生活的高潮，我的一番热心相助得到回报，因为我明白了这些时刻是我童话似的人生中光辉的一页。

我是在战争爆发前夕从德国回来的，没有亲见战争的场面，因为当别人在进行生死攸关的激烈搏斗时，单纯出于好奇而去参观，我是不愿意的。现在两国已缔结和约，双方人员可以再次友好地见面、相聚，而我脑海里仍然充满了流血的场景，仍然只想着双方互相残杀和遭受苦难的地方，因此我首先要去的就是那些地方。

一位年轻朋友与我同行，我们约定在斯文堡会面。轮船很快把我们送到阿尔斯岛，那里还保留着战壕和土堡可以参观。我们在弗伦斯堡海湾继续航行，每一个砖砌的工事，每一个伸入水中的海岬，都告诉我们这里发生过战斗。在弗伦斯堡，我们特别想去看“阵亡将士陵园”。陵园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城市和海湾。我在寻找一个人的坟墓，终于找到了，这就是弗雷德里克·莱索的墓，位于施雷普格雷尔和特雷普卡二者的坟墓之间。我在他的墓上采了一片绿叶，准备送给他的母亲；又采了一片，留给自己作纪念。我想起他短促而活跃的一生，想起他对我的友谊。

我们很快见到战争遗留的实际景象：在战争中被烧毁的房屋废墟，虽已在建造新居，四周仍裸露着焦土，在向我们诉说雨点般的子弹如何入地三尺，把草木铲平。我的心情非常沉重，想起许多人在这里咽下最后一口气，觉得自己走过的是一片神圣的土地。

石勒苏益格镇仍然处于军事管制之下，指挥官是赫尔格森，以前从未见过面。他是我走进埃塞尔巴赫夫人所开旅店时见到的第一个人，他魁梧的体态立刻引起我的注意，我对他那张脸依稀还有一点似曾相识的印象，因为我曾经见过他的画像。他一定是那位弗雷德里克斯达德的英雄了。于是我上前问他是不是指挥官，他回答说是，我通报了姓名，他立即注视着我，面带笑容。他手下一名军官把我领到丹尼沃克要塞，眉飞色舞地为我解说。坚固的“赛拉王后号”碉堡似乎重新出现在眼前，我看见这里挖的陷阱，很大的几个坑，坑底密密麻麻地插着尖刀。城镇式的军营仍没有拆除，军官住宅的窗子上还镶着玻璃，这里的一间宿舍现在改作士兵们的警卫室。

赫尔格森陪我长谈了一夜。他友好，坦率，行为举止使我想起托瓦尔森。他提起我的一篇童话，说曾经读得津津有味，而且非常富有象征意义，那正是《坚定的锡兵》。

伦茨堡外围的克隆维尔克碉堡，有丹麦士兵在守卫，我向他们点头致敬，这些忠诚而正义的守军知道马车里坐的是丹麦人，也微笑着点头还礼。但我觉得这一路走得很不愉快，好像是在地狱的边缘漫游，一切可怕的东西都由此而来，所有痛苦的记忆也都从这里浮现。这个小镇平日看来总是破破烂烂得叫人讨厌，现在作为丹麦人来到此处，更显得难堪。我上了火车，与一位老人坐在一起，他把我当成奥地利人，大谈奥地利人的优秀品质，后来又大谈丹麦人的恶劣习气。我告诉他我是丹麦人，我们的谈话即戛然而止。我觉得前后左右都向我投来敌意的目光，直到火车过了荷尔斯泰因全境以至后来抵达汉堡，我才能比较自由地呼吸。

在汉诺威铁路上奔驰的时候，我听到后面的一个包厢有人在唱丹麦歌曲，是位丹麦姑娘的声音，然后一束花落到了我的身上，而我的回赠只能是用词句编织的东西：“疾驰的火车上响起优美的歌声，清新婉转的丹麦歌曲安慰，同时也揪紧我们的心灵。”

丹麦和丹麦情结充斥着我，丹麦的歌声在周围飘扬，陪同我跨越了易北河。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怀着强烈的丹麦情感进入德国的领土。

在莱比锡和德累斯顿，我最先见到的一批朋友和认识的人，都没有改变对我的态度，依旧热情而诚恳。见面的时刻是快乐的，令人深为感动。那艰难、流血的日子已成为过去，想到这一点，我们的心态都变得十分平和，几乎每个人都对丹麦人民的强大和团结以及由此而赋予丹麦人的力量表示赞扬，有的甚至说“丹麦人是正确的”。不过也有人持相反观点，这也是事实，只不过没有说出口而已。我没有理由抱怨，我见到和感受到的是友好的笑脸与祥和的气氛。的确，“偶得”之诗，如果我可以再一次使用这个术语的话，它所包含的是向丹麦致敬的诗。这里我必须说一个小小的插曲。距离德累斯顿几英里的马克森，有一栋优雅的别墅，那是好客的冯·塞尔的住宅，我在前面已经以感激的心情提到过他，这个地方我至今已有七年之久没有来过。那一年，在我离开前夕，我与冯·塞尔夫人一起出门散步，看见路上有一棵小小的落叶松，小得几乎可以放进皮包带走。它是被丢弃的，我弯腰拾起来，发现它已受到损伤。“可怜的小树，”我说，“它不能死啊！”于是我就在一片岩石那里寻找一个可以把小树栽下去的有土的缝隙。我说：“他们说我有一只幸运的手，也许种下去就能够成活。”我终于在一处石缝里见到泥土，于是把小树种上，后来我也忘了这件事。

“你在马克森种的树长得很好，”多年以后，画家达尔从德累斯顿来到哥本哈根见到我时这样说。现在我听说马克森的人都在谈论“丹麦诗人树”，——大家都这样称呼它，时日一久，这个称呼已成为它的正式名称。

这棵树根深叶茂，由于得到精心养护，正在长成大树。冯·塞尔夫人为它培土，后来又挖去一些岩石，最近还在它旁边开出一条小路，树前立了一块牌子：“丹麦诗人树”。在普鲁士与丹麦交战期间，没有任何人去破坏它，大家认为它除了自行消亡，再没有别的出路，因为在它旁边长出一棵大桦树，伸出的阔大枝叶会把它罩住，单这一点就足以阻止它生长，并置之于死地。——可是，战争中的一天，忽然下起暴雨，一声炸雷，劈断了桦树，并把它劈落山崖，“丹麦诗人树”却安然无恙，反而消除了自由生长的障碍。

我来到马克森看望我这棵枝叶繁茂的大树，它旁边立了一块新牌子，同时也见到那棵桦树残破的树桩。那天正是陆军少校冯·塞尔的生日，德累斯顿的知识界在此聚会，庄园所属的采石场和石灰窑的工人们唱着歌来献花。

每一次出外旅行，我都能特别幸运地遇到一些有趣的事，在从莱比锡前往德累斯顿的火车上也是如此。我坐在一位老太太旁边，她膝上是一篮食品，另一边坐着一个十二岁的少年，名叫亨利。他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已经很疲倦，只是硬撑着想亲眼见一见德累斯顿的城堡。我的对面坐着一位年轻姑娘，滔滔不绝地在大谈文学、艺术、音乐，似乎无所不晓。她在英国住过几年，他们几位都是从布雷达来的。有一次火车靠站，我和另外两个旅客在站台上散步，想猜出她是什么人。开始我以为她是演员，一个旅客猜她在英国几个豪门贵族中任家庭教师。当火车重新开动，旁边的老太太用手肘碰碰我，悄悄地说：“她是个有名的人物！”我紧接着问：“她是谁？”“这位是——”她突然闭上嘴，因为这位姑娘刚才伸出身子看窗外的什么东西，这时把身子缩了回来，继续和我们谈话。我的好奇心真的被鼓动起来。这时那个少年即她的弟弟喊道：“安托瓦内特，我看见德累斯顿了，安托瓦内特！”当我们走出车厢，我在老太太耳边轻声问：“这位姑娘是谁？”她轻轻地回答：“波旁小姐，”说完就走了。到了德累斯顿，我打听到了安托瓦内特·波旁是什么人，据说她是日内瓦一个著名手表商的女儿，她的父亲自称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所生的不幸的王子，他的子女在英国住过一段时间，现在寓居布雷达，有时化名去德累斯顿散散心。有个法国的老太太深信他们是这位王子的骨肉，和他们一起生活。我不仅这样听说，而且也亲眼见到了他们。这个安托瓦内特生得相貌堂堂，一副王侯的福相，完全有可能被认为是王子或至少是波旁家族中一个什么人的女儿。

魏玛简直是座空城，我知道朋友们这时都四散在各地，因此我缩短了这次旅程，把游览魏玛的计划推迟到明年实行。

回到国内的这一年秋天，即一八五一年十月六日，我被授予教授称号。

春天来临，树木发芽长叶，我也摆脱了冬天的束缚，继续一度中断的旅行，来到我所喜爱的魏玛。魏玛的朋友们对我都表示热烈欢迎，他们的真诚始终如一，无论是大公府邸，或许多朋友和认识的人在城内各处的宅院，都向我敞开大门。博利厄·德·马科内，自从上次分手后被封为了马歇尔勋爵。剧院经理这时已经结婚成家，有了自己的安乐窝，同从前一样，我受到了老朋友似的，不，或者说亲兄弟般的接待。他家添了两个小宝宝，在客厅玩耍，见到我便把手伸出来。他们的妈妈是这个家庭的守护神，这个美满的家庭令人羡慕。

这次的魏玛游览，为我的记忆留下另一束鲜花，那就是得到了李斯特的友谊。大家知道，他在那里已经当上了剧院的指挥，对全院的音乐创作和演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为自己规定的任务是拿出即使在德国的舞台上也应该是难得一见的重要的歌剧作品。魏玛已经上演过柏辽兹的《本维努托·切利尼》，剧中的主角由于歌德的《本维努托》的缘故而使魏玛的观众兴趣倍增。同时，这部歌剧由瓦格纳作曲，并得到李斯特的赞赏，因而他全力以赴，通过演出和发表评介文章等方式，使它家喻户晓，无人不知。他出版了一册用法文写的评论《汤豪泽》和《罗恩格林》两部歌剧的集子，其中第一部歌剧由于它的主题而引起魏玛观众的高度重视，因为它是图林根系列传说的组成部分，故事的场景就在瓦尔特堡和瓦尔特堡附近。瓦格纳被认为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作曲家，但他有些东西，按我平日的朴素感觉，无法接受。我觉得他的所有音乐作品都是用智力创作的。我非常喜爱《汤豪泽》中的朗诵调，例如汤豪泽从罗马归来，叙述他的朝圣之行，这时唱得非常出色，无可比拟，我钦佩之至，简直是五体投地。我承认这部音乐诗气势宏大，有丰富的叙事因素，可惜缺乏作为音乐精华的旋律。瓦格纳为自己的歌剧创作歌词，作为一个诗人他在同侪中地位很高。他的歌剧表现形式丰富多彩，戏剧场面也富于变化。我第一次听他的歌剧演出，音乐如同一片汪洋澎湃的和谐的海浪扑面而来，控制了我的灵魂和肉体。

当天晚上，李斯特在演奏了《罗恩格林》后来到我的包厢，他仍然生龙活虎，而我已疲倦无力，瘫在椅子上。“这会儿你想说点什么吗？”他问。我回答说：“我已经累得半死。”《罗恩格林》仿佛是一棵不会开花结果而在风下呼啸的怪树。但我希望人们不要误解我的意思，何况我对于音乐的评论无足轻重。但这门艺术，如同诗歌，我认为应当包含三个要素：理解、想象和感情，而最后一个要素是通过旋律来表现。我认为瓦格纳是当今一个卓有才能的作曲家，他头脑清楚，意志坚强，是敢作敢为的革新家，敢于排斥一切陈腐落后的东西，可是我又觉得他缺乏像莫扎特和贝多芬那样的天分。有一批有能力的人同意李斯特对瓦格纳的看法，有些地方的多数观众也附和这一观点。我以为瓦格纳在莱比锡已享有那样的盛名，而实际情况却并非经常如此。多年前的一个夜晚，我在“格万宫”出席一个音乐会，乐队演奏了各派作曲家的作品，全场观众报以大声的欢呼、喝彩；乐队接着演奏《汤豪泽》序曲，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部歌剧，也是第一次听到瓦格纳的名字。这部规模宏大的音乐作品中所包含的叙事成分使我激动万分，我拼命地鼓掌，可是全场观众只有我一个人这样使劲，周围人都盯着我看，并且叫我安静。我仍然沉浸在乐曲给我带来的激动之中，更加使劲地鼓掌，甚至大声喝彩叫好，不过我的内心深觉尴尬，闹得脸红耳赤。现在则完全不同了，每个人都为瓦格纳的《汤豪泽》鼓掌。我告诉李斯特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的同事，都认为我干得好，因为我的感觉是正确的。

我继续我的行程，从魏玛来到纽伦堡。铁路沿线都拉上了电线！与别的丹麦国民一样，我也有一颗丹麦心啊，见到了属于我们祖国的荣誉，心跳得更加有力。这就是我在火车里所想的。有个男子带着孩子同行，与我坐在同一个包厢里，这时指着窗外的电线对儿子说：“这是一个叫作厄斯泰兹的丹麦人发明的！”我为自己属于养育了那位发明家的国家而感到高兴。

纽伦堡近在眼前。我在一篇故事《柳树下的梦》中描写了这座古老的大城市，而我的瑞士之行和翻越阿尔卑斯山的经历，则提供了故事背景。从一八四〇年以来，我再没有到过慕尼黑，如我在《诗人的市场》一书中所写：“它像同一丛玫瑰，每年都要长出新枝，而每个新枝就是一条大街，每一片叶子就是一座大厦，一座教堂或一座纪念碑。”现在这一丛玫瑰已经长成繁花满枝的参天大树，其中的一朵花叫做“巴西利卡”，另一朵花叫做“巴伐利亚”，当国王路德维希问我对慕尼黑的印象时，我就是这样回答的。后来我们谈起托瓦尔森，他说：“丹麦失去了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我失去了一位朋友。”

依我看，慕尼黑是德国最有趣的城市，特别是路德维希国王以他的艺术感觉和充沛的精力把它建设成今天这个样子。它也有剧院，同样很繁荣。剧院经理是德国最著名的一位经理，即诗人丁格尔斯泰特博士，他每年都要到德国最主要的几个剧院去考察，结识当地的后起之秀；他也去巴黎，研究剧院的上演剧目，了解观众和剧院的要求。这样一来，慕尼黑皇家剧院很快有了自己的保留剧目。此外，他还注意实际演出的情况，那在我们国家是完全被忽略的。比如《团的女儿》的布景，剧情发生在奥地利的蒂罗尔，布景中竟然出现棕榈树和仙人掌。《诺尔玛》上一幕的故事发生在苏格拉底的希腊住宅，下一幕却搬出了鲁滨孙·克鲁索用棕榈树枝搭的窝棚。舞台两侧常常可以布置成阳光灿烂的白昼，可是舞台深处，布景上有一个露天的阳台，那上面却是满天星斗的湛蓝夜空！这一切都表明缺少周密的考虑，或者根本不当一回事，因而这种情况屡见不鲜，层出不穷。有人或许会说：“谁会去注意这种事，何必要操那份心？没有一家报纸会批评这些东西！”

慕尼黑演出的剧目丰富多彩，但他们还希望了解当时各国有哪些重要作品，剧院的经理就分别给负有盛名的作家写信；我也收到过他的信，言辞恳切，自此之后我们开始通信。他想要了解丹麦剧院的演出剧目，特别是原创剧本，信中还提到巴伐利亚现任国王对我的作品十分熟悉，对我也很有好感。因此我一到慕尼黑，最先去拜访的人就是丁格尔斯泰特，他马上在剧院给我预备了一个最好的包厢。在慕尼黑期间，我本人或我的朋友可以随意使用这个包厢。他还向马克斯国王禀告了我到来的消息，第二天我即奉召前往斯塔恩贝格，国王陛下正在那里的猎场小憩，他设宴为我接风。国王的特使、枢密顾问冯·东尼格斯来迎接我，我们乘坐火车飞驰而去，准时在晚餐之前抵达湖边一座精巧美丽的城堡，湖对岸就是阿尔卑斯山。马克斯国王年轻英俊，风度翩翩，对我十分亲切，非常友好。他说我的作品，特别是《即兴诗人》、《诗人的市场》、《海的女儿》、《天国花园》等等，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谈起丹麦的其他作家，知道欧伦施莱厄和厄斯泰兹的著作，并从丹麦的艺术和科学领域中看出精神生活的新气象，且给予高度评价。冯·东尼格斯曾经在挪威和丹麦的西兰岛游览过，国王从他那里得知松德海峡的壮观和丹麦山毛榉树林的优美。国王还知道我国所珍藏的珠宝，比北欧任何一个博物馆都要丰富。

国王在宴席上举杯，提议为我的缪斯祝酒，给我的礼遇颇为尊贵。餐后他邀请我与他一起泛舟湖上。天气转阴，但云移动得很快，湖上有一艘封闭的大船，我们进入舱内，身穿彩衣的船夫持桨敬礼，然后我们轻快地在水面上滑过。我在舱内读了童话《丑小鸭》，正当我们热烈地讨论诗歌和自然，来到一座小岛，岛上正奉国王之命在兴建一栋美丽的别墅，别墅附近有一个土丘得到发掘，人们怀疑这里是古代一个士兵的坟墓，因为在斯堪的纳维亚那边也曾经发现过。遗骨已经出土，同时还有一把打火的石刀。国王的护卫稍微散开一些，国王叫我与他并肩坐在临湖的一条长凳上。他谈起我的作品，谈起老天爷对我的恩赐，他认为人的一生无论多么显赫，最大的安慰是信仰上帝。我们身边有一棵粗壮的正在开花的接骨木树，我触景生情，谈起丹麦的接骨木树精，我在童话《接骨木树妈妈》中已经写了它，而在最近的作品，却把树精作了戏剧化处理。当我们走到一棵树下，我征得他的同意，摘下一片叶子留作纪念，国王也亲自摘了一片赠给我。现在这两片叶子与我的其他富有纪念意义的藏品放在一起，诉说着我在这里度过的黄昏。

“如果太阳出来就好了，”国王说，“你就可以看见这里的山峰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景色非常美丽。”

“我常常有好运气，”我回答，“太阳一定会出来。”话音刚落，太阳果然从云中露出头来，阿尔卑斯山被涂上一层粉红色。回去时，我在船上读了《母亲的故事》、《亚麻》和《织补针》。

这是一个可爱的黄昏，湖面上万籁俱寂，山色深蓝，整个画面绚丽夺目，简直像在童话世界。

回到慕尼黑已是夜半时分，《时报》以生花之笔描写了我这次觐见，题为《马克斯国王和丹麦诗人》。

告别慕尼黑，我前往瑞士，经意大利的科莫湖，然后来到米兰。这座城市仍处在戒严状态中，当我按照预定日期准备离开时，在警察局里却找不到我的护照。我被唤去，这种事叫人特别扫兴，旅行中所享有的乐趣全给破坏了。幸好我身上带有奥地利驻丹麦大使在哥本哈根时给我写的致沿途军政当局没有抬头的信，这时派上大用场，他们立刻对我毕恭毕敬。但我的护照仍然没有找到。于是他们当着我的面把收到的护照全都翻查一遍，结果我找到了我自己的，护照按号码顺序放是没错的，但警察在给我开收据时写错了号码，两者对不上。事情弄清楚了，不过我在护照上吃的苦头比别人多得多，我在旅途中对它的留意有时真是到了可笑的地步。

归途我穿过圣哥达山口，渡过卢塞恩湖，并在这一带美丽如画的山水之间消磨了几天。我在沙夫豪森向瑞士说了声“再见”，然后进入浪漫气息浓重的黑森林。这是奥尔巴赫“乡村故事”的发源地，一堆一堆乌黑的木炭冒着浅蓝色的轻烟，路人来来往往，样子都很可爱。这一条山路叫“地狱”，可它的确是阿尔卑斯山脉的一段。我从弗赖堡去海德堡，在中途一个火车站，目睹了动人的一幕。一批移居美国的人，有老有少，上了火车，转身与亲戚朋友告别，场面十分凄惨。他们放声大哭，有一位老婆婆紧紧抓住门柄，却又不得不松手，火车开动了，她跌倒在地。我们飞似的离开了这些号啕大哭和大声呼喊的送行的人。对于离开故土的移民来说，还有沿途变化不定的景色聊作安慰，而留下的人，则只有失落，只有悲伤，以及能引起他们思念的一切。

一个清新温暖的夏日，我在海德堡凭吊一个古堡的废墟，废墟的厅堂里长着樱桃树和接骨木树，头上是鸟儿在歌唱。突然有人呼唤我的名字，原来是凯斯特纳，汉诺威的特使，从罗马来到德国。这是我和他的最后一次相见，第二年他就去世了。

七月底，我回到哥本哈根，又承蒙国王母后卡罗琳·阿马莉隆恩，热情地邀我去“无愁宫”小住了几天。我下榻的房间是已故枢密顾问阿德勒生前住过的，许多回忆，从童年时代直至这几天快乐逍遥的日子，逐一从我的脑子里闪过，心中充满对仁慈上帝的感激之情。

现在，我更加熟悉周围的乡村，它们是丹麦的一部分，以前我只是走马观花看过。我对于高贵的王太后的虔诚和仁慈的性格也有了深入认识，她经历过许多艰难困苦。

我给游乐场的剧场写了一部童话喜剧《接骨木树妈妈》，从剧场经理到全体演员，对它都寄予很大希望。首场演出造成轰动；当然，掌声之中也夹杂着少许嘘声，这是当时每一部新作首演时所不可避免的。《每日新闻》发表评论，口气友好，论点中肯，但《贝林时报》和《飞邮报》一改平日对我和其他作家公允平和的态度，不遗余力地大加抨击，说剧情混乱，毫无条理。我的答复是讲述了一遍内容，这些内容构成一个丝丝入扣的完整故事。另一方面，我得到绝大多数诗人的赞赏，海贝尔和英厄曼两人都写信来道贺，并表示他们的认同。博耶牧师则做了极其恳切和热情洋溢的评论，这让我觉得他除了《接骨木树妈妈》，没在游乐场剧场看过别的戏。

至于报纸上的批评，总体来说，是在利用自身的力量给观众的热情泼冷水，扫他们的兴。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即我们的大多数同胞缺乏想象力，他们不愿上天，宁愿待在地面上过平淡本分的普通人的生活，能够吃到几碟按照烹调手册烧制的无趣的戏剧小菜便心满意足。可是朗厄先生锲而不舍地排演这个剧本，情况逐渐发生变化，最后终于赢得了全场观众的掌声。有一个晚上演出时，我偶然坐在一个乡下来的体面的老者旁边，戏刚开场不久（几个元素的精灵刚上场），尽管素不相识，他转过身子对我说：“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怎么叫人看懂啊！”“是啊，有点不好懂，”我说，“不过再往下看，就容易明白了。会有一个理发店，顾客来剪发刮脸，谈情说爱。”“啊，是这样啊！”戏演完以后，他觉得很满意，或者是忽然醒悟我就是编剧，因而再次转身对我说：“这出戏写得很好，很容易看懂，开头稍为难一点，认真往下看就明白了。”

一八五三年二月，歌剧《水妖》在皇家剧院上演，格莱泽尔教授作曲，他的曲调相当丰富，带有北欧风情，因此大获成功。

我于圣灵降临节离开哥本哈根，前往英厄曼的林中别墅小住。那里空气清新；如同回到中学时代，每年夏天我的心必定指引我去他家。那里的一草一木与世道人心，至今依然如故；即使野天鹅，它们虽然远远地飞走，无论飞多远，总会飞回来栖息在林中湖畔它们熟悉的老地方。我的习性也如此。

英厄曼理所当然是我们最受欢迎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长销不衰，尽管批评家企图扼杀它们的生命，但它们至今仍然拥有读者。在北欧的土地上，从王公贵族到贩夫走卒，人人爱不释手。丹麦农民读了他的小说，爱国心得到加强，对本国历史也更加重视。他每一部作品的主题都是深沉而严肃，即使并不十分流行的作品，例如《哑姑娘》，也是这样。它仿佛当年一场大风暴中一株沙沙作响的诗歌之树，我们经常听到它的响声，我们的子孙也将从老一辈的嘴里听到它的响声。此外，英厄曼富于幽默感，有一颗永远年轻的诗人之心。与像他这样的人结识已属莫大荣幸，而能认识像他这样一位忠实不渝的朋友，则是更大的幸福。

客厅墙壁上所挂的画，地板上移动着的窗外菩提树落下的阴影，以及湛蓝湖水闪烁的波光，一草一木，一桌一椅，几乎都是我在斯拉厄尔瑟中学时代那一年美丽夏天见到的老样子。这里的一切，我所见到的一切，所体验的一切，以及在漫长时期所积累的对一切的记忆，现在在我眼里已经化为色彩缤纷的诗的花环，而这一个漫长的时期是我自己童话人生的一大部分，早已成为过去。

那一年的初春非常美丽，目光所及，到处是青翠的树林，耳畔不时回响起夜莺的歌声。但好景不长，转眼一切皆空，只剩下华丽的外壳。沉重而艰难的日子到来，哥本哈根发生了霍乱。那时我虽然不在西兰岛，仍然听到恐怖的消息和许许多多病人不治而亡的噩耗。最先传来而使我深为悲痛的是牧师博耶的死讯，他也是诗人，最近几年对我非常友好，给我很好的评价，我对他也很有好感。

在那段艰难的时期里最苦楚、最令人心痛的日子之一恰恰是本该欢乐和高兴的日子。我那天来到格罗鲁普，莫尔特克—维特费尔特伯爵在这里设宴庆祝他孩子的银婚，我是他所邀请来宾中唯一的外人，许多年前就定下来邀请我去。庄园里来的农民都被当作客人招待，我估计他们的人数会超过一千六百人。一草一木都洋溢着节庆的色彩，随处是跳舞和狂欢的人们，乐曲此起彼伏，彩旗飘扬，烟花冲天。正在欢度良辰吉日，我收到一封信，告知我的两位朋友已被死神夺走了生命。死神穿门入户，昨天夜晚停留在我的“家中之家”即科林一家的门口。“今天我们已迁移新址，”信上写道，“只有上帝才知道之后二十四小时之内会发生什么事。”这好像是在告诉我所有亲密的朋友都将被死神夺走。我躺在房间里流泪，门外响着欢快的舞曲，夹杂着大声的喝彩；烟花在空中自由地绽放，舒展。我再也无法忍受，每天都有令人悲痛的消息传来。霍乱又在斯文堡蔓延，我的医生和朋友们都劝我继续在乡间住下去，日德兰半岛上愿意打开大门接待我的好客家庭不止一家。

夏天的大部分时日，我是在锡尔克堡的米凯尔·德鲁森家度过，关于这个美丽如画的地方及其历史和传统，我作过一番描写，它会使人想起黑森林和苏格兰大片孤立的欧石楠：

修道院常常依山傍水而建，旁边有湖，面前是生长着大片欧石楠的荒原，在这些地方，现在跃动着新的生活，磨坊巨大的水车轮子在旋转。这里逐渐形成了一个小集镇，小溪上有接骨木树浓荫的遮盖。在丹麦高地，千百个坟冢旁边就是老鹰的窝巢。

不可否认，锡尔克堡是丹麦可爱的土地。众神的河在大森林前面流过，河边坚定地耸立着天山，如同挪威的多夫勒山。全身漆黑的鹳鸟趾高气扬地在沼泽地上踱步。那里的一草一木非常优美。

住在如此美景和如此好客的家庭之中，我反而深觉悲伤，心情郁闷，烦躁不安，忧虑重重，为不确定的命运而苦恼。每当响起邮差的号角，我就急忙跑出门取信件和报纸，如果我还必须耐心地等几天，我的沮丧会更无以复加。我感到压抑、痛苦、消沉。当哥本哈根传染病流行的势头稍见减弱时，朋友们认为我回去已无危险，我急急忙忙立即回到亲朋好友身边；本以为今生今世不可能再见他们了。

在那年春天霍乱发生前夕，我最好的一位出版商赖策尔去世了。我们两人，原来只因相互间的关心和照顾，而发展成为牢固的友谊，在我的作家生涯中，这一友谊贯彻始终。他最后的一个决策是为我出版一部价格低廉的“全集”。七年以前，德国已经出版过我的一种“全集”，附有《我生命的真实故事》，虽然它只是一个提纲，却立即引起国外读者的好感和兴趣。《外国文学》杂志为它发表了一篇评论，大加赞扬，把它与歌德的《诗与真》、卢梭的《忏悔录》、容一施蒂林的自传《一生》等相提并论。我的自传竟与前面所说几位大家的自传并列，而且得到热情赞扬。我同样也听到来自英国和美国的消息，由玛丽·豪伊特和斯皮兰博士翻译的我的作品，也受到好评。现在当我还年轻，精力充沛，就将享有在丹麦出版全集的乐趣。这是我最希望的，因为可以利用这一机会做一番调整和修改，把残枝败叶剪去一些，我的自传可以完全地展现其应有的面貌。我不想重印早年那些零碎的小东西，我要重新写一部比较完整的回忆录，叙述我的经历和感受。我相信对于人生旅途上所接触到的所有重要人物的描写，对于我所生活的年代的印象以及周围事物的记载，仿佛是为下一代人而写，但必定会有历史意义，同样，简明地讲讲上帝让我接受些什么考验，让我克服些什么，将会极大地鼓舞许多在奋斗的有天赋的人。

一八五三年秋天，我开始动笔；二十五年前的这个时候，即十月份，我结束了学生时代的最后一次考试。近来流行一种纪念二十五周年的风气，我这样说没有错，举行活动时，最叫人激动的是第一次在大厅里的聚会，见到了长期没有相见的同伴。有的身躯臃肿，面目全非；有的白发苍苍，垂垂老矣。而一旦相认，大家的眼里都放射出青春的光彩。这次聚会对我来说是真正的人生亮点。宴席上有不少人发言，有几个人唱了歌，我写的一首歌充分表达出我以及当时大家共同的心情，歌词如下：

现在，我们又围在桌旁。上一次，还是绿呢大课桌，而今，我们在这里，准备发言、正在发言或放声歌唱，大家各尽其能。此时，我们如同回到家，逍遥又自在。我们已经做了二十五年的学生。

当然，我们可能在街上不期而遇，至少同城的人有这个机会。但那些远离国王护卫之地的人，难以设想这样的邂逅，因此我们被召唤在一起，分享聚会的喜悦。现在，香槟酒瓶正砰砰作响，二十五年之后我们在此重逢。

时间的精灵遍布在地球之上，我们更加坚定地在故乡的土地站立。每当新旧交替，我们的翅膀都要发出雷鸣般的巨响。不过有一件事不会就此了结，那就是我们的歌唱绝不能停止，要从考试的绿呢桌子，一直延伸到此时此刻。今晚我们依旧年轻，光阴荏苒二十五载，做学生的时间还是太短。

于是，克劳森教授以他的高尚善良和聪明机智，提议为帕卢丹·米勒和我干杯，我们两人是同年参加考试的学生，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几天以后，我收到一纸通知，上面写着：“十月二十二日纪念活动结束后，一八二八年毕业生中几名同学在一起商议，认为应该采取实际行动，以巩固我们之间团结的基础。经过慎重研究，决定执行一项计划，基于当年关于四大诗人和十二小诗人的共识，建立以两位诗人名字命名的安徒生-帕卢丹·米勒基金，基金源于每年的捐赠，经过一定的积累，可用来接济某些无业的丹麦诗人。”

这一计划有没有实现的可能，以什么形式实现，目前尚不得而知，但这种设想使我感到十分高兴，因为它表明丹麦的大学生，以及参加同年考试的那些同学对诗歌的赏识和赞许。

旅行对于我，是令身心舒畅的沐浴。第二年，我又出国旅行了，在维也纳、的里雅斯特和威尼斯住了几个星期，欣赏春天的美景。这一次只有三四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在马克森那可爱的萨克松的家中，樱桃树开花了，石灰窑冒着蒸汽。柯尼希斯泰因、利林施泰因和其他的小山丘，耸立在空中，向我点头致意。自从上一次离开今又重来，仿佛只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夜，而我只是在这个冬夜做了一个关于霍乱的噩梦。我觉得见过同样的花开，同样的白云，同样好客的家庭和居住在这里的朋友。我仿佛生出翅膀，在蒸汽和云雾中飞过高山和深谷。我看见了帝国首都维也纳圣司提凡教堂的尖顶，许多年以后，我在这里再次遇见了燕妮·林德-戈尔德施密特。她的丈夫戈尔德施密特我是初次见面，他非常热情，我们一见如故。他们的孩子长得很结实健壮，一对大眼睛总是盯着我看。我又听到她的歌声，仍旧是从前的心灵、从前的丰富的音调。陶贝特的短歌《我现在必须唱一曲，但我不知为什么》，真好像是专门为她的歌喉而设计，她唱起来犹如一只欢乐的小鸟，夜莺也唱不出这种调子，更别说画眉了。这需要一颗天真质朴的赤子之心，需要一个有思想的灵魂，这只能由燕妮·戈尔德施密特来唱，这是她的戏剧阐释，戏剧性的意识与她的力量，她的伟大所在，只有在音乐会上她的咏叹调和诗歌中我们才能听到这些，但她已经告别了舞台。这真是违背天意的罪过啊，她背弃了上天赋予她的使命。

我怀着喜忧参半的心情，若有所失地向伊利里亚驰去。莎士比亚曾经把他许多不朽的场景安排在这块土地上，他笔下的薇奥拉 ⁽¹⁾ 就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幸福。

我站在悬崖之巅，俯瞰落日余晖将波光粼粼的亚得里亚海染成红色，真是惊人的壮观！但在夕阳照射下，的里雅斯特似乎比它平日的面貌更加阴暗。煤气灯点亮，街道的轮廓在灯光下显现出来。从我们的马车向外望，那景象如同从慢慢降落的一个气球上看到的一样。尽管只观赏了几分钟，那泛着波光的大海和灯火辉煌的街道，将在我的记忆中保存多年。

从的里雅斯特乘轮船前往威尼斯，需要六个小时。

一八三三年我第一次来到威尼斯时，它给我的印象是“海上一艘悲惨的沉船”。现在重访这座城市，在经历了亚得里亚海波浪颠簸的晕船之后，我仿佛不是从海上逃往陆地，而是从一条小船逃到了一艘大船。唯一使我高兴的是，防波堤上的铁路把这个沉寂的小城与活跃的大陆连接在一起。遥遥望去，月光下的威尼斯是美丽的，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梦，贡多拉小艇好似卡戎 ⁽²⁾ 的渡船，悄然无声地于倒映在水中的巍峨宫殿之间滑行。然而在白天，它是丑陋的，运河水肮脏不堪，水面上到处漂浮着白菜帮子、莴苣叶子等生活垃圾，老鼠从房屋的墙缝游出来，太阳把墙壁烤得滚烫。

我满心欢喜地乘坐蒸汽火车风驰电掣般离开了这座浸泡在水里的坟墓，穿过不见尽头的海堤和四周叫人厌烦的一块块绿的水洼和沙洲。一上陆地，就见到了葡萄藤像节日花环似的垂挂着，乌黑的柏树林直指蔚蓝的天空。我那天的旅行目的地是维罗纳，在温暖的阳光照射下，几百名观众坐在圆形剧场的阶梯上，他们并未坐满，正欣赏搭建在剧场中央的舞台上所演的一出戏。布景是用颜料画的，意大利的阳光从这布景反射出来，十分刺眼。乐队演奏的是现代舞曲，在古罗马建筑遗址上演现代戏，整个场面看起来有点滑稽。

我第一次游览威尼斯时，手被蝎子蜇了一口，现在在维罗纳——由于铺了铁路，它成为威尼斯的近邻——又遭到同样的命运，我的脖子和脸都被蜇伤，火辣辣地痛，并肿了起来，真是吃尽苦头。我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加尔达湖和带有浪漫气息的里瓦及其盛产葡萄的谷地。然而疼痛和发烧不许我久留，我必须继续前进，皎洁的月夜正是赶路的好天气。道路荒凉，又富于诗意，是我平生所见过的最为优美的景色。它出自天然，即使画家萨尔瓦托·罗萨 ⁽³⁾ 也无法凭空想象和描绘。在深受苦痛折磨的夜晚，它像一个美丽的梦境印刻在我的记忆里。

半夜稍过，我们抵达特里恩特，得到了意大利能向旅客提供的所有不便。我们必须在城门口等候警察慢条斯理地走过来，他要我们拿出护照，在这黑魆魆的半夜，只凭他一句话，说明天一早发还，我们便必须把护照交给这个陌生人；不开收据不打收条，也得不到奥地利方面的任何保证——他们对于护照的管理一向是很严格的。然后，我们在空荡荡的大街上摸黑前行，来到一家像宫殿一样气势雄伟的旅店门前，见不到一个人影。我们使劲敲门，大声喊叫，吵闹了一阵，出来一个半睡半醒光着膀子的服务员，领我们踏上冰凉、宽阔的楼梯，经过漫长得似乎没有尽头的走廊和黑暗的过道，进入一间空旷的大厅；它的年代已相当久远，天花板特别高，里面放着两张大床，住得下携儿带女的一家老小。大理石桌面上点着一盏昏黄的灯，房门关不上，完全可以把另一个房间里的两张大床及一家老小看清楚。墙上有暗门，门后是秘密的楼梯，地板上红葡萄酒的陈迹像血一样。这就是我所处的环境，我在这样的地方度过了意大利的最后一夜。我被咬的伤口火辣辣地痛，全身燥热，根本别想睡觉或躺下来休息。终于等到天亮，挂在辕马身上的铃铛响声大作，我们像飞一样离开了特里恩特和它光秃秃的桑树林（桑树叶子都摘下来拿到市场上去卖钱了）。经过布伦纳山口和因斯布鲁克，我们来到慕尼黑。

我在这里又有了朋友，并得到他们的关心、帮助。王宫的御医、可爱的枢密院官员吉尔特老先生对我特别体贴，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怀。经过相当痛苦的两个星期，我恢复了健康，能够接受国王邀请前往霍亨施万高古堡做客，马克斯国王和王后在那里避暑。

阿尔卑斯山的玫瑰仙子飞进霍亨施万高古堡，在各个大厅徘徊，她看见了四壁琳琅满目的绘画，看见了比她的花朵更加美丽的陈设，这真可以写成一篇童话。霍亨施万高古堡位于阿尔卑斯山和莱希河谷之间，耸立在悬崖峭壁上，脚下是两汪清澈明亮的湖水，呈深蓝色，其中的一个湖地势较高，两湖之间是开阔而肥沃的谷地。这里以前叫施万斯泰因堡，归尔甫、霍恩斯陶芬和沙耶恩家族都曾经是它的主人，他们的事迹仍活在古堡的壁画上。马克斯国王在他当年还是王储的时候，已把古堡修缮一新，布置成现在这样一个金碧辉煌的宫殿。莱茵河沿岸绝没有像霍亨施万高这样美丽的古堡，也没有一座古堡有它那样的自然环境，那样辽阔的河谷和皑皑白雪的阿尔卑斯山。在古堡的高大拱门两边，分立着守门的武士雕像，佩戴着巴伐利亚和施万高的族徽，分别是一颗宝石和一只天鹅。院子里有三株高大的菩提树，洒下大片浓荫。墙上画着圣母马利亚像，墙下有一个喷水口，喷出一股清泉。花木茂盛，美丽的玫瑰在万绿丛中散发出芳香：这一切不由得使人想起西班牙阿尔罕布拉宫的雄狮喷泉。令人称奇的是，即使在海拔这样高的地方，喷泉中清洌、冰凉的水柱仍可以冲上四十英尺的高空。

古堡入口处的墙壁上刻着四句诗，对来访者表示欢迎：

欢迎漫游远足的男女，

敬请安心，莫要忧虑，

用你们的心灵，理解

诗的高尚、美妙情趣。

最先进入的地方是武器库，看到古代的盔甲、长矛，仿佛觉得一个个的骑士复活了。接着是几个富丽堂皇的大厅，窗子上一片一片的彩色玻璃，都可以向你述说古代的传说和故事；每一面墙壁也好像是一册完整的历史书，默默讲述着已成为过去的时代和人民的往事。

“霍亨施万高是我在阿尔卑斯山中见到的最美丽的玫瑰，但愿它永远是好运之花。”

我用德文把这句话写在留言簿上，它长留此处，更铭刻在我的心里。

我在这里度过几天难忘的欢乐时光。马克斯国王把我当成难得一来的贵宾，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大智大勇的高贵国王对我彬彬有礼，十分谦和。一切都好，值得庆贺。国王陛下亲自介绍我与王后相见，她是一位普鲁士公主，温柔妩媚，天生丽质，世所罕见。第一天午宴以后，国王带我乘坐敞篷马车外出，随意走走，结果我们行驶了数英里，一直来到奥地利的蒂罗尔。尽管我常常为护照而烦恼，但这一回我不用为此操心了。我们马不停蹄地前行，乡村美景继续在我们眼前展现它多彩的丰姿。居民站在大路两侧向国王行礼致敬，来往车辆也都停下来为国王陛下让路。这一天的出行翻越了几个洒满阳光的山头，持续了几个小时，一路上国王以极大的兴致和我谈他最近刚刚读完的《我生命的真实故事》。他向我问起我书中所写几个丹麦人的情况，并说我现在是万事顺利，在克服了种种困难后终于取得这样大的成就，该是多么令人高兴啊！

我告诉他，我确实常常觉得自己的一生像一篇童话，充满许多意想不到的变故和惊喜。我曾经落得无依无靠，身无分文，忽而又成为豪门富户的座上宾；一会儿被人嘲笑，一会儿又受人尊敬。而此刻，我坐在国王身边，在阳光照射之下飞驰过阿尔卑斯山，又是我生涯中的一章童话。

我们谈起斯堪的纳维亚当代的文学，我举出了《萨洛蒙·德·考斯》、《罗伯特·富尔顿》和《第谷·布拉赫》等几部作品，说明当今的诗歌艺术已经实现了时代的要求。国王的谈话充满了智慧和真挚的感情，对此我永远不会忘记。

黄昏时，我为亲爱的国王和王后朗读两篇童话：《柳树下的梦》和《千真万确》，我还和冯·东尼格斯一起爬上附近的那些山，饱览美丽如画的景色。时光匆匆流逝。

承蒙王后恩准，让我在她的纪念册上题词，与各国的国王、皇帝的姓名并列，这是何等荣耀；题词者中有一位科学界知名的人士——利比希教授，他是一位十分可爱、富于魅力的科学家，我与他在慕尼黑认识之后成为朋友。

我怀着对亲爱的国王夫妇深厚的感激之情，离开霍亨施万高；他们欢迎我再来。我采了一大把阿尔卑斯山的玫瑰和勿忘我花放在马车里随身带着，驶往菲森。

以慕尼黑为起点，途经魏玛，我开始踏上归程。

这时，卡尔·亚历山大已执掌政权，但还住在爱森纳赫附近自家的威廉斯塔尔宫。我在他那里小住几日，在图林根森林中心地带极其可爱的乡村，与高贵的君王一起欣赏优美的风景。这是神圣而快乐的日子。

现任大公多年来从他的私人金库中拨出大笔经费来修建古老的瓦尔特堡 ⁽⁴⁾ ，修旧如旧，已经完工。古堡墙上的巨型壁画叙述的是与古堡有关的传说、故事。吟游诗人大厅一排排的圆柱立在那里，恢复了原有的恢弘气势，屋外的峰峦和森林则显得非常俊朗秀逸。这是吟游诗人时代真实的场景：汤豪泽失踪之地维纳斯贝格，三个瓦尔特堡附近的山峰，乃至寂静的森林（瓦尔特·冯·德尔·福格尔魏德和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对此都很熟悉），所有这些传说和历史的背景，都没什么改变。

在爱森纳赫有一个小小的城堡，奥尔良公爵的遗孀同她的两个儿子（即巴黎公爵和内穆尔公爵）住在那里。凡是我遇见的人，无论贫富贵贱，都异口同声地告诉我，她和她的两个儿子深受当地居民的爱戴，而她也竭尽全力为人们造福；她慈祥和蔼，善于关心别人，是这个小城镇的福祉。我在街上见到了两位小王子，由教师领着，他们衣着朴素，但显得聪明而善良。魏玛大公曾亲自把我介绍给这位公爵夫人，我详细了解了她的经历和所遭受的劫难；当我想开口跟她说话时，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涌上来。她看见我的泪水，慈爱地向我伸出手，我凝视着壁上挂着的她那已故丈夫的画像，画上的人风华正茂，与我在巴黎市政厅舞会上见到时一模一样。当我提起那一段岁月，她的眼泪也涌了上来。她说起她的丈夫和孩子，亲切地告诉我，他们都知道我写的童话。她的态度真诚，热情，伤感，同时又有点大胆的女性的特质，与我所期望的奥尔良家族中的海伦的样子相吻合。她一身出门旅行的打扮，将要坐火车去别的地方。“你明天能同我们一起吃一顿饭吗？”她问。我不得不说我明天就将离开这里，“不过一年以后我会再来。”“一年？”她重复了一遍，“一年之内，会发生多少事啊，即使几个小时，也会发生许多事。”她的眼里晃动着泪光，她的神情变得严肃。

当我与她道别，她亲切地向我伸出手，我怀着特别激动的心情离开了这位高贵的王族遗孀。她的命运悲苦，但她的心高尚而热烈，充满了对上帝的信赖。

我很快回到丹麦，勤奋地工作，不仅忙于出版我的“文集”，而且还翻译了莫森索尔的一部“大众戏剧”《回归太阳的宫殿》。逗留维也纳时，我在国家歌剧院看过，很喜欢这出戏，也曾请海贝尔关注它，他却没有留意。这个剧本倒是引起朗厄先生的重视，请我把它翻译出来，并准备在游乐场的剧场演出。在皇家剧院导演的支持下，我从莫森索尔那里要来剧本，并得到“自由处置”的授权，因为它的风格与奥尔巴赫的《乡村故事》相近，我给它加了《一个乡村故事》的标题，这个标题任何人一看便知。正如大家所预料的，这出戏一上演，立刻受到热烈欢迎，屡演不衰。除了添上几首插曲之外（一出戏要在游乐场的剧场演出，没有插曲是不行的），我还改写了最后一场戏，让住在阿尔卑斯山上茅舍里的安娜拿起一块木片，点着火，在火光下认出了马蒂亚斯，正在那时伊尔桑格的铁匠炉倒塌了。莫森索尔在维也纳几个丹麦朋友的帮助下，读了我翻译的这个剧本，立即写信向我道谢，对于我的几处修改，他说：“所增插曲选得很好。最后一场的效果给人印象十分深刻，挥动火把的末尾一场效果非常像一幅画，我们打算在这里演出时也予以采用。”

我曾经说过，我的“童话”由威廉·彼得森配上插图，准备出版比较齐全的版本，现在可以说已经实现，今后新写的，我想把它叫“故事”。这个词在丹麦语中，我觉得更妥帖地表明了我的“童话”的范围和性质。在普通老百姓的语言里简单的故事和结构特别宏大、想象力特别丰富的叙事作品，都归入“故事”的范畴，不论幼儿故事、寓言或者长篇故事，在儿童、农民和大众的口头，都叫做一样的东西，那就是简单的两个字：“故事”。

我有几部作品集已经翻译成英文和德文出版，并得到行家的好评。英文版作品集题为《一个诗人的白日梦》，由理查德·本特利印行。一八五三年的《图书圣殿》杂志表明，玛丽·豪伊特改变了对我的观点，并没有影响英国批评界对我的赞扬，有一篇评论指出：“这本标明是献给狄更斯先生的小册子，从形式和风格来看，似乎是一份圣诞节和新年的礼物，但是它在任何一个开花或者收获的月份，都会受到欢迎，如同在宗教节日，当墙头挂着冰柱的时候；因为诗人和诗人的子女们在忙碌了一年之后，会读它，或者会想起它，而这些忙碌的人也必定会回家与父母团聚。我们不喜欢无病呻吟（按照这个词的一般意义来理解），但也不需要一再加以说明。对那些虚伪的、病态的东西，即便它们非常优美，非常有诱惑力，我们也不会去看，不会去听，不会动心；但是对那种比痛哭流涕浅一些，比五体投地的虔信低一些，比流星式的挥霍才华更节制一些的感情，我们却怀有一种特别奇特的爱好，那些不怀有这种爱好的人，则只尝到了遐想的一半的滋味。而情节的引人入胜，语言的诙谐幽默，描写的细致入微，安徒生的小故事在这些方面是独一无二的。请那些希望得到我们保证的人读一读这一卷的《无用的人》、《伤心事》、《柳树下的梦》和《千真万确》吧；请那些斥责这些作品是无益的尝试的人来写一写吧，看他们能不能写出这样完整、这样美妙、这样含蓄的作品。不错，这些作品描写的生活面非常狭小，也不妨说它写的就是日常的、琐屑的小事，无关大局，但它们是真正的艺术品，凡是热爱艺术和艺术品的人，都应该对它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现在，我即将年满五十，“文集”正准备付印，《丹麦文学每月评论》杂志发表了格里穆尔·汤姆森先生写的一篇文章，他在评论拜伦勋爵一书中所表达的深刻见解和热烈的笔调，在这篇评论中也显示出来；他对于所评论作品的理解和喜爱的心情，同样显露无遗。当年我处在无人理睬的困境中，厄斯泰兹曾经安慰我的话，终于应验，老天爷已看到这一点，似乎也希望我在此结束我生命中的这一章。我的家乡已经给我一束美丽的鲜花，表示认可和鼓励。

对于我的童话，格里穆尔·汤姆森先生文章里还有几句话，触动了我诗歌的琴弦，发出与我的观点相一致的音调。他在说明我的整体作品的实质和意义时，总从我的“故事”，也就是从我最近创作的作品中引用材料作例子。“他在童话中所作的评论是准确的，既有针对表面现象的，也有直指事物实质的；既有鞭挞外壳的，也有揭示内核的，从中可以发现有两股激流，表面一股是讽喻性的，抓住大事小事，嬉笑怒骂，像在一上一下地踢毽子；另有一股是深藏在地下的庄重严肃的暗流，真实公正地把每一件事物还原为本来的面目。这是真正的基督的幽默。”

这些话明确无误地表达了我希望达到和追求的成就。

迄今为止，我面前所展示的我童话似的一生，是曲折的一生，美丽的一生，令人欣慰的一生。逢凶化吉，遇难呈祥，恶变为善，痛苦之中生出欢乐，这是一首内容极其深刻的诗，是我绝对写不出来的。我觉得自己是个幸运的孩子，有多少同时代高贵的优秀男女，对我都很友好、坦率，我对于人类的信任几乎从没有使我感到失望，即使艰难岁月也包含着幸福的因素。我觉得，我所经受的不公正，以及妨碍我发展的行为，最终都给我带来了美好的结果。

当我们走向上帝的时候，一切痛苦和不幸都将烟消云散，留下的只是美好的东西，我把它看成是黑暗天空中的一道彩虹。但愿人们能以宽容之心来评判我，如同我以宽容之心去评判他们一样。我相信他们会这样做的。每个高贵而善良的人在回顾一生道路时，都会带有一点庄重的、忏悔的成分。我在这里坦率地讲述了自己童话似的一生，心中充满自信，好像坐在亲朋好友中间共话家常。

安徒生

一八五五年四月二日于哥本哈根

(1) 莎士比亚戏剧《第十二夜》中温柔、聪颖的美少女，为得到奥西诺公爵的爱，女扮男装，以侍童的身份天天侍奉公爵，最终如愿以偿。

(2) 厄瑞玻斯和夜女神之子，在冥河上摆渡亡魂去阴间的神。

(3) 萨尔瓦托·罗萨（1615—1673），意大利著名风景画家。

(4) 瓦尔特堡是一座中世纪城堡，位于阿尔卑斯山以北海拔四百米的一座小山上，是德国现存最古老、最壮观，也是保存最完好的具有罗马风格的城堡，也是德国唯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城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