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前言

第一部分 关于起源的问题

序言

1 极不寻常的情况I：古代对中世纪和近代欧洲的影响

2 自由的挑战

3 极不寻常的情况II：中世纪和近代文化形成的早期条件

4 欧洲大陆的构成

5 希腊人和波斯人I：自由和统治——阿托莎的梦

6 古代欧洲和亚洲

7 古代是欧洲的史前史还是早期历史

第二部分 城邦世界的崛起

序言

8 迈锡尼文明之后的全新开始：希腊特性的起源

9 时代的曙光：公元前8世纪

10 希腊人与东方的关系

11 殖民运动

12 荷马与赫西俄德

13 神祇和祭司

14 危机与联合：公元前7—前6世纪

15 城邦个人主义和泛希腊背景：竞争的冲动

16 城邦的差异：斯巴达和其他城市

17 战争

18 城邦结构：公共领域和机构

19 危机：贵族斗争、社会冲突和僭主政体

20 抒情诗、宴饮和美德的重新定位

21 政治思想的开端：“中产阶级”

22 哲学与科学的发端

23 雅典的政治平等之路及其崛起

24 希腊人和波斯人II：公元前500年的爱琴海世界

25 展望

后记

希腊术语表

参考资料和延伸阅读

索引

在本书德文版的写作过程中，我得到了卡塔琳娜·魏克尔和海德伦·蒂尔的帮助。当我对自己失去信心时，卡特娅·韦尔德莫斯总会在第一时间阅读我的手稿，鼓励我继续写作。在此，对以上三位表示真挚的感谢，此外，我还要感谢迪塔·艾哈迈迪。

对于本书英文版的出版，我要感谢我曾经的学生库特·拉夫劳伯教授以及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全体员工。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妻子和家人，感谢他们对我工作的支持。自我从事历史研究以来，他们便给了我极大的自主性，使我能够潜心学术研究。

特别感谢库特·拉夫劳伯教授为本书英文版做出的贡献。

地图1 希腊世界

地图2 波斯帝国

前言

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瑞士的巴塞尔我第一次见到了克里斯蒂安·迈耶。那时我还是个研究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之后正准备写论文。我一直对历史和古典文化很着迷，因此结合了二者的古代历史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我的选择，但当时古代历史专业的教授职位已经空缺了好几年，因此当一位来自德国的年轻学者被任命为教授时，我兴奋极了。这位教授让我肃然起敬：他是汉斯·舍费尔（Hans Schaefer）和赫尔曼·斯特拉斯布格（Hermann Strasburger）的学生，而这两位都是研究古希腊罗马史的著名学者；他编辑了德国古典学家马提亚斯·盖尔策尔（Matthias Gelzer）的论文，而后者是研究罗马共和国时期历史的权威。因此，我满心期待迈耶教授到巴塞尔来。按照习惯，他带我在城市附近的小山上散步，我们就论文的选题进行了讨论。最终，我们决定以凯撒大帝为题，而且我完全被这个伟大人物迷住了。我在写论文时成为迈耶教授在巴塞尔的助手，之后还跟着他在科隆待了一年，然后就去中学教历史了。不过，我仍然会拜访迈耶教授，我们在乡间漫步畅谈，一起品尝葡萄酒。正因如此，我最终做出了从事古代史研究的重要决定，这成为了我人生的转折点。

继巴塞尔之后，迈耶教授陆续在科隆和波鸿任教，最后定居在慕尼黑。多年以来，他已经成为所在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他取得的卓越成就无人企及。他是第一位担任德国历史协会主席的古代史学家，他还担任了其他的学术领导职务，如德国语言和诗歌学会的会长。他得到了大量研究基金和拨款的资助，并获得了许多殊荣和奖励，这些都是对他研究工作和终身成就的表彰（包括德国格林兄弟文学奖、奥地利科学与艺术十字勋章，以及哥廷根科学院的利希滕贝格奖章）。他还是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挪威科学院以及雅典科学院的成员。

他的著作太多了，无法一一列举，更不要说编辑的书刊、撰写的文章以及书中的章节。他的著作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古希腊罗马史，现代德国的历史和政治，以及从学科和历史学家职责角度阐述历史的意义和作用。（我在此列出一些有代表性的题目。）在古希腊罗马领域，他的第一本著作《共和国的衰落：罗马共和国晚期宪法和历史的研究》（1966年，多次再版），还有《希腊人发现政治》出版于1980年（英文版1990年），《万能独裁者凯撒的无能：三部传记概要》（1980年）、《凯撒》（1982年，英文版1995年）、《政治和优雅》（1985年）、《希腊悲剧的政治艺术》（英文版1988年和1993年）、《雅典》（英文版1993年和1999年），以及现在出版的《自由的文化》（2009年）。

在其他两个领域，迈耶著有《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的四十年》（1987年，修订大字版1990年）、《世界历史和史学家的领域》（1989年）、《德国统一是一种挑战：共和国的基础是什么？》（1990年）、《不想统一的国家》（1991年）、《议会民主制》（1999年）、《当代的消失：关于历史和政治》（2001年）、《从雅典到奥斯维辛：历史发展形势的反思》（2002年），以及《被遗忘的命令和不可缺少的记忆》（2010年）。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迈耶的生活以及所取得的成就。迈耶是一位非常多产的史学家，他在整个历史领域尤其是古代史研究方面，以及近现代史一些紧迫问题的公共话语方面，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力还在不断扩大。他从事古代史研究，但从不认为那段历史消失了或是陌生的，为此他特意将一篇文章的标题改为《最接近的陌生事》。换句话说，古代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很容易被理解，不需要经常做出解释，而且由于年代久远不会影响我们的判断，不会失去已有的特性；它能激发人们对当前的思忖，并由于当前面临的困惑而变得非常有趣和容易接近。这些足可以说明，迈耶恰好是一位有着深刻历史见解的历史学家，他认为有义务帮助他的国家和同胞接受糟糕的过去和迎接当前的挑战；他也向历史学家们表明，忽视历史责任就要自担风险，因为那是对他们的惩罚。他潜心学术研究，是为了丰富学生、学术机构和感兴趣的大众的认知。

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个人，一个真正受尊敬的人，尽管拥有无数的成就和荣誉，却依然保持谦虚（就像他在朋友和学生给他庆祝60岁生日时所做的），他看重的不是已经取得的成功，而是学术事业上的不足，以及本应该承担的责任。他注重自己的每一个社会角色，无论作为丈夫、父亲，还是老师、朋友、同事和公民。他需要了解人类社会中的各种有利和不利因素，通过研究古代世界以及与志趣相投者分享自己观点的方式来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与众所周知的先知没有在自己的国家被知晓不同，他的作品被读者广泛阅读：人们在倾听。

此外，还有一件事在亲历的学生中（和广大观众）广为流传，迈耶是一位孜孜不倦的伟大学者，他喜欢通过生动的讲述来激发他人的思考，他喜欢提问、跨越界限、寻求更深层次的答案、透过表面挖掘实质，在别人驻足的地方调查、试验、驳斥和重新开始。迈耶正在探索可以解释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因此他想与读者一起分享，但这种探索不会是一片坦途，多半较为曲折，并随着研究方向的变化而变化。本书的读者不仅会学到许多知识，而且还能享受到发现和启示的乐趣。

再来说说学者的探索和发现之路。迈耶最初从事的是罗马史研究，他试图通过《共和国的衰落》（仍是一部权威性著作）一书来阐述罗马共和国衰亡的原因。可问题来了：为何一个最初非常成功的社会政治制度深陷危机，经过几十年的垂死挣扎，注定走向失败呢？迈耶认为，那是一场“不可避免的危机”。换句话说，它是一个人们再清楚不过的危机，但人们很难在垂死的制度内找到解决办法，也无法超越这个制度，因为所有能想到的备选方案都很难在思想上被接受。同样“中肯的表述”也出现在迈耶的其他作品中。

关于希腊史方面，迈耶近四十年来一直致力于一个问题的研究，但该问题涉及许多方面：为何一些非常重要的现象恰好出现在一个小邦林立的土地贫瘠的国家，它们是如此的微不足道，以至于当时的强国都忽视了它们的存在，而在此出现的现象与之前的完全不同，并且对后世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一些问题的现象涉及许多方面，如政治价值和术语、政治或“政治的”、民主、政治思想、戏剧的政治作用、历史编纂学以及整个希腊文化。在他的作品中，“希腊人：世界历史的政治革命”是最具有表现力和令人难忘的一个题目。因此，《自由的文化》一书重点探索了希腊文化的起源，它与自由的关系，以及它在欧洲历史起源中所起的作用。

古希腊与近代欧洲的联系并不明显，但为何像本书这样一本关于希腊文化起源和特性的书，会在许多章节讨论欧洲历史的起源，以及古代世界尤其古希腊是否应被视为其中一部分的问题，这是为什么呢？当欧洲正在努力实现统一，重新界定范围、历史、传统和在世界上的地位时，这个问题就显得非常有意义，而且它的重要性已经超出了欧洲的范围。现在经常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出现，一种强调现代文明的血统，尤其认为民主制源于古希腊，但这个观点经常遭到驳斥和谩骂；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古代世界包括罗马在内，虽然最终涵盖了欧洲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区，但它的聚焦点始终在地中海和近东地区。只有到了中世纪，历史才变成了“欧洲的”（政治上和文化上），这种情况使得“欧洲历史”有了更加确切的意义，因此中世纪而不是古代就成为了欧洲历史的开始。迈耶追溯这些讨论，承认它们的重要性，但后来他改变了关注的焦点：政治的真相不可能与文化史相同，原因有两个。一是，欧洲作为一个大陆，它拥有的独特的文化政治源于公元前6世纪晚期和公元前5世纪早期的古希腊人。二是，虽然从古希腊到中世纪再到现代欧洲，它们之间缺乏直接的政治延续性，而文化方面的延续也多数是间接地通过罗马和拜占庭传播的，但却广泛存在，这一点更为重要。此外，还有一个决定性因素，虽然受到君主权力的控制（无论宗教或世俗），但欧洲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文化的发展是由古代文化发展而来的，并且深受其影响。欧洲文化很可能源于古代文化，实质就是古希腊文化。至少从文化的角度，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来研究古代世界的历史，尤其是作为欧洲史前史和早期历史的古希腊文明的起源，当然它的影响已经超出了欧洲的范畴。

本书第二部分（主要部分）涉及实际上处于“古风时期”的早期希腊（前750—前500年），迈耶主要研究了源自“黑暗时代”（前1200—前750年）的希腊城邦世界（通常很小，直接接触的公民集体）的形成。在辉煌的希腊青铜器文明（迈锡尼文明）毁灭，人口、地域、文化技能（尽管有多方面的连续性）大幅萎缩之后，希腊人又开创了新的生活和文化。几个世纪以来，这些城邦不断发展和相互竞争，并在地中海和黑海沿岸建立了许多新城邦，以此扩大它们的世界，虽然它们与位于东部和南部（从安纳托利亚和黎凡特到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高度发达的文明保持密切联系，却不受强国的直接掌控。作为一个民族，他们是如此自由，不受他人的统治。此外，平等的竞争和多样化的城邦平衡体系使得一些有实力的大城邦（如斯巴达和雅典）出现了，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城邦不是以控制或统治他人为目标。城邦内部也是如此：出现了少数的短暂例外（“僭主”），尽管社会和经济分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冲突与日俱增，但显然没有出现高度集中的君主政权。城邦内部的自由也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并实现了自给自足。

迈耶认为，这一切产生于特殊的条件和环境之下，它们不仅是事实，而且也是希腊人想要接受并为之生活和奋斗的全部，他们一直保护着它们，直至公元前6世纪晚期和公元前5世纪早期他们与庞大的波斯帝国的最终对决。这种文化不是产生于君主意志，而是源于公民群体，受公民集体意志的驱使，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不仅为希腊人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也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和挑战，因此公民必须凭借自己的力量解决，他们要寻找共同的生活方式，建立自我管理的机构和制度。迈耶说，为了征服这些挑战，他们需要自己的独特文化。他们要大范围地发展文化，从诗歌、政治思想、绘画以及雕塑和建筑的法则，最终到哲学以及地理和科学的起源，以此应对复杂的生活和任务，表达自己的想法，思考并解决遇到的一切问题。他们是这些做法的首创者，因为他们没有后来文化所享有的特权：没有希腊人可以模仿，并引导他们进行思考。虽然迈耶充分考虑到古代近东文明对希腊文化的影响和充实，但他也强调希腊文化在社会和政治方面与它们有很大不同。在构建公共领域和生活方面，希腊人发现近东文明对他们的帮助不大，他们必须找到自己的方式。

本书的独特之处，不是因为它从一开始就将早期希腊社会和文化追溯到“古典的”伟大，这些工作已经有人做了。它的独特和魅力在于，通过构建的合成实现了所谓的“同感再现”：它将我们引入斗争、焦虑、痛苦和欢乐当中，这些都是希腊人被迫和主动应对巨大挑战时的经历。迈耶的思考不仅仅涉及希腊人取得的成就及原因，而且还牵扯到是什么问题导致了这一切的出现。最特别的是，他试图理解为什么他们要发展适合自己的独特生活方式、群体形式和文化，这样无论是在自己的城邦还是整个城邦世界，他们都无须听命于他人，而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自由地生活和自我管理就可以了。本书不只是让我们了解这个过程，还要通过体验用一种全新的方式理解其重要意义，以及希腊人为了追求自由而让公民集体努力来发展一种文化的必要原因。

最后，本书是一个重要的三部曲的第三部。迈耶曾说，他想写三种类型的传记：重要人物传记、城市传记和文化传记。这个愿望的起因是对现有各种传记的不满，那怎样做才恰当呢，既能体现传记的意义，又要保证内容的趣味性。这一点在迈耶的《凯撒》一书中得到了体现。他认为，在展现凯撒这个伟大人物时，不能让读者觉得他就是我们中的一员，而是要把他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解读。这就需要把历史上的角色以及决定他行为的文化纳入传记中，这里面不仅包括最基本的社会和事实背景，而且还蕴含着令人费解的复杂的特性。结构上的发展甚至分析成为传记的必要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至于《凯撒》一书，虽然遭到了一些传统史学家的批评，但却成为广大读者的文化盛宴，他们中既有学者和学生，也有对此感兴趣的普通读者。对细节的必要修改和内容的充实，所有这些都在迈耶的城市（雅典）和文化“传记”中得到体现。

《自由的文化》是迄今为止第三本最具雄心的“传记”，它涵盖了整个文化，至少包括了文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书中最后的简短展望指出延续会走向何处。）它代表了一位研究希腊古风和古典时期历史的杰出学者所付出的努力，他将自己之前的学术成果融入全面了解、描述、探索和解释希腊文化起源和发展的独特现象中，从而展示出希腊通过自身以及与古代近东文化和地中海其他区域的联系，在与其他先进文化完全不同的条件下从开始走向全盛。

从本书中，我们还领略到了迈耶所具备的作家品质。由于风格独特和内容深奥，《共和国的衰落》最初的受众只限于德语读者，作者至今也没打算翻译它。不过幸运的是，后来的书大部分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事实上，迈耶在写作风格上追求多样化，如优美的、创造性的、富于想象力和迷人的风格，因此他先是当选为德国语言和诗歌学会的会员，然后又做了会长，这一切绝非偶然。其实，早在他为赫尔穆特·西蒙（Helmut Simon）的译著——凯撒的《内战记》（1964年）所作的序言中，就突显了这方面的才能：他引导读者从当前危机的核心逐步挖掘到结构性问题和矛盾的形势上，也正是这个深层次原因导致了一场以捍卫个人荣誉为由的内战爆发。此外，《政治和优雅》一书也展示出迈耶优美的文学风格。这本小册子的封面是雅典娜女神，这个角色由尤塔·兰佩（Jutta Lampe）扮演，她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哈里逊河岸剧院（Schaubühne am HalleschenUfer）参加《奥瑞斯提亚》（Oresteia）的演出，她的表演非常出色，这就是当时的古代戏剧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出于对古代悲剧的意义及其表现的共同兴趣，让迈耶有机会接触到全体演员，他和演员们有过多次合作。他非常着迷于挑战，他对本书的创作，有部分原因是受到了这种经历的激励——转而说明他与所描写文化的接触。

尽管本书的翻译没能完全展示出迈耶的风格，但我相信读者仍可以从《自由的文化》中发现（并欣赏）其独有的特征和品质，还能看到它的多种用途：叙述并解释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可以进行探索、寻究和怀疑，以及帮助读者分享作者的研究成果，即发现正在研究的复杂问题的隐秘答案。

库特·A. 拉夫劳伯
普罗维登斯，罗得岛

第一部分

关于起源的问题

序言

欧洲究竟发源于何地，到底存在过什么？任何存在都有自己的开端和开创者，以及具备一定的先决条件，但没有所谓的“零时”。当研究者对显而易见的开端进行初步研究时，会发现更深层次的原因，随着探究的不断深入，迷雾被层层拨开。

不可否认，有些现象确实有非常明确的起始日期，如宪法、联盟、像欧洲共同体这样的实体，或是在特定时间成立的机构。然而，这些现象都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它们出现的历史时刻恰好处于序幕和故事开始的分界点。

然而，随着情况的不断变化，我们会发现最初关注的事情似乎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那要怎样判断观点、习俗、局势或行动的开始时间呢，在面对欧洲错综复杂的情况时，我们并不能肯定地说它是空间和时间的综合体。如果认为欧洲是一个分散的实体，那它必定联合了许多的不同部分，而各部分之间又经历了各种分离与联合。此外，认为欧洲存在的时间越长，就越会发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迅速增长才会推动它的持续发展，而这种增长非常奇特，充满了变化。通常来说，异质的推动力可以相互引发并增效，而欧洲人的情况就是如此，甚至更重要的因素可能会反复消失。总之，这种状态下的欧洲虽然内部分分合合，但显然会经历一种持续的变化。

欧洲的某些特质究竟是被很好地保留了下来，还是经历了某种变化呢？或者说欧洲确实出现了快速发展的趋势，还是根本变革最终成就了欧洲呢？

许多难以估计和理解的现象相互交织融合，推动着历史向前发展。有些被人们普遍遗忘的历史现象，又突然在某种情况下再次出现，并显示出了强大的威力。这种历史进程既是一种必然，又是可以推测的，它们往往是在经历了发展、交汇和融合之后，又以不同的速度分离。这些历史进程中的道路经常被证实只是一些小胡同而已，后来的评论者必须要解决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

然而，历史进程中的各种因素和起因纷繁复杂，很难探究，我们能以纪年的方式推断出欧洲的起源吗？正如我们总是愿意相信的，如果能够从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找出一些线索，就能找到研究的切入点。

尽管如此，研究者还是忍不住要做更加深入的研究。那我们如何获得对历史的总体认识，并试图理解它呢？我们之所以最终认为这些历史现象始于某一点，并且将一切决定因素移至之前的时期，原因就在于此。虽然这种观点不免有些武断，但是非常接近于历史事实。当我们面对情况错综复杂的欧洲时，首先要弄清楚它是什么，或者它应该是怎样的。

虽然欧洲中西部的居民存在差异，但当他们意识到彼此之间的共性时，是否就是我们应该将欧洲的起源和历史定位于此的时刻呢？欧洲人的归属意识已经在中世纪早期萌芽了吗，他们的归属感不同于阿瓦尔人（Avars）、匈奴人（Huns）、阿拉伯人（Arabs）和土耳其人（Turks），也不同于亚洲、非洲和新大陆，欧洲会作为世界的中心，被人以全新的视角看待吗？

或许我们应该将其追溯到欧洲民族的形成时期，了解这些民族的共性、居住区域的地理环境，以及伴随早期欧洲发展而出现的习俗、思想和行为的典型模式，又或是古代的一些共同因素对他们产生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是否就要寻找古代欧洲的起源，至少是形成强大欧洲的基督教的起源呢？其实，中世纪时期的欧洲居民更多地视自己为基督教徒，而不是欧洲人。但有人会将古罗马史甚至古希腊史纳入欧洲历史吗？

总之，从民族上无法界定欧洲的原因有许多。比如，他们面临怎样的渗透和挑战，是什么为他们提供了开辟如此广阔天地的可能性。又是什么使他们（或至少其中几个）从16世纪开始拥有或对整个世界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埃里克·莱昂内尔·琼斯（Eric Lionel Jones）曾提出“欧洲奇迹”的观点，简而言之，就是独特的欧洲文化。

虽然，我们不想低估每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塑造力和竞争力，但欧洲文化显然受到了古希腊罗马文化强烈而持久的影响，如果没有古希腊罗马，欧洲文化将无法形成。然而，在公元3至5世纪的西罗马帝国，那些曾经对世世代代产生影响的创造力被削弱了，确切地说这些创造力就是基督教教会以及相关的知识、习俗和保存下来的大量《圣经》译本。不过，仍有一些留传至今，后世的人们专心致力于对它们的研究。当然，到了中世纪时期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从加洛林文艺复兴（Carolingian Renaissance）开始，无论人们如何复兴古代的文化，都不足以修补古代和中世纪之间的裂痕。这就是欧洲文化不断发展的独特进程。

1 极不寻常的情况I：
古代对中世纪和近代欧洲的影响

在世界各地第一批高度发展的文化出现之后，文化的发展通常借助于与先前文化的交融，但文化交融的深度和持续时间存在显著差异。在学习外来文化一段时间之后，人们既可以学以致用，又不需要担心它的来源。但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人们在面对这种文化时所产生的自卑感和责任感，又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学习热情。利用这一点，我们很容易将中世纪和近代欧洲区分开，也可以把希腊和阿拉伯世界区别开来。希腊人通过多种途径学习了东方的知识和技术，主要包括表达形式、图案、神话、祭祀仪式和洞察力，后来则致力于对这些知识来源的研究。由于不满足于经由中间人和译者的文化交流方式，希腊人开始学习东方的语言，虽然不清楚他们学习的程度，但除了民间习俗外，他们翻译了所有的文学作品。

在9世纪早期的阿巴斯王朝（Abbasids），阿拉伯人翻译了大量的希腊文学作品，并且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据为己有，这些作品早先保存在巴格达的大型图书馆。由于学习古希腊语有困难，阿拉伯人没有发展文献学。他们对作品进行了筛选，重点挑选了感兴趣的学科，如医学、数学、天文学和哲学，还有透视法，它是古希腊学者为解决戏剧舞台布景设计而特意发明的。但阿拉伯人不喜欢古希腊的悲剧、历史、修辞和造型艺术，或许他们也不喜欢古希腊的抒情诗，因为他们自己也有着悠久的诗歌传统。

近代欧洲却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情形，那时的欧洲增强了与古代的共生关系：拉丁语不仅是《圣经》、宗教仪式、法律、行政、外交和学术所用的语言，还是各民族通用的交际语言，人们收集、学习和保存能够找到的所有拉丁语和希腊语著作。起初，欧洲人最先看到的是希腊著作的阿拉伯文译本，后来他们把这些译本翻译为拉丁语，这样才看懂了希腊语原作。通过对古典作品的学习，他们接受了新的文化和科学的语言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作品被视为学习的经典之作，古代的艺术和建筑遗产也是如此。

在这期间，欧洲人对古希腊罗马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打个比方说，他们除了摘取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果实，还非常关注结出果实的枝条和树木。归结其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在传播古希腊罗马作品的漫长过程中，只有最杰出的作品才能流传下来，这种情况鲜有例外。因此，希腊人和罗马人不仅是欧洲人的楷模和导师，而且还是他们学习的对象。欧洲人一直不断将自己与古代联系起来，这样他们就可以效法罗马人，因为罗马人也是向希腊人学习的。

直至19和20世纪，欧洲人以各种语言创作的原创作品依然无法取代古希腊罗马的经典作品，而只能作为其补充。19世纪瑞士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因此得出结论：“除非我们再次成为野蛮人，否则我们将无法摆脱古代文化的影响。”

时代的发展证明，古代著作和艺术品是新颖、持久和现代的，它们甚至比现代人改编之后的作品还要现代，即便到了今日也是如此。新改编的作品总是因为时代的快速发展而显得过时，但在某种程度上，那些原作却由于从未被完全理解而持久，正因为如此它们成为经典。

后来的罗马帝国（Imperium Romanum）被称为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在20世纪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罗马法依然有效，而欧洲各国的民法也源于罗马法。在欧洲大陆还有一种情况，欧洲的中上层阶层会让自己的孩子至少学习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中的一种，虽然这两种语言已经没人说了。人们仍习惯于学习和记忆大量拉丁语和希腊语诗歌。时至今日，我们谈及哲学就不能不提柏拉图，说到政治学就必须提亚里士多德，只要我们留心就会发现我们的语言、概念和思想都被打上了古代思想、人物和传说的烙印。

此外，古希腊罗马以看似矛盾的方式推动中世纪和近代欧洲走向复兴和革命。维尔纳·达尔海姆（Werner Dahlheim）认为：“当人们发现新世界时，就会告别自己的世界，他们将目光投向遥远的古代……希望在那里发现这样的事实，即传统并不拥有任何力量。”但是，古代文化却对中世纪和近代欧洲的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难道欧洲人不是拥有了古代文化，而是被古希腊罗马吞没了吗？

这对欧洲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该如何解释呢？难道只是证明古希腊罗马文化遗产的优越，以及无法被超越或者削弱——尤其是它激发了新的理解力吗？在基督教时代，人们需要利用古人的权威来抵制自己内心的需求和狂热，人们花时间接受古代遗产，不仅是因为古代文化的优越性，还是因为它们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由于基督教在古代的传播，对于那些能够理解并接受基督教的人来说，古代遗产中总有些令人着迷的东西。无论如何，自由才是古代遗产的精髓，这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东西。

2 自由的挑战

文化是社会成员共同营造的复杂生活方式，人们必须发展、维护和巩固共同生活的文明方式，正确处理人类和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不断完善社会机构，建立能够约束日常行为的政治实体，建立法律和秩序，发动战争，学习甚至垄断知识，这些都被赋予了重要意义。当然，宗教、教育和榜样对社会的发展也很重要。人们学会了用恰当的言辞表达自己的心声，了解不同情况下的各种经历、观点、胜利、恐惧、见识和情感，当然也不会忘记宽慰、休闲和享乐，与经常被夸大的自我表现一样，这些就是令人引以为傲的文化的生命气息。

在文化的形成过程中，人们通常会达成一致意见并制定大量规则，否则将错过行动和发展的有利时机。无论这些规则是源于强制还是适应，出于自律还是对时机的把握，它们都会在某些条件下走向融合，并保持长期稳定。

但某一时段很可能会出现多群体林立的局面，而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是由别人创建还是自发组建。无论人们接受了外界的何种规则，关键问题是什么力量（或者说哪种力量）会最终决定哪些规则被运用。这不只是群体的力量，还包括人们的处世态度、方式、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

在世界历史上，文化往往由统治者决定。统治者在位期间会或多或少地利用宗教势力来塑造社会，以及整个社会的思想和精神，甚至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不惜让社会出现混乱。统治者取得的大规模军事胜利或实施的有效统治，对于聚敛财富、积累知识、提高洞察力、革新技术，以及创作伟大的艺术、建筑和文学作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旦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它的根基就很难动摇了。社会不满与反叛的出现，不论是针对统治的合法化，还是统治目标及影响，其主要目的就是削弱超过正常限度的权力，重建公正的统治秩序。如果一个政权垮台了，会出现许多新的小政权。埃及法老埃赫那吞（Akhenaten）用一神教取代了多神教，但他的继任者很快恢复了多神教。王朝和统治者可以交替变更，但社会和文化只要没有被完全毁灭，就会遵循相同的轨迹继续向前发展。

贵族统治是维护贵族阶级利益的统治。埃特鲁里亚人（Etruscans）最先在罗马建立了强大的君主统治，但很快就被推翻了。虽然有几个微不足道的政治制度被保存下来，但是对罗马人的思想（可能还有他们的情感世界）、宗教和法制发展起决定性推动作用的是贵族共和制。贵族阶级有权决定政治秩序、政治主张、战争和社会组织的形式，以及被征服领土的最终并入方式，正是由于社会关系和依存关系的特定形式，贵族们负责调停一切事务，因此也就变得越发不可或缺。反对力量的不断出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政治危机，也可以锻炼并增强贵族阶级的力量，从而促进政权的稳固。

古罗马的贵族共和政体维护了罗马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不仅使它保持了几百年不动摇，而且奠定了罗马帝国统治的基础。即使当罗马共和国遭遇了严重的危机，面临严峻的挑战，已经无法维持法律统治和国内和平时，也没有立即出现可以替代的统治方式。虽然奥古斯都建立了君主专制统治，消除了罗马的大部分危机，并且保留了罗马元老院和共和制的合法性，但情况正在慢慢发生变化，即早期的根深蒂固的贵族统治已经开始适应罗马帝国的疆域。

但古希腊却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历程。古希腊实行的既不是君主制也不是贵族制，而是由广大的自由公民组成的多数人的统治，这种统治出现在数以百计的希腊城邦中。不可否认，贵族作为上层阶级最初势力非常强大，但他们只关注和维护自身的自由和独立，却无意于征服。其实，贵族和其他财产拥有者之间并没有清晰明确的界限。问题的关键是他们平等的生活在一起，而不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统治。

想要真正弄清楚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古希腊人认为，自由不是在一个国家中拥有君主的权力，也不是个人的随心所欲，其根本特征是维护众多公民的利益。自由能使人团结，但在日益复杂的环境中自由需要人们的维护，这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我们现在所说的古希腊文化就具有这样的特点。

如果这些希腊人想要独立自主，即保持政治上的独立、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和事事亲力亲为，那么从家庭、个人和集体的角度来看，他们是正确的。对于只能依靠集体力量完成的任务，就需要社会共识和规则的约束，而任务的完成也会对集体能力产生影响。当集体任务被委托给少数人负责时，不可避免的集权情况就出现了，而这完全违背了共同体利益的原则。

最初，这种共同体的生活可能在长期运行中取得了一定成功，甚至成为普遍规律。但当面临各种严峻对抗时，困难就出现了。随着城邦分化的日益严重，原来偶发的冲突开始变得愈发频繁和强烈，于是就导致一方面需求（和傲慢）增加，另一方面财富和痛苦也随之上升。

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权威，因此必须在共同体成员中找到一个平衡点。那该如何调和党派斗争，并权衡他们之间的利益呢？随着应对措施的实行，调停者出现了。从当时的资料来看，调停者有着极高的威望，他们的出现绝非巧合。正义的理念是经过思考而得出的。我们看到处于其他文化高压下的人们无法表达个人情感，想象力和意愿也受到抑制，但古希腊的公民却获得了这些自由。由于希腊人从未成功消除或者控制人们的复仇愿望，因此仍有少数人公开宣称复仇。其实复仇也是完整人格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使希腊人的人生经历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在不断发展的政治制度的作用下，以上问题引发的政治难题得到了部分缓解，但在面对掌权者日益膨胀的野心时，仍然显得无能为力。虽然许多党派已经在内部采取了措施，但当务之急是如何使规章制度和独断专行在冲突、平衡、调和中共存。这些问题已经深入扩展至早期人们的语言、诗歌和艺术领域，并支配它们的发展，而未知的情况总会找到自己的解决办法，朝着正义和规则的方向发展。在那里，早期的无权无势者也能获得威望，如诗人、游吟诗人和其他专家都被赋予了很高的期望。他们借助生动的艺术形式，让大众了解社会生活中的问题，他们对局势了解得越多，就越能满足大众的需求。这些都是《伊利亚特》呈现给我们的内容。

那里的人们生活自由，而情况也处于不断变化中，因此寻求表达就成为合乎逻辑的做法，这些表达不仅能带来肯定、自信和哀伤，也能得到人们的认同和理解。这种表达方式就是希腊古风时期的抒情诗，虽然形式简单，却充满了大胆和激情。

当城邦面临紧急情况和严重冲突时，为了避免独裁统治的出现，政治思想就变得非常有必要。这种思想旨在揭示社会活跃力量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说是它们相互影响的法则。城邦要想获得自由，必须实现内部的平衡。当城邦处于危急关头时，关于公共秩序的问题不能只局限于政治方面，还要面向整个宇宙世界。此时的人们别无选择，只能迎接哲学与科学的挑战，并通过思考来寻求答案，而这种方式只会出现在自由社会中。

当形势不断发生变化但绝对权威尚未确立时，人们必须找到一些能支配事物运作和分类的客观标准，而这些涉及各个领域，不仅仅是城邦内部。这种想法可以运用于许多方面，如算术和音程、神庙建筑的正确比例、合理的城市规划、医学领域的平衡假说、历法和政治学，还有关于人体的准则。我们深刻认识到，正是这些智力探索激励并推动希腊社会竭尽所能地解决遇到的一切问题。

由于统治阶级坚定地维护自己的自由（经常采取专横的措施），最终激起了广大阶层的反对，其影响再次超出政治范畴。当雅典受特殊的影响，最终在反抗波斯帝国的斗争中变得强大时，结果国内出现了激进民主，而责任、知识和自我肯定等问题似乎变得无休无止。传统的各个方面都受到了根本性的质疑，自从这个社会的基本特征变得愈发清晰后，情况就更是如此了。悲剧是学者们的智力文化，作为一种新发明的艺术形式，学者们借此形式书写历史以记录这些经历。为了消除人们的成见和疑惑，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哲学学说，帮助人们认识世界、城邦和人类。

无论贵族政权在不同时期和地点获得了多大的权力，都无法控制人们对神的信仰。因此，尽管出现了一些神秘的祭仪，但神学仍然属于神话的范畴和诗人的事情，是诗人观察或假设的世间神圣领域。可是，自从哲学家们相信世间万物皆有秩序以来，他们就迫使自己去寻找世上的神圣。无论是斯多葛派（Stoics）、伊壁鸠鲁派（Epicureans）、犬儒学派（Cynics）或其他哲学派别，所有希腊人对正义和价值的研究仍然属于哲学范畴，直至希腊哲学最终与基督教教义融合起来。

当时的希腊人是如何敢于冒险、经历挫折并最终取得成功的，在我们看来依然保留了些许神秘。当我们将目光投向古希腊的任何地方，就会发现他们留下的许多印记，如自由的文化印记和生活经历的痕迹，这些都是在充满困难的情况下自发形成的。为了实现这一切，希腊人必须做到两点，那就是既要实现它又要保护它，而且一切都要靠自己。正如19世纪的法国哲学家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称其为“希腊奇迹”，这就意味着只有发生过的才是独特的。但与多数奇迹不同，希腊的许多奇迹是可以解释的。

“崇高的人类”是罗马元老院议员小普林尼（Pliny the Younger）在公元100年对希腊人的盛赞。然而，从罗马上层阶级开始接受希腊人的见解、哲学、艺术和生活方式，以及允许希腊文化逐渐渗透到罗马人的世界，到小普利尼对希腊人的称赞，这其间经历了两百年的时间。然而，罗马社会保持了由权力和统治关系所决定的政治框架，那是特定法律的组成部分，而罗马最初建立的是共和政体。罗马的既定制度框架包括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对他人的各种从属关系和身份地位。在罗马社会的等级秩序中，每个罗马人都有自己的特定作用、固定位置和责任（除非以希腊人的方式完全或者部分退居山村生活）。然而，所有这些都无法与希腊人的生活相比，这些希腊人中既有罗马人非常重视的早期希腊人，也有与之同时代的希腊人。

让我们来看看希腊人的典型特征：他们首先是人，不是皇帝、执政官或者元老院议员；他们拒绝接受阶级社会的统治；他们不习惯于分配任务，即使获得了权力（像许多罗马人一样），也会依靠他人和整个群体的力量，因此他们被指责过着一种趋于调和的生活。不管特定的个体是谁，希腊人或至少小普林尼认为的希腊上层阶级是这个共同体的一部分，他们很少对自己提要求，但所有人都是这个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同对待自己一样，他们对这个共同体有着极强的责任感（但通常没有任何更高的权威）。

即使在早些年代，满足生活中的各种要求也是希腊人的典型特征。凡是想要独立生活的人必须尽可能少地依赖他人（他们能完全控制的人除外）。尽管如此，如果人们生活在一个特定的密切接融的小集体中，毫无政治或经济任务的压力，那么他们就会相互一较高下，如在体育赛事方面。此外，如果政治权力中心无法保证社会的凝聚力，那么其他习俗如宗教节日就会发挥凝聚人心的作用。对希腊人而言，音乐和艺术都具有一定的政治特征，因此在希腊社会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样，希腊人经常在音乐和艺术领域进行竞争。希腊人不但要供养自己，还要能歌善舞，而且对和解规则的掌握绝不亚于对战争艺术的熟悉。于是最终成就了这样一类人，他们不是各个领域的专家，没有沉迷于个性发展，而是成为物质、精神和心灵上的多面手。虽然有些理想化，但这就是我们认识的希腊人。当社会的一切事务都集中在日常问题时，每个个体都被期望成为一个整体的人，这样就可以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

这恰是追求自由的希腊文化的内在吸引力，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希腊文化常常在中世纪和近代欧洲散发出迷人的魅力，并成为它们几百年来不断学习的典范。当然，无论古代、中世纪和近代欧洲在某些方面多么接近，但是它们之间依然横亘着明显的裂痕。此外，更多的事实表明，中世纪和近代文化与古代文化存在根本不同，它们之间的差距从一开始就不断扩大，尤其是那些人逐渐以各种方式出现在欧洲。

3 极不寻常的情况II：
中世纪和近代文化形成的早期条件

中世纪和近代文化的形成显然受到截然不同的多元化力量的影响，这些影响要么同时存在，要么相继发生。这些力量不是掌权的君主或贵族，因为作为所处社会和世界的焦点，他们一切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绝没有例外。这些力量也不是广大独立的有产阶级，因为他们追求和保护的是一种几乎平等的生活方式。古希腊人以各种方式追求真正的自由，随着部分公民权利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希腊民主达到了顶峰。然而，这个过程没有其他选择，因为古希腊文化的各个主要方面从未受到质疑：作为唯一的政治共同体的城邦概念、社会阶层的划分、奴隶制度、妇女权利的低下、轻视劳动、对科学理论的束缚、重视享乐，以及希腊公民群体的同质性。

这种选择性的长期缺失在欧洲是不可想象的。日耳曼人在瓜分了罗马帝国之后，凭借强大的行政管理机构，实现了对发现或征服的广阔领土的完全控制。他们试图在被征服领土上发展一切重要力量，但没有成功。他们又想在那里建立错综的统治秩序，这样君主政体就成为整个制度的基石和保证——可以完全掌控臣民的思想和心理，但最终也没有成功。虽然中世纪欧洲长期以来只知道君主政体，而不知其他，但是君主政体的构成也不尽相同。国王们必须获得贵族的支持，但又不能通过妥协，简单地将其纳入自己的统治体系中。欧洲的君主们曾多次发现，他们要在帝国和区域议会等独立机构中面对贵族，但他们对整个社会的影响非常有限。

跟市场和乡村一样，城市也获得了自己的重要权利，它们可以不断巩固和发展自己。城市可以起草自己的法律和条款，有时也会派代表参加议会和集会。城市中的无产者和技术专家可以获得与公民同等的地位，而这在古代是不可能的。这些人有着明确的想法和态度，由于拥有特殊的品质，尤其是高价值的专业技术和劳动，他们能够勇敢地面对贵族阶级。于是，最初的共和政体出现了。

与世俗权力相对的是宗教权力，虽然两者之间的关系有时会变得相当紧张，甚至发生冲突，但它们之间仍保持着相互依存的关系。在教会内部，随着宗教仪式和信仰的发展，神的戒律和神职人员日常活动之间的矛盾随时会出现恶化。隐退的修道士们的决议引发了强烈的改革运动。教会的改革和分裂加剧了内部的斗争，但通常情况下，这些冲突也会产生一些新思想、新看法和新需求，反而有利于长远发展。

不只是类似君主制之间的权力会发生冲突，而冲突的结果也不是一方赢得另一方失去的东西。以下的几种关系之间常常会诉诸武力，如国王和贵族、封建领主和民众、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主教和公民群体、教皇和教会秩序之间。它们之间出现的创造性张力又会导致新自由的不断出现和扩张。在此时期，许多起义不是使事态进一步恶化，就是改善了曾经的激励条件，甚至还获得了新的权利和法律地位。但失败常常为新的反叛打下基础。

总之，各种不同的潜在的反对势力拥有合法地位，他们坚持认为，在广袤的土地上虽然国与国之间的差别很大，但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很难割裂，而且拉丁语是上层阶级的通用语言。即使在专制主义时代，君主实行的政治独裁也不能维持长久的统治。他们的所作所为先是解除了对新知识的束缚，然后是社会势力。虽然，最终君主们被证明并非是必不可少的，但他们所创造的一切，在共和政体中得到了延续。

还有一个问题尚待解决，即欧洲的科学、发明和技术在何时以及多大程度上超越了过去和现在那些高雅文化，这其中包括古希腊罗马文化。无论是内部自创还是外部引进，每种文化在发展技术能力时都要具备各种条件。在中世纪尤其是近代欧洲，科学技术发展所呈现出的强度和活力，使它们很快超越了任何先前被认为可能或者可以想象的事情。欧洲人开始了更加频繁和系统的实验，其程度远胜于古代。

大学出现并拥有了非常大的自主权。借助《圣经》、教父和基督教创立以前的古代资料，以及与犹太人和穆斯林对话，神学和哲学在相互竞争中得以共同发展。基于对影响重大的权威《民法大全》（Corpus Iuris）的研究，法律专业获得了快速发展。

由于帝国和附属国之间斗争不断，要想控制这些差异性发展非常困难。实质上统治者过于软弱的话，形成中的世界也会因此发生改变。虽然审查制度可以在各地实行，但很难全面实施。任何人尤其是以开放态度对待变化的少数人，如犹太人，他们虽然可以通过移民国外的方式躲避镇压，但最终却成为施压者的损失。有些国家曾一度拒绝变革，但是整个欧洲大陆不会这样。由于不同区域的变革步伐不同，因而导致了区域之间的分化，并产生了不同的发展力量。

中世纪和近代欧洲的各种力量时常表现得野心勃勃。虽然资源总是缺乏，但通过新途径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为了对抗国内外的敌对势力，社会必须支持和鼓励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如贸易、经济和科学等。人们不仅依赖创新，而且也能引领创新。从眼前或长远来看，有能力者因为不满意（尤其是现状）而被迫进行改革，而社会地位低下者不仅会起来反抗，而且还会为了新选择团结在一起。一支数量不断增长的庞大军队正准备推动全面的深刻变革。

我们不必将这种发展追溯到启蒙运动、法国人、工业革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出现、妇女解放运动等，可问题是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欧洲出现了一种完全与古代无关的变化动力。由于需求经常得不到满足，欧洲历史在民族大迁徙之后，长时间具有以下重要特征：看似结束或者完成的一切却蕴含着新的变化；除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外，社会秩序或条件不可能令所有人满意；由于未得到满足，人们经常会提出一些新的恶毒要求，从而阻碍集体生存基础的重建。最终，纲领性的需求主要集中在社会变革和新人类的创造方面（如果仅仅指其整体的功能形式的话）。因此，只有对当时当地史实的认知，才能理解这种全面变革。

德国政治学家彼得·基尔曼斯埃格（Peter Graf Kielmansegg）认为，欧洲是“政治权力分散”的。人们通常认为，这就是群体力量在中世纪和近代欧洲文化形成过程中产生的影响。这种文化的兴起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且从未真正完成，因而同时具有了确定和变化两种特性，并且逐渐包围了外部世界，直至最重要的变化动力被欧洲之外的力量取代（其实在欧洲内部大多都停滞不前了）。然而，欧洲人的所有其他品质，只有部分断断续续地呈现在欧洲历史中。

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写道：“将我们全部的才智用于一点，将我们的整个人生汇聚成一种力量，推动这种力量，并引导它超越自然屏障。”这段语言生动描绘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可能性，它们出现在近代欧洲历史中，由于众多个人和群体对专业方法和能力的重视而形成。为了再次验证席勒的说法，我们来看看事情的另一面，人们变成“自己事业、科学的印记，……代替人类本性的发展”。

难道中世纪欧洲不是全新的开始，它的文化没有与古代完全脱离吗？结构变化充其量是古希腊罗马短时期内的中心问题，但接下来我们该如何解释，为了适应古代之后的形势和不断接受古代遗产，中世纪和近代欧洲表现出了异常强烈和持久的发展趋势吗？古代产生的推动力竟然有如此大的影响，难道仅仅是因为它们处于一个非同寻常的地域吗？又或者这些推动力可以弥补所有变化，缓解时代的竞争和压力？从大小两方面而言，难道它们不是独立自主的源泉吗？源自基督教信仰的许多疑问和肯定成为世间人们的精神支柱，难道还需要更多的理由吗？

或许，古代和近代欧洲之间的连续性比最初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要多，如果真是如此，它不会像流动的河水那样消失太多，当然它可不是一条细流。起源于犹太加利利（Jewish Garlilee）的基督教继承并传播了许多古代遗产，它的圣约书用古希腊语写成，以拉丁语形式传播，它的翻译借助了古代哲学的概念。在罗马帝国时期尤其是自公元3和4世纪开始，当异教以及对世界的传统态度和解释已经不能令人满意时，基督教越来越多地满足了社会的需求，而此时社会对哲学的强烈需求最终融合了神学的意义。最后，基督教教会以罗马模式组建，采用罗马法和罗马人的语言（尤其坚持拉丁语为圣经的官方语言）。其实，古代文化从一开始就深深植根于中世纪欧洲的土壤中，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遗产被重新发现，成果也变得越来越丰富。但各种因素如何相互影响，或者它们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什么，却很难阐述清楚。虽然各种说法并不互相排斥，但我们还是无法从中获得明确的理由，来确定古代欧洲的起源。

从一个具体方面而言，欧州似于始于希腊人。根据希罗多德在公元前5世纪的记载，是希腊人“中断了”欧洲和亚洲的联系，其意义远远超过新的地理划分。

4 欧洲大陆的构成

欧洲被视为一个大洲是基于历史，而不是地理方面的原因。欧洲一词可能源于希腊人，而地球被划分为几大洲以及这种概念上的划分所具有的意义也出自希腊人之手。如果不是希腊人，欧亚大陆不会成为两个分离的大洲。

希腊人如何将其命名为欧洲和亚洲，我们无从得知。欧洲一词可能源于闪语，最初可能是对（遥远的）西部土地的对外称呼。但该词在希腊人看来并不是指“西方”，因为他们第一次使用欧洲一词是指希腊中北部这个小区域，后来才逐渐扩展为更广阔的地域。亚洲一词的情况相同，它最初指的是西安纳托利亚的一大片海岸线以及毗邻的内陆地区。

当更广大的区域被视为一个整体时，它们就被赋予了小区域的名称，因为小区域已经超越了紧邻的边界（或海洋），且长期为人们所熟知，这种情况曾多次出现在历史上。通过这种方式，希腊人最终将整个安纳托利亚半岛（Anatolian Peninsula）称为亚洲，爱琴海（Aegean）以北的所有地区称为欧洲。他们把完整的已知世界分为两部分，如果非洲也算在内的话，那就是分成三个大洲。换句话说，他们将不同的且通常不相邻的国家融合为一个大洲。这种概念上的跳跃绝不是不言而喻的，那该如何解释呢？

希罗多德向我们提供的第一个证据是地图，在地图上我们看到地球被分为亚洲和欧洲两部分。希罗多德提到，许多人绘制了这样的地图，因而公元前5世纪中期就成为分界线。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来自米利都（Miletus），他是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他通常被认为是第一个为希腊人绘制世界地图的人，他还向我们展示了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的世界形势。此外，阿那克西曼德还将大陆归入了他划分的大洲中。这很有可能是他著作中的主要观点，但有一点我们并不清楚，那就是这些大洲的名字是否出自阿那克西曼德。据说，他的学生赫卡泰乌斯（Hecataeus）绘制了更为精确的海岸线，并增添了河流，从而进一步完善了地图。他对当时的世界有一个描述，即从直布罗陀海峡（Gibraltar）的赫拉克勒斯石柱（Pillars of Hercules）开始，先沿着地中海和黑海的北部海岸线，然后转向南部海岸线，最终折回直布罗陀海峡。他的著作分为两部分，可能出于现实原因，它们没有呈现在一张兽皮或一卷纸莎草上。后期留传到我们手上的资料把第一卷书称为“欧洲”，第二卷书称为“亚洲”。但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赫卡泰乌斯曾经用过这些词语。公元前4世纪图书管理员开始给这些书命名，因此我们没有可靠证据证明几个大洲的名字在两百年前就出现了。

欧亚两洲以爱琴海为界，希腊半岛和小亚细亚大陆之间的分界对当地居民似乎是合理的，但当我们审视现代地图和地球仪时，却对此产生了疑问。这种划分显然涉及了两边的大陆，然而我们的最早见证者希罗多德认为希腊诸岛之间是分离的（虽然他一度将萨摩斯归入亚洲）。因此，他认为神话中的欧罗巴公主（Princess Europa）不是骑牛直奔欧洲而来，她先是来到了克里特（Crete），然后从那里到了安纳托利亚的利西亚（Lycia）。由于希腊人的地理视野非常广阔，他们强烈渴望对区域进行划分、分类和发展概念性知识，以及绘制地图，于是几个大洲的分界线很快从爱琴海向西延伸至赫拉克勒斯石柱，向北延伸至黑海。这就是欧洲和亚洲的边界。

此外，还有两种可能。一种观点认为，发源于高加索（Gaucasus）的法西斯河（River Phasis，今天的里昂河），向西南流入黑海，然后向东延伸到古代的科尔基斯（Colchis）。顺便说一下，科尔基斯盛产雉鸡，但雉鸡最初出现在希腊的时间是公元前5世纪，从希腊化时代（Hellenistic period）开始成为人们的美味佳肴。另一观点认为，亚洲的边界始于亚速海（Azov Sea），欧洲则始于塔奈斯河（Tanais，今天的顿河）。然而，赫卡泰乌斯提出了第三种观点，至少他在两卷作品中提到的分界线与欧亚大陆的分界线相同。他在第一卷中提到的界线已经跨过了塔奈斯河，到了希帕尼斯河（River Hypanis，今天的库班河）附近的某个地方，希帕尼斯河注入黑海南部的博斯普鲁斯海峡（Cimmeran Bosporus）。

在欧亚两洲分界线的主要划分标准中，关于连接黑海和大洋的河流是否环绕地球，学者们持不同观点。从法西斯河来看，答案是否定的。然而，波斯帝国的边界大概就是从这里延伸到里海（Caspian Sea）的。当近代欧洲的边界移至乌拉尔山时，顿河的发源地才为人们所熟知。

地中海南部地区可以看成是第三个洲。最早的证据是公元前474年品达（Pindar）的一首诗，那时已经有希腊人居住在该地区，后来该地区被称为利比亚（Libya）。希腊人绘制了利比亚与亚洲之间的边界，即沿着地中海和红海（Red Sea）之间的地峡或者尼罗河（Nile），但他们简单地把利比亚和亚洲合并起来，却忽略了它们之间的差别。对希腊人而言，最重要的是认识到欧亚两洲的区别，以及将世界一分为二。

人们可以把欧洲的边界划定在黑海的任何一个地方，无论人们怎么看待利比亚，当前最为重要的是，希腊学者从某一时刻开始对地球进行了细致划分，并且寻找客观的地理标准来证明相关边界的合理性。凭借经验希罗多德可能会嘲笑那些地图，因为地图上的结构示意图比例失真，结果使得几个大洲看上去大小差不多。当他不诠解地球为何应该分成三部分时，他仍然采用了人们熟悉的划分方法。即便如此，作为初步成果这种划分也不容小觑，因为希腊人在认识世界的不断探索中，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

图 1 赫卡泰乌斯绘制的欧洲和亚洲的早期地图

值得注意的是，如此划分使得世界失去了中心。这种景象不是人们从自家住处、城市或者帝国环顾四周看到的，也不是围绕中心分割众多国家（人民）时的情景。相反，总体的图像由见多识广者决定，而他们不属于某个地区或者某个统治者。以海洋或柏拉图所说的池塘为起点，希腊城邦像青蛙一样蹲伏在它的周围，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这种对世界的认知让众多的国家比邻而生，谁也没有特权。相反，古埃及人从以自我为中心的角度来看待所有的非埃及民族（虽然不是整个世界），将其分为南部、西部和东北部三部分。以色列人（即使他们也包括在内）也学着追根溯源，结果证实他们是诺亚的后裔。

图 2 公元前6世纪，在陶土刻制的世界地图中巴比伦是世界的中心（这可能是以公元前9或前8世纪的地图为模板的）

表面上，这种情形跟希腊地图相似，地球被认为是圆的，希腊正好处于中心的位置。还有一种观点与此类似，即认为德尔斐（Delphi）是世界的中心，那里有一块石头被视为地球的“肚脐”，受到人们的崇拜。品达最早讲述了这样一则故事，众神之父宙斯（Zeus）为了测量世界的中心，从世界的东西两端分别放飞了一只鹰，后来两只鹰在“肚脐”的上空相遇。如果世界是从直布罗陀海峡稍微向东延伸（至印度），那么希腊恰巧处于中心的位置。此外，德尔斐和希腊都不是权力的中心，而且人们既不认为希腊是世界的中心，也没有按照希腊为中心的方式进行划分。

就像在巴比伦一样，假如对大多数人而言，按照民族中心主义对世界进行划分是显而易见的选择，那么希腊人对大洲的区分彻底打破了这种传统。他们不仅试图确立地理目标，而且认定爱琴海是欧亚两洲的边界，在他们看来，爱琴海更像是连接两个洲的纽带，而不是分界线。希腊城邦分布在爱琴海沿岸，而希腊诸岛则如同散落在爱琴海中的桥墩，可以四通八达。希腊人通常喜欢海上旅行，而不是陆地旅行。此外，根据世界的这种划分，赫卡泰乌斯的家乡在亚洲。希腊人占领东方帝国边陲的事实有助于他们更加客观地了解世界。

利用几何方法的抽象特点来划分世界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世界，因此希腊哲学家借助它解释宇宙，希腊政治家常常利用它理性地辨别具体情况和抽象秩序，而希腊史学家则很快地转向对系列事件的研究。欧洲作为一个大洲存在是希腊人对世界进行科学探索和研究的结果，而这也促使希腊人在世界历史中走出了一条特殊的道路。

如果这种观点有几分正确，那么欧洲的概念可能源于小亚细亚的米利都，那里不仅是财富、贸易和对外联系的中心，还是哲学和科学（包括地理学）的发源地。我们无法说出欧亚两洲最初命名的确切时间，不过这些名字最早被证实是在公元前472年。那时这些词汇已经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早期的希腊人和波斯人的政治对抗中，当时希腊人认为自己不再是众多民族中的一支，但与波斯帝国的亚洲世界相比，他们又完全不同。这种差别源于希腊人对自由的认识。

5 希腊人和波斯人I：自由和统治
——阿托莎的梦

希腊人和波斯人之间的冲突早在公元前5世纪的最初十年就开始了，这是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第一次一个崭新的民族以一种全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出现在政治舞台上，而在当时居于主导地位的是以埃及、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以及邻近地区为中心的几个陆上帝国。它们是一些小国家，一直在爱琴海沿岸过着朴实的生活。这是东西方间的第一次斗争，最终以希腊人的胜利而告终。

这种对世界历史的讽刺击打着我们。公元前6世纪中期，波斯人吞并了先前并存的许多帝国，统一了大片领土，建立了庞大的阿契美尼德帝国（Achaemenid Empire）。波斯帝国的疆域从埃及延伸至中亚，从印度河（Indus River）伸展到爱琴海。波斯人第一次实现了对小亚细亚西海岸的统治，他们甚至将巴尔干（Balkans）的部分地区置于其统治下。然而，仅仅过去半个世纪，一股最初不为人重视的新兴力量出现在庞大的波斯帝国的西部边境。这位新来者既不具备帝国的实力，也不是从闭塞之地疾驰而来的危险的骑兵勇士，他们是一个小群体，却带来了非同寻常的民众和全新的文化。

由于一切皆有可能，希腊城邦——尤其最大的城邦雅典在政治组织、军事调动和行动能力方面达到了一定水平。雅典恰好在希波战争爆发之前的几年内完成了这一切，因此有能力应对波斯人的挑衅。由于波斯已派遣一支大军镇压西面欧洲的叛乱，因此希腊人在公元前480年的萨拉米海战（Salamis）和公元前479年的普拉提亚战役（Plataea）中获胜，给了波斯帝国沉重一击。希腊人在取得初步胜利之后，以雅典为首的一些希腊城邦结成了军事同盟，旨在解放于公元前6世纪中期遭受波斯奴役的小亚细亚希腊诸邦。虽然失败会带来伤害和耻辱，但我们不知道波斯人对此作何感想，而结果证实战争的失败并没有对波斯人的统治构成严重威胁。

对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而言，这些胜利不仅改变了希腊世界的坐标，而且把他们推至了一个全新的位置。眨眼之间，雅典由一个蕞尔小邦发展为统治世界的霸主。无论雅典为了适应这个新角色进行了多么好的调整，但它的思想和方向却出现了混乱。无论波斯对失败做出了怎样的反应，胜利反而成了希腊人的大问题。这应该怎么理解呢？少数希腊城邦如何击败了强大的波斯帝国，为何较弱的一方能获胜，这是由于战略的原因吗，又或是勇气、技巧、机遇，还是神祇的庇护？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希腊人的过去，而且关乎他们的现在和将来，因为问题的答案对希腊人的胜利前景至关重要。毕竟，来自东方的威胁并没有完全消失，波斯大军在做了充分准备和吸取失败的教训之后，随时可能卷土重来。最初的战斗结果只能算是暂时的胜利吗，又或者从更高层面展示出波斯人自己的限定，如体现在对世界的自然划分和欧亚两洲的分割方面？虽然希腊城邦的规模很小，但希腊人认为正义源于土壤：希腊的大地女神（盖亚）以及司秩序、法律和习俗的女神（特弥斯）经常表现为同一形象。

总之，当发现自己面对巨大的新的可能时，希腊人陷入了焦虑不安，因此他们采取了比波斯人更加激进的方式来调整自己，而重新定位也就不难理解了。当原有的功效突然丧失，当权力关系被彻底动摇，当人们不仅要忍受这种经历，还要积极诚恳地从中获取新能量时，仅仅对政治进行反思是远远不够的。最终，希腊人不得不重新构建世界以及他们在世界上的地位——他们突然发现自己处于同波斯人甚至整个东方对立的位置，他们不再是众人中的一员。幸运的是历史见证了这一切，即作为当时希腊世界的中心，雅典人是如何应对这些挑战的，而这些又成为最古老的希腊悲剧留传下来。

每年的3月下旬，雅典都会依照习俗举行祭奠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大酒神节（Great Dionysia）庆典。到了公元前472年，节日庆典因为三位诗人的竞争而达到顶峰。诗人们要在一天之内上演三部悲剧和一部羊人剧，欧福里翁（Euphorion）之子埃斯库罗斯（Aeschylus）非常擅长这些剧目的创作。在他创作的悲剧三部曲中，《波斯人》以发生在公元前480年的历史事件为主题，由于剧中描述的事件非常离奇，很难用传统方法理解，因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波斯战败引发了太多的问题。

在雅典卫城南侧狄奥尼索斯剧场的看台上，当时雅典人仿佛置身于波斯首府苏萨（Susa），它距离雅典有九十多天的路程。剧中的时间恰是公元前480年。歌队中有一群长老，波斯国王薛西斯（King Xerxes）在发兵希腊前，将城市和帝国托付与他们。他们站在前面长时间一言不发，表现得忧心忡忡。太后阿托莎从噩梦中惊醒，向他们诉说萦绕梦中的黑暗预兆，并征询他们的对策。阿托莎问明了雅典城邦的位置，然后向神做了献祭。她的问题似乎非常随意，脑海中的名字也有些混乱。长老们在遥远的西方作答。阿托莎问，她的儿子正在做什么？长老们回答，他控制了雅典就能统治整个希腊。接下来，她又询问了雅典人的军事力量和财富，当她想知道对方的统治者时，却被告知雅典人不受任何人的统治和奴役。阿托莎听得目瞪口呆。既然如此，他们如何抵挡波斯大军的进攻呢？歌队告诉太后，雅典人摧毁了大流士的精兵强将。

听了长老们的话，阿托莎想起了十年前薛西斯的父亲在马拉松战役的惨败，那是波斯与希腊的第一仗。此时，信使送来战报，国王薛西斯战败，整个蛮族军队（老用法，中性词）被消灭。波斯军队是如何战败的？长老们认为，波斯军队肯定又是在陆地战中失利，却不曾想此次是在萨拉米海战中被击败。接下来，信使描述了雅典人的经历，还复述了战场上的情景：狡诈的雅典统帅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引诱波斯国王进入狭窄的萨拉米湾；希腊人开始吟唱神的赞歌，歌声从对面峭壁回荡开来；喇叭声、指挥和最后的战斗给波斯海军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图3 位于雅典卫城南侧的狄奥尼索斯剧场，公元前5世纪早期投入使用，台阶是后来修建的

阿托莎询问希腊舰队的规模，信使回答只有波斯舰队的三分之一，因此希腊人的胜利只能解释为神的庇护：“神解救了帕拉斯·雅典娜守护的城邦。”那么雅典人摆脱了毁灭的命运吗？信使的回答引出了进一步的问答，“那里都是男人，他们进行了有效的防御”。

有一种观点认为，男子守卫没有城墙的城市实际就是希腊思想的体现。无论如何，当城市被围攻时，守城人比城墙更关键。只在波斯军队入侵期间，雅典男子没有守卫他们的城市。奇怪的是，他们和家人选择了撤离，把自己的家园留给波斯军队破坏。雅典人决定集中海上力量抵御波斯的进攻，为此他们向神进行了祭祀，雅典城因此得以幸免。由于雅典海军的胜利，雅典人夺回了被波斯侵占的家园。总之，他们表现出了破釜沉舟的勇气和胆识。他们没有惊慌失措，没有死守家园，或者简单地逃离，而是在战舰数量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抓住战机用新建造的战舰攻击敌舰。

悲剧中提到了许多故事，如薛西斯的父亲大流士征服了小亚细亚西海岸的希腊城邦和部分岛屿，歌队吟唱了大流士的丰功伟绩。这些事情其实没有必要讲述，因为观众们都知道，而且在此期间雅典舰队解放了这些城市和岛屿。当歌队哀悼一长串在亚洲各地阵亡的波斯将领名单时，希腊大大小小的所有军队，尤其是雅典军队在萨拉米海战获胜的消息变得清晰起来。但剧中却没有提及另一场伟大的战役，斯巴达人在那场陆地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希腊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然而，雅典的胜利才是最主要的，这部剧总的来说是波斯帝国的悲剧。希腊人对波斯阵亡者妻子和父母的同情，也显示出他们对敌人的尊敬。在极度的绝望中，歌队从坟墓中召唤出大流士的鬼魂。大流士已经死去多年，他的鬼魂分析了所发生的一切：薛西斯狂妄自大，为了开拓疆界，置整个波斯帝国于危险之中。他是不可能征服希腊的，虽然希腊的地理范围不大，可是城邦的分散阻碍了波斯军队的进攻步伐。面对这种情形，他怎么能借助军队的数量优势取胜呢？让我们看看薛西斯的傲慢吧，赫勒斯滂海峡（Hellespont）本是神划分的边界，可薛西斯却下令在两岸搭一座桥将欧洲和亚洲连接起来。大流士的鬼魂警告波斯人，一定要避开希腊人。

在最后的剧情中，战败的薛西斯衣衫褴褛，孤身一人回到波斯，他那令人战栗的权力化为乌有。长老们对他漠然无视，只是一个接一个地呼唤波斯阵亡将领们的名字，于是薛西斯被迫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些名字，但是他们已经阵亡了。阿尔宾·乐斯凯（Albin Lesky）写道，舞台上响起了悲壮的哀歌。早些时候，阿托莎曾声称国王不应该为此负责，但她显然错了，因为在雅典剧场的法庭上，薛西斯被要求回答埃斯库罗斯歌队提出的尖锐问题。诗人迫使薛西斯沉浸在失败的回忆中，但即使如此，亚洲仍处在波斯和薛西斯的统治之下。薛西斯手下的将领和士兵们因为他的狂妄自大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他自己也屈辱地逃回了波斯。

薛西斯的傲慢和狂妄，设置边界时表现出对神的亵渎，这些都是造成他失败的真正原因。埃斯库罗斯在悲剧中明确指出，希腊人敬畏神、恪守自然法则，这是他们获胜的原因。这样一来，波斯人的失败就在所难免，而希腊人理应获胜。于是，希腊和亚洲之间产生了一种新的关系。

“亚洲”一词曾多次出现在剧中的不同场景中，主要是与“整个”一起使用，即波斯国王统治下的“整个亚洲”，以及“整个亚洲”都参与了对希腊的战争，并且战败而归。有时，埃斯库罗斯会提到“蛮族人”（好像他们全部来自亚洲），还有“整个波斯民族”或者“整个大陆”。在他看来，整个大陆都卷入了这场战争。

从另一方面来看，作为地理概念的“欧洲”只出现了一次，即薛西斯率领残兵败将从欧洲撤退。同样，在描述波斯人欲征服的对象时，“希腊”作为实体也只出现了一次。的确，在希腊数以百计的城邦中，大约只有三十个城邦加入了反抗波斯统治的行列。剧中经常提到的是“雅典为敌人所憎恨”或者“伊奥尼亚人”，他们是希腊民族在小亚细亚的重要分支，而雅典人也属于伊奥尼亚人。

我们第一次发现这里明确提及了欧亚大陆之间的政治差别，希腊人和蛮族人不再毫无瓜葛，他们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并且发生了冲突。并不是说希腊人应该被理解为更大整体的一部分：他们为自己而战，而且是独自作战。他们与蛮族有着根本区别，希腊人的统治与整个亚洲的统治不同，而且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居住在不同的大陆，各自过着不同的生活。

在阿托莎的噩梦中，这种观点得到了生动地展现。剧中刻画了两位女性，一位身着波斯人的服饰，另一位是多利安人的打扮，“她们比现代女性高大、美丽，如同姐妹”。她们分别来自希腊和蛮族，但命运之神站在了希腊这边。两个女人正在争吵，薛西斯抓住她们，让她们站在车前，然后把绳子套在她们身上，这跟他把欧洲和亚洲连在一起的做法如出一辙。一个女人顺从地听从缰绳的牵引，另一个却摆脱了绳子的束缚，把横轭折成了两段。薛西斯从车上滚了下来，他已故的父亲站在旁边怜悯地看着他，无地自容的薛西斯在父亲的注视下撕毁了身上的长袍。由于两个女人好像是来自同一家族的姐妹，她们的分离象征着同宗家族的分解。无须过分强调，这难道不是人类自身的象征吗？

各民族的居住地都是命运使然，起初他们能够和平相处。希腊人无疑知道他们之间存在不同，但不存在根本性的差别。可现在形势不同了，争吵出现了，而且薛西斯试图利用自己的强权来平息这场冲突。当他企图建立对希腊人和蛮族人的统治时，注定会有灾难降临。他妄图将两个本应独立的民族合二为一，于是报应在睡梦和现实中接踵而至。

阿托莎只担心国王的溃败。可正如埃斯库罗斯所说，世界及其未来的关键问题是当薛西斯试图将希腊并入波斯帝国时，他才意识到那不可能成功。他的父亲大流士征服了小亚细亚的希腊诸邦以及“附近岛屿”，但在进攻希腊本土尤其是雅典时，却以失败告终。此时，抵抗波斯的力量出现了，他们共同作战，使得波斯帝国的疆界无法向欧洲推进，并且成为不可逾越的障碍。显然，埃斯库罗斯无法预见来年甚至未来几十年的结果，更不会知道百年之后的事情。但是萨拉米战役后的八年内，战争局势已经发生了变化：爱琴海沿岸的希腊城邦建立了以雅典为首的军事同盟，雅典大权在握，解放了小亚细亚西海岸的希腊诸邦和岛屿。

至于悲剧中提到一只隼为何会打败一只鹰，答案可能有许多种。但从世界秩序的角度最容易理解，因为它不是个人因素而是整个自然法则的结果，不是个别神的功劳而是神圣公正的结果。大概一代人之后，希罗多德向萨拉米海战的统帅地米斯托克利重复了这样的话，神和英雄不想让一个人来统治欧亚两洲。

波斯人对希腊的统治为何遭到了阻止？埃斯库罗斯列举了希腊人和波斯人的不同，他先从武器谈起，波斯人使用弓箭，希腊人使用长矛。此外，神似乎已经做出了安排，一个民族擅长陆地作战，另一个民族适合海上作战。在苏萨由长老组成的歌队明确表示，远古时期波斯人在神的帮助下已经拥有了强大的陆军。他们还提到，由于波斯统治下的民族不乏像腓尼基人（Phoenicians）和希腊人这样的航海民族，所以波斯人还学习了海战技巧。但是歌队面露恐惧，他们害怕悲惨的结局，难道是因为波斯人对海战不熟悉、缺乏经验吗，又或是因为没有哪个民族能够获得一切。

最根本和关键的是，像阿托莎梦中的希腊姐妹一样，雅典人不会向任何人屈服，他们不想让自由的生活发生改变。萨拉米战役中，希腊人呐喊着“站起来，希腊人的子孙！你们要解放自己的祖国、孩子和妇女，还有供奉的神位以及祖先的坟墓，你们要为这一切而战！”埃斯库罗斯回忆了这个战斗口号，被唤起的自由更多地是指避免异邦人的统治。希腊人也想实现内部的自由，更确切地说，那时他们就意识到这种自由是希腊人所独有的。希腊人的这种思想与整个亚洲形成了鲜明对比，希腊人是为自己而不是他人战斗，正因为如此（正如他们所相信的和实际经历的）他们作战异常英勇。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何男人（而不是城墙）能够成为一座城市的安全防御屏障。

正如阿托莎梦中两位姐妹的命运，如果命运选择了希腊人，让他们维护自己的主权，那么不也暗示着他们应该按照自己特有的方式生活吗？希腊人喜欢从事物的正反两个方面来考虑问题，如战争与和平、老年与青年、白昼与黑夜、陆地与海洋、希腊人与异邦人，它们之间相互补充。也许，波斯的专制与希腊的自由也是事物的两极。

这些解释是否足以消除希腊人因战胜波斯人而产生的惴惴不安呢，非常值得怀疑。公元前472年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仍在不断变化，但这不是重点。更确切地说，我们第一次在这里发现了民族自决精神的蛛丝马迹，即要求某些欧洲居民具有一种特性，而它不同于亚洲文化。

根据上文内容，我们知道欧亚两洲的边界位于赫勒斯滂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显然，海峡的水系从欧亚两洲之间穿过，并将二者隔开，但这不是关键点。毕竟，大流士曾率领波斯大军越过海峡，成功攻入欧洲，而埃斯库罗斯也在悲剧中提到：薛西斯必须避开希腊，而不是整个欧洲。其实，作为边界线的赫勒斯滂海峡非常重要，而薛西斯要在海峡上架设一座浮桥，但这显然违背了自然法则和神的意志。（有趣的是大流士也曾在那里搭起了一座浮桥，甚至穿越了狭窄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但埃斯库罗斯很聪明，没有提及这些。）侵犯边界的特殊方式以及所揭示的狂妄使其在悲剧中拥有了神圣地位，而薛西斯注定会失败。不过，诗人仅仅提到了波斯人的非正义行为。但是我们很容易假设，不仅是欧洲的希腊人，整个欧洲都不允许波斯人的侵犯。诚然埃斯库罗斯没有这样说，但他对欧洲和亚洲的对比包含了一些矛盾之处。亚洲是个人独裁统治下的帝国，而欧洲存在众多的民族和思想，此时它们之间的边界不再是爱琴海，而是超越了希腊城邦的远东地区，可以说是从海洋到陆地，而不是从陆地到海洋。

现在，希腊人和波斯人的差别就是建立在希腊人和蛮族人的差异和对比的基础上。重点是希腊人不同于波斯人，而诸神显然不想让一个民族统治另一个民族。埃斯库罗斯阐述了一些观念上的深层次区别，如陆战和海战、专制和自由、（亚洲）蛮族人和希腊人。他们在每种情况下的不相容，证明他们的生存权益不同，有时甚至完全相反，世界应该是包罗万象的。自由不仅是一种力量因素，而且非常值得人们去维护，至少在神圣的世界秩序中如此。同样，它还出现在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中。

6 古代欧洲和亚洲

任何边界都处于敌对的状态中，而最新的边界经常会成为双方争夺的对象。一旦细微的差别被放大，差别就变成了对立。差别和取舍代替了过渡和变化，分化让位于普遍化。

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希腊人总是认为自己和别人及野蛮人有着根本不同。“野蛮人”是一个拟声词，指的是那些操着非希腊语的外国人，根本没有轻蔑的意思，而埃及和其他几个东方文明古国跟世界各地的不发达民族一样也是野蛮人。就特殊性而言，不管他们之间有多大的差别，希腊人总是表现得更为出色。只要有人稍加思考，就能想象出变化和转变的情景。

在希波战争中，希腊人认为自己的敌人是野蛮人和亚洲人，但由于波斯帝国的原因两者经常合二为一。世界出现了新的划分，事物呈现出新的意义，正如对几个大洲的理解。

公元前449年后不久，抒情诗人西摩尼得斯（Simonides）写了一首颂歌，赞美雅典人在萨拉米附近的塞浦路斯岛（Cyprus）打败了波斯人，那是一场陆上和海上的双重战斗。西摩尼得斯吟诵：“自欧洲和亚洲被海洋分隔开，狂暴的战神便开始造访这些城市。”这些诗句不是诗人们的随意理解，它们有着深刻的含义，而不是为了显示一个不可思议的古代。这些诗句更有可能揭示了希腊人和波斯人的不同，而且逐渐被视为欧洲与亚洲之间的差异。总之，当时城邦具有的狭隘的自我概念正屈从于一种新的世界观念。

大约在公元前430年，希罗多德认为亚洲和欧洲已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历史》的开篇，希罗多德讲述了一些从波斯人那里听来的奇闻逸事。从这些故事中可以看出，早在波斯帝国建立之前，希腊和波斯之间已是矛盾重重。先是腓尼基人诱拐了希腊公主伊娥（Io），然后希腊人绑架了腓尼基公主欧罗巴（Europa）。接下来，阿戈斯英雄（Argonauts）掳走了黑海沿岸科尔基斯的公主美狄亚（Medea），不久之后特洛伊王子帕里斯（Paris）诱拐了海伦（Helen）。这可能就是结局了。不过，我们不能对绑架一事过于认真，因为“妇女们显然是愿意的，她们没有被诱拐”。但希腊人采取了过激反应，他们集结大军准备向特洛伊复仇，波斯人认为正是从那时起希腊人视他们为敌人了。希罗多德认为：“波斯人统治了亚洲和当地的蛮族，在他们看来，欧洲和希腊与他们不同。”

但希罗多德还告诉我们，斯巴达有可能征服“整个亚洲”。据说，薛西斯甚至认为波斯要么统治希腊，要么被希腊统治。考虑到两者间的敌对程度，它们之间根本没有缓和余地，正如薛西斯自己想要征服“整个希腊以及居住在西部的其他民族”，成为世界的统治者。这难道不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敌对吗？

无论谁借薛西斯之口说出希腊人会统治整个世界，无论希腊人如何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波斯国王试图进行的征服将以前各自独立的政权融为一体。考虑到希腊人不接受任何专制君主的统治，于是波斯国王面临着一个问题，那就是由谁来统治希腊，他还是希腊人？这就是妄图成为全世界统治者所面临的问题。可是，一旦冲突上升到世界层面，那就不仅仅是希腊，整个欧洲都会被视为亚洲的敌人。

在希罗多德创作《历史》之际，一位不知名的作者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在远离小亚细亚海岸的科斯岛（Kos）上撰写了《论空气、水和环境》，他观察到各地的自然环境和季节变化会对人类产生影响。作者在书的开篇发表了总论，随即转入讨论各民族间的不同。如此一来，欧洲人和亚洲人之间的差异就显得非常重要。虽然作者对材料的梳理和阐释常常自相矛盾，但他想阐明的观点却非常重要。他认为，欧亚两洲的人们在很多方面都各不相同，尤其是外貌特征方面，两者“有着根本不同”。

希波克拉底认为，亚洲中部地区的气候相对稳定，由于天气变化不剧烈，那里的人们没有经历过心理挑战，身体的恒定调节使他们具备了热情、无畏和活泼的特征。因此，他认为亚洲人更加英俊、高大，文明程度更高，但他们也有弱点。此外，由于经常处于国王统治之下，他们在战争方面的表现并不出色。由于他们是为统治者而不是为自己出生入死，因此缺乏勇敢、坚韧、主动和灵活的精神。亚洲重视“必然的享受”。作者强调了政治制度的重要性，他认为在不受君主统治的亚洲地区，人们按照自己的法律“独立”生活，他们似乎更加勇敢——无论是希腊人还是异邦人。这是短文中仅有的一次提到希腊人（特指那些居住在亚洲地区的）。另外，作者列举的欧洲人或者亚洲人的特点也是正确的。他还描述了居住在偏远地区与世隔绝的民族的特性。

作者认为欧洲人与亚洲人不同，他们处于天气极端变化的环境中，因此更加英勇、灵活和好战，他们还生活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下，虽然这些因地区而异。如此可见，欧洲人更优于亚洲人。在希腊人战胜波斯帝国的大背景下，旅行经验丰富的医生提出了各种假设，并试图从自然界找到解释。我们不知道这些观点到底有多普遍，它们重新出现在希腊文学中，并从那时起在欧洲占有一席之地。亚洲人因奢侈而变得腐败柔弱，留下了不好的名声（即使波斯人最初没有受到影响，但似乎也沾染了一些不良习气）。希罗多德在书中写道：“希腊虽然物质贫乏，但男子气概（美德）是关乎教育的事情，它深受智慧和法规的影响。”这样的观点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表达出来，成为西方长达数世纪之久的传统，而且评论者强调，比起亚洲人的数量，他们更注重自己的质量。此外，“异邦人”一词最终成为野蛮、未开化的同义词。

于是，欧洲和希腊都站在了亚洲的对立面。公元前4世纪雅典演说家伊索克拉底（Isocrates）认为，“扩张的希腊”和“使欧洲变得比亚洲更强大”是一回事。他认为希腊人和欧洲人适合统治并居住在小亚细亚，到那个时候，军事技术和军事魄力的发展已经超出了城邦的范畴，因此这些征服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特洛伊战争被解释为亚洲和欧洲之间的战争，恰恰是顺应了这种趋势。在进入亚洲之前，亚历山大大帝在神话英雄普洛特西劳斯（Protesilaus）的墓前献祭，据说普洛特西劳斯是第一个踏上亚洲土地的希腊人，又或者是第一个葬在亚洲的希腊人。这位马其顿国王在海峡中央向波塞冬（Poseidon）和涅瑞伊得斯（Nereids）献祭，不由得令人想起薛西斯大约在同一地点（虽然是从浮桥上）的行为。亚历山大披盔戴甲，站在队伍的最前列，并在乘船出发之前，把长矛扎进了脚下的土地里，以此象征亚洲是“被长矛征服的”。然后，他效仿薛西斯入侵欧洲的做法，前往特洛伊做更多的献祭。

通过一系列象征性的行为，马其顿国王找到了欧亚之间的重要联系，并将自己的对外征服与希腊人对特洛伊的战争以及薛西斯对希腊的征服联系起来。他任命将领安提帕特（Antipater）为“欧洲总督”，负责维持爱琴海对岸的秩序，他还把被征服的波斯帝国视同于整个亚洲，立志成为亚洲之王。但他没有以马其顿帝国取代波斯帝国，而是以大洲命名了他建立的帝国。

亚里士多德对三种人进行了区分，分别是居住在寒冷地区的欧洲人、亚洲人以及希腊人。第一种人非常勇敢，但智力落后、能力欠缺，所以他们能够捍卫独立，却很难建立团体，更无法统治邻邦。亚洲人智力发达、能力强，但缺乏勇气，因此他们被别人统治和奴役。希腊人拥有与中间地理位置相称的两种品质，他们既勇敢又聪明。亚里士多德认为：“正因为如此，他们能够保持自由，如果他们能够建立单一的政治制度，那么凭借强大的政治力量，他们能统治一切。”

在此亚里士多德提出，希腊人和北欧人存在明显不同。但在另一段落中，他又将异邦人和希腊人等同于亚洲人和欧洲人，并得出结论，每组中的前者比后者的本性更像奴隶。

从提出此想法时所用的语法形式，我们还无法断定亚里士多德是否真的相信希腊人能够实现各种政治的统一。他会反驳城邦是唯一值得生活的共同体的政治信条吗？在政治自由的条件下，人们的勇气和智慧具有非凡的力量，那么亚里士多德对这种力量的评论也就可以理解了。照此逻辑推论，这个群体可以让希腊人征服波斯。为何亚里士多德认为希腊人将统治和管理一个世界帝国，我们还不清楚。但他的陈述表明，希腊人的政治思想已经超出了城邦的范畴。

当亚里士多德提出自己的理论时，他以前的学生马其顿国王也就是后来的亚历山大大帝，以相对较少的军队实现了对“整个亚洲的征服”。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马其顿人不擅长建立团体，但他们骁勇善战、崇尚自由，因此能够取得希腊人无法实现的辉煌成就。他们没有生活在城邦中，而是建立了领导者统治之下的独特政治实体，但不是真正的国王统治。他们是全副武装英勇无畏的战士，他们被训练首先是为了打败文明程度低的邻邦，是为了赢得整个战争而不是单一的战役。希腊人的情况也是如此。但随着希腊人海上霸权的逐渐丧失，马其顿人开始展开深远的军事行动，他们善于利用开阔的空间，尤其是征服领土时。德国诗人恩斯特·荣格（Ernst Jünger）写道：“亚历山大的伟大不在于其征服能力，而是能够掌控绵延的空间，比攻克巴比伦更令人惊奇的是他从印度活着回来了。”在训练有素的马其顿军团中，马其顿人是核心，正是凭借这支骁勇善战的军队，亚历山大完成了征服大业。尽管亚历山大接受的是希腊式教育，并且非常热爱希腊文化，但作为君主他的对外征服与希腊人不同。虽然马其顿人的语言是希腊方言的一种，但希腊人将亚历山大统治下的马其顿人视为野蛮人，至于他们之间如何交流，我们并不清楚。

公元前5世纪后期萨摩斯诗人科里洛斯（Choerilus）写过一首诗，薛西斯使得“战争从亚洲蔓延至欧洲”。大约一百五十年后，事情出现了逆转，整个亚洲（波斯人的统治区域不断扩大）被一位来自欧洲的征服者征服，但亚历山大很快意识到，如果不把波斯人和其他原住民纳入他的管理机构中，他将无法统治如此庞大的帝国。

其实，亚历山大的胜利和征服也是希腊人的荣耀，因为希腊对马其顿的崛起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埃及到如今的阿富汗，在这些被征服的领土上到处可见遵照希腊模式建立的国家。希腊人的生活方式、节日、体育竞赛、戏剧、哲学和科学迅速传播到东方，它们在那里生根发芽，形成新的流派和发展为新的力量。从这方面来看，希腊人的确优于其他民族。虽然那时希腊化的进程常常表现得有些肤浅，可希腊文化在地中海东岸甚至更远地区占据了主导地位。几个世纪以来，希腊文化可能是这些地区唯一的共同文化，而且但凡在它发展过的地方，希腊文化都会成为主流文化。

另一方面，伴随着亚历山大的征服，欧洲和亚洲之间的界限也就失去了意义，因为政治力量和众多联系以各种方式越过了欧亚大陆的边界。

欧亚两洲之间的差别没有对罗马人产生太大的影响，尤其自他们在政治上统一地中海地区以来。罗马人摆脱了野蛮人的名声，他们认为文明开化程度远比地域范围更为重要。当罗马帝国分裂为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随之淹没在民族大迁徙的浪潮中时，形势再次发生了改变。

现在，政治权力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了北欧，东西方之间的边界也不再是爱琴海，而是由南向北穿过了巴尔干半岛。那时希腊已经被划入东罗马帝国的版图。

中世纪欧洲的界定更多的是从基督教方面，而不是任何明确的欧洲观念。此外，多亏保存下来的古代文献，希腊人的欧洲观念和由此产生的意义才保持至今，并最终恢复了地域间的差异。不过，欧洲观念的第一次绽放与后来的复兴存在差别，这种差别超过了古代文化的衰落和复兴之间的差距。

在古代、中世纪和近代欧洲之间来回摇摆，以这种特殊方式寻求欧洲起源的意义不大。为了采取更加可行的方法，我们必须在更广阔的世界历史背景下解决这个问题。

7 古代是欧洲的史前史还是早期历史

在黑格尔（Hegel）的世界史观中，最初是一个人，然后是挑选出来的少数人（在希腊人和罗马人中），最后人人都是自由的。但黑格尔又说，亚洲只有一人是自由的，但他“不是一个自由人”，而是一个专制君主，他享有的自由包括任意行使权力。在这三部分的发展过程中，至少有一个主要的开端：因为希腊人——即使只有挑选出来的少数公民，而不是所有人——不是以统治权力为中心来发展他们的文化，而是以民众为中心和为了自由的发展，将自己置于接近开端的位置。这是黑格尔在比较希腊世界和早期历史之后得出的确切结论，“欧洲的早期历史在希腊”。

文化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希腊人“不同于……古代东方和从那时起出现的各民族”，代表了“向两边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布克哈特强调，揭示“希腊精神在东西方历史中的地位”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此外，他还认为“无论他们实现了什么，遭遇过什么，他们的成就和经历都不同于以往各民族”。与其他民族被统治时的精神麻木不同，希腊人表现出了创造性、自发性和自知性。因此，在同样的背景下，当布克哈特继续写有关“世界发展的连续性”时，他认为希腊人与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欧洲的关系比与东方的关系更加紧密。

今天我们比黑格尔和布克哈特更了解高度发达的君主文化，它们不仅出现在东方的印度和中国，还出现在中美洲，以及阿拉伯、波斯和奥斯曼等地。印度、中国和中美洲的君主文化与阿拉伯、波斯和奥斯曼的君主文化一样。我们非常了解欧洲人及其后代的傲慢和对权力的追逐，即使我们确实不知道，也可以想象出欧洲人是如何野蛮残忍地剥削其他民族，以及摧毁那些民族赖以生存的文明基础的。反之，无论那些民族是否从欧洲人那里得到过什么，还是不回答为好。

无论如何，我们没有理由低估其他文化的价值，也不能断言欧洲文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终极目标，不过我们现在可以谈论它。同时，许多先前无法想象的事情在欧洲大陆变成了现实，还有独特的行动、见识和知识能力，以及塑造、发现和改变事物的能力。其实，欧洲长期以来的发展之路显然不同于世界上的其他文化，对此我们很难提出质疑。

关于希腊人我们有必要说明一点，他们的文化是唯一为自由而不是霸权而生的。事实上，希腊人尽可能多的学习和借鉴了东方文化，但他们只接受由于自己的英勇无畏而发现的东西。显然，希腊文化不是已有文化的延续，而是一种全新的开始。因此，希腊人在许多方面都远远落后于东方，如技术方面以及建立和管理帝国方面，那是因为他们所看重的东西不同。

在今天看来，希腊人的许多做法令人难以理解：在没有权威领导、没有指示的情况下，要为整个城邦负责；人们不是在上级领导下各司其职，而是聚集在一起为自己工作。换句话说，他们自由且自愿处理城邦各方面的事务，他们经常提出新问题，发挥想象力巧妙地证实自己以及自己所说的话，仿佛他们是第一次这样做。希腊人的主要问题是：即使面对日益复杂的情况，他们也绝不允许自由受到任何形式的挑战。正是因为如此，除了世界史上众所周知的长期革命（新石器革命和工业革命），希腊人进行的政治革命是最引人注目的。

毫无疑问，古希腊人将自己对罗马产生的持久影响归结为这样的事实，即罗马人看到了一个伟大贵族政体的崛起，不仅知道如何缔造和统治一个世界帝国，同时又为希腊文化的魅力所折服。古希腊长达几个世纪的影响是建立在古希腊罗马文化向西方和北方传播的基础上的，而且它们还被翻译成新的语言和文字，从此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当然，希腊人的文化遗产继续对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欧洲产生了影响。连同所有与罗马有关的记忆，罗马法和政治形态起初占据了非常显著的位置。不过，更为突出的当数罗马教会、福音书和耶稣的教诲，它们由犹太教衍生而来。不过，古希腊不仅是新推动力的发源地，而且在不同元素的融合过程中，希腊因素继续发挥着决定性的重要作用。

虽然如何查找历史的断裂没有明确的规律可循，但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个人对历史的理解，而学者们只能否决无意义的分歧。有人反对将希腊历史和文化视为欧洲早期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其中包括了罗马史和早期基督教史，但这种做法毫无意义。相反，我认为许多人都会支持这个观点。自由及其带来的一切有着广泛且可以理解的合理性，它既针对一般事物，也涉及秩序和世界的各个方面，难道这一切不是比技术和活力更重要吗？难道将古代和中世纪、欧洲近代早期连接起来不是比分离二者更重要吗？

即使有人不想遵循这个思路，而是将古代归为欧洲的史前史，也就是认为欧洲历史始于中世纪或更晚的时期，这无疑是非常特殊的史前史。法国的阿拉伯语学者和哲学家莱米·布拉格（Remi Brague）称欧洲视古希腊罗马为祖先的过程是“逆向采用”。欧洲将自己与古希腊罗马紧密联系并融合在一起，即使古希腊罗马史不同于欧洲历史，但欧洲史肯定始于古希腊罗马。

因此，欧洲史的开篇必须阐明希腊人是如何形成的，这种优秀和影响广泛的文化是如何产生、发展和繁荣起来的，以及它是由什么构成的。

第二部分

城邦世界的崛起

序言

有一种文化把“希腊人”铭刻在了人们的集体记忆中，它产生于操希腊语的民族所创造的早期文明的废墟之上，该早期文明始于公元前15世纪，我们称之为“迈锡尼文明”。这两种文明都受到了高度发达的东方早期文明的影响，但只有迈锡尼文明——更早的是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延循了东方帝国的发展轨迹。

在数量众多的宏伟遗迹中，我们发现迈锡尼文明无论从组织还是特征上，实行的都是君主政体。它是一种宫殿文化，迈锡尼国王统治着大片领土，这就成为希腊迈锡尼文明和后迈锡尼文明的主要区别。

从迈锡尼文明到城邦文明，没有现成的道路可循。城邦文明的全新特征开启了世界历史，它的出现并不容易，必须要有未被毁灭的先前时期的基础和形式（以及限制），虽然它们之间只有很少的连续性且微不足道，但只有这样后迈锡尼时代的希腊人才有机会再次重新开始。

8 迈锡尼文明之后的全新开始：
希腊特性的起源

迈锡尼世界是如何垮塌的，我们无从知晓。许多证据表明，它很可能与公元前1200年地中海东部地区海上民族的大规模入侵有关，如强大的赫梯（Hitties）帝国。但流行病、自然灾害和内部冲突可能已经削弱和扰乱了迈锡尼各王国的发展。由于王国各方面的发展都依赖于小规模的统治阶级，而他们最终都被拖垮了。迈锡尼世界被彻底摧毁了，已经无法重建。迈锡尼大部分复杂的手工艺消失了，宫殿管理者使用的字母也因为没有任何价值而被遗忘了。毁坏、贫穷和迷茫笼罩着迈锡尼，曾经高耸的防御工事，护卫国王统治维护国家安全的战车队、舰队和海岸警卫队，道路交通以及与小亚细亚和意大利之间盛极一时的贸易往来都统统衰落了。由于危险，人们失去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他们的欲望和需求也变得越来越简单。爱琴海变成了一片休耕的荒地。

巴尔干北部地区的大量移民涌入迈锡尼，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迈锡尼世界的毁灭。于是，整片土地换了新主人。一部分新来的移民愿意与当地居民一起生活，还有一部分移民以征服者的身份闯入，征服和剥削本土居民。许多迈锡尼人尤其是那些统治阶级逃到了小亚细亚，他们在先前的贸易点建立了新的定居地，还有一部分人逃到了塞浦路斯岛避难。在孤立的阿提卡（Attica）地区，当地人还能够勉强度日。早期希腊人和晚期希腊人在经历了长期的混乱、动荡和变化之后，最终和平地生活在一起。终于，本土居民与外来移民之间的差别消失了。虽然他们都想保留各自的独特特征，但现实恰好违背了人们的意愿，于是他们之间的差别很快就变得不显眼了。如此说来，人们之间的关系更多地取决于现实而不是起源或者传统。作为希腊逝去已久的黄金时代，迈锡尼曾经的辉煌通过游吟诗人的歌颂而成为大众的文化遗产。

对于希腊历史中的“黑暗时代”（前1200—前800年），我们知之甚少，而关于这一时期的考古学发现也非常有限。分散的墓葬和城墙遗迹所反映的条件和变化引起了史学家们的兴趣。从那些孤立的农场、分散的村庄和群落乃至小镇，我们了解到这时期的希腊人似乎过着一种松散的小群体生活，他们耕种牧场和农场，从事狩猎和捕鱼，后来又充当海盗和经营海上贸易。

人们常常会和左邻右舍一起关注共同利益的发展，出于管理的需要，巴赛勒斯（Basileis）出现了，这个词通常被翻译为“有权势的人”或“首领”（后来该词代表“国王”）。其实，他们就像是村里的长者或者村长，他们的权力是世袭的。

任何地方的大联盟或者“部落”通常横跨许多小区域（比如由于迁徙），而涉及地域较多的共同体通常不如地域少的共同体强大，事实上除了定期举行一些宗教仪式外，大共同体很快丧失了曾经拥有的所有功能。这种情形至少出现在爱琴海沿岸的许多地方，但希腊半岛西部和内陆地区的情况则有所不同。

至于更多稳定的政治组织是何时出现的还不清楚，但各地区显示出不同的发展进程。出于安全的需要，他们在法律和秩序、道路或城墙建设方面没有均衡分布。在城邦大小和边界的决策中，偶然因素占据了主导地位。

但是最晚到公元前8世纪，许多地方的财产所有者开始脱离其他人，形成一个政治团体，他们非常重视定居点或定居群体的问题。如果这样一个群体的核心定居点无法由地形条件决定的话，那么群体会选择一处定居点，供首领的家族居住。城邦一词最初是指位于山顶的用来保护核心定居点的城堡，最终演变成城市中心及其周边地区。

总体而言，以此方式出现的城邦规模都很小，但它们之间也存在差别。在广阔的阿提卡平原上，幸存下来的本土居民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似乎还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联系。在斯巴达，移民们很好地接管了——起初只是部分（由于顽强的反抗），后来则是全部——从前属于迈锡尼的一个统治家族的土地。希腊的第三大城邦阿戈斯（Argos）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阿提卡的面积大致与卢森堡相当（大约2500平方公里），阿戈斯的面积约占阿提卡的1/2，而科林斯（880平方公里）、开俄斯（826平方公里）和萨摩斯（468平方公里）的面积则只有阿提卡的1/5到1/3，但均高于希腊城邦面积的平均值。彼奥提亚（Boeotia）与阿提卡的面积相当，但在这片土地上竟然建立了十个城邦。更有甚者，据说克里特岛有一百个城邦。在中等面积的莱斯博斯岛（Lesbos）、罗得岛（Rhodes），甚至是更小的开俄斯岛，都有多种政治形式的城邦存在。在征服美塞尼亚（Messenia）之后，斯巴达的领土扩大到7400平方公里，但它的公民实际上只占有其中一部分土地而已。

雅典无疑是人口最多的城邦，公元前5世纪时它的成年男性公民最多达到了35000到45000之间。另外，那时很少有城邦的公民人数超过1000人，在希腊城邦鼎盛时期之初这个数字真是太小了。通常情况下，人们只要花费不到一天的时间就可以徒步或者骑驴穿过一个城邦。但奇怪的是，很长时间以来在与邻邦的军事冲突中，雅典都不能发挥自己的人数优势。难道是雅典人太关注自身了，又或者是缺乏共同利益？另一方面，雅典通过威胁其他城邦又获得了什么呢？总之，这种规模的城邦无法成为别人效仿的典范。

希腊的地貌和气候有利于城邦的形成。希腊的许多地方山脉绵延至海，而在纵横交错的山脉之间分散着一些小块的沃土。海岛的自主权也是大自然选择的结果。但地形说并不足以解释彼奥提亚拥有10个独立松散城邦的原因，还有罗得岛的3个城邦。其实，迈锡尼时代已经证明，地形不是形成较大政治团体的障碍。当时，邻近的领土大国已经建立了较大的集权统治王国，如克里特的米诺斯王国和小亚细亚的赫梯帝国。这可能就是谜团的部分答案：在这种环境中，外部推动力刺激了较大政治团体的发展。然而，在公元前1200年赫梯帝国瓦解之后的几百年里，爱琴海地区并没有引起东方强国的关注。那里不存在山区部落对竭力自保的沿海团体的威胁，后来这种情况出现在罗马周边地区，最终促使罗马开始向外扩张。

那么，在希腊世界的内部是否也存在推动建立较大政治实体的力量呢？个体或群体本应该成为其他人的依靠，而其他人本可以抵制这些努力，不管成功与否，但久而久之总有一方可以获得更多的权力。但如果这些努力进行得不够深入和长远，那肯定是推行过程中遇到了困难，如组建大群体的困难、缺乏组织能力、遇到抵抗力量，又或者是自然和地理障碍。很可能人们已将精力和兴趣更多地投向了外部，转向受地中海地理位置激励的小团体所从事的事业。如果时间充裕，这些变化将会逐渐变为现实。其实，希腊人在自己的世界中并不孤立，他们接触到了东方世界，虽然是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但却促使他们联合起来进一步发展已经发展起来的早期文化。

于是，希腊人成就了自己的历史角色。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曾归纳到，“承认无知”是希腊民族最本质的特征。如果我们将“希腊人”和“希腊文化”想象为彼此反复构成的许多元素，视做漫长过程的一部分，或者用奥地利小说家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的话说，“是衣服成就了人，而这样的人也总去穿这样的衣服”，那么希腊人创造的文化才有意义。

希腊的土地所有者是如何在公元前1200年至前800年在爱琴海沿岸定居下来的，他们是如何改善居住环境，克服或适应众多挑战的，又是如何适时地学会逃避劳动，去做并享受自己想做的事情，最终形成了自己的风俗、抱负和理想的。

希腊人的这些特质大约在公元前800年时形成并变得非常突出，虽然其中的一些细节经常发生变化，但总体上保持了几百年的时间。其实，希腊人的许多特征已经在荷马史诗中显现出来，而且这种征兆还可以追溯到更早时期，因此我们在此讨论的任何一个主要特质都在早期有具体表现。

最好的例证就是非凡的希腊人对独立的渴望。希腊的土地所有者都是自己的主人，为了保持这种现状，他们决定联合起来。在他们的小团体中，每个成员都是独立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的独立在于“他们成员间的相互关系”。他们比较富有，想竭尽所能过上有条不紊的生活，并充分展示自己。他们需要的必需品包括房产、牲畜和奴隶，还有追随者，这样他们就可以确保自身安全和采取军事行动。在我们看来，他们的典型住宅并不大，耕地和牧场也有限，虽然靠抢劫和当海盗能获得一些收益，但他们的条件也只能算是中等。显然，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从来不是绝对的，由于它涉及的范围广泛，因此足以让人忘记其局限性。

拥有财产和牲畜者通常不与宗族或支持者（恩庇侍从关系）保持密切联系。希腊人以自力更生和自我管理为荣，这样做的必要性也是他们面对的困难和挑战之一。他们擅长干农活，还掌握了多门手艺（很快在贵族中变得不那么光彩）。根据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自由人不应该“为他人”活着。有些自以为了不起的人宁愿为自己工作，也不愿为他人所用，即使为自己工作付出的更多，他们也乐意。他们宣称自给自足（autarkeia），尤其是哲学家的自给自足是最高目标，主张凡事都应该为己而不是他人考虑。后来亚里士多德只是提出了一个长期存在的理想。

希腊人想要的独立生活包括个人和团体两方面。正如他们所做的，他们直接创立了团体，并且想要一直保持下去。他们不能容忍被他人统治，无论是最初的“国王”统治还是很快取而代之的官员统治，他们都无法接受。希腊人更喜欢一起讨论和解决问题，他们不倾向于也没有太多的机会委派任务，或在某种程度上使自己与公共方面脱离，而这些本可以交给议会或从政者，并发展为超越团体的拥有法定权威的制度。

在小规模的希腊社会关系中，公民是集体的核心部分。他们不是采取间接和通过代表的方式，而是以直接面对面的接触相互影响，前者是更大团体所必需的制度，如果没有建立等级制度（因此再次依附），那就很难运转。我们跟随托尼奥·霍舍尔（Tonio Höscher）将注意力转向希腊的人体艺术，他认为人体艺术是“无媒介文化”的一部分。

在没有媒介的情况下彼此相遇的文化“现状”是对希腊人独立观念的补充，并且在决定希腊人的共同体概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共同体是指所有成员的总和，但不能超出视野范围。在日常生活中希腊人都是面对面地直接接触，他们非常重视彼此间的了解。因此，他们需要将城邦保持在较小的规模，以此确保他们之间的高品质生活，如尊严和正义、特性和社会互动、雄心和目标、现实和未来等。这些不仅仅是价值或希望，它们还是目标，并与希腊现实、生活方式和环境密不可分。由于万物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它们会不断更新和相互组合。

这些共同体从一开始就具有排他性，只有拥有土地者才能加入其中，即使在很久以后，为了建造房屋，外国人也不能拥有地产。土地拥有权和共同体归属二者密不可分，希腊社会从未放弃这种观点。城邦的出现和持续存在只是作为土地所有者之间的纽带。结婚并获得财产在早期是可行的，但出于实际的考虑，共同体放宽了对成员资格的限制，如将丧失或未能继承土地者也纳入其中。但这些公民总是缺少些东西，尤其是如果他们成为工匠，那他们将不得不依赖于客户，如此一来他们又违背了希腊的独立思想。虽然希腊人重视航海和贸易，但这些活动充其量只是修改了共同体归属的原有标准。此外，由于希腊人视自己为一个宗教共同体，因此扩大了这种归属的排外性。

个体独立和直接参与集体事务成为维持小规模自治城邦运转的基本力量。虽然，这种力量不能普遍或总是实现目标，但它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当人们拥有了财产并且安定下来之后，他们希望可以继续维持现有生活，因此根本无意于对外征服，更不必说吞并其他地区了。如果能够确保城邦内部的协调运行，那么和平共处就可以实现了，但与拥有同样生活方式的其他人分享这一切就太冒险了。在当时如果有城市被征服，其居民通常不是被杀死、赶走，就是（就妇女和孩子来说）被卖为奴隶。

所谓的synoikismoi（字面意思是联合定居点），很少由完全成熟的共同体联合组成。这种联合定居点只是一种选择，但定居点可以保持政治上的统一和空间上的分离，在此情况下贵族通常选择居住在城邦的中心地区。虽然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一些城邦能够组成更加强大的同盟，并且成为别人效仿的榜样，但很快就到达了极限，因为亲密无间的生活只有在小型社会中才有可能实现。

从最初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大海的开放性就相当于人们在自家或附近小区域的生活。在辽阔无际的大海上航行，需要这种共同体间的亲密生活。对多数人而言，大海意味着自由和流动。共同体对成员资格的规定在各地有所不同，但人们可以跨越广阔的空间进行多方面的接触，如通过熟人、宴请、通婚和共事等。在周边甚至更远的地方，希腊男子成为海盗，他们寻求冒险，捋掠物品。于是，一种开拓精神出现在这片广阔的大海上，但它很难被掌控。

此外，由于希腊人在各地的境遇相仿，需求也相同，因此形成了共同的特性。他们善于管理财产，发动战争，提出和辨别政治建议，他们在舞蹈、歌队以及体育竞技方面也非常出色。用荷马的话说，人们不得不成为“一个演说者，一位实干家”，一些在集体战斗中的英雄跟“在集会中表现突出的男子”一样。一个人可能擅长一件事，而另一个人可能擅长另一件事情，但每个人都被期望拥有所有的技能。希腊人有着强烈的个人主义意识，而独立人格在希腊社会也获得蓬勃发展，但个体特征的多样化还是受到了一些限制。

如果用一个词来描述这些早期希腊共同体的特征，那就是自由。虽然希腊人在当时没有自己的文字，但对他们而言，自由是必然的结果，也是财产拥有者和共同体成员的一种特征。从独立和流动性的意义上而言，自由是不受人支配，同时也是坚持自我和成就共同体的方式，在此情况下既要遵守传统的习俗，又基本处于不受监管的状态。人们不得不冒着极大的风险来维护所处世界的平衡，更不必说动荡时期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了。

不可否认，这种自由只适用于那些最大限度参与共同体的人，而且男人享有的自由远远超过女人，更不必说奴隶了。此外，大小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差别很快显现出来，而小土地所有者的自由受到了多种限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切也发生了变化。至少许多群体中的很多人享受到了这种自由，正是从他们当中——真正自由的基础——希腊文化崛起了。任何发展都是不可预知的，而且还会有许多令人费解之处，正如我们已经预料到这些希腊人很可能与我们在别处发现的其他民族不同。当希腊人的原有特征经受了重大考验和挑战时，问题也就随之出现了。

我们差不多可以想象，希腊人在最初几个世纪里是如何在所处环境中发展自己的，无论希腊人居于何处，后来类似的趋势出现并证实了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想要建立凌驾于他人之上的个人统治都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这种统治在当时存在的时间并不长或者根本不可能发生，也就不足为怪了。

只有懂得自由的价值，才能理解人们追求独立和自力更生的动力是什么。这些特质出现之后，犹如惯性定律一样被人紧紧抓住不放。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无中介的共存概念中。不过，从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来看，当社会开始出现分化，人们承担的任务更加复杂，而发展更加具体化，出现看似必要和典型的阶层以及分类专业化时，这些潜在的特质通常会被封闭起来。如果真到了那时，上层阶级的自由也会受到限制。当更强大的政治力量如君主制形成时，它通常会与过去的历史发生决裂。

那么，这些为何没发生在希腊人身上呢？在爱琴海地区的早期历史中，我们很容易看出人们为何要建立一些易于管理的小团体，他们不仅喜欢它们，而且非常重视自给自足。希腊人能够保持早期君主制的有限力量，这也没什么好惊讶的。小城邦根本没有足够的机会来实现任何形式的政治统治，扩张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因此小规模的城邦和软弱的核心机构互相自我强化。但当出现重大变化和挑战时，这种情形为何没有发生变化？凭借的组织和行动能力更容易从积极进取的个人和拥有支持者的传统君主，乃至僭取者那里获得，而不是广大的民众，难道这不是一种通常的趋势吗？这种情形通常不能有助于建立、增进和扩张以上的统治吗？

小邦林立不是希腊人的独有特征，早期的美索不达米亚也出现了独立村庄和小城市并存的情况。除了美索不达米亚国王，长老议事会和公民大会也会就战争与和平等问题做出决策。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些主要团体和国王开始对外的领土征服。当然它们的统治一般都不会持久，一个帝国迟早会被另一个帝国取代，而且一切都会处于强权君主或者祭司的统治之下，于是一系列独特文化由此形成，并为权力中心服务。于是，机构、思想和想象力等得到了利用、支持和发展，以满足利益需求，从而达到稳定核心统治的目的，但许多存在已久的东西被抛在了一边。那些被排斥者就像处于美索不达米亚帝国边缘的人们一样，要学着接受这个事实，而这些进一步限制了可能性的范围。

然而，希腊人似乎打破了这种历史格局，他们对过去保留了许多，因此他们的文化得到充分发展并延伸了原始的特性。当“破裂”最终出现时，通常会影响各阶级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但不会影响到城邦本身固有的生活习俗。因此，希腊人保持了真实的起源，而不论他们在哪些方面得到了多大的发展。虽然集体的职责得以逐步拓展，但仍然十分有限。在迈锡尼王国灭亡后的几个世纪里，保存下来的政治制度和成功实施的政治策略非常明确，事实证明它们能够应对后来出现的更大危险。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考虑到蓬勃发展的文化以及不断增加的挑战，这些早期特殊的土地所有者的小团体是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并发挥作用的呢？他们的特色文化是如何产生的，从长远来看，这种文化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使得他们能够毅然与波斯帝国展开斗争。

9 时代的曙光：
公元前8世纪

从公元前8世纪，我们获悉了希腊历史中的特殊事件，虽然当时的历史史料较少，但我们仍可以据此得出结论，希腊人不得不适应许多新的发展，并且他们成功了。

对整个世纪或其中的五十年下结论是有风险的。简明扼要的总结在经过仔细审视后，可以分解为许多无形的冲动。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新活力肯定释放在公元前8世纪中期。突然，仿佛一道符咒被打破，希腊人似乎已经意识到全新的可能性，开始了在各个领域的发展。

情况变得非常有利。人们既是迫于压力，同时也是有能力探索新途径。当然我们需要了解的情况还有很多。挑战以及人们应对挑战的各种努力，使之前无法想象的行动变成可能。然而，希腊人利用这些机遇的方式，使得他们可以保持原有的生活状态、小规模的团体和面对面的特点，以及自给自足和自由。因此，我们清楚地看到希腊人将继续沿着城邦文化限定的最初道路前进。

自从进入后迈锡尼时代，希腊人的殖民和生活变得更加灵活。面对快速发展的殖民运动，希腊人要以最具挑战的方式进一步发展和改善他们的生活。

根据这个时期的考古资料，我们不仅意识到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也了解到希腊人所面临的困难、需求和处境，但对于他们遭遇的大部分动乱和失败、发动的战争以及导致的冲突，我们并不清楚。

由于土地变得稀少，人口数量开始下降，人们面临严峻的生存问题。由于殖民运动，人们扩大了谷物的种植面积，但这远远不够。上层阶级对土地的需求尤其大，因为按照继承法的规定，在有多个男继承人的情况下，家产应当均分。当然，获得财产的途径还有另外几种，婚姻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种。人们还可以当海盗、经商或者当雇佣兵，但这些可选择的谋生方式也不多。无论如何，那部分不断增长出来的人口已经得不到充分的供养，或者根本无法得到供养，这种情况令人担忧。

于是，有能力者开始领导资源缺乏者，并在他们的支持下篡夺城邦的权力，或者征服邻邦的土地。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稀奇，而且新的作战阵形支持了这种假设，但这种行为很少能够获得持久的成功。斯巴达征服了邻邦美塞尼亚，但历史表明这是个例外，因为美塞尼亚人没有融入斯巴达的公民集团，而斯巴达对美塞尼亚的统治也很难维持，因此斯巴达被迫成为永久的军营，甚至在和平时期也是如此。如果一些重要的征服取得成功，那么权力会随着领土的不断扩张而扩大。为了消灭彼此，敌对势力之间不断斗争，如果一方获胜，其权力也会得到进一步加强。

然而，事情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变化。由于内部压力转移到了外部，强权集团已无法建立。事实证明，君主制不仅软弱无力，而且迟早会被推翻，况且它们也不能证明自己在新的形势变化中是必需的。

殖民地的建立。当一群人离开家乡，来到几百公里以外的地方建立新城邦时，他们中的多数人是再也回不去了。于是出现了两种情况，一些人在家乡继续过着习以为常的城邦生活，而另外一些人决定或被迫在别处过着类似的生活。拥有众多小团体的传统社会结构从未受到质疑，相反随着希腊团体数量的大幅增长，城邦的生活方式不断得到巩固。希腊人的对外扩张已经远远超出了爱琴海地区。有一些男子可能主要来自上层阶级的家庭，他们拥有很少的财产，因此没有留在国内开创政治事业，而是成了希腊大移民的开创者。他们没有将地中海变成希腊的内海，而是让希腊人成为东西方之间最重要的沟通桥梁。

领导这场运动的许多个体没有掌握或建立统治，从他们的行为来看更像是创业者。总体而言，希腊的团体仍然掌握在多数人手中。跟以前一样，他们差不多就是整个城邦了，虽然上层阶级因各种原因依然保持着部分优越性，但贵族的范围毕竟不大，而财产所有者的范围更为广泛。总之，新问题出现了，即什么彻底改变了希腊典型的政治组织形式。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征服邻邦的过程中，希腊人经受了太多的挫折，还是他们选择了阻力最小的征服方式，或者新的机遇激发了许多贵族的开创精神？原因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希腊社会的政治体制似乎成为关键因素之一，城邦直接由成员组成的观念已经深入希腊人的思想和愿望中。他们可能已经准备发动战争，但也不能超越城邦的界限。从逻辑上来看，如果城邦大到无法管理，那又有何用呢？即使所谓的统治者不反对这种扩张，但他依靠的民众多数不会置身事外。

因此，开发远方的土地似乎成为唯一的选择。希腊人非常幸运，因为地中海沿岸拥有着广袤的土地，那里人烟稀少可以缓解他们的压力。

希腊人的海外殖民运动始于公元前750年左右，成为那个世纪最重要的事件。与此同时，希腊人不断寻求与东方文化的接触，较早接触到东方的是腓尼基商人，他们从事海上贸易，把货物带到了东方，那时希腊人经由罗得岛和塞浦路斯到达了黎凡特（Levant）。希腊人在奥龙特斯河口（Orontes，阿尔明纳）建立了第一个贸易点，紧接着继续向南建立了第二个贸易点。在希腊人看来，东方不仅是他们学习的对象，而且还是他们灵感的源泉。因此，希腊人不仅想要扩大贸易和开阔视野，他们还要争取建立密切的联系。

一旦希腊人背离自己的传统习俗活动，便开启了一段日益激烈的经历。迄今为止，现实没有限定什么是可能和可想象的，希腊人也开始重新思考自己所走的道路，以及必须做出的改变。于是，希腊人的生活方式变得越来越清晰。希腊人在家乡时面临着许多新问题，正是这些问题促使他们变得开放，并为东方文化的独特魅力所吸引。

于是，另一个世界很快变得不再那么陌生和令人困惑，而且在许多领域成为效仿的典范。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希腊人对文字的采用，公元前8世纪中期的希腊陶器证实了这一点，但那并不是希腊人学习、运用或者受激励的全部。希腊人对东方的探索极大地开拓了他们的视野，而与东方文化的邂逅也激发了希腊人的雄心壮志。

新机遇的出现渐渐削弱了旧特权。富有开创精神和想象力的贵族成员长期奔波于海上，成为各种利益的受益者。他们积累的财富从出土文物中可见一斑，比如富人墓穴中的双耳瓶和双耳喷口罐，比如圣地里的奢侈供奉，以及陶瓶画上奢华的丧葬仪式。

在一些人口众多的城市，国王们失去了先前的显赫地位。同样的情况在各地不断出现，虽然到处都有新机遇，可有些地方能抓住这些机遇，有些却错失良机。

希腊人非常看重自由，他们会利用一切新机遇为自身谋利益，他们也反对君主制，可与东方大部分君主文化的密切接触却增强了他们的实力，如希腊人建立海外殖民地就是受到了腓尼基人的影响。但是谁会重视来自外部的影响则取决于其自身，尤其是那些正在接受原属于特定社会群体知识的人们。因此，东方很可能是促使希腊人发展自由文化的众多因素之一。

事实上，与东方的密切接触使得希腊人直接进入了文明的下一阶段，几乎不需要任何过渡，也无须彻底改变他们的原有特性。归其原因很可能是“非凡的运气”，用雅各布·布克哈特的话说：“内涵丰富的希腊神话产生于一个纯真的年代，扩展于一个有文化的时代，后来开启了一个文学时代。”

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元前8世纪的希腊人会依据传统和习俗继续生活在一起，相反他们不得不重建自己的团体，确定城邦的大小。

重建工作先是拆除房屋和挖掘墓地，然后在城市中央建立一个开放空间——广场，作为公共空间它对城邦发展的重要性很快便显现出来。这些地方除了有树木遮阴外，周围一片空旷。广场是属于大家的，它主要用于公共的政治活动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正是在这些地方城邦出现了，它好似破茧而出，所涉及的领域完全不同于家庭的私人空间。广场是男人们的天下，也是很容易区分性别的地方，它的作用很像后来出现的市场。与此同时，古希腊的许多地方都开始在城外建立公墓。我们有理由假设，居住在城中的土地所有者在这个时期有所增加，他们支配着新建立的公共领域，而新公共空间的产生也确实出自他们之手。久而久之，上下阶层之间的分界线越加明显了。

与此同时，城邦的祭祀仪式和宗教领域也发生了变化。特殊的圣地在一段时间里成为居住在附近地区的人们的崇拜中心，其余的为家庭或村庄所供奉。现在，集体开始拥有和发展多种祭祀仪式，而供奉神祇的圣地因围墙而与城市其他部分隔开。公元前750年希腊人开始建立祭坛，公元前700年左右开始建造神庙。于是，越来越多的城邦团体开始聚集在一些特殊的地方，并在每年的特定时间举行宗教仪式，祈求得到神的保护和支持。离开位于城市中心的圣地，宗教游行队伍沿着特定路线来到位于城市周边的其他圣地，也就是本次宗教仪式的目的地。当然，这些圣地还发挥着划定和保护分界线的作用。地方英雄的坟墓因为献祭和葬礼运动会备受关注。像其他的祭祀节日一样，这些宗教仪式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团体的凝聚力。

无论是祭祀仪式，还是逐渐设立或扩展的其他仪式，它们都具备两个共同因素——歌唱和舞蹈。歌队登台吟诵诗人为每个场景创作的新诗。诗人和歌者被期望在公开场合进行表演，他们必须满足大众的期望，尤其是在政治权力和祭司权力的相对软弱的情况下。诗人们吟唱的诗歌都是以希腊神话为主题，他们要不断对神话进行阐释，不仅是因为这些神话故事从希腊早期一直流传到有文字的时代，还是因为诗人们非常需要这些不断发展的希腊神话。由于节日和仪式变得越来越重要，艺术在希腊教育和日常生活中具有了非常重要的意义。

公元前8世纪希腊可能出现了公民集团的重组和细分，究其原因很可能是因为排他性，但我们无法确定其中的细节。政府机关的建立和政治程序规范也是如此，这是人们在此时最期望的两件事情。有证据表明，斯巴达从公元前754年开始记录监察官或监督员（大概是新设立的官职）的名单，这些人主要为民众和国王服务，最终成为城市中最重要的官员。

自公元前776年起，奥林匹克赛会的优胜者都会列入名单，虽然后来赛事经过多次调整，但这些都没有体现在建筑上。陶瓶画师们开始以全新的方式，在陶瓶上描绘动物和人物，以此取代先前持续很长时间的几何绘画。

在公元前8世纪即将结束之际，一位诗人用特洛伊战争的故事创作出一部宏伟的史诗，呈现出一种新的精神，表达出离别之情，预示着新的开始。在我们看来，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这部史诗巨著长达15000行，而最初的篇幅没有这么长，相比之下我们所知的东方最长的史诗《吉尔伽美什》（Gilgamesh）只有3500行。当然，史诗在世界文学史中的重要地位并不仅仅取决于它的长度。在《伊利亚特》之后，诗人很快又创作了《奥德赛》。如此一来，许多事情几乎同时发生改变，并且相互影响。

总之，希腊人从广阔天地的政治形势中受益匪浅，尤其是东方的帝国一直以来对爱琴海区域的忽视。虽然远近距离间唯一的联合发挥了作用，但对希腊人而言，东方的政治依然离他们很遥远，但经济和文化却很容易接近。

希腊人可以向东方学习和借鉴的东西有很多，但却不必因为接近一个外部的帝国而付出代价，不必屈从于外部统治，或为了抵抗不受欢迎的发展而进行大规模的扩军备战。斯巴达和西西里的例子说明了可能发生的事情。无论在何处遭遇强大的敌人，希腊人要么被迫（学会）屈从暴君的意志，要么使自己服从严格的法律。

从短期来看，城邦不仅维护了公民生活上的自给自足和政治上的自由，而且还有所延伸，其中就包括当权贵族的野心如何衍生出新的希望、渴望和准则。人们可以利用的新机遇越多，最初只是机会的自由就越发成了问题。

10 希腊人与东方的关系

显然，希腊人从东方文化中汲取了很多。以柏拉图之名出版的专著不仅阐述了此观点，而且还强调对于接受的一切，希腊人比异邦人做得更出色。尼采（Nietzsch）认为，希腊文化“很长时间以来都混合了闪米特人、巴比伦人、吕底亚人和埃及人的形式和思想”。不断的考古发现也证实，东方对希腊文化的影响越来越清晰，但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依然很多。由于信息来源分布不均，希腊人对一些问题的接受比较容易评论，而另一些就没那么容易了，不过我们可以进行合理的假设。许多存在争论的问题都有充分的理由为依据，不过年表就不那么好确定了。

腓尼基商人已经出现在荷马史诗中，而且希腊人前往东方旅行的考古证据也证实了这一点。贸易最初集中在优卑亚岛（Euboea）的卡尔基斯（Chalcis），该城市也参与了希腊人对意大利的远征。受埃特鲁里亚人（Etruscan）的影响，卡尔基斯在伊斯基亚岛（Ischia）的皮特库赛（Pithecusae）建立了贸易据点。

商人们学会了如何计算商品的重量和体积，并用金属作为支付手段。工匠们学到了全新的手艺，那是因为有许多专家从东方来到希腊，他们中有神庙建造者、雕塑家、金匠和象牙雕工。除此之外，希腊人还前往黎凡特学习。于是格里芬、斯芬克斯和战斗的狮子开始出现在希腊人的绘画领域，而石灰、石膏和砖块等外来语也说明了东方对希腊的影响。希腊神庙的外观也受到了埃及人的影响，受其影响的还有著名的青年男子雕像（kouroi），献祭活动也受到了同样的影响。

这群专家是经验丰富的男性（也许是女性）和奇迹的创造者，他们把东方的巫术带到希腊，其中包括用于洗涤杀人罪和精神错乱的涤罪或净化，据说它们能使人摆脱恐惧。

还有证据表明，希腊人大量汲取东方的知识、神话、音乐形式以及文学主题和人物，其中有一部分可能是通过有经验的奇迹创造者传播的，而他们中的许多人都非常有文化。东方神话中的王朝更替不仅帮助赫西俄德（Hesiod）在公元前700年确定了希腊诸神的世界，而且对后来埃斯库罗斯解释民主政治的突然崛起产生了影响。

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希腊字母源于腓尼基字母，后者是西闪米特人的书写方式。希腊语只有25个字母，很容易被人们接受，因此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发展。不管希腊字母从何而来，人们都不再依赖于专业的书写员。希腊人很快将这种书写运用于自己的语言，这种情况同时出现在各地，于是大量的地方字母诞生了，而希腊语中的未知辅音被用于表示元音。

毫无疑问，《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创作灵感也源于东方，在东方的书吏学校中，学员们长期反复抄写古代史诗，如《吉尔伽美什》、《阿特拉哈西斯》（Atrahasis）和《埃努玛·埃立什》（Enuma Elish），以及其他许多史诗。近几十年来，它们中的大部分被重新发现，但希腊诗人至少从公元前8世纪中期开始就对它们中的一部分非常熟悉了。总之，荷马史诗和《库普利亚》（Kypria，前650年另一部关于特洛伊战争的史诗）中的场景确实模仿了东方史诗，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被理解为参照了东方史诗的内容。

阿芙洛狄特（Aphrodite）在卷入特洛伊战争后受伤，于是她来到奥林匹斯山向她的父亲宙斯（Zeus）和母亲狄俄涅（Dione）抱怨。爱神阿芙洛狄特的诞生非常奇特，据说她是天神乌拉诺斯（Uranus）被阉掉的生殖器落入海中之后，从大海的泡沫中诞生的。另外狄俄涅的名字鲜为人知，但她显然是宙斯的阴性形式（Dios是属格形式）。其实，这位女神的出现可以从《吉尔伽美什》中找到相应的情景，那就是爱神伊丝塔（Ishtar）逃至父亲安努（Anu）和母亲安图（Antu）身边，而母亲的名字就是父亲名字的阴性形式。此外，我们从荷马史诗的宇宙起源中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俄刻阿诺斯（Oceanus）和妻子忒提斯（Tethys）是诸神的创造者和万物之始，但他们陷入矛盾冲突之中。同样的故事也出现在《埃努玛·埃立什》的开篇。

图4 构思青年雕像（图 7）时，希腊显然受到了埃及此类雕像的启示

许多东方神话都围绕一个共同主题，那就是人口过剩给地球带来的灾难。有些神认为，毁灭人类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此外，神经常抱怨人类发出的噪声打扰了他们的睡眠。恩利尔（Enlil）是苏美尔神话中的众神之首，他试图通过疾病、干旱和洪水来毁灭人类。在《库普利亚》中，大地女神盖亚（Gaia）向宙斯抱怨，并要求摆脱人类带来的负担。众神企图通过战争来寻求解决办法，于是就出现了七将攻忒拜（Thebes）以及前面提及的特洛伊战争。考虑到最终目标，这些方式都显得非常有限，而且这样的解释也有些牵强附会。莫摩斯（Momus）是希腊神话中的嘲弄、谴责之神，他向宙斯提议毁灭特洛伊。这个细节总是令人费解，直到我们在《埃努玛·埃立什》中发现了类似的段落，里面有一位提议者就叫穆木（Mummu），这很可能就是莫摩斯的原型，以及《库普利亚》中大部分场景的来源。再比如，狄奥墨得斯（Diomedes）宝剑上的火焰图案，或《伊利亚特》中描述的“被火焰环绕的赫克托耳”等也能在东方神话中找到原型。当然，我们能找到的例子还有许多。

希腊人非常重视东方的神话故事，并随意将各种素材据为己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希腊人又开始关注东方的自然科学，如天文学、几何或者医学，圆形是360°和十二进制就是其中的两个例子。巴比伦人命名的行星被翻译成希腊语（后来又被翻译成拉丁语，一直沿用至今）。据称，雅典政治家梭伦（Solon）在公元前600年前往埃及，不仅从当地祭司那里学到许多知识，而且自己的政治思想也深受影响，他还找到了适合希腊的政治理论。如果这是真的，那就非常具有代表性了，因为希腊人不只是学习、适应并接受东方文化，他们还将其用于理解自己已经掌握的知识，并采取新方式加以运用。

于是，一个扩大的西亚——东地中海文化圈（一种文化共通语）出现了，这个圈子专注于实践、洞察力、智慧以及智力和艺术手法的共同元素。在希腊酒会上所有宴饮者都是斜倚着饮酒，希腊人已经接受了这个习俗，但在东方只有一个人可以如此。对于希腊人接受东方各种秘仪的程度和意义，我们很难评价，不过这些秘仪的数量众多，而且意义重大。与此同时，东方文化中的典范不仅激发了希腊人的创作灵感，而且成为他们竞相效力的对象，从公元前700年开始希腊陶瓶具有了东方风格，这就是最好的例子。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即希腊人竭力复制腓尼基富商、东方官员甚至君主们的生活方式，后来有些希腊人禁不住诱惑，过上了奢靡的生活。正如《奥德赛》中对费阿刻斯人（Phaeacians）漂亮王宫的描述，反映出对东方宫殿富有想象力的描绘。

无论个人的梦想是什么，即使努力付诸实施，它们在希腊城邦中变成现实的可能性也非常小。希腊人的生活和习俗保持不变，而东方文化的涌入似乎更加巩固了这些习俗。总的来说，新机遇的出现进一步促进了上层阶级的发展。

有一个问题反复出现，即我们是否要将希腊城邦的一切都归功于腓尼基人树立的榜样，尤其是那些位于黎凡特的强大富有的城市，因为当它们被要求缴纳贡赋时，它们坚决抵制东方君主的统治，维护自己的独立长达数百年之久。提尔（Tyre）是它们中最重要的城市，它位于今天黎巴嫩（Lebanon）沿海的两座海岛上（后来两个岛屿合二为一），统治着大陆上的一片重要的领土。有一段时间它还将塞浦路斯置于统治之下，而它的影响借助贸易和殖民地深入地中海西部。雅各布·布克哈特提出：“假如这个榜样因为缺乏影响而没有保留下来，这会抹杀希腊人的荣誉吗？”

但它们之间的区别还是有的。很多迹象表明，到了公元前8世纪希腊人开始按照自己的方式居住在独立的小团体中。这不是选择的问题，更不是智力的问题。由于希腊人的居住条件不同于腓尼基人，因此不能被大规模复制。另一方面，在向腓尼基城市的学习过程中，希腊人意识到他们能够也必须采取更好的措施来保持自己的集体生活，他们还可以不时从国外汲取想法。一个例子是通过公开立法解决问题的习惯，另一个是中心广场，那里是公民聚集的广场，至少有证据表明这样的制度后来出现在提尔人建立的迦太基（Carthage）。另一个例子就是精心设计的不朽圣地。

对于腓尼基城市的政治组织，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它们的最高统治者是国王，但他们的权力很可能受到强大的寡头咨询委员会的限制，到公元前6世纪，选举产生的官员Shofets接手了这项职责，它们可能还有公民大会。其实，腓尼基人在东方世界中比较独特，虽然存在财产和地位上的差别，但他们有着广泛的公民基础，并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

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在讨论城邦政治时，也把迦太基算在其中。在谈及斯巴达和克里特的城邦时，他甚至因为迦太基的“混合政体”而对它大加赞赏，但他认为其他城邦在这方面就比较差。在亚里士多德甚至更早时期，希腊大多数城邦的特点就是如此；它们不是简单地混合了迦太基、斯巴达以及后来罗马的政体，而波利比乌斯（Polybius）发现罗马的政治制度与迦太基有许多相似之处。据我们所知，这些城市主要实行的是有条理的寡头政治，一方面它的主要任务是关注、依靠和控制有权力的官员，另一方面公民大会也被赋予了重要权力，虽然民众像依赖寡头政治一样依赖它，却很少用到它。在混合政体的所有已知情况中，当寡头统治面临外部威胁和问题时，城邦内部的高度团结反而增强了这种统治。

对于这种温和而又稳定的寡头政治，希腊的多数城邦都无力维持。寡头政体主要由官员、贵族议事会和公民大会三部分组成，它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稳固，而且贵族阶级的地位很难动摇（从长远来看，这将成为民主政治的一个必要条件）。因此，除了一些细节外，希腊人缺乏能够大规模复制腓尼基人政治制度的先决条件，那么我们没有证据证实希腊人的做法。也就不足为奇了。喜欢游历的希腊人无法将他们在东方的经历灌输给自己的城邦，而且黎凡特地区拥有先进文明的发达城市与希腊人规模适度的城邦之间也存在差别。那么，希腊人是如何学习东方先进的管理技巧，又是如何理解组织机构之间的细微差别的呢？

除了知识和技术，东方对希腊的影响与其说是模仿不如说是激励。灵活性和快速变化促进了希腊人与东方之间的相互影响，但关键不是希腊人接受了什么，而是在完全不同的城邦土壤中产生的广泛影响，不是从中得到了什么，而是接受者的独特性。

无论荷马从东方借鉴了多少内容，也不管东方典范在多大程度上对他的史诗产生影响，荷马仍然继续着希腊人的诗歌传统，并且提出了针对希腊问题的新传统。这是塑造人物的希腊式方法，是关于人们应该知道和能够做什么的希腊式问题，以及尽管受到东方影响而坚持的希腊式的生活观念。（从一个侧面说明，希腊人的产品和工匠很快受到东方人的垂涎，更不必说希腊的雇佣兵了。）

地中海东部地区广泛使用的科伊内语（koine，前面提及的共通语）在公元前6世纪开始出现分化。除了一些专家外，希腊世界竭力学习东方的一切，虽然商人和雇佣兵不在学习之列，但这不会妨碍个人游历东方，去学习古代东方文化的智慧和科学，甚至惊叹于东方人创造的奇迹。

当爱琴海沿岸的希腊人进入黎凡特、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文化的边缘地带时，他们也开始了向西部、北部和南部的海外殖民探险。

希腊人在发现旧世界的同时，也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在地理位置上，希腊人处于东西方之间，从历史的角度，他们又处于旧的东方帝国（他们的周边是腓尼基人）与新的罗马帝国之间——虽为过渡阶段，却为世界开创了全新的视野。

11 殖民运动

公元前750年希腊人在那不勒斯（Naples）西北建立了库迈（Cumae），之后不久他们再次拓展新领域，这次是从塞浦路斯到法国南部海岸，即从现在利比亚的昔兰尼（Cyrene）古城到克里米亚（Crimea）。至少历史记录了这部分内容。然后我们再说一下皮特库赛（Pithecousae），它位于伊斯基亚岛对面，是卡尔基斯居民建立的殖民地，是希腊人与埃特鲁里亚人往来的贸易据点。那里的移民多半来自卡尔基斯及附近的埃瑞特里亚（Eretria），他们中一些人可能以前就居住在岛上。

如果我们的信息准确，那么一个半世纪以来库迈一直是希腊人建立的最远的殖民地，公元前600年小亚西亚的福西亚（Phocaea）人建立了马萨利亚（Massalia，如今的马赛）、恩波里翁（Emporion，即西班牙东北部地区加泰罗尼亚的安普里亚斯）和阿勒里亚（Alalia，位于科西嘉岛）殖民地。库迈的移民必须花几个星期的时间在海上航行，他们沿途经过许多海岸线以及有大量耕地的居住地，他们甚至会停船靠岸——很快有其他人在这些地方建立殖民地。他们继续向前行驶，直到靠近埃特鲁里亚边界时才停下来。埃特鲁里亚的势力范围从托斯卡纳（Tuscany）到坎帕尼亚（Campania），越过这条边界，他们几乎不可能建立殖民地。显然这些移民从一开始就瞄准了库迈或皮特库赛，而岛上的商人和寻找新土地者实现了利益互惠。

那时开拓新殖民地的做法流传开来。在腓尼基人树立了典范之后，其他人纷纷效仿开拓殖民地。为了生存许多人加入了殖民者的大军，寻找适合生活的居住地，希望能够获得在母邦无法得到的东西——拥有自己的土地。库迈城建立后不久，殖民者被派往西西里、纳克索斯（Naxos，前734年）和叙拉古（Syracuse，前733年）开拓殖民地，稍后又前往莱翁蒂尼（Leontini，前720年）、卡塔尼亚（Catane）和麦加拉亥布拉（Megara Hyblaea）。修昔底德记录了这些事件的日期，考古证据也证实了它们的准确性。后来，希腊人又在赞克尔（Zankle，也就是墨西拿）和雷焦卡拉布里亚（Reggio di Calabria）建立了殖民地，虽然这两个地方只有少量的耕地，因为它们控制着墨西拿海峡（Strait of Messina）而变得有利可图。

殖民地运动的具体细节并不重要，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希腊人在公元前8世纪中期建立了一连串的殖民地，但西西里殖民地的建立可能稍早于意大利南海岸（尤其是锡巴里斯、西里斯、克罗敦和塔伦图姆殖民地的建立），而库迈和皮特库赛比西西里更早。总之，希腊人宁愿每次向西航行几个星期，也不愿让船只驶向爱琴海北部的哈尔基季基（Chalkidike）和萨索斯岛（Thasos），或者是马尔马拉海（Sea of Marmara），而这些地方数日之内便可到达。克基拉岛（Kerkyra）又称科孚岛（Corfu），也是较早的殖民地之一，它是船只前往意大利和亚得里亚海（Adriatic Sea）的重要停靠站。有一个希腊人试图在塞浦路斯对面的西里西亚（Cilicia）定居，却没有成功。希腊人在西里西亚被亚述人击败，而亚述人的势力范围在公元前8世纪中后期扩展到地中海区域。尽管如此，后来希腊人还是在小亚细亚南部海岸建立了许多殖民地，而在北非沿海和西西里岛西部的殖民行为则受到了腓尼基人的限制。

到公元前6世纪末时，希腊人已经建立了约一百五十个城市，如果算上失败的尝试，那数量肯定更多。有些失败的殖民活动在历史中有记载，而更多的是没有记载。总之，这个时期的资料显示，海上漂流充满了艰辛，而且有些行为只是为了加强现有的殖民地罢了。

普通的殖民探险可能由几百人组成，甚至更少，但在希腊历史上我们看到许多由少数人成就的伟大事业，最初是每年几百人（尤其是开始的几十年），然后人数不断增加，移民总量很快激增至数千人。希腊人最初只居于爱琴海南部这个小区域，即从优卑亚到累斯博斯这条假想线以南，如果没有大量人口参与殖民活动的话，希腊人不可能在许多区域占有领土。

我们正在讨论的海岸线几乎无人知晓。在海盗和贸易的双重推动下，希腊人开始向外发展，人们在埃特鲁里亚人的港口塔克文尼发现了一处为商人修建的避难所就是证据之一。最初，小的定居地或贸易据点可能建在海岛和海角上。《奥德赛》中有一段约七百行的内容，提到了希腊人发现可居住地时的兴奋和渴望。当奥德修斯一行人来到人迹罕至的小岛时，诗人写道：“宽阔的草地延展到灰暗的咸海岸边，湿润而柔软，葡萄藤不萎谢永远常青。土地平坦，各种庄稼旺盛生长，按时收获，因为下面是一片沃土。那里也有优良的港湾，停靠船舶，无须抛锚羁绊，也无须缆索系定，可以把船只驶进港湾随意停靠，直到刮起顺风，水手们才乐意离开。一股清澈的泉水从山洞滚滚涌出，直泻海湾，洞边长满了茂盛的白杨。”

希腊人非常慎重，他们寻找最好的定居地，无论这些地方距离他们的家乡有多远。耕地非常重要，它如同一处港湾使殖民者保持与希腊世界之间的联系，了解最新的故事（正如诗人所期望的）并参与礼物和商品的交换。理想的定居点会成为在海上航行的海员们的暂居地，他们可以在此补充给养或躲避暴风雨的袭击。只是后来希腊人无奈接受了剩下的其他殖民地，如爱琴海北部的萨索斯岛，公元前7世纪的诗人阿尔基罗库斯（Archilochus）将其描述为“没有怡人的景色，气候寒冷，不像[南意大利的]西里斯般舒适”。萨索斯是公元前7世纪由帕罗斯岛（Paros）的希腊人建立的殖民地，据说它是由“所有希腊人产生的糟粕”组成的。

有时殖民行动成败的关键就在于当地人的阻挠程度，以及是否有适合建造防御工事的地方，如果可能就建造一座卫城。希腊人很少热情地接待或邀请别人，当然事情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希腊人经常通过武力或欺骗和欺诈的手段获取土地，这一点从他们所占领区域遭到毁灭的各种痕迹中得到了证实。就此而言，希腊人拥有的杰出军事才能发挥了极大的作用。阿尔弗雷德·豪斯（Alfred Heuss）写道，他们抓住了“政治上的空当”。约公元前600年科洛丰（Colophon）诗人弥涅墨斯（Mimnermus）写道：“在优美的科洛丰，我们狠狠打击了煽动者的攻击。”弥涅墨斯描述了他所处时代的经历以及负疚感，并将其转移至迈锡尼时期被征服的家乡。

地图3 希腊人在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建立的殖民地

在开拓殖民地的过程中，希腊人不仅展现出了开拓精神和组织才能，还发挥了他们的乐观主义精神和英勇胆识。但开拓者们并非是都自愿离开家乡的，有许多人是因为不堪生活压力才加入到开拓殖民地的大军中的。当第一个希腊殖民地科孚岛（克基拉岛）的建立者被驱赶后，他们试图返回家乡，并准备从优卑亚岛的港口埃瑞特里亚登陆，却遭到了拒绝。于是，他们只能另外寻找定居点，最终在爱琴海北部的墨托涅（Methone）居住下来。锡拉岛（圣托里尼）出现了持续七年的干旱，无奈之下居民们只能派出一半的人口出去寻找新的居住地。德尔斐圣谕显示，他们要注意利比亚，并且探险者将会在不知名的地方建立殖民地。最终一百名锡拉居民分别乘坐两艘船出发寻找定居地，当他们在建立殖民地中遇到困难并试图返回锡拉岛时，迎接他们的却是一阵箭雨。最后，他们在昔兰尼建立了殖民地，并很快让这座城市繁荣起来。随着希腊其他城市移民源源不断地涌入，该地区的移民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一支远远超过七千重装步兵的军队。

这些发展始于卡尔基斯城并非偶然。卡尔基斯位于优卑亚岛和希腊大陆之间的航海线上，因为可以躲避风暴而受到欢迎，但由于暗潮涌动，这段区域很难航行。由于船只经常在此停靠，于是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卡尔基斯城很快成为希腊的商业中心。邻近的埃瑞特里亚也组织了殖民探险，有时跟卡尔基斯联合行动。纳克索斯岛与卡尔基斯合作共同建立了西西里殖民地。科林斯建立了锡拉库斯城（Syracuse），后来麦加拉（Megara）、罗得斯和其他城邦也开始海外殖民探险，尤其是来自伯罗奔尼撒北部的阿卡亚人（Achaeans），他们虽然生活在城邦中，但政治组织更像一个部落。较大的希腊城邦雅典和斯巴达几乎没有参与过殖民行动，而阿戈斯人则根本就没参与过殖民活动。

从公元前7世纪中期开始，小亚细亚沿海富庶的米利都在黑海沿岸的主要地方建立了一连串的殖民地。在此情况下，米利都必须制订周详的计划，以展开大规模的殖民探险活动，获取更多的商业利益。福西亚位于米利都以北，它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但规模要小得多。与米利都人不同，福西亚人虽然占有的耕地不多，但却拥有一个良好的避风港。福西亚人是勇敢的海员，他们非常擅长航海和驾驶灵活的战舰。他们很快放弃了海盗的营生，转而从事海上贸易。据称，他们是第一个发现亚德里亚海和地中海西部的希腊人，他们还穿越直布罗陀海峡来到塔尔提索斯（Tartessos），该城市现位于西班牙境内，与布列塔尼（Brittany）和不列颠有着联系，是重要的原材料产地。福西斯很可能参与了从尼斯（Nice）到西班牙北部许多殖民地的建立，马赛就是其中的一个殖民地。

公元前6世纪中期，当波斯人开始控制小亚细亚西部时，福西亚人放弃了自己的城市，带着妇女、儿童和神像先来到了开俄斯，想买下位于开俄斯和大陆之间的伊弩森斯岛（Oinoussai）。在遭到开俄斯人拒绝之后，他们动身前往科西嘉岛（Corsica），在途经家乡时，他们把一块铁扔入海中，发誓铁块不浮上水面，他们绝不回来。可是，殖民探险只进行了一半，他们就宁愿返回了。在另一半的殖民探险中，福西亚人在科西嘉岛建立了阿勒里亚，并在附近海域充当海盗，直到埃特鲁里亚人和迦太基人联手才结束了这一切。福西亚人虽然在海战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由于遭受了重创，他们被迫撤出科西嘉岛。紧接着，他们在意大利南部建立了爱利亚城（维利亚），那里的居民以捕鱼为生，还出口腌鱼。早期希腊哲学中的爱利亚学派便诞生于此。

殖民探险的首创精神主要来自个体，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家乡就成为殖民城市的母邦。每个殖民地都有一位开创者（如果有两个城市参与的话，那就是两个），这些人会被尊为英雄，埋葬在城市中心。希腊人认为，伟人的坟墓是力量和恩典的源泉。

至于希腊人如何为殖民探险提供经费，我们一无所知。一些移民可能是来自富裕家庭的年轻人，他们拥有足够的资金、装备和牲畜，能够为海外殖民的成功做出必要的贡献。另一些人很可能赢得了殖民地建立者的信任，因此穷人也可以参与到海外殖民活动中。殖民地的移民通常来自于同一个城邦，当然也不排除有其他城邦加入的情况。当来自不同城邦的一批移民聚集在一个殖民地时，他们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并面临一些其他困难。

在进行殖民探险之前，人们肯定要预先知道哪些地方是不错的选择，不过有时这些地方已经被别人占领了。殖民行动还需要专家来绘制城市平面图，测量和分配土地。最初的移民们如愿以偿，几乎得到了大小相等的远离市区中心的土地，而后来者只能分到稍差或稍小一些的土地。殖民者是否带着母邦的妇女们一起殖民因情况而异，从历史记录中的妇女名字来看，许多移民都娶了当地的妇女为妻。

殖民者遵循了母邦的宗教和节日传统，在度量衡方面也是如此。虽然殖民者有机会消除母邦法律和宪法中的缺陷，并代之以新的内容，但他们却没有这样做。由于老年人没有参与殖民行动，因此殖民团中缺少了他们的建议和经验。假如殖民地的政治理论后来成为制定理想宪法的虚拟背景，那么殖民地的建立从一开始就促进了政治思想的发展。

德尔斐祭司和公民对殖民活动表现出了持久的热情，他们对殖民地的开创者给予了支持。在殖民活动之前，人们习惯前往德尔斐祈求圣谕。然而，皮提亚说出的神谕经常含糊不清，需要进行大胆跳跃的解释，不过当人们面临艰难抉择时，至少可以将神谕视为参考。神谕还可以使殖民活动合法化，由于德尔斐神谕是殖民活动所必需的，因此必要时可以事后虚构神谕。由于外国使节会出现在德尔斐，因此德尔斐祭司还要拥有广博的知识，在得知他们的问题之后，祭司会给出可行的解决办法。如果神谕应验，城邦通常会派代表前往圣地献祭，以表达感激之情。代表们要依次回答许多问题，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减少殖民活动中一些不可避免的麻烦。

德尔斐也不能提出十分周全的计划，而神谕只是针对个别殖民地的预言。不过，米利都周全的殖民政策是个例外。希腊人的土地扩张并没有高层权威的推动，最多是已经占用附近潜在优势区域土地的移民之间达成的协议。在某些情况下，殖民团建立城市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如叙拉古在西西里东南建立了卡玛里那（Kamarina），基拉（Gela）联合母邦罗得斯建立了阿格里真托（Agrigento），赞克尔（墨西拿）在西西里北部海岸建立了希梅拉（Himera）。

如果是由于距离的缘故，那么母邦很难实现对子邦的控制，但它们之间却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当母邦庆祝重大节日时，子邦要派代表参加，有时还要献上祭祀用的牲畜。科林斯是唯一向几个子邦派出最高官员的母邦，因为这些子邦是由僭主建立的属国。

殖民运动所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分散了爱琴海地区城邦世界中许多力量的注意力，通过减少内部潜在冲突的方式延缓推动力，从而加强了城邦的政治结构。贵族们自由发展了自己的创业精神，并为他人树立了榜样。从长远来看，许多城邦出现了不可避免的“反向效应”，甚至引发了更加强烈的冲突和更长时间的动荡，但这些反而成为促成许多城邦提高广大民众地位的前提条件。同时，殖民地的建立，尤其是德尔斐在经验和权威上的增长，进一步促进了希腊政治思想的发展。

西塞罗把希腊人拥有的海岸线比做“环绕在野蛮人土地四周的花边”，这不仅促进了海外殖民运动的发展，而且有效地改善了希腊人的生活。相对于很多异邦邻居，希腊人越发意识到自己的独特性，并努力加以保持和强化。共性经验架起了连接遥远地区的桥梁，正如希罗多德所说，希腊人身上流着相同的血液，操着同样的语言，有着共同的圣域和祭祀，以及相同的习俗。希腊人的城市、广场和神庙都与其他人的不同，现在他们也开始使用“希腊人”这个通用名称了，一些公共机构的影响和重要性也得到了提升，如希腊各地运动员参加的奥林匹亚赛会。希腊人的凝聚力在政治领域不受欢迎，但在其他领域却变得非常持久有效，所以那些构成公共文化圈的领域应该受到重视，并得到相应的发展。

希腊人在东西方之间传播自己，在地中海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还将势力范围延伸得更远。公元前6世纪末，出生于马赛的探险家优昔美尼（Euthymenes）穿过直布罗陀海峡，沿西非海岸航行到塞内加尔。大约就在同时，一支腓尼基人的探险队从埃及开始成功环绕非洲航行。他们的整个行程花费了两年多的时间，其中登岸种植农作物就用了很长一段时间，当他们向西航行时，竟惊奇地发现太阳出现在他们的右侧。

周边民族不仅进口希腊人的陶器和艺术品，学习他们的知识、技术和神话，还收留希腊的工匠和流亡贵族。这种现象在埃特鲁里亚人那里尤其明显，但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来自希腊世界的推动力则很难说清，不过他们政治机构中的等级趋势并没有受到希腊人的影响。为了保护平民的权利，罗马人从希腊人那里学到并领会了政治制度改变带来的力量。公元前5世纪当罗马人面临与希腊人同样的问题时，他们对希腊人的法律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那么，希腊人的存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使罗马人及其他民族摆脱了狭隘的地方主义，认识到新的可能性呢？很可能就是周围的希腊人——在意大利以及早期的马其顿——推进和加速了权力的发展，但与希腊人不同的是，这些权力最终缔造了庞大的帝国。于是，独立小城邦在世界历史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时代结束了。

希腊殖民运动一直持续到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那时好地方已经被悉数占领，因此希腊本土所能供养的人口也就更多了。此外，在经历了长期的动荡之后，希腊人开始城邦内部的重新整顿。

这种伟大或史无前例的进步不仅仅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降临，它还是一项活动，吸引整个社会的关注，接纳所有社会成员，并允许他们在区分事物时能够更加清晰、理智和自信地放眼世界。公元前8世纪被认为是希腊人的新时代，如果真是如此，那殖民运动以及希腊本土的城邦和圣地的发展就成为时代发展的标识。荷马史诗的巨大成就在于成为时代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12 荷马与赫西俄德

参加宴饮和节日聚会是希腊人（或至少是希腊男人）的传统习俗，每逢此时，他们都会聆听诗人吟唱已逝英雄的丰功伟绩和苦难经历。希腊的诗歌艺术世代相传。一些游吟诗人会不停游历，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而另一些相对固定，专门为王公贵族服务，但他们的角色本应该经常变换的。诗人之间的竞赛可以出现在各种场合，如在城邦领导者的葬礼上。由于诗歌的题材范围广泛，诗人们经常想出新的组合和解释，改编和扩展故事，以及从不同角度讲述它们，而与近东文化的碰撞，很可能成为促使他们进行更深层创新的重要动力。

到了公元前8世纪末期，知识传播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时一位游吟诗人决定以特洛伊战争为主题创作一部史诗。希腊人称这位诗人为荷马，并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史诗归在他的名下。这很可能是错误的，一方面我们并不清楚现在看到的两部史诗是否分别出自同一作者之手，而《伊利亚特》的原作可能是文字作品，也可能是游吟诗人的口口相传，只是后来内容上有所扩充。另一方面，两部史诗中的一些长段落最初可能出现在其他作品中。无论怎样，这些著作远远超过了之前的任何作品，从技术角度而言尤其如此，因为作品中成千上万的诗句被抄写或誊抄在兽皮或纸草上。至于在荷马史诗之前是否存在其他的文字史诗作品，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希腊人在公元前8世纪遇到的新问题（或可能、更准确、更强烈地感知到的公认问题）都反映在史诗中，这些保存下来的古老希腊诗歌成为我们了解古希腊人的重要素材。现如今《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仍被视为世界文学史上的宏伟巨著。

由于这些史诗被反复吟诵和抄写，因此以特洛伊战争为主题的故事比俄底浦斯、七将攻忒拜、猎取金羊毛、卡吕冬狩猎、赫拉克勒斯的十二大功绩或宙斯与提坦之战更为脍炙人口。诗人将《伊利亚特》中有不同背景的英雄（尤其是希腊、色雷斯和小亚细亚）分为两大阵营，让他们展开“厮杀”，从而将他们与其他神话联系起来。如果史诗还有其他文字版本，那肯定是遗失了。

荷马史诗蕴含的史诗传统包含了辉煌的迈锡尼时代的残存记忆，它们很可能被希腊人在东方君主政权下的经历唤醒了：如阿伽门农（Agamemnon）失去了整个王国。荷马非常熟悉迈锡尼时代的武器，如墨里奥涅斯（Meriones）的皮盔上面有野猪的獠牙，至于其他事情，如战车战，只能找到存在的痕迹。一般而言，早期和晚期的元素混合在一起，很难区分。很多荷马式的明喻中都提到了铁，但在具体战斗情节的描述中，战斗武器却是由青铜制成。虽然英雄们比普通战士要出类拔萃，可他们仍像好农夫一样担心自己的牲畜。

《伊利亚特》的开篇这样写道：“女神，愤怒是你的歌声，阿喀琉斯的愤怒注定了毁灭。”歌者是宙斯的女儿缪斯女神，她能准确告诉我们过去发生的事情。她借助阿喀琉斯之口来讲述故事，这很可能就是传统的故事叙述模式。这难道不是对时代产生新认识，对现实形成新评价的敏锐时代的新征兆吗？能感觉一种神圣力量在起作用吗，正如史诗英雄们常常不被理解的行为，不可预测的决定，以及人类所拥有的敬畏和胜利。特洛伊战争大概持续了十年，但《伊利亚特》只提到了其中约七周的时间，当然还包括了前后的许多瞬间。它讲述的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即没有从帕里斯的审判和海伦被诱拐开始，直到十年战争之后希腊人返回家乡结束，在战争进行到第十个年头时，希腊人想出一个计策，将四十勇士藏在木马中，特洛伊守军不顾拉奥孔的警告，将木马运回城中，希腊人因此获胜。《伊利亚特》只是选取了十年战争中的一部分内容，或者一个主题，这就决定了《伊利亚特》的框架以及故事情节。《伊利亚特》的主题就是阿喀琉斯的愤怒。正如史诗开篇，国王阿伽门农爱上了女俘布里塞伊斯（Briseis），并带走了她，阿喀琉斯为此愤怒不已。随后阿喀琉斯愤然退出战斗，并要求母亲忒提斯（Thetis）请求众神之王宙斯惩罚希腊人，让他们遭受一系列的失败，结果大量希腊士兵在战斗中牺牲。

与城邦相似，希腊联军中也存在政治斗争，因此希腊军队不仅仅是一支作战部队。阿伽门农可能是整个希腊联军的统帅，但他也只是位居首位，并多次召集希腊人开会，特洛伊人的情况也是如此。作者用了大量笔墨来描述希腊人之间的口舌之争，以及他们的最终决定。国王与其他人存在分歧，他们相处得并不融洽。在希腊联军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那些自信的英雄，他们与国王一起成为故事的主角。德国学者布鲁诺·斯奈尔（Bruno Snell）认为，他们“时刻准备着用行动来捍卫自己的荣誉，虽然这会使得秩序出现混乱，但却能磨砺他们的心智”。

奥德修斯认为，“多头制不是好制度，应当让一人称君主”，这正是荷马时代面临的主要问题。这种说法似乎直接源于城邦的现实。事实上，“国王”也不总是只有一位，经常会出现许多竞争者。即使事实并非如此，到了公元前8世纪和前7世纪，各地的君主被推翻后便出现了我们在《伊利亚特》中看到的严重冲突。

从《伊利亚特》中，我们看到要平息贵族间的利益冲突和骚乱有多么难：英雄阿喀琉斯因受到侮辱而产生了极大的愤怒，他要竭力恢复自己的荣誉；为了实现和解，争论、安抚礼物和“奉承”都（徒劳地）被用上了；而希腊联军还面临着如何发挥个人力量，实现共同目标的问题。

还有合法化的问题。希腊统帅的权力来自众神之王宙斯，因此他要在战斗中显示自己的威猛和英勇，而且他还会经常被拿来与他人进行比较。贵族阶级的特权也需要正当理由。《伊利亚特》中有一段萨耳珀冬（Sarpedon）和格劳科斯（Glaucus）的对话，“他们不是普通人，是吕西亚的统治者”，“他们每餐吃肥羊羔，喝上等葡萄酒，但最主要的是他们的战斗力”。有时，诗人会揭示内乱的危险。《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都生动描述了士兵大会上群情激奋的民众，最好的例子就是《伊利亚特》中丑陋的普通士兵特尔西特斯（Thersites）站起来发表了一通无礼言论，遭到了奥德修斯的鞭笞。对此希腊人不仅没有出面制止，而且还以此为乐。此外，诗人非常巧妙地描述了统帅对属下的责任。像宙斯一样，统帅不仅要克制自己的行为，因为那会激起他人的不满，而且还被要求善于交谈和倾听，帮助他人说出自己的想法。他是最终的决策者，不过在整个过程中，他必须知道每场争论的内容并认真对待。政治家们长期面临的难题不断打动着希腊观众，而索福克勒斯在《安提戈涅》（Antigone）中对国王克瑞翁的描述再次展现了这样的主题。

当希腊军队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糟时，阿喀琉斯在好友帕特洛克罗斯（Patroclus）的恳求下重新加入战斗时，故事情节发生了变化。特洛伊勇士赫克托耳在战场上杀死了帕特洛克罗斯，阿喀琉斯重返战场为好友报仇。命运女神曾经预言，当赫克托耳死去时，阿喀琉斯的死期也就不远了。难道《伊利亚特》只是关于一位英雄的史诗，故事就将到此结束吗？事情当然不是这样，故事在接下来的两卷中继续。为了表达对挚友帕特洛克罗斯的敬意，希腊人举行了葬礼运动会。阿喀琉斯陷入深深的悲痛和愤怒中，无法自拔。十一天以来，他每天拖曳着赫克托耳的尸体围绕帕特洛克罗斯的坟家绕行三匝。阿喀琉斯的做法引起了希腊众神的不满，他们要寻求解决的办法，这就是《伊利亚特》第二十四卷的主题。我们不知道这部分内容是何时加上去的，事实上人类的本性和相互之间的关系主宰着英雄的命运和战争的进程。

阿波罗认为，英雄像“残忍的阿喀琉斯……他既不正直，又毫无宽容之心，狂暴得像头狮子”。阿波罗继续说道，英雄“丧失了怜悯和羞耻之心”。换言之，阿喀琉斯违反了禁止不恰当行为的约定。因此，天后赫拉与阿喀琉斯之间产生了矛盾，于是宙斯亲自出面让忒提斯去劝说自己的儿子，阿喀琉斯终于动了恻隐之心。在赫尔墨斯（Hermes）的陪同下，赫克托耳的老父亲国王普里阿摩斯（Priam）趁着夜色来见阿喀琉斯，用一笔相当可观的赎金换回了儿子的尸体，幸亏有神的干预，阿喀琉斯看上去毫发未伤。由于人类必死无疑的共同命运，老国王赢得了劲敌的怜悯。普里阿摩斯让阿喀琉斯想想自己的父亲，老国王一边哀叹自己的年迈，一边哀悼被杀死的儿子，后来阿喀琉斯对他说“：你来坐在椅子上，让我们把忧愁储存在心里，尽管很悲伤，因为冰冷的哭泣没有什么好处。众神是这样给可怜的人分配命运，使他们一生悲伤，自己却无忧无虑。”随着仇敌赫克托耳的下葬，阿喀琉斯的愤怒结束了。出乎意料的是，在天神的帮助下，阿喀琉斯展示出了真正的伟大：身经百战的英雄最终击败了自己。

如果赫克托耳不是与阿喀琉斯地位相当的英雄，他就不会被赋予更多的同情，那结果就不会令人如此感动了。赫克托耳只是一位凡人，他不像阿喀琉斯那样，命中注定会获得无上荣耀。他是一位勇敢的城池守卫者，深情的丈夫和慈爱的父亲，他肩负着让遭遇不公和面临毁灭危机的特洛伊摆脱困境的重任。诗人分别对希腊人和特洛伊人给予了同情，并让观众产生共鸣，这不仅显示出了史诗的伟大，也具有典型的希腊特色。即使在20世纪，学生们仍能从这部宏伟巨著中感受到诗人对交战双方复杂的同情。

从美学观点来看，东方史诗不像希腊人的《伊利亚特》那样能够激发人们的雄心壮志。不过，吉尔伽美什（与朋友恩奇都）的故事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据了同样的地位，故事中的两位英雄战胜了可怕的无法抗拒的自然力量，并挑战了神的权威。希腊人与之类似的故事就是赫拉克勒斯的故事。很显然，希腊人对于人类之间的战争及其他冲突更感兴趣，他们对彼此的关心远胜于对自然的关注。在《奥德赛》中，英雄面临着各种强大的敌人，但他从未试图与敌人比如野蛮残忍的独眼巨人开战，而宁可靠耍诡计来确保一行人的安全。荷马对宇宙的创建、原始神之间的战斗以及东方神话中神圣王朝的更替不感兴趣，似乎只有赫西俄德利用了这部分神话，虽然我们还不能确定他就是这样做的第一人。

吉尔伽美什最害怕死亡，对于他和恩奇都将死去的事实，他拒不承认并予以反抗。乌塔那匹兹姆（Utnapishtim）或阿特拉哈西斯（Atrahasis）可能成功摆脱了这样的命运，但其他人只能以自己将名垂青史来安慰自己。吉尔伽美什史诗与荷马史诗对于名望的认识完全不同，但在人类命运这一点上，二者有了共性。难道因为自己是一位统治者和杰出的英雄，吉尔伽美什就认为人类必死的命运是不公平的吗？不管怎样，荷马史诗中的英雄没有超出正常人类范畴太多，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脱离社会，并且地位平等。《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不是围绕人类不可避免的死亡，而是以英雄们在何时以何种方式死去，以及他们的尸体将如何被处置来激发英雄们的斗志。

在《伊利亚特》中，故事的场景完全集中于特洛伊城的现实生活，也就是人类的世界。每位参战者包括希腊天神在内，都直接出现在现场。事实上战争非常可怕，它会给人们带来无尽的苦难和泪水，因此战神阿瑞斯（Ares）遭到众神甚至父亲宙斯的憎恨。但希腊人更关注如何作战，而不是战争的悲惨。围攻特洛伊城的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他们渴望以此来证明自己：证实自身的伟大，展示人类取得的丰功伟绩。在《伊利亚特》中，当奥德修斯受到诱惑试图退出战斗时，他反思“只有普通人才会退出战斗”，“最先投入战斗的一定要坚持到底，直到他击中敌人或被敌人击中”。只要参战者竭尽全力，即使没有达到目的，战斗也不是徒劳的。英雄们参与了竞赛，以此展示自己的美德或优秀，而不仅仅为了子孙后代。人们将自己与他人进行比较，希腊人对抗特洛伊人，英雄之间展开较量，这种“证明自己卓越和杰出”的思想让荷马式英雄拥有了雄心，找到了历经磨难和引以为傲的目标和理由。英雄们知道他们要对自己的民众负责，但这种关注很少引人注目。

在《伊利亚特》中，阿喀琉斯做了很好的总结：“如果我继续留在特洛伊作战，虽然很可能战死沙场，却可以获得不朽的荣誉。”他的同伴认为，如果能够避免衰老，人们不会首先选择战斗。但那是不可能的，阿喀琉斯辩论到：“让我们为自己赢得荣誉，或者拱手让给别人”。荷马认为声望和荣誉是英雄之死带来的结果，但让-皮埃尔·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却认为，“真正的死亡被遗忘了”。因此，年轻健康时死于战争被认为是一种不错的死法，希腊人关于人类生命的认识与死亡紧密相关。正如卡尔·莱因哈特（Karl Reinhardt）所说，人性似乎只有在葬礼哀歌中才能得到完全的释放，演化为纯净的歌曲。阿喀琉斯和赫克托耳非常清楚他们都将死于战场的命运，而且赫克托耳预见了妻子安德罗玛克（Andromache）、小儿子和特洛伊城即将面临的灾难，于是荷马让观众见证了这感人的告别场面。英雄们知道自己终就会战死的悲惨命运，却毫不畏惧，从而成就了他们的悲剧形象。

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可能不会反抗自己的命运，但也会哀叹不已，这可能是他们的有感而发，而不是顺从的表现。相反，他们从哀歌中得到了满足，安慰自己重新打起精神。哀悼非常有益，它们是荷马诗歌中的有益因素。在面对意志薄弱且处于劣势的可怜人类时，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们认为最重要的是：他们渴望做那些注定能做好的事情。这种态度蕴含了谦卑和自我羞辱。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只想成为英雄世界中的人物，他们不想寻求终极问题的答案或任何超越自我的意义。莱因哈特在提到《伊利亚特》时写道：“人们遇到了自己的极限，但这些极限没有直接或间接地指向任何超越自我的事情。极限不包含任何双重意义，它只是保留了此时此刻的单方面意义。”

然而，如果没有神的干预，那么战争的胜负以及力量和活力等多种元素对荷马和英雄都是不可思议的。天神们经常出现在史诗中，他们积极参与特洛伊战争，有时会改变立场，有时也会因为根深蒂固的仇恨而致力于一个目标。荷马笔下的众神如同人类一样，在激情和仇恨驱使下行动，他们的行为缺乏公正，甚至带有欺骗和欺诈性。公元前8世纪的希腊人非常信任和惧怕神祇，至于他们如何崇拜众神则是另一回事。马克斯·韦伯认为，人们经常会将对神祇的亵读与当前喜欢劫掠和战利品的武士社会联系起来。

甚至古代社会也出现了这种对神的冒犯，因此荷马史诗中众神的不道德行为也就容易理解了。但库特·莱特（Kurt Latte）认为，希腊的神祇既不好也不坏，只是非常强大。由于人人都依赖于他们，都要向他们献祭，因此他们的独断就成为其强大的象征。这种信仰不仅反映在祭祀仪式中，而且也在史诗中有所体现。然而，如何刻画众神的形象则完全取决于诗人。神话不需要经过审查，那是因为希腊祭司除主持宗教仪式外，影响力微乎其微。此外，祭祀仪式呈现出本土化，但诗人却可以在泛希腊社会中四处活动。

神祇对于理解事物至关重要，用赫尔曼·弗兰克尔（Hermann Frankel）的话说：“与凡间必死的可怜人类不同，他们是永生的。对于人类而言，诸神显然只是衬托。但是诸神是不可战胜的，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行事，而人类却必须认真对待每一件事情。与东方神话中众神之间的冲突不同，荷马史诗中的诸神几乎没有出现争斗，但后来赫西俄德仿效东方神话创作了《神谱》。人类必须面对人生中的一切危险，这一事实也预示着人类的伟大。

据说，美索不达米亚诸神需要人类代替他们工作，而希腊诸神却把人类视为娱乐消遣的对象，并喜欢看他们之间的戏剧性打斗。此外，希腊诸神并不是无所不能。宙斯称自己在众神中最为强大，其他天神拽住一根从天国垂下来的金色绳索也不能将宙斯拽下来。宙斯吹嘘，“我一旦抓住绳索，可以把大地和海洋拉上来，如果绳索一端系着奥林匹斯山顶，我能让整个世界在天堂与大地之间摇摆”。这种生动的描绘不过是无意义的吹嘘罢了。最后，宙斯别无选择，只能把死亡的命运置于天平之上，但在此之前，他对自己偏爱的英雄却有些犹豫不定。他甚至在想是否要救赫克托耳，这位为了自己的荣誉向他奉献了许多祭品的英雄，此时雅典娜回答：“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但不会得到其他天神的赞成。”正如莱因哈特所说：“荷马认为强大的天神也有优柔寡断的一面，这是其思想中最崇高的部分。”如果我们将其放在人类的大背景下，那么大自然的法则比任何君主制甚至众神之父更重要。

众神的决定虽然不排除受个人利益的驱使，但最终结束了阿喀琉斯对复仇的渴望。阿波罗一直支持赫克托耳，而宙斯和多数天神也怜悯他。这点非常关键。利益各方总是在一个问题上支持一方或者另一方，重要的是多数天神都想阻止阿喀琉斯继续在赫克托耳的尸体上泄愤（他想得更多的是人类的悲剧命运，而不是复仇）。

为何观众能从悲壮的史诗中享受到乐趣，为何希腊人需要这样的作品？在《奥德赛》中，诗人借英雄之口说出：“当整个民族在大厅中欢庆和宴饮时，大家挨坐着聆听游吟诗人的吟唱，他们面前的桌子上摆满了面包和肉，而旁边的侍酒者把盛酒器中的葡萄酒倒入杯中，我认为这才是最好的生活”，“我认为那是最令人高兴的事情”。在说到战争的恐怖和残酷时，为何诗人不会婉转描述呢？相反，他们会详细地剖析细节，且看《伊利亚特》中的一段：“这时墨里奥涅斯杀死哈尔蒙之子斐瑞克洛斯……墨里奥涅斯追他，在追上他的时候，刺中他右边的臂部，矛头一直穿过骨头下面的膀胱。”听着诗人的讲述，观众们也仿佛置身于战场。当人们在享受节日盛宴时，为何会喜欢聆听战争的描述，并以此为享乐呢？因为不管怎么样，诗人都会详细描述血腥的战斗场面，哀叹人类的苦难。每当讲到勇士之死时，诗人通常都会描述勇士父亲甚至母亲的悲伤，丝毫不加掩饰。

尼采在《荷马的竞赛》中发出疑问：“为何在《伊利亚特》的战斗场景中，希腊世界总是表现得欣喜不已？我担心我们不能从‘希腊人’的角度理解这些场景，如果我们这样做了，就会感到不寒而栗。”没人能够解释荷马史诗为何如此深受大众喜欢，并被人们反复传诵，最终成为学校的必读书目。希腊人非常重视这些史诗，难道因为这是他们残酷生活经历的真实写照吗，脆弱无助的人类，肩负重任，克服一切困难来赢得荣誉。观众可以从英雄的伟大和歌者的艺术中获得鼓舞，因为他们知道如何进行绘声绘色地描述。

雅各布·布克哈特强调，希腊人的悲观主义源于他们所面对的人生的残暴、苦难和脆弱，因此他们非常讲究实际，不抱有幻想。从英雄和诗人的视角看世界非常有帮助，英雄们虽然没有对现实绝望，却也不想面对。他们非常想弄清自己的命运，痛苦和傲慢、苦难和勇敢、忧虑和胜利很可能是由希腊人与所处世界的关系引起的。所以，观众们必须以此种方式来欣赏哀歌。

面对必死的命运，希腊人提醒自己坚强地直面死亡；面对人类努力的太多徒劳，他们唤起了人类的伟大。在只能依靠和专注于自我的英雄们看来，希腊人只是在虚假现实中看到了自己英雄的一面。毫无疑问，荷马同时代的人不符合过去英雄的标准，但荣誉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史诗中的故事没有超出现实太多，诸神的干预只是提升了人类的勇气和力量（乃至优雅），同时也带来了敬畏和恐惧，当然还有偶然出现的奇迹，如将死之人从战场上飞奔而来。但与荷马史诗描述的世界不同，埃及国王拉美西斯（Ramesses）在整个军队溃逃之后，先是进行了祷告，之后仅凭一己之力就打败了整个敌军。通常情况下，拉美西斯会让军队紧随自己身后，而且这个“自我”只是他人格的异常形式。

在史诗中，希腊人也发现他们遇到的问题被充分放大和英雄化了：个人对荣誉的过度渴望和执着追求，由此引发的冲突，以及如果他们想这么做，那么祈求和宽恕能助他们一臂之力。我们几乎无法理解希腊人的当时做法，因为他们不只是为了享乐，而是超越了必须完成的具体任务，从更广阔的背景中理解生命的意义。他们认为自己的存在比别人更伟大，这既能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更有意义，也不必再独自忍受痛苦。

有趣的是，我们可以观察英雄和诸神的世界是如何与荷马及观众的世界交织在一起的。如今，当观众听到其他诗人在观众席前吟诵史诗时，有那么一刻，他们误以为诗人笔下的英雄正坐在他们中间，谈论着自己在后世即现场观众中的声望。诗人和观众都非常喜欢血腥战斗场景的描述，而这些战斗完全是为了取悦宙斯和阿伽门农而进行的，史诗中的人物和现实中的观众都以此为乐。观众们一边享用美食，一边聆听史诗世界中的其他人如何在做同样的事情。其实，神的世界也能折射出人类的世界，只是那里的束缚比人类世界要少。“放声大笑”是诸神的特权，但当人类也开始出现这种状态，如《奥德赛》中的求婚者，那就预示着毁灭的到来。对于特洛伊的毁灭，荷马在《伊利亚特》中写道：“我们的苦难命运，都是拜宙斯所赐，因为我们生活在男权的时代。”

视希腊游吟诗人为希腊人的“老师”可能是错误的，但另一方面，希腊人确实从史诗中学到很多，如他们生动描绘阿伽门农和阿喀琉斯之间的误解，以及其他人的应对方式。荷马史诗不仅适用于普通希腊人的教育，而且对亚历山大大帝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为后者跟随亚里士多德学习荷马史诗，并从作品中看到了自己的身影。迄今为止，史诗是希腊文化中最重要的作品，堪比圣经。此外，画家和雕塑家也以荷马史诗为主题创作了大量作品。所有这些贡献使希腊人找到了归属感，并帮助他们形成了共同的生活方式。

《伊利亚特》中没有涉及的许多东西却出现在《奥德赛》中，如无法抵抗的自然力量和神话元素，包括独眼巨人、斯库拉（Scylla）、女妖卡律布狄斯（Charybdis）和女巫喀耳刻（Circe）等怪物。但《奥德赛》的最后几卷也是围绕人类之间的斗争展开的，自奥德修斯离开家乡伊塔卡（Ithica）前往特洛伊，已经过去了二十年的时间，没人知道他是否还活着。求婚者聚集在奥德修斯家中，向他的妻子（他们推测她已经是寡妇了）佩涅洛佩（Penelope）求婚。他们纵情宴饮，消耗着佩涅洛佩失踪丈夫的家财。

《伊利亚特》主要讲述的是两大敌对阵营之间的战争，但《奥德赛》描写的却是内部斗争，首先是英雄之子特勒马科斯（Telemachus），然后是奥德修斯凭借自己的力量打败了强大的求婚者。那是一场带有欺骗和欺诈性的不公正竞争，只是在最后时刻，奥德修斯才证明自己是个英雄。优势使事情出现转机：奥德修斯能独自拉开一张强弓，射出的箭可以穿过十二把铁斧头。这个奇迹是可以解释的，当我们进一步审视时，会发现这些描述是经过加工的，而最初这代表了埃及法老的运动成就，他们射出的箭能够穿过中间较薄的凹形铜板，但在希腊的传统中希腊人用双刃斧（pelekys）代替了的铜板。

与《伊利亚特》不同，《奥德赛》没有为英雄提供很多获得荣誉的机会。阿喀琉斯竭力为自己赢得荣誉，为此许多人都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奥德修斯只关心如何保存自己及同伴的兽皮，在这期间他忍受着极大的痛苦，但在故事最后却显示出了应有的英雄气概。在此之前，他不得不表现得非常灵活和狡猾，因此经常受到人们的鄙视，但他成为机灵的化身，正如索福克勒斯在《菲罗克忒忒斯》中提到的。最重要的是奥德修斯要能够正确面对自己的挫折，他经常被称为“能忍受的”，那意味着他不仅能在外部威胁中生存，而且还能为了荣誉忍辱负重。奥德修斯必须耐心应对内心的挫败感。

“在世界上的所有中，人是最脆弱的……众神之父和人类使每天的生活都不相同，世人因此改变了对生活的看法。”人类有时快乐，有时沮丧，甚至感觉自己无法掌控任何事情。这就是伪装成乞丐的奥德修斯对佩涅洛佩的求婚者的教训。这种道德惩戒在古代东方很常见，如今在《奥德赛》中继续上演。那些渴望独立的人更能意识到这一点。奥德修斯的悲伤是与人类不对苦难做出回应只是默默忍受命运安排相伴而生的，表面上他的言论直接针对求婚者犯下的罪行，但我们也应该将其置于崭新的广阔背景中理解。

《奥德赛》探究了一个新主题，即违法者的正义和罪恶，而它只在《伊利亚特》中以明喻的方式出现过，即那些亵渎者的正义和罪行。在《奥德赛》一开篇，宙斯就抱怨人类：“可悲啊，凡人总是归咎于我们天神，说什么灾祸由我们遣送，其实是他们因自己丧失理智，超越命限遭不幸。”诗人多次提及非正义行为会遭受怎样的复仇，而最后奥德修斯对求婚者的血腥复仇恰好就是对他们所犯罪行的惩罚。奥德修斯说：“神祇的意志和他们的恶行惩罚了他们，因为这些人不礼敬任何世间凡人，对来到他们这里的客人善恶不分，他们为自己的罪恶得到了悲惨的结果。”在一段描写中我们甚至知道人类如何在沿海登陆，并在宙斯帮助下运走战利品，可他们仍感到“对神的惩罚的巨大恐惧”。库特·莱特认为：“英雄时代的英雄气魄如今却变成了反抗他人权利以及违背神圣秩序的一种罪行。”我们第一次在这里遇到了人们要为自己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的敏感话题，而且这也是诸神第一次负责维持秩序。奥德修斯的父亲拉厄耳忒斯（Laertes）呼喊：“父宙斯，神祇们显然仍在高耸的奥林波斯，如果求婚人的暴行确实已受到报应。”

于是弱小者和失败者如何获得公正的问题出现了。特勒马科斯召集会议，向人们寻求帮助。奥德修斯之子责问众人“：你们应该心怀义愤，愧对其他邻人和居住在周围地区的人们。你们也应该畏惧神祇的震怒，他们会由于气愤而降下可怕的灾难。”但神祇的惩罚不仅会降临在罪犯身上，还会殃及整个城市。特勒马科斯的同伴门托耳（Mentor）没有指责求婚者，却对其他人说：“现在我谴责其他参加会议的人们，你们全都默默地安坐，一言不发，人数虽多，却不想劝阻少数求婚人。”特勒马科斯的话似乎没有赢得大家的支持，即使“邻居”认同他的观点，那他们“所有人”要如何集体行动，对抗这群傲慢无礼的权势者。

《奥德赛》可能比《伊利亚特》晚了几十年，但相关的诗人出生得更晚，并且他们的想法和安排都有所不同。当然，观众也想听到各种不同的故事，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之间的不同也可能是当时事情快速发生变化的征兆，一方面《奥德赛》的内容涉及家庭（虽然是一个贵族家庭）和城邦，另一方面涉及希腊海员和殖民地开创者所面对的广阔世界。同样，这也反映出比《伊利亚特》稍晚时期的经历和挑战，似乎包含了更多的东方元素和细节，如奥德修斯的地狱之行显然取材于东方。

在《奥德赛》中，诸神直接干预人类的世界，并因此发生争斗。波塞冬追击奥德修斯，而雅典娜和其他天神则保护他。最后，当奥德修斯完成复仇之后，伊塔卡居民反过来开始猛烈的报复行动，但被宙斯阻止了。这是世界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次大赦。奥德修斯的复仇虽然行为合法，却产生了不良影响，很可能引发进一步的复仇行为。宙斯让双方忘记仇恨的做法，不仅结束了这场残酷的战斗，并开创了一个先例，但我们不清楚荷马时代的人们是如何遵循的。众神在幕后操纵，但他们的行为不像人类那样武断。希腊人开始相信，人类的罪过和责任逐渐占据中心位置，正义反而退缩到幕后。这是否意味着观众改变了呢？不管怎样，正是这个新主题带来了新烦恼。

第三位诗人赫西俄德继续发展了正义的主题。他的诗歌是基于当时希腊人对众神定位的新需求而创作的，不会晚于荷马史诗太多，并且他的诗歌成为学校的必读书目。赫西俄德创作了说教诗歌，而不是史诗，他的两部主要作品是《神谱》（Theogony）和《工作与时日》（Works and Days）。与“荷马”不同，赫西俄德毫无疑问是一位历史人物，他给出了自己的名字和出生地，而且还说当他在赫利孔山上放牧羊群时，缪斯曾造访他。为了谋生，他的父亲从小亚细亚的库麦（Cyme）移居到彼奥提亚的阿斯克拉村（Askra），耕种了一小块土地。不是所有农田都那么小，而且赫西俄德的父亲很可能娶了当地的女子为妻。

《神谱》包含了宇宙中的所有元素，而一切都始于混沌状态。为了保持与赫梯人及其他神话的一致，《神谱》讲述了三代神祇的故事，从原始神乌拉诺斯开始，到他的儿子克罗诺斯（Cronus），再到其子天神宙斯。它还描述了诸神和统治世界的主要神祇之间的宗谱关系，如天神宙斯与正义女神特弥斯生下时序三女神，她们是欧诺弥亚（Eunomia）、狄克（Dike）和厄瑞涅（Eirene）（分别是秩序女神、公正女神、和平女神）。黑夜女神尼克斯（Nyx）生下衰老之神和厄利斯（不和女神），不和女神生了痛苦的劳役之神、遗忘之神、饥荒之神、多泪的忧伤之神、战斗之神、谎言之神、争端之神和违法之神。赫西俄德的诗歌有着许多不同的叙述，因此不可避免会有自相矛盾之处，不过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天神宙斯建立起的新秩序。

新秩序的建立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最强大的神的智慧，二是天空和大地两个原始力量始终站在宙斯这边，并让他们的自身优势为其所用。利用这些优势，宙斯在反对克罗诺斯和被驱逐到塔耳塔洛斯（Tartarus）的提坦的战斗中大获全胜。他确保了诸神的特权，并给他们分配了职司。作为胜利者，宙斯在诸神间调停，确立了永久的统治。

有预言说他的一个儿子会比他更强大，为了避免被自己的儿子取代，他把妻子墨提斯（Metis）这位最聪明的女神吞进了肚里，这样她就会在宙斯的肚子里替他出谋划策，帮他“分辨是非对错”。诸神的权利和宙斯的统治相互依存，这就是新统治者建立公正持久统治的方式，而一切权力都将为宙斯所用。

对天神与其他超自然力量之间关系的全新设想，很可能是受到了东方文化的启发。当然，这也是希腊人之间交流日益增多的必然结果，虽然他们所处地域不同，想法也是多种多样，却因相同的神祇而维系在一起。正因为如此，希腊人需要一个相对有序的系统。荷马已经做好了前期工作。无论城邦崇拜哪位神祇，无论他们的司职是什么，他们都将归入荷马史诗中的神族。所有这一切反映了保障自身安全而做出的努力，而由宙斯代表的正义最终将获得胜利。

宙斯和记忆女神谟涅摩绪涅（Mnemosyne）生下九位缪斯女神，为宙斯统治下的新天宇带来了快乐。赫西俄德给予她们最高的赞美。缪斯知道过去、现在和未来，能为天神和人类带来欢乐，还能让不幸的人们忘记痛苦。弗兰克尔认为，她们就是古老智慧淹没年轻痛苦的例子。

在赫西俄德的诗歌中，缪斯知道如何把许多虚构的故事说得像真的一样，但如果她们愿意，她们也知道如何述说真事。难道这是对荷马的讥讽，或只是赫西俄德叙述事实的方式？不管怎样，赫西俄德一定见识过两个缪斯的恩赐——诗歌词汇和优雅语言，他不仅自己掌握了这些，同时也在领导者身上看到了它们。在缪斯注视下出生的人注定受到人们的尊敬，因为他们能靠明智的判断化解冲突，保护公民不受伤害，这就是贵族领导者最应该具备的能力。人们渴望和平的生活。我们发现，在荷马史诗中奖品被赐予那些最能做出公正判决的人。由于说出恰当的词语非常重要，缪斯也可能卷入了其中。这似乎清晰表达出希腊人所经历的以及期望从广场获得怎样的收获，而且从诗歌内容来看，他们非常喜欢聚集在一起。由此可见，诗人、歌手和语言对希腊人有着非凡的意义。

与荷马史诗相比，赫西俄德的《神谱》显得更加朴实。在这部作品中，赫西俄德开创了一种新的语言风格。无论希腊人学习和借鉴了多少东方神话和学说，他们首先要完成自己的艰巨任务。

我们不知道，赫西俄德的观众与荷马的观众在多大程度上一致。但赫西俄德的第二部诗歌《工作与时日》改变了写作方向，新的主题不能令所有人满意。诗歌中，诗人主要对兄弟佩耳塞斯（Perses）进行训诫。在父亲去世后，兄弟二人开始分割遗产，依靠贿赂，佩耳塞斯获得了较大的一份。不仅如此，佩耳塞斯还进一步危害到赫西俄德的利益。虽然他不是贵族，却装腔作势，与他们混在一起。赫西俄德在诗歌中劝诫任性的兄弟，要认真工作，不要把时间都浪费在广场上。他认为，劳动是人们以有限手段维持生活或变得富有的唯一方式。事实上，赫西俄德认为农民非常优秀，他们的付出与收获是相称的：通过辛勤劳动，人们能够获得美德，甚至是声望和荣誉。他指出，厄利斯（不和女神）以两种形象出现，一个是引发争吵和冲突的邪恶形象，另一个是鼓励竞争的美好形象；人们只需要观察成功者，他们可能是农民、陶工或歌手，然后效仿他们。

赫西俄德提出了大量耕种农田的好建议，许多都是来自所罗门和埃及人的智慧，还有美索不达米亚文化。至于赫西俄德从哪里得到信仰，认为通过劳动就能获取财富，我们就不清楚了。他的宣言令人吃惊，他告诫佩耳塞斯：“劳动不是耻辱，耻辱是懒惰。”在赫西俄德生活的时代，贵族已经不需要劳作了。赫西俄德的话主要是说给生活苦难者听的，他还宣称神祇也喜欢勤劳而不是懒惰，在保存下来的希腊文学作品中，这种观点是绝无仅有的。难道这个观点是赫西俄德从东方文化中借鉴来的，又或者受到当时巨大机遇的影响？难道是他的诸多见解给了他自信和勇气，尽管这些新机遇有不确定性并令人担忧？

虽然荷马将人类的命运作为创作的主题和主线，角度比较新颖，但赫西俄德的作品已远远超越了自己所处的时代和视野。但对赫西俄德而言，主要问题不是如何在战争中生存，而是如何克服生活中的无数困难。不过，他认为这些问题不是简单地给予，而是生活的一部分。他在诗歌开头写道，当人们工作一天就能获得足够的储备，那么接下来的一年都不需要再为生活而劳作了。当时造成人类死亡的可怕灾难还不存在，人类的生活条件跟圣经中的天堂一样。

通过两个故事，赫西俄德讲述了事情如何变成了现在的样子。第一个故事是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帮助人类欺骗宙斯，他教人类利用诡计，把献给众神的祭品中的最好部分留下来。宙斯藏起了火种，以此惩罚人类，但允许他们学习这样的诡计。当普罗米修斯偷出火种交给人类之后，宙斯决定送给人类“他们都为之兴高采烈而又导致厄运降临的”不幸礼物，它就是身着迷人服饰的少女潘多拉。她带来一个瓶子，里面装满了各种邪恶，当她揭去瓶上的大盖子，各种邪恶都飞散出来，只有希望留在了瓶中。难道赫西俄德是想暗示希望也是一种邪恶吗，因为欺骗是邪恶的源头，又或者他只是想引起人们对希望的矛盾心态吗？普罗米修斯反复警告人类不要接受宙斯送来的礼物，可是他的警告都是徒劳的。

赫西俄德紧接着说：“如果你们喜欢，我会为你们讲述另一个故事。”第二个故事是关于赫西俄德所说的五个人类种族。黄金种族生活在克洛诺斯时代，他们像神祇那样自由自在地生活着。对于接下来的种族（白银、青铜和黑铁），赫西俄德在希腊神话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英雄种族，它是黑铁种族之前的一个种族。每个种族都是由神祇创造出来的，但最终均归于毁灭。最后一个种族是生活在极度痛苦中的黑铁种族，他们把荣誉赋予那些作恶和施暴的人，当他们在罪恶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时，就会遭到毁灭。这正是赫西俄德不愿生活的时代，因为在那个时代中，主客之间不能以礼相待，朋友之间不能亲密友善，父亲与子女之间无法和谐融洽。

《神谱》更多地强调了正义力量的不断增强以及宙斯的持久统治，而在《工作与时日》中，赫西俄德呈现给观众的是一个不断恶化的人类社会。宙斯对人类的惩罚以及连续几个时代的衰退都说明了人类的堕落，这两种描述都对赫西俄德生活的时代做出了解释，并且远远超越了现在。赫西俄德首先解释了人类的痛苦，而我们可以感知到一种新的痛苦，它激励希腊人克服重重困难，坚持正义的信仰。

赫西俄德接着讲述了众所周知的鹞鹰和夜莺的寓言故事，他把当时的社会描绘为一个充满傲慢、罪恶、专横和暴力的世界。当鹞鹰用利爪生擒了一只夜莺时，夜莺因鹰爪的刺戮而痛苦地呻吟着。这时鹞鹰轻蔑地问道：“你干嘛呻吟呢？喏，现在你落入了比你强得多的人之手，你得去我带你去的任何地方，尽管你是一个歌手。我只要高兴，可以以你为餐，也可以放你远走高飞。与强者抗争是傻瓜，因为他不能获胜，除受凌辱之外还要遭受痛苦。”这个故事非常直接地揭示了人类的现实生活，尽管如此，赫西俄德还是为人们带来了希望和信念：正义最终要战胜强暴。狄刻（正义女神）是宙斯的女儿，“只要有谁用狡诈的辱骂伤害她，她即坐在克洛诺斯之子、其父宙斯的身旁，数说这些人的邪恶灵魂，直至人们为其主人存心不善、歪曲正义做出了愚蠢错误的判决而遭到报应为止”。此外，宙斯在人间安排了三万个“监察者”，负责监视人类的审判和邪恶行为。

荷马笔下的特勒马科斯认为，整座城市要对一帮不负责任的贵族犯下的罪行负责。赫西俄德将治理不当和治理有道的城市进行了比较，在后一座城市中，年轻人过着和平安逸的生活，公民们庆祝节日，有足够的食物享用。山上橡树的枝头长出橡实，蜜蜂盘旋采蜜于橡树之中。他们不需要驾船出海，因为丰产的土地为他们出产果实。而在另一片土地上，宙斯对治理不当的城邦居民进行了处罚。赫西俄德警告说：“往往有甚至因一个坏人作恶和犯罪而使整个城市遭受惩罚，克洛诺斯之子把巨大的苦恼——饥荒和瘟疫一同带给他们。因此，他们渐渐灭绝，妻子不能生育孩子，房屋被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毁坏而变少。”宙斯接着又消灭了他们的军队，毁坏他们的城墙，沉没他们海上的船舰。此外，司法权在早期希腊社会中非常重要，但正义和正义缺失如何造成了赫西俄德所描述的人类社会的结果，我们还不是很清楚。不过，这一切都与宙斯有关，人类与宙斯的关系就如同一个没有底部的三角形，宙斯处于三角形的顶端，而人类则位于底端。

对赫西俄德而言，正义和宙斯就是他的信念。有一次，他非常痛苦地说：“因此，我本人和我的儿子在人们中间或许都算不上是正义者——既然做正义者是恶——如果不正义者拥有较多的正义的话。”这是多么残酷的现实写照呀，但紧接着他的口气缓和下来：“但是，我认为无所不知的宙斯最终必定会纠正这种现状。”

赫西俄德视宙斯为正义的维护者，但在普罗米修斯的故事中神对人类充满了敌意，如何协调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是个难题。但赫西俄德认为，正义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既然人类选择追随普罗米修斯，那就应该受到惩罚，正如整个城市要为法官的不公正裁决赎罪一样。

总之，宙斯将正义的法则赋予人类，而动物之间没有正义，因此它们互相吞食。赫西俄德认为：“宙斯已把正义这个最好的礼品送给了人类。因为任何人只要知道正义并且讲正义，无所不见的宙斯会给他幸福。”

“正义”（狄刻）的概念是全新的。它最初的含义是指向特定的方向，也就是希腊人用以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准。它也指一群人或一件事与生俱来的品质，他们可以是国王、仆人甚至是大海。（与“人类”一词一样，理想经常掩盖现实。）希腊人认为，当大海风平浪静不起风暴时，它是“正义的”。（同样，人在清醒和醉酒时的状态也恰好相反。）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如何实现正义。赫西俄德认为，一切都要依靠国王，他们是贵族的领袖，因此他们被告知惩罚一切非正义行为。以色列先知的严厉说教也包含了同样的信息，《何西阿书》（Hosea）和《阿摩司书》（Amos）中有与赫西俄德相似的说法，并且东方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呼吁国王的正义感。至于是否对希腊贵族不公正审判和裁决案件的做法予以批评，或者这些是否标志着贵族领导能力的危机，还难以判定。但有一点非常清楚：无论东方传统和希腊人的经历多么不能令人满意，也无论贵族特权如何不受挑战，人们都不再对不公、悲惨和痛苦习以为常。一个崭新的视野开始出现了，赫西俄德的正义信念得到传播并结出新果实。

快速的变化扰乱了整个社会的判断力。如果新力量推动了社会的变革，并实现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以及对世界的新看法，那么自由将是发展的必然趋势，而这可能要归功于希腊人。

13 神祇和祭司

希罗多德认为，赫西俄德与荷马向希腊人讲述了诸神世界的秩序，描述了诸神的宗谱联系，为他们分配荣誉、权力和司职，并赋予他们不同的形象。

每个城邦都有自己的保护神。大部分神祇被证实出现于迈锡尼时代，而其他神祇“被发现”于田野和森林或来自东方文化。在紧急情况下，德尔斐圣谕建议城邦建立祭仪，供奉某位神祇，因此人们不仅能够感受到神的力量，而且时时处处都要表现出对神的敬畏。虽然我们没有办法重现准确的细节，甚至德尔斐祭司还虔诚供奉酒神狄奥尼索斯，而他代表的一切恰恰与阿波罗相反。

许多神祇为希腊人所很熟悉，如很多城邦都把帕拉斯·雅典娜（Athena Polias）作为城邦保护神。但还有一些神祇只出现在一些特定场所，如默默无闻的阿菲娅（Aphaea）女神，她位于厄吉那岛上的神庙非常令人震撼。

荷马描述了生活在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他们是宙斯的直系亲属，被希腊城邦视为城邦的守护神。这些神祇各有特色，从他们的绰号中就能看出来。此外，还有另外一些神祇为许多希腊城邦熟知，他们是赫斯提亚（Hestia，司炉灶的女神），特弥斯（Themis，正义女神），她与母亲大地女神盖或盖亚一起受到人们的崇拜。

正如波塞冬掌控着海洋，宙斯统治着天空，哈迪斯掌管冥府，阿尔特弥斯（Artemis）是狩猎女神，宙斯的妻子赫拉是婚姻女神，阿芙洛狄忒是爱神，赫淮斯托斯（Hephaestus，与雅典娜）是手工业之神，赫尔墨斯不仅是商业之神，他还是小偷的保护神，德墨忒尔（Demeter）是丰饶女神，狄奥尼索斯是酒神，后来成为戏剧之神。但诸神经常超越自己的神圣“职责”行事。在诸神中，阿波罗是健康之神，其子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是医神。诸神的特质充分体现在别称（绰号）中，如色尼诺斯·宙斯（Zeus Xenios）是希腊人在海外待客时祈求的神，赫基俄斯·宙斯（Zeus Hikesios）是请求者的保护神，埃戈拉奥斯·宙斯（Zeus Agoraios）是广场保护神，确保人们在广场的政治舞台上获得赞同。

希腊人看到或至少觉察到无处不在的更高力量的影响，他们开始确定神祇，给他们命名，描绘他们的特征，以便向他们求助、宣誓，供奉祭品，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诗人们敬仰友善的缪斯女神，而冲动和反应是受到了神的影响。公元前5世纪，阿提卡地区的拉姆诺斯（Rhamnus）向复仇女神涅墨西斯（Nemesis）奉献了一座宏伟的神殿。女神特弥斯代表习俗和法令，希腊人的生活以及公民大会商讨问题和做出决定方面都要遵循她的要求。

人们在面对不确定性以及困难时，神圣力量出现了，并很快形成了简单直观的神的形象。由于希腊人认为神祇真实存在，理查德·哈德（Richard Harder）认为，他们“包含了由来已久的残酷现实生活和愚蠢欺骗的经历”。

对于诗人们想象的神祇的超自然力量，现实生活中的人们会相信多少，我们并不知道。但想象力丰富的希腊文学很可能反映出了古希腊人的日常生活，它们受到诸多外部因素的影响，如天气、诗歌的魅力和政治秩序的成功建立等。希腊人经历了许多，如人们在战斗中释放出的惊人能量，以及不管什么原因偶然发现自己完全陷入绝望。希腊人甚至无法肯定，他们自己、朋友或敌人将如何行动。他们的一切部署依据宙斯带来的天气而定，这种做法可能不仅仅蕴含一种有趣的暗示，即有时人们起床的方式都是错误的。更确切地说，它表达了一些无法解释的经历，由于它们既不受控制也不能避免，因此只有面对它才能阐述清楚。

至迟到公元前8世纪，希腊人发现日常必需品之外的生活（有时甚至包括生活必需品）受到了不断变化的影响。幸福与痛苦、盈利与损失、升与降相伴而生，交替出现。人们的安全非常有限，对于那些生活放荡，不守规矩的人来说，生活中处处充满了危机。

当权者和祭司不能给人们带来安稳的生活，也无法控制和调节神的权力。希腊人对神的认识和看法源自深受尊敬的诗人和歌者，他们四处游历，密切关注广为接受的泛希腊标准，因此能形成并扩展希腊神话——与任何特殊祭仪发生的变化无关。虽然他们描述的神界可以为我们接受，但不意味着个人和城邦不能对神有自己的看法。

总之，神祇不能为人类所预知，他们居高临下，傲视着人类；说得更现实和谦卑点，他们在语言和形象上为人们所接受。虽然像城邦生活一样具体和直观，但希腊人仍对他们无法看到、接触和塑造的一切事物保持高度的敏感。神的世界不仅是一个充满幻想和希望、令人敬畏的王国，还是一个可以自由思考的地方。正如希腊人有充分的理由成为敏锐的观察者，他们肯定会意识到感知和预测的范畴，因此他们的根本问题就是超越这些界限。

两位女神体现了正义的新希望，一位是古老而庄严的特弥斯女神，还有一位是她与宙斯所生的女儿狄刻，在某种程度上古埃及神话中的女神玛特（Ma’at）对此形象产生了影响。

对人类事务洞察力的不断增长最终导致了政治神学的发展，它主要涉及宙斯及其与生俱来的正义思想。大约在公元前600年，当雅典的梭伦规定了“良好秩序”（eunomia，欧诺弥亚）时，他不仅将其视为一种思想，更视为一位女神，因为没有凡人的权威可以保护它。它实现了不同力量间的适度平衡，除了神，还有谁能做到这一点呢？

自诸神各司其职以来，荷马史诗中不死的天神成为人世间道德行为的源头。其实，神也不擅于树立严格的道德标准，但是出于责任，他们要遵守特定的规则。希腊人非常看重誓言，而神也非常热衷于充当誓言的保护神，因此一旦有人违背誓言则被视为对神的亵渎。此外，当有人犯下罪行时，就是对狄刻的侮辱。可能有人会说，众神之父宙斯以报复行为来惩戒作恶者，太阳神阿波罗在人们违反适度原则之后，也会采取惩治措施，狩猎女神阿尔特弥斯一直被视为野兽的保护神，如果猎人们猎取幼兽，女神就会出来干预。荷马时代的《阿芙洛狄特颂》（Hymn to Aphrodite）中写道，“她喜欢射杀山间的野兽，弹七弦琴、跳舞、尖叫和幽暗的丛林”，但也喜欢“正直者的城市”。荷马反复强调，无论诸神之间存在何种利益冲突，如果事情偏离太远，多数天神会团结起来维护正义。因此，人们会因为惧怕神的惩罚，而约束自己的行为。当奥德修斯登上陌生的海岸时，便问自己这里的居民是“残忍、野蛮和胡作非为，还是对陌生人友好，敬畏神灵呢？”

诸神常常以自我为中心，表现得喜怒无常，经常抱怨，但另一方面他们又给人以高大威严、维护正义和节制的形象，希腊人不认为二者之间有什么不协调之处。当有人做了坏事，为了逃避神的惩罚，便向神献上丰富的祭品以赢得他们的欢心，希腊人不认为这种做法有什么不妥，于是“我向神的献祭要有所回报”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原则。神密切关注人世间的生活，但却没有为他们树立美德。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我们感知到有一种观点在不断增强，即诸神非常在乎自己的声望。无论人们如何看待诸神，虔诚和正义都是紧密相连的。

关于阿波罗，德尔斐祭司显然宣扬的就是他的思想，而宙斯代表了所有人的愿望，从他的名字来看，应该象征着希腊人的全部追求（除非人们不惜在广袤的宇宙中寻找）。

布克哈特注意到，希腊人没有把宗教“置于城邦之上，使之脱离城邦生活，相反祭仪和生活是一体的”，它们始终纠缠在一起。在每一餐、宴会或战斗开始之前，人们都要向神献祭，每次公众集会要从祈祷开始，宗教问题在会议日程中最为重要。公民聚集在祭坛四周，用祭祀仪式迎接孩子的降生，在节日庆典中献祭和分享祭品。人们可以从祭司那里获得神的旨意。当男人和女人、一家之主以及官员意识到神的存在时，会竭力博取他们的欢心，而不管是出于特别需要还是其他。

希腊人举行了供奉神祇的节日庆典。这些宗教仪式除了献祭和祈祷外，还包括队伍游行、颂歌和舞蹈。歌队之间要进行比赛，并根据要求完成特定剧本的编写，此外还有体育竞赛。据说当“带着孩子和纯洁的妻子、身着松垂服饰的伊奥尼亚子孙”把注意力转向优雅的阿波罗时，当“比赛从舞蹈、歌颂和拳击开始时”，阿波罗的内心充满了欢乐。人们用庄严的颂歌赞美神祇，这通常会让神祇和人类都感到快乐。

希腊人为供奉的神祇雕刻神像，建造神庙，并且献上珍贵的祭品。当神庙中的祭品太多时，一些陈旧或者不太值钱的祭品会被就地焚毁。祭坛位于神庙的前面，而神庙是希腊人的公共空间。希腊人将刻有城邦法律的石柱矗立在城中的圣地，这里便成为请愿者的避难所。唯有希腊人赋予神以人类的形象，并且随着时间的发展，神的形象越来越现实，而本性更加理想化。

在献祭和节日期间，公民们体验到了一种特别强烈的感受。沃尔特·柏克尔特（Walter Burkert）写道：“一切都是平等的，人们围站在祭坛四周，通过盛宴来体验死亡，赞美不朽和感受生命。这种血流枯竭而死的冲击对人们产生了直接影响，但它不是令人难堪的仪式，而是人们注视的焦点。在接下来的盛宴中，遭遇死亡变成了对生命意义的感悟。”许多城邦因为宗教崇拜组成联盟，它们的成员资格和自主权都是以此为基础，但这并不妨碍各城邦举行自己的祭祀仪式，如十二个伊奥尼亚城邦。在萨摩斯岛对面的密卡尔（Mycale）岛上有一座波塞冬的祭坛，伊奥尼亚人聚集在那里举行宗教仪式和商讨政治问题。

希腊人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获取更高的权力，如从东方传来的秘仪。每种秘仪和教派都有自己的教义，如俄耳浦斯主义（Orphism）。教义更适合于一般的敬神方式，而不是我们知之甚少的形式夸张的狄奥尼索斯崇拜。

在政治方面，希腊宗教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它不是什么”。希腊贵族没有把宗教视为权力的工具，更确切地说，希腊贵族没有组织和控制通达神灵的通道，尤其是发现和解释神意的方式，而那将在一定程度上增强祭司的政治权力。出于社会上层阶级的统治需要，祭司拥有的知识刚好能够帮助他们正确完成祭祀仪式，而这源于城邦世界对上层阶级的定位。由于他们既缺乏野心，也不具备寻求持久统治的能力，这就促进了多神论的发展，以及仪式与神话的分化。祭司们缺乏的威望落到了诗人们的头上，这得益于他们拥有的丰富想象力。另一方面，神学的发展则主要取决于政治思想家和智者。

当德尔斐祭司或先知以及祭祀动物内脏或其他征兆的解释者说出神谕时，他们就是专家，并深受人们的欢迎。作为报答，神谕祈求者送给他们许多礼物，这一点从德尔斐的考古发现得到了证实。此外，多多纳（Dodona）和迪迪马（Didyma）两处圣地的情况也是如此。因此，祭司们必须恪尽职守。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尔斐神谕与智者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但多数城邦不允许德尔斐过多地染指政治。然而，这个咨询角色形成于处于“第三位置”的海外殖民时期，因此显得更加重要。

尼采写道，希腊人“了解并经历了现有的震惊和恐惧”，为了生存“他们把光荣梦想的诞生赋予了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如果真是如此，那肯定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种“梦想诞生”的文字出现在公元前8世纪，它就是流传于后世的荷马史诗，主要讲述了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们。连同出现于公元前8世纪的其他事情，它们都是希腊自由的产物。

14 危机与联合：
公元前7—前6世纪

凡事都有两面性。希腊人向地中海区域扩张，建立了许多殖民地，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希腊社会的压力。但从长远来看，对广阔空间的大力开发和过度利用，很难使希腊人保持自由的传统。许多精英公民的知识、能力、雄心和专断发展迅速，远远超过了社会的容纳能力。

富裕的标准有了很大的提升。公元前600年，梭伦认为：“人们之间的财富已经没有明显的界限，我们中拥有巨大财富者却变得更加贪婪，谁能令他们满足呢？”由于没有足够的财富，这种需求自然无法得到满足。梭伦提醒追随者，金钱总是会易手的。于是，“金钱改变人”很快成为希腊人的座右铭，并适用于名门望族和暴发户。自从农耕、海盗和贸易等合法获取财富的手段不能满足个人愿望以来，人们经常无视传统约束的存在——可能还没到史料记载的程度。同样的史料显示，人们意识到这些违背传统的行为加剧了形势的恶化，于是不同的政治力量之间开始博弈：竞争不再是为了荣誉和地位，而是为了获得统治他人的权力。

由于缺乏相关制度保障，城邦已经无力处理这些问题。当发展和保持目标适度的意图变得越来越弱，而获得权力并恣意妄为的驱动力变得越来越强烈时，希腊社会只有很少的方法来限制冲突。那么，谁有权利设置这些限制呢？当政治派别为了权力斗争而不择手段时，那些缺少公正法官的法庭有什么用呢？普遍的民意要如何应对潜在或实际的掌权者？当贵族联盟或派别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时，咨询委员会和官员们不仅无法解决问题，反而成为问题的一部分。事实上，政府机关和其他公共职能会在这个或那个党派间分配，由于这些能保护公众及官员自身的神圣财产，对它们的争夺越多，也就表示它们的价值越高。他们也会利用弱者。在这种情况下，权力开始失去控制，而胆大者重新掌握了权力。贵族派别之间的斗争经常演变为暴力冲突，失败者不是遭到放逐，就是被查抄财产。这些冲突严重威胁到希腊城邦已经非常松散的凝聚力，并引起了人们的持续关注和恐慌。

上层的权力斗争只是问题之一。当上层阶级的财富、权力和需求不断增长时，社会下层阶级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加困苦。虽然造成这种情况的确切原因和贫困程度或这种状况出现的准确时间，我们还不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许多城邦的农民负债累累（由于收成不好，或是对橄榄树种植和葡萄酒生产的投入增加）。许多人被迫抵押农田，或者将自己和家庭成员卖身为奴隶。因为要确保人身自由，他们很快失去了友好的援助，最先施以援手的贵族们开始失去耐心，为了收回高额的利息，他们开始不择手段地追讨债务。

于是，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并且他们之间的冲突不时与贵族派别间的斗争交织在一起。根据史料记载，野心勃勃的贵族通过叛乱、内战和政变夺取政权，接管了整座城市，建立了希腊人所谓的“僭主政权”。有几个城邦建立了这样的统治，尤其是位于沿海的以商业贸易为主的大城邦。于是，城邦所维护的边界以及城邦赖以生存的界限常常交织在一起。

既然僭主对城邦的统治可以维持两到三代人的时间，那么我们就要考虑，僭主统治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危及了希腊人的执政自由。在希腊人看来，僭主们非常有能力，他们能实现国内的和平与秩序。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分化、冲突、违法、纠纷和内乱，希腊城邦中极易被滥用的基本自由经受了考验。考虑到他们经受到的频繁危机，我们很难想象古风时期的希腊城邦能保持稳定的和平共处。虽然希腊人认为各种公开的暴力冲突不可避免，甚至还可能非常自然（即使他们也会抱怨），但他们是如何一次又一次地成功化解这些危机的呢？多数人是出于本能或有意识地调停敌对的党派，让他们接受限制的吗？民众普遍意识到，当事情的发展超出允许的范畴就会变得非常危险吗？德高望重者应该站出来说话，就像《伊利亚特》中的涅斯托尔（Nestor）那样吗，或是通过提议和呼吁解决问题，正如希腊人对阿喀琉斯的做法？从当时情况来看，希腊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发展新战略来抑制权力的滥用以及不公正行为的出现，从而恢复社会的正常秩序。换言之，民众可以完成一些只有僭主才能做到的事情。

希腊人能够保持真我的唯一方式就是改变，而且他们竟然成功了。虽然在僭主的统治下，许多城市恢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巩固了经济发展，但那只是一种暂时的过渡，不过这些却成为城邦继续保持自由的两个先决条件，而且还为早期民主政治的实现奠定了基础。根据史料记载，三十个希腊城邦实行了僭主统治，但实际的数量却远不止这些。

从事后的情况来看，危机与巩固成为公元前7至前6世纪希腊社会的两种显著发展趋势，但在当时它们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并且只是零星出现——无论危机出现了多久或多经常，无论为了实现巩固付出了多少艰辛努力，危机都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影响。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历史时期，我们对两个重叠的历史阶段进行了区分，其中第二个历史阶段始于公元前600年。僭主政治的全盛时期大约从公元前650年到前550年，这种划分弱化了其重要性。（只有雅典的僭主统治建立的时间稍晚，因此持续到公元前510年，比其他城邦晚了四十年。）这种划分是由各共同体开始化解危机的时间决定的。公元前7世纪，他们似乎只能针对枝节问题和小范围内的问题采取政治行动，做出政治决断。

到了公元前600年，城邦开始对社会秩序进行重新考虑和全面改革，公民集体也发生了改变。这就意味着在许多城市尤其是小城市中，统治阶级（成员滥用职权）与他人之间的良好关系得以恢复。在其他城市中（出现了更有趣和令人激动的事例），人们开始意识到强大的反作用力能够抑制统治阶级的专权和野心。如果城邦没有统治者，当选官员也不能获得太多权力，那么共同体就要充分发挥作用。广大的社会阶级——或从那时起称之为“中产阶级”——将更多地参与到城邦的发展中。

在古风时期，“中产阶级”首先被视为政治上采取中间立场，不倾向于两个竞争党派中的任何一方。他们尽量避免卷入党派间的斗争，但拥有的财产总量发生了变化。如梭伦置身于党派之间进行调停，却没有透露他的财产情况（可能非常可观）。与此同时，如果政治上的中间派能联合广大民众，如中型农场的农场主，那么就能取得长期效果。后来亚里士多德就使用了这样的术语，在他看来中产阶级最关心城市的发展。富裕的工匠和商人也与中产阶级产生了联系，虽然他们的名声不及财产持有者，但不一定要被排除在政治之外。

不论我们是否要从政治学或社会学上界定这个概念，中产阶级都有可能取代经常失败的贵族阶级的统治。这不仅扩大了共同体的团体基础，而且使限制专权和实现权力平衡成为大家的共同目标。各种力量都在朝这个方向发展，虽然我们可以认识到这种现象，但却无法追踪到它的发展细节。

总之，这些有更多机会参与决策的各阶级成员经常需要调停，这样的调停就是民主政治的先驱。到了公元前5世纪早期，另一个术语isonomia出现了，它可以翻译为“平等”。该词（虽然还不是这个意思）最早出现在公元前6世纪中期的开俄斯岛，那里建立了一种新型议事会，成员由民众选出，与贵族议事会并列。后来亚里士多德写道，开俄斯岛的公民大会不经常召开，议事会是“最民主的机构”。

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新调停的程序启用得非常仓促。尽管贵族们很骄傲，但他们与其他财产拥有者之间的社会界限并不固定。共同体实际上非常排外，正如许多因素会造成人们的聚集或分离。公民大会召开时，人们坐在一起，密切配合。难道这比通过赋予他人政治上的话语权来弥补贵族统治的缺点更合理吗？当机会出现时，公民们只是偶尔参与投票是远远不够的。如果共同体确实接纳了新的力量，就应该允许他们定期参与政治活动，为此还需做的就是如何产生这些力量，而不只是建立合适的机构。简而言之，一种新型公民出现了。这些男人不像贵族般闲暇，而且不习惯在公共领域工作，但他们必须成为更高意义上的公民，因为“公民”一词蕴含了希腊人应肩负的责任和期望。于是，这些男人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生活，拿出大量时间参与城邦的政治生活。此外，他们还必须获取新的知识和能力，培养良好的判断力和团体协作能力，并从全新视角看待城邦。这一切只能归结为人们受到了政治思想的影响。

此时，希腊的知识分子受到了特定的挑战，因为几乎没有君主接受他们的服务。由于他们不依附于任何人，他们发挥的重要作用超越了纯粹的洞察力和对制度的理解。凡是权力与威望脱节的地方便会出现权力的真空地带，极需德高望重者发出令人信服的警告，并提出客观公正的建议。从德尔斐神谕来看，他们可能是诗人或祭司，还有可能只是智慧超群的长者。他们保持中间立场，当紧张局势或僵局最终转化为暴力或暴政时，他们就要出面了。有时，他们会被赋予特殊的权威，像katartisteres（秩序恢复者）一样解决危机。在有些情况下，甚至出现了重新划分财产的过激行为。

当然，情况远不止这些。由于最终目标是要维持共同体的正常秩序，因此需要实现内部多种力量的制衡，或者采取不同方式：树立起维持城邦正常秩序的概念。这个问题非常紧迫，根本来不及寻找解决办法，但经过长期的实践和努力，希腊人最终做到了。

人们对这个根本问题的重视，甚至已经超出了狭隘的政治学范畴。借助从其他领域观察到的各种力量之间的正常关系，希腊人开始寻找它们之间的共同之处。他们开始对宇宙产生兴趣，并且将哲学和科学作为学科进行研究，他们还总结了巴比伦经过几个世纪收集和整理的知识财富。这些问题都是希腊人特有的，这就是前苏格拉底哲学的起源。

贵族的飞扬跋扈和权欲熏心已经激起了政治思想家的不满，他们要反对贵族就必须拥有广泛的公民基础，进而赢得他们的支持。这些思想家已经习惯公开自己的想法，但现在他们需要说服广大民众，使其对形势有更加清晰地了解。为了获得必要的支持，他们不得不唤起先前缺乏兴趣的中产阶级对共同体的责任感。他们号召中产阶级行动起来，并传授其知识以及告之如何将不满转化为需求。他们非常关注公共领域，而此前该领域一直为贵族把持。参与政治是小共同体成员提高社会地位的唯一方式。

这种巨大的心理变化出现于公元前7世纪，然后在公元前6世纪逐渐趋于成熟，希腊各地多多少少都出现了这种变化，其中包括贵族寡头统治下的城邦。这是一个深入学习的过程，且随着学习的深入，苦恼也随之而来，历史证据表明，希腊人在这个时期的故事尤其令人恐惧。

切斯特·斯塔尔（Chester Starr）写道，“普遍压力”即心理压力的广泛存在出现于公元前700年，他还举出希腊艺术中突然出现的各种怪物为例。斯塔尔十分认同多德（E. R. Dodd）的观点，认为负疚文化开始传播。很长时间以来，希腊人一直强调自己的个人权力和荣誉，现在负疚问题被推到了前面。《奥德赛》已经暗示出对负疚和堕落的担忧，现在变得更为突出。正如，因不惩治凶手而造成的堕落会对整个城市构成威胁。比赫西俄德所处时代更为紧迫是，城邦开始被视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如果凶手不能自动投案，那么城邦就有足够的理由寻找和审判他。由此可见，谋杀不仅是对受害者和健在亲属犯下的罪行，还是对全体公民的伤害。于是，城市就成了肩负集体责任的共同体。德尔斐神谕鼓励这种信念，但也为寻求建议的共同体提供了可能的解决方案，这样人们就不会因失望而麻痹。于是，净化污染仪式的专家出现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超越许多界限的新可能性的发展，造成了人们的普遍不安。如果此时的希腊人有机会接受东方艺术中的神兽，那么很有可能会使神兽成为主题。

希腊人所经历的僭主、派系斗争和内乱——是拥有雄心壮志的个人和团体很容易经历的各种失败——逐渐促进了直接接触的小共同体内部和之间的再定位。正如处于泛希腊的公共领域中，他们蓄势待发不再孤军奋战。这些行动真的不可避免，难道除了经历就别无选择了吗？这样做值得吗，人们必须参与其中吗，难道选择中庸并相信宙斯的公正不是更合理吗？

难道确定这种正义如何组成也是不可能的吗？希腊人在许多领域中对中庸之道的追求，丝毫不亚于对他们非常重视的宇宙的解释。他们开始使用法则（nomoi），该术语是对包括传统、习俗和法律在内的各种概念的描述，它们可能源于一般惯例，且被认为是正确的。当面对新情况时，这些概念开始发挥作用，警示人们要脚踏实地和保持适度，并逐渐找到了共鸣。人们比邻而居，冲突的逐渐升级会变得非常危险。

为了发现事物的正确法则并使之归于平衡，人们开始将目光投向过去，而且他们也这样做了，却找不到包含这种改革的权威资料。农民们因为失去土地而变得负债累累，他们尤其主张恢复良好的旧秩序，因为那是情况得以好转的唯一希望。正因为如此，秩序恢复者获得支持，他们承诺“整顿秩序”。当许多地方的中产阶级开始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时，这种变化可能被赋予了同样的期望，而为已恢复秩序的城邦找到一条政治出路则是要面对的挑战。

然而，共同体需要做大量工作来实现公民内部的平衡，而且还有必要弄清楚道德法则及其重要性。由于有着丰富经验和知识的领导者很可能在各个方面都是“优秀”或者“最好的”（aristoi），因此传统偏见将被新标准代替。美德（优秀）一词应该包含了正义、适度和智慧的含义。从当时大量的抒情诗中，我们观察到确实有一个概念重建的过程。源于东方的酒会成为通过诗歌进行反思的论坛。

抒情诗是自由社会中独立成员找到的一种表述方式，是他们维护社会地位的一种手段。抒情诗公开表达了人们的烦恼和愤怒、自负和信心，这会在许多方面产生共鸣，并且这种高超的艺术形式可以提升希腊人应对困难的能力。

雄心和活力开始转向新的领域，一种在希腊社会发挥重要作用的现象更为兴盛，那就是所谓的“竞争的冲动”或竞争力（从agon一词而来，竞争）。许多已有的体育运动和表演比赛（音乐和舞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公元前6世纪希腊人将同样的赛项列入几个赛会中，如在科林斯地峡举行的奥林匹克赛会、在尼米亚和德尔斐举行的赛会，以及在雅典举行的泛雅典娜节赛会。一位僭主设立了泛雅典娜节赛会，还有一位僭主将古老的地峡运动会变为泛希腊竞赛。比赛也引入了新规则，如公元前688年的拳击比赛和公元前680年的战车比赛。在这些体育赛事期间，诗人和歌者也有机会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竞争。

希腊重装步兵或方阵出现于公元前7世纪，作为一项赛事，它采取了淘汰赛的形式，场面比较血腥。考虑到希腊人普遍对征服缺乏兴趣，这项比赛项目恰好可以消耗他们的能量。

日常的修养可以被视为一种减压方式，希腊人可以借此减轻政治冲突带来的压力。他们热衷于社交聚会、建筑、雕刻和瓶画，并为此花费了大量金钱。这个时期还出现了青年雕像的杰作，其艺术造型借鉴了埃及雕像的风格，但也融入了希腊元素。

总而言之，社会成功保护了那些最贴近希腊人心灵的东西：独立、自由和众多的蕞尔小邦。这些成就是希腊人独特发展进程中的一部分。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其背后的单一控制力，无论它从何而来，希腊都出现了数以百计的城市，不是吗？毫无疑问，在同一方向上出现了许多推动力。很显然，拥有坚实的基础是城邦世界的基本特征。这虽然听上去有些奇怪，但希腊人一向反对独裁统治。那么究竟谁更真实呢，是那些反对独裁统治却被迫忍受和经历了这种统治的人，还是那些运用全部力量来维护独裁统治的人，这倒是很难说了。不管怎样，希腊社会的许多东西都是建立在希腊人洒脱、直接、坦率和同种的性格基础上。没有人想成为达成目标的手段，更不必说一个遥远的目标，即便这个目标是自己设定的。希腊人很难容忍那些追求权力者，因此会出现权力积聚并突然停止的情况。即使这种权力可能在各地出现，但制度中的“交流通道”也会从别处带来反对力量。

图5 公元前540年科林斯的阿波罗神庙遗迹

但是，如果那意味着一场危机的结束，纵使会有激变，公民们也要维持城邦的平衡。他们还被要求想出一类理由，既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又能树立规范，因而他们需要了解正常秩序的基本原则——直至中产阶级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希腊人成功做到了这一点，于是他们将多余的精力用在了节日和竞赛、艺术和社会生活中。总而言之，希腊文化想方设法地发展了自由。

到了公元前6世纪，希腊世界的经济得到了巩固，而一些地方早在公元前7世纪就出现了此情况，这是由地方环境决定的。受影响最大的是农民，他们在僭主和调停者的干预下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但具体细节无法得知。

工匠职业也得到了蓬勃发展。工匠们不仅拓展了工作范围，而且因学到了新技术而变得更加专业，他们的工作多数是竞争性的，很少在个别家庭要求下工作。人们对奢侈品的渴望刺激了生产。雅典卫城的大量祭品证实，许多工匠在此聚集。虽然我们还不清楚奴隶制的迅速发展到底有多快，但有证据显示最早的大规模奴隶买卖（“传统奴隶制度”）出现在公元前6世纪的开俄斯岛。希腊人在东方军队中充当雇佣兵获得佣金的情况是真实的。

殖民地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贸易收入，但大部分利润都到了贵族手中。贵族或其子孙经常进行不同的探险，他们也参与船舶的融资，以及投资长途贸易并获得收益。于是新的富人产生了，他们的财富来源就是这些海外长途贸易。我们不应该低估这些活动涉及的范围和意义，但总的来说贵族从事这些事业并不费力。无论贸易和海盗行为能为个人带来多少财富，希腊人的社会地位主要还是取决于拥有土地的数量（自给自足的基础），因为那能证明自己在政治、战争方面以及与同辈人进行竞争的价值。

到了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城镇中的广场被用于商业活动，有一部分变成了市场。道路和港口经过提升改造后，可以防范海盗侵犯。公元前6世纪初，科林斯建造了一个陆上斜坡（Diolkos），这是一条用石头铺设的小路，可以将船舰拖拽过科林斯地峡和萨罗尼科湾（Saronian gulfs），这样船员就可以避开环绕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危险航行。希腊人建造了法庭和政府大楼，以及输水管道和喷泉。

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先是厄吉那开始铸造钱币，然后是科林斯和雅典。钱币的面值依据重量系统而定，这种观点可能来自西安纳托利亚及其他地方的吕底亚人。希腊人通常会以牲畜数量来衡量个人财富，事实上他们经常使用的被称为奥波尔（oboloi或obeliskoi）的小铁棒、环形物以及其他金属块支付货款和劳务费。六奥波尔是一把，这就是“德拉克马”的最初含义。在更大金额的交易中，人们会使用金属锭。梭伦提到，富人手中拥有大量的金银。到了公元前6世纪早期，希腊人开始铸造德拉克马和其他类型的钱币，如带有头像和城邦名字（属格）的银币。

这些钱币面值太大，不能用于零售贸易，而且有考古证据表明它们很少用于长途贸易。（但雅典钱币例外，由于雅典人拥有银矿，因此银币用于出口而不是作为支付手段）还有一种最合理的假设，钱币被用于贡赋（如向波斯国王）以及对神庙和国库的捐献、关税和税收。相反地，政府会对公民重新分配钱币的盈余，跟支付市政工程和雇佣兵的佣金一样。钱币上压印的名字最初不是指发行机构，而是钱币持有者，他们使用钱币并以此为荣。总之，钱币铸造迅速传播开来，人们逐渐发现交易中使用钱币的诸多好处。另一个商业巨头迦太基直至公元前4世纪才开始铸造钱币，而且他们的钱币大部分是用于支付雇佣兵的佣金。此时，我们还不能确定希腊与东方世界的关系到底有多紧张。

毫无疑问，出现于公元前7世纪的希腊城邦与出现于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城邦有所不同。它们的野心以及对财富的关注度不同，大城邦会想方设法让小城邦依附于它们，而那些处于边缘的城邦很少受时代潮流的影响。公元前8世纪斯巴达已经大权在握，但到了公元前6世纪末期强大的竞争对手出现了，她就是雅典。据说，希腊人在意大利半岛南部建立的锡巴里斯殖民地就有25个子邦，萨摩斯僭主波利克拉底（Polycrates）统治着爱琴海的一部分。尽管如此，多数小城邦还是生存了下来。

图 6 四德拉克马银币，正面是雅典娜女神头像，背面是一只猫头鹰和“雅典人”的前三个字母（公元前525年）

城邦的政治组织结构基本保持不变，而且从未面对突然而来的严峻外部挑战。如俄罗斯南部辛梅里安人（Cimmerians）的一队骑兵袭击并劫掠了小亚细亚（前675年），摧毁了弗里几亚帝国，还洗劫了许多希腊城市，但他们很快就撤退了。

公元前6世纪，希腊城邦的周边环境开始发生变化。在小亚细亚，吕底亚王国开始控制越来越多的希腊沿海城市，却没有遇到联合抵抗。哲学家泰勒斯（Thales）认为，这些城市应该团结起来形成一个城邦，但他的建议未受到重视。在此情况下，只有米利都能抵挡吕底亚人。但吕底亚人似乎只满足于征收繁重的贡赋，并不干涉希腊城邦的内政，因此希腊人无须妥协就与吕底亚人达成了协议。吕底亚首都萨迪斯（Sardis）距离以弗所（Ephesus）只有一天的路程，吕底亚的几任国王向希腊神庙奉献了丰富的礼物，并且派人到德尔斐祈求圣谕。希腊贵族与吕底亚王室联姻，据说雅典显贵阿克门尼德（Alcmeonidae）把家族的大量财产送给了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Croesus）。总的来说，希腊人和吕底亚人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公元前6世纪中期，当波斯人击败吕底亚人征服整个小亚细亚时，伊奥尼亚人才突然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外部势力，而福西亚和提奥斯（Teos）的居民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普里耶涅（Priene）的毕阿斯（Bias）是古希腊七贤之一，他提议所有伊奥尼亚人移居国外并占领撒丁岛，在那里他们可以自由生活并统治一大片领土，但他的提议最终遭到了拒绝。于是，米利都人通过与波斯人结盟，成功摆脱了波斯人的征服。波斯人似乎非常满意这种借助希腊僭主的间接统治，以及征收贡赋。征服者无意扼杀希腊城邦，也没有野心将势力扩展到海岸线以外。当公元前500年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决定摆脱波斯人的统治时，情况发生了变化。

公元前6世纪，腓尼基人的殖民城市迦太基加强并扩大了在西方的势力，其目的是一方面限制希腊人在西西里西部的影响，另一方面夺取北非海岸的其他地方。通过征服撒丁岛，迦太基切断了希腊人前往马萨利亚的通道，迦太基还与埃特鲁里亚联手，成功阻止了福西亚人在科西嘉建立阿勒里亚（Alalia）殖民地。虽然外国势力逐渐崭露头角，但希腊人仍有足够的空间自由行动。由于他们还有一些内部问题要处理，因此很难断绝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往来。

这一时期的历史资料非常零散，对于单个部分应该归于何处我们只有比较模糊的想法，甚至连雅典历史的日期也只能是接近而已。但在公元前6世纪末之前，希腊人有两条确切的历史记载，分别记录了公元前648年（阿基罗霍斯曾经提及）和前585年（米利都的泰勒斯曾预言）的日食，后者发生时正值波斯与吕底亚之间发生激战。

我们手头掌握的公元前7至前6世纪的历史资料非常有限，而公元前5世纪的史学著作很难回忆那么远，因此同时代的诗歌成为我们最重要的原始资料，这其中包括了雅典改革家梭伦的诗，但其他历史记录都是一些零散的碎片。除了斯巴达、雅典和科林斯之外，希腊数以百计的城邦没有留下任何历史记录，以致我们无法编写出历史提纲。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总结出一些一般性的结论，并竭力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将其与我们掌握的资料联系起来。

总之，公元前7和前6世纪的希腊世界充满了变化和波动。在《工作与时日》中，赫西俄德认为这是宙斯意志的表现：“所有死的凡人能不能出名，能不能得到荣誉，全依伟大宙斯的意愿……因为，他既能轻易地使人成为强有力者，也能轻易地压抑强有力者。他能轻易地压低高傲者或抬高微贱者，也能轻易地变曲为直，打倒高傲者。这就是那位住在高山，从高处发出雷电的宙斯。”当梭伦认为人们应该满足于“上天恩赐的财富”，即自己的诚实所得或继承财产时，他肯定也是抱着同样的心态。麦加拉诗人忒奥格尼斯（Theognis）创作了一首哀歌，发出了人们是失败者的哀叹。任何盈利都冒着丧失投资本金的巨大风险，一切悬而未决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变化。希腊人有太多理由不满意，甚至感到失望。即使有人尝试，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人在本质上是不道德的，但这样的人在逐渐减少。据说，密提林（Mytilene）的智者皮塔库斯（Pittacus）将梯子放置在累斯博斯（Lesbos）岛的神庙中，这样公民们就可以对人类命运的起伏有着清晰的认识。如此看来，适度和谦逊是非常必要的。

因此，无论我们如何看待，似乎都无法理解希腊世界可以成功地自我修正，甚至当巨大变化发生乃至造成混乱时也毫不例外。

15 城邦个人主义和泛希腊背景：
竞争的冲动

各地的希腊人有很多共同之处，比如供奉几乎相同的神祇，操同样的语言，拥有相同的生活方式，事实上他们都喜欢居住在独立的小城市中。由于许多城市之间有着宽阔开放的空间，因此希腊城市看上去规模不大，且比较紧凑。希腊到处都可以通向大海，这种情况超过了其他可见的海岸线。当春夏之际天气晴好时，没有什么比海边踏浪更自然的事情了。在《奥德赛》中，荷马说每个费阿刻斯人（Phaeacian）都拥有一艘小船以及一间放置小船的棚屋。当然，希腊的现实不同于这个梦幻岛。当写到“被海洋包围的伊塔卡”时，荷马说“那里有很多新旧不一的船只”，因此当奥德修斯之子特勒马科斯准备出海寻找父亲的下落时，无须向人借船。他驾驶的船只非常普通，因此拥有船只也是很常见的事情。

贵族们参与海外劫掠，财富增加相对容易。但在荷马史诗中，外行从事抢劫通常比较危险。年迈的派罗斯国王涅斯托尔曾吹嘘，他年轻时偷盗过很多牲畜。在冥府中，奥德修斯问阿伽门农的鬼魂，他是在海上遇难还是保卫自己的家园时牺牲的，“或者被心怀敌意的人们杀死在陆地上，当你劫掠他们的牛群和羊群时？”希腊入侵者蹂躏并烧毁了没有防卫的城市和村庄，杀死男子，瓜分妇女和货物，用奥德修斯的话说：“我能肯定人人都得到了相称的份额。”根据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记载，希腊人的野心导致了这些劫掠，其目的不外乎为了一己私利或者为了供养城邦中的弱者，但战利品不会平均分配。正因为如此，劫掠不会给人们带来耻辱，反而会令其名声大震。根据公元前6世纪的雅典法律，人们为了“获取战利品”组成的联盟直接与商人以及负责葬礼和献祭事务的团体并列，但它们都要遵循相同的规则。

希腊人也可以通过海上贸易获取原材料，并用自己拥有的物品来换取流行物品。随着海上贸易的激增，越来越多的希腊人开始与海盗作战，这种情况至少出现在爱琴海的部分区域。

不论是希腊世界还是非希腊世界，人们之间习惯于相互款待（“宾客的友谊”）和联姻。宾主之间通常会互赠礼物，存放礼物的房间不仅成为每个家庭的骄傲，而且还能证明主人的人缘广泛。这些贵重物品每件都值得说道，而且宾客的友谊会世代相传。希腊人偏爱旅行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受到好奇心的驱使，而对世界有所了解成为上层阶级必需具备的知识，这一点与盛行的进取精神息息相关。

许多人定期聚集在一些特定的城市，最著名的是卡尔基斯，后来还有米利都和雅典，人们在这里相互认识并交换信息。来回传播消息的旅行者热衷于人口密集的地区，因为他们能从那里打探到有趣的消息。许多城市派出使者参加在提洛岛的阿波罗神庙举行的节日庆典，另一个重要的聚集地是德尔斐。差不多每隔两到四年，越来越多的希腊人会聚集在奥利匹亚和其他圣地，他们在那里参加祭祀神祇的体育竞赛，或者只是观看比赛并与其他喜欢结交的观众聊天。体育竞赛和其他比赛的重要性，以及多中心世界对聚会场所的需求，实现了彼此之间的促互促进。早在公元前600年，当奥林匹克赛会举行时，整个希腊地区实行了休战，以确保参赛者的安全。希腊世界有确切历史纪年的就是每四年一次的奥林匹克赛会，第一次始于公元前776年。

一旦失去海外提供的救济和支持，城邦生活简直无法想象。换句话说，城邦只能存在于泛希腊的大背景中，贵族尤其如此。远和近、陆地和海洋、冬季和夏季互补，正如以不同方式出现的自由与依赖、家庭与城邦以及以另一种方式出现的仪式与神话。虽然一些祭祀仪式只局限于部分城邦，但诗人们为了祭神而进行的比赛，在不限于特定城市的泛希腊公共场所的自由空气中得以繁荣发展。

在他们的小团体中，希腊人有自己的财产、家庭和自给自足的基础（尽可能的）。人们属于城邦中的某个小圈子，在那里他们的身份和行为能够被认可，他们可以参与讨论和决定，还能够参与祭祀仪式。奥德修斯感慨道：“无论在异国他乡住过多么金碧辉煌的宫殿，也没有什么比自己的国家和父母更重要。”抒情诗人阿尔凯奥斯（Alcaeus）出生于累斯博斯岛的密提林城，被迫逃离家乡之后，他特别渴望听到信使的叫喊声和周围公民的咨询。虽然他称这些人为allalokakoi（讨厌的），但他们仍然是他的公民同胞。他的父亲和祖父曾参与过密提林的各方面事务，但那些被流放者却错失了生命中更有价值的事情：与公民同胞们平等地生活和直接参与集体决策。这不是被流放者的思乡病或者对物质的需求，而是因自我意识被截断所产生的痛苦。那些重要的希腊人不是某些个体，而是抨击城市的公民集体，他们仿佛处于一个大家庭中——包括出现的一切争吵，它们经常会愈演愈烈，尤其是在亲属之间。

正如亚里士多德后来提出的，城邦不应该超过特定的规模；它应该保持eusynoptos，或者易于概观。如何让传令官的声音随处都能听到，在分配官职时，如何让公民们彼此了解，做出公正的决定，以避免敷衍了事吗？亚里士多德写道：“如果曾经有过，那么治理有方、人口众多的城市极其少见。”希腊人已经适应了规模有限的城邦生活，尽管吸引和排斥交替出现，他们还是希望彼此之间能够密切联系，坦诚地面对面接触，而不是成为大国中的无名之辈。在人人平等的城邦生活中，一切重要事情都要经过大家的共同讨论，以确保利益的均衡。无论对其他事务有多么的心不在焉，希腊人都不会忽视城邦，那实际也意味着自我。对于距离近、联系密切的城邦而言，要想保持自治就必须对成员资格进行限制。

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希腊人超越了自己的母邦，我们可能要从一个更大的范围或者更显著的表现来看。无论怎样，我们都很难想象希腊人是如何将自己的生活在不同领域之间进行分配的。当有人来到另一座城市时，集群的变化就值得注意了，当他是熟悉的外地人时，会从外部看待自己的城市。这些来自不同领域的人们交往、畅谈、玩耍和饮酒。拥有入海口使得希腊人可以绕开邻国。于是，地区性的公共领域出现了，并逐渐发展为泛希腊的领域。汉斯·舍费尔（Hans Schaefer）写道，有“一张代表希腊内部团结的精致而又复杂的网”。“希腊人”是对希腊全境所有希腊人的称呼，它的出现表达了这种情感。

只有希腊人而不是马其顿人被认为是主要的竞争者；在统治者中，唯有马其顿人被认为具有希腊人的血统。希腊人和非希腊人（野蛮人）之间有着非常明显的界限，尽管他们可能在许多方面存在联系（如友情和联姻）。希腊人甚至对埃及文化表现出了敬重。

希腊的公共领域通常就是一个广场，个人和城市可以在那里获得声望和荣誉，或者陷入难堪。例如在《奥德赛》中，费阿刻斯人的国王阿尔基诺奥斯（Alcinous）想给到访者奥德修斯留下最好的印象：“来吧，费阿刻斯人最好的舞者，请在外人面前展示你的舞蹈，这样当他重返家乡时，就可以告诉家人我们在航海、跑步、舞蹈和歌唱方面超过了其他希腊人。”阿尔基诺奥斯说，费阿刻斯人并不是对所有的事情都擅长，但一般而言他们热爱“宴会、弦乐和跳舞；丰富的衣着、温水浴和令人愉悦的长椅。”虽然国王对吸引游客不感兴趣，但他还是想让其他人了解这一切。

特勒马科斯甚至抱怨，伊塔卡居民应该畏惧邻居们的指责，为遗弃他父亲的家人感到羞耻，因为希腊人非常在乎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声望。由于与其他共同体比较接近，而且相互之间的交流渠道较多，希腊人感知到了其他民族对自己的评价。如果有人来自一个名声很差的城市，他会认为自己的荣誉受到了玷污。从家庭的意义来看，人们要对同胞们负责，这种情况的确存在：当身处国外时，人们要为本邦成员未偿还的债务负责，他们被迫拿出财产甚至是以自己的自由为抵押，直至偿还完债务。梭伦提到，他宁愿出生在一个无名的村庄，也不想经历雅典的遭遇，因为在一场战斗之后，雅典将萨拉米拱手让给了弱小的麦加拉。城市之间相互竞争是常有的事情，但什么才是利害攸关的呢？

从阿伽里斯特（Agariste）招亲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希腊人之间的联系非常广泛，而泛希腊社会因为令人瞩目的事件而备受关注。大约在公元前560年，西锡安（Sicyon）僭主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宣布要把女儿嫁给“最优秀的希腊人”，这位僭主曾在奥利匹亚赢得战车比赛的胜利。于是，自认为符合条件的求婚者将有六天的时间展示自己，而婚礼将在一年之后举行。希罗多德向我们讲述了婚事竞赛的情况，我们要感谢他提供的这个故事（至少故事的基本情节是可信的）。有十三位求婚者来到了克里斯提尼的宫廷，他们都以自己和自己的城市为骄傲。希罗多德列出了他们的名字，他们有的来自伯罗奔尼撒和雅典，有的来自意大利（锡巴里斯和西里斯）、伊奥尼亚海（埃庇丹努斯）以及其他地方。

首先，克里斯提尼询问了求婚者的家庭情况和家乡情况，然后从个人和集体两个方面考验了他们的勇气、性格、修养和品质，最后还修建了一个赛马场和一个摔跤场。最重要的考验是看他们在就餐（大概在酒宴上）和节日中的表现，当然重点不只是考察餐桌礼仪，还有跳舞、唱歌和睿智的谈吐。

最后，僭主命人宰杀了一百头牲畜，盛情款待所有求婚者和城市居民。在这场求婚竞赛中，雅典的麦加克勒斯（Megacles）最终胜出，后来他的儿子克里斯提尼在大约公元前6世纪时对雅典进行了全面改革。他有一个外甥女也叫阿伽里斯特，她就是伯里克利的母亲。为了表以慰藉，失败的求婚者得到了数量可观的银币。

希罗多德说，麦加克勒斯所属的阿克门尼德家族因为这件事情“名声传遍整个希腊”。顺便说一下，麦加克勒斯的父亲也曾在奥林匹亚赢得了战车比赛的胜利。根据另一则有趣的轶事，麦加克勒斯将自己的富有归功于吕底亚国王，为了表示感谢，国王承诺“他可以把尽可能多的黄金带在身上”。麦加克勒斯把黄金塞进束腰外衣、宽口靴和嘴里，甚至他的头发里都是金粉，在这则轶事中，“他可以像任何东西，但就是不像人”。吕底亚国王发现了滑稽可笑的麦加克勒斯，便给了他更多的黄金。西锡安僭主克里斯提尼已经在希腊人中找到了最佳人选，但另一个求婚者希波克莱德斯（Hippocleides）差一点凭借政治关系胜出，原来他与科林斯僭主是亲戚。

在联系紧密的城邦中，人们可以参与政治活动并做出决定，也可以担任官职。与此不同，在泛希腊社会的广阔空间中，他们成为了更大社会的一部分，自由且不局限于友谊。在城邦中政治可能非常重要，但在别处出现在观众面前的人自己也是一名听众。在城邦中，人们要面对中下层阶级，但在国外，人们与其他城邦的贵族以及竞争对手生活在一起。人们要想引人注意，除了通过为城邦发展做出政治贡献外，也可以靠体育竞赛获胜、挥霍、冒险、放纵和炫富（尤其是养马），还有美丽和优雅。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提升高尚的品质和综合素质，而二者又是良好品格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是，冒着简单化和过度泛化的风险，壮观的场面而非政治占据了中心舞台。

当然，突破地域限制的友情也能对政治产生局部影响。城邦世界纵横交错的关系网和宾客促进了城邦之间的外交往来。当城邦内部的争斗愈演愈烈时，越来越多的流放者和避难者在当地主人的帮助下，迫使自己的家乡做出妥协，得以重返家园。我们知道，公元前6世纪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图在其他城市的协助下，返回雅典执掌政权。曾经当阿戈斯城拒绝了厄吉那岛的这种请求时，阿戈斯贵族私自采取行动支持厄吉那人。共同体竭力阻止成员之间发动战争，并且有责任为成员间的互相伤害负责，但他们似乎将这种责任当成了发动战争以及获取完全控制权的手段。

泛希腊社会在巩固城邦世界方面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一时还难以估量。给城市施压让它们保持必要的适度就能化解古风时期的危机吗？正如荷马史诗中特勒马库斯认为的，人们应该为那些容忍不公正行为的邻居们感到羞耻。但这种情况如何才能改变呢？对于相互敌对的势力或实行铁拳统治的僭主们，民众的反对很难发挥作用，更不必说其他城市的反对了。如果几个党派出现分歧，那么来自外部的支持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或许有更多的正义党派能做出公正判断，知道什么能被接受，什么不可以接受，这种情况经过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吗？毕竟，当流放者和避难者突然出现在家门口时，共同体会遭到来自外部的攻击。

为了各自的自主权，城邦之间会保持密切联系，而广大民众必须关注公正和秩序问题，当公民无法和平共处时，问题就出现了，《伊利亚特》对此有生动的描述。在呼唤法则的过程中，人们不会抛开自己对家乡的看法。相反人们会环顾四周，看看别人都做了什么以及是如何做的，因此普遍行为很容易被认为是常规做法。

当形势变得愈加岌岌可危时，希腊就成为了制度创新的实验田，人们需要将自己的习俗与他人的进行比较，然后再跟另外一些人的比较。为何在一个地方能发挥作用的东西，到了别处就不管用了呢？人们寻求和提出建议，并请求国外的调停者协助解决国内的严重冲突。然而，在面对个别城邦内部的众多冲突时，泛希腊社会将就如何在维护和平共处的基础上确保最大程度的自由达成共识，难道这就可以避免冲突了吗？公众中有政治经验者，他们之间的议论不会产生对政治的洞察力吗？在人们想要制定法律之前，他们仍然需要发现和明确什么是正确的。此外，面对众多冲突带来的破坏，以及普遍存在的经济困苦，当务之急就是恢复以前的社会秩序（最多就是进行一些修改）。正如某些明显和既定的事情，如果僭主从未成功建立自己的长久统治，那么没有经历僭主（不再或没有）统治的城市是不是更加令人鼓舞呢？对公正秩序和中庸之道的探索，必定与找寻政治法规和宇宙法则产生了共鸣。泛希腊社会很可能成为一个时代政治思想的主要来源，这种政治思想经常关注于发现第三种立场或者一种普遍被冲突双方接受的中间道路。

当城邦间相互打交道时，“希腊人的习俗”也被保存下来。协议必须可靠，而且只限于突袭远征和战争暴力。对于什么可以接受、什么与城邦无关的认识肯定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希腊人的方阵战术很可能就是满足这种需求的一个实例。希腊人的共性——虽然许多希腊城市被允许彼此发动战争，而不被视为内战（只发生在公元前4世纪）——至少避免了摧毁城市等过激行为。城邦的多样性和数量众多也是希腊世界需要保持的特色之一。战争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大希腊共同体的形成。

如果希腊文化的发展正走向一个特定的方向，那么泛希腊进程观念的形成以及心态变化肯定是围绕着驱动力而进行，而这些驱动力是建立在城邦共同商定和相互交流的基础上。总之，希腊早期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不仅有众多小规模的城邦，还有泛希腊背景下的共同基础。

泛希腊社会不以政治统一为标志，甚至恰好与之相反，因此希腊人的性格发展趋势和社会兴盛的原因就在于布克哈特和尼采认为的“竞争的冲动”。当有人对此提出合理反对意见时，也反映出希腊人的特征。当然，体育和竞赛也存在于其他文化中。古代埃及法老阿蒙霍特普二世（Amenophis II）夸口说，他的骑术和跑步无人能比。英戈马·维勒（Ingomar Weiler）认为：“从人们与生俱来的气质中可以判断出一个人的竞赛实力。”有充分证据表明，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其他所谓的“原始民族”文化中，也存在这种气质，甚至还有迹象表明，参赛者像希腊人一样裸体参加比赛。但希腊人的许多竞赛都是按照自己的方式举行，它们是独一无二的。希腊人的竞赛奉行公开、公平的原则，所有人无论高低贵贱都有机会参加比赛，但埃及国王参与的比赛就不同了，如果他们真的参与的话。值得注意的是，希腊人在城市间、中心广场或体育馆和健身房举行的体育赛事都是在公众面前进行的。泛希腊赛会的获胜者赢得了无上的荣誉，回到家乡后也受到了最高礼遇。他们享有很多殊荣，由于从通常的城门入口进城被认为有损获胜者的尊严，于是他们的家乡有时甚至会拆毁城墙，专门修建一个特殊入口。在雅典，他们可以享受国家供奉的最高礼遇，每天到旧市政厅（普吕坦内安）的国宴厅就餐，而那里是政府首脑和官员们的聚集地。到了公元前500年，像色诺芬尼（Xenophanes）这样的知识分子开始嘲笑人们对运动会的过度重视，他认为体育运动对城市的用处不大，它的作用远不是人们所想的那样。

在宗教节日中融入竞争的元素被视为希腊人的特色。运动竞赛和表演比赛都是为了敬神和愉悦神，而表演比赛由几个歌队参与。表演比赛甚至还有预赛，以此选拔出最终进入决赛的参赛者。许多歌曲以及后来的悲剧和喜剧都是为特定场合创作的，因此每次表演都被寄予厚望，希望以此来激发他人使其提升至更高水平，这倒是符合赫西俄德对厄里斯（Eris）的看法，认为她有提倡竞争的积极方面，在此状态下是一位“好”女神。不管怎样，体育运动对希腊雕像中的男子形象的塑造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这是希腊人的典型特征。青年雕像往往都是漂亮的裸体男子形象，他们神态宁静、体魄强健，超越了任何阶层。他们只代表自己，是理想的年轻人的最好典范，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意义甚至超过了国王或者官员。

希腊社会处处充满了争论。在日常生活中，公民们经常聚集在广场，他们很少关注客观问题的讨论，于是广场更多地成为决定个人地位的舞台。在典型的希腊酒宴中，人们会选一个主题进行讨论或者对诗歌进行阐述，这样他们就会发现谁最善于阐释。同样，希罗多德在描述希波战争时，一定会提到最勇敢的士兵乃至最漂亮的士兵。在累斯博斯岛的宙斯、赫拉和狄奥尼索斯圣地，一场年轻妇女的选美比赛正在举行。希腊人启用了一套复杂程序来选拔最优秀的人，如最杰出的雕塑家或在对波斯人的战斗中最卓越的将军。他们发动战争更多的是出于竞争心理，而不是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所说的战争就是依仗权势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敌人（倘若那时这种意志真的存在）。这种趋势已经出现在荷马史诗中，诗人详述了英雄们的卓越（aristeia），他们的战绩远远超出了他人。希腊人经常喜欢与他人进行比较，这很可能是他们专心致力于社会生活的结果。更确切地说，它很可能是由被期望得到良好发展的人们（友好或敌对的）之间的相互影响引发的，这一事实是基于平等的原则（无论多大范围），而不是等级制度或社会功能分割的社会中的优越或者自卑，无论是城邦还是泛希腊领域都是如此。

此外，竞争的冲动尤其在古风时期是以个人野心的增强为特点，反过来这可能关系到希腊人对自主权的信心。换句话说，希腊人相对薄弱的社会关系是鼓励竞争的主要因素。我们能够区分出渴望胜过别人与渴望统治别人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异，但在许多领域二者就是同义词。掌控权力或导致僭主统治的权力斗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竞争，但是竞赛中的胜利与获得并维护政治统治还是有差别的。

希腊贵族的强大只限于本城邦相对狭小的范围，但在泛希腊的公共领域面对不同观众时，他们只能尽力做到最好（无论面对怎样的竞争规则）。

事实上，希腊人对待权力的方式对于理解竞争的冲动非常关键。有更多的证据表明，尽管希腊人经常处于无约束的斗争中，但他们通常不会把权力强加到自己身上。他们很难提供各类服务，因为那需要建立与他人的责任关系，保持活力和组织，以及不断证明和重建自己的权力。用席勒的话说，他们藐视“那些必须忍受和服从的约束，而日后他们很有可能定下这些约束”。个人独立与自给自足的愿望成为两部分人具备的特质，一部分人可能被他人所控制，另一部分人很可能建立起自己的统治。在人际关系很难形成的地方，每个人首先是直接和（至少是观念上的）平等地自谋生计，于是竞争的概念一次又一次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由此可见，希腊人之间的联系方式是非常独特的。当主要派系间的斗争进入紧要关头时，危机可能会破坏这种相互作用，但那只是暂时的。因此，当更广泛阶层的成员寻求更加重要的政治地位时，他们更关心在城市中可谋取的地位，却很少关注通过获取权力来实现自己（如物质方面）的利益。

有些学者提出，这个时期希腊人的道德观念更倾向于竞争（好斗）而不是合作。因此，当事情发展到关键时刻时，斗争的强度就会突然增强。与此同时，从长远来看有许多力量和野心转向了纯竞争领域。竞争的冲动不仅能缓解压力，而且还使得希腊人在许多方面能够和平共处。

图7 阿纳维索斯的青年男子雕像。雕像下面的碑文：伫立在罗伊索斯墓前哀悼这位在战斗中阵亡的年轻人。（约前530年）

16 城邦的差异：
斯巴达和其他城市

希腊人的特质表现为政治领域的制度多样化。不是所有的希腊人都生活在城邦中，如希腊西部还存在一些部落。此外，在数百个大大小小的城邦中，有许多城邦只存在于自己的小世界中。我们对这些部落或者城邦的了解并不多。相比之下，其他共同体经历了一个快速变化的过程，虽然具有共性，但是每个共同体的发展都是独特的。

斯巴达是一个特例。斯巴达人的祖先创立和确定了这个群体，他们从北部南下侵入拉哥尼亚（Laconia），或者更确切地说占据了欧罗塔斯（Eurotas）河谷的大部分地区。他们奴役当地的原始居民，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其他许多地方，如阿戈斯和塞萨利（Thessalia）。

公元前8世纪末希腊开始了大规模的海外殖民运动，斯巴达征服了富饶的邻邦美塞尼亚，把没有逃走的当地居民变成奴隶。于是，斯巴达控制了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三分之一，然而事实证明斯巴达的统治并不稳固。公元前7世纪下半叶，美塞尼亚人不堪忍受斯巴达人的奴役，发动了起义，在经历了伤亡惨重的长期战争之后，美塞尼亚人被再次奴役。这就是我们所知的斯巴达早期历史。当然，历史记录有时也是不可信的，最初虽然斯巴达人遵循了希腊的文化习俗，但后来肯定发生了严重的内部冲突和一系列根本性改革，其目的就是为了结束内部斗争和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此时，斯巴达在希腊世界占据了主导地位，但这种情况从公元前6世纪中期开始发生了变化。

斯巴达在征服美塞尼亚后一直处于一种异常状态，这对它之后的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拉哥尼亚尤其是美塞尼亚的原始居民，虽然现在作为希洛人被奴役，但他们仍保持着相对紧密的联系。他们和其他城市中的奴隶不同，奴隶通常人数较多，多年来一直在奴隶市场进行买卖，这些奴隶由于出身、能力和地位各不相同，因此无法联合起来采取行动或者举行暴动。但是希洛人由于长期的共同生活，形成了相对同类的群体。虽然他们被分给斯巴达公民为其耕种农田，但是他们不属于公民个人所有，而是城邦的公有财产。斯巴达人每年都会对希洛人宣战，他们可以随意杀死希洛人，而不触犯任何宗教禁忌。斯巴达青年也对希洛人进行暗中监视、袭击和抢劫，有时甚至会杀害他们。斯巴达人扩展了古老的入会习俗，增设了像秘密警察一样的精英团队。虽然希洛人处于斯巴达人的长期监视中，但斯巴达人随时面临着暴动的威胁，因此为了确保自身的安全，斯巴达人要大力发展军事力量。

关于斯巴达人的家庭生活，我们知之甚少，不过日常家庭生活肯定是由妇女们打理，有时她们可能会安排一些希洛人监督他人。希洛人在战时会跟随主人参战，担任轻装步兵。公元前5世纪，斯巴达人甚至在希洛人中招募重装步兵，后来这些人获得了自由，有的还被赋予了公民权。当然，希洛人也是有差别的，或至少斯巴达人对他们寄予了不同的期望。进一步来说，拉哥尼亚希洛人的经济状况略好于美塞尼亚的希洛人，虽然据说前者“喜欢腐蚀训练不精的斯巴达人”。

庇里阿西人（perioeci）居住在斯巴达城周边的山区和沿海一带，他们通常不对斯巴达人构成威胁。他们可以经营自己的事业，但需要交税和服兵役，同时还要保护斯巴达边界的安全，但他们并不是统治阶级。

然而，早期的斯巴达肯定经历了一些必要的变革，到了公元前6世纪，斯巴达人的生活变得极其严酷。斯巴达公民拥有完全的公民权，他们居住在拉哥尼亚中心平原的五个相邻的简陋村庄里，这里就是斯巴达城。他们建立了独特的男子房间，让年纪在二十至三十岁的男性公民吃住在一起。他们可以花一晚的时间狩猎，却不可以与妻子共度良宵，因此他们只能偷偷地会见亲人。他们要时刻准备战斗。他们的日常生活主要包括参加训练、运动和狩猎，还有唱歌、跳舞和社交活动。品达非常赞赏斯巴达的长老议事会和青年投掷矛枪的本领——两者都很优秀，还有技艺精湛的舞者和庆祝节日的精神。斯巴达人似乎不太健谈，虽然他们的话语中明显充满了讥讽和智慧，但他们更喜欢“拉哥尼亚式”的简洁。

斯巴达青年是在同龄人的陪伴下长大的。当男孩长到七岁时，他们要离开自己的父母，接受“团队”教育。他们所受的教育非常严酷，目的就是训练他们对冷热、鞭打和各种痛苦的忍耐力。此外，他们也学习读写。所有训练的目的就是要为城邦培养出勇敢的战士。斯巴达人的教育不涉及个人自主权，而是让人们学会个人服从整体，因此其影响非常深远。顺便提一下，斯巴达女孩也要接受军事训练，这样她们就可以为城邦做出应有的贡献，如生育体魄强健的孩子。与希腊其他地方不同，斯巴达女孩也参与体育运动，这就是她们所受教育的一部分，而且跟男孩一样，她们也是裸体参赛。

虽然年长的斯巴达公民可以在自己家里过夜，但他们三十岁之后仍要服从城邦的需要，坚持训练、参与运动和社交活动。亚里士多德说，斯巴达是唯一出于战争需要而对重装步兵进行系统训练的城邦。依照习俗，年长的斯巴达公民可以和年轻人建立一种亲密关系，他们可以并肩作战，相互激励。不管怎样，有同龄人陪伴的生活可能比乡村生活更有趣和好玩。

与希腊其他城市相比，斯巴达妇女享有极不寻常的独立，甚至可以任意放纵自己，即使犯下通奸罪行也不会受到惩罚。她们衣着暴露，据说还喜欢卖弄大腿。至少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她们拥有大片的土地，可以由子孙继承。

最初，每位斯巴达公民都拥有一份土地，而且城邦并不缺乏土地。但继承制的实行改变了财富的分配状况，有些人由于极度贫困无法缴纳共餐的份额，因此被剥夺了完全的公民权，再加上战争中的死亡人数，这意味着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拥有完全公民权的人数会大幅下降。公元前6世纪斯巴达约有一万公民，到了公元前5世纪公民人数已经降至八千人，而到了世纪末则只剩下约三千人。与公民人数的锐减相比，婴孩的出生率似乎并没有提高，这难道是斯巴达妇女权力较高的后果吗？我们发现，公元前4世纪的斯巴达为妇女所统治。我们无法理解斯巴达人不愿或至少不能应对这种趋势的情况，但是斯巴达人采取的必要措施肯定会侵犯到公民的身份和权利。

虽然我们了解不多，但是斯巴达呈现出的发展趋势是其他希腊人达不到的。许多事情的发展是不能脱离其他希腊群体而存在的，但斯巴达人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例外。斯巴达尽量保持与外界隔绝，公民未经允许不能离开斯巴达，而外人则经常会遭到驱逐。值得注意的是，斯巴达人把笨重的铁锭作为钱币，每次用钱时都需要出动一辆小型四轮马车。

斯巴达人将自己的历史追溯到立法者莱库古（Lycurgus），他们相信他从德尔斐得到了神谕，在历史上这被认为是神的命令，会受到古老习俗的保护。斯巴达人忠于自己的虔诚和正确方法，并严格遵照执行。在许多著名的例子中，斯巴达军队在面对紧急情况时也不能离开城市，因为按照风俗他们要在特别的日子举行祭祀阿波罗神的卡尔涅亚节（the festival of Apollo Carneius）。

在现存最古老的希腊宪法中，“大公约”（Great Rhetra）被认为是莱库古在公元前7世纪上半期实行的一项改革。这是一项针对政治制度的改革，但我们很难看出它在实践中是如何运作的。斯巴达是唯一实行双王制的希腊城邦，双王出身于斯巴达的两个王族，任职终身，可以世袭。它的最高权力机关是长老议事会，由两位国王和28位年逾六十岁的长者组成，他们任职终身，由公民大会通过推举和呼声的奇特组合选举产生。通常情况下，呼声是对单一候选人的认可，但斯巴达是要在几个候选人中做出抉择，赢得最大呼声者“当选”。在城市广场的一端，一些被选定的裁判快步走进一间屋子，在那里他们看不见别人，却能听到会议中的呼声。他们不知道候选人将以怎样的顺序出现在公民大会面前，很可能在此之前由抽签决定，裁判者记录下每次呼声高低的情况，并依此做出公正判断。这时裁判者的能力和果断显得非常关键，因为他们要快速做出选择，而不是像其他地方那样依据大多数人的投票而定。

如同后来的“公民大会”，这个“长老议事会”的成员可以直接选举产生，而当选者任职终身。此外，他们的最低年龄要求非常高，并且议事会成员人数很少。显然，这样做的目的是尽可能将经验、权力和行动能力集中在议事会，确切地说是长老议事会。我们不知道斯巴达是否有最负盛名的家族，是否他们的成员在选举中占有优势，后来的证据表明，斯巴达人认为他们享有平等权（homoioi，字面意思是同等地位的人），他们很可能在更早时期便形成了这个自我概念。平等观念适应了公元前7世纪斯巴达人重新分配土地的需求。（斯巴达人征服美塞尼亚之后，这个观点变得毫无意义。）另一方面，斯巴达的贵族寡头政治很可能在当时就建立了。

正如我们在“大公约”中所看到的，斯巴达公民大会可以在国王和议事会不同意的情况下拥有最终决定权（kratos）。然而，公民大会中的普通公民既不能发言也不能提议，他们只能“直截了当地回答”，表决形式在一般情况下仍然是呼喊。“大公约”规定，不允许做出“不正当决议”，否则会议有权宣布决议无效。

随着公民大会权力的扩大，五监察官（ephors）出现了，他们的任期为一年，但“大公约”中没有提及。无论最初设立该官职的目的是什么，五监察官逐渐取代国王成为公民大会的主持者。我们不知道他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行动一致，或他们是否会彼此制约。不管怎样，他们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在公元前6世纪中期，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斯巴达的政策。国王和监察官每月交换誓言，只要国王遵照法律行使权力，监察官就会维护国王的权威。在每年任职结束时，五监察官将向公民大会汇报工作。顺便说一句，国王在外交领域享有较高的自主权，如他们能动员盟国发动私人战争。

斯巴达的政治行为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固定原则，服从和关注共同利益限制了斯巴达人的行为空间，而这些比城市的政治机构更重要。一般来说，斯巴达人很少有机会发展独立观点，因为人们会同意任何明确的观点，尤其是领导者的观点。人们按照自己认可的方式做事，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种方式会被所有其他人接受。由于领导者们已经消除了意见分歧，因此共识使一切变得相对容易。斯巴达人似乎不太重视辩论，因为当演讲者发表演讲时，人们经常是听着后面的忘记前面的。

斯巴达人不仅在希腊人中赢得了极佳的声誉，并且成为首屈一指的城邦，被称为希腊的守护者和拥护者。斯巴达拥有全希腊最强大的陆军，这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军队。正是由于在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中遭遇的困境，斯巴达人实行了最严格的纪律，过去备受人们推崇的个人英雄主义，现在却不为人们所接受。重装步兵们责任重大，他们要为城邦而战，并且他们坚信，要么带着盾牌胜利归来，要么战死沙场躺在上面回来。在联系紧密的斯巴达人中，决不允许胆小怯懦者存在。

面对希洛人的长期威胁，斯巴达不得不与许多邻邦建立稳定的同盟关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伯罗奔尼撒同盟”。斯巴达进一步扩大了对外交往，它的保守性使它与许多城邦建立了梦寐以求的同盟。总的来说，斯巴达适度地使用了它的权力。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斯巴达人仍固守着自己的传统，不思变革。他们之所以非常重视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应该是与他们的身份有关，如由于战争中的英勇，斯巴达人从未学着围困敌人的城池，因为这违背了他们的本性。

作为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最大的竞争对手，阿戈斯在国王斐冬（Pheidon）统治下，从公元前8世纪中期开始对外扩张，并在较短时间内统治了大片的领土，但它的政治势力没有扩展到伯罗奔尼撒半岛以外，而且它始终注视着邻邦斯巴达的动向，但与其的一系列战争都失败了。

还有一些城市从众多城市中脱颖而出，成为贸易中心、殖民扩张的发源地和特殊手工技术的专家，当然它们也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这些城市是优卑亚岛的卡尔基斯和埃瑞特里亚，科林斯、“迷人的沿海大都市”米利都，以及位于小亚细亚西海岸非常活跃的小城福西亚。在米利都的领导下，小亚细亚的希腊城市在埃及建立了瑙克拉提斯（Naucratis），那里很快变成了繁荣的商业中心。米利都和福西亚还建立了许多沿海前哨，因为按照总体规划，它们要控制并占领很长的海岸线。

厄吉那岛“因战舰而出名”，它拥有的强大舰队不止一次出现在阿提卡沿海，因为从那里就可以登上希腊大陆。正因为如此，厄吉那一直被雅典人觊觎。由于岛上缺乏肥沃的土地，厄吉那的显贵在无法发展农业的情况下，转而发展贸易和从事海上劫掠，有历史记录表明，他们因此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是在家中他们过着典型的贵族生活。

麦加拉的情况有所不同，当它的一部分肥沃土地被科林斯夺走之后，它开始频繁地海外殖民探险。麦加拉经常受到科林斯和雅典的欺压，开始它连小小的科林斯都打不过，不过在与雅典的一次战斗中，麦加拉打败了雅典，夺取了萨拉米岛，此后的数十年间一直控制着这座备受争议的小岛。

开俄斯以商业贸易著名，它的居民被认为是最早输入奴隶的希腊人。公元前6世纪中期的一段铭文证实，广大公民享有参与政治决策的权利，这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再往南就是萨摩斯岛，据希罗多德记载，它拥有三处全希腊最著名的建筑，堪称奇迹。第一处是赫拉圣地，萨摩斯居民用了大约两个世纪的时间依次建造了四座神庙，它们是当时最大最辉煌的建筑；著名僭主波利克拉底统治时期，建造的神庙高约二十米。第二处是沟渠，那是工程师埃乌帕里诺司（Eupalinus）设计挖掘的一条长约一千多米的隧道，它从城市背后穿山而过。第三处是保卫城市海港的巨大防波堤。萨摩斯也建立了一支强大的舰队，正是凭借这支舰队，僭主波利克拉底统治了爱琴海的部分地区。

于是，财富和知识不可避免地在一些地区集聚，最显著的就是游客众多的港口城市，那里的居民比别处的人们更加灵活和开放。尽管如此，它们也具有某些独特性，如我们不知道累斯博斯岛为何会成为抒情诗歌的中心，或者为何早期希腊哲学，如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米尼（Anaximenes）的思想会发源于米利都。米利都可能是最早学习东方科学知识的希腊城市，希腊的早期哲学家就是受到了这些知识的激励，并应用了它的成果。或许这是独特的群集现象，米利都与东方文化邂逅的时间和程度，或者大量不同背景的人们汇聚于此的事实，远远超过了任何其他地方。或者恰是商业城市的规模、能力、自信和吸引力使得早期希腊科学与哲学在这里繁荣。另一位著名学者赫卡泰乌斯是一位著名的地理学家，他也来自米利都。令人称奇的是，其他的早期希腊哲学家也来自小亚细亚西海岸，如以弗所、萨摩斯和科洛丰等，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移居到意大利。不管怎样，类似的事情没有最先出现在希腊大陆。

图8 出自阿戈斯的头盔和胸甲（约前720年）

总之，希腊城邦以各种不同的速度发展着。公元前7世纪中期，科林斯的发展远远超过了大多数的希腊城市，卡尔基斯和米利都也都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总的来说，城市发展到顶峰的独特经历，一旦经历就不会重演。

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城市间的差异，它们都可以体现在方言、发饰、服装和首饰等方面——可能超出了实际情况——因此人们能够更好地做出区分。由于殖民地的居民来自不同的城市，因此情况比较复杂，有时很难保持有序的共处。

公元前7世纪的雅典没有准确的史料记载，但在接下来的世纪中，历史开始变得慢慢清晰起来。雅典是当之无愧的艺术中心，尤其是在彩陶方面。雅典非常富有，而且商业贸易发达。作为希腊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城邦，雅典似乎并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因为它竟然在与人口只有其六分之一的麦加拉的战斗中失利了。究竟是何原因导致了雅典的失败，是因为领导集团对此次行动的草率决策，还是雅典国内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分歧，无法有效地调动军事力量，又或者是雅典丧失了能力和缺乏专家？很显然，雅典偏离了希腊城邦面对面的社会发展模式，其程度远远超过了阿戈斯、科林斯或者米利都。又或者是国内的紧张局势阻挡了雅典成功的脚步？

图9 萨摩斯岛上的埃乌帕里诺司隧道和沟渠

在众多的海外殖民地中，西西里和南意大利的殖民地登上了历史的中心舞台。由于拥有大片的肥沃土地，那里成为了富庶之地。贸易收益也极其重要，尤其是在叙拉古、塔伦图姆（塔兰托）或锡巴里斯的贸易收入。锡巴里斯是控制塔兰托湾和第勒尼安海（Tyrrhenian Sea）之间陆路交通的最后一站，那里的居民因奢靡的生活而著名，公元前510年被对手克罗敦打败后，整个城市被夷为平地。

公元前6世纪末，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离开萨摩斯，定居在克罗敦，在那里他严格按照自己的哲学教义建立了（短期的）贵族统治。哲学家巴门尼德（Parmenides）定居在埃利亚（Elea），另一位哲学家来到了意大利南部殖民地。

许多西部城市花费巨资修建了宏大的城市广场，麦塔庞顿（Metapontum）甚至还为公民大会修建了专门的建筑。希腊本土很少出现征服战争，但在意大利希腊人有时会发动对其他希腊殖民地的征服战。城邦世界不仅会将一切团结起来，而且会限制本土的野心，但这件城邦的“紧身衣”不适于意大利殖民地。无论殖民者带来了家乡的何种习俗和期望，但他们的居住环境会呈现出全新的可能性。于是，不同的政治集团出现了，并且适时地为殖民地的希腊人创造了统治他人的机会，这一切的动力最初主要源于保护自己免受迦太基的威胁。

17 战争

荷马描写了希腊联军与遥远的特洛伊之间的十年战争，但人们一直把这场大战当做神话传说看待。阿喀琉斯宣称要退出特洛伊战争，他的理由揭示了希腊人发动战争的原因：“我到这里来参加战斗，并不是因为特洛伊枪兵得罪了我，他们没有错，须知他们没有牵走我的牛群，没有牵走我的马群，没有在弗提亚（Phthia）肥沃的土地上毁坏谷物。”

在希腊的早期历史中，人们经常与来自不同地方的掠夺者斗争，后来这种斗争愈发频繁，当然也有希腊人充当海盗劫掠别人。于是，被袭击者联合起来共同组建军队进行防御，他们向敌对的邻邦复仇并尽可能阻止他们的反击。攻击者来自很远的地方，他们经常乘船而来，很难被抓住或追击，因此即使在本土海域打击海盗也有困难。或许正是因为如此，据说伊塔卡人联合了对面大陆的西斯普洛替斯（Thesprotis）居民共同行动，但他们却伤害了一位同胞的感情（侵吞他的财产，资助塔普霍斯群岛的海盗攻击西斯普洛替斯人）。爱琴海沿岸的希腊城邦建立了海岸警卫队，他们似乎已经成功地遏制了海盗的劫掠行为，据历史记载科林斯人派出了海军巡逻队。虽然有史料显示，此时海盗已不再攻击希腊船舶，但他们一直在周边地区游荡，尤其是在第勒尼安海。

当一个城邦试图夺取另一城邦的土地时，武力冲突就出现了。恰如史诗所描述的，攻击者和防卫者会在战场上遭遇。在某些情况下，城市会被围攻和摧毁，居民被驱逐，如阿戈斯摧毁了位于阿戈斯湾的竞争对手阿西涅（Asine），但它的居民比较幸运，因为斯巴达人允许他们居住在自己的土地上。另外，那些被驱逐者通常变成了流亡者，四处流浪。哀歌体诗人提尔泰奥斯（Tyrtaeus）写道：“弃城而逃，抛下沃土，到处行乞最可哀，带着慈母、老父、稚子、爱妻四处流浪……遇到谁谁讨厌，可恨的贫困压迫他。”征服者通常会将被征服者中的妇女和孩子卖为奴隶。但城邦世界作为整体持久存在的事实表明，外来势力的破坏和吞并只是个例外，并不是普遍现象。

由于缺乏充分的证据，我们对于实际情况知道得并不多，甚至不能确定古风时期战争是否频繁。据说，德尔斐神谕规定，禁止同盟国成员毁坏城市或者切断被围攻城市的水源。

自古风时期以来，希腊最常见和典型的作战方式就是我们所谓的方阵战术。它在公元前7世纪被普遍运用，当两个城邦在收获季到来之前的初夏时节发生短暂冲突时，也会采用此战术。通常这些战争会以一场方阵的对决战定胜负，在全副武装的士兵方阵（紧密阵形）中，几个士兵互相攻击，最终控制战场者获胜。为了纪念胜利，表达对众神的感激，以及流血和杀戮之后的调解，胜利者会竖起一座胜利纪念碑。它象征着战争的转折点，因为此时敌人四散而逃，被缴获的武器整齐放在木桩上——这与猎人的行为有些类似，他们把猎物的皮毛、头骨和角挂在树上，象征性地恢复被捕杀的动物。通常情况征服者不能在战场以外追击被征服者，而后者可以要求死后被运回家乡。

开战的命令通常由传令官发出，战争经常以蹂躏敌人土地的突袭方式展开。此时，骑兵和轻装步兵各有战斗任务，他们会在最初冲突时参战，或者掩护军队侧翼。但是重装步兵才是军队的主力，他们携带一面圆盾，全身有胸甲、盔甲、护胫甲以及腰下的皮带保护。在开赴战场时，这些铠甲通常由随行奴隶保管。重装步兵的主要武器是坚实的长枪，此外他们还会携带一把短剑。

重装步兵需要自行准备武器装备（全副盔甲），由于部分武器由铁制成，因此要比早期的青铜武器便宜。许多农民为了购置全套甲胄而变得穷困，或者根本无法承受，尽管如此作战所需的全套甲胄成为引以为荣的资本。凡是身体健壮，能够配备武器装备的居民都有望参加战斗，纵然他只是一名轻装步兵。虽然只有斯巴达人对重装步兵进行了系统训练，但士兵们肯定接受了军事训练和军事演习。顺便说一句，身体训练是公民的个人责任。

重装步兵作战时必须严格遵守军纪。当方阵逐步向前推进时，士兵们要紧紧相依（位于右翼的士兵除外），因为每个重装步兵手中的盾牌只能保护自己的左半部，右半部则要靠右侧同伴手中的盾牌保护。每次开战前会向特定的神献祭（承诺有关的战利品），一旦仪式结束，战斗就开始了。先知们会查阅各种预兆（如果时间允许），将军们在对军队进行简短地告诫之后，长笛音乐和歌声响起，随后士兵们穿戴好盔甲，勇敢地向敌人发起进攻。与此同时，敌人的轻装步兵也会用弓箭、投枪和石块攻击方阵。

图10 全副武装的重装步兵（青铜雕像，约前500年，柏林州立文物博物馆）

图11 公元前650年基吉陶瓶上描绘的方阵（罗马朱利亚国立博物馆）

提尔泰奥斯是公元前7世纪的斯巴达诗人，他创作了许多诗歌，有一首诗中写到死亡避开了那些“不后退，相互支持，守住前线，与敌人开始搏斗的士兵”。这些战士的楷模，经常给士兵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战斗中绝不允许士兵投降或向前猛冲，否则队伍很容易被击破。士兵们要抑制内心的恐惧，表现出过人的勇气和胆识，以此相互激励。后排士兵向前施压，推动前排士兵前进。此外，希腊军队会根据公民的个人情况安排战友，两个并肩作战的士兵，如果他们没在战斗中牺牲，那么战斗结束后他们就会相互交往了。

当双方军队发生冲撞时，长枪能刺穿敌人的盾牌和铠甲。希腊人的铠甲无法对脖子或腹股沟起到保护作用，与剑客之间的决斗不同，在密集的方阵战中几乎无法避开或挡开敌人的打击。当前排士兵倒下了，后面一排的战士就要跨过尸体或者伤者补上前排的空缺。有时，交战双方的盾牌会卡在一起，只有战斗重新开始才能分开。战斗中双方士兵全部参加战斗，有时战斗会被分解为个人的决斗。当交战一方溃逃时，他们经常会把自己的盾牌丢弃——其他的铠甲不容易丢掉。有一个例子能说明这一点，战场上遗留的武器比尸体要多。当战败方出现溃逃之后，获胜方的轻装步兵和骑兵开始对他们进行追击，重装步兵由于身着笨重的铠甲，此时已是疲惫不堪，而在那个时候战斗的胜负早已成定局。

战胜方是否抢夺或者烧毁战败方的土地因事而异，但胜利者迟早会返回家乡收割庄稼。双方的献祭会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虽然割让土地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价值，并且几乎没有士兵从中获利，但是割让土地的协议还是要起草的。另一方面，现存的诗歌记录了战败城邦的悲伤，因为现在从广场就能看见城邦的边界了。有时，战败就象征着一种依附关系。和平通常都是暂时的，持续的时间五至三十年不等。双方尤其是战败方需要时间让年青一代生育后代，斯巴达人曾经让阿戈斯人遭受了巨大的损失，阿戈斯妇女为了生育后代不得不与奴隶交往。

据希罗多德记载，波斯将军玛尔多纽斯（Mardonius）对希腊人的战争惯例非常吃惊：“当他们彼此宣战后，竟然会选择在景色优美、地势平坦的土地上作战”，而不是双方都认为最难攻克的地方。于是，交战双方的伤亡率很高，战败方的伤亡更多。这就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希腊人为何不利用有利地势，为何他们不用伏兵发动突然袭击，或者从一开始就包围敌人，为何战斗完全专注于面对面的近身战？虽然希腊人有时也会用到这些战略，但并不常见。

当然，完全遵循战争规则的情况很少，比如规定战斗结束之后，战胜者不能追击战败者，如果真是如此，那就没有必要签署临时协议明确这一点了。当然，与此完全不同的战争类型也有，如在海外殖民时期与非希腊人的战争或者利用雇佣兵的战斗。公元前7世纪，为了镇压美塞尼亚人的暴动，巩固自己的统治，斯巴达人发动了对美塞尼亚的战争。提尔泰奥斯宣称，人们应该视生活为敌人，像欢迎阳光一般迎接悲惨的死亡命运。除了围攻和征服城市或港口的战争外，其他战争也偏离了常态，这当然取决于战争的目的。公元前5世纪早期，斯巴达国王克利奥米尼（Cleomenes）指挥斯巴达军队在阿戈斯人吃早饭时发动了突袭。阿戈斯人战败后，斯巴达人把残余的阿戈斯军队包围在森林中，为了诱使敌人出来，斯巴达人宣称已经有人为他们支付了赎金，他们可以走了。当余下的幸存者意识到这是斯巴达人诱杀他们的诡计时，他们拒绝离开森林，于是克利奥墨涅斯国王命令军队收集木材，放火烧毁森林。在佛西斯人（Phocians）和塞萨利人（Thessalians）发生的一场战斗中，佛西斯的六百勇士把自己的身体和铠甲全部涂上白色，趁着夜色向外突围，凡是与他们相遇、身上不能发出白光的人都被他们杀死了。据说，惊恐的塞萨利人在这场战斗中损失了四千人。

尽管如此，由于与希腊环境相适应，方阵战似乎已经成为希腊城市之间常用的作战方式。希腊人通常不喜欢征服战，或者让战火蔓延至邻邦，相反他们更喜欢依照明确的战争规则进行的短期战，因为那样能够展示他们的优势。这关乎相同条件下人们的荣誉问题，以及要像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一样证明自己的美德。提尔泰奥斯写道：“要在战争中证明自己的实力，就必须面对血腥和杀戮，与敌人展开近身肉搏。这是勇气，人类拥有的最好财富，这是年轻人赢得的最高奖赏。”提尔泰奥斯关于典范的描述，主要是为了激励斯巴达人克服面临的困难。但只有在较小范围内，这种典范才对希腊世界有效：“他倒下了，丢掉了美好的生命，为城邦、父亲、所有人赢得了荣誉，他的伤口在胸前，长枪刺穿盾牌，进而穿透了护胸甲。”

荷兰历史学家让·伊赞加（Jan Huizinga）认为，方阵战是“竞争的战争”。虽然战斗中充满了血腥甚至伤亡，但战争就是竞赛，因此交战双方有时会达成协议，分别从队伍中挑选出三百名士兵代表双方军队作战。这并不奇怪，因为希腊人非常熟悉“阿瑞斯的火爆脾气和带给人们的悲伤”（提尔泰奥斯）。但通常情况下，这些努力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无法提出最终的解决办法，整个军队仍然要面对面对决。

所有的重装步兵是否每次都能在战斗中发挥作用，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如果能够发挥作用，那么拥有人数优势的雅典应该所向披靡，而在与麦加拉的战争中，雅典很可能只派出了部分重装步兵参战。或者有别的方式可以弥补这些明显差异吗？

希腊人利用典型的方阵战，解决各种棘手问题，实现了对自治城邦生活的追求。公元前8世纪中期开始的海外殖民运动暂时缓解了爱琴海世界的压力，但为了确保数量众多、形式各异的小城邦的生存和发展，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如果个别城邦经常无情地利用军事优势拼杀到底，并且频繁发动对外征服，以及彻底消灭敌人，那么就需要对此提出质疑了。不知何故，希腊人似乎已经意识到这一点。

在城邦世界特定环境下出现的短暂而频繁的战争，包含了希腊人欲在军事实力方面彰显自己力量的愿望，并且他们正是通过强化这些风土民情实现了愿望。这些战争只有一个清晰的目标，那就是双方要分出胜负，但可怕的冲突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得到了大家的认同。除了一些罕见的情况外（如当一方挪走了胜利方的纪念碑，代之以自己的纪念碑时），这种战争的结果是无法改变的。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之后，战败者又能发动新的战争了。沃尔特·柏克尔特认为，希腊人的休战协定一般为五至三十年，其目的就是让每一代人都能参加战斗，维护城邦的团结。如果事情真是如此，那么方阵战对于巩固城邦世界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希腊人独特的竞争思考方式也在决定城邦之间的关系中发挥了作用。

据希罗多德记载，波斯将军玛尔多纽斯很难理解希腊人为何不能和平解决冲突的做法，尤其是所有希腊人都说同一语言以来。因此，历史学家强调，波斯人完全不能理解希腊人的性格，以及他们特殊的生活环境。事实证明，希腊人的作战方式可以有效地缓解城邦生存的压力，稳定城邦的发展。

方阵战术的确立对于许多城邦的内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不仅仅在于促进公民间的团结。尤其与妇女相比，男子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参与战斗的行为，进一步稳固了男子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方阵也蕴含了人人平等的思想（只要他们拥有适当的财富），毕竟方阵战没有为贵族们预留任何特殊任务。首先，当值的官员必须决定何时在何地开战，以及如果出现了暂时的不利征兆是否要停战几日。其次，他们要决定方阵中部及两翼的兵力部署。最后，他们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发表演讲激励和鼓舞士兵。提尔泰奥斯告诫士兵：“面对强敌勿恐惧，不要害怕，手持护盾，紧随前锋进攻。保持一颗勇敢的心，咬紧牙关，张开双腿，牢牢站稳。”但这样的最初决定和告诫就是由领导阶层做出的。在希腊城邦中，杰出公民拥有的平等就是并肩作战，虽然这种平等无法直接延伸至政治领域，但可以提升“中产阶级”的地位，以及经历了长期的过渡阶段之后，可以促进平等制度的出现，即希腊民主的先驱。

与此同时，希腊的公民观念融入了部分军事元素，重装步兵对希腊艺术中的男子形象产生了影响，艺术家们经常将重装步兵塑造或描绘为身穿铠甲手握盾牌和长枪的形象，要么就是裸体形象，以此强调他们的英雄气概，或者暗示重装步兵赛跑的训练以及赛跑比赛。对于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公民和重装步兵的平等发挥了重要作用，那时正是因为下层阶级全面参与了“激进的”民主，或者他们在战舰中充当划桨手，为城邦赢得了最辉煌的军事胜利。海战不是一对一的战斗，而是集体技能和技术的比赛，非公民也可以在战舰上服役。尽管取得了军事胜利，但这些新情况与城邦的传统观念发生了严重冲突，雅典人要从中得出全面的结论非常困难。“思想意识”当然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上层阶级的政治利益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与其他战斗类型一样，方阵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作战方式。由于当时的骑兵没有马鞍和马镫，因此方阵比骑兵更有优势。尽管我们从雅典僭主最后的日子中得知，一千名塞萨利骑兵击败了一支斯巴达重装步兵，但我们不清楚这支重装步兵的人数，以及他们是否有时间在战斗打响之前完成方阵的部署。毕竟，希腊方阵在马拉松战役中击败波斯军队绝非偶然。

在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中，斯巴达人最先大规模地展示了这种新战术的优势，并最终成功镇压了自公元前8世纪以来就被征服的美塞尼亚人的反叛。正是在战争期间，随着命运的起伏变化，提卡泰乌斯创作和吟诵了这些军事题材的诗歌。

修昔底德描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古风时期出现了一次大规模冲突，那是公元前700年卡尔基斯和埃瑞特里亚在优卑亚岛的一场战斗，双方对作战方式进行了限制。双方发生冲突的原因是争夺位于两座城市之间最富有和强大的利兰丁平原（Lelantine Plain），有许多城市参与了冲突：卡尔基斯与萨摩斯和塞萨利结盟，同时还得到了它在哈尔基季基的几个殖民地以及科林斯的支持；米利都可能与麦加拉、厄吉纳站在了埃瑞特里亚这边。双方达成协议，禁止使用像弓箭、投枪或者投石器一类的远程武器，此内容铭刻在了阿尔特弥斯圣地的一块石碑上。这场战争可能只发生了一次战斗，每年被重申一次，因而在子孙后代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我们不知道究竟哪方获得了胜利，但在此之后卡尔基斯和埃瑞特里亚就丧失了主要贸易中心的地位，看来战争使双方元气大伤。

图12 两艘希腊战船（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

修昔底德记载，公元前660年科林斯和克基拉岛（科孚岛）之间的海战是希腊的第一场大海战。另一场海战发生在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福西亚人移民到科西嘉岛，迦太基人和埃特鲁里亚人想终止福西亚人的海盗行为。公元前7世纪，三列桨战舰出现了，但多数由腓尼基人建造。据说，科林斯人是希腊人中最早建造这种战舰的，每艘战舰拥有三层桨手，一半桨手前后相邻，一半桨手上下错开。这种设计可以让桨手们迸发出瞬时的爆发力，而且便于操作。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萨摩斯和纳克索斯的僭主波利克拉底控制了海洋。我们不知道这在多大程度上属于海军的胜利，但似乎武力和暴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希罗多德在公元前5世纪的最后三十年写道：“没有人愚蠢到喜欢战争而不是和平，战争中不是儿子埋葬自己的父亲，而是父亲埋葬自己的儿子。”早在几十年前，品达吟唱：“未经历战争之人，总会对战争抱有憧憬，凡是经历战争者，内心却充满了恐惧。”荷马史诗中的哀歌有着同样的语气。然而，这些深刻见解对于战争的亲历者用处不大，因为他们参与的可能是防御战，或者攻击战，又或者只是与竞争对手之间的实力较量。虽然希腊人知道战争是一种罪恶，但由于战争无法避免，而且已被理所当然地视为生活的一部分，因此他们仍然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煽动和发动战争。纵观世界历史，战争与其他许多罪恶一样。我们可以从中汲取的经验教训是，轻微的战争创伤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消逝。

18 城邦结构：
公共领域和机构

在克里特岛的希腊小城德列罗斯（Dreros），一块公元前600年的铭文证实了“城邦”制定的法令。那时，城邦一词已经成为国家的代名词，但是法律的制定通常由公民大会负责。城邦间达成的协议通常不会单独提及某个城市的名字（如雅典），但会提到赞成协议的全体公民（如雅典人）。

根据亚里士多德所说，城市就是公民集体，公民参与城邦活动，实际就是城邦的股东。就像狩猎和战争中获得战利品一样，城邦会将收入的盈余在公民们中进行分配，因此公民们通常在盛大节日时聚在一起，共同享用祭祀动物的肉。正如亚里士多德后来的解释，允许人们参政无论是优势还是劣势，只要存在平等（在民主制下），所有公民就会轮流平等地参与政治。个人的政治参与程度表明了他们对于城邦的意义。

如果财产所有者的小团体与其他类似的小团体比邻而居，那么为了保持政治独立，他们不仅要保持明确的距离和特点，而且要发展一种归属感（或者意识），差不多就是一种亲属关系，因此他们的团结直接源于成员本身，而不是因为国王或者国王的化身。

这些团体有着高度的开放性和严格的排外性，这个看似荒谬的组合反映出他们的家族特征。如同每个家庭居于中心位置的灶台，城邦通常坐落于政府大楼中，城邦的最高官员在那里进餐，有时他们还会与尊贵的宾客或者外国使节一起用膳。从某种意义上，整个团体在一起用餐，他们甚至还拥有一个特殊的灶神赫斯提亚（Hestia）。

如果城邦直接由全体公民组成，那么他们组成的群体与个体家庭是有区别的。个体家庭是个人的领域，独立的基础。男人是一家之主，家是工作和生活的地方，由于通常以经营农业为主，因此房产是家庭的一部分。家也是妇女们的地盘，她们在那里出生、成长和教育自己的孩子，据说许多童话故事就是在那里代代相传的。妇女也在自己的家里劳动，如织布。佣人、女仆和后来的奴隶也属于家庭所有，而不是城邦所有。

在公共领域，共同体的范畴可以延伸至个体的四邻八舍之外，而且每位公民都是其中一员。公共领域是自由者的舞台，它的建立进一步加深了社会两性的分工，而妇女们无权参与广场的政治讨论。城邦对内外部事务做了明确区分。

如果家中的男主人想使城邦具体化，那么作为拥有健全人格的独立人，他们就必须表现出高度的参与性。他们可以参与竞争，充当议事会成员，协助做出决定，以及平衡各方利益。另一方面，政治活动只能代表人们共同生活的一个方面。作为一个政治团体，城邦的功能就是在公民中建立团体。

这种情况在城市的中心广场变成了现实。每日清晨，男人们在此碰面——城邦越大，上层阶级的成员比例也就越大。对希腊人而言，早上就是“广场上聚满人的时间”。界石将此处划定为公共场所，其中一部分作为舞台前的半圆形合唱队席，是一个可以跳舞和用于其他演出的地方，有时临时或者永久地充当观众的站席。这里也是竞赛场地，赛道的长度是两头骡子不停歇地犁地所能犁出来的长度。公民大会在广场召开，议事会也在这里举行。有时在“神圣的包厢”中，“光滑的石头”成为长者们的舒适座椅，以此彰显他们的地位。后来，那里又修建了召开议事会和市政官员办公的场所。

广场是人们了解最新消息的地方，在那里人们深刻感受到“自己已经成为它的一部分”，他们可以自由地讨论城邦事务，随意地议论别人。布克哈特将此描述为：“人们站在四周，一起散步，做买卖，聊天并愉快地消磨时间。”人们可以随时加入聊天。

奥德修斯不仅善于辩论，而且作战英勇。荷马认为，决策智慧等同于战斗能力，无论是在议事会、公民大会或者广场上不同人群的讨论中，这就是辩论能力的有力证明。根据布克哈特所说，如果没有交谈的中心地位，我们将很难想象希腊文化的思想发展。广场和宴饮是男人们交谈的两个主要场所，后者是男人们的另一个聚会场所，在私人住宅举行，范围较小。

演讲和交谈是个人能力的自我展示，因而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和钦佩。由于这些都是可以学习的，因此广场成为男人们练习这些技能的地方，同时也成为人们学习如何行走、移动和控制自己身体的学校。

广场也是举行各种竞赛的地方：判断谁能做出最公正的判决，哪些公民组成了最好的委员会并进行了调停，节日中的歌队比赛，以及经过各处训练的运动员之间的比赛（在为他们修建体育馆和健身房之前）。在长者们的注视下，年轻人在广场上慢慢长大，他们之间的地位差别逐渐显现出来。长者们非常留意这些年轻人的个人发展，关注他们的社会地位，他们的动作是否优雅，穿着是否得体，形象是否“美丽”。在那里，人们需要处理的公务很少，只要依据客观标准就能做出决定，因而个人因素非常重要。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已经说得非常清楚，尽管不是每个人都擅长所有的事情，但人们仍然会在尽可能多的方面去尝试。

尽管自由比较盛行，但为了维持这样的自由，必须制定约束公众行为的规则，让人们遵照执行。公元前6世纪，麦加拉诗人忒奥格尼斯写道：“请不要表露出遭受的打击有多严重，因为一旦显示出打击的力量，你将会处于危险之中。”不要指望这样会获取别人的同情。除了实际考虑，这也涉及到风格问题。品达警告道：“不要让外人知道我们遇到的麻烦”，并告诫说：“我们拥有的美丽或者快乐，应该展示给所有人看。”这种文化不赞成公开披露私人问题，尤其是个人遭受的痛苦。当高尚的人积极地展示出什么是美时，品达称他们为“不能有尊严地承受痛苦的傻瓜”。

众多的不同观点在广场产生，随之出现的还有一些批评意见。然而，乡下人通过训诫诗歌表达的关注与城区广场上人们所关注的重点不同。“城市中的火焰”就是赫西俄德描述的不公正判决带来的后果。当事情到了紧要关头，不赞成的呼声会越来越高，导致了与对手之间的竞争，以及直接对抗的爆发。如果公民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那么广场上团体之间的分离就变得非常明显。

这也就意味着希腊人不得不通过发展许多技能来达成妥协与和解，这种才能被证明在公共领域非常有效。荷马认为，在武士的世界中，凡是在公民大会中有出众表现者，他们在广场上肯定不只是做出决定这么简单，还要积极参与问题讨论才行。

然而，即使所有男子为期望促成某些事情达成协议，那么这个任务也只能由少数杰出人物来完成。在《伊利亚特》中，组建和解委员会的重任落在了涅斯托尔头上，他是一位典型的调停者。荷马这样写道，“比蜂蜜还要甜美的话语从他嘴里流出来”。后来许多人继承了涅斯托尔的传统。

调停的重要性催生了希腊人对一种素质的特殊需求，我们掌握的材料中特别强调了这种素质的重要性：优雅的魅力。在《奥德赛》中，英雄宣称：“虽然他们的肉体未必能赢得太多的尊重，但神赐予他们优美的言词，当他们说话坚定而又谦虚时，倾听者高兴地注视着他们；当人们被召集起来时，他们是备受瞩目的人物，当他们走过人群聚集的地方时，人们对他们像对神一般地恭敬有礼。”在《神谱》中，赫西俄德提到了深受缪斯喜爱的巴赛勒斯：“他们吮吸甘露，被赐予优美的言词。他们用无比的坚定和智慧结束了一场大冲突。”雅典的伟大改革家梭伦也祈求缪斯，让他赢得公民们的尊重和感激。优雅魅力的视觉表现就是“古风式的微笑”，它是古风时期希腊雕像的典型微笑。

正因为如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些经常造访广场的人发展了这种言语和行动方面的技能和能力，对政府官员、议事会成员和公民大会起到了补充作用。

广场也是具有特殊意义的集会场所，可以用于平复激情，向民众进行有关思考与表达的知识灌输，而这些在其他地方则为统治者、法院、宗教和其他机构所掌握，当然也包括“警察”，目的就是为了强化社会纪律。在希腊城邦中，纪律肯定起因于众人的合作，并在他们中间产生。这个过程肯定充满了困难，而且并不彻底，如当我们考虑到复仇的愿望时，它总是受到压制，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集体协作。当希腊人不愿公开承认这个愿望时，这一点就从未实现。

希腊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个人得到多方面发展的文化，这对于希腊人的理想非常重要，即使它只被应用于占人口一半的男性公民，尤其是上层阶级。当公民集团中的其他成员有能力并且愿意参与政治活动时，他们却不具备应有的个人修养，因此贵族的生活方式及理想成为每个人的准则。这个世界依然保持着原有魅力，并在艺术中得到了体现。布克哈特认为，那是因为人们不仅仅“是原有的样子，虽然并不完全符合要求，也要把自己树立为典范，因为这将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

公民集团中的其他成员最主要的是中产阶级，他们没有被排除在广场之外，因为那里毕竟是召开公民大会的地方。但他们无法做到定期聚集在那里，我们也无从得知他们是否感觉像在家中一般轻松自在。通常城邦越大，一般事务或集会就会越多。换句话说，他们的地位很可能趋于边缘化。然而，无论这对每个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广场仍对他们产生了某种诱惑，后来成为他们愿意参与政治的重要原因。

“贵族的”一词通常被用于某些希腊家庭，他们很长时间以来都非常成功，他们拥有可以盈利的婚姻，以及很少被分割的财产，这使得他们从众多家庭中脱颖而出。只要我们不把希腊贵族想象得过于炫耀，那么这个术语还是比较实际和贴切的。虽然他们有些自大和装腔作势，但毕竟条件有限。其实，许多希腊城邦的总面积并不比现代乡绅拥有的土地面积大多少，因此贵族阶级从未与社会其他人群有着特别显著的区别。唯一明显的区别是公民与非公民之间的差别。

图13 特纳亚青年雕像，展示出了“古风式的微笑”（慕尼黑古代雕塑展览馆）

从历史资料中，我们看到许多关于希腊上层社会的描述，有些提及了具体的当地贵族，有些则是指广泛的上层阶级。我们听说过“好的”和“最优秀的”，“贵族”和“领导者”，也听说过“富人”、“肥胖者”、“财产拥有者”，甚至是“马匹饲养员”。象征家族特质的名字，如好父亲和好血统等出现得并不频繁。尽管如此，家族的名字也要尽可能保持连续性。

希腊人相信，财富和美德会在一定社会圈子中世袭，而这部分人喜欢内部通婚。由于接受过全面细致的教育，他们保持了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使自己显得与众不同，而且他们很快就脱离了体力劳动。其实，根据人们的发型、首饰和昂贵的服装也可以看出其中的社会差距。宴饮最初是为贵族设立的，不过后来出现了各种名目的交际酒会，如为了庆祝竞赛胜利、款待宾朋，有时甚至是因为学识。此时有一部分人成功进入了上流社会：少数农民由于善于经营土地财富不断攀升，还有很多的商人和探险者，他们非常走运成为了富人。这些人可能会与社会地位高但家道中落的家庭通婚，因为他们的财富可以弥补对方的财产缺失，虽然他们可能在社交礼仪方面有些欠缺，但这个缺点可以被忽略或者被改正。

通常情况下，上层阶级成员会担任公职和议事会成员，那么希腊社会的其他成员，他们也是公民而且一部分人也参加了方阵作战以及公民大会，他们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关于这个问题还存有争议，最可能的情况是，随着时间的发展事情在各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当少数贵族家庭从上层社会中脱颖而出时，各种违反规则、滥用职权和权力斗争的情况出现了，最终导致了公元前7世纪中期开始的社会危机，这场动荡持续了一百多年的时间，直至新的改革出现后才结束。当一切尘埃落定时，贵族仍然掌权，但权力分配不再完全遵循社会阶层而定。

自此以后，即便是在民主制下贵族的理想仍在推行，丝毫没有减缓的趋势，至多是采取更加合适的方式，从此他们在政治上不再忍让。到了公元前5世纪，中产阶级和部分下层阶级逐渐在各城邦占据了政治优势。这种异常情况和紧张局势不但使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团结在一起，并且导致了他们的社会同化。切斯特·斯塔尔称希腊的中产阶级为准贵族，这种说法也不是完全不对。另一个恰当的描述可能是针对显要人物的。

城邦具有了家族性，无形中篡夺了实际家庭在类似情况下应发挥的作用。鉴于危机时期出现的各种问题，如相互支持，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就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这就是城邦社会的一个特征。我们发现，没有任何家庭、宗族或宗族族长会与同辈人一起操纵政治。小城邦以及成员之间的相互关联都没有考虑到这种小集团，每个团体的成员都直接代表自己，并且建立在自己的家庭之上。

相应地，共同体被分割成大小不一的分支，对此只能从家族的角度理解。共同体被分成三四个，甚至更多的部落，而部落则由更小的群体组成，荷马和有些人称其为氏族，氏族的下面是更小的分支。至少从长期来看，这些分支有许多实际用途，如应征入伍时对权利和义务的分配，希腊军队通常以部落为单位，同一氏族的成员并肩战斗。关于税收及其他义务，各分支能做到公平分配任务，而且要确保公民队伍的人数。如在雅典，新生婴儿是否合法以及是否有资格获得公民身份由氏族来决定。在希腊人看来，共同体不是政府机关或官方代表的职责，而是组成共同体的群体的任务。这些群体成员有着相同的宗教活动，虽然不太经常，但是正规的献祭，二者显示并加强了他们的联系。亚里士多德称它们为“共同的熟悉环境”。

在这些分支尤其是更小的分支中，贵族阶级会提供某种恩惠。他们的领导者通常来自于贵族阶层，并且贵族们拥有举行献祭的祭坛。他们也会为成员提供帮助，如果谋杀案中被害人没有亲属，那么他们就有义务追查凶手。

希腊城邦没有出现建立在共同责任基础上的根基稳固且世代相传的委托人或者友谊，这种情况也存在于罗马。因此，当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中强调友谊的各个方面都非常重要时，他从未提及长期延续下来的责任。很显然，城邦的个人主义反映出公民个体的利己主义，无论城邦和公民个体多么独立，有时也会受到实际情况的限制。

我们很难说社会细分差异化机制是如何出现的，以及为什么会出现。有些因素来自希腊大移民时期，可能是在某种情况下与当地居民的一种妥协。后来，其他因素的出现可能是由于军事原因。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各种萌生出来的东西实现了系统化。

总之，城邦由各种分支组成并成为一个整体，在个人与集体之间不存在其他类型的关系、责任或者依附性。通过细小的分支，城邦能够为更多的人理解和直接体验，而这些人也参加公民大会。于是，这就造成公民主体的结构会因城邦的决策而改变，这种情况在几个地方是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的，而斯巴达早在公元前7世纪就开始了。在斯巴达和雅典，传统的分支不是被取代，而是由具备一些基本功能的新的并行分支进行补充。由于广大公民有着强烈的参政愿望，无论是通过直接还是间接方式，所以出现了城邦从广大公民中汲取了新力量的根本变化。通过这种方式，平等团结逐渐取代了依附关系。然而，在旧体制下少数富人主要局限于较小的分支，而在改革后的新体制下一切的目的就是让较小的分支经由较大分支与整个共同体发生亲密接触。公元前6世纪末，克里斯提尼在雅典建立新制度就是最好的例子。

实现财产所有者的政治联合以及发展集体行动所需的技能并非易事。面对众多挑战，如由外部武装部队提供的保护，希腊人别无选择。同样，通过解决冲突尤其是建立法院可以确保共同体内部成员的和平共处。但更多的情况是：处于社会上层的骄傲贵族习惯于按照自己认为的公正方式进行处理（通过复仇），并以此为荣，公民要确保他们能够接受调停，直至最终每个人都能认识到司法裁决的法律效力。当希腊的法律思想和负疚文化出现时，这一切的必要条件就具备了，当然，必须对滥用职权的法官加以限制，因为他们有时被称为“吞噬礼物者”（gift-devouring）不无道理。于是，新法院和上诉机构建立了，这个过程无疑困难重重，并且进展缓慢。有趣的是，《伊利亚特》中出现了一个著名的场景，一个人在准备杀死他人时，神让他考虑一下是否通过谈话和藐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赫西俄德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写道：“当正义女神（狄刻）被贿赂的人群阻挡住去路时，她发出了怒吼。”

总之，要在对内外合理使用武力方面实现共同决策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而且在对外使用武力方面，要排除贵族的特权。此外，随着时间的发展，法律条文变得越来越详细，尤其是对于有争议的问题；颁布实施的法律和成文法要取代世代口口相传的习俗，因为它们经常被人们随意使用。

为了城邦的福祉提供合适的宗教祭仪是一个永恒的严肃问题。城邦不仅要有神和神庙，同时也需要建筑、道路、港口和对市场的监督，当然还有需要集体行动的许多其他问题。官员、议事会和公民大会已经存在，那接下来的问题是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能实现什么，他们如何一起工作？这些问题的答案在“正常时期”和危机时期是不同的，不过古风时期很少有这种问题，因为当时的贵族派武力夺取了政权。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希腊人面对的是早期制度在控制及处理难题和冲突方面的能力问题，这样的制度扎根于共同体成员尤其是处于城邦核心地位的贵族心中。

希腊人并不清楚官职的基本理念，更不必说相应的概念和术语了。与罗马不同，希腊“国王”没有赋予高官们任何特殊的地位或非凡的魅力，他们只是平等中的首席（primi inter pares），而且多数情况下会夸口大地认为他们拥有唯一准则或者君主的权力。《伊利亚特》中阿伽门农从天神宙斯那里获得王权，传令官通过参加会议的一个个演讲者传递这个消息，这种情况在后来的历史记录中没有再出现，也没有特殊标记、需要注意的随从（相当于罗马执束棒的侍从），或敬重官员的惯例等痕迹可循。亚里士多德认为的“姿态、称呼和荣誉”是官员们应得的，这可能出现得稍晚，但它们究竟能反映出多少实权还令人怀疑。

关于早期官员的职责是被简单地分配还是有明确规定，我们还不太清楚。职责产生于手头的任务，以及结合那些任务而逐渐建立起来的风俗。我们可以假设，城邦中的自由公民不能将不必要的责任转移给官员，因为那将对他们产生限制。因此，一般来说希腊官员比较弱小，但当官员与强大的贵族建立统一战线或者充当他们的代表并承担各种任务时，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要想阻止他们攫取不正当的权力以及利用职务扩张个人权力并不容易。除了敌对的派别，谁能抗拒一个有着强大盟友支持的重要官职呢，其实敌对派的领导者也可能采取同样的做法。如此一来，不是官职或者共同体本身，而是那些野心勃勃的人使得官员变得强大。

在罗马共和国时期，我们发现重大责任、地方官权力和各种潜在的敌对势力之间出现了仅有的一次妥协。这种相互作用来自于地方官、元老院和地方官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其中保民官发挥了特殊作用。限制职权的滥用有利于罗马人的果断行动，但在希腊人中，除斯巴达外，没有其他城邦可以与之相比。

把自己归入官场需要的角色中，把自己从利己主义和个人视角中剥离出来，这对于希腊人非常困难。这种立场不符合希腊人的直接方式，因为他们就是以这种方式生活在一起，并成为这样的人。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是萨拉米海战的指挥官，据说他认为不能偏爱自己朋友的官职几乎毫无价值。他是否说过这样的话令人怀疑，还有一种说法恰好与此相反，即认为地米斯托克利的意思是说，官员不能支持任何违背法律的行为。这个故事指出了希腊人面对的困难，尤其是在古风时期，当时的社会不仅存在党派或腐败的常见诱惑，而且还有帮助朋友打击敌人的强烈责任。这对于野心家而言尤其如此，因为他们拼命追求那些能够被理解的荣誉官职。德列罗斯是克里特岛的小城邦，它早在公元前7世纪时就被迫颁布了一道法令，法令规定城邦的最高官职任期为十年，而且只能连任一次，凡是违反者将遭受严重处罚。

有一项传统可能开始于希腊国王，那就是确立各类公职人员的主要职责，使他们拥有几乎平等的权力。此外，城邦的需求越复杂，需要设立的官职就越多。我们知道，雅典和其他城邦都设立了许多执政官，这种做法不仅增加了公众荣誉的数量，同时也削弱了官员的个人权力。在最终设立的九位执政官中，名年执政官（archon eponymos）统领一般行政事务，并且年份纪元由他的名讳命名，王者执政官（archon basileus）负责城邦的宗教事务，军事执政官（archon polemarchos）负责战时征伐和军队事务，其余六名执政官是司法执政官。

有时是议事会，但多数情况下是公民大会负责公职人员的选举。但究竟谁能参与这种决定，还存在争议，当选举开始时，公民大会主席团以鼓掌欢呼的方式通过建议。或者更确切地说，多数情况取决于选票数量，但绝不是既定人选。在早期的非国王统治时期，希腊社会有着比较一致的解决方案，如多年以来凡是有资格者都可以担任官职。因此，我们需要对希腊人的计票方式做一下解释，考虑到竞争的强度，结果可能是依据客观标准做出的决定，如果并非从一开始就是如此，那么官职的任期很快就变成了一年。此外，为了确保最大数量的公民能够获得这些荣誉，再次竞选经常受到限制。

有权势的公职人员必须要有足够的自由时间，还要能负担得起履行职责以及支付被期望的节日和祭祀的费用，他们肯定有助手帮忙，但其报酬不知由谁来支付。

有关古希腊国库收入的原始资料同样模糊不清。除了僭主统治时期，我们通常认为希腊人不需要交纳房产税或个人所得税，但也有证据显示，一些不受约束的团体要求人们缴纳十分之一的税收。我们还听说，城邦拥有大量的采矿收入，公民无须直接纳税。但规则很可能随着城市的需要而发生变化，包括对诸神的献祭（虽然公民经常在仪式之后享用这些肉）。总的来说，希腊城市的需求非常有限，因为城邦的商业贸易大部分掌握在个别家庭或整个共同体手中——如果它很重要。希腊没有警察，公民不仅要与周边邻居一起保护自身的安全，还要及时灭火。希腊也没有类似地方检察官的官职。公民不仅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在年老时照顾自己，还要为孩子们提供良好的教育。至多公元前5世纪以前，一个共同体可能会有一位大夫或者一位老师。市场佣金、关税和国库收入可以支付大部分的公共开支，但是花费较大的项目如兴建大型建筑、整修城墙和神庙、扩建市场和港口，或者修建沟渠和喷泉就需要分摊成本。

希腊人似乎突然想到用宣誓来约束官员，由于害怕报应，官员们一般都会恪守职责。雅典执政官不仅要发誓在任期内保护公民的财产安全，还要保证按照法律规定履行职责，如果他们被发现以官员身份收受礼物，就要向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奉献上原物大小的镀金雕像。另外，如有官员违法乱纪和玩忽职守，也要向神贡献罚金。作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共同习俗，共同体不应该借助罚金聚敛财富。此外，希腊人出于对神的责任本来可以让公职人员上缴征收的罚金，实际却遇到了各种阻力难以执行，因此经常被忽略。

关于此有一点特别引人注目，自古风时期以来许多城邦颁布了大量的法律条文，文本被铭刻在石碑上保存下来。条文对于某些公职人员的特殊职责给予了准确描述，并给出了具体案例，而且认为那些无法完成的工作完全有可能实现。因此，它们也决定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例如如果行政官员无法完成罚金的征收工作，那么他们自己就要交纳两倍的罚款。对于哪些神可以接受罚金，法律也做出了明确规定。有时，其他行政人员被控向最初负责该项工作的同事征收罚款，在违法的情况下，他们也必须交纳双倍的罚金。此外，法律规定如果官员不愿意履行职责（如执行放逐），那么相应的工作将由继任者完成，在那种情况下，最终结果就是安排罚金，这一点容易被忽视。

公民大会规定，在十年间隔期满之前不允许官员第二次担任特别的官职，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将会对其进行惩罚（可能是因为公民大会选举的结果）。违反者不仅会被处以他任期第一年收缴罚金总额两倍的罚款，且再也不能担任任何官职，而且他任期内的所有活动都会被取消。

所有这些公众决议都被刻在石头上，竖立在圣地，否则我们将无从得知。这是希腊人敦促官员履行职责时面临困难的证据吗，或许它们也揭示出官员让有权势的（或受到很好保护的）公民满足他们需求时面临的困难？就公民大会而言，这些法律可能是个别群体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行政官员的尝试，也可能是公民集体企图更好地控制官员以及自身？毕竟，如果公民不想让个人接二连三地多次担任同一职务，他们可以不给这些人投票，当然除非新兴的多数派联合起来提升个人地位和加强派系力量。公民大会是如何实现这些规定的，希腊人会采用腓尼基人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吗？不管怎样，我们可以假定希腊人仿效黎凡特将规则写下来，矗立在圣地，但其实决议中的许多内容都非常琐碎，不值得一提。

通常情况下，共同体有充分的理由通过惩罚达到威慑官员的目的。罗马共和国也是如此，但罗马人的规定通常不是为了让官员铭记自己的职责，而是限制他们的职权范围，消除个人增加自己职权的可能性，以及打击贪污和对乡下人的剥削。

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希腊人看到自己不得不起草准确详细的官员守则，内容包括对不遵守规定的惩罚，那么执行规定的可能性就会非常小。我们也应该看到，前文提到公众诉说官员们的玩忽职守，而这些官员将自己的职位视为一种荣誉。因此，在个别情况下希腊人可以通过法律条文来确保官员履行自己的就职誓言（伴随着祈祷和诅咒，它们是可以用来调用更高权力保证公共利益的手段）。

无论如何，希腊人的早期共同体的整体能力非常有限。过多的权力尤其是最强大的权力集中在个人手中，官员们很难追究他们的责任。在强大的派别或僭主出现之前，情况通常就是这样。至少，有时公民大会会显示出反对特殊利益和维护共同利益的决心。

公民大会不仅出现在荷马史诗中，而且通常被描述为士兵们的会议或非正式集会。荷马也描述了希腊城市中的类似机构，《奥德赛》中当特勒马科斯召集人们到广场开会时，他坐在了失踪父亲的位置上。《伊利亚特》中，光滑的石头是法官们的“神圣领域”。一般而言，广场和圆形舞池（舞台前的半圆形合唱队席）经常用于祭神的活动。在荷马史诗中，公民大会由传令官召集，他可以与主席团进行交流。曾经广场被赋予了“多种声音”，但随着时间的发展，许多最初的特别实践最终遭遇较多规则的约束。这些规则可能关系到谁能够参加公民大会，以及其他程序事项，如由谁负责把人们召集到广场，什么时间开会，多长时间开一次，以及如何确保不同观点得以发表，什么样的事情需要经过公众的决议。我们可以假设，较早时期所有男子都有资格当兵打仗，其中包括数量众多的农民，他们有权发言和投票，并且他们能够做出战争还是和平的决议。当然，他们敢于发表观点甚至主张自己利益的程度则是另外一件事情。《伊利亚特》中无礼的特耳西特斯大胆发言，结果却没有成功。

公民大会必须及早决定关系到城邦的有关条约，并迅速任命公职人员。现存的成文法显示，“城邦”或“民众”不仅可以决定对官员处以的罚金，还能处理个人法律问题，如婚姻和监护、继承和收养，以及涉及街坊邻里关系、放牧权、合同、犯罪和惩罚等。同样，在雅典企图建立僭主统治的行为是应该受到惩罚的罪行。

至于城邦的其他规定，主要集中在抑制奢侈和渴望给他人留下深刻印象方面，尤其是葬礼上富人们的特殊表现。这显然激起了公众尤其是生活困苦的贫民们的愤怒，他们的愤怒被认为合乎情理，但超出了他们的阶层。为了确保家族对女继承人财产的所有，希腊人非常关注她们与谁结婚的问题。对土地规模做出上限规定非常必要，因为能够充当重装步兵的人数取决于拥有中等财产者的数量。此外，如果城邦有一定数量的公民拥有土地，那么不平等的现象就不会很明显，如此一来城邦就可以继续作为财产所有者的共同体存在了。

正如公民集体可以通过个别法律的颁布完成小范围法规的制定，当然他们也能大范围地实行整套法律制度。根据文字记载，希腊出现了几位著名的立法者，其中包括洛克里（Locri）的赞鲁克斯（Zaleucus）、卡塔尼亚（Catania）的卡龙达斯（Charondas）、雅典的德拉古（Draco）和梭伦。学者们通常认为，以成文法的形式全面修改法律是广大公民的目标之一。自贵族法官对基于众所周知的不成文传统的审判予以规范以来，这种情况就合乎情理了。但法官们经常被控歪曲法律或者随意解释法律，成文法的颁布可以让人们清楚知道法规的内容，可以有效防止这种随意情况的出现。但对已知立法的合理程度、细节和覆盖范围，有人提出新质疑，即我们是否应该考虑法律的综合“编纂”。希腊立法者并没有做太多工作，他们只是将一些条例放入一项成文法规中，并将先前通过的几个法规合并在一起。然而，如果涉及法律体系中的争议条款，会继续保持口述的传统，并根据新的审判予以修订，这样的法律也可以在急需时制定。有关立法者活动的许多传说几乎都是虚构的。

最后，究竟谁能在公民大会中做出果断决定，还是没有答案。我们不知道究竟谁参加了（正常或者只是特殊情况），或者贵族（很少还是很多？）会利用怎样的机会坚持自己的立场。如果大多数贵族与主张消除问题原因的人们合作，这种行为很可耻吗？我们甚至都不清楚究竟哪些人可以提出建议。尽管存在许多分歧，但公众的愤怒会在多长时间以及多大程度上引发广泛的团结呢？公民大会中的大多数人何时以及如何认识到他们的共同利益，尤其如果这些利益只能通过几个步骤实现？

强大的贵族派别很可能利用他们的追随者在集会中形成多数派或者施加压力。反之，集会抑制派系斗争的能力非常有限。在某些情况下，僭主政治得到了不止一次会议的支持。许多历史记录表明，出于谨慎或者厌恶，许多人选择暂时远离政治，因此公民大会在古风时期的有效性范围非常小。正如公元前6世纪对希腊公民主体的几次重组，为了将集会变成制度，以便定期行使更大的权力，有必要对公民集团再次进行调整。

虽然荷马史诗中已经出现了共同召集会议的顾问，但我们掌握的有关古风时期希腊议事会的材料非常少。对成员数量和成员资格做出正式规定的组织委员会是何时出现的，多长时间召开一次会议，这些情况仍然比较模糊。在雅典，九位执政官在卸任之后进入战神山议事会，这可能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这种议事会的成员资格实行终身制。

不管怎样，有一点需要明确，那就是谁负责召集这些议事会成员，他们多久集会一次，他们是定期开会还是根据需要开会。有一份记载资料显示，公众决议包括对不服从行为的处罚，以及规定官员至少每月召开一次议事会。毫无疑问，如果共同体中最有威望的公民成为议事会成员，那这些机构应该会产生影响，事实也确实如此。如果官员在卸任之时必须向议事会述职，那效果将会更加突出，雅典的情况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反之，当官员们需要做出重要决定时，肯定会寻求议事会的支持。

然而，无论议事会在蕞尔小邦和政治不平衡的情况下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只要紧张局势增强或者贵族派别开始斗争，议事会就会陷入瘫痪。无论如何，希腊贵族不可能发展并维护这样一种统治制度，既需要参与其中，又要避免他们之间发生重大冲突，从而确保政治决议出于多数人的决定。这是我们知道的罗马元老院要实现的目标，它设计巧妙，有着严密的等级制度，成员们要严格遵守行为准则，这样才能控制冲突，做到行动一致。相比之下，当议事会迫切需要做出果断行动时，希腊人却不能奋起应对挑战。在古风时代，每当贵族及其同盟竭力攫取权力时，都无力控制局面，即使只是为了保住它们。

总之，我们可以说古风时代的希腊政治制度毫无资本可言，无论在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传统公认的权威方面，还是在被期待的能力方面。这种制度与城邦实际的直接性密不可分，但它们无法告诉我们城邦的本质（如果我们确实可以重新建）。我们没有理由假设，任何的政治秩序在早期实现了具体化。然而，雅典的梭伦在公元前600年把城邦秩序概念化为欧诺弥亚（eunomia），这个概念包含了许多不同因素，如经济条件、社会环境和社会道德等。但梭伦没有提及一些显而易见的因素，如节日、宗教游行、献祭以及进行歌舞表演的大量歌队的作用，歌舞是一个整体，这样的歌队有时甚至会陪同特使前往国外的圣地。柏拉图认为音乐、音调、格律和节奏在政治方面非常重要，其重要性通常可以在某些方面反映出希腊人的典型态度。

在其他地方的宗教中，祭司或者国王与神有着密切联系，他们能够稳定政治统治，而在古希腊，宗教可以通过将公民纳入歌舞、献祭和节日仪式的方式增强共同体的凝聚力。在某种程度上，布克哈特所说的“令人陶醉的非常时期”是狄奥尼索斯祭的一部分，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政治团体的兴起是小共同体和政治本身的重要特征，希腊人也不例外。正如家庭或它们的联盟无法发挥重要的政治作用一样，政治联盟似乎也比较松散。当重要分歧出现时，比如复仇欲望引起的，情况就会发生变化。但很快希腊人就恢复到正常波动的状态。

然而，在许多城邦中规则与例外的相互作用似乎要服从于政治至上的旷日持久的派系斗争。结果许多地方建立了僭主统治，一旦个人统治得以建立，那就预示着危机的开始，虽然从表面看危机似乎得到了平息，但由于城邦的概念和政治统治的思想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危害会继续加深。尽管如此，在许多城邦中，这样的危机对于建立在全新基础上的共同体的后期整合，以及概念重建非常必要。

19 危机：
贵族斗争、社会冲突和僭主政体

从公元前7世纪下半叶到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许多城邦都经历了危机，根据同时代人的抱怨，造成这些危机的原因是上层阶级对财富肆无忌惮的索取和与之相伴的违反规定和不公正行为，以及随后的派别对立和冲突。这些冲突首先在贵族当中爆发，但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很快被卷了进来，结果最终导致了公众的愤怒和反抗，引发了内战和对权力的篡夺。

这个时期出现的一切抱怨让我们回想起希腊社会的旧思想，那时的领导阶层集财富和美德（arete）于一身。卓越的道德典范主要是指个人在战争、体育竞赛和议事会演讲中展现出的能力。希腊术语arete包含了能力和成绩两个方面，它们在本质上是密不可分的。在希腊人看来，一个好人获得成功，因而变得富有，由于财富和权力都是应得的，因此上层阶级的成员有理由将自己归为“好人”。但这些统一的思想在公元前7世纪的危机中消失了，相关希腊术语用法的改变证实了这种变化。

梭伦写道：“许多坏人都很富有，而许多好人却很贫穷。”梭伦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来自下层阶级的许多民众（从社会意义的角度，他们通常被认为是“卑鄙”或“坏”的）的社会地位提高了，而大量上层阶级的社会地位却下降了。这些社会变化在当时引来了许多批评，而且所有的分类都是相对的。考虑到财富标准的出现，曾经完全受人尊敬的身份很快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在此情况下，梭伦提到了另外一点，他使用了道德意义上的“好”和“坏”，并赋予它们新的内涵。希腊人的领导者不能只是勇敢的武士，由于他们行事缺乏公平和正义，因此要以包括正义、适度和智慧在内的观念来加强“美德”的概念。反过来，那就意味着美德和较高的社会地位之间是有区别的。许多富人成为坏人，不是因为他们出生于卑微的家庭，而是因为他们为了财富牺牲了美德，结果这些人成了“塞满财产”的人，梭伦认为这导致了无法抑制的贪婪，并出现了不尊重一切限制的倾向。“坏富人”的冲动和行为正是梭伦所厌恶的。

此外，还有一些原本的好人后来却变坏了，由于他们追逐财富和权力，梭伦警告说：“我们不会服从你们的命令，这些事情也会对你们产生不利。”由于合法手段很难满足这些人日益增长的需求，于是他们采取非法手段，如利用甚至侵占献给神的公共财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需要权力，有时甚至是政治统治。

梭伦的那些观察和阐述并没有记录下所有的社会变革。旧术语被用来描述新现象，而这些现象最初只不过偏离了人们认可的标准，因此比较合乎逻辑的结论是一旦消除偏离，旧秩序就会恢复。新的政治范畴无法取代旧的伦理范畴。事情往往在一瞬间发生，希腊人没办法知道这些，面对持续不断的变化，他们需要新的制度、新的思考方式和新的观念。

学习和反思非常必要，变化也需要逐渐适应。考虑到希腊文化在初期阶段的自我发现，许多见解从政治思想一出现就明确化了。政治团体的组建也就意味着权力和行动能力的结合，它们只能完成孤立的改革，却不适于为运行良好的社会建立全新的基础。相反，这个时期的政治团体自身就是危机的一部分，它们无法控制和解决手头的问题。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危机的结束，显然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事实上更多的是困难而不是吸引力让公民主体做出了选择。“中产阶级”这股等待被激活的新兴力量被调动起来，并长期保持不变。但经历过危机的人们在竞争的贵族的控制下很难形成新的力量。一般来说，为了唤醒力量来战胜危机，希腊社会不得不首先经历危机，因此很长时间以来，希腊社会都没有办法实现稳定。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希腊人面临的困难通常是关于人的。历史上有太多这样的例子，由于缺乏（至少暂时）急需的力量（和组织能力），政治团体在处理危机时显得茫然无助。因为不存在对现状产生深刻影响的决择，同时希腊人也正在积极解决内部的制度问题，所以当每个人都是城邦时，除了具体细节外，很难让城邦本身成为政治行动和改革的目标，如果真要这么做，就需要改变整个公民集体。因此，根本变革最初只能由权威人士实现，这些人是置身于城邦之外或凌驾于城邦之上的僭主或者“秩序恢复者”，他们从公元前600年开始担负起恢复城邦秩序的责任。相比之下，常态政治不会以此为中心。

阿尔弗雷德·豪斯写道，希腊贵族的一切都是基于“对自身力量和能力的认识”。一个人的价值可以从实现自身欲望、为朋友所用和打击敌人的能力等方面予以衡量。一位贵族诗人这样吟唱道：“我在人类面前是神，如果……我将像复仇者那样死去。”甚至像梭伦这样的智者也会祈求神明让他总是“对朋友友善，对敌人残酷，得到一部分人的尊敬，让另一部分人恐惧”。在希腊人看来，那是唯一可以确保的方式。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但也需要朋友，这视情况而定。即使在朋友中，群体的变化也是非常频繁的，正如希腊对不可靠和不忠的友情的悲叹。

城邦社会的正常运转，尤其是上层阶级似乎已经预料到其成员会不断重新组合，对此人们有时会意见一致，有时会发生争论。虽然反对派会在个别情况下获胜，但这种状况很快就会恢复正常，这很符合希腊人的独立性，以及在小圈子中与他人相处的开放性。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不会长期依赖相同的领导者和派系成员。

对于凶杀和过失杀人（以及更加严重的亵渎荣誉的情况）案件的处理更加困难。由于维护自身地位容易受到伤害，希腊人迅速采取了暴力手段，于是双方的亲朋好友开始了无休止的复仇。我们已经在《伊利亚特》中听说对于“与自己人之间的战争和令人心碎的战争”的恐惧，但我们应该假设，这最初只是个例外，最终仍将恢复常态。

到了公元前7世纪和前6世纪，新的对立派出现了，它们首先关注的不是报仇，而是权力。个人对于政治职务（即权力）带来的荣誉和财富追求得越强烈，居于领导地位的贵族之间的联盟持续的时间就越长。现在城邦不再为全体成员所有，或正如忒奥格尼斯描述的问题，“对所有人的分配没有体现出公平”。至于共同体成员所拥有的成员资格则体现在参与并接受分配，尤其是担任官职方面，这种共享的象征意义甚至超过了它的实际价值。当由于少数人的无限索取而使分配出现不公平时，这就严重限制了他人的归属感，破坏了和平共处的可能性，甚至危害到社会关系。当应对冲突的传统手段无法解决问题时，结果就会导致暴力和谋杀的上升，甚至使得许多对手逃跑和流亡（或尝试凭借武力返回）。

梭伦悲叹道，“一座美丽的城市很快将毁于敌人的阴谋”，这无关乎是否党派之间的冲突严重危害到城市，或者他宣称冲突才是城市真正的敌人。他明确声称并证实，贵族派及其犯下的不公正罪行正将雅典引向灭亡。梭伦担心城市会被“奴役”，很显然就是被一个团体统治，那势必造成党派斗争和潜在的战争。敌人仍在大门之内，城市已出现分裂，战争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汉斯·舍费尔提出一种假设，认为党派是由拥有相同立场的成员组成的。如果真是如此，党派及其冲突会变得更加激烈和持久，而且百姓很容易出现不和。面对这种情况，共同体总体上无能为力。对那些参与者而言，最重要的不是让每个人都对共同体有归属感，而是形成以自我为中心和建立党派联系。

Stasis在当时是一个新词，意思是“站立”或“站起来”远离他人甚至暴动。梭伦用该词指明了战争的潜伏状态，暗示着人们正摆开架势准备迎接战斗。有一次他还提到了dichostasis（分开站，分歧），后来stasis被用来指内战或者确实能对抗这些冲突的党派。该词汇最初的字面意思是争吵者拒绝参加公民大会，他们要保持引人注目的敌对姿态，然而这也提示对手可以采取同样的做法。荷马史诗中有一段对正常程序的描述：司法律的女神特弥斯是大会成员的保护者，她让他们坐下开会，会议结束后解散他们。由于希腊语中有许多词汇是用于描述激烈冲突的，于是便创造出stasis这个词来描绘新的现象。

在整个古代尤其是罗马时期，人们担忧党派纷争会形成并不断激化，最终会发展为不可调和的分歧。Factio一词隐含着阴谋和联合双重意思，由于二者令人想起了对秘密集会和协议的忧虑，所以它们之间的界限并不稳固。没有国家能为共同体提供一个安全的架构，它们的议会也做不到，即使议会中的各党派可以有效地讨论各种问题，并且代表们非常能干和令人满意。在共同体直接由公民组成的社会中，尤其像希腊人的这种情况，党派纷争加深了领导阶级的不和，最终导致了共同体的分裂，因此没有人能再代表共同体。于是，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产生了敌意，当一方获胜时，另一方就面临着被驱逐的危险。由于共同体联系紧密，当双方发生冲突时，如果没有第三方力量的干预，当然这种情况的可能性非常小，那么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由于要求解除债务或重新获得土地，下层阶级也卷入了这场战争。从米利都的历史中，我们看到了许多细节。在两位僭主统治垮台之后，城市面临着来自两个团体的压力，一个是财富派（Ploutis），另一个是拳头派（Cheiromacha），后者胜利崛起，不仅击退了敌人，还用公牛把他们的孩子活活踩死。当后来财富派重新夺取城市的统治权时，他们羁押了所有拳头派的成员，包括孩子和大人，把他们身上涂上沥青，然后活活烧死。这可能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但暴力、流放、蹂躏敌人的土地、屠杀他们的牲畜、违背法律和周而复始的复仇行为都很常见。据说，米利都有半个世纪处于党争状态。

忒奥格尼斯在一首诗中表达了贵族的哀叹，城市还是原来的模样，人却发生了变化。以前不懂正义和法律的人穿着后背磨光的羊皮，像雄獐一样生活在城郊，抱怨说过去的坏人现在变成了好人，以前的贵族现在却成了坏人。与梭伦相比，这位诗人没有使用道德意义上的好与坏，而是运用讽刺的手法从社会地位的角度描述了这个似是而非的论点。出身卑微很容易受到侮辱，但这些嘲讽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因为许多篡权者的追随者也来自贫苦的下层阶级，他们想方设法挤入上流社会，有时甚至会表现得非常鲁莽和卑微。

从诗歌中偶然出现的一些细节来看，累斯博斯岛的密提林在公元前6世纪早期忍受了僭主和贵族派的连续统治。智者皮塔库斯是一位僭主，最初被人们选出来充当调停者，他对密提林的统治长达十年（他的主动权可能建立在良好洞察力的基础上）。我们听说公元前6世纪中期雅典有两个派别争夺权力，每个派别由一位杰出的贵族领导，庇西特拉图建立的第三个派别是以贫困阶层为基础，在第二次篡权行动中他与其他党派中的一个结盟，但直到第三次才成功建立起稳固的统治。

史料中关于党派斗争的记载不多，但僭主政治多数是由此而来的。有关僭主功绩和罪行的记录很多，这是因为他们确实成功完成了一些事情，并因此闻名。然而，不同党派经常会商讨并达成妥协，但也很容易因为嫉妒而分裂，但个体会以果断充满活力的惊人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由于吸引追随者不存在问题，僭主们把赌注全部押在一张制胜牌上，他们以竞争者身份出现，经常能解决他人无法应对的难题。当他们接受了下层阶级的要求时，协同效应就显现了，这种情况在世界历史中并不少见，当其他人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和法律保护时，参与联合斗争的同伴就会要求获得政治权力作为奖励。

但是首先城邦不得不经历僭主统治。由于竞争对手们通常比较强大，因此他们经常相互保持中立。从史料记载来看，成功篡夺权力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其实，希腊人的现实生活丰富多彩，有时党派和个体会为了自身利益以及作为贵族派别的领导者，争夺城邦的统治权。科林斯的巴基斯家族，累斯博斯岛的彭提洛斯家族、阿基安那克图斯家族和克利安那克图斯家族，或者雅典的海岸派（Paraloi）和平原派（Pediakoi），他们只是许多相互敌对的贵族派别中的一部分。他们之间的斗争经常会延续很长时间，却得不到任何形式的解决，最终导致一个党派或僭主的统治，但也只是尽可能维持罢了。

大多数城邦居民没有选择，他们只能追随强者，或者低下头忍受发生的一切。考虑到城邦的小规模，有人认为“人们”会干涉，尤其是阻止严重的不公正行为。那正是特勒马科斯的愿望，他把伊塔卡公民召集到广场，就是希望他们能阻止他母亲的求婚者肆意挥霍他父亲的财产。但他真正想让他们做的是什么呢，当然不是让“他们安静地坐在那里，虽然他们多半情况下是这样”，而是“斥责求婚者并阻止他们”。雅典娜女神建议特勒马科斯，让公众知道他的难处，神会为他作证。但那样做的话跟说出抱怨、希望和警告差不多，收效甚微。除了将法律掌控在自己手中和充当行私刑的暴民，“人们”在这种情况下该做些什么呢，就像他们在别处竭力做的事情以及《奥德赛》结尾扬言要做的事情吗？

当城市受到包括个人在内的不公正威胁时，只能选择支持一方或者另一方，又或者二者都不支持。后来在面对如此困境时，希腊人突然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任命一位智者为调停者，或者是他们所谓的“秩序恢复者”。当前期工作得以巩固之后，事情便进入了关键阶段，但结果往往只有一个，即无论是富有的贵族还是他们的反对者实力都很强。如此一来，城市需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和平。

大约在公元前600年，雅典进行了动员城邦中间力量的第一次尝试。梭伦竭力说服他们，当城市处于危险时，要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他甚至因为城邦的党争专门制定了一项法律，法律规定每位公民都要拿起武器支持两者中的一方，否则就要褫夺公民荣誉（atimia，实际就是公民权）。梭伦认为，党派斗争不会发生在力量缺乏的阶段。遭受纷争之苦的大多数人应该积极应征入伍，梭伦显然期望那些渴望和平的人能够温和地制止战争，而不是支持其中的一派。按照他的逻辑，如果民众中有许多这样的人，那么公民内部的分裂将会减少，敌意也会逐渐化解。但我们不知道这项法律适用于何种情况，也很难想象胜利者将会迫害中立者。因此，梭伦提议的法律只是一项大胆的智力尝试，他并没有意识到其中包含了多少绝望。

从公元前525年开始，出现了另一个有趣的情况。当米利都公民最终结束了漫长的内部战争后，他们要求盟国帕罗斯派人协助米利都恢复正常秩序。于是，一部分帕罗斯人来到米利都乡村视察，当他们看到外观保持良好的房屋时，便记下房屋主人的名字。然后，他们把城邦的领导权移交给名单上的这些公民，这显然是因为他们没有卷入政治动乱，因此房产没有被忽略或遭到破坏。同一时期，米利都诗人福西尼德（Phocylides）的两行诗保存了下来：“中产阶级得到了很大支持，我希望自己就是他们中的一员。”然而，相信中产阶级能够接管城市的观点非常幼稚，因为米利都的事情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很快就出现了另一位僭主的统治。

但在希腊其他地方，人们已经取得了更大的进步。不久以后，雅典成功地塑造出另一类公民，他们不再简单地依靠政治领袖来改善经济或法律条件，而是有了管理城市的政治愿望。

由于手头掌握的史料不多，我们很难重新构建出古希腊人生活的整体画面。当然，画面的静态比喻可能并不适合充满活力的处于高度变化中的城邦世界，在那里城市间存在显著的差异。尽管如此，有一件事情是毋庸置疑的，无论小城邦中的何种动力开始减速并不断发生变化，其变化主要表现为放弃对财富和权力的追求，转而突出贫困和愤怒，一旦事情到了紧要关头，传统的制度秩序就会宣告失败。

这些迹象有力地表明，此时有一系列的僭政建立起来，但它们不会让官员和议事会掌权并团结起来反对它们，不能让处于绝望中的人们支持篡权者，不能让党派的野心超过公众的利益，这样就能避免任何形式的统治和对准僭主的镇压。忒奥格尼斯吟唱道：“城市正在孕育，真怕她诞下惩戒者，让我们因傲慢受到惩罚。”党争和君主政体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惩戒者（Cuthynter）在希腊语中是做事正直的意思，与katartister一词接近。但在这个背景下，忒奥格尼斯没有提及指定的调停者，而是谈到了从城市危机中脱颖而出的某个人。但是该词显然表达了篡权者的要求，他们正在恢复失去的秩序。当忒奥格尼斯在此背景下提及“善行”时（他对此没有任何兴趣），他给予了尖锐的讽刺，因为这样的“恩人”竟然产生于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在另外一首诗中，当他请求未被解救者时，他非常严肃地提及了来自城邦的拯救思想，而不是对僭主的拯救进行嘲讽挖苦。

希腊僭主政治最终结束了过度的权力斗争，让一切恢复了平静。但令人奇怪的是，它留给人们的更多是记忆，而不是希腊政治秩序的持久痕迹以及完成的重要使命。僭主政治不只是一种中断，还是一种过渡，它在传统秩序无法取得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实现了转变。因此，即使不能确立自己的合法性，僭主政治也是非常有帮助的，他的成功是无须多言的。

希腊语“僭主”一词最初是指君主或统治者，是一个中性词，但到了公元前5世纪，该词带有了贬义。在此之前的两百年，许多希腊人对于什么是更糟糕的并不确定：是僭主统治，还是贵族阶级或贵族派的统治，又或者是僭主政治结束后党派之间的夺权斗争。但希腊人逐渐认识到，僭主政治并不适合城邦。公元前600年梭伦最先让我们确信这一点，但他的想法似乎已经超出了他所处的时代。

有证据表明，几乎所有的希腊城市都经历了僭主政治。我们发现，僭主政治从公元前7世纪中期开始出现在希腊大陆，首先是科林斯，然后是西锡安、麦加拉、雅典及其他城市，另外还出现在一些较大岛屿上，如累斯博斯岛的密提林和萨摩斯岛，统治它们的僭主是著名的波利克拉底。在纳克索斯，吕格达米斯（Lygdamis）在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图（Peisistratus）的帮助下阴谋篡夺了政权。还有一些僭主政治存在的时间很短，它们出现在开俄斯岛、罗得岛，以及优卑亚岛的卡尔基斯和埃瑞特里亚，没有引起人们的太多关注。在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中，米利都僭主最为著名。我们还知道，在西西里和南意大利出现了很多僭主。由于受到迦太基的威胁，叙拉古承认了僭主统治的合法性，它是唯一一个这样做的城市。虽然僭主家族的统治一般不会超过三代人，而且继任者的统治也只能维持几十年的时间，但西西里的僭主统治时间要更长一些，而且虽然在公元前5世纪出现了中断，但后来又重新建立起来。

篡夺政权的方式有很多，不过由党派统治到个人统治需要一个逐渐过渡的过程。有时一位成功的将军会在任期结束后拒绝交出权力，并以此为基础，通过许诺重新分配土地来招募支持者，要不然就是在国外势力的援助下发动一场政变，实现僭主对城市尤其是卫城的统治。他可以使用武装力量围攻议事会和公民大会，杀死或拘留一些人，并命令那些已交出权力的人回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僭主由直接选举产生。当亚里士多德称密提林僭主皮塔库斯的统治为“选举产生的僭主政权”时，他提到皮塔库斯后来被任命为“秩序恢复者”和立法者，任期为十年。雅典的庇西特拉图利用诡计，说服公民大会给他一队用棍棒武装起来的卫兵，正是借助这支卫队，他第一次在雅典建立了僭主统治。庇西特拉图的确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人物，第二次他利用雅典国内的党派斗争再次掌握了雅典政权，这次统治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就再次被赶下台。后来，他在爱琴海北部经营金矿，积聚了大量财富，凭借雄厚的财力招募雇佣兵，同时还得到了其他城邦和贵族的支持，正是凭借外部的军事力量，庇西特拉图第三次重返雅典，并建立起稳固的个人统治。由此可见，整个联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僭主在篡夺权力之后，通常会对敌人采取措施，有时会抓捕他们，并把他们的财产分给没有土地的人们。僭主统治的稳固离不开武装卫队和雇佣兵的保护，有时还需要其他僭主和城市的帮助。后来有证据表明监视制度的存在。据说，因为害怕人们策划阴谋反对他，波利克拉底关闭了萨摩斯的角力学校，他还解除了重装步兵的武装，雅典的庇西特拉图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僭主们通常会与部分贵族达成协议，并许诺赋予他们荣誉和特权。在经过较长时间之后，僭主完全可能受到广泛的欢迎，其中不仅包括穷困潦倒者，还有所有渴望和平、期望结束贵族滥用权力的人。除了他们的直接对手，僭主们任意行使权力的做法不会让人感到紧张不安，尤其当时大多数人还不习惯生活在有秩序的环境下。

僭主维护专制统治所需要的资金很可能来自税收，但很少有财产税，通常都是农业收入，据说庇西特拉图征收十分之一的农业税，但他的儿子只征收二十分之一的税。如果进出口关税、采矿或类似收入都非常充足的话，那僭主完全不需要征税。

僭主统治取决于僭主与所统治城市中各类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对权力利用、责任、专制和私人关系的理解。有一点可以肯定，僭主的权威不能受到任何人的挑战。让我们来看一个有趣的故事，科林斯僭主佩里安德（Periander）问米利都僭主特拉叙布洛斯（Thrasybulos），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确保自己的统治？特拉叙布洛斯回答道，把信使带到一块麦田里，然后默默地割掉他的两只耳朵。几乎所有僭主都出身于上层阶级，但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得不忍受人们对其正派出身的嘲讽。

通过实行明智的“新式”措施，以及受到从东方学来的知识、方法和规划的激励，许多僭主改善了城市以及大部分地区公民的生活条件。在某种程度上，僭主与被统治者的利益是一致的。许多人都乐于看到贵族政权和专制统治的局限。僭主有意阻止贵族扩大自己的财富，这样可以确保土地拥有者这个群体的基本特征；他对贵族奢侈享受的限制不仅使自己显得更气派，而且受到许多被统治者的欢迎。

然而，许多专制措施侵犯了人们的私生活，如科林斯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监视人们的开支是否超过了收入。据说，佩里安德通过淹死妓女的方式来提高社会的道德风气。僭主们通常会做出公正的法律判决，尤其是关系到中下层阶级时。他们还会竭力增加财富，这样反过来就可以提高税收，此外他们还明令禁止人们偷懒和游手好闲，以此来鼓励人们工作。西锡安僭主克里斯提尼颁布了一条法令，规定农民只能穿着工作服进城，但他们显然不太情愿。同样地，庇西特拉图把法官派到乡村就地解决争执，这样农民们就不用再进城了。

由于惧怕动荡和群众暴动，僭主们采取了许多措施，不仅有助于改善经济条件，而且也关乎公平正义和信誉。萨摩斯僭主波利克拉底似乎特别关注猎狗、山羊和绵羊的繁殖，我们听说别的地方还出现了禁止奴隶买卖的情况。不管怎样，许多城邦的手工业在僭主统治下得到了极大的繁荣，产品也得到了极大的丰富。

许多僭主都很重视工程建设，这些工程包括一些有实际使用价值的设施，如沟渠和喷泉房或道路，以及令僭主名垂青史的公共建筑。除了以上提及的建筑工程，在以建筑闻名的萨摩斯，僭主波利克拉底修建了城墙和壕沟，还有一座宫殿，后来被罗马皇帝卡利古拉（Caligula）重建，以及被称为“劳拉”的广场，那里有漂亮的“萨摩斯花朵”出售。

有大量证据表明，僭主们非常想赢得众神的青睐。他们不仅在自己的城市中修建宏伟的神庙和祭坛，还在德尔斐神庙建立金库和柱廊，创建祭祀崇拜和节日庆典，或加强已有的节日庆典。这些努力出于多种目的，节日庆典为公民们提供了娱乐和消遣，而辉煌的建筑会使民众感到高兴，并成为城市的骄傲，从而令其名声大增。最著名的一处建筑就是雅典的宙斯神庙，它始建于庇西特拉图统治时期，但却没有完工。庇西特拉图每年都要举行一次荷马史诗的公开吟诵，大约在公元前535年，他引进了悲剧合唱队的竞赛活动，那是狄奥尼索斯崇拜的一部分，像所有僭主一样，他对此非常重视。

至于外部事务方面，修昔底德认为僭主们没有太大的野心。说来也怪，僭主们并不重视对外征服，但历史上的统治者却是凭借征服而名声大震，并使政权合法化。僭主们指挥的战斗通常只发生于邻邦之间，至多是在海外建立殖民地。萨摩斯僭主波利克拉底统治了很多岛屿和绵延的海岸线，但这属于例外情况。他的成功源于他建立了一支强大的舰队，他们使用的新式战船被称为萨迈那（samaina），上面配备了风帆，船体非常宽大。战船的图像出现在萨摩斯钱币上。波利克拉底还是活跃的海盗，他组织的劫掠活动超出了爱琴海海域，他甚至抢夺朋友的财产，理由是他先把东西抢到手，实在不行再归还给他们。纳克索斯僭主吕格达米斯也有类似的行为，但是规模要小得多。

西西里也是一个例外，僭主们遇到的限制显然是受城邦结构的影响。僭主是以希腊方式进行思考的希腊人，他们只能利用城邦赋予的有限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们非常谨慎地将人们置于经济和军事高压之下，并担心这些人发展成武装力量。僭主们不想出现重新分配土地等重大变化，他们也不想建立帝国。他们只不过充分享受到了所处阶级带来的利益，这是一种完全的利己主义，符合传统竞赛的观点。他们经常相互竞争，不只是在建筑策略方面。他们的财富足以维持建设豪华的宫廷。波利克拉底身边不乏漂亮的女人和男孩，以及诗人的陪伴，他还修建了一座著名的图书馆。这些嗜好很符合他浮夸和残忍的个性。当然，我们有必要知道僭主们运用了多少智力潜能，这很重要。那时得到普遍认可的希腊智者包括皮塔库斯和两位僭主，后者分别是科林斯的佩里安德和米利都的特拉叙布洛斯。庇西特拉图统治时期正是雅典的黄金时代。

另一方面我们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任何新制度或政治组织出自僭主统治时期。一般说来，僭主制保持了现有官职和议事会，因为这些制度本身是无害的。僭主们允许官职由选举产生，前提是保证自己的支持者身居要职，这就足够了。波利克拉底任命自己为萨摩斯武装部队的最高司令官。

没有法律专家能改造共同体来适应僭主的统治，也没有任何行政机构能做到这一点。希腊宗教无法提供任何东西证明个人统治是一种神的意志的表现，也没有提及个人是神在世间代表的观点。僭主们没有权利代表城邦，确切地说城邦是全体成员的总和，成员资格与参与集体事务密切相关。作为一个政治体，城邦不应成为统治者关心的对象，但从它存在的意义来看，城邦只是僭主统治的对象。如此一来，僭主只是城邦的所有者，而不是它的国王，这就是僭主以自己的名义而不是城市的名义缔结外交条约的原因。与近代历史上的专制君主不同，僭主从未建立体现自我人格的国家，因为国家可以是包含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内的超级个体，所以比僭主政权存在的时间更长。

僭主与国民的利益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一致性，但在政治领域他们依然保持对立。困难时期贵族们放下架子，得到了广大平民的支持，但只要情况开始改善，他们及其他人就想恢复以往的状态：公民们独立自由，不受他人的统治。或正如布克哈特所说，他们想让自己成为城邦。以科林斯的情况来看，僭政大概延续了三代人约一百多年的时间，即便在此之后，或一系列篡权者之后，个人统治也不会成为名正言顺的。一些从荷马史诗流传下来的旧理念不能被简单地取而代之，与僭主从未统治、不再统治或尚未统治的地方的联系依然保持着。对与错的概念主要受到泛希腊观点的影响。除瓜分敌人的财产外，僭主从未掠夺过个人的私有财产，因此仍然保有自主性。不管怎样，除了对贵族的过度欲望加以限制外，僭主确实无法让臣民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如果他们能让公民掌握某些技术，改善经济条件，那很可能激发出公民的潜能。总之，人们只能忍受僭主统治，但从长远来看他们并不赞成这种统治，也从未把它当做正常的制度，或者让它成为独特的城邦观念的一部分。

僭主还为城邦的发展提供了临时保护，恰是在这种保护下城邦的经济、财富和安全没有受到干扰。僭主的成功不仅会破坏统治的需要，在某种情况下甚至会摧毁统治。正如伞可以被收起来，除了他们建立的纪念碑和创立的祭祀崇拜外，没有哪个僭主的统治能够持久。

庇西特拉图说过，雅典人应该多关心内政，远离一般事务。赫西俄德也曾告诫人们，要努力工作，远离广场。但赫西俄德的训诫是针对处于困境中的人们，而现在是要从公共和政治领域两个方面推动整个公民主体的发展。至于统治者与民众之间的严重分裂，只能通过爱国主义或参与宗教团体的方式予以暂时弥补。这种分裂会导致两种情况出现，一方面继任僭主者的统治会更加嚣张和专制，另一方面他们会继续享受自己的财富，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他们没有强大的力量可以联合，这就是僭主政权最终失败的原因，但西西里的僭主政治除外，它们被用于抵制外部势力。

公元前550年，这种情况几乎随处可见，但雅典直到公元前510年才出现僭主。僭主政权的终结经常是在贵族发动武装叛乱之后，有时甚至还有外部势力的干预，但广大民众的叛乱似乎很少出现。

20 抒情诗、宴饮和美德的重新定位

如果希腊人创造的“文化”使他们具备了独特性，如果文化创造者同时也是被塑造者，提出问题者同时也是回答问题者，那是因为他们塑造的东西也在塑造着他们，另外希腊人的生活方式也与他们优秀的传统一样非凡。由于表现上的特别和解释上的困难，要想全面了解事实真相并不容易，真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接受不太可能甚至有时只是假设的联系。

当他们的政治中心还比较弱小，宗教组织只适用于宗教仪式，并且缺乏权威，而他们自己相对自由，无须为解释世界意识形态烦恼时，除了政治秩序和法治以外，共同体成员的基本生活还缺什么呢？在扩张、冒险、冲突和财富快速变化的时代，思考和计划受到了诸多限制，同时社会秩序和法律也处于混乱之中，面对这些情况他们究竟要怎样做呢？

希腊人需要怎样的语言、图像和观念来交流，并解释自己的经历呢？他们不仅要借助合适的工具，而且还要能掌握所发生的事情，这样才能完整展示出他们的精神和思想。他们一直凭借传统信念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为了避免失去脚下的土地，他们该如何对这个世界进行调停呢？当他们试图平衡蜂拥而来的一切事情时，又该如何保持镇静呢？他们如何用新的不同观点来代替陈旧的观点呢？行动要以耐力和毅力为前提，为此人们要做好准备。人们要对自己负责，在很多方面也要考虑到人的本性。

面对危险的境遇，不是所有人都会丧失理智。有些人总是以自己的方式，即从个人的思想、诗歌和其他创造性活动等方面来理解自己和世界，虽然整个过程经常充满困难，而且不能完全满足需要，但那些巨大的挑战确实存在。人们为自己写作或创作的东西能表达出许多人的思想和感受，也能唤醒“忍耐力”（tlemosyne），即人们对思想和行动的迫切需求。在大动荡时期，人们可能会关注自己能够解释和表达的事情，正是出于这种需求，出现了一些叙述、诗歌和画像。毕竟，理解力对解决困难非常重要。

希腊人是如何创作出如此丰富的神话故事的，它们的纯粹和优美令其与别的神话不同。游吟诗人的自由是多么重要呀，没有祭司可以限制他们的自由。未被抑制的想象力是一片肥沃的土壤，它激发了人们对诸神的敬畏，从而创造出一处诸神活动的空间。希腊人享有独特的想象力是因为他们依赖于诸神吗，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对神的依赖更多地是因为他们对安全可靠的寻求毫无结果吗？希腊人祭祀诸神的节日提供了另一种动力，它们表现为各种竞赛，如歌唱者之间、不同歌队之间的竞赛，其目的就是取悦诸神。这些竞赛显然促进了希腊人以更新、更好和更美的方式重述古老的神话故事。布鲁诺·斯奈尔（Bruno Snell）写道，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创造一个“神圣的英雄形象”，以便赋予非永久性事务以“意义和重要性”。现存的传统始于公元前600年的阿尔克曼（Alcman），合唱诗歌在公元前5世纪由诗人品达发展到顶点。

宴饮代表了另一种常见的欢庆形式。男人们可以在彼此家中聚会，尽情地享用葡萄酒（兑水稀释）。宴饮通常是在主人和家人共进晚餐之前进行，待酒会结束之后，要搬走桌子清扫地面。这是我们遇到的又一个两性之间的分界线，在这种情况下世俗贯穿了同一个空间。受邀者经常是主人政治上的朋友，其中包括持相同观点拥有共同敌人和恩怨的党派内部成员。但宴饮受邀者的名单也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人们交谈的话题包括近期发生的事情或生活方式和道德问题，不然就是爱情。

图14 宴饮参与者正在玩游戏，一种是名为kottabos的游戏，具体玩法是：控制酒杯，让杯中剩余的葡萄酒击打高处的金属盘，将其击落在另一个金属盘上。还有一个稍加变化的游戏，目标是漂浮在水池中的小碗，游戏者要用同样的方式将其击沉。

这些饮酒的仪式似乎源于东方，但具体的饮酒方式是希腊人自己的，至少在某些方面是这样。如东方人饮酒时只有一人斜躺着，而其他人都是坐着，以此说明此人地位优越，但在希腊人的宴饮中（至少是他们最为普通的方式），所有人都斜躺着。宴饮包含了竞争因素，具有典型的希腊特色。酒会的主题由“主持人”确定，围绕主题每位客人要做一个简短巧妙的表演，胜出者将获得一份奖品。酒会开始时有艺妓吹奏长笛，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能够提供多种服务，因此不会被排除在男人的社交圈子之外。但是其他娱乐活动经常伴随着竞赛。希腊人宴饮的场景经常出现在墓碑和陶瓶上，从中可以看到，衣着考究的人们脚边趴着猎狗，身边堆满了奢侈品。艺术需要有钱人的资助，但宴饮不同，它不只限于贵族阶层。事实上，相反的证据出现于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

宴饮不只是希腊抒情诗歌发展和产生共鸣的唯一论坛，它还拥有丰富的内涵。“抒情的”字面意思是在七弦琴的伴奏下唱歌，由特殊的韵律组成。但“抒情诗”是一个内容广泛的术语，我们现在将其用于诗歌这个比较广泛的领域，而它们的韵律像其产生的环境一样多种多样。由六步格诗和五步格诗（不必有哀伤的音调）对句组成的哀歌非常适合公众吟诵，而将词汇放入诗节中更易于人们的学习和背诵。在长笛伴奏下，抑扬格诗句是一种表达指责、轻蔑和讽刺的传统方式。阿尔基罗库斯是第一个擅长抑扬格诗句的诗人，后来梭伦也用这样的诗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最早的抒情诗只能在人们世代相传的前提下保存下来，而这种传播最初是口头上的，后来就变成了文字。起初，抒情诗歌只被一小部分人接受，但很快得到了普遍认可。在公元前6世纪之前，诗人们似乎没有汇编自己的作品。早期流传下来的抒情诗歌显然表达了人们共同的情感。

帕罗斯岛的阿尔基罗库斯是希腊最早的抒情诗人，他从公元前7世纪中期开始诗歌创作。赫西俄德和《奥德赛》的作者可能直接听过他的抒情诗。阿尔基罗库斯的诗歌涉及范围广泛，有些主题出现在荷马史诗或赫西俄德的作品中，有些寓言如狐狸和老鹰的故事被收录在《伊索寓言》中，至今仍为我们熟知。故事讲的是，老鹰偷了狐狸的幼崽，为了把它烤熟，结果点燃了自己窝中的干草。在伊索寓言中，狐狸祈求宙斯：“众神之父宙斯呀，你统治着广袤的天空，你看到人们都做了什么吗，暴力和犯罪，所有生物的对与错你都应该关注。”

阿尔基罗库斯的诗歌简短，关注的焦点是当前社会，这一点与史诗不同。史诗关注过去，当诗人将听众带入伟大的英雄世界时，有人在那里为他们用清晰、简洁和意义深远的语言讲述动人的故事。

阿尔基罗库斯对敌人的口诛笔伐，因语言上的恶毒而闻名：“海难后，那具赤裸的冻僵的身体上沾满泡沫和海草，他们中有一人被色雷斯人俘虏，他冻得牙齿咯咯作响，像狗一样蜷在那里……这就是我想看到的，曾经的战友，背信弃义者的下场。”阿尔基罗库斯对利克比斯（Lyambes）父女进行了恶毒的谩骂攻击，原因是利克比斯曾答应将其中一个女儿嫁给他，但后来却食言了。据说，几位姑娘因不堪忍受嘲骂而自杀了。

阿尔基罗库斯经常参与争论。他是一个雇佣兵，靠着雇佣兵的薪酬享用美酒和面包，最终死在战场上。他说：“我是战神厄耐阿琉斯（Enyalius，阿瑞斯的别称）的仆人，我了解缪斯女神的精美礼物。但他也感到自己正在与诸神散播到人间的诸多罪恶作斗争，如背叛、疼痛和其他许多罪恶。他非常清楚如何与朋友结交，与敌人对立。他尤其认准一个原则，那就是“对我不友好者，我必报之以恶毒的嘲弄。”这样就可以弥补失望和背叛的感觉。他说：“狐狸诡计多端，刺猬只有一招，但这一招是最绝的。”

阿尔基罗库斯的父亲出生于帕罗斯的一个富裕家庭，而母亲是色雷斯人，可能是个奴隶，正因为如此他觉得自己不属于任何地方。或许正是因为局外人的身份，他用了许多华丽的词藻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受。他总是反思人是什么，应该是怎样的，他们的局限性在哪里。他的作品所关注的是典型的时代写照。

在一次战斗中，他为了活命扔掉了手中的盾牌，但他不认为这是可耻的行为。虽然违背了重装步兵的道德观念，他却坦率地承认：“这个盾牌与我何干？去它的吧！我再弄来不比它差的。”相比美丽与勇敢并存的传统贵族典范，以及趾高气昂、身上刮得干干净净的高个军官，他更喜欢罗圈腿的小矮个，因为他们脚跟站得稳，勇气十足。阿尔基罗库斯声称，凡尊重民意者都不会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他认为名望毫无用处：“人死后，谁还会受到同胞们的尊敬和爱戴。”阿尔基库罗斯没有歌颂激发积极性和为荷马英雄带来荣耀的价值观，在他的许多同时代人看来，那是不言而喻的。有人可能会说，这个人让整个时期变得没有意义，因为他认为尊敬过时了。但事实恰恰相反，他赋予时代简单、谦逊的现实需要，其中唯一有价值的就是那些被证明有用的东西，它们是令人重新振奋的、坚定的、难以控制的，甚至是平民的自信。

越是环顾四周，不确定因素的重要性就越突出。阿尔基罗库斯认为，人世间的一切都源于机遇和命运，它们就像宙斯创造的黎明，它们的“思考方式是基于现实需要”。恐惧从天而降，“当我们的生命处于惊涛骇浪之间”，恶劣天气和大海的形象就像悼念溺水者的哀歌频频出现。这些主题是对整个生命特征的描绘。

阿尔基罗库斯建议，“给年轻人勇气”，因为他们需要它（因为没有别的方式可以征服生活的挑战）。但他还认为，“胜利的目标取决于诸神”，众神让走投无路者重拾希望，迈着稳健的步伐前进，但是“接连的厄运降临在他身上，饥饿使他陷入困惑，思绪发生混乱”。困境使跌倒者丧失了理智。

生活中最主要的事情是防范命运的起伏和转变。阿尔基罗库斯在一首优美的诗中写道：“心志呵心志，你被无奈的忧虑搅得心神不定，振作起来吧，顶住敌人！面对诡诈的攻势要挺起胸膛！逼近敌人摆好架势，坚定起来！倘若胜了，别喜形于色高声欢叫，要是败了，也别在家里神情沮丧地悲嚎！对喜悦的事别太高兴，对倒霉的事也别太悲戚；要懂得人有怎样的节律。”

赫尔曼·弗兰克尔曾经认为：“只有综合的引导秩序才能让希腊人适应困境和忍受痛苦。”阿尔基罗库斯提到，“忍耐力”是诸神医治一切无法治愈的痛苦的良药，因此人们总是可以改变一些事情。控制激情是对一切情感和激情体验的直接回应，其中也包括爱情。上天所赐的爱能够将人淹没：“遵照神的旨意，我沉溺于渴望中以致灵魂丧失，心灵受伤。”

远离史诗中的伟大英雄、殖民地开拓者以及当时的成功冒险家，阿尔基罗库斯从弱势群体的角度说了这番话，这些人在一瞬间被激怒，另一瞬间又被迫保持适度，反复遭受打击，却无所依靠。没有考虑任何人或者任何事，他就是想告诉人们事情的缘由。认清形势吧，虽然他们的境遇悲惨，但没有理由放弃。相反，人们应该像刺猬一样，掌握制胜绝招，那就是语言。这是保持独立和自信的另一种方式，如果他们想征服这个世界，就应该从自己做起，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感受。

这位局外人认为，惊人的反响不能只解释为他是怎样通过诗歌的形式和旋律进行创作的，他的话肯定引起了强烈的共鸣。阿尔基罗库斯的激进主义可能令人生厌，他的颤音也多少会让听众有些不舒服，但丝毫掩饰不住他迷人的光彩，以及他对同时代人及后代的影响。但有一点非常清楚，在面对海外殖民扩张和财富快速变化时，希腊人要重新评价自己，就必须抛弃一切幻想。他们不能接受任何的虚伪，因为他们已经看穿了隐藏在一切表面背后的本质上的无知，这就是贵族的优越性或唯一准则的诱惑吗？

布鲁诺·斯奈尔提到了“早期希腊抒情诗中个性的觉醒”。不管怎样，许多希腊人要在不断变化的条件下对自己有一个全新的认识，这样他们才会认清自己（和别人）。他们要找到可以持之以恒的事情，并且只能在自己身上寻找。他们的努力大多是试探性的，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但在一个自由和觉醒的社会中，这些尝试也存在过度的方面，使得传统面临挑战，重新对自身进行定位，以及为形成新的判断迈出第一步。

音乐和抒情诗也经历了一个伟大的时代。人们制造出新乐器，提出了新主题，开创了新领域。正如崇尚武力的哀歌诗人——以弗所的卡利努斯（Callinus）和提尔泰奥斯（他可能出生于米利都，但生活在斯巴达）劝诫士兵战斗，梭伦把自己的政治教训和警示融入了哀歌中。阿那克里翁（Anacreon）用情诗打动听众，却很少涉及酒会上以国内冲突和战争为主题的诗歌。在一个地方出现的东西也在别处受到欢迎。在泛希腊公共领域的想象空间中，多种声音的会谈开始了，并通过宴饮和其他场合传播开来，可能包括诗歌竞赛。对于科洛丰诗人弥涅墨斯，生活就是“卧室里的爱恋、甜蜜的妥协、床”，“如果快乐的阿芙洛狄忒消失”，那么生活就变得毫无意义。“但愿死亡在我六十岁时降临，让我无疾而终没有负担。”梭伦从遥远的雅典做出了回答，应该是八十岁而不是六十岁，但梭伦把年岁用来学习新事物。

累斯博斯岛是一片肥沃的土地。大约在公元前600年，阿尔凯奥斯和萨福（Sappho）在那里用伊奥尼亚方言创作了许多诗歌。比他们更早的特尔潘德（Terpander）是公元前7世纪的伟大音乐家，后来移居斯巴达从事商业贸易。

在当时的酒会中，政治是颇受人们关注的话题，阿尔凯奥斯也喜欢创作政治题材的诗歌。他出身于密提林的贵族家庭，他和几个兄弟都卷入了城市的激烈战斗。他在诗歌中描述了党派和僭主在争夺权力过程中的成败得失，他至少两次被迫逃离密提林，到邻邦避难，在那里他过着农夫般的生活，由于思念家乡，他内心非常痛苦。他还曾到过埃及和色雷斯，他的一位兄弟成为新巴比伦王国的雇佣兵。

阿尔凯奥斯祈求诸神净化敌人的土地。他兴高采烈地描述了一位僭主的倒台：如今，在密尔昔洛斯丧命之后，个个都得烂醉，拿起权力（之杯）狂饮。诗人发誓，为了拯救民众脱离苦难，他要与其他人一起并肩战斗。当他的战友皮塔库斯打算分道扬镳和背叛朋友时，阿尔凯奥斯愤怒地将矛头指向他，但最终皮塔库斯赢了，密提林人任命他为“秩序恢复者”和立法者。在阿尔凯奥斯看来，皮塔库斯几乎与僭主无异。人民陷入了痛苦绝望中，尽管我们不清楚具体的背景：“贫穷是难以忍受和控制的罪恶，它给人们带来了无助。”作为希腊七贤之一，皮塔库斯意识到党派斗争的胜利通常不是解放城市，而是占有它并激起失败者的仇恨，因此必须有人打破恶性循环，消除党派斗争带来的痛苦。但这只有在公民可以自我管理，摆脱强力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据说，皮塔库斯在十年后实现了这个目标。

换句话说，阿尔凯奥斯只看到了皮塔库斯的背叛和实行的僭主统治，并因为针对自己的行为而感到不快。诗人坚信贵族血统具有优越性，他说皮塔库斯出身贫寒，许多和他一起成名的人也是如此。

通过阿尔凯奥斯的诗歌，我们看到一位屡屡受挫的贵族心中燃起熊熊怒火，他要想方设法促使战友们采取行动。通过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画面，如遭受风暴重创的航船的倾覆，阿尔凯奥斯简要描述了他自己所属党派和整个城邦的处境：“不知怎么起了这动乱的风暴。波涛卷向这边，波涛卷向那边。”后来，这用来指“国家这艘航船”。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忍受（至少暂时的）和忘却，在饮酒和参加宴会时，没有后者，生活将变得无法忍受。饮酒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也是男人们聚会的理由。尽管如此，生活让人们欢聚一堂。

萨福出生于累斯博斯岛一个贵族家庭，她经历了岛上的战争。有一段时间，她逃离累斯博斯岛，来到西西里避难。与累斯博斯岛以及其他城市的妇女一样，她的生活圈子就是住宅和庭院，那里是奉献给缪斯女神的，少女们在结婚前一直生活在这里。在认识到生活的严酷性之前，她们既要“塑造”自己（该词的基本意思），又要追求玩耍和享乐。萨福在诗中描述了少女们如何唱歌和跳舞，如何编织花冠以及用花环装点自己，如何用油让自己散发出香气，以及如何供奉缪斯女神。她们要学习优雅，这是显而易见的：她们要知道如何把衣服的精美褶边提到脚踝处，以显示自己的魅力。同时代的妇女雕像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形象。从贵族精神的角度来看，美丽应该与善良并存。萨福吟唱道：“美丽只能用眼睛看到，而善良总是伴随着美丽。”

在这个小圈子中，少女们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友谊，她们与女主人的关系也非常亲密。当被问及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萨福回答说是爱情。在诗歌中，萨福就求爱、妒忌情敌的成功、女孩离开带来的痛苦、唤起记忆以及与远方朋友的心灵沟通等，祈求阿芙洛狄忒的帮助。萨福说：“在我眼里，他是天神，他得到允许，坐在你的身边，他亲密地聆听你的甜蜜的声音，你的絮语，那诱人的笑声。”想到这些她的心急剧地跳动，声音开始变调，舌头僵硬，火焰在皮肤下面流动。“我什么也看不见了，我只听见我自己的耳鼓在隆隆作响，浑身汗湿，我的身体在发抖。我比枯萎的草还要苍白，那时我已和死相近。”任务非常艰巨，因为“爱神是一条蛇，它令人肢体颤抖”。

“月已没，土星已落，已是子夜时分，时光逝又逝，我仍独卧。”后来，萨福还创作了老年题材的诗歌，她写道：娇弱身躯逐渐衰老，头发由黑变白，精神萎靡。她“双膝颤颤悠悠，它们曾如小鹿之舞的轻捷。我总哀怨这一切，可又能怎样？身为凡人，总得变老，难躲的命运”。根据最新发现，这首诗的结尾是精心设计的。从一份古抄本的诗句中我们看到，虽然萨福已经步入老年，但因为生活中有爱，她的诗歌创作没有随之老去。后来，人们认为她可与九位缪斯媲美，称其为第十位缪斯。

在一个以男人为中心的世界中，女人或男人创作的关于女性的诗歌带有另一种未知的柔情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诗人西摩尼得斯出生于公元前6世纪中期的西奥斯（Ceos），他一直活到了八十多岁。在希波战争之后，他继续诗歌创作，有一首诗是关于达那厄（Danae）的。达那厄是宙斯的情人，却被无情的父亲装进木箱扔进大海，同时装在里面的还有她刚出生的儿子珀耳修斯（Perseus）。风暴掀起海浪打湿了达那厄的脸颊，她害怕极了。她将可爱的珀耳修斯揽入怀中，喃喃说道：“孩子，我遭受苦难，你安然入睡……假如恐惧正吞噬着你，你可爱的小耳朵会听到我的话。我会说：‘睡吧，孩子。让大海和无边的痛苦也一起睡吧。’”弗兰克尔对此的理解是：“让平静延续到这个沉睡的小生命身上，才能把风暴控制在手中。”最后诗歌以祈祷结束：“众神之父宙斯，恕我大胆地哀求，让命运出现转机吧，如果这超越了正义和公正，请宽恕我吧。”阿尔布雷希特·迪勒（Albrecht Dihle）写道，诗歌以“谦虚的无私风格将达那厄作为宙斯的天选之子”。

在忒奥格尼斯名下有近1400行诗流传下来，其中包括这位麦加拉贵族在公元前6世纪的麦加拉创作和编辑的诗篇，以及风格相似的其他一系列长诗。它们大多是关于古代宴饮的诗作，由参加宴饮的男子为宴饮创作的诗歌。诗歌的主题非常典型且不断反复，主要是关于希腊城邦世界的日常生活。

当阐述希腊人必须应对的恐惧和痛苦时，忒奥格尼斯却歌颂了美酒和社交活动。诗人哀叹，贫穷令人丧失话语权。他问道，当城邦处于危难之时，穷人就是有再多的话要说，他们又敢说什么呢？诗人在这里用到了一个暗喻，把城邦比作一艘船，经验丰富的舵手被赶走了，“坏人”（忒奥格尼斯用到的特定词，字面意思是“负担的搬运者”）趁机接管一切，没有人在乎船舱内已经积水。诗人祈求僭主的出现，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即将到来的将来。他警告说，人们切不可与坏人联合，即便是形势所迫也不可以。当然，人们还要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但是“只用言语就可以与人为友”，低劣的品性是会传染的。诗人建议，“让你的色调适应不同的时代和环境”，但仅仅只是你的色调。

诗人歌颂朋友和敌人、复仇的梦想以及恳求神给予复仇的机会。他说：“我宁愿去死，面对恼人的忧虑，我的心无法平静，不能以怨报怨……这是让我喝他们的血！”这位诗人的复仇策略包括狡猾。他劝告说：“迷惑你的敌人，待他落入手中，抛开虚伪的话语，向他寻仇。”

在忒奥格尼斯的诗中，一切都处于不断变化中。一夜之间，有人变得一贫如洗，有人却是一夜暴富。别指望任何事或任何人，朋友也是如此。诗人反复强调一切都依赖于神，但诸神非常随意地给予公正或不公正的命运，因此不能只从道德方面理解他们。套用一个现代术语，诸神只是关于机遇的隐蔽而无法破解的密码，即使在其他诗篇中，诗人也主张人们要掌握自己的命运。有几次他呼唤令人痛苦的amechanie（“没有办法的状态”，茫然无力之意）思想和无能为力的沉重感，最后人们能做的就是保持镇静。

诗句中提到了城市和“不再安全的人们”，但没有提到谁或什么会拯救他们，也许这是城邦竭力使自己摆脱危机的惯用方法，就像一艘航船尽量避免沉没一样。忒奥格尼斯认为，无论僭主们解决了什么社会问题，那都不是真正的拯救。有些人好像天生就无法被拯救，如果真是这样，那些我们恪守的规则就变得不再成立。“那些适用于被拯救者［和仍有望被拯救者］的，对我们来说都不恰当……相反，恰当就是追随即将被征服的城市。”赫西俄德曾经得出过同样的结论，最终就是要超越它。

忒奥格尼斯的诗歌集中出现了多种观念，有的甚至截然相反。作者们对各种问题持不同观点，并且他们的观点似乎还在不断变化中。诗集不能代表伟大的诗作，也不能成为酒会吟唱诗歌的一般标准，更确切地说，它表达了诗歌聆听者这个特定圈子的观点。他们可能是贵族，但不参与城邦的权力争夺，据说这是因为他们太高贵了，但其实是他们根本没有这样的能力；他们拥有的财富不断变化，他们是失败者，当他们将自己的女儿嫁入没落的贵族家庭时，他们失望极了。他们内心充满了怨恨。他们已经厌烦了社会上层需要应对的各种困难。

我们正在谈论的这些贵族，他们不得不坚持自己在各个方面的权利。由于身受传统道德规范的约束，并能始终坚持如一，因此他们坚信自己是“好人”。虽然他们不具备崇高的道德准则，而且完全被成功者所忽视，但他们始终坚持这种态度。高贵和低贱有着鲜明的差异，但“坏人”根本不懂得区分好坏善恶。诗人如此宣告：“我要为这片父辈的土地建立秩序，护佑这光辉的城邦，既不受制于群氓，亦不落入歹人之手。”剩下的就是固执、争吵，用保证自己优越的方式来弥补痛苦。

一位诗人写道：“贫困最能束缚人，远胜过衰老和发烧颤抖。”诗人建议，只要可能无论是在陆地还是广阔的海洋，人们都应该设法摆脱贫困，但希望变得越来越渺茫，国内局势越发危急，没有人愿意工作，而且工作也不能带来好处。毋庸置疑，作者通过诗歌阐述了形势不会好转的观点。

通过这些诗歌，男人们可以在酒会上表达自己的观点、关心、忧虑和抗议，也可以借此维持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酒会其实就是公共领域的延伸，在场者经常以相同的方式思考问题。

当人们只对自己的言论和善良负责，当人们只是没有明显差异的个体而不是专家，他们既不注视优胜者，也不关心某些问题或任务（更不用说家中的女人或奴隶），那么一切就成为对大家同等重要的事情。然而，必需有人成为敏锐的观察者，知道全体同胞有多么不可思议（除了无所不知的宙斯）。观察者要记录被观察者的缺陷，并询问他们一个问题，即人是什么——可能只是风中飘荡的落叶。

在忒奥格尼斯的诗集中，诗人们根据中产阶级的处境提出明确的希腊主题，其中尤为明显的是普遍变革的经历和传统观点的失败。与许多新兴力量和当前问题的解决方法相比，诗人的观点可能对新形势进行了补充。如果忍耐是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只有忍耐者才能痛击它，那么处于时代变迁中的每个人都先扮演了一个角色，然后是另一个角色。一股新的社会力量出现了，他们逐渐成为许多希腊城邦的新基础。在此过程中，希腊人表现出了另一面。

抒情诗的一个中心主题就是对人们尤其是公民必备的美德进行重新认识，这是对某些优良品质的特别强调，而不是对所有价值的再评估。事实上，酒会特别适合这个任务，因为对参与者来说，对美德进行界定是最主要的任务。在忒奥格尼斯的诗歌集中，我们反复碰到的比较级和最高级，显然在这种社交活动中找到了答案。一位诗人认为：“正义最美好。”米利都诗人福西尼德的诗歌中也出现了同样的观点，如诗中写道“健康最重要，实现它的乐趣最大”。

美德不再囿于作战能力和竞技能力，也不是赫西俄德认为的勤劳农民具备的优秀品质，此概念的新定义明确表达出城邦对美德的新限制和新需求。提尔泰奥斯丝毫不理会在摔跤和跑步中赢得的荣誉，却对城市守卫者的勇气大加赞赏，这就是“绝对美德”的源泉。哲学家色诺芬尼认为，自己的智慧（sophia）优于男人和马匹的全部力量，他做事的分寸也为城市带来了福祉，因为智慧能确保良好秩序（eunomia，欧诺弥亚）和粮食储备。如果其他人不想躲进个人的小圈子，把爱和享乐看得超过一切，那么中间道路就被认为是最佳路径。我们屡次遭人批评，是因为这些人把财富视为“唯一美德”。很显然，酒会及其他场合讨论的主题就是公共生活中的道德问题。

然而，赫西俄德告诫听众，只有努力工作才能创造财富，但抒情诗人认为成功具有不确定性。在一首长哀歌中，梭伦谈论到人们的希望和目标，但希望往往是徒劳的，成功也无关善恶。他祈求缪斯给予神能赋予的财富、名声以及证明自己既是朋友又是敌人的力量。我们知道，诸神通常会对不公正行为予以惩罚，如果他们不惩罚真正的罪犯，那就会惩罚他的后代（即使这些人无罪）。人们不知道诸神是不是会奖赏那些值得奖励之人，正如赫西俄德所相信的。前者很容易接受，但后者就不确定了，因此人们不得不做好一切准备，这样才不至于失望。个人和城市的情况就不同了，根据梭伦所说，他们能得到宙斯和雅典娜的保护。

梭伦也警告说，富人不只是拥有金银财宝，他们也能享受生活，有可爱的孩子、马匹、猎狗和来自远方的亲朋好友。独立会得到最低限度的保护，人们要意识到这一点。然而，梭伦没有考虑到忒奥格尼斯提到的乞丐。梭伦证实了那个时代的纷繁经历能依靠的“美德”是永恒的，而财产却处于经常变化之中。他通过人与神之间的命运对比，缩小了人们之间的差异。人类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幸福，他们是粗俗之人（poneroi），饱受痛苦折磨，为困苦和贫穷所累，因此品性“低劣”。上层阶级喜欢称下层阶级为粗俗之人，而当与诸神相比时，他们自己也不过是粗俗之人而已。

但事实上，这种与神的比较根本没有必要。鉴于标准发生了变化，社会对美德的较高要求与人们的实际美德之间出现了明显差距，因此可以从伦理和社会学角度交替考虑“好的”一词的不同含义。总之，许多好人是穷人，而许多坏人是富人，词语能在各种意义上进行互换。

西奥斯的西摩尼德斯被德国诗人莱辛（G. E. Lessing）称为希腊的伏尔泰（Voltaire），他比较认可皮塔库斯的一句话：“想成为一个好人太难。”西摩尼德斯从传统观念的角度对“好的”一词做出解释，他认为男子的美德和成功或多或少相吻合。但他又提出，一个人如何才能成为好人呢，“是胳膊、腿和理智相一致，而不犯错误吗？”（毕达哥拉斯认为三角形最完美。）然而，西摩尼德斯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思想。他认为，只有神能拥有这种美德。如果一个凡人遭遇厄运，孤立无助，他就变成了坏人，好人是成功者，而坏人就是失败者，因此好人往往受到神的青睐，也像神一样随心所欲。所以，西摩尼德斯没有寻找不可能存在的无可指责的人类，而是赞美和热爱所有不受责备的人。毕竟，即使是神也不能与宿命作斗争。与“坏人”相比，“应受谴责的”一词清晰地表达了应受到道德谴责的事实。西摩尼德斯认为，一切免受责备的事情都是美好的。

西摩尼德斯对两种人感到满意，一是拥有相当见识和不完全无助的人，二是知道公正有益于城市的健康者。对“十足的傻瓜”而言，这些品质不仅仅是中等水平。西摩尼德斯的想法就是以实际、合理和公平为导向的城邦成员和公民的理想，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在诗歌中概述了一位塞萨利贵族的远见。于是，诗人将成功者和可能成功者进行了比较，并对成功、幸福和人的实际价值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怀疑。西摩尼德斯从未表示诸神是偏爱高尚之人的。

这些诗歌可能反映出了一般的探讨和辩论，但不意味着宴饮和抒情诗没有在自身的形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如通过令人印象深刻的形式来表达新观点，并不断重复和系统阐述它们。

《奥德赛》的作者曾说过：“在地球上的一切生物中，大地母亲比人更脆弱。只要神赋予她繁荣，只要她的肢体轻盈，她认为不会在将来遭遇不幸。但当被眷顾者给她带来痛苦时，她也只能忍受，因为她必须如此。诸神和人类之父让每天都不相同，诗人据此改变他们对于生活的想法。”阿尔基罗库斯、品达和后来的诗人反复提到这些观点。人类的生活就是过一天算一天。品达回答说：“人是一个影子的梦想。”西摩尼德斯说：“人类不应相信接下来的一天会发生什么……变化的出现比一只苍蝇从一个地方飞到另一个地方还要突然。”

这些观点表达了痛苦、悲惨和忧伤的经历。如果不是处于极度失望之中，他们会表达出如此强烈的感情，或经常重复吗？当涉及自己和他人时，他们不需要听取希腊人对伟大期望和需求的回应吗？功绩不应该受到奖励？人们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为将来打算并达成目标吗？他们也不能指望其他人吗？

以上的言论很可能反映出了像阿尔基罗库斯等局外人的极端经历，或者是失败者被压抑的愤恨。但考虑到这些诗歌的广泛传播和知名度，它们不也概括出整个希腊民族在冒险和探险中的痛苦和需求吗？它们不是反映出幻想和非意识形态观念的缺乏吗，也反映出希腊人在相处时的直接性，并且只能通过社会合作才能解决的相互依赖和情绪控制问题，以及对自己和同辈人负责并实现自我改变的必要性吗？这些诗歌不是反映出自由精神，以及希腊人验证自己命运时表现出的莽撞吗？

统治阶级从未创作和欣赏过这样的诗歌，他们也没有被赋予这样的期望。然而，希腊贵族中总有一些失败者，他们为抒情诗提供了创作的源泉，并产生了共鸣。总而言之，这些人已经习惯于从各种群体的外部视角审视自己，他们对感知和阐述现实非常敏感。

诗歌绝不应该简化为社会史的功能。从另一方面来看，诗歌从未完全独立于人们在特定时期关注的焦点，也没有独立于他们的切身感受，尤其是从诗歌中获得的感受。这对于以公共领域为特色的同性质社会而言更是如此，通过观察、艺术表达和竞赛等方式从希腊抒情诗歌中找寻世界及其自身的目标和正义秩序，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

虽然对希腊民族的本质有着不同的表述（见图7，阿纳维索斯的青年男子雕像），但我们不禁要问那些精美的青年男女雕像究竟有多大的可比性。虽然它们在风格上仿照了埃及雕像，但又有所不同，希腊雕像站姿随意，无须支撑，这可能是因为希腊雕塑家选用了不同类型的石材。希腊的男子雕像全部都是裸体，他们被刻画为“纯粹”的人而不是官员，而他们的古风微笑与埃及雕像的呆板威严形成了鲜明对比（见图13，特纳亚青年雕像）。那微笑赋予人一种个人魅力和个人优势的光环。不可否认，雕像没有表现出抒情诗中经常流露出的绝望。由于不同艺术类型的表现手法不同，而希腊雕刻要展现的是希腊人的理想、力量和自制。希腊诗歌和雕刻都展示出了人类坚韧不拔的毅力，但希腊雕塑家不能或不愿意在作品中反映诗人常抒发的悲伤和痛苦之情。此外，雕像也是广泛盛行的古老视觉艺术之一，包括神庙和其装饰（尤其是中楣和排档间饰或浮雕板），以及希腊陶瓶和钱币上的肖像。关于帕埃斯图姆（Paestum）的被称为巴西利卡（Basilica）的建筑，布克哈特写道：“在这里看到的不仅仅是石头，还有栩栩如生的生物……希腊人不是凭借巨大的规模，而是理想的处理方式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希腊人创立的多利安柱式是人类对形状感知的最伟大成就之一。”

现存的抒情诗丝毫没有提及广大民众不断增长的野心和取得的进步，而它们从公元前6世纪中期开始就备受关注。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不能以如此的方式表达自己。他们的实际做法体现在后来的抒情诗中，如庆祝雅典人刺杀僭主，也正是在那里，我们与平等（政治平等）的口号首次相遇。

21 政治思想的开端：
“中产阶级”

由于没有前人经验可以借鉴，希腊人不知道民主政治或者越来越多的公民参与城邦管理是否可行，直至他们实现了这些想法。民众能够参与公民大会成为这一切的开始，而小规模的共同体则提供了有利条件。充满吸引力的公共领域似乎值得参与其中。尽管如此，早期希腊人还是很难想象这样的场面，即广大公民定期与富足、经验丰富的优秀贵族出现在一起，而且还与他们发生争论甚至反对他们。

篡夺权力者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他渴望的职位多多少少是业已存在的，因此他的任务就是思考实现目标的方式方法。但对于城邦的广大公民也就是中产阶级，我们要如何理解他们在城邦政治中发挥的实质性作用呢？他们如何长远地发展这种能力，而不只是限于动荡时期？他们能够想象一个城邦是在形势变化中形成的吗？

然而，从公元前7世纪开始，殖民地的建立和频繁的冲突促使希腊人开始超越传统和现状进行思考，并越发强烈地就有关城邦及其社会秩序的问题进行反思。鉴于希腊城邦的数量众多和多样性，对它们进行比较非常必要，但问题经常是如何协调对立的势力，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是公开的（而不是集中在统治者中）。因此，培养观察和分析的兴趣至少在理论上实现了。此外，许多问题都需要提出建议，这种情况越来越突出。在德尔斐问题、经验和可能的解决办法被来回交换，于是德尔斐神谕变得越来越重要，并具有权威性。

关于一般问题及基础的思考在自我定位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迅速成为希腊人的典型特征。德国社会学家阿尔诺德·盖伦（Arnold Gehlen）认为，人类作为生物的本能较差，因此要依赖于某些制度。这种观点也可以用于希腊，作为一个民族，希腊人在主要的明显制度（反对君主政体）方面较差，他们要依赖于理性和知识的交流，那适用于事情是怎样的以及应该是怎样的两种情况。单纯务实的理性是远远不够的。

古希腊人提到了七贤，但他们究竟包括哪些人，希腊人有多种说法。与个别僭主并列出现的还有雅典的梭伦，但他认为僭主政体与公正的政治秩序势不两立。我们还知道克里特的埃庇米尼得斯（Epimenides），他擅长清除因为谋杀而给城市带来的诅咒，因此以创造奇迹著称。很可能还有一个不为我们所知的广泛的个人圈子存在，这些人也被视为圣贤。正如布克哈特所指出的：“那里没有某个阶级自立为希腊思想的原创者，以及知识和信念与生俱来的保护者。”从“极其多样化的环境”开始，形成某种自然共识的圣贤出现了。

从史料记载来看，许多简洁精辟的格言都出自七贤之口。Gnothisauton：“认识你自己”，也就是说认识到你只是人类。Mēdenagan：“凡事勿过度。”据说，这两则箴言被刻在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上。另一则箴言是metron ariston：“适度”。希腊人的正义观体现在“凡事不能以武力强迫”和“憎恨不道德行为”。有充分证据表明，希腊圣贤眼界开阔，彼此保持联系，他们与德尔斐知识渊博的神职人员有着密切联系。显然，这些自明之理已经出现在当时，并且很容易为人们接受，因此也反映出这些观点的受欢迎程度。

七贤很可能从东方智慧中借鉴了很多想法，从种地的基本规则，如何管理家业，到如何与邻人相处，特别是如何引导生活。有大量证据显示，那些埃及的法则和所罗门的教导也出现在了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中。东方智慧激起了所有希腊人的兴趣，包括僭主。

后来，希腊知识精英对政治问题越发关注，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那些君主专制的反对者开始向僭主及其支持者发出挑战，当城市无法应对严重的突发事件时，便会求助于他们。这些突发事件表现为：具有破坏性的社会紧张局面，公众的愤怒和反抗，广泛的凶杀和暴力，内战，迫在眉睫的个人或党派的权力篡夺。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包括那些持观望态度的人在内，都会竭力防止问题的进一步恶化。他们需要一位能引导城市走出困境的领导者，他可能是像雅典梭伦或者密提林的皮塔库斯一样的公民同胞，或者来自国外。刚好我们有一份出自德尔斐的神谕，内容是皮提亚让渴望恢复秩序的昔兰尼人去曼提尼亚（Mantinea）找能够帮助他们的人。这个人就是德谟纳克斯（Demonax），但我们只知道他很好地完成了任务，他大概只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

我们从希罗多德那里得知，肩负这些任务的人被称为katartisteres，字面意思是恢复秩序的人，或者像库特·拉夫劳伯所说的，恢复正常。（后来，亚里士多德可能错误地称他们为僭主，仲裁者。）Aitios的意思是正直、适度和公正，它们恰是秩序恢复者们通过恢复城邦正常秩序进而恢复的品质。

为了根除各种弊端，他们被赋予无限的权力，经常要对现状进行干预。如要赢得人们的信任，他们就需要恢复公正的社会秩序，接下来的任务不是谈判和达成妥协，而是确保城邦的每位成员都能得到自己应得的。反之，有些人如密提林的皮塔库斯，当他发现城市离不开他时，就开始了对城市长达十年之久的统治，这样就压制了冲突，让其无法再次爆发。由于城市面临非常严重的危机，因此要利用智者的仲裁和调解来解决。挑战可以避免僭政和内战的出现，公民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从没有接受过的事情。

“秩序恢复者”肯定对希腊早期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最初影响的范围较小，后来到了公元前600年，参与的阶层变得越来越多。时至今日，我们也不知道这些思想的最初创立者是谁。

虽然信息庞杂，但在一份文献资料中，我们理解了反思的起源以及希腊政治思想的开端：梭伦的诗歌，后来被称为“欧诺弥亚”（残篇4，牛津大学马丁·韦斯特教授版）。雅典的政治思想约形成于公元前600年，当时雅典国内局势紧张，内战一触即发。显然，梭伦创作诗歌是为了鼓励更多的公民干涉，并要求任命秩序恢复者。

梭伦认为，城市的苦难要由公民自己而不是神负责，这就是他在最初强调的权利，其中也明确提到了宙斯和雅典娜的帮助，但问题是城市的领导者根本无法维持和平。由于贪婪，他们觊觎着公共财产和献给神的神圣财产，他们亵渎了正义和神圣，肯定会受到正义女神狄刻的惩罚。更早时期，赫西俄德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但有一点不同，对非正义的惩罚不仅可以通过天神宙斯，而且在人世间也可以实现。“一个不可避免的邪恶正在接近整个城邦”，人们很快将陷入可怕的奴役之中（这意味着僭主和贵族党派的统治，或者贵族对负债农民的统治）。反过来，这种奴役激化了内部冲突，潜在的战争将会使许多人丧命。很快，城市会因为贵族派别之间的斗争而消耗殆尽，如果这个过程不可避免，那么这将是毁灭性的灾难。

梭伦明确指出，不可避免的灾难正在逼近，但显然还有办法避免。有趣的是关于欧洲政治思想的最初文献已经蕴含了稍纵即逝的时间观念（抓紧，以免为时已晚），后来阿尔凯奥斯的残篇证实，这是当时人们的共同担忧。梭伦在两个关键段落提到了进程的速度，公民们需要得到警示，为了凸显其紧迫性，他指出疾病不会放过任何人：院门也无法阻止它。

梭伦总结到，雅典受到了社会弊端的困扰，由于社会秩序出现混乱，一切习俗、准则和法律遭到破坏，不仅是个体，整个城邦都处于危险之中，恢复秩序迫在眉睫。但如何做到这一点是另一个问题。梭伦只在诗中强调了良好秩序的概念，虽然不良秩序已经持续了二十七年，但他在八行诗中的陈述仍然非常模糊。梭伦以拟人化的方式描写了良好秩序：“使粗俗之物优雅”，“非正义的枷锁”，“停止奢侈”，“矫正歪曲的判断”和“停止党派斗争”。对于梭伦所说的根除弊端，城邦的良好秩序就能恢复，我们很难理解。梭伦没有根据自己所描述的计划来提出新的社会秩序，相反他只要求重建旧秩序，这样就可以再次展示它的优势。

在另一场合梭伦说城市就像大海，时常因为风暴掀起巨浪，但没人能撼动它，所以它是“最公正的”。梭伦大概没有想到，宙斯没有以自己的智慧为城市提供一切所需。早些时期的事情肯定是对的，因此梭伦坚信“人民领袖”应该也是未来的领导者，尽管这些人是雅典不幸的源头。一旦公正秩序得以恢复，这也就不再是问题了。穷人、负债者和卖身为奴者非常关注秩序的恢复，人们可能会采取一些安全措施，以确保恢复顺利进行，但也仅限于此。

历史事实表明，梭伦的设想错了。梭伦承认这些进程对城市构成了威胁，但至于他最终调停的结果却是纯粹的信仰问题，即使那是一个非凡的和在许多方面自由的信念。与自然法则相比，迫在眉睫的进程使他更加确信，是天神宙斯实施惩罚并持守公道。反之，由于对神圣正义的信任，他遵守着人世间支配所有进程的法规。其他城市的经历也为其提供了证据和例子。人类的广泛理解和行动可能得以开启。理解（不愉快的）过程暗示着（快乐的）选择，人们可以阻止事态的发展。这种观点支持了梭伦在先前诗句中表达的信念，即诸神是赞成雅典城邦的，只是人类（公民们）要为城邦目前的悲惨状态负责。该想法得到了一种普遍信念的支持，即这里曾经存在过一种公正秩序，并且它符合神的意志。有些人认为城邦是一种可行的社会形态，他们至少当时认为事情是公正的。这就是希腊早期政治思想的基础条件之一。

梭伦将政治领域与自然领域做了进一步区分，而在自然领域，赫西俄德提到了宙斯对法官不公正审判的惩罚。在梭伦看来，政治领域的后果只在政治领域产生。鉴于这种情况，人们可以干预城邦事务了。然而，自然领域中一切事情的发生都必须遵循一定的因果关系，但在社会和政治领域人们可以冲破这种束缚。在另外一首诗中，梭伦观察到雪花来自乌云，雷声源自闪电，他认为“城市正被众人引向毁灭”，而且“由于无知，人们沦为一人统治下的奴隶”。

正是由于对政治领域的关注，梭伦对罪行和责任的问题给出了更加合理的答案。然而，赫西俄德认为多数人不仅会遭到“吞噬礼物的国王”的不公正判决，还会因为宙斯对城市的惩罚而受到牵连，但梭伦最初阐述了只有犯罪者才要因为自己的狂妄自大而受到多种惩罚。如果公民们没有及时采取措施，那么对这些罪行的惩罚会落到整座城市头上，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没有做他们该做的事情来阻止罪恶的发生，那么他们就要承担部分责任。

正是出于这些考虑，梭伦找到了公民对城邦应尽的责任。显然穷人、负债者和被奴役同胞的不幸成为了所有人的痛苦，城邦的命运受到了大家的关注，公民们必须加以干预。这些理由很可能源于在古风时期广泛传播的一种信仰，即不被赦免的谋杀不仅玷污了整座城市，而且还会带来毁灭。

梭伦的公民同胞开始履行自己的职责，在特殊情况下干预城邦事务，并任命一位“秩序恢复者”，接下来的异常情况很可能是由后来的党争造成的。梭伦和雅典的广大民众很可能都没有想到，全体人民能够在政治上发挥重要作用。

看似只能以放弃或者叛乱作为唯一出路的痛苦和无望，却被梭伦解释为一种可以理解的过程，并一一化解。城市可以凭一己之力完成。由于良好秩序的缘故，人们开始对偏离传统的社会和产权结构进行干预，这就为主张恢复旧秩序而不是建立君主制创造了机会，即使这一切没能成功制服贵族阶级。

对于美好未来的计划是超越想象的。虽然过去的典范能够为现在提供一种选择，进而对未来产生影响，但传统是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公正秩序与现状之间，或者贵族对美德的追求与他们的实际道德之间存在明显差距。在一个继续以过去为导向的时代，人们要凭良知提出要求，但最终（虽然大多是潜意识的）的目的是改变。很长时间以来，希腊人把他们对正义的希望寄托于诸神，现在他们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了。希腊政治思想从此开始，而梭伦是我们认为的第一个见证者。

梭伦在另一残篇中写道，“作为维护万物的界限（让一切保持在各自的范畴之内？），知识这个无形尺度最难想象”。凡事都有限度，因此可以将其与无限区分开来。界限决定了它们的存在，也能保证它们的安全，并支配它们。如果界限是一种尺度，那它必须使事物保持在合适和正确的范围之内，这关系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平衡。正如梭伦认为的，事物之间总会存在联系，为了保持平衡，相关事物会和谐相处。这些联系是无形的，因为它们存在于事物之间，而且存在于保持限度的事物之间。当然，事物本身做不到这一点。如果没有这样的框架，它们将突破自己的界限。当然，这个尺度不是神圣的（诸如良好秩序），但它必然是衡量知识的尺度。梭伦认为人们很难想到这一点，这一事实很可能反映出他自己的城邦经历以及社会阅历。

梭伦提出了两条路线，它们是在自由公民中建立政治秩序的重要证据。但问题的关键不是达成妥协，而是保证每个人都能得到自己应得的，这样就可以做到公正。只有采取适当的措施，公民才能维持他们在城市中的均势，那确实是他们的任务，没有更高权威或者君主能够（或者被期望）减轻他们的负担。整体只存在于各部分的良好关系中，这种观点与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的名言类似：“无形的和谐比有形的更强大。”

如果希腊人面对发现新思想和新行动的挑战，那么他们的唯一选择就是将神圣正义的老问题和无形尺度的新发现结合起来。希腊人别无选择，只能坚定人世间是通过合理法规统治的信念。希腊人世世代代牢记梭伦的诗歌，把他视为权威。

至于当时的其他政治思想家是否学习和借鉴了梭伦的见解和选择，我们无从得知，但他们至少形成了不能容忍僭政存在的广泛共识。这一点让人感到吃惊，但确实有许多人看到了这样的事情，并且有着恢复旧秩序的欲望。结果一个城市想要恢复正常，却没有能力消除社会的动荡不安，因此城市既要照顾自己还要对自己负责，这是一项巨大的智力挑战。

效力于君主的改革家从权力中心着手改革，只要有需要，他可以凭借一项制度随时进行调停。希腊的秩序恢复者找到了平衡城内各方力量的方法，他们要研究城市的内在发展趋势，尤其是谁被授予什么样的权利，以及参照他人对他们进行评价。

希腊政治思想家通常不受统治者要求和诱惑的影响，如果出现有人效力于僭主的情况则属例外。他们调停争执和重新组建共同体也不受特殊政治形势的影响，否则将很难赢得信任。凭借专长和智慧，他们树立了自己的权威。从公正的第三方角度，改革家重视整个共同体的利益，并成为城邦的忠实保护者，在巩固城邦的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地位。如同神谕是否灵验或医生是否高明一样，改革家的声望则是根据提出各种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否奏效来衡量的。这些人更加理性，他们代表了第三方力量。

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泛希腊的公共领域中。这些人发现了独断专行的贵族力量和令人无法容忍的党派斗争，正因为如此他们的话语越来越有分量。许多希腊城邦都存在一个公正的群体，包括外来的观察者和重要事件的仲裁者。他们站在愤怒者和不公正受害者的旁边，他们不是生活在遥远的大陆，而是就在近前，生活在相似的环境中，拥有同一种语言文化。

至少从长远来看，秩序恢复者可能会得出结论，许多城市无法抑制贵族的野心及其潜在影响，除非广大的“中产阶级”被赋予权力定期自由地在群体中发表言论，并主动参与城邦管理。他们不仅要做好在特定情况下承担责任的准备，而且要将其作为一种政治规则加以明确，至于那是否会引起骚动则不必管它。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发生改变，至少是实现部分改变，从过去受消极环境的影响变成积极地定下基调。

当然，纵观整个世界历史，尽管广大民众占有数量优势，但他们没有太多的发言权。如果要改变这种普遍状况，就要建立专门的制度，更重要的是广大民众需要从智力和精神两方面担负起这项任务。

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实验室”，希腊人在政治制度方面的探索主要涉及政府机关、议事会、公民大会、法庭和维护正义等。他们肯定还在许多方面开展了深入的想象、引入、观察、模仿和发展。米利都的泰勒斯曾提出，小亚细亚的伊奥尼亚城邦应该联合成为一个城邦，这样它们将继续作为分部存在，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希腊政治制度思想的发展踪迹。但这种观点从未超出理论的范畴：普里耶涅的毕阿斯提出在撒丁岛（Sardinia）建立大城邦的计划，同样无法实施。虽然如此，两个计划还是吸引了我们，让我们看到希腊人的思想远远超出了传统模式。

改革的好处就是可以让广大民众与城邦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公民们被划分为两个新的分支，新的议事会产生了：boulē dēmosie，公民议事会，正如已知的开俄斯议事会。这些新机构与传统的贵族议事会并存，但是担任议事会成员不是为了谋生。议事会成员的任期较短，通常为一年时间。我们知道这种制度在雅典运行得最好，议事会成员经常轮流执政，这恰恰符合了直接参与城邦管理的思想。经常轮流执政使得议事会被牢牢掌握在那些被任命者手中，并且成功实现了广大公民对城邦事务的直接参与。议事会成员没有机会介入被代表者和全体之间。

有相当多的希腊人准备将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城邦事务中，前提是经济收入得到保障，考虑到希腊社会的特殊情况（公共领域吸引了闲暇的贵族阶层参与），这种情况并不令人吃惊。即使那些不住在市区的人，或者不论出于何种原因不能随叫随到的人，他们肯定感觉到了可以在公共论坛中占有一席之地的诱惑。

政治平等或者接近于平等就像拥有特权。在贵族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广大民众的境遇较差，虽然他们在对抗贵族时毫无目标，但却对城邦有着强烈的责任意识，由于没有个人野心，他们更适合维护和平与正义，以及关爱所有人。他们中很少有人希望通过不懈努力来反抗社会等级划分，因此担任议员是他们的远大志向。由于在泛希腊公共领域中一直没有他们的位置，他们一旦参与其中，必然会提高整个阶层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这就是他们参政的动力。

后来希罗多德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在希腊的民主制下，“民众”没有发生分裂。很显然，广大民众没有忠诚地追随贵族领袖，到了公元前6世纪，这已经成为人们不得不具备和依靠的重要品质。虽然各种看法不尽相同，但参与本身对于广大民众来说非常重要，正是因为参与城邦事务，他们才能团结在一起，而且还拥有了发言权。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将同阶层的人们团结在一起，并且坚定地认为他们拥有共同之处。他们的想法取决于民众的关注，而不是家庭和个人的利益。他们要使自己具有政治头脑，而不只是参与事务。在各种归属感中，公民的归属感必定成为关注的焦点，于是公民身份出现了。马克斯•韦伯将这种态度上的转变称为“友好”，但他没有简单地把它描述为人们通过互助来追求共同的目标，而是认为他们发生了变化，“拥有了不同的‘精神’”。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许多城邦在公元前6世纪出现了具有革命性的社会变革，并以政治平等（平等参与意义上的平等秩序）的名义为世人所知。政治权利平等是实行民主制的前提，而良好秩序也是以平等为前提，并最终通过它得以实现，这个新观念也包含了保持优势个体与公民主体之间平衡的思想。

克罗敦的阿尔克迈翁（Alcmaeon）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哲学家兼医师，在公元前500年提出了平衡的概念，潮湿与干燥、寒冷与温暖、苦涩与甜蜜只有维持平衡，人们才能保持身体健康，反之如果二者中的一个因素占据支配地位，那么人们就会生病。

无论民众的长期愿望实现了多少，如果没有希腊政治思想家的前期工作，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崛起是很难解释的。他们首先要构想出制度的先决条件，将不满转化为政治需求并唤醒他们的雄心，从而让政治思想得到更广泛地传播。

他们还要帮助建立类似的“集体智慧”。梭伦曾经责备雅典同胞，作为个体他们像狐狸一样狡猾，但需要他们集体做出决定时，却毫无想法。大约2400年之后，德国诗人席勒在提及学术团体时发出了同样的感慨：“作为个体，每个人都非常聪明和理智，但作为整体出现时，却都变成了白痴。”公元前500年赫拉克利特解释道：“虽然逻格斯（理性）是共同的，但大多数人好像都活在他们自己的想法中。”这不仅是人的类普遍问题，而且特别是希腊人的问题，这就需要发展基于共同准则的审议机构，后来亚里士多德发现公民大会具有此特征。

许多希腊智者和哲学家对民主制的怀疑都出现得较晚。相比之下，公元6世纪的希腊思想家已经认识到了广大民众参与政治事务的积极性。

希腊政治思想家成功实现了一些目标，而据我们所知，那正是希伯来先知不曾实现的。那些先知的认识与梭伦的观点不谋而合，即认为人不是神，要为自己的痛苦负责，但对于如何去做，他们的答案却仍旧停留在宗教和道德的范畴。他们满足于批评社会弊病和发表谴责，只知道以戒律来完善自己，而不知道政治行为的职责。此外，希腊的智者与孔子等中国的圣贤不同，他们不是直接向君主进谏，而是向不同的听众阐明自己的观点，并把整个公民集体纳入进来。最终，他们改变了国家政体。

22 哲学与科学的发端

在希腊政治思想中，有关城邦的观点和希腊哲学的思考显然有着相似之处。正是在那里，人们开始寻找具有特殊意义的普遍规律。米利都的泰勒斯通常被认为是希腊哲学鼻祖。但正如希罗多德所说，他不可能是腓尼基人，他被称为腓尼基人很可能是因为他在东方生活了很长时间。不管怎样，他似乎从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否则他不可能推测并预言了公元前585年5月28日的日食。

从希腊人接受字母表开始已经过去了一百五十年的时间，而希腊陶瓶画家发展“东方艺术风格”也过去了大约一百年。虽然有着长达几个世纪的学习传统，并取得令人吃惊的成果，但希腊人还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和能力，逐渐汲取了东方文化中的一部分精华。到了公元前600年，希腊人就可以运用这些知识了，但对于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只有一些比较零散的证据。

泰勒斯是希腊七贤之一，他有许多技术和政治建议流传后世。据说，他专门从事几何研究，但也推测了世界的起源。他的想法在希腊人看来非常新颖，因为他没有用神话来解释这一切，而是提出了水这个本原。亚里士多德认为，泰勒斯的深刻见解确立了他在希腊哲学史上的地位。

希腊人的哲学和科学与他们的东方前辈之间很难划清界限。人们绝不能说，东方人尤其是祭司阶层，只负责收集知识，不需要参与科学和哲学的推测。毕达哥拉斯发现直角三角形斜边平方等于其他两边的平方之和，虽然他不是第一个发现该定理的人，但很可能是第一个证明它的人。希腊的医生也不是最早起草详细疾病报告的人，因为这样的报告更早出现在古埃及。顺便说一下，希波克拉底医学不是第一个脱离宗教和巫术的。公元前7世纪的医师阿拉德-那奈（Arad-Nanai）将医学分为诊断、用法说明和预言，他将这些展示给亚述国王阿萨尔哈东（Asarhaddon）。

但我们特别期待希腊人的方法，即问题和答案与城邦问题密切相关。既然城邦的生存取决于自身以及不断变化的社会力量及其不可避免的冲突之间的共存，那么从其他领域着手考虑和寻找类似秩序体系就显得非常合理。有什么比在宇宙中寻找相似性更显而易见的呢？米利都的阿那克西曼德在公元前6世纪中期提出了此观点。阿那克西曼德是泰勒斯的学生，他是我们所知的第一位为自己著书立说的哲学家，而他的著作在很久之后仍可以利用。

阿那克西曼德认为，地球不需要任何支撑，由于离宇宙的各方边际是等距离，因此它不能向上、向下和旁边移动。所以，既不是泰勒斯认为的地球浮在水上，也不是年轻的米利都思想家阿那克西米尼认为的地球位于气垫上。阿那克西曼德认为，地球与其他天体有序地存在。这是理解整体与部分关系的尝试，尤其是从“无形尺度”的意义上来说。总之，一件事情可以不依赖于另一件事情，但万物之间必然存在联系。

与泰勒斯和阿那克西米尼不同，阿那克西曼德没有假设世界起源于水或者空气。他认为，万物开端于“无限定”，并称其为神圣。这使我们想到了赫西俄德提出的混沌概念，一切产生于无限定，最终又复归于它。阿那克西曼德对此观点的系统阐述经常被加以引用：“万物所由之而生的东西，万物消灭后复归于它；因为万物按照时间的秩序，为它们彼此间的不正义而互相补偿。”

后来的作者（泰奥弗拉斯托斯）引用了这个句子，指出阿那克西曼德运用了诗歌的表达方式。阿那克西曼德将法律思想的经验和假设运用于整个世界，即他提到的一系列世界。他的思想已经超出了古代以色列广为流传的信仰，即对非正义行为的惩罚会降临在第二代或者后代的身上。阿那克西曼德认为，任何事情都存在某种形式的不公正，如果出现在政治领域，这暗示着每个权力要为崛起过程中的不公正行为付出代价，当下一个权力、僭主或者帝国也利用非正义手段掌控政权时，就会被取代。

历史上不乏统治者、王朝和帝国更替的例子，许多非正义权力的崛起很容易判断。米利都经常出现党派斗争，那里或累斯博斯以及其他地方人们的政治经历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外发生的事件也会对希腊人产生影响，有时甚至是严重影响，如吕底亚王国的兴衰，波斯帝国的出现以及几个强大王朝的衰落。

阿那克西曼德出生于米利都的名门望族，他曾带领米利都移民在黑海附近建立了一处殖民地。阿那克西曼德对政治非常感兴趣，但希罗多德总结的政治兴衰周期，归结的正义、非正义和惩罚连同相关术语等，都没有影响阿那克西曼德对世界的思考，这一点非常奇怪。经过观察和思考，他认为先有热，然后是冷，再者是潮湿和干燥，诸如此类的顺序。

阿那克西曼德的基本理念与梭伦不同，认为良好秩序的恢复能够阻止城市发展形势的日趋紧张，正如无法掀起风暴的海洋也是公正的。阿那克西曼德可能认为，那些情况比较容易，它们能够互相支持。阿那克西曼德的经历也不同于梭伦，在前面引用的著名观点中，他认为宇宙而不是城邦处于最突出的位置，现有秩序不能阻止非正义，正如他看到了一些个人统治的实例（正如白昼和黑夜、夏季和冬季的交替），但它们在经历一系列变化后，最终会走向毁灭。总的来说，正义肯定居于支配地位，但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这只能依靠时间和兴亡来实现。受害者没有获得正义（正如他们在法庭上一样），行凶者也没有受到向被害者支付罚金的处罚。更确切地说，在一段时间之后，当别人把他们推开或将他们打倒在地时，就是对他们以往罪行的惩罚。不断变化和包含万物的秩序完全是一回事，世界上的一切最终都要回归为无限。

想法从来都不是随意的，尤其是在多个生活领域紧密交织且没有专门论述的时代。思想会对非正义的统治产生影响，这在东方君主制下是很难想象的，但在希腊人中它们却有容身之地。阿那克西曼德的思想涉及许多方面，但我们只知道其中很小的一部分碎片，他的这些思想借鉴了东方文化对自然和宇宙各个领域的认识和思索，而他所做的就是结合希腊人的具体要求和问题。（阿尔克迈翁也是如此，他利用政治范畴的权利平等来区分人类的健康和疾病。）阿那克西曼德对陆地和海洋的描绘，可以说是从一位观察者的角度进行的客观描述，是非常典型的希腊人的特色。

米利都的赫卡泰乌斯是阿那克西曼德的学生，他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学者。他不仅改进了老师绘制的世界地图，而且对地中海沿岸的地理情况进行了研究，他还对那里的地区和居民进行了描述，它们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欧洲和亚洲。赫卡泰乌斯批判性地探究了神话传统，并把它们归入宗谱中。这两方面的努力代表了实证研究的成果，但据我们所知他没有思索世界的起源或者本质。活跃在他周围的其他学者系统分析了各个领域的知识，如阿那克西曼德参照东方人的模具，设计了土地测量工具。

色诺芬尼来自米利都的邻邦科洛丰，他出生于公元前570年，当波斯人征服科洛丰后，他便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后来参与了福西亚人建立埃利亚殖民地的行动。他大概与萨摩斯的毕达哥拉斯同龄，毕达哥拉斯移居意大利很可能是因为僭主波利克拉底将他驱逐出境，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不想生活在专制统治下。毕达哥拉斯定居在意大利南海岸的克罗敦，在那里他与众多追随者一起组建了一个团体。后来，还出现了两位著名的哲学家，一位是赫拉克利特，他留在家乡以弗所，另一位是巴门尼德，他在埃利亚长大，并在那里发展了有影响力的庞大的哲学派别。

米利都的思想家提出了许多理论，但它们差不多沿着同样的路线发展。相比之下，最后的四位思想家使得希腊哲学得以扩展，直至公元前5世纪被希腊本土出现的重要哲学派别取代。

色诺芬尼是一位谨慎的启迪者，他四处游历，在西方和希腊本土演讲，并以此谋生。他以诗歌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后来的巴门尼德和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也采用了相同的方式。据说，色诺芬尼还创作了两部史诗。他相信自己的智慧，并提出了许多政治建议，比如他抨击人们在酒会上讲述无聊的故事，批评过度强调奢华。他指出，科洛丰人在广场集会，“长发上装饰着珠宝，散发着精制油膏的香气”，他们很快便遭受了政治奴役。

色诺芬尼赢得了许多读者，这从他流传下来的残篇中得到了证实，他的观点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至少在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和公元前5世纪前三十多年的上层阶级中如此。色诺芬尼一直活到了九十多岁。

色诺芬尼反驳了一种观点，即起初在黄金时代，诸神为人类显示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寻求，他们的发现不断增加”。他与同时代人参与了这个过程。当人们取得进展时，他们会继续研究并跟上时代的步伐，但同时也需要理解人类的认知是多么的不可靠。色诺芬尼说道：“从没有一个人也不会有这样一个人，会知道诸神以及我提到的所有事物的真相。即使有人成功说出什么是完全正确的，他自己也不会意识到这一点，毕竟凡事都有选择。”

色诺芬尼发现，有关诸神的普遍观点非常可笑。他开玩笑说：“如果牛和马或者狮子有手，或者它们能像人一样用手画画和做事，那么马画出来的神一定像马，而牛画的神一定像牛。”在埃塞俄比亚人看来，神是塌鼻子的黑人，而色雷斯人认为神有着蓝眼睛和红头发。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我们似乎可以想象，神是如何诞生的，或者如何偷盗、通奸，以及相互欺骗。

色诺芬尼得出结论，他认为所有这些看法都是错误的。他相信“在诸神与人类中间只有一个（唯一）最伟大的神，他无论在外形或思想上都与人类不同”。这种观点可以联想到赫西俄德提出的宙斯是最强大的正义之神。但色诺芬尼的一神同时也是天神和天空本身。他不仅是强大的至高无上的神，而且还包含了万事万物。他总是从同一地方注视着一切，他无所不在，是“所有的眼睛、灵魂和耳朵”，不为个人感官所束缚。荷马笔下的宙斯非常强大，能够举起黄金链条上的一切，即整个世界以及其他所有神祇，而色诺芬尼的神“能用思想轻松地撼动世间万物”。关于天上的众神，我们可以引用色诺芬尼的观点：“神是唯一的。”他的意思是说，正如人们可以想象神一样，可以把整个宇宙想象为一个球体吗？

阿那克西曼德视“无限”为神圣，色诺芬尼也认为世界就是如此。然而，在赫西俄德和梭伦有关宙斯的思考中，神学发挥了主导作用，但色诺芬尼的观点则开始向哲学转变，虽然哲学这个术语当时还没出现。

色诺芬尼热衷于传播自己的学说，即使这只是他谋生的手段。相反，赫拉克利特对于公共世界采取了一种极力否定的态度，他对提出政治建议毫无兴趣，即使被要求制定法律，他也予以拒绝。当人们以惊讶的目光注视着正在与孩子们玩耍的赫拉克利特时，他回答说这比跟公民们在一起好多了。他也不希望自己被倾听，他对“许多人”不感兴趣，并且认为一个优秀的人可以抵得上一万人。

赫拉克利特出生于以弗所的王室，他本该继承王位，可是却将王位让给了自己的兄弟，自己跑到阿尔特弥斯神庙附近隐居起来。

赫拉克利特有许多箴言和长段文字流传下来，无论怎样排列，这些片段都显示出相互之间的关联。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如果希腊人视赫拉克利特为“晦涩难懂”，那也是因为他的思想不同寻常，具备多样性的特点。赫拉克利特的观点独特，如何将他所说的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还有一定困难，他的许多观点尤其是最激动人心的部分，给人的感觉就是如此。

赫拉克利特竭力探索的逻各斯就是宇宙万物存在的根本法则，也是控制和管理所有存在过程的理性。他声称：“不听从我而是听从逻各斯，就会说万物是一，就是智慧。”人们应该认识逻各斯，这样就能体验到极端复杂的多样性中的统一，而多样性则表现为在许多方面朝着不同方向使劲，这些就构建出有形的世界；人们将在更大范围内看到万物之间的联系。以上这些就是赫拉克利特所关注的。

但有人会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这种统一观点与人类经常面对的差别和对立因素相矛盾，这对于希腊人来说尤其如此，因为他们无限利用各种观点来感知世界。不断变化似乎破坏了统一的概念，但赫拉克利特认为情况恰恰相反，“神是昼也是夜，是冬也是夏，是战也是和，是饱也是饥”。当然，神不仅无所不包，而且赫拉克利特在不同语境中补充说：“对于神来说，万物都是美的、善的和公正的，而人们却认为有些东西不公正，有些东西公正。”人类区分和创造差异，而神是把它们合而为一。人类认为，白天和黑夜是对立的，但它们不断交替出现，因而它们又是一体的。

此外，事物的对立面能够相互转化。赫拉克利特认为，“生与死、梦与醒、少与老”是同样的东西，“当二者发生转化时，后者就成为前者，反之，前者就成为后者”。温暖与寒冷、干燥与潮湿，它们也能彼此相互转化。

事物会以各种方式相互替代。赫拉克利特认为，一切转为火，火又转为一切，有如黄金换成货物，货物又换成黄金。然而，火不仅是万物之间的中介。相反，宇宙秩序“是一团永恒的活火，按一定尺度燃烧，一定尺度熄灭”。世间万物来源于火，这就是永恒的宇宙秩序。此外，赫拉克利特声称“火在升腾中判决和处罚万物”，瞄准并使之毁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雷霆虽然惊人，但能“驾驭万物”。

事物的对立面如何和谐相处呢？赫拉克利特提出“相反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他在另一段落中写道：“每一种东西都是对立性质的统一，这种转化的和谐就像一张弓或者一把七弦琴。”希腊单词哈耳摩尼亚（harmonia）是源自木工手艺的术语（安装或者组合），赫拉克利特认为它能在背后操控一切肉眼看不到的地方。

在这种情况下，战争或者更广泛地说斗争是“万有之王”。正是由于斗争，一些人成为神，一些人成为人，而在众多的人类中，一些人成为自由人，一些人则成为奴隶。

赫拉克利特提出了对立统一的思想，他认为一切事物乍一看不同、对立，甚至完全背离，但它们是统一的；他的这种哲学思想就是后来的辩证法。他强调了对立面之间的紧张关系和不断转化的顺序，这不是说凡事都是完全相同的，对立双方是密切相关的，它们相互依存，相互统一，相互转化，相互作用。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一切即一，一即一切。

赫拉克利特认为，战争是普遍的，战争具有约束力，正义就是斗争（法庭上的）。赫拉克利特写道，“不朽的人类，人类不朽虽然活着却如同死了一般，失去活力的生命”，或者“当他们出生时，他们又要面对死亡的命运”。他也试图发现语言上的悖论：“弓与生同名，却带来了死亡。”传统观念的分裂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一切就是唯一的智慧，赫拉克利特认为“它仅仅是不想以宙斯的名义被知晓”。他还在另一段落中提到，智慧就是取得真的认识，即万物何以通过万物而被主宰。他的意思显然是说，那是一种以内在或决定因素实现万物之间相互控制的智慧。唯有智慧是一，它既不愿意又愿意被人称之为宙斯，这样称呼可以对它实施限制。这种智慧就是认识万物的主宰，如果人们能够理解神的智慧，那就可以把它变为人类的智慧。

那人类如何实现它呢？赫拉克利特声称：“我赞美的事物很容易看见、听见和理解，但眼睛和耳朵对于人们是坏的见证，如果他们有着粗鄙的灵魂的话。”没有表达能力的灵魂无法道出现实背后的道理，他们“人在现场，却心不在焉”，这样的人占到了大多数，他们充耳不闻，清醒时昏昏欲睡，丝毫未意识到所面对的事物。人们需要自己的意识，但逻各斯不能马上被理解。难道发现逻各斯就是灵魂的任务吗？赫拉克利特写道，灵魂“有使自己叠加的逻各斯”。此外，他还认为：“你不可能找到灵魂的尽头，即使走遍了每一条道路，因为它的逻格斯是很渊深的。”通过上下文，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赫拉克利特的名言：“我寻找过我自己。”

但灵魂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深深扎根于“共同”（xynon）中。赫拉克利特宣称，“人们应当遵循那个共同的东西”。这个逻各斯是共同的，但多数人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生活。他们醒时有一个共同的世界，但睡时却进入个别的世界。赫拉克利特在这里一语双关：人们要理智地讲话，就必须遵循人人共有的东西，就像城邦坚持礼法，才会变得更强。所有人类的礼法都由一来孕育，由一生出万物。

万物共有的东西是神圣的。它由神孕育，人类只有遵循它才能获得理性。这个共同的东西只能被城邦中的少数优秀者所理解，这就是逻各斯。赫拉克利特承认“人们要了解自己，做事合理”。但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虽然“健康心态”是最高美德，最伟大的智慧是讲真话、按照自然行事和认真倾听。

毫无疑问，赫拉克利特对知识的追求使他远离城邦和一系列典型的城邦问题。但有人认为，他的观点源于对希腊人的理智、经验和需求等基础问题的思考。首先，彻底感受不断变化的经验最为重要，虽然希腊人无法在结构性转变中觉察到这一点，但在相互的对立和斗争、统治者和党派更替、上下循环往复以及驳斥同时代观察者认为的严重刺激等方面感知到了。因此，对比和矛盾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它的实现有多种途径：有人从阿那克西曼德那里获悉，正义促进了这种进程的发展；有人跟随梭伦寻找一般规律；有人能够在相同因素框架中应对混乱的变化；但还有人能“升华”所有的矛盾，前提是把它们置于广阔的背景下，找出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所有逆转实例的共同点。那就必然在能控制一切的“智慧是一”或者“闪电”就是神的宇宙中，看到一个积极主动的环境。它不能统治整体，它本身就是一切。它指向什么，影响和决定了什么，这些观点与城邦自身有着密切的对应关系。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个说法通常是适用的。人们经常以不同方式应对同样的问题。

这个真理的创建不仅需要认识到万象和谐，而且要根据万物发生的变化来探寻标准和法则，如火苗的燃烧和熄灭的过程。合适的标准是事物与生俱来的东西，希腊人四处寻找，在正义概念、社会秩序，在建筑、城市规划、人体生理学以及思想本身中找到了它们。与活跃在政坛上的政客以及持有并渴望权力者的主观性相比，这个标准是客观的，它也与自由相关。正如赫拉克利特认为，“太阳不会越出其轨道的尺度，否则正义的侍女复仇女神（狄刻）便会惩罚它。”在希腊宗教和神话中，复仇女神追捕并惩罚那些犯下严重罪行的人，她们是神圣自然秩序的维护者。库特·莱特评论说：正如“对杀人罪的起诉由个人复仇转变为对正义的伸张，复仇女神转变为狄刻的仆人，所以天体的运动规律受到法律的支配。太阳不能脱离既定轨道，这与希腊神话中的情况一样，自然的过程不仅被当做恒定的经验，而且作为坚持适当标准的例子被评价”。

赫拉克利特提出的关于城邦的观点，远比现存的记录要多。据说，他在一部分著作中（与涉及整体和神学的部分并存）主要论述了城邦的政治问题，现存的残篇只剩下了一些孤立的片段。他认为，城市一定要为法律而奋斗，正如它要为城墙而斗争，更为紧要的是扑灭傲慢之火，而不是火焰，准则就是要遵循一个人的意志。如果能够知道赫拉克利特大部分政治观点遗失的原因，那将会非常有趣。

赫拉克利特用理性将一切概念化，但巴门尼德恰好与此相反，他从多种形式的变化中辨别存在，一切取决于产生和衰落，这就是我们通过感官感知到的。

在他仅存作品的开篇，巴门尼德用一首想象力丰富的诗歌描述了他是如何获得见解的：他驾驶由“极其聪明的母马”拉的战车在希腊城市中行驶，太阳神的几个女儿操纵马车向着亮光行驶，最终母马在“白昼和黑夜交界处的大门”前停下来。大门的钥匙在正义女神狄刻手中，女孩们劝说她让巴门尼德的马车通过。一位不知名的神证实这是一个好的转变，但我们不知道这位神是特弥斯（司传统和习惯法的女神），还是狄刻自己，巴门尼德就是在她的引导下获得见解的。神在诗中告诉作者“你要学会一切，这样才能拥有一颗具备全面知识的平常心，以及敢于质疑的人类信念”。

与赫拉克利特相似，巴门尼德极力将自己与“无知的人们”区分开，因为无知的人既是聋子又是哑巴，他们虽然用眼睛看却什么也看不到，虽然有耳朵却听不到周围的嘈杂声。“心中的无助将他们的思想引入歧途”，这些人认为存在与不存在是一回事，这是巴门尼德对赫拉克利特的嘲笑，因为巴门尼德把他也归入无知者的行列。

神要求巴门尼德不能因为“经验丰富”就让自己凭感觉行事，而应该基于思考（逻各斯）做出决定。巴门尼德写道：“那种方式只有一种解释，就是如此。”虽然巴门尼德的语言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我们不能完全按照字面意思翻译。巴门尼德的原稿只有“那是”，后来有人加上了“它”字，但这个词无须强调或提及。显然，巴门尼德想说的是存在，但既然如此，他为何不这样说呢？当他写道“思想存在是同一的”时，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不管怎样，存在是不生、不灭、不变、不动和永恒的。巴门尼德认为：“存在不是过去也不是将来，它就是现在，是单一、连续、不可分的，正是如此，狄刻不能使其自由，放松对它的约束，它要么出生要么消失。否则，她会抓紧它。”在巴门尼德看来，对于正义的传统化身，希腊人认为她的任务就是惩罚不公正，阿那克西曼德甚至还把对起落的控制赋予她，那就是持久和永恒存在的来源。难道正是这种见识说服特弥斯和狄刻把他引到这条路上的吗？

正如事情总是相同和不变的，存在是存在和永恒的。它在各方面都是完全的，好像一个滚圆的球体，从中心到每一个方面距离都相等。巴门尼德认为“没有哪个地方比另一个地方多些，妨碍它的连续，也没有哪里少些。它是整个连续的，因为存在者是与存在者连接的。存在者是不变的，无始亦无终”。

女神将那首诗分为两部分，分别称作“真理之道”和“意见之道”。这与爱神厄洛斯（Eros）如何被“视为”第一个神有关，也跟诸神、天体和其他超自然现象如何出现有关。在这首诗以及其他诗歌中，巴门尼德讨论了火与土、冷与暖，但他关注的重点仍然是有关存在的认识。

存在是思想的对象。女神告诉作者，“没有存在之外的思想”，这很值得深入研究。但它又是“不可想象”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正如巴门尼德给出的字面意思“不是”，我们可以将其翻译为“没有”。存在、真理和思想则与变化、出现、衰落、看法以及冒充现实中存在的事物名称密切相关。女神对巴门尼德说了许多话，目的是要警告他不要对非存在进行研究。

然而，赫拉克利特的思想几乎涵盖了一切，因此走得更远一些。但是巴门尼德划定了一个不对称的边界，就像希腊人常常进行的分类，如自由人和奴隶、男人和女人、公民和非公民、神话和仪式等，凡是变化的都没有被纳入其中，但也不包括存在的领域和存在的思想。他的学说竟然是通过女神（从巴门尼德的描述中，我们看到了东方文化的身影）这个诗歌形象来表达的，不免有些讽刺。但女神的话引发了哲学的中心主题，虽然是神学范畴的。德国哲学家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称巴门尼德学说为“世界史上最重要的智力活动之一”。

巴门尼德似乎也很关注自己的城邦，有证据表明他曾是一位立法者。

毕达哥拉斯的学说没有留传下来。据说，这些学说是严格保密的，因此没有落入不道德者手中。经过历代“毕达哥拉斯学派”成员的继承和发展，某些学说仍然为我们所知，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学说为大众所知。但要说哪部分学说（如果有的话）出自毕达哥拉斯本人，却很难确定。

有一点可以肯定，毕达哥拉斯与众不同，且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被认为完成了各种奇迹，有一则故事提到一只鹰落到他的膝盖上，让他抚摸。他对数学、算术和几何进行了深入研究，而这最初是从埃及或米索不达米亚学来的。毕达哥拉斯是将哲学与数学紧密联系起来的第一人，这对柏拉图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尤其有趣的是，毕达哥拉斯对数字非常着迷。他认为数字拥有开启宇宙秩序的钥匙，人们可以凭借它深入了解人类的灵魂，以及与灵魂协调一致的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因此一些独特的数字有着特殊的意义，它们之间非常和谐。举例来说，音乐的和谐就是由高低长短轻重不同的音调按照一定的数量比例组成的。毕达哥拉斯还认为，八度、五度和四度音是非常优秀的比例。在此，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希腊人进行的智力探索，主要针对独立于当代力量之外的秩序的客观标准、保证和基准而展开。但在毕达哥拉斯学派中，这种推动力很奇怪地结合了许多其他思想，如人类灵魂、潜在轮回以及净化和拒绝接纳某些食物的规则。此外，毕达哥拉斯的学说深受东方文化的影响，因此表现得非常神秘。

23 雅典的政治平等之路及其崛起

依据希腊人的标准，雅典不仅面积大而且人口众多，有人不禁会想这座城市究竟是小规模城邦的放大版，还是属于自己特有的类别。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解决在谈及雅典时面临的一个主要难题。众所周知，雅典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希腊城邦，因此我们忍不住将其视为典范。但雅典绝不是一个典型的城邦，相反它是一个明显的例外，就像斯巴达一样，虽然它们表现的方式不同：两个城邦在世界历史上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其他希腊城邦尽管存在差异，但作为许多常见领域广泛变革进程中的一部分，它们的发展通常是根据统计分析得出的。雅典可能拥有这样的力量，但许多时候取决于是否在危急情况下做出正确决策和进行改革，而且这些决策和改革成为了雅典独特崛起的重要条件。

希腊人直接参与城邦管理的情况不会在一些城邦出现，原因是距离太远，人们经常需要顶着烈日走上一天才能到达位于城市中心的广场。我们猜想雅典公民大会的出席人数远超过了其他城邦，主要是因为特殊利益集团很好地调动了支持者的热情。当更严重的问题出现以致许多雅典人不能穿过阿提卡全境时，情况就有所不同了。但这些问题会变得越发严重和持久，以致许多雅典人经过长途跋涉才能到中心广场。

此外，雅典人很难对彼此有所了解，并且城市居民间很少相互接触，他们与来自雅典其他地区的人们没有共同之处。那么，他们要如何实现彼此之间的紧密合作，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城邦的成员身份或者城市对他们又意味着什么呢？

虽然不是全部，但许多来自不同地区的贵族家庭都想居住在雅典市区，不过他们要维护的不是市区公民同胞的利益，而是自己的利益。贵族们远不及民众能代表（大）城市。贵族们非常富有，他们过着舒适的生活，雇用最好的雕塑家和建筑师，可以在奥林匹克赛会中赢得荣誉，通常靠彼此相伴打发时间。顺便说一句，雅典还是精湛的手工艺中心。

最终在城市中出现的集体将在多大程度上渗透到阿提卡其他地区，公职人员究竟拥有多大的权力，我们对此仍存有疑问。主动性在传至其他地方之前，如同沙子般消失了。至于人们在雅典卫城的阴凉处想出和做了什么，乡村居民们又会关心多少呢？伟大的雅典在与小邦麦加拉争夺萨拉米的战斗中多次被击败，这个事实表明城邦各部分力量之间的共同利益很少，他们仍习惯于自己的生活，并且只关注自己的小圈子和地方宗教组织。当需要招募军队时，地方官员如何从阿提卡各地方征召重装步兵，应征者中有多少人真正渴望参加战斗呢？从根本上来说，他们参战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赢得个人荣誉，但那是谁的荣誉，雅典人的荣誉吗？阿提卡所有地方的人们都得到了很好保护，除非他们遭到海上攻击。

雅典通过了一条法令，禁止任何人在公民大会上提议发动另一场战争从麦加拉手中夺回萨拉米岛。这个信息可能出自梭伦的一首哀歌，根据梭伦自己的说法，他朗诵了一首诗歌而不是发表了一通演讲。在哀歌中，他回忆了城市遭受的耻辱，以及作为萨拉米海战的屈服者受到人们的轻蔑。这种情况与特勒马科斯在伊塔卡遭受的侮辱不同，也不是容忍不公正的行为，而是整个城市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居于劣势。

梭伦称雅典为“伊奥尼亚最古老的土地”。在迈锡尼文明毁灭之后，雅典阻止了从北部入侵的移民，但也接受了一些难民，其中许多人被送小亚细亚，他们在那里建立了几个“伊奥尼亚人”的城市。连续的殖民行动成为历史的分水岭，这使得雅典人认为自己是古希腊唯一的土著居民，或者如古希腊雄辩家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后来宣称的：“只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孕育后代”。雅典人没有从其他部落抢夺土地，他们将阿提卡的统一追溯到神话中的国王和英雄提修斯时期。虽然出现了一些暂时的挫折，但雅典人在过去的几百年里始终保持了统一，或者说到了公元前7世纪中期能够重建这种统一。

然而，城邦的规模更像是弱点而非优势，梭伦是最早让雅典人的自尊心因为这个弱点而受损的人。在整个城邦世界的背景下，他希望雅典是积极活跃的，不辜负它（还未实现）的潜能。公元前591年，梭伦促使雅典参加了维护德尔斐独立的圣战。

按照希腊人的标准，规模较大的雅典城邦并不是一个典型的城邦，那么整个共同体是否直接、具体和经常地在公民中得到体现呢，就像多数典型的希腊城邦一样。

公元前630年奥林匹克赛会冠军库隆（Cylon）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在雅典建立了僭主统治。在岳父麦加拉僭主特阿真尼（Theagenes）的支持下，库隆率领党徒发动突袭，成功占领了雅典卫城。由于考虑不周，也可能是因为内部条件不成熟，此次行动遭到了贵族们的反对，因为感到自己被出卖了，贵族们组织了农民起来反对他。他们围攻卫城，对守城者进行屠杀。库隆的手下有些逃到神坛寻求神的庇护，却仍像其他人一样被杀死。下达屠杀命令的是阿克门尼德家族的麦加克勒斯，他因为亵渎神灵而被认为有罪，他和他的子孙后代都遭到了诅咒。

到了公元前7世纪末期，另一位奥林匹克赛会冠军普律农（Phrynon）带领雅典人前往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探险，他们在海峡的狭长入口处建立了殖民地，由于此地是前往黑海地区进行商贸往来的必经之地，因此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但这种探险究竟是个人行为，还是得到了城市的支持，我们还不清楚。

在公元前620年左右，雅典人任命德拉古为立法者，他制定了许多法律。他对盗窃和流浪罪的惩罚非常残酷（因此，我们仍然会提及“德拉古式的惩罚”），他将有预谋的谋杀和过失杀人做了非常有益的区分，如果有人无意间杀死了另外一个人，除非得到受害者亲属的原谅，否则会遭到流放。为了限制血腥复仇，这种区分非常重要。这些法律是不是为了应对特定社会危机而制定的，我们还不知道，不过有关谋杀罪的法律执行了很长一段时间。

到了公元前6世纪初期，雅典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危机，激起了广大民众的不满。随着经济境况的不断恶化，民众陷入极度的绝望和愤怒中，起义和内战一触即发。在这个危急的时刻梭伦出现了，他向人们提出了忠告。由于普遍的担忧和绝望，雅典人没有选择余地，只能把自己交到圣贤的手中。

公元前594至前593年或几年之后，梭伦在担任雅典执政官时，被赋予了特别权力来恢复城邦的平衡和秩序。他提前宣布了自己的意图和“让人们团结起来”的原因，后来他坚持实现了他的承诺。

作为行动的基础，他提到了kratos或者权力（有一次他也提到了对他的一种激励）。此外，他说他将力量和正义结合了起来，这里所说的正义可能就是他的无限权力，但力量是什么呢？难道他已经有军队了（可能是雇佣兵），并且是靠军事力量来推行部分改革的吗？虽说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不管怎样他必须要有许多支持者和助手，并且他们愿意且能够使用武力。

关于梭伦的功绩有几种说法，但它们的可靠性值得怀疑，至少部分如此。梭伦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在抑扬格韵律的诗歌中详细解释了其中的理由。他非常重视“摆脱重负”，那无疑成为他为之努力的目标。他祈求大地女神作为见证，看他是如何实现自己的诺言的。他拔除了土地上的债务界石，让受奴役的土地恢复了自由。他减轻了农民的债务，恢复了债务奴隶的人身自由。梭伦宣称要把因无力还债而被卖到异邦为奴的人赎回，让那些被迫远走他乡，甚至不再说阿提卡语言的人们返回家乡。

由于债务奴隶和债务界石是否是一回事很难弄清楚，因此梭伦认为卖身为奴的情况一部分合法，一部分不合法。但他也没有说明，阿提卡的债权人是否会因为损失而得到补偿。至少，有人会从国外买家手中赎回雅典奴隶，但我们不知道这部分资金从何而来，关于梭伦其他计划的经费来源，我们也无从得知。难道雅典使用了劳瑞姆（Laurium）银矿的收入，而一个世纪之后银矿成为非常可靠的收入来源，又或者是动用了神庙中的珍宝吗？总之，雅典贵族没有为此做出重大贡献。

有一点非常清楚，虽然梭伦干预了许多债权人的基本权利，但就我们所知，他没有把没收的土地还给被解放的奴隶。他强调说，农民们可能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要感谢调停者。我们似乎可以肯定，梭伦扩大了一般认为的可能范围。根据后来的描述，他从法律上禁止雅典公民以人身为担保的借贷。债务奴隶在古代世界普遍存在，但希腊人和罗马人是唯一将其彻底消除的民族，但与罗马人不同，希腊人（或至少是梭伦）是从法律上成功地消除了这种情况。此外，据说梭伦赦免了除谋杀和企图建立暴政之外的所有罪责，他还按照财产多少将人们划分为几个等级。

在“秩序恢复者”的干预下，共同体取得了令人吃惊的成绩。雅典通常是弱小的，但它在特殊情况下聚集的力量却非常大。从行动的范围和能力来看，虽然没有君主，它也不是建立在贵族统治基础之上，但这就是君主的权力。它应该是得到了特别多数人的支持，其中可能包括了中产阶级，这部分人似乎对可怕的内战感到恐惧。由于以武装斗争为借口解决这一切是公开的理由，所以许多情况下敌人就在周围，他们一想到可能发生的事情，心中就不免有些担忧。

我们不知道梭伦如何让方案得以通过并实施了改革，但他肯定拥有足够的权力去做他必须要做和承诺过的事情。不管怎样，恢复先前公民集体的需求肯定要在雅典形成广泛共识，对于此问题的认同程度可能超出了雅典的范畴。但至于如何建立更好的政治新秩序，人们还没有任何具体的想法，顶多冒险往前走几步摸索着前行。“正常秩序”和维持现状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成就，把权力和正义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使其协调发展（梭伦用到了synharmozein一词），肯定意味着一种改变，但最终被认为是正义，这样有助于恢复良好的秩序。

面对来自各反对力量的强大压力，梭伦从未因为这些阻力而停止改革的步伐，他勇敢地予以反击。他不得不孤军奋战，“四面出击，就像被猎狗包围的狼一样扭转腾挪”。他将自己置于双方中间，手持坚固的大盾保护双方，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据优势。他还说，如果他加入了其中一方，城市将失去相当数量的公民。

梭伦说，有些贵族认为他不会认真对待自己的计划和承诺，而且一旦拥有了权力就会“揭示他的真实意图”。梭伦可能提到了少数愤世嫉俗的强硬派，他们无法想象有人会放弃曾经获得的广泛权力，更不用说忠诚地履行自己的使命和相信自己的事业。

梭伦提到的这些人似乎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想保持和巩固现状的人，另一部分是寻求彻底变革者，他们支持重新分配财产，这样无论“好”与“坏”、地位高与低，人们将拥有平均分配土地的权利。这种需求在当时经常被提出，因而赢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如果这种要求得以实现（没有证据表明，我们可能对当时的认识严重不足），那受益者将完全依赖于他们的领导者，并受其支配。我们无法假设这些领导者会满足于等额分地，无论情况如何，当时的经历表明企图引起骚乱的那些人并不贪婪，他们没有将对手的财富据为己有。

至少有一方或者双方都企图拉拢梭伦支持他们的计划，那些主张平均分配财产的人建议梭伦依靠手中的权力建立僭主统治，他们给予支持，但由于没有采取暴力手段，因此他们不可能成功。他们的对手希望梭伦利用手中的权力放逐他们的敌人（如果另一方获胜，他们自己也将面临这样的命运），保护他们的财产不受侵犯，但那将会导致公开的斗争。

如果梭伦对形势的估计正确的话，那么派系的激情达到了顶峰。我们不清楚斗争牵扯的范围，也不知道有多少平民因为重新分配财产被动员起来。不管双方给梭伦制造了多大的麻烦，他们还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由于双方的相互牵制，梭伦的改革没有受到影响。

毫无疑问，梭伦是我们所知的第一位希腊政治思想家（在西方传统中），他是一位伟人，受过良好教育，口才非常好，善于处理事务，性格坚强。他从新目标的进展、新的立足点和视角方面进行分析，避免了只考虑权力和既得利益，他肯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依照传统贵族的价值观，梭伦以一种全新的个人方式超越了所有人。抛开专制的想法，梭伦称“他进一步超越了其他人”，那就是他希望获得的荣誉。当然，这种统治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甚至不乏一些评论家，他们渴望自己成为僭主。我们看到梭伦坚决反对僭主统治，因为它与良好秩序是完全对立的。僭主统治是一种不公正的罪恶，不会带来永久的庇护。梭伦显然认为自己是公民中的一员，他是我们所知的第一个这样做的人。

除了免除债务和人身奴役，梭伦还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这些直接的正义适用于所有人”。由于法律条款数量众多，无法全部刻在任何建筑物的墙上，因此它们被写在四块可以旋转的长方形马车车轴上。梭伦的立法成为几个世纪以来雅典法律的基础，梭伦可能多多少少吸收了当时的法律思想和早期的法律规定，并对它们进行了系统论述，其中包括反对建立个人独裁统治。但他也考虑到了新情况，以及为新问题寻求答案。在关于党争的立法中，他明确规定了雅典人的公民权，划分了公民等级，而这些直接关系到责任分配和担任的官职。

梭伦颁布的许多法律都涉及经济问题，如规定除橄榄油外，禁止一切粮食出口。他要求家庭贫困的父母必须让孩子学一门手艺，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那孩子可以不养活年迈的父母。许多人认为，他对公民资格进行了严格限制，但对于想在市区定居的手工业者却给予了格外关照，那是因为他们不仅会增加雅典的财富，还可以向他人传授技能。此外，他对豪华葬礼的总花费做了限制，据说还改革了度量衡制度。

图15 梭伦的轴法。梭伦制定的法律被刻在长方形的白色木板上，上面可能标有字母。为了保护木板免受自然环境的破坏，它们被放置在顶楼。由于文本数量的原因，木板被安装在可以旋转的马车轮轴上（这是axon的最初之意）。图中就是它大致的构造。

有趣的是，梭伦引入了深受民众喜欢的诉讼。由于古希腊不是一个国家，因此没有公诉人。如果有谋杀案发生，案件只能由受害人的亲属或者家族主要成员提交到法院，此程序同样适用于其他的罪责。为了扩大公诉人的资格范围，人们也曾做过一些尝试，正是在此基础上梭伦扩大了起诉的范围。只要愿意每个人都拥有公诉权，而且不只是针对谋杀案，还包括许多其他案件。当这些变成伸张正义者的个人职权时，城邦就没有这样的权利了。（诉讼非常频繁，后来证明人们为了报复敌人或者他们不喜欢的人，或者只是为了让他们陷入无聊的指控和法律挑战中，滥用了这种自由。）

由于缺乏充足的历史资料，当希腊人对自己的历史越来越感兴趣时，他们便将各种制度和法律归到几位名人也就是已知的立法者名下，但我们不知道梭伦是否真正颁布了那些归在他名下的法律。雅典在政治和法律秩序方面的各项改革也令人怀疑，因为有些历史“事实”是后来捏造出来的，如梭伦是否建立了另一个议事会就值得怀疑，与战神山的贵族议事会不同，这个议事会每年选举一次。即使这个新议事会真实存在，那么它也不可能发挥重要作用，因为缺乏公民们的积极支持。

有人将梭伦视为新宪法的缔造者，这种说法难免有些夸大其词，因为当时完全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尽管他在特殊情况下颁布了许多法令，但他还是不能决定哪些将成为关键问题。梭伦说过，他要让每个人得到应得的，当看到“人们”重新获得了财产和恢复了人身自由，他感到非常高兴。他强调他既没有增加也没有拿走他们的荣誉，即他们的政治权利。人们既不能太自由，也不能太受约束，这样他们才会很好地追随自己的领导者。虽然那些领导者肯定在梭伦限定的范围之内，但他们被期望继续从贵族中产生，其实梭伦在较早时期对他们的贪婪进行过指控，还因为他们给城市带来的灾难而责备他们。梭伦认为随着良好秩序的恢复，他们不会造成进一步的伤害。关于城市的领导者，梭伦似乎别无选择，就这一点来说，他的见识也存在局限性。

虽然梭伦解决了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但主要的政治问题依然存在，夺取权力和统治的斗争或者内讧仍然继续。此外，部分公民开始变得非常激进。突然间许多东西都变得可以想像，而且成为可能，新的道路出现了。另一方面，贵族和支持者们几乎一点都没改变。社会的领导者主要关注的仍然是他们的权力、炫丽的生活和荣誉。

为了缓解严峻的政治形势，一种新的权力出现了，它将取代传统统治方式。但是在非君主制下，这样的权力产生于公民集体，即使梭伦突然有了这样的想法，但由于阿提卡的规模，调动整个公民集体要比希腊其他地区难度更大，不过大规模的公民骚乱除外。

在任期结束前，梭伦向公民大会提交了法律目录，要求公民大会保证这些法律规定十年内不变。之后，他便隐退政坛，游历国外去了。

在返回之后的一段时间，梭伦亲眼目睹庇西特拉图在雅典建立了僭主统治。在这段时期，他创作诗歌批评他的公民同胞各个像狐狸一样狡猾，但公民集体却显得毫无想法。他对必须实施的政治进程进行了观察，并再次提出：伟大人物不能身居要职。此外，由于梭伦与那些见识超群的同时代人有着相同的经历，所以他提到他们将看到他有多疯狂，他说僭主政体一旦建立，他就会拿起武器站在自己的房子前面。武器的出现就是一种耻辱，它提醒公民要进行自我保护，因为梭伦年迈，无力保护他们。但有人会记下这个警告或者认真对待它吗？

梭伦的诗歌增强了雅典人的责任感，使他们有信心建立诸神认可的公正秩序，并且实现它。

由于担心被梭伦放逐的恶棍们卷土重来，雅典人必须保护自己的改革成果，但诸多的不满可能再次被引发。

从短期来看，雅典出现了两个贵族派别之间的斗争，一个是以阿提卡中心平原为基础的平原派，另一个是海岸派，每个派别由各自的强势家族领导。如果这些人想要建立僭主统治，那么双方会相互牵制。但他们也会互相合作，如在公元前566至前565年创立泛雅典娜节（Panathenaic festival），在雅典卫城修建第一座雅典娜神庙。

十年期结束的时候，有一个人因为自己的勇敢果断（或有人说大胆）、毫无顾虑和愿意冒险等优势而迅速崛起，成为雅典人的领袖。这个人不拘于传统，野心勃勃，他就是来自阿提卡东海岸布劳隆（Brauron）的庇西特拉图。他从马拉松周边地区招募支持者，这些人的家庭在雅典没得可说，另外他还赢得了阿提卡山区农民的支持。他们建立了第三个党派“狄亚克里奥伊”（diakrioi）或“许佩拉克里奥伊”（hyperakrioi），即山地派，参与和另外两个派别的竞争。当其他两个派别主要由贵族组成时，庇西特拉图充分调动了弱势群体的力量，另外由于在对抗麦加拉的战争中表现出色，再加上外貌英俊、为人慷慨大方、态度和蔼可亲，他赢得了雅典人的普遍尊重。

当庇西特拉图第一次控制雅典时，他面对的只是一些小障碍。在党羽把持的公民大会上，他声称有人要暗杀他，让公民大会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拨给他一支贴身卫队，正是借助这支卫队他攻占了卫城。倘若篡权者足够胆大妄为，很容易在极不稳定的政治形势下发动政变。庇西特拉图的僭主统治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原因是两个敌对派别联合起来结束了他的诡计。但后来平原派和海岸派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为了摆脱不利的局面，海岸派领袖麦加克勒斯不得不联合先前被推翻的篡权者来解救自己。麦加克勒斯来自阿克门尼德翁家族（Alcmeonid family），他是阿伽里斯特的丈夫，在西锡安僭主举行的著名选婿比赛中胜出。他的祖父也叫麦加克勒斯，曾追随被杀的库隆。麦加克勒斯与庇西特拉图谈判，结果庇西特拉图再次成为僭主，而麦加克勒斯以某种方式享有权力。他们的联合是通过联姻的方式，庇西特拉图娶麦加克勒斯的女儿为妻。

被放逐（或可能是自我流放）领袖密谋返回雅典的方式确实匪夷所思。正如希罗多德叙述的，一位年轻女子“近六英尺高，容貌姣好”，穿着如雅典娜，乘坐着马车进城，她声称是女神亲自带领庇西特拉图返回卫城的。雅典人似乎接受了这个事实，甚至都没有人发笑，在诸神面前，人们永远也从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公民们恭敬地立在旁边，缄默不语并默默祈祷，让“女神”通过，待他们发现时，僭主已经重新接管了雅典。但这次的统治也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原因是庇西特拉图与麦加克勒斯的关系发生了破裂，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那是因为庇西特拉图拒绝完成这桩包办的婚姻。由于杀害了库隆，整个阿克门尼德家族都受到了诅咒，这就是庇西特拉图拒绝的原因。此外，麦加克勒斯注意到，他与僭主签订的权力分享协议很难实现公平，他可能要经受来自自己党派联盟的强大压力。

庇西特拉图又一次离开雅典，虽然他很清楚不能再靠发动政变来接管这样一座大城市，但他没有放弃。在离开雅典的十年间，他一直关注着雅典局势的发展。在此期间，他做了一个傲慢的野心勃勃的贵族该做的事情，不断积聚财富和力量。他采用希腊贵族经常采取的成功做法，在爱琴海北部建立基地。他在色雷斯建立了定居点，并许诺分给色雷斯国王一部分利益，从而获得了色雷斯金银矿的开采权。他还从其他地区获得了收入来源和支持，尤其要提到的是他与塞萨利人、底比斯人（Thebans）和阿戈斯人结成的联盟，他还得到了纳克索斯贵族吕格达米斯的帮助，此人拥有大量财富和党羽，后来庇西特拉图帮助他在家乡纳克索斯建立了僭主统治。

最后，庇西特拉图又求助于友好的埃瑞特里亚。他在那里组建了自己的军队，建立了与阿提卡之间的通道，这样就可以随时关注雅典内部情况。当他率领军队在马拉松登陆时，他的支持者们从阿提卡各地蜂拥而至欢迎他。当军队开始向雅典推进时，雅典才派出自己的军队进行阻截，但雅典军队似乎并没有认真执行命令。最终，庇西特拉图击溃了这支军队。

公元前546至前545年，庇西特拉图建立了第三次统治，此次可以说他完全是为城邦谋利益。修昔底德对庇西特拉图及其儿子的理智和公平大加赞扬，后来庇西特拉图的统治被称为克罗诺斯的黄金时代。对于一般民众来说，他们的生活开始变得无忧。但对于庇西特拉图的对手而言，情况却恰好相反，他们在失败之后不是遭到流放，就是被迫交出自己的儿子做人质。不过，庇西特拉图第三次统治的美好画面是真实的。这位僭主的统治非常高明，由于多数地方的僭主统治已经被推翻，庇西特拉图意识到，凭借暴力和剥削获得的东西是有限的。庇西特拉图依靠卫队和雇佣兵来维护自己的统治，据说他解除了公民的武装。他无意支持雅典发动战争，即使有些战争是必要的，至少在他儿子统治时期如此。至于是否有部分公民适时获得了武器，我们并不清楚。

像其他僭主一样，庇西特拉图保持雅典已有的政治秩序不变，但一些行政官员则由他指定人员担任。他征收税赋，鼓励发展农业，通过确保农民免于贵族的任意判决来改善他们的条件。他还建造了宏伟的神庙，修建沟渠和喷泉房。他的两个儿子改善了阿提卡的道路系统。在经济方面，无论是庇西特拉图，还是在他死后于公元前528年即位的儿子希庇亚斯（Hippas），他们的统治促进了雅典城市和乡村的发展。梭伦改革奠定了雅典发展的基础，而雅典经济的真正繁荣出现在僭主统治时期，工匠们为雅典卫城奉献的许多宏伟建筑也证实了这一点。不知不觉中，僭主们为将来公民同胞广泛参与城邦政治创造了条件。

在诸神中，僭主们尤其崇拜雅典娜和狄奥尼索斯，庇西特拉图将狄奥尼索斯的祭仪从阿提卡边境的厄琉西斯（Eleutherai）迁移至雅典卫城的南坡。大约在公元前535年，为了供奉酒神狄奥尼索斯，庇西特拉图举办了首届悲剧竞赛，获胜者是伊卡里亚（Icaria）的泰斯庇斯（Thespis）。他对悲剧进行了创新，并启用了第一个演员，这样悲剧便有了情节，也与早期的纯粹合唱形成了鲜明对比。大约在同时期，由僭主创立的泛雅典娜节开始吟诵荷马史诗。

庇西特拉图的两个儿子跟神谕解释者和诗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次子希帕库斯（Hipparchus）尤其如此。希帕库斯身边聚集了许多文人墨客，如西摩尼得斯和阿那克里翁。阿那克里翁原来住在萨摩斯僭主波利克拉底的王宫，在波利克拉底的僭主统治垮台之后，他乘坐希帕库斯的三列桨战舰到了雅典。

如果我们只看雅典僭主政治的实际情况，那么庇西特拉图和希庇亚斯实行的统治也算得上仁政。他们致力于雅典内部的和平与稳定，实现了法律保障和经济繁荣，以及对神祇的崇拜。但在城邦间的贵族竞争中，他们却大肆吹嘘自己的财富、权力和豪宅。从历史角度来看，他们对雅典城的稳定和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这非常重要，而那正是他们所能做的。统治者不可能融入城邦，因为城邦就是全体公民，而个人统治最终也不会实现合法化。

庇西特拉图曾经公开宣称，雅典人应该关心自己的家事，而公共事务是僭主的职责所在。从长远角度看，这个观点肯定不会得到发展，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以贵族权力斗争取代可以容忍的有效的僭主统治，广大民众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呢？在此期间，其他城市的广大公民确实在政治领域发挥了更加积极和稳定的作用，但像雅典这样大规模的城邦是否可行还不清楚。希腊人确实理解了参与和到场的概念，因此反对僭主的人多数是贵族，而僭主要维护自己的统治首先要提防的就是这些贵族。

许多雅典贵族流亡异乡，他们中有出身显贵的米太亚德（Miltiades），他在庇西特拉图的帮助下，在色雷斯切索尼斯（Thracian Chersonese）的赫勒斯滂建立了统治。后来，僭主让几个竞争对手返回雅典，麦加克勒斯的儿子克里斯提尼甚至被允许担任雅典的执政官，但其后不久他再次遭到流放。

公元前514年也就是庇西特拉图死后的第14年，由于弟弟希帕库斯被哈摩狄奥斯（Harmodius）和阿里斯托吉顿（Aristogeiton）刺杀身亡，希庇亚斯的统治变得更加残酷。这次的暗杀行动实际是针对希庇亚斯的，目的是要结束雅典的僭主统治。刺杀发生在泛雅典娜节的行进队伍中，反叛者希望以此来激发民众的广泛支持。当两位刺客以为自己被出卖时，他们放过了希庇亚斯，随即将矛头转向他的弟弟希帕库斯，认为他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原来希帕库斯曾经引诱过哈摩狄奥斯，当遭到拒绝后，便侮辱了他的姐姐。这种事情在僭主中司空见惯，他们的专断在爱情方面尤其明显。最终，希庇亚斯下令处死了两位刺客和其他几个人。

在阿克门尼德家族领导下，流亡贵族果断采取措施，企图以武力解放雅典。当行动失败后，他们占领了利普叙德里温（Leipsydrion），那是位于帕纳塞斯山（Mount Parnassus）西南坡的一个小村庄。由于没有得到相应的支援，他们的行动被迫取消。于是，雅典人将矛头指向了统治者，但这种指责很难转化为行动，更不必说需要勇气的行动了。

此时克里斯提尼决定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借鉴几十年前庇西特拉图的做法，他认为只有军队才能扭转雅典的局面。他利用先前获得的优势，开始谨慎地组建军队。事情是这样的，几年前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被烧毁，在重建过程中需要一位承包人负责监督整个施工过程。克里斯提尼得到了这项任务，但他很可能自掏腰包，建造了一座比原计划更加宏伟壮观的神庙。由于这些额外的资助，克里斯提尼获得了神谕的支持，他让皮提亚反复劝说斯巴达人来解放雅典，虽然斯巴达人与庇西特拉图家族关系友好，但他们最终听从了神谕的安排。斯巴达人那样做很可能是出于虔诚，虽然雅典僭主与斯巴达对手阿戈斯的关系也是原因之一。

最初，斯巴达人低估了庇西特拉图家族政权的内部稳固和外部支持，只派出了一小支军队前往雅典，希庇亚斯向塞萨利寻求帮助，后者派出了一支骑兵将斯巴达军队击退。后来斯巴达国王克利奥米尼亲自率领大军进攻阿提卡，但也只是偶然获胜。在亲属的帮助下，希庇亚斯撤退到有防御工事的卫城。斯巴达人不善于攻城，但他们抓住了正被送往国外的希庇亚斯的子女，于是希庇亚斯在得到保证其安全的承诺后停止了反抗。

公元前510年雅典获得解放，至于雅典人是如何看待这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我们无从知晓。但在随后的几年里，他们不认为是斯巴达军队解放了雅典，而是将哈摩狄奥斯和阿里斯托吉顿视为雅典的解放者。为了表示对他们的尊敬，雅典人在广场为他们竖立了纪念碑，而雕塑家安特诺尔也因此备受人们的尊敬。这是人们第一次以竖立雕像的形式来纪念值得称赞的人物，因为在早期雕像主要用于祭祀、圣地供奉和坟墓装饰。关于两位英雄的事迹，人们还创作了许多诗歌来歌颂他们。后来修昔底德丝毫不加渲染地评论说，当公民们面对无法摆脱的危机时，他们常常会爆发出对僭主政治的恐慌。

图16 哈摩狄奥斯和阿里斯托吉顿雕像，出自克里蒂乌斯和内西奥特斯之手。他们两个的确切位置是彼此相对，但也存有争议。这座纪念碑于公元前477至前476年矗立在雅典广场，代替了被波斯人抢走的安特诺尔雕刻的那两座雕像。

如果克里斯提尼认为此时是他执掌雅典政权的时刻，那他就错了，因为他还面临着伊萨哥拉斯（Isagoras）的挑战，而后者出身显赫，他的家族是僭主统治时期雅典城内的显贵。他们二人都有自己的盟友和追随者，而人们未必会对克里斯提尼这个新归来的流亡者给予太多的同情，虽然他的家族曾经也非常强大。希罗多德说，当伊萨哥拉斯占上风时，克里斯提尼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大胆决定，他转而寻求以前很少关注的“民众”的支持。他提议，应该将公民进行重新划分，这样可以让他们更加关心政治活动，以及赋予他们定期参与政治决策的机会。

我们知道这一切毫无先例可循，虽然其他地方可能存在类似情况。克里斯提尼的做法完全不同于僭越者的行径，因为后者向民众许下了诺言，但当他们成功夺取政权后，却只为民众带来了一些经济利益。克里斯提尼不想把民众当棋子，他要赋予他们不同的政治地位，以此扩大他的政治影响力，当然他也想借机赢得民心和权力。他的计划显然迎合了中产阶级的利益。随着经济形势的日渐稳定，许多城邦出现了民众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活动的情况，而那些穷困潦倒者也不需要拥有可靠的政治素质。

值得注意的是，在流放期间克里斯提尼不是怨天尤人，而是尽可能地放眼世界。他非常聪明，并充分认识到自己拥有的聪明才智和政治头脑，知道在自己需要帮助时该向谁求助。鉴于刚回雅典时的情况，他最初只是满足于击败伊萨哥拉斯，至于他是否已经有了全面改革的长期计划，我们还不确定。他的想法可能尚未形成，但即使这样，也不能说他确实想这样做。毕竟，克里斯提尼要实现对整个雅典部落的重组，并使其参与雅典的政治活动，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克里斯提尼的举措可能是受到了谋士的激励，也可能是阿提卡公民对他寄予愿望，又或许是他突然决定要冒险一试。不管怎样，克里斯提尼公开了他的计划，并获得了多数人的支持。虽然史料对此没有记载，但公民大会肯定批准了他的计划，并授权他推进实施。

这就是我们所知的克里斯提尼的“部落改革”，虽然这个词听上去乏味且官僚气十足，但丝毫不会掩盖这次改革的伟大历史意义，这是对雅典公民本体的彻底重建，具有持久的活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克里斯提尼把雅典的大多数人从政治权利有限的城邦成员变成完全希腊意义上的公民：他们不仅把政治视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因为共同利益团结在一起，其目标不仅是参与，还有在公共领域和共同体中的身份。这就是雅典公民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上升的表现，这在当时的社会非常典型，而且对于广大民众的参与非常有意义。这些共同利益促成了同阶层的广泛团结。在希腊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即使男人们想成为公民，或者利用政治来谋取家族或者经济利益，他们也无法成为中产阶级，因为那将与其他利益发生冲突，必然会导致纵向优势的再一次汇聚。

这种变化发生在目前为止最大的城邦中，但它不只是与雅典人有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项改革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通过克里斯提尼改革，雅典公民集体出现了新划分。雅典的基层单位由139个“德莫”、小镇和村庄组成，在某些情况下是一些村庄或雅典城区及周边地区的总和，其中包括港口所在的沿海地区。

这些德莫被划分为十个“部落”（phylai），所有公民都属于其中的一个部落。阿提卡被分为三个不同的地区：雅典城区（asty，包括周边的平原和港口）、内地（mesogeia）和沿海（paralia）。每个地区再被分为十部分，称为“三一区”。从每个大区中各抽一个三一区，合成一个地域部落，也就是说每个部落都包括城区、内地和沿海各一个“三一区”。根据历史传统，这些是由抽签决定的，但考虑到会导致部落间的不均衡，因此抽签可能只在某些情况下使用，比如在规模大小差不多的两个“三一区”中做出选择。但非常有趣的是，任何部落中的“三一区”通常不会彼此相邻，更为重要的是每个部落的人数都不会超过全体公民的十分之一，并且所有部落都包含了来自三个地区的公民。如此一来，这种新设立的地域部落比原来的民族部落更有利于不同公民之间的联系和团结，结果“中产阶级”为整个城邦和各部落带来了崭新的群体精神。

地图4 克里斯提尼对阿提卡三个区域的划分

自此以后，德莫中的集体生活就按照基层民主的原则继续进行。在人们彼此认识的小团体中，往往缺乏能够大胆发言和重视共同任务的杰出人才，而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涉及地方事务，还包括保管重装步兵的人员名单。共同的宗教仪式将人们团结在一起。

每个部落大约由两千到四千公民组成，部落的职责是分配任务和权利。当然，部落也在有意识地培养一种集体精神，无论是个人还是德莫都不会迷失在整体中，而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为了让这些地域部落成员形成一种共同的自豪感，他们会被编排在方阵的同一区域，而在由部落成员组成的大酒神节歌队比赛中，他们也会相互竞争。所有的地域部落都有各自的守护英雄，这些部落不仅以英雄的名字命名，它们还拥有共同的祭祀仪式。克里斯提尼派人将写有一百个名字的预选名单送往德尔斐，神谕从中挑选出了十位英雄。拥有共同祖先的谎言使得各部落成员紧密团结在一起。

首先，部落成员将在一个新成立的议事会中共事。五百人议事会是这个新制度的核心，由每个部落选出五十人组成。议事会成员很可能按比例从德莫中产生，开始可能是抽签，或者由投票选出，他们的任期为一年。克里斯提尼规定，议事会成员每年轮换一次，从每个部落选出的五十人可以代表任意的公民集体，他们的任职时间为一年的十分之一。这可能是新制度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如果总人数是35000人，那每七十人中就会产生一位议事会成员；如果两人交替任职，那么比例会是1︰35；如果是四个人交替任职，那比例将小于1︰20。因此，议事会成员保持着自己的小圈子，因为他们来自那里最终还要回到那里。

广大中产阶级（他们有时间和财产可以任职）通过与来自阿提卡不同地区议员同胞合作的方式，获得了先前只有贵族才能得到的优势。他们开始互相了解，由于邻居们隶属于不同的部落，熟人的关系网络迅速扩大。

然而，不是所有公民都参与了城邦政治，议事会的轮流任职也只是相对多数人罢了。议事会制度使雅典各个地区与中心区域保持了密切联系，从而开启了公民集体直接参与城邦管理的政治模式。此外，保持议员与德莫之间的关系，可以使他们少受有权势者、主流趋势和城市当前政治情况的影响，当然除了政治比较偏激的地方。如果考虑到许多人愿意离开自己的小村子或地区的事实，那么参与城邦管理的另一个好处便是可以打破阿提卡许多地区的孤立状态。但由于距离的原因，议员们的旅行不会太频繁。

五百人议事会的主要职责是为公民大会准备提案和筹备决策，这种提前审议无疑是确保决议有效的必要条件。议事会还可以阻止小群体贵族与他们的盟友和支持者通过维护自身利益的决议，此时议事会具备了过滤器的作用。我们不清楚战神山议事会成员是否可以担任五百人议事会的成员，但官员、战神山议事会和五百人议事会之间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模式。

克里斯提尼保留了先前四个部落和各种组织的划分，如氏族仍然负责接收和登记新出生的婴儿，以及决定是否接纳他们为公民。但在这些老部落中发挥主导作用的贵族人数逐渐减少，而公民整体的力量却越来越强，因此没必要消除这种古老的组织，因为它们的政治力量必然会削弱。

作为十部落的领袖，十将军由选举产生，并成为雅典最重要的官职。议员也要发表就职宣言，他们要发誓“不分裂德莫”。最初德莫指的是一种组织形式，是克里斯提尼任命和参与政治活动的公民，是五百人议事会的代表。但这个术语很快成为了整个秩序的代名词，它也是第一个最终被理解为民主的术语。早在公元前500年，雅典人在城市广场上建造了公民大会的新会议地点普尼克斯（Pnyx）。

让我们撇开梭伦，来看看克里斯提尼的所作所为。克里斯提尼实现了雅典社会的稳定，带来了国内和平、法律和秩序，结束了权力斗争，他通过平等的政治权利实现了雅典的良好秩序。虽然贵族把持雅典政权数十年，但由于雅典中产阶级力量的增强，雅典国内的整个形势发生了变化。

如果说雅典贵族很难控制的话，那么再也没有别的希腊城邦是建立在广大民众基础上的。在阿提卡越是距离遥远，越需要付出努力将其联系起来，只有这样城邦才会拥有更多的活力，才会更加自信。

公民们只有放弃作为农民、商人和工匠的特殊利益，才能真正代表城邦，这一点对于提高公民身份非常重要。于是，他们不得不发展一种公民身份，加强相互之间的手足意识，因此公民参政就成为目的本身，而不只是实现其他纯粹个体和私人目标的手段。

雅典公民（在乡村，也有可能在城市）中的很大一部分人理解克里斯提尼想要实现的目标，并准备支持他。这个事实表明，克里斯提尼的对手伊萨哥拉斯害怕了，他开始向斯巴达国王克利奥米尼寻求帮助。克利奥米尼做好了准备并且愿意帮忙，难道只是因为他想帮助朋友解决困难，或者他意识到这是一个实现野心和成就大事业的机会，又或者他害怕雅典实行的政治平等会被普遍接受，从而瓦解斯巴达赖以生存的贵族制度？难道是他害怕雅典公民的联合和团结会使雅典的政治和军事实力大增，从而扩大自己的边界吗？于是克利奥米尼率领一小支斯巴达军队向雅典进发，他认为凭借这支军队足以把一群贵族流放到海外，正如希腊以前经常有类似情况发生，正如为了获得梭伦的支持，敌对派别的领导曾打算做的。此外，这时曾被斯巴达人低估的僭主政权已不复存在。

克里斯提尼成功逃脱了，但他手下的几百名追随者遭到了驱逐。伊萨哥拉斯推翻了“议事会”，很可能是古老的战神山议事会，并以新成立的三百人议事会代之。然而，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伊萨哥拉斯的做法遭到了议事会的反对，而阿提卡各地的广大公民直接前往卫城支持议事会的行为。克利奥米尼和伊萨哥拉斯的队伍被迫撤退到卫城里面，雅典民众围攻卫城两日，到了第三日，他们允许克利奥米尼及其党徒在停战的条件下离开。但伊萨哥拉斯的众多党羽被处死，他们中有些不是雅典人。克里斯提尼返回雅典，开始着手实施他的改革计划。但是雅典民众仍然紧张不安，由于害怕斯巴达人发动新一轮的进攻，他们派使者前往吕底亚首府萨迪斯面见波斯总督，欲与波斯人结成联盟（但后来的史料中没有提到这部分内容）。

事实上，克利奥米尼并没有善罢甘休，为了扶植伊萨哥拉斯当上雅典僭主，他在伯罗奔尼撒招募了一支庞大的军队。雅典的两个邻邦，西面的彼奥提亚和优卑亚岛上的卡尔西斯同时派兵进犯阿提卡。这支军队非常庞大，足以让雅典俯首听命。但在厄琉西斯（Eleusis），克里奥米尼与斯巴达的另一位国王戴玛拉托斯（Demaratus）发生了争执。正是这个原因，科林斯人拒绝继续侵犯雅典，而且他们对于建立新的僭主统治不感兴趣，于是科林斯人撤军了。雅典人利用这个机会战胜了斯巴达联军，先是彼奥提亚人，然后是卡尔西斯人。他们剥夺了卡尔西斯贵族的大部分土地，把它们分给雅典的四千多公民。由于彼奥提亚要为俘虏支付赎金，雅典获得了巨额收入，雅典人把部分赎金分给了重装步兵或者普通公民。

希罗多德认为，这些胜利恰好证明了以isēgoria（言论平等，政治平等的同义词）为特征的统治秩序的优越。当公民不是为了僭主，而是为自己作战时，他们会全身心投入战斗。在希罗多德看来，从僭主统治下解放出来之后，雅典人成为了希腊的领导者，这是城邦第一次全面发挥自己的潜能。

几年之后，当底比斯人联合厄吉纳人反对雅典人时，虽然厄吉纳舰队给雅典沿海带来了巨大破坏，但他们最终还是失败了。这种联盟很可能是一种信号，即没有人愿意接受一个强大的雅典。

终于斯巴达人开始考虑是否需要重新扶植希庇亚斯登上僭主之位，这样雅典将再次处于独裁统治之下，并屈服于斯巴达人。但斯巴达人错打了如意算盘，他们的计划遭到了联军的反对。如果历史传统是准确的，那么对许多城邦尤其是科林斯而言，政治制度是关键，就像自己无法接受僭主政治一样，他们认为雅典也不应该遭受这样的统治。在科林斯人看来，斯巴达帮助推翻了许多僭主的统治，就不应该违背一贯的原则。相比之下，克利奥米尼的主要目的就是维护斯巴达在希腊的领导地位。在对外政策方面，政治制度的争论焦点是平等权力的共存。但斯巴达害怕潜在的竞争对手，并认为新形势下内在危险非常明显和真实，这与雅典形成了鲜明对比。但是旧秩序不会被恢复。

难道雅典公民的重组只是时间问题，克里斯提尼只是做了迟早都会发生的事情吗？或者克里斯提尼的成就超出了人类能够和敢于认知的范畴，他尝试推行大规模改革但肯定不会输给伊萨哥拉斯吗？难道这只是斯巴达对改革家的攻击，因为这些人激发了喜欢变化的雅典人的积极性，并得到了他们的全力支持吗？新事物的发展终究会遭到保守派的阻挠，虽然他们意识到自己面临的威胁，却无力改变，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理解新观念所拥有的力量和潜力。准确地说，正是保守派的反击改变了斗争的领域，以致他们清楚认识到自己犯下的错误，于是新力量通过了第一个关键的考验，开始获得更多的动力。

总之，雅典自此以后不再只是采取行动和发生变化的重要结构体，从完整意义上的城邦概念来看，城邦公民不再只是贵族权力斗争的领域，而是公民为之努力的目标。在希腊最大的城邦中，保证公民出席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发动更多的力量，如此一来城邦的日常生活和政治活动也就变得更加紧张。雅典人则因为在军事和外交方面取得的成就而备受鼓舞，尤其是通过建立政治秩序和社会组织的基础。

24 希腊人和波斯人II：
公元前500年的爱琴海世界

自从希腊人开始第一次海外殖民行动，保持与东方的密切联系并使自己处于历史悠久的丰富的古代文化影响下，250年的时间过去了。同时有大量并行存在的小城邦保留了下来，同时保留下来的还有联系紧密的特殊生活方式。为了克服困难，希腊人开始广泛汲取能量，他们确保了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并凭借自己的力量和立场抵御了所有风暴的侵袭。

最终，希腊人经受住了由（有时）急剧增长的自由和野心引发的一切动荡，曾经分裂的部分仍会再次联合起来。然而，独裁统治的出现开启了一条即将爆发内乱的悲惨道路，并带来文化的其他危机症状，但这种情况显然不会持续很久。

自由独立的理想以及全面人格的培养继续发挥着作用，一些重要习惯也保存了下来，比如对城邦世界的理解，首先要从公共领域的视角、直接参政和财产所有者团体的内外排他性等方面着手。我们对城邦世界的竞争性冲动的高度评价已经深深扎根于内心，美学的重要性也同样如此。一个特殊类型的民族出现并证明了自己。希腊人学会了在多数情况下按照自己的方法独立生活，并不断维护自己的权利，他们还学会了平衡城邦内部和民众之间的各种利益和需求，尤其借助诗歌的帮助。他们发展了各种习俗，甚至允许通过战争来确保城邦世界的多样性。我们看到有许多深刻见解被揭示出来。在追求中庸之道，探索城邦、自然和宇宙必须遵循的法则以及政治思想的过程中，希腊人引入了新的准则和保证。

最终贵族政权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发展。城邦通常会寻找强有力的拥护者。深化改革的可能性，尤其是激发起广大公民的积极性，这些都极大扩张了政治的影响范围和潜力。在动荡不安的城邦中，人们追求政治权利的平等，而贵族阶级的政治和军事行动自由已经被剥夺，局面总算得到了控制。

另一方面，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西西里的政权出现了新变化。僭主们开始采取不同寻常的措施，他们派军队征服城市，然后将自己的公民驻扎在那里。他们和迦太基的冲突初露端倪。大约在公元前500年，希腊人尚未关注到这些问题，正如他们没有意识到构成城邦世界的条件还将继续在爱琴海地区存在多长的时间。

我们可以假设，那时希腊人已经对波斯人从公元前547年开始统治小亚细亚西海岸的事实习以为常，因为迄今为止波斯人只是参与希腊人政治博弈的强权力量之一。波斯人实现了对岛屿的统治，希腊贵族经常得到波斯人的支持，如个人在建立僭主统治时得到波斯人的帮助。雅典人也试图获得波斯总督的帮助，以此确保他们在与斯巴达人发生冲突时能够得到波斯人的保护。希庇亚斯也希望借助总督的权力，恢复在雅典的僭主统治。后来，塞萨利贵族与波斯人结盟，他们宁愿向波斯国王俯首称臣，也不愿广大的公民阶级在城邦中居于统治地位。当然，波斯人的帮助是有代价的，凡受助者都要屈服于波斯国王，向其缴纳贡赋。有许多人认为，这个代价值得付出，但其他人却没有选择的余地。

希腊人和波斯人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别。无论人们支持还是反对波斯人都不重要，波斯人就那么存在着，他们偶尔参与了希腊城邦内部以及城邦之间的激烈党派斗争，但波斯人对小亚细亚希腊城邦的统治则被有些人视为压迫。虽然波斯人基本不干涉希腊人，但波斯总督们有自己的兴致、偏好和个性。波斯人控制下的僭主统治并不受人欢迎，但人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现实，至少是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才会如此。

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呢？这个问题涉及两个方面：波斯人会不会在某一时刻发动对希腊本土的征服，希腊的政治平等制度——公民阶级广泛参与城邦政治活动，因而限制了贵族的自由发挥——能容忍来自东方的庞大帝国的长期干扰吗？即使问题只出现在孤立的个案中，但有没有可能使小冲突演变为大斗争呢？难道波斯人染指爱琴海地区不是早晚的事吗？此外，另一个因素也可能对形势发展产生了影响。

在希腊本土，有两个城邦凭借规模从众多城邦中脱颖而出，不过这纯属偶然（只是偶然罢了，因为二者的成因毫无共同点）。这两个城邦一个是雅典，它从迈锡尼时期就存在了，另一个是斯巴达，出于种种原因，它已经征服了拉哥尼亚和美塞尼亚。

斯巴达拥有希腊最强大的陆军，但也要靠希洛人来镇压可能发生的暴动。公元前6世纪中期，它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大多数城邦结成同盟，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然而，这不是一个正式的政治同盟（既不是联邦制国家也不是联盟），而是斯巴达盟友的集合，它们既保持政治上的独立，但又与同盟保持密切联系。有时斯巴达会邀请盟友共同商讨有关战争与和平的决策，事实上如果需要也会临时召集会议，这样就会给人一种政治联盟的假象。斯巴达确保了各盟邦建立在贵族政体之上。到了公元前6世纪，凭借自己以及盟邦的军事力量，斯巴达成为希腊世界公认的领导者和最具活力的优胜者。

只要没有竞争对手出现，城邦世界就可以保持稳定。但当重组之后庞大的雅典公民集体开始发挥作用时，结果就不同了。斯巴达是防守型的城邦，雅典则具有进攻性，其实原因非常简单，那就是斯巴达始终抑制雅典势力的发展。总的来说，在能够和平共处的大多数希腊城邦的大部分地区，政治领域不断发生着变化，但一切（或至少许多事情）都以这两个城邦为中心。无论其他希腊人是持友善还是敌对的态度，如果他们不远离中心或不愿接受中立的风险，必然会面临巨大的压力。在这片领域中，绝对权力越来越重要，已经超过了相互竞争的传统原则。面对许多零和博弈，城邦世界很难再保持自给自足和自我为中心，而内部的紧张关系很容易直接转向外部。

此时，首先由于希腊人自己的原因，爱琴海区域的局势变得非常危急。但从长远角度来看，根本变化是波斯帝国造成的，因为它改变了东方和对其他一切领域产生深远影响的已知世界的其他部分。

小亚细亚西部是处于吕底亚国王还是波斯人的统治之下，这有极大的不同。吕底亚人非常强大，他们接连征服了沿海的希腊城市，虽然那些城市听从泰勒斯的建议联合起来，却没能抵挡住吕底亚人的攻击。无论如何，对于跨越爱琴海到另一边（除了一些岛屿之外）攻击希腊人，吕底亚人既没有想也没有做。如果他们这样做了，那希腊人很可能联合吕底亚人后方的其他东方帝国，如此一来希腊人很可能被卷入一个更大世界的权力斗争中，那结果如何就非常有趣了。

另一方面，波斯人的背后没有竞争对手，他们统治的区域曾经是东方帝国的疆界，甚至远超过了那个范围。当发生大规模冲突时，他们或者征服希腊本土，但如果希腊人成功抵御了进攻，那么一条巨大的鸿沟将出现在两个民族和两个世界之间。因此，一个庞大东方帝国的形成揭示了东西方，即亚洲和欧洲之间的巨大裂痕。

到了公元前500年，事情没有变得不可收拾。不管希腊的知识分子怎样担心将来，无论波斯国王、朝廷或者居住在前吕底亚人首府萨迪斯的总督们如何计划，目前爱琴海仍然是波斯人觊觎的对象。从希腊中心论的角度来看，希腊似乎是世界的中心，但我们应该不会忘记，从那里到波斯首府萨迪斯大概需要九十三天的时间。

波斯帝国的王宫位于美索不达米亚（苏萨）的东部边陲，与山区接壤（米底人的古都，埃克巴坦那），它距离波斯帝国的核心区域（帕萨尔加德和波斯波利斯）几百公里，那里就是帝国的中心。伊奥尼亚与波斯位于印度河流域的统治中心相距甚远。

此外，波斯人没有过多关注小亚细亚，也是因为那里的局势非常稳定，那里不像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或者东部和北部那样经常发生叛乱，而且不同民族的居住区域超出了边界也不会有任何问题。

从王子到后来的国王，居鲁士二世以阿契美尼德王族的身份把波斯各地紧密团结在一起，或第一次统一了各部落，前后经过了五十年的时间。先前波斯人主要在波斯湾北部山区饲养牲畜，后来随着军事和政治力量不断增强，他们首先征服了邻近的埃兰（Elam）及首府苏萨，接下来又征服了米底人，他们是居住在扎格罗斯山（Zagros Mountain）地区的一个民族。由于米底人在公元前7世纪晚期已经控制了古老的亚述帝国，所以那里便成为波斯人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个据点。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很短的时间里。我们不清楚居鲁士最初的野心是否并不局限于确保在毗邻地区的优势，有证据表明他没有攻击米底国王，反而是米底国王来攻打他。无论事实怎样，居鲁士都打破了米底人、新巴比伦人、埃及人和吕底亚帝国之间的力量平衡。但是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拒绝接受这种变化，因为他很想控制米底王国的残余部分。克洛伊索斯联合了其他力量共同对抗入侵者，但由于他们惧怕波斯人，他只能独自对抗居鲁士。在出兵之前，克洛伊索斯派使者前往德尔斐祈求神谕，并得到了著名的回答：当你穿越（界河）哈里斯，你将摧毁一个伟大的帝国。这是一个相当聪明的预言，因为重大战争之后没有赢家。

我们依然不清楚，当居鲁士拿起武器时，他是否受到了进一步扩张欲望的激励，或者他是否只是回应了吕底亚人的挑战。公元前547年夏末，克洛伊索斯和居鲁士进行了一次非决定性的会战，当克洛伊索斯决定在第二年继续战斗时，他犯了一个错误。原来当克洛伊索斯召集盟友埃及人、巴比伦人和斯巴达人前来助自己一臂之力时，居鲁士提前发动了进攻，波斯大军围攻了萨迪斯，并很快攻陷了城池。

大概十年之后，居鲁士征服了新巴比伦（前539年），这是他征服的第三个东方帝国。之后，居鲁士又开始筹划向北和向东扩张，他征服的中亚地区超出了美索不达米亚的统治范围。居鲁士征服的大部分地区都臣服了。公元前530年居鲁士去世，在征服咸海以南的斗争中，波斯帝国攻占的领土远超过了控制东方政治格局的其他帝国的领土总和。但埃及依然保持了独立。

后来，居鲁士的儿子冈比西斯征服了埃及。冈比西斯在位时间为公元前533至前522年，他把波斯帝国的版图扩大到了利比亚，但被迫放弃了对迦太基的远征。冈比西斯死后，波斯出现了王位争夺战，最终出身于阿契美尼德家族支系的大流士一世登上了波斯王位，他在一年的时间里成功地镇压了一系列叛乱。

大流士继续向外扩张，波斯帝国的版图向东延伸至印度河，并且占领了利比亚的其他地区。公元前513年，大流士渡过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他的目标不是攻击希腊人，而是将斯基泰人（Scythian）位于黑海北部的领土并入波斯帝国。人们仍然记得，一个世纪以前那里的部落毁坏土地，实现了对近东部分地区的统治。大流士受保护高加索（Caucasus）边界欲望的驱使，继续发动征战，尽管开始取得了胜利，但战斗最终还是失败了，不过他还是继续发动了对爱琴海北部、色雷斯和马其顿的征服。

波斯帝国日趋壮大。作为波斯帝国的缔造者，第一位波斯国王被继任者们奉为楷模。到了公元前6世纪晚期，所向披靡的波斯人已经势不可挡，而帝国的边界也是毫无阻碍地任意扩大。当大流士命令地理学家卡里安达（Caryanda）的西拉克斯（Scylax）在埃及和波斯湾之间找到一条海路，并派其他人找寻希腊和西西里之间的海路时，他心里想的不只是绘制地图这一件事情。居鲁士（公元前530年）、冈比西斯（公元前525年）和大流士（公元前513年和稍早时期）的对外征服时间间隔并不长。此外，波斯人还有其他事情要做，尤其是在保卫和治理被征服的领土方面，那是大流士的主要功绩之一。

在某种有限意义上，波斯帝国只是波斯人及亲密盟友米底人的帝国，阿尔弗雷德·豪斯称其为“珍贵的历史宝藏”。首先，它是波斯国王或者他们自称的“君王”的帝国。国王们接受贡赋，他们统治着大片的领土和众多的民族，并因为战役、征服和镇压叛乱等伟大壮举赢得赞誉。他们扮演了巴比伦国王或埃及法老的角色，由于帝国的各个部分毫无共同性可言，他们就代表整体把各部分统一起来，这是非常必要的。

加速帝国的形成不符合君王的利益。大流士的墓碑上有这样一段文字：“我统治他们，他们向我缴纳贡赋。凡我对他们所下的命令，他们都执行。”为了维护统治秩序以及必要的正义，国王必须采取措施加以改革，否则一切将保持原来的样子，甚至帝国的军队也无法实现统一。除了波斯人的常备军外，波斯帝国还招募了各种军队，它们就像帝国本身一样丰富多样。有些被征服地区的国王、君王和部落首领可以继续行使自己的权力，而有些则会被取代。波斯人的权威只适用于现有的权力机构。

波斯帝国允许被征服者保留自己的宗教、生活方式、政治制度和法律，但埃及人保留了大流士统治的印记。波斯国王尊奉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ianism）为国教，崇拜该教最高神阿胡拉马兹达，并将自己的胜利归功于该神。但他们也将自己描绘为巴比伦主神马杜克（Marduk）或埃及的阿蒙—瑞神的奴仆，甚至是上帝的选民，他们允许流亡巴比伦的犹太人返回自己的家乡，并帮助他们重建了神庙。他们对希腊人也非常包容，并崇拜他们的阿波罗神。面对庞大的帝国，他们别无选择。不管波斯君主有怎样的嗜好和欲望，却不得不允许帝国内的各国和民族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但唯一的条件就是对国王的臣服和忠诚。如果有叛乱发生，国王们绝不会手软。

至于波斯人和米底人中的统治阶级，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维护帝国的统一，并提供许多强大的军队。正因为如此，他们中的很多人被赐予了土地。波斯国王需要在各地都有忠实的盟友。统治阶级的子孙会在宫廷接受教育，在那里他们学会了骑马、射箭和说真话，而忠诚被认为是尤为重要的美德。至于其他人能否上升至统治阶级的地位，我们还不清楚。

波斯帝国的行政官员由两部组成，即首府的中央政府和二十位总督，总督是帝国划分的大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总督辖地）。他们主要负责维护公共秩序，监督地方权力，征税和统帅地方军队或至少在需要时招募军队。但是波斯国王会尽可能把权力掌控在自己手中，为此他们设立了庞大的管理机构和众多的特务组织，这些人是国王的耳目，他们不仅要监视总督，还要刺探各地的情报。国王非常注重臣民的抱怨，如果有问题出现，会给予补救，有时也会用金钱来解决问题。

图17 波斯国王大流士从叛乱的高墨达身上走过，他左手持弓，举右手祈祷。在他面前是被擒获的九位身着民族服装的叛军首领，最后一位是斯基泰人。他们的脖子被波斯人用绳子系住绑在一起，手被绑在身后。这幅浮雕雕刻于公元前521至前520年，地点是贝希斯敦山，正好位于波斯首府埃克巴坦那和巴比伦之间的路上。

对于庞大的波斯帝国而言，内部的交通和联系非常重要。于是帝国不断修建和提升道路，一条从萨迪斯通往苏萨的御道为希腊人熟知，当然这样的道路还有很多。沿途的驿站可以为信使们快速地更换马匹，因此波斯信使们以快著称。当然，这些道路也提高了波斯军队的调动速度。大流士实现了埃及国王的宏伟目标，使得尼罗河和红海之间的运河得以贯通，至于大流士为何这样做，我们还不清楚，即便他只是打算增加贸易往来，该工程也会流芳百世，不过那更像是国王下令在自己的皇宫进行大规模建设一样。

总而言之，公元前500年出现在爱琴海的力量非同寻常。如果从全球视角来看，东西方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相遇了，这种相遇已经由东方对西方的纯粹商业或者文化冲击，转变为现在相互之间的政治和军事较量了。在希腊人长期生活的地方，区域的权力真空状态被打破了，希腊城邦世界与日益壮大的波斯帝国发生了冲突，用豪斯的话说，那将成为延续了两千五百年的古老东方统治的“终曲”。

近半个世纪以来，这个东方帝国对爱琴海另一侧的希腊人缺乏兴趣。雅典人正是利用这段时间完成了内部调整，因此希腊本土对波斯人的侵犯予以了首次反击。如果没有政治权利平等，雅典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

但那不是故事的全部。希腊人将最终的胜利归结为一系列不可思议的成功和几个时间巧合，因为当波斯进犯希腊本土时，雅典已经变得非常强大，而斯巴达仍然拥有召集和统帅整个联军的权力和威望，因此希腊的两大强邦不可能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公元前486年大流士在平定埃及叛乱的过程中死去，把第三次远征希腊的计划留给了儿子薛西斯，雅典正是利用这个间隙完成了战舰的建造。如果要得出更深层次的结论，那就是波斯人低估了希腊人。如果大流士在公元前513年进攻希腊而不是斯基泰人，那一切的结果肯定会有所不同。

即使波斯人征服了希腊人，他们也无法阻止希腊在公元前500年取得的一切发展。当他们征服了以弗所后，赫拉克利特仍可以在那里讨论哲学问题，就像阿那克西曼德、赫卡泰乌斯在米利都继续从事哲学和科学研究一样，许多其他方面也是如此。另一方面，色诺芬尼和毕达哥拉斯以及福西亚人和提奥斯人可能更清楚自己离开家园的原因。自由是希腊人生活和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波斯人扶植的僭主统治，没有对发动战争权利的限制，那么自由会在城邦内外繁荣发展。

最为重要的是，鉴于雅典在公元前5世纪发挥的特殊作用，波斯人的胜利没能阻止希腊人在面对严峻挑战时的发展。相反，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这种古典文化出现于希腊尚未获胜之时，那时雅典没有平稳迅速地崛起，也没有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恰是波斯人的进攻使古典文化得以实现。正如早期希腊人没有简单地进一步发展从东方学来的东西，那在击败波斯之后，他们也不会只是遵循既定的模式。古典文化肯定是以先前的文化为基础，不应被视为一个全新的开始。如果没有希腊社会面临波斯帝国入侵的巨大挑战，我们很难看到它是如何变成可能的。

面对这种不同寻常的联系和巧合，历史学家可能会忍不住推测历史的深层次含义，但那会将我们引向哪里呢？

25 展望

总之，看到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也就是公元前5世纪的历史，我们会非常感兴趣的。

在这短短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发生了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如此依赖少数人的情况却很少见。雅典是公元前5世纪的主角，至少在爱琴海地区如此。正是在那里，人类文化的全新可能性被揭示和利用，因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公元前5世纪伊始，雅典做出了愚蠢的行为。公元前500年小亚细亚的伊奥尼亚城邦决定脱离波斯帝国的统治，于是向雅典和斯巴达求助，雅典不得不派出二十艘战船和一小支陆军。这些军队的军事重要性微乎其微，但他们的出现引起了波斯人的不满，波斯人决定在镇压伊奥尼亚人起义之后，再惩罚雅典人。于是，波斯人征服希腊本土的大幕拉开了。

难道希腊人不知道他们即将面对的波斯人的实力吗？庞大的波斯帝国，它的边界线在阿那克西曼德和赫卡泰乌斯绘制的地图上清晰可见，况且希腊人也知道从以弗所到波斯首府苏萨需要九十三天的时间。当斯巴达人意识到这一点时，他们拒绝了伊奥尼亚人寻求帮助的请求。我们不知道，当伊奥尼亚人的代表向雅典提出同样请求时，他们是否对庞大的波斯帝国轻描淡写，或者雅典人是否询问了恰当的问题。希罗多德评论说，三万雅典人比一个斯巴达国王更容易欺骗。此外，旅行经验丰富、成熟老练和受人敬重的米利都学者赫卡泰乌斯向伊奥尼亚人详述了处于波斯统治下的众多民族。在起义之前的磋商中，赫卡泰乌斯毫不怀疑波斯国王的军事能力。

希腊人知道，与波斯的军事力量相比，他们显然处于劣势。不过人们应该或确实知道的东西并不像最初期望的那样，乐观经常会掩盖暗淡的前景，正如修昔底德所说，渴望某种东西的人们常常沉溺于希望，很可能“考虑不周”。在所做的事情被理解之前，起义首领肯定会全力以赴。修昔底德说：“开战后，他们开始采取行动，并坚持到底。只有经历过后，他们才能理性地思考。”奥地利剧作家亚瑟·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将事情说得更加彻底：“只有尝试过才会认真思考。”

在这种情况下，希腊人不可能完全理解他们所知道的波斯人，并且希腊人的行为习惯和思考方式与波斯人不同。希腊人从没有对抗过波斯人，而且习惯于通过一场战役定胜负，他们可能只是以勇敢来衡量勇敢，以武器来衡量武器，而且认为自己非常优秀。在起义领袖米利都的阿里斯塔戈拉（Aristogoras）看来，情况就是如此。他的态度非常傲慢，而且非常典型。对于距离、范围和时间的认识，波斯帝国和希腊在思考和行动方面的表现完全不同。希腊人认为，一切正在发生，而波斯人首先得组织和召集他们需要的军队。波斯帝国由于规模庞大，内部必然会比较松散，但希腊人似乎也有这样的弱点。城邦的生活节奏与波斯帝国有很大不同，即使伊奥尼亚人处于波斯统治下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但他们恐怕并不十分了解波斯人。

虽然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希腊人的行动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要想获得胜利，他们首先要突破自己的局限。在清楚地认识到敌人的优势之后，他们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己的潜在力量和优势，而这些是由完全不同的情况和特点决定的。在取消起义的建议被否决之后，赫卡泰乌斯没有陷入绝望，也没有盲目顺从，他认为伊奥尼亚人要想实现自己的计划，至少应该保持理性和不遗余力。除了已经拥有的大量战舰外，他建议将米利都附近迪迪马（Didyma）的阿波罗神庙中的值钱供奉熔化掉，以此建立一支庞大的舰队。赫卡泰乌斯认为，伊奥尼亚人必须竭尽所能掌握制海权，而波斯人对他们城市的围攻不会坚持太久，除非他们控制了海上通道。利用海上优势，伊奥尼亚人将沿海城市变成岛屿，对波斯帝国的漫长海岸线构成严重威胁，他们还说服其他人背叛波斯帝国。正是利用海上优势，受压迫者向强权者施加了压力。

波斯人是否准备放弃已经征服的城市，这个还有些疑问。总之，伊奥尼亚人觉得赫卡泰乌斯的第二个建议也很难接受，他们的起义在公元前493年遭到了镇压。但当时得以发展的思想则可能继续产生影响。

公元前490年波斯人在报复雅典的马拉松战役中失利，十年之后，波斯人准备对希腊本土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此时，雅典正在建造一支庞大的舰队，用埃斯库罗斯的话说，这支舰队能征服“整个亚洲”。在希腊本土的狭小范围内，强大的波斯陆军面临着严峻的调遣问题，即使如此，如果希腊人没有成功获得海上优势，他们也很难取胜。当时希腊人面临的挑战是，击败庞大的波斯舰队，切断波斯陆军的后援。雅典就准备这样做。

雅典人最终成功了，他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军事胜利。地米斯托克利是一位杰出的战略家和政治家，他运用非同寻常的思维模式，准确地分析了当前形势并得出了正确的结论，最终让公民大会相信他的计划是正确的。整座城市坦然面对即将到来的入侵，雅典人决定孤注一掷，他们舍弃家园，登上船舰在海上迎击波斯人。更有甚者，他们成功地将敌人诱入萨拉米湾，由于海域狭窄，波斯人的舰队遭到了重创。由于波斯船舰的数量众多、船体庞大，无法在狭窄的萨拉米湾展开攻击，因此希腊人最终取得了海战的胜利。

虽然雅典人不是孤军作战，但是如果没有他们，那战胜波斯人则是不可能的事情。总之，希腊有三十个城邦参与了对波斯人的作战，但他们中的多数都微不足道。在萨拉米海战胜利之后，希腊人在斯巴达人的领导下于公元前479年取得了普拉提亚战役的胜利。到了那时，波斯人已经不可能征服希腊了。

此后，一切都变了。爱琴海东岸的希腊人急需解放，而希腊本土的胜利提高了小亚西亚希腊城邦获得解放的可能性。在意想不到的胜利的激励下，许多希腊城邦在雅典的领导下成立了海上联盟。波斯人撤军了，但他们仍然坚持对小亚细亚的统治，希腊人不得不保持武装，以备波斯大军的反扑。

爱琴海由原来缺乏政治较量的区域，一下子变为局势紧张的地区，而政治上的决策也开始影响到个人交往和商业往来。那里有许多独立的城邦共存，但它们更多地关注荣誉和地位，而不是权力，更多地为公民提供可以共同生活的体制和公共机构，而不是推行有效的外交政策，于是一个结合紧密的政治领域出现了。雅典从一个蕞尔小邦迅速崛起为重要的国际力量，并直接影响到希波战争的结果。雅典行动和关注的范围已经从希腊延伸至波斯帝国，沿着边界线从埃及延伸到塞浦路斯和黑海。在西方，雅典很快将西西里岛纳入统治范围，而向北开始对马其顿和色雷斯施加影响，以确保原材料和战舰木材的供应。雅典舰队经常在海上游弋，但战争的代价非常高昂。一个新近获得力量的城邦以自己的强大优势填补了世界政治中的权力真空。

随着波斯帝国威胁的减小，许多城邦最终脱离了海上同盟，但雅典要求它们仍然保持盟友关系，因为波斯人随时可能反扑。其实，雅典主要是想保住自己的领导地位，这也就意味着斯巴达及其同盟成为了雅典的敌人和竞争对手。希腊两大政治集团之间的敌对，最终导致了长达二十年之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前431—前404年）的爆发，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不仅对整个希腊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还给广大民众带来了苦难，并且波斯人再次卷入了希腊的斗争。

由于规模异乎寻常，雅典在公元前5世纪成为城邦世界的异类和希腊人可以实现的极端例子。对雅典人而言，最重要的不是过日子、与他人较量和追求享乐，而是积极参与城邦管理、政治活动、创造和战争。修昔底德说出了同时代人对雅典人的批评：“他们只是将假日视为一种义务而已；他们宁愿辛劳而忙碌，也不愿享受安宁的生活。”

斯巴达在建立起自己的同盟之后，只专注于维持现状，但雅典却想尽办法扩大同盟的范围，这样就能得到更多盟友的支持。在成为爱琴海霸主后，雅典克服了最初的犹豫，采取新方式走上了一条全新的道路。于是，一条鸿沟横亘在传统和需求之间，为了实施计划和采取行动，雅典人经常无视习俗和期望。在同时代人看来，雅典人是“永远的变革者”，这一点可谓名副其实。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雅典人都必须面对现实。

希腊最重要的城邦第一次出现了民主制度。在拥有最高权力的公民大会中，有在雅典海军充当桨手的日佣级和处于公民最底层的工匠，他们发挥了重要作用。雅典城邦背离古老的传统，对有产者范围做了限定。由于财产所有者为自己设定了任务，并接受了为所有公民提供服务的挑战，所以他们的人数超过了所有公民的总和。公民们愿意超越自我，建立起统治和政治优势，这在以前只有萨摩斯僭主波利克拉底能这样做。

修昔底德同样批评道：“他们敢于下定决心，也敢于把这个决心实现，……他们的勇敢常常超出他们人力和物力的范围，常常违反他们的良好判断而去冒险；在危难之中，他们还能坚持自己的信念……如果他们胜利的话，他们马上穷追到底；如果他们惨败的话，他们绝不退缩。”此前没有希腊人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这些情况既令雅典人兴奋不已，但也使他们遭到了别人的憎恨和误解。当对手有时间认真准备时，雅典人却横加阻挠。囿于古老的传统，许多同时代人几乎无法想象这些新事物能够持久。但雅典却保持了十年的发展，并且变得更加吸引人。许多希腊人发现，雅典不断膨胀的权力，开始变得让人害怕和残酷无情。雅典散发出不可思议的魅力，不仅是因为它取得的成就，而且还因为它是人们学习和效仿的榜样。数以千计的人们从希腊各地、埃及以及世界其他地区涌入雅典，成为工匠或商人，还有一些人受雇佣成为雅典海军的桨手。雅典还买了一大批奴隶。庇里尤斯港（Piraeus）的市场堆满了琳琅满目的货品，人们可以买到任何想要的东西。据说，如果沿着货摊行走，人们都分辨不清所处的季节。此外，雅典还汇集了来自各地的使节、艺术家、智者和哲学家。

雅典在公元前5世纪的兴衰，既让我们看到了它曾经的辉煌和伟大，也让我们感知到它的傲慢、狂妄和心胸狭隘，这和悲剧比较相似。公元前5世纪也是古典主义的产生时期：出现了许多不朽的著作和作品，它们是三位悲剧家和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创作的悲剧和喜剧，雕塑家菲狄亚斯、波利克里托斯和米隆完成的雕像，以及建筑师在雅典卫城建造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建筑。此时，史学家们开始凭借经验对历史事件和发展过程进行还原，在第一批历史学家中，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是最杰出的两位大师。智者采用了之前从未用过的对话方式，苏格拉底提出了著名的问题。此外，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出生于公元前427年的雅典，他的几部著作完成于公元前4世纪，他的哲学思想和雅典悲剧性的衰落、过失以及对老师苏格拉底的审判和死刑产生共鸣。

雅典人突然发现自己被推向了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而一切所需的条件必须首先从这个共同体的经历中寻求。雅典的发展形势非常特别。雅典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胜利，它还将继续把以前难以想象的事情变为现实：对波斯帝国的胜利、激进的民主制度和爱琴海的霸权统治，随后一个接一个的破裂接踵而至。因为一切来得太快，雅典人根本没有认识和理解这个快速变化的过程，他们关注的焦点更多地聚集在应该做什么和他们正在经历的事情。

这样的历史进程可以使社会丧失理智，使其拒绝变革以及变革带来的结果。但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和其他地方，公民们以巨大的兴趣和高度的开放性来面对这一切，由于丝毫不受限制，许多潜能被释放出来。我们在悲剧中看到，雅典公民大会经常煽动思考和辩论，做出异常困难和前所未有的决定。他们的目的不是政治决议，而是继续对政治决策者们产生影响，因此他们必须采取一些方法来协调集体的决策。如果愿意，他们会对群体的智力结构产生影响。

希腊人是否真正避开了波斯人的进一步攻击，不仅涉及政治和军事方面，而且还取决于神的意志。正如埃斯库罗斯认为，神将爱琴海视为边界，波斯国王不就是因为对此边界的不敬，才惨遭失败的吗？此外，希腊人相信诸神有嫉妒之心，任何人变得过于强大都会遭到神的毁灭。难道这就是在所有不可能的成功之后，雅典将要面对的命运吗，或者它取决于人们是否恰好获得了如此的权力以及如何使用它？但正义与非正义到底是什么呢？

如果公民们的计划和理由非常完善，那么神是否仍发挥作用呢？一切最终只能依靠人类自己吗？人们能实现真正的自治吗，或许他们只是自欺欺人？难道神就不会让他们产生错觉，让缺点看起来更像优势吗？人们在进步思想方面取得了多大进展，而在专制立法方面又如何呢？难道古老传统认可的不成文“法”或准则不需要自己的重视吗？

人类的潜能究竟可以达到何种程度，人类的命运是什么，人类真得经历出乎意料的发展吗？总之，无论人们视自己是伟大还是渺小（很快就变得卑劣），当他们被依赖时，他们就会被问他们是怎样的人？人对于自己了解多少呢？

人们经常问自己的这类问题完全与政治无关，随着时间的发展，此类问题会越来越多。不过，重要的是人们对自己的认识，以及如何找到自己的发展道路和世界的公正秩序。整个公民集体都在提出问题，当此类问题涉及多种行动需要和公民集体的生存时，对问题的思考就变得更有必要了。它们不仅仅是私人的事情或随意交谈的主题，相反时代的重大问题成为整个城市激烈讨论的热点。

在激进民主产生前后，尤其是之后，雅典不是由少数人而是整个公民集体来统治，城邦的一切事务都由他们来决定。公民集体满怀希望，但也有些傲慢以及担忧和害怕，他们不仅积极参与所有的事务，也习惯于对整个城邦负责。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至少习惯于为所发生的事情承担责任。他们想知道，并希望这个要求得以实现。这些公民接受了数十年的政治思想教育，他们非常看重可以在他们面前清晰表达自己观点的人。

这个社会的成员喜欢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他们在商议问题、做出决定、采取行动、经历苦难和继续观察等方面发挥了许多作用。

此外，建立共识、责任制和自我肯定被广泛地用于艺术领域，那里可以提供实物的进展。情况一直都是如此，现在甚至更为真实。除了生活必需品，公民们不仅需要合理的政治思想，还需要艺术为其提供想法、形象和故事，来说明理解和形象化这种与众不同的不受怀疑的文化。为了自己和彼此的同心协力，所有人都需要这种帮助，因此致力于艺术是一项公共任务。

修昔底德告诉我们，雅典人为了城邦甘愿冒险，仿佛那不是他们自己的身体。为了城邦的利益，他们需要有自己的想法，而“这才是自己的”。修昔底德首先考虑的是政治，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城邦生活就只是被简化为政治吗？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公民参加了悲剧的表演。

这些观众在世界史上可是独一无二的。演说家高尔吉亚（Gorgias）赞扬雅典人聪明，说他们喜欢语言。当民主委员会负责修建雅典卫城的宏伟建筑时，他们表现得非常细致，既保留了卫城的传统风格，又将它们延伸至极限，使得通俗文化和高雅文化汇聚于此处。

这些陈述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但当时确实取得了难以置信的成果。如果条件允许这些成为现实，那它就是雅典人创造的奇迹。

由于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雅典开始对所有领域提出质疑。它以宏伟理性的计划和胜利为基础，而二者都带有不确定性。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雅典人因为取得的巨大胜利而备受鼓舞，他们具备的伟大能力意识可以帮助他们扫清许多障碍。他们大胆地开拓空间，但面对公众的苛刻要求，他们只能采取在悲剧作家中常用的竞争方式。

以自由文化为动力，探索和追寻合理的尺度，从而奠定了造型艺术的形式。艺术家们也在政治领域中获得了巨大的自由，但一切仍与人体尺寸和人类形象相关，实质就是从所有现象中提取的典范。

总而言之，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一座城市和它的公民成为人类前所未有的经历，它们被广泛证明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破裂越多，越需要有人将它们拼合起来。托尼奥·舍尔认为，希腊古典文化具有神秘性，从中可以看出他对旨在征服的古典主义所具有的威胁和可怕本质表示担忧。

雅典公民是政治人（homines politici），这一点非同寻常，并在他们的经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们成为一般人的典范。毕竟，雅典公民不是资产阶级，也不是拥有特定生活领域的阶级，他们非常看重工作，并取得了自己的成就和财富。他们没有通过几百年的时间来尝试和验证特殊的资产阶级方式，也不存在分散的知识阶层小圈子。他们不是独立于国家的小社团，他们的成员主要是个体，利益主要涉及经济和社会事务，以及纯粹的私人领域。他们对仲裁和抽象一无所知，而现代人格是以此整体界定自己的。他们没有经历过社会细分为不同的领域，以及创造出许多有关成就和威望的特殊领域。

因此，他们的经历不是孤立和情绪化的，他们没有出现内部分离和迷失方向的情况，或者他们在许多专业区域证明了自己。雅典人没有跌入谷底的经历，那种心理会持续不断地对特定个体产生影响。他们也不了解现代文学和艺术揭示的任何相似的性格。希腊人对世界的了解并不多，用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的话说，他们几乎不能从神人同形同性的角度想象人类。

相反，正如雅各布·布克哈特提出的，希腊人想成为“自己的整体”。他们的经历关系到社会互动和与他人的共存，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都要面对争吵、妥协、斗争和持续威胁。个体和集体表现出的开放和严谨令人惊讶，希腊人要解决两者共同面对的问题，他们找到的答案被证明与时代相关，时至今日也是如此，尤其是对哲学和科学的核心产生了影响。无论随着时代的发展又出现了多少其他问题，希腊人的问题仍然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因此，唯一合乎逻辑的解释是，这些古代甚至更远时期的自由公民是政治人，也就是崇高的人类。这种经历及其强度在历史上是否是唯一的，是否只有在极为特别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这值得关注。

后记

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在说明一个问题，即希腊人是如何出现的，这个非同寻常的外来民族是如何发展的，或换种说法，在世界历史的众多优秀文化中，他们是如何脱颖而出的？政治统治是常见的驱动力，它能够推进、统一和形成高雅文化的一切：政治机构、思想、理念、神话、思维模式、技术能力、宗教、诗歌、艺术和科学。对于希腊人而言，自由才是推动力，尤其是许多城邦都出现了大量的自由民，他们认为通过保证和扩大自由的生活方式，可以对抗一切外来侵犯。他们的努力结果反映了这种差异。

没有人可以将文化的发展追溯到基因或天赋才能。希腊人是怎样的民族，他们的历史发展进程是怎样的，作为文化的直接结果，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了什么，作为在进一步发展中给予支持的一种手段，他们需要什么？历史学家的任务是探究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进而做出解释，如果可能，还要尽可能让人们理解它。

然而，有关希腊人的这些问题，我们不应该只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进行讨论，还应该着眼于欧洲的历史。希腊人是否代表了欧洲的史前史，或其早期历史，还存在争论。这个问题是本书第一部分的主题。

本书共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的七个章节原本是独立的一卷，是关于古代世界的，作为一系列欧洲历史的首卷。由于种种原因，我选择提前出版了这两部分。有一点需要说明，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我们这个时代加强了对欧洲的发展和其特殊性的讨论，尤其是关于欧洲与东方的关系。它们揭示出了更加普遍的问题，如文化的起源、开放性、文化形成和发展所需的条件，以及接近并参与其中要面对的困难和所需的时间。我们有时也会注意全面考虑这一切。另一方面，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原因并不显而易见。其实，我们现在很大程度上仍存有幻想，认为所有人类社会创造的文化成果很容易得到，就像逛超级市场一样，而且任何人都可以挥霍自己的选择——不仅仅是个体，还包括整个社会。然而，这种情况会让我们误解和忽视所有的早期历史。不管怎样，作为一门学科，历史可以引起任何领域的任何方式的讨论，即使它只是引起了对被忽视问题的关注，并因此扩大了主题讨论的范围。历史虽然不再起到生活导师（magistra vitae）的作用，但它可以很好地记录历史事实。

遗憾的是，本书关于古代世界的其他部分在几年前就应该完成的，可是一直拖到了现在。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经常碰到棘手的问题（也可以当做延迟出版的原因），部分原因是我要进行许多额外的研究，虽然几十年来我已经关注过许多相关问题。对原始材料的分析解释也是如此，尤其是推理、理解和说明一切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这也可能是我提出的特殊问题的答案，以及我应该对它们的理解。此外，我还面临一个特殊困难：一位作者试图对一个特定文化的特殊性进行界定，他需要从理论上把它与其他文化区别开来，这就涉及大量的比较工作。即使有可能这样做，也会遇到重重困难。不过，值得欣慰的是主体部分——古代近东——的比较可以得出比较合理的认知。尽管如此，我的一些观点似乎也过于大胆。但我认为，这样的陈述总比含糊不清要好，并且我会指出我要思考的方面。此外，与无数的历史现象相比，我们手头掌握的资料非常有限，因此经常无法得出准确和肯定的表述。清晰标出不确定之处就是人们所能做到的最大的精确。

另一个特殊的困难涉及写作体裁问题。一方面，我对材料的处理既要为广大读者所理解，又要有趣，因此不必略去或过度简化任何重要的内容。其他人会对我是否做到了这一点进行评判。如果读者没有注意到我在写作过程中付出的努力——出版前我写的手稿堆积如山——那我的努力就没有白费。

另一方面，我会竭力将早期希腊人发生和发展的具体事件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下。阿尔弗雷德·豪斯非常准确地描述了在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他写道：“正如一幅绘画，其中各个独立部分都按照特定的关系与其他部分排列，这是一项独立的任务，因为各部分及其提供的有限信息并不足以让我们完成任务。因此，基于历史史实的综合就是一项独特的建设性成就。”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思考，请看我的文章“Programmeiner Geschichtsschreibung”，出自朱尔根·特拉贝特（编辑）的Sprache der Geschichte（慕尼黑，2005年），149ff.，还有“Alfred Heussals Geschichtsschreibung”，出自H.-J. 格尔克（编辑）的Alfred Heuss—Ansichtenseines Lebenswerkes（斯图加特，1998年），第115-140页。

对于许多早期希腊历史，我们只能粗略地对历史事件进行还原，并设专题讨论一系列问题。像希腊人与东方的关系、希腊人历时两百年的殖民运动、早期史诗、泛希腊背景下的城邦、抒情诗、政治思想、哲学等议题，分别做了专门论述。只是在这个故事的最后，也就是公元前6世纪雅典的发展进入关键阶段，我才能进行更多的叙述性写作。因此，对整个时期现象变化的探究与主题的重点章节相互交织。这是正确对待希腊人的多方面特征的唯一方式。罗马则完全不同：所有内容都聚焦在政治、军事、宪法和法律上，在叙述事件和发展时也可以谈一些像宪法、法律和（密切相关的）宗教等问题的题外话。

如果不能确定一种文化能使自由得到多方面的广泛发展，那希腊人也太大胆了。相应地，我不得不提出许多在古罗马不存在或者微不足道的议题。这就是古希腊的早期特点，与古罗马相比，我们对其政治历史知之甚少。与此同时，通过与古罗马的再次比较，我们发现拥有一系列古希腊这个时期的资料，包括文学和后来的哲学等重要的材料，它们包括荷马和赫西俄德的史诗、抒情诗、涉及政治思想的残篇、哲学和科学，但没有提及铭文和其他的考古证据。

很显然，这个事实必定反映出希腊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这些资料不仅是希腊人特殊艺术才能创造的结果，而且还是他们生活和生存的特殊方式及需求的产物。总而言之，希腊人觉得有必要保持和发展他们最看重的东西，那就是独立和自由。但这需要以特殊的方式来理解世界，并与之交流，如平衡自由的小群体利益的能力、坚持自己的思想、发现适度、忍耐、自我表达的能力，不过这只是众多品质中的一部分而已。这些就可以破解我们的许多疑问，比如为何希腊人拥有并保持了自由，为了取得这一切他们需要什么，以及由小城邦组成的希腊世界最终战胜庞大的波斯帝国的原因是什么。关键是将自由和社会秩序以及后来的军事力量结合起来，当然那也为他们带来了一系列新的冒险。

为广大的读者写作既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难题。由于需要避开专业术语、行话和思维习惯，不受带有无意识假设的各种学术观点的束缚，我的写作会变得更加困难。为了突出本书主题而避免文稿冗长，我只是提出了自己的论点却没有加以充分阐述，这样做并不容易。我希望无须隐瞒其外来性，就能让今天的读者了解一个陌生而又遥远的世界，我想让人们通过日常交流就能够想象并理解它。这一点非常诱人，它将为人们开启一个非常有趣的视角，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才完成此书稿。

希腊术语表

（请注意ou发音为u：kouros = kuros）

agón 竞争

agorá 用于处理公共事务和作为市场的公共广场

ápeiron 无限

arché 开始，统治

árchōn（pl. árchontes）领导者，行政官员

areté 男子的优秀，美德

aristeía 卓越

áristos（pl. áristoi）最好的

atimía 公民荣誉和公民权的丧失

autárkeia 自给自足

basileús（pl. basileís）首领，地主，国王

cháris优雅

demos平民

díkē正义

dysnomía混乱秩序

eirénē和平

éphoros（ephor）监察官，斯巴达官员

éthnos（pl. éthnē部落

eunomía良好秩序

gymnásion（gymnasium）竞技场

hetaíra， hetaera名妓

isomoiría“平均”分配财产

isonomía“平等秩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治平等

katartistér（pl. katartistéres）“整顿者”，恢复秩序的专家，矫正问题

koiné共同特征，具有共同特征

koúros（pl. koúroi），kórē（pl. korai）青年男子或女子的雕像

krátos权力

logos单词，故事，法则，理性

necropolis（necropolis）埋葬地点，墓地

nómos（pl. nómoi）习俗，法律，惯例

orchestra圆形舞池

palaístra（palaestra）摔跤场

phrátra（phrátry， pl. phrátries）兄弟关系，氏族

phýlē（pl. phýlai）部落，公民分支

pólis（pl. poleis）城邦

stasis（pl. stáseis）国内冲突，内战

xénos（pl. xénoi），xenía 宾朋，宾客友情

参考资料和延伸阅读

以脚注详加注释的做法会与本书的目的和特点相左，如果我想充分引用本书所涉及的资料、论点和理由（以及遗漏部分），那么本书的内容将会是现在的两倍。为此，我只在书中提及了一些重要观点。我对情况、发展、事件以及理由的理解过程就构成了本书的大部分内容。

我在德文版中精心挑选的参考书目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可以使著作显得非常突出，这对我尤其重要，而且我也从中引用了一些材料；二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作品能帮助读者对资料和学识有一个总体认识。在当前的英语版本中，一些德文标题被英文取代。

此外，库尔特·拉夫劳伯为当前版本列出了一长串的英文（有时是另一种语言）参考资料，供读者做进一步的阅读，目的是帮助读者较全面地了解书中所讨论问题的最新研究进展。我非常感激他，不仅是因为他提供了这些参考资料，而且还对全书的英文翻译进行了修改和润色，他在这两个方面提出的建议非常有益。

证据

有关公元前1000至前500年的希腊史资料非常贫乏，只有四部著作被完整保存下来：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赫西俄德的《神谱》以及对我们当前目标有着特殊价值的《工作与时日》。里士满·拉铁摩尔的译本（《伊利亚特》平装本，芝加哥，1961年版；《奥德赛》平装本，纽约，1975年版）比较贴近于希腊文。唐纳德·菲格尔斯（由伯纳德·诺克斯引入，纽约，1990和1996年版）和斯蒂芬·隆巴多（由希拉·莫纳汉引入，印第安纳波利斯，1997和2000年版）的译本更加现代、自由和容易阅读。至于赫西俄德的作品，阿波斯托洛斯·阿萨那萨克斯（第二版，巴尔的摩，2004年版）和M.L. 韦斯特（牛津，1988年版）带注释的翻译更容易让读者理解。

大部分留传下来的抒情诗和哀歌诗都是残篇，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其中包括了雅典改革家梭伦的大量诗歌。希腊文的抑扬格诗和哀歌诗被M.L. 韦斯特收入诗集Iambi et Elegi Graeci Ante Alexandrum Cantati中（第一版，牛津，1971年；第二版，1992年），被布鲁诺·根迪利和卡洛·普拉托收入Poetae Elegiaci（两卷本，莱比锡，1985-8年）。罗叶布古典丛书（剑桥，马萨诸塞州）包括希腊语和英语两个版本：《希腊哀歌集》，由道格拉斯·E. 戈贝尔（1999年）主编；《希腊抒情诗》，由大卫·A. 坎贝尔（五卷本，1982-93年）主编。在哀歌诗和抒情诗的几个译本中，M.L.韦斯特（《希腊抒情诗》，牛津，1994年版）的译文容易理解；带有注解的是傅汉思（赫尔曼·弗兰克尔）的《早期希腊诗与哲学》，由摩西斯·哈达斯和詹姆斯·威利斯翻译（纽约和牛津，1973年版）。

赫尔曼·狄尔斯和沃尔策·克朗兹汇编了早期哲学家的残篇，Die fragmente der Vorsokratiker（三卷本，第10和11版，苏黎世和柏林，1961和1964年版），凯瑟琳·弗里曼翻译了Ancilla to 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平装本，剑桥，马萨诸塞州，1983年版），G.S. 柯克、J.E.拉文和马尔科姆·斯科菲尔德（第二版，剑桥，2007年）翻译中带有注解；还有弗兰克尔（前面著作）选集（带有注解）。

人们可以从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历史著作中收集更多的信息，这两部著作分别创作于公元前5世纪末期和公元前4世纪早期，（两部著作有多种译本，经常用到的是雷克斯·华纳的企鹅译本）。亚里士多德学派（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对雅典宪制的历史和运作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该著作被完好保存下来：Athēnatiōn politeia（《雅典政制》）；还有P.J. 罗德的《关于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的注释》（牛津，1981年），以及他翻译的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哈蒙兹沃斯，1984年）。此外，我们还把参考文献分散到稍后的著作中，使它们在下面的研究成果中被引用（结合相应的考古发现）。

纵览

在希腊早期历史纵览中，有《剑桥古代史》（CAH）第3卷第1和3章、第4卷（第二版，剑桥，1982和1988年），萨尔瓦多·塞提斯（主编）的I Greci. Storia Culture Arte Società，第2卷第1章：《教育》（都灵，1996年）对许多相关方面做了最全面的论述。还有奥斯温·默里的《早期希腊》（第二版，剑桥，马萨诸塞州，1993年）；保罗·卡特里奇（主编）的《剑桥插图古希腊史》（剑桥，1998年）；罗宾·奥什邦的《希腊的形成：公元前1200—前479年》（第二版，伦敦，2009年）。雅各布·布克哈特的《希腊文化史》（新学术版，慕尼黑，出版中）；《希腊和希腊文明》（由希拉·特恩翻译，奥斯温·默里编辑和引入，纽约，1998年）内容丰富，作者对主题进行了多方面的讨论。

关于希腊青铜时代的文明和毁灭：参见约翰·查德威克的《迈锡尼人的世界》（剑桥，1976年）；奥利弗·迪金森的《爱琴文化的青铜时代》（剑桥，1994年）；辛西娅 .W. 谢尔默丁（主编）的《剑桥指南——爱琴文化的青铜时代》（剑桥，2008年）。关于“黑暗时代”：参见安东尼·斯诺德格拉斯的《希腊的黑暗时代》（第二版，爱丁堡，2000年）；奥利弗·迪金森的《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的爱琴海地区》（伦敦，2006年）。关于古风时期：参见阿尔弗雷德·豪斯的“Hellas. Die archaische Zeit”，出自戈洛·曼和阿尔弗雷德·豪斯（版本）的Propyläen Weltgeschichte，Ⅲ（柏林，1962年），第69-213页；“Die archaische Zeit Griechenlands als geschichtliche Epoche”，出自豪斯的Gesammelte Schriften，Ⅰ（斯图加特，1995年），第2-38页；安东尼·斯诺德格拉斯的《希腊古风时代：实验的时代》（伯克利，1980年）；尼克·费舍尔和汉斯·凡·维斯的《希腊古风时代：新方法和新证据》（伦敦，1998年）；乔纳森·霍尔的《希腊古风时代的历史》（马尔敦，马萨诸塞州，2007年）；H.A. 沙皮罗（主编）的《剑桥指南——希腊古风时代》（剑桥，2007年）；库尔特.A. 拉夫劳伯和汉斯·凡·维斯（版本）的《希腊古风时代指南》（马尔敦，马萨诸塞州，2009年）。

许多资料收录在Elke Stein-Hölkeskamp的Adelskultur und Polisgesellschaft（斯图加特，1989年）中。关于文学方面，参见阿尔宾·乐思凯的《希腊文学史》，由詹姆斯·威利斯和科内利斯·德希尔（纽约，1966年）翻译；弗兰克尔的《早期希腊诗与哲学》（前面已经提及）；还有库尔特·拉夫劳伯的“［希腊古风时代的］知识成果”，见拉夫劳伯和凡·维斯的《希腊古风时代指南》，第564-584页。关于自由的概念：参见拉夫劳伯的《发现古希腊自由》（英文第一版，根据德文版修订和校正，芝加哥，2004年）。

在很多情况下，读者通过对最新的Brill’s New Pauly； Encyclopedia of the Ancient World（多卷本，莱顿，2002年）的简单研究，会很容易发现问题或者议题（有资料来源和参考书目）。

第一部分

有大量著作对欧洲的特殊起源进行了研究。马克斯·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非常重要，恢复该讨论的近期作品包括维尔纳·达尔海姆的“Verwehte Spuren. Die antiken Wurzeln des modernen Europa”，出自Deutsche Akademie fur Sprache und Dichtung. Jahrbuch（1997年，111ff.）；E.L.琼斯的《欧洲奇迹：欧亚历史上的环境、经济和地缘政治》（第三版，剑桥，2003年）；迈克尔·米特罗尔的Why Europe？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its Special Path，由杰拉尔德·查普尔翻译（芝加哥，2010年）。

第4章

关于阿那克西曼德，见柯克、拉文和斯科菲尔德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资料中提及），第100-142页；这里讨论的残篇是狄尔斯和克兰兹编辑的《残篇》（上文引用资料）中的A6。关于米利都的赫卡泰乌斯，见莱昂内尔·皮尔森的《早期伊奥尼亚史学家》（牛津，1939年），第2章；斯蒂芬妮·韦斯特在《希腊研究杂志》第三卷（1991年）第144-160页上发表了《希罗多德对赫卡泰乌斯的描绘》。最重要的段落是希罗多德4.36ff。关于地图：参见J.B. 哈利和大卫·伍德沃德的《地图发展史》Ⅰ（芝加哥，1987年）；O.A.W. 迪尔克的《希腊罗马地图》（平装本，巴尔的摩，1998年）。

第5章

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被收入《埃斯库罗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哀求者》、《七将攻忒拜》和《波斯人》中，由菲利普·韦拉科特翻译（哈芒斯沃斯，1961年）；伊迪丝·霍尔提供了带注释的双语版（沃敏斯特，1996年）。

第6章

关于希腊人的欧洲概念以及欧亚之间的差异：参见马丁·宁克的Die Entdeckung Europas durch die Griechen（巴塞尔，1945年）；詹姆斯·罗姆的《大陆、气候和文化：希腊人的全球结构理论》，出自库尔特·拉夫劳伯和理查德·塔尔伯特（主编）的《地理和民族志：前现代社会对世界的认知》（马尔敦，马萨诸塞州，2010年），第215-235页。恩斯特·荣格的引文自出Der gordische Knoten（法兰克福，1953年）。关于希腊人和野蛮人之间的差异：参见奥利维尔·勒韦丹（主编）的Grecs et Barbares（旺德夫尔，1962年）；伯里克利·乔治的Barbarian Asia and Greek Experience（巴尔的摩，1994年）。关于希波克拉底的专著《论空气、水和环境》由雅克·乔安娜编辑，希波克拉底《Ⅱ：论空气、水和环境》（巴黎，1996年），出自G.E.R. 劳埃德（主编）翻译的《希波克拉底文集》（哈芒斯沃斯，1978年）；关于希波克拉底，见乔安娜的《希波克拉底》，由M.B.德贝沃伊斯翻译（巴尔的摩，1999年）。

第7章

莱米﹒布拉格：《独特的文化：关于西方文明的理论》，由塞缪尔·莱斯特翻译（南本德，印第安纳州，2002年）。

第二部分

第8章

关于希腊青铜文明结束和黑暗时代的参考文献已在前面列出。关于早期美索不达米亚历史，主要参见汉斯·尼森的《古代近东早期史：公元前9000—前2000年》（芝加哥，1988年）；还有J.N. 波斯盖特的《早期美索不达米亚：历史初期的社会和经济》（伦敦，1992年）；阿米利·库尔特的《古代近东：公元前3000—前330年》（两卷本，伦敦，1995年）；马克·凡德·米鲁普的《古代近东史：公元前3000—前323年》（马尔敦，马萨诸塞州，2004年）。

第9章

关于公元前8世纪和古风时期的资料参见前文研究。关于公共空间：参见托尼·霍尔舍的Öffentliche Räume in Frühen Griechischen Städten（海德堡，1998年）。关于殖民运动参见下文第11章。关于早期希腊法律：见库尔特·拉特的“Der Rechtsgedanke im archaischen Griechentum”和“Beiträge zum griechischen Strafrecht”，出自拉铁的Kleine Schriften zu Religion， Recht， Literatur und Sprache der Griechen und Römer（慕尼黑，1968年），第233-251页，第252-293页；路易·热尔内的《古希腊的人类学研究》，由约翰·汉密尔顿和布莱斯·纳吉翻译（巴尔的摩，1981年），尤其第三部分；迈克尔·加加林的《早期希腊法律》（伯克利，1986年）；Writing Greek Law（剑桥，2008年）；文森特·佛瑞纳《古希腊公民和自身在审判和法律中的个人表现》（剑桥，2006年）。关于荷马参见下文第12章。

第10章

瓦尔特·伯克特的《东方化革命：古风时代早期近东对希腊文化的影响》，由玛格丽特.E. 平德和瓦尔特·伯克特翻译（剑桥，马萨诸塞州，1992年）；伯克特的《巴比伦、孟斐斯和波斯波利斯：希腊文化的东方背景》（剑桥，马萨诸塞州，2004年）；M.L. 韦斯特的《赫利孔山的东方面孔：希腊诗歌和神话中的西亚因素》（牛津，1997年）；乔纳斯·伦格尔的“Griechenland und der Orient-der Orient und Griechenland. Oder zur Frage von ex orietnte lux”，出自莫妮卡·伯内特、Wilfried Nippel和阿洛伊斯·温特林（版）的Christian Meier zur Diskussion（斯图加特，2008年），第1-32页；库尔特·拉夫劳伯的“地中海背景下的早期希腊政治思想”，出自瑞安·巴洛特（主编）的《希腊罗马政治思想指南》（马尔敦，马萨诸塞州，2009年），第37-56页；“宙斯和普罗米修斯：希腊人对近东神话的改编”，即将出自肯尼斯·萨克斯（主编）的《古代世界的占有和交换：地中海的航海家》。

第11章

关于殖民运动，参见A.J. 格拉哈姆和J.M. 库克在《剑桥古代史》Ⅲ.3（1982年）中的相关章节，更新的著作可以参考卡拉·安东纳奇奥和爱兰德·马尔金各自撰写的关于希腊古风时代的《指南》。关于德尔斐的作用：参见爱兰德·马尔金的《古希腊的宗教信仰和殖民运动》（莱顿，1987年）。

第12章

关于荷马，参见约阿希姆·拉塔克兹的《荷马的艺术和世界》，由詹姆斯·翻译（安阿伯，1996年）；拉塔克兹（主编）的Zweihundert Jahre Homer-Forschung. Rückblick und Ausblick（斯图加特，1991年）；伊恩·莫里斯和巴瑞·鲍威尔（版）的《荷马新指南》（莱顿，1997年）；罗伯特·福勒（主编）的《剑桥荷马指南》（剑桥，2004年）。对我的翻译尤为重要的是：弗兰克尔的《早期希腊诗与哲学》（前面提及）；卡尔·莱因哈特的“荷马史诗中的传统和感性”，出自莱因哈特的Tradition und Geist. Gesammelte Essays zur Dichtung（哥廷根，1960年），第5-15页；Die Ilias und ihr Dichter（哥廷根，1961年）；布鲁诺·斯奈尔的《心灵发现：欧洲思想的希腊起源》，由T.G. 罗森梅耶翻译（剑桥，马萨诸塞州，1953年）；斯奈尔的《诗歌与社会：诗歌在古希腊的作用》（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州，1961年）。我还从库尔特·拉特的Kleine Schriften（前面第9章提及）（第713-726页）中引用了他对弗兰克尔著作的回顾；让·皮埃尔·韦尔南的“荷马史诗中的‘美丽死亡’和毁容尸体”，出自韦尔南的《人与神文集》，由弗罗马.I. 塞特林主编（普林斯顿，1991年），第50-74页；理查德·哈德的Eigenart der Griechen；Einführung in die griechische Kultur（弗莱堡，I.Br. 1962 年）。关于“史诗社会”，参见汉斯·凡·维斯的《武士：荷马史诗和历史中的战争、暴力和社会》（阿姆斯特丹，1992年）；库尔特·拉夫劳伯的“Homer und die Geschichte des 8. Jh.s v. Chr.”，出自拉塔克兹 Zweihundert Jahre（上文），第205-256页；“荷马的社会”，参见莫里斯和鲍威尔的《荷马新指南》（上文），第624-648页；“A Historian’s Headache； How to Read ‘Homeric Society’？”出自费舍尔和凡·维斯的《希腊古风时代》（纵览已提及），第169-193页。关于吉尔加美什史诗，参见安德鲁·乔治的 The Babylonian Gilgamesh Epic； Introduction，Critical Edition and Cuneiform Texts（牛津，2003年），乔治翻译的The Epic of Gilgamesh；The Babylonian Epic Poem and Other Texts in Akkadian and Sumerian（哈芒斯沃斯，1999年）。关于赫西俄德，参见M.L. 韦斯特的《神谱》导言（牛津，1966年）；《工作与时日》（牛津，1978年）；罗伯特·兰伯顿的《赫西俄德》（纽黑文，1988年）；弗雷德里克·索姆森的《赫西俄德和埃斯库罗斯》（新版，伊萨卡，纽约，1995年）；珍妮·施特劳斯·克莱的《赫西俄德的宇宙》（剑桥，2003年）；佛朗哥·蒙塔纳里、Antonios Rengakos和Christos Tsagalis（版）的《布里尔的赫西俄德指南》（莱顿，2009年）。关于荷马和赫西俄德对早期政治的反思：参见库尔特·拉夫劳伯的“Poets， Lawgivers， and the Beginnings of Greek Political Reflection”，出自克里斯托弗·罗和马尔科姆·斯科菲尔德（版）的《剑桥希腊罗马政治思想史》（剑桥，2000年），第23-59页；迪安·哈默的The Iliad as Politics； The Performance of Political Thought（诺曼，俄克拉荷马州，2002）。

第13章

瓦尔特·布科特的《古希腊祭祀场所和神话的人类学》，由皮特·宾翻译（伯克利，1983年）；布科特的《希腊宗教》，由约翰·拉凡翻译（剑桥，1985年）；布科特的“黑暗时代末期希腊宗教的形成”，出自Studi italiani di filologia classic，新丛刊第10期（1992年），第533-551页；路易斯·布鲁特·柴德曼和宝琳·施密特·潘黛儿的《古希腊城市的宗教》，由保罗·卡特利奇翻译（剑桥，1992年）；保罗·维尼的“Culte， piété et morale dans le paganism gréco-romain”，出自维尼的 L’Empire gréco-romain（巴黎，2005年），第419-543页；理查德·哈德的《表演者》（见第12章）；迈克尔·弗劳尔的《古希腊的先知》（伯克利，2008年）。

第14章

有关希腊古风时代的著作已在纵览中列出。此外，E.R. 道兹的《希腊人和非理性者》（伯克利，1996年）；C.G. 斯塔尔的《公元前800—前500年早期希腊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纽约，1977年）；《个体与共同体：公元前800—前500年城邦的崛起》（纽约，1986年）；A.W.H. 阿德金斯的《价值和责任：对希腊人价值观的研究》（牛津，1960年）；《古希腊的道德价值和政治行为》（纽约，1972年）；沃尔特·唐兰的《贵族理想和论文选集》（Wauconda，华盛顿，1999年）；关于卫城的供奉：参见A.E.劳布切克的《雅典卫城的供奉：公元前6—前5世纪的铭文目录》（剑桥，马萨诸塞州，1949年）。关于公共广场的出现：参见罗兰·马丁的Recherches sur l’agora grecque（巴黎，1951年）；霍斯克的“Öffentliche Räume”（见第9章）；约翰·M. 坎普的《雅典的广场》（伦敦，1986年）。关于早期钱币：科林.M. 克雷和马克斯·赫默的《希腊钱币》（纽约，1966年）；克里斯托弗·郝哥格的《古代钱币史》（伦敦，1995年）。

第15章

汉斯·沙佛的“Das Problem der griechischen Nationalität”，出自沙佛的Probleme der Alten Geschichte（哥廷根，1963年），第269-306页。关于“竞争的冲动”，参见英戈玛·维勒的“Wider und für das agonale Prinzip—eine griechische Eigenart？ Wissenschaftliche Aspekte und Urundsatzüberlegungen”，出自《尼科夫罗斯》19（2006年），第81ff.；约翰·戴顿的“The Athletes of War”；An Evaluation of the Agonistic Elements in Greek Warfare （多伦多，2006年）。关于送给宾客的礼物（xenia）：参见加布里埃尔·赫尔曼的《仪式化的友谊和希腊城市》（剑桥，1987年）。关于泛希腊圣地和赛会的出现：参见凯瑟琳·摩根的《运动员和神谕：奥林匹亚和德尔斐在公元前8世纪的转变》（剑桥，1990年）；摩根的“泛希腊主义的起源”，出自南诺·马瑞那托斯和罗宾·海格（特别版）的《希腊圣地：新方法》（伦敦，1993年），第18-44页；M.I. 芬利和H.W. 普里克特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最初的千年》（纽约，1976年）。

第16章

关于斯巴达及相关问题，参见M.I. 芬利的“斯巴达和斯巴达社会”，出自芬利的《古希腊的经济和社会》（纽约，1982年），第24-40页；奈杰尔·科奈尔的《美德健身馆：古代斯巴达的经济和文化》（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1995年）；J.F. 拉曾比的《斯巴达军队》（沃敏斯特，1985年）；格雷厄姆·希普利的“Other Lakedaimonians； The Dependent Perioikic Poleis of Laconia and Messenia”，出自M.H. 汉森（主编）的《作为城市中心和政治共同体的城邦》（哥本哈根，1997年），第189-281页；保罗·卡特利奇的《斯达巴的反思》（伯克利，2001年）；《斯巴达和拉科尼亚：一个地区的历史》（第二版，伦敦，2002年）；S.B. 波默罗依的《斯巴达妇女》（牛津，2002年）；尼诺·卢拉吉和苏珊·阿尔科克（版）的《拉科尼亚和美塞尼亚的希洛人及其主人：历史、意识形态和结构》（华盛顿，2003年）；琼·杜卡特的《斯巴达的教育》（伦敦，2006年）；K.-W. Welwei的《斯巴达》（第二版，斯图加特，2007年）；尼诺·卢拉吉的《古代美塞尼亚：种族和记忆的阐释》（剑桥，2008年）。关于斯巴达和雅典之外的城邦世界：L.H. 杰弗里的《希腊的古风时代：约公元前700—前500年的城邦》（伦敦，1976年）；汉斯·约阿希姆·格尔克的Jenseits von Athen undSparta Das dritte Griechenland und seine Staatenwelt（慕尼黑，1986年）；R.A. 汤姆林森的《阿戈斯和阿戈斯地区》（伊萨卡，纽约，1972年）；J.B.赛蒙的《富庶的科林斯》（牛津，1984年）；托马斯·菲盖拉和格里格·纳吉（版）的《忒奥格尼斯和麦加拉：诗歌与城邦》（巴尔的摩，1985年）；格雷厄姆·希普利的《公元前800—前188年的萨摩斯史》（牛津，1987年）；V.B. 戈尔曼的Miletus， the ornament of Ionia（安阿伯，2001年）；M.I. 芬利的《古代西西里》（新泽西州的托托瓦，1979年）；阿斯特丽德·穆勒的《瑙克拉提斯：古希腊的贸易》（牛津，2000年）。

第17章

关于希腊古风时期的战争和重装步兵战斗，参见让·皮埃尔·韦尔南（主编）的Problèmes de la guerre en Grèce ancienne（海牙，1968年）；V.D. 汉森（主编）的《重装步兵：古典希腊的战斗经历》（伦敦，1991年）；汉森的The Other Greeks； The Family Farm and the Agrarian Root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纽约，1995年）；汉森的《西方的作战方式：古典希腊的步兵战》（第二版，伯克利，2000年）；约翰·里奇和格雷厄姆·希普利（特别版）的《古希腊的战争和社会》（伦敦，1993年）；保罗·卡特利奇的“重装步兵的诞生：斯巴达对早期希腊军事组织的贡献”，出自卡特利奇的《斯巴达的反思》（前文第16章），第153-166页；汉斯·凡·维斯的《希腊战争：神话和现实》（伦敦，2004年）；亚当·施瓦特兹的《重装步兵复原：希腊古风和古典时期的武器、盔甲和方阵战》（斯图加特，2009年）。关于好战因素：参见让·伊赞加的《游戏人：文化中的游戏因素研究》，由R.F.C. 赫尔翻译（伦敦，1949年）；W.R. 康纳的“早期希腊陆地战的象征意义”，出自《过去与现在》第119期（1988年），第3-28页；戴顿的《运动员的战争》（前文第15章）。关于方阵和荷马式战争的起源：参见凡·维斯的“荷马式战争”，出自莫里斯和鲍威尔的《荷马新指南》（前文第12章），第668-693页；凡·维斯的“The Development ofthe Hoplite Phalanx； Iconography and Reality in the 7th Century”出自凡·维斯（主编）的《古希腊的战争和暴力》（伦敦，2000年），第125-166页；库尔特·拉夫劳伯的“希腊古风和古典时期”，出自拉夫劳伯和内森·罗森斯坦（特别版）的《古代和中世纪的战争与社会》（华盛顿，1999年），第129-161页；拉夫劳伯的“荷马时代的武士和战斗：试图解决老问题”，出自《古典世界》第101期（2008年），第469-483页。关于海战的开端：参见H. T. Wallinga的《希波战争之前的战船和制海权：古代三列桨战舰的发展过程》（莱顿，1993年）。

第18章

关于公民权的起源，参见P. 布鲁克·曼维尔的《古雅典公民权的起源》（普林斯顿，1990年）；乌维·沃特的An der Polis teilhaben.Bürgerstaat und Zugehörigkeit im archaischen Griechenland（斯图塔特，1993年）。关于希腊城邦中的“个体与公众”，参见奥斯温·默里和西蒙·普里斯（版）的《从荷马到亚历山大的希腊城市》（牛津，1990年）中的相关章节。关于公共场所和广场，参见马丁的Recherches sur l’agora grecque和霍斯克的“Öffentliche Räume”（前文第14章）。关于魅力的重要性，参见迈耶的Politik und Anmut（斯图塔克，2000年）。复仇：汉斯·约阿希姆·格尔克的“Die Griechen und die Rache.Ein ersuch in historischer Psychologie”，出自Saeculum第38期（1987年），第121-149页；参见Joe E.Lendon的“荷马时代的复仇和希腊战争的爆发”，出自凡·维斯（主编的）《战争和暴力》（前文第17章），第1-30页。关于古风时期的贵族，参见唐兰的《贵族的理想》（前文第14章）；格里格·纳吉的“Aristocrazia；caratteri e stili di vita”，出自塞提斯的I Greci（纵览中提及），Ⅱ. Ⅰ；第577-598页。关于氏族和制度：参见维克多·埃伦伯格的《希腊城邦》（第二版，伦敦，1969年）；尼古拉斯.F. 琼斯的《古希腊的公共组织：文献研究》（费城，1987年）；S.D. 兰伯特的《阿提卡氏族》（安阿伯，1993年）。公民大会和议事会：参见库尔特·拉夫劳伯的“Politics and Interstate Relations in the World of Early Greek Poleis；Homer and Beyond”，出自Antichthon第31期（1997年），第1-27页；弗兰索瓦兹·鲁兹的Déliberation et pouvoir dans la cité grecque de Nestor à Socrate（巴黎，1997年）。关于法律，参见赖因哈德·柯纳的藏书，Inschriftliche Gesetzestexte der frühen griechischen Polis，由Klaus Hallof主编（科隆，1993年）；亨利·凡·艾冯特和弗兰索瓦兹·鲁兹（版）的Nomima. Recueil d’inscriptions politiques et juridiques de l’archaïsme grec，两卷本（罗马，1994-5年）；参见第9章引用的作品；库尔特·拉特的Heiliges Recht（图宾根，1920年），卡尔-约阿希姆·霍克斯坎普的Schiedsrichter， Gesetzgeber und Gesetzgebung im archaischen Griechenland（斯图加特，1999年）；林·福克斯豪和D.E. 刘易斯（版）《政治背景下的希腊法律》（牛津，1996年）中的相关章节；汉斯-约阿希姆·格尔克的“城邦”，出自拉夫劳伯和凡·维斯的《指南》（纵览中提及），第395-410页。关于涉及的概念，参见奥斯特瓦尔德的《法律》（下文第21章）。关于传统规范在农村地区的实行：参见温弗里德·史密斯的Nachbarschaft und Dorfgemeinschaft im archaischen und klassischen Griechenland（柏林，2004年）。

第19章

关于“古风危机”，参见Stein-Hölkeskamp的Adelskultur und Polisgesellschaft（纵览中提及）。关于党争，参见安德鲁·林托特的 Violence， Civil， Strife and Revolution in the Classical City， 750-330BC（巴尔的摩，1982年）；迈耶的“革命”，出自奥托·布鲁纳、维尔纳·孔兹和莱因哈特·科塞雷克（版）的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Ⅴ（斯图加特，1984年），第665-666页；H-J. 格尔克的《党争》（慕尼黑，1985年）。复仇：参见格尔克的“Die Griechen und die Rache”，Lendon的“荷马时代的复仇”（前文第18章提及）。对于僭主政治的完整论述是Helmut Berve的Die Tyrannis bei den Griechen，两卷本（慕尼黑，1967年）；参见如H.W.普里克特的“古风时期的僭主政治”，《塔兰塔》1（1969年），第19-61页；西恩·刘易斯的《希腊僭主政治》（埃克塞特，2009年），以及在纵览中分别列出的维克托·帕克和Elke Stein-Hölkeskamp关于希腊古风时代《指南》的有关章节。关于调停者和“秩序恢复者”，参见米歇尔·加加林（特别版）的《宴饮2001：关于希腊和希腊法制史的论文》（维也纳，2005年），第321-38页；罗伯特.W. 华莱士的“魅力领袖”，出自拉夫劳伯和凡·维斯的《指南》（纵览中提及），第411-426页。关于那些“中产阶级”，参见下文第22章。

第20章

关于抒情诗，参见乐思凯（上文纵览提及）和弗兰克尔（上文证据提及）的作品；还有阿尔布雷克特·迪尔的《希腊文学史》，由Clare Krojzl翻译（伦敦，1994年），关于艺术，参见Jeffrey M. Hurwit的《公元前1100—前480年的希腊早期艺术和文化》（伊萨卡，纽约，1985年）；罗宾·奥什邦的《古风和古典时期的希腊艺术》（牛津，1998年）。关于宴饮：参见奥斯温·默里（主编）的Sympotica；A Symposium on the Symposion（阔体平装版，牛津，1994年）；威廉·J. 斯莱特（主编）的《古典时期的用餐》（安阿伯，1991年）；关于东方背景：参见J.-M. Dentzer的Le motif du banquet couché，dans le Proche-Orient et le monde grec du VII ème au IV ème siècle avant J.-C. （巴黎，1982年）；瓦尔特·布科特的“东方宴饮：对比和相似”，出自斯莱特的《古典时期的用餐》（上文），第7-24页。关于个别诗人：安妮.P. 伯内特的《古风诗人：阿尔基罗库斯、阿尔凯奥斯和萨福》（剑桥，马萨诸塞州，1983年）；安东尼.J. 波德莱茨基的《希腊早期诗人及其所处的时代》（温哥华，1984年）。关于青年雕像，参见Hurwit的《希腊早期艺术和文化》（上文），第186-202页；奥什邦的《古风和古典希腊艺术》（上文），第75-85页。

第21章

关于希腊政治思想的起源，参见迈耶的《希腊的政治发现》，由大卫麦克·林托克翻译（剑桥，马萨诸塞州，1990年）；拉夫劳伯的“诗人和立法者”（上文第12章）；拉夫劳伯（主编）的Anfänges des politischen Denkens in der Antike. Die nahöstlichen Kulturen und die Griechen（慕尼黑，1993年）。我引用了阿尔诺德·盖伦的Urmensch und Spätkultur（下文第22章），第113-21页；维尔纳·耶格尔的“梭伦的良好秩序”，出自耶格尔的Five Essays（蒙特利尔，1966年），第75-100页。关于“七贤”，参见布鲁诺·斯奈尔的Leben und Meinungen der Sieben Weisen（慕尼黑，1971年）；理查德·马丁的“七贤的智慧”，出自卡罗尔·多尔蒂和莱斯利·库尔克（版）的《希腊古风时期的文化诗学：祭仪、表演和政治》（剑桥，2003年），第108-128页；还有法拉古纳的“La figura dee’ aisymnetes”和华莱士的“魅力领袖”（上文，第19章）。关于中产阶级：参见彼得·施潘的Mittelschicht und Polisbildung（法兰克福，1977年）；伊恩·莫里斯的《考古文化史》（马尔敦，马萨诸塞州，2000年），尤其是第三部分。关于平等政治权利的出现，参见马丁·奥斯特瓦尔德的《雅典民主的律法和开端》（牛津，1969年），第96-173页；迈耶的《希腊人的发现》（上文），第29-52页；格雷戈里·弗拉斯托斯的“isonomia”，出自弗拉斯托斯的《希腊哲学研究》Ⅰ（普林斯顿，1995年），第89-111页；迈耶的“Zum Aufkommen des Demokratie-Begriffs”，出自塔西洛·施密特、温弗里德·施密茨和阿洛伊斯·温特林（版）Gegenwärtige Antike—Antike Gegenwart（慕尼黑，2005年），第49-83页，尤其是第56-61页。

第22章

关于希腊哲学和科学的开端，参见上文引用的著作（证据和纵览中），尤其是弗兰克尔的《早期希腊诗歌和哲学》，柯克、拉文和斯科菲尔德（《前苏格拉底哲学家》）；还有让-皮埃尔·维尔南的《希腊思想的起源》（伊萨卡，纽约，1982年）；W.K.C. 格思里的《希腊哲学史》Ⅰ，《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和毕达哥拉斯》（剑桥，1962年）；Uvo Hölscher的Anfängliches Fragen. Studien zur frühen griechischen Philosophie（哥廷根，1968年）；M.L.韦斯特的《早期希腊哲学和东方》（牛津，1971年）；沃尔夫冈·沙德瓦尔特的Die Anfänge der Philosophie bei den Griechen. Die Vorsokratiker und ihre Voraussetzungen（法兰克福，1978年）；乔纳森·巴恩斯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平装本，伦敦，1982年）；A.A. 朗（主编）的《剑桥早期希腊哲学指南》（剑桥，1999年）。关于宇宙论，尤其参见Keimpe Algra的“宇宙论的开端”，出自郎的《指南》（上文），第45-65页；关于阿那克西曼德，参见C.H. 卡恩的《阿那克西曼德与希腊宇宙论的起源》（纽约，1960年）；关于色诺芬尼，参见詹姆斯·莱舍尔的《科洛丰的色诺芬尼》（多伦多，1992年）；关于赫拉克利特，参见卡恩的《赫拉克利特的艺术和思想》（剑桥，1979年）；关于巴门尼德：参见卡尔·莱茵哈特的Parmenides und die Geschichte der griechischen Philosophie（两卷本，法兰克福，1959年）；汉斯-乔治·伽达默尔的Philosohpisches Lesebuch Ⅰ（法兰克福，1965年）；大卫·盖洛普的《埃里亚的巴门尼德残篇：原文、英译和导论》（多伦多，1984年）；关于毕达哥拉斯：参见克里斯托夫·里得维克的《毕达哥拉斯的生活、学说和影响》，由史蒂文·伦德尔翻译（伊萨卡，纽约，2005年）。关于科学的开端：参见奥托·诺伊格鲍尔的《古代的精密科学》（两卷本，普洛维斯顿，罗德岛，1957年）；安德烈·皮乔特的La Naissance de la science（巴黎，1991年）；B.L. 范德瓦尔登的《科学的觉醒》，由阿诺德·德累斯顿翻译（第四版，多德雷赫特，1988年）；迈耶的“Griechische Anfänge won Wissenschaft”，出自Nova Acta Leopoldina，NS93，345号（2006年），第259-274页。

第23章

关于公元前7世纪后期至前6世纪的雅典历史，参见《剑桥古代史》Ⅲ.3（1982年）和Ⅳ（1988年）中的相关章节；Karl-Wilhelm Welwei的Athena；Vom neolithischen Siedlungsplatz zur archaischen Grosspoli（s达姆斯塔特，1992年）；克里斯蒂安·迈耶的《雅典：黄金时代的城市形象》（1999年），第2-4章；库尔特·拉夫劳伯、约西亚·奥伯和罗伯特·华莱士的《古希腊民主的起源》（伯克利，2007年）。此外，关于德拉古：参见罗纳德·斯特劳德的Draco’s Law on Homicide（伯克利，1968年）；迈克尔·加加林的Drakon and Early Athenian Homicide Law（纽黑文，1981年）。关于梭伦的诗歌，参见前文证据部分提到的有关哀歌的参考文献。埃伯哈特·鲁申布什将梭伦的立法收录在SOLŌNOS NOMOI中。Die Fragmente des solonischen Gesetzeswerkes mit einer Text-und Überlieferungsgeschichte（威斯巴登，1966年）；鲁申布什的Solon； Gesetzeswerk-Fragmente，由克劳斯·布林格曼（斯图加特，2010年）主编，现在有德语翻译和注释。对于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中提到梭伦的章节，参见前文证据中相关内容；普鲁塔克的《梭伦传》被翻译为普鲁塔克；《雅典的兴衰》，由伊恩·斯科特·科尔维特翻译（哈芒斯沃斯，1960年）。关于梭伦，进一步参见维尔纳·耶格尔的“梭伦的欧诺弥亚”（上文第21章）；罗纳德·斯特劳德的The Axones and Kyrbeis of Drakon and Solon（伯克利，1979年）；Stein-Hölkeskamp的Adelskultur（上文纵览）；库尔特·拉夫劳伯的“Solon，la nuova Atene e l’emergere della politica”，出自塞提斯，Ⅰ：《希腊人》，Ⅱ.1（上文纵览），第1035-1081页；Josine Blok、安德烈·拉蒂努瓦（版）的《雅典梭伦：历史和哲学的新方法》（莱顿，2006年）。关于欧诺弥亚，参见奥斯特瓦尔德的《法律》（上文第21章），第62-95页。关于克里斯提尼改革：参见《剑桥古代史》（1983年）第四卷中马丁·奥斯特瓦尔德书写的内容，第303-346页；迈耶的“克里斯提尼和雅典公民存在的制度化”，出自迈耶的《希腊人的发现》（上文第21章），第53-81页；格雷格·安德森的《雅典人的实验：公元前508—前490年在古阿提卡创建一个想象出来的政治共同体》（安阿伯，2003年）；还有约翰·S. 特雷尔的《阿提卡的政治组织》（普林斯顿，1975年）；大卫·怀特海德的《公元前508/7—前250阿提卡的德莫：一项政治和社会研究》（普林斯顿，1986年）。关于isonomia，参见上文第21章。关于公民权概念的演变，参见曼维的《公民权的起源》和瓦尔特的An der Polis teilharben（上文第18章）；关于平等，参见库尔特·拉夫劳伯的“雅典民主中的平等与不平等”，西亚·奥伯和查尔斯·亨德里克（版）的《民主：古今民主的对话》（普林斯顿，1996年）；第139-74页。关于“哈莫狄里奥斯颂”和诛杀暴君者的雕像：参加维克多·埃伦伯格的“Das Harmodioslied”，出自埃伦伯格的《城邦和帝国》（苏黎世，1965年），第253-264页；大卫·卡斯崔奥塔的“公元前6世纪晚期和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民主和艺术”，出自伊恩·莫里斯和库尔特·拉夫劳伯（版）的《长达2500年的民主吗？问题和挑战》（迪比克，爱荷华州，1998年），第197-216页。

第24章

关于波斯帝国、波斯人对希腊东部的征服以及公元前5世纪早期的希波战争，参见《剑桥古代史》Ⅳ（1988年）；皮埃尔·布里昂的《从居鲁士到亚历山大：波斯帝国史》，由彼得·丹尼斯翻译（温诺纳湖，阿肯色州，2002年）。关于波斯战争的影响：参见玛格丽特·C. 米勒的《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和波斯：文化接受度的研究》（剑桥，1997年）；P.J. 罗德斯的“波斯战争对古典希腊的影响”，出自艾玛·布里奇斯、伊迪丝·霍尔和P.J. 罗德斯（版）的《波斯战争的文化回应：第三个千年的古物》（牛津，2007年），第31-45页；还有黛博拉·伯德克和库尔特·拉夫劳伯（版）的《公元前5世纪的民主、帝国和艺术》（剑桥，马萨诸塞州，1998年）。关于西西里僭主统治：参见大卫·阿舍利，出自《剑桥古代史》Ⅳ（1988年），第739-780页，Ⅴ（1992年），第147-170页。

索引

（数字对应边码）

Abbasids 阿巴斯王朝 6

Achilles 阿喀琉斯 29-30， 87， 88-9， 90， 91，92-3， 95， 96， 114， 150

Acropolis， Athens 雅典卫城 79， 122， 242，250， 252， 254， 263， 281， 283-4

Aegean world around 500BC 公元前500年的爱琴海世界 266-75

Aegina 厄吉那 123， 132， 146， 158， 264

Aeropagus Council， Athens 雅典战神山议事会 248， 261-2

Aeschylus 埃斯库罗斯 30-6， 69， 278， 282

Aesop 伊索 199

Afghanistan 阿富汗 42

Agamennon 阿伽门农 86， 87，95，127，171

Agariste 阿伽里斯特 131， 250

Age of Absolutism 专制主义时代， 17-18

'agonistic impulse' 竞争的冲动 119-20，127-38， 198， 266， 269

agora 广场 72， 100， 106， 122， 154， 162-6， 173， 176， 186， 230， 240

and gender 性别 65

use for competition 用于竞争 163

Agrigento colony， Sicily 西西里岛的阿格里真托殖民地 82

Ahuramazda 阿胡拉·马兹达 272

'Airs， Waters， Places' treatise 《论空气、水和环境》 38-9

Akhenaten 埃赫那吞 10

Alalia colony， Corsica 科西嘉岛的阿勒里亚殖民地 75， 81， 125

Alcaeus of Mytilene 密提林的阿尔凯奥斯129， 203-4， 217

Alcinous， King 阿尔奇诺斯国王 130

Alcmaeon of Croton 克罗敦的阿尔克迈翁 224

Alcman 阿尔克曼 197

Alcmeonidae family 阿克门尼德家族124， 131， 242， 250， 251， 254

Alesander the Great 亚历山大大帝 40， 41-2， 95

alphabets 字母表 226

Amenophis II 阿蒙霍特普二世 134

Amos， Book of 阿摩司书 104

Amun-Re 阿蒙-瑞 272

Anacreon 阿那克里翁 202-3， 253

Anaximander of Miletus 米利都的阿那克西曼德 21-2， 147， 227-9， 230， 235， 237，275， 276

Anaximenes of Miletus 米利都的阿那克西米尼 147， 227

Antenor 安特诺尔 255

Antigone （Sophocles）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 88

Antipater安提帕特40

Anu and Antu 安努和安图 70

Aphaea， goddess阿菲娅女神 105

Aphrodite阿芙洛狄特 70， 105， 205

Apollo阿波罗 88， 93， 105， 106， 108， 109，273 ，

Carneius festival卡尔涅亚节 142

Delos festival提洛岛的节日 128

Delphi temple德尔斐神庙 173

Didyma sanctuary/oracle迪迪马圣地/神谕 110， 277-8

Arad-Ninaï阿拉德—那奈 227

'archaic smile'古风式微笑 165， 212

Archilochus of Paros帕罗斯岛的阿尔基罗库斯79， 199-202，211

archons （archontes），leaders 执政官172，173， 178，

basileus 王者执政官 172 epōnmos（head archon）名年执政官 172

polymarchos 军事执政官172

Ares阿瑞斯 90

aretē（manly excellence， virtue）美德 101， 119， 155， 167

as ethical ideal 作为道德理想 180-1 redefining 再定义 209-10

Argives 阿戈斯人 154

Argonauts 阿戈斯英雄 38， 89

Argos 阿戈斯 53， 80， 132， 139， 145， 148，150， 254

aristocratic families and oligarchies 贵族家族和寡头政治 117， 171， 177， 178， 179，180-95

confronting European monarchies 遭遇欧洲君主制 17

and cultural formation 文化形态 1011， 16-17

entrepreneurial spirit 进取精神 63-4， 83

exile 放逐 84

factions， rivalry and power struggles 内讧、敌对和权力斗争 87， 112-14， 132，170， 183-4， 185， 186， 217， 250， 253， 265

gods and religion 神与宗教 110

lifestyle and ideals 生活方式和理想146， 166-7， 200， 241

plunder and foreign raids 劫掠和外敌袭击 127-8

Roman Republic 罗马共和国 10-11， 45

and symposia 宴饮 167， 199

within the pan-Hellenic context 在泛希腊的大背景下 128-9， 132， 137

Aristogeiton 阿里斯托吉顿 253-4， 255-6

Aristogoras of Miletus 米利都的阿里斯塔戈拉 277

Aristophanes 阿里斯托芬 281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 8， 55， 95， 115， 168，

171， 190， 224， 226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peoples 人们之间的差异 40-1

discussion of the polis 关于城邦的讨论41， 72-3， 129， 141， 161， 169

and popular assemblies 公民大会 116， 225 art 艺术 8， 284， 285

adoption of mythical beast motifs 采用神话中的野兽图案 118

importance of the human body 人体的重要性 56， 157-8

vase painting 瓶画 66， 120， 148， 153，198， 211-3， 227

Artemis 阿尔特弥斯 105， 108

Artemis Amarynthia 阿尔特弥斯圣地158

artisan class 工匠阶级 121-2

Asarhaddon king 阿萨尔哈东国王 227

Asclepius 阿斯克勒庇俄斯 106

Asia 亚洲

as construct 概念 32-3， 35

origin of name 名字由来 21

Asia/Europ e， distinctions and differences 亚洲/欧洲的区别和差异37-43

dividing line 分界线 22-4， 25-6， 35-6 Asine 亚辛 150

Assyrian Empire 亚述帝国 78， 270

Athena 雅典娜 92， 186， 209， 217， 252

Athena Polias 雅典娜·波利阿斯 105

Athens 雅典 13， 27， 28， 29-30， 34， 53， 80，123， 124， 125， 128， 131， 135， 146， 148，169， 178， 188， 203， 216， 220， 240-65， 268，274， 288

Aeropagus Council 战神山议事会 248， 261-2

aristocratic factions 贵族派别 183-4，185， 186， 250

Attica relationship 阿提卡的关系 240-1 balance of power with Sparta 与斯巴达势力均衡 269

citizen hoplites 公民重装步兵 156， 158，264

civil unrest 国内动乱 217-18

Council of the 500 五百人议事会 260-1

councilors 议事会议员 261

debt bondage 债奴 244， 246

'demes' unit of citizenry 以“德莫”为单位的公民集团 257， 260， 261

golden age of Cronus （fifth century）克罗诺斯的黄金时代（前5世纪） 252，276， 281-5

isomoiria （redistribution of property）

平均分配财产 245-6

liberation by Sparta （510BC）公元前510年斯巴达解放雅典 254-6

Megara war 麦加拉战争 250

'middling class/citizens' involvement in the dē mos 参与德莫的“中产阶级/公民” 244-5， 256， 260， 261， 262

and the Peloponnesian Wars伯罗奔尼撒战争 279

and the Persian wars 希波战争 275，278-9

phylai （'tribes'），Attica阿提卡的部落168， 257-60

popular assembly公民大会 190，223，240，249，250，257，261，280，281

post Persian Wars 希波战争后279-81

public office 官职 241，262

as regional power作为区域力量 279

role of art and philosophy艺术与哲学的作用 283-4

second council另一个议事会 248

Solon's laws （axones）梭伦的法律（轴法） 246-8， 252

'tribal reforms' and regional divisions “部落改革”和区域划分 257-65

tyrannies僭主政治 176，185-6，189-90，213，246，253

see also Cleisthenes of Athens；Peisistratus of Athens； Solon of Athens

参见雅典的克里斯提尼、雅典的庇西特拉图和雅典的梭伦

athletics 竞技 83， 96， 128， 135， 163， 167，180， 209

see also Olympic Games参见奥林匹克赛会

Atossa， Queen Mother太后阿托莎 30-1，33-4， 35

Attica阿提卡 51-2， 53

'demes' unit of citizenry以“德莫”为单位的公民集团 257， 260， 261

reform of the regional divisions区域划分改革 257-61

relationship with Athens与雅典的关系240-1

'trittyes'（thirds） divisions “三一区”的划分 260

August奥古斯都 10-11

Babylon and the Babylonians巴比伦和巴比伦人 117， 271

Bacchiaedae of Corinth科林斯的巴齐亚达伊 186

Baghdad libraries巴格达图书馆 6

basileis巴赛勒斯 52

Basilica， Paestum 巴西利卡，帕埃斯图姆的长方形柱廊大厅 212-13

Bias of Priene 普里耶涅的毕阿斯 124，222-3

blame songs 训诫诗歌 164

boat ownership船主 127

Boeotia and the Boeotians 彼奥提亚和彼奥提亚人 53， 263， 264

boulē dēmosie （popular council），Chios开俄斯的五百人会议 223

Brague， Rémi莱米·布拉格 46

bridal contest， Sicyon西锡安的选婿比赛250

Briseis布里塞伊斯 87

Burckhardt， Jacob雅各布·布克哈特 7，44-6， 65， 72， 94， 108， 134， 163， 166， 179，194， 212-13， 215， 285

Burkert， Walter 沃尔特·柏克尔特 109，156

Byzantine Empire 拜占庭帝国 43

Caledonian Boar 卡吕冬狩猎 86

Caligula， Emperor 皇帝卡里古拉 192

Callinus of Ephesus 以弗所的卡利努斯202

Cambyses 冈比西斯 271， 272

Carneius festival of Apollo 祭祀阿波罗的卡尔涅亚节 142

Carolingian Renaissance 加洛林文艺复兴 5

Carthage 迦太基 72-3， 81， 123， 125， 149，159， 189， 271

Catane colony 卡塔尼亚殖民地 75

cavalry 骑兵 158

censorship 审查制度（审查机构） 18

Chalcis 卡尔克斯 69， 75， 80， 128， 146， 148，263， 264

Eretria war 埃瑞特里亚战争 158-9

tyrannies 僭主政治 189

Chalkidike 哈尔基季基 78， 158

charis （charm/grace）优雅 12， 164-5

Charondas of Catania 卡塔那的卡隆达斯176

Chersonese 切尔松尼斯 253

Chios 开俄斯 53， 81， 116， 122， 223

tyrannies 僭主政治 189

Choerilus of Samos 萨摩斯的科里洛斯42

choruses 歌队 166， 109， 135， 163， 179， 197，252， 257， 260

Christianity defining Europe and Greek philosophy 基督教定义的欧洲和希腊的哲学 14

religious power 宗教力量 17

romanticism of 浪漫主义 20

Cicero 西塞罗 83

Cimmerians 辛梅里安人 124

citizens and citizenship 公民和公民权116， 121， 129

identity 身份 224

non-citizen distinctions 非公民的区别 166

and responsibility for their community对公民集团的责任 219

and warfare 斗争 157-8

city states and lawmaking， European 欧洲的城邦和立法 17

Clausewitz， Carl Philipp Gottfried 克劳斯威茨，卡尔·菲利浦·戈特弗里德 136

Cleisthenes of Athens 雅典的克里斯提尼131， 169， 253， 254， 256-65

Cleisthenes of Sicyon 西锡安的克里斯提尼 131， 132， 191

Cleomenes， king 克利奥米尼国王 155，254， 263， 264

coinage 铸币 123， 212

Colchis 科尔基斯 23， 38

colonization， Greek 希腊的殖民运动 7584， 122， 146， 148-9， 156， 214， 266， 288

and the beginning of political thought 政治思想的开始， 82， 83

funding and structure 资金和结构 78，80， 81-2

role of women 妇女的作用 82

synoikismoi （joint settlements）联合定居点 57

see also individual colonies 参见单个的殖民地

Colophon 科洛丰 148， 230

competitions and contests 比赛和竞争 134-7

within the agora 广场内 163

poetry， song and dance 诗歌，歌唱和舞蹈 29-30， 109， 135， 163， 166， 179， 197，252， 257， 260

Confucius 孔子 225

Corfu see Kerkyra 科孚岛，参见克基拉岛

Corinth and the Corinthians 科林斯和科林斯人 53， 80， 83， 122-3， 125， 132， 146，

148， 150， 158， 263， 264

trireme development 三列桨战舰的发展 159

tyrannies 僭主政治 189， 194

Corsica 科西嘉岛 159

councils 议事会 193， 222 of the 500， Athens 雅典的五百人会议

260-1

on the Aeropagus， Athens 雅典的战神山议事会 248， 261-2

gerousia （council of elders）， Sparta 斯巴达的长老会 143

courts， royal 宫廷 170

Crete， Minoan 克里特，米诺斯人 49， 54

Croesus， King 国王克洛伊索斯 124， 270-1 Cronus 克罗诺斯 99， 102

Croton colony， Italy 意大利的克罗敦殖民地 149， 230

cults 祭仪 168， 109-10， 129， 170， 192

of Dionysus 狄奥尼索斯崇拜 110， 179，192， 252

cultural formation processes 文化的形成过程 9-14

and the ancient Greeks 古希腊人 11-14

role of aristocracies 贵族阶级的作用10-11， 16-17

role of monarchs and dynasties 君主和王朝的作用 9-10， 16-17

Cumae colony， Italy 意大利的库迈殖民地75， 78

Cylon tyranny， Athens 雅典库隆的僭主统治 242， 250， 251

Cyprus 塞浦路斯 63， 72， 75

Cyrene， Libya 利比亚的昔兰尼 75， 80，216

Cyrus II 居鲁士二世 270， 271， 272

Dahlheim， Werner 维尔纳·达尔海姆 8 Danaë 达娜厄 205

dance 舞蹈 141， 109

Darius the Great 大流士大帝 30， 31， 32，34， 35， 271-2， 273， 275

day-labourers （thētes）雇工（日佣级）280

debt 债务 113， 119， 131， 185， 217， 219， 244

debt bondage 债奴 244， 246

Delos festival of Apollo 提洛岛的阿波罗祭仪 128

Delphi 德尔斐 120， 128， 192， 242

Delphi oracle 德尔菲神谕 80， 105， 108，118， 124， 142， 151， 214， 215， 216， 254，257

as centre of the world 作为世界的中心24-5

King Croesus prophecy 有关国王克洛伊索斯的预言 271

priests 祭司 110

role in colonization 在殖民运动中的作用 82， 83

Demaratus， King 国王戴玛拉托斯 263

'demes' units of citizenry， Attica 阿提卡以“德莫”为单位的公民团体 257， 260，261 Demeter 德墨忒尔 105

democracy 民主 69， 114， 158， 167， 214，224， 225， 283

and the dēmos in Athens 雅典平民 161，244-5， 256， 260， 262， 264

isonomía as precursor of 政治平等的先驱 224

and the 'middling citizens' 中产阶级116

Demonax 德谟纳克斯 216

Demosthenes 德摩斯提尼 242

Didyma oracle/sanctuary 迪迪马神谕/圣地 110， 277-8

Dihle， Albrecht 阿尔布雷希特·迪勒 205

Dikē（justice）狄刻（正义） 99，103，104，107，108，170，217，228-9，235-6，237

Diolkos pavement 古道 123

Diomedes 狄奥墨得斯 70

Dione 狄俄涅 70

Dionysus 狄奥尼索斯 105， 136

cult of 狄奥尼索斯崇拜 110， 179， 192，252

Great Dionysia festivals 大酒神节 29，257

Dodd， E. R. 多德 118

Dodona oracle 多多纳神谕 110

Doric order 多利安风格 213

Draco 德拉古 176， 243

Dreros， Grete 克里特的德列罗斯 161， 172

dysnomia （'bad order'）混乱秩序 217-18

Egypt and the Egyptians 埃及和埃及人24， 42， 74， 134， 270， 271， 272

Eirene （peace）厄瑞涅（和平） 99

Elam 埃兰 270

Elea （Velia） colony， Italy 意大利队埃利亚（维利亚）殖民地 81， 149， 229， 230

Eleatic school of philosophy 埃利亚学派81

elegies and elegiac form 哀歌和哀歌体150， 199， 202

Eleusis 厄琉西斯 263

Empedocles 恩培多克勒 230

Emporion （Ampurias） colony， Spain恩波里翁（安普里亚斯）殖民地，西班牙75

Enkidu 恩奇都 89-90

Enlil 恩利尔 70

Ephesus 以弗所 124， 148， 230， 231， 275，276

Epic of Atrahasis 《阿特拉哈西斯史诗》 70

Epic of Enuma 《埃努玛史诗》 70

Epic of Gilgamesh 《吉尔伽美什史诗》 67，70， 89-90

epic poetry 史诗 66-7， 70， 85-104， 136-7，160， 175-6， 192， 199-200

see also Homer 参见荷马

Epimenides of Crete 克里特的埃庇米尼得斯 215

Eretria 埃瑞特里亚 80， 146， 251

tyrannies 僭主政治 189

war with Chalcis 与卡尔基斯的战争158-9

Eris （strife）厄里斯（不和女神） 99， 101，135

Etruscans， the 埃特鲁里亚人 10， 69， 75，81， 84， 125， 159

Euboea 优卑亚 69， 78， 80

Eunomia （good order）欧诺弥亚（良好秩序） 99， 179，209，220，224，228，248，262

in opposition to tyranny 反对僭主政治246

'Eunomia' （Solon）欧诺弥亚（梭伦）217-21

Eupalinus aqueduct， Samos 萨摩斯的埃乌帕里诺司沟渠 146， 147

Euphorion 欧福里翁 30

Europa， Princes 欧罗巴公主 23， 38

Europe 欧洲 21-6

defined by Christianity 基督教定义的 43

early modern， compared with antiquity 与古代相比的近代早期 19， 20

and the Graeco-Roman legacy 古希腊罗马遗产 7-8， 45-6

medieval 中世纪 16-20

origion of name 名字的起源 21

as philosophical construct 哲学的构建26， 32-3， 35

Europe/Asia distinctions and differences欧洲/亚洲的区别和差异 37-43， 286

Driving line 行进路线 22-4， 25-6， 35-6

European Community 欧洲社会 3

European culture， rise of 欧洲文化的兴起19

Euthymenes of Massalia 马赛利亚的优昔美尼 83

farming 农业 52， 100-1， 113， 121， 176， 250

festivals 节日 65-6， 85， 109-10， 135， 141，163， 179， 197

Fränkel， Hermann 赫尔曼·弗兰克尔 92，100， 201， 205

Furies， the 复仇女神 235 -6

Gadamer， Hans-Geory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 238

game see Olympic Games 赛会，参见奥利匹克赛会

Gē/Gaia （goddess of the earth）盖亚（大地女神） 28，105

Gehlen， Arnold 阿诺德·盖伦 215

gender in Greek society 希腊社会的性别197， 205

and the agora 广场 65

male domination and warfare 男性统治和战争 157

see also women 参见妇女

geometry 几何学 226-7

Glaucus 格劳科斯 87-8

gnōthoi sauton （know thyself）认识你自己 215

Gods and relision 神马信仰 105-11，197，282

and divine intervention 神圣干涉 91-3，94， 95， 96， 97， 98

Hesiod's view of 赫西俄德的观点 98-104， 105

Homeric view of 荷马的观点 91-3， 94，95， 96， 97， 98， 99， 105， 107， 108

and the 'just order' “公正秩序” 218-19，220

in lyric poetry 抒情诗 199， 201， 205，206， 209， 210

and political power 政治权力 110

role of poets and singers 诗人和歌者的作用 105， 106， 107

Xenophanes' view of 色诺芬尼的观点 230-1

see also cults； festivals； individual gods

and goddesses； sacrificial rites and practices 参见祭仪；节日；单个的男神和女神；祭祀仪式和实践

Golden Fleece 金羊毛 86

golden mean search for 寻找金羊毛 118，134， 266

Gorgias 高尔吉亚 283

Gospels， Christian 基督教的福音书 46

Graeco-Persian wars see Persian Wars 希腊波斯战争，参见希波战争

Graeco-Roman legacy 古希腊罗马遗产7-8， 45-6

Great Dionysia festival 大狄奥尼索斯节29， 257， 260

see also Dionysus 参见狄奥尼索斯

'Great King' of Persia 伟大的波斯国王272-3

'Great Rhetra' constitution “大公约” 142，143

Greece and the Greeks 希腊和希腊人

adoption of writing 文字的采用 64， 69 concept of community 社会概念 56-7，59， 60， 63

divisions between the rich and poor 富人和穷人间的划分 113

eighth century BC 公元前8世纪 61-7

freedom， sense of 自由的感觉 11， 1213， 14， 34-5， 36， 58-9， 286

influence of sea and seafaring 海洋和航海的影响 57-8

land ownership 土地所有权 55， 56-7

landscape and climate 地形和气候 53

lower classes 下层阶级 167， 185， 186

and the Orient 东方 63-5， 67， 68-74

Oriental influences on philosoph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东方对于哲学、科学和技术的影响 71， 226-7， 229，239

Oriental myths， influences of 东方神话的影响 70-1

population growth pressure 人口增长的压力 61-3

Post-Mycenaean particularity 后迈锡尼时代的特征 51-60

relations with Persia 与波斯的关系267-8

self-reliance and independence 自信和独立 55-6， 59

sixth century BC 公元前6世纪 123-4

society compared Roman 对比罗马社会 14， 15

see also Perian Wars； polis/poleis； Trojan War 参见波斯战争；城邦和特洛伊战争

guest friendships （xenia）宾客的友谊，128， 132， 167， 209

guilt， culture of 内疚文化 118， 170， 219

gymnasia 体育馆 135

Hades 哈德斯 105

Harder， Richard 理查德·哈德 106

Harmodius 哈摩迪奥斯 253-4， 255-6

Hecataeus of Miletus 米利都的赫卡泰乌斯 22， 23， 26， 148， 229， 275， 276， 277-8

Hector 赫克托耳 88， 89， 91， 92， 93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 44

Helen of Troy 特洛伊的海伦 38， 86

Hellespont 赫勒斯滂海峡 253

as Europe/Asia boundary 作为欧洲/亚洲的边界 35

Persian bridge 波斯人的桥 32

helots 希洛人 139-40， 144， 268

Hephaestus 赫淮斯托斯 105

Hera 赫拉 88， 105， 136

sanctuary， Samos 萨摩斯的圣地 146

Heracles 赫拉克勒斯 89

Heraclitus 赫拉克利特 221， 225， 230， 2316， 238， 275

and the logos 逻各斯 221， 225， 230，231-6， 238， 275

and the polis experience 城邦经验 234-5

Hermes 赫尔墨斯 88， 105

hero cult 英雄崇拜 90-1， 93， 94， 95， 96，97， 98

Herodotus 希罗多德 20， 21， 23， 24， 34， 38，39， 69， 83， 105， 131， 135-6， 146， 154， 157，160， 216， 224， 226， 228， 251， 256， 264，276， 281

Hesiod 赫西俄德 69， 98， 92， 118， 125， 135，164， 170， 199， 207， 209， 215， 217， 219，227， 288

conception of Zeus 宙斯的观点 125， 231 view of the gods 诸神的观点 98-104， 105

Hestia （goddess of the hearth）赫斯提亚（灶神） 105， 162

hetaera （courtesans）高级妓女（妓女） 198

Heuss Alfred ，阿尔弗雷德·豪斯 79， 182，272， 288

Himera colony， Sicily 位于西西里的希梅拉 82

Hipparchus 希帕库斯 253-4

Hippias 希庇亚斯 252， 253-4， 264， 267

Hippocleides 希波克莱德斯 132

Hippocratic medicine 希波克拉底的医学227

Histories （Herodotus）《历史》（希罗多德）37

Hittite Empire 赫梯帝国 51， 54

Mythologies 神话 99

Hölscher， Tonio 托尼奥·霍舍尔 284

Holy Roman Empire 神圣罗马帝国 7

Homer 荷马 55， 58， 70， 73， 84， 85-98， 100，101， 103， 111， 127， 133， 136， 150， 163，164， 168， 178， 184， 192， 828

description of popular assembies 关于公民大会的描写 175-6

view of the gods 关于诸神的观点 91-3，94， 95， 96， 97， 98， 99， 105， 107， 108

see also Iliad； Odessey 参见《伊利亚特》；《奥德赛》

hoplites 重装步兵 120， 140， 141， 144， 154，156， 157-8， 176， 190， 241

armour and weapons 盔甲和武器 145，151-2

Athenian 雅典人 156， 158， 264 ethos 民族精神 200

see also phalanx warfare 参见方阵战

Höscher， Tonio 托尼奥·霍舍尔， 56

Hosea， Book of 何西阿书 104

Huizinga， Jan 让·伊赞加 156

Hymn to Aphrodite 阿芙洛狄特赞美诗 108Hypanis （Kuban）， River 海帕尼斯（库班河） 23

iambic form 抑扬格形式 199

Iliad 《伊利亚特》 12， 66-7， 70， 71， 90， 93，95， 96， 108， 114， 133， 164， 170， 171， 175，176， 183

compared with Odeyssey 与《奥德赛》比较 96， 97-8

individualism 个人主义 127-38

Indus River and Valley 印度河谷 27， 270， 271

infantry， light 轻装步兵 150， 151

'inverse adoption' process “”逆向接受过程 46

Ionian rebellion against Persia 伊奥尼亚人反抗波斯的起义 276-8

Isagoras 伊萨哥拉斯 256， 263， 264

Ishtar 伊丝塔 70

Isocrates 伊索克拉底 40

Isomoiría （redistribution of property） in Athens 在雅典重新分配土地 245-6

isonomía （'equal share'； political equality）

政治平等 116， 213， 224， 274，

Athens 雅典 240-65

as precursor of democracy 作为民主的先驱 224

systems 制度 267， 268

Israel and the Israelites 以色列和以色列人 24， 228

Ithica 伊塔卡 150

Jesus Christ 耶稣基督 46

Jewish tradition 犹太人的传统 46

Jones， Eric Lionel 埃里克·莱昂内尔·琼斯 5

Jünger， Ernst 恩斯特·荣格 41-2

Justice （Dike）正义（狄刻） 99， 103， 104，107， 108， 170， 217， 228-9， 235-6， 237

Kamarina colony， Sicily 位于西西里的卡玛里那殖民地 82

Katartistēres （'bringers into order'，'straighteners'）“秩序恢复者”，“矫正者” 188， 216-7， 219， 221-2

Keos 开俄斯岛， 53

Kerkyra （Corfu）克基拉岛（科孚岛） 78，79-80

Kielmansegg， Peter Graf 彼得·格拉夫·基尔曼斯埃格 19

King's Road， Persia 波斯的御道 274

Korai （statues of young women）科莱（青年女子雕像） 212

Kouroi （statues of youths）库罗斯（青年男子雕像） 69， 120， 135， 212

Kouros of Anavyssos 阿纳维索斯的库罗斯136

Kypria epic 库普利亚史诗 70

labours of Hercules 赫拉克勒斯的功绩 86

Laertes 拉厄耳忒斯 87

Laocoon 拉奥孔 86

Latte， Kurt 库特·莱特 91， 97， 235-6

Leontini colony 莱翁蒂尼殖民地 75

Lesbos 累斯博斯岛 53， 78， 126， 136， 147，228，

and lyric poetry 抒情诗 203

tyrants and aristocratic factions 僭主和贵族集团 185， 186， 203

see also Mytilene 参见密提林

Lesky， Albin 阿尔宾·乐斯凯 32

Lessing， G. E. 莱辛 210

Libya 利比亚 23， 24

logos （fundamental law）逻各斯（根本法则） 232， 234

lower classes， Greek 希腊下层阶级 167，185， 186

Luhmann， Niklas 尼可拉斯·卢曼 285

Lycia 利西亚 23

Lycurgus 莱库古 142

Lydian Empire and the Lydians 吕底亚帝国和吕底亚人 123， 124， 125， 228， 269，270-1

Lygdamis of Naxos 纳克索斯的吕格达米斯 189， 192， 251

lyric poetry 抒情诗 6， 13， 119， 199-213，288， 289

compared with sculpture 与雕刻比较 212

gods and religion 神和宗教 199， 201，205， 206， 209， 210

poverty theme 贫困主题 207-8

virtue and goodness theme 美德和善良主题 208-9， 209-10

Ma'at 玛特 107

Macedonia 马其顿 40， 41， 42， 130， 271，279

Maiotian Sea （Sea of Azov）亚速海 23

Mantinea 曼提尼亚 216

maps and map-making 地图和地图绘制21-2， 229， 276

Babylonian 巴比伦， 25

Persian 波斯人 272

Marathon 马拉松 251

Marathon， Battle of （490BC）马拉松战役（前490年） 30， 158， 278

Mardonius， general 玛尔多纽斯将军 154，157

Marduk 马杜克 272

marriage alliances 联姻 128， 166

Massalia （Marseilles） colony， France 位于法国的马赛利亚（马赛）殖民地 75， 81，125

'master of ceremonies' （symposiarch）宴会主持人（宴饮） 198 Medea 美狄亚 38

mēden agan （nothing to excess）凡事勿过度 215

Medians 米底人 270， 272， 273

mediators 调停者 133， 164， 185， 187， 188，189

see also katartistēres 参见秩序恢复者

Megacles of Athens 雅典的麦加克勒斯131-2， 242， 250-1， 253

Megara 麦加拉 80， 131， 146， 148， 158， 206

tyrannies 僭主政治 189

war with Athens 与雅典的战争 241， 250

Megara Hyblaea colony 麦加拉亥布拉殖民地 75

Mentor 门托耳 97

Meriones 墨里奥涅斯 86， 93

Mesopotamia 美索不达米亚 74， 134

rise of monarchies 君主制的兴起 59-60

gods 神 92

Messenia 美塞尼亚 53， 62， 139， 155

Metapontum 麦塔庞顿 149

Methone colony 墨托涅殖民地 80

Metis， goddess 墨提斯女神 99

metron ariston （measure is best）适度 215

'middling class/citizens' 中产阶级/公民115-7， 166， 167-8， 181-2

involvement in the Athenian d ē mos雅典人的德莫 244-4， 256， 260， 261，262， 264

and the katartist ē res 秩序恢复者 119

and political life 政治生活 187-8， 214，222-5

as precursors of democracy 民主的先驱 116

Miletus and the Milesians 米利都和米利都人 80， 82， 124， 128， 146， 147-8， 158，228， 75

Paros intervention 帕罗斯的干预 187-8

social unrest 社会动荡 185

thinkers 思想家 230

Miltiades 米太亚德 253

Mimnermus of Colophon 科洛丰的弥涅墨斯 79， 203

Minoan Crete 克里特的米诺斯 49， 54

Mnemosyne， goddess of memory 记忆女神谟涅摩绪涅 100

Momus 莫摩斯 70

monarchies， emergence of 君主制的出现9-10， 10-11， 16-18， 59

monastic orders 僧侣制度 17

mortgage stones （horoi）债务界石 244

murder 谋杀 168， 183， 215， 244， 248

manslaughter distinction 杀人罪的区别243

Muses 缪斯 100， 204， 209

music， Greek 希腊音乐 15， 198， 202， 203 musical intervals 音程 238-9

Musil， Robert 罗伯特·穆齐尔 54

Mycenaean Greece 希腊迈锡尼时期 52，53-4

collapse of 毁灭 51

culture 文化 49， 6

gods 神 105

Myron 米隆 281

mystery cults 秘仪 110

Mytilene， Lesbos 累斯博斯岛的密提林185， 203， 216

Naucratis colony， Egypt 位于埃及的瑙克拉提斯殖民地 146

naval warfare 海战 158， 159

Naxos 纳克索斯 75， 80， 159， 251

tyrannies 僭主政治 189

Nemea competitions 尼米亚赛会 120

Nemesis 涅墨西斯 106

Nereids 涅瑞伊得斯 40

Nestor of Pylos 派罗斯的涅斯托尔 127

New Babylonians 新巴比伦人 271， 270

Nicomachean Ethics （Aristotle）《尼各马可伦理学》（亚里士多德） 169

Nietzsche，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尼采68-9， 93， 110-11， 134

Nile， River 尼罗河 23

Noah 诺亚 24

nomoi （custom， convention）习俗，惯例118-9， 133

Nyx （night）尼克斯（黑夜） 99

oaths， swearing of 誓言 106， 108， 144

of office 就职宣言 173， 175， 177， 262

Oceanus 俄刻阿诺斯 70

Odysseus 奥德修斯 87， 88， 90， 95-8， 108，127， 129， 130， 163

Odyssey 《奥德赛》 67， 70， 71， 78-9， 88， 89，90， 93， 95-8， 108， 118， 127， 130， 164， 175，186， 199， 211

Oedipus 俄底浦斯 86

officials and public office 官员和公职165， 167， 171-5， 176， 178， 183， 193

Athens 雅典 241， 262

fines and penalties for violations and abuses 对违规和滥用职权的罚款和处罚 173-4， 174-5， 176

Olympic Games 奥林匹克赛会 66， 83，120， 128， 131， 241， 242

Orient and the Greeks 东方和希腊 63-5，67， 68-74， 110， 198， 226-7， 229， 239

drinking ceremonies 饮酒仪式 198

‘Orientalizing style’东方化风格 226

Orphism 俄耳浦斯主义 110

Panathenaic festival， Athens 雅典的泛雅典娜节 120， 250， 253， 254

Pandora 潘多拉 101-2

paraloi （aristocratic faction）， Attica 海岸派（阿提卡的贵族派别） 250

Paris 帕里斯 38， 86

Parmenides 巴门尼德 149， 230， 236-8 and Being 存在 237-8

Paros 帕罗斯 79

Miletus intervention 米利都的干涉187-8

Patroclus 帕特洛克罗斯 88

pediakoi （aristocratic faction ）， Attica 平原派（阿提卡的贵族派别） 250

Peisistratus of Athens 雅典的庇西特拉图 132， 185， 189， 190， 191， 192， 194， 249，250-3， 254

'Peloponnesian League' 伯罗奔尼撒同盟144， 268

Peloponnesian War 伯罗奔尼撒战争 279 Penelope 佩涅洛佩 95

Periander of Corinth 科林斯的佩里安德191， 192

Pericles 伯里克利 131

Perseus 珀耳修斯 205

Persian Empire 波斯帝国 13， 23， 26， 2736， 37， 40， 60， 124-5， 228， 269-74， 289

administration and transport network管理机构和交通网 273-4

geographical extent 地理范围 271

‘Great King’ of 伟大国王 272-3

Ionian rebellion 伊奥尼亚起义 276-8

map-making 绘制地图 272

post war with Greeks 战后的希腊人279

relations with Greece 与希腊的关系267-8

rule in Asia Minor 在小亚细亚的统治267-8

see also Persian Wars 参见波斯战争Persian Wars 波斯战争 27-36， 37， 38， 42，135-6， 275， 278-9

Persians， The （Aeschylus）《波斯人》（埃斯库罗斯） 30-6

phalanx warfare 方阵战 120， 134， 151-4，155-6， 157-8， 167

as egalitarian system 平等制度 157

see also hoplites 参见重装步兵

Pheidon， King 斐冬国王 145

Phereclus 菲里克卢斯 93

Philoctetes （Sophocles）《菲洛克忒忒斯》（索福克勒斯） 96

philosoph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哲学、科学和技术 18， 226-39

and Oriental knowledge 东方的知识71， 226-7， 229， 239

see also individual philosophers and thinkers 参见单个哲学家和思想家

Phocaeans 福西亚人 80-1， 146， 275

Phocians 佛西斯人 155

Phocylides of Miletus 米利都的福西尼德187， 209

Phoenicians 腓尼基人 34， 38， 63， 64， 69，71， 75， 78， 159， 175， 226

circumnavigation of Africa 绕非洲旅行83-4

political system 政治制度 72-3

phratries （'brotherhood'）氏族（手足情谊） 168， 261-2

Phrygian Empire 弗里吉亚帝国 124

Phrynon， Olympic champion 奥林匹克赛会冠军普律农 242

phylai （'tribes'）， Athenian 雅典的部落168

Pillars of Hercules 赫拉克勒斯石柱 22，23

Pindar 品达 23， 24， 141， 160， 164， 197， 211

piracy and plunder 海上掠夺和战利品62， 78， 80， 81， 112， 122， 127-8， 146， 159，192

combating 战斗 128， 150

Pithecousae （Ischia）皮特库赛（伊斯基亚岛） 75， 78

Pittacus of Mytilene 密提林的皮塔库斯126， 185， 190， 203-4， 210， 216

Plataea， Battle of （479BC）普拉提亚战役（前479年） 28， 279

Plato 柏拉图 8， 24， 68， 179， 238， 281

Pliny the Younger 小普林尼 14， 15

Pnyx， Athens 雅典的普尼克斯 262

poetry and song 诗歌 66， 85， 93， 119， 120

see also lyric poetry 参见抒情诗

polis/poleis 城邦 11， 27， 34， 40， 61， 129-30

analogy with cosmos 对宇宙的比喻 227

aristocratic families and rivalries 贵族家庭和竞争对手 73， 166-8， 180-95， 250

and the Athenian dē mos 雅典的德莫244-5， 256， 260， 261， 262， 264

and citizenship 公民权 116， 121， 129， 166， 219

concept and origins 概念和起源 16， 53 conflict， compromise and reconciliation 冲突、妥协与和解 12， 13， 164， 165-6，183

difficulties with political action and reform 政治行动和改革面临的困难182

diversity and social differences 多样性和社会差异 139-49， 167

elections and vote-counting 选举和计票 172-3

festivals， rituals and ceremonies 节日、仪式和典礼 65-6， 85， 109-10， 135， 141，163， 179， 197

fines and penalties 罚款和处罚 174-5，176

guilt and pollution 内疚和污染 118，170， 219

health and education 健康和教育 173 Heraclitus' experience of 赫拉克利特的经验 234-5

Iliad parallels 《伊利亚特》的相似之处87

Individualism 个人主义 127-38

justice and right order 正义和正确的秩序 133-4， 179

katartist ē res role 秩序恢复者的作用188， 216-17， 219， 221-2

lack of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制度框架的缺乏 112

law-making and regulation 立法和监管176-7

legal issues 法律问题 170， 174， 176

limiting terms of office 官员的任职限制 173， 174

mediators 调停者 133， 164， 185， 187，188， 189

'mega' in Sardinia 撒丁岛的“大城邦”p222-3

and the 'middling class/citizens' 中产阶级/公民 115-116， 117， 166， 167-168，181-182， 187-188， 222， 244-245

mixed constitutions 混合政体 72-3

officials and public office 官员和公职165， 171-5， 176， 178， 183， 193 P

Oriental influences on 东方的影响 71-2 P

and personal development 个人发展 166

and property ownership 财产所有者p56-7

and public conduct 公共行为 163-6

role of family relations 家庭关系的作用168

roll of intellectuals 知识分子的作用116-7 P

'ship of state' metaphor “”国家这艘船的比喻 204， 206

size and boundaries 规模和边界 59

structure and institutions 结构和机构161-79

taxes and public revenues 税收和财政收入 168， 173， 252

war 战争 150-60， 167， 209

warfare relieving pressure and tensions 战争可以缓解压力和紧张 157

and women 妇女 162

see also Athens；

popular assemblies；

Sparta；tyrants and tyranny 参见雅典；公民大会；斯巴达；僭主和僭主统治olitical thought 政治思想 214， 216-25

colonies and the beginnings of 殖民地和殖民运动的开始 82， 83

compared with study of the natural world 与研究自然世界相比 219

guilt and responsibility 内疚和责任118， 170， 219

olyclitus 波利克里托斯 281

olycrates of Samos 萨摩斯的波利克拉底 124， 146， 159， 189， 190， 191， 192， 193，230， 253， 280

opular assemblies 公民大会 161， 162，165， 166， 167， 169， 172， 174， 175-7， 214，222， 225

Athens 雅典 190， 223， 240， 249， 250，257， 261， 280， 281

rules and procedures 规则和程序 176 oseidon 波塞冬 40， 98， 105

Poseidon Heliconios 赫利克尼奥斯·波塞冬 110

Priam， King 普里阿摩斯国王 88-9

priests and priestesses 男祭祀和女祭司105-11， 254

Prometheus 普罗米修斯 101-2， 104

Protesilaus 普洛特西劳斯 40

public office see officials and public office公职参见官员和公职

Pythagorean order 毕达哥拉斯的观点238

Pythia priestess 皮提亚 254

Raaflaub， Kurt 库尔特·拉夫劳伯

Ramesses 拉美西斯 94

Reformation 改革 17

Reinhardt， Karl 卡尔·莱因哈特 91

religious/secular power struggles in Europe欧洲的宗教/世俗权力斗争 17

Renan， Ernest 欧内斯特·勒南 14

Rhamnus community， Attica 阿提卡的拉姆诺斯 106

Rhegion （Reggio di Calabria） colony， Italy位于意大利的雷焦卡拉布里亚殖民地78

Rhetoric （attib. Aristotle）《修辞学》（亚里士多德） 55

Rhodes 罗得岛 53， 63， 80， 82

tyrannies 僭主政治 189

Roman Catholic Church 罗马的天主教会 46

Roman Empire and the Romans 罗马帝国和罗马人 5， 16， 54， 73， 74， 84， 169， 171， 244， 288

aristocracies 贵族 10-11， 45

balance between magistrates and senate地方官和元老院之间的平衡 171-2

and plebeian power 平民力量 84

republican era 共和国时期 175

Senate 元老院 11， 178

society compared with that of Greece罗马社会与希腊社会的比较 14， 15

Roman Empire， Eastern 东罗马帝国 43

Roman Empire， Western 西罗马帝国 42

sacrifical rites and practices 祭祀仪式和操作 66， 69， 108， 109， 152， 154， 161， 168，173， 179

Salamis 萨拉米 37， 146， 241

Salamis， Battle of （480BC）萨拉米海战（前480年） 28， 30-1， 34， 35， 172， 278

Samos 萨摩斯 53， 110， 146， 148， 158， 190 tyrannies 僭主政治 189

Sappho 萨福 203， 204-5

Sardes 萨迪斯 124， 263， 270， 271， 274

Sarpedon 萨耳佩冬 87-8

Schaefer， Hans 汉斯·沙佛 130， 183

Schiller，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席勒 19，137， 224-5

Schnitzler， Arthur 亚瑟·施尼茨勒 277

science，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科学、哲学和技术 6， 18， 117， 147-8， 226-39

Oriental influence 东方的影响 71， 2267， 229， 239

sculpture 雕像 120， 135-6， 137， 212-13， 255-6， 282

compared with lyric poetry 与抒情诗比较 212

importance of the human body 人体的重要性 56， 157-8

korai （statues of young women）科莱（青年女子雕像） 212

kouroi （statues of youths）库罗斯（青年男子雕像） 69， 120， 135， 212

kouros of Anavyssos 阿纳维索斯的库罗斯 136

Scylax of Caryanda 卡里安达的西拉克斯272

Scythians 斯基泰人 271， 275

Sea Peoples 海上民族 51

Second Messians War 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 139， 144， 158

secular/religious power stuggles in Europe欧洲的世俗/宗教权力斗争 17

Seven against Thebes 七将攻忒拜 86

Seven Sages 七贤 215， 226

shofets （elected magistrates）选举产生的行政官员 72

Sicily， Greek colonies 希腊殖民地西西里67， 75， 80， 148-9， 192， 195， 267

tyrannies 僭主政治 189

Sicyon tyranny 西锡安僭主 131， 189， 191

Sigeion colony， Dardanelles 位于达达尼尔海峡西吉昂的殖民地 242

silver mines， Laurium 劳瑞姆的银矿 244

Simonides of Ceos 西奥斯的西摩尼得斯37， 38， 205， 210， 211， 253

slaves and slavery 奴隶和奴隶制度 16， 56，58， 113， 122， 151， 162， 281

Snell， Bruno 布鲁诺·斯奈尔 87， 97， 202

Socrates 苏格拉底 281

Solomon 所罗门 215

Solon of Athens 雅典的梭伦 71， 107， 112， 115， 123， 125， 131， 164， 176， 179， 1801， 182， 183， 184， 185， 187， 199， 202， 203，209-10， 215， 216， 217-21， 224， 225， 228，230， 235， 241， 242， 262， 263

as Athenian archon 雅典执政官 243-9

and Athenian debt bondage 雅典的债奴 244， 246

laws （axons） and reforms in Athens 雅典的法律（轴法）和改革 246-8， 252 as political thinker 作为政治思想家246

polis incompatible with tyranny 城邦与僭主政治不相容 189

popular prosecutions 民众的起诉 248 song and dance 唱歌跳舞 66， 85， 93， 95，141

see also chorus ；lyric poetry 参见歌队；抒情诗

Sophist school of philosophy 智者学派13， 281

Sophocles 索福克勒斯 88， 96

Sparta and the Spartans 斯巴达和斯巴达人 30， 38， 53， 62， 67， 72， 73， 80， 124， 125，139-45， 150， 154， 155， 158， 169， 240， 254，267， 271， 275， 276， 280

balance of power with Athens 与雅典的势力均衡 269

ephors （overseers）监察官 66， 143-4

gerousia （council of elders） and popular councils 长老议事会和公民大会 143

and Isagoras 伊萨哥拉斯 263-4

military drill and training 军事演习和训练 141， 152

and the Peloponnesian League 伯罗奔尼撒同盟 268

Peloponnesian War 伯罗奔尼撒战争279

Persian War 波斯战争 278-9

political structures 政治结构 142-4

women's status 妇女的地位 141-2

Starr， Chester 切斯特·斯塔尔 118， 167-8

stasis （civil strife）党争（内讧） 187， 188，228

relating to factions 关于党派 184

stasis law， Athens 雅典的关于党争的立法247

stelae 石柱 109

'straighteners' （katartistēres）矫正者（秩序恢复者） 188， 216-7， 219， 221-2

Strategēgoi （generals）， Athens 雅典的将军 262

Susa 苏萨 270， 274， 276

Sybaris colony， Italy 位于意大利的锡巴里斯殖民地 124， 149

symposia 宴饮 71， 163， 167， 197-9， 203，206， 207， 208， 211， 230

drinking ceremonies 饮酒仪式 198

'master of ceremonies' （symposiarch）宴会主持人（宴饮） 198

role of hetaera （courtesans）妓女的作用 198

synoikismoi （joint colonial settlements）联合殖民定居点 57

Syracuse 叙拉古 75， 80， 82， 149

tyranny an offence 僭主政治的冒犯189

Tanais （Don）， River 塔奈斯河（顿河） 23

Tarentum （Taranto） colony， Italy 位于意大利的塔伦图姆（塔兰托）殖民地 149

Tarquinii， Etruscan 埃特鲁里亚的塔克文尼 78

Tartessos colony， Spain 位于西班牙的塔尔提索斯殖民地 81

taxes and public revenues 税收和财政收入 168， 173， 252

and tyrants 僭主 190

Telemachus 特勒马科斯 96， 97， 103， 127， 130， 133， 175， 186， 241

Temple of Apollo， Delphi 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 215， 254

Temple of Artemis， Ephesus 以弗所的阿尔特弥斯神庙 231

Teos 提奥斯 275

Terpander， musician 音乐家特尔潘德 203Tethys 忒提斯 70

Thales of Miletus 米利都的泰勒斯 124， 147， 222， 226， 227， 269

Thasos 萨索斯岛 78， 79

Theagenes of Megara 麦加拉的特阿真尼242

Thebans 底比斯人 264

Themis （goddess of divine order）特弥斯（秩序女神） 28， 99， 105， 106， 107， 184，236， 237

Themistocles 地米斯托克利 30， 34， 172，278

Theognis of Megara 麦加拉的忒奥格尼斯125， 183， 185， 188， 206-9

Theogony （Hesiod）《神谱》（赫西俄德）98-100， 102， 164

Thera （Santorini）锡拉岛（圣托里尼） 80

Thersites 特耳西特斯 88， 176

Theseus 提修斯 242

Thespis of Icaria 伊卡里亚的泰斯庇斯 252

Thessalia 塞萨利 139， 155， 158

cavalrymen 骑兵 158

Thetis 忒提斯 87

Thrace 色雷斯 251， 271， 279

Thrasybulos of Miletus 米利都的特拉叙布洛斯 191， 192

Thucydides 修昔底德 75， 127， 158， 159，192， 252， 256， 277， 280， 281， 283

trade 贸易 112， 122， 128， 146

tragedies 悲剧 29-36

travel within the pan-Hellenic world 在泛希腊世界中旅行 128-9， 130， 132-4

treaties 论文 134， 154， 161， 176， 193

tribes （ethnē）部落 139

phylae， Attica 阿提卡的氏族 168

'tribal reform' and regional divisions in

Attica 阿提卡地区的“部落改革”和地域划分 257-61

triremes 三列桨战舰 159

'trittyes' （thirds） divisions in Attica 阿提卡的“三一区”划分 260

Trojan War 特洛伊战争 38， 40， 70， 85-9， 90-1， 111， 150， 155

trophies （tropaion）战利品 151

tyrants and tyranny 僭主和僭主统治 64，113-7， 118， 132， 133-4， 161， 173， 176， 177，179， 180-95， 213， 220， 245， 253

and Athenian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雅典的稳定和繁荣 252， 253

and civic building projects 城市建设工程 192

compared with absolute monarchies 与君主专制政体相比 193

economic benefits 经济效益 191， 194

and the favour of the gods 神的帮助192

incompatibility with polis 与城邦不相容 189， 215

limitations of power 权力限制 192-3

mechanisms of usurpation 篡夺机制189-90

relations with polis 与城邦的关系 186，194

rule and policies 统治和政策 190-2

and taxes 税收 190

as transitions 作为转变 188-9

ultimate failure of 最终失败 194-5

see also individual tyrants 参见单独僭主

Tyre 提尔 72

Tyrrhenian Sea 第勒尼安海 149， 150

Tyrtaeus 提尔泰奥斯 150-1， 153， 155， 158，202， 209

Universities， founding of 大学的建立 18

Uranus 乌拉诺斯 99

Vernant， Jean-Pierre 让-皮埃尔·韦尔南90， 92

war and warfare 战争和冲突 150-60， 209

and Athenian citizen hoplites 由雅典公民组成的重装步兵 156， 158， 264

phalanx 方阵战 120， 134， 151-4， 155-6， 157-8， 167

see also individual wars 参见个别战争'Way of Opinion， The'/'The Way of Truth'/poem“意见之路”，“真理之路” 237

wealth， attitudes to 对财富的看法 209

Weber， Max 马克斯·韦伯 54， 91， 224

Weiler， Ingomar 英戈马·维勒 134

West Semitic script 西闪米特人的手迹69-70

wisdom （sophia）智慧 209

women 妇女 157

hetaera （courtesans）高级妓女（妓女）198

position in Greek society 在希腊社会中的地位 58

relationship with the polis 与城邦的关系 162

rights 权利 6

role in colonization 在殖民运动中的作用 82

in Sparta 在斯巴达 141-2

Works and Days （Hesiod）《工作与时日》（赫西俄德） 98， 100-4， 125， 215

Xenia （guest friendship）宾客友谊 128，132

Xenophanes of Colophon 科洛丰的色诺芬尼 135， 209， 229-31， 275

view of the gods 对诸神的看法 230-1

Xerxes， King 薛西斯国王 30， 31-2， 33， 34，35， 38， 40， 42

Zaleucus of Locri 洛克里的赞鲁克斯 176

Zancle （Messina） colony， Italy 位于意大利的赞克尔（墨西拿）殖民地 78， 82

Zeus 宙斯 70， 86， 87， 88， 90， 92， 93， 95，97， 98， 99， 100， 101， 102， 103-4， 105， 106，107， 108， 118， 125， 136， 171， 201， 205，209， 217， 218， 219， 230

Heraclitus' view on 赫拉克利特的观点233-4

Hesiod's conception of 赫西俄德的观点， 231

Zeus Agoraios 埃戈拉奥斯·宙斯 106

Zeus Hikesios 赫基俄·宙斯 106

Zeus temple， Athens 雅典的宙斯神庙 192

Zeus Xenois 色尼诺斯·宙斯 106

Zoroastrianism 索罗亚斯德教 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