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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必将落下

鱼

以免眩晕

玩具故事

胖小姐与瘦小姐

五十万英镑与一个奇迹

红色水泥搅拌车

温暖又舒适的地方

尼娜的手

地狱外壳

传话元素

明细

皮钦美语

爱的隧道

绵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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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必将落下：米歇尔·法柏短篇小说作品集

SOME RAIN MUST FALL

作者：[荷] 米歇尔·法柏（Michel Faber）

译者：齐彦婧

出品方：未读·文艺家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雨必将落下[1]

弗朗西斯·斯特雷泽恩回到家，发现伴侣已经为她做好了晚餐。

“新工作第一天，”他说，“我想你一定累坏了。”

我和这个男人的关系正面临危机，弗朗西斯一边提醒自己，一边亲吻他的嘴唇。这一点毫无疑问。

不过疑问当然是有的。她筋疲力尽地瘫倒在沙发上吃着晚餐，感觉味道棒极了。他分毫不差地复制了自己的配方。

“孩子们怎么样？”他问。

他问的可不是他或她的孩子：他们不是那种情侣。他指的是罗瑟雷小学的学生们。

“还不好说。”她回答。

她让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收拾和整理。把惠灵顿靴摆成整齐的一排；大衣都挂起来；故事书从大到小依次码好；铅笔全部削尖。

她自己对整洁倒并不在意，只不过，作为一名专业人士，她知道那是孩子们所需要的。他们不得不在短时间内接受她这个新老师——总得雇个人来。他们需要展现出自己乖巧、能干的一面，也需要她展示出她的权威。

最重要的是，他们需要通过最大限度地“小题大做”来让生活继续。

“接下来，你们每个人是不是都有一块橡皮？”弗朗西斯问。

十几只铅笔盒被开膛破肚，发出一阵窸窸窣窣、噼噼啪啪的声音。

“凡是橡皮没有它大的人，都能得一块。”她微笑着举起一块崭新的超大辉柏嘉橡皮，她每到一个新班级总会带这样一包。

每个孩子在意识到自己有资格获得这件精美的礼物时，都发出一声惊叹。

弗朗西斯瞥见学校里的另一位老师正在隔壁教室门外看她，那个老师肯定是想知道她弗朗西斯究竟值不值普通教师三倍的薪水。

“现在，我想请你们所有人翻开自己的笔记本，找出你认为字写得最漂亮的那一页。找到之后，请你们把笔记本翻到这一页，摊开放在这边的地上……不，不要叠在一起——全部亮出来。一个挨一个，像墙砖那样。中间稍微留点空隙。对……本子和本子之间都留出些空间。很好……很好……”

弗朗西斯蹲下身来，这样既能暗示孩子们她可以在同等的高度与他们玩耍，又能通过高大的身形和铺展的裙裾告诉孩子们自己与他们不同。尽管现在对他们的笔迹还没多大兴趣，她依然注意到他们当中没有谁写得特别差劲：看来他们之前的老师——珍妮·麦克沙恩——教得不至于太糟。

第二天早上，两个昨天没到校的学生出现了。这是个好兆头：也许是妈妈们口口相传的结果。

弗朗西斯看看假条：小埃米是闹肚子，小山姆是看医生。真正的原因很可能是恐惧，要是再任由他们逃避下去，这份恐惧就可能会一发不可收拾。她欢迎埃米和山姆回到学校，又给他们发了橡皮。他俩不如别人适应得快，所以弗朗西斯当天决定让他们明天再交作文。

弗朗西斯自己也迟迟没能适应她那个坐落在罗瑟雷村后山上的新家。

此前，她住在一间破破烂烂的公寓里——装修寒碜，家具寥寥。她挺喜欢那儿的：那里曾是一间精神病院的职能治疗室，直到社区照顾政策[2]撵走了其中的住户。公寓依然保留着一些有趣的细节：墙上诡异的符号，一些电源插口里堵着奇怪的塑料玩意儿，还有一只柳条洗衣筐，想必出自一双颤抖的手。

罗瑟雷的这栋房子是政府福利房，舒适、平常。先前一位警察和他的妻子住在这里，两人十分注重保持房子的原貌，甚至都没在洗手间贴一张带“通缉”字样的海报。

“我烦死这个乏味的地方了。”她对伴侣尼克说。

“那……需要我做些什么吗？”他自告奋勇，“我有时间。”

他正一边休假，一边等博士论文的评估结果，所以确实有时间，但弗朗西斯却想不出他能对这栋房子做什么改变。实际上，她真正想改变的，是他。

“咱们睡吧。”她叹了口气。

第二天晚上，她却熬了个通宵。

“你还要多久？”他问，想知道就寝安排。

“弄完为止。”她回答。

他一向逆来顺受，就算得一个人睡也没什么意见，他乖乖的，乖乖的，乖乖的。她多希望他会把她拖进楼上卧室里。当然，那会显得鲁莽而不合时宜。天哪，没错，她今晚可没工夫做爱，她还得批改孩子们的作文呢。她必须对这十一份反馈了然于胸，并在明早之前想出十一种对策——此外，当然，还得睡一会儿。但她依然希望他能把她带离既定的轨道，或者起码有胆一试。

她腿上摞着孩子们的作文：“我的学校、我的老师和我”。每份作文上都别着孩子们的大头照，全是她想方设法从学校的拼贴照上扒下来的，如颁奖之夜、运动队、圣诞音乐会等各种合影。

她手头的第一篇作文，来自菲奥娜·佩里，就是那个耳朵小小的、总穿超大T恤的金发孩子。

我们学校叫罗瑟雷小学。学校有三间大教室，大孩子们都在小六和小七年级，也就是我所在的房间。我们的功课可难了。明年我就要去上莫斯·班克中学了。我们老师说到时候才真叫有意思呢。我们老师已经不在学校了。我最后见到她那天，她哭得太厉害，最后只能回家了。接下来那天我食物中毒（吃错了鱼），请了病假。但我的好朋友雷切尔说那天老师没了脑袋，所以不会再回来了。现在我们有了一位新老师，就是正在读这篇作文的斯特雷泽恩女士您了！

弗朗西斯把稿纸翻面，想看后面还有没有，不过看来菲奥娜想说的就是这些了，于是弗朗西斯把纸扣在旁边的沙发上。“吃错了鱼”——她凄然一笑。吃错了鱼，就能让一个孩子缺席本将永远改变她人生的一天。想必菲奥娜·佩里只是偶然错过了一个周三，可是那天傍晚，她的家长就和全班所有其他同学的家长一样接到电话通知：在请到接替麦克沙恩女士的老师之前，孩子们都可以待在家中。在作文里，小菲奥娜立即对新老师展开了魅力攻势，丝毫没有耽搁，麦克沙恩女士只是从她生活中消失了而已，就像被那块漂亮的新橡皮擦去了一样。接下来，是马丁·达菲。

我们学校叫罗瑟雷小学，我上高年级，读小六。我小时候住在博尔顿。我妈妈说发生在麦克沙恩女士身上的事跟我没有关系，我应该忘掉它。好多人都跑来问我，问了差不多有1000次，我有时会讲，有时不讲。不过我每讲一次，就会觉得记得越来越不清楚了，因为麦克沙恩女士一开始哭，我就很尴尬地捂住了眼睛，所以没看见什么。这就是我的故事了。

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传来一阵冲马桶的声音。是尼克下来撒睡前的最后一泡尿。

你难道不知道我们的关系正面临危机吗！她很想对他喊出这句话，这股冲动是如此荒谬，惹得她笑出了声。他听见笑声，匆匆擦了两下手便来到她身旁，手腕还湿着。

“笑什么呢？”他好奇地问。幽默感是他身上最大的优点——至少是最大的优点之一。他站在那里，上身赤裸，胸前挂着一片晶莹的水珠，身体的轮廓在她那盏阅读灯的光芒中发亮。想到自己就快离开他了，她心中涌起一阵痛楚，感到呼吸不畅。她要推开他，让他永远不再回来。

“过来。”她喃喃地说。他顺从地走过去。

她会迅速跟他做个爱，就在沙发这儿，然后再接着工作。她一边脱衣服，一边猜想马丁·达菲透过他那十根小手指头——上面还粘着他早餐时吃的马麦酱[3]——究竟看见了什么。捂住眼睛是一种社会性的肢体语言，是一种信息，是在向同伴确认某事是否有悖伦常……她把臀部挪到沙发之外，好让尼克能跪在原地进入。那么，马丁·达菲真的什么都没看见吗？她很怀疑。如果有证据表明他表面的活泼只是一种防御机制的话，她也许得在他身上下点功夫。他刚来这个村子不久，这使得他有些敏感脆弱，不过同时又令他不至于对珍妮·麦克沙恩怀有太深的感情……眼下，弗朗西斯不得不承认，她的阴蒂摩擦不足，特别是用了那只该死的安全套，而且身后某只靠垫上的金属拉链还不断地戳着她的后背。

“咱们上楼吧。”她说。

高潮之后，过多的内啡肽让她昏昏欲睡，她依偎着他的后背睡着了。

我们学校不错，我原来的老师很好。这就是格雷格·巴雷那篇作文的全部内容。他是哪一个来着？她怎么也记不起他的模样了，就连对着照片也想不起来——不过这也难怪，毕竟那是张虚焦的照片，是某次耶稣诞生剧表演的剧照：上面的他一团模糊，戴着棉花做的胡子和硬纸壳做的翅膀。

“这孩子让你想到了什么？”

她隔着早餐桌把照片递给尼克。他先检查了一下自己手上有没有人造黄油，然后捏住那张正方形小纸片的边缘。

“腼腆。” 他沉吟片刻后认定。

“为什么？”

“在圣诞演出中，他们通常会让腼腆的孩子来扮演不用说话的牧羊人。前排那个女孩显然是要唱‘我们追寻着一颗星星[4]’或是别的什么。而这个孩子只需要在后面跟着就行了——没准再递个礼物吧。”

他递还照片时，她冲他笑笑，那是真正的会心一笑，是他们好些日子以来最真挚的一次亲密交流。好吧，他还是相当有见地的——在观察陌生人的时候。

“你会是个好父亲。”她喃喃地说，依然能感觉到满足和困顿带给身体的刺痛。

“咱们还是别再提这个了。”他简明扼要地劝阻了她。

她视野中有个什么明晃晃的东西，令人不安。是小格雷格的照片。还不等她接过来，尼克就突然发怒了，在她面前挥动着照片，那样子就好像她硬给他塞了个他并不想要的孩子。

学校走路就能到，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个缺憾。要是还有一段长长的车程，她就能搭个顺风车，在副驾驶座上抓紧最后一点时间把剩下的作文读完。她昨晚怎么能睡着呢？她简直就像女人们总在情感解惑专栏里抱怨的那种没用的男人。

“斯特雷泽恩女士早上好！”她进门时，孩子们齐声说。

她对他们而言是“女士”。出于职业考虑，她在学生面前始终是“女士”。她觉得孩子们要是把她看作一个传统的已婚女性或母亲，就会更信任她，仿佛这能让她成为一位间谍，来自故事书里那个恪守家庭方程式的世界。她在同龄人中算得上前卫，还是个酷酷的女权主义者，不过在必要时，她也能迅速而热切地做出让步。或许，正是这种品质让她在同行中脱颖而出，起码在眼下这种微妙而险恶的情形下是这样。

她几乎立刻就辨别出了那些感情充沛的孩子，并把他们拢在身边，作为吸引其他孩子的诱饵。她天生擅长营造安全感和恢复秩序，这是她早在接受为期数年的专业训练之前就已经拥有的天赋。

孩子们已经开始缠着她了，他们凑在她耳边说悄悄话，只为在她柔软的肩头靠一靠。她最担心的并不是这些孩子，不过她依然竭力去吸引他们：他们能帮她亲近其余的孩子。

“雷切尔，我听说你会用办公室那台复印机，能请你把这份非常重要的文件复印十份吗？”

雷切尔（我根本不爱跟很多人一起玩，我更喜欢干活儿）迅速奔向那台神圣的机器，她显得胸有成竹，脸上洋溢着骄傲，准备踏入禁区，征服科技的奥秘。

对这群孩子，弗朗西斯已经形成了一个总体印象，摸清了其中的矛盾对立和安全阀门，也知道哪些是爱炸毛的暴脾气，哪些是眼神无辜的和事佬。与麦克沙恩女士共度的最后一天给孩子们带来的惊骇，正以不同的速率渗入他们的内心：弗朗西斯猜最先崩溃的不是雅基·考克斯就是汤米·门罗，而契机将会是某个引人注目的事件，但表面上不会和前任老师有任何关联。雅基（典型的温室花朵，特别在意同学们有没有把她的名字“拼写正确”）在她的作文中写道：

我非常喜欢我的老师，也不想要别的老师，起码不希望她永远都不回来。我所有的作业都在她那儿，我所有的报告也都是她写的，而且她知道她为什么要那样写。所以她回来的时候肯定能认出哪个是我。

汤米·门罗是个爱激动的男孩，协调性差，长着摄人心魄的长睫毛和一颗发育不良的脑袋。尽管他能力稍逊，却也竭力在作文中表达了类似的意思：我原先的老师很好，七它（其他）方面也都很好。

但他原先的老师并不好，一点也不好，而汤米还得吃力地应付那些毫无道理的苛求，不得不努力对齐页边，再把一张张硬纸壳粘在一起。于是，他只得把内心的情感深深地藏在他那鸽子一般的胸膛里。

神奇的是，第四天并没出现任何状况，起码没发生什么超出普通老师本职工作范围的事，只起了一场激烈的争执，焦点是该由谁把户外的折叠椅收进来，因为外面下起了雨——最终结论是该由班花凯西·科特里尔负责。她面色红润，时而拉长着脸、把小嘴噘得像蜜蜂螫出的鼓包，时而又会开怀大笑，堪称天生的人生赢家。在作文中，她用两行平铺直叙的文字描写了麦克沙恩女士的离去，接着就是一整页的我不怎么喜欢踢足球，我更喜欢玩跳房子。星期一我得练体操，但我体操不是很好，等等。她的愤怒有转瞬即逝的特点，并且影响范围有限：作为情感打火机，她是哑火的。

弗朗西斯像训练运动技能一样训练自己的权威，她沉着地拾起争执中纷乱的话头，把它们缠在自己的小拇指上。叫骂声停止了，混乱的征兆消失无踪，不出十分钟，她就成功地让全班同学乖乖地坐在教室里，全神贯注地听她分析课文，看她展示从一本关于白化病的书上挑出来的照片。弗朗西斯那儿有不少这种书： 它们得足够猎奇，古怪得能让孩子们战栗；还得够有信息量，能在他们脑瓜里塞满咔咔作响的知识麦片；同时，它们还必须无关紧要、毫无威胁。区区一张白皮肤土著的照片，就足以让汤米目瞪口呆，而那些较聪明的学生则在听到更详细的遗传学知识点时皱起了眉头。

雨遮蔽了白昼，日光灯照亮了教室，孩子们的脸在灯光中看起来仿佛得了白化病一般，弗朗西斯向他们指出了这一点，并平息了一片紧张、兴奋的尖叫声。

“说不定会传染哦。”她打趣道。

放学时，雨下得实在太大了，就连平时走路上学的学生都有亲戚或邻居开车来接。除了哈利雅特·菲什洛克和她上小班的小弟弟小刺。（弗朗西斯不大相信他真的叫小刺，不过别人都这么叫他。）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带小刺回家，才能不让他浑身湿透。”哈利雅特叹了口气，大费周章地给她那个宠物大小的弟弟穿上他那件油腻的粗呢大衣。

哈利雅特住在村边的一片拖车营地里，跟她的酒鬼妈妈和继父生活在一起，那位继父能在必要时搞来一些闲置的汽车零部件。传言在这个家里，性虐待时有发生，还有一份长达几十页的社工介入记录。

“我有伞，”弗朗西斯说，“是一把超级无敌大伞。我可以陪你走到巡逻站。”她看见女孩脸上闪过一丝犹豫：可以——从巡逻站那儿还看不见那片粗陋破烂的拖车——可以，答案是可以。

他们一同穿过罗瑟雷的街道，大雨倾盆，商店和房屋都像蒙上了一层磨砂玻璃。所有的景物都是灰色的，颜色朦胧而明亮，如同一片汪洋，海市蜃楼般的村庄在烟波之上忽闪，汽车头灯在其中缓缓游弋，犹如远处的船舶。小刺和哈利雅特分别走在弗朗西斯两侧，这样大家就都能躲在伞下了，约莫过了十分钟，弗朗西斯惊喜地发现哈利雅特正摸索着想拉她的手。

村边，一束刺眼的红光在一片灰暗中跳动：一辆警车停在麦克沙恩家门口。显然警察每天都去，不过到了现在，很难想象他们还能指望取得什么样的突破。也许他们以为大卫·麦克沙恩说不定会回来取信或喂狗之类的吧。

这会儿，雨势滂沱，越发疯狂，仿佛处在盛怒之中，雨点噼里啪啦地砸在伞上，响声震耳欲聋。幸好没有风，弗朗西斯还能稳稳地擎着这顶为他们挡雨的伞盖，任由瓢泼大雨稀里哗啦地沿着伞边落在他们周围。

“这真是太糟了！”哈利雅特喊道。

“不，这没什么！”弗朗西斯大声回答，“我们在伞底下很安全，这雨下不长的！”

他们走过巡逻站，弗朗西斯没吭声。她明白，为了不辜负孩子的这份信任，自己只能继续往前走了，还有，他们很快就能瞥见拖车营地的外缘了。

“我们就住这儿。”营地出现时，哈利雅特说。这会儿雨渐渐小了，雨点像电视机上的雪花那样微微闪烁，笼罩着这片阴沉的垃圾场和其中那一座座永久抛锚的移动住所。弗朗西斯心里清楚，再陪孩子们往里走就是得寸进尺了。

但是，在带着弟弟走出新老师的伞盖之前，哈利雅特说了一小段话，说得前言不搭后语，像被逼供似的。

“以前麦克沙恩女士放学后偶尔会来这儿。来见个男的，那人现在已经搬走了。他们会一起在拖车里待好几个小时，动静好大，然后她会回她村里的家。就是在做爱嘛——这个谁都知道。所以麦克沙恩先生才会那么生气。他肯定是发现啦。”

哈利雅特终于传递出了这个秘密，她拉起弟弟的手，小心翼翼地跳进了她家所在的这片肮脏的稀泥地。

弗朗西斯家——毋宁说，是她在这项工作期间的住所——情况不妙。

狂暴的大雨（要是她能找到本地电台，就会从收音机里得知，这场雨创下了1937年以来单日降雨量的新高）穿透了屋顶，漏得到处都是。

弗朗西斯走进楼上那几个房间，抬起头，眯起眼睛查看潮乎乎的天花板。它们看上去就像因为太害怕或太紧张而出了一身汗。卧室尤其如此，地毯在她脚下发出一声叹息，床湿透了：尼克没及时拿水桶来。她回到楼下。楼梯上地毯湿滑，弗朗西斯差点摔断脖子，但有悖常理的是，这反而让她对这所房子刮目相看——同时也吓了她一大跳。

“雨刚下起来那会儿我是检查过的，窗户都关着，”尼克对她说，带着自我辩解的意味，“我只是不知道这地方还会漏雨。”

他们一齐抬头，看雨滴向灯罩的脐孔聚集。整栋房子的电路随时可能烧断。

“我想跟你生个孩子，尼克。”弗朗西斯说，她觉得自己听上去仿佛是在暴雨的嘈杂声中说话，尽管这场雨大势已去，只剩余威。

尼克不解地凝视着她，好像她这句话会自动解码成一个谈论水桶或自助洗衣的问题。

“咱们谈过这个。”他的话像一句告诫。

“我想要。”

她希望他能把她扛上楼，摔在湿漉漉的床单上，制造一个小小的生命，他（她）有一天会长大，会与她在伞下同行。

“我告诉过你，”他提醒她，“你或许可以领养一个，作为单身母亲，然后我再看看感觉如何。但我不能保证。”

“我担心的不是共同抚养问题，你个浑蛋，”她说，“我想要咱俩的孩子，一开始就想要。别的无所谓，我只想要我们的基因。一个崭新的开始。领养的孩子打娘胎里、从离开娘胎那一天起，就带着各自的瑕疵。他们还在摇篮里时就对他们父母那些糟烂事耳濡目染了。”

“噢！是啊！”他嚷道，做着挑衅的手势，“真是太可惜啦，糟烂的人类居然还不停地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居然还不把这事全权交给你这样的专家！”

他暴力的一面令她着迷，她紧盯着他挥舞的大手，渴望他给她一巴掌，把她掀翻在地。但即便在盛怒之下，他也依然是那么无可救药，安全得气人。

“太他妈对了！”她以一种带着胜利的痛苦尖叫。

“知道你是个什么吗？”他猛地把脸凑到她跟前，好让她看着他的嘴唇添油加醋、一字一顿地吐出那个词，“控——制——狂。”

争吵结束后，他们拽下床单，调高暖气，然后去了罗瑟雷唯一一家餐馆，那是一家综合旅馆兼斯诺克台球室，也做印度菜。

不出所料，珍妮·麦克沙恩班上一个孩子的母亲也在那里点外卖，还直直地撞在了弗朗西斯和尼克的桌子上。

“我只想感谢你所做的一切，”她红着脸对弗朗西斯说，“自从……你知道……麦克沙恩那件可怕的事之后……昨天晚上，我家汤米头一次睡了个好觉，没做噩梦，也没尿床。”

“那太好了。”弗朗西斯笑笑。

“我只想说，我不管你拿多少薪水，总之你值这个价。”

“谢谢你。”弗朗西斯笑着说。她对待家长或别的老师总是比较冷淡。

“我只想知道……你有没有可能留下来呢？一直当汤米的老师？”

“不，恐怕不会。”弗朗西斯依然面带微笑。她那份白汁烩羊肉刚才端上来的时候就不怎么热，现在已经彻底不冒热气了。而且她能看出，这女人准会跟别的母亲说，她——弗朗西斯·斯特雷泽恩不愿屈就于普通教师的薪水。

“其实我很乐意，”她叹了口气，试图弥补，“但无奈身不由己。”

那位母亲走开了，她的步伐古怪而蹒跚，姿态暴露出某种先天性的缺陷。她出去之后，弗朗西斯盯着那扇门，烦躁地挑拣着自己的食物。天哪，她真受不了自己竟做出一副无能为力的样子，那其实根本不是她必须离开的原因！把自己打扮成某种更高权威手下无可奈何的奴隶——这是放弃尊严的可鄙行径，是卖身。

最糟糕的是，她本打算跟她的男人分手的。

“我见过你这副样子，”尼克隔着蜡烛幽幽地观察她，“你一般在工作快结束时就会这样。还记得埃克塞特那帮在大巴车祸中幸存的孩子吗？你结束在那儿的工作之前，我们也这么吵了一架。”——他诡秘地一笑——“差不多也是在这样一家餐馆里。还有贝尔法斯特那回——”

“我不想听那些细节，”她呻吟一声，把叉子投进米饭堆里，吞下一大口红酒，“问问店家今晚还有没有房。有的话订一间。”

他站起来，又犹豫了一下。

“几人间？”

“双人啊，”她喝道，“浑蛋。”

接下来那天，孩子们终于开始崩溃了，情况基本上跟弗朗西斯料想的一样，只有一两个例外。汤米·门罗似乎跳过了这个阶段，表现得成熟而镇定，这在一个脑损伤患儿身上实属罕见；或许，他只是习惯了长久以来的种种疑惑与误解，相信发生在前任老师身上的事只是自己的一场噩梦。

反之，小平头格雷格·巴雷午饭刚过就发作了，起因是他记错了该背哪些乘法口诀，随后发展成一阵尖声哀号。接下来，他在歇斯底里中甩出了麦克沙恩女士的名字，好几个孩子也跟着抽抽搭搭起来，他们开始互相指责，怪对方造成了这一切，或恨对方没能及时阻止事情的发生。马丁·达菲委屈地号啕大哭，把攥紧的拳头死死抵在他那条荧光色的运动短裤上；雅基·考克斯内疚得声泪俱下，两只胳膊紧紧地抱住脑袋。隔壁班的老师冲到门口，吓得发抖，抽搐的脸上挂着一抹苍白而忐忑的笑，像是不时会出现在临刑死囚脸上的那种笑容。

弗朗西斯对她打了个手势，表示“我能搞定”，随后点点头让对方关上门。

接着，她走上前去，掌控了局面。

那天结束时，她成功地让全部孩子恢复了平静，任由他们沉浸在她舒缓的呢喃和窗上轻柔的雨声中。她坐在他们中间的一把高脚椅上，讲着故事，开着嗡嗡作响的电波，催眠着自己，试着不去注意自己的臀部已经在雅基的重压下失去了知觉。雅基会长成个大姑娘的，起码就身材而言是这样。在情感方面，她还太小，难以适应子宫外的生活，她像有袋类动物那样执拗地依偎在老师腰间，把脸深深地埋进弗朗西斯怀里。她已经哭了好几个小时了，没完没了地抽泣：不安慰个半辈子没法平复。

格雷格·巴雷在跟哈利雅特·菲什洛克和凯蒂·拉塞克一起套绳圈，玩得不亦乐乎，身上穿的是他在圣诞演出中扮牧羊人时的那条粗麻布裤子。他自己的裤子正挂在暖气上烘干：他刚才太激动了，结果拉了一裤子。弗朗西斯明白自己不能离开大伙儿单独照料他一个人，于是选择让凯蒂带他去洗手间，帮他换条裤子。这是个大胆的决定，因为罗瑟雷是个严格遵奉男女授受不亲的小天地，不过弗朗西斯认为自己做得没错：凯蒂为人成熟、冷静，格雷格怕她，也暗恋着她。更重要的是，凯蒂十分聪明，她看出当时的情形——半个班都在大哭大闹，还有个男孩拉了裤子——已经不是区区一个成年人所能掌控的了，于是接受了这份下放的责任，宛如接住一颗篮球。她在她的作文中写道：

我叫凯蒂·拉塞克，在罗瑟雷小学读七年级。上周，这里发生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我们的老师麦克沙恩女士正在给我们上数学课，她丈夫就带着一把霰弹枪进了教室。他咒骂麦克沙恩女士，还打她，把她打得跌倒在地。她不断说请别在孩子们面前这样，但完全没用。接着，她丈夫命令她用嘴含住枪口。她照做了，几秒钟后，他轰碎了她的脑袋。我们全都非常非常害怕，但他逃跑了，所以现在警察在到处找他。我一想起那天就觉得恶心。我问自己，我今后究竟还能不能走出这件事呢？

弗朗西斯从自己的位置上望着凯蒂·拉塞克，后者正望着准备甩出下一个绳圈的格雷格·巴雷。他急于在自己的守护天使面前大显身手，结果反而突然扭捏起来，凯蒂和弗朗西斯都立即从各自的位置上察觉出他的畏首畏尾。

“咱们玩点别的吧。” 女孩没等他扔出绳圈就在他耳畔低声说。

弗朗西斯没有停止呢喃。她在给学生们讲述她泡汤的房子，她湿答答的床，还有她在罗瑟雷旅馆过夜的经过。她编了个故事，说她和丈夫本想睡在家里，但水却渗出了床垫，浸透了他们的睡衣。她描述着她如何与丈夫一起把床垫立在暖气片旁，看着上面冒出蒸汽。她始终围绕着一个主题，那就是她家现在一团糟，但她还应付得来，因为她得到了别人的帮助，而且一切很快就会重回正轨。与此同时，她一直把脸贴在雅基·考克斯纤弱的脑袋上，每讲到关键之处，就轻轻抚弄她几下。

她讲啊讲啊，不费吹灰之力，那些话语全都出自她内心深处一架怠速的安抚引擎。她的话音和窗外的雨声有如浅唱低吟的咒语，让孩子们听得入了迷。他们大都静静地听着，还有一些在玩游戏、填字或画画。画中还没出现枪和轰碎的脑袋：或许在下周的某一天，雅基会画上这样一幅。在往后的日子里，她又会把新老师抛在脑后，转向天知道什么东西。

雅基在她怀里抽搐了一下，睡着后又猛地惊醒，调整了一下姿势，把耳朵贴在弗朗西斯心窝上，重新跟上那个心跳。

“会好的，天使。”弗朗西斯喃喃地说，“一切都会好的。”

鱼

近来，珍妮特让女儿跟她一起睡了。儿童心理学家也许不会提倡这样的做法，但这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儿童心理学家了，而她女儿依然需要帮助。

珍妮特试过让小基弗自己睡，但小女孩会在夜里尖叫，还总做什么噩梦——也许是鲨鱼吧。眼下，她正依偎在珍妮特的腰窝上酣眠。

床四周罩着一圈防蝇网，从天花板一直拉到地上，绷得紧紧的，撑杆和帐门拉链在烛光中熠熠闪光。珍妮特在防蝇网发出的嗒嗒——嗒嗒——嗒嗒声中闭上眼睛，试图入睡，但却做不到——她总担心有什么会咬穿纱网，咬破拉链上的帆布，等她一睁开眼睛，就会发现……

她睁开眼睛。一切如常。

还是那三四十条小鱼（也许是刚孵出来的隆头鱼？——黑暗中实在看不清楚）在半空中打转，碰撞纱网，想钻进来。一条离群的鱼浮了上去，撞在天花板上。

珍妮特又从腿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支雪茄，把它想象成一根香烟，现在她疯狂地想抽烟。她擦亮一根火柴：鱼群一哄而散。房间里到处是亮闪闪的发光体，它们掠过家具，打翻架子上的装饰品，消失在黑暗的角落里。可眨眼工夫，它们就又游回防蝇网外，房间里再次响起嗒嗒——嗒嗒——嗒嗒的声音。小基弗在睡梦中扭动着身体，把她那六岁的硬邦邦的小肩胛骨死死地抵在珍妮特身上。

“没事的，亲爱的，”珍妮特喃喃地说，抚摸着毯子中的她，“不怕。”

第二天早上，珍妮特和小基弗穿上迷彩服准备出门。每个房间的地板上都躺着张嘴死掉的鱼，它们全是从前门与大厅地板之间的门缝里钻进来的。小基弗夜里堵在那儿的一块小木条，在她们睡觉的时候从外面给顶开了。

这样的蓄意破坏稀松平常，她们几乎每周都能遇上。哈米吉多顿教（简称“军队”[5]）教徒每经过一栋房子，都会想方设法为他们信仰的事业添砖加瓦。珍妮特和小基弗还算幸运，没遇上什么严重的袭击。去年她们家只被闯入过一次，那天她们回家时，发现有人破门而入，所有的门窗都敞开着，所有的食品和衣物都不翼而飞。卧室墙上，一幅涂鸦上的颜料还在往下淌，像滴血一样，涂鸦的内容是“军队”的口号：在前的将要在后[6]！

那个可怕的日子里，在珍妮特重整安防时，小基弗就带着她那把大砍刀保卫家园。到了下午晚些时候，尽管没有遭受过太危险的攻击，但这个五岁的孩子身上已经溅满了鱼血和脏污。被她砍伤的鱼大都游走了，到废弃的建筑和拆毁的汽车里等待死亡，也有一些鱼伤势过重，只能摇摇晃晃地缓缓坠地，在龟裂的沥青上抽搐着死去。小基弗提议说她们应该把这些鱼带去慈善厨房[7]作食材，听了这话，珍妮特抱着自己惊吓过度的小女儿哭了。

今天，珍妮特和小基弗锁好门，尽量不出声——如今，因为没有了忙碌的汽车、工厂和行人，所有声音听上去都比过去要响得多。

数百万海洋生物在无声地游弋。成群的梭子鱼毫无征兆地席卷而过，出入破碎的窗户。海星在汽车锈迹斑斑的引擎盖上蠕动。章鱼在空中徐徐翻腾，触须飞快地扫过带刺铁丝网的尖端或遮阳棚的棚顶。就连鲨鱼进攻时张着血盆大口的嘶吼也静得出奇，因此，实在没有必要竖着耳朵，尽管人还是会一直竖着耳朵。

珍妮特和小基弗谨慎地一路小跑，在街道间以画“Z”字的方式迂回前行，这样万一被“军队”的人发现，还可以起到一定的迷惑作用。当然，“军队”总有一天会停止零散作战，转而集中对付他们偶然发现的那些有人居住的房屋，他们会抓住每次主人不在家的机会，直至居住其中的人死于他们口中所称的“神圣的自然改造”。

不过话说回来，“军队”有一天或许也会修正自己的教义，允许教徒亲自动手，而不必等待“神圣的自然改造”。

“已经够远了。”珍妮特说，她的气息凝结在干燥而灰暗的空气中。

小基弗把装着死隆头鱼的塑料袋扔进排水沟，袋子划过一架破轮椅尖锐的边缘，破裂开来。一条硕大的鳗鱼钻出下水道口，滑过空中，直奔溢散的死鱼。

“饿了吗？”

“嗯。”

珍妮特和小基弗从慈善厨房出来，肚子里装着全城绝无仅有的热食，浑身温暖而轻快，蹦蹦跳跳地往家走。色彩斑斓、形态各异的小鱼正在觅食，被她俩的动静吓得冲出觅食处，四散在她们周围的空气中。鲤鱼小口小口地噬咬着附着在一台裸露引擎上的浮游生物。一只小海豚被一家商店的遮阳篷缠住，饿死在那里，一条梭子鱼正围着它打转。一只中等大小的蝠鲼掠过她们低垂的头顶，停在一家工厂的墙上。它缓缓划过一排新喷的涂鸦（能读这行字的生物，你们在地球上已时日无多！）渐次遮住每个字。珍妮特应女儿的要求，把那句口号重复了一遍。

“它也在读呢。”小基弗讪笑道，把珍妮特逗乐了。她俩很清楚，这只蝠鲼错把颜料当成了食物，明天一早就会仰面躺在地上，也许会被“军队”找到然后吃掉。哈米吉多顿教信徒没有地下慈善厨房，也没有珍妮特、小基弗和其他非信徒赖以生存的罐头食品，他们得靠打鱼过活；在建筑物之间，偶尔能看见“军队”布下的层层渔网。

据传，“军队”的人实际上并不吃他们入室劫掠的那些罐头和包装食品。他们似乎只是单纯地将其没收，不想让非信徒享有不公平的优势。同样地，他们也喜欢凿漏非信徒家的外墙，让大自然的惩罚游进去，还喜欢收走食物，暗示上帝已不愿再继续供养了——起码不再供养人类了，当然，对那些游动的生灵而言，食物遍地都是。

“军队”怀着一种诡异的热情接受了神的愤怒，并坚定地站在鱼那一边。城里几乎每栋公共建筑物上都留有他们那句最常见的口号：让旱地消失！

“现在安静点儿了，基弗。”

珍妮特和小基弗来到家附近的街道上。一阵微风吹来，气味刺鼻，闻上去像一条被啃了一半的大鱼。珍妮特厌恶地皱了皱鼻子，边走边向小基弗伸出手去，把女儿拉到身旁。

“真抱歉，这么难闻。”她说，但当她低头看见孩子那张平静茫然的脸时，却意识到自己的道歉是多余的：小基弗似乎根本就没留意到那股味道。

珍妮特想到女儿生长在一个臭不可闻的世界里，心情阴沉下来。小基弗从没呼吸过不带腐臭味的空气。她从没见过树上的果实和花朵，因为一切植物尚未发芽，就会立即被鱼儿啃食殆尽。她生来就被关进了一座寒冷、昏暗的监狱，夜夜都在噩梦中颤抖、抽搐。即使现在，就在她们沿着这条荒芜的街道前行时，路旁那千百扇破窗中的任何一扇都随时可能突然蹿出某道致命的灰影，而到时候，她们又该怎么办呢？珍妮特曾听别的幸存者描述过那种感受：那人当时就站在原地，眼看一条张着血盆大口的鲨鱼游过半空，扑向微不足道的猎物。这世界早已不属于人类了，在这一点上“军队”显然没错。小基弗带着她那把用来抵御造物主恶意的小小的砍刀——

“妈妈，瞧啊！”

珍妮特从沉思中惊醒。

“怎么了？怎么了？”

小基弗指着半个城市之外的一片屋顶。珍妮特惊恐万状地看见一条黑得发亮的杀人鲸游出低垂的灰云，身后跟着另一条、再一条、又一条。它们像黑色的齐柏林飞艇一样挂在天边，遮云蔽日，空气也仿佛受到了它们的排挤，稠密得足以引发幽闭恐惧。要不是扶着小基弗的肩，珍妮特恐怕已经两腿瘫软，双膝跪地了。她身后没有任何藏身之处，有的只是更多破败的街道和不堪一击的残垣断壁。随后还有一英里路程，这些鲸不出一分钟就能走完，再往后，就是空空荡荡的海洋了。杀人鲸出动了，开始向珍妮特和小基弗所在的城区进发，尾鳍懒洋洋地拍打着空气。它们保持着队形。它们在发起攻击。

离珍妮特和小基弗所在的街道不远处，有一座高耸的幸存老建筑，楼身毫发无损，大理石雕像什么的也都保存完好。打头的那条鲸正平缓地前行，它穿过只剩骨架的办公楼群，展现出一种与它庞大的体积不相称的优雅，它与那栋老建筑擦身而过，机翼般的尾鳍几乎碰到楼身。接着，它继续逼近，影子直朝小基弗和珍妮特压过来。游到她们所在的位置时，它悬浮在三十米高的空中，用尾鳍搅动着空气，把她们的头发吹得糊在了脸上。现在，它就在她们头顶，硕大无朋的身躯遮天蔽日，它张开了嘴。无数条尖细的牙齿垂放下来，像飞机底部的舱口。液体泼洒到沥青上：那是风中的涎水。珍妮特失声尖叫。

但那条鲸却直接越过她们头顶，经过时投下了令她们窒息的浩荡阴影。

“它回来了！它回来了！”看见鲸缓缓画了半个圈，再次向她们游来，珍妮特嘶喊道。

然而，它却又一次从她们头顶掠过，朝那栋旧楼游去，其余的鲸也都排成整齐的队伍，悬浮在近旁。

随后它又一次转身，向珍妮特和小基弗这边游来，不过这次弧度较小，阴影都没有覆盖她们所在的街道。它再次向那栋旧楼进发，但这回可不只经过而已。这只动物仿佛在脑海深处做出了某个决定，它将自己整个甩向目标，用巨大的头颅撞击石墙。

伴随着一声沉闷的轰鸣，老建筑开始颤抖，石块零零星星地散落下来。一座苍白的雕像脱离了底座，翻下来摔在下面的街道上，在看不见的地方无声地破碎。别的鲸也效仿它们的领导者，与头鲸一起攻击建筑，它们不停地撞击，直到耶稣受难像翻滚着从空中跌落、挂钟毫无节奏地乱响。最终，教堂坍塌了，发出建筑倒塌时特有的轰然巨响。

鲸群围着废墟打转，稍事休息，然后向城市另一端游去，尾鳍惊起一片闪烁的瓦砾。

珍妮特颤抖着吐了口气，接着，她又倒吸一口凉气——紧绷的肌肉骤然放松时引发了一阵剧痛。对于活着这件事，她并不十分感激，生活早已让位于极度的恐惧。要是能毫无知觉地躺在鲸庞大的食管里，也真称得上是一种解脱了，总好过这样沮丧地挣扎在生存边缘。

只不过，为了女儿，她必须假装自己还活着，假装自己依然怀揣希望、精神振奋、感情充沛，这样女儿才不会放弃。为了女儿，她必须坚强，她得安抚她，带她回家，哄她入睡，必要时还得把她抱回去。

鲸鱼走后珍妮特头一次低头看了一眼小基弗，却惊异地发现孩子竟容光焕发。

“噢，妈妈！”小女孩惊叹道，“是不是很壮观呀？”

“壮观？”珍妮特不敢相信地重复道，“壮观？”

怒火在她心底升腾，如同一阵痉挛，她不再压抑愤怒，而是任由它愈演愈烈，直到自己气得发抖。

“壮观！？”她终于发出一声咆哮，用手掌使劲打起小基弗来。孩子也开始还手，不一会儿，她们就动了真格，扭打在一起，互相拽衣服、揪头发，直到小基弗的一声惊叫，中止了这一切。珍妮特发现女儿正抓着她的手腕沿着街道奔跑。

“快呀！”孩子气鼓鼓地大喊，“傻瓜！”

珍妮特跌跌撞撞地跟上她，高大的她被一个六岁[8]的小孩拉着不大好走。她回过头，想看孩子到底发现了什么：原来，一群热带海鳗受到打斗声和人肉味的吸引，正在二十码之外聚集。

珍妮特迈开大步，抄起顺从的女儿，把她抱在怀里，开始跑啊跑啊。

当天夜里，跟女儿安全地待在防蝇网里，珍妮特试图向女儿解释自己为什么会那么生气。

“我以为你会很害怕鲨鱼之类的大鱼，”她牵强地说，把稍有些抵触的女儿紧紧搂在身边，“毕竟你每天晚上都做噩梦……”

小基弗睡意蒙眬地挠挠发痒的脸颊和鼻子。

“我做的噩梦，都是关于别的东西的。”她说。

以免眩晕

珍妮弗修女

撑开她汽车的后备箱，点燃她架在里面的瓦斯炉。敞开的后备箱盖能为炉火挡风，所以她不大需要担心自己会被连人带车一同炸上天堂。她会以一种不那么引人注目的方式抵达那里。

珍妮弗修女

打开一罐意面，把食物倒进一只小小的深平底锅加热。她每天都吃这样一份早餐，不吃早餐的日子除外。加热完，她就关掉瓦斯炉，坐回车里，把热乎乎的意面架在粗糙的方向盘上。她吃得很慢，若有所思，举着一只叉子，透过挡风玻璃观察海鸟。她的车停得离悬崖相当远，所以她其实看不见海。

珍妮弗修女

喃喃地祷告，感谢上帝赐予她所得到的食物。这是她的怪癖之一：她总在事后感谢上帝，而不是在事前。从得到一个机遇到真正享有它，中间可能会出许多岔子，因此，为一件随时可能被夺走的东西感谢上帝，总显得有些可悲。当然了，别的修女并不这么看，不过她现在单干了。

珍妮弗修女

等了一阵，让胃里的意面慢慢消化，又从她的保温杯里喝了点酒，然后脱掉了她那件派克大衣，想试试不穿大衣行不行。可惜食物和酒还没暖透她的身体，她立刻就觉得冷了，于是又把大衣穿了回去。这实在有些遗憾，因为大衣把她的修女袍遮了大半，而且（更重要的是）穿着大衣，她也没法戴头巾。要是有人过来，她当然得立刻走上前去，到时候可就没时间整理仪容、营造最佳效果了。大衣她倒可以迅速脱掉，不过头巾恐怕是得省去了。不过就算是这样，她胸前的十字架也肯定能传达出正确的信息。

珍妮弗修女

下车伸一伸腿。毕竟，那是一双长腿。她沿着荒无人烟的崖顶来回踱步，双臂紧紧贴在身侧，双手深深插进衣兜。她走路时，那双带毛绒衬里的靴子会不声不响地落在潮湿的草地上；她的大衣会发出轻柔的窸窣声，像某种装电池的玩具。在大海和天空的映衬下，这声音在悬崖边显得十分诡异，仿佛它曾被吸入地平线上的一道裂缝，再释放回来时已经失去了某种难以言喻的东西。海鸥不断地消失在她的视线之下，她可不想离悬崖太近，以免眩晕。

珍妮弗修女

回到车上，又从保温杯里喝了几口酒，身上这才暖和了些。刚才浓云遮蔽了太阳，不过这会儿云层已稍稍散去，阳光得以穿透云幕，洒下更多的温暖。派克大衣很快就可以脱下来了，很快。她想知道现在几点，再次注意到仪表盘上那面时钟的供电出了问题，闪动着“00:00”的字样。收音机倒能为她报时，只要她听得够久，并肯忍受它的喋喋不休和那些流行音乐。她试了一阵子，感到痛苦不堪，一直到另一辆车驶上悬崖、停在离她不远处时，她都没听到报时。

珍妮弗修女

关掉收音机，脱下大衣，露出她雪白的胸脯上那枚硕大的黑色耶稣受难像。刚来的人走下他们的露营车，浮夸地深深吸气：来的是一男一女。他们戴着墨镜，手拿相机和望远镜，显然不会做出什么绝望的举动，尽管这里还有一个别称，名叫“自杀高地”。

珍妮弗修女

看着那一男一女走到悬崖边摆弄他们的设备。她试着放轻松，但肾上腺素已经渗入了她的循环系统：她脑中掺满了自己的声音，列数生命值得珍惜的原因。上帝把悲伤储存在一个深不见底的地方，那里能容纳一切痛苦。做出死亡的决定，就意味着你已确定自己不再能承担生活的重负。哦，没错，生活的确可能让你不堪重负。可是，如果你做好准备将重担抛下悬崖，让自己在下面的岩石上摔成肉酱，再像垃圾一样被海水卷走，那么，还有什么能阻止你换种活法呢？不，不，不是回到那种你无法忍受的生活中去，不是重新挑起那副重担，而是把它交给别人——实际上，就是允许某人把它从你肩头卸去，这个人就是上帝。是的，上帝，他此刻就在你身旁，近在咫尺，无比真实，就像我一样，但比我强大一百万倍……

珍妮弗修女

透过车窗冲那对男女招手。他们已经准备走了。也许他们已经看尽了想看的风景，并把它装进了相机和望远镜，收录在一卷待冲的胶卷上；也许他们只是有些失望，发现这个以人迹罕至著称的地方竟然还有别人；也许，尤其令他们尴尬的是，这人还是一名修女。他们或许以为她正准备盘查他们的婚姻状况，或是为一项在印度尼西亚救治麻风病的行动募捐。她猜，别的修女想做的大概也就是这些了。她已经有些记不起来了。她离开一同侍奉基督的姐妹们已经太久了。

珍妮弗修女

眼看着露营车掉头，转弯，开远。等它驶出视线，她就推开门下了车。她蹲在车旁，带衬垫的车门为她遮挡了凛冽的海风，它环抱着她，如同一只颤抖的翅膀。她把修女袍高高撩到臀部以上，完事之后又回到车上，哆哆嗦嗦地关上车门。她本想再套上大衣，不过最终却只从保温杯里喝了口酒。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太阳在天空中画出一道弧线，目中无人，高不可攀。再没有人到悬崖边来了。

珍妮弗修女

陷进椅子里，肾上腺素早已退去，她也不再在脑中练习活下去的理由。最后，她终于睡着了。醒来后，她简短地做了祈祷，又听了一会儿收音机，这次运气不错，很快就听到了报时。她忽然想到，自己应该赶在商店关门前开回镇上去。她不确定自己的储备是否充足。

珍妮弗修女

重振精神，绕到车后，打开后备箱盖。就在这时，一只巨鸟——某种大型的鹭鸶或白鹭——从她车顶掠过，长矛般的喙和白得炫目的双翼与车身完全处在了一条直线上。它飞过时，珍妮弗修女不由自主地扬起头，结果被阳光晃得两眼一花，差点摔倒在地。这个瞬间是如此不同凡响，以至于让她心生恐惧，仿佛接下来必然会有事发生，而她会不可避免地被它撕开，像一只纸袋。可接下来什么也没有发生。她有些恍惚，低头看看后备箱，发现那里空空如也，只留有太阳寒光闪闪的残影。

珍妮弗修女

很快领会了这番顿悟的深意。上帝又向她揭示了一条生存的理由，要她传达给别人：飞翔的大鸟是一个奇迹，我们何其荣幸，能看到一种与自身截然不同的生物展现它那非凡的精湛技艺，这是一种只有活人才能见证与欣赏的绝技。即使只为欣赏一只美丽的鸟儿，人也应该活下去，因为鸟儿不会懂得欣赏自己。

珍妮弗修女

驻足片刻，等待视网膜上的眩光消失、视力恢复正常。她翻了翻后备箱里的储备，确认食物已所剩无几，只剩下较多的意面罐头，虽说肚子已经饿了，但她眼下还不想吃它。她查看了饮品：还剩半瓶白葡萄酒。于是她把它倒进保温杯，尽管酒早就不冰了。她一边盘算着自己能不能靠这些撑到明天，一边小口小口地抿着酒，似乎无论如何都打算就这么办了。她还是有些没把握，不知自己这样做有几分是因为纯粹不想再去烟酒杂货店排队。为了争取时间，她把空酒瓶清出后备箱，把它们抱在胸前，走到悬崖边上。她在安全距离之外抛出瓶子，像往常一样等待它们落地的声音，不过却从没听到过。随后她又回到车上。“自杀高地”上开始降温了。

珍妮弗修女

把自己关进车里，又喝了点葡萄酒，然后披上派克大衣，准备过夜。

玩具故事

上帝独自玩耍：他生活的地方没有别的孩子。也就是说，他起码不用跟任何人分享他从废弃宇宙的深处淘来的那些酷玩意儿。所有东西都自动归他所有。

废弃宇宙是个古怪的地方，尽管已经永久关闭，但里面却依然亮着灯，仿佛一切还跟从前一样。而且在它深处总会涌现出新的垃圾，那儿总有更多不可思议的梦的碎片，以及更多的从无限内部卸下来的齿轮和垫圈。

一天，上帝在翻垃圾时找到一件特别棒的东西：一颗行星。他从垃圾桶里把它掏出来，一开始激动万分地紧紧攥着它，随即又变得小心翼翼：尽管到目前为止它还毫发无伤，但却十分脆弱。在他小小的手指下，行星表面那层起保护作用的大气散开，他的皮肤直接触到了地表的粉末状表层。这会儿，他正捏着星球白皑皑的两极，查看它的受损情况……它一开始是个完美的球体吗？如果是的话，那么现在它也已经变得稍稍有些椭圆了。沾在他手指上的泥土已经坠入大气，像肉桂粉一样落在南北极香草味儿的极点上。在粗糙而凹凸不平的大陆上，新的湖泊逐渐成形。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损伤。

上帝坐下来，背靠着栅栏，仔细端详起他的战利品。这是一个蓝绿相间的世界，海洋多过陆地，气息温暖而馥郁。他把鼻子凑近大气一闻。上面有一层醉人的东西，清冷刺鼻，像是松木或臭氧，在它之下，还能闻到肥沃的土壤那丰富的气息，他闻到了松脆的地壳、赤道上的肥堆、腥咸浓郁的海洋和清甜奔涌的河流。这是上帝闻过的最奇妙的东西。

他得立即把这颗星球带回家，即便今天垃圾堆里可能会有更棒的东西。不管怎么说，可能会有人来抢走他的小世界，或要求他物归原处，因为这东西太危险了，不是给小孩子玩的。

他艰难地站起身，星球险些从他冻僵的手指间滑落。他试着用不同的方式托起这颗球，把它捧在手心里，手指放松，以减轻压力。他成功了：也许这颗星球并不像最初看上去那样脆弱。他就这样捧着它站了一会儿，用热带的裂缝温暖自己的双手，直到指尖恢复知觉。

上帝带着他不同凡响的发现缓缓往家走，小心看路，每当被星球上变幻的天气刺痛手掌就把它转一转。后来，他终于壮起胆子，试着把星球揽在怀里。再次成功。快到家时，上帝已经跑了起来，把星球牢牢地搂在臂弯里。

他把它挂在卧室，从天花板上垂下来。实际上他也只能这么挂了。把它放在任何台面上，比如桌子或梳妆台上，都太冒险了：某些部位可能会被压碎；或由于缺少光照而造成什么严重后果；甚至整颗星球都有可能滚落下来，摔碎在地上。其实一开始，他想把它放在地上，但这同样也行不通：他可能会在不当心或发脾气的时候踢到它；况且，它太美了，不应该被俯视。

于是，他把它挂在房间中央的灯上，用几根棉线吊在灯泡底下。他拆去灯罩，想尽可能照亮他的星球，也避免分散注意力：那里应该只有一个聚焦点。上帝的星球看上去完美而诱人，它在窗外吹来的微风中打转，几乎难以察觉却又无休无止；它高高在上，周围看不到任何别的玩具。因为尽管上帝还是会玩别的玩具，但他心里清楚，那些都不能与这个星球相提并论：它们都更耐用，更实在，更简单，更平庸。偶尔有些玩具还是能让他玩儿得忘乎所以，甚至都忘记了星球的存在，可一等他想起来，他就清楚地知道，与别的玩具不同，他的星球是那样独一无二。

在家玩耍之余，上帝仍会去废弃宇宙拾荒。像往常一样，每找到一件新奇的玩意儿他就会瞪大眼睛。白炽灯管、致密金属、砸开后会喷出星形烟雾的气瓶、泡沫般溢到垃圾桶外的大团银纤维飞絮、破洞的荧光黄防护服、依然装在黑色橡胶盒子里的神秘特制水晶器具、写得密密麻麻的褪色手抄代码本、整盒整盒碎裂的电脑光盘，还有大到没法装进垃圾桶的破损的悖论引擎。制造宇宙的一切材料都被扔在了这里。

这些对上帝来说并不重要。他对宇宙的过去和未来不感兴趣，他只关心它的现在。只要有东西玩他就玩，哪怕是从垃圾堆里淘来的东西。不然他还能做什么呢？

由于上帝的星球是吊在天花板上的，所以不可避免地，他躺在床上、枕着枕头向上看它的时候最多。在一天疲惫的玩耍之后，他半闭着的眼睛会注意到那个蓝绿相间的世界。通常他就那样睡着了，然后梦见自己身体缩到了合适的尺寸，去星球上旅行。这些梦相当有趣，浪漫至极，梦中有种神秘而荒谬的氛围，几近神圣。一般而言，他既是平常那个躺在床上仰望星球的自己；同时又是一个微缩的、成年的自己，在星球上四处游荡，仰望无法企及的苍穹，仿佛想窥见他自己的面孔。在这些梦境里，那个微缩版的、成年的他身边始终围绕着许多人，重任在肩，胸怀使命；但他又不可抑制地渴望独处，渴望可以静静地玩耍。

梦的最后总会发生某种危机，他那颗蓝绿色星球上的居民总会把他囚禁起来，决意把他永远关押在那里。在噩梦中，他们甚至想把他活活烧死，那样的话，在许久以后，他就会融入星球那平淡无奇的地壳，变成一把原子，再也无法复原。每当这时他会喘着粗气醒来，身下的床单如裹尸布般纠缠不清。

尽管偶发噩梦，他也不曾忘记这颗小小星球的美和魅力。这颗奇妙的卵形物体单纯又灵巧，会用熔融的泥浆雕塑山峦，用水和泥土浇灌成雨林，从海水中提炼出淡水。这是一种直觉成就的炼金术，尽管这个世界对此浑然不觉，却依然擅长利用这种直觉，为哪怕植物呼出的废气都找到了用途。

他时常会在睡前被这颗星球上柔和的智慧光辉所折服，又从床上跳起来重新探索它。他会站在椅子上，用放大镜窥视这颗星球，几乎碰到大气绵软的表层。

他用的是一只很棒的放大镜，也是从宇宙深处那些垃圾桶里淘来的，不过放大程度有限。那些理应十分刺激的极端气候看上去却相当令人失望。他在外面甚至没法像先前设想的那样，看出不同类型的云之间细微的差别——卷云、高层云、积雨云，等等——因为不同类型的云总是互相覆盖，层层叠叠的。实际上，它们看上去全是雾蒙蒙的一团，像遮住上帝眼睛的疲倦雾霭。至于飓风、龙卷风、闪电、冰雹、降雪甚至降雨，他是永远也看不到的，不管怎么眯眼都没用。因为天空中密布的云层总会遮挡这些壮观的景象；而晴空万里的时候，它们又都无迹可循。

上帝第一次意识到这件事时，正站在他房间中央那把摇摇欲坠的椅子上，他为自己被排除得如此彻底而难过，沮丧地垂下了头。

他的星球是那么小，而他是那么大。星球上的整片海洋还不如他的一个巴掌大，也没有几块大陆能大过他那双全神贯注观察它们的眼睛。当然了，他很庆幸能看见它的全貌，能有个整体概念，但同时，他也渴望能深入那些细节。即使在天空澄澈的时候，他也只能勉强看见森林，还得是一片广袤无垠的森林才行，一棵树木却是无论如何都看不到的。有时，他太沮丧了，会产生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他想象自己不仅看见了一棵树，还看见了一棵幼苗——哦不，还更带劲：他看见了一株刚刚破土而出的紧紧蜷缩的嫩芽，它微小而紧实，像山火余烬中的一只蛙蹼。

不过，他能够看见的一切是如此美妙，足以迅速打消他的不满，他时常站在那里，久久地凝视他的星球，直到脖子酸了，眼睛疼了，赤裸的双脚麻木了。他看见云层在越过山脊时泛起波澜，或在山巅化作白色的缎带；他看见冰山缓缓漂离两极，宛如热锅上的蛋清边缘那圈冒泡的油脂；他留意到有一整片大陆由干枯的棕黄变为了浓郁的新绿，仿佛它已厌倦了贫瘠。

他渐渐熟悉了每块陆地的形状，甚至对那些一眨眼就会消失在蔚蓝海洋中的岛屿都了然于心。那块最大的陆地与星球冰封的极地相连，上面有着最丰富的气息。每一毫米的土地都有不同的气味，各种气味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如同一道富有异域风情的普罗旺斯杂烩[9]。属于农耕的泥土芬芳会在烧炭的烟尘下低语；甜丝丝的季风会绕着腐肉的恶臭打转；新鲜草莓那令人心旷神怡的微弱香气会混在柴油和钠刺鼻的气味里，穿过大片大片的田野。那片最大的陆地南端垂下两个尖角，仿佛衬衫的衣领；衣领上有起伏的山峦，凹凸不平，宛如一张丑陋的面孔。余下两块陆地也让他想到了面孔：它们同样广袤，形状相似，远隔重洋，轮廓像两位老人——都是心灰意懒、愁眉苦脸的老人，以艰苦卓绝的毅力忍受着一切。其中那片较大的陆地散发着血的味道，新鲜的血，仿佛陆地正不住地渗出鲜血。

当然，上帝还认识自己星球上的全体居民。他们足有千百万之众，这样的天文数字可不是一个孩子能数得过来的。他们的城市遍布星球上一切坚实的表面，浮冰上除外，但他有时连浮冰也会查看，以防万一。尽管已无从考证，但上帝猜他第一次听到那些声音是在那片最大的陆地上，也就是衣领上住满了人的那片大陆。

长久以来，他都以为这些声音来自自己的梦境，因为他每次听到它们时都是裹在毯子里，躺在黑暗中，徘徊在睡眠边缘。后来，他明白那声音与他的梦境无关，而是从上方螺旋下降，穿过黑暗，从他的星球传到他的床上，如同微小的声波花粉。

一开始，这些声音是如此微弱，在上帝听来简直与摩擦枕套的窸窣声无异。不过一段时间之后，不是他听得更仔细了，就是这些声音变大了。总之，他偶尔能在其中捕捉到只言片语。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话语有多响亮；其实，这是因为某种神奇的自然规律把千百万人的呼喊都挡在了对流层以下，最后只允许个别声音进入太空，而它们的音量恰好足以穿越那段距离。

上帝不时也能听见一些高声呐喊，想必是一大群人在齐声高呼：人们会对着猫王、胜利、自由、希特勒——或许都是些艺人吧，要不就是运动队的名字——高声赞美和加油鼓劲。对这些不断重复且毫无意义的单词，上帝并不在意，它们只是没头没脑地落入了他的耳朵。他更感兴趣的是另一些声音，像轻柔的只言片语、细小的呼喊和轻声的交谈。

他最感兴趣的是声音的音色和韵律，这些能反映说话者的面貌和处境。从听来的只言片语中，他想象自己走进了别人的生活。他时而是讲述者，时而是倾听者；他是孩子、男人、女人；他可能处在人生中的任何阶段，从婴儿保温箱到临终关怀医院。他感觉有一双戴手套的有力大手把自己托入雪橇，同时听见一个声音在向他描述这段旅途会带给他什么样的感受。他触到某人肩头赤裸的肌肤，当时他们正在为某件他无法理解的事哭泣。他发现朋友在拍打他的后背，神色焦急，而他则在昂贵的食物面前不停地咳嗽，唾沫四溅。他希望他的儿子成绩优异；希望女儿平安幸福，哪怕她嫁了个白痴丈夫；还希望圣诞老人能送自己一只三星盖乐世手机。

在上帝的印象中，同一个声音从没出现过两次，其实就算听到过，他肯定也认不出来。不过，他倒的确学会了如何分辨某些特定的情感——他能听出情绪中特殊的色彩与和鸣。有些呼喊，尽管激昂动情，却无法打动他，他会在他们的慷慨陈词中沉沉睡去；而另一些声音虽然畏缩怯懦、几不可闻，却有着惊醒他的力量。为了听这些声音，他会专门从床上爬起来。这并不是因为他听到了自己的名字——他的名字出现得如此频繁，足以让他认定这颗星球上想必住着无数个名叫上帝的人——而是因为这些声音都有各自独特的腔调，言语间对遥不可及的事物饱含着深情与热望。为此，他不管多困都会爬到椅子上，推推星球，加速时间的流逝，让注定发生的事早早到来，让业已发生的事快快过去。

之后他会睡着，在梦中造访他的星球，然后死在那里。

或者，要是他在临睡前听见的是笑声，那他就会梦见自己在宇宙深处玩耍，在那儿找到一件酷得无以复加的玩意儿，酷到他醒来时甚至无法想象它的模样。

不过他最古怪的一个梦，出现在他听到一个孩子的声音后，他几乎可以确定那是一个小男孩，在一个格外阒寂的夜晚对星球下方的他柔声低语。

“上帝，”那声音颤抖着，带着哭腔，“你在吗？我能和你说话吗？”

随后是一阵短暂的沉默，上帝和那孩子都屏住了呼吸，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上帝找不到他了。

上帝跳起来，站到椅子上，把脸凑近悬在空中的星球。即使在黑暗中，他也能看见两极、航迹还有雪白的云朵。当然，他肯定看不见那个对他低语的男孩。

“你好，”他轻声回应，嘴唇拂过外大气层，“是我。我就在这儿。”云朵很快在他嘴边聚拢，仿佛他在窗玻璃上哈了口气，但也仅此而已。可以肯定，他这番对话的尝试很快就会带来超乎寻常的极端天气，但他太困了，不想等了。他感到双眼胀痛，浑身颤抖。

他回到床上，像从高处跌落一样坠入梦乡，仿佛他是某人柔声说出的一个单词，正从太空中坠落。随后，他梦见自己出现在宇宙深处这个搜罗新玩具的绝佳地点。不过这回他走进去时，却听见有人已经先他一步到了，正在里面翻箱倒柜。那是另一个孩子，个头与他相仿，最先出现的是屁股，就在一台老发电机烧焦的外壳旁。孤单的上帝欣喜若狂，迫不及待地冲上前去，在那孩子转身之前、在能分辨对方的性别之前尽可能地靠近。

他跑啊跑啊，跑了一整夜，跑过永恒。早上醒来时，他已经什么也记不起来了，只记得那个梦十分美好，只记得自己开心极了。

胖小姐与瘦小姐

有两位相当年轻的女士，从教会学校时代起就是朋友了，到现在还合住在一栋舒适的小房子里。她们很是习惯有彼此陪伴的生活，每天早上会轮流起来煎鸡蛋。

胖小姐不胖，她负责定期清理浴缸排水孔里不同颜色的头发、刷掉粘在洗手间水槽壁上的干硬牙膏，以及完成其他一些瘦小姐无法忍受的工作。瘦小姐不瘦，她负责洗衣和熨烫，胖小姐认为这样的分工很公平。

在这个故事中，身材非常重要：胖小姐是个苗条的女人，腿长胸大，模样酷似玛丽莲·梦露。瘦小姐也是个苗条的女人，腿长胸大，模样酷似葛丽泰·嘉宝，不过脸颊更圆润些。要是她们经常换衣服穿，那还真容易被人搞混，起码在光线昏暗的地方是这样。

不过她们并不怎么换衣服穿（不论多么合身），因为她们两人都认为彼此截然不同。这种（大错特错的）看法是基于家务分工之类的事情形成的。她们认为，要是在马桶前，两人中的一个会干呕不止，另一个却能愉快地哼着歌，那她们又怎么可能有任何相似之处呢？既然她俩中的一个每周会花三个小时熨烫衣物，而另一个也许这辈子熨烫衣物的时间总和也不过三个小时，那别人又怎么会把她俩搞混呢？

然而，分工的表象之下是更深刻的事实。实际上，胖小姐和瘦小姐是如此相似，简直就像一个统一的有机体，就像这所房子中一条看不见的根须上长出的两条苍白枝干。

平日里，早上闹钟七点响起，她们中的一人会伸手把它关掉。这项任务由她俩轮流承担，于是每天晚上，她们会把闹钟换到对方的床头柜上。然后胖小姐会下床，穿上拖鞋，拖着步子走进厨房做早餐。

早餐桌上，她会跟瘦小姐聊天，用的是整天腻在一起的两人之间的那种单调暗语。

吃过早餐，她俩会换好衣服，胖小姐穿魔术胸罩和时髦的女装，瘦小姐穿白色制服和统一规定的针织衫。接着她们就出门上班，开着她们共用的那辆车，瘦小姐会在社区康复中心下车，胖小姐再开车去她那天该去的地方。

有时，她哪儿也不用去，于是就开车回家，不过她一般都能接到许多工作，毕竟她有着一张玛丽莲·梦露的面孔。

瘦小姐普通的一天

作为一名社区康复中心的护士，瘦小姐有许多工作要做，而她享受每一项工作。一些专业护理工作者有种绝活儿——总能表现出一种很难说不是发自内心的热忱，让人感到温暖——她就是其中之一。所以她跟谁都合得来，特别是病患和老人。

“你今天怎么样啊，卡尔比奥尼太太？”她会一边为那个女人身上永不愈合的溃疡换药，一边问，或者：

“来吧，宝贝儿。”然后把餐盘放到一个抖个不停的糟老婆子面前，又或者：

“桑斯特先生，我上周跟你说的关于吸烟的事儿，你想过了没有？”

必要时，她可以扮演母亲、姐妹或孝顺的女儿。她总能搞来自己需要的东西，这对她的病人来说真是再好不过了。

同事们都称赞她。

“埃莉诺真是了不起。”他们说。

护士们回社区康复中心喝上午茶的时候，会热烈地闲谈。所有护士都围坐在那张硕大的耐美力澳松板桌旁，聊着自己手头那些每况愈下的病人。

“西梅克先生已经不大记得该怎么上厕所了，好像也不会用电话了。而且还越来越不配合——简直烦死了！我想他们很快就得把他从家里搬出来了。”

“可怜的老伙计。就在前两年他还是个可爱又体面的人啊。”说这话的当然是瘦小姐。

“是啊，我想是的……感觉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都快忘了。你总能记得这么清楚！”

“在这方面，埃莉诺真是了不起。”

瘦小姐脸红了，不是因为谦虚，而是因为她几乎有些不好意思地意识到，自己竟是如此适合自己选择的职业，如此适合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和同伴，也就是说，如此适合这个人生。

下午晚些时候，她会走出康复中心，要是没看见等在路旁的车子和伏在方向盘上看杂志的胖小姐，她就会走着去公交站。

胖小姐普通的一天

胖小姐为一家时尚经纪公司工作，这意味着她大多数时候是一名模特，偶尔还是一名演员。她胸部丰腴，所以并没接到太多的模特工作，不过却得到了不少别的机会。

她曾在一部颇受欢迎的侦探电视剧里演过一集，饰演一名罪犯的女友（也可能是妻子），角色戏份很重，她得表现出焦虑、爱、仇恨，以及最后，当她的男友（也可能是丈夫）倒在警察的枪林弹雨之中时，她的悲痛与恐惧。

她迄今唯一出演过的电影角色就没这么多戏份了，不过她起码没有袒胸露乳，除非有人把恰好挡在她胸前的头发拨开。

她最常接的还是广告，都是卡普与布雷维特经纪公司替她安排的。她有时演主角，有时演配角：今天她也许会淹没在一群女人当中，呆呆地望着某个男人，只因为他穿了某个牌子的衬衫；明天她就成为主角，捧着一罐地板抛光剂微笑；不过后天，她也许又得在人群中奔跑，跟着一只七英尺高的兔子冲进超市。

拍广告显然是没什么前途的，但胖小姐依然对自己的演艺生涯抱有很高的期望：再过几周，她就会在另一部不同类型的电视剧里扮演另一个不同类型罪犯的女友（也可能是妻子），她还签下了一份合约，不出两个月就会在《致命武器VI》里出演一位性感而邪恶的反派，那可是国际大制作。无论怎样，这件事都实在了不起。

“听说你要演电影了呀，苏茜？”卡普先生说。

“可不，”布雷维特先生说，“运气真是不错啊。不过这是你应得的，苏茜。”

两个男人一致认为她的腿和胸棒极了。

电视广告制作方也一向待她很好，因为他们不希望自己的产品跟任何闷闷不乐的人扯上关系，这会有损他们的利益。对胖小姐而言，拍广告就意味着可以度过一个愉快的下午。导演会问她感觉怎么样，想不想来杯茶，介不介意把刚才的镜头再来一遍？

“好了姑娘们，现在向空中跨跳一大步……来吧！我知道这很傻，不过咱们往好处想想，跳一跳就能拿钱呢！”

在多年的电视广告生涯中，即使只演一个最微不足道的配角，胖小姐也从没听过一句不客气的话。这倒不是因为人们觉得她有多了不起，起码现在还没觉得，不过大家一致认为她的确是个相当不错的姑娘。拍摄一结束，胖小姐就会钻进她那辆小车，开着它回家。

第一个月

胖小姐和瘦小姐最初陷入那个非同寻常的困境，是在4月25日。

早上七点，瘦小姐关掉闹钟，下了床，套上拖鞋。轮到她做早餐了，于是她尽职尽责、心满意足地拿出所有食材：面包、人造黄油、鸡蛋、茶，等等。但当她把它们堆到一起时，却突然发现这堆食物真是多得可怕。事实上，它们看上去是如此之多，简直让她有些震惊：她难道真像这堆食物所暗示的那样食欲旺盛、不知餍足吗？

仿佛为了回答自己刚才那个问题，她深深地审视自己，试图掂量自己的食欲，但却只瞥见她的最后一丝食欲消失在一个漆黑的洞穴里。它似乎无可挽回、不可避免地流失了，就像滤盆里的水。片刻之后，她已经深信，吃不是她该做的事情，而这件事她已经做得太久了。毕竟，把食物送进嘴里，用牙嚼碎，再吞咽下去，这一切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怎么了？”

说话的是胖小姐，她穿着拖鞋和睡袍进了厨房。她瞧瞧瘦小姐，仿佛在说，你站在那儿发什么呆呢？瘦小姐也瞧瞧胖小姐，仿佛在说，你急什么呢？

“我等不及了，”胖小姐说，“我好饿。”她垂涎着篮子里的鸡蛋，但它们还是生的，依然带着硬壳，她还得苦苦挨上好几分钟才能等到它们上桌，于是她转向面包，直接从袋子里抽走了好几片。

“哦，我的天哪，真饿呀！”她嘟囔着，胡吃海塞。

“吃吧，”瘦小姐让开了，“都吃了吧。我今天早上一点儿也不饿。什么也吃不下。”她站在那儿，在睡袍中颤抖，诧异于人类竟能做出胖小姐眼下这种行为。

胖小姐嚼着嚼着，皱起眉头，不无担忧地指出：

“你也该吃点东西呀。”

瘦小姐拉开冰箱，从一只塑料碗里舀出一把胡萝卜丝。她带着罕见的娇弱坐到厨房桌前，与此同时，胖小姐还在大嚼白面包片，瘦小姐端详着那把胡萝卜丝，若有所思地说：

“你瞧，这些想来还真不少呢。少说也得有……四五立方厘米了吧。人的整个胃也不会超过五立方厘米吧，对吗？”

“噢，比那大多了，”胖小姐表示反对，在吞咽的间隙喘着气，“反正胃有伸缩性。”

“啊，”瘦小姐说，“我不喜欢你发出的那种声音。”她一丝不苟地从萝卜丝中挑出一缕放到另一只手上，小口小口地吃起这份减量的食物，宛如一只迟疑的动物。

胖小姐狼吞虎咽地吃下她的第六片面包，并欣慰地意识到，如果她现在就把鸡蛋放进锅里，那么趁它们煮熟之前她还可以再吃点面包。

随后瘦小姐和胖小姐按时去上班。

“你周末一般都做些什么呢，埃莉诺？”上午茶时，一位同事问瘦小姐。

“我在天主教女子乐团吹双簧管。”她回答。

“不会吧？”

“真的，我在教会学校里学的，基本一直没丢。吹双簧管可有意思了。”

“哈！哈！你真棒！”

瘦小姐的脸“唰”地红了，她啜了几口茶，但没碰饼干。

胖小姐来到乡间坐车兜风。她要扮演一位妻子，丈夫刚买了一辆新车。车子的引擎盖上、两侧车窗外和后座上都架着摄像机，用来拍摄他俩相视而笑、因汽车完美的表现而喜出望外的神情。胖小姐的安全带从双乳之间穿过，这样会更招观众喜欢；后视镜对着她的脸，方便她判断自己的发型有没有被吹乱。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她就有权要求他们停车，让发型师为她整理头发——要是这都不算明星待遇，那什么才算呢？“拍完去喝一杯怎么样？”驾驶座上的男演员向胖小姐提议。当然了，摄像机不会收录声音，所以只有唇语专家才能看出他并不是在称赞转向系统或悬架。

“你干吗不请我吃顿午饭呢？”胖小姐说。她过去从没向男人提出过这种要求。

男演员大笑：“行啊，宝贝儿。”

在最终的广告成片里，引擎轰鸣声会被激昂的音乐所替代，而现在盖过这轰鸣声的，是胖小姐肚子的哀号。

第二个月

5月25日，胖小姐和瘦小姐的身材与往年相比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原因分别是：吃与不吃。

每天早上，胖小姐几乎什么都吃，而瘦小姐几乎什么都不吃。不过，既然食杂费还跟过去差不多，她俩也就对这种新的习惯没什么意见。不管怎样，新习惯来得如此突然，如此不由分说，她们不得不认为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

只有一次，她们彼此交换了对未来的担忧，但那次她们不过是隔着厨房餐桌四目相对，然后分别把一碗粥和一根芹菜暂时推到一旁，紧紧握住对方的手，直到两双手都开始颤抖，两双眼睛都满含热泪。

“你看着真时髦，埃莉诺。”瘦小姐的同事起初是这么说的，因为她人一瘦，就显得相当的……呃……婀娜，起码穿着衣服时是这样。

“你是怎么做到的？”也有不少人会问，“我每次节食都不怎么见效。”

还有人说：“现在就是流行瘦。我还是个小女孩那会儿，你得长得肉乎乎、粉嘟嘟的才行！”

而瘦小姐现在是瘦瘦的、粉粉的。粉是因为化了妆。

为了把体重控制在正常范围内，胖小姐每天都做大量的运动。她的腹部依然平坦，但胸、大腿和臀都丰腴了不少。

“在为《致命武器VI》塑形吗，嗯？”卡普先生猜测，“你会迷死他们的，苏茜。”

“这身材！”布雷维特先生背地里感叹。

胖小姐那位演员朋友经常带她外出吃午餐和晚餐。有几次，她甚至跟他回了他的公寓，那里几乎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张床和一台冰箱。她只用了那台冰箱，没用床，不过她心里清楚，这只是时间问题，他迟早会要她用自己的肉体回报他的慷慨。但问题是有时候，他的公寓比自己家距离下一顿饭更近。

第三个月

6月25日，两个女人的变化已经相当明显。

瘦小姐变得像刚步入青春期时一样瘦。她的大腿和小腿肚子上没有多余的脂肪；锁骨和肩胛骨变得突出，手指如同纤细的蜡烛。她的胸罩空荡起皱；衣服松松垮垮，一动就会从身上滑落。她的脖子似乎变长了，而她过去化妆都画不出来的颧骨，如今也突显了出来。

“你知道，埃莉诺，”同事劝她说，“你减肥减得有点过头了。”

“要为自己的健康着想啊，亲爱的。我们可不想看你凭空消失。”

“你现在这样就很好看了，真的。”

“可我并没有在减肥啊，”瘦小姐温和地抗议，“我只是什么也不想吃。”

大家一致认为，如果真是这样，那她就该去看医生。

但瘦小姐明白，她的转变在所难免。

胖小姐也十分清楚这一点，但除了健身和穿上（新买的）束身腰带之外，她什么也没做。

“你是不是觉得梅尔·吉布森会喜欢这么大的？”卡普先生打趣道，他完全是出于好意。他认为她胡吃海喝或许是即将在电影中担纲重要角色、精神过于紧张的缘故。她的电视剧角色，也就是饰演罪犯女友（也可能是妻子）的那份工作，现在已经完成了，胖小姐的表现得到了很高的评价。事实上，导演很高兴看到她比试镜时丰满了不少。“很有演荡妇的潜质。”他宣称，然后命人送给她一只泰迪熊，想必是从服装部那个贴着“肉感荡妇”标签的架子上拿下来的。但他尽可能把话说得婉转，显得像一位专业导演对一位专业演员的评价。

当然，这已经是几周前的事了，自那之后，她又长了些肉。慢跑和俯卧撑成了一种折磨，健身无力对抗她每天的六顿大餐，逐渐败下阵来，食物化作柔软的新肉，覆盖了她过去的身材。

“天哪，你真能吃。”一天，她的演员朋友说。他那大惑不解的神情在她心中激起一阵鄙夷，于是她睥睨着他，仿佛在说，可我本来就这么能吃啊——难道你还指望什么别的？

第四个月

7月25日，瘦小姐一起床就给胖小姐端来一托盘食物。她自己只啃了几口大白菜，而胖小姐则吞下了果酱薄饼、煎蛋培根、威尔士干酪，外加一碗英式蛋挞。胖小姐的食量越来越大，因为她心情沮丧，她丢掉了《致命武器VI》中那个性感而邪恶的反派角色。开机前一周，选角导演看到她如今的身材，当即与她解除了合约，换了另一个身材苗条、腿长胸大、长得像玛丽莲·梦露的年轻女郎。

朋友们建议她起诉，但在内心深处，他们也觉得她胜算不大。

“你还好吧？”他们意味深长地问她。

自那之后，胖小姐就开始在广告里饰演体重超标的性感女郎。导演们还是一如既往地满意，不过卡普和布雷维特却设法含蓄地向她表明，她可不能再指望公司为她揽下过去那么多工作了。

“能用上大码姑娘的广告不多，苏茜。你要么就减减肥，要么就该好好想想了。”

“好好想想？”

“你可以彻底放弃性感路线。我可以把你归入‘家庭主妇和母亲’一类。那种角色你是知道的：妥帖的卷发，廉价的花裙，往孩子们的面包上涂着人造黄油，身上罩着一层金光……把脏衣服扔进洗衣机时跳着一段事先编排的舞蹈……你还能跳舞吗，亲爱的？”

“不行，”胖小姐叹气，“跳不了了。”

“呃，”卡普说道，脸上掠过一丝厌恶的阴影，“总之好好考虑考虑吧。不过，你知道，还是减肥比较好。”

“我会尽力的。”胖小姐满口答应，不过她清楚，自己根本不可能减少食量，而同时，她日渐隆起的肚子、日益庞大的胸部，也让锻炼变得愈发艰难。就在她开始认真考虑跟她的演员朋友上床时，他离她而去。理由是每周得填满冰箱好几次，他实在负担不起。自境况改变以来，这是第一次有人对胖小姐说出伤人的话。

紧接着，也有人对瘦小姐说出了第一句伤人的话。当时，瘦小姐正设法改善一位老太太营养不良的状况，但对方却把餐盘一把推开，冷嘲热讽地说：“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吃得太少啊？”

“我……我很抱歉。”瘦小姐露出痛苦的表情。

第五个月

8月25日那天，胖小姐和瘦小姐一整天都待在家里，因为那是一个星期天。

正常情况下，瘦小姐本该去天主教女子乐团吹双簧管的，但她的肺活量已经不足以吹响这件乐器了，所以她只得退了团。

按理说，要是没被开掉，胖小姐应该还在拍《致命武器VI》，可如今，连那位不再是她朋友的演员那句“稍显油腻”都不足以形容她了。她得算十分油腻了。她的脸颊外扩下垂，与脖子和下巴上的赘肉融为一体；她身上的好些骨头已经消失，只有用力摸才摸得出来。她的肚皮底下有一道长长的褶皱，里面夹着汗液和爽身粉，她的两只乳房沉甸甸地垂挂下来。她平时穿的早已不是魔术胸罩和时髦女装了，而是印花裙和瘦小姐几周前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她的一条纱笼。她把那些穿不下的衣服全都捐给了义卖商店，从而印证了那个她俩都没说出口的猜想：她再也不可能瘦回12码[10]了——16码都悬。送走那二十一双穿不下的鞋子，呃，简直令人难以忍受，但最痛苦的莫过于得把她所有的戒指束之高阁（不，她不会卖掉它们——还不至于）以免勒伤手指。

工作方面，她现在只能演胖女人了，基本都出现在喜剧桥段里。后来她接到过一个角色，需要在一部影视作品里扮演一个美丽少女的胖姐姐，自那之后，她就决定彻底告别影视剧了。这个角色要求她表现出恶毒的嫉妒，她必须利用妹妹的自卑心理，让对方感觉自己缺乏魅力、无人疼爱、忘恩负义。其实角色本身似乎还好，但导演在调教胖小姐时却是这样劝她的：

“拜托，苏茜，别忘了，你又肥又令人作呕。你巴不得她也觉得自己跟你一样恶心——这样你才好受。理解这种心理吗？”

胖小姐决定专心拍广告，起码她还能穿着花裙子微笑，拍完后还能跟别的配角一起被请去喝茶。

她本可以彻底放弃工作，因为她必须做大量的运动才能维持工作所需的体形，这简直是一种折磨，不过，两个女人现在却前所未有地需要工作收入。她们不仅要面对几乎每天都在上涨的日杂开销，还得购买成套大号家具供胖小姐使用，以及许多超大软靠垫，以防瘦小姐硌到骨头在皮肤上留下瘀青。

一天，胖小姐回到家，发现瘦小姐还躺在床上，虚弱得无法下床。

她裹在被单里，身体像一副骷髅，不过胖小姐掀开被单时，却又觉得她看上去还不算太糟：她并不比任何健康的七岁儿童更瘦。至于说她有多虚弱嘛，其实也不过是没力气去够那碗芹菜碎而已。在吃了几小口食物之后，她就用那双皱皱巴巴的脚站了起来，准备给胖小姐做下午三点多那顿烤肉了。

第六个月

9月25日，胖小姐去医院探望了瘦小姐。

她是坐公交车来的，她们那辆车不久前已经卖掉了，一是为了换钱买吃的，二是因为她已经很难挤进驾驶座了。

“你好啊，埃莉诺，”她站在床尾说，瘦小姐浑身赤裸地躺在床上，床单全都扔在一旁，以免压迫她消瘦苍白的四肢，“腿好点了吗？”

瘦小姐轻轻一跌就摔折了胫骨。她腿上的石膏很像胖小姐曾在一支冰激凌广告里炫耀过的白色过膝长靴。

“一两周就能出院。”

瘦小姐仰望着她的访客，压根儿不认为自己比对方更不幸。当她注意到胖小姐竟变得如此丑陋时，泪水涌上了眼眶。胖小姐的眼睛变得像猪眼睛那样小，一张嘴困在斑驳的粉色赘肉中，像一个肿胀的玫瑰花苞。她穿一件从义卖商店买来的胸罩，上面邋遢的蕾丝和肩带从她那件生日纱笼里伸了出来，而那件纱笼竟还能穿得下，真是不可思议。她似乎受了诅咒，浑身散发着一种病态而肉感的油腻，而瘦小姐浑身赤裸，却仿佛没有性别。事已至此，护士们竟还忍心这样议论她：

“她难道不瘆人吗？”

而提到胖小姐时，她们说：

“像一坨鼻涕虫。”

第七个月

10月25日，胖小姐已经不再饰演广告里的胖女人了。

实际上，她已经被卡普与布雷维特公司除名了。布雷维特本想处理得更委婉些，但又实在为难，于是很快便放弃了挣扎。一开始，他对她说，留在艺人名录上对她来说并不值当，因为公司已经很难为她接到工作了。接着，胖小姐犯了个错误：她恳请他留下自己。于是他只好告诉她，卡普与布雷维特公司不想跟她这种——身材的——人有任何瓜葛。

就这样，胖小姐加入了失业大军。她步履蹒跚地走到就业中心，（还好）那儿离卡普与布雷维特公司所在的写字楼只有几步之遥，所以她不用长途跋涉就能知道自己已是一无是处了。

她坐在回家的公交车上，“不可雇用”的烙印在她前额上发烫，她实在太饿了，甚至感觉不到应有的难过。

瘦小姐拄着拐杖，打着石膏，一瘸一拐地出了院，遵照医嘱，她必须在家静养，靠病假工资维持生活。

不幸的是，这根本不可能。她不能失去加班费和补偿工资——不仅如此，她还得涨涨工资才能负担胖小姐越来越大的胃口。于是，她以惊人的敏捷，带着她纤细的石膏夹板重返工作岗位，把她旧日的同事们吓了一跳。

“你能回来真是太好啦，埃莉诺。”他们皱着眉说。

回到他们身边的埃莉诺是一只骇人的猛禽，干瘦的脸颊衬得牙齿龅突，耳朵犹如卷曲的粉色线圈，眼球鼓出眼眶。

很快，就有人打了埃莉诺的报告，说她太过虚弱，无法胜任工作，更该死的是，他们还说她的样貌吓着了她要照顾的人。因此，中心秉持高度审慎的态度，以最大的善意，解除了她的职务。

第八个月

11月，胖小姐与瘦小姐已经沦为社保魔爪下真正的亡命之徒（如果这个词也可以用来形容那些几乎足不出户的人的话）。她们惶惶不可终日，生怕某个爱指手画脚的社工会前来造访，“判定”她们不适合待在家里。

两人的身体迅速畸变，眼下已经连最基本的生存都得依靠对方。瘦小姐必须在睡眠中进食，否则她一想到吃就会干呕不止。胖小姐半夜里小心地把温热的蔬菜汤喂进她嘴里，暗中为她的身体输送足以维持生命的营养，不过她可能会中途醒来，咳嗽着喷溅食物，恐惧而愤怒地瞪着服侍她的同伴，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

近来，她萌生了一种稀里糊涂的感觉，仿佛她体内仅仅悬浮着几千粒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和一些别的玩意儿，她似乎能真切地感觉到这些物质正在一个个地耗尽、消失。

白天，她会去街角的杂货店买吃的。失业津贴根本无力负担饮食开销，缺口都得靠变卖家什填补，最后家里只剩下了床、靠垫和厨具。即便如此，她们也还得精打细算：如今，值得买的食物只剩汤粉、土豆、大米和燕麦了，因为别的食物都消耗过快又很不顶饱，不值得日渐虚弱的瘦小姐扛回家。

终于，在25日当天，瘦小姐倒在了店里，店主冲上去搀扶她的时候，她在对方壮硕的胳膊上撞断了两根肋骨。尽管她迫切想回家，但却在挣扎着起来时失去了知觉，结果立即被送进了医院。

仅仅几小时后，胖小姐在饥饿中绝望的怒吼惊得邻居报了警。于是，她也被送进了医院，尽管不是瘦小姐所在的那家。

在瘦小姐的医院里，所有医护人员都说：“别担心，亲爱的，你很快就会变得生龙活虎的。” 或者：“嗯，埃莉诺，你没怎么照顾好自己对不对？”

一两天后，他们不再直接对她说话，而改为在她能听见的地方说一些别的内容，像是：

“进行性营养不良。”

“垂体机能减退性恶病质。”

“我觉得那个小贱人肯定偷吃什么了，静脉注射液不经吸收就会直接被排出循环系统。搜搜她的床头柜。”

在胖小姐的医院里，人们甚至一开始就不跟她说话，因为她被确诊为患有精神而非生理疾病。事实上，对她而言，没人搭理其实并不要紧，因为她反正也很有可能听不见：她的耳朵已经肿得像两只小小的布丁了。她当然不可能听见那些杂音，听不见医生在楼里某个遥远的房间为她做出的诊断和提出的治疗建议。

“小胖威利综合征[11]。”

“腺体营养不良。”

“把她的胃缝起来。”

“缩短她的肠道。”

“逐步减少食量。”

“肾上腺瘤。”

“我想是库欣综合征[12]。”

而胖小姐本人却始终只有一句话、一个提议。

“喂我！”她哭喊道，“我饿！”她喉咙里堆积的脂肪压抑着声带，把她的声音挤压成一阵沙哑的哭诉。

“你已经吃下去几千卡路里了，”护士厉声说，“早餐刚吃的。”

“那就杀了我吧！”胖小姐啜泣道，“我想死！”

护士甩给她一句“别傻了，胖女士”。这位护士也像别的同事一样，觉得13号病房的胖婆娘肥头大耳、令人恶心，不过作为一名专业人士，她感到有义务假装自己只是稍嫌这位病人有些恼人和难缠而已，免得病人因为过于羞愧而努力康复。

第九个月

12月25日，胖小姐躺在一张，实际上是两张拼在一起的折叠床上，住在一所远离居民区的大医院里，她的病房位于这所医院的老龄精神科侧翼。她赤身裸体，但这并不是为了缓解几乎始终伴随着她的窒息感，而是因为所有科室全都没有她能穿的病号服，而且鉴于没人能为她支付住院费，那也就犯不着专门给她做一套了。

胖小姐正在接受自杀倾向干预治疗，她产生了一种幻觉，认为自己就算吃得再少、注射再多实验药物，体重也还是会不断飙升，因此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她的房间里没有任何可吃的东西和尖锐物品；实际上，里面可以说什么也没有，只有两张小床，头顶上还有一个光秃秃的灯泡。

胖小姐被禁锢在一身颤巍巍的肥肉里，灵魂受尽折磨，唯一能做的就是孜孜不倦地怒吼。

“我——要——吃的！”这是她对看护人员说的唯一一句话，她扯着嗓子大喊，几乎是在嘶声尖叫。

“你简直是头畜生。”一天，一位护士骂她，这位护士当时正在打扫胖小姐床边的大片食物残渣，她那苗条而比例得当的身体因厌恶和畏惧而颤抖。

还有人说：“骚货。”

另一些人说：“母牛。”

而胖小姐只顾躺在那里，等着开饭。等待的时间长得令她难以忍受，其间只有种种病痛能转移她的注意力，呼吸不畅、头疼、心绞痛、鼻窦炎和血栓，等等。医生们互相打赌，猜测她最终的死因，赌她会死于血栓的人最多。胖小姐曾亲耳听见一名医生做出这样的推测，当时他正跪在她脚边，检查她肿胀的双腿。他身上散发着一股浓烈的须后水味，那款产品胖小姐曾在一个电视广告里爱不释手地抚弄过。也许她昔日躯壳上那迷人的双眼、丰腴的嘴唇、若隐若现的乳沟曾说服他去尝试那款须后水。而他现在却在这里，被她庞大的身躯衬得小巧玲珑，对她说她很快就会死于血栓或他所知的其他原因，总之死于她这种特殊的境况。只有在用餐时，她才会瞥见死亡，并清楚地意识到这些让自己望眼欲穿的食物会一点一点杀死自己。

瘦小姐本该在城里一家肿瘤医院等死，但在这个圣诞夜，她利用大家为耶稣庆生而放松的安保逃了出来。

她正乘出租车火速赶往胖小姐所在的医院。

她几小时前就已经拔掉了输液瓶，此刻正坐在出租车后座上排出最后一点液体，她如柴的臀部坐骨突出，把坐垫压出了浅浅的凹痕。她披着一件偷来的外衣，这样司机就不会注意到她是赤身裸体了，也不会留意到她已是虚弱不堪、时日无多。

到了医院门口，瘦小姐推开车门，一瘸一拐地走进茂密幽暗的绿化带，没有付钱。她在那里等待，屏住呼吸，直到听见出租车离去。

一等周遭完全安静下来，她就走向那道长长的铸铁围栏，从缝隙间钻了进去。现在她只需脱下外衣，就能完成这虚无的壮举。

她并不需要询问胖小姐被关在哪里：这最后一次会面，正像她们的变形一样在所难免。

“苏茜。”

胖小姐眯着眼睛抬起头，望向那扇开得很高但没装铁条的窗户，看见她同伴的脸和胳膊从那儿探了进来。她几乎与一具骷髅无异，只有头发和皮肤还能显示她是个活人。

“你来啦。”胖小姐欣喜地叫道。

瘦小姐攀上窗台，如同一只恐怖的白螳螂，随后她小心翼翼地放下纤细的双腿，把它们伸进这个阴暗潮湿的房间。她叉子般的双脚在胖小姐无力仰躺的身体上方摆荡，离后者起码有一米。

“踩不着。”瘦小姐气喘吁吁地说。

“直接跳下来吧。”

瘦小姐放开窗台，让身体自然下落，结果安然无恙地落在了身下柔软的肉山上。

她在胖小姐身上舒展身体，她朋友浑身是肉，没有一点骨头，而她自己身上却全是骨头，没有一点肉。这时，她才第一次明白，尽管她们已是迥然相异，但奇怪的是，这一切却又是如此和谐自然，就像从凝结的奶中分离出的液体和固体。

她俩都精疲力竭，躺在一起，默不作声，外面的走廊上传来为那些尚有希望好转的病人奏响的圣诞歌曲。一束遥远的烟花在室外绽放，把一块耀眼的矩形光斑投在胖小姐和瘦小姐身上。这是她们最后一次试图用面目全非的身体表达对彼此的爱意，但也是她们第一次发现，自己已经做不到了。

“我好饿，”胖小姐愧疚地说，泪水在她眼角肿胀的褶皱里打转，“但我知道再吃下去，哪怕再吃一样东西，我就会死。真的。”

“我明白。”

“我的心脏会停止跳动。”

“是的。”

“你呢？”

“我？我已经……已经受够了。”瘦小姐只说了这一句话，就累得脸色煞白，显然，为了说出这几个字，她把身上仅存的那点水分和血色都呼出了体外。缓缓地，她终于说：

“这下全没了……”

她指的是她体内最后一点营养，而她的身体也确实颤抖了起来，仿佛她的骨骼已经决意挣脱皮肤这座脆弱的牢笼。

“请便……”是她的最后一句话。

“好的……好的……”胖小姐在心里说。瘦小姐的身体渐渐静止，这时，外面的圣诞歌声变得愈发遥远，等到胖小姐把那只死去的手举到唇边时，歌声彻底消失了。

五十万英镑与一个奇迹

当圣母玛利亚从底座上跌落下来、在他们面前摔成碎片时，罗比和麦克奈尔就明白这活儿肯定不会好干。

“你怎么看？”他们蹲下查看碎片时，罗比说。他很清楚塑像已经无法复原，不过又觉得应该等他那位更有经验、更具权威的老板来下定论。

“这玩意儿现在只能拿去铺路了，”麦克奈尔皱起眉头，一双大手不停拨弄着圣母的碎片，“普罗瑟博士不会高兴的。”

普罗瑟博士是位上了年纪的官员，他聘请麦克奈尔来监理圣希尔达教堂的翻修工程，这座维多利亚风格的精美教堂已经荒废了大半个世纪。如今，人们终于筹措到一笔资金——五十万英镑——可以让它免于彻底倾塌。

麦克奈尔一开始就对这项工程持保留意见。的确，他公司的主营业务就是翻修疏于照管的老建筑，但他却根本没修过几座教堂，天主教堂更是从没碰过，而且那些教堂也没有一座破败到这个地步，连房梁都从天花板上塌了下来，你得蹚着没过脚踝的鸽子屎走路，而那些塑像则随时可能让你脑袋开花。

“您就不能找个天主教信徒来干这活儿吗？”他问普罗瑟博士。

“罗斯郡[13]这儿一个也没有呀。”这位官员叹了口气。

“要把这地方修好，”麦克奈尔敲起警钟，“你不只需要五十万英镑，还需要一个奇迹。”

“明年我们会争取更多经费的，”普罗瑟博士说，“这是惯例。得一年一年来。你就把能弄的先弄了吧。”

于是麦克奈尔接下了这活儿。

可他几乎立刻就后悔了。现在，开工已经好几周了，他才刚把教堂里的瓦砾清理完毕。他不得不从外面雇来好些额外的帮工，推出去无数桶爆满的垃圾。可圣希尔达教堂依然是一片狼藉。教堂内墙上布满孔洞，漏出细碎的稻草渣，那是原来的建造者为隔热做的填充。地板烂了一半，那个华美的石质圣水盆下面的地板（可能）也烂掉了。圣希尔达教堂所有的结构、表面和设施似乎都处在一个让翻修者左右为难的临界点：保留原样吧，太过脆弱和破旧；彻底撤换吧，又过于坚固和昂贵。就说窗户上那些彩色玻璃吧，那是维多利亚时代工艺的典范——可惜保存下来的只有零星几块，并且已经千疮百孔。

眼下，麦克奈尔正与他的学徒——罗比——一同站在教堂大厅正中央，商量着该从何入手。他们已经花掉了好几千英镑，却只让这地方显得更加凄惨空旷。麦克奈尔问罗比有没有什么想法。

小伙子心事重重地踢着地上那层厚厚的鸽子屎。

“我合计要把这玩意儿弄干净，只能用铲的。”他斗胆说。

麦克奈尔叹了口气。他本指望听到一些更有启发性的建议。

“他们为什么就不能用这些钱来振兴苏格兰的工业呢，嗯？”他突然高声说，“想想五十万英镑能创造多少就业吧，嗯？”

罗比皱皱眉，试着想象五十万英镑能如何创造就业。这就跟想象水如何变成酒一样困难。

“他们本来可以用这钱建个……建个购物中心吧，没准儿。”

“啊？”

“建在一个还没有那玩意儿的地方。尤伊斯特岛[14]吧，没准儿。”

“啊？你在说什么呢？”

“我去过一回尤伊斯特。商店总是在我刚能起床的时候就打烊了。差点没饿死我。”

麦克奈尔愕然不已，在这份压力下，罗比没有再说下去。设想将金钱转化为就业的途径让他费尽心思、精疲力竭。从个人角度来看，他实在闹不明白，他们既然计划向高地上的某个城镇投入五十万英镑，那干吗不干脆把这笔钱平均分给该地区为数不多的居民呢。到时候谁还需要就业啊。

关于这五十万英镑该怎么花，罗比还有个想法：也许可以在像因弗果尔登[15]这样的地方建造一座超大型影城。好吧，他的确碰巧就住在那里，不过影城肯定能从停靠在那儿的各类船只上吸引不计其数的顾客。大家都巴不得能有点事干。

罗比前两天还去过阿尔尼斯一间糟糕的迪厅，指望它能在冥冥之中改变自己的生活。那种迪厅不卖酒，所以人人都特意在去之前就喝得酩酊大醉。罗比环视整个大厅，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想找到一个看上去不那么昏昏欲睡、或可能会吐、或可能在他脖子上咬一口的姑娘。他只找到一个。她相当矮小，人看上去非常不错，也非常无聊。她问他是做什么的。他说他是个石匠，在整修一座教堂。

“噢，听起来蛮有意思的。”她说。

“唔……其实可没劲了。”他回答。

“噢。”她说道，稍稍把目光移开，一只脚随着来自伦敦的机械节奏打着拍子。

现在回想起来，罗比有些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说他的工作没劲。也许是因为腼腆吧，他猜，因为他实际上并不那么认为。帮圣希尔达恢复教堂应有的模样——不仅如此，还要把它变得跟他从小熟知的那些教堂都不一样——这项挑战，其实呢，是相当激动人心的。把雕刻着繁复花纹的梁托装回去，再把原来的石料磨成粉、混入水泥，用它遮盖接缝处：这就是一种满足。

至于圣母像被毁的问题，罗比很快就开始着手解决了。他知道麦克奈尔正看着自己——但愿他带着的是欣赏的目光——于是他查了查电话簿，然后掏出手机，给巴拉岛[16]上的一座教堂打了个电话，因为他觉得那地方既笃信天主教也足够老派，肯定会有式样恰到好处的老式圣母像。

“你好啊，”电话接通后，罗比说，“我们是罗斯郡的圣希尔达教堂，这里出了点意外。对。我想问的是，你们有没有闲置的圣母玛利亚？”

麦克奈尔双手掩面，深深地叹了口气，声音如此低沉，就像电话里传出的刺耳咔嚓声。

“他挂断了。”罗比此话纯属多余。

“还是我来吧。”麦克奈尔说，示意罗比把电话给他。

麦克奈尔再次致电巴拉，介绍了自己，把情况用官样文章包装了一遍，并提到了那五十万英镑。经过这番矫饰，麦克奈尔与那位天主教神父的对话比罗比刚才长了好几秒钟。甚至可能持续了整整一分钟。

“没有圣母玛利亚，嗯？”罗比问，此时麦克奈尔已经挂了电话，正一筹莫展地敲着桌子。

“他说他们虽然是天主教徒，”麦克奈尔说，“但更是苏格兰天主教徒。”

“那是什么意思呢？他们不用圣母像？”

“不是，意思是他们一直在凑合用他们唯一的一尊圣母像。没有多余的。”

两个男人沉默地坐了一分钟，心情沮丧。外面，一辆车子停了下来，锈蚀的铁门吱呀呀地响了，教堂虫蛀的大门发出一声呻吟，一片天花板掉落在走道上。麦克奈尔让罗比去瞅瞅来者何人，把圣母像的问题留给他来操心。作为一名从业多年的承包商，他在各种鸡零狗碎的行当里都认识不少行家。譬如，康沃尔[17]有个地方产的锯齿形模具真是棒极了，莫佩思[18]还有个地方简直堪称五叶装饰之都。

罗比出去与一个细木工交谈，那人给教堂带来两打车好的栏杆柱，这些是为楼上那副缺齿的栏杆准备的。麦克奈尔趁机给自己在格拉斯高墓地供应处的老朋友阿利斯泰尔去了个电话，问他有没有什么宗教雕塑方面的产品。

“我这儿有不少墓园天使呢，尺寸任选。”阿利斯泰尔提出。

“有没有哪尊能改成圣母玛利亚？”

“不知啊。圣母玛利亚可没带翅膀吧，嗯？”

“翅膀可以敲掉嘛。重要的是尺寸和……唔……表情。”

“哪种表情？”

麦克奈尔绞尽脑汁。

“就像……就像速溶咖啡广告里那些女人刚坐下来喝第一口咖啡时那样。只不过再严肃些。”

“懂了，懂了。”阿利斯泰尔信誓旦旦地说。

经过漫长而痛苦的几个月，可以确定的是，圣希尔达教堂渐渐变得有模有样了。加封屋顶，重新铺贴瓷砖的天花板，让一切大为改观，当然，变化最大的还要数五十万英镑的余额。

与此同时，罗比也在因弗果尔登的超市再次遇见了迪厅里那个姑娘。她在那儿当收银员。

“教堂修得怎么样了？”她一边扫他那一小筐可怜的单身汉杂货，一边问。

这回，他没有贬低自己或圣希尔达教堂，而是跟她聊了聊目前遇到的挑战，谈了谈他打算如何应对。姑娘身上的超市工服难掩她甜美的笑容和漂亮的长相。她叫卡特里奥娜。可惜她简直没花什么时间就扫完了罗比的东西，只得问他有没有收集优惠券，好用来兑换苏格兰格子图案的泰迪熊。他说没有。接下来，还没等他来得及反应，人就已经出门来到了大街上。虽说罗比干石匠活儿的时候非常善于解决问题，但这会儿，他却变得不知所措：他总不能把那堆杂货再买一遍吧，嗯？他想，这或许就表示他和卡特里奥娜只能到此为止了。

回到教堂，一尊石雕天使到了，罗比得把它改成圣母玛利亚。他很快敲掉两只翅膀，将她的背部用砂纸打磨、抛光，又把她牢牢固定在底座上。天使依然缺乏圣母玛利亚的一些标志性特征，不过罗比会亲自给她添上。

她腰上还缺一条腰带，这个好办，罗比只消剪一截细绳，在水泥浆里浸浸，再把它系上晾干就行了。但往天使光溜溜的脑袋上加头巾就比较有难度了。他尝试了种种方法，包括用钢圈和纱布给浸过水泥浆的织物塑造出一种饱满而流畅的形状，但圣母玛利亚看上去依然像被自己抛出的一块新擀的比萨坯砸中了脑袋。每隔几周，罗比就得承认一次他做的头巾实在垃圾，于是只得一次次把它从雕像脑袋上敲掉重来。在圣母周围，圣希尔达教堂渐渐从一片瓦砾中崛起，但头巾却怎么也做不好。罗比皱着眉头瞅着他最新的一次尝试，自问：米开朗琪罗那样的正宗意大利人会怎么做呢？

没想到卡特里奥娜还懂一点米开朗琪罗。罗比知道这个，是因为……好吧，他最近见过她几回。在超市，还有她妈妈家里。卡特里奥娜的爸爸实际上是位艺术家，不过，由于高地缺乏工作机会，他已经搬到爱丁堡去了，而且好像忘了带上妻子和女儿。不过，他留下的那些艺术书籍，卡特里奥娜已经了如指掌。她闭着眼睛都能回想起西斯廷教堂穹顶的样子，记得比她自己的卧室都清楚，她说完，脸“唰”的一下红了。

过了一阵子，卡特里奥娜问他能不能找个时间去圣希尔达教堂看他干活儿。他说他得跟老板商量一下，不过实际上，他之所以没有当即就带她去，只是因为害羞。据工友们说，他全神贯注时脸上会有一种特殊的表情，一种无声的专注，他不确定自己是否希望她看到自己那副样子。况且，他到时候会满身都是尘埃、黏合剂，还有天知道什么东西，而他每次去找她时，可是都把自己拾掇得干干净净的。

因此，他稍稍推迟了卡特里奥娜的来访，又回到圣希尔达教堂，像个奴隶似的工作起来。麦克奈尔对学徒这一年来完成的种种奇迹惊叹不已。只有那副头巾，坦率讲，依然蹩脚。

开工八个月后的一天，普罗瑟博士到访教堂，他适时停下了脚步，审视起那尊经过翻新的圣母像来。

“她的眼睛应该是闭着的。”好心的博士说。

“闭着的吗？”

“是闭着的！”

“呃……她肯定时不时也得睁睁眼吧，嗯？”

“还有，她看上去像被一块薄饼砸中了脑袋。”

“别担心，这好办，”罗比做了个鬼脸，从腰带上的环扣里摘下他的榔头，“这只是……只是，好比一种临时措施。”

他用榔头轻柔而坚定地敲打雕像的头饰，它顿时支离破碎，掉落下来。

入冬后，圣希尔达教堂的结构已经十分稳固，这一点得到了天气的印证，大雨和冰雹夜以继日地砸在屋顶上，却没有漏进来一丝一毫。地毯之下的地板已光滑而坚实，走道也都对称地排满了翻修过的长椅。窗户用金属丝网和普通玻璃封得严严实实：这是一种权宜之计。整体上，这地方令人刮目相看，只是还有些冰冷，而且实在贫乏。一天下班后，罗比和麦克奈尔喝着咖啡，讨论起圣希尔达教堂变美的潜力。

“你瞧，”罗比若有所思地说，“我研究了一下意大利那些老教堂。你知道，那帮家伙，米开朗琪罗啥的，在里面搞了些很厉害的东西。在天花板上画些了不起的巨画啥的。”

“是啊，可是，”麦克奈尔说，“米开朗琪罗去世已经有些年头啦。”

“我想某些住在这附近的画家兴许会愿意在这块天花板上试试身手吧，”罗比坚称，“你知道，创造就业嘛。”

“下次普罗瑟博士来的时候我会跟他提。”

罗比还以为麦克奈尔只是在拿他开涮，但几周后，他发现麦克奈尔真的跟那位官员提过了。对方回话说，到1999年，等教堂完成了基本修复，委员会就会考虑是否可以请人创作一些“艺术性”的装饰。

“那都到下个世纪了。”罗比抗议。

“一项千禧年计划。”麦克奈尔咧嘴一笑，“他们说不定能得到彩票基金的资助。”

直到11月下旬，罗比才鼓起勇气请卡特里奥娜到教堂里来。当然了，麦克奈尔那天不在。

卡特里奥娜站在耳堂中，背后一盏便携钨丝大灯把她的身影照得楚楚动人。她已经走遍了每条走道，也怯怯地查看了祭坛，但她却不断回到这里，一动不动地站着，抬头望着天花板。

“那些是什么啊？”她轻声问罗比，但并没有用手去指，而是任由双手垂在身侧，仿佛忘记了它们的存在。罗比循着她苍白的脖颈望向空中，直到自己也直直地仰头朝天。

“你是说这些嵌在天花板上的装饰板吗？这叫藻井。”

“它们美极了。”卡特里奥娜喃喃地说。

“它们恐怕是这地方唯一保存完好的装饰了，”罗比叹息着，“别的东西都得重修或更换。”

“噢，但你会去修的，对吗，罗比？”她问他。

“当然啦。”他大声笑道，有些不知所措，因为她听上去像在要他郑重起誓。

也许是注意到了他的窘迫，她指着几道在耳堂上方交会的拱，询问它们下面那些波浪形的碎花叫什么。

“噢，那些吗？那叫……嗯……拱肋。”罗宾说罢，脸红了。

卡特里奥娜迫切想缓和此刻的气氛，于是又提了个问题，其实就是想到哪儿问到哪儿。

“你不觉得圣母玛利亚看上去像被一块薄饼砸中了脑袋吗？”

普罗瑟博士带来那个坏消息时，正值圣诞前夕。很遗憾，下一年的项目经费没有批下来。“上面”发生了一些变动，项目被“暂停”了。

得知这个消息时，罗比不得不坐下来；那感觉就像有人往他的咖啡里掺了某种立竿见影的药物，说不定还能致命。麦克奈尔相当难堪，他耸耸肩，仿佛在说这不过是又一个项目罢了，但罗比却已经爱上圣希尔达教堂了。他不在乎它属于什么教派，甚至不在乎自己或其他任何人究竟会不会来这儿做礼拜。他只是觉得，他还欠圣希尔达——这座建筑——一点什么。

合同到期那天，麦克奈尔和罗比撤走了最后一批设备，打包了最后一批工具。教堂即将上锁，静待来年，静待下一个五十万。与此同时，他们只能祈祷它能经受住风雨和破坏。麦克奈尔走了，一小时后，卡特里奥娜来了。她和她的男人伤感地最后一次绕着这地方踱步。圣母玛利亚依然光着脑袋，罗比在塑像上罩了一层保护罩。塑像被完全包裹起来，宛如一个万圣节幽灵。

临走前，罗比上楼锁了通往阳台的门。当他回到楼下，准备跟卡特里奥娜一同离开时，他恼怒地发现，自己刚才罩在雕像上的保护罩似乎滑落了一半。他站住，定睛一瞧，结果惊得倒吸一口凉气。原来，罩子上的折痕和褶子都经过了精心的调整，现在，优美的褶边正簇拥着圣母的脸庞：一方米开朗琪罗级的头巾。

“这是你弄的？”罗比问卡特里奥娜。

她抬头仰望着他，仿佛不敢相信这一切，接着又用手捂住嘴，不让自己笑出声来。罗比使出自己精湛的目测绝技，确认她绝对不超过四英尺七英寸。而圣母的脑袋离地却有将近七英尺。

“关于女人，你要学的还很多。”卡特里奥娜诡秘地一笑，拉起他走向教堂大门。

罗比挣脱了她的手，对着雕像竖起一根威严的手指。

“待着别动，”他对她说，“等我回来。”

红色水泥搅拌车

楼上，一个陌生男人正在翻她的东西。

她听见自己的梳妆台抽屉开了又关，木头彼此碰撞，发出生涩的声音。

“起码他没强奸我。” 她想。

楼上传来一阵哗啦声：是她首饰盒里的饰品。她的感官变得如此敏锐，甚至能听出哪些声音来自她的订婚戒指，哪些来自她母亲的胸针，如此等等。

 哗啦声持续不断：他应该是想把珠宝归类，把值钱的挑出来。这举动多奇怪啊！他干吗不一口气都拿走回头再挑呢？她甚至都有点想上去帮他了，告诉他自己的前夫在投保时已经为所有珠宝估过价了，评估结果都列在一个小笔记本上，就放在餐厅橱柜里的信纸下面。她为人向来有条不紊，所以有点受不了这个男人缺乏条理的行为，看不惯他就这样待在她的卧室里，把时间浪费在猜测戒指和吊坠哪个更值钱上，根本不顾警察随时可能冲开前门。

毕竟，这里可传出过一声枪响啊。

他踩着铺了地毯的楼梯咚咚咚下楼；在他绕过墙角、前往厨房时，她听见了他那件软皮上衣的窸窣声。他这会儿显然回过神来了。不少人会在厨房里藏钱，把钞票放在罐子或抽屉里。她没有，不过不少人会这么做。她听出他开始四处搜寻，并惊讶地发现自己竟能辨别各种声音之间的差别，比如说，她那只不锈钢煮锅与架子摩擦时尖锐的擦碰声，就不如旁边那只铸铁锅的推撞声平滑，而且，叉子纷乱的哗啦声也不同于勺子重叠时的叮当声。当她觉得自己甚至能听见他的指甲触碰塑料餐盘时那种细若游丝的声响时，她怀疑自己产生了幻觉。一定是幻觉！可是——这难道不是她用来切洋葱和番茄的那把锯齿瑞士刀被人从一堆刀具中挑出来的声音吗？在他手中，那把刀成了一件致命的武器。他会不会回到这儿来捅她？

不大可能。毕竟，他已经给过她一枪了。

这会儿他在翻调料架，开始在咖啡用品和意面包装袋中搜寻。又变得毫无头绪了。要是警察进来，会不会恰好撞见他跪在地上，正从烤箱下层的架子上抽出闲置已久的烤盘？那样就太可悲了，不过她也帮不了他什么。她的身体尽管很想改变姿势，但却挪动不了。她的骨盆在此前那股力量的冲击下，与胸廓形成一个90度夹角，不过她似乎已经习惯了这个新姿势。更糟糕的是，她的一只眼球马上就要碰到地毯的纤维绒面了。地毯已经吸饱了鲜血，绒面升高了零点几毫米。

老实说，她认为自己会无法忍受尼龙纤维擦碰眼球的感觉，的确如此。眼球刚要触碰到尼龙纤维，她就离开了。

她浑身赤裸，蹑手蹑脚地走到起居室门口，透过门缝倾听。他现在已经离开厨房进了洗手间。当然，他并不是去搜罗钱财的：他在上厕所。他因焦虑而腹泻，她闻到他猛然释放的恶臭，突然警醒，他原本并不打算杀她。

诡异的是，她现在却觉得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生命力。就连那股恶臭，在途经鼻窦那错综复杂的迷宫向上爬升时，也仿佛牵动了千百条震颤的纤毛。她做试验般地用手指捏住鼻翼：一切都真切得惊人，皮肤相互挤压，未剪的指甲和毛孔粗大的肌肤。接着，她把手伸向门把，还没碰到它，门就荡开了，像被风吹开的一样。与此同时，屋外不远处传来一辆大型车辆停上路缘的声音，她猜，会不会是警察或救护车终于来了。是的话，他们会把谁带走呢？

起居室的窗帘曾保护着她的隐私，掩藏了她与楼上那个受苦的人之间的亲密接触，眼下，她只动动手指，它就卷到了一旁，阳光泄入房间。现在是上午11点，早晨的一场雨过后，外面的世界正阳光明媚。那辆大车就停在她房前，与窗户相距至多一臂出头。那是一辆水泥搅拌车，庞大到仅能看到局部，仿佛某幅画上一个被无限放大的细节，或者一个占满电影荧幕的特写。那只硕大无朋的滚筒被漆成深红色，上面有腐蚀的痕迹，显得饱经沧桑而又出奇和谐。它慢悠悠地旋转着，挂满闪闪发光的雨滴。

它远比她见过的任何东西都要美丽。

接着，一个穿红色工作服的工人来到卡车与窗户之间，身体背对着她，几乎碰到窗玻璃。他以芭蕾舞者般的优雅缓缓挥动胳膊，在空中画着圆弧，引导那辆巨大的水泥搅拌车通过她家那条狭窄的巷道，好开上大路，驶向别处。自枪响之后，她第一次警觉起来。他不能走啊，这个红色水泥搅拌车上的工人，他还没看见她呢！她急忙敲敲窗户，或以为自己敲了——不管怎么说，玻璃“咚”的一响，引得工人回过头来。他眯起眼睛朝她的起居室里张望，目光先是直端端地穿过她赤裸的身体落在空荡的家具上，接着又向下穿过她的双腿，想看会不会是什么动物试图引起他的注意。他什么也没看见。从这里看不见她死去的身体，它倒在窗台的高度以下；而对她活着的身体，他完全视而不见。于是他又转过身去，继续做他的芭蕾动作，侧身慢行，好让卡车带着徐徐转动的滚筒缓缓通过。无论滚筒中那堆神秘的水泥最终将被倾倒在哪里，总之不是这里。

忽然间，她感到一种疼痛而难以忍受的孤独。她转向曾经的自己，思考着死亡这件事情。但重回那具躯体真是一项令人厌恶的挑战啊：就像挣扎着穿上一件不合身、破旧、湿透、滑腻的衣服。不过她依然伸进去一根指头，想看自己是否能忍受那种寒冷。

钥匙在锁孔里转动：他要走了。她一冲动，就穿过房子，像手电光一样悄无声息地跟着他来到后门。

与她上次用另一双眼睛看到他时相比，他似乎有了些变化。那个在她突然出现时本能地给了她一枪的魁梧变态，此刻已经萎缩成一个弓腰驼背的笨蛋，他神情茫然，就像一个负责帮主人照看婴儿的访客摊上了一个哭闹不止还尿了裤子的孩子。在他扣动扳机那会儿，那把枪看上去与他是如此浑然一体，而它现在却躺在他的口袋里，躺在她的珠宝中间，成了一团奇形怪状的凸起——老天哪！他就不能拿个包吗？而且，她还能闻出，他没冲厕所——这人是谁啊，凭什么就这样杀了她？他究竟何德何能，竟有资格成为最后一个碰她的男人？

他撬开后门上那把特型锁时实在笨手笨脚，让人看了难受；她能感觉到他巴不得踹开它，却又担心搞不定或惊扰邻居，或者两者皆是。于是他转而继续摸索，转动着钥匙，动作时而轻柔，时而粗犷，喉咙里发出沮丧的嘟囔声。

她再次冲动地向他跑去，把手放在他的手上，手指穿过他的指缝，摸到那把钥匙。他痉挛似的一颤，门开了。

“对了，对了，”她在他耳畔低语，“你个杂种。”

他什么也没听见，不过依然回过身来查看这扇陌生的门，一张焦灼而惊诧的脸离她只有几英寸。

“走吧，走吧，”她催促他，“出去。”

他似乎使出了全部的意志力，想重新振作精神，转身出门走进后院，速度之快，她不得不跑着才能跟上。她再次惊叹于自己那敏锐的超自然感官：紧随在他身后时，她不仅能听见他紧张的呼吸和衣物的窸窣声，还能听见他的心跳——清晰的跳动来自胸膛，轻微的起伏来自太阳穴。她能闻到他脚下被雨水浸透的草叶，它们被他踩进泥土里；她还能闻到灌木上待放的花蕾，四处散落的蒲公英，后门上的常青藤，以及淡淡的洗衣粉味，来自她那些在晾衣绳上摆荡的T恤衫和内衣。

一想到自己再也不会穿这些衣服了，一想到它们会一直挂在这里，直到有人获准进入，把它们放进一只带标签的塑料袋，她就有些想哭。她跟在他身后，最后瞥了一眼那些内裤，上面有褪色的草莓图案，尽管已是洗了又洗，但穿起来依然十分称心，它们紧实、温暖、宽容地对待她当时的体重……她已不再拥有的体重。

她从凶手的穿着和天空的颜色看出，这是个冷飕飕的日子。但她却没有任何感觉，甚至感受不到掀动晾衣绳上那些衣物的微风。她能嗅到它的味道，却感觉不到它的吹拂。她跟着凶手穿过大门，进入屋后的小巷，赤脚踩在沙子、卵石还有碎玻璃上，感觉却跟踩在自家地毯上没什么两样。随后，想到自己再也不必穿衣服了，她啜泣起来。

他把一辆小小的蓝色面包车停在巷子里；他一打开驾驶座一侧的门，她就立即钻了进去，然后滑到副驾驶座上。她本以为他会上车坐到她身旁，但他却打开后备箱，再次原路返回她家。谢天谢地啊！她希望他回来时能拿些值钱的东西，免得她一想到自己竟因为一袋很可能被当铺拒收的戒指和胸针而死，就觉得刺痛。

同时，她审视起面包车内部，想加深对这个男人的了解，然后困惑而厌恶地发现，他属于那种会听磨损褪色卡带的人，卡带上有《重金属金曲1993：特大精选[19]》之类的标题。不过有一点很有意思：尽管此刻车门大开，车厢里充满新鲜空气和待收垃圾的味道，但她依然能轻易捕捉到些微气息，来自女人的洗面奶、爽肤水、止汗剂和血。不是死亡的血，而是生理期的血。

这很好，很好，很好：她希望他有个妻子。

一分钟后，他回来了，带着她的电视机，接着又回去拿她的卡带录音机和榨汁机。显然，这已经是他所能做到的极限了。他用力关上后备箱，焦虑地喘着粗气跳上驾驶座，发动了引擎。

那天夜里与他躺在一起的时候，她已经知道了许多关于他的事，包括他的名字。现在，她在他耳边轻声呼唤着这个名字，一遍又一遍，每念一遍，他那汗津津的前额上就会多出一道皱纹，眉间的褶皱也会加深一分。她能在黑暗中看清这一切，当然，这一点他妻子肯定是做不到的。不过他妻子不必看他，因为她是如此了解他，比谁都了解他。

“你有别的女人了。”他妻子说，躺在他身旁。妻子背对着他，冰凉而硬实的肩胛骨离他那副行尸走肉般黏腻的躯体只有几英寸。在他们之间那几英寸的狭缝里，躺着她，她毫不费力地钻了进去，同时也释放着压力。

“你在说什么啊？”他咳嗽了一声。

“我能从你身上闻出来。”他妻子回答。

“疯了吧你！”他反驳道。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抚弄他的下体，弄得它血液上涌。

“我告诉过你，”他妻子冷冷地说，“再这样咱俩就离婚。”

“我什么也没干。”他愤怒地恳求。耳畔仿佛有个女人在呼唤他的名字，敦促他放松，顺其自然。在一阵痛苦中，他带着未偿清的愧疚、恐惧和欲望向妻子伸出手去。

“把你的脏手从我身上拿开，”他妻子吓道，“留给她吧。”

在他们之间，当他的体液无声地喷涌而出、流向无处时，她已经在那不可思议的空间里蜷起身体，进入了梦乡。

尼娜的手

他们共度的最后一晚，尼娜的右手紧贴在她的枕头底下，仿佛想抚摸她的脸颊。如今尼娜一般都睡得很沉，几乎能一动不动地从熄灯一直睡到闹钟响，而她的右手也接受了这一切，尽管这意味着它会被幽闭在一团暖烘烘的聚酯纤维底下，几近窒息。早上，一等尼娜从枕头上抬起头，她的手就趁机溜进了光明，露出一小簇略带红润的漂亮手指。

尼娜的手立即投入了工作，像一只训练有素的鸟儿一样划过空中，按掉床头的闹钟，再揉揉尼娜的眼睛，驱赶残存的睡意。每个早晨都由这串一成不变的印象开始：闹钟的塑料按钮上细微的波纹、尼娜尚未睁开的眼睛湿润的触感、睡眠水晶随着食指滚动时那种粗粝的震颤。尼娜的手十分乐意为人所用，替人效劳。它顺从地熬过了漫长而无所事事的夜晚：眼下，欣然臣服就等于迈向自由。

有时候，夜晚实在太过漫长，尼娜的手就会趁尼娜睡着时从枕头底下溜出来，在被窝里四处游荡。它喜欢待在床单上那个凉爽偏僻的地方，喜欢在床上搜寻零星的面包屑，还喜欢品尝被窝外黑暗而虚无的空气，并为之战栗。尼娜的手不时还会造访她身上的其他部位，那些在白天似乎多少都有些容易被忽视的部位，尼娜的手指会一边迟疑地抚摸它们，一边询问它们需不需要自己做些什么。

近来，尼娜的手不再那么频繁地东游西荡了，自从在工厂上班以来，尼娜睡得比过去沉了。尼娜的手宁愿在枕头底下无所事事地挨过八小时，也不愿再像前不久那样，还在腰部以下徘徊，就冷不防地被瘫软的大腿死死压住。随后那个缓缓失去知觉的过程——一开始只有一点模糊的迹象，早上却成了一个可怕的事实——一定很像死亡。

静静地躺过一夜之后，它尽管没有得到特别丰厚的回报，却也算有所收获。日常的任务肯定是少不了的：掀开被单，握住水杯，把它举过半空，缓缓朝尼娜的唇边倾斜，这串动作之流畅清晰，是个少有的奇迹，超越了尼娜糟糕的表达能力。接着就是起床了，尼娜的手会在床垫边缘看似轻巧地一撑，推动她的整个身体向前、着地，然后她会像个救生圈似的东摇西晃，试着在卧室地板上站直身体。

尼娜会说几句话，或闷闷不乐地嘟囔着抱怨两声，但并不是在对她的手或任何别的活物说话，因为她现在一个人住了。在表达不满时，她总会使用与性有关的语言，但实际上她抱怨的内容却根本与性无关。她抱怨的内容只关乎在工厂上班的感受。

尼娜的手领尼娜走进洗手间，引她坐上马桶，然后替她擦净。以前尼娜早上还会洗个澡，尼娜的手可以用水龙头、洗发水瓶和香皂展现它精湛的技艺。洗澡时，尼娜的手会沾满白色的泡沫，在尼娜全身上下快速地来回滑动。但自从尼娜开始在工厂上班以来，她就没有时间洗澡了。

尼娜的感觉对于她的手来说一直是一个谜。手总是一片好意，但却想不通许多问题，例如为什么擦眼泪可以随时随地，但擦尿却只能在一个带镜子的小房间里；而且尼娜的情绪变化跟她手里拿着什么东西一般没有直接关系；尼娜周围似乎存在着一个无形的世界，它不等她的手起来迎接或拒斥，就能任意出入她的身体。

在这些超自然的难题面前，手的职能非常明确：帮尼娜把握住真实的世界。

每天早上给尼娜穿衣服总让尼娜的手想起另一只手的存在。尼娜管它叫左手，它就生活在她身体背光的另一侧：与右手就像同卵双胞胎，只不过手指全都诡异地反向排列。在任务需要时，尼娜的手会遵循一套准则，保证自己能与另一只手合作，高效而愉快地共同完成工作，甚至可以说，它们的一些配合精准而华丽，简直像精心编排的舞蹈动作。可是，它们如出一辙的外表却并没给它们带来安宁，只是徒增忧虑，就好像它们让自己变得更加灵巧，只不过是为了取代对方而已。但尼娜的右手觉察到自己比那个狡猾的对手更占优势，而且它一逮着机会就会单独行动。总之，它们互相看不上，当尼娜没头没脑地命令一只手握紧另一只手时，它们就会萎靡而尴尬地待在尼娜的腿上。

但是，一旦有事要做，它们又会完美地相互配合，辛勤劳作，就像一对疏远的双胞胎姐妹重逢在工作场合，谁也不搭理谁，但却依然拥有共享子宫时的默契。刚才，这两只手就在协力帮尼娜提衣服，它们俯冲而下，向上提拉，仿佛一对同步登场的杂技演员。给尼娜穿衣服并不困难；她身材瘦削，缺乏曲线，而且总穿最简单的衣服。在给尼娜扣胸罩时，两只手碰到了彼此的手指，短小的指甲撞在一起，实在尴尬，不过片刻之后，它们就结束了合作，又恢复了独立，右手也不再把同僚的存在放在心上。

手与尼娜本人的关系比这还要复杂。某些直白的问题——譬如遇事由谁做主，一般都是谁在发号施令、谁在俯首听命——是很难回答的。尼娜与手之间的关系，就好比猫身上的皮毛：烦躁时张牙舞爪、乱七八糟，但却能迅速自行恢复柔顺，因为它生来就注定是服帖顺滑的。尼娜有时会让她的手去揭开滚烫的锅盖，或抓住玫瑰满是棘刺的茎，罔顾手的抗议，任它在想法与行动之间的真空中无声地挣扎。然而，在另一些时候，当她踉踉跄跄地登上一辆摇摇晃晃的公交车时，尼娜会发现她的手已经牢牢抓住了一根金属扶柱，或者，感觉某处有些发痒时，尼娜会发现她的手已经在那里挠了起来。他们对彼此是如此了解，近乎绝对可靠，这样的关系，可不是零星的伤痕和烫伤的手指所能动摇的：实际上，他们几乎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现在手占据了主导，把尼娜带到镜子前，在那儿梳理她的头发，为眼睛画上黑色的眼线。尼娜的眼底已经出现了淡淡的黑眼圈，不过显然还不够明显，而尼娜的手画上去的那些就非常清晰。以前，尼娜的手在镜子前操持的化妆仪式要比这繁复得多，得用上棉签、各种小罐子、假阳具般直挺挺的猩红色小蜡烛，还有各式各样的小刷子。而现在只剩下那些黑色的线条了。但这有什么不好？在手看来，尼娜对外表的日益忽视其实合情合理，它本身也几乎从不关注自己的外在。

刚出生时，尼娜的手是个胖乎乎的小东西，孱弱无助，有如搁浅的海星。

后来，它长大了些，成了一只莽撞的小爪子，曾把巧克力糊在尼娜脸上，也搭过彩色积木，还从自己的洗澡水里举起过一捧捧漂浮的肥皂泡，更曾在尼娜第一次去海边时，用沾满沙子的手指抓起过一只真正搁浅的海星。

青春期带来了自我意识以及性别体验，例如，它曾带着神经质般的兴奋，任由另外那只邪恶的手含情脉脉地为自己涂指甲。同时它也明白，等指甲上那种凉飕飕、亮晶晶的液体风干后，自己也得做同样的事。

成年后，尼娜的手最终出落得朴实无华，尽管它依然平滑纤细，但经过三十六年的使用，却已经悄悄地结出了茧，生出了细细的纹路。在偶尔碰到年轻人的手时（尼娜没有孩子，而且又没了丈夫，所以也不大可能有孩子了），尼娜的手会惊讶地发现，相比之下，自己竟是如此粗糙和僵硬。不过当它独自停留在尼娜的脸颊上或躺在她的枕头底下时，它又会重拾信心，感觉自己恢复了紧致。

年轻些的时候，尼娜的手对不少东西都厌恶至极：某些任务、某种气温还有某些质感。不过如今，对它而言，这些都已不在话下。比如在做早餐时，尼娜的手得直接碰触生牛肉和各种湿腻腻的生肉，并且在这些秽物烹炸期间，它还得在熟油冒出的烟雾里打转。其实以前，尼娜早上没什么胃口，喜欢吃得素一点，但她的新工作改变了这一切，她必须在进工厂时精力充沛，并保证自己起码能连续三小时不累不饿。要顶住这样的工作强度，一杯茶和几勺牛油果可不管用，于是尼娜的早餐完全变了样，现在，尼娜的手不必再往脆脆的薄饼干上轻轻撒乡村奶酪了，也不必再娴熟地把葡萄柚切成几瓣了。相反，它必须抄起油乎乎的鸡蛋切片器，还得不断翻动一大块咝咝作响的蛋白质——可能是汉堡牛肉、香肠或火腿鸡蛋卷。事实证明，鸡蛋无法胜任这项挑战，只有肉才能顶住这场拉锯，仿佛工厂只要发现有肉，就拒绝被一个可怜的卵敷衍。

喂尼娜吃饭与厂里的工作有些类似，就是在规定时间内不断地往嘴里运送食物，只不过饭后它还能有这样一个犒赏：擦拭尼娜的嘴唇。那是一个复杂的手部动作，手会优雅地画出一连串平滑的“之”字形，然后可能再反向重复一次，像一只在湿滑的海岸上欢快扭动的海豹。

这些小小的愉悦激励着尼娜的手，不过必须承认，尼娜在工厂工作得越久，这种激励就越少。最近，它已经没有牙刷可握，也没有牙线可以把玩了：尼娜一吃完饭就得去上班。

虽然不论风吹日晒，尼娜的手每天都会与她一同外出，但它对尼娜身体之外那个更广阔的世界却知之甚少。在大千世界面前，它宁愿钻进尼娜的衣兜，或警惕地盘在她脖子上。它隐约知道，尼娜眼下匆匆穿过的这条街道与别的街道相连，街道与街道纵横交错，编织成一张宽广的大网，也就是城市。同样地，尼娜奔跑着追赶的公交车也是车流的一部分，所有车流统称为交通。车外还有许多一闪而过的建筑，每栋都有自己的名字和特色，在驶过足够多的建筑后，车子就会来到所谓的郊区。不过尼娜的手几乎没法长久地记住这类东西，周遭的世界会自然而然地消退、远去，化为一幅喧嚣的背景。如果它承认，比起天空，自己对公交车上镶满钉子的天花板更感兴趣，会不会有些丢脸？可一旦面对直接的刺激，譬如有机会在手掌里反复摩挲一枚硬币，它就会立马对天花板失去兴趣，这是不是更丢脸呢？当它把这些凉丝丝、银闪闪的金属片翻过来准备付给别人时，它会因那种触感而皮肤冒汗，感觉这一切远比任何虚无缥缈、不可触摸的东西都更有诱惑力。也许，这就是尼娜所说的（对那些劝她辞职的朋友）“归根到底一切都离不开钱”的真正含义。

尼娜去工厂上班是为了挣钱，虽然在那儿从没见过钱，只有嫩黄瓜和泡菜。但尼娜依然每天都会去工厂，这不，她又来上班了，现在正手推铸铁大门，嘴里还不住地呻吟，既为自己加把劲，又表达自己的不情不愿。

这是一栋狭长低矮的建筑，入口处有一台机器，会往硕大的纸卡上打数字。进门后，尼娜的手要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从一条缝隙里抽出尼娜的工卡，再把它插进一个凹槽，然后等待指尖传来机器咬合的震颤。这项工作本可以相当有趣，但可惜规定并不允许：卡片只能插入一次，而且要快。接着就得给尼娜套上围裙了，那是一块潮湿的绿色方布，上面由另一双手写下了尼娜的名字。

工厂内部光线刺眼，潮气氤氲，仿佛一只刚刚抽干的巨大混凝土鱼缸，还湿着，就开始用一台硕大无朋的自动调温器供暖。水和醋凝成的蒸汽从空气中挤走了大量的氧气。工作开始了，毫无前奏，也无须准备：尼娜会在一排身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她面前有一道齐腰高的凹槽，里面铺着一条平坦的橡胶带，上面运送着一只只随传送带震动的空玻璃罐子。凹槽上方和后方全是装在木条箱里的嫩黄瓜，箱子微微倾斜，角度正好能让那种亮闪闪的绿色货品源源不断地滚下来补位。尼娜的手和其他女人的手得从这些箱子里挑选大小合适的黄瓜，用它们装满这些玻璃罐子：必须装得严丝合缝。最好从那些大个儿的装起，一开始只要扔进去就行了，几乎不用怎么费心，接着再来几根稍小的，用它们填塞余下的空间，最后再来一两根短小精悍的即可大功告成。左手可能会承担一些挑选的工作，或者笨手笨脚地塞上几根，但实实在在的填充工作非右手莫属：这项工作讲究精确。

然而，传送带的运转速度决定了没有哪一只手甚至哪一双手能装满所有的罐子，连装满一只都悬，所以才会有这么多双手在凹槽前列队。尼娜的手会任意抓住一只恰好经过它面前的罐子，再往里添合适的东西。尼娜在流水线上的位置并不是固定的，因此，有时候打她面前经过的是一些快满了的罐子，她的手得给它们封顶；有时候来的罐子又只装了一半，于是尼娜的手就得找到大小合适的黄瓜，把它们塞到位；而在另一些时候，她面前的罐子又是空的，得装上那些最粗壮的家伙。

罐子塞满后就会继续前进，来到女人们所能触及的范围之外，然后被另一批手——男人的手——送进一台充满蒸汽的机器，从里面出来时，它们就都封了口，里面的黄瓜已经用莳萝、醋和水兑成的汁液煮熟了。工厂的构造其实接近于一个闭环，类似于电子元件或节育环，罐子从传送带的起点出发，缓缓画出一道弧线，经过女人们，再一个急弯拐进主加工器，出来后再缓缓经过另一道弧形，跟刚才那道形状互补、方向相反，最后奔向出口。如果装罐的女人手取黄瓜时动作大些，越过木条箱，就会看见另一排女人的手从凹槽里取滚烫的瓶子、检查瑕疵、装进纸盒，如同对面那一排手的镜像。闭环中央，也就是两道传送带之间什么也没有，唯有三根支撑厂房的高柱。

厂房里的噪声很难让人忽略，不过却处在合法范围内，还算不上震耳欲聋，一台工业强度的音响播放着模模糊糊的合成音乐，掩盖了各种丁零当啷、乒乒乓乓、嘶嘶唰唰的声音。偶尔会有某个女人被哪段曲子勾起了往事，跟着它唱起歌来。但尼娜从不唱歌。还好，唱歌不是强制的，说话也不是，而尼娜也从不说话，除非有人跟她说话。她有时会独自待在厕所里抽泣，用拳头捶打赤裸的膝盖。这种抽泣从来不会持续太久，而尼娜的手每次都得承担一个滑稽的任务：匆匆到上面去擦拭尼娜的眼睛，接着再到厕所水池冰凉的龙头底下草草一冲，洗去手上的醋；然后，尼娜的手会怀着满腔的怜悯和不屑，再次擦拭尼娜的眼睛。

尼娜的手并不像尼娜那样厌恶工厂，尽管它或许更乐意在几乎任何别的地方工作。这份工作的确枯燥至极——不过时间一长，它却让尼娜的手变强壮了，而尼娜的手其实一直都暗暗渴望能变得强健有力。一直以来，它都觉得相形之下，男性强有力的手十分了不起，不过直到不久前，它都还以为那种能从汽车上卸下轮胎、把女人举离地面的力量来自那些盘根错节、丑陋不堪的肌肉。可现在，尼娜的手已经拥有了类似的力量，但外表却依然纤细。它现在能砸碎空食品罐，也能一拳在厨房墙上砸出个坑，它从这些举动中获得了莫大的满足，觉得自己纤弱的外表下也蕴含着不可小觑的潜能。

事实上，最费体力的并不是挑选黄瓜、填塞罐子这项日常工作，虽说这算是最不讨人喜欢的一项工作了。那项真正艰巨的任务由每个女人轮流承担，并且每个人只能做一段时间，因为它对体力提出了非人的要求。这项任务的学名叫“砸罐子”。差不多在流水线全长四分之三处，在千篇一律的女性身躯之中，有一件与众不同的东西：一根短粗的木质立柱，顶上盖着一大块厚重的灰色胶皮，看上去就像被人在一只装满橡胶溶液的大桶里蘸过一下似的。这根立柱的顶部可以减震，工人得把所有罐子用力砸在上面，把里面的东西压实，好让人最后再塞几根黄瓜进去。这一步做不好，罐装就会短斤少两，工头就会生气骂人，尼娜就会把右手揣进围裙的衣兜，命它攥紧拳头，直到指甲几乎掐进手掌。所以说，砸罐子这活儿，用足力气很重要。

今天，在轮到尼娜砸罐子时，她点头答应之后借故走开了一分钟。进了厕所，尼娜的手才看出尼娜身体不适，因为她跪在沾满醋汁的马桶前干呕起来。尼娜的手向来对消化系统的波动一无所知，不过它知道有些时候，不管食物在刚下肚时质地多么结实、纹理多么别致，但不知怎的，最终却总会化为一摊污秽黏稠的浓汁，这东西是如此厉害，如果不及时排出，就会妨碍一切行动。尼娜的手在顺境中是十分讲究的，但在逆境之中，它却又总是异常坚忍：它钻进她因干呕而圆张的嘴，用两根手指抠住她扩张的嗓子眼。呕吐过后，尼娜洗净手和脸，出去砸罐子。

刚开始，尼娜的手觉得这项工作跟平时没什么两样。它抓住罐子，把罐底重重地砸在带胶皮的立柱上，然后再把它放回流水线上，如此往复。然而，不出几分钟，一种异样的感觉就开始向手上蔓延，这意味着尼娜的身体出现了某种异常。一时间，手觉得神经里仿佛有许多细小的虫子在嗡嗡作响，这感觉起初令人警觉，但随后又趋于缓和，像一次自发的按摩。手感觉自己膨胀起来，体积增大，就像从尼娜大腿的重压下解脱时那样，但矛盾的是，它同时也感觉自己轻飘飘的，仿佛工厂里的空气改变了地心引力，让所有沉重密实的物体都飘向空中。与此同时，砸罐子的工作还在继续，像脉搏一样规律，像坠入废车场的车辆一样沉重。要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这节奏比过去更加铿锵有力，形成了一套机械运动。尼娜成了一台机器，她的手已经无法再影响她的行为，也无须再确保她的工作效率。不久，尼娜就进入了一种奇特的平衡状态，借着砸罐子的冲击力，她宽大而倦怠的手随着传送带上的瓶子一同弹起、落下，已经不必再刻意去拿。最终，这串动作变成了一个运动的实体，就像海洋，手的灵魂凌空飘浮，凝望着它。

当然，这感觉肯定持续了数秒之久，那些瞬间耀眼夺目，有节律地闪烁，仿佛永无止境。一个个瞬间或承前启后，或一闪即逝，全看它们心情。这几秒钟里包藏着佐酒小菜一般丰富的感受：手感觉自己在充溢着醋味的温暖空气里上下摆动、砸着罐子、渐渐忘记了自己为什么要砸罐子、渐渐失去了对罐子的掌控、它感到罐子碎了、尖锐的玻璃闯入了向来只属于尼娜与手的空间。

尼娜的手跃入空中，这一跃在时间里发散为无数个瞬间，让它仿佛有无尽的时间思考自己身在何处。它感觉自己离尼娜身体的重心已经很远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远。它依然十分倦怠，但为了满足心中微弱的好奇，它依然准备去接收尼娜的意志和指令，不料却发现自己已经与它们彻底隔绝了。

那一个个瞬间连成一片辽阔而平滑的天空，尼娜的手悬停其中，眼前浮现出自己多年来与尼娜相依为命的生活。手从不怀疑自己会永远生活在尼娜身侧，但现在它动摇了。不可否认，手与女人曾彼此羁绊。也许，他们根本就格格不入。

现在，尼娜的手已不再受制于尼娜的胆怯与弱点，它瞥见了自己可以派上的无数种用途，在别人身上，在别的时间和地点……它的神经仍有反应，它正从一个被操控的广阔世界里接收间接指令与二手经验。

它幻想自己出现在一干陌生的身体上，巧妙地伸缩着那些难以想象的肌肉，往一串鸡心形珠宝上镶嵌钻石、为来自瑞士的纪念品雕刻微小的木雕人像、用铺陈在天鹅绒衬布上的闪亮零件组装指南针。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它幻想自己置身于非洲干热的气候中，带着刺痛的皮肤，弹拨起一把富有异国情调的橙色齐特尔琴[30]，它鼓足勇气，加快速度，直弹到琴弦上都挂满了晶莹的汗珠。随后它又出现在另一个时空，在那里修复了一尊受损的《圣殇》，把那些比蛋壳碎片大不了多少的大理石屑重新装回雕像弯曲的手腕。接着，它戴上了透明的手套，用细如发丝的手术线连接断裂的神经。再接下来，它又挥舞着一支纤细的画笔，伸向一幅几近完成的杰作，笔毛像人后颈上的绒毛一样柔软，笔尖沾着一点朱红，如同一滴鲜血。后来，也许是厌倦了这些不可思议的精工细作，它转而启动了一个引爆装置，改变了地表的面貌；它按下一个按钮，为某个遭到轰炸的巴尔干村庄恢复了供电；它攀上一座高山的峰顶，挥舞起一面旗帜。为了追求更丰富的触感，它在温润的土壤里种下一棵紫杉、从一个珊瑚湾深处拔出一把石化的利剑，并抚摸了一只哈士奇落满雪花的皮毛。

这些感受与无数种别的感受，以及种种精湛、种种灵巧一起，在尼娜的手部神经里快速掠过、无休无止，但最终，手的接收能力还是走到了尽头。它终于餍足了，一条条地抛弃了自己的那些尚有知觉的血管。

眼下，它最渴望的，是宁静、麻痹与黑暗，就像在枕头底下那样。

好在手似乎只需想着黑暗，就能离它越来越近，仿佛在这片超越肉体的宇宙里，意志就是翅膀。

空气逐渐稀薄，感官开始退去，现在，手感觉舒缓而亲切：它回忆起床上的面包渣、早晨某个英俊男人下巴上的胡楂、浴缸里亮晶晶的肥皂泡，还有在门口发现的湿润青苔。

最后，在蜷起身子歇息前，尼娜的手重温了最后一段回忆：只有几天大的尼娜发现自己面前竟悬浮着一样东西，那是一朵粉嫩的五瓣花，而且不知怎的，竟神奇地与她自己连在一起。

地狱外壳

4小时17分钟之后，一滴雨点落了下来，伊万顿时来了精神。

当然了，雨点肯定不止一滴（尽管也不会很多），但唯有这滴落入了伊万为实验精心划定的长方形区域，于是他开始在设备上忙活起来。他想弄清那滴雨点落入沙土之后会发生什么：它会像一枚液态的珍珠那样在表面颤动多久？它将以怎样的速度缓缓下渗？会留下多大一块印迹？可以渗入多深？

有了这些信息，伊万说不定就能成为改变世界的人。

3分52秒之后，雨彻底停了。伊万把能做的测试都做了一遍，然后收起设备。气温略有下降，达到107℉[31]。

吉普车上，向导正在剔牙，用的是外来工具中最贵重的一件，一把瑞儿晕捞——也就是说，瑞士军刀。在这里，刺耳的鸟语淹没了熟悉的语言，把它变得面目全非，就像盐分和沙土把沃野吞蚀、改变。伊万眯起眼睛打量向导，这才发现他并不是昨天陪自己来的那个人。

“亚菲特呢？”他说，不知能不能得到英语的回答。

“亚菲特带走亚菲特全家，带走亚菲特房子。”

也就是说，亚菲特收起了他那座用细杆支起的棚子，把它打包放在骆驼背上，带着妻儿一起搬走了。伊万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会这样做，为什么要拔掉地里仅存的一点作物，把土地用来搭建临时住所，因为按理说，他们其实只需在原地播种，就能建立自给自足的家园。

“你明天会来吗？”

那人耸耸肩，咧嘴一笑。牙齿上满是拉塔叶[32]留下的烟渍。

“你拉塔抽多了。”伊万也笑着回答。

向导又耸耸肩，不耐烦地做了个表示勃起的手势。借此，他想说的是，这玩意儿是他唯一的动力，有了这个，他才能干活，才能载着外国人满沙漠跑，才能跟其他部落的人作战，才能满足他的老婆——总之，才不至于败给炎热干燥的天气，最终才不会像陶土那样蜷缩在黄沙上，身体被彻底榨干、烤硬。

“好了，咱们走吧。”伊万说。

他说了算。他身兼政府和跨国公司顾问，是非畅销书《大气科学中的应用空气动力学》的作者，但他也完全可以是一位身负上百条人命的将军：他是白人，不愁钱，不愁吃，有车，有房，房里有水。他是有权利说“好了，咱们走吧”的那种人。

自西尔伯梅彻尔一家跨过埃塞俄比亚边境进入巴拉坦以来，已经过去整整两个月了，这个极度干旱的地区位于海平面以下400英尺，坐落在非洲与阿拉伯国家联盟之间。

来到这里之后，西尔伯梅彻尔一家最先学会的事情之一，就是假如你并不知道自己此刻身在何处，那么地图就仅仅是一幅漂亮的图画而已。如果你有这样一个习惯，喜欢想象自己身在一颗圆溜溜的彩色星球上的某个地方，那么你判断自己所处位置的依据，多半是别人说的话你能听懂多少，还有你的东南西北方各有什么。比如，要是你身边的人都说匈牙利语，你这边是奥地利，那边是罗马尼亚，那么你就会知道自己在匈牙利。要是你身边的人都说美式英语，你这边是加拿大，那边是俄勒冈，那么你就会知道自己在西雅图。而在巴拉坦，西尔伯梅彻尔一家什么也搞不清，什么也听不懂，因此，这里哪儿也不是。

非洲人总是摇身一变就成了阿拉伯人，至少在伊万一家人看来是这样。一名典型的非洲人会穿着一身牧羊人的行头，裹着腰布、披着披巾消失在军营里；再出来的时候，他已经穿上了卡其军装，转眼间就成了一名巴解组织士兵。当然了，懂得当地语言会稍好一些，但与此前一窝蜂造访巴拉坦的那拨人不同，西尔伯梅彻尔一家不是语言学家：在他们眼里，巴拉坦人说起话来就像《泰山》系列电影里的非洲酋长，偶尔还会让他们想起CNN拍摄的1991年海湾战争片段。

更让西尔伯梅彻尔一家大惑不解的是，在他们看来，一个巴拉坦人换上从军队垃圾堆捡的几件破旧褪色的占边T恤后，竟与四处搜寻着适合涂鸦的建筑的非裔美国人毫无二致。

西尔伯梅彻尔一家没有宗教信仰，并且从意识形态上反对干涉当地人的宗教信仰，但也正是因此，他们对巴拉坦人的信仰毫无概念，所以面前又多了一个谜团。伊万十几岁的女儿发现，巴拉坦人认为女人裸露头发、胸部和大腿是不道德的：这是信仰的一部分。

“知道不，他们真是相当的——怎么说呢——保守，”这就是她的评价，“跟南边儿那些狂热信徒差不多。”

当然，她说的“南边儿”是指美国南方，也就是得克萨斯这样的地方，而不是像马拉维这样的非洲南部国家，尽管这句含混不清的话对两个地方都适用。

其实西尔伯梅彻尔一家跟普通巴拉坦人并没有太多接触，当地人大都居住在军营之外的沙漠中。对外国人而言，这些巴拉坦人毫无用处，男人、女人、小孩全都居住在挨挨挤挤的棚屋里，在这些有如天降鸟窝的临时居所里度过短暂的一生，然后死去。一道细细的水流稀稀拉拉地流经居住点，污浊不堪，水中满是沙土、盐分和粪便，偶尔还有儿童的尸骸。对西尔伯梅彻尔一家而言，驾车驶过定居点是一次极其震撼的经历，尽管他们实在说不清究竟震撼在哪里。只见漫山遍野全是皮肤黝黑、骨瘦如柴的人，所有人都在喋喋不休地祈祷，从他们的神那里寻求解脱——至于这位神究竟是安拉、耶和华、赛特[33]还是海尔·塞拉西[34]，谁知道呢？

西尔伯梅彻尔一家住在军事管理区的一栋房子里，尽管他们对穷人充满同情，却无法在天降鸟窝里生活。

他们应邀从西雅图、从堂堂美利坚来到这里，是因为就在几年前，巴拉坦文明终于发展到了能为自己的语言创制一套文字的程度，随即，在外国语言学家如饥似渴地研读过这些文字之后，巴拉坦的全面饥荒引起了西方世界的关注。当地政府的任务，是终结巴拉坦人的游牧生活，让他们学会定居，学会耕种作物，这样就能把松散的土壤固定下来，变成适宜生存的坚实土地。伊万·西尔伯梅彻尔的任务，是研究土壤与天气的关系，看看是否能在这方面做些什么。

伊万卡·西尔伯梅彻尔的任务，是维持与伊万的关系。伊万卡嫁给他已经二十三年了，她是一位动人而坚韧的女性，尽管出生在一个寒冷的国度，但在120℉的气温下却依然活力不减。她爱穿白色的上衣和裙子，总显得皮肤黝黑，她开玩笑说，自己现在真是前所未有地像个吉卜赛人了。她能用速冻食品做出美味的炖菜，让人根本尝不出食材来自罐头。她能迷倒难搞的官员。她能用眼神吓退不友善的巴拉坦人。她是个很棒的爱人。

伊万和伊万卡最显而易见的共同点，就是他们的名字，但这两个名字如此相似，其实纯属巧合。伊万是第四代美国犹太人，在遥远的过去曾有过几位乌克兰祖先，不过这对他根本无关紧要，重要程度甚至不如（比方说）家乐氏的糖霜现在已经不像他小时候那个健康意识淡漠的年代那么甜了。伊万卡是匈牙利人，1968年才第一次赴美。当时她年方二十，独自一人身处一个陌生的国度，几乎完全不会英语。她发现隔壁邻居的名字是自己名字的男版，但要用英语表达这个说法，就像她跟任何一个当地人聊任何事一样困难。

“伊万——伊万卡——是一样的！”她微微一笑，为自己能说出一个不带任何低级错误的句子如释重负。

伊万则对匈牙利的政治局势很感兴趣，真心感兴趣，这让她心头一热，因为她此前遇到的所有男人都只喜欢聊电视、食物、天气和性。但讽刺的是，不管他兴致勃勃的样子在多大程度上唤醒了她离乡背井的身体，但由于她并不具备跟伊万谈论政治的词汇量，于是只得语无伦次地搬出那些陈词滥调，聊起电视、食物、天气，后来还有性。她试着描述年轻女性在东欧的处境，那里与美国是多么不同。但由于缺乏“苦心孤诣”“政治觉悟”“性别化”和“辩证法”这些词汇，她只好用一些牵强的近义词代替，而且不知怎的，在说出那句“在美国女人可以不用那么自由”之后，她竟由着他把自己带到了床上。

不过他人还不错。等到她英语足够流利、足以判断他跟自己是不是真有共同语言时，他已对她如此熟悉，俨然就是她无论如何都会选择的那种男人，甚至从一开始就是。

但接下来，她又有些拿不准了。要是你的男人早已熟知该把中指放在你屁股上哪个位置，也会给你递来报纸，好跟大男子主义划清界限，并且知道你粗硬的黑发得用哪个牌子的洗发水，那么你就肯定不会像初遇时那样，把他里里外外瞧个仔细。当然啦，她也爱他。爱到结婚四年后，在得知他出轨时，她简直恨不得杀了他：她把他的衣服、气象学教材、鞋子等从一扇紧闭的窗户中通通扔了出去，任它们散落在四层楼下的大街上，接着又给了他一耳光，打掉了他的眼镜，再照着鼻子给了他几拳。他血流如注，在卧室地板上信誓旦旦地向她道歉，紧接着他俩就孕育了三个孩子中的第一个。

这个孩子，莉迪娅，现在就跟他们一起在巴拉坦。她十八岁，当然并不记得自己被孕育的那一天。对她而言，想到父母做爱，就跟想到罗恩和南希·里根玩六九式差不多。莉迪娅是全家唯一有性能力的人，当然这只是她自己的想法。她的身体洁白幼滑，秀发漆黑如黛，而她最欣赏的，则要数自己黑黑的睫毛和阴毛了。不过她的腿不够长：遗传自她那个小个子的妈妈。

尽管文化传播从未止息，种类繁多的域外孢子也曾被播撒在巴拉坦的土地上，但文明却始终未能在此扎根。伊万并不是第一个到访此地的气象学家，伊万卡也不是第一个匈牙利女人。但莉迪娅却是第一个哥特朋克。这个苍白的美国女孩身穿一袭黑衣，涂着黑色的唇膏和指甲油，满头黑发蓬乱而任性；没有一个巴拉坦人见过这样的人物，从来没有。

“莉迪娅”并不是她的本名，凡努舒卡才是，这又是她父母之间一个念旧的小玩笑。尽管“凡努舒卡”颇具异域风情，足以满足这位年轻人标新立异的愿望，但这毕竟不是她自己选择的名字，于是她改名叫作“莉迪娅”。这个名字能让她想到自己的榜样，一位同名的前卫行为艺术家兼音乐家，她身穿黑色皮衣，哭喊着诗句，讲的是宰杀家养宠物，以及和她爸爸肛交。

伊万从没想过对女儿做那样的事情，但她并不会据此认为自己生而有幸。他能给她的不多，而她每次想拉近与他的距离，都会以失败告终。她用自己的CD随身听给他放过“死魂灵”乐队的《处子收割者》，还亲手给他塞上了耳机，结果他才听了两分钟就把它们拔了出来，宣称这种音乐太枯燥了。枯燥？！开什么玩笑！每当有新认识的人问起她爸是干吗的，她就会说：“噢，就是观测云的动向、等待积雪融化之类的玩意儿。”这个答案相当有趣，因为她既能借此抨击她父亲本人的枯燥乏味，又能强调他不同寻常的工作性质，让朋友们眼前一亮。

这份不同寻常的工作，把这家人带到了一片沙漠的边缘，这个地方被一众语言学家译作“地狱外壳”。这家人，也就是伊万、伊万卡和莉迪娅。另外两个孩子已经不在人世了，一个死在子宫里，另一个死在一家夜店的男洗手间里，因摄入大量不适当的化学药物导致中毒身亡。

莉迪娅实在太想念她的小弟弟迈克了，因为他，她几乎再没碰过毒品。

当然，她刚到巴拉坦没几天就试过拉塔叶了——虽然她觉得那玩意儿留在牙齿上的烟渍十分恶心，但要是在回美国之前还对它毫无概念，那可就太丢脸了。她的评价很不客气：这里人用的东西全是些糟糕、原始、滥竽充数的山寨货——食物、水、衣服、工具、房屋、娱乐莫不如此——就连毒品也不例外。弱爆了！莉迪娅断定，真正导致巴拉坦饥荒悲剧的，是以下几个并非无可救药的错误：缺乏节育知识；缺乏能从一切谈判中渔利的精明律师和政客；缺乏来自外部世界的资讯，也就是，电视。

对巴拉坦的困境，伊万卡则有不同看法：她认为，他们最大的诅咒就是无望离开巴拉坦，除非作为葬礼上的袅袅青烟。要是他们有处可去，那该多好啊……但这片大陆上早已挤满了难民，人人都是一贫如洗，毫无技能，弱不禁风。索马里人逃到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人又逃往索马里，在少数地方，这些难民的确不会被人用废弃共产主义农机上遗留的车轴抽打，也不会被迫把自己的亲骨肉砸死在舂玉米的钵子里，但这些地方却绝不是什么沙漠中的绿洲，在这里他们也无法远离消沉、腹泻和死亡。巴拉坦周围没有任何可以让巴拉坦人步行前往的城市（他们为数不多的骆驼只是身份的象征，而非坐骑），因此，他们只能在沙漠中方圆几百英里的范围内放牧，在其中盲目地迁徙，如此随意，正如那些随风挪移、夺去他们仅有耕地的沙丘。

伊万卡希望丈夫能为此做点什么，不过其实她也心存怀疑。但话说回来，她更加怀疑自己伸出援手的冲动，确切地说，就是一种想去领养巴拉坦孤儿的冲动。

一家人来到巴拉坦后没几天，她就跟伊万和莉迪娅提过这件事，两人反应平淡。

“我知道你还对那个失去的孩子耿耿于怀，”伊万说，“但你要是一心想领养，那干吗不等咱们回国后再领养一个被弃的美国孩子呢？反正都是一条生命，一个白人孩子肯定比一个从巴拉坦来的孩子更好融入美国环境，也会生活得更开心。况且，咱们甚至没法保证这儿的这些孩子不会死于国内的气候和菌群，那对他们而言说不定会像饥饿和疟疾一样致命。”

莉迪娅的反应，尽管措辞不同，却也异曲同工。

“你瞧，妈妈，我知道你还是很想迈克，我也是，但领养一个，好比说，病恹恹的小黑孩儿，是没法让他起死回生的，知道吗？我是说，天哪，妈妈，咱们自己的烦心事已经够多的啦！”

伊万卡不知道莉迪娅指的是哪些烦心事，不过她猜可能是男生啦、腿太短啦之类的烦恼，也就没有点破。她眼下最应该避免的，就是又一次暴跳如雷，声嘶力竭地告诉女儿生活在高压政权制造的恐惧中是种什么感受，反正莉迪娅也只会把这些当耳边风。因此，她一边在心中深藏着对巴拉坦人的同情，一边继续在她的空调房里做饭和深呼吸。

伊万卡很少出门，只在每天上午出去帮忙从食品援助卡车上卸货和分发食物；陪同丈夫去地狱外壳、终日面对黄沙，这种考验超出了她做妻子的本分。在西雅图的时候，她时常慷慨解囊，捐助那些毫无希望的无私事业，但她身上却有太多的吉卜赛血统，所以她绝不会为之献出生命。她也没那么讨厌独处，所以不会像莉迪娅那样仅仅因为百无聊赖就走出家门，穿着那身哥特行头终日在巴拉坦的营地里闲逛。看见这个抹着摩丝、穿一身朋克黑的女吸血鬼在这儿东游西荡，这些一无所有的沙漠居民会怎么想啊？想到是自己把这个怪里怪气、与周遭格格不入的姑娘带到这世上来的，伊万卡不禁莞尔一笑。

不过她自己更愿意待在室内，听听短波广播，归置归置屋子，读读书，以备有人打来电话。同时，她选择避开沙漠中的空气，也是为了防止自己的慢性结膜炎进一步恶化，甚至患上本地盛行的眼疱疹。巴拉坦人的眼睛要么通红，要么化脓，要么就长了一层雾蒙蒙的白内障，所以伊万卡并没有想象中那样适应这里。她曾跟伊万打趣说，她的眼睛只在布达佩斯的佩斯城区才能保持明亮和健康，那里新鲜的东欧空气、汽车尾气还有酒精以适当的比例混合在一起。离开匈牙利后，她始终随身携带眼药水，并且随时随地都可能停下来滴上几滴，不论那会显得多么怪异，多么不合时宜。有一次在洛杉矶一间超市的出车道上，她再次经历了离开匈牙利几周前被民兵骚扰的恐惧：洛杉矶警察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手指扣着扳机，大声命令她趴在地上。原来，他们把她的“滴眼仪式”当成了某种滥用药物的行为。还有一次，她在一场面试中突然仰面朝天，在重力作用下微微张开嘴巴，把几小滴药水滴在眼球上。“请原谅。”她扯着脖子含混不清地说。但不管怎么说，她最终还是得到了那份工作，不仅仅是因为她扯长的脖子相当漂亮。实际上，她差不多做什么都能得到谅解，因为她举止迷人，善解人意，说话还带点口音，总显得像个无辜的外国人。起码在美国时是这样。而在这里，在巴拉坦，她是非洲人眼中的大猩猩，阿拉伯人眼中的异教徒，疣猪中的豚鼠。

她想念自己在西雅图的女友们。有时，她会一边听伊万跟一些官员谈起仙人掌或木麻黄树的天然伪装，一边幻想自己正跟温妮和弗兰在一家咖啡馆里，听她们聊艺术或慈善事业。

“与其种几百万朵罂粟花在雨后第二天盛开，不如引入一些像福桂树这样的植物，虽然不那么中看，却能抗旱，”伊万辩称，“罂粟花在《国家地理》的照片上确实好看，但它们无法固定土壤，不能为哺乳动物提供食物，而且一周后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没错，说得都很在理，伊万卡寻思，但福桂树对移植意下如何呢？

伊万似乎并不在意自己身在何处，只要能运用和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他就算待在一个哪儿也不是的地方也不会有任何怨言。伊万卡曾认为这是他的一大优点。尽管他雄心勃勃，却并不执着于世俗的成功，不追求某种类型的房子、某种款式的车子、某个牌子的香槟、某个地址的街区。他的志向更为远大，几乎无法企及；而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他很乐意因陋就简，并且乐在其中。

起码他在国内那会儿是这样。来到巴拉坦后，伊万似乎更加执迷于他的研究了，对生活中的其他事务愈发不闻不问，也就是说，愈发没有时间做爱了。时间一周周地过去，伊万开始越来越多地带着他那些计算器和设备待在沙漠里，一待就是一整天加大半个晚上，留下伊万卡一个人在床头灯下读书。她很快就发现，每当有新设备（看在上帝的分上，都是干吗用的设备啊？）从日本成箱运来的时候，伊万就会无故缺席三天以上。

“有空也给这棵小仙人掌树浇点水呗？”她会这样逗他，他则会欣然响应，不过当然，如果他在的话。

对莉迪娅来说，父亲的孤僻和漠然似乎无关紧要。她在两三年前就表现出一种倾向，更偏爱那种能通过电话维持的关系，或那种得在夜店嘈杂的音乐声中嘶喊的关系。她评判自己跟另一个人是否合拍的标准，就是自己能否在某个特定场合毫无顾忌地穿她那件“轮上刮胎”乐队[35]的T恤衫，上面画着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还印着一句口号——“你若要跪倒，那就跪下祈祷！”没几个人能通过这项石蕊测试。

伊万卡实在不知道自己这个沉迷于亚文化的女儿真正在乎的究竟是什么，这让她想起莉迪娅离开美国的时候曾撇下过一个类似男友的家伙，叫史蒂沃。

“你是不是想史蒂沃了？”她有天早晨问了这么一句，莉迪娅当时正闷闷不乐地坐在早餐桌前，拨弄着对方寄来的一封信。

“没准儿吧。”她说。

“你俩真那么要好吗？”

“噢，是啊，当然，”莉迪娅说，“我俩挺稳定的。甚至能一块儿听随身听，就是我一只耳机他一只耳机那种。这种事儿能让两个人觉得像一个人似的。”

“他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噢，我不知道。没准儿是，”——她调皮地一笑——“他从不问那些傻不拉叽的问题吧。”

莉迪娅与巴拉坦人有一大共同点，那就是你永远也说不准自己有没有让他们难堪，或者有没有抓住他们什么把柄。巴拉坦人都是黑皮肤，伊万卡看不出他们有没有脸红。而莉迪娅为了追求一种哥特式的苍白，在脸上搽了厚厚的粉，遮盖了血色。要是她在户外长时间散步，毒辣的太阳就会让她的脸透出血色，流淌的汗水则会洗去她面颊上那层苍白的粉底，不过，她顶着红红的脸蛋进门之后，就会立刻消失在自己的卧室里，并且整个晚上都待在里面。

在巴拉坦，没人对西尔伯梅彻尔一家感兴趣，但拉尔夫·克拉维茨中尉除外。他是一名随军翻译，仿佛是上帝派来为这家人提供美式社交的。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也读过几年生物学，还拿过一个学位，因而与伊万争论起来能做到有理有据：在讨论伊万的工作是否有意义时，他喜欢扮演唱反调的角色，而对伊万卡来说，再没有比听这两个人争辩更令人陶醉的事了，因为丈夫越说越激动的语调，能让她记起自己爱他的原因。每次克拉维茨来访之后，他俩的性生活都会特别和谐，而且伊万卡还能尝到一个额外的甜头，她会打扮得十分迷人，想看在别的时间和地点，拉尔夫会不会是那个带她上床的人。

在他们三人共度的夜晚（比起拉尔夫，莉迪娅对重新混音的“九寸钉[36]”更感兴趣），他们一般会探讨死亡与生存的相对支配性。这一切是多么东欧啊！伊万卡会一边呷着冰酒一边想，而两个男人则会单刀直入地争论起来。

“实际上，一个生命总想关照别的生命，”伊万坚称，“果实会想方设法把自己变得有用。想想看！它本可以自顾自地长大，不必为人所用：长成一把带刺的藤蔓，摸起来像带刺铁丝网，尝起来像尘土——随便长成一个为活而活的苍老生命。但它偏不：它经历了千百万种复杂的生物演化，只为成为一颗果实——那么多汁、美味、绮丽、可供食用。”

“有用与否是主观的，”克拉维茨反驳道，“你之所以把果实想得这么美妙，是因为我们学会了食用它。果实本身才不在乎呢。况且，这只是一种暂时的畸变——只发生在两个熔岩横流的时代之间，只发生在这个昙花一现的千年。你有没有注意到火山活动越来越频繁？熔岩就是终结生命最完美的武器。你有没有亲眼见过沙丘的迁移？它们其实会发出一种声音：它们会一边移动，一边轰隆隆地响，简直吓死人了。而你知道那堆沙子想干什么吗？它们只想覆盖湖泊、道路、吞没人类的住所，侵占世界上那百分之八的耕地——那些沙丘不过是几千英亩[37]行走的死亡。”

“你错了，拉尔夫，你错了。生命无论如何都会胜出。一切有机体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生存、繁衍和兴旺——”

“对啊，所以沙丘才会繁衍兴旺啊。”

“我是说生命，拉尔夫，生命！只要有一点机会，哪怕再渺茫，生命也会延续。汽车残骸上会长出地衣，粪便上也会长出苔藓。”

“也许吧。不过你没法用苔藓和地衣喂饱一百万饥饿的人。更别说他们还得从汽车残骸和粪便上把这些玩意儿刮下来了。”

地狱外壳周边的难民营里究竟是不是有成千上万名巴拉坦人在挨饿，这一点有待商榷。国际人道救援组织对此言之凿凿，并在全世界发放了宣传册，恳请伊万卡·西尔伯梅彻尔这样的人伸出援手，她也的确曾慷慨解囊，甚至在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会因为丈夫的工作来到这个地方之前她就这样做了。然而，另一些观察人士却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像莉迪娅，就认为巴拉坦男人的日子实在过得轻松，他们要做的只是在营地里随处一躺，互相拉拉家常，嚼嚼拉塔叶，喝点在配给粮桶里酿造的酒，再造出更多的小巴拉坦人。

“他们但凡肯爬起来种点儿吃的，要不就那什么，帮女人干点儿家务，煮点儿饭，收拾点儿东西，肯定会比现在过得好。”她指出，“我是说，他们并没有虚弱到连干都干不动啊，不是吗？”

“别用那个词，”伊万卡叹了口气，“你知道我们不爱听。”

“老天啊，妈妈，我很认真的！”

“好吧，你并不需要用那个词来证明自己的认真。”

可是弗吉·“非斯帽”·希普利在跟莉迪娅探讨巴拉坦人的问题时，用的就是这个词儿，他俩经常在军队营房后面闲聊。巴拉坦男人并没虚弱到连干都干不动，这句评语，是他的原话。

“那些人道救援组织的家伙说什么会饿死几百、几千人，他们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如果那意思是说，有很多人在挨饿，那么没错，这个地方的确有许多人向来如此。而在挨饿的人当中，有的说不定还会虚弱病倒。在这些人里，又有一些可能会因为身体太弱、病得太重，所以吃什么都不顶用。这些人肯定活不了了。但这真的能算饥荒吗？我的意思是，好比说，这些人蔫儿了，死了，真是因为他们没东西吃吗？我跟你说吧，事情没这么简单。我是说，这些人本来该吃药的，但制药公司是绝对不会让他们弄到这些药片的。像抗疟药，还有止泻药什么的。我是说，呸，这帮可怜的杂种不但一年到头都见不着荤腥，而且就连该死的补铁药都弄不到一片。”

尽管希普利在政治上的高见给莉迪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作为男人，他却丝毫没有打动莉迪娅。她与这个没下巴、鼓眼睛、戴非斯帽的下士会面纯属业务需要：他能从境外帮她搞来她需要的东西。军队的供应链有如一条一眼望不到头的长河，它从巴拉坦发源，蜿蜿蜒蜒地深入远方那些气候凉爽的毒品产区。

希普利自己也很清楚，除了她的钱之外，什么都别碰。

“你的零花钱真不少嘛。”有一回，他吹着口哨说。

“嘿，”她耸耸肩，反驳道，“我可是在这儿浪费生命啊，跟你一样。你能拿工资，我为啥不能？我这会儿本来应该在西雅图看上帝之躯[38]的。”

其实，对一个美国少女而言，那笔零花钱实在不能算多。不过在她来到巴拉坦之后，这个数目并没有根据当地情况做出调整，而这里不需要花任何钱，更没有任何可买的东西。况且，除了去苏丹边境上的克兰菲尔德空军基地参加军队的圣诞聚会——那儿的室外制冷空调能喷出壮美而清凉的水雾，每小时耗水60加仑[39]——她实际上哪儿也没去过。她父母本来就觉得来这儿对她有所亏欠，因此也不会削减她的零用钱，所以钱依然源源不断地涌来。他们以为她把钱都存起来了。而她也的确是这么做的，大体上是，因为希普利要价实在不高。

在地狱外壳的这段日子里，有一件事令莉迪娅备感轻松：不存在男友问题。在她人生中的这个阶段，她既不需要也不渴望恋爱，但要是在国内，她肯定是无法摆脱这件事的，因为性是整个青少年文化的驱动力。她曾为自己的乳头忧心忡忡：它们会不会太靠近副乳、乳晕的颜色会不会太深、男人会想去摸吗？虽说她实际上并不想让哪个男人去摸它们，反正她认识的男人是一个也不行。她在那些光可鉴人的女性杂志上读到过如何口交，阅读那些操作指南时还会无声地努努嘴唇，不过一想到要把某个男人的软管塞进自己的咽喉，她就觉得恶心。她还担心自己光着身子坐起或弯腰时，肚皮上会出现层层褶皱——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她做爱时永远也不能坐在上面？

没有了男人问题，女孩之间的友谊就难以为继，而独自去听演唱会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困扰，还不如不去，表演期间是，结束之后（更）是。

莉迪娅希望自己能趁在外的这段时间放松身心、洁身自好，最后再在回国前几天来场一夜情（要是能搞搞暧昧就更好啦），那样的话，她就会在回到美国之后收到这个男人——某个叫阿博德或鲁斯拉特的男人——寄来的一封信，说他们之间的激情让他永世难忘，他想她想得欲火焚身。简直棒极了！这样一封信该多有价值啊！

她一直在收集那些在这里平淡无奇、回家后却会显得不同凡响的东西：杂物、经验、朋友。它们在这里也许是讨厌、麻烦甚至可怕的，但在西雅图，它们却能成为最有价值的文化资本。在人道救援卡车服务站发现一具肿胀的婴儿尸体，这在当时也许的确令人反胃，但等到她与朋友们分享往事时，这却能让他们心生敬畏。在120°F的高温下散步——“噢，没错，”她会对一脸惊愕的朋友们说，“要么我会无聊的。”

莉迪娅的随身听兼具录音功能，于是，她把巴拉坦人的哀乐装进了口袋。她知道在西雅图，有两个人组了一支乐队，名叫“杂交孢子”，走的是一种怪异的原始工业放克风格，而她手上这些巴拉坦人唱歌的录音带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为了得到这些带子，他们甚至可能会邀请她加入乐队——她可以负责演唱及打击乐的部分，而且说不定还可以弹弹那种只需插入只读存储器就能演奏的键盘。比起父母最近逼她学习的冶金和首饰制作，当个音乐家自然要有意义得多。

“肯定会很好玩的，”她母亲给她打气，“你可以和各式各样的金属手环、护身符、带扣打交道，那不都是你老爱在市场上找的玩意儿嘛——这下你可以亲自动手做了，再拿去卖给像你一样的人。”

不过真要劝莉迪娅自食其力，这种方法显然不会奏效：她并不想失去频频光顾市场的理由，也不想给除自己以外的任何人制作首饰，更不喜欢那种暗示这世上有一大帮子人像她“一样”的论调。

“那么，妈妈，”她干巴巴地说，“咱们就走一步看一步吧。”

她起初对冶金感兴趣，只是因为炼金术；她平时爱读那种讲魔法巫术的书，其中不时会出现关于炼金术士的章节，他们好像都挺酷的。

“好吧，你知道，我正在从事的这项工作，也算是一种炼金术。”伊万有回对她说。

“可不是嘛，爸爸。”她回答。

西尔伯梅彻尔家中及周边的安全状况都十分堪忧，因为在巴拉坦人眼里，这座房子里的一切，除了伊万的研究设备之外，都很有价值，就连室内的空气也不例外，因为空调能把炼狱般的炎热转化成一种凉水般舒适宜人、易于下咽的东西。

“锁门，随时都要锁门，”莉迪娅每次离家时，伊万都会叮嘱她，“他们搞不好会把你的随身听偷走的，谁知道呢。”

她则会把眼睛一直抬到她漆黑漆黑的刘海儿底下，向他投去一个绝望的眼神，鄙视他震慑她的无力尝试：他为什么每次都错得这么离谱啊！她是绝不可能不带随身听就出门的啊。

不过，他们反正从没丢过什么东西。就连伊万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他们不得不频繁更换的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圆珠笔。

“笔是不是你拿的？”一次莉迪娅散步回来，他问她。她一边扯下湿透的披巾，一边耸耸肩，露出黑色紧身胸衣里的乳沟，上面还挂着晶莹的汗珠。

“我得给美国的朋友们写信啊。”她说着，呆呆地伸长下唇，向上吹她汗湿粘连的头发。

“哦，你朋友肯定特多吧？”

“不多啊，”她反驳道，“我写得长而已。”

其实，莉迪娅除了偶尔涂几张明信片之外一个字都不写。她讨厌写东西，觉得那毫无意义；实际上，她钦佩巴拉坦人几千年来一字不留。她想念朋友的时候，会给他们打电话的。

“我带了有好几堆衣服，你知道，”她对着话筒坦言，一边用下巴和锁骨夹着它，一边挑着脚上的水疱，“就是说，我带了一大堆在这儿根本没法穿的玩意儿，你知道，像手套啊、毛里靴子啊什么的。不过你知道，最好还是把行李补贴花掉嘛。我是说，随身听和CD这些都属于随身行李嘛，你知道，那我还能带些什么呢？”

“呃，我在这儿很难，怎么说，忠于自我。出门时我会穿我那条黑裙子——就是底下有做旧破洞短裙、上衣有绑带的那条，你知道，那衣服领口开得真低，我还会穿那双绑带靴子，再把头发弄得蓬蓬松松的，像这样，你知道，然后在胸前裹一条披巾，你知道，得符合这儿的宗教习惯嘛，而且这儿的天气真热呀，说出来你都不信。不出五分钟，我浑身就会，怎么说，大汗淋漓，头发全贴在脸上，你知道，还有汗水都那什么，汇成一条小溪了，顺着我的沟流下去，你知道，而且我感觉我的鞋垫都快，怎么说，融化了。”

“……”

“对啊，呃，其实我本来可以像我爸妈那样穿浅色衣服的。因为黑色真是，怎么说，吸热啊。我是说，相信我，这儿没有一个人穿黑色。不过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站出来捍卫你的信仰就更重要了，不是吗？”

“……”

“唐娜？对啊，她的十字架在我这儿。”

“……”

“不，不是她送给我的。得算她，怎么说，卖给我的。”

“……”

“呃，不完全是。有天晚上，在一家夜店，她走过来，开始……怎么说，对我出言不逊？说什么跟我约会的那个叫凯斯的家伙是她凯子，说反正她也不想要他了，因为他完全就是个浑蛋，然后我就告诉她说：‘嘿，唐娜，你听好了，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人。’但她就……怎么说，就说，‘可不，可不’。而且摆出一副，怎么说，特不爽的样子，知道吗？所以她就跟我提起十字架的事啦，我就说：‘好吧，我没带着，你知道，我是说，那玩意儿不赖，你知道，但我不会，怎么说，随时带着它，就为等哪天碰见你。’所以我就跟她提起她欠我的那十块钱了，结果她说‘什么十块钱？’之类的，还说这个叫凯斯的家伙很有钱什么的，而我就……怎么说，就心想，‘呃，小妞，貌似你这是把你那个十字架十块钱卖给我了呀’。”

“……”

“哦对啊，确实挺精致的。还挺大呢——有比萨三明治那么大，你知道。上面全是那什么，宝石，应该是那什么，玫瑰念珠的，而且这玩意儿还，怎么说，手感特好，你知道，就是质地什么的，而且始终是温热的，你知道，因为它就躺在我胸上，你知道，离我的心脏可近了。它是我最最酷的一样东西了。超赞的。”

来到巴拉坦后，莉迪娅的十字架只给她惹过一次麻烦。当时，一个下身裹着围布、身穿一件磨损开线的法兰绒上衣、脸上满是皱纹的老头向她走来，冲着她笑。他看上去也就是四十岁左右，但像是接近寿命上限的样子，仿佛随时可能倒在她脚边死掉。“你，基督徒，”他厉声说，一边指着她那件镶满宝石的宝贝，“我，基督徒。我们，祈祷。”接着他就扑通跪地，示意她也这样，于是她照做了。

“噢，上帝耶稣，”老头说，一双瘦骨嶙峋的手紧紧握在一起，“我们祈祷。圣父。施与圣恩。人间像天堂。天天有面包。异于敌人。王国安好。阿门。”

他瞧瞧莉迪娅，想看她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嘿，听着，天父，”她说，“下点雨吧，行不？”

西尔伯梅彻尔一家日复一日地在巴拉坦经受炙烤，逗留时间从几周变成了数月。不可否认，伊万工作非常卖力，但伊万卡此前收拾行李时只是照着说好的六周到八周时间准备的，结果现在一切都开始捉襟见肘。当然，必需品还是有保障的，比如面包、番茄酱、鱼罐头、百事可乐之类的，因为这些全都由军队供应；眼下他们缺少的，是那些小小的奢侈，那些能把严酷的异国生活变得尚且可忍受的东西。

“巧克力蛙呢，妈妈？”

“咱们没有巧克力蛙啦，亲爱的。”

“那巧克力饼干呢？”

“也没啦。”

此外，作为一个以男性为主的机构，军队并没有把卫生棉列为必需品，因此，在储备耗尽之后，伊万卡和莉迪娅就别无办法，只能看开些了。

“咱们只能用破布条了，像巴拉坦女人那样。”伊万卡叹息道。

“酷啊。”莉迪娅说，因为回国后，这将成为无与伦比的文化谈资。

“除非你想试试棉条。”

“没门儿！中毒休克综合征！”

“那只是一个牌子的事吧，我想，而且是老早以前了。不管怎么说，我敢说他们肯定把它研究透了，也攻克了。”

“那玩意儿还不易降解。”

于是，伊万卡和莉迪娅开始剪下多余的床单，做成布条。

后来克拉维茨听说了这事，顿时火冒三丈。“你们疯了吧，”他说，“等你们回到美国，天变冷了，你们用什么呢？”

“我想只能再买了。”

“浪费资源啊！”克拉维茨用力摇头，“你们应该跟我打声招呼的。军队的仓库里堆了几百条起绒棉毯，没人会用，而且我们打死也不会把它们运回始发地了。”

“真的吗？”伊万卡说，“那真是太糟了！你们干吗不干脆把它们发给巴拉坦人呢？他们简直迫切需要啊。”

“在地狱外壳迫切需要毯子？”

“有时候晚上也挺冷的。”

“好吧，这我知道，但还有个问题。毯子只有几百条，巴拉坦人却有成千上万个。谁来决定哪些人能拿到毯子，哪些人不能呢？这跟食品援助可不一样，没法均分。”

“不是什么难以解决的事儿。只要有点常识和敏感度就可以解决。”

“常识？敏感度？军队能有？现实点吧，伊万卡，还是直接告诉我你需要多少条毯子吧。”

又过了三周，伊万卡开始感到自己已经没法在地狱外壳待下去了。她开始真切地觉得自己就像那株被移植到这儿的可怜福桂树，唯一的区别是，福桂树适应环境的能力远超于她……说她脆弱并不确切，不过她与周遭的确格格不入：就像有人把一朵属于冬天的花强行栽种在烈日炙烤下的盐渍土里，还指望它能奇迹般地生根发芽。

在美国时，痴迷于异国情调与新奇事物的她曾对非洲与中东的一切充满热情，而现在，这种痴迷已彻底变成了无动于衷，像化学作用那样完全被中和了：如今，她渴求一切熟悉的东西。打开最后一罐法兰克福小香肠时，她感到怅然若失，而她过去甚至都不喜欢这种食物。有一天，她不小心把自己最喜欢的一支睫毛膏忘在了太阳底下，结果它被晒得刷子和膏体都粘在了一起。她那些书都已经读了又读，军队图书馆里更是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些短篇小说，那些男主角不叫汉克斯就叫马克斯或特德，完全不在意自己的防弹背心上溅了奇形怪状的脑浆。而最糟糕的是，起绒棉毯已经快用光了。而且有天晚上，拉尔夫竟然还笨手笨脚地跟她调情，自那以后，她再也不想请他到家里来了。她想死伊万了，可他几乎从不在家。

“我真是身在地狱了。”她对自己说，并且把这句话写进了一封寄给她母亲的信里。不过抱怨并没给她带来任何好处，因为她母亲——一位生活在匈牙利小镇上的虔诚老妪，只是回信把她斥责了一番，说她亵渎了“地狱”这个词。伊万卡忧心忡忡地发现，航空信纸上曾经熟悉的匈牙利语如今读起来却是那么困难（是因为她母亲年纪大了，字写得越来越难以辨认了吗？还是因为她自己摄入了太多的洋腔洋调，精神已经中毒？），母亲的回信通篇都在提醒她，这项前往“原始地带”的“使命”是个天赐良机，能“传播上帝的箴言”，把它带到最需要它的地方。伊万卡叹息着折起信，想到生她养她的母亲如今却对她毫无帮助，心情灰暗至极。“传播上帝的箴言”？她甚至连做一锅炖菜的精力都没有了，当然，同时，一切可用的食材也都基本耗尽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她甚至对巴拉坦人都已经同情不起来了。为联合国难民署开卡车的那位司机总结说：这叫同情疲劳。“你这是同情疲劳。”他说，当时她正帮他卸下配给食品。第二天，她就决定不再去卡车站了；她的眼睛早已因为哭泣和感染而酸痛不已，而且还有一股疼痛在脑袋里怦怦直跳，在这种情况下，除非她疯了，才会继续顶着120°F的高温在外面吃灰。

“咱们得谈谈。”伊万卡终于对伊万说，那天，他在万里无云的辽阔天空下待了很长时间，最终在凌晨三点回到家中，进来时还蹑手蹑脚，想绕开她到书房去。

“我的研究马上就要取得突破了。”他略带恳求地说，把一沓纸抱在胸前，上下摩挲。

“我想说的正是这个，”她说，“我想不出谁会认为你在这儿做的事很有意义。”

为了压制怒火，他紧张地大笑起来。

“你没必要这样羞辱我，就因为……”他渐渐放低了声音，疑心自己就要闯祸了。尽管他深信伊万卡憎恶他的工作是因为想念他的身体，但他太了解她了，明白这话说不得，不仅仅是因为怕她会恼羞成怒、暴跳如雷；他还怕自己会错了意，像过去每次误解她的意思那样，怕自己最后会惭愧地发现，她的想法远比自己深刻：总之怕她会证明她绝对正确，而他绝对错误。

“你瞧，咱俩都这么累了。”他叹了口气，为自己这么轻易就想出一句息事宁人的软话而如释重负。而且，这话还真管用——或者，也许是伊万卡没心情吵架吧。

“我觉得，”她说，“连傻瓜——好吧，任何一个西方来的傻瓜——都能看出这儿缺少什么。不就是得让巴拉坦人定居下来，开垦土地吗，嗯？他们可能会照做，也可能不会，谁知道呢，但不管他们选哪条路，都轮不到你来指点啊，不是吗？至于天气嘛，嗯，现状就是雨量不足，对吧？你做了无数测试，你忙得要死。我相信，下雨后，巴拉坦人需要知道的，有关什么能长，什么不能长，你现在已经研究出来了。但他们真正需要的是多下点雨啊，不是吗？这一点联合国肯定知道，巴拉坦人肯定也知道，可已经三个月了，你却还在这儿，夜以继日地工作，竟然还有人在为此埋单。”

“所以呢？”当然，短短一句“所以呢”无法推迟他的束手就擒，但他还是说了，就像鼠夹合拢时，耗子“吱”地叫了一声。

“所以是谁在埋单，又为了什么呢？”

伊万跌入一把扶手椅，把文件放在身旁。“我有事瞒着你。”他说。

“洗耳恭听。”她说。

“我在这儿的工作不是由联合国资助的，他们只为我做的军事联络工作付过几千美金。也不是由巴拉坦人资助的。”

“接着说。”她说，威严地把纤细的双臂抱在胸前。

“是由藤村－阿戈尔公司资助的。”

“继续。”她说，隔着她棉衬衫的袖子轻轻揉捏自己的上臂。

“他们是一个新成立的集团公司，由几家公司合并而成。主攻制药和化肥。他们觉得我的工作将来也许能对他们有用。”

“那现在呢？”

“他们很满意。”

“我相信他们的确满意，”伊万卡反驳道，“因为他们不再付钱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

“他们切断了资金。你现在得自生自灭了。”

“你怎……怎么知道的？”他庆幸自己是坐着的，因为他突然感到头昏眼花，像脱水似的。

伊万卡放低声音，有节奏地踮着脚后跟，让身体前后摇晃。“这是……女人的天赋，”她说，她依然浓重的匈牙利口音说起这种美式词组来相当不自然，“女人天生就能接到某些电话。我们体内有种东西会吸引它们。比如女人总会接到丈夫情人的电话，说：‘伊万亲爱的，是你吗？我什么时候能见你呀？’女人也总会接到某个陌生日本男人的电话，说：‘请转告您的丈夫，他已经超出了时限，严重超支，或者随便您吧，总之因为没有任何成果，我们将不再提供仪器、试剂和资金。’”

伊万盯着她，目瞪口呆。

“你怎么没早告诉我呢？这么重要的电话！”

“噢噢……我想可能因为我是那种神秘型的女人吧。”她噘起嘴，双唇因愤怒而肿胀，双手紧握着上臂。他能看出，她就快爆发了。

“嗯……呃……反正那人也给我寄了信，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我了。”伊万供认不讳，仿佛有意收回先前的指控。

“我知道，”伊万卡说，手指敲打着紧抱的双臂，“那已经是一周前的事了。而我们现在还在这里。这钱谁出的？”

“呃……我自己出的，伊万卡，”他说，用力咽了一口唾沫，“也就是说，咱们出的。我把房子卖了。”

“这栋房子？”

“咱们在西雅图的房子。”

“什么？”

“我马上就要取得突破了，伊万卡。到时候，藤村－阿戈尔会付给我很多钱，够咱们买十几栋房子的。咱们到时候可以想住哪儿就住哪儿，来去自如。想想吧，伊万卡：夏天在布达佩斯，冬天在——”

她抬起一只手，示意他闭嘴。

“那么你在等待一个什么样的突破呢？”她轻声问。

伊万挺直腰板，几乎有些羞赧地显露出自己的骄傲。

“我相信，”他说，“我能找到催雨的办法。”

伊万卡领口上方的皮肤骤然变得通红，并向脖子和面部蔓延，然后，她爆发了。

破晓前，伊万来到机房，眯起眼睛，透过取景器观察云层。其实他并不用刻意眯眼：他的一只眼睛已经肿成了一条细缝，而且布满瘀青。他试过往嘴唇上贴创可贴，但那玩意儿老往下掉。这回，她甚至都没跟他上床。

巴拉坦人全都笑而不语：他们明白一个心怀怨念的女人有怎样的威力。他们甚至有一个词专指这种女人，不过它没有进入第一本为他们刚刚文字化的语言编纂的字典。

“嗨，老板！”他们挥手致意。

工作进行了一小时之后，气温上升，伊万决定趁还来得及，再往沙漠深处走走，向正宗的地狱外壳进发。

路上，他经过了军队的营房，那里有一批年轻妇女在等待领取当天的食物和水。莉迪娅跟她们在一起，她黑色的衣服和雪白的皮肤正好与她们白色的衣服和黝黑的皮肤形成反差。她们全都笑得上气不接下气，蹲在一大片像是铝箔纸的东西周围；伊万开车经过时本想弄清这是怎么回事，但从他所在的方向看去，铝箔纸正好反射着明晃晃的阳光，照得他睁不开眼。他迟疑地朝吉普车窗外挥挥手，但没人搭理他。他永远也不会知道，他女儿正在教巴拉坦妇女玩“追龙”——把海洛因放在铝箔纸上加热，直到它开始像蛇或龙那样发黑、扭动、冒出一股醉人的青烟，然后再用嗅吸装置追着吸。莉迪娅和巴拉坦妇女用的是塑料圆珠笔管。

“草（操）欸！草（操）欸！”巴拉坦女人们叽叽喳喳地叫着，欢快地念着莉迪娅教给她们的美国咒语。而莉迪娅也学起了她们的语言，这是她父母永远也做不到的。在这儿，她已经开始有些怡然自得了。

陪同伊万深入沙漠的向导今天心情振奋，精力充沛。他笑啊笑啊，笑个不停，牙齿上甚至连拉塔叶留下的烟渍都没有：那个白人姑娘给他的白色粉末是他尝过的最棒的东西，足以支撑他在地狱外壳熬过又一个艰难的日子。他感觉自己的身体像是换了种材料，变成了一种不那么费水的黏土。

“今天天气真好啊，老板。”他咧嘴一笑。

伊万没有回答，甚至压根儿没有听见。他正透过糊满污泥的挡风玻璃凝视着沙漠，试图弄清自己究竟是产生了幻觉，还是真的在前方不远处，大规模的云正在成形。

明 细

玛戈的整个童年，是在一个农场里度过的——现在农场已不再是农场。大人总不忘叮嘱她生活的艰辛：三岁时，玛戈就知道钱不是从树上长出来的；一等到她的小脑瓜能装下更多东西了，父亲就讲更多以填满她的脑袋——不放过任何一个阴沉、绝望的细节。

到了十三岁，玛戈痛苦地发现，她的整个生活都有赖于三笔隔周发放的政府津贴：外婆的残疾津贴、父亲弗兰克的单亲津贴，还有一笔失业金，也是弗兰克的。看样子，政府不欠玛戈一分钱。为了弥补这一点，她只好努力劳作，揽下了那座不再是农场的农场上一切可干的活儿。上学根本没戏，因为她必须每两小时给外婆翻一次身，否则老人就会得褥疮，况且也不能指望父亲连续八小时不吃饭。

她一直管父亲叫“爸爸”，不过最近，他说她不是自己亲生的，要她改喊“弗兰克”，于是她就努力改口。弗兰克说玛戈的母亲是个长了一张猪脸的骚货，还是死了好，还说要是让他遇见那个搞出玛戈的黑杂种，他非杀了那家伙不可。“绝对不可能是我的，”他坚称，“不可能。我一向很注意避孕。这世道哪能养得起孩子。孩子都是无底洞。”当然，他这话的意思是孩子极其费钱——这点玛戈明白——但她听到这句话时还太小，以至于对字面意思产生了强烈的直观感受：有时，在睡梦中，她真会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无底洞，什么感觉也没有，只能感觉到偶尔落进她身体里的零星渣土和瓢泼大雨。

醒来后，她会想，她父亲——弗兰克——怎么会如此笃定她的生父是位黑人？难道他知道是谁吗？玛戈从没见过土著人[43]——他们似乎并不居住在弥尔乌拉附近，虽说这是个土著风格的地名。不过如今，弥尔乌拉也已经不再是内陆原始地带了：城市加倍扩张，把弥尔乌拉圈了进去，让它变成了某种远郊。这里的邮局甚至有一台电脑（反正弗兰克是这么说的，玛戈从没去过），酒馆隔壁有家中餐外卖（一年圣诞节，她割伤了手指，做不了饭了，弗兰克就从那儿买了点吃的。7.95澳元一小塑料盒饭菜，她最好知足），谷物饲料店老板还辟出半爿店面来出租录像带（弗兰克·德伍尔特家没有录像机，真是谢谢了 ）。这一切与玛戈在《澳大拉西亚邮报》[44]上读到的原始内陆完全是两码事。

或许很久以前有一位土著人曾来到这里，与她的母亲坠入爱河，哪怕只爱了几分钟。不过，她觉得这实在难以想象。玛戈望着镜中的自己，不禁觉得就算在自己晒得最黑的时候，也依然，呃，很白——甚至可以说苍白。或许是因为她的身材长相让弗兰克有了这样的想法：大脑袋，塌鼻子，肚皮浑圆，四肢瘦长。但这同样也没什么说服力。她蹒跚学步时，曾有一次因做错事被揪起来脸朝下摔在了地上：她难看的鼻子或许就是那时候走的形。

至于圆鼓鼓的肚子嘛，唔，那是弗兰克的杰作。是弗兰克的。

玛戈虽然没怎么正经上过学，但在很多方面都懂得不少，其中不乏生活常识。她父亲——弗兰克——也为她创造了条件，送给她差不多一整套《怎么样及为什么知识小百科》。他并不是一口气全部给她的，不是：他把这些书摞在床底，每逢生日、圣诞节或别的节日就抽一本给她。当然，她很清楚他手头还剩多少本，因为她曾无数次趴在地上朝他床底下瞧，把那些书数过好多遍；她甚至知道那些还没到手的书叫什么名字（但只知道其中一些：她没去碰那摞书，根本没那个胆）。而且她敢肯定，父亲并不是随手从最上面开始拿的，他肯定有一套说不清道不明的选择标准，因为就在收到《彗星与流星》之前几周，她还看见它处在靠近底部的位置，而相反，直到三年后，她才拿到最上面那本《硬币与纸币》。她会全心全意地祈盼某本书，看自己能不能把这个念头传达给父亲，在这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上对他施加一点影响，而这个算不上实验的实验，也给她带来不少乐趣。

至于她手上那几本《怎么样及为什么知识小百科》，她全都已经读过无数遍了，简直倒背如流。她可以在学校里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背诵其中的片段，如果她有学可上的话。政府曾经派过一个女人来找她父亲——弗兰克——谈她上学的事（玛戈被支开了），但事后弗兰克却说这儿附近根本没有给土著小女孩上的学校。这是国家规定，他说。

外婆先前曾为玛戈的教育出过一份力，因为她能回答书本之外的问题。不过这些年来，外婆患上了某种牙周病，兴许跟她的癌症有关，所以她就不再戴假牙了。从此，她说的话就很难听懂了，而且声音也越来越小，再后来她就只愿意眨眨眼睛、翻翻白眼了。

玛戈从电视上学不到任何东西，因为她从来都没权利选台。父亲看电视时从不允许她进屋，玛戈得等他看完才能小心翼翼地把带着余温的电视机搬进外婆的卧室，架好，准备过夜。随后玛戈会把各个频道浏览一遍，停在一个最欢快、最无害的节目上，一般都是很老的美国电影或动物纪录片，然后她会爬上角落里那个松垮垮的豆袋，蜷缩在上面入睡。它相当完美——那个豆袋——因为睡在上面，她会难受得恰好每两小时醒来一次，这样她就可以起来给外婆翻身，再把电视搬回去。

还有一件事也很幸运，那就是她父亲从不介意电视整晚都开着：他在厨房墙上钉了一篇剪报文章，上面评估了各种家用电器的耗电情况，其中电视是最不费电的。不过要知道，如果不是因为这篇文章，他也就不会对电风扇大发雷霆了，那样它现在或许还会待在房子里，为外婆送去仲夏的凉风，而不是被闲置在杂物间里。

玛戈并没有一本《怎么样及为什么烹饪小百科》，但她会把汤罐头和调味瓶上的标签泡湿撕下来，再从上面剪下那些小小的食谱，贴在一本名为“食物”的笔记本里。她最拿手的是派和馅饼，因为面皮便宜，还可以把任何剩菜夹在里面，做起来也不费时间（烤箱电费每小时65分，所以做饭必须快，起码在父亲看着的时候得尽快做完）。当她得知父亲按她的要求买来了松肉锤时，她是多么感激啊：那之前，父亲每周日下午采购回来，她都会陷入绝望的麻木，因为他买的肉全是需要炖烤好几个小时的那种，而这是弗兰克绝不容许的。现在她可以锤啊锤啊，必要时还会把肉锤成肉酱，而那些没法充当牛排的余料，她就全部放进派里。

洗衣机也被打入了杂物间（每小时48分），因此玛戈每天会在洗衣槽前花很长时间洗刷外婆的床单。她父亲同样会把工作服弄得很脏，虽说农场上已经不剩什么动物了。他们有辆小货车，弗兰克一直想把它修好，尽管已经坏了好几年了，它却依然布满油污，再说他还得修篱笆呢，虽说这里已经没有任何人、任何动物会逃出去或闯进来了。

厕纸是个危险的话题：52分一卷，绝不能浪费在失去身体机能的老太婆身上。玛戈做不到昧着良心超额用纸：那是偷。相反，她制定了一套严密的交换机制，也就是说，她每次上厕所都会裁几条报纸用，再把等量的厕纸撕下来给外婆用。

有一回，在裁一张报纸前，玛戈读到一篇关于护理养老院的文章，上面说老人在那儿能得到妥善的照顾。于是她斗胆向她父亲——弗兰克——提起了这件事，结果弗兰克暴跳如雷。不过事后，尽管他依然斩钉截铁，但语气却变得和缓克制了。

“只要她还跟咱们待在一起，只要一切照旧，她就不会有事。”他说，“你以为国家会一周七天管她这些药片儿吗？”（强力止痛片，12片5.95澳元，每8小时一片，相当于每天1.49澳元，每周10.41澳元。）

“她老了，不中用了，”弗兰克指出，“也不工作了，国家可没法像咱们这样养活她。他们只会把她扔进医院，注射一大管吗啡，然后就撒手不管了。太平间，玛戈——你知道什么是太平间吗？”

玛戈摇摇头，满怀感激地期待着他难得的知识传授。

“太平间就是医院停放死人的地方。他们把光溜溜的尸体放在冰箱里，全身上下一丝不挂，只在脚踝上系个标签。尸体要是二十四小时无人认领，就会被做成宠物食品。”

又是一个有钱能使鬼推磨的例子。对他的这些说法，玛戈其实是真心实意想迫使自己相信的，但弗兰克想必误解了她的努力，因为他眼下又有些生气了，说：“你以为我是瞎编的吗？你以为他们会把死人都埋了？每天死掉的人成千上万——地里哪埋得下呢？仔细想想吧！”

玛戈仔细想了。她想起那年旱灾害死了他们最后的一百头羊，当时她大概五岁，妈妈还在。农场那会儿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虽说按农场当时的规模，死一百头羊并不算太大的损失，但要掩埋这么多尸体还是很不容易的。玛戈从自己的窗户望出去，眼前是荒芜的围场，她看到浇过汽油的死羊在熊熊燃烧，闻到空气中烤全羊的味道。

在那场大型祭牲后不久，妈妈就死了，所以玛戈一想到她的死，就会想起烤羊肉的味道，不过也许这样也好，因为眼下她几乎再也没机会闻烤羊肉或随便烤什么的味道了，因为每小时65分。警察从家里带走了妈妈，爸爸也跟着他们走了，一去就是四天。然后他回来了，当然，妈妈没有一起回来，这个“当然”是玛戈后来加的，因为当时她才五岁，还没法理解浴缸里那一团脏乱的场面就意味着她再也见不到自己的母亲了。她靠维吉麦[45]三明治和覆盆子果汁果腹，等着父母回来。

第五天一大早，他——她父亲弗兰克——走进了家门。她在门廊上为他留了灯，这是她进入丧母阶段后犯下的第一个错误。他想尽办法，确保她今后再也不敢这样铺张浪费了。

从此以后，除了《怎么样及为什么知识小百科》之外，玛戈的生活变得相当不幸。

不过如今，13岁的玛戈感觉自己的命运被两篇印刷文章改变了，而且这两篇都不是她从《怎么样及为什么知识小百科》上读到的。

第一篇是厕所里一张《太阳先驱报》上一篇关于堕胎的文章，文中说在万恶的旧时代，曾有无数女人死在手术台上，原因是手术设备未经消毒，而且做手术的人并不具备行医资格。她立刻查询了《怎么样及为什么医学小百科》，确认了一切手术都必须事先消毒，并应该由专业外科医生主刀。读罢，玛戈得出结论，弗兰克一定是哪里搞错了，所以才会说他很快就会给她做个“小手术”，把她肚子里的孩子拿掉，还说那没什么可担心的。

这个孩子不能出生，对此她无条件接受，因为弗兰克经过咨询得知，国家显然有理由不为玛戈发放单亲津贴（弗兰克曾一度主张生下孩子，以为这意味着他们每半个月又能多出148澳元的进账。结果却没戏，所以这个孩子必须死）。问题是，看样子玛戈也很可能会死，但她绝不能死，因为她但凡病倒一天，外婆都会生出褥疮——弗兰克是不会替她翻身的。

因此，玛戈绝对不能接受弗兰克打算为她做的堕胎手术。也就是说，她必须带外婆一起离开弗兰克。

另一则重要消息，来自墨尔本《时代报》，就在头版头条。读罢，玛戈立即向报社写信索要了NASA[46]在美国的地址。

鉴于自己从没收到过任何信件，她希望邮递员最好能趁弗兰克不在家的时候来，因为《时代报》给她寄来NASA的地址时，她得抢先把信拦下来，当然还有之后NASA寄给她的钱。

与此同时，她还得做大量的计算，避免因为表现得太过贪婪而触怒天命。

某种程度上来说，钱并不是最大的问题。把外婆弄到车站会困难重重。据玛戈所知，写信叫出租车是不可能的（弗兰克·德伍尔特家没有电话，真是谢谢了），而且，万一NASA寄来的是张支票怎么办，她觉得出租车司机是不会接受支票的。

或许她可以试试能不能开那辆小货车，不过尽管弗兰克一天到晚都在摆弄它，她却无法确定这些维修工作是否起到了作用，不知道它能不能上路。再说了，她说不定会酿成车祸，害死外婆和自己。当然，如果她们只是受了伤，那么就很有可能会被送往医院，并且借此离开弥尔乌拉，去往奥尔伯里-沃东加，但到时候，那儿的人也许会给外婆注射那一剂致命的吗啡，再通过小货车找到弗兰克，让他来把她们接走。

看样子她别无选择，只能把外婆放进推车一路推到公交站了；还好这段路并不全是上坡。两个人搭公交车进城会花掉2.4澳元，除非司机以为玛戈已经过了16岁，非要收她3.6澳元，或者，如果司机坚持要外婆出示（永远由她女婿保管的）老年证，那么这趟旅程就会花去4.8澳元。住宿会是下一个难题，因为玛戈到银行开户之后还得等上三天才能兑现支票：在这三天里，她和外婆必须找地方住下，但又不能待在弗兰克想得到的地方。快捷旅馆的双人间一晚105澳元，也不容易被她父亲找到，但那种地方不太可能单凭她出示的NASA支票就免去押金。一晚上40澳元的小旅店或许不会那么严格，但却最容易被弗兰克盯上，因为他本人永远只会花最少的钱住店。

不过话说回来，到时候很可能没有一家旅馆会允许一个13岁的小女孩跟一个行动不便的老妪赊账入住。那样的话又该怎么办呢？睡大街吗？玛戈手上还有一张20澳元的钞票，因此她拒绝认为自己会走投无路（钞票是在她妈妈的一件针织衫里找到的，她最近才刚能穿上这件衣服）。坐车进城后，她手上也许还能剩下17.6澳元，或者至少剩下15.2澳元。有了这笔钱，她一定可以想出不睡大街的办法。

终于，她找到了答案，灵感同样来自厕所里的报纸：在弥尔乌拉城外不远处，有一家通宵放映爱情片的电影院。她和外婆可以待在那里，睡在座位上，或者，要是影院不允许，她们还可以看电影，就像在家里那样。而且城里还有一家典当行，要是把妈妈的首饰当掉，她绝对可以换来两张通宵电影票钱（玛戈相信妈妈不会介意，因为这一切都是为了外婆嘛，况且玛戈一兑现NASA的支票就会立刻把首饰赎回来）。

她一从银行取出那笔钱，就会登上开往奥尔伯里－沃东加的长途车（两人共26澳元），然后再订两张去墨尔本的夜班火车票（得再花126澳元）。要是她们到奥尔伯里－沃东加时已经太晚，赶不上去墨尔本的火车了，那就还得再住一晚（105澳元以内），等早上再出发。一只便携式闹钟要花15.95澳元。

外婆的尿布会需要清洗，去自助洗衣房洗可能得花2澳元，烘干1澳元。不过话说回来，一次性尿不湿携带更方便，可能还更便宜；她得查查尿不湿要多少钱。火车上当然是不可能有自助洗衣房的：她要么得买一只桶和一些碧莲杀菌洗衣粉（4.99澳元＋3.95澳元），要么就带够尿不湿，确保有的换。

吃饭问题比较棘手，因为外婆现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了。米糊（8.5澳元一听）和婴儿食品（小份每份9.9澳元）似乎是最稳妥的选择，而玛戈自己吃干豆（6.9澳元）就完全足够了。开罐头得用上开罐器，她还不知道那要多少钱，不过肯定不会超过5澳元。有一瞬间，她打起了家里那把开罐器的主意，但很快又觉得这样做不合适，因为她父亲不会做饭，饿了就只能开罐头。

到了墨尔本，她得打车去最近的宾馆，而且市内交通恐怕会相当昂贵，甚至可达10澳元。但这笔钱她无论如何都得花，因为她需要司机推荐一家宾馆，再直接载她们过去。住宿可能要120澳元一晚上，而且玛戈没法保证自己能立马找到一间可供随时入住的公寓。不走运的话（还是先做最坏的打算为妙）她说不定得等上一周，花掉840澳元。不过在宾馆里安顿好外婆之后，玛戈就能到城里四处转转，再找家相对便宜的宾馆：总不至于全城的宾馆都是120澳元一晚上吧。玛戈知道城里有一些公寓甚至是小户型的独门独户，每周只要130澳元。

跟外婆有了住处之后，玛戈就可以报个函授班，学一门手艺。她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决定不再向NASA索要自己的学费了。他们寄来的支票只需涵盖她从出发到墨尔本第一个月月末的费用。接下来，玛戈只要给自己找份工作就行了，最好是送快递或上门推销之类的工作，好让她有工夫每隔几小时就回家给外婆翻身。

第一个月里，她得做多少事啊！采购冰箱（运气好的话，她能花149澳元买一台翻新机，外加大约30澳元的送货费）、电视（花95澳元买一台小尺寸的黑白电视，或每个月花9澳元租一台）、深锅、煎锅、碗盘、刀叉（二手货就算40澳元一套吧）。

然后，要是《怎么样及为什么人体小百科》足够可信，那么九个月后玛戈就会胖得走不动了，到时候她就很可能得去医院生孩子。不过那还早得很呢：那时她的生活恐怕早已天翻地覆了。

经过周密的计算，她需要NASA寄给她2376澳元（她抵住了诱惑，没有加上“应急支出”，把费用凑到2400澳元）。她想自己要是能提出一个具体金额，再出具一份费用明细，那么NASA就不会对她起那么大的疑心了。

NASA的邮寄地址很快到了，信来得正是时候，因为弗兰克昨天傍晚又把她脱光了，宣称必须尽快手术。

玛戈一拿到地址就写了信。她在一张洁白无瑕的信纸上（简直奢侈，但这封信必须引起重视，她冒不起这个险）整整齐齐地写道：

亲爱的NASA官员：

随信附上墨尔本《时代报》上一篇关于贵机构的文章。我认为人类排泄物的处理问题至关重要，在太空中尤其如此。许多人无法理解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因此对其高昂的花费感到愤怒。请不要太为这些批评难过。

不过，我相信自己已经为你们的问题找到了解决方案。我对彗星和流星进行过大量的研究，我想你们作为火箭专家，或许还没有深入过这一领域。其实很简单。流星几乎都会在落地之前燃烧殆尽。即便它们起初体积庞大，但它们高速运行时与外层大气产生的摩擦会将它们蒸发。

那么这与你们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呢？让我来为你们揭晓吧。你们只需在你们的太空飞船船体上留一些带阀门的开口，供宇航员大小便。舱外的真空会将排泄物吸入一个网兜。网兜装满时，会挂在宇航员乘坐的航天器上，随他们一同返回地球。

宇航员再次进入大气层时，所有的排泄物就会自行燃烧，相当于软质的流星。

我知道这个方案能为你们节省数百万美元，但我并不打算索要数百万美元的酬劳。我只希望能获得2376澳元（或1661.92美元），我急需这笔费用拯救我身患癌症的外婆和处境危险的我本人。

随信附上一份逐项列出的费用明细，以及供你们汇款的地址。请一定尽快。衷心祝福你们的太空计划，希望你们继续拓展人类知识的边界。

诚挚的，
玛戈·德伍尔特

奇闻异事

新式太空厕所造价高达2300万美元，NASA官员遭受猛烈抨击。

爱的隧道

仔细读完门口的告示，在确认自己年满十八，并且不介意裸露画面之后，我走进“爱的隧道”，打算找份工作。

我是一名失业的广告执行专员，此前从不曾与色情业打过交道，除非你硬要说我做的滚珠止汗剂广告带有阳具崇拜的意味。不过，这段职业生涯却培养了我善于捕捉市场空白的习惯，不管是多么低俗的空白。我想，虽说成千上万名失业的广告执行专员已经瞄准了演出业、知识界、公共服务业，要是这些都不能胜任，还有政坛。但到一家色情放映厅兼书店门前排队求职的人肯定不会太多。

反正这也是我最后的希望了。该做的我都做了，甚至早在工作被冲进下水道之前就开始了行动，例如把从珀斯[86]到宾夕法尼亚的广告公司职位都申请了一遍，但一无所获，所以我来到这里，准备向这家墨尔本最大“爱情动作片”院线经理推销自己。

“那么，你认为自己能为我们带来什么呢？”

依然是这个老掉牙的面试问题，提问的人看上去也与其他雇主没什么不同：穿着考究，不系领带，体型偏胖，精明在行，略带狐疑。在他那间开着空调的整洁办公室里，没有一只阴茎探出它丑陋的头，至于阴唇，就算有，也肯定全都藏在文件柜里。

“我想来你们这儿揽客。”我说。（我断定，比起打扫投币放映隔间，还是干这个比较好。）

“我们已经有揽客员了。”经理指出。

“但你们已经在考虑解雇他了，”我试探道，“因为不管怎么说，根本没人注意到他。”

“这倒是，”对方承认，“但你凭什么认为自己会比他强呢？”

“我有广告从业经验，”我说道，把身子向后一靠，在椅背惊人的咯吱声中不动声色，“大多数揽客员，包括你们目前这位，显然毫无销售经验。他们只会站在外面，嘟囔着诸如‘好片，好片，快来瞧呀，别害羞呀’之类的屁话。听上去简直无聊透顶。从广告中，我明白要推销一件产品，你必须让人相信它是最棒的——实际上，你自己首先就得相信它是最棒的。”

“那么，你相信我们的片子是最棒的吗？”

“我不知道，我还没看过你们的片子呢。”见他恼火地深深叹了口气、身体开始膨胀，我又补充说，“这不正表明你们需要一位更好的揽客员吗？”

“好吧，”他笑了，倾身向前，“要不你来劝我相信我们的片子是最棒的吧——就在这儿，就现在。”

“哦，那个，”我迟疑了一会儿说（我事先毫无准备），“我想我不会演戏，你知道——要到时候才行。”

“上帝呀！”他翻着白眼揶揄道，“我什么时候才能遇上一个不像妓女那样想问题的人呢！”

他说会给我打电话，并以此结束了面试，走出他的办公室时，我十分确信自己搞砸了。不过随后，有件事改变了我的看法。当我经过“爱的隧道”那闪着俗艳灯光的出口时——同时也是入口——我不得不与那位揽客员擦身而过。

“不好意思。”我说，短暂的目光接触之后，他侧身给我让路。我上了人行道，刚走出几步就发现自己搞错了方向，旋即折返；而那个揽客员却立即开始冲我喊话，声音里半是麻木，半是凄凉：

“进来看片吧，极品妹子，极品妹子，给自己一个机会，看全城最火辣的戏。”我回头看他：显然，他认为自己从没见过我。

当时我就想：我被录用了。

事实上，我确实被录用了。

四天后，我开始在“爱的隧道”上班，就在这四天时间里，我又收到了两家广告公司的拒信，分别来自多伦多和奥克兰。其中一封解释说：“我们的员工已由12人缩减为8人，因为这个时代有个显而易见的趋势：没人愿意购买任何东西了。”除了性，我在心里补充。在我的新工作地点附近那个火车站的报刊亭里，无数畅销杂志的封面都在向我兜售咸湿的明星秘闻、SM秘籍、更棒的高潮体验和长达一整夜的性爱。就连电脑杂志上都印着数码美女，邀请人们走进游戏厅。显然，我步入了一个蒸蒸日上的行业。

所以，我在一个红红火火的行业里有了一份工作。那么我现在唯一关心的就是，我的同事们好相处吗？

实际上，我在“爱的隧道”的同事都是体面人，个个都是——起码相对体面。我意思是，我在每次与他们接触后，并不会像从前应付完某些广告客户那样，产生一种想把自己彻底洗干净的强烈冲动。

乔治是这里的老板，他为人沉着冷静、通情达理，并且极少现身。丹尼斯一般负责运营放映室和照管机器，他年近六十，看上去没精打采，只会在两种情形下振作精神：一是听到有人不满地高喊“对焦啊”的时候，二是投币放映间过了既定的六十秒还不停止放映的时候。四十来岁的凯伦负责照管书店，她自带一种淡定而性感的精干，对任何小偷小摸都毫不留情、极尽羞辱。曼迪和凯莉在放映间隙跳艳舞。她俩有时会表演双人动作：就是分别含住一根香肠的两头，不过这取决于有没有香肠，以及有没有曼迪，因为她经常会翘班去搞海洛因。不过曼迪在状态好的时候健谈而友善，她是个乡下姑娘，曾做过兽医助理，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就是看猫咪们从麻醉中醒来。凯莉从前开出租车。她话不多。安德鲁就是那个擦放映隔间的人，那个我不想成为的人。他也负责取午餐和拆包装盒，他还在考驾照，想成为一个更有用的人。

起初，我跟曼迪处得最好，因为她身上有种“外来户”的气质，融入得不像她期望中那么好。尽管她光着身子跳舞和吮吸香肠已经快两年了，但她说起话来还是跟我一样，像个新来的。不知为什么，在她心目中，我俩工作的这个地方似乎和她八岁那年跟父母去巴瑟斯特[87]参加过的一场嘉年华有某种关联。

“嘉年华上有个东西——一个幕间节目——就叫爱的隧道。你记得吗？”

“我从没去过巴瑟斯特。”

“我想墨尔本说不定也有过这样的幕间节目吧，在月神公园。”

“我从没去过月神公园。”

“说真的……我也没去过。很可笑吧，嗯？那么近的地方。总之我没进那个爱的隧道——我太小了——完全没兴趣。不过我坐了猛鬼列车。黑暗中会有东西向你扑过来。到处是鬼脸啦，毛茸茸的爪子啦，还有黏糊糊的玩意儿。”

我俩对视一眼，再瞧瞧周围。

“你俩笑什么呢？”乔治从他的办公室里喊。

不过一段时间过后，跟我最合得来的人变成了凯伦，因为她其实是个聪明绝顶的女人。她擅长分析，而在竭力将自己塑造成偷窥秀揽客天才的过程中，我发现，这非常有用。我自己也稍微做过一些分析，重新审视了这份工作的方方面面。我换下了揽客员传统的白衬衫和肥大的深色西装，穿上了李维斯、套头衫和考究的皮夹克：为什么一定要穿得像个一心想在希腊婚礼上纵酒狂欢的宾客呢？另一个挑战，是如何在忙碌的大街上、在嘈杂的车流旁让人听见我的声音：我为自己配了一支麦克风，在手柄上套了一只假阳具，希望能吸引一些有幽默感的人。我的台词是一份深思熟虑的广告文案，很有分寸地宣扬着男性雄风。

“摸得着的性感场面！”

“伙计们，我们钻了法律的空子，能让你们欣赏到长期被禁的表演。”

“这里有你最大胆的幻想，而且是真的！”

“没错，在这里，女人会为你做你一直以来所渴望的一切。”

我没有吸引到任何意料之外的人。

噢，来的都是些常客：日本游客、销售经理、零星的醉汉。毫无疑问，我没有引进任何新鲜血液，或者别的体液。街对面，一个体态臃肿的妇人站在一家服装店门口，用难以辨认、略带焦虑的单调话语解释说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路人全都顺从地快步走进她店里，一个接着一个。

“怎么样啊，揽客能手？”是凯伦，她出来吃午饭了。

“不怎么样。”我指指那位服装店揽客员，她正一言不发地盯着自己的鞋子，似乎被顾客的热情弄得有些尴尬。

“我想不通。”我说。

凯伦微微一笑，咧开厚厚的嘴唇，露出凌乱的牙齿。我留意到日光下的她是如此真实：眼角的皱纹、柔软的头发、外套接缝处的针脚。

“没错，客人不断地走进去，”她承认，“但也一直不断地出来啊，他们在里面也就待个三十秒左右。这就是奥秘所在。”

“什么意思？”

“当你看到一家服装店，”凯伦解释道，“你会走进去，瞧瞧里面的商品，或许会拿起一件衬衫再放下，要是没瞧上什么，你就会直接离开，没有负担。但咱们这种地方就不一样了。客人一旦决定进来，就知道自己是来消费的。我是说，他知道街上那些看着他进来的人会想：‘瞧那个逛色情商店的猥琐男。’进来之后，他知道店里的人也都在想：‘瞧那个屌丝，他起了反应，却没地方宣泄，真是可怜丑陋的废物，怪不得找不到女朋友呢。’等他出来，街上还有更多的人会想：‘瞧那个刚从色情商店里出来的猥琐男——他在里面干什么了？搞不好刚打完飞机呢！’那么，你以为这些男人会甘心白白承受这一切吗？不可能！他会一掷千金，只为看一部黄片，或者看场脱衣舞秀或者买本杂志——总之买下任何能让他不虚此行的东西。你招呼的那些家伙对这一切全都心知肚明。这就是他们不肯进来的原因！”

“那我该怎么办呢？”

“跟妓女一样。直视他们的眼睛。”

“这就够了？”

“这就够了。”

我注意到她说这番话时，始终直视着我的眼睛，而我渐渐发觉她非常迷人。

不过我并不打算就这样对她的话照单全收，于是我又问了妓女兼脱衣舞娘曼迪。

“噢，千真万确，”她说，“一旦他们回看你，那你十有八九已经拿下他们了。人的眼睛里有种特别的东西。这并不是说男人一旦正眼看你，就会觉得你愈发迷人——有时候恰好相反。而是说你俩一对视，彼此间就已经发生了点什么。像一种关系，懂吗？然后他们就很难避开你的目光了——他会觉得那是一种粗暴的拒绝，就像夫妻俩在公共场合大吵大闹时，妻子有权崩溃大哭、用拳头捶丈夫什么的一样。这很奇怪，但管用。不过我得说，打电话时又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客人会把你从头到脚盘问一遍，简直当你是辆二手车。曾经有男人千方百计想弄清我的下面究竟有多紧——像是，让我觉得自己得为他们量一量。不过我敢打赌，要是我在街上遇见这些男人，要是我有机会直视他们的眼睛，他们就会乖乖询价，然后像小羊羔一样跟我走。”

第二天午餐时，我向凯伦复述了曼迪这番话。为了增进对她的了解，我与她共进了一些糟糕的咖啡轻食，并且告诉她也许她是对的。

“我当然是对的啦。”她说着，拨开嘴边的长发，以免把它与食物一起吃下去，虽说那或许还能改善食物的口味。

“问题是，”我继续道，“这对我的工作有什么帮助呢？我是男的，客人也是男的啊。”

“不要紧，” 满嘴食物的凯伦口齿不清地说，“只要他们停下来与你对视，关系就产生了。他们要是逃走，那几乎就相当于允许你追过一条街，冲他们大喊：‘你什么毛病啊？我还以为咱俩是朋友呢，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呢？’诸如此类。”

“这还挺吓人的。”

“开什么玩笑？那么那些真正的朋友呢？真正的夫妻呢？”

我瞧瞧她的脸，想弄清她究竟有多认真。她认真极了。事实上，她的心情急转直下——好像是我惹的。

“知道我怎么想吗？”她说，同时俯身向前，越过她那盘“猪食”，眯起眼睛盯着我，“我觉得广告就是狗屁。”

“噢，我同意。”我报以微笑，希望借此得救，但却无济于事。

“广告，”她接着说，“就是一种胆小懦弱、婆婆妈妈、连哄带骗的销售手段。全是一大堆理论，全是一些西装笔挺的爷们儿在会议室里撸出来的。这帮人从来不到现实世界中去，抓住某个人说：‘嘿，买这个。’你们这帮人根本没种。你们获奖无数，但压根儿不懂如何说服别人。”

“噢，我不知道，凯伦，”我说，心头涌起一阵不悦，“我只知道我为索芙桑做的广告每年能为这个牌子的卫生巾赢得四千到五千名新的女性用户，增幅实在迅速，以至于广告才播出六周，我们就收到了索芙桑公司寄来的一封信——”

“狗屁！”凯伦嚷道，声音之大，引得其他食客纷纷侧目，“你干吗不试试把卫生巾卖给我呢，啊，就在这儿，就现在？来吧。我是个女人——这肯定不难！”

“凯伦，小点儿声，”我一边嘘她，一边猛然把张开的手掌伸到我俩之间的桌子上，仿佛要用魔法将一个危险的精灵关回瓶中，“别人都听到了！”

“那又怎样！你那个安假阳具的麦克风不就是用来干这个的吗？！”

她这番爆发令我错愕不已，我想悄悄退出咖啡馆，尽量不引人注意，但她还为我准备了更多的“惊喜”。她拉起我的手（我尽管错愕，却还不至于忽略她的手部骨骼是多么细小，整只手是多么纤巧、多么不可思议的女性化）把我拖到街上，朝她选定的某个地方走去。

“让我带你瞧瞧，广告人先生。”她一边大踏步地前进，一边说，“了不起的幕后怂恿者先生。让我来给你小小示范一下什么叫怂恿。”

她把我拉进一家二手书店，店门前的人行道上摆着一筐筐一文不值或价值寥寥的书。一些筐子上标着“1元”或“2元”；最外面那只筐子上标着“免费”。凯伦就在这只筐子里翻找了一会儿，挑出十本书，走进书店。

“不好意思，”她对柜台里的女孩说，那是个看上去神经兮兮的年轻女孩，戴眼镜，金发拢在耳后，“麻烦你，我想卖几本书。我想你们会收书吧？”

“呃，”女孩说，“得看是什么书。”

“噢，这些书都保存得很好，”凯伦回答，接着突然探出脑袋，想把女孩看得更真切些，“噢嘿，你这件套头衫可真好看啊。是你自己织的吗？”

“谢谢，”女孩脸一红，低头盯着自己的胸部，接着就直直地迎向凯伦等待的双眼，遇上了她明亮而温暖的目光，“就是在一家义卖商店买的而已，你知道。”

“哇哦——要我说你真是淘到宝了。你知道，既会穿又会省钱，这真是一门艺术呢。你喜欢去哪家义卖商店？”这会儿，凯伦已经把书和自己交叠的双臂都放在柜台上了，这样有助于拉近她与新朋友之间的距离。

“呃，”女孩想了想，“里士满有一家，就在那排越南杂货铺中间。那儿的东西挺多的。牛仔裤就跟新的一样，差不多只卖五六块。”

“你开玩笑的吧！哇哦，我一定得去一趟。我真该买些衣服了。原来那些都穿不上了。你知道，我刚流过一次产，在那之后我真是抑郁极了。整天就是吃啊吃啊吃啊。你知道人抑郁起来就会吃个不停吧？”

“我……当然。那么，这些书……”女孩开始在其中挑选起来，脸颊在凯伦的注视下变得绯红。

“我觉得我肯定能买到一条合身的牛仔裤，你知道。那能带来多大的改变呀。最近我每次打开衣橱看到过去的衣服，都觉得想哭。”

“那太糟了，”女孩做了个鬼脸，“不过这些书嘛……啊……我想我们其实不大用得上。”

凯伦的神色暗淡下来，那变化细微而慑人。

“不大用得上吗？”她重复道。

“真的很抱歉，”女孩局促不安地说，“不过它们不够……不够时新。我的意思是，我想我们外面那个筐子里说不定就有几本呢，免费的。”

“你是说，你们连一本都不要吗？”凯伦稍稍后撤，离开柜台，但没有离得太远。她看上去就像一个刚刚得知自己罹患晚期癌症的病人。

“也许你可以去别家试试。”女孩恳求道。

“不，不，我做不到，”凯伦说，“我差点连这里都没胆量进来。我——我现在没法面对粗暴的对待。我是说，你人很好，不过……我要是得……哦天哪……”凯伦深吸一口气，露出勇敢的微笑，“你能不能随便花点钱买其中几本呢？其余的送你。”

“呃，其实我的意思是……”女孩仿佛瞥见一根救命稻草，“其实我的意思是你在别的地方或许可以多换点钱。我只能每本付你一块——这本或许三块吧。”

“噢，其实这就够了，真的。很可以了。”

于是，事情就这么定了。

回“爱的隧道”的路上，凯伦看上去镇静多了。她糟糕的心情得到缓和，转变成一种粗鲁的愉悦，她不停地看我，似乎有点担心我会感到不快。

“所以，你觉得刚才怎么样？”

“不大喜欢，”我坦言，“感觉就像是……我说不好……乞讨……或强奸。”

“当然了！强奸犯只是凶相毕露的乞丐！”

回到“爱的隧道”入口，在准备与这世界进行眼神交流时，我又将这句话回味了一番。她说这话时，语气是如此纯熟善辩，如此机智凌厉——如此不由分说！

也许，凭借这样的头脑，她本可以在广告界大显身手。我试着想象她在那个世界中的样子，却发现自己大错特错。因为她的言辞尽管总是无懈可击，但她的长项似乎并不是劝人相信自己喜欢某样东西，而是让他们确信自己不喜欢它。这不是广告，这是文学批评。

“你是大学毕业吗？”我一逮着机会就问她。

“我当然是大学毕业啦。”她一面讪笑，一面取出盒子里的货，把肛交系列和口交系列分开。周二是新货到店的日子：来自全球的最新色情杂志。有些甚至没法在地图上指出丹麦的客人却知道那些最光彩夺目的阴部来自那里。

“那你为什么来色情书店呢？”

“别的我都干不了呀。”

“噢，得了吧。”

“我在一家女权主义书店做过一段时间经理助理——干过订货、库存管理、店面布置，总之你能说出来的，我都干过。经理只负责收钱和陪顾客扯淡。经济衰退期间，书店倒闭了，别的地方也都不招人，所以我就到这儿来了。”

“这转变也太大了吧，从女权主义到色情文学？”

她耸耸肩，取出标价枪。“其实还好。这两者都抱有一种可怕而可悲的愿望，都希望人们脱离真实的生活与情感，依照某种不可思议的性幻想行事。你还不能向顾客点破，告诉他们现实世界中没人会允许他们那样做。你得听凭他们买下自己的幻想，这样他们就能把它揣回家中，忙着自欺欺人了。”

她有意识到自己的思想有些邪恶吗？虽说她脸上挂着一抹隐约的微笑，但我难以辨别，因为凯伦每个星期二心情都不错。整理新到的货品似乎是她在这份工作中最喜欢的活儿：只要有杂志可以供她整理、捆扎和甄选，她会比任何时候都满足。她总觉得星期一太漫长，因为那天客人最少。她会绘声绘色地向我描述坐在柜台后面看店的痛苦，她得一直盯着某个独自前来的变态，确保他没有把《飙奶辣妈》塞进裤裆，而且她一小时打瞌睡能点三十几次头。

“快点到星期二吧。”她会叹气说。

每周四、五是“爱的隧道”那些同性恋顾客的好日子，因为在这两天里，看店的人不是凯伦，而是达伦。（在一个充斥着辛迪·希尔和布拉德·哈德曼这种化名的地方，凯伦和达伦这两个名字的出现纯属巧合。）尽管凯伦对店里的货品门儿清，但她身上却缺乏某种东西，导致同性恋顾客无法向她提出某些问题，比如：“你们有没有哪本杂志上会有阴茎在打孔的乳头上蹭来蹭去那样的东西？而且阴茎上布满青筋。”这种问题得问达伦。他耳朵以下的毛发都刮得干干净净，（啊，不过以下到什么地方呢？）头发经过漂染、烫卷，不过他脸上最引人注目的特征，还要数他那双美得惊人的眼睛，其中秋波荡漾，连异性恋人士都难以抵挡，即使他后缩的下巴和瘦削的肩膀都丝毫无法消减那种魅力。他对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是如此引以为傲、无所顾忌，让我深信他一定在哪儿有个蒙在鼓里的妈妈。

不过外出午餐时，他依然是个很好的同伴。有一次，在我们往返三明治吧的200米路程中，他向我指出，沿途所有的广告牌、海报、杂志封面还有活生生的女人都释放出具有攻击性的异性恋性刺激。这是当然：那一路仿佛一个推来搡去的膨胀宇宙，充满了真空包装的翘臀、胯部、抬高的乳沟、香吻和许诺的高潮。

“要是哪家店在橱窗里摆了哪怕小小一本杂志，上面是一个男人亲吻另一个男人的画面，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或者即便只有一个表现某男穿着紧身裤和破T恤衫走在路上、下身鼓鼓囊囊的画面吧，你知道会怎么样吗？会有人报警！”

“所以你的意思是同性恋元素也应该平等地展示在商店橱窗里，以及行人的紧身裤和T恤衫上？”

达伦叹了口气，眯着那双超凡脱俗的眼睛。

“其实呢，但凡异性恋们能低调一点，我都会很高兴的。我认为性应该更私密。”

“你在逗我？”我开始感到也许除了工作岗位之外，凯伦和达伦还有别的共同之处。

“当然不是啦。”

“那你卖的这些黄书怎么说？”

“还有什么比一个男人走进‘爱的隧道’，买下一本杂志，装进棕色纸袋提回家，更私密的呢？”

跟凯伦和达伦聊过以后，我对自己过去对于色情读物、色情行业以及……以及对凯伦和达伦的认识感到越来越困惑。我不知道自己是被带坏了还是获得了拯救：往日的偏见逐渐消融，但同时，我也渐渐放弃了那些我曾宣称秉持但从未真正检验过的放纵的价值观。

昔日的朋友对我没有什么帮助。我犯了个错误，把现在的工作告诉了其中一个人。他的反应就跟我在贩卖婴儿，并把他们用作宠物食品的原料一样。

“可我只是在招揽人来买东西而已啊，跟过去的工作一样。”

“噢，得了吧——别告诉我你看不出止汗剂跟黄片之间的区别。”

“我当然能看到它们的区别啊：人不一定要止汗，但却必须释放性的张力。”

我是这么说的，不过我不确定自己是否真这样想。

显然，我本人似乎并没有任何性的张力需要释放，起码在“爱的隧道”上班以来没有。实际上，那儿的员工似乎对杂志上、电影里和脱衣舞表演中那种橘粉色的活动从来都没什么兴趣。墙上重复出现的肿胀奶头对我们的吸引力，与圣诞铃铛或波点图案不相上下。“操”这个词在我们心中引起的波澜，跟“地毯”二字带给地毯商的感觉大同小异。凯莉在读一本关于运动损伤的书——内容十分专业——想学习如何在表演色情舞蹈时减少肌肉拉伤。曼迪伤感地谈起自己回乡下找个好男人的想法。“我甚至可能会跟他上床。”她迟疑地猜想，仿佛上床是种未知的体验，她很可能会不喜欢它。达伦告诉我他曾在父亲的蔬果店里帮过忙，一度导致在“爱的隧道”里，当客人问他某个问题时，他会差点扭头喊出：“爸，咱们还有亚裔肛交的吗？”此外，按理说，作为一名血气方刚的男青年，安德鲁应该更容易被这些刺激挑逗，但就连他也更关心能不能找到一款完美的化学药剂，只要直接加在水桶里就能中和擦隔间时那股味道。不过他并不知道“中和”这个词，于是就用“解药”代替——这个词很好地总结了我们每个人似乎都在追求的东西。

老实说，在“爱的隧道”工作时，我最渴望的是纯洁，特别是性的纯洁，虽说其实哪种纯洁都行吧。在色情的世界里，人们总是装出一副要去丛林里野餐或上门维修烤箱的样子，但实际上他们只是欲火焚身，想大干一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向往一个心无旁骛的世界，那里的人都是真心想去林中野餐，那里的烤箱修理工也都只想专心修烤箱，修完对女主人脱帽致意，然后开着他的面包车独自离去，最多再友好地按下喇叭。

我发现凯伦和我读过许多相同的童书，这更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此时，我已经掌握了揽客的技巧，并且知道该在一天中的哪个时段到外面去把这帮人拉进来：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摇摇晃晃地进门，乔治十分满意，于是也就不再介意我花那么多时间跟凯伦聊天了。

“别碍着她捉偷书贼就行，”他提醒道，“有些家伙裤裆前面可有暗兜。”

由于实在不想错过将这种有袋动物人赃俱获的机会，我照办了，不过即使我站在凯伦一侧，她也会在聊天时转过脸来直视我的眼睛，似乎想证明她严格恪守自己那套沟通理论。或者也许，她只是喜欢我而已。

我当然喜欢她。这个女人既聪明又朴实无华，她身在这样的环境，周遭全是最具欺骗性的恣意纵乐，但却对童书充满热情，显得魅力十足。她在放映厅里传来的一连串含混而机械的呻吟声中深情地谈论鼹鼠、老鼠和沼泽人[88]。她用她的烟嗓大笑，她很美。

在回顾我们某天傍晚下班后的一场对话时，我会把她本人也想象成一部经典童书中的人物：古怪、愉快，同时也很有尊严。我还想进一步了解她，于是灵光一闪，打算请她吃晚餐。我有她的电话号码，不过凯伦事先曾给我打过招呼，说她不喜欢电话。其实，她用的是“恨”这个字。有一回，达伦想问凯伦一件只有她知道的事，我建议他给她打个电话，可他却笑笑，摇摇头，那样子就像在说，“不可能，我还不至于傻到这种地步。”

我还是打了电话。可能是我体内的广告人在作祟吧：我就是不相信不能把一个机会卖给一个人。也许我比想象中陷得更深。

我拨通电话，她接了。

“嗨，我是迈克。”我说。

“谁？”

“迈克。”

“谁？大点声，周围很吵。”

“我是迈克！”我嚷道，“你同事！”

“噢。嗨。”她听上去有些烦躁，像是半夜被我吵醒，或在高潮前五秒被我打断。（我为什么会那么想呢？在“爱的隧道”时我可从没想过那种事。）

“听着，我觉得今天跟你聊得很愉快。我好多年都没跟人聊得这么投机了。我当时就想继续聊下去。现在依然想。”我本可以再多说两句，但却选择就此打住，指望她会打破这尴尬的沉默，向我发出邀请。

“你瞧，”她说，“那我现在能做些什么呢？不管你想要什么，难道就不能等咱们见面时再说吗？”

“呃，但是我这会儿正想着你呢——我是说，今晚。”

“行吧，这真有意思。上班后来找我，咱们再商量，好吗？”

然后她就挂了电话。

第二天，我没有勇气跟她讨论这件事，于是我俩就顾左右而言他，气氛友好，甚至堪称诙谐，我也对此心满意足。凯伦在我眼中还跟过去一样迷人，但现在，我必须提醒自己，她可没那么简单，她深不可测。她就像刘易斯·卡罗尔那几部《爱丽丝奇遇记》中的人物一样，不按常理出牌，总让我猜来猜去。但她只需微微一笑、露出她那几颗参差不齐的牙齿，或者耸耸肩、把我的注意力吸引到她姿态美好的肩膀上，我就会为她倾倒。

不过，尽管我俩聊得不错，但我却发现要跟凯伦唱反调的确很难。她的话要么在逻辑上无懈可击，要么就真实得近乎危险——或两者皆是。向她提出异议需要冒些风险，要么会显得狼狈不堪，要么就无可挽回地将她激怒。实际上，我当时已经感觉到自己想必常常激怒她，因为她只要聊完她想聊的话题就会径自走开，对我在她身后补充的一切充耳不闻。

不过话又说回来，她一般都十分平易近人，甚至可以说相当随和。要是我说想吃中国菜，她就会停下手上的活儿说：“行啊。”要是我在半路上改主意想吃意大利菜了，她就会耸耸肩说：“我没意见。”要是那家意大利餐馆没开门，而剩下的时间只够我们在小吃店买一份难吃的甜甜圈，她就会笑着说：“没关系啦。”而且，尽管她身上有种愤世嫉俗的气质，好像她看任何人任何事都不顺眼，但她似乎从不责怪别人。就连看管“爱的隧道”书店时，她也相当能忍，俨然一个厌恶生猪却不得不看管猪圈的农夫。一些顾客被展示架成百上千册捆扎成卷、难以辨认的杂志搞得晕头转向，会问她这本11块9毛5的和那本24块9毛5的有什么区别。“彩印质量。”她会这样回答，或者，“纸张更好。”收钱时，她总会说“谢谢”或者“祝你愉快”。

一天，我碰巧在那儿，正好看见她把一本杂志卖给一个胖得出奇、有些先天愚型的男子，杂志上醒目地写着《大黑骚妞求之不得》。

“在设置政治不正确的交易标准时，这条也得加上去了。”那人走后，我调侃道。

凯伦耸耸肩。“他又不会去强奸别人，”她说，“也许他的工作是在超市之类的地方后面卸货。1992年时差点抱住一个女人，但最终却因为紧张过度而宣告失败。而且还整天被女收银员呼来喝去。”

“这不影响啊——”我正要发表意见。

“你瞧，”她告诫说，“在女权主义书店时，我曾向一个女人卖出过一本书，书名叫《新纯净时代的生活》，这位顾客的眼圈黑得不成样子，简直像只熊猫。那本书通篇都在讲一群敏感、文艺的人共同生活在一个公社里，七到十一人一组，在半农耕的环境下互相照料，轮流工作。当然，我很清楚买书的女人也许正住在一栋贷款买来的破房子里，丈夫暴虐成性，孩子不断纠缠她，要她买《上尉密令》游戏。总之这女人绝不可能用这本书来改变自己的人生什么的。她只是想……对着它撸一管。我要是担心什么‘政治不正确’，当时就该担心了。”

无畏的言辞，犀利的思想，但好像依然有哪里不对。我觉得，有时她终究还是厌倦了这份工作，一天下来，她清空收银机时，看上去就像被榨干了一切，只剩眼泪。

“你怎么了？”有一回，我斗胆问她。

“摄入了太多避孕套。”她叹了口气。

我迫切想拉近与她的距离，于是问起了她的童年。这很可笑，但与人谈起童年几乎是迈向亲密关系过程中不可逆转的一步，比直接谈论性更有效。在我结婚又离婚前那段充满欲望的单身时期，我发现就算我能一边小酌一边跟女人谈起各式各样的性高潮，但对方依然可以在临近结束时看看表，说她得赶10点37分那趟车；然而，要是我能让她缅怀起那栋早已消失的老屋，或翻出旧照片，那么我们最后几乎一定会上床。

因此，我问起凯伦的童年。她回答得不假思索而滔滔不绝，但我事后才意识到，她根本没向我透露任何与她的父母和她的过去有关的东西，而是把谈话引向了一个她驾轻就熟的方向。

“你知道，”她沉思着，“我小时候最受不了的，就是所有我喜欢的童书里，主角都是男的。”

我们当时正在隔间旁的一条走廊上聊天，凯伦正设法让香烟贩卖机交出一包特醇万宝路。

“我从来不喜欢灰姑娘那类东西，编得太假了。我喜欢想象书里的故事正在某处实实在在地发生。小时候，我特别喜欢《黑神驹》[89]《卡尔威兹》[90]和小熊维尼系列，特别是《柳林风声》[91]——全是魔法森林、野树林、河滨之类的东西。”

她戳了几个按钮，希望自己按对了地方，力道不是太猛也不是太轻，随后她稍稍后撤，一头黑发在身后那幅发黄的男女口交示范广告映衬下显得轮廓分明。

“你知道，我什么都愿意给小鼠或小鼹鼠，或者甚至易尔驴。它们简直太有存在感了。”

“有存在感？”

“它们永远不必寻找自己存在的理由。人人都喜欢它们本来的样子。它们天生就拥有自己的位置，不必竭力去争取，而且尽可以去幸福，去犯错，去孤独，去狂欢，总之爱怎样就怎样。”

“那么那些有女性角色的故事呢？”

“我一向都不那么喜欢它们。女性一出现在故事里，气氛就变得十分紧张。所有角色的日子都变得不那么好过了，特别是里面那些女人。这你留意过吗？挺奇怪的。”

我没留意过。这听起来像一篇文学批评论文中的假说，凯伦本人会写的那种。

“我认为，”她接着说，“我学习读写的一大动因，就是为了写下属于我自己的《柳林风声》类型的故事，把我喜欢的角色都换成女的。我会把文字清清爽爽地写在纸上，纸张大小跟真正的书一样，然后画上插图。内容就像是‘一天早上，小鼠醒来，感到她必须去探索’——之类的。”

“真是奇了，你长大后竟没成为童书作家。”

凯伦的神情变了，脸上掠过一丝痛苦：我无意中触及了敏感话题。太晚了，我知道我们曾一度达到我期望中的亲密，但现在已经回不去了。凯伦一边剥她新买的那盒香烟上的玻璃纸，一边对我怒目而视：“写童书已经没有意义了。没有孩子会去读了。小女孩担心的是自己的奶子够不够大。即使真的存在‘野树林’这样的地方，她们也只会想去那儿失去童贞。”

她拿着香烟怒气冲冲地走了。谈话结束。

此后，她对我比之前更冷淡、更疏远了。这就好像我们俩上了床，而她认定那是一个错误。我一有机会就去书店转悠，希望我们的关系能有所缓和，但唯一的收获只是得知了一件事，一件对我心中一切与她共同生活的计划构成重大阻碍的事。

一天下午，一位同性恋顾客对她说：“达伦替我留了一本最新的《火热十字小面包》。”

“我没看到啊。”凯伦说着，在柜台底下摸索。

“他绝对跟我说过杂志在这儿的。我星期三之前就要。我星期三下午就飞新西兰了。”

“我今晚会跟达伦见面，”凯伦说，“我会问他的。要是今晚不行，那我明早上班前肯定能见到他。”

“这么说，”那人走后，我说，“达伦现在住你家啰？”

“可以这么说吧。我们住一块儿。”

“作为好友？”

“挚友。我们一起住了八年了。事实上，我们在考虑结婚。”

“哈哈。”我讪笑道，出了一身汗。

“我是认真的，”她坚称，“那样的话很多事情都会好办得多——不论是在手续方面还是社会方面。我想我可以一辈子都跟达伦住在一起，他懂我。婚姻在某些事情上还是很有用的……像贷款买房啦……驻外工作啦……生孩子啦……”

“生孩子？跟达伦？”此时我在想，我该以怎样的方式立刻坐下，才能掩饰自己需要立刻坐下。

她耸耸肩：“谁知道呢？同性恋男人会是好父亲的。好父亲可不好找。再看吧。”

我最终并没有坐下，而是走开了。我想自己从没被哪个女人说的话伤得这么重，即便在离婚期间。我走到外面，竭尽全力招揽客人，用连哄带骗的殷勤和无情的对视把他们绑进店里。

“没错，来吧，把女朋友也带来，来吧亲爱的，别害羞，现在是九十年代[92]了，你是个成熟的大姑娘了。”

随后那两天相当难挨，不过，有趣的是，我发现凯伦在向我透露了她的未来计划之后，又变得热情而友善了。她觉得我看上去不太好，担心我吃得不好，还想跟我出去共进午餐。她依然喜欢热烈地争论，但其中却包含了一种反常的新情感，一种护犊之情。能有更多机会与她相处，我心中充满感激，我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跟着她上了火车，她也没有阻止。

“如今一切都比过去简单粗暴了，”她在说，“超出你这样的人肯承认的程度。”（她又谈起了书，说属于它们的时代早已远去。）“人与人的沟通层次比过去要低得多。除了为性感图片润色之外，文字再没有什么用处了。”

“那么信呢？”

“你是说A、B、C……？[93]”

“不，不是，是你写给别人的信。”

“我不给别人写信。谁用得着信啊？重要的事情只会在面对面、眼对眼时发生。你或许给某人写了十年信，但等你们面对面时，可能要不了五分钟你就会明白这段关系完了。而你在过去十年里向对方倾吐的琐事不会带来任何帮助。”

“你不用写琐事啊。你可以写写自己的感受。”

“信里没有情感，只有墨水。你知不知道曾有多少女人给男人写过绵长而优美的信，说一切都结束了，但下次见面时，俩人又立即像磁铁一样吸在一起了！”

“所以你认为面对面交流是人与人互相了解的唯一方式啰？”

“不，这也是扯淡！真相比这还要简单粗暴。语言只是一种吸引注意力的手段。要是你不一直说话，他们就会不再看你，而要是他们不再看你，你就没法迫使他们按你的意愿行事。”

“凯伦，凯伦，”我说，困惑地摇着头，“我才是广告人。我才应该是愤世嫉俗的那一个。”

她做了个鬼脸，出人意料地脱下套头衫，不耐烦地把它从头上一把拽了下来。虽然我说“出人意料”，但我不得不承认，那是个热臭难当的下午，再加上车厢里还挤满了晚高峰的乘客，满车人又散发出了额外的热量，身穿揽客服的我也是满身大汗。凯伦这个动作之所以出人意料，仅仅是因为我此前从没见过她只穿胸罩的样子。也许那并不是一件胸罩，而是某种胸罩款式的时装：我无法确定，只知道那件衣服不是透明的，而且列车上似乎也没人认为她的行为有什么不妥。而我呢，我简直像触了电。尽管我已经在露骨的性行为和陌生人裸露的肉体中浸淫了数月，但我却依然毫无防备，目瞪口呆地望着凯伦柔软赤裸的双肩和她柔和的腰肢，注视着她汗光闪闪的小腹在肋骨下一起一伏。

“瞧这一车人，”她在说，“周围太吵，你没法听清他们每个人都在说些什么，但你能轻易看出他们真正想从对方身上获得什么。像那个学步的孩童，”她指向那边，我于是不得不把目光从她闪光的肌肤上挪开，“他正在大哭，因为他父母不愿意做他希望的事。谁在乎那是什么事啊？那根本不重要。他生气兴许是因为他们不允许他把玩具胡乱扔在地上。那无关紧要。惹他不开心的并不是玩具，或天气，或他的鞋子，或是去不去动物园。他真正的潜台词是：‘我是上帝，如果我不是时刻都开开心心，那么这个宇宙肯定出了大问题，所以你得立马把它修好，否则我就灭了你。’还有那边那群围在一起的十几岁女孩——她们估计是在聊某人在某场派对上的行为举止，或者某男是帅气还是猥琐。这些细节都无所谓。她们再过一年就会忘个精光。她们对话的精髓在于：‘嘿，你是我的闺密，我是你的闺密，现在咱们在一块儿，在这趟列车上共度好时光。’还有那边那对老酒友——瞧见他们了吗？——他们在向彼此传达的是：‘人生实在操蛋，我是个失败者，但我相信我还能从你这儿得到些许敬意，因为你混得比我还惨。’明白了吗？归根结底一切就是这么回事——就这么简单粗暴。”

“那咱俩呢？”我问道，脸“唰”的一下红了，“你认为咱俩实际上在跟对方说些什么呢？”

她把头扭到一旁，也脸红了。不过当然，我看不出她脸红究竟是因为不得不败下阵来，承认我俩之间的对话实在太过复杂且意味深长、无法一概而论，还是出于尴尬，无法直面我俩之间平凡而原始的相互吸引。

“我到站了，”列车减速进站时，她宣称，“再见。”

坠入爱河：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多少年来，我们搜寻着零星的线索，却总是一无所获。我们自认为另一半的图像早已映入脑海，其中囊括了对方所有的品质，就像印在底片上那样，然后我们只需在这颗星球上寻找，直到找到这人为止，届时，我们会发现这人正坐在卡萨布兰卡，等待被我们认出。但在现实中，我们的爱情生活却会受到职业与巧合的影响，更别提我们往往还会在关键时刻缺乏勇气，而我们从来都无法合理地解释这一切，只会在事后编造一些理由，用来应付那些问东问西的朋友。一位愤世嫉俗者曾经说过，人总是爱上那些对自己有好感的人。难道这就是我觉得凯伦如此可爱的原因吗，就因为她对我有好感？当然了，我并没忘记她有时也对我相当冷淡，特别是在电话里——但这却让我对她更加着迷。或许这又应该用另一套爱情理论来解释了：我们为对方唱反调时的敌意而倾倒，于是执意要说服那位不情愿的爱人，想锁定对方的目光，想在其中捕捉到赞许的光芒。不过话又说回来，说不定凯伦身上最吸引我的其实是她的身体呢？不可否认，我认为她美丽的胸部在她常穿的那件灰色T恤衫里晃来荡去的样子充满魅力，而她的乳头在T恤上透出的淡淡痕迹，远比我们周围那些赤裸挺立的乳头更令我兴奋。书店墙上的图画从一切角度、以任何能想到的凸度和润滑程度展示着那个想必也存在于凯伦两腿之间的洞穴，但对我而言，她身上的那个部位却仍是神秘莫测，堪比来生。

跟她在一起时，我不像过去跟女人在一起时那么紧张，也就是说我觉得自己不必刻意打扮，或是对着镜子练习自信的表情，或是担心自己没选对须后水。所以与她们相比，凯伦在我心中究竟是更有分量还是更无足轻重呢？或许是她随意的着装和不施粉黛的模样让我感觉更放松吧。而现在，夏天到了，她穿得也少了，我注意到她甚至连腋毛都不刮。

“这是女权主义书店的遗风吗？”我逗她。

“是滚珠止汗剂引发严重湿疹的遗风。”她顽皮地噘起嘴。这一噘嘴立刻增添了她的魅力，继而也为那撮腋毛增添了一种古怪的表现力。自那之后，看到任何腋毛，都会让我想起她的腋毛。

“我想我坠入爱河了，”我向曼迪坦白，“我猜你并不相信真有这种东西吧。”

“我当然信啦，”她心不在焉地说，接着，她顿了顿，“不过这个世界没有。”

“你是指，色情的世界？”

“不，是地球。”她回答道，依然心不在焉。我发现她的瞳孔因刚刚摄入海洛因而放大：她这副样子还真像个戴了一副假隐形眼镜的外星人。

内心深处，我深知最适合跟我商量这件事的人就是凯伦本人，但这很困难，因为上班时，她的存在让我不知所措。但我并不能给她写信，基于她曾对写信颇有微词，也不能给她打电话，因为她讲起电话来简直不可思议地气人。

然而，在一个星期三的傍晚，因为无法忍受即将两天见不到她的沮丧，我决定再给她糟糕的电话礼仪一个机会。

“喂，凯伦吗？”

“谁啊？”

“我是迈克。”

“谁？”

“迈克！”

“噢，好吧。听着，你得大声喊。达伦在放音乐呢。”

“他就不能把音量调小点儿吗？”（说这话时，我奇怪地感到自己像在无理取闹，因为尽管我能在背景中听见某支舞曲，但却并不觉得很吵。）

“别管它了。你想干吗？为什么打电话？”

“嗯，我……呃……我想对你说……我想问你……妈的，我想跟你在一起。我是说，我想做你的情人。我是说——”

“听着，这事在电话里没法说。你就不能等等吗？我这会儿在家里，我已经下班了，我想放松放松，不想去思考跟‘爱的隧道’有关的任何事。这你能理解吧？很好，那明天——不，星期六见吧。拜。”

说完她就挂了。我比平时提前三小时上床，自入职以来第一次手淫了。

第二天，我基本没怎么揽到客。我觉得所有人都在拒绝我，而我脸上如丧考妣的神色也惹得路人纷纷绕道。我隐藏在“爱的隧道”入口处，无法直视任何人的眼睛。达伦有个基友从外地来看他，所以他俩一起去吃午饭了。我只得待在门口，虽然在工作，但却毫无成效，不得不躲闪着乔治上扬的眉毛。

一天下来，我筋疲力尽地回到家，感觉受尽屈辱，然后在信箱里找到一封信，上面有菲律宾的邮戳和邮票。那是一份录用通知，来自马尼拉的一家广告公司，是当地最大的一家。住宿及车辆由公司提供。

我苦苦思索了许久，决定不打招呼就离开“爱的隧道”。反正我也不需要推荐信，而且看样子，我不声不响地离开似乎并不会给任何人造成太多困扰。我给广告公司回信表示愿意接受这份工作，随即感觉糟糕透顶，不知自己是该大哭、摔家具，还是该再手淫一次。最终，我决定最后再给凯伦打一个电话。

她刚拿起听筒说了一声“喂”我就直奔主题，我把被录用的事告诉了她，说我如果不接受就是疯了，但我爱上她了，并不想走。她说她不明白这跟她有什么关系，她在休息，要是我有什么问题，我就应该当机立断，渡过难关。于是我鼓起我那可怜的勇气说，既然如此，那我只能离开了。

“行吧，行吧，”她说，“照你说的做吧。回见。拜。”

第二天，我进城去买飞往马尼拉的机票。广告公司希望我一做好准备就立马过去，而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我不打算再踏入“爱的隧道”了，但在从售票处回来的路上，我迎面撞上了达伦，他应该是要去上班。虽然我很想溜走，但那时我俩已经四目相对了，所以已经晚了。况且，这人有一双怎样的眼睛啊！它们是如此令我神魂颠倒，以至于不出十五秒，我就站在街上向他坦白了一切。

“其实我并不想走，”我说，“我一直希望能跟凯伦发生点什么，但显然她对我并没有那种想法。”

“你跟她谈过了吗？”

“我试过。她喜欢跟我像同事那样交谈，也希望我俩仅止于此。”

“真没想到，”达伦说，示意我跟他一块儿坐下，“我还以为她多少有点喜欢你了。”

“是吗？呃，但凯伦可向我暗示过你跟她‘类似伴侣’的关系。”我反驳道，向心中的受虐狂缴械投降。

达伦微微一笑，在长椅前伸直双腿。“凯伦和我轮流擦洗淋浴间，轮流做早餐吐司。我不清楚她知不知道，其实我对伴侣生活的幻想，还是要比这稍微浪漫一些的。况且，她也不是我喜欢的性别呀。”

“她多少暗示过我她并不介意。”

“是吗？呃，你知道，聪明人的一大标志，就是他们能让你相信一件特别愚蠢的事。”

我审视着他的脸，想确认他不是在取笑我。他不是，但我还是脸红了。

“总之呢，”我说，“似乎任何浪漫爱情都无法打动凯伦。”

“你在开玩笑？人人都会被那玩意儿打动的。只是我们每个人表达爱情的方式不同而已。”

“这你没法确定。”

他笑了，拉开他的公事包，抽出一本名叫《雄风》的杂志。“这是我唯一确定的事。你瞧——”接着他开始匆匆翻动书页，一直翻到想给我看的那页，“你瞧——”他指着一个男人说。那人的肱二头肌有如摩托车坐垫，阴茎有如撬棍，脸上的表情好像在说：“来吧，靓仔们，我会把你们撕碎。”达伦等了一会儿，好让我看个仔细，接着他凑近我的脸，喃喃地说：“我向你保证，就连这个男人都在他那颗小心脏的深处、在他那身肌肉之下埋藏着一种渴望，渴望有人真心地、温柔地、情有独钟地、海枯石烂地爱他。老天保佑，一切就是这么回事。”

我紧张地笑笑，用余光扫见两个路人在我们附近停住了脚步，正在窃窃私语。我听到了“恶心”这个词，不过无法判断他们究竟是指达伦膝上那本翻动的《雄风》，还是指一对同性恋人在公共长椅上卿卿我我，几欲接吻。

“我以为凯伦对两性之间的爱和情感都没什么兴趣。”我继续说。

“我懂你的意思，”达伦叹了口气，“我想她是因为身边全是那些造作的激情，才变得不愿表露自己的感情。你知道，我们有一回一起去银行，排队的人中有一对情侣吻得非常忘情。凯伦当时把脸一沉，对我说：‘他们以为自己在糊弄谁啊？’那一对可能也听见了她的话，总之他俩开始吃吃傻笑，亲个没完，吱哇乱叫，像一对快乐的狗。凯伦一副快吐了的样子，扭头就走了。”

“可怜。”

“是啊，唔，她童年的经历确实很糟糕：受过性虐待，还亲眼看着父母互殴。不过说真的，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她耳聋。”

“她什么？”

“她耳聋。你不知道她几乎完全听不见吗？”

“什么？！不是吧！”

“是啊。她八岁那年，她父亲用一只乒乓球拍扇她的脑袋，这几乎完全毁了她的听力。噢，她读唇很厉害，不过我认为语气语调是非常重要的，但她一概感受不到。不管怎么说，诚挚的人和纯粹的无赖也许会说同样的话，但要是你听不见他们的语气，那么我想，你就会倾向于认定所有人都不可信赖。”

“耳聋……”我茫然无措地重复道，靠向达伦，仿佛在寻求支持。又有一对路人盯着我们看，并带着嫌恶和怜悯断定我刚得知自己染上了艾滋病。

“但她是这样骄傲，”达伦接着说，“她就这样继续过她的日子，假装一切正常。她甚至给自己编排了一套用来接电话的简短流程，基本上就是用同一套内容应付所有来电，你懂我的意思吧。”

“噢，达伦，”看清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时，我大声呼喊，“实在太感谢你告诉我这些了。这改变了一切！”于是我俩再次在更多路人眼中成了一对柔情蜜意的同性恋人。

“那么，你现在打算怎么办？”达伦问。

“你去上班吧，”我向他提议，“我还不确定结果会怎样。说不定你晚点儿能在‘爱的隧道’见到我。谢谢你做的一切。”

他以一贯的镇定自若拥抱了我，然后离开了。

我径直去了一家有些年头的老式书店，买了一沓《柳林风声》主题的信笺。我在外套胸前的内兜里摸索，找到一件我昔日那份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工具——一支签字书法笔。我直视着柜台里那位女士的眼睛，解释说我要写一封重要的信，为此我得借用她柜台上一个小小的角落，好把这张漂亮的信笺铺上去；能从她这里买到这样的纸，我实在是太高兴了。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面带微笑，然后，一等可以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我就立即落笔，开始写道：

亲爱的凯伦，

……

绵 羊

五位入选艺术家不是一同前往“世界另类中心”的，他们分头出发——以各自独特的方式。

机票是预付过的，这是“另类中心”馆长的好意。他们只需在出发当日抵达肯尼迪国际机场，应该说这并不困难，因为他们五个都生活在纽约。

然而到了出发那天，他们中却只有格里特·普兰克按照传统方式在头天晚上打包了一箱行李，并于第二天傍晚时分乘巴士来到肯尼迪机场。他从没想过除此之外还能怎样。

在大学里担任驻校艺术家的莫顿·克劳斯一收到机票，就按半价卖给了一位学生，并用这笔钱买来更多的毒品。随后，眼看出发日期临近，他就给一位住在英格兰北部的旧情人打了个电话（被叫方付费），恳求对方说自己受邀去苏格兰的一场研讨会上做演讲（这可是重整旗鼓的大好机会！）但却无法负担机票。大学把他踢出去自生自灭了，他说，因为他此前举办了一场颇具争议的同性情色摄影展，“展品中包括，你知道，咱俩的那张照片”。

琼·拉博伊尔－萨克把机票融入了自己一场名为《信任》的秀，整场秀的核心展品是一个没有窗户的小隔间，类似于一间自动照相亭。她把机票同一大堆别的个人物品一道儿钉在里面；除此之外，还有剪刀、签字马克笔、打火机、胶水、番茄酱以及一个厕所纸篓。鉴于她没能成功吸引到任何观众来销毁、损坏或偷走机票（更别说她的出生证、护照、信用卡、全家福照片、钥匙还有私人信件等物品了），琼最终还是决定去一趟苏格兰，不过她打算提前一天开车去肯尼迪机场，好利用这二十四小时完成一些工作：这次，她打算拍摄一些特写照片，捕捉人们站在传送带前等待行李时的表情。在起飞前一小时，她把相机连同拍好的胶卷一起交给了她惯用的邮递员。

尼克·克兰的机票得先由他的经纪人经手，她是个极其可怕的女人，名叫盖尔·弗雷林。她给“世界另类中心”发去传真，希望能“澄清”一些疑点，因为“老实说，我从没听说过你们”。几天后，她收到一大包手册和传单，上面介绍了“中心”过去举办过的展览。她询问了航空公司，证实机票已由对方全额付款，并且是正规的。随后，她又发去了更多传真，确认了尼克·克兰不必与任何同行艺术家或人员同住，并且会在研讨会上最后一个发言。他的姓氏拼作Kline，如果严格按音序排列，所有宣传材料必须把他的名字排在第一位，或者，把他的名字印得最大。搞定这一切之后，弗雷林女士才试着联系尼克本人，通知他去一趟苏格兰，但他又到废料场去找福特汽车的轮毂了。

费伊·巴瑞特说服航空公司把她的目的地改成了渥太华。她对航空公司说，她母亲已经从苏格兰返回加拿大了，因为老太太患了淋巴癌，已经病入膏肓，她相信航空公司肯定不会阻挠她见母亲最后一面的。她在售票柜台前旁若无人地大哭，提到了律师和奥普拉·温弗里[94]，最后终于如愿以偿地去了渥太华。她本来指望前男友在与她重逢后会跟她一同前往“世界另类中心”，这样两人就可以分担机票费用了。然而，她最终只得搭车返回纽约，车主是她在基督教女青年会旅舍认识的一个女人。她还把接下来的三幅画作抵押给了一位画廊老板，借钱又买了一张机票。

出发当天，这些艺术家没有在机场碰面。他们对彼此的作品并不感兴趣，也懒得去看彼此的展，宁愿去读评论。他们也不可能认出彼此，尽管20世纪80年代他们都留着涂满发胶的高耸发型，但如今到了90年代，他们都蓄起了蓬松的长发（莫顿·克劳斯则是油腻的长发）。

到了爱丁堡机场，一辆专用小巴在等着接他们去“世界另类中心”。现在是早上七点，除了格里特·普兰克，这对其他艺术家来说都是个糟糕的时间，他们踉踉跄跄地上车，互不搭理。司机是一家出租车公司的雇员，身着制服，他声称对研讨会一无所知，只知道怎么去。

“大家都还好吧？”他加速时冲身后喊了一声。后面传来一阵嘟嘟囔囔、叽里咕噜、嗯嗯啊啊的声音，外加格里特的一声“很好”。

小巴驶离机场，径直开上M9高速，向北开了很长时间。

莫顿·克劳斯、尼克·克兰和费伊·巴瑞特几乎全程酣睡，漆黑的窗户为他们遮蔽了春日的朝阳；格里特·普兰克醒着，但觉得没什么可问的；只有琼·拉博伊尔－萨克发了话。

“我觉得咱们已经离开爱丁堡了。”她说。

“确实离开了。”司机表示赞同。窗外，在公路围栏外的田野上，房屋逐渐变得稀少。过了一会儿，山峦出现了。

“真不敢相信，”费伊·巴瑞特说，刚才莫顿·克劳斯一头栽倒在她腿上，把她弄醒了，“这些山上还有雪呢。我上哪儿去买厚衣服啊？”

“看上去就跟阿尔卑斯香烟的包装一样，”莫顿眨眨眼，“就像派拉蒙电影片头那个标志。”

五小时后，小巴停在一个小村子里。艺术家们挨个儿下了车，都以为这是供车加油和人上洗手间的休息站，但令他们始料未及的是，司机却摇下车窗，扔出一个硕大的包裹，接着便不声不响地把车开走了。

“嘿！”莫顿叫道，他总是第一个起疑心，“回来！回来啊，你个蠢蛋！”

毋庸置疑，这是第一次有人在这个名叫英弗的小村庄使用这一称谓，甚至在整个苏格兰高地都有可能是头一遭。

艺术家们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落入了一个自称“一名艺术爱好者”的人精心编造的骗局，不过他们很快就会从包裹里的信中读到了。这人不惜斥巨资把他们弄来，却不打算为送他们回去花一分钱：他们的回程机票已经全部取消作废了。不过，作为补偿，他为每位艺术家准备了一本《高地之光》，书中全是翻印的高画质苏格兰绘画，大都出自19世纪，每一幅都形象传神，栩栩如生。在每本书的扉页上，都用墨水写着：

很高兴能向你介绍真正的艺术，并带你走进激发它的环境。

你的，
一名艺术爱好者

信因人而异。

格里特·普兰克那封信主要批判抽象艺术，重点批判普兰克的大型彩色混凝土板。

琼·拉博伊尔－萨克那封信批判的是观念艺术和操纵观众的行为，特别是拉博伊尔－萨克的那些秀，“一名艺术爱好者”认为这些秀毫无技巧可言，只表达了一种干扰和刺激他人的幼稚冲动。他点名提到了那场名为《人类工厂》的秀，她在其中安排了一群身材健美的年轻男子在小隔间里不断地手淫，并在一支支注射器里灌满精液，再将这些注射器堆放在另一个小隔间门外，而前来参观的女性观众则可以随便使用。这场秀，在“一名艺术爱好者”看来，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20世纪文化的最低点。

尼克·克兰那封信抨击了装置艺术。“一名艺术爱好者”认为画廊空间本该属于那些天赋异禀、心无旁骛的画家，如今却被“塞满垃圾，成了一个如假包换的垃圾障碍赛赛场”，对此，他深恶痛绝。他还暗示，给一堆沙子起个玄虚而晦涩的名字，譬如《无穷小之嬗变》之类的，本质上就是一种不诚实的行为（其实这个名字是盖尔·弗雷林起的）。

费伊·巴瑞特那封信所抨击的，是那种通过投社会政治之所好来掩饰自身无能的行为，这也是“一名艺术爱好者”对巴瑞特那组画作的全部评价，巴瑞特在其中表现了女性的性别困境，曾获得很高的评价。他重点讨论了其中一幅名为《这，你也可以拥有》的画作，该作品已于近日由古根海姆博物馆购得。他认为这幅画作的立意，即一个女人用一把手柄是阴茎的厨刀切下自己的阴部，首先就非常具有争议，更不用说它那紊乱而晦暗的背景了，那简直就像是出自一个对油画一无所知的人之手。

莫顿·克劳斯那封信抨击的是莫顿·克劳斯，尤其是他在1989年举办的那场臭名昭著的“用加大号意大利辣肠拳交”个展。这是莫顿最为脑洞大开的一场展览，他在现场向人们出售不带框的原创情色摄影作品，每张售价50美元。每张照片都有二十份拷贝，画面大抵相同（以防莫顿著名的“洗碗式”冲印会造成什么瑕疵）。买家必须用手指出想要的那张，随后画廊助理会将钉在墙上的照片从图钉上摘下来，放在一个比萨饼盒子里递给买家。接着，他们会把同一张照片的另一份拷贝钉在墙上，直到售罄为止。这些照片很快就售罄了——那是莫顿最后一次大获成功。自那之后，他就再没想出过任何能超越“拳交”的点子，而且那种“外卖”式的做法还是别人的主意，而那人已经彻底不理他了，因为他为了买毒品而卖掉了对方的便携式摄像机。不过呢，“拳交”几乎已经走上神坛，而且显然给“一位艺术爱好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有史以来从没有人在一场展览中集中了如此多的下流、险恶、粗制滥造以及剥削满溢的犬儒主义。

“是吗？”莫顿读完信后，自言自语地说，“那么，去你的吧！”

“咩！”附近的一头绵羊答道。

接着是一分钟的沉默，仿佛在纪念他们正式成为傻瓜。他们看见远处有一架正在攀上云霄的军机。

“得有人给盖尔打个电话——我有她的号码，”尼克·克兰说，“她会知道该怎么做。”

于是五名艺术家四散开来，到处寻找电话亭，但看样子英弗村并没有这种东西。提供宾果游戏的村政大厅已经关闭，在它后面，有一片浅滩和荒地。天鹅在深水区游弋，一只被拴在岸边的手划小船在变幻的沙滩上不安地起伏。他们左手边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学校”二字，但周围却没有任何学校的迹象：没有篮球场、停车场，也没有成群的青少年或者警察。空气是如此沉静，他们甚至能听见天鹅摩挲翅膀的声音。他们右手边是英弗村的一条路，路的一侧是布满碎石的狭窄河滩，另一侧有一些房屋——都是现代化的小平房，而不是美丽的老式农舍。

“这些房子里说不定有人有电话呢——如果这地方通电话的话。”费伊·巴瑞特迟疑地说，但她并不确定自己该不该上前去敲开几扇门，博取当地人的同情。问题在于，这套办法只在她独自一人求助时才最有效——其他几名艺术家为她增添了沉重的负担。况且，这招也只有用在她的美国同胞身上时才十拿九稳——多年前，在法国一家火车站的咖啡馆里，她曾无比心力交瘁，但却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除了一名身无分文的波兰家装承包商。

“我看见电话缆线了，”格里特·普兰克说，“到处都是。”他抬起一根眉毛，竖起一根手指，指着上方，一个淡定而简洁的手势。

“咱们少了个人，”琼·拉博伊尔－萨克说，“是那个搞装置的家伙。”她眼下指的可不是电话装置：尼克·克兰不见了。

“这简直就是他妈的《魔童村》[95]！”莫顿·克劳斯总结道，“他妈的《得州电锯杀人狂》！”

实际上，尼克·克兰此刻正在英弗的一家酒馆里呷着一杯啤酒。他并不打算向任何人打听任何事，只想再叫几杯啤酒，而酒馆老板对此也处之泰然，立刻就把他当成了一个内心深埋着不可言说之痛的酒鬼。

在英弗旅馆找了张桌子坐下后，尼克打量起墙上的菜单，想知道自己有没有饿到敢冒险尝试这些食物的程度，这毕竟不是他每天在胡安妮塔餐吧吃惯了的那道黑麦面包配五香熏牛肉加酸黄瓜啊。在所有艺术家中，只有他带了不少苏格兰英镑，这得多亏盖尔·弗雷林和第一国家银行的悉心安排，不过现在的问题是，他根本猜不透苏格兰烩菜究竟是什么。他十分确信自己并不想吃苏格兰派（68便士）、牛肉或芝士汉堡（1.2镑）、烟熏香肠（1.7镑）、千层面或咖喱鸡（1.85镑）。这么一来就只剩苏格兰烩菜（1.7镑）了。

尼克又呷了几口啤酒，半闭起眼睛。说不定酒馆里很快就会有人谈起苏格兰烩菜了，希望他们能透露那玩意儿究竟是什么。

酒馆明亮而质朴，装潢让人想起童子军大本营。一张台球桌和一个弹珠台立在房间里，无人问津。除了一个老人之外，店里没有别的客人，老人的狗就睡在他穿着拖鞋的脚边。柜台淹没在瓶口冲里的威士忌酒瓶、装饰用杯垫和锡纸包裹的薯片之中，酒馆老板在里面擦拭着玻璃杯，他妻子在电话上赌马下注。

“五号：船长的选择，”她说，“六号：夏娃的宠儿。每个50便士。”

尼克听着她那陌生的口音，心想自己不知还会在苏格兰待多久。必须得让人给盖尔打个电话了：他不喜欢讲电话。不过就算没人给盖尔打电话，她最终应该也能找到他：她一向都能。但要是等得太久，他就有可能把钱都花光了。

“那个菲奥娜真是个好婆娘啊——你知道，就是基尔达里那个细木工的侄女。”

“佩蒂格鲁。”

“嗯呐，佩蒂格鲁。”

看样子没人打算谈论苏格兰烩菜，尼克的啤酒也快见底了。他对面的墙上钉着一张请愿书，上面写着：“我们全体签署人要求政府降低英国啤酒税。”目前签字的有八人，全部来自英弗。尼克灵机一动，想到自己既然喜欢啤酒，那就也可以签字。不过另一方面，盖尔过去总对他说，签署任何东西之前都要先征求她的意见。他真得给她打电话了。电话已经空出来了。

“打扰一下。”他说。

“什么事，先生？”

“请再来一杯啤酒。”

过了一会儿，三个穿工作服的男人走进酒馆，身后跟着另外四名艺术家。尼克想知道他们中还有没有人记得自己曾提议给盖尔·弗雷林打电话，但他们却开始打听公共交通的问题了——好吧，起码那两个女人是这么问的。那个头发油腻的小个子只是站在一旁，在那个大个子荷兰人耳边低语，而大个子荷兰人则皱着眉头，一副不想理会的样子。

“你们刚错过一班巴士，”酒保说，“不过反正那也是往波特马霍马克去的——跟你们要去的方向相反。”

“它不会回来吗？”费伊·巴瑞特问道。

“呃……会也不会，”酒保回答，“它回程会走另一条路，经过纽基尼斯、马凯伊斯、眼湖……”

“下一趟会在这儿停靠的巴士什么时候来？”

“校巴，大概四点半来。”

艺术家们显然对这个回答并不满意，在一阵短暂的低声交谈之后，他们似乎就准备离开了。尼克·克兰慌忙起身，付了酒钱，决心跟他们一同行动，因为他们说不定会去某个可以给盖尔打电话的地方。莫顿·克劳斯有个原则，外出旅行绝不携带外币，或者毋宁说，绝不携带超过5美元的钱，因此，他此刻正饶有兴味地看着尼克·克兰摆弄那堆花花绿绿的外国钞票。

“我们可担心你了，伙计，”他说，“还以为你迷路了呢。”

“我就在……这儿啊。”尼克一面说，一面把那些金灿灿的奇怪零钱塞进口袋。

“一份苏格兰烩菜加一品脱，有劳了。”就在尼克跟随其余的艺术家走出酒馆时，一名工装男说。

大概半小时后，琼·拉博伊尔－萨克提出的路边拦车计划就开始显得有些不切实际了。打他们身边经过的车辆当中，一辆是用青春期睾丸酮做燃料的红色丰田，另一辆是坐满孩子的大众，还有一辆是牵引着某种神秘物体的拖拉机。在他们头顶上，一架喷气式飞机像一只巨大的昆虫那样尖啸着飞来飞去，仿佛对附近一座炸弹试验场感到忧心忡忡。沼泽地那头隐约传来“突突突”的机枪声。

“咱们或许还是应该再去那家旅馆打听打听。”尼克说。他在脑海中勾勒出一个画面：三个工装男人坐在吧台前，吃着热气腾腾的苏格兰烩菜——不过当然，他无法想象苏格兰烩菜本身是什么样的。

“我可不想回那儿去，”费伊宣称，“那儿全是一帮愚蠢的乡巴佬。”

“你呢，格里特？”琼·拉博伊尔－萨克问道。她把他的名字念得非常准确；她甚至在此前的交谈中记下了他从事的艺术类型。但尽管如此，他依然不为所动。

“我不同意。”他说。

“因为愚蠢的乡巴佬吗，嗯？”

他似乎对这句挖苦感到疑惑。“我不会下这种评判，”他皱起眉头，“我对这些人一无所知。但我一旦决定离开，就不会再回头。”

琼·拉博伊尔－萨克想叫上尼克·克兰，但他已经跑到好几码[96]之外去了，显然是在研究路面上一只被压扁的兔子。她又飞快地瞥了一眼莫顿·克劳斯，想了想，最后还是朝尼克走去。

“好棒的兔子。”他评价道，把它指给她看。她低头望着那只动物被完全压扁的皮毛。

“也许你应该把它带回美国去。”琼说，不知道这话会不会冒犯这个姓克兰的家伙。

尼克摇摇头：“我有一回在斐济就遇到麻烦了。在机场，海关。我箱子里有好些压扁的青蛙。已经干得跟树叶似的了。我还给海关看它们晒得有多干。但根本没用。”

“哟，真可惜。”琼说，“听着，咱们最好一块儿回那个村子去。”

“你和我？”他脸红了，“干吗要拉上我呢？”

琼叹了口气，隔着她皮夹克的垫肩崩溃地抱住双肩。

“拜托，尼克，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小村子里，你难道想让我，一个女人，只身走进一间全是男人的酒馆吗？我说不定会被强奸、谋杀、扔在野地里——而且没人会知道。”

“那跟我一起行动能有什么帮助呢？”

“你难道看不出来吗？这是个充满性别偏见的社会。要是女人单独出现，他们就会觉得她很好搞。要是她身边有个男人，他们就会觉得她属于他。”

“呃……好吧……只要我什么都不用做就行。”

于是，琼与尼克一道走回村子，不一会儿就回到了酒馆。苏格兰烩菜已经卖完了，尼克给自己要了一根烟熏香肠，不过还没等他们走回路边，他就不得不把它扔在了野地里。在所有艺术家中，他第一个掐灭了自己对苏格兰外带食物的幻想。琼问店里有没有素食，于是店家提供了一包薯片。她拒绝了，断定这附近肯定有一家做健康食品的餐厅。

“这儿没有出租车公司，”她对其余人说，“你得打电话给一个叫亨利的人，花4英镑请他载你到最近的镇上去。”

“所以……”费伊开口道。

“所以我已经给亨利的妻子打过电话了，她说他马上就来。”

事实上，亨利的确马上就来了，因为他的上一个活儿不过是给本地一家旅馆里一些废寝忘食的台球手送烤鸡。他把艺术家们拉到了皇家自治镇泰恩，那是多诺湾沿岸的一座小镇。他们抵达时，已经是泰恩的午间休市时间了。而那家挤在一间药店楼上的旅行社，已经结束了当天的营业。

“操蛋的尼安德特人。”莫顿·克劳斯火冒三丈，被海面上闪烁的阳光晃得眯起了眼睛。

泰恩镇建在高处，不仅能一览大海，还能将万顷良田尽收眼底。这里不论远近，到处是绵羊，它们在路旁小口吃草，阳光下的面孔有种爱克它克罗姆[97]式的生动；远处，一些绵羊在兜圈子；此外，还有更多的绵羊星星点点地散布在凌乱的地平线上。艺术家们从没见过这么多绵羊，事实上，莫顿·克劳斯压根儿就没见过一只绵羊，别人照片上的不算。

莫顿随身带着自己的相机，并为它装配了世界上最强大的长焦镜头。透过取景器，他简直可以直接跟那只黑脸绵羊眼对眼。他还把镜头对准它屁股里源源不断滚出来的甘草糖般的粪球。他隐约感到一场最新的摄影展正在成形，那将成为他继“拳交”之后的又一力作。裸男……不，裸女……拉屎的黑脸绵羊……羊角……一整群黑色种羊或几只白色尚未交配过的……他可以在这儿搞定绵羊，回纽约再搞定姑娘。负片叠加、拼贴艺术，怎么容易怎么来，也可以让科辛斯基帮他冲印……

在他左肩后，其余几位艺术家正在商讨眼下的燃眉之急。他并不需要了解他们的计划，因为他已经向尼克·克兰借了20英镑。这些钱应该够他撑到有人从切尔西或纽卡斯尔给他打钱了。再说了，既然克兰愿意借这么大一笔钱给他，那就说明他也很可能会愿意负担莫顿所需的一切巴士或火车费用。要是他们把巴士或火车都否决掉就更好了，届时肯定会有人租车，这样他只要蹭车就行了。

最终，由于泰恩的四家银行都在午休，再加上盖尔·弗雷林和蒂娜·戈尔姆（琼·拉博伊尔－萨克的经纪人）的电话又都处于答录机状态，艺术家们终于黔驴技穷了。可以预期，所有艺术家中只有琼·拉博伊尔－萨克拥有国际信用卡，而她却把它留在了国内，跟《信任》里的一大堆物品收在了一起。她一开始就知道信用卡不在身边，但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她还是决定不回画廊去取了，因为“世界另类中心”曾在邀请函上再三强调费用全包。

至于其他人嘛，尼克·克兰是不需要信用卡的，因为他有盖尔·弗雷林；费伊·巴瑞特和莫顿·克劳斯都有过信用卡，但他们已经不允许自己再用这种东西了；而格里特·普兰克则从意识形态上反对信用卡。

最终，艺术家们达成一致：他们不必随时都待在一起。他们将分头探索泰恩，差不多一小时后再到邮局门前会合。届时，等他们恢复了精力也更能分清主次了，他们就可以互相分享各自收集到的信息，商讨如何回到纽约。

尼克·克兰清楚盖尔·弗雷林绝不会几小时都不清空答录机，于是他泰然自若地与同伴们分了手。他此刻的感觉，就好像刚才有个浪头向他袭来，近在眼前，但很快又退了回去，始终没有触及他脚下那块礁石。眼下，他举目四望，随后把目光停在海湾附近一片显得十分古旧的墓园上：那里有一道石阶，还有一条狭窄的步道从高街延伸过来，穿过田野，直通这片废墟，再没有比这更简洁的事物了。

格里特·普兰克走进一座教堂，他坐在温暖的室内，沉默不语，似在祈祷。他甚至不用看表，因为一面墙上挂着一只钟，比他自己戴的那只大多了。

由于得同去女厕，琼和费伊建立了一种初步的亲密关系，她俩找到一间厕所，坐在相邻的隔间里，听着对方小便的声音。此前，费伊给琼看了“一名艺术爱好者”写给她的信，希望借此平复那些指责对她造成的伤害。她说，为了完成那幅被点名批评的画作《这，你也可以拥有》，她可谓呕心沥血。她说其中粗糙的技法完全是有意为之，它们揭示了那些毫无发言权的女人朴素自然的情感，以及她们难以化解的痛苦与困惑。就连画上结块的颜料，都是为了表现肉体上的崩溃与无力。琼·拉博伊尔－萨克竭尽所能地安慰费伊，尽管她其实对绘画完全无感，不论好坏。在她那个圈子里，女人都成功而有力，男人都女性化得非常彻底，所以她只得尽力去尊重费伊的愤怒，但她的尊重却带有一种……尊重人类多样性的色彩。琼坐在费伊旁边的隔间里，禁不住想，对方小便的声音跟自己想象中真是一模一样：铿锵有力，断断续续，落入便盆时角度严重偏斜。至于费伊，她只是无法相信琼·拉博伊尔－萨克的身体里怎么能储存这么多的尿液：它简直源源不断，无休无止。能用这么多空间储存尿液，说明她一定缺少某个器官。

回到高街上时，琼和费伊依然在一起，她们在那儿碰巧遇见了莫顿，他找到了一家勉强称得上迷你超市的小店，这会儿正挥舞着自己的战利品。

“瞧我弄到了什么！”他咧嘴笑着，自离开纽约后第一次露出了愉快的神情。他手中的白色塑料袋鼓鼓囊囊的，里面装着牛奶、听装啤酒和香烟，他猛地从袋子里抽出一套家乐氏早餐麦片尝鲜装，里面有八小盒不同口味的麦片，塑封在一起。

“吃吗？”他沾沾自喜地问，仿佛在派发高品质的可卡因。

“我们没有碗啊。”琼指出。

“我们不需要碗，”莫顿笑着说，撕扯着麦片盒上的玻璃纸，“我老吃这个。盒子可以当碗。这种硬纸壳上有那个……那个……”他一时失语，在空气中挥舞着拳头。

“孔？”琼·拉博伊尔－萨克提出。

“没错。每只小盒子都是一份艺术宣言。这跟面对面坐在家里的饭桌上或餐厅里恰好相反。这不是反社交，而是……而是……”

“亚社交？”

“是……超社交。”

莫顿饶有兴味地用勺柄戳着一只盒子，寻找熟悉的孔洞。

“靠！”他气愤而不解地宣称，“这上面没有……没有那些小孔！”

“呃，莫顿，”琼·拉博伊尔－萨克笑着说，“咱们是在另一个国家呀。”

“他们不该瞎改麦片包装。”他反驳。

“也许苏格兰人觉得自己并不需要带孔的麦片盒吧。”费伊插话了。

这话的隐含意义，似乎在道德层面上激怒了莫顿。

“有些东西，”他表示，“就应该是……”

“普遍适用的？”

“是的。”他深感沮丧，把麦片盒放回袋子里，垂头丧气地走了。

“其实，我真没想到他竟然有把勺子。”琼说。

“他可能得用它来烤海洛因吧。”费伊说。

但她们对莫顿·克劳斯嗑药生涯的中伤纯属无中生有，因为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他就不常吸海洛因了，起码很少做静脉注射了。他之所以会随身携带勺子和开罐器，是因为他无法抵挡法兰克福小香肠和盒装“美味”牌冰激凌的魅力。不管怎么说，他从没在勺子上烤过海洛因：都是别人帮他烤好的，海洛因也都是他们买的。早在艾滋病出现以前，莫顿就惯于与人共用针头，但尽管他一向来者不拒，却不知怎的从未被查出过HIV阳性，同时，他的这份好运也令不少艺术投机者深感失望，这些人因为断定他将不久于人世而大批购入了莫顿·克劳斯的作品。一本艺术杂志在最近发表的一篇莫顿专访中插入了一张他的摄影作品，并把他说过的一句话引为照片说明：“HIV阳性？我是个消极[98]的人。”

莫顿的确是个消极的人，而泰因则有太多令他消极的东西。迷你超市建议他到圣杜瑟斯义卖商店花10便士买一只碗，而不是退掉他的家乐氏早餐麦片尝鲜装，而且他们也从未听说过花生酱巧克力。而等到别的店铺终于开了门，莫顿想要的东西还是没买到。街上满是圆乎乎的年轻女人，全都穿着淡紫色的帽衫、带着婴儿或年幼的孩子。此外还有一些老人，看上去就像雨天的英国女王。有一阵子，一群十几岁的学生聚在本地一家叫沃兰特咖啡馆的快餐店附近，莫顿围着他们转了几圈，但他们中却没有一个人向他兜售任何一种毒品。相反，这帮孩子只是吃着形态各异的淡黄色面糊，并一致认为麦克利昂先生简直“他妈的”疯了。

艺术家们再次聚首时，琼·拉博伊尔－萨克带来一个坏消息。这里没有跨境外汇电子转账业务，钱起码得再过36个小时才能到账。这里也没有租车公司。五位艺术家当中，尼克·克兰、琼·拉博伊尔－萨克和格里特·普兰克身上的钱，足够五位艺术家坐大巴前往因弗内斯[99]并在廉价旅馆留宿一晚，但这依然无法解决回美国的机票问题。或许，让人从美国把钱汇到同一家银行的因弗内斯分行会更快些，但由于她在联系上经纪人之后心情骤然放松，结果就把联络地点定在了泰恩，而现在蒂娜的电话又进入了答录机状态。更奇怪的是，盖尔·弗雷林的答录机依然提示她目前不在办公室。

格里特·普兰克亲自打电话联系了自己的经纪人，这位经纪人对客户的遭遇处之泰然。

“常有的事。”他说。

“我从没听说过这种事。”格里特回答。

“很多都没有被曝光。”

格里特的经纪人建议格里特南下格拉斯哥，那儿有一位画廊老板欠了他们3000美元，或者说差不多1900镑。画廊老板可以选择替格里特支付回美国的机票，或者为他提供免费住宿或工作室。不出三周，格里特的经纪人就会赴阿姆斯特丹组织一场普兰克回顾展，届时格里特可以坐船到荷兰去。没必要白白浪费钱。

自从大卫离开后，费伊·巴瑞特就没有经纪人了，所以她只能指望陌生人的善意。

莫顿·克劳斯究竟有没有经纪人，这是个法律问题，因为他与康尼斯伯格之间的官司还没打完，而针对反诉的听证得到11月才开始。

“看样子咱们最好还是待在这里，等我的经纪人把钱汇过来。”琼·拉博伊尔－萨克称，“我在镇子边上找到一家早餐旅店，他们可以给咱们四个人提供两个房间，房费优惠。我会把地址写给你们。店家那位女士叫麦克阿利斯特太太。她要我们晚上11点前过去，因为她丈夫服用的特效安眠药午夜之后就失效了。她还说她家的狗会有些激动。”

“等等，”费伊打断她说，“你说‘咱们四个人’，意思是咱们中有一个人得在外受冻吗？”当然，费伊的世界里始终有一个受冻的人，一个最柔弱、最容易受伤的人，那就是费伊·巴瑞特本人。实际上，她最知名的画作之一就叫《在外受冻》，画的是一名死去（溺亡？）的裸体女人以胎儿的姿势蜷缩在一只马桶便盆里。

“格里特对旅馆没有信心，”琼解释说，“对借钱也是。他给自己买了只睡袋，准备跟大家说再见了。”

“再见。”格里特说着，微微扬起他那个象征独立的军绿色包裹，大踏步地上了路。

“就算咱们真得等上整整36个小时才能收到并取出那笔钱，”琼·拉博伊尔－萨克继续说，“尼克跟我的钱也足够支付两晚的住宿，所以咱们会没事的。”

莫顿·克劳斯很高兴有人打点一切，特别是在钱方面，但一想到要在这个他称为“被时间遗忘的小镇”待上两天两夜，他就感觉难以忍受。他断定费伊·巴瑞特与自己三观相对契合，于是大家再次解散时，他就向她倒起了苦水。

“我会受不了的，”他说，“这儿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没有夜店、没有比萨店、没有影院……”

“这儿没那么糟啦，”费伊心不在焉地表示不以为然，“这儿挺美的。空气纯净，人好像也挺友善。”

“友善？”莫顿嘲弄地说，“他们只是例行公事罢了，费伊。这地方就是一个《复制娇妻》[100]城。机器人城。这儿的人都是那么心神不宁，那么僵硬。实话跟你说吧，我简直要疯了，我离不开纽约的街头文化——黑人、拉丁裔、黑帮、大音炮，人们欢欣跳跃、玩轮滑、唱歌、叫嚷、推搡……”

费伊回想着纽约，搜寻自己对这些东西的记忆，但她的公寓位于皇后区，而且她也不怎么出门，大多数时候都在画画和看电视。

“得了吧，莫顿，”她质疑道，“我敢说这些事你一样都没干过。你恐怕只是站在边上围观吧。”

“现实点吧，亲爱的，”他抗议，“在我那个社区，白人男性根本不敢站在边上围观。你得赶紧走，不然你就完了。”

“听起来相当棒。”

“我不会说它是好还是烂。我的工作需要它。那种紧张感让我振奋！”

“呃，你现在就很紧张啊，”费伊指出，“所以振奋起来吧！”

跟费伊说完这几句话之后，莫顿更加确信自己没有盟友了。他竟跟一群毫无共同语言的人一同被困在了世界尽头。他觉得还是再给查尔斯打个电话为妙。

下午5点，悠长而耀眼的黄昏刚一登场，泰恩各处就打了烊。形形色色的青少年在快餐店附近闲逛，抽着烟，得意地骂着脏话。他们的抱怨跟莫顿·克劳斯的一模一样，只不过是苏格兰口音的版本。

“这儿真是没屁可干。”他们说。

“真他妈想离开这个破地方。”他们说。

“丁沃尔[101]搞不好要开汉堡王。”他们说。

在他们身后，多诺湾的水面远远地泛着金光，成百上千只海鸟在古老的屋顶上盘旋。琼和费伊站在小镇边缘，望着脚下废弃的墓园。她们能把尼克·克兰看得一清二楚，尽管他离她们有好几百码之远；纯净的空气、清爽的视野仿佛拉近了远处的风景，把它变成了一幅中世纪的圣坛装饰画。

“他完全没动。”费伊说。

“不过他看上去挺开心的。”琼说。

尼克坐在乱石之间，面朝田野。他已经在那儿坐了好几个小时了。

“咱们去走走吧。”费伊说。

“行，”琼说，“不过别去尼克那边，他一个人待在那儿挺享受的。”

两个女人二话不说就出发了，沿着那条通往英弗的路走下斜坡。不出几步，她们就经过了泰恩突兀的市郊，进入了开阔的牧场。天地豁然开朗起来，两个女人的身影被丘陵衬得无比渺小。她俩也察觉到了自己的渺小，意识到如果从空中俯瞰，自己将是多么微不足道，但这一切却一反常态地减少了她们的孤独，让她们成为了彼此真正的伙伴。此刻，要是有人从远处的山头上眺望，就会觉得她们是主动结伴而行；要是她俩昨晚在肯尼迪机场就在一块儿了，想必完全是一副偶然相遇的样子。

途中，琼瞧瞧费伊，注意到她染成深棕色的头发下，原本纤细的灰色头发在前额处形成了一个美人尖，修长的脖颈上有一道疤痕，宛如刀锋苍白的闪光，她的嘴十分漂亮，一双眼睛充满热望。费伊则惊叹于薄暮中的景物那种近乎超自然的澄澈：路上的每块卵石、每丛青草都清晰可辨，像勾了黑边，仿佛这一整面风景都属于一幅技艺精湛的巨画。她转头望向琼，发现她的脸也同样纤毫毕现，上面有着她过去与未来的每道皱纹，有着她顽皮的博爱，她无法磨灭的理想主义和她精力过剩的痛苦。

这些构成了她们之间细小而微妙的亲昵，但还不止于此。她们还几乎同时注意到了四周恢宏的静谧，天空的浑然，还有两人身体一致的反应。那感觉，就仿佛她们的脑电波和血液正在排出看不见的污染物，那是纽约致命空气中的恶臭，是车流、电视和一千万愤怒的人发出的噪声，它们全部化作一团小得可怜的离子云，消失在无垠的天穹。

走了差不多一小时，她们经过一片犁过的深褐色农田。绵羊站在没过脚踝的高大芜菁丛中咀嚼白亮的果肉。它们的毛发闪闪发亮。琼和费伊驻足观看。

还有两个人，是一对母女，也从这里经过，要到泰恩去。小女孩跑到带刺铁丝网旁，从围栏里薅下一撮羊毛。

“你已经攒了一大堆这玩意儿了，”母亲一边厉声说，一边把羊毛塞进自己那件淡紫色带帽防寒服上一个鼓鼓囊囊的口袋，“你打算用它们做什么呀？”

“当然是做一只羊啦。”小女孩说。

与费伊一同望着田野的琼·拉博伊尔－萨克受到了这段简短对话的启发。她从今天早上起就没思考过艺术问题，但现在，一个新的点子、一场全新的秀开始在她脑海中成形，就叫它《再造》吧……不，《回收》……不，《一只羊的重构》。她会从屠夫那儿买来绵羊的各个部位，再把它们拼起来，并把羊皮汽车座套和羊毛拖鞋缠在上面。或者，也许直接把各个部位零散放置会更好，再附上一段文字，邀请观众来帮它们复归原位，那样会更具挑衅意味。或许她还可以把那段文字也打散。留给某位评论家去拼凑。她得万分小心——已经有不少人拿动物尸体做过文章了——她得避免有人把她跟“扔你一脸臭肉”流派相提并论。也许她应该在肉上镀一层塑料……丙烯调和液……手感适宜……就像给孩子们拼的乐高玩具……DIY套件……

一个极不自然的声音打断了她的思绪，是费伊在哭。

“怎么了？”她说。

“我永远也成不了画家了，”费伊出神地望着壮丽的落日，发出一声悲鸣，“再过一百万年也成不了。”

琼转向羊群，不知该做些什么、说些什么。

“咩咩咩——”一只羊说，琼随即明白，相较于这里这些鲜活的动物，她那些关于《重构》的想法黯然失色。它们是另一个物种，生活在这世界上一个她原本或许永远都不会涉足的角落：这世界的另一个中心[102]。

“来吧，”她说，用一只胳膊搂住费伊的肩膀，“咱们去吃点东西。”

一小时后，她俩坐在一家旅店里，震惊于苏格兰食物的难以下咽，同时对纽约无比怀念。

第二天早上，银行传来了好消息。银行经理此前曾跟琼打过招呼，说这笔交易恐怕没那么容易“加急”，但最终还是帮她加急了。此事纯属偶然，那位经理几乎是在致歉了。钱已到账，他们最终只需在苏格兰高地逗留一天一夜。不出一小时，一辆巴士就会来接他们去因弗内斯，他们傍晚就能到爱丁堡了。

琼和费伊睡得很好，两人在早餐旅店里各占了一个房间：莫顿和尼克根本没有露面。两个男人第二天早晨才现身，浑身是酒气和（莫顿身上的）羊屎味儿。尼克解释说他一路走回了英弗旅馆，“去吃苏格兰烩菜”。他一反常态，用一种权威的口气宣称，苏格兰烩菜是他吃过的最恶心的食物。不过英弗人的确非常友善，有时间的话，他或许今天还会再去一趟，虽说刚才下起了雨。那儿还有位女士，看样子相当喜欢他，她被丈夫抛弃了，独自带着小女儿。她在眼湖附近有座摇摇欲坠的大农舍，院子周围到处是那种极其精巧的金属废料。

“那地方充满可能性。”他说。

“需要我再给你的经纪人打个电话试试吗？”琼提出。

“有劳了。有劳了。”尼克一面沉思，一面嘟囔着。

琼看着他走远，然后走进电话亭，拨了号码。

“我是盖尔·弗雷林。”

“我是琼·拉博伊尔－萨克，我在苏格兰的泰恩。”

“我知道。戈尔姆小姐解答了我的一些疑问。我的客户跟您在一起吗？”

“呃……没。他去远途散步了。”

“他被耍了，萨克女士。你们都被耍了。你们的航班一起飞，‘世界另类中心’就不再接收我的传真了。我当然是调查过的。宣传册是伪造的。发件单位的地址属于一栋待拆的建筑。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世界另类中心’。”

“这我们已经知道了。”

“不好意思，是我啰唆。不知您是否可以确认我的客户能在明天，也就是12号周三傍晚6点45分回到爱丁堡？”

“我想可以。我看不出为什么不能。”

“很好。英国航空公司柜台已经为他预留了一张商务舱机票。请务必向我的客户申明，机票是周三也就是明天12号的，且仅限周三12号有效。”

“嗯，我会转告他……”

“好。据我所知，戈尔姆小姐正在安排您本人的返程事宜。”

“你会不会碰巧了解一些……？”

“我太忙了，无暇评估她的安排，萨克女士。我建议您给她打个电话。”

“没问题，弗雷林女士。需要我替你问候尼克吗？或者送上祝福？”

“……以上这些信息就足够了。一切顺利。”

等到开往因弗内斯的巴士挂着空挡停在邮局门口时，琼和费伊终于大致了解了莫顿头天夜里的经历，并劝他把那件臭烘烘的外套封进一只塑料袋，否则他很可能会被巴士拒载。为了让他不至于在潮湿的微风中瑟瑟发抖，他们采纳了乘客队伍里一位好心人的建议，冲进圣杜瑟斯义卖商店，花1.85镑给莫顿买了件新外套——一件难看的紫色外套，背后醒目地印着“我❤草地滚球”几个大字。

至于莫顿头天晚上的经历，要点如下：莫顿不知道，在苏格兰高地，“噼啪”这个词指的是一种愉快的社交活动，而非供人吸食的可卡因。昨天下午，他站在一座电话亭里，正想再给身在纽卡斯尔的查尔斯打电话，结果偶然听见几个少年相约今晚在巴林托尔的村政厅见，因为，据他们说，那儿会有“许多不错的‘噼啪’”。他没听错吧？当然没有：其中一名少年又说了一遍：“那儿的‘噼啪’很棒。”

于是，当天傍晚，出租车司机亨利就把莫顿载到了巴林托尔，把他放在村政厅前，那会儿里面的聚会已经嗨起来了。面颊红润的姑娘身着高地服装大跳高地舞；一支名叫“收渔篓”的摇滚乐队在演奏聒噪版的苏格兰老调；人人都在尽情跳舞，举杯畅饮，准备跳个痛快、喝个烂醉。莫顿一连好几个小时坐在那里，等着药贩子出现，盼着能买点什么。

“你还不如一醉方休呢。”费伊隔着一条走道对他说，他们这会儿正坐在巴士上等待，看尼克会不会现身。

“我确实喝醉了呀，”他反驳道，“醉得在野地里睡了一夜。醉得丢了相机。我那款带长焦镜头的定制相机呀。我下一场展览要用的照片全在那卷胶卷上。”

“拍的什么啊？”

“绵羊啊。”

“呃，难道你就不能再拍些绵羊的照片吗？”

“隔着这层该死的车窗吗？”

莫顿旁边的一位日本游客注意到了他这番关于相机的言论，于是向他展示起自己的美能达微型相机。

“顶尖鸡（技）术。”他笑容满面。

“真厉害，伙计。”莫顿做了个鬼脸。

日本游客受了鼓舞，开始试图劝莫顿相信，不管怎么说，隔着车窗也是能拍出好照片的，前提是咱们别用那些普普通通、平淡无奇的相机。

“扑通（普通）相机……”——他做出对着玻璃拍照的样子——“照片只有自己……玻璃上的自己。”他敲敲车窗，触到了自己指关节的倒影，“折（这）台相机……咔嚓……相机透过玻璃……拍到歪（外）面的世界！”

“我会想办法搞一台的。”莫顿许诺。

巴士准时驶离泰恩，尼克·克兰没有现身。莫顿在日本游客身旁打着盹儿，而那位游客还在摆弄那台神奇相机上的按钮，解释着它能如何拉近你与那些花朵的距离。费伊在翻她的那本《高地之光》。琼·拉博伊尔－萨克只是坐定靠稳，望向窗外，她这一望十分凑巧，否则这群艺术家中就不会有人看到这番奇景了：就在阿尔内斯城外，有一块巨大的破损混凝土板新近被漆成了橙色，上面用靛青色颜料涂着这样一则留言：

而箭头下方已是空无一人了。

[1]　出自美国诗人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的诗《雨天》。原句为“Into each life some rain must fall, some days must be dark and dreary.”——编者注。

[2] 英国一项去机构化的福利服务模式，针对具有身体或精神障碍的人士，旨在使其于家中或社区中获得照顾。——译者注。如无特殊说明，以下均为译者注。

[3] 英国特有的一种食品，由酵母菌发酵而成，质地黏稠。

[4] 指伯利恒之星（Star of Bethlehem），据《圣经·新约》记载，它是耶稣降生时天上一颗特别的光体，在耶稣降生后指引来自东方的“博士”找到耶稣。

[5] 哈米吉多顿（Armageddon）是《圣经》中世界末日善恶对决的最终战场，出现在《新约·启示录》的异兆中。在本书原文中，该组织简称为“Army”，意即“军队”。

[6] 出自《新约·马太福音》。译文据《圣经》中文和合本。

[7] 低价或免费向饥饿者提供食物的地方，一般由教会或社区志愿者运营。

[8] 与前文5岁不符，应属作者笔误。

[9] 法国南方特色烩菜，用茄子、西葫芦、番茄制成，起源于尼斯。

[10] 英国尺码。相当于国际标准M号，后文的16码相当于国际标准L号。——编者注。

[11] 正式医学名为普拉德-威利综合征（Prader-Willi Syndrome，简称PWS），以肌张力低、生长发育迟缓、智能障碍、多食、肥胖及性腺功能减退为主要临床特征。

[12] 又称皮质醇增多症，是由各种病因导致的高皮质醇血症，作用于靶器官，引起的以向心性肥胖、高血压、糖代谢异常、低钾血症和骨质疏松为典型表现的一种综合征。

[13] 位于苏格兰北部高地地区。

[14] 英国外赫布里底群岛的岛屿之一，位于苏格兰以西，包含南北两个岛屿。

[15] 英国苏格兰高地行政区的一个城镇。

[16] 英国苏格兰外赫布里底群岛中的一个岛屿，岛上居民大多是苏格兰盖尔人。

[17] 英国英格兰西南部的一个郡，位于德文郡以西，郡治为特鲁罗。

[18] 英国英格兰东北部的一座城市，位于旺斯贝河畔。

[19] 指美国传奇摇滚乐队“空中铁匠”（Aerosmith）于1994年发行的精选辑《特大精选》（Big Ones）。

[20] 美国喜剧动画电视剧，是美国广播公司最成功的动画剧集之一，在1960年至1966年播出，并于1994年被改编成电影。

[21] 美国环球公司出品的一部科幻冒险电影，于2004年7月30日在美国上映。

[22] 英国通俗小报，内容颇具争议，以大量刊发包含女性裸体的内容及色情服务广告而著称。

[23] 英国的公用电话一般为红色。

[24] 美国电影与电视剧演员，曾凭借《洛城机密》赢得第70届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

[25] 雅诗兰黛集团旗下的男士品牌，主要经营高档男性护肤品及香水。

[26] 英国摇滚歌手，曾是世界上最出色的摇滚歌手和唱作人之一，活跃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

[27] 美国学者及社会评论家，女权主义人士。

[28] 美国奇幻冒险电影，于1984年在美国上映。

[29] 斯各特的昵称。

[30] 一种奥地利古代的民间拨弦乐器，号称是奥地利最古老的乐器。

[31] 华氏温度，相当于41.67℃。——编者注。

[32] 叙利亚拉塔基亚出产的一种烟草。

[33] 埃及神话中的力量之神，战神，风暴之神，沙漠之神以及外陆之神。

[34] 埃塞俄比亚皇帝，政治活动家。

[35] “胚胎”（Foetus）乐队是一支由澳大利亚歌手J.G.瑟尔维尔组建的乐队，创立于1981年。在1995年之前，乐队曾几度更名，本书中出现的“轮上刮胎”（Scraping Foetus off the Wheel）便是名称之一。1995年，乐队正式定名为“胚胎”。

[36] 美国工业摇滚乐队，创立于1988年。

[37] 1英亩约为4047平方米。——编者注。

[38] 英国工业金属乐队，来自伯明翰，成立于1988年，解散于2002年。其名称来源于墨西哥的一种裸盖蘑菇。

[39] 约为227.1升。——编者注。

[40] 塞浦路斯岛上最大的城市。

[41] 全名罗伯塔·琼·“琼尼”·米歇尔，是加拿大音乐家，词作者，画家。她的音乐大都采用简单的和弦，风格独特，曲风多样。

[42] 原文中的“勾兑”（adulterated）一词亦有“通奸”之意。

[43] 指澳大利亚原住民中的“澳洲土著人”（Aborigines）。 

[44] 俗称《澳西邮报》，是澳大利亚历史最悠久的周刊画报。

[45] 一种深棕色的澳洲食物酱，由酿酒业的副产品酵母提取物加工制成，一般涂在三明治、烤面包、烤面饼和苏打饼上食用。

[46]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的缩写。

[47] 皮钦或皮钦语是在两个或多个没有共同语言的群体中形成的一种语法简化的沟通语言。通常典型的皮钦语是几种简化语言的混合，或者在一种语言中掺杂其他语言的元素。皮钦语最常用于交易场合，或者用于生活在第三方语言国家的两个不同语言群体之间的沟通。

[48] 波兰克拉科夫省首府，波兰第二大城市，也是波兰的旧都。该咖啡馆即以此命名。

[49] 波兰中西部城市，波兹南省首府，是波兰最大的工业、交通、文教和科研中心之一。

[50] 法国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大区瓦尔省的一个市镇，富人的消暑天堂。

[51] 卡塔齐娜的昵称。

[52] 英国当代摇滚乐与流行音乐歌手。

[53] 1977年成立于英国纽卡斯尔的四人摇滚乐队。

[54] 均为伦敦著名唱片行或独立唱片店。

[55] 英国最大的日用品和娱乐商品连锁超市。

[56] 波兰语，意为：克林顿——有罪还是无罪？

[57] 位于芬兰最北部波罗的海沿岸，与瑞典、挪威、俄罗斯接壤。

[58] 中欧的一个历史地域。目前该地域的绝大部分地区属于波兰西南部，小部分属于捷克和德国。

[59] 波兰第三大城市，也是罗兹省的首府，位于波兰中部。

[60] 波兰女王，在位时间为1575年至1586年。

[61] 英国摇滚乐队，成立于1990年。

[62] 德国电子音乐团体，在电子音乐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十分关键的角色。

[63] 四重奏乐队，成立于1987年，曾为发电站乐队的专辑提供过伴奏。

[64] 爱尔兰摇滚乐队，1983年成立于都柏林。

[65] 伊斯兰教的密契主义，追求精神层面的提升，信仰方式有别于一般穆斯林。苏菲音乐是其特有的音乐类型。

[66] 美国简约主义古典音乐作曲家。

[67] 又称至福乐土，是古希腊宗教哲学中关于来世观的概念，指一切公义、道德、英勇之人死后投生的场所。

[68] 简称为狂躁者，是一支英国摇滚乐队，成立于1989年，曾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英国最大的乐队。

[69] 美国摇滚乐队，于1987年在华盛顿州的阿伯丁组建。涅槃乐队是一支20世纪80年代末诞生的Grunge乐队，他们在90年代风靡全球，至今仍有着无数的歌迷。

[70] 全称为独立自治工会，是波兰的工会联盟，于1980年8月31日成立，是《华沙条约》签约国中第一个非共产党控制的工会组织。

[71] 波兰语，意为：“我说波兰语，你听不懂。”

[72]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以英语为基础的皮钦语已经成为一种官方语言。

[73] 巴布亚皮钦语，转换为英语大致可以写作：“Before me come seek-out and you no here stay. You go where?”意为：“刚才我来找你，但你不在。你去哪儿了？”

[74] 位于土耳其厄德尔省的东北边界附近，海拔5000多米，为土耳其最高峰。

[75] 加拿大演员、模特儿、电视剧制片人和作家，被认为是性感的象征。《海滩护卫队》是她主演的电视剧。

[76] 波兰语，意为“失败者”或“可怜虫”。

[77] 原美式橄榄球运动员，1994年被指控谋杀其前妻及其好友。在经历了长达九个月的马拉松式审判后，辛普森被判无罪。该案堪称美国历史上最受公众关注的刑事审判案件。

[78] 波兰语，意为“来自美国的报道”。

[79] 纳粹在德国魏玛附近建立的一座集中营，也是德国最大的劳动集中营。

[80] 华沙一座历史悠久的著名公墓，也是城内最古老的公墓之一，始建于1790年。

[81] 一个有争议的大型宗教团体，基于印度教。该组织的工作包括教授瑜珈和推广素食，支持者众多，但亦被一些人质疑为邪教。

[82] 波兰语，意为“波兰没有灭亡”，这是波兰国歌的第一句歌词，也是其歌名。波兰国歌于1797年由约瑟夫·维比茨基创作，原名为《意大利波兰军团颂歌》。

[83] 成立于1989年，是20世纪90年代最重要也最具影响力的传奇乐队之一。

[84] 本名阿德里安·索斯，是英国电子音乐艺人。

[85] 波兰官方货币。

[86] 位于澳大利亚西部，是西澳大利亚州的首府、澳大利亚第四大城市。

[87]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一座城市。

[88] 《纳尼亚传奇》中的角色。

[89] 美国家庭冒险剧情片。

[90] 英国电视剧集。

[91] 英国小说家肯尼斯·格雷厄姆的代表作，也是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

[92] 本书首发于1998年。

[93] 英文中的“信”与“字母”同为“letters”。

[94] 美国电视脱口秀主持人、制片人、投资家、慈善家，美国最具影响力的非洲裔名人之一，《时代》百大人物。

[95] 《魔童村》（Village of the Damned）和后文中的《得州电锯杀人狂》（Texas Chainsaw Massacre）均为美国著名恐怖电影，场景均设置在远离大城市的小镇或农场上。

[96] 1码约为91.4厘米。——编者注。

[97] 柯达公司旗下著名的反转片品牌。

[98] 原文中的阳性（positive）一词也可作“积极”之意，与后半句中的消极（negative）对应。

[99] 苏格兰北部的一座城市，高地地区的首府。

[100] 派拉蒙影业公司制作的科幻喜剧片，于2004年在美国上映。

[101] 英国苏格兰高地行政区的一个城镇。

[102] 在原文中，“世界的另一个中心”与“世界另类中心”用语一致，同为“the alternative centre of the wor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