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一部 伊朗：孪生革命

一 死亡协约

二 阿里的正道

三 圣城

四 马什哈德开出的夜车

第二部 巴基斯坦：梦里盐山

一 取代

二 卡拉奇幻影

三 小阿拉伯

四 杀戮历史

五 海得拉巴爵士乐

六 不治的法

七 基本的东西

八 加甘谷

九 阿迦·巴布尔

十 梦里盐山

第三部 马来西亚对话：原始的信仰

一 与沙菲第一次对谈：出乐园之旅

二 勇敢的女孩儿

三 马六甲与云顶高原之间

四 阿拉伯风潮

五 毁坏了的游乐场

第四部 印度尼西亚：篡夺

一 袭击

二 西托尔：重建过去

三 废除传统学校

四 稻谷女神

五 丧失人格

六 万隆心理训练

七 互换式革命

尾声 信徒的社会

一 顺服

二 伊斯兰之冬

版权信息

书名：信徒的国度

作者：【英】V. S.奈保尔

译者：秦於理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4-08-01

ISBN：9787544271271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而今直言之，早期的世界历史不过是由一系列毫无关联的插曲组成的，各种事情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往往与其地理位置疏离遥远，然而，从现在这个时间点起，历史已经融合为相互影响的完整体系，各项事情息息相关，共同指向某个特殊的个体：发生在意大利与非洲的事情，往往牵动亚洲与希腊的情势。

——波利比阿[1]《罗马帝国的崛起》

[1]波利比阿（前203－前120），古希腊政治家、历史学家。

可是，我擅长的远不仅只在诗词歌谣方面，我在机械方面的天分也很了不起。我有几项发明，朝廷里的大小官员都赞不绝口。我还设计了一个一动便能旋转不休的轮子，只要再添上一点小机关，就可以一直转个没完没了。我做了好几种不同的有色纸，我发明了一种新样式的墨水台；而且啊，我本来万事齐备，就要准备纺纱织布了，皇帝却令我停止，对我说：“艾斯克，你还是专心写诗好了。我若要添置新衣，自会派人直接去欧洲为我买回来。”

——詹姆斯·莫里尔[1]《伊斯法罕的哈吉巴巴历险记》（1824）

[1]詹姆斯·莫里尔（1781－1849），英国外交官、作家，代表作《伊斯法罕的哈吉巴巴历险记》。

第一部　伊朗：孪生革命

“库姆这个地方的人哪，整天谈的就是宗教，不然就在判定谁还值得救赎，或者谁该下地狱，除此之外，每个人都沉默是金，嘴巴闭得紧紧的。你在这里碰上的，不是先知的后人，就是精通律法之人……搞不好，哈吉兄，你还不知道呢，这里就是大名鼎鼎的米尔扎·阿卜杜勒·科锡姆的住宅，他可是我们波斯人的头号穆尔希德（圣人）；这个人，倘若他使出手段，不管他要发布什么样的政令教条，民众都会俯首帖耳的。他的影响力就是这样无远弗届，很多人都相信，要他颠覆国王的威权，他也有这个能耐，全体臣民都会将国王诏书弃如敝屣，看得连废纸都不如呢。”

——詹姆斯·莫里尔：《伊斯法罕的哈吉巴巴历险记》（1824）

一　死亡协约

萨德克原本应该跟我一起从德黑兰出发，南下一百英里，前往圣城库姆。我从未当面见过萨德克，一切安排都是在电话里敲定的。我需要一个伊朗翻译随行，大使馆里有人跟我提起萨德克的名字。

萨德克整天都有空，因为自从革命之后，他跟许多人一样，突然发现自己失业了。他有一辆车。我们在电话里交谈时，他说，要去库姆，我们最好开他的车，伊朗的公交车糟糕透顶，车速快得吓人，司机开车根本不在乎安全。

我们谈妥了价钱，包括使用他的车、他做司机兼翻译，而他的开价也相当合理。他说，我们第二天早晨应该尽早动身，好避开炎热的八月天。他会先载他太太去上班——她的工作保住了，接着就直接开车到宾馆接我。我应该在七点三十分之前准备就绪。

他到的时候，已经快八点。他年近三十，个头矮小，穿着搭配颇为细心，英俊，一头悉心修剪的头发。我不喜欢他。我看他只是个出身不高、略略受过几年教育的人，却带着某种冷嘲热讽的骄傲，表面上毕恭毕敬，内心却愤愤不平，不喜欢自己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就是像他这样的人，毫无政治信念、只有满心忿怨的人，才搞出伊朗革命。跟他聊上一两个小时，可能还有点意思；要跟他朝夕相处几天，就没那么容易了，可是木已成舟，我也只有继续跟他耗下去了。

他面露微笑，带了一个坏消息给我。他认为，开他的车恐怕到不了库姆。

我不相信。我想，他不过是临时改变主意罢了。

我说：“开车是你的主意。我本来也只想搭公交车去库姆的。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车抛锚了。”

“你出门之前为什么不打个电话给我呢？假如你先打过电话给我，我们还可以改搭八点钟出发的公交车。现在，我们连那班车也赶不上了。”

“我送我太太上班之后，车就抛锚了。你今天真的想去库姆吗？”

“车出了什么毛病？”

“要是你真的想去库姆，我们可以开车碰碰运气。我的车只要能发动就可以走，问题就在于怎么发动它。”

我们过去察看那辆车。他的车好端端地停在路旁，离宾馆大门不远，让我怀疑究竟有没有抛锚。萨德克坐上驾驶座。他探头喊住一个路人，一个德黑兰街头游手好闲的工人，我和那人在后面开始推车。一个拎着公文包的年轻男人，可能是个坐办公室的，正在上班途中，也自告奋勇地过来帮忙。马路开挖施工，尘土飞扬，车子同样也灰扑扑的。天气炎热，一旁来往的汽车与卡车排出的废气更是火上浇油。我们一会儿顺着车辆流动的方向推，一会儿逆着推，这期间，萨德克一直气定神闲地坐在方向盘后面。

人行道上陆续有人过来帮忙一阵子，接着就回头办自己的正事去。我突然想起来，是啊，我也该回头办自己的正事去，像这样前前后后地帮萨德克推车，是到不了库姆的。好的开始，才是成功的一半，开头如果这么暗淡，后面怎么会有好结果呢？于是，我没跟任何人打招呼，事后也没有一言半语，我离开了萨德克和他的车，还有那群自动帮忙推车的路人，自个儿回宾馆了。

我打了个电话给贝赫扎德。当时，也有人向我推荐贝赫扎德当我的翻译。可是联络他真费了我一番功夫：他还是个学生，在德黑兰这个大城市里，没有固定的落脚之处。而前一天晚上，在他来电之前，我已经选择雇请萨德克了。我告诉贝赫扎德，我的计划是如何泡汤的，他也没有推三阻四的拒绝，这一点我很欣赏。他说他还是有空，而且，他会在一个小时之内跟我会合。

他认为，我们不该自己开车去库姆。公交车比较便宜，我也可以顺便多多见识伊朗人民的生活起居。他还说，我们出发之前应该先将肚子填饱。现在正值斋月，这个月里，从日出到日落，穆斯林都要封斋；而在像库姆这样一个到处都是毛拉[1]和阿亚图拉[2]的城市，更不可能找到供应饮食的店家。在这个普遍洋溢着宗教激情的伊斯兰国度的某些地方，还有人因为封斋破戒而遭到鞭刑。

贝赫扎德的言谈方式，即使只是电话交谈，都与萨德克不同。萨德克只是个社会地位逐渐上升的小头锐面之人，说不定只比贫农阶级高出那么一两级，却费心装出比一般伊朗群众都高明的样子。可是，他没比别人好到哪里去，真的。他那双笑眯眯的眼睛里，深锁着不少伊朗式的歇斯底里与困惑。贝赫扎德却能说明自己的国家，好坏和盘托出，语气也还是尽量保持客观。

而当他依照自己约定的时间，准时跟我在宾馆大厅碰面时，我一看到他，就觉得宽心自在。他比萨德克年轻，个子更高，肤色较黑，教育程度也高出不少，举手投足不见一丝花哨，丝毫没有萨德克的紧张与露骨的骄矜。

我们搭乘定线出租车——德黑兰市里行驶固定路线的出租车，前往德黑兰南区的汽车总站。德黑兰北区——延伸至一片棕色山丘上，山丘轮廓隐没在薄雾里——是这个城市比较典雅的地区，公园绿地与花园多半集中在此，遍植悬铃木的通衢大道纵横贯穿，还有昂贵的公寓建筑、宾馆与饭店。德黑兰南区则还是个东方城区，居民稠密，空间狭窄，更像个市集，挤满了远从乡间迁入的人。民众聚集在总站前尘沙遍布、垃圾满地的广场上，就像一群乡下来的乌合之众。

车站内一间污秽的办公室里，有人跟贝赫扎德说，半个小时以后，就有一班车开往库姆。那辆大巴就停在大太阳下面，车上空空如也。车顶上没有行李与包裹，车厢外没有耐心十足的农民在一旁守候，或是坐进车里忍受蒸烤。这辆车看来要在广场上停上一整天。我不相信它会在半个小时之后出发；贝赫扎德也不敢相信。德黑兰还有另外一处汽车站，那里提供空调车厢，还可以预订座位。贝赫扎德找到一个电话，摸出几枚硬币，拨了电话，无人应答。八月骄阳益发炽烈，空气中的灰尘更重了。

一辆定线出租车将我们载到另外一处汽车站，位于德黑兰中区。一列长长的柜台上方，一块告示板上写着一连串偏远的伊朗城镇名字。这里甚至每天发一班车，经土耳其前往欧洲。可是，早上开往库姆的车已经走了，下一班车还要再等上好几个钟头。现在时间将近中午。我们一筹莫展，只有先回宾馆，再想想看下一步该怎么办。

我们徒步前行，因为定线出租车一车难求。交通拥挤。德黑兰，自从革命以后，就不再称得上是个运作有效的都市了，只不过居民有车可以代步罢了，而这座怠惰的城市——许多计划突然中止，一些兴建到一半的建筑物顶上停驻着一动不动的吊车，给人一种穷忙瞎搅和的绝望印象。

这种绝望也体现在伊朗人开车的疯劲儿上面。他们开车的样子就像是从来没见过机动车辆。他们开车就像他们走路一样，德黑兰的车流因人人突如其来地停车、转向而抽搐无律，车辆不见明显分道，有如人行道上一群推推搡搡、挨挨蹭蹭的步行民众。如此驾驶风格，不见得就有德黑兰特殊的运气保佑。每两辆车中就有一辆车的车门或挡泥板被撞凹了，或是撞凹后被修复过。当地报纸（归咎于伊朗国王不曾为德黑兰建设较为现代化的道路系统）上有一篇报道指出，车祸是德黑兰最严重的死因，每个月都有两千人因车祸丧生或受伤。

我们来到一处十字路口，我就是在那里跟贝赫扎德走失的。我一心想等到车流稍止再走。可是贝赫扎德没有等我。他只是自顾自地过马路，分别依序处理每一辆即将迫近的汽车，脚步有时停下，有时加快，偶尔打个手势指明他行进的方向，就像个踩着一根细长的树干通过一道森林峡谷的人一样，他决不回头。一直到他通过马路安全抵达对面，才回过头来找我。他挥手要我过去，只是，我动弹不得，手足无措。红绿灯已经停止运作，车辆川流不息。

他了解我的困惑无助，又重新穿越车阵，回到马路这一边接我。就像只母红松鸡领着小鸡涉水渡过湍急的溪流一样，他带着我通过一个又一个仿佛随时可以将我席卷而去的险恶激流。他牵着我的手带我过街，就像母鸡走在小鸡身旁靠近下游的一侧，抵挡随时可以将那些小东西卷走的流水冲力，就这样，贝赫扎德让我跟在他身侧，走在比我稍前一步的距离，稍稍错开行进方向，如此，即使有人飞车奔来，先撞上的也是他。

而当我们终于过了街之后，他说：“你一定要让我牵着你的手走路。”

其实，我早就这么做了。要是没有贝赫扎德，没有他给予我的语言协助的话，我在德黑兰只是个半瞎的盲人。置身这些街道上，听不懂人家的语言，尤其令我深感挫折，街上处处飞舞着五彩缤纷的波斯文字标语，你涂鸦过来，我涂鸦过去，墙上还贴着革命海报与嗜血的漫画。现在，多亏了贝赫扎德，路边墙壁开口说话了，其他许多事物也多了一份意义，这个都市改变了。

刚开始，贝赫扎德的评论还算中立，我还自忖这是他的正确考虑，谨守本分，不愿逾越他身为翻译者的责任。可是，贝赫扎德之所以中立，是因为他自己也困惑不解。他也是个革命分子，他乐见伊朗国王垮台；可是，席卷伊朗的宗教革命不是贝赫扎德想要的革命。贝赫扎德是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

这怎么可能呢？出生在伊朗这样的国度，又在地方城镇长大，他是怎么摆脱宗教束缚的呢？贝赫扎德说，简单得很。他的父母从来不以宗教来教养他，他也从来没被家人送进清真寺过。伊斯兰教是个复杂的宗教。既无哲学属性，也不是纯玄想的。伊斯兰教是经过真主启示的宗教，有先知以及一整套规矩。真要虔信伊斯兰教，一定要广泛知悉这个宗教的阿拉伯起源，然后还要彻底了解这项知识。

然而伊斯兰教在伊朗就更复杂了。伊朗的伊斯兰教是伊斯兰信仰的一个分支，如此分歧肇因于先知在公元六三二年去世之时，因为继任人选而引发的政治及种族纠纷。伊斯兰，几乎从立教之始，就不只是一种宗教，它还是种扩张，伊斯兰教的早期历史与罗马帝国史惊人的相似，几乎就是后者的快速放映版，同样都是从城邦国家兴起，扩大为雄踞半岛的霸主，再进一步演变为帝国，彼此在每个阶段都出现过相当紧张的情势。

伊朗与伊斯兰主流信仰的分歧后来转为教条性的差异，分歧之中又见分歧。伊朗人认定了一条继承先知地位的特殊谱系。可是，这条伊朗谱系的第四顺位者，第四伊玛目[3]，有一群忠实的拥护者，他们公开宣布与主流信仰分道扬镳。另外一群信徒却对第七顺位者情有独钟。伊朗境内只有一位伊玛目，第八顺位者（与第四顺位者一样，遭人下毒谋杀）死后厚葬在本地，他的圣地就设在马什哈德，距离苏联边境不远，也是个朝圣的圣地。

贝赫扎德说：“那些人很多都被杀了，或是惨遭毒毙。”仿佛在说明他缺乏信仰的缘故。

伊朗的伊斯兰教——什叶派伊斯兰教，十分错综复杂。要为远古以来的仇恨注入活水，要坚持复仇的意念，即使事隔千年，还要拟出一纸特殊名单，一一列举英雄与殉教烈士及恶棍坏人等，兹事体大，只有加强教谕，才能毕其功。而贝赫扎德不曾领受过如此教诲，他只是躲得远远的。他充其量也只受过他父亲不信教的教诲罢了。他父亲是个共产党，谈穷人多，提圣人少。贝赫扎德诚惶诚恐永记在心的回忆，便是他父亲首次跟他讲到贫穷的那一天：他自己的贫穷，以及他人的贫穷。

土耳其大使馆外人行道上，两个裹着头巾、皮肤晒得黝黑的巫医，席地而坐，展售他们染了色素的药粉、树根与矿物石块。我在德黑兰曾经看到过其他的巫医，以为他们不过就等同于印度的顺势疗法巫医。可是，这些巫医却自称继承了几个赫赫有名的医疗权威名号——贝赫扎德在听过他们对一群农民发表的促销演说之后告诉我——他们竟然可以跟阿维森纳[4]、盖伦[5]与希波克拉底[6]扯上关系。

阿维森纳！对我而言，只是个名字而已，一个中世纪的欧洲人：我从来没想到，他竟然是个波斯人。这条灰扑扑的人行道上的药草摊子，竟然还延续着千年以前的阿拉伯荣耀，当阿拉伯的信仰糅杂了波斯、印度以及其统驭的残余的古典世界，伊斯兰文明就成为西方世界的中心文明。

贝赫扎德的反应不像我这般敬畏有加。伊斯兰光荣的过去，他根本就不在乎，他也压根不信这种地摊医学。伊朗国王的建筑，他同样不放在眼里：伊朗中央银行古色古香的波斯图案，还有伊朗自称早于伊斯兰文化之前的雅利安荣光，等等。在贝赫扎德看来，波斯街道上的古迹，以及君主国的古迹，都不过是伊朗国王虚妄夸饰的一部分。

他望着中央银行，望着建筑上的青铜与大理石，毫无热情地说道：“那些东西对我一点意义也没有。”

他完全破除神像崇拜与迷信了吗？如果涤却了对伊朗人民的热爱，他浑身上下还有什么地方属于波斯和伊朗吗？难道他的政治信仰已经将他彻底洗脑了吗？

他的政治信仰未竟全功。德黑兰经历过一番革命。不过，寻常生活却颇为离奇地照常运作，人行道上，置身于强烈要求以血还血的标语与海报之间，贩卖图画的小贩安之若素。他们贩卖放大了的瑞士湖泊或者德国森林的彩色照片、河川林木交织的梦幻风景，还有儿童与美女的画像。只是画中的女人在啜泣，孩童也止不住泪水，大滴凝胶状的眼泪直直垂落，淌下脸颊。

贝赫扎德，他的父亲是位波斯文学教师，他说：“波斯诗歌里面充满了哀愁。”

我说：“可是，只为了流泪而流泪，贝赫扎德……”

他仿佛根本无意讨论眼前摆明了的事实，也无意倾听任何有关艺术的废话，他坚定不移地说：“那些眼泪美极了。”

这个话题就此打住。然后，我们一边走着，一边从眼泪的话题重新兜回到革命上。我在德黑兰许多地方都看到两张海报。两张海报尺寸一致，版面风格相同，显然是为了成双张贴而设计。一张海报上是一小群农民在田里干活，看不出推着的是一辆独轮推车，还是一具犁架——究竟为何，不太能从海报上的素描明显看出。另外一张海报上画的是侧面剪影，一伙人高举着来复枪，仿佛在对彼此致意。两张海报看来都在讴歌人民革命：一群觉醒后的胜利人民，劳动大众找到新的尊严。只是，海报上方的波斯文字是什么意思？

贝赫扎德为我翻译：“第十二顺位伊玛目，我们正在等候着您。”

“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他们正在等待第十二顺位伊玛目啊。”

第十二顺位伊玛目在伊朗是先知继任人选谱系的最后一位。那条谱系早在一千一百年前就断线了。可是，第十二顺位伊玛目没有死，他还活在某个地方，等着重回故土。而他的人民正等候着他，伊朗革命正是献给他的大礼。

至此，贝赫扎德就帮不上我的忙了，他无法让我了解伊朗人民的狂喜。他只能将事实现况平铺直叙。贝赫扎德本身虽无信仰，可是他周遭环绕的都是信仰，他也可以了解其情绪之兴奋。在他而言，光是那么一句话就已经够了，而他也确实如实陈述，毫无挖苦嘲讽。第十二顺位伊玛目就是第十二顺位伊玛目啊。

稍后在我的伊斯兰世界的旅途中，在我逐渐熟悉艰深的史实与系谱发展之后，在这些历史片段逐渐成为易懂能解的信条之后，我才开始稍微领悟穆斯林的狂热。可是，当贝赫扎德帮我翻译革命海报上的波斯文字时，我确实是一头雾水。

革命之前，伊朗人大笔挥洒在伦敦或者国外其他都市墙壁上的标语，从未提到这位隐而不现的救世主。他们总是用英文宣扬民主，揭露伊朗国王御用秘密警察的暴行，抗议伊朗国王的“法西斯”。打倒法西斯国王——那可是当年一再出现的标语。

当时，我并没有紧盯着伊朗形势的后续发展；可是，光是从海外伊朗人的墙壁涂鸦来看，宗教一直到伊朗国内抗议后期，才慢慢掺上一脚。伊朗革命爆发之后，我才领悟到其间竟然有一位流放海外多年的宗教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我觉得，整个革命期间，他登场的时间相当晚，随着革命进展，他的神圣义务与权威才随之增长，直到最后，外人反而会以为两者始终与革命同行。

公开现身之后，这位阿亚图拉开始为伊朗人诠释真主的旨意。先前所有抗议伊朗国王“法西斯”专政的不满呼声，拜霍梅尼崛起介入所赐，全都销声匿迹，或沦为无足轻重的琐碎嗫语。而阿亚图拉也欣然接受自己的角色。正如他在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二日刊载于《纽约时报》上、针对“全世界的基督徒”发言的广告里自诩的一样，他的角色就是扮演诠释真主旨意的解说者，三个星期之后，他结束了在法国的流亡生涯，回到伊朗。

霍梅尼的广告讯息中，一半是真主的赐福与祝贺。“全能真主赐福与祝贺福泽满溢的耶稣……其荣耀之母亲……祝贺所有神职人员……所有爱好自由的基督徒。”另外一半则是呼吁所有的基督徒为神圣的日子祈祷，并且警告那些“运用撒旦恶力支持暴君伊朗国王的基督教国家领袖们”。

而霍梅尼就以真主旨意诠释者之姿，以判别合乎或违逆伊斯兰教教义之最后审判者自居，来统治伊朗。我到达伊朗几天之后，他在收音机里这么说：“我一定要敬告诸位，先前在极权统治之下，罢工与静坐抗议令真主十分欢喜。可是，现在的执政者已经换成一位穆斯林了，而且还是代表全国国民的，敌人正忙着图谋对我不轨。因此，现在再发动罢工或是静坐就为宗教所不容，因为，这样就违背了伊斯兰教的教义。”

这话听来耳熟，在德黑兰过了几天，知识上还差可理解：其人身兼政治领袖与真主喉舌之特殊权威。可是，讲到革命不只是革命，还是奉献给第十二顺位伊玛目的大礼，而这位伊玛目早在公元八百七十三年就销声匿迹，至今还神秘隐身在某处，这种概念，就没那么好懂了。此外，模仿二十世纪后期的革命主题——歌颂农民与都市游击队的海报、革命卫队身上穿着的切·格瓦拉外套等——就更让人迷惑不解了。

通过贝赫扎德的翻译，墙壁开口说话，德黑兰让人感觉更加离奇。而德黑兰北区——一个像欧洲的区域，所费不赀地坐落在山丘尘沙与岩石之间，伊朗国王与大群中产阶级凭恃着原油出产的非创造性财富所创造出来的城区——更像一场幻梦。这里摩天大楼与国际酒店林立，鳞次栉比的店铺展售着国际名牌的昂贵商品；可是，这个大都会紧邻德黑兰南区。北区是南区的社群过于快速地演进蜕变而成。然而南区，遵从着真主以及第十二顺位伊玛目的旨意，却反过头来重重地压低北区。

穆斯林构成了特立尼达岛上一小撮印度人社群的一部分，而我正好出生在这个社群之中，可以说，我打从出生就知道有穆斯林这类人群了。可是，我对他们的宗教几乎一无所知。我自己的背景是印度教，而我从小就知道，穆斯林，即使他们的祖辈也来自印度，很多地方都跟我们相仿，但是他们跟我们就是不一样。从来也没有人教给我这种宗教的细节，或许，我家里也没有人真懂伊斯兰教。印度教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差别，像是种群体感受，而且十分神秘：我们的祖辈们，不论印度教教徒或穆斯林，从印度带来的彼此仇视，已经软化为某种乡俗智慧，熟知对方之不牢靠与背信恶习。

我自己不是个有信仰的人。对于我成长期间接触的仪式与典礼，也只是一知半解。在种族组成如此复杂的特立尼达，我的印度教其实只是附带在我的家庭与其行事方式之上，附加在我自己跟他人的差别之上；而在我的想象中，宗教信仰之于穆斯林与其他教徒，可能也只是类似的附属特质与隐私吧。

我对伊斯兰教的了解，差不多就是外人对伊斯兰教的了解。他们有个先知与一本《古兰经》；他们相信真主独一无二，也同样厌恶神像；他们也有天堂与地狱的观点，虽然总是跟我的观念不同。他们有自己的殉教烈士。一年一度，他们总会将缩小的圣地模型架在轮子上，推到市集游行，男人顶着沉重的弯月“舞蹈”，弯月有时摇晃到这一边，有时又晃向另一边，鼓声喧天，有时候还会举行仪式性的棍棒武斗。

棍棒武斗是对古代战役的模仿，游行是为了追悼、纪念一次失利的战斗。那场战役发生在哪里？又是为何而战？当时，我只是个孩子，从来也没问过大人；许久之后，我才知道，那种节庆——不光是穆斯林，连印度教教徒都会参加——其实是什叶派的庆典，那场战役跟先知的继任人选有关，战争发生在伊拉克，游行中特别追悼的人是穆罕默德的孙子。

就我这个教外人士从旁观察，伊斯兰教不若印度教抽象玄奥，比较直截了当。这个宗教包含了疑惧与报答，古怪地结合了战争与世俗的悲悼，教义中太多成分让我想起基督教——在特立尼达岛上显眼得多，也“正式”得多；因此，我也才能借以了解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条，或者说，我心中以为的教条，并不吸引我。其教义看来并不值得深入钻研。尔后许多年间，即便行旅过境，除了童年时期在特立尼达耳濡目染的见闻以外，我的伊斯兰教知识还是未见大幅增长。这个宗教的辉煌史迹仅止于遥远的过去，伊斯兰教不曾促发诸如文艺复兴的盛况。伊斯兰国家，不是沦为殖民地，就是专制国家。而且，几乎所有的伊斯兰国家，在挖到原油以前，都穷无立锥之地。

上一个冬季，就在伊朗革命期间，到几个伊斯兰国家旅行访问的主意突然袭上我心头。当时，我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好几个晚上，我都在看电视新闻。伊朗动荡不但令我关注，某些电视节目里，几个应邀接受访问的旅美伊朗人，也同样让我好奇不已。

节目里有个穿着苏格兰呢外套的男子，开口闭口马克思主义论调，他制造的印象远比他的言语要复杂。他穿着花哨，洋洋得意于自己能如此信手拈来、娴熟地运用专业术语，就像在展现他操弄某种外国语言里的常用语的本事。他为他的伊朗革命感到骄傲——革命给了他某种荣光。可是，他也察觉到，这场革命的宗教面，在他的观众眼中，可就没那么光彩了；而他也企图——借助于他的苏格兰呢外套、他的常用语言语、他的风采——表现出他教养之高，决不输给任何一位观众，而且他也是以与观众同样的方式被教育长大的。

另一个晚上，另一个节目里，一位伊朗女士蒙着面纱，在电视上宣告：伊斯兰教保护了妇女，并且给予她们尊严。她说，一千四百年前在阿拉伯地区，女童往往沦于活埋，好在伊斯兰教崛起，才遏阻了这种陋习。不过，我们并不都住在阿拉伯地区（那位蒙面的妇女也不住在那里），而且，自从第七世纪以后，朝代更替，世事有所改观。女人，尤其是像这位对着我们说教的强悍女士，还会需要伊斯兰教所赋予的特殊保护吗？她们还需要面纱吗？她们还需要禁足于公共场所之外，也不准出现在电视上吗？

这些都是涌上我心头的疑问。不过，电视节目的主持人，每天都要对着受访者提出事先设计好的问题，无心啰唆。他继续他下一个问题，询问那位女士，请问她希望见到伊朗成为何种伊斯兰国家？她心中理想的伊朗，应该跟沙特阿拉伯一样吗？此女士胸中早已蓄积充足的怒火，当下就发作起来；她的面容围在黑色四角巾里，她看起来就像个愤怒的修女，随即她高声严词斥责。她说，这是许多人犯下的错误；而且，沙特阿拉伯算不上伊斯兰国家。看起来，她似乎在说沙特阿拉伯只是个公认的野蛮国家，伊朗这个伊斯兰国家将与其迥然有别。

我从电视上看到的第三个伊朗人，则是在讲述伊斯兰教律法的美妙所在。不过，当时他在干什么？他在一所美国大学里研读法律？美国与美国所代表的文化究竟有何德何能，吸引这些伊朗人离乡背井？他们说不出所以然来吗？美国确实有其吸引力，不光只是提供教育和技能。只是，没有人会承认这种吸引力，同时，委实令一个古老而骄傲的民族难以承认的是，如此吸引力之中还隐藏着一丝障碍，表现在花哨举止、模仿、吹嘘与拒斥之上。

裹着黑色四角巾的女人，因为美国教育，或者说，非伊斯兰教育，获得能力与权威。而今，她站出来质疑像她自己所长成的这种人有何价值，甚至否定自己的某些天赋。这些美国电视上的伊朗人，全都非常在意他们的美国观众，给人的印象，似乎他们还意在言外。或许，他们无法一一阐述所有的感受；或许，有些事情他们宁可略过不表。（我一直到了伊朗以后，才明白裹着黑色四角巾的女人讲到沙特阿拉伯的时候，究竟是什么意思。其间牵涉到不同教派的隔膜，对电视观众而言，或许太复杂了：阿拉伯人与波斯人分属不同教派，各有不同的先知继任谱系，彼此之间存在着历史怨恨。）

我从一本备受好评、最近才翻阅拜读完毕的伊朗小说里学到的更多。人人都可以隐匿在平铺直叙的声明背后。虚构小说，表面上漫无头绪与方向，隐藏的冲动反而无所遁形。这本小说，《外国人》，根据其美国出版公司的描述，是第一本伊朗人以英文写作的小说，作者是一位年轻女性——纳希德·拉克林。小说出版于一九七八年，伊朗国王仍然在位。全书回避了政治评论。书中迂回抗议政治上的限制驱策深化了激情，而这本小说，虽然放出纯真的烟幕，其实充斥着妇女遭受到的暴行、无助与挫败。

叙述者斐莉，一位定居波士顿的伊朗女性，时年三十二岁。她在美国求学，嫁给一位美国大学教师，在一所研究机构担任生物学者。斐莉，一时心血来潮，回到德黑兰度假两周。她所回到的都市，竟然车满为患，而且还挤满了“西方”建筑（“西方”一词，而非“崭新”或“现代化”，可以窥见叙述者奇异的措辞方式）；可是，那并不是个富有魅力的都市。街道上可能盗匪层出。老房子围住的天井之中，家庭生活纷乱吵嚷，又肮脏难堪。这勾起斐莉的回忆，回想起亲人意欲乱伦的接触，女人家谈起月经与强奸。还有女人聚在一起，聆听一位毛拉每个月的宣教演说，每当她们听到讲伊朗的什叶派英雄的悲剧时，就一定会捶胸顿足，号啕大哭。

斐莉自己的家庭生活并不完整。她的母亲跟另外一个男人住在另外一个镇上，她的父亲再娶。斐莉决定缩短假期，提前回波士顿。要回美国，她得先拿到伊朗的出境许可，要拿到出境许可，她还要先获得她丈夫的准许。至此，她似乎已经陷入泥沼，再也无法回到洁净有致、风光明媚的波士顿郊区了。

她出门去寻找母亲，结果在一个破落乡间小镇，找到一个哀愁而落魄的女人。她的母亲需要帮助；可是斐莉，这位来自波士顿的生物学者，更需要爱。找到她的母亲以后，斐莉重新变得像个小孩儿一样，她病倒了。她住进当地的医院。她忧虑着医院的水平，可是，负责诊治她的医生让她安心。他说，医院配备着现代化的医疗器材，而他本人则是在美国受过训的。他原本已经在那里待了下来的，可是，由于某些他不便详述的苦衷，除了去美国的伊朗人往往无法安家落户之外，他宁可回国。而且，他说，回国一个月以后，他就经常借着造访清真寺与拜谒圣地来纾解压力。

斐莉因为医师的理解而略受诱惑，住院期间，她也回顾省思自己待在美国的那段时间。她始终是个外国人，即使有丈夫与朋友相伴，还是觉得孤独无依，不论是性生活还是社交生活，她总是茫然无措。做任何事情，她都说不上个所以然，也搞不清楚她为什么要过着美国式的生活。她工作勤奋，然而，现在即使是工作——实验与研究，看来都毫无意义了，只是为了工作而工作，只是为了进入社会而工作。她居留在美国期间，即使历经求学、工作与婚姻，回想起来还是一片空虚的时光。然后，医生又告诉她，她的胃痛起因于一道溃疡旧伤。“你带着这道溃疡回国的，”那个医生说，“现在你就没有理由担心这家医院、我，或者你的国家了。你的病可是一种西方病。”

斐莉的美国丈夫，先前经由斐莉召唤，抵达伊朗，前来带她回家。他被别人当成外国人看待，被公正看待的外国人（如此公平对待，也是这本小说的优点之一）：一个工作勤奋的人，也是个知识分子，能独处而不孤独，自给自足，由另外一种文明所造就的男人，迎娶一位伊朗女子是他毕生唯一违反传统的行为。斐莉再也不可能回到他身边，不可能与一个如此陌生的人回到美国式的空虚里。她会失去她的研究职位，可是她不在乎。

事实上，她即将弃绝过去充满焦虑而且全然肤浅的工作，以及她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她会跟那个医生一样；她会去参拜清真寺，时时敬谒圣地，她会裹上黑色的四角方巾。她觉得自己从来不曾真的快乐过。弃绝尘俗（一个小说作者异想天开却永远无法实现的研究点子）之后，她才能全心静谧。

接着，虽然小说作者未曾多加着墨，斐莉与那个医生，弃绝知性与勤奋工作的生活，回归传统，两人仿佛一同签订了伊朗式的死亡协约，投身到他们对什叶派信仰的热爱中。这对他们来讲如此特殊，他们将重新发现自己的尊严与完整的自我，神圣而不能侵犯。他们不必再唯唯诺诺地盲从他人，担忧自己的人生轨道将何去何从。他们不必再压抑殿后，甚至不必屈居第二。而且，日子就这样过下去，其他困守在精神荒原的人，大可继续制造令那个医生自豪于拥有的医疗器具，其他人也可以继续供稿给医学期刊，那个医生同样也将乐于阅读。

这般一厢情愿的期待——期待别人去继续创造，期待那些外国人，意即他们所代表的文明，现代社会运作不可或缺的文明，赓续运作下去——隐含在弃绝尘俗的行为中，也是弃绝尘俗的一大痛处。

[1]毛拉，穆斯林对伊斯兰教阿訇、学者、教师、教法专家的敬称。

[2]阿亚图拉，伊斯兰教中什叶派对高级教职人员的尊称。

[3]伊玛目，意为领拜人。四大哈里发时代之后，什叶派用伊玛目一词专指伊斯兰教组织内部地位最高的领导人，也就是宗教领袖。

[4]阿维森纳（980－1037），波斯人，医学家，哲学家。

[5]盖伦（129－200），古希腊医学家，哲学家。

[6]希波克拉底（前460－前377），古希腊名医，被尊为“医学之父”。

二　阿里的正道

一九七九年八月，推翻伊朗国王六个多月以后，伊朗新闻里多半还是跟处决有关的报道。伊朗官方的新闻机构不断统计，定时报告最新处决总人数。最新一批处决对象多为娼妓与妓院经理。现在看起来，伊斯兰革命俨然已露出了邪恶血腥的一面。据报道，阿亚图拉霍梅尼已经将音乐列为非法项目；而伊斯兰教中有关女性的教条也起死回生，重新执行。男女混浴已遭禁止；革命卫队紧盯着里海海滩上弄潮的人群，依照性别严格区分。

伦敦旅行社里的工作人员对我说，现在大家都急着离开伊朗，没有人想入境伊朗，飞机上说不定只有我一名旅客呢。其实不然。当天伊朗航空公司的班机取消了，旅客只能挤在英航飞往德黑兰的班机上。

大多数乘客——机场大厅的国际大杂烩，经过登机门与航道筛了又筛，或多或少地滤净为一小圈单一族裔乘客——都是伊朗人；他们看起来也不像是急于逃离国内的伊斯兰革命，或是赶着回归祖国，投入革命。女性乘客中，没有人蒙上面纱，也没人覆上头巾，其中还有一两位妇女，穿着打扮都风姿绰约。每个人都在伦敦店铺大量血拼采购，手上和肩膀拎挂着设计式样不一的名店塑料购物袋：Lillywhite、Marks and Spencer、Austin Reed等等。

飞机上，我坐在两个伊朗人中间。靠窗坐的中年女性，古铜肤色，留着一头金发。她的头发像是染的，皮肤也像是另行着色所致，烘托出既东方又古典的整体效果，像埃及人一样：古典化妆品适足表现出古典的美感概念。她不会说英语，行为举止也不像个习惯搭机旅行的人。机舱里的通风孔让她很不舒服，于是她就向坐在我左边的男士诉苦。她魁梧高大，他则瘦小袖珍。我心想，我怎么坐到了丈夫和妻子之间呢，就主动向那名男子提议，我们可以交换座位。

他面露难色，用英语说道，他的家人散坐在这整排座位上：他的小儿子和女儿，还有他健美的太太，她虽不谙英语，却还是微笑着原谅我的误解。

他是个医生。一家人刚刚去过美国，看望他十八岁的长子。

我警觉到，我们一定会陷入某种东方的、印度式的谈话，我依照自己认为适当的方式应对。我说：“这一趟旅行下来，开销一定很大吧。”

“确实很花钱。就拿飞机票来说吧，每个人都得花上八百英镑，除了我女儿以外，她还不满十二岁。一过十二岁，你就得付全额了。你去过美国吗？”

“我在那里待过一年。”

“你也是医生吗？”

我想，此行前往伊朗，最好不要说自己是个作家。我说：“我是个老师。”接着，又觉得把自己说得太低了，于是，我又补充了一句：“我是教授。”

“那样很好啊。”接着，他仿佛从我的换位提议与我待在美国的时间里，汲取了一些勇气，他说：“伊朗革命真糟糕。他们毁了这个国家，毁了军队，毁了一切。他们已经杀光了所有的军官。德黑兰原本是个美好的城市。酒店、餐厅，现在什么都没了。所以我才要把我的孩子送出去。”

革命爆发之后，他就把大儿子送到美国去了，孩子也适应得不错。印第安纳州一所医学院预科已经录取了他。不过，美国不只是一个求学、受教育的地方。除此之外，对这位伊朗医生，以及许多动荡不安的地区，例如阿拉伯、南美各国、西印度群岛与非洲国家等地骤然致富的暴发人士来说，美国还是个避险圣地。

医生说：“我在那里买了一栋房子。”

“你花了多少钱？”

“六万四千美元。四万四是现款，剩下两万贷款。”

“外国人在美国也可以购买房产吗？”

“我跟你老实说吧。当初，我是用我哥哥的名字买的。”原来，他们是有备而来的，早在革命之前，就选好了避难地点，移民过程也陆续开始。“可是，我已经将房子转到我儿子名下了。房子现在是租出去给人家。月租四百美元。正好可以抵房贷。教授都赚多少钱啊？”

他们赚多少钱？我该讲个什么样的数字，才不会让这个刚刚为了一次家庭团聚、搭飞机就花掉六千英镑的人感到荒唐无稽呢？我说：“四万美元一年。那你每年赚多少钱呢？”

“我早上有政府的班要上，在一所医院里看诊。我每个月靠这份工作赚一千五百美元。”

“我还以为他们在伊朗给医生的待遇会比较高一些。”

“不过，我下午在自己的诊所看诊，你明白了吧。我自己的诊所一年可以赚上三万美元。”

“这样说来，你一年收入有四万八啰。”

比起我自己开价的四万美元，还要高上一截。

他顿时自卫地说道：“可是，我工作很苦啊。而且，我已经是四十四岁的人了。唉，现在，”他又追加了一句，抹去他所有的优势，拉平了我们两人的差距，“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了。这些穆斯林都是些怪人。他们抱着一种‘旧’的心态，非常‘旧’的心态。他们对少数族群非常不留情的。”

那他自己又是什么人呢？基督徒、亚美尼亚人、琐罗亚斯德教教徒，还是犹太人？尽管我们的对话十分东方，我还是存疑在心，问不出口。到后来，他忖度我应该很可靠，不会给他找麻烦，就主动跟我说了。他是个巴哈伊信徒。我听说过这个名词，除此之外，就一无所知了。

他提到革命与穆斯林的种种作为时，并没有压低嗓门。我猜想，他应该对同机共航的旅客们十分放心，此时，我应该就是置身于一群巴哈伊信徒之间。然而，从我身旁这位面容着色、头发染金的女人身上，我却看到更为深远的、不安的疏离冷淡。

他说：“这是国际性的信仰。我们在美国有一所灵曦堂。一所小巧精致的灵曦堂。”

只是，虽然我们从金钱与工作打开话题，这位医生对于他的宗教信仰却不尽坦白。根据我后来向贝赫扎德请教所得，巴哈伊信徒也有他们自己的秘密狂热，而这股狂热源自伊朗什叶派的狂热。什叶派教徒一心等候第十二顺位伊玛目降临；巴哈伊信徒则以为，十九世纪时，第十二顺位伊玛目本人，或是他的代理人，就已经来过又走了，而且，只有他们，巴哈伊信徒，曾经确认出他的本尊。贝赫扎德还跟我说，刚开始，他们同样支持革命，后来英国人为了跟俄罗斯人竞争攫取伊朗的控制权，就对巴哈伊信徒大力贿赂拉拢，他们才转向反革命的。

这话听来玄异离奇——我知道贝赫扎德唯一重视的就是革命。不过，这也不完全离奇。早期什叶派教徒风起云涌地在伊斯兰帝国发起抗议，在种族如此纷异的阿拉伯帝国中，这群信徒不但抗议政治不公，还抗议种族歧视；他们的信仰随着抗议活动不断蜕变演化，始终摆脱不了政治色彩，并且十分容易受到政治操控。认定一条先知继任谱系，每年号哭哀悼殉教烈士，什叶派教徒的正当权益遭到抹杀，他们对于帝国当局一向心存疑虑。十九世纪的巴哈伊运动十分具有颠覆性。早先他们的口号是“砍头、焚书、毁庙、砸烧与大规模屠杀”；一八五二年，他们企图行刺国王，未果。

政治层面上说来，虽说教条不同，巴哈伊运动却与霍梅尼对抗伊朗国王的事件颇为类似。政治上，巴哈伊未获胜算，教徒被冷落，一筹莫展，跟其他伊斯兰教派一样，紧紧地拥抱着他们的信仰，苦苦地钻研极端深奥难解的教条：启示中再现启示，分歧之内，还有分歧。

话又说了回来，讲到迫害，这位医生可就说对了。巴哈伊信徒妄称他们认出第十二顺位伊玛目，是对伊朗什叶派最大不敬的亵渎，最须严惩。而在伊斯兰革命成功之后，为了替真正的信仰伸张正义，民众欢天喜地的鸣鼓攻向巴哈伊信徒，时不时就执行“革命”处决。在美国找个地方避难，绝对有必要。

飞机在科威特临时降落，补充油料；没有人离机。四下虽然黑暗，破晓却在不久之际。光明即将到来；黑夜就要遁去。我们可以看到这座机场——由上往下看，好一幅电光熠熠的图案——竟然建在漫漫黄沙之上。通风孔送出暖风。外面气温高达摄氏四十度，华氏一百〇四度，真正的白天还没开始呢。

空中小姐说，到了德黑兰就会凉快些。从科威特再往东北方向飞上一个小时，沙漠更广，四下星星点点地散落着淡绿色长条植被，地表上四处起伏的沙丘偶尔聚拔成山。

在我读过伊朗国王打算如何建设他的国家的各种伟大提议之后，德黑兰机场的建筑实在叫我失望。入境大厅分明是个大仓库。墙壁上有许多空白的长方形区块，周围围着一道红褐色尘土——幽灵图像框在幻影般的相框里——不消多疑，那里过去一定挂着伊朗国王与其家人或者他不朽功绩的照片。现在，墙上、柱上钉着宣传革命的散页、传单与漫画，壁上还钉着贴纸和手写的通知，重大事件也因此而有种古怪的简略感。此外，阿亚图拉霍梅尼的彩色照片随处可见，他的形象就跟任何对手对他的形容一样，眼神确实凌厉，轮廓富于质感而难以掌握，面相偏则又比较普通。

伊朗国家银行设在机场的分行，粗糙的桌面、三名办事员、成堆成堆的文件、垃圾遍布的地板，就像个印度市集上的小店。柜台上一纸手写通知上说：“亲爱的客户，真主至大。欢迎光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一小片一小片的棕色贴纸张贴在海关通知告示板上，提醒旅客各项物品允许通关上限。棕色贴纸上注明禁绝烈酒入境，这是伊斯兰欢迎来客的方式之一。

行李运输带原本应当将我们的行李传送出来，却毫无动静，停驻了好长的一段时间。伊朗旅客（那个医生与他一家大小也在其中）驻足一旁，提着扛着大包小包的伦敦购物袋，似乎变成另外一种人。他们在伦敦机场的时候，还是伊朗人，远从富产石油、钱淹脚踝的仙境而来，挥霍狂买；现在，困在这个简陋的入境大厅，耐着性子，跟着他们同胞一起，杵在本国的背景画面中，他们看起来就像是寻常的乡下人，刚去了一趟城里赶集回来。

那个海关人员脸上一小撮黑色毛刷般的小胡子。他问道：“威士忌？”他对这个词的发音，与他的微笑，似乎将这个询问转为玩笑。当我应答说没有时，他就信了我的话，微笑着挥挥手，将我驱赶到厅外白花花的夏日阳光下，面对后革命时期如狼似虎、贪得无厌的机场出租车司机。经过六个月的缩衣节食，他们从来不曾如此龙精虎猛。过去，全世界的推销员都会到德黑兰来，城里的宾馆房间永远不敷投宿，从来没有司机会为了生意发愁。

这座城市的颜色，跟从飞机上俯瞰的一样，都是灰扑扑的一片惨白。灰尘飞舞在路上，树木也蒙上一层灰，汽车的颜色因而暗淡。石灰墙同灰砂砖一色；未完成的建筑物看来已遭废弃，行将崩塌；墙壁上，好似在摘录这段革命时期一样，画满了波斯风格的涂鸦，处处油印着霍梅尼的照片。

而就在城市外围地区，某处看来像是一块荒地的地方，我看到一顶卡其色的低矮帐篷，男人与蒙着面纱的女人排着队，还有一些略似工作人员的男人。当时，我以为他们是乡间难民，排队领取些微的饮食与赈济物品。可是后来，在看到一栋未完成的公寓建筑前面，另外一顶帐篷与另一列排队的长龙之后，我才恍然想起，当天原来是选举投票日，革命之后，第二度测试人民的意愿。第一次是公民复决，人民投票赞成建立伊斯兰共和国。这次选举是为了选出“会议专家”，获选人将制定出一套伊斯兰宪法。霍梅尼已经敬告民众，投票给神职人员，让神职人员膺选出线。

制宪当然不能没有专家，因为伊斯兰宪法不能随意转借移植。世界上没有这种东西存在，从来都不曾存在过。伊斯兰宪法还有待整合，整合的成品还得通过先知的允准。而麻烦就出在这里，先知依据神圣的启示，在第七世纪建立了他的阿拉伯国家，治国方针由他确定。而这就是制宪一定需要教徒参与的原因。教徒或许对宪法一无所知——毕竟，宪法还不是个扎根在伊斯兰世界里的观念；可是，他们对于《古兰经》与先知行事风格了如指掌，教徒可以判断出宪法条文中违逆伊斯兰教教义的不妥之处。

我住在德黑兰中区的宾馆。这家宾馆在这个城市里，算是比较老旧的了。宾馆隐身在一堵围墙之内，大门旁边还有间门房小屋，环状车道上铺着柏油，一小块一小块的草坪上点缀着灌木与乔木。宾馆井然有序，超乎我的想象，庭院里甚至还停着几辆车。司机载着我驶抵宾馆玻璃门前，门上却锁着铁链。有人在楼的另一边嘶吼。面前的这栋楼已经关门停业了。它是这家宾馆的旧楼；经济大好的时候，他们在旁边又盖了一栋，现在只有新楼还在营业。

新楼大厅靠近柜台一角，几个年轻人——宾馆的出租车司机——聚在一起闲坐无聊，原来，外面停的几辆车就是他们的。角落以外，整个大厅空空荡荡的。大厅地板中央铺着一条面积很大的图饰地毯，地毯周围排着座椅、沙发，仿佛在等候客人光临一般。大厅两边都是玻璃墙。一边看出去就是庭院，庭院里栽种着灰扑扑的灌木与松树，一旁停放着旅馆出租车；另外一边，稍远处就是宾馆围墙，围墙到新楼之间还建了一个铺满瓷砖的游泳池，闲置无人，阳光下，池水潋潋濯濯，铁椅堆在一旁敞开的棚子下。

宾馆工作人员带我进入一个房间，空间还算宽敞，扎实牢靠的木制家具，边墙上贴着三到四英尺高的镶板。一端的玻璃墙面向德黑兰北区，还有一扇开向阳台的玻璃门。可是，宾馆房间的空调管漏水，水滴从出风口的横条格子窗渗了出来，弄湿了走道地板上铺设的蓝色地毯，脏污了一大片。

宾馆的人——虽然他穿着制服，可是，在气氛如此慵懒的宾馆里面，实在很难将他的“门童”职称同他搭在一起——指着楼梯上方的楼层说：“浴室。”仿佛只要解释明白，就可以交代过去了。他另外又找了个人上楼进房来，他说漏水是空调凝结作用所致。经他这么一说，水滴穿淌纯属正常现象，甚至不可或缺。接下来，他骤然放弃了任何开脱说明，干脆换了个房间给我。

第二个房间布置得跟上一个房间一模一样，窗外景致亦同。只是，这间房里的电视机上，立着一张从中对折的白色卡纸。原来这张卡纸是本周“国际”电视节目表——伊朗电视台的英语节目一览。这个电视节目老早就停播了。而这张卡纸上也是六个月前的节目表。由此可见，革命是突然闯进这家宾馆的。

此时正值斋月，穆斯林封斋的月份；当天又是星期五，主麻日；同时也是选举投票日。德黑兰不寻常的平静，可是我并不知道其中缘故。而当天下午，我出门上街闲步时，感觉自己走在一个浩劫席卷过后的城市里。主干道上的店铺大门紧闭，还锁上精钢栅门加固。高楼之上，层层楼面上的招牌宣扬着名牌进口货——精工表、西铁城、劳力士、玛丽官、爱华——在那个门窗深掩的午后，这些品牌，就像是从德黑兰的过去冒出来的一样。

人行道上的地砖残破不堪。店铺招牌不是破损了，就是掉了几个立体字母。尘埃污垢如此之多，散落堆积在装有灯饰的招牌上，非常接近烟熏火烤的效果，相形之下，革命期间付之一炬的高楼大厦，反而没那么引人注目了。建筑工程似乎都停顿了，碎石与瓦砾，各自成堆已久，看来已经融入街景了。

墙壁上张贴的还是鼓吹革命的海报，而人行道上的报摊，展示的也是有关革命的杂志。有本杂志封面上是伊朗国王和泳装美女的组合照片：伊朗国王的头像贴在一具穿着比基尼的女人胴体上——可是，比基尼的部分被黑色大笔一挥盖掉了，避免违反庄重高雅的原则。另外一则漫画中，伊朗国王身着西装外套，领带松开歪在一边，手上握着一把汤姆冲锋枪，他坐在马桶上，光着屁股，西裤堆垮在两脚上。他身旁的行李箱上标示着目的地：以色列与巴哈马。一个半开的帆布旅行袋中，半露出一瓶威士忌与一本《时代周刊》。

几个年轻人穿着紧身开领衬衫，闲晃在地砖残破的人行道上。他们轮廓分明，个个面容俊俏，清晰显现出特有的种族特征，他们个头都不高大，却宽肩细腰，十分健美。他们都是祖上务农的工人，那天午后，他们周遭散发出一股虚荣与危险的气息：他们一定是为了星期五的礼拜活动而兴奋不已。他们的衣着，尤其是他们的衬衫，有种俗丽的意味，根据我过去在印度的见闻，我总是将这种俗丽跟一些偏离传统、骤然崛起的人物联想在一起：这些人很笃定地以为，不论是自己的穿着，还是任何其他事物，他们都可以随心所欲，我行我素。

午后的车辆与摩托车，发扬着绝对的伊朗驾驶风格，绝尘而去。我凑巧目睹两桩车祸。一家店铺修改了店名。不再是来自肯德基的炸鸡，现在是“我们的炸鸡”，而那位美国南方上校的肖像也被涂抹毁容到不成人形的地步（除了对那些还记得这位上校的观者之外）。革命卫队——荷枪实弹的年轻人，没多久就不再令我心惊胆战，他们不过是主麻日的一景罢了。电影院外人潮涌集。而且，尽管正值斋月，观众还是照样跟还在开门营业、当地称为confiseries的糖果店购买开心果和甜食。

往北走上一大段路，穿过一条遍植悬铃木的大道，这条长距离大道是伊朗国王的父亲铺设的，尽头就是皇家德黑兰希尔顿酒店。不过，这家希尔顿的“皇家”风光不再。“皇家”已经从主干道的路边招牌上取掉了，酒店进口处的“皇家”字眼儿也挨了一刀。可是斩草不除根，酒店里头，不论是餐巾、账单、菜单与各种锅碗瓢盆上，“皇家”还是清晰地跃入眼帘。

酒店交谊厅里，几可罗雀。厅内冷清，侍者三五，客人零散，简直类乎尴尬之无声。伊朗人煮茶用的铜壶成为室内装饰的一部分。（多年以来，这种铜壶有一定的外销市场，充作富于民族风情的装饰品；大约在两年以前，我就曾经在伦敦店铺里看到橱窗展售好几把这样的铜壶，店家将铜壶改装为台灯灯座。）酒店已经不供应酒类饮料了。可是，时髦人士（与非基督徒人士）如果想小啜合乎时尚的不含酒精饮料，还是可以选择“金橘花”“处女玛丽”或是“赶时髦的人”。

墨利丝餐厅是希尔顿酒店里的法国餐厅。餐厅的装潢中规中矩，棕色调的壁纸、深色的镶板，与墙壁上的烛台灯光辉映。一面墙上的玻璃面板上，白色的字母嵌成小小的弧线，上写着：Vins et Ligueurs, Le Patron Monge Ici, Gratinee a Toute Heute。[1]大餐室容纳得下一百人同时进餐，现在却只有寥寥五个食客，而他们用餐也像交谊厅里的客人一样含蓄温吞。我的汤浓腻得像一团咖啡色糨糊，接着上桌的鲟鱼主菜也一样。可是，餐厅侍者照常为你摊开餐巾，趾高气扬地来回上菜撤碟，使得用餐气氛更加令人尴尬不堪。

餐厅里每一张餐桌都布置妥当，静候嘉宾。每一张餐桌上都有一朵新鲜的玫瑰花、前革命时期的免费纪念品——彩色的风景明信片（餐厅是在四年前，一九七五年完工的），以及店家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是光临这类餐厅的食客都不可或缺的十页便条纸小本，抬头上写着：Chez Maurice, Teheran's Most Distinctive Restaurant, Le Restaurant le Plus Select de Téhéran。[2]革命爆发六个月以后，这些便条纸、明信片等小东西依旧堆在桌上。待库存告罄之时，这些小东西用完了就没了。

酒店一旁的游泳池暂时谢绝使用，根据告示所言，是为了使用化学药品清洁泳池。皇家希尔顿酒店原先预定扩建的一堵高大混凝土外墙，显然已经停工，各项建筑材料被弃置一旁，起重机也闲置生锈。侍者说，现在已经没有“旅客”了，工程的承包商也已经出国远走。从希尔顿向外眺望，你可以看到德黑兰北区的山丘，以及其他尚未完成、空洞洞的建筑物，显然是不久之前才匆匆停工的。德黑兰北区这个“国际”城区，恐怕才建构到一半，就被革命硬生生地腰斩了。

当我回到宾馆时，我想到，玻璃前门贴的革命海报上，有个无意间造成的象征意象。海报是双面印制的。面向庭院的那一面，直截了当地赞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袖、游击队的榜样亚西尔·阿拉法特，海报上的阿拉法特戴着墨镜，头上缠着红白格子交织的头巾。

海报翻过来，另外一面上是一幅寓言式的绘画，主题是鲜血与复仇。画中近处是一幅宽敞的风景：一块平坦、缺乏特色的土地被一条黑色的笔直大道切成两半，黑色道路中央还画上断断续续的白色分隔线。一位蒙着面纱的妇女，背对着观者，半瘫半躺地倒在路上，挣扎着使尽全身仅剩的气力，拼命将她的孩子往上高举，仿佛要将孩子举上穹苍一样。画面中的妇女背上鲜血淋漓，黑色的道路上也处处溅血。而就在道路稍远之处，巨大的红色郁金香花丛，汲取了鲜血的养分，突破了画着白色分隔线的黑色道路，突破厚重坚实的道路铺面，冉冉地向上生长。就在郁金香上方，天空中浮现出救世主——霍梅尼，蹙着眉头的尊容。

霍梅尼拯救苦难信徒，也为信徒复仇。可是，那丛经他召唤升起由殉教烈士的鲜血滋养长成的郁金香，却永远地损毁了现代化的道路（还多亏画家那么仔细地描绘）；现在，那条穿越荒野的道路，哪里也到不了了。

此外，这幅革命寓言画当中，人性只剩下复仇一环。画面近处受伤的妇女，身形微小，她身心所承受的巨大苦难，需要伊朗社会历经这番重大变动，才能平反，可是，这位受害者却蒙着面纱，面貌毫不可见。画家只想要观者看到她的痛苦，此外一切，无人在意。

另外一幅选举海报上，又是一伙无脸无面的人——蒙着面纱的女人已经降格为简单的三角形轮廓了，擎着某个特定政党的候选人照片。某份报纸上，先知的堂兄兼女婿阿里的脸孔，经过超现实手法勾勒，化为一张透明面目，映衬着一处自然风景。某张海报上，霍梅尼本人也沦落到无脸无面的样子，画家勾勒出他的头巾、双颊、胡须等外部线条，抹去霍梅尼的面容五官，改换上一只紧握的拳头。

无脸无面似乎逐渐成为伊斯兰主题。实际上，这也是我在街头报摊上买的一份英文报纸《伊朗周刊》（刊物名称的字体完全仿照《新闻周刊》）上抗议的主题。这份周刊赞同革命，却开始抗议，反对革命成功之后接踵而来的种种改变，所有因不合伊斯兰教教义而发出的禁令，举凡全面禁酒、禁播西方电视节目、禁穿流行时装、抵制音乐、禁止男女混浴，一直到禁止女人参与运动比赛、舞蹈等等。这期《伊朗周刊》封面上印着一间扭曲的起居室，铁栏杆替代了墙壁。聚在起居室里准备拍张全家福照片的一家人——父亲、母亲与两名子女——身上穿着西方服饰，不过，他们的脸孔却一概被抹去，改换上一片空白。

面对救世主与复仇者，个人主义只有俯首拜服，尽量压抑。可是，革命完成之后，在这个伊朗国王当年一手建成的大城市里，人民应该可以重新自由自在地享受个人主义。这似乎就是这个封面所要表达的讯息。

清早，宾馆左侧的立交桥上交通繁忙，川流不息。晨光辉映着北边山峦，看来柔和可爱，可惜薄霾一起，山色就迅速褪减。

我拨了通电话给《伊朗周刊》的编辑，他邀我立即过去晤谈。他让我留意一些，他们办公室坐落的街上，有两栋建筑物门牌都是六十一号。假如，我找到了正确的六十一号，一定要记着，如果搭电梯上楼的话，办公室在六楼。如果我自己走楼梯上去，只要走到四楼就好。

宾馆的出租车司机费了好大功夫才在那条街上找到六十一号。而经过我们在伊朗车阵里几度施展伊朗式的回转之后，终于找到的此六十一号却非彼六十一。于是我们继续寻索，早晨时光就这样一点一滴地迅速流失。最后，我们终于找到第二栋六十一号建筑。那个编辑说过，搭电梯就得上六楼，假如我走楼梯的话，就上四楼。可是，大楼大厅的告示牌上写着，这家报纸的办公室设在五楼，四下也看不到电梯的踪影。出租车司机跟我就一层一层地走上去。

办公室出乎我意料的宽敞，一个长得挺有个性的女孩儿，坐在前厅一张桌子后面。枉费我耗上许多时间才找到他们的办公室，也辜负他自己轻率脱口而出的邀请，年轻的总编辑阿柏迪先生，看到我显然感到十分失望。事与愿违，之前他还以为我是代表哪家英国或美国报纸过来跟他洽谈的。他说，他只能跟我谈上十分钟。我不该叫那个司机先走。

可是，后来进到他自己的办公室，他的态度就放松柔和多了，恢复了伊朗化的风格，殷勤地差人奉茶。茶水斟在小小的玻璃杯里送了进来。他说，倘若我要了解伊朗的话，就非往圣城库姆走上一遭不可，还要跟街上的人多聊聊。我说，我不会讲波斯语。他说，一般伊朗民众也不会说英语。就这样，大家看着办吧。

他的语气再度柔化，不过，我从他的讲话方式揣测，接下来，他这一厢就没戏唱了。他说，他可以试着找个研究员，跟我碰个面。

就在此时，他们社内首席研究员走了进来。他答应会尽量给我帮忙。首席研究员接着说，地下工作整整让他们人仰马翻地忙了三年，而且他们到现在还是忙个不停。就一个波斯人来讲，他算是不矮了，而且他相貌庄重，手上还拎着一只相当体面的真皮公文包。可是，他不像他的总编辑那么时尚，年轻的阿柏迪先生异乎寻常的英俊，而且其行事风格当中，还带着些许淘气作怪的慧黠。

我问起《伊朗周刊》的封面。我说，伊朗的家庭，即使是中产阶级家庭，都像杂志封面暗示的一般是“核心家庭”吗？我还以为伊朗家庭应该比较传统，应该比较像大家庭的组合。阿柏迪先生或许是想堵住我的嘴，不让我提起多妻制度。他斩钉截铁地说，伊朗的中产阶级家庭，就跟杂志封面显示的一模一样。

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画着加勒比海与墨西哥湾的大地图。我心中暗忖，这幅地图挂在这里，应该是为了彰显古巴与尼加拉瓜，两个国家分别代表旧的与新的革命中心。其实不然。阿柏迪先生曾经去过法属圭亚那的首府卡宴，替一家当时正针对监狱进行一系列报道的波斯语杂志撰写有关恶魔岛的文章。

他说：“一个人旅行真苦。你应该找个女孩子一路作伴。”

他前往卡宴的时候，也带了一个女孩儿同行：西印度女人真可爱。西印度人？阿柏迪先生带着一个黑女人？他说：“我搞错了。她不是西印度人。她是墨西哥人。”他微微抬起头来，仿佛在追忆什么，深黑双眼瞬间显得空洞无神。

这就是这场革命最浮华的一面。尽管，我已经在德黑兰待了一天；尽管，他们劝我应该要去库姆朝圣，顺便跟当地街上路人聊聊。我却觉得这一面距离霍梅尼与市井居民甚为遥远。果不其然，六个月后，在我就要结束我的伊斯兰之旅，再度回到德黑兰之时，《伊朗周刊》已经销声匿迹了。

第二天，同样还是个法定假日——纪念伊朗第一部成文宪法的行宪纪念日，只不过这部宪法完成于一九〇六年——商店街上人潮熙熙攘攘的。

纳迪尔沙皇帝大道（一七三九年，率军入侵印度德里的波斯国王就是这位纳迪尔沙皇帝，他还偷了沙贾汗皇帝的孔雀宝座，将其拆分，宝座上的珠宝至今还是伊朗国库的重要收藏）人行道上沿街叫卖的小贩、阳光与灰尘，让印度有如就在一臂之遥。菲尔多西[3]街上，钱铺的兑币亭子一间间面向英国大使馆建筑的空白外墙，气氛有点像红灯区，街上行人走来走去，或是出声拉客，或是等着拉客店家招呼。

钱铺的汇率要比银行好。他们自家挂出各国货币名牌，有些亭子还在玻璃窗上展示各国硬币与汇率表的传真。可是，玻璃窗后，小亭子的内装就与一般办公室别无二致：办公桌、办公椅、电话、铁制保险箱、一幅霍梅尼的画像。办事员的态度完全符合亭子里的气氛。他们抬起头来，说“不”，眼神随即瞥向他处。他们不收我签过字的旅行支票。只剩下纳赛先生还有意问津。可是，他不买则已，一开口就要买下我所有的支票。而且，他还极力跟我推销他办公室墙上那条陈旧的丝质地毯，要价五百英镑。

有些兑币商人，以墙壁上那些可以称为缝隙的窗口作为工作据点。有些人根本连据点都用不着，他们穿得比较体面，拎着手提箱，来来回回地走在菲尔多西街上。

这条街的尽头，就在一处报摊附近，我看到一个面容有别于伊朗人，看起来比较像印度人的中年男子。起先，我以为他只是外出散步透气；后来，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也是个兑币商人。我上前跟他搭讪，而他表现得好像我也是做兑币生意的。

他是个印度人，从孟买迁居而来的什叶派穆斯林，已经在伊朗定居了二十年之久。他不是兑币商人，他是买家。他上菲尔多西街来，就是为了买美元。人家跟他开价一美元兑一百一十五里亚尔。这个汇率算是不错的了。不过，他可是个精于此道的生意人，他想，只要他坚持不松口，一步也不退让，只要他继续在这里露面，迟早，他也会引来一两个活动兑币商，把价码再往下压一两个里亚尔。

有个年轻人，看不出究竟是印度人、巴基斯坦人还是伊朗人，朝我们走了过来，焦虑地驻足在我们旁边。年轻人也来自孟买，可能是这人的朋友，或是大老远过来投奔他的亲戚。收购美元这一行，他从小到大耳濡目染，如今也帮得上生意的忙，已经可以独立询价作业了。

然后，他好像觉得有些说明不吐不快一般，这个孟买来的中年人说：“以前的日子里，这些小店的外币是满坑满谷啊。这里的人根本不在乎什么美元英镑的。大家都要里亚尔。”可是，他也不追念过去伊朗国王的统治，“请你一定要原谅我讲话粗鲁。可是，那个伊朗国王是个浑蛋。”

这是句重话，也激得那个年轻人卸除了他的焦虑不安而开口谈话。他将国外货币的话题搁在一边，两人开讲的主题是伊朗国王如何多行不义，他们彼此呼应，相互赞同，你引我的话头，我也接续你一语中鹄的真评，直到这条尘沙堆积、遍植悬铃木的街道上的擦鞋匠与人行道上卖硬币的也纷纷加入，他们的谈兴也同样高涨热烈。

伊朗国王在位时，伊朗举国上下皆为王土，民脂民膏均为王用。他从这个国家压榨了几十亿的家当；他坐视外国公司将自己的国家劫掠一空；他引进大批外国顾问，把这里挤得水泄不通。那些外国人支领高薪，住在大房子里。美国人甚至还有自己的电视频道。伊朗人民觉得自己的国家已经沦陷了。另外，伊朗国王从来就不在意宗教，那可是致臻宝贵的什叶派信仰啊。

孟买佬儿说道：“现在就好太多了。”又说：“咱们现在又重新回到阿里的正道了！叫女人把面纱戴起来，不准她们再看电视。什么酒也不准喝！”

除了他们的热情叫我咋舌之外，更令人惊讶不已的，是阿里的正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难道什叶派历经一轮千禧年，除了阿里，就无法提出其他比较高明的教条吗？那个生于孟买的中年人和他的一伙同伴，除此之外，也说不出什么名堂了，没有东西可以多说了，或许也是因为，他们不敢说——除了这位阿里湔雪前耻、回归正信、推翻邪王魔君之外——革命成功后，真正的奖赏远在西天之外呢。

而这个孟买佬儿，还准备再让我吃上一惊。他不打算跟阿里的正道长相厮守了。他准备离开伊朗，经历二十年，苟延残喘在恶劣的伊朗国王暴政铁蹄之下，现在，他就要回孟买去了。这也是他要上菲尔多西街买美元的原因。他将超量携带空运行李，而我猜想，重量应该都相当大，恐怕都要以美元支付。

他说，此时，就像是换了个人说话似的：“我也不知道，这里接下来还会有什么变故。”

《伊朗周刊》只给我十分钟。进了《德黑兰时报》，他们却差点儿要帮我安排一个职位。《德黑兰时报》系最新发行的英文日报，他们办报的座右铭是“真理优先”。办公室新颖大方，设备齐全，而且忙碌无歇，报社里还有几个美国人和欧洲人从旁协助。

编辑帕维兹先生是个印度裔的伊朗人，年纪四十五岁上下，谈吐温和有礼。我们见面谈话时，不时有人将长条校样送到他桌上，请他处理。我心想，刚才我向他做的说明，解释我来访的缘由，恐怕他一个字也没听进去。果然，我们的对话开始走样了。

他说：“你是个穆斯林吗？”

“我不是。可是，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关系。”

“在这里，伊斯兰教可是个碰不得的敏感话题。”帕维兹先生背后的墙上就悬挂着一张大幅的霍梅尼像，像中人神情严厉逼人。

“我知道。”

帕维兹先生越过堆了满桌的校样，对着我倾身询问：“基本上，你想怎么开价？”

“要什么，帕维兹先生？”

“帮我们写稿，你想该怎么计算稿费呢？”

接着，我们就谈不下去了。其实，据我稍后侧面得知，钱，才是这间办公室里碰不得的敏感话题：报社囊中羞涩，捉襟见肘。接着，我又被推到另外一张办公桌前，推给年龄较长的贾弗里先生，当时，他的打字机上还有一篇社论或是特稿等他撰写，可是，他却停下手边的工作来接待我，跟我谈话。

贾弗里先生，同样也是位印度裔的什叶派教徒。他来自印度北部的勒克瑙。他说，他在一九四八年时，突然经人“相当突兀地”告知，身为一名穆斯林，他在印度空军服役，是注定“毫无前途”的。于是，他就移民到巴基斯坦。可是，身为什叶派教徒，他在巴基斯坦又碰上其他难关，旅居巴基斯坦十年后，他又搬家到伊朗。而今，伊朗的局势又令他忧心忡忡。

他说话言简意赅。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经过三思斟酌才开口的。“所有的穆斯林都有这种倾向，把他们所有的关爱钦慕灌注于特定的某个人身上。六十年代，伊朗国王也是沐浴在万民爱戴之下。现在，他们爱的是霍梅尼。过去，我怎么也想不到，终有一日，霍梅尼竟然会夺了伊朗国王的王位。”霍梅尼在革命成功之后，就应该下台隐居，放手让执政当局自立做主，可是他不肯退位，结果，现在整个国家都把持在“狂热分子”手上。

有人给贾弗里先生端了一盘炒蛋和一碟印度薄饼进来。

我说：“现在不正值斋月吗？”

他照旧以他言简意赅的方式说：“我不封斋。”

以前，不论是革命前后，他都一力支持霍梅尼，因为伊朗国王在位期间的选择变得比较简单：你要不找个宗教去信，要不就拥抱无神论。伊朗国王统治期间，各种各样的腐败流毒都被他带了进来：贪污堕落、娼妓、鸡奸。伊朗国王隔绝民情，不察民瘼，等到他大梦初醒，醒悟到国家局势如泥牛入海的时候，已经太迟了。

贾弗里先生说道：“即使在过去那些日子里，我还是以为，伊斯兰就是解决一切的方案。”

这下我可迷糊了。宗教，履行教义与仪典，就可以弥补政治上的缺憾？我说：“解决什么的方案，贾弗里先生？”

“整个国家的情势。伊斯兰教教义代表了四项精髓。手足同胞之爱、诚实正直、工作意愿，以及劳动付出应得的适当报酬。”

我还是不懂。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直接呼吁这四大诉求？何必迂回取道，绕这么一大圈子呢？为什么讲到这四项诉求就非将偌大的伊斯兰教整个扯进来呢？

贾弗里先生说：“这你就不了解了。”接着，他语调转软，继续说道：“我这一辈子，一心一意就想看到真正的jamé towhidi，这两个词，我个人就翻译为‘信徒的社会’。”

这还是关于阿里的正道：梦想着整个社会完全支配在纯正的信仰之下。可是，贾弗里的信仰又比孟买佬儿的信仰深奥得多。在他看来，阿里的正道不仅止于令女人重披面纱。贾弗里先生的信徒社会，衍生自伊斯兰教创教之初的美好时日，先知亲手颁谕圣典，带领他的子民冲锋陷阵、静默礼拜，那个时候，不论任何措施，不管世俗属性如何，都围绕着正信，只为纯正的信仰服务。

而伊朗所欠缺的，就是这种社会，来解决沉痾。而且，贾弗里先生由于在印度接受了英国式教育，以及在人格上的另外一个面向，他笃定地认为，只要有关单位信守本分，各司其职，这样一个社会是可以长治久安的。换言之，只要先让霍梅尼下台退隐，将各个毛拉赶回清真寺去，让政治人物与公职人员充分治事，国家就会重上轨道。因此，虽然贾弗里先生没有直说明言，如果要实现他世界大同的梦想，教堂与政府就得加以区隔，政教势必分离。贾弗里先生已经被自己的信仰、教育背景，及其政治直觉，逼进自相矛盾、进退维谷的角落里了。

对于那个从孟买搬家过来的人，事情就简单多了。他欢欣鼓舞地迎接阿里的正道，然后，脚底抹油，马上就溜了。贾弗里先生则懊丧惋惜，美梦成真，就在咫尺之间，不料却让霍梅尼给搞砸了。

而我，同样也认识到，所谓信徒的社会可容不下我。在这间报社办公室里，打字机、还没分页的校样、英语、此起彼落的电话铃声、“真理优先”等等，我一贯看重的理性生活，在这里找不到任何共鸣与强调。不论是在感性上，或是间或产生的理性上，我跟这个地方，如果偶尔所见略同，也都只是巧合偶然而已。

报社楼下的公共空间里，突然有人用公事公办的美国腔调，向我喊道：“我可以为您效劳吗？”

说话的原来是这家报社的一个“主任”，倘若说要为jamé towhidi服务的话，你怎么样也不会想到这号人物的。他年纪轻轻，面容英俊，发须经过悉心修剪，唇上还留着一撮小胡子。他用一根指头钩住他的巧克力色外套，外套披挂在他一边肩膀上，将他淡黄褐色的长裤、灰棕色的衬衫与大结扣的宽幅领带衬托得更加出色。

他一定以为，我不过是个印度裔什叶派信徒，略通英文，需要几个里亚尔救急；而他便以专业人士的姿态，陪着我在大厅里走来走去，连珠炮般地发问，对着地板皱眉头，不管我说什么，他都曼声回应着“当然，当然”。直到他终于了解我无意替他们的报纸撰文时，他骤然停步，不再陪着我瞎晃。我跟他道别说再见的时候，他还是满嘴“当然，当然”。

不要忘了这位主任，不要忘了这间忙碌的报社办公室、面对着打字机的贾弗里先生，还有那位温和的编辑，桌上待校样稿不断堆积，还差点就要雇请一个陌生人来帮他写稿。六个月以后，当我再度回到德黑兰，这间办公室已经人去楼空，荒芜废弃了。

我还买了另外一本英文杂志，是发行自圣城库姆的。它就是《和平讯息》，而且正如其名称所示，整本刊物充斥着狂暴的怒火。

《和平讯息》首先痛陈伊朗国王如何倒行逆施；接着数落西方送来的“魔鬼”以及西方科技的种种邪门歪道，甚至可怜的印度总理，垂垂老矣的德赛老先生都难逃波及，老总理禁酒（从穆斯林的观点看来，值得嘉许），可是他喝尿（从穆斯林的观点看来，不可容忍）。不过，我买这本杂志不是为了阅读当期的熊熊怒火，也不是为了详读霍梅尼演说全文，或是一览各个什叶派伊玛目的生平传记。我买《和平讯息》，是为了拜读其中一篇有关伊斯兰都市规划的文章。

天底下真的有这种事情吗？当然有。不但有，而且还迫切需要。伊斯兰教教义包含了全套的生活方式。世俗起居与属灵信念绝对无法分离。因此，合乎伊斯兰教教义的都市规划不可或缺，除了抵御过度享乐与偏重物质的工业社会歪风入侵之外，还要建立“一个以真主为中心的社会”。这样的一个社会里，妇女应当严加看管庇护。问题来了！就是因为有这些问题，才更加凸显严守伊斯兰教教义进行明智的都市规划绝对是必要的。同时，解决办法也是人想出来的。

我们可以先假想一个广场，同时再在广场的四个角落兴建完整的住宅区。每个住宅区都建一座清真寺、一家医疗诊所及一间育儿室：女人就该守在这些地方，忙她们自个儿的事情。男人出门工作去。他们在广场中央地带上班。在工作区域中心，还要再盖一座规模宏大的清真寺，宽敞到足以容纳所有的男性信徒。清真寺里还要有个布施赈济中心，因为，伊斯兰教教义极为强调布施，其重要性不亚于礼拜、封斋，或是远赴麦加朝觐。

大清真寺周围将规划为市集商圈；市集周围再划作办公室工作圈；办公室工作圈边缘上，再兴建医院、产科中心与学校。如此一来，男人出门上班时，可以顺便送孩子上学，如果发生其他状况，还可以立即奔往医院或者产科中心。

居民倘若需要娱乐，女人可以串门聊天，男人可以骑马，或是学着开飞机。“重点在于，我们绝不鼓励任何可能会分散社区整体宗教意识的活动。”

除此之外，文中还列举了一些伊斯兰教的规定。废水回收后，重新凝结的再生水，除了灌溉以外，一概不准盥洗饮用。“伊斯兰教强力倡导清洁的观念，而水正是洁净人体的媒介。穆斯林只能用水来净化水质，从宗教观点看来，净化水不论是从化学还是生物过程产生，都是不可接受的。”

住宅区的房子应该一字排开，不得参差，如此安排，清真寺召唤礼拜的呼声才能直接传入室内，无须借助扩音器材。最后还有一项细节。“举凡便溺设备，例如抽水马桶等，安装时须严加注意，切勿令使用者正面面对麦加圣城，同时也要避免使用者背对圣地。”

德黑兰北城山峦，浮现在晨光中，退却在正午的轻霾之下，日落黄昏之际，只看得见一道淡蓝紫色的山形轮廓。万家灯火。这儿一道，那儿一处的闪着电光的招牌，兀自舞动着霓虹灯光。车流嘶吼。一整天下来，不管周遭事物看来如何手忙脚乱，施工中断的建筑物上的起重机还是一动不动。

科技乃万恶渊薮。《小就是美》一书作者E. F. 舒马赫曾经如是说。《和平讯息》也大量引述他的说辞，用西方人自己讲过的话来严厉抨击西方世界。可是在德黑兰，我们就置身于科技之中，科技围绕着我们，有些科技早就伊斯兰化了，或是用来宣扬伊斯兰教教义，就算这些技术与设备来自外国，也已经无关宏旨了。

旅馆的出租车司机靠着车上收音机喃喃祝诵《古兰经》经文，几度进出拥挤的车流，冲锋陷阵。当我们晚上回到旅馆时，电视上正播出几个毛拉宣教的节目。一些现代化的商品与工具诸如汽车、电视、收音机还是少不了的；拥有这些必需品，也合乎伊斯兰教教义的荣耀。可是，伊朗人一般相信这些物品是中性的，无关于任何特定的信仰或文明，这些东西就像是大型国际市集里的库存品一样。

这些东西只要用钱就买得到了。在伊朗，钱已经成为真主真心祝福的赐礼和德行的奖赏。即使德黑兰上下不事生产，伊朗对外贸易账户里，每天还是会涌进七千万美元，再依照需求提取：提取享有外国法律与机构保护的外国货币，以敷推动伊斯兰革命之需。

可是，还是有人心中感到一阵阵刺痛。当他们坐在空荡冷清的餐厅里，再也吃不到往日菜单上提供的餐点时，心中难免一阵痛楚。他们做生意需要顾客，可是又忍不住痛恨光临的客人。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害得他们在我住的宾馆里也心痛难掩。革命之后，宾馆老板就绝尘而去，出国远走高飞了。接着，宾馆就被革命委员会接管了，攸关生计，楼下大厅里的每个工作人员都得展现出自豪倨傲的神情。（楼上就没这回事了。有一天早上，整理房间的女仆比手画脚地跟我说，我无权使用旅馆的洗衣机，她会帮我洗衣服的。她说到做到。下午，我再回到旅馆时，只见我湿漉漉的衣衫长裤，沿着旅馆走廊，一一摊挂展示在无人进住的房间门把手上。）

某一天傍晚之际，一位年轻的英国记者尼古拉斯到我的旅馆来看我，他一进旅馆大门，就勃然大怒，为了旅馆出租车车资跟坐镇大厅柜台的男人吵得不可开交。两人在空荡冷清的大厅里对阵互骂，争执极为快速地恶化。

身材高瘦，还留着一把小胡子的尼古拉斯，早就因为连日工作过度而暴躁难耐：作为一名驻外通讯人员，每天漫长的工作时数，披沙沥金地大量过滤他所谓的“非信息”，才能发够一定的稿量传回报社。同时，他也开始为他每天必须处理与报道的事件感到荒谬与愤怒。

坐柜台的那人高头大马的，挺着偌大肚皮，土黄肤色，一头黑色鬈发。他穿着一套西装，骄横轻慢。他的倨傲，与尼古拉斯的愤怒，两相冲突之下，柜台先生昏了头。旅馆生意门庭若市时的语言与态度又故态复萌了。

他说：“你要是不喜欢我们旅馆的话，你走啊，你就不要住啊。”

尼古拉斯怒不可抑，随即还嘴道：“我运气好，不必住在你们这种旅馆里。”

我接受旅馆开出的出租车车资，好让双方冷静。

尼古拉斯将身子倾靠着柜台，双眼却投向他处。柜台先生着手开出派车单。他穿着体面，但其实是个农村出身的乡下人。他刚刚才花了一大笔钱送他的老母亲赴麦加朝圣。现在，他可是整天为钱发愁，自己前景堪忧之外，几个孩子的教育也让他心烦不已。过去景气好的时候，他还供得起儿子去美国念大学，可是，现在他就得另辟蹊径了。

尼古拉斯差一点就要大动恻隐之心了。他也记得过去那段荣景，宾馆人来人往，他跟许多人一同挤在某家大饭店的舞厅里，睡在行军床上，五美元将就一个晚上。

他说：“整整七个月来，这个国家上上下下，谁也没有做上任何一点工作。这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你怠工半年地过日子？”

革命尚未结束。选举结果显示，虽然有关操纵选举的指控不绝如缕，伊朗人民还是遵照霍梅尼的嘱咐，投票给一群毛拉和阿亚图拉，让他们加入负责制宪的专家委员会。一个男人因为与一个有夫之妇有染，奸情长达两个月而遭处决。专司纠察职业团体中违反教义事项的革命委员会，郑重警告女性理发师（主要为亚美尼亚人），“不要再浪费青春了”，即刻禁止为男客修剪头发。一些惊魂甫定的地毯清洁商，打出“伊斯兰式地毯清洁”的广告——地毯会在水里连续冲洗三次。

价值五十亿美元的F14喷气式战斗机订单一笔勾销，他们的导弹系统过于“复杂难用而不经济”。除了勒令停建两座尚欠十亿美元应付款的德制核能发电厂之外，其他多项规划于前革命时期的方案也都取消了。通往伊朗南部港口阿巴斯港的一条六车道高速公路的工程合约，也从美国财团手里，改由伊朗承包商接手：“工程第一阶段将率先兴建两车道。”破坏行动的传闻层出不穷：以色列人始终刻意阻碍雅利安民族海运航线的“正常运作”。西北边境上的库尔德族人为叛乱团体，西南方的阿拉伯民族则蠢蠢欲动。

政要演说全日无休。劳工与社会福利部部长发表一则演说，照片还刊上报纸，他说，清真寺不只是一个集合信徒礼拜的地方，同时也是“推动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基地，在思想上，抑或行动上，处处表现出伊朗人民的团结意志”。“团结”一词，也是《德黑兰时报》上一大篇主麻日特稿的主题：“伊斯兰教何以深具革命潜力？”

团结，一致，礼拜时反复躬身跪拜，唯一的正信，全民之必信，全民的信仰汇流归结为单一的信仰，进一步称神成圣，个体的人格与无助的缺憾，全都消失在正信光环之下：只要团结、顺服、隐忍，就可以直达天堂。

一名宾馆柜台职员问我：“你喜欢这个希尔顿吗？”他不像其他职员穿得那样讲究笔挺，正业之外，他还做些银币的小买卖，这会儿，他正准备跟我推销两枚银币。

“希尔顿里面空空荡荡的。”

“现在所有的酒店都没人光顾了。不过，过两个月就好了。现在政府里面没人管事。再过两个月，我们就会有新政府。至少现在我们都是这么说的。”

他是个虔诚的信徒，旅馆里面其他工作人员也都跟他一样。电视上的宣教节目，他一定准时收看，节目时间再长也不碍事。

他们在伊朗，开口闭口就是一致的信仰与行动。这种单一意志推翻了伊朗国王与其武装部队的统治。大家只要团结一致，毫无二心，一切困难都将迎刃而解。可是，他们只是在愚弄自己而已。经过几个世纪的专制独裁，他们真心笃信国家是别人的问题，国家可以搁在一旁，任其自生自灭，国家自己迟早会回到正轨的。但是，即使凭着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国家还是每况愈下。不论旅馆也好，城市也好，整个国家也罢，率皆急剧衰竭。而他们依旧袖手旁观，等待周遭形势自行好转，转变为跟过去一样耀眼的荣景。

我当下就决定要去圣城库姆走一遭。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遇见了贝赫扎德。他领着我通过车流，并且说：“你一定要让我牵着你的手走路。”这些话我听了很受用，也解决了我的疑虑。我对波斯文一窍不通，又处于种种矛盾冲突之中，我确实需要有个伊朗人伸出手来，领着我。

然后，贝赫扎德就替我翻译革命海报上的标题大字：“第十二顺位伊玛目，我们正在等候着您。”而我更觉置身云里雾中了。

[1]法语，意为“葡萄酒和利口酒已准备好，老板在这里吃饭”。

[2]两句话分别为英语和法语，意为“墨利丝餐厅，德黑兰之精选顶级餐厅”。

[3]菲尔多西（940－1020），波斯著名诗人。

三　圣城

贝赫扎德与我搭车前往库姆。我们几经折腾回到宾馆的时候，已经过了中午，尽管终日闲散，宾馆的出租车司机还是对这趟长途沙漠旅行兴趣缺缺。只有一位司机有意跑这么一趟——他就是那个有天晚上让我在车上听了一大串《古兰经》广播的司机——可是，车资要七十美元。贝赫扎德说，这真是漫天开价；他认识一个司机，不必花这么多钱，就可以载我们到圣城。

我们挨上一大段时间，专门等候贝赫扎德的司机，等他把车开到宾馆，我们才发现，他的价码已经比我们原先在电话里讲定的又涨了几成。他身形矮小，不是易与之辈，他还特别声明自己不是穆斯林。其实，那不是他的原意。他只是要说，他既非什叶派信徒，也不是波斯人。他是个“部落成员”，是卢里人，老家在伊朗西部的卢里斯坦。

库姆城内有一座知名的圣殿，供奉着什叶派第八伊玛目妹妹的墓龛。近千年来，库姆一直是信徒朝圣的圣地，同时也是好几所经学院的所在地。霍梅尼曾经在库姆授课宣教。伊朗国王被迫退位，他得以重回伊朗之时，曾在库姆建立他的指挥总部。他在库姆时，周遭往来伴随的都是些阿亚图拉，这些伊斯兰教大阿訇本身的地位就已经相当尊贵了，而其中一位随侍高层的人物，阿亚图拉哈勒哈利——或许，此行我还有望与之一晤相谈。

霍梅尼负责接收政权、发表演讲与赐福信徒，哈勒哈利则负责绞吊叛徒。他是霍梅尼的绞刑法官。许多速审速判的伊斯兰法庭都是由哈勒哈利召开主审的，最终判决都以处决结案，处决后还公开张贴生死前后对照的官方档案照片：一张行刑前尚未送命的；一张受刑人断气后，裸身平躺在停尸间滑动式停尸板上的。

近日来，哈勒哈利连续接受外界专访，着重介绍他身为一名法官的日常活动。德黑兰绘声绘色地传说，由于他最近饱受高层冷落疏远，才会接受这些访问，企图重振名声。他跟《德黑兰时报》的记者表示，他光在德黑兰一市，“说不定”就判处了四百个人犯死刑。“他说，某些晚上，监狱还得将三十几具，或是更多的尸体，装上卡车运送出去。他还宣称，许许多多胡齐斯坦省叛徒的死刑执行书，都是经他签署发出的。”胡齐斯坦省是伊朗西南部的阿拉伯省份，也是伊朗原油的产地。

他还向另外一份报纸说，当年有人企图谋反——主要是在韩国大使馆策划的阴谋——打算营救伊朗国王的总理胡韦达[1]，以及一群前朝遗老与重要人士，越狱逃离德黑兰看守所。而当他，哈勒哈利，一听说有人图谋不轨，就当机立断——要让美国中情局和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措手不及，重重挨上一记——提前审理他们的案子。“我花了一个晚上的功夫，看完他们的案子，就叫他们跟行刑队报到。”他还对《德黑兰时报》详细说明胡韦达是怎么死的。第一颗子弹打中胡韦达的脖子，没打死他。接着，行刑者，也是一名教徒，就命令胡韦达双手扶正脑袋。第二颗子弹正中脑门，终于打死他了。

我跟一位新闻通讯员谈到哈勒哈利的种种之时，我问他：“他会答应见我吗？”

“他巴不得跟你见面呢。”

而贝赫扎德也认为安排面见哈勒哈利不是难事。贝赫扎德说，我们一到库姆，他就可以打电话联络哈勒哈利的秘书。

电话、秘书，这些现代化设施似乎跟哈勒哈利不搭调。可是，哈勒哈利素来以走在时代前端自诩。根据《德黑兰时报》披露的，他说：“宗教领袖努力在伊朗落实穆圣先知的正道法统。过去在先知的时代，战斗只靠挥刀舞剑，现在，刀剑已经为幻影战斗机取而代之了。”幻影战斗机不是美国战斗机，也不是异国科学的产品，而是像刀剑一般的国际性武器，全球大市集库存中的一环，只要下单订购，就可以合乎伊斯兰教教义，协助宣扬伊斯兰教威严。

贝赫扎德内心也有类似的困惑，虽然他的宗教信念淡薄，信奉的其实是共产主义，而且从小就被已加入共产党的父亲隔离在宗教之外。贝赫扎德的父亲在伊朗国王时期曾经下狱监禁过一段时间，而贝赫扎德继承了父亲的梦想，向往着“真正的”革命。诸如此类的革命尚未降临伊朗。可是，贝赫扎德咀嚼着所有不断学习的唯物辩证法，逼着自己剥除霍梅尼革命的宗教狂热，勉力辨识着这场动乱之中还有哪些事件或特质，符合他心中真正的革命。我们开车南行，穿过德黑兰，第一眼看来像个市集，再看就像一处屯居在遭到污染的沙漠上的村落——当地就是曾经发生无产者起义的城市，也是他一心急着要指给我看的革命地标。

低矮的砖造建筑，掩上尘沙的色泽；围墙似乎尚未完砌；室内虽明亮，感觉反而跟墙上的灰泥一样不持久。居民一波又一波地从乡间地带涌向德黑兰南区的平坦低地；一个个传统的四角黏土砖房聚在一起，低矮的屋檐相互衔接，乍看像个村落一样。

我们经过一个大工厂的仓库。每个窗口下方的墙壁上，都晾着一种灰褐色的毛皮。贝赫扎德跟我说，这是一家布料工厂，也曾经是革命的中心。当时政府军冲了进去，许多工人都惨遭屠杀。

车驶过炼油厂，炼油厂的烟囱不断吞吐着火焰。过了这里，我们就来到真正的沙漠了。此时，极目所至，几无立木，视野无限宽广：沙堆、丘陵、小型山脉绵亘在前方。道路先爬坡上行，再俯冲到开阔的谷地。山丘和沙丘起伏极为柔缓，而且从远处看去，或是掌握住某些特定视角，偶尔可以在棕色坡面上看到星星点点的色泽极为优美的绿色色块，许是高低杂草混生集合的草丛，彼此间隔得相当疏阔辽远。

我们站在山丘上向左看，一边就是地图上详加标示的盐湖。远看盐湖小而洁白，仿佛整个湖面即将蒸发结晶，堆成盐丘。白色的湖面还围了一圈浅淡的绿色。贝赫扎德说，有时候，整个湖都映着湛蓝的光泽。过去，伊朗国王的秘密警察经常用直升机载着许多尸体，倾倒在湖里。这湖实际上要比看起来的大多了。我们开车通过时，湖区四周荒无人烟，我们距离圈围着白色湖面的淡绿湖水还远得很。经过淡绿湖水之后，土地就更加残破不堪了。山丘不再浑圆，尖峰峥嵘地刺向天空。

这里的确是沙漠，可是，道路上却交通繁忙。路边偶见小店卖些冷饮瓜果消暑。贝赫扎德认为，我们在到达库姆之前，应该先吃喝一番。库姆圣城可绝对不会松懈斋月封斋的教规，日落之前，城里找不到地方解渴救饥。

我们在一个公交车及卡车休息站稍作停留，休息站里有一家洋溢着地中海色彩、简陋的大餐馆，路边站台上，还有一个卖西瓜的小摊子。西瓜摊子上撑着一把棉布做的遮阳篷，篷下几乎没有半点阴影，卖西瓜的人坐在摊子上，枕着手臂呼呼午睡。

我们将他摇醒，跟他买了个西瓜，他借了我们一把刀和几把叉子。贝赫扎德将瓜从中对剖，再切碎瓜瓤，我们三个人——包括那个不请自用的司机，就围着西瓜吃起来，就像三个人共用一个盘子一样。我看得出来，贝赫扎德十分喜欢这样一个服务与分享的时刻。我们也可以说，这其实也是个属于穆斯林的时刻，这正是穆斯林应当身体力行的分享德行——那个司机也理所当然地，大大咧咧地跟我们蹲在一起举叉大嚼。司机是个工人，贝赫扎德把西瓜分给人民的一员，他在一片荒漠之间，举行他自己的仪式。

站台上种了两棵小树。一棵树皮早被剥了个精光，只剩枯干；另外一棵也奄奄一息。两棵小树中间躺着一位裹着黑衣、面有病容、蜷屈在阳光之下遭到高热无情蒸烤的老女人，这是距离德黑兰一个小时车程之外，一片无法解释的人形残骸。瓜摊上的报纸碎屑随风卷起，荡过漫漫尘沙，飞上树干，就这样牢牢纠缠在树枝上。跨过大路，路边一辆卡车踟蹰不前，引擎不断喷吐废气，同时间，汽车飞驰而逝，不舍分秒。

我们蹲在沙地上吃瓜。那个司机不时吐出西瓜子，用力啐在马路上。我也像那个司机一样，猛啐瓜子；贝赫扎德也不遑多让，只是动作比较谨慎。接着，出其不意地，那个脑袋古板的小个头卢里人，什么也没说，猛地将叉子扔进瓜瓤，站起身来，跃下站台。他吃完了，他已经吃够了西瓜。他走过餐馆前方肮脏的沙地广场，进到餐馆里面，找地方清洗，贝赫扎德的分享时刻就此结束。

之前，我想象中的库姆，应该是个建立在山丘上的圣城，城中应当处处可见严峻高耸的岩壁石墙，投射出重重阴影，虔诚的信徒在岩石中穿凿出窄小的巷弄，再就着两侧挖出一个个栖身小室或是石穴，人便居中冥想。事实上，库姆四平八稳地摊在沙漠中央，与其他沙漠城市没有太大区别，除了简陋的小屋之外，就剩下加油站了。越接近圣城，道路就越加整齐清洁，临时搭就的棚屋少了，人家的住宅多了。环状交叉路口处，还有一处花园，春花怒放——波斯花园总有一种突兀、封闭、绿洲一样的特质。远方一座金碧辉煌的圆形屋顶，闪熠在幢幢尖塔之间。那是圣城库姆远近闻名的圣殿的圆顶下的清真寺。

贝赫扎德说：“那座屋顶是纯金打造的。”

纯金圆顶金碧辉煌了一百年。可是，我们即将进入的城市，致富纯因开采原油。整个城市像个重新组合过的大市集，除了纯金的屋顶与塔楼之外，这座城市毫无其他特征。

贝赫扎德说：“我该怎么介绍你呢？就说你是某个大报的通讯员好吗？哈勒哈利最喜欢驻伊朗通讯人员。”

“可是，那样子我就没法儿跟他谈些我想谈的东西了。其实，我只是想跟他聊聊。我想了解，他是怎样成为现在的他的。”

“那我就说你是个作家好了。我该说你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可就棘手了。说我是从英国来的，最符合实际情况，可也有误导之嫌。说我是特立尼达人的话，只会令他迷惑，而且同样会误导。南美洲可以考虑，只是，说我来自南美洲，随之引发的联想也是不正确的。

“你能不能就说我是从美洲过来的？这样子讲，波斯人听得懂吗？”

贝赫扎德说：“我就说你是从美国过来的，但是你不是美国人。”

我们就直奔圆顶清真寺，将车停在圣殿外面的停车场上。下午才刚过了一半，镇上比沙漠还热，纯金圆顶看起来更是滚烫。那个卢里司机，虽然之前与我们共食西瓜，这会儿却开始喃喃抱怨起吃食无着了。管他斋月不斋月的，他想开车离开库姆，出城去找点东西吃。他也想知道，我们到了库姆以后，究竟怎么打算。

大路对面，圣殿入口处附近一个西瓜摊子旁边，有一座德国设计的透明电话亭。贝赫扎德过马路去拨电话给哈勒哈利的秘书。

圣殿四周的高墙上，喷着波斯文的标语。其中也有两条英文标语，大意是“我们要共和”、“霍梅尼是我们的领袖”。这两条标语一定是为了方便西方电视台记者拍摄而设计的。第二条标语显然直译自Khomeini e Imam——霍梅尼即伊玛目，可是如此翻译并未完整阐述原意，读者只能意会到伊朗人民效忠的对象——多亏前一条标语帮忙——从伊朗国王转变为霍梅尼，却漏掉了这位领袖在宗教上的神圣权威，以及这样一位领袖给予人们步入天堂的通道。一千一百年来，伊朗人民不断地耐心等候第十二顺位伊玛目重回故土，“伊玛目”一词在伊朗承载了重大意义。而在圣城库姆，第八伊玛目的妹妹埋骨之处，伊玛目的意义尤其崇高。库姆宣扬的共和国，立国宗旨就在于搭建极乐登天的通道，以及摒斥所有非神圣的统治。

贝赫扎德打开电话亭的玻璃门，握着电话听筒，挥手示意，要我过去。

我走过去之后，他说：“秘书说哈勒哈利正在做礼拜。等他开斋之后，他可以在今天晚上九点的时候接见你。”现在不过三点三十分。先前，我们跟司机说过，我们在库姆不过待上三四个小时。

贝赫扎德说：“你要我跟秘书怎么说呢？”

“跟他说，我们会准时到的。”

接着，我们就过去将这个坏消息告诉那个不耐烦的卢里司机，或许其实对他来讲，这是个好消息：他是论钟点计费的。他嘟囔了些贝赫扎德没翻译的话，随即扬长而去，开车出城去找东西吃，留下我跟贝赫扎德在一旁伤脑筋。不知道在这样一个烈日焦烤、让人昏昏欲睡的城市里，我们该如何消磨接下来无所事事的五个半小时。其中五个小时里，还找不到地方消饥解渴。

圣殿对面的店铺里陈售着便宜的纪念品：浮印着霍梅尼大脸的碟子、便宜的陶土瓦罐。还有些甜食：扁扁的棕色圆形蛋糕，软软的，看起来甜得腻人，蛋糕边缘已经逐渐松开了。贝赫扎德说，斋月期间，店家还是卖东西给旅客吃，可是利不及费，实在不必耗上这番蠢力气。周遭旅人根本就寥寥可数。一名老妪不良于行，无疑是朝圣客，自己缓缓地推着轮椅经过店门口。我们还吓着了一个躲在亭子里、小口小口偷吃棕色蛋糕的圆胖男孩儿，那蛋糕不过是他的部分存粮而已。经他判断，我们应该不会对他不利，他又对着我们憨憨一笑（虽然说，几天以前，才有两个人因为馋嘴破戒，挨了一顿鞭子）。

纪念品店里也卖一种小型的黏土板，板子上印着阿拉伯文字。黏土采自麦加与麦地那这两个阿拉伯城市（这可是当地人的独门好生意），小板子专供虔诚信徒礼拜之用，信徒匍匐躬身行礼之时，可以将前额贴抵在这块黏土板上，接触到神圣的土壤。而我猜想，圣殿高处，蓝白相间的亮面瓷砖上，一定书写着一段《古兰经》引文。可是，贝赫扎德没办法翻译出来。这段引文是用阿拉伯文字写的，他可读不了阿拉伯语。

阿拉伯语！按理讲，在伊朗看到阿拉伯语，不该出乎我意料，可是我还是饱受震撼。因为在我心底某个角落，我是通过古典时期的历史来了解伊朗的，我也对波斯文化的源远流长肃然起敬——征服埃及、对峙希腊、顽抗罗马等等；而在我内心另外一个角落，我是借着印度来认识伊朗的，印度人，至少西北地区的人士，还是将波斯视为人类史上最辉煌的文明成就，就跟过去欧洲人推崇法国一样。波斯的语言、诗篇、地毯与食物，处处令印度人惊叹不止。克什米尔人说，波斯菜是最上乘的佳肴；他们还说，切纳尔，也就是从波斯移植过来的悬铃木，或是梧桐树（一度十分抢眼地描绘在波斯与印度莫卧儿帝国时期的绘画中），其树荫还有特殊疗效呢。可是，来到库姆，一定要扔掉这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在这里，他们看到阿拉伯，如同看到路边的泉水一样。

贝赫扎德建议我们应该进去参观圣殿。要是有人问起来，我就说自己也是个穆斯林就好了。我说，我恐怕装不出来。我一进清真寺，一定会手足无措，举止行动都出差错的。进入清真寺的时候，应该先踏出右脚吗？是不是只有进卫生间洗手的时候，才能先迈左脚，还是顺序正好相反？逊尼派信徒沐浴净身时，是不是规定要从肩膀往下冲洗到手指？而什叶派信徒是不是需要逆向操作，水流从手指倾泻到手肘？行礼之时，又该采取什么样的姿势呢？关卡实在太多了，一不留神，就会露出马脚。即使我紧跟着贝赫扎德，完全仿照他行礼如仪，看起来还是不能让人信服。

贝赫扎德说：“你可别指望跟我学。进了清真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是从不进去的。”

可是，我们还是可以在庭院里走一走，游园还不必脱鞋呢。庭院内十分宽阔，光亮亮的，一边是一座钟楼，嵌着一面朴实无华的现代时钟，钟面上一个数字也没有。另外一边，就是圣殿的入口。圣殿大门高耸，整个建筑往内凹，四处闪耀着银光，像个银色的洞穴，抑或就像个中间挖开的银色拱形圆顶。其实，大门上闪熠着发出银光的，不过是玻璃而已，成千上万的小片玻璃，从各个不同角落捕捉并反射阳光。而我们总算在这里看到前来朝圣的信徒了，面皮被阳光烤成焦褐色的农民，带着一家老小不远千里而来。他们沿着庭院围墙，各自找个露天小室，径自就搭起营帐，每个小室都是过去某个知名人物，或是皇家成员埋骨之处，同时，这些人展现着不同的民族类型，正如古老的波斯跨大陆迁徙中，不断兼容并蓄各个部落与人种。

我听贝赫扎德说，某一群黄皮肤的蒙古人其实是土库曼人。我几乎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我只在一本出版于一八二四年的英国小说《哈吉巴巴》里，读到过土库曼劫匪，而我手上这本小说还是在旅馆里买的盗版，翻印自牛津的“世界经典文学丛书”。此外，还有一次，我在伦敦的一间展室里，看到一幅绘制于十七世纪的印度素描，主题就是一个双肩受缚的土库曼囚犯，犯人两只手铐在颈背上一块木板里面。所以说，中亚一带的土库曼人，其实曾经是一个令人丧胆的民族。他们又是如何融入波斯历史之中的呢？这我就不得而知了。而且，这个民族往昔四处征战劫掠的历史，好像已经远去，跟这些扎营在圣殿旁垂头丧气的朝圣者，似乎一点也不相关。他们身型矮小，衣着褴褛，肤色焦褐，有如某种文明边缘上的零碎杂屑，而此等文明本身，已经长期退缩到世界边缘。

清真寺附近有一栋两层楼的黄褐色砖造建筑，霍梅尼曾经在此执教演讲。楼房外观平平，毫不起眼，而今人去楼空，建筑也空置了下来。贝赫扎德与我漫步在市集里。此时，正是大部分看顾摊子的小商家的午休时间。面包摊上，一圈圈打了洞的甜面包摞得老高，老板平躺在靠墙的一层货架台面上呼鼾不已，拿他的存货当枕头。贝赫扎德买了一份报纸。天气热到流金铄石；库姆城内无景可观；城内居民的生气还隐而未现。我们开始四处寻找阴凉，找地方坐下歇脚，耗时间。

我们来到一家小旅馆。旅馆里面十分狭窄，却是刚刚整修装潢完毕的。柜台后面坐着两个人，装作没看到我们的样子，我们就在前厅找个地方坐下。除了我们以外，厅里没有其他人了。几分钟过后，有个坐柜台的过来要我们离开。斋月期间，旅馆暂停营业。他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进门的时候，他跟他同事未曾起身相迎，他说话的语气如此和蔼可亲，让你想发脾气也难。

我们只有走出旅馆，再度走进阳光与灰尘之中，再次经过纪念品店门口、棕色的蛋糕与阿拉伯黏土板。最后终于获准落座在标语“霍梅尼是我们的领袖”对面空空荡荡的餐厅里面。餐厅地方不小，设计与装潢却敷衍草率，柱子上拼贴着大理石板。

这里没有东西可以入口，瓶装的可口可乐饮料，看来像是足以穿肠破肚的化学毒水，餐厅里被烹调羊肉的刺鼻气味熏得暖烘烘的。可是，光是能避开烈日就能让人情绪舒缓了。松懈后的疲惫随即如潮水般袭来，我亟欲休息，贝赫扎德则在一旁看自己的波斯文报纸，这样也挺方便一分一秒地打发时间。

餐厅远处，靠近上菜柜台的一个角落里，几个人围坐一桌，我猜想他们应该是一家人：一名父亲带着两个儿子，还有一个小女儿，裹着一袭长长的黑色衣衫与面纱。我心想，这么小的女孩儿，竟然就已经戴上面纱了。可是她活跃得很，喋喋不休，一张嘴从没闭上过，偏偏一旁的家人还十分捧场，好像不管她讲什么，他们都觉得很有趣的样子。时不时地，那个男人还会朝着我微笑，仿佛邀我一同加入欣赏的行列。小女孩儿忽而在一处平台上尖声嘶喊些什么，忽而纵身跃上几级阶梯，冲到上层长廊，再驻足尖叫些什么，引出楼下观众另一波笑浪。她又步下楼梯，让其他家人看看她从楼上拎了什么好料过来。然后，她转过身来，对着我跟贝赫扎德走来，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才看到她的脸。

她可不是什么小女孩儿。她个子很矮小，约莫四英尺高，非常老，说不定已经疯了。她朝我们示意，她从楼上带了下来的好东西：一盘白米，上面还铺着一片菱形的棕黑色羊肉片。她究竟是因为人家给了她这盘米跟肉而欢喜，还是在跟我们抱怨？贝赫扎德什么也没说。她说话的时候，他只是静静听着，可是，他什么话也没对她说。然后，她就走了出去。

我跟贝赫扎德说：“我还以为他们是一家人呢。我以为这是他们家开的餐厅。”

贝赫扎德说：“哦，不。他们不是这家餐厅的老板。他们只是工作人员而已。”

我们走出餐厅，再一次拨电话给哈勒哈利的秘书，问他可不可以将见面的时间提前。现在时间是五点半，四周凉爽了一些。街上人多了。我们的司机回来了，他什么吃的也没找到。

贝赫扎德拨了电话。然后，他走出电话亭，跟两个留着胡子、穿着毛拉长袍的年轻人攀谈起来。我本来没看到他们两人走近，两眼只是专注在贝赫扎德身上。

目前为止，我只在电视节目上见过毛拉，黑白画面，大部分只拍摄到他们的胡须与头巾。现实生活中的毛拉长袍之楚楚有致，让我暗暗吃惊。长袍加身，这两人就从街头人潮中脱颖而出了：黑色的头巾，白色无领外衣，里面穿着淡绿或淡蓝色的及地长服，同样无翻领，胸口上缝了两颗扣子，外面再套上黑色棉质的无袖斗篷——类似牛津、剑桥或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学院的学者或研究员穿的斗篷。毫无疑问，此地就是那些大学里各类教士装束打扮的发源地，那些大学在中世纪时期都是神学研究的重镇，正如库姆仍旧是伊斯兰研究中心一样。

我看着贝赫扎德领那两名毛拉过来时，深感如此装束或许自始至终都甩不开他人的注目，它象征着优异的资质，同时也投射出一目了然的尊严感与重要性。这两个毛拉其实都不高，实际年龄也比他们的胡子所暗示的要小得多。

贝赫扎德说：“你说你想跟学生见面谈谈的。”

之前，我们确实在车里商量过，可是不知道该怎么着手。

贝赫扎德又补充一句：“哈勒哈利的秘书说，我们可以提前到八点钟过去。”

我确信，其实我们随时都可以过去，之所以要我们一再等待，只为了让哈勒哈利有尊严，让他做足面子而已。

那两个年轻人来自巴基斯坦。他们想知道我究竟是什么人，而当贝赫扎德跟他们说，我来自美国，却不是美国人时，他们看起来十分满意。当贝赫扎德更进一步告诉他们，我一心一意想多了解伊斯兰教教义之时，他们的态度当即转变得十分友善。他们说，他们宿舍里有些英文书籍，我应该会觉得合用。我们应该先上他们宿舍去，然后，再到他们的学院，见见来自许多不同国家的学生。

贝赫扎德安排我们一行人通通坐进车里。他让我坐在卢里司机旁边，司机看着毛拉的头巾、长服与虬髯胡须，难掩敬畏之情。贝赫扎德跟那两个巴基斯坦人坐在后座。他们引导司机，将车开到一条让人格外愉悦的住宅街上。可是，他们遍寻不着先前说要给我的书，于是我们就再度转进，不是去他们的学院，而改道一访学院对面的行政大楼。

在行政大楼里，我们遭到权威人士严格的盘查：一个穿着装束与那两个年轻学生一样，只是头上不裹头巾、改戴毛帽子的中年人。他可不像学生那么容易打发，贝赫扎德可没法儿简单说明几句就敷衍过去。其实，他可是满腹狐疑的。

“他是从美国来的？”

贝赫扎德与那两个学生，现在都紧抓着贝赫扎德捏造的故事不放，异口同声地说：“可是，他不是美国人。”

戴着毛帽子的男子说：“他不用跟学生谈。跟我谈就好了，我可以跟他讲英文。”

他也是从巴基斯坦来的。清癯消瘦，憔悴的脸庞，直追巴基斯坦的“国父”真纳先生的尊容。而且双颊凹陷，嘴唇因为连日封斋而焦敝苍白。

他说：“我们在这里也出版了一些书和杂志。所有你想知道的信息，都在这些书和杂志里面。”

他跟一个学生用波斯语或是乌尔都语交代了几句，学生转身离开，回来的时候，手上多了本杂志。那本杂志就是《和平讯息》的第一卷第一册。

哦，原来，那些挞伐西方民主国家之妖魔邪道的文章，还有吹捧颂扬什叶派各个伊玛目的圣徒传记，就是在这里粗制滥造、大量生产出来的。原来，他们就是在这里阅读舒马赫与汤因比，再引述他们关于科技与生态学的话，来数落西方世界。

我对那个戴毛帽子的男子说：“可是我看过你的杂志。”

他大为震撼，看起来毫不相信。

“我已经拜读过第一卷第二册了。里面有篇文章提到合乎伊斯兰教教义的都市规划。”

他看起来还是不得要领。

“那本杂志是我在德黑兰买的。”

悻悻然地，他打个手势叫我们进去。我们一一脱鞋之后，鱼贯进入他的办公室。宽阔的大理石台阶，宽阔的回廊，厅室宽敞，地板上铺着地毯。

戴着毛帽子的男子，看样子，应该是某某主任吧，我在心里暗暗忖度着，坐在全新的钢制办公桌后面。两个学生中，一个学生坐在他左边。另外一个学生与我跟贝赫扎德三个人，坐在靠墙的一排椅子上，远远地面对着主任的办公桌。接着，就在这样正式的气氛下，我们开始对谈。

坐在主任左边的学生先开口，他说，伊斯兰教是唯一能够让人活得有人性的信仰。他说话的语气温柔而笃定；如果要了解他究竟在讲什么，一定要先试着从他的角度去理解，这个世界在先知获得天启之前，是个何等混沌无章的乱世。

主任在挖鼻孔，对这个学生讲的话，似乎颇表赞同。他的办公桌上摆着几枚橡皮图章、一个新的地球仪、一个订书机、一台设计新颖的电话机。书架上并肩站着几个箱型的档案夹、一本《牛津英语辞典》，还有一本《波斯－英语辞典》。

他们跟我说，库姆一城就聚集了一万四千名学生。（可惜，我们偏偏挑了白天最不恰当的时间进城，街上几无人烟。）修业最短期限为六年。

“六年啊！”

主任微笑着响应我的惊叹。“六年算什么。有些人花上十五年、二十年、三十年都钻研不完呢。”

这么长的日子里，他们都在学些什么呢？这里可不是个研究与学习新知的地方。他们都是些研究信仰的人。这个题目究竟有什么奥妙，需要皓首穷经，潜心学习这么多年？嗯，先要学习阿拉伯语；再学应用在各个层面的阿拉伯语语法；还有逻辑与修辞；还有法理学，伊斯兰教的法理就自成一个学习科目，而法理学原理又是另一个科目；还有伊斯兰哲学；还有伊斯兰科学——相关先知与其周遭同伴的传记、系谱发展、相互关系与传统等等。

原先，我还以为经学院的教育应该不拘形式，着重在身教上：老师是个圣人，学生像是门徒或追随者。我没想到经学院教育竟然是这么有组织的学习方式，也没预料会看到如此古老经典的学习方法。我开始理解，或许这么多年的学习是有必要的。在这个地方，信仰还是牢牢地束缚着俗世。而且，就跟中世纪一样，人生而有涯，经学研究可漫漫无边。

库姆这些伟大的导师当中有一位学者，至今还在讲学，一日领导信徒礼拜五次，针对一本讨论什叶派伊玛目的知名作品，创作了多达二十五卷评论文集，一些早期撰写的评论，日后也成为评论的材料。二十五卷当中，已经出版了七卷。剩下的十八卷，正交由一整个师的学者通力合作，以敷出版之需。无疑，学者一定是彼此对照勘校他们听讲的笔记：还在依赖中世纪传抄书信的古典方法。霍梅尼关于法理学与伊斯兰哲学的讲座素来声名远扬，他同样也就各个不同主题，创作了十八卷巨著。

然而，如此规律的生活，礼拜与讲学，评述与再加阐述，却在伊朗国王统治后期，差点毁于一旦。霍梅尼遭到流放驱逐；安全部队进占库姆；甚至连远道从巴基斯坦而来的学生都受到秘密警察的逮捕。

坐在主任左边的学生说话声音骤然降低，他说道：“要不是这场革命，伊斯兰教在伊朗早就被抹干拭尽了。”

两个学生都生于旁遮普乡间城镇的神职家庭，从小就认定自己日后注定要担任毛拉。今年只是他们到库姆求学的第八年。他们现在修习的科目是为期两年的阿拉伯语，还有逻辑与修辞（修辞只是一种铺陈论证的古典方式）；不过，他们不搞文学。他们的研究不涉及历史，可是，如果学生私底下找书看看，也没有人会禁止。他们来到库姆，最主要是为了学习伊斯兰哲学。其他大学对于这个主题的研究，都不会像库姆这么深入贯通。他们到过库姆，这个霍梅尼一度讲学，同时也是马拉什与沙里亚特马达里（两人都是知名伟大的阿亚图拉）教育学子的地方，日后，再回到巴基斯坦的故乡，他们就会在什叶派信徒中备受尊崇。

通过贝赫扎德的翻译，坐在贝赫扎德左边的学生说：“我认为这个地方就相当于伯克利和耶鲁。”

我对贝赫扎德说：“他拿这几个地方类比，听起来实在不伦不类。”

贝赫扎德说：“伯克利跟耶鲁不是他说的。是我说的，这么讲比较方便你理解。”

那三个巴基斯坦人，两个学生加一位主任，交头接耳一番后，坐在主任左边的学生拿起电话听筒，开始拨号。

贝赫扎德说：“他们想要你跟他们的老师见个面。阿亚图拉施拉吉。他现在正要打电话给他，跟他约个时间。”

我心里还童心未泯的一角，再度吃了一惊，我们无意间步入这样一个中世纪的学究世界，要跟阿亚图拉定时间，跟这种伟人约会，竟然也是用电话通知。同时，自己也因为即将面见施拉吉而紧张不安。就像是突然天降良机，可以跟彼得·阿伯拉[2]，或者索尔兹伯里的约翰[3]，或是跟其他几个名气没那么大的中世纪学者辩论一样（假如说，这种事情还有发生的可能的话）。我对施拉吉的学养一无所知，见了面还真不知道该跟他说些什么。

拨电话通报的学生放下手中的现代化听筒。先前他脸上羞怯与虔诚的表情一扫而空，现在，他可是喜上眉梢。他说：“今晚七点的时候，阿亚图拉施拉吉可以见你。我一向他说明你的来历之后，他马上就决定要见你了。”

主任一直紧绷的面容终得展开，仿佛施拉吉心无芥蒂地准备要接见我，终于让他松了一口气，不再担心。这下子，招待我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坐坐，跟这两个天真无邪的学生聊聊，就不会给他惹来什么乱子了。方才谈话之间，他不断地抠鼻子，抠挖之勤快，让我不由得遐想，斋月封斋不但害得他双唇焦敝惨白，连带的也影响了他的鼻孔，搅得他如此心神不宁。现在，他心上大石终于落地，他提议要带我们在整栋建筑上下走走，游览一下。于是，我们全员起立，正式面谈告一段落。

我们离开他办公室的时候，我还试着询问，此地学生的学杂费与生活开支情况如何。可是，我却问不出直接明了的回复。事后，还是贝赫扎德直截了当地跟我讲了实情，一边嘱咐我切莫再多问下去，一边说，不管学生修业时间有多长，库姆当地的宗教基金会都会支付学生的就学与生活开销。

宽阔的走廊对面一间办公室里，有个书法家正在奋笔疾书，誊写《古兰经》。他四十开外，穿着长裤与衬衫，坐在一张桌面倾斜的写字桌前。他运笔稳定，毫不松懈，手势虽然不仓促，却也不显优雅。他很欢迎我们驻足旁观，看着他将宽幅笔尖往黑色墨水里蘸一下，孜孜不倦地写下去。他的脸上刻着过去遭受过压制胁迫的痕迹，可是，他现在心平气和，窝在现代化的安全的小房间里面，安分地抄抄写写。

主任拿出几张照片让我们看，那是两年前在库姆举办的穆斯林大学校长会议。再一次，虽然，我不该再感到意外与惊讶，却还是略感惊奇：这些照片再度证明这样一个次世界的存在，或者说，一个平行于西方社会的世界，一个隐藏在伊斯兰面具之下的中世纪学者的世界，它依然完整无缺地存在于二十世纪后期。主任还说，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校长参观过库姆的经学院之后，印象颇深，感动之余公开宣布，库姆的学生素质如此优异，如果要转学爱资哈尔，可以直接平转，无须任何降级补修措施。

我们沿阶而下。楼梯墙边堆着一摞摞该中心近期发行的出版物，不只是《和平讯息》，还有两种平装本新书，都是用波斯文写成的。其中一本主旨在于记述先知的女儿法蒂玛的生平，她嫁给了先知的堂弟阿里，即什叶派信徒的英雄。这本书的书名叫《伊斯兰的女性》。另外一本新书，或者说小册子还比较恰当，深褐色的封面，主任说，这本书的作者是个在英国待过一年的伊朗人写的，书中记载他在英国一年的生活，一年间他显然深受刺激，这本书书名就叫“西方有病”。

施拉吉的寓所位于库姆城另一端的一条泥土巷道里面，巷子两边墙壁上空荡荡的。地面从两边逐渐下陷，中央形成一条沟槽，可是，沟中没有积水，只有堆积得厚厚的一层灰尘。

我们敲敲墙间一堵紧掩深锁的门。巷道里的孩童嘲笑那两个巴基斯坦学生，恐吓他们说，要是他们一进去，施拉吉一定会大动肝火，给他们好看的。这好像已经成为一种传统的戏谑方式，经过特准的嘲弄，无碍信仰，一点也不会对伊斯兰教不敬：穿着学生袍的学生，就像欧洲中世纪时期的“教堂执事”一样，是公开现成的笑柄。话虽如此，此刻对那两个巴基斯坦学生还是挺难堪的，他们一边发出嘘声，赶开那几个无聊小童，同时还要力持尊严，不能对贝赫扎德与我失礼，再就要屏气凝神，面对接下来更庄重的会面。

门开了。我们走进一处玄关，脱鞋，步上铺着地毯通往一条回廊的阶梯，回廊围绕一个四周筑坛的庭院，庭院地面上铺着砖，还种了几株榕树，院子整个笼罩在白色的凉棚之下，滤过阳光，柔化色彩，就这样，骤然间，围墙外的灰尘与热气、仲夏季节的沙漠酷暑，进了这道门，顿时转换得温润宜人。

我想驻足片刻，好好端详那几棵榕树。可是转瞬之间，惊骇取代了好奇：铺了地毯的回廊上，就在前方几英尺处，有一个赤脚的男子，肩上挂着一挺以色列制的手提式轻机枪，此人即施拉吉的保镖。他待在回廊上巡逻。我们转进右侧一间同样铺着地毯的房间，房里空无一物，我们安安静静地坐在一架电扇旁边等候名师。巴基斯坦学生面露微笑，既期待，又欢欣鼓舞的。

“他要来了，”贝赫扎德低声对我说道，“起立。”

我们一致起立。仪式有助于营造出场的气氛，而施拉吉出场的架势令人印象深刻，一派皇家气息。他个头高大，面上圆润，颏下的胡须，与唇上短髭，修剪之精致，让人猜不出他的年龄。他穿着淡黄褐色的长服，上面缝着两颗扣子，他的黑色斗篷是用最最精薄的棉布剪裁制成的。

那两个学生似乎非常倾慕这位大师，忙不迭地赶上前去向他躬身敬礼——扬起一股黑色袍服和头巾的波动。而他，让他们亲吻他的手，似乎在赐予他们礼拜结束后的祝祷。接着，我们重新坐定。他什么也没说，脸上只是微微笑着。学生也不贸然开口。

我说：“非常感谢您见我。您这两位高徒说，您的学问涵养都十分高深广博。”

贝赫扎德将我的话翻译给施拉吉，施拉吉开口缓缓地回应。他讲话很慢，如音乐般悦耳，语调之抑扬顿挫，听在我耳中十分新奇。他说了很长的一段话，贝赫扎德却翻译得很简略。

“多谢他们把我讲得这么好。也多谢你讲得这么客气。”

施拉吉又说了些话。

贝赫扎德翻译道：“教育一定要尽早开始。孩子再小，也不嫌过早。我希望孩子能在襁褓期间，就被送到学校受教育。每个人的脑袋里都有一台录音机。希特勒就有这种观念。”接着，贝赫扎德自己又补充了一句：“他想知道，你是信什么教的。”

“我该怎么讲呢？”

“你一定得跟我讲你究竟信什么教。”

我说：“我还在寻觅当中。”

施拉吉神情平和，一双大眼带着笑意，上下打量着我，再度开口，说起话来又慢又长。他咬字清晰，发音优雅，语音的旋律感十足。他那张双唇饱满的嘴巴张得老开，露出洁白的牙齿。

贝赫扎德说：“他想知道，在开始寻觅之前，你是信什么教的。你出生的时候，家里一定有着某种信仰。”

这一下，让我担心紧张的就是那两位巴基斯坦学生了。之前，我们跟他们说，我是从美国来的，却不是美国人。这么讲不尽然违逆实情，主要是为了简单交代。假如现在让他们知道，其实我祖上来自印度，我心想，恐怕会给大家带来麻烦；再说，印度次大陆上，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彼此对立，历史宿仇之深，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化解的。如果据实相告，他们一定会觉得遭我愚弄，而他们对我一直这么开放，如此礼遇，还安排我跟他们伟大的导师见面，即使到现在，两个人还是牢牢地注视着施拉吉——眼神中洋溢着幸福，而非顺服，更不是畏惧。

我向贝赫扎德说：“你可不可以就跟他说，我从来就没有任何信仰？跟他说，我是在离印度很远的地方长大的，在美洲长大的，从小就没人灌输我任何宗教。”

“你可不能跟他这么讲。就说你是基督徒好了。”

“就这么跟他说吧。”

贝赫扎德一跟他回话，当下我就后悔自己为什么要让他替我撒谎。我这番含糊其词，压根儿唬不过施拉吉。他能感觉出，其中有差池。我暗下决定，接下来在我的伊斯兰之旅中，再也不要因为紧张，或是为了跟对方简单交代，而弄巧成拙把事情搞得益加复杂，来搬砖砸脚，导致对方也对我虚与委蛇。如果撇开紧张情势不谈，事后回想，当初如果据实相告，结果说不定更有意思——更有助于我了解伊斯兰教教义——看看施拉吉将如何响应一个毫无信仰的人，或是如何教化像我这样一个出自“偶像崇拜——神秘主义——灵魂学说”成长背景的人。

施拉吉又以他特殊的、富于旋律的方式开口说话，贝赫扎德稍后跟我说，那就是毛拉讲话的方式，他的口音跟腔调都比较偏阿拉伯，而不像是波斯人。他把“伊斯兰”说得像“伊斯─郎”；而“安拉”在他嘴里则变成一个三音节词，必须张嘴发出语音浑圆的“哦─罗─阿”。

他问道：“你是哪一种基督徒呢？”

我想了想：“新教徒。”

“那么，你就跟真理比较接近了。”

“怎么说呢？”

“天主教徒不太变通，不通人情。”

他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他只是将什叶派与其他穆斯林的分歧，牵强附会在基督教的派系分立之上。什叶派信徒，不顾其他穆斯林的异议，自行创建一条继任先知的顺位排序，这一派信徒认为自己是四面楚歌、遭到其他教派围剿的少数弱势群体。

接下来的对话，正如我先前所担忧的一般难以接续。我问道，他的研究项目当中，包不包括历史——伊斯兰文明的历史。他误会了，以为我问了个有关经学的问题，他说，他当然深谙伊斯兰的历史：先知首度将天启讯息传达给村子里的乡亲时，那些人不信他这一套，他只得搬到另外一个村落去。而且，屡试不爽的是——不管我如何诱导，要请他谈谈伊斯兰国家在科学发展上的需要，或是，企图请他讲讲，他对革命之后的伊朗有何观感——我们总会滑进他的经学讲演之中，听他侃侃高谈，混淆问题的重点。只要拥抱正信，科学自然就会昌盛：先知也说过，人民应当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只要正信抬头，自由（这里专指成为伊斯兰教教徒与什叶派信徒的自由，以及臣服于神圣统治的自由）就会水到渠成；同时，万物都会跟着自由接踵而来（这一项自由理念就区别于他第一个自由理念）。

接着，双方沉默了好一阵子。

我说：“你看起来气定神闲的。”

他说：“多谢你美言。”他并没有回敬我的奉承。

我想抽身走人了。

我对贝赫扎德说：“请你跟他说，我觉得自己占用他太多时间了。”

施拉吉回答道，脸上一贯的笑容不变，“我一直到今天封斋结束之前都有空。”

当时不过晚上七点半。我说：“请你问他，他什么时候才会开斋。”

贝赫扎德说：“我不能问他这种事。你忘了，我也是穆斯林啊，我应该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开斋的。”

有人正好推门进来，是个土库曼神职人员，头上裹着白色的头巾，经过斋月隐居而面色苍白，却不像先前我们看到的扎营在圣殿庭院里的那一家土库曼人，身形瘦弱，皮肤被太阳烤得焦干。这个土库曼人身边还跟着一个同样苍白的小女孩儿。施拉吉亲切热络地迎接他们。我们趁机再度起身，就此告别。两个学生再次躬身行礼，亲吻施拉吉的手背。施拉吉微笑着，我们这批访者晋见完毕之后，那小女孩儿赶紧冲过来，亲吻他的手。

罩在庭院与榕树上的凉棚已经收了起来。此时天光金澄，身影轮廓不再像刚来的时候那般分明清晰了。我们的鞋子整齐地排列在阶梯最下方等候着我们。玄关外的一个小房间里面，打着赤脚，肩上扛着手提式轻机枪的保镖，正弯下腰跟另外一个小孩做游戏。

走到围墙外的尘土巷子里，尘土仿佛与黄昏天光融为一色，那两个巴基斯坦学生兴高采烈地转身看着我，其中一人问：“你觉得他怎么样？”

他们觉得这次会面非常顺利。他们还邀请贝赫扎德与我跟他们共进晚餐，一同开斋，尝尝学生平时吃的清淡餐点。可是，这样的邀请只是口惠（从学生描述的餐点如何清淡可知），只是一种示好的态度而已，只是他们跟我们分手的方式。他们目送我们钻进出租车，就回头继续被我们打断的斋月下午的例行作息了。

巷子与街道尽头，举目所见，尽是些熙熙攘攘、裹着黑袍的人影：好似一幅古老的牛津街景版画。可是，这里的衣饰装束可不是借来的；它们归属于这里，仍旧有其意义；伊斯兰称霸的中世纪时期仍然在这里继续存活，当年令黑暗时期的欧洲人目眩神迷的伊斯兰高等教育组织，也仍旧在这里欣欣向荣。

然而，此地街头比起古老的牛津，还要多一层意义。这个沙漠城镇——空白的围墙环绕着四周筑着花坛的庭院，树木成行栽种在笔直的人行道上，还有植被茂密、在车水马龙之中自成一景的封闭式花园——正巧就是我在世界另一端中南美洲所见到的城镇模式，从墨西哥东南部的尤卡坦，一直到阿根廷的潘帕斯草原，这样的城镇屡见不鲜。这种建城模式一定是通过西班牙人向外传播的：阿拉伯人征服波斯后，才不过八十年，就在公元七百一十年到七百二十年之间拿下了西班牙，将之并入中世纪伟大的伊斯兰世界版图之中，加入当时称霸全球的伟大文化。而西班牙人在远征美洲之前，就已经开始排斥伊斯兰世界了，并且在极力的摒斥之中产生了无穷的活力与其反伊斯兰的宗教狂热。可是，在伊朗，五百年以来当年的世界仍然残留在这里，而这里的人对于自家旧日辉煌历史只有模糊粗略的印象，对于自己国家曾经对人类历史有何贡献一无所知（正如《和平讯息》杂志中，那篇探讨伊斯兰都市规划的文章所显示的一样），他们同样不知道伊朗竟然间接地影响了远处某一块大陆的命运。

我们分手的时候，巴基斯坦学生还告诉我们的卢里司机前往霍梅尼的绞刑法官阿亚图拉哈勒哈利官邸的方向。就在我们驱车前行之时，贝赫扎德说：“你知道为什么我不能告诉施拉吉，你在成长过程中，没有任何宗教背景吗？当时，他就是想套你的话，看你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员。要是我跟他说，你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话，他就会以为你是共产党员。这样对你就会非常不利了。”

哈勒哈利的宅邸坐落在一条死巷子的尽头，门前道路显然刚刚建成不久，人行道边还是青嫩幼树。时间接近日落，沙漠黄昏的天空五光十色。宅邸前有人持枪巡逻，我们把车停在两栋房子之外。贝赫扎德先过去跟一个人通报，再挥手叫我过去。宅邸设计十分新颖，水泥建材，占地不大，房子并没有紧挨着人行道，屋前还有一小块经过铺面整理的空地。

我们在走廊或是将之称为画廊上，先让一个个子不高却虎背熊腰的年轻男子搜身。男子身穿蓝色的紧身运动衫，双手沿着我们的裤管搜寻而下，粗暴地拍击我们的双腿。接着，我们进入一个铺有地毯的小房间。房里坐着六到八个人，其中还有一对非洲夫妇，两人盘腿静坐在地毯上，上身挺得直直的。那个先生穿着暗灰色西装外套，不容易猜出他是哪里人，可是，从他太太的穿着上，我判断他们应当是索马里人，来自非洲东北一隅的人。

我原先没料到会有这样一群人，这样一所小型法庭。本来，我还巴望着能跟哈勒哈利进行一段比较私密的对话。在我的想象中，这样一个显然已经大权旁落的人，是个可能还备感冷落的人。

绞刑法官，代表恐怖革命的形象，不分男女老幼，一律以伊斯兰教法典发落。这个留着胡子的小个头男子，身高大约五英尺，此刻，正从里面一间内室走出来，身前走着一个毕恭毕敬的请愿者。法官本人肥胖而快活，眼镜后面两只眼睛愉悦地骨碌乱转。他走动的步伐僵硬而缺乏弹性。皮肤光洁，头上戴着一顶无檐便帽，没裹头巾，身上也没套着毛拉长袍或斗篷，而且，他看起来有点不修边幅，上身一件下摆很长的棕色条纹外衣，皱得一塌糊涂，外衣底下搭着几件棉质上衣，下摆垂在他白色的宽松长裤上。

如此邋遢的穿衣习惯——假使他跟施拉吉一般高头大马，或许，他也会仿效高阶神职人员的架势——说不定这是哈勒哈利刻意营造，或是故意引为话题的个人风格。他一出现，整间屋子的人就面露微笑。那个非洲人双眼闪着光，敬畏有加地凝视着他，哈勒哈利对他也特别温柔，特意跟他问好，表示欢迎。比对他对非洲人的温柔相待，他对贝赫扎德与我可就凶了。态度如此分明，显然是刻意为之，分明就在做戏，正如一个小丑展现他的另一面。如此矫情并不让我困扰；他的行径反而可以让我确定，我光是坐在这个房间里，代表一个远道而来的陌生人，就已经让他的身价涨高了。

他说：“我忙得很，哪来的时间接受访问？你们来之前，怎么不先打个电话？”

贝赫扎德说：“我们打了两通电话。”

哈勒哈利没搭腔。他带着另外一个请愿者进了内室。

贝赫扎德说：“他就要做出决定了。”

可是我知道他早就拿定主意了，他抗拒不了有人远道而来采访他的诱惑。当他再度从小房间里走出——在引领下一个请愿者进去之前——他又开口了，语气同样的粗鲁，“先写出你的问题来。”

这又是他为了抬高姿态，摆架子的招数，但是，这下可难倒我了。我一直想请他谈谈他的生平，我想进入他的内心世界，从他的角度来探查他眼中的这个世界究竟是什么样貌。我心里期望的是一段对话，在他开口说话之前，我也不知道自己想问他些什么问题。然而他的要求，我还是得照办：一屋子的伊朗人跟那对非洲夫妻都等着看我遵照他的指示行事。我该怎么做才能让这个绞刑法官在打官腔之外，稍稍显露一些人性呢？我又该如何让这个一半是小丑的中世纪学究阐明自己的狂热呢？

一时之间，我也想不出什么石破天惊的问题，干脆开门见山吧。于是，我掏出一直带在身上的宾馆便笺纸，撕下一张，在上面写道：“你是在哪里出生的？什么因素让你决定要投入宗教研究？你的父亲生前担任什么工作？你在哪里就学？你第一次宣教是在哪里？你是如何成为一位阿亚图拉的？你最快乐的一天是哪一天？”

好半天过后，他终于再度从内室走出，看了贝赫扎德手上的问题清单，这些问题似乎让他还挺开心的，他盘着腿一屁股坐在我们前面。我们三人几乎就要名副其实地“促膝而谈”了。刚开始，他要言不烦地回答问题。他出生于阿塞拜疆省，父亲是一个对信仰非常虔诚的人，生前务农。

我问道：“你曾经帮令尊分摊农事吗？”

“我小时候就要帮忙看羊。”接着，他就开始卖弄了。他故作姿态地提高音量，说道：“如今，我也知道该怎样宰掉羊的头。”房间里所有的伊朗人，包括几位他的保镖，都哄堂大笑，各个前仰后合的。“我什么事都要做呀，还要把东西拿出去卖呢。我什么都知道。”

可是那放羊的孩子又是怎么变成一位毛拉的呢？

“我学了三十五年啊。”

就这样一语带过，他无意多加着墨，不打算再说些自己奋斗与崛起的往事。他不过就是这么走了过来的。过去的经历，可不是什么他愿意回首的当年勇。尽管他浮夸虚矫（“我非常聪明，非常有智慧”），关于过去，他可不感兴趣。他比较乐于吹嘘他现在掌握的权力，或是跟高层如何的亲密。此时，他将纸上的问题撇在一旁，就这样自说自话起来了。

他说：“你知道吗，我当年就是阿亚图拉霍梅尼的学生。后来，我又成为霍梅尼儿子的老师。”他握起拳头在我肩膀上捶了一记，接着又装出顽皮的语气，逗在座诸位伊朗人开心，“所以啊，我可没法说，我跟阿亚图拉霍梅尼‘非常’亲近。”

他嘴巴大张，开咧着双唇，忽然他爆出狂笑，好像笑得喘不过气来一样，让我清晰地看见他的牙床、舌头、咽喉。他好不容易止住爆笑，恢复平静之后，又摇着右手，快速地来回挥舞着，说：“整个国家就要由毛拉来治理了。我们的伊斯兰共和国现在有着一万年的好光景。马克思主义者可以继续遵循列宁路线，而我们只要跟着霍梅尼的指示走。”

他停嘴无言片刻，重新盘腿坐正，双眼紧盯着我，神态逐渐庄重起来，接着，他打破自己营造的沉默，又说道：“你知道吧，胡韦达是我杀的。”

原来，他绷起脸来不苟言笑也是为了取悦整个屋子里的人。而那些蹲在地毯上的人通通笑得东倒西歪，不可开交。

那是最贴近他的旧闻了，他担任革命法官时期的作为。他曾经多次在接受访问时，详细叙述他如何判决伊朗国王的总理死刑的故事。现在，他还想再跟我们重温这段辉煌往事。

我说：“你亲手杀了他吗？”

贝赫扎德说：“不，他只是下令行刑而已。真正动手杀了胡韦达的是另外一位知名的阿亚图拉的儿子。”

哈勒哈利说：“可是，枪毙他的那把枪在我这里。”仿佛那是仅次于亲手枪毙胡韦达的第二等好事。

屋里的人又都笑倒在地毯上，满地打滚。连那个目光闪闪，眼神从未离开哈勒哈利的非洲人都忍俊不禁，开始微笑。

贝赫扎德说：“一个革命卫队的人把枪给了他。”

我说：“你现在手边还有这把枪吗？”

哈勒哈利说：“枪就收在隔壁房间里。”

原来，自始至终，在一屋子人的哄堂笑声当中，他一直拿我当寻开心的对象，做他的傻子。

已经到开斋的时候，不能再浪费时光了，所有的访客一一离开，只留下那对非洲夫妇。几个年轻人把饭菜端到阳台地毯上，摆置餐具吃食。哈勒哈利打发我们离开之后，仿佛忘了我们的存在。甚至在我们穿上皮鞋，步向大门之前，他就跟那对非洲夫妻并肩坐下用餐了。晚餐颇为丰盛，这个小丑吃东西倒是一点也不马虎。

我们的卢里司机终于可以开饭了，贝赫扎德也会跟他重演分享饮食的神圣时刻。我们开车回到库姆城中区圣殿附近一带，他们就在我们下午早些时候进去歇脚的餐馆里用餐，餐室里弥漫着烤羊肉的气味。

他们点了米饭，就着羊肉和扁平的波斯面包吃起来。餐馆只供应这几样餐点。我撇开他们两人，独自离开餐馆，在附近的小摊上买了些坚果和晒干的水果，沿着河岸漫步，穿过在岸边扎营的朝圣人家，坐在河岸堤防上，在暮色中吃着自己的晚餐。堤防对面，路边的水果摊上，灯泡照着西瓜及其他水果。经过白天烈日刺眼而无色的曝晒，这一幕夜景真是新鲜清爽。

当我再回过头，散步走回对岸河边的餐馆时，路过一家灯火通明的鞋店。店里陈列着一张大型的霍梅尼彩色照片。我再次驻足，专心端详他那不可靠的长相：皱纹深陷的前额、眉毛、凌厉的眼神、厚实而富于肉感的嘴唇。凑着店家辉煌的灯光，我低眉细看手里捧着的、即将送入嘴里的坚果与葡萄干。这才猛然发现，里面竟然暗藏着一颗图钉。要不是我在霍梅尼的画像前面稍事停留，我的嘴巴恐怕就要被暗钉扎伤了，我不愿去细想这可能带来的伤痛。我这个不信教的顽劣分子前往霍梅尼的圣城库姆游历的一天，就将结束在这一遭恶劣而有惊无险的意外上。

去德黑兰的高速公路上车辆川流不息。天上一轮孤月，可惜车辆与大巴的灯光抹杀了景致。间或可见沙漠、月光和丘陵的轮廓。贝赫扎德累了，打盹小睡。醒来的时候，他请司机打开车上的收音机，好让他收听新闻。

对贝赫扎德而言，新闻播送了一连串的坏消息。伊朗的左派报纸《阿言迪更》——贝赫扎德每日必读也跟我提起过，日前经德黑兰市的穆斯林检察官下令关闭查封。检方指控这家报纸在“伊朗的革命穆斯林之间，宣扬迷惑性的意识形态与信仰”；企图于“伊朗国内各个不同的穆斯林团体之间，制造异端”（此处所谓“团体”，指的是伊朗的少数民族与什叶派信徒）；捏造发行份数；在伊朗国内某些地区发行刊张不完整的报纸，为了节省新闻用纸，“以便散播图谋分化国家的不实信息”。该报社一切资产悉数转移至“扶贫基金会”，革命卫队已经进驻其编辑办公室。

将施拉吉与哈勒哈利撇在一边，贝赫扎德还是将这场革命当作是他自己的革命，从一场群众运动中，探出另外一种群众运动的可能，甚至开启下一场运动。而今，革命已然逆转，形势对他相当不利。可是，搞革命就要有耐心，而贝赫扎德也从他同样热衷革命的父亲身上，体会到耐心之重要。这份左派报纸遭到查封，造成的损失不可低估——倘若这份报纸是为了我的革命而发声的话，这种打击会粉碎我所有的意志——可是，贝赫扎德只是将他的失望埋藏在内心深处。

他听完新闻以后，不再闭目养神。月落大漠，车子仍在行进，他偶尔心不在焉地出神思索。我们再度经过白色盐湖，他在来时的路上说过伊朗国王的秘密警察曾经用直升机将尸体空投到这片湖里。路左侧的公墓，埋葬了许多革命烈士，假如我们在白天赶回来，应该是要下车参拜一番的。接着，车子的右边闪过德黑兰炼油厂，高耸的烟囱吐出跳跃的火焰——伊朗连睡梦中都在赚钱。

我们回到宾馆时，已经将近子夜。车开到宾馆门口，那个卢里司机才跟我们摊牌，一五一十地计算此行应当额外支付的车资——他一定在心里盘算斟酌了好几个小时。他不但按照里程与时数跟我们计费，深夜迟归的额外时数也要计算在内。结果，总费用甚至高过先前我们拒绝的旅馆出租车司机的开价。不过，这一整天的行程也比他预期得要漫长难耐，他饥肠辘辘，连吃午饭的地方都找不到。来去的路上，我一直盯着他略呈方形的小后脑勺，端详了许久，越看就越让我心生温情。在终于挨到吃饭的一刻，他对于羊肉和米饭的热爱如此真挚，感人之至。此刻他转过头来，展着一张消瘦而面有难色的脸跟我计算额外车资时，又是这么令人心动，浸浴在车厢昏暗的灯光下，他完全体现了贝赫扎德理想中，温和又良善的劳动同志。于是我二话不说，就如数照付了。

[1]胡韦达（1919－1979），1965年至1977年任伊朗总理。

[2]彼得·阿伯拉（1079－1142），法国哲学家，神学家。

[3]索尔兹伯里的约翰（1120－1180），哲学家，教育家，生于英国索尔兹伯里。

四　马什哈德开出的夜车

贝赫扎德来自一个乡间小镇，那是一座有名的波斯古老城镇。他的父亲是位波斯文学教师。至于他的母亲，贝赫扎德倒是从未多说什么——他提到她的时候，不过就说她是他妈妈而已——而我揣测她的出身背景应该更为乏善可陈。他在一所美国学校念了几年书，英语讲得很好，听不出特殊的腔调或口音来，今年二十四岁，是德黑兰一所研究学院的理科学生。他的态度随和而有教养，还带着某种波斯人特有的优雅。他身材高瘦，体格结实，身手灵活。他热衷滑雪、登山、健行，同时，他的泳技也不可小觑。

将他的乡下背景先撇在一边，光是他过去在美国学校求学的经历，现在又是伊朗首都一所科学学院的学生，以及他所热爱的各项运动嗜好等，可以说，虽然贝赫扎德从出生到现在，几乎一直活在伊朗国王统治之下，但世界已经为他敞开了一扇大门，让他眼界大开。他的视野，是他的祖父母那一辈终生无缘一窥的。

可是，那只是我的看法。我的年纪是贝赫扎德的两倍。我出生在乏味的殖民时期。人生的前十八年都蜗居在特立尼达岛上。当年在特立尼达，经过统计，只有八十种工作可供选择，令我深深体会到农业殖民地上，民生之贫困与精神上的种种限制。因此，我只要踏上像是伊朗这样的地方，总是可以只眼独具地体察到社会的转变。对贝赫扎德来说可就不一样。他出生于一九五五年的伊朗，他将国家的财富视为理所当然；他将社会扩张视为理所当然；他只看得到伊朗社会上仍然残存的不公不义。

我将他视为出人头地的一代，甚至可以说是幸运的一代。他却执拗地认定自己贫无置锥，同时，为了佐证，还特别强调他连一件外套也没有，天气一冷，他就只能穿着套头毛衣过冬。贝赫扎德关于贫穷的概念来自他的父亲，这位波斯文学教师，曾经加入共产党，在伊朗国王执政期间还因此入狱服刑过一段时间。而他对于贫穷的观点，截然不同于我在二十五年前住在特立尼达时的体验。

当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当时应该是六十年代中期，有一天，贝赫扎德问父亲：“我们家为什么没有汽车呢？我们家为什么没有冰箱呢？”他的父亲就趁这个机会开展教育，跟他说明贫穷与社会缺乏公正的现状，而且还趁机灌输他革命的概念。“革命”在贝赫扎德家里取代了宗教，成为一个鼓舞人心的理念。贝赫扎德对此深有触动，比信仰宗教的人还多一份虔诚。他坚持自己的信念，就像库姆的毛拉坚持正信一般严苛。他看待与评论其他国家与人民时，只看对方革命性如何。除了情有独钟的波斯文学，他只阅读革命作家或是他一心认定为革命派作家的作品，例如，肖洛霍夫、斯坦贝克、杰克·伦敦等等，而我也无法确知，他究竟能不能分辨这些作家不同的创作年代。

库姆之行过后两天，我们一同走在德黑兰城中时，他告诉我，西方世界根本就没有真正的自由。工人都备受压抑，被剥削劳动以换取微薄的生活所需。全世界真正的自由只出现在苏联，从一九一七年一直到一九五三年间的苏联。

我说：“可是那段时期，人民受苦受难的。很多人坐牢或遇害。”

他闻言即刻翻脸反驳道：“哪一‘类’的人？”

他没有宗教信仰。可是，由于他成长在伊朗国王治下，在他心里，替纯真与苦难百姓伸张正义的观念，同惩罚奸邪是一体两面，绝对不可分割的。他梦想中的斯大林统治，不过是别人梦想中奉行阿里——先知的真正继承者——正道的翻版而已。

我说：“你的朋友里面，现在有没有人改变立场，觉得自己应该回头当穆斯林？”

“是有那么几个。可是，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什么人。”

他带着我参观这座革命城市。就在树木遍植的商店街上，伊朗国王的部队在那栋烧得焦黑的大楼里，定位射击（大楼熏黑了的窗口，在处处烟灰污渍的街道上乍看还不太能注意到），对着示威者开火。在这里，有人就死在一个门口。丧命六个月以后，他的血迹还隐约可见：不过是肮脏的混凝土地面上，几块发黑的斑点罢了。血迹周围有人拿毛笔，蘸着挥发性的墨水，用私人笔记般大小的字体写着波斯文字：“此乃烈士之血。”“烈士”是个不折不扣的宗教性头衔，可是，贝赫扎德还是可以读出这种字眼的政治意味。

原先的伊朗国王大道，现在已经更名为革命大道，围着铁栏杆的德黑兰大学校区对面，有几家出版公司（其间混杂着几间男装店），人行道上还有许多小贩摆的书报摊、磁带摊和版画摊。磁带多为霍梅尼跟其他几个阿亚图拉的演讲录音。尽管霍梅尼下令禁止音乐创作与演出，摊子上还是陈售着热门的波斯与印度歌曲。有些书商卖些波斯文的书籍，阐述这次革命始末、理论与殉教烈士的事迹等等。有些书摊则稳稳地码着成堆的共产主义文学作品、波斯文的平装本，以及远从苏联进口的精装本英文版的列宁与马克思著作。这一场革命看来已经注入另外一场革命了。

摊子上有卖革命纪实的图册。图册集里处处强调死亡、流血与复仇，收录着伊朗国王当政期间遭到屠戮的无辜人民的惨状，还有暴动期间的照片：街头的流血事件、停尸间的尸体、染血书写的标语涂在白色瓷砖上，最后是革命成功之后，待处决人犯的档案照片，以及行刑后确定断气的照片，一页接着一页，尸体连着尸体。其中有一具尸体，正是伊朗国王的前任总理胡韦达。某个夜深时分，哈勒哈利匆匆下令，即刻行刑，胡韦达连挨了行刑队的两颗子弹，一颗射中颈部，一颗正中脑门。照片中，他年迈多皱的脖子上，还可以清晰看出第一颗子弹的黑色弹孔。

这些图片都是这次革命的纪念册，出版公司竞相印刷出版，以争夺市场。然而，伊朗人多愁善感的另一面，也可以在这条人行道上看到，它体现在版画小贩的存货中：梦想中，水草丰美、湖畔垂柳的国度；孩童与美女栩栩如生的画像，脸颊上滴落着大颗大颗、难以言述的泪珠。贝赫扎德挚爱这些泪珠。

德黑兰大学校区里的建筑——当年，伊朗国王的父亲出资兴建的——校舍楼面都被标语涂得面目全非。大学可是德黑兰市人文最为荟萃，知识分子相约聚会的最盛之处，而且，即使是一个像今天一样的日子里，平淡无波，没有任何预定活动，大学里面还是挤满了讨论团体。贝赫扎德说：“这里整天都是这个样子。”他们究竟整天都在讨论些什么？他说：“还不都一样。伊斯兰教、共产主义，还有革命。”校园看起来平静无争，我很难将这些穿着牛仔裤和花哨衬衫的年轻男人，与马路对面陈售的书本和图册里颂扬的嗜血画面联系在一起。

可是，街头还是充斥着暴力气氛。我们刚刚步出校区大门，就目睹了一桩暴力事件。一个穿着白衬衫的矮个头学生，脸上架着眼镜，笨手笨脚，拙劣地将一张张传单贴在校区大门的铁栏杆上面。传单内容主要是抗议政府下令关闭左派报纸《阿言迪更》。人行道一端一处小吃摊子上，有个工人慢条斯理地踱步过来，举笔在传单上画了幅锤子与镰刀的苏联国旗，再在整张纸上画个大大的×，接着，他当着满街围观者的面，甩了那个学生两巴掌，然后，他又不慌不忙地重新贴牢那张面目全非的传单，猛力钉死在栏杆上。

那个学生急忙矮身闪避，护着他的眼镜躲到一边去。围观众人之中，没有人出手相助。甚至连贝赫扎德都只是袖手旁观。他只是连声说道：“你看到了吧？你看到了吧？”仿佛要我替那个学生主持公道一样。

这两种革命似乎汇流合一——霍梅尼的革命，贝赫扎德眼中真正属于人民的革命。可是两者之间迥然有别。上个周末，贝赫扎德跟几个讨论组里的朋友一块儿下乡，进行一些“建设性”的工作。结果，他们碰上一群革命卫队，惹了些麻烦，吃了点苦头：现在，每个村落都有地方专属的革命委员会，由荷枪实弹的年轻人组成，在伊朗许多地方，他们就代表法律。革命卫队、穆斯林，都不准共产党员渗入他们的村落。

这些好战的穆斯林究竟是些什么人？贝赫扎德说：“他们都是些‘流氓无产阶级’。你知道这个专有名词吧？”村落里的革命卫队，就与刚刚赏了那个学生两巴掌的工人一样，都是“流氓无产阶级”。这个教条字眼对贝赫扎德帮助良多，让他重拾自己对人民的信心。

第二天早上，大学校园就是一幅截然不同的景象了。第二天是星期五，恰逢伊斯兰教的主麻日，而这已经是连续第三个在操场上举办大规模团体礼拜的星期五了。

贝赫扎德和我从宾馆出发，走到革命大道的时候，好像半个德黑兰市的居民都跟我们走在同一条街上。这些人不是搭乘卡车与公交车过来的，他们可是一步步走到这里的。大学校区外围熙熙攘攘的，车辆小心翼翼地前进。步行的人中还分出几个小型团体，大家一边走一边嚷，口号呼声混杂在这一阵低沉的喧闹声中，只能隐隐约约地听见。

我们经过人行道上的书报摊和卖版画的摊子，走到街角尽头时，右转，再度沿着大学校区的栅栏走。这条上坡道衔接德黑兰北区，宽阔的边道上，悬铃木沿着狭窄的小水道栽植，亭亭有致，水道里流水湍急。大学校区栅栏外，留着一把胡子的书籍小贩一手一本小册子，高声叫卖着：“反共反帝的好书啊！”

贝赫扎德怜悯地说道：“对他们而言，这两个词是一样的。”

我们从那个男人身边走过，继续沿着栅栏前行，这时候，贝赫扎德一把将我拉了回来。他说：“我们现在一定要遵守伊斯兰教律。路的这一边是给女人走的。”

于是我们穿过马路，顺着流水湍急的小水道，走了一个小时左右的上坡路，然后在专供男性行走的（至少，我们是这么想的）特定人行道上，贝赫扎德跟我站在一株悬铃木狭小而疏松的树荫下，盯着革命大道上涌出的大群民众，女人裹着黑色面纱，一身黑色长服，走在一边街道上，男人走在另一边。一个个热情、狂喜的男人蹲在水道旁边，汲水进行仪式性的盥洗，再匆匆忙忙地提步疾行，赶上队伍。水道旁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宗教狂热比赛，人们竞相展现他们对于宗教的赤诚投入。只要贝赫扎德跟我停顿交谈，耳边马上可以听到急促的脚步跫音、步行者闲谈的语音、偶尔还夹杂着婴孩号啕的声音。操场上扬起一阵蒙蒙尘雾。

不时地，信徒高呼着团结的口号。我还看到一群信徒身着伞兵迷彩服，扛着G3步枪。此时，革命卫队出动了，维持信徒前行的秩序，把男人从女性信徒间撵出来。我在人群中看到一个库尔德族人，或者一个穿着库尔德族民族服饰的男子：松垮无比的印度粗棉上衣，腰上束着一条带子，长裤裤管宽阔，逐渐缩紧而下，箍在脚踝上。另外，在我们这一边人行道上，大出意料之外，我竟然看到一个矮矮胖胖的年轻女人，紧身牛仔裤绷在身上，蹬着高跟鞋，显然另有要务待办。她踩着高跟鞋，尽量快速地奔走，旁若无人，谁也不看。

人群不断聚集，此时，男人和女人分成两股截然不同的人潮，男人继续移动，女人则慢了下来挤成一团，卡住前面专供女性进入的大学校门口。宣教演说开始通过扩音器传播，演讲者语音清晰而热情澎湃，更增加了信徒的狂热。女人那一边的人行道逐渐饱和，她们就着街道上的报纸或者便宜的地毯席地而坐，刚开始只坐在遮阳的悬铃木树下，然后到处都坐满了人。女性信徒侵入我们这边的人行道，或者该说，我们自以为男性专用的人行道。她们完全无视我们的存在，只是自顾自地低头搜寻她们的提篮，径自在我们脚边摊开她们的地毯、碎布或报纸。然后，在她们成为这一股无名无姓、黑纱黑衣、叫人咋舌的信徒人潮中的一员之后，仔细一看，才知道她们都是些农妇，尘满面，鬓如霜，固执凶猛地维护自家臀下的一小块街道或人行道。

一个革命卫士走了过来，粗声粗气地跟贝赫扎德和我交代了几句话。贝赫扎德说：“他说，我们一定要腾出地方来，让这些女人礼拜。”

身着切·格瓦拉装束的革命卫士——深色太阳眼镜、荷枪实弹——顶着全副革命行头，执行维护礼拜秩序的勤务。两者之间格格不入，令人恼火。可是，贝赫扎德只是温和地说道：“让我们跟人民走在一起吧。”

我们就跟街上的行人走在一起，加入川流不息的脚步声中，然后，贝赫扎德说：“我喜欢跟人民走在一起。”接着，他又说：“这可不是什么宗教场合。这是政治场合。”

大群女性信徒挤在大门入口的周围，一片黑压压的黑色面纱与长服，进了门的妇女动弹不得，门外的女人等着进去。大片的黑衣黑纱扬起阵阵灰尘。身着战斗服装的军人背着步枪，站在大学校区北端的十字路口上，维持路口通畅。大学北侧这一边是留给男人的。可是，人潮早就漫过人行道，泛滥到马路上了。校园每一道大门都有卫士驻守。贝赫扎德带领着我，挨到北边某一扇大门（规定给男性信徒进入校园的大门，远多于让女性进入的大门）边上，跟革命卫士交代完毕，回答卫士寻常的问话，是的，我是个穆斯林，好不容易才放行进入校园。

贝赫扎德想多看看这些人。我心里却担心，万一我们正好碰上礼拜开始，那该怎么办。贝赫扎德了解。他说，要是在礼拜开始之时离开，我们看起来可就突兀了，可是万一我们留下来参加礼拜，手足无措的样子一定更难堪。不过，礼拜还要再过一会儿才开始。现在还只是演讲而已，讲者会没完没了地一直扯下去，就像现在这一场暖场演讲一样，讲者是个位阶平平的阿亚图拉，分量太轻，根本没有翻译的必要，可是他的声音还是通过扩音器，没完没了地隆隆作响。

真正的信徒聚集在操场中央，围绕着大学里的清真寺。可是进了校园大门没几步远，人们就凑着一棵小树或灌木丛遮光不全的树荫，坐下来准备礼拜。有些人摊开手帕，或者折好碎布盖在头上；有些人头上戴着报纸折成的遮阳帽，或是硬纸板折成的小帽，活像露天运动场上的观众。

两个工人快步跑了过来，边跑边展现他们的宗教热诚。他们跑着跑着，还故意将我们推挤到一旁，其中一个工人嘴里嚷道：“伊朗国王的父亲当年要是知道，这所大学有一天竟然会变成这样子，他一定连想都不会想盖大学。”

麦克风前的阿亚图拉要求坐在地上的信徒吟诵经文。信徒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应，吟诵声淹没了扬声器扩大的演说声。经文的主题不外乎团结。团结、联合、在凝聚的团体中抛开个人特性：信徒的喜悦，登时转化为令我感觉沉重的钳制。倘若这只是因为我从来未曾跟上百万的民众一同挤在封闭的空间里，那也就罢了。然后，我们穿越人群，找到东边一处出口，全身而返，离开大学校区，沿街走回旅馆，看到周遭还有人踪，还有人在干些其他营生，我心里顿时舒畅开怀。

我们在宾馆的餐厅点了些餐点果腹。厨房里一台收音机在高声咆哮：大学里的礼拜演讲还正在兴头上呢。

餐厅里除了我们，就只有一桌哪里也去不了的意大利人，他们已经在这家宾馆里待了好几天。他们的住宿费用一定是由公司支付的，自己口袋里可能身无分文。他们个个优雅有礼，年纪都在三十上下，而且，还都穿着女气的意大利式裁剪缝制的长裤：紧贴的裤管、高腰，每个男人的臀部都被衬托得浑圆有致。他们几乎足不出户，每一餐都在宾馆里打发。可是他们的神采与对于服装样式的讲究与日渐减，每用过一餐，就每况愈下。这家宾馆一度以美食号召食客，革命之后，就再也找不到像样的大厨了。

然而，经过长途跋涉，不殚烈日曝晒，经过长时间等待之后，聚集在大学操场的信徒，以及身着制服的侍者，究竟听到了些什么金玉良言呢？

“伊朗人要力保伊斯兰之火不灭。”

这已经是老调重弹，信徒过去都听过这些话，但那种熟悉也是仪式的一部分。演讲者还是备受爱戴的阿亚图拉塔勒卡尼，他也是主持礼拜的阿訇。也正是这位塔勒卡尼，将德黑兰大学里群体礼拜断定为团结的表现，一如当年先知结合了各个沙漠部落一样的团结。塔勒卡尼年事已高，几个星期之后，他就溘然长逝了。一般人认为，即使左派分子都同意，他算是少数几位温和而充满智慧的阿亚图拉了。可是，在他过世之后，内情才水落石出，原来这些时日以来，他一直担任革命委员会的领导。

阿亚图拉塔勒卡尼正说到当年先知曾经预言，波斯人，身为萨勒曼[1]的后裔，理当“在滚滚浊世偏离正道之际，奋起充任伊斯兰的先锋”，那时候，先知心里说不定已经料到，伊朗革命就在旦夕之间了。

公元六三七年，先知归真后不过五年，阿拉伯人就开始侵入波斯，而波斯历史上，往日所有的光辉荣景，甚至皈依伊斯兰教之前的历史，率皆沉为黑暗时期。波斯的荣耀还是保存了下来，而今，波斯人逐渐认定自己是信仰最为纯净的穆斯林。关键就在于他们根深蒂固地热衷什叶派信仰，并对所有非什叶派人物有不共戴天的仇恨。

伊朗的阿亚图拉与各级高阶毛拉，每逢斋月，都像中世纪英国国王的直属臣下在休假的月份分散各地一样，寻求僻静，平常则紧紧地挨向个人权利的源头。霍梅尼坐镇库姆，发号施令；哈勒哈利寸步不离库姆，就显得跟霍梅尼十分亲近；塔勒卡尼在德黑兰带领信徒礼拜。然而沙里亚特－马达里在马什哈德这个远距德黑兰东北方五百英里之处，靠近苏联与阿富汗边界的地方，调教他那群土耳其裔的追随者，据闻他现在满怀愠怒。听说，他对专家会议的选举结果大表不满。

马什哈德是个栽培阿亚图拉的好地方。那儿有个陵寝，要比第八伊玛目的妹妹埋骨于库姆的圣殿还要神圣。马什哈德的圣殿下面，埋的可是第八伊玛目本人。第八伊玛目去世于公元八一七年，正是他获得提名继位担任统领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大公后一年。什叶派信徒言之凿凿，说他是惨遭阿拉伯的暗夜统治者之子哈伦·拉希德下毒谋害身故的。朝代倾轧，宫廷密谋，波斯王朝的兴衰更替：通通都是什叶派探讨的玩意儿。

当天，贝赫扎德和我应该启程前往马什哈德。可是，好事多磨。首先，贝赫扎德的母亲好像有意到德黑兰来看儿子；其次，贝赫扎德的女朋友要进城来过周末。这个女朋友可非同小可，她二十五岁，修到一个经济学学位，偏偏在后革命时期的伊朗找不到工作。而且，就我了解，她还躲到乡下，避了一阵子的风头。然后，离奇的是，她竟然到马什哈德了。

所以到头来，我们还是可以一同前往马什哈德；打道回府之时，贝赫扎德跟他的女朋友再结伴同往德黑兰。可是斋月期间，大批旅客涌向马什哈德，每天上午七点不到，火车站前的人已经在排队购买两天后的车票了。于是，我们决定改搭飞机，而且运气还不错，我们等到机场开门之时，竟然买到最后两张搭乘第二天的班机飞往马什哈德的飞机票。

那两张机票可是头等舱的座位，而贝赫扎德（声称自己手上那只小行李箱几乎塞满了他所有的行头）就这样大剌剌地摊在宽阔的座椅上，一点也不害臊。机上还有空中小姐服务，脸上没挂面纱：至少在高空之中，在伊朗航空的班机上，前革命时期的风格还是大行其道。

我们飞越一片棕色大地。德黑兰东边绿意盎然的平缓田野迅速退出我们的视野，没多久，我们就飞在一片濯濯童山之上，忽而可见蜈蚣一般的山脊，忽而山顶陷落成圆坑，忽而山势起伏有致，陡峻参差，忽而看见高大平滑的山坡，融雪在坡面上切割出一道道水脉。山脉的纹理与形态不断改变，色泽从黄褐色一直变化到暗红色、暗灰色。偶尔看见绿色的块状区域，蜿蜒深入谷地的山路，或者一条笔直穿越棕色荒地的大道，都叫人惊艳不已。空中俯瞰，地上所有适宜人居的地方都一览无遗。这是块古老的大地。飞机飞离德黑兰一个小时以后，田野就比较多了，灰扑扑的绿野衬在棕色或淡红色的地表上。接着，我们飞越山脉，前方出现了一片宽阔的平原，这里就是马什哈德：遥远而孤立。马什哈德就这样盘踞在这个古老的角落里。或许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商旅麇集的地方。或许早在伊斯兰教崛起与第八伊玛目降临之前，这里就是个朝圣的中心。

尽管名号如此，欧玛尔·海亚姆[2]凯悦酒店还是照常营业。多亏了上流阶级的朝圣者络绎不绝的造访，酒店还能维持其美国─国际式的华丽装潢：恢弘的大理石大厅，精致的灯光照明，一座游泳池（男客与女客不同时段使用），一间阳光充足的露天咖啡店，周围以玻璃帷幕隔离在绿意丰富，却还不成荫的花园之外，酒店里还有一间灯光较为幽暗，地板上铺着地毯的正式餐厅，餐厅里还站着一位全身制服齐备的领班。真是离奇，如此风格的大酒店矗立在马什哈德这样一座圣城之中。更离奇的还在后头，如此背景之下，我还在房间里发现一个纪念品——一小块不知是麦加还是麦地那的黏土，雅致大方地放在一条棕色毛巾上面——这是阿拉伯的圣土，凯悦酒店敬赠。

我看来格格不入的事情，贝赫扎德却处之泰然。他在餐厅里跟我说：“你看我们旁边那一家人。那个老太太是挺虔诚的，或者说，她的信仰真的很坚定。其他人都不是这么回事。那个女儿和女婿是为了来这里游泳、休闲与吃吃喝喝的。斋月期间，只有观光客可以三餐照吃。他们就是因为这样子，才能坐在那里吃东西，因为他们在马什哈德就是观光客。”

所以说，欧玛尔·海亚姆凯悦酒店还是活在旧日的荣宠之中——酒店的书店里还有几本用英文写的对伊朗国王歌功颂德的书。可是，跟凯悦连锁的其他几家酒店运气就没这么好了。我在酒店房间里面琐琐碎碎的宣传材料当中，就翻到一本派头十足、专门促销里海皇家凯悦酒店的小册子，文字读来就像有个美国人在悲伤地诉说着往日美好的时光，而今人事全非，再也难以追寻一样：还记得过去里海海岸一带，没有聚会的场所吗？还好，现在有了凯悦！

贝赫扎德女朋友的电话怎么都打不通，联络不上。我们用过午餐之后，就出门上街走走。伊朗国王委实花了大钱美化马什哈德市容。城的另一端，陵寝附近庞大的公共工程尚未完工。清真寺的半球形屋顶、宣礼塔与庭院，就集中在一片宽阔、尘埃盈积、烈日焦烤的广场上。

我们在广场栏杆里头，还没进入庭院的空地，看到一个醉汉被不知是革命卫士还是警察的人押解进一栋警政大楼。旁边围了一小群人。贝赫扎德说这人说不定会被判处鞭刑，不过不会在公开场合行刑。革命之后，伊朗各地重新公开鞭笞示众，这也是复兴伊斯兰教运动的一部分，可是，大众反映却未获预期效果。

“效果不好吗？”

贝赫扎德说：“民众对那个负责鞭打的人都起了很大的反感。后来，负责鞭打的人要做什么都挺麻烦的。”

挤满清真寺与圣殿庭院的山地居民，扎营栖息在地下墓室上方的露天小屋里，半坐半躺在阴影之下，这些人身形矮小，被太阳晒得黑黑的，看来穷困无着，说不定比我们在库姆见到的朝圣客还要贫穷。

看着这些山地面孔，感觉中亚离这里更近了些。然而我们一跨进庭院，马上就看到一幅新奇景象：一个身材高挑的女人，脸上犹戴轻纱半遮面，身上穿着一件镶着荷叶边的鲜黄色短裙，走路的时候弓着背，肩膀不时往后仰起，蹬着高跟鞋的脚步每一步都似经过考虑，如此精准而稳定，每跨一步，她华丽的鲜黄色荷叶裙子与群底的衬裙，就高高地在大腿根上晃呀晃，时而缓缓地荡到一边，时而又摇曳到另外一边，简直就是舞娘出场，像是一场表演一样。莱蒙托夫与托尔斯泰的高加索世界，竟然还留在这里！

贝赫扎德也说不上此女从何处来，他只知道她来自乡下村落，不名一文。我们看着她穿过庭院，她身边还跟着一个年老的蒙纱妇女，另外还有一个男人。我们还看她进了陵寝入口处的一座小亭子，脱下高跟鞋，交给一旁的侍从。我们等着她出来，可惜没有等到：小亭子有一扇通往陵寝的侧门。这么多人远从山区而来，这么多人历经艰苦跋涉，然而，这样一趟旅程，至少到了旅程终点，村庄女孩儿还是会穿上自己最新颖醒目的荷叶裙。

贝赫扎德说：“你知道他们在祈求些什么吗？他们要的是钱、一份工作和一个儿子。”

纪念馆里，就在通往这位伊玛目陵寝的古老铜制栅门上，我们观察到一项同样古老，后人却还是奉行的礼拜遗风。每当访客进殿来膜拜，或是对伊玛目有特殊的请求，他就会在这扇栅门上系一缕布条。栅门上较低处的支柱或横撑——铜质的细长圆柱顶着铜质圆球——都被厚厚地缠上一层又一层的祈福布条。布条脱落之时，也就是信徒祷祝应验之日；甚至就在纪念馆里面也有穆斯林就着布条使劲儿搓，哪怕让一两缕布条松脱也好，好让某位穆斯林同胞心愿得偿。栅门后的地板上，处处散落着这样的布条，沾灰集尘，凌乱不堪。栅门较低处，一些铜质栏杆，不耐长年人群抚触已经缺损了。

有些信徒祈求的愿望特别难以达成，就会将一把便宜的挂锁（大部分都是中国制的），穿过铜质圆球上的小洞，高高地锁在门上。挂锁没钥匙怎么打得开呢？难道信徒会事先扔掉钥匙吗？难道这样没有引诱神明庇佑之嫌吗？贝赫扎德也无法确定。他想，比较可能的情况是，信徒会将钥匙交给某个朋友保管，这位朋友说不定哪天也会来到马什哈德朝圣，而且，说不定能在这许多挂锁中，找到正确的那把，开锁还愿，不负所托。

贝赫扎德没有他女朋友的地址。他手上只有一个电话号码，电话打过去总是没有人接听，午餐的时候没人，现在已是傍晚时分，还是没人。

而他帮我打的电话也同样没有结果。有人跟我讲了一个马什哈德大学里研究伊斯兰教的学者姓名，可是，这位学者一接触外国人就紧张。他说，他已经转调到德黑兰去了，现在正忙着打包收拾，无暇见客。当我提议邀请他过来喝一杯咖啡，他又说自己偏头痛，正疼得厉害，现在还仰天平躺着休息呢。过两三天，他身子骨或许就爽快多了，我应该趁着早上再拨电话给他。

就这样，有别于我们原先的计划，贝赫扎德和我到了晚上还是得待在一起。吃过晚饭，又拨了几通电话之后，我们就前往阿亚图拉沙里亚特－马达里于斋月期间的总部。阿亚图拉的秘书说，阿亚图拉只在禁食结束后，即晚上十点至十一点之间会客。接着，他会开始宣教。然后，他就回房歇息，睡醒起身，再准时为清晨四时三十分的封斋前餐进行礼拜。斋月之于虔诚信徒，就是如此规律的开斋与封斋、睡眠与开斋的作息方式。

友善而笑容满面的餐厅领班，一听我们说要出门上街，就好心地提醒我们：“要小心。外国人在马什哈德这种地方，随时都可能碰到一些不好的事情。”领班的警告既合宜，又充满了善意。为了表示礼貌，他又补充了一句：“可是你不会。印度人都不会有事的。埃及人、巴基斯坦人都没问题。美国人、德国人就要小心了。伊朗国王把他们那些人带进伊朗，让他们在我们国家作威作福。他真是坏透了。”语毕，他又微微一笑，唇上短髭往上翘起，两眼晶亮，又说：“或者说，实在笨死了。”

沙里亚特－马达里约定会客的屋子深藏在主干道旁一条曲曲折折的小巷子里。远离夜间的车流与灯光，屋宅幽静而晦暗。信徒的脚步声消失在巷弄小道上的泥土灰尘之中。不过，此时此地没有成群民众，不必慌忙。

大门有警卫驻守，两个年轻人坐在门外两把椅子上，意态十分闲散，也没露出他们的枪来。贝赫扎德上前跟他们说明后，我们就获准进门。跨过门槛之后，就像踏进一处小小的仙境一般：四周封闭的花园里，白炽灯泡的光映照着果实累累的桃树、各色花朵、玫瑰，以及一片一片的草坪。地面近处铺着地毯，上面有几个正在礼拜的人。花园一边铺着一条红色地毯，一直铺到一堵爬满常春藤的高墙。离我们较远的一端，过了一座铺着瓷砖的清浅池子，搭着一顶帐篷，灯光更为辉煌，地毯上坐着不少人。

我们脱下鞋，直接走上红地毯，穿过池子，坐在一张黑色椅垫之前，沙里亚特－马达里进帐之后，就会斜倚在这张垫子上。帐篷旁边的屋宅犹新，混凝土建筑，加有玻璃窗框，瓷砖台阶两旁还竖着现代化的锻铁栏杆。这栋房子或许是沙里亚特－马达里的自家住宅，或许是某个宗教基金会的房子，所需费用是否来自于信徒捐输赞助，贝赫扎德也搞不清楚。一个老人领着一个年轻人，在帐篷里来回走着，供奉茶汤、砂糖跟开水，地毯上还搁着几碗堆得高高的砂糖。

贝赫扎德说：“沙里亚特想让自己人气更旺。他现在正抓紧着他的机会。霍梅尼为了治理国家，忙得分身乏术。于是，沙里亚特就待在马什哈德，让自己更加受信徒欢迎。”

沙里亚特－马达里揭帐进篷之时，我们全都站了起来。面对这样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先生，实在很难将任何政治上的狡诈阴险与他画上等号。沙里亚特－马达里走上红地毯，脸上看起来笑容可掬，也可能不是微笑，说不定只是他的眼镜、须发与嘴唇的动作综合营造的效果。他白须皓然，脸色白里透红，怪的是，他的脸形轮廓竟然十分酷似苏格兰人。他身上穿着的毛拉长袍，精美得无懈可击。沙里亚特－马达里相对于许许多多挺着大肚皮的污秽邋遢的毛拉，其中许多人（就像传说中的一样）还妻妾成群，就像个王子一般脱颖而出。他的黑色长袍是以非常纤薄的布料裁就的，顶端还绣上或者只是系上优雅的丝带为装饰，长袍里明显可见淡黄褐色的长服。

他人如其貌，是一个博览中世纪群书的学者。二十年代期间，他在库姆投到一位知名的经学家门下，主修哲学与天文学。多少个世纪之前，天文学就已经成为穆斯林智慧发展的一部分，然而长久以来，天文学备受冷落，现今与哲学相互结合，汇成经学研究的一支。

他一坐上他的黑色椅垫，信徒立即奔过去亲吻他的手背。两个人随即站出来，引导信徒排成一条长龙，一直排出帐外，排到爬满常春藤的高墙下，队伍再转个弯，沿着红地毯排下去。男孩儿跟男人捧着沙里亚特－马达里的右手，凑上他们的嘴唇、额头与双眼。有个男子还连吻了沙里亚特－马达里两次，第二次是为了摆姿势让朋友帮他拍照；四周相机甚多，镁光灯闪闪烁烁的。

沙里亚特－马达里脸上似乎一直带着微笑，仿佛根本无视匍匐在跟前的人，也不在意他们如何拿着他的手又吻又凑又贴的。他的心思早就转移到面前的请愿书上了。那是先前两三个不把引导信徒者与毛拉放在眼里的人直接交给他的。强烈的灯光下，他微微前倾的身子、身上淡色系的衣袍、信徒仰望的头颈、众人的头巾和须发，同背后那一堵无窗的墙相映。此情此景的视觉效果太强烈了，简直就像是经过刻意摆设的。

像这样的信仰，信仰中的信仰，遵循着某个良善好人的指导的信仰，已经推动并完成了革命。沙里亚特－马达里，在这场与霍梅尼为敌的冲突中，已经渐居下风，败象毕露，沦为他人的牺牲品。可是，他一度也是革命的领导人物，甚至连贝赫扎德都不敢在他跟前逗留。

沙里亚特－马达里开始提笔在请愿书上行文时，预备亲吻阿亚图拉手背的队伍就停驻不前了。当这位阿亚图拉开始奋笔疾书时，要再抬起他的手来亲吻，就困难多了——虽然一两个信徒还是如此尝试。

我们两人上身挺直地坐在前排，只是两个人坐在这里，却讲不出此行有何明显的目的。我们既不请愿，也没带着照相机，更不打算亲吻阿亚图拉的手。我们开始吸引旁人狐疑的目光，连沙里亚特－马达里自己都三番两次地抬眼，对我们投射询问的眼神。贝赫扎德心想，是起身走人的时候了。我们寻回了自己的鞋子，走回花园后面。后门处有毛拉鱼贯而入，其中还有一位盲人。他走在红地毯上，踩着极为细琐的步子，两手前伸，大幅地画着圈子摸索前进。来往行人谁也没对他多看几眼，人群只是避开他画着圈的双手，任他自行蜗步。花园另外一边，仿佛伸手不见五指，女性信徒聚集在她们自己的区域中。

我们一直等到沙里亚特－马达里开始宣教。尽管布景金碧辉煌，花园、流水、灯光、桃树上结着毛茸茸的青绿果实，尽管沙里亚特－马达里本人气宇轩昂、光鲜非凡，他却没有什么话好说。伊朗国王坏透了，做的事也坏透了，竟然废止了一夫多妻制，这严重损害了伊朗妇女的权益。伊斯兰教对妇女保护周全，尤其是离婚的关卡对妇女的保护更完善。这些话早经多次吹弹，随便哪个毛拉都可以讲得头头是道。

不过，这种场合就是这个样子。一个斋月晚上，听一场阿亚图拉的演讲。当我们离去之际，经过那两个荷枪守卫，走进小巷子，才发现里面人山人海，都是些刚刚到达的信徒。

大街上人来人往，挤满了车辆与轻便摩托车。一家贩卖各式各样伊朗干果与坚果的店铺里，荧光灯管与透明玻璃相互争辉。空气中挥之不去的废气，闻起来像是厨技差劲的炊烟。

我们再一次回到宾馆，贝赫扎德再接再厉，又拨了几通电话给他的女朋友，还是没有回音。

翌晨，他再也掩饰不住满怀的沮丧，不再相信电话线可能出故障了。

他说：“我希望她没做出什么傻事来，遭到逮捕。待在马什哈德这样的城市，到处都是革命卫队，她的处境实在非常危险。”

“他们为什么要逮捕她？”

“她是个共产党员。”

我约见的学者，那个已经调职德黑兰、忙着收拾行李、偏偏还犯上偏头痛、现下正仰天躺着的学者，第二天早上，头还是疼个不得了。

他说：“你知不知道《伊斯兰百科全书》这本书？那是荷兰人出版的。所有关于伊斯兰教跟马什哈德的数据，只要是你想知道的，书里都找得到。”

管你头痛不头痛，我这么大老远跑一趟，来到马什哈德，可不是为了让人叫我走开，或是打发我去找本旧书来读的。

那个学者说：“我的记性不好。你去过伊玛目陵寝了吗？看过纪念馆了吗？去图书馆了吗？去菲尔多西的墓地看看。对了，去参拜一下菲尔多西的墓吧。”

我们也就遵照指示，前往该地一游。菲尔多西的墓地离马什哈德市中心几英里远，位于一处开阔干燥的平原上，只要稍加灌溉就会展现一片绿意。这样一位伟大的波斯诗人埋骨在如此荒寂偏远的地方，菲尔多西在阿拉伯人征服波斯后四百年间，还是坚持不以阿拉伯语写作，根据贝赫扎德告诉我的，诗人还一力对抗阿拉伯语化加诸波斯文化的钳制。

圣地并不如我所想象的那般古老，其实还新泥未干，建在伊朗国王治下。墓碑是一座大理石方塔，角落上再佐以伊斯兰式的四根巨柱，显然可见伊朗国王企图重建前伊斯兰时期的伊朗荣光。通往地下墓室的阶梯旁边的墙上，旧式风格的雕刻历历刻画着菲尔多西诗中一幕幕知名的场景。可惜，墙上题字全都被毁得面目全非，只要是提到伊朗国王、皇室家族或是前朝王政的种种，就一概磨毁。浮刻文字如果高于平面，就被粗暴地抹上一层水泥或泥灰。大理石墙上还到处贴满了霍梅尼的照片。

那个学者极力推荐我一访菲尔多西之墓，恐怕不是为了缅怀菲尔多西，而是要我见识一下人民的怒火何等高涨，这个圣地就是证据。来到此地，我看到的就是人民的怒火——在这个富饶、重建过的城市中，怒火要比德黑兰清晰突显得多。当我们回到马什哈德之时，烧毁后的建筑（其中有个百老汇戏院，有着拉斯维加斯风格的外观，还标了几个英文字母）、枯立在花园里的几遭损毁焚烧的雕像基座，其上的皇家雕塑早已被毁坏。凡此种种，所有伊朗国王时期兴建的、表现出波斯风格或是前伊斯兰时期的伊朗文化主题的建筑都无一幸免。圣城同时也是一座愤怒之城。

午餐的时候，贝赫扎德就快活多了。

他说：“我联络到我女朋友的姐姐了，她没事儿。是电话出故障了，没错。我跟接线员说了，他就给了我她姐姐的电话。今天晚上我就会过去跟她们见面。我还真是替她担心。”

“她姐姐也是个共产党员吗？”

“我的女朋友是她家族里唯一的共产党员。其他家人都是穆斯林。”

你要不是共产党员，就得专注于宗教：伊朗人没有所谓的中间路线或者其他途径。

用完午餐，我们决定先上火车站去预购第二天回德黑兰的车票。可是出租车司机跟贝赫扎德说，火车站的票务办公室早上六点开门，十二点就关门了。

贝赫扎德就说：“那么我明天一大早六点再去排队好了。”

我说：“那个司机讲的话，你觉得是真的吗？”

“他为什么要对我撒谎呢？”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知道，他的话究竟对不对而已。”

我们没去火车站，又去陵寝走了一趟，还去了图书馆。图书馆没开。

贝赫扎德说：“我们现在该做什么好呢？”

“我们去火车站看看好吗？”

我们到了火车站。票务办公室还在营业，卖前往德黑兰的火车票。贝赫扎德没有多说什么。每一间分隔车厢里都有四张卧铺。我心想，我们应该将四张卧铺票都买下来。贝赫扎德看起来不表异议。可是他接着说：“你不喜欢贫民阶级的人，是吗？”

贫民阶级！搭乘头等舱旅行还算是贫民吗？只是，我还是屈服于他的威迫，买了三张车票。贝赫扎德付了三分之一的票款，帮他的女朋友买了一张票。

我们的火车不知是制造于德国还是瑞士，停靠在站台上。双层玻璃车窗外围的一扇窗户，也许是被人扔了石头或者砖块，被砸得支离破碎。贝赫扎德说：“都是因为革命。”

我们找到了车厢，却不能先上车等候。开车以前，车厢里不会有空调，近乎密闭的车厢闷热得令人难以忍耐。另外一间车厢里则呈现一幅家庭景象，画面中有一只绿色塑料水桶，桶里还盛着水。这一幕点醒了隐藏在我心中关于我们的空卧铺的焦虑。可是，我还是将焦虑收敛起来秘而不宣。我们走出车厢，重新回到站台上，躲在挑高的悬梁式混凝土屋顶下乘凉，顺便等候贝赫扎德的女朋友。

贝赫扎德几乎立即将我撇在站台上，自己走开了，他说，火车开车之前，他会赶回来的。只是，车都开了，他还是不见踪影，我一个人坐进车厢里。在火车起动之前，贝赫扎德的女朋友才出现。她身材瘦小，戴着眼镜，皮肤粗糙（或许是受到夏季炎热蒸烤的缘故），面容说不上漂亮或平庸。她穿着一条蓝色长裤，一件衬衫。到火车站送她的家人，不止一位。看样子，她好像把全家人，或是大部分的家人都带到车站来了。她的家人！这些虔信宗教的信徒！我开始粗略明白，贝赫扎德在这个周末所遭遇到的重重困难，以及他始终对我和其他人极力隐瞒的东西是什么了。

火车离站之后，贝赫扎德终于回到车厢来。他一直没跟我介绍他的女朋友，也不告诉她的芳名。他只是代替她向我致歉，说她不会讲英语。她跟我致谢，眼神却一再回避，避开我的视线。古老的礼教限制还是牢牢地禁锢着她，同样也束缚得贝赫扎德动弹不得。

然而，这个女孩穿着裤装，不戴面纱，自在随和，一双腿上上下下不住地变化坐姿，这样或许是浮躁了些，却也让我轻易忘掉伊朗各地裹着头巾、蒙着面纱的妇女，也忘了这一天其实是什叶派信徒行事历上最为静默沉寂的一日——今天正是阿里的忌日。早上醒来的时候，欧玛尔·海亚姆凯悦酒店床头摆设的收音机，就暂停播放任何音乐。

火车开到马什哈德城市边缘，经过一处由平顶黏土房聚集而成的村落。几个村庄男孩儿站在铁路路基下方，一见火车开来，随即猛烈地却也不含恶意地对着火车抛掷石块。他们发动猛烈攻势，只因为火车飞驰而过，他们也想弹不虚发，尽量击中车厢。贝赫扎德曾指出，某一节普通客车上破碎的玻璃窗是革命的杰作之一。说不定实情确实也如此；说不定村童对于这项运动的爱好，追本溯源，就衍生自那段揭竿而起的时期。可是，我暗自庆幸，还好他专注于陪伴他的女朋友，没看到这一景。

跟他女朋友在一块儿的时候，贝赫扎德就像个孩子一样舒坦自在。两人窸窸窣窣、没完没了地聊着。而且，两人一上车没多久，马上就玩起牌来——她身上还带了一副扑克牌上车。贝赫扎德说，这个女生只会玩一种牌戏，多谢他还想得起我就坐在旁边。那项牌戏极为简单容易。两人玩了又玩，反复玩到乏味为止。

车窗外，山脉、丘陵与灌溉平原构成了无垠风景。丘陵互不连接，火车在山丘之间蜿蜒穿梭。收成过后，田野呈现一派金黄气象。午后向晚，远方的丘陵投射出暖洋洋的棕褐山色。水道纵横，有时候，一些水道就从陆上直接开挖，两旁挖出小型的堤岸。只可惜正值盛夏，水道枯成微微掀起涟漪的细小河流，水面不过两英尺宽、几英寸深而已。成群的羊咀嚼着田里的残株。有时，车窗外还可以看到打麦子的农人。可是现代化的道路总在不远之处，涂着亮丽色彩的卡车、架着高压电线的铁塔，一路伴随着火车，火车呼啸穿越这片平原。

泥黄色的村落里，有些房子还顶着黏土砌成的半球形屋顶（显然，此地不易取得制作横梁用的木材），屋顶底部还架设有倾斜的水管，引导屋顶积水排出。从火车车窗向外看，圆形屋顶似乎聚集在一起，倾斜的排水管在黏土墙壁上投射出更为斜长的黑影，远看让人联想起迷你炮管。村庄围墙角落里，还矗立着几栋圆形高塔，像是瞭望塔。山丘渐渐平缓，丘陵间的凹凸起伏与皱褶，就跟人体皮肤上的皱纹一样。沙漠缓缓开展。地上处处是挖掘的水井，井口围起低矮的土墙，犹如巨大的鼹鼠丘。而且，经常在一片荒瘠之中，乍然发现一堵堵泥墙，圈围住令人惊艳的新绿白杨树丛。

夕阳落在贝赫扎德那一侧的车厢外，尘满大地。贝赫扎德说，沙漠不远了。我说，一路行来，这片土地耕耘得颇具成果，村庄道路和电力设备都显现了一番建设，贝赫扎德则表示不以为然。他挨着他的女朋友，有女在旁，他更展现出洞察不义恶行的慧眼，展示对抗社会不公的热情，以维系他们两人的感情。他郑重对我宣告，还不殚辛劳地将他所说的话翻译给他的女朋友：伊朗境内百分之七十五的村落都缺乏连接外界的道路与电力。

可是，这个国家幅员辽阔，开发困难重重，村庄彼此离得很远。即使贝赫扎德说，我们现在开到乏人灌溉的沙漠地带了——而且，尽管他打亮车厢顶上的灯光，车窗玻璃将车厢内的影像，投射在窗外逐渐退去的景色上——我还是可以在平坦的平原上，看到成条或是成块耕作的田野，一直到天色完全黑了下来，才从我的视线中遁去。

或许是斋月的习惯使然，贝赫扎德的女朋友一直等到夕阳西下之后，才端出吃食来分给我们。她的阿迪达斯背包里，沉甸甸地塞满了装着馅饼和炸糕的塑料袋，此外还有些晒干的无花果及其他几种干果。贝赫扎德说，这些好东西他以前也没尝过。她本来就是要将这些食物从马什哈德带到德黑兰去跟朋友分享。我吃了些晒干的果实，某种小型的无花果，表面多皱而龟裂，外皮是黏土的颜色，内实却柔软而甘甜，这种果实感觉像是出产于我们一路行经的土地，我不由联想起阳光、沙漠以及圈围在墙内的花园。贝赫扎德吃了一个炸糕，他的女朋友吃了一块小面包。

她斜靠着车窗，将左腿平伸在座椅上，翻开一本崭新的波斯文小册子，埋首阅读，小册子黄色的封面上还印着一颗红星，以及一面红色的苏联国旗。贝赫扎德说，这本小册子是刚刚由党部发行的。这个党可是个独立运作的党，不受莫斯科支配的，出版这本小册子是为了解释党部为什么没有参加这次的选举。

贝赫扎德的女朋友似乎在坚定地翻阅着这本小书，可是，小册子的内容显然不能引她入胜。她停下翻页的动作，将小书面朝下扣在座位上，跟贝赫扎德交头接耳起来。她将腿从座椅上放了下来，两人就又开始玩牌，同样简单乏味的游戏。

火车进站稍停。贝赫扎德在马什哈德车站时，责难我对于贫民阶级的态度有问题，因此也不让我买下第四张卧铺的车票。这会儿，他跟他的女朋友哧哧傻笑地忧虑着：该怎么将陌生人挡在外面才好。他将靠着走道窗户上的窗帘放了下来。

火车又开动了。车厢门上响起敲门声，几乎就在敲门的同时，外面的人就迫不及待地推开了门。原来是卧铺车厢的车长。他顺手抛入几个蓝色的寝具袋子：毯子、枕头、床单，还有一个枕头套。

敲门声再度响起。贝赫扎德掀起窗帘的一端一窥究竟，我也掀起另一端。门外站着一个矮小的年轻男子，身着军服，握着一柄左轮手枪。他推开车厢的门，跟贝赫扎德讲了几句话，就关门离去。他脚上穿着一双黑色靴子。

我说：“军方的人吗？”

贝赫扎德说：“他是革命委员会派来的。他说，我们不能玩扑克牌了。你知道他怎么叫我的吗？他竟然叫我‘兄弟’。竟然拿我当他的伊斯兰教弟兄。我们不能玩牌了，这是新的规定。”

震惊之后，他转而怒气冲冲。他的女朋友也一样，什么也没说，只是将脸绷得紧紧的。现在，贝赫扎德不能不面对他身为男性的角色了，而我正巧不幸在同一个车厢里目睹他遭人羞辱的经过，于是，他转而对着我，用英语滔滔不绝地发泄他的愤慨。

“我不在乎这些扑克牌，我在意的是权力。他那么做不过是要跟我展现他的权力，让我看看他们的权力。我不懂，穆罕默德怎么会知道什么扑克牌。在他的年代里，扑克牌还没发明出来呢。”

我说：“可是，穆罕默德曾经明确表示他反对赌博。”

“他是这么说过，但我们并没有赌钱啊。”

“那个革命委员会派来的人又怎么知道你们有没有赌钱。”

“他知道。他当然知道我们没赌钱。”

我自己内心所感受的震撼也逐渐强烈起来。这趟旅程因为那个穿着卡其制服的男子而改变，他现身在我们的车厢里，为这片土地增添不理性的成分。之前，我还就着黄昏光亮兴致勃勃地端详，此时，一切看起来却这么不协调、充满荒谬。卡车、道路、高压电塔与村庄，现在回想起来，都不再是那么回事了。

贝赫扎德说：“你明白我一直在跟你说的情况了吧。那种权力是属于人民的，属于工人和农民大众。上层阶级只会想跟你炫耀他们的权力而已。”

我心想，现在可好了，权力确实回归到人民身上，刚刚发生在车厢里的一幕，不过在展现那种权力罢了。

我说：“那个革命委员会派来的人算是出身上层阶级的吗？”

“他的确属于上层阶级。军方永远只会替上层阶级服务。那也是我为什么要管他叫上层阶级分子的原因。”

我们不再争辩。我们之间谁也不想再辩下去。他的反复辩论，听在我耳中，就跟库姆的阿亚图拉施拉吉自说自话一样艰涩。

他不想再玩牌了，他的女朋友就会一种扑克牌游戏。而今，他们就像两个不准玩牌的小孩儿一样。扑克牌散在两人座位中间，还没收起来。女孩儿只是将手上的牌往坐垫上一摊，顺手比了个像在叹气的手势。她原本就已经绷起来的脸，轮廓线条更加僵硬严峻。我想，要是他们两人可以独处，说不定会自在得多，尤其是贝赫扎德，他一定会比现在轻松许多，要是没有我这个旁观者，全程见证他们的一举一动，那该多好。我为他的骄傲自尊焦虑不已。

我说：“那个革命委员会根本无足轻重。不要管他。你不必事事相争，只要不错过最重要的一战就够了。”

这话确实能够安慰人心。他说：“我不是真的这么在意那副扑克牌。我也不会拿着扑克牌小题大做。可是，万一他们注意到书……万一，他们问起我女朋友，她为什么要看这种书……”他就此打住，没把话讲完。

那本她不过翻了几页的小书，还是面朝下地扣在坐垫上。在她刚刚将书扣在座位上时，我就有种感觉，她似乎故意在展现小书黄色封面上的红星与苏联国旗，好像，她存心让往来经过车厢走道的乘客注意到这本小书。

她还是一言不发，然后摆出女性慵懒疲倦的姿态，将扑克牌收了起来。

贝赫扎德又说了：“你知道他们要跟我们过不去了吧，是吧？他们看到我的女朋友……”出于旧式的束缚，他仍旧规避不提她的名字，“没有裹上黑色的头巾。那就是他们一定要让我们感受到他们的权力的缘故。”

她站了起来，对着通道点点头，然后，她与贝赫扎德就走了出去，争取一点两人独处的时间。而我认为，他们同时也是跟一些守旧人物挑衅，当他们看到在举国皆为阿里哀悼，如此神圣的日子里，竟然有个女孩儿不戴面纱，穿着衬衫长裤，怎么会容忍？

他们两人离开车厢好一段时间。

当他们再回到车厢里时，贝赫扎德说：“送寝具进来的那人，我想，一定是他举报的。他看到我们玩扑克牌，就去通风报信。”

他挚爱着人民。可是在伊朗，现在究竟谁才是人民？

不到一个小时之后，女孩儿说她想睡觉了。贝赫扎德问我，我们三人该如何分配卧铺。我考虑到她的隐私，就建议说，她应该睡在上铺，我可以睡在她的下铺，贝赫扎德可以睡在我对面的下铺，而他上方的上铺应该拉下来，这样女孩子才不会在玻璃上映出身影。

她明白我在讲些什么，而且，几乎马上就开始往梯子上爬。

贝赫扎德说：“可是……”

顺着他的目光，看着她站在梯子最低的一级横杠上，我才第一次注意到，原来她的左腿有点残疾，我本以为她的左腿过于好动，原来是比右腿短一截，而她的左臀也略略显得萎缩。

她还是坚持爬上梯子。贝赫扎德也没睡到我对面的下铺。他也睡在上铺，靠近他的女朋友。他上床没穿睡衣，身上没有，小行李箱里也没有。总而言之，在伊朗，像他这个样子，还真是胆大惊人。

火车在深夜时分，穿越山脉与沙漠。早上，车窗外又见土墙圈围的水井、灌溉沟渠、青绿树丛跟花园外的泥墙，在精致、富饶的田野间辛勤耕作的农人，村庄处处，这便是德黑兰市区外围一带的景致。一名车长送茶进来，茶水盛在玻璃杯里，示意我们必须以传统波斯方式饮用——先在嘴里含一堆砂糖，再就着茶水吞咽下去。

贝赫扎德一夜睡不安稳，他辗转难眠。就在我们几乎要进入市区之时——破旧不堪的房子后面，竟然装设了空调——我们看到那个革命委员会的人站在过道中间，他个头非常瘦小，孩子气十足，不慌不乱，当他探头看进车厢时，显然对于昨天晚上突兀闯进来毫无印象。

贝赫扎德的女朋友跟我说再见，自始至终，我们同车共处这几个小时以来，她从来没有正眼直视过我。我们下车登上德黑兰车站的站台，我让他们两人走在前面：她瘦小而跛行，他则高大而身手矫健，他对她悉心照顾，同行时，还微微倾向她那一侧。朋友在车站等着她，他们将她带离他的身边。他们都是些热衷革命的年轻人，一群危险分子。对他们而言，就在那一天，他们重新回归的城市，正是一座遭逢灾祸的城市。

周末，德黑兰街头暴动不断，穆斯林与左派分子之间冲突频传，左派遭到重创。

一个星期以前，当贝赫扎德与我一同搭车从库姆回到德黑兰之时，我们曾经在车上的收音机里听到左派报纸《阿言迪更》遭到政府查禁关闭的新闻。此后一周里，左派支持者不断抗议，骚动规模日益扩大，穆斯林团体遂起而反制。

上个星期五，在德黑兰大学的礼拜活动结束之后——那个时候，贝赫扎德出于自身的革命情怀，见到信徒规模如此庞大，还将礼拜活动当作一个政治集会，而非宗教场合——数百名穆斯林就齐步迈向《阿言迪更》的办公室。该报有三十名印刷工作人员被囚禁在办公大楼内不得进出。现在，革命卫队已经将他们驱逐出来。被革命卫队清扫出门的《阿言迪更》工作人员中，五人受重伤，随即被送到军方医院急救；二十人遭到逮捕。星期天，左派分子在德黑兰大学发动了一场示威，现场爆发严重冲突，棍棒刀刃齐飞，许多人受伤。星期一，正当我们准备从马什哈德搭乘火车回到德黑兰时，穆斯林团体冲进贝赫扎德所属的共产党组织总部，把每个人都轰了出去，扔出所有的文件，没收所有的武器：手榴弹、迫击炮、催泪瓦斯罐、比利时步枪与俄制步枪。

贝赫扎德和他的女朋友回到德黑兰听到的就是这则新闻。我稍后得知，他们是从守在火车站等候这个女孩儿的朋友们那里听到这个消息的。可是，贝赫扎德在前一天晚上遭军方羞辱之后，对我隐瞒了这个消息。送我回到旅馆之后，他对我的责任就此告一段落，随即任由我自己在《德黑兰时报》上寻索相关信息。

片段式的新闻，一成不变的措辞，一成不变的言语，所有细节都留给读者自行想象。不过稍过片刻，在我前往洲际大饭店享用自助午餐时，新闻播报的内容几乎让人不能相信。

一栋带有花园和雕塑的摩天大楼；车灯不停闪烁警示的汽车，挡住一条街道；穿着迷彩服的男子，手里擎着枪；摩天大楼周围的一个角落里，堆着几层沙包，上面还架了一挺机关枪。越过繁忙的车道，从建筑物里被驱散出来的共产党员——那些穿着长裤和开襟衬衫的年轻人，看起来像是在都市里打零工的。波斯式的战斗配置，双方人马都在观望等待。熙熙攘攘的人们照常在城市里生活，一如往昔，农民在田里锄草翻土，一旁兵丁将帅则厮杀得暗无天日，战出你死我活，决定谁能统治这块地方。

那天下午，我在菲尔多西街头，也就是兑币商家云集之处，听到警车蜂鸣，接着就是一辆呼啸而去的露天货车，车上载满了持枪的穆斯林，后面还跟着一辆像是警车的车辆。稍后，先前的伊朗国王大道，现在的伊斯兰共和国大道上，警笛再次响起，我又再度看到那群持枪的穆斯林。四下不曾发生任何值得他们下车处理的紧急事件。他们不过是沿着市区街道飞车奔驰，警笛就是他们的战斗号角。他们这样穷忙一场，正如贝赫扎德说的一样，只是为了要炫耀权力罢了。

两天过后，到了我在德黑兰度过的最后一夜，我又跟贝赫扎德短短见了几分钟。他被太阳晒得面色黝黑，他一直跟那些遭到驱逐的共产党员站在一起，站在沙包与机关枪对面的街道上。他面容悲凄，神情却十分平静。他已经经历了他的战斗。我问起他的母亲，她稍早抵达了德黑兰，现在正跟儿子住在一起。可是古老的束缚仍然紧绑着他，他对自己的母亲不过轻描淡写说了几句，对他的女朋友，更是只字不提。

如此情怀，如此勇气。然而，在伊朗不可避免的，是他的革命理念同敌人的理念一样简单，其实说穿了，也不过是敌对理念的一个翻版罢了。两派都有赖于某些真理的开启，以及刻意解读某些历史事件；两派都要求追随者接受绝对的信仰；两派也同样生根滋养于同样的热情：正义、团结、复仇。

我即将启程前往巴基斯坦。我原本计划搭乘大巴循线旅行，穿过伊朗的南部与东部地区，沿途造访地名优美的古老城镇：伊斯法罕、克尔曼、亚兹德（该城系琐罗亚斯德教重镇，波斯人在前伊斯兰时期，琐罗亚斯德教为其大宗信仰，该教教徒长期遭到流放，他们移民印度的后裔，被印度人称为“帕西人”，意即“波斯人”）、扎黑丹等等。可是，库姆与马什哈德已经让我彻底领教过盛夏炎日之际沙漠之旅的万种风情。我已没了那个雅致，再在某个不起眼的地方，碰到革命委员会的人查房。而且我始终等不到能否通过巴基斯坦边界的确定答复。我终于决定搭乘飞机，直飞卡拉奇。

飞往卡拉奇的航班不多。我选的那一班飞机预定在上午七点三十分起飞，而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坚持要旅客于起飞前三个小时办理登机手续。我准时到达，心想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情。我手上不过提着一只小型的云雀牌行李箱，随即迅速通过一切检查关卡。半个小时过后，东方刚刚破晓，票务柜台前就排了一列长龙，前进得十分缓慢。

就像在伦敦机场飞往伊朗的登机柜台前总是挤满了刚刚周游完欧洲或美国，大肆血拼了一番的伊朗人一样，现在，巴基斯坦的外侨工人也将德黑兰机场挤得水泄不通，他们刚刚在伊朗采买完毕。他们准备带回家的东西还真不少：盒子、箱子、紧扎着绳子固定的硬纸板箱、棕色的纸箱，上面打印着知名品牌的标识——爱华、雅佳、东芝、松下等等，都是全新的国际商品，与任何一种学习、努力，或是文明无关的商品，纯粹的商品，就是俗世间的一种奖励。

预定于七点三十分起飞的飞机，一直到上午十点都还没起飞。十一点二十五分，飞机终于开始滑行，却又因故停了一个小时，好让伊朗空军驾着美国造的幻影战斗机升空。我本来以为他们只是在例行训练。事实上，他们是奉了霍梅尼的命令起飞，去攻击西部的库尔德叛军。当天稍晚，我在卡拉奇又听到新闻报道说两架幻影战斗机坠毁，听来奇怪，这条新闻尤其令人感觉不舒服：如此精良，富有攻击力的战斗机，训练不足的飞行员置身其中，却如此脆弱，不堪一击，沦为半个被害者。那天早上，遵循真主与第十二顺位伊玛目旨意出击的人，是不折不扣的杀人凶手。

跟随幻影战斗机，霍梅尼的伊斯兰教法官，阿亚图拉哈勒哈利去了库尔德斯坦省。十天前，就在库姆，哈勒哈利还拼命吹嘘，他跟高层如何亲近。他分秒必争，顶着八月酷暑，马不停蹄地奔波于各个地方，行旅间，已经判决处死四十五人。他花了三十五年研习伊斯兰教法，援引伊斯兰律典下笔判决时，绝不犹豫迷惘。当他坐镇某个库尔德城镇时，有个狱中服刑人的家属前来喊冤，抗议服刑人被拔了三颗牙齿，两个眼珠子也被剜掉了，哈勒哈利下令以同样的方式，当场就拔了施虐者三颗门牙。原本义愤填膺的家属顿觉不忍，要求赦免施虐者，让他保住一双眼睛。

这就是伊斯兰式的司法正义，速审速决，直接处罚在人体上，效果令人满意，正好符合单纯信仰的需要。可是，过去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们，这同样也是伊朗人的需要。这项特殊的革命承诺经过模糊与蒙混后，我们读到的大半只是打倒法西斯伊朗国王之类的话。只有伊朗人，以及几个国外学者知道，当霍梅尼还是孩童的时候，当时伊朗还在卡扎尔王朝统治期间，霍梅尼的父亲被一名政府官员杀害，凶手遭到公开绞刑示众。霍梅尼的母亲带着他去目睹行刑过程，事后他的母亲跟他说：“现在，你可以心平气和了。大恶狼已经自食恶果了。”

一九七九年一月，霍梅尼在《纽约时报》上刊载大幅广告，彼时他仍然流亡于法国，广告中，霍梅尼呼吁“全世界的基督徒”，似乎在对另外一种同样高度文明的人民提出诉求。同年八月间，霍梅尼在耶路撒冷日（也就是他派出幻影战斗机去轰炸库尔德人的那一天）的说法，就跟先前判若两人了。

他说：“全世界各国政府都应该知道，伊斯兰是不可战胜的。伊斯兰将横扫全世界所有国家，百战百胜，伊斯兰与《古兰经》的教谕就要统治全世界了。”

这些话当然不会让《纽约时报》的读者看到。而下面这段话，当然也不能让西方人听到，这是霍梅尼于斋月最后一个星期五发表的演说。（这也是一个绝佳范例，佐证库姆的伊斯兰学究代代相传的中世纪“逻辑与修辞”精髓：几个关键性字眼不断重复，经过各种不同的排列组合，最终完全扭曲。）他说：“民主人士讲到自由的时候，背后都受到一些强权国家的教唆。他们只是想引导我们的年轻人堕落沉沦……假如说，这就是他们真正的目的，那么，没错，我们就是反动分子。你们这些不管讲到什么都坚决要求娼妓与自由的人，自称为知识分子。你们将道德堕落当作自由，嫖妓也是自由……那些支持自由的人，要的只是上酒家的自由，找妓女、赌钱、抽鸦片的自由。可是，我们寄望于我们的青年，能够开创一个历史新局。我们不要知识分子。”

这就是他对信徒发出的呼唤，那些贝赫扎德称为流氓无产阶级的人民。霍梅尼要的，只是信仰。他知道，伊朗出产的石油，对于那些依赖机械动力的国家而言，价值不可小觑，而他也可以恣意派遣幻影战斗机与坦克去征剿库尔德人。霍梅尼自命为真主旨意的诠释者、信徒的领导人，他体现了所有伊朗人民的困惑，进而将这种困惑吹嘘为一种荣耀：一度在中世纪拥有高度文明的民族，掌握了石油与金钱，意识到权力的力量后产生的困惑。他们感知到周围笼罩着另外一种新颖的强大文明，一种他们无法支配的文明。他们只能不断排斥抗拒，同时，又深深依赖着这种文明。

[1]萨勒曼，先知穆罕默德最忠诚的追随者之一，首位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人。

[2]欧玛尔·海亚姆（1048－1122），著名的波斯诗人。

第二部　巴基斯坦：梦里盐山

贡札罗：倘若我在这座小岛上播种造林，大王……

安东尼奥：他只会乱撒些荨麻毒籽。

赛巴斯蒂安：要不就是酸模草，或者锦葵野花。

贡札罗：而且我要是这岛上的王的话，请猜我将做些什么事？

赛巴斯蒂安：使你自己不致喝醉，因为无酒可饮。

贡札罗：倘若一国，由我做主称王，

我必要一反平常，

民生万物皆废枉，

马车行人禁交通，

法制行政为死路，

读书识字枉费工，

穷人富人共贫穷，

各项服务都充公，

契约、继承、国境、地契、

耕耘、酿酒全取消，

稻麦、金属不准用，

酒水油米都不要，

人人不就业，各个懒逍遥；

女人免勤奋，依旧保纯真；

王权也勾销。

赛巴斯蒂安：可他还是要做主称王。

安东尼奥：他那个王朝的尾巴忘了脑袋。

——《暴风雨》

一　取代

阿里的正道已经重返伊朗，伊朗即将分崩离析。旁观者清，局外人自然可以察觉其中关联。可是，信仰坚定的人还是会混淆，将这些剧变定义为互不相关的独立事件，即使已经准备要溜之大吉了，还是可以面不改色地欢庆伊斯兰教的胜利。我们也可以同样的方式看待巴基斯坦。我们可以将巴基斯坦看作一个分裂的国家，经济发展停滞，国政独裁专横，富有才能的人民，几近歇斯底里。巴基斯坦在三十余年以前建国，一直被视为印度穆斯林的祖国，世人也因为这个原因将这个国家看作复兴伊斯兰教的先锋，而倍加珍爱它。

《德黑兰时报》在一篇文章中将这两个国家联系在一起：“巴基斯坦建国的历史与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处处显示宗教的力量与俗世狂热之空洞。世界如何运作纯属科学研究范畴，而社会事务应当如何监督运筹，则为政客关注的焦点，可是整体观之，两者究竟代表什么意思，则是伊朗与巴基斯坦关心的重点。伊斯兰教教义中，政治与宗教是不可分离的。伊朗与巴基斯坦可以携手并进，身体力行，向世人证明，伊斯兰教不只是一种过去盛极一时的宗教，并非只能照章颁演古老的宗教仪式而已。”

这就是信仰的逻辑。文章作者坦承，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共同缺乏的，就是科学和经营一个二十世纪国家所需要的能力。接着，故作学术专家之态，言词模糊（“整体观之，两者究竟代表什么意思”）地说，他还将信仰推崇为逾越一切的成就。要在文章里自圆其说——同时，文中也无意提出世界各地的混乱现状，作为反证（“显示宗教的力量与俗世狂热之空洞”）——作者只提示一小部分，其余留待读者自行探索。

作者提到“巴基斯坦建国的历史”。可是，他却不曾深入这段历史，而且，他也刻意无视这段历史的本质：巴基斯坦于一九四七年正式宣告建国之后，多少人流离失所而引发大规模的居民外移；建国以来，一直缺乏足以代表人民的政府，信仰的国土沉沦为劫掠之地，地方割据猖獗；一九五八年，全国沦于军政府管辖；一九七一年，孟加拉国分离独立，那是段血流漂杵的历程。该文只字不提巴基斯坦再度落入军政府手中，全国再度戒严；该文只字不提该国唯一经过民选肯定的总理布托先生，于一九七七年遭到军政府贬斥下台，旋即以谋杀罪名遭到逮捕，判以死刑并在监禁十九个月之后以绞刑处死；该文只字不提这次处决，不过执行在四个月之前，震惊了巴基斯坦上下，让人民更加不知所措，更进一步地恶化与分裂了国家。

这段历史的种种，这段期间所有俗世的挫败与痛苦，都因为信仰的逻辑而烟消云散。

伊朗的沙漠绵亘，衔接了巴基斯坦的沙漠。从三万英尺的高空俯瞰伊朗的荒地与巴基斯坦的俾路支，地面呈棕色与黑色，不过色度浅淡，更像是反光，不像是色彩。

俾路支还出产一些天然气，可是巴基斯坦的沙漠却无油可掘。伊朗富产原油而多金，偏偏在巴基斯坦这里，沙漠就只是沙漠。伊朗人口三千五百万，一天光靠原油输出，就可以赚进七千万美元。巴基斯坦人口是伊朗的两倍，每个月却只能凭着出口大米、皮革与棉花，赚进一亿四千万美元。伊朗刚刚在美国联邦法院打赢官司，赢取一纸赔偿判决，得以向美国贝尔国际公司索取三千万美元；巴基斯坦在一年之间，只能在幅员辽阔的信德省道路系统上花上两千万美元。伊朗可以一口气订购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设备——石油将金钱化为流水；此间消息指出，巴基斯坦有意向伊朗商借一笔一亿五千万美元的贷款。

世界逐日缩小再缩小，巴基斯坦当地的新闻中说，一笔总额十四万美元的奖金，即将分发给三十个巴基斯坦体育活动组织。巴基斯坦国土面积大于伊朗，经济上却是个侏儒，而这一点也反映在报纸上的广告栏中。林林总总的广告中，包括了招揽保险、热带服饰、电视机、某种棉花杀虫剂（与英国梅伊与贝克公司合作生产）、水泥、电流稳压器、黄铜制三角铁与敲击杆、某种美容香皂、某种品牌的刮胡刀片等等。

精致繁复的经营格式，不断衰退的经济，有时可以让整个民族都显得在游戏人间一般。卡拉奇数一数二的英语报纸《黎明报》上，刊印了一幅跨双栏、占了四英寸版面的广告，广告主系隶属巴基斯坦国防部下的国防科学与科技组织（总部），广告中巨细靡遗地说明该单位将出售一台电冰箱与四个碗柜（“木制碗柜，门上嵌以玻璃面板，并以铰链铐牢”）。

该报还用八英寸宽的版面，报道政府部门宣布将施行“青年技术发展计划”。那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计划呢？政府将提供两千卢比，即两百美元，给一千所乡村学校购买课桌与手动工具。八英寸宽的版面，就为报道这桩计划？记者要怎样，才写得满这八英寸的版面？就像这样：“本项训练计划将适度调整，以配合各地方社区之迫切需要，并且满足学员之兴趣，借以从本计划中引导出最大利益。政府官员解释道，该项计划将以标准核心观念为基础，包括经过妥善界定的，以社区为导向之技能……”

整个社会经济吃紧、人人叫穷之时，就是祭起生花妙笔，化腐朽为神奇的时候了。农场机械化逐步开展：那就是《黎明报》上抚慰人心的头条标题。接下来的报道如此：“本报于昨日获知，信德省地区农业机械化方案已逐步实施，有关单位已于田野间布置多项机械设施以利发展……”

可是，读到沙特阿拉伯的招工广告，工资每个月两百美元，就没那么有意思了。“报名者无论婚姻状态如何，均将视同单身录用。资方将提供单身空调宿舍，基本上两人一间，附带必需家具、公共炊具及盥洗设施，以上各项福利将以合理的房租费从工资中扣除。”巴基斯坦的经济就靠着诸如这类的境外薪资，以及大米、皮革与棉花出口，才苟延残喘撑下来。

然而，报上还是披露了巴基斯坦自制的“伊斯兰”原子弹。社评版面还有一篇长文，针砭反对这颗自制核弹的“国际犹太复国主义”。巴基斯坦虽然穷，却是一处信仰的国度，上下执迷狂热于信仰。甘地夫人出卖KBG情报，渔利以色列：这可是《黎明报》驻伦敦特派员的一篇报道。甘地夫人还在担任印度总理时期，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曾经传递一些情报给她，而她转手将这些情报交给当时的以色列外长摩西·达扬，他给了她六百万美元。这条报道来源，出自某个乌干达外交官尚未出版的新书中，而乌干达在伊迪·阿明治下，早就归属为伊斯兰世界了。

不管这项犹太─印度─苏联的秘密交易如何演变，虔诚的巴基斯坦人还是孜孜不倦地准备前往麦加朝圣。泛伊斯兰汽船公司已经筹备了十二趟航行班次，搭载信徒前往沙特阿拉伯的朝圣港吉达港。（“普通舱来回船票二百八十美元，包括五十七元餐点费用；顶级舱房船票四百二十元，其中包括餐费五十七元。”）身兼巴国总统与戒严法行政官的齐亚将军，还谕令各地省长与联邦政府部长轮番前往港口，为每一班朝圣汽船送行。齐亚将军本人则将静悄悄地搭机前往沙特阿拉伯，花了一天左右的时间，低调地体现他个人的虔信热诚。（而且，将军回国之时，还会带回一笔规模保守的沙特贷款，金额约为一亿美元。）

台面下，就像伊朗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接连发生动荡的国家局势一般，巴基斯坦国内也动荡不止。国内不同人等纷纷起而呼吁实行更为严格的伊斯兰律典，卡拉奇大学校园里还发生枪战，左右派学生端着轻机枪对干。同样的词汇在不同的国家中，都得另行定义。这里所谓的右派分子，是一些反对布托先生的人，并且以伊斯兰教来诋毁他；左派则是一群为他哀悼的人，一心期望将他的政敌拉下马来。

走在伊朗，你会觉得，不管人们如何痛诉伊朗国王倒行逆施，金钱的力量还是无远弗届。钱，以及所有用钱买得到的进口货与工具，造成伊斯兰教势力庞大的幻象。一天七千万不劳而获的美元进账，让这个国家人心沸腾，从而酝酿出革命的意念。而在巴基斯坦，穷困也能营造出相同的效果。贫穷的张力和政治上的困境，同信仰的张力结合在一起。以宗教立国，独立三十二年来，作为印度穆斯林的祖国，巴基斯坦持续处于沸腾动荡之中，而伊斯兰教的议题从不缺席：国政上每每遭逢挫败，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归到信仰的主张上。

分离建立印度伊斯兰国家的意念一旦成形，就不会自行消灭。这个理念最先提出于一九三〇年，发起人是一位备受尊崇的诗人穆罕默德·伊克巴勒爵士（一八七七至一九三八年），他是在全印穆斯林联盟演讲中提出的。在印度大陆分裂之前，这个组织是最主要的穆斯林政治组织。

伊克巴勒的论点就像这样：伊斯兰不只是个伦理上的理想，还是“某种政体形式”。对一个穆斯林而言，宗教不仅是个人的良知，还是私下从事的活动，这跟基督教与欧洲人的日常生活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伊克巴勒认为，这个世界上从来就不曾出现过纯粹以基督教立国的政体，而在欧洲，经过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以后，“耶稣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伦理道德”已经被“道德与政体的国家体制取而代之了”。伊斯兰教中，无论如何都不会出现一个马丁·路德来革命，因为伊斯兰教没有像基督教的那种教堂体系令人反感，让穆斯林反感到揭竿而起的地步。同时，我们还要考虑到，“正如《古兰经》中所揭示的，穆圣先知本身宗教历程的本质……那是从个人亲身经历中，创造出一种社会秩序。”

接受伊斯兰教，也就是接受某种“法定观念”。这些观念——虽说源自个人接受天启，却不可为理性所蔑视——都具备了“重要的公民意义”。因此，伊斯兰教的宗教理想，正与其创发的社会秩序息息相关、环环相扣。排斥其中一端，终将会排斥另一端。所以，穆斯林做梦也无法理解，世人怎能依照民族血统建立不同政体，如果这意味着扬弃伊斯兰的团结教义，根本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其实，伊克巴勒不过是以非常哲学的方式说明，倘若印度大陆不分裂的话，伊斯兰教于此地的更续就岌岌可危了，这个宗教总有一天也会走上基督教在欧洲的路子：政教分离，大权旁落，荣宠不再。穆斯林倘若坚定自己对伊斯兰教的正信，伊斯兰政体就不可或缺，要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此外，伊克巴勒更大力倡言，印度裔穆斯林尤其需要这样一个伊斯兰国家。因为，“或许世上只有印度这样一个国家，群策群力之下，其伊斯兰教发展运作得最为完善”。而伊克巴勒的解决之道也很简单：印度东北部居民大多数为穆斯林，应该分离于印度大陆之外，独立成为一个单一伊斯兰国家。

十七年之后（也是伊克巴勒辞世九年之后），独立之梦终于成真——除了居民多为穆斯林的印度东北部，还加上远在千里之外、居民多数亦为穆斯林的东孟加拉。可是，穆斯林独立建国引发了双方边界上的浩劫屠杀。数百万人惨遭屠戮，几百万人被迫迁徙。而只有在事后，事态才逐渐明朗，原来这个巴基斯坦建国计划，表面上看来合乎逻辑，符合穆斯林的需要，实则隐含着一个极为简单却致命的缺陷。

只有那些感到自身遭受莫大威胁的穆斯林，才会爆发出最为强烈的热情，而这些穆斯林却一直滞留在次大陆上做印度人。他们没有全数移民到巴基斯坦，动身迁移的穆斯林连一半甚至四分之一都没有。成立最久、经验最为丰富的穆斯林政治组织持续扎根在印度，无意迁至巴基斯坦老店新开。印度籍的穆斯林政客，鼓吹巴基斯坦独立的积极人士，只要去了巴基斯坦，一夜之间就会流失选民。他们的诉求与声誉都逐日萎缩，人生不再具有崇高的意义，而巴基斯坦独立后，成为一个令他们感到陌生的国家，他们也不敢在这里冒险选举。政治生涯既然无法在新国度发展；机关与政府依旧延续旧习，大抵遵循英国人留下来的那一套。

巴基斯坦国内开始使用一个特殊字眼“莫哈吉尔”，即外国人，专指从印度迁徙入境的移民。尤其是在信德省，卡拉奇已经变成一个莫哈吉尔城市了，地方憎恶逐渐堆积为分离主义情结。

这个新国家中，只有武装部队兴隆发达。刚开始，外界将军方视为伊斯兰国家的捍卫者、潜在的扩张者。然后，大家逐渐明白，他们是这个国家里唯一稍有组织的团体。他们开始当家做主，国家之中自成一国。武装部队主要盘踞在东北部，夹带着东北地区特有的文化偏见。他们随即逼迫巴基斯坦东翼进一步分离为孟加拉国。巴基斯坦何其有幸，终于产生了一位全国性的领袖——布托先生。他出生于信德省，也是该国第一位本土领袖，局势看来似乎如此。布托是个民粹主义者，他极权统驭巴基斯坦将近六年。之后，他遭到军方推翻，被处以绞刑，这个早已苦于地方军阀割据的国家再度被撕裂。

祸不单行，劫难相连。孟加拉的穆斯林成立了孟加拉共和国，巴基斯坦西部居民牢牢掌握着巴基斯坦，比哈尔的穆斯林则一无所有。这些人从印度东部的比哈尔移民到巴基斯坦共和国中的孟加拉。可是，他们在语言与文化上都比较接近西部的穆斯林。孟加拉独立之后，新的共和国不要他们，巴基斯坦也无意伸出援手收容他们，他们沦为失落的一群，被他们建立伊斯兰政权的美梦遗忘在地狱边缘。

巴基斯坦整个国家不断枯萎，信仰却日异茁壮。任何挫败只会导向加强信仰的旧路子。这个国家建国初衷原本就是为了独立为伊斯兰国家。国家如果一败涂地，绝对不会是因为这个梦本身就有缺点，或是信仰本身有不足之处，问题只会出在人民信心不足、人民辜负了正信而已。接着，就有人登高一呼，提出再度净化信仰的要求。而在追求伊斯兰之绝对价值的过程中——建立一个纯属信徒的社会，人民进退行止完全合乎宗教礼拜的直觉——国民因此无法扩清视野，看不出建国的政治起点为何。他们忘却了巴基斯坦国父真纳先生的俗世企图，而他（措辞未若伊克巴勒那般富于哲思与文雅）不过想搞一个地方，让穆斯林身边不会挤满了成群的非穆斯林而穷于应付。建国之后，就连伊克巴勒也被抛诸脑后。巴基斯坦开始大言不惭地自夸：独立建国是为了在人间开辟一片净土，巴基斯坦是自先知及其左右追随者的时代以后，第一个真正以伊斯兰教立国的国家。

就在我将结束巴基斯坦的行程之前，我遇到一个中年男子，他是国家公仆，也是一名诗人。他将我找来，主要是为了送我一本他写的书。可是，他满心关注的，都是当前国家的形势，而无一丝吟诗作赋的情怀。他满腔怨怒，开口闭口谈的都是巴基斯坦，偏偏又抓不到出气的重点，恼得几乎泪沾双颊。

“我小时候是在印度长大的，”他说，“当我听说，我们终于有了巴基斯坦。我没法跟你形容我心中如何百感交集。巴基斯坦独立建国成功，对我来说就像真主降临一样。”

可是，建国成功之日，不也正是一连串挫败伊始之际吗？倘若当初巴基斯坦建国，只被视为一项政治上的成就，革命尚未成功，尤须日后逐步累积建设，而不被看作信仰上的空前胜利，宣布独立之时就已经功业完备，现下的局势会不会就好得多呢？难道，这不就是伊克巴勒演讲中的大漏洞吗？伊克巴勒在演讲即将结束之时，说道：“过去，我从伊斯兰的历史中学到一个教训，”他接着说，“伊斯兰历史中，每每在面临存亡关头时，总是伊斯兰教挽救了穆斯林，而非穆斯林维系伊斯兰教。”倘若穆斯林略加收敛，坐下来面对现实，脚踏实地地寻求救亡振衰之道，眼前的局面会不会就好得多呢？难道这不是人类文明演变的不灭根基：从高唱道德伦常的理想状况，落实到建立社会法制与体系吗？

诗人对我的观点无法苟同。伊斯兰政权自然而然应当从信仰中浮升而出。只要坚定信念，笃信巴基斯坦就是真主，国家就会步上轨道，蒸蒸日上。

那么，又是哪里出了岔子呢？

他说，人性本恶。信徒没有依照正信规范来过日子。

在巴基斯坦，不管你讲什么，归根结底总会回到这样的一句老话。

一个午后，将近黄昏之时，卡拉奇以东一百英里的信德省一座沙尘飞扬的小村庄里，我跟一所经学院里的毛拉晤谈了一会儿。那是一所颇为知名的经学院，可是，由于某种我无法理解的原因，这座学校在布托先生执政期间，就一蹶不振任其荒废了。

校舍是由日晒风干的土坯砌成的，颓圮破败，乍看像个村庄建筑，像是一所农舍——此地毫无库姆的恢弘气派，没有角钢书桌，没有现代化的电话，也没有楼面铺就地毯的屋舍。访客招待所不过是一间围着土墙的单人小屋，墙内还有一处庭院，一墙一檐都是用日晒泥坯堆成的，还砌得参差不齐，一切都将回归尘土。客房天花板上，装有一台风扇，房内三张吊床，寝具收卷在一侧，墙壁上凹进一角，搁进三层柜子。除此之外，屋内别无长物，地板上空空如也。潦草装设的窗户，同前后两扇门兀自敞开迎接灰尘。我们就在离印度河不远之处，水面下的暗流透过河床渗流而出，滋养了田野杂树，可是举目所见，一草一木似乎都在顶着尘土生长。

那位毛拉的宿舍要比招待所严密避尘一些，却也同样空空如也。他原本大大咧咧地躺在吊床上，见到我才坐起身来与我谈话。他裹着头巾，满面胡须，垂垂老矣，却还矍铄有神，而且讲话犀利，不求温柔敦厚。当时夕阳西下，房中已经暗暗无光了，一只非常微弱的灯泡将屋内照得更加幽暗，毛拉置身于灰尘与农家摆设之中，却因为宗教热情的鼓舞而异常活跃，其热切有如心怀不共戴天之仇一般：发扬正信的热情随即衍伸变化，其实这种热情也极易操纵演变，担忧伊斯兰教四面是敌的险境，我们必须发动圣战，征讨敌对奸孽的邪念，等等。

他要我谈谈自己以及这趟伊斯兰之旅。我跟他说，我刚刚去过伊朗。

他说：“霍梅尼是个好人，他是穆斯林。”

“你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原本还以为，以他如此自奉正统，言语间又如此凶猛好斗，应该不会认可霍梅尼的什叶派伊斯兰信仰，并斥之为离经叛道。

他说：“霍梅尼下令禁止女人在电视上抛头露面。”

自从伊朗革命之后，那就是他唯一仅知的伊朗现状了。

他说：“我们这里还没出现真正的伊斯兰政府。”

他怎么能这么说呢？巴基斯坦政府已经规定公务员每天定时中断公务，以便进行礼拜。政府也依照《古兰经》经文规范，立法通过鞭行和掷石致死的死刑。现在，有关单位还在探讨，是否应开征一项《古兰经》税，作为布施以筹款赈济贫民。巴基斯坦总统刚刚去过麦加朝圣，这个毛拉还觉得巴基斯坦政府施政有何不足之处吗？

他说：“他们还没废止银行里的利率政策。”先知当年曾经明言高利贷为非法行径。因此，靠着利差运营的银行系统有违伊斯兰教教义。

那么，他心目中理想的银行体系又该是什么样子呢？依他之见，国家财政又该如何经营呢？

他不知道。他从来也没想过这个问题。可是这不干他的事，他一点也不在乎。他说：“只要巴基斯坦人都依照伊斯兰教教义去赚钱，一切就水到渠成了。”如此想法令他沾沾自喜——他任教的学院里，逻辑是一定要教的——他放慢语速，再三重复。

他也算得上半个政治人物，在当地还有一些影响力。而在他对政府的诸多批评之中，不消多疑，其中当然也夹带了不少个人或地方的私怨。可是，你也不能说他不诚恳，毕竟，他言行思维率无越矩之处。他的世界已经缩水到现在这幢坐落在颓圮村落的小屋之内。一旦举国上下尊崇正信，即使这栋小屋要倾颓坍倒，他也早就做好心理准备了。

离这里几英里远的地方，就着即将消失的日光，农民在一片犁过的田地上放狗出来逗弄一只熊。主人抱着汪汪吠叫的狗儿。颈上系着铁链的黑熊，匍匐在犁开的土地上，四处闻嗅，唾液垂涎。主人将狗放到田野上，一共四只。它们四下跳跃，狠狠咬住黑熊，拼命撕扯，围观群众高声叫好。可是，每个接近熊掌的东西都被摧毁了。黑熊使劲儿自卫，群众再度哗然。此后，只要黑熊就地打滚，每滚上一回，群众就叫好一次。然后，那熊仗着脊骨灵活，在田地上坐正了，又扑通前倾，逐步挤压两只先前被它击退、后来又被它困住的狗儿，它先一屁股坐在一只狗儿身上，再度前扑，挤死另外一只。枉死的狗儿从熊棕黑夹杂的皮毛间探眼望出，眼神骤然间有股空白的温和。被熊坐在屁股下面的狗儿，背脊显然已经断掉。此时，狗主人下场解救另外两只还一息尚存的狗儿，两只狗还牢牢咬着它们已戳进犬齿的熊身不放。

这场熊狗相争维时不过三分钟。这算是一种乡野娱乐，而且，就像他们的信仰一样，同样属于往昔沙漠人家完整而古老的生活。

英国人稍晚才进入信德省，一直到一八四三年，距离方才熊狗大战的不远处才爆发小规模战斗，接着信德就在英方统治下过了大约一百年。信德省原住民建立的城镇位于内陆，栖居在印度河畔。一八四三年，卡拉奇不过是海边的一个渔村。一九四七年，英军撤退之后，卡拉奇已经是一个现代化的港口，也是新成立的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西部的主要城市。当时，卡拉奇人口总计三十万。其中三分之一为印度教徒，或是非穆斯林居民，而他们奉令都得出境，然而，边界另一边还有数以万计的印度裔穆斯林等着入境。而今，建国三十余年之后，经过印度裔穆斯林大举迁入，以及巴基斯坦境内各地不断涌进的人潮，卡拉奇人口已经成长至五六百万之多，谁也不知真正的数字为何。

我曾经在一九六二年粗略地瞥见过卡拉奇，在我印象之中，卡拉奇像走马灯一样幻化不定。当时，我的目的地是印度，我祖上慎终追远的发源处，那也是我第一次回访祖国，行程上当然尽量轻简。我从亚历山大港一路搭乘货船到孟买，沿途曾经停靠在卡拉奇的港口。

卡拉奇码头上竟然看得到非洲人，实在出乎我的意料：经过一八四三年，英属殖民后，奴隶的后裔就恢复自由身了，他们流入市井之间，或长或短地在这里待了下来。码头上停着一辆骆驼拉的车，让我大开眼界，辕架得高高的，沿着斜角搭下来。有一家饭店雇了两个侏儒，穿着白色的制服，头上裹着绿色的头巾，站在门口迎宾。

非洲人、骆驼车、顶戴绿色头巾的侏儒：全不是可信赖的印象，反而比较接近神经质的暗示。我因为初次亲履这块次大陆而焦虑胆战，每每见到英国殖民统治的残迹（残留在建筑物与各种名称之上），随即产生的困惑不快，精神焦虑，抑郁不乐，再加上燠热潮湿，将我的体能状况逼到某个濒危极端，接着不到两个小时，我就宁可躲回船上纳凉休息了。

而今，飘浮萦绕的记忆重新对焦，结果竟然毫无差别。卡拉奇码头上的确有非洲人，他们担任码头工人。主干道上虽然机动车辆来往不停，此地确实也还保留着骆驼车。骆驼高高地昂着瘦长的脖子，阔步走在路上。它们不住开合换气的大嘴，以浑圆而裂开的蹄子，利落简洁地踩着步子，每只骆驼看起来都像是凯旋归国一般，就像面带微笑的运动员终将挺胸凑近终点线一样。

街上不光有骆驼，还有驴，我倒把它们忘了个干净。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娇小的驴。它们同样步履轻快而容易亲近，如此娇小，再加上想象力逗趣，印象中，它们还要再小上一号，个子就跟爱尔兰长毛猎犬一样，性情也如出一辙——几乎如出一辙。这些驴的臀部与后腿被缰绳磨得发黑，像狗的后半身一样瘦，驴腿则纤细瘦长。驴子得以闲在一旁休息时，就静静地站在一旁，两两成双，站在寸草不生的地上。而在它们可爱讨喜地快步疾行一阵子之后，各个面容看起来好像很伤感，倘若友伴解散的话，落单的小驴子看起来就更悲哀了。

而大都会饭店确实也雇用过侏儒门房。他们现在已经不那么显而易见了，可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遭遇了什么不测。他们（根据人家对我说的）只是转入室内工作而已。大都会饭店所在的俱乐部路上，人来人往比一九六二年的时候还要熙熙攘攘，两名侏儒也不复当年青春。时间也在大都会饭店留下沧桑的痕迹。它不再是卡拉奇首屈一指的饭店。洲际大饭店已经后来居上了。许多其他新时代的饭店如喜来登、凯悦（即使历经伊朗动荡，还是不遗余力地开发伊斯兰市场），以及假日酒店等，都如雨后春笋般纷纷耸起。

我一心想看一看这个人口达五百万的都市。可是，出租车服务中心派给我的这个男孩儿，或是说，年轻男人吧，却另有打算。他想带我去见识一下卡拉奇市区外十七英里的乔堪祗塔墓地，我当然有必要严词拒绝了。

这个司机，个头矮小，圆脸，神态任性得近乎匪类。他穿着深蓝灰色外套和宽松的棉质长裤，搭着一件长拖着下摆的衬衫。他给我一种居心十足、意图不轨的印象：像个辍学生，乡气可掬，偏偏沾染着都市的虚荣，只是言谈之间的样子又无可挑剔。

我说：“我想你还是个学生吧。”

他喜欢这一套。他说：“我的故事太悲哀了。因为过去太伤感了，我就不跟你多说。我会带着你游览卡拉奇的。”接着，他叹了一口气。

我们没走多远，他就将车停在英国人建的旧城区里一条美轮美奂的住宅街道上。我们的车对面是一长条住宅围墙，墙垣上还围起一条带刺铁丝。

那司机颓然伏身在方向盘上，像个骤然感到疲倦难堪的人一样，嘴里说道：“这里就是布托先生的房子。”

要是早知道，这里我宁可不来，这栋房子的一家之主，四个月前才刚执行绞刑被处死，他的太太和女儿都还住在这里。可是，正如我已体会到的，要在巴基斯坦避开对于布托先生的追慕与向往，那可不容易，布托漫长的牢灾期间逐步败落的境况，他从容赴死的姿态，处处令巴基斯坦人动容。处决布托一事，早已超脱政治领域。而今已经蜕变得像是一个圣人或是殉教烈士的传奇，而且，还是一段穆斯林的传奇，混杂了虔诚的信仰、义愤，以及复仇的寓意。

司机告诉我，布托下狱暂居在拉合尔之时，他们将他关进一间小牢房里，每天不分晨昏，热辣辣的阳光总是斜射进去。他向他们要一杯开水饮用，结果他们用热水瓶送进滚烫的水，一直要耗到傍晚，开水才凉到可以让他入口的温度。他日子过得节约，每天只吃一餐没发酵过的面包。可是，他每天都要在一同入狱的难友身上花两千卢比，折合两百美元。他自己动手洗衣服，你要知道这人过去可是标准的纨绔子弟啊。而随着他的监禁条件逐步恶化，他吃的食物质量也每况愈下。

当他被移监到拉瓦尔品第的时候——日后，就是在那里被绞刑处死的——狱方得不时更换看守他的狱卒，因为狱卒一跟布托先生熟稔之后，马上就会过于同情他的际遇。可是，后来，他们还是找到了一个敢对这个已遭到罢黜的人粗声大气的狱卒。“你分明就再没几个日子好活了，干吗还要看什么《时代》啊《新闻周刊》啊？”他即将赴死之际，全身已经瘦到只剩下八十磅了。当他们过来，要将绞刑受刑人的衣服套在他身上时，他说：“我只穿我自己的衣服就好。假如你们之中有人要把那套绞刑服装套在我身上，就让他试试看吧。”某一则故事中，他是自己走向绞刑台的。当时，他两只手还被铐在一起，他要人帮他解开手铐。他说：“手腕磨得疼啊。”另一则故事里，他是被狱方用担架抬到绞刑台上的。第三个故事则说，他是在牢房里被人暗杀的：狱中一名囚犯，大清早就被摇醒，狱卒要他去清洗一具刚刚绞死的尸体，他匆匆赶到牢房去，看见布托先生已经死去多时，浑身冰冷僵硬，身上的衣服必须撕才脱得下来。这纷纷扰扰的传说，不过是四个月以前的事情。

那司机，不再趴在方向盘上，说道：“我会带你走遍整个卡拉奇的。”

我们开车到海边：防波堤，习习海风，泥质海湾旁映着阳光的平缓海滩。海湾远处矗立的崭新的公寓建筑：经济停滞期间显现的金钱力量，卡拉奇近年来昙花一现的房地产热潮。司机说：“现在流行的是公寓，平房没人盖了。”

沙滩上有几个摊子贩卖玩具与纪念品。我想到民生问题，于是问他：“你过斋月也封斋吗？”

“不。我在生气。你是穆斯林吗？”

“不。”

“他们坏透了。他们撒了太多的谎。他们撒了太多太多的谎。这个故事太悲哀了。我不会告诉你的。”

我们沿着海岸线又往前开了一段距离。他指着路尽头一幢高大的建筑要我端详，建筑外墙嵌着大理石。“你猜猜那是什么建筑。你猜猜看，再跟我讲。”

我说：“那不是一家大饭店吗？”

“那是一家赌场，布托先生执政期间盖的。”

建筑物显然尚未完工。旁边建的一个小一些的混凝土框架也停工了。

“那是员工宿舍，也是布托先生执政时期盖的。现在已经没有赌场了。不能赌钱，不能赌马。这个政府真是烂透了。他们‘什么事情’都要反对。”

我们又开到另一个住宅区：宽阔的广场、花园、高楣宽敞的混凝土住宅。“有钱人都住在这里。外国人、阿拉伯人。有些巴基斯坦人也住在这里。那栋房子是阿布扎比酋长的房子。”那是栋大房子，占地多，周围都围起高墙保护。“房子里有五百个用人。一整年下来，这个房子只会用上一个月。阿布扎比酋长一年才到巴基斯坦待上一个月打鸟。那种鸟，巴基斯坦太多了。现在，我再带你看我家的房子。”

“你也住在这里？”

“我会带你去看我家的房子的。我跟你说过，我的故事太悲惨了。”

开过几条街以后——这里的住宅占地面积就小多了——我们停在一栋房子前面。我们被隔在围墙外面，只能看到上层的楼房。司机按了按喇叭，无人应答。他要我稍候一下，自己从驾驶座上下车，拉开嗓门吼起来。他一手推开大门，一幢装饰过度的混凝土房子随即映入眼帘，这房子其实没有看起来虚张声势得那么高大。没有人从屋子里出来应答。不过，房子围墙外，对面街上一栋深处在绿意盎然的花园里的楼房，有个用人探头出来。那个用人跟司机两人熟稔地用乌尔都语聊了起来。

司机回到车里，信口说道：“房子里一个人也没有。通通被带走了，通通都走了。”

“谁把他们带走的？”

“政府啊。还会有谁？我父亲过去是跟旧政府的。”

真的吗？布托先生当政期间，有一项令人诟病的罪状就是摧毁了巴基斯坦的社会平衡，引进了一群下层流氓无赖，任他们作威作福。难道，这位司机的父亲也曾经跟着布托鸡犬升天过？这栋房子虽然也坐落在高价地段，房屋本身不显眼，建筑物现况当然不若当年恢弘气派，尤其是在房主看来。司机对这栋房子知之甚详，也认识对街人家的用人。他的父亲碰到了什么遭遇？司机说，现在照顾老母、两个姐妹和一个弟弟的重担，通通都落在他一个人的肩膀上了。他只得辍学，改行开车。这出租车也不是他的。出租车公司的经理一个月给他三百五十卢比，就这样。

然而，跟我讲过他的伤心往事，又跟我证明了他昔日阔绰富裕的家当之后，他脸上不再显得那么不快。他带我去参观一座现代化的清真寺，寺院上方顶着一尊巨大的混凝土圆形屋顶（“一根柱子也没有。”他炫耀地说明）。清真寺旁边还有座塔楼，形状像是教堂的尖塔。他带着我参观巴基斯坦“国父”真纳先生的圣地，然后，他又跟我讲了个与这位领袖有关的悲惨故事（又是一段令人神伤的故事）：巴基斯坦刚刚成立不到三个月，国父即逝世。司机说，假使真纳先生还活着，今天巴基斯坦的形势就不会这么不堪了。

故事叫人情绪低落，圣地却让人印象良深。司机非常中意。他喜欢卡拉奇市内新派高大的建筑，喜欢现代的风格。他跟我说，巴基斯坦的建筑师是全世界最优秀的。阿拉伯人总是巴望着聘请他们过去，替他们盖清真寺。

“我们是巴基斯坦的穆斯林。穆斯林最爱真主。我爱真主。”

“可是，先前你还对我说，你有些生气。”

“生气，没错。可是，真主就是真主。真主跟人不一样。现在，我要带你看看真正的巴基斯坦。”

我们随着繁忙的车流，开进卡拉奇的旧商业区。轻便摩托车呼啸而去。阵阵废气在燠热的空中带起一抹灰棕色泽。

我说：“你父亲以前是做什么的？”

他佯装听不懂我的问题。

“他是个公务员吗？”

“我跟你说过，他是跟旧政府一伙的。”

他把这种情况讲得跟一份正职一样。可是，他言尽于此，不愿再多说，而我始终无法探知，究竟他父亲也曾经从政，抑或只是在因缘际会之间随布托先生平步青云，享受过一阵子荣华富贵。

他将车停在一个香水专卖店前面，买了一瓶香水和散沫花染剂送妹妹，以祝贺斋月结束的节庆。散沫花染剂是用来染女孩子手掌的，是为了庆祝节庆的礼物——这也是这个长子善尽家庭责任的一面，虽说，他也被姐妹与母亲宠爱到任性的程度。他告诉我，这是卡拉奇市内唯一可以买到这些奢侈品的店铺。他在店里盘桓了好久，似乎跟店员、老板都熟。

街上穿着信德地区工作日传统服装的非洲人，让街景平添几许天方夜谭的气氛，街道建筑风格奢华奇丽，洋溢着“东方”色彩。其实，街道两旁不过是结构简单的混凝土建筑集合而成的卡拉奇的市集，“看看真正的巴基斯坦”，可是，市集楼面都装饰得令人目眩神迷：铁栏杆围起的露台、撒拉逊式的拱门、科林斯或多利斯式的梁柱、哥特式或仿哥特式的窗户等等。所有可能出现在英国统治末期的建筑风格，全都一股脑儿地涌到这里，让人眼睛为之一亮，仿佛走进一年一度的各式建筑庆典，绝无遗珠之憾。没多久，我就发现这条街上的哥特式窗框乍看是挺令人迷惑的，不知其灵感源自何处。原来不远之处，就在卡拉奇商业区中段，矗立着一座英方兴建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哥特式纪念馆，名叫“弥尔卫德塔”。这座塔盖来做什么用呢？

司机说：“塔就是塔，就像巴黎那座塔一样。”

然后，他带我到码头附近由官方经营的接待中心，让我看看那些准备前往麦加朝觐的穆斯林旅客。接待中心里整齐清洁得可比军营；耄耋高龄的老人来来回回地走在清扫得一尘不染的长廊上，让我联想起舞台上人工布景前衣着装扮光鲜体面的各个角色。这些老人来自巴基斯坦各个省份，各自穿戴着家乡特有的传统服饰：旁遮普、俾路支（头巾样式与前者略为有别）、信德（头上戴着扁平小帽），还有来自阿富汗的帕坦人。他们脸上的表情率皆平静而满足。就这些人而言，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事情，现在又是谁在当家做主，天堂终于伸手可及了。

司机又说：“要不是咱们俩看起来都像是巴基斯坦人，我们本来是不准进去的。假若你是美国人，我就不会带你过来参观了。”

如同这些朝圣者一样，我的司机也从热情转为平静。在我们参访过清真寺、真纳先生令人难忘的白色墓室和朝圣接待中心之后，他的宗教情怀爬升到完全相反的曲线高峰。一开始他还心中有怨，表现得像个无动于衷的人，现在，他又恢复成一个地道的穆斯林，充满热忱而无忧无虑。

但，他的悲惨故事还是挥之不去，我心中也不无疑问。可是，实情可能就是这么一回事，稍后，我也相信他的故事大致不假。我相信，他的父亲曾在布托先生执政时期快速荣升过，晋升到可以在某个阿拉伯酋长别墅旁边置产，跟皇亲国戚当邻居，可是，随着布托先生下野，他所有家当也都付诸流水，自己也身陷囹圄，或者流放远方：好一出贫农崛起的戏码，布托先生的悲惨历程中稍微穿插一些变化，伊斯兰政治中一段插曲，实际上，楼起楼垮中唯一的教训（也是永恒的慰藉）就在于掌握信仰。

“现在，我要带你看看真正的巴基斯坦。”这话四两拨千斤地回避了历史上许多难堪的场面。一九四七年以前，此地并无所谓的巴基斯坦，只有隶属印度治下的信德省与一座英国人建设的城市卡拉奇。殖民地的过去依旧残存在建筑物和地名之上：俱乐部路、荒凉山庄[1]、克里夫顿、麦克尼尔路、日德兰路、雅各布路、阿比西尼亚路、克莱顿公寓、纳皮尔[2]兵营、军人市集等等。地方名称中，还可以找到纯粹的印度痕迹：泰米尔人区、蓝斯瓦密、达达玻伊努若吉路。莫提拉尔·尼赫鲁已经从某路段名称中被除名了，可是附近还是保留了一座“甘地花园”。

就在一个下午，我从洲际大饭店沿着一条两英里长的路，信步走过一块红树林沼泽地，走到齐纳溪与纳皮尔堤防桥，出人意料地，就在溪畔，紧挨着桥边，新的码头建筑工程之间，我竟然在一堵墙上看到一块纪念横匾，上面还写了几个印度教的名字。

这堵墙建于一九四三年——巴基斯坦建国前四年，横在一处印度浸浴河坛石阶之前，出资兴建的则是印度教慈善浸浴河坛协会。墙壁两侧挖空，装有两扇木门，门上依旧保留了旧日的说明指示：“此门专为印度教妇女入口”“此门专为印度教男士入口”。一扇门上雕了用两只后腿立起的大象纹章，另一扇门上则雕了几头祥瑞的天鹅。

浸浴河阶至今犹在。站在纳皮尔堤防桥上就隐约可以窥见（虽说妇女浴场四周还是用混凝土墙给围了起来）：河阶较低处已经被港湾油腻的废水染黑了。比较高的台阶上，还摆着几把石椅。面向水波和齐纳溪对面的红树林的墙壁上，被人漆上明亮的绿色；莫卧儿帝国风格的圆形屋顶上还栖着几只鸽子。纳皮尔堤防桥桥体上，还有一块石头，记载着此桥完工于一八六四年，一旁还镌上当年英籍工程师的大名。

一个年纪在十二岁上下的男孩儿到桥上来跟我说话。他已经在一旁观察我一阵子了。他对着远处肮脏的浸浴河坛点点头说：“穆斯林不能去那里。印度教徒可以去。波斯人、英国人都可以，可是穆斯林不准去。”对他而言，这道禁令是浸浴河坛上最重要的一环。他是个印度教徒，过去信德印度教徒滞留在巴基斯坦的后裔，可是，他对这段历史毫无芥蒂。（大约一个星期后，我还会在饭店里一场穆斯林婚礼的婚宴上见到他。）

这一处河浴场地不巧阻挡了新码头的建设。后来，我还遇到了出面干预施工单位、反对拆迁这所浴场的人。他说，这处河浴早就算不上是真正的浸浴河坛了。那里只剩下两个维护清洁的员工，他们也早已将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有人曾经提议，在浴场的圆形屋顶上加装霓虹灯以招徕顾客，增加收入，从而提供浴场维护的费用。可是出面拯救这所浴场的人认为，还是让这个地方维持原状为好，继续任凭港口污染的河水不断淘洗，自生自灭。

印度教徒几乎都已经消失了。可是，那也是陈年往事了。印度教徒离去之后，还发生过更大规模的驱逐行动。卡拉奇涌进数百万移民，已经彻底变成一个巴基斯坦都市，不再只是信德省的重要都市。信德省容纳了大批来自印度的穆斯林，而信德当地人于巴基斯坦境内所建立的伊斯兰政权，并不能抹去信德人心中的委屈，他们自觉家乡遭人入侵，有如再度遭到殖民统治，他们的语言与土地都饱受威胁。而今，为了反制信德人甚嚣尘上的分离呼声，当局已经开始商议，将卡拉奇从信德省分离出来，规划为联邦直辖。

建立穆斯林故乡的美梦成真，却也留下许多离奇的后果。其中最离奇的莫过于：这个国家竟然被一些人当成真主之地，视为带给虔诚的信徒最为完整的俗世回报，巴基斯坦主要不是靠农产品外销利润动作，也不依赖国内二流或次级工业的生产所得，这个国家主要还是靠着输出国民维生。报纸上的广告标题美言为“人力输出”。

将巴基斯坦建为纯粹的伊斯兰政权的理念，从未落实过，从来不曾蜕变为任何一个政治或经济组织。从海岸到喜马拉雅山麓，南北一千英里幅员的国土，巴基斯坦经济主要还是靠着小额汇款撑起来的。卡拉奇的建筑收益，一部分也是靠着巴基斯坦海外劳务所得维系。“巴劳”遍布全球，合法或不合法的都大有人在。他们不仅越境到其他伊斯兰国家如阿拉伯半岛、波斯湾区各国、利比亚，还远赴加拿大与美国，以及许多欧洲国家。

这门生意倒是经过缜密的安排。就像会计师研究税法一样，巴基斯坦的人力输出专家也对全球各地的移民法规痛下功夫，针对各国不同限制，巧妙派遣移民大军分头并进：观光签证的时效可以延长（大部分欧洲国家）；亲属可以随同或申请入境（英国）；学生签证可以转换成一般签证（美国与加拿大如此规定）；政治庇护只要申请就可以核准（奥地利与西柏林）；在北极圈（芬兰），巴基斯坦人入境不需签证。每一班飞离巴基斯坦的飞机都挤得满满的。面对如此庞大的出境人潮，卡拉奇机场早经妥善规划。有些人可以顺利抵达彼国，有人则难以入境而原机遣返。《黎明报》上的一则新闻报道，德国人枪击四名巴基斯坦人：非法入境。特稿发自土耳其——居民外移路线上的一个据点，然而，这则致残的枪击（巴基斯坦男子一腿中弹）与官方捕获一群非法巴劳移民的新闻，却被报方挡了下来，延迟见报。

巴基斯坦移民一出国门，随即投入民权组织的慈善救济网中。不管飞机将他们载到哪里，他们落地之后，随即寻求该国的法律保护。他们或他们的代表，准确无误地说出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差别，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之间的差距。他们高声讨伐种族歧视的罪恶，一力强调人皆一家、兄友亲爱的精神。他们诉诸异国文明倡导的理想，却在祖国扬弃嫌恶西方国家的美德。

可是，在虔诚的信徒看来，其中并无任何矛盾。家乡就是家乡，祖国跟外国不一样，外人的普世价值观点，说得再舌灿莲花，也都是徒然。伊斯兰政体，超然于俗世之外，历经不断净化与不懈捍卫。诚如《德黑兰时报》述及这一波伊斯兰风潮之时有言：“伊朗与巴基斯坦，经过改革与精进，以切合现代人全诚服膺神圣的《古兰经》与逊奈[3]，这两个国家廓清了国政目标，虔诚携手合作，必能向全世界证明，伊斯兰教确实为一套完整的生活方式。”

[1]此处指英国作家狄更斯的作品《荒凉山庄》。

[2]纳皮尔（Sir Charles James Napier，1782－1853），1843－1847年任信德总督。

[3]逊奈（Sunnah），即“圣行”，指穆罕默德创教过程中种种行为，及其所默认的弟子的行为，日后成为伊斯兰教对这种行为的专称。

二　卡拉奇幻影

巴基斯坦在伊斯兰世界里享有高度的声誉。外界将该国奉为二十世纪的伊斯兰先锋，还持续地报道巴基斯坦一系列遵行伊斯兰教教义的“实验”。报道中指出，巴基斯坦目前正在初步尝试施行伊斯兰律法，开征《古兰经》上明确规范的布施税，终有一日，这项税收将足以支持全国的伊斯兰福利制度。此外，巴基斯坦还将开办不抽利息的银行体系。

我想深入了解这种种实验的内涵与进展。不过，等我在卡拉奇待上几天以后，我就明确体会到，光靠自己摸索恐怕皮毛都沾不到，我一定得找人协助引导。《德黑兰时报》上说过，巴基斯坦现在已经出现一家奉行伊斯兰教教义的银行，“于伟大的巴基斯坦穆斯林学者，毛拉毛杜迪支持下成立”。可是，我在卡拉奇触目所见，只见到哈比银行的绿色招牌。卡拉奇市中心的哈比银行总行是一座混凝土高塔，风格直追纽约市摩天大楼的壮观气派，而且，哈比银行刚刚在欧洲又开了一家分行。该行还在报纸上刊登分行开张的庆贺广告，自称分行得以成立，“全凭安拉赐福”。可是，哈比可不是一家“实验”银行。

我需要协助，于是，我就去拜访巴基斯坦政府新闻局官员迪恩先生，与他促膝长谈。他的办公室深藏在一座混凝土仓库里，这座仓库位于一处看起来老旧的英军兵营之中。

走过一条宽敞的中央回廊，推开一道类似酒馆专用的旋转门，就到了迪恩先生的办公室。我们脚下的棉质地毯破损不堪，红白相间的图案几经日晒和灰尘侵渍而严重褪色。办公室墙上涂着赤赭色的水性涂料，涂料一片片地剥落，猛然现露墙上的石灰。门窗的木工极为粗拙，窗框上还加装菱形图案的铁窗以兹保护。有人正好骑着摩托车从窗外疾驰而过，留下一阵淡蓝色的废气云雾，噪音响起，足以撕裂耳膜。墙顶挖了两个小窗，意在排出室内热气。天花板上一个吊扇的扇叶费力地回转着。吊扇下是一套政府配给的陈旧沙发，我一坐下去才发现，沙发已经有点摇晃不稳。想来这个政府也是小本经营，勉强度日啊。

迪恩先生觉得我的询问委实有趣。他对我相当礼遇，之前他还派了一辆公务面包车——他管那辆车叫“四个轮子的玩意儿”——到饭店接我。可是，他业务繁忙。那天早上，他主要的心思都搁在即将前往麦加朝圣的朝圣者身上——这档子事，经政府谕令，其重要性不可轻忽——此时，他正一一检视前天才在码头上拍的官方摄影照片。显然，其中几张照片的效果令迪恩先生不甚满意。而现在，伊斯兰法庭、伊斯兰银行、伊斯兰实验？看起来，他也是理不清头绪。

难道说，我看错报纸了？

迪恩先生说道：“大家的确会谈到这样的事情。”他流露出疲惫的公务员脸上常见的倦怠神情。“可是成天嚷着这些议题的人，只会动嘴，巴望着别人动手。”

巴基斯坦国内确实有个伊斯兰意识形态委员会，每个月都定期召开十天的研讨议程，不过他们开会地点在伊斯兰堡，那是首都，远在北部。局限在卡拉奇一地，迪恩先生不知该怎么帮我。他已经是坐五望六的人了。他穿着一条灰色长裤，一件白衬衫，身后墙上挂着的条纹领带，换个国家的话，还可能是某个俱乐部的制式领带。

迪恩先生的同事舍万尼先生走了进来。他个头比较高大，肌肉比迪恩先生松弛，面皮光滑，身上穿着一件短袖运动衫。迪恩先生向他解释我所为何来之后，舍万尼先生就猛盯着我端详。他用乌尔都语跟迪恩先生说道：“可是，他看起来好像库塔布啊。我刚进你办公室的时候，心里还在纳闷‘这不是库塔布吗？’”迪恩先生经他点了这么一下，又好奇地凑近我瞅着，再满怀伤感地说，是啊，他看起来还真像库塔布。他们告诉我，库塔布是个巴基斯坦画家。

舍万尼先生说了：“你多大了？”

我说：“今年四十七岁。”

“我四十八了。我还比你健康呢。不，你否认不了的。你两眼无神。你那双眼睛像一对老头儿的眼睛，显示你维生素不足啊。”

迪恩先生说：“他想看看落实伊斯兰教教义的具体行动。”

我想，迪恩先生措辞十分高明。

舍万尼先生应声答道：“那他就该去读《古兰经》。你可以看马尔马杜克·皮克塔尔的译本，那是最好的英文译本。”

迪恩先生说：“皮克塔尔恐怕是诠释多于翻译吧。”

舍万尼先生进一步强调道：“你应该了解《古兰经》里的哲学。”

我则紧紧抓住迪恩先生高明的言语。说：“我想看看落实伊斯兰教教义的具体行动。”

舍万尼先生又说了，许多人自称是穆斯林，其实，真正的穆斯林寥寥可数。伊斯兰教是一套完整的生活规范，正因为如此，对许多人就难如登天了。我提到伊朗，舍万尼先生随即以父兄般的慈爱语气宽宏大量地说道，伊朗的什叶派信仰已经偏离了伊斯兰教的正道。

有个男子带着几张照片进入办公室。迪恩先生觑了个便，退出谈话，一张张地查看那些照片，未几勃然大怒，语气强烈地数落那个送照片进来的人。

舍万尼先生丝毫不受办公桌另一端的斥责喧闹影响，窗外呼啸而去的摩托车声他也听若无闻。他问我个人有没有信仰。我说没有，而且意外地发现，他对我反而更加欣然相待。他说，没有信仰意味着我心无偏见，这一点对于研究伊斯兰教很重要，你可不能先戴上有色眼镜。

送照片的男人转身离开，迪恩先生也跟着他出去。

舍万尼先生说：“像你这样的一个人，我现在就先替你预告，你的伊斯兰教调查大功告成之日，也就是你成为穆斯林的一天。”

迪恩先生回到办公室，舍万尼先生对他说道：“我刚刚跟他说：他会改宗伊斯兰教，也会成为一个穆斯林的。”

迪恩先生对着我微笑，英俊的脸庞仍然难掩对于公事的焦虑。接着，他就跟舍万尼先生商讨，该怎么协助我深入理解行动中的伊斯兰。我连续听他们提到“意识形态委员会”好几次。我深感歉意，觉得自己给他们两位添麻烦了，拿着与公务无关的事情来浪费他们的时间。可是迪恩先生说：“你的事情有别于平常本地记者跟我们要求的协助。”就这样，他们两人继续商讨下去。他们该如何跟一个旅客显现伊斯兰教的真义呢？

他们决定了，朝圣。明天早上，另外一船朝圣者就要启航前往吉达港。他们部门里的同仁奉命前去采访，我可以跟着他们去。舍万尼先生认为这真是个再好不过的办法了：除非我真的亲眼一睹这些朝圣者，跟他们亲自交谈过，我永远也无法了解他们信仰的深度。还有清真寺，他们又商定了另外一个主意。当天晚上，我就该上卡拉奇的清真寺参观一趟。舍万尼先生说，今天晚上就是最好的时机了，因为就在今夜，公元六一〇年斋月的这一天晚上，先知首度于梦中接获天启。今天晚上做的礼拜，胜过平日夜里一千次礼拜。斋月在伊朗的什叶派信仰中，是个追悼默哀的月份，未获认定为先知继任人的什叶派英雄前仆后继，壮烈殉教，草木也为之含悲。对巴基斯坦的逊尼派穆斯林而言，斋月就没那么悲情了，这是个接获天启的月份，也是奠定这个宗教的月份。

行程就这样定了下来，今晚先由舍万尼先生带着我去清真寺走一遭，明早再到码头，面见麦加朝圣团的朝圣者。

舍万尼先生跟我说：“我要跟你讲个故事。听着，从前有个英国领主，他有两个儿子。刚开始，他们就跟你一样。他们以为他们可以来此一游，就顺便了解了伊斯兰教。于是，他们就动身旅行。他们先去印度的阿杰梅尔，拜访那里有名的穆斯林的陵寝，然后，他们又跟着一个穆斯林教师研习。那个老师恰好有两个女儿。英国领主的两个儿子就皈依伊斯兰教，还分别跟老师那两个女儿结婚。将来你成为穆斯林的时候，你就会记得这个故事了。”

英国领主，双喜临门，亲上加亲，阿拉伯亲王一个月用上五百个用人侍候：在卡拉奇——骆驼、侏儒及非洲人已经司空见惯了——天方夜谭出现得还真快。

迪恩先生又用公务车将我送回饭店。迪恩先生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分裂独立后不久，他全家也从德里移民到这里。过去，他不论是出于公务，还是私人旅行，都有许多机会可以回德里去看看。可是，基于某些他不愿多加详述的理由，他宁可避而不归。他已经远离印度了，过去就当作过去吧，旧伤何必再挖开撒盐呢。

到了晚上，舍万尼先生带着新闻局里一位新进同事过来接我，我们坐着公务车，同往卡拉奇几座清真寺走访。新进同事沉默寡言；舍万尼先生一个人喋喋不休地说着，我倒觉得，这是他自己拿来打发漫长的夜间礼拜的方式：逛遍一座又一座的清真寺，其间还可以恣意侃谈宗教信仰，开导一旁主动来静坐聆听的听众。

清真寺里灯火通明，人山人海。装饰性的荧光灯管闪烁着蓝白交替的光芒；墙上悬挂着的一串串彩色灯泡，像是一张张闪耀发光的地毯一样。寺里此起彼落地用阿拉伯语吟诵着《古兰经》经文，不换气也不停顿。某些毛拉趁机炫耀他们如何熟悉经文，他们可以如此快速地朗诵经文，他们一口气可以诵读多久。吟诵之后，再用乌尔都语加以解释。每到一座清真寺，舍万尼先生就像蜜蜂采蜜一样，总要跪下礼拜一番，只要机会允许，他也会加入聚会信徒中，跟着施礼如仪。

我有种感觉，比较富裕地区的清真寺里头，信徒不会聚在一起，他们各自独立礼拜。走到比较贫穷的地区，清真寺里就洋溢着团结的气氛。在一个低收入地区的清真寺里，毛拉吟咏着经文，寺方散发糖果甜点，成群孩童蜂拥而上，挤向那个负责分发糖果的人，那人双腿似乎已经不听使唤了，双臂高举着糖果箱子，任凭大批孩童拥簇着他，许多双小腿齐力奋进，一路拥着他，仿佛蚂蚁雄兵倾巢而出，驱使着外人看不见的轮子，架着一只死蟑螂推着走。这样混乱的插曲，并不影响这个场合的庄严隆重。同时，这个场合也是团体性的，小孩儿和糖果都是礼拜的一部分。

伊斯兰教为每个人的救赎所系，先知的行谊也融入信仰之中。此外，伊斯兰教借着不计其数的公共活动场合，维系并整合了团体。团结、信仰与戒律：三者合一，构成伊斯兰教的主旨，这是舍万尼先生跟我说的，而且，过一阵子我才知道，原来这话是他转借自巴基斯坦国父真纳先生的名言。然而，如此热络的团体意识之下，还是隐藏着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忧虑：对于来世忧心忡忡的焦虑。这层焦虑非常重要，人人都无法避免，也是将信仰的各个层面紧紧锁定的关键因子：信徒无法释怀的是，大限之日一到，面临最后的审判之时，究竟会上刀山下油锅，还是荣享天宠？舍万尼先生说，由于他毕生虔诚实践教义，他早已窥见他的来世了。真正虔诚的信徒都有这种“天眼”，可以看得比一般人远。

一个晚上下来，舍万尼先生的欢快言行逐渐冷却，再也提不起解说的兴致。他匍匐参与礼拜的时间越来越长，然后，就像抱怨时间就要来不及的人一样，他抓紧时间将我送回饭店，自己匆匆离去。这是天启之夜，这一夜的礼拜活动何其重要，舍万尼先生打算竟夜礼拜，一直到翌晨禁食开始为止。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随时都有些特殊的行程与要务待办，一举一动都得遵循特殊规定，整天活在信仰的狂热之中，随时牢记这种信仰异于其他宗教的特色所在。

可是，地球不曾停止转动，世界照常运作不断进展。那天晚上另外一则天启又酝酿出来，早上就展现在我们眼前，官方报纸《晨间报》上的头条新闻：揭发任凭巴基斯坦为外力操纵的阴谋——贝娜齐尔意图争取美援，发动政变——致穆尔塔扎信函复印件曝光。

报纸上动用了六栏版面篇幅披露的，不过是布托先生的女儿贝娜齐尔，写给她旅居伦敦的弟弟穆尔塔扎的几封家书。这些信件都是从那个出租车司机指给我看的大房子里寄出的。其中一封写在布托先生被绞刑处死后九天，另外一封则写在行刑前四天。这些信件充其量不过是家书往返而已，曝光在公共媒体上，其实是一种侵权行为。信中内容不过是姐姐建议弟弟：如何着手提出诉讼或是施压，以营救他们的父亲。考虑当时的情境，其实至为合理。据报道，《晨间报》应负的举证责任在于贝娜齐尔·布托为了答谢美国人出面营救她的父亲，甘愿放弃并终止巴基斯坦发展核武器的计划。《晨间报》将这几封手写信件的复印件刊在报端作为证据，偏偏影印效果模糊难辨，编辑部又未曾提供缮写誊本对照。而且说穿了，这则见报消息根本就是诬赖。

这正是奉行信仰的生活的另一面。这种信仰的规定多如牛毛。可是，政治上却毫无限制。信仰对于政治活动毫无规范，因为信仰只是面向信徒，对政客而言，伊斯兰教就是目标，就是工具，就是豁免于一切刑责的护身符。

舍万尼先生一定是受够我了，或是另有繁忙公务缠身。第二天早上，当我到达迪恩先生办公室之时，我才发现，新闻局派了另外一位工作人员带我去码头观看即将启程前往麦加朝圣的朝圣者。

这位工作人员是位年轻女性，裹着绿色的纱丽。她非常苗条，瘦得几乎可以用纤细形容，而她的英语也十分标准流利。不寻常的是，她竟然还在卡拉奇大学修了个新闻学学位。毕业后，她通过了巴基斯坦公务员考试，接着又接受了八个月的在职培训。当初，她并未选择进入新闻局服务，她是被相关单位分派到这个部门的，而这份工作也令她深感挫折。待在新闻局里，她只能做些人家交代她做的事情，对于这样一位拥有新闻学学位、有志于正规创作的女青年来讲，真是大材小用了。

这些话，她都在迪恩先生的办公室里开诚布公地向我说明过，说来，她也不是为了博取我或是迪恩先生的任何好感。她就跟她纤细的肢体所显示的一样不快乐和紧张。尽管，联邦政府的铁饭碗在巴基斯坦非同小可，我还是很纳闷，她干吗还继续窝在这里呢？我问她，她丈夫在哪里高就。她说，她们一家都是公务员或军人，而她先生过去也在军中任职。过去？是的，她先生已经去世了。“他死在一次直升机坠毁的意外中。”

现在，她夫家还会给她一些经济上的支持，她需要钱，才会一直守着这份差事，而且，孩子的教育尤其花钱。她在家里已经开始给孩子双语教育了，英语和乌尔都语，因为你到了外国——她指的是沙特阿拉伯与其他伊斯兰国家——不会说英语是找不到工作的。

哦，原来，她现在就已经开始训练她的孩子，准备离开巴基斯坦，移民到其他国家去了吗？

她说：“我不得不啊。我们在巴基斯坦是少数弱势。我们不是穆斯林。”

她身上裹着纱丽。难道说，这代表着她是个印度教教徒，或者波斯人？

我还没来得及发问，她已经先说了：“我们也是信服先知的。可是，三年以前，政府宣告我们是非穆斯林。我们算是艾哈迈迪耶教派信徒。”

“不过，他们为什么要宣告你们为非穆斯林呢？他们是受了什么压力吗？”

“这你就得去问贝娜齐尔·布托了。她就会跟你交代，她父亲为什么要把我们排除在穆斯林之外。以前，他对我们还很友善，没想到他一翻脸就做出这种事情来。”

她说，这个教派是由一个名唤艾哈迈德的人奠基发展的，他在上一个世纪出生于印度北部。一九〇六年的时候，（她搞错了年份，其实，艾哈迈德出生于一八九〇年。不过，我也是过了好几个星期才知道的。）他综合分析出现在他眼前的许多迹象之后，突然领悟到，他就是Mahdi，也就是真主应许的救世主。他是个信仰虔诚的人，怎敢妄自僭越？于是，他费尽功夫驳斥这样的妄想，可是到头来，神迹天启还是不容怀疑。有些穆斯林笃信，不到世界末日，救世主不会现身。可是，另外一派对于先知的诠释则以为，每当伊斯兰教堕落变质，救世主就会重返人间，而一九〇六年间，伊斯兰教确实已经堕坏沉沦了。

我说：“所以说，你们就跟伊朗的巴哈伊信徒差不多啰？他们同样相信，隐匿的伊玛目，或是某个诸如此类的人物也曾经在十九世纪现身过。”

可是，她从来没听说过巴哈伊这个教派。

她本身是后天改宗艾哈迈迪耶教派的。而她也跟我说，艾哈迈迪耶教派信徒之间，也有分歧。有些人——就拿她自己来说吧——信服救世主的继任人，其他同宗信徒则不以为然。

可是，身为一个穆斯林，她的心态又经过何种变化，转而接受救世主的概念呢？穆斯林恨透了这种邪念。穆斯林坚信穆罕默德就是最终的先知。一个印度人自称救世主，如此惑众妖言近乎完全推翻穆罕默德止于一尊的定论，也近乎于连根动摇穆圣先知的不朽地位。作为一个穆斯林，刚接触到这种异端的时候，她一定也觉得惊骇莫名。只是，她又是怎么应对这个信仰上的大跳跃呢？

哦，她说了，因为她父母亲的信仰并不一致。她双亲之中，一方为什叶派信徒，另一方则是正统的逊尼派。可以这么说，她从小耳濡目染，对于异教信念具有高度的包容力。然后，她又嫁给一个艾哈迈迪耶派信徒。因此，她有必要改宗，加入艾哈迈迪耶教派。接着，她就全面接触到这种“异端邪说”，夫家盯着她从深入理解到欣然接受。她的丈夫不厌其烦地跟她解说、教谕。如今，她就像个虔信多年的艾哈迈迪耶派信徒一样，每当她提到救世主艾哈迈德，她的语音就略为颤抖：这么好的人，这样虔诚的人，受到救世主重责大任的驱策，怎么样也不能否定真主赐给他的众多神迹。

这种异端——这也只有穆斯林才会奋力反驳了——现在已经完全掌控了她的生活，甚至还有可能迫使她离开穆斯林的祖国。在这间政府办公室里，墙上水泥油漆片片剥落，沙发腿摇晃不稳。面对这样一位身着绿色纱丽的女子，拥有卡拉奇大学的新闻学学位，在这样一个伊斯兰国家里担任公职，这已经相当耐人寻味了。可是，就在卡拉奇的表象之下，就在这些表面上容易理解的浮光掠影之下，潜藏着坚定的信仰，而信仰的狂热，往往以许多不同的面貌呈现，每一次正面遭逢到如此热切的信仰，几乎总是让我感受到某种走马灯一般连续变化的幻影特质。

幻影不断变化。我走出办公室，站在中央回廊上等候穿着绿色纱丽的女子。我心里咀嚼着自己刚刚听来的故事，笃定地以为，再过一会儿，我就会跟着她一块儿去朝圣码头，因此，当我被一个不会说英语的男人领着往前走的时候，自己也没留意到底他要带我去哪儿，也不知道我已经跟她分开了，错过了约定一同搭乘公务车的时间，浑然不知这个男人把我带到另外一个部门的另外一间办公室里，最后，才发现自己走到一间封闭的大办公室里，其装潢要比迪恩先生的办公室气派多了。办公室里有个较为年长的男人，隔着案牍堆积纷乱的桌面，面对着另外两三个男人。他们安排我在办公室一角坐下，顶着一台空调的送风口，我坐进一组沙发中的单个沙发上，塑料皮面的沙发当然强过迪恩先生的棉布沙发。

这间是艾哈迈德的办公室（不是那个我稍早才听说的艾哈迈德，那个早已不在人世的预言家）。他的办公桌旁边摆着一个落地柜子，桌上五台电话机，连艾哈迈德自己都搞不清楚，究竟是哪一台电话响了起来。然后，经过几度官僚间的交涉往返，其中详情我实在无法参透，他们竟然将我转手交给这间办公室的艾哈迈德处理。迪恩先生与舍万尼先生，两个忙得不可开交的人，就这样静悄悄地将我移交给艾哈迈德——裹着绿色纱丽的艾哈迈迪耶教派的女子，也就跟着他们走了，再也不见踪影。

结果，我最后是跟着两个艾哈迈德办公室里的男同事，一同前往码头。可是，他们两人的英语都不灵光，而且，他们宁可自顾自地用乌尔都语交谈，也懒得搭理我。到了码头上，他们马上全神贯注于部门公务，朝圣者的送行活动具有如此高度的官方性质（俾路支省省长也即将莅临），两人因而战战兢兢，不敢松懈。我只能在一旁全程参观，听不懂任何话，仿佛从远处观望一样：白色的朝圣大船原来是英国制的，陈旧脏乱，船身上没刷上白漆的地方污秽得让人不愿多看；船舱里是挤得满满的卧铺与包袱，霎时之间，老翁与老妪看起来就像是难民和移民者，有人状似忏悔，有人又像是满心期待；甲板上已经积起一堆堆的垃圾了；上层狭窄的甲板上，几个老人在一旁兀自盥洗净身，准备早课，根本无视大惊小怪的官员在一旁吹胡子瞪眼睛的，你虔诚？我比你更虔诚。礼拜活动在伊斯兰教中，总是一种正确而令人安心的肢体行为。

俾路支省的省长拉兴穆丁将军终于到了。埠头上，穿着苏格兰呢制服的风笛队吹奏出尖锐的音符，走在前面，为将军开道：巴基斯坦全盘接受英国军方的风格，适当地衬托出高阶武官的威严，而大将军戴着尖顶军帽，脸上架着一副深黑墨镜，军服上星光耀眼，腋下还挟着一柄令牌，凌驾在前往麦加的朝圣人潮之上。他所代表的朝圣行程，年代比伊斯兰教还要悠远，源自于古老的阿拉伯部落崇拜，再经由先知融入伊斯兰教的实务中：层层相加的历史就在这里一片片地展现。

港务官员上台演说，扩音器将他的话语带到船舱的每一个角落，船下的埠头也历历可闻，埠头上搭起一个帐篷，风笛手与随同将军出巡的士兵，全都在里面集合，帐篷外，一小群工人也聚在一旁。将军的演讲稍微长了一点。服膺总统谕令而举办的官方朝圣送行仪式，至此礼成（两天以后，《黎明报》上根据官方发布的新闻稿，整整写了九英寸宽的报道版面）。艾哈迈德先生的手下将我送回他阴暗而冷气十足的办公室。

此后，我再也没见到过迪恩先生与舍万尼先生，也无缘再见那位身着绿色纱丽的女子，或是寡妇。她的故事让我极为迷惑。可是，政府已经将她的艾哈迈迪耶教派视为非法组织，许多人也为之憎恶侧目。而我直到即将离开巴基斯坦之前，才有机会再深入了解他们一些。

艾哈迈德接手打理我的参访事宜。那天早上，他对我的兴趣，可以说是纯属公务要求——当时，巴基斯坦还在全国戒严状态下，大家对外国人都倍加提防，还有巴基斯坦的核武器计划，更需要保密防范。不过，我一回到他的办公室，他的态度就全然改变了。他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面，面对着他的部属，仔细地端详着我，我就这样通过了他的审核。

先前，说不定他已经接获报告，说有个国外访客前来探询相关伊斯兰机构的问题。故事听来奇怪，可是，当他确认了我的求知热忱之后，他就转变得相当热切。这也不足为怪。再过几年，艾哈迈德就六十岁了，他是个幡然悔悟的穆斯林。他自己说，年轻的时候，他日子过得颇为放荡，征酒逐色。他一直到年长，才虔心于宗教，此后，即充满对宗教的痴迷。他深深敬畏着自己的信仰。他不光是想讨论他坚毅的信心，就像舍万尼先生一样，他还要找个见证，找个代表另外一边的证人，代表他扬弃的那一边的人来替他见证。

他身材魁梧，挺拔而富于活力，即使不复年轻，却还是潇洒迷人，黝黑的肤色，鹰钩鼻，嘴巴下唇弧线饱满。他是信德人，而且，他还自称（或许过于浪漫了吧）属于先于雅利安移民的信德原住民，他的祖先营建了伟大的远古城市，诸如摩亨佐达罗与哈拉帕，创造了印度河谷文明，直到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前，才被雅利安人后来居上，侵略征服。他说，巴基斯坦大多数民众，表现得好像只有在巴基斯坦建国元年即一九四七年之后，这个世界才正式开展。然而，他的信德先祖让他多了另外一种世界观。

而他对历史的情感，还是不能与他对伊斯兰教的珍爱相提并论。伊斯兰教是全世界最年轻的重要宗教，最年轻，因此也进化得最完备。他并不谴责过去的宗教，他只是将这些宗教视为人类精神发展史上的不同进程。只要你将这些根据天启所创的宗教放在一起比较，就会导出相同的结论。他说，就拿摩西来说吧，全是戒律，太过严苛了。耶稣则充满了悲天悯人的情怀。艾哈迈德说：“在像我们这样一个还有非洲人和黑人的世界里，这种情怀是行不通的。一个原始的土著给你一巴掌，你还把另外一边脸凑过去，只会让那个粗人火上加油。”伊斯兰教高妙的地方，就在于调和，兼有戒律和悲悯的优点。我若要见识伊斯兰教最上乘的学问，或是了解这个宗教饱含的慈悲，就该深入信德省内地，参拜几个古老的圣地，他可以替我安排行程。他特别强调，那里有个地方，跟一个伊斯兰圣人与神秘事件有关，他格外期望我能前去一访。我可以借机参观一个共同生活的信徒团体，其中不乏专业人士，他们捐弃了俗世凡尘，到沙漠里为贫民服务。

就这样，一个下午的时间，艾哈迈德如连珠炮一般，一口气兴奋地倾诉衷肠，扼要地说明他的信仰，他的态度，以及他替我安排的计划。他开车送我回到洲际大饭店，我们又在停车场上尽兴相谈，一直到日落时分。最后，他以我从未料及的温柔，将他的食指按在我的额头中央。他说：“就在这里。假如你是个生意人的话，你就会得高血压。可是，你是知识分子，你关心的是真理，所以，真理就会到你这里，进到你的眼睛里。你的眼睛一定要多多休息保养。你要多看一些绿色的东西。”

又是我的眼睛！第二天早上，我的眼镜镜片脱落，在饭店房间的瓷砖地板上摔碎。结果，艾哈迈德一大早就得先带我上眼科医院去验光，配眼镜。

我们的友谊建立得突然，可是我却觉得十分踏实；而随着友谊的发展，我更加倚重艾哈迈德的帮助。我之于伊斯兰机构与经验的探寻持续进行着，如此探寻将我带到艾哈迈德的跟前。而在接触过其他人诠释的伊斯兰教教义之后，我又回过头来跟艾哈迈德先生请教，毕竟，他是我在巴基斯坦唯一遇到的理性之人。

有人向我推荐摩尔札先生，称他为全巴基斯坦最为杰出的人士之一，其灵性与智慧堪称全国深邃奥妙之最，只要我向他请教，他一定能够回答我所有关于巴基斯坦国家体制伊斯兰化的问题。可是，向我介绍摩尔札先生的人——甚至连这次会面都是他安排的——是摩尔札先生的远亲。于是，当我好不容易在这位伟人冷气十足的办公室里与他相见时，感觉就像他基于家族情谊对我施以小惠一样，而当我终于轮到聆听他高言训诲之时，又恍如置身祈祷会一般。

摩尔札先生办公室里藏书甚众，有许多褪了色的英语政治书籍，出版于三四十年代，显示他曾经在英国求学一段时日。两个神情专注的年轻人坐在摩尔札先生办公桌前，上身前倾，双眼圆睁，炯炯有神，而摩尔札先生轻声细语地说话，他正在跟这两位“年轻的同事”交换一些意见。原先，我还真的以为，这两个年轻人不过是他的同事而已，稍后我才知道，如此谦辞正是摩尔札先生在公开场合展示的谦恭之言。那两人就跟我一样，也是经人介绍前来汲取一些智者之言的。

事实上，意见根本无从交换：摩尔札先生一个劲儿地以低沉、严稳的嗓音，不歇不竭地絮絮叨叨着：我们正处在撒旦猖狂的时期；世人无意于追寻真理；大学教授也不在乎真理；我们现在接触到无限量的信息，可是，信息泛滥同缺乏信息同样糟糕；谁也无法预知未来；我们周遭充斥着“无法评估”的东西；托尔斯泰看待历史的观点是对的。难道说，摩尔札先生是巴基斯坦上下唯一还关心历史的人吗？这一切要将巴基斯坦带往何处？这是将所有人带到撒旦恶质面前的时代，所有人都会领悟到重返伊斯兰正信之迫切。

年轻人起身告辞，喜悦得双眼发直，而摩尔札先生更加彬彬有礼，跟他们告别的语气温和得像是感恩祈祷一样。接着，就轮到我接受他开导启发了。可是，摩尔札先生不跟我谈托尔斯泰，他跟我提到的是个默默无名的阿拉伯人。“公元十世纪时，有个阿拉伯学者，他或许是阿巴斯王朝最伟大的哲学学者，他去世于公元一〇一一年，因此，他的著作完成于公元十世纪与十一世纪相交时期，后人多半将他视为十世纪而非十一世纪的学者——他说，先知和一般人不一样。”

可是，我来见摩尔札先生不是为了聆听这些老生常谈的。我来拜访是为了请教伊斯兰教教义应当如何施行在国家体制、政府政策与法律规定上面的。

摩尔札先生说：“你先听我把话讲完。”他最受不了被听众打断话题。接着，他又唠唠叨叨地继续说下去：真主借着先知传谕，宣达真主旨意，终有一日，天下将会太平，海清河晏之日，就是世人无需先知开导之日，伊斯兰教就是出于如此理念而问世的。

这又告诉了我们什么？也就是说，巴基斯坦的法律制度与政府机构，尚未符合真主规范。尽管摩尔札先生德高望重，坐拥书城，他的思维却无法超越这一点。他的教育背景只是他虚荣自矜的一部分。可是，他的言谈不过就像个哲思至为单纯的毛拉。事实上，摩尔札先生自奉为极端纯净的伊斯兰教化推行者，个人却暗藏着政治企图。赶走布托先生，压制布托先生的追随者，伊斯兰化的军政府上台之后，摩尔札先生有望加官晋爵。

我说我得走了。摩尔札先生十分不舍，他还有很多话要开导我。他问我要不要搭他的车回去，我接受了。就在我们等着他的车开来时，他又试图重组自己一个人的专访独角戏。他说：“我想，你心里一定很纳闷，我为什么没待在清真寺里，反而跑出来做生意呢？”

“我没那么想。”

“可是你不久就会明白的，伊斯兰教教义里面，生活和信仰是不可分离的。伊斯兰教是一套完整的生活规范。”

他拿出礼拜用的念珠，开始噼啪噼啪地拨弹，同时嘴里喃喃祝祷。我从他的左耳看过去，又从他的右耳看过去。噼啪噼啪，噼啪噼啪，他拨弄着念珠，接着他说：“真主令我目眩神迷。”我从他的左肩看出去，再从他的右肩远望后方。噼啪噼啪，他拨弹着念珠。我就这样任他在嘴里喃喃念诵，一直等到车来。

报纸编辑萨拉丁先生与摩尔札先生差不多，同样也主张采取强硬路线施行伊斯兰教教义。可是他没有摩尔札先生的神秘与知识上的癖性，我反而欣赏他的坦率直言。

巴基斯坦全国识字率不过百分之十五，新闻报纸的发行量十分有限。英语报纸《黎明报》（根据与该报对峙的《晨间报》同仁相告）发行量只有三万份。《晨间报》于布托先生执政期间，发行量一度下跌到四千份，而今逐步回升，才即将突破一万份。萨拉丁先生负责编辑一份发行量约为三万五千份的乌尔都语报纸，他讲起话来的分量当然就有力多了。派来接待我的编辑部助理跟我说到，萨拉丁先生在布托先生当权期间，曾经坐了三个月的牢。助理说，萨拉丁先生是个有原则的人。

萨拉丁先生的办公室位于卡拉奇市中央一栋五层楼混凝土建筑中，建筑物外观看来还算新颖。从市集街道上拐个弯，转进一条残破而凹凸不平的泥土路，黑肤小童在街上踢着足球戏耍，一个贫民不知为何在烈日下兀自倒卧在一台自制的箱型手推车上。楼房前的庭院地上碎石散布，崎岖不平，电梯门就直接堵着庭院。一脚直接踏进电梯，感觉委实古怪，甚至还有些超现实之感。

好在这电梯还管用。一路直上顶楼，顶楼阳台像是一般接待室的戏仿（像是延伸至楼外街景的现代都市戏仿），阳台上三把藤椅竟然都没了底。办公室里架起几面半人高的隔墙，隔出几间办公小隔间，隔间一间连着一间。编辑小房间两边的门都开向办公室，其中一个房间里，几个誊写员正在奋笔疾书，将各版新闻写在透明纸上，以便稍后送厂印刷。苍蝇嗡嗡地盘桓在小窗玻璃上，墙上挂着一幅真纳先生的铅笔素描画像。

萨拉丁先生个头矮小，只有四十出头。脸上一把黑桃形状的小胡子，胡须灰白交杂，一张严肃的嘴巴，还有一对炯然有神的黑亮眼睛。我试着揣想他入狱监禁之时又是何等样态，我估计牢狱也无法浇熄他的怒火。萨拉丁先生出生于印度，十二岁才移民到巴基斯坦。

他说，其实穆斯林在印度也可以自由礼拜，巴基斯坦建国不光是为了宗教礼拜的自由。巴基斯坦建国的主旨在于成立一个伊斯兰国家，全国施政统一奉行伊斯兰教教义。这是什么意思？古往今来，真的有伊斯兰国家出现过吗？他说：“在先知与前四位哈里发之时，这个国家存在过三十二年。”

所以说，又来了，他所倡导也是同一回事——这些人不但梦想着早期的伊斯兰国家，先知的创发先迹，同时还随时惦念着先人如何劝导穆斯林遵循真主意志的统治：历史与神学的融合，汇成一股合金，打造出信仰牢不可破的外壳。过去那段纯净年代还会重返尘世，穆斯林将重新活在那样纯净的氛围中。他们一言一行只要切实地循规蹈矩就好了。而规矩早就明白地摆在一边儿，规矩就详细地刊载在圣书与传统中。伊斯兰教多如牛毛的规矩传承，并不是因为真主的缘故，萨拉丁先生如是说，而是为了保全信徒。没有顺服遵从，何来自由，遵守规矩，才能享受自由。

然而，在他位于卡拉奇的办公室里，随时都有人进进出出，过来跟他商洽报纸编辑的公务，有人还带着大捆的卢比进来，而隔壁办公室里的长条桌子上，誊写员据案疾书，制备版面，下一步就可以上机拼版印刷了。这就是萨拉丁先生的主张：建立伊斯兰国家，及其特殊的自由。他曾经在布托先生掌权期间下狱，我感觉，他已经准备再度入狱。

他给了我几本小册子让我带走。这些小书样式陈旧：我猜想，初版应该在当年巴基斯坦还处于欧洲殖民统治之下，伊斯兰教一贫如洗，政治上更是毫无置喙余地之时，穆斯林的宣教机构初次印行流通的宣传册子，当时，他们需要尽可能地争取欧洲人的同情与支持。

《古兰经与现代科学》由一名法国人所撰，文中揭示先知生前就已经预料到许多现代欧洲人的发明点子了。《伊斯兰教——开启与终结的宗教》（《伊斯兰教之魅力》与《伊斯兰教，我们之选择》两书的综合简要版）一书则言之凿凿地演证，世上其他所有宗教，于其圣书经文之中，都预测了穆罕默德即将降临人间。此外，我还拿到了一篇拿破仑对伊斯兰教的礼赞，以及他对于伊斯兰教的向往：“我们仅能期盼，来日不远，我们将联合各国贤明智慧人士，遵循《古兰经》律法制定一套完整划一的体制，《古兰经》荟萃真理，一部经书即足以引领全人类永享幸福。”

拿破仑后面还跟着一系列维多利亚时期英国“政治家与外交官”的颂词，这些人各有头衔，来头都不小，他们的名声显然在伊斯兰世界还是响亮的，听在家乡同胞耳中，可就没那么想当然的如雷贯耳了。例如，这位哈吉阿尔勋爵，黑德利·阿尔法鲁克（一八五五年－？），是“贵族、作家与政治家”，尝服役军中，亦为工程师，同时也是《索尔兹伯里期刊》的编辑；阿卜杜拉·阿奇柏德·汉密尔顿爵士（一八七六年－？），“政治家与从男爵”，也同样曾在军中服役（“官拜皇家军团陆军中尉”）；贾拉勒丁·劳德·布伦顿爵士（生卒年不详），“政治家与从男爵”，毕生志业不详（“英国从男爵及享有广泛声誉的公众人物”）。在他们之后，小册子又攀附了一位英国学者哈龙·穆斯塔法·莱昂教授，艺术硕士、哲学博士、法学博士，“一位真诚可靠的地质学家”与“能力极高的语言学家”，在波托马克大学（美国）取得艺术硕士学位，并于一八八二年为《曼岛检查报》撰写《人类语言之语源研究》系列文章时，接受伊斯兰教。

这组白种人穆斯林成员阵容中，唯一的美国人是穆罕默德·亚历山大·拉塞尔·韦伯，“外交官、作家与记者”，《圣约瑟夫报》《密苏里共和报》编辑，出生于一八四六年，去世于一九六一年，享寿一百一十五岁。像一个“哥伦比亚，哈得孙河流域”出生的马克·吐温式人物，此人拒斥“正宗长老教会传教士的碎言碎语，抑或较为正式的说法，瞎诌胡说”，改宗伊斯兰教，并于其漫漫无涯的长寿年岁中，致力于伊斯兰的宣教工作。

我通过萨拉丁先生的引荐认识了哈立德·伊沙克。哈立德·伊沙克是卡拉奇市里少数几位领袖群伦的律师之一。他的诉讼事业如此成功，使他得以花上大量时间投身公众事务之中。他同时也是“伊斯兰意识形态委员会”的成员，该组织每个月于首都召开十天议程，研拟出合乎伊斯兰教教义的行事方式。他也是某个政府委员会的成员，该会成立宗旨在于视察——我觉得有些力不从心——遏阻贪污腐败。

他也是从印度迁来的移民。个子高挑，身材孔武有力，年纪刚过五十。他言语间不脱一般律师习性，流露出缓慢而乏味的幽默感，眼神透露出诡诈，以及对于小道传闻轶事的钟爱。如此态度反而跟他对于信仰的热情搭配得颇为合宜。我隐约感觉，伊斯兰教对他而言，不只是个人信念，在这个印度次大陆上的穆斯林哈立德·伊沙克眼中，伊斯兰教即使在巴基斯坦也无法真正立足生根，伊斯兰教是他的文明与文化，也是他心目中对自己的定义，作为一个人与律师，这是他必须奋力服务与保护的。

萨拉丁先生曾经跟我说，哈立德·伊沙克藏书册数多到不可思议的地步，而且，他每个月还要花上两万卢比，折合两千美元，以购买书籍。即使萨拉丁先生事先提醒过我，我真见到他的时候，还是吃了一惊。

我们的车开进他的院子里时，我说，他的房子真大。而他以其律师特有的精准方式说，是的，房子不小，却还是不够大。他说的是真话，房子的确不够大。书籍填满了一间又一间的房间，一层层的书柜，书柜前还有书柜。一个个相连的书架，书架前面还立着书橱。一个宽敞的大房间里，专室收藏装订成册的《古兰经》经文批注，真像是庞大的阿拉伯书藏。“而且啊，”哈立德·伊沙克补充说明，“这里除了经文注释，还收有注释的注释。”他什么都买齐了。

然而，他内心信仰之虔诚，真能及得上收藏狂热之万一吗？他也挺有幽默感的，我心想，我应该可以问他这个问题吧。他说：“我不会说自己内心非常虔诚的。但过去三十三年来，我从来不曾错过任何一次礼拜。”就是说自从一九四六年，巴基斯坦建国前一年，而他话中所指的是一日五次的礼拜。

我们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其实不过是在藏书房中清出一片空地，宽敞的房间里摆着一张大桌子，桌子一端搁着几把椅子，像是刚刚开完董事会议一样。我们对坐在吊扇之下；风扇旋转发出沉闷单调的声音，掩盖住街道上摩托车与出租车往来呼啸的噪音。

他简单解释自己对于伊斯兰教的热情。“我们的人民，感情上是相当排斥西方的。物质上，有些东西，我们或许还得依赖西方供应。我们的人民或许会出国去改善生活。可是，不管他们在国外待的时间有多久，他们总是想回国，就算是回国来死在家乡也好。”而就是出于如此厌斥外在世界的情结，哈立德·伊沙克在心中酝酿出某种需要，巴基斯坦需要建立特殊的伊斯兰教化的机构，这类机构不是为了因应西方人的需要，也不是社会主义的机构，而是为满足人民情感所需的机构。

外人倘若要了解那些情绪上的需要，就得先理解伊斯兰教教义中的人人平等原则。“这里的用人虽然要端茶、送点心给我们。那只是他的工作。可是他也知道，在另外一个场合，我们就可以跟弟兄一样热络，平起平坐。”而那就是清真寺的功能，每逢星期五，每个人，不论出身背景与状况，都齐聚一堂静听毛拉讲道，人为制定的法律假如有违反《古兰经》经文教谕之处，就不值得遵守。

所以说，这项伊斯兰教的创举还真惊人：这也是经过精心规划的改革突破，其唯一凭恃的指导原则唯有《古兰经》。改革之后的国家机器，仍将于现代世界中运作，这样的巴基斯坦政府，确实是史无前例的创新产物。这将是一种新的创举。巴基斯坦人真的有这种本事吗？巴基斯坦国内真的有如此智慧的生活存在吗？哈立德·伊沙克坦白说道，没多少智慧，书籍昂贵，电视节目一开始播放，巴基斯坦社会少得可怜的智慧生活就终结了。

意识形态委员会到目前为止，究竟完成了哪些议程呢？没多少，哈立德·伊沙克似乎意有所指。他们还在试图解决银行利息的问题。他们也曾经向政府提议，要求政府规定每个人都穿同样的服饰，开同样款式的汽车。可是，这个议题没有得到多少响应。

哈立德·伊沙克还说，困难还是存在着。首先，主张伊斯兰化的人之中，还有些“现代派”人士。这些人多半年事已高，或是为了一些私人的理由，才放弃俗世的生活，转而虔诚信教。他们不过读了几本跟伊斯兰教有关的书，就以为自己一通百通，什么都懂了，其实，他们懂得太少了。这些人实际上只是搞神秘主义，对于国家机构一无所知。（我心想，我自己是不是听出他在批判摩尔札先生呢？）此外，还有毛拉。巴基斯坦军事政府打算全面伊斯兰教化之后，就跟毛拉取经参谋去了。

“那些毛拉其实根本什么也不懂。他们只会全盘信任‘那个好人’或是‘某几个好人’。我跟这些人谈过话，我真的认为他们有很多人根本就不着边际，他们连我们需要伊斯兰教化的机构都没有半点概念。他们根本就听不懂我们在讨论些什么。”

听了这些之后，我私下忖度，巴基斯坦就没有什么值得我探看的伊斯兰体验了，迪恩先生一开始说的话，还真讲对了：伊斯兰体验，就是一些大家整天动嘴嚷嚷、等着别人动手开始的事情。巴基斯坦国内确实有着伟大的伊斯兰教创举，可是，仅仅存在于理想之中，表达了高度虔诚的信仰，也体现出生活在伊斯兰国家里的穆斯林高度的政治不安全感。

诗人穆罕默德·伊克巴勒，当他在一九三〇年呼吁印度的穆斯林分离国土，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时，曾经提到伊斯兰政权或者某种社会秩序，都应该是“以伊斯兰教的团结大义为基础”自然而然地跃升，脱颖而出。诸如此类的政体确实也存在于巴基斯坦。可是，现在大家提及的伊斯兰国家，却远比伊克巴勒提倡的伊斯兰政权抽象。这个伊斯兰国家不能光凭政府机关立法公告宣传而已。这样的国家需要凭着想象力架构，而信仰在架构过程中也帮不上什么忙。这个时刻，信仰只能针对情绪上的需要提供几个否定与禁止的答复：禁止饮酒、禁止女性抛头露面、禁止银行支付与抽取利息。然而不多久，巴基斯坦国内又将额外颁布其他几条禁令：禁止政党活动、禁止民意议会、禁止妖言惑众、禁止法庭审判。因此，现存的机构与体制纷纷被宣判为不合伊斯兰教教义，即刻限令解散或是停止运作。此时倡导信仰，只是因为，此刻只有信仰还是完整的。而在这样真空状态之下，只有军方才能统治。

哈立德·伊沙克开车送我回到洲际大饭店。车开到俱乐部路上时，他调头转到卡拉奇赛马场里，那是殖民时期英国人建的俱乐部。

天色已晚，灯火昏暗，四下寂静。桥牌室里只有几个老人。可是，室外环绕着整栋建筑物的宽敞阳台，铺设着老旧、暗沉、起伏不平的木砖地板，却空无一人。英国人建设了卡拉奇这个都市，以及这座赛马场。此时此刻，这家俱乐部，仍然感觉像是他们的。可是，他们的梦想，他们建立大帝国的梦想，却已经转化为另外一个样子。

艾哈迈德先生请我到他家吃饭，我也依约下楼到洲际大饭店的大厅等他。当我在沙发上坐下，一个先前我根本没注意到的年轻人即刻从原来的座位上起身，迅速地朝我这边走来，重重地挨着我身边坐下，他的动作迅速、粗暴，跟我又坐得这么近，我还真被他吓了一跳。

他身上穿着巴基斯坦长衫，宽松的棉质长裤。他身形矮胖，一张圆脸就跟那个开车载着我走遍卡拉奇的出租车司机一样。他的英语生硬，口音浓重而难以辨识。“自助餐厅”，他讲的是这个意思吗？

“自助餐厅，”他低声地问道，“自助餐厅在哪里？”

我打手势，跟他指了指饭店的咖啡厅方向。可是，他意不在此。他说：“这里还有些什么？楼上有没有餐厅？”

“都是房间。”

“房间。只有房间？你住在这里吗？”

“只住几天。”

“只有房间？哦？游泳池呢？游泳池在哪里？你知道游泳池在哪里吗？”

“游泳池已经停止营业了。”

“停止营业了。伊斯兰政府把游泳池关了。”

大厅里忙碌异常。国外航空公司的机组人员——洲际大饭店的主要客源，来来往往。一个年轻的德国女生走了过来，臀部丰满，金发全梳在一侧，扎成一条马尾辫子，吸引了这个年轻人的目光。

他说：“女人真是真主赐给男人的礼物。你说是不是？”

“没错。你经常到这里来吗？”

“不，我是第一次来。”

后来我才知道，他刚进这饭店大厅，不过二十五分钟而已。他是跟着一个朋友一块儿来的，那个穿着棕色乡村外套、坐在另外一把椅子上的男人，年纪看起来比较大，身材也比较瘦。

我身边的年轻人跟我说：“我们来这里是来看人的。”

他说他是个学生。我问他学些什么。他又改口说，其实他是个看店的，他家里的人都希望他学医，当医生，好赚钱。他今年二十四岁，老家在苏库尔，据他说，卡拉奇往西北方向走上四百英里（其实没那么远）就到苏库尔了。他跟他兄长一同南下卡拉奇，“来做点小生意。”他的生意已经弄完了，他觉得有些乏味。而坐在另外一把椅子上的朋友，也是苏库尔来的，他在卡拉奇比较有经验，就提议说两人可以一块儿上洲际大饭店来“看人”。

值此斋月，他们两人一整天下来还是持续封斋，没有破戒（洲际大饭店咖啡厅门前有张告示，每日封斋期间，本厅恕不招待穆斯林），他的朋友看起来好像已经精疲力竭了，几乎就要睡着了。他的双眼半睁半闭，时不时地顿首打盹。我说：“你的朋友都快要睡着了。”我以为这个年轻人会跟我回答：“我的朋友瞎了，看不见。”情况看起来确实也是这样。可是这年轻人只是说：“我的朋友不会讲英语。”

而他这个朋友今天看人的运气竟然这么好。一群法国人，一男两女，走出电梯。那个男人，其实是三人之中真正长相颇好的，身材修长，一身白色衣装，紧身运动衫的毛巾式织纹，对称着平滑的斜纹长裤。男人站在一旁，两名友伴中的一个女人就坐在苏库尔乡下来的发困男子身边。

他猛然惊醒，尽管睡眼惺忪，还是扭着身子，一点点地挨过去，一直到他能碰到她才打住。他深谙在洲际大饭店里看人的奥妙旨趣。他知道，外国人跟他们恬不知耻的女人，那些非穆斯林，可以轻蔑对待。女人从提袋里抽出几张彩色照片端详。苏库尔来的乡下人也凑过去，倾靠着女人的肩头，跟着看人家的照片。可是，照片或许没他想象中精彩，于是睡意又席卷上身。他两眼发直，茫然地凝视前方，疲乏过度，无心也无力仔细品味进出电梯的人流。

我将艾哈迈德先生介绍给这两人认识，真是个错误判断，不智之举。艾哈迈德先生是巴基斯坦人，不是外来的观光客，苏库尔人的举动令他十分不快。我们上了他的车以后，他说，那两个出生于苏库尔的人（起先，他跟他们郑重其事地打招呼，以为那两人是我的朋友）都是粗野的乡下人。那种人会专门跑到洲际大饭店来看脸上没蒙面纱的女人，看穿着比基尼的女人。有些有钱的巴基斯坦人也会到这里来，做同样的事情。他们会跟饭店租个房间，正对着游泳池，由上往下看个过瘾。而巴勒斯坦人，也是穆斯林，同样助长了这股歪风。有些巴勒斯坦人（听起来像是靠着政府津贴过日子的游击队员，只是艾哈迈德并未肯定）会带着欧洲女人来到卡拉奇，这些女人就穿着比基尼在洲际大饭店游泳池附近厮混。话就是这么传开来的。

艾哈迈德对那两个出生于苏库尔的乡下人一点好感也没有。就是这些人，这些竟然还懂得上洲际大饭店来看人的农民，竟然如此大胆，沉着应对门房狐疑的眼光，自以为天下事他们无所不知。日后会变成共产党的就是这种人。政治在巴基斯坦就是这么简单。

艾哈迈德说：“现在这个世界真是乱七八糟，每个人都方寸大乱。许多人的生活都已经失去平衡了。”

我将他的批评视为哈立德·伊沙克所说的，巴基斯坦人在情绪上对西方世界的排斥。这种排斥当中，有多少成分是自欺欺人的呢？有谁又能真心去排斥这样一个包罗万象的文明，他们高度依赖的文明呢？

艾哈迈德心里也摇摆不定。他说他自己其实不喜欢出国。每次出国，他总是“精神紧张”，总是受到“时间因素”的困扰。当他身在国外，待在一个大都市里面，他总是受到要求准时的事情的支配。这种要求使得他精神负担沉重，折磨着他，害得他身不由己。接着他说：“可是，我们这里的人要是讲到对于西方世界的排斥的话，通常他们唯一在意的只有那么一桩，就是女人。”

讲到女人的话题，艾哈迈德先生就敏感紧张起来了。他认为自己是个自由派，然而，他的自由开放态度或许多于他自己所能察觉的程度吧。由于他直到中年才幡然悔悟，虔心信教，伊斯兰意念中的责任感将他压得透不过气来。我相信，他在内心深处，一定如履薄冰，唯恐遭到当年寻花问柳的不堪过往的报应。而他两名活泼可爱的女儿，身受开放式的教育，尤其盘踞在他焦虑的重心上。孟加拉危机期间，巴基斯坦军人蹂躏孟加拉妇女的新闻令他极端痛苦。对穆斯林而言，强暴之于妇女，不光是皮肉肢体遭到暴力侵害，强暴罪行也毁了受害妇女的名声，毁了她的一生，令她全家人名声扫地。艾哈迈德说：“强暴传闻持续了两个月，两个月以来，我都睡不着觉。”

他的房子位于卡拉奇许多新建住宅群之中。那是一栋混凝土大房子。可是，尽管艾哈迈德先生位高权重，他生活起居还是相当俭朴。起居室也做餐室用，仅以天花板一盏吊灯照明，看来简单乏趣：只有一套基本必需的家具，以及两台电视机，其中一台故障待修。

艾哈迈德先生的儿子走了进来。他二十来岁，是个医生。他就在当地一处医院工作，无意出国发展。他说，他只想为巴基斯坦人民服务，而我也相信他此言不假。他身材比他父亲小一号，面色也比较苍白，五官特色比较倾向雅利安，是个温文尔雅的绅士，稳重内敛，与他父亲的兴高采烈形成对比。他十分惬意地让他的父亲代替他发言与回答询问。

艾哈迈德还像在对公众发表他的信仰声明一样，声音绕梁盈室，他说：“我要我所有的孩子都在医院里工作、服务。当医生、护士，甚至在医院扫地也好。因为只有在医院里，你才能减轻别人的苦难。”

艾哈迈德先生说，他并没有强迫他的儿子信教，他让他自由选择。这个儿子，流露着一股专属于十九世纪的诚挚热切，心中对于信仰的疑问，也一直挥之不去。

他说：“先前人类膜拜石头、火焰，而今我们回顾这些仪式，只觉得好笑。难道将来的人类看到我们现在奉行的这些仪式，不也会觉得滑稽吗？”

艾哈迈德让他说完这些话，然后，他再度替儿子发言。“每次要是有人上门来，打着宗教的名号，跟他劝募的时候，你知道他跟人家怎么说吗？他跟他们说，还是劝人捐血给病人更有意义。”

那个儿子点点头，双眼下垂，默认他的父亲讲的话，却不敢承受他的赞美。

晚餐是由艾哈迈德先生的太太一手烹调的。餐桌上只有我与艾哈迈德先生两人用餐，儿子只是在一旁陪坐；同样负责陪坐的，还有另外一个男子，他刚刚到。我们的谈话就此转向，仿佛这样在巴基斯坦是个惯例似的，话题又转向巴基斯坦的形势上面。

艾哈迈德说：“我可以用两个句子就跟你完整交代这个国家的来龙去脉。这个世纪的第一个二十五年间，印度的印度教徒以为凡事只要出了岔子，一定是外国人或是外国势力捣蛋。接着，第二个二十五年间，印度的穆斯林觉醒了。他们心中产生双重仇恨。他们既恨外国人，也恨印度教徒。因此，巴基斯坦这个国家就建立在仇恨的基础上。人民还没准备好接受巴基斯坦，而不够格的人民当然也不该要求。”

这话就跟许多保守的穆斯林讲的一样：身为穆斯林，印度的穆斯林还不够纯净，不配待在一个伊斯兰国家里面。

艾哈迈德继续说：“接着，印度教徒离开巴基斯坦之后，就开始分配人家留下来的财产。许许多多从印度移民到这里来的人，不劳而获地发了笔小财。巴基斯坦建国之初，大家就是这种态度。到现在，这种心态还是不改。年纪一大，你就不会再去操心某些事情。留给年轻人去烦心吧。我已经五十九岁了。到了这个年纪，就像分期付款一样，可以准备最后偿还结束了。”

此时，屋子里来了个非常高大、十分魁梧的农民，而艾哈迈德先生的愠怒也一扫而空。他站起身来迎接他的客人，殷勤地请他入室。新到的访客身高超过六英尺，体形像个摔跤选手一样。偏偏魁梧的身材上，顶了张不搭调的娃娃脸：这张脸上未曾留下热情、怨恨或期望的刻痕。他身穿巴基斯坦乡下服装，不甚新颖，头上戴着一顶扁平的信德地方传统帽子。以其身量之大，其行动算是静悄无声了，走路的步伐也不大。他一句英语也不会说，其实大部分时间他都缄默无言。而当他就着餐桌坐下时，他还留意身子不要靠到桌子，他感觉上仍然远在天外一端。

艾哈迈德说：“你还记得，我跟你提过信德省内地有个圣地，我要你一定要找个时间过去参拜吗？我还跟你说，那里有些人宁愿放弃俗世的荣华富贵，专心为穷人服务。你还记得吗？他就是从那里过来的。”

可是，他那张脸不像是一个看破俗世、宁可帮助贫民的人，反而像是一个茫然若失、耐着性子等候的人，从他那张脸看来，仿佛已经逸失了某些人类的基本特质。

艾哈迈德先生说：“我要跟你讲这个人的故事。他的腿上长了颗毒瘤，医生说，那是恶性肿瘤，他们束手无策，什么忙也帮不了他。他就去找那些民间顺势疗法的人求救。他们要给他注射蛇毒，他得让毒蛇咬上一口。”

我惊呼了一声。

艾哈迈德先生的儿子说：“被蛇咬上一口就相当于一次注射。”

（几个星期以后，我在报上读到一篇新闻，警方正在追缉一个专精于让蛇咬来注射毒液的家伙。）

艾哈迈德说：“可是他受不了伸手被蛇咬上一口的想法。就这样，他回到他的圣地去，不停地祷祝。他连续做了几天的礼拜。有一天，他终于鼓足了勇气，拿出一把尖刀，自己就将那瘤剜了下来。从此之后，他就没事了，完全康复。”

艾哈迈德说了几句话，不知是用乌尔都语，还是信德语，然后那高大人物随即撩起他宽松的裤管，露出他坚实如象腿般的大腿内侧。伤口的疤痕总计有六英寸长，宽约一英寸，呈不规则形状，愈合的表皮挤出一条条皱纹，浮现着光泽。

艾哈迈德的儿子凑了过去细看。

几乎就在同时，他说：“这不是恶性肿瘤啊，这是良性瘤。看到了没有，他额头上还有一个呢。”

肿瘤切除的疤痕还在那里。勇士的壮举，大家记忆犹新。可是尴尬，以及那位听不懂英语的宁谧巨人，只有搁在一旁，撇在重新提起的有关巴基斯坦现状的讨论之外。

艾哈迈德说：“在我们这里，人们彼此愚弄。政客、公务员、所有的人。”

然后，艾哈迈德跟他另外一名访客——此人截至此时为止，一直惜字如金——两人都同意，人们会转而诉诸伊斯兰教教义，因为大家已经无计可施了，所有其他的手段与措施都失败了。即使在大学里，这一波伊斯兰风潮也席卷了校园里的学术生活。

可是，我不禁问道，难道这不正是巴基斯坦这类地方的特殊局限吗？如今在巴基斯坦，还有人不认为自己就是一个置身于伊斯兰国度的穆斯林吗？而巴基斯坦的现状难道不是信仰一手造就的吗？难道，经过伊斯兰历史上的几个世纪，还不足以明证，伊斯兰教在历史上，已经经过试炼了吗？

艾哈迈德神色转而严肃。他说：“不，伊斯兰教从来就不曾经过试炼。”

三　小阿拉伯

卡拉奇东边四十英里处，有个小城名唤班布合尔，此地也是个历史悠久的港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一世纪。班布合尔的重要性日渐提高，因为近年来该地经过考古挖掘发现了一处清真寺遗迹。此清真寺兴建于伊斯兰教历上第一世纪，就在信德省被阿拉伯人于公元七一二年征服后不久，亦为印度次大陆上第一座清真寺。艾哈迈德趁着斋月最后一个星期五，也是斋月的最后一天，带着我前往班布合尔一游。

斋月即将结束，夜空浮现新月之际，也就是开斋节公告钦定之时。斋月原本应当结束在星期四，可是政府的观月委员会未能观测到新月。因此，巴基斯坦今年的斋月就延长了一天，萨拉丁先生，那位报纸编辑，还得先压下他的开斋节特刊，火速拼凑出非节庆的评论版面。倘若政府将这个星期五定为开斋节的话，艾哈迈德恐怕就要忙着应付访客，或是四处出访，哪来这般闲情领着我观光班布合尔呢。

我们也不是一出门就直奔班布合尔。我们先到一座清真寺里去找一些艾哈迈德认为我不能错过晤谈的人。他们不在那座寺里。然后，我们开车绕着卡拉奇新开发的住宅区晃了一圈。时间逐渐接近午课，艾哈迈德开始心慌意乱，最后，他决定将车开回他家附近的清真寺。

我问他，他真的相信人死后会有后世这回事吗？

他说：“哦，当然相信。”他睁大双眼，用力地点着头，先前他说伊斯兰教尚未经过历史试炼时，他也同样地睁大双眼，用力点头。“哦，当然。我对后世是很好奇的。你知道，我在某些方面就跟个孩子一样。”然后，他搜肠刮肚，想再深入说明他的信仰。“人虽然会死。可是，只要我还记着他们，他们就永远活在我的心里。只要我还记着他们，我就不能说他们已经消失了。”换言之，他期望后人不要忘记他，只是要记在心里，直到记忆的作用消失为止。简单的人心中自有其主张，他们相信人死后有个天堂，天堂就是这个世界的翻版，天堂里万事万物都依循着天理正轨发展，这种情况在女人身上尤其明显。可是事实上，艾哈迈德告诉我（抑或这是我明白他要讲的），天堂里的女人没有月经的困扰，她们进了天堂以后，就获得净身了。

我挺想多了解一些他这种“净身”的观念，可是我觉得，艾哈迈德对于女人和性的话题十分敏感，或许会将我的好奇当作猥亵。于是，我也按下不表，不多追问。我心想来日方长，以后再提也无妨。

艾哈迈德家附近的清真寺坐落在一条炎热、飞尘滚滚的街上，混凝土建筑物外观犹新，寺院却不起眼，四周围着几堵颜色赤赭、近乎巧克力色的外墙。寺外的街道上，信徒摩肩接踵而来，随身携带的礼拜毯子铺满了地面。此时正值主麻日的主要礼拜，毛拉吟诵《古兰经》的程序已经完成。艾哈迈德从车里取出礼拜用的小地毯，顶着白花花的大太阳，跟着街上的人一同跪地膜拜。我待在车里等着。

稍后，我们开车行经卡拉奇市区时，我瞥见几张海报上写着：我们愿为巴基斯坦牺牲，不为孟加拉国。

艾哈迈德没告诉我，海报究竟是哪个团体张贴的。可是，那些暗示着国家进一步的分裂与仇恨的海报，却令他义愤填膺。他说：“他们什么也没牺牲。假如没有巴基斯坦的话，我现在只不过是个三等科员而已。可是等我们有了巴基斯坦，像我这样的人，自然而然就有工作可以做了。”稍后他又说道：“这里就算过了两百年，还是会像现在一样。”又过了一会儿，淤塞满怀的怒火持续发酵，转为某种寡欢抑郁，他又说：“我还年轻的时候，别人跟我说，印度斯坦就是我的家园，那是全世界最美好的国家。诗人穆罕默德·伊克巴勒也这么跟我说。然后，三十年代的某一天，我又听说，印度斯坦不再是我的国家，过去我视为兄弟的人，现在变成了我的敌人。接着，别人又对我说，现在巴基斯坦才是我的祖国。然后，我又发现我的国家变小了。现在，我觉得国家又缩小了一码。”

一九四七年巴基斯坦建国之前，艾哈迈德在印度皇家海军服役了七年，那支海军隶属于英国，捍卫犹未分裂的印度大陆。一九四六年，孟买海军哗变时，他也有份。可是三十年过后，他回顾起自己的海军岁月，既不带英雄气概，也没有政治意识，那段日子反而成了一段罪恶的回忆。当年，他饮酒无度。“一瓶威士忌不过三卢比。啤酒根本就是免费的。”那段日子里，还有女人。“以前，我的朋友和我都会组成合作社。我们会合买一个女人过夜，轮流跟她做爱。”

我想多听他讲一些合作社那一类的事情。别的不提，光是“合作社”一词就叫我兴致盎然。可是，今天适逢主麻日，艾哈迈德悔悟的情绪油然而生，他不断地追思往日轻狂以折磨自己，此外，看起来，他也为了国家的前景在折磨自己。

我说：“年纪大了就不会再那么冲动了。”

“你这么想吗？你真的这么想吗？”

我喜欢他这样的反应。

他把车开得飞快，他总是开这么快。他开车的方式显露出某种解放抒怀的成分，就跟他说话时的意兴昂扬一样。卡拉奇市区很大。这个城市在一片平坦的沙漠上发展，四处可见新开发的住宅小区，有些房子高门大院的。汇款经济还是可以营造出一派富国景象。最后，我们终于开进沙漠之中：中午的炎热刚过，眼前一望无际，只有几株无法利用的低矮灌丛。没有印度河谷与湖沼水库，卡拉奇只是黄土一片。

我说：“你刚才讲的‘合作社’究竟是什么意思？”

他愤怒地回答，跟我解释，同时，也痛惩自己，他说：“当初，我们搞合作社出于邪念，多过于愉悦。”

显然他言止于此，没兴趣再多说下去。至此，我没法再问，只有暗自抱怨，早知道我就遵循着我一开始的直觉，压下这个话头，等过一天再说。

沙漠。信德省这块土地年代久远：离开卡拉奇十七英里远后，我们来到一处辽阔的荒地，荒地隆起的高地上，是一座占地好几英亩的古代坟场。坟场上的圣地已有些历史了，年代都在三四个世纪以前，经过雕砌花饰的软质岩石块块相叠，堆砌成一座座小型的阶梯式金字塔。这是一项已然失传的传统，这些金字塔过去或许是用来纪念某些古老神话的，而在现代的巴基斯坦，坟场不过沙漠一景罢了。

现代的巴基斯坦。马路穿过一大片为巴基斯坦炼钢厂保留的土地，这是该国第一项大型工业发展计划：建一家炼钢厂，开放一个新港口。这项计划引发了强烈的争议（这也是我事后才发现的），每天都要消耗掉数百万美元的投资，建厂完工之日，说不定根本就没有经济效益，因为所有的原料都要靠进口。现在负责建厂的是苏联人。道路的另一边，再走上一段距离，就是几栋专供苏联人住宿的公寓。可是，计划中这座港口将命名为宾·卡西姆港。宾·卡西姆就是征服信德省的阿拉伯将领，也可以说，他是带着伊斯兰教登陆这个区域的第一人。

经过港口之后，我们的车还是奔驰在通往班布合尔废墟的大道上，我又目睹了一桩略为离奇的怪事：一行又一行的两屋小房构成一大片模范村庄，每一间小屋上方都顶着红砖屋顶，外面围着混凝土外墙，小屋却空无一人，半点人迹也无。这些住屋自从六年前完工之后，就一直空在这里，现在已经开始渐渐荒芜了。难道是因为这些房子的位置距离当地闹市过于遥远吗？难道，当地人不想生活在家家笔直整齐、户户红瓦屋顶的官僚幻想当中吗？艾哈迈德含糊其辞地带过，不想多加说明。他只是简单地说，因为政府未曾“分配”这些住宅。

六年以前，这些住宅就已经兴建完工了。当时，应该还是布托先生执政期间。许多人无法忍受布托先生的施政方式，艾哈迈德也是其中之一。一九七一年，布托先生取得政权之时，艾哈迈德还曾辞去过政府工作。布托先生“记仇记恨”，他认为同艾哈迈德的家族还有一笔账没算清楚。因此，艾哈迈德辞了职。反正，他迟早都会被布托先生解雇的。当初，政府机构里有两千人是布托先生想撵出去的，撵人名单上，艾哈迈德就赫然在列。艾哈迈德说，辞职之时，他口袋里只有几个卢比。他家又正在盖房子，建房开销早就将他的积蓄花得差不多了。他只好借贷度日，靠着借来的钱过了一年，打了很多零工，直到一名大实业家请他担任顾问为止。

他根据政府部门的相关政策，向那位实业家提供建议。此前的顾问宣称花了大笔金钱贿赂打点。艾哈迈德坚决不肯行贿。他运用自己的权威，以及对相关法规的娴熟理解，协助实业家顺利推动各项计划。老板既惊讶，又感激。艾哈迈德的薪水随即调高到难以置信的程度。他将自家房屋修葺完毕，还清了所有债务。接着，他感觉自己生命活跃的时日已达尽头，他认为，是该替别人打算的时候了。那也是（在布托先生垮台之后）他又回到政府部门服务的原因，现在他的收入只是当年给实业家当顾问时的四分之一。艾哈迈德至今依然敬佩与关爱那位实业家。艾哈迈德说，他是一个信仰非常虔诚的人，一个真诚的穆斯林，信守《古兰经》的训示，固定从财富中提拨若干百分比捐献给慈善机构。

主干道旁岔出一条沙质小路，通向班布合尔。距离其实不远，只是小路迂回，又在海岸植被中再度分出岔路。艾哈迈德还得停下车来，跟一个打着赤膊的农人问路，农人还拖着刚刚砍下来的树枝。我们此行一心想探访的围着一圈半圆形棱堡的考古出土古城，突然感觉非常遥远：阿拉伯帝国东界上，一处简朴的屯垦地，一个可堪流放人犯的地方。

古人建城在溪边，沧海桑田，现在古城遗址距离水边有一小段距离。溪流水道逐渐扩展，经过一段距离之后直奔入海。水道中央，盐田浅滩处处浮现：一块白色的陆岬，看来虽然极端炎热，高温难耐，岬角上却搭建了几间盐田工人的临时住宅。远处某片沙洲上，堆着几座白色的小型海盐金字塔。

这座古城恐怕永远也无法发展成一个富足繁荣的小镇。博物馆的展品当中只有一枚金币，其他钱币都是些质量低劣的青铜制品，嵌在灰白色蜂窝状的坚硬黏土模子上。可是这里出土了一座清真寺，或者说是那座清真寺楼面布置的遗迹，起造时力求达到伊拉克库费清真寺的规模，于是这如今便成了班布合尔的无价之宝。

伊斯兰教建教伊始之际，库费这个地方总是跟接获正信指引的穆斯林休戚与共。库费是历史上阿拉伯人初次征服阿拉伯半岛北部，并驻兵屯垦的军事据点之一。穆圣先知的堂弟兼女婿阿里继任为第四任哈里发后，自公元六五六年至六六一年间，统治伊斯兰帝国的根据地也在库费，先以武力征服，再灌输以伊斯兰教。这就是阿拉伯势力扩张的典型模式。由是，班布合尔重演库费的轨迹，在伊斯兰历的第一世纪之间，连结信德与巴基斯坦，共同迎向荣耀的将来。而班布合尔的清真寺，倘若真如史料记载一般，想必辉煌慑人。清真寺遗址保留完整，有关单位就着地板仅存的几块旧砖重新铺设地砖。

古城遗址上，随处可见绘饰陶器的碎片。此外同样随处可见的，混杂在尘土之间，甚至比陶器碎片还要常见的是骨头碎片，纯白、洁净而锋利。艾哈迈德说，这是人骨。可是数量如此之多！人骨碎片不仅仅存在于表土层面，挖掘坑道显示人骨与土壤一路混杂深入地底，骨头就像是某种建材一样。难道这座古城是盖在一处大坟场上的吗？可是为什么这些骨头都如此破碎呢？倘若艾哈迈德所言不虚，这些骨头确实是人骨，那么班布合尔又蕴藏着另外一重未解之谜。

我配合艾哈迈德，谨守着斋月封斋禁食的规范，他反而备感困扰。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自责，说他事先应该带些饮料让我饮用。话虽如此，可是当我们离开班布合尔，他似乎又不急着赶回卡拉奇。平常习惯开快车的他，现在反而小心慢速驾驶。我心想，是不是他自己都厌倦了如此漫长的日间封斋，以及班布合尔的海盐与烈日。没想到我们的车开过巴基斯坦炼钢厂时——现在称为宾·卡西姆炼钢厂，以纪念那位阿拉伯征服者——艾哈迈德突然将车驶离路面，停在一片低矮的灌木丛下。我以为他打算要稍事休息。错了，他只是沿路探查，找个可以停下来祷告的地方而已。他说：“你可不能把车停在路边。那些大巴车里的家伙可不会放过近车擦撞你的机会。”

我将他的礼拜小地毯递给他。他快步走到路边，上身挺得笔直，即使身着蓝灰色的巴基斯坦传统服装——拖长着下摆的衬衫与松垮的长裤——他看起来还是像个军方人士一样。接着，他无视过往繁忙的交通车流，花上偌长的一段时间虔心礼拜。礼拜完毕，他回车里时表示，假如他白天错过一次礼拜，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就会翻来覆去睡不安稳。然后，他的太太就会把他摇醒，叫他起床补做礼拜。

礼拜完毕，我们再度高速急驰，回到卡拉奇，不先回他家，反而直奔他曾经受聘顾问的大实业家家里。实业家住在一个较为富裕的“社区”当中。社区一侧伸出一条宽阔的混凝土车道。草坪前方种着一列王棕，草坪接连着一处与住屋同宽的平台。

平台上有一把安乐椅，安乐椅上躺了个年事已高的老人，老人穿着棕色的袍子，他已经瘫痪了。他是爷爷，一家之主，一度也是公司的首脑。两个年幼的孩子，他的孙子，穿得像两个小阿拉伯人那样，奶油色的袍子，头饰上还扎着黑色的带子。他们刚刚跟父亲从麦加回来，显然，他们这趟朝圣之旅十分风光。他们的父亲个子高挑，一身白衣——朝圣者的服装颜色，头上还戴顶无边小帽。他五官温和，声音也同样温和。他正如艾哈迈德先前所形容的一样：穿着朝圣者的衣装，看起来除了像商场中人之外，更像个虔诚的教徒。

他、艾哈迈德与我，我们三人同坐在草坪上。艾哈迈德特别为了我请主人家端出些饮料来招待。用人端出三个大玻璃杯，杯里盛着深红色的液体。液体的颜色叫我头皮发麻，我将舌头探进杯中，尝不出滋味来，然后，为了避免拂逆人家待客的好意，我说，我可不可以改喝可口可乐呢？

艾哈迈德十分震惊。他语气明显不悦地说，这等红色液体极为珍贵，专为恢复封斋过后的身体调制的。这是撷取多种特殊药草的精华炼制的，非常昂贵，市面上一小瓶就要价二十三卢比。听他说明后，我也想尝尝。可是，经过艾哈迈德点出这等好料的市价之后，我要是再回头饮用，岂不加重自己在人家眼中粗俗无知的印象。就这样，目瞪口呆的用人端来可口可乐。而自始至终，在这场因为我的饮料引发的喧扰之中，戴着无边小帽的男人，一直温和体贴地微笑着。其实，我并不真的那么需要饮料解渴。

我恭维他家房子如此堂皇优美。他说，自他从麦加回来以后，房子看来就更适意了，许是因为周围绿意盎然的关系吧。我向他问道，麦加的旅馆设备如何。我想听他谈些新兴的阿拉伯与穆斯林财富所营造出来的效果。可是他只是淡淡地说起，大清真寺与克尔白[1]附近的宾馆比较昂贵，远一点的旅馆住宿就便宜多了。

他们全家是从孟买迁到巴基斯坦来的，他们家族企业在孟买市里还留有一个分支机构。可是穆斯林在印度，“要挺身而出的话，不会受到鼓励的”。有些人是“挺身而出”了，可是一般而言，都不会“受到鼓励”。搬到巴基斯坦以后就容易多了。一切环境都是新的，大家重新开始，机会也增加许多，可是，巴基斯坦至今仍然缺乏“基础建设”。

我问他，迁到巴基斯坦跟当年住在孟买，有什么不一样吗？他说，对他而言，身为商场中人，实在没有两样，生意就是生意。可是，当你住在印度的时候，或者某些其他国家里，你怎么也不能确定，你吃的肉，是不是依照正确的方式屠宰的。你还得四处询问，提问还不见得会得到响应。有时候，你只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住在巴基斯坦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了。有时候，要是你不在国内，却想上清真寺礼拜。偏偏清真寺不是那么容易找得到，你还得四下探听。这里，一到礼拜的时间，他一边说着，一边打手势，指着草坪的一端，接着又指向另一端，这里，只要一到该礼拜的时间，这边就会有个穆安津出来宣礼，那边也会有个穆安津提醒大家礼拜。在巴基斯坦，绝对没有找不到清真寺的问题。

他比我预期的要气定神闲多了，也没有我想象中的复杂。可是，艾哈迈德讲到这位实业家，语气中推崇他虔诚向教、身体力行教义以成为一个良善穆斯林的成分，远多于他经营企业之高明。遵守规矩与框架，才有自由可言：那位报纸编辑萨拉丁先生，也曾这么告诫过我。

萨拉丁先生也曾跟我说过，在伊斯兰的调教下，才能培养出完美的孩童：这位实业家身形较为浑圆的长子，似乎就致臻如此完美的境界。男孩儿的父亲说，这孩子已经两度前往麦加朝圣了。而就在这个已近尾声的斋戒的月份，这孩子还是秉持着严格得异乎寻常的自我规范，以达到教义上的标准。而他，这个穿着阿拉伯服装、脸上带着酒窝的男孩儿，佯装不知我们正在谈论他。男孩儿站在平台边上，摆弄着一截黑色的橡胶水管，只是平常的孩童戏耍，他的神色逐渐庄严内敛，微微地蹙起眉头，仍旧打理着他关注的皮管要务，像个小阿拉伯人。

时间将近晚上七点。家中其他成员和女人们纷纷走出屋外，踏上平台，围绕在瘫痪老人的安乐椅周围。夕阳虽好，只是将近开斋，我们起身告辞的时间也到了。

然而，巴基斯坦逐渐向阿拉伯靠拢，感觉还是相当离奇：小男孩儿穿着阿拉伯服装，巴基斯坦炼钢厂计划以阿拉伯征服者的名字命名。诗人伊克巴勒在三十年代提议创建专属印度裔穆斯林的国家时曾经说过，印度的伊斯兰教非比寻常，“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将是一股群策群力的力量”，“因此，我强烈要求建立一个坚固统一的伊斯兰国家，以谋求印度与伊斯兰教的最大福利”。他还说，“对印度而言，这样的国家意味着安全与和平……对伊斯兰教而言，则是天赐良机，可以一举摘除阿拉伯帝国主义硬要强加于宗教之上的标签。”

可是，自从三十年代以来，世界不知经过几回变迁。有人说，阿拉伯半岛又重新登上世界舞台了。一九四七年以后，巴基斯坦也几度变革。而今，巴基斯坦追寻的，不仅是伊克巴勒宣扬的伊斯兰政权，在徒劳无获地追寻不可能的纯粹信仰之后，这个国家又回头召唤其阿拉伯起源，令人费解，同时又具体实际。而当你造访班布合尔——阿拉伯帝国崛起之际遥远的屯垦据点之时，你正走在万人骨冢上。

[1]麦加大清真寺里的立方形高大石殿，内有穆斯林做礼拜时所面向的神圣方形黑石。

四　杀戮历史

想象一下，阿拉伯人于第七世纪之间受到先知圣言的鼓舞，策马涌出阿拉伯半岛东征西讨，扫荡欲振乏力的帝国，强制国民改宗新的信仰。他们征伐的节奏迅速。他们向西推进，于公元七一〇年占领了西哥特族人建立的西班牙王国。同一年，阿拉伯大军在东方也有斩获，他们移师跨过波斯，直击信德当地恢弘的印度教─佛教帝国。阿拉伯势力版图扩张上，如此均衡对称，强化了这种自然能量般的印象，信仰犹如火山熔岩般外溢。可是，阿拉伯人撰述的信德征服史就没那么天翻地覆了。这段历史记载在一本叫《恰奇编年史》的书中，我在巴基斯坦买到一本平装书，是重印自一九〇〇年出版于卡拉奇的英译本。

当时，阿拉伯人不得不拼命搏斗。他们在公元六三四至六四四年间，第二位哈里发，或称其先知继任人，在其统治期间，首度将注意力转移到信德，接下来的六七十年间，阿拉伯人十次挥兵东伐，但都未能占领此地。正如《恰奇编年史》中清晰记载的，征伐的最终目标，不在于宣教改宗与推广信仰。入侵信德是一桩扩展商机及帝国版图的壮举大业。进攻不能不顾收益利润。复仇只是次要动机，投降归顺的人民无须改宗伊斯兰教，却被强制进贡与纳税，财宝、奴隶和女人一概充公。

伊拉克总督哈贾吉坐镇库费，指挥攻势。就在战斗进行到一半、双方犹然酣战之际，哈贾吉接获信德大公的项上人头，外带六千奴隶与两成劫掠自信德王室的财物宝藏，此时，他“脑门贴地，感恩祷祝再三，两度五体投地敬拜真主，然后赞颂真主，‘我今日有幸获赐所有之宝藏，不分出土或深埋之物，以及其他财富与俗世之王国’”。哈贾吉召集库费所有男女老少，一同聚集在镇上知名的清真寺中，总督登上讲坛宣告：“各位叙利亚与阿拉伯的臣民，幸运降临，祝贺你们，我军拿下北印度及其大笔的财富……这财富也是全能至大的真主赏赐的。”沦陷区民众可以自由改宗伊斯兰教。可是，征服者是阿拉伯人，王国将臣服在他们的掌控之下。

信德征服史同西班牙征服墨西哥与秘鲁的历程之间，有诸多相似之处，这并不只是巧合。大约就在信德遭劫的同时，阿拉伯人出兵征服西班牙，在西班牙留下鲜明的印记。八百年后，西班牙征服者登陆新世界，他们就跟历史上的阿拉伯人一样，紧抱着他们的信仰，盲信狂热、顽固横行、贫穷而贪婪。在许多方面，《恰奇编年史》十分近似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所著的《新西班牙征服史》，卡斯蒂略是一名西班牙军人，晚年高挂军刀，写下他自一五一九年起追随科尔特斯[1]征剿墨西哥的亲身经历。两部历史著作的主题如出一辙：负有强烈使命感的帝国强势出击，挟带着对于这个世界的广泛知识，远征扫荡某个遥远的文化体，弱势的被侵略者只能掌握对自身的了解，哪里懂得试着去探索他们被迫迎战的对象究竟是何方神圣。征服世界的出击者，奠定了长久的体系，世界观也较为宽阔，人民为了某个比较宏大的理念结合在一起。遭到征服的人眼界较窄，懂的也比较少。他们受限于层层阶级，或是即将崩溃、分崩离析的社会制度，基本上就即将沦为外力的俎上肉了。同时，值得玩味的是，不论是公元一五一九年的墨西哥，还是七一〇年的信德，人民都因为即将遭到征服的预言而软弱丧志。

然而，《恰奇编年史》与《新西班牙征服史》之间，还是有一项差别。西班牙人贝尔纳尔·迪亚斯，写的是他亲身经历的一连串事件。《恰奇编年史》则是一本阿拉伯人或者典型的伊斯兰作品，一个“欢乐的征服故事”，而且还是写在信德被劫掠五百年之后。作者是个波斯人，他的史料来源是一部手稿，数世纪以来，妥善保存在征服者的家人，即宾·卡西姆的家人手中。

历史事件与撰述之间，相隔了五个世纪，经过五百年，这位波斯叙述者心中未曾介入一丝道德判断和历史观感，没有新的疑惑，也没有感到新的悲悯，无法分辨什么是残酷的，什么是不残酷的。然而诸如此类的观念，是连贝尔纳尔·迪亚斯，那个西班牙军人，都能够体会的。可是，在那个波斯人讲来，他在一二一六年写道，阿拉伯四处征服——“征服呼罗珊、 亚赛姆（波斯）、伊拉克、大马士革（叙利亚）、鲁姆（拜占庭）与信德”——皆属辉煌荣耀的功绩，皆为宣展伟大文明的故事。征服史可以作为赏心悦目的读物，因为征服是“精神上绝对正当，以及现世的优异表现……博学的哲学家与慷慨大度的君王率皆极力褒扬自豪。因为凡人均可认定阿拉伯人民的正信，进而精益求精，日臻完美。”这本书极力赞誉的征服当中留下一个反讽：这些文字付梓不过几年，侵略者就兵临波斯与伊拉克，《恰奇编年史》书中称颂不已的阿拉伯文明即遭到蒙古人摧毁，奄奄一息达数世纪之久。

《恰奇编年史》先讲述信德本地改朝换代的历史，交代这个即将被阿拉伯人摧毁的王朝的来龙去脉。这一段叙述当中，年代与日期寥寥可数，叙述本质上还有些神话故事的意味。恰奇一手建立王朝。恰奇原本是个婆罗门的苦行僧，与他的兄长同居在一处乡间庙宇中。有一天，他到皇帝宫殿毛遂自荐，愿意充当宫廷内臣的书记兼秘书。恰奇高大英挺，相貌堂堂，谈吐优雅，又写得一手好字。他先是担任通讯文书人员，内臣去世之后，他就升官替补为内臣。然后，他再度高升当上了宰相。

事情发生在某一天，平常深居宫殿内院的皇后，无意之间见到这位婆罗门宰相。皇后一眼就爱上了他，并且对他大胆示爱。恰奇惊惧难堪。他对皇后说，为人在世有四物，万莫轻信或慢侮：水、火、风潮与君主。可是，皇后切切恳求说，只要让她一日见上一面就好。两人争执到最后，皇后如愿以偿。婆罗门苦行僧恰奇自此成为皇后的入幕之宾，他在信德当地的威权更与日俱增，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又过了几年。皇帝病笃濒危。皇后无出，担忧将遭到皇亲罢黜与羞辱。于是，她通过恰奇订购了五十副铁链，偷偷地运进宫殿里。皇帝病死，消息却封锁得滴水不漏，御医也被挡在门外。皇后假借皇帝的名义，传令召集所有渴望继承王位的亲王入殿。王室成员一到，随即铁链枷锁上身，下狱囚禁。接着，皇后再召集皇帝贫穷的亲戚进殿。这些穷亲戚满心怨怼，每个人都与某个富有的继任人怀有宿仇，如今，他们机会来了，皇后假传圣旨，应允他们复仇的权利，他们可以持刀砍下跟他们有仇的继任人的脑袋，并且接收他的财产。

继任人都死光以后，皇后再度降旨，钦点恰奇为摄政王，然后就昭告天下，皇帝已死。皇后以优渥条件笼络国内威权有势的贵族。接着，她就为恰奇加冕，民众随即蜂拥到殿前，为恰奇欢呼。死去的皇帝有个兄弟（他本身也是邻近国家的统领）却碍难苟同。他骑马直入信德，宣称王位应当由他继承，并且挑战恰奇，一对一单挑搏斗分高下。恰奇说：“我是个婆罗门。我们婆罗门不骑马作战。”于是那死了皇帝哥哥的邻国统治者翻身下马。恰奇一跃上马，挥刀砍下挑战者的脑袋。大势至此铁定。

权力就是权力，荣登大位的首要任务就是牢牢掌握权力。一日为王，就可以随心所欲，不受任何规章拘束。恰奇为王，就像任何一个皇帝一样，随时要安抚他的臣民，从上到下，从贵族到贱民都不例外。而为达安抚目的，任何手段都被允许。“为王之道，首重奸巧邪计、欺诈拐骗，以歼灭与顺服敌对势力。”为王不得困处宫室，需时时驿动，王土各地均需有感于王之耳目窥伺。人民万万不可“于脑中浮现妄自尊大之邪念……民脂民膏断不可经他人抽取”。皇上亟需征纳民禄，因为总有一天，来犯强敌将过于强大而无以力克，只有捐输赔款以谋和平。

“切记，为应不时之需，为王者必将搜刮财宝深埋地下，因为无银饷则无以召集兵士，无以发动战事……使兵丁将士为国捐躯，为荣誉殒命。此外，诱以财货，来犯敌军可以轻易撤退。金银在手，凡人皆可满意解决世间一切争端，金钱可以退敌，可以剪除仇家。况但凭金银财宝，凡人亦可妥善打点其通往来世之旅程。”

皇后没多久就在故事里消失了，恰奇统治全国四十余年。首度击退阿拉伯人进犯的也是恰奇，阿拉伯人初次企图走海路，从迪巴尔港（也许就是现在的班布合尔）推进海上攻势。恰奇王死后，传王位于恰奇之兄，兄死后，再传位于恰奇之子达哈尔。

一日，有人向达哈尔推荐一位道术极高的婆罗门占星师。既然古有明谕，为王需察纳雅言、亲近足智多谋的婆罗门，达哈尔就跨上大象，一访这位有名的占星师。占星师极口赞颂达哈尔未来不可限量，未来一片光明远景。然而，占星师为达哈尔的妹妹卜卦前景时，却发现达哈尔的运道蒙上了一片乌云。占星师说，娶了达哈尔妹妹的人，将会统治这个国家。达哈尔困惑不解。他的宰相（此人是佛教徒）有个解决办法：既然为王首要之务即在于保全王位，达哈尔应当迎娶其妹。宰相还分析，天下有五种状况，一旦失势，则“暗淡无光”：君王丧国、大臣去位、圣人无徒、落发脱齿、女人老去。

宰相的建言令达哈尔惊骇狐疑。宰相回到家里，牵来一头羊，将泥土与芥菜种子糅杂在羊毛中，再浇水润湿羊身。过数日，芥菜子发芽，羊身遂转为绿色。此后，宰相将羊赶到城里去，好奇之人莫不逐羊探看，于是，传言四起。然而三日以后，惊异不再，绿毛山羊亦视为稀松平常。宰相再度进言道：“皇上明鉴，天下事不论正邪，皆仅供凡夫俗子叨念三日。三日既过，则无人在意其正邪与否。”于是，达哈尔遂与其妹举行婚礼，两人在名义上完婚。

虽说这桩兄妹联姻事件与信德国运没有什么重大关联，大致上也属子虚乌有。可是，从这位波斯─阿拉伯叙述者的角度看来，却足以说明信德王国道德堕败，以及恰奇王朝未能称霸千秋万世的原因。

现在，叙述者的注意力转移到阿拉伯人这一方了。叙述的风格也改变了，变得更像在修撰正史，开始依赖一连串的阿拉伯人口述的历史。（“这是由哈兹利传述，哈兹利是听自穆萨之子提步伊，穆萨也是从他父亲那里听说……”）我们又重新回到更有组织、有纪律，不那么专横武断的世界，这是个法治的世界，这里的人无论如何贪慕权力、声誉与财富，却还是要服从一些众人率皆遵循的规范。军人服从将军，将军服从总督，总督服从哈里发；所有的人都臣服在先知、伊斯兰教与真主之下。

阿拉伯人两度远征信德失利之后，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六四四年至六五六年在位），下令就“北印度与信德”事务进行详尽调查，调查报告中应包含信德当局督战原则、策略、政府属性与社会结构。这道命令降旨于阿卜杜拉，哈基姆又奉阿卜杜拉之命前往调查。尔后，哈基姆的考察结果之周严令阿卜杜拉印象良深，于是阿卜杜拉派遣哈基姆晋见哈里发，亲口对继任先知诉说此行心得。

哈里发说：“啊，哈基姆，你曾经一览印度斯坦，洞悉其民情风俗吗？”

“回我等信徒之首的话，哈基姆去过信德了。”

“请你描述与我等听闻。”

“该地水质混浊乌黑，果实苦涩含毒，地质多石，土壤浓咸。精兵劲旅易遭歼灭，大军出击则将饱受饥荒煎熬。”

“该地人民如何？可坦率诚实？抑或言不由衷、口蜜腹剑？”

“其人民奸狡邪佞。”

最后一项讯息令哈里发不寒而栗，遂下令禁止出兵信德。

可是，稍后几任哈里发继任之后，横扫信德的主张又死灰复燃，蠢蠢欲动了。率军第七度远征信德的统帅是希南，如今，后人之所以还记得这位将军，是因为他出生在先知时代，并被先知赐名。传统中记载，先知曾经对希南的父亲萨尔玛说：“哦，萨尔玛，恭喜你有了儿子。”可是，虽然先知有灵，现身在希南的梦中，希南还是出师未捷便战死在信德。第七次东进之后，阿拉伯又发动了两次攻势，结果也都损兵折将。

第七世纪将尽之时，哈贾吉继任总督，统领“伊拉克、信德与北印度”。哈贾吉继任后，先行处理库费与伊拉克之间的宗教与种族叛离冲突。接着，他也同样派遣大军，挥师信德，因为信德的达哈尔王不断在幕后唆使穆斯林叛乱。

哈贾吉的军队沦为达哈尔王之子的手下败将。阿拉伯将领遭戮，许多阿拉伯战俘下狱监禁。当时在位的哈里发甚至不愿再听朝臣提起信德。哈里发致函哈贾吉，信中写道：彼国远居天涯一角，生民奸巧惫懒，几度征讨，掏空国库，穆斯林死于征战者不计其数。但哈贾吉恳求哈里发再给他一次机会。不论再度出击入侵将耗损国库多少，他保证会加倍偿还。哈里发同意了，还亲颁手谕，下令入侵信德。哈贾吉从叙利亚精选六千名沙场经验丰富的战士，由他的女婿、十七岁的穆罕默德·宾·卡西姆担任统帅，自己亲身督导建军筹备事项，巨细靡遗，务求完备切实。

包含员额完整的负重骆驼与负责管照骆驼的人（每四位军士配给一只骆驼），所有人员取陆路东进。攻击后勤所需的部队，包括石脑油箭矢、锁子铠甲、破城槌，以及某种需要五百人力操作的特殊弩炮，则走水路。未经哈贾吉核准，不论大小事务，宾·卡西姆均不得轻举妄动。少帅与老将之间公函往返，端赖一套传令系统，以便于七日之内往返信德与库法两端。哈贾吉致函宾·卡西姆书信，每每一纸夹杂着带兵之道与宗教劝导。“营寨周围需掘深沟……夜半应保持警醒；军中能读《古兰经》者，应时刻频频吟诵……”部队扎营应尽量选择空旷平地，作战时，部队应分作五军并进：中军、前锋、后卫、左翼与右翼，骑兵队应随时配置于右翼。

宾·卡西姆抵达迪巴尔港。同一天，各项装备也从海上运抵。但哈贾吉坚持部队必须候到第八天才攻击。第八天将尽之时，一名婆罗门出得城来。婆罗门跟阿拉伯人说，该城系由某种护城符守护：护城符共计四面，迪巴尔大庙圆形屋顶的旗杆上悬垂而下的四面绿色丝质长旗即是。只要那四片长旗还飘扬在空中，婆罗门说，迪巴尔军民就会奋战不歇。

这是信德人第一桩叛国事件，日后诸如此类的高层变节不断协助阿拉伯人攻城迫进。可是说起来，他们也算不上真的背叛，这不过是一群深谙“权力就是权力”道理的人自然而然的转向动作，他们认为眼前不过是将改朝换代、更替统治者而已。他们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天地即将全然改观，跨上全新的轨道。

宾·卡西姆问他的弩炮工程师乔巴特，他可有把握将大庙屋顶上的旗杆轰下来。

乔巴特说道：“倘若我军将两根通条从大弩炮移开，只要三发大石弹，就可以击落旗杆，炸翻大庙庙顶。”

“击落旗杆，即赏赐你一万迪拉姆。”宾·卡西姆说道，“不过，要是你未能击落护城符又当如何？万一你搞砸了哈里发的弩炮又当如何？”

乔巴特应道：“砍掉乔巴特双手。”

作战计划就此议定（可是，还要经过哈贾吉批准）。第二天，阿拉伯人挥兵从四方进击，大弩炮就推到乔巴特指定的地方定位，五百弩炮手齐力纤拉，大石弹击出，旗杆应声倒地，大庙庙顶瞬间也灰飞烟灭。接着，就像那个婆罗门事先预告的一样：迪巴尔的守城官兵立刻敞开城门，跪地求饶。哈贾吉早已明确安排首度获胜之后的处理事宜：迪巴尔城民一概杀无赦。阿拉伯军奉令必须连续屠戮三天，宾·卡西姆就是这么明确告知迪巴尔的百姓的。

屠杀、劫掠之后，财宝与奴隶等一切战利所获的五分之一要上缴皇室，“服从宗教法则”进奉给哈里发。哈贾吉的手下会全权负责。（值得玩味的是，回想起来，哥伦布、柯尔特斯与其他新世界的征服者都将劫掠所得进贡五分之一给西班牙皇室，说不定也是根源于阿拉伯人的宗教规范。）剩下五分之四的迪巴尔战利品则依照阿拉伯惯例公平分配，每名骑兵所获为步兵或骆驼看管员的两倍。

战事距离结束还有一大段漫漫长路。信德幅员辽阔，许多城镇皆拥兵自重。但是攻下迪巴尔就是建立了某种模式：首先部署攻城兵力；接着就有贵族、婆罗门或是禁绝杀生的佛教高僧出城迎降；再来，阿拉伯人会破城，大肆杀戮；最后，战利品预先扣除进贡哈里发的五分之一后，依法分配给众将官。（阿拉伯人在一个城镇清点与分配战利品耗掉的时间跟屠杀花掉的时间一样多。）

信德人民一直到阿拉伯人打到悉维斯坦，才对侵略者的底细有所了解。察纳斯族派了个探子前往敌营窥伺，看到阿拉伯人在营寨中集体礼拜：将士兵丁全体肃立，好一幅平等、团结、一致的画面，将军带领全员礼拜，行礼诵经莫不与将士一致。察纳斯族人被这种画面震住了。他们排成一列纵队，前往阿拉伯人的营寨缴械投降，尽管当时阿拉伯人正在用晚餐。（而今，见识过中国工兵在北方建造“新疆─巴基斯坦丝路[2]”的巴基斯坦人，也都因中国人坚毅团结而产生敬畏心理。）

迪巴尔屠杀之后，阿拉伯人进城屠杀对象就有所选择。商贾、工匠与农民，都可以继续其营生，并躬行其宗教风俗；婆罗门还是照样担任管理工作；非穆斯林只要纳贡与上缴特种税赋即可安家立命。可是，哈贾吉坚持兵士阶级不可赦免，家属也将强制从奴。当他接获达哈尔项上首级，以及宾·卡西姆的战报时，严苛地回复：“我亲爱的女婿，顷刻接获令人精神振奋的书信，让我快慰欢愉，无边无界……然而，典律所载之宽赦条文显然有别于你所采取的措施……至大真主于《古兰经》中有言，‘啊，正信信徒听了，每遇非信徒，斩首莫延误。’至大真主颁布如上之训诫，我们必将敬重并奉行不渝……以上，敬贺凯旋。纳菲亚写于伊斯兰历九三年。”战役进行到后来，哈贾吉甚至在信件中重申格杀谕令：“我特别强调，参与征战之人应当一概处死，子女下狱，或是擒拿拘禁以为人质。”

因此，宾·卡西姆攻下纳巴德这座大城之后，“接着，他直接到达该城行刑处所，当场下令以刀剑割下所有战士的首级，据闻光是这一次集体行刑，即有六千余人丧命；亦有传闻指出，屠杀人数应为一万六千人。”

而达哈尔王从来未了解战争本质，从来不知道此役将威胁的不仅是他的王位宝座。战争之于他，带着某种骑士精神，以及要命的游戏成分。他原本可以将宾·卡西姆阻挡在印度河岸之西，他的谋臣也忠言谆谆地劝告他。可是，他却以为这样有损尊严。甚至在阿拉伯人过了印度河以后，他还可以先行撤退，将侵略军困在沙漠中自取灭亡。这同样也是他的谋臣直言谔谔地一再请他考虑的。可是，他还是我行我素，觉得如此有损尊严。他死在战场上。石脑油箭矢射中了他的御象轿子，轿子起火燃烧。轿子里还有两名女仆，一名替皇上备制槟榔，一名替皇上传递箭矢。轿子里还有个婆罗门随侍一旁。驼着君主的大象背上着火，大象受惊吃痛，冲进印度河畔的浅塘里。骑在马上的阿拉伯弓箭手一箭穿心，射杀达哈尔王于轿内。达哈尔就跟每个战士一样，驰赴战场之前，就已抱着必死的决心，临行前，他连火葬的柴堆都准备好了。阿拉伯人发现他的尸首时（经轿内随侍的婆罗门泄密指引），达哈尔身上还洋溢着浓郁的麝香与玫瑰油芬芳。轿内两名女仆也遭擒拿，稍后，她们帮宾·卡西姆确认了皇帝的首级。

为了保全达哈尔的国运，名义上与兄长联姻的王妹在国破山河变之后，与家中一干女眷一同自焚身亡。达哈尔真正的妻子（已为阿拉伯哈里发与其国家之财产），经宾·卡西姆连同一部分信德劫掠所得一并买下。达哈尔的两个女儿，则由阿比西尼亚的奴隶负责押送去专门伺候哈里发。

她们被哈里发纳入后宫。他让这两位信德公主先行休息几天，然后就差人将两人带进宫来陪他过夜。他想知道两人之中谁是姐姐。他想先临幸姐姐。他通过翻译了解两人的长幼关系。姐姐名唤苏丽姬露。当哈里发要揽她入怀时，她急着立刻跳开，嘴里说道：“国王万岁！奴人卑贱，配不上陛下的寝宫，因为那位公正无私的王侯伊玛杜丁·穆罕默德·宾·卡西姆已经先逼着我们陪他三天了，然后才将我们送来伺候陛下。或许贵国风俗如此，不然王族爵爷们怎能坐视如此羞惭的丑事。”

哈里发怒不可遏。他随即传令宾·卡西姆，命他“置身于生皮中，回来晋见哈里发”。

宾·卡西姆当时正在印度边境。他遵从王命。他要他的手下将他包裹在一张新鲜兽皮之中，再将兽皮置于箱中，连箱带人运给哈里发。两天不到，宾·卡西姆就死了。尸首运到巴格达的时候，哈里发刻意要达哈尔王的公主前来认尸。他说：“你看，我们的将士是如何忠诚地遵从我们的命令啊。”此时，苏丽姬露坦承自己先前撒谎，以报复宾·卡西姆。她和她的妹妹两人都还是处子之身。宾·卡西姆根本没碰过她们。

“哈里发立即下令将两女活埋在一堵墙内。自此以后，一直到现世，日复一日，伊斯兰教的旗帜，不断冉冉高升，荣光与日俱增。”

这段史实的叙述，就这样突然一笔结束，结束得毫无条理可言。宾·卡西姆获旨召回一节，倒是透露了些许当时叙利亚与伊拉克政坛变更的讯息。可是，《恰奇编年史》中编造罗织的情节，以及书中隐晦暗示的道德堕落，反而提醒了读者，《恰奇编年史》与征服信德之间存在五百年的差距：强大的蒙古风暴即将袭来，摧枯拉朽之间，便将压垮每一座清真寺塔楼，击溃所有的伊斯兰后宫。

阿拉伯征服信德的过程，截然有别于三个世纪之后穆斯林入侵印度本土的史实。可是当年宾·卡西姆征服的信德，是个幅员广阔的国家，大致包括了现在的巴基斯坦南部与阿富汗南部。《恰奇编年史》可以说是伊斯兰教进入这个国家的一部历史记录。这是一部血腥杀戮的历史，然而写进学校教科书的段落，却仅止于神话故事。一艘阿拉伯人的船，准备将礼物载送给哈里发。达哈尔王拦截了这艘船，船上的穆斯林都沦为阶下囚。其中两名妇女哀声喊道：“哈贾吉，救救我们！”哈贾吉为了拯救她们（而不是先前阿拉伯出征信德时遭到俘虏的兵丁），决定发兵征讨信德。

即使在讲神话故事，有些细节还是不能忽略，必须加以更正。迪巴尔大庙上的旗帜——就是被弩炮轰掉的护城符——是绿色的（我手上这本由某个信德人卡理契贝格译为英文，并于一九〇〇年出版的版本中是这样写的）。可是，绿色是伊斯兰教的代表颜色。因此，至少有一种供学童阅读的教科书版本中，旗帜的颜色改为红色。即使是细节，都不能忽略信仰教条的规范，更遑论史实大事了。

一九七九年九月，巴基斯坦国防纪念日当天，《巴基斯坦时报》上刊载了一篇长篇文章，推崇宾·卡西姆为不世出的战略家。该文纯粹就军事策略上探讨，措辞中立，对攻守两方都十分公平。结果，这篇评论引来巴基斯坦国家历史与文化研究协会主席的严词驳斥。

“撰文刻画某位英雄形象时，尤其应当注意适当措辞。诸如‘侵略者’‘防御者’以及‘印度国军’骁勇奋战，却因回防不及，未能‘痛击行将撤退之敌军’的不当用语，该文中比比皆是。更有甚者，以下偏倚失衡的叙述更污蔑了史实，‘假若达哈尔王能英勇捍卫印度河，不令卡西姆渡河，印度次大陆的历史恐怕就要大幅改写。’我们不禁费解，作者究竟是在欢庆英雄战胜的事功，还是惋惜感叹敌对一方的挫败？”

伊斯兰教现世之前，全世界禁锢在黑暗时期之中：这是伊斯兰神学的一部分。历史当然要为神学服务。古文明城市摩亨佐达罗出土于印度河谷，并于公元前一五〇〇年遭雅利安人入侵，是巴基斯坦与全世界考古学上的辉煌成就。而今出土遗址饱受水浸与盐分侵蚀，巴基斯坦政府遂向世界各个组织募捐。《黎明报》上一篇募款专函就为了保留这处遗迹而提出特殊主张。作者文中强调，有关单位应该在摩亨佐达罗，“择处”铭刻或竖立《古兰经》经文：“例如（到他们那里去，噢，穆罕默德），行旅至该地，眼见因果报应……例如（噢，穆罕默德，去到不信真主的人群里），行旅到这里，目睹不信您的人，冥冥之中有天理。他们大多为拜偶像者。”

就这样，神学教义恣意出入历史，蒙骗了巴基斯坦人民。至于那些意识到国家机器运作不当、自觉即使身在伊斯兰的祖国感觉却还是像个异乡客，或是家产横遭掠夺，或是遭到威胁而即将倾家荡产的人，对这些人来说，妄想跟如此辉煌胜利的伊斯兰教攀亲带故，只能徒增来日纷扰。

在正统的伊斯兰神学中，只有前四位哈里发曾获正确指引。此后，哈里发的地位就父死子继，有如朝代更替。至此，已经背叛了伊斯兰教中四海一家的理想。由是之故，信德是在阿拉伯人世道偏斜时期征服的。可是，阿拉伯人将信仰传播到信德来，所以，困厄时期又转变为神圣时期。接下来，蒙古人又摧毁了阿拉伯帝国的东方据点，所以蒙古人坏透了。可是蒙古人后来也改宗了伊斯兰教，成为穆斯林，并且在印度建立了伟大的莫卧儿帝国。因此，这段时期又进而成为一段美好时光。再后来，土耳其人将蒙古人取而代之。可是土耳其人同样皈依伊斯兰教，成了穆斯林，而且还威震八方，他们同样也就不再是坏人了。因此，信德的历史始于一段“赏心悦目的征服故事”，发展到最后，变得让人束手无策、困惑难解。然而，一些巴基斯坦人还是从这股“不尽纯为殖民”的混乱中，编织出自家民族的光辉，于是，他们既是穆斯林，也是征服者，而且，在巴基斯坦，他们还有点像是放逐于昔日荣光之外的境外流民。他们化身为土耳其人、蒙古人，或者阿拉伯人。

《恰奇编年史》将第七世纪的阿拉伯人描述为一支经过伊斯兰教启发、教化与锻炼的民族，每在成功征服异族之后，就迅速学习被征服者拥有的新知识与新武器（弩炮与希腊火药），对于他们计划攻击的其他民族，则充满了知识上的好奇。目前巴基斯坦国内的激进派，力倡重返纯正的伊斯兰时期，显然昧于理解阿拉伯扩张的历史教训。激进派人士以为，他们只需要一个《古兰经》，行为举止就可以变得像那些早期的阿拉伯人一样。第七世纪时，将阿拉伯人造就为寰宇征服者的伊斯兰教，现在却蒙蔽了他们的继承者，或是伪装的继承者的心智与判断。

诗人伊克巴勒一心冀望着建设一个印度裔穆斯林国家，可以让伊斯兰教摆脱“阿拉伯帝国主义者强加于上的标签”。结果，阿拉伯人反而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帝国主义者，因为，在信徒眼中，遭到阿拉伯人征服，进而被迫同化，仍旧代表着灵魂获得救赎。

在巴基斯坦教科书上，历史仅仅开始于阿拉伯人入侵与伊斯兰教。教科书上简练地概述先知行谊，先知离世后四位依序继任的哈里发，或许也不会漏掉先知的女儿，最后再寥寥数语将诗人伊克巴勒、巴基斯坦的国父真纳先生带上一笔，两三位“殉教烈士”，即分别于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一年间，对抗印度圣战中捐躯的军人或飞行员，也附在一旁写入书中。

历史撰述的选择性如此迥异，迅速导向不切实际的虚无幻境。在这些教科书上，穆罕默德出世之前，世界只是一片黑暗，蓄奴、剥削横行。可是，那是真的吗？穆罕默德的教化广布之后，人类的曙光初现，奴隶跟剥削都消失了。可是，这又是真的吗？有谁能大言不惭地这般说，或是教导这种不符现实的谎言？那些从信德押解去侍候哈里发的奴隶怎么说？行走在卡拉奇街头的非洲黑奴后裔又怎么说？这些问题没有合适的答案。此时，信仰就派上用场了，压过了现实人世。

军事政府执政，政党活动一概禁止。巴基斯坦识字率仅及百分之十五，执拗的基本教条，将大学束缚得动弹不得。巴基斯坦国内没有工业，没有科学，经济全靠小额汇款支撑。不论合法、非法，巴基斯坦移民犹如潮水般涌向四方。然而，巴基斯坦英语学校六年级的社会课本里，学童朗声读道：

“萨勒曼说，‘叔叔，我从我的历史教科书上读到，古代时期，种姓制度牢牢地钳制着印度。每个人都只能继承家族固有的行业。他只能做这一项工作。’‘噢！’萨勒曼的叔叔回答他说，‘一直到现在，印度的状况还是跟以前差不多。可是，我们是个民主国家。我们国内的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工作。这就是促使我们进步的秘密。’”

[1]科尔特斯（1485－1547），殖民时期活跃在中南美洲的西班牙殖民者。

[2]即中巴公路。

五　海得拉巴爵士乐

艾哈迈德要我深入信德内地，去探访海得拉巴附近一座有名的圣地。信德遍地可见穆斯林圣徒的圣地。昔日佛教与印度教的圣地，早已为伊斯兰教改化。可是古老的宗教心态仍然萦绕不去，而主张净化伊斯兰信仰的人士，则对某些地方犹然遵行神秘的、刻苦修行的近乎盲目崇拜的宗教仪典，感到大谬不然。

可是，艾哈迈德自有其道理。他力劝我取道一访的圣地或称苏菲中心是一个有秩序的穆斯林兄弟组织。他说，这个组织已经传承了好几个世纪了。他们弃绝了俗世的富贵浮云移居至此，专心服务老弱贫病民众。他们在此地经营一所医务室；每天中午午餐的时间，他们就会为所有前来果腹的穷人提供一顿热饭。艾哈迈德就是受到如此牺牲与服务的理念所吸引。某一天上午，他派了一辆车来接我，送我往北走一百英里，直抵海得拉巴。

跨出卡拉奇，触目所及尽是漫漫黄沙。“超高速公路”平坦而迅速。公路架桥通过印度河，河谷宽广，河水滔滔，夹沙带泥。河面上小小的渔船张着肮脏的白色船帆，顿时为这片漫漫无疆的沙漠平添几许古典气氛。海得拉巴，一座难以形容的沙漠小城，孤立着低矮、涂上赤赭色漆料的混凝土建筑，焦烤在烈日之下。可是，死水池塘还是随处可见，这块沙漠显然排水不良。

而当我到达巡回招待所时，我本来以为今晚就要住在这里了，不料却遇到些麻烦。两个公务员，操着不灵光的英语，将我迎了进去，告诉我说，事出突然，某个部长刚到，他们不得不取消我预订的住宿登记，我可以改住另外一家旅馆。他们不断重复强调：“第一流的，第一流的。”可是，他们带我过去的地方，尽管有中央空调，却粗糙而昏暗，浴室里的马桶坐垫还破了一角。

其实我大可不必在那里过夜。负责带着我四处游玩的年轻人拉扎克，心中另有一套计划。艾哈迈德的苏菲中心可以等到第二天再去。拉扎克打算利用当天晚上，带我去看看其他几处圣地与宗教处所，车程要走上几个小时，而且还跟苏菲中心的方向完全相反。我们就在下午两三点的时候出发。

拉扎克是个信德人。他带着旅客启程参访宗教圣地后，登时就化身为朝圣者，再多圣地也不腻，他同时也变得像个官方人员一般，紧抓着他的计划与行程。他机智灵巧而温善，可是，语言的障碍，令我们彼此火冒三丈。

我一开始就使他神经紧绷。我看到路边有个男人身着信德的传统服装，嘴里就说道：“噢，拉扎克，原来你们这里也有非洲人。”他立即尖锐地回道：“他们不是非洲人。他们是黑人。我们本地的黑人。”拉扎克的英语很精准，就跟他刚刚讲的一样精准。可是，几个巴基斯坦人——巴基斯坦的英语教师——将他分离在英语口语对话之外，结果，他一开口，我就得聚精会神，不然根本就猜不透他的意思。我说：“他们会利用这些芦苇做些什么吗？拉扎克？”他说：“囊子。”我听了一头雾水。过了半晌，我说：“囊子是做什么用的？”现在轮到他奋力抑制不耐。他说：“囊子就是用来装家里用的东西的。”原来是篮子：他的定义同样精准，却无疑要费去不少心思。结果可能就像那样：他是奇可·马克斯，我就是他的哈普，抑或他做哈普，我当他的奇可。[1]

由是，虽然拉扎克一路上为我长篇大论费心解说，我却还是犹如云里雾里，路过信德这处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的地方，不解为什么经过某些地点的时候，拉扎克就会特别兴奋。直到后来，我才恍然大悟。举例而言，曼殊拉那处废墟，千百年前竟然是达哈尔王的大城纳巴德。

我们在第一处圣地扑了个空。拉扎克告诉我说，坐镇此地的圣人，门下有十万名追随者。我们到的时候，天黑已经两个小时了，进入此地，就像是步入一座中世纪城镇一样。几个小僮为我们敞开城门，我们进城之后，又忙不迭地在我们身后合掩城门。城内巷弄的地面上都铺了石砖，路面中央还铺设有排水管道。许多人席地而坐在这位伟人的庭院前方的平台上。有人将我们来访的讯息传达到内室，接着，屋子里走出另一个人来接见我们。他年高消瘦，穿着蓝色的长袍，左手戴着一只布质手套。他说，伟人只在早上见客，现在已经是他的休息时间了。

于是，我们只有怏怏离去，继续开车前往阿卜杜勒·拉蒂夫王的圣地。暗夜之中，清真寺前铺有地砖的庭院传出阵阵乐音，那是传唱了两百五十年的拉蒂夫祈祷短歌。奔波了一整天之后，黑夜中听着这样的歌声。一小群信众，有些人已经沉睡酣然，有些人则来来去去。前些时候我在马什哈德，阿亚图拉沙里亚特－马达里的房子里体会到的感受，现在又涌上心头：伊斯兰教已经将信徒结合在一起，产生某种瑰丽美感，信徒可以体会到某种完整圆融的感受。只是，假如伊斯兰国度可以孤立在现世纷扰之外就好了，假如人可以忘却过去所习知的一切就好了。

休息处的房间里，空调无法运转。要是我敞开窗户的话，成群昆虫就会蜂拥而入。而我偏偏就是为了避开蚊虫叮咬才没跟拉扎克与其他人等一同露天而眠。要睡在月光之下，还得将自己从头到脚裹得密不透风，缠得跟个木乃伊一样，那可得费点功夫练习。于是，我就待在热气蒸腾的房间里休息，静候日出破晓。我们计划趁大清早出发，兼程驶回海得拉巴，赶在中午之前到达艾哈迈德热心推荐的苏菲中心，参访他们每天中午招待贫民免费午餐的慈善活动。艾哈迈德还特别强调这一点。

汽车驶出海得拉巴之后，数畦耕地零星可见，几处灌木，几处沙地。明亮日光刺眼难当，烈日炙热难耐。乡间野狗静静地站立在泥黄色的积水池畔。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一个早期文明的知名河谷。可是，周遭感觉不像河谷，更像是一片广袤无边的平原，然后你才会注意到这块平坦谷地，其实地势高低各自不同，地势较高处的土地上堆着一块块巨大岩石，因此让人觉得印度河谷是这股浩瀚天水冲激下，唯一幸存的遗迹，这股洪流所向披靡，没有岩石保护的区域，一律洗为平地。几英里之后，我们就开到这条河的西岸了。远处绵亘着崎岖的山丘。山丘纯为大石堆砌而成，裂缝处处可见。这道山必然是经由某些天摇地动的激烈变化而崛起的，岩层受力向上突起，再倾颓折叠，就像一团面一样。接着大洪水从天而降，冲溃了构成冈脊的岩石。河道在这里猛地转了个弯。再过不远，就是圣地所在的城镇。

镇上主要大街两旁的摊子上，挂着布托先生的遗照。布托先生在执政期间，曾经出于主动或是被动斥资为这座圣地添加过几道新的镀金栅栏门。站在圣地外面，隔着外围的铁门，就可以看见新建的镀金栅栏门。墙上嵌着一个牌子，记载着布托先生的赠礼义行。可是，自从他死之后，牌子就用一块镶着金边的绿布遮了起来。朝圣者进入圣地之前，都会看到镀金栅栏门和这块绿色的布。

我们脱下鞋子，交给坐在遮阳棚下的男子保管。他头上缠着头巾，神情肃穆，动作迅速，显然训练有素。他将每双鞋子分别绑在一起，排上编号，每双鞋子的保管费用是半个卢比。如此收费似乎偏高了，可是这是独门生意，没有竞争。我问拉扎克，圣地旁边的摊位是世袭的呢，还是受到保护的专利？他说，圣地门口保管鞋子的摊位是经过政府公开招标的，出价可以高达四千卢比，合计四百美元。中标的话，不论如何，一定会生意兴隆。

里面空间不大，信徒甚众，摩肩接踵的。有人就睡在磨损陈旧的大理石地板上。他们都是来自远方的信徒，而且对穷人来说，晚上也只能在这里过夜。他们都是沙漠地区的可怜人，出生于印度河附近零星贫瘠的土地与穷苦的村落，对这些人而言，这座圣地——以及此地所有的圣地，甚至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横阻在大河与碎裂的山脉岩石之间——总是提供了庇护与舒适。大理石地板肮脏污秽，婴儿在地上或坐或爬，成群苍蝇嗡嗡振翅四下巡梭，寻找地板或人体停驻。

圣地，圣人的墓碑，四周围有银色的栏杆，工艺精巧优美，却被信徒双手摩挲得失去了光泽。圣地一个角落上的柱子已经断了，或许是在某个特殊的日子里，虔诚的朝圣人群一拥而上挤断了柱子，甚至现在还可以感觉到这种狂热。圣地周围搭起几座罩棚，层层相叠，天花板下撑着一张铁丝网，或许是为了拦截鸟粪吧。支撑罩棚的竿子上还用一根短铁丝悬吊着一块石头，石头周围用银色的金属圈紧紧箍住。石头是心形的，浅棕色的表面经过信徒日积月累的摩挲，益加平滑光亮，轮到我伸手抚触时，还真有种肉质的触感。拉扎克说，这位圣人生前就将这块石头系在腹间，从不离身，先知也做过同样的事情。（话虽如此，说不定这其实是一种源自阿拉伯酷刑的苦行修道方式：比拉勒，最先接受先知讯息的阿比西尼亚奴隶，日后就是被阿拉伯人在胸口压上一块大石头，捆绑、曝晒在麦加沙漠中而死的。）

信徒先以双手搓摩石头，充分抚触之后，再将手按在他们的嘴唇与双眼上，或是紧捂着胸口，或是看起来紧紧地拥抱着自己。寺院外，这个印度河谷小镇煎熬在烈日灼烧下；可是圣地里面却是如此的宗教热情。来此谒灵，不能放过的除了这块心形石头和墓碑周围的栏杆外，还要一亲垂坠在圣人墓碑之上的布缕，布缕尽头处还放置着一具法冠与一袭长袍，样式奇妙近似基督教法事用具，另有一顶头巾，似乎代表着一颗头颅。这是一块信仰的大地，同时也是一处飞沙走石、鼻孔干燥与抠挖鼻孔的地方。有个农妇先是用手抚摩圣地栏杆，再用手碰触她年幼儿子的嘴唇，当然，出手抚摸栏杆前后，也不忘频频揉搓清理她的鼻孔。

我们接着转往“科里”，即，苏菲中心。苏菲中心就在一条短巷子尽头。巷弄地表上的灰尘经过雨水冲刷，与街道两旁吃食摊子洗刷的脏水汇流，转为乌黑的泥浆。但小吃摊子生意兴隆，忙得不可开交，虽说现在正是科里开门赈济贫民的时候：苏菲中心进门的长龙中，人手一个棕色的扁面包。

我们一脚踏进喧嚷、忙碌与乐音之中，右手边是又一座圣地：先前多位皮尔[2]的墓碑，他们都是受到圣人的精神感召定居此地，将圣人的行止精髓发扬光大的虔诚信徒，然后，他们就成为信徒的管理者或领导人。有个来自沙漠地区的蒙德理安[3]，正在圣地四周的墙壁上敲敲打打地嵌钉上现代浴室的瓷砖，创造出比这位抽象画画家的名画《百老汇爵士乐》画面更加宽广、画风更为直接的《海得拉巴德爵士乐》，黄色、白色、蓝色、红色、黑色等不同颜色构成的线条逐级爬升，映入眼帘，甚是赏心悦目，因为画面所呈现的喜悦如此纯净。

圣地正前方，几根柱子撑起一顶大帐篷，这里就是赈粥之处。棕色的扁面包堆成一摞摞的小塔，塔上蒙着粗布防尘，一个男子站在前面守着面包，面包的色泽不但意味着面团是全麦制成的，也暗示着印度河谷的泥土颜色。另外一个男子则从一只黑色大铁锅里舀出一勺又一勺的扁豆稀汤。建筑物门廊左边，一个男子负责分配饮水，另一端，一个男孩儿有感于其任务之重要，牢牢地握着衔接水龙头与水桶的橡皮水管。

拉扎克跟一个身穿蓝色长袍的人攀谈起来，此人显然是在这里管事的。蓝袍男人个头矮小，虎背熊腰，理小平头；他的五官有种中亚风味。他说，皮尔出门去了，三个小时以后会回来。在巴基斯坦，公认的延误时间是以每半小时为标准单位，三个小时，换言之，就是明天清早了。难道说，我们就找不到人可以谈谈了吗？穿着蓝袍的男人说，munshi，就是秘书，应该有空，可以跟我们聊聊。他询问我们的姓名与一些细节资料。拉扎克跟他如实叙述之时，蓝袍男人改用英语，说得毫无抑扬顿挫，音调平板得奇妙，两只眼睛仍然直勾勾地打量着我们。他说，他欢迎我们来此做客，在清真寺过夜，要待多久都没关系。皮尔三个小时以后就会回来。同时，我们可以跟munshi一谈；我们也可以领用食物，我们是他的客人。

他差遣了一个人领着我们上楼。我们踮着脚步避开水洼（水管漏水积成的），跟着那人穿过楼上近乎迷宫的四角阳台中庭，进入一个整洁的房间。房间地板上铺着寝具，还有两套长枕与坐垫。一架电扇运转送风，窗户大敞。屋内凉爽宜人，无以言喻的轻松舒适。窗外墙上架着两台唱机，要么就是配有扩音器的收音机，房内的风扇嗡嗡声隐没了外面的噪音。扩音器播送的歌曲，可不是电影主题曲。拉扎克说道：这是祈祷短歌。短歌一首接一首地彼此中和抵消。房内如此凉爽，歌曲顿而形成一种遥远而悦人的背景音乐。

munshi没有过来。五分钟后我们没见着他，十分钟后还是没见人影。然后餐点却先上楼来了，送上食物的是个男孩儿，抑或是个年轻男子，身穿棕色的巴基斯坦传统服装。他的面容极为俊美。想到他竟然选择以牺牲与服务作为终生职业，我不禁感到离奇。拉扎克（二十七岁，就已经心宽体胖，圆乎乎的了）佯装他能理解我对食物的紧张敏感。可是没多久，他就有如风卷残云，舔嘴咂舌地吃到盘底朝天。munshi还是没有现身，而当那男孩儿再度上楼来奉茶时，茶汤也是以印度─巴基斯坦街头市场方式炖煮，茶叶加糖，兑上开水与牛奶煮沸：浓烈甘醇，兼以提神醒脑。我就请他留步，谈谈他自己。

要跟他谈话还不简单。倒不是因为他讳莫如深，而是因为他似乎对于自己的未来缺乏连贯性的概念。过往经历浮散在他的心头，你还得先问上许许多多细枝末节的小问题。他被动得叫人咋舌。他的措辞（经过拉扎克翻译）也非常温和，谈话之间，他一双眼睛一直垂得低低的。

他在这个社区里已经待了一年。再过一年，他就准备走人了。他连想都没想过要在这里牺牲奉献一辈子。可是，既然他还是想找份工作，成家立业，难道利用这段时间学个手艺或是学做做生意，对将来不是更有帮助吗？他说，他曾经在净水厂担任过接管工人，每个月工资四百五十卢比，倘若他愿意，他还可以继续做这份工作。

他老家在白沙瓦，位于巴基斯坦与阿富汗接壤的北方边境。他家拥有一百英亩的耕地，以及一辆拖拉机。可是，家里有六个兄弟，食指浩繁，于是，他就加入浩大的南迁移民潮。他先在卡拉奇（据说该城曾经容纳一百万来自边境省份、原居印度西北境的阿富汗移民）停留了一段时间。接着，他就来到了海得拉巴。有个朋友跟他提起这个社区，带他到这里参观。他在这里也见到两位同乡，同样是远从北部村落南下的。于是，他又三番两次地回访。可是，他还是心猿意马拿不定主意，一直到他见过了皮尔，他才决定留下来。

过往经历浮散在他的心头，他似乎对未来毫无目标。他是个徒步旅行者。旁观者通过他，比较容易参透欧洲中世纪徒步旅行者的人生经历。这处偏居沙漠一隅的宗教社区，只是一处中转站，协助他度过人生中的某一段落。不消多疑，在巴基斯坦，境外移民与国内移民同样熙攘繁忙，许多人一定跟他一样天涯行脚，辗转风尘，逆来顺受，消磨人生。

我问道，这个社区有没有外国人造访，而当他们服务时，他们的表现会不会易于常人？这个问题令他脸上多了一分光彩，他抬起头来，像个兴高采烈的男孩儿。他说，之前有个孟加拉人在这里待了一个月。他身无分文，什么也没有。有一天，有个男人开车过来接他到卡拉奇去。那个孟加拉人回来的时候，可就开着他自己的车了。

这是因为运气好呢，还是其中牵涉到某些交易？

显然，白沙瓦男孩儿自有令人眼睛一亮的回答。可惜，答案没来得及说出口，因为在这个时候，小平头、大肚子、宽肩膀、上下不住打量的蓝袍男子进来了。棕色服装的男孩儿顿时紧张起来，不再说话，两眼再度低垂，收拾了茶具茶碗之后就尽快告退了。

蓝袍男人在我们面前跪坐下来，一屁股坐在他双脚脚跟上，双膝就歇在地板上的铺盖上。既然（虽说，他嘴巴上没这么讲）munshi无暇分身，他自己就来跟我们谈谈。

他用英语问道：“你想知道些什么？”

此时他发音之清晰，让我吃了一惊：自从刚才他在庭院里跟我们交谈过后，他的英语还真是进步神速。此时，他清晰的发音当中，有种侵略的意味，可是这是经过悉心造作的侵略：可以加强，也可以软化。他还不了解我。我说，我自己也还说不上来现在究竟想知道些什么，不论他想跟我说些什么，我都会洗耳恭听。

成串的英语词汇从他口中源源流出：“我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信徒有千万种。有人求财，有人巴望来世投好胎。我只想见到安拉。你只有通过中介才能见到安拉。我的穆尔希德就是我的中介。我要爱我的穆尔希德。我要让我的穆尔希德进入我的心中。安拉跟我的穆尔希德在一起。而当我的穆尔希德进入我的心中时，安拉就与我同在。我心里一点疑惑也没有。我可以通过中介，以穆尔希德的形式见到安拉。通过中介并以这种形式。”

穆尔希德并不如我私心猜想的，是皮尔或是这个宗教社区的领导人。其实，埋骨长眠此地的圣人才是穆尔希德，圣地的墓碑也是专门纪念他的。

蓝袍男人以政治上的模拟进一步加以解释。“卡伊德－阿扎姆（真纳先生）建立了巴基斯坦。”他就像是穆尔希德一样。“可是现在，我们都要听总统齐亚·哈克发号施令。”总统就像是皮尔。蓝袍男人伸手指着拉扎克说：“你要听齐亚·哈克的。”他又转过身来指着我说：“你也要听齐亚·哈克的。我也要听齐亚·哈克的。”我开始听出他这段长篇大论中有类乎诵经念咒的成分了。

他说：“我还没有热情招待你们。那是因为我的穆尔希德。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可是我还是竭尽所能服务你们，因为，我爱我的穆尔希德。我要我的穆尔希德进入我的心中。”

这个社区里住有大约一百名虔诚信徒。他们每天都会为八百到一千名贫民提供赈粥服务，同时还经营一个医务室（医务室在楼下一个小房间里，房间就在舀水男人所站位置附近）。可是，他们的经费从何而来呢？

蓝袍男人说，前任皮尔是个圣人。“他无时不刻都在侍奉安拉。他终日封斋，整晚都在祈祷。我告诉你，要把你两只手并成那样可不容易呀。”他将两手手掌并在一起，并指开掌，这正是穆斯林的标准姿态——将双手摊得像是开卷阅读一样。然后，他站起身来，示范这种礼拜时的开掌祈祷动作，重复他刚才说的话。“无时不刻不在侍奉安拉。终日封斋，整晚都在祈祷。你像他那样捧着手掌十分钟试试看。”他再度跪坐在他的脚跟上。“他缔造了多少奇迹，他五十年来什么也没吃过。三年没喝过一口水。人家跟他说，倘若你再不喝水，你就要死了，到那个时候，他才决定开口喝水的。”

可是，他们究竟是从哪里筹到社区运作所需经费的？

蓝袍男人说：“我这不就正告诉你吗？要不是这些牺牲奉献，这个地方怎么搞得起来呢？我们的穆尔希德现在有好多好多穆里德，就是追随者，遍布全世界。他们带着大笔钱财过来。他们布施一个卢比、五个卢比、十个卢比。而我们采买东西都会讨价还价，要到好价钱。我还没有热情招待你们。那是因为我的穆尔希德。信徒有千百种。我想见到安拉。重要的是，我只有通过中介，以我的穆尔希德的形式，才能见到安拉。你明白吗？”

我问他，当他抚摩挂在穆尔希德墓碑上的那颗心形石头时，他究竟感觉如何。令我惊讶的是，他好像根本不知道我在讲些什么。而当我再次询问时，他说，他在这个社区中事情太多了。

棕衣男孩儿站在门口，表情热切，可是当他看见那个蓝袍男人还是跪坐在我们跟前时，男孩儿就黯然无语地打着赤脚转身离去了。先前，他提到的孟加拉人与新车的故事，撩得我尤感兴趣。此时，蓝袍男人继续唠唠叨叨翻来覆去，旧话重提，重提旧话，将先前的句子依照不同次序重新排列组合，开始让我如坐针毡了。

他又跟我讲了个前任皮尔的神迹。社区里的一个苦修者，法吉尔，死了。他们跟皮尔报信。他就赶到那个死人横尸的房间里。他一脚踏进房门，死人就举起右手，对着皮尔行了个穆斯林的礼。皮尔勃然大怒，抡起手杖猛敲那具死尸，口中骂道：“你还要再多下功夫，控制自己的身体。难道你不明白死人对我敬礼是不正确的吗！”

我问蓝袍男人，可不可以麻烦他再请那个男孩儿送些茶点呢？我拜托他许多次。可是，我们就是没法再跟那个棕衣男孩儿独处。蓝袍男人说，我们可以稍后再用茶，不过我们得先参观厨房，然后我们当然一定要到前任皮尔墓前膜拜。他可没打算让我们清静。我开始明白，原来这是他送我们离开这里的方式。

我试着将话题再转回他自己身上，请他谈谈自己就像跟棕衣男孩儿讲话一样困难。他话随心转，东拉西扯地讲些个人经历。过往经历在他心中从未形成任何模式，他只知道自己现在身处何方。他，同样也是个流浪旅人，同样也曾经参与巴基斯坦半中世纪的集体漂移生活。尽管他脸上有富于中亚风味的五官（配上小平头就更加突显了），他却跟棕衣男孩儿一样，都生于边境省份。他曾经进入一所农业学院就读，但未曾获得学位。此后，他打零工过了几年。最后，他就到了这个社区。他见到现任的皮尔，立刻决定待下来。当时，他也不曾征得任何许可，他就这样待了下来。（而拉扎克在一旁插嘴道，如今，他已经是现任皮尔的“得力助手”了。）他的父亲在边境省份务农。耕地面积多大？十六英亩。土壤肥沃吗？非常优良。家中还有其他兄弟姐妹吗？没有。那么你父亲过世以后，谁来接管农务呢？他以为我问的是，农场上需要他效力吗？就回答说，农地已经包出去给人家机械化耕种了。当他继承家产时，这十六英亩耕地会有什么变化吗？他说，他不知道，他已经舍弃那一个维度的人生了。

我们下楼去参观厨房。午餐赈粥时段已经结束，厨房里烹调的活儿却还在进行中。我们遵守规定，脱下鞋子，赤脚踩踏着厚重、粘黏的灰尘，从主建筑走到厨房棚子里。他们在厨房里就着大口铜锅煮茶。而就在一束束薪柴之间，棕衣男孩儿闲散地站着，他在跟我们保持距离。

一个露天棚子下，正对着几座面包烤窑，有个男人凑着一个高脚大理石台子正费力地揉着棕色面团，他双手及肘部都埋在面团里猛揉。他身边的大理石台子上，揉过的面团表面停着成群苍蝇，苍蝇不断摩擦着前脚。一个男人正在煮着扁豆汤，另外还有个男人探进面包烤窑里，盯着烤箱。厨房里所有员工都剃着小平头，每人双眼都闪闪发亮，两颊圆圆胖胖的。他们态度都很友善，一点也不介意外人参观打量。他们是食物与充足的供应者，他们自知自己正在侍奉穷人与真主。诸如此类的烹调景象，一再重复表现在北印度的画作中。我感到，这些脸庞似曾相识。

蓝袍男人领着我们，一座接一座地走过所有埋骨于此的皮尔的圣地，还要我们一一抚触碑石。最后，我们就坐在瓷砖被烈日烤得滚烫的庭院里，欣赏那幅《海得拉巴爵士乐》瓷砖壁画，画中拾级爬升的彩色线条显露无限喜悦。棕衣男孩儿怯生生地给我们送上茶来。他没有立刻走开。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于是，我就直接问他那个孟加拉人的故事。

棕衣男孩儿说道：“他去了卡拉奇，然后又回来了。我跟你说过了。”

“孟加拉人？”蓝袍男人闻声说道，“我们这里的人来自世界各地。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可是，我还是服务你们……”他坐在一道白色瓷砖贴面的台子上，骤然间，他住了嘴，仿佛浑身精力都消磨殆尽在午后的炎热、灰尘、沙漠与单调而一成不变的生活中。

我们重新坐回车中，驶进付费小吃摊子林立、泥泞污浊的巷弄。拉扎克说道：“你还记得他说到买东西的时候吗？他说他会去‘讨价还价’。他在科里是不应‘讨价还价’的。”拉扎克是作为良善的穆斯林有感而发的。

我们将车开回河岸与岩石山壁之间：岩层彼此倾轧，接着又遭到大洪水冲击而产生巨大裂堑，岩石一层一层地风化，裂开飞散，于是，山区某些地方就像是一座巨大的石质半圆形剧场的阶梯观众席，只是整个剧场严重倾斜了。

我们在一处巨大裂缝前停车。拉扎克午餐之后精神百倍。再灌上一瓶巴基斯坦的七喜汽水——泡喜汽水（Bubble-Up，光听他讲起这个词的发音，就够有趣的了），他更是活蹦乱跳的，无畏烈日高温。

我们越靠近这座山，山势便越高耸。当我们终于走到山阴的时候，气温终于变得凉爽了。这是一处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山脚下的印度教寺庙，原本建来就是为了表现这份敬畏。小型的金字塔屋顶建筑，年代并不久远，不过建于一九四七年以前，却已经颓圮残破，庙里无人住持，空无一物，墙上也被人用乌尔都语涂得面目全非——敌人已经将众神彻底驱逐出庙了。而这里也是个知名的地点：水柱激流曾经拼力冲击山壁，接下来，水势较小的乱流又再次淘洗岩层夹缝，冲刷出平滑的壶穴与巨大的洞穴，如今只剩下一处盐泉，治疗功效远近驰名。山块之间的裂缝中有一抹青蓝色，盐流行经抚润之处，岩石上莫不留下一层白色的黏泥。而这条盐流中，俯拾即是的不仅有小小圆石，还有大量的海洋生物化石。

拉扎克有着一双自然学者的锐利眼睛。他弯下腰，捡起一块石头，我可以在石头表面上看到贝壳的图案。他又拣了个贻贝搁在我手中，这颗贻贝整个都完全石化了。接着，他又找到一个海螺一样的贝壳。穆斯林、佛教徒、印度教徒、雅利安人、前于雅利安人的先民，即使早在建立史前城市摩亨佐达罗与哈拉帕的民族来此落地生根之前，印度河谷就已经产生文明了。可是，更能让人心驰神往的不可解奇迹在于，这块大地过去曾经深沉在海底。这道稀薄的盐泉，从炽热的岩石缝中涌出，是这块土地过去深潜海底的证据，如今，大地离海日远，烈日光照，高温烧烤，高声地吁求水分润泽。

我们回到海得拉巴的巡回招待所时，还是遇到阻挠。我曾经预订前一晚的住宿，没有预订当晚的住宿。招待所空荡荡的，那晚也没有达官显贵前来住宿。可是却得打一个小时的电话，拉扎克被一位政府官员转接到另外一位官员线上，才获得住宿许可。

第二天上午，我们也不用走远。只在海得拉巴转悠，镇上有一处用泥墙围起的要塞，据闻系由最后一任穆斯林王侯抑或信德亲王所建，要塞里就有一座圣地，凡是心理有障碍的信徒都会前去治疗。

圣地坐落在一段大理石阶梯之上。阶梯底端，散坐着几个皮肤皱缩得愁惨可悲的妇女，其中还有人抱着襁褓婴孩。她们坐在那里，只是在等着施舍。两三层台阶上，一个男人正在击鼓高歌。阶梯顶端，一条铺了地砖的巷道隔开两座小型建筑。左边的建筑物是当年圣人冥想所在；右边建筑物则是他埋骨之处。圣人墓地周围围起铁条栅栏，圣地守卫是个浑圆而友善的小个头男人，他坐在前庭架有梁柱的回廊地板上，地板上铺着瓷砖，成群苍蝇嗡嗡地拥簇着他。在前来求助的信徒眼中，就像是孩童见到的甜点铺子老板一样，他仿佛就是全世界最富足无虞的人。他正跟一个红着眼睛、失心疯狂的男人扯着闲话。而他们一边聊着，一边还像是在以物易物，彼此交换着某种豆子。

几个人踱了过来，绕行墓地，缓缓走在两座建筑物之间的巷弄上，以便能同时吸取两处圣地的精华灵气。他们紧握墓地周围涂了银漆的栏杆，作势摩擦，接着又将额头贴在栏杆上。

墓地后方，两个蒙着面纱的年轻女性面对着墓地站立。两人看来无恙，她们不过是利用这里作为聚会约定的地点，讲些海得拉巴式的闲话，然后笑得花枝乱颤。可是，墓地附近还是有个被精灵附体的男人，他是个年轻的男子，肤色黧黑，身形消瘦，心智早已丧失泰半了。一看到这个男子，圣地守卫随即起身前去处理。成群苍蝇飞散了几英寸，随后又重新麇集停驻。

守卫咆哮的声音从后方传来。“你过来！”被精灵附身的男子应声长嚎，仿佛受不了圣地祥瑞之气的煎熬。可是，那名守卫好像根本无法容忍任何精灵在此撒赖作怪，领着那个男人，同时不断粗口叫骂附在他身上的精灵；而遭到精灵附身的男人，装出退避抗拒的样子。不管他如何苦恼煎熬，他还是清楚明白，该来的挡不掉。在这个病入膏肓的男子心中，还是残存最后一丝虚荣。他知道自己病情笃重，非得到圣地一吸正气不可。于是，他回头望着我与拉扎克，我们是他仅有的两名观众，他要确定我们的确看到了，附在他身上的精灵有多顽强，他身上的精灵如何号叫抗拒，硬是不愿接近圣人的祥瑞正气。可是，他非去不可，他得待在两栋建筑之间的巷道上，一值待到精灵散尽，寺方宣布他已经完全康复为止。守卫高喊着：“你坐在这里！你给我听着！”稍事挣扎之后，精灵终于安静下来，而那守卫则再度喜上眉梢，回到他的豆子与苍蝇群中。

门口进来一个“希狄”，这是当地人称呼非洲人的用语，不会冒犯对方。他的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异状。他落座在圣人冥想居处上了铁条的窗户旁边，旁边就是那个精灵附身的男子，那人现在已经平静下来了，神情甚至有些恍惚。不一会儿，非洲人突然变脸，他眼神呆滞，双颊凹陷，身心痛楚突然变得明显至极。接着来了一个娇小女人，背上背着她的儿子。女人又怀孕了。可是，我看这女人自己不过是个孩子，顶多十二三岁，却已经世故如成人一般，欣喜于亲身感受如此重大需求。每个人都在做戏（虽然说先前那个精灵附身的男子在他虚荣乍现的一刻，似乎入戏得有些走火入魔），每个人都深谙自己的角色。可是，当整个世界，或是你所知悉的世界，一切写进剧本里时还算是在演戏吗？

拉扎克——他对精灵可敬畏有加——结结巴巴地，试着用英语跟我阐述一个观点。他说，他曾经见过两三个遭到精灵附身的人。可是，他又补充说明，很确定地说，在其他的国家、其他的文明里，民众信仰的是些其他的事物，心理疾病应该以其他形式呈现，需要用其他方式治疗。

开车横越沙漠回到卡拉奇，穿过历史悠久的印度河，就像行经层层进化的发展历程，跳跃时代的推演。显而易见的是，不提洲际大饭店汇集的各国人潮，大城市如何轻易地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村落居民，牵引他们离乡背井，走上迁徒飘移的人生旅程。

快到卡拉奇时，好一段距离，我们的车凑巧紧跟在一辆无顶货车后面，车斗上载满了刚刚遵照伊斯兰教规定屠宰切割的牛头肉，牛皮已经先剥了下来，无皮牛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头上牛角却还保留着。

我很高兴，艾哈迈德将我送到信德内地。我有满怀心得要与他分享。可是等我终于回到卡拉奇，我才发现，竟然是艾哈迈德本人取消了原本预先登记供我住宿的巡回招待所——当天根本没有什么部长来访。从他送我出发到海得拉巴，其中这段时间一定发生了些蹊跷，让他改变心意。

我们会面之前，他对我一无所知。他对我的响应，纯然只是男人对男人的；而我也欣然相对。可是现在，或许有人跟他说，我不像自己所讲的那样。他电话里的语气变得冷漠生硬，还连续两次失约。于是，我也无法跟他倾谈我在苏菲中心的见闻。我无法跟他讨论，这两种宗教——其一端赖天启与规矩，另一则凭着禁欲苦修与自由冥想——糅杂在一起，并不会彼此抵消。我也无法再深入探知，他年少轻狂时搞的“合作社”，以及他心目中女人进了天堂就不会再苦于月经的纯净观点。至于棕衣男孩儿所说的那个孟加拉人，他前往卡拉奇之时身无分文，从卡拉奇回来后却拥有自己的汽车的故事，我也该满足于自己所知所解了。

我喜欢艾哈迈德。但他如此突如其来地对我敬而远之，让人非常不开心，因此，我也急着要离开卡拉奇。

[1]哈普与奇可是美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喜剧《马克斯三兄弟》中的人物。

[2]皮尔，苏菲派导师头衔的一种。

[3]蒙德理安（1872－1944），荷兰画家。

六　不治的法

中央市集不远处，卡拉奇治安法庭里的囚犯排成一列纵队，鱼贯进入法庭前院，囚犯通常两人绑在一起，手腕上铐着手铐，一名穿着卡其色制服的警员紧握着枷链的另一端。气氛友善，法院前庭的熙攘人潮，就跟市集上来往不停的行人一样，谁也没盯着囚犯一直看，或是多加注意。囚犯跟警员随意交谈，有时候，他们还在一个摊前盘桓，买一包槟榔磨牙根。一般而论，这些囚犯的面容跟出现在市井之间的面孔差不多。虽然，犯人中有个男子双眼无神，似乎无法聚焦，另外还有两个小个子家伙，打着赤脚绑在一道，可能是两兄弟，两人看来都有智能不足之嫌。显然，执法单位的手铐不够用。对于某些囚犯，警方只是在他们手臂上绑上一条绳子牵着走，犯人看起来就像是表演猴戏的小猴儿。可是，他们的神情还是跟其他人同样友善。

台上撑起一个个遮阳棚避开烈日，棚下坐着公证人与负责监督宣誓的地方长官，每人面前摆了一张小桌子，桌上压着玻璃镇纸和几本污秽不堪的小书，各自等着生意上门。路边有个亭子，专售各式邮票与表格。法院外面的人行道上，坐着一群能打宣誓书的人，他们各自埋首敲着陈旧的标准式打字机——有些打字机看来已经有些年头了，满布铁锈——填写已经贴好邮票的表格。一旁还有帮人代写书信的写手。（我渴望着停下脚步，偷偷多觑上几眼，偏偏代笔人不悦的警告眼神已经盯上我了，那是专属作者这一行的目光。）

主干道旁边，人行道一角，聚集着各自藏有妙药仙丹的巫医。乍看之际，我还以为那一堆堆得老高的蜥蜴早已死僵，腹内说不定还填塞了些其他药草，抑或是某种雕刻物。可是没多久，其中一只蜥蜴（或称鬣蜥蜴）竟然动了起来，其他蜥蜴也纷纷跟进。这群蜥蜴一共十一只，全都绑在一块大石头上，绳子不是系在蜥蜴尾部较粗的一端，就是绑在后腿部位的腰间，现在所有的蜥蜴都不停扭动，企图摆脱人行道上窒闷的热气。稍后，还是经由努斯拉特告知，我才明白这些蜥蜴的功用与药效：强精壮阳。将蜥蜴买回家，自己动手宰杀，再吃掉蜥蜴的某个部位。

我曾两度前往治安法院。第一次，我是自己去的，只能见到法院门外戏剧般的场面。第二次就有努斯拉特帮我带路了。努斯拉特是《晨间报》的记者，他的年龄在三十上下，矮个头，身材粗壮，圆脸上架着一副大型圆框眼镜，嘴唇上还留着一撮海象式的茂密短髭。他总是精神充沛，精力旺盛。他热爱自己在报社的工作，不仅工作日兢兢业业，即使有闲也是叨念不忘。这份工作热诚转移了他对他太太的焦虑——努斯拉特夫人身体柔弱。此外，专注于工作也可以转移他自惭未能善尽优良穆斯林应负的责任的焦虑。

努斯拉特是旁遮普与马德拉斯人的后裔，因此，他在巴基斯坦算是本地人，也算半个莫哈吉尔，即印度穆斯林异乡人。同时在他心中，他也感到自己已经安家落户了，只是一提到他身为一个巴基斯坦人与穆斯林，却又好像做得还不够。我们初次见面时，他几乎劈头就要跟我说，以他急促、脱口而出的态度说道，他还算不上是个真正的穆斯林。他的意思纯粹像在跟我道歉一样。然后，他仿佛在补充，对他来讲，全天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伊斯兰教和后世。

治安法院喧哗嘈杂，所有努斯拉特带着我参观的法庭里，只有一间还有个法官坐镇主持。那间小型法庭里，法官席下只有两三个旁观者闲坐一侧，或许他们不过是等着他们自己的案子开庭而已。法庭里气氛悠闲，被告席上神情沮丧的男子（穿着蓝色衬衫与宽松的巴基斯坦长裤）则一力持重、不苟言笑，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他表现得就像是某些将自己扮演的角色看得太过重要的人一样。法庭中，当局者清，旁观者迷，外人很难探知审判究竟进行到了哪里。卡拉奇市井坊间，人们讲话莫不高谈阔论。可是，在这个小房间里面，大家却嗫嚅低语，再加上众说纷纭，我花上一段时间才听出来，原来审判是以英语进行的，他们讲的都是英语。再费劲听上一阵子，我才明白这是一桩盗窃案，经过一年羁押，警方还是无法提出人证，案子再度开庭，不过是准备再度休庭，择日重审而已。

审判进行当中，一个与努斯拉特熟络的联邦检察官滔滔不绝地向我说明起诉的程序。他急着要我留步，等在一旁看他如何处理案子，这个案子是检方起诉一名国家教师——被告殷切渴盼出国打工——竟然以不实资料申请护照。那教师身为国家公仆，理当获得政府核发的一份NOC（无异议证明），偏偏那个可怜的家伙，一定是因为急着想拿到这份证明，竟然将他的公务员身份按下不表。检察官说，这个案子再过十分钟就要开庭。可是在巴基斯坦，众所周知的延误时间是以每半个小时为单位的，十分钟意味着一段漫长时光。努斯拉特与我就继续前进。（而且，确实如我所料，我们过了半晌再掉过头来探看时，庭上进行的是另外一个案子，而我们的检察官还是坐在旁听席上干等着。）

法庭外围的阳台上，我们看到四个牵链戴枷的男孩儿不慌不急地坐在板凳上静候传唤，他们已经开始相互吹嘘彼此的冒险历程了。他们同在一家旅馆工作，同样被控以偷窃罪。他们说，警察事先已经“适当”地鞭打过他们了，打的尺度还好，一旁握着他们的链条的警察也只是微笑，摇头不语。他们旁边坐的是两个被控持刀行刺的男人，两人四目眼神都极不可靠。在另外一个犯罪与虚荣的平台上，一个北部的年轻人跺着脚步过来，他除了腕上的手铐，脚上还挂着铁链，左右两边各有一名警员持来复枪随行。他皮肤苍白，两颊上冒着青春痘，可是他那双细长的杏仁眼却充满了慑人力道。他深知自己所到之处无不勾起骚动涟漪，他是注定要上绞刑台的，便藐视那些太过微小的罪行，他为了这次公开露面，刻意穿戴得像个酋长：一套刚刚熨烫完毕的淡蓝色巴基斯坦西装，头上的红色头巾上还缝了一道高高的坚硬的头饰。你更别想要这年轻人住嘴，不与他人闲谈。

努斯拉特眼见一个男人被人拿绳子绑着牵出来，突然就激动起来。“你看他们的手铐根本不够用。他们现在竟然用上绳子了。我非得写一篇报道不可。法院最近发生了许多逃逸事件。或许他们确实曾经从国外进口手铐，只是货还没到。或许是因为手铐现在都专门拿来铐政治犯用了。”

有个女人脸上没蒙面纱，带着她纤瘦孤弱的年幼儿子，坐在一间不见法官出庭的小法庭里，这间法庭感觉就像一间教室。她苍白的脸庞既圆又小，皮肤粗糙。不论是她还是她的孩子，看起来都吃食不足，营养不良。先前，她才刚花了四千卢比，折合四百美元，买下一处房地产，交房的时候却问题重重。她用一只塑料信封将她所有的文件都装在里面，其中还包括了那一纸珍贵的、经过多人处理的四千卢比收据。她已经连续三天上法院来陈情，而今天依然见不着法官。她住在卡拉奇市郊十五英里的地方。她说，她的丈夫已经去世了，死于哮喘。可是努斯拉特对此存疑，他认为这个女人应该离婚了。只是要她坦白承认自己孤家寡人，无人怜爱，恐怕太伤颜面了。

小法庭外边的阳台上，杀人犯就多了。一个留着短髭、浑圆矮胖的男人，是北部地区斯瓦特人，两天前他才被缉捕归案。他五官端正，性情率直，尽管双手上铐，看起来还是挺自在的。他说，他之所以坦荡从容，因为他什么事也没干。警察在他身上搜出一把枪来，可是，那个遭人谋杀的家伙，从来就心术不正，他们那里想下手杀他的人可多了。

一个希狄，或曰非洲后裔人，经检方控以谋杀罪。他身后跟着一大群为他加油打气的希狄亲友。（希狄人数如此众多，这些人当中，血统比较单纯的是来自卡拉奇码头区，祖上混血通婚较为复杂的则是来自俾路支古老的马克兰海岸。此外，法庭庭院与阳台上，都挤满了看热闹的闲人。）这个希狄所涉的是一宗穆斯林谋杀案，根据被控凶嫌的亲友声援团指出，那是替天行道，被杀的人该死，谁叫他引诱了一个未婚女孩儿。

接着，被法警锁上手铐牵了过来的，是个生于边远省份的旅印阿富汗少年，男孩儿受到首府的吸引，离家投入巴基斯坦的旅行生涯。对他来说，这不过是运气不好罢了。他打着赤脚，一双脚掌乌黑肮脏。他身上这套衣服已经连续穿了好几个星期；他身上那件长下摆的衬衫，领口已经脏污发黑，有如擦过引擎机油一般。有个能说英语的律师穿着谈吐都还算讲究，跟我解释男孩儿被控罪行：擅自进入铁路局地产。事实上，男孩儿擅自进入铁轨区，只是冒着自己小命不保的危险，换取几个卢比罢了。他进入铁道区之后，可能会登上一班行进中的列车，强迫或是欺侮乘客，好挤进一席座位，稍后，再企图用二十卢比左右的价钱出售他的座位。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把戏。警员拎着拴住男孩儿的铁链，不语微笑，讲故事的律师也面带微笑，唯一感觉不好笑的，是那个男孩儿。

法院里有一间办公室，里面所有的文件都经过登记收录。这是个档案仓库，档案架上堆了一卷又一卷裹着红色、黄色和白色粗布的卷宗，一列又一列的架子上随处可见破损而满布灰尘的档案箱。此处状似废墟的档案仓库中央，摆着一张桌子，坐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头上戴着一顶黑色便帽。他有一则从基层做起、献身法治、终于成功的故事，可以说来激励后进。他在一九四七年印度次大陆即将分离之际来到卡拉奇，而他在这个法院服务已满三十二年。老人从印度的斋浦尔移民到巴基斯坦，移民之前，他曾经在当地有过三年的法庭工作经验。一九四七年，卡拉奇全市只有六所市立法院，现在已经增加到四十所了。他本人则是一步一步从基层做起，资历完备，逐步达到如今的显赫位置。他一度做到卡拉奇最重要的市立法院的首席“书记员”。身为“书记员”，他得随时坐在法官身边，他的责任就是巨细靡遗地记下法官所有的话。做笔记、整理记录，这就是他毕生投入的职业。

现在，他终于调任到这间文书记录办公室了，这间堆满了布质卷宗、档案箱和文件的房间。外观乍看混乱，其实乱中有序。他能保证在十五分钟内，找到任何你所征询的记录文件。只要有判决日期与托管日期，他就可以探囊取物。所谓托管日期就是档案送交登记处保管的日期。可是，倘若托管日期不详，又该怎么办呢？那老人说，事情就棘手了。或者，我在心里暗想，这下子就像泥牛入海无影无踪了。接着，他就跟我们示范他的寻件步骤：根据一个判决日期与托管日期，他打开一个破损不堪的档案箱，然后参照另外一个箱子，第二个箱子破损得更加严重，接着——顶着黑色便帽，白发苍苍，他的食指似乎战胜了时间——他的手指沿着一层架子不住翻寻，直到翻出一卷蒙尘卷宗，再大拍尘埃，得意地展示。我恭维他。他说，他的成功全凭真主赏赐，凡事都要归功安拉。

努斯拉特问道：“你欣赏伊斯兰律法吗？”

“当然。”那老人说道，重新又坐回他的桌子后面，“国家施行伊斯兰律法之后，情况就改善多了。”卡拉奇的人太邪恶了，只有速审速罚才治得了他们。法院前庭闲晃的许多人当中，很多人都是专业证人，靠作证维生，他们会在不同的案件当中一再出现。即使是他，所有的公务时间都花在整理档案上面，整天窝在公共记录登记处办公室里头，经年累月下来，他也能认出那些熟面孔了。

那么他毕生的职业生涯都跟一群无赖混混儿一块度过，他有什么感受呢？他误解了我这个微不足道的问题，语气坚定地说，他从来就不曾收取过贿赂。而今，他再过三年就要退休了。他对退休生活毫无计划。他将晚年，以及许多其他事情，通通都交给安拉了。

我说：“你的孩子呢？”

“拜托你不要问这个，先生。”

一直到现在，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充实而成功的卡拉奇法院生涯，如此圆融的人生都要感谢真主赐福，他的圆满竟然包藏着极为残酷的缺憾。他七个子女当中，四人饱受缺钙之苦。他用英语说他们的骨头都碎了。其中两个孩子早已夭折，一个女儿现在瘫痪在家，起居都要人照料。他将两只前臂举起来，交叉，仿佛腕上也锁着手铐一般。老人跟我们示范着，他的女儿现在萎缩到什么程度：即使脸上停了只苍蝇，也举不起手臂来驱赶，要靠人替她代劳。

尽管如此，他还是寄望美国医药发达，能够治愈他的女儿。他几度同美国书信往返，对方也曾经回过一封信。当然，这个终生管理档案的人，也将这封信归档收存，档案夹就留在他桌上方便索取：档案夹子里收着手写的乌尔都语信件与打字机誊打的英文信件。美国！知识的世界，远在信仰的世界之外：即使在这个信仰的国度，美国医药之精进还是威名远播。

阳台栏杆旁边的板凳上，两名农妇并肩而坐：老妈妈和成年的女儿。老妈妈身高不及四英尺，消瘦而满面皱纹，嘴唇上厚厚地粘着一层由某种植物捣成的紫色膏状物，大围巾围裹着她的头发与扁平胸部。她一开口说话就尖声嘶叫，而她的女儿——她那张年轻却苍老的脸庞，显示出过度日晒、劳力操作与营养不良的痕迹——也同样，竞相尖叫，仿佛在跟母亲竞赛一般。她们以其独特、耐心十足而且阴柔的方式，等候过路闲人对她们表达些许关注。她们满怀委屈，有苦无处诉，而她们也逐渐爱上了法院的氛围。法院大楼就是她们的哭场，号啕啼泣的舞台。

她们和她们的房客之间有纷争。那人不想搬离那间房子。之前，她们家里风波不断，一直到军方接管政府施行戒严法为止。那么现在应该没问题了吧？她们要回自家的房子了吗？是。可是，那人还是不付房租。五年来，每个月五十卢比的房租，他都没付。五年？她们竟然让那人不缴房租白住了五年？

女儿拿出她的证明文件来。那是一封英文书信，代笔写手的杰作。书信文字多处跳跃，上下不连贯，说女儿的丈夫想跟她离婚，于是，女儿终日惶惶，忧虑着丈夫将下黑手杀她。她曾经前往当地警察局，录制上述声明。而今，她与母亲同住。她家中只有“三件衣服”。她的丈夫，一心想杀她，扣留了她其他的衣物，甚至连她的罩袍、面纱都没留给她。

可是，这跟那个房客和他积欠的房租之间，又有什么关系？

啊，她们对着我悲凄嘶鸣，一个接着一个轮番叫嚷，这说明她们家里没男人，没人做主。这还表明，她们家里缺乏生计，唯一的收入只剩下房客应缴的房租。

不过，她们那纸房屋租赁契约也有问题。她们先是花了三千卢比贿赂打点，好让租约过关。可是，那个收了她们钱的男人，什么忙也没帮上。然后，她们又给了另外一个家伙八百卢比，拜托他帮忙将前面那三千卢比讨回来，第二个家伙同样什么事也没做。

于是，她们就霸住法院上层阳台，嘶吼哀号，老妇人还不住啐吐出浓稠的口水，直到她们听见祈祷的呼声，穆安津站在塔楼上呼喊中午礼拜的时候到了。政府谕令各级公务机关应于一日三次礼拜期间暂停受理业务。而在这所市立法院之中，当天上午未见特殊效力，穆安津的呼喊不像在提醒众多公仆礼拜时间到了，反而像是发出一个信号，点醒那些还未能确实达成绝对无所事事状态的公务员，再加把劲儿地混吧。

午餐时分，努斯拉特说道：“我想请你给我建议，我应该继续待在这里呢，还是出国去西方国家待上一阵子。”

“你出国去做些什么？”

“我可以在美国念个大众传播的硕士学位。”

“毕业以后呢？”

“我不是教书的料。我可以一边旅行，一边写作。旅行与写作。”

“你打算写什么呢？”

“什么都可以写。旅行写作一阵子以后，我可以在某个国际传媒机构里找份差事，例如第三世界媒体专家之类的。”

“假如你一直在这里待下去的话，你要干什么？”

“我可能会改行去做广告。”

“要我是你，我就会留在这里，改行做广告。”

“可是做广告真不诚实。”

“比你现在的工作还不诚实吗？”

“我不会喜欢做广告的。”

“广告公司会给你多少薪水？”

“四千卢比。”合计四百美元。“我现在的薪水只有两千卢比。可是我不会喜欢这一行。你或许不喜欢我们《晨间报》，可是在我们报社，谁也管不着我。我没办法处理人际关系。你不觉得像我这样的人，应该加入第三世界媒体吗？你想想看，美国人与加拿大人会四处旅行，跑来这里跟我们谈有关第三世界媒体的事情吗？”

“就是这样。他们很清楚报纸应该怎么办。你应该没有什么特殊心得可以对我们开导的。”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先前，你自己跟我说过的，你说，伊斯兰教与后世是你最重要的事情。”

“你让我们觉得自己好渺小。”

转瞬之间，几桩可以激怒我的事端同时涌上心头：他们这份报纸的政治主张如此刻薄恶毒，他妄想在国内维持伊斯兰教的统治，另一方面又蠢蠢欲动，企图利用其他文明的开放与容忍。转瞬之间，我允许自己对他严词相向。我又顿觉懊悔，充满了罪恶感。

可是，他的反驳也不全然是指责。他确实深信并执着于建立伊斯兰国家的理想。他自觉巴基斯坦违背了这样的理想，因此，不论他在我话中听出多少藐视的意味，巴基斯坦也理应如此。这种伊斯兰教立国的理想，就历历撰述在一本出版于一九五一年的书《伊斯兰立国：巴基斯坦》之中，这也是他先前带给我作为见面礼的书。他说，这本书有助于增加我对巴基斯坦的了解。但这本书让我明了，三十年前，伊斯兰教建国的理想就跟一纸不切实际的意图声明一般空泛，巴基斯坦的现状与当年殊无二致。我读着的书说，伊斯兰教立国，就像一只高空风筝一样，遁形在迷雾之中。“我等凡胎肉眼看不见，可是冥冥之中，有人在操控着风筝。”

千万别忘了努斯拉特。六个月以后，当我再度造访卡拉奇，心里琢磨该跟什么人见面叙谈时，第一个就想起努斯拉特。我发现他变了。原先精力充沛、聪明过人、讲起话来连珠炮一般的他，竟然鬓发成灰了。他衷心期盼能够善加奉行的伊斯兰教，将他一步步地推向偏执的深渊。而我也一再懊悔，后悔当时转瞬之间对他不假辞色，毕竟，他所知的一切仅仅限于巴基斯坦。

努斯拉特在法院的记录保管办公室里，曾经跟那个戴着黑色便帽的男人谈到伊斯兰律法。我原先以为，这套律法有待日后引进施行。未料我所不知道的是，七个月以前，军政府就通过了一项包含十条伊斯兰律法的新法案。这项法案中规定了伊斯兰法院的规章，对富人与农产品征收《古兰经》中明文规定的税则，以及关于饮酒、盗窃与通奸的罚则。最后这几项，几乎说不上是法律，应该更接近惩罚。

饮酒将责以鞭刑八鞭。至于通奸，对成年穆斯林，则于“公开场合击石处死”；罪犯若为非穆斯林人士，则于公开场所鞭刑一百示众。强奸最高可判处死刑。“基于第五节或第六节判处的击石死刑应依下列方式执行，即凡曾宣誓作证不利于受刑人的证人，如可到场观刑，得以掷出第一颗石头，另，击石处罚进行之际，受刑人可经枪击处决，此时即应当停止击石或枪击。”

对于盗窃罪，赃物超过一定价值（高于四点四五七克的黄金）之时，且罪行非经近亲、佣仆、宾客所为，盗窃物非“野草、鱼、鸟、狗、猪、麻醉剂、乐器，或是缺乏保存器具与材料的容易腐败的食料等”，外于前述情况罪行的窃贼，首犯将处以截肢刑，“并由相关单位认可的医疗官员执行”，自“腕关节以下”截断右手。再犯，即截断左脚“直至脚踝”。三犯，即处以终身监禁。获刑人“左手或左大拇指或至少两根左手手指或右脚，残缺或无法正常使用”则可豁免截肢。

一般而言，对许多犯人来说，这项法案都是以大量鞭刑处理，施行鞭刑的相关规定记载于《鞭刑处罚执行条例》（一九七九年颁定）。“鞭刑用鞭，包括其把手，应当一体成型，并以皮革制成较妥，若以木杖或树枝权充，则应选择无节、无瘤之物为佳，鞭具长度与宽度分别应长于一米二二，宽于一点二五厘米。”施行鞭刑之时，若有致死之虑，则应分次或延缓执行。孕妇经判处鞭刑，则应“视情况，于分娩或小产两月后”择期行刑。执行时的天候状况亦当考虑。“若气候过于炎热或过于寒冷，鞭刑亦当延缓执行，天气恢复正常后再择期行刑。”行刑时，受刑人服装仪容亦不可轻忽。“罪犯不可衣不蔽体，并应依照伊斯兰教教义训诫着受刑服装。”男犯应站立受鞭，女犯则以坐姿受鞭。

根据那本努斯拉特给我的、出版于一九五一年的书，似乎在巴基斯坦建国之初，便有信仰虔诚人士开始议谈恢复击石死刑与断腕刑罚等。“古典的”刑罚方式，整合融入这个遥远的伊斯兰教理想，届时（在如此幻想之中）人民将返璞归真，重新回到伊斯兰教创教伊始的纯真状态。谁也说不准巴基斯坦有史以来究竟有没有施行过诸如此类的古典法治。可是，哈密德·阿里，艺术硕士、教育学硕士、法学学士，亦为（我手上这本）《伊斯兰律法综合法案》（一九七九年版）的编辑，曾经指出，新法不仅将与国内原有法制接轨，获得法界人士欢迎，还将令巴基斯坦“自豪”。外界人士一再“误解”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是一套完整的系统，旨在建设福利、进步且富有前瞻性的完整社会。”伊斯兰教将确保“公平对待”，其教义纲要纵横古今上下皆准，其刑罚旨在“涤净社会，加强其完整性”。

可是，倘若我孤陋寡闻，说从没听过这套新法的话，那是因为颁布七个月以来，新法还没真的施行过。这段期间，还闹出了一宗可以称为丑闻的案子。某个乡间地区的小镇上，有个皮尔，一个应算虔诚信仰的人，被控强暴了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儿，女孩儿的父亲恰巧还是这个皮尔的追随者。这桩不利于他的案子始终上不了治安法庭，因为根据新伊斯兰教法规定，强暴案没有四个目击证人是不能成立的。

为什么要四个证人呢？这就可以追溯到一起发生在阿拉伯沙漠上的著名事件，事件发生在某次先知军事出击即将结束之时，大约在公元六二六年到六二七年间，即这种新信仰即将确立、怀有敌意的小众团体逐一降服之时。先知最心爱的妻子艾莎，当时年约十三，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某个晚上，她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大队人马之后。她一直到翌日清晨才重新归队，而且还是由一位英俊的军士相伴。先知左右莫不大为骚动，顿时引起轩然大波。先知的堂弟阿里，建议先知应该休了艾莎，撵她出门。而此时已经五十过半的先知，连续抑郁了好几天。可是，安拉介入调停。先知得梦，并于梦中获得天启，艾莎是清白无瑕的。至此，通奸罪名需要四位证人才能成立，多嘴闲人散布毫无根据的通奸谣言应处八十鞭击。

就一位在《巴基斯坦时报》上撰文的作者看来——文中为政府申辩，何以迟迟未能全面推行伊斯兰新法，同时抨击在伊斯兰律法上一力建言政府的毛拉——惩治强暴的相关法条漏洞百出而荒谬不经（由于罪行从未于公开场合进行过），立法的思维也误读了《古兰经》而引喻失义。先知所获启示是有关于“淫荡”的，尤指女性之淫荡行为，万不可强行扭曲到强暴案上。因此，控诉强暴无须四名证人。一般证人作证应即可充分成立，甚至连医疗证明都可以作为呈堂证供。

就伊斯兰教教义而言，究竟谁是对的？是那些坚守《古兰经》经文的毛拉，他们拘泥着圣书中最接近案情的天启神谕，抑或是《巴基斯坦时报》上的撰文人，以为稍微变通天启的本质以更加符合实际案情所需，同时对证人的概念赋予现代意义的引申？陈述《古兰经》上的刑罚方式容易，根据《古兰经》执法就是另外一码事了。如果单凭一本《古兰经》作为执法根据，依照圣书中各项历史、地域、文化上的特殊本质，法制只会陷入经文─宗教─教派之间的争论中纠缠不清，永无宁日，同时极为迅速地流失“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公平性。

《巴基斯坦时报》撰文作者毫不隐藏他对毛拉的愤慨不屑：毛拉们隐藏着政治野心，刻意建构陈义过高、无法施行的伊斯兰律典，再指责政府无意施行这些宗教法条，“奸巧地陷政府于不义”，他们迫使伊斯兰教四分五裂，沦为许多相互冲突的小教派，使伊斯兰教在外人眼中沦为笑柄。答案只有越过毛拉，禁止教派蠢动，回归圣书。只要回归圣书，“我们就会发现四周一片光明。可是，一旦我们偏离《古兰经》的教化，前方就只有黑暗与无休无止的争端等着我们”。

可是，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只举出一点来说吧：艾莎是在几岁的时候嫁给先知的？当时先知五十岁，艾沙是六岁、九岁，还是十九岁？她真的有如某个温柔的故事中所叙，带着她的娃娃与玩具投入先知帐下的吗？《古兰经》中毫无线索。艾莎的年龄还要从其他出处寻找。这个议题在星期五主麻日的《巴基斯坦时报》上引发长篇而彻底的讨论。提出这个议题不光是出于考古的兴趣，而是因为艾莎披嫁纱的年龄——报上披露了九种不同见解——可以援引为修正女性法定婚嫁年龄的依据。

在伊斯兰教中，尤其是激进派心目中的伊斯兰教，除了前人先例之外，其他的一切都不算数。先知的原则——从揣度《古兰经》与其他约定俗成的传统中萃取得知——适用于任何时代，绝对定于一尊。先知的原则可以引申到各类事项方面。据传先知曾经说过，最优秀的穆斯林是与他同时代那一辈人，其次是下一代人，然后每况愈下，一代不如一代，以致持续恶化，一直到时间尽头。如此主张可以解读为不利于“达尔文主义”的有罪宣判吗？而这也正是新一代受过教育的激进派人士所说的。此语一出，随即成为正确的信仰，同时也显见他们对于西方文明的愤怒，西方文明环绕在他们周围，而他们身为一个团体，却因无力左右西方文明而绝望苦恼。

激进派以为，世界不断堕落，不断需要重新开创。知识的唯一功能就在于协助重创世界。凭着知识，他们可以重新诠释经文，重新创建神圣的前例。因此，历史必须为神学服务，法律一定要隔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想之外，知识也要抽离在纯粹的知识之外。这种教条当然自有其引人之处。对于一个卡拉奇大学的学生而言，他或许出身乡村，家中或许是务农背景，旧信仰当然要比学院里教导的新科目容易掌握得多。由是，激进可以在大学里生根，否定教育，适足以证明为受过教育的举动。昔日于穆斯林的荣耀傲世之际，伊斯兰教敞开胸怀，尽情汲取世上各项知识。而今，激进派提供了一具知识的恒温器，尽量调低温度。低温知识状况下，人人平等，舒适，各自有所庇荫，现况将永恒不变。

就这样，信仰凌驾一切，由此我们也可以明白，当激进派说伊斯兰教是一套完整的生活规范时，他们究竟意指为何了。如此说明伊斯兰教自有其真意，可是如果我们以同样的说法，应用在其他宗教，例如印度教、佛教，或是其他规模较小的部族信仰等上面，或许要更真实贴切，这些宗教在早期的历史阶段上，也都各自成为一套完整的文化，自给自足，或多或少都孤立着，自成一局，其机构体系、风俗习惯与信念，更加融合为单一完整的体系。

伊斯兰激进派的心愿，就是重返如此浑融一体的理想，在他们眼中这是真主赐予的完整一体，要伴随着信仰这一项工具——信念、宗教礼拜与仪式。如此意念其实只是一厢情愿的妄想，知识遭到抑制或是限制，历史遭到伪造，重新由抽象建构具体化，再度建起部族相隔的高墙。就像是企图重建某种从来就不存在的组织，有如部落，或是古希腊时期的城邦。当然，在激进派的神学幻想中，这种海市蜃楼是绝对存在的。《古兰经》不是一本制定于黄金安定时代的成文法规汇编，相反，这是一本写在一段长期天翻地覆的时代，充满神秘的或谜题般的神谕记录，再从先知扩及族人，一直推展到整个阿拉伯地区。阿拉伯半岛始终动荡不安。伊斯兰教，包含着基督教与犹太教义的成分，也总是处处糅杂，时时折衷，不断发展演化。几乎就在先知安顿好族人的同时，他就马不停蹄地开始征服他的敌人。而艾莎，就是在伊斯兰纪元第五年先知领军长征之际，被孤零零地留在沙漠之中过夜。

巴基斯坦人在感情上拒斥西方和西方人所倡导的普世文明。西方文明动摇国本，威胁社会秩序。偏偏西方文明同时又不可或缺，因为巴基斯坦需要西方人的机械、商品、医药、战斗机、移民侨胞的汇款，以及有望治疗缺钙的美国医院和能够提供大众传播硕士学位的美国大学。所有摒弃西方的想法，都根植于一个假设当中，假设人类社会总是存在着某种生活方式，某种富于创意的文明，奇妙地中立，开放于所有的诉求。因此，摒弃，不是纯然绝对的弃之如敝屣。同时，就整个团体而言，也是一种停止再增进智能的方式，意即整个团体将沦为寄生虫，寄生现象将是教义始料未及又不能承认的恶果。同时，移民前仆后继地，竞相离开这块信仰的国度：人力专家一船船地将三万巴基斯坦人送到西柏林，申请当年专为东德人设置的政治庇护。

在巴基斯坦，伊斯兰激进派的大力支持者——毛拉毛杜迪曾经反对建立印度裔穆斯林的独立国家。他认为，穆斯林还不够纯正，配不上一个纯粹以伊斯兰教立国的国家。他认为，真主应该是唯一的立法者，然而，他不断强调对宗教的强烈情感，从不提出任何具体可行的方案。他成为这种千年激情的焦点。他极力提倡伊斯兰律法，却绝口不提这些法条究竟应当如何制定。

毛杜迪死时我还停留在巴基斯坦。可是，他并没有死在巴基斯坦：他去世的消息还是从美国波士顿传回来的。在他漫长而性情乖戾的一生尽头，这位毛拉违背了所有他高调鼓吹的理念与原则。他远赴波士顿就医，寻求恢复健康的可能。在人生尽头，他将自己交到西方文明的技术与科学手中，可是这正是过去他一力禁止其追随者与之接触的文明！某人跟我说（不是每个巴基斯坦人都是激进派分子），他企图摘取他自己禁止他的人民播种的果实。我们可以如此评价这位毛拉，他搭波音七四七取道波士顿，最终在西方上了天堂。

《巴基斯坦时报》的一篇文章作者写道：“假如我们从《古兰经》里寻求指引，”接着又说，“我们将发现四周一片光明。”毛拉主张的鞭刑与击石死刑施行以来，还是不见成效，可是巴基斯坦人却仍然笃信，终有一天，巴基斯坦将达成符合伊斯兰教的社会秩序。而今万事俱备，只欠一套新的“方法论”而已。跳过毛拉；禁止不同教派活动；改弦易辙，不再企图混杂伊斯兰教教义与西方式民主——教义唯尊安拉的治权，民主则强调人民的主权，二者无法兼容；禁止一切政党活动。

数周之内，巴基斯坦军政府随即遵行这项政治建言。先前政府承诺的选举突然废止。可是国家还是需要统治，人民不能没有警察盯着。政府颁令恢复鞭刑示众以遏阻犯罪，法院审判时再也无须拘泥于目击证人这种荒唐的限制。军方开出一辆辆警车，把一批批鞭刑犯人送到市集上亮相：实施法治，启动并落实了伊斯兰教教义。

一步一个脚印，巴基斯坦在致力施行伊斯兰律法的同时，也逐步扫除英国殖民者留下来的法治传承，但取而代之的却是一片荒芜。

七　基本的东西

离开卡拉奇，往东北走上六七百英里，过了信德省与旁遮普的平原，走到印度河与其支流灌溉的广袤平原尽头，喜马拉雅山就在眼前崛起。山麓下，坐落着一对“双子城”：拉瓦尔品第与伊斯兰堡。

伊斯兰堡，“伊斯兰教之城”，巴基斯坦的首都，建城不久，新泥犹湿。二十年前，执政的军政府在没有必要原因的情况下辟建了伊斯兰堡，或许只是为了建立一座新颖、规划完善的新都，以有别于亚洲的芜乱污秽而令军方人心大悦，同时在短期之间兴建一座西方风格的城市（就跟从美国进口的军火一样重要），可以营造出某种幻象：二十世纪终于欣然降临于此，伊斯兰教与巴基斯坦都将与现代世纪齐头并进。

二十英里之外的拉瓦尔品第，则是一座较为古老的城市。拉瓦尔品第市区的风格朝伊斯兰堡靠近，可是市中心却不见多少变化。街道两旁，触目所及还是锡克族与印度教徒往日的住屋：高挑的屋宇、染黑处理的原木栋梁、门窗上加装格子框条，以及阳台。次大陆分裂之前，锡克族人与印度教徒一度为小镇上的主流居民，巴基斯坦建国后他们被迫远去。旧有的英国拉瓦尔品第俱乐部仍在营业，只是天花板上的吊灯略为暗淡，壁纸略为发黄，犹如沾上泥浆，侍者身上的制服略为肮脏破旧，用餐时间餐厅里的气味较为刺鼻辛辣而已。

英国人在这里统治了将近一百年，而在他们离去三十余年之后，拉瓦尔品第老城却仍然停留在英属印度小镇的印象中：英国的气氛还残留在旅馆与花园林的林荫路[1]中，残留在克什米尔路上几家老式的店铺中，残留在拉瓦尔品第的军方与政府官员住宅中。

某一栋诸如此类的住宅中，住了一位医生，他在一家小型的石油公司里担任医务主任。这家石油公司就以喜马拉雅山山麓的小丘为据点向西拓展业务。公司原先为英国人所有，现在转由阿拉伯人掌控。可是，老式的排场仍体现在该公司资深主管的宿舍区。医务主任的房子门前有宽阔的草坪、半圆弧的车道，玄关前还有列柱支撑的带顶走廊。起居室墙壁坚实，天花板纤薄，只靠着一台电扇或敞开门窗就足以纳凉通风，门外时时展现盎然的绿意。

这位医生已年届五十，身形瘦小而五官精巧，与这幢住宅的气派甚为般配。当然屋宇的显赫并不会矮化他，因为据他指出，如此显赫典雅的住宅是他自己争取到的，也是凭着他的信仰才降临头上的。这位医生是个什叶派信徒。什叶派信徒热烈拥护阿里与阿里出师未捷的信念。（刚开始，这只是一个政治倾轧的议题，随着阿拉伯帝国版图不断扩张，又演变为某种反阿拉伯人的主张。）什叶派信仰在巴基斯坦是一支少数弱势教派。而以医生自己的措辞说来，什叶派信仰也是他的“国际主义者”信仰，在这个星期五主麻日的早晨，这位温文尔雅的医生（仿佛刻意低调隐藏他的住宅过度的奢逸装潢）就这样跟我打开话匣子。

医生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也在座。他二十三岁，还在医学院里求学。医生说这个儿子是个“叛逆小子”，也是理性主义者。列席的还有两位新闻记者与他们的妻子。他们四人，同样也是什叶派信徒。这个主麻日上午的聚会，并不如我事先料想的只是个平常社交走动。对这些什叶派信徒而言，这可是个让大家促膝长谈的场合，以便进行严肃的探讨。严肃，通常意味着神学。

医生说，身为阿里的追随者，他的信仰无时不为他注入新生的力量，这股力量甚至可以表现在日常琐事上。他的信仰中有五项要点：第一，唯一真主，真主是唯一的；其次，信服正义；第三，全心信望先知行谊；第四，全心信望伊玛目（先知的继任人，并以真主之摄政人身份治理人世）；最后，正义的奋斗，或曰圣战。医生说，他的信仰中的圣战，不是毛拉嘴里高喊的杀戮战争。他心中的圣战是“你自己内心恒常的天人交战，抵抗邪恶不义的征战”。

我问他，诸如“先知行谊”与“伊玛目”这类深奥难解的信仰概念，是如何运作到他的日常事务上的呢？

他说：“我会向你一一说明的。我现在虽然是这家公司的医务主任。可是，我可不是一直都担任这么高职位的。过去，我是主任助理，任劳任怨了好些时候。后来，前任主任退休了，这个位子就悬在那里，空了六个月。可是，公司高层迟迟就是不肯任命新的人选。他们应该任命我的。我做了不知道多少研究。过去，我的老板很清楚我在咬伤方面的钻研和成果，我也知道他帮我写了一份对我很有利的报告。咬伤，那可是我专长的领域。蛇咬、狗咬、驴咬、狗咬驴等等，我对这些状况都有钻研。只有穷人家才会受这些咬伤折磨，而我帮穷人尽了多少力，治疗了多少咬伤。有钱人不会打着赤脚满地乱走，让蝎子在他们脚上叮一口。他们也犯不着担心家里的驴或骆驼被狗咬了。所以，我一个人就做了这什么多工作。让我治疗过蛇毒伤的人不计其数。他们送到我这里来的时候，鼻孔、嘴里都血流不止。这些咬伤是可以治疗的。我应该说，我治疗的都是毒蛇伤，眼镜蛇和环蛇又另当别论了。

“所以我就跑去找老总，我们的总经理，跟他摊牌，直接跟他讲这个位子怎么空在那里这么久，而我资历完备，治疗与研究成果丰富，是再适合不过的人选了。他没办法跟我交代过去。他一边暗示，我想要的不过就是薪水和这栋大房子而已。没错，这两样东西是很重要，但也没重要到那种程度。而且，话又说回来了，当医生，哪里不能糊口营生呢？那个时候，坐在老总的办公室里，唯一给我宽慰鼓励的就是我的信仰了。而当老总跟我说，我要是不高兴的话，可以辞职。然后，他就抽了一张信纸，隔着桌子递过来给我。我当下也就拟妥我的辞呈。他以为他吓得了我。可是，我有我的信仰。要是我没有我的信仰，我就不会当机立断写下辞呈。老总看到了。他将我的辞呈退了回来。这也就是我现在可以住在这里的原因。”

可是，医生在他的“信仰五要”当中，并没有提到复生或后世。难道，复生不是穆斯林最基本的信念吗？

“关于复生，其实我也不懂。有时候，我相信。有时候，我的信心也会动摇。我会跟你说明。我的长子，不是这里这孩子，是他的哥哥，当时，他主修化学工程。我们一家人都是这样子，比较倾向研究科学。这么说吧，这孩子大学入学考试表现得很好，可是进去以后，成绩反而直线滑落。我很头疼。他的成绩害得我担心不已。这孩子入学考试考得那么好，入学以后怎么成绩反而下降了呢？那可非同小可，也一定会影响到他的前途的。我想一定是政府里面某些部长在搞鬼。他们在这里搞类似勾当已经不新鲜了。他们为了暗助自己的孩子，就会找人把其他学生的作业扔掉。这种事也不是没发生过。

“这期间，有一天晚上，我梦见自己坐在一棵大树下面，是一棵美丽的树。树下还有一件乐器。我只记得那是一件用黑色木料制作的乐器。当我醒过来的时候，就只记得这么多了。乐器发出某种声音，一种我从来没听过的音乐。然后，我父亲就出现在我面前。可是他的样子却像是我的叔叔。因为我父亲在我两岁时就过世了，是我叔叔一手把我抚养长大的。他说，他特别过来安慰我。我在梦中就哭了起来，哭个不停，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枕头都湿透了。

“那天，去了儿子的学校。我找到他的老师。老师跟我说，虽然我儿子前些时候在作业上丢了不少分数，期末却考得不错。整个科目说来，他可以拿个七十八分。就在此时此刻，校舍大楼里走出来一个老人，他的样子跟我梦中的的叔叔完全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我朝他跑了过去，拥抱他，跟他说，‘您可知道，见到您，我有多开心。昨晚我在梦中，才刚见过您呢。’”

此番遭遇，还有其他大同小异的事件，都令这位医生相信人有后世。可是，他同时也自豪于小儿子待人处世上的理性态度。小儿子现在还在医学院就读，不时也创作英文诗自娱。（当时那两位新闻记者还有幸一睹几首他的作品。）这个儿子的理性主义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孩子被父亲叫了过来，要他自己在客人面前说清楚，讲明白。小儿子自言，他对于先知的态度，纯粹是出于探讨历史人物的兴趣。这位伟大而慈悲的好人确实存在于历史上，可是，他的神圣荣光，却是后人不断添加的。

这个儿子，赛义德，个子比他的父亲高出一截，体格也比父亲壮硕一些。他脸上架着一副眼镜，更添学生气质。他在他父亲的诸多客人面前，显现出一种优等生的架势。他在社交场合比他的父亲更为从容自在，也更勇于探索进取，可是他同时也明白，他能有今天，全凭父亲先前打下的基础与成就。

赛义德说，他在医学院里感觉跟同学相当疏离。他们一心只想通过考试成为医生，他们毫无对知识的兴趣，只想学到技术。他们对于承载着这些医疗技术的文明（赛义德的措辞并不尽然相同）一点好奇也没有，这就跟他不同了。那么，他又是如何达成这种对知识的兴趣的呢？这么说吧，他在先天上就沾了他父亲医疗专业背景的光。光是这项优势，就让他领先同期同学一两个年级。他也在英国待过一年，英语文学他读了许多。

一提到英语文学素养，他就开口滔滔不绝地谈了下去。他娓娓道来自己如何一步一步地接触这个伊斯兰教以外的文明，这种接触，在许多方面都带有先驱的意味，同时也鲜明地对照穆斯林经常一概全盘拒斥西方文化的态度，尽管他们也曾经去西方国家旅游，去学习某种专业技能（一些孤立于他人之外独立行使的技术），却依然一无所知，毫无概念，不知自己究竟在排斥些什么。我讨了纸笔来记录他的话语。

当时他只有二十三岁，而他自己估计，到目前为止，他已经读过两百五十本英文书了，其中当然不能将他从小一直读到十二岁的伊尼德·布莱顿[2]计算在内，还有在他读完布莱顿之后，接着一直读到十四岁的“毕果斯”系列故事[3]，也不能计算入列。十四岁的时候，他在阅读上取得了大突破，他父亲给了他一本《大地》。这本书将他推进成人阅读的领域：詹姆斯·哈德利·蔡斯、哈罗德·罗宾斯、伊恩·弗莱明。他喜欢这些书吗？这些书情节铺陈，难道不会让他感到离奇不解吗？他说他确实看不太懂伊恩·弗莱明，可他还是照读不误，因为他的书实在太有名了[4]。而他找哈罗德·罗宾斯的书来读，也是出自同样的原因。他想多读书，别人也都跟他说开卷有益，他想多找些言之有物的东西来读。过去，他也会逐周关注《时代周刊》上的图书销售排行榜，期望能找到几本适合他阅读的好书。可是，要他全然参透书中内容，却也不总是那么容易。

那段期间，在他十五六岁时，他如获至宝地读到了斯坦贝克。《伊甸园之东》令他印象深刻，令他赞不绝口。“我非常喜欢这本书。这个女孩儿一心想跟她的家人切断关系，还有房子被烧得片瓦不留，等等。现在，我也只记得这些了。这本书给了我革命性的震撼。”接着，话题就转到他待在英国的那一年了。他曾经看了一系列《梅森探案集》电视剧。看电视之外，他还找了二十来本《梅森探案集》侦探小说来读。梅森探案的故事背景，在他读来，难道不会太过艰涩吗？书中的社会和场景毕竟与他过去所知的一切，都过于遥远疏离了。不，他说，他完全明白这些书在说什么。

更离奇的是，阅读英语畅销书反而令赛义德·侯赛因在他日益扩大、动摇旧信的世界中找到了新秩序，主要是受到西方机械文明的迷惑，让他能够从容应付异国文化，现代与古典可以兼容并蓄，骚乱与理智可以杂列并陈：伊尼德·布莱顿、“毕果斯”系列、赛珍珠、詹姆斯·哈德利·蔡斯、约翰·斯坦贝克、佩里·梅森。

还有性。在他所读过的两百五十本书中，他说其中有三十本是跟性有关的书。这些书，他还是认认真真地读，“好稳定自己”。没读过情色书籍的人，往往在不经意间翻阅到黄色书刊时，会变得过于亢奋，而他们便更想阅读《花花公子》。阅读情色文学，纾解了他阅读情色画刊的冲动。“我同时也阅读学院派出版的与性有关的书，诸如《美满婚姻》之类。”

然而，即使在他初次阅读《大地》后的九年，赛珍珠还是他最心仪的作家。他曾经读了她其他六七本著作，而他也以为这是相当严肃认真的阅读。“而且，我也很喜欢格雷厄姆·格林的《长城内外》。”

“你说的是菲力克斯·格林吧？”

“或许吧，反正是某个格林就对了。嗯，我搞错了，格雷厄姆·格林写的是《丑陋的美国人》。我把名字搞混了。我要跟你讲个故事。有一次，我搭火车旅行到拉合尔，当时正好是伊朗革命期间。火车上有个美国传教士，他要我坐下来，然后，我们就聊了起来。他想知道，我对伊朗的局势有什么看法。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就是这个样子。我说，美国人迟早都要滚出伊朗，现在他们就准备进入中国吧。那个美国传教士听我这么说，心里很不高兴，或许他是个间谍。”

我并没有追问他这个故事的后续发展。可是，他自己倒觉得挺重要的，或许是源自险恶的美国人形象吧：为生存立命提出一切解答的文学，厘清尘世灰霾的文学。

他讲完了火车上的美国人故事之后，又说：“除了看这些书，我还听了很多西方流行音乐。我是真的很喜欢那些歌曲。不是那些吵死人的摇滚乐，而是那些真的要传递些什么意味的音乐。不光是西方热门音乐，我们本地乌尔都歌曲我也很喜欢。我真的很喜欢卡朋特乐队，他们是一对兄妹组合。他们唱的都是很纯真的东西，所以我才会那么喜欢他们。还有很多很多歌曲，都带有某种宗教的意味，他们都会提到真主与信念，那让我很感动。”

“信念？”

“就像是去做一些你确实相信的事情，例如爱，例如本原的东西。”

“可是，我还以为你不是个非常宗教的人。”

“某些方面，我的确不是一个很拘泥于宗教的人。可是，一切事物都带有一个意味。”

“你最近又读了什么书呢？”

他说不上来。那已经是六个月以前的事情了，他记不得了。为了让我们的谈话不致中断，他又说：“到目前为止，我心目中最了不起的作家还是赛珍珠。她为穷人写作。我说的不是中国人或共产党，我指的纯粹就是穷人。她专门刻画贫民的生活，以及人与人之间一些很本质的东西。”

“你所谓本质的东西指什么？”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纯真的东西。人与人之间总是相互诈骗。不做伪善者，就要当被害人。到处都可以看到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事情。大国都想支使小国。不光是巴基斯坦，世界各地的小国家都一样。他们也打算对伊朗采取同样的手段。”

他们全家都是什叶派信徒。伊朗则是什叶派信仰的核心地带，他们家族最近才在圣城马什哈德举办过婚礼。我说：“革命以后，你觉得现在都平静下来了吗？”

“不，现在只是恶性循环。伊朗国内总是有什么事情不对劲。即使奉了真主之名，也不该杀那么多人。”他想到了伊斯兰革命法庭颁布的格杀令，“这类终结性惩罚——死刑就是这样子——如果真主如此伟大，绝对不会坐视不理，这是不对的。假如说真主至大，这种格杀勿论的恐怖手段绝对跟真主扯不上关系。”

那天早上，他让在座宾客传阅的诗歌的主题是“伪善”——他刚刚才跟我讲起伪善者与被害者。

伪善者说话像云雀，

咬得却比叫得痛。

伪善者看来无畏而大胆，

可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他的诗文中，还包括了其他主题，诸如残忍、不公不义、毁谤等等。（倘若以他的母语乌尔都语读来，他在诗篇里运用的文字游戏和搬弄的惯用语，就会更加乖张与激进了。）诗篇当中，最贴近他的日常生活（其中也包含了先前他特别指出自己在医学院里，独学无友，孤立独行的状态），是一首悼亡诗——某位外科医师，也是他们家族的朋友，近日在手术期间遭到某种病毒感染而辞世。

医术高明无人及，

爱心温暖如春阳；

悬壶济世无神力，

但凭全心除病恙。

讲到他的诗歌创作，他说：“我已经空了下来，三四个月没写诗了。我满心忧虑着其他事情，碰不到写诗的触动与灵感。然后，灵感自己找上门来了，经常就是这样子。诗兴一起，我可以连写两三首诗。那个时候，除了写诗，我什么都不想干。就算我该专心念书，也顾不得课业进度，一定要等诗兴过了，才能重回正轨。接着，我整个人又空了下来。”

他最近刚完成的新诗题为“大黑人”。挺少见的主题。这个大黑人究竟是谁？拳王穆罕默德·阿里。

……折枝谁不能，

单拳击树倒。你可信？

主麻日上午，两位做客于医生住所的记者似乎将这场宗教性的讨论，转为针锋相对的争执。争执的主题是什叶派信徒的英雄阿里，先知的堂弟与女婿。什叶派信徒坚信，阿里应于公元六百三十二年继任，晋身穆斯林之主。可是，阿里错拙于政治斗争。不论他生平事功如何彪炳：他是人类史上少数最早皈依的穆斯林，也是少数几位在有生之年亲眼一睹伊斯兰地区转变为大帝国的信徒。先知逝世之后，三个人抢在他前面继任哈里发。阿里一直苦候到公元六五六年，才等到担任哈里发的一天。在继任之初，他的治权仍不断遭到异己挑战。阿里于六六一年遇刺身亡。而这就是他们两位记者在主麻日上辩论的焦点：阿里身为哈里发，统驭全国军队，也会命令属下杀人吗？还是说，他只允准他的追随者出于自卫而杀人？

辩论刚开始，两人在医生家中的起居室里语气还算平和。然后，两个争论者的嗓子拉开了，语气也变得明显不同：咬牙切齿，浑身颤抖，转而像是清真寺里吟诵《古兰经》经文的毛拉。辩论涉及的不光是历史。阿里在政坛上遭遇败亡，阿里之子同样在政治上失利与遇刺，这几桩千古疑案，一千三百年来一直未获解开，已经被什叶派信徒引申为某种人人切肤感受的极大痛苦：无以补偿平复的痛苦，早期阿拉伯帝国中的种族分歧（阿里正是受迫害者的守卫者），转为宗教上的纷异，也是这个主麻日上午，英国人建造的医生住所中两人雄辩的激情源头。

午餐过后良久，辩论还是方兴未艾。我并没有久坐等待他们的辩论结果。医生在我临走之前，从他自己的藏书当中，送给我一本《阿里箴言集》。这是一本当地出版的平装本小书。医生说，就是这本书为他缔造了奇迹，让他在面对石油公司总经理的时候，产生了无比的力量。他想，这本书对我也会有帮助的。

当天下午稍晚，我回到位于林荫路上的弗莱希曼宾馆，开始翻阅这本箴言集。阿里的箴言其实很有名。箴言的第一部分是一百条嘉言，早在一千年前就收集成册，日后又陆续增列了几千条。医生给我的这本小册子只是选集，并由J.A. 查普曼翻译为英文。刚开始阅读时，我着实迷惑不解。

信人如信己。

两面人最丑陋。

神箭手也会失准头。

父母死孩子，背脊皆寸断。

可是，这般充满村野风趣的智慧，确实别有意味。

人间至伟之财富，富在智慧与判断；至寒之贫穷，穷于愚蠢与无知；至恶之孤僻，在于虚荣、自负及自我夸耀。

俗世无完人。

世间畜牲只有嘶鸣獒犬与可厌野兽。牲畜彼此号叫。强噬弱，大欺小。彼等率皆役畜，一些受人驯服，一些犹逍遥野外。

俗世如逆旅，灾祸无间断，背信忘义人，堆积如山峦。人国险恶不留情，近者皆陨灭。

俗世犹如巨蟒一条：触感软柔，咬起人却不留活口。

以上种种文句，就是这个遭到不公不义与挫败生吞活剥的正义之士的不平之鸣。如此愤世嫉俗，如此痛苦。这些格言真的能让读者产生力量吗？可是，在同样遭到挫败与信仰的坚定信徒眼中，阿里，正是一个受到许多煎熬的好人。通过阿里，俗世的痛苦与挫败，瞬间都升华为高贵之行。与此同时，宽恕与平和都是空言废话：阿里同时也升华了愤怒。阅读至此，我心中更加明白——回到弗莱希曼宾馆，坐在我屋檐宽阔的房间里，屋外屏障着一堵独立的水泥砖墙，隔开饭店小型游泳池的水光，庭院一角还装饰性地栽了几株香蕉树——那个医生的次子，从小到大，在他被教养过程之中，被灌输了多少这类什叶派与穆斯林的宗教态度。要不是回到旅馆，掌握了这等特殊的新见识，医生的次子，自诩为理性主义者，他的诗文内涵，总是外向无忧，或许我也永远无法看出他的诗中任何属于穆斯林的成分。

在我看来，伊斯兰教是人类史上最为俗世取向的宗教。尽管伊斯兰教在政治上无能施为，却没有任何一种宗教像伊斯兰教这样，促使信徒目不转睛地盯着世界运作的方式。而在医生次子的诗中，在他对于普世文明笨拙的响应之中，在他对于“本质的东西”的关注之中，我忖度着，或许我可以看出，对伊斯兰教的坚信将如何超越礼拜与态度，转化为创造性、革命性的改变，从引领信徒超越宗教教条，落实在人文主义上：这将是一次真正的文艺复兴，对着新世界敞开大门，接受新世界的滋润，正如早年穆斯林于其光荣时期的开放表现。

极端缺乏安全感的激进分子曲解历史，深恐外来文化的污染而终日忧惧。可是，他们所知实在有限。激进只会将人推向无法平复的信仰死胡同，激进派治国会徒然将全国推向政治的沙漠。激进违反了所有的“本质的东西”，它将世界挡在门外，徒劳无益。而我心想，或许就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可以看见，伊斯兰教在巴基斯坦，历经如此的过度扩张，即将自行蜕变转型。

[1]与伦敦白金汉宫旁的林荫路同名。

[2]伊尼德·布莱顿（1897－1968），英国著名的童书作家，一生写下六百多本儿童读物。

[3]英国作家W. E.约翰斯的作品。

[4]指〇〇七系列故事。

八　加甘谷

向正北方走去，丘峦渐次隆起，不过一百英里，就到了高耸的喜马拉雅山山区。那里冬天来得早，山间道路每年都要被冰雪封冻几个月。一到九月，牧人就会携家带眷，赶着牲口，从夏季放牧的高山草原举家迁移到低地避寒。而我也特地前往加甘谷，以观察牧人迁移。伊斯兰堡大学的教授夸兹，为我安排了这趟旅行。他将他的车和司机都借给了我，他们将我送到了巴拉科特。我再自行雇用吉普车，沿着昆哈尔河，往北走上崎岖的一程，昆哈尔河是一条靠近印度河发源地的结冰支流。

马苏德是我此行的旅伴，也是一位钻研科学的学者。自他成年以来，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求取学位上面，如今，他二十七岁，反而终日闲散无所事事了。巴基斯坦国内没有适合他的位子。他很愿意继续他的研究工作，他被英国某所大学录取，修习一个进阶课程，只是学费不菲，他委实负担不起。

马苏德个子高挑，瘦长，架着眼镜，唇上留着一撮海象那般的茂密短髭，神情抑郁黯然。他脸上那撮小胡子，暗示他出身军事家庭的背景：父亲在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六一年曾于陆军服役，前六年隶属于旧时英属印度陆军，后被改派到巴基斯坦陆军。而今，他的父亲从事会计业务。他们全家从印度北部的勒克瑙迁徙到巴基斯坦。他们在巴基斯坦就是所谓的莫哈吉尔，就是外地人。

马苏德说，莫哈吉尔已经改变了巴基斯坦地方或区域的文化属性。他们为这个地区带来了新式的食物、音乐、语言。乌尔都语，莫哈吉尔讲的语言，现在已经成为巴基斯坦官方语言。马苏德进一步说道，对着我说，仿佛在对着一个全然的外地人说话，他一定要对这个外地人灌输正确的国家形象。他说，乌尔都语是一种极为优美、简单易学的语言。我们经过历史悠久的佛教城市塔克西拉之后，转向北行，海拔渐升，挺进到阿伯塔巴德。马苏德给我上了一堂乌尔都语课，他的勒克瑙口音之清晰与优雅，甚至连我都能轻易领会。过了那个时候，当他逐渐与我熟稔起来，当我们行车在干燥、色彩鲜明的山丘之间，他就不再以莫哈吉尔族群的对外发言人身份自居了，语气中也流露出些许讥讽。

依他说来，许多迁徙到巴基斯坦的莫哈吉尔，总爱谎称自己是印度的伊斯兰亲王或是贵族世家出身。他可不。他的父亲曾经投身军旅，可是他在军中仅止于陆军士官长，也就是未获任命军官，跟我们的士官差不多。原来如此，尽管他能说一口带着勒克瑙口音的乌尔都语，脸上留着富有军事气概的小胡子，还有科学研究学位，马苏德在巴基斯坦——此地要比印度更封建，巴基斯坦的实业阶级和专业人士组成的中产阶级，远比印度匮乏——只能算是个出身普通的人，而且还是待业青年。

我们在巴拉科特停好车。接下来，我们还得上政府机关的旅游部门，跟人家讨价还价，租上一辆吉普车。我原先真没料到，竟然还要讨价还价。还有那间办公室，同样令人咋舌。办公室是草坪尽头一个门户洞开的房间，房里有两把套着椅套的椅子，两张铁栏杆床上铺着泡棉床垫，同一边墙边还有另外两张金属床，一对椅子上下倒置地堆在房间后方，房间前方则搁着一张小型的沙发椅。这间办公室乍看像是一间候诊室，又像是一间残破不堪的病房。可是，这里确实是个工作的地方：室外草坪上停着的吉普车也实际存在。

马苏德嘱咐我不要插手，在他跟人家讨价还价的时候，千万不要开口说英语。我就在草坪另外一边的农舍走廊前坐了下来，过了一会儿，他就紧绷着一张脸，走出办公室。他说，他们开价七百五十卢比，合七十五美元。他想，他们可以让步到七百卢比。可是，他已经跟他们说，我们走人了，不跟他们租了，我们宁可到市集上去租车。

有个男子从办公室里追了出来。他说，六百五十要不要。马苏德不理睬他。他表情凛冽地对我用英语说：“咱们上市集去。”我们走过市集，肮脏污秽的泥土道路，两旁是阴暗的小店。路边一家破旧的加油站，机油污渍斑斑，有个男人正拿着水管冲洗一辆破旧的吉普车。他要价九百卢比。于是，我们就折回政府办公室，议定租车，却没捞到六百五十的租金，我们得付上七百卢比。

转眼间（政府里的人好像一点也不担心做不到我们的生意一样），我们就准备上路了。吉普车司机是个极为英俊的男子：暗棕色的蓬松头发，古典的印度─雅利安轮廓，宽松的长裤与长下摆的褐色长衫完美地衬托出他健美结实的体格。他随车带着一个男孩儿助手，男孩儿身形污秽，方脸，烟不离手，卡其色围巾下面只穿着一件薄薄的衬衫。我们出发得如此仓促，一直过了好半晌，我才注意到他紧紧地吊在吉普车车尾（纯粹是为了表现戏剧效果），围巾裹着他的头脸与瘦窄的肩膀，我还以为他只是个巴拉科特市集上挥手搭便车的孩子呢。

没多久，我们就来到昆哈尔河畔，河道宽阔淤浅，河谷两壁都由岩石堆砌而成。我连续在热尘灰沙里待了好几个星期，此时一听水声，就要司机停车，驻足聆听潺潺水响。山路两旁绿荫遮日，阴凉沁脾，更是意外的惠泽。可是我们不能多加逗留，前面的路还很远。而且马苏德强调，再往前走，会有更多的水和景色。果然，顺利地通过拉瓦尔品第后，四周景物就像是舞台转换一般，戏剧效果十足。此时可以看见牧羊人赶着羊群下山。牧人都是阿富汗人，身量意外的袖珍，男人围着黑色头巾，女人身着色彩鲜艳的宽松长裤，头上裹着拖长的头巾。女人忙碌而不得空闲，回避外人注目，独处在她们的迁徙生涯中。她们衣着色彩鲜明（黑红对照），面容惨白，营养不良，因为长途步行与畜牧杂务而身心交瘁，她们的脸庞久经日晒，布满刻痕。

山丘上是一层层不规则的梯田，四周林木茂盛葱郁。人家凑着山壁筑屋安居，厚重的泥材平顶房屋，地基高低参差不齐。房屋屋顶都架在厚重的木桩上，有些人家还直接将整段原木拿来凑数——这里可是漫山遍野的栋梁树木。沿着路基搭盖的房子，屋顶就与路面齐高，外观上只看得出是某种类型的泥土庭院，起居住所则深掩其后，不轻易为外人所见。

我们将车停在一个村庄里，下车跟几个男孩儿聊聊。他们意态闲散，身上却还穿着深蓝灰色的学生制服，而且也不如表面看起来那样与世隔绝。其中一个男孩儿有个叔叔住在拉合尔；另外一位同学一个哥哥离家去了卡拉奇，另一个哥哥则远赴沙特阿拉伯打工。一幢平顶石墙的两层楼房里走出来一个年轻男人，信口说他随时可以南下卡拉奇去做木匠，每个月至少赚两千四百卢比。马苏德认为这人说得并不夸张：巴基斯坦人大量外移，能够操作工匠技术的人才已经很少见了。可是，那人土气的狂妄口气，害得马苏德益加忧郁。他说，这个月薪，他自己可赚不来。

他们并不是真的与外界隔绝。我们离开拉瓦尔品第之后，经过几小时惬意的车程，转眼间已经置身于一处闭塞地方了。一个个子非常瘦小的男人，身高不及五英尺，牵着一头水牛，走在前面。这些山区居民的个子怎么会这么矮！一旁男孩儿说道，那头水牛不是他的。水牛是他主人家的，走在前头的那人就是他主人。主人头上缠着头巾，原先我们没多留意他，惘然不解，原来他两手空空，步履悠哉，正足以显示他的地位，以及他拥有一头水牛与一名农奴的高级身份。男孩儿又说了，那边那栋房子就是大地主的宅邸，也是地方上的有钱人：那可不是挨着山边盖的平顶房屋，而是田畦尽头平地上的房子：石砌的大房子，两层楼，铸铁屋顶向下倾斜。现在从我们面前走过的这些发育不良的矮小男人是古吉拉特人，他们是这片谷地的原住民，脑筋似乎不太灵光，事实上算是相当笨拙，他们也不跟外人来往。

山路往上爬升。河流远远落在我们身后。一处处小面积的耕作农地补丁一般遍布在险峻的山丘上，河谷地区晚夏可采收玉米的田地，只要能开拓填平任何一小块平地，就可以栽种。山中随处可见擎天大松。松树沿着山壁天然下种，松树小苗伸展出第一轮针叶枝干之后就极力挺身向上，争取阳光，小树站得又直又高，我从来没看过长得这么高的松树。房屋虽不显眼，山区中总还是有人烟，房子总是隐居在平顶屋顶与石墙之后。

路上不时穿梭着绵羊、山羊、马匹、骆驼，绵羊背上还染着颜色。我们没法让阿富汗人开口说话。只是，即便他们开口聊天，也没有多少可以谈的。他们住在非常寒冷的地方，每年这个时候，他们下山来避开冬雪，就是这样。他们和他们的牲畜齐心一致，人兽之间达成某种共识。非常年幼的孩子，外界还认定为襁褓时期的婴孩，同行李一起被绑在骆驼或是驴背上。他们一旦过了学步的年龄，就得开始分担家务，投入工作，摇身变为小型的成人，手上拎着的不是棍子，而是鞭子，身上穿着衬衫、长裤，顶着头巾，神情如此沉着老练，远远看去，尤其当他们落单独处时，令人难以估量他们的年龄。

英俊的吉普车司机说道，语气中不乏某种部落间的嫉羡：“他们赶的那些羊，每一只在曼瑟拉或是阿伯塔巴德都可以卖一千卢比。”

羊群忙碌的小蹄子将路面上的尘土磨踩得更加细碎。而当我们的车经过两三大群羊时，穿过云雾迷蒙的尘阵，每只羊都羊毛茂盛，背上一耸一耸地，染成许多颜色，马苏德（他的自信早已遭到先前吹嘘自己可以在卡拉奇赚上两千四百卢比的乡下人戳伤）对我说：“你能想象这条路上一拉克又一拉克的卢比吗？”一拉克就是十万卢比。

我说：“他们赚了钱要做什么用呢？”

马苏德说：“他们还有人要抚养，也有子女的终身大事要办。他们结婚还得请客吃饭。这里的习俗是，男方要送两万卢比的礼金给女方。要是新郎身上没现金，他就得盖栋房子给新娘，或是在土地交易上做一些安排。这样子，有朝一日，他要休掉她的话，女方才不会人财两失。要是他什么都不做，没有姑娘会嫁给他。”

“我还以为巴基斯坦的女性，没有嫁妆没法出嫁呢。”

“嫁妆？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我想，马苏德是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的。我心想，他也知道这种习俗并不是什么经过认可的公序良俗。我说：“我在卡拉奇的时候，听人家说嫁女儿只会送上三十二卢比，因为当初先知也只收到这么多嫁妆。”

他认同了这一点。

我并不相信一只羊可以卖上一千卢比。而就在稍后，我们的车再度受阻于一大群绵羊时，我就请马苏德直接去请教赶羊的阿富汗牧人。那个阿富汗人以为我们有意买他的牲口。他指着羊群中某一只较为浑圆肥胖的羊说，这只羊三百卢比，一点也不能少。这回就轮到我们的吉普车司机佯装他听不懂牧羊人的话了，谁叫他事先叫了个一千卢比的价钱呢。

淡绿色的河水湍急地涌过岩石，水流似乎一直在奔腾。可是，山势攀高过了某个海拔之后，河水似乎结冻了。白色的激流与旋涡形成了某种固定的、大理石一般的图案——虽然说，耳畔还是可以听见河水湍流的淙淙声。然而当我们下车，走下去趋近岸边，却看见固定的图案灵动起来，汹汹水声终于又配合上动态水流了。

山路上一处宽阔凸出的拐角地带间，阿富汗人在这里扎了个营地。营地上搭起了一座低矮的帐篷，骆驼与驴拴成一群，有人正埋锅做饭。营帐前升起的烟火，映照着暗褐色的帐篷，构成一幅引人注目的画面。在我们请教过吉普车司机，如此不请自来地打扰，会不会令当地人不悦之后，我们就停下车来，驻足与阿富汗人闲话家常。

我们跟一个穿着巴基斯坦传统服装的年轻男人攀谈起来。他上唇留着小胡子，原本白皙的皮肤因为日照过度而黧黑，脸上洋溢着村农式的欢愉。可是他狡黠得很。他见我们搭乘政府部门的公务吉普车而来，便以为我们是官方人士，所以他劈头就对马苏德说，他营帐里的人，许多年以前就离开了阿富汗，现在他们都定居在巴基斯坦的边界里。

马苏德头也不回地直盯着这个年轻人，语调一如平常地跟我用英语说：“他在撒谎。他是从喀布尔来的。他才刚去过喀布尔。他只是不想在政治上惹麻烦。”

营地上那个年轻人掏出一只黄铜鼻烟盒。盒子里盛满了暗绿色的烟草和一些药草，取用的时候，应该捏起一小撮来，压在下唇下方。我捏了小小一撮，搁在舌尖上试味道，烟草受潮湿润之后，舌尖便感到一阵阵刺激，感觉也不尽然全不舒服。礼尚往来，他也从我的棕色鼻烟中挖了一点试试。我的鼻烟劲道太强了，刺激得他全然无法掩饰他的嫌恶。他不但大打喷嚏，鼻涕泪水还差点就喷溅到我的脚上。等他回过神来，他先是用手指敲敲我挂在衬衫口袋上的透明镜片眼镜，然后再自己动手取下我仍然架在鼻子上的深色太阳镜。日光如此明亮，我忘了自己还戴着太阳镜。一开始，我就应该让他看清楚我的双眼：他责怪我这般无礼的行为是有道理的。

他领着我们到他的营地上参观。茶刚以次大陆的方式泡好，或是煮好。肮脏的小口茶碗搁在地上。篝火前，一个女孩儿，或许是个年轻女人，正在做roti，就是扁平、未加酵母的面包。她两手将面团压扁，动作迅速，不住翻转挑拉面团，直到面团变得又薄又圆。最后，她将面团甩过右臂，动作简单利落，面团就这么摊到铁质烤锅上。面团的面粉是采集当地生产的谷实，再送到附近村落里的磨坊辗磨成粉的，面粉在营地上和水揉成面团，营地上总是有吃用不尽的面团。

阿富汗人请我们享用的roti极为可口。营帐、袅袅炊烟、可爱青山、潺潺流水、浓酽的茶水，还有roti：转念之间，我觉得自己就要拜服在这种生活方式之下。可是，他们真的每一餐都只吃这两样食物吗？只是roti与茶水就够了吗？马苏德替我问道：“只吃roti、喝茶吗？不用蔬菜咖喱吗？”不必配上比较富有风味的菜蔬或是肉类餐点吗？那个年轻人开怀笑道：“蔬菜咖喱？我们为什么要配蔬菜咖喱呢？”

吉普车司机说道，有时候他们也吃印度奶酪，那是一种白色奶酪。可是，我们吃的这一餐就没有这等好料了。

马苏德说：“这就是他们会这么健康的原因了。”马苏德对于腐败的食物与不洁饮水总是提心吊胆的。他出门总是随身携带药品，一部分体现了他的综合性焦虑。

营帐里的女孩儿，或是女人，个个都艳丽非凡。她们现在也只能吃roti、喝茶。可是，她们看起来吃得比我们沿路所见的女人要好，也获得更多的关注照应，而山间的阳光，也在她们白皙的皮肤上染上了一层美妙的暖意。

营帐内外，绵羊和山羊随意进出。地毯和寝具都收在营帐后方。领着我们参观的年轻人说，营帐前面左手边的空地，是专门保留给他的父亲与伯父的；中央地带是留给妇女的；剩下右手边的地方呢……可惜，我没听懂右手边是保留给什么人的。两个兄弟带领着这一列旅人迁徙，他们家族可不寒碜。营地中央，一个面容平凡、神情凶狠的女人坐在她指定的位子上，耳垂上吊着沉重的银质耳环，脖子上也围着一串沉甸甸的银质项链，她是年轻人的伯母。她始终正眼也不瞧我们一眼。

不需要我在一旁催促，马苏德自己就趋身请教那年轻人羊群价钱怎么样。年轻人指着对面路上面积较小的营地中圈养着的一小群羊说，那边那几只羊，每一只都可以卖三千卢比。这些羊都壮硕有神，羊毛茂盛，它们一定非常特别，因为它们就拴在对面营地的起居区域里，每只羊的两只后腿都系上绳索，绑在中央一根柱子上。

他们在营地主帐附近圈绑骆驼的方式，也是我前所未见的：骆驼一只前脚往后折起，再用绳索跟大腿绑在一起，因此，如此庞然巨兽走动时只能用单侧的脚跳跃。这也是我第一次注意到，每一只骆驼鼻子里都插了一根木栓或木钉。原来，行旅队伍就是以这种方式牵着骆驼前进。那个年轻人也示范给我们看。他拉扯了一下牵引骆驼的绳子。骆驼仿佛十分不悦地嘶鸣一声，却无其他反应。可是过了一会儿，骆驼就矮身下来，蹲踞在四只长腿上，腿上关节处瘀血与痂痕斑斑可见。骆驼，就跟大象一样，近看不如远观神气。趋近一瞧，兽皮总是体无完肤，残破可怜。

年轻人说，营帐里的漂亮女孩儿是他妹妹。她们两人都还未婚，他也还没有意中人。他觉得自己的年龄应该是十六岁，可是，这显然是胡说八道。或许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年纪，也不知道该怎么计算春秋来去，究竟过了几个寒暑。这个家族的一家之主——他的父亲现在踱了过来。他满脸愠怒，风采却极为庄严，头巾优雅地裹在脑门上，面容严肃。直到他走到我们跟前，我们才注意到他极为矮小的身形：他的身高大概还要再加上一两英寸，才凑得到五英尺。这些阿富汗人个子都相当袖珍，他们圈养的动物——牛、小马和驴子也很小，小牛的个头跟狗一样。只有山羊跟绵羊看起来还强健壮硕。年轻人的父亲有一双淡蓝色的眼睛，眼圈周围刚刚画上银黑色的眼影粉。他白色的短髭尖端还上了蜡；唇下美髯分梳两旁，鬈鬈卷曲；日照晒黑的皮肤之下，还是可见白皙。如此高山之上，置身于骆驼与羊群之间，这位美髯公还是如此花哨，自豪于他梳洗（此外就别无他字可以形容了）之精妙，犹胜于同族女性之讲究，实在叫我大开眼界。

年轻人说他父亲年过五旬。而他的父亲——蓝色双眼中满是疑斥，甚至轻蔑——问他我们是打哪里来的。年轻人说，我们讲的话都不一样，马苏德讲的是乌尔都语，我说英语。他就是用这种方式说明我和马苏德两人都是外来人士，只不过生于不同部落罢了。年轻人的父亲，态度随意地请我们用茶。我们道谢。接着，双方再也无话可说。这位父亲落座在营帐左侧，那是规划给他与他兄长的指定位置。他仰身倚着几个细软包裹躺下，就不再理睬我们了。

一头驴子，后面还跟着两三头同伴，走进帐篷里，细细咀嚼着篷里切得整整齐齐的秣草，这些粮草或许是切给较为珍贵的牲口的。年轻人的父亲张开手掌，啪，就在驴子侧身赏了它一记。可是，他这一巴掌并没有伤害驴子的意思，这一掌拍下去，不过是为了制造警告的声音。家族里一个小男孩儿捡起石头扔向其他几头驴，石头也只是小石子，而且，扔的力道也很轻。他们对待牲畜都非常温和。他们会挥舞着棍棒，夸大动作来威胁牲畜，可是他们从来不会抡起棍棒击打动物，棍子只是拿来给牲口搔痒，引导牲口前进的。

年轻人的父亲倚着迁移旅队的几捆行李，开始咳嗽起来。他头巾华丽，眼圈涂饰着墨粉，美髯鬈曲，唇上短髭还上了蜡，但他还是肮脏难掩地就着自己躺下的地方的周围随地吐痰。我看他其实就躺在动物粪便之中。就在帐篷后方的阴暗角落里——受到的保护比人还要周严——就是他豢养的珍贵山羊与绵羊。

马苏德望着那个老人，对我说：“他们都是这个样子。你去过阿富汗吗？喀布尔去过吗？他们的中产阶级都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说着不同的语言。仿佛，大家都心照不宣，为了我们的共同利益彼此容忍，异乡人对异乡人，彼此之间会相互轻视，每个人在所属的族群中都自有隐私。马苏德对老人的不屑，不见得就比他们对我们的不屑更强烈。我可以从老人的眼神中看出。这块窄小的区域挤了许多不同部落人等：古吉拉特人、阿富汗人、加甘人、印度西北境内的另外一族阿富汗人、马苏德（印度北部的勒克瑙人），还有我。然而，来者是客，待客的礼数还是免不了：奉茶之外，还要敬烟。我们的吉普车司机已经逃到一边去了，阿富汗人已经让他烦得受不了了，他也无意掩饰这一点。他高踞在岩壁一端，英俊飒爽依旧，修饰更加，他的头发梳得跟电影明星一般，路上风尘更为他蓬松的暗棕头发增添一种新的色调。

帐篷里那几位漂亮女孩儿的母亲又是哪一位呢？我知道，营地中央那个面容平庸的女人是年轻人伯父的妻子。年轻人说，女孩儿的母亲（不见得就是他的生母）正在公路的另外一边，张罗着另外一处面积较小的营地，每只要价高达三千卢比的珍贵羊只就拴在那里，女孩儿的母亲小心照料着牲口，不让它们漫步迷途而伤到自己。

我们跨过公路去参访营地。他的伯父也在那里。他只是坐在地上，对我们视若无睹。两个围着面纱的女人——其中一名就是漂亮女孩儿的母亲——正忙着打理行李。她们的面纱颇不寻常，显示出这个家族的社会地位。伯父跟这两个女人交代了几句。她们就合力将一张毯子铺在地上。伯父就从他原来坐镇的地上，移驾到毯子上。而等他坐稳之后，两个女人就在伯父四周忙着将帐篷架起来：帆布四角打洞，周围再嵌上铁环；撑起帐篷的竿子是竹竿做成的，竹竿底部箍上铁环；竹竿顶端串在一起，架起来就形成了一个三角锥体。女人家费尽力气，还是撑不起那几根帐篷支架。伯父毫不在意。他只是坐在那里，等着帐篷搭起，好避开烈日。他双手在胸前合握着一个旧式的奶粉罐子。罐子里装的可能就是钱吧。

女人使尽力气极力撑起帐篷竹竿之时，面纱从她们的脸上滑落。她们跟对面路边帐篷里的女孩儿一点儿也不相像。她们的脸庞苍老、布满刻痕而棕灰暗淡。未嫁的女孩儿是美人。这些女人，身为人妇，就是工人了。她们就是拉车载物的驼兽。正如帕克曼[1]于一八四六年，在俄勒冈州看到的达科他印第安妇女一样。可是，这些阿富汗人，就跟这里所有的山区部落人一般，生活在只有他们才能掌握的特殊地形上。谁也无法料想，正如帕克曼无法断定达科他的印第安人，终有一天竟然会在地表上遭到清除的命运。

我们站在年轻人的伯父身边时，马苏德说：“这里的女人一手包办所有的家务。男人只会袖手旁观，一点忙也不帮。在欧洲就不是这样子，对不对？”可是，他对这些男人的批评并不公允。他们同样也将自己逼得很紧。游牧民族当中，还有谁像他们这样将自己逼得这么紧呢？马苏德说：“他们对待女人的态度，其实跟我们差不多。只是我们住在城里的女人没这么苦。”马苏德家中也有姐妹。他的姐姐已经出嫁了，成了“家庭主妇”，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落入了古老的窠臼。可是，他的妹妹都还在大学就读，马苏德也非常关心她们。

然而此时此刻，我的态度却跟马苏德有别。阿富汗营地上的景致，勾起我遥远的回忆，童年时期最早接触到的地理课程，回想起早期的《远方人家》教科书中的插图：人类建造家园，在极端的气候与自然条件下，提供温暖与庇护。非洲人在他们的围栏住屋里弯弓搭箭，抵御暗夜森林中不可知的猛兽；广袤无垠的西伯利亚大草原上，吉尔吉斯人住在帐篷里；冰封大地之中，爱斯基摩人砌起冰堡安身。

帐篷里的女孩儿如此娇艳，我心中不禁翻搅起某些务农与游牧的渴望。信德沙漠之中，印度河畔，一个圣人的圣地旁边，有人夸夸高谈着穆尔希德与穆里德等，处处令我联想起托尔斯泰与莱蒙托夫写的高加索故事。而就在这里，伫立在某条注入印度河的寒冷江水旁边，（清澈的绿色江流即将变得泥泞迟滞，经过人工运河，流到卡拉奇，再注入距此千里之远的热带、咸性沼泽），我感觉像是重新回到开端：牲畜成长的历程、帐篷与日间行进的队伍。我可以继续我的旅程，做些其他的事情，他们只会固守着现在我们看到他们在做的事情。而那些女孩儿，娇艳鲜丽，皮肤娇嫩，实际上却如此遥远，封闭在她们自己的部落幻想当中，今朝美人足食丰衣，自觉身价水涨船高，不日却将沦为人妇与苦劳工人。

我们跟这群阿富汗人待了整个下午，心里注记着他们对于牲畜的温柔关爱远超他们对自身的爱惜怜悯：那些面孔久经日晒，年纪犹轻，却已经苍老不堪。营地上女孩儿娇艳的姿容与健康，并不多见于其他族人身上。偶尔，我会看到一个男人扛着他的山羊。偶尔，会看到一只山羊裹着毛毯，被安置在驴背上。有个女人只有一只脚上穿了鞋子，另外一只脚赤裸着，另外一只鞋子则吊在她头上。头顶穿鞋，是此地穿着风格之一：稍后，我们又看到几个女人将一双鞋子都挂在头上，鞋跟彼此相套，恰好形成一个小拱门。当地人只有走在碎石地上才穿鞋。倘若地面平滑，或是走在柔软的沙地上，打赤脚更好。赤足行人的脚踝因为路面污渍而发黑。

吉普车继续前行，到达秀格兰的时候，阴霾低垂，气候凉爽，可是一下起蒙蒙小雨，身上就感觉冷起来了。松树高耸，树高擎天，而在某些地方，路两侧地势陡降，很难俯首探见树根所在。山路拐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带，就可以看见农民的破坏行动：几棵可以数人合抱的大松树，树皮被剥个精光，农民将树皮劈下来，搬回家当柴烧。此地奇缺薪柴，这里的土地是如此贫瘠，植被稀少，只有松树能够扎根在岩石缝间的贫薄土壤里面。

黄昏时分，我们再度沿着江水行驶。低矮的岸边，人们清理出一片空草地，许多人家就在上面搭起帐篷。炊烟袅袅，热气腾腾的茶刚煮好，roti也出炉了，肉已细细切好，今宵晚餐已备好。骆驼（比人先进食）已经细嚼慢咽着秣草。一个营帐旁边的骆驼还嚼着冬青树的枝。河岸下方，水边的岩石上，暮色四合之际，各种彩度都渐变到非灰即白，小马与其他驮兽四下游荡，辛苦了一天，终于可以短暂的自在一番了。

阿富汗人在草地上摊开厚重的羊毛毯子。以前，我就注意过这些毯子。这些都是未经染色的粗羊毛织就的，原色暗棕，图案简单，再染上鲜丽的花色。这些羊毛毯子闻起来羊膻满溢，山羊或绵羊，都是阿富汗人的气味，游牧民族随身携带的气味。我深受某一张毯子吸引，马苏德与吉普车司机仿佛纯粹为了品味杀价的喜悦，当即帮我跟店家议价。一个老人，他是这片营地的领头长者，远比我们先前遇见的眼圈花哨的父亲友善和蔼，他开价要四百卢比。

马苏德将我带开来，留下吉普车司机独立完成这笔交易。我们盯着白天驼着行李的牲口低头吃着属于它们的嫩叶与枝蔓；我们漫步在营帐与炉火之间；我们走在盘桓在岩石河床边缘上的驴子之间。我们重新踱步回去的时候，交易已经敲定：三百卢比。

每个人都欢天喜地的，大家纷纷握手志庆。而那吉普车司机则抓起毯子，胜利欢欣，像是他给自己讨了个好价钱一样。可是，我一定是受到高山海拔的影响。等我稍后回到了拉瓦尔品第，细看这条毯子时才大吃一惊，毯子不但尺码宽阔——近晚之际驻足江畔，我还以为这是条最小号的毯子呢——而且，毯子的图案与花色之光怪陆离，也令人咋舌震撼，好比失心疯狂的创作者绘出的色点与波纹，直追精神病院出品的作品。或许，游牧维生的经历，就像是在脑袋上挨了一记一样。

山路再度攀高。即使在暗夜当中，江水还是银白耀眼，漱石泉涌。溯溪以上，石块益加增大。岩石伟硕，山路有一两次都在孤悬巨石之下侧身通过。沿着山壁建造的平顶多层房屋透出橙黄的灯光。屋舍仅仅靠着室内的灯光浮现于暗夜之中，呈现出室内装饰，映照出某种孤寂与苍凉的气氛。

路上可不孤寂。有时候，牧人的帐篷就搭在路边坡下。我们还在一段路上碰到一个横躺的男子，他仿佛就睡在路边堆砌路基的石头上。我们还行车经过一处营地，沿路广布篝火、帐篷，绵羊矮身休憩过夜，黑暗中远看像是河床边上一颗颗线条柔和的浑圆巨石。看守营地的是当地特有的厚毛狗，狗对着我们咆哮，在车后奋力追逐我们。

光线退去之后，吉普车司机打开车上的磁带录音机，播放印度电影的主题曲。一支支甜美哀伤的情歌，诉说着爱情、失落与渴盼，歌声伴着我们穿过夜幕笼罩的山谷。而且歌中总是有女人在幽幽叹息。

Tum zindagi-ko ghumko fasana bana-gé

Ankho men intizar-ki duniya jagga-ge

我的一生因为你而悲哀。

在我眼中，你点醒了一个渴望的世界。

第二行歌词奇妙无言可喻，几乎无法翻译，歌词中出乎意料的自负，在爱人眼（Ankho）中，点醒了（jagga-gé）渴望（intizar-ki）的世界（duniya）。就是这一行歌词，这首歌才能历经四十年仍传唱不绝。只要磁带转动到这一行歌词，吉普车司机的助手男孩儿，就会跟着唱。

Ik tees si dilmen ut-ti bai

Ik dard sa dilmen hota hai

就像挽歌浮现在我的心头。

隐隐地刺痛了我的心。

夜隐山谷，牧人却还在路上。这里似乎没有特定的迁移与扎营时间。我们的吉普车还得减慢车速，让路给一群追牛的牧人。那头公牛独自闯荡，脱离了队伍，一个劲儿地猛冲来时的路。

然后，我们好像迷了路。我们从吉普车上下来。四下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吉普车司机派他的助手前去探路，后来他自己也去探路。他转身回来，慢慢将吉普车开走，留下我们几人等在那里。我们失去了吉普车的灯光。那个男孩儿回来找我们，借着手电筒的光线引导我们前进。他将他的小手伸出来给我握着：他的小手的触感意外的柔软。我们似乎走过泥浆与石块。再度看见吉普车的灯时，漆黑当中，实在难以估量距离。吉普车的车灯似乎远在天边，又仿佛我们的司机开上了好一段距离才又找到大路。其实几秒钟过后，吉普车就在那边，只不过是几步之遥。

我们似乎跨过泥浆和石块。可是稍后，第二天，回程路上，就着天光，我才看出，原来是冰河阻断了路面。雪泥堆在路基的挡土石墙上。积雪在表面上看来陈旧而肮脏，可是，就在看起来坚硬的雪层下，就在喜马拉雅山晚夏的尽头，淘刷了一个巨大的白色洞穴，一道激流就这样汹涌地流出这个大洞。

我们现在置身于冰河与急流之间。水声足以降温刺骨，隆隆声不绝于耳。

纳冉那家招待所灯火通明，却没有人出来招呼我们。当我们还在巴拉科特为了吉普车的租金讨价还价之时，吉普车司机曾经提到过，这里有一家国营的招待所，一个房间一晚只要一百二十五卢比。此时他却说，房价要两百卢比。由于当时我心里计算着跟人家订四个房间：我自己、马苏德、从拉瓦尔品第开车送我们到巴拉科特的司机（一路上一直保持缄默与谦逊自抑），以及吉普车司机和他的助手。我一听房价涨了，一颗心就沉了下去。可是，马苏德一贯担忧饮食不洁，对于金钱同样也疑神疑鬼，总是恻恻忖度着会不会被商家多收钱。马苏德说，一开始他就向吉普车司机和他的助手讲明白了，司机和助手自行料理住宿问题。结果，吉普车司机没把我们带到国营的招待所，他把我们带往“公园旅馆”。沿路上，我们都在不同地方看到这家旅馆色彩鲜艳而粗劣的宣传广告牌。

“公园”是一栋狭长的建筑，深深退居在公路一侧。前廊照明不良。吉普车司机按了按喇叭，停车场旁边一栋较小的房子里走出一个男人，身上还裹着毯子。寒气逼人，入夜之后，外边已经冷上一阵子了，可是旅馆里还是找不到暖房可以歇脚。裹着毯子的男人将我们领进一间卧室：两张木框床铺，壁上点灯照明。他跟马苏德讨价还价。然后，马苏德将我拉出寒冷的卧室，站在冰冷刺骨的前廊上跟我说，倘若卧房里再加一张床，我只要付七十五卢比就可以。这倒有趣，先前我像个领着一小群旅行车队的旅人，担忧着一个晚上一百美元的巨额旅馆账单，此时我只要负担七块五美元，但却得沦为公路宿舍的一员。我说我只能单人独睡一房，我不容易入睡。马苏德继续跟面带微笑的旅馆人员讲价，最后终于议定，多增加一个房间，账单上只会多出一笔二十五卢比的账款。

我请他们在我房间里生上一盆火。旅馆人员微笑地说，这可使不得。烟囱不通，要是在房间里生火，只会把房间搞得乌烟瘴气的。那倒是说明了壁炉相对清洁光溜的原因。我说，热茶可以上一些吗？是，那倒没问题，晚餐的时候就会送上来。晚餐如何呢？您打算用些什么呢？

他们有鸡蛋吗？没有，这儿不供应鸡蛋。我转念想到这条水流清澈的昆哈尔河，就问：“鳟鱼有吗？”马苏德替我翻译，重复这个英文单词“鳟鱼”，旅馆人员晃着脑袋，肯定地复述一次：“鳟鱼。”马苏德还在继续翻译，说旅馆可以供应鳟鱼。

马苏德说：“许可证要四十卢比。”

“许可？你们这里做什么都需要许可吗？”许可这个字眼让我联想起自己在拉瓦尔品第寄书和兑现旅行支票时碰到的困扰。

马苏德不高兴地说：“不用。”

天气太冷，无法继续多谈任何关于许可的话题。我本来很期待见识一下寒冷的天气，可是，现在却冷得刺骨。随着一分一秒过去，我的房间益发寒凉。我在行囊中未曾装入毛衫或是套头毛衣。我决定在狩猎衬衫之下再多穿一件衬衫。当他们看到我开始更衣，都纷纷离开房间，走到前廊让我方便。可是卧室房门还是半开着，这真是种打了对折的严寒环境下的隐私。我宁可他们在旁围观，甚至还会请他们帮帮我的忙。我的手指都被冻僵了，实在没法利落应付衬衫上的扣子。而且，人群散去之后，房间里静无人声，只听到滔滔水声，令人备感寒凉。

然后，我穿着两件衬衫再度返回前廊，旅馆人员已经将四条瘫软的鳟鱼摊到桌上了，显然他不必走远，就可以弄到充足的渔获。吉普车司机和围着卡其色围巾的助手已经暂时跟我们告别了。正如马苏德先前有言，他们得自行安排住宿。不用多猜，就在某处，一定有一间温暖的泥檐农舍等着他们。

马苏德和我（还有我们沉默寡言的司机）一同前往厨房取暖。厨房搭在停车场旁边那间比较小的建筑里。而且，虽然我们不过刚到没几分钟，虽然我们跟商家的讨价还价才刚刚结束，四条鳟鱼才刚刚捞起，厨房里帮我们准备晚餐的厨师和帮工，却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烧烤铁板下面升起一灶熊熊炉火，穿着蓝色长衫的男子，两手压扁面团，准备做roti，他的长衫下摆，随着他每个庆典般的欢快动作而跳动，鳟鱼已经剔骨、切片、洒上调味料，摊平在一张木质矮桌上了。

我站在灶火前面，样子像个厨师。马苏德坐在板凳上，面对着一张矮桌。我们两人不约而同地都会轮番去关牢厨房的门。厨房的员工进进出出的，总是不记得要随手关门。天下事莫如灶火重要：蓝衫厨师在桌上给面团洒上面粉不重要，红色塑料桶里的水质不重要，摊着鳟鱼鱼肉切片的切菜矮桌也不重要。

厨师，总是动作迅捷，很满意自己刚刚烤好的roti，拿了一把刀除去圆形铁板上堆积多时的脂肪硬痂。他在铁板上点了点油，又将灶里火光旺盛的薪柴抽了几根出来，好减弱灶火。他将鱼肉放上铁板，拿一只铝锅锅盖，盖在鱼肉上头，再弯下腰，从熏黑的地板上拾起一块旧砖块压在锅盖上。

马苏德说：“我们就在这里用晚餐吧，如何？”

他正好说出我的心思。于是我们就在那里吃饭。

门外走进一个彪形壮汉，相貌堂堂，戴着一顶毛帽，围着一条深灰蓝色的围巾。他不是村庄里的人，也不是山间居民。我心想，这人不是个地主，就是跟这间旅馆有所关联，要么是个警察，要么是个情报单位派出的出来巡查异乡人士的探员。他却说自己是个“配药师”，或许是化学研究员，或者是药剂师吧。他在巴拉科特有家店铺，纳冉地区也有一家店面。于是，我就说了：“你有两家店铺吗？”他说：“不，我只有一家铺子。”纳冉那家店只在夏季营业（按照官方规定，现在还是夏季时节），巴拉科特那家店则只做冬天的生意。

晚餐桌上除了鳟鱼之外，还有一盘肉，让马苏德与我们沉静的司机享用，司机一贯自我谦抑，即使美食当前也竭力自制，小心不要吃得比我和马苏德多。马苏德饥寒交迫，将他对于不洁饮食的顾虑完全抛诸脑后。他请人端来开水，就着他的肉片吞饮。厨房男孩儿一直在旁观看着我们的举动，他凑着灶前的平台拿了一只玻璃杯，浸在一个红色的塑料桶里，再将滴着水的杯子递给马苏德。马苏德擎着水杯，仰头一饮而尽。

配药师走了。本来，在他说明他的行业及他住在什么地方，以及在他了解过我们是些什么人、又说些什么语言之后，他跟我们也就无话可说了。穿着蓝衫的厨师将柴火从大灶里抽出来。熄灭火焰，余烬很快暗淡下来。厨房不再对我们开放，我们只有再度步出户外，一品飕飕冷风。吃饱肚子以后，整个人也暖了起来。院子里感觉不再那么寒冷，房间里也暖多了。可是，山谷间的孤独与凋零影响了马苏德的情绪。他待在我的房间里，聊起他自己和他的焦虑。

他在心里为他的父亲、他的家人以及家里的生计焦虑不已。他觉得自己有分担家计的责任，偏偏他又心有余而力不足。同时，他也担忧自己从事科学研究的前途，若不是短于经费，他的研究生涯也不会中断。他现在已经二十七岁了，他一辈子都在上学，当学生。可是，由于他选择专攻的领域使然，他还得再窝上一段时间求学才会有所成果。这对他的父亲是个沉重的负担。他的父亲却也没抱怨，他父亲所有的骄傲都寄托在孩子与他们的教育之上。

“我不能再让我父亲继续工作了。他太辛苦了，他每天起早摸黑出门，一直到天黑夜深了才回家。他已经六十一岁了。”

“可是，万一他退休了，他又会落得无事可做。”

“这你就不了解了。我告诉过你我父亲在陆军的官阶。我父亲只做到非委任士官，官阶很低的。你不知道这种官阶在这里的意义。”

他的父亲，今年六十一岁，会计业务每个月可以让他赚一千七百卢比养家。这一点令马苏德寝食难安，同时也耿耿于怀，嫌自己的无能为力，同时也深感自己一定要坚守研究领域。

“可惜，我的领域不是应用科学方面，倘若是应用方面的科目，就会有钱了。”

“你想离开巴基斯坦吗？”

“我并不想走。我在这里还是找得到工作的。可是，现在政府不缺人了。现在不再招人，可能这也只是暂时现象。但是，我也不能确定。我向美国一所大学申请奖学金。他们拒绝了我。他们说，印度、巴基斯坦一带的学生，只会糟蹋、滥用学生签证。他们拿到学生签证之后，就过去工作一个月左右，然后人就不见了。我可以去英国，泰尔福特。他们已经答应给我一个学籍。可是，我上哪儿去筹这笔钱呢？在某些国家，你可以为自己的人生奋斗。你可以相信，只要付出，就会有结果。可是在这里，你只能凭运气。在我们国家里，你只能相信运气。”

他并没有意识到他和我讲得多么直接。奋斗、执着与收获的理念，这种讲究人的质量的观念，只属于某些社会而已。在我长大的特立尼达殖民社会中，并不存在如此自立自强的概念，特立尼达当时全国只有八十种简单的工作种类，可可与砂糖的质量远比人民的素质重要。马苏德眼前的恐慌，他对世界绝望的观点（他以为积极奋斗与成长只属于世上其他地方），令我不由得跟着回想起三十年或三十五年前的自己。

马苏德的父母在一九四七年间从印度移民到巴基斯坦。他们身为穆斯林，理所当然迁居到一个由伊斯兰信仰治理的伊斯兰国家。这个国家自从建国以来，始终如一。可是马苏德的思想，经过迁移行动的解放，经历了多重蜕变。而今，他（还有他的父亲）需要的已经不止于一个伊斯兰国家了。马苏德说，他的父亲懊悔离开印度，这层懊悔之中，有对也有错：马苏德的父亲在一九七九年时，已经不再是一九四七年的那个人了。而马苏德自己，他知道的一切仅限于巴基斯坦，心目中也没有任何政治或宗教上的英雄。他心目中唯一的巴基斯坦英雄是个科学家，阿卜杜勒·萨拉姆，正在欧洲进行研究工作（而且，再过几周，就要获得诺贝尔奖）。

马苏德说：“他们可以在大学里给我找份差事。以前，我在学校里也兼了一份工作。现在这份工作停了。这里什么事都要讲究政治成分。不管是谁，要想帮我找份差事，就等于给当局找麻烦。有一阵子，我在学生政治活动上挺出风头的。”

“你的学习成绩怎么样？”

“我是我们大学里顶尖的前五名。”

他指的是他的论文，他手边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不多久就可以从当地大学拿到的博士学位。现在，更出乎我意料的是，他说：“说不定过一个月以后，我就要离开这里了。有个朋友帮我跟一所西非学院牵线，帮我弄到了一张教学合同。”

“西非哪所学院？”

“就是一所学院。”

“学院叫什么名字？”

“这所学院没有名字。不过是一所中等学校。他们就管它叫学院。我已经琢磨出他们每个月可以付我多少薪水了。一个月三千三百卢比。”三百三十美元。

“说起来给得并不多啊。”

“我朋友说，我在那里一个月生活费不会超过八百卢比。”

“我想那不太可能。”

“算宽一点说吧，我一个月也可以存下两千卢比。”

“那边的税怎么算呢？你查过这一点没有？”

“税的问题我还没想过。但这份工作可以解决我在经济上的问题。”

“你去教书的话，会不会妨碍你的研究生涯？”

他烦躁不耐地说：“当然会妨碍我的研究进展啊。”

“那就别去。”

“教书可以解决我缺钱的问题。我有义务照顾我的家人。我父亲已经六十一岁了。”

一年吧，或许至多十个月。我说：“好吧，你就去吧，这样你的英语也会进步的。”

他不喜欢听我这么说，他回嘴道：“我托福考试考得很好呢。”他当下就跟我说了分数。他的英语扎实，词汇丰富，可他终究还是个追逐学位与文凭的人。

面带微笑的旅馆工作人员推门进了我的房间。

马苏德说：“他现在就要跟你讨四十卢比的钓鱼许可。剩下的，明天他再跟你要。”

旅馆工作人员同时也给我的床铺带进了一席桌布，而不是床单——原先我跟他讨过床单，而我认为他也满口承诺会带给我。他移开床上厚重的羽绒被子，将桌布均匀地摊平在床上，有如摆设餐桌一般，再将羽绒被收叠整齐，搁在床尾。接着，他就告退走人了。

我开始铺床。

马苏德跟我说，一定要将床单（或是桌布）垫在羽绒被下面。“你也不知道究竟是些什么人在用它。”他示范着，“要像这样睡。千万别接触到羽绒被。”这种铺床的方式，是他——抑或是我——应该去学的。住在热带国家，晚上睡觉是不盖毯子的。相反，我们会裹着一张棉布床单入睡。马苏德再三叮咛我，也是他后来学习得知的知识。他读了万卷书，过去，他吸收许多广博的知识。他独自坚持，没有任何典范与前例可以效仿。他在言行举止之间，也显露出他低微的出身，尤其在他用餐的时候，他会随口将食物残渣吐在地上。他与这些出身（如今与他的综合焦虑夹杂在一起）的疏远，就表现在他的小题大做与疑神疑鬼上面。

接着，马苏德又转向枕头，枕头上也套着绿色斜纹布的套子，他说：“枕头也要遮盖起来。”

他离开以后，我就照办了，将我白天穿着的狩猎衬衫翻过来，拿衬衫向外的一面裹住枕头。我想拉开细薄的棉布窗帘遮窗，偏偏两边的窗帘都闭不拢。夜间气温陡降，寒冷刺骨，可是，羽绒被既温暖又厚重舒适。没多久，我就被自己的体温与被子的温暖弄得昏昏欲睡。我伴着河流翻腾的水声睡去。令我喜悦宽怀的是，一觉醒来，再睁开双眼时，已经天光明亮，又见清晨了。

前夜，我还以为自己睡在河畔，就着滔滔河流的水声入睡。今晨，我才发现，不是滔滔河流，而是一帘瀑布，水流汹涌地翻过山丘，就在公园旅馆后方。旅馆边上，山脚下还筑了一条石砌水道，引导水流下山。在这个融雪的谷地中，建造引流沟渠不是为灌溉，而是防洪。

越过旅馆的庭院或广场，越过地毯摊贩云集、男孩儿踱步的主干道，是小镇上低矮的人家屋宅，还有隐而不见的河流。山谷远处的峦峰起伏，朝阳照亮了山壁，山丘上的皱褶显得柔和而朦胧。太阳未升到旅馆后方的山丘，山丘与旅馆犹仍笼罩在暗影之下。可是稍稍往下探看，就在山势下颓的缺口上，阳光已经盈溢谷中，映照着几棵松树的枝丫：一道窄窄的朝阳光束，营造出透明而有如新蕨般嫩绿的效果。

面带微笑的旅馆工作人员给我们三人端进茶来，将茶盘搁在我的房间里。我出门唤来我们的司机和马苏德一同用茶。可是，马苏德将自己锁在浴室里，好半天不露面。等他从浴室出来，他说他晚上没睡好，胃不舒服。昨晚，他有没有吃了什么我没吃的东西？他的肉吗？还是水？没错，肯定是那杯水惹的祸。

他说：“这里的水看起来纯净，水里却包含了一些矿物成分。你去过吉尔吉特吗？”吉尔吉特远在更为北方之境。“那里的水是黑色的。”

还好，他已经先吞服了随身携带的药片。不过没过多久，他还是流露出本性中的另外一面，他一坐下来，随即风卷残云地将旅馆送上的僵硬的油炸面包厚片，淋上咖喱、油腻而瘫软的青绿马铃薯等食物狼吞虎咽，盘底见天。

这里是一处小型的屯垦村落，石砌的房屋低矮，没有特点，有些房屋老旧，有些则是政府出资兴建的，看来新泥未干（政府公营的旅馆屋顶漆成明亮的红色）。经过一个菜市场之后，村落就突如其来地截断在荒野中了。某些店铺或摊子前面还架着灶台。浮着泡沫的污水，从店铺溢流到岩石堆砌的路面上。动物粪便随处可见，岩石间较为松软的地面久经踏踩已经发黑。牛羊、牲畜，即使天色还未大亮，就已被赶下山来了。

尽管这个小村落看起来如此不舒适，菜市场看起来像个流动摊贩聚集处，而且也半显倾圮了，傍着古老的山径道路，这里却是个历史悠久的地方。人家沿着山路分布：路上随处可见挨着山壁建筑的矮檐房屋，要不就是凑着路基搭建半遮着屋角的房子，屋内厚重的支柱或树干支撑着绝缘泥砖葺筑的厚层屋顶，或许同样有助于抵挡冬季厚重的降雪吧。屋顶上堆着预备过冬用的取暖柴薪——干燥的松枝、树丛等等，意外加强了房屋的隐匿效果。

偶尔，巨石垒叠的碎石台地上，种着收成不良的马铃薯、胡椒或玉米（初夏收获小麦，晚夏收获玉米，入冬则准备收获小米）。谷类作物与马铃薯，还有胡椒！松树三两散生。野草杂生在陡峭的山壁上，点出颜色斑驳的画面，同时也暗示着，一旦你攀爬上峰顶向下俯瞰，不论山丘还是群峰都会点缀穿梭着羊行小道。

皑皑白雪逐渐融流，一路摩擦涤洗着山坡。旧雪积存在岩壁之间，这雪的颜色暧昧难辨：非白非棕，反而更像是捕捉光影变化的静止水面。这层旧雪表面坚实，可是——虽说再不多久，寒冬又将降临——雪一点一点地融化，每一道岩壁都涌出一条雪水之流。海拔上升到一万英尺高处，山间谷地突然又开阔起来：暗影笼罩着裂隙，陈雪晦暗；山顶积雪皑皑，厚重可见，软化了山峰尖锐陡峻的线条；山边照得到阳光的赤赭岩石上和雪水洗涤荡尽的岩石表面，都生长着薄薄的青苔；就在开阔谷地中央，一片绿湖边，湖畔草原遍生着勿忘我，还有夏季积水草原常见的小黄花，在冬季降雪之前，它们会欣欣向荣几个星期。远处的湖岸边搭着几顶帐篷，那是游牧民族的帐篷：白色帆布衬托着暗色的三角。人兽穿行的交通车流，川流不息。

回程路上，我们再度驶下山谷，吉普车司机将车停在一处阿富汗人营地之前。他对着营帐前方备制roti的女孩儿（或是女人）高声叫嚷。她迷惑了半晌，终于明白司机在喊些什么，她微微笑，摇摇头。马苏德说，司机在跟人家讨些树根药材。这种根茎有药效，专治筋骨酸痛的。稍后，我猜想，他要的该不会是人参吧。

吉普车司机还有其他计划。今天早上，他曾经跟中巴司机交谈多时。我们的吉普车司机，在当地还小有名气。我在来时路上，一直没揣度出来。原来，他不光是个简单的山地居民，他的优雅气度——完整的白色长裤、褐色长衫与一头蓬松美发——都不是偶然拥有的。

现在他们交头接耳，其他司机也都凑上来旁听！我原本以为，他打算跟人家讨些植物根茎，不那么具有疗效的那种。哪知，他现在高谈政治，评论着执政的军政府近期安排的地方选举事务。尽管四周尽是山羊与绵羊、骆驼与帐篷、生火做饭的炊烟、穿戴着黑红相映传统服装的阿富汗人与他们沉甸甸的银饰珠宝，这个河谷还是充斥着政治气氛。吉普车司机跟他那一伙儿，都是支持布托先生的。布托先生五个月以前惨遭绞刑处死，可是他的追随者还是可以争取到河谷居民的同情。

吉普车司机说，巴基斯坦上上下下只有布托先生曾经替穷人做过一点事情。布托先生之前，阿尤布将军（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八年间统治巴基斯坦）统治期间，穷人只有出国前往阿富汗和印度的时候，才拿得到护照，能去的都是些穷乡僻壤，没有工作，也没有出头机会。布托先生主政以后，想上哪儿去都可以拿到护照，欧洲、美国、沙特阿拉伯、阿布扎比，任何地方都可以去。现在，又申请不到护照了。

马苏德（穿着一件蓝色尼龙防风外套，头上戴着镶有边饰的无檐便帽）用英语对我说：“那是因为外国政府不愿意放巴基斯坦人入境，只是他自己不明白而已。”

吉普车司机说，他在这个河谷长大。他的父亲经营一家店铺，因此，他的家境要比一般穷人好得多。只有在布托先生治理国家的时候，他才对政治发生兴趣。“这个地方，”他高声喊道（通过马苏德的翻译），“过去都被一些大地主把持着。他们一年收获三次农作。他们卖掉他们的收成。他们找了我们乡亲替他们种田。我们替他们种田只能糊口，换一口饭吃。这里过去就是这个样子。”

而那边那座桥，跨过昆哈尔河的那条桥，就是布托先生建的。

吉普车司机继续说下去，越说越激动。现在，他的神情模样，跟早些时候载我们上山时完全不一样了，先前他的心情还轻松愉快到自动帮我去跟地毯商家杀价。马苏德却懒得替我翻译他的演说内容了。

过了一会儿，马苏德说：“他现在被情绪冲昏头了，非常意气用事。他竟然说布托先生其实没死。”

我们出发的时候，吉普车上播放着伤感而甜美的爱情电影插曲：这些歌曲营造出某种专属薄暮、流水与远处人家灯火的气氛。我们在回程路上，就带着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热情了。而我也开始以不同的眼光与视角观看路上的行人：他们都是穷人，遭到政府忽视的贫民。可是，这可不尽然就是吉普车司机眼中的莘莘大众。

吉普车司机又说，马苏德翻译：“这些毛拉，只会将伊斯兰教当作工具利用。我们都是穆斯林。可是，我们可不是他们想要的穆斯林。他们想要毁掉巴基斯坦。我们的伊斯兰教更好。只有我们才救得了伊斯兰教与巴基斯坦。”

现在，我们可得在路边停下车来了。前方有一辆卡车正在装载松树段木。原木先以人力从山边运送到山路上，再扛上卡车。山路狭窄，我们得等在一旁，等到原木装载完毕之后才能重新上路。在我们之前，还有一辆红色的铃木中巴在等着卡车让路呢。我们只能先下车来。一批羊群走过，踩踏出细细的尘雾。吉普车司机手脚敏捷地攀爬过路肩，过去跟负责上货的工人攀谈，然后又坐回车里，望着他们工作。

马苏德与我并肩站在昆哈尔河峡谷边上。

马苏德说：“他讲到毛拉的时候，我很同意他的意见。那也是我的观点。这里只有百分之十五的识字率。”

我说：“可是，你难道不觉得奇怪吗，他唯一要求的自由竟然就是离开巴基斯坦的自由。难道他一点也不明白，这个国家还是有待开发，留在国内也可以获得工作机会？”

马苏德起先无法领会我在讲什么。离开巴基斯坦的意念，也同样的萦绕在他的心头。等他终于想通，他说：“可是，我们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从来就不曾向民众灌输这样的观念。现在军方又控制了政府。”

所以说，现在我只有将他们视为一群贫苦、民瘼无处申诉的弱势穷人，而非一群穿着某种传统服饰、五官轮廓特殊的人，我站在绿波激起白沫的河边，端详着装运工人、过路牧人与旁观装载原木的闲人。马苏德的抑郁与吉普车司机歇斯底里的激情，突然触动了我的心绪。

我说：“将来，这些人会发生些什么事情呢？”

马苏德说：“只有真主才知道。”

稍后，他又补充说道：“什么事也不会发生的。还有什么可以发生呢？”又过了些时候，一群背上染着鲜丽色彩的羊群走过我们面前，羊蹄将细碎的尘土磨得更细，扬起一阵尘雾，将马苏德白色的无檐便帽与海象那般的短须都盖上一层淡淡灰色，马苏德凝视着脚下的滚滚河流，又说了：“他们手无寸铁，他们也没有枪，几百万人都会死。”他讲的可不是军事叛变，他纯粹只是提到绝望，对现状束手无策的绝望。“你知道我们国内有几个政治党派吗？这个国家境内有九十四个政党。这还有什么未来？”

我说：“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为将来担忧的？”

“一九七一年。”是孟加拉国分离独立的那一年。“不，我想应该还不到那一年吧。我想我刚进大学那一年就开始为未来忧心忡忡了。”

马苏德显然弄错了我的意思。我问的是对巴基斯坦未来的忧虑。可是，他对于自己的前途满心焦虑，郁积于心，自然而然地将问题转向到他自己身上。他误以为我的问题是在延续我们昨天傍晚的话题。

吉普车司机躬腰坐在山壁旁，双膝朝上，笼在白色长裤裤管里的两条腿分开，看着装载工人干活。

马苏德说：“以前我都是靠家教赚钱。我做家教一个月可以赚上四百卢比。可是我现在不得不辞掉家教工作。学生家长拿我当用人使唤。他们从来不拿我当老师尊重。假如规定我准时四点钟到达他们家，要是我五点才到，迟到一个小时的话，他们就会小题大做找麻烦。要是他们孩子考试不及格，家长就会怪在我头上。”

金钱、职业、家人，经过前夜略略述及之后，马苏德又重新拾起话题。

他说：“我父亲现在开始问自己，当初干吗要移民到巴基斯坦来呢？当初，他自以为可以归属荣宠的尊严到哪里去了？”可是对此，正如我曾经感受到的一样，只道出一半的实情。马苏德的父亲，穆斯林，这位穆斯林陆军士官，一九四七年举家移民到巴基斯坦，就在一九四七年，获得了他所冀望殷盼的尊严。

卡车终于装载上货完毕。车斗上沉重的分段原木用棍棒固定，再拿绳索牢牢地捆扎。卡车移动了，红色的铃木中巴也跟着前进。而我们在几经与对面来车错身让过之后，也跟着前行下山。

我们在佳瑞德小镇上停下。该镇以木雕工艺闻名。只是，我触目所及的工艺品率皆拙劣：木雕匕首、盘碗、烟灰缸等等，都设计潦草，做工粗糙。马苏德花十五卢比买下了一个胡桃木烟灰缸。显然，此地曾经富于精雕工艺，而今人才凋零，眼光标准与良莠判别不继，正如人烟荒芜一般。

我们再度超车开过载运着原木的卡车，接着又跟在铃木中巴后面。我们专吃他们扬起的灰尘。

突然之间，铃木中巴里的后座部分发生了某种骚动。先是有人被扔出车外，接着，另外一名乘客又被扔了出来。

我说：“他们怎么把人给扔到车外面了？”

马苏德说：“车上有人打架。”

铃木中巴还在行进当中，但没多久就停了下来。我们避开了第一个被扔出车外的人；他看起来毫发无伤，又重新站好。接着，我们又遇到另外一个年轻男孩儿，或是男人。他身上全靠一条布带系紧的长裤松开了，性器官就暴露在外，他也就这样子横躺在地上。中巴上的人全都倾巢而下朝他跑去。我们超过那辆铃木中巴——驾驶座上空无一人，将车开到路面较为宽阔的前方，停在距离中巴百来码远的地方。

我并不想看到流血事件。我也暗自庆幸，我们的司机将车停在老远之外。那车上的冲突，谁也说不清来龙去脉。可是风挡玻璃被砸了个粉碎，祸首就是站在上方陡峭山壁上的一群山羊，它们本应让牧羊人看管，此刻却成群漫步在山路上。羊蹄踢松了一块大石头，石头沿坡滚下，砸破了中巴的风挡玻璃，砸伤了司机。这辆铃木车在这条蜿蜒山路上，无人控制了好几秒钟。无疑，就在这几秒钟之间，一个后座乘客被摔出了车外。接着，受伤的司机也落到车外。然后，某人，或许就是坐在司机旁边的乘客，才将车稳住，停下。

现在，其他乘客将司机抬了起来，准备抬到我们的吉普车上。而我们的司机却正在攀爬岩壁。他手脚敏捷（他就是这个地方出生的），打算爬到那群山羊与牧羊人所站的位置上，那里离我们所在的山路路面可高出一大截呢。司机究竟要干什么？这么急着上坡找人又为了什么？答案很简单：他急着爬上坡去想痛扁那牧羊人一顿，饱以老拳，再将他逼下山来。

那富有古趣的牧羊人赶着羊群下山，走到他们的冬季牧场，现在看起来只是个弱不禁风的小个头男子。我们的吉普车司机一拳狠狠地砸在他脸上，再对他拳打脚踢一番。他的黑色头巾——他的尊严——坠落在地上，露出他光光的脑门，头巾开散，像是一条肮脏的长条棉布。吉普车司机一路上将他又推又搡地赶下山来，硬是要他将他宝贵的山羊留在身后无人看管。最后，罪魁祸首被押到了山路上，铃木中巴上的若干乘客，又纷纷朝他跑去，抡拳相向，猛揍一番之后才跑回他们原先站立的地方。然后，他们的怒火再度攻心，又冲回去，提拳修理那个年老牧人，牧人的脸上跟胸口又吃了好几记重拳。老牧人不住地哭泣，又丢了头巾，看起来就跟个小孩儿一样。

我问马苏德：“他们是不是要杀了他啊？”

马苏德说：“不，他们不会再打他了。你瞧，他们将他押上车了。现在他们要将他扭送进警察局。”

可是这不过是桩意外吗？再说，那个牧人的羊又该让谁照料呢？当地民情如此，马苏德也不觉得有什么可以唱反调的。可是，我们的吉普车司机先前还如此悲天悯人地讲到穷人。穷人是他的兄弟手足，河谷居民皆然。原来，外来人等不算在他的贫民之列。

他们将铃木中巴的司机抬到我们的吉普车上。他不省人事。有人扶着他的手臂坐在前座。马苏德与我坐在后座，司机的助手则吊在车尾。受伤的司机并没有流血外伤。

马苏德说：“他的伤势应该是以内伤居多。他们说，在他开车的时候，砸中他的那块石头大得很。”

原先，我看他横躺在路上性器半露的，还自忖着他应该只是个男孩儿，或是非常年轻的男人。现在，我看明白了，这人年纪已经不小了。他身材细瘦，脸庞与身躯都因为长期营养不良而萎缩。他还是不省人事。呵护着他的人，对着他轻声细语地说话，仿佛在安抚孩童一般。可是，受了伤的司机始终没有反应，双眼一直闭得紧紧的。

我们尽全速驶出加甘谷，直入巴拉科特，沿着昆哈尔河峡谷，掠过山丘、高耸的松树、玉米田地，以及平顶的人家住户。时不时地，马苏德或吉普车司机，都会伸出手来，用手背探探昏迷不醒的中巴司机的脸颊。他们说，他还有一口气在。只是他一动不动，不发出一声半响。

我们开了大约一个小时。而当我们到达巴拉科特进到城里灰扑扑的小医院时，院子里只有三五顽童，院方没有任何医护人员出面安置伤员。医生上白沙瓦出差去了，那个住宅区远在曼瑟拉。受伤的伤员要到曼瑟拉才会有医院接收。可是，这已经不是我们责任所及了。时候到了，我们也该交还这辆租来的吉普车了。

同时，吉普车司机的责任也告一段落。接下来，他也帮不上什么忙了。他激发了自己对于政治的热情。在他上坡去追究那个阿富汗牧羊人的肇事责任时，在他温柔照顾受伤司机时，他就已经将这股热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了。可是，他的焦虑担心，以及他的戏剧感，还是抵不上长途驾车开回巴拉科特的辛劳。我们跟他告别的时候，虽然英俊与慵懒如昔，他看起来却像个精力完全被掏空、只剩下一个空壳的男人。

近晚时分，夜幕刚至之际，我们用借来的司机开着借来的车兼程赶回。离开山区之后，大地柔软多了，也干燥多了，两旁植被景致变化也多了。

马苏德和我都没开口多说些什么。其实，两人之间也没什么可以多说。马苏德内心包袱沉重，很难让他抛开思虑谈些事不关己的话题。

路边骑自行车的人即使天黑了，也不亮灯。过往巴士与卡车车尾经常也不打灯，因为，点灯照亮你身后走过的地方，委实没有意义。马车更不可能费神去照明路面了。

我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烦躁，脱口抱怨：“他们怎么都不开灯啊！”

马苏德平静地说：“他们没有灯。”

我让他在白沙瓦路上停了下来。白沙瓦，巴基斯坦西部的军事重镇，坐落在一片坦阔宽广的谷地上，也是通往开伯尔山口与阿富汗另外一片疆土的要道。

[1]帕克曼（1823－1893），美国历史学家。

九　阿迦·巴布尔

拉瓦尔品第的报纸上刊载了政府缩编的新闻：六名部长准备离职。俾路支省的经济消息：政府无意创造新的工作机会，现职人员短期内也不会调薪，统计部门将裁撤二十九名官员。《巴基斯坦时报》指出，被波及的官员已经“敦请政府另行安排职位，以便于现今之高物价社会条件下，拯救当事人及其家庭免于心理创伤以及饥馑冻馁”。然而根据《穆斯林报》的披露，这些官员仅仅要求政府协助纾解其“精神困苦与挫折感”。

固定往返拉瓦尔品第与伊斯兰堡之间的中巴司机进行了为期一天的罢工活动，抗议警方骚扰。司机对报社宣称，警方要挟提高索贿金额。警方则反驳，声称司机对乘客“不规矩”。

三十四名教师对《穆斯林报》抱怨道，他们迄今无法离国前往阿拉伯东南部的阿曼就任教职，都是因为巴基斯坦移民局质疑与干扰这些教师的“无异议”证明文件。同一期报纸当中，《穆斯林报》还刊载了一篇调查报告，探讨距此遥远的北部、某一所政府经营的旅游住宿中心扩建工程的成本为何高得离谱：一桩原本只需要七个月就可以完工的工程，竟然拖了五年，至今还没个了结。

一名退役陆军军人，投稿到《巴基斯坦时报》上，痛陈当今社会公德荡然无存。“如今，事态至为明朗，我们的社会已然沉沦为道德败坏社会，我们能想象的各项邪行妄为均体现于市井之间。孩童成长于如此恶劣的家庭气氛：走私、黑市交易、屯货抬价、贿赂与贪污……均获其父母之纵容与包庇。日后，我们怎么能期望这些孩童接受任何形态的纪律管束。这些孩子，在他们进入教育机构受教时，必将其家庭气氛投射到课堂中。……解决之道，唯有促请校方（禁止政治力量介入）与法院益加坚守纪律，用高压手段严打重责。……入狱服刑、鞭刑，甚至处以极刑，杀一儆百，均可奏效，以敷现况之需。”

纵览巴基斯坦危机，《穆斯林报》首版上也登了一篇由A. H. 卡尔答尔紧急撰写的文章，他曾任巴基斯坦板球国家代表队队长，也曾于牛津大学求学。“我们回顾往昔，莫不感到羞耻与愤怒，羞愤于我们的政界领袖在面对经济议题时，毫无准备，手足无措……羞愤于一船船进口米粮的输入……”然而在这番慷慨激昂过后，他又提出了什么对策吗？没什么具体的。唯一凑数的，就是要少搞一点政治花招，多恢复一些旧日不返的纯朴风气。“显然，我们面对一种选择，选择物质主义，与跟物质主义脱不了干系的，企图分裂国土的政治声明；抑或，我们可以选择真主的铭言。”

除了诸如此类的文章之外，《巴基斯坦时报》还刊登了一篇艺评，评论现在正在艺术协会展出的画展。艺术家叫哈密德·萨格尔，这是他第一次个展。这篇艺评的语气既坦诚又温柔。

“当我一脚踏进艺术协会历史悠久的建筑物里的木质地板上，几幅色彩鲜艳的画作立刻就吸引了我的目光，而这些画作所促发的、各种相互冲突的反应，更深深纠结着我的心。画家所展现的多种技巧与风格令人眼花缭乱……若是你想完全了解这许多不同风格——某些风格还彼此冲突——你就一定要先粗略了解这位画家的二三事。哈密德·萨格尔一度是一位诗人。后来，借着专业前辈的引导，开始在商业领域以艺术创作维生。作为一位艺术家，他从未接受过正式的学院训练……作为一位诗人，他则目眩神迷于各种意念。身为一位艺术家，他必须以色彩来捕捉那些意念，而他也从朋友中间，互动的煽动性理念中汲取灵感。因此，他发展出某种张力，借着这种张力，他强烈地刻画出他的理念，有时候，这些理念还表现得至为明显……

“他的画作《知识》，画面上是一颗着了火的头颅。题为《奋斗》的彩色粉蜡作品，画的则是一双手，有一道热火从双手中放射出来，向外投注。《行动》这幅画，则再度追摹火焰与硝烟之间的政治斗争，各式色块当中，一抹凛冽的绿色似乎要打破着了火的事物所呈现的热火冲击。《祈祷》则画出一双合十恳求的手，一对大眼睛从两手之间看出，飞鸟环绕着清真寺塔楼飞翔。鲜明的色彩、画面的动力与张力，显示出画家潜力无穷。只要经验再丰富一些，经济压力再舒缓一些，哈密德·萨格尔一定会崛起，会成为一位不容忽略的艺术家。”

画展在共济会会馆展出。几年以前，共济会在巴基斯坦遭到封查，全面禁止活动，官方一度将共济会认定为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同时，我也听说，这是因为他们将所罗门推崇在其他所有先知之上。）艺术协会就鸠占鹊巢，进而占用他们的会馆。

会馆位于弗莱希曼宾馆后面一条街上，这是一条披肩商贩、地毯商铺与服装店面云集的街道。会馆是一栋始建于英国殖民时期的砖造建筑，有着标准的“公共建设部门”风格。建筑物前有一片草坪，半圆弧车道，拱窗，还有一道柱廊。柱廊上方的三角墙上，还嵌着共济会的徽章，徽章上有两支两脚规图案，像是一幅未完成的星图。（拉瓦尔品第市区充斥着诸如此类的侵占行径。驱逐并涤清产权所有人之后，当地人便进驻其内。总统府原本属于锡克人的建筑，不日之间即将被毁的庞曲厅，过去还曾经是印度的克什米尔大公的宫殿）。

哈密德·萨格尔的画展是由阿迦·巴布尔一手策划与负责的。他是个诙谐有趣的中年人，身材修长，风度迷人，银白长发披在肩后。他的办公室就在展览厅后面。当天下午，画展就要开幕。他忙得不可开交，可他还是挤出一点时间来接待我。

一位体态丰满的女士（阿迦·巴布尔的夫人。稍后，他向我表示，他夫人身体不是很硬朗），一言不发地坐在阿迦·巴布尔的办公桌边，倒是个良伴。坐在他办公桌对面的，是个态度恭敬的男人，他是广播公司派来的。我则坐在办公桌还空着的那一边。

阿迦·巴布尔已经在画展目录折页上，替哈密德·萨格尔写了一篇短文。

“这是我非写不可的。我们的艺术家出国展览的时候，可不能没有这些介绍性的小册子。他们不能只给人家看价目表。假如他们光是亮出价目表，国外人士例如法国、德国与意大利，是不会给他们办展览的。他们需要这些介绍折页。”

哈密德·萨格尔作品的行情不算高：从五十卢比到两百卢比不等，介于五美元至二十美元之间。

阿迦·巴布尔主持艺术协会之前，有过丰富的军旅生涯。“我加入艺术协会，全是因为当初这里要不行了。多亏了我，这个协会才重新出头，在外界还有点知名度。我能让这个协会起死回生，因为我是个有主意的人。我举个例子给你听。一九七五年是巴基斯坦旅游年，可是我们的旅游部门什么也没做。这里刚开始的时候，旅游业做得不好。我就写信给这里所有的外国大使馆，请他们寄他们本国的旅游海报给我们。我收到十个国家的旅游海报，然后，我们就办了个国际旅游海报展览。我们还颁奖呢。我们头等奖给了波兰，二等奖给了土耳其，西班牙拿到了三等奖。我们必须给西班牙一个奖不可，因为他们寄了一张斗牛的海报给我们。”

他坐在椅子上，双手比出斗牛士的姿势，上身骤然抖动，做出个快速斜刺的动作，他的眼睛也因为欢快而跃动着。

“动力十足啊。因此，我们协会就在这些国家有了一些名气。我写了一封信给他们的部长，跟他说，‘这就是我替旅游年办的活动。你部门里的人都在睡觉。’而他说，‘阿迦·巴布尔，你真是点子多多啊。’我不是光这样就算了。我还要他让他的部门给我奖杯。”他说到“奖杯”的时候，发音跟糖果“太妃”有点像。“我们就颁发奖杯给得奖国家，颁奖典礼在华沙、安卡拉与西班牙都有电视转播。”

“我的点子就是像这样一个个地冒出来。早上起床我刮胡子的时候，举个例子吧。现在是伊斯兰教希吉来[1]的第十四世纪。我们的总统在哈瓦那这么说了，‘一千四百年以前，掀起了一场革命。’（这话是巴基斯坦总统几个星期前参加某次不结盟国家会议时说的，巴基斯坦刚刚加入这个组织。）他这话现在就给了我一个新点子。你可是我第一个透露的人。你还真幸运呢。我们迈入新的希吉来的时候，我就要筹备一场《古兰经》的书法展。”

阿迦·巴布尔在哈密德·萨格尔的折页上写着：“哈密德·萨格尔在他的作品中，运用了诗意般的氛围，以天真无邪的风格对怀旧与痛苦重新诠释。他在作品中寻求认同与力量……他的作品表现出画家的个人主义，面对着尚未成熟、五味杂陈的情感，好比隐匿在阿里巴巴的宝藏洞天之中。”他在文末，还以花体字签上：阿迦·巴布尔。

他等着看我的回应。我将短文的最后一行念给他听。他似乎非常欢喜。阿迦·巴布尔——阿里巴巴：或许前者（阿迦·巴布尔素来喜爱使用本名）暗示了后者。

我们谈到英语在巴基斯坦的状况。我说，这里好像没多少人讲英语。他不以为然，然后，看起来却又像是同意我的说法。“口语对话中的英语或许已奄奄一息。文书应用上的英语就不一样了。虽然我以乌尔都语自豪，可是我也从来不会忘记，自己还是个英语人。”意思是，他是个能说英语的人。“我们现在还保留着我们的英语。所有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都巴不得能跟我们一样。要是我们遗失这个语言，情况就不妙了。现在，每当我们巴基斯坦驻联合国代表站起来，用这种美丽的语言发表两三个小时的演说之后，阿拉伯人就会跑过去，拥抱我们的代表。我们万万不能失去英语的。

“我的英语老师是巴克哈理，伟大的巴克哈理，也是个暴君。他会直接将卷子扔回给你，扔在你脸上。‘这算什么作文？这算什么英语？’他说过一句话，我到现在都忘不了。他说，‘写作现在是很难，其他事情都很快活。记着这一点。可是总有一天，写作最快活，其他事情都难。’你说，这话说得是不是很棒？‘写作现在是很难，其他事情都很快活。记着这一点。可是总有一天……’”

他中断了片刻，接着说：“你跟我在美国的朋友卡罗琳一样。她也喜欢记下我讲过的话。”

当时，我正凑着小小的画展卡片边缘涂写着。

“我到美国的时候，她是我的导游。她离过婚。我是美国国务院的文化访客。卡罗琳跟我说，‘阿迦·巴布尔，大部分人到美国，走过东岸，就以为他们已经看遍美国了。他们顶多再到西岸的洛杉矶打个转儿。然后，他们就以为他们已经将美国看透了。我第一次遇到像你这样，还会到犹他州来参观的人。你对什么感兴趣？’我说，‘身为穆斯林，我最感兴趣的，当然是一夫多妻制了。’那只是个笑话。她跟我描述了一个计划，他们打算在百货公司里，设置一个剧场。我说，‘卡罗琳，你这不是要将艺术摆在店铺橱窗里吗？’秀场橱窗，店铺橱窗。不管是哪一个，我都说对了。当时她正在开车。她用一只手掏出一本记事簿来，开始写东西。我说，‘卡罗琳，你这是在干什么？’她说，‘阿迦·巴布尔，我正在记下你讲的话啊。’”

他从书架上取下一本百科全书。他在一小幅美国地图上，用蓝墨水标记着他的文化之旅所经路线。他也去了佛罗里达州，一游迪斯尼乐园。

画展预计在下午五点三十分开幕。可是，这里是巴基斯坦，应邀致开幕辞与剪彩的贵宾，则是伊拉克驻巴基斯坦的大使。我预计六点钟到场就绰绰有余了。会馆距离我的宾馆不过几步路的距离，我沿街溜达，驻足观赏披肩与地毯，当我到达会馆的时候，已经是六点过五分了。会馆大门前站了个警察。草坪上搭起一顶莎米亚纳（shamiana），也就是镶有花饰的帷幕帐篷，帐篷里的长桌上摆着供来宾取用的点心。我到得太迟了。开幕致辞早就结束了。

阿迦·巴布尔，由于他出身军旅，准时举行了开幕典礼。他也要求大使在官方预定开幕时间七分钟之后到达，即五点三十七分，大使也准时照办了。当我踏上会馆光滑干净的木质地板时，官方团体正顺着参观路线欣赏画作：大使穿着一套三件套的暗色西装，阿迦·巴布尔身上一身浅灰色的休闲西装，画家则身着白色的巴基斯坦传统服装，上身还配上一件淡黄褐色的无袖羊毛上衣。大使虎背熊腰，表情认真，强忍乏味，脑袋偏向一边，专注地听取阿迦·巴布尔的解说；画家个头矮小，羞涩，画展堂皇的排场显然令他不知所措，不过整体而言，还是颇有风度；阿迦·巴布尔则文质彬彬，显耀杰出，一头长发更添加他的艺术风采。

会馆爆满。阿迦·巴布尔又成功了一次。他在拉瓦尔品第的社交沙漠中营造了某种交谊场合。而画展也大有斩获。展出画作中，已经售出十二幅。伊拉克大使独力订购了五幅（包括脑袋着火的那一幅：《知识》）；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代表也订购两幅；东德大使，抑或是他的代表，也买了一幅；俄罗斯大使也不落人后（这位大使听不懂乌尔都语，却深谙波斯文，曾经握住画家纤细的手指，称赞这双手“很艺术”）。

我跟画家的一位朋友被介绍认识。他是个教师，跟他一同参观画展的小个头男人也是个教师。那个年轻人，黑色胸毛茂密丛生在他瘦窄的胸膛上，曾经在军中服役，可是，后来离开行伍，改行教书。现在，他想转去英国写论文。正如许多巴基斯坦人一般，他同样声称自己不光只是个巴基斯坦人。他说，他有波斯人的血统，他的先祖在一八五七年即印度兵变之后，迁徙到印度。（可是，那位先人不过只是他十六位先人中的一位。）他想前往英国，针对为政治服务的小说——例如，E. M. 福斯特、康拉德、格雷厄姆·格林等作家的作品——写一篇论文。

“格林？”

“他写了三本以非洲为主题的小说。”

“三本小说？”这我还得好好想一想。

“他写了那本讲非洲的小说。《真相》什么的。”

“《事情的真相》吗？我可不认为那是本政治性的小说。”

“那是政治性很高的小说。他里面有些对话，提到土著都是骗子。可是，没有人指出这一点，因为在殖民主义之下，土著都会被外人当作骗子。人都是殖民主义塑造的，都是历史的产物。只是，从来没有人讲出真话而已。”

“可是，若是照你这么讲的话，每个人都是为政治服务的作家了。”

那个年轻人，苍白、细瘦，显然从未深入思索过他的论文，他心中就只有这么一点点概念。他想要改弦易辙，就说：“那么，吉卜林怎么样呢？”

我说：“古往今来，从来没有人能像吉卜林那样，将印度人描写得如此精准。在这方面，他可是无懈可击的。”

可是，他对吉卜林一无所知，他只知道这个名字而已。他开始故作神秘。他说：“我其实不想去英国研究政治小说写论文。那是他们的打算。事实上，我想去研究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可是他们说，十四行诗这条路已经被前面的人走穿了。”

“的确，研究十四行诗的人很多。你对莎士比亚的诗又有什么独到见解呢？”

“我觉得，莎士比亚被一个年轻男人吸引住了。可是大家都觉得这是反常的。”

我心想，他还是别碰十四行诗为妙。

“而由于他们认为那样是反常的，你明白了吧，我是个波斯人。你知道哈菲兹[2]、萨迪[3]吗？欧洲人对于同性恋的认识实在很天真。”

他今年三十岁了。可是，他却如此孤陋寡闻，涉猎浅薄，他脑中几乎空空如也，什么概念也没有。我想，其实他根本不是要出国写论文。他想要一份工作，他想要的不过是一纸签证和一张无异议证明而已。他真正的企图只是远走高飞罢了。

当他本国的历史都遭到大幅扭曲、封锁、拒绝外界查询时，他又如何研究，如何判断，如何踏进另外一个文明的文学批评领域呢？再者，想想这有多突兀，站在拉瓦尔品第遭人侵占的共济会会馆中，谈论着唱和英国政治的小说和殖民主义的扭曲效应。然而，这个城市再过几个星期，借着宣扬伊斯兰教之名，所有疑问与质询一概消音，一车车载满鞭刑囚犯的卡车即将出动，官方也将陆续发布公开鞭刑的档案照片，这个国家最优秀的一位记者，即将遭到逮捕，他锁枷上链的照片也即将张贴于巴基斯坦各地。

[1]希吉来原意为“离开、迁移”，后来指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带领信众于622年离开麦加，前往麦地那这件事。伊斯兰教的元年以622年开始，所以伊斯兰教历又称希吉来历。

[2]哈菲兹（1325－1390），著名的波斯抒情诗人。

[3]萨迪（1184－1292），中世纪波斯主要的诗人之一。

十　梦里盐山

入夜之后，拉瓦尔品第逐渐降温凉爽，夏日已近尾声。可是，搭乘中巴从喜马拉雅山麓南下，直驱旁遮普平原上的拉合尔，经过短短的车程，又来到燠热难挡的南国。此外，这趟短途车程，也将我从端赖降雨的看天田，带到极度依赖旁遮普的河流水道灌溉系统浇注的农作环境。

巴基斯坦旁遮普地区的灌溉平原，素来是供应次大陆米粮的谷仓。可是，滋润某些田地的灌溉系统，同时也损害了其他地区。旁遮普土壤排水不良，地下水位距离地表只有十英尺。目前百分之四十的灌溉田地下水位过高，四分之一的土地已经盐碱化，土壤表面铺上一层白色盐粒结晶，表土下的土壤发黑，损害更为严重。杀手潜伏在地下悄悄前进，可以预见，紧邻的下一列树木根系即将烂朽，邻近的另一畦田亩即将沦为不毛之地。

来文德地区的村庄，就坐落在一片新生沙漠地区之中。从拉合尔驱车前往此村庄，举目远眺（由于这片土地十分平坦），绵延着数百平方英里的受损农地（间或还是可以看见斑斑点点的丰绿区块）。来文德这里有个大聚会。远处观之，像是个大型的庙会：人群来自四面八方，徒步走在平坦的路径上，走向占地辽阔的帐篷城市，远处的卡车、中巴车与马车，像是小模型一般，踢起飞扬尘土（可是，路旁的水沟还是流水不辍）。

那是个宗教场合：在巴基斯坦，宗教撩起的兴奋，从来就没有消退的时候。除了斋月一整个月与斋月结束时庆祝开斋的节庆之外，还有前往麦加朝圣的兴奋，接着又快到了“宰牲节”。而就在这几个大节日之间，巴基斯坦人又举办了这个活动：穆斯林兄弟组织召集了各界信徒共襄盛举，旨在宣扬每个穆斯林都是伊斯兰教的宣教者的理念。

他们从巴基斯坦各地涌来，只有天知道这趟旅程开销有多大，也有许多信徒从其他国家赶来。这些信徒，他们可不是身无分文的穷人，他们很多都是贸易商人。这三四天，他们都将聚在一起共同生活，聆听演讲并进行礼拜。来文德当地无法种植农作物，提供了完美的开阔空地以供聚会。农地饱含水分，地下水位高涨，十分接近地表，踏足在某些地方，就像走在一张弹簧床垫上。

空地上架起许多顶条纹帷幕围起来的茶点帐篷。主帐区域广大，无数根竹竿以各种不同角度，撑起小山一般的白色帐篷：竹竿上绑着绳子，绳子上系着大块白色棉布，整块棉布缝得松松垮垮的，不住地微微上下飘摆，于是，整个受到遮盖的区域——面积很大，一眼看不到尽头——顶上的白色遮篷看起像是被割裂与撕扯过一般，时而露出淡淡蓝天，时而露出棉布顶端的白色光芒，那正是受到阳光直射之处。日光切入，在帐篷下的人群与地面上投射出不规则的光块。白色棉布滤过日光却不遮阴，棉布下感觉漫漫涣涣，像是走在水中；而棉布系在绳索上，起伏升降之间，也营造出类似海平面的波动。四下都有人在给裹着头巾的伊玛目打扇，有时就用大开纸张充当扇子，有时，两人一组给平躺着的伊玛目遮阴，四手抓着大幅纸张，同时间起落扬抑，伊玛目上方遂形成一个暂时性的凉棚。帐篷里，到处都是垫子跟卷在一起的寝具，水罐东倒西歪散落在地上。

聚会中秩序井然，组织完善，每一列信徒都有个编号。我被一名工作人员转手给另一位同事接待，我们的对话才刚刚开始，随即又有人将我带到异国文化团，那里聚集了阿拉伯人、印度尼西亚人，甚至还有非洲人。（他们显然深谙诸如此类的国际穆斯林聚会，个个安之若素，厚颜无碍地享受着他们与他们身上穿着的传统服装所散发的异国民族风情，彼此兴高采烈地交谈着。）我在那里才刚刚聊了起来，又被带到主办单位的莎米亚纳，终于落定在那里。帐内一名剃了头的科学家上下打量着我，接着，一名下巴蓄大胡子的空军准将，眼神忧伤、态度温柔地走了过来，跟我细细谈起后世。他说，这就是这个聚会的宗旨所在，让大家认真地思考后世的议题。

他们在我面前的一张棉布地毯上蹲下，脚下是一片光秃秃的不毛农地。科学家说，他曾经在大战末期去过英国，他是搭乘兵员运输舰过去的。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看出西方世界的病态征兆，可是他还是跟外人和睦相处，而今，众所皆知，西方世界早就承认他们确实病了。

科学家说，他并不想身心分离，表里不一，他不想像他父亲在英属印度大陆一样自我切割：在家是穆斯林，离家就摇身一变做欧洲人。他们，以及这次聚会中的每个人，都想做一个全方位的穆斯林，就像那些最早追随先知的穆斯林一样。可是，当我问及在待人处世方面，他的新行为与旧行为又有什么细节上的差异时，从他的回应中，我却听不出个直截了当的答案。

天气炎热，剃了头的科学家大汗淋漓。顶着头巾的空军准将就气定神闲多了，令人印象良深，当然，他也经历了更多的天人交战。他一心期望着能将思想中的自我私念涤净清除，全神贯注以取悦安拉。可是，他觉得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带有嫌疑，他能在他的每一项举措中都看出可鄙的私念私欲。

“留下来跟我们一起礼拜，”他说，“有时候，新来的人看到我们一同礼拜的壮观场面，会感受到一些震撼的。”

可是，共同礼拜的场面，正是我最不愿意参与、也最感到焦虑不宁的：礼拜之时，十万名信徒，或许是二十万吧，集体一致地匍匐礼拜，在并非不可改变的来文德沙漠中。

回程路上，我在一处村庄停驻歇脚。现在，村庄田地上已经不再生产任何农作物。村人也不再务农，他们每天花上两个小时通勤，前往拉合尔的工厂工作。地下水就是这个村庄的天敌：寻常的小水坑也扩大为池塘，村庄遍布着死水沉沉的泥塘，有些池塘还相当大，池边堆积着村庄的废弃瓦砾。绿地无影无踪。可是不知怎的，村庄里还养得起牲口：泥墙上堆着牛粪块充当薪炭燃料。

我跟几个躲在一栋已然倾圮的单房建筑里躲太阳的村人攀谈起来，泥坯房屋，屋侧就是一池死水。屋前崎岖不平的泥土街道稍远处，立着一栋稍具规模的房子。当地人跟我说，那是一幢穆斯林的房子。我乍听此言，感觉颇为突兀，然后，我进一步才了解，原来所谓穆斯林的房子，意思是说，早在巴基斯坦建国以前，早在一九四七年之前，这幢房屋是属于非穆斯林人士的。而今，这个村庄居民都是穆斯林了，全都是。礼拜时间到了，虽说，听不到呼祷的喊声，两个男人起身，径自走向清真寺。

田地严重盐碱化。可是，信仰让这些人心平气和，毫无忧虑。

在此同时，某些同样拥抱如此伟大的信仰的信徒，却被政府撵出主流信仰之外。这群信徒就是艾哈迈迪耶教派信徒。我来到拉合尔就是为一探艾哈迈迪耶派信仰的究竟。

艾哈迈迪耶教派认为他们是最为纯正的穆斯林。他们同样崇敬先知，却将这份崇敬转嫁到他们认为被真主认可的救世主艾哈迈德身上，艾哈迈德出生于十九世纪的印度。艾哈迈德的追随者，日后形成艾哈迈迪耶教派，他们宣称，艾哈迈德现身以净化这个腐败的信仰。在其他的穆斯林眼中，艾哈迈迪耶派信徒尊崇应许的先知，意即诋毁先知穆罕默德“定于一尊”的宗教地位，也是最严重的亵渎。穆斯林世界中，不断对艾哈迈迪耶派信徒鸣鼓攻之。而在布托先生执政期间，政府下令将艾哈迈迪耶派信徒定为非法团体。

我刚刚抵达巴基斯坦之时，曾经在卡拉奇遇到一位服务于政府机关的女性艾哈迈迪耶派信徒兼公务员。她嫁给信仰这个教派的丈夫，经由丈夫的教谕进而深信此派。她的丈夫服役军中，稍后殉职。这位年轻女性的教育程度与不卑不亢的气度曾经令我暗叹，她接受遭到的迫害，她也认命接受她和她的子女有朝一日可能必须离开巴基斯坦的现实。

我对这个教派的兴趣，也因为她而日益浓厚。而我冀望着来到拉合尔，可以一访距离拉合尔一百英里远的小镇——拉布瓦，那里也是艾哈迈迪耶派信徒聚集的地方。可是没有人搭桥介绍，我还是一筹莫展。要在拉合尔找到中间人介绍我认识艾哈迈迪耶派信徒可不简单。艾哈迈迪耶派信徒本身往往深藏不露，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再者，非属此一教派的穆斯林对他们毫无兴趣，听我问起，他们要么佯装不解，要么勃然大怒。

我听说，艾哈迈迪耶派信徒酷爱牵强附会的诡辩。他们在公开场合宣扬的唯一被认可的救世主，私底下却是被这群信徒一致接受的第二号先知。我也听说，教派创始人艾哈迈德，是受了英国人的操纵，阴谋分化印度的穆斯林。我还听说，艾哈迈迪耶派信徒在武装部队中势力强劲，此外他们还长袖善舞，经商致富，“自己人还会相互照应”，加入艾哈迈迪耶教派，不但安全无虞，还会受人照拂。

后来，经过一位退役陆军军官的儿子牵线，我认识了阿尼斯上校，他原先也在巴基斯坦陆军中任职。上校也是此派中人，由于他感受到军中的宗教偏见——尤其在政府宣告艾哈迈迪耶教派为非法团体之后——过于强势迫人，便辞官退役，离开陆军。我们认识的时候，他四十一岁，身材高大，肌肉结实，两臂雄然有力。他的表情气定神闲，看来近乎微笑。一九七一年，孟加拉国独立战争之后，他曾经在印度战俘营中被拘禁了两年。他在印度战俘营时，阅读涉猎极广，学了法文，还画了几幅极为精细且需要大量耐心投注的铅笔素描，画面质量近乎摄影作品。他心绪之宁静沉着，或许也来自那两年远离尘世，集中心智的战俘际遇吧。

他是个很容易讨人喜欢的人。可是，要深入他惊人的信仰就没那么容易了。然而，他对这一点也不意外：他说，要了解艾哈迈迪耶教派信仰，你一定得先熟稔知悉伊斯兰教，要先知道得很多。我一直摸不透他这话究竟意指为何，还得等到他带着我晋见这个教派在拉合尔的领导者之后，才能抓住要领。某一天下午近晚，他带我前去拜访，随即将我留在那里独力参透玄机。

一栋坐落在郊区的豪宅，车道上停着三四辆房车。原木镶框的玻璃落地门窗，铺着地毯的地板，翻制的家具，雕着花饰的低矮的桌子，巴基斯坦的现代画作。仆佣成群，奉茶招待。多么诡异的场景——或许只有在印度维多利亚时代过度讲究的情境下才适合，散发出一种封闭离群之感。如此背景之下，听听宗教玄奇秘事，感觉像是来自古代的世界。而负责接待我的人——年纪不一，从快四十岁到近七十岁的都有——从他们的衣着、教育与仪态揣度，平常或许都是生意人。他们当中某些人或许过去经商。可是，他们都散发出特殊的权威：依他们自己的判断，他们都是因为信仰而伟大的人。

不是每个人都能认出救世主，在他一出现在尘世之际随即起身追随：他们不能以这种方式，将自己跟最早追随先知宣教的信徒连接起来。如今，世人已经明证了那些早期信徒大无畏的勇气，有朝一日，等到全世界的人都转向膜拜应允的救世主之后，他们的勇气也同样会获得肯定。而为了标志他们的信仰——尽管迫害加压如火如荼——某些信徒还在下巴上留了一撮新月形的小胡子。

一百年以前，浊世中只有一个艾哈迈德，独自一人。现在，全世界已经聚集了一千万个艾哈迈迪耶教派的信徒。再过一百年，这一千万信徒难道不能再乘上一千万吗？这正是拉合尔的伊玛目在伦敦谆谆告诫某个怀疑者的箴言。怀抱着如此宏大的信仰，他们可以反唇相讥现在嘲笑他们的人，将对方贬低为“既得利益者”。那位伊玛目说了，真正的宗教潜伏在“文化”之下。只要能够看透人世间过往尘埃，正信自然水落石出，明现在世人眼前。

伊玛目又说了，凡人总是对各种征兆视而不见。举例而言，预言家老早就说过了，真主认可的救世主现身时，或是他明确宣示他的宣教使命时，日食与月食将同时出现。一八九四年，月食跟日食在极为接近的时间点上逐一出现，某个怀疑者懊丧地拼命举头撞墙，嘴里叨念着：“现在，那个人……”也就是应许的救世主，“可说中了！”可是，怀疑者还是不肯尽弃疑端。

这个故事讲完，在座诸君莫不畅笑，这个故事他们已经听熟了，接下来还有更多关于不信教者与既得利益者的故事。

伊玛目说：“去年在伦敦的联邦中心有一场年会。世界各国派遣了几百个代表参加会议，科学学者也应邀与会。有些人宣读他们的论文。可是，新闻媒体竟然对这个大会不闻不问。电视台竟然没派人到会场采访。”

我问道：“这个大会主要讨论什么呢？”

年事最长的老人家说：“那个会议是专门研究基督是如何从十字架上被解救下来的。”

他们认为，耶稣基督并没有死在十字架上。他从十字架上被放下的时候，不过是陷入昏迷，不省人事而已。都灵裹尸布上的血迹检验证明，那是活人留下的鲜血。耶稣基督在骨折康复之后，便启程前往以色列某个失落的部落宣教。他接着转进克什米尔，再深入北印度地区，去世的时候，享年一百二十岁。

我说：“这个会议是由什么人主办的？”

伊玛目吃了一惊，说道：“我们办的。”

我迷惑不解。可是，执着于信仰耶稣基督，正是艾哈迈迪耶教派的中心思想。

某些穆斯林相信（虽然《古兰经》并未明文限制），耶稣基督（在穆斯林观点中，只是先于穆罕默德的一位先知）终将以救世主抑或“马赫迪”[1]之姿重返人世。艾哈迈迪耶教派的信徒说，先知的预言遭到后世误解。因此，耶稣基督现在并未活在天堂某处，等候适当时机重返人间；基督已经寿终正寝了。基督已死，因为，他并没有从十字架上直升天堂。信徒将他从十字架上解救下来，治疗康复，继续宣教，直到一百二十岁为止。他像个普通人般过了一生，那是漫长的一生，他不可能再重返人世，二度救世。

依照艾哈迈迪耶教派的说法，真正的先知就是某个跟耶稣基督一样的人，他将重新回到人世来，担任应许的救世主，纵身在滔滔浊世，在黑暗时期涤净这个宗教，恢复伊斯兰教的纯净。而他就是艾哈迈德，一八三八年出生于当今印度境内的一个小村庄——卡迪亚恩，这个村庄就紧挨在巴基斯坦边境上。摩西离世后一千三百年，耶稣基督降生；先知辞世后一千三百年，艾哈迈德诞生了。耶稣基督出生在罗马人的殖民地上，艾哈迈德出生在英国的殖民地上。这两项不过是艾哈迈德与耶稣基督之间诸多相似处中的一部分而已。

艾哈迈德生于地主家族。可是，在英军的镇压之下，整个家族失去了八个村庄的田地，再加上分家之后，艾哈迈德只继承了一小部分的剩余家产。关于艾哈迈德的童年，或是早期生涯，记载甚少，语焉不详。记载有言，艾哈迈德不需教谕，自己就学会了神圣的阿拉伯语。还有他苦于晕眩症、糖尿病，讲话还略带口吃。他在四十岁那年，首度接获天启。可是，一直到他五十一岁，或是五十二岁之时，他才开始四处宣教。人们后来发现，许多跟艾哈迈德有关的事项，譬如他肢体上的残障与他出生地点的地名，都已经事先预言料准了。

他的天启是以言语方式降临的，这一点可不能忽视。倘若，他只是声称自己受到启发，他就不能解释自己的语言能力。他曾经被控杀人未遂——那不过是早期外界企图诋毁他的阴谋之一——可是，他后来还是被无罪释放了。艾哈迈德成家甚晚，五十岁那一年才有了儿子（就在他四处宣教的前一年）。这个儿子日后成为宣教运动的第三号首脑（艾哈迈德死于一九〇八年）。这些事件早先都已经预言过了。

正如阿尼斯上校先前警告过我的，那实在是一段外人极不容易理解的故事。或许，我也未能将所有的细节完全记录正确。我所记下来的大部分情节（尚未完整呈现），都是拉合尔伊玛目的兄长伊迪里斯，跟我在某个早上同车前往位于拉布瓦的艾哈迈迪耶教派村落时一一讲述的。

伊迪里斯期望我能前往村落，亲身见证艾哈迈迪耶教派是纯正的伊斯兰教，是符合所有一般的传统与预言的。同时，我觉得，在这个教派被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之后，伊迪里斯也有点紧张，戒惧谨慎，不想亵渎神灵。伊迪里斯担任高等法院的出庭律师，一头白发。他的诠释应当是详尽而切实的。

布托先生会将这个教派宣布为非法组织，也是预言料中了的。布托先生下野受刑的惩罚也不出预言家意料之外。多年以前，预言家就说过，统治者会将他们称为cafars，异教徒。而稍后，该统治者双手都将断裂粉碎。“那只宣布我们为非法组织的手，”伊迪里斯说，“还有那只赋予该道命令法律效力的手。”

我问伊迪里斯，艾哈迈迪耶教派信徒待在印度不是更合适吗？为什么不留在印度，固守艾哈迈德出生地的创教总部呢？

伊迪里斯说：“倘若没有巴基斯坦和真纳先生，印度将会沦为另外一个西班牙。”

“西班牙？”

“印度会变成像西班牙一样，国境所及之处，一概将伊斯兰教清除殆尽。现在，许多学者都说，伊斯兰教最辉煌的成就，都是在西班牙缔造的。”

早在印巴分治之前，该教派的第二哈里发，或是继任人（艾哈迈德的儿子）就曾经预言信徒将进行大规模的迁徙移民：类似基督耶稣从十字架上下来之后的迁徙。这项预言是在他梦中出现的。

我们行车经过的大地平坦无山。山丘，当我们靠近的时候，突然从平地拔起，那是旁遮普的盐山。伊迪里斯说，从空中俯瞰，这些山就像喜马拉雅山突出地表的最后一点山脉。红色的低矮山丘，如此殷红，内藏纯盐，盐丘像是带有纹路的大理石，傍着山壁挖凿取盐的工人，也被山丘尘埃染红。

流经山丘一旁的契那布河，只是旁遮普的许多河流之一，是印度─巴基斯坦次大陆上流经此处的一条河流：这不是一条轮廓分明的河，而像是一处宽广而经过气候蹂躏的洼地，契那布河流经拉布瓦（含盐丘陵的山脚下）时，河道扩及两三英里之宽，河床大幅曝晒在骄阳下干烤，河道沙岸低矮，凸状弧线起伏，大片平坦的灰色沙地上经水浸泡之处暗沉发黑，还有几片储水池塘，真正的河流是不规则的浅水四散而去，而不只是一股流水，毫无涟漪，表面望去浅不盈踝，懒懒地错开中流岛屿，缓缓前行。

第二哈里发，在他预言信徒将从印度迁徙到巴基斯坦之后，曾经在梦中见到这一片大地的景致，而面前这片风景确实也带着梦境的特质，殷红的岩石山丘倏地崛起，还有那条流经旁遮普平坦的灌溉平原之后，分支疏散滞流的河道。

伊迪里斯说：“他梦见此地曾经洪水泛滥。”接着又说：“我们都随着洪水漂流，直到重新踏上一片丘峦起伏的陆地，地上除了山峰凸起之外，还有沙地。”

这一程迁徙之旅中，这几座山丘十分重要，如此才能与耶稣基督的迁徙比拟：据说，耶稣与马利亚在离开加利利之后，曾经迁居到某些地势高起的地方。同时，河流也不可或缺，因为真主应许的救世主自己就曾经预言过，他的同胞手足将有一段难过的日子，届时，为了安慰信徒，他将在尼罗河畔或者类似尼罗河的河流岸边显灵。在一个不现实的世界里，套用伊迪里斯惯用的字眼“明喻”就是一切。“尼罗河，”伊迪里斯解释道，“发源于月山；契那布，字面意思就是‘月河’。”

信徒社群计划在这条宝贵的河边兴建一处住宅区。许多虔信的教徒已经买下小面积的住宅建筑基地。可是，巴基斯坦政府——甚至大老远赶来此地迫害信徒——已经宣布将此地规划为收容孟加拉国比哈尔邦难民用地。难民对抗非法教徒，不受欢迎者驱逐不受欢迎者：早在艾哈迈迪耶教派信徒从法院获取合法定居令、驳斥政府非法占用他们的土地之前，比哈尔人已经修建了一所清真寺，象征他们篡夺成功。而在拉布瓦当地，政府当局同样征用了四英亩已开发的小区用地以兴建警察局。艾哈迈迪耶教派信徒不服上诉，同样赢取了一纸合法居留令。

越过河流，红色丘陵山麓下，热气蒸腾，亮光虚幻之处，就是艾哈迈迪耶教派信徒的墓园。够格入葬此地的信徒，都是些毁家纾难，以金钱灌注这片小区，或是投注在这个宗教运动上的人。墓碑低矮，墓园围墙同样不高。墓园就像是这片诡异风景的一部分，而且，要不是伊迪里斯刻意提醒，我还不会注意到呢。

信徒刚刚买下这片地产时，硝石矿脉就在地表下六英寸到一尺之间深处。这片土地——他们买了一千英亩——已经荒弃了数个世纪。现在，就在这片大地殷红的含盐巨石上，逐渐出现一种柠檬绿色的植物，平添一笔淡色。此地也兴建了小小的城镇，沿街栽树，不过，井水管取得的饮水——此地唯一可以饮用之水——还是略带咸味。信徒居住区与总部，焕发出某种政府治理的城镇气氛：建筑低矮，满是灰尘，红砖楼房的出入口围着芦苇编织的帘幕，环绕着庭院的露台，院中栽植着悉心灌溉的夹竹桃、朱槿花与小型的棕榈树。

伊迪里斯将我安置在客房里。“专为招待尊贵人士。”然后去伊玛目——彼人亦为这个教派现任的首脑人物——的办公室通报。伊迪里斯说，这位伊玛目可是认可的救世主的孙子，现年七十，也在牛津大学攻得艺术硕士学位。我屋里先是有人端进百事可乐，接着奉上茶点。不多久，伊迪里斯进来，神情诚惶诚恐地说，伊玛目已经差人“召唤”他了。他认为，不过多时，伊玛目也会来召唤我。

可是没人理我。稍后，伊迪里斯解释道，伊玛目公务缠身，每天都要看上几千封来信，还有许多管理业务要处理，而且，第二天他就要赶往拉瓦尔品第。见不着伊玛目本人，只能一睹伊玛目的相片充数——方脸男人，裹着头巾。我还被获准进入一间昏暗的候客室，房间里已经有一整个家族的人，仿佛在等着医师手术结束的家属，人人面容阴沉，其中还有个戴着面纱、弯腰驼背的女人。

尽管艾哈迈迪耶教派因为最近出版的印刷品刚刚跟政府发生了一些纠纷，发行部门中还是堆着许多小册子，还有不同语言的《古兰经》译本。伊迪里斯拍落几本大部头书册上的灰尘，按照不同语言，逐一将《古兰经》译本列出来，翻开一个译本的扉页，接着翻开另一个译本的扉页。艾哈迈迪耶教派在非洲也相当活跃：他们出版了卢干达语、斯瓦希里语与约鲁巴语的《古兰经》译本。如此的能量，竟然发自这个退居旁遮普一角的宗教组织！可是，艾哈迈迪耶教派的目标与企图，绝对不低于让全世界皈依。

他们在许多伊斯兰国家都遭到查禁封锁，可是，他们仍然努力不懈，进行得如火如荼。那个身着白衣的高挑男子，方才从丹麦宣教驻地回来。他令我联想起外交官奉诏回国，屈就在降低了的生活条件之下的情景。而他在跨上脚踏车，踩向远处炙热的强烈阳光之前，跟我说，斯堪的纳维亚一带居民，现在正积极寻求另外一种新信仰，他已于丹麦建立了一个相当优秀的小型组织，以便宣扬认可的救世主。

这人在伦敦前前后后服务了二十年的上司，是个心宽体胖，神情愉快，有更多事迹可以吹嘘的人。他建立了一个信徒高达一万人的组织（我应该猜想得到，大多数都是巴基斯坦侨民），而他即使身在伦敦，也从不因为穆斯林奋斗而胆怯。他女儿学校的女校长，要求他女儿穿着学校规定的裙装制服到校，将表现伊斯兰教谦抑美德的巴基斯坦宽松长裤留在家里。他就递状一路告到高层，推翻女校长的规定，他的女儿终于可以穿着长裤上学。消息一传开来，许多穆斯林都将女儿送到这所学校就读。事后，女校长还跟他致谢呢。他说，法律保障了宗教自由。他的意思是，英国的法律，别人的法律。

他最大的困扰，就是不让他女儿产生“二心”。可是，她已经被“那个妇女运动”搅和得心神不宁，回到巴基斯坦和拉布瓦相当难以适应。他不断地对她劝解，开导她女人在伊斯兰教律法之下，日子过得有多好。在他旅居英国期间，他已经看到英国女人地位下滑。公共汽车上，男人不再让座给女人。而他也在《观察家报》上读到，性病现在已经像“瘟疫”一样大肆蔓延了。

可是，妇女解放运动究竟有哪一点吸引了他的女儿呢？他避而不答。一点钟共同礼拜的时间到了，扩音器传出召唤信徒的呼声：“万物非主，唯有真主。”吟咏的颂声音律悠扬，此起彼落。这位一度在伦敦宣教的教士站了起来。他戴上黑色毛帽，说——语气间流露着伦敦特产的玩笑调侃——午餐时间，他可不想迟到。他家夫人，不同于一般穆斯林妇女，可是位女暴君。他说，过去在伦敦，总是有人问他，为什么不讨四房老婆呢？他总是跟他们回复道，他连一个都应付不来。

伊迪里斯自己则认为，妇女绝对不可外出抛头露面，他的太太就坚守purdah[2]。伊迪里斯以为我跟那个伦敦人之间话不投机，纯粹是因为不乐见巴基斯坦移民的关系。而当我们一同走到外面，回到客房时，他说了：“人们有一种趋势……”洪水泛滥的影像，哈里发的梦境，移民！

我们共进午餐。饭后，伊迪里斯暂时告退，专心祈祷，利用三点钟礼拜的时间，补足一点钟错过的礼拜。礼拜过后，我到他的房间找他，跟他聊天。他躺在一张床上，时而仰卧，时而侧卧。我则坐在穿衣镜前的化妆椅上。房里闷热。拉布瓦丘陵上的盐岩，储存热气，定时辐射散发。夏日炎炎，岩石从无冷却之时。可是，伊迪里斯却心平气和。这片含盐大地，还有岩石与河川，就是他的圣地。他说，只要他一到拉布瓦，就会感觉心平气和。

烦人的琐事是没完没了的，迫害总是无休无止。连当天早上，他都有一次小小的惊骇：镇上有个男人向警方抱怨，他之所以被赶出住所，都是因为艾哈迈迪耶教派的首脑的命令。其实不然，那只是单纯的房东与房客间的冲突而已。可是，大家都知道，他们可以堂而皇之地跟警方抱怨，编造不利于艾哈迈迪耶教派的故事。就像是他最近必须处理的一个案子一样，有个遭到开除的工人，自己受伤之后，就到劳工法庭告状，说他被这个教派殴伤了。

他时不时就会讲一些诸如此类的新闻。可是，他还是喜欢来拉布瓦，而他也连称自己何其幸运，每个月可以过来造访两趟。我无法深入他的信仰。我也乐于见到他四肢舒展，躺在床上休憩，紧抓住心平气和的时刻，怀抱着他坚定不移的信仰，信誓旦旦地说救世主曾经回到人世过，昭示天下这个全新的、真正的正信。他益加平静，他的面容更是清新有神。而我到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我被他的一头灰发骗了：他其实还比我年轻几岁呢。干热的风尘，最近才经由人为努力，赋予重要意义的梦中仙境；救赎的所在，以及预期将壮烈殉教的情怀：这一切仿佛是时光倒流，将我们带到远古的过往。

我们谈到梦的启示。第二哈里发做的梦，即使在英国殖民时期，都十分知名。穆罕默德·札弗鲁拉·汗爵士，艾哈迈迪耶教派中最为杰出的信徒之一，过去经常将这些梦境转告给英国总督，总督起先还抱着高度怀疑的态度，后来，他接收到某些准确预测盟军战机动向的讯息之后，就臣服了。可是处理梦境与预言，都要非常谨慎，这些讯息不可以贸然广而告之。这些讯息也有可能煽动人心，酿成祸害。预言最好在事过境迁之后，再广泛向大众倡导，就像有关布托先生与他双手骨折的预言一样。

可是，拉布瓦的和平局面又可以维持多久呢？难道，这些年以来，不曾出现新一波迁徙的梦境吗？

这话就像触动了某一条神经一样，这也是伊迪里斯不愿多想的事情。他仪态端庄地说：“到目前为止，这里是最能实现真主旨意的地方，为全世界与全人类提供了前瞻的指引。”

我们重新步入屋外的热气中。我们看着远处的清真寺，寺外宽阔的广场，每年信徒都会聚集在这片广场上。我们参观了一所招收世界各国学生进行培训的学校——培训期长达六到七年——学生修业届满之后，再各自回国，宣扬认可的救世主的教义。我们遇到一位来自特立尼达、今年二十二岁的印度穆斯林，还有一个二十六岁的印度尼西亚人。棕红色的操场边上有两个尼日利亚人，他们的年龄分别为十二岁与十四岁。“来，来，过来这里，”伊迪里斯说道，“我不想让他们觉得被冷落，没人理睬。”那两个男孩儿就趋前而来，看起来像是无父无母的孤儿。他们跟我们无话可说，忧伤的脸上，明亮的眼睛忽闪着，在旁遮普的盐丘下，他们伫立在人工造就的小镇上，恋慕着非洲润泽的森林。

夕阳渐渐西斜，我们也打道回府。聊着聊着，突然之间，伊迪里斯迅速地将双手举起，做出礼拜的手势。原来，我们刚刚经过一处墓园。稍后，他解释道，那是他的习惯，替墓地里的先人祈祷几句，“说不定还可以提高他们在天堂的品级呢。”

落日照耀着契那布，月河。而当我们将河流抛过身后，落日仍然映照着积水田里的池塘，灌溉田地逐渐失去生机，转为盐田与沼泽，黄昏时分，水面捕捉了最后一道光束，沼泽要比日正当中之时澄清许多。

去程路上，伊迪里斯一直喋喋不休。现在，他缄默无语。仿佛大地重新召唤了他，再度在他自己的抑郁当中，加添一道焦虑的渴望。

炊烟升起。马路上，车辆排放未经处理的废气，释放出一团烟雾。马车没有加装车灯，卡车车尾经常也不带刹车车灯。伊迪里斯说，这些车辆曾经都会开灯行驶，现在则没有法条规范管制。“要是立法委员带头折损法律的尊严，市井小民又何必守法呢？”

他的高等法院差事毫无起色。可是，他的太太还有些资产和收入。他一心想旅行，他喜爱旅游，他只有四十二岁。他从来不曾宣之于口，可是，我可以感受得到。至于我在卡拉奇遇见的穿着纱丽的艾哈迈迪耶教派女孩儿，现在她心中已经盘算着移民了，赶在下一波更猛烈的迫害加身之前，赶紧离开。

拉合尔的夜晚开始有了灯光。

他说：“你有没有记下那段预言呢？一九八九年的时候，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将倦于继续等待耶稣基督重返人世。伊朗人也不会再继续等候他们的第十二顺位伊玛目。届时，他们都会转向艾哈迈迪耶教派，加入我们。”

[1]马赫迪，意为“导师”，穆罕默德预言的救世主。

[2]巴基斯坦、阿富汗、孟加拉等地施行的一种女性隔离制度。

第三部　马来西亚对话：原始的信仰

一个打着赤膊，嘴里嚼着槟榔的厌世者，站在一条热带河流的河岸上，站在一座静默而广袤的森林边上。一个怒气冲天、无权无势、身无分文之人，强忍着苦涩不甘的长啸悲鸣。这一声呼号，倘若真的脱口而出，就会传遍这片林地，穿透原始的遗世孤寂，如此真切，如此雄浑，如此深邃，正如任何在安乐椅上思考出的哲学一般，扰乱了烟囱与屋顶所构成的不纯荒野。

——约瑟夫·康拉德《海隅逐客》（1896）

那些至今并未建立多少历史的群体，在欧洲人眼中，营造出某种奇异的印象，感觉既乏味又隔离在周遭世界之外。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时代的继承者，于是，他们所一力传递给后代人的东西，看在历史背景丰富鲜活的外人眼中，就显得幼稚而缺乏情感上可资共鸣之处，尤其是当这个旁观外人不但过去鲜活，同时也因为他熟知先人缓慢与痛苦地缔造的成就，他的未来也呈现一片光明。历史让观者明了，人类永无休止与定于一尊之日，人世间断无“静止的完美状态”，也绝对无法达成“至臻完美、无懈可击”的智慧。

——伯特兰·罗素《来自记忆里的肖像》

一　与沙菲第一次对谈：出乐园之旅

宗教从印度，或是印度─巴基斯坦次大陆传到东南亚。印度教与佛教先行。这两大宗教加速了柬埔寨与爪哇两大文明的演进，两地的文化遗址——吴哥窟与婆罗浮屠——都是世界数一数二的奇迹。历史告诉我们，这两大传自印度的宗教，都不是经由军队或殖民帝国传布，而是经由商旅与教士倡导。同样的印度旅人，在伊斯兰教传入次大陆之后，自十四到十五世纪开始，逐渐将伊斯兰教引入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

伊斯兰教就像另外一种印度宗教一样深入东南亚。在此之间，不曾发生阿拉伯入侵——像巴基斯坦信德的历史那样——的事件。当地士兵未曾遭到大规模屠杀，东南亚不曾沦为阿拉伯驻军的殖民地，不曾被劫掠分赃，也不曾将财货与奴隶进贡给远在伊拉克或叙利亚的哈里发享用，异教徒也无须上缴特殊的苛捐杂税。伊斯兰教引进之时，不曾发生浩劫巨难，原本安定的社会秩序也不曾在一夜之间风云变色，全盘废除。伊斯兰教的理念流布四方——一位先知、某次神圣的天启、天堂与地狱、神言圣谕等等，新的理念混杂着旧式的观点。为了进行宗教净化，伊斯兰教宣教人员纷纷东来。然而，新一波的传教行动当中，最富热情的教士还是来自次大陆，尤其是巴基斯坦。

他们来到东南亚，只字不提巴基斯坦境内的军事统治、端赖小额汇款支撑的经济、荡然无存的法纪，以及比哈尔邦的穆斯林徘徊在孟加拉国与巴基斯坦之外求助无门的惨剧。以上种种现状，纯然与伊斯兰教无关，这些人只会带来有关伊斯兰教及其敌对恶仇的讯息。他们带来宗教激情，次大陆穆斯林专属的特殊激情：尽管巴基斯坦已经独立建国，这群人犹然兀自认定自己为受到胁迫的少数弱势。这些人——怀抱着他们认定为“欢乐的征服故事”的历史观点——悲痛于穆斯林不再是雄峙全球的征服者。此外，他们最为热切的激情在于，这些穆斯林认为自己徘徊在真正的伊斯兰世界边缘。波斯与阿拉伯半岛距离遥远，什叶派信仰遂应运而生，而波斯人也信誓旦旦，自信他们的伊斯兰教要比阿拉伯人的纯净。印度半岛上的穆斯林距离阿拉伯人，要比波斯人更为遥远，他们的宗教热情同样炽热，或许有过之而无不及。

每个穆斯林都是伊斯兰教的宣教者：这就是在旁遮普沙漠中组织的聚会的宗旨。而经过四天帐篷里的生活，反反复复的大规模集体礼拜之后，这些心思单纯的人陶醉地认为，世界即将为他们改变。有些人来到马来西亚，他们持续在马来西亚宣教多年。如今，他们的热情即将获得回应。

马来西亚北部还保留了几处印度文化的建筑古迹，有别于爪哇与柬埔寨的是，印度文明不曾在马来西亚生根茁壮成长。这片土地，一直到十九世纪，虽说海岸一带曾经被欧洲人染指，但内陆大部分地区不曾有外来强权侵入，而是完整掌握在马来人手中。

约瑟夫·康拉德的故事，传达出大约一百年前马来半岛偏远地方的印象：欧洲人乘着沿海贸易的商船而来，偶尔与怀抱着虔诚正信的阿拉伯人发生冲突；欧洲人在海岸或河口，建立面水背山的贸易港口或行政据点；中国农民与劳工随遇而安，落地生根；马来苏丹与王侯贵爵，高踞朝廷之上；同时，故事背景中，较为纯朴的马来人，栖息在林间水湄，半是穆斯林，半是泛灵论者。

相互分离、彼此撞击的不同世界：欧洲人的世界，一步步推向“黑暗世界的外围”——马来人封闭的部落世界。这正是康拉德惯用的主题之一。而在今日的马来西亚伊斯兰革命中，抵御拒斥一切外来影响的年轻人正是康拉德小说中那群充当背景的人——居住在山巅水湄的马来人后裔。在马来西亚，他们出头最晚，直到殖民统治轮替结束之后，马来西亚独立之后，金钱汇入之后，才能应运崛起。

现在，在马来西亚码头，值得一提的出口物品已经远不止椰子与藤条。马来西亚有许多珍贵的货物：锡料、橡胶、棕榈油、石油等。马来西亚富了起来。资金流动，创造出一整代受过教育的乡村居民，引领他们进入一度被视为黑暗外围，而今却已经遍及寰宇的文明。

这些年轻人却不见得喜欢自己一脚踏进的新世界。他们有些人曾经出国留学，研习科技。可是，却鲜少有人真正了解他们曾经涉足暂留的国度。他们不论是身在澳大利亚、英国还是美国，都不知疲倦地渴求着家乡的规矩与习惯。他们旅居国外的时光，令他们愠怒乖戾，令他们更加畏惧退缩到个人天地之中。他们也无法再度回到他们的田园旧庄。他们还年轻，可是，童年时光的生活情境已然不再。

他们同时也逐渐了解，过去一百年间，就在他们或是他们的父母寤寐之间，他们的国家——新的理念：复合的王国与苏丹——已经经过殖民而脱胎换骨了。当今富庶的马来西亚，接收殖民宗主国奠定的基础，摇身一变为英人、华人的创造物。英国人发展了矿冶与农产。他们让华人（一个世纪之前，那群飘移无根、砥砺奋发的中国农民），以及人数较少的印度人，接手操作马来人无能为之的劳动苦工。如今，英国人不再统治这个地方。可是，马来人也不过占总人口百分之五十而已。

华人已经遥遥领先了，他们凭借着充沛的精力与聪颖的资质，推动了马来西亚的发展。华人不准涉足政坛。国家专由马来人统驭。官方声明马来西亚为伊斯兰国家，制定穆斯林人身法案，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发生性关系是违法的。此外，这个国家还保有某种窥探个人信仰隐私倾向的政策，对于非穆斯林的合法性歧视令人咋舌。可是，统治马来西亚的还是一群早已高高在上的阶级，他们不是出自历史悠久的世家，就是身为王侯贵爵，几个世代以前，就跨越文明的差距，进入新世界。

农村出身的新人类，一方面自觉失落太多，一方面却又发现自己进退维谷。金钱、发展与教育为他们切凿混沌，开拓视野，却只让他们认识到外面的世界跟他们的村庄有天壤之别，这个世界不是他们所能掌握的。他们的愤怒——田庄人家，自身技能有限，资金有限，对于世界的领会更有限，心中有一团怒火——涉及各个方面。现在，他们掌握了一项有力武器：伊斯兰教。这是他们报复这个世界，以期双方扯平的工具。伊斯兰教处理了他们的怨怼，抚慰了他们的不足之感、他们对于社会不公的愤怒以及种族间的仇恨。

这种伊斯兰教，不仅仅是他们村落里的古老信仰。宣教人士带进来的伊斯兰教，也是一种昭告改变与胜利即将到来的宗教。伊斯兰教来到马来西亚的村庄，作为其全球运动的一部分。一份当地的宣教杂志《伊斯兰教读本》上，有一位作者侃侃而谈：西方，即使在他们的哲学家眼中，都逐渐因其拜金与贪婪而自食恶果。真正的信徒，一心惦念着来世，生活中怀抱着更高层的理想。至于那些不信真主的异教徒，对于后世毫无信仰，此生不过征酒逐色，贪欢享乐。“那些将大部分财富挥霍在奢靡的生活享乐，虚矫夸饰，穿着丝绸锦缎，使用金杯银盏的人。”

丝绸锦缎，金杯银盏？这话或许可以形容吉隆坡这样的城市。可是，这是神学的范畴。作者此语暗指关于先知的圣训或“传统”。某一日，侯宰斐口渴，呼人端水进来，一名波斯信徒用了一个银杯子盛水给他。侯宰斐怒责那名波斯人。侯宰斐说，他曾经亲耳听先知说过，只有不信《古兰经》的异教徒才会使用金杯银盏饮水，穿戴丝绸锦缎。

新一波的伊斯兰教运动就是以这种方式重返东南亚的。而对于这群农村出身的新人类而言，伊斯兰教可以作为另类的知识与真理，无处不见的学院组织与架构。这是无须用具体建设性方案来充实的热情。第一要务，在于彻底推翻拜金的物欲世界；稍后，再以伊斯兰教立国。一切就会水到渠成了。伊朗、巴基斯坦不就是现成的先例吗？

而起始于巴基斯坦的讯息，从未终止于马来西亚。讯息同时也传送到印度尼西亚——相较于马来西亚一千两百万的人口，印度尼西亚大不一样，人口多达一亿两千万，却更为贫穷落后，种族更加纷异。近代历史上，发生了大规模的屠杀，政局更加岌岌可危。此间，流传在马来西亚年轻一代之中的伊斯兰运动，在敌对势力眼中等同于否定一切存在的虚无主义，他们将这种运动称为“马来西亚之瘟”。因此，巴基斯坦推动伊斯兰教的热情，带着其特殊的根源，一而再，再而三地皈依改宗，激起更多不满与苦恼。预期中的政治大灾难，竟然被当作大好消息四下传布。

马来西亚热气蒸腾。雨季的早晨，乌云迅速蓄积。午后，倾盆大雨滂沱而降，青绿的远山消失得无影无踪。雨后，云絮流连在山间，犹如袅袅烟雾。攀缘植物竞相爬上电线杆。藤蔓丛生，压倒干枯的椰子树枝叶，枯枝受压，吃力不住，只有殒落地下。爬藤将枯木缠得密密麻麻，不然，就是攀爬在无力抗御的树上，制造出诡异的形状。在马来西亚，暴雨、骄阳与热气并不代表腐败颓丧，抑或是热带地方的倦怠懒散。相反，这些气候表征表现出活力，行情看涨的作物迅速生长，金钱收入指日可待。

吉隆坡是马来西亚的首都，部分于殖民时期建立的区域仍然保留了下来。屋顶铺着砖瓦的私人住所，起源于英国；一列列两层楼的狭窄华人店铺，楼下充当店面，走廊上撑起廊柱，廊柱上就是二楼住家；马来西亚特有的乡村——简朴而迷人的木屋，原木沧桑，棕红色的铸铁栏杆上，铁锈斑斑——坐落在当初建城之时就保留给马来人居住的区域；火车站附近，矗立着几栋英国官方建筑：维多利亚─哥特─莫卧儿式的法庭、圆顶屋、拱门与阶梯塔楼。

殖民时期的老街，已经落后于新开发的住宅区了，新城区耸立着摩天大楼，韩国人修的高速公路从机场将旅客直接送达市中心，一路上先经过栽植林地（在马来西亚西部从空中鸟瞰，只见到黑压压的森林，可是，这是一片广阔而有秩序的森林，树木成行栽植，柱状的白色热气冉冉升起，就像是从烟囱中冒出的烟雾一般），再经过工厂与跨国公司的装配厂。

不论在公园，还是其他新城镇区域，都可以看到来自马来西亚乡下的年轻人，穿的像阿拉伯人一样，缠着头巾，套着长衫。阿拉伯服饰——远从巴基斯坦、阿拉伯半岛进口——正是他们的政治标志。大学校园里，有些女学生不但围着面纱，还冒着溽暑套着手套与袜子。不同的团体，穿着不同颜色的衣装。面纱不仅是面纱，还包裹了侵略性的敌意。面纱有别于牙买加的“拉斯塔法里派”教派中人浓密纠结的发辫，此派几代信徒强忍边缘生活，变得迟钝迷惑。也不同于中产阶级的嬉皮衣装，他们只想遁隐出世。面纱与阿拉伯服装正为失根的田庄青年发声，他们只想扯下不属于他们的一切，再进而强占。因为，在他们的幻想之中，有个不足为外人道的部分——这个运作自如，持续不辍的世界，只有继承而来，无法白手创业成功。

沙菲的工作就是宣扬伊斯兰信仰。他并不会身着阿拉伯服饰穿街过巷。可是，他能够理解穿着阿拉伯服饰的年轻人。沙菲从马来西亚北部的一个村庄南下，来到吉隆坡。迁徙衍生的困扰，至今仍然纠结在他心头。

沙菲说：“我还待在村子里的时候，气氛跟城市完全不一样。你离开了乡村。你看到这些明亮的光线，你就开始感到，自己身边围绕着拜金的物质文明。因此，我也忘了我的宗教跟我的承诺——在每天礼拜的方面。可是，我还没离谱到出去打混，干些下流事情，像是找女人、喝酒、赌博跟嗑药之类的。我并没有失去我的信仰。我只是忘了要定时礼拜，忘记了我的责任。只是放松了自己。我给自己的计划不够切实，太过软弱。我四处游荡，找不到自己的方向。”

我说：“你刚到吉隆坡的时候在哪里落脚？住在哪里？”

他并没有正面直接地回答我。在我们谈话初期，很难从他嘴里得到具体的回答。他说：“我住在郊区，而且，那里是我初次见识到物质文明的地方，过去，我从来没有面对过这种拜金的生活方式。男孩子跟女孩子竟然可以一起出去玩。你竟然可以不受家庭管束。社会也管不着你，而在我们乡下，你要搞了什么糟糕的勾当，一定会受到社会批评的。要是你面对一头羊、一头母牛或一头水牛——某些地方，他们整天都将绳子套在羊脖子上——然后，你给羊松绑，把其他牲口放走：你的羊没了绳索牵着，就会四处乱走。”

“这样对羊不好吗？”

“我想，那羊一定很高兴，可以到处乱跑。可是，你要问我的话，我可不觉得那有什么好的。假如那羊有头脑的话，我倒要对它说，‘你有绳子绑着，有主人喂食，你为什么还要到处乱跑？你为什么还要到处乱跑？’”

“可是，当你刚到吉隆坡的时候，难道你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吗？”

“我到吉隆坡的主要目标是受教育，那是我的计划。可是，我碰到自由跟主要目标发生的冲突，而且，我想，这是我跟我许多朋友共同面对的难题。”

“其他人在别的国家也会面对相同的困难啊。”

沙菲说：“难道说，他们也会碰到跟我相同的家庭生活限制吗？”

“什么样的限制？”

“宗教上的限制，这是你甩不掉的框框。宗教的传统、家庭生活、社会、村落里的人群。然后，你来到了城市，城市人到处乱跑，城市人自由自在的。这个时候，就产生价值观的冲突了。

“你明白吗，在我长大的村子里，我们过着胼手胝足的日子。我们有米可以吃，有房子可以住。我们不必沿街讨饭。城市里的人，可以花上十元（马来西亚元，相当于两美元二十美分），吃上一顿午餐。但也可以只花上五十仙[1]在摊子上解决午饭。多出来的九元五十仙，就可以让我们乡下人花在其他事情上面。在我们看来，我们有我们的计划、传统和宗教，这九元五十仙就是花费过度了。

“有时候，我太太会说，我们应该回到乡下去，我也有同感。我们不是要逃离现代世界，只是想过得简单一点，过比城市里更有意义的生活，城市里，你浪费了太多东西，太多或许不真实的东西了。要是你花上五十仙就可以填饱肚子，却花上十元，你就是对自己不诚实。

“我可以跟你举个浪费的例子。前些日子，政府盖了一个室内溜冰场。三个月以后，他们又把这座溜冰场废掉了，因为有一条高速公路要从那里经过。他们专门盖一些经过村庄的大道或高速公路。又是谁把卡车开进我们村庄，除了载运穷人种植的农作物之外，还倾销那些花大钱制造给有钱人买的产品——彩色电视、电冰箱、空调、晶体管收音机？”

“难道村子里的人不想要这些东西吗？”

“到头来，他们只是想利用彩色电视机——大家都喜欢看——来广告促销他们的产品，把村子里的人拐进浪费的生活方式。”

“乡村生活……难道你不觉得，对大部分人来说，是相当沉闷的吗？”

“乡村？乡村生活单纯。这种生活没有……我该怎么讲呢，没有浪费。你是不该浪费的。你也不该急急地只想买东西。当我说我们应该回到马来西亚的乡村生活时，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跟乡村的人们紧密联系，不是说逃离进步跟发展。社会应该是紧密相连的。在我们乡下，要是有人去世，村子里都会敲丧钟通知大家，我们大部分人都会知道谁过世了，什么时候会下葬，他是为什么而死的，他的近亲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有没有在一旁送终呢？村庄里没有污染这回事。实体的污染，心灵跟社会的污染都没有。”

“社会污染？”

“就是违反我们的习俗跟传统的东西。在马来西亚乡下，男人不可跟不属于他家族的女人并肩走在街上。那是被禁止的。”

“那有什么不对吗？”

“人与人之间的尊重与尊严，全都来自于男女之间光明正大的关系。社会一定要立法保障每个社会单位的安定。你的家庭一定要受到保护。可是，女孩子从乡下进到吉隆坡的时候，她们并不受到这个法律的保护。”

沙菲时年三十二岁。他个子瘦小，脸上架着眼镜，前额倾斜，下颌留着一撮薄薄的胡子。他曾经一度扎根在建筑业。可是他的事业并未成功。后来，他放弃了建筑和其他一切俗务，转而将所有的精力与时间，投注在简称为ABIM的伊斯兰青年运动上。ABIM是马来西亚国内最重要、组织最完整的穆斯林青年团体。沙菲对这个团体的领袖安瓦尔·易卜拉欣也格外推崇，安瓦尔正好跟他年纪相仿。

安瓦尔的故事极为引人入胜。他生于马来西亚较为发达的西部海岸地区，比起沙菲，算是领先了一两个时代。安瓦尔的祖父经营一家乡村的小餐馆，他的父亲在医院里担任护士，安瓦尔自己则进入一家英国人办的专门招收当地亲王与苏丹子弟的学院。安瓦尔必须通过严格的入学考试才挤得进去，王侯贵爵的孩子则可以保送入学。

英国校方曾经承诺，绝对尊重苏丹的穆斯林传统，在学院里，校方也切实遵守此项承诺。可是，安瓦尔认为，学校里遵行的宗教规范，不过是仪式性的照章行事而已，缺乏实质意义。因此，借助于某位英国教师（日后，他也改宗伊斯兰教）之力，安瓦尔开始研习伊斯兰教，逐渐体会到遵行真主旨意、团结与纪律的价值。在他年满十六岁之前，他就已经可以在村中畅谈伊斯兰教，他也成了个活力四射的演说家。他所主导的运动就这样从学生课外活动当中发展出来，现在这个运动已经高度组织化，在吉隆坡拥有一栋办公楼，有办公室、工作人员，甚至还创办了一所学校。

安瓦尔还跟马来西亚海外的伊斯兰运动保持联系，举凡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等地，都与他交好。他曾经前往伊朗会晤阿亚图拉霍梅尼，此行也为他在当地的名声加分。安瓦尔认为，伊斯兰教正是马来西亚此刻迫切需要的强心剂与净化剂，真正的伊斯兰教可以点醒沉睡的人民，尤其是马来人，同时也可以挽救马来人的心灵，不至于跟着马来西亚的种族政治齐步沉沦，不被卑鄙的金钱文化与可以随意模仿的西方文化污染。

他在ABIM的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办公隔间在外，设有打字机与档案柜——其实与一般简朴的企业主管办公室殊无二致：应用现代办公用品与现代组织架构，为伊斯兰教的净化运动效力。他的个子跟沙菲一般矮小，比沙菲更清瘦些，面容上还更加孩子气。他的言谈举止极为迷人，更增添他的迷人风采的是，尽管他在当地拥有相当权威，他却给人一种印象，仿佛他自身还在求知，还在不断思索一般。他对于伊斯兰教的宏观视野，给了他某种安全感，只是他的追随者却未必能够领会。四处旅行，拓展了他的见地。他不愿苟同某些马来西亚穆斯林团体“赶时髦”一样的狂热，以及他们在宗教与政治上单线思考的简陋思维。他也坦承，自己在经济方面的议题上，还没完全想通。他说，自己仍然处于“启蒙”的阶段。他给我这样的印象，他似乎真心相信，终有一天，他可以从像巴基斯坦这样的地方，引进诸如伊斯兰经济体系的东西。

我确实期望能够跟安瓦尔多谈上一些。经过我们首度在他的ABIM办公室晤谈过后，我突发奇想，我应该与他结伴同游马来西亚各地，通过他的眼睛来审视这个国家。他很乐意，只可惜这个构想胎死腹中。他太忙了，坐镇ABIM运动中枢，他总是马不停蹄地四下奔走，时而乘车，时而搭机，到处都有人请他前去演讲。当他不能赶赴我们第二次晤谈的时候，他差遣沙菲到我暂住的假日酒店来见我。

因为安瓦尔的推荐，沙菲来访的时候，才真正对我敞开胸怀。而即使如此，沙菲还是含羞带怯，不能毫无保留地发言，或许是怯于担任发言人的角色，或许是不愿玷损了运动领袖的威严。

我们坐定在栀花厅喝咖啡的时候，沙菲说：“我不是最高领袖。”然后哈哈一笑，“我只是个将军而已。”

一开始，要跟沙菲聊起来还真不容易。他讲起这个运动的抽象概念，而抽象的概念使得他的语言乏味沉重。他回避具体的细节，倒不是因为他有心保持神秘，而是因为他的工作大半着重于回答有关信仰与伊斯兰运动的问题，而非讨论与剖析自我。

他说，他并不喜欢诸如假日酒店这类的场所。原本我以为他只是有意夸张，直到他开始谈起都市生活之浪费无度。而这个与我对谈的人，充满智慧、沉着、一派学者风范，与他自称从小成长于其间、如今急于回归的慢节奏的乡村生活之间的差距，始终无法令我信服。

他想回到乡村，重温昔日舒适、完整的美好过往；而我也暗自明白，为什么对他而言伊斯兰教是再完美不过的承载工具了。可是，沙菲，身为一位专业人士，一位组织者，正是这个他所厌斥的世界所塑造的产物。多亏了这个世界，他才能发挥他的智能专长。对他而言，要将自身纯粹来自于传统，或是全凭直觉的部分，与他必须独力负起全责的部分区分开，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再说，他的村庄已经不复往昔，马来西亚也变了，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

沙菲告辞离开后不久，我就听到马来西亚的外交部长在大学的一场研讨会上致辞时，说到这个已然改观、步调急促的世界。部长身着一件花衬衫：这就是他浑身上下唯一触及传统的一点东西。他与他部门的印度官员提到近日于哈瓦那的不结盟国家会议中的讨论事项。他说到马国北方边境的诸多滋扰事端：泰国、柬埔寨、越南等等。中国大使馆派遣了两名官员赴会，两人穿着灰色的短袖狩猎装，像是中国人练书法时一样挺直地握着笔杆，奋笔疾书。稍后，大型礼车纷纷将大使载离会场。改变世界的，不只是当地富有的华人与建造高速公路的承包商，还有彩色电视机的制造厂商。

晚上，在一名杰出印度律师家中的晚宴上，话题才转到另外一种旧日生活。律师詹姆斯·普都遮里，一度活跃于殖民时期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政坛。他说：“我被英国人、新加坡人与马来西亚人关过。关过我的人当中，囚禁方式比较人道，释放出来以后还能继续做朋友的，只有英国人。”有一天，英国殖民地大臣——位阶仅次于总督——到监狱里探望他。大臣在踏进他的牢房之前说了：“普都遮里先生，您允许我进入您的房间吗？”稍后，普都遮里说道，他们两人“都脚踏实地的回到真实世界中”。日后，殖民地大臣退休了，改行做生意。普都遮里完成了他在狱中开始的学业，取得律师资格执业。“过去，我们经常见面，一起玩桥牌。”

那天晚上是个优雅的中产阶级聚会，与会者受教育程度相当，除此之外，与会众人也都意识到晚宴上族裔组成之多元：马来人、华人、印度人。车道与草坪上都停了许多车辆。旧式的争斗，旧式的规矩，我们可以这么说，借助于马来西亚金钱的帮助，这些人才得以攀升到体面富裕的阶段。他们眼中这个世界运转得异常迅速。然而，他们所赢取的一切，已经被不在晚宴现场的其他族群的怨怼与愤怒所动摇。那些来自山林河川的乡下人，站在殖民时期的醒觉与崛起之外，他们的子辈造就了第一代受过教育的马来人。对他们而言，这个世界运作得更加快速。

关于这个层面，每天早上翻开报纸，就可以获得更多了解。布米朴特拉将获价值达一千五百万美元的股份。布米朴特拉（这是个梵文字眼，源于伊斯兰文化）意指“土壤之子”，也就是马来人。政府将协助穆斯林贷款购买专为他们保留的股份。马来西亚政府就这样偏倚马来人，进行种族性的施惠政策，企图将马来人的经济条件提升到与华人相当的水平。这种施政是徒劳无益的，只会创造出一群受惠于政府的马来“创投人”阶级。安瓦尔·易卜拉欣与ABIM最反对的就是这类偏爱施惠的种族政策。安瓦尔还提出较为纯净的伊斯兰式愿景与之抗衡。

ABIM表示：乐见政府通令各级学校研习伊斯兰教。日后，伊斯兰教将成为马来西亚各级学校，穆斯林学生之必修科目。拉曼：精神成长不可轻忽。拉曼是个政府人士，跟其他任何人一样，都是穆斯林。“越过沙漠的呼声”——这是适逢宰牲节的专题文章，作者系一位名声颇高的专栏作家，他将全家人一同远赴麦加朝圣的经历，娓娓写成这样一篇文情并茂、音韵悠扬的佳作。

马来西亚人口中，只有百分之五十为穆斯林。可是，每个人都得对伊斯兰教输诚。这股压力来自下层：净化宗教的运动暗潮汹涌，同时也是种族运动。这引发普遍的紧张。人们躲避访客，唯恐遭到朋友出卖。这种运动——奇怪的是，在这片暴雨、热气与茂林蔽天的土地上——引出意识形态国家的气氛。

沙菲趁着早晨来访，为配合这个宗教性的节日——宰牲节，他也穿着马来的传统服饰应景。他穿着淡橘色的长衫与长裤（马来传统服饰的这个部分是从华人身上学来的），长衫上还钉着金色的饰扣。他在腰上缠着纱笼，像一条宽松的裙子（纱笼是马来西亚的传统服饰，而沙菲身上围的这条粉彩条纹纱笼，还是他的母亲为他织的）；沙菲头上还戴了顶帽顶收拢得平平整整的丝绒无檐帽子（帽子就是马来西亚服饰受到印度影响的痕迹）。他的模样高贵庄严。倘若他腰上再佩带一柄宝刀，就会活脱像个一百年前耀武扬威的酋长，站在河岸上，身后跟着一群朝臣随扈。可是，今天他开着自己的车来，而我们也不过是约在假日酒店的大厅里见面。

他说：“你了解我昨天晚上讲的事情吗？你还喜欢吗？”

“你讲到你的家庭的时候，我很感兴趣。”

“你还想再多问一些吗？”他十分热切、开放。仿佛有人要替他作传的样子，我对他的生平细节的兴趣显然令他兴奋不已。

“我的确想多知道一些。可是，我已经听你说明过你的哲学思想，你的运动变革理念了。我想知道一些比较个人的东西。”

我们从大厅一同走向栀花咖啡厅，经过一旁的酒吧，一到晚上，酒吧里就灯光昏暗，伸手几乎不见五指，情侣相伴而坐，听着《往日情怀》，印度人与马来人，或许只有马来人，就着扩音器，唱着热门歌曲。我们在咖啡厅里，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俯瞰着窗外一个椭圆形游泳池，大池旁边还有个专供儿童戏水的椭圆形小池。这个早晨，流连泳池的都是白种人。

我说：“你觉得他们怎么样？”

他已经逐渐紧张了起来，等着我问他一些私人的问题。他转过身去，盯着小游泳池中戏水的人们，我也得以细看他的侧影，他的马来人的棕色平滑皮肤，斜塌的前额，脸上架着的眼镜，塌陷的鼻梁，圆球般的狮子鼻头，还有他的胡子。他看来艰苦困顿，他的面容逐渐严肃起来。

他说：“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在我们看来，他们都是外国人。他们不属于我们的文化。”

“你不会想跟他们在一块儿吧？”

“不会。可是，现在游泳池水一定很凉爽。我们村子里也有同样清冽的泉水，自然的环境也比较多。你可以看到河床。你可以在河岸上看到绿色植物，还有很多爬藤。”

游泳池的另一边，有个四十来岁的女人，穿着黑色的泳装。她皮肤白皙，显然未经日晒，肌肤已经开始松弛，身材却还没走样，一双腿别扭地收束在白色塑料横带制成的休闲躺椅上，而非引人遐思地伸展着。就在我们窗边下方，趴着一个年龄较轻的女子，身上穿着蓝色泳衣，她的个子比较娇小，肌肤也比较紧致。两人都可以撩起“性”致勃勃的男性无限的欲念。

我说：“你觉得那些白种女人漂亮吗？”

他一个接一个地盯着那两个女人端详，脸上严肃的表情不变。他搜肠刮肚，企图理出自己的感觉与头绪来。

他说：“我们没有这种比较的观念。”

“可是，很多白种男人都觉得马来西亚姑娘非常漂亮呢。”

“这种话我也听说过。可是，那是真的吗？他们真的这么觉得吗？”

咖啡厅里，马来西亚女侍身着长裙款款的制服，衣襟上别着她们假日酒店的名牌（“美丽温馨”），我们聊到乡村生活。要沙菲畅所欲言实在不容易，虽说一提到思想与回忆就令他精神鼓舞。我得不断提问，才能循循善诱出他的叙述。

“我们村庄上上下下每个角落，我都了如指掌。小时候，我们经常去打鸟，有时候也捕鱼。我们不是穿着长裤，就是围着纱笼。要是我们穿着长裤，口袋里就会装满小石子。我们就用这些小石子当作子弹打鸟。学校放假的日子里，我们差不多早上十点多就会出门，要是碰上斋月，还会再提早一些。一直到吃午饭的时候，我们才会回家，口袋里一颗小石子都没了，却两手空空的，什么也没打到。有时候，我们不打鸟，跑去拣橡胶树的种子。我们每个人都会把橡胶树的种子搁在自己的竹筒里，把竹筒架在离地面大约四英寸高的地方，再站得远远的，用小石子把竹筒敲倒。敲倒竹筒的男生，就可以拿走所有的橡胶树种子。

“我们童年时期另外一项活动就是读《古兰经》，就算是我们不明白经文究竟在讲什么意思也照样读。我们的父母要我们多读《古兰经》，我们只是乖乖听话。”

我说：“你不觉得，这在智力发展上，是个不好的开始吗？”

“你说得对。可是读《古兰经》的时候，不光是在学习语言文字。不只是我们的父母要我们读《古兰经》，还有许多其他人，都要我们读《古兰经》。你每读一次，就会给你的生活带来一些好处，我真的有这种感觉。”

“就像是变魔术一样吗？”

“说起来，《古兰经》是超越在魔术之上的。《古兰经》不是人类撰写的。魔术只是人为操纵的，《古兰经》可就比这个要高出太多了。除了《古兰经》以外，我们还有几本村子里有名的意见领袖写的书，都是宗教方面的书，主要是教导信仰方面的。那些书都是在镇上印刷的。讲些该如何礼拜，怎么样保持个人卫生的事情。假如你家里有水，就该用水来净身。假如没有水可以用，你可以使用其他材料来保持清洁，石头、木片、树皮、树叶、纸张等等。可是不能使用未经屠宰的动物的骨头。都是些基本的卫生习惯。

“假如你家没有妥善的盥洗设备，你可以选择找到隐蔽、没有人会撞见你的地方解决。可是，一定要避开别人取水使用的溪流河川，不可在人家房子下面上厕所，也不可在粪便会冒犯大众的地方方便。这些都是宗教上的教谕，也很适用于我们的生活。所以，我就认为这是我们必须遵守的规矩。我们读这些东西的时候，都还不到十二岁呢。”

“你们村子里每一户人家家里都有一本这样的书吗？”

“每个去上课的小孩儿都会拿到这本书。第一册、第二册、第三册的。这本书是清真寺里的毛拉写的。我印象中，这位毛拉有个柜子，十英尺高、十英尺长的柜子靠着墙壁，柜子里塞满了像这样印好了的书。他会先免费给你一本。可是，要是你搞丢了第一本，第二本你就得花钱买了。每个星期五下午和星期六早上，都要排有教学课程。那是专门开给青少年上的，从九岁到十五岁、十六岁都有。”

“这些书中可曾提到自慰与性吗？”

“基本上，这些书在教小孩子有关清洁的问题。清洁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就是教你怎么礼拜。礼拜之前，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水来沐浴。你一定要用干净的水来净身。清洁的水，通常定义为溪流里的活水。净身的时候，至少要用上二十到三十加仑的水。那样，你才能说是彻底沐浴清洁了。沐浴用水不可以看见任何灰尘，或是带有土味，或是摸得到泥土。除非水质符合这些条件，不然，那水就是脏的。

“假如你无故逃学，错过某一节教学课程，又提不出具体的理由，那就要接受处罚。毛拉处罚学生，家长不会有意见的。除了毛拉的课程以外，星期五上午，村子里的老人家也推举代表，给我们上课。这种课就是为所有的村民开的，不光是小孩儿要上，大人也得参加。他们教的东西，宗教的有，人世间的也有。像是人际关系，老人跟年轻人、男人跟女人，保持清洁，礼拜祈祷，等等。每次星期五上午上课，他们就会引述《古兰经》，再翻译给我们听，这样也鼓励大家多读《古兰经》与经文的翻译。后来，我们每天上午跟下午，都会读上一阵子《古兰经》。

“我的村庄位于哥打巴鲁，那是马来西亚的东北地区。我要说，我们村庄的人都挺有生意头脑的。他们会织布——我身上这条纱笼，就是我母亲织给我的。村子里，没有几个人在国家机关上班。有些村民拥有农场、稻田跟椰子林。他们从村子里雇人来干活儿。

“那个时候，我们村子里大约有两千人。每个人住的房子都是自己家的，地也是自己的，不然就是某个亲戚的，或是属于政府机关宗教部门的。他们的房子也是自己盖的。谁也不会去强占别人的土地。假如我没记错的话，没有人乞讨。我们村子里没有讨饭的。我可以说，当时，那实在是个很繁荣的村子。有个人跟他全家，因为他们的住宅用地被别人卖了，不得不离开我们村子。他们搬到另外一个村子里，后来，我们问起他们在新的村子里过得怎么样，他们说，哪能跟我们老村子比呀。他们在老村子里比较容易找到活干。

“我们村子里没有黄色文化的污染，没有黄色书刊。村子里的学校教你读书写字，就是这样子了。在马来西亚就是这样。”

我说：“可是，倘若你的生活一直这么简单，你就不会去追求知识和学问了。”

“追求知识根本没用。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我们村子里，离开家乡，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不是很多。只有毛拉的家人才会离乡背井去念书。可是，他们出远门接受的是宗教教育，而不是一般世俗的教育。他们去麦加留学，毛拉全家人都去过麦加，他们在麦加还有个亲戚呢。

“我们村子里一个外国人也没有。但我们村子旁边就是个华人的村落。他们跟我们不一样，就是这样。他们吃猪肉，我们说猪是最肮脏的。他们的长相也不一样。我们不会觉得他们长得丑。他们眼睛小，皮肤却比我们好。他们要比我们脏得多，他们后院发臭。他们后院排出来的废水又脏又臭。不管什么时候，要是他们养的猪溜了出来，跑到我们村子里，我们村子里的小孩儿就会往那些猪身上扔石头。华人村落里跑出来的流浪狗，也会被我们扔石头的。因为，养狗养猪对穆斯林来说，都是禁忌。可是，我们两个村子从来没发生过冲突。”

“当时，那些华人有钱吗？”

“那个时候，他们还不算有钱。可是，他们在子女的教育方面，要求得很严格。每天吃过晚饭以后，他们就会督促着孩子高声朗读课文，不是在厨房念书，就是在前屋里。”

“可是，你们对于子女的教育要求也很严格，不是吗？还是只有在宗教教育上要求严格？”

“对我们来讲，宗教教育是一定要的。几乎每个年幼的穆斯林都要了解。那也是一种义务。我们强调人性价值远超过宗教价值。”

“可是，这样一来，你们在知识上就落后了。”

“没错，我们在知识上的确落后了。我应该进一步说明——在追求物质跟俗世的教育上，我们确实是落后了。可是，在作为比较具有人性、比较负责的个人方面，在待人接物上比较有理性的方面，我想，我们就比他们要好得太多了。道德上，我们可比他们优秀多了。”

“可是，你们不具备任何科技上的智能啊。”

“没错，我们确实缺乏科技方面的能力。我们村子里有个毛拉，过去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他开了一家炼制椰子油的工厂，顺便生产肥皂。结果不是很成功，为什么呢？我认为这是因为他没有掌握技术上的要领，又缺乏管理上的能力。不过，那时候，他不准我进他的工厂，所以，我也不多废话什么。

“可是，我们从来不曾思考过这个问题，学习科技专长的问题。我记得一个例子。当初，我们打算在哥打巴鲁建造一座跨河桥梁的时候，好几个毛拉和哈吉（曾经前往麦加朝圣过的穆斯林）都大吃一惊，他们觉得不可思议。他们说，‘他们究竟该如何建造这么大一座跨河桥梁？’工人开始架桥的时候——这个场景真的把他们吓坏了。

“基本上，我们都是好人，只是对科技连一知半解都说不上，基于某些理由，我们可以自给自足。我们不需要摩天大楼，不需要大型电梯，也用不上高速公路。我们不必学习什么科技。”

我说：“你真的这么确定吗？”

“我不这么认为。我们还住在乡下的时候，曾经看过一份月历上面印了一幅新加坡一栋二十五层大楼的照片，那幅照片让我们很吃惊。那是一九五七年的往事。我们住在村子里，觉得自己不需要那样子的开发。一直到我们离开哥打巴鲁，到吉隆坡跟其他地方走上一回，增加一些见闻跟经历以后，我们才了解到那些开发的必要性。”

“你那本月历又是哪里来的呢？”

“我们家有几个亲戚去朝觐的时候，经过新加坡，那本月历就是他们带回来的。新加坡可真忙啊——他们就是这么表示的：他们睡在旅馆里的时候，车子好像就在床头跑来跑去的，搅得他们辗转难眠。我还记得，我们村子里只有两三辆车而已。那个这样子描述新加坡的人，现在也这么描述我们的村子，说村子里越来越像新加坡了——汽车往来的声音就在他床铺后面，吵个不停。”

“难道你不觉得，过去村子里的生活方式已经过去了吗？”

“不，这种生活方式还是应该要保留下来。我们还是需要良好的基本设施。我们需要优良的公交车服务，上轨道的学校教育。”

他怎么会有这样单纯的愿景呢！可是，愿景里还要有公共汽车——公交车需要道路，开路需要机械。

我说：“你的学校生活又如何呢？”

“我们村子里有一片泥土空地，一下雨就被水淹过去。而我们村子里也没有电力设备。”

可是，即使在这样因陋就简的学校里，新世界还是无声无息地侵入，在不知不觉间，将沙菲提升到超越纯粹乡村生活的境界。学校设立了童子军团，那可是英国系统的一部分，可是在沙菲眼中，那只是他的乡村学校生活一端而已。一九六三年，马来西亚举办了一场全国性的童子军露营技能竞赛。就在沙菲十五岁之时，身为学校童子军团的一员，代表学校参加这项竞赛，他首度离开哥打巴鲁，来到英属─华人的都市——吉隆坡。事隔十六年，首度踏出村庄的旅程路上的紧张与慌乱还是不曾远离沙菲，流露在他的措辞遣字当中。

“我们搭火车南下进城，火车走了一天一夜。我们已经预料到这一点，而且还很期待。我们每个人都不怕冒险。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在旅途上，不断寻找相似的事物。举例来说吧，好吃的马来西亚餐馆——我们在哥打巴鲁有，可是，在那里却找不到任何跟家乡里相似的餐馆。餐厅里的东西都很难吃，对我们来说，我们只吃穆斯林餐厅。

“我们刚搭上火车离家时，还可以看见村庄的景致。天就要黑了的时候，火车窗外都是橡胶种植园跟丛林，到了晚上，外面只看得见无边无际的杂木丛林。可是早上火车就要到达吉隆坡之前，我们才了解，我们正经过一处华人社区，华人群居的地方，他们也很熟悉那样的地方，同时我们更加悲观地确定，要想遇到好吃的穆斯林餐厅，以及见到更多马来人，希望都很渺茫了。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华人跟印度人，要跟他们沟通实在挺困难的。因为，我们不了解他们。要是我们碰上了解我们的马来人，那就容易得多了。那段火车之旅是个震撼，不过还说不上是困扰。因为，我们已经先做好心理准备了。可是，那还不是最震撼我们的部分呢。

“之前，我们就对吉隆坡的一些地标建筑有些了解了，所以，我们一群人在吉隆坡闲逛也不成问题。可是，我们有种感觉，不知道自己究竟身在何处。我们迷失在广大的人群当中。每次我们出门走走，街上十个人当中，几乎找不到一个马来人。对于这一点，我们也有心理准备。我们就像是处在一个团体里面，却跟这个团体搭不上什么关系。我们就这样走进一个非穆斯林、非马来人的社群里，而那就是我们的困难所在。我们也知道市镇周遭，散布着几个马来人的乡村社区。可是，为了参加比赛，我们只能将就在主办单位安排的地方。”

沙菲累了。搅动回忆令他疲倦不已。同时，他的价值观中无法连贯一致之处，也令他苦恼——充分流露在他的话语当中。一方面，他缅怀着乡村生活的纯净，另一方面，他也认识到马来人的缺陷。然而在内心深处，他还是感觉——他知道——两者之间并无抵触，毫无疏漏，可是，他苦于缺乏适当言词加以说明。

现在是下午一点钟。时间太晚，沙菲来不及带我到他兄弟家里做客，这是他原本安排带我过节的计划中的一部分。也因为今天的特殊节庆，规模不小的假日酒店一反常态，将星期五的自助午餐从较高楼层中有镜面墙壁的封闭餐室，移到楼下的咖啡厅来摆设，在一般的星期五（对于非穆斯林与不遵行星期五主麻日教规的穆斯林等），酒店会在楼上自助餐室播放音乐，举办时装秀。假日酒店让沙菲沮丧不安，这个地方如此殊异，铺张浪费，满是陌生人，没有信仰，漠然无视于教义规范：我可以从他的眼神中看出来。我们散步经过旁边的酒吧，即使在大白天，酒吧里还是黑压压的一片。走廊的另一边上，正是“雪兰莪州白蜡”的商品橱窗——这段时间，每家酒店，每家精品店都在展出这种当地生产的室内装饰品，此外，所有当地的观光手册与杂志，也都刊登了这家公司的广告。

一想到沙菲村子里撰写、发行的那些书籍，我就感到离奇而难以置信，这些有关教规的书像是出自伊朗的阿亚图拉之手，比如霍梅尼和沙里亚特马达里。他们的著作收藏在追随者的家中，追随者会毫不羞赧地跟他们咨询个人最隐秘的私事，翻阅书籍，查询什么是《古兰经》与伊斯兰传统所允许的，什么又是触犯禁忌的。简单的生活同时也是禁锢严格的生活。简单的生活有各种约束，而每个人都要记住这些规定。

巴基斯坦的激进派认为，只要遵循这些规则，就可以重现早期伊斯兰生活的纯净境界：只要世人重新认识到正信之可贵，自然而然就能重整全球秩序。然而，沙菲的不满与热情，在由如此多种族组成的马来西亚，就更为急切了。我感到，对他而言，重新奠定秩序的渴望，也是重建他童年时期的安全感的愿望，找回他失落的马来乡村生活的渴望。

诸如此类的缺憾，可以触动大部分人的心弦。这也是，身为独立的个体，对我们自己负责，我们经常必须时时迁就的缺憾。可是，在沙菲眼中，好像他是古往今来，第一个被驱离乐园的伤心人。他归咎于整个世界，他将自己必须迁就的包袱，全都放在伊斯兰教上。

后来我才有了这些领悟。那天下午，沙菲告辞离去之后，我深受他的情绪影响。直到晚上，我才到酒吧里享受酒店附赠的饮料——“热带氛围”。“往日情怀”已远，“热带氛围”喝来有股罐装菠萝汁的腥味。稍晚，我在咖啡厅里——又来了——点了一个蛋饼，味道平平。可是，年轻的马来侍者却服务周到，无微不至。我看着他仔细地铺整着邻桌的桌面，要把事情做得尽善完美，我心想：“他就像沙菲一样，我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1]仙，马来西亚货币单位，100仙为1马来西亚元。

二　勇敢的女孩儿

我在两点半的时候醒来，无法重新入睡。前晚，同样辗转难眠的夜里，我曾经下楼到咖啡厅坐坐，却发现咖啡厅里空荡无人，还飘散着一股化学清洁药品的刺鼻气味。于是，这次我就待在自己房间里面。五点钟一过，我就叫人送咖啡进来给我。我打了两次电话才奏效。侍应生送咖啡进来时，蓬头垢面的，态度还极不友善。奶精馊了，倒尽了我的胃口，却不曾稍释我的饥渴。

我拉开窗帘的时候，天已经亮了，对面路上的赛马场里，三两马匹已经开始训练。当初我选择住假日酒店，就为了赛马场以及饭店一旁吉隆坡丘峦的美景。每逢周六周日的午后，群众聚集在马场正面的大看台上，每隔半小时就高声叫嚷一回，呼声压过扩音器播放的场边评论。可是，酒店旁的赛马场上空空如也，不见马匹，没有赛事。跑马比赛在其他地方举行，此地观众面对的是电视转播，他们齐聚一堂，只为了方便赌钱，因为依据马来西亚的伊斯兰法律规定，吉隆坡地区只准在赛马场进行赌博。现在，赛马踏步在这有名无实的赛马场上：一开始，我只看到两匹马，接着六匹，然后又陆陆续续地增加了更多。我端详着骑手伏在赛马颈背上的姿态、锯短的马镫，以及平摆的缰绳。

天空阴霾多云，山丘上烟雾腾腾。山谷之间浮升起皎洁的白云，山脉之上，一整排一望无际的灰白色的厚重雨云，冉冉上升，慢慢地变成毛絮状。赛马场周围栽种着我打小就十分熟稔的行道树：香蕉树、鸡蛋花，还有一种开着黄花的树，那是中美洲的伊蓓树，或称为雨树，它们种在林场四周，作为小苗的庇荫。

真希望我能够更清醒，更毫无牵挂地欣赏眼前的美景。失眠的疲惫转为焦虑、急躁：酸掉了的奶精让我喝不成咖啡，房间电话又打不通。当我下楼到酒店大厅时，我见柜台上有个女孩儿在值班。我对她说房间电话不通。她跟我指了个方向，要我去向电话总机人员申诉。总机办公室门上嵌着几个大字：“机房重地，非请勿入”。总机小姐是个马来女孩儿，英语并不灵光，面容平凡，戴着一副圆眼镜。

她忙着搜寻档案之时，我就在一旁阅读员工通知，通知是以马来文和英文对照写成的。其中有一页通知，看了让我暗自懊悔，真希望自己从未翻到这一页。“不负责任的员工”曾于更衣室地板上“便溺与呕吐”，零售店里的盘子与玻璃杯也无一幸免。宗教仪式上讲求的清洁，与为达成清洁目的的清洁毫不相关，有人丝毫不在意其他人的观瞻感受。村庄里自有一套规矩，城镇中却无法无天。饭店也有一套规矩，员工应当切实遵守，因为那是饭店经营的规则——饭店维系着一套高标准。可是，楼面之下，还是有那么一两个马来人，硬是觉得自己可以逾越规矩，典章制度都可以忽略无视。

恶心欲呕的感觉还是挥之不去。当我推门走出总机机房时，我还暗自幻想着。饭店中浮动着恶臭，这股臭气还如影随形地跟着我，甚至一路跟到赤道饭店，我就在那里的自助餐厅解决午餐。我在赤道饭店碰到一位旧识。他跟我说，吉隆坡这个城市可不是为了穆斯林建设的。穆斯林每天礼拜之前，都得盥洗净身，所以说真正的穆斯林一天至少要盥洗五次。他们会尽量迁就利用现成的器皿，他们会利用水槽和水桶，洗脚与清洁下体。就这样，前一天，所有因为沙菲讲的故事而引发的悸动——今天早晨，也是这份悸动，将我从睡梦中一脚踹醒——现在，整个变了调。

可是，当天下午，我再次见到沙菲的时候，感觉又没什么大碍了，沙菲穿着他日常的办公服装，带了一位朋友来看我。眼前这个人，如此坦诚，如此迷人，我心中的不安困扰也随风远扬。与沙菲同行的朋友，个头矮小，身材瘦削，今年三十四岁。那位朋友的父亲曾经在村庄里担任毛拉。这位朋友本人则专攻伊斯兰研究，而且奇怪的是，他的博士学位竟然还是在英国伯明翰拿到的。现在，他同样也在ABIM高层任职。他曾在一场意外中摔掉几颗门牙，还瘸了一条腿。而今，只要他一开口说话，由于缺牙的缘故，看起来就好像无时不带着笑容。

我说：“你们参加这个运动的人，怎么都这么年轻呢？”

那个朋友回答道，带着微笑，说：“我们的父母亲都是些很单纯的人。他们之中，百分之九十五没上过大学。我们上一辈上过大学的人，不过是在大学里学个一技之长，伺候他们的殖民地主子。”

他就跟沙菲一样毫无隐藏。前一天我对沙菲的同情又全数回流了。

我说：“你就跟沙菲一样，一点都不打算隐瞒任何事情。”

沙菲说：“我们有什么值得隐瞒的？我们根本就一无所有。”

我说：“沙菲，昨天早上，当我问你说，你对游泳池畔的那些白种人作何是想时，那是你第一次想到诸如此类的事情吗？”

“那确实是我第一次想到这些事情。”

“可是，怎么会这样子呢？这些人一直在你的周围。现在在这间咖啡厅里，他们就在我们的左右。”

沙菲说：“我从来都不会去看那些人。”

他的话中有两层意义：一则是说，他一直没有机会与白种人晤谈；二则是每当他看到白种人的时候，他对他们总是视若无睹。

他们两人落座至此，都不曾动用我替他们点的鸡蛋三明治。他们要等我先开动。我开始吃饭，可是即便如此，即便沙菲的朋友还没吃午餐，他们还只是在嘴里细细啮咬。原来，他们让我帮他们点三明治，只是出于客套。在一个假日酒店这类场所，他们总是如履薄冰般地，生怕吃到不合伊斯兰教教义的食物。

他们离去之时，为了避开酒店大门的阶梯，沙菲扶着他的朋友改走另外一边运送行李的地毯斜坡道。他站在那个瘸了左腿的矮小男人身旁，看起来高大伟岸，显得极具保护力。我联想到贝赫扎德跟他跛足的女朋友在德黑兰车站月台上的情景：革命同志，眼前虽不引人注意，却意识到自己肩负的真理以及潜在的危险。

沙菲答应要带我前往ABIM一访，同时找几位“勇敢的女孩儿”，她们应该会愿意跟我对谈的。前天，他就是带着他的朋友过来预先审查我的。显然，审查通过，他的朋友也不表异议。第二天清早，沙菲就开着他的车过来接我了。

我们驱车走在这样一座川流不息、斑驳陆离的现代城市中，商店招牌上书写着中文、英文与马来文。想到困坐在车阵中，汽车废气与路面热气共舞，想到沙菲坐在他的车里，跟马路上其他的司机一同进退不得（这个男人村子里的学校，远在遥远的东北区域，教室是泥土地面，一下雨就泛滥成灾），我问他，吉隆坡这个城市还是令他咋舌，感觉还是像个异乡国度吗？

他说，吉隆坡不再如过去那般令他震撼了。可是，每当他回到村子探亲，他反而变成陌生人了。他的意思是名副其实的陌生人。村子的房屋都翻新改建了，以前的乡亲都搬家了，他不再认识村子里的人。村子不再是属于他的村子，不再像过去那样。

学校位于一栋ABIM远离市中心的三层楼建筑之中，我在校舍里遇到一个中年澳大利亚人，身材高大，戴着眼镜与一顶无檐便帽，独自坐在一旁，显然无所事事。沙菲说，那人一心想研习伊斯兰教。我在学校里遇见一群年轻而忙碌的马来男人，我开始确认这些人的类型：这是些出身田野的青年，他们的面孔一开始毫无表情，甚至还带着一丝怀疑，经过沙菲介绍我们此行来访目的之后，才粲然开朗，满脸堆笑。掩埋在阴沉冷峻的外表下的，是旧式的礼仪，老套的乡村礼数。

秘书长就没这么容易亲近了。沙菲一介绍过我，他马上就开口说，近两三百年以来，随着全球工业化的进展，世人道德直线衰败。他谈吐之间，就像个即将出手改变世界的圣人。他带着领袖人物的神情，手上握着几份卷宗。

沙菲另有公务。他将我交由纳萨先生照顾。就跟许多其他人一样——纳萨也是个小个子，令人无法不注意到的，是他虚弱的身子骨。大约一百年前——欧洲人驾着巡岸汽船，一个登陆点接着一个登陆点地移动，接着英国人登岸殖民，华人也过来闯荡，沿着丛林边缘，建立起粗犷的屯垦村落，作为行政市镇。纳萨的先辈是一位族长，这位马来人一度长住阿拉伯半岛，还带领许多马来人前往麦加朝圣。

这位族长回到马来西亚与他的村庄——村庄不过离现在的吉隆坡市区六英里之远——后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也就是纳萨的曾祖父，他十二岁那年就定亲了。一九三四年，这位曾祖父创办了第一份马来语的报纸。他想振兴整个马来西亚，他警告他的同胞，一定要为自己的生存奋斗。可是，谁都把他的话当耳边风，甚至连他的儿子也不例外。纳萨的祖父，原本是个宗教教师，后来他嫌教书收入过于微薄，便改行务农，经营七英亩的稻田。种稻农夫的儿子，日后在政府机关任职，成为林业署的一名官员。他就是纳萨的父亲。这个家族就是这样，一度在阿拉伯受教育，也曾经居于同族中的领导地位，可是，在现代化了的马来西亚，不知怎的就沦落为“中等偏下家庭”。

纳萨自己，在本地接受过基础教育之后，也去了英国留学，他在布拉德福德，修了个研究国际关系的学位。他认识到全球各大强权无意于追求和平，他们只在乎各自划分的势力范围，兜售武器。英国人在布拉德福德的生活方式，也让他看不顺眼。

“他们太过分强调个人主义了。我住在布拉德福德的时候，英国人总是问我‘你怎么不去酒馆或是迪斯科舞厅晃晃呢？’他们想跟外面的人聚在一起，疏远自己的家人。他们完全是自己的科技的产物。马来西亚的现代化，要是不赶快打住的话，就会重蹈覆辙，掉进西方人的老路子。我们可以接受科技，可是，不能影响到社会结构的基础。男女随便交往、喝酒，都潜伏着极大的危险。尤其是男女随便交往。家庭幸福的基础就在相互信任之上。安拉创造男人和女人，就为了男女依照妥当的步骤成家，生育教养子女。我们必须极力避免男女自由交往。最后，我们在这里建校的宗旨之一，就是为男孩儿与女孩儿分别设置男校与女校。我们相信，当今社会失业率这么高，妇女解放运动就是罪魁祸首。”

女人，家庭：她们撩动这些纤瘦男人心底的无限焦虑，这些男人刚刚崛起，或许除了他们肢体的衰弱之外，还有另外一层忧心吧。我跟沙菲首次对话即将结束之时，他曾经说：“女孩子从乡下来到吉隆坡的时候，她们并不受到法律的保护。”

男人要在中午十二点三十分到清真寺进行星期五的礼拜。就在办公人员全都离开即将关灯锁门之前，沙菲帮我介绍了几个他先前承诺的勇敢的女孩儿。

我们一同坐在远眺高速公路的前厅里。前厅其实是一个仓库，毫无秩序，桌上堆着盛满牛奶咖啡的塑料杯，还有许多卷宗与出版物。桌旁一把办公椅缺了个脚轮，歪在一边。两台空调运转的声音模糊了屋外车流的噪音。

女孩儿们来自不同的种族。一位身材纤瘦，皮肤棕黑；另外一位则白皙丰腴，脸蛋圆圆。棕肤女孩儿裹着一条薄薄的黑色棉布头巾，头巾皱巴巴的，松垮垮的。她散发出一股青少年特有的邋遢气质，委实迷人可爱。她们两人都围着头巾，穿着长衫。圆脸女孩儿穿着比较整齐。她头上紧紧绑了条白色的帕子，白色帕子之上，她又围上一条粉红色的头巾，再用别针别在她的下巴下面。

她们都有些紧张。两人已经在ABIM学校里入学两年了，而选择这所学校，也是因为她们课业成绩不够好，进不了政府开设的学校。现在，她们都已经念到学校的最高年级。

我问起她们头上的装饰，这种装扮令我联想起德黑兰的妇女。她们教我“头巾”用马来语该怎么讲：tudong。

戴着黑色tudong的女孩儿说：“我们一定要扎头巾的。”

头上白色和粉红色tudong的女孩儿说：“一根头发都不可露出来。”

我对着裹着黑色头巾的女孩儿说：“可是，你有些头发就露了出来。”其实，她有大把头发露在头巾之外。

她咯咯傻笑，孩子气十足。

我说：“为什么头发一定要通通遮起来呢？”

戴着黑色头巾的女孩儿说：“头发，你也知道……”她又咯咯笑了起来，好不容易，她压住自己的笑意，镇定说道：“有些女孩子的头发很漂亮，头发有的时候会让男人对她们色眯眯的。”

她用马来语跟戴着粉红头巾的女孩儿咬了咬耳朵，粉红头巾女孩儿转身离开房间。

我说：“那样不好吗，是对女孩子不好？还是对男人不好？”

“对男孩子跟女孩子都不好。对女孩子不好，是因为故意吸引男人是一种罪过。”

戴着粉红头巾的女孩回来了。她说：“头发就是aurat。”

“aurat？”

“就是不能露在外面的东西。”

接着，她们就像是二重唱一样地说着，摆着端正的姿态。戴着粉红头巾的女孩说：“女孩子只能露出脸来。”戴着黑色头巾的女孩说：“还有手腕以下的手掌。”

“那么脚呢？”

“脚？”戴着黑色头巾的女孩儿说，“脚应该没问题吧。我想脚不是aurat。”她一双脚丫在她的棉布长衫下清楚可见，长衫就跟她的头巾一样皱缩。她脚上穿着一双相当纤巧漂亮的高跟鞋，系着鞋带，还钉着扣子。

戴着粉红头巾的女孩儿说：“脚也是aurat。”

两个女孩儿再用马来语彼此交谈一阵子，粉红头巾女孩儿又跑了出去。

戴着黑色头巾的女孩儿说：“进这个学校两年，其实只是一段很短的时间。因为我们要学的东西还多着呢。”然后，好像为了弥补先前她因为无法确定女人脚的属性损失的权威，她就用手指指着自己，向下比一比说：“男人从腰以下到膝盖都是aurat。”

粉红头巾女孩儿回来了，嘴里嚷着：“脚也是aurat。”

（外面究竟坐着什么人？谁能够给女孩儿提供这一切的答案？难道是那个澳大利亚人吗？）

黑色头巾女孩儿说：“有些女孩儿连她们的脸都会遮起来。我们学校里就有很多人将脸蒙起来。虽然，那也不是绝对必要的。”

“她们为什么要蒙脸呢？”

粉红头巾女孩儿说：“或许是她们知道得比较多吧。”

黑色头巾女孩儿微微笑着，她现在比我们刚开始谈话时要轻松多了，仿佛对自己所知甚少，感到挺有趣的。

她的朋友，身材丰腴，衣装整洁，整体观之就稳重多了。她说：“这些哲学的主要目标，就是要保存女性的美丽与温柔。我们可以保守住我们的美。这种美不应该拿出来炫耀，那是很不好的。”

“那样有什么不好吗？”

黑色头巾女孩儿，现在给我的感觉，是比较轻浮的一位，开口说道：“我只知道，那样很不好。”她开怀笑着，“我知道，可是，我说不上为什么。”

“你会想把脸也蒙起来吗？”

“或许有一天吧，等我们知道得更多一些。”

“而且，等我们也觉得有必要的时候。”粉红头巾女孩儿一旁补充说道。

“你们还要再多学习些什么吗？毕竟，你们在这里都已经待上两年了。”

黑色头巾女孩儿说：“要学的东西还多着呢。”

粉红头巾女孩儿说：“我们还不会阿拉伯语。”

“所以说，你们也不了解自己在念些什么祈祷文吗？”

“我们懂得祈祷文。可是，《古兰经》是用阿拉伯语写成的，我们想用阿拉伯语来读《古兰经》。”

“假如你们考得进政府办的学校的话，你们会不会想待在政府的学校里呢？”

裹着黑色头巾的女孩儿点了点头。

戴着粉红头巾的女孩儿，以她一贯沉稳、矜持的方式说：“现在，政府办的学校里的教育系统比较倾向学术研究。”

“科学。”黑色头巾的女孩儿补充道，这时候，她显然就对公立学校不以为然，“科学，科技。要想找一份好的工作，或是过高水平的生活，你一定得通过各种考试，才进得了大学。他们在学校里其实不太教这种宗教知识。女孩子都不礼拜，她们都忘了该怎么礼拜了。可是，你一定要礼拜的。”

“你会跟那些女孩儿说，她们将来会下地狱吗？”

“绝对不会，”戴着粉红头巾的女孩儿说，“我们绝对不会这么讲的。我们一定要温柔地对待她们。我们跟她们讲话也要轻声细语的。”

“你会为她们觉得很遗憾吗？”

“嗯，会。”黑色头巾女孩儿说道。

“想找份好的工作，这样不好吗？”

“那样不是不好，”粉红头巾女孩儿说，“可是，我们在生活中不能永远追求物质的东西。因为在我们死后，还有后世。所以，我们在生活中，一定要在俗世的生命与死后的生命之间，取得平衡。”

我对着黑色头巾女孩儿——她脚上蹬了一双高跟鞋——说：“你们现在还这么年轻，就想到死亡，不嫌早了点儿吗？”

粉红头巾女孩儿代替她回答。她严肃郑重地说道：“生死不过就在刹那之间，我们随时都会死的。”

“死了以后，你想上天堂吗？”

“当然。我们在天堂里都是跟好人在一起。不只是跟好人在一起，我们还会跟我们的先知在一起。你听说过我们的先知吗？天堂里只有真善美。我没办法告诉你，天堂究竟有多好。我们的真主向我们保证过：人世间的东西跟天堂都是没得比的。”

“你找得出时间读书吗？”

粉红头巾女孩儿说：“当然，我们都要读书的。”

黑色头巾女孩儿插嘴说：“我们要读的东西可多了。”语气中略显抱怨。

“你最近读的是什么书呢？”

扎着粉红头巾的女孩儿回答：“《远离尘嚣》。”

“这是学校的教科书，我不是问学校的书。我的意思是，你们会不会读一些自己想看的书，因为有兴趣才看的书。”

黑色头巾女孩儿说：“现在课业这么重，最近都没读什么课外书了。我想不出来。”

粉红头巾女孩儿则说：“我们也读过芭芭拉·卡德兰、《梅森探案集》。”

黑色头巾女孩儿凑上一句说：“詹姆斯·哈德利·蔡斯。”仿佛她突然想起来了。

粉红头巾女孩儿又补充了一位作家：“丹尼丝·罗宾斯。”她圆圆的脸蛋逐渐容光焕发，就像她在形容天堂何等美好之时一样。

“那么哈罗德·罗宾斯呢？”

黑色头巾女孩儿说：“我不喜欢哈罗德·罗宾斯。所以，就没有继续看下去。”

她咯咯傻笑。粉红头巾女孩儿脸上浮出微笑。

“为什么你没继续看下去呢？”

黑色头巾女孩儿说：“我没法跟你说，我只能跟你翻译我们马来语说的方式。我们说‘那种书很脏’。”

“芭芭拉·卡德兰跟丹尼丝·罗宾斯又怎么样呢？她们的书也脏吗？”

“才不呢！”粉红头巾女孩儿说道，语气柔和了不少，“她们的书不脏。”接着她又带着点奇妙的拘谨说：“她们的书是写给年轻姑娘看的。”

“可是，难道她们书里的人物跟你们不是天差地别的吗？她们都是些英国人、欧洲人、白种人，多半都是基督教徒。”

粉红头巾女孩儿说道——我开始探测到隐藏在她严肃坚定的表面下，少女性格的另一面了——她说：“我看这些书也只为了打发时间而已。”

黑色头巾女孩儿说：“我们的老师规定我们要看的。”

“帮助我们英文进步。”粉红头巾女孩儿说。

我说：“米尔思·布恩出版社的书，你们在这里也买得到吗？”

这些小本平装的轻松罗曼史小说，不管作者是谁，外界一贯以其英国出版公司的名称称之，在英联邦各地都大量销售。这些小说满足了初来乍到、刚刚接触到教育体系与城市生活的学生与民众的精神需要，这些书以现代的方式，指导人们如何处理情感问题，读者群甚至广罗大学学生，连男人也可以开卷有益。

“米尔思·布恩！”粉红头巾女孩儿柔柔地轻呼一声，语气再度软化，有如回忆起特别甜美的珍馐。

“那些书为什么就那么好看呢？”

粉红头巾女孩儿再度恢复严肃认真的神情，她说：“在我们读这些书的时候，书中的爱情非常美好，因为那都是假的。”

“你的意思说，你不会指望诸如此类的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

“不。”

“可是，这样子的话，还有什么趣味呢？”

“我们只是一边读，一边想象他们的生活有多惬意。”

“惬意？”

“他们都很有钱，”粉红头巾女孩儿说道，“他们都住在大房子里边，开着大汽车。”接着，她的声音转得柔柔润润地说：“而且，他们还彼此相爱。”

“相爱？你们结婚不是由父母安排的吗？”

“噢，不！我们才不来那一套呢。”

大房子、大汽车：难道这些伊斯兰小鸭——虽说白天学习规矩，缅想着天堂——已经偷偷地蜕变为都市里的天鹅了吗？

我说：“你会想回到乡下生活吗？我跟几个人聊过，他们都说，乡村生活是最棒的生活方式。”

“不，”黑色头巾女孩儿说，“我想留在这里生活。”

粉红头巾女孩儿——再度坚毅内敛起来，实在是训练有素——说道：“乡村生活比较平静，我会回到乡下定居的。”

黑色头巾女孩儿似乎临时改变主意，她说：“没错，乡村生活是比较幽静。”接着，她的心绪好像又拐了一个弯，“可是我还是想留在大城市里，因为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城市里。”

粉红头巾女孩儿充满情感地说：“乡村里要平静得多。”

黑色头巾女孩儿，现在像是突然认知到自己内心的意愿，也找到如何宣泄出口的方式一样，侃侃说道：“我会想待在都市里，因为，所有的宗教活动都集中在都市里。”

我为了进一步激发她们对话，就说道：“可是，都市里有那么多外来人士。”

“没错，”黑色头巾女孩儿应道，她的反应又快又坚定，“我们有太多移民了。”马来人用“移民”一词，泛指所有非马来裔的马来西亚国民——其中又以华人为大宗。非马来裔的国民严词拒斥这个标签，宣称他们也在马来西亚落地生根超过一个世纪了。“移民给我们带来太多麻烦了。他们都是英国人带进来的，英国人还引进英国的制度跟体系。在英国人进来以前，马来西亚都是伊斯兰的系统。”

原先，我还以为黑色头巾女孩儿——她邋遢的tudong，她的高跟鞋与她对清规戒律的生疏——要比粉红头巾女孩儿轻浮肤浅。现在，我看了出来，在政治与种族议题方面，她可比粉红头巾女孩儿要激进多了。接着，她一人侃侃而谈，粉红头巾女孩儿有耳无嘴，静静听着，脸上挂着不退的微笑。

黑色头巾女孩儿说道：“华人只想占领我们的经济。他们很会做生意，我们落在他们后面。他们会说那是因为马来人懒惰，那是假话。我们都知道那是假话，可是，听在耳朵里，还是挺伤人的。假如没有这些华人，我们一样也可以把生意做得很好。只要你翻开历史，在马六甲苏丹王朝，大家都知道我们马来人也是世界顶尖的生意人。”

“为什么你对华人这么忌惮呢？”

“华人还可以回到中国去，印度人可以回到印度。我们只有马来西亚。”

“难道你们不能迁居到印度尼西亚，或是其他岛屿吗？”

她扮了个鬼脸，年轻丰润的额头上挤出几条皱纹。“印度尼西亚到处都是基督徒，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我问那个黑色头巾女孩儿说：“难道你不是在吉隆坡出生的吗？”

没错，她确实出生在吉隆坡，可是，她的家人是从印度尼西亚爪哇迁居到马来西亚的。她说：“好久好久以前。”

粉红头巾女孩儿补充道：“大战之前就搬来了。”

所以说，这个黑色头巾女孩儿，或者说她的家族，是在英国殖民统治期间来到马来西亚的。她是印度尼西亚人，也就是说，她在种族上与马来人十分接近，而她又是个穆斯林。四十年过后，她可以将自己认定为马来西亚人。可是经过一百多年，华人——建立起她的国家的人——却还是外国移民。

前厅后面的办公室漆黑一片。教职人员都还在清真寺礼拜。两个女孩儿陪着我，送我出校，走到马路上。粉红头巾女孩儿跟我走过车流无间的马路，一直等到我招了辆出租车。黑色头巾女孩儿留在马路的另一边上，倚着校门站着，现在，女性的魅力又萦绕在她的周遭，她面带微笑，偶尔含蓄地挥挥手，对我颇为友善。我不过也只是个外来人士，她却洋溢着错综复杂的热情。她头上松松垮垮、系得不熟练的tudong，并未完全遮掩住她的头发；而就在她面粉袋一般的茶褐色长衫下——表现伊斯兰教的素朴俭约，也象征着她的侵略性——她脚上蹬着精巧漂亮的高跟鞋，系着鞋带，钉着扣子。

成为马来人，即须皈依伊斯兰教，新国家的法规上如此明文要求。可是，成为马来人，不也意味着否定如此宏大富庶的英国─华人都市，否定这万物汇集的都市吗？金钱流向热带土地上的森林、河川与村庄。金钱同时也制造了新型的狂热与挫折。

三　马六甲与云顶高原之间

这片土地何其富饶：大雨、高温与河川，沃土阡野，生机勃勃，香蕉、水稻、椰树、橡胶，莫不欣欣向荣。橡胶树下，杂草丛生。在高温下煎熬的牛群，跑到草原上觅得清凉庇荫。城镇中的暑热令人难耐，置身乡间就宜人多了。丰沛水气与炽热阳光激发植物生长，绿树遮阴，调节热气。不论是因为开路还是新辟建地而挖掘曝现的红土地面，绿色植被总能迅速恢复覆盖。马来村庄总在不远之处，小小的花园中有屋脊高耸的房屋，原木扎排的矮墙。和往常一样，还有兴建于殖民时期的小镇，华人的村落：混凝土与铸铁建构的两层楼店铺住宅，楼下店面退到走廊之内，走廊上则顶着楼上住家。建筑年代——不是漆在店铺住宅上，就是用混凝土铸成数字凸嵌在门楣上——的日期都相当晚近，许多都是三十年代迁入的，这片殖民地开发颇晚。

一个星期六，我从吉隆坡南下马六甲的车程中，沿途饱览如此景致。我到马六甲主要是受到“马六甲”这个历史名词的驱策：马六甲海峡、马六甲甘蔗、马六甲胡椒等等。

市镇中心有一座漆成红色的教堂，兴建于一七五三年。一处颓圮的古旧欧洲城堡门径旁边，盖了一座博物馆。可是除此之外，历史似乎已经蒸发在炎夏热气之中。退潮的时候，海岸平坦宽阔，绵软的黑泥一望无际。城镇下水道里的废水排流至此。黑泥上点点密布着小螃蟹的洞穴、两栖动物爬行的足迹、屈身跳跃的小鲦鱼，以及某种黑色的有鳍小动物扭动身子前行的痕迹。

船只在远处下锚。一列排着队的平底驳船，每艘船边都站着个打着赤膊、腰身围着纱笼的马来人，此人掌着直舵柄。驳船正拖曳进入通往市镇的运河。运河其实是条不加盖的大阴沟，河水不棕不黑，泛着灰色的水光，两岸仓库与建于晚近殖民时期的屋舍鳞次栉比。

此地经欧洲人殖民的过往，其实比表相所显示的更加早远。马六甲，戍守着通往东印度地区香料群岛的航道，这个据点一度为兵家必争之地。葡萄牙人于一五一一年征服马六甲（自里斯本启航，经过七个月的航程）。八年之后，地球的另外一端，科尔特斯挥军直入墨西哥。二十二年后，皮萨罗抵达了秘鲁。如今，这些历史遗迹已经难以捕捉了，更难以领会的是，葡萄牙人与西方人是在伊斯兰教入主马来西亚不久后到来的。

西方，历经多次变革，至今历久弥新，不断刺激创新，不断引发骚乱，即使在当下，仍犹如此。伊斯兰教则停留在远古时期，逐渐融合在某种隔阂于世界之外——套句沙菲即将赐教于我的话——“平庸”的马来乡村生活。

沙菲心中切切惦念着有关平庸的话题，他迫切思念的马来乡村生活与他一心亟望的马来人独立自主彼此抵触。他跟我在电话中谈到这一点，他的话语表达了他的忡忡忧心。

而就在星期天上午，当我向他提起在我南下马六甲的旅途中，沿路景致及马来西亚国土之富饶多产，为我今生仅见，他回应道：“随便你撒颗种子在这里，都会长得起来。”说着，他随手做了个挥洒的动作，播种在假日酒店的游泳池里。“就算你只是将空钩丢进河里，都会有鱼上钩。或许，这就是马来人平庸的原因吧。他们就住在河边，这样当然就有了他们吃不完的鱼，肥沃的土壤可以辟作稻田，水上船只通行无阻。华人生于四季分明的国度，跟他们比起来，马来西亚的人日子实在太好过了。”

他出门之前，心中已经事先拟好一些有关乡村生活自给自足的观点，所以，他想先谈谈这个话题。

“我们是个组织严密的群体，所以，我们对于外面的世界所知也非常有限。你曾经问过我，我们为什么没有科技人才，为什么没有专业人士。其实，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专业人才，可以符合我们自己的需要，建筑工匠本身就是建筑师，他们可以依照客户的要求，在心中画出设计图来，再依靠他们技能，将图纸转为实物。我们没有医生。可是，我们有进行传统医疗的大夫。就我记忆所及，我们村子里，还从来没发生过需要紧急动手术的病例。”

他说完这段话，我们又回头谈起他的生活与事业。他在一九六三年，随同学校里的童子军首度远赴吉隆坡，其震撼效应至今不减。可是，两年之后，当他再度前往吉隆坡之时，心里就自在多了。

“我变得比较习惯都市了，胆子也大多了。我跟着一位老先生一块儿来的，他是我们家的远亲，我们在吉隆坡待了十天，轮流住在各个亲戚家里。我们待在市郊的马来乡村，也跟屋舍比较现代化的亲戚同住。怎么说我胆子也大了起来呢？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我搭了一辆出租车上博物馆去。回家的时候，走了好一段路之后，我突然怎么也搞不清楚方向。于是，我又招了一辆出租车，载我回家。”

“那怎么能说你胆子大了起来呢？毕竟，当时你都十七岁了。”

“当时，要不是有个家里认识的亲人领着，我父母还不准我来吉隆坡呢。而且，像我这样，以这种方式离开乡村来到吉隆坡的人并不多。他们也不是担惊受怕。吉隆坡或许吓着了他们，或许没有。总之，他们到了吉隆坡就无所事事了。”

“所以说，一九六六年，我到吉隆坡的学校念书，接受大学预科教育时，都市就吓不着我了。我那个时候十九岁。我学校里所有的高年级学生都来吉隆坡念书。我住在由学生管理的学生宿舍里。一九六八年，我进了技术学院。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对学生政治逐渐感兴趣。也就在那个时候，我才接触到安瓦尔·易卜拉欣。当时，我二十一岁，他也二十一岁。”

“那个时候，你跟女孩子交往吗？”

“你所谓的‘交往’，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也会喜欢上某个女生，偏偏我中意的女孩儿跟她家人同住，要约她出来简直难如登天。所以说，要是我约别的女生出来，就是对她不忠诚。她是我们的远亲。我们从小就关系很好，我们还住在村子里的时候，家人聚会的时候就认识了。

“一九六九年，吉隆坡发生政治骚乱，马来人跟华人之间的民族骚乱。当时，我已经成为学生运动的领袖。有几个朋友邀我一同前往参加某个群众集会的示威活动，结果我没去。我有种感觉，当天会发生一些政治骚乱。那是一场马来人对抗华人的示威活动。”

“你对华人也怀有强烈的反感吗？”

“没错。我得老实说，我从小就生长在厌恶华人的氛围之中，那是种宗教上的禁忌。可是在吉隆坡，那种厌恶的感觉又不一样了。那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政治倾轧。示威当天傍晚七点，我正在大学宿舍里，听见收音机里宣布，吉隆坡全面戒严宵禁。禁令让我有充分的理由不去参加示威。我的直觉没错。我当下立即安排了安全措施，让学生用餐，维持秩序。宿舍里已经没有其他学生领袖了。于是，我就歪打正着地晋升为领袖。这次暴动过后，我们跟安瓦尔·易卜拉欣，还有其他几个穆斯林学生组织会面。我们开始讨论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我的运动生涯就是那么开始的。”

“你在念书的时候，从来就没对这种信仰产生过怀疑吗？”

“没有。我只对体系跟制度有所怀疑。人为什么一定要结婚？我甚至提议，适婚男女应该进行契约婚姻。契约的意义在于，倘若你想传宗接代，就去找个人签约结婚，双方都同意，孩子出生之时契约就失效。那是我的狂野想法，也是我曾经幻想过的少数几个白日梦。”

“你的契约婚姻也适用在你倾慕的那个女孩儿身上吗？她是怎么回应的？”

“我喜欢的那个女孩儿没有对我回应。我从学校毕业以后，在一个青年组织里工作。四年过后，我就去了美国。”

这倒新鲜了。之前沙菲提及的种种见闻，从来没提起他曾经出国的经历。

“我听说美国和马来西亚之间，有些青年工作者交流的项目，就去找美国大使馆文化处的官员。刚开始，他说，名额已经满了，可是过了一个月后，他又回来找我，提供我前往美国交流的机会。

“美国是个大震撼。虽然我们在行前就先获得一些文献说明，告诉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心理准备。可是，一到纽约的肯尼迪机场，我们受到的第一个震撼却是生理上的不适，时差调适的问题。马来西亚比美国早一天：我们的身心状态还停留在出发当天的时间。我事先就估计肯尼迪机场面积会很大，机械事物率皆新颖神奇。所以，我也不觉得不可思议。我从飞机上鸟瞰邻近海滩地区，美轮美奂的居家住宅，我心想，好美啊。接着，到了旅馆，不出我所料，我跟一个非洲人同屋。”

“那也不出你所料？”

“跟非洲人同屋并没有出乎我意料之外，因为我是交流计划里唯一的马来西亚人。”可是，从沙菲强调他跟非洲人（在他的叙述中，没名没姓）同房的语气当中，我感觉到，经过长途飞行与生理时钟的不适，他的美国经验令他悸动不宁。“我怀疑，安排非洲人跟我住在一起是主办单位故意的，他们想让背景相近、彼此熟稔的人归聚在一起。我料想，这个项目一定有或多或少的种族隔离措施。我也不会因此而不悦。我心想，他们不过就是对我们一概而论，非洲人跟马来西亚人，我们都来自不发达国家——我们的文明程度相当，假如你要这么讲的话。”

“我们吃的东西全是西式的。我身为穆斯林，实在无法开怀享用，因为我总是担心餐点不是以穆斯林的方式烹煮的。我们到美国的第二天晚上，交流项目主任竟然带我去看一场限制级电影。我感觉到，我在美国所要面对的大部分事情，都不属于我的，”他停顿了一会儿，搜索着适当的字眼，“文化范畴之内，这些经验对我都很陌生，不论任何事情，美国人说可以的，在我们马来西亚都是不可以的；而只要是美国人说不可以的，在我们马来西亚都是可以的。科技上的发展，物质发展，都是我预料到的。这些东西，你在任何地方都买得到。”

“任何地方都买得到？”这种看待发达国家的观点，令我好奇不已，好像科技文明是种自然生成的东西，随处都可以落地生根，就跟富于创造力与缺乏创造力、无信仰与虔诚笃信一样，都不过是人类命中注定的区别。

“后来，当我在曼谷、香港、东京路过暂留时，我看这些大都市都差不多——高耸的建筑、穿梭忙碌的人群、现代科技等等。我就是找不到任何一个跟我一样，有着相同宗教背景的人。”

“这一点为什么会让你惊讶呢？你去的是一个陌生国家，一个大国家，一个重要国家。难道，你对这个国家即将展现的一切都丝毫不感兴趣吗？”

“他们有些什么好展现的，我一点也没兴趣。可是，我不断地追问为什么？为什么像这样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得那么迅速，却没有时间坐下来，静静思索一下宇宙创始的问题。那些非穆斯林，那些不相信造物主的大能的人，竟然连一点坐下来想想这个造物主的时间也没有。稍后，我在芝加哥跟几个犹太人、几个黑人，还有几个美国人谈过伊斯兰教。跟他们信的超觉静坐[1]比起来，我的简短说明还是挺吸引他们的。”

“你对其他宗教有多少了解？”

“有关各种宗教的书，我林林总总地也读了不少。可是，以我们有限的脑力，你能思考多少有关宇宙的事情？”

“你会不会觉得你可能太过夸张，过分轻率地看低别人？”

“假如有人知道自己来自何方，去向何处，你就可以说这个人是个文明人。假如，有人毕其一生都在研究宇宙，到后来开始膜拜星座，却还是不知道自己来自何方，去向何处，要说这人是受过教育的文明人，我可很难同意。他们根本找不到答案。”

“沙菲，你认为你已经找到答案了吗？”

“我想没错。”

“再多跟我讲一些你在美国过的日子吧。”

“在我离开吉隆坡之前，有个记者问我，到了美国，我想做些什么。我跟他说，我想研究现代世界当中，所有文明——或是所谓文明人——制定的政策，这样，我们不会困在他们犯过的错误当中。”

“你的意思是说，马来西亚有着高度文明，而他们没有吗？”

“在我们这里，文明不单指物质发展而已。文明在于我们能够开发人的潜能、人格，更加接近我们的造物主。”

我说：“所以说，在你眼中，我也不过尔尔了？”

“嘿，拜托，不要在这方面情绪化。”沙菲开怀畅笑。他这句话说得恰到好处，时机捏得极准，我感觉这是他过去就开过的玩笑。“假如你可以在这里待久一点，或许，我也能够让你信服。可是关于美国，有人给过我一本书。基本上，从我跟那里的人对话与讨论得知，他们说，金钱就是他们的宗教，性就是他们的先知。基本上，他们的生活就绕着金钱和性打转。”

“你认为，我的生活也是绕着金钱和性打转吗？”

“我问你：你写作的目的何在？写作是为了要跟读者交代一些什么吗？”

“没错，我会说，是为了让读者更加领会与理解我的主题。”

“难道，你写东西不是为了赚钱？”

“没错，可是作品的本质也同样重要。”

我着实让他大吃一惊。这种使命感，是他闻所未闻的。同时，基于他开放的心胸，他还寻思半晌，细细体会。他爱好宗教辩论，这一点，现在，我也可以看得出来了。可是，当他再度开口之时，就不再打算否定或是质疑我对于自己的说明了。

他说，语气中有尊重，听来也像是忧心，“我要说，你现在正好在一点一滴的失落当中。你并没有公正对待自己。你一直在搜索着真理，却还没有找到真理。”

“我们再回头谈谈美国吧。”

“我在美国也交了一些朋友。纽约、芝加哥、华盛顿、印第安纳等等。当初，我在一个‘对外支持’项目里工作，这个项目是专门救济贫民的。可是，我一心想回家。现在，美国在我看来，是个可以去短期观光，但不宜久留的地方。我回马来西亚之后，就在红十字会工作。后来，我在一家商业公司——一家建筑公司上班。那是一家马来公司，我在里面是总经理。”

“当时，你应该还很年轻吧？”

“那时候，我二十八九岁吧。在那家公司里头，做生意是不讲道德伦理的，做生意全靠贿赂。建筑偷工减料，瞒天过海，根本不把建筑规范当作一回事。”

“因为这家公司是马来人公司的缘故吗？”

“做生意还不都这样？建筑这一行上上下下都是些昧着良心、没操守的人。送钱贿赂给我的压力非常大。我待了大约一年就离职了。其实，当时我的薪水很不错，一个月大概领一千美元上下。那是一九七三到一九七四年间，我打算自己创业，开一家建筑公司，试着堂堂正正地做生意。诚实只会亏钱。我争取到一张建筑合约，我打算实实在在地动工——你想老老实实地工作，结果，工地上就你这么一个老实人。举个例子说吧，我要盖一栋房子，建筑规范上对于混凝土比例的规定是死的，我也有心要按照规矩来，我的工人——他们大部分都是华人——却不跟着遵守规定。结果，我就遇到麻烦了，人家都不肯再相信我了。客户不相信我，而且，他们对马来建筑公司都怀有深重的成见。他们的怀疑也不是没有根据，毕竟，马来人才刚刚开始涉足建筑业。有一段时间，我们公司整整六个月接不到一个单子，一张建筑合约也签不下来。那段日子真的很苦。可是，我心里还是很满足，因为，你是为了自己工作，而且，你心里也知道你是诚实无欺的。我们穆斯林做生意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

“满足社会需要难道不是所有行业生意的准则吗？”

“有些生意就完全是为了营利。在我搞建筑的第三年年底，我开始热切参与伊斯兰教运动。我感觉到某种必要，这种必要基本上就是要去迎合推动伊斯兰教运动，而不只是忙忙碌碌地应付我当时的生意需要而已。”

“那么，当初你钦慕的那个女孩儿后来又有什么发展呢？”

“我一从美国回来就结婚了。新娘不是那个我一直喜欢的女孩儿，而是一个同样出身乡下、在背景上跟我比较接近的女孩儿。她也是个来自小村庄的女孩儿。她小时候家境也很贫穷，她家在另外一个地区。我跟她结婚，也算是打破了我们家族的传统。因为我家里从来没有人，甚至连我们家的近亲当中，都没有人跟其他地区的人婚配过。我的父母亲并没有反对。可是，我觉得自己打破了某项传统。这一点也不会让我担心。我太太现在在一家公司上班，英国人开的公司。公司业务也难不倒她。大致上，她就是负责一些秘书事务。我们现在还没有自己的房子，房子正在建筑施工当中。我花了五万八千美元向一个建筑商买下来的。”

“这么说，你已经放弃回归乡村的打算了？”

“其实，我倒不在乎住在乡下还是城市。我喜欢乡村，因为就环境、社会与资源这些方面来说，乡村都还没遭到污染。乡下人不是拜金主义者，他们都是些有尊严的人，也非常虔诚。如果在都市里，我可以找到像那样不曾遭到污染的群体，不曾遭到污染的环境，我也会愿意待下去的。这种想法或许不可能成真，可是，受到我所推动的伊斯兰青年活动的限制，我只能住在都市里。我们一起出钱，在出了吉隆坡十七英里远的地方，买了一块八英亩的地，我们现在规划了一个自给自足的社区，所有设施都依照伊斯兰的体系来运营。建一所穆斯林幼儿园，开一家合作社，搞个保健中心，请穆斯林医生驻诊。我们计划尽量利用所有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用。”

“你这样不就是在重建乡村生活吗？可是，你不也说，你们哥打巴鲁乡下的生活方式非常平庸吗？”

“没错，在某些方面来说是很平庸，可是，那是因为我们乡下可以自给自足的原因。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待人接物都受到宗教的导引。”

“所有的马来西亚人不都是遵循着宗教的导引的吗？”

“不是所有的马来人生活起居都遵循着宗教规范。有些人重视传统更甚于宗教，有些传统带着浓厚的异教性质。”

他的意思是属于前伊斯兰时期的传统。而我也逐渐体会到，尽管他一再执意要恢复马来人的乡村小区——那是马来半岛后来居上的伊斯兰教赐予他的——其实，他念念不忘的还是要净化旧日的生活方式，涤除他的马来同胞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可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他也知道他还没回答有关平庸的问题。

他说：“让马来人不再如此平庸的尝试，则属于另外一个层面。我还没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

他已经失去了他的乡村。他跟一个外地的女孩儿结婚，打破了他家的传统。然而，接受过教育，旅行千里，再亲身从事某些事业，他在不知不觉间还打破了其他传统。他在新世界经营的生意失败了。现在我明白了，一失去伊斯兰教的指引，他就茫然若失，手足无措。可是，不管他喜欢还是厌恶，沙菲已经进入了新的世界。要想在这个新世界之中隐遁生活，是不可能的。沙菲生存之所系，只有靠着一而再，再而三的尝试，一次要比一次努力，全看他有没有如此的愿望。

我们一同漫步，渐渐远离假日酒店的咖啡厅。他再度忧虑起来，担心自己是不是太过唐突，怀疑他是不是将自己的个体差异，抬高到他的同胞教友之上。我说：“我要请你想一想。我不想跟你争辩，虽然说，我也知道，跟你辩论是你求之不得的。我觉得，由于你到美国旅行的时候，心里固执认为你会在美国失去些什么，我想你对外界人士的评价，可能有失公允。”

他说：“我可以接受，国外或许也有执着奉献的人，也有好人。可是，我就是不能妥协。”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六日，《新海峡时报》的报道：

淡马鲁地区印度教神像遭毁　三项指控

淡马鲁，星期一——某前任宗教教师与一名学生今日于当地治安法庭，针对前年被指控捣毁淡马鲁地区印度教神像一事，辩称无罪……

这也是伊斯兰运动当中青年学生活动的一环。捣毁神像属于较为鲁莽的伊斯兰运动方式，而我感觉这样的举措让沙菲尴尬不已。他说，那不是什么重要的大事。可是，捣毁异教神像非同小可。

沙菲所属的团体，ABIM，不是马来西亚唯一的穆斯林青年团体。安瓦尔·易卜拉欣倡导着他高贵的伊斯兰教理念，却也不是此地唯一的领袖。伊斯兰宣教者（远从印度与巴基斯坦而来）将捣毁神像的讯息带到马来西亚。他们查阅过几本来源不同的经书之后，计算得出，捣毁一座异教神像，每人可以在极乐天堂延长享乐数千年；他们在精算之后，推估得知，每个穆斯林捣毁的异教神像只要达到三十尊，就可以得到伊斯兰教的大奖：在极乐天堂中，永生快活。

马来人其实对华人神龛最为不满及愤恨——某些神龛其实不过就是个混凝土砌成的盒子——都市里随处可见华人膜拜的神龛（假日酒店旁边就有两座）。可是，华人实力雄厚，有自己的秘密帮派，不得轻犯。泰米尔印度人的势力范围就小得多了，居民多半只想息事宁人。因此，印度教神像处处遭殃。泰米尔庙堂连续许多晚上——一九七八年，一个长达三星期的暴乱——都遭到穆斯林破坏。

接着，在吉宁寺中，发生了一桩悲剧。一个由五人（其中至少有两名大学学生）组成的捣毁神像团，与八名寺庙警卫对抗。五人团中四名捣毁神像者丧生。此后，砸毁神像的风气就停顿了下来。如今，比淡马鲁事件更为万众瞩目的是审判那八名护卫寺庙的警卫的案子，八名被告都被控以“未及谋杀之恶意杀人”罪名。

审判刻意远离吉宁，改在马来西亚西岸，距离吉隆坡二十英里远的巴生开庭。我搭乘一名泰米尔出租车司机的车前去旁听。可是，出租车司机的心思不在审判上。他满脑子想的还是钱，他心里总是想着钱。

我第一天搭他的出租车时，我说：“你还没把你的里程表按下去呢。”他说：“我脑子里都是别的事情。我在想，明天该怎么去马六甲。去那么一趟至少得花上一百四十块钱，我身上哪来这么多钱开销啊。我妹妹要结婚了。”我说：“为什么去一趟马六甲就要花上这么多钱？”他说：“我们一共有七个人。我母亲、我妹妹、我太太，还有我三个孩子。总共七个人，光是车钱，每个人至少都要二十块钱。我们会搭定线出租车去。”我们卡在废气四散的吉隆坡车阵当中动弹不得，我也感染了他的焦虑。

我说：“为什么你们全家七口通通都得去马六甲呢？你太太非去不可吗？”

“她非去不可啊，那可是她妹妹要嫁人。”

“我还以为是你妹妹要结婚呢。”

“她的妹妹就是我的妹妹。”

“好吧。这样我就明白你太太为什么一定得去。可是，你的亲妹妹又为什么一定要去呢？”

“她想去，她跟要出嫁的那个女孩儿很熟。”

“这样吧，让你太太跟你妹妹一起去。两个人的车资四十块钱。”

“那我妈妈怎么办？你不知道我们这里的习俗啊，我妈妈绝对不能不去的。”

“没问题。就让你妈妈、你妹妹跟你太太一起去，这样如何？你留在家里。”

“三个女人南下到马六甲？”

“好好好。你送她们过去，你跟她们一起去。”

“可是，万一我也去的话，孩子可不能留在家里。她们年龄都还小，而且三个都是女孩子。”

所以说，只有全家出动，七个人一起去马六甲，不然就通通不许去。一个男人，带着六个仰赖他保护管束的妇人女童，无怪乎他已经近乎虚言妄语、神志不清了。

现在，他开车载着我前往巴生旁听审判，他又再度濒临乱语状态。钱，钱，他急需钱。他说，只要他弄得到六千美元的话，日子就好过了。只要有钱，他就不开出租车了，改行卖文具。做文具生意，一定会赚钱的。你先给批发商一千块钱当订金，他就给你价值两千块钱的东西，算你三个月的信贷。

只要、只要有钱。偏偏他家里还有六张嘴巴嗷嗷待哺，三个孩子都是女孩儿，还有一个妹妹等着嫁掉。马来西亚政府把所有的好处都给了马来人。华人就好多了，华人虽然是危险的敌人，却也是不错的朋友。“你有没有认识什么马来人？你喜欢马来人吗？马来人专门在背后捅你刀子的。”他反反复复地抱怨着，抒发他种族分离的怨气。

我说：“你去了马六甲吗？你的车钱是周转过来的吗？”

“跟一个旁遮普人借的，借了一百元，下个月我得还他一百二十五元。”

“所以说，你差不多跟人家以三分利借的钱。现在，你还想再搞个六千块钱？”

他将话题转移到另外一个讲得快烂了的主题上：他一家人的生活开销。他说，他一个星期就要买十斤米。“一斤有多重？”“一千克。”[2]“所以说，你们家一个星期就要买二十二磅的米？”“是啊。”他曾经说过，他向车行租出租车来开，一天的租金是二十二美元。他也曾经说过，从吉隆坡到巴生，里程是二十二英里。现在，他们家一个星期要吃上二十二磅重的米。二十二还真是他命中注定的数字。

然而，尽管他困难重重，麻烦多多，他还是知己满天下。他仿佛就在车阵当中，看见他们浮现在他眼前。“他跟我同一家车行的。”有一次，他又说，“你看到前面那辆车了吗，以前我就是开那辆车的。后来，我的经理把我叫了过去，让我开这辆车，把那辆交给那个家伙开。那个家伙开车很差劲。他爱喝酒，整天酒后驾车。我开车一定不喝酒，顶多喝一点棕榈酒。每个星期我只喝上那么一回。星期六下午喝酒，只喝两升。”

“两升！”

“棕榈酒对身体好啊。”

我说：“你家没钱，却还有三个孩子要养。你得跟人家借三分利的钱才能去马六甲参加婚礼。现在，你还跟我说，你每个星期六下午都喝得醉醺醺的。”我从他的后视镜里看到他前排牙齿缺了一颗。“你的牙怎么不见了？”

“被一辆摩托车撞的。”

“这些意外怎么都发生在你身上？你不回乡下去种田吗？”

“我们家没田。”

就是这样。实在叫人难以理解的是——早在伊斯兰教远从西方传来之前——他世居印度南方的祖先，已经将他们的宗教、史诗、雕像与建筑传播到东南亚了。可是，他自己不知晓这一段历程。十九世纪，他的先祖随着殖民宗主国迁徙于此，在英国人的种植园工作：那就是他所有的过去。如今在处于后殖民时期的马来西亚，他却遭到排挤。他就像沙菲与其他马来乡下人一样失落。然而，或许他比沙菲失去的还要多，他找不到集体的归属感，他没有纯粹的过往，他缺乏可资诉求慰藉的信仰，他不能将自身际遇归咎于这个世界，事实上，他也不知道究竟该怪在谁的头上。毁坏吉宁与淡马鲁地区神像的事件，巴生州的审判——他佯装自己对这个案子漠不关心——看在一个出生就背着沉重包袱的人眼中，那些宗教冲突不过是些皮毛罢了。

这一片开发完善的西部海岸地带，一个市镇接着另一个市镇，沿路看不到马来村庄的踪迹。车开到巴生之后，我们还得停车问路，才搞清楚法院的地址。法院跟市中心有段距离，在一栋安静的殖民风格的两层楼建筑里。法院广场不见群众聚集。楼上的法庭里，公共旁听席上空无一人。这个案子登上报纸头条，记者不断地紧密跟踪报道，大众无不紧张。可是，这个事件本身却像是一起私人纠纷，就像沙菲说的一般无足轻重：一位马来法官坐镇法庭，两名马来警察，证人席上是一个年轻、面容俊俏的印度男孩儿，出庭作证的男孩儿身边坐着一位担任口译的印度女人，口译者身上穿着黄色的纱丽，一位留着连鬓胡子的印度律师正在询问证人。

其他七名被告——他们在事发当晚，与灭神毁像的破坏者发生正面冲突——集合在被告席上，被圈禁在法庭中央一个原木栏杆围起来的围栏里。他们看起来相当从容自在。四台空调轰隆运转。坐在旁听席上，根本就听不出律师、证人或是口译在讲些什么。这是一个不足为外人道的场合。然而，四个失落而愚蠢的年轻人，面对着新世界，惶惑而不知所措，他们的迷惑与惶恐简化为击毁三十尊神像，换取极乐永生的幻梦，然后就可以死去了。

我们驱车回到市中心，开着车沿市区绕了一圈，到了码头，码头架设在一片黑泥海滩上。船板残缺的划桨船困在黑泥里自行朽烂，船身沾染黑泥，逐渐与这片海滩同色。暗棕色的水面上，尚能使用的船只系在直立突出的木杆上，乌鸦与饥饿多时的野猫在垃圾堆里捡食。落雨沥沥，视野黯黯，南国的燠热不见消退，周遭景物灰暗无光，转眼间与海滩上几成液态的黑泥融为一色。很容易想象出一百年前这个景致不讨喜的海湾的光景：或许，当时这里不过是个靠海打鱼人家的居处，百年前看来，这个地方如此隐匿，世界绝对不会向此地走来。

门牙漏风的泰米尔司机不见踪影半晌之后，终于回来了，浑身被雨淋个湿透。他买到了几只螃蟹。他以他一贯快速而兴奋的语气说，螃蟹到了吉隆坡，价钱就是这里的两倍。

我说：“你打算卖掉这些螃蟹吗？”

“螃蟹要拿回家去。晚上下锅。”

“你一辈子也凑不到六千块钱的。”

远离海岸之处，新开的公路穿过茂林重山，直抵云顶高原。云层沿着山丘下降，气温低到可以穿套头毛衣了。可是，就在这条公路尽头，经过林间树木笔直高大的泛白树干，公路两旁蓊郁林木下的幽暗阳光，攀爬树冠的藤蔓，大片大片的心形树叶，树蕨、野棕榈与野芭蕉，就没有了村落，没有了城镇，只剩一片面积广大的游憩区域，迷雾中，一个混凝土搭建的游乐场：一片玩具湖，玩具走道，玩具火车，一栋旅馆与一座赌场。

在马来西亚，金钱的乐趣其实很单纯。金钱放大了类似马来西亚这样的地方——地小人稠，未经开化，迟于面临世界变化——所受到的束缚。金钱，经由石油、橡胶、锡矿、棕油贸易换取的金钱，改变了旧日的行事方式。金钱只能将民众转变为购买进口商品的消费者，使马来西亚更加依赖发达国家，压低所有的马来人民，让他们永远活在殖民状态之下。

像沙菲这一类人的退缩可以理解，灭神毁像的破坏者心中的怨怒也可以理解，同时，我们也可以领会，其他的马来人心中，如何期盼能够伪装成阿拉伯人，回归先知时期纯净的生活。

[1]一种以闭目、静坐、默念为主要方式的冥想术，20世纪60年代开始流行于西方国家。

[2]在马来西亚，一斤约为600克。此处文中内容不准确。

四　阿拉伯风潮

吉隆坡有个伊斯兰教公社。据说公社里的年轻马来人一概排斥现代的生活方式与现代商品，他们协力耕作一小片田地，并以此维生，过着他们想象的像阿拉伯人一般的生活——古代的阿拉伯人，而不是现代的阿拉伯人。他们并不欢迎外来访客。沙菲认同这个公社的理念，却不愿意插手干涉其他团体的事务。他向他们通报了我的名字。许多天后，对方还是毫无动静。

最后，我就接到亥鲁尔的电话。他是公社里的人。他的英语发音刺耳短促，言谈间每每省略词汇尾音，活像老式的美国战争电影里的日本人在讲话。而且，就像电影里的角色一样，他说道：“我怎么知道你不是中情局或者克格勃派来的？”我心想，他心里清楚得很。他说，不久以前，他们让两个《时代》杂志的记者到他们公社采访，可是采访过后，公社里的人就益发疑心，那两个家伙根本就是中情局的人。（其实，根据我事后打听，《时代》杂志没用这则采访。而亥鲁尔，正如其他隐世者突然遁入他们意料之外的默默无名状态，必然会觉得些微气恼与不解吧。）

他说，当天傍晚，他就会带三个人过来看我。我拜托他带两个人来就好。我说，我连日奔波，实在累得没法挤在我的假日酒店房间里，跟四个人面面相觑。

亥鲁尔又说：“你对哪些方面的话题有兴趣？”接着，又用他短促的日本口音问道：“精神方面的，还是经济方面的？”

“精神方面。”

话一出口，我就心想自己讲错话了。要是我们能聊聊经济上的议题，应该会更有意义。我从主持ABIM的安瓦尔·易卜拉欣那里，听来了一些马来西亚的伊斯兰团体在经济事务上的理念。他们说，西方世界即将就要崩溃了。“而他们还在继续炮制出一种印象，说我们伊斯兰教的经济体系不过就是调制番茄酱和清真（仪式上洁净的）食品，就是每个星期宰杀一头牛。”

其实我对于谈话主题的忧虑毫无必要，就跟我先前担心访客人数过多一样多余。当天傍晚，亥鲁尔跟他们公社的人没来。相反，他们捎了个讯息给我，要我第二天上午十点，到议会大楼外面会晤某个男人。我决定不去回应。我认为，只要我对他们毫无响应，也不对他们出言探询，说不定还能刺激亥鲁尔的好奇，或许，他反而会回过头来找我。而事情就如同我料定的那样发展。

几天之后，某日黄昏时分，大概七点半，亥鲁尔来电了。他就在楼下，假日酒店楼下，带着三名公社同仁。他们上楼来，或许更精确地说，他们出其不意地一拥而入。其中三人——包括亥鲁尔自己——缠着颇叫人骇怪的头巾，身上套着绿色的长衫。

第四个人则穿着长裤与衬衫。他坐在一把扶手椅上，另外一把扶手椅上则坐了个裹着头巾的男人。亥鲁尔，眼神欣悦，皮肤经日晒而黧黑，身着阿拉伯传统服饰，神情欢快得让人意外。他选了两把扶手椅中间的小茶几坐下。梳妆台化妆椅上坐的是一个个子极为矮小、脸上蓄须的男子，自称是个记者，希望我不介意他做笔记，随即迅速地掏出纸笔。

亥鲁尔说：“你想知道些什么呢？”

这四个人就这样将房间挤得水泄不通的，而我仍惊骇于这四人的衣着打扮：头巾、肮脏邋遢的长衫，以及他们兴奋的情绪，结果，我又忘了要提起伊斯兰经济体系。

我说：“你们是不同的人。我想知道，你们怎么会齐聚一堂，一起参加这个公社呢？”

“是啊，”亥鲁尔说，“我们都是不一样的人。”

他们四人，除了亥鲁尔以外，都来自北部吉打州。穿着长裤与衬衫的那个人——他的面容比较接近华人，而不像是马来人，也不像其他三人一般兴奋——说他自己是个医生。亥鲁尔则是位律师。缠着白色头巾，五官轮廓像个黑白混血儿的那个人是个宣教者，也是个哈吉，意即他曾经前往麦加朝圣过。他是四人当中最不修边幅、最不精致的一个，然而他却俨然以四人的发言人自居。亥鲁尔负责口译，没多久，他就感到舒适自在，在假日酒店吊灯的藤编灯罩下，把腿搭在茶几上坐下了。我则坐在床上，身上还穿着睡衣裤。

我问哈吉，他对于乡村生活是否还怀着浪漫的依恋情感。他说不，乡村生活是不合伊斯兰教教义的。

那个医生说了：“乡下有太多灵魂学说与印度教的传统。”

那就是沙菲曾经跟我说过的：在我们前次对话即将结束之时，沙菲终于透露了他心中自我抵触的想法。乡村生活才是马来人的真实本色，可是，他们固有的生活方式一定要调整。乡间信仰一定要被净化，古老的异教传统一定要连根拔除。

亥鲁尔说：“到现在，乡下人结婚都还是按照印度教传统举办婚礼。”

“这有什么关系吗？”

“有关系，”哈吉回应道，“那样是违反《古兰经》的。”

哈吉说，他母亲的家族来自也门。他们取道泰国来到吉打。他父亲那边的家族则来自苏门答腊。他们都是——哈吉跟其他来客都哈哈大笑——食人族，专门猎人头的。他们家族第一个皈依伊斯兰教的是他祖父。他的父亲后来成了个宗教导师。他的父亲生前耕田养家，仅能糊口，当他去世的时候，留下的家产刚好只有一块钱。他拒绝将儿子送到政府开办的公立学校。他自己在家里教导这个孩子。

哈吉通过亥鲁尔的翻译说道：“我父亲教给我了所有。他教我《古兰经》、阿拉伯语。他也教了我历史上拿破仑与希特勒的事迹。”

“你父亲教了你哪些跟拿破仑有关的事情？”

“拿破仑制定了简易而有效的法律。可是，他跟先知的同伴，将军哈立德，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哈立德曾经说过，他最为心满意足的时刻，就是看到虔诚信徒与异教徒两军交锋，暗夜中，只听见战马嘶鸣，刀剑搏击激发出熠熠火花。”

医生补充说明：“阴暗、寒冷的夜晚。”

“拿哈立德跟拿破仑比一比吧。拿破仑为了去跟爱人相会，就让军队撤离要塞。这在历史上写得明明白白，你可以去翻书。所以说，怎么能将这两种人相提并论呢？哈立德为了宣扬宗教，可以牺牲性命。拿破仑只想得到他的爱人。全世界的女人长得还不都一个样子？可是，坚定的信念却是举世无双的。”这是亥鲁尔的翻译。“假如拿破仑当初是个穆斯林的话，他在军中一定走在最后，而且很有可能，还会被人孤立。”

“交由军事法庭审判吗？”

亥鲁尔回道：“就是那样子，”仿佛接受了我的建议一样，“他会因为不道德行为而遭到军事法庭起诉。”

我想多听哈吉谈谈他的童年往事。我一心想对照比较他的回忆与沙菲的旧事。可是，他说，他宁可多谈一些规模比较宏大的事情。然而，我还是极力促请。

我说：“除了婚礼以外，乡村生活当中，还有哪些部分因为不合伊斯兰教教义，让你很排斥呢？”

“高利贷。”

“放高利贷的都是些什么人？”

“马来人、华人。”为了顾全我的情感跟颜面，哈吉说到这里就住了嘴。

四人中的记者则说道：“还有印度人。”他坐在梳妆台前的化妆椅上，一边奋笔疾书。“雀替尔[1]，你听说过雀替尔吗？”

我说：“我听说过。华人有什么地方让你讨厌呢？”

“他们的生活方式，”哈吉说，他的圆脸在微笑，“假如他们愿意改宗成为穆斯林的话，我就不会再跟他们计较了。我们没有什么种族情结。”（可是，我在马来西亚还听说过，倘若华人集体改宗伊斯兰教，马来人就要皈依佛教。）

他从小就要替他父亲放牛，一直到十五岁，他都得帮他父亲下田。然后，他的父亲过世了。葬礼上，总共来了一千多人。

“照你这样讲的话，他们当年为什么不干脆供养你的父亲呢？他生前不是宗教导师吗？为什么他们就这样让他死时穷困潦倒，名下只有一块钱的家产呢？”

哈吉避而不答。他说，在他父亲亡故之后，他还是继续他的学业。任何书籍，只要他弄得到手的，他都会读。“我还读了一本苏加诺写的书，革命……革命什么来着的。”

那个医生说：“革命阴影之下。”（那个书名其实翻译有误。苏加诺的著作名为Dibawah Bendera Revolusi，译作“革命旗帜之下”较为妥帖。）

忙着记录我们对话内容的记者，同时也翻看着梳妆台上的几份报纸，我心中不由暗暗惊怯，担心他会看到些引他反感的东西。

此时，他转头用马来语跟亥鲁尔交谈了几句。亥鲁尔问我，我房里可有照相机。我说没有。亥鲁尔指着记者说：“他带了一台照相机过来。可是里面没有胶卷。饭店里买不买得到胶卷啊？”

我说，他不妨试试看，饭店大厅的商店应该还没关门。那个小个头男人就离开下楼去了，大号的白色网球鞋踩在假日酒店内的暗色地毯上，反射着光芒。

我取出鼻烟来用了一点，跟他们解释说，鼻烟只是烟草，味道很温和，一点也不刺激——我知道他们并不赞同用刺激物。

亥鲁尔说道：“伊斯兰教并不鼓励信徒使用烟草。”

“只是不鼓励吗？”

“伊斯兰教并不禁止抽烟，只是不鼓励而已。这个在阿拉伯语里是个技术性的字眼，你应该明白吧。”

哈吉面带微笑说：“大部分烟草制造商都是犹太人，为了摧毁犹太民族，我们绝对不可使用他们的产品。关于犹太人，有一本书写得非常好。”

那个医生说道：“亨利·福特写的。”

亥鲁尔补充说道：“就是那个做汽车的人。”

“我在这里可以找到这本书来读吗？”

“博金书店，”亥鲁尔说，“你可以在那里买到这本书。”

哈吉说道：“犹太人是真主的仇敌。你对进化论熟不熟？”

“我稍微有些概念。”

哈吉抬起他满面带笑的圆脸，凝视着我说：“你知道进化论为什么会四处风行吗？”

我说：“以一个务农背景出身的人来说，你懂得还真多。”

“我知道得很有限。我不过知道《古兰经》经文的一部分罢了。”

亥鲁尔盘腿坐在哈吉与医生之间的矮茶几上，神情放松，插嘴说道：“要是你读通了《古兰经》，你就是万事通了。经济、政治，还有家庭法律等等，这些方面的微言要义都深藏在《古兰经》经文当中。”

房门响起敲门声。

我说：“一定是你们的朋友。”

于是，我穿着睡衣裤，起身去开门让那个记者进来。他头上顶着头巾，眼前架着一副圆形镜框的深色眼镜，下巴上胡子稀疏，身上穿着长衫，长衫之下，还有一块先前我没注意到的类似纱笼的衣料。他看起来就像个久经日晒，缩水了的苦修僧人，迷失在假日酒店长廊上的荒漠之中。他踩着脚上那双白色大号跑鞋，紧紧地挨着房门站立，一离开了他的友伴，他就变得非常害羞怯懦。他没买到胶卷，空手而回。

我重新回到床上，我对哈吉——哈吉坐在扶手椅上，面带微笑，耐心无限——说道：“你刚才跟我讲到进化论。你说，进化论在世界各地广泛教授，背后自有缘故。”

哈吉说道：“你对犹太人的历史了不了解？”

“我知道得很少。”

“犹太人全都是天才，他们是一个天才民族。”哈吉说，“这个你知道吗？真主的圣书上已经证实过这一点了。”

亥鲁尔也跟着附和：“他们整个民族都是天才，历史上一直都是这么说的。”

哈吉继续阐述：“其他的民族都很忌妒他们，因为犹太人都是天才。他们在思想跟理论上面贡献很多。卡尔·马克思就是犹太人。”

亥鲁尔暂停翻译，自己又补充道：“还有恩格斯。”

同行的记者再度在梳妆台桌面上作笔记，插进一句话：“托尔斯泰。”

医生说：“他们都是犹太人。”

我感觉我们的话题已经扯远了，跟进化论的距离越来越遥远。我说道：“你们要不要用些茶点呢？”

哈吉说道：“这里的茶点也是以穆斯林的方式制作的吗？他们是怎么准备茶点的？”

“饭店的茶是用茶包泡的。这里的服务生都是马来人”

哈吉不为所动。他们自顾自地用马来语商量了半天，最后，亥鲁尔对我说：“我们还是喝瓶装饮料就好了。”

我下了床，走到房间里的三洋小冰箱旁边，冰箱就摆在哈吉座椅附近的角落里，门上还印着“您的私人酒吧”字样。冰箱上层两层小架子，上面码着存量微寒的瓶装饮料。啤酒、德国出产的葡萄酒、奎宁水、可口可乐，七喜等等。他们选择了可口可乐。

亥鲁尔说道：“一瓶就够了。”他又说：“一瓶就够我们四个人分了，这就是我们的方式。”

我将那瓶可口可乐带进浴室里，为了防止他们担心饮料遭到浴室污染，我说：“开瓶器就在浴室的门后面。”我从盥洗台上拿了一个消过毒、裹着玻璃纸的杯子，连同打开了瓶盖的饮料，一同递给哈吉。

那个记者则用手指着梳妆台上的两篇报道。

我说：“是关于一个出租车司机与一个非洲人的报道。”

他们知道这条新闻。这个事件已经在报纸上热炒了一段时日。一个出租车司机在吉隆坡机场碰到一个垂头丧气的非洲人。这个非洲人说，他搞丢了飞机票、一些证明文件，还有他所有的钱。出租车司机就开车带他回他家里暂住，还自掏腰包，在报纸上刊登遗失证明文件的广告，请善心人士代寻，可惜石沉大海。好心的司机帮这个非洲人延长他的签证，还借钱——一部分是他自己的储蓄，另外还跟他婶婶借钱——给这个非洲人，让他住进旅馆，同时也帮他买了张回程的飞机票。现在，事情过了两个月，那个非洲人，他是个加纳人，又回到吉隆坡来。他带了两千美元，答谢那个出租车司机的婶婶。至于那位出租车司机，则获赠一辆全新的日产汽车。

哈吉将盛了可口可乐的杯子递给亥鲁尔，一边说：“这种事情会发生在你们国家吗？”

“不会。”

“可是这种事情在我们伊斯兰社会里，天天都会发生。对你来讲，这是新闻。我们早就屡见不鲜了。”

可是，那位勇于助人的出租车司机却是个华人，而且，根据某份报纸的报道，当局还不准他拥有出租车呢。

哈吉拿着食指清理他的鼻孔，接着再将他的食指在座椅的平绒扶手上揩净，他说道：“我们一定得讲完这个犹太人的故事。早在摩西问世之前，阿拉伯世界里有一支犹太部落。这个犹太部落里出了一位先知。那个先知接收到真主的启示，传令下去，要所有的犹太人都在星期六做礼拜。可是，那些犹太人根本就不听先知的命令，因为，星期六的时候，海里的鱼多，他们宁可出海打鱼，也不愿将星期六定为一个宗教的礼拜之日。”

我说：“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这个故事？”

哈吉说：“这个是《古兰经》里的故事。结果，先知非常生气，真主也发火了……”

亥鲁尔翻译至此，碰到了些困难。他中断了翻译，用马来语跟哈吉交头接耳一番。然后，他又继续翻译下去。“真主就将怒火发泄在犹太人身上，真主还发誓一定要将他们全族都贬成猴子……”他再度中断传译，自个儿嘿嘿傻笑。

“人猿，”医生突然严厉地说，“要将他们通通变成人猿。”

哈吉说：“让他们全族当人猿，当七天。”

记者接着说：“七天过后，所有的犹太人都要死。”

哈吉说：“这个故事在犹太律法、《古兰经》，还有《圣经》里都曾经提到过……”

“《圣经》的旧约，”亥鲁尔说道，夹杂在自己的翻译当中，“我们是不认可《路加福音》跟其他经文的。”

“真主有三部圣书，”哈吉解释道，“这三部圣书的信徒都会知道这个故事的。我们穆斯林信奉旧约。假如你不相信旧约的话，你就算不上是真正的穆斯林。”

医生则说了：“因为，旧约之中有个部分清清楚楚地宣告了先知穆罕默德就要降临人世。”

亥鲁尔说：“本杰明教授曾经针对这一点写了一本专著。你可以在博金书店找到这本书。本杰明教授原本是个天主教教士，后来他改宗伊斯兰教。他的新名字叫阿布·杜德。”

哈吉不甘心自己被排除在这段英语对谈的插曲之外，又开口说了：“犹太人的故事还没讲完呢。犹太人被真主变成人猿以后，他们在道德上的威信一落千丈。为了矫正这个现象，因为，他们已经劣化沉沦了……”

医生说道：“在全世界人的眼中。”

“犹太人现在正将整个人类社会拖下水。”

“这就是他们的原则，”医生说道，“倘若他们已经浑身龌龊了，就让别人跟他们自己一样脏。”

哈吉两眼发亮，嘟着嘴唇，又说道：“当我说，犹太人是真主的仇敌时，你吓了一跳。可是，这不过显示了犹太人有多邪恶而已。你问过我问题，现在我也要问你一些问题。这就是传谕伊斯兰的方式。你先发问，接着由我发问。我回答，然后你也要回答问题。你相信你的曾祖父是一只人猿吗？”

“不信。”

哈吉满意地微笑，又说（亥鲁尔，吞下可口可乐之后，一边翻译，一边打嗝吐气）：“那就证明了犹太人真是太邪恶了。”

我说：“可是，难道人类不是进化而来的吗？我不是想进行人身攻击。”我对着房间里每一位来客呼吁。“之前，你不是跟我说，你家先祖来自苏门答腊，还是猎人头的部落。可是，现在，你已经成为一位哈吉，受过教育。”

哈吉说：“过去那是错误的生活方式。伊斯兰教应运而生，也就是为了纠正过去有偏差的生活方式。举例来说吧，在伊斯兰教传入之前，哈里发奥马尔会把他的女儿抓起来活埋。当时的人认为生女儿是非常丢脸的。那也是当时阿拉伯人的习俗。改宗伊斯兰教之后，哈里发奥马尔一想起他过去的生活方式，就忍不住流泪啜泣。”

医生说道：“他的朋友都可以看到他躲在沙漠里哭呢。”

“而当他一接受伊斯兰教，被灌输了教义的中心思想之后，他就变成一个品性最端正的人了。”

亥鲁尔说：“你读过一本《通往麦加之路》的书吗？啊，那真是一本好书。作者是穆罕默德·阿萨德，他是个出生在奥地利的犹太人。”

静默了好一段时间的记者说道：“他以前叫什么名字来着？什么波德的。”

“利奥波德，”亥鲁尔说道，“同样，你也可以在博金书店买到这本书。”

医生说：“那本书也是一本传记，对不对？”

“没错，”亥鲁尔回道，“那是一部传记，非常美的一本书。”

哈吉再度遭人冷落，奋力重新加入谈话。“你相不相信造物主？”

我说：“不信。”

“可是，这就是伊斯兰教的基础啊。”

经过来往数回的讨论之后，“这对我来讲太难了，”我说，“只要我多想一些宇宙的事情，我就会觉得茫然。”

哈吉欣然说道：“你所谓茫然的感觉，我会说，那正是满足的快感呢。”

他这话让我理不出头绪，不知道他是在对我表示悲悯，还是在批评我。

“你在伊朗的时候，有没有跟他们的宗教导师谈过呢？”

“我跟几个阿亚图拉见过面。哈勒哈利、施拉吉等等。”

“啊，施拉吉，”哈吉说道，“你们都谈些什么？”

“我们稍微谈了一些宗教方面的主题。我觉得他一直在担心我可能是共产党员。”

他们哄堂大笑。

哈吉问道：“伊朗现在怎么样了？”

“一团糟。法治荡然无存，工厂无法运作。那些毛拉不知道该怎么治理国家。这也是你们在马来西亚可能要面对的状况。”

哈吉说：“假如穆斯林都能奉行伊斯兰的生活方式，真正的伊斯兰生活方式……”再一次，亥鲁尔又翻不出哈吉的话了。

医生补充说明道：“所有的事情就会水到渠成。”

我说：“如今你们都是真正的穆斯林了，你们现在的生活跟过去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他们缄默不语。

哈吉只是说：“你只须看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究竟是印度教徒、信仰灵魂学说的，还是个穆斯林。”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这种差异是写在脸上的吗？难道信徒脸上，都会带着某种荣耀或是满足的神情吗？

不，哈吉的意思比我的猜想要单纯多了。不信伊斯兰教的异教徒吃猪肉，对食物的清洁也不讲究。

我问起有关服饰方面的问题，是不是每一位宗教人士都有必要穿成那样？

亥鲁尔回答道：“关于衣着，伊斯兰教教义中有五项规定，都是安拉的规诫。男人从肚脐到膝盖都不可暴露在外。至于女人，除了脸和手掌之外，都要遮盖起来。”

我说：“大学校园里有些女人连手掌都包裹起来。”

亥鲁尔说：“那样更好。”

“你们为什么要穿绿色的袍子呢？”

“根据伊斯兰教教义，穿着白色和绿色的衣物都是该鼓励的。”

“怎么说呢？”

“因为这是我们的先知穿着的方式。根据伊斯兰教教义，像你穿着的蜡染布衣服，是不受鼓励的。”

“蜡染？”我拉拉自己身上这套“玛莎百货”织棉法兰绒睡衣。

亥鲁尔说：“你穿的这套蜡染衣料，只有女人可以穿。”

记者说：“男人就只能穿素色的。”

“可是，睡衣睡裤是合乎伊斯兰教教义的，样式跟颜色都和伊斯兰教的规定不冲突。欧洲人穿睡衣还是从土耳其跟印度之类的地方学来的。”

“睡衣睡裤固然是从伊斯兰国家流传开来的，”哈吉说，“却不是遵照安拉诫谕的。”

亥鲁尔说道：“你还不了解伊斯兰之美啊。”他接着又说：“只要你体会了我们的五大原则，你就能明白伊斯兰之美了。五大原则可以应用在万事万物之上。伊斯兰教里面，有些事情是规定的，有些事情则是可资鼓励的。‘可资鼓励’是个技术性字眼，那是从阿拉伯语翻译过来的。”

“意思是‘获得允许’吗？”

“‘获得允许’？不，‘可资鼓励’比较贴切。另外还有些事情是不该鼓励的，就像你的蜡染睡衣一样。有些事情是haram，就是禁止的，就像是男人将他的膝盖露了出来。第五项类别就叫harus，是可以自由裁量的。”

“自由裁量、矛盾偏差，亥鲁尔，你的词汇还真丰富。”

他回应道：“我是个律师啊，”接着，又小小吹嘘一下，“我受的教育都是在一所用马来语教学的学校完成的。我跟你举个例子，说明什么叫作自由裁量原则。比方说，有个生意人，其实他只需要五件衬衫，却买了四十件，为什么？因为他买得起呀。因此，他这种浪费的行为就是可以解释的。五大原则包含了生活上所有的方面。所有的事情，政治、经济、家庭生活，甚至连咳嗽也包含在内。伊斯兰教之中有太多太多可以学习的东西了。不管你花上多少年，都还是学无止境呢。”

“跟我说说咳嗽与五大原则的关系吧。”

“我给你举个例子说明。假如你在一个聚会当中，你想咳嗽，却又觉得当众咳嗽很丢脸，就忍住不咳，三天以后，你一早醒来，身子侧面疼得不得了，因为你当时没有咳嗽，那就是不对的。倘若不咳嗽会危害到你的健康，按照规定，你就该咳嗽。假如你咳嗽的时候，还会用手捂住嘴，说声‘安拉恩典’，那就是可资鼓励的。咳嗽不捂嘴，就不该鼓励了。可是，要是你对着人家的脸咳嗽，”他转身面对那个医生，作势要对着医生的脸吐痰，“那就太过分了。这就叫haram。这是禁止的。这不合伊斯兰教教义，而且有罪。”

“那么，所谓自由裁量的咳嗽，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harus。假如你自己一个人独处，身边没人，咳嗽不会冒犯到别人的话，那样，你就可以站着咳，或是坐着咳，没人管你。这种情况之下，咳嗽就完全是自由裁量的了。伊斯兰教教义里，这些事情都有明文规定的。”

时候到了，他们也该走了。哈吉有会要开，他们说他是个伟大的旅行家与宣教人。医生则开了一家诊所。

“你绝对不能错过他的诊所，一定要去看看，”亥鲁尔说，“他的诊所非常有伊斯兰风格，美轮美奂。你身体不舒服吧，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他可以给你好好地治疗。他现在就可以给你治疗。”

我说：“我现在已经有一个医生了，没法换人。”

那个医生，突然表现得专业起来，开口说道：“那就这样吧。”

他们的公社位于吉隆坡郊区一处树木繁茂的山区里。距离公社还有一段距离时，路边就悬挂了一块招牌。这出乎我的意料。虽说这处公社素来标榜其隐秘遁世，但穿得跟阿拉伯人一样，再躲起来避人耳目，就毫无意义了。

这个地区作为马来人的聚集地是再适合不过的了，可以在木架或是木柱上搭木屋，菜园里绿意满园，屋外高树蔽天。可是，当地居民伐倒林木，清出空地，铺设了一条宽阔的街道。街道两旁是成排的现代化的马来住家。现代化，因为这些房子舍弃旧式的窗户，改用百叶窗，房屋下方原本架设支柱的地方用水泥墙围了起来，给住户多增加一些空间。

一阵风雨过后，填土街道沦为泥浆洼地。街上许多穿着绿袍或长衫、缠着白色头巾的年轻人来来去去。街道远处，一辆汽车困在泥浆里，几个人呼喝着使劲儿推车。推车的人群当中，我以为自己认出了前天的那个哈吉。在这里，什么事情都不是不可能的。我看走眼了，那个推车人不过裹了头巾，他头巾之下的马来面容，远看就浮现出了黑白混血儿的轮廓。街角商店的过道和回廊上，闲晃着几个穿着传统服装的人（他们等候着礼拜的时间，犹如演员等着登台一样）。这个公社为了宣扬他们自给自足的伊斯兰生活方式，商店里没有什么商品可以卖给过往暂停的旅客。

我买了几盎司的炸番薯片。店员将薯片装进塑料袋里，袋口再钉上几根订书针固定。尝起来味道不像番薯，反而像是炸油糕。

出租车司机说：“现在你明白这些日子以来，我们碰到些什么狗屎了吧？”他将“狗屎”（bullshit）念得像“bushi”一样。乍听之下像在讲“丛林”（bushy），我还以为这是他特别援引指称马来乡村的措辞：“现在，你明白这些日子以来，我们碰到些什么丛林了吧？”

我问他要不要一起吃点炸番薯片。

他愤愤不平地说：“免了。”

[1]印度南部的种族。

五　毁坏了的游乐场

沙菲来自未经开发的马来西亚东北部地区，他的老家在哥打巴鲁。我想看看他如此挂念的故乡——纯净而未遭污染，村民信仰虔诚，自尊自重，从来就不会迷失在物质主义当中。哥打巴鲁就是他为我安排深入马来西亚内陆之旅的第一站。

偏偏这趟旅行并没有好的开始。先是门牙漏风的泰米尔出租车司机，这个家无恒产的人，原本该由他载我到机场的。出发的前一晚上，他还在假日酒店的大厅里与我不期而遇，他兴高采烈地跟我说，载我前往机场的差事又落在他头上了。在我们多次同车、听他多次跟我诉苦抱怨之后，他显然已经将自己当成我的知己好友。然后，就在我的一丝期待之下，他出了些岔子。他的车半夜里被撞扁了（他跟我说，他正打算跟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当天早上，我只有四下寻觅，另外找个司机。

一个小时的航程之后，我们到了哥打巴鲁的季风大雨中。（据沙菲说，十七年前，从哥打巴鲁出发，经过一夜一天，穿过橡胶树园与丛林，才会到达吉隆坡，体验各种震撼。）飞机两度试图在哥打巴鲁机场的跑道上降落。最后，我们终于在滂沱大雨中着陆，机上旅客分作一小群一小群的，撑着俗气的花伞，冲进小小的机场棚子。只是棚子里竟然没有拉赫曼的身影，按照沙菲的安排，他应该到机场等着接我的。

我弄到下榻旅馆的名号之后，就自己招了辆出租车过去。哥打巴鲁正在发大水：这是个停留在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间摇摇欲坠的殖民地小镇——狭小的低矮店铺、狭小的低矮住家、檐瓦覆盖的屋顶、铸铁的栏杆——晚近的金钱灌注还是在这处颓落小镇上栽培化育出混凝土与玻璃建构的新市镇。我即将入住的旅馆新颖小巧，门面上贴了许多现代的浮夸装饰。而且，我还发现——那简直就像个小小的奇迹，尽管，哥打巴鲁镇上只有这么一家旅馆——拉赫曼竟然帮我预订了一间住房。

稍晚，他打电话给我。他说，非常奇怪，机场里怎么都没人接到我呢？他说，他派了不止一个人到机场等我，他找了三个人到机场去接我，三位校长。他还特别跟他们交代，因为我长年旅居英国，我也应该长出了一身白皮肤。拉赫曼这样天花乱坠地瞎掰故事。与沙菲这类人士的坦率直言恰成对比。就是要我知道，他在瞎掰。这也是拉赫曼委婉隐讳地在告诉我，他根本不想和我搭上什么关系。拉赫曼在政府机关上班。他当然不想跟沙菲、ABIM或是由ABIM派遣的访客牵扯出无谓的是非。

哥打巴鲁的雨下个不停。下午近黄昏之时，拉赫曼来到旅馆找我。他个头矮小，浑圆肥胖，满脸堆笑，穿着一件短袖的蓝色狩猎衬衫。我原本期望他能带我参观沙菲从小长大的村庄，或是诸如此类的村庄。可是，拉赫曼丝毫无意领我参观。他可不想以向导之姿，跟我一同出现在公共场合。我们放弃拜访村庄，在夜幕即将来临之际，开车驶入倾盆大雨中。树冠滴水的果树下，马来人窄小的房屋四下散落，在大雨中淋个湿透。我们的车开进一所穆斯林学院。进了这所学院，拉赫曼才能找两三个跟他一样神经紧绷的同僚，分摊接待我的风险与责任。我这个专找麻烦的访客！

他们端出茶点来款待我。茶汤甜腻、奶汁浓厚，而且还冰凉冰凉的。接着，我的接待人们，似乎决意什么都不说。这些人可是沙菲的童年友伴吗？当年跟着他一同打鸟钓鱼的好友吗？没错，他们小时候也成天打鸟钓鱼。或许，不见得就是沙菲童年期间的那几位友伴；却也是生活经验相近的人。长大成人之后，经过蜕变的显然不只沙菲一人。

接待人当中，有个男人是教授哲学的讲师。一位讲师？你也跟沙菲一样，出身乡村吗？是的。他在学院里教哲学，主要是阐述阿拉伯与波斯的哲学家如何将伊斯兰教精义与希腊哲思合成一体的努力。听起来像是门非常艰涩的科目。讲师也说，确实很困难，又抑郁地补充说道，到现在，他该读的东西还多着呢，尤其是有关希腊哲学方面的，更有待充实。他曾经远赴开罗的伊斯兰大学——爱资哈尔大学求学。他并不喜欢那段日子（马来乡下人几乎个个都不喜欢他们的旅行经历）。他觉得阿拉伯人既不守纪律，又不可信赖。

我想多听他讲些他在爱资哈尔大学求学的经历。可是他又开始编起故事来，说他可忙了。他得回家跟太太一起吃晚餐。那么晚餐过后如何呢？吃过晚餐，他还得开车四处打转，他得将家族里某人过世的消息传递给其他家族成员，这是一种马来传统习俗（而且，这也是第一个让我想起沙菲曾经提过的马来习俗）。

礼拜的时间到了。他们纷纷起身到隔壁房间里祈祷，让我在会客室里用茶。他们慢条斯理的，一点儿也不急着结束礼拜。

好不容易，他们终于结束，走出房间。学院里的注册主任，穿着一件纽扣钉锁严密的长衫，正襟危坐，口风跟他的纽扣一样紧密，现在他倒愿意开口了，透露他的心声。他说，他曾经在英国待过三天，住在“皇后大道WC2”。从那三天的见闻中，他只记得三件事：英国人去哪里都搭地铁；有人在海德公园说，百分之六十的英国男人都是同性恋；还有（两相对照，不乏矛盾），英国男男女女在公共场合可以拥抱亲吻。

注册主任叹道：“竟然如此缺乏教养。在我们这里，捕到鱼会先把鱼清洗干净，煎熟，然后再把鱼吃掉。到了他们那里，一钓到鱼当场就把鱼吃了。我们还在洗鱼的时候，他们已经吃干抹净，擦起嘴巴了。”

拉赫曼撇开乡下人的形象，说道：“在我们这里，只有在特定的房间与时间里，才会行房。”

“性行为对我们来讲是一件非常私人的事情。”哲学讲师强调着，他接着又说，“既私密又神圣。我们甚至对朋友都不会讲。”

注册主任总结道：“那些人都迷失了。”

此时，阿拉伯语教师也加入了我们的谈话。他的个子要比其他三人都高些，腰间围着一条纱笼，头上戴着一顶无檐小帽，面无表情。他坐下来就开始猛吃茶点。他说，现代的读者都已经厌倦小说了，因此许多人纷纷转向《古兰经》，开始阅读《古兰经》。

拉赫曼同意道：“这样要自然多了。”

可是，难道阿拉伯语没有自己的小说吗？

没错，阿拉伯语教师说道，口不停嚼。有个埃及作家。可是他第一本写这个，下一本又写别的，一看就知道，那个作家自己已经迷失了。

他写的是些什么小说？

教师也说不上来。他说，他只是转述他的学生讲的话。接着，他继续埋首猛啃马来糕，又灌下大量冰茶，站起身来，整整纱笼，就重踏着步子离去了。

他们都很满足。“满足”一词，被他们翻来覆去地说着。他们要我知道，他们的生活令人满意得很。拉赫曼为政府工作，每个月领薪一千块钱，自家还有一辆车。他说：“我很喜欢这里的日子。”他无意出门去马来西亚其他地方参观见识。他们在这里不必过跟别人争个你死我活的日子，他们在这里也不用担心华人来抢地盘，他们不会碰到马来人在其他地方必须解决的问题。

雨下个不停，没完没了。我们一同前往一家由马来人组织经营的马来餐厅共进晚餐。这家餐厅的规模比沙菲童年时期所知道的任何机构都要宏大。餐厅里的装潢却有潦草轻忽之嫌，但拉赫曼还是乐于炫耀这家马来人企业的样板。他说：“你看，我们也不是通通要回归伊斯兰教。”

哲学讲师还跟我们在一起。显然他早就将与妻子共进晚餐的约定，以及他四处传达死讯的传统义务抛诸脑后了。先前他大费周章杜撰的情节，不过是个信号，就是要我别再追问他在爱资哈尔求学的事情，也别考他哲学，或是提起任何有争议的话题。

此外，这也是他们满足的生活的一部分，他们每个人都建立了大家庭。拉赫曼有五个孩子；长衫紧扣的注册主任，虽然年纪轻轻，也养了三个孩子；哲学讲师家里有四个孩子。

“我们都很乐观，”哲学讲师说道，“我父亲生前一穷二白。可是你看，我现在还不是好好的？我们的孩子将来长大也会跟我们一样平安无事。”

注册主任说道：“安拉曾经说过，世上一切生命，都不会衣食无着。”

我说：“可是，像柬埔寨这样的地方又怎么说呢？”

“他们自找的，那些处罚都是他们自己招来的，”注册主任回应道，“安拉也曾经讲过，不信真主的，就要受惩罚。”

拉赫曼说：“倘若一只蚂蚁叮了你的腿，你不能光捻死那只蚂蚁而已，你一定要斩草除根，杀光一整窝蚂蚁。”

我问起今早报纸上的一则新闻。有一个故事，最近到处流传，沸沸扬扬。传言中说，某处港口若要竣工，就得祭奠四十个人头，不然永无完工之日，乡间地区的家长吓得不敢让孩子出门上学。

他们说，这已经是旧闻了。拉赫曼说，他还是个小孩儿的时候，就听过类似的传说：某条铁路要完工，就一定要祭奠四十个人头。像这样的故事都可以简单地解释。家长只是想让孩子乖乖地待在家里，不要外出游荡，因为村子里天一黑就伸手不见五指，只有三三两两的路灯照明。还有，在他小的时候，也听别人说过，要是你爬上一棵香蕉树，你的私处就会烂掉：这种传说不过就是要孩子别去爬树。要是你坐在枕头上，你屁股上就会长疖子：用意也只是要让枕头保持清洁。

“可是，现在大家的教育程度都提高了，”拉赫曼说，“他们会跟孩子坦白讲，屁股坐在枕头上，会把枕头弄脏的。”

我们谈着谈着，外面开始大雨直落，我的胸也因为空气潮湿而隐隐抽紧，我的心思也不由地游走到我在旅馆里的小房间，房间里的中央空调冷气甚强，而且无法调节。

沙菲追忆他小时候熟悉的乡村生活。他讲到这种生活时，语气之中仿佛这已经是旧日情怀，像是他们只能通过组成公社才能够重现这些美好的往事情景。可是，那种生活，严密的集体感、古旧的方式以及平和的气氛，仍然保存在这些人之间，尽管他们已经买车，从事过去不曾存在的新形态工作。这些人所信奉的伊斯兰教，不过是他们满足惬意生活的一部分。沙菲的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作为马来人的振奋机制，涤净马来人，扫除虚伪的行径与虚伪的渴求——是负有革命宗旨的伊斯兰教，对这些人来讲，沙菲陈义过高，他们无法了解他究竟在追求什么目标。

更叫人骇怪的是，我也被他们当成伊斯兰教革命的特使。在他们眼中，我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特使，晚餐过后，众人鸟兽散去，就没有人再搭理我了。翌晨，拉赫曼致电，自称当天上午十一点，他得上清真寺去，而且，他跟他太太安排了一个“节目”，一直要到下午三点才能有空。他分身乏术，哪里都没法带我去，连带我去参观一家蜡染厂的计划，也要胎死腹中了。他甚至连开车送我到机场的时间都没有。

雨下个不停，我只能待在房间里。旅馆的“维修人员”将空调送风口用报纸糊住，却无法缓解小房间里的刺骨寒意。为了取暖，我只能敞开浴室的百叶窗，大雨也顺势灌进来，旅馆大厅仅容回身。我唯有在大厅、餐厅与自己卧房中消磨时光，一直耗到下午近晚，我搭车驶进汪洋积水，重回机场。太阳好不容易稍稍露脸，转眼间，大雨又淅沥降下。跑道上，雨水打在积水上，激起高扬花白的大片水沫。

槟榔屿在马来西亚西岸，到那里不过是一段短途旅行。西岸是马来西亚最发达的地区，受到的殖民影响也较为深厚，除了英国人拥有的大片种植园、工厂之外，华人也随处可见。这里也是安瓦尔·易卜拉欣领导的ABIM崛起之地，于是，沙菲也就替我安排了一次旅程。可是，从哥打巴鲁回来之后，我就犹豫了。飞机在槟榔屿短暂停留，再飞往吉隆坡，我心中举棋不定，真想就这样飞回吉隆坡算了。可是，我还是下了飞机。

航程短短，却像是来到另外一个国家一样。槟榔屿有一座国际机场；天气晴朗无雨；机场大厅里，在大学工作的三十四岁的阿卜杜拉，正等着接我。

知名品牌的工厂、繁忙的市镇，不时展现出优雅。阿卜杜拉开着车，从机场载我进城区，刚开始，他措辞还严守中立，仿佛也在摸索着他跟我之间应当如何互动。只是没多久，他的激昂热情就不由自主地流泻出来：跨国公司、低廉的工资、马来人的散漫随便、面对竞争的无力、亟须伊斯兰教挽救的现况。阿卜杜拉在马来人当中，面容算是白皙的了，五官轮廓也隐隐显现着西方白人的特征。可是他不满于现况，他的激情令他看起来格外神伤。经过他的引荐，我认识了穆罕默德，他比阿卜杜拉要年轻两岁，外表上看起来更像华人而不像马来人。穆罕默德是一位教师，同样，他也面临着马来人的困境。

他们将我送到“东方快车”大饭店，让我先自己休息一会儿。东方快车大饭店在英国殖民期间就已经赫赫有名，如今一看仍旧规模宏伟。进入饭店大厅，就像是准备接受洗礼，整个人都焕然一新起来。我房间里的客厅，就朝向一片植有灌木与棕榈的平台，大海就在平台之外。可惜夜色深沉，我无缘一睹海景。不过，此时能够暂时抛开马来人的马来西亚——纵使我对阿卜杜拉与穆罕默德的抑郁不快寄予无限同情——远离哥打巴鲁知足常乐又言行不一的人们，实在是一大乐事，感觉无限舒畅！我原本抽紧了的胸口，现在也逐渐放松。坐在宽敞的餐室里，桌布像是刚刚洗净熨整过的，华人侍者，动作利落而经验丰富，我心情也跟着轻松愉快，一餐之间，我竟然喝掉了大半瓶的澳大利亚雷司令。

晚上十点钟，分秒不差，就在我还因晚餐的葡萄酒醺醺然之时，阿卜杜拉与穆罕默德依照先前的约定，准时回来找我。我向饭店要了茶点与咖啡。负责客房服务的华人侍者，原先对我这么一个全然的陌生人还极为友善，几近于殷勤款待，此时一见到我房里的两位马来客人，当下就面无表情，仿佛他在一瞬之间就察觉出我这两位客人的底细与本色：这两个相貌英俊、满腹忧思的马来人，其实肩负着种族与宗教的使命。

刹那间，他们在我眼中——他们坐在藤椅中——仿佛有了距离。客房侍者离开之后，我便对穆罕默德与阿卜杜拉说明晚上用餐时，我脑海中突然兴起的想法：也就是说，这样一座殖民时期的大饭店，让人又喜爱，又排斥，乡下出身的马来人进入这样的场所，随即成为自己国家里的异乡人。

穆罕默德，年纪较轻的那一位，五官肖似华人，首先回应道：“你说得对。”

“我们的确感觉像是异乡人。”阿卜杜拉附和道。

“在你还是孩子的时候，你曾经有这种感觉吗？”

“特别是在大人带我们进城来的时候，”穆罕默德说道，“我是在乡下接受小学教育的。小学毕业之后，家里就将我送到一个小镇上念中学。巴特沃斯（Butterworth）。”讲到这个英语地名时，他以当地人习惯的方式发音为But'worth[1]。“学校其实不远，从这里跨过一条运河就到了。可是，我已经感觉自己像个异乡人了。”当时，他只有十一岁。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被带去见我的老师的时候。他们都是我的父执兄长，诚如你所说的。我的伯父带我到那所学校。学校旁边就是一个基督徒的墓园。所以说校园一旁紧邻墓园跟附属的礼拜堂，怎么都避不开。我们总是在这种气氛下上课，基督徒跟外国人的气氛。当然了，每天早上，我们都得跟着唱他们的歌。”

“赞美诗。你还记得任何一首吗？”

“我全都忘光了。”可是，他还记得一点当年学校教给他们的基督教宗教知识。“不是伊斯兰教。从来没有人教我们任何关于伊斯兰教的知识。这是发生在一九五七年左右的事情。那个时候，我们就快要独立了。或许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导致我们的青年，我们这一整代人都迷惑不解。你本来是个穆斯林，从小在穆斯林与马来乡下的背景中长大，突然被人带到——转移到——那样的环境里。那就是一直到最近，我的世界观还是非常不合伊斯兰教教义的原因。”

“你的意思是……”

“你对于生命的整体观点。你如何看待人与社会？你对于大自然又抱着什么样的想法跟观念？你觉得自然是你的生命的一部分吗？你应该跟自然对抗，还是去征服自然，还是应该跟大自然并肩共存？最后，还有，你对于超自然现象的观点如何？你认为超自然是强而有力的吗？”

“身为一个穆斯林与马来人，你自己对于自然环境，又抱持着什么样的观点呢？”

“关于这一点，我们稍后再详细讨论。”

“那么，要你说的话，你们在学校里的时候，他们又灌输给你们什么样的自然观呢？”

他语塞困顿地说：“在那个阶段吗……”可是，提起这个主题的是他自己。他无语寻思了一会儿。“当初他们传授我们的观点，也不尽然纯粹是基督教的观点。其实是将基督教教义跟俗世观点混杂在一起。其中一个想法当初就这样灌输给我们，他们认为，大自然是有待开发跟征服的。等一下，最重要的是，自然环境是没有灵魂的，只有征服自然，你才能平安自保。”

我回想起自己在特立尼达求学的日子，那里同样也是英属殖民地，同样有着大片的种植园，学校的老师曾经教导我们诸如此类的观点吗？

我问阿卜杜拉：“你同意穆罕默德刚才说的话吗？”

阿卜杜拉说：“他讲得没错。”

“当你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你就像这样有所感触了吗？还是说，你只是现在才萌生这样的想法？”

穆罕默德说：“现在，直到我们重新回顾伊斯兰教之后，我才开始有了这种体会。”

“可是，难道他们在学校里没教你们华兹华斯与英国的自然诗吗？”

“那不是我们上课的重点。我们只有在上文学课的时候，才会教到这些英文诗。而且，老师总是会说，这些诗人都是浪漫主义代表人物。那并不是他们的思想的要素。因为在我们求学期间，所有的重点都落在如何开采锡矿、如何伐倒树木，以及如何建造工厂上。”

穆罕默德说得对。英属马来西亚，这整片西部海岸上，不过就是一片种植园与一处矿场而已。英国人带华人、印度人，甚至还有少数的爪哇人来此采矿、栽植，当地的马来人适应不了像这样必须集中同住在临时工房里的粗重劳动，还是守住他们建造在河畔的青翠村庄。那些马来村庄，至今都还散发着浓郁而迷人的田园风情，森林、果树、香蕉树交错并立，木桩上架着原木扎排搭建的小屋，透风清凉，宜于小憩补眠，半堵矮墙围起的阳台，适于三五好友聚会清谈。不像控制严密的种植园那样橡胶树成行直立，分成不同区块，定期采伐，定期补植，林工就住在林场上。马来人的生活也不同于矿工，更不能与小镇居民的日子相提并论。面对对外开放的市镇，小镇居民经营他们栉比成排的店铺住家。当穆罕默德还是个马来村庄的孩童时，他一定已经意识到，眼前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截然不同的景观，要比我在特立尼达时所能体会的多多了。只是当时，他究竟注意到了多少？其中，出自他的马来村庄生活背景的本能，又允许他看见多少呢？

“你自己对于大自然，又抱持什么样的观点呢？”

之前，他已经一度避开这个问题。到现在，他还是吞吞吐吐的。“那个时候吗？或许，我自己也说不上来。”

“现在，还是请你尽量说说看吧。”

“要我构思出自己的观点？”接着，类乎沙菲的直爽坦白，他突然缄默无语了，一径苦思当年不曾通澈的思路。

我想帮他一把，就开口说道：“当然，关于自然，马来人一定也有开辟丛林种香蕉，房屋四周栽芒果，把树丛清开，诸如此类的想法。难道这样就不算是征服自然吗？”

“我比较倾向说这是跟自然共存。那就是马来人的观点。我们没有像西方人那样要去征服自然的想法，不像他们现在这样强调。”

阿卜杜拉说：“我们更多是只为了满足需要而开发。”

穆罕默德说：“同时，马来人也会照料那些当时没用上的东西。”

“哪些东西？”

“那些自然的成分，那些自然的组成部分。”

可是现在，我隐约觉得，他们开始堆砌铺陈的理念——他们正企图探索出某种毫无顾虑的生活方式——正是西方人所倡言的生态与环境理念。

而在我的持续追问下，穆罕默德胡诌了一两句虚伪的开场白，他说：“目前，我依旧无法确定我们马来人看待人、社会与超自然现象时，心中究竟有什么想法。”

“超自然？你真想用这么热门的词吗？”

“假如我们真要想理解某个特定族群的世界观的话，这个词就绝对回避不了，就我们现下讨论的主题而言，也就是穆斯林或是马来人的超自然观点。”

他言止于此，只将他空泛的感受留给我捉摸。

他看来似乎也意识到自己言语浮泛了。他说：“关于先前我提过的有关锡矿的事情，我想再补充说明一下。当时，老师告诉我们，自然是有待征服、开发的，他们鼓吹这些理念都是为了配合工业革命。”

这还真像是学童学舌，历史学生交报告。可是，他话中的弦外之音隐隐作响。我猜想，他正在援引两度从他心中移除的想法：起源于西方，再经新伊斯兰教运动的宣教者撷取、简化、广泛印刷传播的观点——西方已死，西方人性灵颓败，西方人只是徒然浪费世界资源，等等。

我说：“当初你还在学校求学的时候，一点都没有体会到这些吗？”

他没有回答。

我们三人落座以来，一直保持缄默的阿卜杜拉这时开口了。他说：“至少对我而言，我还在学校念书，五年级的时候，就开始明白这些事情了。我的意思是，我们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不只是一桩偶然的意外。我们的生存应该还蕴含着更深刻的意义。我自己从小就接受了宗教教育，因为我家人都具备坚定的伊斯兰背景。在我十七岁之前，这样的想法就已经开始显现。”

“那么，那段期间一定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促发了你的觉醒。你碰上什么事情让你开始质疑他们在学校里教给你们的东西？你能不能举出一个比较具体的事例呢？”

“我记得，我们在上英语文学课的时候，学校要我们读一本书——《人与神》，希腊神话。里面讲的都是些宙斯、阿芙洛狄忒、米罗，以及所有的希腊女神的故事。阿波罗这些人物，根据希腊神话记载，都是些天神，不过是以人身面貌出现在世间罢了。接着再在各种人类活动中搅和，不是吗？像是挑拨离间、制造矛盾，还有征酒逐色、放浪形骸，等等。当然，他们在道德层面上也一样，你是知道的。所以，我身为一个穆斯林，看到这种天神有这种行为，就觉得岂有此理，十分反感。举例来说，我还记得，朱庇特变作人身下凡来诱拐那个公主，我想不起她的名字了。除此之外，要是我们上地理课的话，我们就会念到各种地形形成的原因与过程，比如说，火山是怎么形成的。你会听老师说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火山就是这么形成的。可是，一到宗教课，宗教老师又说了，这一切都是一个掌管着整个宇宙的全能天主一手创造的。因此，我就会跟我的宗教老师讨论这些事情。我还得说，幸好我们家是个大家庭。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家里也会谈到这些问题。我说，火山怎么会像他们在地理课上讲的一样，突然就冒出来了呢？火山一定是某些神祇创造出来的。”

穆罕默德说：“我的背景跟阿卜杜拉不一样。说起来，在我身上，马来人的成分多于穆斯林。我想，我家人对于宗教没那么讲究，对于伊斯兰教的了解也不多。后来，我上了教会学校，学校里传授的知识混杂了基督教教义跟世俗的观点。”对这些人来说，世俗是个恶劣的词语：这个词意味着现世、无神论、西方的、非马来的。“所以，中学毕业的时候，我就变得非常世俗。那种情况之下，我的日子过得很迷惑。当时，我对伊斯兰教的了解也很少。所以说，讲起来，我的伊斯兰意识觉醒得很晚。所以，在我开始担任教职后，我就又重新研究伊斯兰教。”

我说：“当时，你究竟在迷惑些什么呢？我的背景要比你们都复杂，可是，我并不迷惑。而且跟我一样清楚自己在干什么的，还大有人在。现在这个时代，很多人，他们的出身背景都不是那么单纯了。”

穆罕默德说：“你只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不再迷惑而已。”

我说：“深思熟虑之后。”

他微笑说道：“你不再迷惑，因为你接受了。”

“难道你不能接受自己吗？你是个马来人，你上教会学校，因为那是当时你所能进的最好的学校。难道当时你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以及你为什么要上那样一所学校吗？”

“或许不吧。”接着，他重复了一次，“或许不吧。”他侧首思索了一阵子，接着说道：“虽然我说我们家在宗教信仰方面，不是那么严格，我还是知道，我每天都会做礼拜，我们全家人也都会做礼拜。然而一到学校，他们突然就要我们开口唱这些基督教的歌。那当然会害得我非常迷惑。另外，校方还有个教育理念，两性合班教育，男生女生混在一起，也让我手足无措。”他存心将教会学校的最大震撼保留到最后时刻。“在那所学校里，你总是避不开女孩子。学校还叫你跟女生牵手，一起跳舞。”

穆罕默德三十二岁了。他是个老师，在大学里也有朋友。可是，事经二十年，教会学校如此触犯村庄生活的禁忌，还是叫他怔忡不安。而且，就像我在吉隆坡的假日酒店里面对沙菲时一样，将眼前这个优雅的男人跟他所说的话联系在一起，还是让我感到相当费解与艰难：敞向平台的房间外棕榈灌丛相映成趣，傍着一片泳池，这人坐在一张藤椅上，显然十分舒适自在，可是他言语间却犹然郁郁寡欢。

他说：“我们聊了一个半小时了，却还没谈到你跟我们说想谈的重点：重新架构我们的社会。”

这话不假。可是，我宁可避而不谈社会架构。今天傍晚时分，从我们稍早的对谈中我可以猜想得知，他真想致力的目标，不在于重新架构。动摇国本，拆解清除社会组成成分，才是他真正的兴趣所在。他唯一想加以运用来重建社会的，只有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教的抽象概念。话题就这样引至此处。马来西亚——众多的痛苦病灶：马来人的闲逸散漫、华人的充沛能量、种族政治、晚近出口收入所导致的贪污腐败、这个教育程度落后的弱势国家对于科技一面倒地依赖——在我们的谈话中消失了，成为一个抽象概念，一个信仰纯正的国度，全心拜服于安拉真主。达成这般全国全心的顺服之后，所有内政外交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时间到了午夜，他们得走了。要是过了半夜十二点再开车回家会让他们紧张焦虑的。临走前，穆罕默德递给我两篇文章，留给我详细阅读。其中一篇是他的随笔文章：《现代主义的缺失：伊斯兰世界之纳达[2]趋势》。通篇文字都是伊斯兰教宣教人员的口吻。文中一个段落题了这样一个小标：“西方的破产”（“罪恶与欲望，酒精与女人，狂野的派对与充满诱惑的周遭环境”）；另外一段的小标为：“伊斯兰教之完美无瑕”。如此思维背后有一个逻辑。教育、灌输穆罕默德各种知识的西方文明，同时也训练了穆罕默德如何判断思考，因此，西方世界必然无法回避种种批判。至于伊斯兰教，宗教无法累积学养与知识，唯一的功能只是让信徒重拾信仰，理所当然地，可以免于所有的批判与质疑。

穆罕默德留给我的第二篇文章，是他为了这次会谈用铅笔撰写的一份备忘。是他所谓重建马来西亚的主旨大纲，内容之空泛抽象跟题目不相上下。他的“信仰体系”强力呼吁全国上下共同膜拜安拉；在“社会体系”里，他则要求自由，“各级部门不得渎职贪污”，保障妇女与家庭生活，“禁绝卖淫与同性恋”；“经济体系”则坚持“良心收入，禁绝贿赂、赌博，不得剥削贫下阶级”。可是，文章结尾却刺眼难堪。穆罕默德在最后一段讨论到他的理想国的“政治体系”时，呼吁道：“推出类似伊玛目的政治领袖，哈里发代表真主统理人世。”说穿了，穆罕默德正在呼求一个像阿亚图拉霍梅尼一样的寡头。霍梅尼自命为真主的代表，统治着伊朗。穆罕默德同样一心期望一个像霍梅尼那样的宗教领袖可以来统治马来西亚。通篇空言当中，这是他唯一提得出的具体建议。

这就是他的马来与穆斯林激情、对历史的了解、自觉意识的觉醒与知性的生活，共同合作得出的结论。他对改革毫无概念，改进现况过程中的任何环节他都一无所知。他根本无法实事求是。然而，要他废除空言，回归现实，委实太困难了。全盘依赖别人的文字和想法，再将这些思想塞入他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激情当中，要他落实具体，委实强人所难。他一心只期盼着，这个世界能够突然（就像他回忆中，乡下男孩儿进城去，就读于一所墓园一侧的教会学校一般突然）重新回到信徒的掌握之中，就像当年，他的世界骤然脱出他的掌握一样。

伊斯兰世界发生的新闻让人无法振奋。伊斯兰时代的新纪元——肩负着多少信徒的殷切期望——开启了一连串的浩劫灾难。巴基斯坦一架满载朝圣者的客机，于朝圣之旅结束后启程返乡时，在离开麦加机场不久后坠毁。麦加本地的大清真寺里，枪战已持续多日，多人伤亡。而在巴基斯坦，戒严法执行得更为严格。军政府取消了选举，重新实施公开鞭刑。当局逮捕一位知名的记者，并广泛刊登他戴着手铐脚链的照片。在伊朗，美国大使馆遭到学生袭击，五十多名美国人被挟持为人质，暴徒没有清晰动机，不过就是为了达成戏剧效果罢了。伊斯兰革命已经开始变味了，走上了歧路，迷失了目标。

可是，阿卜杜拉与穆罕默德面对信仰的国度所传来的噩耗，丝毫不予采信。穆罕默德认为，巴基斯坦局势的动荡不安，证明这个国家终于进入重新架构的过程。阿卜杜拉则认为，路透社与美联社都未曾正确报道有关伊朗的事。当天傍晚的时候，我们曾经讨论过这一点，而阿卜杜拉说：“我们应当建立自己的新闻媒体。”

我回到了吉隆坡，回到了假日酒店。

电话总机小姐在电话里说道：“你还好吗？你的胸口还疼不疼，你知道吗？要是你有气喘的毛病的话，你就不能吃冰。你应该吃蝙蝠。”

“蝙蝠？”

“是啊，蝙蝠，蝙─蝠。我们马来村庄的乡下人都是这么说的。你把蝙蝠抓来，取出心脏，将心脏拿去烤，烤得脆脆的，要真的很脆，然后，再把它磨成粉，混在咖啡里喝下去，一天两次。我们乡下都是用这个偏方。真的有效。”

“可是，蝙蝠的心脏应该很小吧？”

“那你大概一次要用上两三颗心吧，我也不知道。反正，很有效就对了。”

沙菲到饭店来看我，顺便探问我这趟旅行收获如何。我跟他说：“只是，你怎么没跟我提到哥打巴鲁雨下个不停呢？这就好像跟我介绍格陵兰的时候，略过不提那里的冰天雪地一样。”

他哈哈一笑。“那个我还真是漏掉了。我们哥打巴鲁只要一淹，路上就全都是水。这可是一桩大事。然后，我们就会划船出门。有人说——可是，我从来没有亲身经历过——女孩子会穿戴得花枝招展的，就像要参加节日庆典，穿上她们最好的花裙子，男孩子就会趁这个机会，仔细地打量女孩子。路上淹水也不会没过膝盖的。还有划船。我们每一家家里都有一艘船拴在房子底下，大家把船拖出来，准备参加划船活动。我们会划着船逛村子，看看平常没水的地方，淹了水会变成什么样子。等到泛滥的季节真的开始了，我们就会砍下香蕉树干，再拿一根竹竿插入香蕉树干，扎成一张香蕉筏，然后，我们就坐在这张筏子上，划着桨出去玩。”

“听起来还挺像个天堂的。你看你讲的，连眼睛都亮了起来。”

有时候，沙菲就是这样欢喜陶醉地讲起他的村庄，语气不像个村庄居民，反而像个浪漫的观光客，像个从远处瞭望他的村庄的人。

“我们总是渴望着下雨。我一直喜欢水。”

过了几天，安瓦尔·易卜拉欣前往孟加拉国参加一个伊斯兰会议，ABIM工作比较少，沙菲又来看我了。我们找了一辆出租车，去游玩一下。车开到吉隆坡西区一处优美的丘陵地，看到一大片新近兴建的住宅区。在我眼中，我看到的是一座修葺精致、维修良好的新兴都市，投资所及之处莫不欣欣向荣，可是，那不是沙菲带我到这里来要我看的。新旧城区的差别，也正是马来人跟华人际遇的分歧。就算房子是新建的，沙菲还是可以一眼认出哪一栋是马来人的房子，哪一栋里面住着华人。

于是，我就跟他玩起这个游戏。我当菜鸟，尽量选些容易辨识的例子。我们经过一幢周围堆着木料的房子。我说：“华人的家？”沙菲说：“华人住的。”我们经过一栋前院种了成排兰花的人家。我说：“马来人的房子？”沙菲说：“不，还是华人的。”我放弃了。

再走远一点，市区转为乡间，我们经过几个女孩儿身边，其中一个女孩儿相当漂亮，她们都坐在一个公交车站的候车亭里。她们都是马来女孩儿。

沙菲说：“这些不受时间影响的人。”

“你怎么会用这种话来形容他们呢？”

沙菲有他自己的解释。同时，他的出发点也不是为了表现浪漫，而是强力吁求革新。“这些人不受时间影响。他们没有时间限制，也根本不在乎时间。他们有的是时间等公交车。他们一点也不急着把事情办完，你还可以在某些村庄里，看到他们游手好闲，浪费时间。玩牌，闲聊。‘你上哪儿去呀？’‘我上市场去呀。’要是你再问他，‘上市场干什么？’他们不会跟你详细说明究竟去市场做什么，他们只会跟你漫不经心地瞎扯，上市场去看人来人往啊，看看朋友啊，跟大家打个招呼啊。最后，将近吃午饭的时候，再转回家去呀。他们朋友之间要是碰了面，总是问‘你孩子怎么样啊？最近打到什么鱼啊？今天市场上鱼多不多啊？你们家里最近好不好啊？水淹得有多高啊？十五英尺？十九英尺？’这些人真是完全不受时间限制。”

我们的车开到一个油棕农场。油棕树干粗糙，张扬着暗绿色的羽状复叶，成排成列地栽植。果园边上堆着一枝枝硕果累累的果穗，黄红斑杂的油棕果实富产棕油，刚经过一场雨淋，表皮上还湿润滴水。天色灰暗，山雨欲来。我们就往回开。

司机突然惊呼一声：“蘑菇！”沙菲就请他将车停在一个马来路边摊子旁边，摊子上正摆着蘑菇出售。白色长柄的大个儿蘑菇，一把把地绑在一起。

“这些蘑菇不是人工种植的，”沙菲辨识道，“这些都是乡下人在森林里采来的。”

我说：“看起来好像花朵。”

他手上捧着刚刚买下来的一把蘑菇，双眼凝视着它们，嘴里说道，语气罕见的温柔：“蘑菇确实也是一种花啊。”而当我们再度启程，重新驶回路上时，他说：“他们在村子里，总会跟我们讲‘千万不要用铲子去挖蘑菇。要是你用上铲子，蘑菇就再也回不来了’。以前，我还以为这么说是因为铲子是金属做的。其实不是这样。老一辈人的意思是，要是你用铲子挖蘑菇，你就把蘑菇的孢子跟表土都一起挖掉了。”

那几个女孩儿还是坐在公交车站台里。

快到吉隆坡的时候，沙菲请司机开下高速公路。我们经过一处马来人临时聚集的地方：这些都是从乡下进城暂居此处的人。这里的房子跟马来村庄里的屋舍差不多，只是建得比较紧密，住家周围也没有绿色蔬果菜园。这些房屋都是连夜赶建，隔日进住的，沙菲指着路边几个大仓库，仓房里堆着木材跟其他建筑材料，以敷流动居民建屋所需。

“那些华人，”沙菲说道，“专门剥削马来人。”

“但他们不也提供了服务吗？”

“他们的服务不过七成心意而已。”

“那还不够吗？你指望每个华人都是圣人，你我之间的差别就在于此。”

我们一同在假日酒店里用午餐。这回，他对餐点食物就没什么挑剔了。

我说：“这是真的吗？你从来不曾像跟我对谈这样跟别人谈起，或是回顾反省自己的生平吗？”

“一点也不假。对我来讲，过去就过去了。我觉得自己也没那个时间去想那些事情。”他又补充了一句，“过去那些美好的时光。”

他对于历史一无所知。他从他的父母亲口中听说日军在二战期间占据过马来西亚。不过除此之外，他的脑袋就空空如也了。马来西亚其他地区还有些古老的传说；可是，在哥打巴鲁，乡野传说却付之阙如，也可能是他从没听说过任何传说故事。他还在学校念书的时候，从未倾心于历史研究。而现在，他公务缠身，运动推展得如火如荼，分身乏术，怎么抽得出时间学习或是研究历史呢？他将自己封闭在同胞们丰富多彩的过去之外：印度教、佛教、灵魂信仰等等，他一概充耳不闻。

他活在困境之中。他感觉身为一个马来人，自己两手空空，一无所有。由是之故，他暗自期望——虽说这种妄想也不是办不到——自己除了正当信仰之外，其他一概不理，类似某种抽象人物一样。他曾经说过，人要是想真正进入文明状态，就得清楚掌握自己来自何处，去往何方。这种追寻与历史无关。对沙菲而言，唯一要紧的，只在于宗教信仰正确与否。只要建立正信，其他一切自然水到渠成。基于他对马来同胞的热爱，他殷切期盼自己能为国人矫正俗世的偏差，他要他们尽可能的纯净，就像他认为自己拥有的那种纯净。他加诸在自己肩头上的使命还真是任重道远。

我说：“难道宗教不会转移民众的注意，占用他们原先该用来办正事的时间与精力吗？难道宗教不会沦为一般人用来逃避现实的借口？”

他忽视我话里的要点，以自己的方式诠释我的问题。他说：“我们是开疆拓土的第一代。马来西亚没有几个人懂得何谓全方位的伊斯兰生活方式。我们想改变那些常见的传统，正宗的伊斯兰生活方式不是那样子的。可是，这个过程要推动并不容易，还要花上很多年的时间。”

我继续问他如何看待自然环境。我跟他复述了一遍穆罕默德与阿卜杜拉在槟榔屿对我说过的话：穆斯林力求与自然共存，而非穆斯林，尤其是西方人，只想征服自然。

他并没有使用穆罕默德与阿卜杜拉的话。“我得坦白跟你讲。我们的村子从来就没有经过开发。没有锡矿，没有橡胶树种植园。所以，这方面，我也说不上什么。”他的经验更为狭隘，而且还局限在个人体会上。“我小的时候，对周遭环境只有一种印象，就是干净。溪流不曾经过化学药品污染。我们村子里唯一的污染源，就是隔壁华人居处养的猪和猪屎。我十五岁的时候，村子里开起染坊，总共三家，一家马来人开的，两家华人开的。从此，化学染料就不断被倒进河流里。结果，我们在附近溪流里游泳的活动也受到干扰。他们毁坏了我们的游乐场。他们应该挖个洞，把废料埋在里面。我们那一帮人，我和几个朋友，觉得非常不高兴。那家蜡染厂正好是华人开的，我们非常看不起那家工厂。”

“我现在正在读一本马来小说。作者讲到马来人的住家阳台下面都有个小便池。”

“那是生物污染，有时候，这些排泄物也可以做堆肥，比如鸟屎、鸡粪。可是，不管怎么样，因为宗教的限制，我们不会拿猪粪做堆肥的。”

“你小的时候会觉得青山很美吗？稚嫩的稻穗会不会也让你觉得很美？”

“在我们看来，这不过是很常见的风景。我们从来不会去想那样的风景美不美。可是，我们也在几本小说中读到过描写稻田的美，还有风吹过竹林发出某种音响的文字，自然的声音，这下子，我们才领悟到，原来，我们周围真是美不胜收。”

“今天早上你才对我说过，讲到那些房子的时候，你说华人种瓜栽花都是为了商业上的理由，马来人则只是为了追求唯美。”

“我可没说‘唯美’一词。”

只是，他确实用了“唯美”这个词，我对此印象颇深。或许，虽说用这个词也不是毫无道理，他提到“唯美”的时候，心里并不是那个意思。他的意思是：华人住的房子与院子，皆是商业性质的。华人在院子里养成排兰花，纯粹只为赚钱。马来人的院子则是花园，是家的一部分，从来不曾脱离这片美好的大地，一直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即使园中生产的花果也是准备出售的。如此复杂的情结，一个简单的赐予怎能概括呢？“唯美”（虽说也够公道了）只是沙菲简略的说法，也是他无心说漏了嘴，立论不够严谨，不能固若金汤地阻挡质疑。或许这个想法，他根本就还没有完全想通。即使华人与马来人之间确实存在差异，让人感触得到，也看得见，然而马来人与华人的屋舍之间，却找不到任何确切的差异。任何牵强附会的定义，都经不起考验，而左支右绌。

而我也在心中思索着，难道是这种无法以适当词汇描述的窘困，再加上他对于自身历史的无知，将他推挤到现在的处境吗？情感，不受语言羁绊，始终只流于情感，日后再汇入宗教。也是这股情绪，让沙菲囫囵吞枣地阅读这种宣传信仰的抽象文章。这股难以言喻的情感，掩藏了他的动机，模糊了他的目的，有时还让他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如今，宗教掩藏了真实的情绪。他热爱他的往日情怀，他的小桥流水。现在，他却致力铲除他的故乡。

他说：“讲到香蕉园与马来式的屋子，我跟我父亲有些意见不同的地方。我很喜欢那些鲜艳漂亮的开花植物，想在家里前院种上一些。可是，我父亲在家门口直接挖了一个大坑，他连续好几天都在坑里烧废物与垃圾——香蕉叶、杂草，还有园子里的其他废弃物。最后，他种了一棵香蕉树。对此我实在不是很高兴。我父亲说，‘种香蕉，我们还可以摘香蕉来吃。种花，我们什么好处也不会有，花又不能吃。’

“我把我的兄弟姐妹叫过来支持我，好跟我父亲据理力争，可是香蕉树还是栽在那里。几个月以后，树上长出香蕉了，这时候，我父亲就开始笑我，‘你看吧，现在我们的劳动有成果了。而你种的花又能给你什么收获呢？’其实，我父亲挖的坑，正在我过去种花的位置。后来，直到现在，我都排斥种花，因为花朵除了好看以外，什么回馈都给不了我。”

我说：“你现在对这件事有什么感想吗？”

“我父亲说得对。即使到现在，在我们吉隆坡的家里，我太太想在花盆里种花，我还是坚持认为我们种些绿色的蔬菜比较合适。”

[1]意为“还是值得”。

[2]Nahdah，文艺复兴。

第四部　印度尼西亚：篡夺

这里的人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宗教。

——西托尔·西杜莫朗[1]

[1]西托尔·西杜莫朗（1924－ ），印度尼西亚诗人。

一　袭击

就在我即将结束马来西亚之旅时，沙菲改变了主意。我准备搭机离开吉隆坡的那天早上，他拨了通电话给我，跟我提了几个在印度尼西亚推动伊斯兰运动的成员的姓名。他说，伊斯兰运动在印度尼西亚的处境比较困难。之后，他又来电致意，要我在前往机场的途中，到他办公室坐坐，他想跟我道别。可是，一个小时后，当我抵达ABIM办公楼时，沙菲竟然不在办公室里，也不肯从他所在的楼层下来跟我会面。

他差了一个年纪更大些的男人下来见我。这人头上戴了顶马来小帽，刚从瑞士回来，去瑞士出差也是为了办理伊斯兰事务，这些新穆斯林还真是行千里路。（马来西亚某些地区传出的消息指出，欧洲人正急速改宗伊斯兰教。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风气一贯自由，人民睿智开放，早就拜服了；法国一半以上民众都是穆斯林；而在英国，每天都有数百人皈依。）

这个刚从瑞士回来的人，跟我聊起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遭到袭击的事。他说，西方新闻媒体如此偏颇，他都不知道该相信哪家的报道了。他还在瑞士时，曾听说美国人雇了几名伊朗人攻击“另外一个”西方国家的大使馆，企图折损伊朗革命的声誉。伊朗革命卫队事先得知这个阴谋，将计就计，直接将这些受雇逞凶的伊朗人引到美国大使馆去，以夷制夷。

就这样，带着因为沙菲以及隐藏了真正目标的伊斯兰教引发的沮丧，我乘车经过大片井然有序的富庶农场，直抵吉隆坡机场。当天下午，飞机就在雅加达降落了。

雅加达骤雨方歇。道路两边均是红色的泥泞。长排的铸铁围栏；（究竟在防堵何方神圣？）挟着果篮，在潮湿处席地而坐的水果小贩；废气四散的巴士；聚聚散散的人潮；满是红檐屋顶和绿树的城市中，三两矗立的摩天大楼下弥漫着某种令人窒息的气味；冉冉上升的尘霾指示着高速公路的所在。离开天高地阔的吉隆坡，来到雅加达，宛若重返亚洲。报童与残障乞儿霸住十字路口。男人双肩担着一根扁担，两端各挑一篓沉甸甸的货物，快速地小步移动。（后来，我在印度尼西亚内陆城市日惹时，试着挑起一个陶罐生意人的担子。扁担的压力其实不在肩膀，而是直接落在双腿腿肚上，每向前走一步，压力就向下颠一颠：无怪乎挑担人要轻快地小步前进。）

雅加达也是个随处可见雕像与革命纪念碑的城市：一把自由之火；一群揭竿起义的勇士，可手上的家伙不过是削尖的竹矛而已；还有一幅硕大无朋的图画，画着一串被挣开了的锁链。这些公共艺术，似乎与城市生活毫不相关，其创作风格也是进口的，有些追仿俄罗斯，有些则是表现派的手法。可是，这些作品的目的却十分真实：国家的荣耀，以及浴血苦战换取的自由。

置身雅加达，走入一个充满历史感的国家。那段历史可以追溯到印度尼西亚争取自由的殖民时期之前。荷兰人曾经统治印度尼西亚长达三百余年，雅加达就是当年他们命名为“巴达维亚”的城市。可是现在在雅加达，却再也找不到荷兰语的踪迹。目前的通用语言，是同样使用罗马字母的印度尼西亚语，某些词汇用的还是梵文。雅加达这个城市名称——再也不是巴达维亚——也是个梵文词，意即“胜利之都”。出自如此遥远的异国的梵文让我的心思不由得也飞到好几个世纪前。

我住的饭店名声显赫，婆罗浮屠洲际大饭店，以九世纪爪哇中部的佛教寺庙命名。那座九层寺庙宏伟的平面图，被饭店援引为商标设计的基调：三个同心圆，圆弧以虚点点出，架构在五个长方形中，长方形有如阶梯层层相叠，直抵四个角落，造成涟漪般的效果。这个商标印在烟灰缸底部，编织在电梯里的地毯上，浮现在大游泳池池底瓷砖上，蓝色池水泛起的波纹更增添了标图案的涟漪效果。

印度尼西亚跟马来西亚一样，也是个伊斯兰国家。可是印度尼西亚，抑或爪哇，在前伊斯兰教时期已经呈现出一种伟大的文明，同时期的马来西亚只有乡野传说与习俗而已。伊斯兰教于十五世纪传入印度尼西亚，现在已成为国教。可是早在伊斯兰教传入之前，印度佛教文明就已经在印度尼西亚大放异彩长达一千四百多年，至今，这种文化还残存在印度尼西亚各地，以许多不同的方式显现。半遭抹灭，略显神秘，却依旧辉煌不朽，正如婆罗浮屠的寺庙。这种历史背景，也赋予印度尼西亚人，或是爪哇人，独一无二的特殊感受。

雅加达的战争与革命雕像往往过于夸张，有些看起来甚至荒谬。可是，雕像纪念着近代历史，这段历史既富于英雄事迹，又充满血腥恐怖，令人诧异昏乱。

一九四二年日本军队占据印度尼西亚时，全面废除使用荷兰语。日本人一声令下，卸下或涂抹掉所有荷兰语招牌。一夜之间，历经三百年的荷兰殖民统治消失了。大战期间，日本人将苏加诺和其他几个宣扬民族主义的印度尼西亚领袖（先前被荷兰人流放他国或下狱监禁）拱到台前，组成印度尼西亚政府。日本人还组织了一支印度尼西亚军队。战后，荷兰人企图卷土重来，再度执政，多亏了这支军队应战，与荷兰人对抗了四年。稍后，也是这支军队，在苏加诺担任总统的二十年间，负责印度尼西亚星罗棋布的大小群岛的安全防卫，镇压国内各地穆斯林与基督徒的分离主义运动。

印度尼西亚的独立来之不易。独立不似拟定五年计划，一旦改朝换代便应运而生。独立是靠不计其数的大小战役赢取的，独立也是经由混乱、示威，以及苏加诺的长篇大论、高唱民族主义的华美文章，方才得以降临在印度尼西亚。苏加诺的锋芒和魅力已然消退。军方势力不断增长。最后，一九六五年，也是这支军队罢黜了苏加诺。军方宣称，共产党人仗着苏加诺暗中相助，正在图谋不轨，想染指印度尼西亚。接着，历经独立过程中的乱局与挫折之后，印度尼西亚群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恐怖统治。

当局逮捕了十万民众，大规模进行排华屠杀运动。（华人已在印度尼西亚群岛生活达数世纪之久，总是躲不掉屠杀的厄运：一七四〇年，荷兰人就在雅加达杀了万余华人。）同时，根据传闻，印度尼西亚各岛沸沸扬扬的暴动中，将近五十万名疑为共产党人的平民百姓遭到抄家屠戮。有些人说，其实死了一百万人。印度尼西亚人至今仍因一九六五年及稍后的一连串暴动事件而惊悚害怕。每谈起一九六五年，他们就像站在远处的人，遥望着自身不可思议、无法理解的一部分。

如今军方当政，到处可见卡其色军用大巴。雅加达城区里散布着Kommando[1]（怪了，这个特殊的荷兰语单词反而沿用至今）的营房，营房一角总是飞扬着红白相间的印度尼西亚国旗。军方已然深入政治组织，并且严正宣告：此后军方代表在各级政府都不会缺席，还会扮演有力角色。

印度尼西亚军方紧紧箍住各个群岛，防止动乱分离。军方统治之下——经过了苏加诺花言巧语统治下的动荡时期后——印度尼西亚终于平静地过了十五年。这段时间，印度尼西亚拜原油输出之利，雅加达平地起高楼，铺设起通衢大道，因应大都会发展需求的各项服务也逐一出现。在这段休养生息期间，受过教育的年轻一代逐渐成人，印度尼西亚上下动荡五十年来，终于有一代人初尝社会稳定的滋味。然而，军事统治不时出现纷争。此外，伴随着稳定与成长，骚动纷扰总是接踵而来，仿佛是印度尼西亚这类国家不可挣脱的宿命。

这股骚动暗流正以新伊斯兰教运动的方式现身，新伊斯兰教运动超越了礼拜仪式，新伊斯兰教运动探讨安拉子民所遭受的不公不义，以及俗世政府如何自甘为魔鬼的爪牙：劝人避俗出世的伊斯兰教，此时却教唆信徒更为激烈粗暴地向前跃进。

阅读印度尼西亚近代史实在让人头昏脑涨。倘若将印度尼西亚近代这一段动乱史投射在一个平民百姓的身上观之，则更叫人困惑不解。在国政与法制皆无所依托的情况下，竟然有人身受如此的人格攻击，依旧存活下来。

苏理亚迪年近六旬。他个头矮小，肤色棕黑，外貌看来不堪一击。他出生于东爪哇，自称是印度尼西亚全国“已统计入内的穆斯林”中的一员。他不曾受过任何宗教教育，他信奉宗教，不过是因为周遭环境如此。他无法确定自己究竟相不相信后世，也不知道预求美好后世乃是伊斯兰教教义的基本要素。

他是贵族阶级出身，只是，贵族在东爪哇不过意味着不是贫农罢了。当年，荷兰人通过爪哇的封建朝廷进行殖民统治，爪哇只是一处农业殖民地。因此，荷兰统治期间，晋身贵族无需高明的职技素养。苏理亚迪的祖父身为贵族，生前不过是个薪资微薄的白领人士，苏理亚迪的父亲则在银行担任会计。

然而，身为贵族，苏理亚迪遂得以进入荷兰人开办的学校就读。学校收费低廉，事实上，苏理亚迪根本不必付费。教育质量相当精良，光从苏理亚迪一口标准精湛的英语，就可以稍微探知其教学质量之优秀。此外，苏理亚迪最近打算重拾德语，就在雅加达的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注册上课。结果，他发现，凭着四十年前荷兰人教的德语，他竟然还够格上中级班，稍后，他不费吹灰之力地通过了德语考试，获得一纸证书。

一九四二年年初，日本占据了爪哇。东京电台播送出来的消息称，日本政府将放手让印度尼西亚独立，许多印度尼西亚人自发上街欢迎日军，将他们奉为解放印度尼西亚的王者之师。当年正是苏理亚迪在那所学校求学的最后一年，荷兰教师纷纷被替换免职，遗缺由印度尼西亚人补齐，校长或督导则由日本人担任。六个月里，教学活动一如荷兰主政时期正常进行。即使国内天翻地覆，事情还是照常进行，委实令人诧异。此后，苏理亚迪进了大学，此时，大学里的讲师和教授就全是日本人了。可是，日本人拙于应付外国语言，这一点，他们自己也不回避。过了一阵子，日本校方开始派任印度尼西亚人，让他们奉日本之命办理校务。

印度尼西亚人利用授课时间大力鼓吹民族主义，顿时将印度尼西亚学生对日本人原先存有的一丝好感一扫而尽。苏理亚迪十分明白，印度尼西亚全国的经济生产不过是为了支持日本战事需要而已。日军征召了成千上万的印度尼西亚人，前去修筑缅甸铁路。（当时被迫迁移的印度尼西亚劳工，如今在泰国组成了一个侨民社区。）电台也被查禁了，过去接收东京电台传播大好消息的收音机，也听不了了。

这个时候，同时发生的两件事情，让苏理亚迪坚定地公开宣布他对日本人的反感与抵抗。是大学校方竟然勒令所有学生都要剃头，那是禅宗寺庙里出家的规矩。而苏理亚迪的反感十分理所当然：校方这种规定是人身攻击。接下来，某一日在操场上——大学生也要接受军事训练——有个学生被日本教官甩了一巴掌。所有的印度尼西亚学生都感到被羞辱，苏理亚迪跟他的同学就在校园里发起了一次示威抗议。结果，日本警察逮捕了连他在内的三十余名示威者，老师与学生都有，一并关入大牢。

他们在牢房里，听说有人因为反日示威而遭酷刑虐待，甚至连听听收音机都会招来一顿痛打。可是苏理亚迪跟他的一伙同志却被奉为政治犯“款待”，只是仍避免不了禅宗寺庙的规诫。日本人挥舞竹板抽打他们，但这只是形式上的羞辱。竹板末端分叉，打在身上并不疼，伤不了皮肉，只能啪啪作响。坐牢一个月后，苏理亚迪跟他的朋友就获释了。然而，他们被撤销学籍，驱离出大学。因此，苏理亚迪从未完成学业。

他们之所以能够轻松脱身，主要因为当时印度尼西亚的民族主义领袖仍旧跟日方合作。苏理亚迪说，苏加诺自始至终深信，日本人绝对不会输掉这场战争。苏加诺甚至不相信日本曾经被两颗原子弹炸过。一直到日本宣布战败投降，苏加诺跟一干民族主义领袖才宣布印度尼西亚独立。随后四年一直对荷作战。

如此风起云涌的变化，全部浓缩发生在人生的前二十六年间，回想起来，怎不令人瞠目结舌！可是，苏理亚迪还是心平气和，没有积怨。世事太过动荡，无可怨怼，更无须归咎在任何人身上。他对荷兰人或日本人都毫无芥蒂。日本人强硬的作风在东南亚地区一向久负盛名（雅加达还曾发起过一次反日示威，就因为日本人占据太多印度尼西亚市场，欺人太甚），苏理亚迪却觉得日本人还算慷慨，至少比荷兰人大方。

苏理亚迪心无怨怼，或许也可以说，他已经调整了过来。可是，他身上却带着一股印度尼西亚式的哀愁，这种哀愁只会显现在失落的人身上，而且，此时此刻挨过荷兰殖民、日本殖民、四年抵御荷兰人的战争、二十年的苏加诺专政，他已经失去了奋斗目标。世界不止一次对他这个印度尼西亚人敞开大门，可是，这扇门瞬时又紧掩闭拢。

苏加诺专政期间，他一直保持低调。苏加诺下台后，军方接手统治，国家稍得复苏。可是，现在另外一股暗流方兴未艾。有人开始提倡爪哇文化复兴运动。苏理亚迪就是爪哇人，爪哇的传统舞蹈、爪哇史诗与皮影戏，都存在他的文化涵养中。可是，他认为爪哇文化遭到误用，复兴爪哇文化等于间接支持封建观念，军方正好可以复辟。苏理亚迪慧眼独具，足以洞悉爪哇的封建遗存。他看得出来，如今印度尼西亚士兵对军官举手敬礼时，其实已经不仅止于军礼，其中还包含了封建的鞠躬礼。这是一种扭曲了的退化，也不是苏理亚迪乐于见到的国家发展。

此外，他也失去了女儿。她已经改宗信奉新的伊斯兰运动——一些印度尼西亚当地人以“马来西亚瘟疫”称呼这波潮流。他的女儿在高中与大学期间，原本都表现得活泼进取。她曾经研习爪哇舞蹈，也深谙潜水，更热爱外出露营。后来，她在大学里遇到一名新穆斯林，一名所谓的“重生”穆斯林，接着，她就变了。她出门时一定会将头发遮掩起来，她穿上单调乏味的茶褐色长衫，心智也逐渐迟钝。

有一天，苏理亚迪和妻子侵犯了女儿的隐私。他们搜查了她的各项文件，找出一纸经她签署的声明，声明中表示她将无条件顺服某个穆斯林导师，而他将是引领她进入天堂的特使。这个女儿，原本跟苏理亚迪夫妇一样，不过是全国统计数字中的一个穆斯林而已，现在却被归入纯正的信仰当中。

苏理亚迪委实不能接受这样的发展。不过事后看来，他说自己一开始应当镇定一些。当初他过于昭彰地显露不悦，反而将女儿推得离家更远。有一天，他跟女儿说：“假如说，有人找你到野外露营，你要跟人家说，‘我不能去，因为我怎么能确定野外有水，可以让我在礼拜之前沐浴净身呢？’”当时他讲得气急败坏，语气中不乏挖苦反讽。可是，过了不久，他的女儿回过头来对他说：“我已经查过书了。根据《古兰经》上记载，倘若出门在外，礼拜前就没有硬性规定要沐浴净身。”届此，苏理亚迪才恍然大悟，女儿已经听不懂反话了，再怎么讽刺，她都无动于衷了，同时，她也不再参与家人之间不时引经据典的谈话。这般精神上的失落最让苏理亚迪心痛。他问：“难道你自己已经没有脑子判断了吗？难道你一举一动都要参照那部经典吗？难道你现在不能独立思考了吗？”她说：“《古兰经》就是世间所有智慧与美德的来源。”

后来，她嫁给了那个引领她进入正信的“重生”穆斯林。她已经修到学位了；他却还在大学念书。可是，正如一名良善的穆斯林妻子一般，她甘心被他驱策。这就是最近苏理亚迪必须学着适应忍耐的悲哀：一度活泼的女儿，竟然渐行渐远，日益疏离。

然而，最近他又看到一线希望。前些时候，他开车载女儿回她婆家，她跟她丈夫就住在那里。他说：“女儿，爸爸不是帮你买了间小房子吗？你们怎么不搬过去住呢？你丈夫怎么老是要跟他父母住在一起呢？这样是不对的。他为什么不肯下定决心自力更生呢？”当时，她就回答说：“爸爸，那样他会自卑的。”

长久以来，这是首度显示他女儿还有点脑筋，还能够自主判断的小小征兆，这给了苏理亚迪莫大安慰。她终于看出苏理亚迪一直明白的现实：那个男孩儿是个平庸的学生，没有背景，无法应付大学校园生活。他距离他的学位还有一段漫漫长路，用在学业上的时间还是太少。一到斋月，整个月禁食，他就将功课忘得一干二净，每天封斋，傍晚就到清真寺礼拜祈祷，这可比钻研艰深的教科书容易多了。而他恪行宗教准则，也为他赢得了大学里穆斯林同胞的钦佩。

苏理亚迪的女儿终于自己看出这一点了。那是好几个星期前的事了。现在，苏理亚迪衷心期盼着女儿能够及时醒悟，再多了解一些现况。

最后，就在我们即将告别时，苏理亚迪说：“我还算运气好的。我不必像许多印度尼西亚人那样受到高压，不得不转换到另外一个波段。”

“另外一个波段？”

“你也知道我们这里的人是什么样子的。不，或许你不知道。他们变得崇尚神秘。本来都是讲究逻辑、理性的人，现在却烧起香来。要是他们想要有所突破，就晚上不睡觉，集体到墓园坐着。只要觉得在工作或事业上没有进展，他们就用这种法子来消灾解厄。”

“你会称那种行为是神秘主义吗？”

“不这么说，我就不知道该怎么称呼这种怪事了。”

伊斯兰教是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官方信仰。然而，在官方信仰之下，旧时的暗流——印度教、佛教、灵魂信仰在印度尼西亚的遗风——仍然活跃，只是被摒除在权威体系之外。建于第九世纪的婆罗浮屠与普兰班南——前者为佛教建筑，后者为印度教建筑——曾经集文明荣光于一身。可是印度尼西亚人民不再完整拥有这些文化遗产，他们根本无法充分理解其内涵。这两座寺庙的意义一度人尽皆知，如今却需要学者专家解说阐述。婆罗浮屠沦为不解之谜，留待学术界皓首穷经以释义，是荷兰人再次将其引入爪哇人视野之中：这正是诗人兼编辑古纳汪·穆罕默德的喟叹。古纳汪虽为穆斯林，但依行的是自己独特的印度尼西亚式教义，当他谈及印度尼西亚的过往时，轻轻比了个切砍的手势，说道：“某个地方的脊髓被切断了。”

往昔纷总，对于印度尼西亚人而言，既生也死。不管他们是讨论一九六五年的血腥屠戮，还是半夜静坐墓园时，仿佛也无法了解谜般神秘的自己。

如今，借着军方强力把持的和平局势，工业发展，教育程度提高，新兴科技文明之下的印度尼西亚即将成形，这个世界变得益发陌生。一个星期六晚间，我走在雅加达中区的新集市中，人行道上地砖残破，泥泞及踝，两旁街道上充斥着贩卖进口商品的店铺、沿路烧烤的小摊子，以及店家打开扩音器播放的唱片声响。在这种园游会的气氛下，我竟然发现了一家书店。店内照明充足，书籍分成两层陈列。书架上摆着科技类的英语书籍：医药、心理学、工程等等。此外，店内还隔出一大块空间，陈列同样以英文书写的神秘或玄奥类书籍：道教学说、《易经》、保罗·布伦顿[2]探索神秘的印度与玄奥的埃及作品等。新文明就这样体现于市井之间，科技与幻术并陈，却缺乏核心文明。

印度尼西亚经过五十年令人晕头转向的变革之后，变得益发离奇，人心也惶惑浮动。不论他们向前踏步，进入新的文明，或是像苏理亚迪的女儿一样，退缩向后，诉诸阿拉伯人的纯正信仰，他们总是迈入别人的文明，益发远离自己的文化根基，渐行渐远。

[1]意为突击队。

[2]保罗·布伦顿（1898－1981），英国哲学家、神秘主义者、旅行家。

二　西托尔：重建过去

印度尼西亚人不轻易对外人敞开襟怀，我跟西托尔·西杜莫朗初次见面时，也无法完全深入了解他。他是个诗人。他在苏加诺执政末期跟当局有所牵连，军方掌权后遭到逮捕，一九六五至一九七五年间忍受了十年牢狱之灾。我们第一次相会时——事后再想亡羊补牢地追回颜面十分困难——我竟然忽略掉这位诗人政治的那面，以及他十年身陷牢狱的痛苦经历。他在狱中不能阅读，更不能写作。我相信，我之所以会忽略掉他的这一面，是因为我们初次见面时，西托尔希望我能够略去过去不提：或许，那时，过去的创伤仍令他疲惫衰颓。

他举手投足间流露出作家风范，举止亲切，思虑周全。他谈到手上正在撰写的一部自传，以及写作时遇到的障碍。他五十六岁，颧骨凸出，有华人和尼格利陀人的血统，一对眉毛耸立着，肩膀上挂着一个帆布背包，背包里塞了几本书，突兀地给他平添几许大学生的气质。

他来自印度尼西亚北部的最大岛屿苏门答腊。苏门答腊的土地比爪哇更接近蛮荒，那里的穆斯林更像穆斯林。苏门答腊受印度教和佛教影响较小，岛上有基督教徒的教区，还有信仰万物有灵论的部落。西托尔就生于其中的巴塔克部落。而他的部落血缘，正是他写自传时的瓶颈所在。

我想起马来西亚的沙菲，在他远比西托尔短促的人生中，如何艰难地尝试在过去的经历——他从乡村到都市生活的进程——中理出头绪。而西托尔写作的困顿也跟此类困扰有关。西托尔的部落生活已经远去，他早就跟部落失去联系。他深切感受到，撰写自传时如果对自己的出身一无所知，写出来的不过是罗列生平大事的流水账罢了。这也是为何他将写作要务搁置一旁，转而专心研究起他的部落背景的原因。他曾跟着一位年轻的加拿大女人类学者，一同回访苏门答腊北部的家乡。她试着引领他了解自己所属的部落的演进过程，这段历程帮他拓清混沌，解开他多年的迷惑。

我们首次见面就这样草草收场。相聚时间短暂，彼此都有其他杂务待办。当时，我还在千方百计地试着跟当地穆斯林团体搭上线——他们一直保持低调，作风神秘。

由于顺路，西托尔跟我一同前往一个组织的办公室。我心想，他一举一动都带着知名人物的权威感。后来，有人探出窗户对他挥手打招呼时，西托尔示意我注意那个人。他说：“我并不认识那个人，你知道的。”甚至在那时，我还无法领会，对西托尔而言，陌生人跟他挥手代表着如何重大的意义：身为一名作家，却在四十二岁到五十二岁间噤声十年，十年牢狱后仍有陌生人致意，表示他还是有一点名气的。

这些穆斯林回避生人，谢绝见客。午餐前后，我乘出租车往返了几趟，一无所获。当天下午，奔波行路的疲倦以及在旅馆居住的不适袭上身来。我的房间在十五层。我开始觉得，自己已在如此沉静、有空调设备的景色中生活好长一段日子了：红瓦屋顶与绿树、摩天大楼、施乐办公用品公司的大广告牌、飞进左侧机场降落的国内班机、来往于旅馆花园两旁马路上的车流，还有高速公路上飘荡的像一阵棕色迷雾缓缓上升废气，混入挟带大量雨水的雨云之内。雅加达可不是个适于午后闲步的都市。

于是，我打了通电话给西托尔。我并没有想到他是个生活横遭政治与监禁扭曲的人。先前，在早上的短暂会面后，我对他的印象只是个修养有道、心平气和的人，一个恬静而令人心安的人。

电话是个女人接听的。她说得一口悦耳英语。接着，我在电话旁等了半晌，西托尔才来接电话，我担心自己是否打扰了他的休息，或他的工作——他的写作，他的自传。然而，他拿起听筒回应，语气正如我所期盼的温和关切。

他说：“你一定得尽早退房，离开婆罗浮屠，改住其他饭店。”

“你的意思是，婆罗浮屠总是让人低落沮丧吗？”

“不，其他饭店比婆罗浮屠便宜多了。”

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就明白了。他了解孤寂的滋味。

他说：“你来我家吧，七点钟过来。我六点要见一个年轻人。不，请你六点半过来吧。”

他住在马鲁古街。白天的暑气退去，三两个男子在亮着荧光灯的饮酒摊前闲晃，还帮我的出租车司机指路。一辆手推车经过，推车的男人一边走一边擎着竹片敲打车身。这些小吃推车、流动摊贩，是雅加达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虽说宾馆餐厅里为了烘托地方特色也供应地道的当地菜肴，宾馆周遭却从不见这些流动推车的踪影。

诗人的住所是一个新颖的混凝土大宅子，前院围着竹篱。西托尔身着一袭印度尼西亚棉衫出来开门。他指着竹篱栅门说道：“铁栏杆就藏在竹篱后面。”他还说，那辆推车上卖的是面条，他只须听竹板敲击的声音就知道。每一样街头佳肴都有其特定的配乐伴奏。

房子是栋德国建筑，表现出相当高的外交位阶，暂时没有其他占用者。屋内没什么家具，却摆设了一尊印度尼西亚当代雕塑作品，以及许多印度尼西亚画作。

我们进屋后西托尔说道，仿佛在重复与测试英文单词：“这是平台。”我们就坐在那里。原先与他约定于六点钟会面的年轻人没来。西托尔说：“他是个大忙人，负责人权工作的。”

后院一角有幢小屋，外墙精巧地漆成绿色，即所谓的“小亭”。西托尔就住在那个小屋里。

他说：“芭芭拉会过来跟我们一起聊。”

阿迪，那个定了六点钟见西托尔的男人，这时到了。他三十多岁，体态清瘦，五官分明，头发剪得短短的。他说自己一天下来已连续工作十二个小时，不容久留。要是在这里逗留太长，家里准会兴起一场小型越战。

西托尔说：“阿迪也是一位新领袖。他是个穆斯林。”

阿迪说：“我是个穆斯林。”

“为什么呢？”这种问题，在印度尼西亚是可以问的。

“我的父母都是穆斯林。伊斯兰教教义也比天主教的合乎逻辑。三位一体那些事我怎样也想不通。新教还比较好。印度教讲究种姓制度，那可是我举双手反对的。”

天色已暗。小亭前廊亮起一盏灯。映着这点光，隐约可见一个高挑的女人，穿着长裙，脸孔半掩在阴影中。她似乎在照料着一些悬吊盆栽，或是养在笼子里的某种小动物。

西托尔难掩悸动。到了他这个年纪，竟然在见到一个女人时，还是难掩悸动！他强力镇定，又刻意从容地说：“芭芭拉是荷兰人。”

女佣将几盘甜点端到我们的桌上。芭芭拉走出小亭，逐步向我们走来，渐渐揭去脸上的神秘面纱，来到主屋明亮的灯光下。她穿着一领蓝色蜡染长裙，看起来不到三十岁，面容姣好，举手投足落落大方又独具风姿。西托尔重新镇定下来。

我试探地问起桌上甜点：“是些什么甜点啊？”

芭芭拉答道，话语中几乎听不出口音：“这是豆子做的。”

“好吃吗？”

“他喜欢吃。味道一定不错。”

“他”指的就是西托尔。

她转头用印度尼西亚语跟阿迪交谈。

甜点的形状圆圆的，表面下沉，像是变软了的网球。法兰绒般的外皮中包裹着柔软馅料：油滑、甜腻、没有什么味道，跟我在马来西亚尝过的甜点差不多。

阿迪用英语说道：“身为一名穆斯林，我被当局盘问。”

“噢，我的天哪，”芭芭拉说道，“该不是真的盘问吧？”

可是，阿迪心中还在想着盘问的事。印度尼西亚当局逮捕了一名漫画家。

阿迪说：“军方一点幽默感也没有。”

我问：“指控罪名严重吗？”

“他们就是喜欢来这套。把人抓起来，关个一两天，再友善地审问他。虽然说友善，或许也不尽然吧。”

稍后，西托尔陪我漫步到外面大街上。夜间，街头来往的推车和流动摊贩更多了，各种噪音交织在一起。

远离了芭芭拉，以及她身上那袭蜡染长裙，西托尔再度浮躁起来。

我说：“你该回头去招呼阿迪了吧？”

“阿迪是老朋友了。”

“你跟芭芭拉结婚了吗？”

他在路上纵声大笑：“按我们部落的规矩，算是结过了。”接着他又说，“星期六上午再来吧。我可以让你看看照片，我们部落里的人坚持的，那个时候我们都在一起同居两年了。”

“你现在五十五了吗，西托尔？”

“五十六了。”

“仍旧对生活充满热情吗？所以说，我们的热情永远没有退潮的时候吗？”

“那个加拿大人类学家也是这么问我，‘到了你这个年纪，还是这样吗？’她才二十四岁。”他再度大笑，那张华人——尼格利陀人的清瘦脸庞上双唇开启，露出牙齿。

平日近乎空荡的主屋，一到星期六上午，情况完全改观。西托尔苦于牙痛，吞服各种止痛药仍不见效。芭芭拉则穿着工作服，欧式的浅淡色泽，让她看来更为纤瘦。日光在她脸上增添了岁月，她的样貌像个三十出头的年轻女子。她行色匆匆，忙忙碌碌，一本正经，只想尽早出门上班。她在一所荷兰赞助的印度尼西亚手工艺中心工作。她离家前仔细叮嘱西托尔，别忘了照顾她养在笼子里的鸟儿，尤其是红鹦鹉。

西托尔坐立不安。他不但要忍受牙痛，还得时不时分神应付进门来跟他这位著名诗人寒暄的闲杂人等。我们原本打算星期六上午谈谈他的自传。可是他一再拖延，迟迟不肯导入正题。最后，就在我们即将聊入正题时，他竟然以需要盥洗为借口而去。当我们真的谈起来时，他又有口难言。他准备得过于周全，思索得过于深入。每说出一个短句，他就立刻评估这句话的分寸拿捏得是否恰当，结果连句子都无法完整说全。他开始使用一些艰涩的多音节词汇。在此期间，访客络绎不绝，他们相互道好，印度尼西亚的礼节没完没了。

这个主屋的每一扇门都开向绿色庭院：这处小庄园充分运用了气候的优势，绿意蓊郁，屋内凉爽宜人，每扇门外都有大片绿叶庇荫。庄园外的街道上，清晨的凉爽一点点消退，无时不在的推车小贩发出各种噪音。

最后，我们终于决定坐着闲聊就好。西托尔搬出一本本相簿，翻出他位于苏门答腊北部的家乡的彩色照片，邀我一同欣赏。这些照片不过是几星期前拍摄的，当时他第一次偕芭芭拉返乡探亲。西托尔已经说过，他是个部落出身的人，还说他家世代担任酋长。光凭话语，我也摸不着多少头绪。但这些照片让我增加了一分了解，探知到这方面的情况：照片里的西托尔既是个部落出身的人，也是个酋长的儿子。照片展示了苏门答腊的部分风光，这是大地的一部分，也是西托尔绝对不能与之分离的一部分。

西托尔祖上十八代，世代相传，一直统治着苏门答腊北部的一小块区域——长十二英里，宽不过六英里。小地方群山环绕，岩石磊磊，不值得任何人耗费丝毫时间和精力征服。荷兰人直到十九世纪末才初探此地，西托尔的父亲奋起抵抗，从一八八四年到一九〇八年，一直防备荷兰人染指。这个记录让人难以置信，西托尔说他父亲生于一八五〇年，一九六三年过世。难道，他父亲活了一百一十三岁吗？没错，他是族里的超人。西托尔有个姐姐，现在高龄八十。西托尔自己则是在父亲七十三岁时出生的。西托尔的父亲成为荷兰人的手下败将后，被荷兰人封为当地行政长官。他依旧担任酋长，日子跟荷兰人到来前没两样。

西托尔的故乡，他父亲统治的区域，包括三个发源自六千英尺高山的河流冲击出的美丽河谷。照片上，河谷之间，一畦畦疏疏落落的稻田，以石砌矮墙或田垄相隔。稻穗不如生长在肥沃土壤上的丰厚鲜翠。这个部落的风景色泽柔和、平淡无味。西托尔出生在酋长家，在这里度过最早的童年时光。西托尔无法回想起任何一段他跟父亲或母亲的谈话。他六岁时就被送进一所荷兰人办的学校，那是一所专门为教育像他这样的孩童——酋长或辖地更小的酋长的孩子——而设置的教育机构。可是，学校只收男生，不收女生。这也就是西托尔的姐姐——高龄八十——始终只是个一字不识的乡村妇女的原因。她属于古老又遥远的过去，对西托尔而言，就是在他接受人类学启蒙之前的遥远过去。

这个部落的人独处一方。可是，不论他们究竟为何来到这里，他们为这片河谷带来了——抑或是日后不断研习出——特有的装饰艺术与卓越的建筑技术。村庄外围以巨大石墙为屏障，入口栅门狭窄，容易防守和封锁。村民屋舍集中兴建在广场上。房屋屋顶挺着檐角——屋檐前方向上陡升，中间向下直垂，屋顶两端再像船桅般拔起突出——西托尔说，如此巧妙的设计可以保护房屋不受当地强风侵害。

西托尔家乡里的传统建筑上唯一增添的现代装置，不过就是屋顶上加装的几排铸铁栏杆。房屋架设在坚固木桩上，木桩上再榫接横木或横梁加固。木桩与飞檐屋顶间的房屋外墙都很矮。屋子里伸手不见五指，摆着木床。木床追仿檐角或船首的形状，只是经过修饰。然而，目光移到村子里的广场上，又可以看到这样略加修饰过的形状出现在殓盛酋长头骨的石棺上。石棺棺盖上刻有一只蜥蜴的上半身，蜥蜴的下半身则刻画在石棺侧面。蜥蜴是幸运的象征。

西托尔六岁时，被强制性地送进荷兰人开办的住宿学校，远离了部落生活。那是所基督教会学校，但不强求学生改宗受洗。尽管如此，校方要求西托尔不论上课下课都要说荷兰语。每年学校会放假，假期最长达一个月。届时，他就回到乡下。他的父亲（当时已八十高龄）与母亲总会亲切地招呼他，可是，他们之间无话可说。他回到家来，不过就是在村子里找个房子睡下，跟着大家一起用餐。村子里总有几名远亲成天张罗着吃食，随时可以填饱肚子。

日军开到印度尼西亚时，正是西托尔在雅加达读中学的最后一年。一九四二年二月中旬，日军最先从苏门答腊南端登陆。两星期后，苏门答腊沦陷，日军转攻西爪哇。荷兰军队撤退，雅加达市内街道顿时清空。大家都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可是有一天，西托尔还是跟着几个朋友骑自行车上了街。接着，几个人骑车骑到当时巨大的荷兰殖民纪念碑附近，就是快到现在婆罗浮屠洲际大饭店的地方，西托尔看到了今生所见的第一个日本士兵。

当时，那个日军正骑着自行车——日本军方出品、驰名全球的折叠式自行车。他疲倦狼狈，大汗淋漓，穿着单薄而廉价的制服，浑身散发出汗味。他将几个男孩儿拦了下来，明白表示——虽说他只能说日语——他要西托尔骑着的那辆自行车。

日本人的折叠式自行车粗制滥造，难以驾驭。西托尔的自行车为英国制品，坚固的汉堡、兰令或菲利浦等，是有品牌的大厂生产的。但当时那辆脚踏车，他骑上去都稍微嫌高，对那日本军人来说，车身更是高得够不着。他三番两次试着骑上自行车，最后还是死心放弃。西托尔当时身高五英尺三英寸，那个日本人比他还矮上几英寸。

荷兰纪念碑，就在这次会面的不远处（原碑现已不在，原址上取而代之的是一尊巨大黄铜男性雕像，欢欣鼓舞地打破锁链），根据西托尔所述，原先的纪念碑主题是个早期荷兰殖民者居高睥睨地向下指着这片征服得来的印度尼西亚土地。自行车还在自己手中，西托尔怎么都想不通，那么矮小的日本人怎能打败如此高大的荷兰人呢？

西托尔与日军的直接接触仅止于此。在他当时定居的雅加达城区，生活照常进行。即使在荷兰人聚居的区域里，也同样平静无波。过了一阵，荷兰妇女和孩童才被送往集中营。西托尔的学校面临关闭的命运。又过了几星期，火车恢复正常运行，西托尔跟着朋友搭车前往雅加达市外的山野郊区采集蔬果，再带回雅加达街头叫卖兜售。没多久，他找到一份收入更稳定的工作。日军下令取下所有荷兰语招牌、广告牌，涂抹销毁。于是，西托尔就在雅加达四处走动，涂掉写着荷兰语的招牌。

六个月后，日军又颁布命令，强制所有非爪哇学生一律返回各自家乡。西托尔说，日本人想将整个印度尼西亚打散，分化为一个个易于掌控的区域。他们还想将尚未就业的学生，即潜在的麻烦制造者，撵出雅加达。西托尔干脆趁日本人提供交通运输之便，顺势回到苏门答腊，回到他六岁后就不曾居住超过一个月的村庄。他在村子里待了三年。他兄长的藏书丰富，是一个受过精良荷兰式教育者应有的藏书规模。因此，即使西托尔未能完成学业，大战末期，他还是阅读了许多书。

时间推进，就步入二战结束后印度尼西亚国内动荡的历史：苏加诺与其同志宣布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成立；与荷兰人斗争；苏加诺执政；一九六五年，爆发反苏加诺运动。日本人创建的军队崛起，而今掌控了这个国家的重要职位。西托尔因为与苏加诺有关联，被逮捕入狱，一关就是十年，直到一九七五年才重获自由。狱方不准他阅读或写作。每个月只准接见一名访客，会面时间十五分钟为限。当时，他怎么打发时间？他跟狱中难友聊天，因此结交了许多过去不曾了解的阶级人群，政治与社交上都获益良多。

不论西托尔在雅加达如何风光，在他的家乡，他永远只是一个部落男人而已。出狱后，西托尔必须重回部落，重新从部落开始。为了典礼所需，西托尔还得撬开棺盖上刻绘着象征幸运的蜥蜴图饰的石棺，请出祖父的头骨。西托尔双手托着一只盘子，盘上盛着祖父的头骨和一颗柠檬，柠檬的功用在于净化。西托尔的一位表亲也出席观礼，这位表亲恰好是个医生，头骨转移到西托尔手上的盘子时，表亲一看就发现头骨的下巴歪了，于是他伸手将歪掉的下巴移回原位。主持典礼的祭司见状，大发雷霆。那个表亲，贸然出手探触先人遗骨，不日定会消解掉村里的所有运势，害大家霉运加身。

西托尔有一张黑白照片，纪念那个不寻常的时刻：相片中的西托尔浑然不知身后紧张的一幕，将盛着头骨与柠檬的盘子端得与肩同高。族里的祭司被那位表亲气得七窍生烟，面孔扭曲，快速舞动着身体，怒发飞扬，企图反制村人的不敬妄为，消灾祈福。

西托尔出狱后，背负着政治标签，找起工作四处碰壁。可是，他作为诗人还是颇有名望。出狱两年后的一天，他应邀在雅加达一位荷兰人家中朗读自己的诗作。会中聚集了二十多人，主要是外国人。有个人姗姗来迟。西托尔，当时他背对着门口，听见迟到者推门而入时，转过身来，但见眼前有个欧洲女孩儿，身材高挑，面目妙丽，他惊为天人。而且，还不只是她的美丽，西托尔说，还有她的“光环”。刹那间，屋子都亮了起来。他当下决定，一定要认识这个女孩儿。冥冥之中似有神助：女孩儿就坐在一位英国妇女身旁，这位女士发言请西托尔朗诵一段他的诗篇的英译版本。

就这样，朗诵结束后，西托尔得以直接跟女孩儿通名道姓。他说，他想跟她结识，两人不妨找个时间“约见”。接着，他才明白，她来这儿不是因为她熟知他的诗作，一心想聆听他朗诵；她来，只是想看看诗人的真面目，想看看这个因为跟苏加诺有所牵连就系狱十年的人，究竟长什么样子。西托尔并不介意她对他的诗毫无印象。芭芭拉是个荷兰人。一个荷兰团体派遣她到印度尼西亚来，协助发展印度尼西亚的手工艺，相当于荷兰“和平工作团”的工作人员。

他们约定在五月二十五日见面。芭芭拉满腹心思都放在启程返荷的准备工作上，她预定六月十六日离开印度尼西亚。天赐良机，当时西托尔接受了荷兰某文化组织的邀请，恰好将在六月二十八日前往荷兰。两年过后，这几个日期他还是记得分毫不差。结果，虽说芭芭拉离开印度尼西亚前，只能跟他在雅加达“约会”两次，到了荷兰，她就有时间跟他再多多“约会”了。

他自己也很难说明，究竟他留给芭芭拉什么印象。芭芭拉是荷兰人，冷静理智。芭芭拉引领他见识的新世界令他拜倒，她为他介绍、解释的新观点同样令他折服。他在牢里禁锢了十年，隔绝在书本信息外，耽溺在古旧想法中，他错失了西方世界整整十年间运动思潮推进。

芭芭拉生于六十年代，她属于一九六八年的那一代，周遭全是舒马赫之类的人物。在成长于殖民时期的西托尔看来，芭芭拉和她的青年伙伴们，就像新的“传教士”。芭芭拉同其他年轻人深入原住民部落，目的并不是逼迫他们改宗，而是想以更直接的方式施以援助。

这群人是如何成长的呢？欧洲又是如何大量培养出这样令人目眩神迷的一代？跟芭芭拉同在荷兰的那段时间里，西托尔无时不处于情绪与精神高度兴奋的状态下：这个五十四岁的部落男人，一脸华人和尼格利陀人特征的五官轮廓（他那对耸立的眉毛，时时显示着中国海盗的血统），身高五英尺三英寸，患有糖尿病，政治上已经失势，跟在一个高挑聪慧的荷兰女孩儿身边，女孩儿还比他年轻二十岁。

他们回到印度尼西亚后就开始同居。部落里听到风声，部落中长老坚持他们一定要依照部落习俗举行婚礼。由于西托尔的部落向来主张“异族通婚”——他提到这个人类学上的专有名词时，顺溜得很——依照传统，芭芭拉一定得先加入一个与西托尔的部落有关联、却没有亲属关系的部落。

不过几个星期前，他跟芭芭拉回到村子里，按照习俗完婚。河谷上的岩石山丘湿润凉爽，照片上云雾弥漫在低矮的山麓间，色彩柔和温润。婚礼礼成后，众人在装饰夸张的房子里享用了一顿大餐。芭芭拉和西托尔两人都用手抓食，吃的是猪肉。“你看，”西托尔指着照片说，“那是我。在我的部落里。这些都是真的。不是观光客的玩意。”只是，他穿的跟观光客没两样，脚上一双橡胶雨靴，低头看着一个在织布机上工作的村中老妇。“那是我姐姐，她不识字，也不会写字。”相簿里还有张照片，他跟芭芭拉两人并立，站在他父亲的家门前，这位一度战功彪炳的酋长的宅子，现在归西托尔的兄长继承：西托尔就是带着芭芭拉在这栋房子里举行部落婚礼的。

这趟人生旅程令他感慨良深，这确实也是趟了不起的旅程。他在这个时代就亲身体验了种种历程，对其他印度尼西亚人而言，这些历程可以伸展在过去四至五个世纪之间。然而，他还是无法落笔开写自传。过去三年，他两度动笔，写成数百页文稿，却全部舍弃。他的自传材料过于丰富，过于精彩，对他而言，思想的偏离与改变正是这部自传的主题，偏偏他还苦于摸索，不知如何付诸文字表达。他只能如实将生平历程一一记录。

他讲到已经完成的部分时，说道：“总体说来，还是无法连贯。无法以我个人为棱镜，透过我这块棱镜观看这种成长的表现。我所经历过的一切无法圆满地挤进某种系统中，不能整合成完整的艺术、个人生涯抑或政治上的系统，一切枉然。”

先前，他无法定义自己，因为他不了解自己究竟是什么人。他已经切断了自己与过去的联系。他六岁时就被送进荷兰人的学校寄宿读书，部落信仰在他身上早已荡然无存。作为一位作家，他的早期生活无事可写：他竟然从不曾与父母交谈过。由此可见，那位加拿大人类学家对他的帮助有多大了。

她曾在他的部落里待过五个月，他跟着她进行田野调查，身兼向导与翻译。他将那位人类学家的照片找出来给我看，一个高大可爱的年轻女人，穿了套猎装。身为巴塔克部落的一员，西托尔显然有所收获。经由技巧性的询问，她为他重建了巴塔克先祖的过去。这是他自己无能为力的。因此，当他再度提笔、重新投入自传写作时，他至少可以说：“我祖上十八代，就是这么流传下来的。”

西托尔说：“我是很复杂。可是，我并不迷惑。”

整个早上，各色访客不绝。有个人，是个说英语的德国人过来看房子。其他人造访，就是为了看西托尔，看这位诗人。他满心欢喜地接待他们。重获自由四年后，有人特地上门造访，还是令他喜悦。

中午芭芭拉回来了。她回家来照料她养的小鸟，一只接着一只。西托尔与我散步到小亭。亭子位于挨着主屋的狭长花园尽头，里头装饰着芭芭拉在印度尼西亚各个岛屿致力提倡的工艺品：芦苇编织的垫子、藤椅、帝汶出产的篮子等等。芭芭拉工作起来游刃有余；她评判工艺美学时观点独到，慧眼独具。

用人（西托尔与芭芭拉雇请了两个用人）做了煎鱼和米饭当午餐，然后又端上腌黄瓜。西托尔患有糖尿病，吃得很少。

我问芭芭拉：“你最近还会回欧洲吗？”

她回答道：“我可不想。”顺便果断地咬下一口腌黄瓜。

西托尔说：“有机会我还是挺想再去欧洲一趟。真希望有人邀请我过去长住一段日子。印度尼西亚这里有太多事物，都让我触景生情。”

芭芭拉的午餐时间匆匆结束，她还得回去赶她的手工艺作品。我又吃了一块煎鱼，西托尔看着我细嚼慢咽。狭小房间里，一面墙上挂着一幅超现实油画，上面画着两名裸体男女的背影，男性裸体为棕色，女性则以暗红色表现，画面上各个角落都有展翼飞翔的小鸟。之前一位画家朋友过来拜访时，芭芭拉养的鸟恰巧死了一只，画家有感而发，画了这幅画送给诗人以纪念。墙上还张贴着许多笔触奔放的裸体铅笔素描，都是西托尔自己画的。

芭芭拉拥抱着印度尼西亚与诗人西托尔的魅力锋芒；西托尔则渴望着芭芭拉的妩媚，以及欧洲所象征的安全感。芭芭拉可以将欧洲视为平常。可是，走到自己旅程尽头的西托尔却无法将欧洲等闲视之。现在，他已经继承了祖先流传下来的村庄、山谷、湖泊、石墙与神话中的小屋。可是，他再也无法回归故里，世事尽非，他不能佯装旧时模样。除去欧洲（意即荷兰）与欧洲人的文化邀请，以及欧洲对于他的“复杂情结”的好奇，他就只剩下印度尼西亚，这是一片恣意伤害与辜负他的国土，他在印度尼西亚找不到工作，任何人都可以对他嗤之以鼻，他也找不到任何人或任何事来作为依托。

好几个钟头后，我才恍然醒悟，我们两人虽然促膝长谈多时，却还是遗忘了一个重大问题：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六五年，这段为时二十年的日子。我竟然忘了向西托尔请教，那二十年间他又经历了哪些风波，令我感兴趣的是他如何在文坛初现锋芒。那二十年间，印度尼西亚独立，西托尔创作的诗篇崭露头角，然后声名大噪。稍后，他进入政坛，掌握权力。当时，西托尔对某些人而言——尤其是接近苏加诺执政末期，那些被当局扣上“反革命”帽子的人——是个专事威逼胁迫的角色。此外，就我事后深入了解，那段时期，有些人一生的事业曾遭西托尔无可挽回的迫害。而有些人，即使事过境迁，斗转星移，还是不能原谅他。

可是，告诉我这些片段往事的人，同时也说：“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忍心对他苛责。毕竟，他受的罪比我们任何人都多得多。”

三　废除传统学校

阿迪·萨索诺，前晚我在西托尔家里巧遇的客人，告诉我，倘若我能抽空深入印度尼西亚乡间，参观传统的伊斯兰教乡村学校，一定能大幅增加对印度尼西亚穆斯林的了解。这些学校一般称为“经学学校”。阿迪有个同事，对“经学学校”颇有研究。他跟阿迪一样，都是虔诚而关心他人的穆斯林。也多亏他的安排，我的印度尼西亚乡下之旅才能成行。他认为，我应该先去参观现代化的经学学校，日惹和婆罗浮屠附近就有一所远近驰名的学校。此外，我还该找一所历史悠久的古老学校看看，相互对照——离苏腊巴亚不远也有一所。

这些设置在乡间的经学学校维系了人们与校园之间的和谐，协调了乡村生活与教育的关系，而这就是它们跟奉行西方教育的学校之间最大的差异。那些西式的学校，分散在亚洲的乡间地带，却只会扰乱学生的心绪。阿迪的朋友告诉我，知名的教育学家伊凡·伊理奇曾经走访印度尼西亚，参观过他们的经学学校。我从未拜读伊凡·伊理奇的著作，至于他的“废除传统学校”理论，也只闻其名，未详其实。可是，我也知道此人盛名在外，我心里盘算着，参观他曾经走访过的地方（我也得坦白承认，他到过印度尼西亚的偏远地区，委实令我惊异），一定很有意思。

此行，我跟普拉索乔一同前往，他十九岁，还在学校念书，也是我不可多得的最佳旅伴。普拉索乔曾经获得美国高中国际交换生项目的奖学金，在亚利桑那州住过一年。他的英语流利，带点美国口音。他充分利用旅居亚利桑那州的那一年，日子过得很开心，学到了很多，对于出资赞助他的美国高中生国际交流基金会也一直心存感激，他还打算把我支付他的费用捐出部分回馈这个基金会呢。

我同时也感觉到，普拉索乔有意将他在美国受到的亲切款待，回报在我这个完完全全的陌生人身上。我们一同出门旅行时，他穿了一条牛仔裤，臀部后口袋上还钉了一个交流基金会的标志。他的个头不过比中等身材高出一点点，五官酷似华人。他的长相是他们家里固定的笑料来源。普拉索乔的父亲，虎背熊腰，标准印度尼西亚人轮廓，总会开玩笑说道：“可是，唉，我这个华人儿子是打哪儿来的？”

我们搭乘印度尼西亚航空的机场巴士前往位于东爪哇北部海岸上的苏腊巴亚。泥浆污染了海岸线。河道间滚滚黄汤奔流在这片耕作过度、人口过于稠密的绿野上。苏腊巴亚周围富产米粮，稻田开辟成狭长的田地以利灌溉，从空中俯瞰，就会看到一大片小农勤耕的拼凑景象。

稍后，我们从苏腊巴亚驱车深入内陆，一路上屡见在稻田旁搭建的农民住所。当地房屋十分狭窄，样式十分老旧。房子跟马路边缘还隔着一段距离。前院清扫收拾得一尘不染，绿荫宜人。香蕉树生长在院子里的空地上，一旁还伴着椰子树、芒果树、甘蔗与鸡蛋花。屋后紧挨着稻田。我们似乎走过一个极为狭长的村落：爪哇在这里变为无数的小块村庄，让人难以联想起爪哇过去驰名历史的辉煌王朝与帝国，这片土地，像是一片聚合了无数辛勤小农的土地，就是所谓的wong chilik。他们遭到自身旺盛的繁殖力诅咒，十九世纪初期，爪哇全岛人口统计为四百万人，现在，已经跃升一倍，高达八百万人了。

wong chilik一词，还是普拉索乔教我的，同时，他也跟我说，这个称谓（尽管发音切合得巧妙）现在已经是既过时，又没礼貌了。某些人，那些家里不务农的人，还是很介意这样的不敬之称，他们总希望外人能清晰认知他们与一般贫农截然不同的身份地位。这类人士就会自称为“贵族”，还在姓名前面加一个大写的R。他们的房子也盖得不一样，一定要加盖一个形状像帽子的屋顶，要不是普拉索乔特别点出这项殊异的建筑特色，我恐怕也只能有眼无珠、走马观花而不察。他们的帽形屋顶扁塌，看起来都一样，只觉温暖舒适：穷人家以红瓦覆盖屋顶，再编扎竹子充当外墙；不那么穷的人家就用混凝土砌墙，院子里莳花植草，幽静阴凉。

普拉索乔说，窗户在这里也是个新发明。传统的爪哇建筑是没有窗户的，以前用成排编织的竹壁作墙，滤过阳光、热气，却仍然保持通风流畅，开挖窗户根本就是多此一举。传统的建筑里，光线从屋顶的缝隙间泄入，可是，混凝土墙就不能不装窗户了。我也看得出来，此时，玻璃百叶窗正在不那么穷的人家大行其道。

每个小庭院门口都竖着门柱，却没有大门。门柱的设计殊为巧异：柱子顶端或砌或叠着小型金字塔，或某种钻石形状的立体物。有时候，金字塔或钻石形状的立体物还会一分为二：虽然用混凝土修筑，却追仿出石块叠砌的样式。乍看之下，我还以为这些门柱在于标明每一块土地的所有者，或许是某些大规模农场所竖立的；其实不然，这里的门柱是爪哇最后一个信奉印度教的王国——麻喏巴歇王朝[1]建筑风格的遗迹，该王国早在十五世纪末叶就已瓦解无踪。

印度尼西亚前伊斯兰教的历史与文化，就是以这种方式残留了下来：遁入传统，化作神话。马路上，走在我们前面的巴士车身上漆着“因陀罗普拉”[2]，“因陀罗的胜利”则出现在许多店家招牌上。可是，这里这位因陀罗可不是印度教万神殿中的雅利安神祇。对普拉索乔，以及为我们开车的司机而言，因陀罗只是爪哇皮影戏里的一个角色。接着，普拉索乔就跟我讲起当地一则穆斯林传说：潘达法家族一门五虎，五个兄弟分别代表伊斯兰教教义中的五大项原则。而我也不敢相信，普拉索乔竟然对这个传说中真正神妙之处一无所知。他跟我讲的神话，其实摘录自古老的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这一伟大的史诗于一千四百年前渡海进入爪哇，扎下爪哇的根，又经过伊斯兰教移花接木。普拉索乔，生为爪哇人，又是个穆斯林，与这美丽的神话共同成长。作为交换生赴美一年的经历，与他的生活背景相融合时，一定曾经动摇过他的信仰与生平依赖的文化养分。

就这样，夕阳偏西，将近黄昏之时，我们的车开到了宗班镇上。那所知名的历史悠久的经学学校就设在这个镇上。可是，我们一开下高速公路，就发现宗班镇上似乎遍地都是学校。放学时，路边成群的穆斯林女学生，三三两两、窸窸窣窣地闲聊交谈：一个个修女模样的小个头女孩儿，裹着头巾，穿着衬衫，围着纱笼。我们要找的经学学校究竟在哪里？这所学校又与其他学校有何差别？我们来回奔波，司机驾车神勇，仿佛还在高速公路上拼搏一样。我们深入阴森晦暗的乡间巷道，最后才发现，原来我们来来回回，不知过其门而不入多少回：这所学校门面之不起眼，即使架设了招牌指示，还是难以引人注目，跟我（普拉索乔亦然）预期中——柏木森森，幽静避世，乡村与校舍融于一体——的庄园风格，真是大相径庭。

学校四周圈了围篱。篱笆里的沙地庭院上，有一栋两层楼的混凝土建筑，院子里稀稀疏疏地种了几棵树。院子中央，几根木桩上顶着一座清真寺，寺中地板上铺有瓷砖。男孩儿穿着短裤、纱笼，闲晃或是静坐在阶梯或地板上，随着一位只闻其尖声、不见其人的教师，持续吟诵着阿拉伯经文。

我们走过阅报栏——空地上架着一座玻璃箱柜，顶着木制盖板，一张张报纸就摊在玻璃柜子里——来到清真寺一旁的办公室。办公室里空无一人。两层楼的校舍阳台栏杆上，晾着五颜六色的衬衫与纱笼。校园里都是男孩儿，围着纱笼，光着背脊，暖棕肤色，精瘦、平坦、优美的印度尼西亚人体形，胸膛与小腹肌肉的线条都极为精致。

他们回头凝视。接着，渐渐地，他们开始跟着我和普拉索乔。我们一走动，他们就跟在后头，紧随不舍。我们走进学生宿舍之间狭窄的泥土巷道与泥泞的排水沟时，身后的学生俨然聚成一群。宿舍四处晾晒着布缕，抑或长幅的纱笼，宿舍房间之狭窄，望之足以令人窒息（一个学生告诉普拉索乔，宿舍里，八人合住一个房间）。简陋的厨房棚子与学校商店外面，布满了泥巴与垃圾堆；泥泞的院子地上，一个围着纱笼的孩童正在空地上生火，费力地刮着烧焦了的锅子底部，铲出一块块相互粘连的焦硬锅巴。他抬起头来，惶惑地望着我们，以及跟在我们后面的一群学生。我心想，或许，所有中世纪时期的知识重镇、学习中心都是这个样子。

可是一个男孩儿嚷了起来，其他男孩儿也纷纷跟着叫喊，难道他们正呼唤着“伊理奇”吗？

一名个头非常矮小的男人，戴着一顶黑色便帽，身高大概只有四英尺十英寸，朝我们走了过来，领着我们和我们的临时追随者离开宿舍区，回到学校前方，回到清真寺旁两层楼的建筑里。他打开了一扇门，让我和普拉索乔进入一个宽敞的房间，随即关上门，将那一伙人挡在屋外。黑色便帽之下，他神情肃穆。

普拉索乔说：“他说，我们在学校制造滋扰。”

我说：“制造滋扰的可不是我。”

大房间里，座椅沿着一列矮桌，排成两排。我们坐了下来。

就像在东非地区某些特定的季节里，飞蚁受到光线吸引，成群地飞舞在住家的窗玻璃外一样，这所宗班镇上知名的经学学校里的莘莘学子正如东非飞蚁般聚在窗外。只是，不知道他们究竟是感受到何种吸引？受到证明他们学校知名度的访客的吸引？他们攀聚在窗户上，一张黄种人的脸庞上重着另外一张黄种人脸庞，每张脸庞都露齿微笑。即使隔着窗户，他们还是可以模仿我说的每一句话。而且，现在，就在他们窃窃私语与模仿我说话之间，我清晰分明地听出来了，确实有人在喊着：“伊理奇！伊理奇！”难道，那位知名学者的一度走访，或是报道中知名学者对他们的研究兴趣，使得他们如此虚荣吗？

又一个男人走进房间。

普拉索乔说：“他说我们应该先登记，清真寺里正在上阿拉伯语课，我们在学校里制造滋扰。他们这里每天都有很多访客的。”

当然啰。

“我们得先到办公室去登记。”普拉索乔说。

“可是，他们办公室里一个人也没有啊。我们一到就先去过他们办公室的。”

于是，我们枯坐了半晌。稍后，我才知道，那个头戴黑帽的男人，根本算不上校方人员，他甚至也不是教师，只是个学生，入学已经九年有余。他将我们带进这个房间，只为了引起我们的注意。我原本还以为，他应该帮得上点忙的。

我对普拉索乔说：“把我们的介绍信交给他，叫他把信拿给他的领导。”

正如我在雅加达听说的，经学学校谨守着传统，以及坚持“去除架构”，所以学校里没有“校长”，只有“奇阿依”（kiyai），即领导。

黑帽男人温顺地拿了信就走。

我跟普拉索乔说：“你能不能过去跟那位阿拉伯语老师谈谈呢？”

课程持续进行着。老师躲在清真寺里的暗影中，没完没了地吟诵着。

普拉索乔一筹莫展。他根本没办法打断那位老师。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只有等待。”

我们等待。等到阿拉伯语课终于结束，我们冒着再度被人包围的危险步出屋外。打着赤膊的男孩儿在房屋前廊上闲晃；有些学生抽着印度尼西亚的丁香烟，烟味甜腻。可是，身处这群喜欢模仿的学生当中，他们正围拢在我们四周，不管是行动或是讲话都十分艰难。戴着黑色便帽的矮小男人又转了回来，步履急促、灵巧、平静如初，手上还握着那纸介绍信。他没找到他的领导。

普拉索乔又将我带回排着椅子的房间里。他怏怏不乐，措辞也跟着正式起来，他说：“您介意我让您自个儿在这里待上一会儿吗？我出去试试看，说不定能找个相关人士过来。”

他走了出去。围观的男孩儿，没有一个跟着他。他们依旧杵在窗外瞪着我。天色渐晚，接着就到了礼拜的时间、晚餐时间，他们对我的兴致逐渐消退。“伊理奇”的呼喊声渐稀渐远，有时，远处才偶尔传来一声（某个无所事事的学生满足了好奇心之后，移步离去，顺便长啸一声）。然而，印度尼西亚传统的待客之道，不曾偏废。我一个人独坐，有人从内室里端出许多杯茶来（仿佛校内即将举办一场正式的茶会），在我面前搁了一杯，避免跟我眼神接触，随即离去。

普拉索乔带着两个男人回来。两人之中，一个是学生，双眼圆睁地瞪着我，坐在一旁保持缄默。另外一人则是英语老师，个头像黑帽男人一般矮小。英语老师笑容满面，急着练习英语会话。可是，普拉索乔浇了他一头冷水。他们用印度尼西亚语交谈了几句，普拉索乔就说，这位英语老师要带我们去参观另外一所经学学校，离这里不远，开车半小时就到了，我们在那里或许能够找到可以跟我们对谈的人，多跟我们讲些关于经学学校的事情。

这个安排想来也不会让我们损失什么。于是，我们就驱车穿过薄暮，穿过无尽的村落，而那满脸堆笑的英语老师，坐在司机旁边，一点也不添麻烦。车行几分钟之后，他突然转过身来说：“你曾经来这里参观过多少次？”设计了这个问句，问过他的英语问题，也获悉了答复之后，便转身坐定，一路上安安静静。

我们转而参观的这所经学学校，校舍看来较新，运营也比较有章法：几栋精心设计的混凝土校舍，铸铁栏杆围绕着修整有方的庭院。此时正值晚礼：有人在校园里吟诵呼唤。没开灯的办公室里坐着一名架着厚眼镜片、围着蓝色长纱笼的老人，他是经学学校的副领导。他说我们运气真好：瓦西德先生第二天就要动身上雅加达去。他领着我们，暮色中穿过几处花园，走到一处私人住宅前去拜会阿卜杜勒·拉曼·瓦西德先生。瓦西德先生对于经学学校可谓了如指掌。直到这个时刻，我才猛然想起，先前就有人跟我提过瓦西德这个名字并极力推荐，说他是我此行一定要拜访求见、不可错过的人。雅加达的报纸上，也刊载过与他有关的报道。他致力办学，经营有道，使他逐渐浮上台面，成为一号人物。

这真是无心插柳：普拉索乔找到的这位英文老师，竟然让我见到瓦西德先生。瓦西德先生是个粗壮的矮个子中年人，腰间围着纱笼。他家的西式客厅天花板上吊灯微明，一台电视摆在房间远处的角落里，女眷进进出出，佣仆从矮桌上端出茶点。瓦西德先生在他家客厅里说的话，逆转了我这一天的际遇，重整廓清了傍晚这一段混乱的经历，并且让我大开眼界，见识到一段历史上的奇迹。

首先，必须说一下名称。印度尼西亚语当中，城镇中常见的唐人街叫perchinen。per-china-en，意即“华人所在之处”。所以经学学校的名称persantren，也就是per-santri-en，代表“智者所在之处”。santri则是由梵文shastri转变而来，意指精通印度shastras（经书典籍）的饱学君子。

在过去印度教─佛教盛行时期，经学学校在爪哇如修道院一般，由社区供养，为居民回馈性灵上的导引和精神上的保护。当这种文明的哲学体系崩溃之际，经学学校的功能，就很容易为苏菲教派的穆斯林取而代之。校方对外开放，谁都可以去跟经学学校老师请教，请他针对个人需要指点迷津，或是给予宗教上的指导。求道者不须注册入学即可研习任何正式的课程。以这种方式运作的经学学校，则可称为“去除架构”的教学方式。

荷兰人殖民时期，即十九世纪下半期，村庄开始蜕变。有些人家境逐渐富裕起来，他们想让孩子受教育。经由村子里新近富起来的人运作，经学学校逐渐从苏菲中心转变为招收孩童入学的学校。同时，伊斯兰教在爪哇也发生了改变。探索神秘主义的苏菲教派，是伊斯兰教各分支中较为古老的一个派系，其重要性越来越小。再加上苏伊士运河开通，轮船通航，使得当时还位处伊斯兰教宣教东界的爪哇显得不再那么遥远。过去，信徒只能扬帆航行，前往麦加朝圣，要耗上好几个月的时间；而今朝圣一趟三四个星期就可以往返。越来越多的人去往麦加。越来越多的印度尼西亚人接触到较为纯正的信仰：先知、真主的使者，以及先知严格的训诫。

十九世纪最后十年，经学学校开始转变为一般学校。宗班镇上，我们方才走访过的那所经学学校，创建于一八九六年，至今仍旧是地方上的宗教中心。村庄居民提供学校运作所需资金，村民可以不时向校方请教。同一个地区的各级经学学校领导，每隔三十五天就会聚一次，讨论当前亟待解决的议题。举例来说，最近，附近居民就为了男人留长发的问题而困扰。领导们就恰如其分地做出最符合伊斯兰教教义的反应。领导们翻遍《古兰经》，又考证了所有先知生平的可信典籍，他们找不出先知曾经对男子蓄留长发有任何评议。因此，他们达成决议，男人留长发不是问题。至于领导们为什么每隔三十五天聚会，则是延续了印度教─佛教时期的传承。当时，每个星期只有五天，寺院的长老每隔七周，就举办一次聚会。

时辰已晚。但瓦西德先生自己办的经学学校还有课要上，教室就在他家花园尽头的一间屋子里。经学学校依旧维系了寺院的时间规定，依旧要求院内学子不分昼夜地投入研习。我们走进花园，在一旁驻足观察。老师宿舍的前厅和门前，或坐或卧地挤着一群男孩儿。室内光线昏暗，老师的视线很差。老师朗读或吟诵着阿拉伯语，半刻不间歇，学生们也埋首书中跟着念念有词。这堂课教的是伊斯兰律法。

瓦西德先生说，这位老师是这一带最有学问的人。他不支薪，每个月只拿五百印度尼西亚盾，合八十美分。但村民供他食膳，经学学校提供他交通来往，还盖了这间小房子给他栖身。

课程结束。男孩儿们站了起来。几个学生绕着我们闲晃。老师戴着镜片厚重的眼镜，走出他昏暗的房间，静默地站在我们身边，即使我们正好在谈他，他还是神情温顺，一言不发。瓦西德先生说，这位老师年纪不过三十岁，但他已经默记了大部分《古兰经》经文。

我说：“不过三十岁，却可以将《古兰经》默记在心里！”

“半本《古兰经》，”瓦西德先生说，“半本《古兰经》。”

不过我可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人都三十岁了，消磨了大好青春，却只背了一本书？瓦西德先生跟我语气友善地交锋往来几回，辩论这一点。这段时间，那个老师一直就着屋内冥晦的灯光站在一旁，驼着背，安静、谦恭，等候着瓦西德先生允许他告退：这是佛教僧侣昔日种种规范中，流传至今最不容易保留下来的习惯。（根据佛陀的规诫）僧侣依靠信徒供养，而今在爪哇，信徒却改用支付教导他们孩子阿拉伯语的费用来供养“僧侣”。

我们载着那位英语教师，开车回到宗班镇。他每个月的薪资高过八十美分，但他不愿吐露究竟高出多少。可是他居无定所，也没有人供应他吃食。他量入为出，但生活还是紧得很，经常捉襟见肘。跟村子里的人买碗饭吃，就要花上五十印度尼西亚盾，合五美分，白饭上头再添点“菜色”就非要他十六美分不可了。

街灯下，宗班镇的经学学校就换了个样子，感觉很是宁静。大门已经锁上了。英语老师说，锁上大门是为了不让学童乱跑。我们就从领导宿舍旁边一扇还敞开着的门进入，学生见到领导总是胆战心惊的，不太会从这扇门出入。

一灯如豆。周围要比今天下午安静多了。学生还是照样裹着纱笼，无所事事，漫步在一栋称为“爱尔·法塔赫”的屋舍前，然而，就像夜间栖息了无数禽鸟的自然公园一样，访客一到来，仍掀起一阵骚动。八名学生共享一间宿舍。他们十三岁进入经学学校，直到二十一岁才能毕业离校。估计同宿舍的学生年纪一定相差悬殊。可是僧多粥少，即使八人同宿，房间还是不够分配，有些男孩儿就睡在清真寺的地板上。

院子里，灯光昏暗之处，都有男孩儿佯装在温习功课。灯光如此昏暗，可以坦率地说，学生不过只是装出用功于课业的样子。他们读的书中有一本专讲伊斯兰律法的书，还有《阿拉伯语语法》、《伊斯兰教故事集》、《如何祈祷》等等。最后这一本《如何祈祷》中刊载了八幅插图，一个动作接着一个动作的解说合乎伊斯兰教教义的祈祷姿势。我心想，这本书根本毫无必要，反正这些学生一天都要做上五次礼拜。夜色已深，而经学学校的一天可得起早摸黑地开展。

苏菲中心转变为学校，僧侣与托钵苦修人的纪律要求也转移到年轻一代身上。这不是传统，更无助于教育。经学学校没有继承印度尼西亚的传统，变成了伊斯兰化的机构，其昏沉麻木，远比西式教育课程更甚。然而，有人却执迷于这种教育理念，并且以昔日僧侣安贫乐道、称颂贫穷的精神横加扭曲。如此理念，在一九七九年的爪哇学校里，不过是一群穷教师教导穷学生，继续穷下去。

我们在苏腊巴亚过夜。任何一个大帝国，或是世界强权并不会牢记每一个小型战役。可是，当地人却牢记不忘。二战结束之后，英军曾经在一九四五年于苏腊巴亚地区与印度尼西亚人作战，当地还为此竖立一方纪念雕像以供后来者参观。参观过后，普拉索乔与我就驱车动身，往西南方向开上六个小时抵达日惹。我们再度走上宗班镇的道路，通过似乎永无止境的村庄，重见累叠石片的门柱无言自明地道出信奉印度教的爪哇王国麻喏巴歇王朝全部沉落静止在早远的历史中。

我们停在麻喏巴歇博物馆参观，馆藏乏善可陈。沿着村庄小道往下走不远，路对面就有一座庙宇。那是一条绿色小径，两旁行道树枝叶掩映。竹枝编就的矮房没有窗户。路边的停车标志绑在一根松松插在地上的竹竿上，停车标志旁边有一个小女孩儿看管。交一百印度尼西亚盾，她就会给你一张收据，再将横竿举起来放行：这笔费用将缴纳乡库，因应公共支出。

小道旁边，搭了一个茅草小屋，小屋横梁上松松地悬吊着一段原木。这里就是守望的岗哨，村民轮流排班值夜。原木内部挖空，一边还纵向地开了一条缝，村民抡起木槌猛敲原木时，就会发出咚咚闷响。这块木头既能报时，也可以用来通报窃案与火灾。目前，火灾是村子最大的威胁。

绿荫蔽天的村庄外围空地上，矗立着一座辉煌古迹——一座麻喏巴歇王朝时期的庙宇。庙寺红砖塔楼高耸，了无赘饰，几何图案层层重复，坚固强势。这般古典的建筑风格，正是我们一路上在苏腊巴亚地区屡见不鲜的门柱上垒叠的钻石体或金字塔的来源。这座庙宇已没有多少纪念意义。塔楼里供奉的神像已经被取了下来。可是，在看惯这一带稠密拥挤、千篇一律低矮的房屋，以及狭窄的稻田后，这座塔楼给予人们一种过去的感觉，也为这片景致平添另外一份感受。

普拉索乔对这座庙宇的建庙目的或重要性一无所悉。他只是惊羡于庙宇修建过程中完全不曾仰赖机械动力的神奇。此外，建庙时，连水泥都没用上。数世纪之前用来铺砌砖块的黏鸟胶，至今依旧牢固可靠：这就是令普拉索乔曾经遇过的一个德国人称奇不已的奇观。

我们在一家华人餐馆里吃了些东西。普拉索乔问我：“你看得出来他们是华人吗？”我说：“能呀。”马路两旁持续不变的乡村风光，乡人与他们狭小的房屋，总是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接着，沿路风景逐渐中断，我们的车在新绿的柚木林地之间蜿蜒出入，柚木树干笔直，浑圆树叶迎风招摇。普拉索乔说，大战期间，日本人将爪哇的柚木悉数砍尽。这一点颇耐人寻味，因为就在前一天，我们在雅加达的机场看到里面展示着印度尼西亚古迹的照片时，普拉索乔跟我说，印度尼西亚石雕佛陀的头像都是被日本人挥着长刀毁坏掉的。我们在参观麻喏巴歇博物馆时，这个话题又被提了起来。我告诉他，（除了专门搜集战利品的狂热分子之外）穆斯林破除偶像的历史，其实源远流长，他们可以说是人类史上最坚定地削掉古代神像鼻子的一群人。要让普拉索乔接受这一点，实在不容易。到后来他看得多了，也只是说：“这不过是要避免民众膜拜神像罢了。”

日正当午，柚木林中更加潮湿闷热。普拉索乔在车上睡了又醒，醒了又睡。他要司机播放卡式磁带里的热门歌曲，他听着听着，就沉沉睡去。眼前的大地逐渐平坦，前方豁然开朗，出现一片宽广的平原，一边环绕着一线蓝色矮丘，另一边远处却平地拔起高山连峰。雨刚停，一草一木都晶莹闪烁。稻田绿意盎然，一片欣欣向荣。衬托在绿色的背景之上，任何一抹鲜艳的颜色——田间男女身上的衣装或纱笼——都益发灿烂，同蓝色晴空一起倒映在水田之上。秧苗沿着直线插下，不同的田地，长着不同阶段的稻穗。

天光云影不断变化，午后燠热逐渐退去时，普拉索乔醒了过来，再度精神饱满。睡眠不只是令他神清气爽，我们驱车通过时，他开始诗意无限地讲起这片村野。他曾经在这附近受教育。他讲起过去擎着棕榈叶编成的火把，起早摸黑走到公路旁边等公交车的美好往事。他也讲起午后的“约会”习惯。下午四点到六点之间是青年男女固定的约会时光。过了晚上七点，村子里就没地方好溜达了。女孩儿双腿并拢侧坐在摩托车后座上，两手环抱着男孩儿的腰，这是一般认可的约会乐事。

普拉索乔说：“那可真是一整天下来最愉快的时刻了。”

红日偏西。红霞万道，透过树叶洒下，投射在路面，霞光依旧火红可爱。稻田间弥漫着淡淡水雾，蓝色矮丘的色泽更淡了，夕阳与天空都映照在稻田的积水上。

“我们要出国实在不容易，”普拉索乔说，“我们很容易染上思乡病。”

他们可以为了任何事物思乡情怯。他们一天里所经历过的一切大小事情，早晨之清新，中午之燠热，傍晚之放松愉快以及夕阳霞光，等等。他们在路上或田埂间看到的景象：水稻栽种与收获的节序，农务的改变，男人挑着两端篓子里堆满货物的竹竿扁担，脚踏人力车，马车（不同区域各有不同类型的马车）。在一个印度尼西亚人眼中，本国的凡事万物，他都了然于心。不论屋内摆设、服装衣着，抑或光线明暗，每一项细节都逃不过他的锐眼审思。每个季节都有其模式，每一天也有其模式。当普拉索乔远赴亚利桑那州时，每天醒来，眼皮还没张开，跃上心头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现在不在印度尼西亚。”

长日将尽，暮色四合，又到了爪哇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了，他的心绪也随之飞扬。路边聚满了出门享受如此美好时光的村人，大家伸腿舒筋，闲话家常。载货马车来往不息。男孩儿女孩儿共骑在脚踏车上，普拉索乔还特别指出来要我注意。

他也向我提到他住在亚利桑那州时遇到的一些人情上令他感到诧异的事情。有一天早上，他跟他隔壁邻居打招呼，出于礼貌和友善，就像他会对任何一个印度尼西亚人寒暄一样，他问道：“你今天要做什么呢？”倘若当时他身在印度尼西亚，人家就会回答他：“哦，今儿个我得上我家稻田去，我得做这个，做那个的。”可是在亚利桑那州，他的邻居，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只是冷漠地回答他：“不关你的事。”偶尔，普拉索乔就像他还在印度尼西亚的时候一样，不请自来地去朋友家里走动，不为了什么特殊缘由，只是维系友谊而已，可是，他朋友的妈妈——在亚利桑那州——就会问他：“你来有什么事吗？”这在印度尼西亚，可是极端不礼貌的问话。“我们不像他们那样个人主义。”普拉索乔做结论道。

爪哇当地农民若是准备收割稻子，就会送信给同村的邻人亲友。大家都会过来帮忙，每个人再带把稻子回家当谢礼。普拉索乔的祖父也是个农人，总爱蹲在自家门口吃晚饭，这样才能跟路过的朋友打招呼：“进来一块儿吃吧。”这种事情，住在都市里当然就不可能了。住在雅加达，每一顿饭都吃得风卷残云，速战速决。他的母亲还是保留了与众人分食的习惯，为此，普拉索乔的母亲和父亲不时争吵，甚至落泪收场。虽然她十分痛心地体会到，凭她一人之力实在无法每天晚上都喂饱整个雅加达。可是，只要她搭乘火车旅行，她还是会准备大量的餐点食品，分量之大，远超过她自己与家人所能果腹，只为了跟可能会与她同车共乘的其他旅客分享而已。

虽说如此，身为一个印度尼西亚人，普拉索乔还是很乐于旅行的。在他身为交换生待在亚利桑那州期间，美国的人种之多元，让他十分惊异。到美国之前，因为印度尼西亚经历过荷兰人殖民统治，所以他不喜欢荷兰人。几星期过后，他还向我提起，他的祖父跟一个荷兰人曾发生肢体冲突的一桩往事。可是，他在美国碰到一个荷兰男生，结果，他非常喜欢那个男生，而且，他也很高兴自己能够摆脱对荷兰人的反感。他还用“希特勒”来称呼一个德国男孩儿，还向他说明这个笑话的用意何在，这真是件好玩的事情。还有，当普拉索乔拒绝食用猪肉时，有人对他说“嘿，你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会放弃你那个宗教”又是多么有趣。

他在亚利桑那州，先住在一个信奉路德教派的家庭，然后搬到一个长老教会家庭，接着又改住到不可知论者家中，但他与每户人家都相处融洽。可是，当时要是有人问他：“你喜欢美国多于印度尼西亚吧？”他内心深处还是个地道的印度尼西亚人，足以令他回避问话，不予置评。普拉索乔不想伤到那个如此提问的美国人，同时，他也不能说自己不像以前那么喜爱印度尼西亚了。由于他经历了旅居亚利桑那州的一年，他心中逐渐萌生写作的意念，他已经写了一百来页自传性质的随笔短文：《梅登不是卡萨葛兰德》。卡萨葛兰德是普拉索乔在亚利桑那州落脚之地，梅登则是他在爪哇的家乡。

日落大地之时，我们已经开到普兰班南。看过多少有关这座印度教庙宇的摄影作品之后，而今亲眼见识到这座雄伟的高塔，就这样矗立一旁，如此接近主干道，在村头街景之间鹤立鸡群，仍叫人惊愕不已，叫人信服地拜倒在这座庙宇之前。

这座庙宇建造于公元九世纪，早期的照片只显示了庙宇的大型基座，一堆堆散落的石块，目前已经由荷兰人加以修复还原，没有一丝假造迹象。建筑物上原始石块逸失之处，就以素面无纹的石块填补。这座庙宇原本是一群印度教寺庙的中心。重建工作持续进行着。较小的石块整整齐齐地堆在一边，每块石头上都标上记号。可是，村庄人家已经迫在咫尺了。庙宇四周虽然用篱笆围起隔开，村民仍旧在篱笆外围一处小型神龛旁焚烧垃圾，神龛上还有些雕饰画作。普拉索乔说：“看了真让我难过。”然而，对普拉索乔来说，普兰班南就跟麻喏巴歇王朝的塔楼一样，只是代表古代建筑上的奇迹，古代人竟然单凭人力、不用机械就可以兴造规模如此恢弘的庙宇，不用机械就可以把岩石切割得如此精准平直！

一群当地女孩儿，把握住一天最美好的光景，咯咯笑着，欢快地在石砌阶梯上奔跑跳跃，不住地出声呼唤着普拉索乔和我，在筑有短矮护墙的平台上欢闹。天光渐退，遁落在这片潮湿田野之外，庙宇看起来愈发老旧。

矮护墙上雕刻着摘自史诗《罗摩衍那》的情节场景，这部印度史诗已经为印度尼西亚与其他东南亚国家内化，融入各自的文明之中。普兰班南建庙千年之后，史诗故事依然栩栩如生地存活于爪哇。普拉索乔熟知罗摩衍那的来龙去脉，这些故事他都是从爪哇皮影戏院中听来、看来的。史诗中的人物及布局发展，他如数家珍；同时，他也深谙故事所警示的道德教训。诸如普兰班南之类的文化纪念物，蕴含了艰深的神学理论，兼容印度教与佛教，借以宣扬君王类于神灵的特质。这种神学已远，君王与僧侣已去，然而古老信仰中的柔软平易之处，反而持续不灭，源远流长，成为一种文明。

普拉索乔是个穆斯林，他有些朋友是新穆斯林。然而，他却远远地偏离了新穆斯林一力净化的欲求。新穆斯林期望创造出只有信仰、别无其他的抽象人类，除了恪遵规范之外，别无其他思想。普拉索乔所掌握的爪哇文化之完整丰富，令他无法割舍，无法接受新穆斯林的吁求。而他一路上喋喋不休、满口钦叹的，也正是这样丰美的文化。

普拉索乔爱交朋友，更不会放过跟朋友瞎扯闲聊的时光。他在日惹也有朋友。当晚，他就跟朋友相会，稍后他说，他们五个人一道儿上了家餐馆打牙祭，历时一个小时，共同度过“欢乐”时光。

他说，明天早上我们应该尽早起身，去参观日惹的学生骑着脚踏车上学，七个学生并排共行，一边揿着脚踏车铃，一边说笑打趣。日惹交通繁忙，车辆川流不停，他们为什么要这样阻碍交通呢？“因为，他们是这么快乐。”而他们之所以快乐，也是因为他们正值花样年华，合当快乐，此外，这正是朝阳初升之时，一日之计在于晨，更应该快乐。只可惜，就是这群踩着脚踏车的学生——与其他脚踏车潮——制造了交通阻塞，延堵了普拉索乔。我也就这样错过了早起上学的学生。

普拉索乔还是找了个朋友介绍给我认识，我从普拉索乔的言谈之间，隐约感觉这个朋友像是个神话人物，像是存在于爪哇生活的安定与仪式中。普拉索乔无法掩饰自己如何欣乐于有朋为伴。他不时地碰碰那个朋友，跟我提到他的时候满面微笑。那位朋友跟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始终木讷寡言，也不见丝毫烦躁，能跟普拉索乔共处，就已经令他心满意足了。

宗班镇上的经学学校就像一次试验。然而，普拉索乔对于帕伯伦的经学学校还是抱着高度期许。帕伯伦是经学学校的样板。这所经学学校系由“传统的”伊斯兰教育机构延伸发展而成，许多人以为这可能是最适合爪哇地区的教育方式：弃绝文凭工厂（该校不授予任何证书和文凭）、“去除架构”、教授适合学生实际需要的技能、有如一座“合作社”、自给自足、教师与学生齐心协力、校内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教师、村庄与校园相互扶持，这里没有绝对的村民，也没有绝对的学生。而就我了解：这所学校是一个教育公社、自助组织，校园与普拉索乔告诉过我的村庄生活和谐共济。

从日惹驱车，取道前往婆罗浮屠的方向，沿途村庄与水田不绝，此地土壤因富含火山灰而肥沃。开车一个小时就到了帕伯伦。我们转进一条绿色小道，两旁行道树枝叶相连，绿荫蔽天。小道尽头，我们看到一处广阔的沙地广场，几栋新近粉刷过的爪哇房屋，屋外栽着几株椰子树与凤凰木。我们循线在一间粗陋的村舍里找到了学校办公室，然后，我就在那里吃尽了苦头。

办公室里有两个男人，其中一个名叫陶菲克。他年约三十，身材矮小，圆脸，脸上挂着一抹微笑，笑意始终不减且随时可以迸出深沉畅笑。他首先纠正我们，此间非办公室也。闻言之际，我登时困惑不解，因为室内一角明明就立着一只玻璃柜子，柜子里塞满了卷宗。

陶菲克接着辩称，本校不设任何办公室管理人员。经学学校师生轮流管理此处，这一点令陶菲克愉悦异常，这也是许多访客对他表示这间办公室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像办公室的原因。当天陶菲克在办公室里充当经学学校的发言人，纯粹只是因为恰好轮到他值班。

只是，学校业务的连续性又该如何在师生之间交接传递呢？玻璃柜里的卷宗、档案，又由谁负责管理呢？若不是陶菲克略过不答，就是我漏听了他的说明。陶菲克接着介绍了办公室里的另外一个男子，那是个身材健壮的年轻男子，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他是村子里的领袖，也是村庄的村长。观其人，实在不是我认知中的村长。就在我极力厘清陶菲克抛给我的连串谜团时，我又错失了他跟普拉索乔解释为什么该校没有所谓教师的说辞。

我再度抓住谈话要领时，陶菲克正以心平气和的方式说道：“我们与大自然和睦相处。”

陶菲克对于生态环境的关怀，我似曾相识，便不由得竖起双耳谛听：生态关怀听来时髦，其实与《古兰经》经文契合，因而自然保育的意识就融入新伊斯兰教当中。当陶菲克侃侃高谈道我们虽然是外乡人，可他们还是由衷欢迎我们的时候，我又能完整地进入对话了。陶菲克说，我们可以留下来共进午餐，可以在这里过夜。这就是帕伯伦的待客之道：作为穆斯林，就要善待你的同胞。

我说：“这就是你善待同胞的原因吗？有些人对他们的同胞好，纯粹因为大家是同胞。”

村长回应道：“我们是穆斯林，我们要对别人好啊。”

“你所谓的好是指什么？”

村长直起腰杆来，说道：“要尊重习俗，不要冒犯别人。”

这倒是言如其分，标准的穆斯林回答：遵守约定俗成的穆斯林习俗，不要冒犯其他的穆斯林。

我说：“那么，留长头发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呢？”

他再度毫不迟疑地回答：“这根本不是伊斯兰教的问题。”

他通过了他的伊斯兰测试。他开始放轻松了。他以某种新的角度重新检视着我。他问：“你是阿拉伯人吗？”

“不是。你怎么会这样想呢？”

“你看起来像我们的先知。”

这话触怒了普拉索乔。“你不能那样说。谁也不知道先知究竟长什么样子。”

“确实没有人知道。”村长说着，企图在钢索上寻求亵渎与失礼之间的平衡，“可是他的样子看起来就像你期望中的先知一样。”

我们望着墙上一幅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地图。地图中心就是帕伯伦。周围的印度尼西亚各地，只要曾经送学生到此地受教者，都钉上大头钉以识别，同时再从当地牵出一条红线，辐辏聚集在帕伯伦一地上。

普拉索乔或许只是顽皮，或许是认真，他指着地图北方一处非常狭小的岛屿说道：“那里的人怎么打听到你们学校的？”

“咱们先别聊了，”陶菲克说，“我们去外边四处走走。”

于是，我们就将村长留在办公室里，三人一起走到沙土院落里。方才的办公室里弥漫着浓重的化粪池臭气，出得室外，感觉就淡了许多。椰子树树荫下有几个男孩儿和壮丁，还有个戴着黑色便帽的老人，老人正在雕刻一扇床头板。

我对陶菲克说道：“你说，你们学校里没有教师。那么，谁教他们制作床铺呢？”

“他们相互指导。”

我们走向那几位制床工匠。他们显然已经习惯访客出入，丝毫不在意我们驻足观看。

普拉索乔说：“你现在要我问他们些什么呢？”

“请你问他们，做床板的木料钱是谁出的？”

陶菲克说：“大家都给我们东西。我们也卖东西。我们制造家具，再卖掉换钱。村子里有些人甚至不知道我也是经学学校的人。他们还以为我是贸易商呢。”接着，陶菲克深沉地笑了笑。他喜欢这种隐姓埋名，双重身份，不为外人获悉的扑朔迷离感。

“你看，”普拉索乔惊呼一声，“女孩子！她们都蛮漂亮的。”

也只有在这个十九岁的男孩儿眼中，才会看出“漂亮”来。那些女孩子确实很年轻，她们围在沙地上一个不大不小的浅坑旁，蹲着捡拾椰子树根的碎片，再将碎片集中在每个人身边的提篮里。当我们趋近观察时，发现她们正无精打采慢条斯理地摘下椰子树根上松软的枝条，一点儿也不赶时间。

陶菲克说：“她们正在搜集柴火，好生火煮饭。我们就是这样一个合作社。”

普拉索乔说：“她们花了多久时间搜集柴火？”

“今天是星期五，”陶菲克说道，“她们整天都没课。”

普拉索乔开始替这些漂亮女孩儿担忧起来了。“你的意思是说，她们一整天都在捡这些柴火？”

陶菲克脸上的微笑不曾消失。“这就是合作社嘛。”

可是，即使我们还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们，女孩儿们已经决定到此为止可以收工了。她们小心翼翼地站起身，每人拎起椰子枝条编就的小篮子，一摇一摆地离开了。

沙地上，白色绳索围起一块区域：排球场。可是，场上无人打球。太阳下，有人将床垫拖了出来，再在广场上铺上毯子晾晒床垫。

普拉索乔说道：“前面就是女生宿舍。你想不想进去参观？”

我决定不让普拉索乔拿我当借口。我说：“那样恐怕会让女孩儿们不好意思。”于是，我们过门不入，改而参观一群师生如何合力清理一处池塘。一辆停止转动的本田车上接着长长的一根厚壁水管，几个男孩儿站在冒着浮泡的深绿色池水当中，抡着网子捞起水中的腐叶与其他渣滓。一个中年男人站在池塘旁边，监督着男孩儿作业。

陶菲克说：“他就是创办我们这所经学学校的人，那还是在一九六二年。”

普拉索乔说：“你想跟他谈谈吗？”

我说不必了，我也不知道该跟他聊些什么。

我们绕着男生宿舍漫步一圈。宿舍里，床铺和行李箱堆得满坑满谷。那是一间供三十二个男孩儿共寝的宿舍，一些男孩儿就待在宿舍里，躺在各自床上。

陶菲克对普拉索乔说道：“那个男孩儿很有名气。他哥哥是个歌星。”他随口报出歌星的响亮名号，普拉索乔听了如雷贯耳。

另外一栋宿舍外面，几个小男孩儿站在他们的行李箱和一些包裹旁边，戴着黑色便帽，这令他们的着装显得十分正式。仿佛他们刚刚抵达此地，正等着听人吩咐，带队到各自分配的宿舍一般。

陶菲克说：“我们差不多每隔十天，就会给这些年纪较小的孩子换宿舍。这是为了促进大家互动。我们不会去区分他们是爪哇人、巽他人还是苏门答腊人。他们都是印度尼西亚人。你看到那个孩子了吗？”他对普拉索乔说道，“他是从西帝汶来的。”

普拉索乔饶感兴趣。“哪里？”

“西帝汶。”陶菲克说着，接着开怀大笑，“我们最近收服的殖民地。再过不久，我们就会去征服澳大利亚啰。”

普拉索乔说：“你不能‘讲’这种话。”

我想着小孩子每过十天就要换宿舍，便开口说道：“嗯，假如小孩子不愿意换宿舍的话，又怎么处理呢？你不是说，你们这里没有老师，大家都分工合作吗？”

“没错。这里是完完全全的去除架构。”

“可是，万一他们不想换宿舍……”

“你看那里——”陶菲克说道，手指着排球场跟几棵树木之外的空地，“我们在那里保留了一块地，用来栽种农作物。”

我这下就忘了那些男孩儿。我说：“那块地多大面积？”

“两英亩半。”

一栋新的建筑物——建造成本应当不菲——里堆放了些乐器。可是，此日是星期五，主麻日，没有人调弄乐器。布告栏上张贴着用印度尼西亚文和英文写作的复印件，文章主题都在颂扬经学学校之高妙。其中三篇以英文写成。三文彼此应和，尤其强调校方与村庄之“互动”如何融洽。三篇文字一定都是以某些讲义为蓝本，再加以铺陈写成的。有一篇文章提到伊凡·伊理奇——想来，要在经学学校里避开这个名字，恐怕不容易——并进一步暗示，帕伯伦的经学学校就是“废除传统学校”的完美典范。

我逐行阅读之时，陶菲克和普拉索乔就在一边等着。

我说：“你说，你们学校已经去除架构了，而且也没有老师。学生要学习几年才能毕业？”

陶菲克说：“六年。”

“我想，我还不了解我所见到的这一切。”

“你看，”普拉索乔说道，“他们在贴墙报。”

那是一间村舍，泥土地上灰尘之积重，让学生在地上踩出浅浅沟壑来。三名学童正忙着将墙报拼贴起来。墙报内文是以打字机打出的，左右两边留的空间相当：这意味着，在这个爪哇村落中，在这些低矮的茅屋与住家之中，有人家里不但拥有一台电动打字机，还有人能够操作这台打字机。

我们经过一间老旧的茅屋，以棕榈垫子充作墙壁。屋外坐着一个老人。

“他是谁？”

“一位村民，”陶菲克乐见我提问，就开心地回答，“那边也是一位村民。村庄、学校，哪里有什么区别哩。”

我说：“普拉索乔，我感冒了，我想我们应该准备回日惹去了。”

陶菲克并不打算留我。我们朝着办公室的方向往回走，在几个搁在扣板上的木箱前停下了脚步。

陶菲克说：“这些箱子就是我们储存粮食的地方。村民会捐献大米给我们。如果他们缺米下锅了，我们也会回馈粮食给他们。”

这就是陶菲克，自始至终，就连我们都要走了，还是故弄玄虚，让我晕头转向、大惑不解。

我们坐回车里时，我跟普拉索乔说道：“我认为这是一所烂学校。何必费这么大功夫来搞这种名堂呢？为什么不肯干干脆脆盖一栋像样的普通学校？学生在这种地方真能接受什么教育吗？还是说，他们只是在扮演村民？”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你在那里只待了十五分钟，你不可这么武断地评判一个地方。”

“我们还没待上十五分钟。”

“我想，你并不了解自己看到的东西。”

“我也觉得。”

“在我们学校，没有人会去做床板，”普拉索乔说道，“我们学校的人不会去制作和销售床板。那是个新点子。”

我说：“我以前念书的时候，学校也有工艺课，我们也要做木工。”

“真的？”他继而沉默不语。

我们开过一条散布着黑色熔岩屑的河床，那是默拉皮火山爆发时岩浆流经的河道之一。

我问道：“你听说过一个英国作家，名叫查尔斯·狄更斯的吗？”话一出口，我马上感到荒谬，车窗外，爪哇稻田连绵飞驰而去。“这样说吧，一八三七年到一八三八年间，查尔斯·狄更斯写了一部小说，叫《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书中就描写了那样一所学校。那所学校是由一个叫作斯奎尔斯的人经营的。他相信，学生应该从操作中学习。上植物学的课时，就走出户外，在庭院里面上课。生物学课时就离开教室，到外面刷马去。”

“我听说过查尔斯·狄更斯，可是，我没看过《迈克·尼克尔贝》。”

“《尼古拉斯·尼克尔贝》。要是我被迫待在那种地方，我会痛不欲生的。”

“要是你离开这里之后写出那样的东西来，那就是‘犯法’了。经学学校里没有人是被迫留下来的。”

“那不是我的意思。我是说，假如我是个小孩子，而我父母亲硬要把我送到那种学校去，我会很生气的。”

我冒犯了他，使他连爪哇人的传统礼仪都顾不得了。他对于经学学校的教育体系有信心，他相信，这个体系可以兼容穆斯林与爪哇的系统。他从未到过帕伯伦，或许，他也跟我一般迷惘，被我们的所见所闻与陶菲克的胡说八道唬得方寸紊乱。可是，他还是尊重这个地方良好的声誉。

稍后，我们到了日惹附近，路旁逐渐出现大型广告牌，他又重新回到这个话题上，只是这回他就委婉多了。他说：“你认为教育与知识之间有什么差别吗？”

于是第一次，我思索着普拉索乔的问题，我心想，或许这也是陶菲克一直试着要对我们灌输的东西。

只是这并不是我喜爱参与的讨论。我说：“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回答你的问题。这是个假问题。教育和知识并非总是背道而驰的。”

他假装自己听懂了。我们冒着正午的燠热开进日惹，摩托车、喷着废气的公交车、荷兰风格的面包店、印度尼西亚丁香香烟的广告、后座架高了的脚踏人力车（人力车的重量多半压在车夫的手臂上，腿上的压力反而比较少，双臂承受着驾车的压力，导致车体的前半部不断下沉）涌进眼里。当我们进入日惹市中心时，普拉索乔假装自己还在玩味之前说的话。

可是，当车停在饭店门口时，他终于按捺不住了。他说：“其实你知道，我根本不想来担任导游。我少上一周的课就为了当你的导游。我的老师说，跟着你跑上一个星期，对我一定很有帮助。而那也只是因为，我们校长盖了三个章。”在他连声抱怨过后，他又突然跟我道歉。“我很抱歉今天早上带你去看那个经学学校。你没跟我讲要我带你去。参观那里害你浪费时间了。”

我握住他的手臂，这是我向他道歉的方式。而他也让我握住他的手臂好半晌，才打开车门。

可是，如果村庄教育公社的理念——假如，先前我听闻见识的讯息无误的话——不过是建构一个仅能操作低等技能的社区，不也是对贫民的一种欺凌吗？

晚间，当我们同往乌马尔·海亚姆家中聚会时，经学学校的神秘面纱才稍微揭开了一些。乌马尔的父母亲以古波斯大诗人的名字为他命名。在印度尼西亚，这个名字就成了属于他自己的名号。他是个高头大马、快五十岁的迷人男性，执教于日惹的一所大学，课余也写作不辍。普拉索乔对他可是敬畏有加。而乌马尔与他的朋友——其中一人还在帕伯伦求学过——全都站在普拉索乔这边，替他出声打气。

他们说，我误解了帕伯伦。怎么这么不巧，我正好碰上主麻日学生没课的时候去参观学校。而且，我也受到他们语焉不详的说话方式的误导。帕伯伦里不是没有老师。虽然陶菲克说他们学校里没有老师，他的意思可能只是说，学校里没有宗教老师，没有像是乌斯塔德[3]之类的导师。过去，这一类师长讲的话就是法律条文啊。帕伯伦学校是一所宗教学校，以教授伊斯兰教教义为主，可是，他们也教授其他的科目，校内有一座图书馆，也有实验室。校方试着利用乡村的资源，就地在村庄里设立这样一所学校，这种理念是新颖的。

我说：“可是普拉索乔，难道你忘了，陶菲克跟我们说过，学校里不但没有老师，任何架构也没有。”

“说不定，陶菲克知道得不是很多。我跟你说过了，你对那个地方的结论下得太早了。你当有武断的自由。可是，这次你的结论下得真是太早了。”

可是，难道我们在帕伯伦的时候，他们跟我讲的话，不也是他们以为那是我想听到的话吗？当陶菲克跟那个村长误以为我也是个穆斯林，可能还是个阿拉伯人时，他们就一个劲儿地拉拢我这个“穆斯林”。后来，陶菲克换了种方式估量我，便改弦易辙，满嘴兜弄着些听来现代化的字眼：“合作社”、“去除精英”、“去除架构”等等。或许，陶菲克的种种行径不过是爪哇风格的礼俗——雅加达的一些印度尼西亚人其实甚为反感这些陋习——而我不过是被这种习俗搞得一愣一愣而已。

乌马尔·海亚姆家中聚会谈话的重点多在爪哇农村方面。科学家最近研发出一种稻谷新品。新品生长速度可达一般品系的两倍，一年可以种两季。粮食增产是有必要的；可是，两季也扰乱了昔日农村的生活节奏，阻碍了节庆与爪哇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皮影戏表演。人口过多，以前的生活方式也逐渐式微：每年到了收割的时候，再也没人会去呼朋引伴、号召亲友一同帮忙，再每人分把稻穗回家以致谢了。普拉索乔念念难忘的爪哇农村生活，凡事仪式化的传统生活，现正在逐渐瓦解当中。帕伯伦等地的伊斯兰教机构，正是爪哇人对这股趋势的回应。

第二天早上，虽然普拉索乔紧张不安，我们还是决定再访帕伯伦，仔细瞧瞧前一天我究竟漏失了些什么。

首先，我漏掉了高挂在乡村道路入口处的高耸栅门，门上有一块欢迎的招牌。二度寻访，椰子树与开红花的凤凰木、校舍屋顶上的檐瓦，再度入目，印象要比前一次好许多。学校院子里四处闲晃的学生少了，清真寺的回廊上空无一人。透过办公室后方一扇兀自开敞的大门，我看到几个女孩儿在做针线活儿。她们说，她们正为迎接宗教事务部长来访齐力缝制一面欢迎旗帜，部长那一天就该到的。说完，她们咯咯傻笑着跑远了。

那天早晨驻守在办公室里的男人，身兼秘书与校方发言人，个头比陶菲克还要小一号，戴着一顶黑色便帽。我直觉以为，这个人跟陶菲克一样，也打算以虚言糊弄我。我们听到有人在上阿拉伯语课，年轻的女孩儿吟诵着应答教师。可是，办公室里的那个人说，这堂课还没开始。我问道，学生是不是还在田里忙着农务。虽说我问了个挑衅的问题，他却义正词严地回答说，学生只有下午才会下田。我又问，陶菲克在哪里？

“他在洗东西。”

“洗澡？”

“他在洗衣服。”

“他要洗很多衣服吗？”

“他洗的东西可多了。”

听起来，陶菲克确实像乐于在经学学校里做事。我说：“我想去看看陶菲克，看他怎么洗东西。”

我们绕过办公室，走到后面的一条巷弄。混凝土筑成的排水沟连接着另外一栋房屋，屋后汩汩排出大量污水，流放到一条污黑的排水沟里。

“那是什么？”

办公室秘书有如在应答英语词汇测验一般答道：“一条水路渠道。运河。”

“这算是校产的一部分吗？”

“不，这是我们一位村民所有的。”

接下来，就是一排混凝土建成的浴室，浴室前方横着一列露天的盥洗台，分别以矮墙隔开。我在浴室与盥洗台之间的巷道上看到陶菲克，他拎着一只红色塑料水桶，两颊圆鼓，欢愉如一。

他说道：“早上好啊。再次见到你真是太好了。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再回来的。可是现在我得失陪了，因为我还有些衣服要洗。”

就在浴室外面不远处，几个男孩儿正在帮别的男孩儿剪头发。其中一个男孩儿已经十八岁了，双肩围了条毛巾，正等着其他同学帮他剪头发。他说自己老家在苏门答腊，他很快就要回到他的家乡了。他说，回到家乡就要替村里做些好事。这话说得既正确又有礼貌，可是，我想听他讲得更明确一点。他偏头想了会儿，说道，他要回家乡当老师。接着，他就不肯再多说了。

普拉索乔与那个秘书转了回来。我们又看到陶菲克，但只看到他露在盥洗台矮墙上方的头和肩膀。他穿着一件红色的圆领衫，又对我们微笑致意，说道：“我在洗自己的衣服。”

我问办公室秘书：“他得洗很多衣服吗？”

秘书了解我问话中的要点。他说道：“他洗的是他自己的衣服。”

我们来到方才女孩儿在课堂上吟诵阿拉伯语的新楼。她们头巾紧扎，不露出一缕发丝。头巾下，每个女孩儿都只剩下一张黄种人的脸。这节课就要下课了，授课老师正在收拾习字簿。隔墙听来，仿佛女孩儿吟诵的每一行阿拉伯语，都是以“安拉”开头。可是，普拉索乔说我听错了。

我问秘书：“昨天陶菲克跟我说，你们学校里没有任何教师。”

我们一面走着，秘书跟普拉索乔一面用印度尼西亚语交谈。普拉索乔翻译道：“陶菲克的意思是说，他是个教师，可是同时他也跟着其他人，例如领导之类的人学习。所以说，他也是个学生。”

我们经过了那幢爪哇风格的房屋，上一次他们跟我说，这是这所经学学校建校之初的第一栋校舍。房屋门上，有人漆了Ancient House的字样。房间墙壁用竹板编排而成。屋内空间毫无分隔，中央竖着四根木桩，顶上用横梁支撑。屋内沿墙排着一道连续不断的竹制通铺，竹铺制作优雅：厚实的竹材做支柱，面上铺着薄薄的长条竹片，编成的床铺因使用日久而光滑发亮。二十二个男孩儿就睡在这张竹制通铺上。竹墙上钉挂着许多五颜六色的小型碗橱。这就是经学学校的办学初衷：盖一座乡村建筑，让乡下孩子跟着乡下老师学习阿拉伯语，吟诵《古兰经》。

竹制通铺上堆着许多寝具。可是，我们发现一个乍看像是一卷被褥的包裹，其实是个卧床休息的男孩儿，他头上还扎了条白布，意指他染有病恙，借以区分。他前天就病了，大夫今天下午会过来看他。那只是小事一桩，微不足道。

我们踏出竹屋，进入“互动”的新世界。椰子树荫下，他们还在制作床铺：七八个男人，年纪参差不一，有人锯木，有人刨光。

“你们会出售这些床铺吗？昨天，我听陶菲克这么说的。”

“啊，这些床是不卖的。这些床铺学校要留下来用。我们这里很缺床铺。”

“那么，你们购买这些木料的钱又打哪里来呢？”

“那我就不知道了。”

“所以说，这些人都是工人啰？你要付他们工资。”

“他们都是村子里的人。他们都是要付工钱的。”

“昨天陶菲克跟我们说，这个学校是合作社共同资助的形式。他还说，这些人是学生，也是村民，他们彼此相互学习，教学相长。”

秘书不发一言。我们看着男人们锯木、刨光。他们就像忙碌干活儿的工人一样，不太注意我们。

普拉索乔想帮忙，打个圆场。他拾起一把鹤嘴锄，说道：“可是，这是经学学校里的工具，不是吗？”

秘书还在搜索枯肠，漫不经心地回答：“是的。”

我说道：“他们把木板刨得真平呀。”

普拉索乔说道：“你想不想买一块回家？”

可是，秘书开口了，他说：“陶菲克可能是说，这些人里，有些人从来没制作过床铺。说不定，他们是专门做椅子的。或许，他们有些人是专门盖房子的。他们只有在这里，才能学到做床铺的技术。这么说的话，他们在这里就是学生。我想，陶菲克的意思就是这样。”

这时候，普拉索乔好像好不容易想通了一样，突然斩钉截铁地说道：“这里就像个校园，但学生在这个校园里还要工作。”

这里确实是个校园没错，只是，多了分农家庭院的感觉。女生宿舍（前一天普拉索乔如何殷切盼望能够进入参观的所在）外面，大小坑洼积水不浅，野鸭带着小鸭成列悠游。我们艰难地走过泥地，经过垃圾堆，通过那一列盥洗台。鱼塘依旧墨绿污浊，跟前一天清理之前没两样。昨天那辆本田车还兀自停在一旁，加水的水管依旧浸在池塘里。

我们越过女生宿舍后面的矮墙，走到一块地势较低也更污秽的平地上，只见得一排平房和一群妇女，她们从满院的垃圾堆里抬起头来对着我们微笑，招呼着我们。垃圾布满庭院，农家庭院特有的臭气冲鼻，两相对照之下，她们的平房仿佛高了不少。

“她们也是经学学校里的人吗？”

“她们是村子里的人。只要她们有空，就会到学校的福利社来帮忙。”

福利社距离牛栏不远。这个地方到处都有村民在锄地耕作、耘草、清运杂物。作为背景，另外一节阿拉伯语课堂上，吟唱朗读的颂声不断。眼前，这个“校园─农家庭院”的综合体，正如一处中世纪庄园农场一般，充满生机，呈现一片农家景象。接着，就像是受到我心中思维的召唤一样，一列中世纪装束的村民，走了过来，拖曳着偌长的杂木而去。

普拉索乔自作主张地拦住了一个男人。那人双肩宽厚，肌肉强健，已经上了点年纪。尽管他肩负重担，还是不曾轻忽爪哇传统的礼仪。他跟普拉索乔说道，是的，他很想做个学生。可是，他资格不够，再说，他也负担不起一个月十美元的学费。他一天能赚上五百印度尼西亚盾，合八十美分，况且，东家还包他伙食。

吟诵阿拉伯语的声音，远从校舍新楼传来。新楼阳台上，一群东家长西家短的女人，嘻嘻哈哈地用木棉填塞床垫，扬起一层轻轻蒙蒙的棉絮。

普拉索乔先跟那个秘书聊了一会儿，稍后，普拉索乔说道：“他们这里有七十位教师。他们也有出缺勤记录，每个学生都会收到成绩单。这个地方一点也没有去架构化。”普拉索乔轻笑着，又补上一句：“这里是‘非常’有架构的。”教师都是义工。学生即将毕业离开经学学校之前，得先留校执教一到两年，他们每个月的收入在八美元到四十美元之间。

如此群策群力的组织，只为了复制乡村的氛围，教导村民如何做村民！

我们即将回到办公室之时，又碰到了陶菲克，他已经洗完了衣服，红色塑料水桶和水盆都留在后边。他已经换下了先前身上那件红色的圆领衫，现在他上身一领清新干净的花衬衫，配一条浅紫丁香色的长裤，裤管有些窄，紧紧地裹着他厚实的短腿。他仔细刮过他那张圆脸。看来，他已经准备全力以赴，应对崭新的一天。或许，连迎接宗教事务部长的大任都已经胸有成竹了。他对着我们绽开一个大笑脸。

他说道：“学校领导昨天本来想请你在我们这里过夜的。他亲自准备了个地方让你睡觉。可是，你先走了。他本来还要请你吃午饭的。他都吩咐学生捕鱼，给你准备了丰盛的饭菜。”

捕鱼！我还以为那几个男生站在脏水里是为了清理池塘呢，而那也是陶菲克自己跟我说的。

我问他，我可不可以拿几份曾经刊登在期刊上的讨论经学学校的文章，我尤其想细读那篇陶菲克特别提到将经学学校视为“一个学习社区”的论文。陶菲克说，他可以帮我准备这些论文，随即就走远了。

我们等着。

我问那个秘书：“你觉得他会给我那些论文的复印件吗？”

“当然会。他往复印室去了。”

复印室！这里竟然有一台现代化的复印机，而他们还在学校里研习着伊斯兰教，以及如何安贫乐道，认命地做个乡下人！

陶菲克回来的时候，手上不只有那几份我讨来阅读的论文，还多了一纸他刚收到的来自澳大利亚的信笺。

我们再度步出庭院，准备上车，一个衣衫褴褛的男孩儿走了过来，肩上扛着一棵硕大的青绿果树。

我揶揄地问陶菲克道：“他也是你们的学生吗？”

普拉索乔吃吃笑起来。

陶菲克说道：“他是个村民，也是个学生。”

陶菲克微微笑。可是这一次，他的微笑无法再误导我了：陶菲克可是认真的。我庆幸我们就要走了，因为，五分钟之内，陶菲克将又鼓起他哲思高超的如簧之舌，再一次不知所云，让我们困惑迷惘。

坐进车里，开出村庄之际，我摊开那封澳大利亚的来函阅读。那封信寄出已达三周，发件人应该还在大学里研读。陶菲克真的看过这封信吗？

亲爱的陶菲克，我要再次感谢你，多谢你上回费神费时地接待我。相聚的时间太短，但愿我们能在信中继续我们的对话。我一边回想着之前造访帕伯伦跟你们所有相关人士的经历，一边仍感困惑……学生毕业离校之时，你究竟期望他们能做些什么呢……学生固然具备了在乡村生活的技能，可是，万一学生没有土地，或是根本不拥有土地的话，他又该怎么办呢？而他在帕伯伦所学到的伊斯兰教教义，又提供了什么样的原则可以帮他解决这样的困境呢？……关于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又提供了什么样的帮助呢？伊斯兰教在解决贫穷问题上，又有什么对策呢？

[1]麻喏巴歇王朝，1293－1478年统治印度尼西亚大部分地区的封建王朝。

[2]“因陀罗”为《吠陀》中的主神，“因陀罗普拉”（indrapura）意即“因陀罗之都”。

[3]乌尔都语、波斯语中有较高声望的“导师”。

四　稻谷女神

澳大利亚人的问题正好点到要害：伊斯兰教究竟传达了什么样的讯息给乡村居民呢？

一个星期以后，我又回到了日惹，跟着乌马尔·海亚姆下乡，前往默拉皮火山山脚下一个村落。默拉皮火山坡面逦长平缓，火山锥上总是飘浮一缕轻烟，偶尔，锥尖也潜藏在云雾深处。火山熔岩滋养了大地，土地富含养分。稻田间湿润的土壤，不论农人驾着牛犁深耕，还是擎着鹤嘴锄翻掘，都是一片肥沃黑土。筑有泥巴墙的水田，紧邻着村庄，空中俯瞰之下——农家聚集在热带的开阔平原上，绿树掩映之中，几堵红檐屋瓦——田垄与农家界线分明。

进入这样的村庄，感受到的可不只是绿树浓荫。走进这样一个火山脚下的村庄，就像是走进一个施过魔法、圆融完满的世界，村庄里凡事万物，如粮食、屋舍、工具、仪典、行礼等等，都经过许多世纪的演化，达到某种完美的境界。万物环环相扣，就像是村庄外围的水田一样，每一片田地虽然不过半英亩面积，却像拼图一般紧密凑合。

每一幢屋舍，不管是混凝土筑墙，还是以竹条编排做墙，屋外一定植有高大绿树，枝叶茂密，树下人家长年庇荫。每棵树都有其特殊用途，包括木棉树。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木棉。此外，村子里竹材种类众多：有些竹竿粗壮，近乎深黑；有些则茎枝细长，黄色竹枝上长着绿色条纹，仿佛是在笔酣墨畅之际彩笔无心滴染以致。竹林提供了制作床铺、竹墙、天花板、竹席的材料。可是，稻谷主宰了农村生活。水稻作为粮食来源，也是所有劳务操作的对象。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稻谷也标记了农村四季的转换。传统的爪哇房屋中，木柱撑起的主房后方，总会辟出一间小屋。过去，这个小房间里会安上一具神龛，奉祀女神Devi Sri，Devi Sri正是主司稻谷收获的女神。

乌马尔带我到莱诺斯的村庄，莱诺斯随行前往。莱诺斯是个年轻的日惹诗人，迄今他只能以朗诵自己的诗作换取微薄的收入。莱诺斯信奉天主教；他的全名（他也有个印度尼西亚名字，只是他弃而不用）唤作莱诺斯·奥古斯丁诺斯。他母亲是个天主教徒，父亲为了迎娶他母亲才改宗。他们一家务农。莱诺斯的父亲还是一村之长。自从军政府接管之后，村长改由选举产生，村长还得负责执行政府交代下来的计划事项。举例来说，勒令农民改植新品种的稻谷就是其中一项。村长于任期之间，可以耕作十二亩的田地。如此面积在爪哇中部，可以称得上田产殷实了。

村庄就在通往帕伯伦的路上，乌马尔熟识此地。革命期间——对荷兰人作战期间——荷兰人曾经入侵日惹，革命军遂潜入这些村庄当中。当时，乌马尔加入了学生军，他们就分散住宿在村民家中。

我问道：“当时你们的组织严密吗？”乌马尔笑我怎么问这种不着边际的问题。“你以为呢？”当时全印度尼西亚颠沛流离，置身如此舒适的场景中，再加上时局承平，委实难以想象战争场面：两军在这般狭小而脆弱的村庄中，在这般不堪一击需要许多功夫照料的水田中，不知该如何厮杀搏斗。

莱诺斯家的房子由混凝土筑成，架设在低矮的木柱上，地板也是混凝土铺就的。可是，房子依旧遵循爪哇传统而建。进入大门，里面嵌着一幅天主教的圣画像，墙上则挂着一具爪哇皮影戏中的角色。这是当地皮影戏中常见的一个重要角色，不是印度教中顽皮灵动的克里希纳，而是爪哇的克里希纳，他足智多谋，目光远大，因此，这尊神像也适于摆置在诗人的家中。书架上塞满了莱诺斯从小学一直到大学读的书，架上还有一本《T. S. 艾略特诗选》，是英国国家广播电台颁发的奖品——莱诺斯曾在某次英国国家广播电台印尼支台举办的诗作比赛中荣获二等奖。

主人在玻璃杯子里斟上热茶，盖上锡制杯盖，端到我们面前，还端上一盘堆得老高、热气腾腾的带着芯的玉米，另外还有一盘不知名的卷状点心，堆得也跟玉米等高。这是印度尼西亚传统的待客之道，欢迎客人的仪式，以展现出主人家余粮充盈。来客自然也要以相当的礼仪响应。谁也不敢先行取食，或是掀盖啜茶。结果往往一直要到宾主尽欢，客人即将告辞之时才得掀盖饮茶，此时热茶早就凉透了。

其中一盘茶点是由莱诺斯的小妹妹端出来的，她是个相当漂亮的小女孩儿，年纪在十岁到十二岁之间，穿着连身裙。接着，屋里又走出一个年龄比小妹妹大多了的女孩儿，出来探望访客。她的面容扭曲，龅牙突出，一席裙装歪歪斜斜地披挂在身上，行动极不协调，穿着拖鞋的脚重重地拖在光滑的混凝土地板上。她拣了个屋角，坐在椅子上，瞪着我们，一言不发。过了半晌，她站起身来，又拖着脚步离去了。

过了几分钟，乌马尔谨慎地说道：“你可能也注意到莱诺斯那个妹妹了。她身体不太好。”她年幼的时候罹患疾病。他们带着她求医寻诊，医师的助手给她注射了错误的针剂，损害了她的神经系统。原来，这幢诗人的家屋，村长的住宅，还是一栋隐藏了悲剧的房舍。

莱诺斯的母亲回来了：他的父亲就是为了这个女人而改宗天主教的，他们一家人也是因为她而成为天主教家庭。乌马尔站了起来，却刻意佝偻驼身，晃着步履，往侧边闪了一步，高大的乌马尔企图将自己缩小得比莱诺斯娇小的母亲还要小。在我们重新坐下之前，乌马尔与莱诺斯的母亲寒暄问好，滔滔不绝的言语交流有如乐音绕梁。

她身型之袖珍轻盈，同普通的印度尼西亚妇女一样，倘若她混迹在街头，隐身在人潮之中，谁也不会注意到她。可是现在，她抽离在印度尼西亚人群之外，在她自己家中，作为我们的女主人，她的美丽得以闪烁耀人。同时，外人也可以看出她穿着之悉心——衬衫、腰带、纱笼（她的女儿不过穿着连身裙而已）。此外，我也可以看出她随时浮现在脸上的印度尼西亚式微笑（过一阵子笑僵之后，反而令人不安），看出她优雅的仪态讲求，以及从这位农妇身上看出某种高度文明的体现。她脸上神情平和而开朗；抬头挺胸，下颏还微微上扬；她骨架亭匀，两眼虽然深陷在眼窝中，却奕奕有神，双唇弧线完美，微笑时展现出完美的牙齿。她说话的时候不疾不徐，无挂无碍，话音总好像即将转化为朗朗笑声一般。

她跟乌马尔就这样交谈了一段时间，看起来，他们有说不完的话，多少近况变化需要交流。可是乌马尔稍后告诉我，那不过是迎客仪式的一部分，他们只是行礼如仪罢了。他们讲的是含蓄有礼的爪哇语，跟一般日常生活用语是有分别的；其实，他们根本没什么话好讲。莱诺斯的母亲说道，稍早时她得上她孩子的学校去领成绩单，所以她才没赶在我们到达之前返家迎接我们。她还说，真是不好意思，在这间连房子也称不上的陋室里招待我们这样的贵客，这里充其量只能算是个草棚罢了。同时，乌马尔的歉意也不遑多让，他为我们冒昧求见而深感不安，此行说不定搅乱了她平静和谐的家居生活。爪哇传统礼数就是这样你来我往的，以致歉响应致歉。

即使如此，两人客套应答之间，还是讲到了些具体的事情。又过了一会儿，我们离开莱诺斯家，漫步穿过村庄之时，乌马尔还是提了起来。莱诺斯的母亲担心儿子的前途。莱诺斯不经常回到家乡省亲；他自个儿在日惹租了个小房子住；他不结婚；还有，他不找工作。而她的担忧并不是庸人自扰，乌马尔说道：毕竟，莱诺斯都二十八岁了。

我问莱诺斯：“可是私底下，难道她不为你这个诗人儿子自豪吗？”

莱诺斯用英语答道：“她连当个诗人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呢。”

乌马尔说道：“莱诺斯只能以一种方式让他母亲明白。明说或是暗示他母亲，他是那种古典传统的诗人。只是她母亲会觉得这很荒唐。她绝对不会相信的。”

像莱诺斯母亲这样的人，活在某种缔造过辉煌成就的文明中，诗，早就经过大师写成，千古传颂，藏诸风雨名山，不需要现代人来狗尾续貂。

可是，莱诺斯即将有所突破。日惹有一家报纸，请他代为主编文化版面，每个月给薪二十五美元。从他的老家到日惹不过一段短短的巴士车程，莱诺斯拼力在日惹为自己经营的生活，如诗歌朗读、编辑报纸，与这个畦田紧致、稻谷所创的村庄，相形之下恍如隔世。

绿荫深处，乡村道路迂回蜿蜒。路面是黑色的熔岩风化土壤，清扫得一尘不染。沟渠里流水盈溢，湍急奔腾——缺水灌溉，就不可能结出稻实。村子里的清真寺不过是一幢架在木桩上的简朴小屋，没有半圆形屋顶，没有特殊装饰。伊斯兰教并不是以泱泱大国文明之尊来到爪哇的，它只是种信仰，或者说只是陪衬古老宗教的信仰而已。后起进入的宗教也只能就地取材，接收古老宗教使用过的素材。清真寺门户洞开，寺中几张竹席，此外别无他物。几步之远，沿着黑土巷道拐个弯，就是一座天主教教堂，如清真寺一般，教堂也只是间朴实无华的小屋。但教堂除了屋顶上嵌了个十字架之外，门前的混凝土阶梯上，还架着铸铁栏杆撑起的柱廊。

清真寺敞开着大门，正如清真寺所昭示的那般。教堂却大门深锁。其实，也锁不住什么。莱诺斯从朱槿花丛中，折了一小段树枝，将树枝插进锁眼，咔嚓一捅。教堂里和清真寺同样空洞：一尊嵌着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墙上高挂着三幅加了框的苦路像。相框玻璃陈旧发黄，尘埃蛛网交缠，苦路像已然褪色，其中两幅还从墙上滑落。屋檐之下的铁丝网，多处已经扯散松脱了。

基督教在伊斯兰教进入印度尼西亚不久之后跟踵而至。基督教是殖民势力所信奉的宗教；可是，就像伊斯兰教一样，基督教进入乡村地区，不过只是陪衬古老的宗教而已。荷兰殖民期间，伊斯兰教作为黎民百姓较为正式的信仰，可以让印度尼西亚人抬头挺胸，与荷兰人分庭抗礼。再走不远——村庄腹地狭小，步道短促，却像是走过爪哇历史一样——就可以看到一栋房屋，门前高耸着一幅广告牌，自言为“穆罕默德雅”办事处。这是个萌生于荷兰殖民期间，标榜改革，宣扬民族主义的伊斯兰团体，时至今日，这个团体已经被讥为“保守”了。

小村庄，短步径。现在，在这个房屋行将颓圮的村子里，诸多世纪又将追加到历史之上。我们走过村庄，来到穆斯林koum的家门前。乌马尔·海亚姆将koum意译为“长老”，还跟我大略说明koum的职责所在。穆斯林人家每逢重要场合，比方说，孩子出世、家人葬礼、周年纪念，抑或是哪家人只是想办个宗教典礼，就会请他来家，他就应邀举行salamatan的仪式。这个仪式就是要在人家家里的菜肴端上来后，一起赞圣，再将菜肴分给邻居享用。我的印度童年回忆直觉反应到，这是延续了印度教传统的仪式，而我心想，穆斯林koum，或许是印度教教士的某种继承人。

出人意料的是，他竟然住在村子边缘的一间棚舍里，紧邻水田，他的房子毁烂倾圮，内室漆黑，前廊堆满垃圾，竹墙松垮下垂，粉刷过的墙壁虽然跟黑土地面还有一段距离，却已经腐朽发黑。

他没有请我们进去。他出来迎接我们，树荫下，他孤身站在潮湿的前院中。他穿着短裤，上身一件圆领衫。他的太太，无人向我们引介，也站在前廊上，兀自观望着。他看起来像个农夫、贫农，而不像个宗教人士。然而，等到我们进一步了解他的职责之后，才意外发现，原来他除了负责赞圣之外，还要清洗穆斯林死者的尸体，加以妥善包裹，以便下葬。穆斯林的koum一人身兼印度种姓制度中的教士和贱民之职。这个掌控仪典进行的人，以这般异于寻常的方式，践行着印度种姓制度保存下来的习惯。

他六十有四，身材矮小，肌肉依旧强健，映着阳光，他的棕色皮肤闪闪发光，只有膝盖周围松垮的皮肤略略显出他的年纪，不过，他的面容却十分苍老。他颧骨凸出，皮肤有如浅滩暗礁，苍白的额头与扁平的头发，可以想见他在烈日下劳动时，必然经常戴着一顶沉重的遮阳草帽。

现在，他绘声绘色地跟乌马尔讲着他洗敛尸体的工作，语气之快活，仿佛随时可以开怀爆笑一样。他的职责并未使他意气消沉。他继承他的父亲担任koum的工作，同时也继承了一英亩的田地。这也说明他的体格是长年下田劳动导致。他干得不错，觉得自己是个成功人士，生活宽裕，自己又派得上许多用场。

难道说，他这一生毫无遗憾吗？这个国家也是风调雨顺，万事兴隆吗？

他似乎就要爆出狂笑。风调雨顺？现在时局是越来越顺畅了。日子从来没这么好过过，他真是活在太平盛世啊。那么，过去有什么令他遗憾的事情吗？荷兰人来过这里，在他二十六岁的时候，日本人占领了爪哇。

那个时候又是什么光景呢？他跟日本人处得来吗？

他说话又像在大笑一般地响应。那可是段要命的日子啊，他说，什么都短缺。没有衣服穿，他们只有将麻袋改成长裤。日本人走了，革命就来了，要打仗阻挡荷兰人。荷兰人进攻日惹后，就经常搜索村子。他常常得溜出门，躲避荷兰人。不，那段日子还好过。

那么苏加诺又怎么样呢？难道他不是率领印度尼西亚人对抗荷兰人的领袖吗？

这位老人家，这个站立在棚舍旁边的赤脚农夫，他的回应叫人惊愕。他神情和缓，语音轻柔了起来。他说道：“啊，苏加诺真英俊哪。他讲话真动人哪。”

乌马尔代为翻译之后，补充解释道：“在我们这里，容貌俊美是很重要的。人一定长得好看才能当领袖。我想这在其他地方也是一样的。”

尽管如此，即使在讲究仪典与礼俗的爪哇，还是非常奇怪：姿容俊美和口才良好竟然就可以领导殖民地人民浴血奋战？难道说，苏加诺的早期政治生涯，也就是三十年代间，没有其他脱颖而出的过人之处吗？

“请你问他，他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听说有苏加诺这个人的？”

老人回答了，乌马尔哈哈大笑。“他说，一九四五年。我得老实说，这倒挺新鲜的。”

我说道：“我还以为可以听他讲些苏加诺年轻时候，例如三十年代间的事迹呢。”

“我倒不这么想。三十年代，苏加诺大部分时间都放逐在国外。当时，媒体报道的篇幅不如现在。再说，新闻媒体也都被荷兰人把持了。我原本以为，他会说他第一次听说苏加诺这个人是在日本占领期间，苏加诺还是日本人从国外找回来的。”

所以说，这位老人家一直要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之后，才知道苏加诺这个人。苏加诺骤然现身，跃登领袖大位，不但能够率领军队冲锋陷阵，还唇红齿白，相貌堂堂，口若悬河，值得人民追随。

院子一端，两头白色母牛静静地吃着切得整整齐齐的草料，牛颈上系着铃铛，伴随着老人眉飞色舞的谈话而叮当作响。他日子过得越来越顺心，再怎么说，都比当年日军占领期间他所能梦想期待的要好。当时的生活何等艰苦，他连印度尼西亚国内有位英俊的领袖存在都不知道。

可是，既然他现在生活舒坦，耕着一亩地——这可是块不小的田产——还担任koum，他又为什么非要屈就在这样破烂的小屋里呢？

乌马尔与莱诺斯交谈了半晌，稍后，乌马尔跟我说道：“这应该是牵涉到个人生活方式不同的问题。”接着，乌马尔就对老人提出问题，那老人回答道：“这是伊斯兰教的生活方式。”

他说道，这种生活方式现在已经没几个信徒切实遵守了。而今，只有三分之一的穆斯林还算得上是穆斯林，只有三分之一的穆斯林还记得上清真寺礼拜。可是，现在的年轻人也跟以前不一样了。怎么说呢，那是因为政府办的学校里，他们传授宗教就像在教导一个科目一样，年轻人要想拿到好成绩，就得认真学习伊斯兰教。

他跟乌马尔又谈了一阵子。身体纤细、踩着长腿的爪哇公鸡，漫步在庭院湿土上。母牛脖子上的铃铛叮当直响。老人的太太，待在堆放着废物的前廊，直望着我们，面带微笑。

乌马尔说道：“我刚刚问了他关于‘瓦杨’的事情。”“瓦杨”就是爪哇的皮影戏表演。“我问他，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他会不会排斥印度教里面的故事。他说，不会，那不过就是传说故事罢了。”

我们循着原路，回到莱诺斯家中。莱诺斯家人奉茶更加殷切，端上更多热气腾腾的玉米，还有一盘以各式水果晒干切片炒成的滚烫薄片。我们告辞之时，莱诺斯的母亲一路同行，送我们出门。前院里摊着一张席子，晒着包裹外叶的玉米芯棒子。它们待价而沽，被收购之后，就会拿去榨油。这里万物都有其用途。这一次，我还在路边的一个小棚子里晃了一圈，那是莱诺斯家经营的商店。莱诺斯他们家人务农之外，还会经商。

乌马尔想带我参观传统的爪哇房舍。莱诺斯知道哪里找得到这样的房子。这栋传统房舍花径不扫，蓬门芜乱。就在我们四下探望之时，房屋的女主人对着我们微笑示意，还比个手势，告诉我们稻谷女神的神龛应该安在哪里。我看到，在我们结束这次不请自来的搅扰而告退之时，乌马尔特别恭敬地矮身鞠躬退出，侧身离去的时间也刻意延长，如此古典的优雅有礼。几分钟的路程之外，主干道上，摩托车正呼啸而去。

尽管大路就在旁边，我们还是引发了一阵骚乱。邻近孩童都跑出来一探究竟。每个小妹妹都背着一个娃娃，只不过这是活生生的娃娃：每个小妹妹背上都背了个小弟弟或是更小的妹妹。

这里离日惹不过半小时车程。可是，并非每个村民都可以像莱诺斯一样，完成他离开村庄、进入城镇的旅程。莱诺斯之幸运异于常人。他是诗人，他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他可以将自己抽离于社群之外。然而，莱诺斯也是个例外，大多数村民不能效仿他。他们的思想行为完全受制于村庄，村庄生活塑造了他们。他们需要村庄所给予的安全感，不论村中如何保守，不论夜间轮值守夜或耕种公田的义务有多繁重，他们需要置身于村庄的安全感中。对这样的人来说，村庄确实是一个施过魔法的幻境，难以跳脱逃离。倘若有人只是因为村子里没有足够的田地耕作而被迫离开村庄，他就会在工厂里，或者办公室中，寻找一个“村庄”，就像又回到了他的家乡，即使在雅加达也一样。

伊斯兰教同基督教一样，陪衬着印度尼西亚原有的古老宗教。村庄里信奉的宗教其实是一种复合型的宗教。所谓优质生活的理念，其实是一个复合型的理念。印度尼西亚人的生活真是包罗万象：有清真寺，有教堂，还有克利须那神和稻谷女神，保留了一点印度种姓制度的传统，佛教徒涅槃的概念也可以跟穆斯林的天堂理念并行不悖。“谁也不能，”乌马尔说道，“斩钉截铁地准确说出自己的宗教倾向。”他们会说：“我是个穆斯林，可是……”抑或是说：“我是个基督教徒，不过……”

乌马尔也讲了这个发生在普兰班南附近村庄的故事。一九六五年间，军政府接管之后，当局忌惮着苏加诺晚期甚嚣尘上的共产主义风潮，要求每个印度尼西亚国民都向有关单位正式申报自己的宗教隶属。普兰班南一带的民众就纷纷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中。某个层面说来，他们是地地道道的穆斯林，信仰先知及其天堂。可是，他们又觉得自称为穆斯林似乎有失妥当：伊斯兰教里有诸多清规戒律，是他们从来不曾遵循的。他们知道，第九世纪之时，他们的先人建造了宏伟的印度教寺庙普兰班南，世界各地都有人慕名前来参观，而且，就算他们不再能完全体会这座庙宇的重要意义，他们还是明白这是一座印度教的名刹。他们乐于观赏改编自《罗摩衍那》与《摩诃婆罗多》的皮影戏，他们也知道，这两部史诗都是印度教的产物。因此，普兰班南地区居民觉得自己应当申报为印度教教徒。

麻烦就出在他们不知道，假如他们申报为印度教教徒的话，日常举措又该如何更易呢？社区里没有印度教教士，宗教仪式又该如何进行，大家也毫无头绪。他们请来了巴厘岛的印度教教士，巴厘岛的印度教教士就带了一支甘美兰乐队来从旁指导他们。可是，这样还是徒劳无功。过去是无法重建的，古老的祭典与神学观念，失去了就再也无法追回。于是，普兰班南的民众就退回原点，将就现况，认命地信奉着复合式宗教。

星期四下午，黄昏近晚，普拉索乔所谓爪哇一天当中最美好的光景，一个女人坐在她开在日惹一条大街上的小店外，拿着芭蕉叶编制小型香囊，香囊里填塞着玫瑰花瓣、茉莉花，还有香水树香甜的绿色花朵。她身怀六甲，坐着的时候，自是将两条腿分得老开。芭蕉叶片摞在一只篮子里，其他香料花材、花瓣与花朵就分别装盛在小碟子上。她编起香囊来利落得很，抽起两片长条芭蕉叶，用一条椰子树叶的粗叶脉将两片叶片缝在一起，形成一口小袋子，她再将红白花瓣装进小口袋，加进茉莉，有时还从瓶子里滴进几滴香精，最后再将小袋子袋口缝合起来。偶尔，她也应顾客要求，额外抹上一撇黄色的糊状物，或是加上一小截棕色的树枝。等在一旁取的顾客都是年轻女孩儿和女人。每个香囊要价不过十五盾，不到三美分。香囊代表花朵，是要祭献给去世之人的灵魂的。香囊可以置于屋中一角，也可以供奉在墓园中。客人一定要赶在星期四下午购买香囊，因为星期五，穆斯林的主麻日，已经成为祭拜长眠者的日子了。

乌马尔·海亚姆家对面是一处华人墓园。墓园开放，环境清幽，可是，他有些亲戚就是不肯来他家走动。他开导他们说，华人勤俭有成，墓园里的先灵应该也是与人为善的。可是，有些人就是听不进去。

如此宗教，一方面体现为无拘无羁的敬畏的宗教，另一方面则为有着异乎寻常的精致教养的宗教。有人与逝世先人的幢幢鬼影如此亲近，他们掌握了永生不灭的史诗，并将史诗转化为道德训示。印度教深奥的神学与复杂的仪典无法重新在这里扎根。可是，印度教的遗泽却蕴含在爪哇文化当中，蕴含在最富有人性与文学成就的一环：印度教的史诗，《罗摩衍那》与《摩诃婆罗多》。这两部史诗就活在皮影戏瓦杨之中。

《摩诃婆罗多》篇幅较长，是皮影师傅的重头戏，师傅一人得操纵所有的角色，为每个角色发音。《罗摩衍那》演出机会就比较多，在爪哇中部，不论大街小巷、巴士车尾、商店招牌，都可以看到“罗摩衍那”的字样。《罗摩衍那》的故事，经过数个世纪不断整理，已经融入共同的想象之中。剧中角色集神性与人性于一身。甚至连喜来登酒店专门为观光客演出的精简版节目单上，剧中人物都改称为R. 罗摩、R. 拉摩那、R. 哈纽曼等等。R. 意指“拉丹”，也就是贵族，正如某些爪哇居民还喜欢如此自我标榜一样。白色的屏幕上，映现着古典而雅致的戏偶，不但衔接了观众与往日的英雄事迹，同时也跟现代事务维持联系。

《罗摩衍那》的故事不只是故事。这些故事并不平淡，相反，有些故事还提供了模棱两可的暧昧事例。有一本《瓦杨中的人性角色》，这本书集结了大师级作者穆丽优诺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文章。穆丽优诺本身也是皮影戏师傅，他在书中引述了一小段《罗摩衍那》的故事。统驭楞伽岛的罗波那王诱拐了阿逾陀城罗摩王美丽的王妃悉多。罗摩王攻进楞伽岛，解救自己的妻子。维比萨那，罗波那王最年幼的弟弟，痛斥兄长，责备他不该诱拐美丽的悉多，吁请他释放悉多，让她回到王夫的身边。罗波那不予理会，维比萨那就加入了罗摩挥兵入侵的大军。维比萨那这样遵从他自认为正当的理由行事，对还是不对？抑或，维比萨那其实背叛了罗波那王？抑或，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一定非要有所行动不可吗？难道他不能置身事外吗？

进攻军逐渐胜券在握。罗波那王无计可施之下，转而向他另外一位兄弟康巴哈那求援。他向康巴哈那说道：“你是我最后的希望了。我的将军都阵亡了。我们的国家也毁了。你一定要帮我的忙。”康巴哈那回道：“趁着你时间还来得及，放了悉多，让她回到丈夫身边。”罗波那王拒绝。他告诉康巴哈那：“你的儿子被入侵者杀了。”康巴哈那一阵狂怒之中，披挂上阵，同入侵者厮杀搏斗，结果壮烈牺牲了。他又是为了什么呢？

这位优秀的皮影戏师傅，不论他如何诠释史诗中的故事，从政治的角度，抑或当作神话解读，书中的提问从未拍板定案。台下每一位看戏的观众都可以基于个人的性格或背景，产生不同的反应。这个史诗故事要比表象上深沉许多。因为每个角色，即使邪恶如罗波那，抑或美丽如悉多者，都无法摆脱其出身谱系与进退维谷的困境。每个角色都耽溺在自己的寻索当中，出现在故事情节中时，也正是他身陷危机之际。登场人物每一次交逢，必然都寓意无穷。因此，《罗摩衍那》不愧为历史上最深刻的戏剧或虚构文学作品，这部史诗永远没有终结的一刻。皮影戏可以不断重复演出，因为，观众越是熟谙情节发展，越能体会剧中深义。而关于动机的诠释、是非的判别，更是时时迁变，从无定论。

解脱之道只有止于至善，涅槃登达极乐世界，然而登达极乐只能靠着感官的征服……这真是一条自欺欺人的途径。伊斯兰教教义中的天堂，正巧符合佛教─印度教所赞颂的迷梦，除却尘世一切枷锁与烦劳。伊斯兰教中全知全能的真主，融入神秘的印度教中毗湿奴的观念，正如大师穆丽优诺所称，毗湿奴是“真理……现实，万事万物的生命血脉之源头”。

伊斯兰教黑白分明的道德观，屡屡从《古兰经》中，或者从先知行谊之中寻求解答，这种道德观在皮影戏中也只能退位默存。印度教与佛教的玄奥复杂性也降低了。似乎，身处世界一角的爪哇人自由撷取了各种宗教当中最符合人性的要素，却挣脱了宗教的束缚，衍伸出他们自己版本的名门大教。乌马尔·海亚姆曾说，瓦杨是爪哇宗教与文明的核心。皮影戏阐述了仪典、礼俗，以及千古以来人类行为永远专注热衷之所在。

然而，爪哇人对美好事物与正确行止的关切，还有另外一个层面。一九六五年，苏加诺与他的左派政府遭到罢黜之后，印度尼西亚上下约五十万到一百万民众惨遭屠戮。方其时，所有受阻于过度精致的挫折感都出现了，私人之间，睚眦必报，不论是多么小的过节亦然。当今观光客最爱慕名前往的巴厘岛，信奉着印度教，其时岛上杀戮之凶残，绝不亚于印度尼西亚国内其他地方。可是，巴厘岛居民为了在屠杀行凶之际，也沾染一点仪式的气氛，在村中暴徒出门杀戮之时，还会带着甘美兰乐队随行演奏。

伊斯兰教也是这种复合型宗教的一环。那位澳大利亚学者在致函陶菲克的信中所提出的问题，仍然亟待解答。这些积极推展新伊斯兰教的人士、经学学校的伊斯兰教，究竟能为印度尼西亚乡的村带去些什么呢？至于那些只有表面上看来幻化如人间仙境、内部已经失去平衡的村庄，新伊斯兰教在田地租放方面又有什么新鲜见解？他们又能以什么样的新论点挽救村庄的命运呢？

印度尼西亚人口众多，食指浩繁。可是，政府的家庭计划项目严重威胁到传统的村落公社体系以及村落公社所赋予的保护。印度尼西亚需要更多粮食供给。可是，一年可以两获的新品种水稻却扰乱了农村生活旧有的节奏，干涉了节庆的进行，剥夺了农民欣赏皮影戏的闲暇，因此也动摇了古老文明的根基，瓦解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农民负债累累。为了一年两获，他们得跟银行贷款购买肥料与种子。银行将业务范围扩及乡间，原是为了协助农民，可是，向银行借钱有别于向村子里的钱庄老板借钱，村子里每个人都认识钱庄老板。向银行借钱，农民一瞬间就沦为傀儡，遭受不具人性的机构操控、荼害。

莱诺斯村子里的koum说，现在的年轻人在学校也要学习伊斯兰教教义，因此，他们对这种信仰的兴趣也增加了。可是，这位koum的伊斯兰教，是属于村庄的旧式伊斯兰教。这位koum一方面替民众主持宗教仪式，收取费用，一方面耕作家传的一亩田，充分了解近代历史，觉得自己眼前的日子悠哉愉快。可是，现在有很多人浑然无知于日本人或荷兰人曾殖民印度尼西亚的历史，许多人在村子里已经找不到容身之处，这些人被迫离开或者背弃他们唯一知晓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生活困顿，此时，对他们宣教发声的伊斯兰教，可不是这位koum的伊斯兰教，而是将他们自觉遭到亏待的满怀委屈充分合理化的伊斯兰教。

我在帕伯伦取到一篇文章的复印件，文章摘自某份不知名的杂志。那是一篇由某个“外行基督徒”专访一位穆斯林奇阿依，或可称为经学学校的领导写成的文章。

“你问我，当今农民的生计如何，以及，身为奇阿依，应当如何改造这个不公正的社会？当今农民并未获得公平正义。许多农民没有农地，以至于贫无立锥。现在，没有工作的农民要比以前多。地主的农场不再雇用农民，改以机械操作。农民只能以低微的价钱出售农产品。同时，我们社会里的有钱人越来越富有。他们从非常富有的国家借给我们的贷款中上下其手，汲取财富，中饱私囊。现在，一位奇阿依该做些什么来扭转这种社会呢？他怎样才能使地主与富人交出他们的不义之财？这些家产，根据伊斯兰教教义，应当归属于安拉，一定要归还给大众，归于安拉的子民。”

可是，谁是安拉的子民，谁又不是？在人口过盛的爪哇，又要上哪儿去找出闲置的土地来归还？爪哇不是马来西亚。莱诺斯村中大部分人家，每家只能耕种半英亩田地。这些人算得上富有吗？那个koum，耕着一英亩田地，自觉日子优渥好过。他又该归还多少土地呢？

这即将下乡推广的伊斯兰教，涂抹着转借而来的新理念，控诉机械化的邪恶与国际援助的滥用，在二十世纪末叶重新发掘了伊斯兰教的政治根源。先知奠定了一个国家。人民因为他而获得平等与团结的理念。建国伊始，改朝换代之际，剪不断、理还乱的纷争，已经融入这个宗教的神学之中。因此，这个以祈祷仪式与典礼排满信徒生活的宗教，鼓吹着复生后世，同时又赋予穆斯林锐眼，大力批判世俗的不公不义，并且将之纳入教义的一部分。

二十世纪末期的伊斯兰教，表面上吸取了一些政治议题，然而，伊斯兰教从崛起迄，一直未能除去的沉疴却始终长存于自身的发展之中：这个宗教提得出政治方面的议题，却无法提出政治上或操作上的解决方略。伊斯兰教只能提供信仰。伊斯兰教只能提供先知，先知可以解决一切。可是如今，先知已经不在了。这种披上政治外衣的伊斯兰教，只有激进与无政府状态。

突然间，日惹涌进了大量的来自日本、德国、澳大利亚的观光客，喜来登酒店也随之爆满。他们到日惹来看些什么？澳大利亚人又要上哪儿去参观？要去哪里？我在婆罗浮屠与普兰班南见到的游客，大半是印度尼西亚人，偶尔有几个德国人。每天早上，喜来登酒店大厅都有一支甘美兰乐队演奏一个半小时，下午再表演一个半小时，可是，大厅里人来人往，似乎无人侧耳聆听。酒店七楼的餐厅里，每天晚上都有一个小时高格调的爪哇传统舞蹈演出，只是餐厅门可罗雀，往往无人用餐，桌桌闲置。其实，日惹不过是旅途上的一个休憩据点、一个投宿点而已。观光客主要的目标在于巴厘岛，巴厘岛迷人的号召：巴厘岛圣诞假期。

我替澳大利亚人纳闷的同时，也确实知道其中一个澳大利亚人来到日惹所为何事。他要针对爪哇烧制木炭的专业人才撰写一篇学术论文。研究发现，随着爪哇地区森林不断砍伐，那些人已经濒临绝迹。此外，有人住在雅加达，却坚称他们也是生于烧制木炭的人家，虽说他们平常贩卖番茄、替人修补鞋子，或是充作流动摊贩沿街叫卖餐点。如此奇特的行为，我也从一位漂亮的女社会学家那里听说过。她在一个爪哇村落勘探、进行田野调查之时，感染了伤寒。当时我心想，这个题目做到这里，就算是研究到底了。

可是，我在日惹遇到的这位澳大利亚人，已经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专注于烧炭人这个课题。两个月的时间！他笑我大惊小怪。两个月算什么。学术论文少不得要访谈、问卷调查与绘制图表。学院生涯从外表上看很是悠闲，内里的要求很严格。

我在即将离开日惹的前一天晚上，接到了他的电话。他说，他下午确实在街上看到一个人背上背着一篓木柴。他本想追上那人，请他接受调查。那人显然是个烧木炭的人，准备背着木柴回家烧制。可是，他还是打消了念头。当时，他跟他的爪哇朋友在一起，那正是一天中最美好的光景，他就这样白白流失机会。他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他罕见的调查对象离去，说不定那正是爪哇最后一名烧炭人。暮色中，烧炭人背着那篓木柴，渐行渐远，消失在日惹公交车与摩托车黑色废气中。

那个澳大利亚人早有安排，他在日惹租了个地方安身。我却无枝可栖。圣诞夜里，喜来登酒店将我赶了出去，我只有转回雅加达，再次住进婆罗浮屠洲际大饭店。由是，我无缘一窥日惹的皇家宫殿。日惹的佛教坛场也无法一探，坛场的九道门径代表了人体的九个穴位，道场象征许多事物，林木也寓意无穷。爪哇王室糅杂了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集三大悬秘于一身，适足匹配独一无二的文明奇观。

五　丧失人格

圣诞期间，婆罗浮屠洲际大饭店的调子也变了。跨国公司员工、外籍经济学家与顾问，都走了，他们有很多人都是单身的中年男性。有些人回家，有些人则山居避暑，或是前往离岛度假。婆罗浮屠为当地人推荐假日住宿优惠的减价方案，当地人就携家带眷地来了。这在地方上的富裕人家当中，是种经过公开认可的度假方式。

孩童在铺有地毯的走廊上奔跑，百玩不厌地搭乘电梯上上下下。家里的奶妈，或是“阿姨”，有些还打着赤脚，摇动逗弄着怀里的婴孩。饭店里一家华人，恰如应当的度假，却毫无纾解放松的享乐，一家人一整个早上都沉静无语地坐在十五楼电梯出口旁边的皮沙发上。他们的一家之主是个上了年纪的老人，有着一副饱经风霜的面容，穿着一件背心，没套衬衫。从十五楼高处往下看，游泳池中戏水的人在婆罗浮屠涟漪图案背景的衬托下，每个黑发人头都极为突兀地放大了，我不禁联想起（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人数甚众之故）蝌蚪。有一天早上，我数了一遍，游泳池里共有六十三人。

本是单纯的欢愉，可是这些有钱人正在滋养怨恨。怨恨华人，怨恨外国人，怨恨这些拥有印度尼西亚人所缺乏的高等技术的人。或许，这些技术本身也是他们怨恨的对象，当然也包括技术精进所引进的新秩序，至今还没有人能完全接受这些新秩序：新人、新状态、新的权力、新的金钱。不该有钱的人发财了。不该平步青云的人，竟然能替他们自己营造出封建领主的气氛。不该踏入婆罗浮屠的人，竟然在婆罗浮屠饭店里昂首阔步、活蹦乱跳，展现出这个社会的另外一面。

当我在饭店商店里为假日选购一瓶葡萄牙生产的葡萄酒时，店里的女孩儿跟我说：“对你来讲很便宜。”接着说，“可是，我们可不觉得便宜。”然后，她咧嘴给我个大笑脸，不是她惯常的微笑，不是我熟悉的微笑，她的笑容令人感到飕飕寒意。

此地弥漫着委屈不平的愤慨。十五年来持平局势的建设成果都可以一笔勾销。国家财富越增加，国家越上轨道，印度尼西亚富于创造力的一面就越容易被视为理所当然，越容易显示社会阶级之间新近萌发的差距与不平等。民众之间，有人缅怀起一九四五年，当年大家都一样贫穷，对于是非黑白的看法率皆一致。都市与村镇一样，任何改善举措都令事态益发艰难，人民更加惶惑，更加无所依从。

“丧失人格”，对于是非善恶不再存有共同的感受——这就是达尔玛萨斯楚的主题。

达尔玛萨斯楚位高权重，是印度尼西亚政府中一个掌管科技发展的新部门里的头面人物。别人跟我描述他的时候，说他属于足智聪颖的印度尼西亚新人类。某天近晚结束公务之后，他在办公室里接见了我。他三十多岁，抑或四十出头。他咬着美国用玉米穗做的烟斗，抽着芬芳扑鼻的荷兰烟草。在印度尼西亚，如此姿态为他营造了一种尊贵的气质。他不算是个英俊的人，但他不怒而威，仪表堂堂。他跟印度尼西亚高层的贵族人士有关联。他提到这一点时只是低调带过，但毋庸置疑，就是因为这层关联，他才能超然抽离于新精英阶级——正如他所说的“最多一万人，不会超过这个数”——之外，只是，他现在也是这个精英阶级的一员。

达尔玛萨斯楚说道：“我们当中，有些人已经失去了他们的人格或是他们的认同。他们不再属于村庄。他们已经太过富裕，或是地位太过重要。对他们来说，返村下乡就是颓废退化。他们已经失去了村庄里人与人互助合作提供的安全感了。同时，他们又不是西方概念中的独立个体。他们无法独立自主地站在平等基础上与其他个体互动。

“他们有些人也曾经出过国，但许多人人在国外，心却留在国内。你怎么看得出这些人来呢？”这就是达尔玛萨斯楚讲话的方式，自个儿提问，自己回答。“他们总是跟自己人聚在一块儿。他们总是吃着同样的食物。他们不会跟西方人搅和在一起。他们甚至连西方报纸都不订。我认识几个印度尼西亚人，他们在美国待过三年，从来没看过美国报纸。那么他们看些什么呢？他们光看电视。他们尽量避免跟西方接触，他们就想这样。他们一出印度尼西亚的大门就手足无措。他们始终还是乡下人。他们待在西方只是为了摘个学位捧回印度尼西亚，带着可资炫耀的荣誉回国。

“可是，他们还是无法跻身贵族之列。他们缺乏随着地位身价走高，个人应该对社会更尽一份力量的贵族价值观。所以说，他们倚恃着新近获取的尊贵优势，一心只想揽权搞钱。这就是印度尼西亚社会之癌。过去，权贵人士对社会有一种责任感。假如你身为贵族，你应该以身作则。我现在讲的这些人，他们已经失去仲裁社会是非的功能，因为他们自己已经失去辨别是非黑白的能力。怎么会这样呢？在他们失去认同的时候，他们也失去了所有的价值判断，他们心里只剩下跟权力有关的东西。这些人只是在追寻他们自己的安全感。

“印度尼西亚社会现在还没沦为丛林，但我们离丛林不远了。我们有好几百万人，本性上是具有道德良知的，可是，他们无能为力，没办法将良善推广到社会上。有许多人，这一点很重要，他们掌握了权力，却不愿净化社会风气。所以，你就会觉得飘移无根。飘飘荡荡的感觉就像这样。你知道自己应该做好事，避开不良影响。可是，现在你得好好想一想，而当你发现自己在思考的时候，就是你开始感觉飘移的时候，也就是你开始感觉整个社会都在飘移的时候。我跟你说，要是连像我这样的人，做好事之前都得刻意在心理与道德上，耗上半天的功夫琢磨，那就不对了。

“那么，促使我们社会走到这一步的钱，都是打哪里来的呢？钱都是从石油上赚来的。”他在镶板装饰的办公室里踱步，手指着一个钢制柜子，“这个现代的办公设备。”他说话时，开始比手画脚起来，“我也是靠着石油收入生活的，大部分如此，政府靠输出石油和其他外销所累积的盈余过日子。也是我可以在这里，住在城市里的原因。我只要一离开大城市，就只有靠田吃田了。我们靠着人民过活。我抽他们的税，你明白吧。向他们征些苛捐杂税。这些老百姓要了解这一点——我有我的需要，他们不能两手空空地见我。

“我吓了你一跳吗？过去在欧洲，贵族的重要性是以拥有多少土地衡量的。在我们爪哇，贵族影响力的大小要看他的土地上养了多少人。因为人力就是财力：免费的劳力，也算是一种产品，甚或军队充员的来源。我们现在已经不是贵族了，可是我们没有忘记，人力就代表财力。”

鸟瞰之下，雅加达市区里绿树拥簇着红瓦屋顶，向四方延展。地图上的雅加达只有寥寥几条主干道。车辆就沿着这几条主干道奔驰，经过新近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公园与纪念碑。这几条道路圈住了市中心，但雅加达是个失去了中心的城市，只是集合了几块都市模样的区域，或者是圈了些村庄在市里，而这些村庄保留了乡间建筑之随性恣意。一般的市区地图哪里登载得了像这样弯弯曲曲的巷弄与街道呢？

雅加达市中心一带虽然有许多混凝土筑成的村庄，可是，只要向外跨出一些距离，村庄还是绿意盎然：不加围篱的花园；高大的果树，浓绿遮阴；庭院晨昏定时清扫。这些村落依旧是联系紧密的社区，村子里依旧还有指派的“领袖”管事。诸如此类的区域，无须费神矫正。可是，许多像雅加达市内的都市村庄并不稳定。市中心附近区域，地价昂贵，建筑商可以高价买下村庄，整个社区只有向外迁移。此外，人口繁衍，家庭倍增，土地所有权一再细分，房舍面积也缩水了，住屋与住屋之间的巷道变得越来越窄。

收集垃圾从来就不是个问题：留给收破烂的料理就好了，那些人身上背着精心编制的竹筐，在垃圾堆里巨细靡遗地翻捡，搜索还可以再加利用的物资出售，每个锡罐、每只瓶子、每张可以抹平的纸张碎片，都可以聚合起来，转手卖出，再加利用。珍贵的果树栽植在围篱圈里，这些爪哇人的宝藏生长在带刺铁丝网后面，周遭围绕着狭小的房舍。孩童四处可见，在每一处空地上撒欢，一群一群的，跟鸡仔儿一样数不清。

那天早上，我跟普拉索乔一同散步经过一棵红毛丹果树时，树底下有一窝小鸡。一个老人家爬在树上，用一根竹竿捅下一丛丛带刺的鲜红果实。普拉索乔与我驻足一旁静观。老人的儿子看到我们，知道我们是外乡人，就从他父亲摘下来的果实当中拿了一把送给我们，还比了个爪哇─印度传统礼俗中的手势：伸出右手，握住水果，再用左手手指碰触右手手肘。

红毛丹是这家人的经济来源，他们采集果实是要准备出售的。几百码距离之外，穿过蜿蜒曲折的村庄，主干道就横在村外，机油废气染黑的道路两旁，鲜果蔬菜的摊子鳞次栉比。雅加达是个有五百万人口的城市。然而就在这里，紧邻城市的人们，依然奇迹一般地奉行着乡间的礼数，遵循着古老文明的温文优雅。

普拉索乔在人家致赠红毛丹时就不像我这样感动了。在他看来，那不过是种合乎规矩的行为罢了。他说道：“换作我也会这么做。我们还懂乡间礼仪的人，都会这么做的。要是在一个‘社会’里，同样是那个男孩儿，说不定会偷你家的水果呢。”

村庄里的人依然活在爪哇农村互助合作的生活方式当中。“社会”中人只有自己靠自己，背离村庄与同胞，纵身跃入都市的滚滚红尘之中。普拉索乔以为，这种人拿他们的生命当“赌注”。他把那些人视为赌徒。日后沦落为拾荒者的就是这些人。他们就是那类人：你可以在大街小巷看到，他们专捡烟头（可是，他们用的竹夹子过长，就像在使用太长的筷子夹菜一样），再取出烟蒂里的烟草，做成香烟卖给穷人。他们就是爪哇失落的一群，有些人还连“文件”都没有。他们正是被爪哇的繁殖力排挤出爪哇文明的一群人，这些苟存在社会底层的人，跟达尔玛萨斯楚这群身处社会顶端的人，同样丧失了人格。背上背着竹篓，肩上挂着长条竹夹，他们的目光永远在地上逡巡着。正如脱离了凡嚣与群众的精英阶级，他们在每一个旁观者眼中都是触目惊心的警告：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

雅加达欣欣向荣。这个城市与国家都需要大量的财富与技术灌注。可是，财富与技术也撕裂了社会均势，留下创伤，同时，旧秩序渐渐式微，据以评判是非黑白的旧标准也沦丧了，激起民众的愤怒。

圣诞假期结束了。新近富起来的人们，带着他们的孩子跟他们的奶妈，离开了婆罗浮屠洲际大饭店。游泳池因年度检查，放干池水。先前碧蓝池水荡起无限涟漪，而今，白色瓷砖映着阳光闪熠，工人刮削钉槌。跨国公司员工、顾问与经济学者纷纷归来。走廊上平静无扰。饭店终于又回到正常营业状态了。

六　万隆心理训练

雨季到了。即使天气晴朗，雅加达南部还是笼罩在云雾之中，摩天大楼、绿地与红瓦屋顶，都消退到视野之外。土地显得开阔平坦，市区南端还有丘陵起伏，云雨稍霁就可以清晰显示出来。山丘顶端，一栋栋度假别墅里住着意图避开雅加达的燠热与湿气的有钱人家。

一条高速公路穿过农业用地，通向群山万壑。开路伊始，曾遭学生抗议，现在，高速公路承载了大量的车流。开到高速公路的尽头之后，我们又重新置身于爪哇的拥挤稠密当中，循着羊肠路径，走过绵绵不绝的村庄（偶尔凝聚为小型城镇），数不尽沿途多少蔬果摊贩。最后进入茶园，雨云迷雾浮散依依，混杂着公交车、卡车与摩托车的墨黑废气。偶尔，山路一侧潮湿的土壤松滑走位，暴露出茶树根系，树根惊人的粗壮绵长，探出山壁，悬在山路上空。

山路穿越茶树与云雾，陡降到一处开阔的水稻河谷，然后继续爬升，行经几座陡峭的尖锥山丘之后，就到了坐落着万隆市镇的高原。万隆，此地于一九五五年召开过知名的后殖民时期会议，苏加诺总统与尼赫鲁先生与会。气候凉爽宜人的万隆，殖民地时期列名在当时人言必称之的许多个“亚洲的巴黎”之中。荷兰人在万隆创办了一所技术学院，不可避免，这所学院日后也成了孕育革命动力的温床。苏加诺也到过万隆，他的“工程博士”头衔还是从这所学院获得的。

然而，万隆激进的盛誉还是不减当年，这里也是印度尼西亚复兴伊斯兰教的重心之一。普拉索乔在雅加达有许多朋友，他们曾南下此地，参加为期三天、于技术学院里举办的伊斯兰“心理训练”，以此度过周末假期。

这项训练课程的主持人，伊玛杜丁先生，他在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社群中夙负盛名，本是一位电机工程师，在技术学院任教。雅加达有些人认为伊玛杜丁是位勇者；有些人则不敢苟同，认为他是个危险人物。五个月之前，他系狱一年之后终获释放。而他以伊玛杜丁这个阿拉伯语名字作为名号，舍弃他原有的印度尼西亚名字，暗示了他是个执着到何种程度的穆斯林。

暮色四合之际，万隆市郊道路旁泥泞的人行道与路边的流动摊贩，让人觉得这里更像爪哇而不是巴黎。可是，这正是普拉索乔念念不忘的幻妙时刻。人约黄昏后，我们的车还尾随了一对共乘一辆摩托车的约会男女，亦步亦趋了好一段距离。在交通废气与噪音之中，女孩儿小心翼翼地侧坐（两手环绕着护花使者的腰）在后座上，脚上的拖鞋悬空晃荡，似乎随时可能落失在车阵中。

普拉索乔说道：“你不是还问我什么叫‘兰撒脸’吗？她就是个兰撒脸。”

兰撒果果实的色泽，即所谓印度尼西亚女性最完美的肤色。果实呈淡红色。摩托车后座上的女孩儿，五官清秀，带着中国南部女性的特征。

女孩儿给我们打量得不好意思。而当我们的司机将车灯投射在她身上时，她的护花使者原本就已经穷于应付路况，现在又遭到后车干扰，恼得不住回头，怒目瞪视我们。最后，当他们终于转向驶离大路时，兰撒脸女孩儿脚上的拖鞋晃呀晃的，脸上嫣然一抹媚笑。普拉索乔惊呼道：“你看到了吗？你看到了吗？”

接下来，我们得不断停车问路，几乎是一条街接着一条街地问，才找到那所技术学院与清真寺的地址。学校坐落在万隆镇上比较老旧的殖民时期的城区：夜色与街灯映照之下，街道显得宁静、宽阔，屋舍退离路旁。高大的行政大楼的屋顶雕绘，只能隐退为一个建筑主题，成为一段荷兰殖民时期的异国风情。

清真寺圆筒形的建筑颇为“现代化”。已经过了晚上七点，清真寺与侧楼之间铺了地砖的露天空地上，心理训练班上的男孩儿与女孩儿聚集在一起，等候着晚间课程开始。暗影中，几个女孩儿用娇嫩的声音喊着：“普拉索乔！普拉索乔！”这个男孩儿做人真是太成功了！女孩儿喜欢普拉索乔，就像他喜欢她们一样。她们一拥而上，围簇着他，仿佛他暌违远离了她们好几个星期。这群青年学生之欢快，只有露营烤肉活动之其乐融融可以比拟。他们都是来自雅加达的年轻人，都是中产阶级人士的孩子。他们一点也不像经学学校里的学生，跟那些严守清规戒律、封闭的穆斯林团体就差得更远了。

我们行前与伊玛杜丁通过电话，说有人会领着我们到他家去。我们还没得及下车，伊玛杜丁自己就出门来迎接我们。此人中等身材、宽肩、阔脸、微笑、开朗，然后领着我们进入他家。

他的房子只是大学讲师的宿舍，简朴的座椅、橱柜，但终少不了一抹印度尼西亚特色：屋子里面，两个女孩儿，不知是伊玛杜丁的亲戚还是女佣，原本席地坐着，一见到我们进门，随即起身离去，想必是准备待客茶点去了。

伊玛杜丁展开普拉索乔携带的介绍信，细细读过。越往下读，他的神采越加焕发。他说，他深感荣幸。他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四十八岁年轻得多。他的皮肤光滑，暗黑瞳眸闪闪发亮，丰唇阔嘴，谈笑风生。他如此迷人，满怀乐意地接待我们。可是现在，他问道，我是怎么听说他这个人的？我提起雅加达的一个记者。伊玛杜丁哈哈一笑之后说道：“不过，还要请你转告他，我还在为了争取我的自由奋斗当中！都五个月了，学院还没有分派任何课程给我。”

“你认为校方为什么对你还有所忌惮呢？”

“我怎么会知道？我想，他们只是担心学生对我的欢迎与支持吧。”

我问起他的名字。

他说道：“就是伊玛——杜——丁。意思是‘信仰的支柱’。”

“这是你自己给自己取的名字吗？”有些印度尼西亚人喜欢给自己取阿拉伯语的名字。普拉索乔就给自己安上一个名字，过了好久才告诉他父母亲。

“不，这是我父亲给我取的。当时，他还是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的学生。我从出生到现在，都一直叫伊玛——杜——丁。”

女孩儿端上款待来客的热茶，没用玻璃杯，而是把茶斟在瓷碗中。茶点则以饼干充数，两种饼干，都装在罐子里。这可不是乡下地方招待客人的方式。

伊玛杜丁被逮捕之后，审讯过程确实十分煎熬。他第一次接受审问时，曾经被反复审了二十个小时。可是他也说，这期间当局并没有对他动刑。与他同时入狱的难友当中，还不乏社会知名人士。伊玛杜丁在狱中结识了苏班德里约[1]博士，两人还不时交谈。军方接管政府之时，苏班德里约博士于一九六五年担任印度尼西亚的外交部长。这位前任外交部长遭政府指控，说他意图与共产党人阴谋策划政变，推翻政府，因而判处死刑。行刑前三天，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收到他的死刑上诉书，苏班德里约博士得以暂缓行刑。而这以后——早已为世人遗忘得一干二净——苏加诺的这位前任阁员，一直身陷囹圄：此情此景，坐在伊玛杜丁的大学校舍里，啜饮着热茶，委实难以想象。

此外，同样难以想象的是伊玛杜丁，这位新穆斯林，与苏班德里约那个左翼的老人——两人立场对立，且对于印度尼西亚局势都是有害无利的——却在军方管控的监狱里握手言欢。

伊玛杜丁在狱中，又怎么能够获准跟苏班德里约博士攀谈呢？伊玛杜丁说，入狱一段时间之后，狱警就变得友善多了，而且他在坐牢的时候，还享有某些特权呢。这么听来，他被监禁的这段时间，并不至于生不如死嘛。而且，其实对伊玛杜丁来说，那段时间也不至于完全不受欢迎。就在伊玛杜丁被逮捕入狱之前，他访问过几个阿拉伯国家。阿拉伯人不断招待他用餐，大宴小酌，续摊再三。从来没有人跟伊玛杜丁提醒过，同阿拉伯人同桌吃饭，一定要细嚼慢咽，而且，还要随时留意你的东道主，因为他吃的时候，你绝对不能停箸。就这样，当他前往阿拉伯国家进行他的伊斯兰交流任务时，他的体重只有一百五十四磅，七十分斤，等到他打道回府时，他的体重直线上升到一百七十二磅，七十八公斤。后来，警察来敲门的时候，他就是那种规模的身材；一直到现在，他都还在努力减肥。伊玛杜丁坐牢的时候，确实甩掉了一些肥肉，狱中定期为他体检的军医，还对他体能的进展十分满意。

可是自从他获释之后，技术学院一直未曾指派任何工作给他。现在，他就整天专注在青年一辈当中宣传伊斯兰教。他的心理训练课程可是远近驰名。七年前，他首创这个课程，甚至还曾经特别为英国的穆斯林学生团体举办过。雅加达一地请他开课的要求就如潮水般踊跃。就拿周末这一班来说吧，报名参加的人数高达六十七人。可是，他一次最多只能指导四十七名学员。

热茶再啜上几口，饼干吃上两嘴，就到了两相暂别的时候了。我得在这个热门的观光假期中找到一家可以投宿的旅馆，伊玛杜丁的训练课程也要开讲了。

普拉索乔说道：“你可以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受欢迎了吧。你注意到他与你握手的方式了吗？他跟我握手的时候，好像他已经跟我认识了好久一样，好像他真的很高兴能够认识我一样。我想，要是我想像他那样受欢迎的话，那我也应该跟他一样握手。”普拉索乔的美国经历对他影响深远。他随身携带了几本他在美国担任基金会交流学生时的留影相册：国际学生派对、大峡谷、雪景等等。

我回来的时候，心理训练营已经开始了一个小时。训练课程就在清真寺一旁外观像仓库的诊所里进行。地板上铺着瓷砖，绿色的黑板上已经写将起来，天花板上有荧光灯管照明。训练学员坐在金属折叠椅上，宽大的椅背闪闪发光。学员中女多于男，女生坐在右边，男生都坐在左边。女孩儿头上都裹着围巾或头巾，头巾颜色鲜丽，橙黄橘绿、奼紫嫣红、丁香茉莉，不一而足。每位学员胸前都别有绿色名牌以兹识别。讲师是个个头矮小的年轻男子，穿着花衬衫，嘴上留了一撮短髭。

伊玛杜丁坐在教室后方。我先前离去之时，他跟我说过，现在要我坐到他身边，我们正在目睹一场“人际沟通”的练习。

讲师先将四五个学员请了出去，然后拿着一部录音机，将一篇故事——叙述某次车祸的经过——念给一个年轻人听。然后，他从守在外面等候的学员中请了一位，是个女孩儿，女孩儿回到教室里。年轻人开始跟女孩儿讲述他听到的故事。她提出问题；他面有难色，困惑沉吟；课堂里爆出笑声。学员都是看着皮影戏长大的，都具备了演员的本能。心理训练进行到后头，越看越像在演一出皮影戏。故事接二连三地从一名学员传递到下一名学员，过程越扭曲偏离，课堂里欢闹的气氛就越热烈。

伊玛杜丁说道：“他们讲的话都录了音。游戏结束的时候，就会倒带放出来给大家对照，学员可以借此了解原版的故事被窜改到什么程度。这样子，等他们训练结业出去倡导伊斯兰教，对他们也会有帮助。”

可是，沟通训练一直没法推展到放录音带给大家重听对照的阶段。那也全没必要了。这些学员的皮影戏本能已经如蛇起蛰；而这堂课所要表达的重点——故事经过二手、三手传播之后，就会横遭扭曲——反而沦为嬉闹打趣的主题。

接下来就到了严肃认真的部分。学员开心尽兴之后，也愿意收心思索笑闹之中的真义。大家静了下来，告诉讲师他们从这次练习当中学到了什么。他们学到了些重要的东西：查询质疑、理性分析的价值。

可是我反而觉得，做过游戏之后，推演出来的结论，反而不利于他们参加训练的目标，因为他们即将对外界倡导广播的讯息可非比寻常：一位受到神圣天启的先知，各种主观武断的规诫，每年长途跋涉去对一块石头朝圣，每年封斋一个月，等等。不过，我们现在都已经深入伊斯兰教教义了，而教义的种种都毋庸置疑、不容挑战。质疑与分析，都是为了一些内在的议题：我们应该质疑与分析先知圣训，亦即有关先知的传统与传说。某些先知圣训比较可信，其他传说可能只是穿凿附会；有些人不疑有他，贸然遵从一些不可靠的先知圣训，日后很容易犯下不合伊斯兰教教义的劣行。学员们就开门见山地直捣重点：他们刚刚玩过的游戏，直接将他们的思维导向了先知圣训，有些人甚至还对《古兰经》的部分经文提出质疑。他们高声朗读这些经文。此时，摩托车后座上的兰撒脸女孩儿，感觉十分遥远，像是隐遁到另外一个虚无缥缈的国度一样。

留着短髭的年轻讲师操作着日本产的录音机，显然满心欢喜。伊玛杜丁也十分快慰。这个游戏不是他发明的，他说他从许多不同渠道当中汲取了灵感。可是，将伊斯兰教的理念应用上去，就是他的独到见解了。

讲师又说话了。学员纷纷起立，哐当哐当地将金属折椅排成每五个人一圈的圆圈——“五”是伊斯兰教教义中的重要数字。到目前为止，我只看到女性学员的背影，以及她们的头巾；现在，我终于可以看到她们的脸庞了，可惜其中并没有兰撒果一般的完美肤色。可能大部分女孩儿来自苏门答腊，那里可比爪哇要穆斯林多了。

我跟伊玛杜丁说道：“我想我可以分辨出这个游戏的六个阶段。首先，讲师讲故事；接着，故事被扭曲；全班同学一同评论；再将大家导出的结论应用在先知跟先知圣训上；然后，朗读《古兰经》里的相关经文；最后，学员五个人一组，排成一个个圆圈。”

“你说得没错。但现在每五个人坐成一个圆圈，却是新的游戏。”

讲师发下信封给各个学员。每个信封里都装着不同形状的纸片，游戏的重点就是要利用这些纸片，拼凑出正方形来。没有任何一个信封里的纸片是完整的正方形，但经由事前设计，每个五人团体利用拿到的信封里的纸片，都可以拼凑出五个正方形来。

伊玛杜丁说道：“他们一定要彼此交换，相互合作，但不能交谈，或是发出任何声音。谁也不可以强行取走别人信封里的纸片，可是，他可以接受对方给他的纸片。”

我们走进各个五人团体之间。学员低着头，紧靠着彼此，到处都可以看到小丑型的男孩儿，夸张地装出困惑不解的模样，刻意拼出荒谬的图样。有个男孩儿，看了实在令人欢悦。他竟然动作迅速地作弊，从邻座同伴那里偷了一片纸片，再凑到另外一位学员的图案当中。一群女孩儿惊声欢呼了一声，鼓掌叫好：她们率先拼出五个正方形来！现场就像宾果游戏一样。接下来，欢呼声此起彼落，男孩儿跟女孩儿之间友善地争执：空气中盈溢着青春期的性别表现。然后，严肃的一面又登场了：椅子重新排回原位，讲师要大家提出心得感想来。学员一个个发表感想。叫我诧异的是，这样一场小小游戏，竟然可以引发他们如此多的感想，这个游戏在伊斯兰的大道上，不知带领他们跨越了多少进程。

讲师在绿色黑板上写下评语。伊玛杜丁为我翻译说明。他们学到了五件事情——“五”——又是这个伊斯兰教里的理想数字。伊斯兰教教义当中，就有五大信条。“要达成共同目标，大家就一定要合作。容易放弃的人，终将一事无成。你应该在人家开口之前，就踊跃付出。知己知彼同样不可或缺。坚毅执着。”

我说道：“他们不是已经提过坚毅执着了吗？‘容易放弃的人，终将一事无成。’”

伊玛杜丁颔首同意。

可是，学员不过暂时重复而已。一个裹着番红花色头巾的女孩儿举手发言。讲师在黑板下方写下她的见解。伊玛杜丁说道：“这个很重要。归属感。”

那一切感想与评注竟然都是从这个游戏引申出来的。即便在游戏当中还有人作弊，他们还是可以直接导向伊斯兰团结一致或同心协力的理念：每个人在真主面前都要谦恭自抑，共同遵守严格的戒律，维持紧密的联系。课堂里有一种不需言传、人人可以意会的推论：社群之外的一切，都该弃如敝屣，外界所有的一切都是不诚、不纯、不信真主的。他们则是正义的一方，沐浴在充足的安定感之中。在他们业经强化的信仰当中，他们充满欢喜。接着，一个学员又想起《古兰经》中相关的中肯经文。于是，全体学员再度展示出勤学与质疑的精神，大家翻查经书，找出经文段落来，讲师就跟学员轮流朗诵。

讲师一面喋喋讲述着，一面将一摞复印的大页书写纸交下讲台，让学员传递分发。伊玛杜丁说道：“讲师现在要我上去朗诵一首诗，是伊克巴勒写的。这是我们这个心理训练课程的最后一个段落，我总是在即将结束之前朗诵伊克巴勒这首诗。我特别选这首诗，因为诗中充满了情感。你应该知道，这诗原本是用乌尔都语写的。后来是由埃芬迪[2]翻成阿拉伯语，再经穆罕默德·纳西尔[3]从阿拉伯语译成印度尼西亚文。”伊克巴勒，巴基斯坦的建国理论家。纳西尔，一度领导遭到政府查禁的印度尼西亚穆斯林政要。

伊玛杜丁——基于印度尼西亚的传统礼数，跟我解释那首诗的内容大要，耽搁了几分钟——走到讲台前，取出眼镜戴上，开始朗读。一刹那，他整个人就脱胎换骨了。他在社交往来上所有的优雅举止，所有开朗坦白的幽默，全都遁形隐没在这层全新的人格之下，不再像个演员或皮影戏师傅，他现在像个毛拉，像个清真寺中人，在某个洋溢着穆斯林热忱的一天，捧读《古兰经》。他曾经说过，这首诗充满了情感，而他朗读之际，也将嗓子喊得声嘶力竭。他几度似乎行将啜泣：伊斯兰教，痛苦，地狱，天堂，赎罪。而正如我所了解的，那正是这首诗的主题：倘若世间没有先知，抑或世人无从理解先知的使命，这个世界还能继续长存吗？

他事先说过，读这首诗需要六分钟。结果，朗诵耗上了不止十分钟。心理训练的课程已经进行了超过三个小时，即将告一段落。可是，明天一早三点钟，学员就得摸黑起床。原先我猜想，那是因为纪律跟否定自我可以促发与加强团结。其实不然，伊玛杜丁跟我说明，《古兰经》中明文训示道，信徒一定要趁着夜半时分礼拜，吟诵出特殊的祷词。所谓夜半时分，即午夜到早上六点之间的中点。

学员似乎并不在意。他们就像一群快乐的露营者，个个都为课程最后一天要起早礼拜而兴奋雀跃，这可是压轴好戏，最后的高潮。他们从金属椅子上站起来，依依不舍地离开教室。女孩儿夜宿在清真寺的一个区域，男孩儿则分派在另一边。他们都是雅加达中产阶级人家的子弟，都面临着人格丧失的印度尼西亚式危机。然而，虔心信仰伊斯兰教，寄宿在清真寺里，恪守戒律与仪典，却让他们拾回抑或重建了人格，重建某些只出现于封建社会，或古老农村社区里的秩序。而这种秩序，早已如大江东去，不复存在了。

伊玛杜丁说，他不会跟学员一同起早摸黑，趁着凌晨三点礼拜。但他三点三十分就起身了。他每个星期一与星期四都会刻意早起，因为，他每逢周一、周四就会封斋。这在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之间，算是相当少见的。而且，还有人跟我说，这是起源于灵魂信仰的习俗。伊玛杜丁的斋其实封得不严格，不像是斋月封斋只能在日出前与日落之后进食。某些人在每星期两天的封斋时，将封斋规定修改为只可进食白色的食物，白色不但代表纯净的颜色，同时对印度尼西亚人来说也方便多了，因为如此一来，他们就可以放心大吃他们最喜爱的米饭。可惜，我是后来才听说有关白色食物的放宽规定，无法跟伊玛杜丁当面请教。

第二天，我在伊玛杜丁的办公室——办公室就紧邻着前一天晚上上课的教室——里再度跟他见面时，他说，他每逢星期一与星期四封斋，只是效法先知，因为先知每到这两天也会封斋。《古兰经》里虽然找不到相关经文，可是，其他可信的先知圣训当中却有详述。此外，伊玛杜丁还十分留意自己的体重。除了遵照伊斯兰教教义力行封斋之外，他还定期慢跑。他说，他可得好好保养，照顾自己。他已年近五十，他想，他还没完全从阿拉伯世界之旅的暴饮暴食中恢复过来。可是，那已经是十八个月以前的陈年往事了。我觉得，从他犹然大腹便便的形象中猜测，每个星期封斋两天，这两天一定将他的胃口养得出奇的惊人。

伊玛杜丁这个人真是兼容并蓄，变化多端。他会在伊斯兰教的心理训练课程中应用录音机与西方的心理学游戏。他深具毛拉的热情，但他同样也会定时慢跑。他曾经历过印度尼西亚近代史上惊涛骇浪的一页，也曾经与伟大的印度尼西亚名人结缘相识。他受惠于他祖国的独立，国家发展虽然坎坷起伏、颠簸前进，他还是跟他这一辈的同胞一样得以挣脱封闭状态，进入世界，从而眼界大开。他曾经是一位电机工程师，也曾经周游列国，还在美国攻读过更高的学位。

伊玛杜丁已经历过许多不同的年代与阶段，曾经投身在世界的滔滔洪流当中。可是，他漠然无视于自身经历的种种传奇，将他的新世界视为当然。这个世界是不该开发的，任何开发都应该不屑啐之。伊玛杜丁出生在苏门答腊，打出生就是个穆斯林。世间一切都已经包含在开天辟地之初：开天辟地之后，各种事件、工具与年代，都只能逐一添加。

伊玛杜丁的父亲，正如他前晚跟我说的一样，毕业于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他也是穆斯林政党Masjumi的重要成员。

“我父亲担任宗教教师，荷兰殖民期间，他隶属于一所由苏丹经营的宗教学校。那是一所有名的学校，我父亲是校长。革命期间，也就是对荷兰作战时期，我参加了穆斯林军队——Hizbullah。一九四六年，我接受了两个星期的游击作战训练，然后加入游击队，他们就封了我一颗星和一条彩带，将我升为士官。当时，我才十五岁！‘Hizbullah’的意思就是真主的军队。”

“你为什么说你加入的是伊斯兰军队呢？你是印度尼西亚人，难道你不是为了印度尼西亚的独立而战斗吗？”

“那时，革命军里有太多不同的团体。有共产党，PKI，他们有自己的军队，管自己叫红军。社会主义者也有他们自己的团队。民族主义者与苏加诺则拥兵自重。荷兰人被我们赶走以后，我们自己人有时也互相残杀。

“独立了以后，我就回到中学重新入学。一九四七年，革命政府在我们家乡一带设了一所中学。我就在那所学校里一直待到一九五三年。”

“你怎么会决定从事电机工程的呢？”

“一九五二年间，哈塔博士，也就是当时的副总统，到苏门答腊乡下巡访，他谈到这个国家应该如何开发，还去棉兰附近参观了苏门答腊最壮观的瀑布，然后，他致辞的时候，就提到电力供应的重要性。我被他的演说迷住了。又过了一年，一九五三年，我完成了高中学业。我是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的。当我请求我父亲送我到万隆念书时，他说‘我没那个闲钱送你上学。倘若你要自力更生、半工半读，我当然准你去，而且会为你祈祷。’“我母亲卖了她的一只戒指，给我充当路费，我离家前往雅加达的时候，身上的钱只够支付船票和一两个月的伙食。傍晚的时候，船从苏门答腊出发，时间差不多是六点钟。我们航行了三个晚上，第四天晚上到达雅加达。雅加达人山人海的，让我好生惊讶。

“我们到达雅加达的时候，已经入夜了，可是，港口只允许我们白天进港停靠。其实，我们有四个人在船上，都是刚刚毕业的。所以，天一亮，我们就赶紧上教育部去。我直接就到奖学金部门去敲门，把我的成绩单、中学校方为我撰写的推荐信亮给他们看。跟我同船的一个朋友，虽然他在雅加达有个朋友，可是他也不确定朋友家究竟挤不挤得下我们四个人。还好，那位朋友一并收容了我们。我们就睡在客厅的地板上。那事实上是苏丹·夏赫里尔[4]的房子，他当时是印度尼西亚社会党的总书记。”

我说道：“可是，他是个很有名的印度尼西亚人。你怎么能就这么随意地提起他的名字？”

说实话，他随口说起，如此漫不经心，委实令我诧异。苏丹·夏赫里尔，曾经是印度尼西亚觉醒最早的民族主义者，一九三四年到一九四二年之间，被荷兰人流放异乡，也在印度尼西亚独立之后，担任开国首任总理。

伊玛杜丁说道：“其实，苏丹·夏赫里尔还访问过我们苏门答腊。我在棉兰，我们中学里，也是个学生领袖，我就在那里见过他。当时他下乡巡访，另外也在吸收有前途的年轻人——社会主义者都是那个样子的。你可以想象，那个时候，一个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同那样的伟大人物交谈，是怎么样的情况。

“第二天，我们一早就离开了雅加达前往万隆，带着他帮我们写给社会党西爪哇党部总书记的介绍信。西爪哇的总书记同样留我们住了几天。然后，我们就到了ITB，万隆技术学院，注册入学。”

“这个苏丹·夏赫里尔的故事……”

“社会主义者都是那样的，随时都在吸收支持者。其实，我是不可能加入他们社会党做社会主义者的，因为我早就是个穆斯林了。社会主义里所有的优良理念，我在《古兰经》里都找得到。”

“可是，《古兰经》不能为你建设任何机构与体系，社会主义者一直致力创建的就是这些。你要的不仅仅是理念。”

“要说到机构与体系，还不是要全看我们的？Hizbullah，真主的军队，还不是Masjumi党招募的。我父亲也是那个政党的领袖，代表他的地区——苏门答腊北部。而他在穆斯林神职人员最高委员会里也有一席之地。虽然苏丹·夏赫里尔不论在做人和礼仪方面，还是他的足智多谋方面，都非常吸引我，我还是绝对不能去当社会主义者，因为，我早就是个穆斯林了。他身为我们的民族领袖，我非常敬佩他，但是也仅止于此。”

“你们党有什么具体的方案吗？”

“他们提过。政府应该要尽量授权地方，去中央化。成立上下议院，提倡互助经济。号召各区域居民参与经济发展。”

“那算是伊斯兰教的主张，还是只是地域主义呢？”

“他们强调乡村发展，穆斯林大多都住在乡村地带。”

穆斯林，穆斯林，他开口闭口就是穆斯林，别人可能会以印度尼西亚人一词指称之时，他还是照讲穆斯林不误。

然后，他讲到第一次在万隆技术学院里碰到星期五的时候，他惊骇莫名难以置信。

“一九五三年，这个地方还世俗化得很。这里连一座清真寺也找不到。你还得走上三公里的路，走到乡下，才找得到一座清真寺。技术学院里大部分教授都是荷兰人——他们在这里一直待到一九五七年才走，还是被苏加诺一脚踢走的。大部分课都用英语授课。当时，那就是规矩，专门为了方便那些不会讲印度尼西亚语的人。到了入学后的第一个星期五，我发现到了礼拜的时间，有些教授竟然还在上课。我是打苏门答腊来的，从小就在虔诚的穆斯林家庭长大。所以对我来讲，星期五不能去清真寺做礼拜，实在是个很严重的打击。

“我就站起来发言，请荷兰讲师允许我离席，去清真寺礼拜。他看起来很友善，也准我提早下课。两三个学生跟着我离开教室。我去了清真寺，却错过了听老师讲课。结果，我每逢星期五，就要天人斗争一番：是该去上课，还是去清真寺？就在那个时候，我心里开始有个主意，要在校园附近建立一座清真寺。第一次，只有三四个同学跟我一起提早下课，离开教室。现在，我相信，《纽约时报》做过一个调查，他们说，两千多个学生会定期上清真寺礼拜。”

“你说，你曾经申请过奖学金。你拿到了吗？”

“两个月以后。我母亲的钱，她卖了戒指换到的钱，让我衣食无虞了两个月。那是五百印度尼西亚盾。”现在，经过不断贬值，合计只有八十美分。“奖学金一个月三百印度尼西亚盾，那已经挺够用的了，当时还包伙食的房租一个月只要一百印度尼西亚盾。”

好几个人进入伊玛杜丁的办公室。其中一个中年人，小个子，穿着悉心刻意，或许不过是个出身寒微的访客，或许是个学生的家长。他对伊玛杜丁毕恭毕敬。而伊玛杜丁，一如前天晚上令普拉索乔（还有我）印象良深，岂有怠慢礼数之道，他请我们暂且宽谅，随即起身迎接来客。

我让出我的扶手椅，伊玛杜丁与他的客人交谈之时，我就侧身坐在办公桌上。桌上几封信件顶上，摊着一张印有信头的信纸，信件内容是复印的。不像我原来猜想的，这封信并不是公共传阅的文件公告。其实是一封私人信件，发自美国，寄件人是一位大学教授，年终之际，祝福大家圣诞快乐，顺便报告他们一家人的近况。美国式的亲切友好，不论文化背景，祝福大家万事如意：搁在这里，伊玛杜丁的办公桌上。美国教师与亚洲学生，不信真主的异教徒与宣教者，他们之间究竟交心到何种程度方能和衷融洽，相处尽欢！

一九四七年，革命政府排除万难，在苏门答腊开办了一所中学。从那个时候开始，伊玛杜丁就在求学路上步步高升。在他带着五百印度尼西亚盾，初抵万隆十年后，一九六三年，万隆技术学院将他保送至美国，求取更高的学位。他留洋三年，先到爱荷华，再赴芝加哥。一九六六年夏天，他的求学历程即将结束，他在康奈尔找到一个假期打工的机会，担任该校的印度尼西亚语顾问，周薪一百美元，他连续工作了九个星期，就拿这九百美元先到欧洲，再转进麦加。

“我一到麦加就哭了。我第一次走进那里的清真寺，那个黑色石头的地方，我哭了。还有，在我要离开的时候，我也哭了。”

等他的客人告辞以后，他就是以这种方式，跟我们诉说他留学三年的心路历程。用他刻意强调的顺序：三年时光，研习高深学问，凭着运气找到康奈尔的假期工作，最后，在他前往麦加的大清真寺朝圣时，达到高潮。

“其实，你刚刚瞄到的信，”原来他也注意到了，“是我的教授寄给我的。他是个基督徒。我被抓去坐牢的时候，他还写了一封抗议信给我们政府。”

他结束异国求学的岁月之后，他的穆斯林热忱就益发国际化了。他在康奈尔曾经遇到一个来自马来西亚的人。一九七一年，通过这个朋友，他到马来西亚协助一所技术学院升格为大学。伊玛杜丁在马来西亚连待两年，一直到一九七三年。他参加了当地的伊斯兰青年运动，至今还将马来西亚伊斯兰运动中的年轻同志当作他的“弟兄”。他觉得，从那个时候起，他开始对印度尼西亚政府高层产生怀疑。他们，以及其他印度尼西亚人士，对于“马来西亚之瘟”总是心有疑惧，而且，他们还对萌芽自万隆学院的激进发展特别敏感。

一九七三年正是国际原油价格飞涨的一年，这一年，阿拉伯靠原油赚取的金钱，不断涌进阿拉伯世界，犹如对于阿拉伯信仰的奖赏。穆斯林宣教活动方兴未艾：仍有待进化的穆斯林学生，散布在一打以上的他国异乡，他们无法领悟课堂上研习的科学技术与他们所至国家之间有何关联，却纷纷认为时候到了，是挺身而出、宣扬正信的时刻了。伊玛杜丁行万里路，他去利比亚、英国，他在国际穆斯林学生组织里的地位水涨船高，他的心理训练课程也行情看俏、需求日广，现在，他的课程为旧式的毛拉教谕增添了一层必要的现代性。

他虽然系狱一年，却没有阻碍他的晋升。他在名片——白色、黑色与绿色色块相间（伊斯兰教的标准色）——上面印着：穆罕默德·伊玛杜丁·阿卜杜勒·拉宾，总书记，国际伊斯兰教联合学生组织。他没有印度尼西亚文名字。

我说道：“你怎么不论前名、中间名与姓氏，都是阿拉伯名字。”

“我的名字不是阿拉伯语名字，这些都是穆斯林名字。”

清真寺邦克楼传出日中呼祷的宣礼声——这座清真寺，在伊玛杜丁首度注册万隆技术学院专攻电机工程时，还不见踪影，连门都没有。他说，他得暂离五分钟，我得以趁隙浏览他书架上的藏书。

有些英文书是伊斯兰教宣教用的基本工具书：《十字架的迷思》、《伊斯兰教之耶稣预言》等等。其他书籍则多半是翻译与刊行的印度尼西亚文平装本，其中有一本为库塔布原著。他是个埃及作家，我对他一无所悉。伊玛杜丁说，库塔布是被纳赛尔杀的。有一本书是毛拉毛杜迪写的，此君系印度─巴基斯坦的激进派，其主张十分极端，他甚至连巴基斯坦作为纯伊斯兰政权的理念都极力反对，因为，印度穆斯林还未更纯净，无法建构伊斯兰国家。巴基斯坦建国三十余年来，毛杜迪不断煽风点火（虽说从不曾提出任何具体建议），强烈要求实施伊斯兰律法，组成伊斯兰政府。他对巴基斯坦毫无建树，只有破坏，最后，在病笃垂危之时，他搭机飞往波士顿就医，顺服于西方科学之下。然后他死了。

伊玛杜丁回来了。现在已经是伊玛杜丁封斋日的午餐时刻。而我感觉，现在他已经饥肠辘辘，迫切渴望午餐果腹。

我问：“只有伊斯兰教能够让你感动吗？”

“有些西方音乐，我也很喜欢。亨德尔的《弥赛亚》我喜欢，我也喜欢巴赫，还有宗教音乐。”

可是，他并不乐见目前印度尼西亚各界对于古老信仰的关注，印度尼西亚政府花巨大财力，整修某些古老信仰的古迹。

“你去过堪培拉吗？”他问我，“你注意过那里的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吗？印度尼西亚大使馆竟然是一栋印度式建筑。这儿可不是印度教或佛教国家，印度尼西亚可是个百分之九十的国民都是穆斯林的国家。”

“婆罗浮屠跟普兰班南都是伟大的印度尼西亚古迹啊。”

“婆罗浮屠是给国际社会照料打理用的。”

国际社会，全球文明，不过提供了录音机、心理游戏、电机工程的高等学位罢了。然而此时此刻，它们还担任戍卫，守护了印度尼西亚艺术与文明。

在伊玛杜丁看来，身为穆斯林兼苏门答腊人，印度尼西亚是个亟待净化的地方。他的信仰如此坚毅恢弘，使得他可以将印度尼西亚切割分离在本国历史、传统与艺术之外，换言之，印度尼西亚特殊出众之所在。他的信仰相对于印度尼西亚，委实过于简化，相对于爪哇，更是毋庸置疑的挂一漏万。他甚至不如来诺斯村子里的koum丰富多元。而印度尼西亚——人口过于稠密，许多人离乡背井，排除在乡村生活之外，全国上下只能靠着军事力量镇压维系——实在太过脆弱，经不起他这种抗议风浪。

“倘若你往雅加达走上一圈。看看雅加达周围十五到二十公里的地方，你就会了解印度尼西亚究竟出了什么岔子，来龙去脉又是怎么回事。这里的土地不属于在田地辛劳的劳动者。根据我对伊斯兰教的了解，要是我不能耕耘土地，我是不配拥有任何一片地产的。只有安拉才有这种权利。所以说，假如在这方面，我们是依照伊斯兰律法经营管理的话，土地就应该由政府安排分配，杜绝坐拥土地、获取暴利的地主歪风。”

“哪个伊斯兰国家曾经按照你说的，实施过这种土地制度？”

“有啊。阿布·伯克尔[5]、奥马尔，以及最初几位哈里发都这么做过。”

在伊斯兰教建教之初，及其后三十年，直到先知的女婿阿里于公元六六一年逝世间曾实施过这种土地制度。巴基斯坦乡下的毛拉如是相告的话，我不会感到意外。可是，万隆的伊玛杜丁也这么说，就让我费解了。

伊玛杜丁接着说道：“我给你讲个故事。先知最亲密的随从当中，有一位叫庇拉利的。他原本是黑奴，后来阿布·伯克尔还他自由身，他还得到一份呼唤民众祈祷的工作。先知跟他的追随者一同出走麦地那的时候，就赏了庇拉利一片田地让他耕作。到了奥马尔时期，奥马尔就是第二哈里发，庇拉利已经年老力衰，犁不动地了。奥马尔就把他的地充公了一部分，让给别人耕作。”

“你真的以为，现在这个时代，国家还可以这样运作吗？全靠一个人发号施令？”

“那样正好符合目前这个时期的需要啊。再说，我们现在谈的是土地改革，不是领导驾驭的方式。而且，即使是奥马尔，他也有个某种形式的顾问团。”

“那么，那个统治系统又是怎么瓦解的呢？”

“那个系统是毁在第五位哈里发手上的。他只想建立一个朝代。伊斯兰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

“所以，自第五任哈里发以降，伊斯兰统治就一直是那样子啰？”

“是的，我想这么讲也没错。所以，现在，如果你想再以伊斯兰教建国的话，就得建立在共和国的基础上。”

“你是不是说，伊斯兰教已经失败了呢？”

“不，伊斯兰教当然没有失败。失败了的是人民，穆斯林。”

“你认为，你现在可以把他们重新导入正轨吗？”

“我想没错，尤其是印度尼西亚。因为我们的政治结构跟伊斯兰的教谕里描述的差不多。总统、国会和议会、军队。我们现在只缺结构里面的人。他们必须是真正的穆斯林。”

“你们的政府就是因为这样而对你忌惮吗？难道这也是有些人觉得你很勇敢的地方吗？”

他似乎颇感意外。“我并不勇敢。”而他的确也是在说真话。他只是在做他应该做的事情。

几个学员进到办公室来跟他说再见。他们脸上容光焕发，同时也凛然严肃。训练课程十分成功。所有的复兴伊斯兰教圆领衫都出售一空，圆领衫上写的还是英文呢。伊玛杜丁跟学员一样深受感动。他陪着他们走向门口，站在阳光下跟他们闲话家常：白色衬衫，灰色长裤，腰上系着皮带，强壮而迷人，可以信赖依靠。

伊玛杜丁踱回办公室，对我说道：“我正在为印度尼西亚培育下一代的领袖。我相信我们的宪法当中还存在着一些伊斯兰的价值。我正在培育新的一代，将来可以取代这一切。”

取代这一切。可是，这是所为何来？又该如何取代？不以制定新的典章制度驱逐劣币，而是依凭一群跟他一样纯净涤清的人。“我只是个教师，至少在自我感觉上，我只是个普通教师而已。”伊玛杜丁如是说道，“我只对教育年轻的下一代有兴趣。因为我相信，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一位真正的穆斯林领袖。”

只要确立了真正的穆斯林领袖，就像是奥马尔与其他遵从正确引导的哈里发一样，社会就会蒸蒸日上。他的激进归根结底就导出如此结论：我们需要一位真正虔诚的领袖，而不是一个深具个人良知、富于悲悯或智慧的领袖，此人举手投足、起居行止无不遵循《古兰经》的指示，此人可以作为先知的代理人，此人应当熟谙先知行谊与天启，对先知了如指掌，甚至可以仿效先知，以先知安排信徒政务的范例将国家治理得妥妥当当的。伊斯兰教就凭着虔诚与良善的理念，超然独立于其他道德体系之外。

伊玛杜丁的信仰与逻辑，实在非常单纯：不公不义是有违伊斯兰教教义的，印度尼西亚上下争利，全国充斥着不公不义。而不断痛陈印度尼西亚国内道义沦丧的伊玛杜丁，竟然可以无忧无虑地出国旅行，周游伊斯兰国度。那些他曾经走访的国家，只是单纯地成就了正信的国家。他不会到那些地方去察访别人家的不公不义，他只会想到他们的领袖，而且受到这些领袖信仰之纯正的感召，他自己也会觉得清新涤净。

他告诉我，他曾经在巴基斯坦待过两天。他显然对巴基斯坦如何建国及其历史所知甚少。对他而言，巴基斯坦只是一个伊斯兰国家，被伊克巴勒赋诗盛赞而卓越不群。至于巴基斯坦的国政体系、幻影一般的伊斯兰律法、实施戒严及其宪政几度崩溃、政坛之龌龊构陷、公众场合鞭刑示众、官方审查与出版审查、管制言论自由、知识分子遭到羞辱等，凡此种种，他几乎一无所知。

他为什么知道得这么少呢？他说道：“或许是西方新闻媒体作梗吧。”由于他对西方媒体心怀疑虑，所以他无法确定伊朗国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只有从“内部”汲取到一点点的信息。

我在雅加达跟一位穆斯林编辑提到这段插曲，他说道：“谁也阻拦不了他们获取信息。他们大可派人到当地去采访调查。假如说他们不知道，那是因为他们不想知道。那些消息不符合他们的宗旨。”

确实，西方媒体反而服务了他们的宗旨。复兴伊斯兰教：心理训练课程结束后卖给学员的圆领衫上打印的英文字样，一度红遍许多国际发行的英文杂志封面，因而为大众熟悉。伊玛杜丁自己，讲到前往他自己的清真寺谒拜时，则特别点出《纽约时报》。

雅加达一个重要的青年组织，附属于一个中产阶级地区的清真寺，该组织的总负责人——也曾经在伊玛杜丁的心理训练课程中受过训——说到，伊斯兰教现在已经蔚然成为新一波全球性的伟大风潮，不论哪里都有信徒改宗，《时代》与《新闻周刊》都这么说过。《新闻周刊》上还有一篇特稿，将先知与另外一位穆斯林列在世界历史上发挥过高度影响的前五十人当中。年轻人说道：“现在，这已经成为历史了。”这话纯指先知在《新闻周刊》列名一节。（历史，就像一本神圣的分类账册一样，跟许多其他事物一样为其他文明护卫戍守。）这个年轻人属于中产阶级，个子修长，面如满月，有张标准的兰撒脸。自他从伊玛杜丁的心理训练课程结业之后，他就一意执迷于死亡与后世。可是，他内心一角，还是无法抵御俗世的虚荣。

《时代》与《新闻周刊》协助他们创造他们记录的历史。伊斯兰教纯正而完美，应当摒弃世俗化的西方，西方已经行将就木了。那就是他们要传达的讯息。可是，西方即使行将就木，还是僵而不死，拖着老长的一口气。同时，越来越多人受到这个新世界的吸引。在这个新世界里，他们抓不到中心，感觉距离十分遥远，根本无法驾驭掌握。这些新人类置身于新世界之中，就像这位雅加达青年组织的总负责人一样，只会益发感受到自身的缺憾与不足。这些人不是经学学校里的学童，也不是赤脚贫农。他们渴望获取西方人的高等技术。西方人的见证，令他们鼓舞振奋，而他们需要的，也是西方人的见证。这也是他们对西方文明极度仰赖的一部分。这种依赖引发了他们身心上的极大痛苦（就像青少年一样），而他们也只有严格力行他们的新宗教，日复一日地自虐以求慰藉，于是乎，他们便一日五次的礼拜祈祷，恪遵封斋，等等。一度属于他们的古老宗教，任凭别人弃如敝屣，现在却成为他们独家拥有的文化资产，炮制出完整一体的幻影，高调地承诺着即将赢取的胜利。此外，古老宗教也让他们重新对自己好奇——正如报纸所言——也再一次让外界对他们兴趣盎然。

摒弃，却又不能独立：卡在进化半路上的人实在难以摆脱种种循环窠臼。伊玛杜丁的心理训练课程中有个女孩儿，她的座位远离男孩儿。她围着头巾，还在西方的心理学游戏之后，引述相关的《古兰经》经文。她即将前往伦敦。她说，她要到伦敦去当模特儿。可是事实上，她只是去受训，参加模特儿的训练课程。印度尼西亚─欧洲的模特儿事业正在起步，初具组织规模。我还拿到一本招募小册子。其目标对象是中产阶级人家。而今，模特儿走秀吸引了女孩儿和她们的家长，他们可以跨出轻松的一步，进入新世界。然而，无须多加想象，就可以预料到总有那么一两个女孩儿迷失在T台上下。而终有一天，这轻松的一步，将成为整个社会共同的苦痛。

[1]苏班德里约（1914－2004），印尼政治家，苏加诺时期任外长、副首相等。

[2]鲁斯丹·埃芬迪（1903－1979），印尼诗人，作品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多表达忧国之心和对独立自主的向往。

[3]穆罕默德·纳西尔，曾于1950年到1951年担任印尼总理。

[4]苏丹·夏赫里尔，印尼社会党总书记，印尼独立后首任总理。

[5]阿布·伯克尔，伊斯兰历史上首任哈里发。

七　互换式革命

取代这一切。伊斯兰教让各种怨怒愤恨都理直气壮起来，为了信仰而义愤填膺，为了政治权利不平等而愤世嫉俗。两种愤怒，彼此肖似。而在这趟旅途当中，我不时就会遇到这类敏感人士，他们心中早已酝酿着翻天覆地的大骚动。

我在伊朗遇到了贝赫扎德，他带着我走遍德黑兰、圣城库姆和马什哈德。他是个共产党员父亲养大的共产党儿子，而不是穆斯林。可是，他的共产主义却与伊朗的什叶派信仰如出一辙，类同于什叶派信徒肩负着的血海深仇。这个疙瘩结在公元七世纪，阿拉伯人颠覆了古老的波斯帝国之时。良善的穆斯林相信，这个世界最美好的时光，是先知与前四任循规蹈矩的哈里发时期。贝赫扎德则笃定地认为，全世界最美好的时光，在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五一年之间的苏联。黑暗阴霾一扫而空，人民推翻了腐败不义的社会，苏联的集中营与监狱里关满了邪恶的坏蛋。阿亚图拉霍梅尼言必称真主，自命为正信的复仇者，而贝赫扎德，一个共产党员，说起话来却跟霍梅尼没有两样。

我在巴基斯坦北部的加甘谷认识了温文儒雅的马苏德，他只有在情感上算是个穆斯林。可是，当他站在我身边，我们并肩俯瞰着脚下冰冷、凝绿的昆哈尔河，他忧心忡忡于家庭生计和自己的前途发展，个人的焦虑终于汇集进他对国家前景的灰心绝望，而他也曾喃喃说道：“几百万人都会死的。”

而我在雅加达的时候，有个企业人士也对我发出类似的感慨。某日近晚，我们约在酒店里的餐厅晤谈。介绍他给我认识的人，先前将他描述为一名经济学者，与政府部门关系密切，是个为国家规划未来展望的人。这些描述确实不差，毫无溢美，不过他言谈之间，还是流露出印度尼西亚人感到时局出了状况的典型反应。他也满怀怨恨：恨华人（他们比印度尼西亚人聪明能干太多了，“就像把劳斯莱斯的零件，装配在日本车上一样”），厌恨跨国公司，印度尼西亚社会里的成功人士和那些统治他的国家的无知军阀，都该痛打一顿。

他说道：“发展中国家的领袖——大部分的领袖——都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他指指自己的胸口。“他们买得起奔驰车，但他们对车没有真感情——他们没法体会、欣赏那种车里的创意与智慧，以及汽车装配打造的功夫。假使说，你打字速度一分钟只有四十个字，那就算你用了IBM的打字机也没有意思。”他现在又妙语如珠，谈笑风生了，可是他的愤怒（以及他惯于引用科学譬喻的偏好）显然赋予他另外一种谐趣机锋。

他是个穆斯林，生于苏拉威西岛（旧称西里伯岛），此地过去与苏门答腊、西爪哇都曾经风起云涌，发生过激烈的伊斯兰分离主义运动。当年的愤恨激怒，在他身上残留的不只是一丝余烬，即使他受惠于军方长期镇压，紧箍印度尼西亚各岛于一体的承平局面。他从一穷二白开始，然后入学受教，留洋美国，他白手起家，创立企业，而且生意兴隆。经过苏加诺风雨飘摇的统治之后，整个国家的发展让他分了一杯羹。可是，这样还不够。其他的不提，他的成功反而让他视角错乱。成功之后，他清楚地看透了那些飞黄腾达的究竟是些什么人，而他也满心祈愿能够一举扫除那些他看不顺眼的人。而今，他希望能够推翻这个让他崛起的国家。

他说道：“我们得杀掉一大堆人。我们一定得杀掉一两百万爪哇人。”不管是谁，只要爬升到上层阶级，跟他一样，都该死：政府里所有的文武要员，大小百官，找到好工作的人，大学里的人，住好房子的人。“我觉得自己在雅加达已经失去了敏锐的感知能力。我的办公室在一栋新大楼的九楼。大楼有中央空调。我每天早上开着一辆空调冷气房车上班。下班回家，我就待在家里读书。我看电视。我究竟住在哪里？我接触不到贫穷。我怎么能够接触这个社会的不满跟怨恨呢？”

这个社会太不公道了。太多人找不到工作，失业者的数目一年比一年高。政府部门、跨国公司，以及从新加坡和香港过来的华人企业，都没想去提供足够的工作机会。这人的反应就是愤怒：熊熊怒火，状似政治上的不满，实际却是伊斯兰教的不满，而说穿了，其实还是种族愤怒。

“大部分博士都是华人。他们就跟癌细胞一样，不断生长，又强而有力，他们总有一天会把整个环境毁掉，偏偏我们又奈何不了他们。假如这些人进入任何一个系统，他们总是比别人努力，又比别人聪明。”

“可是，难道你们不需要聪明又有才智的人吗？”

“这些人，”他指的不仅是华人，还有所有跨国公司里的人、外国人等，“其实就像是二百二十伏的电流一样。可是，我们社会既有的配线电路，只经得起一百一十伏，所以说，只要直接接触到二百二十伏的电流，一百一十伏的线路就毁了。你缺的就是一个变压器。政府部门跟年轻的知识分子就该扮演变压器的角色。可是啊，这个部门急着追求物质回馈，大部分时间都在跟二百二十伏的搅和，从来没想多关心一百一十伏的。因为这些年轻的科技官僚，要是他们打算开车，一上路就要开劳斯莱斯。要是没有劳斯莱斯，好歹也要开沃尔沃的。”

所以，这些人都得滚蛋。“将来的斗争一定是大学里的人同经学学校里的人互斗。总有一天，经学学校的学生会上雅加达来，放火烧掉这个酒店。伊斯兰教可以变得跟可卡因一样，让你疯狂。只要你去清真寺里转一圈，自己就感觉很爽、很牛。你变得很爽、很牛的时候，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是安拉的旨意。”

这种事情在印度尼西亚也不是没有先例。一九六五年，共产党就被铲除干净了。他说，当时死了一百万人，不像现在政府讲的只有五十万。其实，该死的不只这一百万，那个时候，印度尼西亚各地的共产党员有两百五十万人。所以，至少有一百五十万人逃过了一劫，许多人现在还活着，还在作怪。

我说道：“要是屠杀再度出现，也可能轮到你自己上场杀人。”

“很有可能。我希望自己不要去。可是，我有可能会上场去杀人。”

“我听人家说过，一九六五年的时候，有些人出门去杀人的时候，还会带着甘美兰乐团一起去。”

“哦，当然了，好增加一点美感啊。”

下午茶时间已过，婆罗浮屠洲际大饭店的餐厅里——隔着玻璃门窗，欣赏庭院花木——高朋满座，偏偏都是他极言痛批的人：当地的华人、富裕的印度尼西亚商人、跨国公司里的中年人。他高声议论，唾沫横飞，讲的还是英语。

我说道：“你跟政府里的人交谈时，也像这样吗？”

“不。我只跟他们谈事实与数据，计划与研究。”

“那么，你为什么要这样跟我说话呢？”

“你不是科学家。你想刨根问底，发现我究竟是怎样的人。你在跟我玩游戏，想逼我露底牌。我就是故意要把我自己讲得完全不一样。”

我不是在跟他下棋。他来之前，早就知道我跟他访谈的目的何在，我不想看他的底牌。或许，他并不相信那就是我的本意。他个子极为矮小，脸上有一道轻微却无法忽视的疤。他心里可能非常介意这一点；印度尼西亚人钟爱俊俏优美的容貌。他想在酒店餐厅里吸引往来食客的注意。他也跟印度尼西亚人一样酷爱戏剧演出，以为人生如戏。可是，他的忧愤却足够真实，而他的暴力屠杀幻想，亦有可能成真。一九六五年，不就发生过了吗？

一天，我跟古纳万·穆罕默德谈到一九六五年的屠杀，他是印度尼西亚当时风靡群伦的周刊《节奏》的编辑。当时，古纳万只有二十五岁。（印度尼西亚人自近代以来，经历多重风雨。没过多久，我才想起来，古纳万在另外一个场合跟我说过，一九四六年，革命期间，他才六岁，他的父亲被荷兰人枪决了。可是，古纳万对荷兰人并无恶感。他说：“战争期间，无可奈何。”）

古纳万简单明了地解释了一九六五年的屠杀。“恐惧。完全是出于恐惧。我无法形容，当时，我们有多怕共产党。他们势力非常强大，谁也不知道他们究竟要干什么。”共产党的青年党部就建在古纳万家不远之处，那些忧惧交加的日子里，他闭门家中坐，枪不离手。“我相信，情况必要的话，我也会杀人。”

我找到一本在那段忧惧岁月之前出版于印度尼西亚的书，是一本《当代进步印度尼西亚诗选》，选录了印度尼西亚诗人赞颂共产主义诗作的英译本，由人民文化联盟出版于一九六二年。现在看来，应该都是古早历史了，可是目前为止，这个联盟的任何出版物都还没解禁。而且，一直要到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正巧是我停留在印度尼西亚期间，当年跟该联盟有关联的最知名的作者，普拉摩德拉·阿南塔·托尔方才重获自由。与他一同解除禁锢的，还有自一九六五年来，以共产党员的罪名逮捕下狱的两万余名政治犯（官方公布的数字）中至今犹仍系狱的最后几人。据说，印度尼西亚政府是在美国卡特总统的压力之下，才被迫释放他们的。

普拉摩德拉的后半生，几乎不值得多加着墨：四十一岁入狱，五十四岁才重回人世，他早期的作品遭禁，创作成熟的年岁却枉费在狱中。他跟西托尔·西杜莫朗一样，我抵达印度尼西亚没几天，就跟这位诗人见面晤谈，当时我无法体会他的生命经历。当时，他的知识素养与他善于交际的魅力，我都太过视为当然。

一九六二年，西托尔在印度尼西亚可是个如日中天的大人物。早期，他的抒情诗令他声名大噪。后来，他染上浓厚的政治色彩，当上了民族文化联盟的总书记，诗集中选录了三首他到中国旅游后趁兴挥洒的诗。

姑娘佐拉，老家古巴，

来到北京，自豪自信，

给我一面旗帜，

代表她的国家，

庆祝祖国胜利，

抵御美国入侵。

叫人伤感的是，同时也几乎难以置信的是，西托尔诗中如此单纯的情愫，竟然会为诗人与他的国家招致如此的苦痛。可是，现在没有人愿意再苛责西托尔了，他受的煎熬已经太多了。我也愿意再在他这些政治诗篇当中，寻索些其他的情绪。

有一天，他跟我说：“这里的人已经失去了信仰。”这是他回顾自己的部落背景横遭阻隔，六岁年幼之时就倏忽远离他的村庄，送到荷兰人办的学校寄宿，有感而发的喟叹。只有在他出狱之后，试着撰写自传之时，才体会到他必须重建，或是了解他的过去。倘若他对自己的过去一无所知，他又怎能将自己的生命理出一个头绪呢？我有种感觉，似乎一九六二年的社会主义或是共产主义给了他——一个缺乏过往、不隶属于任何社群的人——某种替代性的完整感，弥补了他的缺憾。他在中国旅行的时候，曾经到一处公社参观。

社会生活、团结与希望，

就是我走在这个公社里，

所见、所闻与所感。因此，

我祈愿，我能汲取你温暖的

希望。

我祈愿，我能握住你的双手，

忙碌劳动的手，

我祈愿，我能啮嚼这片面包，

这片公社烘烤的面包，就像一件信物，

纪念社会生活、团结，以及

重新拾回的希望。

自由浸浴在社会主义世界的

爱、理想与现实之中。

公社的面包，社会生活、团结与希望：这不只是西托尔一个人的主题。这是整个印度尼西亚社会的共同主题，于今犹炽。这同样也是穆斯林经学学校的主题。翻开这本出版于一九六二年的共产党诗选，让人惊讶的是，许多诗篇当中的情绪与主题仍然是穆斯林与印度尼西亚。

不公不义（诗选中所有的诗篇都由宾唐·苏拉迪译为英语，并由他加以标点与大写开头）：

巴厘岛，也有成熟稻田，阡陌绵延，

巴厘岛，却也有千万农民，死于饥馑。

我们来到巴厘岛，舞娘身影绰约，

我们来到巴厘岛，庙宇栉比鳞次，

舞娘与庙宇，代表了巴厘岛，

我们来到巴厘岛，农民死在家里，

不是因为田里结不出稻谷，

这同样也代表着巴厘岛，

同样也有其意义。

（朴图·欧卡《巴厘岛》）

印度尼西亚人与穆斯林不约而同地叹息着童稚纯真与兄弟友爱的失落：

生命岂能以奢华衡量，

虽说，人人追求富贵，

贫寒才能衡量生命，端赖贫寒是否不断循环，

是否蔓延遍布大地。

餐馆里，士绅据案大嚼，

街道上，乞丐伸手乞讨，

生命有什么道理可说？

（朴图·欧卡《生命》）

愤怒与复仇：

可爱的培利安岗，烈焰熊熊，火光红通

农民困守故土，饱受煎熬

同志们、弟兄们，一同面对挑战，其志断金，

抵抗、复仇，怒火燃烧在每个人心中。

（索布龙·艾地《一位堤江都农民的悲惨回忆》）

政治上的挫折与困境转化为一道宗教的伤痕：

母亲！

年复一年，您等了又等

心中无休无歇的期盼

可是，您的苦痛只有无限扩散。

挥汗劳累，血泪交织，

恐怖分子、高利钱庄，还有地主

轮番联合压榨，吸干您的血肉。

母亲，真的吗？

世间万物真的都有一份您的爱吗？

（卢奇亚·克尔塔帕蒂《义愤填膺》）

救星：

届时，所有微不足道的法官名号率皆消失，

遗忘、烧毁，或是遭到鼠辈啃啮。

你的名字依然高悬长存——群众之子，

孕育在强有力的子宫里，

你的名字将永恒不朽，不知死亡大限。

因为，你就是生命。

（M. S.阿莎尔《自由与监禁》）

复仇，并且承诺要恢复“团结”：

我们一无所有，

只有饱受欺凌后，穷且益坚的心灵，

可以转化为火山熔浆、火焰与惊雷，

摧毁强敌，磨碎为齑粉。

我们是受压迫的人民，并肩为自由奋战，

不分阶级，无需名衔，

我们要力保国家，不容江山落贼窟。

（萨巴尔珊托索·阿南塔古纳《受压迫人民为自由奋战》）

最后，完整的信仰：

属于我的阶级的社会，长久以来，我梦想着阳光

梦想着属于乌丁的未来，以及其他人的展望

他们渴望着友爱团结，人人平等

啊，而今，世道何等污秽黑暗

可是，等等，沸腾民怨终究会掀盖冲天，熔浆烈焰亦将披靡阡野

时候一到，敌人将丧命在匕首尖端

为人民而战，必将功不唐捐

他们灌溉了列宁植下的坚韧小苗。

我在帕伯伦的经学学校拿到了一篇访谈的复印件，复印自一本菲律宾出版的基督教杂志，杂志记者访问了一位奇阿依，亦即经学学校的领导。

“你问我，当今农民的生计如何，以及，身为奇阿依，应当如何改造这个不公正的社会？当今农民并未获得公平正义。许多农民没有农地，以至于贫无立锥。现在，没有工作的农民要比以前多。地主的农场不再雇用农民，改以机械操作。农民只能以低微的价钱出售农产品。同时，我们社会里的有钱人越来越富有。他们从非常富有的国家借给我们的贷款中上下其手，汲取财富，中饱私囊。现在，一位奇阿依该做些什么来扭转这种社会呢？他怎样才能使地主与富人交出他们的不义之财？这些家产，根据伊斯兰教教义，应当归属于安拉，一定要归还给大众，归于安拉的子民。”

一九七九年间安拉的子民与一九六二年间某一首诗篇当中的大地的子民，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不胜枚举：真正的信仰、一国之内的不公不义，诗人往返于已然正信完满的国家，对于所见所闻照单全收，毫无批判。

伊玛杜丁曾说过，他不会转变为社会主义者，因为他早就在《古兰经》里发现社会主义的优良理念了。他知无不言，而且言过于知。新近崛起的抗议社会不公的伊斯兰教，其实已经受过二十世纪末叶的洗礼。人民不再只是因为共同顺服在安拉之下而彼此团结。人民是安拉的子民。而在二十世纪末叶，这句话的意义再度延展扩增：“这些安拉的子民，他们出世为人，享有同样的尊严，理当获得公正平等的待遇”。土地与财富率皆安拉所有，而不属于任何凡人，这个概念在二十世纪晚期已经转变为政治上的意图，不再只是宗教上的说法。

经过一个世代的平和无澜，一九六五年，革命洪涛再度涌现。印度尼西亚现在已是伊斯兰国家，却跟昔日殊无二致：仿佛愤怒与复仇的愿望，总是尾随着这个人口过度稠密、一度遭封建统治的国家，永远摆脱不掉。这个国家之中，多少人被排挤在外，破坏了旧日的平衡。这个国家每向前迈进一步，就将人民抛离安全区域。新世界为这个国家带进了大量技术，也提出了难以达成的要求。而所有的人，不论身居要职，或是蜗居底层，都活在丧失个性的忧惧之中。

尾声　信徒的社会

一　顺服

巴基斯坦，卡拉奇，六个月之后。那六个月，诚可谓多事之秋，伊斯兰世界沸腾骚动。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遭到伊朗学生攻击，五十余名馆员被挟持为人质。麦加的清真寺发生围攻与枪战，暗示沙特阿拉伯王国内地下活动伏流汹涌。苏联出兵入侵阿富汗。

巴基斯坦国内也横生风波。八九月的时候，市井间沸沸扬扬地议论着选举。预定的选举活动已经取消；戒严法加强管制；政府逐条过滤报纸刊载的新闻；公开鞭刑也恢复了。当局逮捕了一位知名记者，记者带枷上铐地出庭审讯，被判处一年监禁。巴基斯坦民众惊觉沙特阿拉伯事件中有美国人插手的痕迹，遂群起攻击巴国北方都市——伊斯兰堡与拉瓦尔品第两地的美国使领馆。一位以欧洲为研究据点的巴基斯坦裔科学家，荣膺诺贝尔奖桂冠，可是，他身属政府明令禁止的艾哈迈迪耶教派，膜拜独尊真主特别认可的救世主，在他回乡探访巴基斯坦的时候，引发了一场学生暴动。

巴基斯坦上下似乎弥漫着恐怖暴行与独裁暴政。但这个国家还是对外宣称，他们的目标就在于将全国引上真正的伊斯兰康庄大道。而且，这种目标还不能等闲视之。不论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还是伊朗，伊斯兰教都只是为了其他目标服务，或是包裹了其他用心。在巴基斯坦——虽然，激进派当中，也不乏政客与野心家——信仰只为信仰服务。

巴基斯坦在伊斯兰世界里独具一格，它是印度裔穆斯林的创造物，这群民众从来不觉得背腹遭受的威胁稍有纾解。同时，巴基斯坦国内有人还将信仰发挥到淋漓尽致。对他们而言，伊斯兰教不只是个人的救赎，不只是一种信仰，伊斯兰教还成了国家、文化与认同，不论个人还是国家要付出何种代价，信仰都绝对不能偏废。一九三〇年，诗人伊克巴勒在勾勒他规划中的印度裔穆斯林的独立国家时，曾经说：“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世界各地当中，在以伊斯兰教作为建构力量的各个国家当中，印度是表现得最为优秀的一员。”而今，就在我自己这趟造访伊斯兰国度之旅即将走到尽头之时，重新读到这段话，我不免也心有戚戚，感慨万千。

季风雨滋润之后，八月的卡拉奇绿意蓊郁。季风过后至现在，第二年的二月，一滴雨都没有降下来，庭院荒芜，暗棕泛黄，行道树蒙尘，有些还落尽枝叶。不到六月，天是不会下雨的。

我心想，我可以去跟努斯拉特见个面。他是《晨间报》的记者，也曾经带着我参观卡拉奇的法院运作。我还记得他粗鲁莽撞的说话方式，圆鼓鼓的两颊，海象般茂密的短髭。他在法院里，曾经惊呼喟叹囚犯手铐不足的现象，有些犯人在押解出庭的时候，只是拿绳子绑住胳膊而已。他说他一定要针对这个缺失，好好写上一篇报道——手铐不足，狱政管理弛废，等等。努斯拉特总是四处采访，随时留意可以上报的新闻。他工作勤奋，热爱工作，同时也受到某种焦虑的煎熬驱迫。他是个信仰虔诚的人。他跟我攀谈时，第一句话几乎就要说，他是个糟糕透顶的穆斯林——其实，他的意思只是，他是个不合格的穆斯林，因为在他看来，伊斯兰教与后世就是世间最重要的事情。

我曾经对努斯拉特很不客气。他曾经说过，他想到美国去念个大众传媒或者大众传播的学位，再想办法在某个国际传媒机构找个工作。他妄想——让巴基斯坦与他的信仰维持现状，永不改变，与世隔绝——前往外面的世界并加以利用，这种妄想害得我动了怒气。我曾经对他直言断定，他根本不够格去做那些他想做的事情。我对他的直言冒犯——冒犯这样一个友善、开朗、焦虑的人——委实让我自己懊悔。

我招了辆出租车，开到《晨间报》。上层楼面上一个长幅广告牌，大字书写着该报的鼎鼎大名，街道楼面上还容纳了几家小店。陡直的混凝土台阶直接从人行道搭上报社大门。报社门前的台阶不像通往一家日报的办公室，反而像通往一个可有可无的政府衙门。上楼之后，这种印象就益发强烈了：瓷砖地板，地砖的颜色褪去，仿佛是被灰尘给磨损的；破旧的办公室家具；墙上几幅陈旧的胶彩画作；几个人坐在办公桌边闲散地处理些不急之务。

搞了半天，原来这还不是我要找的地方，这里是广告部办公室。编辑部办公室还在后面一栋楼房里。于是，我走下螺旋式的铁扶梯。扶梯上的铁柱锈烂，疮疤孔洞不断。编辑部那栋楼的台阶上，有个清洁工人正沿着混凝土台阶洒扫，从一只水桶里倒些水出来刷洗，水桶里的水污浊发黑，污水就顺势扫到更低一阶的台阶上，再就着二手污水继续刷洗。原来，广告部门的瓷砖地板就是这么给刷洗得褪色的。他停顿了片刻，我于是趁隙拾级而上。

编辑部办公室位于新建的楼房中，可是这一大清早的，办公室的气氛跟广告部门没两样。一个塞满了档案卷宗——这些数据仿佛都是陈年旧账，可以永不见天日了——的房间里，一个女孩儿挨着一张办公桌坐着。她隶属于《晨间报》儿童版。她负责回答儿童读者的来信，而且——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她用的打字机也意外的袖珍。她并没有蒙上面纱，感觉挺奇怪。其他几张桌子上，分别放置着另外几架打字机，损朽残破的状况不等——正如我在治安法庭附近的市集里一家贩卖打字机摊位上看到的机器（一日近晚之时，摊位上的生意人还庄严隆重地朗读文件，要他的男秘书听写敲打），锈烂的铸铁阶梯与褪色的地板，确实给这间编辑部办公室染上了这个都市固有的气氛。《晨间报》的编辑部感觉就像是我跟努斯拉特一同走访的法院文件登记处。

那个女孩儿帮我拨通了努斯拉特家的电话。努斯拉特不在家，他早就出门了，采访捕捉一些报道。努斯拉特就是这样。我就跟儿童版的女孩子留了话给努斯拉特。他如此热切地投入工作，总是马不停蹄。想到他每天将他刚出炉的报道交回这样一间死气沉沉的办公室，就觉得突兀而不搭调。

稍后，他拨了电话过来。“我刚进办公室。我没想到你还会再回来。我还以为我们已经把你给气走了呢，永远不会再回来了。现在，你可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听到他圆润洪亮的声音，他急促的说话方式。他的夸张语法——正是乌尔都语诗赋当中的夸张修辞——听来尤其让人舒心。因为，我早就对他的不幸稍有理解了。

而今，他们编辑部办公室近乎荒废。可是，不过几个月以前，这里才上演过一场严重冲突。《晨间报》在妇女版面上栽了个跟头。他们从《阿拉伯新闻报》上选取了一篇关于一个伟大的阿拉伯女性的故事，重新刊载在《晨间报》上。故事中的女主角正是先知的曾外孙女。而那篇文章，基于各种原因，激怒了什叶派教徒。教徒聚集在报社门口示威抗议，扬言威胁，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动，出面调停。当局下令报社关闭三天，同时进行官方调查。

那是一段危险、艰难的日子。倘若政府不出面，做出种种举措，倘若《晨间报》的主编不是这般硬朗有担当，报社恐怕就要大难临头了。古理是《晨间报》的主编，他一肩扛下版面上所有报道的责任，自始至终都表现出他的勇气与荣誉感。方其时，他已经病入膏肓了。虽然，他只有四五十岁，样貌却比实际年龄苍老许多。几个医生轮流照料他好几个月，他的病恙害得他每天晚上睡不安稳。当我去见他的时候，他忍受着肢体上极大的痛楚，几乎连坐也坐不直。可是，他还是发挥了坚毅的人格力量，引导着报社度过危机重重的许多个星期，一直到调查终了，尘埃落定。

这桩公案，现在终于算是结案了。可是，在努斯拉特心中，却永远没有了结的一环。负责编排妇女版面的就是努斯拉特。捅出这个娄子的，不巧也就是他，就是他从《阿拉伯新闻报》选取了那样一则报道，加以重新刊发。几个月来，努斯拉特一直活在危险与内疚当中；古理看得出来，他日渐消沉，沉默寡言，退缩到个人的小角落里去了。

《晨间报》究竟刊出了什么样的触犯众怒的文章？要了解其中缘故，就得从头说起，回顾一小段伊斯兰教的历史。什叶派教徒认为，先知的女婿阿里，照理讲应当在先知逝后担任首位临时继任者（或可称为哈里发）。可是，他三度遭到僭越，只能担任第四任哈里发，接着不久（在他统治帝国五年之后），他就遇刺身亡。阿里有两个儿子，两人都未能继任哈里发大位：长子遭人下毒杀害；次子则在企图争夺哈里发大位的战役中捐躯沙场。这位次子侯赛因，有个女儿——阿里的孙女，先知的曾外孙女。那篇惹祸冒犯什叶派信徒的文章，主人公就是她。

这个女人，在什叶派与逊尼派这两个主要的伊斯兰教派之间，撩动起轩然大波与议论。阿拉伯人（抑或为正统教派）再三暗示道，她无意继承其父侯赛因，或是其祖父阿里的遗志。他们说，自从她父亲死后，她就在阿拉伯都市麦地那生活。麦地那城中堆满了阿拉伯人东征西讨所搜刮来的财富，城市逐渐崛起，成为公元八世纪繁华与文化的世界中心：乐人、歌者、专门侍应权贵富豪的高档妓女、奴隶、装潢奢靡的妓院等都出现在城市里。而侯赛因的女儿结过多次婚，以王后的身份统驭着这个大都会。

千古以来，什叶派教徒始终悼念着阿里与他的两名儿子，这个有关阿里孙女的故事，实在是大不敬，分明是在他们的伤口上抹盐。他们拒斥这则故事。他们说，这个女儿没来得及长大，于童稚之时就夭折了。可是，这篇刊印在《晨间报》妇女版上的文章——取自《阿拉伯新闻报》——叙及这个女人的生涯历史，完全应和着阿拉伯人，或正统穆斯林的版本，把她描绘成公元八世纪的阿拉伯半岛上，一个工于心计、耽溺奢华、豢养了许多艺人的女金主。

这篇文章上报时间也拣得极为不是时候。当时正值穆哈兰月，每年此时，什叶派教徒都要哀悼吊祭阿里与他的儿子，长达十天。巴基斯坦的戒严法规虽然不允许民众集会聚众，可是，这个月里，什叶派教徒还是可以在清真寺、公园与游乐场上自由集会。也就在这时候，教徒们拟定出对抗《晨间报》的行动。一天，四五十名学生游行到报社大门前，报方不断接到电话恐吓。坊间议论纷纷，说是什叶派教徒有一天将纠集四万人，齐赴《晨间报》抗议，顺便放把火烧了这家报社。另外，有人开始放话，说这是国际阴谋，企图制造分裂，对伊斯兰世界不利：麦加的大清真寺刚刚遭到围攻；美国在德黑兰的驻伊大使馆不久前才被学生攻了进去；巴基斯坦一架民航机满载着朝圣的穆斯林，刚起飞就坠毁了。

那段时日，报社只有惨淡经营，勉强度日。当局可能会将《晨间报》永久查禁，许多人也只能丢掉饭碗。此外，卡拉奇一带愤怒的什叶派教徒，也从不放弃肢体暴力，加害报社员工。而且，怒发冲冠的还不止什叶派教徒，时值穆哈兰月，正统教派人士中不少人也对阿里与他两名儿子的遭遇同感悲愤。努斯拉特的日子有如梦魇。他心心念念的别无他物，唯有全心侍奉他的信仰。在这片信仰的国度里，他一定备感孤寂。世界在他眼中，可能也全盘改变了，民众不知打哪儿突然都冒了出来。随时随地，他都有可能会被人揪住痛打一顿。

古理说道：“这位女士的故事其实有四种不同说法。一种说法正如我们报纸刊登的。第二种说法以为，她在九岁半那年就夭折了。第三种说法，是她死在十一岁半。第四种说法中，或许也是最贴近史实的，她根本就不存在。”此说是出于疲惫，还是绝望？

努斯拉特在电话里说：“你可改变了我的人生。”他的话里，还有其他的含义。

当我们终于见面的时候，我一眼就认出他来。他穿了一件颜色鲜明、打了褶子的苏格兰呢外套，这是他对卡拉奇冬季——抑或如英国人所言“寒冷气候”的赞颂。以前，我从没见过这件外套，这款衣装，正巧符合努斯拉特的性格，大胆直爽，如同他鼻梁上的圆形变色镜片与海象短髭。

他说道：“这一回，我可准时得分秒不差。”

“你迟到了五分钟。”

“没错，我是迟了五分钟。”

我们搭着电梯一路直上，到达洲际大饭店顶楼的昌德尼餐厅。

“你们报社还好吗？”

“不怎么好。因为我被勒令停业了三天。可是，你一定也听说过了。”

他得意扬扬地讲着。恍惚之间，他好像在讲某些产业工会的活动，劳方从管理阶级那厢斩获了某些胜利，而我也准备就这样不多深究。

就在洲际大饭店明亮的顶楼餐厅里，我们绕着自助餐餐台挑选菜肴，菜色要比我印象中去年八月的还要寒酸。就在这个时候——卡拉奇枯黄在我们四周，气候寒冷，迅速消解了一切，二月的天空已然空旷明亮，餐厅门一开，四周已经温暖了起来——这一瞬间，我看到努斯拉特满头白发。五个月来，他变了好多。

“你怎么长白头发了？”

“你也注意到了？这也是难免的。”他说道，“没什么特别的原因。你可千万别以为我头发变白是为了什么特别的事情。我就是喜欢白头发。我喜欢白头发的样子。”

“其实这种发色跟你也挺搭配的。你今年多大了？”

“三十三。以前，我头发就是灰白夹杂的，我们之前认识的时候就是这样。那时候，你大概没注意到，不过当时我头发就已经白了。”

我们就着餐桌坐定时，他说：“那天，我本来不到下午四点是不打算进办公室的。就是我接到你的口信那天。所以，今天我会在这里，还算是走了一点运。本来，我还打算出城，离开卡拉奇的。本来我还有可能错过跟你见面的机会。这样难道不会让你觉得冥冥中自有天意吗？”

“你工作太辛苦了。”

“我确实做得很苦、很累，压力也很大。前几天的娱乐版面上，你知道我又出了什么状况吗？我竟然在版面上登了一张一个印度尼西亚女演员穿着他们国家的传统服饰的照片。要不是有人跟我指点了出来，版面就送印刷厂了。那张照片里头，女演员的身材玲珑有致。可是，我竟然没看出来。我只看她穿着印度尼西亚的传统服饰。我该怎么办？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在娱乐版面上干多久。我甚至连在伊斯兰社会中，娱乐版究竟会不会抵触到教义都不知道了。”

他打住话头，等着我给点意见。我什么也没说。

他又说道：“这样实在很要命。这实在是个应该拿到我们社会上来共同讨论的议题。而且，女人的位置又该怎么改变呢？她们应该出门上班，还是应该待在家里？男人应该教导女人吗，还是该由女人来当男人的导师？这些都是重要的问题。”

“这些问题为什么很重要？”

“因为我们一定要创造出一个纯粹的伊斯兰社会。我们不能走上西方世界的老路，来发展我们的社会。只要我们圆满架构了伊斯兰社会，发展进步自然就水到渠成了。”

我们八月的时候就谈过这个了。他也知道我的立场如何。一两秒之间，我纳闷着，他是不是故意跟我讲反话？可是，他满怀真诚。那圆鼓鼓的两颊、短髭与他身上那一领“出入社交场所人士”的外套，这一切外表所显示的生龙活虎、神清气爽，都是假的。他已经早生华发，而且饱受折磨。五个月之间，他所经历的改变，如同卡拉奇的景致所经历的季节变化一般。

八月，洲际大饭店后方的花园里，我看到一个男人，驾着小公牛拖着割草机，来回除草。而今，庭院地上已经无草可除，可是，那个男人依旧工作不辍，推着一具沉重的压路滚筒，来回平整着石南一般的地面。

我问道：“这天气会下雨吗？”

“要到六月，或者七月。下个月开始，天气就会热起来。接着，卡拉奇就要缺水，闹水荒了。现在，每个人开口闭口谈的都是阿富汗。可是一开始缺水，大家首先谈的就是水源的问题。”

这话听起来才和他的记者身份相称，这才是专栏作家的职责所在。可是，他接着又说：“当然，我们还有银行和利息的问题。这就是要经济学家好好动动脑筋的事情了。这可是我们亟待解决的困难，我们该如何开发出一套不收利息的银行体系呢？现在，每次我从银行收到两百四十八卢比的利息，我就好开心，这完全是不劳而获的不义之财。而我太太就说，‘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好开心的。’她说得对。我这样是不对的。我太太真是个好穆斯林。至于我，你也知道的，我就是个不像样的穆斯林了。”

“你不能这么说啊。我们初次相会的时候，你说过，你认为全世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伊斯兰教和后世。你还记得吗？”

“可是，我是在世俗学校里受教育的。有时候，我也会忘了祷告，忘了做礼拜。”稍后，他又说，“我想，他们也一定觉得我没有什么问题。”

“他们是些什么人啊？”

“公务员、官僚。他们会变，每一批人都不一样，这我也是知道的。可是，档案记录一直都会留着。所以说，我想档案——我的档案——绝对是优良记录。真主赐福，有他独到的方式。某些事情要是发生了，你就得非信不可。想想看，我有多走运，上次能跟你见面，这次又可以跟你重逢——那一天，本来不到下午四点，我是不打算进办公室的。可是现在，我能跟你共进午餐，跟你聊天。你想想，这命运的锁链，真是环环相扣啊。”

我望着他苦恼忧虑的脸庞，说道：“我想，你实在有必要出门远行一趟，离开这里一段时间。去国外待上一阵子。你快要开始胡思乱想发疯发狂了。”

“不，不。我要是走的话，就不会再回来了。”

“你应该好好地休息一段时间。”

“你说得对。我确实工作过度了。今天早上，我还在想呢，‘要是你一直像这样下去，你一定会病倒的’。现在，真叫我操心的是，我不喜欢见人，不喜欢跟外人来往。你知道，我是谁也不见的。我来这里，完全是因为要来看你的关系。我会讨厌陌生人，对他们不耐烦。就像前天早上我去克里夫顿的贫民窟，就在离布托家房子不远的地方。长久以来，我一直想采访他们，写些跟他们有关的报道。他们怎么能够在那样的生活条件下，一过就是三十二年呢？他们住的地方离布托先生的家不过两分钟的路程。他们为什么不游行到他家门口去示威呢？我的火气一下就上来了，而我不喜欢自己动怒发脾气。我到办公室去，接到你的口信的时候，就是在那样的情绪之下。所以说，那个时候，收到你的留言，感觉就像交了好运一样。”

他带了一个文件夹，里头搜集整理了最近这几个月来他写的专栏稿子。他固定每个星期都要帮《晨间报》撰写一个八卦与评论的专栏。他希望将来能结集成册，方便出版，要我帮他看看他的文字。他认为这是一段重要时期的记录。

偏偏稿子的内容不是这么一回事，偏偏这些稿子还是出自一位新闻从业人员笔下。专栏中，他只字不提那段时间他闯出来的祸。他写的都是些社交往来的大事小情，他写自己如何脱下他的苏格兰呢外套，徜徉在卡拉奇寒冷的空气中，他写前些日子缺糖的困窘。这都是些适于“女孩儿”杂志的软调东西——不适于“这段动荡变迁的时光”类的文章，那也是他最趋近自己惹出麻烦的文字记述。

如此专栏文章，一开头先以公开鞭刑破题，到后来，却转而讨论大众运输系统之不足。民众无法踊跃前往观赏鞭刑，肇因于缺乏公共汽车。努斯拉特确实是有感而发，这话一点反讽的意味也没有。努斯拉特的文章当中，风格即人格，跟他本人一样，表面上虽然欢天喜地、轻松愉快，深入其中才发觉某些毫无幽默的成分。那也是他的真诚、他的迷人风采的一部分。毋庸置疑的是，努斯拉特下笔为文前一定都事先自我审查过了。他是个全盘接受者，顺服地活在他的国家与国家的信仰之下。而今，巴基斯坦，誓言要走上最符合伊斯兰教教义之道，是个专门讲究意识形态的国家。努斯拉特接受这样的意识形态。他身在一个意识形态治国的国家，身为该国公民，也是个虔信者。他正是这种人，只要遭到大伙儿排挤，斥之门外，就已经够他折磨苦恼的了。同僚对他缺乏信任，就已对他造成足够严重的惩罚了。

我再次跟他见面的时候，对他说，我想，他的文章没法结集成一本书。他听了感觉很不顺耳。

我说道：“你的文章遗漏的东西太多了。”

“可是，像阿特·巴克沃德[1]那样的人，都会把他们写的文章结集出版。”

我问起他的太太。我还记得，八月时，她身体不是很舒服。

他说道：“她动手术切掉一块溃疡。我尽量不跟她谈起负面因素。举例来说，就没跟她讲起你不喜欢我专栏的事情。”

“那些文章是很适合发表在报纸专栏上的。”

“假如今天我在街上给人家揍扁了，瘫在地上，我就没法回家去跟她说了。当然了，要是我给人家揍扁了回家，血流不止，我也只能坐在椅子上歇着，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回到家里，我是该说些什么的。可是，通常我什么也不能说。我太太实在比我更容易担心忧虑。”

所以，从头到尾，在他经历如此严重危机前后，他回到家里也没有倾诉的对象与渠道。而且，没错，正如他的主编特别强调的，他不曾崩溃。他不曾动用他熟识的高层重要人士替他说话，他只是一如往昔地埋首工作。一直到最后，整个事件告一段落之后，他才心防溃堤。主编古理在官方调查结束、这桩公案终于可以搁置一旁之后，邀请努斯拉特到他家里共进晚餐。

古理跟他说：“现在一切都尘埃落定，报社会继续经营下去。可是，请你跟我老实说，你究竟是不是故意捅出这个娄子的？我向你保证，不论你说什么，怎么回答，这话都仅止于你我，我绝对不会拿来对付你的。我只是想搞清楚而已。”

起先，努斯拉特不明白，主编说这话究竟只是玩笑，还是认真的。等他确定古理是认真的以后，他号啕大哭，泪如雨下。他承受不了如此沉重的打击。主编甘冒如此巨大的风险，一路为他辩护，全力强挺着他，可是，就连主编对他都还有一丝怀疑，不能嫌疑尽释！他实在再也承受不起这样沉重的包袱了。古理并未再三追问，努斯拉特已经回答了他的问题。古理太太还得过来帮忙安慰努斯拉特。

我读了那篇冒犯信徒的文章。文章之外还附了一张插画，十九世纪的欧洲画作，出自某个不知名的画家之手，画面上描绘着一位阿拉伯女士，未蒙面纱，衣着完整地倾躺在一把靠背长椅上。插画与文章，都是从《阿拉伯新闻报》上节取来的。可是，当今阿拉伯世界可以通过审查的，却在巴基斯坦碰壁了。文章内容其实了无新意，都可以在菲利普·K·希提的《阿拉伯通史》中找到，这还是一本标准的教科书呢。可是，这位争议中的女士，不巧正是先知的曾外孙女；而巴基斯坦有些人——不分逊尼派与什叶派——以为，即使你只是提到这位曾外孙女姿容美丽，都亵渎了她，是对她的大不敬。

这种信仰驱使信徒走上极端。穆斯林唯有遵从《古兰经》与传统，谁也不敢说，自己究竟算不算合格的穆斯林；谁也不敢确定，自己已经全心全身地顺服安拉了，达到完全无私无我的境界了。像努斯拉特这样的人，对自己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个世界，对于那些焦虑无措，只想顺服安拉，力求净化纯正自己心智的人而言，到处都布满了陷阱与地雷，正如努斯拉特欢喜地收到银行支付的两百四十八卢比的利息，又好比他不满困居在贫民窟的穆斯林同胞一样。

我说：“努斯拉特，你总是祸不单行，不是吗？”

我一定是在无意间碰触了他的心弦。他说道：“上个星期，我去一座清真寺参加一场婚礼。我一个朋友的妹妹嫁人。新郎迟到了。当时正好碰上晚礼。我朋友就说，‘咱们就先做礼拜吧。’于是，我就先去盥洗。那天晚上挺冷的，水温更低。我随手就在清真寺拣了一顶草帽，或者什么帽子——一顶遮阳帽罢了——戴在头上，接着就开始礼拜。当我弓着身子往下拜的时候，草帽就从我头上掉了下去，我心里就想‘真主知道，我今天本来是没打算礼拜的’。我看到一只手在移动，还以为有人要打断我的礼拜。可是没料到，这只手只是将我的帽子拾了起来，放回我头顶。我再次跪下去礼拜时，帽子又掉了，这次，我就看着帽子一路朝着角落滚去。我就跟自己说，‘只要我心意纯正，就算没戴上帽子，真主也会接受我的祷词的。’谁也没注意到这桩小插曲。可是，这些事情为什么都发生在我的身上呢？我到现在还没有撞上车祸，这也真够惊人的了。所以我想，这一定是真主慈悲，或是冥冥中保佑着我，或者是什么其他的。”

我提起拉瓦尔品第那个记者，当局逮捕了他，判他一年有期徒刑，他对那位记者的观感如何。

他的反应冷淡，令我诧异。

他说：“说不定他说得太多了。说不定他不应该供稿给外国的报纸，写那类东西。有些事情写在地方性的报纸上，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上了外国报纸，就会出问题了。而且，倒过来说也一样。”

他依旧计划着出国念书，攻读大众传媒的学位。可是现在，他说的就跟以前不一样了。他现在可是待罪之身，他期望能报效国家，将功赎罪，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服务。

“我们正在重新建造我们的社会，媒体也应当适得其所地配合改造。我们一定要探索清楚，西方的自由解放的媒体观念，究竟能跟一般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伊斯兰国家，整合到什么程度。或许我们可以将西方观念带进来，或许，西方那一套，在我们这里根本行不通。”

然而，在他的新人格之下，还是深藏着那个阅读巴克沃德的人，他不但看巴克沃德的书，还希望能够亦步亦趋，结集出版像巴克沃德那样的作品。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他说道：“谁也没注意到我长了一头白发，要不然就是他们谁也没跟我提起。”就在我们即将分手时，他又跟我说：“你可以帮忙安排，帮我找个可以让我读书、写作、研究五年的地方吗？因为五年之内，要是你再见到我的话，我恐怕就已经转行去卖水泥，或是经销成衣了。那样的话，我就没时间像现在一样，跟你一块儿坐着聊天，跟你分享我心里的话了。”

[1]阿特·巴克沃德（1925－2007），美国记者、政治讽刺作家。

二　伊斯兰之冬

八月，伦敦机场，预备飞往德黑兰的伊朗旅客，肩扛携裹着各式各样的欧洲商品。同样在那个八月，德黑兰机场，赶着搭机返乡的巴基斯坦移民，大包小箱地满载着欧洲与日本的商品。商品，通有运无，世界也随之运转。而今，次年二月，卡拉奇机场，则呈现出另外一种互补的景象：巴基斯坦移民带着一家老小，离开这片信仰的国度，奔向金钱的国度。

他们手上握着无异议证明，以及移民保护署核发的凭证。然而，他们依旧无凭无恃，惶惶如丧家之犬。他们只知道，身处人潮之中，唯有拼命向前推挤，不然只有遗落无着，于是，大家就尽力推搡，同时高举着他们珍贵的证明文件。政府官员则慢条斯理地逐一检查。一个女人拖了五个孩子。许多女人蒙着面纱，有些白色面纱已经肮脏发黑（双眼部分钉上一块横格栅条相间的透光棉布网），有些面纱则是黑色的。

波音七四七客舱里的禁烟区挤满了妇孺孩童，感觉像是坐在吉纳纳[1]的妇女专区里面一样。吸烟区反而乏人问津，几可罗雀。我就移座过去。

八月，从空中鸟瞰，俾路支与伊朗一带的荒地一片棕黄晕黑，在高热气温蒸烤下有些泛白。现在，逆向飞行，我醒来时，飞机窗外一片皑皑白雪。积雪覆盖了山峰。平原荒瘠，可是每一处微小的突出高点都蒙上一层细雪。我们飞过覆雪冰封的起伏峰峦，就到了德黑兰。隆冬之际，触目所及，依旧是一片黄沙。有个女孩儿说，机舱外面，空空如也。

入境大厅里，一张手写的海报：欢迎各界弟兄、嘉宾来到伊朗的新纪元。大厅里还是挂满了大幅波斯古董的摄影作品。这些相片，从伊朗国王时期，就张贴于此，有些颜色都淡褪了。入境办公室门口悬挂的许多幅照片中，阿亚图拉霍梅尼的彩色照片就嵌在一幅相框里。

我们排成一列小队。我们当中没几人是直奔德黑兰的。排在我前面的日本人，职业栏上填写着：特派记者。这几个词可给他招来不少麻烦。另外一位官员向他招手，点名要他离开入境办公室。接着，就轮到我身陷泥淖了。我是个“作家”。依照规定，我需要事先取得签证，才能入境；没有签证，我不能待在伊朗。

他们先拿走了我的护照，还叫我到入境大厅一侧的一个小房间里静候发落。小房间里坐满了政府官员，有些官员穿着军装外套，肩上钉着几颗星星，有些则衣着散漫，连外套也没穿。他们都很和善。我的护照就跟其他三四本护照一同搁在桌上，房间里好像没人打算处理公务。穿着外套和没穿外套的官员们，在房间里四处闲晃，磨牙闲聊，大家的谈兴正高呢。

那个日本特派记者还在跟一个人辩称：“可是，你们是革命群众。在我们日本，对革命群众最有兴趣了。”

另外还有一个高头大马、留着短髭的男人，他穿着一件黄色的套头毛衣，跟两三位伊朗官员说：“你不能送我回叙利亚啊。他们不会让我在叙利亚落地的。”

一个伊朗人说：“你搭第一班飞机回去。”接着又说：“全世界的人都想挤进伊朗来。”

“可是，他们不会让我入境叙利亚的。他们会直接再把我送回来的。”

一个年约四十的女人，穿着紧身牛仔裤，古铜色的皮肤，泛红的头发（肤色与发色都像是用散沫花染的），她高声喊道：“我是土耳其人！我是土耳其人！”仿佛想诉诸穆斯林的团结一致。

我似乎陷入了遭人遗忘的窘境。我跟一个取走我护照的官员交涉了一会儿。他站在办公桌后面，显然无所事事。他面带笑容地要求我将我的云雀牌行李箱拎出办公室，办公室里实在是人满为患。我就将行李箱扛了出去，搁在潮湿的地板上。一旁有个男人在清洗地板，经过先前我读过所有关于伊朗的报道后，机场还有人在擦地板，让我挺惊奇的：这个国家里的人民竟然还在工作，还在维持运转。

我发愣出神，一筹莫展。这六个月的旅程，就像是一连串的赌博一样，旅途中会碰上什么，躲也躲不掉。一路上过半时候，我都辗转难眠。这班飞机属于早班机，前晚，我在卡拉奇又熬夜迟睡。我本来还挺满意的，觉得这趟旅途即将如此结束也挺不错。

拿走我护照的男人，跟在我后面出来。他问道：“你是搭哪家航空公司的飞机进来的？”

“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

巴基斯坦国际航空的代表，一个伊朗女孩儿，握着她的写字夹板，就站在入境大厅的远处一角：那班飞机带进了几个问题旅客。跟着我出来的男人向她招手示意，她就走了过来，他们两人密谈了一会。

她对我说：“你得回去。”

“我一定会走的。”

“你是个作家，而且，你没有签证。”

“我知道，你可以帮我安排飞机回伦敦吗？”

“今天没有飞机了。你可以先回到卡拉奇去。”

“我不想再回卡拉奇。卡拉奇没有房间住宿了。今天在洲际大饭店有一场儿科医生的年会，所有的房间都给包了下来。”

那一天，我还可以上哪儿去呢？哪里还有免签证的都市可以让我搭机前往呢？

“你可以让我飞雅典吗？”

我并不是真的特别想飞雅典。我突然会想到雅典，只是因为我在过去这六个半月来，一路上被迫阅读着航空公司的广告，每家航空公司似乎都有飞机飞雅典。

那个女孩儿似乎也挺喜欢飞雅典这个主意。她将写字夹板抱紧在胸前，说：“星期四有一班日航飞机飞雅典。”

“请帮我在那班飞机上订个位子。”

“那是明天的飞机。”

“可是，今天不是星期四吗？”

她回道，斩钉截铁：“今天是十三号，星期三。”

“我今天还有什么地方可以飞吗？”

“今天已经没有飞机了。现在只有飞卡拉奇的班机。你真的不想回卡拉奇吗？”

我干脆直言不讳，碰碰运气算了，我说：“你也知道的，我去年八月来伊朗的时候，没有签证也没问题。”

她表现得仿佛我解决了她的困难一样。“你去年八月的时候，没有签证也可以入境？你跟他们说过吗？”

“入境记录都写在我的护照上啊。”

她走进那个拥挤的小房间，不多时又转身出来，嘴里嚷着：“他们搞错了。他们会让你入境的。”

而当我听得召唤，再次进入那个小房间时，每个人都满心欢喜，他们欣然乐见针对近来颁布的关于记者与签证的规定，大家终于能找到合乎法令的解套之道。

可是，一名官员对着那位日本特派记者说道：“不过，你，（日本特派记者兀自辩解不休）你非回去不可。”

红头发的土耳其女人也被允许入境。他们怎么会以为她也是记者呢？她走到海关柜台前面，提携着大量的商品，日本产的产品，许多都是全新的货物，还扎裹在防碰的塑料球里，好端端地搁在卡纸纸箱里。

我排进另外一条长龙，仔细端详海关官员的背影。这位官员是位妙龄女郎，穿着厚重的毛线裙与套头毛衣，那是她自己的精心打扮，不是海关制服。她慵懒地坐着检查通关时，双腿交叉伸在桌下。她的套头毛衣紧致贴身，短裙紧箍她的大腿，实在是有形有款。

我只有手上那只云雀牌手提式旅行箱需要通关。有个男人跟那个女孩儿咬耳朵，似乎建议她可以让我入境。女孩儿转过身来——哎呀，可惜不是个美女——一眼掠过我手上的护照，随即又让我注目欣赏她的背影。

终于轮到我受检时，海关女孩儿说：“你是英国人吗？”

“不是。”

“可是，你拿的英国护照。”

“这是我的公民证。”

“打开袋子。”

行李袋中，我的玛莎百货的彩色织棉法兰绒睡衣睡裤——这套不符伊斯兰教教义规定的“蜡染”服装，当吉隆坡的亥鲁尔与其追摹阿拉伯人举止穿着的一伙弟兄出我意料之外地到我下榻的假日酒店房间里拜访我时，这群小阿拉伯人纷纷表示碍难苟同我的服饰选择——看到这套睡衣睡裤，革命之女的态度随即温和软化下来，这幅景象或许令她想起自己的父亲与手足吧。

“你就这些东西吗？”

“是的。”

“你没带酒？”

“没有。”

“你可以过去了。”

机场外面的刺骨寒风中，围聚着“机场出租车服务中心”那群脑满肠肥的豺狼虎豹。自从伊朗国内风波不断，各种事件层出不穷地闹上国际版面，各国记者就跟苍蝇见了血一样，成批成群地飞来，出租车司机的生意要比去年八月兴隆多了。原本只需五百里亚尔进城的车程，现在他们索价八百里亚尔。我跟司机讨价还价，偏偏理直气弱，最后，他们答应降一百里亚尔。

一人说道：“你要去的那家旅馆，已经关门了。”

“关门了！”我猛力回想，确实，去年八月的时候，宾馆就已经在惨淡经营。于是我说：“好吧。那我就改住洲际大饭店好了。”

“你预订过房间吗？”

“没有。”

“这样的话，对你来讲，洲际也关门了。整个德黑兰只有五家宾馆对你开放。”他口若悬河地讲了几个名字。

我终于明白，原来，关门跟开门在他嘴里，有着不同的意义与用法，他不过是打算将客人引导到几家特定宾馆而已。我坚持要去我的宾馆，他似乎也不介意。他已经完成他的宾馆交代的责任了。天寒地冻的，他又钻回他的小亭子。

交通拥堵依旧，废气雾霾依旧，车辆横冲直撞依旧，司机开车依旧像推着手推车一样。寒冬时分，这个混凝土与砖瓦堆砌的城市，还是跟夏日一般，呈现一片漫漫黄沙的色泽，光秃秃的行道树，就跟路上的车辆一样积尘厚重，冬日泥块干涸，摊贩与商店展售的水果——橘子与淡黄果皮的苹果——让我双眼为之一亮，五颜六色的标语同墙上的蜡纸与海报林林总总地混杂，像是打翻了的调色盘，沦入泥泞的总体印象之下。陷在车流里动弹不得时，我看到一个穿着厚重冬衣、神情爽飒的男人，擎着树枝编成的扫把，将街道上的尘土清扫到一旁的混凝土侧沟里。这再一次令我惊奇，清洁工足以佐证德黑兰的都市生活持恒运作着，显然远离在闹上国际新闻头条的诸多事件之外。

去年八月，我在一个选举投票日来到德黑兰，当时适值星期五，也是主麻日。街上不见一般工作日的车潮，店家重门深锁。德黑兰看起来像个即将永久歇业的地方，可是当天傍晚，我就看到选务人员将票箱一个个搬进车里，一边有持枪荷弹人士在旁全程监视。那一天的选举，经过先前公投复决，全民赞成建立伊斯兰共和国体制之后，主要是为了选出专家会议的成员，专家会议将制定出一套伊斯兰宪法来。霍梅尼曾经大声疾呼，请民众赐票给神职人员。果然，神职人员纷纷上榜。

专家会议随即召开，委员们商讨出一套伊斯兰宪法，同时赋予霍梅尼凌驾所有人之上的权力，其位阶之高，甚至连总统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霍梅尼成为真主的摄政、第十二顺位伊玛目（近千年来一直“大隐隐于市”）派驻人间（或伊朗）的代表。接着，针对这部宪法，伊朗再次举行公民投票、市府官员选举、总统大选。代表神职人员角逐总统的候选人输了大选。去岁八月间，油印在伊朗市井墙上的肖像，多半都是霍梅尼一人；而今，墙上多出另外一张脸，此人数个星期之前才获选为伊朗总统。而且，再过几个星期，伊朗还要再举行一次选举，选出组成国家议会的立法诸公。

就在这大小连番不绝的选举活动之间，美国大使馆被攻了下来，转眼间，革命已届周年，伊朗全国欢庆。就在各式庆祝活动当中，周年纪念当天，有些人就死在坦克车之下。德黑兰人的生活中不能缺乏高亢激情。美国大使馆沦陷后三个月，馆员遭暴徒挟持为人质的故事，就像一则广受欢迎、偏偏情节步调过于缓慢的连续剧，德黑兰街上倘若没有好戏可看，热闹可凑，市民就可以拿美国人质开讲，消磨时光。

宾馆并没有关门。大堂入口，还是有人服务，车道上还是停有车辆。宾馆前方的花园因为草木过冬而棕灰泛黄。椭圆形的草坪已然枯黄，灌木丛与乔木下方的草皮依旧鲜翠碧绿，突兀得像是树木的投影。雨雪煤灰沾污了月桂树、杉树与其他常绿树，枝叶树干都染上了一层泥浆。冬天的阳光与德黑兰高原的干冷空气，进一步将市区里的泥巴蒸发碎解如粉尘。可是，宾馆人员还是没放下手边的活儿。车道清扫得干净清新，玫瑰树丛也修剪得整齐有致。

宾馆大厅温暖舒心，将我载到八楼客房的电梯，运作得也比去年八月时顺畅。走廊一边令人不解地搁着一张铁床。可是，客房女工不再私下替住房客人洗衣服赚取外快，不像去年八月我的客房女工为我提供的服务，走廊上，空房门把上不再晾晒着刚刚清洗过的万国旗。

我的房间却未曾清洁整理。一端窗帘上落了几个帘钩，怅怅地垂坠。现在，客房里不再摆设烟灰缸，宾馆宣传品也不见了，服务项目一览也拿走了，信纸便签也找不到了，再也看不到电视机上那张卡纸节目表，载明各项早已勒令停播的伊朗电视“国际”服务节目细节。可是，家具还是一应俱全，状况良好，房内各项设施也还坚固结实。六个月来，这家宾馆还是维持了相当水平，不致每况愈下。

只是，那个中年的宾馆员工，高瘦秃头，戴着一副眼镜，还是满面愁容。仿佛，这家门可罗雀的宾馆，以及他寄托其中的家计生活，已经令他难以承受，仿佛他的身心恶化程度远比这家宾馆以及他身上那席杂役小厮制服惨重。我给了他一百里亚尔当作小费。给得很多，他却不为之动容。他说道：“给我些别的。我头痛死了。你给我些别的。”我给了他几片头痛药。药片和关注，而非里亚尔，反而是他所想要的。

稍后，我下楼到宾馆中部的饮茶室。八月，这里尤其像一处废墟，侍应服务的人员因为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而昏昏疲惫，看来对他们自己也失去了信心。现在，饮茶室里还是乏人问津。许多张茶桌上，摆置着茶杯、茶盘与纸制餐巾，可是，座上无人用茶，也没人喝咖啡。

有个穿着黑色长裤与灰色外套的男人，踞着一张没有摆茶具的餐桌，趴在双臂上打盹，显然在补眠养神。他显现出某种怪异的绝望，像是一个厌倦了德黑兰街头戏的人。他是个服务生，还是个用餐食客？两种情况都有可能。他趴在桌上的脑袋秃了一片，两颊上的短腮胡子却茂密丛生。这幕景象混杂着哀愁与浮华，令我低回无语。

他并没睡着。抬起头来，一双惺忪红眼深藏在突出的高额头下的眼窝里，惊奇地望着我，好半天才聚焦在我身上。白衬衫最上面的扣子松脱，黑色的领带歪弛在一边。他的两只手臂依旧拱着，最后，他终于说话了：“你好吗？你没事吧？你从哪里来的？”

我一一回答了。

“你要点什么吧？”

听起来，简直像是我有义务非吃些什么不可。可是，他急于表现出自己的服务热诚。咖啡端了上来，滋味竟然不错。

“咖啡好吗？服务好吗？”

“都好，都好。可是，你好不好？”

“我不好。感冒了。我染上感冒了。”

他患上的不只是感冒。他拼命渴望着再找一份工作，他以为我帮得上忙。到后来，我还得躲着他。

这家宾馆可以接待四百名客人，八月时只住了二十七名客人。当我走进电话机房，看到转接台前的女孩儿们伸手探进粉红色的塑料袋里拿出瓜子来嗑，同时还可以从容不迫地应付那架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设备。现在，宾馆上下住了四十二名客人。住房人数差异不大。可是，还是可以看出宾馆人员的用心努力。大厅里，一条长桌上放着一部免费电话，电话上还贴着一张广告：欢迎记者！下面再分别以英语、法语与意大利语写着：记者专用直拨电话。接待柜台后面，一处吧台附近，摆了一台蒸馏咖啡机（这个区域在去年八月是不对外开放的），此外，还有人试着营造出一些欢乐气氛，天花板上吊着一小面手写的招牌，招牌悬空摇晃，为客人供应波斯茶。

就像移民局的官员和机场海关的那个女孩儿一样，现在这家宾馆的服务人员也同样散发出一种轻松的感觉。每个人都不像先前那般粗率，比以前友善，也愉快多了。去年八月间，宾馆里罕无人迹，只有一个革命委员会的人负责看管。每逢星期五主麻日，餐厅里的收音机就增大音量，轰轰隆隆地播送德黑兰大学校园中信徒集聚礼拜的演说。可是，除了无人管束的自由与高昂的宗教激情之外，旅馆上下弥漫着面对现实的焦虑。坐在柜台里的接待人员当中，一人——古老的波斯技术在他身上死灰复燃——兼营起古董铜币交易。接待柜台里的另外一人，一贯粗鲁无礼，有一天（那一天，他分身有术，还兼差开起旅馆的出租车）曾经声色急切地跟我谈起他孩子的前途。他曾经征询过我的意见，我们谈到印度大学的质量良莠高下等。可是，此时，当我再提起这个话题时，他却说不关我的事，将我顶了回去。奇怪，现在，他孩子的教育又恢复为私人事务了。

这家宾馆上下不再由某个革命委员会的人监督，大家不但已经习惯了危机，同时也习惯了自由，宾馆里的自由与宾馆外的自由。他们就像回归本我的人一样。我给了一个侍者五十里亚尔，请他端一壶茶到我房间，不消片刻，他就将茶端了上来，托盘上还附赠两个纸杯蛋糕，他操着英语说：“您是我的客人。”

八月的时候，宾馆的玻璃门上，张贴着一张彩色的革命海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亚西尔·阿拉法特站在一边，复仇者霍梅尼站在另一边。现在，玻璃门上已没有海报。改而在大厅里悬吊一幅加框的大幅霍梅尼彩照，这是官方统一发布的肖像，相框中人拥有比一国元首更高的权力。他的双眼不再因为怒气横溢而不可预料，现在，他这双老人家的慈眉善目里裹藏着胜利。他不再蹙眉怒视，不再做出挑战的姿势，不再握紧复仇的铁拳。那双手现在是一个爱好和平之人的手，一双属于心平气和之人的手。那双手现在平放在他的膝盖上，十指修长而优雅。

德黑兰北部山峰上积雪厚重。晨光落在积雪上，显露出每一道峰脊的走势与棱线。然后，机动车辆汇集，排出废气尘埃，雾霾冉冉上升，遮蔽了天光山景。夏季时，雾霾的色泽近乎山色，当时看来，感觉好像是这片高原遮挡了群山。而今，雾霾高升，积雪衬托于后，就像是一团乌云。不到中午，山峰与积雪就通通看不见了，直到天黑前几分钟，火红夕阳映射在山脊高层的雪帽上，高山山巅就像血红的峭壁浮升于乌云遮蔽的都市上空。天黑得快，三三两两的电光灯火穿透山景，接着霓虹灯霸占了前景。昔日的光辉，叫人惊异地保留了下来。

德黑兰市虽然已获解放，却犹然保存在伊朗国王的各项规划与建设当中。革命结束一年之后，这个城市还是抓不到重心。就像旅馆的工作人员，聚在无人进住的房间里闲晃聊天，就像建有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通信设备的电话机房里的地板上睡着一个男人，身上盖着一条毛毯，从头顶到脚趾包裹得密不通风，犹如睡在沙漠沙地上。对许多人来讲，这个都市还是像个露营地。

走在这个城市里，不时可以看到小规模的建筑工程。可是，起重机架在尚未完工的建筑物顶楼上，一动不动。雨雪交加之下，金属制的研磨机都已经生锈。同时，砖缝间粗糙地敷以水泥黏合的石墙，墙面还没来得及涂上墙泥，看起来就已经历经沧桑了。商店里满坑满谷的进口商品。伊朗的金钱就如此灌注到这里，出产原油换取的金钱日复一日地涌入，就像在变魔术一样。骤然崛起的暴发财富创造了——同样也是进口了——现代的城市，同时也滋生了贫富差异与种种警示迹象，最后终于汇流催生了革命。同样的财富，也为革命争取了酝酿的时间。

德黑兰大学南端的革命大道（先前叫伊朗国王大道），卖画报的摊子上依旧兜售着瑞士湖泊、森林的景致以及动物的图像，小男孩儿童稚地拉上他的长裤拉链，小女孩儿试穿母亲的高跟鞋，孩童与美丽的女人都珠泪晶莹，滴落两颊。美景与战争并肩同行，杀戮的主题还是蔚为大观。卡式磁带的摊子上，播放着霍梅尼过去的演讲录音。有些店家还在卖革命时期的相片集锦：处决的和停尸间里的尸体，血流满地的场景，等等。现在，街上也有人卖切·格瓦拉的画片了，还有标榜各种类型的机枪彩色画报。而且，每隔几码距离，就可以看到一摞摞厚实的苏联共产党宣传品，英译本与波斯文的都有——一幅漫画将伊朗描绘成一个粗壮的赤脚农民，抵御着两条毒蛇进袭，一条背上标着苏俄字样，另一条背上注明“美国”；另外一幅漫画中，画面上一具骷髅头，头上戴着钢盔，骷髅头代表了伊朗面对的复合式顽敌：苏俄在一只眼睛里，美国则出现在另外一只中，钢盔下一缕领巾，领巾一端英国米字旗飘扬，另一端则飞舞着以色列的国旗。

这一切，感觉都像在看戏，要不是伊朗确实发生过革命，确实殒消了真实的生命与鲜血。血腥场面似乎远离了这所校园的气氛，逸散在这处冬季街头商展之外。街角人行道上，云集着甜菜根糖葫芦的摊子，洋溢着滚烫焦糖的暖香：尖细的木签穿过甜菜根圆块，再搁进一锅滚滚烧融的焦糖稀里，焦糖就牢牢地裹到甜菜根上，糖浆锁住温暖热度。这是专属冬季的小吃，色泽香味一等，但吃进嘴里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焦糖之下的甜菜根，几乎淡而无味。

德黑兰大学星期五的礼拜聚会吸引了一小群人，人数绝对凑不到百万之众，也远不如我在八月的第二个主麻日所见的壮观，当时，我跟着我的伊朗翻译兼向导贝赫扎德一同前往，两个小时之内，我们看到无数男人与围着黑色头巾的女人，他们排成多条人龙，兴奋狂喜，一直到进入德黑兰大学校区，占满操场，并堵塞校区外的每一条街道为止。如此的狂热——在某些人眼中，这是完美的伊斯兰信徒大团结——并无法持久。而备受爱戴的宗教领袖塔勒卡尼，他组织了这一连串聚会，如今却不在人世了。时值寒冬，要坐在冷硬的操场上，聆听位阶较低的阿亚图拉抡枪舞刀就跟牧师挥动令牌一样，发表没完没了的革命励志演说，实在是不容易啊。

这个隆冬严寒的星期五，大学校门口还是有革命活动在进行，义工在这里集结各项支应物资，运往伊朗西南部产油省胡齐斯坦，救援水患灾民。有些义工站在路上，挥舞着双臂指挥交通。其他人则不断抛投，排成长龙，人手相接，将成捆包裹传递到小型巴士与卡车上。还有许多义工，人数实在太多了，就守在小巴与卡车上，等着堆码包裹。整体来说，义工太多了，太多人喧嚣叫嚷，太多人试着管制交通，太多人忙得跟无头苍蝇一样，偏偏穷忙无着。

那一车车满载的扁平波斯面包将运到什么地方去呢？面包烘焙当然要花钱。面包趁着刚出炉的时候送来，义工扛在肩上时，仍散发着热腾腾的香气，暖香飘进冷空气当中。而当义工七手八脚地慌乱将面包层层堆码——仿佛，事态如此紧急，攸关生死——塞进塑料袋里，再抛进一辆装满了毛毯与衣物的卡车车斗中，运抵胡齐斯坦的时候，难道不会转凉发硬而硬邦邦的跟砖块一样吗？

可是，面包并不打紧，真正要紧的是姿态与激情。这些义工穿着保暖的套头毛衣，外再罩着卡其布外套，他们当年都是革命分子，一年过后，还是企图力挽狂澜，重温革命时光。他们仍旧急着上路去指挥交通（只为了跟警察输诚，让这些警察——现在是人民的保姆，而非伊朗国王的鹰爪——感受到他们力挺团结的热诚），他们仍旧急着身体力行伊斯兰教教义中的“团结一致”。革命能够成功，靠的还不是团结一致？他们是一群革命分子——正如那些攻陷美国大使馆、挟持馆员为人质的暴民。只是，这场革命的正当性，正逐渐退去。

八月，贝赫扎德置身于广大民众涌聚的礼拜集会中，曾经说：“这可不是什么宗教场合。这是政治场合。”

作为一名遭到迫害的共产党员之子，贝赫扎德对伊斯兰教教义中的团结，自有其独到的解读方式。他以他自己的看法，解析什叶派的胜利与愤世嫉俗。他也明白，一波革命可以推波助澜地引发另一波革命。而这些穿着切·格瓦拉装的伊斯兰革命分子，确实将他们自己视为二十世纪末期的革命分子。

什叶派信仰在伊朗，一千三百年以降，严谨奉守着阿里（其人于俗世应享的至尊大位屡遭僭越，稍后又死于非命，其子同样也遭到奸人杀害）已然失落的正当性，这种信仰是专属遭到侮辱与伤害的人民的。“世间畜牲只有嘶鸣獒犬与可厌野兽。牲畜彼此号叫。强噬弱，大欺小。彼等率皆役畜，一些受人驯服，一些犹逍遥野外。”这是从《阿里箴言集》摘录出来的一小段话，这本书也是一位居住在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的温和医师送给我作为纪念的。这本书是他汲取慰藉的来源，他认为我同样也可以在这本书中获得宽释。

不公不义、人性之邪恶、尘世凡俗之了无价值、雪耻复仇的一刻即将到临、浸浴在“团结”当中的喜悦：贝赫扎德虽然信服共产主义，可是什叶派的激情却与他的热忱更近似。八月之时，贝赫扎德就像个什叶派教徒一样，同样不断收集自己眼中的不公不义，霍梅尼的革命转而压制这群左派人士。

我们结伴同往德黑兰以南一百英里外的圣城库姆。我们遇到几位伊斯兰学者，我们也曾与革命时期本着伊斯兰律典判案的阿亚图拉哈勒哈利见面。我们开车穿越沙漠、返回德黑兰的回程中，车上的收音机播送出新闻：当局下令关闭一份贝赫扎德每日必读的左派报纸《阿言迪更》，报社办公室也由革命卫队进驻占据。

稍后，我们又去到远在伊朗东北部、紧邻着阿富汗边境的另一座圣城——马什哈德。回程中，我们跟贝赫扎德的女朋友一同搭乘火车回到德黑兰。她同样也身系共产主义，是个旧日大地主家庭出身的女儿。旅途当中，她曾经矜夸地翻阅一些当地共产党发行的宣传小册子。然后，她就跟贝赫扎德玩起扑克牌来，一直玩到革命卫队敲门进入我们的车厢，警告他们斋月期间禁止玩牌，当天尤其特别。那是悼念阿里的大日子，玩牌更属亵渎之至。革命卫士离开之后，贝赫扎德怒不可遏。他可不认为那个革命卫士也是人民中的一员，他将他视为打压阶级的犬牙。

他回到德黑兰之后，有待处理的麻烦更多。革命卫队袭击了贝赫扎德所属的共产党总部。稍后，我也见识到那一幕景象：沙包、机枪、年轻人，伊斯兰革命分子身着游击队服装穿梭于繁忙的街道一侧；另外一边，手无寸铁、遭到驱逐的左翼分子，穿得跟学生或都市建筑工人一样，只是等着，只是守着。那天下午，贝赫扎德自己也加入守候的行列。

长久停留在我心中的景象，伴随着我后来旅程的，则是贝赫扎德与他的女朋友走出从马什哈德开出的夜车，一同走上德黑兰火车站站台的一景。女孩儿的朋友们早在火车站等着接她，而她跟贝赫扎德两人走在我前面。他高挑、修长，滑雪与登山练就了他运动员一般的体格。她则娇小袖珍，一条腿有问题，一侧的臀部还萎缩了。她是个大胆冲撞禁忌的女孩儿，脸上不蒙面纱，有意无意之间将共产党的宣传小册子封面朝上地搁在坐垫上。这样，不论是谁，经过车厢走道时，都可以清楚看到小册子黄色封面上的红色镰刀与锤子。他是个保护者，两人同行时，他还会微微地向她那一方倾身。有她同伴，他显然欢喜异常，然而，与他相处，她却缺乏愉悦同感。

贝赫扎德搬家了，而且这个时候，他正忙着准备考试。最后，好不容易跟他接通电话，我问他最近好吗。他谙悉我关怀的焦点，直接跟我说：“你放心。什么事都没发生在我身上。”

翌日，距离他那场维时六个小时的大考只剩下两天，他到我的宾馆接我，带我到他和一个朋友合租的公寓里。我记忆中的贝赫扎德是个大男孩儿，在火车车厢里嘿嘿傻笑，跟女朋友反复玩着极为单调的牌戏。可是，同我在宾馆大厅里见面的贝赫扎德，却是个成熟男人了，严肃而持重。他穿了一件夹克外套，而我还记得，八月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连一件外套也没有。他的头发也比先前要长、茂密多了。

“贝赫扎德，你把头发烫了吗？”

“我头发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啊。”

“你看起来老了。”

“我二十五岁。也该不年轻了。”

我们走出宾馆，朝伊斯兰共和国大道，即先前的伊朗国王大道走去。

我说道：“宾馆里的工作人员似乎比以前开心多了。”

“每个人都逐渐了解到，日子还是会继续下去的。”

“我觉得，他们已经习惯了不受管束的自由。”

“或许吧，他们享受到了自由。可是，像我们这样的人却没有自由可言。我们还需要再发动一场革命。”

我们穿过马路，就跟在八月里一样，贝赫扎德再度领着我通过车流，然后，我们就在路边等着定线出租车到来。车上还有空位的出租车，一辆辆驶来，等贝赫扎德跟司机说明我们要去什么地方之后，随即绝尘而去，留下我们畅饮西北风。天气冷冽，我身上没穿套头毛衣，也没有大衣御寒。我们就这样站在路上，距离川流车潮只有两三英尺的距离，我们身后，就是德黑兰市的一条深水沟，流动着泥泞的污水。

我说：“咱们还是先回去，搭乘宾馆的车去你家吧。”

他说：“我们住在德黑兰的人都这样搭车往返的。我们一定招得到出租车。”

等了半天，终于有一辆橘色的出租车停了下来。一个穿着一身黑衣的胖女人，原本等在距离我们几英尺的前方，现在也移步趋近预备搭车。

我说：“我们该怎么坐进车里去呢？”

“我坐她身边。”

出租车终于开动之时，我问道：“你女朋友还好吗？”

“她已经不再是我的女朋友了。你走了没多久，我们就分手了。后来，我只跟她见过一次面。”

“从马什哈德回来以后吗？”

“自从我不再跟她见面以后。我听说她已经有了新的男朋友。”

“可是，你们究竟为了什么分手呢？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那是我的决定。主要是性格问题。我们性格不合。”

我们陷在德黑兰近晚时分的车流中。街上店家灯火通明，闪耀着大都会的璀璨光华。八年前，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那里跟德黑兰略有几分相似，同样在交通巅峰时间，有个阿根廷人，语气中不乏酸楚地对我说道：“你说不定还会以为我们是个发达国家呢。”而今，我坐在贝赫扎德身边，心中反复思索着这几个字眼，感受贝赫扎德近来蒙上的沉重阴影，试着以他的看法重新审视这个城市。

隔了半晌，他开口说道：“可是我还是爱着她的，我还是会想她。”

“你经常会想起她吗？每天都想？还是偶尔一个星期想一次？”

“我只要心里一空下来，就会想起她。现在我事情很多，可是我还是会想她。”

我们在菲勒斯坦街上下车。菲勒斯坦，也就是巴勒斯坦，这条街道因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将办公室设在此处而得名。街道不若来时光亮，也比较僻静，两旁遍植着悬铃木。

我说：“你所谓的性格不合，跟你们的政治意见有关吗？”

“那也是其中之一啦。我想组织一些政治活动。她不以为然。她觉得我们应该继续我们当时的抗争，抓住一切机会，尽可能地对抗当今政权。”

“跟游击队作战一样？制造效果，闹得越大越好吗？”

“差不多。”

这倒挺切合她的身份的：地主的女儿，同时也是革命分子；一个受过教育的女人，生长在伊斯兰国家中；这个女人背后受到多种原因的驱策，必定要夸大她的主张。她想嗜血寻衅，一点也不介意燎起战火。

贝赫扎德说：“可是我们之间会决裂，不是因为政治理念不合。政治主张方面，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差异。只是我们性格不合。你应该可以明白的。”

我们先拐进一条侧街，再转到一条小巷子里。这是个充斥着低矮建筑的地区。车就直接停靠在楼房外。街灯疏落几点，公寓窗帘深掩，不透半点光线，这条街寂静而晦暗。

黑暗中，贝赫扎德意味深长地说：“我恐怕没法完成学业。要是我现在找得到工作的话，我一定早就放弃了。可是，问题就在于，哪里会有工作啊。”

“你这个学位念了几年了？”

“五年了。”

“你还要再念几年，才能修业完成？”

“一年。”

“而你现在想半途而废？一年很快，一下子就过去了。”

“可是，就算是我毕业了，还是找不到工作。”

“就业形势不会永远像这样。将来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管你发动了什么政治活动，你最好还是能够掌握特定的科学技能。”

“你说得对，不然，前面的五年不就都白费了？”

这码子事，他好像已经反复琢磨了千百次。

我们来到贝赫扎德的公寓门口。他的房间在楼上，采光通透，窗帘开敞，还传出流行音乐的声响。

“贝赫扎德，我们现在算是在哪个区域？中产阶级住宅区吗？”

“不，不。我们现在正好在德黑兰市中心。这是上层阶级的住宅区。你说奇怪不奇怪，我竟然住在上层阶级的房子里。”

（只是，真有什么奇怪的吗？乡村教师一手调养长大的革命之子，就读于首都的大学，女朋友或前任女朋友，地主世家出身，他不断扩大自己的交际圈子，又跟异国有所接触。倘若贝赫扎德想与自己平起平坐的人往来，除了现在这个方向之外，他还有其他方法可以选择吗？）

住在上层阶级住宅区里，他租来的公寓却没什么装潢，看起来就像是两个光棍分租两间房子一样。公寓中央，一块共同生活的区域——尽管家具摆设也有——却隐隐暗示，空间有待弥补，一边是一间卧室，一眼带过——抑或是一间搁了张床铺的房间，厨房在另外一边。公寓一角立着一张桌子，桌面摊满了贝赫扎德的书和讲义，书桌旁边的一个小书柜里塞满了大部头的教科书和字典。房里并不温暖。

贝赫扎德进到厨房沏茶，语音从厨房里传出来，他高声说道：“最近才发生过一次罢工，结果我们就没有暖气用油可以取暖了。住在伊朗竟然没油。昨天一整天，二十四个小时，我们都没有暖气。现在才恢复供应。”

可是，电暖炉还是冰冰凉凉的。我们在巷子里听到的音乐，似乎是从楼上直接播放的，音量之大，震耳欲聋。

贝赫扎德说：“楼上是一对离了婚的夫妻，他们每天晚上都找朋友来狂欢。”

“一对离了婚的夫妻？”

“他们先是结了婚，后来离婚了。然后，他们又住在一起，现在，他们每天晚上都开派对。我住在他们楼下，实在很难专心念书。”他从厨房里走了出来说，“最近这几个月，我都忙得不可开交，发生了好多事情。可是，我只是在一边观察思考，什么也不插手。我不想搅和进去。”

“你是说政治活动吗？”

“到处乱得一塌糊涂的。我花了好多时间，前思后想，想理出个头绪来。你没法管那些事情叫政治活动。你要搞政治活动必须有个方向。你也知道，自从伊朗国王下台以后，这里什么也没变。工人跟贫下阶级的生活条件还是跟以前一样糟糕。政府方面帮他们改善生活的措施丝毫没有。所以说，二十世纪长达三分之一的时间里，伊朗人民就这样一路挨下去。我每天想来想去的，就是这些。有时候，想这些事情还害得我没办法专心念书。七十年前，我们一心想铲除卡扎尔王朝[2]。结果，我们虽制定了一部宪法，可是却束之高阁，从来不曾施行过。我们的第一次就是那样子给打垮的。第二次就是一九五三年，当时，我们想逼迫巴列维下台，取代了卡扎尔王朝的就是巴列维王朝。可是，美国人搞鬼闹了个军事政变，坏了所有的事情[3]。现在第三次了，结果怎么样，你也看出来了。经过了一场革命，可是什么也没改变。霍梅尼只是个小资产阶级。他们准备重新推动整个系统，而且他们打算就管这个系统叫伊斯兰。就是这样。”

我感觉到，这同样也是在他心里铺陈推演过不知千百回的思维。

我说：“你这样说霍梅尼倒是挺新鲜的。”

“他过着两种生活。当初是他领导革命对抗伊朗国王的。这一点没错，我们也绝对不能否认他在这方面的功绩。美国派驻伊朗的记者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真的摸得清霍梅尼，他之所以伟大，因为他领导了革命。可是，他在革命之前与革命之后，却过着两种生活。”

“水壶里的水开了。”厨房里响起嘶嘶的声音。

“水还没烧开。我知道这把水壶。水真的烧开的时候，会发出另外一种声音。伊朗，还有那些跟伊朗差不多的国家里，主要有三种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普罗大众。碰到铲除资产阶级的革命，小资产阶级就会起来参加斗争，成为革命分子。可是真到了国家体系即将改变的时候，这个阶级，这个小资产阶级，又会倒过头来抗拒革命。霍梅尼就属于这个阶级。因为他根本没办法接受社会主义，所以他永远只能做个小资产阶级。”

“可是贝赫扎德，以前你对霍梅尼的看法，不是这样吧？过去，当霍梅尼痛斥暴政、鼓吹同志互助与平等的时候，难道你不知道他是为伊斯兰教发声的？伊斯兰教也可以引申为某种政治的意识形态，难道你不知道吗？”

“每个人都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式，讲他们想讲的话。小资产阶级也可以说‘我们是穆斯林，伊斯兰教是不赞成社会主义的’。”

“难道说，你不该怪自己会错意吗？我们在八月的时候，一起去参加塔勒卡尼的礼拜聚会时，你说那是个政治场合。我却不以为然。”

“或许现在我的看法也改变了吧。可是当时我那么讲，只是因为全世界的宗教都已经逐渐凋零、行将就木了。有许多人拼命替宗教苟延残喘，可是，那是没办法的。就连美国人都打算让宗教活下去，美国人还跑来跟我们谈什么安拉。可是，那都没有用。”

他终于判定水壶里的水确实烧开了，我也跟着他一同走进单身汉杂乱无章的小厨房里。他沏好茶之后，就拿水壶当俄罗斯人传统中的铜制暖壶用，他将水壶壶盖倒转，再将泡茶茶壶放在上面保暖。在伊朗，时时可以看到他们如此接近俄式生活的痕迹。

我们将热茶斟在玻璃杯里饮用。[4]

贝赫扎德说：“现在我们一点自由也没有了。”他指的是他那群共产党同志。“八月的时候，他们先是关闭了我们的报纸。你还记得我们从库姆开车回来的路上，车里的收音机正播放这条新闻吗？然后，他们又占据了我们的总部。你还记得，我们一块儿从马什哈德回来的那天早上吗？我的女朋友，我以前的女朋友，有朋友到车站去接她。他们跟她讲了那个消息，就带着她走了。那天下午，我也去参加了抗议政府袭击我们总部的示威活动。”

“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替你担心的。”

“那次示威持续了三天。第三天的时候，他们召集了一场公共示威来反制我们。他们那场示威规模很大，声势很壮观。我们根本不是对手。他们就这样驱散了我们。现在，我们什么也不能做。”

“可是，你们大学外面的书摊上，还是堆了很多宣扬共产主义的书啊。好像也没人去管。而且，许多电影院都在上演苏俄的电影。”

“贩卖共产主义的书根本不算什么。你爱看多少，爱写多少，都没人管你。可是，你想化理念为力量，再做点什么事情的话，他们是不会允许的。他们把我们撵出德黑兰总部的两个月后，胡齐斯坦就出了大状况。你有没有看到相关报道？霍梅尼在电视上公开声明说，政府的军队会尽一切力量打击当地居民搞的运动。他们派出坦克、直升机、一百〇六门加农炮。杀了至少五百人。结果呢，霍梅尼说他搞错了，有人害他误判情势，提供错误情报给他。你知道那里处决了多少人吗？要不要我拿新闻照片给你看？”

“谢了，不看也罢。我在伊朗，实在看过太多类似的血腥照片了。”

他充耳不闻，起身走到卧室去——楼上的流行音乐逐渐隐没消声——回来的时候，手上拿了两张照片和一本复印的波斯文小册子。照片画面倒不如我原先忧惧的恐怖。其实这两张照片我以前就看过了。这是官方公布的照片：十个蒙了眼罩的男人，等候着处决，负责行刑的革命卫队就站在他们身后几英尺不到的地方。这一幕曾经被两张照片记录，一张从右边取景，正对着即将受死的犯人，另外一张从左边取景。第二张照片画面中，一个已经身亡的男人，横躺在地上，离尸体几英尺之处，蹲着一个革命卫士，还端着方才瞄准过靶心的枪：这是个亲密的举动，对这一场杀戮丝毫没有中立的态度。最矫揉造作的是那张十人蒙眼准备受刑的照片，画面右边一个受刑人昂首挺胸，将下巴抬得高高的。面对枪决，这倒是个绝佳的赴死之道。可是，这样死又有什么意义？难道，他的目标已经达成了吗？

贝赫扎德说道：“你在照片上看到的这些人，都是左派分子。有些人遭到逮捕之后，四个小时之内就被枪决了。霍梅尼派了哈勒哈利进驻，他把每个人都抓了起来。”

法官哈勒哈利，革命的刽子手：这个矮胖的快活贫农，生于阿塞拜疆省，对自己从来不曾有任何怀疑，此人从小牧羊（却从来不觉得自己贫穷），一路攀升到权力巅峰。伊朗国王的总理胡韦达，也是他杀的。

我说：“去年八月，你跟我说，哈勒哈利不过是个小丑，一点实权也没有。”不过，那是去年八月的事了，当时，贝赫扎德对于革命后续走向的看法，跟现在已大有出入了。

“我当时看走眼了。你还记得他跟你说，他还保留着枪毙胡韦达的那把枪吗？你知道，究竟是谁杀了胡韦达吗？那是一个毛拉下的手，一个留着胡子、围着头巾的人。那人很年轻，不过三十出头。现在，他已经很有名气了。”

这两张处决的照片，算是官方档案，可是贝赫扎德保留的那两张翻拍，却有如神圣的证明文件，或许有朝一日，还将收录在未来的伊朗革命与殉教烈士相册中。官方照片当中，这十个蒙眼等候枪决的人，个个都是无名氏，只是一群叛乱分子罢了。可是贝赫扎德手上的照片里，每个蒙眼犯人上方都标了个阿拉伯数字：他们都是有名有姓、有头有脸的人。他们都是中产阶级的城市居民。此外，虽然贝赫扎德没有告诉我，他们（稍后，我从其他渠道探听得知）与贝赫扎德都属于同一个共产党团体，只是彼此派系不同。这十人的派系比较倾向游击战斗，并且跟许多少数民族运动进行串联。该派系的几位领导干部已经潜入地下隐匿行事，其中一位领导同志还是女性。

朋友丧命，贝赫扎德在跟女朋友分手之后，继续留在德黑兰，继续学业，尽力赚取生活所需的费用。自从去年十月以来，贝赫扎德不断地苦恼着，厌恨自己竟然潜伏静止了这一大段时日。

他指着波斯文写就的小册子，说：“现在伊朗境内总共收押了一千五百名政治犯。我告诉你，印行与贩卖共产主义书刊根本算不上什么。”

窝在这个冷旷的公寓里，啜饮热茶，十分惬意。他再进到厨房，又给自己斟了一杯。他还往茶汤里丢了一颗方糖，再搅和几下。

我说：“你不会把糖含在嘴里，再张嘴喝热茶，让茶汁通过糖砂吗？”

他微笑说道：“偶尔。”

“你的女朋友见识如何？”

他停顿了半晌。看样子，他并没搞明白我在问些什么。可是，他还是勉强回答道：“她还好啊。我们都还好，每个方面说来都还好。就像我对你讲的一样。只是性格不合而已。”

“你跟我说过，她的家人都是非常虔诚的穆斯林。”

“只有她哥哥才那样。他跟我处不来，他是个做生意的，但他一点也不讨厌我。他只是觉得我挺无聊的，整天只知道关心政治。”他的脸开朗了一些，微微笑着，“她父亲倒是喜欢我。我想，其实他非常喜欢我。”他指着我们中间一张矮桌上的小书说道：“你还记得我们谈过这个吗？”

那是本波斯语的小书。封面上印着一张斯大林的肖像，扉页上还以俄罗斯现实主义的手法用铅笔描绘了一张斯大林画像。我曾经见过这本小书，只是没兴趣翻阅，这本小册子跟大学校园对面的革命大道上卖的书与小册子，委实太过相似了。

我说：“这书是在哪里印刷的？”

“大不里士。”那是远在西北方，阿塞拜疆境内的城市。

“你现在对他的感觉怎么样？”

“我爱他！”贝赫扎德说道，“我读他的东西越多，我就越爱他。他称得上是全世界数一数二、最伟大的革命家。你听过他在战争伊始时发表的演说吗？”

“一九三九的演讲，还是一九四二年的？”

“德军入侵苏俄的那一年。”

“那就是一九四二年了。”

“就是《祖国在呼唤》那一篇，你没听过他那篇演讲吗？”

“你为什么说他是全世界最伟大的革命家？”

“因为他在苏联建立了社会主义。那是独步全球、首开先河的社会主义革命，也是人类史上最伟大的转折点。或许，他也犯了一些错误。可是我敢说，他是最能够胜任所肩负重担的人。他在苏联做的一切，正是我们在伊朗应该效法施行的。我们，同样也该杀掉许许多多人，一大堆人。”他脸上逐渐浮现微笑，仿佛他在担心我或许会以为他失心疯狂、语无伦次。他受困于现况的无助，梦想着如此巨大浩瀚的工程。“我们非得杀光所有的资产阶级不可。所有剥削的资本主义。”他的微笑，就跟他提起他的前任女朋友的父亲如何中意他一样。

他没法陪我走到伊斯兰共和国大道，没法跟我一起等候定线出租车，再送我上车。他得待在家里学习。他打电话帮我叫了一辆出租车过来。

他说：“明天，我有个朋友要开舞会，我知道我以前的女朋友会去。准备开派对的那人打电话给我，要我也去。我说，‘可是，你也知道我已经跟我女朋友分手了。’她说，‘就是这样，我才一定要你也来。’你说这算什么啊？”

我让他重新专注于他的书与讲义。他用细致的波斯语写着他的数学作业，笔迹工整的波斯文字，夹杂着西方（抑或阿拉伯，或者印度）数字。他有许多教科书都是美国出的。他接受了多少文明的灌输，这么多文明的汇入，造就他现在的人格与思想。可是，现在，就在他的知识生活的开端上，他就像他自己反对抗争的穆斯林一样，将自己切断隔离在文明启蒙之外。

贝赫扎德和其他伊朗学生，以及根据统计，留洋在外、人数高达三十万的伊朗留学生，其实都是伊朗国王所育的孩子。巴列维一世如此辛勤灌注，要为国家培育一代智慧果实。可是，他们过于青涩，过于粗糙，缺乏知识传统，他们要面对的人太多。无论是他们自己，或是这个国家，都穷于应付。

德黑兰皇家希尔顿大饭店，远踞于德黑兰市区北端，地上还堆着积雪，现在改名为国际德黑兰希尔顿大饭店了。去年八月，这家饭店已不再顶着皇家荣衔。“皇家”一词——东方字体写成——已经从车道上的招牌以及饭店入口的大理石围墙上拆卸下来。可是，不论是车道广告牌，还是饭店围墙上，都留下了一道欲盖弥彰的痕迹。现在情况可就改观了。饭店入口处的大理石墙已经粉刷一新，填补上新的饭店名称，至于车道上的白色广告牌，冬雨绵绵，早已将旧名称下面的积尘暗影清洗涤净。

饭店现在启用了一套新的大写花押字图案。可是，THI三个大写字母叠在一起，形状如此近似旧的RHI，我费了半天功夫才看出来，原来咖啡厅供应的纸餐巾上的花押字体依旧是RHI。这些纸巾一定是当年积存下来的。就跟现在的伊朗钞票一样，虽然改朝换代，大部分不同面额的纸钞上还是印着伊朗国王的头像。

去年八月，希尔顿有如鬼城，现在，业务显然已经回春了。饭店还标榜有一小时的干洗服务。我交付了一件待洗衬衫，半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到饭店的咖啡厅（桌上的杯盘碗盏还是卢臣泰出品的瓷器）取回，衬衫不但洗净、熨平，还整整齐齐地包了起来。

贝赫扎德曾经跟我说过，自从一群学生占据了一家颇为知名的饭店后，德黑兰的饭店业就都有点风声鹤唳。过去不断抱怨空房率过高的经营者开始四下打转，装出一副穷忙的样子，一到晚上就点亮空房里的照明设备，正如我自己投宿的那间旅馆一样，大致就是要营造出局势无碍生意，他们业务蒸蒸日上的表象。

可是，像希尔顿这样的饭店，还是涌进了真正的住房客人。惠顾生意的，绝大多数都是飞到伊朗来采访美国大使馆挟持事件的新闻记者与电视摄像人员，美国各大新闻台出动的机组人员尤其壮观。这种场面实在离奇：美国人在这个城市某处遭到挟持，变成人质，同样一个城市另外某处却张开双臂，极力欢迎美国人莅临。而且，受到欢迎的还不光是美国人，日本、法国、英国与西班牙各大媒体的特派人员，同样穿梭于德黑兰上下。他们其中有些人，例如替报社撰写新闻稿的人员，被挟持事件的后续发展钉住了，不得动弹。电视新闻的制作单位每次出动，总少不了各式摄影器材与随从助理，看起来比他们所报道的新闻还精彩。就好比，有一天我在洲际大饭店前面，凑巧碰到一名法国记者对着摄像机侃侃而谈。当时我刚刚在餐厅里用过自助午餐，刚步出饭店，就撞见这一幕，感觉实在是无厘头而不着调。

美国大使馆遭到攻击与其困于围墙里的人质，这场好戏你是绝对错过不了，想避都避不掉的。开车过去只有一小段路程，受雇的司机似乎随时准备载你过去一览。而且，就跟某些过于知名的观光胜地一样，第一次前往参观，感觉还挺羞怯的。熟门熟道的先行者根本就过门不入，经过三个月的僵持之后，还有什么看头可言呢？

一道长砖墙，墙后就是低矮的美国大使馆。使馆建在积雪皑皑的群峰层峦前，从这里往德黑兰市的北端看过去，山色清晰，轮廓清显，没有雾霾与高楼大厦阻障视线。大使馆周围那道长墙上，涂满了各式波斯语与英语标语。涂着标语的棉布条幅更挂得到处都是，标语高悬三个多月后，都已经发黄了。人行道用绳子围了起来，标示着禁止进入，绳索绕过一棵树干，再拉长绕过下一棵，每个门口都有全副武装的年轻人站岗，身上穿着卡其色长裤、黑色皮靴与棉布卡其夹克。大使馆主要出入口的大门之外，钢管鹰架取代了人行道上的绳索，摆置钢管鹰架的用意，似乎控制群众的考虑还多于安全顾虑。

我去的第一天，夕阳正好，时值晚礼，大使馆门口聚集了一小群示威民众，有如在清真寺里听从毛拉的领导，他们众口一声地吟咏着响应的祷词。他们的响应混杂着许多台收音机的呼声。收音机里正播放着召唤真实信徒礼拜的呼祷声。寒冷的天空中，近晚的云层迅速堆积，黄昏霞光落在积雪的山头上。示威跟着收音机播放的晚祷同步结束。抗议的人打开话夹子，饮茶话家常。

除了政府经营的手工艺品店外，大使馆对面街道上的商家似乎都已经关门大吉了，有些窗户还从室内涂上灰泥和油漆，让人无法窥探。说来奇怪的是，政府的手工艺品店却还举办了为期一周的降价特卖活动。一边的人行道上洋溢着一股园游赛会的气氛，甚至连马路路基都被占用了：书摊、小吃摊（多半是卖些甜面包），还有饮茶摊（茶袋浸泡在一个个玻璃杯装盛的滚烫开水里）。

越过主出口前面的鹰架，大使馆围墙上还悬挂了许多幅蒙上透明塑料布保护的摄影作品，照片的主题全都关乎革命与暴行：越南、非洲、尼加拉瓜等等。这些穆斯林学生显然想将二十世纪末期的诸多动荡，附会在他们自己的正当性之上。围墙角落里堆着沙包，学生堵住了紧邻着大使馆周围的巷道，还有人驻守。

穿过巷道，又有一处书摊，然后是一个展售画报的摊子，那里再度陈列着泪光晶莹之美，无法解释的盈盈泪珠滑过美女与稚童纯真的脸庞。然而，那一层波斯人专属的多愁善感，什叶派愤世嫉俗的另一面表现，而今都转而为革命效力。一幅画作中，画面全以棕色色调处理，画着一个衣衫褴褛、号啕哭泣的小孩儿。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衬衫袖口磨破了，外套手肘部分也穿洞了。他伸出一只小手，按住霍梅尼的肩头。而霍梅尼，紧蹙眉头，眼神似乎掠过那个小孩儿，望向远方，就像一个冥想策划着复仇步骤的人。这是一幅强而有力的作品。夜幕低垂之际，天色即将全黑，一个裹着黑色头巾的中年妇女眼神无意间带到这幅画面上，她愣了一下，手按在左胸压惊。

那天晚上，霍梅尼心脏病突发，电视新闻播出他在德黑兰医院病房内休息的画面后，随即结束当天的各项节目，画面长达五分钟，却不带任何旁白与评论。他坐在一把安乐椅上，双腿双脚都裹在一条黄色的毛毯下。摄像机缓缓地先聚焦在他身上，镜头从病人到病床，再溜过病房里朴实无华的装潢，最后回到病人身上。摄像机镜头一度还定格在他左手上：手指修长，对于一个八十高龄的人来说，手部肌肤异常的平滑。他的小指头曾经微微地翘起过一两次，然后又平复下去，或许只是无意识的动作吧。除此之外，五分钟的镜头之中，他别无其他动作，脸上一丝表情也没有。他不再是个寻思复仇的人，他是个已经完成了肩负的重任的人。此外，从入镜到出镜，自始至终，背景音乐里的一个男声合唱团反复吟唱着一句话：“霍梅尼就是伊玛目”。“霍梅尼就是伊玛目”，万万人之上的统治者，代表了隐居遁世的第十二顺位伊玛目，也就是真主的摄政人。

我再度步行经过美国大使馆时，那里聚集了一小群民众，但没有示威活动。大使馆大门不远处，学生搭起一顶绿色帐篷，一个年轻男人和一个年轻女人穿着棉布军装，正在义卖四色海报：伊朗人民的双手紧紧扼住卡特总统的脖子，总统的嘴巴张得老大，半吐出一个小号的巴列维，巴列维从卡特总统的嘴巴冒出，上身前倾，悬空双手各握着一个装满银两的钱袋。

一个高头大马的外国摄影师穿着一件棕色的皮夹克，肩上吊着他的摄像机，杵在大门口跟一名卫兵絮絮交涉不休，显然是在托请卫兵允许他进去拍些独家照片。大门开了，却只是放另外一名卫兵进入。没有戏剧效果，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可看的了。

稍后，在我踱步回到旅馆的路上，革命大道上，往下走过一个街口，走到一度优雅的商店街区，这里曾经是伊朗国王在德黑兰北部建设中产阶级大都市的一部分，一个小男孩儿坐在人行道上。不远之处，堆着一袋袋装着店家垃圾的塑料袋。小男孩儿利用塑料袋里的垃圾，就地在人行道中央生起一堆火。

火苗新起。火星与燃烧的纸片随风扬起，飞粘到过往路人身上。那个男孩儿约莫十岁，直着腰坐在火堆边上。不过，他生火不是为了取暖。小男孩儿满面愤恨，不住地撕扯着衬衫，他腰部以上已经光了。天气非常寒冷，朔风凛冽。男孩儿几乎是坐在这堆火当中，身边还搁着两盒火柴。他只是不断撕扯，撕扯着他的衬衫。一双没穿鞋的赤脚肮脏污黑，脸庞也污秽不堪。路人停下脚步，向他探问。他抬头望去，柔润、精巧的脸上，一双眼睛眨也不眨地凝视着，然后又回头扯烂他的衬衫。驻足探问的行人也就移步离去。一个驼背、心智显然已经受损的人，从人行道上的围观者中钻了出来，绕着男孩儿和那堆火打转。他两手空悬，大嘴翕张，踉踉跄跄，手脚不协调地绕圈子走着。

交通高峰时段，人潮来往的繁忙大道旁兀地生起一堆火，这是个极度苦恼无助的征相，但却没有人能够应付。孩童的珠泪涟涟，只有在画报里才美得让人心疼。人行道上这个孩子的歇斯底里，已经延伸扩及崩溃边缘，或许正适合表达许多疾步前行的路人心境，这一幕委实太可怕了。

我同样也为之惊骇。然而语言不通，我甚至无法像某些路人一样，在男孩儿刚开始生火时停下脚步与他谈谈。我只有沿着革命大道快步行走，转下海飞兹大道，避开十字路口的车流（交会路口的这两条街道，一条原名为法兰西街，现在已经改为“诺福雷堡”以纪念霍梅尼流放法国期间遥控革命的城镇）。我走过苏联大使馆长长的砖墙（大使馆就像一座装在一栋现代化的公寓上的水塔，这栋建筑象征了十九世纪的诸多强权如英国、俄国、法国与土耳其，它们联合瓜分了伊朗中部的大片国土）。最后，我经过精品店、商店、打字机店、法国书店，以及进口了大量电子商品的电器用品店。（一个小女孩儿，裹着花色斑斓的四角棉布，手上捧着一小盒口香糖，坐在门口兜售。）我走过一座巨大的高架桥，桥面下的巨柱巍然标示了海飞兹大道中线，道路地面大幅挖掘翻开。最后，我回到我的旅馆，躲回旅馆高墙之后。

倘若当时依照我的原定计划，倘若当时生了一堆火的小男孩儿没有耽搁转移我的行程，我会沿着革命大道一路走到德黑兰大学。那样子我就可以躬逢其盛，目睹当天最重大的事件了。德黑兰大学操场上聚集了六万名mujahidin学生。Mujahidin——“圣战者”，虽然也是穆斯林，却专走激进路线。因此，他们就像过街老鼠一样，各方喊打。德黑兰街头的民众，即所谓的“人民”拳脚相交地痛扁了mujahidin一顿，双方抡着木棍、短刀互殴，乱石飞击，混战了半晌，尘埃落定时，共三十九人挂彩。

我住的饭店距离殴斗现场不过几步路的距离，却连一丝涟漪都未得听闻。而且，要不是那天稍晚我从一位国外特派员那里听来，我绝对不会知道这附近发生了这样一场风波。第二天是星期五，也是主麻日，英语报纸《德黑兰时报》照例是不会出刊的。

那出大戏，美国大使馆被挟持的戏，将数百名记者从四面八方吸聚到德黑兰，却非常讽刺地打垮了当地的英语报纸。去年八月间的《和平讯息》杂志，斗志高昂地通篇高论信仰之正义无敌，数落所有其他人事的堕落邪恶，而今哪里去了？还有《伊朗周刊》（封面字样追仿着《新闻周刊》的字体），当时他们的办公室如此新颖，工作人员各个都因为革命成功而略略洋洋自得，但为什么现在要找一本《伊朗周刊》就难如登天呢？《伊朗人》（仿照《新政治家》设计）一般被认为是编排得比较好的周刊，可惜我的这一本凑巧也是他们寿终正寝的最后一期。关门歇业的决定必然是仓促间定夺的，杂志封底还强力呼吁读者多多订购，但文章只凑了个半期的评论专栏就跟读者说珍重再见了。

每日出刊的《德黑兰时报》也缩版了。现在只剩下单张对折，四个版面。去年八月，《德黑兰时报》还有八个版面，排满了广告与宗教特文，缤纷热闹。这份报纸曾是一份标榜革命与信仰的日报。他们的办公室一度纷乱繁忙，社里甚至还请了几个欧洲人和美国人帮忙。（其中一个美国人，据闻是个改宗后的什叶派信徒，可远比他们那些打小就信奉什叶派的穆斯林热衷信仰多了。）帕维兹先生忙着校阅校样，我们见面晤谈之时，还以为我是来向他求职的。而且，这个好人如此仁慈宽怀，就好像打算要聘我替他们写稿似的。

现在，这种误会就无从滋生了。现在已经没有如此繁忙的业务，无须再雇请帮手了。帕维兹先生的桌前也不再堆满待校校样。他漫无头绪地在近乎空旷的办公室里来回踱步。他不记得我了，可是，他好像还是乐于见客，乐于开讲相谈。他转身坐到空无一物的办公桌后面，请我直接坐在办公桌上。

“情况很差啊，”帕维兹先生喟叹着，“非常糟糕啊。”自从学生攻破美国大使馆，许多国外公司都赶紧撤资。《德黑兰时报》的广告和读者都没了。而今，报纸的发行量只有一万三千份，他连印刷的本钱都收不回来。每天出一份报纸，他就得倒贴三百美元。所以说，星期五，报纸不得发行的日子，对他和他的同事而言，真是名副其实的主麻日，可以稍微喘口气，少亏一天。

我说道：“你为什么不暂停发行，等到时局稳定以后再出版呢？”

“不，不。我说过，只要我们漏失发行一天……”他欲言又止，让残句停顿。

他今年四十九岁。去年八月，我了解到他是来自印度的伊朗人。现在业务不再紧迫，他也比之前要怀旧得多。他说，他老家在印度中部的博帕尔。他的文学生涯，是在那里开始的，起先他是个诗人，用乌尔都语写诗。这种半巴基斯坦、半印度的语言，印度裔的穆斯林读来备感亲切。帕维兹就是他在那段时期采用的笔名。到了伊朗，他在这里归化入籍，成为国民，他就转而投身英语新闻写作了。革命之后，他将早期投资生意获利的资本一股脑儿地全都投入《德黑兰时报》。至今，他一分钱都没赚回来。“我连一个里亚尔都还没摸到。”如果现在就宣告停刊，投资失败，等于一切心血资本打了水漂。

“我们还会再借一些钱，想办法再找出一点钱来，继续撑到新年。”

伊朗人的新年，始于每年三月的第三个星期，距离现在还有五个星期。这是个神奇的日期，也是许多德黑兰人念念不忘的日子。大家都认为在那样一个美好的日子里，情势一定会改观。对峙的两方一定可以协调出什么来，美国人质可以释放回家，伊朗整个国家也可以重新来过，开启新的一页。革命之中，暗流翻腾的革命，已经拖垮了这个国家。挟持人质的穆斯林学生现在已经自行理出一套法律体系。他们自称“追随伊玛目霍梅尼路线的穆斯林学生”，可是外界根本看不出来，他们的首脑究竟是什么人，他们下一步又打算做什么。他们看什么人都不顺眼，对谁都有意见。他们利用大使馆里的文件数据，“揭发”每个人的诡诈意图。他们同样也“揭发”了《德黑兰时报》。

帕维兹先生说道：“他们可能会挟持人质长达一年。”他的语音逐渐转弱：“他们说不定会杀了这些人质。”

他坐在椅子上，姿势相当僵硬。但是，他的脸庞，虽然不总是面向着我，却因为微弱的激动而隐隐颤抖：灰白的眉毛、两眼、嘴角。他言语轻柔，交谈中却接二连三地发出惊喟，仿佛随着一分一秒的流逝，他渐渐清楚醒悟到自己已身陷泥淖，浩劫大难即将覆顶而来。

他说道：“我们曾经想将报纸扩增到十二个版面。我们在去年十月开过一个会。当时我们决定，今年一月一日开始，报纸就扩版。结果，发生了这档子事。”

临街的窗户上，还是贴着海报：《德黑兰时报》人人爱看。随时随地看《德黑兰时报》。我们竭诚为你报道。

几张空荡荡的办公桌上，犹仍摆置着没套罩布的打字机。办公室另一端，贾弗里先生去年八月使用的标准式打字机，还是闲置一侧。当时，帕维兹先生明白我原来不过是想找人谈谈，就将我推给贾弗里先生。而贾弗里先生即使面前打字机上的专栏稿子刚刚写了一半，却还是拨冗跟我谈了一小段时间。

“贾弗里先生还好吗？”

“我不得不请他走人。我得请他们通通离开报社。我们报社以前有二十几个人。”

贾弗里先生，跟帕维兹先生一样，也是来自印度的什叶派教徒。之前，他还曾经在巴基斯坦住过一段日子，然后搬家到伊朗，移民到什叶派的心脏地带。也是拜贾弗里先生之赐，他向我解释了一个诡异离奇的逻辑，伊斯兰教复兴的逻辑。如此离奇，一直到现在我的旅程即将结束，我还是没参透其中玄机。在我们讲到伊朗国内不公不义的事件时，贾弗里先生曾说，他逐渐认为，甚至在伊朗国王时期，他都可以说：“伊斯兰教就是解决一切的方案。”我怎么想也想不通。宗教上的主张，怎么能够用来解决政治问题呢？为什么不改而致力制定公平工资和法治系统呢？为什么只是钻研伊斯兰教，以及促发完整的正信呢？

可是当下，贾弗里先生就吐露出他一世为人最深潜的渴望，潜伏于他从一开始就不满于政治现况的抱怨之下。他说道，身为一个什叶派教徒与穆斯林，他毕生期望着能够见到，他把这两个词翻译为“信徒的社会”。

这样的社会已经来到伊朗了：真正的伊玛目降临尘世，举国欢腾，大型信徒聚会不休，完美的伊斯兰教大团结。可是这样完满的信徒社会，并没有导出法律、机构与体制，这些事务还是跟过去一样遥不可及。这个信徒的社会只带来了无政府状态、歇斯底里和这间空旷无物的办公室。此时，贾弗里先生的打字机，卷筒上夹进稿纸，键入宣扬伊斯兰教教义的专栏文章，打字机依旧没套上罩子，斜斜地闲置于了无他物的办公桌上。（现在，办公室里，再也没有跑腿之人将一盘煎蛋送到案牍劳形的记者桌前。）打字机、现代化的办公室、印刷机具、广告客户、配送系统、读者，都需要一个复杂的、“拜金”的社会，而贾弗里先生则不自觉地正是这个社会的一员。这个复杂的社会，自有其不可违逆的强硬规范。这样的社会，需要的不只是信仰。除了信仰，还需要别的。

我对帕维兹先生说道：“贾弗里先生现在的日子也不好过吗？”

“他的日子确实难过，可是大家还不都一样？”

“他的打字机还留在这里。”

帕维兹先生环顾办公室四周。他的眼睑颤抖着，语音沙哑地说道：“那……那是个具有特殊意义的角落。”他缓缓地、以印度人特有的方式摇头，再度开口时，仿佛在追忆一段非常久远、非常甜蜜的回忆，或许足以写入他的乌尔都诗篇。他说：“以前，我们的市政版就在那里编。而那个房间，”意指他背后的房间，“是我们记者的办公室。现在，我们报社只剩下两个人了。”

“现在社论是谁写的？”

“都是我写的。”

“那些文章都很优秀。”而且还发表在伊朗这种处处埋有地雷的社会，确实难能可贵。

“我没法专心写。财务上的困难实在太大、太复杂了。”

“这个坎，才是你最需要信仰的时候。”

可是三个月之后，他同样消磨殆尽，败下阵来。自从美国大使馆馆员遭到挟持以来，每天都有些声明或是事件透露一线曙光，鼓励他正面思考，或许人质危机很快就会结束。但每过一天，他的希望就破灭一丝。此外，他家里也有问题。他有个儿子现在在美国念书，好在儿子前一阵子写家书回来，说他钱还够用，家里不用急着汇钱过去。另外一个儿子，在美国大使馆遭到挟持前夕，正准备去取他的留学签证。

我说：“帕维兹先生，你既然是个好穆斯林，又是个优秀的什叶派教徒。你的报纸过去批评物质文明时总是不遗余力，你为什么还要送你的孩子到美国念书呢？”

我的问题提的不是时候。他说，他已经心力交瘁了。他指的是他第二个儿子，晚了一步，没拿到美国留学签证的次子。“那是他的前途。他念的是计算机工程。去英国念的话……实在太贵了。”

所以，这么说来，其实他在内心深处，还是无法协调一致。一方面，他全心顺服信仰，信仰之外的一切人、事、物，都是他批评反对的靶子。世界演变得越加诡谲、光怪陆离，他越想尽可能地找到自己的归属，紧抱不放。可是，另一方面，他又确认外面那个世界是如此卓越、杰出，也是他的儿子应当去缔造前途的世界。而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就萌发在这种心智区隔与人格撕裂之上，这跟他们厉言抨击伊朗国王暴虐无道、穷奢极欲是不相上下的。革命也就停顿在这道区隔之上。

翌日，《德黑兰时报》刊出一篇专访，访问一个前来伊朗观摩的印度裔穆斯林。这位访客说，只要你对非穆斯林大致勾勒出伊斯兰教的系统，他们往往都会深深向往这个“包罗万象的伊斯兰教体系统”。可是接下来，他们也总会疑惑问道，世界上有哪个伊斯兰国家，是真的按照这一套系统运作的呢？“伊朗就是最适于回答那个重大问题的国家。”《德黑兰时报》引述这位访客的箴言指出，“因为伊朗人民揭竿起义，发动了人类史上最为独特、勇敢的革命运动，缔造了一个由伊斯兰教统驭的国家。”

各种高论依旧，可是不论在伊朗，还是世间任何一个角落，每人都要同他寄身的世界和平共存，同这个他们深知超越于信仰之外的世界相处。

伊斯兰教的生命活水，并不从内部涌现。伊斯兰教的活力，来自于外在的事件与环境，即世界文明的传播。直到二十世纪末期，伊斯兰教才贴上革命运动的标签，重新诠释了伊斯兰教教义中诸如平等、团结的古典理念，动摇震撼了静止不前或倒退停滞的社会。只有与时俱进，拥抱二十世纪末期——而非信仰——才能获得体系架构、立法与经济制度上的答案。而且，奇怪的是，趁着伊斯兰教的复兴，顺势重新崛起的伊斯兰激进派，表面上一力要求信徒回顾历史，回到过去，骨子里却能够借由信仰先知所导引出的高昂激情，变身为现代的革命理念，还魂长存于众多伊斯兰国家之中。贝赫扎德，那个共产主义者（对他而言，苏联人的革命而非伊朗人的革命，缔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转折点”），伊斯兰教对他的潜移默化与人格养成，远比他所意识到的多得多。而今，不论在哪个伊斯兰国家，像贝赫扎德这类的年轻人都在逐渐增加，他们即将逆转伊斯兰的激情，投射出他们心目中理想的社会愿景，一个涤净、纯真的社会，亦即一个信徒的社会。

一九七九年八月至一九八一年二月

[1]Zenana，内室，乌尔都语里女人住的地方。

[2]卡扎尔王朝（1794－1925），伊朗北部卡扎尔部落建立的王朝。

[3]指1953年美英联合为后盾的伊朗政变。

[4]用玻璃杯喝热茶亦为俄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