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会说脏话？

[英]埃玛·伯恩 著

吉永劭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写在前面 “骂娘”——你他妈是个什么玩意儿？

1 爱说脏话的大脑：神经科学与脏话

2 “肏，疼呀！”：疼痛与脏话

3 抽动秽语综合征，又：为什么不该把本章放进书中

4 作风问题：工作场所的脏话

5 “瞧你这只臭猴子！”：（其他）灵长类也说脏话

6 淑女不宜：性别与脏话

7 Schieβe，Merde，Cachau：其他语言的脏话

总结

致谢

参考资料

请容我带着爱意与感激，
将此书献给
Team Science Baby（科学宝宝团队）。

写在前面
“骂娘”——你他妈是个什么玩意儿？

脏话脱口而出——信手拈来各式关于宗教、生殖、愚蠢、排泄物以及国籍背景的敏感词汇，以求一针见血、振聋发聩。“爆粗口”是发狠，也是取乐；惹人讨厌，也荒谬可笑；是口头禅，也是无事生非。

——杰弗里·休斯[1]

我在约莫9岁的年纪，因为叫了我弟弟一声“傻屄”（twat）而挨了耳光。其实我根本不知道这词原本的含义，只不过当它是“挖苦、嘲笑”（twit）的一个学名。我在那个耳光过后明白了两点：第一，不同的字眼在感情程度上是有差异的；第二，某些感情程度强烈的字眼，要谨慎使用。

当然您看，我终究没能改掉说脏话的毛病，反倒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如今步入职业女性道路的我，已经能够熟练地运用脏话跟男同事们打成一片。要知道，作为一名研究人员，对着仪器大喊“该死的狗屎”（fucking piece of shit）往往可以算作某种入团仪式。

总算有一天，我发现学界竟不乏致力于研究脏话的前辈，“脏话有效用”论也并非我独创，我真他妈的松了一口气！真正令我认识到脏话的内涵不止于谈笑或污蔑他人的，是参与主持一项神经科学实验——实验里有67名勇敢的志愿者，一桶冰水，一句脏话，还有一块秒表。就是在那之后，我全力转向了对骂脏话现象的探询：人为什么骂，怎么骂，以及骂脏话揭示了人的哪些本质。

但是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什么是脏话，是什么把脏话跟其他词语区别开来——脏话之“脏”，触动的是视听，还是骂者的心弦？是不是所有语言都有脏话？为什么小孩子骂起人来屡教不改？如今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认知能有所进益，从维多利亚时代的外科医师，到现代的神经科学家，都有贡献。只不过碍于脏话的负面形象（这本书在出版阶段也曾在书名上面临过痛苦的抉择），这些知识迟迟不得进入主流社会，只能在学术阅览室里积灰。

再拿先前的例子来说，在工作中骂脏话来拉近与同事的距离，我绝对不是个例。相反，从研究来看，脏话确实具有加强同事之间联系纽带的功效。不论是在工厂车间，还是在戏剧排练场，科学家们都通过对照观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同事之间互用脏字、粗口的团队往往比不用或少用脏字、粗口的团队工作更高效、关系更紧密、业绩更显著——再进一步说，骂脏话在减轻工作压力甚至身体痛感上的效用，胜于任何所谓“团队建设”的活动。全凭酣畅淋漓的一句——“我日！”

脏话研究也帮助神经科学领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脏话用于情感测评、量化，在近现代科学研究中经久不衰，已有超过150年的历史。由此我们获得了大量关于人脑结构的事实，包括大脑分为左、右半球，以及特定脑内结构如杏仁体在情绪发生、控制之中的作用。

脏话也向我们透露了不少更高层级的思维过程。比如说，人在用非母语说脏话的时候面临较小的心理压力——这一点指引我们去探寻人在早期教育阶段如何逐步了解情绪和禁忌。又比如，说脏话会使人心率加快并给予大脑暴力的暗示，与此同时却降低了实际使用暴力的概率——真是应了“君子动口不动手”的俗语。

在集体的语言储备之中，脏话还是异常灵活易变的一环。社会禁忌不断变迁，脏话的面貌也得以代代变异。曾经的指天咒骂能够演化为喜悦之情的流露——足球球迷满口不堪的字眼，众所周知是不限于发泄愤懑与诅咒的。

这就引出了最后一点，是我个人的发现。在一次和伦敦大学同事的研究中，我们调查了数千名足球球迷在比赛期间的脏话行为。对于脏话出现的频率，尤其是像“日”（fuck）、“屎、狗屁”（shit）这样的字词泛滥成灾的情况，我们早有准备。但是两者之间（“日”“屎”）呈现出某种比例关系且能与胜负形势高度吻合，倒是令人始料未及。是这样的：几乎毫无例外，“屎”等粗口对应的是球队失球或其他赛场上不利的状况，而“日”则不区分形势利与不利。另外，脏话连篇的球迷尽管看似鲁莽，其脏话的攻击性却远不及我们想象中的程度——在网络媒体上观测到的球迷骂脏话，几乎全部指向自己支持的球队或球员，而非赛事对方[2]。

这项研究一经发表，着实让我品尝到了当过街老鼠的滋味。最先上门的是英国某著名报社的记者。这家报社我不点名，但对于它雷厉风行的道德急先锋姿态，以及一面披露大幅女星长焦裸照，一面煞有其事地批评其“出位”，可谓老少皆知。两个质问劈头盖脸扔过来：一、浪费了多少钱在这项研究上面；二、可不可以从事一些有用的研究（比如癌症治疗）。我的回答是：第一，统共6.99英镑——研究小组自费的一瓶超市红酒，是我们在制定研究假设的时候喝的；第二，我与另外一位此次项目的负责人都是计算机科学家，在医治肿瘤方面没有丝毫的专长，不得已只能把癌症患者托付给相应的专业人士。之后那家报社便再没回音，舆论风波不久也平息了。虽说如此，脏话研究仍为公共舆论所不齿，确实通过这次事件得到了验证。

尽管您可能对脏话也抱有“稀松平常”“不值一提”的成见，但要知道在科学界，脏话研究却是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神经科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历史学家都对其抱有长久的兴趣，实在是有极好的缘由的：脏话现象看似不值一提，却恰恰能告诉我们人脑、思维以及社会是怎样运转的。

在这本书中，我不把脏话作为单独的现象来剖析。我认为脏话非常“屌”的一点，就在于它的触类旁通、无孔不入，所以写着写着，必然会岔得远一点，甚至在有些章节中不提任何脏字。但是从日语拐弯抹角的语式，到黑猩猩的坐便训练，不管乍看之下再怎么不可思议地离题，我保证“我们是如何骂脏话的”这一点将会贯彻始终。

有人会问：我写这本书，是不是为了宣扬不和谐、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非也。我绝对不希望看到脏话泛滥成灾。况且，脏话之所以还能有脏话的作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情感上的震慑效果。反观过去一百年间主流脏话的变迁，可以轻易发现早先的脏话或消减于社会上的过度使用，或没落于普遍价值观的变革，而新的禁忌又不断被制造出来以填补空缺。与过去以不敬神、没有信仰为根基的脏话咒骂不同，当今社会视种族、性别歧视为大忌，也就因此衍生出了相应的咒骂。到底这是象征了新自由主义“政治正确”的霸权，还是代表了抗击恶毒偏见势力的可喜进步，这点就要留给读者您自己来判断了。

什么是脏话？

历史上的脏话往往是以发誓或诅咒的形式出现的。在当时的人看来，这一类词语中蕴含有某种灵验的效力：恶语既出，可以呼风唤雨，变天降灾。

现如今我们说脏话，其实打心底里并不相信它有实际的法力。就比如骂某人“日你祖宗”的时候，大概私下里是不会想着让此话一语成谶的吧！虽说天打雷劈、七十二变的神力不存于人间，然而每当脏话出口，我们依然盼望着它能幻化为一道无形的剑气去挫伤对方的锐气。也就是说，恶语也好，咒骂也罢，仍在源源不断地从迷信和禁忌中汲取能量。

但问题又来了：现实生活中的脏话不光被作为攻击和侮辱的武器，而且被用于表达人自身的愤懑不平、亲友间的同仇敌忾，或是亲昵的调笑、逗乐——这点在调查研究中已经得到了反复印证。脏话的功用如此多元，真是像滑溜溜的泥鳅一样令人抓不住要害，该怎么剖析、定义它呢？我在翻阅了数百项相关研究之后，得到了两条学术上通用的脏话定义：第一，情绪激奋的情况下使用的词语；第二，指代普遍禁忌的词语。回想一下您所知道的脏字、脏话，应该全部符合这两点。

要想得到更为确切的脏话定义，我们还得诉诸语言学的研究。首屈一指的脏话语言学专家得属斯德哥尔摩大学的芒努斯·荣（Magnus Ljung）教授——他在2011年发布的《跨文化的脏话语言学研究》（A Cross-Cultural Linguistic Study）中根据数千份调查样本，总结出脏话具有以下共性：

• 包括“日”“屎”等禁忌词；

• 不指代或预示实际行动；

• 大体遵循一定的语式；

• 情感性强，具有表现即时情绪的作用。

本杰明·K.伯根（Benjamin K. Bergen）则在他的著作《我肏，什么玩意儿》（What the F）中指出：对比全世界7 000余种语言中的咒骂习语，不论在类型、用法还是使用频率上都存在广泛的差异性[3]。例如，俄语的词形变化繁复，往往能将个别脏字演绎得出神入化——而溯其根本，几乎无不与对方母亲的私德息息相关；又比如，由于日本文化总体缺少“排泄物禁忌”，在日语中不但鲜见与“放屁”“狗屎”对应的脏话字眼，诸如“微笑便便”一类的表情文字还能轻松走红。这并不代表在日本就可以畅所欲言了——就拿“気違い”一词来说，大致可以译为“神经病”或“智障”，属于情节严重的屏蔽词。又如“くたばれ！”（译为“见鬼去吧！”），也必须在广播节目中加以消音。论到“脏话女王”一点上，日语倒是与其他语言不约而同，要把涉及女性隐私部位的词以及它所代表的形象一并封杀（见2014年行为艺术家五十岚惠在东京的个展）。

文化以语言为载体。文化存异，则必导致脏话的式样不同。伯根在他的书中提出了所谓的“老天／日／屎／黑鬼分类法”（Holy Fucking Shit Nigger），即依据各语言中最常见的脏话指代对象，将其归入一类。大多数语言都可归为前三种（宗教类、性交类或排泄物类）之一。以我个人调查的经验而言，似乎世间鲜少有以最后一类——污蔑歧视类——作为脏话语汇之主体的例子，也有个别语言将动物名称归为禁忌的。比方说在德国，将人叫作“蠢牛”（daft cow）会被罚款300至600欧元；叫“昏猪”（old pig）的话，则罚2 500欧元[4]。荷兰语则习惯将疾病划入“不可说”之列——光凭指着警察先生的鼻子咒人家患癌不治（Kankerlijer），就能被判入狱两年[5]。

是否能从词语的表征中得出脏话的某种共性呢？伯根从常用的美式俚语研究开来，发现英语中简明扼要的脏话语式并不适用于法语以及西班牙语。从听觉感官上看来，脏话似乎也不具备恒常的特性。在一国最平常不过的字眼，往往到了另外一国就在不经意间大大地犯了禁忌。“谐音错意”，是早自莎士比亚时代文学就常用的笑料，在莎剧《亨利五世》中“学语”一折即可见一例——嫁给英吉利王的法兰西公主凯瑟琳不耻下问，向婢女艾丽斯讨教英语词句“脚”（pied）和“长衫”（robe），方才学会了“臂弯儿”（elbow）、“脖颈儿”（neck）和“下巴尖儿”（chin）三个词。

凯瑟琳：刚刚可不是讲与你听了——“鼻环日”，“脖刚日”，“哈爸斤日”（d’elbow，de nick，et de sin）！再来——“手脚”的脚还有罩身的长衫，你们英语里该怎样念？

艾丽斯：“脚丫子”（le foot）——您也一道念，夫人——“长衫”（le count）。

凯瑟琳顿时仪态尽失，连笑不止。艾丽斯将两词照着法语习惯一念，口无遮拦，竟然像极了街头闾巷的鄙人土语：“搞阿姐”“大胯日”，我的老天哟！这样不上台面的污言秽语，下等人私下互相说说也罢了，恁地教我讲给我那无上尊荣的夫君听？嚯！“搞阿姐”“大胯日”！

如此看来，不论字词长短，字形状貌，还是读音特征，都不足以作为我们判别、定义脏话的凭据了。于是有些语言学家另辟蹊径，企图在“局部大脑活动与脏话的关联”一题上大做文章。《话语，一种有关思想的东西》（Language, the stuff of Thought）一书作者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从语言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做出这样的判断：脏话并非“真实意义上的”语言——负责“高层级思维”的大脑皮层是不生产脏话的。脏话真正的诞生地，是皮质下层负责支配行动、情绪以及其他肢体行为的结构。直白地说，人类的脏话行为，应该更近似于原始动物的叫喊，而非正常语言。

鉴于有关方面新近的科研进展，我必须对这样的观点提出质疑。脏话与肢体行动同出一脉，确实不假，但是依照平克先生的定义法，似乎脏话行为理应被斥为原始蒙昧的残余，活该要被进步的人类所摈弃。放眼望去，在当前的学术研究领域大量的结论认为：脏话与我们的个体息息相关，与社会共同生息，实为人类鲜活的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脏话的内涵远不止于野性的嚎叫——它们传达的是复杂的信息、社群性的语言，承载的是个人的情感、集体的文化。

！

我们要脏话确切的定义，何不拿本词典翻翻？可惜，古往今来的词典极少对脏话做直白的注解。1538年托马斯·埃利奥特（Thomas Elyot）爵士在编写词典时，十分确信将有无赖之徒专门为钻研市井的下三烂而来，于是在自序中义正词严地写道：“倘若不事正念，求索丑陋，剥翻典籍，以饱恶俗者，自可另觅他处。”[6]编写《英语大词典》的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听闻两名上流女士对其词典省略“滑稽之言”的赞誉，反倒质问：“汝等岂非遍寻未得乎？”[7]到了维多利亚女皇治下拘束极盛的时期，《牛津英语词典》中连“裤子”（trousers）一词都被归入“不堪言”之列。等到20世纪，渎神以及种族歧视的咒骂已然步入各大词典的庙堂，像“肏”（fuck）、“屄”（cunt）和“撞了邪”（the curse）这样的字眼却仍被拒之门外。说到这里，有个挺有意思的现象：英国的文化关于月经发明了大量的隐晦用语，就比如“撞了邪”，还有“涨红潮”（the crimson tide）、“家里闹仗”（Arsenal playing at home）、“请人刷墙”（having the decorators in），但从没人想过拿它造出些骂人的词来。我所知道的唯一的案例，是牙买加土话中讲的“bloodclaat”或者“rassclaat”。话再说回来——在编写词典的过程之中依礼数之需，擅自脱漏现实生活中脏词的做法，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下半叶。1976年美国《韦氏词典》再版时，刻意简略了“dago”（拉丁大哥）、“kike”（犹太狗）、“wop”（意大利歪泼）、“wog”（瘟鬼，指非白种人族群），并在前言中声明：“切实有害于人种以及民族和谐的恶语语汇，考虑其使用频率在当下确实已呈越发降低的趋势，本词典决定不加以收录及注解。”

《韦氏词典》编辑的做法虽说出于善意，却也天真得有点过分。词典中不再收录的用法，不能说在现实中也就一笔勾销了。也许当年的编辑确实看到了种族纠纷就此晏清的希望吧！但是一晃40年过去了，这样的乐观不免令人唏嘘。

那么究竟哪些词句为“脏”、为“俗”，由谁来做判别呢？实际上我们都在做。在各自的社群和文化圈内，我们每个人都有判定语言禁忌的权限——哪些犯忌，哪些不犯忌，哪些犯了忌却可以作为陈情达意的工具。一国之内，往往社会阶层也能纳入某些词句是不是脏话的考量。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在1927年著文《拉尔斯·波尔塞纳，或：脏话何去何从》（Lars Porsena or the Future of Swearing），提到当时“私生子”[8]一词在“被统治阶层”之间一旦出口，足以导致反目成仇；而“同性恋”（bugger）则在他本人所处的阶层中更具威力，以至于几乎通篇皆作为“对反自然恶习的贪恋行为”或“保加利亚的异教陋俗”出现。

他对于这种现象给出了以下说法：“统治阶层对于庶出的子女是宽容得多了的，毕竟再低贱往往也有皇亲贵族的血统；而‘同性恋’则较少冒犯统治阶层，因为他们本身就不避讳同性间的性行为。”此处解说得不免粗劣了一些。他又接着写道：“（然而）30余年前，此词一旦跃上高门会馆的布告，赫然指控某位交游甚广的名流时（指作家王尔德），人群间霎时爆发出一场骇人的躁动，时至今日依然尘埃未定。”

虽然脏话因为人群不同而相异，其语句形式倒像是流水线上模具造出来的一般。光拿英语来讲，不知多少的脏句都可归于数得上来的几个构造法。杰弗里·休斯的作品《英语脏话，咒骂和亵语的社会历史》（Swearing: A Social History of Foul Language, Oaths and Profanity in English）里面就举了个例子：Christ（我主基督），fuck，pity（可怜）和shit这几个词没有别的共性，只是全都能填入for ’s sake（“看在某某的分上”）这个词组中间，达成类似的语意。

我自己又想了想，印象中许多脏话词组虽然合乎语法，却极少在现实中使用——反而像“屌你个头”（cock it）或者“给我屌一边去”（oh do cock off）这样不合逻辑的结构，倒是我经常挂在嘴边的——拿英语里的“shit”来说吧，既可做名词亦可做动词（“屎”或“拉屎”），却没见过谁把“shit it！”或者“shit you”当成完整的句子来骂。看来在当下的用法里，“shit”用在谓语位置上时有一个特殊的语义，也就是恼人或诓人的意思。“You’re shitting me！”（“你在骗我！”）即为一例。习惯上的作答则颇具古风：“I shit younot.”（“非骗也。”）换作“肏”和“鸡奸”（bugger），则是见缝插针、无孔不入——用到任意的什么词组里都行。

英式英语中的常用脏话构词

英国电信监管机构Ofcom开展过一次民意调查，旨在了解公众对于广播节目中各式脏话的看法。我将调查结果汇总，绘制成了以下的柱状分布图（图1）[9]。单看英语中的脏话“四巨头”（宗教类、性交类、排泄物类和污蔑歧视类）：宗教类的脏话，一般人认为情节较轻；污蔑歧视特定人群的脏话则程度尤为严重。其中再细分下来，又以针对种族或性取向的最为犯忌。还有一条尚不足为凭据的消息——在一项未发表的研究里，有科学家专门从376名志愿者口中搜集了统共1 000多万单词长度的会话录音，发现不少排斥同性恋和异族的污蔑语已经不再用于日常对话了。

图1 各类型脏话中，不同程度（强烈—轻微）词语所占百分比

说到“遗臭万年”的经典骂词，诸如“肏你妈”（fuck you）、“滚鸡巴蛋”（bugger off）这样的老面孔不知源流多么深远，而且在今日仍然生机勃勃，不乏俗众的追捧。话虽如此，要是几代人后这两句话变得跟“我主洒血！”（sblood，或God’s blood，莎士比亚时代的咒骂）和“弄瞎你的眼！”（blast your eyes，19世纪的流氓咒骂）一样地不入流，我想也绝不是意料之外的事。每当价值观发生变化，新的脏话也就该尾随而至了。

脏话的演变

在了解社会现行的忌讳方面，脏话就好比我们的信使、报信鸟——攀不上涵养，信息却总是准的。放在150年前一句“我主基督！”，其重量级约同于今天的“我日”和“狗屁”。而反过来，有些字眼虽配得上以往阿加莎·克里斯蒂和马克·吐温的文采，甚至也能唱进昔日的童谣、摇篮曲中去，拿到今天却无论如何也没法在体面场合说出口了。

总体上社会对脏话的接受程度在不同时期也或有增减。莎士比亚在世时，伦敦戏院有个宫廷游艺总管（Master of the Revels）的官衔，乍听不像严肃的职位，实际上是奉英国皇室之命监督演出风纪、杜绝言语猥亵的。后来《奥赛罗》和《哈姆雷特》传世的折本未见原本中的“我主洒血！”和“扎伤灵体！”（zounds，即“God’s wounds”，同为当时俗用的咒骂话）。热火朝天地清剿了几代人之后，“zounds”一词仅存于纸上的零星遗迹，现实中却讹读为“zaunds”，早先的渊源也就这样在民间失落了。

社会上不容许哪些语言，我们知道标准都是一变再变，删改莎剧的例子还仅仅是沧海一粟。宏观地从语言学和历史学上来看，文艺复兴应当算作欧洲骂史上的一大转型时期。在此前的中世纪，关于个人隐私和贞节方面的观念是很不一样的，这就造成了当时的人把身体器官或功能挂在口头也不甚感到羞耻。然而历经文艺复兴时代，身体发肤的字眼渐渐取代了宗教式的咒骂，最终流入“不堪言”之列。

英语脏话至今仍在演进着，只不过擎着“可耻”旗帜的“带头大哥”已经换作种族和性取向方面的污蔑语——紧随其后的是抹黑残障者的词语。促成这样变化的成分之一，大概是我们集体上已经认识到“排他”之思维定式的恶果。所谓“排他”，这里是指人类从猿类祖先那里继承来的一种思维习惯，即不自觉地发掘彼此的异处，以此将人群划分为“类己”与“异己”（或“他者”）。往往我们亲善并较为厚待类己，于是类聚群分，不同族群之间恃强凌弱，任意倾轧——过去数百年间尤其不乏惨痛的案例。而且既已占优的一方，又总忍不住对弱者继续采取言语上的碾轧。相互间的仇视和隔离，由此得到进一步的激发。就像史蒂文·平克以一位白人男性的立场在《新共和报》中所写的：“听到‘黑鬼’一词，仿佛片刻间被套上一件思想的外衣，当真地思忖起非洲裔美国人的可鄙来。”[10]

这件“外衣”套上身是什么感受，又要依照各人对待弱势群体的态度而定。这就好比拿天神赌咒发誓到底属不属于亵渎，也要看各人信不信神。说我是受身份背景的限制也行——我就是一名普普通通、四十出头、出身中产的《卫报》读者，但对我而言，拿种族和性取向方面的外号骂人就是比“肏你妈屄”和“狗屎”听来刺耳得多。我倒真心希望脏话的源泉能够重归于我们的身体——没有性生活人类就不得繁衍，茅房运动中也蕴藏有世界文明的大同。正如绘本大师五味太郎的名言：“大家都便便。”

何人、何故骂脏话？

我得坦白地说，碰到对我口味的脏话，效果一定屡试不爽。我一开骂，大家都能被我逗乐，夸我有女侠的风范——也说明在场的都是铁哥们儿。抑或是身上什么地方疼得紧了，心烦意乱得很，这时用下流的幽默为自己打打气，同样也告诫别人不要惹我动武。我二十出头刚搬到法国的时候，有一天夜里被流氓堵截在回家路上，眼见一只手要伸进我裙子底下去。我张口要骂退他——那阵子我压根还没研习过法语的脏话，结果出口竟然出奇地老练，骂的大意是：有鸡巴堵你自个儿屁眼去，你个婊子养的（go fuck himself in the arse，the son of a whore）。最后我能吓走街头流氓，其实全凭短短几个星期法国电视节目的耳濡目染。

我这个人并非有什么特别之处。虽说总有个别人坚称自己口不沾污，但如果真要逼到紧要关头，几乎每个人都能爆发出脏话的潜能（确实有极少数的脑卒中患者不具备爆脏字的能力——他们的案例可供我们做有关情绪和大脑结构的研究）。根据我们目前的认识，女性骂脏话不如男性频繁，这倒确有其事，不过两性在此处的差距正逐年递减。我们还了解到，网络上的左倾民众比右倾者更爱骂脏话[11]；以及，骂脏话的多少并不能反映一个人的词汇水平[12]。

进入正题，有时您会看到我把骂脏话行为分为两种类型：指向型（propositional swearing）和非指向型（non-propositional swearing）。这是科学和语言学上都喜欢用的分类法。指向型的脏话主要由大脑左半球进行酝酿，其构词、声韵、语义都出自有意的考量；非指向型的脏话则多源于大脑的情绪区域，是应激状态下不经意的流露和爆发。有些人会大而化之地理解成指向型脏话对应大脑左半球，非指向型脏话对应大脑右半球——这是不恰当的。脑内结构协作开展与脏话相关的行为，其过程相当复杂难测，我们的研究也只不过是毛皮而已。

我们许多人平日志向高洁，有意地规避脏话，然而时不时地仍能被激出一两个不中听的字眼。但是一旦进入研究环境，往往研究的是指向型的脏话。不是我们心系职业道德，不忍心把我们的研究对象激到狗急跳墙，口吐污秽——仅仅是使人有意地骂脏话，更易取得配合罢了。

跨洋脏话研究案例：不见屌和尻

写这本书时我还碰到一个难题，即“同文异俗”。脏话研究的结果多出自北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地——虽说语言相通，但是各地的骂人习俗却大相径庭。

纵观英语世界，大抵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爱尔兰可算关系密切。这些地区颇以诙谐和调侃权势的打诨为自豪，脏话的传统十分悠久。美国和加拿大则不一样。在那里有相当一部分阶层是极度忌讳脏话的，对言语上稍微多一点荤腥都难以忍受。

维多利亚时代崇尚贞洁而正直的老处女，其实这样的时尚在20世纪的英语世界依旧存在。丘吉尔曾经自述用餐期间被一位美国的上流贵妇人教训，只因为在上鸡肉时他要胸脯的部分。他引用那贵妇人的话道：“在我们这里，应当问要吃白肉还是红肉。”事后丘吉尔献了一朵兰花以表失礼，但还是忍不住附上了一张个人风范十足的字条：“要是您把这花别在您的白肉前，我将不胜荣幸。”[13]

我举这个例子，不是说英国就未曾在脏话上束手束脚过了，只是英美文化的分野注定了大洋两岸的脏词常常无法对应。一个英国人如果说“can I bum a fag”[14]，无非是想摁灭手上的一根香烟，而不是像一名美国恶汉要“拿个娘娘腔耍耍”；而反过来，在英国要是说“fanny pack”[15]，就是直言不讳地在做妇科的讨论了。英国的cockerel[16]渡过大洋，摇身一变成了“rooster”；英国人若不清楚底细，就该认为美国人所说的“roach”是去了势的“小强”了[17]。然而您的ass（屁股）要是在英国遭受了不测，好心的路人定会建议去牲口保护基地，而非就近的急诊室[18]。

美国文化的影响无处不在，英国人得知美国脏话怎么骂法也就一点不稀奇了。反过来讲，让美国人了解英式的脏话，则不见得那么容易。美国人熟悉的英国广播剧《唐顿庄园》和《神秘博士》，在英国人看来都是阳春白雪，哪里能反映平常的交流习惯。我和北美地区的同事谈天的时候，要几次三番地大费口舌才能将某些“乡曲所好”解释清楚。我发现有三个词最生僻难解释：“打鸟的”（tosser），“撸鸡巴的”（wanker）和“傻屄”（twat），此处容我为广大读者们指点迷津。

首先讲讲在英国下酒馆，需要遵循哪样的礼仪风俗。朋友之间习惯“轮酒”，也就是一人破费为全体买单，斟满一轮酒；干完一轮，再由下一人继续买单。如此轮请完毕，每一轮都要一齐饮酒，这就是为何英国人往往成群结队地喝成醉泥鳅——都是看在朋友间的礼数嘛！不愿意和人一道混酒场的嘛，说不合群算是轻的。反正想要礼貌地回绝与人轮酒，是压根没有的事情（要回绝也要待到喝吐了之后）。规矩讲明白了，最后我们来看看这三位——姑且叫他们亚当、巴里和克里斯吧。

亚当晚上参加酒局，忘了带钱包。他问人借钱才请了大家一轮酒。这人就是个打鸟的货。

巴里同样忘了带钱包，但他索性没有买单，光顾着蹭酒喝了。这人是撸鸡巴撸残废了。

克里斯赶巧把钱包落在了家里。他不光蹭酒，还想要额外借几张票子好在回家的路上买烤串。这货便是天生的傻屄。

为脏话正名

人人都看到脏话的不登大雅之堂，却不晓得它还有那么多细致的可取之处——只要骂得恰当，粗俗的语言也能演绎出风趣、滑稽、放荡、侮辱等不同的意味；不论亲口说还是听到他人骂脏话，都关联到我们自身一系列奇妙的体脑反应；言语上的不检点，能帮助我们应对疼痛、减缓压力，更能促进同事间的关系，甚至有助于语言的学习；除人类之外，其他的猿、猴之属同样具有各自独特的骂脏话行为，而且这些“非人类”脏话的作用还挺他妈大的——据此我们可以推测：脏话属于最早的语言形式之一。

经常听到有人说：真正的大人物和智者不说脏话，说脏话的人不是词汇贫乏，就是缺乏文化修养。我可以很确定地告诉您：脏话不光能骂出大智慧、大气场，连在日常的社交和情绪活动中也缺它不可。我们研究心理和社会科学少不了脏话，而且要是告诉您我们怎么研究的、研究出来哪些成果——哇靠，您铁定要大吃一惊！

脏话一旦咸鱼翻身，我个人以为定是天大的福音——不仅是从言论自由的原则上这样讲，更是因为骂脏话行为原本就是为我们个人和全体人类服务的。我们以脏话太过激烈为由，理所当然地想要将其淡化。但是科学研究的结论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更加仔细地倾听脏话，因为“败絮”之中往往暗藏玄机。总而言之，我虽不鼓励人们把脏话整天挂在嘴上，但是以后再面对这些语言中的奇葩时，务必请您他妈的放尊重点！

[1] G. Hughes, Swearing: A Social History of Foul Language, Oaths and Profanity in English. Blackwell, 1991.

[2] E. Byrne and D. Corney, sweet FA: sentiment, soccer and swearing. in S. P. Papadopoulos et al. (eds.): Proceedings of the SoMuS ICMR 2014 Workshop, Glasgow, Scotland, 01-04-2014, published at http://ceur-ws.org.

[3] B. K. Bergen, What the F: What Swearing Reveals about Our Language, Our Brains and Ourselves. Basic Books, 2016.

[4] E. Welhoffer, strafe Für Beleidigungen: Wie teuer ist der, stinkefinger‘?Express.de, 15 March 2016. www.express.de/news/politik-und-wirtschaft/recht/beleidigung-beschimpft-strafe-schimpfwort-teuer-anzeige-strafbar-1261268-seite2.

[5] rechtspraak.nl (database of dutch court cases and rulings): https://uitspraken.rechtspraak.nl/#zoekverfijn/ljn=d2881.

[6] M. Mohr, Holy Sh*t: A Brief History of Swear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7] Hughes, Swearing.

[8] 原文为bastard，特指非正室所出，即北京话所说的“丫挺”。——译者注

[9] ofcom. Attitudes to Potentially offensive language and Gestures on tV and radio. www.ofcom.org.uk/research-and-data/ tv-radio-and-on-demand/tv-research/offensive-language-2016.

[10] S. Pinker, What the F***? New Republic, 8 october 2007. 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63921/what-the-f.

[11] K. sylwester and M. Purver, twitter language Use reflects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PLoSONE 10, 2015, e0137422. doi:10.1371/journal.pone.0137422.

[12] K. L. Jay and T. B. Jay, taboo Word Fluency and knowledge of slurs and General Pejoratives: deconstructing the Poverty-of-Vocabulary Myth. Language Sciences 52 (2015), 251–259. doi:10.1016/j.langsci.2014.12.003.

[13] G. rayner, sir Winston Churchill Quotes: the Famous lines that He Never said. Telegraph, 13 october 2014. www.telegraph.co.uk/news/politics/conservative/11155416/sir-Winston-Churchill-the-famous

[14] fag在英式俚语中是“烟蒂”的意思，而在美国则解为对男同性恋的恶意称呼。——译者注

[15] fanny在美式英语中是“腰包”的意思，而在英国则指女性生殖器。——译者注

[16] “雄鸡”，简称为cock时亦解作雄性生殖器。——译者注

[17] “蟑螂”在英式英语中作cockroach，其实并非cock和roach的复合词。——译者注

[18] 英国俚语中“屁股，尻”一词应作arse，而非美式ass，ass在英国指驴。——译者注

我们对于人类大脑的认识，绝大部分是通过“试错”的方法得来的——重点要放在“错”字上。神经科学上有好些个重大突破都并非借助于什么高明的手段，而是靠在人头上钻一个洞瞧瞧，或跑进一家疯人院看看，当然也少不了满嘴喷脏话。

在归纳大脑的功能和结构方面，神经科学对于我们理解脏话大有裨益。其实这两者算是互惠互利——了解脏话行为的发生与起源，反过来也可供我们用来推测大脑的结构。神经科学在刚起步时期就有一桩著名的案例，恰恰能够说明这一点。

案例的主人公是铁路先驱菲尼亚斯·盖奇（Phineas Gage）。1848年9月的一天傍晚，盖奇正参与佛蒙特州腹地的一项岩面爆破工程。在他的亲友看来，此人业务精纯，个性随和，尤其在19世纪40年代美国大兴铁路时颇出了一阵风头。他的上司也看重他的工作效绩，在报告书中赞许道：“干劲十足，勤勉不已。”然而正是这份勤勉和干劲即将整个地改写盖奇的人生轨迹：前一刻还是铁路专家、包工头模范，下一刻就要成为堪称荒诞的医学奇闻。

为了凿通铁路线上的山岩，盖奇的施工队连日施工钻孔。这项作业在安全性上有点赌博的成分——钻出孔后，首先往里填放炸药跟引线；接着用沙土把炸药埋上，以便爆破时向内聚力；最后用1米长、6千克重的铁棒将孔封死。没人清楚那天的作业出了什么岔子，只见盖奇刚刚亲手将铁棒送入孔中，炸药立马引燃，旋即铁棒飞出，直穿盖奇脑颅继而飞出25米开外。

据目击现场的医师爱德华·H. 威廉姆斯（Edward H. Williams）日后回忆，当时盖奇伤势危急，他还未下车就已见其颅中穿孔，因为“大脑搏动清晰可辨”。头上受到如此创伤，伤员即便还有意识，也该偎伏于地，不声不响地自责大意吧？然而医师与在场的几名工友后来一致认定，盖奇受伤后坐在那里、谈笑一如往常，而且还绘声绘色地向旁人叙说事故的经过。

医师的回忆录中还写道：“盖奇先生坚称创口是由棒状物直穿造成的。”起先他并不相信盖奇的说法，认为他必是错认了迎面飞来的土石。然而过了一会儿，盖奇先生“起身呕吐，有约半茶碗体积的脑组织伴随呕吐受压落出”。虽说“半茶碗”算不上严格标准的度量，却也足以使得其时的场面浮现于眼前。如此这番惊悚过后，伤者竟然依旧神志清醒。

盖奇本人得以生还不属此事最为奇异之处，而是消息既出，方兴未艾的脑科研究一时间齐齐聚焦于盖奇其人。要说本案例发生的年代，科学上对大脑的认识还存在着两大阵营，一方将大脑比作层层叠叠的蛋糕，另一方坚称大脑较像奶冻。我们用这两种甜品来命名意见双方：“奶冻派”认为大脑凝成一块，没有分别，这一块组织跟那一块都一个样；“蛋糕派”认为大脑内可以分出不同的部位，这一个部位跟那一个部位各司其职。要是把奶冻挖走1/3，剩下的还是奶冻；如果拿掉蛋糕上面的几层，结果就不一样了。以我们今天对大脑的认识，自然要诧异此等分歧到底意义何在。但要知道在1848年，既没有扫描活体大脑的法子，又极少有脑部受创伤的病例幸存下来以供研究，所以科学家们只得在争吵中摸着石头过河。

我们得悉的盖奇案例的许多细节，都来自随后接手治疗的约翰·马丁·哈洛（John Martyn Harlow）医师。他通过临床观察，完成了两篇记录盖奇伤情与伤愈过程的传世之作：首篇恰如其分地名为《头部被铁棒穿通的调查》，续篇也一丝不苟地题为《头部被铁棒穿通后恢复的调查》（简称《恢复》）。

哈洛其人喜欢钻研，不光心理承受能力超强，还不知用什么办法说服了卧床的盖奇允许他直接用手触摸颅内，以便探明颅内创伤的具体状貌。起初他想确保伤口内没有留存骨渣或其他碎屑，这才在事故过去3小时后，决意动用自己的手指。对此他记录道：“我将整根食指探入（颅顶一侧的伤口），没有碰到任何阻碍；另一根食指探入脸颊一侧的伤口，情况亦然。”

想象一下当时的情形：哈洛一指钻在盖奇的脸颊里，一指钻在他的头上，好似在玩中式指套子（Chinese finger trap，一种使人两指对伸入一编织小套而无法拔出的把戏）。继此之后他又多次进行研究以求详细资料，包括对盖奇头、面部的测绘，头部石膏模型，以及不可胜数的基准测量。最终哈洛确认：盖奇的左前额叶已遭损毁（即事故现场流出的那“半茶碗”），而右侧保全。

放在今天来看，哈洛的描述是完全切中要害的。2004年，在波士顿布列根和妇女医院的医师们根据盖奇的头骨三维模型（盖奇的家人在其逝世后将其遗骨赠予哈洛医师，现藏于此院），得知异物穿颅的轨迹与哈洛所记完全吻合，依此彻底验证了百余年前的诊断[1]。

哈洛观察之严密，极大程度上使我们对大脑构造的认识由朦胧变得清晰。当年事发后，盖奇的身体痊愈了，而整个人却变了样。1849年他再谋包工头的职位时，原先称他“干劲十足，勤勉不已”的领导对其现况均大失所望，不予聘用。事故12年后盖奇方才离世——死前他只得在田地里做杂活。原来盖奇在此前死里逃生的后遗症之一，即为不自制地骂人。哈洛医师在《恢复》一篇中便提及盖奇“躁动不安，口无遮拦，时常无端使用极猥亵的词语（与其过往言行形成反差）”。

正是因为有这等古怪，盖奇一事终于升格为“甜品之争”的核心证据。假使实际情况如“奶冻派”所言，盖奇的大脑在部分残损后不该有整体功能上的缺失，而应当以略小的体积，承担同于往日的职责。但是无论怎样看来，盖奇在人格上确实是完全变了样——要是说一个人被6千克的铁棒扎破了脑壳，其心理上的后遗症似乎既不该深广如性格突变，却又不该仅仅局限于此吧？哈洛也同样惊讶道：“以往处于此人理智与动物本能之间的平衡，或者可以说是某种协调关系，似乎是在此番打击之后失落了。”换言之，盖奇在智力、记忆力和技能上均未受损伤，唯独丢掉了自控能力。莫名其妙地有了用“极猥亵的词语”的习惯——或许这是暗示我们：掌握盖奇性格特征的某种要素，原本恰巧藏于他残损的左前额叶之中。

！

原本主张“大脑有结构分层”的人，在观念上也不完全苟同于今日之所见——当时所谓的“结构理论学派”说白了，十有八九依然属于骨相学，也就是说，摸摸脑袋上的骨突，就可以测出一个人的性格来。

作为一种时尚的“科普知识”，骨相学风靡一时，报纸杂志上的文章也常常引以为刑事案件中的“证据”。于是在当时的几篇新闻报道中，骨相学与盖奇一案狭路相逢，例如事故发生当年佛蒙特州丹维尔镇的《北辰》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大难不死，仅差半碗》。此篇文章的作者认为，盖奇的状况恰可由骨相学得到解释：“异物自颧下侧入，于颅顶刺出，其间所行恰逢骨相术所称之‘恭敬之脏器’。”1851年《美国骨相学报》以《一桩最显著的案例》为题进一步阐释说，事故造成仁爱和恭敬的器官一并遭到了损害，这就解释了“彼之渎灵，以及礼数和良善之缺乏”。这还仅仅是开头——之后的150年间，不论哪种神经科学理论占了上风，都要拿此事做一番文章。

时至今日，骨相学早已被正确地归为伪科学——因为其中理论实在经不起证据的推敲。不过且不论好歹，至少这些琢磨气质和行为特征的术士为我们确立了“大脑有结构分工”这一事实。以此为基础，医学上开始密切关注脑损伤及其相应的后果。系统建立大脑结构与行为之间关系的工程正式开张了，而“奶冻派”的理论再也没能成为热门。随着骨相学转衰，科学家们开始怀疑，是否穿颅的铁棒带走了某种更加基础的东西。问题有一部分在维多利亚治下的英格兰得到了解答，而解题的关键则在于研究脏话。

维多利亚神经科学的起源

在19世纪后期，凡是诊为“精神失常”的病号，全归精神病看护所负责——一个“精神失常”里，包含有癫、抑郁症、精神分裂症，以及脑卒中的后遗症。在19世纪中叶，像在伦敦臭名昭著的疯人院（Bedlam）仅关了不过有1万人；到了19世纪90年代，此地不但监管人数上升至10万，还常常将病号缚以枷锁、镣铐，且不问病因，进院皆先注射溴化物的镇静剂。

约翰·休林斯·杰克逊（John Hughlings Jackson）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家，也是神经科学的学科奠基人之一。他1835年出生于哈罗盖特地带的一户小地主家庭，青年时期赴伦敦以及圣安德鲁斯攻读医学。在校期间，他与周遭新派的医者一道，志在用演绎推理的思维来革新医药。日后阿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爵士正是受到此番革新思潮的启发，从而塑造了他笔下大名鼎鼎的演绎推理家福尔摩斯。

精神病看护所当时对外开放，自是要以病患作为奇观、笑柄，夺人眼球。当时的人去参观疯人院这样的地方，为的是看惊悚和滑稽的戏码，而同去的杰克逊却认真地研究起了“精神失常”。他要搞清楚病患间某些固定的、重复出现的癫到底是什么来由。就靠这种研究精神，他突破了不少科学上对大脑的成见。比如他注意到癫患者症状发作时，经常是脑损伤部位的身体对侧受到更强烈的牵动。这就引出了现在广为人知的一点：大脑的左侧控制着身体的右侧，反之亦然。

此外他还证明了大脑的各部分之间存在相互协调。例如，凭借对痉挛在体内扩散方式（从手指或脚趾一直到脸部）的观察，可以推演出神经传递运动信号的脉络。

翻阅杰克逊的癫研究笔记，可以看见有关另一种特殊病例的奇异记录——失语症。许多疯人院等地收容的病患，都因脑损伤而或多或少地遗失了说话的能力。患上失语症的人，不能重复他们在被问及时所说的话，无法将他们所说的内容描述明白，而且说完一句话接不上第二句来。以维多利亚时代人们普遍的崇尚文藻、爱一惊一乍的性格，大多数医生都易将这些患者报道为完全不能说话——毕竟病名顾名思义就是这个意思嘛。杰克逊却不喜欢“失语”一词。他嫌这个说法既在某些方面过于具体，又在另外一些方面上失于笼统。失语症并未完全从肌体上遏制说话。此症真正从患者处夺走的，是用言语以及肢体动作传达信息的能力。大多数失语症患者并非不能说话，再不济也能蹦出零星的词语来，只不过根本不能用这些词语表达出任何意思。

杰克逊认为，失语症患者表面上所使用的词句、短语，实际不过是言语上的抽风。就好比人总要眨眼睛，这些词语由于扎入病人的意识极深，因此止不住地要冒出来。最常见的“抽风”话包括赌咒发誓、亵渎神明之语。此外还有一位病人，只是整天孩子气地嚷嚷着“㞎㞎！”（Poo！）。像这样类型的失语症患者受到的真是两倍于其他病患的糟心。说话不能自主，无法求助，无力传达美好的情愫，与此同时还陷于翻来覆去几句台词的囹圄。

关于这些病人，杰克逊还注意到两件事。第一，语言能力本身与理解所说的内容无关。他如此写道：“尽管由于大脑左半部的疾病，语言能力彻底丧失，患者依然能够完全理解我们所说的内容，只要内容相对直白明了。”此观察看似不很出奇，却揭示了一项基本的事实：口述和理解语言不是同一回事，也并非源于大脑的同一部分。如果把人的语言比作音乐，那么它必不是一个乐器的独奏，而是一部交响乐。

第二，杰克逊注意到，脑损伤患者情况再严重，往往也能用所剩极少的言辞外加语气转折表达情感。他记录道：“病人词语反复，然而一时加以此种语气，一时更变以别种，皆以表达心中的烦恼、愉悦，等等。”又记录道：“正如前文记录过的，他在兴奋时可能会骂脏话。”由此可见，失语症病人虽说谈不上言语流畅，可也远未到说不出话来的地步。

要不是杰克逊不顾世俗地记录病人骂脏话这一历史真相，大概也不会有第二个人来替这些病人辩护了吧！从这点来看，我们这位医师真可称得上奇人了。即便按照当今一些医疗界人士的说法，脏话都不应该算作“真正的语言”——相反，拿脏话咒骂反映的是野兽的行为，像动物的嚎叫多于文明人的言谈。回到当时，上流社会间不屑于骂脏话，在疯人院任职看护的医生也多自诩为典雅，自然忽视了病患身上如此普遍的行为。但杰克逊医师完全没有在脏话面前端起架子，而是悉心记录，因此至于19世纪80年代，根深蒂固的骂脏话行为终于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心。杰克逊关于不文明用语的观察是超前的，但笔记完成近一个世纪之后，对于失语症患者仅存的那一点脏话以及这些不文明的残余印迹究竟怎样益于沟通，科学家们始终缺乏真正的重视。为什么脏话的生命力如此顽强，我们也才刚刚有一点点头绪。

于是乎，脏话研究上就此出现了历时近百年的空白期。当时科学家们正对性别、死亡和疾病方面的新研究摩拳擦掌，也不清楚怎么就没有几位来沾沾脏话的边。即便今天，我还看到不少相关论文在开头要为“非礼”致歉。照我想，大概脏话在大多数人看来还属于小节，不屑蹚这趟浑水。

这种对研究骂脏话行为的蔑视和鄙夷，终于导致20世纪80年代前几乎不再有认真从事此项研究的人员了。然而20世纪80年代末学风急转，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遍地开花的脑损伤患者研究纷纷证实，除却个例，失语症患者普遍存在有谩骂习惯。不过此项研究领域初开，大部分作者都心照不宣地避过了病人使用的不文明用语，令人读来颇为失望。看不到最基本的数据，让人怎么判断哪些词语是容易得到留存的呢？

千呼万唤始出来——终于在1999年，两位美国加州的神经科学家迪亚娜·范朗克（Diana Van Lancker）及杰弗里·卡明斯（Jeffrey Cummings）教授冲破了禁忌。他们观察到并列举失语症患者常用的敏感词句如“见他妈的鬼”（bloody hell）、“顶你个肺”（bloody hell bugger）、“日日日，日你妈蛋”（fuck fuck fuck，fuck off）、“哟，你爱搞屁眼是吧”（oh you bugger），另外还包括一系列高频的短语，如“我知道的”（well I know）、“等一等”（wait a minute），或“别难过”（don’t be sad）[2]。

研究对象中有一名不幸的病人——我们暂且叫他查尔斯，此君的整个左侧大脑都不得已遭到了摘除。术后结果，即为查尔斯再也不能说出物件的名字，例如曲别针、卷尺、手表和钟。曲别针他会报成“sood”，而其他的几样则根本说不出来。乃至要求复述词语时，也总冒出许多差错来：让他说“记住”（remember），他有时说成“十一月”（November），有时说成“三明治”（sandwich）；要读“宪法”（constitution），却说成“小维金”（regent-lich）。

然而此君在骂人方面却不见退步。在一条5分钟的录音档案里，研究员向他问及所示物品的名称，然后要求其复述短语，结果全程得到7次“该死”（Goddamn it）的答复，以及“老天”（God）、“狗屎”各一次。范朗克教授还留意到，查尔斯骂脏话之轻松，远过于令其推敲日常短语。他骂出的脏话流利且易懂，而说任何其他的话都免不了含糊、艰辛。还有一次研究员向查尔斯出示了美国前总统里根的照片，竟然收获奇效——总统的名字在一连串出奇流利的脏话后顺利说出[3]。原来此患者不仅政见鲜明，还不乏直陈胸臆的胆略，而脏话在其中恰巧就起到了润滑的效果。简而言之，给予适当的条件，病人即可借助脏话的渠道，实现别种形式的沟通。

范朗克同卡明斯于是打算进一步研究，但首先就碰上了数据量化的问题，因为即便今日也不存在什么骂人水平的临床测验；类似的测验倒也有，不过是评估幽默水平的（下文会提及）。尽管已经有证据表明骂脏话对心理的益处，终究大家还是认为脏话“不可说，不可说”。因此两位科学家在研究报告中不无叹惋地写道：“在恢复过程中，通常不鼓励患者使用脏话，似乎必须装作不懂得脏话有助于治疗的原理。”

更为可惜的是，两人开创的研究线索因久久得不到支持，最后便没有了下文。大众对于脏话的排斥态度，自此又添了一个牺牲品。对许多身心横遭劫难的病人来说，这意味着更加持久的灰暗：原本脏话就是他们所剩无几的与世界交流的方式之一，如今我们非但不许他们讲那唯一的一点话，还要令他们管住自己的嘴巴。强迫失语病人走入更深的沉默，不过是因为我们自己听不得一点激烈的词语罢了！

丧失大部分语言功能的病人到底为什么还能如此执着地骂脏话呢？虽然我们没有明确的答案，但至少我们知道脏话的功用是多样的——它可以挑衅、可以威吓、可以加强语气，也可以用来逗乐。正因如此，脏话深深关联着大脑中的许多部位，而与处理情绪的区域又格外地亲密。这其中的好些部位实为生命的基石，完全可以带我们追溯人类种族开化之前的岁月。

何为左？何为右？

坊间流传着不少有关左、右脑的“科普知识”，其中瞎诌的是大多数，要不就是在删繁就简的过程中全失本来意义。但是论及脏话乃至语言，这其中的道理的确也较为直白。

如果一个人受损或移除的是大脑左侧，那么是相当有可能发展出失语症的。因为语言官能所需的组织，一般位于左脑。失语症能给患者的沟通能力带来特别显著的影响，因此稍加留意即能观察到许多左脑半球运作的机制。研究右脑损伤则比较困难，症候隐蔽且不易孤立开来观测的情况都较左脑为多。

有位名为戴维的患者，在他身上就能找到此种复杂的症状。这位患者的右脑在脑卒中后重度受损[4]。他75岁，脑卒中前后都能讲流利的希伯来语和法语。根据他的医生的说法，戴维是一个文化修养高，口才极好的人——脑卒中之后依旧如此，只不过说话上变得有点奇怪。平常对话的时候还觉察不出什么异样，时间久了，才发现他把许多讲了一辈子的习语都给忘掉了。例如，他从小就会背的犹太教颂词、祷告、祝福语，现在统统都记不起来了。想要从一数到二十，也不能十分流利。原来，只要是他曾经熟记于心的内容，都已如石沉大海般捞不出了。

光丢掉了熟语和经文还不算。原本戴维就不太爱说脏话，脑卒中之后他说自己连想骂一句的冲动都没有。研究人员问他在各种场合习惯上用哪些不文明的词语，他一个都想不出；拿写下来一半的骂人话给他，他却填不出“你妈”中的空档。

戴维的状况确实特殊，但也不是孤例。右脑半球受损伤的人，总是容易变得“不近人情”，说话也习惯直来直去。这些患者很难理解笑话和打比方，包括俗语。即便以往脏话连篇的患者，多半也不自觉地“从良”了。要是确实有项脏话水平测试的话，放在这里必是有用的。

不过话说回来，临床上倒的确有一项幽默水平的测试，叫作“幽默风格量表”。李·布隆德尔（Lee Blonder）医师和罗宾·希思（Robin Heath）医师就将此量表用在了脑卒中后右脑损伤患者的身上[5]。他们发现，这些患者虽然能够理解身边人所讲笑话的内涵，但是他们笑不出来，连会心一笑也没有。若要让他们自己开个玩笑，通常不是不合时宜，就是干巴巴的，没有笑料。大概是他们无法对常人的捧腹大笑感同身受吧！

不论讲笑话，还是听得懂笑话，从情感上而言都有极其复杂的工序。我们首先要能模拟出段子中人物的所思所想，以及推测周围听众或者讲笑话者本人可能做何反应。看不到笑点，有可能意味着大脑情绪官能的匮乏。对患者幽默水准的标准化测量之一，即为“完形填空”——这里先读一个场景，然后请在以下选项选择一个适当的笑点。

一人在周日正午时分挨家挨户地借什么东西。到了史密斯先生家门前，他问道：“史密斯，你下午可要用割草机？”史密斯有点警觉地答：“是呀，我要用的。”接着那位借东西的邻居说：

1. “哎呀！”因为他刚巧踏到了钉耙上，钉耙把呼到了他脸上。

2. “这么说，估计你也用不上高尔夫球杆了——借我用用吧！”

3. “好吧，你用完了再借给我用好吗？”

4. “老是有鸟儿来吃我的草籽。”

这不是什么高明的笑话，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选项2明显优胜。多伦多大学的唐纳德·斯塔斯（Donald Stuss）博士发现，右脑半球前方受损的患者在此类测试中的错误率为没有脑损伤患者的12倍。即便左脑半球受同等损伤的患者，其测试结果仍然较优[6]。

还有，右脑半球损伤的患者对幽默风趣不会做任何外在的反应。负责讲笑话的研究助手也是可怜，专门要费功夫在一群笑不出来的听众上。娱乐的目的自然是落空了，然而多亏了这些百折不挠的尝试，我们总算能够设想为什么右脑损伤患者不能骂脏话，而左脑损伤则会造成相反的症状。至少当我们把人群限定为惯用右手而讲英语的个体时，像这样的实验表明：左脑半球大致容纳的是负责“循规蹈矩”语言的部分，而右脑半球则包含了大量帮助我们处理情绪的部分。

左右脑存在差异的线索最早浮现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之间，当时吉多·加伊诺蒂（Guido Gainotti）教授（后任职于罗马天主教大学）研究了患有一侧大脑损伤的病人。受伤范围不超过左侧的患者，在面对提问时变得情绪激动、焦躁易怒。孤立来看这种情况本来也在预料之中，应当能够理解。然而，在右侧脑受伤的情况下，加伊诺蒂教授发觉病人反应冷漠，好像没有什么能让这些患者产生一点轻微的情绪——终日饱受残障之苦，他们似乎依然无动于衷[7]。加伊诺蒂教授依此得出了看似合理的结论：右脑半球是情绪的“领地”。脑损伤只要未波及右脑，那么患者就会对自己的病情显现出合乎情理的反应——例如愤怒、烦闷和抑郁；右脑半球受损的患者，情绪上做不出合乎情理的反应，是“不自然的”。

在常人看来，对于自己的残疾若能像瓦坎人（《星际迷航》一剧中极端理性的物种）一样冷静处置，岂不算是某种福气？但是情绪与我们的思维密不可分，一旦失掉它是会造成认知障碍的。情绪运作起来如同电光火石，供人在刹那间感觉到可能造成威胁或提供快感的事物，并依此行动。在极端情况下，它可以使人尽快逃离危险的境地。情感思维主管速度，不顾周全。在大脑的意识反应过来之前，它会快速对哪怕一闪即逝、模棱两可的刺激做出应对。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阿尔内·厄曼（Arne Öhman）与其同事做了一项实验，其中展示给实验对象一组蛇和蜘蛛的图像。结果仅需将图像放在眼前少于1/300秒，就足以使多数人掌心出汗[8]。快到什么程度呢？一般人的大脑需要大约半秒时间，才能够分辨看到的视觉信息。而参与实验的个体做出反应仅用了不到其1/10的时间，也就是说，反应领先了感知。而人的反应能够如此神速，就是因为情绪对潜意识暗中施加的影响。

如此说来，右脑受损导致情绪反应的疏离，这一点也许就可以帮助我们解开脏话的产生与缘由的谜题。最明显的一个结论，就是脏话行为跟情绪是拧成一道的。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具体设想右脑伤残是怎样造成无法说脏话的。其一，我们可以解释为患者自身失去了骂脏话的动机。如果将脏话定义为情绪激奋时使用的语言，一个人感受不到这些情绪，自然也就找不到骂脏话的理由。这一点可以概括成“脑中自无情，口齿复清净”。

其二，往精深一点的方面讲，脏话是一种技术与情感性兼备的语言，需要骂人者超越直觉，构建自己与听众的心智模型。以我个人的观点（这第二条论点肯定更为贴切），要是一个人缺失了右脑，就推测不出脏话出口会造成情绪上怎样的反应。就和听、讲笑话一样，想要骂人却捉摸不到情感的图式，就像蒙了眼睛在陌生的房间里寻物。

根据第二条论点，我们还可以说明左脑伤残的病患怎么会变得只骂脏话。他们情绪一如既往，考虑到伤残所致的诸多不便，这点还会只增不减。然而由于语言功能受损，这些情绪必得寻求仅存的发泄口——恰好脏话就包含在幸存的语言之中。因为不文明用语与大脑多方面存在关联。一方面它依仗人脑开化最前沿的部分，指桑骂槐，妙语连珠；另一面它也利用开化前的部分来处理琐碎的情绪。凭借着这种狡兔三窟式的劳动分配，脏话得以成为人类语言中打不死的“小强”。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人在处理情绪时需要左右脑协作。需要认识某种情绪，便开动左脑。将情绪化的图像展示给实验对象的左侧视野，也就是仅将视觉信息传递给右脑时，实验对象表现出情绪的过程较之用另一侧视野观看更加迅捷。快速直接的情绪反应，通常归于右脑，这在刚刚的蛇与蜘蛛的实验之中也是如此。但是，如果换作要求实验对象回答是否激起某种情绪，那么当图像放在右侧视野（即传递至左脑）时，回答更为迅速。右脑半球的作用是拉响警报——“注意了！你要受这件事的触动！”左脑半球则来得晚一步，目的是要搞清楚你究竟受到了哪样的触动。

两个半球的分工合作还造成了一个副作用，即一般人左脸颊上的表情较右脸颊更为传神。人的左脸不仅容易“演技浮夸”，同时也更精于表现多重交杂的情绪。然而这点放在面对面的社交中会遇到一个缺陷——因为对方的左脸颊正对你右侧视野，所以相应地会传导给主要分析情感的左脑半球，这样一来一往便要多费几毫秒时间。但如果凝神细心，盯着对方的左脸颊看还是更益于察言观色的。

正是由于了解到了这其中关节，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蒂姆·因德斯密特（Tim Indersmitten）博士和鲁宾·居尔（Ruben Gur）教授猜想：是否在给人快速地瞟一眼他人面相的情况下，右脸会显得更加传神一些？两人首先分别截取了一张脸的左、右两侧。考虑到半张脸的照片给人看来不太适应，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利用“对称嵌合”，即将原像单独一侧翻转，与同侧相拼（图2）。由两张左脸拼成的面容明显夸大了人物原像的表情，但是接受实验的人员解读无误的，却是右脸合成像的表情。如果强迫在6秒钟以内做出判断，则右脸的优势更加突出[9]。

图2 对称嵌合的人脸像

您也可以试试多盯几秒图2的人像，很有可能就会发现左边很像较为夸张的合成像，实际上神态也较为清晰。但是现实交流中的面部表情瞬息万变，极少给予左脑以充分展开分析的空间。事实证明，人们更容易从瞬间进入右脑（即经由左侧视野）的人物右脸上较快且较准确地得到表情上的信息。

现在我们知道了，原来左、右脑各自都是“偏科生”——分工不同却形成互补。不过关于脏话与情绪的话题，到这里还没有讲到头呢。

杏仁体出场

左脑理性，右脑感性——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放在大众心理书籍和管理研讨会里，这话都属于老生常谈。但是正如刚刚讲到的，我们大多数人的左右脑是分工协作的——理性感性，双管齐下。而且它们还请来了其他的帮工：大脑中间还有另外的一些组织结构，它们的角色是刺激和控制情绪，让人骂出脏话。

请容我为诸君介绍杏仁体——顾名思义，杏仁体是一颗形状、大小与杏仁略同的大脑组织节点，左右两边各长了一颗。要找到杏仁体，您要想象一条直线贯通两耳，再分别做两条直线穿过两眼，并垂直相交于贯通两耳的直线（此处尽量不要考虑菲尼亚斯·盖奇的案例），形成的两个交点，就是杏仁体的位置了。

之前我们谈到脑半球的差异，其实相对于地球生物的进化历程来讲，这样的分化仍属于新近才出现的。像我们人类这般大脑皮层沟壑纵横，机制繁复，这样的生物构造仅限于灵长类。有些掌管语言的特殊区域更是仅限于人类。但是只要是哺乳动物，一概都长了杏仁体，甚至连爬行动物、鱼类和鸟类的脑中也长有类似的结构。于是最早形式的杏仁体，便可以追溯到2.5亿年前，因为那时我们的祖辈还未与鸽子、鲟鱼和青蛙之属产生分化。

为什么我们的大脑明明装上了高级的驱动器，却偏偏留着老得掉牙的硬件不放呢？答案是，如果少了这两颗小小的器官，整个大脑都无法正常运作。杏仁体体积虽小，且形制简陋，然而它们身兼要职。通过研究我们知道，杏仁体偏大的人更加善于交友，人脉更广。同时，杏仁体多大多小也可以很好地预测一个人的抑郁倾向。我们的杏仁体整日忙忙碌碌，便是在恐惧、焦躁或性冲动的时候随时通告大脑的其他区域。

大脑本身并不具备痛觉感应的官能，所以如果您不幸需要做脑部手术，那么开颅时一般仅会对颅部实施局部麻醉，而整个人神志清醒。其实这种做法非但不野蛮，还有三项好处。第一，全身麻醉有致死的可能，除非必需，一般会尽量避免。第二，手术前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趁未动刀时直接对大脑实施少量电击。听起来吓人，但是由于各人的大脑构造存有差异，所以必须对局部脑组织进行电流探测，这才能避免不慎切除了要紧的脑组织。第三，相对科学研究而言——手术期间能够观察、采集到大脑的反应，这是平常极难做到的。正是靠着手术时同病人的交谈，我们才知晓人为刺激对杏仁体到底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有两位苏格兰医生，爱德华·希契科克（Edward Hitchcock）和瓦莱莉·凯恩斯（Valerie Cairns），在手术中与病人进行了如下对话。

希契科克（正在主持手术）：“你现在怎么样？”

病人：“和原来一样。”

（紧接着病人的杏仁体受到了电流刺激。）

病人：“我快说不出来话了……（××××）……我（××××）要出去！”

（原文中的不文明用语已经删减，此处可尽情想象。）

希契科克：“没关系。”（关闭刺激）“好了吗？”

病人：“好了。”

希契科克：“你刚才感到愤怒吗？”

病人（惊讶）：“是的，我感到愤怒。”

希契科克：“现在还有这种感觉吗？”

病人：“不，现在没有了。”

此处奇怪的并非是病人在医生用电流刺激时骂人，因为在那时想要保持文明也很难吧！但是这粗口爆得如此突然，又转瞬即逝，连病人自己也感到惊讶[10]，这又是为何？我们先前已经知道，杏仁体主要是负责报告情绪冲动的，那么依此推演，杏仁体对于脏话也应该相当关键，并且看来情绪同冲动骂人之间存在某种不自主的联系。

从这样的手术经验中，科学家们得知一旦摘除杏仁体，人的情绪反应总体会降低，从而急剧地发展出暴力倾向。因此，有人将杏仁体比作情感的信号灯，使人适地适时地展现出愤怒或畏惧，因而也就起到了抑制粗鲁的作用。只要杏仁体一声准允，我们就知道可以令脏话出口，驰骋咆哮，同时也不用害怕遭到数落或回击；而同样的小小器官若是放出另外的一种信息，我们也就会相应地闭口不言。所以杏仁体虽小且形态原始，它“待人处事”的水平可是极高的。

脏话：大脑中的团队合作

菲尼亚斯·盖奇事故已为陈迹，当时的学说也多已作古。但是我们通过顺藤摸瓜，如今已经了解到大脑确实具备不同结构、不同功能，而其中没有一个部分是完全孤立的。脏话的号召既出，无数个大脑零件都要开动起来，或配合合作，或协力抵制。再也不用纠结大脑像蛋糕还是像奶冻——将其比作交响乐团更为贴切：独立专门的个体，协作、联动，演奏出整篇的乐章。

脏话行为的基础在于复杂的左右脑半球，同时它也依靠杏仁体这一大脑原始的部件。这一点该怎么看？若是脏话纯粹为未开化行为的假设成立，那便本不该同高层级的思维区域成为连襟。而如果脏话与情绪不存在关联，则杏仁体不会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再兼以脑损伤患者中因难以辨别情绪而丧失说脏话能力的证据，我们大致才能捉摸到脏话到底是多么复杂、多么强社会性的一种思维运动。

脏话既近乎原始，又近乎复杂。这点看似一条悖论，但翻开后头的章节，您就会明白这恰恰是符合人类的进化历程的。语言在我们的种群中根系繁茂，是一种社交的手段：两个猿人，如果能告诉对方在树林里看到了老虎，那么肯定比两个不会交流的猿人更易存活。我们还学会了沟通复杂的情绪，比如“我很生气，离我远点”，还有“我好烦，把我要的东西给我！”脏话放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一种简便的策略，是让情绪搭上语言的便车，以此获得即时的通信、疏解。从最先可能用来表达恐吓和畏惧，脏话随我们的社群与大脑发展到今天用法繁复的地步。讲到这里，把脏话行为称作大脑中的团队合作，也就不足为奇了吧？

[1] P. ratiu and i.-F. talos, the tale of Phineas Gage, digitally Remastered.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51 (2004), e21. doi:10.1056/NeJMicm031024.

[2] D. Van lancker and J. Cummings, expletives: Neurolinguistic and Neurobehavioral Perspectives on swearing. Brain Research Reviews 31(1999), 83–104. doi:10.1016/s0165-0173(99)00060-0.

[3] D. Van lancker and K. klein, Preserved recognition of Familiar Personal Names in Global Aphasia. Brain and Language 39 (1990), 511–529. doi:10.1016/0093-934X(90)90159-e.

[4] L. J. speedie et al., disruption of Automatic speech Following a right Basal Ganglia lesion. Neurology 43 (1993), 1768–1768. doi:10.1212/WNl.43.9.1768.

[5] R. L. Heath and L. X. Blonder, spontaneous Humor Among right Hemisphere stroke survivors. Brain and Language 93 (2005), 267–276.doi:10.1016/j.bandl.2004.1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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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G. Gainotti, Unconscious Processing of emotions and the right Hemisphere. Neuropsychologia 50 (2012), 205–218. doi:10.1016/j. neuropsychologia.2011.12.005.

[8] A. Öhman et al., emotion drives Attention: detecting the snake in the Gras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30 (2001), 466–478.doi:10.1037/AXJ96-3445.130.3.466.

[9] T. indersmitten and R. C. Gur, emotion Processing in Chimeric Faces: Hemispheric Asymmetries in expression and recognition of emotions.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23 (2003), 3820–3825.

[10] E. Hitchcock and V. Cairns, Amygdalotomy. Postgraduate Medical

心理学家理查德·斯蒂芬斯（Richard Stephens）博士曾写作《害群之马——使坏的益处》（Black Sheep：The Hidden Benefits of Being Bad）一书。书里书外，他的言辞间往往满溢着对脏话的热情。每年他都要带着本科学生对疼痛、情绪和脏话之间关联的课题制定一点新的研究。他说：“拿脏话来讲心理学再好不过了——人人都能提得起兴趣，因为没有人不说脏话。把脏话放进实验中去，则能教导学生重视控制实验变量，拿证据说话，还有所谓的逻辑和科学工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谈及自己在基尔大学（位于斯塔福德郡）心理学的本科生，他都称其为“好得不能再好的一批学生”。这样的一位讲师，不会有人不愿意去上他的课吧？不过有个前提：为了科学不得不惜牺牲小我——当斯蒂芬斯博士的学生是要为研究成果吃点苦头的。

传统上有很长一段时间认为，一个人在疼痛时忍不住地骂人，实际上不能发挥任何的疗效。心理学上甚至曾一度以脏话会扭曲、强化骂人者的自我认知为由，认定骂脏话会加剧疼痛。自我认知上的扭曲，这里是指一个人思维方式夸大，从而无法做出理性的反应和行为。放在疼痛中的脏话行为上，就是我们自己未经判断就擅自放大了当前的不利，以至于将其假想为糟糕透顶。一个人嘟嘟囔囔着“怎么搞的！”或者“没办法了！”就属于此种自我认知扭曲的行为。如此说来，骂脏话所起到的是助长消极情绪的作用。

假若脏话确为一种负面的自我暗示，那么说脏话就应该使人更加脆弱。脑子里想着“没办法了！”还能够积极地去面对疼痛或挫折吗？但是这个结论在斯蒂芬斯博士看来明显存在问题——“既然用脏话来对付疼痛效用低下，怎么这种现象还会如此普遍呢？”看来他也跟其他人一样，无论多少次不小心砸到了手脚，总也免不了恶声恶气地骂一两句。于是他带着这个问题来到学生中间，一道探究脏话是否会加剧疼痛。

他们做了一系列研究，其中的首篇就为我开始写这本书起到了极大的指导作用。这里得说斯蒂芬斯博士对付学生很有一套，能够说动总共67人来做这项实验：每个人把手浸入冰水中，直到耐受极限。还得要浸两回，一回要边骂边浸冰水，一回要不骂（此项研究事先得到了基尔大学心理学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这一点谨供年轻的读者将来择校参考）。实验背后是做如此假设的：既然用脏话来对付疼痛效用低下，那么同一位实验对象骂着脏话，较之于随便说什么不带情绪的词应该更快缩手。

为了保证实验尽量公平，每位参与者仅容许使用一个脏词以及一个不带情绪的词。另外，两次浸冰水是先用还是后用脏话也是随机指定的。各人择词的时候，要求首先写下5个砸到自己手时会说的词，接着再写5个词形容一张桌子。前一列词中出现的第几个脏话，用在各人的“脏版”冰水实验里；后一列中对应的第几个词语，则作为“文明版”实验的用词。我自己做这项实验的时候，选词顺序如下：“啊”、“别”、“肏”、“日”、“狗屎”，以及“平整”、“木制”、“结实”、“光洁”、“有用”，依照前述规则，也就是说我得分别在两次实验中不停地说“肏”和“结实”。

实验结果出来，可以如此概括——“效用低下？放你妈的屁！”原来这些为了科学不畏艰险的初生牛犊靠着“不文明”，竟然平均比“文明”多坚持了一半时间。另外，“不文明”组的实验中还普遍伴随有心率加快，以及痛感指数降低。可以这样理解：实验对象在骂脏话时，痛觉减少了[1]。

您可以自己在家中尝试这项实验，要是朋友关系过硬，也可以安排在小聚的时候。实验器材只需一碗冰水，还有一块秒表。所以您说说看，刚有冰块的时候怎么就没人想到这等用途呢？

斯蒂芬斯博士个人还说道：“痛觉在过去常常被视为纯粹的生理现象，依现在的看法，则认为其中不乏心理的成分。肌体上同等级别的创伤，根据情形不同，最终造成的痛觉也不同。”例如，实验环境中的男性在受到同样的痛觉刺激后，假如负责询问的研究人员是女性，则普遍会在报道痛感程度时打折扣[2]。这是因为，痛觉并非简单如外部刺激——身体反应的单边对应。痛觉的类型、程度，还要取决于周遭的情形、个人的性格、即时的情绪，以及以往疼痛的记忆。

思想、情绪和记忆全都能作用于痛觉——知道了这一点，心理学家们就要考虑了：有没有法子能靠操纵脑子里的这些因素，帮助人减轻痛苦呢？再有，斯蒂芬斯博士的实验已经表明脏话可以影响知觉，但到底是怎么个影响法？是通过分散注意力，还是靠增强人的魄力？或者是不是一部分的感觉得到了发泄？至此还未探明的枝节真是不少，斯蒂芬斯博士以及另外的研究人员做了更深入的研究。每每寻到一点新的关窍，疼痛之于情绪、肢体之于言辞——其间的联系便越发显得精深且迷人了。

“怎么骂人还过脑子了？”

首次冰水实验中出现了一个令所有人提起兴趣的现象——以身试水者口径一致地说骂脏话能减轻痛苦，或者增强意志力，那还不是最奇怪的——奇怪的是脏话貌似确实引起了体征上的变化。还记得刚刚讲过，斯蒂芬斯博士发现骂人者的心率加快吗？心率加快，十有八九标志着情绪的介入。

心理学实验里面运用给实验对象看或听脏话，唤起强烈的情绪，这一方法由来已久。但也仅是过去8年里，心理学学者才慢慢允许实验对象本人骂脏话，以此研究脏话的效应。斯蒂芬斯博士正是依此法，认为脏话既然能够作用于情绪，那么拿来做止痛剂应当是绝妙了。他这样猜想道：脏话有助于忍耐痛觉，是因为它做了两种情绪的引子：恐惧和暴力冲动。

恐惧确实能够止痛。俄克拉何马州塔尔萨大学的杰米·鲁迪（Jamie Rhudy）及诸位博士近年来一直研究情绪对于痛觉的作用。他们做了这么一项实验，实验对象刚刚落座，就随机被告知：“等一会儿要给你实施电击”，或者“可能实施电击”，或者“不会实施电击”。（想象进门后白大褂的第一句话就是“等会儿不会给你实施电击”，您该做何反应？）

实验最后，所有人都未能幸免。三个对照组的实验对象，全部要将一根手指置于一处“热辐射源”（即高功率投影机灯泡）附近，坚持到略感滚烫后片刻（感到滚烫前时长的20%）再缩手。结果，事先被警告过“可能要给你实施电击”的人比起听说不会被电击的人，事后普遍报告受烫的手指没有那么疼痛[3]。听说自己要被实施电击的人表现则更为强悍，感受到的痛觉较听说可能会被电击的人还要微弱。

这是什么原理呢？难道是电击麻痹了手指不成？为了确保并非手指局部受到了麻痹，鲁迪博士找来实验中知道自己会被电击的成员，测试他们未受电击的那只手耐热能力如何，结果两手忍耐力相当。其实这点倒不是我们不清楚。接下来我就会提到痛觉引起全身麻痹是可能的，但是没到伤筋动骨的程度，断然不会出现这种效果[4]。鲁迪博士的结论是，事先预料到痛觉，即进入畏惧的状态就足以使人的神经全线戒备，缓解终将到来的冲击。简而言之，对痛觉戒备得越深，则痛感越轻。

然而这结论却与主流认识完全相左，毕竟已有相当多的证据说明恐惧和戒备会加剧主观痛觉。那么极端剧烈的痛觉是否情况相同呢？出于人道我们是不能靠在实验室中人为施加，进而研究彻查的。幸亏还有这样一群现成的病例：她们多半对即将到来的极端疼痛有一定的准备，而且当疼痛来临，她们往往不会或极少动用止痛药——这些极佳的研究对象就是产妇。

从对这些临盆的研究中，我们现在知道产妇对分娩的恐惧有几何，基本可以完全对应到现实生产过程中的痛觉轻重[5]。恐惧不光会加剧分娩的痛苦，而且会使产妇全身敏感。在实验中，畏惧分娩的产妇较之于坦然面对者，普遍更快地缩手[6]。我现在就是一边写这本书，一边出于同样的缘故（只要有人跟我提起生孩子不顺利的事情，我就立刻堵住耳朵大叫“啦啦啦，听不见，听不见”）还没告诉您，还有几周我的第一个孩子就要出生了。不是我跟人无理取闹，我这是基于实证的应付疼痛法。[7]

那么根据我作为产妇的经验，畏惧疼痛是会加剧痛感的。若放在轻微的疼痛上也是如此，鲁迪博士的数据就没法得到解释了。于是鲁迪博士重新翻看了自己的研究。他虽没有把最初实验的参与者一并召集来询问，却在之后的研究中特别注意了实际与想象中的疼痛会造成什么其他的情绪。而后他总结说：“我们实验室发现凡是引起人畏惧的实验程序，同时也会导致愤怒的情绪。”[8]咦，难道电击会惹人生气不成？下次做电击实验的时候，一定要好生记着。

我这是拿人家开涮呢。不过此处也是在警醒我们，研究人的情绪反应是极易出差错的。在稽查情绪的时候，我们所要找的不是单独安插的卧底，而是要将其老巢一锅端。想让一个人只产生孤立的一种情绪，是不可能的。既然情绪之间形影不离，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探寻到骂脏话会产生什么样的情绪呢？心理学上为了将情绪分别归位，制定出了两个衡量维度：效价之高低，唤起之强弱。效价表明情绪是好是坏。譬如高兴这种情绪效价为高，沮丧则为低。唤起则不谈情绪好坏之属，仅指情绪程度是重是轻。所以，兴奋和愤怒同属于强唤起，而无聊和满足都偏弱。

回归到脏话的研究上，斯蒂芬斯博士不再事先认定实验会引起某种单独的情绪。现在他跟许多其他的心理学家一样，为了记录每位实验对象的唤起强弱，只专门测量心率和皮肤电阻（粗略地来讲，此项测量的就是手心出汗多少，靠的是附着在实验对象指尖的电极。据此可以追踪实验对象的压力、恐惧、焦躁或兴奋等情绪的强弱）。

首次冰水实验已经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骂脏话会改变情绪的唤起强弱。斯蒂芬斯博士自己反思道：“除了会让冰水感觉不那么痛苦以外，实验还显示骂脏话会改变多种体征。心率增加是毋庸置疑的，据此可以认为是骂脏话行为触发了身体的应激反应。所以，如果我们要继续考证脏话导致情绪唤起，进而缓解痛觉这个思路，何不试试有什么直接能够唤起情绪的法子？”

接下来斯蒂芬斯博士联手一位上他课的女生，名叫克莱尔·奥尔索普（Claire Allsop），两人一同设计了一项绝顶巧妙的实验[9]。这项研究可谓制定得天衣无缝，最后这名女生凭此获得了英国心理学学会颁发的一项荣誉奖。奥尔索普同学的研究课题，具体说来就是暴力冲动是否会提高疼痛的耐受力。假设耐痛能力仅仅是基于天生的暴力倾向，那么对于天性温厚的人，不论怎样干预，都不能够令他们耐痛更为长久。然而，假使按照冰水实验的结论，也就是同一个人在骂脏话时比不骂时更加冲动，那到底是不是脏话强化了暴力冲动和情绪唤起，从而缓解了疼痛呢？

自此她追随了自己导师的步伐，重开冰水实验并设法说服了40名同学前来当小白鼠[10]。接下来的步骤，奥尔索普博士如此解释道：“我们寻遍了实验室里可以模拟的情况，发现相对便利的一种就是‘谁开第一枪’。”所谓“谁开第一枪”就是一款比试哪位玩家角色先射死对方的电子游戏——参与实验的人员随机抽出一半，玩的就是这款游戏；另外的一半则派去打高尔夫球。如何衡量这两项活动对人的影响？首先开展活动前采用调查问卷，让实验对象根据下列词符合自己的性情多少（比如暴烈、易怒、平和、温厚，等等）由1至5打分。待游戏结束后，则再次测试参与者刚刚所受暴力暗示的程度。问题问得很巧妙，倒有点像简化了的猜词游戏——比如给出“explo_e”和“_ight”一类缺边少角的词——测试者要是填成“explode”（爆炸）和“fight”（打斗），就归为暴力冲动较强；填成“explore”（探索）和“light”（光亮），则可理解为暴力冲动较弱。

从各项暴力指标来看，参与“谁开第一枪”的人员较参与高尔夫球赛的，自评往往多倾向于暴力，同时也不自觉地在填字游戏中显现出侵略的倾向。可是这些于疼痛又如何呢？

由奥尔索普同学来揭晓：“我们实验展现出来的侵略冲动具有与脏话相同的效应——忍受冰水的时间更久，事后自认为疼痛较少，其间还伴随有心率的上升。”参与高尔夫球赛后的男生平均可以坚持117秒，女生平均106秒；玩过射击的游戏以后，男性的平均时间一跃升至195秒，女性则达到174秒——也就是大约3分钟之久！要是觉得这还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您倒可以亲自试试。我们在自己的实验室也做了一项相对非正式的实验，用来和脏话比照的变量是积极暗示，如“你做得到，埃玛！”一类的语句，结果我自己一点也坚持不到那个量。当时的笔记没找到，但是记忆中我统共仅仅坚持了90秒——比我骂人的时候可要短多了，本来我是可以打破3分钟的纪录的。

是不是可以说内在侵略性强的人就较易耐受疼痛呢？佐治亚理工学院的克里斯廷·尼尔（Kristin Neil）在她的本科研究中便与人合作考察了一个人承受疼痛多少，同此人的侵略性有多大关系。她找来74名男大学生，说是要举行一场“快速反应竞赛”，表面上是要看看学生们按按钮能有多快，暗地里却有另外的打算。

实验室首先给了学生们一个“反应按钮”，告诉他们要想象自己是西部枪战的主角，跟一名看不见的对手决斗，也就是说，一经发令，尽快地按动按钮。此外实验里还设计了另外一道程序：在“反应按钮”旁边有一个“惩罚按钮”。如果觉得对手作弊，或者不高兴自己老是慢半拍，那么只要按下“惩罚按钮”就可以对对方发动电击。电击强度由学生自己来决定。事前为了帮助参与者决定“惩罚”强弱，先对本人实施电击，直到本人认为可以了，即定为实验中的惩罚电量。

此处要轮到“暗渡陈仓”了：竞赛里的对手其实不过是电脑上的一道简单程序，目的是让参与者在一定比例的决斗中获胜。“惩罚按钮”也仅仅用来记录发电大小，以及使用的快慢多少。原来，真正的实验早在“竞赛”之前已经开始了。在最开始的试验电击环节，尼尔博士秘密搜集了每位参与者的忍耐疼痛数据。

隐瞒真实的目的似乎不那么道德，但是在设计心理学实验中这是常有的做法。人类是社会性的动物，向来习惯与人协作，依据外界的设想行事。如果实验对象知道测试哪样行为，必会认定了研究员理想的是什么结果，并做出相应的举动；一旦认定了研究员想要看到的，那么压抑自己平日的表现也是可能的。这种潜意识中总想讨好对方的做法完全能够把结果搞砸，所以为了对抗实验对象非恶意的撒小谎，尼尔博士得编出更大的谎言才行。用“在实验中按按钮越快越好”的念头占据了参与者的注意力，这样就可以准确地收集到真正想要的数据。

这场实验想要看到的，是一个人耐痛水平，是否与“惩罚”对手的激烈程度存在关联。结果既出，存在正向关联毋庸置疑：在实验开始耐痛较强的，在“竞赛”中也较先发动电击，且其动用频率与电压皆偏高，甚至每次手放在按钮上的时间也较不耐痛的学生更长。

为什么会有这种结果？是不是不耐痛的学生较易手下留情？抑或是侵略性强的选手们脑子里有什么别样之处，能够同时提高疼痛耐受？尼尔博士的实验没有直接探究这一点，但是我们通过对照奥尔索普同学跟理查德·斯蒂芬斯的实验，是可以得出一些可能的结论的。

我们知道，一个人在特定时刻里的攻击水平综合了两项因素，即性格本身的侵略水平（称为特质侵略性）以及对现状的特殊反应（情节侵略性）。尼尔博士的实验似乎表明，特质侵略性强的个体同样耐痛能力较强，但是即便内在侵略水平高的人也可能碰上状态不佳——关于特质侵略性和情节侵略性，这项实验没有做出明确的区分。奥尔索普和斯蒂芬斯的研究之所以精妙，就在于展现了无论个人特质，情绪皆可操纵并用于积极应对疼痛。现在是不是可以说，骂脏话和“谁开第一枪”即将要出现在止痛的药方里了呢？

凡是脏话，止痛就灵？

好消息：从斯蒂芬斯博士的众多研究来看，不论脏话还是“谁开第一枪”基本上都能起到止痛的作用。原来，心理学上常常将人群划分为两类——习惯让愤怒往外跑的（“皮上火”）和习惯将愤怒向里憋的（“心里火”）。斯蒂芬斯博士一开始根据这种原则猜测，估计脏话只有在平日不讨厌或习惯骂脏话的人身上才会起作用。他说：“一般人很可能会想，脏话给‘皮上火’之人骂来应当更为受用，毕竟他们平时就习惯用此类途径发泄情绪。然而对于‘心里火’之人，可能效果不彰。”接着他设计了一项实验来考证——让参与者自评愤怒时有多大可能骂人。结果出乎他的意料：“原来（‘皮上火’和‘心里火’）没有什么影响——脏话给两类人用来一样灵验。这可不就是我们做科学研究时老会碰到的吗？做一个什么测试，就有可能得到相反的结果。”

斯蒂芬斯博士和同学们测遍了各种其他的变量。“我们第一篇论文发表时，不少人都问，平时骂人多少，会不会和耐痛有关系？”有关的实验确实做过一次，而且似乎表明这种影响是存在的：脏话在所有参与者身上都起了作用，但是平时骂人多的参与者，相应地通过骂脏话得到的延长耐痛效应却不及平时骂人少的[11]。不过科学的实证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实验结果的可复制性。据斯蒂芬斯博士说，往后再做同一项实验时，并未得到相同的结果。

还有一个可能：脏话的门类不同也会影响其效果。不如来看看“温和的脏话”（minced oaths），也就是一般认为不太恶劣，给人听来不太会害臊的那种。我们想要达到打鸡血的效果，这些偏文雅的言语是否能够胜任呢？——好像不太能够。语言上火力要够大，止痛效果才会够强。

斯蒂芬斯博士对此解说道：“学生们也尝试过调整脏话的剂量——”原来有两名学生先后两年做了相同的实验，只是相互略有变通，专门考察语言激烈程度对疼痛的影响程度。第一名学生比较了“肏”、“尻”（bum）和另外一个中性词。接下来的另一名学生觉得“尻”太不够力道，于是给换成了“狗屁”。两次实验都显示，“肏”字止痛最强，“尻”与“狗屁”居中，最末为不带情绪色彩的中性词。这项研究最终仅仅止于课堂上的兴趣活动，但要认真起来肯定是相当有看头的，而且引斯蒂芬斯的话说：“我特别喜欢把这项研究的幻灯片放出来，主要是为了说‘尻’字——真是够乐的。”

结果倒给了我一个相反的点子：可不可以给脏话的止痛效果排出等级次序呢？我们不让人先入为主地评定某句脏话是弱是中还是强，而是径直接上心率监测仪，让他们浸冰水去。现在我说出来了，负责编纂接下来一版《牛津大词典》的诸位，这下看你们的了！

社交痛苦是真痛，骂脏话也管用

身体上的疼痛和情绪真是千头万绪理不清，况且还有一环所谓的社交痛苦前来掺和其中。社交痛苦，也就是一个人感到被他人拒绝或排挤，和身体上的疼痛一样是一种很切实的痛苦。采用扑热息痛（对乙酰氨基酚）[12]和大麻[13]的药物试验（非同时测试）显示，身体和社交上的痛苦可以通过同种止痛剂得到缓解。这点从人类演化上是可以寻得解释的。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一个人要是丧失亲属或遭到族类排挤，结果往往会同阑尾发炎或者断手断脚一样致命。

还有一种神奇的方法可以证实身体与社交痛苦的对等，也就是看连续两次疼痛发作会如何互相作用。从以往的诸多实验看来，如果身体上接连受到疼痛刺激，知觉上会出现一种意外的现象：首次疼痛轻微，则短时间内易对不适产生敏感；如果先前遭受过剧烈的疼痛，则会造成知觉麻痹，以抵御可能进一步出现的创伤[14]。可想其中是有极好的一个缘由的：假使被狗咬了一口，身上自然会发生应激反应——此时便需要额外地关注接下来有什么痛感，以便促成进一步的应激反应，或者避免更多的创伤。相反，如果疼痛到了痛得缩成一团的程度，比如说出现了断肢的情况，那么接下来的痛感便不那么厉害——再如何受到疼痛撕扯都没那么大反应，毕竟做出应激反应已经不现实了。

假使社交痛苦确实在心理和生理上走的是身体疼痛的老路，那么社交上的轻微挫折就会造成痛觉敏感，而强烈挫折则会使痛觉麻木。这个猜想如今得到证实了，用来证实它的那项研究读来却令人颇感揪心。

实验中模拟两种社交痛苦，随机让实验对象体验其一[15]。要求第一组实验对象在线参加一款多人传接球游戏，却不告诉他们对方仅仅是电脑程序，而且一直不传球给他们，使人感觉受到冷落——这便作为“轻度社交痛苦”组。另一组实验对象则需要填写一份个人性格和喜好的问卷，之后告诉他们会通过非常可靠的软件测评问卷，以此预测每个人未来情感的走向。实际上研究人员看也没看填好的问卷，只是给了所有“重度社交痛苦”组的成员一个相同的预测：

你的人格类型决定你终将孤独。现在你身边的朋友或者情感对象，将会在你25岁前后渐行渐远。你虽有可能拥有婚姻，甚至多次分合，然而它们基本上不会维持到30岁以后……孤独终老是你最有可能的结局。

这就是我说的这项研究读来让人揪心的原因——“接下来我们揪住人家往死里掐”，放在通常的实验里那绝对是最给人罪受的环节。而在这项试验最后，两组参与者统统遭到了力道精准的身体上的刑罚，结果喊痛比较厉害的却是先前接不到球的；刚刚得知自己情感上没有指望的，一个个却好似早早认了命，不顾疼痛了。

当然还有一条，脏话对于身体和社交痛苦大概也应当一视同仁吧？这点也得到了昆士兰大学的劳拉·隆巴尔多（Laura Lombardo）和迈克尔·菲利普（Michael Philipp）博士的证实。首先要求实验中的对照组分别回忆遭人排挤或包容的经历——接着开骂。结果事先温故了负面回忆的实验对象，其心痛的经历总体上得到了脏话的治愈[16]。不过话说回来，在平时说脏话应该恰恰会被周围人排挤，且放在女性身上尤其如此吧！

脏话与疾病

对于癌症这个话题，很多国家的文化里都习惯闭口不谈，以至于这个词本身变成了骂人时才用的话（比如荷兰语的kanker）。长期受疾病困扰的人，往往也不免有说脏话的习惯——这点很容易理解：疼痛、紧张和烦躁情绪通常都极易促使人骂脏话，此时稍微不文明一点，于对抗压力是有好处的。

哈德斯菲尔德大学的萨拉·西摩–史密斯（Sarah Seymour-Smith）博士专门调查过身患睾丸癌的男士。这类人群多数不太情愿与人倾诉自己情感上的困难[17]，却往往可以通过骂人实现自我疗愈。在西摩–史密斯博士收集发表的笔录里有一位名叫卡尔（化名）的男士的自述，是在他接受一侧睾丸切除术后录下的[18]。在原来的录制视频中，卡尔一边放着《请别想不开》，一边说他不准备将此视频向任何人公布。据他讲术后这一年他过得“跟屎一样”，还说：“感觉真他妈肏蛋——唉，没有蛋！”对于去什么自助小组他是一点都不乐意，凡是那种“要站到人前的（场合），晓得吧，然后跟所有人说：我的名字叫卡尔·杰克逊，患的是睾丸癌。话刚开头就哭出来。我一个男的就不爱搞这种，也不喜欢别人在我面前哭哭啼啼的。”但是通过自己录制视频或者跟老朋友一道骂人，他找到了发泄情感的渠道。

西摩–史密斯博士认为：“卡尔在他的视频里完全是在用一种男性化的方式处理他的问题。幽默看来是男性会采用的一种应对疾病的做法，也许是为了显出一种男子气概吧——在睾丸癌患者自助小组就能明显地看到很多幽默。”这些论坛上的常用词诸如“摇荡”（音似“幺蛋”），或暗语说自己入了“空皮袋大会”——大概正是借助此类诙谐、放诞的表现，这些男人才得以“从睾丸切除的创伤中积极地重塑自我认识”，一面应对肉身的痛苦，一面恢复自己身为男性的自信。

女性则不同：一个女子要是想找人倾诉，或者靠在别人肩膀上流泪，不会有人站出来说闲话。但如果反过来在言语上放荡，则不见得有好果子吃。在实验室里浸冰水的时候，女性骂脏话同男性差不多一样管用；当面对现实中长期不可逆转的痛楚时，女人嘴巴不干净便是要吃亏的。

亚利桑那大学的梅甘·罗宾斯（Megan Robbins）教授等人便调查了乳腺癌及其他慢性疾病的女性患者，意图了解她们平时骂不骂脏话，如果骂又是否有效果。我们目前聊了那么多脏话方面的知识，应该认为嘴上骂得痛快，肯定可以减缓这些女患者的病痛吧？结果我看到了研究结论，不禁又惊讶又难过——平常说脏话的女患者，竟然比嘴巴管得严的抑郁程度更深，且较少得到亲友的关怀[19]。

罗宾斯教授是如此开展她的实验的：首先她募集了一批最近被诊断患有乳腺癌的女性，给每人分发了一台靠声音激活的录音设备。在一个周末的采集过程中，这批设备平均录下了每人10%的话语。接下来她一面分析数据，一面继续跟踪这批女性在一段时间后的情况。结果她发现，女性在同性朋友面前较常说脏话的，同时也有较大概率在病情发展过程中渐渐与朋友疏远，最终陷于抑郁。

思考一下上述实验里女性朋友之间的关系，再看看卡尔同他朋友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发现很不幸的一个事实。女性中间——特别是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反文化浪潮之前的女性，仍然对脏话十分不适应。罗宾斯博士说：“我觉得这里面结合了性别和年龄两个因素。论题中研究的妇女全部50多岁。她们的那一代，社会上还不容许她们和男人一样骂脏话。”我追问她是否认为这种情况会有所改观。罗宾斯本人也是个爱骂脏话的，但也只是说希望如此。“我完全能够认同（像卡尔这样的人）有时候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说脏话，感觉很能拉近人与人的距离，但在我父母辈的人看来就不一样。”

像刚刚提到的女患者，并不是说她们人格上遭人厌恶，总是对着朋友粗声粗气才被人家疏远的。“我们之前一看到有情感关怀减少的情况，立马就想：‘不得了，她们是把朋友骂跑了吧。’可是再仔细追究，结果大部分情况都不是这样的，连指着自己的病痛说脏话的情况都不多。”据罗宾斯博士了解，大部分患者说脏话都是“随口一说”。比如有位女患者跟丈夫一起干活的时候，对他讲：“这鸟玩意儿怎么搞法？”骂的就是这等无心的脏话。尽管如此，一旦骂得多了，总是要吃这样那样的亏。到了第6章的时候我们会讲到，社会上依旧普遍对女性说脏话采取压迫的态度。“大男人不许哭鼻子”，“好好的姑娘怎么说脏话”——这样的说法到了21世纪还是不绝于耳。

正如罗宾斯博士所说：

如果拿我们这一代人做研究，我希望结果会有所不同。在我这个为风趣、为友谊而骂脏话的人眼里，如今处于中年，又身为女性，真是很不幸的一件事。有些情况下一个人说脏话真的能对她面对困难有所帮助，这一点是朋友之间需要理解和包容的。所以听到脏话，请不要走开。

当然，站在原处听着对方滔滔不绝地爆粗口毕竟并非易事——脏话之激烈的确使得它们难以入耳。但是在切实理解了脏话和病痛、看过了卡尔失去一侧睾丸的经历之后，我们应该认识到脏话对于应对这类破事有多重要了吧！如果我们因为朋友说话难听就敬而远之，那么得扪心自问：我们待人是真诚的吗？

[1] R. stephens, J. Atkins and A. kingston, swearing as a response to Pain. Neuroreport 20 (2009), 1056–1060. doi:10.1097/ WNr.0b013e32832e64b1.

[2] P. M. Aslaksen et al., the effect of experimenter Gender on Autonomic and subjective responses to Pain stimuli. Pain 129 (2007),260–268. doi:10.1016/j.pain.2006.10.011.

[3] J. L. rhudy and M. W. Meagher, Negative Affect: effects on an Evaluative Measure of Human Pain. Pain 104 (2003), 617–626. doi:10.1016/s0304-3959(03)00119-2.

[4] E. kandel, J. schwartz and T. Jessell, Principles of Neural Science.McGraw-Hill Medical, 2000.

[5] N. K. lowe, the Nature of labor Pain. American Journal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186 (2002), s16–s24. doi:10.1016/s0002-9378(02)70179-8.

[6] T. saisto et al., reduced Pain tolerance during and After Pregnancy in Women suffering from Fear of labor. Pain 93 (2001), 123–127.doi:10.1016/s0304-3959(01)00302-5.

[7] 最后分娩时我用了22小时，全凭吸氧和调息，一句脏话也没说。现在我又有了一个高度不科学的结论，那就是顺利生产的秘诀全在宝宝——脑袋小，身体瘦小！

[8] A. E. Williams and J. L. rhudy, emotional Modulation of Autonomic responses to Painful trigeminal stimul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physiology 71 (2009), 242–247. doi:10.1016/j. ijpsycho.2008.10.004.

[9] R. stephens and C. Allsop, effect of Manipulated state Aggression on Pain tolerance. Psychological Reports 111 (2012), 311–321. doi:10.2466/16.02.20.

[10] 试想奥尔索普同学在此次实验前的人缘应该相当不错吧！

[11] R. stephens and C. Umland, swearing as a response to Pain – effect of daily swearing Frequency. Journal of Pain 12 (2011), 1274–1281. doi:10.1016/j.jpain.2011.09.004.

[12] Nathan C. dewall et al., Acetaminophen reduces social Pain: Behavioral and Neural evidence. Psychological Science 21 (2010), 931–937. doi:10.1177/0956797610374741.

[13] T. deckman et al., Can Marijuana reduce social Pain?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13 (2013), 60–68. doi:10.1177/1948550613488949.

[14] kandel, schwartz and Jessell, Principles of Neural Science.

[15] M. J. Bernstein and H. M. Claypool, social exclusion and Pain sensitivity: Why exclusion sometimes Hurts and sometimes Numb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8 (2012), 185–196. doi:10.1177/0146167211422449.

[16] L. lombardo, Hurt Feelings and Four letter Words: the effects of Verbal swearing on social Pain. Honours thesis, school of Psychology,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2012.

[17] S. seymour-smith, ‘Blokes don’t like that sort of thing’: Men’s Negotiation of a ‘troubled’ self-help Group identity.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13 (2008), 785–797. doi:10.1177/1359105308093862.

[18] S. seymour-smith, illness as an occasion for storytelling: social Influences in Narrating the Masculineself to an Unseen Audience. in C. Horrocks, K. Milnes and G. roberts (eds), Narrative, Memory and Life Transitions. Huddersfiel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9] M. L. robbins et al., Naturalistically observed swearing, emotional support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in Women Coping with illness. Health Psychology 30 (2011), 789–792. doi:10.1037/a0023431.

每次我在聊天中提到正在写一本有关脏话的书，就总会有人兴冲冲地问我抽动秽语综合征的事，可惜我的回答经常让人扫兴。通常人将抽动秽语综合征在口头上的症状想象得有声有色，其实3/4的患者压根不会无缘无故地骂人。我要再往下说，都怕惹人家不高兴了：就算有一小部分患者骂人，目前我们还不完全清楚是什么导致的抽动秽语综合征。相关的推测倒也有，例如，患者的脸部抽动可以通过某些药物得到缓解，说明病症可能和神经介质多巴胺的分泌有关，但还不能确定它在其中到底是怎样作用的。我们还从分析家族病史中了解到抽动秽语综合征具有遗传性，然而究竟牵连到哪些基因，缘何能够迭代遗传，这些统统没有答案。

我们在大多数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身上同时还能诊断出一连串其他的病症，诸如强迫症（OCD）和注意力缺陷障碍（伴多动）（ADHD）。这不仅给患者的生活带来多重的困难，而且对于研究者来说，也很难判定哪些症状属于抽动秽语综合征的范畴，哪些是受到了其他病情的影响。

首先要破除一个传言，抽动秽语综合征不仅仅是“脏话病”那么简单，而是因人而异地呈现为一系列相关症状。据马萨诸塞州文理学院的心理学专家蒂莫西·杰伊（Timothy Jay）教授的看法，只有不到1/4的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有无法控制脏话的问题[1]。虽然在具体的数字上还存在争议——要看怎么定义滥用脏话（英文医学术语作coprolalia，源于希腊语中的“粪便”和“多话”——大致可以理解为“喷粪”吧！），反正有骂脏话冲动的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大约占到7%~40%的比例。

目前有一条定义可以确定：抽动秽语综合征会造成人非自控的行为[2]。具体援引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说法，患有抽动秽语综合征的人：

• 拥有两种以上的肢体抽动行为（例如眨眼和耸肩）以及一种以上非自控的声响行为（如哼唱、咳痰，或大声喊叫零星字句）。这些症状不一定同时发生。

• 表现出非自控行为至少已有一年。上述行为可能在每天多次发生（常集中出于短时间内），或者时轻时重。

• 在18岁以前已表现出非自控行为。

• 症状并非服用药物或毒品造成的副作用，且此人并未同时患有诸如癫、亨廷顿舞蹈症，或病毒性脑膜炎等其他病症[3]。

这些“抽风”式的言行并非和我们眨眼咳嗽一般，而是违反患者本人意图的行为——有时能够通过意志力来避免，但在身心疲惫时就会变得难以抑制。患者往往会经历一阵阵的冲动，冲动强时则非自控的症状结群出现，爆发一阵后复又减弱。在大约2/3的患者身上，这些冲动会在青春期接近尾声时或多或少地逐渐消退[4]。处于学龄的少年儿童约有6‰患有抽动秽语综合征，但这个比例到了成年大概会降低到1/2 000[5]。

几乎所有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的病情都遵循着一定的发展模式。据布朗大学的精神病学和人类行为学助理教授克里斯蒂娜·科内拉（Christine Conelea）博士观察，患者的眼、面、头部会先受到非自控行为的影响，比如眨眼和吸鼻子。随着时间推移，抽动渐渐蔓延到肢体，并表现为越发复杂的症状。有一些儿童最初只是肩膀稍有抽动，然而积年累月，整条手臂会自发形成一整套动作。

声响不自控的情况亦类似，一开始是没鼻涕的时候也总要吸鼻子，接连清嗓子，或者发出其他什么随意的声响，最终发展为完整的句子和词语[6]。但不是所有情况都会导致非自控的骂脏话。我们有时将惯讲脏话的人戏称作“抽动秽语综合征”，事实上有别的病症远比抽动秽语综合征贴切。就比如精神分裂症，还有一些人格问题，都与脏话行为有很强的关联。而且受这些病症影响的人骂起脏话来往往是有目的的——他们要让周围的人产生某种反应。然而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一旦进入抽动的状态，就全然无法控制自己的言语了。

在第1章中，我们看到一些脑卒中失语症患者也能够说脏话，而且非脏话不说——和此处的情形仍然存在极大的差异。脑卒中患者可以有目的地说脏话，但他们的词汇永远定格在发病前就已心领神会的几个词语。相比之下，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有能力时不时地掌握新的词句，并在非自控的状态下脱口而出。

由于抽动秽语综合征中滥用脏话的情形不具目的性，因此截然不同于其他疾病影响下的脏话。患者自己抑制不了脏话的喷薄而出，即便偶尔能抑制也很难维持。他们的脏话也并非源于对疼痛或情绪的反应。实际上困扰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的，是他们的冲动往往发作得不合时宜，而且话语越污秽、越冒犯听众，事后缓解的效果越好——这就跟一般人骂脏话止痛颇有异曲同工之处。言语上的冒犯有时还不止于脏话。我们知道至少一位病例，每当和现任恋爱对象亲密时就忍不住要报前任的名字，结果令双方难堪[7]。

这样看来，好像抽动秽语综合征就是专门针对病人的社交仪态的，一味地要使人发慌出丑。滥用脏话的冲动一经爆发，经常还使构成冒犯的语句出口格外响亮，以此进一步地引人侧目，增强病人的羞耻感。病发时有些患者虽然控制住了嘴巴上的最后一道防线，结果却造成焦躁感急剧上升。您可以联想一下喷嚏即将出口或者身上极端瘙痒的感觉，想象如果仅仅因为自己打了喷嚏或伸手挠了痒痒，就会招致旁人的鄙视甚至受到拘留——这就是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所要面临的困境。有些患者意图拿我们先前讲过的“温和的脏话”来搞偷天换日的把戏，比如把“吃屎”换作“吃食”、“肏你妈”说成“抄泥巴”。但是由于脏话缓解焦虑的原理跟止痛相同，一旦减少了剂量，充其量不过是隔靴搔痒。

我们想要研究这个症状怎样发展，还得碰到一件麻烦事：难以采集到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语言行为的具体样本。蒂莫西·杰伊教授就曾广阅抽动秽语综合征领域的病例研究，结果发现很多研究人员都在记载患者表现上语焉不详。他感叹道：“相当一部分抽动秽语综合征的论文作者，无凭无据，对于病人在症状发作时的行为不加以确切的录入，反而代之以‘失控爆发出一连串的不文明用语’或‘许多脏词’。”不过根据他采集到的有限的样本来看，说英语的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在语言失控中最常用的脏话，依频率大小依次为：肏（fuck），吃屎（shit），妈屄（cunt），日娘（motherfucker）和鸡巴（prick）。

抽动秽语综合征中呈现出的脏话症状也因文化而异。据蒂莫西·杰伊教授了解，在日本文化中，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更容易爆发出“淫荡”（lecherous）、“脑残”（stupid）、“丑八怪”（ugly）一类的词语。还有一部分患者会凭空发号施令，比如丹麦的“闭嘴”（kaeft），意大利的“打住，呆子”（taci，cretinaccio）；而在德国的患者则会说一些别具一格、不带脏字的骂人话，就像“烂骨头”（verfaulte Knopfen）。

抽动秽语综合征中不适当的非自控表现还远不止于口头。患者的冲动还有可能包括涂写脏话和行为猥亵，后者通常表现为在公共场合触摸自己的生殖器。在行为猥亵发作时，患者尽管动作粗俗，但其中不包含任何意味（结果倒可能意味着遭到防身术和喷雾剂的反击）。您问用手语发作时应该算什么？理应还归为滥用脏话。有一位女性患者现年23岁，17岁那年她在掌握了手语的同时，正逢非自控声响和行为病症的初发阶段。此后她便往往一面用手势比出“肏”和“吃屎”，一面嘴中厉声发出“刺——”、“吃——”的声音[8]。这分明就是语言而非行为上的抽动，同对人竖中指或者在空中做出手淫的动作都是截然不同的。

！

如今关于抽动秽语综合征的各种病象的文章虽然有不少，但我们还远未理解这些擅长削弱和剥夺病人意志的冲动究竟是什么来由。一个人到了图书馆就按捺不住要喊“妈屄”，乍一看来，这样的冲动似乎与不自觉的眨眼或者手势隔了十万八千里，但是两者在病理上确实有可能存在联系。过去抽动秽语综合征被看作一种心理疾病，今天我们知道它首要的源头其实在于行动中枢的紊乱。所有病人的抽动，应该都来自无法正常压抑不情愿或不自主的行为，这其中就包括复杂如通过口头（或手势）表达不适当用语的冲动。

接着问题又来了：缘何病人无法抑制这种极有可能造成不便的冲动呢？大多数人都有过做出不合体统或常理举止的念头——坐在人满为患的戏院里，无端地大呼起火，或者拿手指去试火焰多热，但也只是想想而已，不至于付诸实践。但要让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不去实施这些违反常理的冲动，则是千难万难。因为对于他们而言，一旦念起，就如同被下咒，非要完成了心念方可得到片刻的休息。

患有抽动秽语综合征的大脑到底有什么不同？非常遗憾，在这点上我们还没有确切的答案。这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得归咎于病情的多变。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之中除了存在不同形式的抽动行为，连应对冲动的方式也因人而异。有些患者抑制冲动比较容易，有些则要困难一些。有些人一旦面对压力就容易失控，而有些人则在顾虑到旁人看法的同时能够获得压制冲动的动力。甚至有些病人到了医生面前就会想方设法地表现得体，于是为研究病情又增添了一道阻碍。

想要妥善记录、研究抽动秽语综合征还会遇到一大挑战，也就是它很少单枪匹马地出击。绝大部分年轻的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同时都能诊断出抑郁、紧张、焦虑的症状（足以预想得到吧！），另外诊出强迫症和多动症的概率也很大[9]。其中强迫症就有数条病象与抽动秽语综合征重合。比如，根据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第四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强迫症患者较为确凿的特征之一，就有“在严肃的宗教场所大呼不文明用语的冲动”。

我们确实了解的一点：抽动秽语综合征具有高度可遗传性。某些基因变异能够使得儿童先天易感，而这种基因变异非常容易出现在亲属患有抽动秽语综合征的儿童身上。由于比对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基因序列的工作仍在进行中，具体是哪个基因尚不能明确，不过已有可供候选的基因变异得到了证据的指认。还有一件麻烦事：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身上常见的某些基因特征，在强迫症人群中同样能检测出来——当然这两种病症为何形影不离也就得到了解释[10]。

对于一部分患者而言，抽动秽语综合征是对身心双重的折磨。它所造成的躯体抽动及其他非自控的冲动不仅招人嫌恶，同样也可能对肢体本身产生破坏。肌肉痉挛演变到剧烈处，常常导致骨折、颈部挫伤或者脑震荡[11]。此外还有很多患者会按捺不住抠摸、牵扯皮肤的冲动，导致体表伤痕累累——这是抽动秽语综合征对身体较为外在的一种伤害。然而，对于那些经历过滥说脏话、涂写脏话和行为猥亵症状的病人来说，躯体抽动损伤的仅仅是体肤，与摧毁社会关系的言行冲动比起来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可能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理解这种想法：人怎么会宁愿脑震荡或者骨折也不想出点小小的丑呢？殊不知，非自控的声响或行为是会给患者带来切实的伤害的——有的人被逐出校园，有的人终日被他人欺辱[12]。抽动秽语综合征的病情通常在童年向青春期过渡期发展得最为严重，这对于患者来说非常残酷，因为这个阶段对于我们常人而言，本该是用来结交挚友和认识自我的。抽动秽语综合征所导致的种种社会压力，是患者即便在病情消退以后也难以摆脱的伤痕。

克里斯蒂娜·科内拉教授调查了970名在孩童时期患过抽动秽语综合征的成年人，发现其中许多人仍在遭受社会排斥和其他的心理困扰，导致生活质量低下——可见抽动秽语综合征对少年儿童的社会生活和教育有多么长久而严重的影响。科内拉教授还找到了270名目前确诊为抽动秽语综合征的儿童，并连同他们的家长一并进行了调查。这其中43%的家庭表示他们因为孩子举止不自控而避免了社交活动，而38%的人表示他们完全避开公共场所。另外，75%的受调查家庭遭受过歧视，甚至有14%曾被驱逐出公共场所——这大概就是抽动秽语综合征儿童家庭离群索居的原因之一。被社会遗弃还不算，当问及学校的情况时，65%的儿童说他们的病情影响到了学习，有21%曾因言行出格被带离课堂或其他学习场所。

诺丁汉大学的露丝·瓦德曼（Ruth Wadman）博士一直研究抽动秽语综合征儿童及青年人与同龄伙伴的相处状况。她同样发现患有此症的儿童常遭到孤立或羞辱，不易合群且常受欺凌，还多被周围人看作“不讨喜”。

这种痛苦的相当一部分根源来自对病症缺乏了解。也许同直接治疗患者相比，我们用在传播抽动秽语综合征知识上的力量还远远不够。放在目前，通过心理咨询进行的支持疗法可以帮助年轻患者树立自信。瓦德曼博士采访了6名抽动秽语综合征的青少年患者，发现他们的处理手段各不相同[13]。有几位年轻人将非自控的行为融为自我认识的一部分，对周围人的冷言冷语置之不理——对于想尽办法改变自身行为以适应群体，他们敢于大声说：“滚你丫的！”这种办法放在一部分病例身上是合适的。一名少年告诉瓦德曼博士，他将抽动秽语综合征的症状处理得“特别好”。尽管他症状剧烈且同时患有抑郁症，但他已经能够做到不再花心思让别人接受他的言行举止。他说：“反正我做了这样一个决定：如果别人受不了我，那也不是我的问题。”

但对于另外的一些人来说，想对别人的感受如此淡然处之并不容易——例如现患有中度抽动秽语综合征以及强迫症的海登。他如此描述自己的境况：“我第一次和人见面的时候，表面上我会装作滑稽的样子，引人家发笑。但其实那是为了掩饰抽动的症状，结果到了后来所有人还是嫌弃我是个怪人。”在200名儿童中，平均有超过一人诊断有抽动秽语综合征——想想有多少孩子未谙世事就已经形单影只？

由于普遍缺乏公众意识，再加上“抽动秽语综合征”这个词动不动就被用来调侃脏话行为，很多真正患有抽动秽语综合征的病人的举止在常人看来可能是十分怪异的。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除了会无目的地说脏话和做出非自控的行为之外，还会受到其他各种冲动的困扰。玛德琳·芙兰克（Madeline Frank）教授和她的同事发现，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之中有3/4存在情绪泛滥或行为上瘾的问题，从暴怒和攻击型人格，到消费狂、偷窃、抓拔头发和纵火成瘾，不一而足。患有同样问题的，在普通大众中占不足1/10，在精神病院收容的病人中也仅有1/3。

这些冲动一方面损害生命财产，一方面造成病人持久的焦躁和恐慌情绪。对于我们非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而言，9/10的人最坏不过是心里痒痒着想对自己上司发飙。尽管说起来有时候克制自己不说“去你妈的”是有些困难，但是终归想想也就作罢。然而对于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来说，想要控制住这种损人不利己的言行则要困难得多。人们尚未搞清楚为什么会如此。有一种可能是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本身抑制冲动的能力较弱，在这其中包括对躯体非自控行为的抑制。从另外一个角度猜测，则又有可能是患者终日疲于应付抽动，因此大脑中的理性部门再无余力管理平常情绪上的冲动。

实际上关于人的自控行为，确实有这么一个名为“自我耗尽模式”的理论，是由佛罗里达大学的罗伊·鲍迈斯特（Roy Baumeister）首先测验的。他设计了这样一项实验：先让测试者抑制自己的情绪冲动，接着再测试他们行动上的自制力如何。在其中一个实验组，所有成员要首先观看一部容易造成欢乐或悲伤情绪的影片，但是全程抑制自己的情感。接下来他们同另外一组事先未观影的测试者一道接受体能测试，结果表明先前压抑情感的人总体耐力表现较差。

关于回避欲望和直面挫折的能力，鲍迈斯特教授还设计了一项绝妙的实验。首先他在一部分志愿者到达实验室的时候给他们两样零食：巧克力和萝卜，问他们要不要挑一样尝尝。在这个过程中有一部分人不知道是受了威逼还是利诱，在两者之间挑了天然健康的萝卜（通过某种我搞不懂的逻辑）。接下来他给所有人出了一道极难解的数学题（其实无解），测试他们能坚持钻研多长时间。那些勉强吃了萝卜的，平均过了不到10分钟就甩手不干了，而品尝过巧克力的则能坚持到近20分钟。这项实验事实上是否证明的是巧克力具有通畅心情的效应呢？或者应该说，血糖水平可能关联到承受挫折的能力吧？是有这种可能，只不过还有一件：事先没有受到零食款待的志愿者，平均的坚持时间竟然超过了20分钟！

这样就很明白了：哪怕只是想想要不要满足自己的欲望，都会消耗我们进一步回避欲望和实施自控的能力，而这两样条件在面对艰难的任务时都是必不可少的[14]。这就是为什么我再也不动节食的脑筋了。

抽动秽语综合征与冲动抑制之间的关系如此紧密，人们不禁猜想此症可能就是一种执行功能的紊乱。所谓执行功能，就是在任务之间切换、制订计划或调动瞬时记忆的能力。曼彻斯特大学教授丽贝卡·埃利奥特（Rebecca Elliott）解释说，执行功能是一个相对笼统的术语，其中包含的种种复杂功能皆用于协调各项大脑活动并实施高层级、有目标性的活动[15]。

有几件事能对执行功能构成损害，轻如疲劳，重如前额叶损伤。为了解开萦绕于执行功能、冲动抑制和抽动秽语综合征之间的谜之联系，身在伯明翰国家心理健康中心的克莱尔·埃迪（Clare Eddy）教授等人找来了40名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和20名未患此症的健康人，采取一系列测验以了解其执行功能是否存在差异。这项测验在招募时还做了很重要的一个考量：参与研究的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其他一切指标正常，且未患有多动症、强迫症等心理和精神上的疾病。这样就能尽量确保观察到的一切现象皆属于抽动秽语综合征的范畴。

执行功能的一部分即为读写能力。埃迪教授让实验对象在一分钟内尽可能多地举出f、a或s开头的单词——对于说英语又不自控地滥用脏话的人来说，这一套组合可以说就是专门设计出来挑动他们的神经的[16]。她还测试了他们的瞬时记忆水平：先给实验对象听一组3到8个不等的随机数字，然后要求将数字按照从小到大的次序重新报出。也就是说，如果听到的是7 6 8 4 3，则应该报3 4 6 7 8。最后再测冲动抑制——用的是一种叫作“斯特鲁普色词测验”的东西。

斯特鲁普色词测验是一个简单的心理测验。测验中会给人看用彩色墨水打印的色彩名称。例如，纸面上写的是“红”字，但是字体颜色是蓝色；又或者“黑”字用黄色、“绿”字用橙色，等等。参与者需要迅速反应，报出字体的颜色而非纸面上的词语。您要是刚刚听说可能不觉得有什么麻烦，但是我们通过测量人对难度较低（如红色的“红”字，可称之为“匹配条件”）或较高（如绿色的“红”字，即“不匹配条件”）的测验的反应时间，发现如果颜色匹配，普通人可以正确无误地在60秒内报出100条字体颜色；相反，当字体颜色与文字不匹配时，平均则需要110秒才能报出同样数量的字体颜色[17]。

斯特鲁普色词测验要求参与者瞬间抑制住选择写在纸面上的错误答案的冲动，转而多花心思认识并指出正确的答案——这项任务的难度，可以通过参与者的反应得到答案。对于不匹配条件的反应时间同匹配条件落差越大，就意味着大脑需要克服的阻力越大。

埃迪教授的小组分析数据，发现参与第一项测验的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平均能够列出40条f、a或s开头的单词，而对照组（即健康人）平均列出了50条。在数字排序的任务中，两组的表现也略有差异：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一般能够正确回忆、排序6个数字的数列，对照组却平均做到了7个数字。最后的斯特鲁普色词测验则又显示：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不仅出错率高出健康人50%，且平均费时更久。

无其他并发症的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在三项执行功能的测验中，表现明显劣于健康的对照组人员——这样的结果有三种可行的解释：要么是抽动秽语综合征影响了执行功能，要么是执行功能缺陷导致了抽动秽语综合征，再或者，抽动秽语综合征与执行功能缺陷之间的关系就如同和强迫症的关系一样，仅仅是并列出现而无直接联系。从埃迪教授的实验中，我们仍不能确认其中哪种解释正确。充其量仅仅认识清楚了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在抑制冲动上存在困难，只是不明白原因。然而对于多数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来说还有一线希望——他们心中的无端冲动是有可能延迟爆发，甚至以别种方式进行排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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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到了公共场所就不那么容易说脏话（在不熟悉的人或环境面前惧怕出现不自控的行为，压迫感上升）。另外还有一些患者，反而只有在熟人面前身心放松的时候，才能够克制住说脏话的冲动。对于后一种患者来说，只要一碰到紧张的情形就容易冲动，抽动的症状也就急剧加重——不像有些人，在人前靠着如履薄冰的心态，不管怎样还能把抽动的症状硬逼回去。科内拉教授了解到了这种现象，决定做实验来分辨对事的紧张和对人的紧张之间有什么不同。首先，她给一批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出了一道心算数学题，以便引起基准水平的紧张感。做题时她告知患者们，想问题的时候想说脏话或者有抽动的感觉，都是没有关系的，不用加以抑制。结果参与实验的患者普遍呈现出来的抽动频率较之平常有所降低——这很有可能是专注思考的一个副作用。接着她继续出题，但是这次要求患者们尽量管控自己的言行。最后测量到的抽动频率竟达前一次的两倍之多。可见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在人前需要克制时，反而更易受抽动症状的侵扰。

诸如上述实验的行为学研究揭示的是影响抽动秽语综合征发作的环境和心理因素，但是终究不能帮我们窥见脑中的情形。我们人类的一言一行，归根到底是大脑中的化学信号和电信号碰撞交织的结果，我们对这些复杂的现象了解得还十分模糊。借助新型的脑成像技术，再配合以对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的行为学研究，我们现在大致能够勾勒出抽动秽语综合征抽动症状的基本图式，只是还缺乏一个完善的理论体系。

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发生抽动的一个原因可能关系到大脑中的化学介质。目前的观点认为多巴胺会对治疗抽动秽语综合征症状发挥一定的作用——首要的证据在于，迄今为止缓解抽动秽语综合征疗效最好的药物在服用后，大脑利用多巴胺传递信息的方式同时得到了改善。我们认为多巴胺是一种神经递质——大脑中的神经元通过释放神经递质，可以促使其他神经元发送电信号。神经递质在人类的大脑和身体中扮演一系列角色，比方说多巴胺就是负责“提醒”肾脏排出尿液，以及限制胰腺分泌胰岛素的。

多巴胺在大脑中则爱朝秦暮楚。大脑中有1 000亿个神经元，只有2万个左右能够接收多巴胺，但是这2万个神经元对于我们行为的影响与其数量是不成比例的。多巴胺在大脑中的某些部分活跃时，我们感受到的是愉悦和成就感。每当我们历经艰难获得成功时，一刹那间心旷神怡的感觉就得部分归功于多巴胺在大脑神经元之间的不断分泌和接收。多巴胺分泌过量可导致精神错乱；分泌太少，则人在做事时缺乏成就感，因此会丧失迎难而上的动力。某些物质诸如可卡因可以使人被动产生多巴胺高潮，而用于对抗精神病的药物同时也可以终止多巴胺的激励效应。

当抗精神病药首次被用于治疗抽动秽语综合征时，顺带就将大脑的自我激励机制引进了抽动秽语综合征的议题之中。到2011年时，巴黎第六大学的斯特凡诺·帕尔明泰里（Stefano Palminteri）教授等人采用一个另辟蹊径的实验点子，深入探究了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和健康人的自我激励机制有何不同[18]。他招募志愿者，测试他们在看到电脑屏幕上的指示之后，能够多快地按下指示中的字母键。开始测试时，志愿者要把一只手的手指分别按在C、F、T、H和N键上，这就使得五指处在一个尴尬的倒V形上方。接着屏幕会闪烁指示，告诉志愿者以何种次序按下5个字母键。

实验中的每个志愿者会看到10个不同的排列组合，而每个组合在全程都会出现15次。事先规定10组字母中有5组，如果按对每次可奖赏10欧元；按对另外的5组，则每次仅得1欧分。

假如告诉您：碰到C F T N H这个组合，一旦能够快速按对就可以得10欧元，而按对F T H C N只能挣1欧分——不管有心无心，您肯定还是会想，到实验最后第一个组合应该能按对更多吧？这样想是没错的。在我们大多数人体内，碰到较强激励时，多巴胺就开始活跃并起到增强记忆的作用。因此志愿者中凡是未得抽动秽语综合征的，一概在“10欧元”组合上的表现优于“1欧分”组合，并且在速度上平均领先达1/4秒。

在患有抽动秽语综合征的志愿者中间，结果出现了两种情况。对于正在接受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的患者，他们在“10欧元”组合和“1欧分”组合上的表现基本均等。随着每个序列组合的重复，他们普遍的速度反应有所提高（但最终在各个组合上也未提前超过1/20秒）。然而在他们身上，看不出任何有心或无心努力增强高回报组合准确度的迹象。对于没有服用药物的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他们对于高回报和低回报组合的态度差异十分明显。健康人在碰到高回报组合的时候，到实验最后能将反应速度提高1/4秒，而未用药的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却能提高整整1秒。

未服用药物的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究竟是怎样提速的，还不完全清楚。但是我们有理由认为，未服药的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由于多巴胺较活跃，因此他们在神经上受到的激励也就比其他两组人员更强。把这条道理放在解释抽动症状为何随时间推移增长，一样也能行得通：将抽动症状释放出来，冲动得到了满足，多巴胺得到了分泌。由于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身上的多巴胺效应过分活跃，致使触发多巴胺分泌的运动被过深地印刻在脑中。换言之，一旦满足抽动的欲望，多巴胺即会在患者脑中大量释放；而一旦对抽动采取压抑态度，患者就会因多巴胺分泌的落空而难受——可以说是和可卡因成瘾如出一辙。

多巴胺这种物质放在我们常人身上，可以在我们完成必要任务的同时提供神经上的激励，但是在我们需要抑制某种行为时也不至于使人脱缰。对于那些有抽动秽语综合征的人来说，过分活跃的多巴胺分泌一方面可以使他们在按键盘上完胜他人，另一方面也促成了抽动症状的泛滥成灾。当然，在我们仍未最终确定其中原因之时，还有太多关于大脑运作的秘密等待我们去探究。同时也必须肯定，此类（从自我激励机制等方面入手的）研究确实大大推进了我们对抽动秽语综合征大脑以及抗精神病药物的工作原理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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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自20世纪50年代始，医学界就已经认识到抗精神病药具有抑制抽动秽语综合征的功效。为什么今天我们不再把它开具给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了呢？原来，正是因为此类药物疗法在五六十年代起到过异常显著的效果，我们才了解到抽动秽语综合征的病灶在于患者的生理而非心理[19]。

过去的医师由于误将抽动秽语综合征诊断为心理疾病，结果在治疗上走了不少弯路。在1957年，《英国医学时报》刊载了在伦敦莫利斯医院的理查德·迈克尔（Richard Michael）医师的一种在今天看来十分奇异的治疗方案。治疗对象是一名年近30岁的男子，用的是当时最先进的心理分析法。迈克尔博士首先了解了患者的家庭背景——此人家中母亲强势，父亲慈爱但比较弱势，接着又调查了他的性行为——部队服役期间曾经“频繁参与”同性间的性行为，最后认定此人之所以患病，是因为自部队复员之后必须压抑自己的性行为所致。

对此迈克尔博士开具了所谓的“二氧化碳疗法”，也就是让患者呼吸70%浓度的二氧化碳。对比一般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比重，治疗中所用超出了常值近20倍。二氧化碳疗法一共进行了30次，其间迈克尔博士记载患者呈现出“剧烈吮吸的动作”并常常梦见“明显与男根有关的形象”。疗程过后，患者不胜感激，说自己的病已经治愈了。由于是患者的一面之词，所以到底是治疗确实见效，还是患者想要放弃治疗，仍然有待商榷[20]。

经过半世纪积累的药物治疗和临床研究经验，如今回首这则治疗方案，不仅方法匪夷所思，而且简直同虐待患者无异。然而，就算是被证明有效的抗精神病药物，在临床使用时也有其见不得光的一面。

抗精神病药虽然能够减轻某些患者的抽动症状，但并非对所有人适用。很多患者一旦开始服药，便深陷各种副作用的泥淖，症状诸如头痛、眩晕、昏睡、抑郁、体重增长，甚至还有病例出现了类似帕金森病的症状。即便患者耐受，此药依然属于治标不治本——只要停药，抽动症状立马卷土重来。

如此一来，诸多患者转而寄希望于未证实的非传统疗法，也就毫不稀奇了——只要是不会吃了让人颤抖、头痛或者浑身无力的就行。据纽约大学迪亚娜·范朗克（Diana Van Lancker）教授说，肉毒杆菌作为一种药物有希望抑制声响不自控和肢体抽动的症状[21]。注射此种物质，似乎可以降低患者在发作前感到的冲动，并且一次注射疗效可达3~6个月之久。范朗克教授猜想肉毒杆菌大概起到了放松声带周围肌肉的作用，因而进一步缓解了动用“重口味”词语的冲动。由于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目前这种疗法到底是否可行，还是荒唐如二氧化碳疗法，依然不得而知。

还有一些牙科医师也提出了类似的假说，即下颌肌肉紧张是引起抽动症状的原因，并依此研发出了一种下颌植入装置。这项装置至今还没有接受过临床的检验，不过倒是有一位安德鲁·克莱姆普森（Andrew Clempson）医师，由于在“抽动秽语综合征行动”这个慈善组织工作，便和同事访问了参与组织的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看看有没有人使用过这款植入器症状得到缓解的。结果一共发现了9名尝试过植入器的患者，且经调查植入手术的价位自3 600至10 000英镑不等。其中3名患者的症状得到了缓解，2名表示无效，另外4名表示术后出现了并发症。据此，克莱姆普森医师认为此手术在现阶段不值得患者为之破费。他还说：“目前没有确凿的理论依据支持从牙科入手治疗抽动秽语综合征。且从几位患者的经历来看，植入手术的效果往往被夸大宣传了。”不过这一领域也可能并非一无是处——美国的抽动秽语综合征协会已经做出计划，在不久的将来要彻底从临床调查牙科植入手术的效果[22]。

价值10 000英镑的下颌手术是暂时落空了，那么拿30 000英镑来做开颅手术又如何呢？深度脑刺激（DBS）是一种相对时新的技术，大意就是要将电极植入大脑的深处。自从21世纪初以来，深度脑刺激已经被用于治疗帕金森病、强迫症、抑郁症以及各种慢性疼痛，近些年来又被试用在了一部分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身上。

这项手术既复杂又价格不菲，所以到现在为止病例还极少，但只要接受过此手术的患者，其丘脑部分在事后确实都得到了有益的刺激。丘脑是一个处于大脑核心部位的基层组织，基本上任何动物都是通过它来协调感官、行动、认知和睡眠的。术后通过给丘脑两侧实施间歇性的电流刺激，有可能将抽动症状的频率降低七成。但是这项手术也存在它的缺陷——它可能加大患者日后脑卒中的风险，并有时造成感染、身体局部异感、昏睡症以及视力下降[23]。

在荷兰，有一项针对此手术的研究仅在招募志愿者阶段就不得已而终止，原因是招募到的病例统统患了术后并发症[24]。在另一项研究中，一名患者在术后状况恶化，无法吞咽，不久即逝世。这名患者在20岁时植入了DBS电极，但是当术后电极打开时，她顿时产生极端焦虑，浑身上下抓挠不止。患者于是请求关闭电极，但先前的电流已经引起了并发症，导致患者完全无法主动咽下水食。在这之后患者越发抑郁并产生厌世情结，最终在23岁时因为拒绝接受滴瓶给养，脱水过多而死。[25]

面对这些实验性的治疗手段，我们得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新诊断的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中大多数是儿童和青少年，其中许多人本身就有强迫性的自我伤害倾向，将未经验证且有可能导致严重并发症的疗法用在他们身上，是否合乎伦理呢？罗杰·库尔兰（Roger Kurlan）博士是新泽西州大西洋神经科学研究所运动失调项目的医科主任，引述他的说法，外科医师在决定是否动用手术治疗时，不论病人的抽动症状多么严重，一定还是要做到审慎周全，因为术后并发症对于病人的影响是难以估测的[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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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似乎没有一种治疗方法是能让人完全放心的。药物副作用摧残人体，肉毒杆菌及下颌植入疗效可疑，而深度脑刺激技术仍然停留在蹒跚学步的阶段。马萨诸塞州总医院和哈佛医学院的扎比内·威廉（Sabine Wilhelm）医师认为应当重开行为治疗的炉灶。从患者心理入手的疗法在20世纪前期制造了不少滑稽无效的案例，结果被束之高阁50年，实在是情有可原。但来到21世纪初，我们意识到行为和大脑实现互相塑造的能力竟然十分之强，结果终于又有几位研究者摈弃了药物干预，转而回归到改善患者行为的课题上来。

在此之前，抽动秽语综合征研究领域早已将“抽动秽语综合征是完全不可控的”奉为真理，并且认为如果让患者压抑抽动，仅仅会导致症状转而向别处增生——因此心理治疗百害而无一利。然而当一种名为综合行为干预疗法（CBIT）的新方案开始被用于实践时，这种看法却遭到了有力的反驳。

威廉医师声称，综合行为干预疗法如今取得成功，意味着医学界需要尽快放弃对于行为治疗的陈腐偏见。与此同时，研究人员和医学专家一致担心，一旦依赖此类疗法，患者不光仍有可能加重病情，另一方面还会为参与治疗背负起过多的心理负担。还有人认为重新将抽动秽语综合征定义为心理而非神经失调的范畴，怕是要倒退回旧时代了。

依威廉医师的看法，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27]。目前有不少患者看到十周一疗程的综合行为干预疗法都跃跃欲试，毕竟另外可靠的方案只有抗精神病药。再说，人的习惯性行为可以改变神经回路，这点是不争的事实。采用了综合行为干预疗法，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以后再遇到冲动和抽动时，很有可能在心理上和生理上都已经得到了改观。先前威廉医师的青少年心理干预是为了让患者尽量适应自己的症状，但威廉医师坚信，抽动秽语综合征的冲动和抽动症状是能够通过治疗得到改观的。

抽动秽语综合征的根源无疑是一种生物学现象，是与一个人的基因组成和大脑结构相关联的。但是，根据得克萨斯大学的艾伦·彼得森（Alan Peterson）博士的说法，当前对于行为疗法的理解已经能够将生理现象、外在环境以及患者的个人情况全部囊括其中。综合行为干预疗法可以帮助患者认识到有哪些外在因素容易促使病症发作，进而针对各人不同冲动类型，使患者逐渐积累起一套缓解压力的行为模式[28]。彼得森博士还表示：“抽动症的行为疗法并非治愈，而是利用策略，教会病人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

在综合行为干预疗法中，医师会指引患者列举出有何种场合会让症状加剧，并让他们学会尽可能早地关注发作的征兆。接下来会鼓励患者细数自己的抽动症状，按激烈程度由重到轻排序，逐一处理。对于每一种抽动症状，患者要想出平常有哪些举动既不会和症状同时出现，又不会对身心构成损害。比如在有说脏话的冲动唤起时连续做深呼吸。通过这类习惯逆转的训练，患者可以在几周甚至几天内的时间里斩断冲动和症状显现之间的联系。

综合行为干预疗法还包括了放松训练，以及培训患者家长、教师或其他与患者有紧密交往的人，使患者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必要的支持——鼓励家长在孩子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功化解发作的冲动时，给予其关注和赞赏；协助孩子规避有可能加剧症状的情境。

从目前的结果看来，综合行为干预疗法疗效十分显著。在一项针对126名9~17岁未成年人的研究中，之前参与过8次综合行为干预疗法面谈的（即10周一疗程）在耶鲁大学的“全球通用抽动症指数”测试上得分降低了近1/3，而同期参与普通咨询的患者则仅仅减轻了这个数值的一半[29]。研究还显示，在完成综合行为干预疗法疗程时反应良好的少年儿童有2/3于6个月后表示疗效得以持续。在另一项样本数量为122人的研究中，同样的疗效也显示在了成年患者身上[30]。

抽动症状在行为干预后减轻约30%，自然不如服用抗精神药物后的60%~80%来得那样立竿见影，但药物副作用会使患者身受抽动秽语综合征的症状余波以及药物残害的双重夹击，而换作综合行为干预疗法这样的行为疗法，则可将患者置于一个症状部分缓解而免于附加风险的中间地带。

说到现在为止，所有研究都在钻研减轻抽动症状的方法，然而还有一种渠道可以长期改善患者的交际及情感状况。由于公众对抽动秽语综合征缺乏认知，加于患者的欺凌行为及由此而生的孤独、抑郁和焦虑症状屡见不鲜。所以我们只消做一件事，就能给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的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改观：教会他们周围人多一点理解和同情。

有些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深受滥说脏话症的困扰，这是不同于我们平常人偶尔放放嘴炮。他们得时时地钳制住自己的意念，稍有懈怠，就会有异常分泌的多巴胺推波助澜导致症状发作。在这些症状的背后除了“激励介质”多巴胺的作用，或许还有一些我们不甚明白的原因，实际上这些言语抽动往往会对患者和他人形成极致的羞辱。我自己作为一个健康人，同样可以不具目的性地骂骂脏话，放松一下；或者有所指地骂人，以实现插科打诨或表明立场的效果——然而抽动秽语综合征所造成的不具目的性的脏话只能给患者带来阻碍和困扰。

药物治疗和行为治疗能有限地缓和抽动秽语综合征的症状，然而患者本人终究要在其间做出选择，到底是接受严重的药物反应，还是从自身出发，勉力同抽动症周旋。这世上简直再没有第二种疾病，要让患者受更大的罪来避免冒犯到旁人。

实际上这就是目前抽动秽语综合征治疗的真相（记住，抽动秽语综合征在少年儿童中的发病率是成人的12倍），而我们给那些未成年人和他们家庭的只有两条糟糕得不相上下的选择：要么历经艰险，主动采取治疗。要么适应病情，同时遭受冷眼、伤害和孤独。

所以话说到这一步，假使您现在身患抽动秽语综合征，脏话出口虽然可以满足一时的冲动，但是长久来看对您实在是没有什么益处。这就是为什么说这一章节本该不属于这本书。抽动秽语综合征不是一个人“出口成脏”的笑谈。它是一种悲惨而又神秘的疾病，是切切实实给人带来不幸的一个存在。在曼彻斯特大学，有位希瑟·史密斯（Heather Smith）博士采访了数名年轻的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31]。采访记录中就有一名十几岁的孩子说道：“我感觉自己不再像人了，只是一台胡摔东西、乱喊乱叫的机器。”一个孩子用这种方式看待自己，真是一件可怕而孤独的事情。

假如我们都能多了解一点这种病症呢？假如我们认识到那些看起来吓人的抽动言行对于患者本人来说更加可怖呢？也许光凭我们的理解，还不足以使得那些病态的冲动从此消失，但至少不会有更多的年轻患者离群索居、身陷困境。我认为是时候尝试一下了！

[1] T. Jay, Why We Curse: A Neuro-Psycho-Social Theory of Speech. John Benjamins, 2000.

[2] 非自控行为不同于生理上的不自主行为。前者不具备任何实际目的——常人的眨眼是不自主的，但只要一个人不是性变态，在公共场合反复不自控地做出手淫的动作就可以认为是非自控的。

[3] www.cdc.gov/ncbddd/tourette/diagnosis.html.

[4] M. H. Bloch and J. F. leckman, Clinical Course of tourette Syndrome. 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 67 (2009), 497–501. doi:10.1016/j.jpsychores.2009.09.002.

[5] S. Wilhelm et al., randomized trial of Behavior therapy for Adults with tourette’s disorder.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69 (2012), 795–803. doi:10.1001/archgenpsychiatry.2011.1528.

[6] C. A. Conelea, S. A. Franklin and D. W. Woods, tic, tourettes and related disorders. in R. J. R. levesque (ed.), Encyclopedia of Adolescence.Springer New York, 2011, pp. 2976–2983.

[7] Jay, Why We Curse, p. 65.

[8] A. E. lang, E. Consky and P. sandor, ‘signing tics’ – insights into the Pathophysiology of symptoms in tourette’s syndrome. Annals of Neurology 33 (1993), 212–215. doi:10.1002/ana.41033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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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K. J. Black et al., Progress in research on tourette syndrome. Journal of Obsessive-Compulsive and Related Disorders 3 (2014), 359–362. doi:10.1016/j.jocrd.2014.03.005.

[11] J. Piacentini et al. Behavior therapy for Children with tourette disorder: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303 (2010), 1929–1937. doi:10.1001/jama.2010.607.

[12] Conelea et al., tic, tourettes and related disorders.

[13] R. Wadman, V. tischler and G. M. Jackson, 2013. ‘everybody just thinks i’m weird’: A Qualitative exploration of the Psychosocial experiences of Adolescents with tourette syndrome. Child Care Healthand Development 39 (2013), 880–886. doi:10.1111/cch.12033.

[14] R. F. Baumeister, K. D. Vohs and D. M. tice, the strength Model of self-Control.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6 (2007), 351–355.doi:10.1111/j.1467-8721.2007.00534.x.

[15] R. elliott, executive Functions and their disorders: imaging in Clinical Neuroscience. British Medical Bulletin 65 (2003), 49–59. doi:10.1093/bmb/65.1.49.

[16] 这三个字母分别是fuck，ass/arse和shit的开头。——译者注

[17] J. R. stroop, studies of interference in serial Verbal reaction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18 (1935), 643–662. doi:10.1037/h0054651.

[18] S. Palminteri et al., dopamine-dependent reinforcement of Motor skill learning: evidence from Gilles de la tourette syndrome. Brain 134 (2011), 2287–2301. doi:10.1093/brain/awr147.

[19] kurlan, treatment of tourette syndrome.

[20] R. P. Michael, treatment of a Case of Compulsive swearing.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1 (1957), 1506–1508.

[21] D. Van lancker and J. Cummings, expletives: Neurolinguistic and Neurobehavioral Perspectives on swearing. Brain Research Reviews 31 (1999), 83–104. doi:10.1016/s0165-0173(99)00060-0.

[22] A. Clempson, S. dobson and Judith S. stern, P7 dentists treating tourette syndrome. Journal of Neurology Neurosurgery & Psychiatry 83(2012). doi:10.1136/jnnp-2012-303538.24.

[23] R. J. Maciunas et al., Prospective randomized double-Blind trial of Bilateral thalamic deep Brain stimulation in Adults with tourette syndrome. Journal of Neurosurgery 107 (2007), 1004–1014. doi:10.3171/ JNs-07/11/1004; M. S. okun, K. D. Foote and S. S. Wu, A trial of scheduled deep Brain stimulation for tourette syndrome: Moving Away from Continuous deep Brain stimulation Paradigms. Archives of Neurology 70 (2013), 85–94. doi:10.1001/jamaneurol.2013.580.

[24] L. Ackermans et al., double-Blind Clinical trial of thalamic stimulation in Patients with tourette syndrome. Brain 134 (2011), 832–844. doi:10.1093/brain/awq380.

[25] A. duits et al., Unfavourable outcome of deep Brain stimulation in a tourette Patient with severe Comorbidity. European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21 (2012), 529–531. doi:10.1007/s00787-012-0285-6.

[26] kurlan, treatment of tourette syndrome.

[27] Wilhelm et al., randomized trial of Behavior therapy for Adults with tourette’s disorder.

[28] Peterson was discussing Black et al., Progress in research on tourette syndrome.

[29] Piacentini et al., Behavior therapy for Children with tourette disorder.

[30] Wilhelm et al., randomized trial of Behavior therapy for Adults with tourette’s disorder.

[31] Heather smith et al., investigating Young People’s experiences of successful or Helpful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s for tic disorders:An 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study.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21 (2016), 1787–1798. doi:10.1177/1359105314566647.

2008年银行业危机爆发，在媒体上激起千层浪的并非银行业中的玩忽职守，倒是有另一件事令媒体高潮。原来有一位高盛集团的高层管理人员在一封邮件中用“真他妈的臭”（one shitty deal）来形容一桩次级抵押贷款交易。报道一出，高盛集团非但未借此机会为自己臭得不能再臭的业绩向大众致歉，反而宣布将会严控公司内部邮件的脏话行为。所谓大慰人心恐怕不过如此了吧！

工作场合是否该容忍脏话，向来是争论的焦点。一方面英国的烹饪节目主持人戈登·拉姆齐在节目中逢话必脏；《每日邮报》编辑保罗·达克尔每篇必用一脏词，连他的同事都戏称他的报道为阴道独白。另一方面，以美国各大企业为首的事业机构越来越奉行清教徒主义。公司在服务客户上，忌惮员工语出不逊甚于挑剔不合格的产品，因而从上到下一致要求言语干净。然而，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为首的学界研究却揭示了一条别样的规律：在很多情况下，一个工作团队能够一同骂人，也就能够并肩协作。

玩笑如何科学？

脏话和鄙薄的言语，在外人看来可能十分冒犯，对于自己人却可以作为玩笑话来讲——同事之间亲密无间，工作效率也就得到了提升。正如芭芭拉·普勒斯特（Barbara Plester）博士在她2007年的论文《撒个尿滋一下：玩笑话对于IT（信息技术）产业的贡献》（Taking the Piss：Functions of the Banter in the IT Industry）中所说，互开玩笑来源于人的幽默感，当人有兴致开玩笑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他们是性格乐天且富于创造力的[1]。

芭芭拉在成为大学讲师之前，和我一样干过IT业。她告诉我：“我老公现在做的还是我原来的行业，所以我自己和过去的工作还留有联系，另外有两个兄弟也从事这个职业——总之我们一大家子都是IT极客。”所以，在工作场合拿玩笑和粗话滋人，对于我们俩来说都见怪不怪。然而一直以来令我称奇的是，比如说在叫一个人“滚蛋”的时候，其中会有多种不同的内涵。

通过采访和观察新西兰的3家小型IT公司的男女员工，芭芭拉得知大部分人在工作中都曾经开过别人的玩笑（或被别人开过玩笑），不仅如此，不论男女员工，都认为滋人关乎他们在同事面前的地位，因此，哪怕在这项“活动”中的水平不够，也要硬着头皮参与。

在为期3个月的调查期间，芭芭拉发现了许多新奇的现象，首先，滋人的玩笑话似乎不论多脏，都被认为是团队工作中的重要一环。常见的玩笑话，其中目的归根到底无不是为了拉近同事间的关系，或者在工作中打气：她发现，这3家公司的员工只有在要好的同事面前，才会对其言辞不敬。也就是说，只有加入开玩笑的行列中去，才可以认为是真正被团队所接受的。每当新人到来，同事都会先拿不痛不痒的玩笑来加以试探，接着慢慢加大剂量，以此考验此人的承受能力。

不过偶尔也有一上来就动用超规格整蛊的。有一次在芭芭拉的观察期间，某家公司内一位自封整蛊大师的家伙在新的男员工到来之际特地打出一个男子全裸跳山羊的幌子，邀请其在午饭后参加。

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芭芭拉不禁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到底新来的男员工是怎么反应的呢？具体不很清楚，不过据打听好像不久之后他就离开了公司。芭芭拉还说：“我觉得这就很像弗洛伊德的理论——幽默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当我们用幽默的形式表达事物时，可以触碰到很多平时无法触碰的内容。这套理论我相当喜欢。”

滋也好，脏话也罢，都能为人打开沟通种族、性别等等差异的渠道，并以此达成一种潜在的统一。就比如隶属于某国际IT集团的阿尔法科技公司，这家公司在新西兰拥有15位员工。在一次例行的远程工作电话会议上，芭芭拉从旁观察：“一开始大家只是玩笑闲聊，我也是作为内部人员参加的，所以大家一起围坐在桌前，像平常一样要等好久才会谈到公事……”

就在此时，一位名叫卡拉的女员工因为对视频会议的遥控器总是在男同事手里感到不爽，趁人不备抢走了遥控器。另一边一位名叫阿尔夫的同事于是开始管她叫遥控器女魔头。卡拉非但未受冒犯，反而欣然接受了这个称号，认为这是对她夺得会议操控权的一种认可。作为一位男性掌权下的女性员工，遭人消遣正好似一封来自男人队伍的邀请。

我问芭芭拉是否有相似的经历，以及在和科学领域的同事相处时是否也要花同样多心思来消遣或被消遣。她觉得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不论在什么领域，都要在严肃和玩笑之间掌握好平衡。

她是这样描述其中的困难的：“假如你光愣在一旁，冷眼旁观，那么别人的乐趣就被你毁了。一定要尽量放松姿态，缓缓跟住领头人的节奏。这样一来，总归能够看准场合用上一些不太严肃的词语。如果遭人恶搞，正确的回击就是‘滚蛋’，不这么说的话，大概别人就会觉得你不合群！”

哪怕没有明确使用脏话，拿玩笑整人（或是非术语中所说的滋人）都遵循着与脏话类似的原则。通常滋人者都会运用禁忌的话题，或是故意寻求受害者身上的弱点。因此以身高为哏的玩笑往往会用于过矮或者过高的人。滋人还会以激起对方的情绪反应为主要目的。虽然目前还没有心率和皮质反应等相关的实验数据，就光凭我个人的直觉而言，滋人这项活动，除了能引起参与者发笑之外，一定还能使人在情绪上获得强烈的唤起。可以说，滋人和玩笑式的骂人只有在当事人关系亲密、相互信任时才能进行得当。

同事间的嬉笑怒骂，原来全都能归结于关系。芭芭拉和她的同事发现：“（滋人）用于揭示人之间的实际关系实在是太灵敏了——只要两个人是过得去的朋友，那么在相互开玩笑时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有什么红线不能碰，全部能够心照不宣。能不能互相体谅到这一层，跟族群、性别之类的表象统统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交往的程度。”

工作中的很多玩笑放到外头根本不能讲——要么太脏，要么太违反世俗的伦常。芭芭拉指出：“某些玩笑本身就是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或者人身攻击。”比如有一位新西兰萨摩亚土著出身的员工法莱，动不动管一名欧洲背景的同事叫“FOB”（fresh off the boat，“刚下船的老外”的简称，含贬义）——她还对芭芭拉讲：“我还拿英语开他的玩笑、喊他‘胖子’，大家没有不开心。”难道法莱不觉得其中有什么不妥吗？看来好像没有。芭芭拉问到她这一点的时候，她还笑了起来，说什么“就是找找乐子”，什么“还要尽力当笑星”。

然而仔细再看看这些玩笑话，实在过分的确实不多。比方说，有些人的身材明明就是“活靶子”，却没什么人去拿此说事。芭芭拉注意到，凡是平时被人叫“胖子”的，通常都是自嘲或是嘲弄他人在先。嘲讽既出，互相拍拍肩膀、继续说笑，这就说明没有把刚才的笑话当真。开人家的玩笑想要不冒犯到对方，要么不去碰敏感的话题，自我调侃一番再讲别人，要么彻底出格，那样也就没有人当真了。

芭芭拉本来以为仰仗着政治正确的大树，至少事关种族、性别及其他禁忌的玩笑话应该使用起来会尤其小心，可是不——恰恰就是在这些问题上，玩笑话会开得格外热闹和肆无忌惮。关于此现象在理论上有一种说法。20世纪70年代有研究表明，带有侮辱意味的话偏于激烈的一方面时，相反人会首先以为它是玩笑的；而相对弱一些的骂人话则更有可能被当成是真在骂人。从取笑、侮辱人的话出口，听着的人手捧心口一声惊呼，到判定刚刚所说话的本质，在这当中存在着不匹配、不同步，一如我们对于脏话的反应——情感反应在先，理性分析在后。在现实中情况还要复杂，因为不少拿人开涮的话里都带着脏词，这就要求开玩笑者有赌徒般的自信：话讲得越过分越难听，玩笑开得才能越大，当然可能造成的后果也更严重。

反对玩笑话的斗士

詹姆斯·V. 奥康纳（James V. O’Connor），美国作家、演说家，1998年，他以一人之力向工作场合的不文明语言宣战，于伊利诺伊州的诺斯布鲁克创立了“粗口整治学院”[2]。这位奥康纳先生的品牌就是将“幽默的品格和世人遗忘的常理”带入各大机构的工作环境——收取咨询费为每小时1 500美元。他的办公地和住所在密歇根湖畔一片郁郁葱葱的街区，周围环绕着一片自然保护区、两个高尔夫球场，仿佛就是为了做出一副彻底摈弃市井尘泥之流的姿态而选定的。奥康纳先生本人仪态端正，谈吐和气，说起自己巡游大企业、集会、学校，努力更正和消除脏话，他头头是道：“有些公司聘我去，是它们内部冒出了脏话泛滥的问题，同时自己又不便于逐一追查，所以就叫我去面向全体员工做演说。”他认为身在美国的听众听他宣传不讲脏话非常受用（世上这种人大概的确存在吧！）。我虚心请教他，是否中学生也一样很欢迎他的演讲。

“欢迎得不得了！我去演讲过的中学不知道有多少所。怎么搞笑我很在行的——有一次我讲完，全体2 000名学生起立给我鼓掌。”

2 000名青春躁动的年轻人——什么东西能叫他们一致感激爱戴，那就是奇迹，更不用说还是教他们不说脏话了！到底他是如何设法让学生乐意好好说话的呢？

“我是这么跟他们说的：什么时候你感觉气得要发作了，平常你们……（此间他停顿数秒，仿佛是为了小心翼翼说出下面的词语）你们要么说‘气死了’，要么就说‘我真他妈气死了’——好像没有一个中间程度的词一样。你们想想看有多少词能用。我叫他们想了，结果他们想出来‘烦躁’‘闹心’‘懊恼’‘面露青筋’‘暴跳如雷’‘怒发冲冠’……接着我说，你们要跟朋友讲，‘我真懊恼’，你朋友肯定要笑你——因为这个词用在这里就是有点好笑嘛。不过你说，‘我感到非常烦躁’，那么比起你直接说‘我肏，真他妈烦’，人家肯定更爱听你想要说的内容。”

听来似乎有理——不过我自认为“懊恼”算是个好词——但是我还是没完全搞明白全场为之起立鼓掌的要素是什么。于是我又问他，美国方面改善言行、根除脏话的需求是从何处来的——难不成是他们还沉醉在清教基督徒先人的大梦里没醒？奥康纳先生认为，考察这种需求的源头不必追溯那么远，因为脏话的问题出自现代化。他说：“这就是我们当今‘非正式社会’的问题之一：衣着非正式、交往非正式、上下级非正式——对上司完全不按头衔称呼。”到此奥康纳先生（估计非要如此称呼不可了吧！）渐渐地进入了他循循善诱的演说状态，继续说道：“五六十年代的环境比较正式和僵化一点，结果民权运动一搞、反越战一示威、女性一解放，一下子人在很多方面都自由了，随心所欲了。”

奥康纳先生说，事情的转折点在于女性进入工作领域。如果放在好几十年前，男人在女人面前是不敢骂脏话的。但女性一旦进入职场，“她们一心想着要在男人中间混得开，所以举止要像男人，穿着要像男人，正装公文包全给备齐，然后讲话要不那么和风细雨——在她们看来那就包括用脏话。”

难道这就是反脏话斗士的终极目标？让一切回到规规矩矩不越轨的状态——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女人不会僭越，还对男人感恩戴德？还有那么多的问题我想提，让他澄清自己的理念，但是面对他彬彬有礼而又志得意满的神情，我不敢发难。我感谢他，祝他一切顺利，然后旋风般地赶回21世纪。在那里，人们的谈吐虽然不那么文雅，但至少我想穿裤子就能穿。

奥康纳先生可能渴望看到语言黄金时代的回归（但在下一章我们会讲，也许语言从来都没有不“脏”过），但对于21世纪这些来自不同文化、并肩共事的男男女女又如何呢？不用猜想了，我们来看看珍妮特·霍姆斯（Janet Holmes）教授等人在威灵顿维多利亚大学的“工作语言研究项目”。

以发扬为目的的脏话探究

珍妮特·霍姆斯教授，新西兰人，自己能言善辩，同时也热衷于了解他人之间如何交流。她不是循循善诱、引人向善的教条派，而仅仅是客观地研究现实状况。她带领团队走进加工厂、办公室，调查此处的幽默、八卦和脏话如何进行。她讲自己的研究路数属于“以发扬为目的”，也就是专门发掘工作团体的长处。具体说来，就是人力部门会请他们前去公司观察某个业绩出众的团队，看他们有哪些优点，以及这些优点能不能推广。

现在就有一支16名男员工和4名女员工的团队，绰号曰“能量超人”，队伍里萨摩亚、毛利、汤加以及欧洲背景的新西兰人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他们同意接受为期一周的跟踪调查，并各自在身上佩戴了录音器。珍妮特说，事后将录音转录为文本，发现上面满纸脏话。

从外人的角度看来，在工作中嘴巴这样不干净，估计这“能量超人”团队就是一帮没教养的大老粗。但是，珍妮特教授指出这里的骂脏话行为中有一点很值得注意。于是她借助深厚的语言学功底，向我们娓娓道来“fucking”（我日的／他妈的）的不同用法：

“一般来说，脏话可能扮演几种不同的职能。一个是加重语气，就好比‘非常’‘真’这样的修饰词。但是放在此处的环境来看，‘fucking’的使用相当普遍，基本上可以作为小组内部的暗号使用。凭借这个词的发音方式可以判别它是修饰词，还是在表达某种冲动的感情。通常音量和重音位置是判别的重要标志——‘not fucking likely’（不太他妈可能吧？）跟‘not FUCKING likely’（这他妈不可能！）就不太一样。”

我点头，嗯，确实听出来了，而且隔壁的人估计也听出来了。珍妮特思忖片刻，我则屏息凝听门外是否有脚步声传来，说不定有人以为这里发生口角了呢——“音量越大，则越有可能是在表明实在气恼，而非着重于它修饰的内容。”

2004年珍妮特教授跟同事合作发表的论文同样不乏脏词[3]。如果给奥康纳先生看到他可是要昏厥过去的。团队内部的和谐，靠这连篇的脏话实现了，其中团队成员在互相絮叨（whinge）跟抱怨（complaint）等方面尤为受益。

不是语言学专业的人，可能看不出絮叨和抱怨两词本质上有何差别。珍妮特为我们指点迷津：一个人絮叨不满，往往只是嘟哝一时，并不希求现状有任何改观（如“这他妈的鬼天气”）；而抱怨这种表达形式虽然同样在嘟哝，其内在却是企盼改善的（如“这些人他妈的能不能不扲着湿雨伞到处走”）。抱怨按她的话来讲，是一种“当面对峙的行为”。

“当面对峙”听上去好像很严重，其实并不是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只要是能使人“丢面子”的言行，都可称为“当面对峙”，因而抱怨工作或是某人的不称职皆能算作此类。

有一段对话的例子我们来看一看。拉塞尔[4]是萨摩亚–欧洲混血，不到30岁，莱西亚是完完全全的萨摩亚人，三十出头。

拉塞尔：这道生产线我真他妈烦透了，天天都干一样的活。

莱西亚：我要把你换到别的生产线上，更有你受的，叫你他妈的哭爹喊娘……嘟嘟囔囔，老头子似的。

我刚看一眼，认定是一个人在教训另一个人。然而我的第一感觉又出错了——珍妮特搜集的记录表明在“能量超人”小组，羞辱谩骂都成了促使工作顺畅的润滑油——“这一类言辞是友好性质的，并不是指责抱怨谁。（我们发现）这些员工把脏话用作确立互相信任的标志，而且他们确实互相信任。”

脏话树立团结，这一点是“能量超人”组长吉内特尤为擅长的。名义上是她带领全队紧密协作，但实际上相对于平常组员她不过是发言在先。大部分时候，团队里有什么絮叨和抱怨，都是由她来进行疏解。吉内特的不一般在于，她掌握了理解和运用脏话的秘诀。

说到吉内特，珍妮特教授眉飞色舞起来，明显是触动了一些美好的记忆。她回忆道：“吉内特的萨摩亚土语很溜，而且她有一点很有意思，每天早晨6点工作会议，吉内特发言必定用语直截了当、“劈头盖脸”。昨天的目标没有达到，她会一顿狠批，教他们今天一定要加强干劲。但是待到会议结束，她单独寻访、问候各个组员，语气竟变得像慈母一般。对于萨摩亚族的组员，她则换成萨摩亚语来询问方才听清楚会议内容没有。”

偶尔“能量超人”有人工作泡汤，吉内特更是毫不留情面，直接找去谈话。但对于同样的组员，她又会在必要时在公司面前为其慷慨陈词，而此时她用语则滴水不漏，细致周全。看来吉内特不仅是英语和萨摩亚语双语流利，而且俗语、敬语也能转换得天衣无缝。

不仅如此，吉内特可能还是那种将奥康纳先生之流气得火冒三丈而又无可奈何的女干将。珍妮特认为她在与人沟通上异常机敏，而脏话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 “多数人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做到见不同人说不同话。吉内特却能一方面强干有力，在晨间工作会议跟人互喊互骂，另一方面又能在私底下与人和善，显得风趣且宽容。”

“能量超人”小组的骂脏话之中确实别有洞天。假如我明天就加入这支队伍会怎样呢？会不会一上来也跟着一道骂脏话呢？原来同样的情形珍妮特已经考察了一遍，靠的是观察新近移民来新西兰加入小组的员工。当时小组的要务是让新人适应工作的环境，免得他们受了惊吓。珍妮特说道：“我们调研小组当时也在联络、观察工厂和工地上的移民员工。因为工地嘛，谁也不奇怪在那边工作的人说话比较粗鲁。于是这里我们想，同样应该事先让这些外来客做好思想准备。”

新入职的员工，不少都惊异于新西兰人的语言习惯，并不是这些人原来不说脏话，而是在某些文化中，脏话很少会用来当好话讲。那样的话，一旦迁来就很难适应同事也会骂脏话的事实。另外我们之前也提到过，一些脏话即便不会立即冒犯到外来的人，但毕竟什么能当玩笑，什么不能随随便便说，还是因文化而异的。这“冒犯”的尺度，双方都很难拿捏得准。珍妮特继续解说道：“首先得跟他们说：不用对这些话有什么负面的联想，还有，嗯……（此处她停顿片刻，考虑下面如何措辞）关于用不用这些话，没有什么硬性的要求。不过如果因为讨厌不用的话，可能融入新团体的过程相对就要缓慢一些。这么说吧，如果个人说这些话没感觉什么不妥，那就尽管说吧；但如果有什么忌讳，那再适应一段时间也无妨。想要靠一己之力改变一个团队长年以来形成的语言习惯，到底还是不太现实。”

英国人和新西兰人在骂脏话上有颇多类似，尽管如此，土生土长的英国人南下去工作可能也会不知所措。就以英国研究员斯图尔特·詹金斯（Stuart Jenkins）为例吧，此人为了支付学费，只身去往东英格兰的一家物流包装工厂工作。斯图尔特的这道生产线上没有吉内特这样靠人格魅力统领全局的人物。此处非正式的领导是一位名叫欧内斯特的小伙子，身材高大，声音也大，总爱挑临时工——尤其是半工半读的临时工——的不是，还无缘无故地绊人、时不时捶人的肚皮。如此几个月下来，斯图尔特心道可算受够了。

一天下午斯图尔特正在忙，欧内斯特在一旁再次对他开展狂风暴雨式的口头凌辱，翻来覆去数落斯图尔特这样的小豆芽如何如何不济，稍微重一点的活计就要给我欧内斯特这般的汉子来扛，等等等等。正说得唾沫星四溅，斯图尔特突然开口了：“你这么说，我他妈怎么没见你干活，懒屄！”

旁边听着的工人们口中纷纷唏嘘起来——这是一种不用付诸语言的交流，放在哪里都能明白这是在说“犯事了”。欧内斯特恶声恶气地嘟哝了几句，结果却走开了。要是不晓得珍妮特研究出来的道理的恐怕全得认为斯图尔特得不到好下场了，但是当天晚上，斯图尔特却被欧内斯特和他的一帮朋友请到了酒馆，从此两人成了工作以外的熟人。

脏话原来真的能够破除人际交往的障碍。不过，工友之间的相互谩骂和调笑造成的后果并不总是理想的。玩笑之中是否能留一点“余地”，这是很重要的。芭芭拉提出一个说法叫“话中带刺”。比如之前参与她研究项目的卡拉有次为全办公室安排看电影，却没有买阿尔夫的票。阿尔夫因为感到被排挤在外，径直走进办公室说：“好啊，你这死贱人！”片刻过后，眼见他拎着包往外走了，又进门来补上一句：“卡尔帮我搞到了票，不过你还是死贱人！”

阿尔夫这一次在口头上动粗与他前一次骂“遥控器女魔头”不同——这一次是真动了气，而且在表达上也明确带有发泄怒气的意向。但是凭借着办公室平常笑骂频频的保护色，如此真正骂人的情况完全可以消失无痕，所以事后不光发泄了火气，又可以解释为“我跟你开玩笑呢”。芭芭拉说，这就好比一种语言上的鱼与熊掌兼得的行为。

英国人也会干同样的事。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的迈克尔·霍（Michael Haugh）博士与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的德里克·鲍斯菲尔德（Derek Bousfield）博士就“玩笑式讽刺”的问题对比研究两国的男士[5]。英国人是出了名的爱话里藏针，尤其爱针对那些自我感觉良好的人使用。澳大利亚人又如何呢？

论滋人的重要性

凯特·福克斯（Kate Fox）在她生动而精辟的社会观察著作《观看英国人》（watching the English）中写道：“若放在别的文化里，一个人自高自大一些虽不妥帖，却也算不上罪大恶极；说一个人‘把自己太当回事’有时不光是一种容忍，甚至还可以是一种认可，如果是财政要务或是军国大事更不消说。然而在英国，工作中对上级发誓效忠的、面带威仪的、说话有板有眼的，人家不当面开玩笑也要在背后嘲讽[6]。”

嘲讽的形式通常为滋人，用在这里也就是一种“枪打出头鸟”的讽刺手法。一个人在英国自夸，就会被人看作品格低劣。要想让世人看到自己的成就，唯一有风度的做法就是自我嘲讽一番，如果不自嘲，别人也会来嘲讽你。霍和鲍斯菲尔德两位博士有一篇题为“媒体婊”的对话笔录，主角是他们的同事西蒙。此前西蒙身穿“三个火枪手”的道具服跑完了在当地举行的“英国北方半程马拉松”[7]，在现场接受了电视采访。他的另外两位同事穿着剩下两名火枪手的服装，同他一并在采访录像内，但最后仅有西蒙一人的采访内容在电视上得到重播。事后他竟不知好歹地在同事面前夸耀起来，大笑说：

“总共上了4次他妈的电视哦！”此时他的同事也跟着笑，其中名叫戴维的赞叹道：“我日的老天！”但是西蒙依然滔滔不绝，不小心就触犯了“脱离群众”的大忌：

“然后他们只播了我那一段，可不是没播我的两位小弟吗？”——这话说得大错特错，于是戴维再次插进来：“你个大头蛋（you bigheaded bastard）。”周围人哄笑：“你他妈的大头蛋，混账玩意儿。”

这时西蒙加进了笑声，同时肯定也意识到他必须表现得合情合理一些。于是他很巧妙地想出计策，一面将重点从自己身上转移开，一面唤起周围人的家乡情怀：“就是嘛，因为我满口说的都是‘喔唷喂，我们东北人杰地灵呀’。”大家开怀大笑，紧张局势得以化解。

玩笑话可以无稽，可以包容，可以言语中伤，也可以意味深长。看起来真正以玩笑为目的的玩笑话是比较容易接受的，但芭芭拉的研究表明，即使玩笑话不带有恶意，有些人并不会就此感到舒坦。文化不同，玩笑话也能捅出大娄子。

芭芭拉观察的三家公司中属BytesBiz[8]规模最大，有45名员工。而且普遍看来，这家公司员工使用的玩笑话也是最“轻量级”的。然而对于新员工布伦达而言，这些玩笑话的分量显然还是太重了。布伦达刚刚入职不久就逮住了她的同事凯西训话，原因是她一名顾客说“你今天撸管撸多了吧”。事后这名顾客和凯西都说这是因为互相熟悉才开的玩笑，但是布伦达却在气头上，不听分辩给了凯西一个警告，告诉她这种行为在自己看来就是不可容忍的。

凯西原本已在这家公司干了3年，竟然被一名新来的训斥，心里颇为不快。此事在BytesBiz公司的员工之间广为流传，以至于芭芭拉单独采访的员工中有5位都跟她提到布伦达完全无视公司氛围，大家都对这事气得要死（或者如奥康纳先生所说的“懊恼”）。最后布伦达离开了公司，后来回忆说自己实在感到工作很难进行，还说这家公司简直就像“马戏团”。尽管布伦达本人从未遭到同事的调笑，但整个公司的环境在她眼里就是乌烟瘴气的。珍妮特的发现在这里得到了印证：拒绝参与工作范围内的脏话行为，终将遭到众人的冷落。

芭芭拉通过研究还发现，工作中的互相谩骂和调笑一般仅限于中下层员工，而管理层或上级则很少加入玩笑的行列。她解释说，假如上级对下级不使用端正的言语，恐怕会确实造成麻烦。在下级面前自嘲可以，可是一旦涉及他人，玩笑若又开得不恰当，相应的风险就太大了。

然而，在美国有一项1982年的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即管理者能对下级开肆无忌惮的玩笑，而下级对上级说话则要小心谨慎。我问芭芭拉，是否北美和澳大利亚的管理风格存在区别，抑或是过去30年总体的管理方式产生了变迁。她说：“我想这可能是总体上的改观。我约过一些管理人员谈话，他们个个谨小慎微，生怕一不小心在职工面前滥用了自己的权力，所以职工之间开玩笑他们是提倡的，不过呢……”这句话她没有说完。看来管理者在说话上面远远不及他们的雇员自由。

话虽如此，一家公司的管理人员就算不直接介入，也能够间接影响工作中的语言氛围。芭芭拉说，三家公司中有一家的管理者是两位性格特别和善内敛的男士。在他们的公司，职工们照样互相滋、调逗，但其中脏话和粗俗的含量则远不及其他两家公司的了。

有屁放出来——脏话的修辞作用

互相开玩笑地骂骂大概是能够增进同事关系，然而对于办事效率作用又如何呢？北伊利诺伊大学的科里·谢勒（Cory Scherer）和布拉德·萨加固（Brad Sagarin）博士著有论文，题为《不得体的影响》（Indecent Influence），其中探究了使用个别脏词时句意会发生怎样的变化[9]。

谢勒和萨加固首先回顾了20世纪90年代的有关研究，指出人在理念相左的时候往往也会对发言者产生厌恶和排斥的情绪。他们于是想看看同样的效应是否能扩展到理念接近的情况中去。在测试中他们先后为88名在读本科生单独播放了一段演讲视频，演讲中倡议让周边某院校减免学费。实际上两人预备了3个版本的视频，而每名学生仅能随机看到其中一个版本：一版中间出现了轻度不文明的脏词（“减免学费这个提议，我们不光认为是极好的，而且还他妈的是最合理不过的！”），一版在开头用同一脏词（“他妈的，我觉得没有一个比减免学费更好的措施！”），另外一版则不含任何脏词。请来的演员在录制每段视频时，已经按要求尽量将演讲其他部分保持一致。

结果，看完两种包含有脏词的演讲版本的学生大部分认为演讲的风格偏于过激，但是对比看到不含脏词版本的学生评价，似乎前两种版本在可信度上并未打折扣。再有，看过脏话版本演讲的学生，事后支持演讲提议的普遍多于看不含脏话版本的学生。

在2017年1月出版的研究中，结论认为接受测试的学生很可能是在刹那间对演讲者诚恳与否做出了判定[10]。在剑桥大学，大数据分析课程讲师戴维·史迪威（David Stillwell）博士联合荷兰、美国以及香港等地的同行共同研究了脏话和说谎的关系。他们找来276人询问他们知道以及使用的脏词，并让其填写“谎言度量”的调查问卷。问卷中有12道题目，均用“是”或“否”作答，比如，“假如承诺过要做某事，你是否会不顾一切去完成它？”还有，“你的个人习惯是否全都是好的或有益的？”

史迪威博士等人解释道：“面对这些题目总是选‘是’的，一般可认为是属于不切实际和隐瞒个人实际情况的。”也就是说，诚实的人在问卷上反而得分会较低——各位扪心自问一下，毕竟有谁的习惯会全都是好的呢？再比照前一轮关于脏话的询问，该团队还发现自陈不知道或不惯说脏话的人，往往在测试中也得分偏高——那么这些人要么是道德楷模，要么就是说谎成性。

关于个人骂脏话多少，怎样确保那些“圣人”们不会同样扯谎呢？研究团队于是转向了社交媒体。他们在分析了73 000条脸谱网动态之后，发现在个人状态中骂脏话较多的用户总体表现出的语言习惯也是较为诚实的[11]。从何讲起呢？原来有研究表明人在撒谎时，一般会避而不提“我”这样直接指向主体的词，而且由于撒谎本身占用的脑力过多，撒谎者的词汇也会相应地偏于简单，致使其语焉不详。据此，史迪威博士等人将用户的脏话频率和“疑似谎言”出现的频率并列比较，继而得出了脏话越多，则潜在谎言成分越少的结论。

然而假使问一般人，爱说脏话的人可不可信，一般都会回答不可信，特别在讲脏话的人为女性时更是如此。荷兰伊拉斯姆斯大学的埃里克·拉森（Eric Rassin）和西蒙娜·范德海登（Simone van der Heijden）博士询问了76名普通人，说脏话的人是否更有可能是诚实的，但没有提供例子。排除不置可否的在外，表示说“不诚实”的人是支持“诚实”一方的两倍之多[12]。

关于此事我请教了桑德斯法律事务所的事务律师主管人员詹姆斯·桑德斯（James Saunders）。我问他是否在工作中感受过此种效应，他回答：“很多日后接受审判的嫌犯在被捕时都表现得颇为狼狈。就算素质很高的辩护律师有时也会暗暗以此为笑柄，比如在宣读证词时会说，某某某，我现在为你复述当时你所说的：‘你妈屄放开我……’据我的经验，一般拘捕方也不太会介意当庭宣读这种材料，在他们看来这都是对辩方不利的证词。”

但这样的假设符合实情吗？拉森和范德拉登博士这次加上例子继续调查询问。他们模拟法庭环境，并虚构出了“证人席”跟“辩方”的证词。参与模拟调查的是35名二十出头的年轻女性，调查中要求她们用1（不可信）到10（完全可信）的数字为以下证词打分：

“他妈的不是这样子的，我都说了10次了，这件事跟我没关系。你们搞的什么名堂啊？我在这个鸟房间都站了快两个小时了，我要回家！要么让我跟我的律师私下谈。日他妈的狗屁。”

接着他们又给参与调查者看一条内容几乎完全相同的证词：

“不是这样的。正如我前面10次说过的，这件事与我没有关系。这样问到底想要怎样？我站在这个房间里已经快两个小时了，我想要回家。或者允许我跟我的律师私下谈。真是糟糕透顶。”

两条证词同样是在否认控告，但调查结束后，认为骂脏话的辩方可信的人数竟远多于相信不骂脏话的。难道这是珍妮特教授此前提到的“脏话加重语气”的效果？抑或是我们感同身受，认为自己假如被冤枉也会使出雷霆万钧之力骂脏话辩护？研究人员继续扩展模拟法庭现场，这次虚构出的是两种证人方的证词。

“那个浑蛋扯走了我手上的包，一溜烟跑掉了。一开始我抓住包没放开，还被他拖了好几米。这下好了，这损失谁他妈来付啊？就应该这个禽兽东西来付。”

这次一共有54名男女大学生参与“陪审”，而带脏词的证词再一次获得了更多的认同。这样一来，桑德斯在法庭上观察到的状况又如何解释呢？我把这些“证词”读给桑德斯，他一听就说陪审团听到的证词根本不是这样子，首先一条：这几段证词编得太流畅了。

“你们一定要明白，一般人在法庭上讲的大部分都是没用的信息。听一听审判录音就知道，不管哪方的证词，最常出现的词就是‘呃’‘那个’。所以这项研究所用的段落一看就是经过加工的。”原来同样是脏话，大学教授坐在研究室里闭门造车编出来的，与证人在接受审讯时心急火燎、吞吞吐吐冒出嘴的又有很大不同。

我又问桑德斯，是不是可以事先准备一些脏话，等到辩护到节骨眼的时候使出来以表清白？然而事实证明，肥皂剧中声泪俱下的精彩辩护在真正的法律界精英面前是派不上用场的。他毫不含糊地说道：“我是绝对不允许我的客户在做证时骂脏话的。法官和陪审员自己都是现实中人，外面的有些词在家里他们也不愿意听到。而法庭是一个相对非自然的环境，我会跟客户讲，法庭虽然不同于现实世界，但它有它的规矩，最好还是照样遵从。比如最简单的：裤褶打理整齐，上身衬衫、领带穿戴干净。”

不过，桑德斯又耐心解释道，开一次庭审毕竟花费不小，假如证词带一点脏话他们也不会专门停下来治理——“如果语言不文明，法官会简短地警示一声：‘某某某先生，请您注意言辞。’”

然而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则可能带来更大的风险。

“如果刻意做出风度翩翩的样子也是不妥的——特别是一些年轻警察小伙，在做证时声情并茂、字字珠玑，结果适得其反。假如已经到了惺惺作态的程度，那么给法官和陪审员的印象就会不太好。给人有这么一次怀疑，接下来很有可能你说的话别人全都要三思。”

对待言语不敬的，法律界人士偶尔也会以牙还牙。曾经有位累犯在王室法律顾问帕特里夏·林奇（Patricia Lynch）大法官的法庭上骂道：“我不是傻屄，你他妈傻屄。”她回答道：“我倒觉得你是有点傻屄。告诉你，你无端这样侮辱我对你目前的形势没有任何好处。”事后林奇法官本人遭到司法规范调查处5个月的审查，最终因为诚挚致歉并保证日后不再犯才免于纪律处分。我有些为林奇女士抱不平——依我看，她当时的反应可以说是按章行事时再诚恳不过的情感流露。

桑德斯先生则依旧坚称，不论心理学实验揭示出了什么样的道理，脏话在庭审上始终不可能登堂入室。谈到当前存在的骂脏话情况，桑德斯认为还是应当注重证词的内容而非形式。他说：“说什么骂脏话能增加或者降低证词的可信度，这点我还是不太相信。我们都晓得有些人骂脏话比较多，习惯三个字中间就要有个“肏”，但是我们不会听到了就想：这个人不太可信。不过也有很多人的注意力大多放在脏话而不是内容上，我颇为他们感到遗憾。”

桑德斯说得有理。人的情感确实容易被脏话牵着鼻子走，而且在以后的章节我们会看到这种情绪上的牵引源于脑回路的构造，是不可避免的。但其实很多脏话是话里有话，有时它是在说“开玩笑呢”，有时则是在警告他人“不要做得太过分了”。关于这种行为模式的起源，在接下来的一章里我会为您细说。

脏话的情绪效应放回“能量超人”的例子里去，也许就能解开吉内特的领导秘诀。她在监督生产中会适量地运用脏话，令工作着的快马加鞭、闲散着的快速归队；她知道工友的骂脏话不代表对她个人的攻击；她还知道何时何地收起脏话，在与工友谈话以及与同级和上级交流时，她从来都不会用粗鲁或抱怨的语气。我们知道，一个人脏话能说得流利，往往这门语言他就掌握得熟练。常常有人说爱骂脏话的人文化程度低，其实日常词汇量最大的人很可能懂得（以及使用）的脏话也最多[13]。吉内特就是一例：英语、萨摩亚语、脏话这三项表达方式她都精通。想要跟吉内特一样善于引导周旋，我们就要在脏话上向她看齐。

[1] Barbara Plester and J. sayer, ‘taking the Piss’: Functions of Banter in the it industry. Humor 20 (2007), 157–187. doi:10.1515/HUMor.2007.008.

[2] James V. o’Connor, Cuss Control: The Complete Book on How to Curb Your Cursing. three rivers Press, 2000.

[3] N. daly et al., expletives as solidarity signals in FtAs on the Factory Floor. Journal of Pragmatics 36 (2004), 945–964. doi:10.1016/j. pragma.2003.12.004.

[4] 所有队员名皆为化名。

[5] M. Haugh and D. Bousfield, Mockimpoliteness, Jocular Mockery and Jocular Abuse in Australian and British english. Journal of Pragmatics 44(2012), 1099–1114. doi:10.1016/j.pragma.2012.02.003.

[6] kate Fox, Watching the English: The Hidden Rules of English Behaviour.Hodder & stoughton, 2004.

[7] 英国北方半程马拉松为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半程马拉松赛跑，每年9月于英格兰东北部举行。——译者注

[8] 这个公司也是化名。

[9] C. scherer and B. sagarin, indecent influence:the Positive Effects of obscenity on Persuasion. Social Influenc 1 (2006), 138–146. doi:10.1080/15534510600747597.

[10] G. Feldman et al., We do Give a dam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fanity and Honesty.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published online January 2017). doi:10.1177/1948550616681055.

[11] M. L. Newman et al., lying Words: Predicting deception from Linguistic styles.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9 (2003), 665–675. doi:10.1177/0146167203029005010.

[12] E. rassin and S. van der Heijden, Appearing Credible? swearing Helps! Psychology, Crime & Law 11 (2005), 177–182. doi:10.1080/10683160 5160512331329952.

[13] K. L. Jay and T. B. Jay, taboo Word Fluency and knowledge of slurs and General Pejoratives: deconstructing the Poverty-of-Vocabulary Myth. Language Sciences 52 (2015), 251–259. doi:10.1016/j. langsci.2014.12.003.

脏话始自何时？它到底是属于人类语言的出厂配置，还是日后安装的技能包？只恨我们不能穿越回我们祖先的时代，直接在一旁目击脏话怎样起源——史前先民没有留给我们文字记载，而到了有文字的年代，似乎人类语言中早已有脏话的一席之地了。

我的猜想是：脏话出现年代在远古，并且是促使语言形成的因素之一。假若我们一开始没有学会说脏话的技能，恐怕人类便不会像今天这般繁盛过于其他灵长类。先前已经讲过，脏话可以减轻痛感和焦躁感，拉近人际关系，在人快要失控时悬崖勒马——可以说它是人类情绪的压力阀。如果人类社会不存在脏话，那么我们之间一旦发生冲突估计就得同我们的动物近亲一样，全靠撕咬、威胁还有扔屎解决了。

脏话在人类当中怎样起源是观察不到了，那么我们退而求其次，找来一个大抵在智慧和社会组织上同人类可比，而语言初级的族群，观察它们之间怎样交流的。这样的例子还真有一个：学习过手语的黑猩猩。

在美国华盛顿，黑猩猩–人类交流研究所的创始人罗杰·福茨教授毕生致力于收养及研究黑猩猩。他曾经教过一大家子黑猩猩手语，然后关注年长的黑猩猩怎样将手语传授给年幼的黑猩猩。

随着观察持续，福茨教授越来越坚信黑猩猩的语言能力不光局限于简单沟通，另外还能够自发地掌握脏话。对于这个猿类大家庭，他还教会了它们用便桶。结果在学会了排泄功能的表达方法和相关的“规矩”之后，原本黑猩猩语中代表排泄物的手势竟自动被附加上了“重口味”的含义。就跟人说“吃屎去”一样，黑猩猩语的“脏字”形象连同手势背后的概念一并成了禁忌。一旦“言说”，则往往带有情感或暗示性，一如人类的脏话。一旦福茨做什么惹到了黑猩猩们，便会被手语称作“脏福茨”，转换成人类的说法，则可理解为“福茨，你他妈就像一坨屎”。同它们的野生兄弟相比，这些黑猩猩显然已洞晓了用抽象而非具象扔屎的奥义。

但要说人与黑猩猩能够交流，实在还是很难令人信服，更不用提互用脏话斗嘴了。之所以这种可能性比较难让人接受，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于一项20世纪风传一时的黑猩猩实验。

宁姆项目

提到会手语的黑猩猩，很多人会想到宁姆·金普斯基（Nim Chimpsky）。这只黑猩猩最终扬名，是在2011年一部有关它的纪录片播出之后，不过在它生前那位研究它的科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的赫伯特·特勒斯（Herbert Terrace），同样也为宣传它下了不少功夫。宁姆项目从规划到实施无不以科学上的严密为要，但也许这恰恰是项目最终失败的原因。

随着20世纪行为主义在精神学研究的兴起，早先由弗洛伊德和荣格构建起来的玄妙世界，就此也同物理跟化学一样走上了现代科技—理论规整—研究量化的轨道。在1974年，特勒斯便抱着这样的认识开始设计宁姆项目，一心要将自己的研究区别于过去百年间对黑猩猩随便抱养，而后又粗枝大叶开展的实验。

每一步骤皆要量化的科学实验自有其显而易见的优越性。只要拿着秒表、记录板，小白鼠源源不断，耐心又足够多的话，数据表现是可以保证的。每项实验条件（包括小白鼠）都可以有条理地依次调整，比如迷宫这里多一道弯啊，给小白鼠多一次电击啊，诸如此类。研究者事后只消看看实验中的变量——给实验对象的奖赏多大、小白鼠的年龄之类，然后就可以统计归纳，对于每项变量影响多少，哪些行为容易巩固，都能够有理有据地得出结论。

公平点说，历史上有些黑猩猩实验确实天真得可笑——大概是将黑猩猩当作多毛的人类婴儿看待了。此话得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讲：当时在伦敦动物园有位名叫乔治·罗马尼斯（George Romanes）的自然科学家。最初他发觉有一只母黑猩猩同照管它的工作人员似乎有点特殊感情。这只黑猩猩能够听懂照管员的详细指令，而且罗马尼斯还写道：“它就像一个孩子没有开口说话前的样子。”[1]

这分明就是在说黑猩猩同人类没有太大的不同，于是公众哗然。这种说法还让人想起当时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也就是人类只不过是物种之林的一员，而非超于其他动物之上。然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又有一位心理学和灵长类专家名叫罗伯特·耶基斯（Robert Yerkes）的，为了弄清楚此前的争议领养并研究了两只黑猩猩——分别叫作Chim和Panzee，他花了数月苦功夫训练其说话，结果却毫无成效，最终只好作罢。也就是说，黑猩猩虽然有可能聪明到用语言交流的程度，但要叫它们发出同人类相同的声音，从生理上来说确是太勉强了[2]。在实验总结中他写道：“大概不是不可以教会它们用手指表达——就跟人类当中的聋哑者一样。”

许多科学家强调说，语言技能乃人之最高特性，因此培养黑猩猩的语言能力，必要将其置于人类的环境。于是有一对名为温思罗普（Winthrop）和吕劳·凯洛格（Luella Kellogg）的夫妇在20世纪30年代突发奇想，决定在纽约的寓所中以带孩子的方式抚养一只黑猩猩。他们的理论是这样的：“如果用项圈跟链条来对待（黑猩猩），或者拿地上的盘子来喂它，那么培养出的行为总归会不同于人类。就算将一个人类的孩子这样抚养，最终肯定也会导致他表现出非人的言行。”[3]他们把7个月大的黑猩猩Gua领养回家，同自己10个月大的儿子唐纳德（Donald）一同抚养。不幸的是，这项试验仅仅进行了9个月就不得已而终止了。原来因为“两小无猜”，Gua略有了点人样，小唐纳德却也猴模猴样起来。

宁姆计划则是完全地改头换面：特勒斯想要做的绝不是“在家抚养黑猩猩”式的试验。到了他的实验室，小猿猴不再被当成人类小孩看待，一切工作人员都不准同照看对象发展“特殊感情”，半夜出现哭闹的情况也不可以前去安抚——宁姆计划必须坚定不移地走理论化的行为学研究路线，像观察小白鼠闯迷宫一样对待实验对象。特勒斯具体想要量化的，是假若能使黑猩猩学会语法规则，其间需要多大程度的奖励。提前预告一下：宁姆最终也没能弄明白句法结构跟时态中的关窍，而且非常不幸，本该发展的与同类的交际能力也严重受滞，于是在两种语言上都落得个半吊子。

宁姆的所有课程都采用极为冷淡而严肃的方式：展示手势，等待其准确无误地复述后才给予奖励，可以说这代表了行为主义的一个学科化极端——因为人类压根不是通过这种方式掌握语言的。实验完全忽略培养语言的内在动因，即发自沟通本身的愉悦。宁姆统共换了六十几位教师，任期全都不长，还有另外150人，只是和它待了一节课的时间就没影了。有些人倒还尝试过做一点真诚的交流，但大部分教师只一个劲地逼问宁姆，“这，什么？”还有“那，谁？”[4]

试想拿这套歪方法教人类孩子——说对一个词给奖励，说不对就置之不理——结果会如何？所以毫不奇怪，宁姆到后来除了出于拿奖励的目的鹦鹉学舌，其他一概不会。跟福茨看护下的黑猩猩相比，宁姆不会诉说衷肠，不会描述它周围的事物，因为给它真正练习对话的机会几乎为零。

特勒斯还注意到，有时候宁姆即使把手势重复得似是而非，它还是会伸手来要自己的奖励。拿奖励同用功学习交换，一个刺激进去，一个反应出来，是再贴切纯粹的行为主义不过了——只不过牙牙学语本不该按这种方法，而是通过观察周边语言形式的交流，再自然而然地形成自身的语汇。特勒斯坚持认为宁姆到底和小孩子不一样——猿猴的榆木脑袋！可是真相应该恰恰相反——宁姆做不到死记硬背地学语言，正说明它和人类是相似的。

要是一开始特勒斯更多从社会心理学或者性格研究入手该多好啊！不过以他一味崇信冷峻学术的性子，估计也想不到这一层——假使他能够改换观点，应该就能认识到人类小孩在偷懒和三心二意上其实同宁姆如出一辙。觊觎奖赏的同时在学习上偷工减料，说明他们生性并不愚钝，并且具有基本的经济头脑。换一个例子说：如果只给孩子纸和画棒，他们往往凭兴趣就能涂个大半天，施展创意使得他们由内而外地浸润在满足和兴奋之中。但是一旦对他们说画了画可以拿钱，那么他们的作品势必大打折扣。画一幅画就能相应地得到奖励，相反让作画的过程不那么有趣了。在研究环境中，事前知道画画可以得奖励的孩子，比起单纯画着玩的孩子仅仅花了一半时间在画作上[5]。

其实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调查发现野外黑猩猩表现出类似的行为。德斯蒙特·莫里斯（Desmond Morris）自述既是“超现实画派画家”和“童书作者”，又是“知名动物学家”——此人找来野黑猩猩作画，结果发现它们在得知有奖励之后立马失去了作画的兴致。最后那些靠死缠烂打才憋出来的画作较之先前玩乐间所作，工时较短，又缺乏细致和专注。他于是连连感叹道：“连老早画好的涂鸦作品都拿出来交稿，然后立马伸手邀赏。原本自然空灵的悉心排布、运笔，连同画面协调与构图的感觉全都一扫而空，代之以最为陋俗的商业行为。”[6]然而，莫里斯的职业生涯朝秦暮楚，对野生动物的观察不成系统，全然流于“主观认识”，自然是没入宁姆计划设计者的法眼。

如此一板一眼的宁姆计划，对于黑猩猩宁姆和我们的学术进步都是一个悲剧。宁姆的一生是献给实验室的——他的成长不容许它拥有同伴和家庭。特勒斯的实验之所以一板一眼，终究也是出于善意：既然费了这么大力气找来一只野生动物在实验室里研究，肯定不能在研究数据上出纰漏，对吧？但是如此一来，宁姆被完全剥夺了成为自己的机会，对于我们来说，也永远无从得知它真正的语言能力几何了。

人猿同居：华秀计划

像宁姆计划这样的实验是严格遵守学术标准的，却也限于其严格。把一个具有智慧和自我意识的动物囚禁在极端清苦的环境中一件件考究其行为，即便道德上不存在担忧，终究也回答不了我们最为关切的问题：黑猩猩身上有人类的特质吗？它们能不能实现交流？它们脑袋里都在想些什么呢？

想知道黑猩猩做“人事”能做到什么程度，免不了要让它们的成长环境也尽量近于人类的标准。笼子中待大的黑猩猩，周围又没有社交跟同类的刺激，铁定是学不会交流的。鹦鹉学舌的时候塞奖品，想练会话的时候则得不到回应——请告诉我学习交流的动机在哪里？

还有更糟糕的呢——长久待在实验室环境中，黑猩猩的智力是会受损的。无菌无尘条件下长大的黑猩猩，慢慢会变得智力迟缓；而刚刚从野外俘获的幼壮黑猩猩，往往在智力测试上得分高于在实验室蹲久了的同类。因为丰富多变的环境全被锁在了实验室外，黑猩猩们本身丰富多变的智力也就枯萎凋零了。

正是考虑到这一点，内华达大学研究学者比阿特丽克斯（Beatrix）和艾伦·加德纳（Allen Gardner）决定重做耶基斯以及凯洛格夫妇的家庭试验，并更新制订深入细致的研究计划。于是他们把院子腾出来，抚养了多只幼年黑猩猩，算是将它们融入典型的美国郊区生活中去。加德纳家的第一只幼猿名叫华秀（Washoe），是在10个月大时从非洲俘获，至1966年夏天转移到美国家中的。加德纳家为它在里诺城郊宅后的拖车里置妥了居所，在此后4年间，教会其用杯子饮水、使刀叉、穿脱衣物和上厕所[7]。华秀喜欢玩洋娃娃，总要亲自给它们洗澡喂饭；另外连螺丝起子和榔头也使得很像样——夫妇二人没有将它当宠物来养，根本就是视若己出。

接下来的1972至1976年间加德纳家又连续养了4只新生的黑猩猩，分别叫作Moja、Pili、Tatu和Dar，全都与华秀一视同仁，同常人教育幼儿没有区别。他们把周围的狗、人、吃的、玩的统统指给黑猩猩看，然后教给它们相应的符号。两人还请来了“保姆团队”，也就是同项目的研究助理，让他们向黑猩猩提问题、回应它们的要求。换句话说，就是用大量的会话练习来教授语言。

这时要轮到行为主义来插手了——当时该领域的学科带头人B. F.斯金纳（B. F. Skinner）本人亲自出马，批评加德纳夫妇的研究方法过于模糊。到了1974年关于该计划的纪录片播出时，斯金纳又向加德纳夫妇去信指点道：“对于你们新募的员工——就是负责照看幼黑猩猩的那群年轻人，我很有一些意见。他们不顾制定的措施，强化学习的效用，其实就是像惯养孩童一样对待它们。要是去旁听一下行为纠正的入门课程，就可以大大节约时间，少走弯路。”

然而对于加德纳夫妇来说，试验目的无非就是要将黑猩猩视为孩童。在整个灵长类中，目前知道的唯有人类的后代可以学会语言，所以对黑猩猩便也只能拿人的学法“移花接木”。所谓“强化学习效用的措施”，在幼儿刚刚学说话时是可用的吗？人类的后代之所以能够学会语言，是因为人类家庭和社会都凭借此进行运作。以此类推，人类的后代能够学会用脏话，同样是因为人类社会不免于冲突和争执罢了。我们知道黑猩猩的社会一样满是冲突和争执，那么一旦授之以语言的能力，脏话的发明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教黑猩猩手语做什么？

先说为什么教黑猩猩学习——道理其实很直白：黑猩猩的许多行为实在酷似人类，尤以它们的学习能力为最。

您可能不清楚黑猩猩同我们的亲缘关系到底有多近。稽考物种演化的脉络，可以发现黑猩猩近似人类过于大猩猩和红毛猩猩[8]。黑猩猩同人类一样发育期很长：大多数动物在降生不久即能掌握生存所需的大部分技能，我们称这些动物为“早熟型”物种；黑猩猩和人类的幼儿则属于“晚成型”，也就是说需要在长辈身边依附较久才能完全独立。乍一看来，幼儿晚成不像是一种物种优势，小孩无法自足甚至自保，确实令人忧心。但是从长远看，黑猩猩和人类的“晚成”同两种物种的“大器”不无关系。

不论降生在何种环境，不论有多少阻碍，我们天生具有向周围环境学习的属性。这个学习的过程在黑猩猩和人类身上得以长年持续：尽管以幼童时代的学习适应最为迅速，但即使到成年也不会衰竭。对于黑猩猩而言，它们平均能在人类饲养的环境下达到60岁的寿命，在野外也能活到40岁。童年的无助，换来的是一生的学问。

既然黑猩猩先天的禀赋这样高，那么为什么不直接教它们说话呢？正如前文中的耶基斯所猜测，黑猩猩的身体构造不容许它以人类的方式发声——简单发声是可以，但还远远不及人类语音繁复。黑猩猩的舌头细薄而声带位置较高，因此难以发出与人类相同的声音。另外，黑猩猩在野外原就不喜闲言碎语。根据华秀计划的创立者福茨所说，黑猩猩热衷于模仿人类的表情动作，却不大理睬人在叽里咕噜讲些什么[9]。黑猩猩之间相互啼啸，往往也仅是为了传达情绪。

这也就是说，黑猩猩在自己的生活范围内几乎不怎么开口，日常沟通则多仰赖于比画。加德纳同样记述道：“大多数时间黑猩猩都是沉默的。假使有一群雌雄长幼兼备的10只黑猩猩攀在无花果树上，也只是平心静气地吃果子，底下路过一个不知底细的人肯定完全察觉不到动静。”[10]

为什么平常人在印象里总认为黑猩猩爱互相唠叨，那都是拜《人猿泰山》所赐——彻彻底底上了好莱坞的当。事实上，节目中为了营造所谓黑猩猩说话的声音，往往需要派一位不幸在后场打杂的去骚扰黑猩猩或者其他的什么猿类，逼它们发出惊惧的呼叫。加德纳说，对于任何熟知黑猩猩习性的人来说，听到这些配音无异于亲临残酷折磨的现场——“完全可以想见是什么样的行为造成了这种高亢不住的叫声”。[11]

灵长类学家自然知道，黑猩猩只有在情绪激动时才会出声——受到威胁它们会闷声喘息，或是用气声咆哮；受到惊吓或沮丧时它们则会高声尖叫，或嚅嚅泣诉。加德纳和比阿特丽克斯两人曾开展实验，了解黑猩猩发声是在何种场合，用手势又在何种场合。他们找来两只黑猩猩，Tatu跟Dar，跟它们讲一件事情让它们兴奋（比如出门遛弯或者吃冰激凌），一件事情让它们难过（比如要拿走它们最爱的玩具）。结果他们观察到黑猩猩的行为同人类的如出一辙：如果告诉黑猩猩的事件距离现在仍很遥远，或是已经过去较久，Tatu和Dar对人就答复以手势。然而，一旦意识到谈及的事件迫在眼前，它们则代之以大呼小叫[12]。拿人类的行为打比方——就好比观看足球赛，眼见自己支持的队伍要进球时，人们起立欢呼；对方的守门员将球扑出，人们不住叹息。但是时过境迁，往后再提起当日，人们高谈阔论，喋喋不休，却极少再大呼小叫或者手舞足蹈了。

加德纳夫妇同他们的研究团队一致决定，在和家养的黑猩猩互动时只用手语，不动唇舌。这是因为妻子比阿特丽克斯早前曾经研习过诺贝尔奖获得者尼科·廷贝亨（Niko Tinbergen）的动物行为观察记录，早已清楚黑猩猩的交流依靠手势远胜于发声。因此，华秀自从进入加德纳二人家门碰到的统统是“装聋作哑”的人类，连他们互相之间也仅凭手语交流——只要参加了项目，同时也就要保证在华秀身边保持沉默，所以华秀在大半生中没有听见过一句人类的语言[13]。

何苦下这道“封口令”呢？要知道人类的孩子在学语时，往往不光是直接通过对话，还有环境的熏陶。同样的道理用在以手语为主的黑猩猩上，就意味着只有生长在手语的环境里，黑猩猩才能完全地掌握语言。研究团队为了不让黑猩猩认为手语并非通常的人类语言，连同外人的口头交流也一并抵制。就算出门去冰雪皇后或者麦当劳之类的快餐店买零食，也要谨小慎微——车要泊在停车场的僻静处，由一名研究人员陪同华秀在车内，另一名潜进店内。如果在停车场给人瞧见，那么车内的研究人员就要迅速开离现场，避免外人前来攀谈。负责买零食的那一位呢，只好守在停车场，直到闲杂人等走干净才行。

天长日久，实验室里的人不再带头发话——因为手上总有忙不完的观测、报道和实验的任务。于是华秀和其他的黑猩猩也学会了利用声音来引起研究人员的注意，一旦有人前来，才又转为手语[14]。

不过它们的“话”最常还是留到同类面前讲，有时也自言自语。华秀这一批黑猩猩与宁姆不同，并不仅仅在索要东西的时候才会“高抬贵手”说上几句。加德纳夫妇记道：“华秀、Moja、Pili、Tatu和Dar这5只向来聊天不分亲疏。它们跟自己、跟对方打手语，对小狗小猫、对玩具物件，甚至对树木也总有话要讲——根本不用我们拿奖品来诱惑……发起对话的大多数是年轻的黑猩猩。”有时两人还能看到黑猩猩的“朗诵”。华秀可以一边翻阅图书，一边比手画脚，要是比错了还会倒回去纠正。艾伦·加德纳记得华秀有一次在看一幅饮料广告，只见它比画道，“那”“吃的”，接着认真思忖了一下自己的手势，纠正道，“那”“喝的”[15]。华秀犯淘气跑到不该去的地方时，又会地比出“安静”的手势，然后拿起娃娃聊起来，分明就同小孩子一样。

又过了约莫10个月，华秀已经能够比画出类似“给我／糖／然后／你／我／去／外面／快点”这样的短句。福茨评价说：“华秀像人类孩童一样具备抽象思维，不仅如此，它表达自我也一如平常孩童。它学习的不只是个别手语符号，还能将其串联，汇入自己的感受。通过语言，它掌握了自己后院的一片小天地，并能在各式的情形面前为自己找出路。”[16]

华秀还非常明白个体之间知识不对等的道理。通常人类的孩子到了4岁，大致可以认识到“自己看到了”不同于“大家看到了”。此时华秀同样也懂得了自己知道了什么，别人不一定知道。比如它攀到树顶远远地看到有人前来拜访，便能够先人一步到家来报信。

人类小孩子到了沟通自如、耳朵敏锐的阶段，往往就能生出许多的枝节来——黑猩猩学会了手语也是同样的做派。加德纳家的团队于是施展起为人父母的功夫，比如要准备洗澡时，得逐字地拼出“洗／澡”而不是用具体的图片标志，这才能免得黑猩猩们一番大闹[17]。

话说到这一步，我们要回答“黑猩猩能否骂脏话”，还是首先得认定它们确实是能够沟通的。毕竟沟通能力是脏话的必要（虽非唯一）条件。华秀这一家到底是真正掌握了语言，还是仅仅学会了精巧地从人类处讨便宜呢？我坚信它们是会沟通的。首要的一条理由：单看黑猩猩们学会的一部分手势，似乎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必备的，然而这些词终归仅属于少数——华秀和它的同伴们掌握的词汇有29个与饮食有关，同时也还学会了“腕表”、“电话”、“邮票”、“钥匙”和“吸尘器”这类的手势[18]——要是您家里有小孩子，看到黑猩猩如此着迷于电子产品以及其他的“大人玩意儿”，一定会倍感熟悉。

还有一条：这些黑猩猩刚刚学会不到10个手势就已经能够融会贯通，在没有任何人启发的情况下造出自己的词语了[19]。我的小侄女罗米利曾经私自为眼镜造了一个别号“眼泡泡”；而华秀则分别将电冰箱、西瓜和萝卜命名为“开／吃的／喝的”、“糖／喝的”以及“哭／疼／吃的”；Moja把打火机命名为“铁／烫”，把热水瓶命名为“铁／杯／喝／咖啡”，又把速溶糖片命名为“听／喝的”。当问及周围物件和人的特征时，它们能相应地做出描述。研究人员又会考察黑猩猩是否清楚符号与事物的关系，他们会像对小孩子一样问，“鸭子是怎么叫的？”或者“哪种动物叫哞哞？”——以此类推，还会谈论华秀心仪的靴子的红毛，“铁／烫”在哪个人身上。结果说明黑猩猩确实理解抽象语言同具体事物的对应关系。

如此一来应该承认：黑猩猩在语言上的确十分有才华。它们能理解抽象符号，能构造新词，能通过语言描绘这个世界。但我还想更进一步地说，加德纳家的黑猩猩所做的还远不止于耍小聪明、为西瓜和速溶糖片起外号，或者变着法子表达诉求那样简单。随着它们的语言水平日渐精深，脏话也终将在人类以外的物种得到二度发明。此时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做人要干净！

我个人相信华秀若是没有在人类家庭受过坐便训练，可能根本无从发展出骂脏话的能力。话虽这么说，大概谁也不会愿意抱着挑战自己嗅觉的心态去测试这个猜想吧！在野外调查时，研究人员就常常因跨入了黑猩猩的地界而遭到便溺的无情袭击，可见这是黑猩猩习性不可忽略的一部分[20]。加德纳家知道这一点，因此必须防患于未然：只要华秀待在他们家屋檐下一天，就得教会它排便的适当时间和地点。

华秀跟大多数幼儿一样，在坐便训练时很不安分。原本围绕身体的禁忌已经在它的头脑中根深蒂固，结果造成了它便便时怕羞的状况。比起便桶来，华秀对于尿布倒还不那么讨厌。

研究团队此时意识到首先应该教给华秀这样一个观念：“脏脏”是不好的，但在小桶里“脏脏”没有问题。福茨当时刚刚入行，不久便谋到在加德纳家训练黑猩猩坐便的工作。他回忆说刚开始训练坐便的那几周是华秀最难带的时候。他还记道：“训练过程很快就变成了翻来覆去的一个样子——每次华秀坐到便桶上时，我都要在一旁用手势求着，拜托／拜托，拜托／努力／多／尿尿。”

这番苦功过后，华秀的举止变得比不少人类还要像样了。这只小黑猩猩已经将美国中产阶级的许多规矩了然于心。艾伦·加德纳回忆说华秀“到树林里野游的时候，因为找不到便盆，看起来很是窘迫，好不容易找来了空咖啡杯才勉强解决”[21]。可见加德纳家中的黑猩猩们已经丧失了在林中随处便溺的本性，因为它们知道随处“脏脏”是不好的。

在加德纳家的黑猩猩之间，“脏脏”的手势习惯被用来形容排泄物、脏衣物、外穿的鞋具，以及排泄的行为。“脏脏”的手势重复两次，则是用来加重语气，表达愤怒或羞愧的情绪的。无心闯了祸，用的是“脏脏／脏脏／对不起”这个短语；“脏脏／好”则是华秀发明，用来代表便桶的[22]。可以看出它对排泄物禁忌的理解十分到位——只要必要时便便在专门的容器里就是合适的，而排泄在别的场合则是可耻的、“不好”的。

还有一件事情可以说明黑猩猩和我们一样理解“脏脏”的禁忌——一旦被人发现在做不正经的事，它们同样会努力隐瞒或扯谎。人类因为恐惧他人揭发自己的不规矩，结果能够编织出弥天大谎。我们只消再回头看看家中的小孩子，就知道他们能够临场编出怎样稚拙和好笑的借口。就比如我最近看到的一个3岁小孩子，明明嘴边沾满了果酱和糖霜，却硬推说是她3个月大的弟弟把甜甜圈偷吃掉的。根据福茨的笔记来看，黑猩猩为了不被说成“脏脏”也会做出类似的行径。就拿黑猩猩露西（Lucy）来说吧——它是福茨在加德纳家以外的另一个黑猩猩抚育中心找到并观察的。

露西个性张扬，只要一刻得不到别人的注意就得闹情绪。福茨有时同它的抚养家庭谈话久了，它能跑到客厅中央来撒一泡尿。其实不是没人训练露西坐便——只要它心情好，照样会乖乖地去找便桶，但是碰到它恼了的时候，它就会通过大搞脏乱差来抗议。福茨曾跟它进行过如下一场对话：

福茨走进房间，眼见遍地是露西的“杰作”，于是问道：“那／什么？”

不想露西演技高超，佯装无辜道：“那／什么？”

福茨轻易不会上当。他追问道：“你／是／知道。那／什么？”

露西答：“脏脏／脏脏。”

福茨又问：“谁的／脏脏／脏脏？”

此时休（Sue）也跟来讯问露西（休是当时福茨聘为研究助理的硕士生。此前福茨压根没有想过她会愿意卖力到这种程度——可见攻读博士的学生在压力下是能够做出极不寻常的举动的）。

福茨穷追不舍：“这／不是／休。那／谁的？”

露西眼见穷途末路，不顾一切地辩道：“福茨。”

福茨恼了，训斥道：“不对／不是／我的。谁的？”

露西：“露西／脏脏／脏脏。对不起／露西”。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对“脏脏”的羞耻感，没过多久这个词在华秀的语言中就添上了“愿望不得遂”的含义。没有人教过它要将“脏脏”一词多用，而是它全凭自发地在烦恼时将其作为谤语或叹词使用。黑猩猩与人一样，在了解禁忌的同时也就赋予了它一定的情感。关联到禁忌的词语时而能引发情绪的唤起，时而在强烈情绪的影响下呼之欲出。比如华秀抗议福茨将它关在笼子里时会比画说“脏脏／福茨”，又对一只前来挑衅的猕猴比画道“脏脏／猴子”。

实际上“猴子”这个手势同样得到了华秀的灵活应用，发展成为指代其他不会手语的猿猴的词语。也许我们不乐意也得接受一个事实：基于身份的污蔑语早已深深地植入了人与黑猩猩的语言当中。

华秀和它的同伴们虽然只有一个真正的脏词可骂，但骂的方式却非一成不变。一个人在骂“肏”时，可以声嘶力竭、破口大骂、咬牙切齿。同样地，“脏脏”一词也可以被黑猩猩赋予额外的力度。“正常‘脏脏’的手势是将腕背抬至下颌处——而有时黑猩猩手腕比画的力度过大，整个实验室咔咔声回响不绝。”[23]华秀的怨念多大，全凭听它怎样敲打下颌、牙齿又怎样咔咔作响就可得知。这个动作既有力又传神，我认为是像极了人类的竖中指或拿拳捶肘弯（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会在被人超车时做这个动作？）。

黑猩猩在触碰排泄物禁忌时还不仅仅是为了谩骂或者表达怒意，这点也与人类有共通之处。每一个小孩子都知道“臭臭”可以用来逗人乐：通常人的反应无一不是诧异片刻，接着开怀大笑。随着“脏脏”的禁忌渐渐深入，华秀也表现出来了同样的“低级趣味”。它意识到整日围观它活动的人不爱碰“脏脏”，于是学会了以此当作玩笑的筹码。福茨推测说：“它脑子挺快——知道可以‘一不小心’制造一点混乱，或者以此来威胁工作人员，搞得他们手忙脚乱。攀到一棵树上，一边表演自己在自然领地中的行为，一边看底下的大人急得干瞪眼——这些在它看来估计是最佳的娱乐了。”

能够随心所欲地使唤人固然有趣，过了不久华秀又发现其实光开开“脏脏”的玩笑就够它乐的。它平常喜欢在工作人员的肩上搭便车，同时还会要零食。有一次福茨发现华秀骑在自己背上，自顾自地手上比画着“好玩”——“一开始我想不明白什么事情‘好玩’，接着就感到背后有湿湿热热的东西流下来，一直淌到裤子上。从此我再没忘记过‘好玩’的这层意思。”

加德纳家的这群黑猩猩，像小孩子一样被带大，最终举手投足都变得如小孩子模样。无可否认，它们展现出了人类的特质——它们撒谎，搞恶作剧，对排泄功能感到羞耻。行为的禁忌在它们的思想中已经根深蒂固，以至于能够加以变通，用于羞辱（“脏脏／福茨”、“脏脏／猴子”）、支配他人以及制造肆无忌惮的玩笑。无论对于华秀、Moja、Pili、Tatu、Dar还是露西，一旦禁忌的概念得到植入，脏话也就应运而生——这点我觉得已经毫无疑问。禁忌与情感之间的联系，印证着黑猩猩与人类的关系很近。

薪火相续：黑猩猩有能力传授语言吗？

福茨最终带着华秀离开了加德纳家的实验室，自立门户。由于华秀在先前曾展现出强烈的母性本能[24]，福茨便着手联系其他研究灵长类动物的机构，希望为华秀多找几只小黑猩猩来照管。当时10个月大的卢利斯（Loulis）就这样来到了福茨家中。华秀花了好一会儿同养子磨合，不过没过多久两只黑猩猩便情同亲生母子了。

福茨和他的伴侣德博拉·福茨（Deborah Fouts）此时决定彻底转变华秀的生活环境——只要母子同时在场，周围人都不得再用手语沟通，以此测试黑猩猩能否独自将语言传授给后代。由于华秀和卢利斯实在亲密，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它再也无法用手语同人类交流了。在接下来的5年之间[25]，华秀几乎没有跟它童年的家庭谈过一次话——漫长而忧伤的5年！

在那段时间里，华秀自然一心只管教卢利斯按照自己的方式打手语。它时而隔空演示，时而把住卢利斯的手逐字比画，还将事物指给小猩猩看，鼓励它尝试新的活动。就这样过了5个月，此时15个月大的卢利斯已经学会了个别词语，并能够将其两两组合成诸如“赶快／我要”和“人／来”的词组短句。在加德纳家那一边，20世纪70年代又不断有幼黑猩猩得到收养，待到童年过去则再送往华秀处继续培养。1979年，Moja来到了华秀和卢利斯的家。到了1981年，时年5岁的Tatu跟Dar也尾随而至。5只黑猩猩一面来回比画交谈，一面齐心协力抚育华秀的养子。卢利斯的视野于是越发宽广，手语也日渐流利了。

卢利斯靠着跟一众年长黑猩猩学习手语，统共掌握了包括“书”“脏脏”“抱抱”“拜托”“对不起”在内的51条词语。华秀自己学习同样孜孜不倦：Moja、Tatu跟Dar在里诺的加德纳家中学会了“毯子”这个新词，很快华秀也跟着用了起来，说明语言学习的能力不论在黑猩猩还是人类当中都是常青的。

1980年到1993年，福茨夫妇同一大家子黑猩猩都住在中央华盛顿大学。

他们离开了让华秀留下心理阴影的俄克拉何马大学。自从来到了中央华盛顿大学以后，华秀计划得到了更加充分的理解和支持。不过中央华盛顿大学虽然同情福茨一家，能够拨出的资金和设备都十分匮乏。结果造成华秀、卢利斯、Moja、Tatu和Dar一大家全得挤到心理系三楼一间不足30平方米的居室里。华秀经历过了加德纳家在里诺郊区的宽敞独栋和俄克拉何马大学暗无天日的猩猩笼，现在则和家人一道过起了城市蜗居生活。在这里它们享受不到户外的乐趣，连阳光也只吝啬地透过一道小窗入户。黑猩猩们依旧其乐融融，平日里吃果干、喝泡腾片的果汁，互相追逐嬉戏，同研究人员打闹——但终究还是陷于一种封闭而不自然的环境。

福茨和德博拉夜以继日奔走，只想要尽快改善黑猩猩的生活环境。两人经过在华盛顿州立法者面前不断游说，再靠着“华秀之友”慈善组织的筹款，到了1993年5月，总算得以举家迁居。此时他们的新家，面积600余平方米，环以绿地，遍植竹木，前有秋千、攀栏、喷水阀以供嬉戏，后有蔬圃，其间既可以游荡闲谈，又可以就地采食。

这个新家园尤其对于卢利斯是前所未有的改观。出生15年，它还没有怎么身处户外过。起初它是紧张的——研究人员为了让黑猩猩循序渐进地适应新环境，一开始只是依次逐步开放室内空间，接着才敢放开室外的空间，但是华秀眼见人们用手语讨论着移居的计划，自然早已明白了门外有一个宽广的世界。它囿于一室之内已有10年。接下来——福茨回忆说：“计划被迫变更。迁进新居仅仅几小时，华秀自己起来，望向玻璃栏外一个劲地比画道，外面／外面／外面／那个！”[26]

在这敞亮而安适的温柔乡，华秀走完了它42岁的一生。它死去时是在2007年。床榻边围绕着它的，是两个深爱它的物种。

黑猩猩会骂脏话又怎样？

依靠像华秀这样的黑猩猩，还有像福茨夫妇和加德纳夫妇这样的人类，我们得以深入了解了人类在动物界的近亲。这是一场历时半个世纪的人与黑猩猩共同生活、互相尊重的壮举——华秀计划为我们提供了我们何以成为智人的重要信息。

这项计划中的许多细节都让我相信，包括华秀和它家庭在内的黑猩猩具有高度的自我意识和复杂的情感活动。然而更加不寻常的是它能够体察情绪，在人难受时主动安慰。福茨讲述了他在项目中的一名同事吉（Kat）的故事——有一次吉的宝宝夭折，刚返回工作。吉用手势对华秀说：“我的宝宝死了。”接下来据福茨记载：“华秀略微凝视吉的双眼，然后一面轻手轻脚地比画‘哭’，一面碰着它的脸颊，向下画出人类流眼泪的轨迹。”[27]

黑猩猩并非心智未开化的人类。它们拥有自己独特的遗传基因和进化历程。但另一方面，它们还是我们在进化树上最近的亲属，因此研究它们也就能填补对于我们自身进化认识的空白。黑猩猩拥有我们的幽默感、同理心和学习能力，与此同时也与我们一样受到冲突和烦脑的困扰。华秀和它的大家庭告诉我们，尽管人类先祖到底如何进化还不甚明了，但可以肯定：语言在人类中出现，也就代表着脏话的问世。

不论黑猩猩还是人，要说脏话，必然就要洞悉他人的心理，并对思想存有成体系的理解，如此才能预判到语言的效力；情感上也必须活跃，没有情绪的体验，脏话也就无从出口；头脑须要复杂到能够熟知社会的禁忌，如果不能对区分不同行为有一些哪怕朦胧的概念，羞耻和禁忌也就无从谈起，语言也就“脏”不起来。

我们要感激自己的祖先是会讲脏话的。脏话能够排解纷争、使人相亲，这一点任何其他手段都不能相比。那些在洪荒时代渔猎为生、逐水草而居的原始人类如果不在话语间添进几句脏话，很有可能压根无法协同生存。

黑猩猩能够沟通之所以意义重大，是因为它告诉我们这世间的灵性并非人类所独有。多年以来，在我研究的人工智能领域中，不断有如何处置人类之外智慧体的争论。然而非人类的智慧体已经分明在眼前：黑猩猩是思想着、领会着、欲求着、悲戚着、传习着、畏惧着、羞愧着和同情着的生物。它们的自我意识强大到可以支持沟通；它们的情感丰富而强烈到可供理解禁忌、“不文明”，并借此不断发展出脏话等不文明行为。2013年6月，美国国家卫生院表示不再为黑猩猩实验提供资金。2015年6月，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将俘获的黑猩猩列入“濒危”名单，规定任何以黑猩猩为实验对象的研究都必须提前通过申请。

从老鼠、兔子到猿猴之属，正是无数只实验动物为现代医学铺平了道路。但是对于黑猩猩的智力终于得到承认，我还是深深地感到欣慰。而比起脏话，还有什么更能展现黑猩猩与人比肩的智慧呢？

[1] G. J. romanes, Mental Evolution in Man. D. Appleton and Co., 1889.

[2] R. M. Yerkes, Almost Human. Jonathan Cape, 1925.

[3] W. kellogg and L. kellogg, The Ape and the Child. Hafner Publishing,1933.

[4] H. S. terrace, Nim: A Chimpanzee Who Learned Sign Languag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37.

[5] M. R. lepper, D. Greene and R. E. Nisbett, Undermining Children’s intrinsic interest with extrinsic reward: A test of the ‘overjustification’Hypothesi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8 (1973), 129–137.doi:10.1037/h0035519.

[6] D. Morris, The Biology of Art: A Study of the Picture-Making Behaviour of the Great Apes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Human Art, Methuen, 1962, pp. 158–159.

[7] R. A. Gardner and B. Gardner, The Structure of Learning: From Sign Stimuli to Sign Language. lawrence erlbaum, 1998.

[8] ibid., p. 292.

[9] R. Fouts and S. Mills, Next of Kin: What My Conversations with Chimpanzees Have Taught Me About Intelligence, Compassion and Being Human. Michael Joseph, 1997, p. 25.

[10] Gardner and Gardner, The Structure of Learning, p. 296.

[11] ibid.

[12] ibid.

[13] Fouts and Mills, Next of Kin, p. 30.

[14] M. D. Bodamar and R. Allen, How Cross-Fostered Chimpanzees (Pan troglodytes) initiate and Maintain Conversation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sychology 116 (2002), 12–26. doi:10.1037/0735-7036.116.1.12.

[15] Gardner and Gardner, The Structure of Learning, p. 298.

[16] Fouts and Mills, Next of Kin, pp. 30–90.

[17] Gardner and Gardner, The Structure of Learning, p. 294.

[18] ibid., p. 306.

[19] ibid., pp. 31–32.

[20] J. Foer, the truth About Chimps. National Geographic, February 2010.

[21] Gardner and Gardner, The Structure of Learning, p. 291.

[22] Fouts and Mills, Next of Kin, p. 30.

[23] Bodamar and Allen, How Cross-Fostered Chimpanzees (Pan troglodytes) initiate and Maintain Conversations.

[24] 华秀随福茨移居俄克拉何马大学期间产下一子，名为Sequoyah。由于研究室严重照顾不周，Sequoyah出生仅仅数天就因伤重感染而夭折。福茨日后在《不亚至亲》一书中描绘了华秀失子之悲切，以及自己的愤恨之情。这是改变我对于人与猿之间情感的一本书。您要是去看了那本书中关于华秀在俄克拉何马大学所受的待遇，保准也要愤然唾骂。

[25] Gardner and Gardner, The Structure of Learning, pp. 321–322.

[26] R. Fouts and D. Fouts, Conversations with Chimpanzees: A review of recent research, research Methods and enrichment techniques. in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Chimpan Zoo Conference, Individuality and Intelligence of Chimpanzees. Tucson, Arizona, 1995, pp. 51–53.

[27] Fouts and Mills, Next of Kin, p. 291.

我在男性主导的领域工作数十年学到了一个道理：在不文明的话题上放任一点，可以收获的益处多多。想要融入“男子天团”，骂脏话见效快过钻研足球越界规则，难度系数也大大低于打着饱嗝模仿《木偶戏团》主题曲。但脏话尽管在实验室中能为我所用，到了社会上却仍然很有可能损害我的形象。这点比不得男性，里外作风多少都能一致。不管这条结论合不合您胃口，研究还是显示：女性在现实生活中因为言语不敬而遭人侧目的可能性比男性高得多[1]。

然而，这种针对两性的双重标准并非自古就有。大约在18世纪早期，关于男女语言的风俗发生了一场极大的转变——可以简单将其概括为“男子要有力，女子要贞洁”。当时能够呼风唤雨的评论家纷纷教导女性，言语怎样要“干净”，哪些话要规避——尤其和与身体相关的字眼要划清界限。否则在现世要遭人全体之白眼，在身后万世沉沦于地狱。话已经说到这份儿上了，女性只好越发精通语言委婉的技艺，好变着法子继续说犯忌的话。与此同时呢，男性的言语直到今天仍然需要雄健有力，要掌握全局。因此我们社会中的男性说话往往比女性直接。女性则比男性更婉转（“我去补点妆”），在提要求时也爱为双方多留余地（“可不可以……？”）。

两性语言上的分化，说明脏话从此成了男性专属的词汇。因为脏话不仅被看作女子纯洁的对立面，它还是直截了当、富于进攻性的。世人赋予脏话的力量并不仅仅是捶胸顿足那么简单——当一个社会中只有男性可以接触和使用性行为和身体之类的禁忌语时，那么这种语言使用本身就是一种仅限于男性的权力。

通过脏话权，男性又进一步得以表达更为多样的情绪。从工作场合的脏话我们就可以知道，脏话用在开玩笑、发展同事关系和增强归属感上都是十分有力的。女性之间互相笑骂，已经不为现世所容。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拐弯抹角甚至几近于虚伪的交流模式。那些坚称女子本就该言语干净的人，可以说是将人类语言中最有力的部分从女性手中、口中、脑中彻底剥夺了数世纪之久。

如今女性撑起半边天，情况总该有所不同了吧？比如我作为女性，已经敢明目张胆地写一本书来为脏话正名，而且据我所知，我的朋友当中没有哪位对此有多少非议。自打我来到这世上，还从未因为性别质疑过自己说脏话的权利。研究表明，一方面当今女性使用“重口味”词语的能力已较过去得到了大幅提升，但另一方面，女性说脏话要比男性承担更严重的后果。男性说脏话，那是不羁和雄健的表现；女性说脏话，则要么是身心状况不调，要么是性格不靠谱。对此我不得不问：这是谁想出来的？

“喂，听懂我说什么了没有？”
——女性说话到底有多不直接？

刚刚提到的这种观点不管是哪来的吧，反正它在现实中无处不在。我们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会不自觉地内化这样那样的礼节。什么是有礼，什么是无礼，又依各人的圈子、成长年代和性别而不同。衡量礼节的一个参考标准就是话语有多直接，也就是语言学上所称的“直接性”。直接性不仅因文化而异，还能细分出亚文化之间的区别。我同男人共事过，就有关于这方面的教训，比如文文静静地问，“我想……有没有问题？”，“我想是不是可以……”或者“我们可以……吗？”常常就是对牛弹琴，或者即使有人听到了也很少回应。习惯更直接的同事则会说，“这样好了”。更有甚者，还会反问道：“为什么不这样？”语言学家德博拉·坦嫩（Deborah Tannen）研究男女会话的风格，结果发现男性更加习惯直陈胸臆，把个人信念或目的放在明面上说；碰到与自己观点相左的发言，女性也较少像男性一样等不及对方说完就横插一杠子，就算要打断也多半是为了支持对方的说法[2]。

语言的不直接，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社交仪态，也就是容许对方不支持或不服从自己的见解。就像问“有没有人嫌这边冷？”，也就是暗示尽管自己嫌冷，但开暖气与否还是要看别人的答复。有些文化整体上就不太爱直截了当——比如我和丈夫在学习日语时就非常好奇各种拐着弯说“不”的方式。我最喜欢的是“现在还有一些困难……”（句后要留个无奈的尾声），所以经常会开玩笑地用在我性格直率的丈夫面前——而他对于这套“婆婆妈妈”的东西向来是一窍不通的。

日本人的间接表达给我的感觉是十分舒适的。在日本工作，和男性同事说话也不会感觉矮人一头。当时不晓得为什么，只有在我离开日本之后通过继续学习日语才清楚了“间接性”起到的作用。在标准的英式英语中，女孩子从小就被教养要协作、要避免争斗，而男孩子则要硬朗才好。然而在日本，不论性别如何，“说话要留余地”的标准是一视同仁的。

脏话和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除了脏话，很少有别的什么语言可以更加直接、更加能在不当的场合给人造成羞辱的。对于女性使用脏话的偏见，很有可能就与教导女性语言要退让的传统同出一源。然而，随着目前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曾经由男性主导的领域，传统的女性特质也不复为所有人所接受，女性的语言方式于是再一次进入了转变的阶段。对于这些职业女性来说，脏话行为可以说是最能代表“我是和男人一道的”了。为什么会如此呢？暂且抛开直接性不谈，为什么我们开始就要认为女性骂脏话不如男性频繁呢？如果确有其事，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差异呢？

水做的人儿可碰不得土！

很多学者一开始就认定女性骂脏话不如男性多，紧接着就一门心思地去研究这种所谓现象的原因。在20世纪初期，语言学界仍然非常自信地认为：“男子多用俗言鄙语，女子则爱低回婉转。”[3]对此最常见的一条解释，无非就和“种马”（stud）的贬义小于“荡妇”（slut）的道理差不多。男女说的脏话皆多与性行为有联系。而既然女性在性生活上不检点遭到的诟病更大，同样也就需要尽量规避污秽的字词，以免玷污自己的名声[4]。加上脏话同时还是一种直接性较强的语言，结果女性一旦“出口成脏”，仿佛就是违反天理。然而，类似这样的态度其实存在时间并不很久。

我们翻阅17世纪流行的书籍、册页，可以发现对于两性清浊有别的看法在当时才刚刚开始浮现。在自然中女性在客观上要承受更多的“污浊”，比方说怀孕、分娩，按照定义，包括性交、屎尿、血腥，但自此以后，社会上期望女性的头脑是一片清净天地，全无空间留给身体禁忌或其他说不得的话题。

在倡导改良女性言行作风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非理查德·阿莱斯特里（Richard Allestree）莫属。他一边当伊顿公学的教务长，一边又是英皇查尔斯二世的御用牧师，因而他的思想能够在极广阔的平台上得到传播。1673年他出版著作《仕女之思》（The Ladies’ Calling）称，妇女频繁使用脏话便会导致性别上的变异，“神形俱化”，最终“姿态若男子”。阿莱斯特里还指出，女子言语不检点是对上帝所创秩序之莫大侮辱，“地狱所未及之处，世间最丑陋者莫如女子恶骂之声”。不愧为大胆的称谓！引来天父愤怒的，原非饥婴的啼哭或病患的哀号，而是会说脏话的妇人！

在洪荒时代，女性能够怀胎产子赋予了她们某种可怖的神力。但是这些关于“女德”的新观念意图钳制这种远古以来的力量，转而用“贞洁”、用性方面的无知来控制女性群体。语言学教授、《英语的脏话》（Swearing in English）的作者托尼·麦克内里（Tony McEnery）说：“到17世纪末，女性从具有威力的物种，沦为听任指使的纯洁天使——这与语言干净开始作为‘女德’的新标准不无关系。”[5]

在阿莱斯特里著书的年代，社会上女性的交际范围正逐日缩小。这个过程明显是广泛受到推动和驱使的。阿莱斯特里本人仅仅承认女性有三种类型：处女、妻子和寡妇。任何多余的类型都要自动排除出社会以及阿莱斯特里本人的认同之外（当然这在他自己看来也就是上帝的旨意）。只要一名女子使用粗俗的语言，就可以判定她有过污秽行为的经验。此种看法同第四章中詹姆斯·奥康纳所认为的别无二致——简直让人脊背一阵发凉！依这两位先生的见解，男性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庇护娴静的宠物精灵不被外界侵害的，所以女性说脏话作为破坏既成社会秩序的行为，同造反无异。假使两位同时看到我勤勤恳恳地干着研究工作——或者也可以理解为好奇行为的职业化吧，大概免不了要横眉冷对一番。正如阿莱斯特里所教导说：“好奇乃人极无当之本性，纵能登上天堂，势必功亏一篑于此。孱弱女道，谨避让之！”

这场语言的改良运动很快又蔓延到了女性群体以外——因为要是男子照常在女子面前口无遮拦，谁说得准会造成什么不良的影响呢？杰里米·科利尔（Jeremy Collier）是17、18世纪之交语言文明运动的领头人之一，对于当时“王政复辟”时期的剧作经常引征平民用语这一点，日夜讨伐，笔耕不辍。他议论说这类不入流的文字极有可能玷污纯洁的女读者[6]。他如此写道：“名门女子屈尊前来观戏，就可置体面与正派于不顾了？以此般无聊对待风雅的观众，有如在做夺财兼羞辱的行径。难道有人以为……她们听得惯伙夫的谈吐、赏得了野俗的场面不成？”

有一些剧作家对此反驳说，剧院里一向有女士前来，似乎观赏的兴致也很高。也许正是这些“野俗的场面”吸引着她们吧。科利尔非常不屑——莫名其妙！答案很清楚，明明是这些女士思想太过高雅，没有觉察出戏台上到底有怎样的脏污。

就算拿当时的标准来看，照样有人认为科利尔的观点太过偏激了。剧作家托马斯·德乌尔菲（Thomas D’Urfey）记载说科利尔有一次当其面批判《堂吉诃德》，“说得唾沫横飞”。不过，德乌尔菲写过一首名叫《胡放屁》（The Fart）的歌，说明这两个人确实一开始就不太可能看对眼。

当然啦，科利尔为那些惨遭无聊戏剧“唐突”的女士辗转反侧时，他所想到的并非作为普通大众的女性。对于那些没有杰出才华的女性生物，科利尔是自动排除在他的温情关怀之外的——这点可以从他的另一段评论中看出来：“德莱顿先生[7]说有女士为了剧作中展现的‘情思’专程登门来同他探讨——可是指这些（描绘女性情欲及包含不文明词汇的）玩意儿？我只得认为登门拜访都是些羞于在演出席间露面的‘女士’！”也就是暗指我们今天所说的性工作者。他又说：“如此一来，只能说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大概戏本的内容确实对提升她们在风月场的表现大有益处。”

于是我们渐渐地能够理解科利尔真正的心思在何处了。他最担心的原非女士们的视听，而是另外的一个身体部位。戏剧界诸如德莱顿之类的“乌合之众”，创作语言接地气，作品主题更是庸俗不堪，而且压根不在乎是否会“开阔”了好端端妇道人家的眼界——使这些妇女从此变得举止不端，或至少不再保持谦逊。在科利尔和他的拥趸看来，一个女子能够坦然面对性的话题，又不以此为业，简直是不可想象。到今天为止，我们用言行判别女性的方式仍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这些一板一眼、入土久矣的教士。

18世纪的思想，21世纪的现实

时至21世纪，评论界仍不乏对女性“近来”脏话增多口诛笔伐之士。在网上一键搜索“女性骂脏话”，转眼便显示出一连串义正词严的男男女女，纷纷斥责女子说脏话的行为。

网络搜索的结论诚然缺乏凭据，但是无数的学术研究统统表明了同样的现象。南非、北爱尔兰也好，英国、美国也罢，身为女子说脏话就要比男人多遭冷眼。对于和我一样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青春期的女性，也就是第二波女性解放运动的子女辈，大部分仍然觉得女性说脏话不如男性合适[8]。然而事实是女性在公共场合骂脏话的比例已经上升至45%（1986年时为33%）[9]。在美国，女性骂脏话接近男性的程度较之平均工资还要显著——如今每挣1美元，有43美分归于女性职员，男性职员得到剩下的57美分。

在英国阿尔斯特大学的卡伦·斯特普尔顿（Karyn Stapleton）博士深入访谈，试图发掘这种观念上的不平等从何而出——为什么女性骂脏话已然增多，而社会还在以旧时代的标准评判她们呢？她对我这样讲：“总体而言，脏话在社会中的接受程度已经提升，但是根据使用者性别不同仍然存在评价上的区分。令男性骂脏话压力较轻的人与场合都较女性为多。”过去的语言沿“干净型”和“力量型”两极分化，到今日影响依旧。她又说：“从研究中我们发现女性需要更多关注语言礼貌与否，而脏话是非常直接的。”脏话可以招来对女性品行上的质疑，还会因为不够间接进一步加深不好的印象。这双重的压力致使“女性使用脏话面临着极大的风险”。

同样的态度也存在于大西洋的彼岸。路易斯安那大学的罗伯特·奥尼尔（Robert O’Neil）博士在2002年开展过一项研究，在实验中向男女志愿者出示带有脏字的说话笔录。结果告诉志愿者说话人为女性时，相应地这段讲话也会被认为较有损文明[10]。我问过博士这其中可能有什么原因，结果看来社会对两性分工的定义应该是主要的因素。奥尼尔博士如此解释：“一般认为男人应该对外有力、强硬、自主，要主动发起性行为，最忌讳女性化；而女性的个人价值几何，首先还是看长相。再往下看，一个女人还要有同情心，待人必须要温和。”他还认为男女势力悬殊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由于女子和小孩普遍被认为较男人弱势，所以就有必要不让其接触诸如不合乎礼数的和情色的内容，因为这些都是属于强势群体的特权。”

在第二章我们看到，罹患癌症的女士由于使用脏话，结果造成亲友疏远，而同样病情的男士则免于此类困扰。既然骂脏话的后果如此，那就不难想象女性为何常常要把脏话憋在心里了。但是浏览数据可以发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女性已经开始冲破秩序的束缚，渐渐能够“出口成脏”。因此我们知道，现实中男女之间的脏话行为已经不再泾渭分明了。

！

想要研究实际生活中的语言，最好是从检索语料库开始。语料库集书面、口头语之大成，全面反映了语言的现实状况。像是英国国家语料库（BNC）就收录有不计其数的书面及口头英语范例，可谓英国语言习俗大全。此资料库由牛津文献档案馆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创立，当时广泛搜罗英国各地信件、报纸、书稿、作文和即时对话录音，共采集了书面字词9 000万条，口语字词1 000万条。我们现在要研究不同人群的语言习惯有何差异，大可钻进这座语言宝库尽情发掘。

大多数单词的用法很少因人而异。像“and”（和）、“it”（它）、“the”（这）这样的连接词、人称代词和冠词，使用频繁且千篇一律；而过于生僻的词语如“扬琴”“鸭嘴兽”，同样也没有太多研究价值。但是也有一些词近乎尖刻地反映出使用者的身份差异——喊“妈”（mum）和喊“妈咪”（mummy）的人，在年纪和阶层上差异明显。

研究英国国家语料库中男性和女性表达方式的异同，颇能发现一些有趣的规律。尽管女性公开骂脏话的频率已直逼男性（在2006年为45%）[11]，但她们口中脏话的性质往往与男性的全然不同。在英国国家语料库中，男性语汇最显著的标识即为“fuck”一词及其变种。也就是说，只要听到或看到“fuck”这个词，则多半此人为男性。然而在女性那一边，在25个与其性别联系最紧密的词语中没有一条是脏词。

难不成女性的语汇真的普遍缺少脏话，而我则是个爱骂人的怪物？当然不是——要不然在公开场合的脏话怎么会有近一半归于女性呢。事实到底如何？原来是女性使用脏话的类型有别于男性——在兰开斯特的“粗俗语料库”（可以说是将英国国家语料库的手法专门应用于脏话的一个变种），托尼·麦克内里教授发现英国女性的骂脏话频率依旧与男性相当[12]，然而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在于：女性所用的脏词平均程度较轻（例如god、bloody、pig、hell、bugger等），因此可见度不如男性的脏话。

只不过这种差别似乎在缩小。在一项于2018年出版的研究中，麦克内里教授从376名志愿者处采集录音共计1 000万词。对比20世纪90年代的结果，可见女性使用“fuck”的频率业已增长5倍，相反男性的使用量则有所下降。精确的数据是这样的：如今女性在每百万词中使用“fuck”及其变种平均为546次，而男性仅为每百万词540次[13]。

性别差异在美国则似乎风头未减，不过这项结论与从事研究者为何人可能也不无关系。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教授李·安·贝利（Lee Ann Bailey）跟利昂娜·蒂姆（Leona Timm）调查发现，男大学生用脏词的频率和粗俗程度皆甚于女大学生。然而她们同时还发现，一般人在家长、孩童和异性面前会明显削减脏话频率[14]。在20世纪80年代接受调查的女学生，面对多数为男性的教研人员，不正可能因此而刻意说话和风细雨吗？

新墨西哥高原大学的芭芭拉·里施（Barbara Risch）博士想要验证这项假设，于是准备从研究女性针对男性有什么脏词入手[15]。里施博士在课后让全体女同学留下，同时确保调查全程没有男性参与。接着她问大家：“男人用来指代女性的很多话，在女人看来都是带有诬蔑性或歧视性的［像娘们儿（broad）、小妞（chick）、荡妇（cunt）、屁股（piece of ass），等等］。你们会用哪些类似的词语指代男性呢？”

全班沉默片刻，然而过了不久，一教室的本科女生你一言我一语，竞相提议，列出庞杂的一堆字眼来。里施博士将其整理归入不同类型，如“动物类”［母狗（bitch）、狗腿子（dog）、猪猡（pig）］，“出身类”［私生子（bastard）、婊子养的（son of a bitch）］，“头脑类”［白痴（dickhead）、笨蛋（shithead）］，“阳具类”［鸡巴（dick）、屌人（prick）、吃鸡巴的（cocksucker）］以及“其他”［手淫（jerk off）——可惜“撸管的”（wanker）还没有越过大西洋］。

原来男人一走光，这群女学生才完全放下了身段。“女人会不会骂脏话？”女生回答这个问题要看面对的是什么人。里施博士的调查哪怕说明不了过往的心理系女生全体对男教授撒了谎，但也确实引出了对女性骂脏话现象发掘力度不够的问题，可以说一味研究“女性为何不骂脏话”到此可以休矣。

别废话，夏洛克——男人喜不喜欢，女人都要骂脏话

女学生只在女性教员面前展示自己骂脏话形象的现象，还不限于美国的大学。新近的一项南非研究也显示了相同的结果[16]。在东开普省格雷厄姆斯顿的罗得斯大学，维维安·德克勒克（Vivian de Klerk）博士研究表明，处于青春期的女生与同龄男生一样可能有脏话的知识和喜好。不仅如此，这群十几岁的姑娘根据男生的长相还制造了形形色色的词汇，其中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某些女生会说自己迷帅哥迷得“坐地排卵”（ovary overflow）。

在英国，女性也有用脏话表达个性的习惯。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斯坦福大学的苏珊·休斯（Susan Hughes）博士在奥斯萨尔的一个社区集会中心调查当地女性的语言习惯。奥斯萨尔位于英国北部曼彻斯特城外，属于贫民聚居的都市地段[17]。此处以男性失业为常态，而女性则多从事如清洁或流水线上的粗重活计，既要在外养家糊口，又要对内看护家人，生活异常艰辛。

由于早早在家中担负起对抗经济、失业和社会不公的职责，这些女子个个变得坚毅宛若女首领。她们习惯了命令他人，施展威严，而使用程度激烈的词语也就能为这些女子赢得同性以及男人的尊重。两性观念告诉她们只能在干净、弱女子的语言与有力、大男人的语言中择其一，结果对于前者她们一致表示：从老娘眼前滚开！

休斯博士来到此地的社区集会中心原本是为了协助扫盲。但在扫盲过程中她注意到这里的女性的言行与两性科研所示完全相左。根据现有的科研文献，女性尤其应该在扮演母亲角色时偏于言谈稳重。但此处的女子则相反，不光自己语言粗俗，还颇以教导下一代粗俗为荣。该中心的一位女士表示：“这在我们中间都不是脏话——平常就这样讲。”另一位还不无自豪地说道：“我们教他们男的骂脏话。那些男人都是外国来的，我们坐到吧台前就跟他们讲。”

脏话对于这些女子而言起不到震慑的作用。休斯博士发现她们从来不关心自己骂脏话给人听见与否，或是别人听到了做何反应。然而对于为了数落人而骂还是为了骂而骂，她们倒是分得挺清。休斯记载说：“把亲生小孩叫作‘小混账’（a little bastard）或‘小笨蛋’（a litlle twat），对于她们而言有时是一种亲昵的表现。”另外也有时候她们会用着同样的词训骂孩子。

不过有些语言即使在这里也说不得，或者说了别人会皱眉头的。社区中心的这群妇女，多半比常人宗教信仰浓厚。对于“丫的”、“荡妇”和“狗屎”，她们说起来可以全然不放在心上，然而“耶稣”（Jesus）、“我主”（God）和“救世主”（Christ）她们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

奥斯萨尔社区中心的这些妇女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也许她们的粗俗就是脏话用于缓解社会压力的活生生的例子。但是她们的脏话行为又以友善、调侃和示爱为主，在我看来是具有明确指向性和策略性的，是一种将自身从传统的性别身份中解放出来，借此获得威信的手段。

20世纪的诸多事件起到了揭开女性使用脏话的封条的作用。70年代爆发了女性解放运动，女性在工作中和社会上不甘再为男性所限。伴随着社会的转变，女性的语言习惯同时也发生了变化。率先研究此种现象的是玛丽昂·奥利弗（Marion Oliver）和琼·鲁宾（Joan Rubin）两位教授[18]。她们发现，要想知道一个女人骂不骂脏话，问问她有没有结婚多半就能得到答案——不甘于妻子和家庭主妇身份的妇女，往往也就更不畏骂脏话。一部分参与研究的女性志愿者似乎正是受到这般“心有不甘”的折磨，因为她们比眼下自认为解放的妇女更易骂脏话。在前面提到的贝利和蒂姆两位教授的研究大概也在同时进行。在她们的研究中，结果显示三十出头的女性比同龄男性用词程度稍强。也许是这些女性还未适应自身的解放，心中惴惴不安，这才表现为脏话过偿吧。

不以脏话为耻，甚至以此为荣，这种现象在英国大概兴起于21世纪初。2003年，伍尔弗汉普顿大学的迈克·塞尔沃尔（Mike Thelwall）教授调查社交网站MySpace（聚友网）上的青少年留言，发现英国男女青少年的语言行为大体无甚分别，只是男生偏向于使用的粗话，要么极强如“妈屄”（cunt），要么较轻如“甩屌”（tosser），而女生多用强度中上的“肏”（fuck）、屁眼儿（arsehole）等词[19]。还有一点令我为祖国万分自豪，那就是英国的青少年使用脏话远多于美国的同龄人。调查中一名女生的自我表白赫然在录：“本人‘出口成脏’是真，但这年头说话不带男人味，男人他妈的就不会听！”

其实她提到的这点很重要。大多数时候脏话出口，并非是在对人恶言恶语或乱发脾气，而是为了达到某种效果而特意选择的。当初试图通过抑制脏话削减女性影响力的人大概不会想到，女人们终将扳回一局——利用脏话在女性群体中的特殊性，一旦开骂，也就达到了获得关注的目的。

说到底，女人骂脏话的目的无非与男人一致。但是研究界的很多人发觉女性也说脏话以后，照样还是摸不着头脑。从来没有什么人去研究男人为什么骂脏话——可能是这种现象太过寻常，简直同数学定律无异，然而换成女人，原本简简单单的行为才需要严肃探讨吧！

女人为什么骂脏话？

荷兰的两位语言学家埃里克·拉森（Eric Rassin）和彼得·缪里斯（Peter Muis）曾共同发布过一篇题为《女人为什么骂脏话？》（Why Do Women Swear？）的研究报道[20]——大概其间没少受弗洛伊德“千古一题”的影响[21]。调查中问及平时使用的脏话时，女学生们面无羞赧地报出了下列频率由高到低的词语：shit，kut（妈屄），Godverdomme（下地狱），klote（鸡巴蛋），Jezuz（我的主），tering（结核病），kanker，lul（屌人），tyfus（伤风）以及bitch——两位教授倒是没有提到自己在现场的反应。他们还发现即便在受调查的女生同质化极高的情况下，每个人的脏话习惯依旧天差地别：有最少在一天中能不说一个脏词的，也有口才极佳，一天能蹦50词之多的。所以说并非所有女性（或者也可以说男性）都同样地习惯或喜爱用脏话。

关于女性骂脏话的目的，大部分研究都将其主要归于正面、积极的方面。但参与这项研究的女性表示，自己使用脏话，首先是为了排遣负面情绪，其次为贬低他人，最末才为强调正面的感触。自认为对外攻击性较强的女性，同时使用脏话偏多，但没有理由认为生活的幸福指数与此有什么关联。

男人和女人说脏话的原因真的有区别吗？说不定还真有。男人平常能够轻松骂出的脏话，一般是诙谐的，如工具箱里的扳手信手拈来。对于女性而言，脏话的使用则多是考究的，用在语句中仿佛乐器的谐声。之前的贝利跟蒂姆两位教授在自己的女性受访者中发现，脏话在她们口中往往像是某种修辞手法，为了给话语加点劲似的。其中一位说：“我喜欢‘肏蛋的’（that’s fucked）、‘他妈的’（fucking）这样类似形容词的用法，也会很佩服其他人在讲话中随心所欲地在某处安个脏词。这样人的表达会充满活力。”[22]

据卡伦·斯特普尔顿博士说，女性运用脏话的修辞手法，是为了令话语给人留下印象，有男人在场时让自己仍然有人关注。因为归根到底，脏话放在女性身上依然是一种逾越男女大防的行为，一旦跨过了这道鸿沟，自己也就融入了男人的群体。

她继续跟我说：“我调查过的其中一些女性，她们说脏话确实是故意造成性别反转的印象，是不甘心局限于乖巧女孩子的形象。”但是，解释到这里还未完全结束。女性骂脏话的理由，有时也与男性别无二致，比方为了抒发或掩饰情感、为了惊世骇俗、为了逗人发笑甚至在社交场合打圆场。只不过女性若不合时宜地讲了一句不文明的话，结果要面临的否定大于同样处境的男性。

卡伦又说：“问及一般人脏话如何如何，他们首先都会想到的是一种语言的暴力、不和谐，但是他们自己在用的时候，往往并非简单粗暴。”女性虽然有时自认为只有在负面情绪下才会骂脏话，但事实上她们在开玩笑和与朋友交往时也会骂——还记得第四章中提到的“能量超人”领袖吉内特吗？

尽管传统上总认为脏话是对外的、攻击性的言语，卡伦则认为事实相反——男人女人骂脏话，主要目的都是传达内在的痛苦和不快。她表示：“通常将脏话与暴力相联系，是男性独断脏话的原因。但是不论性别如何，脏话起到的都是掩藏脆弱和无助感的作用。”

于是我问她，如今通过语料库进行的诸多研究依旧反映出男性骂脏话频率高于女性，是否刚刚所说是原因之一。毕竟男性在显示自身的脆弱方面，仍然面临较大的社会压力，而女性在受伤和犹疑时则能较自由地对外表露。当然，这一点肯定还需要更多确凿的研究佐证，但是男女面临的社会环境跟期望不同，并依此发展出不同的表达方式，这点是我们业已清楚的。男人女人在社会上一样需要隐藏本性、言不由衷，但是方式则有所区别。

卡伦最后告诉我：“如果工作场合以脏话为常，那么女人自然会考虑到跟上男性的步伐，一道也学着骂脏话。而受访的女性们则多说，她们讲脏话多半是出于人际关系的考虑，比如幽默，比如交友——这方面的脏话在女性中间也很常见。”所以与其说脏话是粗鲁的表现，不如说如今的脏话已经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礼数。

女有婊，男有屄：两性脏词各不同

新时代的女性虽跟着男性一道骂脏话，但骂中却有别样的风范。两性之间尤其在词汇一点上是有很大区别的。

其中的一条差异是男女之间互骂所用的语言。2002年克劳迪亚·贝格尔（Claudia Berger）于伊利诺伊大学研究男女学生怎样在当面及背后互相诋毁对方[23]。结果调查中学生列举出的针对男性的粗话79条，多于针对女性的46条。细细看来这些基于性别的侮辱话也有颇多不同。

针对女性的词语，多半指其性行为乖张，比如“破鞋”（slag）、“鸡”（whore）；在骂男人时，则往往影射其性功能低下、没有兴趣或没有能力搞定投怀送抱的异性。这其中针对男性性取向的如“死基佬”（fag）、“女里女气”（nancy），针对性能力的，则有“屄”（cunt）、“娘们儿”（girl）。

苏珊·休斯博士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考察英国北部的低收入阶层女性，发现她们将“破鞋”跟“骚货”（slut）当作比“婊子”、“雌儿”（cow）、“屄”更加无礼的羞辱。原来女性解放数十年后，最能挑动女人神经的依旧是说她不守贞节[24]。

为什么女性性爱频繁就得遭到诘难，而男性则不可以性爱偏少或者不为异性所动？贝格尔教授猜想，这些骂人话效力的根源在于一个观念：人们对荣耀和声望的标准不同。针对男女的脏话含义不同甚至相反，反映的就是这样一个根深蒂固的性行为的准则——男人要表现勇猛方可得到尊敬，而女人则要守在闺阁不去动别的心思才好——“力量”与“纯洁”的两极，在这个话题上可不是又一次抬头了吗？

用于女性的脏词侧重于性行为，只有一个例外：婊子。无论一个女人犯了什么“贱”，都可以对其用到这个词。针对男性的脏词类型更多——基于出身的（私生子），基于智力的（笨蛋），基于身体部位的（屁眼儿、屄、娘们儿）。同时男性被骂的频率总体也较女性为高。

托尼·麦克内里教授利用语料库研究脏话已有多年。他发现从概率上讲，一般人对同性出口脏话较多；两性中间，女性针对同性的脏话仅略多于针对男性，而男性的“区别对待”则要显著很多[25]。所以虽说女性骂脏话已占脏话全数近半，但核算数据，在这全数中间仅有约1/3是针对她们的。

我和我的同事也从不同的角度发现过类似的规律。通过社交媒体追踪到足球球迷的言论，在线的球迷在议论中多半指责自己支持的队伍，而极少针对对方[26]。我们观察到唯一被对方球迷叫骂的，是西汉姆队的队长凯文·诺兰（Kevin Nolan），原因是他在场上对利物浦队的球员犯规（然后被迫下场并禁赛三场）。令人瞠目的是，赛后诺兰人气扫地，连本队的球迷见其下场也竞相祝贺，网页上出现状态如：“望诺兰终生禁赛！＃西汉姆足球俱乐部＃”，“好消息，好消息，凯文·诺兰禁赛三场！普天同庆哇哈哈＃从此信上帝＃＃西汉姆足球俱乐部＃”。

女性比男性骂脏话时较多选择偏“口味轻”的字词——越往脏话图谱上偏轻的方向去，则女性使用越多。是因为脏话一经女人的口才失去了效力，还是因为女人专拣男人挑剩的脏话骂呢？不得而知。不过贝利以及蒂姆两位教授发现，女性偶尔还会试试“男性化”的脏话，但男性却极少屈尊使用“女性化”的脏话。也就是说，有些话在过去虽然不宜出口，等到时兴起别的脏话，一般男性就会将其弃置一旁。研究中记录在案的有29例“我倒”（darn，damn“文雅”的说法），26例都是出自女性之口；而“帝呀”（Jeez，Jesus的“文雅”说法）、“搞什么”（shoot，shit的“文雅”说法）和“渣滓”（crud，cunt的“文雅”说法）则无一名男性问津。就从男性选择脏话的方式跟类型来看，所谓“男子气概”真不过是纸糊的门面，一捅就破。

女子生性纯洁不爱骂脏话，可以说只不过是男性持有的成见或幻想，并不符合现实。实际上只要年龄、阶层和情态基本匹配，男女之间的脏话行为是没有太大差别的。正如苏珊·休斯博士所指出的一样，如果是“古董鉴赏大会”，那么到场男性专家开口肯定不乏“惊艳”“靓丽”“怡情”这般文雅的词语；而奥斯萨尔社区中心的妇女之间叽叽喳喳起来，说不定修路工人也要害臊。

同时也是多亏一位女性先辈的倡议，在读我的书时大家才不用数代替敏感词的满天星。《呼啸山庄》中出现“下地狱”、“不得超生”和“该死的”有27次，“上帝老爷”作为感叹词12次，另外还有“邋遢婆娘”、“灰皮挨千刀的”之类的污蔑话随处可见——这部经典的作者，勃朗特（出版时用化名柯勒·贝尔）率先打破了屏蔽词语的陈规。她说，在描绘现实时不应掣肘，要不遗余力。

“《呼啸山庄》一书，看来想必粗俗怪诞……诸位读者……翻开扉页即刻见其字字皆现，不似常俗将秽词中间部分隐以星号而仅见头尾字母，估计要大发气恼。我在此做一次性的声明：对于这般做法我无可致歉——拼用全文，我认为相当合理。而仅用星号替代污浊狂暴的之人的脏话，不管其用心怎样良苦，依我之见，到底同螳臂当车无异——然而确实教化了何方的风俗，呵护了怎样的情感，掩藏了几端的恐怖，我却一点想不出。”

对于女性使用脏话的偏见放在今天，实在是既不合理而又过时，当然可能也是正在消解的。所谓“女性必须纯洁，男性必须强大”的这座成见的大山，需要我们不断努力去移走。两性关系的改良，始于语言上的转变。

卡伦·斯特普尔顿女士说得特别恰当：“脏话于男人女人而言意味着全然不同的使用场合。女性说脏话，表达的是她们对旁人的信任。在人边上能够放松到嘴巴不用管那样严的程度，那就代表已经有信任的基础。”男性身上虽存在类似的情况，但程度远远不及女性，“女性能说的脏话是有局限的，是带有更多风险的。情况正在渐渐改观，两性的差异正在消失——但也只是一小点，还未彻底消失。”

情况改观需要我们的持续努力。脏话的社交和情感功能无可比拟。只要我们想让男女平等交流，就要确保我们全部能使用相同的语言。让社会压力、语言禁锢滚开！我们需要男人能够尽情哭，女人能够尽情骂——两种表达方式都需要对两性放开。最后引一位我很喜欢的英美两籍人类学家阿什利·蒙塔古（Ashley Montagu）的说法——这是她在20世纪60年代写的：“女人哭泣得少，骂得也就多了……今时今日的女士，不再因为什么不如意而昏厥或呜咽，而是能叱喝一声，自己做主。这一点让我来说，真是比旧日的女德高了不知多少。”[27]

说得太他妈对了。

[1] K. stapleton, swearing. in M. locher and S. Graham (eds), Interpersonal Pragmatics (Handbooks of Pragmatics 6). Mouton de Gruyter, 2010, pp. 289–306.

[2] Peter trudgill, Socio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and Society, 4th edn. Penguin Books, 2000.

[3] o. Jespersen, Languag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Origin. George Allen& Unwin, 1922.

[4] E. Gordon, sex, speech and stereotypes: Why Women Use Prestige speech Forms More than Men. Language in Society 26 (1997), 47–63. doi:10.1017/s0047404500019400.

[5] T. Mcenery, Swearing in English: Bad Language, Purity and Power from 1586 to the Present. routledge, 2006.

[6] J. Collier, A Short View of the Immorality and Profaneness of the English Stage; Together with the Sense of Antiquity Upon this Argument, 2nd edn. S. keble, 1698.

[7] 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剧作家、诗人，生于1631年8月9日，卒于1700年5月1日。

[8] V. de klerk, How taboo are taboo Words for Girls? Language in Society 21 (1992), 277–289. doi:10.1017/s0047404500015293.

[9] T. Jay, Why We Curse: A Neuro-Psycho-Social Theory of Speech. John Benjamins, 2000.

[10] R. o’Neil, sexual Profanity and interpersonal Judgment. Phd dissertation,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2002.

[11] T. Jay, the Utility and Ubiquity of taboo Words.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4 (2009), 153–161.doi:10.1111/j.1745-6924.2009.01115.x.

[12] Mcenery, Swearing in English.

[13] S. Holmes, Women Have overtaken Men in their Use of Profanities. Mail Online 6 November 2016. www.dailymail.co.uk/news/ article-3909524/effing-Noras-swear-Normans-Women-overtaken-men-use-profanities.html.

[14] L. A. Bailey and L. A. timm, More on Women’s – and Men’s-expletives.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18 (1976), 438–449. www.jstor.org/stable/30027592.

[15] B. risch, Women’s derogatory terms for Men: that’s right, ‘dirty’ Words. Language in Society 16 (1987), 353–358. doi:10.1017/s0047404500012434.

[16] de klerk, How taboo are taboo Words for Girls?

[17] S. E. Hughes, expletives of lower Working-Class Women. Languagein Society 21 (1992), 291–303. doi:10.1017/s004740450001530X.

[18] M. M. oliver and J. rubin, the Use of expletives by some American Women.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17 (1975), 191–197. www.jstor.org/stable/30027568.

[19] M. thelwall, Fk Yea I Swear: Cursing and Gender in a Corpus of Myspace Pages. Corpora, 2008.

[20] E. rassin and P. Muris, Why do Women swear? An exploration of reasons for and Perceived efficacy ofswearing in dutch Female student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38 (2005), 1669–1674. doi:10.1016/j.paid.2004.09.022.

[21] “这重大的谜题，从古至今无人能解，就连我密切关注了她们的灵魂深处30年之久，也只能望洋兴叹：‘女人到底想要什么呢？’”——摘自《学术内外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Life and Work），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著（基本图书公司，1953年版）。

[22] Bailey and timm, More on Women’s – and Men’s – expletives.

[23] C. Berger, The Myth of Gender-Specific Swearing: A Semantic and Pragmatic Analysis. Verlag für Wissenschaft und Forschung, Berlin, 2002.

[24] Hughes, expletives of lower Working-Class Women.

[25] 研究中调查的女性骂脏话档案799例，407例针对其他女性，392例针对男性；而在858例男性档案中，702例针对其他男性，针对女性的仅有156例。

[26] E. Byrne and D. Corney, sweet FA: sentiment, soccer and swearing. in S. P. Papadopoulos, D. A. Cesar, A. shamma, kelliher and R. Jain (eds.): Proceedings of the SoMuS ICMR 2014 Workshop, Glasgow, Scotland,01-04-2014, published at http://ceur-ws.org.

[27] A. Montagu, The Anatomy of Swearing.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67.

我们在还是小孩时就知道到脏话是一种特殊的东西。我们有时看见大人因为说了什么不认识的词而满脸羞愧，有时则因为自己说了“不该说的话”而遭到训斥。“反正有些话就是不一样”——这一点迟早都能记在心里。但是身为孩子，知道了有这么些特别的词语，总归还是跃跃欲试的。根据周围人反应的不同，有的孩子能够牢记规矩，不敢越雷池一步，有的孩子则屡试不爽。

对于孩童而言，语言表达的规矩是同语法、语义一类的基本概念一并吸收的。社会上的条条框框早已混入了文章和讲话之中。然而在日后学习第二语言时情况会如何呢？我们虽都在小时候掌握了“不文明言行”的基本概念，但在接触其他语言中的不文明现象时，我们是否能够以举一反三，真正理解人家的脏话呢？

只要在中学修过一点外语就知道，所谓“读书破万卷”，破的只不过是外语词典里含有“敏感词”的那几页罢了。千万睡眼惺忪的学子，没有心思去攻克什么“与格”“属格”，却轻轻松松背得了德语的Schieβe和Arschloch（都为德语脏话）。十几岁的人——所有犯忌的话题都能勾起他的兴趣，犯忌的词语也不例外。

年长一些的人去学外语，多半不会直奔脏话而去。然而长久寓居国外，免不得要通过流行文化学习当地的语言，这一来便又打开了脏话的魔盒。从研究来看，少年人学外语，勤于学脏话；青年人学外语，乐于用脏话；中年人学外语，有心无心，一样学得来脏话，同时还能将其适当地加以运用。

然而归根到底，还是在婴幼儿时代学到的语言最能够引起人的情感共鸣。新生儿父母领宝宝回家时，往往自己的口吻会不知不觉变得同小时候一致。自己在襁褓中听到的温声细语用在孩子身上，肯定是比成人的语言更为合适。儿童更易建立语言同情感的联系，因此一个人不管外语说得多么流利，总还是会觉得用母语骂脏话更带劲。

要在两种语言之中获得同样的语义和情感联系，最迟到什么年纪还能做到呢？在电影评论中我们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人在用第二语言描述电影时往往叙述性较强，情感则偏于贫乏[1]。由于脏话带有的情感性极强，所以通过研究人用外语怎样骂脏话，就能确定语言同情感之间如何以及何时产生联系。这方面的研究表明：性情的嬗变完完全全可以延续至晚年。成年期掌握的语言——尤其是通过在当地生活学习的，不仅同样能够引发情感的共鸣，甚至还能解开人本性中未能由母语解开的部分。

“继母语”的力量

琼–马克·德瓦勒（Jean-Marc Dewaele）教授在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广泛搜罗“多语人士”，研究脏话对于他们在情感上有何等影响。他本人的语言能力就让人望尘莫及。关于他在西班牙语（他个人的第四语言）中怎样活用脏话而又出丑，有这样一个段子。

“所谓入乡随俗，其实不一定适用于脏话。这个道理是我在西班牙学到的，当时我自作聪明，在萨拉曼卡的一家酒馆饮酒，随口显摆一个脏词“joder”（同英语fuck）——本来那天晚上在酒馆听到了许多次，没有多想。但是我这一说以后，全场立马安静了……”[2]

尴尬一刻之后，德瓦勒教授花了十多年时间专门研究其他会多门语言的人，看他们是怎样处理情感和语言的。他发现原来一个人如何学习语言，何时何地学习语言，以及在原生文化中的经历都能对他的脏话行为造成影响。德瓦勒召集了1 000多名“多语人士”来做关于语言和情感的调查询问。语言能力的筛选是通过网络问卷进行的，结果参与调查的人中，144名会两种语言，269名会三种，289名会四种，337名会五种——在这当中有些人就是听着两三种语言长大的。

问及说脏话时首选哪种语言，选择母语的大幅超过选择第二语言的，选择第二语言的又大幅超过选择第三语言的。偏好的理由各式各样。有的人说是身不由己——比如一位名叫凯的志愿者，母语是芬兰语，另外还说英语、瑞典语、德语。他说：“如果我拎起榔头砸了自己的脚，嘴里面冒出来的肯定是芬兰话。”也就是说，习惯驱使凯用脏话来发泄身体的不适。

但习惯并非唯一的解释。想要脏话发挥出应有的效力，有时必须得使用母语。不少多语人士都表示：脏话还是故乡的带劲。比如德语母语、第二语言为意大利语的桑德拉。她解释道：“在特别恼怒的时候我只能想得起德语。这时硬要我用意大利语讲，文辞就把握不太准。”——到底骂得过粗还是不够力度？与其纠结在此，不如回归到童年时就已经熟悉的规矩中去。

一门语言待到成年才去学，终归会遗漏掉不少其中的文化和人情。我们在童年时代适应了家乡人的语调、目光、面貌还有其他情感流露的方式，已经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模式。早在20世纪80年代，心理学教授埃伦·林特尔（Ellen Rintell）用录音记录了英语母语中表达愉悦、恼怒、沮丧、焦躁、歉疚以及鄙夷的说话片段，然后让第二语言为英语的人来识别录音中人物的情感类型及其程度。结果连英语最流利的外语人士的表现都不及英语为母语的。不是说成年人就不能熟悉另外一套情感流露的体系了，而是他们原有的表达方式不方便立即在别的语言中找到对应[3]。

自青春期起开始学习的语言，往往会在同一个人身上制造出别样的情感模式。比起伴随童年成长而深深刻入心中的家乡语言，日后掌握的词语给人的印象要疏远、淡薄一些。英裔加拿大作家南希·休斯顿（Nancy Houston）在大学时代移居法国。她在传记文章Nord perdu（《北之失落》）中写过这样的话。

就我而言，用法语我可以自如地谈玄论理，可以对答如流，可以探讨疑难——只要是作为成人所熟悉的形象、概念、场合一概皆可。但另一方面，如果想要发飙，想要释放，去谩骂、高唱、呼喊，去感知单纯的言语的美感，我只有英语相随。[4]

休斯顿女士的母语对她意味着自由、随性的表达，且字字句句皆有情。她还说英语是个人骂脏话时的首选，因为词句会来得快一些。很多人谈到说，偶尔想要在话里随心插一句粗俗语，都会和她有同样的反应。脏话的无形气剑要出鞘，既得靠语言上的流利，同时情感上也得通畅。

在母语里能构成较大冲击的还不仅是脏话。波士顿大学以及伊斯坦布尔大学的科学家在实验中召集英语、土耳其语双语人士，为他们播放两种语言中大人训斥孩子的录音并观测他们的反应程度，以此了解童年时期学习的词句是否能造成更强烈的情感反应[5]。实验录音中尽管不包括任何脏词，但是训斥声的效果在诸多方面上与骂脏话是相近的：小时候听到的大人的责骂由于感情色彩极强，往往日后也会同羞耻和愧疚的情感联系在一起。而且在第一章中我们也看到，在语言能力受损的病患中最常幸免的两种表达法，除了脏话，就是儿时听到的训话。

在这项两校合作的研究中，卡特琳·哈里斯（Catherine Harris），艾谢·埃迪尔内（Ayşe Ayçiçeği）以及琼·贝尔科·格利森（Jean Berko Gleason）教授为32名土耳其母语的志愿者接上了皮质监测仪。所有志愿者都是在土耳其语的训话下长大的，因为其中没有一人在12岁前经历过英语环境。实验中依次或播放、或令志愿者朗读中性的双语词语（如“房门”），正面的词语（如“欢快”），负面的词语（如“生病”），犯忌的词语（如“浑蛋”），以及训孩子的话（如“不许这样！”和“不准出房间！”）。

结果志愿者对于两种语言中的正、负、中性的词语基本无动于衷。对于英语和土耳其语里的脏话，志愿者的反应基本相同，这是因为他们在青春期所接触的英语脏词业已扎根，产生了同母语相当的情感效力。然而对于训话的反应却因语言不同而展现出极大的差异：志愿者面对英语中的训斥时尽管一致表示理解其内容，但是皮质测试显示志愿者反应低迷——没有因压力冒汗的症状；将同样的训话转换成土耳其语时，志愿者竟然压力倍增，尤其是在被动收听录音期间，仪器显示志愿者反应极为活跃。听到母语里的家长式训话，这批平均年龄为28岁的成年人统统冒出一身冷汗。这正说明了光理解字面上的含义，是与对一个词产生切肤之感不可同日而语的。如要真正感受到一个词语带来的震颤，必得事先经历过与这个词相关联的情感波折。

在童年过后彻底地掌握一门语言并非不可能，然而要是挨到青春期以后再学外语，则有很多证据表明，一般人很难在其中获得与母语相当的情感深度。语言学家史蒂文·凯尔曼（Steven Kellman）曾提出“继母语”这个词来代表人在童年之后熟练掌握的语言[6]。另外，假如一个人“继养”的过程是浸入式也就是实地学习的，那么在此期间的人生经历也会大大影响到日后他在这种语言中的表达深度及广度。

首先告诉我们母语和第二语言中的情感体验有差异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珊·欧文–特里普（Susan Ervin-Tripp）博士所做的心理学研究。所谓“人设”或自我设定属于人之常性，它能为我们每个人的性格设立框架。欧文–特里普博士当时探究的，就是双语流利的人士是否能在语言的切换中获得不同的人设，以及这种能力是在何种阶段形成的。为此，她找来英法双语的人士，给他们做看相片描述其中故事的测试，首次用英语讲，隔六周改用法语重复一次。

她将同一张相片展示给64名法语母语、成年后才讲英语的志愿者。在法语的描述中，这张相片的主题普遍关乎独立跟自我——完全可以解释为青少年时代思想的复苏；换成英语，描述则大多偏向现实成就[7]。于是她又更换测试组，这次使用的相片是一名女子头靠椅背，席地而坐。测试时，有一位在日本上过寄宿制小学和初中的美国男子用日语描述此相片，说是女子为未婚先逝的爱人哭泣，随后自尽以相随；换成英语讲述，故事则变成了女孩在完成家政课的编织作品。这样的模式随着相片更换一再重复，只要语言是日语，此人的回复就要同家庭和失去挚爱的主题挂上钩，而在英语中的回复则相对缺少人情味。测试对象换成旅居旧金山的日籍妇女时，两种语言同样会造成所述内容不合拍——比如让她们说“我未来可能会成为……”时，用英语的回答常常涉及诸如教师等职业，而在日语中答案则更常为母亲或主妇[8]。

欧文–特里普博士猜测，人在学习一门语言的同时经历了何种成长阶段，相应地就有可能在这门语言上留下某种人格的烙印，也就是说，一旦切换到这门语言，对应的人格就会突然苏醒。对于第二轮测试中的这位男性志愿者来说，他在青春年少时远赴异乡，经历成长阵痛，其间基本全部在用日语交流。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学会了处置情绪上的依恋和失落，学会了用日语表达自己，而这些经历是他在英语环境中即使有过也从未以同样深度体验过的。究其余生，这些凝重的思绪对他而言都被封存进了日语之中，为英语的自我所不可及。同样的道理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青少年时代，情绪人格仍未成型，此时的情思同语言文字一道极易沉入我们的内心深处。

成年人内化词汇的情感内涵诚然有难度，但也不是做不到。尤其在刚刚成年，首次直面生活的挑战时——人在这个阶段仍是可塑的。许多第一次碰到的难事，诸如开银行账户、办置住宿、处理财务等等蜂拥而来，继续打造着人的词汇和情感。一如童年和青春期的境况，此时首次经历的情感体验也会深深印在同一阶段使用的语汇里。来看看乔汉娜的经历：她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而在成年不久后移居意大利。她说：“现在的我比较习惯用意大利语发火。其实发火这个技能多半也是出国以后掌握的，加之在意大利还常常有像抗议政府、同房东拌嘴一类的练习。但是换回了英语之后就会奇怪自己火气这么大干什么。”[9]

事实大抵的确如此——纽约州立大学的珍妮特·阿尔塔里巴（Jeanette Altarriba）教授十分巧妙地设计了一项相关的实验。实验中所用的是第三章提到的斯特普鲁色词测验的一个变种，当时是为了测试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的自控能力，这里是为了考察人在第二语言中的情感体验如何。斯特普鲁色词测验最基本的形式，是用字体颜色来误导文字所说颜色，而测试者要克服直观印象的误导才能报出正确答案，这就考察了他们抑制冲动的能力。同样的测试，可以用于研究从衰老到睡眠到幸福指数等等一系列课题。

不过此项测试还有另外的一个用途。我们可以将测试对象倒转，不考察人的自制力，而是考察卡片“表象”与“本质”的匹配程度。其中的前提就是：人一旦看到同一事物拥有不匹配特征时，思维反应就慢；而假如一张纸上写的是“粉色”，字体也是粉色，那就明白易懂。

阿尔塔里巴教授于是对原有测试采取变通，列出两种不同语言中带有特定情感的词语作为“表象”，将所示词语的词性作为“本质”[10]。具体说来，就是在屏幕上显示一个词，告诉测试者：如果词语是名词，就报“正面的”，如果是形容词，就报“负面的”。要求口头上说的这两个词，作用就相当于原测试中的字体颜色。而屏幕上的词语本身又有正面（如“朋友”，“快乐”）或负面（如“敌人”，“愤怒”）的含义，这些“字面”上的联系就好比原测试中的文字。参与测试者往往需要克服较为直观的字面联系才能正确地报出“正面的”（名词）或“负面的”（形容词）。

不信您来试一试：用“正面的”和“负面的”来分别对应名词和形容词到底有多难。

1.愉快的

2.死亡

3.恐惧

4.美丽的

5.忧伤的

6.奖励

7.乐趣

8.可怖的

应该给出的答案是：1.负面的，2.正面的，3.正面的，4.负面的，5.负面的，6.正面的，7.正面的，8.负面的。您可能发现了，后面的四个词语比前四个更容易辨别——前四个词语中，比如“死亡”，从字面上就很难同正面联系起来，因而会造成犹豫或失误。

阿尔塔里巴教授找来学生，开展了比上文更加细致的测验。参加测验的32名志愿者全部以西班牙语为母语，同时精通英语。虽然是在学校学的英语，但以他们的程度全都够得上“双母语”了。阿尔塔里巴教授发现，不论屏幕上的单词是何种语言，碰到含义与词性甄别词匹配的（比如具有正面含义的名词“朋友”，或负面含义的形容词“愤怒的”），正确率就大大高于不匹配的（如“死亡”“快乐的”）。

进一步分析，与情绪相关的“表象”和与语法相关的“实质”不匹配明显能够给测试者造成困难，恰恰就说明他们对于屏幕之上和口中所说的词语产生了相应的情绪反应，于是才不能快速而理智地将词语分门别类。记住词性的代号，一个萝卜一个坑，本不该是难事，若不是参与者心中对像“死亡”这样的词有固有印象，还能有什么原因导致他们犹疑和出错呢？

阿尔塔里巴测试的学生还有一点特殊之处，毕竟能够流利说两种语言的人仍属少数。如果第二语言本就并不流利，是不是还会有同样的结果呢？之前拿训孩子的录音吓唬大学生的埃迪尔内和哈里斯两位教授再度出马，这次实验对象没有更换，转而测试他们的记忆[11]。重新说明一下：实验中的志愿者统统是在波士顿工作和学习的土耳其人，并且全都是12岁之后才学的英语。实验中会让他们看一系列英语及土耳其语词语，其中包括脏词如“浑蛋”、“婊子”、“狗屎”以及土耳其语的“sevişmek”（我肏）、“kahpe”（狗婆娘）、“fuhuş”（娼妓）。词表里还有引起负面联想的词语如katletmek（杀人），正面词语如gülmek（笑），中性词如masa（桌子）。最后还是训孩子的话，比如“Seni utanmaz！”（不害臊！）

埃迪尔内和哈里斯教授接着又撒了一个心理学实验惯用的谎言。在实验开始之前，他们俩告诉志愿者：只要为每个词语按照正面或负面联想从1至7打分就可以了。这一环节结束以后，两位教授让一半的志愿者在空白纸上写出刚刚看过的128个词语；另一半拿着比先前更大的一张词表，从其中圈出看过的128个词语。由于事前没有告知实验的目的，所以没有一名志愿者会专门下功夫记单词。

最后志愿者普遍表示，相比于英语，之前土耳其语中的引起负面联想的词或脏词很难记起。记住：土耳其语是他们的母语呀！本来他们看来既熟悉又不爽的词语，到这里竟然印象淡薄。总体看来，先前所看英语中的犯忌、负面及训人的语句全都比土耳其语中的更易忆起，而在正面与中性的词语上两者没有大的区别。埃迪尔内教授称这是“第二语言中的情感优势”，也就是说，第二语言中能够给人情感造成伤害的词句，由于力度不比母语中的同等词句，因而较少被人选择性遗忘。

第二语言虽将人带入陌生的境地，同时也让人得以无碍地表达，而不用陷于母语中情感的窠臼。语言学家史蒂文·凯尔曼说：“有一些作家会专门用后天学习的语言写作，据说这是为了免于情感过剩和早年创伤的困扰。”[12]这种自我放逐的现象是由德瓦勒教授等人的研究认证的。而人之所以在第二语言中骂脏话比较轻松，遵循的也是同样的道理。双语人士的母语尽管更为流利，同时也意味着他们从小到大在其中受到的教条约束较多，而到了外语中一切都淡化了[13]。例如，有位化名妮科尔的女士在成长时说的是英语，后天又学了德、法、意大利和西班牙语。她在接受德瓦勒博士采访时讲道：“我的父母管我很严。小时候他们教训我‘说了不该说的话，拿肥皂洗嘴去！’，现在依然清晰记在脑海里。所以向来我说英语时都很规矩。说起德语就不一样，算是解放了！”母语是西班牙语的玛丽亚也说：“我从来没在西班牙语里讲过脏话——想也做不到，感觉那些词语太有分量、太不该讲了。”

当然，在周围人全都不通晓自己的母语时，“自说自话”也不失为一种摆脱羁绊的选择。迪迪来自印尼，讲巽他语、印尼语和英语。对她而言巽他语是说脏话的理想语言——作为母语它不仅感性，而且在迪迪目前居住的伦敦也少有人知晓。她说：“20年前我有一次在伯克贝克学院外头对着一个英国人大骂，用的是巽他语，反正……没有造成什么后果。”

脏话多普遍？

从德瓦勒教授的研究结果来看，大多数人说脏话还是用母语。用母语来骂感觉更有效，如果在外乡骂还不太可能为此承担什么后果，而且在与情感的关联上也是较为可控的。教授认为：“人们在决定要不要使用语言的‘终极撒手锏’的时候，事先肯定要规避不可控的因素。”[14]

一门语言里面的感性词语，为何就不能分毫不差地译到另一门语言中去呢？怎么有些脏词到了别的语言里就会失去效力？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不同语言中的脏话是如何演变的。

有些语言对于一种情感的描绘词有时就是比别的语言要更为“丰满”。比如拿西班牙语来译《低俗小说》（Pulp Fiction）中连珠炮般的“肏”，由于无法直接对应，因而全剧所用的译词不拘一格、五彩纷呈。西班牙语中还有那柔情似水，表示卿卿我我的cariño，在英语中却不能一言以蔽之。

无论语言的背景如何，像是愉悦、纠结、愤恨、恐惧等等的情感终究是人类共有的。对于这些强烈的情感，每一种语言都要具备同样强烈的词汇。同理，每一种文化都存在禁忌，所以相应地这些禁忌也会反映在“不文明语言”之列。现在看来，脏话存在于各种语言应当无疑。但是再往细处追究，不同语言的脏话植根于各自的文化，一门语言里面的饭余闲话到了另一门语言里就可能是晴天霹雳，所以要做到脏话直译仍很困难。掌握德、意双语的桑德拉在采访中就说道：“用意大利语骂脏话，绕不过拿上帝、圣母开涮，而这在德语里是无所谓的。反过来德国人会用牲畜来骂人，在意大利语里则不起作用。”

人还在学习外语的时候往往参与不了骂战、当不成笑星。这不光是情感上不能形成共鸣的问题，还因为找不到合适的语句，想开口都难。自作聪明地将家乡的骂人话、玩笑话搬来，很难说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德瓦勒教授对此举了一例。

“侮辱和不文明的词汇是高度依赖于文化共通的——2003年3月一位科威特外交官会见伊拉克某官员，结果两方在各自胡须的问题上发生口角，互相极尽羞辱。一方认为滑稽可笑的事情，另一方则可能深感冒犯，这就是这则故事告诉我们的。”[15]

即使表面上“同文同种”，脏话也可能大相径庭[16]。法国和加拿大名义上都讲法语，但其尤其在禁忌的话题上区别甚多。法籍加拿大人在骂脏话时，习惯会用到宗教人物和概念，比如hostie（圣使）和vierge（贞洁圣母）都可以用来赌咒发誓。魁北克人会说hostie de voisin（异教神），放到里昂去讲肯定莫名其妙，倒不如salaud de voisin（隔壁天杀的）更适宜传达骂者的心境。

再看一个国家内部，地域不同、阶级甚至交往圈不同都会导致脏话文化的差异。在第6章中我们对比了英国北方工人阶级的妇女的脏话（大量的淫秽而少有宗教意象，主要强调自身的果敢精干）以及美国女大学生的脏话（频繁但粗俗程度中等，主要强调团结包容）。我们目前还没有能力一个一个语言地研究其脏话文化，但是可以确信脏话为所有语言所共有，只不过具体形式会因地、因时呈现出差异。

“承蒙指导，好歹没有忘记您教过的脏词”

一般课堂上是不大会教脏话的，要学也多半是留心从书籍、电影、网络或者朋友处寻找。专攻此类语言的书籍竟然也有——比如笔名“热纳维耶芙”所著的《脏话大全》（The Complete Merde!），为正在学习法语的读者列出法语中的一些脏词脏句及俚语。书中包括的句子如Je m’en fous（关我鸟事）和Il m’emmerde’（这厮真烦人，按字面读则大致为“喷我一身粪”）。

此类的脏话语录总归不免一个缺陷，那就是缺乏语境。真正骂脏话需要带点情感上的劲道。学校谆谆教导我们别说脏话——就不能文明点讲话吗？有时还真的不能——谁会认为“不好了”和“肏蛋了”是同义词呢？

鉴于文化不同可以造成理解脏话上的巨大偏差，在为外语人士解说脏话的时候一定要添进有关的情感内涵，免得人家自认为学了本领，出去却闯出祸来。

某些在中学和大学里教语言的老师则懂得变通，懂得在课上加点荤料来提起同学们的兴趣。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莫妮卡·玛丽亚·查韦斯（Monika Maria Chavez）教授在研究中提及一位德语助教鼓励班上的学生对其“语出不敬”[17]。如下所示，这群学生于是不光习惯了互相调侃，也能公开地和这位助教一道开玩笑：

学生一：“Du bist ein lustiger Mann. Deine schmutzige Kleidung war fantastisch. Kennst du Deine（原文如此）Tag mit keine（原文如此）Kreide an deine（原文如此）blaue（原文如此）Hose？”（你这人真搞笑，穿衣服够野性。你哪天穿的裤子上没有一直沾着粉笔灰？）

学生二：“Dein grüner Hut ist super sexy.”（哥哥你戴着绿帽子不要太性感哟！）

学生三：“Du bist ein lustiger，verrückter TA，aber auch ein später TA.”（助教老师，你好欢乐，你好传奇。但我要告诉你，你迟到了。）

助教：“Nur，nur wegen ... den Scheiβbussen na！”（我……我无奈呀，都因为等他娘的公交车嘛！）

这位助教说是想让学生感知到真实的语言，这才不惜在课堂上搞“下里巴人”的一套。他坚持让学生以德国高中生戏谑老师的方式来调侃自己，并且报以口无遮拦的回复——这样一来，课堂上的德语也就更加贴近于自我表达，而非一板一眼的正式用语了。但在这其中暗含着另外的困难，那就是很多老师非常忌讳跟学生谈论禁忌的话题，比如性行为，比如民族冲突，而这些话题又组成了相当多脏话的基础。

德瓦勒教授对此评价说：“这是一个艰难而现实的问题——对于学习语言的人，到底应该教给他们多少富含情感的词语呢？是否连同生理和性问题的词语一并教授呢？如果是污蔑和诋毁其他种群的又怎么办呢？”[18]

语言学家及教师罗宾–埃里克斯·墨丘利（Robin-Eliece Mercury）认为，除非有更好的办法将脏话整合进课程，否则有可能对学生造成不良影响[19]。一方面学生自己在课外会接触到不文明用语，那么不是应该在课堂上先发制人，教会学生在适当的场合使用它们吗？另一方面，学界对于正式教授脏话实在缺乏探讨和定论。墨丘利女士自己就曾面对过学生前来询问有关脏话的问题，结果自己一下慌了神。

她回忆道：“有一位上高中英语课的女学生来问我在周记中可不可以用‘不文明的话’，这些话怎么用，以及这些话为何常常出现在好莱坞电影里面。说到底就是问可不可以写脏话。我脑海里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不准她用，这些词语——最好少想也少和别人交流吧！……但是对于一个正在学习英语的人而言，这样的建议能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关于写周记的事情，我和她探讨了脏话的本质，以及使用不恰当会造成的后果。我觉得这名学生想要问询的，是英语中间确确实实存在的一部分，但是课堂上的教学难以给她解答。”

然而脏话在语言中扮演的角色是很重要的。假若不能张口说脏话，还能称自己是熟悉这门语言的吗？很多人自己在说话时洁身自好，但是在一地待久了必定就要知道此地的脏话——不论是为了应付街上满脸横肉的角色，还是为了与当地的朋友同乐。外国学生远道而来，如果不教他们这点口头的伎俩，简直无异于令其自生自灭。

我在法国的时候，学习脏话全靠电影、球赛和向朋友请教。当时我都羞于说自己第一个学位是法文——还是全程法语教学的法文，然而由于没有亲身和法国人接触过，学到的全是学校和商业领域里说话写文章的死规矩。

换个角度想，学校里不教脏话也并非全是坏处。脏话是一种很接地气的语言，与一个人的交往圈子关系极其密切，所以将其正式地放到课堂上去教可能确实不妥。我们在自己的母语里学会了骂脏话，不也是靠家人朋友和生活的环境熏陶吗。其实脏话并非限于语言或国家——它实际传播的领域是观念以及社交圈。语言课属于公共秩序的范畴，它只能教人尽量少用或不用不文明的词语。学习活的语言、活的脏话，就必须要参与到活人的生活中去。

一般小孩子到了第二语言的环境中间，很快就能从同龄伙伴那里学来各种“捣蛋”的话——小孩子嘛，互相之间都不太会摆谱。伦敦国王学院的本·兰普顿（Ben Rampton）教授到校园操场观察英国孩子如何从一起玩的朋友那里学习旁遮普语[20]。事先他会给每位孩子配上随身话筒，以便记录他们的言谈。事后采集的录音里有一名叫戴维的英国孩子，他的好朋友杰格迪什等人都讲旁遮普语。下列录音中戴维12岁，杰格迪什和莫汉等13岁。

杰格迪什（用旁遮普语问戴维）：“喂，你想不想干劳拉的屁股？”（其他讲旁遮普语的男孩哄堂大笑）

戴维（用英语答）：“没，没太想。”

杰格迪什（用英语）：“不对。我刚问你的是，你想不想揍劳拉一拳？”

戴维：“你说的不是这个。”

莫汉：“他讲的就是这个。”

戴维：“不对，你们一起骗我！你问的是，你想不想搞大劳拉的肚子？”

戴维其实未能完全听懂杰格迪什讲的旁遮普俚语，并且他还犯了个错误：光干屁股是没法怀孕的。甚至我们完全还可以猜想，连杰格迪什也没搞明白自己说的是什么意思。但是戴维善于察言观色，一看周围男孩起哄，就知道其中有诈；再根据在场的人全是青春期的男生来看，估计十有八九是有关女孩子和性问题的玩笑。最后他极其英明地忽略了杰格迪什和莫汉等人的干扰，利用语言之外的信息破译了外语。

上述情况普及到脏话的学习中，可以说是最自然不过的一种方式了。戴维通过亲临嬉笑怒骂的语言现场，直接体会了禁忌如何用于同伴之间的嬉戏，最后也就较全面地掌握了外语词句在日常沟通中的具体含义和使用方法，而这些都是无法从书本上学到的。

低俗的冲突：脏话翻译中的难题

学习语言的法宝之一，就是将自己彻底浸入语言文化之中，例如用外语看书上网，观赏影片、电视节目，听广播，还有听流行歌曲。为了融入对方的文化群体，一路要捡拾这些文化中的星星点点，一天天要研习他人的举止习惯，并且不加筛选，连脏话、粗话、笑话、俗话，种种典故全部搜罗进脑海。

假如我们想回过头来，当个文化搬运工，那又当如何呢？怎么把苦心琢磨来的对方文化中的一点一滴打包呈现给本国观众呢？译者需要考虑的就是这个。有些词语可以直接对应了事，比如shit就是merde、scheiße和mierda，字面上无可争论，但背后蕴藏的信息是否与原文相符合却不好一概而论。这个词在对方语言里多粗多丑、多经常使用、用在何处，统统需要细致考察一番才行。

因此，译者的工作绝非拿一本双语词典依样画葫芦那样简单。机器翻译之所以总出岔子，就是这个原因。好的翻译，信、达、雅，也就是字义、情意和文化意象都要符合原文。脏话谈不上雅，但是首先感性的部分要到位，同时还要顾及双方语言中的禁忌以及用词习惯，想要传神达意还是有相当难度的。

威尔·迈克莫伦（Will McMorran）和托马斯·温（Thomas Wynn）在2016年为“企鹅经典”系列翻译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的法语原著《索多玛12天》（12 Days of Sodom）。迈克莫伦说：“我们俩有责任还原萨德侯爵的粗、俗，以及触目惊心的文字。比方说vit是该称作阳具、屌，还是鸡巴？tétons是奶子、乳房，还是胸脯？还有derrière是臀部还是屁股——或者要不要保留原文？”[21]后来两人决定使用较为现代，同时又未“时髦”到与作品时代犯冲的生理词来代替原文。

跨语言的“非礼”，有时也不非得认一个标准。对比研究英语和西班牙语里的骂脏话，说英语者说脏话基本都有定格，跑不出几个词的范围，而说西班牙语者则偏好求异创新，讲究多变。当初《低俗小说》在引入西班牙语国家时，译者花了好大功夫对付原剧中的“fuck”大军。据统计，此片出现“fuck”的频率为每分钟1.74次。对比类似影片，《疤面煞星》（Scarface）为每分钟1.21次，《热浴盆时光机》（Hot Tub Time Machine）则达到每分钟2.12次。《低俗小说》全片大约1/6都是脏话对白，而这些脏话对白的大头就是“fuck”造出的句子。总之这部电影的一大主题就是这样肏那样肏，给人听那么多遍确实也不嫌腻烦。这是因为在英文里，“fuck”可以是动词（“Fuck you”，肏你妈）、形容词（“It’s fucked”，肏蛋了）、名词（“I don’t give a fuck”，关我屌事）、生理意义上的动词（“We fucked”，我们完蛋了）、引申意义上的动词（“Don’t fuck with me”，别惹我），以及独立的感叹词（“FUCK！”，肏！）。

然而在西班牙语中，没有哪个词的身段能够如此灵活。于是原本的“fuck”经过翻译，变成了形形色色职责分工更为细致的语句。蒙特利尔大学的安娜·玛丽亚·费尔南德斯·多瓦奥（Ana Maria Fernández Dobao）博士就曾深入探究过这部影片的译制工作，试图分析译者采取了怎样的手段来迎合西班牙语市场[22]。

费尔南德斯·多瓦奥博士解释说，“fuck”一词到了西班牙语里会根据字面和引申义有所区分。Follar是指代性行为的字眼，而joder则对应“fuck”一部分的引申义。比如电影里面有两句台词这样讲：

1.“Fuck him（干他老子的）！斯科蒂呀，他要是打拳打得好，倒也能捡回一条命了。”

2.“他干什么的？Fuck her（干她的）？”

在西班牙语中第一句是：

1. “¡Que se joda! Scotty，si hubiese sido buen boxeador aún viviría.”

而在第二句中，由于“fuck”采用的是字面义，所以译文变成了：

2. “¿Qué hizo? ¿Follársela?”

但是joder不能作为修饰词使用，所以如果要翻译“是啊，I’ve fuckin’ looked（我他妈看过了呀）！”——结果就会变成“¡Sí joder! ¡He mirado！”（是啊，我肏！我看过呀！）

“Fuck”作为引申意义上的动词（“fuck this，fuck that，fuck you”）更是为joder所不及的。不过，在西班牙语里想要表达同样的愤怒之情，另外倒有不少办法。例如英文中有以下台词。

“我问你，你给人做过足底按摩没有？”（有色情意味）

“我干死你！”

“问你呢，给几个人做过？”

“干死你！”

用西班牙语就会变成：

“¿Te importaría masajearle los pies a un hombre？”

“¡Vete al cuerno！”（找头上长角的去！大致就是“见鬼、下地狱”的意思）

“¿Has hecho muchos？”

“¡Vete al cuerno！”

再看一组原文台词。

“Fuck pride（肏他妈的自尊）！自尊这东西尽是添堵的，一点用没有。这种狗屁全都给我扔掉！”

结果变成了：

“¡A la mierda el orgullo！ （提着自尊找粪坑去！）El orgullo sólo hace daño，no te ayudará jamás，lucha contra esa mierda！”

还有，当“fuck”作为插入语使用时，比方说“Where the fuckis it？”（它他妈的在哪里？），也要换成“¿Dónde cojones está？”（这屁股蛋的在哪里？）

英语里面不仅“fuck”难译。就比如“mother–fucker”[23]（日娘的）这个说法，换到西班牙语里是骂不了人的。比较带劲的说法诸如“cabrón”或“cabronazo”（王八），都是在讲一个男人的妻子不忠，给他戴绿帽子。所以说英语里会讲：“喂，mother–fucker（你这日娘的东西），到底会不会讲英语啊？”就可能翻译成：“Mi idioma cabronazo ¿sabes hablarlo？”（我说，这边的话，你这龟儿子会不会讲啊？）

费尔南德斯·多瓦奥博士说英语爱将同一个脏词变着花样讲，然而总体创意水平还是西班牙语高。假如直白地翻译《低俗小说》，每分钟还是讲1.74个“joder”，保准既乏味又造作。有水平的译者，自然要变着方法用不同的词，才能如实反映出原剧的情感。

另外还有一类译者，出于对观众负责任的心态，总喜欢回避、删减原文中的脏词。赫尔辛基大学的马库斯·卡尔亚莱宁（Markus Karjalainen）专门对比了先后两版瑞典语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一版出自1953年，更新版本则出自1987年。原始英文文本中有脏词778条，1953年版脱漏469条，1987版则脱漏471条。两次翻译的译者不约而同地大幅删除了“见鬼”（damn）、“天杀的”（goddam）、“地狱”（hell）等用法，原作中次一级常用的“丫的”（bastard）也删去了不少。例如原文里有一句：“我就是说——反正我以后也当不成什么天杀的外科医生，什么小提琴家，什么值钱的鬼玩意儿。”1953年译版作：“Jag tänker i alla fall inte bli nån gammal kirurg eller violinist eller så”，1987年译版则为：“Jag tänker inte bli vare sig kirurg eller violinist så det spelar ingen roll”。两种译法的大致意思都是说：“我也没想过当什么老不死的医生……”

本来能够代替原文中脏词的说法不是没有，只不过《麦田里的守望者》的译者坚持没有把它们放进去。按照卡尔亚莱宁先生的解释，以瑞典较为内敛的国民性，不用太多脏话也可以达到同英文原著同样的效果。

他如是说：“当我想到瑞典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的时候，跃入脑中的第一个词就是lagom[24]。（对于大多数瑞典人来说）节制是一种美德，太过激烈和太过压抑都是应当避免的——lagom总的来说是这么一种积极的概念，只不过有时也会造成交往浮于表面。人们在沟通中言不由衷，而且为了规避不一致和冲突会极少使用情感强烈的词语。”

所以说，话语和文字中的意义不只是词典释义的拼凑。脏话中的形与神，稍稍把握不准就会在翻译过程中溜走。即使自作自译有时也不免遇上这类难题。双语作家胡连·格林（Julien Green）有一次正用法语母语著书，突然出版社前来询问能否再为同书写作英文版。当时他一口同意，想想不过是用法语写完之后译一遍的事情，然而过不久他发觉那么不简单。

“英文版写到一半，回头一看，自己正在写一本完全不同的书。语调上和法文版也是两样，这样下去，全书的主题都要跟着做调整。似乎我用英文写着写着就成了另外一个人……到最后读者可能看不出两本书是同一人所著的了。”[25]

我们在第6章中说，同一个地域之内，人群之间的说话写字方式依然差别极大。有时光看文字，就能知道写它的人是男是女。再上升到不同语言这一层，那么差异就更显著了。比如不同语言的禁忌不同：意大利和加拿大法语区的人以信仰为咒骂，中东地区的人则可能在胡须的问题上口诛笔伐。这一点肯定让学习语言和负责翻译的人倍感为难。

比方说我们要在法语、日语和英语之间转换，chat、nekko、cat（猫）大致表达的是同样一个意思。但是这些词怎么付诸情感，甚至能不能用于表达某些情感，其间差距甚大。语言里承载着文化，脏话也不例外。脏话能够起到什么样的效果，其根本在于人的情感。而脏话到底是会使人释然还是茫然不知所措，那更要看每个人以什么为适宜、什么为禁忌。

真正的脏话是词典中所查不到的（当然我为了科学的目的还是会去查的）。唯一理解脏话真实力量的方法，就是在生活中体会、运用。要学会脏话或者不管什么词语的正确意义，我们就要勇闯情感的激流。年轻人有充沛的冲劲和求知欲，在此处大概能够派上用场——所以他们学语言才会比老年人有优势吧！

德瓦勒博士为我们总结道：“要熟练，还是得勤练。我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当年我在西班牙朋友面前把joder用错了地方，出了一番丑，当即决定以后只用西班牙语骂‘rayos y truenos’[26]——哈多克船长的招牌口头禅，其他一概不去学它了！”[27]堂堂语言学教授，因为在外语中做不到“合乎情理”，最后竟也只得服老认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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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原文为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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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kellman, The Translingual Imagination.

[13] dewaele, the emotional Force of swearwords.

[14] ibid.

[15] dewaele, Blistering Barnacles!

[16] dewaele, the emotional Force of swear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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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A. M. Fernández dobao,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the translation of swearing: the spanish Version of Pulp Fiction. Babel 52 (2006), 222–242. doi:10.1075/babel.52.3.02fer.

[23] 英语“mother-fucker”原指乱伦，而中文“肏你妈”其实暗指对方辈分不如自己。——译者注

[24] Lagom一词在英文中没有直译，大致的含义有“足矣”（enough）和“恰到好处”（just right）。可以说这个词里蕴含了瑞典人的民族自豪感以及对于“极简美”的崇尚。

[25] J. Green, An experiment in english. Harper’s Magazine, september 1941, pp. 397–405.

[26] 即“天打雷劈！”，在此处作为发泄一般程度不满的语句，语出自《丁丁历险记》中的哈多克船长。在英文版本中这句话写作“Blistering barnacles（妈了巴子）！”

[27] dewaele, Blistering Barnacles!

总结

想象一下我们的祖先最早涉足语言时的情形。靠着这崭新的认知手段，新的合作工具得以为人类掌握，一个人的知识、计划和欲求，从此得以转移到其他人的身上：打猎的策略可以变作三言两语（“你去把那头羚羊往这边赶，然后我们逮住它。”），想要下一代学会的技能可以口传心授（“那吊在树上嘶嘶响的，不要去碰它。”），心中有什么念头可以提出来商量（“山那边的羚羊会不会肥一点？蛇会不会少一点？”）。

与此同时，另一件事发生了。打猎的队伍中有人讲：“打羚羊太麻烦了！不如去捕河马试试看吧？”“河马哪成？又凶又难逮。”“哎，光是干巴巴的羚羊肉——剩下的还不够7天吃的哩！”两方相持不下。

试想居住在一处洞穴里的人从来不骂脏话。此洞的居民争执不休，最后非得分道扬镳甚至互相揪斗起来不可。前一种情况里面，继续逮羚羊的部队人手不足，结果忍饥挨饿，而斗胆去捕河马的被河马踩伤，不治而亡。假若是第二种情况，两方一阵乱斗之后，伤员躺了一地，谁都别再想出去找食了。

另外一处洞穴里则出现了一项新发明。那里的人会说一些“不得了”的话，统统都和平常羞于见人或怕人的事物有关。有的是咒人生病（“我巴不得你的腿给河马踏断了长坏疽！”），有的讲的是撒尿拉屎（“我看就把你跟羚羊屎一起铲到洞外头去吧！”），还有的拿太阳等神明和助长蔬果的精灵发誓。说和听这些话的时候，情感上仿佛就是在参与斗殴。然而事实上冲突并没有发生，洞里的居民把难听的话说干净了，全身好端端地继续出洞打猎去。

相对于真实的进化历程中的心理，上述内容可能不过是一则儿童寓言故事。事情到底是不是这样发生的我们也不清楚。脏话最后引起更多的纷争，部族分崩离析、族人流离失所倒也说不定。也许我们的祖先在脏话上面的造诣还远远不如今天的黑猩猩。但这并不影响我们认同“脏话自古以来是一项重要的社交工具”——毕竟这点我们能在历史中找到证据，也就是处理社群之间的紧张关系于文明的产生是必不可少的；放在今日我们同样能找到证据，因为脏话依旧在帮助我们疏解身体和情绪上的紧张，为协作和交流打通渠道。

在本书的开头，我向您表示说写这本书并非为了鼓励说脏话。因为脏话就好比辣椒酱，当作佐料是好，却不能当饭吃。我们需要脏话，需要它们保有一定的力度和风险性，不然也就无法称其为脏话。原有的脏话一旦失去了效力，我们就得另行寻觅词语来继承“不文明”的衣钵。

脏话到底从何而来，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靠着我们的不断发明，脏话会一直“重口味”下去。我们需要脏话——不论我们是从何处得来的这件法宝，我都得说：真他妈的幸甚至哉！

致谢

我要将感谢送给“科学宝宝团队”的戴维、迈克、罗米伊和罗塞塔，是他们的陪伴、支持、关怀和鼓励促使我一路走到现在。

我能够随心所欲地骂脏话，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感谢所有在我写作过程中启发和激励过我的研究者。书中假如有解读不当之处，敬请原谅。此处要特别感谢理查德·斯蒂芬斯，芭芭拉·普勒斯特，珍妮特·霍姆斯，卡伦·斯特普尔顿，梅甘·罗宾斯，詹姆斯·桑德斯和詹姆斯·奥康纳等配合我的调查采访。

感谢戈登·怀特和彼得·泰莱克——他们在本书动议的初始阶段为我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及批评。感激卡丽·普利特——她以超出主流的视野，不遗余力地指导了本书的编纂与策划。同样感激丽贝卡·格拉伊——她的审核建议不仅塑造了此书的文字，还改造了我个人对待写作的观念以及方法。上述诸位：我实在不敢希求得到比你们更为优秀的导师了。还要感谢特雷沃尔·霍伍德全程编审和完善此书。

感谢乔治·卢卡斯带我步行参观纽约，以及马特·魏兰耐心听我畅谈WPA（世杰精神病学协会）的议题。

感谢罗达·巴克斯特和丹·史密斯为我讲述接地气的人和事。最后感谢弗雷德·约翰逊。“是的，这本书终于写完了。”多谢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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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为什么会说脏话？ /（英）埃玛·伯恩著；吉永劭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7

书名原文：Swearing Is Good for You: The Amazing Science of Bad Language

ISBN 978-7-5217-0593-5

Ⅰ . ①我… Ⅱ . ①埃… ②吉… Ⅲ . ①语言艺术－通俗读物 Ⅳ . ①H01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93460号

Swearing Is Good for You: The Amazing Science of Bad Language by Emma Byrne

Copyright © Emma Byrne, 2017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Felicity Bryan Associates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我们为什么会说脏话？

著者：［英］埃玛·伯恩

译者：吉永劭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190千字

版次：2019年7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19–3322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217–05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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